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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卷——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卷 前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包括第30卷到第45卷。 本卷与第31卷属同一单元。这一单元包括马克思在1857—1861年撰写的经济学手稿和经济学著作，分为两组。第1组是1857-1858年期间写的经济学手稿，第2组是1859—1861年期间写的经济学手稿和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7—1858年期间的经济学手稿包括六篇手稿：《巴师夏和凯里》、《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金称量机》、《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本卷收入的是《巴师夏和凯里》、《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前半部分。第31卷收入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后半部分和第1组手稿的其他各篇，以及第2组的各篇。 马克思早在4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计划写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巨著。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马克思因投身革命而中断了研究。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侨居伦敦，重新开始了经济学研究工作。当时，英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伦敦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又藏有丰富的经济学方面的文献，这为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和研究经济学提供了方便条件。马克思研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各种报刊资料，作了内容十分广泛的笔记。1856年秋天，马克思认为，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革命即将到来，于是从1857年起他加紧自己的研究工作。收入本卷和第31卷的第1组各篇手稿就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最重要成就。 《巴师夏和凯里》写于1857年7月。这一未完成的手稿是马克思针对巴师夏1851年出版的《经济的和谐》一书而写的。它标志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有了重要的发展。马克思在这个手稿中第一次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马克思用巴师夏和凯里的观点作为实例，说明庸俗经济学家“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见本卷第4页）。马克思分析了这两个经济学家形成各自的观点所处的不同的经济条件和民族环境，批判了他们鼓吹的阶级矛盾调和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及其内在的对抗性矛盾。 另一篇未完成的手稿《导言》产生于1857年8月底。这一手稿是马克思为自己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而写的，但后来没有发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序言》中说明了这个手稿没有写完和没有发表的原因；“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 在这篇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手稿中，马克思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详细地论述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联系割裂开来和并列起来，认为发生变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往往把分配提到首位，把它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历史上永恒的制度。马克思同他们相反，说明生产不是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它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他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统一和相互作用，指出它们是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他得出结论说，生产不仅是这种统一的出发点，而且是决定因素，而分配形式不过是生产形式的另一种表现。马克思认识到生产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并把它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指出它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见本卷第42页），同时批评了黑格尔对这一方法的唯心主义观点。按照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的具体，在研究的结果中表现为多样性的统一、许多规定的综合。马克思理论中的科学抽象是同作为它们的前提的具体现实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从简单到复杂的抽象思维的进程，总的说来是同现实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 马克思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见解出发，在《导言》中拟定了他的未来的经济学巨著的结构的最初计划。这一结构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一切重要的方面，拟分为五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见本卷第50页） 在《导言》的最后一节中，马克思从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出发，也研究了属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某些过程，探究这些过程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和反作用，论述了艺术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的特点。他指出，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并不排除艺术和文学这样一些上层建筑要素的相对独立性。他以古希腊的艺术和莎士比亚的创作为例，说明艺术的兴盛并不是必然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完全一致的。这是由错综复杂的情况决定的。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依赖关系，是不能简单化地加以阐述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是一部庞大的经济学手稿，它的基本部分大致写于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这部手稿于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发表时，编者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标题，从此它就以《大纲》闻名于世。这部内容丰富的手稿被视为《资本论》的最初稿，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制定了他的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这一发现连同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这部手稿的开头是《货币章》。在这里，马克思首先通过批判阿尔弗勒德·达里蒙的《论银行改革》一书，批驳了蒲鲁东主义的货币理论。马克思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关于通过银行改革、实行“劳动货币”，就可以克服资产阶级社会对抗性矛盾的论点。他指出，蒲鲁东及其追随者试图“改进”资本主义制度以消除其缺陷，而又不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提出的商品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这个论点，是马克思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使他的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区别开来。马克思依据劳动的二重性解决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无法解决的一系列理论难题。 马克思在制定自己的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发现，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是价值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因此，应当把商品本身，而不应当像李嘉图那样，把价值、价值关系当作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出发点。 马克思论证了商品和货币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未想到的问题。他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在交换中必然导致货币的产生。货币使这个矛盾得到外部的解决，同时又加深了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一切矛盾。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占大部分篇幅的是《资本章》。收入本卷的是《资本章》的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前半部分。在这里，马克思解决了他研究的中心问题，即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机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徒劳地试图从价值直接过渡到资本，他们把资本简单地看成是价值额，而不懂得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实质。马克思指出；“在纯粹流通中进行的交换价值的简单运动，决不能实现资本。”（见本卷第209页）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是由相互对立的而又彼此进行交换的工人和资本家、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对这种关系进行分析的困难在于，说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实质上的非等价交换究竟是怎样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 马克思的分析是在《货币章》中得出的商品二重性、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的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把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过程分为两个性质上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在这里，“一方（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另一方相对立，而另一方（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见本卷第224—225页）。马克思指出，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使用价值是工人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劳动。马克思在这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抛弃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惯用的“劳动商品”这一不正确的用语，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的概念。这就为他根据价值规律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交换的第一个阶段结束后，对工人劳动力的支配权落入资本家手中，交换的第二阶段已不属于流通过程，而是劳动过程。马克思根据劳动的二重性，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一方面这一过程是生产物质财富的一般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得以保存和增殖的过程。工人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正是这部分价值余额构成剩余价值，落入资本家的口袋。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还第一次制定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并说明了二者的关系。把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区分开来，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表明，利润即剩余价值不是由全部资本创造的，而只是由支付给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创造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会增加，它只是被转移到产品上。 马克思还论述了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即靠延长工作日取得的绝对剩余价值和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既有追求绝对剩余价值的倾向，又有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倾向。 这样，马克思在经济学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机制。他指明，资本家阶级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这种占有是在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首先是价值规律的条件下进行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它的生产和占有是这种关系的本质，是资本家的主要目的，它决定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的范畴和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基础，并决定了这一生产方式的必然灭亡和不可避免地为共产主义所代替。马克思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工人阶级是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在内，都没有研究过纯粹形式的剩余价值，而总是把剩余价值同它的各种特殊形式如利润、利息、地租等等混为一谈。撇开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来研究剩余价值本身，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着手依据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并已接近于发现平均利润规律和制定生产价格的范畴。怎样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等额资本不管其有机构成如何会在同一时间内平均地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这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马克思指出，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利润总额不可能超过剩余价值总额，并且得出结论说，各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由于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必然地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因此，一般利润率是所有资本主义部门中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按各个部门所投资本的大小重新分配的结果。由于这种平均化的过程，商品出售时的价格与它们的价值不一致，在一些部门高于它们的价值，在另一些部门低于它们的价值。诚然，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问题，马克思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进行全面论述和彻底解决的。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章》的过程中还研究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并展望了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写道：“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见本卷第452—453页） 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他叙述了从原始公社所有制直到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产生这一发展过程，并在制定自己的社会形态学说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制形式中，强调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说明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所取代。 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条件。他指出，劳动者占有自己的生产条件的原有各种形式的解体，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马克思阐明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质，是在封建的和行会的等等传统关系解体的条件下，劳动者大众被迫同自己的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在这部手稿中，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第一次被明确地说成是历史发展的特殊过渡时期。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现它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的同时，确定了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地位，证明了它的必然灭亡以及它固有的劳动和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的必然消灭。他指出；“为了使劳动重新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就必须有另一种制度来取代私人交换制度”。（见本卷第505页）马克思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所作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未来的新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将形成“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见本卷第107—108页）。马克思论述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生是以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 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性质将发生变化，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不是交换赋予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生产的共同性一开始就使劳动的产品成为共同的一般的产品。 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幻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绝大多数劳动者所厌恶的负担转变成娱乐或消遣。马克思与他们不同，把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描绘成生活的需要，并且指出，“真正自由的劳动……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见本卷第616页） 马克思阐明了时间节约的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的重要意义，他说：“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见本卷第123页） 马克思指出，劳动时间的节约等于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自由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会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在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和艺术将得到极大的发展。劳动将是科学知识的直接应用，科学将变成直接生产力。 马克思在阐发自己的经济理论时，也在制定和改进他的经济学巨著的结构。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在《导言》中设想的第一个结构计划。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结构计划也不断完善。在《货币章》的结尾和《资本章》的开头，马克思又对他的划分为五部分的结构计划作了改进（参看本卷第180—181、220—221，233—234页）。后来这个五篇结构计划又演变为六册方案（见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的信和同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值得注意的是，结构计划中“一般性”这一部分后来发展成为“资本一般”，它对《资本论》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的上述这些手稿都不是为出版而写的，带有明显的草稿性质。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篇幅很长，没有明确地划分章节，所加标题甚少，论述的内容不断为插入的思想所打断。原文绝大部分是用德语写的，但也夹杂着少量其他文字，有的句子是不完整的。在准备中文第2版时，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1981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2分册，并参考原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思格斯全集》1983年德文版第42卷，对第1版的译文重新作了校订。我们除保留了马克思手稿中的所有标题外，只在必要的地方加了少量标题。因此，中文第2版的标题不同于原来沿用俄文版标题的中文第1版。为了便于阅读，我们把原手稿中过长的段落分短了。马克思的引文绝大多数转引自他自己在不同时期写的摘录笔记，我们用相应的符号作了注明。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凡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卷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º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报刊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报刊索引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马克思和阿·卢格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刊物，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该杂志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而停刊。——328。 H 《回声报》（TheEcho）——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68—1907年在伦敦出版。——511。 K 《科隆日报》（Kölnische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该报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该报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科隆日报》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180、374。 L 《灵学家报》（TheSpiritualistNewspaper）——英国降神术士的周报，1869—1882年在伦敦出版；1874年以前以《灵学家》（TheSpiritualist）的名称出版。——512。 Q 《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Vorwärts.Central-OrganderSocialde-mokratieDeutschlands）——德国的一家报纸，1876年10月1日—1878年10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出三次，同时出版学术附刊和附刊；编辑是威·哈森克莱维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帮助报纸编辑部；1877—1878年报纸以及它的学术附刊和附刊刊登了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以后报纸被迫停刊；它的续刊为反社会党人法期间在国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DerSozialdemokrat）。——8、10、420、435、496、582。 R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的民主派日报，1853年4月9日—1904年6月30日在柏林出版，是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232。 《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其前身是《民主周报》；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dersozial-demokratischenArbeiterparteiundder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0年7月2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dersozial-demokratischenArbeiterparteiundderInternationalen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5年6月11日起又改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derSozialistischen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致使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更换，但报纸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经常给编辑部提供帮助和指导，使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7、8。 W 《维德曼年鉴》——见《物理和化学年鉴》。 《物理和化学年鉴》（AnnalenderPhysikundChemie）——德国的一家科学杂志，1824—1899年用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发行人是约·克·波根道夫（1824—1877）和古·亨·维德曼（1877—1899）；定期每年出版三卷。——695。 X 《现代知识补充材料》（ErgänzungsblätterzurKenntniβderGegenwart）——德国的一家通俗科学月刊，1865—1871年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130、139。 《学术纪事》（AcraEruditorum）——德国一家刊登学术出版物及书评的杂志，1682—1731年用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编者为奥托·门克，1732年起更名为《新学术纪事》（NovaactaEruditorum）。——619。 Z 《自然。每周科学画报》（Nature.Aweeklyillustratedjournalofscience）——英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1869年起在伦敦出版。——351、559、583、674、751。 《总汇报》（Allgemeine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19世纪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742。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莉阿德尼——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她曾用小线团帮助提修斯在迷宫中杀死怪物米诺托之后走出迷宫。后来人们用”阿莉阿德尼线”来比喻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提修斯把她带走并遗弃在纳克索岛上，后来她成了女祭司和酒神巴克科斯的妻子。——474。 埃尔或埃奥尔——日耳曼部落崇奉的战神，相当于希腊战神亚力司或罗马人的战神玛尔斯。——334。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在关于游吟诗人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在维纳斯的身旁，警告一切想要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231。 奥吉亚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吉亚斯王，有大牛圈，养牛3000头，30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466。 B 巴巴盖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捕鸟者，身穿鸟羽做成的衣服。——515。 C 查拉斯特罗——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342。 D 迪斯必特——见丘必特。 F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98、101、152、153、284、480。 G 格里厄骑士——普列服的小说《曼依·列斯戈》中的人物。——533。 H 赫斐斯塔司——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罗马神话称之为武尔坎，掌管火、火山、冶炼技术和神奇手工艺，被视为工匠的始祖。——292。 J 基督——见耶稣基督。 K 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作品《讽刺诗集》中的人物。——716。 L 拉摩——德尼·狄德罗的作品《拉摩的侄子》中的人物。——23。 鲁滨逊·克鲁索——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162—164、167—169、174、372、373。 洛西南特——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唐·吉诃德的马（西班牙语中的“洛西”，有“劣马”的意思）。——67、331。 M 马太——据基督教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马太福音的作者。——24、318。 玛尔斯（亚力司）——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亚力司。—334。 曼布里诺——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331。 曼依·列斯戈——普列服的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533。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浮士德》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膝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101。 N 嫩的儿子约书亚——见约书亚。 尼贝龙根——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和理·瓦格纳的歌剧《尼贝龙根的指环》中的人物形象，传说中的侏儒族，据有宝物。——80。 P 帕米纳——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342、515。 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强盗，他强迫所有过路的人躺在他所设置的一张床上，若比床长则砍足，短则拉长。——501。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类；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他的肝脏，以示惩罚。——292。 Q 齐奥——见提尔。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头公牛。——334、398。 R 茹尔丹——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的主人公。——540。 S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唐·吉诃德的侍从。——331。 斯芬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传说它常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谁就被它吃掉。后来谜底被奥狄浦斯道破，遂即自杀。今用以隐喻—谜”一样的人物。——18。 T 塔米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342。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331、532。 提尔——日耳曼部落崇奉的战神。——334。 W 瓦格纳——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门生；崇尚空论，脱离生活的烦琐者的典型。——153。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231 X 夏娃——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创世时从亚当身上取肋骨而造，是人类的第一位女性、第一个妻子和第一位母亲。——162。 星期五——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人物，鲁滨逊的仆人。——163、164、167—169、174、373。 Y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334。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77、162、163。 亚哈随鲁（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中世纪时代出现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亚哈随鲁因不敬基督受惩罚，注定永世流浪，亚哈随鲁这一形象在文学中被广泛采用。——38。 亚力司——见玛尔斯。 耶和华——见雅赫维。 耶利米——圣经中的先知。——118。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358。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见亚哈随鲁（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按习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许多人写成的。——732。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烃中的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225、671。 Z 忠实的埃卡尔特——见埃卡尔特。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克伦纳士神的儿子。——334。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文献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文献索引[42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一布鲁塞尔版（Misèredelaphilosophie.RéponseàlaphilosophiedelamisèredeM.Proudhon.Paris，Bruxelles1847）。——11。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Krk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H.1.Berlin1859）。——238、252、387、391、402、408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d.1.Buch1：DerProduktionsprocessdesKapitals.Hamburg1867）。——11、111、238、328、387、402、405。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汉堡修订第2版（DasKapiial.KritikderPolirischenOekonomie.Bd.1：Buchl:DerProduktionsprocessdesKapitals.2.，verb.Aufl.Hamburg1872）。——129、134、138、142、148、163、171、193、207、209、212、215、218、221—222、224、229、230、250、251、286、292、309、312、313、320、336、340、359、367、372、391、392、407、504。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83年汉堡增订第3版（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d.1.Buch1：DerProduktionsprocessdesKapiials.3.，verm.Aufl.Hamburg1883）。——240、241。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弗·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d.2.Buch2：DerCirkulationsprocessdesKapitals.Hrsg.VonF.Engels.Hamburg1885）。——224。 弗·恩格斯 《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1700—1870年》，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TaktikderInfanterieausdenmateriellenUrsachenabgeleitet.1700bis1870.In：Marx-EngelsGesamtausgabe.F.Engels：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DialektikderNatur.Sonderausgabe.Moskau，Leningrad1935）。——175。 《反杜林论》——见《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4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erUrsprungderFamdie，desPrivateigenthumsunddesStaats.ImAnschlussanLewisH.Morgan'sForschungenHottingen，Zürich1884）。——13、368。 《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译自德文第2版，1884年日内瓦版（ΡазвитiенаучагосоцiализмаΠереводъсо2гонъмецкагоизданiя1883.Женева1883，1884）。——12。 《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1882年日内瓦版（Socyjalizmutopijnyanaukowy.PrzekładztłomaczeniafrancuzkiegoLafargue’a.Genève1882）。——12。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1880年巴黎版（Socialismeutopiqueetsocialismescientifique.Trad.françaiseparPaulLafargue.Paris1880）。——12。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贝内文托版（Ilsocialismoutopicoei1socialismoscientifico.Benevento1883）。——12。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于1886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4年卷（LudwigFeuerbachundderAusgangderklassischendeutschenPhilosophieIn：DieNeueZeit.Stuttgart.Jg.4.1886）。——523、527、773。 《马尔克》，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应为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Mark.In：F.Engels：DieEntwicklungdesSozialismusvonderUtopiezurWissenschaftHottingen.Zürich1882）［tatsächlich1883］）。——290、449。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78年莱比锡版（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Philosophie.PolitischeOekonomie.Sozialismus.Leipzig1878）。——7、10、170、347、437、496、498、582、583、639、773。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86年苏黎世第2版（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2.Aufl.Zürich1886）。——10—13、17、18。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94年斯图加特修订第3版（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3.，durchges.undverm.Aufl.Stutigart1894）。——17、18。 《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载于1878年5月5日一7月7日《前进报》（莱比锡）附刊（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Sozialismus.In：Vorwärts.Leipzig.5.Maibis7.Juli，1878Beil.）。——8、496。 《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载于1877年1月3日一5月13日《前进报》（莱比锡）（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Philosophie.In：Vorwärts.Leipzig.3.Januarbis13、Mai1877）。——8、496、582。 《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载于1877年7月27日—12月30日《前进报》（莱比锡）学术附刊和附刊（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politischeOekonomieIn：Vorwärts.Leipzig.27.Julibis30.Dczember1877.WissenschaftlicheBeil.Beil.）。——8、496。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应为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EntwicklungdesSozialismusvonderUtopiezurWissenschaft.Hottingen-Zürich1882［tatsächlich1883］）。——12、437—403。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霍廷根一苏黎世第2版（DieEntwicklungdesSozialismusvonderUtopiezurWissenschaft.2.，unveränd.Aufl.Hottingen-Zürich1883）。——12。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第3版（DieEnrwicklungdesSozialismusvonderUtopiezurWissenschaft.3.unveränd.Aufl.Hottingen-Zürich1883）。——12。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丛书》第1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SocialismensUdviklingfraUtopitilVidcnskab.In：SocialisiiskBibliotek.UdgivetafDetsocialdemokratiskeArbejderpartiIDanmark.Bd.1：SocialistiskePjecer.KØbenhavn1885）。——12。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1845年莱比锡版（DieLagederarbeitendenKlasseinEngland.NacheignerAnschauungundauthentischenQuellen.Leipzig1845）。——29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1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VeröffcntlichtimFebruar1848.London［1848］）。——11、187。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奥尔曼，乔·詹·《我们关于纤毛虫类的知识方面的最新进步》，载于1875年6月17、24日和7月1日《自然》（伦敦—纽约）第12卷第294—296期（Allman，G.J.：Recentprogressinourknowledgeoftheciliateinfusoria.In：Nature.London，NewYork.Vol.12.Nr.294，17.Juni1871；Nr.295，24.Juni1875：Vr.296.1.Juli1875）。——751。 B 巴尔本，尼·《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Barbon，N.：Adiscoursecuncerningcoiningthenewmoneylighter.InanswertoMr.Lock’sconsiderationsaboutraisingthevalueofmoney.London1696）。——403。 波绪，沙·《微积分〉》两卷集，共和六年［1797—1798年］巴黎版第1卷（Bossut，Ch.：Traitésdecalculdifferentialetdecalculintegral.T.1.2.T.1.ParisanVI.［1797—1798］）。——364、652、653。 柏拉图《理想国》，载于《柏拉图全集》，拜特尔、奥雷利、溫克尔曼编，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Plato：Derelluhlica.In：Operaquaeferunturomnia.Recogn.GeorgiusBaiterus，CasparOrellius，AugustusGuilielmusWinckelmannus.Vol.13.Turici1840）。——240、392。 勃多，尼·《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2部（Baudeau，N.：ExplicationduTableauéconomique.In：Physiocrates.Quesnay，DupontdeNemours，MercierdelaRivière，L'AbbéBaudeau，LeTrosne，avecuneintrod.suriadoctrinedesphysiocrates，descomm.etdesnoticeshistoriques，parE.Daire.Pt2.Paris1846）。——260、418、435。 布阿吉尔贝尔，［皮·］《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1843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P.］：Dissertationsurlanaturedesrichesses，del'argentetdestributs.In：ÉconomistesfinanciersduXVIIIesiècle.Précédésdenoticeshistoriquessurchaqueauteur，etaccompagnésdecommentairesetdenotesexplicatives，parE.Daire.Paris1843）。——246、400。 布赫，莱·冯·《关于齿菊石》，载于《1848年柏林皇家科学院论文集。物理学论文》1850年版（Buch，L.von：ÜberCeratiden.In：AbhandlungenderKöniglichen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zuBerlinausdemJahre1848.PhysikalischeAbhandlungen1850）。——745。 布赫，莱·冯·《关于菊石及其分科》1832年柏林版（Buch，L.von：ÜberAmmonitenÜ，überihreSonderunginFamilien，überdieArten，welcheindenälterenGehirgsschichtenvorkommen，undüberGoniatiteninsbesondere.Berlin1832）。——745。 D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Darwin，Ch.：On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orthepreservationoffavouredracesinthestruggleforlife.London1859）。——475、552、744、754。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72年伦敦第6版（Darwin，Ch.：On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orthepreservationoffavouredracesinthestruggleforlife.6.ed.London1872）。——74—79。 达尔文，查·《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两卷集）1871年伦敦版（Darwin、Ch.：Thedescentofman，andselectioninrelationtosex.In2vol.London1871）。——759。 达尔文，查·《物种起源》。——见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 达兰贝尔，让·勒·《动力学》1743年巴黎版（D'Alembert，J.Le：Traitédedynamique.Paris1743）。——619—621。 戴维斯，查·莫·《神秘的伦敦》1875年伦敦版（Davies，Ch.M.：MysticLondon.London1875）。——513。 道尔顿，约·《化学哲学的新体系》（两卷集）1808—1827年曼彻斯特版（Dalion，J.：Anewsystemofchemicalphilosophy.Vol.1.2.Manchester1808—1827）。——738。 德雷帕，约·威·《欧洲智力发展史》（两卷集）1864年伦敦版（Draper，J.W.：HistoryoftheintelletualdevelopmentofEurope.Vol.1.2.London1864）。——483、556。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十卷集）1833年莱比锡版（DiogenesLaertius：DevitisphilosophorumlibriX.Cumindicererum.Lipsiae1833）。——488、490、491—492、500。 丁铎尔，约·《论胚胎。腐烂和传染现象引起的大气在光学上的变化。1月13日在皇家学会所作的报告的摘要》，载于1876年1月27日和2月3日《自然》（伦敦—纽约）第13卷第326和327期（Tyndall，J.：Ongerms.Ontheopticaldeportmentoftheatmosphereinrelerencetothephenomenaofputrefactionandinfection.AbstractofapaperreadbeforetheRoyalSociety.January13th.In：Nature.London，NewYork.Vol.13.Nr.326，27.Januar1876；Nr.327，3.Februar1876）。——751。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Dühring，E.：CursusderNational-undSocialökonomieeinschliesslichderHauptpunkiederFinanzpolitik.2.，theilw.umgearb.Aufl.Leipzig1876）。——31—344、373、378、428—429。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柏林版（Dühring，E.：KritischeGeschichtederNationalökonomieunddesSocialismus.Berlin1871）。——139、231。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修订第2版（Dühring，E.：KritischeGeschichtederNationalökonomieunddesSocialismus.2.，theilw.umgearb.Aufl.Berlin1875）。——31—344、387—405、409—420、427—430。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1866年柏林版（Dühring，E.：KritischeGrundlegungderVolkswirthschaftslehre.Berlin1866）。——233。 杜林，欧·《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1878年莱比锡版第1辑（Dühring，E.：NeueGrundgesetzezurrationellenPhysikundChemie.ErsteFolge.Leipzig1878）。——10。 杜林，欧·《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1868年柏林版（Dühring，E.：DieSchicksalemeinersocialenDenkschriftfurdasPreussischeStaatsministerium.Berlin1868）。——164。 杜林，欧·《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Dühring，E.：CursusderPhilosophiealsstrengwissenschaftlicherWeltanschauungundLebensgestaltung.Leipzig1875）。——31—364、639—640。 杜林，欧·《自然的辩证法。科学的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1865年柏林版（Dühring，E.：NatürlicheDialektik.NeuelogischeGrundlegungenderWissenschaftundPhilosophie.Berlin1865）。——184。 F 法拉第，迈·《电学实验研究》第12辑，载于1838年伦敦皇家学会《自然科学会报》1838年伦敦版（Faraday，M.：Experimentalresearchesinelectricity.Ser.12.In：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ofLondonfortheyear1838.London1838）。——676。 范德林特，杰·《货币万能，或试论怎样才能使各阶层人民都有足够的货币》1734年伦敦版（Vander1int，J.：Moneyanswer，al1，things：or，anessaytomakemoneysufficientlyplentifulamongstallranksofpeople，andincreaseourforeignanddomestictrade.London1734）。——250、406。 菲克，阿·《自然力间的相互关系。通俗讲演集》1869年维尔茨堡版（Fick，A.：DieNaturkräfteinihrerWechselbeziehung.PopuläreVorträge.Würzburg1869）。——732。 费尔巴哈，路·《费尔巴哈全集》（三卷集）1876年莱比锡第3版第3卷（Feuerbach，L.：SämmtlicheWerke.3.Aufl.Bd.1—3.Bd.3.Leipzig1876）。——527。 冯特，威·《人体生理学教本》1873年埃朗根修订第3版（Wundt，W.：LehrbuchderPhysiologiedesMenschen.3.，völligumgearb.Aufl.Erlangen1873）。——749。 弗拉姆斯蒂德，约·《不列颠星表》（三卷集）1725年伦敦版（Flamsteed，J.：HisroriacoelestisBritannicacomplectensstellar…Vol.1—3.London1725）。——658。 傅立叶，沙·《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四卷集）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傅立叶全集》第4卷）（Fourier，Ch.：Théoriedel'urutéuniverselle、2，éd，Vol.1—4.Vo1.3.Paris1841）。——（EuvresComplètes.T.4）。——276。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Fourier，Ch.：］Théoriedesquatremouvementsetdesdestinéesgénérales.Prospectusetannoncedeladécouverte.Leipzig1808）。——273。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6年巴黎第3版（《傅立叶全集》第1卷）（Fourier，Ch.：Théoriedesquatremouvementsetdesdestinéesgénérales.Prospectusetannoncedeladécouverte.3.éd.Paris1846，—（EuvresComplètes.T.1）。——277、291。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1845年巴黎版（《傅立叶全集》第6卷）（Fourier，Ch.：Lenouveaumondeindustrieletsociétaire，ouinventionduprocédéd'industrieattrayanteetnaturelledisiribuéeensériespassionnées.Paris1845.—（EuvrcsComplètes.T.6）。——310、369—370。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1848年巴黎第3版（《傅立叶全集》第6卷）（Fourier，Ch.：Lenouveaumondeindustrieletsociétaire，ouinventionduprocédéd'industrieattrayanteetnaturelledisiribuéeensériespassionnées.3.éd.Paris1848.—（EuvrcsComplètes.T.6）。——276、277、293—294。 G 哥白尼，尼·《天体运行论》1543年纽伦堡版（Copemicus，N.：Derevolutionibusorbiumcoelestium.Norimbergae1543）。——462、467。 格林，雅·《德意志语言史》（两卷集）1853年莱比锡第2版第1卷（Grimm，J.：GeschichtederdeutschenSprache.2.Aufl.Bd.1.2.Bd.1.Leipzig1853）。——545。 格罗夫，威·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Grove，W.R.：Thecorrelationofphysicalforces.3.ed.London1855）。——554、611、613。 格思里，弗·《磁和电》1876年伦敦一格拉斯哥版（Guthrie，F.：Magnetismandelectricity.London，Glasgow1876）。——736、737。 H 海克尔，恩·《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关于人类胚胎史和人类氏族史的基本特征的通俗学术报告）1874年莱比锡版（Haeckel，E.：AnthropogenieoderEmwickelungsgchichtedesMenschen.GemeinverständlichewtssenschaftlicheVorträgeüberdieGrundzügedermenschlichenKeimes-undStammesgeschichte.Leipzig1874）。——610、751、752。 海克尔，恩·《有机体普通形态学。有机形态学的一般特征，通过查理·达尔文改造的进化论得到了力学方面的论证》（两卷集）1866年柏林版（Haeckel，E.：GenerelleMorphologiederOrganismen.AllgemeineGrundzügederorganischenFormen-Wissenschait，mechanischbegründetdurchdievonCharlesDarwinreformirteDescendenr-Theorie.Bd.1.2.Berlin1866）。——751。 海克尔，恩·《原生粒之交替发生，或有生命微粒之波状产生。关于基本发展过程之机械说明的实验》1876年柏林版（Haeckel，E.：DiePerigenesisderPlastiduleoderdieWellenzeugungderLebensiheilchenEinVersuchzurmechanischenErklärungderelementarenEntwickelungs-Vorgänge.Berlin1876）。——583。 海克尔，恩·《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Haeckel，E.：NatürlicheSchöpfungsgeschichte.GemeinverständlichewissenschaftlicheVorträgeüberdieEntwickelungslehreimAllgemeinenunddiejenigevonDarwin，GoetheundLamarckimBesonderen4.，verb.Aufl.Berlin1873）。——77、531、557、565、587、749—750、752。 海涅，亨·《论告发者。〈沙龙〉第三部序言》（Heine，H.：ÜberdenDenunzianten.EineVorredezum3.TeiledesSalons）。——536。 亥姆霍兹，海·《论力的守恒。物理学论文。1847年7月23日在柏林物理学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1847年柏林版（Helmholtz，H.：ÜberdieErhaltungderKraft，einephysikalischeAbhandlung，vorgetrageninderSitzungderphysikalischenGesellschaftzuBerlinam23.Juli1847.Berlin1847）。——590、598、623—624、631。 亥姆霍兹，海·《论自然科学的目标与进步。1869年因斯布鲁克自然科学家大会开幕词》，载于海·亥姆霍兹《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Helmholtz，H.：ÜberdasZielunddieFortschrittederNaturwissenschaftEröffnungsredefürdieNaturforscherversammlungzuInnsbruck，1869.In：H.Helmholtz：PopulärewissenschaftlicheVorträgeH.2.Braunschweig1871）。——14、601。 亥姆霍兹，海·《视觉理论的新进步》，载于海·亥姆霍兹《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Helmholtz，H.：DieneuerenFortschritteinderTheoriedesSehens.In：H.Helmholtz：PopularewissenschaftlicheVorträge.H.2.Braunschweig1871）。——560。 亥姆霍兹，海·《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Helmholtz，H.：PopulärewissenschaftlicheVortrageH.2.Braunschweig1871）。——14、458、588、595、597、598、601—605、618、630。 汉森，格·《特里尔专区的农户公社（世代相承的协作社）》1863年柏林版（Hanssen，G.：DieGehöferschaften〈Erbgenossenschaften〉imRegierungsbezirkTrier.Berlin1863）。——170。 赫胥黎，托·亨·《比较解剖学原理讲义》1864年伦敦版（Huxley，Th.H.：Lecturesontheelementsofcomparativeanatomy.London1864）。——83。 赫胥黎，托·亨·《给伦敦逻辑学会理事会的一封信》，载于1871年10月17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946号（Huxley，Th.H.：AlettertothecounciloftheLondonDialecticalSociety.In：TheDailyNews.London.Nr.7946，17.Oktober1871）。——517。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爱·甘斯编，1840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G.W.F.：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oderNaturrechtundStaatswissenschaftimGrundrisse.Hrsg.vonEd.Gans.2.Aufl.Berlin1840.（Werke.Vollst.Ausg.durcheinenVereinvonFreundendesVerewigten…Bd.8））。——108。 黑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约·舒尔采编，1832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2卷）（Hegel,G.W.F.：PhänomenologiedesGeistes.Hrsg.vonJ.Schulze.Berlin1832.（Werke.Vollst.Ausg.durcheinenVereinvonFreundendesVerewigten…Bd.2））。——557。 黑格尔，乔·威·弗·《历史哲学讲演录》，爱·甘斯编，1840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9卷）（Hegel,G.W.F.：VorlesungenüberdiePhilosophiederGeschichte.Hrsg.VonEd.Gans.2.Aufl.Bcrlin1840.（Werke.Vollst.Ausg.durcheinenVereinvonFreundendesVerewigten…Bd.9））。——437—438。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第l部《客观逻辑》第l编《存在论》，莱·冯·亨宁编，1841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3卷）（Hegel,G.W.F.：WissenschaftderLogik.Th.1.2.Th.1.DieohjektiveLogik.Abth.l.DieLehrevomSeynHrsg.VonL.vonHenning.2.Unveränd.Aufl.Berlin1841.（Werke.Vollst.Ausg.durcheinenVereinvonFreundendesVerewigten…Bd.3））。——48、49、364、534、538、557、646。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第1部《客观逻辑》第2编《本质论》，莱·冯·亨宁编，1841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4卷）（Hegel,G.W.F.：WissenschaftderLogik.Th.1.2.Th.1.DieobjectiveLogik.Ahth.2.DieLehrevomWesen.Hrsg.vonL.vonHenning.2.，unveränd.AuflBerlin1841.（Werke.Vollst.Ausg.durcheinenVereinvonFreundendesVerewigten…Bd4））。——129、132、529、534、554、568—569、607、753。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第2部《主观逻辑》或《概念论》，莱·冯·亨宁编，1841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5卷）（Hegel,G.W.F.：WissenschaftderLogikTh.1.2.Th.2DiesubjektiveLogikOder：DieLehrevomBegriff.Hrsg.vonL.vonHenning.2.，unveränd.Aufl.Berlin1841.（Werke.Vollst.Ausg.durcheinenVereinvonFreundendesVerewigten…Bd.5））。——43、71、544、561、563、569、585、752、753。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莱·冯·亨宁编，1840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Hegel,G.W.F.：EncyclopädiederphilosophischenWissenschaftenimGrundrisse.Th.1.DieLogik.Hrsg.VonL.vonHenning.Berlin1840.（Werke.Vollst.Ausg.durcheinenVereinvonFreundendesVerewigten…Bd.6））——38、43、50—51、120、518、522—523、529、537、545—546、548、554、556、568、585、587、607、740。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卡·路·米希勒编，1833年和1836年柏林版第1—3卷（《黑格尔全集》第13—15卷）（Hegel,G.W.F.：VorlesungenüberdieGeschichtederPhilosophie.Hrsg.vonK.L.Michelet.Bd.1—3.Berlin1833u.1836.（Werke.Vollst.Ausg.durcheinenVereinvonFreundendesVerewigten…Bd.13—15））。——487—490、557、585、600、610。 黑格尔，乔·威·弗·《自然哲学讲演录》（《哲学全书纲要》第2部），卡·路·米希勒编，1842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1部）（Hegel,G.W.F.：VorlesungenüberdieNaturphilosophiealsderEncyclopädiederphilosophischenWisscnschaftenimGrundrissezweiterTheil.Hrsg.vonK.L.Michelet.Berlin1842.（Werke.Vollst.Ausg.durcheinenVereinvonFreundendesVerewigten…，Bd.7，Abth.1））。——14、84、530、570、610、616、658、675、676、735。 洪堡，亚·冯·《宇宙。物质世界概要》（五卷集）1845—1862年柏林版（Humboldt，A.von：Kosmos.EntwurfeinerphysischenWeltbeschreibung.Bd.1—5.Berlin1845—1862）。——463。 华莱士，阿·拉·《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1875年伦敦版（Wallace，A.R.：Onmiraclesandmodemspiritualism.London1875）。——506—507、509—511、513。 霍夫曼，奥·威·《霍亨索伦王朝庇护下的化学研究工作一百年。为纪念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家大学奠基人而发表的演说》1881年柏林版（Hofmann，A.W.：EinJahrhundertchemischerForschungunterdemSchirmederHohenzollemRedezurGedächtnissfeierdesStiftersderKgl.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zuBerlin…Berlin1881）。——530。 J 基尔霍夫，古·《数学物理学讲义。力学》1877年莱比锡第2版（Kirchhoff，G.：VorlesungenübermathematischePhvsikMechanik.2.Aufl.Leipzig1877）。——14、623、629—631。 吉芬，罗·《联合王国近来的资本积累》，载于1878年《伦敦统计学会会刊》（伦敦）第41卷第1期（Giffen，R.：RecentaccumulationsofcapitalintheUnitedKingdom.In：JournaloftheStatisticalSocietyofLondon.London1878.Vol.41.Pt.1）。——300。 假普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解》（Pseudo-Plutarchus：Deplacitisphilosophorum）。——488。 K 卡诺，萨·《关于火的动力和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1824年巴黎版（Carnot，S.：Réflexionssurlapuissancemotricedufeuetsurlesmachinespropresàdéveloppercettepuissance.Paris1824）。——567。 凯库勒，奥·《化学的科学目的和成就》1878年波恩版（Kekulé，A.：DiewissenschafilichenZieleundLeistungenderChemie.Bonn1878）。——500、582。 凯里，亨·查·《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Carey，H.Ch：Thepast，thepresent，andthefuture.Philadelphia1848）。——269、429。 康德，伊·《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里加版（Kant，L：CritikderreinenVernunft.Rlga1781）。——53。 康德，伊·《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其引起日夜更替的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和怎样才能证实这种变化的问题的研究》1754年版，载于由G.哈尔登施太因按年代次序编的《康德全集》1867年莱比锡版第1卷（Kant，I.：UntersuchungderFrage，obdieErdflnihrerUmdrehungumdieAchse，wodurchsiedieAbwechselungdesTagesundderNachthervorbringt，einigeVeränderungseitdenerstenZeitenihresUrsprungeserlittenhabe，undworausmansichihrerversichernkönne？1754、In：I.Kant：SämmtlicheWerke.Inchronol.Reihenfolgehrsg.VonG.HartensteinBd.1.Leipzig1867}。——664。 康德，伊·《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兼评冯·莱布尼茨先生以及其他力学家在这个争论问题上所使用的证据。附就物体的力所作的一些初步考察》1746年柯尼斯堡版，载于由G.哈尔登施太因按年代次序编的《康德全集》1867年莱比锡版第1卷（Kant，I.：GeciankenvonderwahrenSchätzungderlebendigenKräfreundBeurtheilungderBeweise，derensichHerrvonLeibnirzundandereMechanikerindieserStreitsachebedienethaben，nebsteinigenvorhergehendenBetrachrungen，welchedieKraftderKörperüberhauptbetrerfen.Königsberg1746.In：I.Kant：SämmtlicheWerke.Inchronol.Reihenfolgehrsg.VonG.Hartenstein.Bd.1.Leipzig1867）。——591、619。 康德，伊·《判断力批判》1790年柏林—利包版（Kant，I：CntikderUrtheilskraftBerlin,Libau1790）。——557。 康德，伊·《判断力批判》1799年柏林第3版（Kant，I.：CritikderUrtheilskraft.3.Aufl.Berlin1799）。——557。 康德，伊·《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1755年柯尼斯堡—莱比锡版（Kant，I.：AllgemeineNaturgeschichteundTheoriedesHimmels，oderVersuchvonderVerfassungunddemmechanischenUrsprungedesganzenWeltgebäudesnachNewtonischenGrundsätzenabgehandelt.Köngsbcrg，Leipzig1755）。——470、471、591。 ［康替龙，理·］《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译自英文，1955年伦敦版（［Cantillon,R.：］Essaisurlanatureducommerceengénéral.Trad.del’anglois.Londres1755）。——254、413。 考茨，久·《国民经济学及其文献的历史发展》1860年维也纳版（考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和历史》第2部）（Kaurz，J.：DiegcschichtlicheEntrwickelungderNational-OekonomikundihrerLiteratur.Wien1860.（Kautz：TheorieundGeschichtederNational-OekonomikTh.2））。——429。 科贝特，威·《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说明这次事件怎样使这两国的基本人民群众贫困和堕落。给一切明智的和公正的英国人的信》1868年都柏林—伦敦版（Cobbett，W.：AhistoryoftheProtestant“Reformation”，inEnglandandIreland.ShowinghowthateventhasimpoverishedanddegradedthemainbodyOfthepeopleinthosecountries.Inaseriesofletters，addressedtoallsensibleandjustEnglishmenDublin，London1868）。——257、415。 科恩，斐·《论细菌这种最小的生物》1872年柏林版（Cohn，F.：UeberBacienen，diekleinstenlebendenWesenBerlin1872）。——744。 柯尔劳施，弗·《轻金属水化物、轻金属盐、五水硫酸铜、七水硫酸锌和硝酸银的水溶液的电导性》，载于1879年《物理和化学年鉴》（莱比锡）新辑第6卷（Kohlrausch，F.：DaselectrischeLeitungsvermögenderwässerigenLösungenvondenHydratenundSalzenderleichtenMetalle，sowievonKupfervitriol，ZinkvitriolundSilbersalpeier.In：AnnalenderPhysikundCheime.Leipzig.N.F.Bd.6.1879）。——695、727。 柯普，海·《近代化学的发展》1871年慕尼黑版第1编（Kopp，H.：DieEntwickelungderChemieinderneuerenZeit.Abth.1.München1871）。——738。 克劳修斯，鲁·《力学的热理论》（三卷集）1876年不伦瑞克第2版第1卷（Clausius，R.：DiemechanischeWärmetheorie.2.,umgearb.Undvervollst.Aufl.Bd.1—3.Bd.1.Braunschweig1876）。——545—546、627、631、670。 克劳修斯，鲁·《论力学的热理论的第二定律。1867年9月23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四十一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1867年不伦瑞克版（Clausius，R.：ÜberdenzweitenHauptsatzdermechanischenWärmetheorie.EinVortrag，gehalhtenineinerallgemeinenSitzungder41.VersammlungdeuischerNaturforscherundAerztezuFrankfurta.W.am23.September1867.Braunschweig1867）。——590、731。 克鲁克斯，威·《“凯蒂·金”的最后出现。借助电灯拍摄的“凯蒂·金”》，载于1874年6月5日《灵学家报》（伦敦）第4卷第23号（Crookes，W.：Thelastof“KatieKing”.Thephotographingof“KatieKing”bytheaidoftheelectricLight.In：TheSpiriiualistNewspaper.London.Vol.4.Nr.23，5.Juni1874）。——512。 《克罗尔的〈气候和年代〉》，。［评：］詹姆斯·克罗尔〈气候和年代以及它们的地质关系。地球气候世纪变化的理论〉（1875年伦敦版）》，［署名：］J.F.B.，载于1875年6月17和24日《自然》（伦敦一纽约）第12卷第294和295期（Croll's“Climateandtime”.［Rezensionzu：］JamesCroll：Climaieandtimeintheirgeologicalrelations；atheoryofsecularchangesoftheearrh'sclimate.〈London1875〉J.F.B.In：Nature.London，NewYorkVol.12.Nr.294，17.Juni1875；Nr.295，24.Juni1875）。——751。 ［魁奈，弗·］《经济表》1758年凡尔赛版（［Quesnay，F.：］Tableauéconomique.Versailles1758）。——18、258—262、265、267、416—421、428、431—435。 魁奈，弗·《经济表分析》，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Quesnay，F.：Analysedutableauéconomique.In：PhysiocratesQuesnay，DupontdeNemours，MercierdelaRivière，L'AbbéBaudeau，LeTrosne，avecuneintrod.surladoctrinedesphysiocrates，descomm.etdesnoticeshisioriques，parE.Daire.Pt.1.Paris1846）。——260、265、418、424—425、431。 L 拉伯克，约·《蚂蚁、蜜蜂和黄蜂。对群居的膜翅目观察的报告》1882年伦敦版（Lubbuck，J.：Ants，bees，andwasps；arecordofohservaiionsonthesocialhymenoptera.London1882）。——559。 拉夫，格·《自然史儿童读本。供城市和乡村学校使用》1778年格丁根版（Raff，G.：NaturgeschichtefürKinder，zumGebrauchinStadt-undLandschulenGöttingen1778）。——338。 ［拉甫罗夫，彼·拉·］《论思想史》1875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册（［Лавров，П.Л.：］Опытьисторiимысли.Τ.1.Βып.1.С.-Петербургь1875）。——728。 拉马克，让·巴·比·安·《动物学哲学。有关动物博物学史的思考的阐述》1809年巴黎版（Lamark，J.-H.-R.-A.：Philosophiezoologique，ouexpositiondesconsiderationsrelativesà1'hisroirenaturelledesanimaux.Paris1809）。——744。 ［莱布尼茨，哥·威·∕克·惠更斯］《同帕潘的通信集。附帕潘的传记以及与之有关的书信和文件》，恩·盖兰德整理和出版，1881年柏林版（［Leibniz，G.W.von，C.Huygens：］BriefwechselmitPapin，nebstderBiographiePapin’sundeinigenzugehörigenBriefenundActenstücken.Bearb.undhrsg.vonE.Gerland.Berlin1881），——672。 朗格塔尔，克·爱·《德国农业史》第2册《从查理大帝到王位虚悬时期》1850年耶拿版（Langethal，C.E.：GeschichtederteutschenLandwirthschaft.Buch2：VonKarldemGroβenbiszumInterregnumJena1850）。——376。 李比希，尤·《化学通信》1859年莱比锡—海德堡增订第4版第1卷（Liebig，J.：ChemischeBriefe.4.，umgearb.undvermAufl.Bd.1.Leipzig，Heidellberg1859）。——743。 李比希，尤·《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两卷集）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第1卷（Liebig，J.：DeeChemieinihrerAnwendungaufAgriculturundPhysiologie.7.Autl.In2Th.Th.l.Braunschweig1862）。——13。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D.：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v，andtaxation.3.ed.London1821）。——205。 李斯特，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的关税同盟》1842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第2版（List，F.：DasnarionaleSystemderpolirischenOekonomie.Bd.1.：DerinternationalHandel，dieHandelspolitikundderdeutscheZollvcrein.2.，ganzunverändAufl.Stuitgart，Tübingen1842）。——242、394—395。 卢梭，让·雅·《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J.J.：Discourssurl'origineetlesfondemensdel'inéegalitéparmileshommesAmsterdam1755）。——23、103、104、147—148。 罗，约翰《论货币和贸易》，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1843年巴黎版（Law，John：ConsidérationssurlenuméraireetlecommerceMémoiresetlettressurlesbanques.Opusculusdivers.In：ÉconomistesfinanciersduXVIIIesiècle.Préc.denoticeshistoriquessurchaqueauteur，etaccomp.Decomm.etdenotesexplicatives，parE.Daire.Paris1843）。——247、400。 罗霍，弗·埃·《儿童之友。乡村学校读本》1776年勃兰登堡一莱比锡版（Rochow，F.E.：DerKinderfreund.EinLesebuchzumGebrauchinLandschulen.Brandenburg，Leipzig1776）。——193。 罗生克兰茨，卡·《科学体系。哲学手册〉1850年柯尼斯堡版（Rosenkranz，K.：SvstemderWissenschaft.EinphilosophischesEncheiridionKönigsberg1850）。——530。 罗斯科，亨·恩·《简明化学教程，根据最新科学观点编写》1867年不伦瑞克版（Roscoe，H.E.：KurzesLehrbuchderChemienachdenneuestenAnsichtenderWissenschaft.Braunschweig1867）。——356。 罗斯科，亨·恩·∕卡·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两卷集）1879年不伦瑞克版第2卷（Roscoe.H.E.：C.Schorlemmer：AusführlichesLehrbuchderChemie.Bd.1.2.Bd.2.Braunschweig1879）。——539。 罗雪尔，威·《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一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Roscher，W.：DieGrundlagenderNationalökonomie.3.，verm.undvcrb.Aufl.Siuttgart，Augsburg1858.（Roscher：SystemderVolkswirihschaft.Bd.1））。——241、392。 罗雪尔，威·《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1851年莱比锡版（Roscher，W.：ZurGeschichtederenglischenVolkswirthschaftslehre.Leipzig1851）。——388、429。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1850年柏林版（Rodbenus［-Jagetzow］，［J.K.］：SocialeBriefeanvonKirchmann.ZweiierBrief：Kirchmann’ssocialeTheorieunddiemeinige.Berlin1850）。——230。 ［洛克，约·］《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1692年伦敦版（［Locke，J.：］Someconsiderationsoftheconsequencesoftheloweringofinterest，andraisingthevalueofmoney.（1691.）London1692）。——248、402—403。 洛克，约·《政府论两篇。（1690年）》，载于《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68年伦敦第7版第2卷（Locke，J.：Twotrearisesofgovernment〈1690〉.In：Theworks.7.ed.In4vol.Vol.2.London1768）。——403。 M ［马西，约·］《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Massie，J.：］Anessayonthegoverningcausesofthenaturalrateofinterest；whereinthesentimentsofSirWilliamPettyandMr.Locke，onthathead，areconsidered.London1750）。——253、408。 麦克斯韦，詹·克·《热的理论》1875年伦敦第4版（Maxwell，J.C.：Theoryofheat.4.cd.London1875）。——630、631、732。 迈尔，尤·罗·《关于非生物界的各种力的意见》，载于1842年《化学和药学年鉴》（莱比锡）第42卷（Mayer，J.R.：BemerkungenüberdieKräftederunbelebtenNarur.In：AnnalenderChemieundPharmacie.Leipzig.Bd.42.1842）。——598、614。 迈尔，尤·罗·《热力学文集》1874年斯图加特增订第2版（Mayer，J.R.：DieMechanikderWärmeingesammeltenSchriften2.，umgearb.undvermAufl.Stuttgart1874）。——598、614、667。 迈尔，尤·罗·《有机运动及其与新陈代谢的联系。论生物学》1845年海尔布隆版（Mayer，J.R.：DieOrganischeBewegunginihremZusammenhangmitdemStoffwechsel.EinBeitragzurNaturkunde.Heilbronn1845）。——598、614。 ［曼］，托·《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兼答通常反对贸易的各种异议》1621年伦敦版（M［un］，Th.：Adiscourseoftrade,fromEnglandintotheEast-Indies：answeringtodiverseobjectionswhichareusuallymadeagainstthesame.London1621）。——243、395。 曼，托·《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们的对外贸易差额是我们财富的尺度》1664年伦敦版（Mun，Th：England'streasurebyforeigntrade.Or，theballanceofourforraigntradeistheruleofourtreasureLondon1664）。——243、395。 毛勒，格·路·《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Maurer，G.L.：GeschichtederStädte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1—4.Erlangen1869—1871）。——184。 毛勒，格·路·《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Maurer，G.L.：GeschichtederFronhofe，derBauernhöfeundderHo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1—4.Ertangen1862—1863）。——184。 毛勒，格·路·《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Maurer，G.L.：GeschichtederMarkenverfassunginDeutschlandErlangen1856）。——184。 毛勒，格·路·《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Maurer，G.L.：GeschichtederDorfverfassunginDeutschland.Bd.l—2.Erlangen1865—1866）。——184。 毛勒，格·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Maurer，G.L.：EinleitungzurGeschichtederMark-，Hof-，Dorf-undSradt-VerfassungundderöffentlichtenGewalt.München1854）。——184。 梅特勒，约·亨·《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增订第5版（Mädler，J.H.：DerWunderbaudesWeltalls，oderPopuläreAstronomie.5.，gänzl.neubearb.Aufl.Berlin1861）。——471、492、658—661。 孟德斯鸠，［沙·］《论法的精神》（四卷集）1769年伦敦版第3卷（《孟德斯鸠全集》第2卷）（Monresquieu，［Ch.］：Del'espritdesloix.Nouv.éd.，revue，corr.etconsidérablementaugm.parl'auteur.T.1—4.T.3.Londres1769.—（Euvres.T.3）。——251、407。 摩尔根，路·亨·《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Morgan，L.H.：Ancientsociety，orresearchesinthelinesofhumanprogressfromsavagery，throughbarbarismtocivilization.London1877）。——12。 N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1808年巴黎版（CodeNapoléon.Ed.orig.etseuleofficielle.Paris1808）。——115。 耐格里，卡·冯·《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载于《1877年9月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Nägeli，C.von：DieSchrankendernaturwissenschaftlichenErkenntnissIn：Tagcblattder50.VersammlungdeutscherNaturforscherundAerzteinMünchen.September1877.Beil.）。——571—574。 瑙曼，亚·《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1877年海德堡版（Naumann，A.：AllgemeineundphysikalischeChemie.Heidelberg1877）。——631、686、717。 尼科尔森，亨·阿·《动物学手册》1870年伦敦版第1卷，1870年爱丁堡—伦敦版第2卷（Nicholson，H.A.：Amanualofzoologyfortheuseofstudentswithageneralintroductionontheprinciplesofzoology.Vol.London1870.Vol.2.Edinburgh，London1870）。——356、565、749—750、753。 牛顿，伊·《评但以理书和圣约翰启示录》1733年伦敦版（Newton，I：ObservationsuponthepropheciesofDanielandtheapocalypseofSt.John.London1733）。——506。 牛顿，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四卷集）1822年格拉斯哥版第4卷（Newton，I：Philosophiaenaturalisprincipiamathematica.Ed.nova.Vol.1—4、Vol.4.Glasgue1822）。——471。 ［诺思，达·］《贸易论：主要是关于利息、硬币的铸造和损坏、货币量的扩大问题》1691年伦敦版（［North，D.：Discoursesupontrade：principallydirectedtothecasesoftheinterest，coynage，clipping，increaseofmoney.London1691）。——248—249、402—404。 O 欧文，理·《论肢体的本性》1849年伦敦版（Owen，R.：Onthcnatureoflimbs.London1849）。——529—530。 欧文，罗·《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19日和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Owen，R.：Reportoftheproceedingsattheseveralpuhlicmeetings,heldinDublin.Onthe18thMarch，12th—19thApriland3rdMay.Dublin1823）。——279。 欧文，罗·《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Owen，R.：Therevolutioninthemindandpracticeofthehumanrace；or，thecomingchangefromirraiionalitytorationality.London1849）。——278—279、282、448。 欧文，罗·《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1838年利兹版（Owen，R.：Themarriagesystemofthenewmoralworld.Leeds1838）。——282。 欧文，罗·《新道德世界书》1836—1844年伦敦版第1—7册（Owen，R.：Thebookofthenewmoralworld.Pt.1—7.London1836—1844）。——282。 P ［培根，弗·］《新工具》，载于培根《伟大的复兴》1620年伦敦版（［Bacon，F.：］NovumorganumIn：Eacon：Insrauratiomagna.Londini1620）。——728。 佩尔蒂，马·《有关显微镜和望远镜现今所能观察到的可显现的造物的界限》1874年柏林版（Perty，M.：UeberdieGrenzendersichtbarenSchöpfung，nachdenjetzigenleistungenderMikroskopeundFemröhre.Berlin1874）。——744。 配第，威·《爱尔兰的政治解剖。附（献给英明人士）》1691年伦敦版（Petty，W.：ThepoliticalanatomyofIreland.TowhichisaddedVerbumsapienti.London1691）。——245、399。 ［配第，威·］《赋税论》1662年伦敦版（［Petty，W.：］Atreatiseoftaxesandcontributions.London1662）。——244、397。 ［配第，威·］《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Petty，W.：］Atreatiseoftaxesandcontributions.London1667）。——244、248、397、403。 配第，威·《货币略论。致哈利法克斯侯爵。1682年》1695年伦敦版（Petty，W.：Quantulumcunqueconcerningmoney.1682.TotheLordMarquessofHalifax.London1695）。——245、398。 配第，威·《货币略论。致哈利法克斯侯爵。1682年b1760年伦敦版（Petty，W.：Quantulumcunqueconcern；ngmoney、TothelordMarquessofHalifa，eAnno1682、London1760）。—248、403。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Proudhon，P.J.：Qu'est-cequelapropriété？Ourecherchessurleprincipedudroitetdugouvernement.Premiermémoire.Paris1840）。——195、270。 普林尼《博物志》第18卷（Plinius：Naturalishistria.LiberXVIII）。——185。 普卢塔克《席间谈话》（PlutarchusChaeronensis：Quaestionesconvivales）。——488。 S 萨金特，威·卢·《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1860年伦敦版（Sargant，W.L.：RobertOwen，andhissocialphilosophy.London1860）。——281、323。 塞拉，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1613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卷（Serra，A.：Brevetrattatodellecausechepossonofarabbondareliregnid'arged'argentodovenonsonominiere（1613.）In：Scrittoriclassiciitalianidieconomiapolitica.Parteantica.T.1.Milano1803）。——242—243、395。 赛奇，安·《太阳。关于它的构造、辐射、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它同其他天体的关系方面的重要的新发现》，经作者授权的德文版，1872年不伦瑞克版（Secchi，A.：DieSonneDiewichtigerenneuenEntdeckungenüberihrenBau，ihreStrahlungen，ihreStellungimWeltallundihrVerhältnisszudenübrigenHimmelskörpern.Autoris.deutscheAusg.Braunschweig1872）。——36l、481、659、661—662、733。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恩·波波编，1821年莱比锡版（Xenophon：CyropaediaEd.E.Poppo.Lipsiae1821）。——240、392。 ［圣西门，昂·］《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引自尼·古·于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1857年巴黎版（［SaintSimon，H.：Lettresd'unhabitantdeGenèveàsescontemporains。［Paris1803.］Nach：N.-G.Huhbard：Saint-Simon.Savieetsestravaux.Paris1857）。——273—275、445—446。 施蒂纳，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Stirner，M：DerEinzigeundseinEigenthum.Leipzig1845）。——105、239。 施洛塞尔，弗·克·《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7卷（Schlosser，F.C.：WeltgeschichtefürdasdeutscheVolk.Bd.17.Frankfurta.M.1855）。——256—257、414—415。 斯宾诺莎，巴·《伦理学》1677年［阿姆斯特丹版］（Spinoza，B.：Ethica.［Amsterdam］1677）。——117、533。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48年阿伯丁—伦敦版（Smith，A.：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Withamemoiroftheauthor'slife.Compl.in1vol.Aberdeen.London1848），——236、254、398、401。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第1卷（Steuart，J.：Aninquiry，into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beinganessayonthescienceofdomesricpolicyinfreenations.In2vol.Vol.1.London1767）。——268。 苏特尔，亨·《数学史》第2部1875年苏黎世版第2卷（Suter，H.：GeschichtedermathematischenWissenschaften.Th.2.Zürich1875）。——619—620。 T 汤姆生，托·《热学和电学概论》1840年伦敦第2版（Thomson，Th.：Anoutlineofthesciencesofheatandelectricity.2.ed.London1840）。——531、673、675、676、733—735。 汤姆生，威·∕彼·格·泰特《理论物理学手册》，经作者授权由海·亥姆霍兹和格·韦特海姆译成德文，1874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2部（Thomson，W.，P.G.Tait：HandbuchdertheoretischenPhysik.Autoris.deutscheÜbersetzungvonH.HelmholtzundG.Wertheim.Bd.1.Th.2.Braunschweig1874）。——743。 汤姆生，威·∕彼·格·泰特《自然哲学论》1867年牛津版第1卷（Thomson，W.，P.G.Tait：Treatiseonnaturalphilosophy.Vol.l.Oxford1867）。——623、632、662、664。 W 瓦格纳，莫·《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载于1874年10月6—8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279—281号附刊（Wagner，M.：NaturwissenschaftlicheStreitfragen.In：AllgemeineZeitung.Augsburg.1874.Nr.279，6.Oktober.Beil.；Nr.280，7.Oktober.Beil.；Nr.281，8.Oktober.Beil.）。———742—746。 微耳和，鲁·《细胞病理学在生理和病理组织学方面的根据》1871年柏林增订第4版（Virchow，R.：DieCellularpathologieinihrerBegründungaufphysiologischeundpathologischeGewebelehre.4.，neubearb.undstarkverm.Aufl.Berlin1871）。——522。 微耳和，鲁·《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年9月22日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1877年柏林版（Virchow，R.：DieFreiheitderWissenschaftimmodernenStaat.Rede，gehalteninder3.allgemeinenSitzungder50.VersammlungdeutscherNaturforscherundAerztezuMüchenam22.September1877.Berlin1877）。——8、497。 维德曼，古·《流电说和电磁说》（两卷集）1874年不伦瑞克增订第2版（Wiedemann，G.：DieLehrevomGalvanismusundElektromagnetismus.2.，neubearb.undverm.Aufl.Bd.1.2.Braunschweig1874）。——646、674、677—678、681、683—705、707、710、714—717、719—720、725、737。 沃尔夫，鲁·《天文学史》1877年慕尼黑版（Wolf，R.：GechichtederAstronomie.München1877）。——492、667。 X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Cicero：Denaturadeorum）。——487、488。 《刑法典，或犯罪和惩罚的法典》（Codepénal，oucodedesdélitsetdespeines）。——115。 休漠，大·《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52年爱丁堡版第1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Hume，D.：Essaysandtreatisesonseveralsubjecis.In2vol.Vol.1：Containingessays，moral，political，andliterary.Edinburgh1752）。——250、406。 休漠，大·《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79年都柏林新版第1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Hume，D.：Essaysandtreatisesonseveralsubjects.Anewed.In2vol.Vol.1：Containingessay,moral，political,andliterary.Dublin1779）。——250、251—256、406、414。 休谟，大·《政治论丛》1752年爱丁堡版《Hume，D.：PoliticaldiscoursesEdinhurgh1752）。——250、406。 Y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1837年牛津版第9卷（Aristoteles：EthicaNicomacheaIn：Opera，Exrec.I.Bekkeri.T.9.Oxonii1837）。——242、393。 亚里士多德《天论》（Arisioteles：DecoelolibriIV.Ed.Ster.）。——48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risioteles：Metaphysica）。——487—49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1837年牛津版第10卷（Aristoteles：DerepublicalibriVIIIetoeconomica（Politica.）In：Opera.Exrec.I.Bekkeri.T.10.Oxonii1837）。——240、241、391、393。 扬布利柯《论预言》（Jamhlichus：Dedivinatione）。——509。 耶恩斯，麦·《马基雅弗利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思想。1876年2月26日在柏林科学协会的报告》，载于1876年4月18、20、22和25日《科隆日报》第108、110、112和115号（Jähns，M.：MacchiavelliundderGedankederallgemeinenWehrpflichi.Vorirag，gehaltenimWissenschaftlichenVereinezuBerlinam26.Februar1876.ln：KölnischeZeitung.Nr.108，18.April1876；Nr.110，20.April1876；Nr.112，22.April1876；Nr.115，25.April1876）。——180、374。 文学著作 D 狄德罗，德·《拉摩的侄子》。——23。 G 歌德《浮士德》。——98、101、152、270、284、480。 歌德《致独创者》。——428。 H 海涅《科贝斯第一》。——184。 海涅《新春集》。——501。 贺拉斯《颂歌》。——260、420。 L 鲁日·德·李尔，克·《马赛曲》。——466。 M 莫里哀《醉心贵族的小市民》。—232、540。 莫扎特《魔笛》。——342、515。 S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331、532。 T 《泰斯维斯—钟托夫》。——553。 W 瓦格纳，理·《尼贝龙根的指环》。——80。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157。 圣经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99、671。 —《旧约全书·创世记》。——490。 —《旧约全书·申命记》。——99。 —《旧约全书·耶利米哀歌》。——118。 —《旧约全书·约书亚记》。——225、671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24、318。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732。 [423]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引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人名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人名索引 A 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前后—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485。 阿加西斯，路易·让·鲁道夫（Agassiz，Louis-Jean-Rudolphe1807—1873）——瑞士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居维叶的学生，写有关于古生物和现代动物的著作和有关冰川理论的文章。——463、531、532。 阿克萨科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Aксaков，AлексaндрНиколaевич1832—1903）——俄国的神秘主义者和降神术士。——513。 阿里斯塔克（萨摩斯的）（AristarchusofSamos约公元前310—250）——古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曾提出关于太阳系以太阳为中心的假说，因测定从地球至月亮和太阳的距离而闻名。——492。 阿那克萨哥拉（克拉左门的）（AnaxagorasofKlazomenae公元前500前后—428）——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438。 阿那克西曼德（米利都的）（AnaximanderofMdetus公元前610前后546）——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奥尼亚学派的代表人物。——488。 阿那克西米尼（米利都的）（人naximenesofMdeius约公元前585—525）——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奥尼亚学派的代表人物。——488、490。 埃德伦，埃里克（Edlund，Erik1819—1888）——瑞典物理学家，斯德哥尔摩科学院的教授，主要从事电学理论方面的研究。——679。 安德鲁斯，托马斯（Andrews，Thomas1813—1885）——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曾研究物质的临界状态，1869年创立了物质的气态和液态的连续性的理论。——351。 安凡丹，巴泰勒米·普罗斯佩（Enfantin，BarthélemyProsper人称安凡丹老爹PèreEnfantin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门徒，同巴扎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自40年代中起在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35。 奥伯斯，亨利希·威廉·马蒂亚斯（Olbers，HeinrichWilhelmMatthias1758—1840）——德国医生和天文学家，发现了彗星和小行星以及它们运行轨迹的计算方法。——660。 奥尔比尼，阿尔西德·德萨林·德（Orbigny，Alcide-Dessalinesd'1802—1857）——法国古生物学家和探险家，居维叶的学生，把居维叶的灾变论发展到了极限。——744。 奥尔曼，乔治·詹姆斯（Allman，GeorgeJames1812—1898）——英国医生和动物学家。——751。 奥古斯丁，奥勒留（Augustinus，Aurelius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387年弃摩尼教，皈依基督教，395年任北非希波主教；他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他的一些论述对以后基督教各派的神学和哲学都有一定影响。——551。 奥肯，洛伦茨（Oken，Lorenz原名奥肯富斯Ockenfuβ1779—1851）——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14、475、522、531。 奥特斯，贾马里亚（Ortes，Giammaria1713—1790）——意大利经济学家，修道士；重商主义的反对者。——428。 奥沃斯，阿尔图尔·尤利乌斯·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Auwers，ArthurJuliusGeorgFriedrichvon1838—1915）——德国天文学家，天体测量学专家，因编制星辰表而闻名。——662。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Gracchus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François-Noël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后被处死。——21、34、358、366、439。 巴尔本，尼古拉斯（Barbon，Nicholas约1640—169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货币国定说的先驱。——403。 巴斯德，路易（Pasteur，Louis1822—1895）——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742。 白恩士公司（Burns）——英国的一家印刷和出版公司。——506。 拜特洛，皮埃尔·欧仁·马塞兰（Berthelot，Pierre-Eugène-Marcelin1827—1907）——法国化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从事有机化学、热化学和农业化学的研究；写有中古化学史方面的著作。——710。 鲍威尔，布鲁诺（Bauer，Bruno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1839年起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讲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696。 贝茨，威廉（Beetz，Wilhelm1822—1886）——德国物理学家，曾在慕尼黑工学院进行多项电学的研究，以其电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716。 贝尔，卡尔·恩斯特（卡尔·马克西莫维奇）（БэрКарлЭрнст［КарлМаксимович］1792——1876）——俄国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胚胎学的创始人，曾在德国工作。——463、475。 贝克尔，卡尔·斐迪南（Becker，KarlFerdinand1775—1849）——德国语言学家、医生和教育家，写有《语言结构》和一些德语语法教科书。——339、340。 贝克尔，伊曼努尔（Bekker，Immanuel1785—1871）——德国语言学家，整理并出版了古典古代著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等）的著作。——240、242、391、393。 贝塞尔，弗里德里希，威廉（Bessel，FriedrichWilhelm1784—1846）——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测量学家，用观测和计算的方法准确地测定多颗恒星的位置，天体测量学奠基人。——659、662。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ПетрⅠ，Великий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368。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Bismark］，OttoFürstvon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捍卫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18、295、314、335。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71前后—497）——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派的创始人；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认为宇宙的根本是数，相信灵魂转生。——352、488—490、587。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BugeauddelaPiconnerie，Thomas-Robert1784—1849）——法国元帅，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指挥法军分队，以后曾指挥军队镇压1834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1841—1847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1849年为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384。 毕希纳，路德维希（Büchner，Ludwig1824—1899）——德国医生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代表人物：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代表（1867）。——500、518、522—523。 波根道夫，约翰·克里斯蒂安（Poggendorff，JohannChristian1796—1877）——德国物理学家，以其电学和磁学方面著作而闻名，《物理和化学年鉴》的发行人。——706、707、722。 波绪，沙尔（Bossut，Charles1730—1814）——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写有关于数学理论和数学史方面的著作。——364、652。 波义耳，罗伯特（Boyle，Robert1627—1691）——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科学化学的奠基人，最先提出化学元素的科学定义，试图把机械原子论的观点运用于化学，研究过定性化学分析；发现了气体的体积和压力成反比的定律。——96、97、486、728。 玻耳兹曼，路德维希·爱德华（Boltzmann，LudwigEduard1844—1906）——奥地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唯物主义者；法拉第—麦克斯韦电磁说的拥护者，以研究力学热理论和气体动力学而闻名，为用统计学解释热力学第二定律奠定了基础；原子论者和达尔文主义者。——680。 柏克勒尔，安东·塞扎尔（Becquerel，Antoine-César1788—1878）——法国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电、磁和光学现象的研究，以其电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715、716。 柏拉图（Platon［Plato］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232—233、240、256、391、392、414。 勃多，尼古拉（Baudeau，Nicolas1730—1792）——法国神父，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260、418、435。 勃朗，路易（Blanc，Louis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34、331。 博古斯基，约瑟夫·耶日（Boguski，JózefJerzy1853—1933）——波兰物理学家和化学家，1875—1878年任门捷列夫的助手，从事气体压力的研究。——97。 博普，弗兰茨（Bopp，Franz1791—1867）——德国语言学家，梵文学家，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部印欧语比较语法的作者。——339。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PierreLePesant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238、246、247、250、387、400、401、405。 布赫，克里斯蒂安·莱奥波德·冯（Buch，ChristianLeopoldvon1774—1853）——德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主要从事自然地理学、植物学和气象学的研究，写有《关于菊石及其分科》等著作。——744—745。 布拉德莱，詹姆斯（Bradley，James1693—1762）——英国天文学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第三任台长（1742—1761）；发现了光行差和地轴的章动。——658。 布鲁诺，乔尔丹诺（Bruno，Giordano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唯物主义者；阐发了泛神论的、辩证的世界观，哥白尼关于宇宙构造学说的拥护者；由于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被宗教裁判所烧死。——461、467。 布特列罗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Бутеров，AлександрМихайлович1828—1886）——俄国化学家，作为现代有机化学基础的有机化合物构造学说的创始人。——513。 C 策尔纳，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Zöllner，JohannCarlFriedrich1834—1882）——德国天体物理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从事天体光度学的研究；开发了第一个测震计；降神术的拥护者。——514。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lesⅠ，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494。 柴尔德，乔赛亚（Child，Josiah1630—1699）——英国商人、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重商主义者；东印度公司董事长。——253、409。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CharlesRobert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34、72—75、77—79、85、133、152、291、353、354、441、458、463、475、479、506、518、525、531、552、553、586、744、752—755、757、759、761、767。 达兰贝尔（达朗贝尔），让·巴蒂斯特·勒龙德（D’Alembert，Jean-BaptisteLeRond1717—1783）——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619、622、629。 达文波特，埃拉·伊拉斯特斯（Davenport，IraErastus1839—1911）——美国降神术士，1864年起住在欧洲，威·亨·达文波特的哥哥。——509。 达文波特，威廉·亨利，哈里森（Davenport，WilliamHenryHarrison1841—1877）——美国降神术士，1864年起住在欧洲，埃·伊·达文波特的弟弟。——509。 戴赛尼，维克多（Dessaignes，Victor1800—1885）——法国化学家。——675、734。 戴维，汉弗莱（Davy，SirHumphrey1778—1829）——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曾发现多种化学元素和化合物，并发明了矿工安全灯；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820—1827）；由于在原电池、制革和矿物分析上的研究，1820年荣获科普利奖章。——531。 戴维斯，查理·莫里斯（Davies，CharlesMaurice1828—1910）——英国神学家、教士和著作家，自由派，写有关于宗教问题的著作。——513。 丹聂耳，约翰·弗雷德里克（Daniell，JohnFrederic1790—1845）——英国自然科学家，1820年发明了湿度计，1836年设计制造了一个完善的锌—铜电池。——706、715、718、722。 道尔顿，约翰（Dalton，John1766—1844）——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奠基人。——473、500、675、738。 德尔，路易·弗朗索瓦·欧仁（Daire，LouisFrançoisEugène1798—1847）——法国著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431。 德尔维涅，昂利·古斯塔夫（Delvigne，Henri-Gusrave1799—1876）——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385。 德雷帕，约翰·威廉（Draper，JohnWilliam1811—1882）——美国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483、556。 德林格尔，约翰·约瑟夫·伊格纳茨·冯（Dollinger，JohannJosephIgnazvon1799—1890）——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和教会史学家，旧天主教运动的领袖；拒绝承认“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516。 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主要代表，留基伯的学生。——491、492、500。 狄茨，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Diez，ChristianFriedrich1794—1876）——德国语言学家，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部罗曼语语法的作者。——339。 狄德罗·德尼（Diderot，Denis1713—1784）——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领袖；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23。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Reré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22—23、57、64、129、468、473、499、590、598、613、618—621、629、645、667、679。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Laertios3世纪）——希腊作家和哲学史家，《著名哲学家的生平》的编纂者。——488、490、491、500。 丁铎尔，约翰（Tyndall，John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科普作家；主要从事声学、磁学和热力学的研究。——532、533、751。 丢勒·阿尔布雷希特（Durer，Albrecht1471—1528）——德国画家、铜版雕刻家、雕塑家和建筑学家。——466。 杜布瓦—雷蒙，埃米尔（DuBois-Reymond，Emil1818—1896）——德国生理学家，原籍瑞士；现代电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反活力论者和原子论者。——458、715。 杜尔哥·安娜·罗伯尔·雅克·洛恩男爵（Turgot，Anne-Robert-Jacques，barondel’Aulne1727—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魁奈的学生；财政总监（1774—1776）。——268、427。 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EugenKarl1833—1921）——德国折中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也有所著述；1863—1877年为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70年代他的思想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部分党员产生过较大影响。——7—13、17、18、30—50、52—63、65—67、69—86、88—91、95—98、100—106、108、109、113—127、129—134、136—143、145、147—153、159—169、171、173—175、179—187、191—203、205—212、216—251、253—261、267—270、274、281——283、301—308、310—311、314—324、329—333、335—344、347—348、352—355、357、359—360、362—364、366、369—379、387—405、407、409—421、427—429、437、457、496—498、503、582、583、639、773。 E 恩斯，阿伯拉罕（Enβ，Abraham19世纪）——普鲁士农场主，曾有三年追随爱森纳赫派；杜林分子；曾撰文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331。 F 法布罗尼·乔万尼·瓦伦蒂诺·马蒂亚（Fahbroni，GiovanniValentinoMattia1752—1822〉——意大利化学家，燃素说的反对者。——735。 法夫尔，皮埃尔，安东（Favre，Pierre-Antoine1813—1880）——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同让·蒂·济伯曼一起从事热化学的研究，热化学方面第一批实验者之一。——678、682、684、709。 法拉第，迈克尔（Faraday，Michael1791—1867）——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电磁场学说的奠基人。——531、675—676、678—679、704、706、733—735。 范德林特，杰科布（Vanderlint，Jacob死于1740年）——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250、251、255、406、407、413。 菲迪亚斯（Phidias约公元前500—430）——古希腊雕刻家。——342。 菲克·阿道夫（Fick，Adolf1829—1901）——德国生理学家，主要从事肌肉热力学的研究，证明了能量守恒定律在肌肉收缩情况下的作用。——732、757。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wig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503、523、526、527、773。 费里埃，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r，Fraçois-LouisAuguste1777—1861）——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国家官员。——269、393、429。 费希纳，古斯塔夫·泰奥多尔（Fechner，GustavTheodor1801—1887）——德国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哲学家，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677、684、685、715、717。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JohannGottlieb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33、153、569。 芬奇——见莱奥纳多·达`芬奇。 冯特，威廉·麦克斯（Wundt，WilhelmMax1832—1920）——德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749。 弗拉姆斯蒂德，约翰（Flamsteed，John1646—1719）——英国天文学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第一任台长（1675年起），《不列颠星表》的编纂者。——658。 弗朗索瓦·诺埃尔——见巴贝夫，格拉古。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Ⅱ，FriedrichderGroβe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176、333、382、383。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Ⅲ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450、532.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Ⅳ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192。 伏尔泰（Vohaire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Fraçois-MarieArouet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518。 伏打，亚历山大罗·朱泽培·安东尼奥·阿纳斯塔西奥（Volta，AlessandroGiuseppeAntonioAnastasio1745—1827）——意大利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流电理论的创始人。——683、688、720、734—736。 福格特，卡尔（Vogr，Karl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为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他进行了揭露。——14、500、518。 傅立叶，让·巴蒂斯特·约瑟夫（Fourier，Jean-Baptiste-Joseph1768—1830）——法国数学家，从事代数和数学物理的研究，《热的解析理论》一书的作者。——504、529。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1、34、35、157、209、273、275—277、281、291、294、310、311、369。 G 盖兰德·安东·韦尔纳·恩斯特（Gerland，AntonWernerErnst1838—1910）—德国物理学家，写有物理学史方面的著作。——672。 盖仑，克劳狄乌斯（Calenos［Galen］，Claudius129—199）——希腊医生，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古典古代医学科学的理论家；从事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同时奠定了研究血液循环的基础，在哲学方面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93。 高斯，卡尔·弗里德里希（Cauβ，KarlFriedrich1777—1855）——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测量学家和物理学家，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创始人；著有天文学、测量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著作。——54。 哥白尼，尼古拉（Kopemicus［Copernicus，Copernikus］，Nikola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61、429、462、467、470、492。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Colombo［Columbus］，Christoforo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在四次航海（1492—1504）过程中，发现并考察了加勒比群岛以及中美洲沿海地区和南美洲的东北地区。——770。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JohannWolfgangvon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98、101、152、153、270、284、338、371、428、430、480、531、565、567、752。 格拉姆，泽诺布·泰奥菲尔（Gramme，Zénobe-Théophile1826—1901）——法国电工技术方面的发明家，原籍比利时，1869年设计出一种带环状电枢的直流发电机。——681。 格里博瓦尔，让·巴蒂斯特，德（Gribeauval，Jean-Baptistede1715—1789）——法国将军，军事发明家；1764—1789年期间曾几度任法国炮兵总监，在改编炮兵和改进火炮方面起了巨大作用。——177、383。 格林，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Grimm，JacobLudwigKarl1785—1863）——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1852年与其弟威·卡·格林合作开始出版《德语辞典》。——339、545。 格罗夫，威廉·罗伯特（Grove，WilliamRobert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463、473、554、611、613、686、709、718。 格思里，弗雷德里克（Guthrie，Frederick1833—1886）——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36、737。 古皮（Guppy父姓尼科尔斯Nicholls19世纪）——英国女巫师，第二个丈夫是沃尔克曼。——510—012。 古皮（Guppy死于1875年）——古皮（父姓尼科尔斯）的第一个丈夫。——510。 圭多（阿雷佐的）（Guidod'Arezzo992前后—1050）——意大利修道士，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创立了现代记谱法的基础。——494。 H 哈金斯，威廉（Huggins，SirWilliam1824—1910）——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天文学中运用光谱分析和摄影的奠基人之一，1864年最终确定了气体星云的存在。——661。 哈勒·阿尔布雷希特·冯（Haller，Albrechtvon1708—1777）——瑞士医学家、植物学家、诗人和政论家；写有反对伏尔泰和自由思想派的《关于启示录中的重要事实的书信》（1772）。——567。 哈雷，埃德蒙（Halley，Fdmund1656—1742）——英国天文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第二任台长（1720年起），曾提出关于星体自行的假说，因对彗星运动的研究而闻名。——658。 哈特曼，爱德华·冯（Hartmann，Eduardvon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他把谢林和叔本华的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保守特点结合成“无意识哲学”。——500。 哈维，威廉（Harvey，Wdlliam1078—1657）——英国医生、生理学家和胚胎学家，科学生理学的创始人和胚胎学研究的倡导者；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系统。——249、404、486。 海尔巴特，约翰·弗里德里希（Herbart，JohannFriedrich1776—1841）——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420。 海克尔，恩斯特·亨利希（Haeckel，ErnstHeinrich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提出了确定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生物发生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14、75—77、83、147、355、458、531—532、543、557、563—566、583、585—587、610、644、748—750、752、754。 海涅，亨利希（Heine，Heinrich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184、501、536。 海泽，约翰·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Heyse，JohannChristianAugust1764—1829）——德国语言学家和教育家，编有《外来语辞典》和一些德语教科书。——339。 亥姆霍兹，海尔曼·路德维希·斐迪南（Helmholtz，HermannLudwigFerdinand1821—1894）——德国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倾向于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同时从事生理光学、力学、流体动力学、声学、热动力学和电动力学的研究，柏林物理工程学院创始人，并从1888年起任院长。——14、458、560、588、590、594—596、597—606、614、618—619、623、627、630、631、677、713、728、743、747。 汉克尔，威廉·哥特利布（Hankel，WilhelmGottlieb1814—1899）——德国物理学家，从事热电研究，提出了与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相似的电现象理论。——679。 汉森，格奥尔格（Hanssen，Georg1809—189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关于农业和土地关系史问题的著作。——170。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QuintusHoratiusFlaccus公元前65—8）——罗马诗人。——260、420。 贺业尔，弗兰茨（Hauer，FranzRinervon1822—1899）——奥地利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744。 赫德森（Hudson19世纪下半叶）——英国伦敦的摄影师。——510。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23、489。 赫歇尔，弗雷德里克·威廉（Herschel，FrederickWilliam1738—1822）——英国天文学家，原籍德国，1781年发现海王星以及约2500个星云和星团。——472、659—662。 赫歇尔从男爵，约翰·弗雷德里克·威廉（Herschel，JohnFrederickWilliam，Baronet1792—1871）——英国天文学家，威·赫歇尔的儿子。——660。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Huxley，ThomasHenry1825—1895）——英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及其学说的普及者，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83、517。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WilhelmFriedrich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4—15、20、22、26—28、34—35、38—39、41、43、46、48—51、55—56、63、70—71、79、84、108、120、126、129—133、136—139、141、147—148、150—153、196、231—232、270、277、332、351、364、437、438、442、457、470、487—489、496、499、500、502—505、518—523、529—530、534、535、537—540、543—546、548、552、554、557—563、565、568—570、575—577、580、585—587、600—601、607—610、616、617、638、643—644、646、648、658、675、676、678、708、735、740、752、753。 亨利齐，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Henrici，FriedrichChrisioph1795—1885）——德国物理学家。——715。 亨利希七十二世（HeinrichLXXII1797—1853）——德国一小邦幼系（罗伊斯-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的领主王公（1822—1848）。——185。 洪堡男爵，亚历山大（Humboldt，AlexanderFreiherrvon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463。 华莱士，阿尔弗勒德·拉塞尔（Wallace，AlfredRussel1823—1913）——英国生物学家，生物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曾和达尔文同时提出自然选择的理论，降神术的拥护者。——506、508—511、513—516。 惠更斯，克利斯蒂安（Huygens，Christian1629—1695）——荷兰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创立了光的波动说。——618、672。 惠斯通，查理（Wheatsrone，Charles1802—1875）——英国物理学家和发明家，以其电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716。 惠特沃思，约瑟夫（Whitworth，Joseph1803—1887）——英国工程师，军事发明家和兵工厂厂主。——627。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755。 霍尔，斯宾塞·蒂莫西（Hall，SpencerTimothy1812—1885）——英国降神术士和颅相相士。——506—507。 霍夫曼，奥古斯特·威廉（Hofmann，AugustWilhelm1818—1892）——德国有机化学家，1845年从煤焦油中提炼出苯胺。——530。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530。 霍姆，丹尼尔·邓格拉斯（Home，DamelDunglas1833—1886）——苏格兰降神术士，曾经去过美国、瑞士和英格兰。——509。 霍姆斯（Holmes19世纪）——美国降神术士。——513。 霍姆斯（Holmes19世纪）——美国降神术士，霍姆斯的妻子。——513。 J 基尔霍夫，古斯塔夫·罗伯特（Kirchhoff，GustavRobert1824—1887）——德国物理学家，自然科学中唯物主义的代表，从事电动力学热射线理论、力学和光学问题的研究；1859年与罗·本生一起奠定光谱分析的基础。——14、623、629、631。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çois-Pierre-Guillaume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167。 吉本，爱德华（Gibbon，Edward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议会议员；著有反专制性质的多卷本《罗马帝国的衰亡史》。——257、415。 吉芬，罗伯特（Giffen，Robert1837—191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财政问题专家，《伦敦统计学会会刊》发行人（1876—1891），商业部统计局局长（1876—1897）。——300。 济伯曼，让·蒂埃博（Silbermann，Jean-Thiébaut1806—1865）——法国物理学家，同皮·安·法夫尔一起从事热化学的研究。——709。 加尔，弗兰茨·约瑟夫（Gall，FranzJoseph1758—1828）——奥地利医生和解剖学家，颅相学的创始人。——507—509。 加尔文，让（Calvin，Jean1509—1564）——法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宗的创始人。——467、551。 加洛林王朝——法兰克王朝，751年起统治法兰西（到987年）、日耳曼尼亚（到911年）和意大利（到887年）。——545。 加西奥，约翰·彼得（Gassiot，JohnPeter1797—1877）——英国物理学家，从事电现象的研究。——686。 伽伐尼，路易吉·阿洛伊西奥（Galvani，LuigiAloisio1737—1798）——意大利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动物电的发现者。——682—683、688、694、717、721。 伽利略，伽利莱（Galilei，Calileo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始人，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维护太阳中心说，为此遭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1633）；晚年在流亡中度过。——462、486、618、657。 焦耳，詹姆斯·普雷斯科特（Joule，JamesPrescott1818—1889）——英国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电磁理论和热的研究，通过实验测定了热的机械当量，因而为能量守恒定律提供了佐证。——473、524、562、598、628、678、684、716。 金纳斯利，埃比尼泽（Kinnersley，Ebenezer1711—1778）——美国医生和物理学家。——734。 居维叶男爵，若尔日·莱奥波德·克雷蒂安·弗雷德里克·达哥贝尔特（Cuvider，Georges-Léopold-Chrétien-Frédéric-Dagobert，haronde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经将比较解剖学上升为科学，并提出了灾变论。——463、472、486。 K 喀德邻二世——见叶卡捷琳娜二世。 卡尔·马克西莫维奇——见贝尔，卡尔·恩斯特（卡尔·马克西莫维奇）。 卡耳佩珀，托马斯（Culpeper，SirThomas1578—1662）——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拥护者。——409。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Thomas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托利党人；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444。 卡诺，尼古拉·莱奥纳尔·萨迪（Carnot，Nicolas-LéonardSadi1796—1832）——法国工程师和物理学家，热力发动机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关于火的动力和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一书的作者。——504、566、567、673。 卡特兰，弗朗索瓦（Catelan，François死于1719年以后）——法国修道院院长，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笛卡儿的追随者。——622。 卡西尼·乔万尼·多梅尼科（Cassini，GiovanniDomenico，又称卡西尼一世CassiniI1625—1712）——法国天文学家，原籍意大利；巴黎天文台第一任台长（1669年起）；发现了土星的四颗卫星及木星和火星的自转，在法国境内曾多次组织和进行大地测量。——530。 卡西尼·雅克（Cassini，Jacques，又称卡西尼二世CassiniII1677—1756）——法国天文学家和测量学家，巴黎天文台第二任台长：乔·多·卡西尼的儿子。——530。 卡西尼伯爵，雅克·多米尼克（Cassini，JacquesDominique，comtede，又称卡西尼四世CassiniIV1748—1845）——法国天文学家和测量学家，巴黎天文台第四任台长，塞·弗·卡西尼的儿子。——530。 卡西尼·德·蒂里，塞扎尔·弗朗索瓦（CassinideThury，César-Frarçois，又称卡西尼三世CassiniIII1714—1784）——法国天文学家和测量学家，巴黎天文台第三任台长；雅·卡西尼的儿子。——530。 开普勒·约翰奈斯（Kepler，Johannes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哥白尼学说的基础上，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14、462、468。 凯库勒·冯·施特拉多尼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KekulévonStradonitz，FriedrichAugust1829—1896）——德国化学家，从事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的研究；提出了价理论，并于1860年发现苯的环结构。——500、581、582—583、727。 凯里，亨利·查理（Carey，HenryCharles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202、234、269、372、429。 凯特勒男爵，威廉·艾曼努埃尔（Ketteler，WilhelmEmanuelFreiherrvon1811—1877）——德国天主教神学家，1850年起为美因茨主教。——516。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l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15、26、33、53、54、60—62、67、70、257、277、415、458、463、470—472、474、500—502、522、543、557、560、563、569、591、593、601、618—620、662、664—667。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f1803—1890）——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1834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1843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普鲁士首相（1848年3—6月），后为第一议院议员；普鲁士驻中央政府的使节（1848年7月—1849年4月），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115。 康替龙，理查（Cantillon，Richard1680—1734）——英国经济学家，商人，重农学派和亚·斯密的先驱；《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一书的作者。——254、413。 考茨，久洛（Kaurz，Guyla1829—1909）——匈牙利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财政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拥护者，写有政治经济学历史方面的著作。——388、429。 考夫曼，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Кayфман，КонстантинПетрович1818—1882）——俄国将军、军事和国务活动家，积极推行沙皇侵略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政策，1867年起指挥突厥斯坦边区的军队；曾任突厥斯坦边区总督。——107。 柯尔丁，路德维希·奥古斯特（Colding，LudwigAugust1815—1888）——丹麦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不依靠迈尔和焦耳而独立地确定了热的机械当量。——524、562、598、628。 柯尔劳施，弗里德里希·威廉·格奥尔格（Kohlrausch，FriedrichWilhelmCeorg1840—1910）——德国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电测量和磁测量、电解和热电方面的研究，鲁·柯尔劳施的儿子。——695、717、727。 柯尔劳施，鲁道夫·海尔曼·阿恩特（Kohlrausch，RudolfHermannArndt1809—1858）——德国物理学家，以研究电流闻名。——718、719。 柯普，海尔曼·弗兰茨·莫里茨（Kopp，HermannFranzMoritz1817—1892）——德国化学家和化学史学家，曾把新的物理测量方法运用于化学；李比希的学生，肖莱马的老师。——738。 科贝特，威廉（Cobbett，William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纪事年鉴》和《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257、415。 科恩·斐迪南·尤利乌斯（Cohn，FerdinandJulius1828—1898）——德国植物学家和微生物学家，从事藻类、菌类和细菌的研究。——744。 克拉佩龙，贝努瓦·皮埃尔·埃米尔（Clapeyron，Benoit-Pierre-Émile1799—1864）——法国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以其热力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673。 克拉左门的阿那克萨哥拉——见阿那克萨哥拉（克拉左门的）。 克劳修斯，鲁道夫·尤利乌斯·艾曼努埃尔（Clausius，RudolfJuliusEmanuel1822—1888）——德国物理学家，从事力学的热理论、气体动力学和电学理论的研究，曾提出热力学的第二定律（1850）并把墒的概念引入物理学领域（1865）。——458、545、546、590、609、613、627、631、632、657、669、670、673、729—731。 克利普施泰因，菲力浦·恩格尔（Klipstein，PhilippEngel1747—1808）——德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744。 克虏伯，阿尔弗勒德（Krupp，Alfred1812—1887）——德国大工业家，埃森冶金厂和兵工厂厂主；曾向欧洲许多国家供应枪炮和其他军火。——174、181。 克鲁克斯，威廉（Crookes，William1832—1919）——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辐射计的发明者；1861年发现铊元素。——511—516。 克罗尔，詹姆斯（Croll，James1821—1890）——英国地质学家，主要从事气候与地质关系的研究，研究重点为冰期。——751。 孔德，奥古斯特（Comte，Augus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457、580。 库克·弗洛伦斯（Cook，Florence19世纪）——英国的一位招魂巫师。——511—513。 库仑，沙尔·奥古斯坦（Coulomb，Charles-Augustin1736—1806）——法国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发明了扭秤，确立了静电和磁性相互作用的定律。——733。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François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18、258—262、264、265、267、281、415—424、426、431、435。 昆施泰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Quenstedt，FriedrichAugust1809—1889）——德国矿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蒂宾根大学教授。——744。 L 拉伯克·约翰（Lubbock，John1834—1913）——英国生物学家、银行家、政治活动家和民族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由党人；从事动物学、生物学、民族学和古代史方面的研究。——559。 拉法格·保尔（Lafargue，Paul笔名保尔·洛朗PaulLaurent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医生和政论家：1865年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巴黎公社的支持者（1871），公社失败后逃往西班牙；《解放报》编辑部成员，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1882年回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报》编辑：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和代表，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众议院议员（1891—189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女儿劳拉的丈夫。——12。 拉斐尔·桑齐奥（RaffaelloSanzio1483—1520）——意大利画家。——761。 拉夫，格奥尔格·克里斯蒂安（Raff，GeorgChristian1748——1788）——德国教育家，曾为青少年写有科普读物。——338。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ПетрЛаврович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的思想家，在哲学上是折中主义者；1870年起侨居国外；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前进！》杂志编辑（1873—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5—1876）；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从70年代初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728、732。 拉朗德·约瑟夫·日罗姆（Lalande，Joséph-Jérôme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巴黎天文台台长（1795年起）。——658。 拉马克，让·巴蒂斯特·皮埃尔·安东（Lamarck，Jean-Baptiste-Pierre-Antoine1744—1829）——法国自然科学家，从事植物区系学和动物区系学方面的研究，生物学上第一个完整的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的先驱。——34、72、79、80、463、475、531、545、744、752。 拉普拉斯，皮埃尔·西蒙（Laplace，Pierre-Simon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依靠康德而独立地阐发了并且从数学上论证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1796），并阐发了概率论（1812）。——26、463、470、472、476、502、522、532、593、608、658。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法学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35、115、134。 拉斯克尔，爱德华（Lasker，Eduard1829—1884）——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865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363。 拉瓦锡，安东·洛朗·德（Lavoisier，Antoine-Laurentde1743—1794）——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从理论上解释了氧气的发现，推翻了关于燃素存在的假说，同时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1794年被处死。——246、399、473、504、505、738。 拉乌尔，弗朗索瓦·玛丽（Raoult，François-Marie1830—1901）——法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结晶过程的研究，以物理化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678、684、715。 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Vinci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和作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学多才的学者和工程师。——466。 莱布尼茨男爵，哥特弗里德·威廉（Leibniz［Leibnitz］，GottfriedWilhelmFreiherrvon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33、143、468、522、618—622、629、645、672。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GottholdEphraim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518。 赖尔，查理（Lvell，Charles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463、472—473。 朗格塔尔，克里斯蒂安·爱德华（Langethal，ChristianEduard1806—1878）——德国植物学家，从事植物栽培和农业史的研究。——376。 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保尔·埃米尔（LecoqdeBoisbaudran，Paul-Émile1838—1912）——法国化学家，1875年发现门捷列夫预言的镓元素。——540。 勒鲁，弗朗索瓦·皮埃尔（LeRoux，François-Pierre1832—1907）——法国物理学家。——686。 勒维烈，乌尔班·让·约瑟夫（LeVerrier，Urbain-Jean-Joseph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1846年不依靠亚当斯而独立地计算出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海王星的轨道，并确定这个行星在宇宙中的位置。——540。 雷纳尔，弗朗索瓦（Reynard，François1805—1870以后）——法国工程师，写有许多关于物理学方面的著作；在电学理论方面，曾提出与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相近似的假说。——679。 雷尼奥·昂利，维克多（Regnault，Henri-Victor1810—1878）——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从事气体和蒸汽的性能的研究。——96。 雷诺，贝尔纳（Renault，Bernard1836—1904）——法国自然科学家，对电学也有研究。——705—706。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JustusFreiherrvon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13、742—746。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Wilhelm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96。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74、104、201、203、205、222、234、238、269、372、387、428—429。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Fnedrich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242、269、388、393—395、429。 李特尔，约翰·威廉（Ritter，JohannWilhelm1776—1810）——德国物理学家，从事电现象的研究，紫外区的光谱发现者，——683—684。 林耐，卡尔·冯（Lmné，Carlvon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植物和动物分类法的创立者；主张物种描述采用双名命名制。——28、468—469、579。 留基伯（LeukipposrLeucippus，Leukipp］约公元前460年）——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德谟克利特的老师。——491、500。 龙考夫，亨利希·丹尼尔（Ruhmkoff，HeinrichDaniel1803——1877）——德国机械师和电学家；1839年移居巴黎，1851年发明了一种可以把低压强电流转化为高压弱电流的电磁感应装置。——736。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20、23、103——104、109、147—148、152、160、272、332、358、362、 路德，马丁（Luther，Martin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462、466、467。 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Law，JohnofLauriston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监（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闻名。——246—247、250、400—402、405。 罗霍男爵，弗里德里希，埃伯哈德（Rochow，FriedrichEberhardFreiherrvon1734—1805）——普鲁士地主，教育家，主张特别是在农村实施和改善国民教育体制。——193、194、333。 罗曼诺夫，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Ρомнов，ΜихаилФедорвич1596—1645）——俄国沙皇（1613—1645）。—368。 罗生克兰茨，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Rosenkranz，JohannKarlFriedrich1800—1879）——德国作家、哲学家和文学史家，保守党人，黑格尔主义者。——530。 罗斯伯爵，威廉·帕森斯（Rosse，WdliamParsons，Earlof1800—1867）——爱尔兰天文学家，1845年研制了182厘米反射望远镜，并用其观测和发现了许多螺旋星云。——660、662。 罗斯科，亨利，恩菲尔德（Roscoe，HenryEnfield1833—1915）——英国化学家，写有化学教科书。——356、539。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WilhelmGeorgFriedrich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241、388、392、429。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JohannKarl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230、304。 洛克，约翰（Locke，John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18、24、246、248—250、252—254、400、402—405、408、412、501。 洛朗，奥古斯特（Laurem，Auguste1807—1853）——法国化学家，同热拉尔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述。——134。 洛施密特，约瑟夫（Loschmidt，Josef1821—1895）——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主要从事气体动力学和力学的热理论的研究。——458、730。 M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Mably，Gabriel1709—1785）——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9、21。 马尔比基，马尔切洛（Malpighi，Marcello1628—1694）—意大利生物学家和医生，显微解剖学的奠基人之一，1661年发现了毛细血管的血液循环。——93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ThomasRobert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72—74、80、428、754—755。 马格拉夫，安德烈亚斯·西吉斯蒙德（Marggraf，AndreasSigismund1709—1782）——德国化学家，1747年发现甜菜根里含糖。——530。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Niccolò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374、466。 马可波罗（Polo，Marco1254—1324）——意大利商人和旅行家，1271—1295年从欧洲到亚洲旅行，其中在中国逗留17年（1275—1292）。——493。 马斯基林，约翰·内维尔（Maskelyne，JohnNevil1732—1811）——英国天文学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第五任台长；1774年测定出地球密度。——658。 马西，约瑟夫（Massie，Joseph死于1784年）——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251、253、407、408。 迈尔，尤利乌斯·罗伯特（Mayer，JuliusRobert1814—1878）——德国医生和物理学家，最先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科学家之一。——65、473、524、562、598、613、614、667。 迈耶尔，尤利乌斯·洛塔尔（Meyer，JuliusLohar1830—1895）——德国化学家，主要从事物理化学问题的研究。——584、727。 麦克劳德，亨利·邓宁（Macleod，HenryDunning1821—1902）——英国法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主要从事信贷理论研究，阐发了所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269、429。 麦克斯韦，詹姆斯·克拉克（Maxwell，JamesClerk1831—1879）——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经典电磁场论的创始人；计算出了土星的光环。——486、613、630、631、673、679、680、732。 麦斯默，弗兰茨·弗里德里希·安东（Mesmer，FranzFriedrichAnton1734—1815）——奥地利神学家和医生，麦斯默术和动物磁学的创始人。——507。 曼，托马斯（Mun，Thomas1571—1641）——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贸易差额论的创立者，1610年起为东印度公司董事。——243、395。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OttoTheodorFreiherrvon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一1850年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6年入选第一议院。——42、542。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GeorgLudwig1790—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184。 毛瑟，保尔（Mauser，Paul1838—1914）——德国兵工厂厂主，步兵武器发明人，同他的哥哥威·毛瑟一起研制步枪，所设计的步枪被德国军队采用，后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为毛瑟枪。——174。 毛瑟，威廉（Mauser，Wilhelm1834—1882）——德国兵工厂厂主，步兵武器发明人，保·毛瑟的哥哥。——174。 梅特勒，约翰奈斯·亨利希·冯（Mädler，JohannesHeinrichvon1794—1874）——德国天文学家，多尔帕特天文台台长；写有天文学方面的通俗著作。——471、476、482、492、658、660—662、732。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ClemensWenzeslausNepomukLotharFürstvon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295。 门捷列夫，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Менделеев，ДмитрийИванови1834—1907）——俄国化学家，1869年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97、539—540。 蒙塔朗贝尔侯爵，马尔克·勒奈（Montalembert，Marc-Reré，marquisde1714—1800）——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在19世纪被广泛采用。——466。 孟德斯鸠，沙尔（Momesquieu，Charles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251、407。 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Honoré-Gabriel-VictorRiqueti，comtede1749—1791）——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427。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VictorRiqueti，marquisde1715—1789）——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奥·加·维·里·米拉波伯爵的父亲。——268、427。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见阿那克西曼德（米利都的）。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米尼——见阿那克西米尼（米利都的）。 米涅，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玛丽（Mignet，François-Auguste-Marie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研究法律，并获得律师资格（1818），后进入巴黎新闻界，为《法兰西信使报》撰稿人，《国民报》创办人之一（1830）；写有《法国革命史》等历史著作。——167。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Mimié，Claude-Étienne1804—1879）——法国军官，米涅式步枪的发明者。——385。 米希勒，卡尔·路德维希（Michelet，KarlLudwig1801—1893）——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柏林大学教授。——38。 闵采尔，托马斯（Muntzer［Munzer］，Thomas1490前后—1525）——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21、165、439。 明斯特伯爵，格奥尔格（Munster，GeorgGrafzu1776—1844）——德国古生物学家。——744。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LewisHenrv1818—1881）——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进化论的代表，自发的唯物主义者。——12。 摩莱里（Morelly1715前后—1755以后）——法国作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9、21。 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Jakob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518。 莫尔，托马斯（More，Thomas1478—1535）——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人文主义作家，曾任大法官；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369。 莫里哀（Molière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Poquelin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540。 莫扎特，沃尔弗冈·阿马多斯（Mozart，WolfgangAmadeus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515。 默里，林德利（Murray，Lindley1745—1826）——英国语法学家。——510。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I［NapoléonBonaparte］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95、115、136、177、272、279、295、366、384、446。 耐格里，卡尔·威廉·冯（Nageli，CarlWilhelmvon1817—1891）——德国植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1857年起住在慕尼黑；主要从事植物学各领域的研究。——458、497、571—575、773。 耐普尔，约翰（Napier［Neper］，John1550—1617）——英格兰数学家，在16世纪后十年发明了对数。——468。 瑙曼，亚历山大（Naumann，Alexander1837—1922）——德国化学家，主要从事热化学的研究。——631、686、717。 尼古拉·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Nicolai，ChristophFriedrich1733—1811）——德国作家、出版商和书商，开明专制主义的拥护者；在哲学中反对康德和费希特。——518。 尼科尔森，亨利·阿莱恩（Nicholson，HenrvAlleyne1844—1899）——英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其动物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356、565、749、750、753。 牛顿，伊萨克（Newton，Isaac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14、26、28、34、462、468、470、471、506、522、530、532、579、593、645、657—658、728。 纽可门，托马斯（Newcomen，Thomas1663—1729）——英国铁匠，蒸汽机的发明者之一。——672。 诺思，达德利（North，Dudley1641—169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初的代表人物。——18、246、248—250、400、402—405。 诺伊曼，卡尔·哥特弗里德（Neumann，CarlGottfried1832—1925）——德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677。 O 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古希腊数学家。——195、468。 欧姆，格奥尔格·西蒙（Ohm，GeorgSimon1787—1854）——德国物理学家，1826年发现了确定电路电阻、电动力和电流强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电路基本定律，后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欧姆定律。——684、685。 欧文，理查（Owen，Richard1804—1892）——英国动物学家、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发展了关于脊椎动物是按“原型”构成的唯心主义观念；1863年最先描述了侏罗纪的始祖鸟。——529—530。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1、35、157、209、273、278—282、310、311、320、323、340、448、507。 P 帕格尼尼·尼古洛（Paganini，Niccoló1782—1840）——意大利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761。 帕潘，德尼（Papin，Denis1647—1714）——法国医生和物理学家，1680年起游历欧洲各国，进行了一些蒸汽机发明前准备工作，蒸汽机发明者之一。——672。 泡利，菲力浦·维克多（Pauli，PhilippViktor1836—1920）——德国化学家，曾管理莱瑙（曼海姆附近）的一家化学工厂，肖莱马和恩格斯的朋友。——533。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Francis，BaronofVerulamandViscountofSaintAlbans1561—1626）——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24、501、506、728。 佩尔蒂，约瑟夫·安东·马克西米利安（Perty，JosephAntonMaximdian1804—1884）——德国自然科学家，1833年移居伯尔尼。——744。 配第，威廉（Petty，William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8、238、243—246、248—250、253—254、256、387、396—400、402—404、408、412—414。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95、270、280、330、331。 普利斯特列，约瑟夫（Priestley，Joseph1733—1804）——英国化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家，1774年发现氧气；1794年因拥护法国大革命而流亡美国。——504、573。 普林尼（老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GaiusPliniusSecundusMajor23—79）——古罗马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博物学家，《博物志》（共37卷）的作者。——185、531。 普卢塔克（Plutarchos46—119以后）——希腊著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道德论者，柏拉图哲学的拥护者，曾与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论争；写有古希腊罗马名人传记以及哲学和伦理学著作。——488。 R 热拉尔，沙尔·弗雷德里克（Gerhardt，Charles-Frédéric1816—1856）——法国化学家，同洛朗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述。——134。 S 萨弗里，托马斯（Savery，Thomas约1650—1715）——英国工程师，蒸汽机的发明者之一。——672。 萨金特，威廉·卢卡斯（Sargant，WilliamLucas1809—1889）——英国教育家和经济学家，欧文传记的作者。——281、282、323。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Jean-Baptiste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生产三要素”论。——161。 塞尔维特，米格尔（Serveto［Senet］，Miguel1511—1553）——西班牙医生，政论家和思想家，在研究血液循环方面有重要发现，因批判宗教教义而被加尔文下令在日内瓦以“异端”罪名处以火刑。——461、467。 塞拉·安东尼奥（Serra，Antonio17地纪）——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早期代表。——242、395。 赛奇，彼得罗·安吉洛（Secchi，PietroAngelo1818—1878）——意大利天文学家，罗马天文台台长，耶稣会会士；主要从事太阳系和恒星光谱的研究。——361、476、481—482、532、533、659、661、662、733。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写有历史、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著作。——240、392。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Henri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1、27、34、35、157、209、273—275、281、445、446、457、470、579—580。 施达克，卡尔·尼古拉（Starcke，CarlNikolai1858—1926）——丹麦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527。 施蒂纳，麦克斯（Stimer，Max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JohannCasparSchmidt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105。 施莱登，马蒂亚斯·雅科布（Schleiden，MatthiasJakob1804—1881）——德国植物学家，细胞学说的创立者之一。——524。 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Schlosser，FriedrichChristoph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德国历史编纂学中海德堡学派的领袖。——256、257、414—415。 施米特，爱德华，奥斯卡尔（Schmidt，EduardOskar1823—1886）——德国动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458。 施米特，约翰·卡斯帕尔——见施蒂纳，麦克斯。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β，DavidFriedrich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基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696。 施旺，泰奥多尔（Schwann，Theodor1810—1882）——德国动物学家，细胞学说的创立者之一，同植物学家马·施莱登共同奠定了细胞学说的基础。——524。 施韦宁格·恩斯特（Schweninger，Ernst1850—1924）——德国医生，1881年起为俾斯麦的私人医生，1884年起为柏林大学皮肤病学教授。——12。 叔本华，阿尔图尔（Schopenhauer，Arthur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鼓吹者，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500。 司徒卢威，古斯塔夫·冯（Srruve，Gustavvon1805—1870）——德国律师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1847—1848年是《德国旁观者》的出版者；预备议会议员；1848年四月和九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鼓吹素食主义；1862年返回德国。——125。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Baruch［Bencdictus］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23、117、150、470、518、533、553。 斯宾塞·赫伯特（Spencer，Herbert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者。——644。 斯米·阿尔弗勒德（Smee，Alfred1818—1877）——英国外科医生和物理学家，曾将电运用于生物学和冶金工业。——682。 斯密，亚当（Smirh，Adam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04、158、202、232—233、235—236、241、245、250、253、254、258、268—269、372、388、392、398、401—402、405—406、408、413、416、427、428。 斯密斯，乔治（Smith，George1840—1876）——英国考古学家，以其在古亚述地区进行的挖掘工作而闻名。——77。 斯涅尔，维勒布罗尔德（Snellius，Willebrord1580—1626）——荷兰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发现了光的折射定律。——667。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268、405。 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王朝（1371—1714）和英格兰王朝（1603—1649和1660—1714）。——269。 苏特尔·亨利希（Suter，Heinrich1848—1922）——瑞士数学家和数学史学家。——619—622、625、629。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40—560）——雅典政治活动家和诗人，相传为古希腊“七贤”之一，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许多反对氏族贵族的法律。——523。 T 泰勒斯（米利都的）（ThalesofMilerus公元前624—547）——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伊奥尼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自发唯物主义的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487，488、490、600、610。 泰特，彼得·格思里（Tait，PeterGuthrie1831—1901）——苏格兰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理论物理学手册》的作者。——623、629、632、662、665—667。 汤姆森，汉斯·彼得·耶尔根·尤利乌斯（Thomsen，HansPeterJorgenJulius1826—1909）——丹麦化学家，主要从事热化学的研究。——691、701、707。 汤姆生，托马斯（Thomson，Thomas1773—1852）——苏格兰化学家和化学史学家，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道尔顿的原子论的拥护者。——531、673、675—676、733—735。 汤姆生，威廉，开尔文男爵（Thomson，William，BaronKelvin1824—1907）——英国物理学家，格拉斯哥大学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1846—1899）；主要从事热力学、电工学和数学物理学的研究；1852年提出唯心主义的“宇宙热寂”假说。——623、632、640、662、665—667、730、743、764。 特劳白，莫里茨（Traube，Moritz1826—1894）——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曾创造出演示细胞生理学过程的人造细胞模型。——86、356、747—748。 特雷维腊努斯，哥特弗里德·莱茵霍尔德（Treviranus，CottfriedReinhold1776—1837）——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生物界进化思想的早期拥护者，从事生命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六卷本著作《生物学，或生物界的哲学》的作者。——14。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167。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坦（Thierry，Jacques-Nicolas-Augustin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热衷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写有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和中世纪公社方面的著作。——167。 廷斯利兄弟公司（TinsleyBrothers）——英国一家印刷和出版公司。——513。 图沃南，路易·埃蒂耶纳（Thouvenin，Louis-Erienne1791—1882）——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385。 托勒密，克劳狄乌斯（Ptolemaeus，Claudius约90—160）——希腊天文学家，星象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地球中心说的创立者。——468。 托里拆利，埃万杰利斯塔（Torricelli，Evangelista1608—1647）——意大利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水银温度计的发明者，伽利赂的学生。——468、486。 托瓦森，贝尔特尔（Thorvaldsen，Benel1768—1844）——丹麦雕刻家，后古典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761。 W 瓦尔克奈尔男爵，沙尔·阿塔纳斯（Walckenaer，Charles-Athanase，baronde1771—1852）——法国学者，写有人物传记、地理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作。——405。 瓦盖纳，海尔曼（Wagener，Hermann1815—1889）——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职业是律师；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新普鲁士报》编辑（1848—1854），《北德意志总汇报》撰稿人，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俾斯麦政府的枢密顾问（1866—1873）；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国会议员（1867—1873）。——256、414。 瓦格纳，理查（Wagner，Richard1813—1883）——德国作曲家、指挥家、诗人和作家。——31、122、160。 瓦格纳，莫里茨·弗里德里希（Wagner，MorizFriedrich1813—1887）——德国自然科学家和探险家，达尔文主义者。——742—745。 瓦利，克伦威尔·弗利特伍德（Varley，CromwellFleetwood1828—1883）——英国电气工程师。——512。 瓦特，詹姆斯（Watt、James1736—1819）——英国商人、工程师和发明家，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设计者，——672。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ion，ArthurWellesley，Dukeof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374、384。 微耳和，鲁道夫（Virchow，Rudolf1821—1902）——德国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进步党的创始人和领袖；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2—1902）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0—1893）。——8、9、16、458、497、498、515、522。 韦伯，威廉·爱德华（Weber，WdhelmEduard1804—1891）—一德国物理学家，曾从事电学理论和磁学理论的研究，1833年制造出德国第一台电报机。——677、678。 维德曼，古斯塔夫·亨利希（Wiedemann，GustavHeinrich1826—1899）——德国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电磁学的研究，《物理和化学年鉴》的发行人（1877—1899）。——646、674、677、681、683—707、710、712—715、717、719—721、725、726、737。 维多利亚（Victoria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448。 维耳克，克里斯蒂安·哥特洛布（Wilke，ChristianGottlob1786—1854）——德国神学家，新教教徒，后改宗天主教。——696。 维勒，弗里德里希（Wöhler，Friedrich1800—1882）——德国化学家，主要从事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化学合成方法；1824年第一次实际完成尿素的合成；李比希的好友。——525。 维斯里辛努斯，约翰奈斯（Wislicenus，Johannes1835—1902）——德国化学家，主要从事化学结构和立体化学的研究。——757。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Wilhelm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22、211、320、440。 温特尔，雅科布·约瑟夫（Winterl，JakobJoseph1739—1809）——奥地利医生、植物学家和化学家。——734。 沃尔波尔，罗伯特，奥福德伯爵（Walpole，SirRobert，EarlofOrford1676—1745）——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721—1742），在他执政时期完全形成了摆脱国王控制、依靠议会多数的内阁制。——255、256、413、414。 沃尔夫，鲁道夫（Wolf，Rudolf1816—1893）——瑞士天文学家，从事太阳黑子的研究，苏黎世天文台台长（1864年起）；写有《天文学史》一书。——492、667。 沃尔弗，卡斯帕尔·弗里德里希（Wolff，CasparFriedrich1733—1794）——德国解剖学家和胚胎学家，胚胎渐成论的奠基人之一；1768年起住在彼得堡。——474。 沃尔弗男爵，克里斯蒂安（Wolff，ChristianFreiherrvon1679—1754）——德国哲学家，曾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开明的专制主义和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拥护者。——470、501、552。 沃尔克曼（Volckman）——古皮（父姓尼科尔斯）的第二个丈夫。——512—513。 沃拉斯顿，威廉·海德（Wollaston，WilliamHyde1766—1828）——英国医生，化学家和物理学家，1804和1805年先后发现了化学元素钯和铑。——735。 沃姆—弥勒，雅科布（Worm-Müller，Jakob1834—1889）——挪威医生、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715。 X 希罗（亚历山大里亚的）（Hero［Heron］ofAiexandria1世纪前后）——希腊数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672。 西门子，恩斯特·韦尔纳（Siemens，ErnstWerner1816—1892）——德国电气技术方面的发明家和企业家，曾设计了带有圆柱形电枢的磁发电机（1856）和自激直流发电机（1866）。——681。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487—488。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onardSimondede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238、304、387、428。 肖莱马，卡尔（Schorlemmer，Carl1834—1892）——德国化学家，有机化学的创始人，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1859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国际会员。6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522、539。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Schelling，FriedrichWilhelmJosephvon1775—1851）——德国哲学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1810年后鼓吹神秘主义的“启示哲学”；宗教的拥护者，——33、50、56、153。 休厄尔，威廉（Whewell，William1794—1866）——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剑桥大学矿物学教授（1828—1832）和道德哲学教授（1838—1855）。——564。 休谟，大卫（Hume，David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18、131、250—258，268、388、405—415、458、555。 Y 亚当斯，约翰·库奇（Adams，JohnCouch1819—1892）——英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1845年不依靠勒维烈而独立地计算出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海王星的轨道，并确定了这个行星在宇宙中的位置。——667。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22、94、239—242、365、391、393、487—492、499、521、531、560。 亚历山大二世（ΑлександрⅡ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192。 扬布利柯（Jamblichos约死于330年）——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神秘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学派的主要人物，该学派叙利亚分支的创始人；著有《论埃及的秘密宗教仪式》等著作。——509。 耶恩斯，麦克斯（Jähns，Max1837—1900）——普鲁士军官、军事著作家和历史学家，曾在军事科学院讲授军事学术史。——180、374。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Ⅱ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368。 依巴谷（尼西亚的）（HipparchusofNicaea约公元前190—125）——古希腊天文学家。——658。 伊壁鸠鲁（Epikouros约公元前342—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491、500。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JuniusJuvenalis60前后—127以后）——古罗马讽刺诗人。——157。 于巴，尼古拉·古斯塔夫（Hubbard，Nicolas-Gustave1828—1888）——法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275。
第一章工业社会学的衰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1979） 第一部分从社会学到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工业社会学的衰退 1．组织理论的出现 2．组织理论的悖论 3．悖论的一种错误解答 4．结论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注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注释 1《反杜林论》是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通过对欧根·杜林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揭示了这之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这部著作最初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名发表，后以《反杜林论》著称。 《反杜林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19世纪70年代，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和改革家自居，宣扬庸俗社会主义、先验主义、实证主义、庸俗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妄图拼凑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杜林的思想一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产生很大影响，爱·伯恩施坦、约·莫斯特等都成了杜林的积极追随者，甚至奥·倍倍尔也一度受杜林的影响。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1875年出版）和《哲学教程》（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出版）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种势头。在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攻击，这就促使威·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致信恩格斯，请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恩斯和约·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 早在186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杜林在1867年12月《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而开始关注他的观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68年1—3月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杜林观点的批判态度。1876年2月，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中指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4页）。鉴于杜林的思想对1875年5月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造成的危害，恩格斯决定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全力反击杜林，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世界观。 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马克思于5月25日回信表示坚决支持。于是恩格斯立即着手这项工作。他在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阐述了他的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用了两年时间。从1876年5月底开始做准备工作，到1878年6月完成。 《反杜林论》第一编正式写于1876年9月—1877年1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这一编还包括后来第一次出版该书单行本时抽出来作为整个三编的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该书的第二编写于1877年6月—12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7年7—12月的《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其中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是马克思写的，恩格斯作了删节和修改。马克思的原稿《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剡史〉》见本卷第387—430页。 该书的第三编写于1878年上半年。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8年5—7月的《前进报》附刊。 《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杜林追随者的不满。1877年5月27—29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们力图阻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由于他们的影响和干扰，该报发表《反杜林论》时断时续。 1877年7月，这部著作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编和第三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在莱比锡还出版了《反杜林论》第一版，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5年12月，该书第二版在苏黎世出版（扉页上标注的时间为1886年）。1894年7月，经过修订的第三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恩格斯为这三个版本写了序言。 这部著作的书名讽刺性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凯里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美国庸俗经济学家查·凯里，把凯里奉为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导师。恩格斯在1879年11月14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把《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称做《反杜林论》。后来这部著作以《反杜林论》这一书名广为流传，载入史册。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编成一本独立的通俗著作，由拉法格译成法文并经恩格斯本人审定，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出版德文单行本时书名改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称它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41页）。 列宁认为，《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9页），它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同上，第23卷第42页）。 《反杜林论》第一个中译本由吴黎平翻译，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同年上海昆仑书店还出版了钱铁如翻译的《反杜林论》上册。吴黎平的译本后经译者修订多次再版。 本卷所收的《反杜林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1988年）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译。——3。 2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出自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第1幕第9场的一段话： “我再也无所畏惧了，因为和你手挽着手 我就可以向当代挑战。”——7、163。 31876年5月10日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有40个国家参展。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德国也参加了展览。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展品评判委员会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认，德国产品的性能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国民报》第293号首先披露，致使舆论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9月就此事专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9、497。 4“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流传很广的话，有人认为出自法国海军上将德·帕纳1796年的一封信，另有人认为此话出自法国外交大臣沙·达来朗之口，是针对保皇党人讲的，认为他们没有能够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9。 5“半通”的说法出自鲁·微耳和1877年9月22日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见鲁·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年柏林版第13页。——9、498。 6反社会党人法或非常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10。 7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在拿破仑第一战败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俄国，奥地利和普昏土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后来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10。 8杜林从1872年开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抨击大学的教授们。例如，在《力学一般原则批判史》第一版（1872年）中，他就指责海·亥姆霍兹故意对罗·迈尔的著作保持缄默。杜林还尖锐地批评了大学的各种制度，因此遭到了反动教授们的迫害。1876年，根据大学教授们的倡议，他被剥夺了在私立女子中学任教的资格。在《力学一般原则批判史》第二版（1877年）和论妇女教育的小册子（1877年）中，杜林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指责，言辞更加激烈。1877年7月，根据哲学系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执教的权利。而奥·俾斯麦的私人医生恩·施韦宁格于1884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12、275。 9恩格斯1869年7月1日停止了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工作，于1870年9月29日迁居伦敦。——13。 10尤·李比希在谈到自己的科学观点的发展时指出：“化学正在取得异常迅速的进展，而希望赶上它的化学家们则处于不断脱毛的状态。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见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第1卷第26页。——13。 11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亨·威·法比安1880年11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参看恩格斯1884年4月11日给卡·考茨基的信和1885年6月3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中谈到了 <![if!vml]><![endif]>（见本卷第128页）。——13。 12指恩·海克尔在他的《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83—88页，即第四讲《歌德和奥肯的进化论》结尾部分提出的见解。——14。 1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见本卷第589—606页）一文中探讨了黑格尔和海·亥姆霍兹关于力的概念的见解。——14。 14关于伊·康德的星云假说，见注26。 关于康德的潮汐摩擦理论，见《自然辩证法》中的《潮汐摩擦》（本卷第662—667页）。——15。 15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共有1000多页，写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15。 16指英国物理学家托·安德鲁斯、法国物理学家路·保·凯叶泰和瑞士物理学家拉·皮克泰的研究成果。安德鲁斯于1869年研究了气体的临界状态，凯时泰于1877年证明氧可以液化，与他同时皮克泰也研究了气体的液化。——15。 17卵生的哺乳动物指鸭嘴兽，用四肢行走的鸟显然指始祖鸟。——16。 18关于有机体是“细胞国家”的形形色色的观点，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按照这种观点，可以把由细胞组成的有机体比做国家，把各个细胞比做单个人。自由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念被搬进了生物学理论。根据鲁·微耳和在《细胞病理学》中阐述的观点，动物个体可以分解为组织，组织分解为细胞层，细胞层分解为单个细胞，所以归根到底，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见鲁·微耳和《细胞病理学》1871年柏林增订第4版第17页。 恩格斯谈到这一观点具有“进步党的”性质，是暗指微耳和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党党员，并且是该党的创始人和著名活动家之一。 关于进步党见注145。——16、458。 19《经济表》是重农学派创始人弗·魁奈关于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说明，1758年在凡尔赛以小册子形式首次发表，后来多次修改。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74—415页），在为《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写的初稿中（见本卷第415—427、431—436页），对《经济表》作了详细评述。马克思的评述主要依据魁奈的著作《经济表分析》（载于欧·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并参考了尼·勃多的《经济表说明》。——18、258。 20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在此处加了一个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1页。——20。 21社会契约是让·雅·卢梭提出的政治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合法基础的国家的形成。社会契约的目的是达到每个结合者的平等和自由。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为了消除这一自然状态，必须建立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以及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20、148、272。 22指“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21、439。 23这里首先是指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托·莫尔的著作《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的著作《太阳城》（1623年出版）。——21。 24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写成于1762年前后，后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但作者生前没有出版。最初由歌德译成德文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根据德译本翻译过来的法文版，被收入1821年巴黎版《狄德罗轶文集》，该文集实际上1823年才出版。——23。 25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时期。这个时期因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成了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而得名。在这一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参看注191。——23。 26根据伊·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康德在1755年柯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划时代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皮·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法兰西共和四年（1795—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论》（两卷集）最后一部分中阐述的。在他生前编好，死后即1835年出版的此书的最后一版（第6版）中，这个假说是在第七个注中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气团，是由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实的，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本生在1859年发明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787。789—790页。——26、470。 271831年初，法国丝织业中心里昂的工人掀起了一场以要求提高工价为主要目标的运动，工人多次举行集会、请愿游行。10月间，与包买商谈判达成最低工价协议。但随后在七月王朝商业大臣的支持下，包买商撕毁协议。1831年11月21日，工人举行抗议示威，与军警发生冲突，随后转为自发的武装起义。工人一度占领里昂城。起义很快遭七月王朝政府镇压。——28。 28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朱·哈尼、厄·琼斯等。宪章运动在1839、1842和1848年出现三次高潮，宪章运动领导人试图通过向下院提交全国请愿书的方式迫使政府接受人民宪章，但均遭到下院否决。19世纪50年代末。宪章派全国协会停止活动，宪章运动即告结束。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写的导言）。列宁指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28。 29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1883年）中，恩格斯对这个原理作了如下更加确切的表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92页）。——29。 30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34。 31《全书》指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纲要》，该书第1部为《逻辑学》，第2部为《自然哲学》，第3部为《精神哲学》。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将《全书》中的《逻辑学》称做《小逻辑》，以区别于黑格尔的另一部《逻辑学》（见注36），后者被称为《大逻辑》。——38。 32恩格斯称卡·米希勒为“黑格尔学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显然是由于米希勒始终不渝地笃信被肤浅理解的黑格尔主义。例如，1876年，米希勒开始出版五卷集的《哲学体系》，其总的结构完全是模仿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纲要》。见卡·米希勒《作为精确科学的哲学体系（包括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1876—1881年版第1—5卷。——38。 33恩格斯曾经打算在这个地方加一条注释，即《加在第17—18页上：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数学上的无限》。后来，他把这条注释的草稿收入《自然辩证法》并加上《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的标题（见本卷第638—644页）。参看注267。——39。 34暗指普鲁士人奴仆般的顺从态度，他们通过了1848年12月5日在解散普鲁十制宪议会的同时由国王钦定（“恩赐”）的宪法。这部由内务大臣奥·曼托伊费尔参与制定的宪法于1850年1月31日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后批准。——42。 35此处列举的是19世纪欧洲历次战争中的几次最大的会战。 奥斯特利茨会战是1805年12月2日俄奥联军和法军之间进行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而告结束。 耶拿会战是1806年10月14日法军和普军之间的会战。这次会战以普鲁士军队的失败而告终，普鲁士作为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成员国向拿破仑法国投降，并于1807年7月9日在蒂尔西特签订了普法和约。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实际上使普鲁士陷入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属国的境地。 克尼格雷茨会战又称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日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军队为另一方，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城郊）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以奥军败北而告终。 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法国东北部城市色当附近进行的一次会战。这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了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10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法兰西共和国遂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45、532。 36黑格尔的《逻辑学》这部著作共分三编：（1）客观逻辑，存在论；（2）客观逻辑，本质论；（3）主观逻辑或概念论。——49、132、534。 37指杜林对德国大数学家卡·弗·高斯关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特别是关于多维空间几何学体系的思想所进行的攻击。——54。 38关于黑格尔的“非时间上过去的存在”，见黑格尔《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的开头部分。 关于晚期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可参看恩格斯的著作《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69—377页）。——56。 39关于运动的量守恒的思想，勒·笛卡儿曾在《论光》（《论世界》一书的第一部分，该书写于1630—1633年，笛卡儿死后于1664年出版）和他1639年4月30日给德·博恩的信中表述过。这个论点在笛卡儿的《哲学原理》（1644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部第36节中得到了充分论证。——57、613。 40关于尼·哥白尼的宇宙体系，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作过论述。——61。 41根据后来的准确材料，水在100度蒸发时发生的潜热为538.9卡∕克。——67。 42恩格斯曾经打算在这里加一条注释，即《注释二，附在第46页：运动的各种形式和研究这些形式的各门科学》。后来，他把这条注释的草稿收入《自然辩证法》并加上《关于“机械的”自然观》的标题（见本卷第582—587页）。参看注267。——71。 43自然神论是一种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理论，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也是无神论在当时的一种隐蔽形式。这种理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者往往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72。 4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1798年在伦敦出版。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自己的人口论，即人口以几何级数率（1、2、4、8、16……）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率（1、2、3、4、5……）增长，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用这一观点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贫困和罪恶等来抑制人口的增长，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又称马尔萨斯主义。——72、80、754。 45见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72年伦敦修订第6版第428页。这是经过达尔文作了补充和修订的最后一版。该书的第1版1859年在伦敦出版。 恩格斯在后面，即在本卷第78页，引用的也是达尔文这本书的第6版。——77。 46见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该书第1版1868年在柏林出版。 原生生物（来自希腊文πρώτιστζ——最初的）按照海克尔的分类，是最简单的有机体的一大组，它包括单细胞的和无细胞的有机体，在有机界中构成除多细胞有机体的两界（植物和动物）以外的一个特殊的第三界。 胶液原生物（来自希腊文μούηρηζ——简单的）——按照海克尔的见解，是无核的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小块，它执行生命的所有重要职能：摄食、运动、对刺激的反应、繁殖。海克尔把原始的、通过自生的途径产生而目前已经绝灭的胶液原生物（最古的胶液原生物）同现代的还存在的胶液原生物区分开来。前者是有机界的三个界发展的起点，细胞就是从最古的胶液原生物历史地发展出来的。后者属于原生生物界，并构成该界的第一个最简单的纲；在海克尔看来，现代的胶液原生物具有不同的种：Protamoebaprimitiva（原变形虫）、Protomyxaaurantiaca（橙色胶原虫）、BathybiusHaeckelii（海克尔深水虫）。 “原生生物”和“胶液原生物”这两个术语是海克尔1866年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使用的，但是未被科学界确认。目前，曾被海克尔看做原生生物的有机体或者被划为植物，或者被划为动物。胶液原生物的存在后来也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关于细胞有机体由前细胞组织发展而来这一总的思想和把原始生物划分为植物和动物的思想已为科学界所公认。——77、354、356、475、742、748。 47《尼贝龙根的指环》是理·瓦格纳的一部大型组歌剧，它包括以下四部歌剧：《莱茵的黄金》、《瓦尔库蕾》、《齐格弗里特》和《神的灭亡》。1876年8月13日，首届拜罗伊特戏剧节上演了这部组歌剧。 瓦格纳曾于185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未来的艺术作品》，因而瓦格纳的音乐作品被他的批评者和推崇者称为“未来的音乐”。这一概念在当时非常流行。“未来的作曲家”显然是从“未来的音乐”这一概念而来的，在这里，恩格斯是以此来讥讽杜林，因为德语中“作曲”和杜林讲的“组合”是同一个词“Komposition”。——80。 48植虫（Pflanzentiere——植物动物）是16世纪以来对无脊椎动物组（主要是海绵动物和腔肠动物）的称呼，它们的某些特征与植物的特征相同（例如固定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认为植虫是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中间形态。从19世纪中叶起，“植虫”这个术语是作为腔肠动物的同义词来使用的，现在这一术语已不再使用。——83、750。 49这里提到的分类法是托·赫胥黎在他的《比较解剖学原理讲义》1864年伦敦版第五讲中提出的。这种分类法为亨·阿·尼科尔森的《动物学手册》（该书第1版在1870年出版）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时参考了尼科尔森的这一著作。——83。 50特劳白的人造细胞是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莫·特劳白制作的活细胞的模型，用来模拟细胞生长。其方法是在胶质溶液中加入五水硫酸铜晶体，晶体在溶解过程中吸收溶液中的水逐渐膨胀，从而形成带膜的球体——“生长细胞”。1874年9月23日在布雷斯劳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四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特劳白宣读了自己的试验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特劳白的这一发现评价极高（见马克思1875年6月18H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和1877年1月21日给威·亚·弗罗恩德的信）。——86、747。 51恩格斯在这里叙述了发表在1876年11月16日《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简讯的内容。这篇简讯报道了德·伊·门捷列夫1876年9月3日在华沙俄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阐述了1875—1876年同约·耶·博古斯基一起验证波义耳—马里奥特定律的结果。 这条脚注显然是恩格斯在校对《反杜林论》的这一章（1877年2月28日发表于《前进报》）时写的。脚注末尾，即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在1880年准备《反杜林论》第二版时加的。——97。 52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99、106、218。 53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0一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105、193。 54指麦·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一书中所鼓吹的“唯一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05。 55指沙皇俄国占领中亚细亚时期发生的事件。在1873年远征希瓦时期，俄国的一支部队遵照康·考夫曼将军的命令，在尼·戈洛瓦乔夫将军的指挥下，于7—8月对土库曼的约穆德人进行了残暴的讨伐。恩格斯引用的有关材料，显然主要来源于美国驻俄外交官尤·斯凯勒的著作《突厥斯婀。俄属突厥斯坦、浩罕、布哈拉和伊宁旅行札记》（两卷集）。见该书1876年伦敦版第2卷第356—359页。——107。 56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5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后来在为出版《反杜林论》第三版而修改第二编第十章时，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因此，《反杜林论》中《资本论》的有些引文与现在通行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的文字略有差异（见注70）。——113。 57斐·拉萨尔于1848年2月因被控教唆盗窃一只存放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1846—1854年拉萨尔是该案的律师）有关文件的首饰匣而被捕，拉萨尔案件于1848年8月5—11日审理，拉萨尔本人被陪审法庭宣判无罪。——110。 58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普鲁士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115、1a2、237、307、315。 59刑法典是法国的法典，1810年通过，从1811年起在法国以及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1815年莱茵地区归并普鲁士以后，刑法典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茵地区。普鲁士政府曾力图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莱茵地区推行普鲁士的法律，但遭到坚决反对。三月革命后，根据1848年4月15日的命令，这些措施被取消。——115。 60拿破仑法典（法兰西民法典）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这里还广义地指1804—1810年拿破仑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地区于1815年归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然有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典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15。 61无知并不是论据是巴·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部中讲的一句话，针对的是持僧侣主义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提出“上帝的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他们进行论证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117、533。 62民法大全指罗马的民法大全，是调整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财产关系的一部民法汇编，于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纂。恩格斯称它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17。 63关于在普鲁士强制实行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民事登记的法律于1874年3月9日批准并于同年10月1日开始生效。1875年2月6日在全德意志帝国范围内也颁布了同样的法律。这一法律主要是针对天主教会的，它剥夺了教会登记户籍的权利，从而大大地限制了教会的影响和收入。这是奥·俾斯麦的所谓“文化斗争”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18。 64指勃兰登堡、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六省，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前这些省份归属普鲁士王国。经济、政治、文化最为发达的莱茵地区不在此列，莱茵地区是1815年归并普鲁士的。——119。 65人差指确定天体通过已知平面瞬间的系统误差，这种误差是以观察员的心理生理特点和记录天体通过时刻的方式为转移的。——120。 66逻各斯（Logos）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常用的哲学术语，意为言语、思想、思维、理性、比例、尺度等；一般指尺度、规律。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将它引入哲学，主要用来说明万物生灭变化的规律。在黑格尔哲学中，逻各斯是指概念、理性、绝对精神。——126、131、141、148。 67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更改这一著作的卷册划分计划。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的计划是：《资本论》的四册手稿分三卷出版，第一册为第一卷，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第四册即第三卷为理论史（见《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第二册和第三册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最后一册即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130、224、373。 681867年《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页刊登了杜林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130。 69见拿破仑回忆录《对1816年巴黎出版的〈论军事学术〉一书的十七条意见。第三条意见：骑兵》，载于沙·蒙托隆伯爵将军编《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一同被俘的将军们编于圣赫勒拿岛，根据完全由拿破仑亲自校订的原稿刊印》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62页。 恩格斯在他的《骑兵》一文中也引用了拿破仑回忆录中的这段话。——136。 70此处《资本论》第一卷的引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74页。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几处（第134—135、135—136、165—166、216、285—286页）引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年）。这些引文在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中有一些改动。——138。 71见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590—591页。按照海克尔的分类，Alali是在本来意义上的人出现以前的那一阶段。Alali就是“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确切些说，是猿人（直立猿人）。海克尔关于类人猿和现代人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形态的假说在1891年得到证实。当时荷兰的人类学家欧·杜布瓦在爪哇岛找到了远古人化石的残片，这种人也被称为“直立猿人”。——147。 72“determinatioestnegatio”意思为“规定就是否定”，是巴·斯宾诺莎的一个命题，见斯宾诺莎1674年6月2日给雅·耶勒斯的信（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omnisdeterminatioestnegatio”——“任何规定都是否定”，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使用较多，因此为人们所熟知（见《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91节附释，《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第1部分第2章关于质这一节的注释，以及《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部第1篇第1章关于巴门尼德的一节）。——150。 73这一典故出自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第2幕第4场。剧中人茹尔丹对他的哲学教师说：“您瞧！40多年来我一直用散文讲话，却不知道散文为何物！我衷心地感谢您，是您让我明白了这一点。”——151、232、540。 74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见注98），主张经济自由，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158、250、258、405。 75爬虫报刊是指得到政府资助的反动报刊。1869年1月30日奥·俾斯麦在普鲁士下院发表演说时把政府的反对者称为爬虫。但是后来这一用语却恰好被人们用来指那些卖身投靠政府并为其效劳的记者。俾斯麦本人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不得不承认“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已在德国广为流传的事实。——162。 76千年王国是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统治一千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捆锁，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165。 77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奥·威·施勒格尔的德译本）前篇第2幕第4场中福斯泰夫的话：“即使论据像乌莓子一样便宜，我也不会在人家的强迫之下给他一个论据。”——167。 78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德文原文是Haupt-undSlaatsaktion，其原意是“大型政治历史剧”，指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德国巡回剧团演出的戏剧。这些戏剧用夸张的、粗俗的和笑剧的方式展现悲剧性的历史事件。——167。 79恩格斯的这些材料引自恩·库尔齐乌斯的《希腊史》1869年柏林第3版第2卷第48、731页。大约在1876年3月底至5月底，恩格斯对该书全三卷曾作过大量摘录。——169。 80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以阿·梯也尔和茹·法夫尔为一方，奥·俾斯麦为另一方于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了法德初步和约。按照初步和约，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于1871——1873午向德国缴付50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军队继续占领法国的部分领土。正式和约于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175。 81美国独立战争即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是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1781年10月，英军主力被击溃，被迫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投降。交战双方最终于1783年9月签订了巴黎和约。——176。 82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是把已在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尚在规定的预备期限内年龄较大的人员编成一支武装部队的制度。普鲁士后备军在1813—1814年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是以民团的形式组建的。后来德国其他各邦和奥地利也实行了这种制度。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后备军受命和正规部队共同作战。——178、385。 83在1870年8月18日圣普里瓦会战中德国军队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取得了对法国莱茵军团的胜利。在历史文献中，这一会战又称格拉沃洛特会战。 这里所引用的关于普鲁士近卫军伤亡的材料，很可能是恩格斯在研究普军总参谋部战史处编纂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正史的材料时得到的，见《1870—1871年普法战争》1875年柏林版第1部分第2卷。——178、386。 84麦·耶恩斯的报告《马基雅弗利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思想》，载于1876年4月18、20、22、25日《科隆日报》第108。110、112、115号。——180、374。 85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180。 86杜林把自己的“辩证法”称做“自然的辩证法”，以便区别于黑格尔的”非自然的”辩证法。见杜林《自然的辩证法。科学的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1865年柏林版。——184。 87格·路·毛勒研究中世纪德国的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以及马尔克的经济社会作用的著作共12卷。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在第一、二、四部著作中，毛勒对德国马尔克制度作了专门研究。—184。 88恩格斯讽刺性地改变了亨利希七十二世的称号。德国一小邦罗伊斯幼系的两个领主之一亨利希七十二世的称号是罗伊斯—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格赖茨是罗伊斯长系（罗伊斯—格赖茨）公国的首都。施莱茨是罗伊斯幼系另一领主（罗伊斯—施莱茨）的领地，它不属于亨利希七十二世。——185。 89引自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给普鲁士军队的新年文告（1849年1月1日）。1849年以来，这一用语就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被用来表示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行为。对这一文告的批判，见马克思1849年1月8日写的文章《新年贺词》。——192。 90指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共13册），这一著作阐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数学原理。——195。 91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第一节中，对斐·拉萨尔的口号“全部的”或“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了详尽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8—23页）。——211。 92这里套用了罗马剧作家忒伦底乌斯的喜剧《兄弟》第5幕第3场中的一句话。——218。 93什一税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捐税，由天主教会向居民征收其收成或收入的十分之一。这种税的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十分之一。通常情况下，是对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税，而对粮食作物则征收大什一税。18世纪末至19世纪什一税逐渐被废除。——222、261、423。 94根据圣经传说，公元前2000年下半年，以色列统帅约书亚的军队围攻耶利哥城时，约书亚令自己的士兵吹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并随号角声一齐大声呼喊，从而使久攻不破的城墙应声倒塌（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225。 95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乐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1850年柏林版第59页。——230。 96《人民报》是德国的民主振日报，1853年4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恩格斯在1860年9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批评这家报纸散发着”令人厌烦的胡言乱语和自作聪明的鄙俗言论的恶臭”。——232。 97这里套用了麦·施蒂纳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书名。参看注54。——239、388。 98重商主义是15—16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反映了那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货币流入本国，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早期重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242、269、394、429。 99托马斯·曼《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1621年伦敦版。目前尚未找到1609年的版本，1621年版可能就是第一版。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接受了约·拉·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观点，马克思曾多次摘录这本书。——243、395。 100威·配第的著作《货币略论》于1682年写成，1695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用的是1760年的版本。 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写于1672年，1691年在伦敦出版。——245、399。 101参看法国化学家安·洛·拉瓦锡的经济学著作《论法兰西王国的土地财富》（1791年巴黎版）和《试论巴黎的人口，财富和消费》，以及拉瓦锡和法国数学家约·路·拉格朗日合著的《政治算术试论》1791年巴黎版）。马克思使用的上述著作，载于《政治经济学文集》（附欧·德尔和古·德·莫利纳里编写的作者传略、评注和注解）1847年巴黎版第1卷第575—620页。——246，399。 102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约翰·罗曾经提出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增加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把这一主张付诸实施，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硬币，致使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到了1720年国家银行倒闭，“罗氏体系”彻底破产。——247、402。 103理·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出版于1755年，而不是1752年。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中提到了康替龙的这部著作。——255、413。 104恩格斯在这里讽喻的是发生在杜林和海·瓦盖纳之间的一场著作权诉讼。1866年，俾斯麦通过自己的顾问瓦盖纳委托杜林起草致普鲁士政府关于工人问题的条陈。宣扬资本和劳动的和谐的杜林，接受了委托并写出条陈。但是，1867年，这一文件未经他本人同意就发表了。起初是匿名发表，后来是瓦盖纳冒充作者署名发表。于是杜林对瓦盖纳提起诉讼，控告他侵犯著作权。1868年，杜林胜诉。在这一事件引起轰动的时候，杜林出版了小册子《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256、414。 105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见注156）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以及自由贸易派（见注150）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的位置。——256。 106图尔利弗尔是因图尔城而得名的法国货币单位；从1740年起，1图尔利弗尔相当于1法郎，1795年，这种货币为法郎所代替。——262、421。 107这里讽刺杜林完全不懂得雅·杜尔哥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完善了重农学派的理论体系并超越了它的认识界限。杜尔哥在担任法国财政总监时期，力图改革封建专制主义的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于1776年初颁布了取消徭役制度、废除行会等六个法令，并试图对地租实行单一税。杜尔哥的措施遭到特权阶层的强烈反对，他最终被免职，马克思认为杜尔哥“试图施行后来法国革命也采取的一些措施”，称他是“法国革命的直接先导之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42、415页）。——268、427。 108制宪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1789年7月14日一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从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立宪君主派在议会中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曾于1789年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1789年8月26日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原则。——268、427。 109指《引论》第一章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19—20页）。最初，《反杜林论》前十四章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总标题发表在《前进报》上。从单行本第一版开始，头两章改为全书的总的《引论》，后面十二章构成了第一编《哲学》，各章的序号没有改变。脚注“参看《哲学》第一章”，是恩格斯在报上发表《反杜林论》时加上的。这一脚注在恩格斯生前出版的所有版本中都保留下来，未作过更动。——272。 110恐怖时代指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实行了革命恐怖。——272、445。 111督政府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制政府，由五名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督政府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执行的政策摇摆不定，导致政局动荡，内忧外患迭起，最后在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中被推翻。——272、366、446。 112新拉纳克是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了一个小镇。——273。 113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275。 114参看昴·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年10月巴黎版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1815年巴黎版。 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军队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拿破仑本人宣布退位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百日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自1815年3月20日他率军从流放地厄尔巴岛重返巴黎执政时起，到同年6月18日在滑铁卢会战失败后6月22日再次退位时止。——275。 115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及格·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败。这次会战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示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275。 116这一思想在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中已作过阐述，该书包含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把这个论点概括为：“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见《傅立叶全集》181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页）——276。 1171815年1月，罗·欧文在英国格拉斯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棉纺厂童工和成年工人状况的措施，遭到工厂主们的反对。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直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形成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做工，限定16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280。 1181833年10月，由罗·欧文主持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工会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失败。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280。 119指劳动交换市场，即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杜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由罗·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这种企图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不用货币进行交换，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遭到失败。——280、323。 120指皮·约·蒲鲁东于1849年1月31日尝试成立的人民银行。他打算借助这个银行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即消灭信贷利息，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货币的交换。这个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280。 121和谐大厦是以罗·欧文为首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39年底在英国汉普郡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移民区一直存在到1845年。——282。 122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17世纪和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国和荷兰，160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战争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都是英国，到18世纪末，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290。 123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到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的作用。1820年1月起，海外贸易公司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295、450。 124“自由的人民国家”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7—30页）对这个口号作了批判。——298。 125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联合王国近来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统计学会上宣读的，发表在《伦敦统计学会会刊》1878年3月号。——300。 126这里很有可能是指奥·俾斯麦于1852年3月20日在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发言（从1849年起俾斯麦是第二议院议员）。俾斯麦的发言反映了普鲁士容克对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大城市的仇恨，他发出号召，一旦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就把大城市夷为平地。——314。 127关于“交易簿”，参看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2部分第10章。按照魏特林的空想计划，在未来社会中，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每天都必须工作一定的小时，并因此而得到生活必需品。他们的工作小时和得到的生活必需品记在“交易簿”上。此外，每个工作的人有权再工作几个附加的“交易小时”并因此而得到奢侈品。这些附加的工作小时和由此而得到的物品也记在“交易簿”上。——320。 128“没有臭味”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9—79年）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322。 129恩格斯在这里是指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42—473页）。——328。 130关于夺取曼布里诺的神奇头盔（一个理发用的普通铜盆）的冒险，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第1部第21章中描述的场景。 阿·恩斯曾因1877年1—2月《前进报》发表《反杜林论》前几章而撰文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331。 131引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年7月22日对大臣布兰德和教会法庭庭长赖辛巴赫关于新教普鲁士国家是否容许天主教学校存在的咨询所作的答复。——333。 132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梵文原义为“知识”，是对神的颂歌和祷文的文集。吠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最古的四部吠陀本集，亦称四吠陀，广义除四吠陀外，还包括解释四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经书，亦称吠陀文献。吠陀中年代最久的作品可上溯到公元前约1500年以前，最晚的作品形成于公元前约6—4世纪。吠陀在被规定为神圣的经典以后，就成为神秘的著作·只许祭司和属于高等种姓的人学习，不许低等种姓的人接触。以祭司为职业的婆罗门垄断了这些古代的经典，把它们作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凭借。他们为了保持垄断地位，只在内部口头传授这些典籍，不肯写成文字。直到19世纪吠陀才刊行于世。——334。 133五月法令是普鲁士宗教大臣法尔克根据奥·俾斯麦的创议于1873年5月11—14日通过国会实施的四项法令的名称，这四项法令以此名而载入史册。这些法令确立了国家对天主教会活动的控制，是俾斯麦于1872—1875年采取的一系列反对天主教憎侣的立法措施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所谓”文化斗争”的顶点。天主教憎侣是代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分立主义者利益的中央党的主要支柱。警察迫害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激烈反抗并为他们创造了光荣殉教的机会。1880—1887年，俾斯麦政府为了联合一切反动势力对付工人运动，不得不在实施这些法令时采取缓和的态度，最后便取消了几乎所有反天主教的法令。——335。 134《魔笛》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艾·希卡内德作词），于1791年写成并上演，反映了共济会派的思想，歌词的作者和莫扎特本人都属于这一派。下文提到的查拉斯特罗、塔米诺和帕米纳均是这部歌剧中的主要人物。——342。 135共济会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一个秘密团体，旨在传播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它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后来随着英帝国的向外扩张传播到欧美许多国家。共济会谴责封建制度和英国国教，谋求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新宗教。共济会秘密分会的活动是模仿工匠行会的神秘典礼和秘密仪式。该会会员赋予自己净化道德、慈善为怀和革新世界的任务。他们相信永恒不变的、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但他们认为这些规律只有最有智慧的领导人物才能认知，这些领导人物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负责教育一般会员遵守这些规律，培养博爱、正义和启蒙的精神。——342。 136见习官是德国的低级官员，尤指作为见习人员在法院或国家机关试用的法官。担任这种职务时通常没有薪俸。——343。 137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40页幅面大小不一的手稿，包括杜林著作的摘录和恩格斯的札记，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勾掉，因为已用在《反杜林论》正文中。第二部分是12页幅面较大的手稿，每页分两栏：左边大多是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笫2版）一书摘录，右边是恩格斯的批语；个别地方因为已用在《反杜林论》中，所以用直线勾掉了。 此外，可以列入《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的还有；关于奴隶制的札记、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一书摘要和作为《反杜林论》中《引论》草稿的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札记。在本卷中，前两个札记列入《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第一部分，《引论》的草稿和定稿之间的重要差别列入《引论》第一章的脚注。 这里选收了准备材料中对《反杜林论》正文作了重要补充的部分。准备材料第一部分的札记是按照《反杜林论》正文的相应次序排列的，同时还标明了与札记内容相关的正文部分的页码。第二部分的片断主要是按照恩格斯手稿中的次序排列的；对恩格斯评语所涉及的杜林的言论摘录作了删节，并用方括号标出。 《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的第一部分大概写于1876年5—9月，第二部分大概写于1876年春。这些准备材料第一次部分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192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347。 138指托·安德鲁斯于1876年9月6日在格拉斯哥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四十六届年会上的开幕词。开幕词载于1876年9月7日《自然》杂志第358期。——351。 139伊斯兰教总教长是苏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僧侣首脑的称号。——352。 140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是1870年7月18日在罗马公布的。德国的天主教神学家约·德林格尔拒绝承认这一教义。美因茨的主教威·凯特勒最初也反对宣布新教义，但是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教义而且成为它的热烈拥护者。——352、516。 141预成是指成熟的机体在胚细胞中预先形成。预成论在17世纪和18世纪生物学中占主导地位。从预成论拥护者的形而上学观点来看，成熟的机体的一切部分都已经以紧缩的形式存在于胚胎中，这样一来，机体的发育被归结为已有器官的纯粹量的增长，而本来意义上的发育，即作为新生成（渐成）的发育就不发生了。从卡·沃尔弗到查·达尔文等许多杰出的生物学家不断论证并发展了渐成论。——355。 142指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一书的总论，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自然界和生命的条件，在这一节中尼科尔森引用了生命的各种定义。——356。 143这句话是恩格斯写在页边上的，参看《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5页。——359。 144指安·赛奇的《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一书。他在书中没有用神学观点进行考察，仅仅认为：太阳系和其他天体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某个特定时刻通过一次创造行为产生的。——361。 145进步党人是指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贝·瓦尔德克、鲁·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马·福尔旨贝克和莱·霍维尔贝克。进步党在纲领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进步党没有提出普选权、结社和集会权以及新闻出版自由等基本的民主要求。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屈从于俾斯麦政府的民族自由党。——363。 146在沙·波绪《微积分》第95—96页上，零与零之间的关系的命题是这样说明的：在两个零处于某种相互关系这个假定中，没有丝毫荒谬的或不可接受的东西。设比例式A∶B＝C∶D，由此得出（A—C）∶（B—D）＝A∶B；如C＝A，而D＝B，则O∶O＝A∶B；这种关系随着A和B的值而变化。恩格斯以A＝C＝1和B＝D＝2的数值代入波绪的例题，以此说明波绪的这个论断。——364。 1471789年8月3日夜，法国制宪议会在不断高涨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郑重宣布取消一系列当时事实上已被起义农民废除了的封建徭役。但是，在随之颁布的法律中，不付赎金废除的只是个人徭役。直到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7月17日的法律才实现了不付任何赎金废除一切封建徭役。 没收教会财产的法令是1789年11月2日由制宪议会通过的，而没收贵族流亡者财产的法令是1792年2月9日由立法议会通过的。——367。 148指托·莫尔的《乌托邦》，该书第一版于1516年在比利时的卢汶出版。——369。 149恩格斯指的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资本论》这一部分的相关内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二章中也引用过（见本卷第171页）——372。 150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372、504。 151赫迪夫是土耳其统治时期埃及世袭君主的称号（从1867年起）。——278。 152这篇论文原是《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三章的五页手稿，后来恩格斯代之以较短的文字（见本卷第175—178页），而为这几页手稿加上了标题《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1700—1870年》。该文写于1877年3月初到6月25日之间，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380。 153阿尔布埃拉会战是1811年5月16日英军和法军在西班牙进行的一次会战，由威·贝雷斯福德率领的英军围攻了被法军占领的巴达霍斯要塞，由让·苏尔特元帅率领的法军前去援救要塞。这次会战以法军失败而告结束。恩格斯在《阿尔布埃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192—193页）一文中描述了这次会战的情况。 因克尔曼会战是1854年11月5日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在克畢木战争期间进行的一次会战。由于俄国军队在指挥上的失误，会战以俄军的失败而告结束。但是，联军特别是英军由于俄军采取了积极行动遭到重大损失，联军不得不放弃立即强攻塞瓦斯托波尔，转入对这个要塞的长期围攻。恩格斯在《因克尔曼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2—687页）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这次会战的情况。——384。 154《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是马克思为恩格斯《反杜林论》写的一篇手稿，是阐述政治经济学史的重要文献。马克思在文中批判了杜林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中对政治经济学史的歪曲描述，揭露了杜林以经济学史权威自居的狂妄企图，同时通过对弗·魁奈《经济表》（参看注19）的分析阐明了重农学派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地位。 马克思为支持恩格斯与杜林的论战，从1877年1月开始研读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版），并写下札记和评论这部著作的草稿。马克思对草稿进一步作了加工整理，于1877年2月底至3月初写成《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草稿中未收入本文的一些重要内容以脚注形式列出。马克思提到的《资本论》页码均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页码。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篇手稿作了修改和删节，编为《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后来在出版《反杜林论》第三版时，恩格斯又按马克思原稿对该章作了增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和第三版序言中对此作了介绍（参看本卷第11页和第17—18页）。 本文第一次以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387。 15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第47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64页。——402。 156恩格斯在《〈批判史〉论述》中把这里的“托利党”改为“辉格党”（见本卷第256页）。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坚持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消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关于辉格党，见注105。——414。 157出自歌德的诗歌《致独创者》： 有人说：“我不属于任何学派！ 不依傍任何在世的大师； 也不会向死人讨教。”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他是在说： 我是一个自行其是的蠢货。——428。 158杜林在他1865年出版的著作《凯里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中提到，亨·查·凯里关于土地耕种是从较劣质的土地逐渐扩展到较肥沃的土地的观点，对于经济学说的意义无异于尼·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对于天文学的意义。杜林认为凯里的这一观点可能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理论基础。杜林在其后来的著作中一再将凯里比做哥白尼。——429。 159《〈经济表〉及若干批注》是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见本卷第387—430页）的一篇补充材料。马克思在《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中对魁奈的《经济表》（参看注19）作了科学分析。1877年8月初，马克思又摘录了一份《经济表》并作了批注，附在1877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经济表〉及若干批注》首次发表于1966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4卷。——431。 160恩格斯在把《反杜林论》的三章改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时，对原文作了一系列补充和修改。恩格斯认为这些补充的文字有一部分必须在《反杜林论》再版时列入该书（见本卷第12页）。下面所列的这些补充和修改的文字，是恩格斯在准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和德文第四版时所加的，但恩格斯本人并没有把这些补充列入他生前所出的《反杜林论》各版。——437。 161再洗礼派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该派不承认为婴儿所施的洗礼，主张成年后须再次受洗。该派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于德国、瑞士和荷兰等地。其主要成员为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仇视封建制度及其支柱天主教，信仰宣传基督复临并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该派中一部分人主张财产公有，反对贵族、地主和教会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积极参加了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后来被统治阶级残酷镇压。——439。 162参看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198页。文中所提到的卡莱尔的言论，恩格斯曾在他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引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04页）。——444。 163昂·圣西门认为社会的目的应当是改善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这一思想，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中表现得最明显。该书第1版于1825年在巴黎匿名出版。——446。 164《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1873—1882年撰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由论文、札记和片断等组成。这部著作是恩格斯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问题的重要著作。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最重要成就作了哲学概括，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多年对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他最初打算写一部批判庸俗唯物主义者路·毕希纳的论战性著作，1873年1月前后写出了提纲（见本卷第518—522页），后来改变计划，转入写作《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叙述了撰写《自然辩证法》的宏大计划。在以后几年，恩格斯按既定计划进行了大量工作，但原定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列入《自然辩证法》的材料，除《〈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外，都是1873—1882年这一时期写成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从计划写这一著作到完成《反杜林论》（1873年初—1878年中）和从《反杜林论》完稿到马克思病逝前（1878年夏—1882年夏）。在前一时期，恩格斯完成了几乎所有的札记和有关问题的细节的研究，并写了一篇较完整的论文《导言》。在后一时期，恩格斯拟定了未来著作的具体计划，写完了几乎所有的论文。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主要精力用于完成《资本论》的编辑出版工作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停止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 恩格斯将《自然辩证法》的材料分为四束，并冠以下列标题：《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自然研究和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这里看不出这些材料是按内容划分还是严格按写作时间顺序划分。这四束手稿中只有两束（第二束和第三束）标有恩格斯编的目录，列出了该束所包括的材料。 《自然辩证法》四束手稿还包含恩格斯原定写作计划以外的一些文稿，《〈反杜林论〉旧序》、《反杜林论》三则注释（《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关于“机械的”自然观》和《注释（1），凯库勒》）、《〈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等，此外还有几篇短小的札记材料。 《自然辩证法》的手稿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恩格斯逝世后，德国有关报刊发表了收入《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两篇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第14年卷第1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发表在1898年《新世界历书》上。1925年《自然辩证法》以德文和俄译文对照的形式首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莫斯科版第2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6卷（1985年）刊出的《自然辩证法》，分别按手稿写作时间顺序编排和按手稿内容编排。后一种编排方式以恩格斯的写作计划为基本依据。本卷采用后一种编排方式，并在每篇论文、札记和片断的开头标注按手稿写作时间顺序加的序号。本卷还附有按手稿写作时间和按手稿内容分别编排的《自然辩证法》细目。 《自然辩证法》先后出版过几种不同的中译本：193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杜畏之的译本；1950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郑易里的译本；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于光远、谢宁的译本；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等的译编本。 收入本卷的《自然辩证法》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6卷（1985年）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译。——455。 165《1878年的计划》是恩格斯写完《反杜林论》以后拟定的《自然辩证法》具体写作计划，第一次以详细提纲的形式确定了整部著作的结构。该计划可能是1878年8月下半月—9月写成的，因为里面提到了1878年5—6月写的《反杜林论》旧序和1878年7月出版的恩·海克尔的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此外，这个计划第11项提到恩·海克尔和爱·施米特的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说，而在1878年8月10日恩格斯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也谈到了同样的内容。——457。 166指埃·杜布瓦—雷蒙于1872年8月14日在莱比锡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四十五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公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对自然界认识的界限》，这个报告于1872年在莱比锡以小册子形式出版。——458。 167卡·耐格里认为人的认识永远不具有全知的性质，这一观点见他于1877年9月20日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报告刊载在代表大会《公报》附录中。——458、498。 168恩·海克尔是自然科学界中唯物主义的代表，持有机械论观点。参看札记《关于“机械的”自然观》（见本卷第582—587页）。——458。 169原生粒是恩·海克尔对活的原生质的细微粒子的称呼，按照他的学说，其中每一个粒子都是结构极其复杂的蛋白质分子，并且具有某种初级“灵魂”，即“记忆能力”。 关于“原生粒的灵魂”、初级活体中存在着意识的胚胎、意识和它的物质基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1877年9月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辩论的题目，恩·海克尔、卡·耐格里和鲁·微耳和在9月18、20、22日的全体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海克尔在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中专门用一章来阐述这个问题，反驳微耳和的观点。——458。 170指鲁·微耳和1877年9月22日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年柏林版），在这个报告中微耳和建议限制科学的自由，反对在课堂里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断言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密切联系，暗指与巴黎公社有联系。恩·海克尔为反驳微耳和的观点，出版了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458。 171鉴于有人试图从查·达尔文的学说中得出社会学的结论，恩格斯计划对他们进行反驳。恩格斯注意到德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鲁·微耳和与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恩·海克尔之间的争论（见注170）。他们对达尔文主义同社会主义运动是否有联系的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同时，恩格斯从1878年7月18日《自然》杂志第18卷第455期上获悉，德国达尔文主义者爱，施米特将于1878年9月在卡塞尔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达尔文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报告（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施米特的报告用《达尔文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名称以小册子形式发表）。恩格斯在1878年7月19日给施米特的信以及同年8月10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都表示将对有关的言论予以批驳。——458。 172关于物理学概念“功”，海·亥姆霍兹主要在他1862年的讲演《论力的守恒》中谈到，见海·亥姆霍兹《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第137—179页。恩格斯在《运动的量度——功》一文中考察了“功”这一范畴（见本卷618—632页）。——458。 173恩格斯在这里描述的情景，是以他1850年写成的《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一文中的论点为依据的。——461。 174指意大利16、17世纪的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其中有杰·卡尔达诺、乔·布鲁诺、尤利乌斯·凯撒·瓦尼尼、托·康帕内拉等人。——461。 175《独立宣言》是1776年7月4日由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宣布北美各殖民地脱离英国，成立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462。 176尼·哥白尼在他临终的那天1543年5月24日（旧历）得到一本刚刚在纽伦堡印好的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这部著作阐述了宇宙的太阳中心说。——462。 177《导言》是《自然辩证法》中第一篇较完整的长篇论文，它对以前写成的关于自然界的历史和认识自然的历史的很多札记进行了加工。《导言》的草稿没有标题。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这篇《导言》叫做《旧导言》。《导言》中有两个地方使我们可以确定它的写作日期。恩格斯在本文中说：“细胞被发现还不到40年”（见本卷第475页）。而他在1858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发现细胞的大致日期是1836年，由此可得出结论：《导言》是1876年以前写的。其次，恩格斯还在本文中说：“在大约十年前才认识到，完全无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见本卷第477页）。这里所指的是胶液原生物——最简单的有机体。恩·海克尔在1866年出版的著作《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中第一次描述了胶液原生物（见注46）。《导言》的初稿《历史》写于1874年底。把上述所有事实加以比较，就可确定《导言》的写作日期是1875年底或1876年上半年。《导言》的第一部分可能写于1875年11月或12月，第二部分可能写于1876年上半年。——465。 178路德通过翻译圣经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促进了德国语言的发展。路德翻译的圣经第一个全译本于1534年在维滕贝格出版。 路德的赞美诗《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被海涅称赞为“宗教改革的马赛曲”（《德国的宗教和哲学史》第2册）。恩格斯在1885年5月15日给海·施留特尔的信中套用了悔涅的这句话，称“《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这首歌是农民战争的《马赛曲》”。——466。 179燃素说是格·施塔尔于1700年创立的，在18世纪的化学中曾一度占统治地位。根据这一学说，燃烧的过程决定于可燃物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燃素，它在燃烧时从可燃物体中逸出。但是，由于人们知道，金属在空气中燃烧时重量增加了，于是主张燃素说的人断言燃素具有一种在物理学上无法解释的负重量。杰出的法国化学家安·洛·拉瓦锡证明了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他把燃烧过程正确地解释为燃烧着的物质与氧化合的反应。关于燃素说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旧序》的结尾部分谈到（见本卷第504—505页），并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作了详细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第2021页）。——468、504。 180指伊·牛顿在他的主要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822年格拉斯哥版第4卷第201—202页昕表达的思想。牛顿写道：“到目前为止，我已用重力说明了天体现象和海洋的潮汐。但是我没有指出重力本身的原因。”他在列举了重力的某些性质以后接着说：“至今我还不能从种种现象中推论出重力的这些性质的原因，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凡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都应该叫做假说；凡是假说，不管它是形而上学的或物理学的，力学的或隐蔽性质的，都不能用于实验哲学之中。在这种哲学中，一切定理都由现象推论而来，并用归纳法加以概括。” 黑格尔也注意到牛顿的这种看法，他在《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98节附释1中指出：“牛顿……直接警告物理学，不要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471。 181若·居维叶认为，在地球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巨大的灾变，每经一次灾变，旧的生物被毁灭，新的生物又被创造出来。他的这一观点，见他的著作《论地球表面的巨变》1830年巴黎第6版。——472。 182尤·迈尔在1842年发表了《关于非生物界的各种力的意见》（载于1842年《化学和药学年鉴》第42卷）。这是迈尔有关能量守恒定律的表述见诸出版物的最早证明。——473。 183詹·焦耳于1843年在其报告《论磁电的热效应，兼论热值》（载于《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十三届年会报告。1843年8月于科克》1814年伦敦版）中，公开了自己的实验结果。——473。 184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威·格罗夫的著作《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三版。该书第一版于1846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曾在1864年8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称格罗夫在英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中无疑是最有哲学思想的”。他还在1864年8月17日给莱·菲力浦斯的信中称赞格罗夫的这部著作是“自然科学方面一本很出色的书”。——473。 185文昌鱼（Amphioxus）是一种有些像鱼形的小动物，是非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产于多处海域。南美肺鱼（Lepidosiren）是肺鱼属的动物，兼有肺和腮，产于亚马孙河流域·大多数时间不在水中生活。——474、566。 186一角鱼（Ceratodus）是一种产于澳洲的肺鱼，每隔三四十分钟浮出水面一次，以更新鱼鳔中的空气， 始祖鸟（Archaeopieryx）是一种古生脊椎动物，具有爬行类的某些特征，是爬行动物向鸟类进化的过渡形式。 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亨·阿·尼科尔森的著作《动物学手册》，该书第一版于1870年出版。——474、542。 1871759年卡·沃尔弗发表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发育论》，论文中依据对植物的观测及对鸡的胚胎的考察，科学地论证了渐成论，驳斥了预成论（见注141）。——475。 188恩格斯在这里以及后面利用了下列著作：约·亨·梅特勒《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增订第5版和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参看注301。——476。 189加拿大假原生物（Eozooncanadense）是在加拿大发现的一种化石，曾被看做最古的原始有机体的遗骸（见亨·阿·尼科尔森《地球古代生命史》1876年爱丁堡—伦敦版第70—71页）。1878年德国动物学家卡·默比乌斯否定关于这种化石的有机起源的意见。——478。 190后古典时期指随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开始的希腊化时期（到公元前30年止）和罗马帝国直到解体时（公元395年）为止的时期。——485。 191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是希腊化一罗马时期（公元前323—公元642年）以亚历山大里亚城为中心的各种学术思潮的总称。亚历山大里亚是当时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是地中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也是各种学派的聚集地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在科学、文学和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在科学方面，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综述转向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有系统的深入研究，各种专门学科，如数学、力学、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都有长足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人。 在哲学和神学方面，该派将古犹太神学和古希腊哲学结合起来，对犹太教及以后的基督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该派认为神灵的启示是最高的知识源泉，对圣经进行比喻性诠释，与侧重从字面和历史意义上进行解释的安提阿学派相对。其主要代表是犹太学者斐洛·尤迪厄斯。斐洛不是基督徒，但因其哲学促成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腊化，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中称他为“基督教的真正父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51页）。斐洛之后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欧利根和普罗提诺。——485。 192十字军征讨指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200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征讨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西欧国家的人民遭受惨重的牺牲，但是，它在客观上也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486。 193《论哲学家的见解》的作者不是普卢塔克·而是一位佚名作者（所谓“假普卢塔克”）。这位佚名作者是公元100年前后的艾修斯。——488。 194以太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设想的一种介质，是构成宇宙和天体的最高元素。17世纪，克·惠更斯在阐述光的波动说时又重新提出。当时认为，光是一种机械的弹性波，但由于光可以通过真空传播，所以必须假设存在着一种尚未经实验发现的介质，这种介质可借以传播光波，这就是以太。以太这一概念直到19世纪仍为人们所接受。到了20世纪初，随着相对论的建立和对场的进一步研究，以太成为过时的概念而不为采用。——490、590、608、642、679。 195有关留基伯、德漠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札记是马克思的手笔，原文是希腊文（根据卡·陶赫尼茨的版本），摘自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和第欧根尼·拉尔修编《著名哲学家的生平》。这个札记大概写于1874年9—10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提及有关伊壁坞鲁引文的内容（见本卷第500页）。——491。 196这篇札记原是恩格斯为《导言》写的准备材料，写于1876年5月底以前。文中提到的古代世界末期300年前后是指欧洲古代奴隶制社会的末期。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帝国。395年东罗马帝国建立，定都君士坦丁堡，历史［又称拜占庭帝国。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标志着罗马帝国的正式终结。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关于“拜占庭灭亡”这一事件，恩格斯在《导言，中提及（见本卷第465页）。——492。 197指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参见本卷第465—466页。——492。 1981271年11月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随其父亲和叔父前往东方，经两河流域、伊朗，越过帕米尔高原，于1275年到达中国内蒙古地区，此后他在中国各地生活和游历达17年之久。他回国后口述并出版了《马可波罗行纪》，此书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珍贵资料。——493。 199中世纪欧洲的第一所大学出现于11世纪的意大利，从12世纪末开始，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中欧地区相继产生了一批大学。大学的创办者主要是各邦君主和想要在精神上取得独立的城市。这些大学区别于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要目的的修道院附设学校，设有神学、法学、哲学和医学四门学科；此外还有文法、逻辑学、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等基础课程。——493。 200《〈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目录中加的标题。它是恩格斯在把《自然辩证法》材料加以分类时列入第二束的。这篇论文的手稿上只有一个“序”字作为标题。而在第一页上面还标有“杜林，科学中的变革”等字样。它是1878年5月或6月初作为《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而写的。但是恩格斯后来又决定用一个较短的序（见本卷第7—10页）来代替这个旧序。新序注明日期是1878年6月11日，新序中利用了旧序前四段的内容。——496。 201指让·傅立叶《热的解析理论》1822年巴黎版和萨·卡诺《关于火的动力和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1824年巴黎版。恩格斯在页边上提到的函数C，见卡诺的著作第73—79页的注释。——504。 202《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是写在手稿第1页上的标题。恩格斯后来把它列入《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标题是《自然研究和神灵世界》。这篇论文最早可能写于1878年1月，因为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谈到弗·策尔纳关于两端固定在桌上的一条线打了几个结的“实验”这个”最近传来的捷报”（见本卷第514页）；策尔纳是1877年12月17日在莱比锡做这些“实验”的。 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在他逝世以后第一次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1898年《新世界历书》第56—59页。——506。 203指弗·培根计划写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伟大的复兴》，特别是它的第三部分。培根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该著作第三部分的材料以《自然现象，或可作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为标题于1622年在伦敦出版。——506。 204伊·牛顿以神学为题材的最著名的著作是他逝世六年后于1733年在伦敦出版的《评但以理书和圣约翰启示录》。 《约翰启示录》即《新约全书》中的《启示录》，相传为圣徒约翰所著。——506。 205麦斯默术是关于某种“动物的磁性”的理论，据说可用于治疗疾病，以其创立者奥地利医生弗·麦斯默（1734—1815年）的名字命名。麦斯默术在18世纪末广为流传，是降神术的前导之一。——507。 20619世纪初奥地利医生弗·加尔创立了颅相学，认为人大脑的一定部位上生长有各种心理特性的器官，某种心理特性和能力的发展会引起大脑相应部位的发育并使颅骨的相应部位隆起。因此，根据颅骨的外形就可判断人的心理特性。颅相学的结论曾被各式各样的江湖术士包括降神术士广为利用。——507。 207巴拉塔里亚岛（源于西班牙语barato——廉价的）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虚构的一个岛。在该书第2部第40—53章中，唐·吉诃德的侍从桑乔·潘萨被任命为该岛的总督。——507。 208铊是威·克鲁克斯1861年发现的。 辐射计也叫光转车辐射计，是一种测量光能的仪器：在一个真空玻璃球内装一根垂直或水平线轴，上面装几个轻质的小翼，小翼在光或热辐射的作用下旋转，使线轴折弯而产生偏向角，用测定偏向角的方法来测量光能。辐射计是1873—1874年由克鲁克斯设计成功的。——511。 209圣彼得堡大学物理学会于1875年5月6日设立了降神现象考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德·伊·门捷列夫和其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委员会要求在俄国传播降神术的亚·尼·阿克萨科夫、亚·米·布特列罗夫和尼·彼·瓦格纳对降神术进行介绍，按要求进行演示并在实验报告上签字。委员会在圣彼得堡《呼声报》1876年3月25日第85号上发表了总结性报告，认为降神现象发生于无意识的动作或有意识的欺骗，降神说是迷信。考察纪要和其他材料单独由门捷列夫出版。——513。 210暗指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在德国特别流行的对达尔文主义的反动攻击。甚至像鲁·微耳和这样的大科学家，曾经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也在1877年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言论。参看注170。——515。 211这段话引自托·赫胥黎1869年1月29日给伦敦逻辑学会理事会的信。该学会邀请他参加降神现象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赫胥黎拒绝邀请。并发表了许多讽刺降神术的意见。赫胥黎的这封信曾两度公开，一次是在伦敦《每日新闻》1871年10月17日第7946号上，另一次是查·戴维斯在《神秘的伦敦》1875年伦敦版第389页上引用了这封信。——517。 212《毕希纳》这个片断是《自然辩证法》中写得最早的一篇；它是恩格斯第一束手稿中的第一个札记。恩格斯原本计划要写一部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路·毕希纳的著作，这篇札记看来是这部著作的提纲。根据这一片断的内容和恩格斯在毕希纳所著《人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中的地位》1872年莱比锡第2版页边上所作的批注来判断，恩格斯打算首先批判毕希纳的这一著作。威·李卜克内西在1873年2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至于毕希纳——你就狠揍吧！”据此判断，在此信之前，恩格斯已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李卜克内西。因此可以认为，这个片断最早写于1873年2月，不晚于5月30日，因为这一天恩格斯在同一张稿纸上紧接着写下了札记《自然科学的辩证法》。——518。 213恩格斯引用的是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二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1840年柏林版）序言中的一段话：“莱辛曾经说过，人们对待斯宾诺莎就像对待死狗一样。”黑格尔指的是1780年6月？日哥·莱辛和弗·雅科比的谈话。莱辛在这次谈话中说：“要知道人们谈起斯宾诺莎时总是像谈死狗一样。”（见《雅科比全集h1819年莱比锡版第4卷第1编第68页）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中详细地谈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者。——518。 214参看路·毕希纳《人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中的地位》1872年莱比锡第2版。毕希纳在该著作第170—171页上说：在人类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界在人身上达到自我意识的时刻正在到来；从这个时刻起，人就不再消极地服从于自然界的盲目规律，而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正发生量到质的转变。在恩格斯自己手头的毕希纳的著作中，这段话用短线标出，并批注：Umschlag！［转变！］——521。 215恩格斯对哥·莱布尼茨的评价是以黑格尔的观点为依据的。黑格尔曾把莱布尼茨看做微积分的创始人，并认为他先于伊·牛顿建立了这一理论。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黑格尔全集》第15卷）1836年柏林版第451页。后来公认的事实是：牛顿没有依赖莱布尼茨并且先于莱布尼茨建立了微积分。恩格斯写成这个片断后，过了两年在这个问题上又提出了新的见解（见本卷第645页）。——522。 216恩格斯在这里是指伊·牛顿过高估计归纳法的哲学观点的局限性和他对假说所持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所说的“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这句众所周知的话中（见注180）。恩格斯对牛顿的这一评价，也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对牛顿使用的方法曾多次进行严厉批判。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黑格尔全集》第15卷）1836年柏林版第447页。——522。 217指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5节说明中的一段话：“人们都承认，要懂得别的科学，必须先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懂得了这些科学以后，才有资格去对它们做出判断。人们都承认，要想做一只鞋子，必须学会制鞋技术……唯独谈论哲理，似乎用不着花功夫去进行这种研究和学习。”——522。 218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6节：“知性特别喜欢把现实和观念分开，它把自己的来自抽象的梦想当做某种真实的东西，并且以‘应当’自夸，它也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仿佛世界就期待着它，以便知道世界应当是什么样的，而实际上又不是那样的。”——522。 219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24节附释3：“一说到经验，一切取决于用什么样的头脑去把握现实。一个伟大头脑创造出伟大的经验，能够在纷然杂陈的现象中洞见到有决定意义的东西。”——523。 220指黑格尔关于在社会历史和个人发展中从朴素的直接性状态过渡到反思状态的论断，参看《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24节附释3。——523。 221《〈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是这一片断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这一片断原是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初稿的四页（笫16—19页）。在第16页上面写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这个片断属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并且应当紧跟在关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三个主要“局限性”的论述后面。在最后整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手稿时，恩格斯抽出了这四页，并代之以另外的内容，而这一片断的基本内容（论19世纪自然科学中的三个伟大发现）则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章中简略地加以叙述。因为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最初发表在1886年《新时代》杂志第4年卷第4，5期，所以这个片断的写作日期可以认为是1885年底1886年初。这个片断开头部分的语句是不完整的，现根据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原文补全，补上的部分放在方括号内。——523。 222费尔巴哈在柏林、耶拿、马尔堡和弗赖堡等地谋求教职的努力失败后，隐居在安斯巴赫附近的布鲁克贝格村，靠他的夫人贝尔塔·勒韦的财产维持生活。——527。 223指费尔巴哈的如下箴言：“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的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而且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认为的那种东西，即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这一箴言在费尔巴哈逝世后发表在卡·格律恩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2卷第308页上。参看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527。 224不是指伊·牛顿作为一般哲学思维来理解的形而上学（见注180），而是指现在作为思维方法来理解的形而上学。——528。 225威·汤姆生把法国数学家让·傅立叶的著作《热的解析理论》称做“傅立叶的伟大的数学的诗”。见威·汤姆生和彼·格·泰特《自然哲学论》1867年牛津版第1卷第713页。恩格斯在笔记本中摘录了汤姆生的话，并在“傅立叶的伟大的数学的”几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529。 226恩格斯的这个札记是针对奥·威·霍夫曼《霍亨索伦王朝庇护下的化学研究工作一百年》这本小册子写的。霍夫曼的有关论述引自卡·罗生克兰茨的著作《科学体系》1850年柯尼斯堡版。霍夫曼在他的小册子里谈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建立甜菜制糖业方面的“功绩”时说，“由于国王本人的过问，这一产业的引进大为容易而加快了”。——530。 227卡西尼家族是法国一个天文学世家：（1）从意大利迁来的乔·多·卡西尼（1625—1712），巴黎天文台第一任台长，（2）儿子雅·卡西尼（1677—1756），（3）孙子塞·弗·卡西尼·德·蒂里（1714—1784），（4）曾孙雅·多·卡西尼伯爵（1748—1845）。他们四个人依次担任了巴黎天文台台长之职（从1669年到1793年）。前三人所持的关于地球形状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反牛顿的，只有最后一个卡西尼在对地球体积和形状更精确测量的影响下，被迫承认牛顿关于绕轴旋转的地球的扁率的结论是正确的。——530。 228原话为：“陛下，我不需要这种假说。”据说这是皮·拉普拉斯对拿破仑问他为什么在《论天体力学》中不提上帝时的回答。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也引过此话，但未注明出处。——532。 229指约·丁铎尔在1874年8月19日召开的贝尔法斯特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四十四届年会上的开幕词。开幕词载于1874年8月20日《自然》杂志第10卷第251期。恩格斯在1874年9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丁铎尔的这一发言作了更详细的评论。——533。 230《辩证法》是这篇论文手稿第1页上的标题。在手稿第5页和第9页的上端页边上注有“辩证法的规律”的字样。这篇论文没有完成。可以推测，这篇论文写于1879年，但不早于当年9月，根据是：论文引证了亨·罗斯科和卡·肖莱马著《化学教程大全》第2卷的结尾部分；这一卷的第2部分于1879年9月初出版。其次·在论文中完全没有谈到钪的发现（1879年），如果这篇论文写于1879年以后，那么，恩格斯在说到镓的发现时，就不可能不提到钪。——534。 231德·伊·门捷列夫于1869年发现了化学元素問期律。在1870—1871年，门捷列夫详尽地描述了元素周期系中尚缺的一些元素的性质。为了表示这些元素，他建议用梵文数词（例如，“埃卡”——“一”）作为字头加在该元素所在系列的第一个元素的名称前面。门捷列夫预言的第一元素镓于1875年被发现。——540。 232指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这次革命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达成妥协而告终。时任普鲁士内务大臣的奥·曼托伊费尔男爵对于实现这一妥协起了决定性作用。——542。 2331851年12月2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议会；翌年1月14日颁布新宪法，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1852年12月2日波拿巴恢复帝制，称拿破仑第三，建立第二帝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终结。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详细评述了这次政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7—240页）。——542。 234细颚龙是一种已经绝迹的动物，恐龙的一支（鸟臀目），属爬行纲，但就其骨盘和后肢的构造来看与鸟类相似（见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0年爱丁堡伦敦版第2卷第422页）。——542。 235指通过发芽或分裂进行繁殖的腔肠动物。——542。 236指雅·格林的著作《德意志语言史》1853年莱比锡第2版第1卷第580页的相关论述。恩格斯在1878—1882年期间写的专著《法兰克时代》中较为详细地谈到了法兰克方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545。 237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35节附释：“不应当把一个活的躯体的肢体和器官只看做动物的各个部分，因为肢体和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中才是肢体和器官，它们决不是和它们的统一体毫无关系的。肢体和器官只是在解剖学家的手下才变成单纯的部分，但这个解剖学家这时所处理的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尸体：”——546。 238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26节附释：“甚至有人还将这种认为物的持存是由独立的质素所构成的理论常常应用于有机生命方面，也是显得不够用的。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一动物是由骨骼、筋肉、神经等所构成。但很明显，在这里我们用构成一词，与前面所说花岗石是由某些质素构成的，其意义又不相同。因为在花岗石里，各种质素的联合完全不相干，即使不联合在一起，各个质素仍可独立存在。反之，有机体的各部分，各肢节只有在它们的联合里才能存在，彼此一经分离便失掉其为有机体的存在。”——546。 239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17节附释：“此外，比较的任务既在于从当前的差别中求出同一，则我们不能不认数学为最能圆满达到这种目的的科学。其所以如此，即由于量的差别仅是完全外在的差别。比如，在几何里一个三角形与一个四角形虽说有质的不同，但可以忽略这种质的差别，而说它们彼此的大小相等。”——548。 240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15节说明：“于是同一律便被表述为，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或‘甲是甲’。否定的说法：‘甲不能同时为甲与非甲’。这种命题并非真正的思维规律，而只是抽象理智的规律。这个命题的形式自身就陷于矛盾，因为一个命题总须得说出主词与渭词间的区别，然而这个命题就没有做到它的形式所要求于它的。”——548。 241天数源于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术语，意即定数、命运、天意。后来在土耳其语及其他语种中被采用。——551。 242引自海涅的讽刺诗《宗教辩论》（《罗曼采罗》诗集），其中描写了中世纪天主教嘉布遣会修士和有学问的犹太教拉比之间的一场宗教辩论。拉比在辩论中引用犹太教的圣书《泰斯维斯—钟托夫》。嘉布遣会修上回答说：“让《泰斯维斯—钟托夫》见鬼去吧！”这时愤怒的拉比高声叫道：“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553。 243参看巴·斯宾诺莎《伦理学》第1部分定义一和定义三，以及定理六。——553。 244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39节：“经验中诚然呈现出很多甚或不可胜数的相同的知觉，但普遍性与一大堆事实完全是两回事。同样，经验中还呈现许多前后相续的变化的知觉和位置接近的对象的知觉，但是经验并不提供必然性的联系。如果老是把知觉当做真理的基础，普遍性与必然性便会成为不合法的，一种主观的偶然性，一种单纯的习惯，其内容可以如此，也可以不如此。”——556。 245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第89—94页强调指出，在康德的《目的论的判断力批判》（《判断力批判》第2部分）中，“机械的说明方法”和目的论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时，与康德相反，海克尔把目的论描绘成关于外在目的和外在的合目的性的学说。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第3部第3篇关于伊·康德的一节中也考察了《目的论的判断力批判》，他把康德的“内在的合目的性”这一概念提到首位，根据这一概念，在有机物中“一切都是目的而且也互为手段”（黑格尔引自康德《判断力批判》）。——557。 246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全集》第2卷）1832年柏林版序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当鲜花开放时蓓蕾消失了，也可以说，蓓蕾被花推翻了；同样，当果实出现时，可以说花是植物的虚假的存在，而果实作为植物的真实取代了花。”——557。 247指乔·罗马尼斯对约·拉伯克《蚂蚁，蜜蜂和黄蜂。对群居的膜翅日观察的报告》1882年伦敦版所作的评论。评论的标题为《蚂蚁、蜜蜂和黄蜂》，载于1882年6月8日《自然》杂志第658期第121—123页。——559。 248关于逻辑学分为三部分（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与判断分为四类这二者之间的一致性，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71节附释中是这样说明的：“判断种类的不同是由逻辑观念本身的普遍形式决定的。因此，我们起初得到的是三种主要的判断，这三种主要的判断恰好相当于存在、本质和概念这三个阶段。其中第二种主要的判断恰好相当于本质的性质，亦即相当于差别的阶段，使这一阶段本身又得到了重新表述。”——561。 249“单称的”，“特称的”、“全称的”（singulär，partikulär，universell）等规定，在这里就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个别的、特殊的、普遍的，而不同于辩证法范畴“个别的”、“特殊的”、“普遍的”（Einzelnes，Besonderes，Allgemelnes）。——561。 250这篇札记没有写完。恩格斯在这里可能是要强调理论知识的经验基础，——563。 251恩格斯是针对威·休厄尔的两部主要著作《从远古到现代的归纳科学史》（1837年伦敦版）和《归纳科学的哲学》（1840年伦敦版）中的观点说的。 在休厄尔的著作中，归纳科学都被安排在纯粹数学科学的周围。休厄尔认为，纯粹数学科学是纯理性的科学，它们研究“任何理论的条件”，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说，好像在“心智世界地理学”中占据中心地位。在《归纳科学的哲学》（第1卷第2册）中，休厄尔对“纯粹科学的哲学”作了简要论述，认为这类科学的主要代表是几何学、理论算术和代数学。而他在《从远古到现代的归纳科学史》（第1卷导言）中又把“演绎”科学（几何学、算术、代数学）和归纳科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地质学）对立起来。——564。 252在“A—E—B”这个公式中，A表示普遍的，E表示个别的，B表示特殊的。黑格尔在分析归纳推理的逻辑实质时总是使用这个公式。见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第1部分第3章《归纳推理》一节。在这一节中有恩格斯在下面提到的黑格尔的论点，即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推理。——564。 253恩·海克尔在他的著作《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77页上写道：“根据当时综合的经验认识，人们作出归纳推理：一切哺乳动物都有颚间骨。歌德由此作出演绎推理；由于人在其机体的一切其他方面同哺乳动物没有任何重大差别，所以一定也有颚间骨。事实上他曾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的这一演绎推理为后来的经验所证实或验证。”歌德发现胚胎状态的人有颚间骨，而在个别的返祖遗传的场合下，成人也有颚间骨。恩格斯认为海克尔所谈到的归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同公认是正确的论点相矛盾，这个论点就是：“人”这种哺乳动物没有颚间骨。——565。 254指歌德和阿·哈勒用诗歌进行的一场哲学争论。1730年哈勒发表了诗歌《人的善行的虚伪性》，诗中断言：“没有一个生灵能够洞悉自然界的内部本质，他若知道自然界的外壳就已经非常幸运了。”歌德1821年在《无疑》和《最后通喋》两首诗中反驳哈勒的这个说法，指出自然界是统一的，不能像哈勒那样，把自然界分为不可认识的内核与可以认识的外壳。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40节说明和第2部（《自然哲学》）第246节附释中曾提到歌德和哈勒的这一争论。——567。 255指黑格尔《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第1部分第1章《外观》一节和第2部分第1章，该章中关于自在之物有专门的一节（《自在之物和存在》）和专门的一个注释（《先验唯心主义的自在之物》）。——568。 256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第280节附释：“太阳服务于行星，一般说来，正如同太阳，月亮、彗星、恒星都只是地球的条件一样。”恩格斯引自《黑格尔全集》第h卷1842年柏林版。——570。 257《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是这个札记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札记批判了卡·耐格里的报告《自然科学认以的界限》中的基本论点。恩格斯引用耐格里的报告时依据的版本是：《1877年9月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这个版本的报告很可能是曾出席代表大会的卡·肖莱马送给恩格斯的。——571。 2581774年约·普利斯特列描述了氧，但他没有想到，他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元素，而且这一发现将会引起化学中的变革。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一发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第20—21页）。——573。 259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3节说明：“从形式上看普遍并把它和特殊并列起来，它本身也会变成某种特殊；这种并列的办法，即使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事物，也显然不合理和行不通，例如，怎么会有人只要水果而不要樱桃、梨和葡萄，因为它们是樱桃、梨和葡萄而不是水果。”——575、586。 260这句话引自意大利经济学家斐·加利阿尼的《货币论》第2册，引文稍有改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摘引了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7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出自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155—156页。——577。 261恩格斯引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量的那一部分，其中谈到：天文学之所以值得惊奇，并不是由于它所涉及的不可计数的星星和不可度量的时间和空间的恶无限性，而是“由于理性在这些对象中认识到的并且成为与上述不合理无限相对立的合理无限的那些度量关系和规律”。见黑格尔《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黑格尔全集》第3卷）1841年柏林第2版第2部分第2章注释：对无限进展的称颂意见。——577。 262“也是如此”这句话是恩格斯补写上去的。恩格斯可能是指无理数π，它的意义是完全确定的，可是却不能用一个有限的小数或普通的分数来表示。如果取圆面积为一单位，则由公式πr2＝1可得π＝去（r表示圆的半径）。——577。 263这篇札记写在《自然辩证法》第一束材料的第一张稿纸上。它和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所谈的内容相同。恩格斯在信中一开始便说：“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这些思想在信中比在这篇札记中阐述得更详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篇札记草稿是在1873年5月30日写这封信之前写的。除了在这篇札记草稿前不久写成的关于毕希纳的片断（见本卷第518—522页），《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其他论文和片断都应当是在这篇札记草稿写成以后即1873年5月30日以后完成的。——578。 264奥·孔德在他的主要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叙述了这个科学分类法。该书第一版于1830—1842年在巴黎出版。该书第1卷第2讲专门谈科学分类的问题。第2讲的标题是《这一教程计划的说明，或实证科学系统总论》。——580。 265黑格尔在《逻辑学》第2编《概念论》中把自然哲学分为“机械论”、“化学论”、“目的论”，在《自然哲学》中，用“力学”、“物理学”、“有机论”三个术语来表示自然科学的三个主要部门。——580。 266这个片断写在标有《注释》字样的一张单页上。它显然是《关于“机械的”自然观》（见本卷第582—587页）的初稿。——581。 267这篇札记是恩格斯列入《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中的三个较大的札记之一（较短的札记都放在第一束和第四束）。这三篇札记中有两篇，即《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和本篇《关于“机械的”自然观》，是《反杜林论》的两个注释，在这里恩格斯阐发了在《反杜林论》的个别地方只是提到或简短地加以叙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另一篇札记《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与《反杜林论》无关。前两篇札记的写作时间可能是1877年12月至1878年1月或1878年5月至6月初，因为它们原是为1878年7月在莱比锡出版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第一版准备的，打算作为注释分别加在该版第17—18页（本卷第37—39页）和第46页（本卷第71页），不过最终未采用。另外，从恩格斯1884年给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以及1885年给海·施留特尔的信件可以看出：在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第二版时，恩格斯又打算在《反杜林论》的个别地方加进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注释，附在该书末尾。但是由于别的事情十分繁忙，特别是要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恩格斯又未能如愿。 《关于“机械的”自然观》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所采用的标题。《注释二，附在第46页：运动的各种形式和研究这些形式的各门科学》是写在本札记开头部分的标题。——582。 268指1877年11月15日在伦敦和纽约出版的《自然》杂志第17卷第420期第55页上的一篇短文，其中简要地叙述了奥·凯库勒在1877年10月18日就任波恩大学校长时发表的演说。1878年，凯库勒的这篇演说以《化学的科学目的和成就》为题在波恩出版了单行本。——583。 269洛塔尔·迈耶尔曲线是表现化学元素的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图形，由德国化学家洛·迈耶尔绘制，1870年发表在他的论文《化学元素的性质即它们的原子量的函数》中，见《化学和药学年鉴》1870年莱比锡版第7卷（补编）第354—364页和第三个图表。——584。 270《1880年的计划》的基本部分是《运动的基本形式》这篇论文的写作计划。同时它涉及在主题和写作年代方面彼此相关联的几篇论文：《运动的量度——功》、《潮汐摩擦》、《热》和《电》。所有这几篇论文都是在1880—1882年写成的。这个计划还表明，恩格斯打算进一步发挥《1878年的计划》中第5项第（1）—（4）点（见本卷第458页）的内容。——588。 271《运动的基本形式》是这篇论文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它是《1880年的计划》中预计完成的彼此相关联的几篇论文中的第一篇，写于1880年。——589。 272这里是指运动的一般量，运动在量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而不是表示质量和速度的乘积（mv）的特殊意义上的运动量。——591。 273指尤·迈尔的两篇文章《关于非生物界的各种力的意见》（1842年发表）和《有机运动及其与新陈代谢的联系》（1845年发表）。这两篇文章均被收入尤·迈尔《热力学文集》1874年斯图加特第2版。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时使用的是这个版本。——598。 274这里很可能是指黑格尔《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第1部分第3章中关于《形式的根据》这一节的注释。在这个注释中，黑格尔嘲笑“用同语反复的根据所作的形式的说明方式”。他写道：“这种说明方式所以被推荐，正是由于它十分明白易懂。因为，例如再没有比指出植物的根据是某种植物力即产生植物的力更明白易懂了。”“如果对于某人为什么到城里去的问题，指出下列根据：城里有吸引他到那里去的吸引力”，那么，这种回答的荒谬程度并不下于借“植物力”作说明。同时，黑格尔指出：“科学，特别是物理科学，是充满这种似乎构成科学特权的同语反复的。”——600、615。 275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第2部分第1章中的注释：《康德关于时间、空间、物质不可分性和无限可分性的二律背反》。——609。 276威·格罗夫所谓的“物质的属性”是指“热、光、电、磁、化学亲和力和运动”，而他所谓的“运动”是指机械运动，或位移。参看威·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第15页。——611。 277这个札记和《1880年的计划》写在同一张稿纸上，是恩格斯在《运动的基本形式》（见本卷第589—606页）一文中所要阐述的观点的提要。——612。 278威·格罗夫在《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第20—29页上谈到在机械运动转变为“电压状态”和热时“力的不灭”。——613。 279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这篇论文的标题为《运动的两种量度》，论文的写作时间大概在1880年2月中旬到7月底之间。——618。 280康德这部著作的柯尼斯堡第一版扉页上注明的出版年代是1746年，而献词所注日期是1747年4月22日，可见该书实际上是1747年写成并问世的。——619。 281针对哥·莱布尼茨1686年9月在一家科学杂志《文学共和国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修道院院长卡特兰于1686年9月和1687年6月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反对莱布尼茨的论文，替勒·笛卡儿的运动的量度（mv）辩护。莱布尼茨进行反驳的文章分别于1687年2月和9月发表在同一杂志上。这家杂志是由皮·培尔1684—1687年在鹿特丹出版的；后来昂·巴纳日—德—博瓦尔将它更名为《学术著作史》继续出版，直到1709年。——622。 282这是一个弄不清德语语法关系的普鲁士下级军官闹的笑话，他搞不清楚在什么场合必须用第三格“mir（“对我”），在什么场合用第四格“mich”（“使我”）。为了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给自己找麻烦，他便采取了这样的解决办法：值班时在任何场合都说“mir”，而下班后在任何场合都说“mich”。——623。 283指威·汤姆生和彼·格·泰特，当时两人都在苏格兰的大学任教，实际上，只有在爱丁堡任教的泰特是苏格兰人，而在格拉斯哥任教的汤姆生是英格兰人。——623、632。 284恩格斯是根据公式<![if!vml]><![endif]>来计算落体速度的，这里v是速度，g是重力加速度，而h是物体下落前的高度。——625。 285指1864年丹麦战争期间的一次会战，普鲁士和奥地利参加了反对丹麦的战争。 罗尔夫，克拉克号是丹麦的一艘装甲舰，于1864年6月28日夜停泊在阿尔斯岛岸边，其任务是阻止普鲁士军队登上该岛。——627。 286根据现在更精确的测量，单位热量的机械当量为426.9千克米。——627、682。 287此处指彼·格·泰特1876年9月8日在格拉斯哥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四十六届年会上所作的报告《力》。报告载于1876年9月21日《自然》杂志第360期第459—463页。——629。 288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4版马克思谈到“Arbeit（劳动）”的地方加了一个注：“第4版注：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做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做labour，以与work相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61页）——632。 289参看鲁·克劳修斯《论力学的热理论的第二定律》1867年不伦瑞克版第2—3页。——632。 290《10千克的物体被提升80米》、《质量为4的物体》、《1）v＝ct》这三篇札记是《运动的量度——功》（见本卷第618—632页）一文的准备材料，有关算式意在推导物体动能应由 <![if!vml]><![endif]>来准确表示。恩格斯在计算时所用的物理单位与现代物理学通行的单位不一致，且同一物理量的单位也不完全统一。——633。 291《关于现实世界中教学上的无限之原型》是这篇札记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加在第17—18页上：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数学上的无限》是写在本札记开头部分的标题。这是恩格斯列入《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中的三个较大的札记之一，原是为《反杜林论》第一版第17—18页准备的注释。参看注267。——638。 292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理智中也不存在（Nihilestinintellectu，quodnonfuerit，insensu）是感觉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感觉论的这个基本原理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后篇》第1册第18章和《论灵魂》第3册第8章。——638。 293这个数字引自威·汤姆生的论文《原子的大小》，这篇论文最初于1870年3月31日发表在《自然》杂志第1卷第22期上，后又作为附录收入威·汤姆生和彼·格·泰特合著的《自然哲学论》一书第2版。——640。 294罗伊斯幼系公国是德国图林根地区的一个小邦，面积826平方公里，1864年人口为86400人，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643。 295“海克尔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糟糕的复述”可能是指海克尔的心理生理一元论和他的物质构造观。例如，海克尔在他的小册子《原生粒之交替发生》（恩格斯在为《反杜林论》写的第二个注释《关于“机械的”自然观》中引用过）中断言，初级的“灵魂”不仅是“原生粒”（即原生质的分子）所固有的，而且也是原子所固有的；一切原子都“有灵魂”，有“感觉”和“意志”（见注169）。海克尔在同一书中说，原子是某种绝对分立的、绝对不可分的、绝对不变的东西，而同时又承认，在分立的原子之外，以太是作为某种绝对连续的东西存在的。见恩·海克尔《原生粒之交替发生》1876年柏林版第38—40页。 关于黑格尔如何处理连续的物质和分立的物质的矛盾，恩格斯在《物质的可分性》这个札记中提到过（见本卷第609页）。——644。 296古·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增订第2版。该版分为两卷三册：（1）第1卷《流电说》；（2）第2卷第1篇《电动力学，电磁和抗磁性》；（3）第2卷第2篇《感应和结束章》。维德曼这部著作的第1版两卷本于18611863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第3版四卷本以《电学》为书名于1882—1885年也在不伦瑞克出版。——646、674。 297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第2部分第2章中的注释《数的规定应用于哲学概念的表达》，其中谈到算术中思维“在无思想性中运动”。另参看《逻辑学》第1编第3部分第2章中的注释《度量关系关节线的例子以及所谓自然界中没有飞跃》，其中谈到“自然数列已经显示了纯粹外在的进程中出现的质的各个环节的关节线”。——646。 298这一公式见于沙·波绪的著作《微积分》法兰西共和六年（1797—1798年）巴黎版第1卷第38页。恩格斯在《直线和曲线》这一札记中（见本卷652—653页）引用了这本书。波绪在《定差积分》一章中首先研究了求变数x的整数幂的积分或其和数”这一问题。同时，波绪假定差数（微分）△x是常数，并且用希腊字母ω来表示它。因为由△x或ω构成的和（积分）是x，所以由ω×1或ωx°构成的和也等于x。波绪把这个等式写做：Σωx°＝x。然后把常数ω提出来，置于求和的符号前面，再在公式两边都除以ω，于是就得出了公式<![if!vml]><![endif]>。波绪后来又用最后这一个等式引出了取出乏了Σx，Σx2，Σx3等数，并解决其他问题。——650。 299这里是指波绪的《微积分》第148—151页上第17图以及对该图的说明。这个图如下： BMK是曲线（“极曲线”）。MT和这一曲线相切。P是坐标的极点或原点。PZ是极轴。PM是M点的坐标（恩格斯称之为“实在的横坐标”，现在叫做动径）。Pm是无限地接近于M的m点的坐标（恩格斯称这一动径为“虚构的微分横坐标”）。MH是切线MT的垂直线。TPH是坐标PM的垂直线。Mr是以PM为半径的弧线。因为MPm是无限小的角，所以PM和Pm可认为是平行的。因此三角形Mrm和TPM，以及三角形Mrm和MPH，都可以看做是相似三角形。——653。 300指鲁·克劳修斯所阐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参看鲁·克劳修斯《论力学的热理论的第二定律》1867年不伦瑞克版。恩格斯后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加详尽的探讨，见本卷第728—730页。——657。 301这篇札记和后面两篇札记（《星云》、《赛奇：天狼星》）中的材料摘自下列两部著作：（1）约·亨·梅特勒《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增订第5版（第9篇《恒星》，第10篇《星云》）；（2）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3部《太阳或恒星》）。这些摘录是在1875年底或1876年初作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笫二部分中使用过（见本卷第476—484页）。——658。 302这一标题的第一行写在正文前面的单页上，第二行写在正文第一页上。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本文的标题是《潮汐摩擦》，写作时间为1880年。——662。 303鲁·沃尔夫在《天文学史》（1877年慕尼黑版）一书第325页指出，光的折射定律是维，斯涅尔发现的，而不是勒·笛卡儿发现的；但是斯涅尔表述这个定律的著作在生前并未发表，斯涅尔死后笛卡儿从他的著作中抄袭了这个定律。——667。 304本文没有写完。本文和札记《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见本卷第560—563页）都对自摩擦取火以来有关热的观念的历史发展进行探究，从它们阐述的详略程度来看，恩格斯写作本文的时间是在《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之后；《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与《认识》写在同一张纸上，恩格斯在《认识》中引用了1882年6月8日《自然》杂志第658期上的内容（见本卷第559页），由此可以推断恩格斯开始写作本文的具体时间应在1882年6月8H之后。恩格斯结束本文的时间是同年8月底之前，因为恩格斯在本文以及与本文写于同一时间段的《电》中没有采用威·西门子在1882年8月底提出的新的功率单位——瓦特，仍沿用“伏特”这一术语，而从恩格斯1882年8月26日和11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看出，恩格斯是知道西门子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二届年会上的发言和他提出的这一新的量度单位的。——669。 305这里应“换算”成电的量度单位——瓦特。恩格斯在1882年11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电这种运动形式的量度问题作了重要修正。——671。 306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本文的标题是《电和磁》。从恩格斯在写作本文时引用了1882年6月15日《自然》杂志第659期一事来看，本文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882年。——674。 307恩格斯引证的是《自然》杂志上的一篇书评《马斯卡尔和茹贝尔的〈电和磁〉》，作者署名G.C.。书评中提到古·维德曼的《流电说和电磁说》。——674。 308托·汤姆生是在他的《热学和电学概论》第2版第400页上引用法拉第这段话的。这段话引自法拉第《电学实验研究》第12辑。法拉第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38年伦敦皇家学会杂志《自然科学会报》第105页。汤姆生的引文有一处不确切。按法拉第的原文，应译为“就像以金属丝代替放电的粒子时所发生的情形一样”。——676。 309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认为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c为一物理常数，是物质粒子运动速度的上限。带电粒子的运动速度小于c。——679。 310恩格斯在说明法夫尔的实验时依据的是古·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版第2卷第2篇第521—522页。——682。 31l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尤·汤姆森的热化学测量结果，依据的是亚·瑙曼著《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1877年海德堡版第639—640页。——691。 312《维德曼年鉴》即《物理和化学年鉴》，古·维德曼从1877年起为该杂志发行人。这里引用的是弗·柯尔劳施《轻金属水化物、轻金属盐、五水硫酸铜、七水硫酸锌和硝酸银的水溶液的电导性》一文。——695。 313有关在德国批判圣经的流派和代表人物可参看恩格斯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恩格斯提到批判圣经的几部主要著作：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校勘本）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布·鲍威尔的《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0年不来梅版、《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和《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2年不伦瑞克版。——696。 314这是当时的一个笑话。在德语中，博士和医生均称做“Doktor”。有一个老少校，听到一个“一年制志愿兵”自称是哲学博士。而老少校弄不清什么是“哲学博士”，什么是“医学博士”，不知道两者有什么不同，便说：“对我来说倒无所谓，外科医生就是外科医生”。恩格斯用这个笑话嘲笑那些不懂得区别概念含义的人。——703。 315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波根道夫的实验结果，依据的是古·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368—373页。——706。 316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实验结果，依据的是古·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版第2卷第2篇第498—499页。——709。 317恩格斯引用的拜特洛的热化学测量结果，依据的是亚·瑙曼《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1877年海德堡版第652页。——710。 318恩格斯在这一节中引用的电动力的测量结果，依据的是古·维德曼的《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390、375、385和376页。这些结果是从拉乌尔、惠斯通、贝茨和焦耳的实验中得出的。——716。 319“又是克里斯平”（EcceitcrumCrispinus）是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第四首诗的首句，这部诗集的第一首诗曾提到并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一个宫臣克里斯平。这句话的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716。 320十字实验（ExperimentumCrucis）源于弗·培根的insiantiacruces（十字路口用来指路的标志物），指一种决定性的实验，可最终确定对某一现象所做解释的正确性。见弗·培根《新工具论》第2册格言第36则。——717。 321“联盟中的第三者”出自席勒叙事诗《保证》。暴君狄奥尼修斯口出此言，要求接受他参加两个忠实朋友的联盟。——722。 322彼·拉·拉甫罗夫在匿名出版的著作《论思想史》1875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09页上说：“那些熄灭的太阳以及死寂的行星和卫星体系在变为正在形成的新星云以前，在空中继续运动。而死去的星体的残骸会成为加速新的星体形成过程的材料。”他在脚注中引证了弗·策尔纳的观点：熄灭的天体的僵死状态“可能仅仅由于外部的影响，例如，由于和另一个天体碰撞产生热而停止”。——728。 323海·亥姆霍兹《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第119—121页。恩格斯在《运动的基本形式》中对亥姆霍兹的计算作了评述（见本卷第594页）。——728。 324指鲁·克劳修斯1867年9月23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四十一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力学的热理论的第二定律》。报告的单行本于1867年在不伦瑞克出版。——729。 325恩格斯显然是指鲁·克劳修斯《论力学的热理论的第二定律》1867年不伦瑞克版第16页上提到的存在于天体之外的以太。克劳修斯在该书第6页上也谈到以太，但是他在那里认为它不是存在于天体之外，而是存在于天体的粒子的空隙之间。关于以太的概念参看注194。——731。 326嫌恶真空（horrowvacui）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下述观点：自然界不存在真空的空间（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4章中的《B虚空》）。在17世纪中叶以前，这一观点在自然科学中统治地位。1643年，伽利略的学生埃·托里拆利发现了大气压，从而证实了物理学意义上真空的存在。——731。 327这里是指彼·拉·拉甫罗夫的著作《论思想史》。在《思想史的宇宙基础》这一章，即该书第103—104页上，拉甫罗夫提到各派科学家（奥伯斯、威·司徒卢威等）关于光经过极大距离会消失的观点。——732。 328这里是指安·赛奇的著作《太阳》第632页上所引用的，用来表明不同太阳射线的波长与其热功能、光功能和化学功能之间的关系的图解。图解的主要部分如下： 曲线BDN表示热辐射从波长最大的热射线（在B点）到波长最小的热射线（在N点）的强度变化。曲线AMH表示从波长最大的（在A点）到波长最小的（在H点）光线的强度变化。曲线IKL表示从波长最大的（在I点）到波长最小的（在L点）化学射线的强度变化。在所有这三种情形中，射线的强度都是用曲线上的点到直线PW的距离来表示的。——733。 329这篇札记中的引文均摘自托·汤姆生《热学和电学概论》1840年伦敦第2版。这篇札记和接下来的两篇札记（《电。关于汤姆生的无稽之谈》、《静电和动电》）是恩格斯为写作《电》一文（见本卷第674—727页）准备的材料。——733。 330在这篇札记以及下一篇札记《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中，恩格斯引用的是弗·格思里的著作《磁和电》1876年伦敦—格拉斯哥版。格思里在第210页上写道：“电流强度和溶解于电池中的即氧化了的锌的量成正比，而且也和这个锌氧化时所放出来的热成正比。”——736。 331亨·丹·龙考夫于1851年发明的一种可以把低压强电流转化为高压弱电流的电磁感应装置。——736。 332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81节附释1：“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740。 333原生质发生（Plasmogonie）这一概念源自恩·海克尔，指有机体产生于某种有机溶液中；它不同于自生（Autogonie），即最简单的有机个体从无机溶液中直接产生。原生质发生又被海克尔称做自然发生。参看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第4版第302页。——741。 331指路·巴斯德1860年所做的有关自然发生这个问题的实验。巴斯德用这些实验证明：空气中广泛存在着微生物；在装有营养被（有机液）的容器中，如果没有细菌孢子，此后又阻断了外界空气中生命胚种的进入，其中不可能产生微生物（细菌、真菌、纤毛虫）。巴斯德由此得出结论：生命不可能自然发生。——742。 335莫·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载于奥格斯堡《总汇报》1874年10月6日第279号附刊第4333—4335页，1874年10月7日第280号附刊第4351—4352页和1874年10月8日第281号附刊第4370—4372页。——742。 336威·汤姆生和彼·格·泰特《理论物理学手册》，经作者同意的德译本，由海·亥姆霍兹和韦特海姆翻译，1874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2部第XI页。这段文字恩格斯转引自莫·瓦格纳的文章。马克思针对这种意见，曾写道：“亥姆霍兹和其他人已经打算宣布一种荒谬的学说，胡说地球上生命的胚胎是从月亮上现成地掉下来的，即它们是靠陨石带到我们这里来的。”（见马克思1875年6月18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743。 337恩格斯这里引用的是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图表I在该书的第168和169页之间，而图表的说明在第664—665页上。——748。 338恩格斯引用的很可能是威·冯特的著作《人体生理学教本》1873年埃朗根增订第3版第14页。该书1865年第1版，1868年第2版均在埃朗根出版。——749。 339恩·海克尔在他的著作《自然创造史》第4版中列举了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下述五个最初阶段：Monerula（前卵），Ovulum（卵），Morula（桑椹胚），Planula（毛胚）和Gastrula（原肠胚）。根据海克尔的观点，这五个阶段与整个动物界的五个最初发展阶段相一致。在这部著作的以后各版中，海克尔对这个公式作了重要修改。但是，恩格斯所肯定的海克尔的基本思想，即有机体的个体发展（个体发育）和该有机形态的历史发展（系统发育）之间的平行关系的思想，在科学中得到了可靠的证实。——750。 340“深水虫”的原文为“Bathybius”，这个词的含义是“生活在深水中”。1868年托·赫胥黎描述了取自北大西洋海底的黏物，认为这就是原始的无结构的活的物质——原生质。为了纪念恩·海克尔，他把这种在他看来最简单的生物命名为海克尔深水虫。海克尔认为，深水虫是现代还活着的胶液原生物的一种。关于深水虫及其中的石灰石小块，见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165—166、306、379页。后经对各大洋海底进行考察，都未证实所谓深水虫的存在，前面发现的黏物只不过是有机体的分解物。——751。 341指乔·詹·奥尔曼1875年5月24日向林耐学会所作的年度报告。报告以《我们关于纤毛虫类的知识方面的最新进步》为题，载于1875年6月17日和24日以及7月1日《自然》杂志第294—296期。——751。 342指署名为J.F.B.的人对詹·克罗尔《气候和年代以及它们的地质关系。地球气候世纪变化的理论》（1875年伦敦版）一书的评论。评论发表于1875年6月17日和24日《自然》杂志第294、295期。——751。 343指约·丁铎尔的论文《论胚胎。腐烂和传染现象引起的大气在光学上的变化》，这是他于1876年1月13日在皇家学会上所作报告的简述。论文以《丁铎尔教授论胚胎》为题发表在1876年1月27日和2月3日《自然》杂志第326、327期。——751。 344恩·海克尔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第1卷中，用四大章（第8—11章）的篇幅来阐述有机个体的概念，论述有机体在形态学和生理学上的个性。海克尔的《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一书有许多地方也考察了个体的概念。他把有机个体分为六个纲或目：质体、器官、体辐、体节、个体、合体。第一目中的个体是细胞前的原虫（原细胞）型的有机构成和细胞。这是“初级有机体”。从第二目开始，每一目的个体都是由前一目的个体构成。第五目的个体，在高级动物中，是狭义的“个体”。 合体是第六目的形态学上的个体，是第五目的个体的群体；可以作为合体的例子的是海萤的链。 体节是第四目的形态学上的个体，是第五目个体的躯体的重复部分。可以作为体节的例子的是绦虫的节片（节）。海克尔认为，未分化为体节的动物不可能达到已分化为体节的动物在形态和功能上的完善性，因此体节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立的个体。——751。 315指《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第3部第3章中的《相互作用》。另见《哲学全书》第1部（即《小逻辑》）第156节附释。黑格尔把生物机体用做说明相互作用的例子；“生物机体的各种器官和机能都是处于彼此相互作用的关系中”。——753。 346这一札记与恩格斯1875年11月12—17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在内容上几乎完全一致。——755。 347“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omniumcontra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即市民社会之外的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人们必须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755。 348生理学家阿·菲克和化学家约·维斯里辛努斯在1865年登上瑞士土伯尔尼阿尔卑斯山福尔山，用采集小便的方法研究人体肌肉的新陈代谢的变化。他们把生理学上的机能活动简单地等同于热力学的功。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苏黎世自然研究学会季刊》1865年第10年卷第317—348页上。——757。 349《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是这篇论文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目录中的标题。这篇论文是恩格斯原打算写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导言，标题为《对劳动者的奴役。导言》。但是由于该著作没有完成，恩格斯最后给他已经写成的导言部分加上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标题，这个标题符合手稿基本部分的内容。这篇论文很可能是1876年5—6月写成的，因为威·李卜克内西在1876年6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急切地等待着恩格斯答应给《人民国家报》写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这篇论文1896年第一次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14年卷第2册第545—554页。——759。 350参看雅稚·格林《德国古代法》1854年格丁根第2版第488页所引用的德国修道士拉·诺持克尔（约952—1022年）的证明材料。恩格斯在其未完成的著作《爱尔兰史》中也引证了诺特克尔的这个材料。——765。 351在论述动物及人类活动影响植物界和气候的问题上，恩格斯利用了卡·弗腊斯的著作《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1847年兰茨胡特版和马·雅·施莱登的著作《植物及其生命》1848年莱比锡版。马克思1868年曾读过弗腊斯的这部著作并作了摘录。他在1868年3月25日的信中对恩格斯谈到弗腊斯的著作。——768、769。 352指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席卷了奥地利、德国、北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具有猛烈而深刻的特点。在德国，这次危机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772。 353恩格斯给《自然辩证法》四束材料中每一束材料所加的标题以及他所编的第二束和第三束材料的目录，大概写于《自然辩证法》的主体工作结束之后，可能不早于1886年，因为第二束的目录中已列举出1886年初才写成的片断《〈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773。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四束手稿内容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自然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四束手稿内容索引[422] ［第一束］ 辩证法和自然科学 ［1］毕希纳……………………………………………………………………………518 ［9］关于毕希纳妄图从生存斗争出发来非难社会主义和经济学…………………522 ［2］自然科学的辩证法………………………………………………………………578 ［3］可分性……………………………………………………………………………610 ［4］内聚力……………………………………………………………………………730 ［5］聚集状态…………………………………………………………………………730 ［6］赛奇和教皇………………………………………………………………………533 ［7］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657 ［8］拉普拉斯的理论…………………………………………………………………658 ［10］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668 ［11］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607 ［12］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567 ［13］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609 ［14］知性的思维规定的对立性：两极化……………………………………………543 ［15］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556 ［16］自在之物…………………………………………………………………………568 ［17］“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本性………………………………………………545 ［18］数学上的所谓公理………………………………………………………………644 ［19］例如，部分和整体在有机自然界中已经是不够用的范畴了…………………546 ［20］同一性——抽象的………………………………………………………………547 ［24］同一性。补充……………………………………………………………………548 ［21］正和负……………………………………………………………………………546 ［22］生和死……………………………………………………………………………740 ［23］恶无限性…………………………………………………………………………576 ［25］单一的和复合的…………………………………………………………………546 ［26］原始物质…………………………………………………………………………607 ［27］荒谬的多孔性理论………………………………………………………………529 ［28］力…………………………………………………………………………………614 ［29］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下述命题中……………………………………613 ［30］它〈运动〉的本质应该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610 ［31］力（见上述）……………………………………………………………………616 ［32］运动和平衡………………………………………………………………………611 ［33］因果性……………………………………………………………………………554 ［34］牛顿的万有引力…………………………………………………………………657 ［35］力。还得分析消极的方面………………………………………………………617 ［36］相互作用…………………………………………………………………………553 ［37］运动不灭…………………………………………………………………………613 ［38］机械运动…………………………………………………………………………611 ［39］物质的可分性……………………………………………………………………609 ［40］自然科学家的思维………………………………………………………………531 ［41］归纳和演绎………………………………………………………………………565 ［42］在奥肯那里………………………………………………………………………531 ［43］终极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原因……………………………………………………557 ［44］上帝在信仰上帝的自然科学家那里的遭遇……………………………………532 ［40］自然界中的萌芽…………………………………………………………………753 ［46］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558 ［47］科学分类…………………………………………………………………………579 ［48］在上世纪末叶，在多半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后……………579 ［49］原生生物…………………………………………………………………………748 ［50］个体………………………………………………………………………………751 ［51］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751 ［52］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752 ［53］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性或不可分离性………………751 ［54］气体动力学………………………………………………………………………731 ［55］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定律…………………………548 ［56］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辱骂哲学，就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528 ［57］［历史］……………………………………………………………………………461 ［58］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731 ［59］自然发生…………………………………………………………………………741 ［60］力…………………………………………………………………………………610 ［61］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707页………………………………………………610 ［62］迈尔《热力学》第328页………………………………………………………667 ［63］辩证思维的必要性的例子………………………………………………………657 ［64］莫里茨，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1卷……………………………742 ［65］反应………………………………………………………………………………740 ［66］同一和差异………………………………………………………………………644 ［67］数学问题…………………………………………………………………………645 ［68］渐近线……………………………………………………………………………652 ［69］零次幂……………………………………………………………………………650 ［70］直线和曲线………………………………………………………………………652 ［71］以太………………………………………………………………………………732 ［72］脊椎动物…………………………………………………………………………752 ［73］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728 ［74］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658 ［75］深水虫……………………………………………………………………………751 ［76］知性和理性………………………………………………………………………558 ［77］关于归纳万能论者………………………………………………………………565 ［78］动力学必须证明…………………………………………………………………731 ［79］克劳修斯…………………………………………………………………………729 ［80］关于实在的、化学上统一的物质的观念………………………………………738 ［81］僵硬和固定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542 ［82］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541 ［83］生存斗争…………………………………………………………………………755 ［84］光和暗……………………………………………………………………………732 ［85］功…………………………………………………………………………………756 ［86］归纳和分析………………………………………………………………………566 ［87］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485 ［88］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729 ［89］古代世界末期（300年前后）和中世纪末期（1453年）的情况的差别………492 ［90］历史——发明……………………………………………………………………494 ［94］《自然》第294期及以下各期…………………………………………………751 ［91］梅特勒，恒星……………………………………………………………………658 ［92］星云………………………………………………………………………………660 ［93］赛奇：天狼星……………………………………………………………………662 ［100］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569 ［101］★奴隶制………………………………………………………………………365 ［186］认识……………………………………………………………………………559 ［187］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560 ［188］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563 ［189］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563 ［190］霍夫曼（《霍亨索伦王朝庇护下的化学研究工作一百年》）引证自然哲学…………530 ［104］海克尔的谬论：归纳反对演绎………………………………………………564 ［105］—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海虾和蜘蛛都是昆虫…………………………564 ［95］黑格尔《哲学史》。——希腊哲学（古代人的自然观）……………………487 ［96］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491 ［97］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528 ［119］数学的应用……………………………………………………………………653 ［120］只有微分学才使自然科学能够用数学来表示过程即运动…………………646 ［121］把正和负看做一样的东西……………………………………………………545 ［145］偶然性和必然性………………………………………………………………549 ［103］★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369 ［106］两极化…………………………………………………………………………545 ［107］两极性…………………………………………………………………………543 ［108］在海克尔那里，还有两极性的另一个例子…………………………………543 ［109］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569 ［110］当黑格尔以交配（繁殖）为中介而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752 ［111］1.无限的进展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旷的荒野………………………576 ［112］量和质…………………………………………………………………………646 ［113］数………………………………………………………………………………647 ［114］数学……………………………………………………………………………651 ［115］能量守恒………………………………………………………………………613 ［175］ <![if!vml]><![endif]>……………………………………………………………………………730 ［176］气体动力学证明mv2也适用于气体分子……………………………………633 ［118］ <![if!vml]><![endif]>…………………………………………………………………………651 ［178］量转变为质……………………………………………………………………587 ［179］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547 ［180］正如傅立叶是一首数学的诗…………………………………………………529 ［181］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力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西…………617 ［182］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559 ［183］抽象的和具体的………………………………………………………………559 ［184］名称的意义……………………………………………………………………739 ［159］注释……………………………………………………………………………581 ［第二束］ 自然研究和辩证法 ［160］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638 ［161］关于“机械的”自然观………………………………………………………582 ［144］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571 ［163］《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496 ［99］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759 ［193］《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523 ［第三束］ 自然辩证法 ［170］运动的基本形式………………………………………………………………589 ［171］运动的量度——功……………………………………………………………618 ［192］电………………………………………………………………………………674 ［162］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506 ［98］［导言］……………………………………………………………………………465 ［177］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泰特………………………………………………662 ［第四束］ 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 ［165］辩证法…………………………………………………………………………534 ［191］热………………………………………………………………………………669 ［102］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557 ［172］10千克的物体被提升80米…………………………………………………633 ［173］质量为4的物体………………………………………………………………635 ［174］1）v＝ct…………………………………………………………………………637 ［152］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05—206页…………………………………………529 ［153］通常都把重量看做物质性的最一般的规定…………………………………608 ［154］碰撞和摩擦……………………………………………………………………668 ［155］笛卡儿发现，落潮和涨潮都是由月球的作用所引起的……………………667 ［156］理论和经验……………………………………………………………………530 ［157］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492 ［158］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737 ［122］如果读一下例如托·汤姆生关于电学的著作………………………………531 ［123］吸引和重力……………………………………………………………………608 ［124］最初的、素朴的观点…………………………………………………………728 ［125］天文学中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570 ［126］孔德不可能是他从圣西门那里抄袭来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排序法的创造者……580 ［127］地文学…………………………………………………………………………740 ［128］化学上的新时代是从原子论开始的…………………………………………738 ［129］黑格尔靠纯粹的思想构建光和色的理论……………………………………530 ［116］零………………………………………………………………………………647 ［117］一………………………………………………………………………………649 ［135］静电和动电……………………………………………………………………736 ［130］库仑说…………………………………………………………………………733 ［131］电。关于汤姆生的无稽之谈……………………………………………………735 ［132］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580 ［133］电化学…………………………………………………………………………737 ［134］旧的、方便的、符合以往流行的实践的方法…………………………………739 ［1880年的计划］………………………………………………………………………588 ［167］对汤姆生、克劳修斯、洛施密特来说，结论是…………………………………730 ［137］分子和微分……………………………………………………………………646 ［138］力和力的守恒…………………………………………………………………614 ［139］三角学…………………………………………………………………………653 ［140］动力学中动能本身的消耗总是两重性的……………………………………668 ［141］在气体的运动中………………………………………………………………730 ［168］Cu—CuSO4………………………………………………………………………737 ［146］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是………………………………………………………753 ［147］黑格尔叫做相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753 ［148］量到质的转化…………………………………………………………………739 ［149］如果说黑格尔把自然界看做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529 ［150］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556 ［151］关于耐格里……………………………………………………………………575 ［136］生存斗争………………………………………………………………………754 ［169］（1）天体的运动………………………………………………………………612 ［142］球………………………………………………………………………………654 ［143］F（x＋h，y＋k）………………………………………………………………655 ［185］仅仅用在某物上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算该物的价值………………………533 ［164］［1878年的计划］………………………………………………………………457 [422]各篇手稿标题前方括号［］内的数字是编者按照恩格斯手稿写作时间加的序号，后面标注的数字是本卷的页码。标有★符号的两个片断收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细目（按手稿内容编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自然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细目 （按手稿内容编排）[421] ［计划草案］…………………………………………………………………457—458 ［164］［1878年的计划］………………………………………………………457 ［历史导论］…………………………………………………………………461—495 ［57］［历史］……………………………………………………………………461 ［98］［导言］……………………………………………………………………465 ［札记和片断］…………………………………………………………………485 ［87］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485 ［95］黑格尔《哲学史》。——希腊哲学（古代人的自然观）…………487 ［96］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491 ［157］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492 ［89］古代世界末期（300年前后）和中世纪末期（1453年）的情况的差别……………492 ［90］历史——发明…………………………………………………………494 ［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496—533 ［163］《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496 ［162］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506 ［札记和片断］…………………………………………………………………518 ［1］毕希纳…………………………………………………………………518 ［9］关于毕希纳妄图从生存斗争出发来非难社会主义和经济学………522 ［193］《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523 ［56］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辱骂哲学，就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528 ［97］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528 ［180］正如傅立叶是一首数学的诗…………………………………………529 ［27］荒谬的多孔性理论……………………………………………………529 ［152］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05—206页…………………………………529 ［149］如果说黑格尔把自然界看做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529 ［190］霍夫曼（《霍亨索伦王朝庇护下的化学研究工作一百年》）引证自然哲学………530 ［156］理论和经验……………………………………………………………530 ［129］黑格尔靠纯粹的思想构建光和色的理论……………………………530 ［122］如果读一下例如托·汤姆生关于电学的著作………………………531 ［42］在奥肯那里……………………………………………………………531 ［40］自然科学家的思维……………………………………………………531 ［44］上帝在信仰上帝的自然科学家那里的遭遇…………………………532 ［6］赛奇和教皇………………………………………………………………533 ［185］仪仅用在某物上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算该物的价值………………533 ［辩证法作为科学］…………………………………………………………534—577 ［165］辩证法……………………………………………………………………534 ［札记和片断］…………………………………………………………………541 ［规律和范畴］………………………………………………………………541 ［82］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541 ［81］僵硬和固定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542 ［103］★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369 ［14］知性的思维规定的对立性：两极化………………………………543 ［107］两极性………………………………………………………………543 ［108］在海克尔那里，还有两极性的另一个例子………………………543 ［106］两极化………………………………………………………………545 ［17］“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本性…………………………………545 ［121］把正和负看做一样的东西…………………………………………545 ［21］正和负………………………………………………………………546 ［19］例如，部分和整体在有机自然界中已经是不够用的范畴了………546 ［25］单一的和复合的……………………………………………………546 ［179］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547 ［20］同一性——抽象的…………………………………………………547 ［24］同一性。补充………………………………………………………548 ［55］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定律……………548 ［145］偶然性和必然性……………………………………………………549 ［36］相互作用……………………………………………………………553 ［33］因果性………………………………………………………………554 ［150］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556 ［15］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556 ［43］终极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原因………………………………………557 ［102］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557 ［认识］………………………………………………………………………558 ［46］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558 ［76］如性和理性…………………………………………………………558 ［182］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559 ［183］抽象的和具体的……………………………………………………559 ［186］认识…………………………………………………………………559 ［187］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560 ［189］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563 ［188］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563 ［104］海克尔的谬论：归纳反对演绎……………………………………564 ［105］一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海虾和蜘蛛都是昆虫………………564 ［41］归纳和演绎…………………………………………………………565 ［77］关于归纳万能论者…………………………………………………565 ［86］归纳和分析…………………………………………………………566 ［12］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567 ［16］自在之物……………………………………………………………568 ［109］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569 ［100］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569 ［125］天文学中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570 ［144］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571 ［151］关于耐格里…………………………………………………………575 ［23］恶无限性……………………………………………………………576 ［111］1．无限的进展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旷的荒野…………576 ［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578—587 ［2］自然科学的辩证法……………………………………………………578 ［47］科学分类……………………………………………………………579 ［48］在上世纪末叶，在多半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后………579 ［126］孔德不可能是他从圣西门那里抄袭来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排序法的创造者………580 ［132］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580 ［159J注释…………………………………………………………………581 ［161］关于“机械的”自然观……………………………………………582 ［178］量转变为质…………………………………………………………587 ［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588—758 ［166］［1880年的计划］…………………………………………………………588 ［170］运动的基本形式…………………………………………………………589 ［札记和片断］…………………………………………………………………607 ［11］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607 ［26］原始物质……………………………………………………………607 ［153］通常都把重量看做物质性的最一般的规定………………………608 ［123］吸引和重力…………………………………………………………608 ［13］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609 ［39］物质的可分性………………………………………………………609 ［3］可分性…………………………………………………………………610 ［30］它〈运动〉的本质应该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610 ［60］力………………………………………………………………………610 ［61］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707页……………………………………610 ［38］机械运动………………………………………………………………611 ［32］运动和平衡……………………………………………………………611 ［169］（1）天体的运动……………………………………………………612 ［29］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下述命题中…………………………613 ［115］能量守恒……………………………………………………………613 ［37］运动不灭………………………………………………………………613 ［138］力和力的守恒………………………………………………………614 ［28］力………………………………………………………………………614 ［31］力（见上述）…………………………………………………………616 ［181］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力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西………617 ［35］力。还得分析消极的方面……………………………………………617 ［171］运动的量度——功……………………………………………………………618 ［札记和片断］………………………………………………………………………633 ［176］气体动力学证明mw2也适用于气体分子……………………………633 ［172］10千克的物体被提升80米…………………………………………633 ［173］质量为4的物体………………………………………………………635 ［174］1）v＝ct………………………………………………………………637 ［数学］…………………………………………………………………………………638 ［160］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638 ［18］数学上的所谓公理……………………………………………………644 ［66］同一和差异……………………………………………………………644 ［67］数学问题………………………645 ［120］只有微分学才使自然科学能够用数学来表示过程即运动……………646 ［137］分子和微分……………………………………………………………646 ［112］量和质…………………………………………………………………646 ［113］数………………………………………………………………………647 ［116］零………………………………………………………………………647 ［117］一………………………………………………………………………649 ［69］零次幂…………………………………………………………………650 ［118］ <![if!vml]><![endif]>…………………………………………………………………651 ［1l4］数学……………………………………………………………………651 ［68］渐近线…………………………………………………………………652 ［70］直线和曲线……………………………………………………………652 ［139］三角学…………………………………………………………………653 ［119］数学的应用……………………………………………………………653 ［142］球………………………………………………………………………654 ［143］F（x＋h，y＋k）……………………………………………………655 ［力学和天文学］………………………………………………………………………657 ［63］辩证思维的必要性的例子……………………………………………657 ［7］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657 ［34］牛顿的万有引力………………………………………………………657 ［74］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658 ［8］拉普拉斯的理论…………………………………………………………658 ［91］梅特勒，恒星…………………………………………………………658 ［92］星云……………………………………………………………………660 ［93］赛奇：天狼星…………………………………………………………662 ［177］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泰特……………………………………662 ［155］笛卡儿发现，落潮和涨潮都是由月球的作用所引起的……………667 ［62］迈尔《热力学》第328页……………………………………………667 ［140］动力学中动能本身的消耗总是两重性的……………………………668 ［154］碰撞和摩擦……………………………………………………………668 ［10］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668 ［物理学］………………………………………………………………………………669 ［191］热……………………………………………………………………………669 ［192］电……………………………………………………………………………674 ［札记和片断］……………………………………………………………………728 ［124］最初的、素朴的观点…………………………………………………728 ［73］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728 ［79］克劳修斯………………………………………………………………729 ［88］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729 ［167］对汤姆生、克劳修斯、洛施密特来说，结论是……………………730 ［5］聚集状态…………………………………………………………………730 ［4］内聚力……………………………………………………………………730 ［141］在气体的运动中………………………………………………………730 ［175］ <![if!vml]><![endif]>……………………………………………………………………730 ［78］动力学必须证明………………………………………………………731 ［54］气体动力学……………………………………………………………731 ［58］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731 ［71］以太……………………………………………………………………732 ［84］光和暗…………………………………………………………………732 ［130］库仑说…………………………………………………………………733 ［131］电。关于汤姆生的无稽之谈…………………………………………735 ［135］静电和动电……………………………………………………………736 ［158］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737 ［133］电化学…………………………………………………………………737 ［168］Cu—CuSO4……………………………………………………………737 ［化学］…………………………………………………………………………………738 ［80］关于实在的、化学上统一的物质的观念……………………………738 ［128］化学上的新时代是从原子论开始的…………………………………738 ［148］量到质的转化…………………………………………………………739 ［134］旧的、方便的、符合以往流行的实践的方法………………………739 ［184］名称的意义……………………………………………………………739 ［生物学］………………………………………………………………………………740 ［127］地文学…………………………………………………………………740 ［65］反应……………………………………………………………………740 ［22］生和死…………………………………………………………………740 ［59］自然发生………………………………………………………………741 ［64］莫里茨，瓦格钠《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1卷……………………742 ［49］原生生物………………………………………………………………748 ［75］深水虫…………………………………………………………………751 ［94］《自然》第294期及以下各期………………………………………751 ［50］个体……………………………………………………………………751 ［53］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性或 不可分离性……………………………………………………………751 ［51］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751 ［52］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752 ［72］脊椎动物………………………………………………………………752 ［110］当黑格尔以交配（繁殖）为中介而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752 ［147］黑格尔叫做相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753 ［45］自然界中的萌芽………………………………………………………753 ［146］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是……………………………………………753 ［136］生存斗争………………………………………………………………754 ［83］生存斗争………………………………………………………………755 ［85］功………………………………………………………………………756 ［自然界和社会］………………………………………………………………759—772 ［99］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759 ［札记和片断］ ［101］★奴隶制…………………………………………………………………365 ［四束手稿目录］……………………………………………………………773—774 ［第一束］…………………………………………………………………………773 ［194］辩证法和自然科学………………………………………………………773 ［第二束］…………………………………………………………………………773 ［195］自然研究和辩证法………………………………………………………773 ［第三束］…………………………………………………………………………774 ［196］自然辩证法………………………………………………………………774 ［第四束］…………………………………………………………………………774 ［197］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774 [421]各篇手稿标题前方括号［］内的数字是编者按照恩格斯手稿写作时间加的序号，后面标注的数字是本卷的页码。标有★符号的两个片断收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细目（按手稿写作时间编排）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自然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细目 （按手稿写作时间编排）[420] 1873年2—5月 ［1］毕希纳…………………………………………………………………………518 ［2］自然科学的辩证法……………………………………………………………578 ［3］可分性…………………………………………………………………………610 ［4］内聚力…………………………………………………………………………730 ［5］聚集状态………………………………………………………………………730 ［6］赛奇和教皇……………………………………………………………………533 ［7］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657 ［8］拉普拉斯的理论………………………………………………………………658 ［9］关于毕希纳妄图从生存斗争出发来非难社会主义和经济学………………522 1874年9—10月 ［10］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668 ［11］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607 ［12］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567 ［13］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609 ［14］知性的思维规定的对立性：两极化………………………………………543 ［15］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556 ［16］自在之物……………………………………………………………………568 ［17］“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本性…………………………………………545 ［18］数学上的所谓公理…………………………………………………………644 ［19］例如，部分和整体在有机自然界中已经是不够用的范畴了……………546 ［20］同一性——抽象的…………………………………………………………547 ［21］正和负………………………………………………………………………546 ［22］生和死………………………………………………………………………740 ［23］恶无限性……………………………………………………………………576 ［24］同一性。补充………………………………………………………………548 ［25］单一的和复合的……………………………………………………………546 ［26］原始物质……………………………………………………………………607 ［27］荒谬的多孔性理论…………………………………………………………529 ［28］力……………………………………………………………………………614 ［29］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下述命题中………………………………613 ［30］它〈运动〉的本质应该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610 ［31］力（见上述）………………………………………………………………616 ［32］运动和平衡…………………………………………………………………611 ［33］因果性………………………………………………………………………554 ［34］牛顿的万有引力……………………………………………………………657 ［35］力。还得分析消极的方面…………………………………………………617 ［36］相互作用……………………………………………………………………553 ［37］运动不灭……………………………………………………………………613 ［38］机械运动……………………………………………………………………611 ［39］物质的可分性………………………………………………………………609 ［40］自然科学家的思维…………………………………………………………531 ［41］归纳和演绎…………………………………………………………………565 ［42］在奥肯那里…………………………………………………………………531 ［43］终极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原因………………………………………………557 ［44］上帝在信仰上帝的自然科学家那里的遭遇………………………………532 ［45］自然界中的萌芽……………………………………………………………753 ［46］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558 ［47］科学分类……………………………………………………………………579 ［48］在上世纪末叶，在多半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后……579 ［49］原生生物……………………………………………………………………748 ［50］个体…………………………………………………………………………751 ［51］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751 ［52］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752 ［53］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性或不可分离性…………751 ［54］气体动力学…………………………………………………………………731 ［55］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定律……………………548 ［56］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辱骂哲学，就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528 ［57］［历史］………………………………………………………………………461 ［58］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731 ［59］自然发生……………………………………………………………………741 ［60］力……………………………………………………………………………610 ［61］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707页…………………………………………610 ［62］迈尔《热力学》第328页…………………………………………………667 ［63］辩证思维的必要性的例子…………………………………………………657 ［64］莫里茨·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1卷………………………742 1875年11月—1877年8月 ［65］反应…………………………………………………………………………740 ［66］同一和差异…………………………………………………………………644 ［67］数学问题……………………………………………………………………645 ［68］渐近线………………………………………………………………………652 ［69］零次幂………………………………………………………………………650 ［70］直线和曲线…………………………………………………………………652 ［71］以太…………………………………………………………………………732 ［72］脊椎动物……………………………………………………………………752 ［73］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728 ［74］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658 ［75］深水虫………………………………………………………………………751 ［76］知性和理性…………………………………………………………………558 ［77］关于归纳万能论者…………………………………………………………565 ［78］动力学必须证明……………………………………………………………731 ［79］克劳修斯……………………………………………………………………729 ［80］关于实在的、化学上统一的物质的观念…………………………………738 ［81］僵硬和固定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542 ［82］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541 ［83］生存斗争……………………………………………………………………755 ［84］光和暗………………………………………………………………………732 ［85］功……………………………………………………………………………756 ［86］归纳和分析…………………………………………………………………566 ［87］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485 ［88］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729 ［89］古代世界末期（300年前后）和中世纪末期（1453年）的情况的 差别…………………………………………………………………………492 ［90］历史——发明………………………………………………………………494 ［91］梅特勒，恒星………………………………………………………………658 ［92］星云…………………………………………………………………………660 ［93］赛奇：天狼星………………………………………………………………662 ［94］《自然》第294期及以下各期……………………………………………751 ［95］黑格尔《哲学史》。——希腊哲学（古代人的自然观）………………487 ［96］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491 ［97］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528 ［98］［导言］………………………………………………………………………465 ［99］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759 ［100］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569 ［101］★奴隶制…………………………………………………………………365 ［102］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557 ［103］★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369 1877年10月—1878年5月或6月 ［104］海克尔的谬论：归纳反对演绎……………………………………………564 ［105］一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海虾和蜘蛛都是昆虫………………………564 ［106］两极化………………………………………………………………………545 ［107］两极性………………………………………………………………………543 ［108］在海克尔那里，还有两极性的另一个例子………………………………543 ［109］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569 ［110］当黑格尔以交配（繁殖）为中介而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752 ［111］1．无限的进展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旷的荒野…………………576 ［112］量和质………………………………………………………………………646 ［113］数……………………………………………………………………………647 ［114］数学…………………………………………………………………………651 ［115］能量守恒……………………………………………………………………613 ［116］零……………………………………………………………………………647 ［117］一……………………………………………………………………………649 ［118］ <![if!vml]><![endif]>………………………………………………………………………651 ［119］数学的应用…………………………………………………………………653 ［120］只有微分学才使自然科学能够用数学来表示过程即运动………………646 ［121］把正和负看做一样的东西…………………………………………………545 ［122］如果读一下例如托·汤姆生关于电学的著作……………………………531 ［123］吸引和重力…………………………………………………………………608 ［124］最初的、素朴的观点………………………………………………………728 ［125］天文学中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570 ［126］孔德不可能是他从圣西门那里抄袭来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排序法的创造者………580 ［127］地文学………………………………………………………………………740 ［128］化学上的新时代是从原子论开始的………………………………………738 ［129］黑格尔靠纯粹的思想构建光和色的理论…………………………………530 ［130］库仑说………………………………………………………………………733 ［131］电。关于汤姆生的无稽之谈………………………………………………735 ［132］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580 ［133］电化学………………………………………………………………………737 ［134］旧的、方便的、符合以往流行的实践的方法……………………………739 ［135］静电和动电…………………………………………………………………736 ［136］生存斗争……………………………………………………………………754 ［137］分子和微分…………………………………………………………………646 ［138］力和力的守恒………………………………………………………………614 ［139］三角学………………………………………………………………………653 ［140］动力学中动能本身的消耗总是两重性的…………………………………668 ［141］在气体的运动中……………………………………………………………730 ［142］球……………………………………………………………………………654 ［143］F（x＋h，y＋k）…………………………………………………………655 ［144］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571 ［145］偶然性和必然性……………………………………………………………549 ［146］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是…………………………………………………753 ［147］黑格尔叫做相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753 ［148］量到质的转化………………………………………………………………739 ［149］如果说黑格尔把自然界看做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529 ［150］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556 ［151］关于耐格里…………………………………………………………………575 ［152］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05—206页…………………………………529 ［153］通常都把重量看做物质性的最一般的规定………………………………608 ［154］碰撞和摩擦…………………………………………………………………668 ［155］笛卡儿发现，落潮和涨潮都是由月球的作用所引起的…………………667 ［156］理论和经验…………………………………………………………………530 ［157］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492 ［158］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737 ［159］注释…………………………………………………………………………581 ［160］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638 ［161］关于“机械的”自然观……………………………………………………582 ［162］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506 ［163）《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496 1878年8—9月 ［164］［1878年的计划］…………………………………………………………457 1879年9月 ［165］辩证法………………………………………………………………………534 1880年2—7月 ［166］［1880年的计划］…………………………………………………………588 ［167］对汤姆生、克劳修斯、洛施密特来说，结论是…………………………730 ［168］Cu—CuSO4…………………………………………………………………737 ［169］（1）天体的运动…………………………………………………………612 ［170］运动的基本形式……………………………………………………………589 ［171］运动的量度——功…………………………………………………………618 ［172］10千克的物体被提升80米………………………………………………633 ［173］质量为4的物体……………………………………………………………635 ［174］1）v＝ct……………………………………………………………………637 ［175］ <![if!vml]><![endif]>…………………………………………………………………………730 ［176］气体动力学证明mv2也适用于气体分子……………………………………633 ［177］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泰特……………………………………………662 1882年初—1886年或以后 ［178］量转变为质…………………………………………………………………587 ［179］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547 ［180］正如傅立叶是一首数学的诗………………………………………………529 ［181］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力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西……………617 ［182］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559 ［183］抽象的和具体的……………………………………………………………559 ［184］名称的意义…………………………………………………………………739 ［185］仅仅用在某物上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算该物的价值……………………533 ［186］认识…………………………………………………………………………559 ［187］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560 ［188］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563 ［189］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563 ［190］霍夫曼（《霍亨索伦王朝庇护下的化学研究工作一百年》）引证自然哲学…………530 ［191］热……………………………………………………………………………669 ［192］电……………………………………………………………………………674 ［193］《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523 ［194］辩证法和自然科学…………………………………………………………773 ［195］自然研究和辩证法…………………………………………………………773 ［196］自然辩证法…………………………………………………………………774 ［197］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774 [420]各篇手稿标题前方括号［］内的数字是编者按照恩格斯手稿写作时间加的序号，后面标注的数字是本卷的页码。标有★符号的两个片断收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自然辩证法——［四束手稿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自然辩证法 ［四束手稿目录］[353] ［第一束］ ［194］ 辩证法和自然科学 ［第二束］ ［195］ 自然研究和辩证法 1．札记：（a）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 （b）关于“机械的”自然观。 （c）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 2．《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4．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5．《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419] ［第三束］ ［196］ 自然辩证法 1．运动的基本形式。 2．运动的两种量度。 3．电和磁 4．自然研究和神灵世界。 5．旧导言。 6．潮汐摩擦。 ［第四束］ ［197］ 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 [419]第二束手稿目录中原有“3．自然研究和神灵世界”、“5．运动的基本形式”，后因列入第三束目录而划去。——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自然辩证法——［自然界和社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自然辩证法 ［自然界和社会］ ［99］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349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质学家叫做第三纪的那个地质时代的某个还不能确切肯定的时期，大概是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可能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大片陆地上，生活着一个异常高度发达的类人猿的种属。达尔文曾经向我们大致地描述了我们的这些祖先：它们浑身长毛，有胡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414] 这种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在攀援时手干着和脚不同的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平地上行走时也开始摆脱用手来帮忙的习惯，越来越以直立姿势行走。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现在还活着的一切类人猿，都能直立起来并且单凭两脚向前运动。但是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会如此，并且非常笨拙。它们的自然的步态是采取半直立的姿势，而且用手来帮忙。大多数的类人猿是以握成拳头的手指骨支撑地面，两腿收起，身体在长臂之间摆动前进，就像跛子撑着双拐行走一样。一般说来，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猿类中间观察到从用四肢行走到用两条腿行走的一切过渡阶段。但是一切猿类都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用两条腿行走。 如果说我们的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先成为习惯，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成为必然，那么这就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此期间已经越来越多地从事其他活动了。在猿类中，手和脚的使用也已经有某种分工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攀援时手和脚的使用方式是不同的。手主要是用来摘取和抓住食物，就像低级哺乳动物用前爪所做的那样。有些猿类用手在树上筑巢，或者如黑猩猩甚至在树枝间搭棚以避风雨。它们用手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掷向敌人。它们在被圈养的情况下用手做出一些简单的模仿人的动作。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甚至和人最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相比，竟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骨节和筋肉的数目和一般排列，两者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任何猿手都模仿不了的数百种动作。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们的祖先在从猿过渡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逐渐学会的使自己的手能做出的一些动作，在开始时只能是非常简单的。最低级的野蛮人，甚至那种可以认为已向更近乎兽类的状态倒退而同时躯体也退化了的野蛮人，也远远高于这种过渡性的生物。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石刀以前，可能已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和这段时间相比，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迈出了：手变得自由了，并能不断获得新的技能，而由此获得的更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并且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 但是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只是整个具有极其复杂的结构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益于手的，也有益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而且这是以二重的方式发生的。 首先这是由于达尔文所称的生长相关律。依据这一规律，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息息相关，哪怕在表面上和这些形态似乎没有任何联系。例如，一切具有无细胞核的红血球并以一对关节（髁状突）来联结后脑骨和第一节脊椎骨的动物，无例外地也都长有乳腺以用来哺养幼仔。又如，在哺乳动物中，偶蹄通常是和进行反刍的多囊的胃相联系的。身体的某些特定形态的改变，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形态的改变，虽然我们还不能解释这种联系。蓝眼睛的纯白猫总是或差不多总是聋的。人手的逐渐灵巧以及与之相应的脚适应直立行走的发育，由于上述相关律的作用，无疑会反过来影响机体的其他部分。但是这种影响现在研究得还太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般的叙述。 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手的发展对机体其余部分的直接的、可证明的反作用。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在每一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的音节。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甚至高度发达的动物，彼此要传递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通信息。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感到不能说话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十分敏锐，以致它们在它们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很容易地学会听懂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表示依恋、感激等等的表达感受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和这些动物经常接触的人几乎不能不相信：有足够的情况表明，这些动物现在感到没有说话能力是一个缺陷。不过，它们的发音器官可惜过分地专门朝特定方向发展了，再也无法补救这种缺陷。但是，只要有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鸟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鸟是唯一能学会说话的动物，而且在鸟里面叫声最令人讨厌的鹦鹉说得最好。人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了。它一连几个小时唠唠叨叨重复它那几句话，的确纯粹是出于喜欢说话和喜欢跟人交往。但是在它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骂人话教给鹦鹉，使它能够想象到这些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们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发怒，那么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会像柏林卖菜的女贩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话。它在乞求美味食品时也有这样的情形。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伴随有听觉器官的相应的完善化一样，脑的发育也总是伴随有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连被人当做各种物的特定标志的不同气味的百分之一也辨别不出来。至于触觉，在猿类中刚刚处于最原始的萌芽状态，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而一同形成。——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同猿最终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在此以后大体上仍然大踏步地前进着，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 从攀树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一定经过了几十万年——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相当于人的生命中的一秒钟[415]。但是人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抵抗了邻近的猿群而占得的觅食地区的食物吃光。为了获得新的觅食地区，它们进行迁徙和战斗，但是除了无意中用自己的粪便肥沃土地以外，它们没有能力从觅食地区索取比自然界的赐予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的觅食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这种动物的数目最多只能保持不变。但是一切动物对待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毁掉还处在胚胎状态中的新生的食物。狼不像猎人那样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动物的这种“掠夺行为”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种行为强迫动物去适应不同于惯用食物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获得了和过去不同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而从前某个时候固定下来的物种也就灭绝了。毫无疑义，这种掠夺行为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在智力和适应能力远远高于其他一切猿种的某个猿种中，这种掠夺行为必然造成的结果就是食用植物的数目越来越扩大，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越来越增多，总之，就是食物越来越多样化，随之摄入身体内的物质，即向人转变的化学条件，也越来越多样化。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已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并且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群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但是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过渡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向人转变的重要的一步。肉类食物几乎现成地含有身体的新陈代谢所必需的各种最重要的物质；它缩短了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的即同植物生活相应的各种过程的时间，因此为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物质和更多的精力。这种正在生成中的人离植物界越远，他超出动物界的程度也就越高。如果说除吃肉外还要习惯于吃植物这一情况使野猫和野狗变成了人的奴仆，那么除吃植物外也要吃肉的习惯则大大促进了正在生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食对于脑的影响；脑因此得到了比过去丰富得多的为脑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因而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育起来。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恕我直言，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到达现在这个地步的，至于说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都曾经有一个时期由于吃肉而竟吃起人来（柏林人的祖先，韦累塔比人或维耳茨人，在10世纪还吃他们的父母）350，那么这在今天同我们已经毫不相干。 肉食引起了两个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前者更加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为嘴提供了可说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后者使肉食更加丰富起来，因为它在打猎之外开辟了新的更经常性的肉食来源，除此以外还提供了奶和奶制品之类的新的食品，而这类食品就其养分来说至少不逊于肉类。这样，对于人来说，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新的解放手段。这里逐一详谈它们的各种间接的影响，未免扯得太远，虽然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来说，这些影响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正如人学会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居住的地面上，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其他的动物，虽然也习惯于各种气候，但这不是独立自主的行为，而只是跟着人学会这样做的，例如家畜和有害的小动物就是这样。从原来居住的常年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冷的、一年中分成冬季和夏季的地带，就产生了新的需要：要有住房和衣服以抵御寒冷和潮湿，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离开动物越来越远了。 由于手、说话器官和脑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发生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完成越来越复杂的动作，提出并达到越来越高的目的。[416]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和航海。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间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在所有这些起初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创造物面前，劳动的手的较为简陋的产品退到了次要地位；何况能作出劳动计划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很早的阶段上（例如，在简单的家庭中），就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完成计划好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进入意识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典古代世界没落时起，就支配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支配着人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们对于人类的产生也不能提出明确的看法，因为他们在那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认识不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同样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我们也看到：动物对环境的这些改变又反过来作用于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发生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反之亦然，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正是忘记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才妨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看清最简单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了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赫勒拿岛，第一批扬帆过海者带到岛上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原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部消灭光，因而为后来的水手和移民所引进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土地。但是，如果说动物对周围环境发生持久的影响，那么，这是无意的，而且对于这些动物本身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事情。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带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腾出土地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他们把有用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地区移到另一个地区，这样就把各大洲动植物的生活都改变了。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变得再也认不出它们本来的样子了。人们曾去寻找演化为谷类的野生植物，但至今仍是徒劳。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狗，或者种类繁多的马，究竟是从哪一种野生动物演化而来，这始终是一个争论的问题。351 此外，不言而喻，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有能力采取有计划的、经过事先考虑的行动方式的。恰恰相反。哪里有原生质和活的蛋白质生存着并发生反应，即由于外界的一定刺激而发生某种哪怕极简单的运动，那里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这种有计划的行动方式。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神经细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食虫植物捕捉猎获物的方法，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从某一方面来看同样似乎是有计划的。在动物中，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作出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中则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的猎狐活动中，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懂得怎样准确地运用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逃避追逐者，怎样出色地懂得并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切断自己的踪迹。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由于和人接触而获得较高发展的家畜中间，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同样机灵的调皮行动。因为，正如母体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以蠕虫为开端的几百万年的躯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则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晚些时候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不过更加压缩了。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417]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竞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351在欧洲推广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推广这种含粉块茎的同时也使瘰疬症传播开来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高度的发展。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在社会方面的较远的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我们曾提到过马铃薯以及随之而来的瘰疬症的蔓延。但是，同工人降低到以马铃薯为生这一事实对各国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所带来的影响比起来，同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遭受病害而发生的大饥荒比起来，瘰疬症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次饥荒中，有100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进了坟墓，并有200万人逃亡海外。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由此而制造出来的东西成了使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著居民灭绝的主要工具之一。以后，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早已被抛弃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一边，而另一边的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使得资产阶级赢得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尔后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而这一阶级斗争的结局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垮台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但是，就是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也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在社会方面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同眼界极短浅的人们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另一方面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为应付这种原始经济的意外的灾祸提供了某种回旋余地。这种剩余的土地用光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这样一来，生产只要不以被压迫者的最贫乏的生活需要为限，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以生产和交换为取向的行为在社会方面所产生的直接预期的影响。这同以这种社会科学为其理论表现的社会组织是完全相适合的。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当一个厂主卖出他所制造的商品或者一个商人卖出他所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至于商品和买主以后会怎么样，他并不关心。关于这些行为在自然方面的影响，情况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的过程就显示了这种对立，德国在“崩溃”352期间也体验到了这种对立的小小的前奏；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必然进一步发展为劳动者丧失财产，同时一切财产越来越集中在不劳动的人的手中；［……］[418] [414]参看查·达尔文《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第1卷第6章《论人类的血缘和谱系》。——编者注 [415]这方面的一流权威威廉·汤姆生爵士曾经计算过，从地球冷却到植物和动物能在地面上生存的时候起，已经过去了一亿年多一点。 [416]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感觉器官”。——编者注 [417]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改良”。——编者注 [418]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自然辩证法——［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自然辩证法 ［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 ［2］ 自然科学的辩证法263：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质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又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认识，物体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来；关于不运动的物体，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因此，运动着的物体的性质是从运动的形式得出来的。 （1）第一个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机械运动，是纯粹的位置移动。 （a）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只是相对地说才谈的上——下落。 （b）分离的诸物体的运动：抛物线运动，天文学——外表上的平衡——终点总是接触。 （c）互相接触的诸物体的相对运动——压力。静力学。流体静力学和气体。杠杆和本来意义上的力学的其他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能在其最简单的接触形式中，产生出仅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摩擦和碰撞。但是摩擦和碰撞，实际上就是接触，还具有从未被自然科学家在这里指出过的其他结果：它们在一定的情况下产生声、热、光、电、磁。 （2）这些不同的力（除了声）——天体物理学—— （a）都互相转化和互相代替，而且 （b）当做用于各类物体（不论它们是化学结构复杂的或者是化学结构比较简单的）并且对每一物体来说都各不相同的每个力在量上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化学变化，于是我们就进入化学领域。 （3）物理学应该或者可以不去考虑活的有机体，化学通过对有机化合物的研究才找到关于最重要物体的真实性质的真实解释，并且合成了只在有机界中才出现的物体。在这里，化学进入到有机生命的领域，而且他已经足以使我们确信：它独自就可以为我们说明向有机体的辩证转化。[323] （4）而实际的转化是在历史——太阳系的历史、地球的历史之中；有机论的现实前提。 （5）有机论。 ［47］ 科学分类。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其内在序列所进行的分类、排序，科学分类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 ［48］ 在上世纪末叶，在多半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后，出现了要把旧的牛顿—林耐学派的整个自然科学作百科全书式的概括的要求，有两个最有天才的人物投身于这项工作，这就是圣西门（未完成）和黑格尔。现在，当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特点而言已经形成的时候，人们又感到有同样的要求了，并且正在这方面进行尝试。但是，当现在自然界中的发展的普遍联系已经得到证明的时候，外表上的排序已经不够用了，正如黑格尔所巧妙论证的辩证转化也已经不够用了一样。转化必须自行完成，必须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一个运动形式是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发展出来一样，这些形式的反映，即各种不同的科学，也必然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 ［126］ 孔德不可能是他从圣西门那里抄袭来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排序法的创造者264，这从下列事实中就可以看出：这套方法对他来说只有安排教材和课程的意义，因而导致了荒诞的全科教育，在这种方式下，在一门科学完全教完之前，不会再开另一门课程，在这里，一个基本上正确的思想被以数学方式夸大成胡说八道。 ［132］ 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机械论、化学论、有机论265，在当时是完备的。机械论——物体的运动；化学论——分子的运动（这里也包括物理学，两者都属于同一序列）和原子的运动；有机论——以上两项运动不可分地包含于其中的那些物体的运动。因为有机论无疑是把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更高的统一，在这里这三个方面不可能再分离开来。在有机体中，机械运动直接由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引起，营养、呼吸、排泄等等是如此，纯粹的肌肉运动也同样是如此。[324] ［159］ 注释266 （1）凯库勒。此外：自然科学现在越来越有必要系统化，这种系统化只能在现象本身的联系中发现。例如，一个天体上的小物体的机械运动，终止于两个物体的接触，这种接触有两种仅仅在程度上不同的形式，即摩擦和碰撞。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摩擦和碰撞的机械作用。但是我们发现，问题并不到此为止：摩擦产生热、光和电，碰撞也产生热和光，也许还产生电，由此便有物体运动向分子运动的转化。我们进入了分子运动的领域，即物理学，并且继续研究下去。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发现，分子运动并不是研究的终结，电转化为化学变化，而且又从化学变化产生。热和光也是一样，分子运动转化为原子运动——化学。化学过程的研究又遇到有机世界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即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化学过程的发生所遵循的规律还是同一些规律，但是条件在和在无机世界中不同。对于这些条件，化学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然而，对于有机世界的一切化学研究最终总要归结到一个物体上来，这个物体是普通化学过程的结果，他和其他一些物体的区别在于，它是自行完成的、持续不断的化学过程，它就是蛋白质。如果化学能制造出这种一产生就明显具有确定性的蛋白质，即所谓的原生质，在这种确定性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种不确定性中，这种蛋白质潜在地包含着蛋白质的其他一切形式（于是就没有必要去假定只存在着某种老是一样的原生质），那么辩证的转化也就现实地被证实了，因而也就被完全证实了。在此以前，事情还只停留在思想上，或者说停留在假说上，当化学制造出蛋白质的时候，化学过程就像上述的机械过程一样，便超出自身，就是说，进入一个内容更丰富的领域，即有机体的领域。生理学当然是有生命体的物理学，特别是有生命体的化学，但同时也不再是专门的化学，因为它一方面限制了自己的范围，另一方面却由此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161］ 关于机械的自然观267 注释二 附在第64页[325]；运动的各种形式和研究这些形式的各门科学 在上面这篇论文[326]（《前进报》，1877年2月9日）发表以后，凯库勒（《化学的科学目的和成就》）给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下了完全类似的定义： “如果把关于物质的本质的这一观念当做基础，就可以把化学定义为原子的科学，把物理定义为分子的科学，而这样一来，显然就可以把今天物理学中涉及质量的那个部分作为专门的学科分出来，并为之预留力学这一名称。这样，力学就表现为物理学和化学的基础科学，因为这两者在某些观察中，特别是在计算中，必须把分子或原子当做质量来看待。” 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说法和正文中及前一注释中[327]所提到的说法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不是那么明确罢了。但是有一家英国杂志自然把凯库勒的上述提法翻译成力学是质量的静力学和动力学，物理学是分子的静力学和动力学，化学是原子的静力学和动力学；268照我的看法，这种甚至把化学过程无条件地归结为纯粹机械过程的做法，是把研究的领域，至少是把化学的领域不适当地缩小了。但是这种做法竟成为时髦，例如，连海克尔也经常把“机械的”和“一元论的”当做同义词来使用，并且据他看来， “现代生理学……在其领域内只让物理—化学的力——或广义上的机械力——起作用”（《交替发生》）。[328] 当我先把物理学叫做分子的力学，把化学叫做原子的物理学，再进一步把生物学叫做蛋白质的化学的时候，我是想借此表示这些科学中一门向另一门的过渡，从而既表示出两者的联系、连续性，又表示出它们的差异、非连续性。更进一步把化学也叫做某种力学，这在我看来是不能容许的。不论就广义或狭义而论，力学只顾及量，它所考虑的是速度和质量，最多再加上体积。如果力学碰到了物体的质，例如在流体静力学和气体静力学中，那么他不研究分子状态和分子运动就不行，他本身在这里也只是一种辅助科学，只是物理学的前提而已。但是，在物理学中，尤其是在化学中，不仅有量变所引起的连续的质变，即量到质的转化，而且要考察许许多多的质变，这些质变怎样为量变所制约还完全没有证实。说今天的科学潮流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这是可以欣然同意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这个潮流是唯一正确的潮流，遵循这个潮流就会穷究全部物理学和化学。一切运动都包含着物质的最大或最小部分的机械运动，即位置移动，而认识这种机械运动，是科学的第一个任务，然而也只有他是第一个任务。但是这种机械运动并没有把所有的运动包括无遗。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它也是质变。发现热是一种分子运动，这是划时代的。但是，如果我除了说热是分子的某种位置移动之外再也不知道说些别的什么，那么我还不如闭口不谈为妙。化学似乎已经走上了一条最佳途径，就是从原子体积和原子量的关系中去说明元素的一系列化学属性和物理属性。但是没有一个化学家敢断言：某个元素的全部属性可以通过他在洛塔尔·迈耶尔曲线269上的位置完全表现出来，比如说，单凭这个位置就能说明使碳成为有机生命的主要载体的那些特殊属性，或说明磷在脑髓中的必要性。然而“机械观“正是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他用位置移动来说明一切变化，用量的差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异，并且忽视了质和量的关系是相互的，忽视了量可以转变为质，质也可以转变为量，忽视了这里发生的恰好是相互作用。如果质的一切差异和变化都可以归结为量的差异和变化，归结为机械的位置移动，那么我们就必然要得出这个命题：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同一的最小的粒子所组成，而物质的化学元素的一切质的差异都是由量的差异，即由这些最小的粒子结合成原子时在数目上和在空间排列上的差异所引起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得这么远。 除了现今在德国各大学流行的最粗陋的庸俗哲学外，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对别的哲学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才会这样应用诸如“机械的”一类的术语，而不需说明甚至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必然得出怎样的结论。物质具有质的绝对同一性这一理论，也还有它的信徒——从经验上既驳不倒它，也证明不了它。但是，如果去问问那些想“机械地”解释一切的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个结论，是否承认物质的统一性，那我们将会听到许多不同的回答！ 最滑稽可笑的是：这种把“唯物主义的”和“机械的”混为一谈的做法是从黑格尔那里搬来的，正是黑格尔想用“机械的”这个附加语来贬低唯物主义。[329]诚然，黑格尔所批判的唯物主义——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确实是完全机械的，而且其原因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还处在襁褓之中，还远不能为一般的自然观提供基础。同样，海克尔还照搬黑格尔的译法，把causaeefficientes[330]翻译为“机械地起作用的原因”，把causaefinales[331]翻译为“合目的地起作用的原因”，不过在这里，黑格尔是把“机械的”设定为盲目地起作用的、无意识地起作用的，而不是海克尔所理解的那种“机械的”。况且黑格尔本人把这整个对立明确地看作完全被克服了的观点，以致他在《逻辑学》中两处说明因果关系的地方对这种对立只字未提，而只是在《哲学史》中谈到这种对立在历史上出现的地方才提到它（所以才有海克尔的因肤浅而产生的纯粹误解！），另外在论述目的论（《逻辑学》第3编第2部分第3章）的时候完全偶然地提到它，把它当做旧形而上学用来表达机械论和目的论之间的对立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黑格尔是把它当做早已被克服了的观点来对待的。可见，在海克尔自以为找到了自己“机械的”观点的佐证而兴高采烈时，意把黑格尔的话抄袭错了，并且因此得出了一个绝妙的结果：如果某种动物或植物通过自然培育而发生一定的变异，那么这是由于causaefficiens[332]的作用，如果通过人工培育而发生同样的变异，那么这是由于causafinalis[333]的作用！育种家是causafinalis！当然，一个像黑格尔这样的辩证论者是不会在causaefficiens和causafinalis的狭小的对立中兜圈子的。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关于这个对立的一切不可救药的奇谈怪论都该收场了，因为我们从经验和理论都知道：物质及其存在方式即运动，是不能创造的，因而是他们自己的终极的原因；同时，如果我们把那些在宇宙运动的相互作用中暂时地和局部地孤立的或者被我们的反思所孤立的个别原因，称为起作用的原因，那么我们决没有给它们增加什么新的规定，而只是增添了一个带来混乱的因素而已。不起作用的原因绝不是原因。 注意，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用物质概念来概括各种有形的存在着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的东西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试图寻找统一的物质本身，试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在结合上的纯粹量的差异，那么这样做就等于要求人们不是看到樱桃、梨、苹果，而是看到水果本身259，不是看到猫、狗、羊等等，而是看到哺乳动物本身，看到气体本身、金属本身、石头本身、化合物本身、运动本身。达尔文学说就要求有这样的原始哺乳动物，即海克尔的前哺乳动物类[334]，但是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既然这种原始哺乳动物在胚胎状态中就包含了一切将来的和现在的哺乳动物，那么它在现实中就比现在的一切哺乳动物都要低级而且非常粗陋，所以比它们都要消失得快些。黑格尔已经证明（《全书》第1部第199页），这种见解，这种“片面的数学观点”，这种认为物质只在量上可以规定而在质上从一开始就相同的观点，“无非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335]它甚至倒退到毕达哥拉斯那里去了，他就曾经把数，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 ［178］ 量到质的突变＝“机械的”世界观，量的变化改变着质。这是那些先生们从来没有嗅到的！ [323]恩格斯在本段页边上写着：“天体化学。晶体学是化学的一部分。”——编者注 [324]恩格斯在本段页边上写着：“每一组又一分为二。力学：（1）天体力学，（2）地球上的力学。分子运动：（1）物理学，（2）化学。有机论：（1）植物，（2）动物。——编者注 [325]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326]指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7章。——编者注 [327]指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7章的正文和注释《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见本卷第71页和第638—644页）。——编者注 [328]见恩·海克尔《原生粒之交替发生》1876年柏林版第12—13页。——编者注 [329]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99页附释。——编者注 [330]意为“起作用的原因”。——编者注 [331]意为“终极的原因”。——编者注 [332]意为“起作用的原因”，海克尔借用黑格尔的译法，把这个词组译为“机械地起作用的原因”。——编者注 [333]意为“终极的原因”，海克尔借用黑格尔的译法，把这个词组译为“合目的地起作用的原因”。——编者注 [334]参看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588页。——编者注 [335]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99节附释。——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自然辩证法——［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自然辩证法 ［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 ［166］ ［1880年的计划］270 1．一般运动。． 2．吸引和排斥。运动的传递。 3．能量守恒［定律］在这里的应用。排斥＋吸引。——排斥的进入＝能量。 4．重力——天体——地球上的力学 5．物理学。热。电。 6．化学。 7．概要。 （a）在第4项之前：数学。无限长的直线。＋和－相等。 （b）在天文学中：有潮汐做功。 亥姆霍茨的两种计算，第2册第120页[336]。 亥姆霍茨的“力”，第2册第190页[337]。 ［170］ ［运动的基本形式］271 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研究运动的本性，当然不得不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学会理解这样的形式，然后才能在说明更高级的和复杂的形式方面有所建树。所以我们看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产生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变动的理论，即天体和地上的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紧接着、几乎同时而且在有些方面还先于物理学而产生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有在这些关于支配着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的不同知识部门达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成功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进程。对这些运动进程的阐明，是随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而取得相应的进步的。因此，当力学早已对动物躯体中通过肌肉收缩而引起运动的骨骼杠杆作用能够用那些对非生物界也有效的规律作出充分说明的时候，对其他生命现象的物理化学的论证几乎还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研究运动的本性时，我们不得不把有机体的运动形式撇在一边。我们不得不局限于——按照科学的现状——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 一切运动都和某种位置变动相联系，不论这是天体的、地上物体的、分子的、原子的或以太194粒子的位置变动。运动形式越高级，这种位置变动就越微小。位置变动决不能把有关的运动的本性包括无遗，但是也不能和运动分开。所以必须首先研究位置变动。 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这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而它们的相互作用就是运动。由此可见，没有运动，物质是不可想象的。再则，既然我们面前的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运动也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只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就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早在这种认识在自然科学中发挥实际作用以前很久，哲学就已经有了这种认识，所以不难说明，为什么哲学比自然科学整整早200年就得出了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结论。甚至哲学作出这个结论时所采取的形式，也比今天的自然科学的表述要高明。笛卡儿关于宇宙中现存的运动量永远一样的原理只是在形式上有缺点，即用一种有限的表达方式来表示一种无限大。与此相对应，在自然科学中这同一个定律现在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亥姆霍兹的力的守恒定律，另一种是更新的更确切的能量守恒定律。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这两种表达法中的每一种所表示的正好是另一种的对立面，而且它们当中的每一种都只表达了关系的一个方面。[338] 如果两个物体相互作用，致使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发生位置变动，那么这种位置变动就只能是互相接近或互相分离。这两个物体不互相吸引，就互相排斥。或者如力学上所说的，在这两个物体之间起作用的力是有心力，即沿着它们的中心点所联结起来的直线的方向起作用的力。不管许多运动看起来多么复杂，上述情形都在宇宙中发生着，不断地和绝无例外地发生着，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果设想两个相互作用的物体在相互作用时不受第三个物体的任何妨碍或影响，而这种作用不是沿着最短的和最直接的路线发生，即沿着联结两个物体的中心点的直线发生，那么这在我们看来是很荒谬的。[339]。大家知道，亥姆霍兹（《论力的守恒》）1847年柏林版第1节和第2节）用数学方法也证明了：有心作用和运动量272的不变性是互为条件的，如果设想存在着不同于有心作用的作用，那就会导致运动可以创造或消灭的结论。所以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 应当明确指出：吸引和排斥在这里不是被看做所谓“力”，而是被看做运动的简单形式。康德早就把物质看做吸引和排斥的统一。[340]至于“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到时候将会看到。 一切运动都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然而运动只有在每一个吸引被另一处的相应的排斥所抵偿时，才有可能发生。否则一方会逐渐胜过另一方，运动最后就会停止。所以，宇宙中的一切吸引和一切排斥，一定是互相平衡的。于是，运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的定律，就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宇宙中的每一个吸引运动，都必定由一个相等的排斥运动来补充，反过来也是这样；或者如古代哲学早在自然科学中提出力的守恒定律或能量守恒定律以前所说的，宇宙中一切吸引的总和等于一切排斥的总和。 但是，这里似乎还留下了一切运动总有一天会停止的两种可能性：这或者是由于排斥和吸引有一天在事实上终于互相抵消，或者是由于全部排斥最终占据物质的一个部分，而全部吸引则占有另一个部分。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这两种可能性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存在。辩证法根据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的自然经验的结果，已经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联结，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这样，就不可能存在排斥和吸引最终抵消的问题，也不可能存在一种运动形式最终分配在物质的这一半上，而另一种运动形式最终分配在另一半上的问题，这就是说，既不存在两极互相渗透[341]的问题，也不存在两极绝对分离的问题。在第一种场合下，这就好比硬要使一条磁石的北极和南极互相抵消，在第二种场合下，就好比把一条磁石从中间切断，硬要使一段只有北极而没有南极，使另一段只有南极而没有北极。不过，虽然从两极对立的辩证性质中已经可以推断这样的假设是不能容许的，可是由于在自然科学家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占支配地位，至少第二种假设在物理学的理论中仍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一点以后在适当的地方还要谈到。 运动在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这最好是就运动本身的各单个形式来研究。这样最终就会得出结论。 我们不妨看一看一颗行星环绕其中心天体所作的运动。普通的天文学教科书追随牛顿把椭圆形的行星轨道解释为两种力，即中心天体的吸引和使行星沿着垂直于这种吸引的路线运动的切线为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除向心的运动形式外，普通的天文学教科书还假设了与中心点的联线相垂直的另一个运动方向或所谓“力”。因此，它和前面所说的基本定律是矛盾的，依据这个定律，我们的宇宙中的一切运动，只能沿着相互作用的物体的中心点的方向发生，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只能由有心作用力所引起。正因为如此，普通的天文学教科书就把下面这样一种运动因素纳入理论之中，这种运动因素，如我们也已经看到的，必然要导致运动可以创造也可以消灭的结论，因而也就必然要以造物主的存在为前提。这样一来，就需要把这一神秘的切线力归结为某种向心的运动形式，而完成这个工作的，是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大家知道，按照这种看法，整个太阳系是由某种旋转着的极稀薄的气体逐渐收缩而产生的，旋转运动在这个气团的赤道线上显然最为强烈，并且使个别的气环从这个气团上分离出去，然后这些气环就收缩成行星、小行星等等，并按照原来的旋转方向围绕着中心天体旋转。这一旋转本身，通常是用气体的单个质点的自身运动来说明。这种运动朝极不相同的方向发生，但是最后总有某一多余部分朝一定的方向运动下去，这就引起旋转，这种旋转必然随着气团的进一步收缩而不断地加强。但是，关于旋转的起源，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假说，都是排除了切线力，使之化为向心运动的某种特殊的现象形式。如果行星运动的一个要素，即直接向心的要素，表现为重力，即行星和中心天体之间的吸引，那么，另一个要素，即切线要素，则表现为气团各个质点原有排斥的残余，即以衍生的或改变了的形式出现的残余。于是，一个太阳系的生存过程就表现为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排斥以热的形式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因而在太阳系中，排斥就逐渐消失，而这样一来，吸引就越来越占优势。 一目了然：在这里被理解为排斥的运动形式，和现代物理学所说的“能”是同一个东西。由于太阳系的收缩和由此而来的构成现在的太阳系的各个天体的分离，太阳系便失去了“能”，而这一损失，按照亥姆霍兹的著名的计算现在已经达到太阳系中原来以排斥的形式出现的全部运动量的 <![if!vml]><![endif]>。 我们还可以再来看一看地球上的某个物体。这个物体是靠重力和地球联结在一起的，正像地球是靠重力和太阳联结起来一样，但是这个物体和地球不同，不能作自由的行星般的运动。它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运动起来，而且推动一旦终止，它的运动很快也就停止，这或者仅仅是重力的作用所致，或者是重力和该物体赖以运动的介质的阻抗的共同作用所致。这一阻抗归根到底也是重力的一种作用，没有重力，地球表面上就不会有任何具有阻抗的介质，不会有大气了。所以在地球表面上的纯粹的机械运动中，我们所碰到的是重力即吸引占有决定性优势的情形，因而在这里运动的产生显示出两个阶段：首先是抵抗重力的作用，然后是让重力起作用，一句话，就是先使物体上升，然后再使之下降。 这样一来，我们又有了以吸引为一方和以按相反方向发生的运动形式即排斥的运动形式为另一方的相互作用。但是，在地球上的纯粹力学（这种力学所研究的，是处于既定的、对它来说是不变的聚集状态和凝聚状态之中的物体）的范围内，这种排斥的运动形式在自然界中是不发生的。无论是岩石从山顶上崩落下来，还是水之所以能够下泻，形成这类现象的物理条件和化学条件都是这种力学范围以外的事情。所以在地球上的纯粹力学中，排斥运动或提升运动只能由人工造成，即由人力、畜力、水力、蒸汽力等等造成。这种情形，这种用人工办法克服天然的吸引的必要性，使力学家们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吸引、重力，或者如他们所说的重力的力，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运动形式，甚至是基本的运动形式。 例如，如果提升一个重物然后让它直接或间接下落而把运动传导给其他物体，那么按照通常的力学观点，传导这个运动的不是重物的提升，而是重力的力。例如，亥姆霍兹就让 “我们最熟悉的和最简单的力，即重力，作为推动力而起作用……例如在一座靠重锤推动的挂钟里。这个重锤……如果不使钟的全部机械运转起来，便不能顺应重力的牵引”。而它如果不自行下落，便不能使钟的机械运转起来，而且这种下落最终一直要持续到联结它的链条完全松直为止。“到那时，钟就停了，重锤的推动能力暂时用尽了。重锤的重力既没有失去，也没有减少，它依旧被地球在同一程度上吸引着，可是这个重力引起运动的能力已经丧失了……但是我们可以用手臂的力量把钟再上好，重锤就又升上去。这样一来，重锤又获得了它原先的推动能力，又能使钟走起来。”（亥姆霍兹《通俗讲演集》第2册第144页） 因此，按照亥姆霍兹的说法，使钟走起来的，不是运动的主动的传导，不是重锤的提升，而是重锤的被动的重力，虽然这个重力本身只是由于被提升才脱离被动状态，而在联结重锤的链条松直以后又回到被动状态。所以，照我们刚才见到的新观点看来，能仅仅是排斥的另一种说法，而照亥姆霍兹的旧观点看来，力则是排斥的对立面即吸引的另一种说法。我们暂且确认这一点。 这样，当地球上的力学的过程终结的时候，当重物先被提升然后又下降到同一高度的时候，构成这个过程的运动将怎样呢？在纯粹力学看来，它是消失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它决没有消灭。它有一小部分转化为空气的声波振动，而绝大部分则转化为热。这些热一部分传导给具有阻抗的大气，一部分传导给落体本身，最后一部分传导给落体所碰到的地面。钟的重锤，也以摩擦热的形式，把自身的运动逐渐传导给钟表机械的各个齿轮。可是转化为热，即转化为排斥的一种形式的东西，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落体运动，就是说，并不是吸引。相反，如亥姆霍兹正确地指出的，吸引，重力，现在仍然和先前一样，确切地说，甚至变得更大了。倒不如说，通过下降而在力学上被消灭的，并且以热的形式重新出现的，恰好是借提升而传导给被提升物的排斥。物体的排斥变成了分子的排斥。 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热是排斥的一种形式。它使固体的分子发生振动，从而减弱各个分子间的联系，直到最后开始向液态过渡；在液态下，如果继续加热，热便又会增强分子的运动，直到达到这样的程度：分子完全脱离物体，并以一定的速度一个一个地自由运动起来，而这个速度对每一个分子来说取决于它的化学构造。如果再继续加热，热就使这个速度更加增大，从而使分子越来越互相排斥。 但是，热是所谓“能”的一种形式；后者在这里再次证明与排斥是同一的。 在静电和磁的现象中，我们有吸引和排斥的两极之分。关于这两种运动形式的作用方式，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假说，面对事实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只要吸引和排斥是由静电或磁所引起，而且能够毫无阻碍地展开，它们就会完全互相抵偿。这事实上已经是从两极划分的本性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各自的作用不能完全互相抵偿的两极，决不是极，而且到现在为止在自然界中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极。流电现象我们在这里暂时撇开不谈，因为这方面的过程决定于化学过程，因而比较复杂。所以我们最好来研究化学的运动过程本身。 当两份重的氢和15.96份重的氧化合成水蒸气的时候，从这个过程中散发出68.924热量单位的热量。反过来，如果要把17.96份重的水蒸气分解为两份重的氢和15.96份重的氧，那么这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要有等于68.924热量单位的运动量传导给水蒸气，不管这是以热本身的形式还是以电运动的形式发生的。一切其他的化学过程也是一样。在大多数场合下，化合时放出运动，分解时必须导入运动。在这里，排斥通常也是过程的主动方面，即被赋予更多的运动或要求导入运动的方面，吸引则是过程的被动方面，即造成运动过剩并放出运动的方面。因此，现代的理论也宣称：总的说来，元素化合时释放能量，化合物分解时束缚能量。所以“能”在这里又是表示排斥的。亥姆霍兹又说： “这个力〈化学亲和力〉，我们可以想象为吸引力……碳原子和氧原子间的这种吸引力所做的功，同地球以重力的形式对一个被提升的重物所做的功是一样的……当碳原子和氧原子互相冲撞而化合成碳酸气的时候，新形成的碳酸气粒子一定是处在极猛烈的分子运动中，即处在热运动中……当碳酸气后来向四周放出自身的热的时候，碳酸气中的碳和氧仍然丝毫没有减少，而两者的亲和力也和以前一样强。但是这个亲和力现在只表现在这一点上：它把碳原子和氧原子牢固地联结在一起，不让它们分开。”（上引书，第169［—170］页） 同上面刚刚说过的完全一样，亥姆霍兹坚持认为，在化学中和在力学中一样，力只存在于吸引之中，因而它是和其他物理学家称做“能”并与排斥完全等同的东西正好相反的东西。 因此，我们现在不再只有吸引和排斥这两种简单的基本形式，而有一大串从属形式，那种在吸引和排斥的对立中展开和收缩的包罗万象的运动的过程，就是在这些从属形式中进行的。但是，把这形形色色的现象形式归纳到运动这一总的名称之下，这决不仅仅是我们的理解。相反，这些形式本身通过实际过程就证明它们是同一运动的不同形式，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互相转化。物体的机械运动可转化为热，转化为电，转化为磁；热和电可以转化为化学分解；化学化合反过来又可以产生热和电，而以电为中介又产生磁；最后，热和电又可以产生物体的机械运动。而且这种转化是这样进行的：一种形式的一定运动量，总是有另一形式的精确规定的一定运动量与之相适应，而且，用来量度这个运动量的量度单位，不管是从哪一种运动形式中借用来的都无所谓，就是说，不管是用来量度物体的运动，量度热，量度所谓的电动力，还是量度化学过程中转化的运动，都是无所谓的。 在这里，我们是立足在“能量守恒”理论的基础上，这个理论是尤·罗·迈尔在1842年创立的[342]），并且从那时以来国际上对它的研究已获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现在，我们应当研究一下这个理论目前所使用的基本概念。这就是关于“力”或“能”以及关于“功”的概念。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根据较新的、现在几乎已经被公认的观点，“能”被理解为排斥，可是亥姆霍兹却主要是用“力”这个词来表示吸引。人们会以为这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差别，因为在宇宙中吸引和排斥是互相补偿的，因此把这个关系中的哪一方当做正或当做负，似乎都无所谓，这就好像正的横座标是从某一直线上的某一点向右边算起或向左边算起都是无所谓的一样。但是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 目前我们在这里考察的并不是宇宙，而是地球上发生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被地球在太阳系中和太阳系在宇宙中的十分确定的位置所制约。我们的太阳系每一瞬间都向宇宙空间放出极大量的运动，而且是具有十分确定的质的运动，即太阳热，亦即排斥。而我们的地球本身只是由于有太阳热才有生气，而且它本身在把这种太阳热的一部分转化为其他运动形式以后，最终也把所获得的太阳热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因此，在太阳系中，特别是在地球上，吸引已经大大地胜过了排斥。如果没有太阳放射到我们这里的排斥运动，地球上的一切运动都一定会停止。倘若太阳明天就冷却，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球上的吸引还会和现在一样。100千克重的石头，只要还在原来的地方，就和原先一样还是重100千克。可是运动，无论是物体的还是分子和原子的运动，都会进入我们所想象的绝对静止状态。所以很清楚，对于在今天的地球上所发生的过程来说，是把吸引还是把排斥看做运动的主动的方面，即看做“力”还是看做“能”，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在今天的地球上，吸引由于明显地胜过排斥而变成完全被动的了；一切主动的运动都应归功于来自太阳的排斥的供给。因此，最新的学派——虽然它对运动关系的本性还不清楚——把“能”理解为排斥，这从事物本身来看，以及从地球上的过程来看，甚至从整个太阳系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 “能”这个词确实没有把整个运动关系准确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只包括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即作用，而没有包括反作用。它还会造成这样一种假象：“能”是物质以外的某种东西，是植入物质中的某种东西。但是和“力”这个词比起来，无论如何还是宁可选择“能”这个词。 力的观念，如各方面所承认的（从黑格尔起直到亥姆霍兹止），是从人的机体在其周围环境中的活动借用来的。我们说肌肉力、双臂上举力、腿的弹跳力、肠胃的消化力、神经的感觉力、腺的分泌力等等。换句话说，为了不必对我们机体的某种机能所引起某种变化的真实原因作出说明，我们就塞进某种虚构的原因，某种和这个变化相当的所谓力。然后我们又把这种偷懒的办法搬用于外在世界，这样，有多少种不同的现象，便虚构出多少种力。 自然科学（天体的和地球上的力学或许是例外）还在黑格尔的时代已经处于这种质朴的发展阶段，而黑格尔已经完全正当地抨击当时流行的把什么都命名为力的手法（引证一段话）274。他在另一个地方也指出： “说磁石有灵魂〈如泰勒斯所说的〉，比说它有吸引力更好些；力是一种属性，它可以和物质分离开来，可以认为是一个宾词；而灵魂则是磁石的这种运动，同物质的本性是一回事。”（《哲学史》第1卷第208页） 现在我们已经不像当初那样轻易地谈论各种力了。且听听亥姆霍兹的说法： “当我们完全认识某一自然规律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要求它毫无例外地起作用……这样，规律在我们面前就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力量，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力。例如，我们把光的折射定律客观化，把它看做透明物体的一种折射力；把化学亲和性定律客观化，把它看做各种不同物质间的亲和力。我们同样地说金属的电接触力，说附着力、毛细作用力等等。这些名称把一些规律客观化了，这些规律起初只涵盖了一小批条件还相当复杂的自然过程……力只是作用的客观化了的规律……我们所引进的力的抽象概念，只补充了这样一层意思：我们不是任意编造这个规律，它是现象的无法违抗的规律。这样，我们的旨在把握自然现象即发现其规律的要求，就采取了另外的表述形式，这就是：我们应当去探究构成现象的原因的力。”（上引书，第190页。1869年在因斯布鲁克的报告） 首先，把关于力的纯主观的概念，塞到一个已认定为不以我们的主观为转移的、从而是完全客观的自然规律中去，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奇特的“客观化”方法。干这种事情的充其量只是一个墨守陈规的老年黑格尔派，而不应当是亥姆霍兹这样的新康德主义者。当我们把某种力硬塞进已经确定的规律中去的时候，我们既没有给这个规律，也没有给它的客观性或它的作用的客观性添加哪怕一点点新的客观性；所添加的只是我们的主观的论断；这个规律靠着某种暂时还完全未被认识的力而起作用。但是，当亥姆霍兹给我们举出光的折射、化学亲和性、接触电、附着、毛细现象这些例子，并把支配这些现象的规律提高到力这个“客观的”显贵等级上去的时候，这种在规律中塞进某种力的做法的隐秘含义立刻就显露出来了。 “这些名称把一些规律客观化了，这些规律起初只涵盖了一小批条件还相当复杂的自然过程。” 正是在这里，“客观化”（实际上是主观化）有了某种意义：并不是因为我们完全认识了规律，而恰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它，因为我们还不清楚这些现象的“相当”复杂的条件”，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时把“力”这个词当做避难所。可见，我们由此不是表明我们对规律的本性及其作用方式具备科学知识，而是表明我们缺少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从这种意义上说，“力”这个词作为尚未探明的因果关系的略语，作为语言上的权宜之计，日常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超过了这一点，那就糟了。如果亥姆霍兹有权利用所谓光的折射力、电接触力等等来解释物理现象，那么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就同样有权利用热力和冷力来解释温度的变化，从而就用不着对热这个现象作任何进一步的研究了。 即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力”这个词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它对一切事物都作了片面的表述。一切自然过程都有两个方面，它们建立在至少两个发生作用的部分的关系上，建立在作用和反作用上。可是，由于力的观念来源于人的机体对外界的作用，再者也来源于地球上的力学，所以它包含的意思是：只有一个部分是主动的、发生作用的，而另一部分是被动的、接受作用的；这样一来，就把两性的差异推广到无生命的存在物上去，而对此直到现在却不能作出证明。力作用于另一个部分所产生的反作用，最多只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反作用，表现为一种阻抗。这种看问题的方法甚至在纯粹力学以外的许多领域里也是行得通的，因为在这些领域里涉及的只是运动的简单的转移及其量的计算。但是在比较复杂的物理过程中这就不够了，亥姆霍兹自己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光的折射力在光本身中和在透明物体中一样多。在附着和毛细现象中，“力”在固体表面上和在液体中肯定一样多。关于接触电，有一点无论如何是没有问题的，即在这里有两块金属各自起着作用；而“化学亲和力”如果存在于什么地方的话，那无论如何是存在于起着化合作用的两个部分中。但是，由两个分开的力所构成的一种力，一种不引起反作用、却在自身中包含和承载着这种反作用的作用，决不是地球上的力学所说的力，而这门科学正是让我们真正明白力的含义的唯一科学。要知道，地球上的力学的基本条件，首先是不去研究碰撞的原因，即每一种情况下的力的本性，其次是关于力的片面性的观点，它认为同这个力相对抗的是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总是和自身相等的重力，这也就是说，同地球上的任何物体降落的距离比起来，地球半径都被认为等于无限大。 我们现在进一步看看亥姆霍兹怎样把他的“力”“客观化”，使之成为自然规律。 在1854年的一篇讲演（上引书，第119页）中，他研究了构成我们的太阳系的星云球体最初所包含的“做功的力的蕴藏”。 “事实上，它不过是以它的各个部分彼此间的万有引力的形式获得这方面的一套极为巨大的妆奁。” 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同样无可怀疑的是，这一整套由重力或引力构成的妆奁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现在的太阳系中，也许要除去一个微不足道的量，这个量是同可能一去不复返地抛到宇宙空间中去的物质一道丧失的。接着说： “各种化学力必定也是既有的，已准备好起作用的；但是，各种物质只有发生最紧密的接触，这些力才能起作用，所以在它们开始起作用以前，一定要发生凝缩现象”［第120页］ 如果我们像亥姆霍兹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把这些化学力看做亲和力，即看做吸引，那我们在这里也不得不说，这些化学吸引力的总和依然丝毫未减地继续存在于太阳系中。 但是在同一页上，亥姆霍兹还叙述了他的计算的结果： 在太阳系中“最初的机械力现在大约只有 <![if!vml]><![endif]>还原样存在着”。 这怎么能和上面所说的相一致呢？引力，无论是万有引力或是化学吸引力，都依然完好地存在于太阳系中。亥姆霍兹并没有指出力的某个其他的确实来源。当然，按照亥姆霍兹的说法，这些力已经作了巨大的功。但是这些力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或减少。太阳系中的每一个分子乃至整个太阳系本身的状况，都和前面的例子中的钟锤的情形相同。“重锤的重量既没有失去，也没有减少。”一切化学元素的状况都和前面说过的碳和氧的情形一样：每种元素既有的总量依然原样保存着，而“全部亲和力也和以前一样强”。那么我们失去了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力”做了据他计算相当于太阳系现在能做的功的453倍的巨大的功呢？到目前为止，亥姆霍兹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答案。不过他进一步又说： “我们不知道，［原始星云球体中］是否另外还有以热的形态存在的力的蕴藏。”［第120页］ 但是，请让我说几句。热是一种排斥的“力”，因而是逆着重力和化学吸引的方向起作用的，假设重力和化学吸引为正，它就是负。因此，既然亥姆霍兹以万有吸引和化学吸引来构成他的力的原始蕴藏，那就不应当把此外还存在着热的蕴藏算到这个力的蕴藏中去，而应当从中减掉。否则情况应当是这样：当太阳热正好逆着地球的引力把水变成水蒸气并使水蒸气上升的时候，太阳热必定增强地球的引力；或者用来输送水蒸气的发烫的铁管所具有的热必定增强氧和氢的化学吸引。可是它实际上恰恰会使这种吸引不起作用。所以，当亥姆霍兹设想一定量的排斥运动可以以热的形式加到吸引形式的运动上去，并增加后者的总量时，他犯了一个明显的计算错误。 或者我们可以以另外的形式来说明这同一个问题：假设星云球体半径为r，因而体积为 <![if!vml]><![endif]>πr3，其温度为t。再假设另一质量相同的星云球体在较高的温度T之下有较大的半径R和体积 <![if!vml]><![endif]>πR3。显然，在第二个星云球体中，只有当它的半径从R缩小到r，即把相当于温度差T—t的热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的时候，吸引，无论是力学的吸引或是物理的和化学的吸引，才能和第一个星云球体中的吸引以同样的强度发生作用。所以较热的星云球体比较冷的星云球体要凝缩得晚一些，因而从亥姆霍兹的观点看来，热作为凝缩的障碍，就不是“力的蕴藏”的正量，而是负量。 这所有的“力的蕴藏”，不管是可能存在的，还是可能加以证实的，我们都冠以同样的符号，使它们可以相加。因为我们暂时还不能使热转换，不能用等量的吸引来代替热的排斥，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两种吸引的形式下来实现这种转换。于是我们就干脆用气团自身独立化的那一时刻存在于其中的排斥运动或所谓的能的总和，来代替万有引力，代替化学亲和力，代替那些一开始可能就在这些力之外存在着的热。这样，亥姆霍兹的下述计算就理顺了，在这里他要计算的是 “由于太阳系各天体从弥漫的星云物质发生假设的最初的凝缩而必定出现的变热现象”［第134页］。 他就这样把全部“力的蕴藏”都归结为热，归结为排斥，从而就可以把想象的“热这样一种力的蕴藏”加到“力的蕴藏”上去。于是他的计算表明：最初存在于气团中的全部能量（即排斥）的 <![if!vml]><![endif]>，已经以热的形态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或者确切地说，现在的太阳系中的一切吸引的总和，与太阳系中还存在着的一切排斥的总和之比，是454：1。但是这样一来，这些计算就和拿这些计算来作例证的讲演的本文发生矛盾了。 关于力的观念甚至在亥姆霍兹这样的物理学家那里都引起了这样的概念混乱，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它在计算力学范围以外的任何研究部门中，在科学上都是不适用的。在力学中，运动的原因被当做已知的，人们关心的不是运动的起源，而只是运动的作用。因此，如果有人把某种运动的原因称做某种力，这丝毫无损于力学本身；但是人们习惯于把这个名称也搬到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去，这样一来混乱就不可避免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而且还会常常看到。 关于功的概念，我们在下一章中再谈。 （应当阐明功这种运动的传递及其形式的概括。） ［札记和片断］ ［11］ 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这种物质并不是抽象。就是在太阳中，一个个实物都是分解了的，并且在它们的作用上是没有差别的。而在星云的气团中，一切实物虽然彼此分离地存在着，却融合为纯粹的物质本身，即仅仅作为物质起作用，而不以自己的特殊属性起作用。 （此外，在黑格尔那里，起作用的原因和终极的原因的对立也已经在相互作用的范畴中被扬弃了。）[343] ［26］ 原始物质。 “关于物质本身就存在并且自身没有形式的观点，是很古老的，在希腊人那里我们就碰到过，他最初是以混沌这一神话形式出现的，而混沌被设想为现存世界的没有形式的基础。”（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58页。）[344] 我们在拉普拉斯那里又看到这种混沌，星云就近似于它，这种星云也只具有形式的萌芽，此后便发生了分化。 ［153］ 通常都把重量看做物质性的最一般的规定。这就是说，吸引是物质的必然属性，而排斥却不是，但是吸引和排斥像正和负一样是不可分的，因此，根据辩证法本身就可以预言：正确的物质理论必定认为排斥具有和吸引同样重要的地位；只以吸引为基础的物质理论是错误的，不充分的，片面的。事实上已经有足够的现象预示了这一点。仅仅由于光的缘故，以太194就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以太是否是物质的东西呢？如果它确实存在着，它就必定是物质的，必定归入物质概念。但是它没有重量。彗尾被认为是物质的。它们显示出很强的斥力。气体中的热会产生斥力，等等。 ［123］ 吸引和重力。整个重力论是建立在吸引是物质的本质这种说法的基础上的。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是有吸引的地方，它都必定被排斥所补充，所以黑格尔说得完全正确：物质的本质是吸引和排斥。[345]事实上，我们越来越不得不承认：物质的离散有一个界限，达到这个界限，吸引就转变成排斥；反之，被排斥的物质的凝缩也有一个界限，达到这个界限，排斥就转变成吸引。 ［13］ 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这在黑格尔那里是神秘的，但是，事实上他在这里预言了以后自然科学上的发现。就是在气体中也存在着分子的排斥，而在更稀薄的离散的物质中，例如在彗尾中，更是如此，在那里排斥甚至以非常巨大的力起着作用。甚至在这里黑格尔也显示出他的天才，他把吸引看成是从作为首位的东西的排斥中派生出来的第二位的东西：太阳系不过是由于吸引渐渐超过原来占支配地位的排斥而形成的。——由热产生的膨胀＝排斥。气体动力学。 ［39］ 物质的可分性。这个问题对于科学来说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知道，在化学中，可分性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超出这个界限，物体便不能再起化学作用——原子；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同样，在物理学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某种——对物理学的观察来说——最小的粒子；它们的排列制约着物体的形式和内聚力，它们的振动表现为热等等。但是，物理学上的分子和化学上的分子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我们直到现在还毫无所知。——黑格尔很容易就把这个可分性问题应付过去了，因为他说：物质既是两者，即可分和连续的，同时又不是两者。275这不是什么答案，但现在差不多已被证明了（见第5张第3页下端：克劳修斯[346]）。 ［3］ 可分性。哺乳动物是不可分的，爬行动物还能再生出一只脚来。——以太波可以分割并且可以计量到无限小。——实际上，每一物体在一定的界限内，例如在化学中，都是可分的。 ［30］ “它〈运动〉的本质应该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空间和时间都属于运动；速度作为运动的量，是与流逝的特定时间成比例的空间。”（《自然哲学》第65页）“空间和时间充满着物质……正如没有无物质的运动一样，也没有无运动的物质。”（第67页）[347] ［60］ 力。[348]黑格尔（《哲学史》第1卷第208页）说： “说磁石有灵魂〈如泰勒斯所说的〉，比说他有吸引力更好些；力是一种属性，它可以和物质分离开来，可以认为是一个宾词；而灵魂则是磁石的这种运动，同物质的本性是一回事。” ［61］ 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707页： “根据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物质或实物的存在早于运动或活力，实物创造了力！这和断言力创造了实物是同样错误的，因为力和实物是不可分的。[349] 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他的唯物主义的呢？ ［38］ 机械运动。在自然科学家那里，运动总是不言而喻地被看成等于机械运动，位置移动。这种看法是从化学产生前的18世纪遗留下来的，它大大妨碍了对各种过程的清楚的认识。运动应用于物质，就是一般的变化。出于同样的误解，还产生了想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甚至格罗夫也 “强烈地倾向于相信物质的其他属性是运动的各种样式或者最终会归结为运动的各种样式“（第16页）276， 这样就把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抹杀了。这决不是说，每一种高级的运动形式并不总是必然与某种真正机械的（外部的或分子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高级的运动形式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式一样，正如化学反应不能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一样。但是，这些次要的形式的存在并不能穷尽各种主要形式的本质。终有一天我们肯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中的分子运动和化学运动，但是这样一来难道就穷尽了思维的本质吗？ ［32］ 运动和平衡。平衡和运动是分不开的。[350]在天体的运动中，存在着平衡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平衡（相对的）。但是，任何特殊的相对的运动，即这里的一个运动着的天体上的单个物体的所有的单个运动，都趋向于实现相对静止即平衡。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在太阳上没有单个物体的平衡，而只有整个物体的平衡，或者说只有一种极微不足道的、由密度的显著差异所制约的平衡，而在表面上则是永恒的运动和不平静，离解。在月球上似乎只有平衡占统治地位，没有任何相对的运动——死亡（月球＝否定性）。在地球上，运动分化为运动和平衡的变换：单个运动趋向平衡，而总体运动又破坏单个平衡。岩石进入静止状态，但是剥蚀、海浪、河流、冰川的作用，不断地破坏这个平衡。蒸发和雨，风，热，电和磁的现象，也造成同样的景象。最后，在活的有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单位和较大的器官的持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存时期以整个有机体的持续平衡为其结果，然而又始终处在运动之中，这是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统一。 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169］ （1）天体的运动。吸引和排斥在运动中的近似平衡277。 （2）一个天体上的运动。物体。只要这种运动是由纯粹机械的原因所引起，也就存在着平衡。物体静止在自己的基础上。在月球上这种静止看来是完全的。机械的吸引克服了机械的排斥。从纯粹力学的观点看来，我们不知道从排斥中发生了什么，而且纯粹力学也没有说明，例如在地球上是物体反重力而运动的“力”究竟从何而来。纯粹力学視这一事实为己知的。所以，这里讲的只是具有排斥、分离作用的位移运动由物体传递给物体，这时吸引和排斥是相等的。 （3）但是，地球上异常多的种种运动，都是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转化（机械运动向热、电、化学运动的转化），是每一种运动形式向任何其他运动形式的转化；所以，或者是吸引转化为排斥——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化学分解（这种转化是原来上升的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而不是下降的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后者只是假想而已）[351]。 （4）现在在地球上起作用的全部能量，都是由太阳热转化来的。 ［29］ 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下述命题中：宇宙永远保持着同量的运动。39自然科学家把这一点表达为“力的不灭”，这是不完全的。笛卡儿仅仅从量上加以表达，也同样是不充分的：运动本身作为物质的本质活动，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和物质自身一样，是不灭的，其中包括量的方面。这就是说，在这里哲学家的理论也是在200年之后才被自然科学家所证实。 ［115］ 能量守恒。运动的量的不变性已经由笛卡儿指出了，并且使用的是和现在（克劳修斯，罗伯特·迈尔，麦克思韦？）差不多相同的说法。而运动形式的转化却从1842年起才被发现，而且新的东西正是这一点，而不是有关量的不变性的定律。 ［37］ 运动不灭。格罗夫书中有很精彩的一段，第20页及以下几页。278 ［138］ 力和力的守恒。须引用尤·罗·迈尔的最初两篇论文中的几段话来反驳亥姆霍茨。[352] ［28］ 力。任何运动如果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那么，只要这一运动是自己转移的，是主动的，就可以把它看做是被转移的、被动的运动的原因。于是，这个原因，这一主动的运动，就表现为力，而被动的运动就是力的表现，根据运动不灭定律，从这里自然而然的就得出结论：力和力的表现是同样大的，因为在两种情况下出现的是同一个运动。但是，自己转移的运动或多或少在量上是可以规定的，因为它出现在两个物体上，而这两个物体中间的一个，可以作为量度单位去量度另一个物体的运动。运动的可量度性使力这个范畴具有它的价值，否则力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此，运动越是可以量度，力和力的表现这些范畴在研究上就越有用处。因此，这些范畴在力学中特别有用，在那里，力还进一步地被分解，被看做复合的东西，从而时常得到新的结果，可是，不要忘记，这不过是头脑中的运算罢了。如果把力的平行四边形所表示的真正合理的类比应用到真正简单的力上，那么这些简单的力并不因此就变为真正的合力。在静力学中也是如此。其次，在其他运动形式转变为机械运动形式（热、电、吸铁时的磁）时也是如此，在这里，原来的运动可以用产生出来的机械作用来量度。但是就在这里，在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同时被考察时，“力”这一范畴或简称的局限性已经显露出来了。没有一个像样的物理学家再把电、磁、热简单地称为力，正如不再把它们称为物质或不可量物一样。当我们知道一定量的热运动转变为若干量的机械运动的时候，我们还一点也不知道热的性质，虽然对这些转变的研究是探讨热的性质所必需的。把热看做一种运动形式，这是物理学上最近的进步，而且这样一来，力这一范畴在这种形式上就被取消了：在某些情况下——在转移的情况下——这些运动形式可以表现为力，并因而可以量度。例如，热可以用受热的物体的膨胀程度来量度。如果在这里热没有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充当尺度的物体），就是说，如果充当尺度的物体的热没有发生变化，那就谈不上什么量度，谈不上什么数量变化了。人们简单地说：热使物体膨胀；然而，如果说热具有使物体膨胀的力，这就不过是同义反复，至于说热是使物体膨胀的力，那就不确切了，因为（1）用别种方法也可以产生膨胀，例如在气体中，（2）这样并没有把热完全表现出来。 一些化学家也谈到化学力，说它是产生和保持化合物的一种力。但是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转移，而只是不同物体的运动合在一起，这样，“力”在这里就遇到了自己的界限。但是这个“力”还可以用产生的热来量度，然而直到今天并没有多大结果。“力”在这里成了纯粹的空话，就像在任何这样的地方一样，在这些地方，人们不去研究没有研究过的运动形式，而是虚构某种所谓的力来解释这些运动形式（例如，用浮力来说明木块在水上浮起，用光的反射力来说明光的反射作用等等），于是有多少种不能说明的现象，便有多少种力，而外部的现象恰好仅仅被翻译成一种最纯粹的空话。274（引力和斥力的提法倒还说得过去，在这里，物理学家们所不能说明的许多现象都总括在一个共同的名称之下，这个名称暗示出某种内在的联系。） 最后，在有机界中，力这一范畴是完全不够的，可是人们不断地使用它。当然，人们可以根据肌肉的机械作用，把肌肉的活动叫做肌肉力，而且也可以把它量度出来；甚至还可以把其他可量度的机能看做力，例如，不同的胃的消化力，但是这样立刻会产生荒谬的东西（例如，神经力），在这里无论如何只能在十分有限的和借喻的意义上谈论力（日常的说法：恢复力量）。但这种不经之谈引起了生命力的说法。如果这里是想说，机体中的运动形式不同于机械的、物理学的和化学的运动形式，它扬弃后几种运动形式而把它们包含在自身之中，那么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因为力——它以运动的转移为前提——在这里表现为某种从外部导入机体的东西，而不是机体所固有的、和机体分不开的东西，因此，生命力就成了一切超自然主义者的最后避难所。 缺点：（1）力通常是被当做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黑格尔《自然哲学》第79页）。 （2）潜在的、静止的力——这要从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来说明（惯性、平衡），而在说明时还需要研究力的激发问题。 ［31］ 力（见上述）。运动的转移当然只是在所有各种条件齐备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些条件常常是多种多样的和复杂的，特别是在机器中（蒸汽机，装有枪机、撞针、火帽和火药的枪支）。如果缺少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个条件产生以前，转移是不会发生的。于是，人们对这种情况就可能产生这样的想象：力似乎只有依靠这最后一个条件的帮助才被激发起来，力似乎潜藏于某一物体即所谓力的载体（火药、煤炭）之中。但是在这里，实际上不仅要具备这个物体，而且还要具备其他的一切条件，才能引起这个特殊的转移。—— 力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是因为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有使运动转移的手段，这些手段在某种限度内可以受我们的意志支配而运作起来，特别是双臂的肌肉，我们可以用它来使别的物体发生机械运动，即位置移动，可以用它来举、持、掷、击等等，并因此得到一定的效果。在这里，运动好像是产生出来的，而不是转移过来的，于是就引起这样一个观念：仿佛力的真的产生运动。肌肉力也不过是运动的转移，这在今天才在生理学上得到了证明。 ［181］ 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力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西，那么，这从物质的形式变换中得到了证明，在这种变换中等价性已在数学上得到证明。这种等价性在量度上早已被承认了：力用力的表现来量度，原因用结果来量度。 ［35］ 力。还得分析消极方面——和运动的转移相对立的阻抗。 ［171］ 运动的量度——功279 “相反，直到现在我仍然发现：这个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即“功及其不变性的基本物理概念”〉，对于那些没有研习过数理力学的人来说，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多么有才华，甚至还有相当高的自然科学造诣，都是很难理解的。不能否认，这是一种十分特别的抽象。甚至像伊·康德这样有才智的人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领悟的，这从他和莱布尼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就可以得到证明。” 这段话是亥姆霍茨说的（《通俗科学讲演集》第2册序言）。 这样，我们现在就冒险进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领域，何况我们不好冒昧地让读者去“研习数理力学”。但是，也许事实表明：在问题涉及到概念时，辩证思维至少可以像数学计算那样管用。 伽利略一方面发现了落体定律，依照这个定律，落体经过的距离和下落所用的时间的平方成正比。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一个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同这个定理不完全符合的命题：一个物体的运动量（它的冲量和动量）是由质量和速度决定的，所以在质量不变时它与速度成正比。笛卡儿采取了后一命题，把运动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一般地看做物体运动的量度。 惠更斯已经发现：在弹性碰撞时，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之和，在碰撞前后是不变的，而且类似的定律，对于连成一个系统的各个物体的其他各种运动的情况，也是适用的。 莱布尼茨是看出笛卡儿的运动量度和落体定律相矛盾的第一个人。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笛卡儿的运动量度在许多情况下是正确的。因此，莱布尼茨把运动力分为死力和活力。死力是静止物体的“压力”或拉力，其量度是物体的质量同物体由静止状态转入运动时的运动速度的乘积；至于活力的量度，即物体的真正运动的量度，他则认为是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而且，他是直接从落体定律导出这种新的运动量度的，莱布尼茨的结论是： “把4磅重的物体提升1英尺和把1磅重的物体提升4英尺，需要同样的力；但是运动距离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因为，物体下落4英尺，其速度两倍于下落1英尺。而物体下落时获得把物体提升到原有高度所需要的力；所以这两种力都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苏特尔《数学史》第2卷第367页） 但是他又进一步又证明了：运动的量度mv和笛卡儿关于运动量守恒的问题是矛盾的，因为，如果这一量度真正有效，那么力（即运动量）在自然界中就会不断地增加或减少。他甚至设计了一种仪器（《学术记事》，1690年），如果mv这一量度是正确的，这种仪器就必然成为不断获得力的永动机，而这是荒谬的。近来，亥姆霍兹又常常使用这种论据。 笛卡儿派竭力抗争，于是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延续多年的争论，康德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1746年）280中也参加了这场争论，虽然他并没有弄清这个问题。今天的数学家们都十分轻蔑地看待这场“无结果的”争论，这场争论 “延续了四十多年，使欧洲的数学家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直到最后，达兰贝尔才与他的《动力学》（1743年）一书，俨然以最后裁决的形式结束了这场只能说是无益的文字争论”（苏特尔，上引书第366页）。 但是，看来还不能把争论的问题这样完全归结为一场无益的文字争论，因为争论的问题是由莱布尼茨这样的人物针对笛卡儿这样的人物提出来的，而且康德这样的人物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并为此写了他的第一部相当有分量的著作。的确，说运动有两种互相矛盾的量度，一会儿说它和速度成正比，一会儿又说他和速度平方成正比，怎样才能使之协调一致呢？苏特尔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说，两种说法都对也都不对； “‘活力’这个用语一直沿用至今；但是它不再被看做力的量度，而只是一度用来表示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一半的乘积这一力学中很有意义的东西”［第368页］。 由此可见，mv仍是运动的量度，而活力只是 <![if!vml]><![endif]>的另一种表达，关于这一公式，我们虽然知道它在力学中很有意义，可是现在确实不知道它意义何在。 我们且把那用来救命的《动力学》拿在手上，仔细读一下达兰贝尔的“最后裁决”。他就写在序言里。 那里说，在正文中根本没有谈这整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力学来说毫无用处”。［第XVII页］ 这对纯粹计算的力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这样的力学中，正像以上我们在苏特尔那里看到的，文字标记不过是代数公式的另一种表达，另一种名称，就这些名称来说，最好根本别去费脑筋。 但是，由于有如此重要的人物探讨过这个问题，所以达兰贝尔也愿意在序言中简略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他认为，人们只要头脑清醒，就会把运动物体的力仅仅理解为物体克服障碍或抵抗障碍的特性。所以，力既不能用mv去量度，也不能用mv2去量度，而只能用障碍和这些障碍的阻抗来量度。###$$$障碍有三种：（1）不可克服的障碍，这种障碍可以使运动完全消失，所以在这里用不着考察；（2）其阻抗刚好足以使运动停止，而且这是一瞬间做到的：平衡的情况；（3）只能逐渐使运动停止的障碍：减速运动的情况。［第XVII—XVIII页］“大家都会同意：当两个物体的质量与其虚速度（即物体即将开始运行运动的速度）的乘积彼此相等时，这两个物体便处于平衡状态。所以在平衡中，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即运动量，是可以代表力的。大家也都会同意：在减速的运动的情况下，被克服的障碍的数目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如果一个物体例如在某一速度下可以压缩一根弹簧，那么在速度为两倍时就可以同时或连续压缩四根而不是两根同样的弹簧，当速度为三倍时可以压缩九根，以此类推。于是活力的拥护者〈莱布尼茨派〉便由此得出结论：运动中的物体的力，一般是同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成正比。其实，如果力的量度在平衡状态中和在减速运动中有所不同，这又有什么不方便呢？因为，只要用明确的概念来进行推论，他就应把力这个词仅仅理解为克服障碍或抵抗障碍时所发生的那种作用。”（法文第1版序言第XIX—XX页） 但是达兰贝尔毕竟是一位哲学家，他不会不明白用如此轻而易举的办法是摆脱不了同一个力有双重亮度这一矛盾的。因此，在他实际上只是重复了莱布尼茨已经说过的话（因为他的“平衡”和莱布尼茨的“死压力”是一回事）之后，突然又转向笛卡儿派，找到下面这样一条出路： mv这一乘积甚至在减速运动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做力的量度，“只要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用障碍的绝对量去量度力，而是用这些障碍的阻抗的总和去量度力。毋庸置疑，阻抗的这个总和是与运动量〈mv〉成正比的，这是因为，如大家所公认的，物体在每一瞬间所失去的运动量同阻抗与无限小的时间段的乘积成正比，而这些乘积的总和显然表示全部阻抗”。这后一种计算方式在他看来更为合理，“因为一个障碍只有当它产生阻抗时才成其为障碍，阻抗的总和恰当的表示被克服的障碍；此外，这样的量度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平衡和减速运动就有了一种共同的量度”。但是究竟怎样行事，不妨各随其便。［第XX—XXI页］ 这样他用一种数学上不正确的方法（这一点连苏特尔也是承认的）自认为解决了问题，随后，他在序言的末尾对他的前辈们的思想混乱做了令人不快的评述，并且断言：从以上的评述看来，这只能是一场毫无价值的形而上学的争论，甚至是一场更加不足取的纯粹文字争论。 达兰贝尔的调和建议可归结为下列计算： 质量为1，速度为1，在单位时间内可压缩1根弹簧。 质量为1，速度为2，可压缩4根弹簧，但要用2个单位时间，即在每个单位时间内只能压缩2根弹簧。 质量为1，速度为3，在3个单位时间内可压缩9根弹簧，即在每个单位时间内只能压缩3根弹簧。 所以，如果用所需要的时间去除效果，我们就又从mv2回到mv了。 这正是卡特兰以前用来批驳莱布尼茨的那个论据281：的确，一个速度为2的物体抵抗重力而上升的高度，是速度为1的物体上升高度的4倍，但是所需时间为2倍；所以，运动量应除以时间，结果等于2，而不等于4。十分奇怪，苏特尔的观点也是这样。它去除了“活力”这一用语的全部逻辑含义，只给他留下数学含义。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在苏特尔看来，问题是要把mv这一公式拯救出来，把它作为运动量的唯一量度；所以mv2就合乎逻辑地要被牺牲掉，以便在数学的天国里变容复活。 不过，如果说卡特兰的论据构成一座连接mv和mv2的桥梁，因而是有价值的，这倒是对的。 达兰贝尔之后的力学家们根本没有接受他的最后裁决，因为他的最后裁决是有利于以mv为运动的量度的。他们抓住他在表述莱布尼茨对死力和活力的区分时所说的话：对于平衡，即对于静力学来说，mv是有效的；对于受阻碍的运动，即对于动力学来说，mv2是有效的。这种区分虽然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在这种形势下，它并不比那位军士的著名解决办法有更多的逻辑含义：这位军士值班时总是说“对我”，在下班后总是说“使我”282。大家都默认这种区分：既然事已如此，我们就无法去改变，即使这种双重亮度有矛盾，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例如，汤姆生和泰特在《自然哲学论》：（1867年牛津版）第162页上说： “一个没有自转的、运动着的钢铁，其运动量或动量，与其质量和速度二者成正比，质量或速度增加一倍，运动量也增加一倍。” 紧接着又说： “一个运动着的物体的活力或动能，与质量和速度的平方二者成正比。” 他们竟这样明显地把两种相互矛盾的运动量度并列在一起。对这个矛盾根本不想去说明，哪怕只是掩饰一下也不想去做。在这两位苏格兰人283的著作中，思维是被禁止的，只有计算才被容许。难怪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即泰特，被看做虔诚的苏格兰的最虔诚的基督徒了。 在基尔霍夫的关于数理力学的讲义[353]中，mv和mv2这两个公式完全不是以这种形式出现。 也许亥姆霍兹会帮助我们。他在《论力的守恒》中主张用 <![if!vml]><![endif]>来表示活力[354]，这一点我们回头再来谈，接着他的第20页和以下几页列举了活力〈即 <![if!vml]><![endif]>〉守恒原理至今仍被应用和承认的几种情况”。其中的第二种情况是： “只要不发生摩擦或非弹性体的碰撞，运动就可以由不可压缩的固体或流体来传递。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一般原理通常表述为下列规则：由机械力所传递和改变的运动，其力的强度的减少与其速度的增加总是保持同一比例。因此，如果我们设想有一架机器靠某种过程而均匀地产生做功的力，重量m借助于这家机器以速度c向上升起，而重量nm借助于另一架机械装置向上升起，不过其速度为 <![if!vml]><![endif]>，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由机器在单位时间内产生的张力的量，都可以用mgc来表示，其中g表示重力的强度。”［第21页］ 这样，这里又产生一个矛盾：与速度成简单比例而增减的“力的强度”，竟不得不成为以速度平方而增减的力的强度守恒的证明。 当然，这里表明，mv和 <![if!vml]><![endif]>被用来规定两种完全不同的过程，但是这一点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因为mv2不可能＝mv，除非v＝1。问题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运动会有两种量度，这种情况在科学中也和在商业中一样，是不容许的。因此，我们再试一试别的解决办法。 既然mv可以用来量度“由机械力所传递和改变的运动”，那么这种量度对于杠杆及其一切派生的形式，如滑轮、螺杆等等，一句话，对于传递运动的一切机械，都是适用的。但是，一种十分简单而又不是什么新的考察表明：在这里，在mv适用的场合，mv2也一样适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样一个机械装置，在这个装置中，两边的杠杆臂的比是4∶1，因而在这个装置中1千克的重物可以同4千克的重物保持平衡。这样，我们在一个杠杆臂上稍微加上一点力，使1千克上升20米；如果把同样的力加在另一个杠杆臂上，则可以使4千克上升5米，并且较重的重物下降所用的时间和另一重物上升所需要的时间是一样的。质量和速度互为反比：mv，1×20＝m′v′，4×5。反过来，我们让每个重物在上升以后又自由下落到原来的水平线上，则1千克的重物下落20米所达到的速度是20米（在这里，重力加速度用整数10米来表示，而不是用9.81米）；另一个4千克的重物下落5米所达到的速度是10米。284 mv2＝1×20×20＝400＝m′v′2＝4×10×10＝400。 相反，下落所用的时间却是不一样的：4千克下落5米，时间是1秒，1千克下落20米，时间是2秒。摩擦和空气阻力在这里当然全都略去。 但是两个物体中的每一个从所在的高度下落后，运动便停止了。所以，在这里mv表现为单纯传递的、也就是持续的机械运动的量度，而mv2表现为已经消失的机械的量度。 其次，完全弹性体相碰撞的情形也是一样：mv的总和与mv2总和在碰撞前后都是不变的。两个量度具有同样的效力。 非弹性体相碰撞时，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通行的初等教科书（高等力学几乎根本不再研究这类小问题）都说，mv的总和在碰撞前后是一样的。相反，活力却有损失，因为，如果用碰撞前的mv2的总和减去碰撞后的mv2总和，会留下一个总归是正的余数。这个量（或它的一半，这要视采取的观点而定）就是因碰撞物体的相互挤压和变形而减少的活力。这后一点现在是清楚明白的。前一论断，即mv的总和在碰撞前后不变，却不是如此。不管苏特尔怎么说，活力是运动，如果它的一部分丧失掉，运动也就丧失了。可见，要么mv在这里表示运动量并不准确，要么上述论断是错误的。总之，这整个定理是从这样一个时代承袭下来的，在这个时代，人们对运动的转化还毫无所知，因而只是在没有别的出路时才承认机械运动的消失。所以，mv的总和在碰撞前后的相等，是由这一总和在碰撞前后不增不减来证明的。但是，既然物体由于没有弹性而发生相应的内部摩擦使活力有所损失，从而也就使速度有所损失，那么mv的总和在碰撞后必定比碰撞前小。既然在计算mv2时，内部摩擦显得这样重要，那么在计算mv时就不应该把它略去。 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我们承认这个定理，而且在计算碰撞后的速度时假定mv的总和不变，我们仍然可以发现mv2的总和减少了，因此，mv和mv2在这里发生了冲突，而且是因为出现了实际消失的机械运动的量差，计算本身表明：mv2的总和准确地表示运动量，而mv总和并未准确地表示运动量。 mv应用于力学的各种情形大致上就是如此。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应用mv2的几种情形。 当炮弹发射出去的时候，无论他击中固体目标，或是因空气阻力和重力的作用而趋于静止，它在飞行过程中总要消耗一个和mv2成正比的运动量，如果一列火车撞上另一列停着的火车，那么碰撞的激烈程度和相应的破坏程度，和这列火车的mv2成正比。计算克服某一阻抗所需要的机械力，同样要应用mv2。 但是，“克服某一阻抗”这一在力学家中非常流行的方便用语的含义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提升一个重物，克服了重力的阻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某个运动量即某个机械力的量便消失了，这个消失的运动量即机械力的量等于所提升的重物从它所达到的高度直接或间接下落到原来的水平线时重新产生的运动量即机械力的量。这个量可以用重物的质量同下落的最终速度的平方的乘积的一半即 <![if!vml]><![endif]>来量度。那么提升重物时发生了什么呢？机械运动或机械力本身消失了。但是它并没有化为乌有：按亥姆霍茨的说法，它转化为机械张力；[355]按现代人的说法，它转化为位能；按克劳修斯的说法，它转化为埃尔加勒［Ergal］；[356]，而且它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力学上可行的方法重新转化为同它产生时所必需的机械运动能量的机械运动。位能只是活力的反面表现，反之亦然。 一颗24磅重的炮弹以每秒400米的速度击中一辆铁甲舰的一米厚的钢板而对钢板无显著影响。就是说，在这里消失的机械运动等于 <![if!vml]><![endif]>，即等于12×400×400×＝960000千克米（因为24磅＝12千克[357]），这运动变成了什么呢？一小部分消耗于钢板的震动及其分子移动。另一部分消耗于把炮弹爆炸成无数碎片。大部分则转化为热，使炮弹升温到炽热状态。1864年，普鲁士人在驶向阿尔斯岛时用重炮轰击罗尔夫·克拉克号285的铁甲船舷，每命中一发，他们在黑暗中都看到突然变得炽热的炮弹所发出的闪光，而惠特沃思通过实验早已证明，射向铁甲舰的爆破弹无需安装雷管；炽热的金属本身就可以引燃炮弹中的炸药。如果以424千克米作为单位热量的机械当量286，那么和上述机械运动的量相当的是2264单位的热量。铁的比热是0.1140，也就是说，使1千克水的温度升高1℃的热量（这一热量被当做热量单位），足以使＝8.772千克铁的温度升高1℃。所以，上述2264单位的热量可以使1千克铁的温度升高8.772×2264＝19860°，或使19860千克的铁升高1℃。因为这一热量均等地分布于舰身钢板和击中钢板的炮弹上，所以后者的温度便升高＝828°，这就足以产生出相当高的炽热。但是，因为炮弹前端即与目标碰撞的一端所得到的热量必定占绝大部分，大约比后半截所得到的热量多一倍，所以前端的温度会上升到1104℃，而后半截的温度则上升到552℃，即使我们把碰撞时的实际作的机械功大打折扣，这也完全足以解释炽热效应。 机械运动在摩擦中同样也会消失，并以热的形式重新出现；大家知道，曼切斯特的焦耳和哥本哈根的柯尔丁，对这两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作了尽可能精确的测量，通过实验第一次近似地确定了热的机械当量。 由机械力，例如由蒸汽机发动的磁发电机产生电流的情形也是一样的。一定时间内产生的所谓电动力的量和同一时间内消耗的机械运动的量成正比，如果用同一量度来表示，则二者正好相等。我们可以设想，这个量不是由蒸汽机产生，而是由一个在重力作用下下落的重物产生的。这个重物所能提供的机械力，可以用该重物自由下落经过同一高度所得到的活力去量度，或者用该重物重新升到原来的高度所需要的力去量度：两种情况都是用 <![if!vml]><![endif]>去量度。 这样，我们发现机械运动确实有双重亮度，但是也发现每一种量度适用于某个界限十分确定的范围之内的一系列现象。如果现有的机械运动以保持机械运动的方式进行传递，那么它是按照质量和速度的乘积的比例传递的。但是，如果它以下述方式进行传递，即它作为机械运动消失掉而又以位能、热、电等等形式重新出现，一句话，它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那么这种新的运动形式的量则同原来的运动着的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成正比。一句话，mv是以机械运动来量度的机械运动；<![if!vml]><![endif]>是以机械运动转化为一定量的其他运动形式的能力来量度的机械运动。我们看到，这两种量度因为互不相同，所以并不互相矛盾。 由此可见，莱布尼茨和笛卡儿派的争论绝不是单纯的文字争论，而达兰贝尔的最后裁决事实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达兰贝尔大可不必长篇大论地指责他的前辈们糊涂，因为他自己和他们一样糊涂。事实上，只要人们不知道仿佛消失了的机械运动变成了什么，他们一定会是糊涂的。只要像苏特尔这样的数理力学家死守在本专业的范围之内，他们就会像达兰贝尔一样糊涂，而且一定会用既空洞又充满矛盾的套话来搪塞我们。 但是，现代力学对机械运动向在量上与之成正比的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这种转化是怎样表述的呢？——他做了功，而且做了如此这般多的功。 但是，这里并没有把功这一概念的物理含义充分表达出来。比如说，在蒸汽机或热力机中热转化为机械运动，即分子运动转化为物体运动；热使化合物分解；热在热电堆中转化为电；电流从稀硫酸中把水的两种元素分解出来，或者反过来，在电池的化学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运动（换句话说，就是能量）采取电的形式，而后者在闭合电路中又重新转化为热——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那种使过程发生并由此转化为另一运动形式的运动形式做了功，而且它所做的功的量是和他自己原有的量相当的。 所以功是从量的方面来考察的运动形式的变换。 但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一个被提升的重物停在高处不动，那么在静止状态下它的位能仍是一种运动形式吗？当然是。甚至泰特也深信，这种位能随后会转化为一种实在运动的形式（《自然》杂志）。287，此外，基尔霍夫走得远得多，他说（《数学物理学讲义。力学》第32页： “静止是运动的特殊情况”， 这就证明：“他不仅能计算，而且能辩证地思维。 可见，我们通过考察机械运动的两种量度，完全是顺便地、轻而易举地而且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功这一概念，而有人曾对我们说，不懂数理力学是很难理解这一概念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对这一概念所了解的超过了我们从亥姆霍茨1862年《论力的守恒》这一演讲中所学到的东西，而正是在这一讲演中，他要 “尽可能清楚地阐明功及其不变性的基本物理概念”[358]。 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关于功的全部东西就是：功是可以用磅英尺或热量单位表示的东西，而这种磅英尺或热量单位的数目对于一定量的功来说是不变的；其次，除机械力和热外，化学力和电力也能做功，但是所有这些力都会随着它们实际所做的功而耗去它们做功的能力。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整个自然界中能够起作用的力的量的总和，不管自然界发生怎样的变化，总是永恒不变的。功这一概念既没有得到阐发，甚至也没有被界定。[359]正是功的大小在量方面的不变性，使亥姆霍兹看不出：纸变、形式变换是物理学上的一切功的基本条件。正因为如此，他竟断言： “摩擦和非弹性碰撞是机械功消失并从而产生热的过程。”（《通俗科学讲演集》第2册第166页） 正好相反，在这里机械功并没有消失，在这里是做了机械工，机械运动表面上消失了。但是，机械运动本身如果不在表面上消失，如果不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就连百万分之一千克米的功也无法做出来。 包含在一定量的机械运动中的做功能力，正像我们所看到的，称作这一机械运动的活力，而且直到最近还是用mv2来量度的。可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我们去听听亥姆霍茨的说法（《论力的守恒》第9页）。他说：功的大小可以用升到h高度的重物m来表示；然后，如果用g来表示重力，则功的大小＝mgh。重物m要自由地垂直上升到h这一高度，需要速度<![if!vml]><![endif]>，它下落时又会得到同一速度，所以，mgh＝ <![if!vml]><![endif]>。于是亥姆霍兹建议 “用 <![if!vml]><![endif]>这个量来表示活力的量，这样一来，它就和功的大小的量度同一了。就活力这个概念一向使用的情况来说……这一变动没有什么意义，不过以后会给我们带来莫大好处”。 这真是难以置信。亥姆霍兹在1847年的对活力和功的相互关系还不太清楚，以致完全没有发觉，他是怎样把活力的先前的比例量度变为它的绝对量度的；而且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由于自己的大胆的处理竟作出了多么重要的发现，而且他仅仅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才推荐用 <![if!vml]><![endif]>来代替mv2的！力学家们也是为了方便采用 <![if!vml]><![endif]>的。这个 <![if!vml]><![endif]>只是逐渐地在数学上得到了证明：瑙曼从代数上做了阐发（《普通化学》第7页），克劳修斯从解析法上作了阐发（《力学的热理论》第2版第１卷第18页），这一阐发后来又由基尔霍夫作了另外的推导和解释（上引书第27页）。克拉克·麦克思维提供了从mv到 <![if!vml]><![endif]>的出色的代数上的推导（上引书第88页）。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两位苏格兰人汤姆生和泰特283这样说（上引书第163页）： “一个运动着的物体的活力或动能，与质量和速度的平方二者成正比。如果我们采用先前的质量［和速度］的单位〈即以单位速度运动着的质量的单位〉，那么把活力界定为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的一半，是特别有利的。” 可见，在这里，在这两位一流的苏格兰力学家那里，不仅思维停止了，而且计算也停止了。说这个公式特别有利、十分方便，有妙不可言地把一切都解决了。 我们已经知道，活力无非是一定量的机械运动做功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看来，不言而喻，这一做功的能力和他实际做的功，用力学的量度来表示，必定是彼此相等的，因此，如果功可以用 <![if!vml]><![endif]>来量度，那么活力也一定可以用 <![if!vml]><![endif]>来量度。而这就是科学上发生的情形。理论力学得出了活力这一概念，工程师们的应用力学得出了功这一概念，并把它强加给理论家。人们只顾计算而非常不习惯于思维，以致多年来都没有认识到二者的相互联系，他们用mv2去量度其中的一个，用 <![if!vml]><![endif]>去量度另一个，而最后才采用 <![if!vml]><![endif]>量度这二者，但这不是因为有了认识，而是为了计算的简便！[360] ［札记和片断］ ［176］ 气体动力学证明mv2也适用于气体分子。因此，分子运动和物体运动有同样的定律。二者的差异在这里被取消了。 ［172］ ［数学］ ［160］ 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291 Ⅰ 加在第17—18页上[361]：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数学上的无限 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的结果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它的本质上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是从内容方面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并且重新提出下面这个命题：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理智中也不存在292。只有现代的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才又从形式方面研究了这个前提。尽管我们在这里遇到无数的任意虚构和凭空臆造，尽管这种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可是不容否认，这种哲学在许多场合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过来也一样，并且证明了同一些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限制和表述完全抛弃了。它由于承认了获得性状的遗传，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取得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个体的个别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个体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例如，在我们中间，一些数学公理对每个八岁的儿童来说都好像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通过经验来证明，这只是“累积的遗传”的结果。想用证明的方法向一个布须曼人或澳大利亚黑人传授这些公理，这可能是困难的。 在本书[362]中，辩证法被看做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还是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一个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三个领域中的两个领域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到，只有形而上学的懒汉才不明白他所认识到的是同一个规律。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一切理论进展中，同17世纪下半叶发明微积分比较起来，未必再有别的东西会被看做人的精神如此崇高的胜利。如果说在什么地方可以出现人的精神的纯粹的和唯一的业绩，那就正是在这里。至今仍围绕着微积分中所运用的各种数量（各阶的微分和无限）的那种奥秘，是下述事实的最好的证据：人们总是以为，这里所研究的是人的精神的纯粹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363]，而客观世界提供不出任何相应的东西。然而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自然界对这一切想象的量都提供了样本。 我们的几何学是从空间关系出发，我们的算术和代数学是从数量出发，这些数量是同我们的地球上的各种关系相适应的，就是说，是同力学称之为质量的物体大小相适应的，这些质量是出现在地球上并由人使之运动的。和这些质量比起来，地球的质量显得是无限大的，并且也被地球上的力学当做无限大来看待。地球半径＝∞，这是整个力学在考察落体定律时的原则。但是，当我们所考察的是那些用天文望远镜才能观察到的恒星系中的、必须以光年来估算的距离时，不只是地球，而且整个太阳系以及其中呈现出的各种距离，又都成为无限小了。这样，我们在这里不仅已经有了第一阶的无限，而且还有了第二阶的无限，我们的读者高兴的话，还可以凭自己的想象构造出无限空间里的其他的更高阶的无限。 但是，按照现在物理学和化学中流行的观点，力学所研究的地球上的质量，即物体，都是由分子构成的，而分子是最小的微粒，如果不破坏所研究的物体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同一性，便不能再加以分割。根据威·汤姆生的计算，最小的分子的直径不能小于五千万之一毫米293。但是，即使我们假定最大的分子的直径甚至达到二千五百万分之一毫米，那么，同力学、物理学、甚至化学所研究的最小的质量比较起来，分子仍然是一个非常微小的量。尽管如此，分子还是具有所考察的质量的一切特性，可以在物理学上和化学上代表质量，而且在一切化学方程式中确实代表着质量。一句话，分子同相应的质量相比具有完全相同的特性，正如数学上的微分同其变数相比具有完全相同的特性一样。唯一的差别是：在微分中，在数学的抽象中，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神秘的和无法解释的东西，在这里却是不言自明的，并且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 自然界使用这些微分即分子的方式和所遵循的规律，与数学使用数学中的抽象的微分的方式和规律是完全相同的。例如：x3的微分是3x2dx，这里略去了3xdx2和dx3。如果我们按几何学来设想，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边长为x的立方体，其边长按无限小dx量增大。我们假定这一立方体是由一种可升华的元素构成的，比方说，是由硫磺构成的；再假定构成一个角的三面被遮盖起来，另三面是露着的。我们把这个硫磺立方体放在硫磺蒸气中，再把气体温度降低足够的度数，于是硫磺蒸气就凝结在这个立方体的露着的三面上。如果我们设想这是一个以纯粹的状态发生的过程，因而假定在这三面的每一面上最初凝结了一个分子厚的一层，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超出物理学和化学惯用的实验方法。立方体各边的长度x增大了一个分子直径的长度dx。立方体的容积x3增加x3和x3＋3x2dx＋3xdx2＋dx3之差，按照数学中的同一理由，我们可以略去dx3和3xdx2，即略去一个分子和联成直线的长度为x＋dx的三排分子。结果是一样的：这个立方体的质量增加了3x2dx。 严格说来，硫磺立方体上并不存在dx3和3xdx2，因为在同一空间内不能有两个或三个分子存在，因而这个立方体的质量的增量恰好是3x2dx＋3xdx＋dx。这可以由下述事实来说明：在数学上dx是一个线性量，而大家知道，这种没有厚和宽的线在自然界中并不能独立地存在，因此数学的抽象也只是在纯数学中才是无条件地有效的。既然这个3xdx2＋dx3也可以略去，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蒸气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一杯水的最上面的一层分子蒸发了，那么水层的高度x就减少了dx，这样一层分子又一层分子地蒸发下去，事实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微分。如果热的水蒸气在一个容器中由于压力和冷却又凝结成水，而且分子一层又一层地累积起来（在这里，我们必须把那些使过程变得不纯粹的次要情况撇开不谈），直到容器满了为止，那么这里就不折不扣地发生了一种积分，这种积分和数学上的积分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一种是由人的头脑有意识地完成的，另一种是由自然界无意识地完成的。不过，和微积分运算完全类似的过程，不仅仅发生在从液态到气态或从气态到液态的转变中。当物体运动由于碰撞而中止，并转化为热即分子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不是物质运动发生微分，又是什么呢？当水蒸气的分子运动在蒸汽机的汽缸中累积起来，把活塞冲高一定的距离并且自身转化为物质运动的时候，这种运动不是被积分了吗？化学把分子分解为原子，即具有更小的质量和空间广延的量，然而是同阶的量，所以二者相互间保持一定的、有限的比值。因此，表示物体的分子组合的一切化学方程式，就形式来说是微分方程式。但是这些方程式由于其中所表示的原子量实际上已经积分化了。化学所计算的正是量的相互关系为已知的微分。 但是，原子决不能被看做单一的东西或者被笼统看做已知的最小的物质粒子。撇开越来越倾向于把原子看做复合的东西的化学本身不谈，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断言：充当光辐射和热辐射的介质的宇宙以太194，同样是由分立的粒子构成的，不过这些粒子极小，以致它们同化学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的关系就像后两者同力学上质量的关系一样，也就是像d2x同dx的关系一样。因此，这里我们在现今流行的关于物质构造的观念中，同样看到了二阶微分；每个人只要高兴，完全有理由设想：自然界中一定还存在着和d3x，d4x等等相似的各种情况。 因此，不论人们对物质构造采取什么样的观点，下面这一点是十分肯定的：物质按质量的相对的大小分成一系列大的、界限分明的组，每一组的各个成员在质量上各有一定的、有限的比值，但相对于邻近的组的各个成员则具有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大或无限小的比值。目力所及的恒星系，太阳系，地球上的物体，分子和原子，最后，以太粒子，都各自形成这样的一组。这种情况不会因为我们在各组之间发现中间成员而有所改变。例如，在太阳系的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之间有小行星，其中一些小行星的直径并不比罗伊斯幼系公国294的直径大些，此外还有流星等等。例如，在地球上的物体和分子之间有有机界中的细胞。这些中间环节只是证明：自然界中没有飞跃，正是因为自然界全是由飞跃所组成的。 数学计算的只要是实数，它就也要毫不犹豫地采用这个观点。对地球上的力学说来，地球的质量已经被看做无限大，而在天文学中，地球上的物体及与之相当的流星却被看做无限小，同样，对于天文学来说，只要它超出最邻近的恒星的范围来研究我们这一恒星系的构造，太阳系诸行星的距离和质量就会趋近于零。但是，数学家一旦退入他们的无法攻克的抽象堡垒，即所谓纯数学，这一切相似就都被忘却，无限就变成完全神秘的东西，而在分析中所运用的方式方法就好像成了完全不可理解的、同一切经验和一切理智相矛盾的东西。数学家们的这种处理方法令人奇怪地总是取得正确的结果，他们对这种方法与其说作说明不如说作辩解时所表现的愚蠢和荒唐，超过了例如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各种最坏的虚虚实实的幻想，然而面对这些幻想，数学家们和自然科学家们却害怕得难以言状。他们谴责黑格尔把抽象推到了极端，可是他们自己正是这样做的，而且规模还大得多。他们忘记了：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严格说来都是想象的数量，一切抽象推到极端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数学的无限是从现实中借用的，尽管是不自觉地借用的，所以它只能从现实来说明，而不能从它自身、从数学的抽象来说明。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研究现实，那么如我们看到的，我们就会发现作为数学的无限性关系的来源的现实关系，甚至会发现自然界中使这种关系起作用的数学方法的类似物。而这样一来，事情就得到了说明。（海克尔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糟糕的复述。但是还有连续的物质和分立的物质之间的矛盾，见黑格尔。）295 ［18］ 数学上的所谓公理，是数学需要用作自己的出发点的少数思维规定，数学是数量的科学；它从数量概念出发。他以不充分的方式给数量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中没有包含进来的数量的其他一些基本规定性，当做公理从外部补充进来，在这里，这些规定性表现为未经证明的东西，自然也是数学上无法证明的东西。对数量的分析会得出所有这些公理的规定，及数量的必然规定。斯宾塞说得对：我们所认为的这些公理的不证自明性是传承下来的，这些公理只要不是纯粹的同义反复，都是可以辩证地证明的。 ［66］ 统一和差异——在微分学中已经存在辩证的关系，在那里，dx是无限小，然而是起作用的并且是无所不能的。 ［67］ 数学问题。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四则运算（一切数学的要素）的差异具有更牢固的基础了。然而，乘法一开始就表现为一定数目的同一数量的简约的加法，除法则表现为其简约的减法，而且除法在一种情况下，即当除数是一个分数时，可化为同此分数的倒数相乘。代数的运算却进步了很多。每一个减法（a－b）都可以用加法（－b＋a）来表示，每一个除法 <![if!vml]><![endif]>都可以用乘法 <![if!vml]><![endif]> 来表示。至于幂运算就更进步得多。运算方法的一切固定的差异都消失了，一切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表示出来。幂可以写做方根（ <![if!vml]><![endif]>），方根可以写做幂（ <![if!vml]><![endif]>），1被幂除或方根除，可以写做分母的幂。<![if!vml]><![endif]>，<![if!vml]><![endif]>。一个数的几个幂相乘或相除，可以化为其各个指数的相加或相减。任何一个数都可以理解为并表示为任何其他一个数的幂（对数，y＝ax）。[364]而这种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相反的形式的转化，并不是一种无聊的游戏，它是数学科学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如果没有它，今天就几乎无法去进行一个比较困难的计算。如果从数学中哪怕只把负指数幂和分数指数幂取消掉，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等等，应在前面说明。） ［120］ 只有微分学才使自然科学能够用数学来表示过程即运动，而不仅仅表示状态。 ［137］ 分子和微分。维德曼（第3册第636页）296把有限的距离和分子的距离彼此直接对立起来。 ［112］ 量和质。数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纯粹的量的规定。但是它充满了质的差异。（1）黑格尔，数目和单位。乘，除，乘方，开方。由此已经产生了黑格尔所没有强调的质的差异：质数和乘积，单根和幂。16不仅仅是16个1之和，而且也是4的2次方和2的4次方。不仅如此，质数使它和其他数相乘而得的数获得新的确定的质：只有偶数才能被2整除，类似的规定也适用于4和8。在用3做除数的情况下。有数字横和的规则。在用9和6做除数的情况下也是一样，但是在用6的情况下必须同时是偶数。在用7做除数的情况下有特殊的规则。数字游戏就建立在这上面。没有学过的人觉得莫名其妙。所以黑格尔（《量》第237页）关于算术的无思想性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参看《度量》297。 数学一谈到无限大和无限小，它就导入一个质的差异，这个差异甚至表现为不可克服的质的对立：量之间的差异太大了，以至它们之间不再有任何合理的关系，无法进行任何比较，它们变成在量上不可通约的了。例如，圆和直线通常是不可通约的，这也是一种辩证的质的差异；但是在这里正是同类数量的量的差异把质的差异提高到不可通约的地步。 ［113］ 数。单个的数在记数法中已经获得某种质，而且这要视记数法的情况而定。9不仅是1相加九次。而且是90、99、900000等等的基数。一切数的定律都依赖于并取决于所采用的记数法。在2进位记数法和3进位记数法中，2×2不等于4，而等于100或等于11。在以奇数作基数的每种记数法中，偶数和奇数的差异不复存在了，例如在5进位记数法中，5＝10，10＝20，15＝30。同样，在这种记数法中，3的倍数3n的数字横和可以被3除尽的规则也失去作用了，9的情况也是这样（6＝11，9＝14）。因此，基数不但决定它自己的质，而且也决定其他一切数的质。 关于幂的关系，问题更进了一步：每个数都可以当做其他任何一个数的幂——有多少整数和分数，就有多少对数系统。 ［116］ 零是任何一个确定的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相反，零具有非常确定的内容。作为一切正数和负数之间的界限，作为可以既不是正又不是负的唯一真正的中性数，零不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数，而且它本身比其他一切以它为界限的数都更重要。事实上，零比其他任何一个数都有更丰富的内容。把它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数的右边，按我们的记数法它就使该数变成原来的十倍。在这里，本来也可以用其他任何一个记号来代替零，但是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记号就其本身来说表示零，即等于0。因此，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零有这样的用处。而且唯有它才能够被这样应用。零乘任何一个数，都使这个数变成零；零除任何一个数，都使这个数变成无限大，零被任何一个数除，都使这个数变成无限小；它是和其他任何一个数都有无限关系的唯一的数。可以表现－∞和＋∞之间的任何数，而且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代表一个现实的量。——一个方程式的真实内容，只有当它的所有各项都被移到一边，从而把它的值约简为零时，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这在二次方程式中已是如此，而在高等代数学中几乎是一般的规则。一个函数F（x，y）＝0，同样可以使之等于z，而这个z虽然等于０，却可以像普通的因变量一样被微分，而且可以求得它的偏微商。 但是，任何一个量的无，本身还是有量的规定的，并且仅仅因此才能用零来运算。一些数学家心安理得地以上述方式用零进行运算，即把零当做特定的量的观念而用于运算，使它和其他量的观念发生量的关系，而当他们看到黑格尔把这一点概括成某物的无是一个特定的无[365]时，却大惊失色。 现在来谈（解析）几何。在这里零是一个特定的点，从这个点起，一条直线上某一方向定为正，而相反的方向定为负。因此，在这里零点不仅和表示某一正量或负量的任何点同样重要，而且比所有这些点更重要得多：它是所有这些点所依存、所有这些点与之发生关系、所有这些点由之决定的一点。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点甚至可以任意选定。但是一经选定，它就始终是全部运算的中心点，甚至常常决定其他各点（横坐标终点）所在的线的方向。例如，如果我们为了求得圆的方程式而选择圆周上的任何一点作为零点，那么横坐标轴必定通过圆心。这一切在力学中也得到应用，在那里，在计算运动时，每次选定的零点都构成整个运算的轴心。温度表上的零点是一个温度段的十分确定的下限，这个温度段可以任意分成若干度数，从而既可以用做这一温度段内各温度等级的量度，也可以用做更高温度或更低温度的量度。因此，零点在这里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点。甚至温度表上的绝对零点也决不代表纯粹的、抽象的否定，而是代表物质的十分确定的状态，即一个界限，一旦达到这个界限，分子独立运动的最后痕迹便消失了，而物质只是作为质量起着作用。总之，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碰到零，它总是代表某种十分确定的东西，而它在几何学、力学等等中的实际应用又证明：作为界限，它比其他一切以它为界限的现实的量都更加重要。 ［117］ 一。再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比这个数量单位更简单了，但是。只要我们把它和相应的多联系起来，并且按照它从相应的多中产生出来的不同方式加以研究，就知道再没有什么比一更为多样化了。一首先是整个正负数系统中的基数，它自身不断相加可得出其他任何数目。——一可以表示一的所有正指数幂、负指数幂和分指数幂：12，<![if!vml]><![endif]>，1-2都等于一。——一是分子和分母相等的一切分数的值。——一可以表示任何数的零次幂，因此，它是在所有对数系统中其对数都相同即都等于零的唯一的数。这样，一是把所有可能的对数系统分成两个部分的界限：如果底大于一，则一切大于一的数的对数都是正的，而一切小于一的数的对数都是负的；如果底小于一，则结果相反。因此，如果说，任何数只要是由相加起来的一所组成，因而自身包含着一，那么，一自身也同样包含着其他一切数。这不仅就可能性来说是这样。因为我们单纯用一就能构成任何数；而且就现实性来说也是这样，因为一是其他任何数的特定的幂。数学家们只要觉得合适，便不动声色地在自己的计算中引用x0＝１，或引用分子和分母相等的分数，即其值等于一的分数，因而在数学上应用包含在一中的多。可是，当人们按一般的说法对这些数学家讲，一和多是不可分的、相互渗透的两个概念，一寓于多中，同样，多也寓于一中，他们就会皱起鼻子，变起脸来。但是，只要我们一离开纯粹数的领域。就会看到情形确实如此。在测量长度、面积和体积时就已经看到，我们可以把相应量纲的任何数量当做单位，而在测量时间、重量和运动等等时也是如此。用于测量细胞，毫米和毫克还嫌太大；用于测量星球距离或光的速度，千米也嫌太小而不便使用，正如测量行星的质量，尤其是太阳的质量，千克也嫌太小了。这里清楚地表明，在这个乍看起来十分简单的单位概念中包含着何等的多样性和多。 ［69］ 零次幂。在对数序列中，零次幂是很重要的。一切变数都会在某个地方经过一；因此，如果x＝0，那么以变数作为指数的常数ax＝1。a0＝l所表现的，不外是和a的幂序列的其他各项联系起来去理解的一，只有在这种情形下这才有意义，才能得出结果（<![if!vml]><![endif]>）298，否则就不成。由此可知：尽管一看起来和自身多么等同，它本身却包含着无限的多样性，因为它可以是其他任何一个数的零次幂；这种多样性决不是纯粹虚构的，凡是一被看做确定的一，被看做和某个过程相联系的该过程的可变的结果之一（被看做某一变数的暂时的数值或形式）的时候，都会得到证明。 ［118］ <![if!vml]><![endif]>[366]。——代数学上的负数，只是对正数而言。只是在和正数的关系中才是实在的；在这种关系之外，就其本身来说，它们纯粹是虚构的。在三角学、解析几何以及以这两者为基础的高等数学的某些分支中，它们是表示和正的运动方向相反的一定的运动方向；但是，不论从第一象限或第四象限都同样能计算出圆的正弦和正切。这样就可以把正和负直接颠倒过来。同样，在解析几何中，圆中的横坐标从圆周或从圆心开始都能够被计算出来，而且，在一切曲线中，横坐标都能够从通常定为负的方向上的曲线，［或者］从任何其他方向上的曲线被计算出来，并得出正确的、合理的曲线方程式。在这里，正只是作为负的补充而存在，反之亦然。但是代数学的抽象把负数当做独立的实数，即使是在和某些较大的正数的关系之外，也是如此。 ［114］ 数学。把某个确定的数，例如把一个二项式，化为无穷级数。即化为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从常识来说，这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没有无穷级数和二项式定理，那我们能走多远呢？ ［68］ 渐近线。几何学开始于下列发现：直线和曲线是绝对对立的，直线根本不能用曲线表示，曲线也根本不能用直线表示，两者是不可通约的。但是，连圆的计算也只有用直线来表示它的圆周时才有可能。而在具有渐近线的曲线的情形下，直线完全化为曲线，曲线完全化为直线；平行的观念也同样趋于消失：两条线并不是平行的，它们不断地互相接近。但永远不相交。曲线的臂越伸越直，但永远不能完全变成直线。正如在解析几何中直线被看做曲率无限小的一次曲线一样。而不论对数曲线的—x变得多么大，y始终不会等于0。 ［70］ 直线和曲线在微分中终于等同起来了：在以弧的微分构成自己的斜边（用切线法）的微分三角形中，我们可以把这个斜边看做 “既是弧的要素又是切线的要素的一条小直线”，——不管我们把曲线看做由无限多的直线所构成，还是“看做真正的曲线；因为在每个M点上曲率既然是无限小的，所以曲线要素和切线要素的最后关系显然是等同的关系”。 在这里，关系虽然不断地接近等同的关系，但是根据曲线的本性来说这种接近是渐近的，因为相切处局限在一个无长度的点上，不过最后还是可以假定，直线和曲线的等同是达到了。（波绪《微积分》共和六年巴黎版第1卷第149页）在极曲线[367]中，虚构的微分横坐标甚至被假定和实在的横坐标平行，并根据这个假定进行运算。虽然两者相交于极上；由此甚至推论出两个三角形的相似性，其中一个三角形有一个角刚好在这样两条线的交点上，而这两条线的平行却是整个相似性的基础！（图17）299[368] ［139］ 三角学。在综合几何学从三角形本身详述了三角形的性质并且再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之后，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被一个非常简单的、彻底辩证的方法开拓出来了。三角形不再被孤立地只从它本身来考察，而是和另一种图形，和圆联系起来考察。每一个直角三角形都可以看做一个圆的附属物：如果斜边＝r，则两条直角边分别为正弦和余弦；如果其中的一条直角边＝r，则另一条直角边＝正切，而斜边＝正割。这样一来，边和角便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特定的相互关系，如果不把三角形和圆这样联系起来，这些关系是决不能发现和利用的。于是一种崭新的三角理论发展起来了，它远远地超过旧的三角理论而且到处可以应用，因为任何一个三角形都可以分成两个直角三角形。三角学从综合几何学中发展出来，这对辩证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辩证法怎样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理解事物，而不是孤立地理解事物。 ［119］ 数学的应用：在固体力学中是绝对的，在气体力学中是近似的，在液体力学中已经比较困难了，在物理学中多半是尝试性的和相对的，在化学中是具有最简单本性的简单的一次方程式，在生物学中＝0。 ［142］ ［力学和天文学］ ［63］ 辩证思维的必要性的例子和自然界中非固定的范畴和关系的例子：落体定律，它在物体下落数分钟时便不正确了，因为这时不能再假设地球的半径＝∞而毫无误差了，而且地球的引力在增大，而不像伽利略的落体定律所假定的那样保持不变。尽管如此，现在学校里还在继续讲授这个定律，而对保留条件却避而不谈！ ［7］ 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形而上学思维的例子：问题没有解答，而只是提出，然而却被当做答案来讲授。克劳修斯的热的消散的见解也是如此300。 ［34］ 牛顿的万有引力。能够给予它的最好的评价就是：它不是解释而是描述行星运动的现状。运动是既定的。太阳的引力也是既定的。应当怎样用这些数据来解释运动呢？用力的平行四边形，用一种切线力来解释，这种切线力现在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采用的必要假定。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现有状态的永恒性为前提，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第一推动，上帝。但是，现有的行星状态并不是永恒的，而运动原初也不是复合的，而是简单的旋转，力的平行四边形用在这里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只是要说明尚待发现的未知数x，就是说，牛顿所要求的，不只是提出问题，而且还要解答问题。 ［74］ 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在太阳系中至多在环行天体分离出来的一刹那间是正确的，因为这时的旋转运动自身处于矛盾之中，它一方面表现为引力，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切线力。但是，只要分离一完成，运动又重新成为统一的。这种分离必然会发生，这是辩证过程的证据。 ［8］ 拉普拉斯的理论只是以运动着的物质为前提——悬浮在宇宙空间中的一切物体都必然旋转。 ［91］ 梅特勒，恒星301。 哈雷在18世纪初叶，根据依巴谷和弗拉姆斯蒂德两人关于三颗星的报告之间的差异，首先得出了星体自行的观念（第410页）。——弗拉姆斯蒂德的《不列颠星表》是第一本比较精确、比较完备的星表（第420页）；后来在1750年前后有布拉德莱、马斯基林和拉朗德的观测。 关于巨大天体的光线射程的荒唐理论和梅特勒据此所作的推算，与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某种东西一样荒唐（第424—425页）。 恒星最大的自行（可见的）每百年为701″＝11′41″＝太阳直径的 <![if!vml]><![endif]>从天文望远镜中观测到的921颗星的自行的最小平均值是8.65″，个别的为4″。 银河——一系列的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重心（第434页）。 昴星团和其中的昴宿六（金牛座η），是“直到银河最远区域”的我们的宇宙岛的运动中心（第448页）。昴星团内部的公转周期平均约为200万年（第449页）。在昴星团周围，星多和星少的环状星团交替出现。——赛奇对于现在就把一个中心确定下来的可能性提出异议。 据贝塞尔说，天狼星和南河三星除一般的运动之外，还在环绕某一暗体的轨道上运行（第450页）。大陵五食，每3天一次，持续8小时，是由光谱分析证实的（赛奇，第786页）。 在银河区域中，然而是在它的深远的内部，有一个由7到11等星组成的稠密的环；在远离这个环之外的地方是一些同心的银河环，我们能看见其中的两个。据赫歇尔说，在银河中，用他的天文望远镜所能看到的星约有1800万个，位于环内的星约有200万个或更多，就是说总共超过2000万个。此外，在银河本身中，在已经分辨出来的星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一种无法分辨的微光，因此很可能还有一些更遥远的、隐而不见的星环吧？（第451—452页） 昴宿六距太阳573光年。由能够看见的各星体组成的银河环的直径，至少为8000光年。（第462—463页） 在以太阳到昴宿六的距离573光年为半径的范围内运动着的天体的质量，共计是11800万个太阳质量（第462页）；这和在其中运动着的至多200万个星体是完全不符合的。有暗体吗？这里无论如何有点错误。这证明我们的观测的先决条件还是多么不完备。 梅特勒假定银河环最外端的距离为几万光年，也许为几十万光年（第464页）。 一个反对所谓光的吸收的绝妙理由： “当然存在着这样的距离〈从那里再也没有任何光能达到我们这里〉，然而理由却完全不同。光的速度是有限的；从创世之初直到现在，消逝的是一段有限的时间，因此我们只能看到光在那段有限时间里所经过的距离以内的天体！”（第466页） 光既然与距离的平方成比例地减弱，它就必定会达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眼睛，不管它们如何敏锐和配上什么样的装备，都再也看不见光了，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已经足以驳倒奥伯斯的见解：只有用光的吸收才能说明，为什么四面八方、远及无限距离都充满着发光星体的天空会是昏暗的。但这决不是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距离，一到这个距离，以太便不再让光通过了。 ［92］ 星云。它有各种形状：轮廓分明的，圆的，椭圆的，或不规则的和锯齿状的。它有各种程度的可分辨性，直到模糊得完全不可分辨，只能识别出趋向中心的密集。在一些可分辨的星云中，可以看见的达1万颗星，中心多半是比较密集的，很难得有一颗较明亮的中心星。罗斯的巨型天文望远镜又分辨出许多星云。老赫歇尔数出了197个星群和2300个星云，此外还应加上小赫歇尔在南天星表中所记录的星云。不规则的星云必定是遥远的宇宙岛，因为云雾体只能以球体或椭圆体的形式处于平衡状态。这些星云大多数甚至在最高倍的天文望远镜中也只是刚刚能看到。圆形的星云或许可能是云雾体，在上述的2500个星云中有78个是这种云雾体。至于它们和我们的距离，赫歇尔假定是200万光年；梅特勒——在星云的实际直径＝8000光年这个假定下——假定是3000万光年。因为每个天体体系和最近的天体体系的距离，至少是这些天体体系的直径的100倍，所以我们这个宇宙岛和最近的宇宙岛的距离，至少应该是8000光年的50倍＝40万光年；这样一来，在存在着数千星云的情况下；我们就远远超出老赫歇尔的200万光年了，（［梅特勒，第485—］492页）。 赛奇： 可分辨的星云提供了连续的和普通的恒星光谱。但是本来意义上的星云“有一部分提供了连续的光谱；例如仙女座中的星云；而大多数则提供了由一条或很少几条亮线所组成的光谱；例如猎户座、人马座和天琴座中的星云；以及许许多多以行星状〈略带圆形的〉星云著称的星云”，第787页）。 （根据梅特勒的说法，第495页，仙女座中的星云是不可分辨的。——猎户座中的星云是不规则的，呈棉絮状，而且像胳膊一样伸出去！第495页——天琴座中的星云呈环状，略带椭圆形，第498页。） 哈金斯在第4374号（赫歇尔星表）星云的光谱中发现了三条亮线，“由此立即推论出：这个星云并不是由单个的星体所组成的星群，而是一个真正的星云，是气体状态的炽热的实体”［第787页］。 这三条线中，一条属于氮，一条属于氢，第三条未知。猎户座中的星云的情况也是一样。甚至含有发光点的星云（长蛇座和人马座）也有这些亮线，因此密集中的星体的物质还不是固态或液态（第789页）。天琴座的星云只有一条氮线（第789页）。——猎户座的星云最密集的地方是1°，全部广延是4°［第790—791页］。 ［93］ 赛奇：天狼星： “11年以后〈即贝塞尔的计算11年后，梅特勒，第450页〉……不但发现了天狼星的卫星，一颗自己发光的6等星，而且还证实了它的轨道也和贝塞尔所计算的相符合。南河三星及其伴星的轨道现在已由奥沃斯确定了，但是这颗卫星本身还没有观察到。”（第793页） 赛奇：恒星。 “因为恒星除了两三个例外，都没有可觉察到的视差，所以它们离我们至少”有30多光年之远（第799页）。 据赛奇说，（赫歇尔的大望远镜还能分辨出的）16等星离我们有7560光年之远，而罗斯的望远镜所能分辨出的，至少有20900光年之远（第802页）。 赛奇自问道（第810页）： 当太阳和整个太阳系死灭的时候，“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力量能把死了的星系恢复到最初的炽热的星云状态，并使它再度获得新的生命呢？我们不知道”。###$$$ ［177］ 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泰特 地球的自转和月球的引力302 汤姆生和泰特《自然哲学论》第1卷第191页（第276节）： “凡像地球这样有一部分自由表面被液体覆盖着的天体，都存在来自摩擦的间接的阻抗，这种摩擦阻碍着潮汐运动。当这些天体和邻近的天体相对运动时，这些阻抗必定总是从它们的相对运动中不断吸取能量。如果我们首先单独考察月球对地球及其海洋、湖泊、河流的作用，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作用势必使地球绕自己的轴而自转的周期和这两个天体绕它们的惯性中心而旋转的周期相等；因为只要这两个周期不相同，地球表面的潮汐作用必然从这两个天体的运动中不断吸取能量。为了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同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假设月球是一个匀称的球体。月球质量和地球质量之间引力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相当于沿某条经过月球中心的直线起作用的单独的力，而且只要地球自转的周期小于月球绕地球运动的周期，这个力就阻碍地球的自转。因此，它必定沿着MQ这条线发生作用，因而偏离地心OQ这样一段距离；这个偏离在示意图中当然是被大大扩大了。现在，沿直线MQ实际作用于月球的力可以设想是由两股力合成的，一股是沿着指向地心的直线MO发生作用，其大小和整个力差不多相等，另一股是相对说来甚小的力，它沿着垂直于MO的直线MT起作用。后一股力极接近于和月球的轨道相切，其作用和月球的运动是同向的。如果这个力突然开始发生作用，它首先会使月球的运行速度加快；经过一段时间，月球就会由于加速运行而同地球拉开一段距离，这使得它（由于它是抵抗着地球的引力而运动的）正好失去它从切线加速力所得来的速度。持续不断的切线力顺着运动方向发生作用，但是它的量很小，每一瞬间只能导致和圆形轨道稍有偏离。这种切线力的作用就在于，它会逐渐拉大卫星和中心天体的距离，并且抵抗中心天体的引力做功，而它所做的功又等于运动失去的动能。如果想象这个环绕中心天体的运动是沿着极其缓慢地扩展着的螺旋形轨道运行的，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假设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重力的反运动方向的切线分力，将是顺运动方向的起干扰作用的切线力的两倍，因此，抵抗前者所做的功，有一半是由后者做的，而另一半则是从运动中吸取来的动能做的。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起干扰作用的特殊原因对月球运动所发生的全部作用，很容易由动量矩原理求出。我们看到，地球的惯性中心和月球的惯性中心相对于它们共同的惯性中心而运动，由它们的运动随时得到的动量矩，等于地球绕自己的轴自转而损失的动量矩。处于现今运动状态的月球的惯性中心和地球的惯性中心的动量矩之和，约为现今地球自转的动量矩的4.45倍。前一个运动的平均平面是黄道面，所以两个动量的轴互成23°27.5′的平均倾角，如果略去太阳对月球运动动平面的影响，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做两个轴现今的实际的交角。因此，合成的或总的动量矩为现今地球自转的动量矩的5.38倍，其轴和地轴成19°13′交角。所以落潮和涨潮最终导致地球和月球以这个合成的动量矩围绕这个合成的轴作简单的等速转动，就好像它们是同一个刚体的两个部分一样：在这种条件下，月球和地球间的距离会（大约）按1∶1.46的比例（即两个惯性中心现今的动量矩的平方与总的动量矩的平方之比）加大，而公转的周期则按1∶1.77的比例（即这两个动量矩的立方之比）加大。因此，距离会增大到347100英里，而周期会延长到48.36天。假如宇宙中除了地球和月球不再有其他的天体，那么这两个天体就会沿圆形轨道围绕它们共同的惯性中心永远这样运行下去，而地球则以同一周期围绕自己的轴旋转，结果总是以同一个面朝向月球，因而地球表面的全部液体部分对于其固体部分来说处于相对的静止状态。但是太阳的存在使得这种状态不能永久保持下去。地球上会发生太阳潮——在地球相对太阳旋转的一个周期中有两次潮涨和两次潮落（也就是说，在一个太阳日内有两次，或者在一个月内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因为液体的摩擦会使能量有所丧失，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要把地球和月球运动中由这种原因所造成的干扰的整个过程描绘出来是不容易的，但是这种干扰归根到底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地球、月球和太阳像一个刚体的各个部分一样围绕它们共同的惯性中心旋转。” 1754年，康德首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地球自转因潮汐摩擦而放慢，并且这种作用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会完结： “那时，它〈地球〉的表面和月球将处于相对静止之中，也就是说，它围绕自己的轴旋转的周期将和月球围绕地球旋转的周期相等，结果将总是以同一个面朝向月球。”[369] 同时，他认为，地球自转的变慢仅仅起因于潮汐摩擦，即地球上有液体存在。 “如果地球完全是固体，没有任何液体，那么无论太阳的引力还是月球的引力，都不会改变它绕轴的自由旋转，因为这种引力对地球的东西两个部分的吸引力是相同的，因而不会引起向哪一方偏斜；所以，它一点也不妨碍地球继续完全自由地自转，就好像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影响一样。”[370] 对于这样的成果，康德应当感到满足。要更深入地了解月球对地球自转的影响，当时还缺少科学上的一切前提。的确，差不多过了一百年，康德的理论才得到公认；又过了一些时间，人们才发现，落潮和涨潮只是太阳和月球的引力对地球自转产生影响作用的一个明显的方面。 这个较为一般的见解由汤姆生和泰特在上文作了阐发。月球和太阳的引力不仅对地球或地球表面上的液体发生作用，而且对整个地球都发生作用，阻碍着地球的自转。只要地球自转的周期和月球围绕地球旋转的周期不一致，月球的引力（暂且只考察这种引力）的作用就会促使这两个周期彼此越来越接近。如果（相对的）中心天体自转的周期比卫星公转的周期长，那么前者会逐渐缩短；如果前者较短，就像地球的情形那样，那么它会变长。但是，动能不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凭空产生，也不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归于消灭。在前一种情况下，卫星越来越接近中心天体，它的公转周期逐渐缩短；在后一种情况下，它离中心天体越来越远，公转周期变长。在前一种情况下，卫星由于接近中心天体而失去的位能，正好等于中心天体由于自转速度加快而得到的动能；在后一种情况下，卫星由于和中心天体的距离加大而得到的位能，正好等于中心天体所失去的自转的动能。地月系统中所存在的动力学能量，即位能和动能的总和不变；这个系统完全是保守的。 可见，这个理论和所考察的天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完全无关。它是从自由天体的一般运动规律中得出的，这些天体之间的联系是由同质量成正比而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引力所确立的。这一理论显然是作为康德的潮汐摩擦理论的一般化而产生的，并且汤姆生和泰特在这里甚至是把它当做对后一理论的数学论证向我们表述的。但是实际上它把潮汐摩擦这种特殊情况排除在外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点，这两位作者连想也没有想到。 摩擦是物体运动的障碍，几百年来都被看做是物体运动的消灭，即动能的消灭。现在我们知道，摩擦和碰撞是动能借以转化为分子能，转化为热的两种形式。因此，每当发生摩擦时，动能本身就失掉，可是又再现出来，但不是作为动力学上的位能，而是作为热这一特定形式的分子运动。可见，由于摩擦而失掉的动能，从所考察的系统的动力学方面来说，暂时确实是失掉了。只有当它从热的形式反过来又转化为动能时，才能重新起动力学意义上的作用。 那么，潮汐摩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显然，由月球的引力传给地球表面的水的全部动能，在这里也转化为热，这或者是由于水的粘滞性所造成的水的各个质点的相互摩擦，或者是由于水与地球固体表面的摩擦和阻抗潮汐运动的岩石的破碎。在这些热中，只有促进水面蒸发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反过来又转化为动能。但是，整个地月系统传给地球表面某一个部分的这点微不足道的动能，也会暂时留在地球表面上，经受那里起作用的各种条件的影响，而这些条件则给活动在地球表面上的一切能量准备了同一个最终命运：最后转化为热并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 可见，就潮汐摩擦无可辩驳地阻碍地球的自转而言，这方面耗费的动能，对于地月动力学系统来说，是绝对地失掉了。所以，它不能以动力学上的位能的形式在这个系统内部再现。换句话说，由于月球的引力而在阻碍地球自转方面耗费的动能，只有对地球上的固体发生作用的那一部分，能够作为动力学上的位能完全再现，也就是能够通过月球距离的相应拉大而得到抵偿。至于对地球上的液体发生作用的那一部分动能，只有当它不使这些液体本身按同地球自转相反的方向运动时，才可能是这样，因为这种运动会完全转化为热，并由于放射出去而从系统中最终失去。 关于地球表面的潮汐摩擦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有时作为假说提出的假想的流体地心的潮汐摩擦。 这里颇为奇怪的是，汤姆生和泰特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为了论证潮汐摩擦理论却提出了以下面这个默认的前提为出发点的理论，这个前提就是：地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刚体，决不可能有潮汐，因而也不可能有潮汐摩擦。 ［155］ 笛卡儿发现，落潮和涨潮都是由月球的作用所引起的。他还和斯涅尔同时发现了光的折射的基本定律（沃尔夫在第325页上对此提出异议303），并且以他所特有的、和斯涅尔不同的方式来表述这一定律。 ［62］ 迈尔《热力学》第328页：康德已经讲过，落潮和涨潮对旋转的地球施加起延缓作用的压力（根据亚当斯的计算，恒星日的长度现在每千年增加百分之一秒）。 ［140］ 动力学中动能本身的消耗总是两重性的，并且有两重结果：（1）做出的运动功，相当量的位能的产生，但是这个量总是小于用掉的动能；（2）摩擦等等阻抗（重力除外）的克服，这些阻抗把所消耗的动能的剩余部分转化为热。——在转化回来时也是如此：依转化的方式不同，由摩擦等等而损失的一部分作为热消散了。——这一切全是老生常谈！ ［154］ 碰撞和摩擦。力学把碰撞的作用看做是纯粹地发生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每次碰撞时，都有一部分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而摩擦无非是碰撞的一种形式！它不断地把机械运动转化为热（摩擦取火在远古时就已经为人所知）。 ［10］ 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即分子运动，后者视情况区分为热、电等等。然而这种运动只是暂时的，无因便无果。在一定的阶段上，这一切会转变为永久的分子变化，即化学变化。 ［物理学］ ［191］ 热304 我们已经看到[371]，机械运动、活力消失的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它转化为机械的位能，例如，通过提升一个重物。这种形式的特点是：这种位能不仅能重新转化为机械运动，而且是同原来的机械运动具有同样活力的机械运动，并且也只能进行这种形式变换。机械的位能决不能产生热或电，除非它事先转化为实际的机械运动。用克劳修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可逆的过程”。 机械运动消失的第二种形式发生在摩擦和碰撞的场合，而这二者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摩擦可以看做相继和并行发生的一连串的小的碰撞，碰撞可以看做集中于一个瞬间和一个地方的摩擦。摩擦是缓慢的碰撞，碰撞是急剧的摩擦。在这里消失了的机械运动是作为机械运动本身消失的。它一时还不能自行复原。这个过程不是直接可逆的。机械运动转化为不同质的运动形式，转化为热、电——转化为分子运动的形式。 可见，摩擦和碰撞引起物体运动（力学的对象）向分子运动（物理学的对象）的转化。 当我们把物理学叫做分子运动的力学[372]时，不要忽略这样的事实：这个术语决没有涵盖现代物理学的全部领域。恰恰相反，作为光和辐射热这些现象的中介的以太振动，肯定不是今天所说的分子运动。但是以太振动在地球上的作用首先涉及分子，因为光的折射、光的偏振等等都是由相关物体的分子结构所决定的。同样，那些最著名的科学家现在几乎普遍地把电看做以太粒子的运动，而克劳修斯在谈到热的时候甚至说： “物体内部的以太也能够参与……有重量的原子〈最好是说分子〉的运动”（《力学的热理论》第1卷第22页）。 但是，在电和热这些现象中首先要考察的确实又是分子运动，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对于以太知之甚少。但是，一旦我们能够创立以太力学，这种力学自然就会把现在不得不归入物理学的许多东西也包括进去。 分子结构被改变甚至被破坏的种种物理过程，将在以后讨论。这些过程构成了从物理学到化学的过渡。 运动的形式变换只是由于分子运动才获得完全的自由。在力学的边界上，物体运动只能采取个别的其他形式——热或电，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形式变换的某种完全不同的活跃状态：热在热电堆中转化为电，它在辐射的一定阶段上变得和光完全一样，并且又重新产生机械运动；电和磁像热和光一样是一对双生子，不仅可以互相转化，而且也可以转化为热和光以及机械运动。并且，这是遵循一定的量度关系的，以致每一种运动形式的一个已知量，都可以用任何其他一种形式，用千克米，用热量单位，用伏特来表示305，而每一种量度单位也都可以换算为任何其他一种。 在实践中发现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是很古老的事情，甚至可以把这看做人类历史的发端。尽管工具和驯养动物的发明在先，但人类只是在学会摩擦取火以后，才第一次迫使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替自己服务。至今在民间还流行的迷信表明，这个具有几乎不可估量的意义的巨大进步在人类的心灵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在青铜和铁使用了很久以后，石刀这第一件工具的发明仍然受到崇敬；祭祀用的一切牲畜仍然要用石刀来处理。依据犹太传说，约书亚曾吩咐对降生在荒野上的男孩用石刀行割礼[373]；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杀人祭神时也只用石刀。这一切早已湮没无闻了。摩擦取火的情形却不一样。在人们认识其他取火方法以后很久，在大多数民族中一切圣火仍须通过摩擦来取得。甚至直到今天，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民间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迷信：灵火（例如我们德国的祛除畜疫的火）只可用摩擦点燃。这样，直到今天，关于人类在自然面前取得的第一个伟大胜利的满怀感激之情的回忆，有意无意地留在民间的迷信中，留在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的残存的异教神话传说中。 可是，在摩擦取火中过程还是单方面的。这里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要使过程变得完整，它必须再反过来，必须把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时，过程的辩证法才完满实现，过程才完成循环，至少暂时是这样。但是历史有自己的进程，不管这种进程归根到底多么合乎辩证法，辩证法往往还是要等待历史很久。在发现摩擦取火以后，不得不经历好几万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公元前120年前后）才发明一种机械，以其自身喷出的水蒸汽推动自身旋转。又过了差不多两千年，才产生了第一台蒸汽机，这是把热转化为真正有用的机械运动的第一部装置。 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发明，而这一事实又昭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法国人帕潘发明了蒸汽机，而且是在德国发明的。现在我们从帕潘的书信集（由盖兰德出版[374]）中得知，汽缸和活塞的应用这一基本思路是德国人莱布尼茨提示给他的；莱布尼茨经常把自己的天才思想向周围传布，而毫不理会功绩应归于他自己还是归于别人。不久，英国人萨弗里和纽可门也发明了类似的机械：最后，他们的同胞瓦特给加上了分离的冷凝器，使蒸汽机从原理上达到了现今的水平。发明的循环在这个领域内完成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实现了。以后的一切都不过是细节方面的改进而已。 这样，实践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机械运动和热的关系问题。它先把前者转化为后者，然后再把后者转化为前者。但是理论方面的情况怎样呢？ 情况真是够可怜的。虽然正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游记，其中充满了关于野蛮民族的描写，说他们除了摩擦取火就不知道其他取火方法，可是物理学家们对此几乎毫不在意；他们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最初几十年对蒸汽机也是同样漠不关心。他们大多满足于简单地记载各种事实。 最后，在20年代，萨迪·卡诺着手研究这个问题，而且研究得很巧妙，以致他所作的、随后由克拉佩龙以几何学方式加以表述的出色计算，直到今天还被克劳修斯和克拉克·麦克斯韦所采用，并且他差不多已经寻究到问题的根底。妨碍他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并不是事实材料不足，而只是一种先入为主的错误理论。而且这种错误理论并不是某种邪恶的哲学强加给物理学家的，它是物理学家用他们自己的似乎比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高明得多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苦思冥想出来的。 在17世纪，至少是在英国，热被看做物体的一种特性，看做 “一种特殊的运动”（其本质从未得到过令人满意的解释的一种特殊的运动）。 这是托·汤姆生在力学的热理论被揭示前两年对热的描述（《热学和电学概论》1840年伦敦第2版［第281页］）。但是在18世纪，下述观点越来越占上风：热和光、电、磁一样，也是一种特殊的实体；所有这些独特的实体和普通物质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没有重量，不可称量。 ［192］ 电[375]306 电和热一样，也具有某种无所不在的性质，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地球上发生的任何变化，几乎无不同时显示出电的现象。水的蒸发，火的燃烧，两块不同的或温度不同的金属相接触，或者铁和五水硫酸铜的溶液相接触等等，当这类现象发生时，除了明显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外，同时还有电的过程发生。我们越是精细地考察千差万别的自然过程，就越多地碰到电的踪影。尽管电无所不在，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电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工业来为人类服务，可是，在电这种运动形式的性质方面仍然笼罩着一大团迷雾。电流的发现比氧的发现大约晚25年，而前者对于电学同后者对于化学至少是一样重要的。可是直到今天，这两个领域的差别还是多么大啊！在化学中，特别是由于道尔顿发现了原子量，已经取得的成果都有序可循并有了相对的可靠性，已经能够系统地、差不多是有计划地向还没有被征服的领域进攻，就像有步骤地围攻一座堡垒一样。在电学中，只有一堆由陈旧的、不可靠的、既没有彻底证实也没有彻底推翻的实验拼凑成的杂乱的东西，只有许多孤立的学者在黑暗中毫无把握地摸索，从事彼此毫无联系的研究和实验，他们像一群游牧的骑手一样，分散地向未知的领域进攻。的确，在电学领域中，一个像道尔顿那样的能给整个学科提供一个中心点并为研究工作打下稳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完成。电学还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暂时还不能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一情况使得片面的经验在这个领域中占优势。这种经验甚至竭力拒绝思维，正因为如此，它不仅错误地思维，而且也不能忠实地跟踪事实，甚至不能忠实地报告事实，结果就变成和实际经验相反的东西。 有些自然科学家先生竟在背后大骂德国自然哲学的荒诞的先验思辨，如果说对于这班先生应该奉劝他们去读一读同时代的甚至晚些时候的经验派理论物理学的著作，那么，对于电学来说，就更应该这样做了。就拿1840年出版的托马斯·汤姆生所著的《热学和电学概论》来说吧。老汤姆生在当时是一个权威；再说，他已经可以利用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电学家法拉第的大部分著作。可是他的著作含有至少和老早以前的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有关章节同样荒诞的东西。例如，关于电火花的记述，可能就是从黑格尔著作的相应段落直接移植过来的。他们两人都列举了在人们还不认识电火花的真正性质和种种差别时想从电火花中发现的种种奇迹，而现在已经证明，这多半是一些特例和误解。更妙的是，汤姆生在第416页上郑重其事地叙述了戴赛尼的无稽之谈，说什么在气压上升而温度下降时，玻璃、松香、丝绸等浸入水银就发生负电，反之，在气压下降而温度上升时，就发生正电；在夏天把黄金和其他几种金属加热就发生正电，冷却就发生负电，在冬天则相反；在高气压和刮北风的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金属就产生很强的正电，气温下降就产生很强的负电，如此等等。关于汤姆生对事实的论述，就说到这里。至于先验思辨，汤姆生用来款待我们的下述关于电火花的构想，也不过是来自法拉第本人的东西： “电火花就是放电，或者说，是许多电介质粒子因其中少数占有极小极有限空间的粒子的特殊作用而发生的极化感应状态减弱的现象。法拉第认为，发生放电现象的这少许粒子，不仅被互相推开，而且短暂间处于一种特殊的、十分活跃的〈highlyexalted〉状态；就是说，它们周围的所有的力都相继投向它们，从而它们就进入一种强度也许和原子发生化学结合时的强度相当的状态；然后它们又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某种方式把这种力放出来，就像上述原子放出自己的力一样，整个过程至此结束〈andsotheendofthewhole〉。最后的结果就像以金属粒子代替放电的粒子时所发生的情形一样，而且有朝一日可以证明这两种场合下的作用原理相同，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308汤姆生又说：“我之所以用法拉第的原话来叙述他的这个解释，是因为我对此还不完全了解。” 在其他人那里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就像他们在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时所遇到的情况一样。黑格尔说：在电火花中， “有紧张关系的物体的特殊物质性还没有进入过程，而在其中只是以元素和灵魂的方式得到规定”，并且电是“物体固有的愤怒、固有的暴怒”，是“任何物体受到刺激时都会表现出来的”“愤怒的自我”，《自然哲学》第324节附释）。 的确，黑格尔和法拉第的基本思想是一样的。他们两人都反对那种认为电不是物质的一种状态而是某种特有的特殊物质的看法。因为在电火花中电似乎表现为独立的、自由的、脱离了一切异己的物质基础的东西，然而仍然是可以感知的东西，所以他们两人在当时的科学状况下，就必然会设想电火花是一种瞬间离开一切物质的“力”的转瞬即逝的现象形态。对我们来说，这个谜当然是已经解开了，因为我们知道，在电火花放电的时候，在两个金属电极之间确实发生了“金属粒子”的跳越，所以“有紧张关系的物体的特殊物质性”实际上“进入过程”。 大家知道，电和磁像热和光一样，最初是被看做没有重量的特殊物质。一提到电，大家知道，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两种相对立的物质、两种“流体”，一种是正的，一种是负的，这两者在正常的状态下相互中和，直到它们被所谓“电的分离力”分开为止。此外，人们可以使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带正电，一个带负电；如果用第三个导电的物体把这两个物体连接起来，那么视情况不同，两个物体所带的电或者突然变成相等，或者以恒定电流为中介而变得相等。突然变得相等的现象似乎很简单而且很容易理解，但是要说明电流就困难了。有一个最简单的假说：每一次在电流中运动的要么只是正电，要么只是负电。费希纳和韦伯反对这个假说，他们认为，在闭合电路中，每一次都有一对相等的正电电流和负电电流，以相反的方向在有重量的物体分子间的通道中并行流动着，韦伯还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说明。韦伯运用数学方法详细地研究了这一理论，最后得出了这样一种结果，一个函数（什么样的函数在这里无关紧要）乘以数值，而这个表示“电的单位和毫克的比值”（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第2版第3册第569页）。对重量量度的比值，自然只能是重量间的比值。所以，片面的经验就这样只顾计算而忘记了思维，在这里竟让没有重量的电成为有重量的东西，并且把这一重量导入数学计算。 韦伯得出的公式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有意义，而亥姆霍兹早在几年以前就据此计算出和能量守恒原理相抵触的结果。1871年卡·诺伊曼提出另一个假说来反对韦伯关于两种电流以相反方向流动的假说，这个假说就是：在电流中运动的只是两种电中的一种，例如正电，而另一种，例如负电，则和物体的质量固结在一起。维德曼对这个假说作过下述评论： “如果在韦伯所假定的以相反的方向流动而电量为± <![if!vml]><![endif]>的两个电流上，再加上一个对外部不起作用的中性电流，它沿正电流方向流动，电量为 <![if!vml]><![endif]>，那么这个假说就可以和韦伯的假说统一起来了。”（第3册第577页） 这个论断仍然带有片面经验的特征。为了使电无论如何能成为电流，就得把电分解为正电和负电。但是用这两种物质来解释电流的一切尝试，都会碰到困难；假设电流中每次只存在一种物质也好，假设两种物质同时以相反的方向流动也好，最后，假设一种物质发生流动而另一种物质静止不动也好，结果都一样。如果我们采取最后一种假设，那么，怎样来解释下面这个无法解释的想法，在发电机和莱顿瓶中本来十分活跃的负电，在电流中却和物体的质量固结在一起。很简单。我们让正电流 <![if!vml]><![endif]>沿导线向右流动，让负电流<![if!vml]><![endif]>沿导线向左流动，此外再让一个中性电 <![if!vml]><![endif]>的电流向右流动。我们先是假设，为了使两种电无论如何能流动起来，就得把它们分离开来；而为了解释这两种分离的电在流动时发生的现象，我们又假设它们不分离也能够流动。我们先是作出一个假设去解释某一现象，而在我们一遇到困难时，又作出正好否定前一假设的第二个假设。这班先生理当抱怨的那种哲学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呢？ 除了关于电的物质性这种观点，还立即出现了另一种观点，电只是物体的一种状态、一种“力”，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持这种观点的，前有黑格尔，后有法拉第。自从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彻底清除了关于某种独特的“热素”的观念，并证明热是一种分子运动以来，紧接着的一步就是也用新的方法来研究电，并尝试测定电的机械当量。这个尝试完全成功了。特别是焦耳、法夫尔和拉乌尔的实验，不仅确定了电流中的所谓“电动力”的热当量和机械当量，而且还证明了它和电池中通过化学过程所释放出来的能或者和电解槽中所消耗的能是完全等价的。因此，把电看做一种独特的物质流体的假设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但是热和电并不完全相似。电流在一些极其本质的方面和热的传导毕竟是不相同的。我们仍然不能说明，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带电的物体中运动。像在热的场合那样假设一种纯粹的分子振动，看来是不够的。从电的惊人的甚至超过光速的运动速度309来看，很难克服这样的观念：这里在物体的分子之间有某种物质的东西在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克拉克·麦克斯韦（1864年）、汉克尔（1865年）、雷纳尔（1870年）以及埃德伦（1872年）的最新理论，都一致同意1846年法拉第凭推测首先提出的假设：电是渗透整个空间因而也渗透一切物体的弹性介质的一种运动，这种介质的分散的粒子是按照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定律互相排斥的，换句话说，电是以太粒子194的一种运动，物体的分子则参与这种运动。至于这种运动的性质，各种不同的理论就有分歧了；麦克斯韦、汉克尔和雷纳尔的理论，以对漩涡运动的最新研究为基础，依然用漩涡对这种性质作出不同方式的说明，这样一来，老笛卡儿的漩涡又重新在不断更新的领域中受到尊重。我们暂且不去更深入地研究这些理论的细节。它们彼此间的分歧是很大的，而且一定还会发生许多变化。但是在它们共同的基本观点中有一个决定性的进步：电是能穿透一切有重量物质的光以太粒子的运动，这种运动会反作用于物体的分子。这种见解调和了以前的两种见解。按照这种见解，在发生电的现象时，的确有某种与有重量物质不同的物质的东西在运动。但是这种物质的东西不是电本身，电实际上倒不如说是一种运动形式，虽然并不是有重量物质的一种直接的运动形式。以太说一方面指出一条道路，使人们摆脱关于两种对立的电流体的原始的愚蠢观念，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有希望弄清楚，什么东西是电运动的真正物质基础，什么东西的运动引起电现象。 以太说已经有一个决定性的成就。大家知道，至少存在着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电直接改变光的运动：它使光的偏振面旋转。克拉克·麦克斯韦根据他的前面说过的理论，计算出一个物体的电容率等于它的光折射率的平方。玻耳兹曼研究了各种非导体的介电常数，发现硫磺、树脂和石蜡的介电常数的平方根分别等于其光的折射率。最大的误差——在硫磺中——仅为百分之四。这样一来，麦克斯韦的以太说恰好就由实验证实了。 但是，要通过一系列新的实验从这些本来互相矛盾的假说中剥出一个坚实的内核来，还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和花费很多劳动。在此以前，或者在以太说也许被另一崭新的理论取代以前，电学还将处于尴尬的境地，不得不使用它本身也认为是错误的表达方法。它的一整套术语仍然是以两种电流体的观念为基础的。它仍然信口谈论“在物体中流动的电的质量”，“电在每一个分子中的分离”等等。这是一种弊病，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弊病主要是由科学目前的过渡状态所不可避免地造成的，而且在片面的经验恰好在这个研究部门中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这种弊病对于迄今为止的思想混乱的延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们已经学会利用起电机产生恒定电流，反过来又利用电流产生所谓静电，并使莱顿瓶充电等等，从此，所谓静电（或称摩擦电）和动电（或称流电）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是有了中介。我们在这里不谈静电的亚型，也不谈现在被当做电的一种亚型来看待的磁。对这类现象的理论上的解释，无论如何应到电流的理论中去寻找，所以我们主要谈电流的理论。 恒定电流可以由不同的方法获得。物体的机械运动最初只能直接（由摩擦）产生静电，只有耗费很大的能量，才能产生恒定电流；要使这种运动至少大部分变成电的运动，那就要以磁为中介，就像格拉姆、西门子等人的著名的磁发电机那样。热可以直接变成电流，如两种不同金属的焊接处就会发生这种情形。由化学反应释放出来的能量，在通常的环境中是以热的形式出现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变成电的运动。反过来，电的运动，只要具备所需要的条件，又会变成任何其他形式的运动；它可以变成物体运动（在小的规模上，可直接变成电动力学的吸引和排斥；在大的规模上，可在电磁发动机中再以磁为中介）；它可以变成热（只要不导入其他变化，这在闭合电路中就处处发生），它可以变成化学能（在接上闭合电路的电解槽和伏特计中，电流在其中可以分解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分解的化合物）。 在所有这些转换中，运动的一切变化在量的方面等价这一基本定律都是适用的。或者如维德曼所说的， “依据力的守恒定律，以任何方式为产生电流所做的［机械］功，必定等于为产生各种电流作用所做的功”］第3册第472页］。 物体运动或热转变为电[376]，在这里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已经证明，所谓“电动力”，在第一种情况下等于消耗在这一运动上的功，在第二种情况下则“在热电堆的每一个焊接处和热电堆的绝对温度成正比”（维德曼，第3册第482页），就是说，和存在于每一个焊接处的以绝对单位计量的热量成正比。有人证明，这个定律事实上也适用于由化学能产生的电。但是在这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至少对于现在流行的理论来说是如此。所以我们就稍微深入地考察一下。 法夫尔的实验（1857—1858年），是通过伽伐尼电堆引起运动形式转化的一系列卓越的实验中的一个。310他把一个由5个电池组合起来的斯米电堆置于一个热量计中；把一部带有可随意连接的外露主轴和皮带轮的小型电磁发动机置于另一个热量计中。电堆中每产生1克氢，或每溶解32.6克锌（这是以克表示的锌的旧的化学当量，等于其现在的原子量65.2的一半），就有下列的结果： A.热量计中的电堆处于闭合状态，不连接发动机时：产生的热是18682或18674热量单位。 B.以闭合电路把电堆和发动机连接起来，但不让发动机运转：电堆中的热是16448热量单位，发动机中的是2219热量单位，一共是18667热量单位。 C.同B，但发动机运转而不提升重物：电堆中的热是13888热量单位，发动机中的是4769热量单位，一共是18657热量单位。 D.同C，但是发动机提升重物，并且为此所做的机械功等于131.24千克米：电堆中的热是15427热量单位，发动机中的是2947热量单位，一共是18374热量单位，和前面的18682热量单位相比，损耗为308热量单位。但是作出的131.24千克米的机械功，如乘以1000（为了把化学结果的克化成千克），除以热的机械当量423.5千克米286，结果就是309热量单位，这正是前面所说的损耗，即所做的机械功的热当量。 因此，运动在它的各种变化中的等价，在电的运动上（在不可避免的误差范围内）也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而且同样证明了伽伐尼电池的“电动力”不过是转化为电的化学能，而电池本身不过是把释放出来的化学能转化为电的一种装置、一种器具而已，这正如一部蒸汽机把供给它的热转化为机械运动一样，在两种情况下，进行这种转化的器具都不能从自身再提供另外的能量。 可是对于传统观点来说，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困难。这种观点认为，电池由于电池中液体和金属相接触而产生一种“电的分离力”，它和电动力成正比，所以它对于一定的电池就代表一定量的能。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电池本身固有的、即使没有化学反应也具有的能量来源，即电的分离力，同化学反应释放出来的能量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它是同化学反应无关而独立存在的能量来源，那么它提供的能量又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 这个不大清楚的问题成了伏打所建立的接触说和随后产生的电流化学说之间争论的焦点。 接触说是从电池中金属和一种或多种液体接触，或者单纯液体和液体接触而产生的电压出发，从这些电压的均等化，或闭合电路中所产生的相分离相对立的电的电压的均等化出发，来解释电流的。对于纯粹的接触说来说，这里所发生的化学变化完全是第二位的东西。与此相反，李特尔早在1805年就主张，只有激发物在接通电路以前就互相发生化学作用，电流才能形成。维德曼曾把这种较旧的化学说总括如下（第1册第784页），按照这种理论，所谓接触电， “只有当相互接触的物体同时发生实际的化学作用，或者当化学平衡遭到破坏（即使和化学过程没有直接联系），相互接触的物体之间出现‘化学作用的倾向’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 可以看出，双方都只是间接地提出电流的能量来源的问题，这在当时也几乎是别无他法的。伏打及其后继者认为下面这一点是十分自然的：不同类的物体一接触，就会产生恒定电流，所以并不需要补偿就能做一定的功。李特尔及其追随者同样也不了解，化学反应怎么竟能使电池产生电流并做功。但是就化学说而言，这一点早就由焦耳、法夫尔、拉乌尔等人阐明了，可是就接触说而言，情况却恰恰相反。它固步自封，以致在本质上还停留在原来的出发点上。所以，在今天的电学中，那些属于早已过去的时代的观念，即和能量守恒原理直接矛盾的观念还在起作用，而在过去的那个时代，人们不得不满足于把任何结果都归之于随便找到的、浮在表面上的和似是而非的原因，而不管运动是否能从无中产生。而且，即使把这些观念的最糟糕的方面加以删除、削弱、冲淡、割除、美化，也无补于事：混乱只会更加严重。 我们知道，即使更陈旧的电流化学说，也承认电池中发生接触对于形成电流是完全必要的；它只是主张，如果不同时发生化学反应，这种接触便不能产生恒定电流。而且直到今天仍然不言而喻的是，电池的接触设备恰恰是使释放出来的化学能变为电的装置，并且化学能是否以及有多少能够真正变为电的运动，本质上取决于这些接触设备。 维德曼是一个片面的经验主义者，他力图从旧的接触说中拯救出可以拯救的东西。我们就来听听他说些什么吧。他说（第1册第799页）： “虽然化学上呈惰性的物体（例如金属）的接触作用，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既不是电堆理论所必不可少的，也并不因为欧姆从这个假设中推导出自己的定律（没有这个假设这个定律也可以推导出来）并且以实验证实过这个定律的费希纳也维护过这种接触说而得到证明，但是，金属接触便产生电，这是不可否认的，至少照现有的几个实验看来是如此，即使在量的方面能够获得的结果由于不可能使互相接触的物体的表面保持绝对清洁，而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不可靠性。” 可以看到，接触说已经变得非常谦逊了。它承认，它对于说明电流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既没有由欧姆在理论上，也没有由费希纳在实验上加以证明。它甚至承认，它唯一还能依靠的所谓基本实验，在量的方面总是只能够提供一些不可靠的结果，最后，它只要求我们承认电运动总是由接触引起——即使只是金属的接触！ 如果接触说到此止步，那就无须再置一词来反对它了。也许应当无条件地承认，两种金属一接触就会产生电的现象，这种电可以使解剖的蛙腿痉挛，可以使验电器带电，可以引起其他各种运动。这里首先要问的只是，产生这种现象所需要的能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照维德曼的意见（第1册第14页），我们 “大致可做如下考察，使两块不同类的金属板A和B彼此靠近到很小的距离，它们因附着力的作用就相互吸引。它们彼此一接触，就失去了这种吸引所给予它们的运动的活力。（如果我们假设金属的分子处于不断的振动之中，那么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如果不同类的金属一接触，不同时振动的分子就相互接触，那么分子的振动在失去活力时就会发生变化。）失去的活力大部分变成热。而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消耗在以另外的方式分配先前没有分离的电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可能由于对两种电的引力不同，这两个碰在一起的物体就带上了等量的正电和负电。” 接触说变得越来越谦逊了。先是承认，以后要做如此巨大的功的强大的电分离力，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固有的能量，而如果没有能量从外面传给它，它就无法起作用。后来给它指定了一个很小的能量来源，即由附着作用而致的活力，这个活力只在距离小得几乎无法测量的时候才起作用，使物体移动一个小得几乎无法测量的距离。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它无可否认地存在着，而且同样无可否认地在接触时消失。但是这一极小的来源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仍然提供了太多的能量：大部分变成了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引起电的分离力。虽然大家都知道，自然界中有不少由极小的碰撞产生极强的作用的实例，可是看来维德曼自己也感觉到，他那一点点能量来源在这里是很不够的，于是便去寻找第二个可能的来源，也就是假设两种金属的分子振动在接触面上发生干涉。撇开我们在这里碰到的其他种种困难不谈，格罗夫和加西奥都证明了，根本不需要真正的接触就可以产生电，正如维德曼自己在前一页上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总之，我们对产生电的分离力的能量来源考察得越多，这个来源就越来越枯竭了。 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几乎还不知道金属接触产生电的其他能量来源。按照瑙曼的意见（《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1877年海德堡版第675页），“接触电动力把热转化为电”，他认为“下面这个假设是很自然的：电动力引起电运动的能力，是以现有的热量为基础的，或者换句话说，是温度的一个函数”，并说这也由勒鲁从实验上加以证明。在这里，我们又完全无所适从了。金属电动序定律不容许我们求助于在总是蒙着一层几乎无法去掉的薄薄的空气和非纯净水的接触面上不断发生的微小化学过程，也就是不容许我们从接触面间的不可见的主动电解质的存在来说明电的产生。电解质在闭合电路中必然产生恒定电流；相反，仅仅由金属接触所产生的电，在电路一接通时就消失了。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关键：维德曼本人起初认为“电的分离力”只是金属所具有的，并且认为不从外面供给能量就不能做功，后来又专门为其指定了一个极其微小的能量来源，可是，这个“电的分离力”，通过化学上呈惰性的物体的接触能否产生和以什么方式产生恒定电流呢？ 电动序是按这样的方式来排列各种金属的：每一种金属对于前面的一种来说带负电，对于后面的一种来说带正电。所以，如果我们把金属片按这样的顺序排列起来，例如依次为锌、锡、铁、铜、铂，我们就能在两端得到电压。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金属序列联成一个闭合电路，使锌和铂也碰在一起，那么电压就立即均等化并消失。 “所以在列入电动序的各物体所构成的闭合电路中，要形成恒定电流是不可能的。”［第1册第45页］ 维德曼还以下面这种理论上的考虑来支持这个命题： “事实上，如果在电路中出现恒定电流，它就会在金属导体本身中产生热，这种热充其量会由于金属接触处的冷却而被抵消。无论如何，总会引起热的不均衡的分布；而且一部电磁发动机如果没有从外面供给的能量，而由电流持续地发动起来并因而做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金属例如通过焊接牢牢连接在一起时，在接触处也不可能再发生足以补偿这个功的任何变化。”［第1册第44—45页］ 但是，维德曼并不满足于对金属的接触电不能单独产生电流这一点作出理论上的和实验上的证明，我们将看到，他还认为必须提出一个特殊的假说，以便把接触电的作用排除在外，即使是在接触电在电流中也许起作用的场合。 因此，要从接触电到达电流，我们就得寻找其他的道路。让我们和维德曼一起这样设想： “把两种金属，例如锌棒和铜棒的一端焊接在一起，而以第三种物体把这两种金属棒各空着的一端连接起来，这一物体对两种金属都不发生起电作用，而只传导聚集于金属表面的两种相反的电，结果使这两种电在它里面互相中和，于是电的分离力总是又恢复先前的电位差，从而在电路中产生一个无须任何补偿就能做功的恒定电流。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导电而对其他物体不发生起电作用的物体是不可能有的。”［第1册第45页］ 我们并没有比以前走得更远些，不可能创造运动这一事实又堵住了我们的道路。依靠化学上呈惰性的物体的接触，即依靠本来意义的接触电，我们永远不能产生出电流来。因此，我们就再转过身来，试试维德曼给我们指出的第三条道路： “最后，如果我们把一块锌板和一块铜板浸入含有所谓二元化合物的液体中（这种化合物能分解为化学性质不相同的完全饱和的两种成分），例如，浸入稀盐酸（H＋CI）等等中，这时，按照第27节中的说明，锌就带负电而铜则带正电。如果把这两种金属连接起来，这两种电就经过接触的地方而中和，于是正电流就经过这个地方由铜流到锌。而且，因为在这两种金属接触时出现的电的分离力使正电按同一方向流动，所以各个电的分离力的作用并没有像在金属闭合电路中那样互相抵消。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正电恒定电流，这个电流在闭合电路中经过铜和锌的连接处由铜流到锌，再经过液体由锌流到铜。我们很快（第34节）还要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存在于闭合电路中的各个电的分离力，在形成电流方面实际上起了多少作用。——产生这种电流的导体组合，我们称之为伽伐尼电池，或者也叫做伽伐尼电池组。”（第1册第45页） 这样，奇迹就似乎告成了。在这里，仅仅由于接触时出现的电的分离力，恒定电流就产生了，而按照维德曼自己的说法，这种分离力如果没有从外面供给的能量，是不可能起作用的。而且，除了维德曼在前面所说的，他没有再向我们提供任何东西来对此作出说明，可见，这确实是一个十足的奇迹。在这里，关于这个过程我们学到了一些什么呢？ 1．如果把锌和铜浸入含有所谓二元化合物的液体中，于是，照第27节中的说明，锌就带负电，而铜就带正电。但是在整个第27节中关于二元化合物只字未提。那里只谈到由一块锌板和一块铜板夹着一块浸过酸性溶液的布料所构成的简单的伏打电池，然后就研究由此引起的两种金属上的静电荷，而根本没有提到任何化学过程。因此，所谓二元化合物在这里是从后门偷运进来的。 2．这个二元化合物在这里究竟起什么作用，仍然是完全神秘的。它“能分解为化学性质不相同的完全饱和的两种成分”（它们分解后完全饱和？！），这一情况最多也只是在它真正分解的时候，才能教给我们一点新东西。但是，关于这一点他对我们只字未提，所以我们暂时不得不假设它是不分解的，例如烷烃就是这样。 3．因此，当锌在液体中带负电，铜带正电之后，我们就让它们（在液体外）相接触。即刻，“这两种电就经过接触的地方而中和，于是正电流就经过这个地方由铜流到锌”。为什么只有“正”电流按这一方向流动，却没有“负”电流按相反的方向流动，对此我们又一无所知。直到现在还被认为和正电同样必要的负电究竟变成了什么，我们毫无所知；而电的分离力的作用恰好在于使这两种电相游离而对立。现在负电却突然被压制下去，在一定程度上被隐藏起来了，这就显得似乎只有正电存在了。 但是后来在第51页上又作了正好相反的说明，那里说，“两种电合在一个电流中”，就是说负电和正电二者都在其中流动！谁能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混乱呢？ 4．“而且，因为在这两种金属接触时出现的电的分离力使正电按同一方向流动，所以各个电的分离力的作用并没有像在金属闭合电路中那样互相抵消。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恒定电流”，等等。 这说得有些过分了。因为我们会看到，维德曼在几页以后（第52页）就向我们证明， 在“形成恒定电流的时候……在金属接触处的电的分离力……必定是不起作用的”； 他还证明，即使这种分离力不使正电按同一方向流动，而是朝着电流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也不仅有电流发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分离力也不能由电池的分离力的一定部分得到补偿，所以又是不起作用的。因此，既然维德曼在第52页上认为电的分离力对于保持电流是不起作用的，他又怎么能够在第45页上把电的分离力当做形成电流的必要因素，并且还为此目的专门提出了一种假说呢？ 5.“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正电恒定电流，这个电流在闭合电路中经过铜和锌的连接处由铜流到锌，再经过液体由锌流到铜。” 但是，要使这种恒定电流“在导体本身中产生热”，并且能够由它把“一部电磁发动机发动起来并因而做功”，不供给能量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能量的供给是否可能，它从何而来，维德曼直到现在也没有向我们透露过半个字，所以到现在为止，恒定电流还是和在前面研究过的两种场合下的情形一样，是不可能有的东西。 这一点没有人比维德曼更清楚。所以他认为最好还是尽快避开这个关于电流形成的奇异解释的许多棘手之处，而塞给读者几页有关这个仍然十分神秘的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磁效应以及生理效应的种种浅薄的逸闻，而且在这里甚至例外地使用了十分通俗的语调。然后他突然接着说道（第49页）： “我们现在应当研究一下，电的分离力在一个由两种金属和一种液体，例如由锌、铜和盐酸所构成的闭合电路中，是怎样起作用的。###$$$我们知道，当电流通过的时候，液体中所含的二元化合物（HCI）的成分就分开了：一种成分（H）在铜上游离出来，另一种等当量的成分（CI）在锌上游离出来，在这里，后一成分和等当量的锌化合成ZnCI。” 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肯定不是从维德曼那里知道的，因为关于这个过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至今他连半个字也没有向我们透露过。此外，如果说我们对这个过程知道一些什么，那就是它并不是像维德曼所描绘的那样。 在气体氢和气体氯形成一个HCI分子时，释放出来的能量等于22000热量单位（尤利乌斯·汤姆森）311。因此，要把氯从它和氢的化合物中分离出来，就必须从外面供给每个HCI分子以等量的能。电池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一能量呢？在维德曼的叙述中并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自己来研究一下吧。 当氯和锌化合成氯化锌的时候，释放出的能量大大多于把氯和氢分开所必需的能量，（Zn，CI2）释放出97210热量单位，而2（H，CI）则释放出44000热量单位（尤·汤姆森）。这样，电池中的过程就可以说明了。所以事情并不像维德曼所说的那样，氢一下子就在铜上游离出来，而氯一下子就在锌上游离出来，“在这里”，锌和氯随即偶然地化合起来了。相反，锌和氯的化合是整个过程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而且这个化合过程如果不发生，我们就别指望铜上会有氢游离出来。 形成一个ZnCI2分子所释放出的能量，多于两个H原子从两个HCI分子中游离出来时所耗费的能量，这一多余的能量就在电池中转化为电的运动，并且提供了电路中出现的全部“电动力”。所以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电的分离力”在没有已经指出的能量来源的情况下使氢和氯互相分开，而是电池中所发生的整个化学过程为闭合电路中的全部“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提供了它们的存在所必需的能量。 这样，我们眼下可以确定，维德曼对电流的第二种解释和他的第一种解释一样，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帮助的。现在我们往下再看看他还写了些什么： “这一过程证明：二元化合物在两种金属间的作用，不再像金属的情形那样，仅仅存在于它的全部质量对这种或那种电的简单的强势吸引，在这里还出现了它的两种成分的一种特殊作用。因为CI这一成分在正电流进入液体的地方分解出来，而H这一成分在负电流进入液体的地方分解出来，所以我们就假设：HCI这一化合物中的每一个当量的氯都带有一定量的负电，而后者则制约着进入的正电对氯的吸引。这是化合物中带负电的成分。同样，每一当量的H都一定带有正电，所以是化合物中带正电的成分。这些电荷在H和CI化合时可能呈现出锌和铜接触时所呈现出的那种情形。因为HCI这一化合物本身是不带电的，所以我们必须据此假设：其中带正电的成分的原子和带负电的成分的原子含有的正电和负电是等量的。###$$$现在如果把一块锌板和一块铜板浸入稀盐酸中，我们就可以推测，锌对其中带负电的成分，CI的吸引比对带正电的成分，H的吸引要强些。因此，和锌接触的盐酸分子将会这样配置其中带负电的成分趋向锌，带正电的成分趋向铜。因为这样排列起来的各个成分通过自己的电吸引作用于后面的HCI分子，所以锌板和铜板之间的分子的整个序列就排列如图10： 如果第二种金属对带正电的氢的作用也像锌对带负电的氯的作用一样，那么这就会促进这样的配置。如果它的作用方向相反，但是较弱，那么至少这个配置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由于靠近锌的带负电的成分CI的负电的感应作用，电就会这样分布于锌：锌板上同最临近的盐酸原子[377]中的CI紧挨着的地方带正电，离得较远的地方带负电。同样，铜板上负电聚集在同临近的盐酸原子中的带正电的成分，H最靠近的地方，正电则被排斥到较远的地方。###$$$其次，锌上面的正电就会和最临近的CI原子所带的负电结合起来，而CI原子本身就会和锌化合。先前和这个CI原子化合在一起的带正电的H原子，就会和趋向它的第二个HCI原子中的CI原子化合，同时这些原子中所含的电也互相结合起来；同样，第二个HCI原子中的H原子和第三个HCI原子中的CI原子会化合起来，如此类推，直到最后，就会有一个H原子在铜上游离出来，而它所带的正电就和分布在铜上的负电结合起来，因而它就在不带电的状态中逸出了。”这个过程会“持续重复下去，直到聚集在金属板上的电对于趋向它们的盐酸成分所带的电的排斥力和金属对这些成分的化学吸引力相互平衡为止。但是，如果用一个导体把两块金属板连接起来，那么金属板上的游离电就互相结合，而且上述过程又会重新发生。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恒定电流就产生了。——显然，因为移向金属的二元化合物的两个成分以一定的速度向金属运动，然后达到静止状态，或者形成一种化合物（ZnCI），或者以游离的形态（H）逸出，所以这里就不断地失去活力。”（［维德曼的］注：因为CI和H这两种成分分开时所获得的活力又被这两种成分和最临近的原子的成分结合时所失去的活力抵消了，所以这一过程的影响可以略去不提。）“失去的活力，相当于可见的化学过程中所释放出的热量，即本质上相当于一个当量的锌溶解于稀酸时所释放出的热量。其数值必定和两种电分开时所耗费的功相等。因此，如果这两种电在电流中结合起来，那么，在一个当量的锌被分解而一个当量的氢从液体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在整个闭合电路中就一定会产生功（或者是以热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在外部做功的形式出现），而且这个功也和上述化学过程所释放出的相应的热量相当。”［第1册第49—51页］ “我们就假设——可能——我们必须假设——我们就可以推测——会这样分布——会带电”，如此等等。全是推测和假设，在这些推测和假设中确实能拿得出来的实际的表述只有三点：第一，锌和氯的化合现在已被认作氢游离出来的条件；第二，如现在我们直到最后才知道而且可以说是顺便知道的，这里所释放出的能量正是形成电流所必需的全部能量的来源，而且是唯一的来源；第三，对于电流形成的这个解释是和他前面的两个解释正相矛盾的，正如那两个解释也是相互矛盾的一样。 维德曼往下又说： “这样，在形成恒定电流时起作用的唯有电的分离力，这种力产生于电池的激发液体中二元化合物的原子由两个金属电极所引起的不相等的吸引和极化作用；在不会发生任何机械变化的金属接触处，电的分离力反而必定不起作用。前面说过，闭合电路中的全部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是和前面说过的化学过程的热当量完全成正比，这证明，这个分离力，如果其作用的方向同液体对金属的电的激发作用方向相反（例如把锡和铅浸入氰化钾溶液的时候），那么它就不能由金属和液体的接触处的电的分离力中得到一定量的补偿。所以这个分离力必须以另外的方式被抵消掉。这一过程按以下假设是再简单不过了：在激发液体和金属接触的时候，电动力由两种方式产生，第一种方式，是由于液体和金属的整个质量对这种或那种电的强度不相等的吸引而产生的；第二种方式，是由于金属对液体的带相反电荷的两种成分的不相等的吸引而产生的……由于第一种方式中质量［对这种或那种电的］不相等的吸引，液体完全服从于金属电动序定律，而在闭合电路中，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完全抵消为零；第二种方式中的化学作用则相反，只提供形成电流所必需的电的分离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电动力。”（第1册第52、53页） 这样，接触说的最后残余就被顺利地排除在电流形成过程之外了，同时维德曼在第45页上提出的关于电流形成的第一个解释的最后残余也被排除了。最后毫无保留地承认：伽伐尼电池不过是把释放出来的化学能变为电的运动，变为所谓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的一种装置，正如蒸汽机是把热能变为机械运动的一种装置一样。在这两种场合下，装置只能为能量的释放和形式转化提供条件，但是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能量。确定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现在还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维德曼对电流的解释的第三个方案。在这里，他是怎样描述电池的闭合电路中的能量转变的呢？ 他说，显然，在电池中，“因为移向金属的二元化合物的两个成分以一定的速度向金属运动，然后达到静止状态，或者形成一种化合物（ZnCI），或者以游离的形态（H）逸出，所以这里就不断地失去活力。失去的活力，相当于可见的化学过程中所释放出的热量，即本质上相当于一个当量的锌溶解于稀酸时所释出的热量”。［第1册第51页］ 首先，如果过程是纯粹地进行的，那么在电池中，当锌溶解的时候，根本不会释放出任何热量；因为释放出来的能直接变成了电，由于整个闭合电路中的电阻，电才再转变成热。 其次，活力是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的一半。因此，上述的命题亦可表述如下：一个当量的锌溶解于稀盐酸时所释放出的能量（＝若干卡路里），也等于离子的质量和离子向金属移动的速度平方的乘积的一半。这样来表述，这个命题显然就不对了，因为离子移动时所显示出的活力在数值上远不等于由化学过程释放出来的能量[378]。如果二者相等，那么就不会有电流产生，因为这样就没有给在闭合电路其余部分中的电流留下任何能量。因此，在维德曼那里又加了个说明：离子达到静止状态，“或者形成一种化合物，或者以游离的形态逸出”。但是，如果活力的丧失也包含着这两个过程中发生的能量转变，那么我们就真是陷入困境了。既然我们在谈到释放出的全部能量时是把这两个过程一并考虑的，那么这里就根本谈不上活力的丧失，而顶多只能说活力的获得。 可见，维德曼对这个命题本身显然并没有确定的理解，“活力的丧失”只不过是一种解围之神[379]，使他可能作出拼死的一跃，从陈旧的接触说跳到电流化学说。事实上，“活力的丧失”现在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退出舞台；从此以后，电池中的化学过程无可争辩地被当做产生电流的唯一的能量来源，而我们这位作者还剩下的唯一的忧虑是，怎样才能把化学上呈惰性的物体接触生电的最后残余，也就是把两种金属接触处发生作用的分离力，从电流中体面地排除出去。 当我们读到维德曼对电流形成过程的上述解释的时候，会觉得摆在面前的不过是大约四十年前正统和半正统的神学家们为对付施特劳斯、维耳克、布鲁诺·鲍威尔等人从语言学和历史学方面对圣经的批判313而采用过的一种辩护术。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也必然是相同的，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下都是要在思维着的科学面前挽救旧的传统。那种顶多只能以数学计算形式来思维的孤傲的经验，却以为自己所使用的完全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实际上，它所使用的多半是因袭下来的观念，是其前辈的多半已过时的思维产品，如正电和负电、电的分离力、接触说。这些东西成为它的无穷无尽的数学计算的基础，在这些计算中，由于数学公式的严密性，各种前提的假说性质竟被轻易地忘记了。诸如此类的经验对同时代的思维成果十分怀疑，而对其前辈的思维成果却深信不疑。甚至经实验确定的事实，对这种经验来说也渐渐变得和相关的传统的解释难以分开了；最简单的电现象在描述中也由于例如偷运两种电的理论而遭到歪曲；这种经验已经不可能再正确地描述事实了，因为传统的解释已混进到这种描述中去。一句话，在电学领域里，我们碰到了和在神学领域里所碰到的同样盛行的传统。在这两个领域里，最新研究的成果，对从前不认识的事实或有争议的事实的确认，以及由此必然得出的理论结论，都无情地打击了旧的传统，所以，这种传统的维护者就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各样的诡计、种种站不住脚的借口，求助于掩盖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堕入矛盾的迷宫，找不到任何出路。维德曼绝望地试图把以“接触力”为根据的对电流的陈旧解释和以化学能量的释放为根据的新解释用理性主义方式加以调和，正是这种对全部陈旧的电理论的信仰，使他在这里陷入无法自拔的自相矛盾之中。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上面对于维德曼的电流解释的批评是咬文嚼字，即使维德曼起初在表述上有一些疏忽大意和不精确之处，可是最后他毕竟提出了正确的、合乎能量守恒定律的阐述，因此，一切都还做得不错。为了回答这种反驳，让我们在这里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他对于由锌、稀硫酸、铜组成的电池中发生的过程所作的描写。 “如果用一根导线把两块金属板连接起来，就会产生电流……通过电解过程，在铜板上从含有稀硫酸的水里分离出一个当量的氢，成为气泡逸出。在锌板上则生成一个当量的氧，它把锌氧化为氧化锌，而氧化锌又溶于周围的酸中成为硫酸氧化锌。”（第1册第［592—］593页） 为了把氢和氧从水中分离出来，每一个水分子需要相当于68924个热量单位的能量。在上述电池中从哪里得到这个能量呢？“通过电解过程”。可是，电解过程从哪里得到这个能量呢：没有任何回答。 但是维德曼后来不止一次，至少有两次告诉我们（第1册第472和614页）：总的说来，“根据最新的实验，［在电解的时候］水本身并没有分解”，而在我们的例子中，是硫酸H2SO4分解了，它分解为H2和SO3＋O，在分解过程中，H2和O在一定的情况下会以气态逸出。但是，这样一来，过程的整个性质改变了。H2SO4中的H2直接由两价的锌所代替而形成硫酸锌ZnSO4。一方面剩下了H2，另一方面剩下了SO3＋O。两种气体按照它们结合成水的比例逸出；SO3和溶液中的水H2O重新结合成H2SO4，即硫酸。但是，在形成ZnSO4时放出的能量，不仅足以用来置换和释放硫酸中的氢，而且还有相当的剩余，这些剩余在我们的例子中便消耗在电流的形成上。这样，锌也就无须等待电解过程供给它游离的氧，以便先氧化，接着再溶解于酸中。正相反，锌直接地参加到过程中来，这个过程正是由于锌的参加才得以实现。 在这里我们看到，陈腐的化学观念怎样成了陈腐的接触观念的帮手。根据最新的观点，盐是一种酸，酸中的氢被某种金属所置换。这里所研究的过程证实了这种观点：酸中的氢被锌直接置换，这充分说明了能量的转变。维德曼所遵循的旧观点认为，盐是某种金属氧化物和某种酸的化合物，因此不说硫酸锌，而说什么硫酸氧化锌。但是，为了在我们的电池中从锌和硫酸获得硫酸氧化锌，就必须首先使锌氧化。为了使锌足够迅速地氧化，就需要有游离的氧。为了获得游离的氧，我们就必须设想——因为在铜板上出现了氢——水被分解。为了分解水，我们就需要巨大的能量。怎样得到这些能量呢？仅仅是“通过电解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在它的最终的化学产物“硫酸氧化锌”开始形成之前又不可能进行。孩子生妈妈。 可见，维德曼在这里也把整个过程完全弄反了，颠倒了，这是因为维德曼不假思索地把主动电解和被动电解这两个直接对立的过程混为一谈，以为它们都不过是电解而已。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研究的还只是电池里所发生的过程，也就是剩余能量通过化学反应而被释放出来，并且通过电池的装置转变为电的过程。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电池里从化学能中得到的恒定电流的电，又可以反过来在置于闭合电路中的电解槽中转变为化学能。两个过程显然是互相对立的：如果把前者看做化学—电的过程，那么后者就是电—化学的过程。两个过程可以在具有同样物质的同一闭合电路中发生。例如，靠气体元素工作的电池组，其电流是通过氢和氧化合成水而产生的，而在以电路连起来的电解槽中又可以按照氢和氧化合成水的比例分解出氢和氧来。通常的看法是把这两种对立的过程冠以一个共同的名称——电解，而没有把主动电解和被动电解区别开来，没有把激发液体和被动电解质区别开来。例如，维德曼用133页的篇幅来探讨电解本身，后来在结尾处附加了关于“电池中的电解”的几点评述，其中关于真正的电池中所发生的过程只占这一篇17页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在随后的“电解理论”中，电池和电解槽的这种对立甚至连提也没有提一下；谁想在接下来的《电解对导体电阻和闭合电路中电动力的影响》这一章中寻找关于闭合电路中能量转变的某种考虑，一定会大失所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不可阻挡的“电解过程”，它无需可见的能量的输入就可以把H2和O分离，而且在该书我们现在看到的篇章中，它所起的作用和先前那个神秘的“电的分离力”起过的作用是一样的。 “除了把离子分开的第一位的、纯粹的电解过程外，由于被电流所分开的离子的作用，还发生一些第二位的、同电解过程完全无关的纯粹化学的过程。离子的这种作用会发生在电极物质上和被分解的物体上，在溶液中也会发生在溶剂上。”（第1册第481页） 现在让我们回到先前谈到的由锌和铜浸在稀硫酸中形成的电池上去。在这里，用维德曼自己的话来说，被分开的离子就是水中的H2和O。因此，按照他的说法，锌的氧化和ZnSO4的形成是第二位的、同电解过程无关的纯粹化学的过程，虽然只有通过这个过程，第一位的过程才成为可能。现在我们要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这种由于颠倒真实的过程而必然造成的混乱。 我们首先来看看电解槽中的所谓第二位的过程，维德曼给我们举了好几个这方面的例子[380]（第481—482页）： 1．溶于水中的硫酸钠（Na2SO4）的电解。它“分解为……一个当量的SO3＋O……和一个当量的Na……但是后者和溶液中的水起反应，从水中分离出一个当量的H，同时形成一个当量的苛性钠［NaOH］，苛性钠又溶解于周围的水中”。 方程式是： Na2SO4＋2H2O＝O＋SO3＋2NaOH＋2H。 在这个例子中，实际上可以把 Na2SO4＝Na2＋SO3＋O 这个分解看做第一位的、电—化学的过程，而把进一步的转变 Na2＋2H2O＝2NaOH＋2H 看做第二位的纯粹化学的过程。但是，这个第二位的过程是直接在出现氢的那个电极上发生的；因此，这里所释放出的十分可观的能量（按照尤利乌斯·汤姆森的计算，对于Na，O，H，水来说是111810热量单位）至少大部分转变为电，只有小部分在电解槽中直接变成热。而后一种情况也可以发生在从电池中直接或首先释放出来的化学能量上。但是，这样获得并且转变为电的能量，应当从电流所供给的用来不断分解Na2SO4的能量中减去。如果钠转变为氢氧化物在整个过程的第一个瞬间是第二位的过程，那么，从第二个瞬间起，它就成为整个过程的根本因素，因此就不再是第二位的了。 但是，在这个电解槽中还有第三种过程发生：如果SO3没有和正极的金属化合，同时又释放出能量的话，那它就和H2O化合成H2SO4，即硫酸。但是，这个转变并不一定要直接在电极上进行，因此，这里所释放出的能量（按照尤·汤姆森的计算，等于21320热量单位）就全部或绝大部分在电解槽本身中转换为热，顶多只有极小一部分以电的形式提供给电流。由此可见，在这个电解槽中所发生的唯一的真正第二位的过程，维德曼一点也没有提到。 2．“如果把五水硫酸铜［CuSO4＋5H2O］溶液置于正铜极和负铂极之间电解，那么，在同一电路中，在硫酸溶液被分解的同时，每有一个当量的水被分解，就有一个当量的铜在负铂极上分离出来；在正极上则应当有一个当量的SO4出现，但是它和电极上的铜化合成一个当量的CuSO4，并溶解于被电解的溶液的水中。”［第1册第481页］ 因此，如果用现代化学的说法来描述，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设想如下：Cu在铂上沉积下来；释放出来的SO4因为本身不能独立存在，便分解为SO3＋O，而O则以游离的形态逸出；SO3从溶剂中获得H2O而形成H2SO4，H2SO4又重新和电极上的铜化合而成CuSO4，H2则被释放出去。严格说来，在这里有三个过程：（1）Cu和SO4的分离；（2）SO3＋O＋H2O＝H2SO4＋O；（3）H2SO4＋Cu＝H2＋CuSO4。显然可以把第一个过程看做第一位的。而把其余两个看做第二位的。但是，如果我们提出能量转变的问题，我们便会看到，第一个过程完全被第三个过程的一部分补偿了；铜和SO4的分离被两者在另一个电极上的重新结合所补偿了。如果我们撇开把铜从一个电极推向另一个电极所必需的能量不算，又撇开电池中由于能转变为热所无法避免的能量损失不算，那么，我们在这里便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所谓第一位的过程并不从电流中取得任何能量。电流供给的能量仅仅使H2和O的分离（而且还是间接的）成为可能，这个分离是整个过程的真正的化学的结果——这就是说，仅仅实现某种第二位的或者甚至是第三位的过程。 然而，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和在其他场合下一样，第一位过程和第二位过程的区分无疑具有某种相对的合理性。例如，在这两种场合下，除了其他过程，看来也发生了水的分解，而且水的成分分别在相反的电极上分离出来。根据最新的实验，绝对纯的水极其接近理想的非导体，因而也极其接近理想的非电解质，因此，证明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些以及这一类场合下，并不是水直接以电化学的方式被分解，而是水的成分从酸中分离出来，当然，在这里酸的形成也一定要有溶液中的水参加。 3.“如果盐酸［HCI＋8H2O］……同时在两个U形管中被电解……在一只管中用的是正锌极，另一只管中用的是正铜极，那么，在第一只管中有32.53的锌溶解，而在第二只管中则有2×31.7的铜溶解。”［第1册第482页］ 我们暂时撇开铜不谈，单来看锌。按照维德曼的说法，在这里，HCI的分解是第一位的过程，Zn的溶解是第二位的过程。 所以，根据这个观点，电流是从外面供给电解槽分离H和CI所必需的能量；在这种分离完成以后，CI和Zn化合，同时释放出一定的能量，这一能量应当从分离H和CI所必需的能量中减去；这样一来，电流只须供给两个能量间的差数就够了。看来一切都极其完满；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来观察一下这两个能量，就会发现，形成ZnCI2时所释放出的能量大于分离2HCI所消耗的能量；因而电流不仅无须供给能量，反而获得能量。现在，我们所碰到的根本不再是被动的电解质，而是激发液体，不是电解槽，而是给产生电流的电池组添加一个新单元的电池；本该看做第二位的过程，成为绝对第一位的了，成为整个过程的能量来源并使这个过程不用靠电池组提供电流了。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维德曼的理论说明中全部的、到处出现的混乱的根源是什么。维德曼从电解出发，却不管这是主动的电解还是被动的电解，是电池还是电解槽，反正都无所谓，正像一个老少校对“一年制志愿兵”哲学博士所说的那样，“外科医生就是外科医生”314。因为在电解槽中研究电解比在电池中研究电解要简单得多，所以他实际上是从电解槽出发，把电解槽中所发生的过程，把这些过程被分为第一位和第二位这种部分合理的区分，作为衡量电池中完全相反的过程的尺度，同时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电解槽在他手里变成电池了。因此，他可以提出这样的命题： “分离出来的物质对于电极的化学亲和性，对电解过程本身不发生任何影响”（第1册第471页）。 这个以如此绝对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命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关于电流形成的三重理论就是：第一，以纯粹的接触为中介的陈旧的传统的理论；第二，以理解得更加抽象的电的分离力为中介的理论，这种分离力以一种无法说明的方式供给自身或“电解过程”以能量，使电池中的H和CI互相分开，并且还产生电流；最后，是现代的化学—电的理论，这个理论证明，上述能量的来源是电池中一切化学反应的代数和。他没有注意到第二种解释推翻了第一种解释，同样，他也没有觉察到第三种解释又推翻了第二种解释。相反，能量守恒定律纯粹是从外部加到从惯常经验中沿袭下来的旧理论之上的，这就像把一个新的几何定理加到以前的定理上去一样。他不知道，这个定律使得自然科学的这一领域以及其他一切领域的全部传统观点都不得不加以修正。因此，维德曼只是在解释电流时简单地确认这个定律，然后就悄悄地把它放在一边，只是在书的最末尾，在说明电流做功的那一章中才又找了出来。甚至在接触生电理论中（第1册第781页及以下几页），能量守恒在论述主要问题时也根本没有派上用场，只是在说明次要问题时偶尔提到；能量守恒始终是“第二位的过程”。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前面的第三个例子。在那里，两个U形管中的盐酸被同一个电流所电解，不过在一个管中锌是正极，在另一个管中铜是正极。按照法拉第的电解基本定律，同一个电流，在每一个电解槽中能分解等当量的电解质，而在两个电极上分离出的物质的量，也与它们的当量成正比（第1册第470页）。于是，可以看到，在上面这个例子中，第一只管中溶解了32.53的锌，第二只管中溶解了2×31.7的铜。 “可是，”——维德曼继续往下说——“这并不能证明这两个值相当。它们只是在电流很弱的情况下，当一方面……形成了氯化锌，而另一方面……形成了氯化铜的时候，才被观察到的。当电流较强时，在形成的氯化物的量不断大的情况下，溶解的铜的量可能……降到31.7，而这时溶解的锌的量不变。” 大家知道，锌只能形成一种氯化物——氯化锌ZnCI2，铜则可以形成两种：氯化铜CuCI2和氯化亚铜Cu2CI2。过程是这样的：弱电流给每两个氯原子从电极上夺下两个铜原子，这两个铜原子仍然以自己的两个化学键之中的一个互相联结着，同时，它们的两个空出来的化学键则和那两个氯原子结合： 而如果电流较强，那么它就把两个铜原子完全互相分开，每一个铜原子单独地和两个氯原子结合： 当电流为中等强度的时候，两种化合物相并形成。这样，两种化合物中形成这一种或那一种，仅仅由电流强度来决定，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整个过程是电—化学的过程，如果“电—化学”这个词还具有某种意义的话。尽管如此，维德曼仍断然把这一过程说成是第二位的过程，即不是电化学的过程，而是纯粹化学的过程。 上述的实验是雷诺（1867年）做的，它是一系列类似的实验之一，在这些实验中，同一个电流在U形管里由食盐溶液（以锌为正极）传导，而在另一个电解槽中，由一些可变换的电解质（以一些不同的金属为正极）传导。这里，每溶解一个当量的锌，其他金属溶解的数量有很大的差异，而维德曼引用了这一系列实验的结果，这些结果大部分在化学上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决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例如，每溶解一个当量的锌，只有 <![if!vml]><![endif]>个当量的金溶解于盐酸中。这个事实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显得奇怪，即像维德曼那样，死守旧的当量，用ZnCI来表示氯化锌，从而使氯和锌一样，在氯化物中只显示出一个化学键。实际上，在这里每一个锌原子和两个氯原子化合（ZnCI2），一旦知道这个分子式，我们就可以立即看到，在确定上述的当量时，应当以氯原子为单位，而不应当以锌原子为单位。氯化金的分子式是AuCI3，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3ZnCI2中所含的氯和2AuCI3中所含的氯恰恰相等，因此，电池或电解槽中把一个当量的锌变为氯化锌的全部过程（第一位的、第二位的、第三位的），也能不多不少把 <![if!vml]><![endif]>个当量的金变为氯化金。绝对会是这样的，除非用通电的办法也能制取AuCI这种化合物；在这种情况下每溶解一个当量的锌，甚至应当有两个当量的金溶解，而且视电流强度的情况，还可能发生和前面所说的铜和氯的例子里类似的变化。雷诺的实验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显示出，法拉第定律怎样被一些似乎和它相矛盾的事实所证明。但是，这些实验对于解释电解时的第二位过程会有什么意义，却看不出来。 维德曼的第三个例子又把我们从电解槽引到电池。而实际上，如果联系所发生的能量转变来研究电解过程，电池是极有趣味的。例如，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电池，其中化学—电过程似乎和能量守恒定律直接矛盾，似乎违背了化学亲和性定律。 根据波根道夫的测定315，由锌、浓食盐溶液和铂组成的电池提供的电流强度为134.6。这样，我们在这里就有了十分可观的电量，比丹聂耳电池中的电量大 <![if!vml]><![endif]>。这里以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量来源于哪里呢？“第一位的”过程是锌从氯化物中置换钠。可是，在通常的化学中，不是锌从氯化物或其他化合物中置换钠，而相反是钠置换锌。“第一位的”过程决不可能供给电流以上述能量，恰恰相反，这个过程本身还需要从外面输入能量才能发生。可见，仅仅有“第一位的”过程，我们仍然不能前进一步。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实际的过程。这时我们发现，这里所发生的转变不是 Zn＋2NaCI＝ZnCI2＋2Na， 而是 Zn＋2NaCI＋2H2O＝ZnCI2＋2NaOH＋H2。 换句话说，钠并不是以游离的形式在负极上分离出来，而是被氧化，正如上面例一中的情形一样（第［481］页）。[381] 为了计算这里所发生的能量转变，尤利乌斯·汤姆森的测定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些根据。根据这些测定，化合时所释放出的能量是： （Zn，CI2）＝97210 （ZnCI2，水）＝15630 溶解了的氯化锌总共＝112840热量单位 2（Na，O，H，水）＝223620热量单位 336460热量单位 从这里减去分解时消耗的能量： 2（Na，CI，水）＝193020热量单位 2（H2，O）＝136720热量单位 329740热量单位 释放出来的能量的剩余＝6720热量单位。 这个数量，对于波根道夫所得到的电流强度说来，显然是很小的，但足以用来一方面解释钠同氯的分离，另一方面解释电流的形成。 这里，我们得到一个确凿的例子，它说明了第一位过程和第二位过程的区分完全是相对的，一旦被看做是绝对的，就会把我们引向荒诞的地步。单独地看，第一位的电解过程不但不能产生电流，而且它本身也不可能发生。正是第二位的、所谓纯粹化学的过程，才使第一位的过程成为可能，并且还提供全部的剩余能量来形成电流。因此，实际上它成了第一位的过程，而原来第一位的过程倒成了第二位的过程。当黑格尔把形而上学者和形而上学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所想象的固定不变的差别和对立辩证地转变为同它们相反的东西时，人们也许会说黑格尔有意歪曲了他们的话。可是，如果自然界也像老黑格尔那样对待这些差别和对立，那就确实该稍微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了。 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可以把下述这样一些过程看做第二位的过程，这些过程虽然是由于电池中的化学—电的过程或电解槽中的电化学的过程才发生的，但是并不依赖于这些化学—电和电化学过程并和它们是分开的，就是说，这些过程发生在离电极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因此，这一类第二位的过程发生时所完成的能量转变也并不加入到电的过程中来；它们既不直接从电的过程中取走能量，也不直接给电的过程提供能量。这样的过程在电解槽中屡见不鲜；前面在例一中，在电解硫酸钠形成硫酸时，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可是，在电解槽中，它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不过，它们在电池中的出现却具有重要得多的实际意义。因为它们即使不直接给化学—电的过程提供能量或从中取走能量，也改变了电池中存在的可供使用的能量的总和，因而间接地对化学—电的过程起了作用。 除了后来发生的通常形式的化学变化，还有一种现象也属于这一类，这就是当离子以不同于它们通常以游离状态出现的情况而在电极上分离出来时以及当这些离子离开电极后才过渡到通常的游离状态时所发生的现象。在这些情况下，离子可以有另外的密度，或者采取另外的聚集状态。但是，离子还可能在它们的分子结构方面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与离子在离开电极一定距离的地方发生的第二位的化学变化或物理变化相适应，会发生一种类似的热的变化；大多数情况下热被释放出，个别情况下热被消耗掉。这种热的变化，自然首先局限于有热发生的地方：电池或电解槽中的液体变热了或者冷却了，而闭合电路的其余部分则不受这一变化的影响。因此这种热称为局部热。这样看来，释放出来转换为电的化学能量，会按电池中产生的这个正的或负的局部热的当量减少或增加。据法夫尔说，在含有过氧化氢和盐酸的电池中，释放出来的全部能量的 <![if!vml]><![endif]>是以局部热的形式消耗掉了；格罗夫电池却正好相反，在线路闭合以后明显冷却，因而还要通过吸收热量从外面供给电路以能量。于是，我们看到，这些第二位的过程也反作用于第一位的过程。我们尽可以任意处置，但第一位的过程和第二位的过程的区分始终是纯粹相对的，并总是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又被消除。316如果忘记这一点，如果把这种相对的对立看成绝对的，那么，最后就会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陷入矛盾而无法自拔。 大家知道，当用电解法分离气体的时候，金属电极上覆盖了薄薄的一层气体；因此，在电极上的气体达到饱和之前，电流强度会降低，在达到饱和之后，减弱了的电流又重新达到恒定。法夫尔和济伯曼证明：在这一类电解槽中也产生局部热，这种局部热的产生，仅仅是由于气体不是以其通常出现的状态在电极上释放出来，而是在离开电极以后，通过一个与放热相联系的进一步的过程才进入其通常的状态。那么，气体在电极上到底是以怎样的状态分离出来的呢？谈到这个问题，没有谁比维德曼更加小心翼翼的了。他把这种状态称为“一定的”、“同素异形的”、“活性的”状态，最后，要是氧的话，有时也称之为“臭氧化的”状态。要是氢的话，那就说得更加神秘。有时候还出现这样的观点：臭氧和过氧化氢就是这种“活性的”状态借以实现的形式。在这里，臭氧总是纠缠着我们的作者，使他甚至于用某些过氧化物“可能以臭氧化的状态含有一部分氧”（第1册第57页）来解释这些过氧化物的极度的负电属性。在发生所谓水分解的时候，无疑会形成臭氧和过氧化氢，但是量很少。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假定，在我们所研究的例子中，局部热是由于较大量的上述两种化合物先形成然后又分解而产生的。由游离的氧原子形成臭氧（O3）的生成热是多少，我们不知道。由H2O（液态）＋O形成过氧化氢的生成热，按拜特洛的说法317，等于-21480；因此，这种化合物如果比较大量地产生的话，就要求补充大量的能量（大约等于分离H2和O所需要的能量的百分之三十），而这种能量必然是显眼的和可以证明的。最后，臭氧和过氧化氢只能解释氧（如果我们撇开电流方向变换不管，在电流发生方向变换时两种气体会在同一个电极上相遇），并不能解释氢。然而，氢也以“活性的”状态逸出，例如，在硝酸钾溶液介于铂电极之间这一装置中，氢就和由酸中分离出来的氮直接化合为氨。 实际上，所有这些困难和疑虑都是不存在的。把物体“以活性的状态”分离出来，并非电解过程所独有。每一种化学分解中都会发生这种情形。化学分解使释放出来的化学元素首先以游离原子的形式分离出来，如O，H，N等等，这些原子只是在它们被释放出来以后，才能化合成为O2，H2，N2等等分子，并且在化合的时候，还释放出至今尚未确定下来的、以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定量的能。但是，在原子处于游离状态的那一瞬间，它们是它们可以取得的全部能量的载体；当它们拥有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能量时，就能够自由地参与所面临的任何化合。因此，它们对于O2，H2，N2这些分子来说是“处于活性状态”，而这些分子已经释放出上述能量的一部分，并且，如果不从外面重新获得它们释放出的能量，就不能和其他元素化合。因此，我们根本用不着还要去求助于臭氧和过氧化氢，它们本身也无非是这种活性状态的产物。例如，我们也可以不用电池，单用化学的方法来实现刚刚提到的电解硝酸钾时所实现的氨的生成，办法是把硝酸或某种硝酸盐溶液加到一种通过化学过程可释放出氢的液体中去。氢的活性状态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可是，在电解过程中，有趣的是游离原子的瞬息存在可以说是一清二楚的。过程在这里分为两步：电解在电极上分离出游离原子，而游离原子在离电极一段距离的地方化合为分子。不管这段距离从物体的尺寸来看是多么微不足道，它却足以阻止形成分子时释放出来的能量应用于电的过程（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加以阻止），从而使得这些能转换为热，即电池中的局部热。而这证明：元素以游离原子的形式分离出来，并在一瞬间以游离原子的形式存在于电池中。这个事实，我们在纯粹的化学中只能通过理论的推断来确定，在这里却通过实验得到了证明，因为这无需对原子和分子本身的感性知觉就可以做到。电池中的所谓局部热的巨大的科学意义就在于此。 关于化学能通过电池转换为电的过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也许，只有当我们更好地认识了电运动本身的作用方式的时候，才能知道一些更详细的情况。 电池被硬说成具有一种“电的分离力”，而这种力对于每一特定的电池来说是特定的。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维德曼已承认这种电的分离力并不是能的一种特定形式。相反，它首先不过是一个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把一定量的释放出来的化学能转换为电的能力和特性。这一化学能本身在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采取“电的分离力”的形式，相反，它立即而且直接地采取所谓“电动力”即电的运动的形式。如果说，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到一台蒸汽机的力的时候，是指它有能力在单位时间内把一定量的热转换为物体的运动，那么，这一点决不能成为把这种概念上的混乱也搬到科学中来的理由。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手枪、马枪、滑膛枪和来复枪有不同的力，因为它们用同样多的火药和同样重的弹丸，却可以有不同的射程。但是，在这里，这种说法的错误是一目了然的。谁都知道，推动子弹前进的是火药的起爆，至于武器射程的远近则仅仅取决于耗费能量的多少，而后者则随枪筒的长度、弹丸的运动空隙[382]和形式而定。蒸汽力和电的分离力的情况也是一样。有两台蒸汽机，别的条件都相同，就是说，假定两者在同一段时间内释放出同样数量的能，或者有两个电池，条件也是这样，那么它们在做功方面的区别仅仅在于其内部发生的能量消耗的大小。如果说，一切军队里的火器技术到今天已经成熟，已无须再设想火器具有某种特殊射击力，那么，在电学上还设想存在一种和火器的射击力相似的“电的分离力”，也就是存在一种绝对没有能量、因而本身也不能做出哪怕是百万分之一毫克·毫米功的力，那就完全不可原谅了。 关于这种“分离力”的第二种形式，即亥姆霍兹提到的“金属的电的接触力”，情形也是一样。它无非是金属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相互接触时把现有的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这就是说，它同样也是一种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一点能量的力。让我们和维德曼一样假定，接触电的能量来源在于附着运动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能量首先以这种物体运动的形式存在，而当这种物体运动消失时就立即转换为电的运动，连一瞬间也没有采取“电的接触力”的形式。 除此以外，人们还让我们确信：电动力，即作为电的运动重新表现出来的化学能，同这种本身不仅不包含而且按其概念来说也根本不可能包含任何能量的“电的分离力”是成比例的！非能量和能量之间的这种比例关系，显然属于奢谈“电的单位和毫克的比值”[383]的那种数学的范围。但是，在这种只是由于把简单的特性看做某种神秘的力才存在的荒谬形式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极为简单的同义反复：一个特定的电池把释放出来的化学能转换为电这样一种能力是可以量度的，——用什么来量度？就是用闭合电路中以电的形式再现的能同电池中所消耗的化学能的比值来量度。如此而已。 为了得出某种电的分离力，人们不得不郑重其事地采用两种电流体的权宜说法。为了把这两种流体从中性状态转变到极性状态，也就是为了把它们互相分开，就要消耗一定量的能——电的分离力。这两种电一旦互相分开，那么，当它们重新结合时，就能重新释放出同样数量的能——电动力。但是，在今天，再也没有人（包括维德曼在内）把这两种电看做真实存在的东西了，因此，再来啰唆地谈论这种观点，那就是为死去的读者写文章了。 接触说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它无法摆脱把接触力或电的分离力当做某种能量来源的观念。当人们把某种装置可促成能量转换的简单特性看做是一种力以后，摆脱这种观念确实是困难的，因为力正好应该是能的某种特定形式。虽然维德曼不得不同时接受能量不可消灭不可创造的现代观念，但是，因为他无法摆脱关于力的这种不明确的观念，所以就采用关于电流的上述第一种毫无意义的解释，并且陷入后来所指明的各种矛盾之中。 如果“电的分离力”的说法简直是荒谬的，那么另一个说法“电动力”至少是多余的。我们在有电动机以前很久就有了热动机，而热的理论没有特别的热动力也发展得很好。热这个简单的词可包罗属于这种能量形式的一切运动现象，同样电这个词也可包罗其领域内的一切运动现象。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电的作用形式完全不带有直接的“动”的性质，如铁的磁化、化学分解、向热的转化。最后，在自然科学的任何部门中，甚至在力学中，每当人们在什么地方摆脱了力这个字眼的时候，都是一次进步。 我们已经看到，维德曼接受关于电池中的过程的化学解释是有些勉强的。这种勉强的态度不断纠缠着他；凡是在他对所谓化学说可以说三道四的地方，都一定是这样。例如，他说： “电动力和化学反应的强度成比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第1册第791页） 这种比例性的确不是在一切场合都存在。但是，在不存在这种比例性的地方，只能证明电池设计得很差，其中浪费了能。因此，同一位维德曼做得非常正确：他在理论推断中完全不考虑那些会破坏过程的纯粹性的附带情况，而直截了当地断言，一个电池的电动力等于电池中在单位时间内和单位电流强度下所发生的化学反应的机械当量。 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读到： “还有，在由酸和碱构成的电池中，酸和碱的化合并不是产生电流的原因，这是根据第61节〈柏克勒尔和费希纳〉、第260节〈杜布瓦—雷蒙〉和第261节〈沃姆—弥勒〉的实验得出来的，这些实验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当酸和碱各以等当量存在时，不会出现任何电流，而且这也是根据第62节引证的实验〈亨利齐〉得出来的，这个实验证明，在苛性钾溶液和硝酸之间加入或不加入硝酸钾溶液，电动力出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第1册第791页） 酸和碱化合是不是产生电流的原因这个问题，使得我们的作者认真思考。以这样的形式提出问题，回答可以是很简单的。酸和碱的化合首先是形成盐的原因，同时释放出能量。这个能量是全部还是部分地采取电的形式，取决于释放这个能量时的情况。例如，在硝酸和苛性钾溶液置于两个铂电极之间而组成的电池中，至少会部分地产生电，而且酸和碱之间加不加硝酸钾溶液，对于电流的产生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顶多只能延缓，但不能阻止盐的形成。但是，如果选取一个像维德曼常常引用的沃姆—弥勒式电池，酸和碱溶液位于中间，它们的盐溶液位于两端，其浓度和电池中所形成的溶液的浓度相同，那就不言而喻，任何电流也不可能发生，原因是，由于这两端环节的缘故——由于到处都形成了同样的物体——任何离子都不可能产生。所以在这里我们便直接阻止了释放出来的能量转变为电，这就仿佛我们根本没有把电路闭合一样；因此，在这里得不到电流，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酸和碱毕竟可以产生电流，这由碳、硫酸（一分对十分水）、苛性钾（一分对十分水）、碳所组成的电池证明了，根据拉乌尔的说法，其电流强度为73[384]；而且，只要电池装配得当，酸和碱就可以提供与它们化合时所释放出的大量的能相匹配的电流强度，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已知的最强电池几乎都是以碱金属盐的生成为基础的。例如，惠斯通电池，由铂、氯化铂、钾汞齐组成，电流强度是230；由二氧化铅、稀硫酸、钾汞齐组成，电流强度是326；用二氧化锰代替二氧化铅，电流强度是280；而且，每一次用锌汞齐代替钾汞齐，电流强度就几乎丝毫不差地降低100。同样，贝茨在由固体二氧化锰、高锰酸钾溶液、苛性钾溶液、钾组成的电池中得到电流强度是302；还有，由铂、稀硫酸、钾组成的电池，电流强度是293.8；焦耳电池，铂、硝酸、苛性钾溶液、钾汞齐，电流强度是302。这些异常强的电流形成的“原因”无疑是酸和碱的化合，或者酸和碱金属的化合，以及化合时释放出的大量的能。318 几页以后，我们又读到： “但是，应当注意，不能直接把出现在不同类物体接触之处的全部化学反应的功当量当做闭合电路的电动力的量度。例如，在由酸和碱组成的柏克勒尔电池中〈又是克里斯平319！〉，这两种物质化合起来；在由铂、熔融的硝酸钾、碳组成的电池中，碳烧尽了；在由铜、不纯的锌、稀硫酸组成的普通电池中，在形成局部电流的情况下锌很快地溶解了。在这些化学过程中所产生的功〈应当说，释放出来的能〉有很大一部分转换为热，从而对整个电路来说是损耗掉了。”（第1册第798页） 所有这些过程都归结为电池中能量的损耗；它们并没有牵涉到电运动产生于转换了的化学能这一事实，而只是牵涉到转换了的能的数量。 电学家们花费了无尽的时间和精力来装配各式各样的电池并量度它们的“电动力”。由此积累起来的实验材料包含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但其中更多的东西无疑是没有价值的。例如，那些用“水”做电解质的实验有什么科学价值呢？现在弗·柯尔劳施已证明，水是最差的导体、因而也是最差的电解质，[385]所以在这一实验中促使过程发生的不是水，而是水中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些杂质。可是，例如，费希纳的全部实验差不多有一半是像这样用水来做的，甚至包括他的“十字实验”320，而他是想借此在化学说的废墟上牢固地建立起接触说。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差不多在所有的实验里，除了少数例外，几乎都忽略了电池里的化学过程，而这些过程正是所谓电动力的真正源泉。可是有许多电池，从它们的化学式来看，根本不可能对电路闭合以后电池中发生的化学变化作出任何可靠的结论。恰恰相反，正如维德曼所说的（第1册第797页）， “不能否认，我们还远不能在一切情况下都观察到电池中的化学吸引”。 因此，从越来越重要的化学方面来看，所有这些实验，只要它们还不能在上述过程受控制的情况下重复进行，都是没有价值的。 在这些实验中，注意到电池中发生的能量转变的只是罕见的例外。许多实验是在自然科学承认运动等价定律以前做的，它们通常未经检验和补正而被从一本教科书搬到另一本教科书中。如果从前人们说，电没有惯性（这个说法就好比说速度没有比重），那么，关于电的学说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说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是把伽伐尼电池看做一种通过建立接触关系而使化学能——以一种现在还不知道的方式——释放出来并转换为电的装置。同样，我们把电解槽描述为这样一种装置：其中发生相反的过程，即电运动转变为化学能并作为化学能被消耗掉。在这里，我们曾不得不把电学家们如此忽视的这个过程的化学方面提到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由陈旧的接触说和关于两种电流体的学说所遗留下来的各种观念造成的混乱。这一点解决了以后，就要转向下面这个问题：电池中的化学过程是在和电池外相同的条件下发生的，还是在这里出现了特殊的、以电的激发为转移的现象？ 在任何一门科学中，不正确的观念，如果抛开观察的错误不讲，归根到底都是对于正确事实的不正确的观念。即使我们已经证明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依旧是事实。即使我们抛弃了陈旧的接触说，这种理论试图加以解释的那些已经确定的事实仍然存在。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些事实，从而考察一下电池中的过程所固有的电的方面。 当不同类物体接触时，不管有没有发生化学变化，总是出现电的激发，这可以用验电器或电流计显示出来，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了。在个别情况下，正如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很难确定这些本身极为微弱的运动现象的能量来源；只要普遍承认存在着这样一种外在的来源就够了。 柯尔劳施在1850—1853年间公布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验里，他把一个电池的各个组件成对地连接起来，测定每一种情况下可证实的静电压，而电池的电动力就应当由这些电压的代数和构成。以Zn/Cu的电压为100，他所算出的丹聂耳电池和格罗夫电池的相对强度如下： 丹聂耳电池： Zn/Cu＋amalg.Zn/H2SO4＋Cu/SO4Cu＝100＋149—21＝228； 格罗夫电池： Zn/Pt＋amalg.Zn/H2SO4＋Pt/HNO3＝107＋149＋149＝405 这和直接量度这些电池的电流强度所得的结果相近。但是这些结果根本不可靠。第一，维德曼本人已经注意到，柯尔劳施仅仅列出了最后的结果， “可惜，没有列出各次实验结果的数据”［第1册第104页］。 第二，维德曼本人不止一次地承认，从量方面测定金属相接触、特别是金属和液体相接触时所发生的电的激发的一切实验，由于存在着许多无法避免的误差源，至少是很不可靠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多次运用柯尔劳施的数字进行计算，在这方面我们最好不效仿他，何况还存在着另一种不致受到这类非议的测定方法。 如果把一个电池的两块激电板浸入液体中，并把它们同电流计的两端连接起来构成闭合电路，那么，据维德曼说， “电流计磁针的最初偏转度，在化学变化还未变更电的激发强度之前，是闭合电路中电动力总和的量度”［第1册第62页］。 于是，不同强度的电池显示出不同的最初偏转度，而这些最初偏转度的数值是和相关电池的电流强度成正比的。 看来，我们在这里似乎是清楚地见到了那种不依靠任何化学反应而能引起运动的“电的分离力”、“接触力”。整个接触说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而真正摆在面前的是电的激发和化学反应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在前面还没有研究过。为了回过来研究这种关系，我们先要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所谓电动力定律；从中我们将会看到，就是在这方面，传统的接触观念不仅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反而直接堵塞了解释的道路。 如果在一个由两种金属和一种液体组成的电池，例如由锌、稀盐酸和铜组成的电池中，置入任何第三种金属，例如铂板，但不用导线把后者和外部闭合电路连接起来，那么，电流计的最初偏转度就会和没有置入铂板时完全一样。因而，铂板对于电的激发没有影响。但是，这一点用电动力说的语言来表达却没有那么简单。书中写道： “现在，锌和铂与铂和铜的电动力的总和代替了锌和铜在液体中的电动力。因为插进铂板并没有明显地改变电路，所以，从电流计在两种情况下示数相等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锌和铜在液体中的电动力，等于同一液体中锌和铂的电动力加上铂和铜的电动力。这和伏打提出的金属之间自己激发生电的理论相符合。这一结果适用于任何液体和金属，可以表述如下：###$$$金属当其被液体电动激发的时候，遵循电动序定律。这个定律也叫电动力定律。”（维德曼，第1册第62页） 如果人们说，铂在这一组合中根本不起激发生电的作用，那么，这是说出了简单的事实。如果人们说，铂的确起激发生电的作用，但是按两个相反的方向以同样的强度起作用，以致其作用抵消掉了，那么，这仅仅是为了给“电动力”留点面子而把事实变为假说。在这两种情况下，铂都不过是扮演了稻草人的角色。 在电流计的磁针最初偏转时，还不存在闭合电路。酸在没有分解时，是不导电的；它只能借离子导电。如果第三种金属对最初的偏转不起作用，那不过是因为它还是被绝缘的。 但是，在恒定电流产生以后以及在它持续期间，这第三种金属怎样起作用呢？ 在大多数液体中，按金属电动序排列，锌位于碱金属之后，差不多都在正极一端，铂在负极一端，而铜则在两者之间。因此，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把铂置于铜和锌之间，那么铂对两者来说都是负的。液体中的电流，如果铂确实起作用的话，应当是从锌和铜向铂流动，也就是说，从两个电极向未连接的铂流动，而这里就出现了形容语的矛盾［Contradictioinadjecto］[386]。多种金属在电池中起作用的基本条件正在于：它们向外互相连接成一条闭合电路。电池中某种未连接的、多余的金属扮演了非导体的角色，它既不生成离子，也不让离子通过，而离开离子，就谈不上电解质的传导性。因此，这种金属不只是稻草人，甚至还是一种障碍，因为它迫使离子绕它而行。 如果我们把锌和铂连接起来，而把铜放在中间，不加连接，情形也是一样。在这里，如果铜确实起作用的话，它就会引起从锌到铜的一股电流和从铜到铂的另一股电流；因而，它会成为一种中间电极，并在朝向锌极的那一面上分离出氢，而这又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抛开关于电动力的传统说法，情形就显得异常简单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伽伐尼电池是一种把化学能释放出来并把它转换为电的装置。它通常是由一种或几种液体和两种用做电极的金属组成的，这两种金属一定要在液体之外用导线连接起来。这种装置就是这样组成的。不管我们还把什么东西不加连接地浸入激发液体中，只要它不使液体发生化学变化，那么，不管它是金属，是玻璃，是松香，还是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参与电池中发生的化学—电过程，就是说，不能参与电流的形成；它顶多只能干扰这个过程。不管浸入的第三种金属对液体和对电池的一个或两个电极的激电能力如何，只要这种金属没有在液体之外和闭合电路连接起来，它的激电能力是不会起作用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不仅维德曼对所谓电动力定律的上述推论是错误的，而且他赋予这个定律的含义也是错误的。既不能说什么未加连接的金属具有一种自行补偿的电动作用，因为这种作用可以实现的唯一条件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也不能从所谓电动力定律范围之外的事实中推论出这个定律。 波根道夫在1845年公布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他测量了各种不同的电池的电动力，就是说，测量了每一种电池在单位时间内供给的电量。在这些实验中，前面27个具有特别的价值，在其中的每一个实验中，三种特定的金属在同一激发液体里依次两两相连从而组成三个不同的电池，他从这些电池所供给的电量方面对这些电池进行了研究，并互相做了比较。作为正统的接触说电学家，波根道夫每一次都把第三种金属不加连接地一起放入电池里，并且满意地确认：在全部81个电池中，这个“联盟中的第三者”321纯粹是个稻草人。但是，这些实验的意义完全不在这里，而在于证实和确定了所谓电动力定律的正确含义。 我们来看看上面说过的锌、铜、铂在稀盐酸里两两相连的一系列的电池。如果以丹聂耳电池的强度为100，波根道夫在这里所得到的电量如下： 锌—铜78.8 铜—铂74.3 ────── 总和153.1 锌—铂153.7 可见，锌和铂直接相连提供的电量，几乎正好等于锌—铜提供的电量加铜—铂提供的电量。在所有其他电池中，无论使用的是什么液体和金属，情形都是一样。如果把一系列金属放到同一激发液体中，并按照它们在该液体中的电动序排列出第二、第三、第四种金属等等，把每一种金属依次作为前面金属的负极和后面金属的正极两两组成电池，那么，所有这些电池所提供的电量总和，等于直接由整个金属序列两端的两种金属所组成的电池所提供的电量。按照这一道理，例如在稀盐酸中，锌—锡、锡—铁、铁—铜、铜—银、银—铂这些电池所提供的电量的总和，就等于锌—铂电池所提供的电量；由上述一系列电池所组成的电池组，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会恰好被一个电流方向相反的锌—铂电池所中和。 这样理解的所谓电动力定律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它揭示了化学反应和电的作用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新的一面。在这以前，在主要研究电流的能量来源的时候，化学转变这个来源表现为过程的主动方面；电由它产生，因而电最初表现为被动的。现在，关系反过来了。由电池中互相接触的不同类物体的性质所决定的电的激发，既不能给化学反应添加能，也不能从那里取走能（除非把释放出来的能转变为电），但是，根据电池结构的不同，电的激发却可以加速或减缓这种反应。如果说，由锌—稀盐酸—铜组成的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给电流的电，仅仅等于由锌—稀盐酸—铂组成的电池所提供的一半，那么，用化学的术语来表示就是，前一个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的氯化锌和氢，只有后一个电池所提供的一半。可见，虽然纯粹的化学条件是相同的，化学反应却增强一倍。电的激发变成了化学反应的调节器；电的激发现在表现为整个过程的主动方面，而化学反应则变成被动方面了。 这样看来，过去被看做纯粹化学过程的一系列过程，现在被描述为电化学过程，是可以理解的了。化学上纯粹的锌，即使受稀酸腐蚀，那也是很微弱的；而市上出售的普通的锌却会迅速溶解于稀酸中，形成盐并释放出氢；它含有其他金属和碳这样一些杂质，它们不均匀地分布在其表面的各个部分上。在酸中，在这些杂质和锌本身之间形成局部电流，其中锌所在的地方形成正极，其他的金属形成负极，氢气泡就在负极上逸出。浸在五水硫酸铜溶液中的铁在表面上覆盖一层铜，这一现象现在也同样被看做一种电化学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现象被看做是由铁表面各异质点之间产生的电流所决定的。 由此我们又发现，液体中的金属电动序和金属从它们的卤化物和酸根化合物中被互相置换的顺序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电动序的负极的最外端，我们所见到的通常总是金族金属：金、铂、钯、铑，它们很难氧化，酸对它们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腐蚀作用，它们很容易从自己的盐中被别的金属置换出来。在正极的最外端是碱金属，它们的活动情况恰恰相反：即使耗费极大的能量，也很难使它们从它们的氧化物中分离出来；它们几乎只以盐的形式出现在自然界，并且在所有的金属中，它们对于卤素和酸根具有最大的亲和性。其他金属排列于两者之间，其顺序会发生些许变动，但整个说来，它们的电的和化学的活动情况是相互一致的。各个金属的顺序随液体的不同而有所变动，并且即使就单独一种液体来说，这种顺序也未必是一成不变的。就某一种液体来说，究竟存在不存在这样一种绝对的金属电动序，甚至是值得怀疑的。两块同样的金属，在适宜的电池和电解槽里，可用做正极，又可用做负极，就是说，同一种金属就自身而言可以既是阳性的，又是阴性的。在把热变为电的热电偶中，当两个接点上的温差太大时，电流方向会发生突变：原先为正极的金属会变成负极，而负极则变成正极。同样，金属在它们的某些特定的卤化物或酸根化合物中互相置换时，也不存在绝对的顺序；本来适用于常温的顺序，通过供给热能，在许多情况下几乎可以任意加以改变和颠倒。 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化学反应和电之间的一种特有的相互作用。电池中的化学反应给电提供形成电流所必需的全部能量，这种化学反应本身在许多情况下又由电池中产生的电压所引起，而且在一切情况下在量上都由这些电压加以调节。如果说电池中的过程先前在我们面前表现为化学—电的过程，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它们也同样是电化学过程。从产生恒定电流的角度来看，化学反应是第一位的；从激发电流的角度来看，它又是第二位的、附带的。相互作用消除了一切绝对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可是，同时它又是一个两面的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为了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甚至必须分别从两个角度逐一加以研究，然后才能概括出总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片面地抓住一个角度，认为它对另一个角度来说是绝对的，或者，如果我们为了眼前的推理需要而任意地从一个角度跳到另一个角度，那我们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的片面性，我们把握不住两者的联系，就会陷入一个接一个的矛盾之中。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维德曼看来，当激电板刚刚浸入电池的液体并且在化学变化改变电的激发强度之前，电流计的最初偏转度 “是闭合电路中电动力总和的量度”。 迄今为止，我们知道所谓电动力是一种能的形式，在我们的这个场合，它从化学能中以等当量产生出来，而在进一步的过程中又转变为等当量的热、物体运动等等。现在，我们突然得知，“闭合电路中电动力的总和”在化学变化释放出这种能量以前就已经存在，换句话说，电动力无非是一定的电池在单位时间内释放出一定量的化学能并把它转换为电运动的能力。和先前的电的分离力一样，电动力在这里也表现为一种不含有任何一点能量的力。这就是说，维德曼把“电动力”理解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一方面是电池释放出一定量的已有的化学能并把它转换为电运动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所产生的电运动量本身。它们互成正比，互为量度，但这并未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电池中的化学反应、产生的电量以及由电量在闭合电路中产生的热（如果除此以外再没有做功的话），不止是互成正比，它们甚至是等价的；但这也并不妨碍它们彼此之间有差别。一台装配有一定直径的汽缸和具有一定活塞冲程的蒸汽机，能够从供给它的热中产生一定量的机械运动，不管这种能力同这种机械运动如何成正比，它和这种机械运动本身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说这种说法在自然科学提出能量守恒以前的时代里是可以容忍的，那么很显然，在这个基本规律得到承认以后，就再也不允许把某种形式的实际的活生生的能和某种装置赋予释放出来的能以这种形式的能力混为一谈了。这种混淆是在谈到电的分离力时把力和能混淆起来的必然结果；这两种混淆就是维德曼把电流的三种完全互相矛盾的解释糅合在一起的原因，而且归根到底就是维德曼关于所谓“电动力”的一切谬误和混乱的基础。 除了上面已经考察过的化学反应和电之间的特有的相互作用外，它们之间还存在另一共同性，这一共同性也表明这两种运动形式具有较紧密的亲缘关系。两者的存在都只能是转瞬即逝的。化学过程对于介入该过程的每一原子团来说是突然完成的。只是由于存在着可以不断进入过程的新物质，过程才能延续下去。电运动的情形也是一样。它刚刚从另一种运动形式中产生出来，就已经又向第三种运动形式转化了；只有不断地提供可用的能量，恒定电流才能形成，在恒定电流中，每一瞬间都有新的运动量采取电的形式，并且随即又失去这一形式。 理解了化学反应与电的作用的紧密联系以及电的作用与化学反应的紧密联系，就会在这两个研究领域中获致巨大的成果。这种理解已经日益普遍。在化学家中间，洛塔尔·迈耶尔和随后的凯库勒都明白地说过：电化学理论正在以一种年轻的面目复活。在电学家中间，特别是像弗·柯尔劳施最近的著作所表明的，看来终于也有意传播这样一种信念：只有精确观察电池中和电解槽中的化学过程，才能帮助他们的科学研究走出旧传统的死胡同。 事实上，除了精确地观察和确定能量转变并把关于电的一切传统的理论观念暂时搁置一旁，在此前提下用化学方法对一切传统的、未经验证的、依据已被克服的学术观点所进行的实验作一次缜密的普遍的修正，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为流电的学说，其次也为磁和静电的学说奠定坚固的基础。 ［札记和片断］ ［124］ 最初的、素朴的观点，照例要比后来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些。例如，培根（在他之后有波义耳、牛顿和差不多所有的英国人）早就说，热是运动[387]（波义耳甚至说是分子运动）。而直到18世纪，热素才在法国出现，并且在大陆上或多或少地被接受了。 ［73］ 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拉甫罗夫所引述的关于已经死寂的天体再生的一切假说（第109页）322，都把运动的丧失包括在内。已经辐射出去的热，即原始运动的无限大的部分，是永远丧失了的。亥姆霍兹说迄今已丧失了 <![if!vml]><![endif]>。323因此，结论是运动终归要耗尽和停止。只有证明辐射到宇宙空间的热怎样变得可以重新有用，这个问题才会得到最终解决。运动转化的学说把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了，对这个问题是不能用无谓的拖延或回避的办法来应付的。而这同时也给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这是另外一回事。运动的转化和运动的不灭刚刚在三十年前才被发现，而对它的结论直到最近才有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关于似乎消失了的热变成了什么的问题，可以说是直到1867年以后才明白地提出来（克劳修斯）324。它还没有得到解决，这是不足为奇的；用我们的寻常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要拖很长的时间。但是它会得到解决，这是确定无疑的，就像已经确定自然界中没有什么奇迹，星云球体的原始的热也并不是由什么奇迹从宇宙之外传送给它一样。运动的总量是无限的，因而是不可穷尽的，这个一般的论断对克服每一个别场合的困难同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它也不能使已经死寂的宇宙复活，除非是在上面的假说中所预先规定的情况下，这些情况总是和力的丧失相联系的，因而不过是暂时的。在发现辐射出去的热可以重新利用以前，这个循环是得不到的，而且是不会得到的。 ［79］ 克劳修斯——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证明：世界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物质是可以创造的，所以，它是可以消灭的，所以，力或运动也是可以创造和可以消灭的，所以，关于“力的守恒”的整个学说全是胡诌，所以，由这种胡诌中得出的一切结论也全是胡诌。 ［88］ 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无论以什么形式提出来，都不外乎是说，能消失了，即使不是在量上，也是在质上消失了。熵不可能通过自然的途径消灭，但可以创造出来。宇宙钟必须上紧发条，然后才走动起来，一直达到平衡状态，而要使它从平衡状态中再走动起来，那只有奇迹才行。上紧发条时所耗费的能消失了，至少是在质上消失了，而且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恢复。因此，外来的推动开初是必需的；因此，宇宙中存在的运动或能的量不是永远一样的；因此，能必定是创造出来的，因而是可以创造的，因而是可以消灭的。荒唐！ ［167］ 对汤姆生、克劳修斯、洛施密特来说，结论是：反转在于斥力自我排斥并从而通过机械过程返回到已死的天体。但是，在这里恰好也证明：排斥是运动的真正主动的方面，吸引是被动的方面。 ［5］ 聚集状态——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 ［4］ 内聚力——在气体中是负的——吸引转变成排斥；后者只有在气体和以太（？）中才是真实的。 ［141］ 在气体的运动中，在蒸发过程中，物体的运动直接转化为分子运动。因此，在这里要造成转化。 ［175］ 在绝对零度下任何气体都不可能存在，分子的一切运动都停止了；只要有微不足道的压力，因而只要有它们自己的吸力，就可以把它们压在一起。因此，永恒的气体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78］ 动力学必须证明：向上运动的分子怎么同时能产生向下的压力，怎么（假定大气对宇宙空间来说是或多或少固定不变的）能够克服重力而离开地心，可是当到达一定的距离，重力按距离的平方减少之后，却又因重力而被迫停顿下来或反转回来。 ［54］ 气体动力学： “在理想气体中……分子和分子间的距离很远，以致可以把它们的相互作用忽略过去。”（克劳修斯，第6页） 是什么东西填满这些空间呢？同样还是以太。325因此，在这里就假定了一种不能分为分子单元或原子单元的物质。 ［58］ 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从嫌恶真空326立刻过渡到绝对虚空的宇宙空间；只是在这以后才出现了以太。 ［71］ 以太。如果以太确有阻抗，那么它对光也一定有阻抗，因而在一定的距离上光就不能透过了。而以太既然能传播光，是光的介质，这必然意味着：它对光也有阻抗，否则光就不能使以太发生振动。这是对梅特勒[388]①所引起的和拉甫罗夫327所提到的那些争论问题的解答。 ［84］ 光和暗肯定是自然界中最显明、最尖锐的对立，它从第四福音书[389]起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止，对于宗教和哲学来说始终是一种修辞学上的用语。 菲克[390]，第9页：“物理学中早已严格地证明了的命题就是……被称为辐射热的运动形式和我们称之为光的那种运动形式，在一切本质的方面都是等同的。”克拉克·麦克斯韦[391]，第14页：“这些〈辐射热的〉射线具有光射线的一切物理性质，并且能反射，等等……有一些热射线是和光射线等同，可是其他各种热射线在我们的眼睛里造成不了印象。” 因此，存在着暗的光线，而尽人皆知的光和暗的对立，作为绝对的对立，就从自然科学中消失了。顺便说说，最深沉的暗和最明亮、最耀眼的光对我们的眼睛起同样的目眩的作用，所以它们对我们来说也是等同的。——事实是这样：太阳射线按其波长而具有不同的作用，波长最大的射线传送热，波长中等的传送光，波长最小的传送化学作用（赛奇，第632页及以下各页），同时，这三种作用的极大点彼此靠得很近，而靠外的射线群的靠里的极小点，就其作用来说是和光线群相重合的。328什么是光，什么是非光，这取决于眼睛的构造。夜间活动的动物甚至能看见一部分化学射线[392]，而不是热射线，因为它们的眼睛比我们的眼睛更适应于较短的波长。如果我们不认为有三种射线，而认为只有一种射线（在科学上我们只知道一种，其余的都是过早的结论），它的作用虽然视波长而各不相同，但在狭小的界限内是一致的，那么，困难便消除了。 ［130］ 库仑说，“电的粒子的相互排斥同粒子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汤姆生便泰然自若地把这当做已经得到证明的东西（第358页）329。对待电是由“正负两种流体”所组成，它们的“粒子互相排斥”这个假说也是一样，第366页上说，带电体中的电仅仅是由于大气的压力而被保持着。 法拉第把电归之于原子（或分子，它们仍然常常被混淆）的对立的两极，于是第一次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电不是流体，而是一种运动形式，是“力”（第378页）。老汤姆生根本不懂得：电火花恰恰是某种物质的东西！ 法拉第早在1822年就已经发现：瞬间的工作感生电流——不论是第一次的还是第二次的逆电流——“更多地具有莱顿瓶放电所产生的电流的性质，而较少具有伏打电池所产生的电流的性质”，全部秘密就在这里（第385页）。 关于电火花，有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它们今天已经被认定是特殊情况或错觉，阳性的物体所产生的电火花是“一束画笔状的或锥体状的射线”，其尖端为放电点；而阴性电火花是一颗“星”（第396页）。短的电火花总是白色的，长的电火花大都是红色的或浅紫色的（法拉第关于电火花的动听的胡说，第400页[393]）。用金属球从主导体中诱发的电火花是白色的，用手诱发的电火花是紫红色的，用水气诱发的电火花是红色的（第405页）。电火花，即光，“并不是电所固有的，而只是压缩空气的结果。当电火花穿过空气时，空气就剧烈地和突然地被压缩了”，这是金纳斯利在费城的实验所证明的；根据这个实验，电火花引起“管中空气的突然稀薄”，并把水驱入管内（第407页）。在德国，在三十年前，温特尔和其他人都认为，电火花或电光“和火具有同样的性质”，并且是由两种电的结合产生的。汤姆生反对这种说法并郑重其事地证明，两种电相遇的地方正是光度最弱的地方，它位于距正极三分之二处，距负极三分之一处！（第409—410页）显然，火在这里还完全被看做某种神秘的东西。 汤姆生还同样郑重其事地引证戴赛尼的实验，根据这些实验，在气压上升而温度下降时，玻璃、松香、丝绸等浸入水银就发生负电，在气压下降而温度上升时，就发生正电，在夏天浸入不纯净的水银中总是发生正电，浸入纯净的水银中总是发生负电；在夏天把黄金和其他各种金属加热就发生正电，冷却就发生负电，在冬天则正相反；在高气压和刮北风的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金属就产生很强的正电，气温下降就产生很强的负电，如此等等（第416页）。 热的情况怎样呢： “要产生热电效应，并不需要使用热。凡是可以变更电池组中某一部分的温度的东西……都能引起磁针偏转的变化”。例如，用冰或蒸发醚使一种金属冷却下来！（第419页） 电化学理论（第438页）被认为“至少是颇为机智的和似乎有道理的”。 法布罗尼和沃拉斯顿在很早以前，而法拉第在最近都断言：伏打电是化学过程的简单的结果。法拉第甚至已经正确地解释了液体中所发生的原子易位，并且提出用电解产物的量来计算电量。 靠法拉第的帮助，汤姆生得出了这样一个定律： “每个原子都必定自然而然地被同样的电量所包围，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热和电是彼此相似的！”［第454页］ ［131］ 电。关于汤姆生的无稽之谈，可参看黑格尔［《自然哲学》］第346—347页，那里完全一样[394]。——可是黑格尔早就反对电流体说和电物质说，很明确地把摩擦电理解为电的紧张关系（第347页）。 ［135］ 静电和动电。 静电或摩擦电，是使自然界中以电的形式存在着的、然而是处于平衡的、中性的状态的现成的电转为电压状态。因此，这种电压状态的消失——在电能够传播，能够被传导的时候，而且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是随着一次闪击，即随着那种使中性状态得以恢复的电火花而发生的。 相反，动电或伏打电是由化学运动转变为电而发生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锌、铜等等的溶解产生这种电。在这里，电压状态不是急性的，而是慢性的。在每一瞬间，都有新的正电和负电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产生出来，而不是已经存在的正负电分裂为正电和负电。这个过程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因此，它的结果——电——也就不是瞬息间的电压和放电，而是恒定电流，这一电流又能在两极重新转变为它曾从中产生的化学运动，这就是所谓的电解。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化学化合产生电的时候（在这里，电代替了热而被释放出，而且释放出的电和在其他情况下所释放出的热一样多，格思里，第210页）330，我们可以追踪液体中的电流（相邻分子中的原子置换——这就是电流）。 这种电按其本性来说就是电流，所以不能直接转变为静电。但是通过感应的方法已经可以使这种既有的中性电失去中性。按事物的本性来说，被感生的电应尾随起感应作用的电，因而也是流动的。而在这里，显然有可能使电流蓄积起来，并使之转化为静电，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化为把电流的性质和电压的性质结合在一起的更高的形式。这一点是在龙考夫机器中实现的。331它产生出的感生电体现了这一点。 ［158］ 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根据现代的理论，用同性电流的吸引说明同性磁极的排斥（格思里，第264页）。 ［133］ 电化学。维德曼在说明电火花对化学的分解和重新结合的影响时宣称：这多半同化学有关。[395]在同一场合，化学家宣称：这确实多半同物理学有关。这样，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无能为力，但是恰恰在这里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 ［168］ ［化学］ ［80］ 关于实在的、化学上统一的物质的观念——不管它多么古老——是和直到拉瓦锡时还广泛流传的那种幼稚见解完全一致的，这种见解认为：两个物体的化学亲和性的基础在于它们各自含有一个共同的第三物体（柯普《发展》第105页[396]）。 ［128］ 化学上的新时代是从原子论开始的（所以，近代化学之父不是拉瓦锡，而是道尔顿[397]），相应地，物理学上的新时代是从分子论开始的（换一种形式来说，而实质上只是就这一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来说，是从发现运动形式的互相转化开始的）。新的原子论和所有已往的原子论的区别，在于它不认为（撇开蠢材不说）物质单纯是分立的，而认为不同层次的各分立部分（以太原子、化学原子、物体、天体）是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了一般物质的不同的质的存在方式——直到失重和排斥。 ［148］ 量到质的转化：最简单的例子是氧和臭氧，在这里2∶3就造成一些完全不同的属性，甚至气味也不同。化学也只用分子中原子数目的不同去说明其他的同素异形体。 ［134］ 旧的、方便的、符合以往流行的实践的方法，怎样转用于其他领域并且在那里变成障碍：在化学中，有化合物成分的百分率计算法，它是使人发现不了化合物的定比和倍比定律的最好不过的方法，它也确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这些定律未被发现。 ［184］ 名称的意义。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更多地由它在它所隶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因此，如果我们发现了某个物体属于某个这样的系列，那么它的旧名称就变成了理解的障碍，而必须代之以一个系列名称（烷烃等等）。 ［生物学］ ［127］ 地文学。在从化学过渡到生命以后，首先应当阐述生命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因而首先应当阐述地质学、气象学等等。然后才阐述生命的各种形式本身，如果不这样，这些生命形式也是不可理解的。 ［65］ 反应。机械的、物理的反应（换言之，热等等），随着每次反应而耗尽了。化学反应改变了发生反应的物体的构成，并且只有再增添该物体的量，反应才能重新发生。只有有机体才独立地发生反应——当然是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内（睡眠），而且是在有营养补给的前提下，但是这种营养补给只有在被同化之后才发生作用，而不像在低级阶段那样直接发生作用，所以在这里有机体具有独立的反应力，新的反应必须以这种有机体为中介。 ［22］ 生和死。今天，不把死亡看做生命的本质因素（注，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152—153页）332、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质上说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但是，无论什么人一旦懂得了这一点，在他面前一切关于灵魂不死的说法便破除了。死亡或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成分，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来；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要素，或多或少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要素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因此，在这里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地说明生和死的本性，就足以破除自古以来的迷信。生就意味着死。 ［59］ 自然发生［Generatioaequivoca］。至今所有的研究如下：在含有分解着的有机物并接触空气的液体当中，产生了低等的有机体，即原生生物、真菌、纤毛虫。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是由于自然发生而来的，还是由大气中带来的胚胎产生的？这样，这种研究就局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局限于原生质发生333的问题了。 关于新的活的有机体可以由其他有机体的分解而产生的假定，实质上属于承认物种不变的时代。当时人们必然假定，一切有机体，甚至最复杂的有机体，都是从无生命的物质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的；如果人们不愿求助于上帝创造万物的行动，他们就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观点：要是有一种已起源于有机界的生成物质，这种过程就比较容易说明了；人们已不再设想通过化学方法直接从无机物质中产生出哺乳动物了。 但是，这样的假定是和科学的现状直接冲突的。化学通过对死的机体的分解过程的分析证明：这个过程一步一步地进行下去必然产生更加无生气、更加接近于无机界的产物，这些产物越来越不适于在有机界中加以利用了；这些分解出来的产物只有及时地被摄取到适于利用它们的既有的有机体中，这个过程才可能被导向另一个方向，这样的利用才可能实现。最先分解的恰恰是细胞生成的最重要的载体，即蛋白质，而且这种东西直到现在还不能重新合成。 不仅如此，我们这里所研究的那种从有机液体中自然发生的有机体，虽然是比较低等的，但本质上是已经分化了的有机体，如细菌、酵母等等，它们具有一种由不同阶段构成的生命过程，而且有一部分（如纤毛虫类）还具有相当发达的器官。它们至少都是单细胞生物。但是，在我们知道无结构的胶液原生物46以后，如果还想说明哪怕一个细胞也是直接产生于无生命的物质，而不是产生于无结构的活的蛋白质，如果还相信能够借助少许臭水强迫自然界在24小时内完成它用了多少万年才完成的事情，那真是愚蠢。 巴斯德的实验334在这方面是没有用处的：对那些相信自然发生的可能性的人来说，他单凭这些实验还决不能证明自然发生的不可能；但是这些实验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实验对这些有机体、它们的生命、它们的胚种等等提供了许多说明。 ［64］ 莫里茨·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1卷（奥格斯堡《总汇报》，1874年10月6、7、8日附刊）335。 李比希在他晚年（1868年）对瓦格纳表示： “我们只可以假定：生命正像物质本身那样古老，那样永恒，而关于生命起源的一切争端，在我看来已由这个简单的假定解决了。事实上，为什么不应当设想有机生命正像碳和它的化合物〈！〉一样，或者正像不可创造和不可消灭的所有物质一样，像永远和宇宙空间中的物质运动联结在一起的力一样，是原来就有的呢？” 此外，李比希还说（瓦格纳确信，是在1868年11月）： 他也认为，我们行星上的有机生命可能由宇宙空间“输入”的这种假说是“可以接受的”。 亥姆霍兹（为汤姆生《理论物理学手册》德文版第2部所写的序言）： “如果我们让有机体从无生命的实体中产生出来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那么依我看来，一个完全正确的办法就是我们问一问：生命究竟曾经发生过没有，它是否和物质一样古老，它的胚种是否从一个天体被移植到另一个天体，并且在有适宜土壤的一切地方发展起来？”336 瓦格纳： “物质是不灭的和永恒的……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把它化为乌有，这个事实足以使化学家认为物质也是不能创造的……但是，根据现在流行的观点〈？〉，生命仅仅被看做构成最低等有机体的某些简单元素所固有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自然应当和这些基本物质及其化合物〈！！〉本身一样地古老，就是说，一样地是本来就有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也可以像李比希（《化学通信》第4版［第1卷第349、372—373］）那样说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它是‘一种在物理力中并且借物理力起作用的造形本原’，所以不是在物质之外起作用的。但是，这个生命力，作为物质的一种属性……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之下才显现出来，这些条件从太初以来就存在于无限宇宙空间中的无数点上，但是在各个不同时期又必然常常改变自己的空间位置。”因此，在以前的液态的地球上或现在的太阳上，不可能有生命，但是炽热的天体覆盖有一层非常广袤的大气，根据最新的见解，这种大气是由极稀薄地充满宇宙空间并且被各个天体吸引着的同一些物质所组成。发展出太阳系并延伸到海王星轨道以外的旋转星云，也包含着“散布在大气中的一切蒸汽状态的水分〈！〉，这层大气直到不可测度的高度都为碳酸气〈！〉所饱和，因此也就包含着使最低等的有机胚种得以存在〈？〉的基本物质”；在旋转星云中，“在各个极不相同的区域中有极不相同的温度，所以完全有理由假定：有机生命所必需的各种条件，总可以在其中的某个地方找到。因此，我们可以把天体的和旋转的宇宙星云的大气看做有生命形式的永久储藏所，看做有机胚种的永恒栽培地”。——在赤道附近科迪勒拉山脉的高达16000英尺的大气中，还大量地存在着最小的有生命的原生生物和它们的不可见的胚种。佩尔蒂说它们“几乎到处都存在”。只是在炽热把它们烧死的地方，它们才不存在。“因此，在一切天体的大气中”，它们（弧菌等等）的存在都是可以想象的，“那里总会找到适当的条件”。[398]###$$$“根据科恩的说法[399]，细菌……极其微小，在一立方毫米中能容下6.33亿个，而6360亿个总共不过1克重。微球菌甚至还要小些”，而且也许还不是最小的。但是它们的形状是各种各样的，“弧菌……有时是球形，有时是卵形，有时是杆形或螺旋形〈因此，它们的形状已经具有重大的价值了〉。从这样的或者类似的、极其简单的〈！！〉、在动物和植物之间摇摆不定的中性的原始生物中……在个体的变异性和新获得特性遗传给后代的能力的基础上，在天体的物理条件发生变化以及正在产生的个体变种在空间上被隔离的情况下，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而且必定发展出动植物界中多种多样的有高级组织的生物，——这是一个颇有道理的假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对它提出过有力的反驳。” 值得指明的是，李比希在和化学相比邻的科学即生物学方面完全是一个一知半解的人。 他在1861年才读过达尔文的著作[400]③，至于达尔文以后出现的生物学和古生物地质学的重要著作则读得更晚得多。他“从没有读过”拉马克的著作。“同样，在1859年以前已经出版的莱·冯·布赫、德·奥尔比尼、明斯特、克利普施泰因、贺业尔和昆施泰特的关于头足纲化石的很重要的古生物学的研究专著，他也始终完全不知道，而这些研究已经令人惊奇地揭示了各种造物在发生方面的联系。上述的一切研究者……由于事实的威力，差不多都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被迫走向拉马克的种源假说”，而且这是达尔文的著作问世以前的事。“因此，在那些对有机体化石进行较深入的比较研究的研究者的观点中，种源学说早已不声不响地扎下了根。莱·冯·布赫早在1832年就在他的著作《关于菊石及其分科》中，以及1848年在柏林科学院宣读的论文中，把拉马克关于有机形态的典型的亲缘关系是有机形态的共同种源的标志这一观念，十分明确地引入化石学〈！〉”他在1848年根据他的菊石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旧形态的消失和新形态的出现，并不是有机生物全部灭亡的结果，新种从较旧的形态中形成，极可能仅仅是生活条件改变的结果”。[401] 评注。上述关于“永恒生命”和生命自外面输入的假说，是以下列两点为前提的： （1）蛋白质的永恒性。 （2）那些可以从中发展出一切有机物的原始形态的永恒性。两者都是不可能的。 关于（1）：李比希认为碳化物和碳本身一样是永恒的，这个主张如果不是错误的，也是值得怀疑的。 （a）碳是简单的东西吗，如果不是，那么它本身便不是永恒的。 （b）说碳化物是永恒的，这是指它们在相同的混合、温度、压力、电压等等条件下会不断地再产生出来。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断言：哪怕像CO2或CH4这些最简单的碳化物是永恒的，就是说，它们在任何时候以及或多或少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而不是不断地重新产生又重新消失（从一些元素中产生出来又分解为这些元素）。如果说，活的蛋白质如同其余的碳化物一样是永恒的，那么，它不但必须不断地分解为它的各个元素（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必须不断地从这些元素中重新产生，并且无需原有蛋白质的帮助，——而这和李比希所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 （c）蛋白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不稳定的碳化物。只要它一失去执行它所特有的、我们称之为生命的那些机能的能力，它就立即分解，并且由于它的本性所致，它的这种能力迟早会丧失。难道可以认为这种化合物是永恒的，在宇宙空间能够经受住温度、压力、缺乏养分和空气等等的一切变化吗，其实它们能经受的最高温度界限竟如此之低——在100℃以下。蛋白质的存在条件远比其他已知的一切碳化物的存在条件复杂，因为其中不仅增添了物理机能和化学机能，而且还增添了营养机能和呼吸机能，而这两种机能又要求一种在物理和化学方面被限制得很狭窄的媒介物，——难道可以认为这种媒介物在一切可能的变化下会永远保持着吗？李比希“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宁愿从两个假说中选择最简单的一个”，但是有的东西看起来可能很简单，实际却很复杂。假设存在着无数永恒的活的蛋白体的连续系列，其中每一个都源于另一个，并且在任何环境下总是保持足够的数量，以致它们的门类能保持齐全，——这是所能做出的最复杂的假设。天体的大气，特别是星云的大气，在开始时也都是炽热的，因而没有蛋白体存在的余地。这样一来，最后宇宙空间就势必成为生命的大储藏所，可是在这个储藏所中既没有空气，也没有养料，并且这里的温度肯定使任何蛋白质都无法发生作用，也无法存在！ 关于（2）：这里所谈的弧菌、微球菌等等，是已经相当分化了的生物——分泌出膜但没有核的蛋白质小块。然而有发展能力的蛋白体系列都是首先形成核并变成细胞。然后进一步发展就有了细胞膜（球体变形虫［Amoebasphaerococcus］）。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考察的有机体，根据以往的全部类比，是属于不能传种接代而走入死路的一种，不可能列为较高等的有机体的始祖。 亥姆霍兹就人工制造生命的尝试没有取得结果这一事实所说的话，是极端幼稚的。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本质要素就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402]。如果有一天用化学方法合成蛋白体成功了，那么它们一定会显示生命现象，发生新陈代谢，即使是很微弱的和短暂的。但是这种物体肯定最多也不过具有最低等胶液原生物的形式，或者还更低得多的形式，而决不会是这样一些有机体的形式，这些有机体经过多少万年的发展已经分化出来，外膜已和内部区别开来并获得一定的遗传形态。但是，如果我们对蛋白质化学成分了解还不比现在多，因而或许再过一百年还不敢设想用人工方法合成蛋白质，那么，抱怨我们的一切努力等等都“已经失败”，这就未免可笑了， 关于新陈代谢是蛋白体特有活动的上述论点，可以举出特劳白的“人造细胞”50的生长来加以反驳。但是，这不过是通过内渗作用而把某种液体不加任何改变地吸收进来而已，至于新陈代谢则在于吸收化学构成已被改变的物质，使之为有机体所同化，而其残余则和有机体本身因生命过程而产生的分解物一起排泄出去了。（注意：正如我们不得不说无脊椎的脊椎动物那样，在这里也必须把无机的、无定形的、未分化的蛋白质小块称做有机体。——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是可行的，因为正如脊索“自在地”以萌芽状态包含着脊柱一样，最初产生的蛋白质小块也“自在地”以萌芽状态包含着较高等的有机体整个无限系列。）特劳白的“细胞”的意义在于：它们表明了，内渗和生长也是无机界中没有任何碳素参与就可能发生的两种现象。 最初产生的蛋白质小块，必然具备了从氧、二氧化碳、氨以及溶解在周围水里的一些盐类中吸取养料的能力。有机的养料当时还不存在，因为它们还不能互相吞食。这就证明，即使是今天的那些无核的胶液原生物46，比起它们来也要高出很多，这些胶液原生物靠吞食硅藻等为生，也就是说，它们是以一系列已发生分化的有机体为前提的。 ［49］ 原生生物46。（1）无细胞的原生生物，是从那以某种形式伸出和缩回伪足的简单蛋白质小块，从胶液原生物开始的。[403]今天的胶液原生物与原始的胶液原生物肯定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它们大部分依靠有机物来生活，吞食硅藻和纤毛虫，即吞食比它们自身要高级并且产生得比较晚的生物体，而且如海克尔的图表Ⅰ337所表明的，它们有自己的发展史，并且经历了无细胞鞭毛虫的形态。——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切蛋白体所固有的成形本能。这种成形本能在无细胞的有孔虫类那里更进了一步，它们分泌出极其精巧的外壳，而且预示了高等软体动物的形态（预示了群体，珊瑚等等），正如管藻类，Siphoneen）预示了高等植物的干、枝、根和叶的形态一样，但它们仅仅是简单的无结构的蛋白质。所以，应该把原变形虫和变形虫区分开来。 （2）一方面，在太阳虫（Actinophryssol）那里已有了外膜层（Ectosarc［外质］）和细胞髓层（Endosarc［内质］）的区别（尼科尔森，第49页[404]）。外膜层伸出很多伪足（在橙色胶原虫［Protomyxaaurantiaca］那里，这一阶段已经是过渡阶段，见海克尔，图表Ⅰ）。在这条发展道路上，蛋白质似乎没有走得很远。 （3）另一方面，在蛋白质中又分化出核和仁——裸变形虫。此后，形体的形成就迅速起来了。在有机体中，年轻细胞的发展情况也类似，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冯特（开头部分）。338在球体变形虫那里，就像在胶原虫那里一样，细胞膜的形成只是过渡阶段，但是，甚至在这里也已经有了伸缩泡，这是循环作用的开端。我们时而发现一个胶结在一起的沙壳（沙壳虫［Difflugia］，尼科尔森，第47页①），例如在蠕形动物和昆虫的幼虫那里就是如此，时而又发现一个真正分泌出来的外壳，最后是， （4）有永久细胞膜的细胞。[405]按照海克尔的说法（第382页），根据细胞膜的坚硬程度，或是从中产生了植物，或是在外膜较软时从中产生了动物（？肯定不能这样一概而论）。随细胞膜一起出现的，还有确定的、同时是可塑性的形态。在这里又有单纯的细胞膜和分泌出来的外壳之间的区别。但是（和第三点不同）随着这种细胞膜和这种外壳的形成，伪足的伸出便停止了。以前的各种形态（鞭毛类）的重现和形态的多样性。Labyrinthuleen［有孔目的一种］（海克尔，第385页）是个过渡阶段，它们把伪足伸到外边，并在这个网膜内，靠通常纺锤形态在某种限度内的变化而来回爬行。簇虫类预示了高等寄生生物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已不再是单个的细胞而是细胞链了（海克尔，第451页），但是只包括两三个细胞——一种不健全的开端。就纤毛虫类真正属于单细胞来说，它们体现了单细胞有机体的最高发展。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分化（见尼科尔森）。[406]再就是群体和植虫48，累枝虫［Epistylis］）。[407]同样，在单细胞植物那里也有高等的形态发展（鼓藻类［Desmidiaceen］，海克尔，第410页）。 （5）进一步的发展是几个细胞结合成一个生物体，而不再结合成一个群体。首先是海克尔的变形类，即大球型浮浪幼虫［Magosphaeraplanula］（海克尔，第384页），在这里细胞的结合不过是一个发展阶段。但是，在这里也早就不再有伪足了（这是不是一个过渡阶段，海克尔没有确切地说出来）。另一方面，放射虫类——也是未分化的细胞块——却保持了伪足，并且把外壳的几何学上的规则性发展到最高程度，这种规则性甚至在真正无细胞的根足类中间也起着作用——蛋白质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结晶形态来包住自己。 （6）大球型浮浪幼虫［Magosphaeraplanula］形成了向真正的浮浪幼虫［Planula］和原肠胚［Gastraea］等等的过渡。详见海克尔，第452页及以下各页）。339 ［75］ 深水虫340。它体内的石质证明：蛋白质的原初形态还没有发生任何形态分化却已经在自身中包含了形成骨骼的胚体和能力。 ［94］ 《自然》第294期及以下各期。奥尔曼论纤毛虫类。341单细胞性，重要。克罗尔论冰期和地质年代。342 《自然》第326期。丁铎尔论发生、特有的腐烂和发酵实验。343 ［50］ 个体。这个概念也变成了完全相对的东西。合体，群体，绦虫——另一方面，细胞和体节，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体（《人类学》和《形态学》）。344 ［53］ 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性或不可分离性。形态学现象和生理学现象、形态和机能是互相制约的。形态（细胞）的分化决定物质分化为骨骼、肌肉、表皮等等，而物质的分化又决定分化了的形态。 ［51］ 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细胞形态（在原肠胚［Gastrula］中已经有两种主要的细胞形态）——一定阶段上的体节形成：环节动物，节肢动物，脊椎动物。——在两栖类动物的幼体中，海鞘幼虫的原始形态重现了。——有袋类动物的各种形态在胎盘类动物中重新显现出来（甚至仅就现在还活着的有袋类动物来说）。 ［52］ 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应当承认按照离开起点的时间距离的平方发生加速的定律。参看海克尔《创造史》和《人类学》，在这里可以看到与各种地质年代相适应的各种有机形态。[408]形态越高，进化就越快。 ［72］ 脊椎动物［Vertebrata］。它们的主要特征：整个身体都围绕神经系统组成。因此便有了发展到自我意识等等的可能性。在其他一切动物那里，神经系统是次要的东西，而在这里则是整个机体的基础；神经系统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蠕虫的头节向后延伸），便控制整个身体，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安排整个身体。 ［110］ 当黑格尔以交配（繁殖）为中介而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409]，在那里已经有了进化论的萌芽，这种理论认为，有机生命一旦产生，它就必然经过一代一代的发展而发展到有思维的生物这一个属。 ［147］ 黑格尔叫做相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因而有机体也就形成了向意识的过渡，即从必然向自由、向概念的过渡（见《逻辑学》第2编末尾）345。 ［45］ 自然界中的萌芽：昆虫国家（普通的昆虫国家超不出纯粹的自然关系），这里甚至是社会的萌芽。能用工具进行生产的动物（蜂等等，海狸）也是如此，但是，这还只是次要的事情，并且不发生总体作用。——在这以前就有：珊瑚群体和水螅群体，在这里个体至多不过是过渡阶段，而肉体的共同体才多半是充分发展了的阶段。见尼科尔森[410]。——纤毛虫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单细胞所能达到的最高级的和部分地高度分化了的形态。 ［146］ 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是黑格尔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的论述在实践上的证明。[411] ［136］ 生存斗争。首先必须把它严格限制在由于植物和动物的过度繁殖所引起的斗争的范围内，这种斗争实际发生在植物和低等动物的某些发展阶段上。但是必须把这种斗争同下述情况严格分开：没有这种过度繁殖，物种也会变异，旧种会绝灭，新的更发达的种会取而代之。例如，动物和植物迁移到新的地域，那里的新的气候、土壤等等条件会引起变异。在那里，有适应能力的个体存活下来，并且由于越来越适应而形成新种，而其他较稳定的个体则死亡和最后灭绝，那些不完善的、处于中间阶段的个体也随同它们一起灭绝。没有任何马尔萨斯主义44，上述情形也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就算这里出现了马尔萨斯主义，它也丝毫不能改变过程，最多只能加快过程。——在某一已知地区的地理、气候等等条件逐渐变化（例如，中亚细亚变得干旱）的情况下，也是一样。在那里动物或植物是否互相排挤，这是无关紧要的；由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有机体的进化过程照样发生。——性的选择也是一样，在这里马尔萨斯主义也毫不相干。 因此，海克尔的“适应和遗传”，无须选择和马尔萨斯主义，也能引起全部进化过程。 达尔文的缺点正在于他在《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412]中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1）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者首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者在某些方面也能这样。 （2）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应这些环境者，但是，在这里这种适应总的说来可以是进步，也可以是退步（例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步）。 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步同时又是退步，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向上的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83］ 生存斗争346。在达尔文以前，他的今天的信徒们所强调的恰好是有机界的和谐的合作，植物界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氨和碳酸。达尔文的学说刚刚得到承认，还是一些人立刻到处只看到斗争。这两种见解在狭小的范围内都是有道理的，但两者也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纷繁变化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极其幼稚的。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347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它的无条件的合理性，特别是同马尔萨斯的学说相关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学说从自然界的历史中再搬回到社会的历史中去，那是很容易的；如果断言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 但是为了进行论证，我们暂且接受“生存斗争”这个说法。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就完全不适用了。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社会不再能够消耗掉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因为生产者大众被人为地和强制地地同这些资料隔离开来；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仅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来重建平衡；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之免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的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把历史看做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内容丰富得多，而且深刻得多。 ［85］ 功[413]。——这个范畴被力学的热理论从经济学搬到了物理学（因为在生理学上对它还远没有作出科学的规定），可是这样一来它就被赋予完全不同的规定，这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来：经济学上的功，只有很有限的次要的一部分，举起重物等等，可用千克米来表示。尽管如此，却有一种倾向，想把热力学上的功的规定搬回到这个范畴由之借用来的、其规定和原来不同的那些科学中去。例如，菲克和维斯里辛努斯在福尔山所做的实验348，就直截了当地、笼统地把它同生理学的功等同起来。按照这个实验，把一个比方说60千克重的人体提升到比方说2000米高，那么120000千克米就可以表示所做的生理学的功。但是，在所做的生理学的功中，如何实现这个提升是有巨大差别的，是把这个重物直接提升，还是攀登直立的梯子，还是走坡度为45°的路径或台阶（=军事上难以行进的地形），还是走坡度为45︒的路径，即走大约36公里长的路途（然而，如果在这一切情况下都用同一的时间，那么后者就成问题了）。但是不管怎样，在一切实际的情况下，和上升相联系的还有向前的运动，并且在按直线计算时向前的运动也相当大，而这个向前的运动作为生理学的功是不能认定为等于零的。看来有些人在有的地方甚至恨不得把热力学的功这个范畴也搬回到经济学中去，就像某些达尔文主义者把生存斗争搬到经济学中去一样，但是结果无非是一场闹剧而已。让他们把随便某种熟练劳动转换成千克米，并试试以此规定工资吧！从生理学观点看来，人体包含着各个器官，从一个方面来看，这些器官的整体可以看做一架获得热并把热转化为运动的热动机。但是，即使我们假设身体其余器官的条件不变，能否直接用千克米把所做的生理学的功，即使是提升重物的功，完全表示出来，也还是问题，因为在身体中同时进行的内部工作在结果上并没有表现出来。身体毕竟不是一部只发生摩擦和损耗的蒸汽机。只有当身体本身不断地发生化学变化时，才能做出生理学的功，并且这还有赖于呼吸过程和心脏的工作。当肌肉每一次收缩和松弛时，神经和肌肉都会发生化学变化，这些变化和蒸汽机中的煤的变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当然，我们可以把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做的两个生理学的功加以比较，但是不能用蒸汽机等等的功来量度人的生理学的功；它们的外部结果当然是可以比较的，但是，在不做重大保留的情况下，过程本身是不能比较的。 （这一切还要大加修订。） [336]参看本卷第603—606页。——编者注 [337]参看本卷第600—602页。——编者注 [338]参看鲁·克劳修斯《论力学的热理论的第二定律》1867年不伦瑞克版第15页上对海·亥姆霍兹《论力的守恒》中的有关论点的评论。——编者注 [339]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康德在第22页上说：三维空间的条件是，吸引或排斥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见伊·康德《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第10节（《康德全集》1867年莱比锡版第1卷）。——编者注 [340]参看伊·康德《自然通史和天体论》1755年柯尼斯堡版。——编者注 [341]原文为gegenseitigeDurchdringung，这里的意思是相互抵消或中和。——编者注 [342]亥姆霍兹在他的《通俗科学讲演集》第2册第113页上表示，在自然科学证明笛卡儿关于运动在量上不变的原理方面，除迈尔、焦耳和柯尔丁外，似乎他自己也有一份功劳。“我自己对迈尔和柯尔丁毫无所知，而且只是在我自己的研究完成时才知道焦耳的实验，但我和他们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我竭力探究从上述考察方法中可以得出的自然界中各种过程间的一切联系，并且1847年在题为《论力的守恒》的小册子中公布了我自己的研究。”——但是在这部著作中，从1847年的水平来看，并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只有下面这两点是例外：一点是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个很有些价值的数学上的推导，即断定“力的守恒”和在某一体系中各个不同物体之间发生作用的各个力的有心作用，只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说法，另一点是他较为准确地表述了下面这个定律：某一既定的力学体系中的活力和张力的总和是不变的。在其他各个方面，自1845年迈尔的第二篇论文发表后，亥姆霍兹的这部著作就已经过时了。迈尔在1842年就已经肯定了“力的不灭”，并且在1845年又根据自己的新观点，围绕“各种自然过程间的联系”说出了比1847年亥姆霍兹所说的要高明得多的东西。273 [343]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黑格尔全集》第4卷）1841年柏林第2版第231—235页。——编者注 [344]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28节附释。——编者注 [345]参看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262节第67—68页。——编者注 [346]恩格斯援引札记《气体动力学》（见本卷第731页），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这篇札记写在第5张对折页稿页的第3页的末尾。——编者注 [347]见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261节附释。——编者注 [348]恩格斯在《运动的基本形式》中利用过这篇札记（见本卷第600页）。——编者注 [349]参看恩·海克尔《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1874年莱比锡版第707—708页。——编者注 [350]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平衡＝吸引胜过排斥”。——编者注 [351]根据行文，在句末还应当有个“或者是”。可以推测，恩格斯还想指出：或者是排斥转化为吸引。——编者注 [352]见本卷第598页。——编者注 [353]古·基尔霍夫《数学物理学讲义。力学》1877年莱比锡第2版。——编者注 [354]见海·亥姆霍茨《论力的守恒》1847年柏林版第9页。——编者注 [355]海·亥姆霍茨《论力的守恒》1847年柏林版第13—14页。——编者注 [356]鲁·克劳修斯《力学的热理论》1876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2页。——编者注 [357]这里指的是德国磅，1磅＝500克。——编者注 [358]海·亥姆霍兹《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第VI页。——编者注 [359]我们就教于克拉克·麦克斯韦，也没有进展。此人说（《热的理论》1875年伦敦第4版），“阻抗被克服，就是做功”（第87页）；又说：“某一物体的能量，就是它做功的能力”（第185页）。这就是我们关于功所领教的一切。 [360]“功“［Arbeit］这个词及其相应的观念来自英国工程师。在英语中，实际工作叫做work，经济学上所说的劳动叫labour。288所以，物理学上的功也用work来表示，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免和经济学上所说的劳动相混淆。在德文中情况却不是这样，于是，在现代伪科学文献中就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用法：把物理学上的功用于经济学上的劳动关系，或者反过来。不过我们也有Werk这个词，它像英语中的work一样，完全可用于表示物理学上的功。但是，因为经济学对我们的自然科学家来说是离得太远了，所以他们难以下决心采用Werk来代替Arbeit这个已经通行的词，——也许到了要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只有克劳修斯曾尝试保留Werk这个用语，至少和Arbeit这个词并用。289 [361]见本卷第37—39页。——编者注 [362]指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363]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 [364]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的了，而它们也很快就出现了，并且是由牛顿和莱布尼茨大体上完成的，但不是由他们发明的。”——编者注 [365]参看本卷第557页。——编者注 [366]关于QUOTE的论述，参看本卷第128页。——编者注 [367]沙·波绪对极坐标系中的曲线的称呼。——编者注 [368]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当直线和曲线的数学可以说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一条新的几乎无穷无尽的道路，由那种把曲线视为直线（微分三角形）并把直线视为曲线（曲率无限小的一次曲线）的数学开拓出来了。啊，形而上学！”——编者注 [369]伊·康德《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其引起日夜更替的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和怎样才能证实这种变化的问题的研究》1754年版。这里引自《康德全集》1867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85页。——编者注 [370]见《康德全集》1867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82—183页。——编者注 [371]见《运动的基本形式》（本卷第589—606页）。——编者注 [372]见本卷第60、71、537、589页。——编者注 [373]参看《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5章第2、3节和《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4章第25节。——编者注 [374]哥·威·莱布尼茨和克·惠更斯《同帕潘的通信集》，1881年由恩·盖兰德在柏林出版。——编者注 [375]本章中的事实材料，我们主要是依据维德曼的《流电说和电磁说》，两卷三册本，1874年不伦瑞克第2版。296 在1882年6月15日的《自然》杂志中，有人指出这一“令人钦佩的著作——在本版中增补了静电学——是目前最杰出的关于电的实验著作”307。 [376]我是在电的运动这一意义上使用“电”这个名称的，正如“热”这个普通名称可以用来表示使我们感官感到热的那种运动形式。这是不应当引起任何异议的，因为和电压状态的任何可能的混淆，在这里早就明确地排除了。 [377]古·维德曼在这里和后面所说的“盐酸原子”是指盐酸分子。——编者注 [378]不久以前，弗·柯尔劳施（《维德曼年鉴》312第6卷［1879年莱比锡版］，第206页）计算出，需要“巨大的力”才能使离子在水溶液中移动。使1毫克移动1毫米所需要的拉力，H是32500千克，CI是5200千克，这就是说，HCI是37700千克。——即使这些数值绝对正确，也不影响上述见解。可是，这个计算包含着电学领域中至今一直无法避免的假说因素，因此还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这种验证看来是可能的。首先，这些“巨大的力”在被消耗掉的地方，在上述场合，就是在电池中，必然以一定的热量的形式再现出来。其次，这些“巨大的力”所消耗的能量必然小于电池中化学过程所产生的能量，并且保持一定的差额。第三，这个差额必然在闭合电路的其余部分中消耗掉，并且在那里也同样可以在数量上加以证实。上述数值只有通过这种检验而被证实之后，才彻底有效。在电解槽中证实这些数值更为可行。 [379]原文为：deuxexmachina，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剧院中，扮演神的演员是借助于特别的机械装置而出现在舞台上的）；转义是：突然出现的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380]在这里我总括地说明一下，维德曼所用的全是旧的化学当量值，所以写出HO，ZnCI等。在我的方程式中，所用的全是现代的原子量：所以我写成H2O，ZnCI2等。 [381]古·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增订第2版第481页。参看本卷第700—701页。——编者注 [382]指枪筒的内直径和枪弹直径之间的差数。——编者注 [383]见本卷第677页。——编者注 [384]以下各处都以丹聂耳电池的电流强度为100。 [385]由柯尔劳施所制备的最纯的水所构成的长度为一毫米的水柱，其电阻同直径一样而长度大致等于月球轨道的铜质导线的电阻相同（瑙曼《普通化学》第729页）。 [386]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这类荒唐说法。——编者注 [387]参看弗·培根《新工具》后篇第20则格言。该书1620年在伦敦出版。——编者注 [388]见本卷第660页。——编者注 [389]参看《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章第5、9—11节以及第3章第19节。——编者注 [390]阿·菲克《自然力间的相互关系》1869年维尔茨堡版。——编者注 [391]詹·克·麦克斯韦《热的理论》1875年伦敦第4版。——编者注 [392]即紫外线。恩格斯在1882年再次谈到视觉范围的差异以及所谓的化学射线，见本卷第559—560页。——编者注 [393]见本卷第676页。——编者注 [394]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324节附释，参看本卷第676页。——编者注 [395]古·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第2版第2卷第2篇第418页。——编者注 [396]海·柯普《近代化学的发展》1871年慕尼黑版第1编第105页。——编者注 [397]指约·道尔顿的著作《化学哲学的新体系》（两卷集）1808—1827年曼彻斯特版。——编者注 [398]莫·瓦格纳引自马·佩尔蒂《有关显微镜和望远镜现今所能观察到的可显现的造物的界限》1874年柏林版。——编者注 [399]莫·瓦格纳引自斐·科恩《论细菌这种最小的生物》1872年柏林版。——编者注 [400]指《根据自然选择即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401]莫·瓦格纳引自莱·冯·布赫《关于齿菊石》，载于《1848年柏林皇家科学院论文集。物理学论文》1850年版第19页。——编者注 [402]在无机体内也可以发生这种新陈代谢，而且到处不断地发生，因为到处都有化学作用即使这种作用发生得很慢。而差别在于：在无机体的场合，新陈代谢破坏它们而在有机体的场合新陈代谢是它们存在的必要条件。 [403]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个体化的程度很小，它们分成几部分，也融合在一起。”——编者注 [404]见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0年伦敦版第1卷第42—45页。——编者注 [405]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开始走向更高的分化”。——编者注 [406]见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0年伦敦版第1卷第59—65页。——编者注 [407]见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0年伦敦版第1卷第62—63页。——编者注 [408]参看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333—363页，《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关于人类胚胎史和人类氏族史的基本特征的通俗学术报告》1874年莱比锡版第340—368页。——编者注 [409]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第3部分第1章。——编者注 [410]参看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0年伦敦版第1卷第24、59—69页。——编者注 [411]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黑格尔全集》第5卷，1841年柏林第2版第236—254页。另参看本卷第549—553页。——编者注 [412]这是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第4章的标题。——编者注 [413]原文是“Arbeit”，在经济学中通常译“劳动”。——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自然辩证法——［辩证法作为科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自然辩证法 ［辩证法作为科学］ ［165］ 辩证法230 （阐明辩证法这门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 可见，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当做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36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这也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表现为构筑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中推导出来的。由此就产生了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令人震惊的结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适应于某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本身又只是人类思维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就会立即变得简单而朗若白昼了。 此外，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黑格尔的人都知道，黑格尔在几百处地方都善于从自然界和历史中举出最令人信服的例证来证明辩证法规律。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说明辩证法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研究也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不能深入地考察这些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 一、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述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按照各自的严格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构成，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因此，在这个形式下，黑格尔的神秘的命题就显得不仅是完全合理的，并且甚至是相当明白的。 几乎用不着指出：物体的各种不同的同素异形状态和聚集状态，因为是基于分子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所以是基于已经传导给物体的或多或少的运动的量。 但是运动或所谓能的形式变换又怎样呢？当我们把热变为机械运动或把机械运动变为热的时候，在这里质是变化了，而量依然保持不变吗？完全正确。但是关于运动的形式变换，正如海涅谈到罪恶时所说的：每个人独自一人可以是道德高尚的，而罪恶总是两个人的事。[298]运动的形式变换总是至少发生在两个物体之间的一个过程，这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失去一定量的一种质的运动（例如热），另一个就获得相当量的另一种质的运动（机械运动、电、化学分解）。因此，量和质在这里是双方互相适应的。直到现在还无法在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物体内部使运动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在这里我们首先只谈无生命的物体；对于有生命的物体，这个规律也适用，但它是在非常复杂的条件下起作用的，而且现在我们还往往无法进行量的测定。 如果我们设想，将任何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那么开头是不会发生任何质的变化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极限：如果我们能够（如在蒸发的情况下）得出一个个的自由状态的分子，那么我们虽然在大多数场合下还可以把这些分子进一步分割，但这一点只有在质完全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分子分解为它的各个原子，而这些原子具有和分子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分子是由不同的化学元素化合而成的场合下，取代化合物的分子而出现的是这些元素本身的原子或分子；在分子是由一种元素构成的场合下，出现的是则是由自由的原子，它们起着质上完全不同的作用：初生氧的自由原子，轻松自如地起着大气中结合在分子内的氧原子所决不能起的作用。 而分子和它所归属的物体，在质上也是不相同的。分子可以不依赖于物体而运动，而同时物体却好像是处在静止中，例如热振动；分子可以因位置的变化，因与相邻分子的联系的变化，而使物体处于另一种同素异形状或聚集状态，如此等等。 这样，我们看到，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量的分割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由分子构成。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正是由于这种差别，作为关于天体和地上的物体的科学的力学，才同作为分子力学的物理学以及作为原子物理学的化学区分开来。 在力学中并不出现质，最多只有如平衡、运动、位能这样一些状态，它们都是基于运动的可量度的转移，并且本身是可以用量来表示的。所以，这里只要发生质变，便总是由相应的量变引起的。 在物理学中，物体被当做化学上不变化或呈惰性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是物体的分子状态的变化和运动的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在任何情况下——至少在双方的一方中——都会使分子活动起来。在这里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的或所承受的某种形式的运动的量发生量变的结果。 “例如，水的温度起初对于水的滴液状态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后来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升高或降低，便会达到这样一个点，在这一点上这种凝聚状态会发生变化，水会变为蒸汽或冰。”（黑格尔《全书》，《黑格尔全集》第6卷第217页）。 例如，电流必须达到一定的最低强度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已知的压力下都有其固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一句话，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多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标志，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相应物体的状态的质变，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 不过，黑格尔所发现的自然规律取得最伟大胜利的领域是化学领域。化学可以说是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懂得这一点（《逻辑学》，《黑格尔全集》第3卷第433页），拿氧来说：如果结合为一个分子的是三个原子，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只是两个原子，那么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么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质上与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笑气（一氧化二氮N2O）和无水硝酸（五氧化二氮N2O5）是多么不相同！前者是气体，而后者在常温下是结晶的固体。而两者在构成上的全部区别是，后者所含有的氧为前者的五倍，并且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另外三种氮的氧化物（NO，N2O3，NO2），它们在质上与前两者不同，并且彼此也不同。 在同系列的碳化物，特别是较简单的碳氢化合物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正烷烃中，最低的一级是甲烷，CH4，在这里，碳原子的四个化学键被四个氢原子所饱和。第二种是乙烷，C2H6，两个碳原子互相联结，自由的六个化学键被六个氢原子所饱和。再往下，依据代数公式CnH2n+2，便有C3H8，C4H10等等，结果每增加一个CH2，便形成一个和以前的物体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一系列中最低的一级的三个同系物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一级的同系物十六烷，C16H34，是固体，沸点为270℃。从烷烃（理论上）导出的伯醇系列（公式是CnH2n+2O）和一元脂肪酸系列（公式为CnH2nO2），情形也完全一样。在量上加上一个C3H6，会引起什么样的质的差别，从如下的经验中就可以明白：一次我们喝不掺杂其他醇类的可饮用的乙醇C2H6O，另一次我们喝同样的乙醇，但掺入少量的戊醇C5H12O（它是可怕的杂醇油的主要成分）。第二天早晨我们的脑袋就会有所感觉，而且受到伤害；所以甚至可以说：醇酒和后来的醉后头痛也是量到质的转化。一方面是由于乙醇，另一方面是由于加上去的这一点儿C3H6。 在这些系列中，黑格尔的规律还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低级别的同系物只允许原子相互间有一种排列法。但是，当结合成一个分子的原子数目达到每一系列的各自一定的大小时，分子中的原子的组合就可以有多种方式，于是就能出现两种或更多的同分异构体，它们在分子中包含有相等数目的C、H、O原子，但是在质上却各不相同。我们甚至能够计算一个系列的每一个同系物可能有多少同分异构体。例如，在烷烃系列中，C4H10有两个同分异构体，C5H12有三个同分异构体；对于更高级别的的同系物来说，可能存在的同分异构体的数目增加得非常快。可见，又是分子中的原子的数目制约着这种质上不同的同分异构体的可能性，并且就已经证实的情形来说，还制约着这些同分异构体的现实的存在。 不仅如此。从每一个这样的系列中我们所熟悉的物体的类比中，还能推论出该系列中未知的同系物的物理性质，并且至少对于紧跟在已知同系物后面的一些同系物，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言其性质，如沸点等等。 最后，黑格尔的规律不仅适用于化合物，而且也适用于化学元素本身。我们现在知道， “元素的化学性质是原子量的一个周期函数”（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第2卷第823页）， 因此，元素的质是由元素的原子量的数量所决定的。这已经得到了出色的验证。门捷列夫证明了：在依据原子量排列的各同族元素的系列中，发现有各种空白，这些空白表明这里有新的元素尚待发现。这些未知元素之一他称之为亚铝，因为该元素在以铝为首的系列中紧跟在铝的后面。他预先描绘了这一元素的一般化学性质，并大致地预言了它的比重、原子量以及原子体积。几年以后，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确实发现了这个元素，门捷列夫的预言被证实了，只有微不足道的误差。亚铝实际上就是镓（同上，第828页）。231门捷列夫通过——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一勋业，足以同勒维烈计算出尚未见过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的勋业媲美。 在生物学中，以及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被证实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想从精密科学中举出一些例子，因为在这些科学中量是可以精确地测定和探求的。 有些先生在此以前曾经诽谤量到质的转化是神秘主义和不可理解的先验主义，正是这些先生大概现在会宣称这种转化是某种完全不言自明的、浅薄的和平凡的东西，说什么他们早就应用过了，因此从中没有学到任何新东西。但是，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个一般规律以其普通适用的形式表述出来，这毕竟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勋业。如果这些先生多年来曾经使质和量互相转化，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他们就只能用莫里哀笔下的茹尔丹先生来安慰自己了。那位茹尔丹先生也一样，他有生以来一直用散文讲话，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散文。73 ［札记和片断］ ［规律和范畴］ ［82］ 所谓的客观辨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辨证法，即辨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磁，开始有了两极性，这种两极性在同一物体中显现出来；就电而言，这种两极性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带有相反的电荷的物体上。一切化学过程都归结为化学的吸引和排斥的过程。最后，在有机生命中，细胞核的形成同样应看做活的蛋白质的极化，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同时还表明，像“肯定”和“否定”这样的范畴是多么不适用于这种进化形式。我们可以把遗传看做肯定的、起保存作用的方面，把适应看做否定的、不断破坏遗传的东西的方面；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把适应看做创造性的、主动的、肯定的活动，把遗传看做抗拒的、被动的、否定的活动。但是，正像在历史上进步表现为现存事物的否定一样，在这里——从纯粹实践的理由来考虑——把适应看做否定的活动比较好。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主导民族的一切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样的时刻，一个民族只能在两难中择其一：“非此即彼！”而且问题的提法总是迥然不同于一切时代谈论政治的庸人们所期望的提法。甚至1848年的德国自由派庸人，在1849年也突然地、意外地和违反本愿地发现自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倒退到具有更加尖锐的形式的旧的反动中去，或者是继续革命，一直达到共和国，甚至也许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们没有考虑多久，便帮助建立了作为德国自由主义花朵的曼托伊费尔反动统治232。同样，1851年法国资产者也陷入了他们确实没有料到的两难选一的局面：或者是帝制和近卫军制的滑稽可笑的临摹画和一帮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帮流氓面前，为的是在后者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233 ［81］ 僵硬和固定的界线是和进化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是固定的了，鱼和两栖动物之间的界线也是一样。鸟和爬行动物之间的界线正日益消失。细鄂龙234和始祖鸟186之间只缺少几个中间环节，而有牙齿的鸟喙在两半球都出现了。“非此即彼！”是越来越不够用了。在低等动物中，个体的概念简直不能严格地确定。不仅就这一动物是个体还是群体这一问题来说是如此，而且就进化过程中何时一个个体终止而另一个个体（“褓母虫体”）开始235这一问题来说也是如此。——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辨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承认什么僵硬和固定的界线，不承认什么普通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各方相互联系起来。这样的辨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当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14］ 知性的思维规定的对立性：两极化。正如电、磁等等出现两极化，在对立中运动一样，思想也是如此。正如在涉及电、磁等等的时候不能固执片面性，而且也没有一位自然科学家想这样做，同样，对于思想来说也是如此。 ［107］ 两极性。把一块磁石切断，中性的中央便两极化，但是原先的两极仍旧不变。相反，把一条蠕虫切断，它的正极仍保持着一个摄取食物的口，而另一端则形成一个新的负极，上面有排泄废物的肛门；但是原先的负极（肛门）现在变成了正极，即变成了口，而带伤的一端形成为新的肛门或负极。这就是正转化为负。 ［108］ 在海克尔那里，还有两极性的另一个例子，机械论＝一元论，而活力论或目的论＝二元论，早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就有了内在的目的，而且反对二元论。应用到生命上的机械论是一个无济于事的范畴，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命名的全部智慧，那么我们最多只能说化学论。目的：黑格尔，第5卷第205页[299]： “由于机械论企图把自为的自然界看做一个在自己的概念上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的整体，所以机械论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对整体性的追求，而这一整体性不可能存在于目的中以及同目的相联系的世界以外的知性中。” 然而，关键在于机械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也是如此）摆脱不了抽象的必然性，因而也摆脱不了偶然性。物质从自身中发展出了能思维的人脑，这对机械论来说，是纯粹偶然的事件，虽然事情的发生是逐步地必然地决定了的。但是事实上，进一步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因而凡在具备了条件（这些条件并非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必然是一样的）的地方是必然要发生的。 其次，黑格尔，第5卷第206页： “因此和目的论相反，这个〈机械论的〉原理在其和外部必然性的联系中提供了无限自由的意识；目的论则把自身内容中的微不足道的和甚至可避的东西当做绝对的东西，而较为一般的思想在其中只能无限的受到舒服，甚至令人感到讨厌。” 同时还有自然界的物质和运动的巨大浪费。在太阳系中，能够存在生命和能思维的生物的行星，在今天的条件下也许最多只有三个，而这整个庞杂的机构就是为了他们而存在！ 根据黑格尔（第5卷第244页）[300]，机体中的内在目的是通过本能来实现的。这是不太令人信服的。按照这种说法，是本能或多或少地将单个的有生命的东西从它的概念协调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整个内在目的本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的规定，而这恰恰是拉马克的立足点。 ［106］ 两极化。在雅·格林看来，下述论点是确定的：一种德意志方言不是高地德语，就必定是低地德语。同时，法兰克方言在他看来是完全消失了。236因为加洛林王朝末期的书面的法兰克语是高地德语（因为高地德语的辅音音变波及法兰克的东南地区），所以按照他的看法，法兰克语在一些地方已经融合在古高地德语中，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经融合在法兰西语中。但是这种说法仍然完全没有讲清楚尼德兰语究竟是从什么地方传到古萨利克语区的。只是在格林死后法兰克语才重新被发现：萨利克语经过革新成为尼德兰语，里普利安语经过革新成为中莱茵和下莱茵的方言，这些方言有一部分以不同的程度转变为高地德语，有一部分依然是低地德语，所以法兰克语是一种既是高地德意志的又是低地德意志的方言。 ［17］ “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本性，黑格尔自己已经说明了（《全书》第1部第111节，附释）：“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例如正和负，只是在它们的关系中才有意义，每一方独自来说都没有意义）。 ［121］ 把正和负看做一样的东西，随便把哪一方看做正，哪一方看做负都无所谓，这不仅适用于解析几何，更适用于物理学（见克劳修斯，第87页及以下几页）[301]。 ［21］ 正和负。也可以颠倒过来称呼，在电等等中。北和南也一样，如果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也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时，我们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升起，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的变更而已。此外，受地磁的北极吸引的磁石的真正南极，我们在物理学中称作北极，这丝毫无碍于事。 ［19］ 例如，部分和整体在有机自然界中已经是不够用的范畴了。种子的萌发——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做是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如果这样看，就是错误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全书》第1部第268页）。237 ［25］ 单一的和复合的：这对范畴在有机的自然界中也早已失去意义，不适用了。无论是骨、血、肌肉、细胞纤维组织等等的机械组合，或是各种元素的化学组合，都不表示某个动物（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56页）238。有机体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复合的，不管它是多么复杂。 ［179］ 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302]，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于是必须求助于“根据”。 ［20］ 同一性——抽象的，α＝α，否定的说法：α不能同时既等于α又不等于α——这在有机的自然界中同样是不适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和自身同一而又和自身相区别，这是由于各种物质的吸收和排泄，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一句话，由于全部无休止的分子变化，而这些分子变化便形成生命，其累积的结果一目了然地显现在各个生命阶段上——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过程，老年，死亡。生理学越向前发展，这种无休止的、无限小的变化对于它就越重要，因而对同一性内部的差异的考察也越加重要[303]，而旧的、抽象的、形式上同一性观点，即把有机物看做只和自身同一的东西，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的观点过时了。尽管如此，以这种同一性观点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及其范畴仍然继续存在。但是，就是在无机自然界中，这样的同一性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每一个物体都不断地受到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不断使它们发生变化，使它们的同一性变形。只是在数学中，即在一种研究思想之物（不管它们是不是现实的摹本）的抽象科学中，才有抽象的同一性及其与差异的对立，而且甚至在这里也不断地被扬弃（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35页）。239同一性自身中包含着差异，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因为在命题中谓词必须不同于主词。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词中还是在谓词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谓词或主词所涵盖不了的（黑格尔，第1部第231页）。240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他物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 ［24］ 同一性。补充。不断的变化，即与自身的抽象的同一性的扬弃，在所谓无机界中也是存在的。地质学就是这种变化的历史。在地表上是机械的变化（冲蚀，冰冻）、化学的变化（风化），在地球内部是机械的变化（压力）、热（火山的热）、化学的变化（水、酸、胶合物），属于大规模的变化的是地壳隆起、地震等等。今天的页岩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沉积物；白垩土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松散的、用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甲壳；石灰石更是这样，根据某些人的看法，石灰石完全是从有机物产生的；沙岩根本不同于松散的海沙；海沙又产生于被磨碎的花岗石等等；至于煤，就不必说了。 ［55］ 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律是旧观点的基本原理：α＝α，每一事物都与自身同一。一切都是永恒的，太阳系、星体、有机体都是如此。这个定律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都被自然研究一件一件地驳倒了，但是在理论上还保留着，仍被旧事物的拥护者用来抵制新事物：一件事物不能同时既是自身又是他物。但是新近自然研究从细节上证明了这样的事实：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见前面）。——抽象的同一性，像形而上学的一切范畴一样，足以满足日常应用，在这种场合涉及的只是狭小的环境或很短的时间；它所能适用的范围差不多在每一场合都是不相同的，并且是由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在一个行星系中，可以采用椭圆为基本形式来进行寻常的天文学计算，这不会导致实践上的错误，在这里这种抽象的同一性的适用范围就比在几周内完成变态的昆虫那里要宽广得多。（还可以举其他的例子，例如以若干千年为尺度来计算的物种变异。）但是，对综合性自然科学来说，即使在每一单个部门中，抽象的同一性也是完全不够用的，而且，虽然总的说来在实践中现在已经排除这种抽象的同一性，但它在理论上仍然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物，而不是各占一边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相互作用，由于把差异性纳入同一性之中，才具有真理性。 ［145］ 偶然性和必然性 束缚形而上学的另一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思维规定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这两者怎么可能是同一的，偶然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偶然的？常识和具有这种常识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做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规定。一个事物、一种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两者是并存于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过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在这里重要的只是不要把这两类混淆起来。例如，人们把种的有决定意义的性状看做必然的，而把同一个种的各个个体的其他差异称做偶然的，这一点适用于植物和动物，也适用于结晶体。于是较低的群体对较高的来说又被看做偶然的，这样一来，猫属或马属里有多少不同的种，或一个纲里有多少属和目，这些种里各有多少个体，或某一地区的动物有多少不同的种类，或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一般状况如何——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偶然的。于是，必然被说成是科学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人们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认识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们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不认识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便停滞不前了，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不能纳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就成了这样一种科学，它把它能解释的东西称为自然的东西，而把它解释不了的东西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释不了的东西的原因叫做偶然性还是叫做上帝，这对事情本身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两者无非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我对此没有认识。因此它们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在必然的联系不起作用的地方，科学便停滞不前了。 与此对立的是决定论，它从法国唯物主义中移入自然科学，并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单纯的直接的必然性。这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丝毫不长，也丝毫不短；这朵苜蓿花今年已由一只蜜蜂授粉，而那一朵却没有，而且这朵花是由这只特定的蜜蜂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内授粉的；这粒被风吹来的特定的蒲公英种子发了芽，而那一粒却没有；今天清晨4点钟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三点钟或五点钟，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这一切都是由一条不可移易的因果链，由一种不可动摇的必然性造成的事实，而且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被安排得使这些事情只能这样发生，而不能以另外的方式发生。承认这样一种必然性，我们还是没有摆脱神学的自然观。无论我们是用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说法把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是用土耳其人的说法把这称做天数241，还是把这叫做必然性，这对科学来说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场合下都谈不上对因果链的探索，因此，我们在一个场合下并不比另一个场合下更聪明一些，所谓必然性仍旧是一句空话，因而偶然性依然如故。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豌豆的粒数就依旧是偶然的，而且，即使断言这件事情在太阳系的原始构造中是早就预先安排好了的，我们也没有前进一步。不仅如此，科学如果老是从因果链中去追溯这一个个的豌豆荚事例，那就不再成其为科学，而成了纯粹的游戏，因为单是这同一个豌豆荚就还具有其他无数的、独具的、表现为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浓淡，豆壳的厚薄和软硬，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说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那些独具的特点了。因此，这一个豌豆荚所要求探索的因果联系，已经多得连全世界的全体植物学家都解决不了。可见，偶然性在这里并没有从必然性得到说明，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如果某个豆荚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这一事实，与太阳系的运动规律或能量转化规律是处于同一等级的，那实际上就不是把偶然性提高为必然性，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不仅如此。某一地区内并存的各个有机的和无机的种和个体的多样性，即使可以说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的，但是就个别的种和个体来说，这种多样性依然如故，仍是偶然的。就个别的动物来说，它生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什么敌人和多少敌人威胁着它，这都是偶然的。一粒种子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这对于母株是偶然的；这粒种子在什么地方找到发芽的土壤，从而使子株成长起来，这对于子株也是偶然的；确信在这里一切也都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在一定的地域，甚至在整个地球上，即使有种种永恒的原初决定，各种自然对象的纷然杂陈依旧是偶然的。 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我规定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逻辑学》第2编第3部分第2章：《现实》）。自然科学把这些命题当做悖理的文字游戏、当做自相矛盾的胡说而根本不予理睬，并且在理论上一方面坚持沃尔弗那种思想贫乏的形而上学，认为一个事物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坚持同样思想贫乏的机械的决定论，在口头上笼统地否认偶然性，而在每一特定场合实际上又承认这种偶然性。 当自然研究依然这样进行思考的时候，在达尔文这个人那里，这种研究又做了些什么呢？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304]中，是从偶然性的现存的最广阔的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不断扩大，以至突破种的特性，而这种突破的近因也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证实（这期间积累起来的有关偶然性的材料，把关于必然性的旧观念压垮和冲破了）——正是这些偶然的差异迫使达尔文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生物学中的一切规律性的基础，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形而上学的固定不变的种概念。但是，没有种概念，整个科学就会化为乌有。科学的所有部门都曾需要有种概念作为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动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等，离开种概念还成什么东西呢？这些科学部门的一切成果不仅会发生问题，而且会干脆被废弃。偶然性推翻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迄今为止的必然性观念失灵了。坚持这种观念，就等于把人的自相矛盾的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任意规定当做规律强加给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等于把偶然性的混沌王国普遍宣布为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规律。“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242——旧学派的生物学家们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 达尔文。 ［36］ 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今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在整体上考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305]。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化、有机的生命，如果我们暂且把有机的生命排除在外，那么，这一切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尽管有种种不断变换的形式，但是运动的总和始终不变。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306]）：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格罗夫对因果性的全部误解，就在于他没有形成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他只看到事物，但是没有抽象的思想，所以陷入混乱。第10—14页[307]）。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认识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在这里出现的就是不断变换的运动，一个表现为原因，另一个表现为结果。 ［33］ 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间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时所必需的那些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因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得到确证。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前后相继，就能造成因果观念：热和光随太阳而来；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证明，而且就这个意义来说，休谟的怀疑论也许说得对：有规则的posthoc［在此之后］决不能为propterhoc［因此］提供根据[308]。但是人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如果我们用一面凹镜把太阳光集中在焦点上，造成像普通的火光一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因此就证明了热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经验已经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在所有的细节上探究包括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挤在内的全部过程。在这里甚至怀疑论者都不能说，从以往的经验中不能得出下一次将出现同样情形的结论。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这样偏离常规的每一件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如引信发生化学分解，火药受潮等等，枪筒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309]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人移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现在剩下的已经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一期间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简直微小得无法计算。 ［150］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而Posthoc［在此之后］并不是propterboc［因此］（《全书》第1部第84页）244。非常正确，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有一天太阳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的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hoc，那么它便和propterhoc等同了。[310] ［15］ 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对天体进行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如果停在这里不动，那思维是何等的浅薄！ ［43］ 终极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原因被海克尔（第89—90页）变成了合目的地起作用的原因和机械地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对他来说，终极的原因等于上帝！同样，对他来说，不假思索地按照康德的意思，“机械的”等于一元的，而不等于力学意义上的机械的。用语如此混乱，谬论不可避免。海克尔在这里就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说的话，同黑格尔不一致（《哲学史》第603页）。245 ［102］ 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311] “和某物相对立的无，任何某物的无，是某个特定的无。”（第74页）###$$$“鉴于〈世界〉整体的相互规定的联系，形而上学可能提出下述——实质上是同义反复的——论断：如果一粒尘埃破灭了，整个宇宙就会崩溃。”（第78页） 关于否定的一段重要的话。《导论》第38页： “自相矛盾的东西，不是化为零，化为抽象的无，而是化为对自己的特定内容的否定……” 否定的否定。《现象学》的《序言》第4页：蓓蕾、花、果等等。246 ［认识］ ［46］ 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可能是无理性的。这对于希腊人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甚至到今天最愚蠢的经验主义者还用他们的推理（不管是多么错误）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深信，自然界不可能是无理性的，理性不可能是违反自然的。 ［76］ 知性和理性。黑格尔的这一区分——其中只有辨证的思维才是理性的——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一切知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从而还有抽象（狄多[312]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两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剖开一个果核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狡猾的小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结合的实验（在新的阻碍下和在陌生的环境中），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性质来说，所有这些行为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在人和高等动物那里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每一次运用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人和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级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来说就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相反，辨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要晚得多，通过现代哲学才达到。虽然如此，早在希腊人那里就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那些成果深远地预示了以后的研究工作。[313] ［182］ 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偶体）在思维的历史中的发展同它们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像一个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这种情形是黑格尔为说明概念而首先揭示出来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发挥着作用，而在辨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这种偶然性融合在必然性中。 ［183］ 抽象的和具体的。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式变换的任何个别的“具体的”例证都要更具体得多。 ［186］ 认识。蚂蚁具有和我们不同的眼睛，它们能看见化学（？）光线（1882年6月8日《自然界》，拉伯克）247，但是，在认识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些光线方面，我们大大胜过蚂蚁。我们能够证明蚂蚁看得见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而且这种证明只是以我们的眼睛所造成的知觉为基础，这就说明人的眼睛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 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思维能力。思维能力的情形又正好和眼睛一样。要想知道我们的思维究竟能探索到什么，而试图在康德以后100年去从理性的批判，从认识工具的研究中发现这种思维的作用范围，是徒劳的，正如亥姆霍兹的下述做法也是徒劳的：他曾用我们的视力的缺陷（这一缺陷的确是必然的，一只眼睛如果能看见一切光线，那么正因为如此它就什么也看不见）和我们的眼睛的构造（它使视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不能完全准确无误地去复制）来证明我们的眼睛对所看到的东西的性状提供的信息是虚假的和不可靠的。[314]我们宁可从我们的思维已经探索到和每天还在探索的东西中，来认识我们的思维究竟能探索到什么东西。这从量上和质上来说已经足够了。相反，对思维形式、思维规定的研究，是非常值得做的和必要的，而且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只有黑格尔系统地从事过这种研究。 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化学光线在蚂蚁的眼睛里究竟是怎样呈现出来的。谁要为这件事苦恼，我们可一点忙也帮不了。 ［187］ 辨证逻辑和旧的单纯形式的逻辑相反，不像后者那样只满足于把思维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并且毫无联系地并列起来。相反，辨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导出这些形式，不是把它们并列起来，而是使他们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黑格尔恪守他的整个逻辑学的分类，把判断分为以下几类：248 1．实有的判断，判断的最简单的形式，用来肯定地或否定地陈述某一个别事物的某种一般的性质（肯定判断：玫瑰花是红的；否定判断：玫瑰花不是蓝的；无限判断：玫瑰花不是骆驼。） 2．反思的判断，用来陈述主词的某种关系规定，某种关系（单称判断：这个人是会死的；特称判断：有些人或很多人是会死的；全称判断：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或人是会死的）249。 3．必然性的判断，用来陈述主词的实质的规定性（直言判断：玫瑰花是植物；假言判断：如果太阳升起，那就是白昼；选言判断：南美肺鱼不是某种鱼就是某种两栖动物）。 4．概念的判断，用来陈述主词对自身的一般本性，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对自身的概念符合到什么程度（实然判断：这所房子是次的；或然判断：如果一所房子是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它就是好的；确然判断：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房子是好的）。 第一类是个别的判断，第二和第三类是特殊的判断，第四类是普遍的判断。 不管这些东西在这里读起来多么枯燥，不管这种判断分类法初看起来有时是多么专断，但是，对于仔细研究过黑格尔《大逻辑》中的天才阐述（《全集》第5卷第63—115页[315]的人来说，这种分类法的内在真理性和内在必然性是明明白白的。而这种分类法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以思维规律为根据，而且还以自然规律为根据，我们在这里愿意举出一个同这里的上下文无关的而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摩擦生热，这在实践上史前的人早已知道，他们也许在10万年前就发明了摩擦取火，而且在更早以前就通过磨擦来温暖冻冷了的肢体。但是，从那时起直到发现摩擦本身就是热的一个源泉，谁也不知道又经过了几万年。最后，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此时人脑发展到足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磨擦是热的一个源泉。这是一个实有的判断，并且是一个肯定判断。 又经过了几千年，到1842年迈尔、焦耳和柯尔丁才根据这一特殊过程与当时已发现的其他类似的过程的关系，即根据与它最相近的一般的条件来研究这个过程，并且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助摩擦而转化为热。我们对这个对象的认识，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经验性知识，才得以从上述的实有的肯定判断进步到这个反思的全称判断。 不过从那时起事情发展得很快，只过了三年，迈尔就能够（至少在实质上）把反思的判断提高到它至今仍有效的阶段： 在每一场合的各自的特定条件下，每一运动形式都能够并且必然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这是概念的判断，并且是确然判断，即判断的最高形式。 可见，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过程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关于运动性质的立足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这就说明，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判断看做个别性的判断：磨擦生热这一零星的事实被记录下来了。第二个判断可以看做特殊性的判断：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即机械的运动形式，显示出在特殊环境下（经过磨擦）转变为另一特殊的运动形式（热）的性质。第三个判断是普遍性的判断：每一运动形式都表明能够并且必然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有了这种形式，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新的发现为规律提供新的证据，赋予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这样表述的规律本身，我们已不能再增添什么。在普通性方面——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同样是普遍的——这个规律已不可能再扩大：它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可惜，在我们还不能制造蛋白质的时候，我们暂时无法来讨论蛋白质的运动形式，即生命。 ［189］ 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为了作出判断，不仅需要康德的“判断力”，而且还需要［……］250。 ［188］ 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这就是贯穿全部《概念论》[316]的三个规定。在这里，从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递进，并不是在一种样式中，而是在许多种样式中实现的，黑格尔经常以从个体到种和属的递进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现在标榜归纳法的海克尔们跑出来了，说什么应当实现从个别到特殊、然后再到普遍的递进，应当实现从个体到种、然后再到属的递进，并吹嘘这是一个（反对黑格尔的）壮举；而在这之后，他们才允许进一步进行演绎推理！这些人陷入了归纳和演绎的对立中，以致把一切逻辑推理形式都归结为这两种形式，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1）他们在这些名称下不自觉的应用了完全不同的推理形式，（2）由于全部丰富的推理形式不可能被强行塞进这两种形式的框子，他们就把这些丰富的推理形式全部丢掉了，（3）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归纳和演绎这两种形式变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 ［104］ 海克尔的谬论：归纳反对演绎。似乎演绎不＝推理，因此归纳也是一种演绎。这是由两极化而来的。 ［105］ 一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海虾和蜘蛛都是昆虫，而一切更低级的动物都是蠕虫。现在用归纳法发现：这是荒谬的，并且有x纲存在。这样，既然所谓归纳推理和所谓演绎推理同样有可能出错，那么所谓归纳推理的优越性又在什么地方呢？何况演绎推理正是以分类为基础的。 归纳法决不能证明：任何时候都决不会出现无乳腺的哺乳动物。从前乳房是哺乳动物的标记。但是鸭嘴兽就没有乳房。 归纳法的全部混乱来自英国人。休厄尔认为归纳科学包围着纯粹数学。251，于是虚构了归纳和演绎的对立。这一点，不论在旧逻辑学还是在新逻辑学中都是没有的。从个别的东西开始的一切推理形式都是实验性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甚至归纳推理（一般说来）也是从A—E—B开始的。252 正当归纳法的结果——分类法——到处出问题的时候（鲎属是一种蜘蛛，海鞘属是一种脊椎动物或脊索动物，肺鱼亚纲和原来把它列为两栖类的整个定义相反，是一种鱼[317]），正当每天都有新的事实发现，不断推翻全部旧有的归纳分类法的时候，海克尔却出来狂热地维护归纳法，这也是我们这些自然科学家的思考力的典型表现。这一事实为黑格尔曾经说过的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推理那句话提供了多么确切的证明！而且由于进化论的成就，有机界的全部分类都脱离了归纳法而回到“演绎法”，回到亲缘关系上来——任何一个种属都确确实实是由于亲缘关系而从另外一个种属演绎出来的——，而单纯用归纳法来证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论是完全反归纳法的。归纳法所运用的种、属、纲等概念，由于进化论而变成了流动性的，因而成为相对的了，而运用相对的概念是不能进行归纳推理的。[318] ［41］ 归纳和演绎。海克尔，第75页及以下几页，其中谈到，歌德作出了这样的归纳推理：通常没有颚间骨的人，应当有颚间骨，于是他用错误的归纳法得出了某种正确的东西！253。 ［77］ 关于归纳万能论者。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做不到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归纳和演绎，正如综合和分析一样，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片面地捧到天上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但是只有认清它们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才能做到这一点。——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万无一失的方法。但是并非如此，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成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光微粒和热素是归纳法的成果。现在它们在哪里？归纳法告诉我们：一切脊椎动物都有一个分化成脑髓和脊髓的中枢神经系统，脊髓包含在软骨性的或骨性的脊椎中——这种动物就由此而得名。可是文昌鱼185却表明它原来是一种具有未分化的中央神经索并且没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归纳法确认鱼类是一种终生只用鳃呼吸的脊椎动物。可是出现了一些动物，这些动物所具有的鱼的特征差不多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它们除去鳃，还有很发达的肺，并且已证实，每一条鱼的鳔都是潜在的肺。海克尔大胆地应用进化论，才把在这些矛盾中感到很舒服的归纳派解救出来。——假如归纳法真的万无一失，那么有机界的分类中接连发生的变革是从何而来呢？这些变革是归纳法的最独特的产物，然而它们一个推翻另一个。 ［86］ 归纳和分析。在热力学中，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可以说明归纳法没有权利要求充当科学发现的唯一的或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蒸汽机已经最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可以投入热而获得机械运动。10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能更多地证明这一点，而只是越来越迫使物理学家们不得不去解释这一情况。萨迪·卡诺是第一个开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但是他没有用归纳法。他研究了蒸汽机，分析了它，发现蒸汽机中的关键的过程并不是纯粹地出现的，而是被各种各样的次要过程掩盖起来了；于是他略去了这些对主要过程无关紧要的次要情况而设计了一部理想的蒸汽机（或煤气机），的确，这样一部机器就像几何学上的线或面一样是无法制造出来的，但是它以自己的方式起了这些数学抽象所起的同样的作用：它纯粹地、独立地、不失真地表现出这个过程。热的机械当量（见他的函数C的含义）[319]，对他来说已近在眼前，只是因为他相信热素而未能发现它和看清它。这也是错误的理论造成损害的证明。[320] ［12］ 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一旦被观察到，先前对同一类事实采用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从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说明方式——最初仅仅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排除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以纯粹的形态形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材料去纯化到足以形成定律为止，那就等于要在此以前使运用思维的研究，而那样以来，就永远都不会形成什么定律了。 对于缺乏逻辑修养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相互排斥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更替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想法：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哈勒和歌德）254。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现象，因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历史学科中（哲学也包括在内）各种理论也是相互排斥的，可是没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观点的最后的形式，就是“自在之物”。第一，关于我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论断（黑格尔《全书》第44节），离开了科学，陷入了幻想。第二，这个论断没有给我们的科学认识增添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如果不能探索事物，那么这些事物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第三，这个论断是纯粹的空话，永远不会被应用。抽象地说，这种论断听起来好像是完全合理的。不过让我们应用一下吧。如果一个动物学家说：“一只狗好像有四条腿，可是我们不知道这只狗实际上是有四百万条腿还是一条也没有”，那么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动物学家呢？如果一个数学家先下定义说，三角形有三条边，然后又说，他不知道三角形是不是有二十五条边；如果他说二乘二好像等于四，那么我们怎样看待这个数学家呢？不过自然科学家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自在之物这个词，只有在跨入哲学时才敢于应用它。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他们对这个词的处理是多么不严肃，而这个词本身是多么没价值。如果他们当真采取严肃的态度，那为什么终究要去研究点什么呢？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16］ 自在之物[321]。黑格尔《逻辑学》第二编第10页（往后还有一整节也是论述这个问题的）255： “怀疑论不允许自己说存在；近代唯心主义〈即康德和费希特〉不允许自己把认识看做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但是，怀疑论同时又允许它的外观有多种多样的规定，或者更恰当的说，它的外观是以世界的整个丰富的多样性为内容。同样，唯心主义的现象〈即唯心主义称为现象的东西〉也把这些多种多样的规定性全部包括在自身之中……所以，这个内容可以不以存在，不以物或自在之物为基础；这个内容对自己来说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它只不过从存在转化为外观而已。” 因此，黑格尔在这里比起现代的自然科学家来，是一个更加坚决得多的唯物主义者。 ［109］ 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康德在思维着的“自我”上面也失败了，他在这个“自我”中同样发现了一个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第5卷第256页及以下几页）。[322] ［100］ 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水在0℃和100℃之间是液体，这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但是要使这个规律成为有效的，就必须有：（1）水，（2）一定的温度，（3）正常压力。月球上没有水，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对这两个天体来说，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气象学的规律也是永恒的，但是，只适用于地球，或者只适用于一个具有地球的大小、密度、星轴倾斜、温度，并且具有由氧和氮的同样混合体构成的大气以及正在蒸发和凝结的同量水蒸气的天体。月球上没有大气，太阳上只有由炽热的金属蒸气构成的大气：所以月球没有气象学，而太阳的气象学则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的整个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都只是适用于地球的。太阳、恒星、星云上的，甚至密度不同的行星上面的电和磁的强度的情况，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元素的化学化合规律，在太阳上由于高温而失去了效力，或者只是在太阳大气层边缘暂时有效，而这些化合物一接近太阳便又分解了。太阳化学正在生成中，而且必然和地球上的化学完全不同，它不是推翻地球上的化学，而是同它毫不相干。在星云上面，也许连65种元素中的那些本身可能也是化合而成的元素都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要谈论对于从星云到人的一切物体都同样适用的普遍的自然规律，那么留给我们的也就只有重力，也许还有能量转化理论的最一般的说法，即通常所说的力学的热理论。但是，如果把这个理论普遍地彻底地应用到一切自然现象上去，那么这个理论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宇宙体系从产生到消逝的过程中相继发生的变化的历史表现，也就是说变成一部历史，在这部历史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规律，即同一普遍运动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起支配作用，从而作为始终具有普遍效力的东西留下来的就只有运动了。 ［125］ 天文学中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被排除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研究再深入下去，这种观点就越来越有合理性。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黑格尔《自然哲学》第157页）。256（整个巨大的太阳只是为小的行星而存在。）对我们来说，除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不可能有别的，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是只适用于地球的并且因而只是相对的就损失了什么。如果人们把这一点看得很严重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停顿下来。对我们来说，只要知道，在相同的情况下，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我们右边或左边比距离太阳还远1000万亿倍的地方，都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这就够了。 ［144］ 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257 耐格里，第12—13页 耐格里先说，我们不能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马上又接着说，这种“绝对差异”在自然界中是不会出现的！（第12页） 第一，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如色彩的浓淡、软硬、寿命的长短等等，而且它们都是可以度量和可以认识的，即使它们是不同质的。 第二，存在着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两种不同的物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的属性上）是共有的，另一些质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还有一些质可能是两种物中的一个所完全没有的。如果我们拿两种极不相同的物——例如一块陨石和一个人——来比较，我们由此得到的共同点便很少，至多只有重量和其他一些一般的物体属性是二者所共有的。但是，介乎这二者之间还有其他自然物和自然过程的一个无限的系列，这些自然物和自然过程使我们有可能把从陨石到人的这个系列充实起来，并指出每一个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在自然联系中的地位，从而认识它们。这是耐格里自己也承认的。 第三，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因此，我们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体验到的属性会是绝对不同的。但是就在这里，这些差异也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而消失。嗅觉和味觉早已被认为是同源的、同属的感觉，它们所感知的属性即使不是同一的，也是同属的。视觉和听觉二者所感知的都是波动。触觉和视觉能很好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根据某物的外形便完全可以预先说出它在触觉上的属性。最后，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的始终是同一个我，而提供这各种不同印象的同样也是同一个物，这些印象表现为这个物的共同的属性，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它。说明这些只有用不同的感官才能感受的不同属性，揭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而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一个总的感官，也不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滋味和气味。 不管我们向哪里看，自然界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质上不同的或绝对不同的领域”。全部混乱都发生于质和量的混乱。根据流行的机械观点，耐格里认为，一切质的差异只有能够归结为量的差异时才能说明（关于这一点，将在其他地方作必要的说明）；或者说，这是由于在他看来质和量是两个绝对不同的范畴。形而上学。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第13页］ 就进入我们认识领域的仅仅是有限的对象这一点而言，上述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命题还须有如下的补充：“从根本上说我们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事实上，一切真实的、寻根究底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出和确定无限，从暂时中找出和确定永久。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一个无限的东西。我们知道：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种现象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还是重复发生过100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而关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谁也没有自然科学家谈得多。因此，当耐格里说，人们由于不愿意只去研究有限的东西，而是把永恒的东西和有限的东西混在一起，于是就把有限的东西弄得神秘莫测，这时他否定的不是自然规律的可认识性，就是自然规律的永恒性。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 但是，这种绝对的认识遇到一个明显的麻烦。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是由各种纯粹的有限性组成的，同样，绝对地认识着的思维的无限性，也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彼此并列和前后相继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的，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出差错，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道路行进，往往当正确的东西碰到鼻子尖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它（普利斯特列258）。因此，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受到双重困难的困扰，并且按其本性来说，只能通过一个无限的渐近的前进过程而实现。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是可以认识的，又是不可以认识的，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耐格里以可笑的方式说出同样的意思：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但是我们确实能认识进入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的一切有限的东西。”［第13页］ 正是进入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的有限的东西以其总和构成无限的东西，因为耐格里正是从这个总和中得出他的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离开这个进入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的有限的东西，他就根本不会有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 （关于恶无限性本身，要在别的地方来谈。） 针对这种无限性研究，说了以下几点：） 1．空间和时间上的“微小领域”。###$$$2．“感觉器官的可能有缺陷的发育”。###$$$3．“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暂时的、变换着的东西，只能认识等级上不同的东西和相对的东西，［因为我们只能把数学概念转用到自然物上，只能根据从自然本身得到的尺度来判断自然物。我们不知道任何无限的东西或永恒的东西，任何固定不变的东西，任何绝对的差异。我们准确地知道一小时、一米、一公斤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力和物质、运动和静止、原因和结果是什么。”［第13页］ 这是老生常谈。先从感性的事物得出抽象，然后又期望从感性上去认识这些抽象，期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主义者深深地陷入经验体验的习惯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置身在感性体验的领域内。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不是实实在在的小时而是其他某种东西，仿佛空间不是实实在在的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的确，据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当然不知道，因为物质本身和运动本身还没有人看到过或以其他方式体验过；只有现实地存在着的各种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或体验到。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本身无非是一切感官可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物质”和“运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因此，只有研究单个的物和单个的运动形式，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我们通过认识单个的物和单个的运动形式，也就相应地认识物质本身和运动本身。因此，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的时候，他不过是说：我们先用我们的头脑从现实世界作出抽象，然后却无法认识我们自己作出的这些抽象，因为它们是思想的事物，而不是感性的事物，而一切认识都是感性的量度！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难处，我们固然能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为还没有人吃过水果本身。259 耐格里断言自然界中也许存在着许多为我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运动形式，这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遁辞，等于取消运动不可创造这个规律，至少对我们的认识来说是这样。要知道，这些运动形式是可以转化为我们能感知的运动的！这样一来，例如，接触电就容易解释了！ ［151］ 关于耐格里。无限的东西的不可理解性。当我们说，物质和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时候，我们是说：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展过程而存在着，即以恶无限性的形式存在着，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就对这个过程理解了所必须理解的一切。最多还有这样的问题：这个过程是同一个东西——在大循环中——的某种永恒的重复呢，还是这个循环有向下的和向上的分支。 ［23］ 恶无限性。真无限性已经被黑格尔正确地设置在充实了的空间和时间中，设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现在整个自然界也融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自然界和历史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在自身中包含了时间的和空间的无限性——恶无限性，但只是作为被扬弃了的、虽是本质的却不是主导的因素。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认识自然界所用不着的。的确，几百万个太阳中只有一个太阳和这个太阳系，才是我们的天文学研究的根本的立足点。就地球上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来说，我们是或多或少地局限于这个小小的地球，而就有机体科学来说，则完全局限于这个地球。但是，这对于现象的实际上无限的多样性和对于认识自然界来说，并没有本质的损害，正如对于历史来说，同样地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局限于比较短促的时间和地球上的一小部分地区，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害。 ［111］ 1．无限的进展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旷的荒野，因为它只表现为同一个东西的永恒的重复：1＋1＋1…… 2．然而在现实中，这个无限的进展过程并不是重复，而是发展、前进或后退，因而成为必然的运动形式。撇开这个过程不是无限的这一点不说，因为现在已经可以预见到地球生存时期的终结。但地球也并不就是整个宇宙。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的时间上的历史是排除任何发展的，否则自然界就不是精神的自我外在了。但是在人类历史中，黑格尔承认无限的进展过程是“精神”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形式，只不过他幻想这个发展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黑格尔哲学的确立。 3．还有无限的认识：事物在进展中所没有的无限，在循环中却有了260（量，第259页，天文学）261。这样，运动形式变换的规律便是无限的、自我闭合的规律。但是这样的无限性又被有限性所纠缠，只是一段段地出现的。也是如此。262 [298]参看海涅《论告发者。〈沙龙〉第三部序言》。——编者注 [299]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黑格尔全集》第5卷1841年柏林版第2版第2部分第3章。——编者注 [300]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黑格尔全集》第5卷1841年柏林版第2版第3部分第1章。——编者注 [301]鲁·克劳修斯《力学的热理论》1876年不伦瑞克第2版第1卷，该书第87—88页谈到“正的热量和负的热量”。——编者注 [302]“两个主要的对立”是指同一和差异，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恩格斯后来加进去的。——编者注 [303]恩格斯在此处页边写着：“至于物种进化，就更不用说了。”——编者注 [304]指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编者注 [305]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斯宾诺莎：实体是自身原因，这恰当地表现了相互作用。243——编者注 [306]可能指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54节以及《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第3部分第3章第3节，这两处谈到相互作用问题。——编者注 [307]参看威·罗·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编者注 [308]“posthoc，ergopropterhoc”（在此之后，所以是因此），这一说法表示一种仅仅根据一个现象发生在另一个现象之后便作出两个现象有因果联系的不合理推论。——编者注 [309]参看约·威·德雷帕《欧洲智力发展史》（两卷集）1864年伦敦版。——编者注 [310]意即：如果我能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么就等于证明它们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编者注 [311]黑格尔《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黑格尔全集》第3卷）1841年柏林第2版。——编者注。 [312]恩格斯的一只狗的名字。——编者注 [313]恩格斯在本段页边上写着：“以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学，如果没有分析的对立极即综合，就什么也不是了。”——编者注 [314]参看海·亥姆霍兹《视觉理论的新进步》，载于《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第1—98页。——编者注 [315]黑格尔《逻辑学》第3册《概念论》（《黑格尔全集》第5卷）1841年柏林第2版。——编者注 [316]指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编者注 [317]参看亨·阿·尼科尔《动物学手册》1870年伦敦版第1卷第187—188、240—244页以及1870年爱丁堡—伦敦版第2卷第375—377页。——编者注 [318]恩格斯在本段页边上写着：“归纳和演绎。海克尔《创造史》第76—77页、推理分为归纳和演绎两极！”——编者注 [319]见本卷第504页——编者注 [320]参看萨·卡诺《关于火的动力和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1824年巴黎版。——编者注 [321]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参看《全书》第1部第252页。”这是指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24节说明和附释。——编者注 [322]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黑格尔全集》第5卷）1841年柏林第2版第3部分第2章。——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自然辩证法——［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自然辩证法 ［95］ ［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 哲学和自然科学］ ［163］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200] 这部著作决不是由于“内心冲动”而产生的。恰恰相反，我的朋友李卜克内西可以为我作证：他曾经费了多少力气才说服我对杜林先生的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评析。我既然决心这样做，就不得不把这种被宣称为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理论同这一体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舍此别无选择。因此，我只好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开始陆续发表在莱比锡的《前进报》上，现汇集成书，献给读者。 对于一种大肆自我吹嘘却根本不值一提的体系作出这个对象本身所要求的详尽批判，可以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这种批判使我有可能在不同领域中正面阐发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我根本不想以另一个体系来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不过也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所考察的材料的极其多样化而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哲学体系，特别是自然哲学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无数新体系，就更不用说了。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买主对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每个人都可以著书立说来谈论任何东西，而“科学自由”[269]恰恰就是人们可以著书立说来谈论自己从未学过的东西，而且标榜这是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经济学、历史编纂学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讲台和论坛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粗浅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品一样，只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品一起在费城陈列出来3。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自从有了杜林先生的范例以后，近来也十分热衷于高超的胡说；只有实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才很少为这种高超的胡说所迷惑，而在一个除了自然科学以外目前几乎普遍患病的国家里，这再一次证明我们的工人阶级具有非常健康的本性。 耐格里在他向慕尼黑自然科学家大会所作的演说中曾谈到人的认识永远不具有全知的性质167，他这样说显然还不知道杜林先生的贡献。这些贡献迫使我也跟随其后进入一系列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我顶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行动。这特别是指自然科学各个部门而言，在这些部门中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认为，一个“门外汉”想发表意见未免不大谦虚。不过微耳和先生给了我几分勇气，这位先生也在慕尼黑发表了看法，并在另外的地方作了更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每个自然科学家在本身的专业之外也只是一个半通5，不客气地说是一个门外汉。既然一位这样的专家可以而且不得不常常不揣冒昧地涉及邻近的领域，既然在这些领域中他在表达上的笨拙之处和些许不确切之处可以得到有关专家的谅解，那我也就敢于放手来引用某些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作为我的一般理论观点的例证，并且可以指望得到同样的谅解。[270]现今的自然科学家，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关心理论上的一般结论，同样，每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也不可抗拒地被迫接受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这里出现了某种相辅相成现象。如果说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半通，那么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在理论的领域中，在迄今为止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实际上也同样是半通。 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同样也迫切需要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于是，自然科学便进入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271]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直到现在仍是激烈争辩的领域。而辩证法直到今天也只有两位思想家曾作过较仔细的研究，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然而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其次，认识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认识不同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各种见解，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认识可以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要提出的理论提供一种尺度。然而，在理论自然科学中，往往非常明显地显露出对哲学史缺乏认识。哲学上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并且在哲学界中往往早已被抛弃的一些命题，在理论自然科学家那里却常常作为崭新的知识而出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时髦。力学的热理论以新的论据支持了能量守恒原理，并使这一原理重新受到重视，这无疑是它的一个重大成就；但是，如果物理学家先生们还能记起，这一原理早就由笛卡儿提出过，那么它还能以某种绝对全新的东西的面貌出现吗？自从物理学和化学再一次几乎专门从事于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必然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但是，甚至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对这种哲学所作的研究也是何等肤浅！例如，凯库勒指出（《化学的目的和成就》），原子论哲学的创始者不是留基伯，而是德谟克利特，并且断言，道尔顿最先假定了不同质的元素原子的存在。并且最先认定不同元素具有各自特有的不同重量。可是，我们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作（第10卷第43—44和61节）中可以看到：伊壁鸠鲁早已认定原子不仅在大小上和形态上不相同，而且在重量上也不相同，也就是说，他早就按照自己的方式认识了原子量和原子体积。 1848年这一年在德国一事无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发生了全面的转折。这个民族由于热衷于实际，一方面初步建立起大工业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为德国自然科学此后所经历的、由巡回传教士和漫画人物福格特、毕希纳等等所揭开的巨大跃进奠定了基础，于是民族坚决摒弃了在柏林老年黑格尔派中陷入困境的德国古典哲学。柏林的老年黑格尔派确实应该遭到这样的命运。但是，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可是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同黑格尔派一起抛进大海·因而又无可奈何地陷入旧的形而上学。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起来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尔后甚至是哈特曼的迎合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在大学里，各种各样的折衷主义互相展开竞争，不过在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这就是它们全都是由过时哲学的十足的残渣拼凑而成的，并且全部同样地是形而上学的。在古典哲学的各种残余中，只有某种新康德主义得以幸存，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终结论就是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下来的部分。最终的结果就是理论思维现在处处表现出杂乱无章。 现在几乎没有一本理论自然科学著作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自然科学家们自己就感觉到，这种杂乱无章多么严重地左右着他们，并且现今流行的所谓哲学又决不可能使他们找到出路。在这里，既然没有别的出路，既然无法找到明晰思路，也就只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向辩证思维复归。 这种复归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实现。它可以仅仅通过自然科学的发现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不会甘于再被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但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步履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克服大量额外的阻碍。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已在进行中，特别在生物学中是如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较为仔细地研究一下辩证哲学在历史上有过的各种形态，那么上述过程可以大大缩短。在这些形态中，有两种形态对现代的自然科学可以格外有益。 第一种是希腊哲学。在这种哲学中，辩证思维还以原始的朴素的形式出现，还没有受到令人迷醉的障碍[272]的干扰，而这些障碍是17和18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为自己设置的，并且由此就堵塞了自己从认识个别到认识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在希腊人那里——正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做整体，从总体上来进行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的联系还没有从细节上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在希腊人那里是直观的结果。这正是希腊哲学的缺陷所在，由于这种缺陷，它后来不得不向其他的观点让步。然而这也正是希腊哲学要比它以后的所有形而上学对手更高明之处。如果说，形而上学同希腊人相比在细节上是正确的，那么，希腊人同形而上学相比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上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不得不一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上来的原因之一，这个民族的无所不包的才能和活动使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享有任何其他民族都不能企求的地位。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成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这种见解已经越来越被接受。有的自然科学家一方面把希腊哲学的残篇如原子论当做永恒真理来看待，另一方面以希腊人缺少经验自然科学为理由而对他们采取培根式的高傲的蔑视态度，这样的自然科学家越来越少了。但愿上述见解再前进一步，能促使人们对希腊哲学真正有所认识。 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这里已经有了开头，因为即使把刚才提到的新康德主义除外，回到康德去又重新成为时髦。自从人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首创者以来，他在自然科学家当中重新获得了应有的荣誉。这两个假说就是先前曾归功于拉普拉斯的太阳系起源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受到阻碍的理论。没有这两个假说，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简直就不能前进一步。但是，自从黑格尔著作中已提出一个虽然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阐发的、却无所不包的辩证法纲要以后，要向康德学习辩证法，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和收效甚微的事情。 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错误的出发点和柏林黑格尔派的无可救药的堕落而对“自然哲学”采取的反对态度，得到了随心所欲的表现，并且演变成了纯粹的谩骂；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在有理论上的需要时又被流行的折衷主义的形而上学置于完全无援的境地。而在这以后，也许才有可能在自然科学家面前重新提起黑格尔的名字，而不致引发那种使杜林先生出尽洋相的舞蹈病。 首先要明确的是，这里的问题决不是要捍卫黑格尔的出发点：精神、思维、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这种出发点已经被费尔巴哈摒弃了。在下述这一点上我们大家都是一致的：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273]，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构想出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这些联系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 同样，也谈不上保持黑格尔体系的独断的内容，而这一内容正是柏林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随着唯心主义出发点的垮台，建筑在这一出发点上的体系，特别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就垮台了。但是要记住，自然科学上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在对黑格尔有大致正确理解的范围内，仅仅针对以下两点：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而任意编造体系。 去除这一切之后，剩下的就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274]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成功，以致德国现代的经济学派只是由于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袭马克思（还常常抄袭错），才胜过了庸俗的自由贸易派150。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像在他的体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① 可是，在自然科学本身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理论，它们把真实的关系弄颠倒了，把映象当做了原型，因而这些理论同样需要倒置过来。这样的理论常常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盛行。在差不多两个世纪内，热一直不是被看做普通物质的一种运动形式，而是被看做一种特殊的神秘的物质，就是这种情况，而力学的热理论完成了这种倒置。尽管如此，热素说占统治地位的物理学却发现了关于热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定律，特别是傅立叶和萨迪•卡诺201为一些正确的见解开辟了道路，而这些见解不过是把其先驱所发现的定律倒置过来，翻译成自己的语言。[275]同样，在化学中，燃素说179经过上百年的实验工作才提供了一些材料，而拉瓦锡利用这种材料才在普利斯特列提取出来的氧气中发现了想象中的燃素的实在对立物，从而推翻了全部燃素说。但是燃素说的实验成果决不因此就被抛弃。正好相反。这些成果依然存在，只不过其表述被颠倒过来，从燃素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行的化学语言，因此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 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正像热素说同力学的热理论的关系一样，正像燃素说同拉瓦锡的理论的关系一样。 ［162］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202 深入大众意识的辩证法有一个古老的命题：两极相联。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在寻找幻想、轻信和迷信的极端表现时，如果不是面向像德国自然哲学那样竭力把客观世界嵌入自己主观思维框子内的自然科学派别，而是面向与此相反的派别，即一味吹捧经验、极端蔑视思维而实际上思想极度贫乏的派别，我们就不至于犯什么错误。后一个学派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它的始祖，备受称颂的弗兰西斯·培根就已经渴望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能够付诸应用，并首先做到：延年益寿，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返老还童，改形换貌，易身变体，创造新种，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他抱怨这种研究无人问津，他在他的自然史中开出了制取黄金和创造种种奇迹的正式的丹方203。同样，伊萨克·牛顿在晚年也热衷于注释《约翰启示录》204。因此，难怪近年来以几个远非最差的人物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看来竟不可救药地迷恋于从美国输入的招魂术和降神术。 属于这一行列的第一位自然科学家，是功勋卓著的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此人曾和达尔文同时提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发生变异的理论。他在1875年由伦敦白恩士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里面说，他在自然知识的这个分支中的最初经验是在1844年开始取得的，那时他听到斯宾塞·霍尔先生关于麦斯默术205的讲演，因此他在他的学生身上作了同样的实验。 “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并且有热心〈ardour〉进行研究。”［第119页］ 他不仅使人进入催眠状态并发生四肢僵硬和局部丧失知觉的现象，而且也证实了加尔颅骨图206的正确，因为在触摸任何一个加尔器官的时候，相应的活动就在已受催眠的人身上发生，并以灵活的动作按规定演示出来。其次，他断言，他的被催眠者只要被他触摸一下，就会产生催眠者的一切感觉；他只要把一杯水说成白兰地酒，就可以让被催眠者喝得酩酊大醉。他能使一个年轻人甚至在清醒的时候糊涂得忘记自己的姓名，然而这是其他教员不用麦斯默术也可以办到的。如此等等。 1843—1844年冬季，我也适逢其会在曼彻斯特见到了这位斯宾塞·霍尔先生。他是一个很普通的江湖术士，在几个教士的赞助下在国内跑来跑去，用一个少女作催眠颅相学的表演，借以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明灵魂不死，证明当时欧文主义者在各大城市中所宣传的唯物主义毫无价值。少女被催眠后，催眠者只要摸一摸她的颅骨上的任何一个加尔器官，她就像演戏一样做出各种表示相应器官活动的动作和姿势；例如，摸一下爱孩子（philoprogenitiveness）的器官，她就爱抚和亲吻所幻想的婴孩，如此等等。此外，这位堂堂的霍尔还用一个新的巴拉塔里亚岛207丰富了加尔的颅骨地理学：他在颅骨顶上发现了一个敬神的器官，只要摸一摸这里，他的那位受了催眠的小姐就跪下去，把双手合在一起，并且在惊讶的庸人观众面前做出一副虔敬地祈祷的天使的样子。表演到此结束并达到高潮。上帝的存在得到了证明。 我和我的一个熟人也同华莱士先生一样，对这些现象颇感兴趣，并且想试一下，我们能在什么程度上再现这些现象。我们选择了一个12岁的活泼的男孩来做对象。安详的凝视或轻柔的抚摩就轻而易举地使他进入催眠状态。但是，因为我们对这套把戏不像华莱士先生那样虔诚，那样热心，所以我们也就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除了很容易产生的肌肉僵硬和丧失知觉状态以外，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意志完全被动而感觉又异常过敏的状态。被催眠者一旦由于任何外部刺激而从昏睡中醒过来，他就显得比清醒的时候更活跃得多。被催眠者同催眠者没有任何神秘的感应关系；任何其他的人都同样可以很容易地使被催眠者动作起来。让加尔颅骨器官起作用，在我们看来是太容易了；我们的花样还更多：我们不仅能使这些器官互相置换，把它们配置在整个身体的任何地方，而且还能造出不拘数目的其他器官，如唱歌、吹口哨、吹笛、跳舞、拳击、缝纫、补鞋、抽烟等等的器官，这些器官我们希望安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华莱士用水使他的被催眠者酩酊大醉，而我们却在大脚趾上发现了醉酒的器官，只要摸它一下，被催眠者就会演出最妙的喝醉酒的滑稽戏。但是十分清楚：如果不使被催眠者明白人们希望他做些什么，那么任何器官都不能显示任何作用。这个小孩经过实际练习很快便熟练到这样的程度：只要多少有一点暗示就够了。这样造成的器官只要不用同样的方法加以改变，对于以后的催眠是永远有效的。这个被催眠者也就有双重的记忆，一种是清醒时的记忆，另一种是催眠状态中的完全独立的记忆。至于说到意志的被动性，说到对第三者的意志的绝对服从，只要我们不忘记整个状态是在被催眠者的意志服从催眠者的意志的情况下开始的，而且没有这种服从就形成不了这种状态，那么这种被动性，这种绝对服从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只要被催眠者同催眠者开个玩笑，那就连世界上最有魔力的催眠术家也无计可施了。 这样，我们不过随便怀疑了一下，便发现了催眠颅相学的江湖骗术的老底，这是一系列与清醒状态时的现象多半只有程度差异的、无须作任何神秘主义解释的现象，而华莱士先生的热心（ardour）却使他一再地欺骗自己，靠了这种自我欺骗去在各种细节上证实加尔颅骨图，确认催眠者和被催眠者之间的神秘的感应关系[276]。在华莱士先生的天真得有些稚气的谈话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所关心的并不是探究这种江湖骗术的真相，而是不惜任何代价去再现所有的现象。只要有了这种心态，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刚入门的研究者靠简便易行的自我欺骗变成一位行家。华莱士先生终于相信了催眠颅相学的奇迹，这时他已经有一只脚踏进神灵世界中去了。 到1865年，他的另一只脚也跟着踏进去了。当他在热带地方旅行了12年回来以后，桌子跳舞的降神术实验促使他加入了各种“神媒”的团体。他进步得多么快，他对这套把戏掌握得多么纯熟，上述小册子就可以证明。他希望我们不仅要当真相信霍姆、达文波特兄弟以及其他看来多少是为了钱并且大多一再暴露出骗子面目的“神媒”们的一切所谓的奇迹，而且要当真相信许多从很古的时候起就被信以为真的神灵故事。希腊神托所的女占卜者、中世纪的女巫便都是“神媒”，而扬布利柯在他的《论预言》中已经十分确切地描绘了 “现代唯灵论中最令人惊异的现象”［第229页］。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表明，华莱士先生对于这些奇迹在科学上的确证是处理得何等轻率。如果有人要我们相信神灵会让人给它们照相，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奢望，而我们在认定这种神灵照片是真实的以前，当然有权要求以最真实可信的方式对它们加以证明。但华莱士先生在第187页上说：1872年3月，主神媒古皮太太（父姓为尼科尔斯）跟她的丈夫和小儿子在诺丁山[277]的赫德森先生那里一起照了相，而在两张不同的照片上都看得出她背后有一个身材高高的女人的形象，优雅地（finely）披着白纱，面貌略带东方韵味，摆出祝福的姿势。 “所以，在这里，两件事中必有一件是绝对确实的[278]。要不是眼前有一个活生生的、聪敏的、然而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物，就是古皮先生夫妇、摄影师和某一第四者筹划了一桩卑劣的（wicked）骗局，而且一直隐瞒着这一骗局。但是我非常了解古皮先生夫妇，所以我绝对相信：他们像自然科学领域中任何真挚的真理探求者一样，是不会干这种骗人的勾当的。”［第188页］ 这样看来，要么是骗人的勾当，要么是神灵的照片。对极了。如果是骗人的勾当，那么，不是神灵早已印在照片底版上，就是有四个人参与其事，或者有三个人参与其事，如果我们把活到84岁于1875年1月去世的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的或易受愚弄的古皮老先生撇开不谈的话（只要把他送到作为背景的屏风后面就行了）。一位摄影师要替神灵找个“模特儿”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我们对此无须多费唇舌。但是摄影师赫德森不久就因一贯伪造神灵照片而被公开检举，而华莱士先生却安慰人们说： “有一件事情是明白的：如果发生了骗人的勾当，那立刻就会被唯灵论者自己看破的。”［第189页］ 这也就是说，摄影师也不大可信了。剩下的是古皮太太，而对她，我们的朋友华莱士表示“绝对相信”，此外再没有别的。再没有别的吗？决不是这样。表明古皮太太的绝对可靠的，还有她自己的如下说法：1871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中从汉伯里山公园她的家里，由空中被摄到兰布斯·康第特街69号——两地的直线距离是三英里——并且被弄到上述69号房子中正在举行降神仪式的一张桌子上。房门是关着的，虽然古皮太太是一个极肥胖的伦敦女人（这的确很重要），可是她突然闯到屋里来，在门上或天花板上连个小小的窟窿都没有留下来（1871年6月8日伦敦《回声报》上的报道）。现在谁还不相信神灵照片是真的，那真是不可救药了。 英国自然科学家中的第二位著名的行家，是威廉·克鲁克斯先生，化学元素铊的发现者和辐射计（在德国也叫做光转车辐射计）的发明者。208克鲁克斯先生大约从1871年起开始研究唯灵论者的表演，为了这个目的应用了许多物理学仪器和力学仪器，如弹簧秤、电池等等。他是否带来了主要的仪器，即一颗抱怀疑态度的有批判力的头脑，他是否使这颗头脑始终保持工作能力，我们是会看到的。无论如何，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克鲁克斯先生就像华莱士先生一样完全被俘虏了。华莱士叙述道： “几年的工夫，一个年轻的女人，弗洛伦斯·库克小姐，就显示出值得注意的神媒的特性，而且最近已经登峰造极，化成一个肯定是来自神灵世界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赤着脚，披着飘洒的白色长袍，而这时神媒却穿着深色的衣服，被捆缚着，沉睡在一间密室〈cabinet〉邻室里”［第181页］。 这个神灵自称凯蒂，看起来非常像库克小姐。一天晚上，沃尔克曼先生，古皮太太现在的丈夫，突然拦腰把它抱住，紧紧搂住不放，看它到底是不是库克小姐的化身。这个神灵显示出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它竭力反抗，观众们来干预，瓦斯灯被熄灭，撕扯了一阵以后，重新安静下来，屋子里点起了灯，这时神灵已经不见了，而库克小姐仍然被捆着，不省人事地躺在原来的角落里。但是，据说沃尔克曼先生直到现在还坚持认为，他抱住的是库克小姐而不是别人。为了从科学上来确证这件事情，一位著名的电学家瓦利先生作了一次新的实验，把电池的电流通到神媒库克小姐身上，使得她不切断电流就不能扮演神灵的角色。然而神灵还是出现了。所以它的确是和库克小姐不同的存在物。而进一步确证这件事情便是克鲁克斯先生的任务。他第一步是要取得这位神灵小姐的信任。 这种信任，如他自己在1874年6月5日的《灵学家报》中所说的，“逐渐加深，直到除非由我来安排，不然她就拒绝降神。她说她希望我一直在她近旁，就在内室的隔壁；我发现，在这种信任已经建立而且她确信我决不致对她食言以后，各种现象的表现程度大大加强了，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证据也如意地得到了。她常常和我商量参加降神仪式的人以及他们的席位，因为她最近变得非常不安〈nervous〉，原因是她感到有人曾不怀好意地向她暗示，除了使用其他的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外，有人可能使用武力”。[279] 这位神灵小姐对这种既亲切又科学的信任给了最充分的回报。她甚至出现——现在这使我们不会再感到吃惊——在克鲁克斯先生家里，和他的孩子们玩耍，给他们讲“她在印度冒险的趣闻”，向克鲁克斯先生讲述“她过去生活中的一些痛苦的经历”，让他拥抱她，好让他相信她的结结实实的物质性，并让他察看她每分钟的脉搏次数和呼吸次数，最后她自己还和克鲁克斯先生并排照相。华莱士先生说： “这个形象在人们看见她，摸到她，给她照相，并且和她谈话以后，就从一个小屋子里面绝对地消失了，这个小屋子除了通往挤满观众的隔壁一间屋子，是没有其他出口的。”［第183页］ 假若观众们十分有礼貌，信任发生事情的房子的主人克鲁克斯先生，就像克鲁克斯先生信任神灵一样，这也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把戏了。 可惜这些“完全被证实了的现象”，甚至在唯灵论者看来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相信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十分相信唯灵论的沃尔克曼先生怎样采取了非常物质的突然下手的办法。现在又有一个教士，“不列颠全国灵学家协会”委员，也出席了库克小姐的降神仪式，而且毫无困难地发现：神灵从门进到里面并在里面消失的那间屋子，是有第二道门通往外界的。当时也在场的克鲁克斯先生的举动，“使我原以为这些表演中也许有点什么玩意儿的信念受到了最后的致命打击”（查·莫里斯·戴维斯牧师《神秘的伦敦》，伦敦廷斯利兄弟出版社版）。此外，人们怎样使“凯蒂们”“现身”的事，在美国也真相大白了。有一对姓霍姆斯的夫妇在费城举行表演，当时也出现了一个“凯蒂”，她得到信徒们丰富的馈赠。但是，这位凯蒂有一次竟因为报酬不够多而罢了工，这就引起一个怀疑者下决心非要探查出她的踪迹不可；他发现她住在一个boardinghouse（公寓）里，是一个毫无可疑问有血有肉的年轻女人，占有了赠送给神灵的一切礼物。 同时，欧洲大陆也有自己的科学界的降神者。彼得堡的一个学术团体——我不大清楚是大学或者甚至是研究院——曾委托枢密官阿克萨柯夫和化学家布特列罗夫探究降神现象，但似乎并没有多少结果。209另一方面——如果可以相信唯灵论者的喧嚣的声明——德国现在也推出自己的唯灵论者，这就是莱比锡教授策尔纳先生。 大家知道，策尔纳先生多年来埋头研究空间的“第四维”，发现在三维空间里不可能出现的许多事情，在四维空间里却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四维空间里，一个全封闭的金属球，不在上面钻一个孔，就可以像翻手套一样地翻过来；同样，在一条两端各无尽头或两端都被系住的线上可以打结，两个相互分离的闭合的圆环，不锯开其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套在一起，还有许多这一类的把戏。根据神灵世界最近传来的捷报，策尔纳教授先生曾请求一个或几个神媒帮助他确定第四维空间中的各种细节。结果据说是惊人的。他把自己的手臂架在椅子的扶手上，而手掌按在桌子上不动，降神仪式一开始，椅子的扶手就和他的手臂套在一起了；一条两端用火漆固定在桌子上的线，竟在中间打了四个结，如此等等。一句话，神灵是可以极其容易地完成第四维空间的一切奇迹的。但是必须注意：我是在转述别人的说法。我不能保证这个神灵通报的正确性，如果它有什么不确实的地方，策尔纳先生应当感谢我给他提供了一个更正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个通报不是虚假地报道策尔纳先生的经历，那么这些经历显然会在神灵科学和数学方面开辟一个新纪元。神灵证明第四维空间的存在，而第四维空间则为神灵的存在作担保。而这一点一经发现，便给科学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对于第四维和更高维的空间的数学来说，对于待在这种高维空间中的神灵们的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来说，过去的全部数学和自然科学都不过是一种预备科目罢了。克鲁克斯先生不是已经在科学上确证桌子和其他家具在移动到——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第四维空间的过程中会损失多少重量，而华莱士先生不是也声称他已经证明在第四维空间中火不会伤害人体吗！现在甚至已经有神体生理学了！神灵们会呼吸，有脉搏，这就是说，他们有肺脏、心脏和循环器官，因而在身体的其他器官方面至少是和我们一样齐全的。因为要呼吸就要有碳水化合物在肺里被转化，而这些碳水化合物又只能由外界供给，于是要有胃、肠及其附属器官，而这一切一经确定，其余的就毫无困难地都跟着有了。但是这些器官的存在就使得神灵们有生病的可能，这样一来，微耳和先生也许就不得不写一部神灵世界的细胞病理学了。而因为这些神灵大多是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除了她们的超凡的美丽，她们和世间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完完全全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用不了多久她们就会出现在“爱上她们的男人”[280]的身边；而且，既然克鲁克斯先生通过脉搏已经断定，她们“并不缺少女性的心”，所以对于自然选择来说，也同样会出现一个第四维空间，在那个空间里，再也用不着担心人们会把自然选择和万恶的社会民主主义混淆起来。210 够了。这里已经看得一清二楚，究竟什么是从自然科学走向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这并不是过度滋蔓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蔑视一切理论、怀疑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证明神灵存在的并不是那种先验的必然性，而是华莱士先生、克鲁克斯先生之流的经验的观察。既然我们相信克鲁克斯利用光谱分析进行的观察（铊这种金属就是由此发现的），或者相信华莱士在马来群岛所获得的动物学上的丰富的发现，人们就要求我们同样去相信这两位研究者在唯灵论方面的经验和发现。而如果我们认为，在这里毕竟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即前一种发现可以验证，而后一种却不能，那么降神者就会反驳我们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乐于给我们提供机会来验证这些神灵现象的。 实际上，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对一切理论思维尽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自古就为人们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贯彻到底，必然走向原出发点的反面。所以，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 数学方面的情形也一样。平庸的形而上学的数学家，都十分高傲地夸耀他们的科学成果是绝对无法推翻的。但是这些成果也包括虚数在内，从而这些虚数也就带有某种实在性。如果我们已习惯于给 <![if!vml]><![endif]>或第四维硬加上我们的头脑以外的某种实在性，那么我们是否再前进一步，承认神媒的神灵世界，这也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了。这正如凯特勒谈到德林格尔时所说的： “这个人一生中曾为那么多的谬论作辩护，就连教皇永无谬误140的说法他也真能接受了！” 事实上，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唯灵论者的。第一，那些“高级的”现象，只有当有关的“研究者”已经着迷到像克鲁克斯自己天真无比地描绘的那样，只能看到他应看到或他想看到的东西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第二，唯灵论者并不在乎成百件的所谓事实被揭露为骗局，成打的所谓神媒被揭露为下流的江湖骗子。只要所谓的奇迹还没有被逐一揭穿，唯灵论者就仍然有足够的活动地盘，华莱士在伪造神灵照片的事件中就一清二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伪造物的存在，正好证明了真实物的真实。 这样，经验要摆脱降神者的纠缠，就不得不借助于理论的思考，而不再靠经验性的实验；用赫胥黎的话说： “我认为从证明唯灵论是真理这件事当中所能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给反对自杀提供一个新论据。与其死后借每举行一次降神仪式赚一个基尼[281]的神媒的嘴巴说一大堆废话，还不如活着做清道夫好。”211 ［札记和片断］ ［1］ 毕希纳212 这一派别的产生。德国哲学消融于唯物主义。对科学的控制被排除了。庸俗的唯物主义通俗化者一哄而起，他们的唯物主义据说要弥补科学的贫乏。盛行于资产阶级德国和官方德国科学极度衰落的时代——1850—1860年。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那。相互的保险。——由于达尔文主义变为时髦并被这些先生们立即借用而引起的新的活跃。 人们本来可以听其自然，让他们从事自己的虽然狭隘但尚可称道的职业，即教给德国庸人以无神论等等。但是，第一，他们对那些毕竟给德国带来荣誉的哲学家大肆谩骂（文句尚待引证）[282]，第二，他们妄图把他们的自然理论应用于社会并用来改良社会主义。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注意他们了。 第一，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做了些什么呢？引证。 第二，转变，第170—171页。这个突然出现的黑格尔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214向辩证法的过渡。——两个哲学派别：主张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主张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后一派证明：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现象和本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经分析证明，一极已经作为核内的东西存在于另一极之中，到达一定点一极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这些前进着的对立中展开的。——这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为各种范畴在他那里表现为预先存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的辩证法表现为这些范畴的单纯的反照。实际上恰恰相反：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即自然界和历史的各种运动形式的反映。到上一世纪末，甚至到1830年，自然科学家靠旧的形而上学差不多还能应付过去，因为真正的科学当时还没有越出力学——地球上的力学和宇宙的力学的范围。尽管如此，高等数学已经带来了混乱，因为高等数学把初等数学的永恒真理看做已经被摒弃的观点，常常作出相反的论断，提出一些在初等数学家看来纯属谬论的命题。固定的范畴在这里消融了，数学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在这里即使很简单的关系，如纯粹抽象的量之间的关系、恶无限性，都采取了完全辩证的形态，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愿又不自觉地成为辩证的数学家。数学家们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为了调和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为了弄清楚在他们面前表现为不可否认的结果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纯属荒诞无稽的东西，以及为了合理地说明以无限为研究对象的数学的出发点、方法和成果所采用的隐晦说法、无聊诡计和应急手法，是再滑稽可笑不过了。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化学——原子论。物理学的抽象的可分性——恶无限性。生理学——细胞（由分化而发生的个体和种的有机发展过程，是对合理的辩证法的最令人信服的验证）。最后，各种自然力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转化，这种转化使范畴的一切固定性都终结了。尽管如此，大批自然科学家仍然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范畴之内，在必须合理地解释这些可以说在自然界中证实了辩证法的最新事实并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束手无策了。在这里就不能不靠思维：原子和分子等等是不能用显微镜来观察的，只能用思维来把握。看看那些化学家（肖莱马例外，他懂得黑格尔）以及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在那里最终不得不用笼统的空话来掩盖这种束手无策。脱掉神秘主义外衣的辩证法成为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因为自然科学已经离开这样的领域，在那里，固定不变的范畴，犹如逻辑的初等数学，足以供日常使用。哲学因自然科学抛弃了它而对自然科学事后进行了报复。而自然科学家本来可以从哲学家的自然科学成就中看到：在这全部哲学中隐藏着某种即使在自然科学家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的东西（莱布尼茨——以无限为研究对象的数学的创始人215，和他比较起来，归纳法的蠢驴牛顿216是个剽窃者和破坏者；康德——拉普拉斯以前的天体起源理论；奥肯——在德国采纳进化论的第一个人；黑格尔——他对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概括和合理的分类是超过一切唯物主义胡说的伟大成就）。 ［9］ 关于毕希纳妄图从生存斗争出发来非难社会主义和经济学：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9页）论制鞋217。 关于政治和社会主义：曾经为世界所期待的知性（第11页）218。 彼此相外、彼此并列和彼此相继。黑格尔《全书》第35页！作为对感性、表象的规定[283]。 黑格尔《全书》第40页。自然现象[284]——但毕希纳不假思索，只是照抄，所以是不必要的。 第42页。梭伦“从自己头脑中产生出”自己的法律[285]——毕希纳可以为现代社会做同样的事情。 第45页。形而上学——关于事物的科学[286]——不是关于运动的科学。 第53页。一说到经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219 第56页。人类个体和历史之间的对应关系220＝胚胎学和古生物学之间的对应关系。 ［193］ 《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221 ［50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根本没有突破他们的老师们[287]的这些局限。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反对信仰世界创造主的新论据；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事情决不是进一步发展理论。唯心主义由于1848年革命受到了沉重打击，而唯物主义在它的这一更新了的形态下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承担责任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本身混淆起来。 但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经验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极其辉煌的成果，从而不仅有可能完全克服18世纪机械论的片面性，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由于证实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个研究领域（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之间的联系，而从经验科学变成了理论科学，并且由于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又转化成唯物主义的自然认识体系。气体力学；新创立的有机化学，它从无机物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所谓有机化合物，从而扫除了这类化合物的不可捉摸性质的最后残余，1818年创立的科学的胚胎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动植物比较解剖学——这一切领域提供了前所未闻的新材料。但是，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三大发现。 第一是由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罗伯特·迈尔、焦耳和柯尔丁）而使能的转化得到证实。自然界中无数的起作用的原因，过去一直被看做某种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存在物，即所谓力——机械力、热、放射（光和辐射热）、电、磁、化学化合力和分解力，现在全都被证明是同一种能（即运动）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存在方式；我们不仅可以证明，这种能在自然界中不断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且甚至可以在实验室中和在工业中实现这种转化，使某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总是相当于这一或另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例如，我们可以用千克米表示热量单位，又用热量单位来表示若干单位的或任何量的电能或化学能，反过来也可以；我们同样可以把一个活的机体所消耗的和所获得的能量测量出来，并且用任何单位，例如用热量单位表示出来。自然界中一切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哲学的论断，而是一个自然科学的事实了。 第二个发现——在时间上更早一些——是施旺和施莱登发现有机细胞，发现它是这样一种单位：一切机体，除最低级的以外，都是从这种细胞的繁殖和分化中产生和生长起来的。有了这个发现，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不仅是比较解剖学和比较生理学，还有胚胎学——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机体的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已被归结为某种遵循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共有的同一规律所发生的过程。 但是还剩下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如果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植物和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是按照细胞分裂规律各自从一个细胞中生长起来，那么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何而来呢？解答这个问题的，是第三个大发现，即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和建立起来的进化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多少变化，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对问题的解答已经十分令人满意了。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序列，在大的基本点上被证实了；这样一来，不仅有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为认识人类精神的前史，为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结构的、但有感受刺激能力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直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不了解这个前史，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 有了这三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被归之于自然的原因。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还得去做：说明生命是怎样从无机自然中产生的。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上，这也就是要从无机物中制造出蛋白体来。化学正向完成这个任务日益接近，虽然距离还远。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维勒在1828年才由无机物制成第一种有机物——尿素，而现在以人工方法不使用任何有机物就能制成无数所谓有机化合物，那么我们就不会让化学在蛋白质这一难关面前停步不前。到目前为止，化学已经能够制出它确切知道其成分的每一种有机物。一旦蛋白体的化合成分被弄清楚，化学就能着手制造活的蛋白质。但是，要求化学在今天或明天就完成自然界本身在个别天体的极为有利的环境下经过千百万年才完成的事情，这就等于要求创造奇迹。 这样，同前一世纪比较起来，唯物主义自然观现在已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牢固的基础上了。那时，只是对于天体和地球上的固体在重力的影响下所发生的运动有相当详尽的了解；差不多整个化学领域和整个有机界仍然是没有被理解的秘密。现在，整个自然界是作为至少在大的基本点上已得到解释和理解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当然，唯物主义自然观只是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质朴地理解自然界，不添加任何外来的东西，所以这种自然观在希腊哲学家中间原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存在了两千多年，所以，即使要返回到不言而喻的东西上去，也要比初看起来困难些。因为问题决不是要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对它们进行批判，要把那些在错误的、但对于那个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内获得的成果，从这种暂时的形式中剥取出来。而这是多么困难，许许多多的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证明，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那门科学中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本门科学以外不仅是唯心主义者，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自然科学的所有这些划时代的进步，都在费尔巴哈那里擦肩而过，基本上没有触动他。这与其说是他的过错，不如说应归咎于当时德国的可悲的环境，由于这种环境，大学教席都被毫无头脑的折衷主义的小识小见之徒占据了，而比这些人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与世隔绝的乡间过着孤寂的农民式的生活222。于是出现这种情况：他在谈到自然界时，不得不说一些美文学的空话，虽然附带也作出个别的天才的概括。例如，他说： “生命当然不是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一般说来不是某一个别的自然力或自然现象的产物，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却把生命归结为这种产物；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288] 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这和下面这一情况一点也不矛盾：蛋白质，作为生命的唯一的独立的载体，是在自然界的全部联系所提供的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然而恰好是作为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而产生的。[289]费尔巴哈围绕着思维和思维器官大脑的关系问题而沉溺在一连串毫无结果的和来回兜圈子的思辨之中，沉溺在施达克乐于步他后尘的这个领域之中，这也应当归咎于这种孤寂的生活。 够了，费尔巴哈反对的是唯物主义这个名称223。这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他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在自然领域中他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在人类［……］领域中［……］[290] ［56］ 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不理睬哲学或辱骂哲学，就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思维便不能前进，而且要思维就得有思维规定，而这些范畴是他们从所谓有教养者的那种受早已过时的哲学残渣支配的一般意识中盲目地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的哲学课的零星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片断的，而且是分属于极不相同的和多半是最蹩脚的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杂烩）中取来的，或是从不加批判而又毫无系统地阅读的各种哲学著作中取来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同样做了哲学的奴隶，而且遗憾的是大多做了最蹩脚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对哲学家辱骂得最厉害的人恰好成了最蹩脚的哲学家的最蹩脚的庸俗残渣的奴隶。 ［97］ 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 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上。224 自然科学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 ［180］ 正如傅立叶是一首数学的诗，而且还在起作用225，黑格尔是一首辩证法的诗。 ［27］ 荒谬的多孔性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各种虚假的物质，热素等等，处在它们彼此的许多细孔中，然而却不能相互渗透），被黑格尔描写为纯粹的知性的虚构（《全书》第1部第259页，并见《逻辑学》）。[291] ［152］ 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05—206页，有一段针对当时物理学见解提出的关于原子量的预言，还有认为原子和分子是由思维决定的思维规定的预言。[292] ［149］ 如果说黑格尔把自然界看做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而且这是一大罪过，那么，关于形态学家理查·欧文我们又该怎样说呢，他曾经写道： “原型观念远在那些现在实际体现这种观念的动物种属存在之前，就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现在这个行星上了。“（《论肢体的本性》1849年版）[293] 如果一个神秘主义者的自然科学家说了这些话，而且是毫无所指，那么这是可以听其自便的；可是，如果一个哲学家说了同样的话，并有所指，虽然用的是颠倒的形式但实质上却指的是真实的东西，那么这就是神秘主义和前所未闻的罪过了。 ［190］ 霍夫曼（《霍亨索伦王朝庇护下的化学研究工作一百年》）引证自然哲学。引文出自真正的黑格尔派所不承认的美文学家罗生克兰茨的著作。让自然哲学对罗生克兰茨负责，就像霍夫曼认为霍亨索伦王朝对马格拉夫发现甜菜糖有功一样荒唐。226 ［156］ 理论和经验：牛顿在理论上确定了地球是扁圆的。很久以后，卡西尼家族227及其他几个法国人还在根据他们的实际测量断言：地球是椭圆的，并且以极轴为最长。 ［129］ 黑格尔靠纯粹的思想构建光和色的理论，这样一来就堕入了庸人们通常经历的最粗陋的经验中去了（虽然也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弄清楚），例如，他举出画家的色彩混合来反对牛顿（第314页下端）。[294] ［122］ 如果读一下例如托·汤姆生关于电学的著作[295]，就会看到经验主义者藐视希腊人的一个特别的例证，书中表明，像戴维以及甚至像法拉第这样一些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电火花等等），而他们所做的实验使人不禁想起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关于物理化学现象的叙述。这些经验主义者正是在这门新科学中完全重蹈了古代人盲目摸索的覆辙。天才的法拉第在什么地方走上正确的道路，庸人汤姆生就必定在什么地方加以反对（第397页）。 ［42］ 在奥肯那里（海克尔，第85页及以下几页[296]），可以看到从自然哲学和哲学间的二元论中所产生出来的荒谬言论。奥肯通过思维途径发现原生质和细胞，但是没有人想到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据说思维就能完成这件事！而当原生质和细胞被发现之后，奥肯就名声扫地了。 ［40］ 自然科学家的思维：阿加西斯的造物谱，根据这个图谱，上帝是从一般的东西进而造出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首先造出脊椎动物本身，然后造出哺乳动物本身，食肉动物本身，猫科本身，最后才造出狮子等等），这就是说首先造出关于具体事物形态的抽象概念，然后再造出具体事物！（见海克尔，第59页） ［44］ 上帝在信仰上帝的自然科学家那里的遭遇，比在任何地方都要糟糕。唯物主义者只去说明事物，是不理睬这套废话的。只有当那些纠缠不休的教徒们想把上帝强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考虑这件事，并且作出简单的回答，或者像拉普拉斯那样说：“陛下，我不……”228，或者更粗鲁一些，以荷兰商人经常用来打发硬把次货塞给他们的德国行商们的方式说：“我用不着那路货色”，并且这样就把问题了结了。而上帝在他的保卫者那里竟要忍受何等遭遇啊！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历史中，上帝在他的保卫者那里的遭遇，就像耶拿会战35中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他的文官武将那里的遭遇一样。在科学的推进下，一支又一支部队放下武器，一座又一座堡垒投降，直到最后，自然界无穷无尽的领域全都被科学征服，不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牛顿还把“第一推动”留给上帝，但是不允许他对自己的太阳系进行别的任何干预。神父赛奇虽然履行教规中的全部礼仪来恭维上帝，但是并不因此就变得手软些，他把上帝完全逐出了太阳系，而只允许后者在原始星云上还能作出某种“创造行动”。在一切领域中，情况都是如此。在生物学中，上帝的最后的伟大的唐·吉诃德，即阿加西斯，甚至要求他去做十足荒唐的事情：他不仅应当创造实在的动物，而且还应当创造抽象的动物，即创造鱼本身！最后，丁铎尔完全禁止上帝进入自然界，把他放逐到情感世界中去，而他之所以还允许上帝存在，只是因为对这一切事物（自然界）总得有个什么人能比约翰·丁铎尔知道得更多些！[297]229这和旧的上帝——天和地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没有他连一根头发也不能从头上掉下来——相距不知有多远！ 丁铎尔的情感上的需要什么也证明不了。格里厄骑士确实有爱恋和占有曼侬·列斯戈的情感上的需要，而后者一次又一次地出卖她自己和他；为了取悦于她，他做了骗子和王八。如果丁铎尔要责备她，他会回答说：这是出于“情感上的需要”！ ［6］ 赛奇和教皇。 ［185］ 仅仅用在某物上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算该物的价值，这在我看来是愚蠢的。 菲力浦·泡利曾这样说过。 1882年5月17日。 [269]恩格斯在这里借用了鲁·微耳和的《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这一书名中的说法。——编者注 [270]本手稿从开头到此处为止这一部分，恩格斯从上到下划了直线，表示他在《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中已经利用过了。——编者注 [271]手稿中这一句和前面一句都用铅笔划掉了。——编者注 [272]参看海涅《新春集》1831年版诗序。——编者注 [273]手稿中接着删掉一句话：“我们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在这方面甚至比自然科学家走得还远得多，因为我们也……”——编者注 [274]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2页。——编者注 [275]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卡诺函数C的倒数＝绝对温度。此函数不倒置过来，毫无用处。”——编者注 [276]如前所述，被催眠者是通过练习而熟练起来的。因此，当意志的服从变成习惯以后，两个当事者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某些个别现象会越来越强化，甚至在清醒状态中也有微弱的反映，这是完全可能的。 [277]注释：诺丁山是伦敦西城的一个区。——编者注 [278]原文是“Here,thenoneoftwothingsareabsolutelycertain”。神灵世界是超越于语法的。有一次，一位喜欢开玩笑的人让神媒把语法家林德利·默里的灵魂召来。问他来了没有，他回答道：“Iare”［我来了］（美国人的说法，不说“Iam”）。这位神媒是在美国出生的。 [279]见威·克鲁克斯《“凯蒂·金”的最后出现》，载于1874年6月5日《灵家学报》第23号。——编者注 [280]莫扎特《魔笛》第1幕第14场帕米纳和巴巴盖诺的二重唱。——编者注 [281]基尼是英国从前的一种金币，合21先令。——编者注 [282]毕希纳把这些哲学家仅仅看做独断主义者，其实他本人正是宣扬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浅薄滥调的独断主义者；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背弃了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曾谈到他们）的精神和运动，就像尼古拉背弃了伏尔泰的精神一样。莱辛提到的“死狗斯宾诺莎”（［黑格尔］《全书》序言第19页）213。 [283]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20节说明。——编者注 [284]同上，第21节附释。——编者注 [285]同上，第22节附释。——编者注 [286]同上，第24节。——编者注 [287]指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编者注 [288]见《费尔巴哈全集》1876年莱比锡第3版第3卷第331页。——编者注 [289]手稿中删去一句话：“如果费尔巴哈生活在一个容许他哪怕只是皮毛地研究自然科学发展的环境中，那么他无论如何不会说化学过程是某一个别的自然力的作用。”——编者注 [290]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初稿第19页到此为止，这句话的后半句在下一页上，但是这一页没有找到，根据正式发表的该著第二章的内容推测，这句话可能是：“在人类历史的领域中，他是唯心主义者。”——编者注 [291]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30节说明；《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第2部分第1章关于物质的多孔性的注释。——编者注 [292]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03节附释。——编者注 [293]理·欧文《论肢体的本性》1849年伦敦版第86页。——编者注 [294]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320节附释。——编者注 [295]托·汤姆生《热学和电学概论》1840年伦敦第2版。——编者注 [296]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编者注 [297]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上帝＝我不知；但是无知并不是论据（斯宾诺莎）61。——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自然辩证法——［历史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自然辩证法 ［历史导论］ ［57］ ［历史］ [243] 现代自然科学——它同希腊人的天才的直觉和阿拉伯人的零散的无联系的研究比较起来，是唯一可以称得上科学的自然科学——发端于市民等级摧毁封建主义的那个伟大时代。那个时代，在市民和封建贵族间的斗争背景下出现了造反的农民，而在农民后面则出现了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他们已经手持红旗，高喊共产主义了173；那个时代，在欧洲建立起了大君主国，摧毁了教皇的精神独裁，重新展现了希腊的古代，同时展现了新时代的最高度的艺术发展，打破了旧世界的界限，并且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地球。 这是地球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场最伟大的革命。自然科学在这场革命中也生机勃勃，它是彻底革命的，它和意大利伟大人物174的觉醒的现代哲学携手并进，并使自己的寻道者被送到火刑场和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同天主教徒一道竞相迫害他们，前者烧死了塞尔维特，后者烧死了乔尔丹诺·布鲁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学识、精神和性格方面的巨人。这个时代，法国人正确地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新教的欧洲则片面狭隘的称之为宗教改革。 自然科学在当时也有自己的独立宣言175，诚然，宣言并不是一开头就发布的，正如路德并不是第一个新教徒一样。哥白尼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推出伟大的著作，犹如路德在宗教领域内焚毁教谕；哥白尼在他的著作中虽然还有些胆怯，但经过36年的踌躇之后，可以说是在临终之际向教会的迷信提出了挑战。176从此以后，自然研究基本上从宗教下面解放出来了，尽管彻底弄清各种细节的工作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解决。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这种发展可以说同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仿佛要向世界表明，对于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即对于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规律。 近代自然科学的第一个时期——在无极界的领域内——是以牛顿告结束的。这是一个掌握已有材料的时期，他在数学、力学和天文学、静力学和动力学的领域中获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点尤其要归功于开普勒和伽利略，牛顿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但是在有机界的领域内，却没有超出最初的阶段。对历史地相继出现和依次取代的生命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变化着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当时还不存在。那时，自然界根本不被看做某种历史地发展着的、在时间上具有自己的历史的东西；人们注意的仅仅是自然界在空间的广延性；各种不同的形态不是前后相继地而只是彼此并列地被组合在一起；博物学被认为适用于一切时代，就像行星的椭圆形轨道被认为适用于一切时代一样，对于有机物的所有进一步的研究，还缺乏两个首要的基础：化学以及关于有机物的主要结构即细胞的知识。开初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面对着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世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并且直到世界末日，一切都仍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保守的自然观无论在无机界中还是在有机界中［……］[244] 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植物生理学治疗学 力学化学古生物学动物生物学诊断学 数学矿物学解剖学 第一个突破口：康德和拉普拉斯。第二个突破口：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赖尔，缓慢的进化。第三个突破口：有机化学，它制造出有机体，表明化学定律适用于有生命体。第四个突破口：1842年，力学的热理论，格罗夫。第五个突破口：拉马克，细胞等等，达尔文（斗争，居维叶和阿加西斯）。第六个突破口：解剖学、气候学（等温线）、动物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洪堡）[245]中的比较的要素（18世纪中叶以来的科学考察旅行），材料的收集整理。形态学（胚胎学，贝尔）[246]。 旧的目的论被抛弃了，但这时有一种信念牢固地确立了：物质在其永恒的循环中是按照规律运动的，这些规律在一定的阶段上——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必然在有机体中产生出思维着的精神。 动物的正常生存条件，是在它们当时所生活和所适应的环境中现成具有的；而人一旦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正常生存条件却从来就不是现成具有的，这种条件只是由以后的历史的发展造成的。人是唯一能够挣脱纯粹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状态，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 ［98］ ［导言］ 现代的自然研究不同于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也不同于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都无果而终的发现，它是唯一得到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发展的自然研究——现代的自然研究同整个近代史一样，发端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根据我们当时所遭遇的民族不幸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16世纪，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这个时代是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王权依靠市民摧毁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当市民和贵族还在互相争斗时，德国农民战争就预告了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把起义的农民引上了舞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且在农民之后，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也引上了舞台，他们手持红旗，高喊财产公有的要求。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稿，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进入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旧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则构成现代大工业的起点。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日耳曼语族各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同时，在罗曼语族各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开朗的自由思想，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没有市民局限性。相反，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那种勇于冒险的时代特征。那时，几乎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莱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又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加以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178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而分工所产生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几乎全都置身于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意气奋发，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他们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自然研究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因为它必须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自然研究同开创了近代哲学的意大利伟大人物携手并进，并使自己的殉道者被送到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由的自然研究方面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则只是满足于直截了当地烧死乔尔丹诺•布鲁诺。 自然研究通过一个革命行动宣布了自己的独立，仿佛重演了路德焚烧教谕的行为，这个革命行动就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247]，他用这本著作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提出了挑战，虽然他当时还有些胆怯，而且可以说直到临终之际才采取了这一行动。从此自然研究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彼此间一些不同主张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很有力量，可以说同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这种发展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 在自然科学的这一刚刚开始的最初时期，主要工作是掌握现有的材料。在大多数领域中必须完全从头做起。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的力学，和它靠近并且为它服务的，是一些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已臻完成。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立了；主要由笛卡儿确立了解析几何，耐普尔确立了对数，莱布尼茨，也许还有牛顿确立了微积分。固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彻底弄清楚了。最后，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角度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甚至离这种初步的完成还很远。液体和气体的力学只是在这个时期末才有了更多的研究[248]。如果把光学当做例外，那么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在当时还没有超出最初的阶段，而光学取得例外的进步是由于天文学的实践需要。化学刚刚借助燃素说179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地质学还没有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因此古生物学还完全不可能存在。最后，在生物学领域内，人们主要还是从事搜集和初步整理大量的材料，不仅是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材料，而且还有解剖学和本来意义上的生理学的材料。至于对各种生命形态的相互比较，对它们的地理分布以及对它们在气候学等方面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则还几乎谈不上。在这里，只有植物学和动物学由于林耐而接近完成。 然而，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总观点，其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它在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行星及其卫星，一旦由于神秘的“第一推动”而运动起来，它们便依照预定的椭圆轨道旋转下去，永不停息，或者一直旋转到万物的末日。恒星永远固定不动地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凭着“万有引力”而互相保持这种位置。地球亘古以来或者从它被创造的那天起（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就一成不变地总是保持原来的样子。现在的“五大洲”早就存在着，它们始终有同样的山岭、山谷和河流，同样的气候，同样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而这些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只有经过人手才发生变化或移植。植物和动物的种，一旦形成便永远固定下来，原来是什么样，所产生的东西仍是什么样，而当林耐承认通过杂交有时可能育出新种的时候，这已经是作出很大的让步了。与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不同，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着。自然界中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开初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面对着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仍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 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在以观念形式把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大大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世界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是某种一下子就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解释的外来的推动作为最后的原因。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引被当做物质的本质特性，那么开初造成行星轨道的未经说明的切线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植物和动物的无数的种是如何产生的呢？而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些问题，自然科学往往只能以万物的创造者对此负责来回答。哥白尼在这一时期之初向神学下了挑战书；牛顿却以神的第一推动这一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这时的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关于自然界的安排的合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当时的哲学博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并把细节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 我把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也算入这个时期，因为除了上面所叙述的，再也没有其他的自然科学材料可供他们利用。康德的划时代的著作对于他们依然是一个秘密，而拉普拉斯在他们以后很久才出现。26我们不要忘记：这种陈旧的自然观，虽然由于科学的进步而显得漏洞百出，但是它仍然统治了19世纪的整个上半叶[249]，并且一直到现在，所有学校里主要还在讲授它。[250] 在这种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突破口的，不是一位自然研究家，而是一位哲学家。1755年，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出版。关于第一推动的问题被排除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时间的进程中生成的东西。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思维并不像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180这个警告中那样表现出厌恶，那么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从而避免无穷无尽的弯路，省去在错误方向上浪费的无法估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地球是某种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和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它不仅在空间中必然有并列的历史，而且在时间上也必然有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当时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么自然科学现在就会大大超过它目前的水平。但是哲学能够产生什么成果呢？康德的著作没有产生直接的成果，直到很多年以后拉普拉斯和赫歇尔才充实了这部著作的内容，并且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因此才使“星云假说”逐渐受人重视。进一步的一些发现使它终于获得了胜利；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恒星的自行；宇宙空间中具有阻抗的介质得到证实；宇宙物质的化学同一性以及康德所假定的炽热星云团的存在通过光谱分析得到证明[251]。 但是，如果这个逐渐被认识到的观点，即关于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的观点，没有从其他方面得到支持，那么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是否会这样快地意识到变化着的地球竟承载着不变的有机体这样一个矛盾，那倒是值得怀疑的。地质学产生了，它不仅揭示了相继形成的和逐次累积起来的地层，而且指出了这些地层中保存着已经灭绝的动物的甲壳和骨骼，以及已经不再出现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人们不得不下决心承认：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现今的表面以及在这一表面上生存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这种承认最初是相当勉强的。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变革的理论181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这种理论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取代了上帝的一次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杠杆。最初把知性带进地质学的是赖尔，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所产生的渐进作用，取代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起而引起的突然变革。[252] 赖尔的理论，与以前的一切理论相比，同有机物种不变这个假设更加不能相容。地球表面和各种生存条件的逐渐改变，直接导致有机体的逐渐改变和它们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导致物种的变异性。但传统不仅在天主教教会中是一种势力，而且在自然科学中也是一种势力。赖尔本人许多年来一直没有看到这个矛盾，他的学生们就更没有看到。这只有用当时在自然科学中流行的分工来说明，这种分工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只有少数人没有被它夺走纵览全局的眼力。 这期间物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成果由三个不同的人在自然研究的这一部门的划时代的一年即1842年中几乎同时作出概括。迈尔在海尔布隆182，焦耳在曼彻斯特183，都证明了从热到机械力和从机械力到热的转化。热的机械当量的确定，使这个结果成为无可置疑的。同时，格罗夫184——不是职业的自然科学家，而是英国的一名律师——通过单纯地整理物理学上已经取得的各种成果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会损失任何力。这样，他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补充证明了笛卡儿的原理：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因此，各种特殊的物理力，也可以说是物理学上的各个不变的“种”，就变成形形色色的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律互相转化的物质运动形式。种种物理力的存在的偶然性，从科学中被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已经得到证明。物理学和以前的天文学一样，获得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必然表明：运动着的物质的永恒循环是最终的结论。 从拉瓦锡以后，特别是从道尔顿以后，化学的惊人迅速的发展从另一方面向旧的自然观进行了攻击。由于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过去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就证明了适用于无机物的化学定律对有机物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把康德还认为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平了。 最后，在生物学研究的领域中，特别是由于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系统地进行的科学考察旅行，由于生活在当地的专家对世界各大洲的欧洲殖民地的更精确的考察，此外还由于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尤其是从系统地应用显微镜和发现细胞以来的进步，已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使得运用比较的方法成为可能，同时也成为必要[253]。一方面，由于有了比较自然地理学，查明了各种不同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对各种不同的有机体按照它们的同类器官相互进行了比较，不仅就它们的成熟状态，而且就它们的一切发展阶段进行了比较。这种研究越是深刻和精确，那种固定不变的有机界的僵硬系统就越是一触即溃。不仅动物和植物的单个的种之间的界线无可挽回地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冒出了像文昌鱼和南美肺鱼185这样一些使以往的一切分类方法遭到嘲弄的动物[254]；最后，甚至发现了说不清是属于植物界还是动物界的有机体。古生物学档案中的空白越来越多地被填补起来了，甚至最顽固的分子也被迫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单个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信服的一致，承认有一条阿莉阿德尼线，它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越来越深地陷进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康德攻击太阳系的永恒性的同时，即在1759年，卡·弗·沃尔费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187但是这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100年以后，即1859年，才由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255]，几乎同时还发现，以前被说成是一切有机体的最后构成成分的原生质和细胞，原来是独立生存着的最低级的有机形式。因此，不仅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鸿沟缩减到最小限度，而且机体种源说过去遇到的一个最根本的困难也被排除了。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46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逝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只有这样一个本质的差别：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在我们这里则是以实验为依据的严格科学的研究的结果，因而其形式更加明确得多。当然，对这种循环的经验证明并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但是这些缺陷与已经确立的东西相比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会一年一年地得到弥补。如果我们想到科学的最主要的部门——超出行星范围的天文学、化学、地质学——作为科学而存在还不足100年，生理学的比较方法作为科学而存在还不足50年，而几乎一切生命发展的基本形式即细胞被发现还不到40年，那么这种证明在细节上怎么会没有缺陷呢！[256] 从旋转的、炽热的气团中（它们的运动规律也许要经过几个世纪的观察弄清了恒星的自行以后才能揭示出来），经过收缩和冷却，发展出了以银河最外端的星环为界限的我们的宇宙岛的无数个太阳和太阳系。这一发展显然不是到处都具有同样的速度。在我们的星系中，黑暗的、不仅仅是行星的天体的存在，即熄灭了的太阳的存在，越来越迫使天文学予以承认（梅特勒）；另一方面，属于我们这一星系的（依据赛奇的观点）还有一部分气状星云，它们是还没有形成的太阳；这并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另一些星云如梅特勒所认为的，是一些遥远的独立宇宙岛，这些宇宙岛的相对发展阶段要用分光镜才能确定。188 拉普拉斯以一种至今尚未被超越的方法详细地证明了一个太阳系是如何从一个单独的气团中发展起来的；以后的科学越来越证实了他的说法。 在这样形成的各个天体——太阳以及行星和卫星上，最初是我们称为热的那种物质运动形式占优势。甚至在今天太阳还具有的那种温度下，也是谈不上元素的化合物的；对太阳的进一步的观察将会表明，在这种场合下热会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电和磁；在太阳上发生的机械运动不过是由于热和重力发生冲突而造成的，这在现在几乎已成定论。 单个的天体越小，冷却得越快。首先冷却的是卫星、小行星和流星，正如我们的月球早已死寂一样。行星冷却较慢，而最慢的是中心天体。 随着进一步的冷却，相互转化的物理运动形式的交替就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点，从这一点起，化学新和性开始起作用，以前化学上的没有区分的元素现在彼此在化学上区分开来，获得了化学性质，相互发生化合作用。这些化合作用随着温度的下降（这不仅对每一种元素，而且对元素的每一种化合作用都产生不同的影响），随着一部分气态物质由于温度下降先变成液态，然后又变成固态，随着这样造成的新条件，而不断地变换。 当行星有了一层硬壳而且在其表面上有了积水的时候，行星固有的热同中心天体传递给它的热相比就开始越来越处于次要地位。它的大气层变成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气象现象的活动场所，它的表面成为地质变化的场所，在这些地质变化中，大气层的沉降物所起的沉积作用，同来自炽热而流动的地球内核的慢慢减弱的外张作用相比越来越占有优势。 最后，一旦温度降低到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再超过能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那么在具备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活的原生质。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直到现在连蛋白质的化学式都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化学上不同的蛋白体究竟有多少，而且只是在大约十年前才认识到，完全无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消化、排泄、运动、收缩、对刺激的反应、繁殖。 也许经过了多少万年，才形成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没有形态的蛋白质由于形成核和膜而得以产生第一个细胞。而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也就有了整个有机界的形态发展的基础；我们根据古生物学档案的完整类比材料可以假定，最初发展出来的是无数种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其中只有加拿大假原生物189留传了下来；在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逐渐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则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了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在这些脊椎动物中，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的身躯的肢体，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而人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和主要是借助于手。甚至蒸汽机这一直到现在仍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正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但是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取得某些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条件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自然规律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起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是部分地借助于手而相应地发展起来，那么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对它们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那也是不自觉和不自愿的。相反，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甚至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据优势，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这种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即人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外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期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适得其反，那么情况就不能不是这样。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100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同胞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但是，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注定要灭亡[257]。也许经过多少亿年，多少万代生了又死；但是这样一个时期会无情地到来，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不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那时人们越来越聚集在赤道周围，最终连在那里也不再能够找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渐渐地消失，而地球，一个像月球一样死寂的冰冻的球体，将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越来越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转，最后就落到太阳上面。有的行星遭到这种命运比地球早些，有的比地球晚些；代替配置得和谐的、光明的、温暖的太阳系的，只是一个寒冷的、死去的球体，它在宇宙空间里循着自己的孤寂的轨道运行着。像我们的太阳系一样，我们的宇宙岛的其他一切星系或早或迟地都要遭到这样的命运，无数其他的宇宙岛的星系都是如此，还有这样一些星系，它们发出的光在地球上还有活人的眼能接受时将不会达到地球，甚至连这样一些星系也要遭到同样的命运。 但是，当这样一个太阳系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并且遭受一切有限物的命运，即死亡的时候，以后又会怎样呢？太阳的遗骸是否将永远作为遗骸在无限的空间里继续运转，而一切以前曾无限多样地分化了的自然力，是否将永远变成引力这样一种运动形式？ “或者”，如赛奇问道（第810页），“在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些力，它们能使死了的星系恢复到最初的炽热的星云状态，重新唤起它的新的生命？我们不知道。”[258]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像知道2×2＝4或物质引力的增减取决于距离的平方一样。但是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我们往往不得不运用还不完全清楚的数量去进行计算，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去补救有缺陷的知识；理论自然科学把它的自然观尽可能地加工为一个和谐地整体，如今甚至连最没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离开理论自然科学也寸步难行。现在，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离开这个原理它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但是物质的运动不仅仅是粗糙的机械运动、单纯的位置移动，它也是热和光、电压和磁压、化学的化合和分解、生命乃至意识。有人说，物质在其整个无限悠久的存在中仅仅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与其永恒相比只是极短的时间内，才有可能使自身的运动发生分化，从而展示这种运动的全部多样性，而在此以前和以后则永远局限于单纯的位置移动，这样说就等于宣称物质是会死亡的，而运动是短暂的。运动的不灭性不能仅仅从量上，而且还必须从质上去理解；一种物质的纯粹机械的位置移动即使有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转化为热、电、化学作用、生命，但是这种物质如果不能从自身中产生这些条件，那么这样的物质就丧失了运动；一种运动如果失去了转化为它所能有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能力，那么即使它还具有潜在力，但是不再具有活动力了，因而它部分地被消灭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宇宙岛的物质把如此大量的运动——究竟是何种运动，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转化成了热，以致（依据梅特勒的说法）从中可能产生了至少包括了2000万颗星的诸太阳系，而这些太阳系的逐渐死寂同样是不容置疑的。这个转化是怎样进行的呢？关于我们的太阳系的将来的遗骸[259]是否总是重新变为新的太阳系的原料，我们和赛奇神父一样，一无所知。在这里，我们要么必须求助于造物主，要么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结论：形成我们的宇宙岛的太阳系的炽热原料，是按自然的途径，即通过运动的转化产生出来的，而这种转化是运动着的物质天然具有的，因而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由物质再生产出来，尽管这种再生产要到亿万年之后才或多或少偶然地发生，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偶然中包含着必然性。 这种转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得到承认。现在人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诸天体的最终命运是互相碰在一起。人们甚至已经计算这种碰撞必然产生的热量。天文学所报道的新星的突然闪现和已知旧星的同样突然的亮度增加，用这种碰撞最容易说明。同时，不仅我们的行星群绕着太阳运动，我们的太阳在我们的宇宙岛内运动，而且我们的整个宇宙岛也在宇宙空间中不断运动，和其余的宇宙岛处于暂时的相对的平衡中；因为连自由浮动的物体的相对平衡也只有在相互制约的运动中才能存在；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宇宙空间中的温度不是到处都一样的。最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宇宙岛的无数个太阳的热，除了极小的一部分以外，都消失在空间里，甚至不能把宇宙的温度提高百万分之一摄氏度。这全部巨大的热量变成了什么呢？它是不是永远用于为宇宙空间供暖的尝试，是不是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只在理论上仍然存在于宇宙空间的温度已上升百亿分之一度或更低度数这一事实中？这个假定否认了运动的不灭性；它认可这样一种可能：由于诸天体不断地相互碰在一起，一切现存的机械运动都变为热，而且这种热将发散到宇宙空间中去，因此尽管存在“力的不灭性”，一切运动还是会停下来（在这里顺便可以看出，用力的不灭性这个说法替代运动的不灭性这个说法，这是多么错误）。于是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发散到宇宙空间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某个时候自然研究的课题）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因此，阻碍已死的太阳重新转化为炽热气团的主要困难便消除了。 此外，诸天体在无限时间内永恒重复的先后相继，不过是无数天体在无限空间内同时并存的逻辑补充——这一原理的必然性，甚至德雷帕的反理论的美国人头脑也不得不承认了。[260] 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完成其轨道所经历的时间用我们的地球年是无法量度的，在这个循环中，最高发展的时间，即有机生命的时间，尤其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然界意识的人的生命的时间，如同生命和自我意识的活动空间一样，是极为有限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每一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了永恒变化着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的规律以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了。但是，不论这个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经常地和如何无情地完成着，不论有多少亿个太阳和地球产生和灭亡，不论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在一个太阳系内而且只在一个行星上形成有机生命的条件，不论有多么多的数也数不尽的有机物必定先产生和灭亡，然后具有能思维的脑子的动物才从它们中间发展出来，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找到适于生存的条件，而后又被残酷地毁灭。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仍永远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札记和片断］ ［87］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分的循序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数学也开始发展。——后来，在农业的某一阶段上和在某些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型建筑物的出现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有了力学。不久，力学又成为航海和战争的需要。——力学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它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可见，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在整个古代，本来意义的科学研究只限于这三个部门，而在后古典时期190才有了精确的和系统的研究（亚历山大里亚学派191、阿基米德等）。在头脑中几乎还没有区分开来的物理学和化学（元素论，还没有化学元素的概念）中，在植物学、动物学、人体和动物解剖学中，直到那时人们还只会搜集事实和尽可能系统地整理这些事实。生理学一离开最明显的事情（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成了纯粹的猜测；在连血液循环都不知道的时候，也不能不如此。——在这一时期末，化学以炼金术的原始形式出现了。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征讨192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随之出现许多新的事实，有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有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261]可以说，真正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才成为可能。第二，这时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首位。第三，地理上的发现——纯粹是为了营利，因而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而完成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在此以前还见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 这时——撇开早就有的数学、天文学和力学不谈——物理学和化学最终分开了（托里拆利、伽利略——前者依靠工业上的水利工程第一个研究了液体的运动，见克拉克·麦克斯韦）。波义耳使化学确立为科学。哈维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使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动物学和植物学起初一直是从事搜集事实的科学，直到古生物学的出现（居维叶），以及不久以后细胞的发现和有机化学的发展。由此，比较形态学和比较生理学才成为可能，而且从此以后两者才成为真正的科学。在上一世纪末创立了地质学，最近则出现了名称很别扭的所谓人类学，它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向历史过渡的中介。这还要进一步详加研究和阐明。 ［95］ 黑格尔《哲学史》。——希腊哲学（古代人的自然观）。第一卷[262]。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早期的哲学家时说道（《形而上学》第1卷第3章）：他们断言， “有一个东西，万物由它构成，万物最初从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它作为实体（ούσία）永远同一，僅在自己的规定（πάմεδι）中变化，这就是元素（στοιχεῑον），这就是万物的本原（àρχή）。因此他们认为，没有一个物能生成（οüτεγίγνεδմɑιούδέν）或消失，因为物永远保持同一本性”（第198页）。 可见，在这里已经完全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了，它在自己的起始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做不言而愈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比如泰勒斯就在水里去寻找。 西塞罗说： “米利都的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本源，而神则是用水创造出万物的精神。”（《论神之本性》第1章第10节） 黑格尔非常正确地宣称这是西塞罗附加上去的说法，并且补充道： “但是，泰勒斯此外是否还相信神这个问题，在这里与我们并不相干，这里所谈的不是假设、信仰、民间宗教……即使他说神是用水制造万物的造物主，我们也并不因此就对这个本质有更多的认识……这是毫无意义的空话”，（第209页）（［公元前］600年前后） 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泰勒斯是几何学家，他确定了一年是365天，据说他曾预言过一次日蚀，——阿那克西曼德制造过日晷、一种海陆地图（περίετρον）和各种天文仪器。——毕达哥拉斯是数学家。 根据普卢塔克（《席间谈话》第8章第8节）的说法，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人是由鱼变成，是从水中到陆地上来的”（第213页）。在他看来，本原和原始元素是无限的东西，他没有把它规定为（διορίζων）空气或水或其他什么（第欧根尼·拉尔修[263]，第2卷第1节）［第210页］。黑格尔（第215页）正确地把这个无限的东西表达为“未规定的物质”（［公元前］580年前后）。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米尼把空气当做本原和基本元素，认为它是无限的（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1章第10节），而且 “万物产生于空气，又消解于空气”（普卢塔克《伦哲学家的见解》193第1章第3节）。 在这里，空气，呼吸＝精神： “正如我们的灵魂，即空气，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精神（πνεῡμα）和空气也把整个世界结合在一起；精神和空气是同等重要的。”（普卢塔克）［第215—216页］ 灵魂和空气被视为普遍的媒介质（［公元前］555年前后）。 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这些较早的哲学家都设想原初本质是某种物质：空气和水（也许阿那克西曼德设想的是空气和水的某种中间物，后来赫拉克利特设想是火，但是没有一个人设想是土，因为土的成分太复杂（διὰτὴνμεγαέρειαν）。《形而上学》第1卷第8章（第217页）。 关于所有这些人，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正确：他们没有说明运动的起源（第218页及以下几页）。 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40年前后）认为数是基本的本原： “数是万物的本质，就宇宙的规定性来说，它的组织通常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散见第5章） 黑格尔正确地指出： “这种说法是大胆的：它一下子推翻了表象认为是存在的或本质的（真实的）一切东西，根绝了感性的本质”，并且把本质设想为一个思想规定，虽然这个思维规定是很狭隘的和片面的［第237—238页］。 数服从于一定的规律，宇宙也同样服从于一定的规律。这样就第一次表述了宇宙的规律性。人们认为，是毕达哥拉斯把音乐的和谐归结为数学的比例。 同样： “毕达哥拉斯派把火放在中央，而把地球看做沿轨道环绕这个中心天体运行的一颗星。”（亚里士多德《天论》第2章第13节）［第265页］ 但是这火不是太阳；这毕竟是关于地球运行的第一个推测。 黑格尔关于行星系说道： “……对于用来确定［行星间的］距离的和谐率，一切数学至今还不能提供任何根据。经验的数，大家确切地知道了；但是一切看起来都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大家知道了这些距离的大致的规则性，因而侥幸地预想到了火星和木星间还有某些行星，后来果然在那里发现了谷神星、灶神星、智神星等等；但是天文学在这些距离中还没有找到包含着理性、知性的前后一贯的序列。相反，它以轻蔑的态度看待关于这种序列的有规则的叙述；而这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应该放弃的。”（第267页） 虽然古希腊人的整个宇宙观具有素朴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在他们那里已经包藏着后来分裂的种子：早在泰勒斯那里，灵魂就被看做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和肉体不同的东西（比如他认为磁石也有灵魂）；在阿那克西米尼那里，灵魂是空气（正像在《创世纪》中一样）[264]；在毕达哥拉斯那里，灵魂已经是不死的和可移动的，肉体对他说来是纯粹偶然的。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魂又是“以太194的碎片（άπόσπασμααίմέρος）”（第欧根尼·拉尔修，第8卷第26—28节），冷的以太是空气，密集的以太则形成海和湿气［第279—280页］。 亚里士多德又正确地责备毕达哥拉斯派： 用他们的数，“他们并没有说明运动是怎样发生的，没有说明没有运动和变化怎么会有生存和灭亡或天体的状态和活动”（《形而上学》第1卷第8章）［第277页］。 据说毕达哥拉斯派发现启明星和长庚星是同一颗星，发现月球是从太阳取得自己的光。最后，他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律。 “据说毕达哥拉斯发现这个定理的时候，举行了一个百牛大祭……而引人注目的是，他竟这样地快活，以致举行盛宴，把富人和全体人民都邀请了；这番辛苦是值得的。这是精神（认识）的快乐和喜悦——然而牛遭了殃。”（第279页） 埃利亚派。 ［96］ 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195 “留基伯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说，充实和虚空都是元素，并称其中一个为存在，另一个为非存在，也就是说，称充实和坚实〈即原子〉为存在，称虚空和稀薄为非存在。因此，他们还说，存在决不比非存在更多地存在着……这二者作为物质，就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据。有些人认为，有一个唯一的基本实体，其他事物是从这种实体的变化中产生的，……同这些人也一样，他们［即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也同样教导说，差别〈即原子的差别〉是其它事物的原因。他们说，这些差别有三种：形状、次序和位置。……例如，A在形状上与N有区别，AN在次序上与NA有差别，Z在位置上与N有差别。（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4章） 留基伯 “他〈留基博〉第一个提出原子是始基……并且把原子称为元素。他说：无数的天体由元素构成，复又分解成元素。天体是这样产生的：无数多种多样的物体从无限中脱落出来，进入巨大的虚空之中，他们聚拢在一起并形成一个唯一的漩涡，在漩涡的作用下，它们互相碰撞，以多种方式旋转，同者相聚，最后分离开来。他们由于数量巨大而再也不能均衡旋转，于是细小的部分像筛掉似的被抛到外部虚空之中；其余的都聚合在一起，互相黏附，沿同一轨道运行，从而形成最初的球体的整体。”（第欧根尼·拉尔修，第9卷第6章［第30、31节］） 以下是关于伊壁鸠鲁 “原子在不断地运动。往下他说道：它们［原子］也以同等速度运动，因为虚空使其中最轻的能够永远和最重的同样地运转……原子除了形状、体积和重力外，没有其他性质……原子并不具有任意大小的体积，无论如何从来还没有一个原子被视觉观察到。”（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1章第43—44节）“其次，当原子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在虚空中运动时，他们的速度必定是一样快的，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阻挡，重的原子运动的速度不会比小而轻的原子快；同样，小的原子运动的速度也不会比大的原子快，因为他们都有一条自由通行的道路，如果没有任何阻碍的话。”（同上，第61节）###$$$“所以，显然一在所有的种里面都是某种本性，而在任何情况下其本性都不可能只是一。（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9卷第2章）[265] ［157］ 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早在公元前270年就已经提出哥白尼关于地球和太阳的理论了（梅特勒[266]，第44页；沃尔夫[267]，第35—37页）。 德谟克利特已经推测到，银河投给我们的是无数小星的汇合起来的光（沃尔夫，第313页）。 ［89］ 古代世界末期（300年前后）和中世纪末期（1453年）的情况的差别196： （1）地中海沿岸的一条狭长的文明地带——它的分支曾分散地伸向内地并且一直达到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大西洋海岸，因而很容易被来自北方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以及来自东南方的阿拉伯人冲破和击溃，——现在已被连成一片的文明地区取代，这就是整个西欧以及作为前哨阵地的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和匈牙利。 （2）希腊人或罗马人同野蛮人的对立，现在已被六个具有文明语言的文明民族197，（斯堪的纳维亚等民族还不计在内）所取代，所有这些语言都已经很发达，都能参与14世纪盛极一时的文学繁荣，而且同古代末期已经走向衰退和死亡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比较起来，他们保证了文化取得更加多方面的发展。 （3）由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所创立的工业生产和商业获得极大发展；一方面，生产更加完备，更加多样化，规模也更大，另一方面，商业交往更加兴盛，航海从萨克森人、弗里西亚人和诺曼人时代起更加赋予无限的冒险精神，再一方面，各种发明的大量涌现和东方发明的引进，不仅使希腊文献的引进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革命成为可能，并且使他们的影响范围异常广泛而迅速地扩展，此外还提供了大量古代从未见过的、虽然还未系统化的科学事实：磁针、活字印刷、亚麻纸（12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犹太人所使用的；棉纸自10世纪以来就逐渐出现，而在13和14世纪已经传布得更广，莎草纸从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以后就根本不再使用了）、火药、眼镜、机械时计，后者在计时上的和力学上都是一大进步。 （关于发明见№11）[268]。 此外还有旅行所提供的材料（马可波罗198，1272年前后，等等）。 因为有了大学199，普通教育即使还很差，却普及得多了。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兴起和罗马的衰落，古代便完结了。中世纪的终结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否定的否定！ ［90］ 历史——发明 公元前： 灭火唧筒，滴漏计时器，公元前200年前后。石砌路面（罗马）。 羊皮纸，160年前后。 公元后： 莫泽尔河上的水磨，340年前后，在查理大帝时代的德国。 最早的玻璃窗遗迹。安塔基亚的路灯，370年前后。 蚕在550年前后从中国输入希腊。 羽毛笔尖，6世纪。 棉纸在7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纪输入意大利。 法国的水风琴，8世纪。 哈茨山的银矿从10世纪开始开采。 风磨，1000年前后。 阿雷佐的圭多的音符和音阶，1000年前后。 养蚕业传入意大利，1100年前后。 有齿轮的钟——同上。 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年前后。 巴黎的石砌路面，1184年。 佛罗伦萨的眼镜。玻璃镜子。 ┓┃┣┃┛13世纪后半期。 腌制鲱鱼。水闸。 自鸣钟。法国棉纸。 破布造纸，14世纪初叶。 票据——同一世纪的中叶。 德国第一座造纸工场（纽伦堡），1390年。 伦敦的路灯，15世纪初叶。 威尼斯的邮局——同上。 木刻和木版印刷——同上。 铜版雕刻术——同一世纪中叶。 法国的驿游，1464年。 萨克森厄尔士山区的银矿，1471年。 脚踏风琴，1472年发明。 怀表。气枪。火枪枪机——15世纪末叶。 纺车，1530年。 潜水钟罩，1538年。 [243]这篇札记是《导言》（见本卷第465—484页）的初稿。——编者注 [244]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245]指亚·洪堡《宇宙》1845-1862年柏林版第1—5卷。——编者注 [246]这篇札记到此为止的全部正文在手稿中用一条垂直线画掉了，因为恩格斯已在《导言》的第一部分（见本卷第465—476页）中利用过。接下去的两段也部分地用于《导言》的第二部分（见本卷第476—484页），但在手稿中并未划掉。——编者注 [247]尼·哥白尼《天体运行论》1543年纽伦堡版。——编者注 [248]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托里拆利在治理阿尔卑斯山区河流方面的研究。”——编者注 [249]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旧自然观的知识，为把全部自然科学概括为一个整体提供了基础：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还是纯粹机械地进行罗列，后来圣西门和由黑格尔完成的德国自然哲学同时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编者注 [250]有一个人以自己的科学成就提供了排除上述观点的极其重要的材料，可是直到1861年，这个人居然还毫不动摇地相信这种观点，下面这段典型的表述就是证明： “我们的太阳系的所有安排，就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而言，就是为了保持现存的东西，保持其长久不变。正如从远古以来，地球上的任何一种动物，任何一种植物，都没有变得更完美些，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变过样；正如我们在一切有机体中只见到各个阶段彼此并列，而不是前后相继；正如我们本身的种属从躯体方面来看始终是一样的，——同样，甚至同时存在的诸天体的极大的多样性，也并没有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各种形式无非是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正好相反，一切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本身具有同样的完美性。”（梅特勒《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第5版第316页）。 [251]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同样是由康德发现的潮汐对地球自转的阻碍作用现在才被认识。”——-编者注 [252]赖尔的观点的缺陷——至少就这一观点的最初的形式来说——在于，他认为在地球上发生作用的各种力是不变的，在质上和量上都是不变的。地球的冷却对他说来是不存在的；地球不是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着，而只是以杂乱无章的、偶然的方式变化着。 [253]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胚胎学”。——-编者注 [254]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一角鱼。同样，始祖鸟等等186。——-编者注 [255]达尔文的主要著作《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11月24日在伦敦出版。——-编者注 [256]手稿中本段上下端均用横线同上下文隔开，中间划有几道斜线，恩格斯通常以这一方式表示手稿相应段落已在其他著作中利用。——-编者注 [257]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编者注 [258]见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编者注 [259]原文是“caputmortuum”，直译是骷髅，转意是遗骸，燃烧、化学反应等等之后的残渣；这里指熄灭的太阳和落在太阳上失去生命的行星。——-编者注 [260]“无限空间中的无数天体导致无限时间中天体先后相继的概念。”（德雷帕《欧洲智力发展史》第2卷第［325］页） [261]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以前人们只夸耀生产应归功于科学，但是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实却多得数不胜数。”——编者注 [26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833年柏林版。——编者注 [263]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十卷集）1833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264]参看《旧约全书·创世纪》第2章第7节。——编者注 [265]在《形而上学》各种最新版本中第9卷改称第10卷。——编者注 [266]约·亨·梅特勒《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增订第5版。——编者注 [267]鲁·沃尔夫《天文学史》1877年慕尼黑版。——编者注 [268]恩格斯指他的札记的第11张。在这一张上写下的发明年表就是下面看出的第［90］节。——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自然辩证法——［计划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弗·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164] 弗·恩格斯写于1873—1882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以德文和俄译文对照的形式全文发表于1925年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6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译 ［计划草案］ ［164］[241] ［1878年的计划］[165] 1．历史导论：在自然科学中，形而上学观点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站不住脚了。 2．黑格尔以来的德国理论发展进程（旧序[242]）。回到辩证法是不自觉的，因而是充满矛盾的和缓慢的。 3．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4．各门科学的联系。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圣西门（孔德）和黑格尔。 5．关于各门科学及其辩证内容的概要： ┎┃┃┃┃┨┃┃┃┗（1）数学：辩证的辅助手段和表达方式——数学上的无限是实际存在的； （2）天体力学——现在被解释为一个过程。——力学：出发点是惯性，而惯性只是运动不灭性的反面表现； （3）物理学——分子运动的相互转化。克劳修斯和洛施密特； （4）化学：理论，能； （5）生物学：达尔文主义。必然性和偶然性。 6．认识的界限。杜布瓦—雷蒙166和耐格里177——亥姆霍兹，康德，休谟 7．机械论。海克尔168 8．原生粒的灵魂——海克尔的耐格里。169 9．科学和讲授——微耳和。170 10．细胞国家——微耳和。18 11．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说——海克尔和施米特。人通过劳动而分化出来。——经济学应用于自然科学。亥姆霍兹的“功”［“Arbeit”］（《通俗科学讲演集》第2册）。172 [241]方括号中的数字是编者按照恩格斯各篇手稿写作时间顺序加的序号。——编者注 [242]指《〈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见本卷第496—505页。——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反杜林论——《反杜林论》材料——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材料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160] 《引论》第一章[239] 第19页 ［“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1页） 第20页 ［“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注释：］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有如下一段话：“正义思想、正义概念一下子就得到了承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在正义思想的基础上现在创立了宪法，今后一切都必须以此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û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因此，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到处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正是现在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解。”（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035页）难道现在不正是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害社会秩序的颠覆学说吗？［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1—372页］ 第20页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2页］ 第20页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2页］ 第21页 ［“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161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22，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3页］ 第21页 ［“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3页］ 第21页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3—374页］ 第22页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修改：］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支配着19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4页］ 第23页 ［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在这段话之后作了如下的补充：］ 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6页］ 第23页 ［“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在这一句之后作了如下的补充：： 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整理和比较，或者说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7页］ 第25页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提到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9页］ 第27页 ［“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修改：］ 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向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90页］ 第29—30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对这两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和修改：］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92—393页］ 第三编第一章 第272—273页 ###$$$［“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调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调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摆脱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16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4—375页］ 第273—274页 ［“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除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6页］ 第274页 ［“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110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甚至违背资产阶级的意愿引导资产阶级革命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6页］ 第274—275页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在这段话之前加了一段话：］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30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国民大众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印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利用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借承办军需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111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覆灭，从而使拿破仑有了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那么，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是一种必然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各种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活动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的受托人，但是对工人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特别是银行家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完全适应法国刚刚产生大工业以及随之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那个时代。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classelaplusnombreuseetlapluspauvre）的命运。163［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7—378页］ 第275页 ［“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8页］ 第276页 ［“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0页］ 第277—278页 ［“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1页］ 第279页 ###$$$［在引自欧文著作的第三段引文的结尾加了一个注释：］ 摘自《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致全体“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呈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女王的责任顾问”的备忘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3页］ 第三编第二章 第286页 ###$$$［“但是，在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成了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在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形成的社会内部分工成了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97页］ 第290页 ［“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统一的；农村中有马尔克，城市中有行会。”——对其中的“马尔克”一词加了一个注释：“见书末的附录。[240]”］###$$$ 第295页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它们的管理，”——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修改和补充：］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48个大工厂合并后转到一个唯一的、统一管理的、拥有12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会被废除。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管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06页］ 第295页 ［“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123、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07页］ 第295—296页 ［在提到“股份公司”的地方，在“股份公司”后面加上了“托拉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07页］###$$$###$$$ 第299页 ［“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加紧剥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10—411页］ 第301页 ［在本章最后一段的前面，补充了如下的概述：］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們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没有触及交换形式。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执行的强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着工人不断遭到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竞争的强制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不允许产品进行流通，除非生产力和产品先转变为资本，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13—414页］ [239]这里标明的《反杜林论》的编次、章次，页码，方括号里的说明以及引文出处，都是编者加的；页码为本卷的页码。——编者注 [240]指恩格斯所著《马尔克》一文，该文1883年作为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附录第一次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反杜林论——《反杜林论》材料——卡·马克思《经济表》及若干批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材料 卡·马克思 《经济表》及若干批注[159] 下面的《经济表》除铅笔写的部分[235]以外，其余的逐字逐句摘自魁奈《经济表分析》（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5页。 魁奈和这里一样用的是虚线。 经济表图式 <Ⅰ）><Ⅱ）> <Ⅲ）> <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 <不结果实的阶级> 生产阶级的[年] 预付土地所有者、君主和 什一税征收者的收入 不结果实的阶级的 预付 20亿〈a〉 20亿〈b〉10亿〈c〉 用于支付 收入和原 预付利息 的数额 ┏ ┃ ┃ ┃ ┨ ┃ ┃ ┃ ┗ 10亿〈aⅠ〉 10亿〈cⅠ〉 〈（生活资料）〉<（工业品）> 10亿〈aⅡ〉10亿〈cⅡ〉 〈（原料）〉<（工业品）> 10亿〈aⅢ〉 〈（生活资料）〉 年预付的支出20亿〈aⅣ〉总计：20亿 <（年预付的再生产）>其中一半被该阶级 留作下一年的预付 这就是魁奈的经济表！ 关于Ⅰ）。a）为租地农场主的年预付，由租地农场主支付；通过50亿的产品得到补偿，其中20亿（aⅣ）是以实物补偿上面说的年预付，被生产阶级（租地农场主和工人）在下一个年度即取得新收成的年度耗费掉。 100亿的原预付没有出现在经济表中，但却被当做经济表的前提；还有一个前提是：在经济表描述的流通开始以前，租地农场主已经支付给纯收入者（土地所有者、教会和国家）20亿货币的地租。总产品除了用实物补偿20亿的年预付外，还有30亿的剩余，其中20亿为生活资料，10亿为工业需要的原料。这30亿（aⅠ、aⅡ、aⅢ）是剩余产品，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二是纯产品或纯收入，因为三分之一是100亿原预付的以实物形式产生的利息（实际上是租地农场主的利润）。 关于Ⅲ）。c）为不结果实的阶级的10亿预付，全部是原料（参看我之前的分析[236]），在以上次收成结束的年度被耗费掉。通过价值20亿的工业品（cⅠ和cⅡ）得到补偿；其中10亿等于原料的价值，10亿等于生活资料的价值，后者是不结果实的阶级凭其劳动从另外两个阶级那里获得的报酬。 现在来谈《经济表》描述的运动： 1．b—aⅠ。土地所有者（包括教会、国家）用10亿从祖地农场主那里购买生活资料；这样，租地农场主为地租支付的货币有二分之一重新回到他们手中。 2．b—cⅠ—aⅢ。土地所有者用10亿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后者又用这10亿向生产阶级购买生活资料；这样，生产阶级为地租支付的另外一半货币重新回到他们手中。 3．a—cⅡ。租地农场主用10亿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详见之前的分析[237]）。这条线从a到cⅡ，又从cⅡ回到a，以此表示租地农场主这项支出的绝大部分已经具有资本的性质。即用来维持和扩充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各种要素。 4．c—aⅡ。不结果实的阶级用10亿向生产阶级购买原料，以补偿他们下一年的预付，事实上是补偿他们的生产资本。这样，10亿货币又流回到租地农场主手中，租地农场主再次握有20亿的货币，这20亿货币构成全国的储金，并被租地农场主在一开始时通过土地所有者（用于支付地租，投入到流通中。每一个阶级内部发生的货币流通都被《经济表》排除在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鉴于《经济表》的发表时间，这整个表是政治经济学所作出的最天才的概括之一。 勃多神父经魁奈许可在《经济表说明》中对该表做了一些修改，我在之前写给你的分析就是以修改后的表为基础的。a—cⅡ这条线曾引起误解。同样，在勃多那里，运动也不是从b（土地所有者）开始，而是从aⅠ（租地农场主）开始的，因为没有假定货币地租的支付已经完成。[238]这一点和其他几处细节对事实并没有丝毫改变。 此外我认力，这个表最好只是供你自己参考。在为《前进报》写的文章中你只需用文字说明各种非常简单的运动。假如还要把这个表刊印出来，那就要去探讨一些细枝末节，这些细枝末节不会让人更加明白，而会让人更加迷惑。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8月2—8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1966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4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翻译 [235]表中用尖括号标识。——编者注 [236]见本卷第423页。——编者注 [237]见本卷第425页。——编者注 [238]见尼·勃多《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864—867页。——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反杜林论——《反杜林论》材料——卡·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材料 卡·马克思 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154] Ⅰ）希腊古代 杜林先生对于下述发现大吹大擂： “经济学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第12页）。 确实，《资本论》（1867年）中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173]；《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第29页）中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174]杜林先生是沿着这条预先指给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来，高级经济学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科学在其古典时期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可怜的流产才开始的。[175]因此，杜林有充分的权利在其《批判史》引论的结尾扬扬得意地宣称： “这一企业，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点、按其更新颖的一半内容来说，是完全没有先驱者的，那么按其内部的批判的观点及其一般的立场来说，它更是归我个人所有。”（第9页） 实际上，他尽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宣布自己的“企业”（这个工业上的用语倒选得不坏）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97。 因为所谓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只是由于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就希腊人有时涉猎这一领域来说，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经济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来听听充当世界审判者的杜林先生说些什么话： “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对此无可奉告！〉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因为虚荣地炫耀博学外表的手法……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第17页） 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一批判确实连“博学外表”也没有了。 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 “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它作为物所固有的，例如鞋用来穿，另一种则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即它可以用来交换（η（即（χρησιζ）μεταβληικη…àλλαγηζενεκεν）[176]（你自己去查看这段话，我由于俄语的缘故无法正确书写希腊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页脚注1[177]）。—— 这个论点，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但“表达得很迂腐，学究气十足”（第18页），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的人，还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记“在最近的时期”，“只是在最进步的体系的范围内”，即杜林先生本人的体系的范围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永远完结了。 “在柏拉图论国家的著作中，有人……也企图去发现国民经济分工的现代的篇章，”（第20页）（见《资本论》第379—381页。恰恰相反，在这一节里证明，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同现代的见解”截然相反”的。[178]） 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179]，对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杜林先生却嗤之以鼻，仅此而已，而且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柏拉图没有提到（不过希腊人色诺芬提到了[180]，杜林先生！）这样一些“界限”， “这些界限是当时的市场范围为了进一步划分职业并在技术上划分特殊作业而设置的——只有关于这种界限的观念，才是这样一种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才使那种通常很难称为科学的观念成为经济学上重要的真理”（第20页）。 可是杜林先生曾十分藐视的罗雪尔“教授”，事实上却划出了这种“界限”，在这种“界限”中，“分工观念”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观念，所以他明确地宣布亚当·斯密是分工规律的发现者。[181]在商品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市场”——也用一次杜林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曾经是“生意人”中间历来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有比“墨守成规的知识，或者确切地说墨守成规的本能”更多的东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场造成资本主义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造成市场。（见《资本论》第2版第776页：《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182] “货币的作用，在一切时候都曾经是经济〈！〉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关于那种作用知道些什么呢？显然，他只知道，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代替了原始的实物交换，此外再没有什么了。”（第21页） 可是，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竟然发现货币流通的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货币执行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另一种是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183]，那么（也就是说，按照杜林先生独特的记述）“他只是表现了某种道德上的嫌恶”（第21页）。 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这时居然大胆地出来分析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正确地提出了这个对于货币理论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184]，那么一个叫做杜林的人宁愿对这种不能允许的鲁莽行为完全保持沉默，这自然是出于十足的不可告人的理由。[185] 最后的结果是：在杜林的“以资留意”的镜子的映象中，“希腊古代”实际上只具有“最通常的观念”（第25页），如果这样的“愚蠢想法”（第19页）毕竟和通常的或非常的观念有共同之点的话。 Ⅱ）重商主义 ###$$$“因此，重商主义体系严格说来作为科学根本不存在……因此必须摒弃在有名的三大体系〈重商主义体系、重农主义和工业主义体系〉中列举这一体系。”（第27页）另一方面：“这〈三个〉体系……确实存在，只是须提防把重商主义体系在解释和表述实践准则时所展示的种种技巧与……重农学派……独立的理论论述一起抛入一个唯一的同类的整体中”（第29页）！？！[186] 此外，对于杜林先生论重商主义98的一章，最好是读“原著”。即读李斯特的《国民体系》第29章《被学派误称为重商主义体系的工业主义体系》。 杜林先生在这里又如何谨慎地避免显示出任何“博学外表”，这从下面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李斯特在第28章（同上，标题为《意大利国民经济学家》）里说道： “无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上还是在理论上，意大利都走在一切现代国家的前头”， 然后又提到 “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所写的关于如何供给王国以丰富金银的著作，是意大利第一本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87]。（1613年） 杜林先生（第34页）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因而竟把塞拉的《略论》[188] “当做经济学的最新前史的某种入门标牌”。（同上） 事实上，他对于《略论》的考察，只限于这种美文学的蠢话。不幸，事情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1609年（1613年才有塞拉的《略论》），已经发表了托马斯·曼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99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了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主义，因而代表了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身的母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以最初的形式就已经出了不同的版本，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以后经作者本人完全改写并在其死后于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100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那么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在杜林先生的“细心观察顺序关系的历史”中是根本不存在的。（第133页） Ⅲ）较合理的经济学说的先驱和标志 配第 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的一个最伟大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对于填充白纸十分有用的）方面就是：杜林借助世界上众所周知的各类传记来描绘各个经济学家的性格特征，再由此出发去构想他们的著作特点。依靠这种方式便轻而易举地从配第丰富多样的生活中得出 “一种精神特质，它包含相当轻率的思维方法，并且在真正的严肃性方面只知道它的商人形式”。（第54页）〈难以理解，如何在真正的严肃性方面……知道严肃性的商人形式。〉“对于概念的内部的和更精细的区别缺乏理解……显示出配第理解方式的最薄弱的一面，”（第55页）“有人尊重配第，因为配第通过经营自己的生意最终拥有15000英镑的年收入[189]。”（同上）而且配第还具备“完全精准地刻画英国形形色色的教士等技巧”。这“……只证明他具有多方面才能，知识广博，但容易从一种东西跳到另一种东西，而对任何深刻的思想不作彻底的研究”（第55、56页）。“正因为配第对国民经济的论述还非常粗陋，由于周围还没有可以借鉴的学派而显得笨拙，所以他得出了幼稚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加以对照……有时可以使比较认真的思想家发笑”。（第56页） 上述一切的结论就是，像欧根·杜林这样认真的思想家竟留意到一个叫做配第的人，这表明了他多么崇高的谦虚态度。而杜林先生是怎样留意他的呢？ 配第关于 “劳动，甚至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的论点，在他那里……只能见到不完整的痕迹”。（第62页） 配第的这些论点，杜林先生置之不理，也就是说，他的读者所获悉的全部相关内容，就只有“不完整的痕迹”这一句话。那么实际情况怎样呢？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1662年第1版）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费同样多的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等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190]但他并没有停留于举例，而是明确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和一部分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作中，甚至在没有重复这个主要论点的地方，从这个主要论点作出正确的结论。但是配第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 “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191] 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 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 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192] 杜林先生对此作出了尖锐的评语 “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那么人们就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以前已经说过的一种对立见解的痕迹”；〈（第63、64页）这就是说，杜林先生“以前”除了提到“痕迹”是”不完整”的以外，并没有说过其他什么东西。这是杜林先生所特有的手法，他“以前”用一句毫无内容的话来暗示什么东西，以便“以后”要读者相信，他“以前”早就听说了事情的要点。〉 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193]但丘必特可以做的事，牛却不可以做。[194]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那里，必然要摸索、试验、努力克服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经过筛选来概括150年以上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已经部分地从书本转入一般的意识中）的著作家那里出现，却是十分奇怪的。 配第的十分圆满的、浑然一体的著作，是他的《货币略论》，这本书在他的《爱尔兰解剖》一书出版之后10年，即在1682年。也就是说他去世前五年由他本人出版（后一本书第一次出版于1672年，而不是杜林从“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中照搬下来的1691年）。100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源自重商主义体系的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按内容和形式说来，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正因为如此，杜林先生在“以资留意”时甚至连书名都不提一下。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个装腔作势的好为人师的庸夫，对于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只能牢骚满腹地表示自己的不满，只能埋怨：理论火花竟没有严整地作为现成的公理傲然挺立，而只是从对“粗杂”的实际材料的探究中，例如对租税的探究中，散乱地迸发出来。 杜林先生对待配第的真正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著作的态度，也同样用来对待配第创造的“政治算术”，即通常所说的统计，他对于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恶意地耸耸肩膀！如果我们想到100年以后一个叫拉瓦锡的人在这一领域中还采用的奇异方法101，如果我们想到现在的统计同配第给它极概要地规定的目的还相距很远，那么，在200年以后这种自鸣得意的无所不知，就只是表现为无法粉饰的愚蠢。 配第的有意义的观念——这在杜林先生的“企业”中是绝少看到的——在杜林先生看来，只不过是零碎的想法、偶然的思想和即兴的意见，它们只是在今天，才被人通过断章取义的引用，而赋予一种它们本身根本未具有的意义，所以它们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史上不占有任何地位，而只在那些处于杜林先生的根底深厚的批判和“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的水平之下的现代书籍中才占有一席之地。看来杜林先生在其“企业”中所看到的读者群，只是一些盲目信从而根本不敢要求杜林先生证明自己的主张的人们。我很快就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必须先把洛克和诺思暂时搁置一边——他们在杜林先生那里已按正确的年代顺序被排在配第之后，现在先来看一看继他俩之后才论述到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关于布阿吉尔贝尔，我们只须指出杜林先生的唯一的发现，那就是他发现了从前没有看出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之间的联系。因为布阿吉尔贝尔断言，贵金属在商品流通中执行正常的货币职能的时候，可以被信用货币（”unmorceaudepapier”或正如杜林先生正确地用德语转述的“一张纸片”）所代替，[195]而罗以为这些小纸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增加国家的财富，[196]因此布阿吉尔贝尔的“转变已经包藏着重商主义的新的形态〈换句话说，已经包藏着罗〉”（第83页），并且这可由下述的话十分清楚地得到证明： “只要赋予‘单纯的小纸片’以贵金属所应起的作用，那么，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就立刻完成了。”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变为叔母的形态变化“立刻”完成。虽然杜林先生以抚慰的口吻补充说道： “当然，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这样的愿望。” 但是，活见鬼，他怎么竟可能仅仅由于认为贵金属在那种作用上可以被纸片所代替，就有这样的愿望，要以重商主义者的迷信的见解，去代替他自己对贵金属的货币作用的合理的见解呢？ “可是”，杜林先生还是摆出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子，继续说道：“可是应当承认，我们的作者在有些地方确实能够发表真正中肯的意见。”（同上）[197] 关于罗，杜林先生说出了下面这样”真正中肯”的意见： “显然，罗也从来没能完全抛弃这个基础〈即“贵金属基础”〉，可是他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第94页） 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基础，而是为了把贵金属从公众的钱袋吸入空虚的国库里去。102 再论配第，还有上述提到的洛克和诺思 以及杜林关于1691—1752年这段时期的全部论述 在回过来谈论杜林让“一个叫配第的人”所起的非历史性的作用之前，我们首先听一听他关于配第的直接后继者洛克和诺思说了些什么。（洛克的《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和诺思的《贸易论》，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 他〈洛克〉关于利息和铸币所写的东西，没有超出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所流行的、以国家生活的各种事件为转移的思考范围。”（第64页） 杜林的读者从这个“记述”中应该完全清楚了，为什么洛克的《降低利息》在18世纪后半期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产生这样重大的影响，而且是多方面的影响。[198] “关于利率自由，许多生意人抱着类似的〈和洛克类似的〉意见，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也产生这样的倾向，即认为限制利息是无效的。当一个叫做达德利·诺思的人能够按自由贸易的精神著述《贸易论》〈1691年〉的时候，一定已经有很多东西似乎在流传，使得反对限制利息的理论不致成为某种奇闻。”（第64页） 这样，洛克为了发表利息自由的理论和说些并非“奇闻”的东西，只须采纳同时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把当时”很多似乎已经在流传”的东西接过来就够了！但实际上，1662年配第已在《赋税论》中把利息，即“我们叫做高利贷的货币租金”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相对比，并且向那些想用法律来压低货币租金（自然不是地租）的地主解释，“制定违反自然法的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199]。所以配第在其《货币略论》（1682年）一书中宣布，用法律来调节利息，和凋节贵金属的输出或汇率一样，都是蠢事。在同一著作中，他还对于“货币价值的提高”（例如，为了使六便士[200]具有一先令的名义，就把一盎司银改铸成两倍数量的先令）说出了永远具有权威意义的见解。 关于最后一点，洛克和诺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关于利息，洛克从配第把“货币的利息”和“地租”相提并论这一点出发，而诺思则更进一步把利息作为“资本的租金”和“地租”相对立，把“资本家”和“地主”相对立[201]。但是，洛克只是有条件地接受配第所教导的利息自由，而诺思则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杜林先生——他自己还是“更加微妙的”意义上的严厉的重商主义者——自恃高明，用一句话把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打发过去，说它是“按自由贸易的精神”写的。这就如同有人说哈维是按照“血液循环论的精神”写作一样。诺思的著作（抛开它的其他功绩不谈）是关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和国外的贸易往来）学说的古典的、始终一贯的论述，在1691年这确是——“某种奇闻”！ 此外，杜林先生告诉我们， 诺思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坏家伙，他的著作“不可能博得任何赞许”。 当时正是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这样的著作怎能得到身居主导地位的混蛋们的“赞许”！可是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立刻发生理论上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随后不久于英国17世纪出版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是如何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的。这一过程在1691年到1752年这段时期的踪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从配第出发的。因此，这个充满有创见的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认为我在《资本论》中如此重视配第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著作家，是犯了恶劣的罪过）干脆把他们从历史上一笔勾销。杜林先生在对洛克、诺思、布阿吉尔贝尔和罗发表一番宏论之后就直接跳到重农学派74，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殿堂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杜林先生大笔一挥，便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勾销了，也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勾销了，同样，又大笔一挥，把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勾销了。后者的大作[202]，撇开其历史重要性不谈，经久地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关于这部著作，我们在杜林先生的”企业”内，没有看到片语只字。可是，杜林先生却以非公聘讲师式的执着来愚弄自己的读者，说“在亚当·斯密时期，斯图亚特是一位教授”（第136页）。实际上，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是苏格兰的地主，他因有参加斯图亚特阴谋的嫌疑，而被长年逐出英国。他在大陆游历和居住期间通过自己的观察熟悉了各国的经济状况。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来恢复年代的顺序，把“他的”休谟放在重农学派的前面而不是后面；另一方面，尽管杜林先生严禁通过指出著作家的智慧源头来贬损他的“无与伦比的独特性”（见第50页），但是，在论及休漠的时候，还是要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有违反这种禁令的自由。[203] Ⅳ）大卫·休谟 休谟的经济学《论丛》出版于1752年[204]。在《论货币》、《论贸易差额》、《论商业》这一组论文中，休谟一步一步地，往往甚至在一些古怪的想法上都跟着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一书走。顺便提一下：尽管这位范德林特在柏林一直没有名气，可是在18世纪末，就是说在斯密以后的时代的英国经济学著作中，都还一直提到他。 像范德林特一样，休漠也把货币看成单纯的价值符号；他差不多是逐字逐句照抄范德林特（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他本来还可以从其他许多著作中去抄袭价值符号理论）关于贸易差额为什么不能总是有损或有利于某国的意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教导说，贸易差额的平衡是按不同国家的不同的经济状况而自然地建立的；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倡自由贸易，不过没有那么勇敢和彻底；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出，需要是生产的推动力，不过是以更浅薄的形式提出的；他跟随范德林特，也误认为银行货币和一切国家有价证券影响商品的价格；他和范德林特同样反对信用货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以为商品价格取决于劳动价格，也就是取决于工资的高低；他甚至抄袭范德林特的关于货币贮藏会压低商品价格这种古怪的意见，如此等等。 杜林先生早已神谕式地诉说有人误解了休谟的货币论，他特别咄咄逼人地在他的通缉令中描述罪犯特征，明确攻击马克思，说他除了误解休谟以外，还在《资本论》中违反禁令，谈到了休谟同范德林特和约·马西的秘密联系[205]；关于马西，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这种误解，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休谟的确实的货币论，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价格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的比例而提高，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减少的比例而降低，对于这个货币论，杜林先生无论如何努力，即使是使用他特有的明快的叙述方法，也只能重复他的先驱者的错误见解。 可是休漠在提出上述理论之后，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异议（孟德斯鸠在他之前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已经提出过这种异议[206]）： “毫无疑问〈certain〉”，自从美洲的金银矿发现以来，“除了这些矿主的工业以外，欧洲各国的工业也都有了发展”，这种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金银的增加”。 对“这种现象”，他解释道： “虽然商品价格的昂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昂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在这一期间，它对于工业和商业起着良好的影响。 在这个论述的最后，休谟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虽然他的说明比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同时代人要片面得多： “要观察货币通过整个社会的运动，是很容易的；这时我们将看到，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以前，一定会鼓舞每一个人的勤勉心。”[207] 换句话说，休谟在这里只描写了贵金属价值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即它们贬值的影响，也就是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他正确地发现，在商品价格只是逐渐平衡的状况下，这种贬值只在最后才“提高劳动价格”，即一般所说的提高工资；所以它是在牺牲工人的情况下来增加商人和工业家的赢利（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这样鼓舞“勤勉心”。可是他没有提出真正科学的问题：贵金属的供给的增加，在其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影响和怎样影响商品的价格；因而他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都和它的贬值混为一谈。因此，休漠所做的，正是马克思说他做了的那些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1页）[208]。我们在下面还要简单地谈到这一点，可是首先来看看休谟的论文《论利息》。 休谟明确反对洛克的论据，即利息不是由现有货币量来调节，而是由利润率来调节，以及他关于决定利息率高低的原因的其他说明——所有这些，都可以在1750年，即休谟的论文发表前两年出版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壳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一书中找到，这本书在论述方面要精确得多，较少卖弄聪明。这本书的作者是约·马西，他是一个多方面的著作家，拥有很多读者，这从当时英国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亚当·斯密对于利息率的说明，接近马西甚于接近休谟。马西和休谟两个人对于在他们学说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利润”的本性，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说到。[209] 杜林教导我们： “人们在评价休谟时，大都总是带着很大的偏见来对待他，并且把他所完全没有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 事实上，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止一次地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对待”的明显例证。[210] 例如，休漠在论利息一文中就说： “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是利息率低，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人们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211] 这样，休谟在论文开头的第一句话中就引证了利息率低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的看法，这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陈腐的老生常谈了。而且事实上，这一“观念”，自柴尔德以来，经过了100年的时间，已经流行于世。然而 “在〈休谟〉关于利息率的看法中，应当主要地强调这一观念：利息率是状态〈什么状态？〉的真正的晴雨表，而晴雨表的低度数则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的几乎不会出错的标志。”（第130页） 这里说的“有偏见”的、陷于窘境的“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杜林先生。 再举这同一个“人”如何对待的例子，这个例子还将表明，为什么这个“人”对引用他所痛斥的那些著作家的话如此深恶痛绝。[212] 休漠说：“许多国家的例子看来成了这个流行的迷误〈即货币量决定利息率〉的又一个原因，这些国家通过对外征服突然获取货币和贵金属之后，利息不仅在这些国家出现下降，而且一旦货币分流并流入各个角落，利息在邻国也出现下降，”在“进行征服的”国家中，货币落入少数掠夺者手中，他们依靠购置地产和放贷收息来谋求货币增殖，这样“在短期内便形成了同样的效应〈即利息率降低〉，似乎工业和贸易出现了极大的增长”。[213]但是这一现象维持的时间不长；尽管征服国持有的部分掠夺来的货币使商品价格相应地持续升高，利息率还是会回到它旧有的水平。[214] 至于与征服国进行贸易交往的邻国，当它们与征服国实现贸易差额平衡之后（而不是像这个人即将立即改成的之前），也就是征服国抢夺来的财富有一部分通过贸易在邻国“分流”后，这些邻国的利息率开始下降。 但利息率的下降“单从自身来看，不是由货币增加引起的，而是由工业增长引起的，在货币增加造成劳动价格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升之前，这种增长是货币增加的自然效应”。休谟继续写道，“尽管货币量保持不变”，工业仍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增长。[215] 正如我们先前在《论货币》中看到的，这里又是贵金属的贬值，把全部商品价格提高，因而工资也最终相应提高之前的一切效应都归结于贵金属的贬值。而与贵金属增加时贵金属的贬值，或者与贵金属减少时贵金属的增值毫无关系的货币量的另一种变化情况，对休漠来说是不存在的。[216] 我们对休谟的论述仅仅作了以上片断性摘录，休谟明确论述这些内容，是为了揭示货币量决定利息率“这个流行的迷误”所依据的理由之一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这个理由是以掠夺货币的国家等为例创造出来的。休谟的全部论述在这个“人”那里变成下列简述： “例如〈休漠〉指出，在上面所说的平衡实现之前，货币量的变化会影响利息率。”（第131页）这句话，确切地说，这种说法没有真实内容，丝毫无法让读者明白休谟真正的意思，但这并不妨碍杜林先生一口气说下去：“因而我们看到，一个叫休谟的人在思考时的审慎要远胜于后来那些以他为依据来为自己的片面性或意识形态论证的人。”（第131页）。 事实上杜林先生本人就遭遇不幸，他的偶像休谟即便是自由贸易的较为胆怯的倡导者，杜林还是有理由在自由贸易的导师中以他为依据，不过这个”人”却不得不采用我们刚才看到的手法来篡改休谟，以便为自己从19世纪“较微弱的”重商主义者那里借用来的“片面性或意识形态论证”。 而且，杜林先生对于下面这一点表示出自己的天真的惊讶：休谟在发挥了某种出色的观念之后“甚至没有自称是这种观念的创立者”。这样的事情在杜林先生身上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已经看到，休漠是如何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同引起它们贬值、引起它们自身的价值发生革命，即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革命的那种增加，混为一谈的。这种混淆对休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完全不了解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不可能了解这种职能，因为他丝毫不懂得价值本身。“价值”一词，在他的论丛中，也许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在那里，他想纠正洛克关于贵金属具有的“只是想象的价值”（imaginaryvalue）的错误见解，而结果越纠正越糟，竟认为贵金属具有的“主要是虚构的价值”（“chieflyafictitiousvalue”）。[217]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远不如配第以及配第较早的后继者，而且远不如他同时代的一些英国人。他仍然用老一套办法赞扬“商人”是生产的第一盘发条，这个观点早已被配第所抛弃，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同样落后。至于欧根要人相信休漠这个“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在其论丛中所研究的是“主要的经济关系”（第121、122页），那么只要把亚当·斯密所援引的康替龙的著作（该著作和休谟的论丛都是1752年出版，但那时作者已经死去多年了）103比较一下，人们就会惊异地看到休谟的经济学著作的范围是多么狭窄，尽管杜林先生给休谟以特许证，休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毕竟还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这里，他不能被认为是有创见的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 他的论丛为什么会对当时知识界产生影响？这决不仅仅因为休谟简明、生动和法国式风趣的表达方法。他的论丛实际上对当时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因而他的论丛自然要博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赞许”。在这里只要作一个提示就够了。每个人都知道，正是在休谟的时代，英国的人民群众是多么激烈地反对间接税制度，这种制度是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尔波尔为了有计划地减轻土地所有者和富人的负担而实行的。可是休谟在他的《论租税》这篇论文中，不指名地同自己的念念不忘的权威范德林特——间接税的最猛烈的反对者，土地课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进行辩论，其中有一段话： “如果工人不能在不提高劳动价格的情况下靠更加勤勉和节俭来交纳消费税，那么它们〈消费税〉实际上必定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218] 我们以为是罗伯特·沃尔波尔本人在这里说话，特别是再联系论“公债”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更觉得是这样；在那里，关于向国债债权人课税的困难是这样说的： “他们收入的减少，是不能由消费税或关税的一个单纯的项目的外表来遮掩的。”[219] 休谟对于资产阶级赢利的羡慕，决不是纯粹柏拉图式的，对于一个苏格兰人来说也不可能指望他会有别的态度。他出身贫穷，可是后来却达到每年1000英镑的巨额进款，因为这里不是说的配第，所以杜林先生就对这一事实作了如下的周到实用的表达： “因为他善于经营私人经济，所以他以很少的资财做本钱，就达到不必为迎合任何人而写作的地位。”（第134页） 杜林先生关于休谟还说道： “他从未对党派、君主或大学的影响作过丝毫的让步”（同上） 虽然确实还不知道休谟是否同一个叫做“瓦盖纳”的人有过文字上的共事关系104，可是我们知道，他是托利党156的热烈拥护者，也就是对“教会与国家”颂扬备至的托利党的热烈拥护者，为了酬谢他的这些功劳，他最初被授予巴黎使馆秘书的职位，后来被授予位置重要得多、收入高得多的英国副国务大臣的官职。 正派的施洛塞尔老头说： “在政治方面，休谟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强烈的君主主义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当时的教会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没有像吉本受到的那样猛烈。”[220] 平民出身的“粗野”的科贝特说： “这位自私的休谟，这位历史的伪造者”，曾骂英国僧侣是肥胖的、不结婚的、没有家庭的、乞讨为生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个大胖子，在很大程度上靠社会的钱财来养活，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情。”[221] 杜林先生说： 休谟“在对待人生的实际态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个叫做康德的人高明得多”（第122页）。 杜林吹嘘休谟的阴险用意究竟何在？首先，杜林从休谟身上瞥见了自身的原型，于是向休谟过分表示敬意，赞扬休谟其实是赞扬自己。其次，休谟作为主要依据可以证明 “整个科学部门〈即“国民经济学说”〉的创造是更有见识的哲学的事情”（第123页）， 因而它必然会由一位非凡的人物在最近的将来完成。这位人物把“更有见识的哲学”改造为绝对光辉的、根底深厚的现实哲学。 Ⅴ）重农学派 “魁奈至少留下了堪称经济学概念方面的创作的东西。”（第136页）杜林不能宣称自己做了同样的事情，尽管他也有创作的手法，或者确切地说编造的手法——关于这种手法，可以在有关重农学派的一章中了解得很清楚。 他先是用了引论性的整整八页篇幅絮絮叨叨地谈论魁奈其人、重农学派的名称这类东西。在写完这引论性的八页之后，杜林先生接着说： “只有首先准确地研究魁奈关于财富生产所特有的主导概念，才能确定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的这一经济图表〈指《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到现在为止对这方面的观念人们总是带着摇摆的不确定性来描述，以至于哪怕从较好的记述，例如亚当·斯密的记述中，也不能完全认识它们的本质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必要了……倘若对魁奈的基本观点采用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其结果将会把事情弄糟。”（第105页） 杜林接下来又写了满满五页，使用各种夸张言辞，不断重复，有意搅乱，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即迄今最好的对魁奈《经济表》中的基本观点的“记述”包含着以下全新的启示： 魁奈“先假定一个唯一的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劳动的阶级”，这个阶级“之所以是生产阶级，只因为他们生产的东西多于他们在劳动期间消耗的东西，这个多余部分，即纯产品或纯收入”（第105页）是由于下述情况产生的：自然“对人的劳动使用土地的报酬多于人从事这种劳动所必需的消耗”。（第107页）除了这个生产阶级之外还有“攫取租金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第105页），最后是“不结果实的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他们“给自己的产品添加的价值仅仅相当于他们劳动期间消耗掉的〈农业的〉纯产品的价值”。（第106、107页） 杜林先生本人在有关亚当·斯密的一章中把他对重农学派“基本观点”的认识总结为： “重农学派认为农业〈！〉土地中的自然具有非凡的生产潜能，此外还坚持认为〈！〉存在着超过农业劳动者的耗费〈！！〉的剩余，因而从未真正把农业劳动本身当做出发点。自然力对于它们来说才是主要的事情。”（第148、149页） 如果一个学生从“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第109页）中发现不了比这更多的东西，那么他肯定是太笨了。 “从一个自造的体系的高度”（第9页）进行的“历史批判〈同上〉”许诺：第一部分对魁奈的“基本观点”的记述要远胜于“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并以此为第二部分即阐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做准备。引论性的第一部分的“一个最可怀疑的方面”是：在这里，到现在为止对我们来说只知其名的《经济表》，也已经偶然地被杜林先生嗅到，还被他嘟囔几句，但接着又被抛开，并消失在各种各样的“反思”中，例如，消失在对“耗费和成果的区别”的反思中（第109页）。一旦杜林先生最终不得不从第一部分冗长的“耗费”转到第二部分短命的“成果”上来，这种区别实际上就再清楚不过了。现在让我们来引证第一部分对魁奈的经济表所作的附带性说明，还有第二部分对此所作的关键性说明，而且是逐字逐句引证这一切。 第一部分对《经济表》所作的附带的和引论性的说明 “他〈魁奈〉认为，收入〈杜林先生刚才说过纯产品〉应当被作为货币价值来理解和对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第105、106页）“他〈魁奈〉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货币价值联系起来，他假定货币价值是第一手出卖全部农产品的结果。用这种方法〈什么方法？〉，他就在《经济表》的项目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货币价值〉。”（第106页） 这样，我们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经济表》中，立刻运用了“农产品”的“货币价值”，其中包含“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货币价值。往下看，尊敬的先生！ “如果魁奈采用真正自然的观察方法，如果他不仅放弃对于贵金属和货币量〈！〉的考虑，而且还放弃对于货币价值的考虑〈！〉……但是他只计算价值额，而且一开始〈“立刻”一词的另一种表达〉就把纯产品想象〈！〉为货币价值。”（第106页） 这样我们就第四次和第五次知道；在《经济表》中只有货币价值！ “由于他〈魁奈〉扣除了〈从什么当中扣除？〉开支〈什么开支？〉，并且主要是想着〈！〉〈不是“传统的”，然而是更加“轻率的记述”！〉那种作为地租而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价值，他得到了它〈纯产品〉。”（第106页） 到此还是毫无进展，不过现在开始了： “可是〈这个“可是”是一颗珍珠！〉另一方面，纯产品作为自然对象进入流通中，它因此变成……维持……所谓不结果实的阶级的一个要素。在这里，立刻〈！〉可以看到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想进程在一种情况下〈哪种情况下？〉为货币价值所决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为事物本身〈！〉所决定。”〈第106页） 一般说来，任何商品流通看来都免不了这样的“混乱”，即商品同时作为“自然对象”和“货币价值”进入商品流通。可是我们还是围绕”货币价值”转圈子，因为 “魁奈要避免国民经济收入的双重计算”（第106页）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指出：在魁奈自己写的《经济表分析》中，在经济表图式的后面出现的是各类产品，而在前面，在经济表本身内出现的则是它们的货币价值。魁奈以后甚至让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长勃多，把“自然对象”和它的“货币价值”并列在表上[222]，使得真正“认真的”，即好学的学生受益匪浅。 但是，杜林把他在这里可以说只是偶然嗅到的这个《经济表》又抛在一边，他一再地重复——重复是智慧之母——说，魁奈认为“生产率源于自然”。杜林接着提到他对“重农学派”这一名称的新的考察，提醒说“魁奈在农村受过教育，对农村生活情有独钟”（第107页），然后他又用一句话提到他为阐释《经济表》准备的对魁奈“主导概念”的“敏锐思考”，并用对“耗费和成果的区别的思想”来结束这种思考。 第二部分对《经济表》所作的关键性说明 ###$$$“只要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不连贯性〈考虑到魁奈赋予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显露出来了。这里，对重农学派的思想方式和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第110页） 结果好，就一切都好。这样，杜林先生不知道经济表所显示的“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经济表对于杜林来说，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他不懂得重农学派的ABC。 没有人强迫杜林，要求他解释《经济表》。他自己在写了八页引论性的说明后，开始对魁奈的学说进行真正的叙述，一开头是江湖骗术式的宣传：“传统的轻率的记述”迫使他对魁奈的“主导概念……进行十分仔细的研究”，以便事后向我们“说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因此，他兜了各种圈子、说了各种空话、纵横跳跃、耍滑稽把戏、加进插话、离题发挥、一再重复、令人迷惑不解的语无伦次！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个掉进自设陷阱、徒劳地往外挣扎的江湖骗子耍的拙劣把戏。 但是，当我们这位“认真的思想家”最终摆脱了这个痛苦的秘密，这个在他驰骋重农学派国度时骑在他背上的黑暗的烦恼[223]之后，他又精神抖擞地大吹大擂： “魁奈在其本来相当简单的〈因而是“导致神秘主义的混乱的”〉表中到处所画的、要用来表明纯产品的流通的线〈总共是六条〉”，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在“这些奇异的〈实际上是“令人尴尬的”奇异的〉相交的线中”〈直到现在读者尚未得知有关“这些线”的更多说明〉，是否隐藏着某种数学的幻想；使我们想到魁奈是在研究“化圆为方”问题，想到“德国哲学家海尔巴特的心理学”，想到“最新一代人在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的数学把戏”。 这样一来，“企业”在重农学派那里遇到的最大障碍即《经济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顺利清除了。但事情没有结束，杜林在跳到下一个研究对象时又给了这个经济表致命的打击： “由于我们从这个最可怀疑的方面考察了纯产品”（第111页）。 就是说，他自己承认，他丝毫也不了解《经济表》——杜林先生把这称为“纯产品的最可怀疑的方面”。这是多么绝望的滑稽！ 关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的简短说明 在这一切论述之后，如果让《前进报》的读者像那些从杜林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去吸取经济知识的人所必然遭遇的那样，对于魁奈的经济表一无所知，那就不合适了。因此我们作以下说明： 经济表的第一个前提，是租佃制度以及与之并存的大农业（在魁奈那个时代的意义上）到处被采用，而且，对于魁奈说来，其标本地区是诺曼底、皮卡第、法兰西岛和法国其他一些省份。所以，租地农场主作为农业的真正领导者，在《经济表》上代表生产（从事农业的）阶级的其他所有当事人，付给土地所有者以货币租金。租地农场主每年的经营资本（年预付）占创业资本或总财产（原预付）的五分之一，这种计算又是以上述各省经营最好的租地农场为标准的。[224] 经济表的出发点（因此列在表的最上端）是总收成，是土地上每年所生产的“总产品（年原产品）”，或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的”总的再生产”（“reproductionioiale”）。这个总产品的价值量，是根据通商各国的农产品的平均价格计算的。价值量等于50亿图尔利弗尔106，这个数额依据当时可能的统计估算，大致表示法国全部农产品的货币价值。正是这种情形，才使魁奈运用50亿利弗尔的数目，而不是5个利弗尔。 这样，价值50亿的全部总产品掌握在生产阶级的手中，也就是说，首先是掌握在租地农场主的手中，这些租地农场主每年花费20亿经营资本（与100亿创业资本相适应）来生产全部总产品。为了补偿经营资本，因而也为了维持一切直接从事农业的当事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农产品，生活资料、原料等等，是以实物形式从总收成中拿出来的，并且花费在新的农业再生产上。因为，固定价格和简单再生产是作为前提的，所以总收成中预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货币价值，等于预付经营资本的价值，即等于20亿利弗尔。因此，这一部分没有进入一般的流通。任何在每一个阶级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都明确地没有列入表内。最后应该看到，在魁奈那个时代，在法国，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整个欧洲，农村的家庭工业供给了极大部分非食品类的必需品，所以它作为农业的当然附属物被当做前提了。 除开补偿经营资本的数额以外，在总产品中还有30亿的剩余，其中20亿是生活资料，10亿是原料。可是租地农场主不得不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占了这个剩余的三分之二，即只有20亿。为什么只有这20亿被列在“纯产品”或“纯收入”（“Revenue”）的项目下，下面顺便就会看到。 农业的“总的再生产”的价值为50亿，其中五分之三（30亿的价值）进人流通；可是除这个农业的“总的再生产”以外，当经济表上所描写的运动开始以前，租地农场主手中还握有全国的“储金”，即20亿现金。这些储金的情况如下： 因为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所以这个出发点同时也就成为一个经济年度例如1758年的终点，在终点之后，开始了新的经济年度。在1759年这个经济年度中，总产品中预定进入流通的那一部分，经过多次支付印买卖，分配在其他两个阶级中间。但是，这些前后相接的、分散的、延长到整年的运动，被归并为（这也是经济表的理论前提通常所必需的）几种各具特征的运动，其中每一种运动都一下子就包含整整的一年。这样，在1758年末，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7年以地租形式付给土地占有者的货币，又重新流回这个阶级的手中了（至于怎样进行，经济表本身就说明了），就是说20亿数额又重新流回来了，于是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9年又可以把这个数额投入流通。因为这个数额，正如魁奈所指出的，大大超过一个国家（法国）的全部流通所实际需要的数额（由于支付是不断以零星数额重复进行的），所以租地农场主手中的20亿利弗尔就代表国内流通的货币总额。 在刚才谈到的经济表第一栏左边“生产阶级”和右边“不结果实的（从事工商业的）阶级”之间，列着一栏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由于这个阶级最初起了付款收取者的“作用”——这种情况现在偶尔还可以见到，所以在此要说明一下：按照魁奈的前提，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20亿地租的七分之四，七分之二归政府，七分之一归什一税93的收取者（“décimateurs”）。在魁奈那个时代，教会是法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除了这笔收入以外，它还从其他的一切地产上征收什一税。但由于这种情形与“自然秩序”不相符合，所以他们在经济表内就只是作为什一税的收取者出现。 我们现在来看表中第三栏即最后一栏“不结果实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整年内所支付的经营资本（年预付），是价值10亿的原料，而且只是原料，因为工具之类的东西算是这一阶级本身的制造品。但是，这些制造品在这一阶级本身的生产部门中所起的多种作用，以及只在这一阶级內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在经济表中都没有涉及。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把原料转化为工业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报酬，等于它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一部分是直接从生产阶级获得的，另一部分是间接地经过土地所有者而获得的。虽然不结果实的阶级本身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可是根据魁奈的基本观点，它作为整个阶级是被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工业的全部生产，从而它的全部流通（这种流通分布于收获以后的一年中），也归并成为一个总数。因此，这是以下述情况为前提：当表内所描写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不结果实的阶级每年的商品生产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所以它的全部经营资本或价值10亿的原料，转化为价值20亿的商品，其中一半是它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不结果实的阶级为了自己的家庭需要也消费工业品；如果它自己的全部产品都通过流通而转归其他阶级，那么它自己所消费的工业品列到哪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不结果实的阶级不但自己消费自己的商品的一部分，而且还企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竭尽所能地，也就是尽可能多地保留一部分商品。因此，它把投入流通的商品卖得比这些商品的实际价值要高，事实上它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把它的生产的全部价值算在这些商品上面的。但是，这种情形不会在表上引起任何变化，因为其他两个阶级只有付出不结果实的阶级的全部生产的价值，才能取得这些工业品。 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经济表所描述的运动开始时三个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生产阶级在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以后，还拥有全部农产品的五分之三，价值额为30亿利弗尔，和20亿的货币。土地所有者阶级开始出现时还只是拥有向生产阶级要求地租的权力。不结果实的阶级拥有20亿的工业品。 这样便可以用最简略的方法来描述这个真正的运动了。但先要说明的是：重农学派把仅仅在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称为“不完全的”流通，而把在所有三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称为“完全的”流通。 第一种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付给土地所有者20亿货币，作为归于他们的地租，并且“没有回报”。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10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所以租地农场主为支付地租所花费的货币，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的手中。 我们现在可以对土地所有者阶级作一个说明：魁奈在他的《经济表分析》中没有再谈到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二的国家和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一的教会，因为二者的社会“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 关于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却说，他们的费用，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全部仆从人员的费用，极大部分“至少是不结果实的费用”，只有用来“维护和改良土地以及扩大耕种”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依据“自然法”，他们的真正职能正是在于“尽心管理并出资维护他们的世袭财产”[225]，或者像后来所解释的，在于avancestoncières，即支出一笔必要的费用，以准备土地并配备一切设施，这笔费用使租地农场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种事业上。 第二种完全的流通：土地所有者用他们手中余下的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而不结果实的阶级又用这样得到的10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 第三种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用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相应货币价值的工业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业工具和农业所必需的其他工业产品。不结果实的阶级又把同量的货币送还给租地农场主，来购买价值10亿的原料以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这样，租地农场主用以交付地租的20亿利弗尔的预付货币，又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运动于是完成了。 总收成的货币价值是50亿利弗尔。租地农场主为补偿他们的“年预付”，预先以实物形式扣除了价值20亿的产品，剩下价值20亿的生活资料和10亿的原料，即价值为30亿的农产品。它们是超出每年预付和支付的农业经营资本的年农业剩余。但租地农场主只付给土地所有者这一剩余的价值的三分之二（20亿）；另外的三分之一（10亿）成为他们创业资本（原预付）的利息。相当于创业资本的10%，因为创业资本是100亿利弗尔。但是，请注意，这里有一点特别重要，这种利息不是他们从流通中得来的，它作为他们生产的总产品的一部分以实物形式，而且是用于工业用途的原产品的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手中。他们只是经过流通把它转变为工业品，才把它实现的。 没有这一利息，租地农场主，即农业的主要当事人，就不会把创业资本投到农业上。在重农学派看来，租地农场主对于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农业剩余收入的占有，即使从这一观点来看，也和租地农场主阶级本身一样，都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个“组成部分”不能放在国民“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范畴中；因为“纯产品”或“纯收入”的特征，正是在于它可以不考虑每年国民“再生产”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费。但是这10亿基金，根据魁奈的说法，大部分是用做一年中所要进行的修缮和创业资本的部分更新，其次，用做防止“意外事故”的后备基金，最后，在未出现上述情况期间，用来增加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以及改良土壤，扩大耕种。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经济表描写的流通的结果：租地农场主投入流通的有20亿利弗尔货币，用于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另外还有30亿的农产品，其中20亿是生活资料，10亿是原料。不结果实的阶级投入流通的是价值20亿的工业品。在价值20亿利弗尔的生活资料中，一半为土地所有者（国家和教会一直包括在内）所消费，另一半为不结果实的阶级所消费，用来支付他们的劳动。价值10亿的原料补偿不结果实的阶级的经营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20亿的工业品内，一半为土地所有者所得，另一半为租地农场主所得，对于租地农场主说来，这一部分工业品只是他们创业资本的利息的转化形式，这种利息是他们从农业再生产上直接得来的。租地农场主交付地租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通过出卖自己的产品又回到他自己的手中，这样，在下一个经济年度，同样的循环又可以重新进行了。 回头来看暴力论者杜林 欧根·杜林对于重农学派的历史影响的认识，是和他对于他们的理论的认识完全一样的。他说： “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107，第120页） 制宪议会108和它的米拉波！[226]关于后者，杜林先生只知道说： “米拉波侯爵是一般历史记载中都要提到的那个立场摇摆不定的演说家[227]的父亲”（第103页）。###$$$ Ⅵ）亚当·斯密 杜林先生把平庸的东西当做重要的东西来对待的天赋，只有他的另一天赋能够超越：把重要的东西当做平庸的东西来对待。因此，我们在他论述亚当·斯密的一章中除了下面这句话还没有发现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 “同决定价格的纯经济原因相区别的还有社会原因，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征税，由于征税，无偿占有成为经济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而这一思想在经济学理论的最新的批判阐述中，也就是在我的体系的价值学说中，才变得完全清楚了。”（第152页）[228] 由此我们“完全清楚”的是：正像杜林先生不了解重农学派一样，他也同样不了解亚当·斯密——更不用说他的后继者。因此，如果再去听他妄谈马尔萨斯、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人，纯粹是浪费时间。[229] Ⅶ）以恐吓结束 迄今所有被提及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由于他们可以充当杜林先生在“最近的将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的“萌芽”（见引论部分第1页），或者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不中用，可以更好地衬托杜林先生的《教程》。 可是还有一些真正的英雄，他们不仅是刚才提到的《教程》的“萌芽”，而且还提供了一些“定理”，使杜林先生的《教程》不必由此“发展”，而只要直接加以“组合”就成了。这样的英雄中，有“无可比拟的卓越的大人物”（第16页）李斯特，他为了德国工厂主的利益，把一个叫做费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较微弱”的重商主义学说98吹嘘成为较有力的词句；其次是“哥白尼”凯里158，他的下述言论暴露了他的智慧的本质： “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整个体系的结果是挑动阶级之间的仇恨……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230] 最后，在这些英雄中还有伦敦西蒂区的糊涂人麦克劳德。[231] 因此，那些不大成熟的大学生们——杜林先生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在现在或最近的将来就是写给他们看的——不妨私下熟悉一下讨厌的教授“考茨先生1860年出版的白水似的作品[232]”（第14页），尽管它被杜林先生斥责为“老生常谈和缺乏判断力”（同上）；同样也可以去熟悉一下罗雪尔教授的《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以及其他著作，而不要被欧根·杜林的下述警告吓倒： 前面提到的“考茨先生，他主要是把罗雪尔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稀释成了施给乞丐的稀汤[233]，这倒可以让人稍微领略一下他的餐桌主人自己的主菜会是什么味道”。（同上）[234]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2月底—3月5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以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翻译 [173]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2页。——编者注 [174]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5页。——编者注 [175]草稿中这里有以下几段话：“不过，杜林立刻向我们展示了属于他的智慧：‘科学的较严肃的确立始于休谟和亚当·斯密。’（第15页）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发现有何意义。 杜林责骂考茨和罗雪尔（第14页）。他在这里故意避而不谈罗雪尔《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一书的存在，这种做法自有它的原因，因为他在这里已找到为他的无知服务的种种记述。 （这里已经提到李斯特这个“无可比拟的卓越的大人物”（第16页）。） （为了研究各个古代时期（它们的经济关系），他“首先需要一种关于那些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否认的关系、规律的可靠理论”。第16页）”。——编者注 [17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见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第13页。——编者注 [177]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页。——编者注 [178]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2—425页。——编者注 [179]参看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见《柏拉图全集》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编者注 [180]参看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1821年莱比锡版第8册第2章。——编者注 [181]参看威·雪尔《国民经济体系》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1卷第85—86页。——编者注 [182]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54—859页。——编者注 [183]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8—10章。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11—512、532页和第44卷第178、192页。——编者注 [184]参看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册第8章，见伊·贝克尔編《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编者注 [185]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那么，对‘一个叫做’杜林的‘人’来说，即使对此略提一句也会有伤尊严，因为他自己关于货币的观念没有超出李斯特用较有力的词句所重复的一个叫做费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观念。”——编者注 [186]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装腔作势的废话！除了19世纪的几个与杜林先生有渊源关系的伪装的重商主义者之外，谁还会拼凑出这样的东西！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所谓体系‘严格说来作为科学根本不’存在。所有这些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来说都具有相对的价值，因为它们固然有体系框架，但实际上都包含着对资产阶级经济体系，严格地说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理论表述，或者对这个经济体系内的这个或那个分支的理论表述。只有像杜林先生这样的形而上学者才会把这些不同的要素一起抛入‘一个唯一的同类的整体中’。”——编者注 [187]见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2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第2版第1卷第451、456页。——编者注 [188]安·塞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1613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卷。——编者注 [189]草稿中这里还有一段杜林的引文：“‘但我们对此不作非议〈真是宽宏大量！〉’（第55页）”。——编者注 [190]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当然，这样做并没有消除重商主义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不仅产生于对贵金属价值的错误观念，而且还产生于对贵金属作为货币所具有的特殊职能的错误观念。”——编者注 [191]见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5页。——编者注 [192]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杜林先生颇费心机地不向读者提及配第关于价值规定的伟大发现，却对配第后来所作的尝试妄加评论。”——编者注 [193]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他一方面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量，另一方面又反过来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价值’即工资，不仅如此，这些尖锐对立的‘观点’在他那里还完全相安无事地交错着。可是要知道，配第的书写于1662年，亚当·斯密的书写于1776年！”——编者注 [194]古罗马谚语。原文是“quodlicetIovi，nonlicetbovi”，意思是评判事物采取双重标准。——编者注 [195]参看皮·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2章，载于《18世紀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396—398页。——编者注 [196]参看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523—541页。——编者注 [197]草稿中这里有以下几段话：“人们看到，杜林总是在以前的著作家面前扮演非公聘讲师的角色，并且还超出职责范围给他们颁发考试成绩单。可以说杜林先生本人已经‘完成了’即使不是‘微妙的’、也是‘最新的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即他误以为生产即使不再以商品生产的形式进行，货币也会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杜林从布阿吉尔贝尔过渡到罗。 罗：亚当·斯密在第2篇第2章中谈论苏格兰银行——当时苏格兰各地已建立信贷银行——（其中附带批判了罗），他说道：，银行为自身的利益考虑，不能总是贷给商人经商用的全部流动资本，大部分也不行。因为商人的流动资本，虽然在他那里不停地以货币形式进进出出，但全部收回的时候，距离全部付出的时候太远了，要在短期间内适合银行利益，使偿还的数额等于贷出的数额，那是做不到的。至于固定资本的大部分，比如用来开垦土地之类的资本，就更不应该大部分贷自银行，固定资本的收回在通常情况下比流动资本的收回要慢得多：……企业主要经过许多年才能收回，这样长的期间当然不利于银行。’ 杜林先生在批判罗时把上述内容改编为：‘因而货币制度的基础从来不会……是全部资产的价值，该价值之所以表现为庞大的数额，只是因为它投向遥远的未来，在当前实际上只履行极小一部分自然职能。在相互交织的经济职能的运行过程中，时间，也可以说速度起着主要作用。而真正的货币应起的作用，正是为当前的流通和现存的各种关系的平衡服务。……在这些即使没有流于表面、也算简单的思想中，包含着对任何企图让货币制度脱离贵金属基础的做法的批判。显然，罗也从来没能完全抛弃这个基础，可是他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第94页）这头蠢驴先是郑重其事地把亚·斯密肤浅化·然后把斯密明确的思想改成空话，而他在听到斯密结尾一句话时却竖起了两只耳朵。货币制度为什么不能脱离‘贵金属基础’，原因恰好在别处，而根本不在那些‘流于表面’的思想中。‘那些只要商品不要货币、只要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而不要这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空想主义者是做得彻底的，他们不等货币以可感觉的形式出现，就在它作为价值尺度的朦胧的、想象的形式上把它“消灭”。在看不见的价值尺度中，潜伏着坚硬的货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7页155）但是，就连《资本论》也没能让杜林先生的货币观念变得明白。——编者注 [198]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洛克：杜林从配第过渡到洛克。杜林对洛克《政府论》中的一段话作了错误的阐释，因而也作了错误的指责，并且针对洛克的重商主义观点（顺便说明，巴尔本在他1696年出版的反对洛克的著作中抨击过这些观点）发表了一些怪论，除了这些东西，我们还看到他对洛克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1691年）发表的如下见解：”——编者注 [199]见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9页。一编者注 [200]1先令等于12便士。——编者注 [201]参看达·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4页。——编者注 [202]指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编者注 [203]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大约三十年前，瓦尔克奈尔试图把休谟描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但是，他这样做并不像杜林先生那样有着某种‘阴险的’用意，关于这种用意我们接下来将了解得更多。”——编者注 [204]指大·休谟《政治论丛》1752年爱丁堡版。马克思所用的版本是大·休漠《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79年都柏林版，《政治论丛》是该两卷集第1卷的第2部分。——编者注 [205]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46、588页。——编者注 [206]参看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编者注 [207]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04页。——编者注 [208]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09年柏林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5—556页。——编者注 [209]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此外，杜林先生对休漠的论文《论利息》的记述完全是肤浅的，部分是错误的。”——编者注 [210]草稿中这里有以下两段话：“荷兰在17世纪被英国经济学家视为模范国度；他们都注意到了荷兰的富有和低利息率。因此自卡耳佩珀和柴尔德以来，利息率低就被认为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休谟不是杜林，杜林要人们相信他把一种已经陈腐的‘看法’吸收过来并把它变成重要的‘观念’。相反，休谟用下面一句话作为论利息一文的开头，这句话对杜林是一种彻底反驳。”——编者注 [211]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13页。——编者注 [212]草稿中这里有以下两段话：“‘例如〈休谟〉指出，在上面所说的平衡实现之前，货币量的变化会影响利息率。’（第130、131页） 杜林先生在这里让他的读者倍感迷惑，一是他空谈‘上面所说的平衡’，其实这种平衡是指不同国家贸易差额的‘平衡’；二是他隐瞒了休漠提到的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休谟认为在这些情况下，‘货币量的变化会影响’利息率。”——编者注 [213]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23—324页。草稿中这里还有一段引自该书第324页的引文：“不过，在征服国及其邻国，利息率的降低有不同的原因；但无论在征服国还是在其邻国，我们都不能把上述结果简单地归结为金和银的增加。”——编者注 [214]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因此，按照休谟自己的看法，他在这里论述的现象与利息率的正常变动没有丝毫关系。”——编者注 [215]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24—325页。——编者注 [216]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杜林先生一方面先是在他不连贯的‘记述’中作了篡改，完全隐瞒了休谟关于征服得來的货币与通过贸易得来的货币这两者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区别，这是其一，其二，事情并不像杜林先生强加给休谟的‘在上面所说的平衡实现之前’——（指不同国家货币贸易差额的平衡，“上面”没有提到过其他的“平衡”）——，而是在征服国与邻国的贸易差额平衡实现之后，即前者的一部分货币流向后者之后，利息率在后者那里出现下降。利息率下降不是因为货币增加本身，而是因为货币增加在造成商品价格，尤其是工资普遍上升之前，对工业起了促进作用。”——编者注 [217]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14页——编者注 [218]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67页——编者注 [219]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79页。——编者注 [220]见弗·克·施洛塞尔《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7卷第76页。——编者注 [221]威·科贝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1868年都柏林—伦敦版第58、68页。——编者注 [222]参看尼·勃多《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822—867页。——编者注 [223]参看贺拉斯《颂歌》第3册第1篇。——编者注 [224]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创业资本没有出现在经济表中，但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编者注 [225]见《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8页。——编者注 [226]参看本卷第268页。——编者注 [227]奥·加·维·里·米拉波伯爵。——编者注 [228]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这个家伙依靠上述体系又获得了一个过时的观念：地租是价格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这句话至少可以让人知道杜林先生直到此时仍然不理解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本性，正如他不理解魁奈的《经济表》一样。”——编者注 [229]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如果再去研究杜林先生所传授的马尔萨斯、奥特斯、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的理论，那顶多会对一个极其次要的目的有些用处，那就是可以证明他怎样将他所引用的作者的原文，不管好坏，都以扭曲的形式再现出来，貌似他的独创，哪怕这样做就像歌德诗歌中所提到的那个‘自行其是的蠢货’157”。——编者注 [230]见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第74—75页。——编者注 [231]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杜林先生把自己任命为当代和未来的划时代的经济学家之后，没有忘记去任命过去的那些划时代的经济学家，这的确是合乎情理的。”——编者注 [232]指久·考茨《国民经济学及其文献的历史发展》1860年维也纳版。——编者注 [233]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编者注 [234]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前面提到的不大成熟的大学生们应当考虑一下：于别人合理的事，于他们也是行得通的。也就是说，大学生们应当摆脱大学非公聘讲师的束缚，就像这位非公聘讲师对待大学教授所做的那样，不过态度要礼貌些。”——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反杜林论——《反杜林论》材料——弗·恩格斯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材料 弗·恩格斯 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1700——1870年[152] 在14世纪，火药和火器传到了西欧和中欧。现在，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这种纯技术的进步，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进展得非常缓慢。最初的火器，特别是马枪，是十分粗笨的。很早以前虽经多次部分的改进，如枪管加膛线，改为后装，使用轮发枪机等，但是经过300多年，直到17世纪末，才出现了适合装备全体步兵的枪。 在16世纪和17世纪，步兵是由长矛手和火枪手两部分组成的。最初，长矛手的任务是在决战时持矛冲锋，而火枪手则以火力进行掩护。因此，长矛手采用类似古希腊方阵的密集队形作战，而火枪手则每八至十人成一列，因为只有在这么多人数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在一个人装弹完毕前射击不致中断。谁先准备完毕，便跑步到前面射击，然后又退到后面，重新装弹。 火器的逐步改进改变了这种情况。最后。明火枪可以很快地装填，以致为了保持不间断的射击只需要五人，也就是说每一列五个人。因此，同样数量的火枪手，在这时就能占领几乎比过去宽一倍的正面。由于枪的火力对密集的人群具有巨大的杀伤作用，长矛手的队形这时也改为六列或八列。这样，战斗队形越来越接近于线式队形，在这种队形中，战斗的胜负取决于火力。长矛手的作用已不是攻击，而是掩护火枪手不受敌人骑兵袭击。在这一时期末，战斗队形是由两个队和一个预备队组成的。每一队排成一线，大多由六列组成。炮兵和骑兵，一部分配置在各营的间隙，一部分配置在两翼。同时，每一步兵营中长矛手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火枪手至少不下于三分之二。 最后，在17世纪末，出现了装有刺刀的、使用预先造好的子弹的燧发枪。于是长矛终于从步兵的武器中消失了。这时，装填子弹所需要的时间较前减少了，较快的射速能掩护射手本身，而刺刀在必要时，则代替了长矛。因此，横队的纵深便由六人减到四人，后来减到三人，最后在某些场合竟减到二人。这样，在同样人数的情况下，横队越来越宽，能同时射击的枪也越来越多。但是，这种正面宽纵深小的横队，却越来越显得动转不灵。它只能在平坦无阻的地形上队列整齐地而且以缓慢的、每分钟70—75步的速度运动。而在平地上，这种横队，尤其是在它的两翼，恰好使敌人的骑兵能够进行有效的袭击。一方面为了掩护两翼，另一方面为了加强第一线火力，全部骑兵都配置在两翼上，因此真正的横队只是由步兵及其轻型的营属火炮组成的。极其笨重的重型火炮配置在两翼上，在整个会战期间最多只能转移一次。步兵编成两个队，各队的两翼由成拐字队形的步兵掩护，因而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四边形。这个动转不灵的人群，如不能成为一个整体运动时，就只得分成三部分：中央和两翼。各部分的整个运动都在于：使兵力比敌人的一翼占优势的一翼向前推进，以迂回敌人，而使另一翼停止前进，作为威胁，以防止敌人作相应的机动。在会战过程中变换整个队形需要很长的时间，暴露给敌人很多弱点，以致这种企图常常等于自取失败。这样，原来的队形在整个会战期间都不改变，步兵一进入战斗后，会战的胜负便由一次歼灭性的打击决定了。被弗里德里希二世发展到顶峰的这套作战方法，是两种物质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一种因素是人员，他们是诸侯雇佣兵，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但却完全不可靠，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听命，而且其中一部分是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另一种因素是武器——笨重的重型火炮和带刺刀的、射速大但不准确的滑膛燧发枪。 这种作战方法，当敌对双方在人员和武器方面处于同样状态时，一直被采用着，因此保持陈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同这些训练有素的雇佣兵作战的，突然是起义者的队伍，他们虽然没有受过训练，但是射击准确，大都装备有优良的火枪，并且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没有临阵脱逃的。这些起义者并不像英军所希望的那样，在平坦的开阔地上按照军事礼节的一切规定，以缓慢的步伐同他们跳熟习的战斗舞。他们把敌人引入稠密的森林，使敌人长列的行军纵队毫无抵抗地暴露在分散的、隐蔽的射手的火力之下。他们分成许多分散的兵群，利用每一个天然掩蔽物打击敌人，同时，由于行动迅速，他们常使行动迟缓的敌人追赶不上。这样，在使用火枪的条件下已起了某些作用的散兵火力，现在在一定场合，特别是在小规模的战斗中，比线式队形显得优越。 如果说欧洲的雇佣军队的士兵不适合于散兵战，那么它们的武器就更不适合了。诚然，在射击时已经用不着像以前的火枪手使用明火枪那样将枪抵在胸部，而是像现在这样抵在肩头，但是还谈不上瞄准，因为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完全是直的，眼睛不能顺着枪管瞄准。直到1777年，法国步枪才采用了猎枪的弯曲枪托，因而才会形成有效的散兵群火力。第二项值得注意的改进，是18世纪中叶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而又坚固的炮架，全靠它，后来要求炮兵具有的较高的运动性才成为可能。 法国革命在战场上应用了这两项技术改进的成果。当结成同盟的欧洲向法国革命进攻的时候，革命把全国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交给政府支配。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在训练中充分掌握线式战术，以同样的战斗队形对付老练的、经验丰富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步兵。另一方面，法国不仅没有美国那样的原始森林，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辽阔无垠的地区可供退却。必须把敌人歼灭在国境线和巴黎之间，因此，必须保卫一定的地区，而这一点只有在兵力众多的野战中才能最后达到。因此，除了散兵群以外，还需要找到另外一种形式，使人数众多的，训练较差的法国士兵能稍有把握地对付欧洲各国的常备军。这种形式找到了，那就是密集的纵队，它在某些场合已经采用过，但大多数只是在练兵场采用。纵队比横队易于保持秩序。甚至当纵队稍被打乱时，它仍然能够以较密集的队伍进行至少是消极的抵抗；纵队比较容易指挥，能更好地为指挥官所掌握，并能更迅速地运动。行进速度增加到每分钟100多步。但是，最重要的结果是：采用纵队这种特殊的众兵作战形式，就能把整个动转不灵的单一的旧的线式战斗队形分为若干个单独的部分，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使总的规定适合于当时的情况；其中每一部分可由所有的三个兵种组成。纵队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使用各部分兵力。它能利用弗里德里希二世严格禁止利用的村镇和庄园，而且从此以后，村镇和庄园在每次战斗中都成为主要据点。纵队可以适用于任何地形。最后，纵队还可以用这样一种作战方法来对付一举投入全部兵力的线式战术，这种作战方法就是，用散兵群的行动和逐渐投入兵力以拖延战斗的方法来疲惫成横队的敌人，并且大量地消耗他们，使他们不能再抵抗一直留做预备队的生力军的猛攻。同时因为线式队形在各点上兵力相等，所以成纵队作战的敌军便能用少量兵力作佯攻，以吸引其部分兵力，而同时集中主力在阵地的决定性的地点进行攻击。射击这时主要由散兵群来担任，而纵队则用来进行刺刀冲锋。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又同16世纪初火枪队和长矛队的关系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新式纵队能随时展开成散兵群，而散兵群又能随时再集合成纵队。 由拿破仑发展到最完善地步的新的作战方法，比旧的方法优越得多，以致在耶拿会战以后，旧的方法遭到无可挽回的彻底的破产，在这次会战中，动转不灵、运动迟缓、大部分根本不适于散兵战的普鲁士线式队形，在法国散兵群火力下简直瘫痪了，只能用齐射来还击。但是，如果说线式战斗队形已无用，那么这决不是指作为战斗队形的横队而言的。在普鲁士军队因采用线式队形在耶拿蒙受极大的耻辱后数年，威灵顿又率领英军以横队来对抗法军的纵队，而且总是打败他们。但是威灵顿恰好采用了法军的全部战术，例外的只是在战斗中将密集的步兵编成横队而不编纵队。他这样做的优点是能使所有的枪同时射击，所有的刺刀同时冲锋。英国人一直在几年以前还采用过这种战斗队形，并且在进攻（阿尔布埃拉）和防御（因克尔曼）153中战胜了兵力占极大优势的敌人。同英军的这种横队作过战的毕若，一直认为它比纵队好。 虽然如此，步枪性能极差，以致在100步的距离上很少能射中单个的人，而在300步的距离上也很少能射中整个的营。因此，当法国军队开到阿尔及利亚时，贝都因人用长管枪从法军火枪所达不到的距离给他们以重创。在这里只有线膛枪才能解决问题。但正是在法国，人们一直反对采用线膛枪，甚至反对把它作为特殊的武器，因为它装弹慢，枪膛容易淤塞。但是现在当需要一种便于装弹的线膛枪的时候，这个要求立即得到了满足。在德尔维涅的工作的基础上，出现了图沃南式步枪和米涅的扩张式弹丸，后者使得线膛枪在装弹方面和滑膛枪同样便利。因而从这时起，全部步兵便能装备射程远和射击准确的线膛枪。但在前装线膛枪还没有创立相应战术之时，它就已经被最新的火器，即后装线膛枪所代替，而线膛炮的战斗性能也同时越来越改进了。 革命所提出的全民武装，不久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全体有兵役义务的青年中，只有一部分用抽签办法征召到常备军服役，而其余公民中的一部分（时多时少）至多只组成了未受训练的国民自卫军。即便是在严格贯彻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国家里，也至多组成一支仅服役几周的民兵部队，瑞士就是如此。财政情况迫使国家不得不在征兵制或民军制之间进行选择，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而且是最穷的国家之一，曾试图把普遍义务兵役制和常备军制结合起来。这就是普鲁士。虽然人人都必须在常备军中服役这一制度，也由于不得已的财政原因，在任何国家都没有严格地执行，但是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82却为政府提烘了大量受过训练并组织成现成的骨干的人员，使得普鲁士比其他任何人口相同的国家占有明显优势。 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征兵制败于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但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双方都使用后装枪，而军队移动和作战时所采用的合乎规定的形式，却基本上和旧式燧发枪时期相同。至多不过散兵群的队形密集一些。此外，法军仍然采用过去的营纵队，有时也采用横队，而普军至少曾企图把连纵队当做一种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最初几次会战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普鲁士近卫军的三个旅在圣普里瓦的攻击中（8月18日）认真地试用这种连纵队时，就发现后装枪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在这次会战中参战最多的五个团（共15000人）的几乎全部军官（176人）和5114名士兵阵亡，占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参加会战的全部近卫军步兵共28160人，当天损失8230人，其中军官307人。83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斗形式也同营纵队或线式队形一样被摒弃了；以后把任何密集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火力之下的一切企图都放弃了；在普军方面，还只是以密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这种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做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士兵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士兵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火力下至今仍然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同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只有跑步才是适用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翻译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反杜林论——《反杜林论》材料——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材料 弗·恩格斯 ［《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37] 第一部分[161] 第一编 第三章 ［观念是现实的反映］ 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 第三章，第37—40页 ［物质世界和思维规律］ 两类经验：外在的、物质的经验，以及内在的经验——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思维形式一部分也是通过发展继承下来的（例如，数学公理对欧洲人来说，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布须曼人和澳大利亚黑人来说，肯定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前提，那么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正如解析几何的演算必定与几何作图相符一样，尽管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几乎从来没有，或者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再则，外部世界或者是自然界，或者是社会。 第三章，第37—40页；第四章，第44—47页； 第十章，第101—102页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世界和思维规律是思维的唯一内容。 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因此它们不是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果、结论。从头脑中构造出这些结果，把它们作为基础并从它们出发，进而在头脑中用它们来重新构造出世界——这就是意识形态，迄今为止所有的唯物主义也都陷入过这种意识形态，因为它们对于自然界方面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楚的，而对于历史方面的二者关系是不清楚的，它们不理解任何思维对历史的物质条件的依赖性。杜林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因此他是个意识形态家，而他所以能够掩饰他是意识形态家，只是因为他把那些命题表达得如此一般而空洞，以致它们看起来是公理式的、平凡的，但从它们中不能推导出任何东西，而只能加进解释。关于唯一的存在的原则也是如此。世界的统 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的《反杜林论》中译本 一性和彼岸世界的荒谬性是对世界的全部研究的结果，但是在这里却要先验地、根据某个思维公理来加以证明。由此产生了荒谬。可是没有这样的颠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哲学。 第三章，第39—40页 ［世界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对世界的认识］ 体系学[162]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陷入意识形态。 合理的幻想——换句话说，就是综合！ 第三章，第41—44页 ［数学演算和纯逻辑演算］ 从事计算的知性——计算机！——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滑稽的混淆。数学演算适合于物质的证明，适合于检验，因为这种演算是建立在物质直观的基础上的，尽管这种直观是抽象的；而纯逻辑演算只适合于推理证明，因此没有数学演算所具有的实证的可靠性——何况在纯逻辑演算中有许多还是错误的！关于求积分的机器，参看安德鲁斯的演说，《自然》，1876年9月7日138。 模式＝死板公式。 第三章，第41—44页；第四章，第44—47页 ［现实和抽象］ 关于包罗万象的存在的唯一性这个命题，罗马教皇和伊斯兰教总教长139也可以承认，这样做丝毫无损于他们的永无谬误说140和宗教；杜林用这个命题并不能证明整个存在的独一无二的物质性，正如他不能从任何数学公理中构造出三角形、球形，或者推导出毕达哥拉斯定理一样。这二者都需要有现实的前提，只有研究这些前提才能得到那些结果。确信在物质世界之外并不单独地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这是对现实世界，包括对人脑的产物和活动方式，进行长期而又艰苦的研究的结果。几何学的结果不外是各种线、面、体或它们的组合的自然特性，这些组合大部分早在有人类以前就已在自然界中出现了（放射虫、昆虫、结晶体等等）。 第六章，第63页及以下几页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因而不仅仅是物质的单纯特性。现在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个别天体上的较小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电压、磁极化的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直至它的最高产物即思维——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都处在一种或另一种上述运动形式中。任何平衡或者只是相对的静止，或者甚至是平衡中的运动，如行星的运动。绝对的静止只有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才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无论运动本身，或者它的任何一种形式，例如机械力，都不能同物质分开，都不能把它们作为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异物同物质对立起来，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第七章，第75—77页 ［自然选择］ 杜林应当对自然选择感到高兴，因为它给他的无意识的目的和手段说提供最好的例证。达尔文研究自然选择，即缓慢变异借以实现的形式，而杜林要求达尔文也应当指出变异的原因，对这种原因杜林先生同样是一无所知的。无论别人在科学上取得怎样的进展，杜林先生总是会说还有不足之处，因而总有抱怨的足够理由。 第七章 ［关于达尔文］ 同自己一事无成而对任何人的成就都不满意的……自吹自擂的杜林相比，极为谦逊的达尔文显得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不惜贬损他自己的荣誉，愉快地引证每一位前辈，即使这样的前辈是微不足道的。 第七章，第75—77页；第八章，第83—85页 杜林主义。达尔文主义，第115页[163]。 杜林认为，植物的适应是物理力或者化学动因的结合，因此不是适应。如果说“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它能够得到最大量阳光的途径”，那么它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这些途径和方式因植物的种类和属性的不同而不同。正是在每种植物那里，物理力和化学动因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帮助植物——植物与这些“化学的和物理的东西”毕竟是不同的——通过在过去长期发展中已成为它所特有的途径来获得它所必需的阳光。这种阳光像一种刺激作用于植物的细胞，从而使这些力和动因在细胞中起反应，即发生运动。因为这个过程是发生在有机体的细胞结构中，而且采取刺激和反应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同样见于人脑的神经媒介中，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采用适应这同一个术语都是恰当的。如果适应一定要通过意识的媒介，那么意识和适应在哪儿开始，又在哪儿终止呢？是在胶液原生物46、食虫植物、海绵、珊瑚、初级神经那里吗？如果杜林能把界限划出来，他一定会使旧式的自然科学家喜出望外。凡是有活的原生质的地方，都有原生质的刺激和原生质的反应。因为原生质在缓慢变化的刺激的影响下，同样在发生变化，否则它就会毁灭，所以适应这个术语，对于一切有机体来说，必然是同样适用的。[164] 第七章，第75页及以下几页 ［适应和遗传］ 海克尔认为，就物种的发展来说，适应是否定的或引起变异的，遗传是肯定的或起保存作用的。相反。杜林在第122页上却说，遗传也造成否定的结果，引起变异（同时还有关于预成141的妙论）。最容易不过的做法是，碰到所有这类对立，都把它们颠倒过来，并且证明：适应正是通过改变形式来保存本质的东西即器官本身，而遗传则通过两个始终不同的个体的结合不断引起变异，变异的积累并不排斥物种的变换。遗传甚至也把适应的结果传下去！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前进一步。我们必须把握事实真相，并加以研究，于是当然可以发现，海克尔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看来，遗传在本质上是过程中保守的、肯定的方面，适应是过程中革命的、否定的方面。驯化和培植以及无意识的适应，在这里比杜林的一切“精辟的见解”更令人信服。 第八章，第85—88页 杜林，第141页。 生命。最近20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无数次地说过，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重要的现象；而在这里，这句话又一再地被推崇为生命的定义。但是这既不准确，又不详尽。我们发现，即使没有生命存在，也有新陈代谢，例如：在那些简单的化学过程中，这些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不断地重新产生它们自身的条件，而且其中有某一确定的物体体现这一过程（例子见罗斯科的著作第102页：硫酸的制造[165]）；在内渗和外渗现象中（透过已死的有机的膜，甚至无机的膜？）；在特劳白的人造细胞：50及其媒介物中。因此，据称构成生命的新陈代谢，本身首先需要加以进一步规定。尽管有种种深刻的论证、精辟的见解、细致的研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了解到事物的本质，而且还经常在问：什么是生命？ 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为了知道和指出什么是生命，我们必须研究生命的一切形式，并从它们的联系中加以阐述。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在所谓的定义中对最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有特色的性质所作的简短解释，常常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只要不要求它表达比它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它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因此，让我们试给生命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在这上面曾经有许多人费尽心血但没有成功（见尼科尔森142）。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通过摄食和排泄而不断更新。 …… 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导出所有其他的最简单的生命机能：刺激感应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缩性——它表现在养料的吸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胶液原生物46）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简单的可塑的蛋白质是怎样发展为细胞，从而发展为组织的，这一点必须先通过观察才能认识，而这种研究已经不属于给生命下个简单通俗的定义了。（杜林在第141页上还谈到一个完整的中间世界，那里没有管道循环系统，没有“胚胎形态”，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生命。这一段很妙。） 第十章，第102—109页 杜林——经济学——两个男人 只要是谈到道德，杜林就能够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但是一涉及到经济学，那就不是这样了。例如这两个男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柏林大学生，前者熟悉各种行业，后者除了一张中学毕业文凭和现实哲学，再加上根本没有在击剑馆受过锻炼的双臂，别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谈到平等呢？这个美国人生产一切，那个大学生只是这里帮帮，那里帮帮，而分配是依照每个人的贡献来进行的；不久，这个美国人就具有对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居民（由于人口增殖或移民）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因此，整个现代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及其他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两个男人中产生出来，而且没有一个人需要动武。 第十章，第109—114页 杜林主义 平等——正义。——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在自然形成的公社中，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非常有限地、对个别公社中掌握全权的成员来说才是存在的，而且是与奴隶制交织在一起的。在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体中也是如此。一切人——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本国人和外国人，公民和被保护民等等——的平等，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不仅是发疯的，而且是犯罪的，它的萌芽在基督教中始终一贯地受到迫害。——在基督教中，最初是一切人作为罪人在上帝面前的消极的平等，以及更狭隘意义上的平等，即那些被基督的仁慈和血拯救过来的上帝的孩子们的平等。这两种看法是从基督教作为奴隶、被放逐者、遭排挤者、受迫害者、被压迫者的宗教所起的作用中产生的。随着基督教的胜利，这种因素便退居次要地位；教徒和非教徒、正教徒和异教徒的对立则成为紧接着出现的主要问题。——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或多或少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因素的相应出现，作为资产阶级存在条件的平等要求，也必然逐渐地再度提出，而与此相连的必然是无产阶级从政治平等中引申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这一点最先明确地表现在农民战争中，当然，采取了宗教形式。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但还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在这里，正如在资产阶级提出任何要求时一样，无产阶级也是作为命中注定的影子跟着资产阶级，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巴贝夫）。资产阶级的平等同无产阶级的结论之间的这种联系应当详加发挥。 因此，为了得出平等＝正义的命题，几乎用了以往的全部历史，而这只有在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做到。但是，平等的命题是说不应该存在任何特权，因而它在本质上是否定的，它宣布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糟糕的。由于它缺少肯定的内容，由于它一概否定过去的一切，所以它既适合于由1789—1796年的大革命来提倡，也适合于后来的那些制造体系的平庸之徒。但是，如果想把平等＝正义当成是最高的原则和最终的真理，那是荒唐的。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正义的对立中，因此，它们还摆脱不了同以往旧历史的对立，就是说摆脱不了旧社会本身。[166] 这就已经使得它们不能成为永恒的正义和真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和资源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经过不多几代的社会发展，人们就一定会达到这样的境地：侈谈平等和权利就像今天侈谈贵族等等的世袭特权一样显得可笑：同旧的不平等和旧的实在法的对立，甚至同新的暂行法的对立，都要从实际生活中消失；谁如果坚持要求丝毫不差地给他平等的、公正的一份产品，别人就会给他两份以示嘲笑。甚至杜林也会认为这是“可以预见的”，那时，平等和正义，除了在历史回忆的废物库里可以找到以外，哪儿还有呢？由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在今天对于鼓动是很有用的，所以它们决不是什么永恒真理。 （平等的内容须待阐明。——限于权利等等。） 此外，抽象的平等理论，即使在今天以及在今后较长的时期里，也都是荒谬的。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理论家想到要承认自己同布须曼人或火地岛人之间，哪怕同农民或半封建农业短工之间的抽象平等；这一点只要是在欧洲的土地上一被消除，抽象平等的观点也会立时被消除。随着合理的平等的建立，抽象平等本身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了。现在之所以要求平等，那是由于预见到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平等要求自然而然来到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平等化。但是，永恒的道德应当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可行的。关于平等的这种主张，甚至杜林也没有想提出；相反，他还容许暂时性的压制，这样也就承认平等不是永恒真理，而是历史的产物和一定的历史状况的特征。 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么平等就会变成荒谬。正因为这样，杜林先生最后又不得不把武装的和行政的、法庭的和警察的暴力从后门引进来。 可见，平等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的性质，而是由于18世纪的思想的传播。因此，如果说这两个著名的男人今天置身于平等的基础上，那么，这正是因为他们被想象为19世纪的“有教养的”人，而且这对于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现实的人过去和现在如何行动，都始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 第九章，第98—101页；第十章，第109—114页 ［观念对社会关系的依存］ 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条件下实现，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制度（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希望出现这种必然性，而不是无意识地、很不情愿地被迫面对这样的必然性。——这也同样适用于法的观念，因而也适用于政治（如果合适的话，这一点应当在《哲学》编中加以论述，《暴力论》仍放在《政治经济学》编中）。 第十一章，第120—121页 （并参看第三编第五章，第334—335页） 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压倒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赛奇及其太阳系）144。现在，这个过程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认为它在理论方面已经结束了。 在社会事件上，反映就更加困难了。社会是由经济关系、生产和交换，以及那些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第十二章，第125—129页 （并参看《引论》，第23—27页） 对立——如果一个事物包含着对立，那么它就同自身处在矛盾中，而且它在思想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就是矛盾。 第十三章 ［否定的否定］ 所有印度日耳曼语系民族都是从公有制开始的。几乎在所有这些民族那里，公有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都被废除，被否定，被私有制、封建所有制等等其他形式排挤掉。对这种否定进行否定，重新建立处于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公有制，这是社会革命的任务。又如：古希腊罗马哲学最初是自发的唯物主义。从这种唯物主义中产生了唯心主义、唯灵论，即唯物主义的否定，它先是采取灵魂和肉体对立的形式，后来又采取灵魂不死说和一神教的形式。这种唯灵论借助基督教普遍地传播开来。对这种否定的否定就是古代唯物主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再现，即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成果的。甚至卢梭关于历史的看法也是否定的否定：原始的平等——被不平等所破坏——实现更高阶段上的平等。因此，在杜林从辩证法和思维中排除否定的否定之前，他必须先把否定的否定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并且发明一种数学，在那里，－a×－a不等于＋a2，而＋a2的平方根也不是－a…… 不言而喻，这些自然的和历史的过裎，正如上述关于－a×－a等等的例子所已经表明的那样，在思维着的头脑中有自己的反映，并且在那里得到再现；而且最高级的辩证的问题正是借助这种方法才能得到解决。 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恶劣的、没有结果的否定。——确实，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对立面的划分，对立面的斗争和解决，在这里（历史上是部分地，思维中是完全地），在既得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达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达到的。——而那种没有结果的否定则是纯粹主观的、个人的否定。它不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由外部硬加进去的意见。由于从这种否定中不能得出任何结果，所以作这种否定的人就必然与世界不和，必然要愤愤不平地非难现存的和以往的一切，非难整个历史发展。古希腊人虽然做出了一些成就，但是他们不知道光谱分析、化学、微分、蒸汽机、公路、电报和铁路。对这些落后人的成果还有什么可多谈的。一切都是坏的——只要这类否定论者是悲观主义者的话——，但至高无上的、完美无缺的人除外，这样，我们的悲观主义又转变成为我们的乐观主义。而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就进行了否定的否定！ 理想主义——理想的观点等等，是杜林经常宣扬的。当我们从现存的关系中得出关于未来的结论时，当我们理解和研究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的消极因素中的积极方面时——就连最庸俗的进步党人145也以自己的方式在这样做，甚至理想主义者拉斯克尔也是如此——，杜林就把这称为“理想主义”，并且由此就认为自己有权设计未来的规划，甚至把学校计划也包括在内，这是个幻想的规划，因为它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他忽略了：他这样做也是在进行否定的否定。 第十三章，第145—147页 否定的否定和矛盾。 黑格尔说，正数的“无”是某个特定的无[167]。###$$$“微分可以当做真正的零来看待和对待，但是这些零相互处于由当前的问题的情况所决定的关系之中。”波绪说，这在数学上不是荒谬。[168] <![if!vml]><![endif]>可以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值，如果它是由分子和分母同时消失而得出来的话。0∶0＝A∶B也是如此，因此，在这里 <![if!vml]><![endif]>＝ <![if!vml]><![endif]>是随着A和B的值的变化而变化的（第95页的例子）。那么，零可以和零相比，就是说，它们不仅可以具有值，而且甚至可以具有不同的、能够用数字表示出来的值，这不是“矛盾”吗？1∶2＝1∶2；1—1∶2—2＝1∶2；0∶0＝1∶2146。 杜林本人说，那种求无限小总和的运算——通称为积分——是数学中最高的运算等等。这种计算是如何进行的呢？我有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变数，即一些在变化时彼此间保持一定的关系的数。例如，就算是两个，即x和y，并且要去解一个用普通的数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x和y有函数关系。我把x和y加以微分，就是说，我把x和y当做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无论多么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x和y除了它们那种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以外，什么都没有剩下，所以 <![if!vml]><![endif]>＝ <![if!vml]><![endif]>，但是 <![if!vml]><![endif]>是 <![if!vml]><![endif]>的关系的表现。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这种关系，它们的消失被确定下来的一瞬间，就是一种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不能妨碍我们。因此，我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否定了x和y，但是，我不是不再顾及它们，而是根据同条件相符合的方式否定它们。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x和y，而是x和y的否定，即dx和dy。我像通常那样用这些公式运算，把dr和dy就当做它们好像是实数一样，而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说，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以实数x和y代替dx和dy，这样一来，我并不是又回到了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代数学费尽心思也无法解决的课题。 第二编 第二章 奴隶制，在它是生产的主要形式的地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活动，即成为对自由民来说是有失体面的事情。这样就封锁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而另一方面，更加发展的生产受到了奴隶制的限制，迫切要求消灭奴隶制。一切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生产为基础的公社，都是由于这种矛盾而毁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矛盾是通过另外的比较强盛的公社对衰落的公社进行暴力的奴役（例如马其顿以及后来的罗马对希腊的奴役）而解决的；只要这些比较强盛的公社本身也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那这里发生的就仅仅是中心的转移和这一过程在更高阶段上的重复，直到（罗马）最后被一个用另外一种生产形式代替了奴隶制的民族征服为止。但是，不管奴隶制是通过强制还是自愿地废除的，以前的生产方式还是死亡了；例如在美洲，移民的小地缺耕作代替了大规模耕作。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也是毁于奴隶制的，关于这方面亚里士多德早就谈到：同奴隶的交往使得市民道德败坏——更不用说奴隶制使市民失去劳动能力了。（家奴制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在东方：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构成生产的基础，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地转人家庭（例如内宅的女奴）。） 第三章 杜林所说的应该加以斥责的历史，是由暴力支配的。现实的、向前发展的［历史运动，是］由保存着的物质成就［支配的］。 第三章 暴力，即军队，是用什么来维持的呢？用金钱。可见，立即又取决于生产。比较一下雅典的海军和政治（［公元前］380—340年）。对同盟国采取的暴力，由于缺乏物质手段去进行长期的和有效的战争而失败。英国的通过新型大工业创造出来的补助金打败了拿破仑。 第三章 ［党和军事训练］ 在谈到生存斗争以及杜林反对斗争和武器的声明时，应该强调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也必须懂得斗争：革命有朝一日或许就降临到它的面前；但不是去反对目前的军事官僚国家，如果那样做，在政治上就会同巴贝夫企图从督政府111立即跳到共产主义一样荒谬，甚至还更加荒谬，因为督政府毕竟还是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政府。但是，为了反对接替目前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党可能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措施，不得不去维护资产阶级本身所制定的法律。因此，普遍义务兵役制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大家都应该利用这种兵役制来学会斗争，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足以使自己在当一年制志愿兵期间具备一名军官所必需的军事素养的人，更应当利用这种兵役制。 第四章 关于“暴力” 暴力也起着革命的作用，并且是在一切决定性的“关键”时期，如在向共同社会过渡时，而且这时它也只是作为抵御外来反动敌人的正当自卫——这一点已被承认。而马克思所论述的16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变革，也有其革命的方面：它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169]1789年的法国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暴力，8月4日仅仅认可了农民的暴力行动，并且以没收贵族和教会的财产作为补充147。日耳曼人进行暴力征服，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农村占支配地位而不是（像在占代那样）城市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总是伴随着——正由于这后一种原因——奴隶制向痛苦少些的农奴制或依附农制的转变（在古代，伴随大庄园制的是耕地向牧场的转变）。 第四章 ［暴力，公有制，经济和政治］ 当印度日耳曼语系的人迁徙到欧洲时，他们用暴力赶走了土著居民，并且在公社占有制下耕种土地。在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那里，这后一种情形还可以历史地加以证明，而且在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甚至凯尔特人那里（朗得尔制度［rundale］[170]），这种情形现在还存在着，甚至是以直接的（俄国）或者间接的（爱尔兰）依附农制的形式出现。当拉普人和巴斯克人被驱逐出去以后，暴力遂即停止了。在公社内部占支配地位的是平等原则或自愿承认的特权。在从公有制中产生出富裕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地方，公社成员之间的这种分化，直到16世纪，纯粹是自发地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逐渐地实现的，而公有制的残余也非常普遍地存在着，当时还谈不上暴力，它只是在反对这些残余时（英国是在18和19世纪，而德国主要是在19世纪）才使用起来：，爱尔兰是特殊情况。在印度和俄国，这种公有制在极为不同的暴力征服和专制制度下安然地继续存在下来，并且成为专制制度的基础。俄国是生产关系决定政治暴力关系的一个证明。直到17世纪末，俄国农民还没有受到什么压迫，享有迁徙自由，几乎不受依附关系的束缚。罗曼诺夫一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随着彼得大帝的即位，俄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发展，它当时只能输出农产品。于是就引起了对农民的压榨，这种为输出而进行的压榨随着输出的增长而日益加重，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把这种压榨推进到极点，并且制定了法律。而这种法律允许地主加紧榨取农民，结果压迫也就越来越厉害。 第四章 如果说暴力是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原因，那么，什么是暴力的原因呢？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和别人的劳动力。暴力可以改变产品的消费，但是不能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它不能使徭役劳动转变成为雇佣劳动，除非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徭役形式已成为生产的桎梏。 第四章 迄今为止是暴力——从现在起是共同社会。纯粹善良的愿望，“正义”的要求。但是，托·莫尔早在三百五十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148，始终没有实现。为什么现在就应该实现呢？杜林没有回答。事实上，大工业把这个要求，不是作为正义的要求，而是作为生产的必要性提出来了，而这改变了一切。 第三编 第一章 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71] 不平等的因素：“因为人本能地就是平等的敌人”（第59页）。###$$$“这种人们称之为文明的欺诈机构”（第81页）。###$$$“人们应该避免像在我们这里看到的那样让她们〈妇女〉屈从于哲学所指定给她们的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屈从于仆从的角色，这种哲学宣称，妇女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刷锅洗碗和缝衣补裤。”（第141页）###$$$“上帝只赋予工场手工业劳动一定量的吸引力，这个量仅仅相当于社会的人能够花费在劳动上的时间的四分之一。”因此，其余的时间应该归农业，畜牧业、烹调、产业大军。（第152页）###$$$“温情的道德——贸易的善良而纯洁的朋友”（第161页），“道德的批判”（第162页及以下几页）。###$$$在今天的社会里，“在文明化的机构中”，充满了“行动的两面性，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对立”；这是“个人对群众所进行的一场普遍的斗争。而我们的政治科学还敢于谈论行动的一致性！”[第172页）###$$$“因为现代人不知道关于例外或者过渡的理论，即关于杂种的理论，所以他们在研究自然的时候到处碰壁。”（“杂种”的例子：“榅樟，油桃，鳗鱼，蝙蝠等等”。）（第191页） 第二部分 ［杜林断言，“人们的联合借以建立的意志活动，本身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关于历史的发展，只字未提。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一切都是心理学，而且，遗憾得很，心理学还远远“落后”于政治。 ［针对杜林关于奴隶制、雇佣依附制和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是“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的论述，恩格斯写道：］ 总是以为：经济学只具有永恒的自然规律，所有的改变和歪曲都是由可恶的政治造成的。 总之，在全部暴力论中，正确的仅仅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形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暴力建立的。这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叫做国家。因此，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这样一种平庸之见：从人们摆脱了最野蛮的状态时起，国家就到处存在，而这一点早在杜林以前就众所周知了。——但是，国家和暴力恰好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比如，我这样来说明东方专制制度、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国、马其顿君主国、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说它们都是建立在暴力上的，那我就什么也没有说明。因此，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不应该用始终一样的暴力来说明，而必须用被施加暴力的东西，被掠夺的东西来说明——用各个时代的产品和生产力以及从它们自身中产生的它们的分配来说明。这样就会发现，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国基于也从事农业的城市，罗马帝国基于大庄园，封建制度基于乡村对城市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有自己的物质基础的），如此等等。 ［恩格斯引用了杜林的下述言论：“经济的自然规律，极其严格地说来，只有通过下列办法才能获得：我们要在思想上铲除掉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特别是与雇倜依附制相联系的基于暴力的所有制的作用，并且谨防把后者看成人的不变本性〈！〉的需要……”###$$$针对杜林的这些议论，恩格斯作了如下评述：］ 总之，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把迄今为止的所有的经济抽象掉，才会被发现，这些规律至今从来没有不被歪曲地表现出来！——好一个人（从猿到歌德）的不变本性！ 杜林打算用这种“暴力”论来说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自古以来，到处都是遭受暴力的人占多数，而拥有暴力的人占少数。这本身就已经证明：暴力关系根源于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不是那样简单地通过政治途径所能排除掉的。 杜林对地租、利润、利息、工资未作解释，而只是说，是暴力如此造成的。可是暴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说。 暴力造成占有，而占有造成经济权力。因此暴力＝权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积累）中证明：商品生产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必然引起形态完备的资本主义生产，而且为此根本不需要暴力。149 当杜林把政治行动看成历史的最后的决定力量并且把这一点冒充为新东西时，他只不过是重复了以往所有历史编纂学家所说的话，在他们看来。社会形式也仅仅是由政治形式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决定的。 这太好了！从斯密起的整个自由贸易派，150甚至马克思以前的全部经济学，都认为他们所理解的经济规律是“自然规律”，并且断言，这些规律的作用被国家，被“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歪曲了！ 此外，这一整套理论只不过是企图根据凯里的学说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学本身是和谐的，国家用它的干涉败坏了一切。 永恒的正义是对暴力的补充，见于第282页。 ［对杜林在批判斯密、李嘉图和凯里时所阐发的观点，恩格斯作了如下评述：“似乎在一个鲁滨逊的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最抽象的生产，在岛上的两个孤独的人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分配，甚至可以想象出从主奴之间的完全平等直到完全对立的所有中间阶段……”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面这句话：“但是，最终真正对分配学说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只有通过严肃的社会的〈！〉考察才能得到……”###$$$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先是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各种不同的法的关系，把这些关系同它们所由产生的并且只有以其为依据才有意义的历史基础分开，再把它们转移到两个人——鲁滨逊和星期五——身上，当然，在那里它们完全是任意地出现的。在它们被这样归结为纯粹的暴力之后，又被转移到现实的历史中去，并以此证明：这里的一切也都基于纯粹的暴力。至于暴力必须应用于某种物质基质，而且正是需要阐明这种基质是如何产生的，这些杜林则不管不问。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引用了下面这一段：“所有国民经济体系所共有的传统观点认为：分配只不过是一种所谓的日常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被设想为成品总和的产量有关……而更加深刻的论证应当注重这样一种分配，这种分配同经济的或有经济效力的权利本身有关，而不是仅仅同这些权利的日常的和积累着的结果有关。”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总之，研究日常生产的分配是不够的。 地租以地产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工资以没有财产的工人，即只有劳动力的人为前提。因此应该研究一下，这一切从何而来。马克思——由于这个问题属于他的任务——在论述资本和没有财产的劳动力的第一卷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对现代土地所有制的起源的研究同对地租的研究有关，因而属于第二卷的研究范围67。杜林的研究和历史论证只限于一个词：暴力！这里已经表现出毫不掩饰的险恶用心。杜林如何说明大土地所有制，见财富和价值，这一点移至此处较好。 总之，暴力创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等等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生存条件。但是谁创造暴力？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条件了。装备是基础，而它又直接地取决于生产的阶段。石制武器、青铜制武器、铁制武器、盔甲、骑兵、火药以及大工业通过后装的线膛枪和火炮在战争中所造成的巨大变革——这些枪炮都是只有大工业用其等速工作的并且生产几乎绝对同样的产品的机器才能制造出的产品。编成和编制，战略和战术，又取决于装备。战术还取决于道路的状况——耶拿会战的计划和成就在当前公路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还有铁路！因而，正是暴力比其他一切都更加依赖于现有的生产条件，这一点甚至耶恩斯上尉都清楚地看到了（《科隆日报》，《马基雅弗利……》）84。 同时，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使用装刺刀的枪到后装枪的现代作战方法，其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横队，由训练很差的士兵排成的但有散兵掩护的纵队（耶拿反对威灵顿），最后，普遍分列成散兵线以及跑步代替慢步。 ［根据杜林的说法，“灵巧的手或脑应被看成属于社会的一种生产资料，看成一部机器，而机器的生产是属于社会的”。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但是机器并不增加价值，而灵巧的手却增加价值！因此，与此相关的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在这里遭到了禁止，虽然这种规律依然存在。 ［针对杜林关于“整个共同社会的政治法律基础”的设想，恩格斯指出：］ 这样一来，马上使用了唯心主义的尺度。不是生产本身，而是法。 ［关于杜林的“经济公社”和其中通行的分工、分配、交换的制度和货币制度，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评述；］ 因此，还要由社会给一个个工人发解雇金。 因此，还会出现货币贮藏、高利贷、信贷以及包括货币危机和货币荒在内的一切后果。货币炸毁经济公社，正像它目前就要炸毁俄国公社，而且一旦成为各个社员间进行交换的中介时也要炸毁家庭公社一样，是必然的。 ［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述说法：“因而任何形式的真正劳动，都是健全组织的社会自然规律”，同时用括号附加了一句：“（照此说法，迄今为止的所有组织都是不健全的）……”###$$$恩格斯就杜林的这种说法指出：］ 这里，劳动或者被理解为经济的、物质生产的劳动，这样，这句话就是无稽之谈，并且同以往的全部历史不相适合；或者劳动是在更一般的形式上来理解的，即被理解为某个时期所需要的或适用的各种活动、施政、诉讼、军事训练，这样，这句话又是一种狂妄之极的平庸之谈，并且和经济学毫不相干。但是把这一堆陈词滥调美其名曰“自然规律”，企图以此让社会主义者敬服它，这可真有点恬不知耻。 ［就杜林关于掠夺和财富的联系的议论，恩格斯指出：］ 全部方法都在这里。首先从生产的观点去理解每一种经济关系，而不管所有的历史规定。因此，只能讲出最空泛的话，如果杜林想超出这种状况，那么他就不得不考察某个时代的一定历史关系，就是说，他不得不走出抽象生产的范围而陷入混乱。其次，从分配的观点去理解同一经济关系，也就是把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过程归结为暴力这个空洞的词语，接着便对暴力的恶果大发其火。这会导致什么，我们在考察自然规律时将会看到。 ［杜林断言，对于经营大规模的农场，“奴隶制”或“农奴制”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1，世界历史从大土地所有制开始！大片土地的耕作与大土地占有者的耕作是一回事！被大庄园主改变为牧场的意大利土地，以前是一片荒芜！北美合众国如此巨大地扩展，不是靠自由农，而是靠奴隶、依附农等等！ 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大片土地的耕作”应该＝大片土地的开垦，但马上又被解释为＝大规模的耕作＝大土地所有制！而在这种意义上，这是多么巨大的新发现：如果某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多于他及其家庭所能耕种的，那么，他不用别人的劳动就不能耕种全部土地！要知道，使用依附农的耕作，不是大片土地的耕作，而是小块土地的耕作，而且这种耕作终归要比依附农制悠久（俄国，斯拉夫人马尔克里的佛来米人、荷兰人和弗里西亚人的移民区，见朗格塔尔[172]）；原初的自由农被变成依附农，而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是在形式上自愿地成为依附农的。 ［杜林断言，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自然障碍的大小，这种障碍阻挠着需求的满足，并且“迫使人们付出或大或小的经济力量〈！〉”，对此恩格斯指出：］ 克服阻力——这个从数学力学中搬过来的范畴，在经济学中就成了荒谬的东西。我用棉花纺线，然后织布，接着漂白和印染，现在意味着：我克服棉花对被纺的阻力。纱线对被织的阻力，织物对被漂白和被印染的阻力。我制造蒸汽机，意味着：我克服铁对它被变为蒸汽机的阻力。我用夸大其词的迂回说法来表达一件事，结果只不过是歪曲而已。但是，我却可以因此导入分配价值，在分配价值中似乎也有一种阻力需要克服。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杜林说：“分配价值纯粹地而且唯一地仅仅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对非生产出来的物品的支配权，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这些〈非生产出来的！〉物品本身是用具有真正的生产价值的劳作或物品换来的。”针对这段话恩格斯指出：］ 什么是非生产出来的物品呢？是用现代方法耕作的土地吗？或者它应该指那些不是由所有者本人生产出来的物品？但是，“真正的生产价值”是同非生产出来的物品对立的。下一句话表明：这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非生产出来的自然对象，同“无偿占有的价值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了。 ［杜林断言：人类的所有设施和事实是被严格地决定的，但是它们”在所有基本特征上”，决不“像外表的天生畸形那样是实际不变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这是自然规律，并且始终是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全部无计划和无联系的生产中，经济规律都是作为人们无力驾驭的客观规律，就是说，以自然规律的形式，同人们相对立的，关于这点，只字未提。 ［杜林的“全部经济的基本规律”是：“经济资料即自然资源和人力的生产率，是由于发明和发现而提高的，而且这一点是完全不管分配如何而实现的，尽管如此，分配本身仍能经历或引起重大的改变，但是它不决定主要结果的特征〈！〉”。针对这点恩格斯说：］ 结尾这句话：“而且……”对规律没有补充任何新东西，因为，如果规律是真实的，那么，分配就不可能对它作任何改变，这样，也就没有必要说：这一规律对于任何分配形式都是正确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自然规律了。所以要补充上结尾这句话，只不过是因为杜林总还不好意思把这完全光秃秃的规律如此光秃秃地、平淡地提出来。此外，这个补充也是荒谬的，因为分配既然仍能引起重大的改变，那么就不可能“完全不管”它。因此，我们勾掉这个补充，就得到一个纯粹而又简单的规律——全部经济的基本规律。 但是这还不够平淡。我们又被教导说：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继续作了一些摘录。］###$$$［杜林断言：经济的进步并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总和，”而仅仅取决于知识和一般的技术操作方法”，而且根据杜林的意见，如果“把自然意义上的资本理解为生产的工具”，这一点“就立即显露出来”。对此，恩格斯写道：］ 停放在尼罗河上的赫迪夫151的蒸汽犁，废置在库棚里的俄国贵族的脱粒机等等，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蒸汽等等也是有其历史前提的，诚然，这些前提比较容易创造，但总得要创造出来。这样一来杜林把那种意义完全不同的原理歪曲得面目全非，使这一“观念同我们的被置于最重要地位的规律一致了”（第71页），而他却以此感到无比骄傲。经济学家们在这一规律上毕竟还考虑出某种真实的意义，而杜林则把它归结为最肤浅的平庸之见。 ［针对杜林关于分工的自然规律的表述：“职业的区分和活动的划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恩格斯指出：］ 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它只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即使在这里，专业分工也已经由于使个人畸形发展和僵化而成为生产的障碍，但是，将来这种分工会完全消失。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今天这种专业分工在杜林看来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对共同社会来说也是有效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6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编译 [161]每一段前面的《反杜林论》编次、章次、页码以及方括号里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页码为本卷的页码。——编者注 [162]“体系学”在这里是指绝对完备的认识体系。——编者注 [163]这里和后面提到的欧·杜林著作的页码均为《哲学教程》1875年莱比锡版的页码。——编者注 [164]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无意识的适应在动物中也是很重要的。”——编者注 [165]见亨·恩·罗斯科《简明化学教程，根据最新科学观点编写》1867年不伦瑞克版第102页。——编者注 [166]平等观念产生于商品生产中一般人类劳动的等同性。《资本论》第36页。143 [167]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第1部分第1章，关于存在和无在观念中的对立的注释。——编者注 [168]见沙·波绪《微积分》1797—1798年巴黎版第1卷第94页。——编者注 [169]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20—875页。——编者注 [170]关于朗得尔制度，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171]以下沙·傅立叶的言论摘自《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编者注 [172]引自克·爱·朗格塔尔《德国农业史》第2册《从查理大帝到王位虚悬时期》1850年耶拿版。——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反杜林论 第三编社会主义 一历史 我们在《引论》里[121]已经看到，为革命做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21在恐怖时代110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恐怖时代，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111，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调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现象一年比一年增多。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122]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大量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就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23]；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124]，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罗伯特·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112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前后，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这一点己经弄清，我们不再花费时间去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杜林之流的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去宣扬自己的清醒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向他们高声说道： “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125] 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113如果说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那么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114在1815年向法国人鼓吹去和滑铁卢会战115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比起向德国的教授们宣布进行一场舌战8，当然是需要有更多一点勇气的，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么，我們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预言者和革命后得到利益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应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16但是，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个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126]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127]，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历史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比如说， “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128]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郡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129]，而且他还把这种考察方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发生了革命。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500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份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官、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蟯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 “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创业资本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130]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到目前为止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商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131]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以致他的社会改革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方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方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经过他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117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工会大联盟。118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119，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这种机构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120，而它和后者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被说成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而只是被描写为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这些就是至上的杜林先生从他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度以轻蔑的态度鄙视的人，关于这种轻蔑的态度我们已经在引论中举出了几个例子。这种轻蔑态度从某一方面看来，也不是没有自身的充分理由的：它本质上是来源于对三个空想主义者的著作的真正惊人的无知。例如关于圣西门，他说： “他的基本思想本质上是中肯的，而且除去一些片面性以外，在今天还能给真正的创造以指导性的推动。” 但是，尽管杜林先生好像真有圣西门的几部著作在手边，我们在有关的27页中去寻找圣西门的“基本思想”，却像以前寻找魁奈的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一样，是白费力气的，最后，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下面的空话： “想象和博爱的热情……以及属于后者的夸张的幻想，支配着圣西门的全部思想！”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杜林先生只知道并且只注意那些描绘得像小说中的情节一样的关于未来的幻想，而这对于确证杜林先生无限地优越于傅立叶，要比研究傅立叶怎样“企图附带地批判现实状态”确实“重要得多”。附带地！其实，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这正像说杜林先生仅仅“附带地”宣布杜林先生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至于论述罗伯特，欧文的12页，那么杜林先生在这里应用的资料绝对没有别的，而只有庸人萨金特写的蹩脚的传记[132]这位先生同样不知道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即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著作[133]。因此，杜林先生才能大胆地断言，在欧文那里“不能假定有明确的共产主义”。当然，如果杜林先生手头哪怕仅仅有过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那么他就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主张实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正如欧文经常补充说明的，平等是按年龄的大小来说的）的最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提出了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所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但是，如果像杜林先生一样，把“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界的代表者的原著的直接研究”局限于只看看标题或最多还看看少数著作中的提要，那么确实只会作出这种愚蠢的和纯粹杜撰的断语。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121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五年（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我自己就认识几个以前参加了这种共产主义典型试验的人。但是，关于这一切以及1836—1850年间欧文的活动，萨金特毫无所知，所以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历史记述”也就陷入了漆黑一团的无知之中。杜林先生把欧文称为“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博爱的真正怪物”。但是，当这位杜林先生向我们讲授他连标题和提要几乎都没有看过的那些书籍的内容时，我们千万可别说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无知的真正怪物”，因为这出自我们之口就叫做“谩骂”。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但是，如果说在他们出现以后差不多80年的今天，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从他的至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想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是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不是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么，到处嗅出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则只不过是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义者。他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如此明显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用手就可以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并进一步发展；由以往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并在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再生产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遍及一切文明国家并且日益剧烈；而且人们也已经了解这种历史的联系，了解由于这种联系而成为必然的社会改造的条件，了解同样由这种联系所决定的这种改造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杜林先生现在不是根据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至上的脑袋中硬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那么，他就不仅仅是在从事简单的“社会炼金术”了。他的行为倒像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各种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并想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晶体学、光谱分析，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发现——哲人之石。 二理论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134]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么，照此看来，现代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占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它的种种限制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反映。 那么，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之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的即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域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怎样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135]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成了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种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量；采用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发生革命。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不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人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中，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仍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別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按社会化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136]。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辅助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几亩土地，不得已时单靠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会条例是要使今天的帮工明天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辅助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个人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而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社会联系的唯一继续存在的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对各个生产者发生作用。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发现。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交纳实物贡赋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统一的；农村中有马尔克[137]，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单个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在哪里控制了手工业，就把那里的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又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业战争122。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中。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更确切地说，运动沿螺线行进，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止境地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命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138]）；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139]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140]；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141]而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极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命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而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蛮程度不同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步伐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況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在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léthorique［多血症危机］，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所有这几次危机的实质。[142]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但是，“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143]承担起对它们的管理。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质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质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护这个社会的外部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124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这些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 但是，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的存在，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错乱，成为过时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它自己的而又无法加以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144]。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三生产 看了上述的一切以后，读者得知上一章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根本不合杜林先生的胃口，是不会感到奇怪的。相反，杜林先生一定会把这种论述扔到堆放一切废弃物的深坑中去，扔到“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荒谬的观念”、“混乱的模糊观念”等等那一堆东西中去。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更不是粗糙物质的、单纯为了喂饱肚子的现代经济条件的产物。他的货色要好得多。他的社会主义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它是“社会的自然体系”，它植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中， 如果说他不得不留意以前的罪恶历史所造成的既存状况，以便加以改善，那么这宁可看做是纯粹的公平原则的不幸。杜林先生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如创造其他一切一样，是通过他的著名的两个男人进行的。这两个傀儡不是像过去那样扮演主人和奴隶的角色，这次变换了角色，这两个傀儡上演了一出表现权利平等的戏——于是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就奠定了。 因此，不言而喻，在杜林先生看来，周期性的工业危机，决不具有像我们认为它们应该具有的那样的历史意义。 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对“常态”的偶然偏离，最多不过是为”更有规则的秩序的发展”提供一个理由。用生产过剩解释危机的这一“通常的方法”，决不能满足他对问题的“更确切的理解”。诚然，对“特殊领域中的特殊危机”来说，这样的解释方法“也许是可行的”。例如，“适于大量销售的著作，突然宣布可以自由翻印，于是它们就充斥于书籍市场”。 诚然，杜林先生尽可以高枕无忧：他的不朽的著作是永远不会引起这样的世界不幸的。 但是，对巨大的危机来说，“储存和销售之间的鸿沟最后竟大得如此惊人”，这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人民消费的落后……因为人为地造成的消费不足……因为人民需求〈！〉，在它的自然增长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而他还为他的这种危机理论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信徒呢。 但是，遗憾的是，群众的消费不足，他们的消费仅仅限于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自从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这种现象就存在着。即使在群众的状况特别好的历史时期，例如在15世纪的英国，群众的消费仍然是不足的。他们远没有能支配自己的全部年产品来用于消费。因此，如果说消费不足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50年来才变得明显，那么，只有具备杜林先生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能够不是去用生产过剩这种新的现象，而是用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不足这一老现象来解释新的冲突。这就像在数学上不从变数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而从常数没有发生变化这一事实去解释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一样。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造成危机。因此，群众的消费不足，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群众的消费不足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杜林先生关于世界市场的观念是非常奇特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怎样以真正德国著作家的身份力图用想象的莱比锡书籍市场上的危机来说明真正的工业上的特殊危机，用杯水风暴来说明海上风暴。他进一步地想象， 目前的企业家的生产不得不“主要地在有产阶级自身的圈子里寻找它的销路”， 这并不妨碍他在仅仅16页后就按人所共知的做法把制铁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看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工业，而正是这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在有产阶级的圈子里被消费。它们比其他任何产品都更多地为群众所消费。在他那里，不管我们怎么看，能见到的都只不过是空洞的矛盾百出的胡说。我们就举棉纺织工业中的一个例子吧。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奥尔德姆——这是分布在曼彻斯特周围、经营棉纺织工业、各拥有5万—10万人口的十几个城市之一——仅在这一个城市里，从1872年到1875年的四年当中，单单纺32支纱的纱锭，就从250万增加到500万，就是说，在英国一个中等城市纺一种纱的纱锭数就达到了整个德国（包括阿尔萨斯）的棉纺织工业所拥有的纱锭总数。如果注意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棉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和地区也获得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发展，那么只有蛮不讲理的人才会用英国群众的消费不足，而不用英国棉纺织厂主的生产过剩，来解释目前棉纱和棉布的普遍滞销。[145] 够了。同那些对经济学无知到竟把莱比锡的普通书籍市场当做现代工业意义上的市场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所以，我们只是指出，关于危机，杜林先生在以后的论述中仅仅能够告诉我们说： 这只不过是“过度紧张和松弛之间的一场寻常的游戏”，过度的投机”不仅仅是由于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积累而引起的”，而且“个别企业家的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也应该算做造成供给过剩的原因”。 那么“造成”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无计划性，这种无计划性表现在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积累上。把经济事实变成道德菲难，并认为这样做就是发现了新的原因，这也正是过度的“急躁”。 关于危机的问题，我们就此结束。在上一章中，我们指出了危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为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手段的意义，因此，我们就不必多费口舌来批驳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浅薄之见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积极的创造，看看他的“社会的自然体系”。 这一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因而对讨厌的物质事实不屑一顾的体系，是由经济公社的联邦组成的，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存在着 “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 经济公社本身首先是 “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广泛的模式”，远远地超越例如一个叫做马克思的人的”陷入迷途的不彻底性”。它是“人们的共同体，这些人由支配一个区域的土地和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利相互联合起来，共同活动，共同分配收入”，公共权利是“对自然界和生产设备的纯粹公共的关系意义上的……对物的权利”。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未来的经济公社的法学家去伤脑筋吧，我们在这方面不打算作任何的尝试。我们只是得知， 这种公共权利和“工人社团的团体所有制”决不是一回事。后者似乎不排除相互竞争，甚至不排除雇工剥削。 然后他顺便说道： 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看到的“公共所有制”的观念，“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因为这个关于未来的观念，总是具有这样的外貌，好像它只是指工人团体的团体所有制”。 这又是杜林先生所惯用的许多偷梁换柱的“卑鄙手法”之一，“对于这些手法的庸俗的特性〈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有无耻这个粗俗的词才完全适用”；这是凭空捏造的假话，正和杜林先生的另一个虚构一样，这个虚构是：“公共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是“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 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某一经济公社对自己的劳动资料的公共的权利，至少对任何其他经济公社，以至于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是排他性的所有权。 但是，这一权利不应该使自己”和外界……相隔绝，因为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存在着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就好像……现在人们从属于某一政治组织和参与村镇的经济事务一样”。 因此，将出现富裕的和贫穷的经济公社，它们之间的平衡是通过居民脱离贫穷的公社挤入富裕的公社的方法来实现的。因此，杜林先生虽然想通过全国性的商业组织来消除各个公社之间在产品上的竞争，但是他却听任生产者方面的竞争安然存在下去。物被置于竞争之外，而人仍旧要服从于竞争。 但是，我们由此还远不清楚什么是“公共的权利”。两页之后，杜林先生向我们宣布： 商业公社扩展得”首先像政治社会领域一样地广大，这个领域的成员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权利主体，并且由于这种身份而支配着整个土地、住宅和生产设备”。 可见，具有支配权的终究不是个别公社，而是整个民族。“公共权利”、“对物的权利”、“对自然界的公共的关系”等等，不仅“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而且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权利实际上——至少当每一单个经济公社同样是权利主体的时候——是“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因此，这后一个“模糊的杂种”，又只有在杜林先生本人那里才会遇到。 无论如何，经济公社是为了生产来支配自己的劳动资料的。这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根据我们在杜林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来判断，这种生产是完全依照从前的样式进行的，只是公社代替了资本家而已。顶多我们还看到，只是现在每个人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并具有同等的劳动义务。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一单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社会”是怎样看待分工的呢？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照杜林先生的说法，这个对抗“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能填平的，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过渡，这种连续过渡在将来还可望大大加强”。现在侵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已经有两种工业：”第一是酿酒业，第二是甜菜制糖业……酒精生产具有这样大的意义，以致容易被人估计过低，而不会被人估计过高”。如果由于“某些发现使工业的范围更加扩大，使生产经营必须在农村中进行，并且直接同原料的生产挂钩”，那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就可以因此减弱，而“文明发展的最广泛的基础就可以获得”。但是，“同样的事情也许还可以由别种方法产生。除技术上的必需外，社会需要的问题将越来越多地被提出，当社会需要成为人类活动的组合的标准时，就不能再忽视田间作业和技术加工之间的有系统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好处了”。 而在经济公社中正好存在着社会需要这个问题，这样，公社不会急于充分利用上述的农业和工业联合的好处吗？关于经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杜林先生不会不用他所喜爱的冗长文字把他的“更确切的理解”告诉我们吧？如果读者相信他会这样做，那就要受骗。上面那些贫乏的、吞吞吐吐的、在施行普鲁士邦法58的酿酒区和制糖区内又流传开来的老生常谈，就是杜林先生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 让我们来详细地谈谈分工吧。在这里，杜林先生已经多少“确切些”了。他谈到 “应该专门从事一种活动的人”，如果说到建立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那么问题只是在于：能否把致力于生产某一种物品的一定数量的人，连同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可以说一起创造出来”。在共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不需要许多居民”在共同社会中，也会有”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 这样，在生产的范围内，一切都差不多是照旧不变的。的确，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中，总是“错误的分工”占支配地位；但是，这种错误的分工表现在哪里，它在经济公社中将被什么所代替，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听到下面的话： “至于分工本身的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只要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自然状况的事实和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说是解决了。” 除能力外，还有个人的爱好在起作用： “促使人们去从事需要有更多的能力和更多的训练的那些活动的刺激，将完全基于对有关行业的爱好，以及对从事恰恰是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从事一种事物！〉，的乐趣。” 但是，这样一来在共同社会中就将引起竞争，而且 “生产本身引起了某种兴趣，而把生产仅仅看做获利手段的呆板的经营，将不再是各种社会状态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征”。 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这首先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分工的特点。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居民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肉体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么，土地也同样占有农民，手艺也同样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局部操作，把每种操作分给各个工人，作为终身的职业，从而使他们一生束缚于一定的局部职能和一定的工具。“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146]，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过去是终生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生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马克思）[147]，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法学家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身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哪怕这种专业纯属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 空想主义者已经充分地了解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这种劳动活动局限于单调地机械地终身重复同一的动作。欧文和傅立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们两人都主张人口应该分成1600—3000人的许多集团，分布于全国；每个集团居住在他们那个地区中央的一个巨大的宫殿中，共同管理家务。虽然傅立叶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四个到五个这种相互毗连的宫殿组成的。根据这两个空想主义者的意见，每个社会成员都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在傅立叶看来，手艺和工场手工业在工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而在欧文看来，大工业已经起着主要的作用，而且认为在家务劳动中也应该应用蒸汽力和机器。但是，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业中，他们两人都要求每个人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要求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在他們两人看来，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力，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种和相应地使从事每一种劳动的“活动时间”（用傅立叶的话说）[148]不过长的办法来实现。他们两人都远远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袭的剥削阶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于这样的狭隘观念，即似乎一定数量的“人”无论如何必然注定要从事某一种物品的生产；它要使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永世长存，这些人据说对从事恰恰是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感到乐趣，就是说，他们落到了竟然乐于自身被奴役和片面发展的地步。即使同“白痴”傅立叶的最狂妄的幻想所包含的基本思想相比较，即使同“粗陋、无力而贫乏”的欧文的最贫乏的观念相比较，还完全被分工奴役着的杜林先生也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侏儒。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替它们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现在，这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是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消灭旧的分工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因为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所以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149]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死的专业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错乱。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150] 大工业使我们学会，为了技术上的目的，把几乎到处都可以造成的分子运动转变为物体运动，这样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却是自由的。如果说水力必然存在于乡村，那么蒸汽力却决不是必然存在于城市。只有蒸汽力的资本主义应用才使它主要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但是这样一来，蒸汽力的资本主义应用就同时破坏了自己的运行条件。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较干净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所有的水都变成臭气熏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关于这一过程，可以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纺织工业地区详细加以研究；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属加工工业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在那里，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样的结果。 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 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 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相对地摆脱了它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纺织工业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进口的。西班牙的铁矿石在英国和德国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铜矿石在英国加工。每个煤矿区都把燃料远销本地区以外的逐年扩大的工业地区。在欧洲的整个沿海地区，蒸汽机用英国的煤，有的地方用德国和比利时的煤来发动。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可以更大踏步地前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每一个人对生产部门的整个系列从头到尾都有实际体验，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会绰绰有余地抵偿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燃料所花费的劳动。 因此，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可能遭受怎样的命运，俾斯麦总可以骄傲地进入坟墓了，因为他的夙愿——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126 现在可以好好看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首先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在这里，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好好看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做”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烧酒酿造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具有普鲁士特有的结合方式的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取决于生产直接靠近原料开采的必要性——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给自己留下退路：社会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样做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 诚然，要看到那些将消除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要看到这些因素在其发展中受到现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就必须把视野放宽些，稍稍超出普鲁士邦法58的适用地区，因为在那里，烧酒和甜菜糖是主要的工业产品，而商业危机竟可以根据书籍市场的状况来研究。为此，必须从大工业的历史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典型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要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浅薄化，并把它降低为杜林先生的普鲁士特有的社会主义。 四分配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151]，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确，生产是同确凿事实打交道的一个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内，“合理的幻想”只能给自己的自由心灵提供极小的飞翔空间，因为出丑的危险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据杜林先生的意见，分配是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的，在他看来，分配不是由生产来决定，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来决定的，——分配是他的“社会炼金术”的再合适不过的用武之地了。 在经济公社和包括许多经济公社的商业公社里，平等的消费权利是和平等的生产义务相适应的。在这里，“一种劳动……按照平等估价的原则和别种劳动相交换……贡献和报酬在这里是真正相等的劳动量”。而且，这种“人力的相等，不管个别人的贡献是多些还是少些，或者甚至偶然丝毫没有”，都是有效的；因为“任何行动，只要它花费时间和力量，都可以看做劳动消耗”，——因此，玩九柱戏和散步也在此列。但是，因为集体是一切生产资料从而也是一切产品的占有者，所以这种交换不发生在个别人之间，而是一方面发生在每个经济公社和它的各个社员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各个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之间。“特别是各个经济公社，将在它们本身的范围内，用完全有计划的销售去代替小商业。”批发商业也同样被组织起来：“所以，自由经济社会的体系……仍旧是一个巨大的交换组织，它的活动，是通过贵金属提供的基础进行的。我们的模式和一切模糊的观念——甚至现在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最合理的形式也还没有脱离这种模糊观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这个基本特性的绝对必要性有所认识。”###$$$为了进行这种交换，经济公社作为社会产品的最先占有者，必须根据平均生产费用“给每类物品规定一个统一的价格”。“现在所谓生产成本……对价值和价格的意义，〈在共同社会里〉将由……对所需劳动量的估计来实现。根据每个人在经济上也具有平等权利的原则，这种估计最终可以归结为对参加劳动的人数的考虑，这种估计将产生既跟生产的自然关系又跟社会的价值增殖权利相适应的价格比例。贵金属的生产，仍然像现在一样，是规定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由此可见，在经过变更的社会制度中，对于价值以及产品借以进行交换的比例来说，决定原则和尺度不但没有丧失，反而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得到了。” 著名的“绝对价值”终于实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一定也会使各个人有能力向公社购买已经生产出来的物品，因为它每日、每周或每月付给每个社员以一定数目的货币，作为他的工怍报酬——这个数目对于一切人来说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从共同社会的观点看来，说工资应该消失或者说工资应该成为经济收入的唯一形式，这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同等的工资和同等的价格，”即使不造成质量上的消费平等，也造成数量上的消费平等”，这样一来，“普遍的公平原则”就在经济上实现了。 至于这种未来的工资额如何规定，杜林先生仅仅告诉我们：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劳动六小时，就应该得到同样体现六个劳动小时的货币量。 但是，决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则”和那种粗陋的平均主义混淆起来，后者激起资产者极其愤怒地反对一切共产主义，特别是反对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这一公平原则远不是像外表看起来那样不能通融。 “经济上的权利要求的原则平等，并不排除对公平所要求的东西再自愿地附加上特别赞许和尊敬的表示……当社会通过适当地增添消费来表彰摆在较高位置的工种时，社会只是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当杜林先生把鸽子的纯洁和蛇的智慧[152]融合起来，并如此令人感动地惦念未来杜林们的消费的适当增添时，杜林先生也是在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这样，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最终地被清除了。因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假定谁真正拥有私人资料的剩余，那么他也不能为这些剩余找到任何资本式的应用。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为了生产向他取得这些剩余，那他们只能以交换或购买的方式向他取得，但是决不会向他支付利息或利润。”所以，“和平等原则相适应的遗产”是可以允许的。它是不能避免的，因为“某种遗产总是家庭原则的必然伴侣”。继承权也“不能引起巨大财富的积累，因为在这里财产形成……再也不能以创造生产资料和完全过食利生活为目的了”。 这样，经济公社似乎是顺利地建成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公社是怎样经营的。 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一切假设都完全实现了；因而我们假定，经济公社因每个社员每天劳动六小时，而付给他们以同样体现六劳动小时的货币最，比如说12乌克。同样，我们假定，价格确切地与价值相符合，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前提，它仅仅包含原料费、机器损耗、劳动资料的消耗和所付的工资。一个拥有100个从事劳动的成员的经济公社，每天生产价值为1200马克的商品，一年以300个工作日计算，生产36万马克的商品，公社以同样的数目付给它的成员，每个成员都可以随意处置他一天得到的12马克，或一年得到的3600马克。在一年之末，甚至在一百年之末，这个公社并没有比开始时富裕一些。在这个时期内，如果公社不愿动用它的生产资料的基金，那么，它甚至无法适当地增添杜林先生的消费。积累完全被遗忘了。更糟糕的是：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方便形式，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接要求它的成员去进行私人积累，从而破坏公社自身。 怎样避免经济公社的本性的这一矛盾呢？公社只能求助于杜林先生所得意的“课税”，即加价，把它的年产品卖48万马克，而不是卖36万马克。但是，因为其他一切经济公社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所以都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做法，这样，每一公社在和别的公社进行交换时都不得不偿付和自己额外所得相等的“课税”，结果“贡税”还是完全落在它自己的成员身上。 或者，公社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简单；每个成员劳动六小时，公社付给他少于六小时劳动的产品，比如说四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就是说，一天不是付12马克，而只付8马克，但是让商品的价格保持原来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做了它在前一情况下隐蔽地转弯抹角地企图做的事情：它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这样它就造成每年总计12万马克的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实行的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153]。 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经济公社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积累基金来维持和扩大生产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或者是它要建立这种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能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 经济公社中的交换的内容就是这样。交换的形式怎么样呢？交换是以金属货币为中介的，杜林先生颇以这种改良所具有的“人类历史意义”自傲。但是在公社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交易中，这种货币决不是货币，决不执行货币的职能。它成为纯粹的劳动券，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只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在这一职能中，它也“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154]因此，它可以为任何凭证所代替，例如魏特林就以“交易簿”来代替，在这个账簿中，在一边记下劳动小时，在另一边记下为此而领得的享受资料。127一句话，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货币只是起欧文的“劳动小时货币”的作用，这是杜林先生非常傲慢地蔑视的“狂想”，但是他自己又不得不把它应用于自己的未来经济之中。标明所完成的“生产义务”和从而获得的“消费权利”的尺度的凭证，无论是一张废紙、一种筹码，或者是一块金币，这对这个目的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对其他目的来说就不然了，这一点以后就会看到。 这样，如果说，在经济公社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交易中，金属货币已经不执行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变相的劳动券的职能，那么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它就更不执行货币的职能了。在这里，在杜林先生的前提下，金属货币完全是多余的。实际上，这里只要有簿记就足够了，在实现等量劳动的产品同等量劳动的产品的交换时，如果簿记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劳动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比预先把劳动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上，交换是纯粹的实物交换；全部余额可以很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到其他公社账上的办法来结清。但是，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对其他公社有了亏空，那么所有“宇宙间的黄金”，无论它们怎样“天然就是货币”，都不能使这个公社（如果它不愿意由于欠债而隶属于其他公社）避免这样的命运，即用增加自己的劳动的方法来补偿这种亏空。此外，请读者经常记住，我们在这里决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我们只是采用杜林先生的假设，并且从中作出不可避免的结论。 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公社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交换中，还是在各个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天然就是货币”的黄金都不能实现它的这种天然的本性。尽管如此，杜林先生却硬叫它在“共同社会”中也执行货币的职能。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货币职能寻找别的活动舞台。而这样的舞台是存在着的。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货币。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货币，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而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单身汉用他一天8马克或12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凄惨度日。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货币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货币。金钱没有臭味128。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货币职能的全部条件。现在，一方面出现了贮藏货币的机会和动机，另一方面出现了借债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作为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为公社所接受，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类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现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像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合成分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只是考察了在杜林的经济公社所管辖的领域内保存金属货币这件事的影响。但是在这一领域以外，其余的罪恶世界此时还是一切都照老样子进行。在世界市场上，金银仍然是世界货币、一般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财富的绝对的社会体现。由于贵金属的这种特性，在经济公社的单个社员面前，出现了贮藏货币、发财致富和放高利贷的新的动机，即对公社和在公社范围以外自由地、独立地行动，并在世界市场上使积累的个人财富增殖的动机。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虽然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因此，变成了银行家的货币贮藏者和高利贷者也就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实际上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模糊观念”根本不同的。如果它真的能拼凑起来并维持下去，那么，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重新产生金融巨头，它将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并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可以获救的道路，也许就在于货币贮藏者宁愿借助他们的世界货币尽快地逃离公社。 在德国人对早先的社会主义普遍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一个天真烂漫的青年，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欧文的劳动券是否也会引起类似的滥用呢？虽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阐述这种劳动券的含义，但是，为了把杜林的“包罗万象的模式论”和欧文的“粗糙、无力和贫乏的观念”作一比较，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下面几点：第一，要使欧文的劳动券被这样地滥用，就要假定它已变成真正的货币，而杜林先生是以真正的货币为前提，可是却想禁止它执行单纯劳动券以外的其他职能。在欧文那里，是假定发生了真正的滥用，而在杜林这里，是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货币本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货币对抗着杜林先生由于自己不懂货币的本性而要强加给它的那种滥用，去实现它本身所固有的正确的应用。第二，在欧文那里，劳动券只是达到社会资源的完全公有和自由利用的一个过渡形式，此外，顶多还是一个使共产主义易于为英国公众接受的手段。所以，如果某种滥用迫使欧文的社会废除劳动券，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向它所追求的目的前进一步，进入一个更完善的发展阶段。相反，杜林的经济公社一废除货币，它就立刻消灭了自己的“人类历史意义”，消除了自己的最特出的妙处，不再成其为杜林的经济公社，而下降为模糊观念，而杜林先生为了使它从这种模糊观念中摆脱出来，曾花费了多少艰苦的劳动去从事合理幻想啊。[155] 杜林的经济公社遭遇到的所有这些奇怪的迷误和混乱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不过是从存在于杜林先生头脑中的对价值和货币的概念的模糊观念中产生的，这种模糊观念最后竟驱使他企图去发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因为杜林先生决没有在德国垄断这种模糊观念，相反，他还有许多竞争者，所以我们“愿意暂时耐着性子来清理”他在这里造成的“乱线球”。 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什么是商品？商品是在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但是，只有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他人的消费，即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时，它们才成为商品；它们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这样，私人生产者就相互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组成一个社会。因此，他们的产品虽然是每一单个人的私人产品，同时也是社会的产品（但这不是有意的而且似乎是违背他们意愿的）。那么这些私人产品的社会性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两种特性上：第一，它们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不仅对生产者自己，而且也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第二，它们虽然是各种极不相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也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是一般人类劳动的产品。因为它们对别人也有使用价值，所以它们都可以进入交换；因为在它们里面都包含着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劳动力的简单耗费，所以它们可以在交换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这种劳动的量相互比较，被认为相等或不相等。在不变的社会条件下，两个相同的私人产品可能包含不等量的私人劳动，但总是只包含着等量的一般人类劳动。一个不熟练的铁匠打五个马掌所用的时间，另一个熟练的铁匠却能打十个。但是，社会并不把一个人的偶然的不熟练性当做价值，它只承认当时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为一般人类劳动。因此，第一个铁匠的五个马掌中的一个，在交换中并不比第二个铁匠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所打的十个马掌中的一个具有更多的价值。私人劳动，只有在它是社会必要劳动的时候，才包含着一般人类劳动。 这样，当我说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的时候，那我就是说：（1）它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产品；（2）它是由私人为了私人的打算生产出来的；（3）它虽然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又是社会劳动的产品（这一点似乎是生产者所不知道的或者似乎是违背他们意愿的），而且是以社会方法即通过交换来确定的一定量社会劳动的产品；（4）我表现这个数量，不是用劳动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劳动小时。而是用另外一个商品。因此，如果我说，这只表和这块布价值相等，这两件物品中每一件的价值都等于50马克，那么我就是说：在这只表、这块布和这些货币中，包含着等量的社会劳动。因此，我确认，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劳动时间是以社会的方式计量的，而且被看做是相等的。但是这种计量，不像通常用劳动小时或工作日等等来计量劳动时间那样，是直接的、绝对的，而是迂回地以交换为中介来进行的，是相对的。因此，即使这一确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我也不能用劳动小时表现出来，因为我仍然不知道劳动小时的数目，而同样只能迂回地相对地通过另外一个代表等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商品把它表现出来。一只表的价值和一块布的价值相等。 但是，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迫使建筑在它们之上的社会采取这种迂回途径的时候，它们同时也迫使这个社会尽可能地缩短这条途径。它们从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选出一种权威性的商品，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永久由这种商品来表现，这种商品被当做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因而能够直接地无条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这种商品就是货币。货币已经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价值概念中，它只是发展了的价值。但是，当商品价值在商品本身面前独立化为货币时，在生产商品和交换商品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一个具有新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因素。我们暂且只确认这一事实，而不作详细的探讨。 商品生产的经济学，决不是考察我们仅仅相对认识的因素的唯一科学。在物理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一定体积的气体包含着多少个气体分子。但是我们知道，在波义耳定律有效的范围内，在相同的压力和温度下，一定体积的一种气体和同一体积的任何他种气体包含着同样多的分子。所以，对不同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的不同的气体的各个不同的体积，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分子容量来加以比较；例如我们以0℃和760毫米压力下的1升气体为单位，用这个单位去测量上述的分子容量。——在化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各个元素的绝对原子量。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相互的比例，所以我们相对地知道它们的原子量。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的经济学根据各个商品的相对劳动量来比较各个商品，因而使它所不知道的、包含于各个商品中的劳动量获得一个相对表现，同样，化学根据各个元素的原子量来比较各个元素，把一个元素的原子量表现为另一个元素（硫、氧，氢）的原子量的倍数或分数，因而使它所不知道的原子量的大小获得一个相对表现。商品生产把黄金提升为绝对商品，提升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提升为一切价值的尺度，同样，化学把氢的原子量当做一，并把其他一切元素的原子量还原为氢，使之表现为氢原子量的倍数，因而把氢提升为化学上的货币商品。 但是，商品生产决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产品都没有转变为商品。公社成员直接为生产而结合成社会，劳动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的，产品只要是供消费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这样也就排除产品向价值的转化。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因此，到那时，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不断波动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产品中包含的现在已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的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来表现这个量，而是会用它们的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同样，化学一旦能够以最恰当的尺度，即以实际重量，以1012分之一或1024分之一克，来绝对地表现原子量，它也就不会想到再通过迂回的途径，用氢原子来相对地表现各种元素的原子量了。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不会赋予产品以价值。生产100平方米的布，比如说需要1000劳动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100平方米的布具有1000劳动小时的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156] 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这二者之间出现差别的可能性。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么他会深切地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超过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交换虽然成立却实现不了商品的真实的价值。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废除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某种最全面地表现生产者受自身产品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终支配自身产品的社会。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成社会的共同体内部的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共同体的各种纽带，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人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共同的耕种；后来，货币以耕地的最终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办法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泽尔流域的农户公社中，在俄国公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共的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这些原因借以对共同体发生作用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 我们在上面（《经济学》第六章）已经看到，谈论劳动的价值，这是自相矛盾。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劳动不仅生产产品，而且也生产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由劳动来计量的，所以它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像重本身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一样。但是，胡乱思考“真正价值”的一切社会糊涂虫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们想象，在目前的社会中，工人没有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这种情况。为此，首先就要探索什么是劳动的价值；这些人企图不用劳动的最恰当的尺度即时间，而用劳动的产品来衡量劳动，这样就发现了劳动的价值。根据这种观点，工人应当获得“全部劳动所得”；不仅劳动产品，而且劳动本身都应当可以直接和产品相交换，一个劳动小时和另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相交换。但是，在这里立即产生了一个十分“可疑的”困难。全部产品被分掉。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并且被个人所掌握和支配。个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在最好的情况下，社会的贫富程度仍然是和以前一样。这样，这些人把过去积累的生产资料集中于社会手中，只是为了使未来积累的一切生产资料重新分散于个人的手中。这些人是给自己的前提一记耳光，达到了纯粹荒唐的地步。 根据这种观点，流动的劳动，即能动的劳动力，应当和劳动产品相交换。于是它和应当与之交换的产品一样，也是商品。于是这种劳动力的价值就决不会根据它的产品来决定，而是根据它里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即根据目前的工资规律来决定。 但是，这正好是这种观点认为不应当有的情形。根据这种观点，流动的劳动，即劳动力，是应当可以和它的全部产品相交换的。这就是说，它应当不和它的价值相交换，而和它的使用价值相交换；价值规律应当适用于其他一切商品，但是对于劳动力，它是应该被废除的。隐藏在“劳动的价值”背后的，正是这种自己消灭自己的混乱观念。 “劳动和劳动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相交换”——这句话如果还有某种意义的话——就是说，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相互交换，这也就是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在目前的社会中，它以各种经济规律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唯一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种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即作为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不以生产者的愿望或活动为转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杜林先生把这一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鲁东完全在同一个基地上进行活动。像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 我们现代的唐·吉诃德，无论怎样傲慢地骑上他的高贵的洛西南特——“普遍的公平原则”，在他的威武的桑乔·潘萨——阿伯拉罕，恩斯的跟随下，来作骑士的远征以夺取曼布里诺的头盔——“劳动的价值”，我们还是担忧，非常担忧，他除了大家知道的理发用的旧铜盆以外，什么也拿不到家里去。130 五国家，家庭，教育 在前两章里，我们也许可以说大体上概括了杜林先生的“新的共同社会结构”的全部经济内容。还要提一下的顶多是，“历史眼光的普遍远大”丝毫没有妨碍他去关心自己的特殊利益，至于我们已经知道的适当地增添消费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旧的分工继续存在于共同社会中，所以经济公社除了考虑到建筑师和推小车者，还要考虑到职业著作家，而且还发生了那时怎样处理著作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使杜林先生更加劳神。无论在什么地方，例如在提到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时候，著作权总是把读者缠住不放，他终于在《教程》[157]中以整整九页的篇幅不厌其详地讲述著怍权，并用神秘的“劳动报酬”的形式（但没有说这里是否适当地增添消费）把它平安地引进共同社会的海港。如果就跳蚤在社会的自然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写上一章，是同样恰当的，并且无论如何不会乏味的。 关于未来的国家制度，《哲学教程》作了详细的规定。在这方面，卢梭虽然是杜林先生的“唯一重要的先驱者”，但他奠定的基础不够深刻；他的更加深刻的后继者从根本上补救了这一点，办法是把卢梭的东西最大限度地稀释，并加上用同样方式调制成的黑格尔法哲学废弃物的稀汤。“个人的主权”构成杜林的未来国家的基础；它在多数人的统治下不应当被压制，而应当在这里真正达到全盛状态。这是怎样发生的呢？非常简单。 “如果假定人和人之间在一切方面都有协定，如果这些契约以相互帮助来反对不正当的侵害为目的，那么这时维护权利的力量就只会加强，而仅仅从众人对个人或多数对少数的优势中就引申不出某种权利。” 现实哲学戏法的活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越过最不容易通过的障碍，而如果读者认为，他听了这些以后并没有比以前更聪明一些，那么杜林先生就这样回答他：不能这样轻易地对待这件事，因为 “在理解集体意志的作用时，最微小的错误都会毁灭个人的主权，而这种主权正是唯一能从中引申出各种现实权利的东西”。 杜林先生在嘲弄他的读者时，正是以读者似乎理应受到的对待来对待读者。他甚至还能做得更无礼些；现实哲学的学生们看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个人的主权主要是在于 “单独的个人被迫绝对地服从国家”，但是这种强迫只有在“真正地为自然的正义服务”时才是正当的。为此目的，将有“立法和司法”，但是它们“必须在集体的掌握之中”；其次还要有防卫的联合，它表现于“军队里面或者负责内部安全的执行机关里面的共同行动”， 所以也将有军队、警察、宪兵。杜林先生确实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普鲁士人；在这里，他证明自己和那些典型的普鲁士人出身相同，这些普鲁士人，用已故的罗霍大臣的话来说，“心中都有自己的宪兵”。但是这些未来的宪兵将不像现在的反动宪警那样危险。无论这些宪兵怎样侵犯有主权的个人，个人总是有一种安慰： “个人视各自的情况从自由社会方面遇到的正义或非正义，决不会比自然状态所带来的更坏些！” 于是，杜林先生再一次用他那无法避免的著作权绊住我们以后，向我们保证，在他的未来世界中将有一种“不言而喻是完全自由的和普遍的律师制”。 “现在设想的自由社会”变得越来越混杂了。建筑师、推小车者、著作家、宪兵，还有律师！这个“坚固的和批判的思想王国”酷似各种宗教的各种天国，在那里，信徒在大彻大悟中总是能重新找到使他的人间生活带有甜蜜色彩的那种东西。杜林先生正是属于“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131的国家。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于，杜林先生需要什么。杜林先生不同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地方是，在杜林先生的未来国家中，决不是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的。在这个未来国家的宪法上写着： “在自由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任何膜拜；因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克服了幼稚的原始的想象：以为在自然界背后或自然界之上有一种可以用牺牲或祈祷去感动的存在物。”“所以，正确理解的共同社会体系……必须除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须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 宗教被禁止了。 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根据比较神话学，这一最初的过程，至少就印欧语系各民族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132，以后又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中间，而且就材料所及的范围而言，也可以在凯尔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间得到详尽的证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158]。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并在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雅赫维身上得到了体现。在这个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作为人们对支配着他们的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这种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感情上的形式而继续存在，只要人们还处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之下。但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动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这种基础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事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仅仅有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的支配。为此首先需要有某种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可是杜林先生不能静待宗教这样自然地死亡。他干得更加彻底。他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他颁布了更严厉的五月法令133，不仅反对天主教，而且也反对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从而帮助它殉道和延长生命期。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总是看到普鲁士特有的社会主义。 在杜林先生这样顺当地把宗教消灭以后， “只依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成熟到认识自己的集体力量的人，就可以勇敢地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话题，看看那依靠自身的人在杜林先生的领导下，能够勇敢地踏上什么样的“事物进程”。 人借以依靠自身的第一个事物进程就是他诞生的进程。以后， 在自然的未成年期，他始终处在“儿童的自然教养者”即母亲的保护之下。“这个时期，正如古代罗马法所说的，可以延长到青春期，大约到14岁。”只有当比较大的未受教育的少年不十分尊敬母亲的威严的时候，父亲的协助，特别是社会教育措施才来消除这种缺点。如果具有这种“无可争辩的真正的父亲身份”的父亲确实存在，那么儿童在到达青春期后，就处在“父亲的自然监护”之下，否则，公社就指定监护人。 杜林先生以前曾设想，不必改造生产本身，人们就能以社会的生产方式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在，他在这里想象，人们可以把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同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分隔开来，而不会由此改变家庭的全部形式。这个家庭形式，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不可改变，以致他甚至把“古代罗马法”（即使它具有某种“完美的”形式）当做家庭永远奉行的标准，并且设想家庭只是“继承遗产”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空想主义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义者看来，随着人们自由结合成社会和私人家务劳动转为公共事业，青年教育的社会化，从而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了。此外，马克思已经证明（《资本论》第515页及以下几页），“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159]。 杜林先生说： “每一个社会改良幻想家，自然事先备有和他的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学。” 用这个观点来衡量，杜林先生是社会改良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他对未来学校的关注，至少不亚于他对著作权的关注，这可真了不起。他不但为整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而且还为过渡时期详尽地制订中小学计划和大学计划。不过，现在让我们只考察一下，在最后的终极的共同社会中，将要向青年男女传授些什么东西。 普通的国民学校，把“凡是本身和在原则上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从而特别是把“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切科学的基础和主要结论”教给学生，所以这种学校首先要教数学，而且要把从简单的计数和加法起直到积分为止的一切原理性概念和方法“全部教完”。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种学校里要真正去做微积分。相反，不如说在这种学校里，将教授综合数学的崭新的要素，这些要素包含普通的初等数学以及高等数学的萌芽。虽然杜林先生自己断定，这种未来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在他心目中大致有了一个梗概”。但是可惜直到现在，他还不能发现这种“综合数学的要素”；而他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也应该有待于新社会制度的自由的和强化了的力量来做”。 但是，如果说未来数学的葡萄眼下还是非常酸的，那么，未来的天文学、力学和物理学就会困难少一些，并将成为 “全部学校教育的核心”，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论，通常主要采用记述的方式”……不如说是“一种轻松的谈话资料”。 在《哲学教程》第417页上就是这样说的。杜林先生直到如今还只知道主要是记述式的植物学和动物学。包括有机界的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在内的整个有机形态学，杜林先生甚至连名称都不知道。当生物学领域内崭新的科学几乎成打地在他背后兴起的时候，他的幼稚的情感还总是从拉夫的《自然史儿童读本》中去获取“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非常现代的教育因素”，并且把有机界的这部宪法也强加给整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在这里，正像他习惯做的那样，化学又被完全忘记了。 至于美学方面的教育，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切重新做起。从前的诗对此都不适用。在一切宗教都被禁止的地方，学校里自然不能容忍从前的诗人惯用的“神话式的或其他宗教式的描写手法”。“例如歌德非常喜爱的诗的神秘主义”，也是为人嫌弃的。这样，杜林先生自己不得不下定决心，向我们提供诗的杰作，这些作品“符合于某种同知性相称的幻想的更高要求”，并描述出“显示世界之完美”的真正理想。但愿他别踌躇。经济公社只有以那种和知性相称的亚历山大诗体的急进步伐前进，才能起征服世界的作用。 至于语文学，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大可不必为此伤脑筋。 “死的语言完全被摒弃……但是活的外国语将……仍然是次要的东西。”只有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扩展成为人民群众本身的运动的地方，外国语才能按照需要，以容易的方式，为每一个人所接受。“真正有教益的语言教育”，将从某种一般语法中找到，特别是从“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中找到。 在杜林先生看来，现代人的民族狭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还想消灭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一个是至少为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一个共同的广阔视野的古代语言知识，一个是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的现代语言知识。相反，他认为应该把本族语言的语法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族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考察它自身的已经消亡的形式，二不考察同源的各种活的和死的语言，那么这种追溯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进行这种考察，我们就再次进入了明确划定的禁区。杜林先生既然把整个现代的历史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中勾掉，那么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对旧的语文学的憎恨，使他把旧的语文学的最坏的产品奉为“真正有教益的语言教育的中心”。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家，从来没有听说过近60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非常现代的教育因素”。 但是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有了这一切还远不能“依靠自身”。为此还要奠定更深刻的基础，借助于对 “最后的哲学基础的领会”。但是自从杜林先生在这里扫清了道路以后，“这种深化……就不再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了”。其实，“如果从存在的一般模式论所夸耀的少量严密知识中清除掉错误的烦琐的装饰品，如果决定处处只承认〈杜林先生〉所征明的现实是有意义的”，那么初级哲学也将为未来的青年所完全了解。“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其简单的说法”，就“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由于现代的深化和尖锐化而变得如此简单的普遍时空观念的因素，不能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杜林先生的〉根底最深的思想，在新社会的普遍教育体系中不应当起次要的作用。”相反，物质的自身等同状态以及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负有使命，使人“不仅站稳脚跟，而且还从自身了解到，他已经把所谓绝对的东西踩在他的脚下了”。 可见，未来的国民学校只不过是稍微“完美”一些的普鲁士中等学校，在那种学校里，希腊文和拉丁文被更为纯粹些和实用些的数学，特别是被现实哲学的诸要素所代替，而德语教学又倒退到已故的贝克尔时代，就是说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级的程度。事实上，“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杜林先生的那些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领域中现在都已被我们证实是十足小学生的“知识”，或者确切地说，这些“知识”经过事先彻底“清洗”以后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全部“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因为杜林先生的知识实际上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一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会略有所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因此，这一点也被他照例用于共同社会。但是，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旧的分工在杜林的未来的生产中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所以学校中的这种技术教育就脱离了以后的任何实际运用，失去了对生产本身的任何意义；它只有一个教学上的用途：可以代替体育。关于体育，我们这位根底深厚的变革家是什么也不愿意知道的。因此，他也只能告诉我们几句话，例如： “青年人和老年人都按照工作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意义工作。” 这种空泛的无内容的清谈，同《资本论》第508—515页上所说的一比，真是可怜到了极点，在那里马克思发挥了这样的见解：“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60] 我们不再谈未来大学的问题了，在这种大学里，现实哲学将构成一切知识的核心，并且除医学院外，法学院也十分兴旺；我们也不再谈“专科技术学校”了，关于这种学校我们仅仅知道，它们只开“两三门课程”。我们假定，年轻的未来公民在读完了学校全部课程以后终于能“依靠自身”，以致能够去物色妻子。在这里杜林先生给他开辟的是什么样的事物进程呢？ “鉴于繁殖对各种素质的保持、淘汰、混合以至新质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人的东西或非人的东西的最后根源大部分必须在性的结合和选择之中去寻找，此外，还必须在促进或阻止一定生育结果的考虑中去寻找。对在这个领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所进行的审判，实际上必须留给以后的时代去做。但是·哪怕在偏见的压力下，至少从一开始就必须弄明白：对自然或对人的周密考虑来说是好的或者差的生育质量，无疑比数量重要得多。的确，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法律状态下，畸形人都招致毁灭；但是这个从正常人到不再像人的畸形人的梯子是有许多梯级的……如果劣等人的产生得到了预防，那么这件事实显然是有益的。” 在另一个地方也说： “未出生者有权要求尽可能好的组合，这对哲学的观察来说是不难理解的……怀孕，至少还有生育，提供一种机会，使得在这方面可以采用预防的或者在例外情况下采用选择的办法。” 再往下： “当人们负担起较少艺术性的、从而对千百万人的命运远为重大的任务的时候，就是说，当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创造的时候，用大理石把人理想化的希腊艺术，就再也不能保持它以前的历史意义了。这种艺术不是纯石头的艺术，它的美学和对死的形象的直观无关”等等。 我们的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感到十分诧异。结婚同纯石头的艺术无关，也同对死的形象的直观无关，这些即使没有杜林先生，他也肯定会知道的；但是杜林先生曾经向他许诺过：他可以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以求得女人的同情心连同属于这颗心的肉体。现在“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对他厉声申斥道：决不能这样。首先要做的是：抛弃在性的结合和选择这个领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并且要考虑新出生者要求尽可能好的组合的权利。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的年轻公民要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创造，成为一个所谓有血有肉的菲迪亚斯。从何下手呢？杜林先生的上面那些神秘的陈述，并没有在这方面给他任何指导，虽然杜林先生本人也说，这是一种“艺术”。莫非杜林先生已经“在心目中大致”拥有这种艺术的指南。就像目前在德国书店中销行的种种秘本之类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已经不再处于共同社会中，倒不如说是处于《魔笛》134中，只是脑满肠肥的共济会135牧师查拉斯特罗同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家相比，简直算不上“二等教士”。这位牧师对他的弟子中的一对情人所做的试验，同杜林先生在允许他的那两个有主权的个人进入”道德的自由的婚姻”状态之前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考验相比，简直是儿戏。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虽然我们的“依靠自身”的未来的塔米诺两只脚都立在所谓的绝对物之上，可是他的一只脚离开正常的位置还有两三个梯级，于是嘴巴刻薄的人就说他是跛子。同时也会有这种可能：他最心爱的未来的帕米纳，由于右肩略略偏斜而不是完全直立在上述绝对物之上，于是好忌妒的人就把这种偏斜称为小驼背。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查拉斯特罗是禁止他们从事于用血和肉创造人的艺术呢，还是对他们采用怀孕时的“预防的办法”或”生育”时的“选择的办法”呢？事情十之八九是另一种结局，即这对情人将撇开查拉斯特罗—杜林而去找婚姻登记员。 住口！——杜林先生喊道。这不是我的意思。让我来说说。 在“有益的性结合具有更高的、真正人的动机时……性冲动——其高涨表现为热恋——的人间完美形式，就其双向性而言，正是结果也有益的结合的最好保证……从本来就是和谐的关系中得出一种具有和谐特性的产物，这只是第二级的效果。从这里又得出结论：任何强迫都必定发生有害的影响”等等。 这样一来，在这个最美好的共同社会里，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跛脚男人同驼背女人彼此热烈相爱，从而就其双向性而言，也为和谐的“第二级的效果”提供了最好的保证；这就像小说中说的那样，他们恋爱，结为夫妇，而所有“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像往常一样，到头来化为一堆和谐的胡说。 杜林先生对女性究竟抱有什么样的高尚观念，可以从他对目前社会的如下控诉中看出： “在以人口买卖为基础的压迫社会里，卖淫被认为是对强制婚姻的有利于男人的当然补充；类似的情况对女人来说不可能有的，这是极容易理解的，但也是意味极深长的事实之一。” 女人们对杜林先生的这套恭维话所应表示的那种感谢，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领受的。此外，难道杜林先生完全不知道那种在目前并不算很特别的收入——女人的倒贴？杜林先生自己曾经是见习官136，而且住在柏林，在那里，还是我在的那个时候，即36年前，别说尉官，就是见习官［Referendarius］同受倒贴者［Schürzenstipendarius］也往往是押韵的！ 让我们同我们这个确实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不快的题目和和气气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在我们不得不讨论各个争论之点的时候，判断总是受到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的制约；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免是尖锐的，甚至是无情的。现在，当我们谈完哲学、经济学和共同社会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逐点加以评论的这位著作家的全貌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摆出对他这个人的看法了；现在我们可以把他的许多本来无法理解的科学上的谬误和武断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并把我们对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断概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自大狂。 [121]参看《哲学》第一章109 [122]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编者注 [123]昂·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编者注 [124]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125]见昂·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引自尼·古·于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1857年巴黎版第135页。——编者注 [126]见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第62页。——编者注 [127]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48年巴黎第3版第27—46页。——编者注 [128]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48年巴黎第3版第35页。——编者注 [129]参看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6年巴黎第3版第33—37页。——编者注 [130]以上三处引文引自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编者注 [131]参看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19日和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编者注 [132]指威·卢·萨金特《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1860年伦敦版。——编者注 [133]指罗·欧文《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1838年利兹版）、《新道德世界书》（1836—1844年伦敦版）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年伦敦版）。——编者注 [134]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书斋》。——编者注 [135]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62—580页。——编者注 [136]这里无须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还是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的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137]参看恩格斯《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编者注 [138]《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 [139]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01、560页。——编者注 [140]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32页。——编者注 [141]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43—744页。——编者注 [142]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48年巴黎第3版第32页。——编者注 [143]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做准备的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123，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144]有几个数字可以使人们对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扩张力有个大体的概念。根据吉芬的最新统计125，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年……22亿英镑＝440亿马克 1865年……61亿英镑＝1220亿马克 1875年……85亿英镑＝1700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统计，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制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45500万马克。 [145]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洛贝尔图斯从西斯蒙第那里借用了这种解释，而杜林先生又以他惯有的肤浅方式从洛贝尔图斯那里把它抄袭过来。 [146]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17页。——编者注 [147]同上，第486页。——编者注 [148]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第2、5、6章。——编者注 [149]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84—485页。——编者注 [150]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60—561页。——编者注 [151]见本卷第195—196页。——编者注 [152]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编者注 [153]实物工资制（trucksystem）是英国人的说法，在德国也为人所熟知，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主自己开设店铺，强迫工人在这些店铺中购买商品。 [154]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14—115页脚注（50）。——编者注 [155]附带说一下，杜林先生完全不明白劳动券在欧文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是从萨金特的书上知道这种劳动券的，在那里它们只是出现在自然要遭到失败的劳动交换市场119里，这种交换市场试图以直接交换劳动的办法从现存的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 [156]上面所说的在决定生产问题时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129。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157]指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编者注 [158]神的形象后来具有的这种两重性，是比较神话学（它片面地以为神只是自然力量的反映）所忽略的、使神话学以后陷入混乱的原因之一。这样，在若干日耳曼部落里，战神，按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称为提尔，按古高地德语，称为齐奥，这就相当于希腊语里的宙斯，拉丁语里的“丘必特”（替代“迪斯必特”）；在其他日耳曼部落里，埃尔、埃奥尔相当于希腊语的亚力司、拉丁语的玛尔斯。 [159]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63页。——编者注 [160]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56—557页。——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反杜林论 第二编政治经济学 一对象和方法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 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不论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按照所由发展的历史前提，各自都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分配形式。但是很明显，大农业所决定的分配，总是和小农业所决定的分配完全不同；大农业以阶级对立为前提或者造成阶级对立——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徭役农民，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在小农业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之间的阶级差别决不是什么前提，相反，正是这种差别的存在标志着小农经济在开始瓦解。——在至今还完全是或主要是自然经济的国家中，金属货币的采用和推广，总是同先前的分配的或慢或快的变革相联系，这种变革使个人之间分配上的不平等，即贫富的对立，日益增长起来。——中世纪地方行会的手工业生产使大资本家和终身的雇佣工人不可能存在，而现代的大工业，今天的信用制度以及与此二者的发展相适应的交换形式，即自由竞争，则必然要使他们产生出来。 但是，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有特权的和受歧视的阶级，剥削的和被剥削的阶级，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也就同样具有了这样的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 可是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但是，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是活跃，越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达到同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冲突的阶段。前面已经说过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们内部产生财产上的差别从而发生解体以前，可以存在几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则相反，它存在还不到300年，而且只是从大工业出现以来，即100年以来，才占据统治地位，而在这个短短的时期内它已经造成了分配上的对立——一方面，资本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一无所有的群众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走向灭亡。 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44]，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效劳而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愤怒是适得其所的，可是愤怒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下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材料。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肯定方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否定方面来表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和人数越来越多而总的说来处境越来越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都拥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虽然到17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74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45]，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在我们从哲学方面充分地认识了我们的“批判的奠基者”杜林先生和他的方法以后，我们也就不难预言，他将怎样理解政治经济学了。在哲学上，当他不是简简单单地胡说八道的时候（像在自然哲学中那样），他的观点是对18世纪的观点的歪曲。在他看来，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自然规律，是永恒真理，道德和法这样的社会关系，不是由当时历史地存在的条件决定的，而是由著名的两个男人来决定的，两人中的一人或者压迫对方，或者不压迫对方，可惜后一种情况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如果我们作出下面这样的结论大概是不会错的：杜林先生同样也会把经济学归结为各种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的自然规律、同义反复的毫无内容的公理，而同时又把他所知道的经济学的全部积极的内容再从后门偷运进来；他不会从生产和交换中引申出作为社会现象的分配，而是把它交给他那赫赫有名的两个男人去作最后的解决。由于这一切都是我们早已熟悉的把戏，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得简单些。 真的，在第2页[46]上杜林先生已经向我们宣称 他的经济学涉及他的哲学中“已经确立的东西”，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依据的是更高级的、在更高的研究领域中已被完成的真理”。 到处都是喋喋不休的自夸。到处都是杜林先生为杜林先生所确立的和完成的东西高奏凯歌。确实是完成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但是完成得像熄灭一根冒着烟的蜡烛一样[47]。 紧接着，我们看到了 “一切经济的最一般的自然规律”—— 这就是说，我们猜对了。 可是这些自然规律要使人们正确地理解过去的历史，只有人们“用更确切的规定研究这些规律，即通过政治的隶属形式和组合形式而获得这些规律的结果。像奴隶制和雇佣依附制这样的体制，连同它们的孪生兄弟即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应当被看做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它们在到现在为止的世界中构成框架，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在这种框架里才能显示其作用”。 这段话是一套开场锣鼓，就像瓦格纳歌剧的主调一样，告诉我们那两个有名的男人就要出场了。但是它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它是杜林的全书的主题。在谈到法的时候，除了把卢梭的平等论拙劣地翻译成社会主义语言以外[48]，杜林先生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而比这种翻译好得多的东西，许多年来都可以在巴黎的每一家工人咖啡馆中听到。在这里，他把经济学家的怨言翻译成一种并不高明些的社会主义语言，这些经济学家埋怨说，国家的干涉、暴力的干涉歪曲了经济方面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及其作用。这样，他就理应在社会主义者中完全陷于孤立。每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都很清楚地知道：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造成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他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决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 往下，我们听到， 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可以区分两种过程，即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此外，以肤浅著称的让·巴·萨伊还加上了第三种过程，即消耗过程、消费过程，但是他和他的门生在这方面都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是，交换或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项目，使产品到达最后的和真正的消费者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切，都属于生产。 杜林先生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虽然互相制约但是本质上不同的过程混为一谈，并且泰然自若地断言，排除这种混乱只能“产生混乱”，他这样做只不过证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近50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他书中后面说的也证实了这一点。还不止于此。他首先把生产和交换合而为一，统称为生产，然后使分配同生产并列，把它当做同第一个过程毫不相干的、完全外在的第二个过程。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些关系和前提，我们就可以确切地推断出这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但是我们也知道，杜林先生如果不想背叛他在道德、法和历史的观点方面所“确立的”原则，他就必定会否认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特别是当他需要把他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男人偷运进经济学的时候，他必定会这样做。在分配终于同生产和交换脱离了一切联系以后，这一伟大的事变就可以发生了。 但是，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在道德和法中问题是怎样展开的。在这里，杜林先生最初只是从一个男人说起，他说道： “一个人，如果被设想为单独的人，或者换句话说，被设想为同其他人没有任何联系，那么这个人是不会有什么责任的。对他来说，不存在义务，只有意愿。” 可是这个没有责任的、被设想为单独的人，如果不是天堂里的不幸的“原始犹太人亚当”——在那里他没有任何罪恶，因为他没有任何犯罪的可能——还能是别的什么人呢？但是，连这位现实哲学的亚当也是要犯原罪的。在这位亚当之旁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虽不是卷发垂垂的夏娃，也是第二个亚当。于是亚当立即有了责任，而且——破坏了这个责任。他不是把这位兄弟当做有平等权利的人拥抱于怀，而是迫使他服从自己的统治，对他进行奴役——而世界全部历史直到今天还由于这第一次犯罪所带来的后果，由于奴役别人这一原罪而受苦。因此，在杜林先生看来，这历史连三分钱也不值。 顺便说说，如果杜林先生以为把“否定的否定”称为原罪和赎罪的古老故事的翻版就足以使它受辱，那么关于他的同一故事的最新版本，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关于赎罪，用爬虫报刊75的话来说，我们将来还要作“详细研究”。）无论如何，我们宁愿选择古代闪米特部落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是值得花费力量走出无罪状态的。让杜林先生独享用两个男人编造他的原罪故事的殊荣吧。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怎样把原罪译成经济学的语言： “关于鲁滨逊的想象，无论如何可以作为生产概念的一个合适的思维模式，他凭自己的力量孤独地对抗自然界，而不必和任何人分东西……对于说明分配思想中的最主要之点，两个人的思维模式是同样适用的，这两个人的经济力量合在一起，他们显然应当通过某种形式互相商定他们各自的份额。为了十分严格地阐明某些最重要的分配关系，并且从胚胎状态上、从其逻辑必然性上去研究这些关系的规律，除了这种简单的二元论，的确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在这里可以设想两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行动，也可以设想以完全压服一方的办法把力量合在一起，于是这一方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劳务，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着……在平等状态同一方无足轻重、另一方全智全能并独自主动参与的状态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间阶段，其中充满了世界历史的形形色色的现象。在这里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对历史上的各种正义和非正义的体制有一个全面的考察”…… 最后整个分配就转变为某种 “经济上的分配法”。 现在杜林先生终于又脚踏实地了。他可以同他那两个男人手挽着手向当代挑战了2。可是在这三个人的后面还站着一个无名氏。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第227页）[49] 这样杜林先生就知道了到现在为止的一切生产形式（就它们运动于阶级对立中而言）所共有的基本剥削形式是什么，在此以后，他只要运用一下他那两个男人，就可以把现实经济学的根底深厚的基础建立起来了。他毫不迟疑地来实施这一“创造体系的思想”。超出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无偿劳动，这是关键。于是，这里叫做鲁滨逊的亚当便强迫他的第二个亚当即星期五拼命做工。但是为什么星期五的工作量超过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量呢？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也一步一步地找到解答。可是对于这两个男人说来，这太烦琐了。事情一下子就解决了：鲁滨逊“压服”星期五，迫使他“作为奴隶或工具去从事经济的劳务”，把他“也只是作为工具”来养活。杜林先生用这个最新的“创造性的说法”，是一举两得。第一，他省得费力去说明到现在为止的各种分配形式，它们的差别和它们的原因：它们简直全都毫无用处，它们都是以压服、暴力为依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等一等再谈。第二，他这样就把全部分配理论从经济学的领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领域中，就是说，从确定的物质事实的领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意见和感觉的领域中。因此，他不再需要去研究或证明，只要随心所欲地夸夸其谈就够了，他可以要求劳动产品的分配不按照其实际原因，而按照他杜林先生所认为的合乎道德的和正义的方式来安排。可是杜林先生认为是正义的东西决不是不变的，所以就远不是真正的真理了，因为真正的真理在杜林先生本人看来“是根本不变的”。杜林先生在1868年就断定（《我的社会条陈的命运》）： “使所有制具有日益鲜明的特点是一切高度文明所具有的倾向，现代发展的实质和前途就在于此，而不在于权利和统治范围的混乱。” 其次，他完全不能看到， “雇佣劳动向另一种谋生形式的转变，怎样能够在某一时候符合于人类本性的规律，符合于社会机体的合乎自然必然性的构造”[50]。 这样，在1868年：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是合乎自然必然性的，因而是正义的；在1876年[51]：两者都成了暴力和“掠夺”的结果，因而是非正义的。而且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位如此突飞猛进的天才几年以后会认为什么东西是合乎道德的和正义的，所以无论如何，在考察财富的分配时，我们最好还是遵循现实的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要遵循杜林先生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一时的、易变的主观想象。 如果我们确信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以及它造成的赤贫和豪富、饥饿和穷奢极欲尖锐对立的状况一定会发生变革，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非正义的，而正义总有一天一定要胜利，那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下去。梦想千年王国76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就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三百五十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大声宣布过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发出过同样的呼声，可是后来就消失了。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呼声，在1830年以前遭到受苦劳动阶级的冷遇，现在却得到千百万人的共鸣；这一呼声随同各国大工业的发展，以相应的顺序和相应的强度，激荡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这一呼声在一个世代内就已经获得这样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为了对付它而联合起来的势力，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定将取得胜利，——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灭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了资产阶级这样一个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的阶级，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二暴力论 ###$$$“在我的体系中，一般政治对经济法的形式的关系被规定得十分肯定，同时又十分独特，为了使研究易于进行而特别把这点指出来，想必不会是多余的。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结果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次等的事实。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把完全相反的关系的一目了然的假象当做指导原则，他们以为政治的从属似乎是从经济状态中产生的。当然，这些次等的结果本身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是最能使人感到的；但是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 在另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在那里杜林先生 “从这样的原理出发：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次等的相反结果……只要人们把政治组合不是看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做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那么不管这些人看来是多么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他们总是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反动性”。 这就是杜林先生的理论。这一理论在这里和其他许多地方都是直截了当地提出的，可以说是颁布下来的。在厚厚的三大部书里，任何地方都没有作过证明这一理论或者反驳相反意见的哪怕一点点尝试。即使论据像乌莓子一样便宜77，杜林先生也没有给我们拿出一个来。事情本来已经由鲁滨逊奴役星期五这一著名的原罪证明了。这是一种暴力行为，因而是一种政治行为。这种奴役构成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并给这一历史注入了非正义的原罪，以致这种奴役在往后的时期中只是有所缓和并“变为较为间接的经济依存形式”；同样，直到现在还通行的全部“基于暴力的所有制”也是以这种原始奴役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很显然，一切经济现象都应该由政治原因来解释，即由暴力来解释。而谁对此不满意，谁就是隐蔽的反动派。 首先应当指出，一个人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样自以为是，才能把这个毫不独特的观点看得“十分独特”。把重大政治历史事件78看做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的这种观念，像历史编纂学本身一样已经很古老了，并且主要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保留下来的关于各国人民的发展的材料竟如此之少，而这种发展正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起着真正的推动作用。这种观念曾支配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只是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52]才使之发生动摇；在这里，“独特”的只是杜林先生对这一切又毫无所知。 其次，即使我们暂且认为，杜林先生关于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归结为人对人的奴役的说法是正确的，那还远未弄清事情的根底。而首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鲁滨逊为什么要奴役星期五呢？单是为了取乐吗？完全不是。相反，我们看到，星期五是“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劳务，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着”。鲁滨逊奴役星期五，只不过是要星期五为鲁滨逊的利益来劳动。但是鲁滨逊怎样能够从星期五的劳动中获得好处呢？这只是因为星期五以他的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多于鲁滨逊为维持他的劳动能力而不得不给予他的东西。因此，鲁滨逊违背了杜林先生的明确的规定，把由于奴役星期五而造成的“政治组合不是看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做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现在可以让他自己想想，他怎样去向他的主人和师长杜林交代。 这样，杜林先生为了证明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特意编造的天真的例子证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因此，上述例子证明的同它所要证明的正好相反。在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上如此，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统治和奴役的事例上也都是如此。用杜林先生的优雅词汇来说，压迫始终是“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指最广义的糊口目的），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它都不是什么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实行的政治组合。只有像杜林先生这样的人才能设想，捐税在国家中只是“次等的结果”，或者，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和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目前的政治组合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存在，而不是为了进行统治的资产者的“糊口目的”，即为了榨取利润和积累资本而存在。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我们的两个男人。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但是鲁滨逊为了做到这一点，除利剑之外还需要别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奴隶服役。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奴隶劳动要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就要有大得多的增长。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还没有出现，或是只起极其次要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波斯战争时期，在科林斯奴隶数目达到46万，在埃吉纳岛达到47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10个奴隶79，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展的工艺美术业和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美国的奴隶制对暴力的依赖，要比它对英国的棉纺织工业的依赖少得多；在不种植棉花的地方，或者不像边境各州那样为各植棉州蓄奴的地区，奴隶制未经使用暴力就自行消失，这仅仅是因为奴隶制不上算。 这样，杜林先生把现代的所有制叫做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并且称它为 “这样一种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的基础不仅在于禁止同胞使用天然的生活资料，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在于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 他就把全部关系弄颠倒了。 要强迫人们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强迫者就必须拥有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实行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以外，他还必须拥有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但是这种财产是怎样来的呢？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虽然财产可以由掠夺而得，就是说可以建立在暴力基础上，但是决不是必须如此。它可以通过劳动、偷窃、经商、欺骗等办法取得。无论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 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对象。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进行的交换中，它就已经发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越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越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越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越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越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越深，公社就越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东方的专制制度以及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的不断更迭的统治，几千年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然形成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在这里，像目前在摩泽尔河地区和霍赫瓦尔德地区仍在进行的“农户公社”公有耕地的分配一样，谈不上什么暴力；农民恰恰认为，耕地公有被耕地私有取而代之，对自己是有利的。[53]甚至原始贵族的形成，像在凯尔特人中、日耳曼人中和在印度旁遮普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发生的那样，最初也完全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自愿和习惯。私有财产的形成，到处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换——因而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在这里，暴力没有起任何作用。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甚至“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的最现代的形式，即雇佣劳动，我们也不能用暴力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去说明。我们已经说过，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即不是为自身消费而是为交换所进行的产品生产，对古代公社的瓦解，因而对私有制的直接或间接的普遍化，起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对此甚至一字不提），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个阶段上，“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余额〉……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现在〈据马克思分析的结果〉，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54]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然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必然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必然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由纯经济的原因来说明，而根本不需要用掠夺、暴力，国家或任何政治干预来说明。“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在这里，原来也不过是用来掩饰对真实的事物进程毫不了解的一句大话。 历史地说，这个进程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史。如果“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那么，现代资产阶级就不应当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生产的宠儿。任何人都知道，实际情形正好相反。资产阶级起初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它不得不向进行统治的封建贵族交纳贡税，它由各种各样的依附农和农奴补充自己的队伍，它在反对贵族的不断斗争中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最后，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取代了贵族的统治。在法国它直接推翻了贵族，在英国它逐步地使贵族资产阶级化，并把贵族同化，作为它自己装潢门面的上层。它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的呢？只是通过“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政治状态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经过斗争随之发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地产、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资产者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济上的权力手段，这些手段由于工业（起初是手工业，后来扩展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在这整个斗争中，政治暴力始终在贵族方面，只有一个时期是例外，那时王权利用资产阶级反对贵族，以便利用一个等级去控制另一个等级；但是，自从政治上还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开始变得危险起来的时候起，王权又和贵族联合起来，因而起初在英国随后在法国引起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法国，在“政治状态”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状况”已经发展得超过它了。就政治状态来说，贵族拥有一切，资产者一无所有；可是就社会状况来说。那时资产者是国家里最重要的阶级，而贵族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社会职能，他们只是继续取得固定收入，以作为失去这些职能的补偿。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全部生产中，还受到早已被这种生产（不但被工场手工业，而且甚至被手工业）所超过的中世纪封建政治形式的钳制，受到所有那些已经成为生产的障碍和桎梏的无数行会特权以及各地和各省的关税壁垒的钳制。资产阶级的革命结束了这种状况。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状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枉费心机地企图这样做的），而是相反，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使新的“经济状况”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经济状况”在这个与之适合的政治的和法的氛围中蓬勃地发展起来，以致资产阶级已经接近贵族在1789年所处的地位了：它不仅日益成为社会的多余，而且日益成为社会的障碍；它日益脱离生产活动，日益像旧时的贵族那样成为一个只收取固定收入的阶级；它不是用任何暴力的戏法，而是以纯经济的方法，实现了它自己的地位的变革，并造成了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此外，它决不愿意它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产生这样的结果，相反，这种结果是在违背它的意志和愿望的情况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实现的；它拥有的生产力发展得超过了它的驾驭能力，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推向毁灭，或者推向变革。资产者现在求助于暴力，以挽救日趋瓦解的“经济状况”免于崩溃，他们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陷入了杜林先生陷入的那条迷途，以为“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想入非非，以为用“本原的东西”，用“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改造那些“次等的事实”，即经济状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用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由它推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结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结果从世界上消除掉。 三暴力论（续） 让我们稍微仔细地看一看杜林先生的这个万能的“暴力”吧。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星期五。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把利剑的呢？就是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幻想岛上，利剑也从来不是树上长出来的，而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却不作任何答复。既然鲁滨逊能够获得利剑。那我们同样可以设想，星期五有朝一日将手握子弹上膛的手枪出现，那时全部“暴力”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星期五发号施令，而鲁滨逊则不得不做苦工。请读者原谅我们如此经常地回到关于鲁滨逊和星期五的故事上来，这个故事其实只属于儿童游戏室而不属于科学。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应用杜林先生的公理般的方法。如果我们经常在纯粹儿戏的范围内兜圈子，那么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总之，手枪战胜利剑，这样，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可以理解，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具备各种实现暴力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 目前，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而我们从法国的数十亿法郎80中同样遗憾地知道，这也没有起多大作用。因此，归根到底，金钱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的，经济状况给暴力提供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55] 在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像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那样，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但是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不管工业是以生产什么东西为目的，还是以破坏什么东西为目的，工业总还是工业。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政治上的统治和奴役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着市民等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兵种；在炮兵的压力下，军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的部门——工程部门。 火器的改善非常缓慢。火炮仍然是笨重的，枪虽经多次局部的改进，还是很粗笨。经过300多年，才出现了适合装备全体步兵的枪。只是在18世纪初，装有刺刀的燧发枪才把长矛最后从步兵的装备中排挤出去。那时的步兵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但完全不可靠的诸侯雇佣兵组成的，他们是从社会中最堕落的分子中招募来的，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听命，这种步兵还常常是由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组成的；这些士兵能够应用新武器的唯一战斗形式就是线式战术，这种战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军队的全体步兵排成三线，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四边形，只能以战斗队形为一个整体来运动；最多只准许两翼之中的一翼稍稍前进或后退。这种动转不灵的队伍，只有在十分平坦的地形上才能整齐地运动，而且只能以缓慢的步伐（每分钟75步〉行进；战斗队形的变换在作战时是不可能的，步兵一进入战斗，只经一次突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胜败了。 在美国独立战争81中，起义者的队伍曾经同这种动转不灵的线式队形作战。起义者虽然没有经过步法操练，但是他们能很好地用他们的线膛枪射击；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像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他们并没有迎合英国人的愿望，同样以线式队形在开阔地上和他们对抗，而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森林的掩护下袭击英国人。在这里，线式队形是无能为力的，被既看不见又无法接近的敌人击败。于是又发明了散兵战——由于士兵成分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 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由法国革命来完成，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法国革命同样只能以训练很差但人数很多的兵力，以全民武装来和反法同盟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相对抗。它不得不以这些兵力去保卫巴黎，即保卫一定的地区，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在投入众多兵力的野战中获得胜利是不行的。仅仅散兵战已经不够了；必须找出一种形式来使用众多兵力，这种形式就是纵队。这种纵队队形使训练较差的军队也能够相当有序地运动，甚至行进速度比较快（每分钟100步或1OO步以上）。这种队形使他们能够突破旧的线式队形的死板形式，能够在任何地形上，也就是说能够在对线式队形最不利的地形上作战，能够以任何适宜的方法去部署军队，同时能够和散兵战相配合来阻滞、牵制和疲惫列成线式队形的敌人，一直到最后用预备队的兵力在阵地的决定性地点上突破敌人的线式队形。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划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士兵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的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没有这些进步，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全民武装这种革命的制度，很快就仅仅变成一种强迫征兵制（富人可以出钱雇人代服兵役），而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大国都采用了这种形式的兵役制度。只有普鲁士企图通过自己的后备军制度82更大规模地组成国民的防御力量。在1830年和1860年之间得到改善的、适于作战的前装线膛枪起了短期的作用以后，普鲁士又是第一个以最新式的武器，即后装线膛枪来装备全体步兵的国家。普鲁士在1866年的胜利[56]是应当归功于这两项措施的。 在普法战争中，对垒的双方军队第一次都使用后装线膛枪，而且实质上都采用旧式滑膛燧发枪时代的战斗队形。只是普鲁士人尝试采用连纵队，以图找到一种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但是，当8月18日普鲁士近卫军在圣普里瓦83认真地试用连纵队时，参战最多的五个团在不到两小时内就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176名军官和5114名士兵），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斗形式也同营纵队和线式队形一样被摒弃了：以后不再有人尝试把任何密集的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的火力之下。在普军方面，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做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同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跑步变成了唯一的运动形式。士兵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士兵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的火力下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 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具有同以前的一切转折点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武器已经大大完善，难以再取得具有任何变革作用的新的进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射击一营人，步枪又能在同样的范围内射击单个的人这样的目标，而装弹所花的时间又比瞄准少，那么，往后的一切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对野战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在这方面发展的时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第二，这一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而在这种重担之下，它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于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做到使劳动群众具有一种内容适合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意志。正是因为这种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而这一点社会主义一定会做到，而这就意味着从内部炸毁军国主义并随之炸毁一切常备军。 这是我们的现代步兵史上的第一个教训。另一个教训使我们又回到杜林先生那里，这个教训是：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和量以及技术。只有像美国人这样的狩猎民族才能够发明散兵战，而他们之所以曾经是猎人，是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正如今天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旧有各州的同样的美国人已转变为农民、工业家、航海家和商人，他们不再在原始森林中进行散兵战，而是在投机的战场上更干练地进行散兵战，在那里他们在使用众多兵力方面也大有进展。——只有像在经济上解放了资产者，特别是解放了农民的法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能找到人数众多的军队，同时给这种军队找到自由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打破了旧的呆板的线式队形——它所保卫的专制主义在军事上的反映。我们在上面已经一一看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此外，战争的进行对后方的和战区的生产率和交通工具依赖到多大程度，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每一个肯用功的军士都能够向杜林先生讲清楚。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谁要是想依据杜林的原则从相反的观点来改革军事，那么他除了挨揍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57] 如果我们把话题从陆地转到海上，那么仅仅在最近20年中就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彻底的变革。克里木战争85时，军舰只是两层或三层的木质舰船，装有60—100门火炮，这种舰船主要还是靠帆力航行，有一部马力很小的蒸汽机，只起輔助作用。它的主要装备有约重50公担[58]的三十二磅炮，只有少数是重95公担的六十八磅炮。到这次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浮动的装甲炮台，它很笨重，几乎不能运动，但是对当时的火炮来说，这已经是不能损伤的奇物了。不久以后，军舰也装上了铁甲；起初还很薄，4英寸厚的装甲已经算是很重的了。但是火炮的进步很快就超过了它，装甲每加厚一次，就有新的更重的火炮轻而易举地打穿它。这样，一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0、12、14和24英寸厚的装甲（意大利想建造装甲厚3英尺的军舰）；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25、35，80甚至100吨（每吨20公担）重的线膛炮，能把300、400、1700直到2000磅的炮弹发射到前所未闻的距离之外。现在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装甲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有8000—9000吨的排水量，有6000—8000匹马力，有旋转的炮塔，四门以至六门重炮，有装在舰首吃水线以下的突出的冲角来冲撞敌人的舰船。这种军舰是一部庞大的机器，唯有在这种军舰上，蒸汽不仅能推动它快速前进，而且还被用来掌舵、抛锚、起锚、转动炮塔、进行瞄准、装填弹药、抽水、升降小船（这些小船本身，一部分也是用蒸汽的力量推动的）等等。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竟赛，还远远没有结束，以致军舰现在几乎总是不再能满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经过时了。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样板，是浮在水上的工厂——的确，主要是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船的垄断权。土耳其的全部装甲舰、俄国的几乎全部装甲舰以及德国的大部分装甲舰，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装甲几乎都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欧洲只有三个钢铁厂能够制造最重的火炮，两个（伍利奇和埃尔斯维克）在英国，一个（克虏伯）在德国。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杜林先生认为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经济状况支配的；不仅海上的暴力工具即军舰的建造，而且它的操作本身都成为现代大工业的一个部门。事情发展成这样，谁也不会比“暴力”即国家更感到苦恼，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像以前建立整整一支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眼睁睁地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还没有下水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了；国家肯定会像杜林一样，感到恼火的是：掌握“经济状况”的人即工程师，现在在舰上竟比掌握“直接暴力”的人即舰长重要得多。而我们却不然，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在看到下述情况时感到恼怒：在装甲和火炮之间的竟赛中，军舰建造得极为精良，以致它造价昂贵而又不适于战争[59]；这种竟赛同时也在海战领域里揭示出内在的辩证的运动规律，按照这种规律，军国主义将同任何其他历史现象一样，由于它自身发展的结果而走向灭亡。 因此，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决不能说“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这一权力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术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 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在下一次海战中，请把最高的指挥权交给杜林先生吧，让他不用鱼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力”去消灭受经济状况支配的各种装甲舰队吧。 四暴力论（续完） “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事实上，对自然界的统治，无论如何〈！〉，只是通过对人的统治才实现的〈实现统治！〉。如果事先没有奴役人们·强迫他们从事某种形式的奴隶劳役或徭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大面积的地产经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物的经济统治的建立，是以人对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统治为前提的。如果不同时想到大地主对奴隶、依附农或间接不自由者的统治，怎么能想象一个大地主呢？无论过去和现在，单个人的力量，最多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员的辅助力量，对于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来说能有什么意义呢？在超出单个人的天然力量的规模上使用土地或者扩大对土地的经济统治，这在到目前为止的历史中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在建立对土地的统治以前，或者与此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对人的奴役。在发展的更后时期，这种奴役变得缓和了……在高度文明的国家里，它现在的形式是或多或少由警察统治所指挥的雇佣劳动。因此，表现为大规模土地支配和〈！〉大规模土地占有的现代财富形式的实际可能性，是以这种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不言而喻，分配财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地加以说明；人对人的间接依附关系，现在构成经济上最发达的制度的基本特征，这种关系是不能由它本身去理解和说明的，而只有把它看做已往的直接奴役和剥夺的稍有变化的遗物才能理解和说明。”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命题：（人）对自然界的统治，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前提的。 证明：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由被奴役者来进行的。 证明的证明：如果没有被奴役者，怎么能有大土地占有者呢？因为没有被奴役者，大土地占有者及其家属只能够耕种他所占有的土地的极小一部分。 所以：为了证明人要征服自然界就必须先奴役别人，杜林先生便直截了当地把“自然界”转换为“大面积的地产”，并且把这个地产——不知是谁的？——又立即转换为大地主的财产，而没有被奴役者，大地主自然是不能耕种他的土地的。 第一，“对自然界的统治”和“地产的经营”决不是一回事。对自然界的统治的规模，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大得多，直到今天，农业不但不能控制气候，还不得不受气候的控制。 第二，如果我们只限于谈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个地产是属于谁的。我们在所有的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所看到的不是“大地主”——杜林先生在这里以他惯用的、被他称为“自然的辩证法”86的那套变戏法的手法把大地主塞了进来——，而是土地共同占有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从印度到爱尔兰，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最初正是由这种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来进行的，同时，耕地或者以公社为单位共同耕种，或者分成小块，由公社在一定时期内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种，而森林和牧场继续共同使用。所有这些事情，杜林先生都毫无所知；他的全部著作都表明他完全不知道毛勒关于原始德意志马尔克制度这一整个德意志法的基础的划时代的著作87，同时也表明他完全不知道那些主要受毛勒影响的、日益增多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证明在所有欧洲和亚洲的文明民族中都存在过原始的土地公有，而且阐述了这种所有制的存在和解体的各种形式。杜林先生的这种无知又一次表明了他在“政治和法律的领域”中所进行的“最深刻的专门研究”的特色。杜林先生在法兰西法和英吉利法的领域中已经“自己为自己赢得他自己的全部无知”[60]，这种无知尽管是非常惊人的，可是他在德意志法的领域中赢得了更加惊人得多的无知。这个人对大学教授的狭隘眼界十分愤怒，而他现在在德意志法的领域中所具有的水平最多也不过是20年前大学教授的水平。 杜林先生断言，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需要有地主和被奴役者，这种说法纯粹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在整个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语言中甚至没有地主这个名词，关于这一点，杜林先生尽可以向英国的法学家请教，他们曾在印度徒劳地苦苦思索“谁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问题。正像已去世的邦君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施莱茨—格赖茨—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88徒劳地苦苦思索“谁是守夜者？”这个问题一样。只有土耳其人才第一次在被他们征服的东方国家推行了一种地主封建制度。希腊早在英雄时代就已经带着等级划分进入历史，这种等级划分本身显然只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久远的史前时代的产物；但是就在这里，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和部落首领的较大的田产，而且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挤小农而代之以奴隶，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像普林尼所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latifundiaItaliamperdidere）[61]。在中世纪，农民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位（特别是在开垦荒地方面），至于农民是否必须向某个封建主交纳贡赋，交纳什么，这对于目前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弗里斯兰、下萨克森、佛兰德和下莱茵的移民耕种了从斯拉夫人那里夺来的易北河以东的土地，他们作为自由农进行耕作，交纳很低的赋税，但他们决不是处于“某种形式的徭役”之下。——在北美洲，绝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农的劳动开垦出来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而棉花的种植则不得不越来越往西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政府人为地制造土地贵族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失败。总之，除了气候使欧洲人无法在当地从事农业劳动的热带和亚热带的殖民地以外，利用奴隶或徭役制农奴来征服自然界和开垦土地的大地主，纯粹是幻想的产物。相反，在古代出现大地主的地方，例如意大利，他们不是把荒地变为可耕的土地，而是把农民已经开垦的土地变为牧场，把人赶走，使整片整片的土地荒芜。只是在近代，自从比较稠密的人口抬高了地价以来，特别是自从农艺学的发展使劣等的土地也较能适于耕种以来，大地产才开始大规模地参与荒地和牧场的开垦，而这主要是通过夺取农民的公地进行的，在英国是这样，在德国也是这样。但当时不是没有对应的措施。例如大土地占有者每在英格兰开垦一英亩公地，总要在苏格兰至少把三英亩耕地变成牧羊场，最后甚至把这些耕地变成单纯的猎取大猎物的围场。 这里我们只是针对杜林先生的下述论断：大面积土地的开垦，实际上差不多就是全部耕地的开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由大地主和被奴役者来进行的。这种论断，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以对历史的真正空前的无知“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既不必去研究已经完全开垦或大部分开垦了的土地，在各个时代，有多少是由奴隶（如在希腊的极盛时期）所耕种或为依附农所耕种（如中世纪以来的徭役田庄），也不必去研究大土地占有者在各个时代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职能。 杜林先生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这样一幅独具匠心的幻想图——在这幅图中，不知是演绎的戏法还是历史的捏造更值得赞叹——，然后就得意扬扬地高呼： “不言而喻，分配财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地加以说明！” 这样一来，他自然就用不着再多说一句话，去解释例如资本的产生。 杜林先生断言，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界的统治的前提。如果他一般地只想以此来表明：我们现代的整个经济状况，目前已经达到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阶段，是在阶级对立中，在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中展开的社会历史的结果，那么他所说的不过是《共产主义宣言》[62]发表以来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事情。问题恰恰是要去说明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如果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总是只用“暴力”这个词来回答，那么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力量总是在前者的手里，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整个暴力论的荒谬性。因此，问题仍然是要去说明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 这些关系是通过两种途径产生的。 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生产能力也未必比动物强，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状况在后来的文明民族的自然形成的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不言而喻，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稠密的人口使各个公社之间在一些场合产生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产生相互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一个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得更加独立了，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地是由于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公仆在情况有利时怎样逐步变为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希腊的部落首领，凯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结合成一个统治阶级。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周期性地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任的统治一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种行动。 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发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经让位于各个家族分得地块单独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就像相邻几个公社集团的同时并存一样古老。先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状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状况，而是相反，暴力被迫为经济状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奴隶制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它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讲一些泛泛的空话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希腊罗马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状况和由这种状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情况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们继续存在的地方，从印度到俄国，在数千年中曾经是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它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借助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这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在这里我们顺便补充一下，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从事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为希腊文化是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对它嗤之以鼻，那他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去责备希腊人没有蒸汽机和电报。既然他断言，我们现代的雇佣奴役制只能解释为奴隶制的稍有变化和稍微缓和的遗物，而不能从它本身（即从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去加以说明，那么这种论断，要么只是说雇佣劳动同奴隶制一样，是奴役和阶级统治的形式——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要么就是错误的。因为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雇佣劳动只能被解释为缓和的吃人形式，现在到处都已经证实，吃人曾是处理战败的敌人的原始形式。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经济的发展，暴力在历史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不断得到加强。第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逐某个地方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生产力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例如在摩尔西班牙，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从事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但是，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权力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最近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如果根据杜林先生的学说，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制度完全依赖于政治暴力，那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后，尽管有“英勇军队”89，却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嫁接到本国的铁路、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发展的大工业上去；或者为什么强暴得多的俄国沙皇[63]不但不能偿付他的债务，而且如果不利用西欧的“经济状况”不断借债，甚至不能保持他的“暴力”。 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第一次暴力行为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64]；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在叹息和呻吟中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在他看来，暴力的任何使用都会使暴力使用者道德堕落。他说这话竟不顾每一次革命的胜利带来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跃进！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53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加给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 五价值论 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在莱比锡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到19世纪初已经再版了30多次；官方、传教士、各色各样的慈善家都在城市和农村传播、分发这本书，并且指定国民学校普遍地把它作为读本，这本书就是罗霍的《儿童之友》。它的目的在于教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懂得他们一生的使命，以及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应尽的义务，同时，教导他们愉快地满足于他们在人间的命运，满足于黑面包和土豆，满足于劳役、低微的工资、长辈的鞭笞以及诸如此类的好事，而所有这些都是用当时流行的启蒙方式进行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开导城市和农村的青年：自然界安排得多么巧妙啊，人必须通过劳动来维持生活和得到享受；农民和手工业者应该感到多么幸福啊，他们可以用艰辛的劳动去给自己的膳食增添滋味，而不像富足的酒肉之徒那样苦于消化不良、胆管阻塞和便秘，勉勉强强地吞咽最精细的美食。老罗霍认为对当时的萨克森农民子弟挺有用的那些老生常谈，现在杜林先生却在他的《教程》第14页和以后几页上当做最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绝对基础性的东西”提供给我们。 “人的需要本身是有其自然规律性的，并且它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只有不自然状态才能在一个时期内超越这种限度，直到由这种不自然状态产生厌恶、厌世、衰老，成为社会的残废，以至最后老死……纯为享乐而无其他的认真的目的的游戏，很快就使人厌倦，或者换一个说法，使人丧失一切感觉能力。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实际的劳动，是健康人的社会的自然规律……如果欲望和需要缺少平衡力量，那么它们连儿童式的存在也难以保持，更不用说历史地逐渐上升的生活发展了。如果不经过努力而完全得到满足，那么欲望和需要很快就会枯竭，并且留下一种空虚的存在，也就是一个令人厌烦的间歇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欲望和需要重新恢复时为止……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欲望和情欲的满足有赖于经济障碍的克服，这是自然界的外部结构和人的内在本性的有益的基本规律”，如此等等。 可以看到，尊敬的罗霍的最庸俗的陈词滥调，在杜林先生那里庆祝了它们的100周年，而且这还被看成是为唯一真正批判的和科学的“共同社会体系”“奠定更加深刻的基础”。 这样，杜林先生在奠定了基础以后，可以继续建造了。他应用数学的方法，首先照老欧几里得的先例90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定义。这是非常便当的，因为他在下定义时就可以把应当借助定义证明的论点部分地包含在这些定义之中了。这样，我们首先看到， 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学的主要概念叫做财富，而财富，正像它直到现在真正地在世界历史上被理解的那样，像它的领域被人们所阐述的那样，是“对人和物的经济权力”， 这是双重的错误。第一，古代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财富决不是对人的支配。第二，就是在那些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里，如果说财富包含了对人的支配，那它主要地、几乎完全地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的。自从猎取奴隶和剥削奴隶成为彼此分开的行业的最初时期起，奴隶劳动的剥削者就不得不购买奴隶，就是说，只有通过对物的支配，通过对奴隶的购买价格，对奴隶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支配，才能获得对人的支配。在整个中世纪，大地产是封建贵族获得佃农和徭役农的先决条件。现在，甚至六岁的小孩也可以看出，财富对人的支配完全要借助它所掌握的物来进行。 但是，为什么杜林先生要对财富下这种错误的定义呢？为什么他要扯断存在于直到目前的一切阶级社会中的事实上的联系呢？为的是要把财富从经济领域拖到道德额域中去。对物的支配是好事，但是对人的支配是坏事；杜林先生既然禁止自己以对物的支配去解释对人的支配，他就可以再一次采取勇敢的步骤，立即以他心爱的暴力去解释这种支配。财富作为人的支配者就是“掠夺”，于是，我们又碰到了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这一陈腐观点[65]的拙劣的翻版。 这样，我们就有幸从生产和分配这两个主要的角度来看待财富了：作为对物的支配的财富，即生产财富，是好的方面；作为对人的支配的财富，即到现在为止的分配财富，是坏的方面，应该扔掉它！用于今天的关系，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很好的，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完全不适用，必须废除。在写经济学的东西时，连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都没有理解，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谬论。 在财富之后，对价值所下的定义如下： “价值是经济物品和经济服务在交往中所具有的意义。”这种意义相当于“价格或其他任何一种等价物名称，如工资”。 换句话说：价值就是价格。或者，为了对杜林先生不做任何不公平的事情，并尽量用他自己的话来复述他的定义的荒谬，倒不如说：价值是各种价格。因为他在第19页上说： “价值和以货币来表现这个价值的各种价格”， 可见他自己认定，同一价值有极其不同的价格，因而也有同样多的不同的价值。如果黑格尔不是早已死去，他或许会上吊的。即使他把全部神学逻辑都用上，也造不出这样一种有多少价格就有多少不同的价值的价值。只有具备杜林先生那样的自信心的人，才能以下面这样的解释来为经济学奠定新的更加深刻的基础：在价格和价值之间，除了一个是以货币来表现，另一个不是以货币来表现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区别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价值，更不知道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所以杜林先生不得不作进一步的说明。 “一般说来，价值和以货币来表现这个价值的各种价格所依据的比较和估价的基本规律，撇开只给价值概念带来第二要素的分配不谈，首先存在于纯生产的领域中。自然条件的不同，使得创造物品的种种努力遇到或大或小的障碍，因而迫使人们付出或大或小的经济力量，这些障碍也决定……或大或小的价值”；而价值是根据“自然界和各种条件对创造活动的阻力来估价的……我们在它们〈物品〉里面所投入的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多少，就是一般价值和某一特定的价值量存在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 如果所有这套说法还有某种意义，那么这就是：一个劳动产品的价值是由制造这个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这一点，即使没有杜林先生，我们也老早就知道了。他不是简单地叙述事实，而偏要神谕式地歪曲这个事实。说一个人在任何物品里所投入的力量的多少（为了保留这种浮夸的表达法），是价值和价值量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这完全是错误的。第一，问题在于把力量投入什么物品：第二，是怎样投入的。如果我们的某个人制造的是对于别人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那么他的全部力量就不能造成丝毫价值；如果他坚持用手工的方法去制造一种物品，而用机器生产这种物品所花的力量只是前者的二十分之一，那么他所投入的二十分之十九的力量既没有造成一般价值，也没有造成某一特定的价值量。 其次，如果把积极地创造产品的生产劳动变换为纯粹消极地克服某种阻力的活动，那么事情就完全被歪曲了。这样一来，为了要得到一件汗衫，我们必须做以下的事：首先要克服棉花种子对播种和生长的阻力，其次要克服成熟的棉花对采摘、包装和运送等的阻力，再次要克服棉花对开包、梳理和纺的阻力，以后是克服棉纱对织的阻力，棉布对漂白和缝纫的阻力，最后是克服做好的汗衫对穿着的阻力。 所有这些幼稚的颠倒和歪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借助“阻力”从“生产价值”，从这个真正的、但直到现在仅仅是想象的价值，得出为暴力所伪造的、在直到现在为止的历史中唯一适用的“分配价值”。 “除了自然界所造成的阻力……还有另一种纯社会的障碍……在人和自然界之间出现一种阻碍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仍旧是人。想象中的唯一的和孤立的人对自然界是自由的……只要我们想到第二个人，这个人手持利剑，占据通向自然界和自然资源的入口，要求某种形式的入门费，那情况就不同了。这第二个人……仿佛征收另一个人的税，所以他就是以下这种情况的原因：人们想要得到的物品的价值，会比创造或生产没有遇到这种政治障碍和社会障碍时的价值大……这种人为地提高的物品价值的特殊形式是极其多样的，这种提高自然要以劳动价值的相应的压低作为它的伴随物……因此，一开始就想把价值看做本来意义上的等价物，即同等价值的东西，或看做根据一种劳动同与其交换的另一种劳动相等的原则而形成的交换关系，这是一种幻想……相反，正确的价值论的特征将是：这种理论所设想的最一般的估价理由，是不会同建立在强迫分配之上的特殊的价值形态吻合的。这种特殊的价值形态随着社会制度而变更，而真正的经济价值只能是按对自然的关系来计量的生产价值，所以它只随着自然性质的和技术性质的纯粹的生产障碍而变化。” 因此，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一个物品的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第二，“手持利剑”逼出来的附加税。换句话说，目前存在的价值是一种垄断价格。如果现在一切商品，按照这种价值论，都具有这样一种垄断价格，那么只有两种情况是可能的。或者每个人作为买主重新丧失他作为卖主所获得的东西；价格虽然在名义上改变了，但是实际上——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保持不变；一切还是照旧，而有名的分配价值只不过是假象。——或者所谓的附加税表现为一个真实的价值额，即由劳动的、创造价值的阶级所生产，但被垄断者阶级所占有的价值额，这时，这个价值额就只由无酬劳动组成；尽管有手持利剑的人，尽管有所谓的附加税和所称的分配价值，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回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但是，我们来看看有名的“分配价值”的几个例子吧。在第135页和以后几页上写道； “由于个人竞争而产生的价格的形态，也可以看做经济分配和相互征税的形式……试设想，某种必需的商品的储存突然大大地减少了，因此，卖方就得到了过分大的进行剥削的权力……特别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当必需的商品的供应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断的时候，可以看到，价格是怎样猛升暴涨的”，等等。除此以外，在事物的正常进程中也存在着可以任意提高价格的实际垄断，例如铁路、城市的自来水公司和灯用煤气公司等。 存在着这种垄断性的剥削现象，这是早已知道的。但是不把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垄断价格看做例外和特殊情况，而恰恰把它看做现在通行的确定价值的办法的典型例子，这倒是新鲜事。生活资料的价格是怎样确定的呢？杜林先生回答说：到一个被围困的、供应中断的城市去调查一番吧！竞争怎样影响市场价格的确定呢？去问垄断吧，它会告诉你们的！ 此外，即使在这种垄断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现手持利剑站在垄断背后的人。相反，在被围困的城市中，手持利剑的人即司令官，如忠于职守，总是很快地取缔这种垄断，并且没收垄断者的存货，拿来平均分配。而且，只要手持利剑的人企图制造“分配价值”，就总是要招致事业的失败和金钱的损失。荷兰人因为垄断东印度贸易而使他们的垄断和贸易遭到毁灭。当年存在过的两个最强大的政府，北美革命政府和法国国民公会，企图强行规定最高价格，结果遭到惨痛的失败。俄国政府几年来都在努力提高俄国纸币的汇价，这种汇价是由于在俄国不断发行不兑现的银行券而压低的，现在它又不断地在伦敦为俄国买进票据，以图达到提高汇价的目的。它在几年之间为了实现这个心愿花费了大约6000万卢布，可是现在1卢布还不值2马克，而不是3马克多。如果利剑具有杜林先生所赋予的经济魔力，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长期地硬使坏货币具有好货币的”分配价值”，或者硬使纸币具有黄金的“分配价值”呢？在世界市场上发号施令的利剑在什么地方呢？ 其次，分配价值还有一种重要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分配价值使人们可以在不付出对等劳动的情况下占有他人的劳动，这种形式就是财产的租金，即地租和资本赢利。我们现在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能够说明，这就是我们关于有名的“分配价值”所得知的一切——是一切吗？还不完全是一切。请听： “尽管在生产价值和分配价值的认识方面表现出双重的观点，但是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础，这就是借以形成一切价值、因而用以计量一切价值的那种对象。直接的天然的尺度是力的花费，而最简单的单位是最粗浅意义上的人力。后者归结为生存时间，而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又表现为对营养上和生活上一定数量的困难的克服。只有在支配非生产出来的物品的权力，或者更通俗地说，这些物品本身，同具有真正生产价值的劳动或物品相交换的地方，分配价值或占有价值才纯粹地或绝对地存在。在每种价值表现中，因而也在那种通过分配而不是付出对等劳动被占有的价值组成部分中，所表明和表现的相同的东西，就是人力的花费，人力……体现于……每个商品之中。” 我们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一切商品价值都由商品中所体现的人力的花费来计量，那么，分配价值、加价、赋税的征收都到哪里去了呢？杜林先生固然告诉我们，即使非生产出来的物品，即不能有真正价值的物品，也能够获得分配价值，并同生产出来的具有价值的物品相交换。但是，他同时又说，一切价值，因而也包括纯粹的和绝对的分配价值，都在于其中所体现的力的花费。在这里，可惜我们没有听到，力的花费怎样体现在非生产出来的物品中。无论如何，在所有这些关于价值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似乎终于有一点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分配价值，通过社会地位而强加的商品加价，借助于利剑而逼出来的税，又都是虚无；商品的价值是完全由人力的花费决定的，正如通常所说的，是由体现在它们里面的劳动决定的。可见，杜林先生所说的，除地租和几种垄断价格外，不就是被他痛骂过的李嘉图—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早就远为明确而清楚地说过的见解吗？只是他说得很混乱，很模糊而已。 他说了这些，同时也说了相反的东西。马克思从李嘉图的研究出发，说道：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杜林先生以他那笨拙的方式也提出劳动是价值尺度，以后又继续说； 劳动“归结为生存时间，而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又表现为对营养上和生活上一定数量的困难的克服”。 我们且不说他纯粹想要标新立异而混淆劳动时间（在这里，问题只涉及劳动时间）和生存时间（这种生存时间，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创造过或计量过价值）。我们也不说这种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是要造成“共同社会的”假象；从过去到将来，只要世界存在，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地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消费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资料。如果我们假定杜林先生是用经济学的精确的语言来作表述的，那么上面这句话不是根本没有意义，就是有这样的意义：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这件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这一劳动时间的价值是由在这个时间内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对于目前的社会来说，这就是：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这件商品中的工资决定的。 这样我们终于接触到了杜林先生真正要说的东西。按照庸俗经济学的说法，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 凯里反对这种意见，而“强调这样的真理：不是生产费用，而是再生产费用决定价值”（《批判史》第401页）。 这种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以后再说；这里仅仅指出，大家都知道，它们是由工资和资本利润构成的。工资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力的花费”，是生产价值。利润是资本家利用自己的垄断、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剑逼出来的赋税或加价，是分配价值。这样，杜林价值论的充满矛盾的胡言乱语，终于转化为美妙和谐的明白见解了。 在亚当·斯密那里，工资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还常常和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混在一起，自李嘉图以来，前一种观点就被逐出科学的经济学之外了，今天，它仅仅还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正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平庸的颂扬者宣扬工资决定价值的观点，同时还把资本家的利润说成一种高级的工资、禁欲的报酬（因为资本家没有把他的资本挥霍掉）、冒险的奖赏、经营管理的报酬等等。杜林先生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宣布利润是掠夺。换句话说，杜林先生是把他的社会主义直接建立在最坏的庸俗经济学的学说之上的。他的社会主义和这种庸俗经济学具有同样的价值，二者存亡与共。 无论如何，下面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工人所完成的和他所花费的，正像机器所完成的和它所花费的一样，是不同的东西。工人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内所创造的价值，同他在这个工作日内和属于这个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在这些生活资料中，按照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程度，可以体现出3小时、4小时或7小时的劳动时间。如果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7小时的劳动，那么根据杜林先生所采用的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就应当说：12小时劳动的产品具有7小时劳动的产品的价值，12小时的劳动等于7小时的劳动，或12＝7。说得更明白些：一个农业工人，不论他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一年内生产了一定数量的谷物，比如说20石小麦。他在这一年内消费了相当于15石小麦的价值，这样，20石小麦就具有了和15石的小麦一样的价值，并且这是在同一市场上，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发生的；换句话说，20＝15。而这还叫做经济学！ 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生活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的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这种基金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而政治统治权和精神主导权也和这种财产一起落到这个特权阶级的手里。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将把这种社会的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即全部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从特权阶级的支配中夺过来，把它们转交给全社会作为公有财产，这样才真正把它们变成了社会的基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维持费用决定的，这就是说，在今天的社会中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样，每个工人在他的工资中就得到了他的劳动产品的价值，这样，资本家阶级对雇佣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假定维持一个工人生活的费用在一个社会里是每天3马克。这样，根据上述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工人每天的产品就具有3马克的价值。现在我们假定，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对这一产品加上了利润，即加上1马克的税，把它卖了4马克。其他资本家也这样做。但是这样一来，工人每日的生活费就不再是3马克，而是也需要4马克。因为一切其他条件都是假定不变的，所以表现为生活资料的工资应该是不变的，所以表现为货币的工资就不得不增加，从每天3马克增加到4马克。资本家以利润形式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夺的东西，不得不以工资的形式还给工人阶级。我们绝对没有前进一步：如果工资决定价值，那么资本家对工人的任何剥削就都是不可能的了。就连产品剩余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工人正好消费掉他们所生产的价值。而因为资本家不生产任何价值，所以甚至不能想象，资本家究竟靠什么来生活。如果生产超出消费而形成的这种剩余，这种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终究存在，而且是在资本家手中，那么就只能有一个解释：工人为维持自己的生活仅仅消费了商品的价值，而把商品本身留给了资本家继续使用。 或者：如果这个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确实在资本家阶级的手中，如果这种基金确实是由利润的积累而产生的（在这里，我们暂时把地租撇开），那么这种基金必然是由工人阶级向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劳动产品超过资本家阶级向工人阶级支付的工资总数形成的剩余积累而成的。但是这样一来，价值就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劳动量本身决定的；这样，工人阶级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向资本家阶级提供的价值量，就比他们以工资的形式从资本家阶级那里所得到的价值量大；这就表明，资本的利润像占有他人的无酬劳动产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样，只不过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 附带说一下，李嘉图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一开始就说 “一件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取决于对这种劳动所付的或高或低的报酬。”[66] 关于这个伟大的发现，关于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在整个《经济学教程》中一点也没有提到。在《批判史》中却用神谕式的语句否定了这一发现： “他〈李嘉图〉没有想到：或大或小的比例（在这比例中，工资可以是对生活需要的支付凭据〈！〉）也必定……造成不同的价值关系！” 这句话，读者随便怎么想都可以，但最好是根本不去想它。 现在读者可以从杜林先生向我们提供的五种价值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那一种了：来自自然界的生产价值，或人的劣根性所创造的分配价值，其特点在于它是按照并非自身所包含的力的花费来计量的，或第三，由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或第四，由再生产费用计量的价值，或最后，由工资计量的价值。真是丰富的选择，十足的混乱，我们只好和杜林先生一起喊叫： “价值学说是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 六简单劳动和复合劳动 杜林先生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只有小学生才会犯的很不像样的经济学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同时还包含着危害公共安全的社会主义异端邪说。 马克思的价值论，“无非是一种普通的……学说，它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原因，而劳动时间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对所谓熟练劳动的不同价值应该怎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在这里是完全不清楚的……的确，我们的理论也认为，只有通过耗费的劳动时间才能计量经济物品的自然成本，从而计量经济物品的绝对价值；但是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应该认为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相等的，只是必须注意到，在熟练劳动的情况下，在一个人的个人劳动时间之外还有别人的劳动时间共同起作用……例如，以使用的工具的形式起作用。因此，事情并不像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因为其中好像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相反，一切劳动时间毫无例外地和在原则上（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都是完全等价的，只是就一个人的劳动来说，正像任何成品一样，必须注意到，在好像纯粹是自己的劳动时间的耗费中可能隐藏着多少别人的劳动时间。无论是手工生产工具，或者是手，甚至是头脑本身（如果没有别人的劳动时间，这些东西是不能获得专门的特性和劳动能力的），对理论的严格应用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马克思先生在他的关于价值的议论中，总是不能摆脱熟练的劳动时间这个在背后作怪的幽灵。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使他在这方面不能果断行事；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本身在经济」完全等价，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马克思书中引起杜林先生这样“强烈愤怒”的那段话是非常短的。马克思探讨了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并且作了回答：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的劳动决定的。他接着又说，人的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做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67]。 马克思在这里所谈的，首先仅仅是关于商品价值的决定，即关于在一个私人生产者所组成的社会内由这些私人生产者各自独立生产出来并且拿来相互交换的物品的价值的决定。因此，这里所说的根本不是什么“绝对价值”（无论它出现在什么地方），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形式中通行的价值，这种价值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表明是由体现在单个商品中的人的劳动来创造和计量的，而这种人的劳动则表明是简单劳动力的耗费。但是，并非任何劳动都只是人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许多种类的劳动包含着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知识的运用；这种复合劳动同简单劳动即单纯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是否在相等的时间内生产出相等的商品价值呢？显然不是。一小时复合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一倍或两倍的商品。复合劳动的产品的价值通过这种比较表现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合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完成的，在这里，在阐述价值理论时，对这一过程只能加以确定，还没有予以说明。 马克思在这里确证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简单的事实。这一事实是这样确凿，甚至杜林先生也不敢在他的《教程》和他的经济史中加以反驳；马克思的叙述是这样简单明了，除杜林先生外，肯定不会有人感到“在这里是完全不清楚的”。正因为他自己的观点完全不清楚，他才错误地把商品价值（马克思现在研究的只是商品价值）看做只是把问题弄得更不清楚的“自然成本”，甚至看做直到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在经济学中还根本没有通行过的“绝对价值”。但是，无论杜林先生把“自然成本”理解为什么，无论在他的五种价值中哪一种有幸代表“绝对价值”，有一点是肯定的：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到过这些东西，而只是讨论商品价值；在《资本论》有关价值的整整一章中没有一点迹象表明，马克思是否认为他的商品价值理论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社会形式，或者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杜林先生继续说： “因此，事情并不像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因为其中好像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相反，一切劳动时间毫无例外地和在原则上（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都是完全等价的” 命运没有使杜林先生成为工厂主，因而他不必按照这个新规则去估定他的商品的价值，从而遭到不可避免的破产，这是他的幸运。这确实是多么幸运啊！我们在这里难道还处于工厂主的社会吗？绝对不是。杜林先生用他的自然成本和绝对价值让我们来一次跳跃，翻了一个真正的空心筋斗，从现在的剥削者的恶劣世界翻到他自己的未来的经济公社，翻到平等和正义的纯洁的太空中，所以我们在这里还不得不稍微观察一下这个新世界，虽然还为时过早。 诚然，根据杜林先生的理论，在经济公社中也只能用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经济物品的价值，但是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应该认为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相等的，一切劳动时间毫无例外地和在原则上都是完全等价的，而且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现在，把这种激进的平等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的模糊观念比较一下。据说，这种观念认为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有更多的价值，因为其中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拘泥于这种观念，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在经济上完全等价，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惜，马克思对前面所引证的《资本论》中的那段话还作了一个简短的注释：“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68]马克思在这里好像已经预料到杜林的这种手法，所以就反对别人把他的上述见解应用于今天社会中对复合劳动所要支付的工资。如果杜林先生不以此为满足，还把这种见解说成是马克思想用来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调节生活资料的分配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偷梁换柱的无耻行径只有在专事造谣的出版物里才可以见到。 现在我们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等价学说。一切劳动时间，无论是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还是建筑师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等价的。这样，劳动时间，从而劳动本身，都有一种价值。但是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产物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价值本身只不过是对象化在某个物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人类劳动的表现。所以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谈论劳动的价值并且想确定这种价值，这等于谈论价值的价值，或者想确定重量本身的重量，而不是确定一个有重量的物体的重量。杜林先生把社会炼金术士的头衔加给像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这样的人。但是，当他虚构劳动时间即劳动的价值时，他证明了他自己还远不如真正的炼金术士。现在让人们估量一下杜林先生把下面这个论断强加给马克思时所表现的勇敢吧！这个论断是：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有更多的价值，劳动时间，从而劳动，有一种价值。其实正是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以及为什么不能有任何价值。 对于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劳动没有任何价值，也不能有任何价值。有了这种认识，杜林先生从自发的工人社会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想把未来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当做一种比较高的工资来调节的一切企图，就不能得逞。从这种认识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诚然，对于杜林先生所继承的有教养阶级的思维方式来说，下面这种情况必然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从事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 如果劳动时间的等价所包含的意义，是每个劳动者在相等的时间内生产出相等的价值，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那么这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是同一生产部门内的两个工人，他们在一个劳动小时内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也总是随着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样的弊病——而且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样的人才会把它看成弊病——不是任何经济公社，至少不是我们这个天体上的任何经济公社所能消除的。这样一来，一切劳动的完全等价还剩下些什么呢？剩下的只不过是纯粹夸夸其谈的空话——这种空话的经济基础无非是，杜林先生没有能力把价值由劳动来决定和价值由工资来决定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别，剩下的只不过是敕令，即新经济公社的基本法律：相等的劳动时间的工资应该相等！在这方面，老一辈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特林倒是曾经为他们的工资平等说举出了更加好得多的理由。 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复合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从这里顺便获得的教益是：工人所中意的对“全部劳动所得”的要求，有时也还不是没有问题的。91 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关于资本，马克思先生首先不是使用流行的经济学概念，即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是企图创造一种更专门的、辩证的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无异于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他说，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它构成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于16世纪，即开始于大概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世界市场萌芽时期。显然，在对概念的这种解释中，国民经济分析的尖锐性就丧失了。在这些应该半是历史和半是逻辑的、而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中，知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诚实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 在整整一页上，一直是这样喋喋不休…… “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产生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见解……造成基础的薄弱”等等。 这样说来，好像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在16世纪初由货币产生的。这就好像说，金属货币是3000多年前由牲畜产生的，因为在早期牲畜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承担过货币的职能。只有杜林先生才能采取这样笨拙的和歪曲的表达方式。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流通过程赖以进行的各种经济形式的分析中，货币是作为最后的形式而产生的。“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69]这又是马克思确证的一个事实。杜林先生无法驳倒这个事实，就把它加以歪曲，硬说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 马克思又进一步研究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他首先发现，货币作为资本流通的形式，同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的形式是相反的。简单的商品占有者为买而卖；他卖出他不需要的东西，而以所得的货币买进他需要的东西。未来的资本家一开头就买进他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他为卖而买，而且要卖得贵些，以便收回最初用于购买的货币价值，并且在货币上获得一个增长额；马克思把这种增长额叫做剩余价值。 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既不能来自买者以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也不能来自卖者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每个人的所得和所失由于每个人都轮流地成为买者和卖者而互相抵消了。剩余价值也不能来自欺骗，因为欺骗固然能牺牲一个人而使另一个人发财致富，但是不能增加两人所拥有的总数，因而也不能增加流通的价值的总额。“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70] 可是我们发现，每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因卖出贵于买进，因占有剩余价值，而在我们眼前不断地发财致富。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要排除任何欺骗，排除任何暴力的任何干涉，用纯粹经济的方法来解决。于是问题就是：即使假定相等的价值不断地和相等的价值交换，怎样才能不断地做到贱买贵卖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 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应该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增长，不能在这种货币上发生，也不能起源于购买，因为这种货币在这里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而这种价格，由于我们假定相交换的是相等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是没有区别的。根据同一理由，价值的增长也不能由商品的出卖产生。所以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所购买的商品中，但不是发生在商品的价值中，因为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而是发生在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中，就是说，价值的变化一定是从商品的消费中产生。“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71]如果说，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劳动本身不能具有任何价值，那么关于劳动力却决不能这样说。劳动力一旦变成商品（它现在事实上就是商品），就获得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72]，就是说，是由工人为制造维持自己能劳动的状态和延续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我们假定这种生活资料代表每天6小时的劳动时间。我们的未来的资本家为了经营企业而购买了劳动力，即雇用了一个工人，如果他付给这个工人的货币也代表6小时的劳动，那么他付给这个工人的就是他的劳动力的全部日价值。这个工人只要为这个未来的资本家劳动6小时，他就完全补偿了资本家的费用，即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日价值。可是这样货币就不能转化为资本，就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所以劳动力的购买者对于他所做的交易的性质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只需要6小时的劳动就足够维持工人24小时的生活，这一事实丝毫不妨碍工人在24小时中劳动12小时。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货币占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所以这一天的劳动力的使用，即这一天的劳动，也就属于他了。劳动力被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它自身的日价值多一倍，这对于买者是特别幸运的，可是根据商品交换的规律，这对于卖者决不是不公平的。这样，根据我们的假设，工人每天使货币占有者付出6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但是他每天向货币占有者提供12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货币占有者赚得了这个差额—6小时的无酬的剩余劳动，即体现6小时劳动的无酬的剩余产品。魔术变完了。剩余价值产生了，货币转化为资本。 由于马克思以这种方式说明了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剩余价值怎样只能在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的支配下产生，所以他就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机制，揭示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得以确立起来的核心。 但是，资本的这种产生有一个根本的先决条件：“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73]但是，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这一方同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者这另一方之间的这种关系，决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①。而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崩溃，这种自由的劳动者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大量地出现。但是由于这种情形，而且由于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从那个时代起开始形成，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基础，在这种基础上，现存的大量动产必然要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而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越来越成为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这就是马克思的“荒谬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在这些观念中，”知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诚实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现在把杜林先生向我们提供的“深刻的逻辑真理”、“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同这种“轻率的见解”比较一下吧。 关于资本，马克思”不是使用流行的经济学概念，即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其实，他是这样说的：一定的价值额，只有在它产生剩余价值，从而增殖价值时，才变为资本。而杜林先生说的是什么呢？ “资本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它被用来继续进行生产并形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 无论这话又是说得多么玄妙和没有条理，但总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可以永远继续进行生产，但是，据杜林先生本人说，它在未形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即未形成剩余价值，或至少是未形成剩余产品时，不能成为资本，所以杜林先生不仅自己犯了他谴责马克思所犯的那种罪过，即不是使用资本的流行的经济学概念，而且还对马克思进行笨拙的剽窃，这种剽窃是用浮夸的词句“拙劣地掩盖起来的”。 在第262页上，这一点发挥得更详细： “社会意义上的资本〈非社会意义上的资本，还要杜林先生去发现〉，实际上和纯粹的生产资料有特殊的区别；因为后者只具有技术的性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需的，而前者的特征则在于它那攫为已有和形成份额的社会力量：诚然，社会的资本大部分不过是具有自己的社会职能的技术性的生产资料；但是这种职能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正是马克思第一个强调了这样的“社会职能”，唯有借助这种职能，一定的价值额才变成资本，那么，确实“每个注意研究问题的人都应该很快地就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引起混乱”——但不像杜林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发生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而是清清楚楚地仅仅发生在杜林先生本人的头脑中，杜林先生在他的《批判史》中已经忘了他在《教程》中是多么经常地应用上述这个资本概念的。 但是，杜林先生不满足于即使以“清洗过的”形式从马克思那里借用资本的定义。他还不得不跟着马克思“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虽然他自己很清楚，这样做，除了“荒谬观念”、“轻率的见解”、“基础的薄弱”等等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资本的“社会职能”使它能够占有他人劳动的成果，而且只是因为有了这种职能，它才和纯粹的生产资料有所区别，这样的社会职能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 杜林先生说，它不是基于“生产资料的本性和生产资料的技术必要性”。 因此，这种职能是历史地产生的，而杜林先生在第252页上向我们重复的只不过是我们已经听过十次的东西，他用早已为人所知的两个男人的冒险来说明这种职能的产生，其中的一个人在历史的开端用暴力制服另一个人，从而把自己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但是，杜林先生并不满足于承认一定价值额赖以变成资本的那种社会职能具有历史的开端，他还预言了这种职能的历史结局：它“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但是历史地产生而又历史地消失的现象，用普通的语言来说，通常叫做“一个历史阶段”。所以不仅在马克思看来，而且在杜林先生看来，资本都是一个历史阶段，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在这里我们已经置身于耶稣会52会士中了。即使两个人做同一件事，但终究各不相同。92如果马克思说，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是荒谬的观念，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在这里识别力连同一切诚实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如果杜林先生也把资本描写成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就证明了国民经济分析的尖锐性和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 杜林先生的资本观念同马克思的资本观念的区别在哪里呢？ 马克思说：“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74]可见，剩余劳动，即超出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劳动，以及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被别人占有，即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只有当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当生产资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工人——不受社会束缚和没有自己的财产的工人——作为剥削对象，并且为生产商品而剥削工人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才具有资本的特殊性质。而这种情形只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才大规模地出现。 相反，杜林先生把“形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即造成任何形式的剩余劳动的任何数量的生产资料都解释为资本。换句话说，杜林先生剽窃了马克思发现的剩余劳动，以便用它来消灭一时不合他的心意的、而同样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仅科林斯和雅典的市民利用奴隶经营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且罗马帝国时代的大土地占有者的财富，以及中世纪封建领主的财富，只要以某种方式为生产服务，毫无差别地都是资本。 这样，关于资本，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是使用“流行的概念，即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是使用完全相反的概念，这种概念甚至包含非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自然资源。但是，那种认为资本纯属“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观念也只是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在杜林先生如此珍惜的庸俗经济学之外，“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或一定的价值额之所以成为资本，那只是因为它产生了利润或利息，就是说，它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并且又是以剩余价值的这两种特定的派生形式去占有无酬劳动的剩余产品。至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总是囿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正常条件下用于生产或交换的任何价值额都自然而然地具有产生利润或利息的特性，这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在整个古典经济学中，资本和利润，或资本和利息，正像原因和结果、父亲和儿子、昨天和今天一样，彼此不能分离，并处于同样的必然的相互关系之中。只是在事物本身已经出现，在动产为了生产商品而剥削自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因而越来越具有资本的职能的时候，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这个名词才出现，而采用这个名词的是历史上的第一个资本家民族，即15世纪和16世纪的意大利人。如果说马克思第一个彻底分析了现代资本所特有的占有方式，如果说他使资本的概念同这个概念最后从中抽象出来并且赖以存在的历史事实协调一致，如果说马克思因此使这个经济学概念摆脱了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和在以前的社会主义者那里还无法摆脱的含混不清和摇摆不定的观念，那么这正是马克思以“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处理问题，这种科学性杜林先生在口头上也经常讲，可是令人伤心的是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却找不到。 事实上，在杜林先生那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先是把那种认为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说法斥责为“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后来他自己又把资本说成是一个历史阶段。他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把一切经济的权力手段，一切占有“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的生产资料，因而也把一切阶级社会中的地产，都直截了当地宣布为资本；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往后的叙述中完全按照传统的方法把地产和地租同资本和利润区别开来，而只把产生利润或利息的生产资料叫做资本，这些在他的《教程》第156页及以下几页上可以更详细地看到。杜林先生同样可以先把马、牛、驴和狗也包括在“机车”这个名词之内（因为人们也可以利用这些作为运输工具），并且责备今天的工程师，说他们把“机车”这个名词局限于现代的蒸汽机车，从而把它变成了一个历史阶段，造成了荒谬的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等等；最后他又会宣布说，马、驴、牛和狗还是应该排除于“机车”这个名词之外，这个名词只能适用于蒸汽机车。——因此，我们又不得不说，恰好在杜林对资本概念的解释中，国民经济分析的一切尖锐性丧失了，识别力连同一切诚实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而荒谬的观念、混乱、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见解和基础的薄弱，在杜林先生那里却似繁花怒放。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荣誉仍然归于杜林先生，他发现了全部以往的经济学、全部政治学和法学，一句话，全部以往的历史得以运转的轴心。这就是： “暴力和劳动是在社会联系的形成中起作用的两个主要因素。” 这一句话里包含了以往的经济世界的全部宪法。这部宪法非常短，内容是： 第一条劳动进行生产。 第二条暴力进行分配。 “像常人那样地直截了当地说”，杜林先生的全部经济学的智慧也就到此为止。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按照马克思先生的意见，工资仅仅代表工人为了自身能够生存而实际从事劳动的时间的报酬。为此只要比较少的钟点就够了；经常被延长的工作日的整个其余部分提供一种剩余，其中包含着我们的作者所谓的‘剩余价值’，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包含着资本赢利。除去在某个生产阶段上已经包含在劳动资料和相关原料中的工作时间，上述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都是归资本主义企业家所有的份额。所以工作日的延长纯粹是落入资本家手中的靠压榨而取得的赢利。” 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无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赢利或利润的东西。我们听听马克思本人是怎样说的吧。在《资本论》第195页，剩余价值是用放在它后面的括号里的“利息、利润、地租”[75]这几个词来说明的。在第210页，马克思举例说明71先令的剩余价值额怎样表现于它的各种分配形式：什一税93、地方税和国税21先令，地租28先令，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利息22先令，剩余价值总计71先令。[76]在第542页，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一个主要缺点是，“不是纯粹地描述剩余价值，就是说，他不是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等去进行描述”，因而把剩余价值率的各种规律同利润率的各种规律直接混为一谈；与此相反，马克思指出：“以后在本书第三册中，我将说明，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而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77]在第587页，我们看到：“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剩余价值的这些转化形式在第三册里才能研究。”[78]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有同样的话。 再不能说得更清楚了。马克思一有机会就提醒读者注意，决不要把他所说的剩余价值同利润或资本赢利相混淆，后者只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派生形式，甚至常常只是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如果杜林先生仍旧硬说，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用通常的话来说，是资本赢利”，如果肯定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那么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杜林对此一点也不懂，如果是这样，他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无所知，却要加以诋毁，这就要极端厚颜无耻才行；或者是他都懂，如果是这样，他就是故意捏造。 再往下看： “马克思先生在表述对压榨的这种见解时怀有恶毒的仇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受马克思关于某种剩余价值的学说中所采用的理论措辞，也尽可以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式的剥削性质表示更强烈的愤怒和更完全的承认。” 马克思的善意的但在理论上不正确的措辞，激起他对压榨的恶毒仇恨；那种本身属于道德的情感，由于错误的”理论措辞”而采取了不道德的表现方式，这种情感表现为不高尚的仇恨和卑下的恶毒。而杜林先生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却表现为一种具有相应的高尚性质的道德情感，表现为一种在形式上也是道德的而且在量上还超出恶毒仇恨的愤怒，一种更强烈的愤怒。当杜林先生这样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种更强烈的愤怒是从哪儿来的。他继续说道： “这就发生了问题：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远远高出（如上述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所显示的）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包括剩余产品在内的全部劳动产品的价值。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找不到的，理由很简单，在那里甚至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来。那里完全没有认真地谈到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的奢侈性质，根本没有认识到带有寄生状态的社会制度是白人奴隶制的最后基础。相反，一切政治的社会的事物，总是被认为应该由经济的事物来说明。” 但是，我们从前面所引证的几段话中已经看到，马克思根本没有像杜林先生在这里所假定的那样断言，剩余产品在一切情况下都被工业资本家即它的第一个占有者平均地按照它的全部价值出卖。马克思明确地说，商业赢利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且在上述前提下，只有当工厂主把自己的产品低于商品价值卖给商人，因而让给商人一部分掠夺物时，这种情形才有可能。因此，杜林先生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甚至不可能提出来。这个问题的合理提法是这样的：剩余价值是怎样转化成它的派生形式——利润、利息、商业赢利、地租等等的呢？马克思确实说过要在第三册中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杜林先生等不及《资本论》第二卷67出版，那么他目前就应该稍微仔细地读一读第一卷。这样，除了已经引证过的几段以外，他还可以在例如第323页上读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资本的外部运动中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并且以这种形式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所以，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79]；接着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一定的规律，价值规律，如何在一定的情况下在竞争中表现出来并行使它的推动力。杜林先生从这里已经可以知道，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竞争起主要的作用，而且只要略加思考，第一眷中的这些提示事实上就足以使人们至少大致上认识剩余价值向它的派生形式的转化。 但是，对杜林先生来说，竞争正是理解的绝对障碍。他不能理解，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远远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包括剩余产品在内的全部劳动产品的价值。这里杜林先生又是以其惯有的“严格性”实际是轻率性来表述的。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产品本身根本没有任何生产费用，它是资本家不花一文钱得到的一部分产品。所以，如果互相竞争的企业家要按照自然生产费用实现剩余产品的价值，那么他们就应该把它赠送出去。但是我们不在这种“细微的逻辑细节”上浪费时间。实际上，互相竞争的企业家不是每天都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劳动产品的价值吗？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 自然生产费用是“劳动或力量的支出，而这归根到底又是可以用食物费用来计量的”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里，自然生产费用是实际花费于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费用，它们不同于“赋税”，利润以及手持利剑逼出来的附加税。但是大家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互相竞争的企业家不是按照这种自然生产费用实现他们的商品的价值，而是还要算上并且通常也获得所谓附加税，即利润。杜林先生以为，他只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像从前约书亚吹倒耶利哥城墙94一样把马克思的整个大厦吹倒，可是这个问题对杜林先生的经济理论来说也是存在着的。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回答这一问题的。他说： “资本所有权，如果本身不同时包含着对人这一材料的间接暴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也不能实现它的价值。这种暴力的产物就是资本赢利，所以赢利的大小取决于这种统治作用的范围和强度……资本赢利是政治的和社会的体制，这种体制比竞争具有更有力的作用。企业家在这方面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而每一个单个的企业家都坚守自己的阵地。一定程度的资本赢利在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方式中是一种必然。” 可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劳动产品的价值。杜林先生如此荒唐地无视他的读者，竟用下面的话来搪塞他们：资本赢利凌驾于竞争之上，就像普鲁士国王当年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样。普鲁士国王借以取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地位的手法，我们是知道的；资本赢利借以使自己比竞争更有力的那种方法，正是杜林先生应该向我们说明的，但是他执拗地拒绝向我们说明。即使像他所说的，企业家在这方面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而每一个单个的企业家都坚守自己的阵地，这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们丝毫不能相信他的这种话：一定数量的人只要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他们中的每一个单个的人因此也就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师傅、1789年的法国贵族都非常坚决地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但是都没落了。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也曾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然而非但不能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反而不得不逃跑，后来甚至一部分一部分地投降了。硬说在已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方式中，一定程度的资本赢利是一种必然，这同样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问题正是要说明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没有向目标接近一步，尽管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说： “资本的统治是紧随土地的统治而发展起来的。一部分依附的农村劳动者转入城市，从事手工业劳动，最后变成工厂的材料。在地租之后，形成了资本赢利，作为财产租金的第二种形式。” 即使撇开这种论断的历史错误不谈，它终究也只是一种空洞的论断，只限于重复地肯定正好应该加以说明和证明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杜林先生无法回答他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即相互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劳动产品的价值，这就是说，他无法说明利润的形成。他只能简单地发布命令，说资本赢利是暴力的产物，这的确和杜林的社会宪法第二条完全一致，第二条说：暴力进行分配。这的确说得很漂亮；但是现在“发生了问题”：暴力分配什么呢？必须有可分配的东西，不然，甚至最强大的暴力，不管多么想分配，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分配的。互相竞争的企业家装入腰包的赢利是非常明显而实在的东西。暴力可以夺取它，但是不能生产它。如果说杜林先生执拗地拒绝向我们说明，暴力怎样夺取企业家的赢利，那么他对于暴力从哪里夺取这种赢利的问题，则总是以死一般的沉默来作为回答。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任何其他暴力一样，丧失了自己的权力。从虚无之中，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特别是不能产生利润。如果说，资本所有权只要本身不同时包含着对人这一材料的间接暴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也不能实现它的价值，那么，又发生了问题：第一，资本财富是怎样获得这种暴力的——这个问题用上述两三个历史论断是绝对不能解决的；第二，这种暴力是怎样转化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转化为利润的；第三，暴力是从哪里夺取这种利润的。 我们无论从哪方面去把握杜林的经济学，都不能前进一步。它对于所有使它厌恶的事情，对于利润、地租、饥饿工资、工人被奴役等等，只用一个词来说明：暴力，而且始终是暴力。杜林先生的“更强烈的愤怒”也就化为对暴力的愤怒。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这样援引暴力是一种腐朽的遁词，是把问题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这种转移不能解释任何一件经济事实；第二，这种援引使暴力本身的形成没有得到说明，这是工于心计的，因为不然的话，这种援引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社会权力和一切政治权力都起源于经济的先决条件，起源于各个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但是我们不妨试一下，能否从这位固执的经济学的“更深刻的基础的奠定者”那里找出其他一些有关利润的说明。我们来看看他关于工资的论述，或许能够有所得。在第158页上，他说： “工资是维持劳动力的报酬，并且首先只是被当做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基础来考察的。为了真正彻底弄清楚这里所存在的关系，可以设想一下最初在历史上没有工资的情况下的地租以及资本赢利，即以奴隶制或依附农制为基础的地租和资本赢利……必须养活的是奴隶和依附农，还是雇佣工人，这只造成负担生产费用的方式和方法的区别。在任何情况下，因利用劳动力而得到的纯收益都构成雇主的收入……由此可见……特别是造成一方为某种形式的财产租金和另一方为没有财产的雇佣劳动的这种主要对立，不能仅仅从一方去找，而必须同时从双方去找。” 但是，财产租金，如我们在第188页所看到的，是地租和资本赢利的统称。此外，在第174页上说： “资本赢利的特征是占有劳动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如果没有以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受人支配的劳动的相关物，就不能设想资本赢利。” 在第183页上又说： 工资“在一切情况下都不过是通常应保证工人能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的报酬”。 最后在第195页上： “财产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资之所失，反过来也是如此，从一般生产能力中〈！〉归于劳动的，必然是从财产收入中抽出来的。” 杜林先生使我们吃了一惊又一惊。在价值论和以后各章，直到竞争论（包括竞争论在内），就是说，从第1页到第155页，商品价格或价值分为：第一，自然生产费用或生产价值，即用于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费用；第二，附加税或分配价值，这是手持利剑逼出来的落到垄断者阶级手中的赋税，这种附加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实际上丝毫不能改变财富的分配，因为它一手夺得，另一手不得不归还，而且就杜林先生关于它的起源和内容所作的说明看来，这种附加税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因而也就是由虚无构成的。在接着论述收入种类的两章中，即从第156页到第217页，就再也不提附加税了。而是把每个劳动产品的价值，即每个商品的价值，分成下面两部分：第一，生产费用，其中也包括所付的工资，第二，“因利用劳动力而得到的纯收益”，它构成雇主的收入。这种纯收益具有尽人皆知的、任何文饰和涂抹都掩盖不了的面目。“为了真正彻底弄清楚这里所存在的关系”，读者把刚才从杜林先生那里引证的几段话和前面从马克思那里引证的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几段话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杜林先生在这里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直接抄袭《资本论》。 杜林先生承认，任何形式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奴隶制、依附农制或雇佣劳动制的剩余劳动，都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统治阶级的收入的源泉；这出自多次引证过的地方，即《资本论》第227页：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等等[80]。——构成“雇主的收入”的“纯收益”，不是劳动产品超出工资部分的剩余，又是什么呢？不管杜林先生怎样多此一举地把工资改称为报酬，他也还是认为，工资通常应保证工人能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多于为再生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就是说，资本家使工人劳动的时间长于补偿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要不是这样，怎么能“占有劳动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呢？所以，超出再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时间的工作日的延长部分，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正是隐藏在杜林先生的“劳动力的利用”后面的东西；而他的雇主的“纯收益”，如果不表现为马克思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又能是什么呢？除了表达不确切以外，杜林的“财产租金”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又有什么区别呢？此外，财产租金这个名词是杜林先生从洛贝尔图斯那里抄来的；洛贝尔图斯把地租和资本租金或资本赢利统称为租金，杜林先生只是加上了“财产”一词[81]。为了使人不怀疑这种剽窃行为，杜林先生就以自己的方式来概括马克思在第十五章（《资本论》第539页及以下几页）中所阐述的关于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的规律[82]：财产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资之所失，反过来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就把马克思的内容丰富的具体规律化为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因为一定的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不减少，另一部分就不可能增加，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样，杜林先生就用这样一种方式把马克思的思想攫为己有，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的阐述所确实具有的“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就完全丧失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杜林先生在《批判史》中关于《资本论》所发出的引人注目的喧嚣，特别是他在涉及剩余价值的著名问题上（这个问题他还是不提为好，因为他自己都不能解答）扬起的尘土，都不过是一种军事计谋，狡猾手腕，借以掩盖他在《教程》中对马克思的粗暴剽窃。杜林先生确实有一切理由警告他的读者，不要研究“马克思先生称做资本的那个线球”，要提防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和遁词等等。这位忠实的埃乍尔特警告德国青年提防维纳斯，但是他为了自己的需要却悄悄地把她从马克思的领地引到自己家里保护起来。我们恭贺他利用马克思的劳动力而获得的这种纯收益，恭贺他在财产租金这个名称下霸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行为，以独特的方式暴露了他执拗地（因为在两个版本中都这样重复）、歪曲地断定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仅仅理解为利润或资本赢利的动机。 这样，我们不得不用杜林先生的话把杜林先生的贡献描述如下： “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工资仅仅代表工人为了自身能够生存而实际从事劳动的时间的报酬。为此只要比较少的钟点就够了；经常被延长的工作日的整个其余部分提供一种剩余，其中包含着我们的作者所谓的〈财产租金……〉除去在某个生产阶段上已经包含在劳动资料和相关原料中的工作时间，上述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都是归资本主义企业家所有的份额。所以工作日的延长纯粹是落入资本家手中的靠压榨而取得的赢利。〈杜林〉先生在表述对压榨的这种见解时怀有恶毒的仇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不可理解的是，他怎么又会产生“更强烈的愤怒”？ 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卸未能发现杜林先生在经济学领域内 “有资格建立一种新的、不仅满足时代需要而且对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体系”。 但是，我们在暴力论，在价值和资本那里未能看到的东西，在考察杜林先生提出来的“国民经济的自然规律”时，也许会非常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因为，正像他以惯有的新奇性和尖锐性所表述的： “高度的科学性的胜利，在于越过对好像处于静止状态的材料的单纯记述和分类，而达到生气勃勃的、窥见产生过程的洞察力。所以，对规律的认识是最完善的认识，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一个过程怎样为另一个过程所制约。” 一切经济的第一个自然规律恰恰被杜林先生发现了。 “令人惊奇的是”，亚当·斯密“不仅没有把一切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提到第一位，而且也完全没有单独加以说明，这样，他就不自觉地把那种给现代欧洲的发展打上自己的烙印的力量贬为次要的角色”。这个“应当被提到第一位的基本规律是技术装备的规律，甚至可以说是对人的自然经济力进行武装的规律”。 杜林先生发现的这个“基本规律”如下： 第一条规律。“经济手段（自然资源和人力）的生产率因发明和发现而提高。” 我们感到惊奇。杜林先生对付我们，完全像莫里哀作品中的诙谐家对付新贵一样，他告诉这位新贵一件新鲜事，说后者说了一辈子散文，却不知道散文是什么。73发明和发现在一些情况下是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见得是这样，世界上一切专利局的大量档案废纸就是证明），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了；但是这一极为陈旧的老生常谈竟是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一说明倒要归功于杜林先生。如果经济学上和哲学上的“高度的科学性的胜利”，仅仅在于给随便一种陈词滥调加上一个响亮的名称，把它吹嘘为自然规律，甚至吹嘘为基本规律，那么科学的“更深刻的基础的奠定”和变革，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甚至对柏林《人民报》96的编辑部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以一切严格性”，以杜林先生对柏拉图的下列判决用于杜林先生自己身上： “如果这样的东西应该被看做国民经济学的智慧，那么〈批判基础[83]的〉作者，就可以同任何一个一般有机会思考”——甚至仅仅是随便议论——“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人共有这样的智慧了”。 例如，如果我们说，动物吃东西，那么我们就无意中说出了一句伟大的话；因为我们只要说，吃东西是一切动物生活的基本规律，我们就对整个动物学实行了变革。 第二条规律。分工：“职业的区分和活动的划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就这句话的正确方面而言，从亚当·斯密以来，这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至于这句话正确到什么程度，这将在第三编中看到。 第三条规律。“距离和运输是阻碍和促进生产力合作的主要原因。”###$$$第四条规律。“工业国家比农业国家具有大得无可比拟的人口容量。”###$$$第五条规律。“在经济方面，任何事情没有物质利益都是不能完成的。” 这就是杜林先生据以建立他的新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他仍然忠于他在哲学中已经陈述过的方法。从最无聊的陈词滥调中抽出两三个有时甚至措辞不当的不言而喻的语句，也会构成经济学的不需要证明的公理，基本原理、自然规律。在阐述这些毫无内容的规律的内容的借口下，乘机对各种题目作一番广泛的经济学的空谈，而这些题目的名称在这些所谓的规律中已经出现了，如发明、分工、运输工具、人口、利益、竞争等等。给这种空谈的平淡无奇的平庸性所加的佐料不过是神谕式的大话，有时是对于各种各样琐碎事情的曲解或自以为了不起的臆想。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地租、资本赢利和工资，由于我们在前面只研究了后两种占有形式，所以在这里，在结束时我们还要简略地研究一下杜林先生对地租的看法。 在这里，我们且不考虑杜林先生从他的先驱者凯里那里直接抄来的各种论点；我们不必同凯里打交道，也不必替李嘉图的关于地租的观点作辩护，而去反对凯里的曲解和胡说。我们只涉及杜林先生，他给地租下了一个定义，说地租是 “土地所有者本身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 杜林先生把他本来应当加以解释的地租这个经济学概念不假思索地翻译成法律词汇，我们并不因此比先前了解得更多一些。所以我们这位更深刻的基础的奠定者，无论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作进一步的探讨。他把一处田庄租给租地农场主同把一笔资本借给企业家这两件事作了对比，但是很快就发现，这种对比同其他一些对比一样，是不妥当的。因为他说： “如果要继续采用这种类比，那么租地农场主在偿付地租以后所余的赢利，应该相当于借别人的资本来经营的企业家在偿付利息以后所余的资本赢利。但是人们不习惯把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看做主要收入，把地租只看做余额……下列事实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的证明：在关于地租的学说中，人们没有特别指出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的情况，而且没有把佃金形式的地租和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而产生的地租之间的数额差别看得特别重要。至少人们不认为有必要去考虑把由于自己经营而得的地租这样加以分解：一部分仿佛代表土地的利息，而另一部分代表企业家的剩余的赢利。撇开租地农场主所用的自己的资本不谈。看来应当把租地农场主的特殊赢利大部分看做一种工资。但是，要想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某种断语是有疑虑的，因为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凡是涉及比较大的经营的场合，都很容易看到，问题不在于把租地农场主的独特的赢利看成工资。这种赢利本身正是建立在同农业劳动力的对立之上，只有使用这种劳动力才使这种收入成为可能。留在租地农场主手里的显然是一部分地租，因此，土地所有者经营时所获得的全部地租就减少了。” 关于地租的理论是经济学中带有英国特色的部分，这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只有在英国才存在着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地租事实上也是同利润和利息分开的。大家知道，在英国是大地产和大农业占支配地位。土地所有者把自己的土地按照大田庄而且常常是非常大的田庄的形式租给租地农场主，租地农场主拥有充裕的资本来经营土地，并不像我们的农民那样自己从事劳动，而是作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利用雇农和短工的劳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三个阶级，以及各阶级所特有的收入：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资本家获得利润，工人获得工资。在杜林先生看来，应当把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看做一种工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英国经济学家会这样想；对他们来说，要断定租地农场主的利润是它无疑是、显然是和确实是的那种东西，即资本利润，是没有任何疑虑的。在这里，如果有人说，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那简直是可笑的。在英国，这个问题甚至没有提出的必要，因为问题和答复一样早已存在于事实本身之中，而且自亚当·斯密以来还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 杜林先生所说的土地占有者自己经营的情况，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德国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发生的土地占有者通过管理人经营土地的情况，丝毫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如果土地占有者也提供资本，而且由自己经营，那么他除了地租以外，还得到资本利润。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下，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根本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如果杜林先生断言，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去考虑把由于自己经营而得的地租（应该叫做收入）加以分解，那么这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最多也只能再一次证明他自己的无知。例如： “由劳动所得的收入叫做工资；某人从使用资本而得的收入叫做利润……完全从土地得来的收入叫做地租并归土地占有者所有……如果这几种不同种类的收入落到不同的人手里，那是很容易加以区分的；但是，如果它们落到同一个人手里，那么它们至少在日常用语中是常常被混淆的。自己经营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的土地占有者，除去经营费用，应该既获得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又获得租地农场主的利润。但是，至少在习惯用语中，他往往容易把他的全部赢利叫做利润，因而混淆了地租和利润。我们的北美和西印度的种植场主大部分都是处于这种状况；他们大多数都种植自己的土地，所以我们极少听到什么种植场的地租，而常常听到的是它产生的利润……自己亲手种植园地的园艺业者，一身兼土地占有者、租地农场主和工人。所以，他的产品应该付给他土地占有者的地租，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但是所有这些通常都被称为他的劳动所得；所以在这里地租和利润就同工资相混淆了。” 这一段话出自亚当·斯密的著作第一卷第六章[84]。可见，土地占有者自己经营的情况在一百年前已经被研究过了，而在这里使杜林先生感到十分苦恼的种种疑虑和不安，仅仅是出于他自己的无知。 最后他耍了大胆的花招来摆脱困境： 租地农场主的赢利以剥削“农业劳动力”为基础，所以他的赢利显然是“一部分地租”，因而那种本来应该装入土地占有者腰包的“全部地租就减少了”。 从这里我们知道了两件事情。第一，租地农场主使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减少了”，所以，和人们到目前为止所设想的不同，杜林先生认为不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付给土地占有者，而是土地占有者把地租付给租地农场主——这确实是“完全独特的观点”；第二，我们终于看到杜林先生把地租设想为什么；就是说，他把地租设想为在农业中剥削农业劳动而得到的全部剩余产品。但是，除了几个庸俗经济学家以外，在以前的经济学中这种剩余产品都被分成地租和资本利润，所以我们不能不断言，关于地租，杜林先生也“不是使用流行的概念”。 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产生于农业，而后者产生于工业或商业。杜林先生产生这种非批判的和混乱的观点是必然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是从“真正的历史的观点”出发的，根据这一观点，对土地的支配仅仅是借助对人的支配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只要土地是借助某种形式的奴役劳动来耕种，就会为地主产生剩余，而这种剩余正是地租，就像工业中劳动产品超出工资的剩余是资本赢利一样。 “因此很清楚，在借助某种隶属形式的劳动来经营农业的地方，地租总是随时随地大规模地存在着。” 既然把地租说成农业中得到的全部剩余产品，杜林先生面前就出现了拦路虎：一方面是英国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另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为整个古典经济学所承认的剩余产品之分为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而也就是纯粹的精确的地租概念。杜林先生怎么办呢？他假装丝毫不知道农业剩余产品分为租地农场主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丝毫不知道古典经济学的整个地租理论；好像在整个经济学中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好像这里所探讨的是一种完全没有被研究过的对象，关于这个对象，似乎除假象和种种疑虑而外，人们一无所知。在讨厌的英国，农业中的剩余产品未经任何理论学派的任何干预就被无情地分为这样的组成部分：地租和资本利润。而杜林先生就从这个讨厌的国家逃到他所热爱的、行使普鲁士邦法58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盛行的是以完备的宗法形式经营自己的土地，“土地占有者把地租理解为自己那块土地上的收入”，而容克老爷们关于地租的见解甚至妄想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意义的见解，所以在这里，杜林先生还可以指望自己的关于地租和利润的混乱概念能够蒙混过关，甚至让人们相信他的最新发现：不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付给土地占有者，而是土地占有者把地租付给租地农场主。 十《批判史》论述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看一下杜林先生自称为“完全没有先驱者”的“这一企业”。也许我们在这里最后会遇到多次许诺的终极的和最严格的科学性。 杜林先生对于下述发现大吹大擂： “经济学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第12页）。 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85]；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9页上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86]杜林先生是沿着这条预先指给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来，高级经济学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科学在其古典时期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可怜的流产才开始的。因此，他有充分的权利在其引论的结尾扬扬得意地宣称： “这一企业，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点、按其更新颖的一半内容来说，是完全没有先驱者的，那么按其内部的批判的观点及其一般的立场来说，它更是归我个人所有。”（第9页） 实际上，他尽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宣布自己的“企业”（这个工业上的用语倒选得不坏）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97。 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只是由于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就希腊人有时涉猎这一领域来说，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来听听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杜林先生说些什么话： “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对此无可奉告！〉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因为虚荣地炫耀博学外表的手法……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 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一批判确实连“博学外表”也没有了。 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 “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两者都是鞋的用途，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或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这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87]—— 这个论点，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但表达得很迂腐，学究气十足”，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的人，还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记“在最近的时期”，“在最进步的体系的范围内”，当然是在杜林先生本人的体系的范围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永远完结了。 “在柏拉图论国家的著作中，有人……也企图去发现国民经济分工的现代的篇章。” 这大概是指《资本论》第三版第十二章第5节第369页，可是，恰恰相反，在这一节里证明，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同现代的见解“截然相反”的。[88]——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89]，对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杜林先生却嗤之以鼻，仅此而已，而且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柏拉图没有提到（不过希腊人色诺芬提到了[90]，杜林先生！）这样一些“界限”， “这些界限是当时的市场范围为了进一步划分职业并在技术上划分特殊作业而设置的——只有关于这种界限的观念，才是这样一种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才使那种通常很难称为科学的观念成为经济学上重要的真理”。 可是杜林先生曾十分藐视的罗雪尔“教授”，事实上却划出了这种“界限”，在这种“界限”中，分工观念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观念，所以他明确地宣布亚当·斯密是分工规律的发现者。[91]在商品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市场”——也用一次杜林先生的话来说——曾经是“生意人”中间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有比“墨守成规的知识和本能”更多的东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场造成资本主义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造成市场。（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5节《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92] “货币的作用，在一切时候都曾经是经济〈！〉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关于这种作用知道些什么呢？显然，他只知道，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代替了原始的实物交换，此外再没有什么了。” 可是，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竟然发现货币流通的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货币执行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另一种是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93]，那么在杜林先生看来，他只是表现了“某种道德上的嫌恶”。 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居然大胆地出来分析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正确地提出了这个对于货币学说有如此决定性意义的问题[94]，那么“一个叫做”杜林的“人”宁愿对这种不能允许的鲁莽行为完全保持沉默，这自然是出于十足的不可告人的理由。 最后的结果是：在杜林的“以资留意”的镜子的映象中，希腊古代实际上只具有“最通常的观念”（第25页），如果这样的“愚蠢想法”（第19页）毕竟还和通常的或非常的观念有共同之点的话。 至于杜林先生论重商主义98的一章，那么最好是读“原著”，即读弗·李斯特的《国民体系》第29章《被学派误称为重商主义体系的工业主义体系》。杜林先生在这里又如何谨慎地避免显示出任何“博学外表”，这从下面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李斯特在第28章《意大利国民经济学家》里说道： “无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上还是在理论上，意大利都走在一切现代国家的前头”， 然后又提到 “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在1613年所写的关于如何供给王国以丰富金银的著作，是意大利第一本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95]。 杜林先生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因而竟把塞拉的《略论》[96] “当做经济学的最新前史的某种入门标牌”。 事实上，他对于《略论》的考察，只限于这种“美文学的蠢话”。不幸，事情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1609年，即在《略论》出现前四年，已经发表了托马斯，曼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99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了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主义，因而代表了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身的母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以最初的形式就已经出了好几版，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以后经作者完全改写并在其死后于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100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充当“某种入门标牌”，那么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对杜林先生的“细心观察顺序关系的历史”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关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具有 “相当轻率的思维方法”，而且“对于概念的内部的和更精细的区别缺乏理解”……“他具有多方面才能，知识广博，但容易从一种东西跳到另一种东西，而对任何深刻的思想不作彻底的研究”……他“对国民经济的论述还非常粗陋”。并且他“得出幼稚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加以对照……有时可以使比较认真的思想家发笑”。 承蒙“比较认真的思想家”杜林先生留意到“一个叫做配第的人”，这是多么崇高的谦虚态度！而杜林先生是怎样留意他的呢？ 配第关于 “劳动，甚至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的论点，在他那里……只能见到不完整的痕迹”。 配第的这些论点，在杜林先生的书上只提到这一句话，此外就没有了。确实是不完整的痕迹。配第在他的《赋税论》（1662年第1版）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费同样多的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等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而且他还明确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equallabour）来计量的。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和一部分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作中，甚至在没有重复这个主要论点的地方，从这个主要论点作出重要的结论。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 “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97] 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 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anaturalPar），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 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 杜林先生对于配第的价值论作出了经过缜密思考的评语： “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那么人们就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以前已经说过的一种对立见解的痕迹”； 这就是说，杜林先生“以前”除了提到“痕迹”是“不完整”的以外，并没有说过其他什么东西。这是杜林先生所特有的手法，他“以前”用一句毫无内容的话来暗示什么东西，以便“以后”要读者相信，他“以前”早就知道了事情的要点，事实上，上述作者在以前和以后都是避开了这种要点的。 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各种“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那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必然要摸索、试验、努力克服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可是这样的事情在经过筛选来概括150年以上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已经部分地从书本转入一般的意识中）的著作家那里出现，却是十分奇怪的。现在我们从大事情谈到小事情，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杜林先生自己同样向我们提供五种不同的价值以及同等数量的对立的见解，供任意选择。自然，“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他就不会花费这样多的力气来使他的读者脱离配第关于价值的十分清楚的见解而陷入极度的迷乱之中。 配第的十分圆满的、浑然一体的著作，是他的《货币略论》，这本书在他的《爱尔兰解剖》一书出版之后10年，即在1682年出版（后一本书“第一次”出版于1672年，而不是杜林先生从“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中抄下来的1691年）。100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按内容和形式说来，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正因为如此，杜林先生甚至连书名都不提一下。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个装腔作势的好为人师的庸夫，对于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只能牢骚满腹地表示自己的不满，只能埋怨：理论火花竟没有严整地作为现成的“公理”傲然挺立，而只是从对“粗杂”的实际材料的探究中，例如对租税的探究中，散乱地迸发出来。 杜林先生对待配第的真正经济学的著作的态度，也同样用来对待配第创造的“政治算术”，即通常所说的统计。他对于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恶意地耸耸肩膀！如果我们想到100年以后甚至拉瓦锡在这一领域中还采用的奇异方法，101如果我们想到现在的统计同配第给它极概要地规定的目的还相距很远，那么，在200年以后这种自鸣得意的无所不知，就只是表现为无法粉饰的愚蠢。 配第的最有意义的观念——这在杜林先生的“企业”中是绝少看到的——在杜林先生看来，只不过是零碎的想法、偶然的思想和即兴的意见，它们只是在今天，才被人通过断章取义的引用，而赋予一种它们本身根本未具有的意义，所以它们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史上不占有任何地位，而只在那些处于杜林先生的根底深厚的批判和“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的水平之下的现代书籍中才占有一席之地。看来杜林先生在其“企业”中所看到的读者群，只是一些盲目信从而根本不敢要求杜林先生证明自己的主张的人们。我很快就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当谈论洛克和诺思时），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看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关于布阿吉尔贝尔，我们只须指出杜林先生的唯一的发现。他发现了从前没有看出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之间的联系。那就是，布阿吉尔贝尔断言，贵金属在商品流通中执行正常的货币职能的时候，可以被信用货币（一张纸片）所代替。[98]而罗以为这些“小纸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增加国家的财富。[99]杜林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布阿吉尔贝尔的“转变已经包藏着重商主义的新的形态”，换句话说，已经包藏着罗。这可由下述的话十分清楚地得到证明： “只要赋予‘单纯的小纸片’以贵金属所应起的作用，那么，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就立刻完成了。”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变为叔母的形态变化立刻完成。虽然杜林先生以抚慰的口吻补充说道： “当然，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这样的愿望。” 但是，活见鬼，他怎么可能仅仅由于认为贵金属在那种作用上可以被纸片所代替，就有这样的愿望，要以重商主义者的迷信的见解，去代替他自己对贵金属的货币作用的合理的见解呢？ 可是，杜林先生还是摆出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子，继续说道： “但是应当承认，我们的作者在有些地方确实能够发表真正中肯的意见。”第83页） 关于罗，杜林先生只能说出下面这样“真正中肯的意见”： “显然，罗也从来没能完全抛弃这个基础〈即“贵金属基础”〉，可是他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第94页） 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基础，而是为了把贵金属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102 在回过来谈论配第以及杜林先生让他在经济学史上所起的渺小作用的时候，我们首先听一听杜林先生关于配第的直接后继者洛克和诺思向我们说了些什么。洛克的《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和诺思的《贸易论》，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 “他〈洛克〉关于利息和铸币所写的东西，没有超出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所流行的、以国家生活的各种事件为转移的思考范围。”（第64页） 现在，这个“记述”的读者应该完全清楚了，为什么洛克的《降低利息》在18世纪后半期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产生这样重大的影响，而且是多方面的影响。 “关于利率自由，许多生意人抱着类似的〈和洛克类似的〉意见，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也产生这样的倾向，即认为限制利息是无效的。当一个叫做达德利·诺思的人能够按自由贸易的精神著述《贸易论》的时候，一定已经有很多东西似乎在流传，使得反对限制利息的理论不致成为某种奇闻。”（第64页） 这样，洛克为了发表利息自由的理论和说些并非“奇闻”的东西，只须采纳同时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把当时很多“似乎在流传”的东西接过来就够了！但实际上，1662年配第已在《赋税论》中把利息，即我们叫做高利贷的货币租金（rentofmoneywhichwecallusury）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rentoflandandhouses）相对比，并且向那些想用法律来压低货币租金（自然不是地租）的地主解释，制定违反自然法的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thevanitvandfruitlessnessofmakingcivilpositivelawagainstthelawofnature）[100]。所以配第在其《货币略论》（1682年）一书中宣布，用法律来调节利息，和调节贵金属的输出或汇率一样，都是蠢事。在同一著作中，他还对于货币价值的提高（例如，为了使半先令具有一先令的名义，就用一盎司银铸造出两倍数量的先令）说出了永远具有权威意义的见解。 关于最后一点，洛克和诺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关于利息，洛克从配第把货币的利息和地租相提并论这一点出发，而诺思则更进一步把利息作为资本的租金（rentofstock）和地租相对立，把资本家和地主相对立[101]。但是，洛克只是有条件地接受配第所要求的利息自由，而诺思则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杜林先生——他自己还是“更加微妙的”意义上的严厉的重商主义者——自恃高明，用一句评语把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打发过去，说它是“按自由贸易的精神”写的，这和有人在谈到哈维的时候，说他是按照血液循环论的“精神”写作一样。诺思的著作——抛开它的其他功绩不谈——是关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和国外的贸易往来）学说的古典的、始终一贯的论述，在1691年这确是“某种奇闻”！ 此外，杜林先生告诉我们， 诺思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坏家伙，他的著作”不可能博得任何赞许”。 当时正是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这样的著作怎能得到身居主导地位的混蛋们的“赞许”！可是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立刻发生理论上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随后不久于英国出版的（其中一部分还是在17世纪出版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是如何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的。这一过程在1691年到1752年这段时期的踪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从配第出发的。因此，这个充满有创见的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此重视配第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著作家，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而这个“历史记述”则干脆把他们从历史上一笔勾销。这个“历史记述”从洛克、诺思，布阿吉尔贝尔和罗直接跳到重农学派74，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殿堂的人口，出现了大卫·休漠。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来恢复年代的顺序，把休谟放在重农学派的前面。 休谟的经济学《论丛》出版于1752年[102]。在《论货币》、《论贸易差额》、《论商业》这一组论文中，休谟一步一步地，往往甚至在一些古怪的想法上都跟着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一书走。尽管杜林先生不知道这位范德林特，可是在18世纪末，就是说在亚当·斯密以后的时代的英国经济学著作中，都还一直提到他。 像范德林特一样，休谟也把货币看成单纯的价值符号；他差不多是逐字逐句照抄范德林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本来还可以从其他许多著作中去抄袭价值符号理论）关于贸易差额为什么不能总是有损或有利于某国的意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教导说，贸易差额的平衡是按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经济状况而自然地建立的；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倡自由贸易，不过没有那么勇敢和彻底；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出，需要是生产的推动力，不过是以更浅薄的形式提出的；他跟随范德林特，也误认为银行货币和一切国家有价证券影响商品的价格；他和范德林特同样反对信用货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以为商品价格取决于劳动价格，也就是取决于工资；他甚至抄袭范德林特的关于货币贮藏会压低商品价格这种古怪的意见，如此等等。 杜林先生早已神谕式地诉说有人误解了休谟的货币论，他特别咄u出逼人地提到了马克思，说他除了误解休谟以外，还在《资本论》中违反禁令，谈到了休谟同范德林特和约·马西的秘密联系[103]；关于马西，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这种误解，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休谟的确实的货币论，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价格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的比例而提高，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减少的比例而降低，对于这个货币论，杜林先生无论如何努力，即使是使用他特有的明快的叙述方法，也只能重复他的先驱者的错误见解。可是休谟在提出上述理论之后，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异议（孟德斯鸠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已经提出过这种异议[104]）： “毫无疑问”，自从美洲的金银矿发现以来，”除了这些矿主的工业以外，欧洲各国的工业”也都有了发展，这种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金银的增加”。 对这种现象，他解释道： “虽然商品价格的昂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昂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在这一期间，它对于工业和商业起着良好的影响。 在这个论述的最后，休漠还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虽然他的说明比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同时代人要片面得多： “要观察货币通过整个社会的运动，是很容易的；在观察时我们将看到，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以前，一定会鼓舞每个人的勤勉心。”[105] 换句话说，休谟在这里是描写贵金属价值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即它们贬值的影响，也就是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他正确地发现，在商品价格只是逐渐平衡的状况下，这种贬值只在最后才“提高劳动价格”，即一般所说的提高工资；所以它是在牺牲工人的情况下来增加商人和工业家的利润（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这样“鼓舞勤勉心”。可是他没有提出真正科学的问题：贵金属的供给的增加，在其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影响和怎样影响商品的价格；他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都和它的贬值混为一谈。因此，休谟所做的，正是马克思说他做了的那些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1页）[106]。我们在下面还要简单地谈到这一点，可是首先来看看休谟的论文《论利息》。 休谟明确反对洛克的论据，即利息不是由现有货币量来调节，而是由利润率来调节，以及他关于决定利息率高低的原因的其他说明——所有这些，都可以在1750年，即休谟的论文发表前两年出版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一书中找到，这本书在论述方面要精确得多，较少卖弄聪明。这本书的作者是约·马西，他是一个多方面的著作家，拥有很多读者，这从当时英国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亚当·斯密对于利息率的说明，接近马西甚于接近休谟。马西和休谟两个人对于在他们学说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利润”的本性，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说到。 杜林先生教导我们： “人们在评价休谟时，大都总是带着很大的偏见来对待他，并且把他所完全没有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 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止一次地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对待”的明显例证。 例如，休谟在论利息一文中开始就说： “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是利息率低，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人们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107] 这样，休谟在第一句话中就引证了利息率低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的看法，这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陈腐的老生常谈了。而且事实上，这一“观念”，自柴尔德以来，经过了整整100年，已经流行于世。然而 “在〈休谟〉关于利息率的看法中，应当主要地强调这一观念：利息率是状态〈什么状态？〉的真正的晴雨表，而睛雨表的低度数则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的几乎不会出错的标志。”（第130页） 说这些话的那个“有偏见”的、陷于窘境的“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杜林先生。 而且，我们的批判的历史编纂学家对于下面这一点表示出自己的天真的惊讶：休谟在发挥了某种出色的观念之后“甚至没有自称是这种观念的创立者”。这样的事情在杜林先生身上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已经看到，休漠是如何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同引起它们贬值、引起它们自身的价值发生革命，即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革命的那种增加，混为一谈的。这种混淆对休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完全不了解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不可能了解这种职能，因为他丝毫不懂得价值本身。”价值”一词，在他的论丛中，也许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在那里，他想纠正洛克关于贵金属具有的“只是想象的价值”的错误见解，而结果越纠正越糟，竟认为贵金属具有的“主要是虚构的价值”。[108] 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远不如配第，而且远不如他同时代的—些英国人。他仍然用老一套办法赞扬“商人”是生产的第一盘发条，这个观点早已被配第所抛弃，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同样“落后”。至于杜林先生要人相信休谟在其论丛中所研究的是“主要的经济关系”，那么只要把亚当·斯密所援引的康替龙的著作（该著作和休漠的论丛都是1752年出版，但那时作者已经死去多年了）103比较一下，人们就会惊异地看到休谟的经济学著作的范围是多么狭窄。正如前面所说[109]，尽管杜林先生给休谟以特许证，休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还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这里，他不能被认为是有创见的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他的经济学论丛之所以能影响当时的知识界，不仅是因为卓越的表达方法，而且更多地还是因为他的论丛对当时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因而他的论丛自然要博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赞许”。在这里只要作一个提示就够了。每个人都知道，正是在休谟的时代，英国的人民群众是多么激烈地反对间接税制度，这种制度是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尔波尔为了有计划地减轻土地所有者和一切富人的负担而实行的。可是休谟在他的《论租税》这篇论文中，不指名地同自己的念念不忘的权威范德林特——间接税的最猛烈的反对者，土地课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进行辩论： “如果工人不能在不提高劳动价格的情况下靠更加勤勉和节俭来交纳消费税，那么它们〈消费税〉实际上必定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110] 我们以为是罗伯特·沃尔波尔本人在这里说话，特别是再联系论“公债”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更觉得是这样；在那里，关于向国债债权人课税的困难是这样说的： “他们收入的减少，是不能由消费税或关税的一个单纯的项目的外表来遮掩的。”[111] 休谟对于资产阶级赢利的羡慕，决不是纯粹柏拉图式的，对于一个苏格兰人来说也不可能指望他会有别的态度。他出身贫穷，可是后来却达到每年1000英镑的巨额进款，因为这里不是说的配第，所以杜林先生就对这一事实作了如下的周到实用的表达： “因为他善于经营私人经济，所以他以很少的资财做本钱，就达到不必为迎合任何人而写作的地位。” 杜林先生关于休谟还说道： “他从未对党派、君主或大学的影响作过丝毫的让步” 虽然确实还不知道休谟是否同一个叫做”瓦盖纳”的人有过文字上的共事关系104，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对“教会与国家”颂扬备至的辉格党105寡头统治的热烈拥护者，为了酬谢他的这些功劳，他最初被授予巴黎使馆秘书的职位，后来被授予位置重要得多、收入高得多的副国务大臣的官职。 施洛塞尔老头说： “在政治方面，休谟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强烈的君主主义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当时的教会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没有像吉本受到的那样猛烈。”[112] 平民出身的“粗野”的科贝特说 “这位自私的休谟，这位历史的伪造者”，曾骂英国僧侣是肥胖的、不结婚的、没有家庭的、乞讨为生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个大胖子，在很大程度上靠社会的钱财来养活，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情。”[113] 杜林先生说： 休漠“在对待人生的实际态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个叫做康德的人高明得多”。 可是，为什么休谟在《批判史》中被捧得这样高呢？只不过是因为这位“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荣幸地扮演了18世纪的杜林。一个叫做休谟的人可以证明 “整个科学部门〈经济学〉的创造是更有见识的哲学的事情”， 同样，休谟的先驱作用也极好地显示了这整个科学部门将保证会由一位非凡的人物在最近的将来完成。这位人物把仅是“更有见识的哲学”改造为绝对光辉的现实哲学，这位人物也和休谟一样，把 “狭义的哲学的研究同国民经济的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到现在为止，这在德国是没有先例的”。 于是，我们看到，作为经济学家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尊重的休谟，被吹嘘成第一流的经济学泰斗；而只有到现在为止对杜林先生的“划时代”的成就还如此顽强地闭口不谈的忌妒心，才能到现在为止仍然忽视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的价值。 大家知道，重农学派74在魁奈的《经济表》19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为解开这个谜，经济学的以前的批评家和历史编纂学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应该清楚地表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世的经济学家仍然是一团模糊。在这里，杜林先生也要给我们以终极的启示。他说： 只有“首先准确地研究魁奈所特有的主导概念，才能确定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的这一经济图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到现在为止对这些概念人们总是带着”摇摆的不确定性”来说明，甚至亚当·斯密也“不能认识它们的本质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需要了。 杜林先生现在要永远结束这种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可是他用整整五页的篇幅来愚弄读者，在这五页上，使用各种夸张言辞，不断重复，有意搅乱，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关于魁奈的“主导概念”，杜林先生所能告诉我们的，未必多于他不断警告读者去反对的那些“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这个引论上的“一个最可怀疑的方面”是：甚至在这里，到现在为止对我们来说只知其名的《经济表》，也已经偶然地被杜林先生嗅到，但接着就消失在各种各样的“反思”中，例如，消失在对“耗费和成果的区别”的反思中。如果说这种区别“不能在魁奈的观念中现成地找到”，那么一旦杜林先生从他的冗长的引论上的“耗费”转到异常短命的“成果”上来，即对《经济表》本身的说明上来，他倒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这种区别的光辉范例，现在让我们引证他认为围绕魁奈的经济表应该告诉我们的一切，而且是逐字逐句引证这一切。 在“耗费”上，杜林先生说道： “他〈魁奈〉认为。收入〈杜林先生刚才说过纯产品〉应当被作为货币价值来理解和对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货币价值联系起来，他假定货币价值是第一手出卖全部农产品的结果。用这种方法〈！〉，他就在《经济表》的项目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货币价值〉。” 这样，我们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经济表中，运用的是“农产品”的“货币价值”，其中包含“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货币价值。往下，我们在本文中读到： “如果魁奈采用真正自然的观察方法，如果他不仅放弃对于贵金属和货币量的考虑，而且还放弃对于货币价值的考虑……但是他只计算价值额，而且一开始就把纯产品想象〈！〉为货币价值。” 这样我们就第四次和第五次知道：在《经济表》中只有货币价值！ “由于他〈魁奈〉扣除了开支，并且主要是想着〈！〉〈不是传统的，然而是更加轻率的记述〉那种作为地租而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价值，他得到了它〈纯产品〉。” 到此还是毫无进展，不过现在开始了： “可是〈这个“可是”是一颗珍珠！〉另一方面，纯产品作为自然对象进入流通中，它因此变成……维持……所谓不结果实的阶级的一个要素。在这里，立刻〈！〉可以看到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想进程在一种情况下为货币价值所决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为事物本身所决定。” 一般说来，任何商品流通看来都免不了这样的“混乱”，即商品同时作为“自然对象”和“货币价值”进入商品流通。可是我们还是围绕“货币价值”转圈子，因为 “魁奈要避免国民经济收入的双重计算”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指出：在魁奈自己写的《经济表分析》中。在经济表图式的后面，各类产品作为“自然对象”出现，而在前面，在经济表本身内出现的则是它们的货币价值。魁奈以后甚至让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长勃多，把自然对象和它的货币价值并列在表上：[114] 在如此“耗费”之后终于有了“成果”。听一听就会感到吃惊： “只要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不连贯性〈考虑到魁奈赋予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显露出来了。这里，对重农学派的思想方式和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 结果好，就一切都好。这样。杜林先生不知道“在经济的循环〈经济表中所显示的〉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经济表对于杜林来说，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他自己承认，他不懂得重农学派的ABC。在兜了各种圈子、说了各种空话、进行纵横跳跃、耍了滑稽把戏、加进插话、离题发挥、一再重复、令人迷惑不解的语无伦次之后——而这一切只是准备让我们去听取关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的有力说明——，在经过所有这一切之后，杜林先生终于羞愧地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既然摆脱了这个痛苦的秘密，这个在他驰骋重农学派国度时骑在他背上的贺拉斯式的黑暗的烦恼[115]，我们的这位“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又精神抖擞地大吹大擂： “魁奈在其本来相当简单〈！〉的表中到处所画的、要用来表明纯产品的流通的线〈总共是六条！〉”，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在“这些奇异的相交的线中”，是否隐藏着某种数学的幻想；使我们想到魁奈是在研究化圆为方问题，等等， 因为杜林先生自己承认，尽管这些线很简单，他还是不懂，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他惯用的手法去怀疑它们。现在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给予这个讨厌的经济表以致命的打击了： “由于我们从这个最可怀疑的方面考察了纯产品”等等。 就是说，他自己不得不承认，他丝毫也不了解《经济表》以及其中的纯产品所起的“作用”——杜林先生就把这称为“纯产品的最可怀疑的方面”！这是多么绝望的滑稽！ 但是，为了使我们的读者不至于像那些从杜林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去吸取经济知识的人所必然遭遇的那样，对于魁奈的经济表一无所知，我们作以下的简短说明： 大家知道，重农学派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一）生产阶级，即真正从事农业的阶级，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提供剩余——地租。（二）占有这种剩余的阶级，包括土地占有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家仆，君主以及所有由国家付给薪俸的官吏，最后还有以什一税93占有着这一特殊身份出现的教会。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第一个阶级简称为“租地农场主”，把第二个阶级简称为“土地所有者”。（三）从事工商业的或sterile（不结果实的）阶级，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不结果实的，是因为从重农学派的观点看来，他们在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原料中所加上的价值，只是等于他们在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生活资料上消费掉的价值。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地说明：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 经济表的第一个前提，是租佃制度以及与之并存的大农业（在魁奈那个时代的意义上）到处被采用，而且，对于魁奈说来，其标本地区是诺曼底、皮卡第、法兰西岛和法国其他一些省份。所以，租地农场主作为农业的真正领导者，在《经济表》上代表整个生产的（从事农业的）阶级，付给土地所有者以货币租金。全体租地农场主共计拥有创业资本或总财产100亿利弗尔，其中五分之一，即20亿，是每年应被补偿的经营资本，这种计算又是以上述各省经营最好的租地农场为标准的。 另外的前提是：（一）为简单起见，采用固定价格和简单再生产；（二）在一个阶级内部发生的任何流通都排除在外。而只考虑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流通；（三）在生产年度内阶级与阶级间所进行的一切买卖，都合算成一个总数。最后应该记住，在魁奈那个时代，在法国，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整个欧洲，农民家庭自身的家庭工业供给了极大部分非食品类的必需品，所以在这里，它作为农业的当然附属物被当做前提了。 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是土地上每年所生产的总产品（因此，这种总产品列在表的最上端），或一个国家（在这里就是法国）的“总的再生产”。这个总产品的价值量，是根据通商各国的农产品的平均价格计算的。价值量等于50亿利弗尔，这个数额依据当时可能的统计估算，大致表示法国全部农产品的货币价疽。正是这种情形，而不是别种情形，才使魁奈在经济表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运用50亿的数目，而不是5个图尔利弗尔106。 这样，价值50亿的全部总产品掌握在生产阶级的手中，也就是说，首先是掌握在租地农场主的手中，这些租地农场主每年花费20亿经营资本（与100亿创业资本相适应）来生产全部总产品。为了补偿经营资本，因而也为了维持一切直接从事农业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农产品、生活资料、原料等等，是以实物形式从总收成中拿出来的，并且花费在新的农业生产上。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固定价格和既定规模的简单再生产是作为前提的，所以总收成中预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货币价值，等于20亿利弗尔，因此，这一部分没有进入一般的流通，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任何在每一个阶级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都没有列入表内。 除开补偿经营资本的数额以外，在总产品中还有30亿的剩余，其中20亿是生活资料，10亿是原料。可是租地农场主不得不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占了这个剩余的三分之二，即20亿。为什么只有这20亿被列在“纯产品”或”纯收入”的项目下，马上就会看到。 农业的“总的再生产”的价值为50亿，其中30亿进入一般的流通；可是除这个农业的“总的再生产”以外，当经济表上所描写的运动开始以前，租地农场主手中还握有全国的“储金”，即20亿现金。这些储金的情况如下： 因为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所以这个出发点同时也就成为一个经济年度例如1758年的终点。在终点之后，开始了新的经济年度。在1759年这个新的经济年度中，总产品中预定进入流通的那一部分，经过一定次数的支付即买卖，分配在其他两个阶级中间。但是，这些前后相接的、分散的、延长到整年的运动，被归并为（这无论如何是经济表所必需的）几种各具特征的行为，其中每一种行为都一下子就包含整整的一年。这样，在1758年末，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7年以地租形式付给土地占有者的货币，又重新流回这个阶级的手中了（至于怎样进行，经济表本身就说明了），就是说20亿数额又重新流回来了，于是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9年又可以把这个数额投入流通。因为这个数额，正如魁奈所指出的，大大超过一个国家（法国）的全部流通所实际需要的数额（由于支付是不断以零星数额重复进行的），所以租地农场主手中的20亿利弗尔就代表国内流通的货币总额。 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最初起了付款收取者的作用，这种情况现在偶尔还可以见到。按照魁奈的前提，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20亿地租的七分之四，七分之二归政府，七分之一归什一税的收取者。在魁奈那个时代，教会是法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除了这笔收入以外，它还从其他的一切地产上征收什一税。 “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整年内所支付的经营资本（年预付），是价值10亿的原料，而且只是原料，因为工具、机器等等算是这一阶级本身的制造品。但是，这些制造品在这一阶级本身的工业生产中所起的多种作用，以及只在这一阶级内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在经济表中都没有涉及。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把原料转化为工业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报酬，等于它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一部分是直接从生产阶级获得的，另一部分是间接地经过土地所有者而获得的。虽然不结果实的阶级本身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可是根据魁奈的基本观点，它作为整个阶级是被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工业的全部生产，从而它的全部流通（这种流通分布于收获以后的一年中），也归并成为一个总数。因此，前提是：当表内所描写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不结果实的阶级每年的商品生产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所以它的全部经营资本或价值10亿的原料，转化为价值20亿的商品，其中一半是这个转变时期中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这里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不结果实的阶级为了自己的家庭需要也消费工业品；如果它自己的全部产品都通过流通而转归其他阶级，那么它自己所消费的工业品列到哪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不结果实的阶级不但自己消费自己的商品的一部分，而且还企图尽可能多地保留一部分商品。因此，它把投入流通的商品卖得比实际价值要高，它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把它的生产的全部价值算在这些商品上面的。但是，这种情形不会在表上引起任何变化，因为其他两个阶级只有付出不结果实的阶级的全部生产的价值，才能取得这些工业品。 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经济表所描述的运动开始时三个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 生产阶级在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以后，还拥有30亿的全部农产品和20亿的货币。土地所有者阶级开始出现时还只是拥有向生产阶级要求20亿地租的权力。不结果实的阶级拥有20亿的工业品。仅仅在这三个阶级之中的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重农学派称为不完全的流通，而在所有三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则称为完全的流通。 现在来谈《经济表》本身。 第一种（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付给土地所有者20亿货币，作为归于他们的地租，并且没有回报。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10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所以租地农场主为支付地租所花费的货币，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的手中。 魁奈在他的《经济表分析》中没有再谈到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二的国家和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一的教会，因为二者的社会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关于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却说，他们的费用，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全部仆从人员的费用，至少极大部分是不结果实的费用，只有用来“维护和改良土地以及扩大耕种”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依据“自然法”，他们的真正职能正是在于“尽心管理并出资维护他们的世袭财产”[116]，或者像后来所解释的，在于avancestoncières，即支出一笔费用，以准备土地并给租地农场配备一切设施，这笔费用使租地农场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种事业上。 第二种（完全的）流通：土地所有者用他们手中余下的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而不结果实的阶级又用这样得到的10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 第三种（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用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相应货币价值的工业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业工具和农业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资料。不结果实的阶级又把同量的货币送还给租地农场主，来购买价值10亿的原料以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这样，租地农场主用以交付地租的20亿货币，又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运动于是完成了。这样，“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这个大谜，也就解开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过程开始的时候，生产阶级手中握有30亿的剩余。其中只有20亿作为纯产品以地租的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剩余中的另外10亿，成为租地农场主整个创业资本的利息，对100亿来说，就是10%的利息。这种利息，他们——请注意——不是从流通中得来的；它以实物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手中，他们只是经过流通把它转变为同等价值的工业品，才把它实现的。 没有这一利息，租地农场主，即农业的主要当事人，就不会把创业资本投到农业上。在重农学派看来，租地农场主对于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农业剩余收入的占有，即使从这一观点来看，也和租地农场主阶级本身一样，都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个组成部分不能放在国民“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范畴中；因为”纯产品”或”纯收入”的特征，正是在于它可以不考虑国民再生产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费。但是这10亿基金，根据魁奈的说法，大部分是用做一年中必要的修缮和创业资本的部分更新，其次，用做防止意外事故的后备基金，最后，在可能范围内，用来增加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以及改良土壤，扩大耕种。 整个过程确实是”相当简单的”，投入流通的有：租地农场主拿来交租的20亿货币，以及30亿的产品，其中三分之二是生活资料，三分之一是原料：不结果实的阶级的20亿的工业品。在价值20亿的生活资料中，一半为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从人员所消费，另一半为不结果实的阶级所消费，用来支付他们的劳动。价值10亿的原料补偿不结果实的阶级的经营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20亿的工业品内，一半为土地所有者所得，另一半为租地农场主所得，对于租地农场主说来，这一部分工业品只是他们创业资本的利息的转化形式，这种利息是他们从农业再生产上直接得来的。租地农场主交付地租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通过出卖自己的产品又回到他自己的手中，这样，在下一个经济年度，同样的循环又可以重新进行了。 现在让读者来赞赏杜林先生的”真正批判的”、比起“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如此无限优越的说明吧！他接连五次神秘地告诫我们说，魁奈在其《经济表》中仅仅运用货币价值（而且这是不真实的）是多么令人可疑；在这以后，他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 只要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那么”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表这种对于以流通为中介的年度再生产过程所作的简单的、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说明，非常准确地回答了这种纯产品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究竟成了什么这一问题。因此，“神秘主义”以及“混乱和任性”，又只是杜林先生才独自拥有的，是他的重农学派研究的“最可怀疑的方面”和唯一的“纯产品”。 杜林先生对于重农学派的历史影响的认识，是和他对于他们的理论的认识完全一样的。他教导我们说： “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107 但是，米拉波按其经济学观点来说实质上是重农学派。他在1789年的制宪议会108上是第一个经济学权威，这次制宪议会在其经济改革上把很大一部分的重农学派原理从理论变成了实际，特别是对土地占有者“没有回报”而占有的纯产品即地租还征收了重税，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叫做杜林的人”是不存在的。 杜林先生大笔一挥，便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勾销了，也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勾销了，同样，又大笔一挥，把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勾销了。后者的大作[117]，撇开其历史重要性不谈，经久地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关于这部著作，我们在杜林先生的“企业”内，没有看到片语只字。可是，对于斯图亚特，杜林先生却把自己的词典中最恶毒的谩骂的言辞都搬出来了，而且还说在亚当·斯密时期，斯图亚特是“一位教授”。可惜，这种怀疑完全是凭空而生的。实际上，斯图亚特是苏格兰的大土地占有者，他因有参加斯图亚特阴谋的嫌疑，而被逐出英国。他长期在大陆居住，并且游历大陆各地，所以熟悉各国的经济状况。 总而言之，根据《批判史》，以前一切经济学家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由于他们可以充当杜林先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奠定更深刻基础的工作的“萌芽”，或者由于他们的不中用，可以更好地衬托杜林先生的奠基工作。可是在经济学中还存在着一些英雄，他们不仅是“奠定更深刻基础”的工作的“萌芽”，而且还提供了一些“定理”，使杜林先生的奠基工作——像杜林先生在自然哲学中所提示的那样——不必由此“发展”，而只要直接加以“组合”就成了。这样的英雄中，有“无可比拟的卓越的大人物”李斯特，他为了德国工厂主的利益，把一个叫做费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较微弱”的重商主义学说98吹嘘成为“较有力”的词句；其次是凯里，他的下述言论暴露了他的智慧的本质： “李嘉图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其结果是挑动阶级之间的仇恨……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手册”[118]； 最后，在这些英雄中还有伦敦西蒂区的糊涂人麦克劳德。 因此，凡是想在现在或最近的将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人，与其依靠杜林先生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还不如去熟悉“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的“白水似的作品”、“老生常谈”和“施给乞丐的稀汤”[119]，这样做也许可靠得多。 我们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自造的体系”，最终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切豪言壮语和更加伟大的诺言之后，我们也像在“哲学”上一样受了骗。从价值论这块“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得出的结果是：杜林先生把价值理解为五种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东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此大吹大擂地来宣告的“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原来全都是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而且往往是理解得极差的、最糟糕的老生常谈。自造的体系关于经济事实向我们提供的唯一解释是：这些事实是“暴力”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一切国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时聊以自慰的词句，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丝毫没有比未读以前知道得多一些。杜林先生不去研究这种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们感恩戴德地安于”暴力”这个字眼，把它当做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在他被迫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时，他最先把这一剥削笼统地说成是以课税和加价为基础，在这里他完全窃取了蒲鲁东的“预征税”（prélèvement）观点[120]，以后又用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来具体地解释这种剥削。这样，他一口气把二者都抄袭下来，并做到了把两个完全矛盾的观点巧妙地调和起来。他在哲学上觉得对黑格尔骂得不够，但同时又不断剽窃黑格尔的思想并把它庸俗化，同样，他在《批判史》上对马克思的最放肆毁谤，也只是为了遮掩这一事实：在《教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稍微合理的东西，同样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窃。在《教程》中，作者把“大土地占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历史的开端，而对于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则一无所知——这种在今天看来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无知，几乎又被《批判史》中以“历史眼光的广博远大”自诩的无知所超越，关于这种无知，我们在上面只举出几个惊人的例子。一句话：最初为自我吹嘘、大吹大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付出了巨大的“耗费”，而后来的“成果”却等于零。 [44]这一说法出自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的第一首。——编者注 [45]见本卷第19—20页。——编者注 [46]本编中提到的杜林著作的页码，除第十章外，均为《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的页码。——编者注 [47]“完成”的德文是“ausmachen”，也有“熄灭”的意思。——编者注 [48]见本卷第102—109页。——编者注 [4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72页。——编者注 [50]见欧·杜林《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1868年柏林版第5页。——编者注 [51]指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编者注 [52]指奥·梯叶里、弗·基佐、弗·米涅和阿·梯也尔。——编者注 [53]参看格·汉森《特里尔专区的农户公社（世代相承的协作社）》1863年柏林版。——编者注 [54]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673—674页。——编者注 [55]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最初的手稿中，关于以下六段文字的内容有更详尽的论述，后来恩格斯把这些论述抽出来，冠以《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1700—1870年》的标题，见本卷第380—386页。——编者注 [56]指1866年的普奥战争。——编者注 [57]在普鲁士总参谋部内，人们都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总参谋部的上尉麦克斯·耶恩斯先生在一个学术报告中指出：“军事的基础首先就是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1876年4月20日《科隆日报》第3版）84 [58]德国1公担等于50千克。——编者注 [59]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大工业供给海战的最新产品自动鱼雷的完善化，看来会造成这一结果：最小的鱼雷艇因此会比威力最大的装甲舰厉害。” 在《反杜林论》1894年第3版中，恩格斯在原注文之后又加了一句话，“此外，请读者记住，上述文字是在1878年写的。”——编者注 [60]见海涅《科贝斯第一》。——编者注 [61]参看普林尼《博物志》第18卷第35章。——编者注 [62]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63]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64]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61页。——编者注 [65]见皮·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第2页。——编者注 [66]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l页。——编者注 [67]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8页。——编者注 [68]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8页脚注（15）。——编者注 [69]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71—172页。——编者注 [70]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90页。——编者注 [71]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94—195页。——编者注 [72]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98页。——编者注 [73]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97页。——编者注 [74]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72页。——编者注 [75]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39—240页脚注（22）。——编者注 [76]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54页。——编者注 [77]同上，第598页。——编者注 [78]同上，第651—652页。——编者注 [79]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68页。——编者注 [80]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72页。——编者注 [81]甚至这个词也不是他提出来的。洛贝尔图斯说（《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信第59页）：“根据这一〈他的〉理论，租金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完全依靠某种财产获得的全部收入。”95 [82]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94—598页。——编者注 [83]欧·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1866年柏林版。——编者注 [84]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48年阿伯丁—伦敦版。——编者注 [85]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2页。——编者注 [86]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5页。——编者注 [8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见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第13页。——编者注 [88]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2—425页。——编者注 [89]参看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见《柏拉图全集》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编者注 [90]参看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1821年莱比锡版第8册第2章。——编者注 [91]参看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1卷第85—86页。——编者注 [9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54—859页。——编者注 [93]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8—10章。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11—512、532页和第44卷第178、192页。——编者注 [94]参看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册第8章，见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编者注 [95]见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2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第2版第1卷第401、456页。——编者注 [96]安·塞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1613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卷。——编者注 [97]见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5页。——编者注 [98]参看皮·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2章，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396—398页。——编者注 [99]参看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523—541页。——编者注 [100]参看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9页。——编者注 [101]参看达·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4页。——编者注 [102]指大·休谟《政治论丛》1752年爱丁堡版。马克思所用的版本是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79年都柏林版，《政治论丛》是该两卷集第1卷的第2部分。——编者注 [103]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46、588页。——编者注 [104]参看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编者注 [105]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04页。——编者注 [106]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5—556页。——编者注 [107]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13页。——编者注 [108]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14页。——编者注 [109]“正如前面所说”是指从“可是，为什么休谟……”开始到“……如此顽强地闭口不谈的忌妒心，才能到现在为止仍然忽视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的价值”为止的两段话（见本卷第257—258页）。这两段话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接在“大卫·休谟”的后面（见本卷第250页第11行）。恩格斯在为第三版变动正文的顺序时，保留了“正如前面所说”这几个字，未作相应的修改。——编者注 [110]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67页。——编者注 [111]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79页。——编者注 [112]见弗·克·施洛塞尔《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7卷第76页。——编者注 [113]见威·科贝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1868年都柏林伦敦版第58、68页。——编者注 [114]参看尼·勃多《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822—867页。——编者注 [115]参看贺拉斯《颂歌》第3册第1篇。——编者注 [116]见《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8页。——编者注 [117]指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编者注 [118]见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第74—75页。——编者注 [119]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编者注 [120]参看皮·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1840年巴黎版。——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反杜林论 第一编哲学 三分类。先验主义 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哲学是对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阐发，在更广的意义上说，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愿的原则。无论在哪里，只要某一系列的认识或冲动，或者某一类存在形式为人的意识所考察，这些形式的原则就应当是哲学的对象。这些原则是简单的或迄今被设想为简单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愿。同物体的化学组成一样，事物的一般状态也可以还原为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这些终极的成分或原则，一旦被发现，就不仅对于直接知道和接触到的东西，而且对于我们不知道和接触不到的世界也都有意义。因此，哲学原则就成了科学要成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统一体系所需要的最后补充。除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这样，在我们的材料整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部分，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在这个序列中，同时也包含某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因为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性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这里几乎完全是逐字逐句地引述的。 可见，他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但是，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呢？从自身中吗？不，因为杜林先生自己说：纯粹观念的领域只限于逻辑模式和数学形式（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后者是错误的）。逻辑模式只能同思维形式有关系；但是这里所谈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物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做法。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全书》，31以及它的全部热昏的胡话同杜林先生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对照一下。在杜林先生那里首先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这在黑格尔那里称为逻辑学。其次，他们两人把这些模式或者说逻辑范畴应用于自然界，就是自然哲学；而最后，把它们应用于人类，就是黑格尔叫做精神哲学的东西。这样，杜林这套序列的“内在的逻辑次序”就“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回到了黑格尔的《全书》，它如此忠实地抄袭《全书》，竟使黑格尔学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柏林的米希勒教授，32感激涕零。 如果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做某种现成的东西，当做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那么结果总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如此密切地相适应，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 但是，杜林先生不允许自己这样简单地对待问题。他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 其实，“如果想通过‘人的’这个修饰语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么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 因此，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等于五，杜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做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于是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以“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面目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里。附带说一下，我们还要更加频繁地在其他天体上欢迎杜林先生。 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我们以后会看到，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再把有意识的行动方式，即直截了当地叫做上帝的东西，硬塞给自然界。33 此外，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把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还有另一种动机。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论、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但是这样一来，杜林先生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劳无益的东西了。 其次，既然这样的哲学已不再需要，那么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但是，对这种联系作恰当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精确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各种联系——无论是物质的联系还是精神的和历史的联系——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这样人们就碰到一个矛盾：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个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一天天不断得到解决，这正像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可是杜林先生一开始就宣布，他的思维方式是排除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先生是无所不在的——在一切可能的天体上。现在我们又看到，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解决了科学的最终课题，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 杜林先生认为，和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样，全部纯数学也可以先验地，即不利用外部世界给我们提供的经验而从头脑中构思出来。 在纯数学中，知性所处理的是“它自己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对纯数学来说是足够的并且是由它自己创造的对象”，所以纯数学具有“不依赖于特殊经验和世界现实内容的意义”。 纯数学具有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特殊经验的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这也适用于各门科学的所有已经确定的事实，甚至适用于所有的事实。磁有两极；水由氢和氧化合而成；黑格尔死了，而杜林先生还活着；——这些事实都不依赖于我的或其他个人的经验，甚至也不依赖于杜林先生的经验，如果他酣然入睡的话。但是在纯数学中知性决不是只处理自己的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用来学习计数即做第一次算术运算的十—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总不是知性的自由创造物。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它们的数以外的其他一切特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也就是说，以非常现实的材料为对象的。这种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但是，为了对这些形式和关系能够从它们的纯粹状态来进行研究，必须使它们完全脱离自己的内容，把内容作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放在一边；这样就得到没有长宽高的点，没有厚度和宽度的线，a和b与x和y，常数和变数；只是在最后才得到知性自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即虚数。甚至数学上各种数量的表面上的相互导出，也并不证明它们的先验的来源，而只是证明它们的合理的联系。矩形绕自己的一边旋转而得到圆柱形，在产生这样的观念以前，一定先研究了一些现实的矩形和圆柱形，即使它们在形状上还很不完全。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如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和制造器械。但是，正像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遵循的外来的规律而同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构成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 但是杜林先生以为，他不需要任何经验的填加料，就可以从那些“按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中推导出全部纯数学，然后把它应用于世界，同样，他以为，他可以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中推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并把自己的这一宪法钦定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可惜，自然界根本不是由1850年曼托伊费尔的普鲁士人34组成的，而人类世界也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才是由他们组成的。 数学公理是数学不得不从逻輯学那里借用的极其贫乏的思想内容的表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条： 1．整体大于部分。这个命题纯粹是同义反复，因为部分这一从数量上来把握的观念一开始就和整体这个观念以一定的方式相联系，就是说，“部分”直接表示：数量上的“整体”是由若干数量上的“部分”组成的。这个所谓的公理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但我们没有因此前进一步。这一同义反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这样来证明：整体是由若干部分组成的东西；部分是若干合在一起才构成整体的东西；因此部分小于整体——在这里重复的空洞更强烈地显示了内容的空洞。 2．如果两个数量等于第三个数量，那么它们彼此相等。正像黑格尔已经证明过的，这个命题是逻辑可以担保其正确性的那种推论[10]，因此它已经得到证明了，虽然是在纯数学之外得到证明的。其他关于相等和不相等的公理只是这个推论的合乎逻辑的扩展。 不论在数学中还是在别的领域中，这样贫乏的命题都是无济于事的。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必须引入真实的关系，来自现实物体的关系和空间形式。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只有陷入幼稚意识形态的人，才会相信数学家的话：第一条线是由点在空间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面是由线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立体是由面的运动产生的，如此等等。这种说法甚至也遭到语言的反驳。一个具有三维的数学图形叫做立体，corpussolidum，就是说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决不是从知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 但是，所有这些冗长的论述有什么用呢？杜林先生在第42页和第43页[11]上热烈地歌颂纯数学对经验世界的独立性、它的先验性以及它对知性特有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的研究，以后他又在第63页上说： “这就是说，人们容易忽视，那些数学的要素〈数、数量、时间、空间和几何运动〉只在形式上是观念的……所以绝对的数量无论它们属于哪一类，都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但是，“数学的模式能够作一种虽是脱离经验的、但仍然是充分的描述”， 这种说法或多或少可以适用于任何的抽象，但是决不能证明后者不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在世界模式论中，纯数学产生于纯思维，而在自然哲学中，纯数学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是来自外部世界、然后又脱离外部世界的东西。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 四世界模式论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由于它是自满自足的，因而没有任何东西同它并列或在它上面。如果给它加上第二个存在，那就使它成为不是它本来那样的东西，即成为一个包容更广的整体的一部分或组成部分。当我们把自己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时，任何必须进入这个思想统一体的东西都不能在自身中保持两重性。但是任何东西也不能脱离这个思想统一体……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不可分割的世界概念正是通过这种综合的统一点产生的，而宇宙，就像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被认为是万物在其中联合为一个统一体的东西。”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数学方法： “任何问题都应当从简单的基本形式上，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对待简单的……数学原则一样。”—— 这一方法在这里首先被使用。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如果同义反复，即在谓语中简单地重复主语中已经说过的东西，也算是公理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最纯粹的公理。杜林先生在主语中告诉我们，存在包罗万象，而他在谓语中则大胆地断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在这一存在之外的。多么了不起的“创造体系的思想”！ 真是在创造体系。我们往下读还不到六行，杜林先生就借助我们的统一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成它的统一性了。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又因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样， “只要精神一学会从存在的同种的普遍性中去把握存在，彼岸性就再没有任何位置了”。 这是一次使奥斯特利茨和耶拿、克尼格雷茨和色当35黯然失色的征战。在我们动员第一个公理后还不到一页，只用三言两语，就已经把所有彼岸的东西，上帝、天使军、天堂、地狱和涤罪所，连同灵魂不死，都废弃、排除、消灭了。 我们是怎样从存在的唯一性转到它的统一性的呢？全靠我们对它的想象。我们一旦把我们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围绕着存在扩展开来，唯一的存在就在思想中变成统一的存在，变成思想统一体；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 最后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第二，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些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些意识的要素中或者在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绝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可见，存在的统一性，或者说把存在理解为一个统一体的根据，正是需要加以证明的；当杜林先生向我们保证，他认为存在是统一的而不是什么两重性的东西的时候，他无非是向我们发表他的无足轻重的意见罢了。 如果我们要原原本本地叙述他的思想过程，那么它就是：我从存在开始。因此我思考着存在。关于存在的思想是统一的。但是思维和存在必须互相协调，互相适应，”互相一致”。因此，在现实中存在也是统一的。因此，任何“彼岸性”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杜林先生这样不加掩饰地说出来，而不用上述那些极端玄妙的话来款待我们，那么他的意识形态就昭然若揭了。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 即使杜林先生的全部论证都是对的，他也没有从唯灵论者那里赢得一寸阵地。唯灵论者简短地回答他说：我们也认为世界是单一的；只有从我们的特殊世俗的、原罪的观点来看，才有此岸和彼岸之分；全部存在就其本身说来，就是说，在上帝那里，是统一的。他们将陪着杜林先生到他所喜爱的其他天体上去，指给他看一个或几个天体，那里没有原罪，所以那里也没有此岸和彼岸的对立，世界的统一性是信仰的要求。 在这个问题上最可笑的是，杜林先生为了用存在的概念去证明上帝不存在，却运用了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法。这种论证法说：当我们思考着上帝时，我们是把他作为一切完美性的总和来思考的。但是，归入一切完美性的总和的，首先是存在，因为不存在的东西必然是不完美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存在算在上帝的完美性之内。因此上帝一定存在。——杜林先生正是这样论证的：当我们思考着存在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来思考的。综合在一个概念中的东西是统一的。因此，如果存在不是统一的，那么它就不符合它本身的概念。所以它一定是统一的。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此等等。 当我们说到存在，并且仅仅说到存在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都是存在的、实有的。它们被综合在这种存在的统一性中，而不在任何别的统一性中；说它们都是存在的这个一般性论断，不仅不能赋予它们其他共同的或非共同的特性，而且暂时排除了对所有这些特性的考虑。因为只要我们离开存在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共同点这一简单的基本事实，哪怕离开一毫米，这些事物的差别就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至于这些差别是否在于一些是白的，另一些是黑的，一些是有生命的，另一些是无生命的，一些是所谓此岸的，另一些是所谓彼岸的，那我们是不能根据把单纯的存在同样地加给一切事物这一点来作出判断的。 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 继续往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谈到的存在 “不是那种纯粹的存在，即自身等同的、应当没有任何特殊规定性的而且实际上仅仅是思想虚无或无思想之对应物的存在”。 但是我们很快就看到，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存在开始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应物，所以是真正的虚无。只是从这样的存在—虚无，才发展出现在的分化了的、变化多端的、表现为一种发展、一种生成的世界状态；我们只有在懂得了这一点以后，才能够甚至在这种永恒的变化下 “把握自身等同的无所不包的存在的概念”。 这样，我们现在就有了较高阶段上的存在的概念，在这里，存在的概念既有不变，又有变，既有存在，又有生成。达到这点以后，我们就发现： “类和种，统而言之，一般和特殊，是最简单的区别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理解事物的状态”。 但是这些都是区别质的方法；看过这些以后，我们再往下看： 和类相对立的，是量的概念，这个量是同种的，其中再没有种的区别” 这就是说，我们从质转到量，而量总是“可测度的”。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一般有效模式的透彻分析”以及它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同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粗制品、混乱的东西和热昏的胡话比较一下。我们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从存在开始的——像杜林先生一样；这种存在表现为一种虚无——也和杜林先生一样；从这种“存在—虚无”过渡到生成，生成的结果就是定在，即存在的较高的较充实的形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定在导致质，质导致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为了不遗漏任何要点，杜林先生利用另外一个饥会对我们说： “人们不管一切量的渐进性，而只是通过质的飞跃从无感觉的领域进入感觉的领域，关于这种飞跃，我们……可以断言，它和同一特性的单纯的渐进有无限的差别。”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引起质的飞跃，例如，把水加热或冷却，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就是说，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 我们的研究也力图穷根究底，并且发现杜林的根底深厚的基本模式的根子原来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热昏的胡话”，即黑格尔《逻辑学》36的第一部分存在论的范畴，照搬纯系老黑格尔的“序列”，而且对这种抄袭几乎不想作任何掩饰！ 但是杜林先生并不满足于从被他百般辱骂的先驱那咀剽窃完整的存在模式论，他自己在举出了上述从量到质的飞跃式转变的例子以后，竟泰然自若地谈起了马克思： “例如，〈马克思〉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一混乱的模糊观念，这岂不显得多么滑稽！” 混乱的模糊观念！究竟是谁在这里转变了，究竟是谁在这里显得滑稽，杜林先生？ 可见，所有这些漂亮的小玩意，不仅不是根据规定“按照公理来解决”的，而且是干脆从外面，即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搬来的。此外，整章中连内在联系的表面现象都没有，因为没有把这种内在联系也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结果，一切都成为关于空间和时间、不变和变的毫无内容的玄想。 黑格尔从存在进到本质，进到辩证法。在这里池研究反思的规定，它们的内在的对立和矛盾，例如正和负，然后就进到因果性或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并以必然性作结束。杜林先生也没有什么不同。黑格尔叫做本质论的东西，杜林先生把它译成：存在的逻辑特性。但是这些特性首先在于“力的对抗”，在于对立。至于矛盾，杜林先生是根本否认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回头来谈。然后，他就转到因果性，并从因果性转到必然性。所以，如果杜林先生这样来谈自己： “我们不是从笼子里谈哲学”， 那么大概他是说：他是在笼子里谈哲学，就是说，是在黑格尔的范畴模式论的笼子里谈哲学。 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现在我们来谈自然哲学。在这里杜林先生又有种种理由对自己的先驱表示不满。 自然哲学“堕落到这种地步，它竟变成了混乱的、以无知为基础的伪诗词”，并且“陷入一个叫做谢林的人和诸如此类以绝对物的祭司自炫并迷惑公众的伙伴们的卖弄风骚的哲学清谈”。疲倦把我们从这些“怪物”那里援救出来，可是直到现在，它只给“动摇性”让出了位置；“至于谈到广大的公众，大家知道，在他们看来，比较大的江湖骗子的退隐，往往只是给比较小的、却比较世故的后继者提供一个机会，去用别的招牌重新端出前者的货色”。自然科学家自己对于“在囊括世界的观念的王国中漫游”不太“感兴趣”，所以在理论领域中带有纯属“漫不经心的轻率性”。 这里亟待援救，幸亏有杜林先生在。 为了正确估价以下关于世界在时间上有发展而在空间上右界限的启示，我们不得不重新回来研究“世界模式论”的几个地方。 又和黑格尔一样（《全书》第93节），存在被赋予无限性——黑格尔称之为恶无限性[12]，然后对这种无限性进行研究 “可以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最明显的形式，是数在数列中的无限积累……正如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数后面加上另一个个位数而永远不会使进一步计数的可能性穷尽一样，存在的每一个状态也都有另一个状态与之连接，而无限性就在于这些状态的层出不穷。因此，这种被确切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也只有一个具有唯一方向的唯一基本形式。因为，对我们的思维来说，设想这些状态向着相反的方向积累，虽无关紧要，但这种向后倒退的无限性正好只是轻率地想象出来的东西。既然这种无限性真的要朝反方向走，那么它在它的每一个状态中，都得有一个无限数列留在自己后面。但是这样就会出现可以计数的无限数列这种不可允许的矛盾。所以假定无限性还有第二个方向，显然是荒唐的。” 从对无限性的这种看法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世界上的因果链条应当在某个时候有个开端： “已经彼此连接起来的原因的无限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假定数不尽的数是可以计数的”。 这样就证明有终极原因。 第二个结论是 “定数律：任何由独立物组成的现实的类的相同物的积累，只有作为一定的数的构成，才是可思议的”。不仅天体的现有数目在每一瞬间必然是本来就确定的，而且一切存在于世界上的、物质的最小独立部分的总数，也必然是这样。后一种必然性是说明为什么任何化合物没有原子都是不可思议的真正理由。一切现实的可分性总是具有而且必然具有有限的规定性，不然就会出现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这个矛盾。根据同样的理由，不仅迄今为止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次数必然是确定的——即使还说不出来，而且一切周期性的自然过程都必然有某个开端，而自然界相继发生的一切分化、一切多样性，都必然渊源于某种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从来就没有矛盾地存在着，可是，如果时间本身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的，而不是仅仅由我们的知性借助观念上对种种可能性的安排来任意划分的，那么上述观念就被排除了。至于现实的自身有区别的时间内容，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在时间中实际地充满各种可以区分的事实这一点以及这一领域内的各种存在形式，正是由于自身的差别性，才是可以计数的。如果我们设想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没有什么变化，并且由于它的自身等同性而根本没有前后相继的差别，那么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就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空洞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他因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而自鸣得意。起初，他希望这些发现“至少不被看做微不足道的真理”：可是后来我们看到：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其简单的说法……由于现代的尖锐化和深化而变得如此简单的普遍时空观念的因素。” 我们促使！现代的深化和尖锐化！我们是谁，我们的现代是什么时候？谁使之深化和尖锐化？ “论题：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界限的。——证明：假定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那么在任何一个既定的瞬间之前有一种永恒经历过了，因而彼此相继的事物状态的无限序列便在世界上流逝了。但是，序列的无限性正好在于它永远不能由连续的综合来完成。因此，无限的、已经流逝的世界序列是不可能的，可见世界的开端是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是需要证明的第一点。——关于第二点，我们再假定相反的情形：世界是一个由同时存在的事物所构成的无限的既定的整体。对于不在任何直觉的某种界限内提供的量的大小，我们只有通过各个部分的综合这种方式才可以设想，而对于这种量的总和·我们只有通过完成的综合或通过单位自身的重复相加才可以设想。由此可见，为了把充满一切空间的世界设想为一个整体，必须把无限世界的各个部分的连续综合看做已经完成的，就是说，在对所有同时存在的事物逐一计数时，无限的时间必须被看做已经终止了的，但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现实事物的无限聚集不能被看做一个既定的整体，因而也不能被看做同时提供出来的东西。所以，世界就其在空间的广延来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自己的界限的。这是〈需要证明的〉第二点。” 这些命题是逐字逐句从一本很著名的书上抄下来的，这本书在1781年第一次出版，书名是《纯粹理性批判》，伊曼努尔·康德著。这些命题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第二编第二卷第二章第二节《纯粹理性的第一个二律背反》中读到。看来，杜林先生的光荣只在于他给康德所表述的思想安上了一个名称——定数律，在于发现有一个时候世界虽然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时间。至于说到其余的一切，即在杜林先生的分析中还有些意思的一切，那就表明”我们”就是伊曼努尔·康德，而“现代”只有95年。的确“极其简单”！好个“空前影响”！ 可是康德根本没有说上述命题已经通过他的证明最终确立了。相反，在同页的对照栏内，他提出并证明了相反的命题：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终点；康德正是在第一个命题像第二个命题一样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上，看出了二律背反，即不能解决的矛盾。“一个叫做康德的人”在这里发现了不能解决的困难，才智比较平庸的人对此或许会感到有些困惑。我们这位勇敢的、“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的炮制者却不是这样：他孜孜不倦地从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下对他有用的东西，而把其余的东西抛在一边。 问题本身解决得非常简单。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词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这种无限性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无限性起初总是从一，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的。这种序列观念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对象，这在我们把它应用于空间的时候就立刻显示出来了。无限序列一移到空间，就是从某一点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无限的线。这样，空间的无限性是不是就被表达出来了，即使表达得很不贴切。恰恰相反，为了得出空间的维的概念，只需要从一点上按三个相反的方向延伸出六条线，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得到空间的六维。康德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只是间接地、转弯抹角地把他的数列移到世界的空间性上来。杜林先生却相反，他强迫我们接受空间的六维，随后又对那位不愿以通常的空间的三维为满足的高斯的数学神秘主义表示难以言喻的愤慨。37 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无限的线或无限的单位序列在运用于时间的时候，具有某种比喻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想象为一种从一数起的序列或从某一点延伸出去的线，那么。我们就是事先说时间是有开端的，我们把我们正好要证明的东西当做前提。我们赋予时间的无限性一种单向的，半截的性质；可是单向的、半截的无限性也是自身中的矛盾，即“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直接对立物。为了避免这一矛盾，我们只能假定，我们在对序列进行计数时所由开始的一、我们在量度线时所由出发的点，是序列中的任何一个一、线上的任何一个点，至于我们把一或点放在哪里，这对线或序列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是“可以计数的无限数列”的矛盾呢？只要杜林先生向我们施展出绝招，数出这种无限数列，我们就能够更详细地来研究这个矛盾。等他完成了从—∞（负无限）到0的计算时，再来见我们吧。可是显然，不论他从哪里开始计数，总有一个无限序列留在他后面，同这个序列一起的还有他应当解决的课题。就让他把自己的无限序列1＋2＋3＋4……倒过来，并且试试从无限的终点再数到一；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完全不懂事理的人的尝试。不仅如此。如果杜林先生断言，已经流逝的时间的无限序列已经数出来了，那么他就是断言，时间是有开端的；因为，否则他就根本不能开始“计数”。因此，他又把他应当证明的东西当做前提塞进来了。因此，可以计数的无限序列的观念，换句话说，杜林的囊括世界的定数律，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contradictioninadjecto］[13]，它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而且是荒唐的矛盾。 很清楚，有终点而无开端的无限性和有开端而无终点的无限性，都同样是无限的。杜林先生只要有一点点辩证的洞察力就一定会知道，开端和终点正像北极和南极一样必然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略去终点，开端就正好成为终点，即序列所具有的一个终点，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数学上运用无限序列的习惯，全部错觉都不可能有了。因为在数学上，为了达到不确定的、无限的东西，必须从确定的、有限的东西出发，所以一切数学的序列，正的或负的，都必须从一开始，否则就无从计算。但是，数学家的观念上的需要，对现实世界来说决不是强制性法律。 此外，杜林先生永远做不到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性。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情况就是这样。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少，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除了，那无限性就终结了。黑格尔已经完全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以应有的轻蔑态度来对待那些对这种矛盾苦思冥想的先生们。 我们再往下看。这样，时间有了开端。可是在这个开端之前是什么呢？是处在自身等同的、不变的状态中的世界。由于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任何相继发生的变化，所以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第一，什么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脑子里变化着，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所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第二，无论时间概念怎样可以变为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我们并没有因此前进一步。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黑格尔的“非时间上过去的存在”和晚期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38，同这种时间以外的存在相比还是合理的观念。因此，杜林先生非常谨慎地行事：实在说，这也许是时间，但这是实质上不能称为时间的那种时间，因为这种时间本身不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而仅仅是由我们的知性任意划分的，只有在时间中实际地充满各种可以区分的事实这一点才是可以计数的，而空洞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这种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完全无关紧要。问题是：赴于这里所假定的状态中的世界是否持续下去，是否经历时间的持续？我们早已知道，量度这种毫无内容的持续性将一无所得，就像在虚无缥缈的空间中毫无目的和目标地量度也将一无所得一样；正因为这种做法很无聊，黑格尔才把这种无限性称为恶无限性。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时间仅仅通过变化才存在，不是变化存在于时间之中并通过时间而存在。正因为时间是和变化不同的，是离开变化而独立的，所以可以用变化来量度时间，因为在量度的时候总是需要一种与所量度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的时间，远非不是时间；确切地说，它是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的混入物所影响的时间，因而是真正的时间，作为时间的时间。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把握完全纯粹的，排除一切外来的不相干的混入物的时间概念，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所有在时间上同时或相继发生的各种事变当做与此无关的东西放在一旁，从而设想一种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时间。因此，我们这样做才不让时间概念沉没在一般的存在观念中，而是由此才得到纯粹的时间概念。 可是，所有这些矛盾和不可能性，同提出自身等同的世界原始状态的杜林先生所陷入的混乱比较起来，还是纯粹的儿戏。如果世界曾经处于一种绝对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状态，那么，它怎么能从这一状态转到变化呢？绝对没有变化的，而且从来就处于这种状态的东西，不能靠它自己走出这种状态而转入运动和变化的状态。因此，必须有一个从外部、从世界之外来的第一推动，它使世界运动起来。可是大家知道，“第一推动”只是代表上帝的另一种说法。杜林先生在自己的世界模式论中佯称已经干干净净地扫除了上帝和彼岸世界，在这里他自己又把二者加以尖锐化和深化。重新带进自然哲学。 接着，杜林先生说： “在数量属于存在的不变要素的地方，这种数量在它的规定性上保持不变。这适用于……物质和机械力。” 附带说一下，第一句话是杜林先生的公理式和同义反复式的大话的宝贵例子：在数量不变的地方，数量保持原样。因此，机械力的量既已存在于世界上，就永远保持原样。就算这是对的，在哲学上，大约早在三百年前笛卡儿已经知道这一点并且说出来了39；而在自然科学中，力的守恒学说二十年来到处都在流传；杜林先生把这种学说局限于机械力，丝毫没有加以改进——这些事实我们都撇开不谈。但是，当世界处在不变的状态的时候机械力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杜林先生执拗地拒绝向我们作任何回答。 杜林先生，自身永远保持等同的机械力那时在什么地方呢？它推动了什么呢？回答： “宇宙的原始状态，或者更明白地说，没有变化的、本身不包含变化的任何时间上积累的物质存在的原始状态，是一个只有认为自我摧残生殖力是绝顶聪明的行为的人才，会予以否认的问题。” 因此：或者是你们不加考虑地接受我的没有变化的原始状态，或者是我，有生殖力的欧根·杜林，宣布你们是精神上的阉人。这的确可以吓唬一些人。我们已经看到关于杜林先生的生殖力的若干范例，我们可以同意暂时不答复这一文雅的谩骂，并且再问一次：但是，杜林先生，如果你乐意的话，机械力会变得怎样呢？ 杜林先生立刻窘住了。 他吞吞吐吐地说，事实上，“那种原始边际状态的绝对同一，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转变本原。可是我们记得，实质上，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新环节都有同样的情形。所以谁要想在当前的主要场合指出困难，他就应当留意，不要在不太显眼的场合放过它们。此外，还有可能插入循序渐进的中间状态，从而插入连续性的桥，以便向后倒退，直到变化过程消失。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这种连续性无助于摆脱主要思想，可是对于我们，它是一切规律性和任何已知的转变的基本形式，因此，我们有权把它用做上述第一个平衡和它的破坏之间的中介。可是，如果我们按照现代力学中已经不引起特殊反对意见〈！〉的概念来想象所谓〈！〉不动的平衡，那么甚至根本不能说明物质怎么能够达到变化过程的。”可是除了物体力学，还有物体运动到最小粒子运动的转变，不过这个转变是怎样产生的，“对此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掌握任何一般的原则，而且，如果这些过程稍稍陷入黑暗中，那么，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感到惊奇”。 这就是杜林先生所能说的一切。事实上，如果我们容忍他用这种实在可怜的拙劣的遁词和空话来搪塞，那么我们不仅应当把自我摧残生殖力看成绝顶聪明的行为，而且还应当把盲从看成绝顶聪明的行为。绝对同一自身不能进入变化，这是杜林先生承认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手段能够使绝对平衡自身转入运动。那么还有什么呢？有三个错误的拙劣的论调： 第一，证实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环节向后一个环节的转变是同样困难的。——杜林先生似乎把自己的读者看成吃奶的孩子。证实存在链条上的最小环节的各个转变和联系，正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如果在这方面有些地方还有障碍，那么谁也没有想到，甚至杜林先生也没有想到，对发生的运动要从虚无来说明，而人们总是只从以前的运动的转移、变化或传递来加以说明。而在这里像他所承认的，问题在于：让运动从不动中，也就是从虚无中产生。 第二，我们有“连续性的桥”。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它无助于我们摆脱困难，可是我们有权把它用做不动和运动之间的中介。可惜，不动的连续性就是不运动；所以如何借助它来产生运动，这就比以前更神秘了。无论杜林先生把他的从运动的虚无到普遍运动的转变分成多少无限小的部分，无论他给这种转变以多长的持续时间，我们还是没有从原地前进万分之一毫米。没有造物主的行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从虚无到某物，即使这个某物小得像数学上的微分一样。因此，连续性的桥甚至不是驴桥[14]，它只是供杜林先生通过的桥。 第三，在现代力学适用的范围内——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现代力学是形成思维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它完全不能说明怎样从不动转到运动。可是力学的热理论告诉我们，物体运动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分子运动（虽然在这里运动也是从另一种运动中产生的，但决不是从不动中产生的）；杜林先生胆怯地暗示说，这或许可以在严格的静（平衡）和动（运动）之间架起一座桥。可是这些过程“稍稍陷入黑暗中”。杜林先生就让我们留在这样的黑暗中。 我们随着全部深化和尖锐化达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越来越尖锐的谬论，并且终于到达那必须到达的地方——“黑暗中”。但是这并没有太使杜林先生难为情。就在下一页，他厚颜无耻地断定，他已经 “能够直接根据物质和机械力的作用，赋予自身等同的不变状态的概念以真实内容”。 这样的人还说别人是“江湖骗子”呢！ 我们尽管在“黑暗中”走入迷途，不知所措，幸而还得到一种安慰，而且的确是令人振奋的安慰： “其他天体的居民的数学，决不能以我们的公理以外的别的公理为依据！”###$$$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往下，我们来谈谈关于现在的世界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的理论。 物质的普遍弥散状态早已是伊奥尼亚派哲学家的基本观念，可是特别从康德以来，原始星云的假设起了新的作用，在这里，引力和热辐射对各个固态天体的逐渐形成起了中介作用。当代的力学的热理论，使得有关宇宙早期状态的那些推论明确得多了。虽然如此，“气状弥散状态只有在人们能够事先比较明确地说明其中所存在的力学体系的时候，才能成为严肃的推论的出发点。否则，不仅这个观念在事实上仍然是极端模糊的，而且原始的星云，如果进一步推论下去，也要真正变成越来越密、越来越不能穿透了……现在一切暂时还是处于一个不太好捉摸的弥散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因此，“关于这个气状的宇宙”，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种非常浮泛的概念”。 康德关于所有现在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在这之前，人们都认为，各个天体从最初起就始终在同一轨道上并且保持同一状态；即使在单个天体上单个有机体会消亡，人们总认为类和种是不变的。虽然自然界明显地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这一运动看起来好像是同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宇宙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40，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即便是杜林先生，如果没有这种星云阶段，也不能够完成他的宇宙结构，可是他为此进行了报复，他要求给他指出在这种星云状态中存在的力学体系；由于这是办不到的，他就给这种星云状态加上种种轻蔑的形容词。可惜现代科学不能把这种体系说明得使杜林先生满意。对于其他许多问题，它也同样不能回答。对于为什么蛤蟆没有尾巴这个问题，现代科学直到现在只能回答说：因为它们丧失了尾巴。如果有人愿意对这一回答表示愤怒，并且说，这一切都还处于“丧失”这样一个不太好捉摸的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而且是非常浮泛的理解，那么我们是不会因为有人把道德这样地运用于自然科学而前进一步的。这种厌恶和恼怒的表示，可以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中用。究竟是谁妨碍杜林先生自己去探寻原始星云的力学体系呢？ 幸而我们现在知道， 康德的星云团“远不和宇宙介质的完全同一的状态相一致，或者换句话说，远不和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相一致”。 对康德来说真正的幸运是，他对于能够从现存的天体追溯到星云球感到满足，他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顺便指出，如果说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康德的星云球被称为原始星云，那么不言而喻，这应该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它是原始星云，一方面在于它是现存的天体的起源，另一方面在于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质形式。这完全不排除下述情况，而更应当说是以下述情况为条件：物质在原始星云之前已经经过了其他形式的无限序列。 杜林先生觉察到自己在这里的优势。当我们和科学一起暂时停留在暂时的原始星云阶段的时候，杜林先生的科学的科学帮助他更远地回溯到 “宇宙介质的状态，这个状态既不能理解为现代含义上的纯粹静态的，也不能理解为动态的”。 因而是根本不能理解的。 “物质和饥械力的统一，我们称之为宇宙介质，是一个可以说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可以用来表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即一切可以计数的发展阶段的前提。” 我们显然还远没有摆脱物质的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它在这里被称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又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等等。所以，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一旦终止，运动就开始了。 这个逻辑上真实的公式无非是一种想让黑格尔的自在和自为范畴为现实哲学效劳的拙劣企图。在黑格尔那里，自在包含隐藏在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或某种概念中的尚未展开的对立所具有的原始同一性；而在自为中，这些隐藏的要素的区别和分离显现出来了，它们的抗争开始了。这样，我们应当把不动的原始状态理解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把向运动的转化理解为这两者的分离和对立。我们由此得到的，不是幻想的原始状态的实在性的证明，而只是这样一点：这种状态可以归入黑格尔的自在范畴，而这一状态的同样是幻想的终止可以归入自为范畴。黑格尔来帮忙呀！ 杜林先生说，物质是一切现实的东西的载体；因此，在物质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机械力。其次，机械力是物质的一种状态。在什么都不发生的原始状态中，物质及其状态即机械力是统一的。以后，当有点什么东西开始发生的时候，这种状态显然就应当和物质有区别了。所以，我们应当容忍用来搪塞我们的这样一些神秘的词句和这样的保证：自身等同的状态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动态的，既不处在平衡中，也不处在运动中。可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在那种状态下，机械力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没有外来的推动，就是说没有上帝，怎样才能从绝对的不动转到运动。 在杜林先生之前，唯物主义者已经谈到了物质和运动。杜林先生把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样一种所谓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这就使他不可能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顺便说一下，这种联系对先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来说也是不清楚的。可是事情是十分简单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或者表现为电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都处在一种或另一种上述运动形式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上述运动形式中。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例如，某一物体在地球上可以处于机械的平衡，即处于力学意义上的静止；这决不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和整个太阳系的运动，同样也不妨碍它的最小的物理粒子实现由它的温度所造成的振动，也不妨碍它的物质原子经历化学的过程。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正如比较早的哲学（笛卡儿）所说的：存在于宇宙中的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因此，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如果运动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如果它是自己转移的，是主动的，那么就可以把它看做是被转移的、被动的运动的原因。我们把这种主动的运动叫做力，把被动的运动叫做力的表现。因此非常明显，力和力的表现是一样大的，因为在它们两者中，实现的是同一的运动。 可见，物质的没有运动的状态，是最空洞的和最荒唐的观念之一，是纯粹的“热昏的胡话”。要得出这种观念，必须把地球上某一物体所能有的相对的机械平衡想象为绝对的静止，然后再把它转移到整个宇宙。如果把普遍的运动归结为单纯的机械力，那么，这样做的确是容易的。把运动局限于单纯的机械力，还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可以把力设想为静止的、受束缚的，因而是在一瞬间不起作用的。如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运动的转移成为一个包含各种中间环节的比较复杂的过程，那么，真正的转移就可能因为放过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被推延到任何时候。例如，把枪装上弹药以后，人们自己可以掌握扣扳机射击的时刻，即由于火药燃烧而释放出来的运动实现转移的时刻。因此可以设想，在没有运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下物质是装满了力的，看来杜林先生就是把这一情况理解为——如果他毕竟还有所理解的话——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它把按本性来说是相对的、因而在同一时间始终只能适用于一部分物质的那种状态，当做绝对的状态转移到宇宙。但是，即使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管，困难毕竟还存在：第一，宇宙是怎样装满力的呢，因为在今天，枪是不会自动装上弹药的；第二，后来是谁的手指扣扳机呢？我们可以任意转过来倒过去，而在杜林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总是又回到——上帝的手指。 我们的现实哲学家从天文学转到力学和物理学，并且叹息道，力学的热理论在被发现以来的一个世代中，本质上并没有超过罗伯特·迈尔使这一理论本身逐渐取得的成就。此外，一切都还非當昏暗不清： 我们应该“经常记住，与物质的运动状态同时存在的，还有静止的状况，后者是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的……如果我们以前把自然界称为伟大的做功者，而现在严格地采用这个术语，那么，我们还应当补充说，自身等同的状态和静止的状况并不代表机械功。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从静到动的桥；如果所谓的潜热直到现在对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障碍，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承认有缺陷，至少在应用于宇宙时，不要否认这种缺陷”。 所有这些神谕式的空话，无非又是内心有愧的流露，他明明觉得，他所说的从绝对不动中产生出运动这个问题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可是又不好意思去求助于唯一的救主，即天和地的创造者。既然在包括热的力学在内的力学中也都不能找到从静到动、从平衡到运动的桥，那么，杜林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找出从他的没有运动的状态到运动的桥呢？这样也许他就可以幸运地摆脱困境了。 在通常的力学中，从静到动的桥是外来的推动。如果把50千克重的石头举到10米高，悬空而挂，使它处在自身等同的状态和静止的状况中，那么，除非观众是吃奶的孩子，才能对他们说，这一物体现在的位置并不代表机械功，或者说，它和原先的位置的距离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每一个过路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向杜林先生说明，石头不是自动升到绳子上去的，而且任何一本力学手册都可以告诉他，如果他让这块石头重新落下来，那么它在落下时所做的机械功，正和把它举高10米需要做的机械功一样多。甚至石头悬空而挂这一最简单的事实已经代表一种机械功，因为如果它挂得太久，绳子就会由于化学分解作用，强度不再能承受石头的重量而拉断。但是，一切机械过程都可以归结为——用杜林先生的话来说——这种简单的基本形式；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工程师，他在拥有足够的推动力时还找不到从静到动的桥。 运动应当以它的对立面即静止作为自己的量度，这对于我们的这位形而上学者来说当然是一道难题和一服苦药。这确实是一个明显的矛盾，而任何矛盾在杜林先生看来都是背理[15]。但是这毕竟是事实：悬挂着的石头代表机械运动的一定的量，这个机械运动的量可以根据石头的重量及其与地面的距离确切地计量，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例如垂直落下，从斜面滚下，绕轴旋转——随意加以利用；而装上了弹药的枪的情况也是这样。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可以通过它的对立面即静止表现出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这全部对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都只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的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表现，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但是对问题作这样简单的说明，杜林先生是不满意的。作为地道的形而上学者，他先在运动和平衡之间挖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鸿沟，然后因不能找到跨过自己挖的这条鸿沟的桥而表示惊奇。他同样可以骑上他那匹形而上学的洛西南特去追逐康德的“自在之物”；因为归根到底隐藏在这座难以理解的桥下面的，无非就是这种“自在之物”。 但是，力学的热理论以及对这种理论说来“仍然是一个障碍”的受束缚的热或潜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把处于冰点的1磅冰在标准气压下加热变成具有同样温度的1磅水，那么，所消失的热量就足够把同1磅水从0℃加热到79.4℃，或者使79.4磅水的温度上升1℃。如果把这1磅水加热到沸点，即100℃，再使它变成100℃的蒸汽，那么，当最后一滴水变成蒸汽的时候，所消失的几乎是7倍的热量，足够使537.2磅的水的温度上升1℃。41这种消失了的热就叫做受束缚的热。如果通过冷却，蒸汽重新变成水，水重新变成冰，那么以前受束缚的同一热量又释放出来，就是说，作为热被感觉到，被计量出来。在蒸汽凝结成水，以及水结成冰的时候，热的散发正是蒸汽冷却到100℃时才逐渐变成水，以及处于冰点的一定量的水只是很慢才变成冰的原因。这都是事实。现在的问题是：热在受束缚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呢？ 力学的热理论——按照这种学说，热就是物体的那些进行物理活动的最小粒子（分子）按照温度和聚集状态而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振动，这种振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变为任何其他的运动形式——把这个问题解释为消失的热已经做了功，已经转变为功。在冰溶化时，各个分子之间的紧密的牢固的结合破坏了，并且变成松弛的并列；当沸点的水汽化时，就出现这样的状态：各个分子相互间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而且在热的作用下，甚至往各个方向飞散。显然，物体的各个分子在气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比在液体状态下大得多，而在液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又比在固体状态下大。可见，受束缚的热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变了，采取了分子张力的形式。各个分子能够相互保持这种绝对的或相对的自由的条件一旦不存在，就是说，温度一旦降到最低限度即100℃或0℃以下，这种张力就松弛了，各个分子又用它们过去相互离散时所用的同样的力重新相互集结起来；于是这种力就消失了，但只是重新作为热表现出来，而且热量恰恰同它以前受束缚的时候一样大。这种解释和整个力学的热理论一样，自然是一种假说，因为直到现在谁也没有看见过分子，更不要说振动着的分子了。正因为如此，它和还很年轻的整个理论一样，肯定有不少缺点，但是它至少能够解释这个过程，而同运动既不能消灭又不能创造这一点毫不抵触，它甚至还能正确地说明热在转变时存在于什么地方。因此，潜热或受束缚的热对力学的热理论来说决不是障碍。相反，这一理论第一次提供了对上述过程的合理的解释，而能够成为障碍的，至多是物理学家继续用“受束缚的热”这个过时的和已经不恰当的用语来称呼已经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分子能的热。 所以，就机械功是热的量度这一点而言，固体聚集状态、液体聚集状态和气体聚集状态这三者的自身等同状态和静止状况，的确是代表机械功的。坚硬的地壳和海水一样，在现在的聚集状态下，代表十分确定的数量的散发了的热，这种热量不言而喻是和同样确定的数量的机械力相对应的。在地球所由产生的气团变成液体聚集状态，往后再大部分变成固体聚集状态的过程中，一定数量的分子能转变成热并放射于宇宙空间。因此，杜林先生神秘地窃窃私议的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应用于宇宙的时候，我们固然会遇到缺点和缺陷（这归咎于我们的不完备的认识工具），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理论上不能克服的障碍。从静到动的桥在这里也是外来的推动——对处于平衡的对象发生作用的其他物体所引起的冷却和加热。我们越是深入探究杜林的这种自然哲学，越是觉得，想说明运动从不动中产生，或者想找到一座桥，使纯粹的静态、静止通过它而自行转入动态、转入运动的一切尝试，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样，我们总算幸运地暂时摆脱了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杜林先生转到了化学，并且趁此机会向我们指出了到目前为止现实哲学所获得的自然界的三个不变律，这就是： 1．一般物质的量，2，单纯的（化学的）元素的量，3，机械力的量，都是不变的。 可见，物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物质的单纯组成部分（由于物质是由它们构成的）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以及运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这些表述得根本不能令人满意的陈旧的、举世皆知的事实，就是杜林先生能够作为他的无机界自然哲学的成果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真正积极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不过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这是“不变律”，而且作为不变律来说，是“事物体系的模式属性”。我们又看到了前面在讲到康德时的同样的情形[16]：杜林先生搬出了某个尽人皆知的货色，贴上杜林的标签，而称之为：“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根底深厚的科学”。 可是我们丝毫不必因此而感到绝望。无论根底最深厚的科学和最好的社会组织具有怎样的缺陷，有一点杜林先生是可以说得十分肯定的： “宇宙中现有的黄金任何时候都必定是同一数量的，而且和一般物质一样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可惜杜林先生没有说，我们用这种”现有的黄金”可以买到些什么。 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从压力和碰撞的力学到感觉和思维的结合，存在着一个由各中间梯级构成的统一的和唯一的阶梯。” 凭着这样的断言，杜林先生就避开对生命的起源作稍稍进一步的说明了，虽然对一位曾经追溯宇宙的发展直至自身等同的状态并且感到在其他天体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思想家，是可以期望他也确切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此外，如果没有前面提到的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17]作为补充，杜林先生的这个断言也只有一半是对的。尽管会有种种渐进性，但是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力学转变到分子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物理学转变到原子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机理，更是如此。在生命的范围内，飞跃往后就变得越来越稀少和不显著。42——这样又要黑格尔来纠正杜林先生了。 目的概念帮助杜林先生在概念上转到有机界。这又是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在概念论中——借助于目的论或关于目的的学说从化学机理转到了生命。在杜林先生那里，无论往哪里看，总是碰到某种黑格尔的“粗制品”，而他却毫不难为情地拿它冒充他自己的根底深厚的科学。在这里去研究目的和手段的观念运用于有机界究竟会正确和适用到什么程度，那就走得太远了。无论如何，甚至运用黑格尔的“内在的目的”——即不是被一个有意识地行动着的第三者（如上帝的智慧）纳入自然界，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中的目的——也经常使得那些缺少哲学素养的人不加思考地把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行动加给自然界。这位杜林先生在别人表现出一点点“降神术”倾向的时候表示无比的义愤，可是他本人却“明确地”断言： “本能的感觉主要是为了获得与它们的活动密不可分的满足而被创造出来的”。 他告诉我们： 可怜的自然界“不得不经常地一再地维持对象世界的秩序”，同时它要处理的还不止这样一件事：“要求自然界具有比通常所承认的更大的纤巧性”。但是自然界不仅知道它为什么创造这个或那个东西，它不仅要做家庭女仆的工作，它不仅具有纤巧性——这本身已经是主观的自觉的思维中的十分美好的东西，它也具有意志；因为，本能的附加物（本能附带地执行现实的自然机能，即喂养、繁殖等等）“我们应当视为不是直接而只是间接企求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因而已经站在一座不是从静到动，而是从泛神论到自然神论43的“桥”上。也许杜林先生想稍微从事一下“自然哲学的半诗”？ 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有机界，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只限于反对这种自然哲学的半诗、反对“具有轻浮的表面性和所谓科学的神秘化的江湖骗术”、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诗化的特征”的斗争。 首先受到责备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44从经济学搬进自然科学，说他拘泥于牲畜饲养者的观念，说他用生存斗争来从事不科学的半诗，说整个达尔文主义除了从拉马克那里抄来的东西以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 达尔文从他的科学旅行中带回来这样一个见解：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为了在家乡进一步探索这一思想，除了动物和植物的人工培育以外，他再没有更好的观察场所了。恰恰在这方面英国是典型的国家；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成就，同英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不能相比。此外，大部分成果是在最近一个世纪获得的，所以要确定事实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当时达尔文发现，这种培育工作在同种的动物和植物中人工造成的区别，比那些公认为异种的动物和植物的区别还要大些。这样，一方面，物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异性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具有异种特征的有机体可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于是达尔文又研究了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原因：它们没有培育者的自觉意图，经过很长时间，会在活的有机体中造成类似人工培育所造成的变异。他发现这些原因就在于自然界所产生的胚胎的惊人数量和真正达到成熟的有机体的微小数量之间的不相称。而由于每一个胚胎都力争发育成长，所以就必然产生生存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为直接的肉体搏斗或吞噬，而且甚至在植物中还表现为争取空间和阳光的斗争。很明显，在这一斗争中，凡是拥有某种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有利于生存斗争的个别特质的个体，都最有希望达到成熟和繁殖。这些个别特质因此就有了遗传下去的趋势，如果这些特质在同种的许多个体中发生，那么，它们还会通过累积的遗传按既定的方向加强起来；而没有这种特质的个体就比较容易在生存斗争中死去，并且逐渐消失。物种就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通过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异。 杜林先生反对达尔文的这个理论，他说：正如达尔文本人所承认的，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国民经济学上的人口理论家马尔萨斯的观点的普遍化中去寻找，所以这个理论也就具有关于人口过剩问题的马尔萨斯牧师的观点所固有的一切缺陷。——其实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白白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正如李嘉图用来证明工资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早已无声无息以后，工资规律还依旧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样，生存斗争也可以没有任何马尔萨斯的解释而依旧在自然界中进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人口规律，不过这种规律迄今几乎完全没有被研究过，而证实这种规律，一定会对物种进化的理论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谁也在这方面给了决定性的推动呢？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避免探讨问题的这个积极的方面。不探讨这个方面，生存斗争就必然会一再遭到非难。据他说，在没有意识的植物中和在驯顺的食草动物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生存斗争： “按照确切的意义说来，在兽类中，只有在通过抢夺和吞噬来获取食物时，才有生存斗争”。 他把生存斗争这个概念限制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以后，就可以对这个被他自己限制在兽类中的概念的兽性任意发泄他的满腔愤怒了。但是这种义愤只能针对杜林先生本人发出，他正是这种被作了限制的生存斗争的唯一炮制者，所以也只能由他对此负责。因此，不是达尔文“在野兽中寻找自然界一切活动的规律和理解”，——达尔文恰恰把全部有机界包括在这个斗争中了，而是杜林先生自己制造的幻想妖怪在寻找这些东西。此外，生存斗争这个名称尽可以作为杜林先生的高尚义愤的牺牲品。至于这种事实在植物中也存在，关于这一点，每块草地、每块谷田、每片树林都可以向他证明，而且问题不在于名称，不在于叫做“生存斗争”或者叫做“生存条件的缺乏和机械作用”，而在于这一事实如何影响物种的保存或变异。关于这个问题，杜林先生始终固执地保持沉默。因此，在自然选择方面，暂时还得任其一切照旧。 但是，达尔文主义“从虚无中得出自己的变化和差异”。 当然，达尔文在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单个个体变异的原因，他首先说明这种个体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种、变种或种的特征。在达尔文看来，问题首先与其说是在于找出这些原因——这些原因直到现在有一部分还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陈述——，而宁可说是在于找出一种使它们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合理形式。达尔文在这方面夸大自己的发现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做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注重个体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而忽视重复出现的个体变异的原因，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建树的人共有的缺点。此外，如果说达尔文从虚无中得出他的个体的变化，并且在这方面仅仅应用“培育者的智慧”，那么培育者也必定同样是从虚无中得出动植物形态的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现实的变化的。但是，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给予推动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最近，特别是通过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里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起保存作用的方面，甚至这一点杜林先生也感到不中意。 “对自然界所赋予的或者所剥夺的生活条件的真正适应，要以受观念支配的推动力和活动为前提。否则，适应只是一种假象，而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的因果性并没有超越物理学的、化学的和植物生理学的东西的低级阶段。” 又是名称使杜林先生恼怒了。但是，无论他怎样称呼这个过程，在这里，问题只在于这样的过程是否引起有机体的种的变异？杜林先生再一次不作任何答复。 “如果某种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它能够得到最大量阳光的途径，那么这种刺激作用只不过是物理力和化学动因的结合；如果有人在这里不是作为比喻而是根据文字本义来谈适应，那么这一定会把降神术的紊乱带到概念中去。” 这个人对别人是如此严格，而他本人竟十分确切地知道自然界是按照谁的意志做这件事或那件事，竟去谈论自然界的纤巧性，甚至还谈到自然界的意志！确实是降神术的紊乱，然而是在哪里？在海克尔那里呢，还是在杜林先生那里？ 不仅是降神术的紊乱，而且也是逻辑上的紊乱。我们已经看到，杜林先生竭尽全力让目的这一概念在自然界中起作用： “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以自觉的意图为前提的。” 但是，他如此激烈反对的那种没有自觉意图、没有观念中介的适应，如果不是一种不自觉的有目的活动，又是什么呢？ 因此，如果雨蛙和食叶昆虫是绿色的，沙漠中的动物是沙黄色的，两极的动物主要是雪白色的，那么它们肯定不是有意识地或按照某种观念获得这些颜色的；相反，这些颜色只能从物理力和化学动因来说明。但是总不能否认，这些动物正是由于那些颜色才能合目的地适应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变得不易被自己的敌人发现。同样，某些植物用来捕捉和吞噬落在它们身上的昆虫的那些器官，对这种活动是适应的，甚至是合目的地适应的。因此，如果杜林先生坚持说，适应必须通过观念的中介，那么他只是用别的话来说：有目的的活动同样必须通过观念的中介，必须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于是，像在现实哲学中通常遇到的情况那样，我们又来到有目的地活动的造物主那里，来到上帝那里了。 “以前，这样一种解释被称为自然神论，而且是不被重视的〈据杜林先生说〉；可是现在，看来在这方面人们又往后倒退了。” 我们从适应转到遗传。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达尔文主义在这里也完全走上了歧途，据说达尔文断定，整个有机界起源于一个原始生物，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唯一的生物的后代。似乎在达尔文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所以在他那里一旦生殖或其他繁殖方法的线索中断，他就不得不立刻和他那追溯既往的观点一起陷入绝境。 断定达尔文认为一切现存有机体起源于一个原始生物，说得客气点，这是杜林先生“本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6版倒数第2页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 “一切生物都不是特殊的创造物，而是少数几种生物的直系后代”45。 海克尔更大大前进了，他假定： “植物界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品系，动物界则有另一个品系”，而在二者之间，“还有若干独立的原生生物品系，它们中间的每一个品系都完全独立于上述二者而从一个独特的自生的胶液原生物形态发展出来。”（《自然创造史》第397页）46 杜林先生发明这个原始生物，只是为了通过把它同原始犹太人亚当对比而尽可能地加以丑化；可是对他即杜林先生来说，不幸的是他一直不知道，由于斯密斯在亚述的发现，这个原始犹太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有关创世和洪水的全部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古代异教徒宗教传说的一部分。 在达尔文那里，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他就立刻陷入绝境，这的确是对达尔文的一个严厉的但无可辩驳的指责。可惜我们的全部自然科学都应当受到这样的指责。在自然科学那里，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它就陷入“绝境”。直到现在，除了由生物繁殖，自然科学还不能制造出生物，甚至还不能从化学元素制造出简单的原生质或其他蛋白体。因此，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能明确地断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但是，现实哲学也许能够在这里助一臂之力，因为它拥有彼此没有亲缘关系的独立并存的自然产物。这些产物是怎样产生的呢？是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的吗？但是到目前为止，甚至自然发生说的最大胆的代表也不过是主张用这种方法来产生细菌、菌类孢子以及其他非常原始的有机体，而没有提到昆虫、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如果这些同种的自然产物——当然是有机物，因为这里讲的只是有机物——相互间没有亲缘的联系，那么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它们或者它们的每个祖先就只能靠造物主的单独行动而出现于世界。于是又回到了造物主和所谓的自然神论那里。 其次，杜林先生认为，达尔文非常肤浅的地方是： “把特性的有性组合的单纯行为当做产生这些特性的基本原则”。 这又是我们这位根底深厚的哲学家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相反，达尔文说得很明确：自然选择这个用语只包括变异的保存而不包括变异的产生（第63页）。但是，把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硬加给他，这种新的手法却能帮助我们去接受杜林的下述深刻见解： “如果在生殖的内在模式中找出某种独立变异的原则，那么这种思想会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把普遍发生原则和有性繁殖原则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并且从更高的观点出发，把所谓的自然发生不是看做再生产的绝对对立物，而正是看做一种生产，这是很自然的思想。” 能够写出这种胡言乱语的人，居然还有脸去责备黑格尔的“行话”！ 杜林先生对自然科学依仗达尔文学说的推动而取得的巨大进展怒不可遏，他用来表示这种愤怒的令人厌烦的矛盾百出的唠叨和怨言已经够多的了。无论是达尔文还是他在自然科学家中间的追随者，都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方法来缩小拉马克的伟大功绩；而且正是他们最先重新推崇他。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拉马克时代，科学还远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还不能对物种起源的问题作出并非预先推定的即所谓预言式的回答。不过，从拉马克那时以来，在从事搜集或解剖的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内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此外还出现了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两门崭新的科学：对植物和动物的胚胎发育的研究（胚胎学），对地球表面各个地层内所保存的有机体遗骸的研究（古生物学）。于是发现，有机体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机体的逐步发育同地球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植物和动物的次序之间有特殊的吻合。正是这种吻合为进化论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但是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所以，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尔文主义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 但是关于有机生命的进化，现实哲学能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呢？ “……物种的变异性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定”。但是，“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也同样有效。 据此就应当这样认为，异种的自然产物，即变异着的物种，是一个传自另一个的，而同种的就不是这样。可是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就是对变异着的物种来说， “亲缘关系，相反，也不过是自然界的极其次要的行为”。 这毕竟说的是亲缘关系，尽管是“次要的”。我们高兴的是，杜林先生在对亲缘关系说了那么多坏话和糊涂话之后，终于又把它从后门放进来了。对于自然选择也是如此，因为他在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正是通过它来实现的——发泄了全部义愤之后，突然又说： “因此，生物的本性的更深刻的根基应该在生活条件和宇宙状况中去寻找，而达尔文所强调的自然选择只能算是次要的。” 这毕竟说的是自然选择，虽然也是次要的；这样，同自然选择一起存在的，还有生存斗争，从而也还有马尔萨斯牧师的人口过剩论44！这就是一切，至于其余的，杜林先生指点我们去请教拉马克。 最后，他警告我们不要滥用变态和发育这些字眼。他说，变态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而发育概念，只有在发育规律真正能够得到证实时才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如果用”组合”来代替这两个名词，那就会十全十美了。又是老一套：一切照旧，只要我们把名称改变一下，杜林先生就十分满意了。如果我们说小鸡在蛋内的发育，我们就会造成混乱，因为我们只能不充分地证实发育规律。但是如果我们说它的“组合”，那么一切都清楚了。因此，我们今后将不再说这个小孩发育得很好，而说这个小孩组合得极好。我们得恭贺杜林先生，他不仅在高贵的自尊心方面，而且在作为未来的作曲家的资格方面都配得上和《尼贝龙根的指环》的作者平起平坐。47 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请考虑一下……为了给我们的自然哲学部分提供它的一切科学前提，需要有什么样的实证知识。它的基础首先是数学的一切重大成就，其次是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密知识的主要论断，以及生理学、动物学和类似研究领域的所有自然科学结论。” 杜林先生如此充满信心地和坚决地表明杜林先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博学。但是，从这一贫乏的部分本身看不出，而从它的更加贫乏的结论上更看不出这里隐藏着什么根底深厚的实证知识。无论如何，为了编造关于物理学和化学的杜林式的神谕，在物理学上只要知道那表明热的机械当量的方程式，在化学上只要知道一切物体分为元素和元素的化合物就够了。此外，谁能像杜林先生在第131页上所说的那样，说出“有引力作用的原子”，那只是证明：他对于原子和分子的区别，还完全处在“黑暗之中”。大家知道，原子不是说明万有引力或其他机械的或物理的运动形式的，而只是说明化学作用的。如果去阅读关于有机界的那一章，而读到的竟是空洞的、自相矛盾的、在关键问题上神谕般毫无意义的信口胡说，一些绝对无用的最后结论，那就不禁立即会产生一种看法：杜林先生在这里谈论的是他显然不知道的东西。在读到他建议在关于生物的学说（生物学）中今后应当用组合去代替发育的时候，这种看法就令人确信无疑了。谁建议这样做，就证明他对有机体的形成一无所知。 一切有机体，除了最低级的以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即由很小的，只有经过高度放大才能看得到的、内部具有细胞核的蛋白质小块构成的。通常，细胞也长有外膜，里面或多或少是液态的。最低级的细胞体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绝大多数生物都是多细胞的，是集合了许多细胞的复合体，这些细胞在低级有机体中还是同类型的，而在高级有机体中就具有了越来越不同的形式、类别和功能。例如在人体中，骨骼、肌肉、神经、腱、韧带、软骨、皮肤，简言之，所有的组织，不是由细胞组成就是由细胞形成的。但是一切有机的细胞体，从本身是简单的、通常没有外膜而内部具有细胞核的蛋白质小块的变形虫起一直到人，从最小的单细胞的鼓藻起一直到最高度发展的植物。它们的细胞繁殖方法都是共同的：分裂。先是细胞核在中间收缩，这种使核分成两半的收缩越来越厉害，最后这两半分开了，并且形成两个细胞核。同样的过程也在细胞本身中发生，两个核中的每一个都成为细胞质集合的中心点，这个集合体同另一个集合体联结在一起，中间收缩得越来越紧，直到最后分开，并成为两个独立的细胞而继续存在下去。动物的卵在受精以后，其胚泡经这样不断重复的细胞分裂逐步发育成为完全成熟的动物，同样，在已经长成的动物中，对消耗的组织的补充也是这样进行的。把这样的过程叫做组合，而把称这一过程为发育的意见叫做”纯粹的想象”，这种话无疑地只有对这种过程一无所知的人——很难设想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人——才说得出来；这里的过程恰好只是而且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发育，而根本不是组合！ 关于杜林先生对生命的一般理解，我们以后还要来谈。他对生命的特殊的理解则如下： “无机界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活动的体系；但是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和物质循环的中介通过起始于一个内在的点的特别管道并且按照一种可向较小形体转移的胚胎模式开始实现时，才能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谈真正的生命。” 这句话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来，是一个胡话的自我实现的活动的体系（无论这可能指的是什么）。且不说它的混乱得不可救药的语法。如果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开始时才开始有生命，那么我们就必须宣布海克尔的整个原生生物界是死的，而且根据对分化概念的不同理解，也许还要宣布更多的东西是死的。如果只有在这种分化可以通过一种较小的胚胎模式转移时才开始有生命，那么至少包括单细胞有机体在内的一切有机体都不是有生命的了。如果物质循环通过特别管道的中介是生命的标志。那么除去上面所讲的，我们还必须把全部高等腔肠动物（最多把水母除外），因而把各种珊瑚虫和其他植虫48从生物的队伍中勾销。如果认为物质循环通过起始于一个内在的点的特别管道来进行是生命的根本标志，那么我们就必须宣布一切没有心脏的或有几个心脏的动物是死的。要被宣布是死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还要加上各种蠕虫、海星和轮虫（按赫胥黎的分类法49是：Annuloida和Annulosa），一部分甲壳动物（蟹），最后甚至还要加上一种脊椎动物，即文昌鱼（Amphioxus）；再就是各种植物。 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想从比较狭窄的和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明真正的生命的标志，结果提出了四个完全互相矛盾的生命标志。其中的一个不仅把整个植物界，而且把大约半个动物界都宣判永久死亡。真的，谁也不能说，当他许下诺言要给我们提供“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时，他是在欺骗我们！ 他在另一个地方说： “在自然界中，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一切组织，也都是以一个简单的类型为基础的”，这种类型“即使在最不完善的植物的最次要的活动中，也完全可以从它的一般性质上看出来”。 这种论断又“完全”是胡话。人们在整个有机界里所看到的最简单的类型是细胞；它确实是最高级的组织的基础。相反，在最低级的有机体中，还有许多远远低于细胞的东西：原变形虫，没有任何分化的简单的蛋白质小块，一系列其他胶液原生物和各种管藻（Siphoneen）。它们之所以全都同高级有机体有联系，只是因为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是蛋白质，所以它们执行着蛋白质的职能，即生和死。 往下杜林先生对我们说： “在生理学上，感觉是和某种即使很简单的神经器官的存在相联系的。因此，一切动物形态的特征是能够感觉，就是说，能够从主体方面自觉地理解自己的状态。植物和动物之间的鲜明的界限就在于完成向感觉的飞跃。这一界限不能用众所周知的过渡形态来抹去，相反，它正是由于这些外表上没有确定的或不能确定的形态才被当成逻辑上的需要。” 接着又说： “反之，植物完全而且永远没有丝毫感觉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感觉的素质。” 第一，黑格尔说（《自然哲学》第351节附释）： “感觉是动物的种差，即绝对的标记。” 因此，又是黑格尔的一个“粗制品“，它经过杜林先生的生吞活剥，被提升到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贵地位。 第二，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植物和动物之间的过渡形态，外表上没有确定的或不能确定的形态（真是莫名其妙的话！）。这种中间形态是存在的，有些有机体我们简直没法说它们是植物还是动物，因而我们总是不能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这使杜林先生觉得在逻辑上需要提出一个区别二者的标志，同时他又承认这个标志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再回过来谈植物和动物之间的有疑问的领域了；难道那些稍被触动就会卷起叶子或合拢花瓣的敏感植物，那些食虫植物都没有丝毫感觉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感觉的素质吗？即使是杜林先生，如果他没有“不科学的半诗”，也不能下断语。 第三，杜林先生断言，在生理学上，感觉是和某种即使很简单的神经器官的存在相联系的，这又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不仅所有的原始动物，而且还有植虫，至少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显示出神经器官的痕迹。通常只是从蠕虫开始才发现有神经器官，而杜林先生是第一个提出这些动物因为没有神经所以没有感觉这一主张的人。感觉并不必然和神经相联系，但是大概和某种至今还没有确切地弄清楚的蛋白体相联系。 此外，杜林先生的生物学知识从他无所顾忌地向达尔文提出的下述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难道动物是从植物发展出来的吗？” 只有对动物和植物都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关于一般的生命，杜林先生能告诉我们的只是： “通过起塑造作用的模式化〈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而进行的新陈代谢，总是真正的生命过程独具的特性。” 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有关生命的一切，这里，在碰到“起塑造作用的模式化”时，我们又深深地陷入了毫无意义的莫名其妙的最纯粹的杜林行话。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自己去作更进一步的考察。 近30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已经无数次地说过，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一般的和最显著的现象，而在这里杜林先生把这话干脆翻译成他自己的优雅而清晰的语句。但是，如果规定生命就是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这就等于规定生命就是生命；因为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或通过起塑造作用的模式化而进行的新陈代谢，正是本身又需要用生命来解释、需要用有机体和非有机体的区别即生物和非生物的区别来解释的说法。所以这种解释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 新陈代谢本身即使没有生命也可以发生。在化学中有一系列过程，这些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能不断地重新产生它们自身的条件，而且在这里有一个确定的物体作为过程的体现者。在通过硫的燃烧制造硫酸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硫燃烧产生二氧化硫（SO2），加上水蒸气和硝酸，二氧化硫就吸收氢和氧而变成硫酸（H2SO4）。这时，硝酸放出氧而还原成氧化氮，这氧化氮立刻又从空气中吸收新的氧，变成氮的高价氧化物，但是立即又把这氧放出给二氧化硫，并重新进行这样的过程。所以在理论上只要极少量的硝酸，就足够使无限数量的二氧化硫、氧和水变成硫酸。——其次，在液体通过死的右机的膜甚至通过无机的膜渗透的时候，也像在特劳白的人造细胞50中一样发生新陈代谢。这又一次说明，新陈代谢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因为用来解释生命的那种独特的新陈代谢本身又需要用生命来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另寻出路。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 在这里，蛋白体是按照现代化学的意义来理解的，现代化学把所有在构成上类似普通蛋白或者也称为蛋白质的东西都包括在蛋白体这一名称之内。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因为普通蛋白在一切和它相近的物质中，是起着最没有生命的、最被动的作用的，它和蛋黄一起仅仅是胚胎发育的养料。但是，当人们对蛋白体的化学构成还知之甚少的时候，这个名称总比一切其他名称好些，因为它更有概括性。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生命，我们就发现生命是和某种蛋白体相联系的，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不处于分解过程中的蛋白体，我们也无例外地发现生命现象。毫无疑问，在生物体中，必然还有其他化合物会引起这些生命现象的特殊分化；对于单纯的生命，这些化合物并不是必要的，除非它们作为食物进入生物体并变成蛋白质。我们所知道的最低级的生物，只不过是简单的蛋白质小块，可是它们已经显示出所有最主要的生命现象。 但是一切生物普遍共有的这些生命现象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表现在：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有用的物质，把它们同化，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其他无生命物体在自然过程中也发生变化、分解或结合，可是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东西了。岩石经过风化就不再是岩石；金属氧化后就变成锈。可是，在无生命物体中成为瓦解原因的东西，在蛋白质中却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蛋白体内各成分的这种不断转化，摄食和排泄的这种不断交替一旦停止，蛋白体本身就立即停止生存，发生分解，即死亡。因此，生命，蛋白体的存在方式，首先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这种情况不是像在无生命物体那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是由某种从外面造成的过程所引起的。相反，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它的体现者——蛋白质所固有的、生来就具备的，没有这种过程，蛋白质就不能存在。由此可见，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人工制造蛋白质，那么这样的蛋白质就一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即使这种生命现象可能还很微弱。当然，化学是否能同时为这种蛋白质发现适合的食物，这还是一个问题。 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通过摄食和排泄来进行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可以导出所有其他最简单的生命要素：刺激感应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缩性——它已经在非常低级的阶段上表现于食物的吸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生命定义当然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它远没有包括一切生命现象，而只是限于最一般的和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要想真正详尽地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现形式，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级的。可是对日常的应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非常适用的，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它们也没有什么害处。 还是回到杜林先生那里去吧。如果说，他在地球上的生物学领域中遭遇有点不妙，那么，他是知道怎样自慰的，他遁入自己的星空。 “不仅感觉器官的特殊结构，而且整个客观世界，都是为了唤起快乐和痛苦而安排的。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快乐和痛苦的对立——而且恰恰是以我们所熟悉的方式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对立，而且在宇宙的不同的世界中必然是由本质上一样的感情来表现……但是这样的一致具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它是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因此，对我们说来，主观的宇宙世界并不比客观的宇宙世界更陌生。对这两个领域的构造应当按一致的型式去思考，这样我们就获得一种超出单纯地球上的有效范围的意识学的入门知识。” 对一个在口袋里藏着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的人来说，在地球上的自然科学中犯几个大错误，有什么关系呢？算啦！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杜林先生在整整50页内把陈词滥调和玄妙词句的杂拌，一句话，把纯粹的无稽之谈当做关于意识要素的根底深厚的科学提供给读者享受，我们决不想把这些东西的样品都陈列出来。我们只摘引这样一句话： “谁要是只能通过语言来思维，那他就永远不懂得抽象的和纯正的思维是什么意思。” 这样说来，动物是最抽象的和最纯正的思维者，因为它们的思维从来不会被语言的强制性的干涉弄得模糊不清。的确，从杜林的思想和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这些思想是多么不适合于任何一种语言。而德语又是多么不适合于这些思想。 最后，第四编拯救了我们，这一编除了连篇累犊的糊涂话，至少有时还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道德和法的可以捉摸的东西。这一次，我们一开始就被请到别的天体上去旅行： 道德的要素必定“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重新出现于人以外的一切生物中，在这些生物中，能动的知性必须自觉地调整以本能形式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动……不过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但是除此以外，下面的想法始终是一种有益地扩展眼界的思想：我们设想，在其他天体上个体的和公共的生活必须遵循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能废弃或避开按知性行动的生物的一般的基本规章”。 如果说在这里例外地，不是在这一章的末尾，而是在开头就指出，杜林的真理也适用于其他一切可能的世界，那么这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如果先确定了杜林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那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它们的适用性有益地扩展到一切时代。而这里谈的又不折不扣地是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问题。 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一样……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在发展过程中构成比较完全的道德意识和所谓良心的那些特殊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因此，把认识的正确性设想成是受时间和现实变化影响的，那完全是愚蠢”。所以严格知识的可靠性和日常认识的充足性，不容许我们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对知识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长久的怀疑本身已经是一种病态的软弱状态，而且无非是极端紊乱的表现，这种紊乱有时企图在对自身虚无的系统化意识中装出某种镇定的外表。在伦理问题上，对一般原则的否定，是同风尚和准则在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多样性牢固地联在一起的，而且一承认伦理上的邪恶和罪孽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那就要否定起协调一致作用的道德本能的庄严意义和实际效用。这种似乎不是反对个别的伪学说而是反对人类达到自觉道德的能力本身的腐蚀性怀疑，最后就流为真正的虚无，甚至实质上流为比单纯虚无主义更坏的东西……它自炫能在它的已被推翻的伦理观念的一片混乱中很容易地起支配作用，并为无原则的随心所欲敞开一切门户。但是它大错特错了，因为，只要指出知性在谬误和真理中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足以借助这个唯一的类比表明，自然规律可能有的缺陷并不需要排除正确的东西的实现。” 到目前为止我们静静地听了杜林先生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思维的至上性、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等等所讲的这一切华丽的词句，因为这一问题只有在我们现在所到达的这一点上才能予以解决。在此以前，只需要研究现实哲学的个别论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如果能有，那么是哪些产物。当我说人的认识的时候，我无意冒犯其他天体上的居民，我还没有认识他们的荣幸，我这样说只是因为动物也能够认识，虽然它们的认识决不是至上的。狗认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尽管这个主人可能是最大的无赖。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吗？在我们回答“是”或“不是”以前，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单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是，它只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如果我现在说，这种概括于我的观念中的所有这些人（包括未来的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界限，那么，我只是说了些相当陈腐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因为最可贵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杜林先生本人宣布下面这一点是一种必然性：意识，因而也包括思维和认识，都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个人中。我们能够说这些令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这只是就这样一点而言的，即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但是，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 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18]：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做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数清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 然而，不正是存在着如此确凿的、以致在我们看来表示任何怀疑都等于发疯的那种真理吗？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这些不都是这种真理吗？这不就是说，还是存在着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吗？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么也可以说，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所以这些科学也叫做精密科学。然而决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由于变数的应用以及它的可变性被推广于无限小和无限大，一向非常循规蹈矩的数学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这为它开辟了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谬误的道路。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证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争论的王国出现了，而且我们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大多数人进行微分和积分，并不是由于他们懂得他们在做什么，而是出于单纯的信任，因为直到现在得出的结果总是正确的。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情况更糟，而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人们就像处在蜂群之中那样处在种种假说之中。情况也根本不可能不是这样。我们在物理学中研究分子的运动，在化学中研究分子的原子构成，如果光波的干扰不是一种虚构，那我们绝对没有希望在某个时候亲眼看到这些有趣的东西。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 地质学的情况还要糟，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所以要挖掘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在这里要费很大的力气，而所得是极少的。 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在这一领域中，展现出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以致不仅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也多半都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几百年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此外，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为了正确地确定像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这样简单的事实，需要经历从盖仑到马尔比基之间的多么长的一系列中间阶段！我们关于血球的形成知道得多么少！比如说为了确定某种疾病的现象和致病的原因之间的合理联系，我们今天还缺乏多少中间环节！此外还常常有像细胞的发现这样的发现，这些发现迫使我们对生物学领域中以前已经确立的一切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并且把它们整堆地永远抛弃掉。因此，谁想在这里确立确实是真正的不变的真理，那么他就必须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不能说，高等动物是靠胃和肠而不是靠头脑消化的，因为集中于头脑的神经活动对于消化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在有机界中，我们至少是研究这样一些依次相继的过程，这些过程，就我们直接观察的领域而言，正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总的说来没有变化。在社会历史中情况则相反，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决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土地公有制的出现和这种所有制解体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结果。因此，谁要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总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最常遇到所谓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等等。宣布二乘二等于四，鸟有喙，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永恒真理的，只是这样的人，他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应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这时，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料，这位人类的朋友一有机会就向我们声明：一切以往的永恒真理的制造者或多或少都是蠢驴和骗子，全都陷入谬误，犯了错误；但是他们的谬误和他们的错误的存在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并且证明真理和合乎实际的东西掌握在他手里；而他这个现在刚出现的预言家在提包里带着已经准备好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这一切已经出现过成百上千次，如果现在还有人竟如此轻率地认为，别人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他才能做到，那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至少还遇到了这样一位预言家，他在别人否认任何个人能提供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时候，照例总是表现出高度的义愤。这样的否认，甚至单纯的怀疑，都是软弱状态、极端紊乱、虚无、比单纯的虚无主义更坏的腐蚀性怀疑、一片混乱以及诸如此类的可爱的东西。像所有的预言家那样，他也没有作批判性的科学的研究和判断，而只是直接进行道义上的谴责。 我们本来在上面还可以举出研究人的思维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和辩证法。但是在这方面，永恒真理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杜林先生把本来意义的辩证法宣布为纯粹的无稽之谈，而已经写成的和现在还在写的关于逻辑学的许多书籍充分证明，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也远比有些人所想的要稀少得多。 此外，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认识，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像在这里那样是要求个人不犯错误。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他也会知道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我们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如果雷尼奥是一个现实哲学家，那么他就有义务宣布：波义耳定律是可变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谬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会造成一个比波义耳定律所包含的谬误更大得多的谬误；他的一小粒真理就会消失在谬误的沙丘中；这样他就会把他的本来正确的结论变为谬误，而与这一谬误相比，波义耳定律就连同附在它上面的少许谬误也可以说是真理了。但是雷尼奥是科学家，没有玩弄这样的儿戏，而是继续研究，并发现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会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他也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对它作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它的表述方式[19]。可见，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例如在物理学上，情况就是这样。因此，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式的道德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我们在现实哲学这样的著作中到处可以碰到，这种著作想强迫我们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说当做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 但是，天真的读者或许要问，杜林先生在什么地方清楚地说过，他的现实哲学的内容是最后的甚至是终极的真理呢？在什么地方？例如在我们在第二章部分地引证的对他自己的体系的颂歌中[20]（第13页），或者在上面引证的那段话里[21]，他说：道德的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相似的适用性。而且，杜林先生难道不是断定，从他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出发，通过他的穷根究底的研究，就可以深入到这种最终的基础，基本的模式，因而就赋予道德的真理以最后的终极性吗？如果杜林先生既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他的时代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他只是想说，在渺茫的未来的某个时候能够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因而，他想大致地、只是较为混乱地说些与“腐蚀性怀疑”和“极端紊乱”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喧嚣是为了什么呢？这位先生想要做什么呢？[22] 如果说，在真理和谬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前进，那么在善和恶的问题上就更没有前进了。这一对立完全是在道德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但是，如果有人反驳说，无论如何善不是恶，恶不是善；如果把善恶混淆起来，那么一切道德都将完结。而每个人都将可以为所欲为了。杜林先生的意见，只要除去一切隐晦玄妙的词句，就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的。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那么关于善和恶就根本不会有争论了，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今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信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这种道德主要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不乏不同分支，从耶稣会52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未来的无产阶级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和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23]。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说教者想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 因此，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现在可以去评价杜林先生的自我吹嘘了。他竟在旧的阶级社会中要求在社会革命的前夜把一种永恒的、不以时间和现实变化为转移的道德强加给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我们姑且假定他对这种未来社会的结构至少是有概略了解的，——这一点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最后，还有一个“完全独特的”、但是并不因此不再是“穷根究底的”发现： 在恶的起源方面，”我们认为，在动物形态中存在着带着固有虚伪性的猫的类型，这一事实同人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性格形态的情形处于同一阶段……因此，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除非人们有兴趣在猫或所有食肉动物的存在中也嗅出神秘的东西来”。 恶就是猫。所以魔鬼没有犄角和马蹄，而有爪子和绿眼睛。当歌德使靡菲斯特斐勒司具有黑狗的形象[24]而不是黑猫的形象的时候，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恶就是猫！这是不仅适用于一切世界，而且也适用于猫[25]的道德！ 十道德和法。平等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了杜林先生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社会生活领域内的问题也 “应当从单个的、简单的基本形式上，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对待简单的……数学基本形式一样”。 这样，数学方法在历史、道德和法方面的应用，应当在这些领域内使所获结果的真理性也具有数学的确实性，使这些结果具有真正的不变的真理的性质。 这不过是过去有人爱用的意识形态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一种说法，这一方法是：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某一对象的特性，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导出这些特性。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对象。这时，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在杜林先生那里，他所能得到的最简单的要素，终极的抽象，执行着概念的职能，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这种最简单的要素，最多只带有纯粹概念的性质。所以现实哲学在这里也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导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导出现实。 当这样一位意识形态家不是从他周围的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而是从“社会”的概念或所谓最简单的要素中构造出道德和法的时候，可用于这种构造的材料是什么呢？显然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被当做基础的抽象中可能存在的现实内容的一点点残余，第二，是我们这位意识形态家从他自己的意识中再次带入的内容。而他在自己的意识中发现了什么呢？绝大部分是道德和法的观点，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地是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相应表现——肯定的或否定的，得到赞同的或遭到反对的；其次或许是从有关的文献上抄来的看法；最后，可能还有个人的狂想。我们的意识形态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耍花招，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伦理学说和法的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因脱离现实基础而扭曲的、像在凹面镜上反映出来的头足倒置的画像。 于是杜林先生把社会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而且在这里发现最简单的社会至少由两个人组成。杜林先生就按公理同这两个人打交道。而从这里很自然地得出一个道德的基本公理： “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而且一方不能一开始就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因此，“道德上的正义的基本形式就被表述出来了”；同样，法律上的正义的基本形式也被表述出来了，因为“为了阐发法的基本概念，我们只要有两个人的十分简单的和基本的关系就够了”。 两个人或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这不仅不是公理，而且甚至是过度的夸张。首先，两个人甚至就其本身而言，在性别上可能就是不平等的，这一简单的事实立刻使我们想到：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如果我们暂且接受这样的童稚之见——不是两个男人，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建立了家庭，即以生产为目的的社会结合的最简单的和最初的形式。但是这丝毫不合杜林先生的心意。因为，一方面，必须使这两个社会奠基者尽可能地平等。另一方面，甚至杜林先生也不能从原始家庭构造出男女之间在道德上和法上的平等地位。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杜林所说的通过自身繁衍而建立起整个社会的社会分子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因为两个男人是永远不能生出小孩来的；或者是我们必须设想他们是两个家长。在这种情况下，十分简单的基本模式就转成自己的反面：它不是证明人的平等，而最多只是证明家长的平等，而且因为妇女是不被理睬的，所以还证明妇女的从属地位。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给读者一个不愉快的通知：读者在今后一段颇长的时间内摆脱不了这两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两个人在社会关系的领域中起着我们现在希望不再与之打交道的其他天体上的居民以前所起的类似作用。只要有经济、政治等等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两个人就飞快地出动，而且立刻“按照公理”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那位现实哲学家的卓越的、创造性的、创造体系的发现！但遗憾的是，如果我们愿意尊重真理，那应当说这两个人不是杜林先生发现的。他们是整个18世纪所共有的。他们在1754年卢梭关于不平等的论著[26]中已经出现——附带说一下，在那里，他们按照公理证明了和杜林的论断恰恰相反的东西。他们在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扮演着主要角色；可是在那里他们各操不同的行业——大多是猎人和渔夫，而且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平等的。此外，在整个18世纪，他们主要充当单纯用做说明的例子，而杜林先生的独创性只是在于，他把这种举例说明的方法提升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一切历史形态的尺度。要把“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变得简单些，肯定是做不到的。 为了制定基本公理——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意志是彼此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没有一方能命令另一方，我们决不能用随便什么样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应当是这样的：他们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一切性别的和个人的特性，以致留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除了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于是，他们当然是“完全平等”了。因此，他们成了这一位到处搜索和揭发“降神术”活动的杜林先生所召来的两个十足的幽灵。这两个幽灵自然必须做他们的召唤者要求做的一切，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一切鬼把戏对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我们再稍微往下看看杜林先生的公理论。两个意志中一方不能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如果一方竟然这样做了，并以暴力来实现他的要求，那就产生了非正义的状态，而杜林先生就是按照这一基本模式来说明非正义、暴力、奴役，一句话，说明全部以往的应唾弃的历史的。可是卢梭早在上面提到的著作中，正是通过两个人，同样是按照公理证明了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在A和B两个人之中，A不能用暴力来奴役B，只能用使B处于非有A不可的境地这一办法来奴役B；这对于杜林先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已经过分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让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说明这件事情。两个舟破落海的人，漂流到一个孤岛上，组成了社会。他们的意志在形式上是完全平等的，而这一点也是两个人都承认的。但是在素质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A果断而有毅力，B优柔、懒惰和萎靡不振；A伶俐，B愚笨。A照例先是通过说服，以后就按照习惯，但始终是采取自愿的形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B，这要经过很长时间吗？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维护，还是遭到践踏，奴役依旧是奴役。甘受奴役的现象在整个中世纪都存在，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农制，同时还取消了仁慈的领主照顾贫病老弱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这样，两个人的模式既“适用”于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样“适用”于平等和互助；而且因为我们害怕受到灭亡的惩罚而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家长，所以在这里已经预先安排了世袭的奴役制。 但是，让我们暂时把这一切放在一旁。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公理论说服了我们，而且我們热衷于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的权利、“一般人的主权”、“个人的主权”——真正壮丽的字眼，和这些字眼比起来，施蒂纳的拥有自己的所有物的“唯一者”54相形见绌了，虽然他在这方面也可以要求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样，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完全平等和独立了。是所有人吗？不，的确不是所有人。 也存在着“可以允许的隶属关系”，但是它们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两个意志本身的活动中，而应当到第三领域中去寻找，例如对儿章来说，就应当到他们的自我规定的欠缺中去寻找”。 的确如此！隶属关系的原因不应当到两个意志本身的活动中去寻找！自然不应当，因为一个意志的活动恰恰是受到阻碍的！而应当到第三领域中去寻找！那么什么是这第三领域呢？这是一个受压制的意志即一个欠缺的意志的具体规定性！我们的现实哲学家同现实脱离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看来，对意志这个抽象的、没有内容的用语来说，意志的真实的内容、特有的规定性，已经是“第三领域”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自我规定欠缺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退却之一。 其次， “在野兽和人混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地方，人们可以以第二个具有完全的人性的人的名义提出问题：他的行为方式，是否应当像所谓只具有人性的人相互间所表现的那样呢……所以我们关于两个在道德上不平等的人——其中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特有的兽性——的假定，就是依照这种区别而可能在人的集团之中和之间……出现的一切关系的典型的基本形式”。 请读者自己去看看紧跟在这些窘态百出的遁词之后的那些可怜的咒骂吧，在那些咒骂里，杜林先生像一个耶稣会52会士那样耍花招，以便用决疑法确定具有人性的人可以多么严厉地对付具有兽性的人，多么严厉地运用不信任、计谋、严酷的甚至恐怖的以及欺骗的手段来对付后者，而且这样做还丝毫不违背不变的道德。 因此，如果两个人“在道德上不平等”，那么平等也就完结了。但是这样一来就根本不值得费力去召唤两个完全平等的人，因为两个在道德上完全平等的人是根本没有的。——但是，不平等应当在于一个是具有人性的人，而另一个则带有一些兽性。而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把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具有人性的人和具有兽性的人，分成善人和恶人，绵羊和山羊，这样的分类，除现实哲学外，只有基督教才知道，基督教也一贯有自己的世界审判者来实行这种分类。但是在现实哲学中，世界审判者应当是谁呢？这个问题大概要照基督教的做法来处理，在那里，虔诚的羔羊对自己的世俗近邻山羊行使世界审判者的职权，而且成绩卓著。现实哲学家的教派一旦出现，在这方面一定不会比地上的虔信者逊色。然而，这对我们是无所谓的；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承认这样一点：由于人们之间的道德上的不平等，平等再一次化为乌有。退却之二。 再往下看： “如果一个人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而另一个人按照某种迷信或偏见行动，那么……照例一定要发生相互争执……一定程度的无能，粗暴或恶癖，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引起冲突……暴力不仅仅是对付儿童和疯人的最后手段。人的整个自然集团和文明阶级的本性，能够使得对它们的由于本身荒谬而成为敌对性的愿望进行的压服，即促使这种愿望向共同联系手段的还原，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异己的意志在这里也被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但是由于它的危害活动和敌对活动的荒谬性，它就引起了恢复平衡的行动，如果它遭到暴力，那么它只是受到它自身的非正义的反作用而已。” 可见，不仅道德上的不平等，而且精神上的不平等也足以排除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并树立这样一种道德，按照这种道德，各文明掠夺国对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耻行径，直到俄国人在突厥斯坦的暴行55，都可以认为是正当的。1873年夏天，当考夫曼将军下令进攻鞑靼部落的约穆德人，焚毁他们的帐篷，并且像在命令上所说的“按照真正高加索的习俗”屠杀他们的妇女和儿童时，他也断言：对约穆德人的由于本身荒谬而成为敌对性的愿望进行的压服，即促使这种愿望向共同联系手段的还原，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而且他所采用的手段是最合乎目的的；谁想要达到目的，谁也就必然要采用这种手段。不过他还没有残酷到另外还去嘲弄约穆德人，说他屠杀他们是为了恢复平衡，他这样做正是承认他们的意志是有平等权利的。在这一冲突中，又是上帝的选民，所谓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的人，归根到底也就是现实哲学家，应该去决定什么是迷信、偏见、粗暴和恶癖，什么时候暴力和压服对于恢复平衡是必要的。因此，平等现在就是通过暴力恢复平衡；而第二个意志被第一个意志通过压服而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退却之三，在这里，这次退却简直堕落为可耻的逃跑。 附带说一下，所谓异己的意志正是在通过暴力恢复平衡的行动中被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这句话，不过是对黑格尔学说的一种歪曲。按照黑格尔学说，刑罚是罪犯的权利： “刑罚被认为包含着罪犯本人的权利，在这里罪犯是被当做有理性者来尊重的。”（《法哲学》第100节附释） 我们可以就此结束。没有必要继续跟着杜林先生去一点一点地击破他如此按照公理建立起来的平等、一般人的主权等等；没有必要去观察他如何用两个男人来组成社会，而为了建立国家又使用第三个人，因为简单地说，没有这第三个人就不可能有多数的决议，而没有这样的决议。因而也就没有多数对少数的统治，也就不能有国家存在；没有必要去看他往后如何逐步转入建立他那共同社会的未来国家的那条较为平静的航路——我们将来总有一天有幸在那里拜访他。我们已经充分地看到：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只是在这两个意志什么愿望也没有的时候才存在；一当它们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意志而转为现实的个人的意志，转为两个现实的人的意志的时候，平等就完结了；一方面是幼稚、疯狂、所谓的兽性、设想的迷信、硬说的偏见、假定的无能，另一方面是想象的人性、对真理和科学的洞察力；总之，两个意志以及与之相伴的智慧在质量上的任何区别，都是为那种可以一直上升到压服的不平等辩护的。既然杜林先生这样从根本上破坏了他自己的平等大厦，那我们还要求什么呢？ 虽然我们关于杜林先生对平等观念的浅薄而拙劣的论述已经谈完，但是我们对平等观念本身的论述没有因此结束，这一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巨大的鼓动作用。这一观念的科学内容的确立，也将确定它对无产阶级鼓动的价值。 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几千年。在最古老的自然形成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的最完备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就谈不上从一般人的平等得出的法的结论，这一点我们不久前在北美合众国各蓄奴州里还可以看得到。 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凋过。在新宗教的最初阶段同样可以发现财产共有的痕迹，这与其说是来源于真正的平等观念，不如说是来源于被迫害者的团结。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失。——日耳曼人在西欧的横行，逐渐建立了空前复杂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等级制度，从而在几个世纪内消除了一切平等观念，但是同时使西欧和中欧卷入了历史的运动，在那里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牢固的文化区域，并在这个区域内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由互相影响和互相防范的、主要是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这样就准备了一个基础，后来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谈人的平等和人权的问题。 此外，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本身最初是一个封建等级，当15世纪末海上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时，它使封建社会内部的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品交换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欧洲以外的、以前只在意大利和黎凡特[27]之间进行的贸易，这时已经扩大到了美洲和印度，就重要性来说，很快就超过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和每个国家内部的交换。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在欧洲泛滥起来，它好似一种瓦解因素渗入封建社会的一切罅隙、裂缝和细孔。手工业生产不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最先进的国家的主要工业部门里，手工业生产为工场手工业代替了。 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占有者，他们作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从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谓自由，一方面是他们摆脱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他们可以和厂主订立契约出租他们的劳动力，因而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和厂主权利平等的。最后，一切人类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28]，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中得到了自己的不自觉的，但最强烈的表现，根据这一规律，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计量的[29]。——但是，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地方特权、差别关税以及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令，不仅在贸易方面打击外国人或殖民地居民，而且还时常打击本国的各类国民；行会特权处处和时时都一再阻挡着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道路。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 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只要为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这一要求，就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农民遭受着从十足的农奴制开始的各种程度的奴役，他们必须把自己绝大部分的劳动时间无偿地献给仁慈的封建领主，此外，还得向领主和国家交纳无数的贡税。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废除封建特惠、贵族免税权以及个别等级的政治特权。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不受法律保护，种族特权被神圣化。 可是大家知道，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侯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理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 因此，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它作为这种自发反应，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现，它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我们已经举出了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当我们转到杜林先生关于未来的幻想时，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这类例子。 可见，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如果它现在对广大公众来说——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像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56那么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于18世纪的思想得到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时宜。因此，如果杜林先生能够直截了当地让他的有名的两个男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料理家务，那是由于这对国民的成见来说是十分自然的。的确，杜林先生把他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仅仅从那些对他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东西出发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自然的呢？——这一问题他当然是不会提出来的。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对于政治和法律的领域，本教程中所阐述的原则是以最深入的专门研究为基础的。所以……出发点必然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前后一贯地陈述法学和闰家学领域中的成果。我最初的专门研究正好是法学，我在这上面不仅用了大学理论准备通常所需的三年时间，而且在往后审判实践的三年中，继续致力于研究，特别是旨在加深它的科学内容的研究……如果对私法关系和相应的法律缺陷的批判不善于像了解这门学科的优点那样了解它的一切缺点，那么，这种批判肯定也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心发表出来。” 有理由这样谈到自己的人，必定一开始就取得人们对他的信任，特别是和“马克思先生以往对法所作的自己也承认是粗枝大叶的研究”比起来，就更是这样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是，带着这样的自信心出场的对私法关系的批判，竟只限于向我们陈述： “在科学性上，法学……前进得不远”；成文的民法是非正义，因为它确认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刑法的“自然根据”是复仇，—— 在这种论断中，顶多只有“自然根据”这件神秘的外衣是新东西。国家学的成果只限于论述已知的三个男人的关系，其中一人至今还对其他两人施行暴力，而且杜林先生还在非常认真地研究首先采用暴力和实行奴役的是第二个人还是第三个人。 但是，让我们往下看看我们这位自信的法学家的最深入的专门研究和经过三年审判实践而加深的科学性吧。 关于拉萨尔，杜林先生对我们说： 他是“由于策动盗窃首饰匣未遂”而被控告的，“但是没有作出判决，因为那时还容许所谓由法官宣告无罪……这种半宣告无罪”。 这里所说的拉萨尔案件是1848年夏天在科隆陪审法庭审理的57，那里和几乎整个莱茵省一样，通行的是法兰西刑法。仅仅对政治上的违法和犯罪才例外地实施普鲁士邦法58，但是早在1848年4月，这种例外规定又被康普豪森取消了。法兰西法根本没有像普鲁士邦法中所说的“策动”犯罪这种不确切的范畴，更不用说什么策动犯罪未遂了。法兰西法只有教唆犯罪，而这只有在“通过送礼、许愿、威胁、滥用威望或权力、狡猾的挑拨或该受惩罚的诡计”（刑法典59第60条）来进行时才可以判罪。埋头于普鲁士邦法的检察机关，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忽略了法兰西法的十分明确的规定和普鲁士邦法的含糊的不确定性之间的重大差别，对拉萨尔提出了预谋的诉讼并引人注目地失败了。因为只有对现代法兰西法领域完全无知的人，才敢断言法国的刑事诉讼可以允许普鲁士邦法所说的由法院宣告无罪，这种半宣告无罪；现代法兰西法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判罪或宣告无罪，而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判决。 这样，我们不得不说，如果杜林先生手头有过一本拿破仑法典60，那么，他肯定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心对拉萨尔作出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因此，我们必须断定，杜林先生对于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并把这些成果转化为法律的唯一的现代民法典，即现代法兰西法，是完全无知的。 在另外一个地方，当杜林先生批判整个大陆上按照法国典范实行的、以陪审员的多数票作出判决的那种陪审法庭的时候，我们受到这样的教导： “是的，甚至可以去熟悉一下那再说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的思想：在完美的共同体中，有反对票的判罪应当属于不可能的制度……但是，这种严肃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正像上面已经说过的，对传统的形式看来是不适当的，因为对这种形式来说，它是太好了。” 杜林先生又一次不懂得，按照英国的普通法，即从远古以来至少是从14世纪以来就通行的不成文的习惯法，陪审员的一致，不仅在刑事判罪上，而且在民事诉讼的判决上都是绝对必要的。因此，这种在杜林先生看来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是太好的严肃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早在最黑暗的中世纪就已经在英国具有了法律效力，并且从英国被推行到爱尔兰、美利坚合众国以至英国的一切殖民地，而关于这一点，最深入的专门研究竟连一个字也没有向杜林先生透露！由此可见，以陪审员的一致来实行判决的地区，不但比通行普鲁士邦法的狭小区域大得无可比拟，而且比所有以陪审员的多数来实行判决的地区的总和还要广大。杜林先生不但对唯一的现代法即法兰西法完全无知，而且他对直到现在仍然不依赖于罗马法权威而向前发展的、传播于世界各大洲的唯一的日耳曼法，即英吉利法，也同样无知。为什么不知道呢？杜林先生说， 因为英国式的法律思维方式“面对按古典罗马法学家的纯粹概念在德国土地上实施的那种训练，总是站不住脚的”， 他接着说： “同我们天然的语言形式相比，讲幼稚的混合语言的英语世界算得了什么呢？” 对此，我们只能用斯宾诺莎的话来回答：Ignorantianonestargumentum，无知并不是论据61。 从这里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杜林先生的最深入的专门研究是在于他用了三年时间在理论方面钻研了民法大全62，以后又用了三年时间在实践中钻研了高贵的普鲁士邦法。这方面的功底肯定已经十分可嘉了，也足以当一个极可尊敬的旧普鲁士地方法官或律师了。但是，如果要给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编写法哲学，那么总应当也多少知道一些像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这样的民族的法的关系，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德国盛行普鲁士邦法的那个角落完全不同。我们再往下看。 “地方法、省法和邦法杂乱地混合在一起，它们以非常随意的方式，时而作为习惯法，时而作为成文法（经常使最重要的事务具有纯粹的规章形式），按迥然不同的方向交叉起来，这种无秩序和矛盾的样本——其中个别使一般无效，而有时一般又使特殊无效——的确不适于在任何人那里……造成清楚的法的意识。” 但是，这种混乱状态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又是在通行普鲁士邦法的地域内，那里，在这种邦法的旁边、上面或者下面，还有省法、地方法令，有些地方还有普通法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效力，并且使一切实践的法学家发出杜林先生在这里满怀同情地一再重复的呼救声。他根本不需要离开他心爱的普鲁士，他只要到莱茵省走一趟，就可以确信，在那里70年来这一切都已经根本不提了，至于其他文明国家不用说了，这些国家早已消除了这类过时状态。 再往下看： “集议机构或其他行政机构的秘密的、因而是不记名的集体决断和集体行动对个人的自然责任的掩盖，是以不太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集体决断和集体行动把每一个成员的个人参与隐藏起来了。” 在另一个地方又说： “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要是不愿意让集议机构遮盖和掩饰个人的责任，那么，这将被认为是一种惊人的和极端苛刻的要求。” 如果我们告诉杜林先生：在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区，审判员集议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在公开开庭时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并陈述其理由；不经过选举、不公开进行审理和表决的行政集议机构，主要是普鲁士的制度，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所以他的要求只有在普鲁士才可能被认为是惊人的和极端苛刻的，那么，对他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同样，他对教会在出生、结婚、死亡和殡葬方面的强制性干预的抱怨，就所有比较大的文明国家来说，也只适合于普鲁士，而且自从采用了户籍簿以来，甚至对普鲁士也不适合了。63杜林先生认为只有通过“共同社会的”未来制度才能实现的事情，俾斯麦目前甚至凭一个简单的法律就完成了。——在“对法学家在履行职务上准备不足的抱怨”中，在这种也可以扩大为对“行政官员”的抱怨中，同样唱出了一曲普鲁士特有的耶利米哀歌；甚至杜林先生一有机会就表露出来的夸张到可笑程度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即使不是一种普鲁士特有的特征，也是一种易北河以东地区特有的特征。这个傲然蔑视一切偏见和迷信的现实哲学家，本身却如此深深地沉浸在个人的怪想中，以致把中世纪的迷信中流传下来的反犹太人的民族偏见叫做建立在“自然根据”之上的“自然判断”，并且竟作出了这样伟大的论断： “社会主义是能够对抗那种带有比较强烈的犹太混合物的人口状态〈带有犹太混合物的状态！多么自然的德语！〉的唯一力量。” 够了。这种对渊博的法学知识的炫耀，顶多也只是以一个最普通的旧普鲁士法学家的最平常的专门知识作为根据的。杜林先生向我们彻底地陈述其结论的法学和国家学领域，是和实施普鲁士邦法的地域相“吻合”的。除了每个法学家都熟悉的、目前甚至在英国也为人们所十分熟悉的罗马法以外，他的法律知识仅仅限于普鲁士邦法这部开明宗法专制制度的法典，这部法典是用德语写的，似乎杜林先生就是从中开始识字的，这部带有道德性的注释、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固性、以鞭挞作为刑讯和处罚手段的法典，还完全是属于革命以前的时代的。除此以外的东西，无论是现代的法兰西民法，还是自身发展十分独特的和整个大陆对其保障个人自由一无所知的英吉利法，在杜林先生看来都是邪恶的。这种“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而是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实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的哲学，它的真正的地平线就是旧普鲁士东部六省64的疆界，至多还包括德国的其他几小块施行高贵的普鲁士邦法的地方：在这个地平线以外，它既没有揭示地也没有揭示天，既没有揭示外部自然也没有揭示内部自然，而只是揭示了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的极端无知的景象。 如果不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能力、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议论道德和法的问题。现实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有一个，而且甚至有两个。 “人们用来代替一切伪自由学说的，是这样一种关系的合乎经验的特性，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是理性的认识，另方面是本能的冲动，双方似乎联成一个合力。动力学的这种基本事实应当从观察中取得，而且为了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要按照性质和大小尽可能地作出一般的估计。这样，几千年来人们为之费尽心机的关于内在自由的愚蠢幻想不仅被彻底扫除，而且还被生活的实际安排所需要的某种积极的东西所代替。” 根据这种看法，自由是在于：理性的认识把人拉向右边，非理性的冲动把人拉向左边，而在这样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真正的运动就按对角线的方向进行。这样说来，自由就是认识和冲动、知性和非知性之间的平均值，而在每一个人身上，这种自由的程度，用天文学的术语来说，可以根据经验用“人差”65来确定。但是在几页以后，杜林先生又说： “我们把道德责任建立在自由上面，但是这种自由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按照先天的和后天的知性对自觉动机的感受。所有这样的动机，尽管会觉察到行动中可能出现对立，总是以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性起着作用；但是，当我们应用道德杠杆时，我们正是估计到了这种不可回避的强制。” 这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地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它又只是对黑格尔观念的极端庸俗化。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有在它没有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30]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样一段时间的历史。 当然，杜林先生对历史的看法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历史作为谬误的历史、无知和野蛮的历史、暴力和奴役的历史，是现实哲学所厌恶的一个对象，但是具体说来，历史被分为两大段落：（1）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到法国革命，（2）从法国革命到杜林先生；在这里， 19世纪“在实质上还是反动的，在精神方面，它甚至比18世纪还更加这样〈！〉”。虽然如此，它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因而也孕育着“比法国革命的先驱们和英雄们所臆想的〈！〉更加巨大的变革的萌芽”。 现实哲学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的蔑视，是以下述议论为理由的： “如果想到未来的那些千年的系列，那么要靠原始记载来作历史回忆的那很少的几个千年，连同这期间的以往人类状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人类作为整体来说，还很年轻，如果有朝一日科学的回忆不是以千年而是以万年来计算，那么，我们的制度在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状态，对于以后将被视为太古时代的我们的时代来说，将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不言而喻的前提。” 我们不去推敲最后一句话的真正“天然的语言形式”，我们仅仅指出下面两点：第一，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极有趣的历史时期，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为内容。第二，同这个太古时代相比，未来的、不再为这些困难和障碍所妨碍的历史时期，将有空前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成果。所以，选择这个太古时代的终结作为一个时机，以便利用在我们这个十分“落后”和“退步”的世纪的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状态的基础上所发现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变的真理和根底深厚的概念，来为这些未来的千年制定种种规范，这无论如何是非常奇怪的。人们只有成为哲学上的理查·瓦格纳（但没有瓦格纳那样的才能），才看不到：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发展的这一切蔑视，同样非常适用于这个历史发展的所谓最后成果，即所谓现实哲学。 新的根底深厚的科学中最突出的部分之一，是关于生活的个人化和生活价值的提高那一篇。在这里，神谕式的老生常谈犹如不可遏止的涌泉从整整三章中喷流而出。可惜我们只能举出几个简短的例子。 “一切感觉的因而也是一切主观生活方式的更深刻的本质，都是以各种状态的差异为基础的……但是对于完全的〈！〉生活来说，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证明，它不是固定不变的状况，而是从一种生活状态到另一种生活状态的转变，这样，生活的感情才得以提高，具有决定意义的刺激才得以发展……近似自身等同的、可说是停留在一贯不变的惰性状态并且好像是停留在同一平衡状态中的情况，不论其性质如何，对于验证存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习惯和可说是适应，使这种生活状况完全变成某种冷漠而无关紧要的、同死的状态没有特殊区别的东西。最多再加上无聊的痛苦作为一种消汲的生活冲动……在停滞的生活中，对于个人和人民来说，对存在的一切热情和一切兴趣都会熄灭，但是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从我们的差异规律中得到说明。” 简直无法相信，杜林先生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他的完全独特的结论。对同一神经的持续的刺激或者同一刺激的持续，会使任何一根神经和任何一个神经系统疲劳，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使神经的刺激有间断和变换——这是多年来在任何生理学手册中都可以读到的，而且是任何庸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的。杜林先生刚把这些老生常谈译为现实哲学的语言，刚给这种陈词滥调套上“一切感觉的更深刻的本质都是以各种状态的差异为基础的”这一神秘的形式，这种陈词滥调就已经转变为“我们的差异规律”了。而且，这一差异规律使得一整系列现象“完全得到说明”，而这些现象又无非是变换的愉快性的具体说明和例子，它们甚至对最平凡的庸人的理解力来说也是完全不需要说明的，而且没有因援引所谓的差异规律而清楚一丝一毫。 但是“我们的差异规律”的深厚根底还远不止此： “年龄期的更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活条件的变化，为说明我们的差异原则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儿童、少年、青年和成年人对他们各自的生活感情的力壤的体验，在他们所处的已经固定的状态中所得到的，要少于在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时期所得到的。” 这还不够 “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重复已经验证的或者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那么我们的差异规律就能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现在读者自己可以想象一下以上述那种深刻的和根底深厚的文句为出发点的神谕式的胡话了。当然，杜林先生尽可以在他这本书的结尾得意扬扬地宣告： “差异规律对于生活价值的评价和提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它对于杜林先生对自己的读者的精神价值的评价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他一定以为读者是纯粹的蠢驴或庸人。 接着，我们就得到下面这些极为实际的生活准则： “保持旺盛的总体生活兴趣〈对于庸人和想成为庸人的人倒是一项美妙的任务！〉的手段，就在于使得整体所由构成的个别的、可说是元素般的兴趣，按照自然的时间尺度发展或相互更替，同时，对于同样的状态，也可以利用较高的和效力较持久的刺激去逐渐代替较低的和较易满足的刺激，以避免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的产生。但是除此以外，还应当防止以任意的方式积累和强迫实现那些自然产生的或在社会存在的正常进程中产生的紧张，或者防止出现相反的扭曲，即这种紧张在最轻微的激动下就得到满足，并从而使一种有享受能力的需要的发展受到阻碍。自然旋律的保持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均匀的和使人动心的运动的先决条件。也不应该给自己提出不能解决的任务：企求把某种状态所造成的刺激延伸到自然或环境给它划定的时间界限以外”，等等。 如果老实人把一个拿最乏味的陈词滥调来故弄玄虚的学究作出的这种庄严的庸人神谕，当做他“体验生活”的准则，那他当然不会抱怨“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他将不得不用他所有的时间来对各种享受作合乎准则的准备和安排，结果他甚至没有任何自由时间去享受。 我们应当体验生活，体验完全的生活。只是杜林先生禁止我们做两件事： 第一，“吸烟所造成的不洁”，第二，“具有令人厌恶的或为比较精细的感觉所排斥的那些特性”的饮料和食物。 但是杜林先生在《经济学教程》中如此狂热地赞美烧酒酿造业，所以他不可能把烧酒理解为这类饮料；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结论：他的禁令只涉及葡萄酒和啤酒。他只要再禁止肉类，就可以把现实哲学提升到古斯塔夫·司徒卢威过去非常成功地达到过的高度，即纯粹儿戏的高度。 此外，杜林先生对于酒精饮料可能会稍为宽容一些。一个自己承认还一直不能找到从静到动的桥的人，如果碰到一个可怜的家伙一时过于贪杯，因而在寻找从动到静的桥的方面同样白费了力气，那么，他肯定有一切理由以寬容的态度去进行评断。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设定为真实的矛盾本身是背理的顶点……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但是，诸要素和诸个体的力的方向的这种抗衡同矛盾荒谬性的思想是远远不相符合的……在这里我们能感到满意的是：通常从臆想的逻辑奥秘中升起的迷雾，被真实矛盾的真正荒谬性的清晰景象驱散了；人们有时对于矛盾辩证法这个木偶——用来代替对抗的世界模式论的和雕刻得极其粗糙的木偶——的焚香顶礼，被证明是无益的了。” 这差不多就是《哲学教程》中关于辩证法所说的一切。但是在《批判史》中，矛盾辩证法，特别是和它一起的黑格尔，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确切些说，按照逻各斯学说66，矛盾的东西决不是存在于按本性来说只能被看做主观的和自觉的思维中，而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这样，背理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组合，而是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荒谬东西的现实性，是黑格尔关于逻辑和非逻辑的统一的第一项信条……越矛盾就越真实，或者换句话说，越荒谬就越可信，这种并非新发现的、而是从启示神学和神秘主义中抄来的箴言，是所谓辩证原则的赤裸裸的表现。” 上面所引两段话的思想内容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矛盾＝背理，因而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通常相当有常识的人来说，这个命题也许像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这一命题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并由此达到把直线和曲线的等同看做是背理的常识所永远不能达到的成果。由于所谓矛盾辩证法在从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激烈的反对者要来加以反对，也必须提出别的论据，而不能只凭一个断言和许多的谩骂。 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彼此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但是杜林先生对此怎么说呢？他断言： 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在合理的力学中不存在介乎严格的静和动之间的桥”。 现在读者终于看到，隐藏在杜林先生的这个惯用语后面的究竟是什么，这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地思维的知性绝对不能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因为上述矛盾在这里挡着它的路。对它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而这个知性既然断言运动是不可理解的，它本身就违反自身的意志而承认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因而就是承认：有一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31]，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同样，我们已经看到[32]，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受限制的各个人身上的实际存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 但是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例如，A的根应当是A的幂，这就是矛盾，可是毕竟<![if!vml]><![endif]>。负数应当是某数的平方，这也是矛盾，因为任何一个负数自乘得出的是正的平方。因此。—１的平方根不仅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谬的矛盾，是真正的背理。可是<![if!vml]><![endif]>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如果不准用<![if!vml]><![endif]>来运算，那么数学，无论是初等数学或高等数学，将怎么办呢？ 数学本身由于研究变数而进入辩证法的领域，而且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正是辩证哲学家笛卡儿使数学有了这种进步。辩证思维对形而上学思维的关系，总的说来和变数数学对常数数学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丝毫不妨碍大多数数学家只在数学领域中承认辩证法，也不妨碍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完全按照旧的、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方式去进一步运用通过辩证途径得来的方法。 要对杜林先生的力的对抗和他的对抗的世界模式论作比较详细的分析，只有当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只对我们说空话，而是提供点别的东西的时候才有可能。可是他在说了一阵空话之后，无论在世界模式论中，或是在自然哲学中，一次也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对抗是在起作用的，这就再好没有地供认了：杜林先生根本不能用这种“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得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既然黑格尔的“本质论”事实上已被降低为关于按照相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力的陈词滥调，那么确实最好是避免对这套老生常谈作任何运用。 马克思的《资本论》使杜林先生发泄他的反辩证法的怒气有了新的口实。 “缺乏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逻辑，这正是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和各种观念杂乱交织的特色……对于已经问世的那一部分不得不应用这样一个原则：就某方面说，甚至一般地说〈！〉，按照人所共知的哲学偏见，在每一个东西中可以寻找一切，而在一切中可以寻找每一个东西；按照这个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 杜林先生的这种对人所共知的哲学偏见的理解，还使他能够满有把握地预言马克思的经济学哲理的“结局”是什么，也就是预言《资本论》往后几卷的内容是什么，而这些话是在他作了下述声明之后正好过了七行讲的，这个声明是： “可是，在〈往后的〉两卷67中，像常人那样地直截了当地说，究竟还应当包含些什么，实在是看不透。” 不过，杜林先生的著作在我们面前表明它们属于具有“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的“事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得意扬扬地继续说下去： “但是健康的逻辑可望战胜它的讽刺画……妄自尊大和辩证法的神秘破烂决不能诱惑任何一个还稍微有点正常判断力的人去和这种不成体统的思想和文体……打交道。随着辩证法蠢见的最后残余的消失，这种欺骗手段……也将丧失其迷惑人的影响，谁也不再认为必须自寻烦恼，而到混乱事物的清洗过的核心已暴露出即使不是老生常谈，至多也只是平庸理论的特点的地方，去探索某种深奥的智慧……不侮辱健康的逻辑，就完全没有可能根据逻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马克思的〉一团混乱。”马克思的方法在于“为自己的信徒创造辩证法的奇迹”，如此等等。 在这里我们涉及的还根本不是马克思的研究中的经济学成果是正确或不正确的问题，而只是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但是肯定无疑的是：《资本论》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现在靠了杜林先生才知道他们究竟读了些什么。在这些读着当中也有杜林先生自己，他在1867年（《补充材料》第3卷第3期）还能够对该书内容作出对他那类思想家来说算是比较合理的介绍瑯，还不急需一开头就把马克思的论述翻译成杜林的东西，而现在他声明非这样做不可了。虽然那时他已经犯了错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但是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把方法和通过方法所获得的成果区别开来的能力，还能理解：笼统地诋毁方法并不等于把成果一一驳倒。 无论如何，最令人吃惊的是杜林先生宣布：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所以，对马克思来说，例如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一个东西”，而最后连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是一个东西”。要说明怎么能做出这样简单的蠢事，只能设想：仅仅“辩证法”这个字眼就已经使杜林先生陷入一种神经错乱而无能负责的状态，以致对他来说，由于某种混乱的和错误的观念，无论他说的和做的是什么，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东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杜林先生称之为 “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或者也称为“总括方法”的样品，“这一总括方法考虑到类和型，并且决不会硬去通过细枝末节的揭露来礼遇被一个叫做休漠的人称为学界小人的那类货色；只有这种具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的方法，才和完全真理的利益相容，才和在摆脱了行会的公众面前所承担的义务相容”。 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和这种考虑到类和型的总括方法，对杜林先生实在是很方便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把一切确定的事实当做细枝末节忽略过去，使它们等于零，并且可以不去证明什么而只凭泛泛的空话来作出论断和简单地加以斥责。此外，这种历史记述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它不给对方以任何实际的立足点，因而使对方几乎无法作出任何别的可能的回答，而只能同样以伟大风格和总括方法来进行论断，大讲其泛泛的空话，并且最后也把杜林先生斥责一通，一句话，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报还一报，可是这不是合乎每个人的口味的。我们应当感谢杜林先生，因为他破例地丢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给我们至少举出两个有关马克思的不可饶恕的逻各斯学说66的例子。 “例如，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一混乱的模糊观念，从而认为预付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这岂不显得多么滑稽！” 这一论断在这种经杜林先生“清洗过的”叙述中确实显得相当离奇。因此，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在第313页上[《资本论》第二版），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33]他举例说，假定在某个劳动部门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说为生产自己的工资的价值，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其余的四小时则为资本家，为生产直接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这样，一个人要使每天装入腰包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他自己像他的一个工人那样生活，他就必须拥有使他能够供给两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那种价值额。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单纯维持生活，而是增加财富，所以我们那位有两个工人的人始终还不是资本家。因此，他要使自己的生活仅仅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有雇用八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说，拥有四倍于上述价值额的价值额。只是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马克思才指出：“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36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34]而且还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下述事实：不是任何一个微小的价值额都是以转化为资本，而是每一发展时期和每一工业部门为实现这一转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额。 现在让大家来赞赏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吧，杜林先生就是靠这一风格把那种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额达到虽然因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每一个场合都是一定的最低限量时，它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杜林先生却硬要马克思这样说：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变为质，“所以预付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成为资本”。可见这正好说反了。 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和出于“在摆脱了行会的公众面前所承担的义务”而作错误引证的习惯，我们已经在杜林先生对达尔文学说的评论中领教过了。这种习惯越来越表明它是现实哲学的内在必然性，而且的确是非常“总括的方法”。更不用说的是：杜林先生进一步硬说马克思讲的是任何一种“预付”，其实这里指的仅仅是用在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预付；而杜林先生就这样硬让马克思说纯粹的胡话。然后他再厚着脸皮把他自己编造的胡话叫做滑稽！他制造了虚幻的达尔文，以便在后者身上证实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他同样地制造了虚幻的马克思。真是“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 在上面说到世界模式论时，我们已经看到[35]，由于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变——，杜林先生遭到了小小的不幸：他在意志薄弱的时刻自己承认而且运用了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我们在那里举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气压下，在0℃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100℃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字眼来说，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谈到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产生“新力量”[36]，这种力量和它的单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 此外，马克思还在杜林先生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正好弄颠倒了的那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37]可是这和杜林先生有什么关系呢？他反正知道： “正是在半科学和少许贫乏哲理竟成了扮成博学样子所必不可少的可怜工具的地方，例如在马克思先生和他的对手拉萨尔那里，恰好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极其现代的教育因素”， 而在杜林先生那里，是以“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密知识的主要成就”等等为基础的。这究竟怎样，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但是为了使其他人也能作出判断，我们想更详细地考察一下马克思在注释中所举的例子。 这里所说的是碳化物的同系列，其中很多已为大家所知道，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如果我们按化学上的通例，用C表示碳原子，用H表示氢原子，用O表示氧原子，用n表示每一个化合物中所包含的碳原子的数目，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系列中某几个系列的分子式表示如下： ＣＨ2n＋2——正烷属烃系列 ＣnＨ2n＋2Ｏ——伯醇系列 ＣnＨ2nＯ2——一元脂肪酸系列 如果我们以最后一个系列为例，并依次假定。n＝1，n＝2，n＝3等等，那么我们就得到下述的结果（除去同分异构体）： ＣＨ2Ｏ2——甲酸——沸点100º熔点1º Ｃ2Ｈ2Ｏ2——乙酸——沸点118º熔点17º Ｃ3Ｈ6Ｏ2——丙酸——沸点140º熔点— Ｃ4Ｈ8Ｏ2——丁酸——沸点162º熔点— Ｃ5Ｈ10Ｏ2——戊酸——沸点175º熔点— 等等，一直到Ｃ30Ｈ60Ｏ2三十烷酸，它到80º才熔解，而且根本没有沸点，因为它要是不分解，就根本不能气化。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了由于元素的单纯的数量增加——而且总是按同一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种情况在化合物的一切元素都按同一比例改变它们的量的地方表现得最为纯粹，例如在正烷属烃CnH2n＋2中：最低的是甲烷CH4，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是十六烷C16H34，是一种形成无色结晶的固体，在21º熔融，在278º才沸腾。在两个系列中，每一令新的项都是由于把CH2，即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加进前一项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的这种量的变化，每一次都引起一个质上不同的物体的形成。 但是。这几个系列仅仅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化学中，差不多在任何地方，例如在氮的各种氧化物中，在磷或硫的各种含氧酸中，都可以看到“量转变为质”，看到黑格尔的这个所谓混乱的模糊观念在事物和过程中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而在这里，除了杜林先生，谁也不会感到混乱和模糊。既然是马克思第一个促使人们注意到这一点，既然杜林先生读了这个提示，甚至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否则，他肯定不会这样不加惩罚地放过这种闻所未闻的罪行），那么这就足以使人们甚至不用回顾赫赫有名的杜林的自然哲学便完全清楚：究竟是谁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极其现代的教育因素”，是马克思还是杜林先生，是谁不知道“化学的……主要成就”。 在结束时，我们还想为量转变为质找一个证人，他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兵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 他写道：“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2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69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化为资本，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额，尽管是可变化的；同样，在拿破仑看来，要使整体队形和有计划行动中所包含的纪律的力量显示出来，而且要使这种力量甚至胜过马匹较好、骑术和刀法较精、至少同样勇敢而人数较多的非正规骑兵，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骑兵的数量。但是这能向杜林先生证明什么呢？拿破仑在同欧洲的斗争中没有惨败过吗？他没有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吗？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运用于骑兵战术之中！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这一历史概述〈英国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产生过程〉，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不但抛掉博学的拐杖，而且也抛掉辩证法的拐杖，那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重新建立，然而是在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更高形式上的重新建立：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社会所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就是说按照这种文字游戏，矛盾既被克服又被保存……这样，剥夺剥夺者，便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蠢话的信誉而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沌杂种，并不使这样的人感到惊奇，他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同作为科学基础的黑格尔辩证法合拍，或者确切地说，知道一定会出现无稽之谈。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为事实的逻辑提供根据……马克思先生安心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将占统治地位。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做”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之中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在前面由于精通黑格尔的“胡思乱想”的方法而能够毫不费力地确定尚未完成的几卷《资本论》中一定包含些什么，同样，在这里他也可以不大费力地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70他说的就是这些。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士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也就是涉及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还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38]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 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在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定会出现的无稽之谈，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据称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有责任提出一个真正的更高的统一作为否定的否定的结果，可是由于他做得不合杜林先生的口味，所以杜林先生只得义表现出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并且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把他一手炮制的东西硬加给马克思。一个完全不能正确引证、连一次例外都没有的人，自然要对别人的“中国人式的博学”表示义愤，这些人总是毫无例外地正确引证的，但是正是以此来“拙劣地掩盖自己对于每次所引证的作者的全部思想的缺乏理解”。杜林先生是对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万岁！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杜林先生的顽固的错误引证，至少是出自好意，而且，或者是基于他自己的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做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可是好像我们在这里已经达到在杜林先生那里量也转变为质的那一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马克思书中的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清楚，而且同一书中还有其他决不可能引起任何误解的地方加以补充；第二，不论在上面提到的登载于《补充材料》的对《资本论》的批判中。还是在《批判史》第一版所载的对该书的批判中，杜林先生都没有发现“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这样一个怪物，而只是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就是说在三读《资本论》的时候才发现的；在这个按照社会主义精神修订的第二版中，杜林先生才急需让马克思就未来社会组织发表尽可能荒唐的意见，以便能够针锋相对地、更加得意地提出“我在我的《教程》中从经济上和法律上加以概述的经济公社”（他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切，那么就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杜林先生在这里使我们几乎不得不认为，他在这里故意“有益地扩展”——对杜林先生有益的扩展——马克思的思想。 那么，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50页中所作的关于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39]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这些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这种解体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种消灭，即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形成资本的前史。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积聚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积聚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积聚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0]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和各种观念的杂乱交织在哪里呢？那种归根到底把一切都说成是一个东西的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的奇迹在哪里呢？辩证法的神秘破烂和根据黑格尔逻各斯学说66的准则复制的一团混乱——据杜林先生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只是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它同时又是一个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可能是非常讨厌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41]。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个历史地必然的过程。相反，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实现，一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法规律完成的过程。他说的就是这些。由此可见，如果说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或者他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这种公有本身是杜林所说的“见诸形体的矛盾”）的必然性，那么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 正如人们可以把形式逻辑或初等数学狭隘地理解为单纯证明的工具一样，杜林先生把辩证法也看成这样的工具，这是对辩证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不过它高超得多；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泛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运作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在这里，单纯的证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中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较，显然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高等数学中的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起，从初等数学的观点看来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如果像在这里的情形一样，人们要用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么情况也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对于一个像杜林先生这样愚蠢的形而上学者说来，企图仅仅用辩证法向他证明什么东西，那就正像莱布尼茨和他的学生向当时的数学家证明微积分定理一样，是白费气力的。微分在这些数学家当中引起的慌乱，正像否定的否定在杜林先生那里引起的慌乱一样，此外，在否定的否定中，我们将会看到，微分也起作用。这些先生们，凡是当时还没有死去的，最后都嘟嘟哝哝地让步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说服，而是因为它所得到的结果总是正确的。杜林先生，如他自己所说的，现在才40多岁，如果他长寿——我们祝他长寿，那么他也会有同样的经历。 这个可怕的否定的否定使得杜林先生的生活充满烦恼，在杜林先生看来，它就像基督教中的亵渎圣灵罪一样，起着不可饶恕的犯罪的作用。可是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每地都在发生的过程，一旦清除了旧唯心主义哲学盖在它上面而且由杜林先生一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盖在它上面的神秘破烂，它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够理解的。我们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是，如果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么它在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不是一粒，而是加了10倍、20倍、30倍。谷类的种变化得极其缓慢，所以今天的大麦差不多和一百年以前的一样。如果我们以一种可培育的观赏植物为例，如大丽花或兰花，我们只要按照园艺家的技艺去处理种子和从种子长出的植物，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否定的否定的结果，不仅是更多的种子，而且是品质改良了的、能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的种子，这个过程的每一次重复，每一次新的否定的否定都向前推进这种完善化。——像大麦粒的情形一样，这种过程也在大多数昆虫中，例如在蝴蝶中发生。蝴蝶通过卵的否定从卵中产生出来，经过各种变化而达到性的成熟，交尾并且又被否定，就是说，一旦繁殖过程完成而且雌蝴蝶产了很多卵，它们就死亡了。至于其他植物和动物，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是这样简单，它们在死亡以前，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地结子、产卵或生育后代，但是在这里，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我们只是要说明，否定的否定真实地发生于有机界的两大界中。其次，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逐层毁坏和新岩层不断沉积的系列。起初，由于液态物质冷却而产生的原始地壳，经过海洋、气象和大气化学的作用而碎裂，这些碎块一层层地沉积在海底。海底的局部隆出海面，又使这种最初的地层的一部分再次经受雨水、四季变化的温度、大气中的氧和碳酸的作用；从地心冲破地层爆发出来的、然后冷却的熔岩也经受同样的作用。这样，在几万万年间，新的地层不断地形成，而大部分又重新毁坏，又变为构成新地层的材料。但是结果是十分积极的：造成了由各种各样的化学元素混合而成的、通过力学作用变成粉末状的土壤，这就使得极其丰富的和各式各样的植物可能生长起来。 在数学上也是一样。我们试取任何一个代数值，例如a，如果我们否定它，我们就得到－a（负a），如果我们否定这一否定，以－a乘－a，那么我们就得到＋a，就是说，得出了原来的正值，但是已经处在更高的阶段，即二次幂的阶段。至于我们可以通过正a自乘得出a的办法来得到同样的a2，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种被否定的否定如此牢固地存在于a2中，使得a2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两个平方根，即＋a和－a。要摆脱被否定的否定，摆脱平方中所包含的负根，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在二次方程式中已经具有极其明显的意义。——在高等分析中，即在杜林先生自己称为数学的最高运算而在普通人的语言中称为微积分的“求无限小之和的运算”中，否定的否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计算方式是怎样实现的呢？例如，我在某一课题中有两个变数x和y，两者之中有一个变化，另一个也按照条件所规定的关系同时变化。我把x和y加以微分，就是说，我把x和y当做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无论多么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x和y除了它们那种没有任何所谓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即除了没有任何数量的数量关系，就什么也没有剩下。所以<![if!vml]><![endif]>，即x和y的两个微分之间的关系＝<![if!vml]><![endif]>，可是这 <![if!vml]><![endif]>是 <![if!vml]><![endif]>的表现。我只附带指出，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这种关系，它们的消失被确定下来的一瞬间，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可能妨碍我们，正像差不多二百年来它根本没有妨碍过数学一样。那么除了否定x和y之外我不是什么也没有做吗？但是，我不是像形而上学者否定它们那样来否定它们，即不再顾及它们，而是根据同条件相符合的方式否定它们。这样，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x和y，而是x和y的否定，即dx和dy。现在我继续用这些公式运算，把dx和dy当做实数——虽然是服从某些特殊规律的数，并且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说，我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于是又重新得到实数x和y来代替dx和dy，这样，我并不是又回到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代数学也许费尽心思也无法解决的课题。 历史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两样。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越过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无论小地产还是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重新建立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决不会成为生产的束缚，恰恰相反，它会使生产摆脱束缚，并且会使现代的化学发现和机械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这种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2000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2000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持久性的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文字游戏”的地方，只要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某种现实的内容。 最后，甚至卢梭的平等说（杜林的平等说只是它的贫乏的和歪曲的复写）没有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来执行助产婆的职能，也不能建立起来——而这还是黑格尔诞生前差不多20年的事。[42]卢梭的学说远没有因此而觉得可耻，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阐述中，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人在自然和野蛮的状态中是平等的；由于卢梭已经把语言看做自然状态的歪曲，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一物种范围所及的兽类的平等也加到这些兽人的身上，近来海克尔在分类中把这种兽人假定为Alali—没有语言的原始人”。但是这些彼此平等的兽人有一种比其他兽类优越的特性，这就是趋于完善的能力，即往前发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做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 以后的〈越过原始状态的〉一切进步同样表面上是走向单个人的完善，而实际上是走向类的没落……金属加工和农业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革命〈变原始森林为耕地，但是由于财产的出现也引起了贫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来并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 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 “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全部国家法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些国君必然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们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成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 “这里是不平等的顶点，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点，它和我们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在这里一切个人都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没有别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当他拥有暴力的时候才是君主，因此当人们“驱逐他的时候，他不能抱怨暴力……暴力曾支持过他，现在暴力又推翻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自然进程进行”。 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21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如果说在1754年卢梭还不能说黑格尔行话，那么，无论如何他在黑格尔诞生前16年就已经深深地被黑格尔瘟疫、矛盾辩证法、逻各斯学说66，神学逻辑等等所侵蚀。当杜林先生为了把卢梭的平等论庸俗化而摆弄他的两个常胜的男人的时候，他已经落在一个斜坡上，无可挽救地滑进否定的否定的怀抱。那种盛行两个男人的平等并且被描绘成理想状态的状态，在《哲学教程》第271页上被称为“原始状态”。根据第279页，这种原始状态必然为“掠夺制度”所消灭——这是第一个否定。但是，多亏现实哲学，我们现在才进到这样一步：我们废除掠夺制度，而代之以杜林先生发明的、以平等为基础的经济公社——这是否定的否定，更高阶段的平等。杜林先生亲身犯下否定的否定的滔天罪行。这确是一个有益地扩展眼界的有趣场面！ 那么，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自然界、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虽然他百般反对和抗拒，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这一规律。不言而喻，例如，关于大麦粒从发芽起到结了实的植株逐渐死亡的特殊发展过程，如果我说这是否定的否定，那么我什么也没有说。要知道积分也是否定的否定，如果我只作出这种一般性的论断，那就会肯定这样一个荒唐说法：大麦植株的生活过程就是积分，或者也可以说就是社会主义。而这正是形而上学者经常归咎于辩证法的东西。当我谈到所有这些过程，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我是用这一个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去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但是，现在有人会提出反驳，说这里所实现的否定根本不是真正的否定：如果我把大麦粒磨碎，我也就否定了大麦粒；如果我把昆虫踩死，我也就否定了昆虫；如果我把正数a涂掉，我也就否定了正数a，如此等等。或者，我说玫瑰不是玫瑰，我就把玫瑰是玫瑰这句话否定了；如果我又否定这一否定，并且说玫瑰终究还是玫瑰，这样能得出什么结果来呢？——这些反驳其实就是形而上学者反对辩证法的主要论据，它们同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完全合拍。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随便一种方法把它毁掉。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determinatioestnegatlo，即任何限定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72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再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第一次否定的时候，就必须使第二次否定能够发生或者将会发生。怎样做呢？这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麦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虫，那么我虽然完成了第一个行为，却使第二个行为成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微积分中的否定不同于从负根得出正的乘方时的否定。这一点和其他一切一样，是要经过学习才能理解的。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很明显，如果把否定的否定当做儿戏，先写上a，然后又涂掉，或者先说玫瑰是玫瑰，然后又说玫瑰不是玫瑰，那么，除了做这种无聊事情的人的愚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可是形而上学者却要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要实现否定的否定，那么这就是恰当的方式。 因此，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的不是别人，又是杜林先生，他说什么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发明的、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按照原罪和赎罪的故事作出的荒唐类比。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用散文讲话一样。73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以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它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如果杜林先生愿意自己悄悄地干这件事，而只是不能容忍这个名称，那么他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名称来。但是，如果他想从思维中排除这件事，那么请他先把它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并请他发明一种数学，在那里，－a×－a不等于＋a，而微分和积分则严禁使用，违者必究。 十四结论 我们现在谈完了哲学，至于《教程》里还包括的关于未来的幻想，我们以后考察杜林要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时还有机会来探讨。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呢？一切。他履行了哪些诺言呢？一个也没有。“一种现实的、从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各个要素”，“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创造体系的思想”，以及杜林先生以傲慢的语气大肆炫耀的杜林先生的其他一切功绩，只要我们一接触，就看出是纯粹的欺人之谈。“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丝毫没有损害思想的深度”的世界模式论，的确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个肤浅得无以复加的复制品，而且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样陷入这样一种迷信：这些“基本形式”或逻輯范畴，在它们应当“运用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已经在某个地方神秘地存在了。自然哲学给我们提供了天体演化学，其出发点是“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借助关于物质和运动的联系的最无可救药的混乱观念才是可以想象的，此外，只有假定存在着一个唯一能帮助这种状态进入运动的、超越现实世界的、人格化的上帝，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论述有机界的时候，现实哲学先是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看做“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而加以拒绝，后来又把这两者作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因素——虽然是次要的因素——从后门放了进来。此外，现实哲学还找到机会在生物学方面证明它的无知，而自从人们不再忽视通俗科学演讲以来，即使在有教养阶层的少女中，这种无知也必须打着灯笼去找。在道德和法的领域中，现实哲学把卢梭庸俗化，同先前把黑格尔庸俗化相比，其结局并不好些；在法学方面现实哲学也表现出甚至在最平庸的旧普鲁士法学家中也很少见的无知，尽管它一再保证自己完全不是这样。”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的哲学，在法学上却满足于和普鲁士邦法驱的实施范围相一致的真实的地平线。这个哲学承诺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实行变革的运动中向我们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地和天”，我们一直等待着，正像我们一直在等待“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绝对基础性的东西”一样。这位在思维方式上“排除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的哲学家，表明自己不仅由于他的已经被证实是极端贫乏的认识，由于他的狭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他的滑稽可笑的自高自大，而且甚至由于他本人的幼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而受到主观主义的限制。如果他不把自己对烟草、猫和犹太人的厌恶作为普遍适用的规律强加给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人类，他就不能制造出这套现实哲学。他对别人采用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就在于固执地把别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而是杜林先生一手炮制的东西硬加给别人。他在生活的价值和生活享乐的最好方法这类庸俗题目上所调制的施给乞丐的稀汤[43]，充满了庸人气味，这说明他为什么对歌德的浮士德义愤填膺。的确，歌德把不道德的浮士德而不把严肃的现实哲学家瓦格纳当做主角，这是不可饶恕的。——总而言之，现实哲学归根到底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稀薄的清汤”，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浅薄只是由于拌入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稠厚和混浊起来。当我们读完全书的时候，我们懂得的东西还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样，而且不得不承认，“新的思维方式”、“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什么东西。这个人大吹大擂叫卖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粗俗的市场小贩，而在他的那些大话后面却是空空如也，简直一无所有——这个人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做江湖骗子，而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确实有江湖骗子，而那是谁呢？ [10]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88节；《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第1部分第3章推论第四式和第3部分第2章关于定理这一节。——编者注 [11]本编中提到的欧·杜林著作的页码均为《哲学教程》1875年莱比锡版的页码。——编者注 [12]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94节。——编者注 [13]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这类荒唐说法。——编者注 [14]“驴桥”的德文是“Eselsbrücke”，转义是供懒惰的学生抄袭用的题解书，考试时的“夹带”。——编者注 [15]“矛盾”的德文是“Widerspruch”，“背理”的德文是“Widersinn”，两个词的前缀都是“wider”（违背、反对）。——编者注 [16]见本卷第51—54页。——编者注 [17]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 [18]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 [19]自从我写了上面这几行以来，这些话看来已经得到证实。根据门捷列夫和博古斯基运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所进行的最新的研究51，一切真正的气体都表现出压力和体积之间的可变关系；氢的膨胀系数在直到现在为止所应用的各种压力强度下都是正的（体积的缩小比压力的增大要慢）；对大气和其他研究过的气体来说，每一种气体都有一个压力零点，压力小于零点，此系数是正的，压力大于零点，此系数是负的。因此，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一直是可用的波义耳定律，需要一整系列特殊定律来作补充。（现在——1885年——我们也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气体。所有的气体都可以变成液体状态。） [20]见本卷第31—32页。——编者注 [21]见本卷第90页。——编者注 [22]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编者注 [23]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5节和《旧约全书·申命记》第5章第19节。——编者注 [24]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2场《城门之前》和第3场《书斋》。——编者注 [25]“适用于猫”的德文是“fürdieKatze”，也有“毫无用处、徒劳尢益”的意思。——编者注 [26]让·雅·卢梭《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该书于1754年写成。——编者注 [27]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编者注 [28]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0—75页。——编者注 [29]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中这样推导出现代平等观念，首先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 [30]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47节附释——编者注 [31]见本卷第87—88页。——编者注 [32]见本卷第40、91—92页。——编者注 [33]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56页。——编者注 [34]同上，第358页。——编者注 [35]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 [36]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79页。——编者注 [37]同上，第358页脚注（205a）。——编者注 [38]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96页。——编者注 [39]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72—875页。——编者注 [40]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73—874页。——编者注 [41]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74页。——编者注 [42]指让·雅·卢梭的著作《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写于1754年。下面恩格斯的几处引文见这一著作（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部分第116、118、146、175—177页。——编者注 [43]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反杜林论——引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反杜林论 引论 一概论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产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5]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20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都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21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22，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暴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23，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不仅应当消灭阶级特权，而且应当消灭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正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联系中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它被发现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中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去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的卵石一样，这种混合物就越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在此期间，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并列和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并且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6]。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但是特别由于英国的影响却日益陷入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24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就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我们回头还要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25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7]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一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了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曾绞尽脑汁去寻找一条合理的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亡的那一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亡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消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既是彼此对立的，又是彼此不可分离的，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交汇起来，融合在普遍相互作用的看法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可是，由于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发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太阳系和太阳系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的永恒存在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26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8]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化身。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包含在其中。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来看，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都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27；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宪章派的运动28，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9]对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样，对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9；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因为以往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有害的后果，而不是针对事物的进程本身。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对这种劳动力的支付要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叫大嚷地跳上舞台，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已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大体上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他又是怎样履行他的诺言的。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首先与此有关的是杜林先生的下述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我们首先感兴趣的主要是第一部著作。 就在第一页上，杜林先生宣布自己是 “一个有资格在当代代表这一力量〈哲学〉的人，而且是为了这一力量目前可以预见的发展而代表这一力量的人”。 这样，他就把自己说成是当代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谁同他不一致，谁就违背真理。早在杜林先生以前，就有许多人对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是，除理查·瓦格纳以外，他也许是第一个大言不惭地说出这一想法的人。而且他所说的真理还是 “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杜林先生的哲学是 “自然体系或现实哲学……这一体系是以这样的方式思考现实的：它排除梦幻式的和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 因此，这一哲学有这样的特性：它能使杜林先生超越连他自己也不否认的他个人的主观局限性。这的确是必要的，如果他真能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话，不过我们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个奇迹怎样才能发生。 这个“本身对精神极有价值的知识的自然体系”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丝毫没有损害思想的深度”。它从自己的“真正批判的立足点”出发，提供了”一种现实的、从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各个要素，这种哲学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而是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实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的结果是“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确立了的真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应在全神贯注的首创精神中寻求自身力量的劳动〈不管这指的是什么〉；一种穷根究底的研究……一种根底深厚的科学……一种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一种全面透彻的思想劳动……一种对可由思想控制的前提和结论的创造性的制定……绝对基础性的东西”。 在经济政治的领域内，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 “在历史和体系方面包容很广的著作”，另外，其中历史著作由于“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而更加出色，这些著作在经济学中促成了”创造性的转变”； 而且，他还以自己的一项完全制定好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规划作结束，这个规划是 “清晰的和穷根究底的理论的实际成果”， 因而和杜林哲学一样，是没有谬误的和唯一能救世的；因为 “只有在我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弪济学教程》所描绘的那种社会主义结构里，一种真正的所有能够取代纯属虚幻的、暂时的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未来必须以此为目标。 杜林先生献给杜林先生的这束颂词之花，可以很容易地增大十倍。这束花现在已经足以使读者产生某些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同一个哲学家打交道，还是同……打交道，但是我们不得不请求读者在没有更详细地了解上述的深厚根底以前，暂时不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捧出上面的这束花也只是为了指明，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位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思想并让往后的发展来判定其价值的寻常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声称自己是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如果人们不愿意受最可恶的异端邪说的迷惑，那就只好干脆接受他的唯一能救世的学说。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决不是充满各国社会主义文库而且近来也充满德国社会主义文库的那些著作中的一种，在这些著作中，各种各样的人力图以人间最诚恳的态度弄清种种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许或多或少是缺乏资料的；在这些著作中，不管存在什么样学术上和文宁上的缺陷，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总是值得赞许的。相反，杜林先生却给我们提出了由他宣布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那些原理，因此，这些原理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见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正像他拥有独一无二的真理一样，他也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者他是对的，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位超人，因为他是没有谬误的人。或者他是不对的，那么不管我们作出怎样的判断，即便好心地认为他可能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也是对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 一个人既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当然就要对其他陷入迷途的和不科学的人采取颇为蔑视的态度。因此，当杜林先生以极端轻蔑的态度谈论他的先驱者的时候，当只有被他本人破格封为伟人的少数几个人才在他的深厚根底面前得到恩赦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奇了。 首先听听他对哲学家的意见： “缺乏任何良好信念的莱布尼茨，一切哲学侍臣中的这个佼佼者”。 康德还被勉强容忍；康德以后就一团糟了： 出现了“紧跟其后的模仿者，也就是一个叫做费希特和一个叫做谢林的人的谬论和既轻率又无聊的蠢话……愚昧的自然哲学奇谈的古怪漫画……康德以后的怪现象”，以及由“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总其成的“热昏的胡话”。此人满口“黑格尔行话”，利用自己的“甚至在形式上也不科学的手法”和自己的“粗制品”来传播“黑格尔瘟疫”。 自然科学家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不过只举出了达尔文的名字，所以我们只能以他为限： “达尔文主义的半诗和变态术，莲同其粗陋褊狭的理解力和迟钝的辨别力……据我们的意见，独特的达尔文主义——自然要把拉马克的学说从中排除——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 而最倒霉的是社会主义者了。至多除了路易·勃朗这个在一切社会主义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余的全都是罪人，都不享有该列在杜林先生之前（或者之后）的那种荣誉。不仅从真理和科学性方面来看是这样，不，而且从品格方面来看也是这样。除了巴贝夫以及1871年的几名公社委员，其余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个空想主义者被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在他们当中，圣西门还算受到宽大待遇，因为只责备他“过分夸张”，并且还以同情态度指出，他深受宗教狂之害。而在谈到傅立叶的时候，杜林先生就完全忍耐不住了，因为傅立叶 “暴露了神经错乱的一切因素……过去只能到疯人院里去找的观念……最荒唐的梦幻……神经错乱的产物……笨得无法形容的傅立叶”，这个“幼稚的头脑”，这个“白痴”甚至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法伦斯泰尔30根本没有一点合理的社会主义，而是”按日常交往的样板构造的怪物”。 最后： “如果谁以为这些评论〈傅立叶关于牛顿的评论〉……还不足以使他深信在傅立叶的名字和整个傅立叶主义中只有第一个音节〈fou＝疯狂的〉，道出了一点真实的东西，那么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 最后，罗伯特，欧文 “有着无力而贫乏的观念……他在道德问题上的如此粗陋的思想……几句流于荒唐的老生常谈……不合理的和粗陋的看法……欧文的思想进程几乎不值得作比较郑重的批判……他的虚荣心”等等。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极端刻薄地以空想主义者的各自的名字来形容他们：圣西门——saint（神圣的），傅立叶——fou（疯狂的），安凡丹——enfant（幼稚的），那么所差的就只是加上：欧文——oweh！［呜呼！］社会主义历史上一个完整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就用四个词简单地判决了，谁怀疑这一点，“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 从杜林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中，我们为了节省篇幅只举出有关拉萨尔和马克思的那些话： 拉萨尔：“学究气的、咬文嚼字的通俗化尝试……芜杂的经院哲学……一般理论和琐碎废话的奇怪的混合……失去理智的和不成体统的黑格尔迷信……吓唬人的例子……特有的局限性……靠最无聊的琐事来自炫……我们的犹太英雄……写写小册子的人……卑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内在不坚定性。”###$$$马克思：“理解力褊狭……他的著作和成就，从本身来看，即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的领域〈社会主义批判史〉没有长远意义，而对思潮的一般历史来说最多只能看做近代宗派经院哲学中一个支脉的影响的象征……集中化和系统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体的不成体统，语言上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欺骗……混乱的观念，它们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迷惑人的辞令……个人的虚荣心……卑劣的手法……无礼的……舞文弄墨的笨蛋和蠢货……中国人式的博学……哲学和科学上的落后。”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这还是从杜林的玫瑰园中随手采来的一小束花。自然，我们暂且还根本不涉及这些可爱的谩骂——如果杜林先生稍稍有点教养的话，他在谩骂时就不会把任何东西都看做是卑劣的和无礼的——是否也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将来，尤其是现在，我们要留神，丝毫不要怀疑这些谩骂的深厚根底，因为不然，也许我们甚至要被禁止去挑选我们所应属的白痴的范畴。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于，一方面举例说明杜林先生所谓 “讲究措辞的谨慎而又真正谦虚的表达方法”； 另一方面确认：在杜林先生那里，他的先驱者的一无是处，正像他自己的没有谬误一样，是肯定无疑的。如果一切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得在这位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面前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5]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现代社会主义，虽然实质上是由于对现存社会中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考察而产生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它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编者注 [6]在《引论》的草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亚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编者注 [7]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编者注 [8]在《引论》的草稿中，对黑格尔哲学作了如下的描述：”就哲学被看做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的是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处在不断的生成和消逝过程中的世界的观点。现在不再向哲学，而是向一切科学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编者注 [9]在《引论》的草稿中，接着有下面一段话：“在法国，1834年的里昂起义也宣告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历史价值，并且也必然在德国引起反响和评论，虽然在德国，生产还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小规模的经营。因此，现在与其说在德国还不如说在德国人中间形成的理论的社会主义，其全部材料都不得不是进口的……”——编者注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三个版本的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弗·恩格斯 反杜林论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三个版本的序言 一 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 三年前，当杜林先生突然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身份向当代挑战2的时候，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同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肘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评析。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前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相信他们。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忱欢迎，诚然，这种热忱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善良愿望所作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的善良愿望：它们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善良愿望。才不加考虑地接受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打算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种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采用各种大吹大擂和阴谋的手法，迫使《人民国家报》对这种如此野心勃勃的新学说明确表态。 虽然如此，我还是过了一年才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仅很酸，而且很大。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开始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现汇集成书，献给读者。 由此可见，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详尽，这样的详尽是同这一对象的学术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学术内容极不相称的。但是，批判之所以这样详尽，还可以归因于另外两种情况。一方面，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发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尽管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自由[1]，就是人们可以著书立说来谈论自己从未学过的各种东西，而且标榜这是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编纂学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讲台和论坛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粗浅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品一样，只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品一起在费城陈列出来3。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自从有了杜林先生的范例以后，近来也十分热衷于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炫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4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表明德国大学生开始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而这种幼稚病是和这一转变分不开的，可是我们的工人因有非常健康的本性，一定会克服这种幼稚病。 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发表看法的领域里我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么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确切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错误的或歪曲的论断。在法学上以及在自然科学的某些问题上，我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情况下，涉及的是理论自然科学的一般观点，就是说，是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专业自然科学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专业的范围，而涉及到邻近的领域——在那里，他像微耳和先生所承认的，也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只是一个“半通”5。在这里，人们对于表达上的些许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会相互谅解，我希望也能够得到这样的谅解。 当我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见到了一则由杜林先生草拟的书商的广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权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经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可是我总相信，对于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以，甚至没有看到上述著作，就可以预言，杜林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在其谬误或陈腐的程度上，尽可以同他以前发现的并在我的这本书中考察过的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设计的低温计或低温测量仪，既不是用来测量高温，也不是用来测量低温，而唯一地只是用来测量杜林先生的狂妄无知。 1878年6月11日于伦敦 二 本书要出新版，是出乎我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部著作不仅在1877年至1878年间分篇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汇编成单行本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对杜林先生的评论，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 这首先是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反社会党人法6颁布之后，这部著作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只要不是死抱住神圣同盟7各国的传统的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明白这种措施带来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地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帮忙，我的若干短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对正文作适当的修订，而大部分只好干脆任其照旧版翻印。 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2]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极大，他们由于对论战中所作的正面阐述感兴趣，因而愿意了解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失去对象的同杜林观点的论战。 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现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余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方面，我没有时间作彻底的修订，尽管我很想修改某些叙述。我担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我的对手不能作什么修改，那我这方也理应不作什么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的答辩的权利。可是杜林先生针对我的论战所写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而且如无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我在理论上对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杜林先生后来遭到柏林大学的卑劣的、不公正的对待，我对他更应当遵守文字论战的道义准则。当然，这所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一所大学既然可以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那么如果有人要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硬塞给它，它也就不应当感到惊讶了。8 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些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第三编第二章《理论》。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如果我力求写得通俗些，增补得连贯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抱怨的。而且，这里还有外部的原因。我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书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便译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为意大利文版和波兰文版所依据的文本之后，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这本小册子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发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麦文的译本也出现了。在所有这些舨本中，只对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补。不过，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时，拘守原文，而不顾它后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那么这就是一种迂腐行为了。 此外，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钥匙。[3]而在这之后，由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苏黎世版）一书中对这期间我所能获得的材料作了加工，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著作就够了。 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本来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更明确些。既然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对这部分进行修订，所以我理应在这里作自我批评。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9，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10，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有时在这方面找不到确切的术语，如果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总的说来表现得相当笨拙，那么这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识到当时自己还做不到确有把握，这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在这方面，只有一位未被承认的大数学家写信给马克思，抱怨我诋毁了<![if!vml]><![endif]>的声誉11。 不言而喻，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这种概括性的叙述，是要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果实的萌芽[4]，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正如本书比较详细地阐明的那样，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形式中，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先后”，只承认“并列”。这种观点，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认为只是“精神”才有历史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成的。所以在这方面，黑格尔远远落后于康德，康德的星云说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而他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发现也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14最后。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 不过，要从相互联系上，而且在每个单独的领域中这样做，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仅所要掌握的这个领域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就是在这整个的领域内，自然科学本身也正处在急剧的变革过程中，以致那些即使把全部空闲时间用来干这件事的人，也很难跟踪不失。可是自从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更紧迫的义务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满足于本书所作的概述，等将来有机会再把所获得的成果汇集发表，或许同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发表。15 可是，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也许会使我的劳动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经验的发现加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旧的固定不变的对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自从最后的“真正”气体也被液化以来，自从证实了物体可以被置于一种难以分辨是液态还是气态的状态以来，聚集状态就丧失了它以前的绝对性质的最后残余。16根据气体动力学的原理，在纯气体中，单个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的乘方，在同温时和分子量成反比，这样，热也直接进入本身直接可以计量的运动形式的系列。十年前，新发现的、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还仅仅被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被概括为运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加以概括，而现在，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则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当运动（所谓能）从动能（所谓机械力）转化为电、热、位能等等，以及发生相反转化时，运动的量是不变的，这一点现在已无须再当做什么新的东西来宣扬了。这种认识，是今后对转化过程本身进行更为丰富多彩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础，而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自从用进化论观点从事生物学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不变的分类界线一一消失了；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日益增多，更精确的研究把有机体从这一纲归到另一纲，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效力；我们现在知道有卵生的哺乳动物，而且，如果消息确实的话，还有用四肢行走的鸟17。早在许多年以前，由于细胞的发现，微耳和不得不把动物个体的统一体分解成细胞国家的联邦——这种看法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和辩证法的，不如说是进步党的18——，而现在，循环于高等动物体内的阿米巴状的白血球的发现，则使关于动物的（因而也是人的）个体性的概念变得复杂多了。可是，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化解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纲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它们那些想象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只不过是由我们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积累起来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认识；如果人们领会了辩证思维规律，进而去领会这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得再也不能回避辩证综合了。”于是，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作为它的经验的总结的结论都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这样的思维也有同经验自然研究一样长的经验历史——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这些，那么，它就会使自己比较容易地经历这个过程。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2500年来哲学发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单独的、处在它之外和凌驾于它之上的自然哲学，另一方面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1885年9月23日于伦敦 三 这一新版，除了几处无足轻重的文字上的修改，都是照前一版翻印的。只有一章，即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我作了重要的增补，理由如下。 正如第二版序言已经提到的，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马克思写的。在原定作为报刊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马克思的手稿大加删节，而恰恰在删掉的部分里，他对经济学史的独立的阐述比起对杜林主张的批判要重要得多。这些阐述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18马克思说明配第、诺思、洛克、休谟等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应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而他对魁奈的《经济表》19所作的解释就更是如此了，这个表对整个现代经济学来说，仍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相反，凡是专门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我都把它删掉了。 最后，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公众意识，而且是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 弗·恩格斯 1894年5月23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76年9月—1878年6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7年1月3日—1878年7月7日《前进报》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译 [1]恩格斯在这里借用了鲁·微耳和的《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这一书名中的说法。——编者注 [2]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3]参看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编者注 [4]同卡尔·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比评价它的历史意义要容易得多。旧的自然哲学包含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那么自从进化论传播之后这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例如，海克尔完全有理由承认特雷维腊努斯和奥肯的功绩12。奥肯在他的原浆说和原胞说中，作为生物学的公设提出的那种东西，后来真的被发现是原生质和细胞。如果特别谈到黑格尔，那么，他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验科学家，这些人硬把某一种力——重力、浮力、电接触力等等加在所有不能解释的现象上，以为这样就把这些现象都解释了，如果这行不通，就搬出某种未知的要素如光素、热索、电素等等。这些臆想出来的要素，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被排除了，可是，黑袼尔所反对的那种玩弄力的把戏还在可笑地耍弄着，例如1869年亥姆霍兹在因斯布鲁克的演说中（亥姆霍兹《通俗讲演集》1871年版第2册第190页，13。同18世纪法国人传下来的把牛顿神化（英国使他满载荣誉与财富）这种做法相反·黑格尔指出：开普勒（德国让他饿死）是现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基者；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开普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达出来了。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第270节和附释中（《黑格尔全集》1842年版第7卷第98、113—115页），以几个简单的公式所证明的东西，作为现代数学力学的成果重新出现在古斯塔夫·基尔霍夫的书里（基尔霍夫《数学物理学讲义》1877年莱比锡第2版第10页），而且采用了和黑格尔首先阐发的那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实质上相同的模型。自然哲学家与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关系，就像空想主义者与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一样。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前言 本卷收入恩格斯1876—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及相关文献和1873—1882年写的《自然辩证法》。 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大工业在欧洲大陆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日益加剧，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走向高潮，西欧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开始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逐步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同时又面临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从19世纪中叶开始，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其标志性成果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提供了丰富的科学依据。 1869年恩格斯结束了曼彻斯特的商业活动，于1870年迁居伦敦，他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一起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开展反对错误思潮的斗争，指导工人阶级建立独立政党的活动。为了捍卫、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投入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了进一步论证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全面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深入研究了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就是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为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回击杜林对马克思学说的进攻并清除杜林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影响而写的一部论战性著作。正像恩格斯在《序言》中所说：“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见本卷第11页）恩格斯通过对杜林错误观点的批判，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引论》中恩格斯论述了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评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阐明了黑格尔为恢复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作出的巨大贡献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揭示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功绩，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见本卷第30页）。 在《哲学》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他通过对杜林的先验主义的揭露，科学地阐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指出：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见本卷第38页）。恩格斯利用他多年研究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的成果，批判了杜林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种种谬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见本卷第47页），“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见本卷第64页），“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见本卷第56页）。恩格斯批驳了杜林对辩证法的攻击，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见本卷第149页）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作了周详的阐述和科学的论证。 恩格斯批驳了杜林在道德和法的领域鼓吹的“永恒真理”，“终极真理”，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论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见本卷第92页）。人对真理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同上）；”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见本卷第96页）。恩格斯还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见本卷第120页）恩格斯还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和平等观。他指出：没有永恒的，终极的道德教条，一切道德观念都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见本卷第100页）。“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同上）平等观念也一样，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平等观念是历史的产物。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与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根本区别，指出无产阶级要求的“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见本卷第112、113页）。 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系统阐明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他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见本卷第154页）。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材料是历史性的、经常变化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见本卷第155页）。他区分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经济学，并指出“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见本卷第157页）。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宣扬的唯心主义“暴力论”。杜林把政治关系说成“历史上的最基础的东西”，把政治暴力说成“本原性的东西”，认为一切羟济现象都应该由暴力来解释。恩格斯认为杜林的观点是那种将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唯心史观的翻版。恩格斯阐明了经济决定政治、物质生产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无论私有制的产生，还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过程，“都由纯经济的原因来说明，而根本不需要用掠夺。暴力、国家或任何政治干预来说明”（见本卷第172页）。“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见本卷第168页）；“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造成剥削”（见本卷第161页）。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把暴力看做“绝对的坏事”的错误观点，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见本卷第193页）。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驳斥了杜林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歪曲和攻击，以通俗系统的形式论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功绩，指出：这一理论“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机制，揭示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得以确立起来的核心”（见本卷第215页）。恩格斯还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一发现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见本卷第213页） 本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是马克思写的，原稿标题为《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枇判史〉》。马克思在文中批判了杜林对经济学史的错误论述，阐述了配第、诺思、洛克、休谟等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还着重对经济学界视为“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的魁奈《经济表》作了深入的科学剖析，阐明了重农学派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理论贡献。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对经济学史的阐述是“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见本卷第17页）。 在《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他批驳了杜林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攻击，科学地评价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阐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辛辣抨击、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构想，同时剖析了他们的唯心史观和历史局限性，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见本卷第274页） 恩格斯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指出：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反映。”（见本卷第285页）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见本卷第301页）。 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见本卷第288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同上），这一矛盾还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见本卷第291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资产阶级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调整生产关系，采取股份公司这种社会化形式，把有些部门变成国家财产；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见本卷第296页）。恩格斯强调指出，要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建立“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见本卷第297页）。为此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上）。 恩格斯还预言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由生产的有计划的组织代替；商品生产将被消除，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生产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解放人的手段；旧的分工将消失，人将获得全面的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的对立将消灭；阶级差别和对立将消失；国家将消亡，对人的统治将被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的领导所代替，等等。他还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见本卷第301页）。 恩格斯在为《反杜林论》三个德文版写的序言中说明了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目的，还说明了这部著作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完成的，反映了他们的共同的观点。他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见本卷第11页）。他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过程时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见本卷第13页）他还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奠立在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的重要著作。它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文稿有：写作计划草案、论文、各类札记和片断以及四束手稿目录。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论述了自然科学史、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自然界的辩证法规律和自然科学的辩证内容、自然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这部著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领域，为自然辩证法这一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恩格斯在《导言》和相关札记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的成就，批判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基础及其基本特征。他指出，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到18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还处于掌握已有材料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总观点，其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它在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见本卷第469页）。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从收集材料阶段进入综合整理和理论概括阶段，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发现，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辩证过程，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见本卷第475页） 恩格斯以大量自然科学的成就论述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直至人类产生的过程。他还分析了自然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原因，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见本卷第485、486页） 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及相关札记中，恩格斯论述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自然科学家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必要性。他指出，自然科学发展到19世纪，在各个领域已积累了大量实证知识材料，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按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也迫切需要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因此，自然科学家必须摆脱形而上学，掌握唯物辩证法，“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见本卷第499页）。他强调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见本卷第500页）恩格斯还通过一些自然科学家迷信降神术、陷入唯灵论的实例，阐明了自然科学家停留于片面经验而忽视理论思维的危害，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见本卷第516页） 在《辩证法》及相关的札记中，恩格斯阐明了辩证法作为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及其基本规律。他把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归结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也是思维本身的一般规律。他还区别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指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见本卷第541页）。他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同一和差别、必然性和偶然性、有限和无限、相互作用、因果性等等，作了科学的剖析，阐明了它们的辩证内涵。他还论述了自然研究中的认识论和辩证逻辑问题，阐明了判断的辩证分类、归纳与演绎的辩证关系，批判了自然研究中的不可知论。 在论述物质运动形式的论文和札记中，恩格斯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见本卷第589页）整个自然界构成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各种物体是相互作用着的，“它们的相互作用就是运动”，因此，“没有运动，物质是不可想象的”（见本卷第590页）。他考察了物质运动的几种基本形式以及这些运动形式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化，由此说明研究物质不同运动形式的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有机联系。恩格斯还广泛收集了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前言学的材料，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对这些科学材料进行梳理和评述。他总结了这些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批判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错误倾向，揭示了各门科学中的辩证内容，进一步论证了辩证思维对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了人类的起源问题，论述了劳动在人类起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见本卷第759页）他阐明了人与动物在对待自然界方面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利用自然界、支配自然界，同时强调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见本卷第769页）他还指出，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人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和控制我们日常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他们不考虑这些行为的自然后果。因此。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见本卷第770、771页）。 本卷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0卷相比，有如下变动：（1）在《反杜林论》材料部分，增收了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写的原稿《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和《〈经济表〉及若干批注》。（2）在《自然辩证法》正文部分增收了恩格斯的七篇数学、物理学算式和他关于德国化学家菲·泡利评述劳动价值学说的一小段札记。（3）《自然辩证法》的全部手稿参照恩格斯《1878年的计划》编为六个部分：“历史导论”，”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辩证法作为科学”，“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自然界和社会”。（4）为便于读者研究，本卷还附有按手稿写作时间和按手稿内容分别编排的《自然辩证法》细目。 本卷全部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6卷（1985年）、第27卷（1988年）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译。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 顾锦屏柴方国韦建桦王锡君朱毅曹浩瀚 参加本卷资料和编辑工作的有： 章林张红刘洪涛李楠沈延张凤凤朱羿黄文前吴海涛胡晓琛章丽莉王栋华单志澄胡永钦蒋仁祥 全卷译文由顾锦屏柴方国审定
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凡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º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十、波兰工运简史（1956-198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三篇波兰变局 十、波兰工运简史（1956-1981） 說明：作者把“變態工人國家中的官僚層”判定為一個新階級——“傳統官僚資本階級”。 另，此文原以繁体版单独发布在“参考文献”中，如转为简体尚需核对。目前暂且如此。 波蘭工人是一支極具戰鬥性的隊伍。波變局與波共政府沒法控制工人這點有密切關係。本章粗略回顧一下1956年至1981年的波蘭工人運動，這有助於了解變局的來龍去脈。（注1） 1956年6月，波政府提高物價，觸發波茲南（Poznan）罷工。罷工迅即演變成起義。工人襲擊電台、警署及監獄。政府進行武力鎮壓，導致53人死亡。10月，斯大林時代失勢的禾·哥穆爾卡（W.Gomulka）重新上台。哥把工人議會合法化和把八成農業合作社解散，土地分配給農民從事私營耕作，以收拾殘局。為安撫工人，哥加重輕工業比例，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局勢穩定後，哥逐漸把工人議會取締。1958年2月，更取消罷工權利。 1970年12月13日，政府宣佈食品和必需品提價30%。是時，格但斯克造船工人正因變相減薪（提高勞動強度，以取消超時津貼）進行罷工。加價宣佈引發格但斯克及基丁尼亞（Gdynai）工人襲擊地方黨總部及其他政府建築物，部份建築物被焚燒。政府再一次進行武力鎮壓。數百人（一些估計數千）身亡。 17日，史薩先（Szczecin）造船工人召開工人大會，選出罷工委員會，提出廿二點要求。要求包括成立獨立工會、撤銷加價措施、加薪30%、給予衝突中死亡工人家屬賠償、追究鎮壓責任、撤銷黨政企幹部各種特權等。 罷工委員會代表團攜同要求前往市黨總部，但不獲接見（一些報導稱代表團被逮捕）。工人從船廠湧往市中心，沿途高唱《國際歌》。黨總部前，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總部被憤怒群眾焚毀。工人與武裝部隊爆發街頭巷戰。工人後來撤回船廠及工廠據守。各個企業紛紛成立罷工委員會，由鍋爾斯基（Warski）船廠罷工委員會統籌。 18日，蓋萊克（Gierek）接替哥穆爾卡出任黨第一書記。20日，蓋在電視及電臺向全國發表講話，承諾提高最低工資、改善住屋等。22日，政府把起義期間實行的緊急措施全部解除。武裝部隊自格但斯克等地撤離。但政府沒有打算把加價措施全部撤銷。24日，新總理雅魯蘇域治（Jaroszewicz）宣佈凍結食品食品價格兩年，牛奶、蔬菜、蛋類除外。工業品是否恢復原價，視乎生產效率和成本而定。 波共的讓步沒有使事態平息。罷工陸續發生。1971年1月中旬，列寧船廠罷工委員會提出多項要求，包括：政府公佈12月起義死亡名單；追究鎮壓責任；釋放被囚工人及其他示威者；把工會民主化；加強及提高名存實亡的工人議會的角色及地位；蓋萊克前赴船廠與工人對話。22日，史薩先各船廠再次被工人佔據。 24日，蓋萊克終於親自前往史薩先鍋爾斯基船廠與工人對話。隨同有總理雅魯蘇域治、國防部長魯魯澤爾斯基、副國防部長和內政部長。進入船廠時，工人糾察線檢查各人證件。除罷工委員會外，由12,000工人選出的500個工人代表列席對話（並享有發言權）。談判歷時九小時，直到25日淩晨二時才結束。 同日（25日），蓋萊克再前往格但斯克列寧船廠與工人進行談判。 兩日談判結果，政府答應提高工資換取工人同意複工及加價措施。數日後，政府提高最低工資，但之後再沒有進一步履行其他承諾。 2月7日，洛茲（Lodz）一萬名紡織女工佔據廠房，並在市內設置路障。史薩先、華沙等地工人隨即起來響應。14日，雅魯蘇域治前往洛茲與工人談判。15日，雅在電視宣佈把去年12月以來的加價措施全部撤消，最低工資維持在新水平。局勢因此而終於穩定下來。 蓋萊克上台後，仿效哥穆爾卡的政策，提高工人生活水準以撫順工人情緒，作為換取政權穩定的代價。 1976年6月24日，政府宣佈加價六成。翌日，全國各地不約而同進行總罷工。該日晚上十時，政府宣佈撤銷加價決定。 1976年下半年，一些知識分子成立工人自衛委員會（KOR），為工人進行鬥爭提供後援。後又成立社會自衛委員會（KSS）。一些工人組織地下工會核心。1978年4月，波蘭北部地下工會發表創立憲章，瓦文薩為聯署人之一。 1980年6月30日，在西方銀行壓力下（當時，波蘭硬通貨外債高達250億——詳後），波蘭政府削減糧食補貼，宣佈把肉類價格提高50%至100%。國營肉店供應被削減。人民被迫往商辦肉店購買。 7月1日至10日，全國各地爆發罷工浪潮，工人相繼成立罷工委員會。政府採取懷柔政策，宣佈取消加價，答允加薪10%至15%，授權企業與工人對話，希望平息事態。 但經廿多年的鬥爭，工人不再滿足於自衛反抗的水平。他們現在要爭取主動，把權力的問題提上日程。7月17日，路賓（Kublin）鐵路工人發現一列開往蘇聯的火車上標簽寫上“魚”的貨物，竟然全部是肉食。消息傳出後，路賓全市進行總罷工。8月2日，工人自行選舉新工會代表。 8月中旬，政府開始對付罷工領袖。13日，包括瓦文薩在內的三名列寧船廠地下工會分子被解僱。但結果適得其反，解僱行動馬上觸發格但斯克進行總罷工。除經濟要求外，罷工工人提出多項政治要求，包括：成立自由工會；工人透過傳媒發表言論的權利；撤銷壓制措施；取消幹部特權等。 8月16日，格但斯克卅二個企業成立廠際罷工委員會（MKS），由每個企業選派兩名代表組成。（企業數目後來增加至400個。）MKS設立主席團，成員多為地下自由工會運動分子。MKS提出廿一項要求。其他地方紛紛成立MKS。 工人階級的團結力量終於迫使政府讓步。8月27日，政府同意與格但斯克MKS展開談判。31日，雙方在列寧船廠簽署著名的格但斯克協議，容許成立獨立工會。（政府於同日在史薩先與該地MKS簽署同一協議。）作為交換條件，格但斯克MKS在協議承認黨的領導地位；承諾工會不會轉化為政治組織；表示擁護政府及華約集團。 協議簽署後，瓦文薩宣佈罷工結束，呼籲工人9月1日復工。團結工會於是正式成立。格但斯克MKS主席團成為工會主席團。各地MKS變成工會地方支部。 9月6日，簡尼亞（Kania）接替蓋萊克出任黨第一書記。11月10日，最高法院正式為團結工會辦理註冊。 1981年2月9日，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接任總理。雅建議政府與工人雙方休戰三個月，與團結工會成立協調委員會。（是時，一方面，團結工會與政府就如何落實格但斯克協議經常出現磨擦，另方面，不少工會基層工人和活躍分子對協議不滿，反對工會領導的妥協做法，不時進行野貓式的鬥爭。） 3月19日，數名工會分子在一次衝突中被國民警衛隊毆至重傷。全國醞釀於31日進行總罷工。30日，瓦文薩在沒有得到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同意前，自行在電視宣佈已與政府取得協議，取消31日的總罷工。 1981年夏天和秋天，各地野貓式罷工、鬥爭此起彼落。為平息局勢，瓦文薩和團結工會智囊奔走全國。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1981年11月19日號評論道：“現時……最大障礙是工會自己的反叛分子。” 9月5日至10月16日，團結工會召開首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9月12日至25日休會）。瓦文薩在主席選舉中險勝（首輪投票中僅獲55%選票微弱多數當選）。 10月18日，雅魯澤爾斯基接替簡尼亞出任黨第一書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11月27日，雅魯澤爾斯基向國會提交禁止罷工的法案。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相反建議成立臨時政府和國民經濟委員會，以及就舉行自由選舉進行全民投票。就波共而言，團結工會與西方國家接觸（派代表團往美國要求容許波蘭延期還貸等），已超乎獨立工會的角色。另外，蘇聯十分恐懼一旦團結工會成功奪取政權，波蘭會脫離華約集團，而整個東歐會出現連鎖反應。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波蘭軍隊中的一名間諜事後披露，蘇聯一直向波蘭施壓，促其鎮壓團結工會。（注2）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提出上述各項建議，無疑是直接挑戰波共的統治地位。此舉把鎮壓立刻提上日程。 12月11日至12日，全國委員會在格但斯克舉行會議，討論全民投票、成立臨時政府等問題。會議12日深夜休會，代表返回酒店。12日晚至13日淩晨，直屬內政部的特種部隊在全國搜捕工會分子。雅魯澤爾斯基成立救國軍事會議，宣佈全國實行軍管。 從1956年至1980年，波蘭事態的發展似乎有一個規律。傳統官僚資本階級為解決資本積累困難，幾番企圖加價（以減低補貼），希望提高剝削率。但每一次，戰鬥性強的工人都馬上起來反抗，迫使政府不僅要撤銷加價，更相反要提高工人生活水準，謀求穩定政權，從而更加加深資本積累困難。1950～79年，工人工資上升11倍，物價（不計自由市場價格）僅增加1.7倍。（注3）下文分析，這個情況是波蘭1989年發生變局的重要背景。 史薩先（Szczecin）造船廠：即什切青造船廠。 注1：波蘭1980～81年工運的資料非常豐富，但本文沒有進行詳細資料收集，主要依靠筆者的基本認識及手頭上的一些簡單材料。關於1970～71年工運，讀者可參考INFORMATIONSCORRESPONDENCEOUVRIERES，《波蘭：1970～71》（POLAND：1970~71）（美國底特律Black&Red出版社，1977） 注2：見柯斯特，同，頁91。 注3：喬·哥蘭基艾域奇（GeorgeKolankiewica）及保·勞易斯（PaulG.Lewis），《波蘭：政治、經濟及社會》（Poland:Politics,Economics&Society）（倫敦，1988，頁105。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九、变局后的私有化情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九、变局后的私有化情况 1990年9月14日，政府成立国家财产局（STATEPROPERTYAGENCY）。[1]用意并非要取缔“自发性私有化”或禁止“干部私有化”，而仅在于杜绝企业管理阶层通过低估资产价值侵吞国家财产。自此，“自发性私有化”在国产局监管下进行。月底，政府发表国家复兴纲领。纲领建议：把国营部门比例降至占国民经济低于五成；把土地归还1947年前的业主（按：小农党为联合政府成员），条件是他们必须用以自耕，不得出售。[2]但宪法法庭稍后裁决，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财产，一律不用归还原主。[3] 国产局成立后，私有化有三种途径：①“自发性私有化”，主要限于中小型企业。②“主动私有化”（“ACTIVEPRIVATI-ZATION”）。政府挑选个别企业招标。新政府成立后不久便推出廿个企业。[4]③任何投资者希望收购任何企业，可向国产局落标。国产局便会为有关企业进行核数，把它变为股份公司，跟着公开招标。即使没有其他人落标，只要原标与资产价值的评估不致相差太远，企业亦售予原标人。[5] 投资者主要分三类：外商、企业管理人员（即前干部）、及民营资产阶级。[6]外资投入非常谨慎，因而规模远较最初估计为低。但匈牙利始终较其他东欧国家为吸引。1990年全年西方投资为七亿美元，占全东欧总数超过一半。[7] 至今，为防止类似国产局成立前，新兴干部阶级“把公司掠夺”[8]的情况再次出现，政府宁愿牺牲私有化过程的速度。按现时进度，政府希望到1996年把全部国家财产五至六成出售的计划，势将落空。[9] [1]《南华早报》，1990年9月16日。 [2]《南华早报》，1990年9月27日。 [3]《南华早报》，1990年10月20日及《虎报》，1990年，月10日。 [4]同注1。 [5]《南华早报》，1990年10月20日。 [6]《经济学人》，1991年5月11日号。 [7]《经济日报》，1991年4月18日转载《商业周刊》报导。 [8]《虎报》，1990年11月10日。 [9]同注6。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八、匈牙利变局历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八、匈牙利变局历程 七十年代中叶，一群异议知识分子组成“民主反对派”（DEMOCRATICOPPOSITION），1976年开始出版地下刊物。八十年代初，地下刊物BESZELO发展到定期出版。1983年，政府通过法例，规定国会选举中，十分一议席由市民推举候选人选出（1989年，比率上升至25%）。[1] 1985年6月，四个知识分子组合（改革派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民粹派作家、和城市自由派分子）召开历时两日半的秘密会议，商讨国家面对的问题。会议主催者为老资格前匈共党员费·唐纳夫（FERENCDONATH）。 1986年春，在匈共统战组织爱国人民阵线（PATRIOTICPEOPLE’SFRONT）总书记恩·波兹盖（IMREPOZSGAY）庇护下，一班对七·五计划感到非常忧虑的经济学者（部份为党员）召开会议，就该计划进行讨论。波兹盖以爱国人民阵线名义邀请会议草拟一份纲领文件。这份文件最后由六十八人联署，取名《转折点与改革》（TURNINGPOINTANDREFORM）。文件批评政府经济政策犯错，要求它引咎辞职。文件更进一步要求扩大公民权和保障新闻自由。文件不仅广泛流传，波兹盖还把它呈交匈共中委会讨论。不久后，财政部把属下的财政研究中心关闭。上述六十八名联署人中多人任职于该中心。被解雇者后来转而受聘于民办的财政研究股份公司。 1987年6月，BESZELO出版特别号，取名《社会契约》（THESOCIALCONTRACT）。它首句开宗明义地说：“卡达尔必须下台！”，提出国会独立、新闻自由、及政治多元化各项要求。 同年7月27日，参加1985年6月会议的民粹派作家单独召开会议，邀请波兹盖发言。波当时为匈共中央委员。会议还得到总理格罗斯的支持。波兹盖向与会的一百六十人力陈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这次会议为匈牙利民主论坛（HUNGARIANDEMOCRATICFORUM）翌年2月成立奠下基础。 1987年冬，党内倒卡达尔的动力与日俱增，迫使党中央12月宣布1988年5月20日至22日召开特别党代表会议。 1988年1月，于一个月后正式成立的民主论坛在佐阿达剧院（JURTATHEATRE，为一个小集体）举行一连串公开论坛。3月7日，“民主反对派”成立自由发端网络（NETWORKOFFREEINITIATIVES），以协调各方面党外反对力量。“网络”于同年10月正式成为自由民主派联盟。 1988年3月30日，一群法律学生成立青年民主派联盟（LEAGUEOFYOONGDEMOCRATS，匈文简写为FIDESZ），用意显然在于抗衡共青团。卡达尔下令政府向有关学生施压，以开除学籍和可能控以串谋颠覆国家罪作为威胁。 4月，中央委员列亚什（前述1968年“改革之父”）联同廿名社会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部份为党员）组成新三月阵线（NEWMARCHFRONT），发表宣言。列亚什要求官方刊物予以刊载，被卡达尔在中委会拒绝及批评。同月，卡达尔下令党纪律委员会开除四名著名改革派分子出党。计为：米·比夏力（MIHALYBIHARI），政治学者兼新三月阵线成员；苏·拜卢（ZOLTANBIRO），文学历史家兼民主论坛创办人之一；苏·基拉里（ZOLTANKIR-ALY），国会议员、报人兼新三月阵线成员；和拉·期高（LASZLOLENGYEL），经济学家、《转折点与改革》联署人兼新三月阵线成员。开除消息传出后，各地方、企业、车间党委纷纷提出抗议。 5月16日，科学工作者民主工会（匈文简写为TDDSZ）成立，成为匈牙利自1949年首个独立工会。之后，电影工作者、教师……等纷纷成立自治工会。同年12月，各工会联合组成独立工会民主联盟（THEDEMOCRATICLEAGUEOFINDEPENDENTUNIONS）。值得留意，独立工会绝大部份为白领雇员工会。只有运输业工人民主工会有蓝领成员。 1988年5月20日，匈共特别代表会议召开。卡达尔明升实降，成为党主席。过渡人物格罗斯接任总书记。一班卡达尔主义者[2]被革除出政治局和中委会。波兹盖获任命主管宣传。在新法例下，新闻一夜解禁。地下刊物转上地面，新期刊相继出版，出版社达三百个。题材百无禁忌，1956年事件、苏联驻军、俄语作为必修科……，无一不成为讨论热点。 7月，政府采纳两个经改方案中较激进的一个。波兹盖和格罗斯先后表示多党制非没有可能实现。入秋，匈共设立专责委员会翻查匈牙利过去四十年历史，由波兹盖掌管。波建议平反1956年事件为人民起义。 9月5日，民主论坛召开第二次会议，正式成为政治团体，准备参加国会选举。12日至17日，一连串关于匈共进行改革的晚会召开，其中在布达佩斯科技大学举行的一次，由波兹盖发言，与会人数多达二千。270，匈共中委会同意与新三月阵线和民主论坛进行磋商。28日，新左翼团体LEFTWINGALTERNA-TIVEASSOCIATION成立。 11月，格罗斯表示设立多党制时机仍未成熟。波兹盖相反再一次肯定多党制。 11月24日至26日国会会议上，基拉里（见前）提议进行多党制选举，预留51％席位给匈共，但遭否决。 1989年1月，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重新成立。14日，新三月阵线安排匈共与反对派团体举行会议，提议由各党派共同成立国家委员会代替国会立法，直至大选。 2月，人民党（HUNGARIANPEOPLE’SPARTY）成立。政府批准同情性罢工。匈共中委会终于同意把1956年事件平反为“人民起义”，但附加一句“反革命力量有所扩张”。纳吉和其他被处决的领导人同时获得平反，处决被定性为非法。中委会宣布将于6月（处决三十一周年）重新为纳吉举行国葬。（此前，波兹盖在电视接受访问时说：1956年事件是“一场与一个令国家蒙羞的统治小集团对抗的人民起义”。[3]）名义上，党仍禁止派别存在，但容许“改革圈子”（“REFORMCIRCLE”）提出不同纲领。7日，其中一个“改革圈子”召开首次会议，有一百人参加。会议要求公开中委会会议、进行进一步经改、和在1989年之内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10日，党中委会正式接纳多党制（此前，国会于1月11日已通过实行多党制），定于1990年夏季前进行多党制选举。 3月，民主论坛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共七百五十名代表参加。 3月7日，中委会宣布匈共已为在大选后组织联合政府作好准备。22日，包括民主论坛、自由民主派联盟、社民党、青年民主派联盟、人民党、小农党、独立工会民主联盟在内的八个政团成立反对派圆桌组织。各团体一致要求政府暂停修订宪法，直到大选后。 4月初，匈共建议与反对派在4月8日举行圆桌会议。反对派提出以下要求：圆桌组织所有团体均有出席权；反对派与匈共有均等发言权；主席由匈共和反对派轮流担任；会议应有具体议程，其中包括选举事项；发表联合公告。会议因匈共拒绝接纳以上条件告吹。 同月，两个主要卡达尔派分子被开除出党政治委员会。党内三十个团体派出八十名代表举行“改革工作室”会议，要求召开党代表大会和革除卡达尔党主席职位。 5月8日，卡达尔被解除党主席及中央委员职位。党中央同意解散工人卫队和隶属匈共的民兵，把它们编入正规军。20日，首届“改革圈子”全国会议召开。此前，中央同意该年秋召开党代表会议。全国会议后，中央把代表会议改为代表大会，宣布新一任总书记和主席由七十五万党员全体直选产生。月底，匈共与反对派就圆桌会议举行细则达成协议。 6月13日，圆桌会议召开。16日，纳吉等人国葬举行。23日至24日，中委会召开会议，成立四人主席团作为党集体领导，直到代表大会（日期定为10月6日）。四人为格罗斯、波兹盖、列亚什、和总理蓝马夫。格罗斯保留第一书记名义职位。 7月，七个发达工业国家组织G-7成立一个名为P.H.A.R.E.的救援基金（对象为波兰及匈牙利）。首年救援金额为8.5亿美元。[4] 9月，匈共与反对派达成协议，多党制大选定于1990年春季举行。 10月，美国给予匈牙利最惠国待遇。该月6日至10日，匈共召开第十四届特别大会，易名为匈牙利社会党。列亚什当选党主席。23日，国会以333票对5票把国名由“人民共和国”改为“共和国”。 11月，匈牙利社会党申请加入“社会主义国际”[5]，宣告拥护进行戴卓尔主义路线改革。 1990年2月1日，国会以310票赞成，13票反对，9票弃权通过总统经由直选产生。 3月25日，国会选举进行第一轮投票。4月8日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如下（表8.1）。 表8.1：国会选举结果 票数百分率席位 民主论坛25165 自由民主派联盟2192 小农党1243 社会党1133 青年民主派联盟921 基督民主党721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匈共）40 社民党40 其他711 民主论坛获小农党和基民党支持成立联合政府。论坛领导约·安托尔（JOZSEFANTALL）出任总理。论坛与自由民主派联盟取得协议，由联盟成员亚·岗斯（ARPADGONCZ）出任临时总统。作为交换条件，联盟同意在修宪问题上给予论坛支持，以达所需三分二票数。 1990年3月，匈牙利与苏联签署协议，六万苏军实时开始撤出，1991年6月底全部完成。 4月9日，匈牙利、捷克、波兰召开会议讨论结束经互会和华沙组织。南斯拉夫、奥地利和意大利被邀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5月初，自由民主派联盟议员正式向国会提出脱离华沙集团。23日，安托尔表示赞同。6月11日，匈牙利成为首个加入欧洲议会（COUNCILOFEUROPE）的东欧国家。11月，社会党正式通过一份社会民主纲领。 以下就匈牙利1990年选举前各主要反对党派的情况作简单介绍。（留意：①所有政党有几点共通的政策取向，尽管细节内容会有颇大分歧，计为：所有制结构转型到西欧的混合经济；容许外资大量投入；反对把企业变作职工的财产；淡化与东欧集团关系；强化与欧共体关系。②大选后，各党派的立场、取向均出现变化。） 匈牙利民主论坛。民族主义十分浓厚的中间偏右派别。九个创办人中五名为作家或诗人。1985年5月会员已达15,0000主张进行循序渐进的私有化，保留20%-25%企业股权给职工（这仅属于早期的态度）和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原先主张暂时保留华沙集团地位，以不结盟为最终目标。 自由民主派联盟。成员多为热切拥护戴卓尔主义的城市知识分子。主张急进的所有制结构转型。最初反对单方面退出华沙集团，跟民主论坛一样，以不结盟为长远目标。后来鼓吹马上脱离华沙集团和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和民主论坛比较，民族主义色彩淡薄得多，思想十分倾向于西方。 青年民主派联盟。成员必须在卅岁以下。活动焦点为关注个别事件（从生态到少数民族权益），故称不上为一个政党。 LEFTWINGALTERNATIVEASSOCIATION。西方新左派型组合。既反对斯大林主义，亦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它不在乎于选举结果。认为匈牙利人民在经历十多年西方资本主义统治后，便会转向认同它的纲领。 以上均为事变期间崛起的新兴党派。以下为所谓“怀旧”政党，起源追溯到四十年代及之前。 社民党。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匈共）前身匈牙利工人党由匈牙利共产党和社民党合并组成，而负上历史包袱。另一弱点为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的老党员和新一代党员出现“代沟”。 小农党（全名为INDEPENDENTSMALLHOLDER，LANDLABOURERANDCITIZEN’SPARTY）。以农民小生产者为基础的中间偏右政党。主张把土地归还1947年的业主。 匈牙利人民党。一般被视作成立于二次大战后的国家农民党（NATIONALPEASANTPARTY）的继承人。社会基础为农业合作社主席，与爱国人民阵线关系密切。 变局期间，匈共/社会党属于新兴干部阶级（主要）和民营资产阶级（次要）的代表。它丧失政权后，民营资产阶级和能够顺利私有化的前干部有民主论坛和自由民主派联盟代表他们的利益，社会党变回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者。[6]这也可说是一个历史讽刺。 [1]本节资料取自史云，1989；柯班，同；及有关剪报。 [2]卡达尔主义与邓小平路线颇为相近。两者都容许民间享有经济自由，但以不挑战一党专政为条件。 [3]转引自《时代杂志》，1989年2月20日号，页18。 [4]《南华早报》，1989年7月4日。 [5]前身为第二国际。 [6]表面看来，晚期匈共/社会党于变局期间和于大选后先后代表两个对立的阶级，是一个矛盾。这个表面矛盾是一种错觉。我们知道，社民党/社会党/……属于工人动动中的改良主义者，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纲领。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在接受资本主义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往往使这些改良主义者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左翼政府向工人开刀，以维持民族资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匈牙利八十年代下半叶面对的经济险情，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社会党都会以保障民族资本的稳定性和生存能力为大前提。这便避不开维护新崛起的新一代民族资产阶级（即新兴干部阶级）的利益。再考虑到晚期匈共/社会党是从代表传统官僚资本阶级的政党蜕变出来，它于变局期间在走向社会民主化的同时，担当了上述角色便不难理解。它丧失政权表示它一并失去继续扮演这个角色的机会。它在这情况下回复到典型西欧左派反对党角色，是很顺理成章的事。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七、匈共政权与新兴干部阶级、干部私有化及变局的阶级性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七、匈共政权与新兴干部阶级、干部私有化及变局的阶级性质 7.1匈共政权与新闻干部阶级 7.2干部私有化 7.3匈共放弃一党专政的阶级性质 匈共政权与新兴干部阶级 以下先就几个概念问题作出简单论述，以利后面分析的进行。国家是阶级统治工具。实证主义学者认为，除非大部份政府成员有资产阶级的社会成份，否则这结论便不能成立。诚然，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乃至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统治阶级和管治（GOVERNING）集团有相当高的重叠性。这与这些社会的剥削关系以赤裸形式出现有密切关系。资本主义发展趋于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整个社会经济，雇佣劳动剥削方式透过拜物教化被深深埋藏起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整个社会的意识。这情况下，资产阶级自己直接执行管治任务的需要便相应减低。事实上，把统治阶级与管治集团分开，由非资产阶级分子承担管治职能，往往更有效率（如拿破仑三世时期）。进一步，资产阶级甚至可以容许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者执政。现存制度的运行逻辑足以保障它的统治地位不受威胁。[1] 苏联模式的统治方式比先进国家较为接近早期资本主义的形态。统治阶级的社会位置以管治集团对政权的控制为基础；而管治集团成员往往有双重角色，既掌握政权，又承担统治阶级功能，享受统治阶级的经济特权。显然，这种情况与苏联模式的剥削方式比西方国家落后有关。诚如不少人指出，斯大林模式是一种进行原始积累的手段。[2] 原始积累完成后进行经改，上述统治形态出现变化。一方面，国有资本的操纵权，甚至产权下放给企业，使管治集团与新兴统治阶级，即新兴干部阶级逐步分开。如上所述，匈牙利1985年甚至把企业干部与国家的行政任命脐带也切断。另方面，如第三章分析，新兴干部阶级的统治地位逐步从以管治集团对政权的控制为基础转到以市场机制为保障。当然，管治集团与新兴干部阶级之间可能出现千丝万缕的关系，如邓朴方是超级官倒。查实，同一情况也常见于西方国家。虽则如此，新兴统治阶级逐渐与管治集团脱钩是经改所带来的总趋势。 统治阶级总体利益与它内部个别集团的利益不一定吻合。事实上，矛盾常有出现。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是资产阶级的美德。竞争逻辑使然，为保障一己眼前私利，资本集团自必想方设法争取政府置其个别利益于首位。政府政策因而受左右非鲜见之事。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代理人，政府不可能经常为了维护个别资本集团，以该阶级的总体利益为代价。否则，整个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会受到危害。况且，这亦为其他集团所不容。 鉴于上述，政府具备侵犯统治阶级私有产权的能力（例如，征收所得税），非但没有削弱该阶级的统治地位。相反，这是有利于保障该地位的必要手段。例如，廿世纪初以来，资本有机构成处于高水平，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担当使利润率平均化的功能。一些有机构成高的行业如铁路利润长期低企或甚至长期亏本。但这些行业对国民经济或国家战略上的需要却又十分重要。于是乎，国家需透过税收及补贴政策把剩余价值从高利润行业、企业转移到这些行业、企业。[3]这种对利润高的行业、企业“不公平”的做法显然构成对资本家私有产权的侵犯，但却有利于保障资产阶级总体利益。 政府侵犯资产阶级产权的方式不限于税收。价格管制、外汇管制等都有着同一性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保障现存制度顺畅运作，避免出现社会动荡。即使需要牺牲资本家的实时利益，以达到上述要求，也是值得和必须付出的代价。譬如，价格管制显然不利于受影响的企业、行业。但假使高通胀导致注会不安，甚至触发动荡，到头来蒙受损失的还是资本家自己。 ※※※ 廿年经改全面改变了匈牙利统治阶级的内部构成。NEM以前，国营企业、国营农场、集体企业及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干部依附于传统官僚资本阶级，赖以谋取相对上琐碎的特权。不断的经济改革把国有资本的操控权和实际产权转移到他们手中。除了靠补贴养活的企业外，其他企业基本上已独立于国家。有关中国新兴干部阶级怎样以权谋私、徇私舞弊、化公为私，形成原始资本，我们在香港很容易便能捜集到丰富的材料。可惜，关于匈牙利的同类情况，笔者能掌握到的零碎资料很少（有关波兰的资料则较多）。不过，天下乌鸦一样黑，匈牙利新兴干部阶级通过同样途径形成原始资本，这点应该没有疑问。事实上，事变后的私有化过程中，前党政企官僚干部是主要得益者之一（详后），这也间接证实了上述推断。 跟西方国家一样，匈牙利政府以税收和补贴把企业、行业利润平均化。当然，其规模比西方国家大很多。这是出于扭曲的价格体系所致。对照于西方资产阶级，新兴干部阶级对国有资本的实际产权受政府侵犯的程度也因此而远较严重。（政府1985年4月规定企业由于行政干预而蒙受损失，可从开办单位得到补偿，显示政府刻意减低侵犯企业实际产权的意图。） 上一章指出，出于体制转轨，和超乎匈牙利所能控制的外部环境这两个因素，政府于八十年代中叶还需要实施价格、物资供应、工资等各方面的管制。但这些措施不能被视作开改革倒车。西方国家面对同类情况也常进行类似干预。如上文分析，政府在环境要求下进行这种干预，是稳固阶级统治的手段。 概括而论，以上各种干预是体制转型未完成和外部环境的产物。它们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有很多共通点。有别于七十年代中期的反覆，这些措施是在继续进行改革的情况底下实行的，所以，不能被视为传统官僚资本阶级反扑的标志。自七十年代下半叶，匈牙利的客观经济形势逼使整个统治集团进行步伐越发加大的不断改革，从而逐渐把传统官僚资本阶级淘汰出历史舞台。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建制内仅保存一些残余力量。七十年代中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冷风，对改革带来的一些经济现象如收入差距拉大的批判等情况于八十年代已不复见，便足以为证。当然，党内仍有一定保守势力，但这股以卡达尔为领头人的势力没有要求复辟陈云式的“鸟笼经济”。它的关注点纯粹在于维持一党专政。 其实，企业干部之间也出现利益分化。高盈利和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力求打破国家干预的制约。但依靠补贴赖以生存的企业对进一步削减国家的干预自然加以反对。如第三章分析，联同一些仍有机会进行小贪污的低层干部，这些企业属于保守派残余力量的社会基础。 综合上述，八十年代中叶的匈牙利政府的性质不能同一般斯大林模式政权相提并论。一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仍残存着一定行政隶属关系（除扭曲的价格体制外，这是补贴规模大的另一个原因）。但另方面，匈政府已发展成一个一定程度上与新兴干部阶级分开的管治实体。如上文指出，经营环境较好的企业最希望加速这种分开。简而言之，匈政府的性质介乎传统苏联模式与西方国家两者之间。别于一般想象，1989年进行震撼世界的自我否定的匈牙利政府，已非一个传统斯大林式的政权。 ※※※ 如第三章分析，新兴干部阶级维持共产党政权的需要视乎它的发展成熟程度（及其他有关因素）。显然，这个程度与经改的深度和广度有密切关系。鉴于中共改革派与匈共改革派在1989年两国事变中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4]，这很容易令人想到把中国经改与匈牙利经改的进度作出比较。 中国城市改革始于1984年（之前的一些零星改革不计在内），比匈牙利晚十六年。但由于改革步幅大，发展十分迅猛。到八十年代末，一些方面的发展已靠齐或甚至超越匈牙利事变前后的发展。以下是一些例子。 1981年，国家开始发行国债。1985年，沈阳首开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的先河。至1990年底，有价证券累计发行量共2,180亿（人民币，下同），余额1,670亿，约相等于全国储蓄存款四分之一。[5]如前所述，匈牙利债券市场发育很不成熟。从1982年开始至1986年5月止，累计发行量仅65亿科连斯，约相等于储蓄存款2.9%。[6] 1990年底，中国全国注册个体工商户1,329万户，从业人员2,092万人；注册私营企业9.8万户，从业人员170.3万人。[7]总人数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企业职工16%以上。相较之下。匈牙利注册私营部门人数仅占全国劳动人口6%。[8] 1990年底，中国乡镇企业产值8,430亿（1985年为2,752亿），占社会生产总值25%（1985年为16.5%），出口130亿（美元），占总数31.6%（1989年为20%）。过去几年，农村纯收入中超过五成来自乡镇企业。[9]对照下，“非基本活动”1983年占匈牙利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近半利润。[10] 虽然在好些方面（以民营经济方面为主——请参阅附注8），中国经改已走在匈牙利的发展之前，但笔者仍然认为，总体而言，1989年两国事变前，匈牙利的改革进程要比中国为彻底。国营部门的情况尤为如此。例如，至今，中国政府对骨干企业的控制仍很严。主要产品仍有计划内和计划外之分。首钢这样的超级企业，投资项目发展到以数亿元计，但它不需主管部门批准的投资上限仅三百万元。[11]再者，匈牙利的改革相对稳定地发展了廿年，比中国根深帯固得多。 基于上述，新兴干部阶级在匈牙利的发育比在中国更为成熟，根基更为稳固，这点应该是确定的。但两者在1989年两国事变中的不同表现（主要在于对共产党政权的态度），不单取决于它们本身的发展；其他因素如其他阶级的动向、客观经济形势等，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中国新兴干部阶级和代表它的党内改革派于中国八九民运扮演的角色，笔者在别处已有所分析[12]，此处不赘。以下仅就匈牙利的情况作出评述。 干部私有化 1985年，匈牙利政府容许企业把固定资产出售，为新兴干部阶级把国有资本大举私有化揭开序幕。这过程于1988年出现空前迅猛的发展。一个在“正常”情况下会采取循序渐进方式进行的过程，被客观形势浓缩起来。 1988年，匈牙利正式开始把国营企业私有化。[13]法例批准企业议会自行评估企业资产价值，只要有投资者愿意购买20%股权，议会便可把企业变成股份公司。换句话，议会实际上变成董事局。出售股份得到的资金部份上缴国家，其余由企业留用。 这种安排形同把国营企业双手奉送给拥有原始资本的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资产阶级。它们则往往伙同外资互相分肥。新生干部阶级不仅把资产价值大幅低估，更能择肥而噬。即使缺乏原始资本的企业干部，仍能通过低估资产价值，向买家索取贿款，然后用以投资。 1988-89年间，共有1,600个这类股份公司成立。[14]匈牙利人把这种由企业自行私有化的做法，称为“自发性私有化”。“自发性私有化”途径不限于上述形式。另一种流行方法是企业把自己分解成多个股份制的附属公司。附属公司之间（不限于分解自同一企业的附属公司）互相交叉控股。附属公司一方面把原企业的资产捜刮一空，另方面把负债保留给原企业承担。这样，原企业干部不用拿出分文，便能互相委任对方成为新公司的董事，从而把企业据为己有。[15] 匈牙利以上情况给东欧辞汇增添了一个贬义辞：“干部私有化”（THEPRIVATISATIONOFTHENOMENKLATURA）。 1988年，匈牙利实质工资下降至1975年的水平。[16]但人民没有动员起来。新兴干部阶级全无后顾之忧，肆无忌惮地给被他们侵吞的财产以法理基础。 1990年3月，政府立例管制私有化过程，企图堵截新兴干部阶级继续化公为私。但如稍后分析，“干部私有化”没有停止。 匈共放弃一党专政的阶级性质 列宁指出，当统治阶级不能再维持旧有的统治方式，人民不能再在旧有方式下生活，革命便会来临。1985年至1989年间，匈牙利出现了前一个条件。（至于后一个条件，匈牙利人民对现存制度纵然有所不满，但程度显然有限，不然，就不会完全没有群众动员。） 如前分析，自六十年代，匈牙利愈趋依赖西方市场。1985年开始，可兑换货币外债增长进入第二个高峰期，三年内标升超过一倍，人均负债为全东欧最高，高出波兰近一倍。以上情况，再加上苏联、东欧经济呆滞不前（1989年变局前仍未开始崩溃），表示脱离东欧集团，投奔西方怀抱是挽救匈牙利的唯一出路。 上述形势下，为逃避葬身于经济崩溃的废墟，匈牙利新兴干部阶级显然已无法再维持旧有的统治方式。理由是，投奔西方必需先满足一些前提条件。最重要的是：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西方议会制度；和②把匈牙利经济彻底市场化及全面向西方开放。[17]（西方国家要求前一点，非因它们讲人权、讲公义（请参考美国如何策动军事政变推翻智利民选总统，扶持皮诺切特（PINOCHET）傀儡独裁政权上台等无数事例），相反，那是因为第一点的满足最能有效地保障第二点。） 结束一党专政会令“干部私有化”受到很大阻力；倘若匈共选举失利，甚至会被禁止。无论如何，私有化条件肯定比在一党专政底下差（例如，由其他政党成立的新政府可能会杜绝低估资产价值）。 向西方全面开放势必使匈牙利各主要行业被西方资本吞掉。到时，新兴干部阶级便只能捞取余下的渣滓。（这局面后来果然出现，但情况不致于令新兴干部阶级无以立足。） 就新兴干部阶级而言，把“干部私有化”过程拉长，以减低可能会出现的社会不满、反对，和调节外资的介入，方属上算。这需要维持一党专政和减慢向西方开放。但踏入八十年代下半叶，匈牙利新兴干部阶级已再没有这个空间。“干部私有化”1988-89年的浓缩发展，便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把国家财产私有化后，新兴干部阶级的新阶级地位便能在结束一党专政后的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得到市场机制保障。当然，迫于形势，新兴干部阶级中只会有部份能顺利完成以上过渡。旧有统治阶级在社会濒临土崩瓦解的危机而走投无路，被迫把自己其中一部份变成牺牲品，乃属势所难免。 1989年2月10日匈共正式接纳多党制，定于1990年夏季前进行多党制选举时，一般预料匈共仍然可以赢得相对多数，领导联合政府。匈共中委会于3月7日宣布匈共已为大选后组织联合政府作出准备。根据一次三、四月间进行的民意调查，匈共在不同地区领先最接近的民主论坛四个至四十三个百分点不等。详细情况如表7.1。 表7.1：投票意图（%） 布达佩斯城镇（两个） 乡村（四个） 匈共2629 50 社民党1210 9 民主论坛2219 7 自由民主派联盟1510 8 小农党512 13 青年民主派联盟1110 4 人民党68 8 数据来源：史云，1989，页23。 倘使情况如预料般发展，一党专政结束后，在匈共领导的联合政府庇护下，新兴干部阶级中能够顺利完成上述过渡的比率会较高。但没有人事前会预计到，匈变局、波兰变局和苏联对两国事变不干预，会于1989年10月触发排山倒海的连锁反应，使整个东欧格局一夜全然改写。东德事变前夕，匈共于10月7日自行解散，成立社会民主路线的社会党，对未来春季大选前景仍充满信心。 但整个东欧1989年秋冬的转变，使形势完全改观。匈社会党此前的优势转瞬间荡然无存。1990年3月、4月两轮选举中，中间偏右的民主论坛顺利胜出。这对新兴干部阶级进行上述过渡构成一个沉重打击。据称，新政府成立时，国营部门（包括集体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在内）仍占国民经济约九成。[18]当然，因前干部拥有原始资本，“干部私有化”无从禁制。事实上，新政府也迫于无奈接受现实，承认把企业出售予原管理干部，是有效途径（英文称作MANAGEMENTBUY-OUT）。但“干部私有化”的条件，比新兴干部阶级原来预算，已有一定距离。 前面指出，企业干部也出现利益分化。经营环境不同的企业对于改变旧有统治方式的态度自然有差别。但随着债务危机的压力与日俱増，即使最不愿意进行改变的企业干部也明白，不改变就只有死路一条。匈共保守势力（卡达尔派加上残余的传统官僚资本阶级代表）便因此而丧失其日益缩小的社会基础。改革派在1987年下半年至1989年秋的党内权力斗争能够势如破竹便是出于这种因素。 民营企业家阶级的目标在于完全开放私人投资和打破国营企业对信贷、物资供应等各方面的垄断，以摆脱挖国营企业墙脚的需要。随着国营企业私有化，关于私人投资的限制一并解除。民营企业家是国营企业私有化的得益者之一。透过购买国有企业，他们以前受垄断欺压的局面自然随之而打破。政治上，民营资产阶级寻求结束一党专政，以便代表自己的党外势力能占政府一席位。现在，连共产党自己也把结束一党专政提上日程。基于此，如下一章分析，党内改革派和党外反对派之间在事变中基本上没有出现不能协调的矛盾。 [1]以上分析与尼·普兰萨（N.POULANTZAS）的论点有相近的地方。见普兰萨，《资产阶级国家间题》（“THEPROBLEMOFTHECAPITALISTSTATE”）载乌列（J.URRY）及域福特（J.WAKEFORD）（编），《北列颠的权力格局》（POWERINBRITAIN）（伦敦，1975）；和《资产阶级国家：回应米里班和力格柳》（“THECAPITALISTSTATE：AREPLYTOMILIBANDANDLACLAU”），载《新左翼评论》，1976年1月-2月号。但必须指出，普兰萨过份强调了国家（管治集团）的相对自主性（RELATIVEAUTONOMY）而忽略管治集团与统治阶级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乃至人事关系。详见夏雅文，《当今国家与资本主义》（“THESTATEANDCAPITALISMTODAY”），载《国际社会主义》51期（1991年夏），页3-22。 [2]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见他写于廿年代的《新经济学》（THENEWECONOMICS）（英文译本，伦敦，1965）。 [3]刘荣锦，1987，页96-98。 [4]有关中国改革派在八九民运扮演的角色，见刘荣锦，1989；和1991,页32-36。 [5]以上见香港中通社1990年10月7日电和《文汇报》，1990年12月17日。 [6]科尔奈，1986，页1712。应当留意，文中的比较有片面性。例如，匈牙利80%房屋由私人拥有，消化了大量资金。假使中国一早推行住房改革，肯定会把储蓄存款和债券中大部份消化。 [7]《文汇报》，1991年3月10日。 [8]文中的比较没有把一些有关因素计算在内。首先，假使按全国劳动人口计，中国的比率会远低于16%。但究竟如何把农民归纳是一个问题，因为农民既与民营工商业者有类似之处（如两者都属于个体经营），亦有差异的地方（如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投入）。其次，中国乡镇企业中私营比率无法确定。最重要的是，与匈牙利相反，中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用以发展民间小经营。基于上述，根据以上比较下任何结论都要额外小心。 [9]《文汇报》，1990年9月27日、1991年1月14日、1991年1月15日。 [10]同以上情况（见注6和8）一样，文中的比较有片面性。例如，中匈两国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程度的差别，直接影响有关比率。 [11]首都钢铁公司，《从首钢看承包制发展趋势》，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8年第8期。这是八九民运前夕的情况，之后有否改变，笔者暂时未能掌握有关资料。 [12]同注4。 [13]以下资料见《经济学人》，1990年4月14日号，页17-20。 [14]鉴于匈牙利行业的集约化程度，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根据《经济学人》，1991年2月23日号（页48），1989年底，匈牙利共有14,400家企业。照推测，这数字应该包括PJT、GMK等所有形式的企业在内。 [15]自由民主派鞘盟的鲍·沃贺斯（PALJUHASZ）在《经济学周报》，1989年3月30日第13期便指出，交叉控股使“管理特权阶层变成最终拥有者。”（转引自史云，1989，页25） [16]史云，1989，页16。 [17]事实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表明，进一步市场化是提供新信贷的条件。西方国家亦明言，匈牙利需要把政制多元化以交换经援。见柯班，同，页109。 [18]《南华早报》，1990年9月27日。由于上文论述的交叉控股企业的股份没有转到私人名下，它们名义上仍属国营，故应该包括在文中的比率之内。关于这个比率，笔者没有数据显示究竟它是按什么标准计算（产值？资产价值？企业数目？……）。笔者相信它仅为政府向传媒发放公布时所采用的一个粗略数字，不能视为一个准确数字。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六、经改历程及结果总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六、经改历程及结果总结 前面指出，七十年代中期，匈牙利经改曾出现反覆。1973年，政府为控制通胀，对不合理利润加以管制，把最大五十个企业置于“较严密监察”底下，自由价格重新受到局部限制。同年，政府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把国家计划办公室的地位提高，计划办主任擢升为副总理，以示加强经济计划的角色。[1]1974年，政府通过法例加强政府控制企业投资的能力，把投资过热降温。TATB于1975年成立（1980年被经委会代替）。该年3月，匈共一大作出如下决议： “中央国家管理的功能和责任不能因企业走向独立而降低……每当有需要，国家机关应毫不犹豫进行干预，即使这涉及发出指令。”[2] 1976年，政府为遏止通胀，复辟68年前的工资管制办法。 这段期间，政治上也刮起保守冷风。 1971年，总理珍·霍克（JENOFOCK）在一个全国宣传会议上透露，经改把强制性计划指标废除等措施，惹起苏联等国家的极大关注。[3]1972年8月51日，《真理报》在一篇报导中“预测”该年11月召开的匈共中全会将会通过加强中央计划和国家控制的角色。 11月中全会上，保守派猛烈攻击改革，但由于卡达尔对NEM的基本原则加以肯定，它仅能争取到对个别措施作出调整。全会决议提到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观点及“一些社会科学家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斗争。 1973年，党报对企业滥加价谋取暴利、私营部门的非法行为等进行系统性的揭露。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传媒受到全面批判。政府提高奢侈品（私家车、渡假屋等）的赋税。大学每年预留二百至三百个学位给不具备入学资格的工人子弟（但需先完成一年预备课程）。一批“布达佩斯”学派哲学家被开除。 1974-75年，一批著名改革派被革职：1968年改革之父列亚什（中委会经济事务书记）、拉·费哈尔（LAJOSFEHER）（副总理）、马·狄马（MATYASTIMAR）（副总理）、总理霍克等。 其实，1975-76年的反覆大都有一定合理性。这点上文已论及。不过，政治上同一期间转向保守，显示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缘于利益分化的斗争。应当留意，政府转向始于首次石油危机爆发前，故不能归咎于它所引发的经济困难。 首次石油危机令匈牙利经济陷于险况。形势所迫，匈共于1977年10月和1978年12月通过一连串决议，1979年开始进行新一轮改革，贯彻NEM的原来目标。 八十年代期间，政府对经济仍维持一定程度的管制。1980年仍有三分一出厂价格受管制；1985年零售价格中还有近半（47%）不能自由浮动。1980年，出于入口限制，近三成工业物资供应受管制。1985年4月。为照顾国防需要和确保经互会贸易合同得以履行，政府容许有关部门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直到1985年，仍有四成企业受工资管制。翌年，全国工资被冻结。同年，虽然外贸权全面开放，但进口受到严格限制。 不过，以上情况不能与七十年代中叶的反覆相提并论。限制入口和这所引致的物资供应管制，都是出于恶劣外部环境所迫。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遇到同等情况都会采取类似措施。1985年4月容许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是体制转轨与维持经互会成员地位发生矛盾的结果。这不仅不能被视作开改革倒车的收权（1985年一轮向企业彻底放权的改革足以印证），相反，如前指出，这是政府因已完全丧失对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的控制，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管制、冻结工资和对近半零售价格实行管制，都是为了控制通胀。如第四章《价格改革》一节文末所说，以匈牙利八十年代中叶的情况，把所有价格（包括工资在内）放开，只会制造大混乱。西方国家面对类似情况，也会实行管制。 其实，七十年代中叶的反覆不算严重。总体而论，自NEM以来，匈牙利经改历程相对上相当稳定，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发展更一往无前。到八十年代中，近廿年的经改（就农业而言，更超过廿年）已把匈牙利体制全然改观。 不过，不断的改革始终没有使国营企业成为真正的独立商品生产及经营者。按NEM原来计划，由统负赢亏过渡到自负赢亏，需时十年。期间，政府仍需以补贴、税收等杠杆调节企业的财政状况和利润水平。过渡期满，这些“暂时性”的手段将可撤销。实际的发展却使原本的构想落空。尽管在各个方面（生产、销售等）企业已脱离国家控制，经济杠杆讨价还价却一直维持下去。企业（尤以经营效益差者）的预算约束仍然偏软。 以1980年为例，该年的价改对企业、行业利润产生很大影响。但补贴、税收的补偿效应使利润还原到原本水平。这可见于表6.1和6.2。 表6.1：利润还原到1979年前水平 ①②③ 相对于1979年利润水平， 1980年价改对企业利润 应产生的效果1981年实际利润 与按1980年价改 计算的利润比较生产单位数目 （工业）备注 ++79971个单位（总数85.5%）出现利润还原 +-92 -+879 --86 1135 数据来源：科尔奈，1983，页227 表6.2：补贴和税收对1980年价改后利润所产生的补偿效应 ①②③ ④ 产业部门价改对利润 产生的效果补贴和税收对 利润产生的效果 补偿商数 （②/①）①+②的 总体效果 备注 矿业+- 0.91+补偿大致抵消价改的效果 化工-+ 0.9- 轻工-+ 0.85- 建筑-+ 0.82- 冶金-+ 13.77+补偿超过价改的效果 食品工业-+ 8.35+ 数据来源：科尔奈，1983，页231。 表6.1显示，1,135个国营和集体工业企业中，仅165个（14.5%）的实际利润与1980年价改应产生的效果符合。其他971个（85.5%）出现利润还原。这显然是税收和补贴提供补偿的结果。同一个情况亦可见于表6.2。在所列出的六个产业部门当中，补偿商数均超过八成。 科尔奈于1983年对全国国营工业企业进行调查，比较税收和补贴前及后的利润。结果如下（表6.3）。 表6.3：企业利润过渡概率（1982年） 原本利润最后利润 亏蚀低利润 中等利润高利润 亏蚀0.2330.500 0.1220.145 1.00 低利润0.0380.853 0.1030.006 1.00 中等利润0.0000.734 0.2060.060 1.00 高利润0.0080.394 0.5150.083 1.00 按：“过渡”指从补贴和税收前的利润水平（原本利润）过渡到补贴和税收后的利润水平（最后利润）。例如，在所有原本亏蚀的企业中，有50%最后成为低利润企业，12.2%成为中等利润企业，14.5%成为高利润企业，仅23.3%保持亏蚀状态。 数据来源：科尔奈，1986，页1697。 表6.3显示，补贴和税收令企业利润趋向平均化。原本利润高的企业有超过九成最后降为中等利润和低利润企业。原本利润中等的企业有七成以上最后变成低利润企业。原本亏蚀的企业有五成最后成为低利润企业。 国家通过财政措施把企业利润平均化，对调动企业把利润最大化的积极性自然产生消极作用。例如，根据科尔奈观察所得，企业对于购买其他企业发行的债券兴趣不大。即使自己进行投资的回报率不及债券利率，企业也往往选择自行投资。[4] 廿年的改革令计划经济荡然无存。但在国家所谓“父爱式”的照顾下，经济效益差的企业依然不受市场纪律的鞭挞。前面指出，鲍威尔把这种情况形容为“既非计划经济，也非市场经济“。科尔奈以企业为着眼点，认为这是一种“双重依赖”的体制。[5]企业既要依赖市场，亦同时依赖政府。 [1]伊・巴简特（IVANBEREND）。《匈牙利经济改革，1953-1988》（THEHUNGARIANECONOMICREFORMS1953-1988）（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页213。 [2]转引自夏雅尔，1976b，页390。 [3]以下有关资料见巴兰特，同，页201-13；夏雅尔、雷达斯、史云，同，页15。 [4]科尔奈，1986，页1713。 [5]同上注，页1693O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五、匈牙利经济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五、匈牙利经济危机 1961-65年，匈牙利净物质生产年均增长（以不变价格计，下同）为4.1%；1966-70年为6.8%[1]；1971-73年为6.4%。[2]1966-70年，社会总消费年均增长为6.2%；1971-72年下降至4.1%。[3]以下是1966-78年的详细情况（表5.1）。 表5.1.：国民生产和国民收入年增长率，1966-79（不变价格） 年份国民生产国民收入 社会消费净投资 1966-70（平均数）6.87.4 6.2（不详）11.6（不详） 19715.911.3 5.4（不详）30.4（不详） 19726.2-5.7 3.1（78）-21.4（22） 19737.02.0 3.7（79）-3.8（21） 19745.912.7 6.9（74）34.2（26） 19756.16.4 4.7（74）11.5（26） 19763.01.2 2.1（74）-1.4（26） 19778.06.2 4.6（73）11.0（27） 19783.99.6 4.0（不详）24.8（不详） 19791.8—— ———— 括孤内数字为比重（%） 数据来源：马勒，同，页183。 可以看到，相对于1966-70年，首次石油危机后五年，即1974-78年，净物质生产年均增长率大幅从6.8%下挫至5.4%，但国民收入（即社会消费加净投资）仅从7.4%微降至7.2%。年均净投资从1971-73年的1.7%暴涨至16%，比1966-70年的11.6%还要高。其中1974和1978两年的增长更完全失控。 从1968年至1973年，匈牙利可兑换货币贸易大致平衡。1971年出现一亿九千七百万赤字，但1973年有一亿七千六百万盈余。总体而言，这六年间累计赤字仅为一亿零八百万，低于可兑换货币进口总额2%。1973年，累计可兑换货币外债为九亿美元。[4]但1974年开始，形势急剧恶化。以下是详细情况（表5.2）。 表5.2：匈牙利可兑换货币贸易、总贸易、可兑换货币外债（估计数字）， 1968-78（百万美元，按不变价格计） 进口出口 贸易平衡 ①② ③④⑤ ⑥⑦⑧ ⑨⑩ 总数可兑换货币 ②/① （%）总数可兑换货币 ⑤/④ （%）总数可兑换货币 ⑧/② （%）可兑换货币 外债（累计） 1968-73（累计）163445887 56.0167775779 34.4433-108 1.8900 197453372701 50.650412227 44.2-296-474 17.51500 197565782714 41.353702229 40.1-848-415 15.32000 197671182916 41.064012491 38.9-717-425 14.62800 197782833514 42.475342894 38.4-749-620 17.63400 197877154221 54.761723072 49.8-1543-1149 27.24600 1974-78（累计）3503116066 45.93087812983 42-4153-3083 19.24600 197979214221 53.372343881 53.6-687-340 49.55000 数据来源：马勒,同，页180。 按：请另参考附注（6）。 从表5.2可见，1974-78年，每年可兑换货币进口平均有20%依靠信贷。不计经互会的可兑换货币贸易，这比率更升至25%。[5]这五年间，累计可兑换货币贸赤超过30亿美元，与1968-73年比较，暴升近三十倍。累计可兑换货币外债亦猛升至46亿。1979年净物质生产增长率因政府实行紧缩（见后）骤降至1.8%（见表5.1），贸赤亦大幅回落。但该年可兑换货币贸赤占可兑换货币进口的比率，仍高企于49.5%；累计可兑换货币外债増至50亿。1974-78年间，匈牙利对其他经互会国家的贸易亦出现赤字（这可见于总贸赤大于可兑换货币贸赤），倒转了1968-73年的盈余趋势。[6] 1973-74年的石油危机严重加深西方国家的衰退。但匈牙利却通过庞大贸易信贷和直接举债，不仅保持，更提高消费和投资（有关投资失控情况，请另参阅表4.1）。西方国家经济处于低谷，利率低企，匈牙利政府以为可趁机通过外债来发展经济，以增加将来出口能力，用以还债。这种冒进的经济政策并不局限于匈牙利，其他经互会国家也争相效尤（拉丁美洲国家也有类似做法）。这可见于表5.3。 表5.3：投资年均增长率（%） 1968-721973-77 保加利亚5.89.7 波兰13.310.5 匈牙利8.08.5 东德7.26.1 奥地利7.52.5 丹麦7.02.0 芬兰10.90.6 希腊7.7-3.5 意大利6.04.1 西班牙9.90.4 数据来源：科奈尔，1983，页243。 不过，匈牙利1974-78年外债标升还有其他原因。 （一）因缺乏资源，匈牙利非常依赖进口能源、原料、及半成品。这可见于表5.4。 表5.4：匈牙利进口构成，197779（十亿科连斯） 货品种类可兑换货币进口 卢布进口总数 19771978 197919771978 197919771978 1979 能源913 152125 513038 46 原料2224 272223 214447 47 半成品4652 521818 186470 70 (53.5)(53.9) (57.0)(49.6)(53.9) (53.9)(51.7) (51.5)(52.8) 机械及装置 （连零配件）3243 404551 557894 95 工业品810 101415 152225 25 总数144165 165125136 144267301 309 可兑换货币及卢布进口占总数百分率 能源3034 337066 67100100 100 原料5051 575049 43100100 100 半成品7274 742826 26100100 100 括孤内数字为能源、原料及半成品占总数百分率 数据来源：马勒，同，页187。 表5.4显示，匈牙利能源、原料、及半成品进口中顺序有三分一、超过一半及七成以上依赖西方市场。石油危机不仅令能源及原料价格标升，很多能源耗用量大的半成品如化工及冶金产品的价格也一同飞涨。这使匈牙利的进出口比价严重恶化。这可见于表5.5。 表5.5：匈牙利进出口价格指数及进出口比价指数（1970=100） 对西方国家贸易 对经互会贸易 进口出口 进出口比价进口出口 进出口比价 1970100.0100.0 100.0100.0100.0 100.0 1971102.2101.4 99.2101.899.6 97.8 1972104.4105.0 100.6104.0 100.296.3 1975121.6119.3 98.1104.2100.7 96.6 1974169.6141.8 83.6105.2102.0 97.0 1975170.2152.5 77.8132.2117.0 88.5 1976150.9125.3 83.0128.8112.4 86.6 1977162.5129.8 79.9138.1116.0 84.0 1978———— 80.5———— 82.1 数据来源：马勒，同，页185。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匈外债于1974-78年猛涨的主要因素。根据他们计算，假使1974-78年期间，匈牙利进出口比价指数维持在1970-72年期间的水平，匈可兑换货币进口总值应为130亿美元而非实际的160亿。相差的30亿可抵消该五年间37亿累计可兑换货币贸赤大部份。[7]如前指出（见注6），关于匈可兑换货币外债，史云和史洛基思蒂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数字。即使按史云的数字计算，1974-78年可兑换货币贸赤累计增长为44.81亿，30亿亦占这数目67%。1974-75年情况最为严重，一些计算指出，该期间因进出口比价恶化（不仅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相对于其他经互会成员也一样），损失相等于国民收入7.5%。[8] （二）七十年代开始，苏联相对减少对匈牙利的能源输出，迫使匈增加从西方进口的比例。1970-77年期间，匈牙利输入苏联能源增加50%（以容量计，下同），输入西方能源标增390%。1972年，匈对西方燃料及能源贸易仍有少许盈余，1977年，这方面的赤字占总可兑换货币贸赤14％。[9]从表5.4可见，能源进口占可兑换货币进口总额，从1977年的6.3%增加到1979年的9.1%，而能源进口中以可兑换货币支付的百分率从1977年的30%增至1979年的33%。 原料及半成品进口中，以可兑换货币支付的百分率分别从1977年的50%及72%上升至1979年的57%及74%。 匈牙利以上各类进口愈加依赖西方市场，加深了它受石油危机的打击。 （三）自七十年代以来，匈牙利可兑换货币出口中近六成为农业产品、副食品、工业消费品、机械、及其他生产工具。[10]主要市场为西欧。其中农业产品及副食品约占三成。自1974年，欧洲共同体保护主义冒升，对东欧国家尤为歧视，使它们成为在共同市场唯一不能享受贸易优惠的国家。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及对工业品的保护政策严重打击匈牙利的可兑换货币出口。[11] 除以上外，匈牙利1974-78年外部平衡严重恶化还出于一些其他因素，如第三世界产品的竞争[12]；改革未能调动外贸企业的创汇积极性等。 一些论者把匈牙利可兑换货币外债第一次増长高峰期（1974-78年）归咎于1972-73年开始的收权措施。[13]另一些则认为主因依旧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和投资饥饿症。[14]根据以上资料，笔者认为外部环境恶化及冒进的经济政策都起了重要作用。[15] 债台高筑终于迫使政府于1978-79年实行紧缩政策。净物质生产年均增长率（不变价格计，下同）从1973-78年5.7%下降至1978-84年1.3%；投资从7.8%跌至-3%；人均工资从3.2%降至-1.4%；人均消费从3.6%跌至1.4%。[16]可兑换货币外债年均増长率从1973-78年的38.9%号降至1978-84年的2.8%；累计总额从1978年75.86亿[17]增至1984年88.36亿。 紧缩期间，虽然对外收支情况相对上稍有改善，但进出口比价继续恶化。从1970年起计直到1985年，出口价格指数升46.6%，进口价格指数却上升99.2%。[18] 西方国家经济于1980-82年衰退后复苏，使匈牙利对西方贸易于1983、1984两年先后录得1亿及2.9亿的少量盈余。[19] 1985年匈共召开十三大，商讨七·五计划（1986-90年）。卡达尔宣布1978-84年的“七年艰苦岁月”结束，重蹈七十年代中叶好大喜功的覆辙。[20]1985年开始，匈牙利对西方贸易再次转趋恶化。1986年情况尤为恶劣。[21]祸不单行，列根时代，全球利率高企；此外，匈外债以日元为主，日元相对美元升值使匈牙利百上加斤。[22]以上各个因素使匈牙利外债于1985年出现第二次增长高峰期。1984年可兑换货币外债为88.36亿美元；1985年升至117.6亿；1986年再增加到150.86亿；1987年复攀至177.39亿。1990年达220亿。[23] 1972年，匈牙利偿债率[24]已达24.5%[25]，接近25%的警戒线。1985年上升至68.5%；1986年更创87.7%高峰；1987年才回落至65.5%。[26] 1974年，可兑换货币外债作为国民收入百分率计为27.9%。1988年标升至63.2%。[27] [1]夏雅尔及温里斯，同，页494。 [2]马勒，同，页183。 [3]同上注。 [4]同注2，页180。 [5]同注2,页181。 [6]根据史云（1989，页15）所引用的数字，1974及1979两年，可兑换货币外债先后为31.05亿及83亿，比表5.2的数字为高，理由是表5.2数字按不变价格计。根据伊·史洛基思蒂（ILIANAZLOCH-CHRISTY），《东欧债务问题》（DEBTPROBLEMSOFEASTERNEUROPE）(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页34，表2.4，匈牙利1974年至1979年这五年可兑换货币外债顺序为23亿；32亿；54亿；73亿及80亿。 [7]同注2,页184。 [8]同注2,页184-5。 [9]同注2，页186。 [10]雷达斯，同，页129。 [11]同注2，页190-10 [12]同注2，页191。 [13]史云，1989，页15。 [14]科尔奈，1986，页1721。 [15]列亚什（同，页220）持有类似看法。 [16]同注14。 [17]这个数字根据史云，1989，页15。 [18]亚当，同，页625。 [19]同注13。 [20]拉·柯班（LASZLOURBAN），《过渡期中的匈牙利：反对党的冒起》（“HUNGARYINTRANSITION：THEEMERGENCEOFOPPOSITIONPARTIES”），载《戴罗斯》，1989年春季号，页110。 [21]史云，1989，页15；亚当，同，页625。 [22]同注20。 [23]史云，1989，页15；《经济学人》，1991年3月2日号。按史洛基思蒂，同，页50，表2.11,1980-85年的数字顺序为90.9亿；87亿；77.2亿；82.5亿；89亿及112.6亿。 [24]每年中期及长期债项还本付息除以出口外汇收入（英文为DEBTSERVICERATIO）。 [25]同注13。按史洛基思蒂，同，页64，表2.16,1982-85年的数字顺序为40%；36%；34%；50%；70%。 [26]同上注。根据《经济学人》，1991年3月2日号引用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数字，1985的比率稍低于60%。 [27]同注13。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引言：历史终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引言：历史终结？ 五十、六十年代，西方国家以战后重建为基础，度过长期的经济繁荣，社会内部矛盾淡化。那时，以美国一些社会学者为主的一班西方学家，被这种现象所迷惑，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调。其意思是指在所谓“后工业社会”，社会发展已超越所有社会内部矛盾。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提出分析，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体制性积累危机，二次大战重建的繁荣，仅为阶段性的状况。（注1）六十年代末期，西方国家踏入经济不稳定期，社会内部矛盾此起彼落、到处涌现，“意识形态终结”论调，不攻自破，落得惨淡收场。想不到，三十年后的今天，苏联东欧变革又再一次为西方，以致全球各式各样右翼人士，提供契机，使这等及其类似论调，得以复活，重获新生。 欧美学院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和以英国《经济学人周刊》（THEECONOMIST）为典型的西方传媒界，过去两年来，自鸣得意，高谈阔论什么“历史终结”、什么“共产主义末日”等等。（注2）他们踌躇满志道：历史证明，共产主义（按：他们把“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完全破产。经济上，西方资本主义无比优越；政治上，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系统，是全人类所追求的、超越国界、民族、种族的绝对原则和标准。今天，经过一世纪以来的奋斗，走过很多很长的曲折道路，人类终于发现，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系统，是自己在历史发展出来的最丰富财富。从此，基于这一共识，人类将不用再在意识形态的纷争浪费时间，上述的最丰富财富将成为全人类的依归。一句话，优胜劣败，资本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同上按语），这是历史的英明选择。历史，或应该更确切的说，充满意识形态纷争的历史，将从此完结。 以上这种明显充满意识形态取向的意见，不仅限于西方知识圈子，东欧各国共产党（捷共除外），纷纷放弃“共产主义”，改头换面，更易党名，更是在行动上给予这种看法最彻底的肯定。 中国民运界及流亡知识界中，同一意见也占了主导地位。例如，严家其先生认为： “共产主义曾经是人类一种美好的梦想。但在它宣告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了它的彻底崩溃的命运。……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民族界线的理性准则、原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社会发展的依据……千百年来，在西方和东方，不断地积累使人类社会更加理性化、更为文明的准则、原则。人类社会的这些共同的理性化原则或共同的文明因素有：对人权的确认……对法治原则的确认……对司法正义原则的确认……对宪政原则的确认……对社会公正原则的确认……然而，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只有在保障私人财产权、其他人权和政治权利的前提下，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注3) 严家其的所谓超越国界、种族和民族的理性化/文明原则、准则，不外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价值观，而他对私人财产权推崇备致的立场。（严家其提及“社会公正原则”显示他跟哈维尔一样，尽管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肯定及认同，持有社会民主倾向。） 陈奎德教授是另一位响应“历史终结”论调的流亡人士。他在替人类从马克思主义“脱魔”庆贺之同时。还担心到在共产主义灭亡后“人类的理想主义如何安置的问题”。（注4） 当然，倘若我们在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两者之间划上等号，资本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便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一般人心目中，这已变成不讲自明的“常识”。上述那些知识分子所做的，不过是为这个“常识装饰”上耀眼的理论外表。 宣布共产主义（同页8，行16、17按语）已经灭亡的人，不仅限于右翼分子及其他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所有曾经在一定程度或形式上对以前苏联、东欧实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加以肯定的人都纷纷进行“忏悔”及“检讨”。意共这个西欧最大的共产党于1990年春放弃“共产主义”，走社会民主路线。《当今马克思主义》（MARXISMTODAT，大不列颠共产党机关刊物）主编沙克斯（MARTINJACQUES）宣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肯定已经结束”（注5）《新左翼评论》（NEWLEFTREVIEW）的贺力第（FREDHALLIDAY）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检讨古典马克思主义”，而这包括返回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思想。（注6） 笔者一向认为所有以前及现存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这范畴与十九世纪的自由或放任资本主义作为对照）的一种类型（为方便起见，以下一律吧这类国家资本主义统称为苏式国家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所以并没有因为苏联、东欧的转变而陷于思想混乱及危机。但无可否认，在“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同页8，行16/17按语）”成为“常识”的情况底下，像笔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很大压力。要揭穿这个“常识”的意识形态性质，我们不能局限于“苏联、东欧根本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这类论点，否则很容易被人指为“逃避现实”。我们必须要能为苏联、东欧变革的来龙去脉提供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提供这样一个科学分析有助于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没有“检讨”的必要；资本主义没要打败社会主义；真共产主义运动非但没有灭亡，相反，无论它遭遇何种挫折，资本主义一日存在，它便始终构成挑战资本主义的幽灵。 鉴往知来，尽管“历史终结”论调现在流行一时，它将来步“意识形态终结”论调后尘，遭遇同一命运，是可以预见的事。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自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自序 （略） ※※※ 过去一年来，笔者在不同场合介绍自己对苏东变局的分析。很多人对变局非八九民运、六四之功，甚至与两者完全扯不上关系感到非常失望；对群众运动在整个变局中仅扮演次要、从属角色更加感到气馁。 作为一个投身群众运动的人，笔者为什么要强调群众运动在变局没有发生过主导作用？首先，真相必须要承认、面对，自欺欺人非但是江湖骗子的行为，更只会妨碍制订正确的政治斗争策略。其次，说变局是“人民力量”的胜利根本是一个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用意在于诱骗我们拥护苏联及东欧建立西方社会的剥削形态。（按：意识形态一般属于不自觉，笔者连用“用意”、“诱骗”等字眼是为了文字表达方便起见，没有自觉的含义。）笔者揭穿变局的阶级内容，指出变局的关键发展实为原统治阶级在特定客观环境底下，不得不作出的投向西方阵营的调整，换句话，这些发展的产生是原统治阶级而非人民的选择，有重要的意识形态斗争意义。 ※※※ 写作过程中，朋友给我提供不少宝贵意见。两个笔者没有接纳的意见值得一提。有朋友任务文集就各国经改历程的讨论过于详细，使人阅读起来不能一气呵成。这个意见的后半部分笔者是同意的。但鉴于经改对整个分析的重要性，详细的论述有一定必要。举一个例，笔者翻查初步资料时，知道匈牙利1985年把企业产权转归企业。不过，所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改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名义上的转变毫无实际意义。要能够具体掌握经改对社会生产关系所产生的作用，我们不能满足于如上述的一般性评语。笔者曾考虑把经改的篇章改为附录，但最后认为这种安排弊多于利。 同理，笔者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及形势作出颇为详细的论述。这除了有助于推翻时下流行的基于无知的偏见外，对于掌握产生变局及变局在各国不同发展的具体情况及原因更不能缺少。 有朋友认为应把第一章《一些对变局的分析》改为附录。意识形态可怕之处在于人们把它当作“自明真理”、“常识”。从一个唯物角度指出建基于偏见、意识形态、唯心及违反事实的论点的时下流行论调的错漏、空白。谬误的地方，有积极意义。笔者觉得在提出自己的分析前对上述论调作出批评能够产生较佳的作用。从一般书籍篇章编排的角度看，以上意见是正确的。但笔者以意识形态斗争为首要着眼点。 ※※※ 笔者一向认为苏联、中国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没有任何社会主义成分。但行文时经常需要运用“社会主义”等字眼，为免引起混淆，每当谈到中共、苏共等所讲的所谓“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附加引号（党名、引文除外）。 ※※※ 由于写作过程漫长，而苏联东欧变局发展瞬息万变，各国变局的论述以不同的时间为终点。基本上，除波兰外，其他五个东欧国家的分析截至1990年春、夏的自由选举为限。波兰变局以瓦文萨（香港译作华里沙）当选总统（1990年12月）及别莱茨基政府成立（1991年1月）为终点。此外，笔者还论述了匈牙利和波兰变局后的私有化情况。 苏联发生八·一九政变时笔者刚巧走笔至第二十一章《苏联经济形势》。政变的发生及其结局，完全符合笔者就苏联社会阶级构成、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分析。故此，临时增添一章分析政变毫无困难，笔者决定在该章之后附加一篇《外一章》，就此事件作出评析。 ※※※ 笔者希望在这里就本文所用的“干部私有化”这个词做一些说明。字面上，“干部私有化”犯了语病（请参照“军队党有化”）。“干部把国家财产私有化”似乎较适当；但它不仅太长，也不能全面表达有关概念的含义。在东欧，“THEPRIVATIZATIONOFTHENOMENKLATURA”指官僚干部变成私人有产者。最明显便是国营企业转为股份公司，企业干部无价或以贱价归于私人名下。但法理上把国家财产归于私人名下仅为官僚干部变为（公开或半遮半掩的）私人有产者的一种形式。官僚干部不用把国家财产直接化为私有，也有数不胜数的方法、形式能够借助激进经济改革，透过对国家财产的直接或间接操控权中饱私囊、以权谋私。显然，“干部把国家财产私有化”的含义过于狭窄。基于此，笔者决定把“THEPRIVATIZATIONOFTHENOMENKLATURA”直接翻译成“干部私有化” 回目录下一篇
第二章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1979） 第二章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 1．前提和概念 2．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3．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 4．结论
九、专政的遗留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九、专政的遗留物 甲农业 乙工业 甲农业 专政据说不仅会对社会主义宣传提供最理想的实际事例教育，而且即使专政在还没有达到其目的之前就不能维持下去而陷于崩溃，它也会通过其事迹而缩短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拥护专政的人期望：专政将遗留下许多不能再被消除的遗产，并且还铲除掉许多不能再被建立的东西。 正如其他许多观点那样，这种观点也是基于对法国大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察；一直还在这个革命的影响之下的，有这样的人：他们把一切不适宜于他们的东西一律都冠以“资产阶级的”称号并且予以谴责，在他们看来，民主只是一种资产阶级偏见而己。 这种观察是正确的，但是从这种观察中所能得出的结论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者的结论不同。专政能比民主做到更激进的一些事，但是这些事的后果恰恰并不总是专政者们所想要的。虽然这些专政者何等高高地凌驾于国家其他一切权威之上，但是他们仍然永远要仰赖一个因素，即仰赖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这个基础，而不是专政者的意志，将决定专政的社会效果最终将会是什么。 法国革命中恐怖统治的最强大动力，是巴黎的无产者和半无产阶级小市民。他们想要的是：平均财产，摧毁大资产。他们在许多情况下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对封建残余的摧毁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来要彻底得多，他们从而就最有效地替新的资本主义大资产的兴起铺平了道路，这种大资产在恐怖统治推翻之后立即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平等主义者的那种专政的遗产就是大资产的兴起，而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平等。 要了解目前苏维埃专政的经济遗产将会是什么，我们就不仅必须也考虑到它的意图、愿望和措施，而且还要考虑到俄国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是有决定意义的。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考察也许显得是单调的学究式的做法，这种做法同马克思这样的人在内心中燃起的革命烈火似乎是不相协调的。谁也不能有把握地说，马克思如果在目前的形势下会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单调的学究式的做法会证明是唯一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正是马克思的最不朽的功绩之一。如果有人认为在认识问题上单纯的热情比专业知识还更重要，这种人就会被马克思当作空论家而撇在一边。 直到现在，俄国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而且是小农生产。全国人口的4／5，也许甚至是5／6是靠小农生产维生的。1913年，俄国（不包括芬兰）的城市人口是2400万，农村人口是1.47亿。农村人口中的压倒多数是农民。革命并没有使这种情况发生任何变化。毋宁说在过去几年里这种情况更加发展了。许多工人回到农村去。城市中的饥荒情况比农民中间要严重得多。 革命以前，农民一直在半封建的压力下生活。诚然，1861年的改革曾废除了农奴制，并且使农民成为在形式上自由的人。但是这种改革不是革命的结果，而是家长式的专制统治的结果，这种统治以父爱的态度关心着要使大地主在改革中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反而要得到好处。农民为了获得自由而不得不支付的代价是丧失他在改革前所耕种的一部分土地，农民还必须为那片指定给他的土地支付高昂的地价。俄国农户的平均土地拥有额确实比西欧高。革命以前，在俄国，拥有土地5俄亩（5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10.6％，而在法国，拥有土地5公顷和5公顷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71.4％，在德国，占76.5％（见马斯洛夫著《俄国土地问题》斯图加特1907年版第19页）。但是，由于农民无知、技术原始和牲畜肥料缺乏，俄国的农业是如此地落后，以至于俄国农业的生产率比西欧农业低得多。在法国，每俄亩土地的小麦产量是70.5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在德国，其产量是77普特；而在俄国，则只有28.2普特（同上书第20页）。 因此，农民在获得解放以后在物质上处境比以前更恶劣了。农民贫困了，农民的企业没有发展，毋宁说反而衰落了。为了避免挨饿，他们不得不从大地主那里佃入土地，或者在大地主自己以大企业方式经营的土地上去当雇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预借工资，因而就陷于债务奴隶身份，这种身份往往比以前的农户身份还更受压迫得多和更无指望得多。 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这时农民的产品能在市场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出售而有所改善。农民们从产品出售中得到了钱币，并且有可能把钱币储蓄起来。但是这只是在牺牲农民自己食用的情况之下才能做到的。在这以前，农民的绝大部分产品是供自己食用的，因为他们不能销售农产品。这时他们能找到销路，于是就尽可能多地销售农产品，尽可能少地留下供自己食用。因此每逢歉收年就会成为饥饿年。农民这样所储蓄起来的金钱，并不是用来改善其农庄的耕作，而是用来添置土地。 在1863到1892年期间内，俄国欧洲部分的土地买卖情况如下（单位：百万卢布）： 买进卖出 贵族8211459 商人318135 农民33519 由此可见，贵族的土地减少了，而农民的土地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土地都增加了。但是农村人口增加得更快，于是每个农民平均所拥有的土地的面积减少了，尽管农民土地的总面积有所增加。同时，在受到国家立法鼓励的货币经济的作用下，那种从前往往发挥着某种使各个农民的土地占有额趋于平均化作用的村社共产主义也日益消失了。个别的农民富裕起来，其他的农民则更加贫困了。但是，这两种农民——富裕农民和贫苦农民——都愈来愈贪图大地主的土地，他们指望靠这种土地来挽救自己。他们渴望推翻农村中的财产关系，他们于是变成了革命的阶级。通过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农民的渴望得以表达出来并且具备了表现形式。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曾经是一致的：即对俄国说来，土地所有制方面的革命，正如沙皇专制制度方面的革命那样，也是必不可缺的。然而社会主义者中间却形成了两个派别。其中一个派别认为，原始的村社共产主义使农民能够、从而也使整个俄国能够立即跳跃到社会主义去，当然是跳跃到一种完全独特的社会主义去。这个派别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最后表现为社会革命党的形式。同他们对立的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拥护这样的原则：即正如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俄国也“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即将到来的革命只能铲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并且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他们受过新近贏得的民主的训练——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成熟起来，然后俄国无产阶级——在同西欧的无产阶级处于同样水平的情况下——才能与西欧无产阶级同时争取实现社会主义。 但是，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分派别都曾经一致认为，应该支持农民力求铲除封建主义残余的努力。在1905年的革命中，农民显然已经有了这样的觉悟。从那时起，农民同社会主义者的合作，尤其是以社会革命党人为媒介，具备了愈来愈紧密的形式。因此，在1917年革命以后，苏维埃组织不仅作为无产阶级的组织，而且也作为农民的组织而出现。 由于革命，大地产就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马上就很清楚的事情。把大地产交给农民，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但是，这要采取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根本没有一致的意见。可以设想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最合理的办法本来是把大农场收归国有，然后由那些迄今一直在这些大农场中当雇工的农民以合作社的形式来经营这些农场。但是采取这种办法的前提是要有农业工人，而农业工人是俄国没有的。另外一个办法本来可以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但是把它们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许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但是，小农庄只要有可能总是力图取得对其生产资料的完全私有权。一直到现在，它们无论在何地都还显示出这种特性，俄国的农民尽管有村社共产主义的传统，也并不例外。打碎大农场并且加以分割，这就是农民的纲领，而且农民也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个纲领。谁也阻挡不了他们。 然而，为了农民本身的利益起见，妥善的做法也许是：有系统地分割大农场，把土地分给最需要土地而且能够加以利用的人。只有一个权威机构能实行这种有系统的分配：这就是立宪会议，它是全民族的——包括农民大多数在内——整个意志的代表者。 但是这要等很久才能实现，农民在各地都已经开始自己动起手来，与此同时，许多很有价值的生产资料已被破坏了。于是，苏维埃组织放弃了由立宪会议来解决土地问题的一切希望，并且交给各区的农民这样的职权：着手按照农民的愿望来处置大庄园的土地并且根据农民的意愿来分配这些土地。苏维埃政府最初颁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个法令规定： “一、立即毫无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 二、地主的田庄以及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其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庄园建筑物和附带设置，在立宪会议就土地问题作出决议之前，一律交由区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处理” 关于立宪会议的字样，始终不过是纸上空文。实际上，各区的农民可以着手随意处理土地。 这样，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在那些有许多富农的富裕地区与那些有真正贫农的贫瘠地区之间平均分配土地。但是在各个地区，也没有关于谁分得土地的任何保证。凡是富农居统治地位——无论是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或者由于他们势力雄厚——的地区内，他们就取得大庄园的大部分地产。关于土地分配情况的通盘统计是没有的。但是常常听人说，在分地时，富农通常分得最多最好的土地。 毫无疑问，甚至苏维埃共和国，也并没有根据平均分配土地的精神来解决土地问题。苏维埃政府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苏维埃共和国刚成立时，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的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是无产者和贫农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在许多村庄里，贫农也许只占少数，否则的话，就不需要用剥夺富农和中农的选举权来保护贫农。但是无论如何，贫农在俄国农民中总还构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苏维埃共和国这样分配土地，看来是要使自己放心。这方面是要谨慎从事的。如果苏维埃共和国触犯了农民的私有财产，这对这个共和国说来是很危险的。 当然，苏维埃共和国干涉了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城市居民的缺粮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农的余粮。这种粮食一部分发给市民，一部分发给贫农。这种做法也许只能被看成是一种临时的应急措施，并且是仅仅限于某些地区——大城市的四周——的措施。如果要普遍实行这种措施，那么城市的武装力量就完全不够了。这种措施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农村的贫农和富农之间的平均化，即使年年定期地反复实行它。这种措施到最后也许会成为彻底摧毁农业的有效手段。 如果生产还是私人方式的，而且生产者必须预计到，除了满足他自己所必需的以外，他的全部剩余产品都会被人拿走的话，那么他就会使他的生产仅仅局限于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这就是某些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农业衰落的原因之一，这些国家的征收赋税的地方官把农民的除了最必需产品以外的任何剩余产品统统拿走。俄国也许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社会主义是要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来消除经济差别。社会从而也成为产品的主人。同时，社会将使生产增长到最高度，并且根据社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的观点来分配产品。 相反，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人生产的继续存在并且经常没收生产者所获得的剩余产品，这样就无异是使生产陷于崩溃，不管这样做是服务于东方专制暴君还是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点当然并不适用于那种仅仅把它视为临时应急措施的场合。在这类情况下，这种做法有时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剥夺富裕农民的做法也许仅仅被视为一种应急措施。这种做法丝毫没有改变俄国的社会结构。这种办法只会给生产过程带来不安和内战的新因素，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就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 但是，即使苏维埃的专政拥有重新划分土地并且完全平均分配土地的力量和意志，这样做也不会对农民有多大的帮助，因为在目前的原始生产的情况下，俄国还没有足够的耕地可以使每个农民分得足以使他们摆脱贫穷的土地。 马斯洛夫在那本多次被援引的书里说得对： “要使农民土地平均化的企图，只有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要想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使人人富有，这只能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空想。如果这种平等无法实现，那么，与此相反，在许多地方却存在着贫穷的平等，而且，这种情况的蔓延也许几乎不能鼓舞任何人。无论能把农民的土地拥有范围扩大到什么程度，土地永远总嫌太少，以致于无法使所有的农户都富裕起来。 想要把农民生活强行纳入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全体小私有者在经济上平等——的框框内，这不仅是空想，而且是反动的。”（第240页） 在目前的人口数量和现有耕地面积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种土地分配办法可以在经济上普遍提高俄国全体农民的水平。为此，就需要过渡到更高级的经营形式，这种形式要求改进农村居民的一般教育水平，并且使农民拥有更多的牲畜、农具、机器和化学肥料——这一切都是在普遍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起来最困难、也最缓慢的条件。 如果说精耕细作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条件在俄国只有很薄弱的发展，而且还在某些方面由于革命而暂时更为恶化，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在俄国就还根本不存在；后者的条件只有在高度发展的农业技术的情况下、在大企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只有这种技术，运用科学，运用最完善的机器和操作法以及细密的分工，才能使大企业在经营上有利，而且，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经营有利——即提供更多的产品或者节省劳力——的情况下，才会被采纳和巩固下来。想要在俄国小农的原始技术和无知的基础上建立农业大企业，这是完全徒劳无功的。布尔什维克方面确实有人常常谈论：在摧毁大农场并将其土地分给农民之后要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我们曾经提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在俄国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纲。提纲第二十四条写道： “然后必须提出完全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土地和耕地被宣布为‘公共财产’。其他任务如下：组织国有的农业，集体耕种从前的大庄园，把小农户联合成一种拥有集体管理机构的较大的单位（即所谓‘农业公社’）等等。”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为一项任务，并不能从而就使任务得到解决。在俄国，集体农业现在还只能注定是一纸空文。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基础上过渡到集体生产。农民合作社里包含着一切可能的经济部门，只是没有包含这个基本部门：耕种土地。以小农技术为基础的耕作，无论在何地都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力图使单独的小企业彼此分开并且力图取得对土地和耕地的私有权的倾向。在欧洲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美洲也如此，在全世界正在重演这种情况。难道俄国农民恰恰就是这样的非凡的与众不同的人，以致可以摆脱这个普遍规律吗？凡是把俄国农民看成普通的人而且把他们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农民相比拟的人都会认为，那种指望在目前俄国农业基础上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想法是一种幻想。 革命目前在俄国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与1789年革命在法国所取得的成就和法国革命的余波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相同的。革命铲除了封建主义的残余，从而使土地私有制比以前更纯粹和更强烈地表现出来。革命使那些迄今一直对推翻土地所有制——这是说大土地所有制——感兴趣的农民现在成为这种新建立的土地所有制的最强有力的维护者，革命还使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商品生产重新巩固起来，而这两者构成了一种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自然而然地不断重新产生，即使这种生产也会一时受到扰乱，甚至遭到破坏。 甚至较贫苦的农民，也并不想放弃土地私有制的原则。他们不想用集体企业的办法，而想用增加自己土地拥有额——因而也就是增加私有财产的办法，来改善自己的景况。对土地的贪求，永远标志着农民的特点，这种贪求在大农场瓦解以后现在已经成为私有制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在一切已经打倒了封建主义的国家里，农民就表现为私有制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农民作为这样的支柱，就被有产阶级当作他们的最可靠的警卫队来加以培养和照料的。俄国的情况也不会有其他的发展趋势。 这将是目前俄国“无产阶级和最贫苦农民的专政"的最无疑问的和存在最久的结果。 因此，一旦农民的新私有制得到了保证，他们对革命的兴趣就随即消失。农民们会起来反对任何想要牺牲他们的利益而恢复旧的大地主所有制的势力。但是农民并没有兴趣去超过这个限度。 而且，正如农民对革命的兴趣那样，农民对他们迄今的同盟者——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兴趣也会随之消失。 农民为自己需要而生产的比重愈减小，为市场而生产的比重愈大，愈是依赖现金收入，那么，农民对自己产品售价高昂的兴趣也就愈大。在封建主义被打倒后，这就成了支配着农民的一种兴趣。这种兴趣使农民不同大地主所有制相对立（毋宁说大地主在这种兴趣上是同农民一致的，而且是农民的同盟者），却使农民同非农业的、城市的，工业的居民对立起来。首先是同工人相对立，因为购买食物的费用在工人收入中所占份额比它在资产阶级收入中所占份额大，所以工人对食品价格低廉最感兴趣。 只要封建主义还存在着，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就一直是最好的同盟者。他们在从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起一直到1789年法国革命为止的历次斗争中都证明了这一点。一旦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农民随即就转向同城市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阵营里去。不仅富农同大地主一样也处在这个阵营里，而且小农也如此，甚至在像瑞士那样的民主共和国里也是这样。 农民转向这个阵营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随着反封建斗争传统的日益退化以及为自己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日益被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所排挤的程度而逐渐完成的。所以，我们的队伍里还长期保持着马克思还在1871年在他的关于法兰西内战的著作里所主张过的观点，仿佛农民还会像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同无产阶级并肩前进那样，参加行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参加政府的社会主义者目前还在寻求一种土地纲领，也就是说在寻求一种能使农民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生兴趣的纲领。但是实践却在任何地方都表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增长。 在农村里，同城市无产阶级有同样利害关系的，只有那些自己就是无产者的分子，也就是说，那些不靠出卖农产品，而靠出卖其劳动力维生的、即靠工资劳动维生的人。 无产阶级的胜利，取决于工资劳动在农村的扩大，这个过程如果靠农业大企业的增加就只能很缓慢地、甚至往往根本不能完成，但是如果靠工业企业的迁移到郊区，就能迅速完成。此外，无产阶级的胜利还取决于这一点：即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比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增长得快。而这是一个进展迅速的过程。在大多数工业国家里，农村人口不仅在相对地减少，而且甚至在绝对地减少。在德意志帝国，1871年全国人口4100万中，农村人口还占262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64％，1910年，全国人口6500万中，农村人口就还只占2580万，即人口总数的40％。农业人口比农村人口还要少。在1882年第一次职业调查时，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4520万中还占192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42.5％，1907年时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6170万中就还只占1770万，即占人口总数的28.7％。在这1770万人中，自耕农只占1160万，雇工占560万，其余是雇佣人员。由此可见，农民人口在德意志帝国的人口总数中只占1/6。相反，无产阶级的人数在1907年就占3400万，即占人口的半数以上。从那时以来，无产阶级的人数无疑还在迅速增加，距离占人口2/3的数字不会再遥远了。 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农民在俄国所占的优势是何等巨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共同斗争，这使革命得以取得胜利，但是却也证明了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次革命愈是作为这种性质的革命而完成和巩固，也就是新贏得的农民私有财产愈稳固，那么就愈加奠定了一方面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又引起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日益增长的基础。在今日俄国所处在的阶段里，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经济趋势是极其强烈的，甚至最强有力的专政也无法扭转这种趋势。毋宁说，这个专政，作为农民的专政，倒还会促进这种趋势。 乙工业 俄国的工业是同农业不一样的。虽然这种工业也还表现出许多原始的形式，但是俄国工业的资本主义部分正是由于它是最近才兴起的而表现出最现代化和最高度发展的形式。俄国的产业工人当中有许多人是文盲，他们来自农村，完全受着乡村观念的狭隘性束缚；但是除此之外，也还有不少人掌握了无产者今天所能获得的充分现代化教育；他们对理论很感兴趣，就像半世纪前被马克思赞扬过的德国工人那样；俄国工人有强烈的求知欲，而在西欧工人中间，求知欲却往往被民主的琐碎工作所磨灭了。 在这个基础上难道就已经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了吗？ 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这些厂矿据为己有，以便每个厂矿单独进行生产，那么，人们也许可以认为能够建立。 正是今天，8月5日，当我写这段话时，从莫斯科传来了列宁8月2日的一篇演说。据说列宁在演说里说： “工人牢牢地掌握着工厂，农民决不会把土地交给地主。”[13] “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要求，而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要求。社会民主党的要求是：工厂和土地属于社会。 个体农民在必要时可以在一种不与任何别的企业发生联系的情况下经营自己的田庄。相反地，一个现代化工厂则处在社会关系之网中，孤立进行生产是无法想像的。由各该工厂的工人来占有工厂是不够的，即使工人们有足够的知识和纪律性来正确地管理工厂。如果没有来自其他企业的供应，没有原料，没有煤炭，没有各种辅助性材料，不能经常销售其产品，那么这个工厂一天也不能经营下去。如果原料生产者、矿山或是运输事业不起作用，那么这个工厂也就不起作用了。要对这个工厂实行社会主义经营的前提条件是：建立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网。只有当社会能够做到这一点时，社会主义生产才有可能。 社会民主党不要求把工厂交给本厂工人，而力求实行社会性的生产，力求用一种为满足社会本身需求的生产来代替商品生产，而这只有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才能做到。甚至布尔什维克迄今也只是宣布使工厂国有化，而并没有宣布把工厂交给工人。后者将只能意味着过渡到另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正像许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新的所有者将把他们的财产当作一种特权地位来加以维护，用以对付前来寻找工作的移民；而俄国农民，由于土地不足，尤其一定会源源产生这种移民。 永久消灭资本主义，是不可能采取把工厂交给在本厂劳动的工人这种办法来实现的，而只能采取把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公有，这就是说，归全体消费者所有，以便为他们的需要而生产。这样，生产资料将归国家所有，那些单纯地方性的生产资料则归地方自治团体所有，也可能视具体情况而归消费合作社所有。 人们确实也曾试图目前在俄国走这条路。在这方面他们会做到什么程度，尚须等等再看。无论如何，苏维埃共和国的这一面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不过，可惜的是，这一方面的情况还完全处于朦胧不清状态。当然法令并不缺少，但是这些法令的实施情况如何，却缺乏可靠的消息。没有广泛的、详尽的、可靠的和迅速灵通的统计，社会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的。但是苏维埃共和国至今还不能作出这样的统计。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它的经济活动的消息极为矛盾，根本无从核对。 这也是专政和压制民主的结果之一。由于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由于没有一种有各阶级和各党派代表参加并能在其中发表意见的中央代议机构，于是那些实际上的专政者们就很容易只把他们所喜欢的消息向公众发表。不论他们是否利用这种可能性，人们对他们的报道总是不信任的。在这同时，批评并没有沉默，批评只不过在寻求地下的途径而己。批评通过口口相传而扩散开来，其速度几乎就同举行公开的群众大会一样迅速，但是却不受公众的监督。谣言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我们就是这样地听到无数来自左边和右边的消息，它们彼此矛盾，因此我们不得不对它们一律先表示怀疑。 因此，苏维埃政府的社会主义试验将会造成什么结果，目前还无法肯定，甚至无法对之作近似的估计。但是，如果苏维埃政府不能保住自身，它难道能够在这方面建立一些不会再被取消而且能长久遗留下去的东西吗？ 也许不再有人会认为，苏维埃政府会根本消灭资本主义。它无疑可以消灭许多资本主义财产，把许多资本家变成无产者，但是这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含义并不相同。如果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复活，而且必然会复活，而且大概会迅速重新复活起来，而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引起了一次人事更动而己。取代了过去的资本家（他们如今成了无产者）的，是无产者和知识分子，他们会变成资本家。与此同时，那些能及时地投效一个能在混乱中最终地保全下来并把混乱导向正常状态的政府的人，就能得到最大的好处。现在苏维埃政府就已经感到不得不向资本作出各式各样的让步。早在4月28日列宁就已经在他那篇已援引过的演说（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的新闻稿里）中承认，剥夺资本的工作进行得太快了。 “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14] 但是这种组织工作正是关键所在。对于一个专政者来说，再也没有比剥夺财产更轻而易举的事了。但是要建立一套庞大的社会劳动机构并使它发挥作用，单靠一纸命令和赤卫队是不够的。 但是苏维埃政府在德国资本面前甚至比在俄国资本面前还更加畏缩，并且承认了德国资本的要求。协约国资本再度流入俄国究竟会达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从种种迹象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似乎只是为了要替德国资本和美国资本腾出地方才消灭俄国资本的。 不管怎样，仍然可以预期：即使苏维埃政府被推翻，它所实行的某些工业部门国有化仍将继续保持下去；除了摧毁大庄园之外，国有化可以被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并且不再能被撤销而恢复原状的第二个重大步骤。这尤其可能，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正在所有现代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里实行着的运动。战争的需要促成了这种运动（我们可以回想起美国的铁路国有化），而和平的需要将使它继续下去。无论在何处，我们都必须对财政垄断有所准备。 但是这已经表明，国家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国有化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要取决于国家的性质。 而俄罗斯国家是一个农民国家。今天俄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是农民国家，因为农民已经学会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农民在俄国正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不大可能在国家里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力，农民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不适合于这样做。但是农民不再能容忍任何政权忽视其利益——甚至对城市无产者的态度也如此。 面对着农民的商品生产，国营工业也必须为市场而生产，而不是为国家的本身需要而生产。国营工业最主要的销路，即它的国内市场，恰恰是由农民组成的。 农民对廉价买进工业品正像对高价出售农产品一样地感到兴趣。私营工业怎么才能做到会有低廉的价格，是靠压低工资还是靠减少利润，这对农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农民对私营工业资本的高额利润不感兴趣。 然而就国营经济而言，情况却并不如此。国营经济的利润愈高，则国家岁入中税收所占份额就愈小；而税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势必主要取自农民。由于这一点，农民对国营企业增加利润正如他们对国营企业产品价格低廉一样感兴趣：但是这却意味着降低工资。 这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一个矛盾的根源；国营经济发展得愈大，这个矛盾就愈显得尖锐。 俄国革命的真正遗产将是这种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 把这种情况全都归咎于布尔什维主义当然是错误的。在那些被人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事情中间，有许多事情是它所处的形势引起的必然后果，如果别的政权当政，也肯定会发生这种事情。然而专政使现有的种种矛盾尖锐化并使之达到极度：这却是专政的本质范围之内的事了。 饥荒不是专政造成的，而是由于沙皇统治的倒行逆施和由于战争所造成的。但是农业和运输事业在媾和以后的半年内恢复得如此之慢这却是内战的结果；而内战是在专政之下唯一的反对形式，因此当群众对政治具有强烈兴趣时，内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军队的解散也是布尔什维主义早已面临的一个过程。然而布尔什维主义自己曾夸口说，它最剧烈地促进了军队的解散从而迫使媾和实现：而目前甚至连它自己都不再为这次媾和感到高兴。 农民中间的粉碎大庄园制度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前就开始了的；由于农民占压倒多数，本来就没有任何人能阻止这件事。然而取消立宪会议却促成了这种情况：对于被没收的大庄园的利用问题所能施加的社会影响，连最后一丝痕迹都没有了，这些大庄园的分配问题完全听任那些具有最切身利益的人用纯粹私人的专横手段来加以处理。 最后，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矛盾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自然而然地一定会产生的。这不能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专政的统治却使那种使矛盾变得尖锐化和深刻化的条件趋于成熟。随着立宪会议的解散和军队的解散，最能保护俄国免于瓦解和分裂的两个因素就此消失。恰恰是那些旧俄最富饶的农业地区，现在脱离了它。如果这种发展再继续下去，特别是如果西伯利亚也脱离俄国，那么俄国就不再是谷物出口国或各类食物的出口国。那时，俄国农产品价格将完全由国内市场来决定，而不由国外市场来决定。 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的矛盾将最能表现出来而且最无法调和。在那些输出大量农产品的国家中，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往往采取国与国之间矛盾的形式，而不采取阶级矛盾的形式，也即采取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矛盾的形式。现在，由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俄国本身己不再是农产品出口国，并且形成了一种势必会最迅速和最剧烈地引起农民和产业工人之间经济斗争的局面。 这种斗争无论如何也决不能完全避免。对于高瞻远瞩的政策来说，矛盾赖以发生的条件若能具有一种可以使无产阶级最充分发挥其力量的形式，这就越发重要了。创造这种条件——不仅为了对付资本而且也为了对付农业起见——就是革命期间俄国无产阶级代表们最重要的任务。但是这项任务除了意味着最牢固地奠定民主基础之外不能意味着别的。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实现社会性生产，但是这项任务，同实行社会性生产不同，在一个农业国里是可以解决的。 像一切劳动阶级一样，农民也要求有民主。农民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可以生活得很舒畅，正如瑞士和美国所表明的那样。但是，与无产阶级不同，农民的政治兴趣不大会远远超出自己的乡村范围以外；而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掌握整个国家机器，这不可能是地方性的行动。农民可能对这样一位皇帝很热情：他是农民出身的皇帝，他保护农民的财产，维护农民的利益，就像农民曾经想像拿破仑会做的那样。俄国农民将反对沙皇政权的复辟行动；对农民来说，沙皇的复辟是同那些被农民恨之入骨的旧地主的卷土重来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一个专政者能保障农民的财产，并且允许农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耕种其田地和善价出售其产品，那么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专政者也可能会像共和国一样地受农民欢迎。取消民主，宣布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这于是就替那样的专政者廓清了道路；而一个阶级的专政实际上是一党的专政，并且就像列宁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也可能是个别人的专政。列宁在4月28日的演说中说道： “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就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必须依靠强制。 ……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我们就应该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需有国家，即强制。强制的形式，取决于当时革命阶级发展的程度，其次取决于某些特殊情况，如长期反动战争造成的后果，再其次，取决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形式。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15] 长远地看，对俄国无产阶级说来，最危险的莫过于使农民怀有这种思想：专政———剥夺任何反对派的权利、取消一切敌对阶级的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似乎是最符合诸劳动阶级利益的政体。如果城市工人一旦同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以及同一种被农民所承认的专政发生冲突，那么城市工人将会有什么结果呢？ 而如果工人自己的专政崩溃了，那么他们又会有什么下场呢？除了一党专政以外的另一个可资选择的办法，只能是这个党的毁灭。专政使执政的政党势必力图用一切手段（包括正当的和肮脏的手段）来保持统治，因为这个政党的倒台就意味着这个政党的彻底毁灭。 民主就完全不同。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也保护少数派，因为民主意味着权利平等，人人都平等享有一切政治权利，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和政党。无论何处的无产阶级，都对民主最感兴趣。在无产阶级构成大多数的地方，民主成为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在无产阶级居于少数的地方，民主又成为无产阶级为保持自己、赢得让步和发展自己而进行斗争的最好的依据。如果居于少数地位的无产阶级通过一种短暂状态，即与另外一个阶级结成联盟而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又打算用取消民主、取消少数派权利和取消反对派来使这种短暂状态永久化，那么这将是目光最短浅的实用政策，即只顾眼前的政策。无产阶级自己是在摧毁那唯一能使它在那种短暂状态以后赖以巩固自己地位、进一步展开工作和展开斗争的基础。 俄国无产阶级从苏维埃共和国里得到的真正的实际果实（不是法令），究竟是否比它从立宪会议——也同苏维埃一样，其中大多数代表是社会主义者，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更多些，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如果苏维埃共和国崩溃，那么俄国无产阶级的全部成果也有随之而崩溃的危险。 假如立宪会议能够使民主获得巩固，那么工业无产阶级在立宪会议中以及通过立宪会议而获得的一切成果从而也将得到巩固。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把希望俄国无产阶级全部革命果实不致都被骗走的这种期望完全寄托于此：即专政无法扼杀俄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在经过内战的种种错误和混乱之后终将取得胜利。 俄国无产阶级的前途不寓于专政之中，而寓于民主之中。 [1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5页。 [1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59页。 [1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7-179页。
八、实际事例的教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八、实际事例的教育 对于这里所论述的专政方法的坏处，现在还应该举出它的好处来进行对比：即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十分出色的实际事例的教育，即使这种方法不会保持下去，它也会具备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无法再被抹煞的许多好处。 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这个论点显然是由于下列的考虑而产生的：在人民的多数派实行统治的民主国家里，只有在能争取到大多数人赞成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们若走下列道路就能快得多地达到目的地即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目标明确的少数派取得了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来实行社会主义措施。这个少数派的成绩就会立即产生令人信服的作用，并且使那些以前反对社会主义的大多数人迅速皈依社会主义。 这听起来是很娓娓动人的，而且从老魏特林的嘴里已经这样动人地讲过。它只有一个缺点：即这种说法恰恰是以应该获得证明的假定为前提的。反对专政方法的人们恰恰就在反驳这种看法：即社会主义生产可以在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合作的情况下由少数人来实现。但是，如果这种尝试失败，那么它当然也提供了一次实际事例的教育，然而这是反面的教育，即不是引人入胜的、而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教育。 那些被这种教育所支配而不靠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和考察来形成自己思想的、没有头脑的、单纯崇拜成功的人们，在这种试验失败时不会去考察它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失败的。他们不会在条件不利或不成熟中间去寻找原因，而会在社会主义本身中去寻找原因，并且会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根本不中用。 由此可见，实际事例的教育有其危险的一面。 我们对这种教育应该抱怎样的看法呢？ 我们可以通俗地用下面的话来概括社会主义的内容：人人都有自由和面包。这就是群众所期望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就是他们所以赞成社会主义的理由。自由的重要性不亚于面包。即使是生活小康者，甚至富裕阶级，也曾为自由而进行斗争，并且为了他们的信念而往往在财物和鲜血方面付出最重大的牺牲。对自由、对自决的需要，正如对食物的需要那样，是出于人的本性的。 社会民主党迄今一向对人民群众进行这样的实际事例的教育：即社会民主党是最不屈不挠地维护一切被压迫者的自由的；这些被压迫者中不仅有工资劳动者，而且还有妇女、受迫害的宗教和种族、犹太人、黑人、中国人等等。由于这种实例教育，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就远远超出工资劳动者的圈子之外。 而现在，一旦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政权，这种实例的教育竟然立即就被与它背道而驰的实例教育所排挤掉了。它的第一批措施居然就是废除普选制和废除新闻出版自由，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因为，关键问题在于要用专政来代替民主——这一点必须不断反复地予以指出。为了粉碎那1万名上层分子的政治影响，并不需要把他们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他们并不是用他们个人的投票来发挥这种影响的。 至于一切小商人、手工业者、中农、较富裕农民、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一旦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他们立即就由于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而干脆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即使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同样，那些因为社会主义为谋自由而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也会因此而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这种做法不可能把任何迄今为止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争取过来。它只能使社会主义的敌人数目增多。 但是当然，社会主义确实不仅许诺了自由，而且还许诺了面包。这似乎该使那些被共产党专政剥夺了自由的人们感到宽慰。 有了面包和娱乐就能忘记丧失自由之痛的人，不是最好的群众。但是，毫无疑问，物质福利可以把许多以前对共产主义抱怀疑态度或由于共产党的剥夺权利的政策而同共产党疏远了的人们引向共产主义。不过这种福利必须真正来到，而且要迅速来到——不是作为未来的希望，如果这种福利要发挥实际事例教育的效果的话。 该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种福利呢？专政的必要性是以这个条件为前提的：即居民的少数派已夺得国家政权。这是由无产者组成的少数派。而无产者的主要武器是他们的人数，在正常的时期，无产者只能运用这种武器来发挥影响，而且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无产者才能夺得国家政权。作为少数派，无产者只有靠诸种反常情况的巧合，也即靠那种使政权崩溃、使国家衰微贫困的灾难，才能取得国家政权。 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也即在现代文化之下的普遍福利——才会成为可能。用荒唐的政策——譬如毫无结果的内战——来消耗这种财富的国家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提供任何足以极迅速地扩大各阶层福利的有利的起点。 如果作为已破产的国家政权的继承者而出现的，不是一个民主的政权，而是一个专政的政权，那么情况就会更加恶劣，因为内战会成为它的必然后果。这种情况下，在物质资料方面所残剩下来的，将由于无政府状态而消耗殆尽。 归根到底，为人人谋福利，就意味着要不断发展生产。摧毁资本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凡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还不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就必须继续存在，否则，生产过程将告中断，从而引起普遍的贫困，这种贫困是现代无产者所十分害怕的，因为它会成为普遍失业。 只有在无产阶级在合作社的、工会的和城市的自治方面、在参加国家立法和政府监督方面受过了训练而且许多知识分子愿意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生产才能在是资本主义在新条件下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一切地方，立即无间断地替代资本主义。 在一个在经济上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至于无产阶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会具有这种成熟性。 因此，从一开始就可以这样推断：凡是在无产阶级只能靠那种与民主相反的专政来维持国家政权的一切地方，社会主义所遭遇到的困难就会如此巨大，以至于看来专政根本不可能迅速实现普遍福利，并且也根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使那些被专政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民群众同这个暴力政权相和解。 事实上，我们看到，苏维埃共和国在存在九个月之后，不但没有造成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 我们看到有一篇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纲》。其中有一节论述“情况的困难”。第二十八条就是这样说的： “二十八、无产阶级在极大的困难的情况下执行着积极的组织工作。国内性质的困难是：国民经济的破坏和极度枯竭，甚至由于战争而使国民经济解体；资本家阶级在十月革命前的政策（有意识的瓦解政策，以便在‘无政府状态’出现之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秩序’）；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怠工破坏；旧军官们、将军们和资产阶级的不断的、反革命的武装和非武装叛乱；缺乏技术力量和无产阶级本身缺乏教育（着重号是原文本来有的——考茨基注）；缺乏组织经验；小资产阶级——这是极端无组织的阶级——的诸广大阶层的存在等等。” 这一切都是很对的。但是这除了说明条件的不成熟之外，还能说明其他什么呢？这难道没有确凿地证明：在目前俄国的这种情况下一种在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实际事例教育”是不可设想的？现在有的是这样一种人所共知的实际事例教育：它使人们有必要就下面的问题进行理论性的争论：即本来应该被显示出来的东西，为什么目前还无法显示出来。难道这就会使那些迄今为止还反对社会主义并且只有用实际成果来使之信服的人因而就回心转意了吗？ 当然，任何新的政权都可能遭遇一些意料不到的困难。如果从一开始就把这些困难归咎于这个政权并且未经仔细考察实际情况就因此而灰心丧气，那就做得不对了。但是如果不顾这些困难而坚持下去，那么就必须首先对这个政权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具有坚强的信念。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对这个政权产生怀疑。崇拜成功的人总是不可靠的倒戈者。 这样，我们在这里又要回过来再谈谈民主，民主迫使我们力求在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先用最有力的宣传来向群众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我们在这里必须再一次拒绝专政的方法，这种方法用暴力的实际事例教育来替代说服工作。 这并不就是说，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际事例的教育不能有任何作为。相反，在这方面，这种教育能够而且定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但不是通过专政来进行这种教育。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处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上很不同的阶段。一个国家一方面愈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方面又愈是民主，那么它就愈接近社会主义。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愈发达，那么它的生产力就愈高，财富就愈大，劳动就愈社会化，无产阶级人数也就愈多。而且，一个国家愈民主，它的无产阶级就组织得愈好，愈有训练。民主有时也会阻碍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但是民主是促使无产阶级达到它取得政权和实现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成熟程度的必不可缺的手段。在任何国家里，无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和民主方面愈是先进，那么无产阶级在这样的冲突中不但能暂时取得胜利而且还能保持胜利的希望也就愈大。 如果一国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取得了国家政权，它就会在那里发现，已经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来使经济立即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去发展，并且立即增进普遍的福利。 这于是就对那些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落后的国家提供了真正的实际事例教育。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群众于是就会一致要求采取同样性质的措施，而较穷的阶级的其他各阶层以及许多知识分子也会要求国家走这种为人人谋福利的同样道路。这样，即使在那些今天还没有条件使无产阶级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夺取国家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先进国家的实际事例教育也会使社会主义事业成为无法抵挡的。 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时刻估计得很遥远。在许多工业国家里，看来已经充分具备了社会主义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问题仅仅是一个权力问题，首先是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的团结问题。但是俄国不属于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之列。现在正在俄国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俄国目前的革命只有在同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更高度发达的国家的这种实际事例教育可以加速社会发展的历程，这一点已经被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里指出过：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1]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朋友们，尽管许多次援引马克思的话，但是似乎完全忘记了以上的这一句话，因为他们所宣扬和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而已。他们认为，这是使社会主义诞生的最无痛苦的方法，是使社会主义“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最无痛苦的方法。如果还想继续用比喻来说明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 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 马克思在这里讲到了一个国家能向另一个国家提供的实际事例教育。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说来，还要考虑到另一种实际事例教育，即一种更高度发达的企业形式能向落后的企业形式提供的实际事例教育。 诚然，资本主义竞争在无论何地都力求把落后的企业铲除，但是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一个如此痛苦的过程，以至于受到这种过程威胁的企业会千方百计进行抵抗。因此，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时，还会有许多在技术上已经陈旧的企业存在着。尤其在农业方面，农业的大企业经营只会取得很小的进展，有些地方甚至倒退了。 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在大企业的基础之上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起初将不得不限于使现存的大企业社会化。如果社会主义农业这时取得了良好收获（如果用一种自由地实行社会化的人的劳动来代替那种在农业中收获不够良好的工资劳动，这种良好收获本来是可以指望的），那么，社会主义农业大企业中的工人的景况就会比小农的景况更有利，然后人们才能有把握地预期，小农也会大批地自愿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去，如果社会对他们提供了为此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话。而在这以前，他们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仅仅替社会主义准备了不充分的条件。想要在理论上说服农民有产者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在促使农民的农业实行社会化的过程中，只有实际事例的教育才能有所助益。但是这种教育是以农业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为前提的。大企业在全国发展得愈广泛，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愈快和愈彻底。 大卫[12]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接受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目标，并且还尽量使之更加显著突出：这个目标就是：消灭任何农业大企业并且把它们支解为分支企业：这个目标对于在农业中实行社会主义，从而对于一般地在社会中实行社会主义都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目前俄国革命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本着爱德华·大卫的精神所进行的工作。在俄国，实际上指导着革命方向的不是列宁，而是大卫。 这就是俄国革命所提供的实际事例教育。这种教育说明了俄国革命在实际上的资产阶级性质。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01页。 [12]爱德华·大卫（1863-193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理论家，1903年发表《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否认农业走向大经营的历史趋势，主张永久保留小农经济。——编者注
七、苏维埃共和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七、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组织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产物。无产阶级当时曾从事群众活动，为此就需要有一种群众组织。社会民主党人的秘密组织，同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组织一样，都只有几百名成员，受它们影响的工人只有几千人。在沙皇专制统治之下，政治性的和工会性的群众组织都不能建立。革命发生时业已存在的唯一的一种工人群众组织是由资本家自己所造成的：即各个单独的企业。这些企业这时就成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组织。于是，每个企业都由物质生产的场所变成了政治宣传和行动的场所。每个企业的工人举行集会，选出代表，这些代表们又联合成代表会议——苏维埃。当时推动这种如此富于重要意义的运动的，正是孟什维克。于是就造成了无产阶级组织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所有的形式中最广泛的，因为它包括了一切工资劳动者。这种形式推动了强大的行动，并且在工人的观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1917年3月俄国第二次革命爆发时，苏维埃组织也随即重新出现。而这一次，与第一次革命以来无产阶级日益成熟的情况相适应，苏维埃是建立在更高级的基础上的。1905年的苏维埃依然是地方性的机构，而且限于各该城市之内。1917年的苏维埃不仅数目多得多，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单个的苏维埃结合成联合组织，这些联合组织又集合成全国性的机构，它的机构就是定期举行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常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苏维埃组织现在已经有了伟大的光荣的历史。它的未来历史一定更加伟大，而且不限于俄国一国。到处可以看到，要反对财政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拥有的雄厚势力，无产阶级迄今所用的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经不灵验了。这些旧方法不能放弃，它们在平常时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时会面临一些任务，这种方法就嫌不够了，这时只有把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力量联合起来，才能顺利解决。 由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群众性罢工的主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里也曾被正式提出。1905年的党代表大会赞成过这种主张。后来，1906年的党代表大会曾试图打消工会干部的神经过敏和胆怯畏惧的情绪。党代表大会就群众罢工问题作出决议说： “党执行委员会在认为有必要举行政治性的群众罢工时，应立即同工会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并且应采取为成功地贯彻行动所必需的一切措施。” 根据在群众罢工方面的各种经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决议是根本错误的。第一是因为群众罢工愈是出人意料地以一种自发的突然性在一定的形势下爆发出来，它就愈能获得成功。如果由党的机构和工会机构经过事先协议而发布命令，那么就必须有周密的准备工作，这就不能获得任何成果。 还有一点理由是，工会官僚机构现在愈来愈反对任何大规模的自发性的行动。工会依然是绝对必要的。无产阶级工会的会员人数愈多，其工会的财力愈雄厚，无产阶级就愈强大。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受长期训练的管理机构——也即官僚机构，就不可能具备那种拥有许多手段的分布广泛的常设组织。工会官僚机构正如工会本身那样是必不可缺的。就像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那样，工会官僚机构也有其阴暗面，但是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说来，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正如上述两种制度是不可缺少的那样。 但是这并不就是说，应该承认工会官僚机构所要求的一切职权。这种机构的职权应该限于它的最基本的、而且不能由别人来替代的任务，也即限于管理工会基金，限于发展工会组织的工作，限于在工人进行斗争时同工人进行磋商。但是它不适宜于领导那种愈来愈标志着时代特征的大规模群众斗争。工会干部正如议会议员那样，可以凭借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实际领导权应该愈来愈属于企业代表机构——工人代表会议。在除了俄国以外的其他各国，譬如说在英国，这种机构（工厂委员和工厂代表）都曾经同工会肩并肩地在群众斗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 这样看来，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这一场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能不能向苏维埃要求更多的东西呢？1917年11月革命后，在俄国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同社会革命党左派一起占得了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解散后，竟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他们废除了俄国人民在三月革命中争取到的民主。因此，布尔什维克不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了。 当然，他们并不想完全放弃民主。列宁在他4月28日的演说里把苏维埃组织称之为“更高级的民主类型”，称之为同“被资产阶级歪曲的”民主完全决裂。对无产阶级和贫农来说，现在已经实现了完全的自由。 但是人们一向把民主理解为一切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被法律赋予特权的诸阶层，总是享有行动自由的。但是这并不被称为民主。 苏维埃共和国据说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唯一“能够促成最无苦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组织。社会主义仿佛应该从这里开始：就是使那些没有代表参加苏维埃的一切居民阶层都成为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人。 在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方面需要讲的话，我们已经阐述过了。我们只需要就无产阶级专政在苏维埃中的表现形式再作几点说明。 为什么同普选制所能做到的相比，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更无痛苦地促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显然是因为用这种方式把资本家排除在立法工作之外。 这样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资本家和他们的追随者只是无足轻重的少数。那么在普选制之下他们怎么能阻挠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相反，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之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那么他们就会比起在一种规定得任何人都不能有把握地说哪个党真正获得居民大多数支持的选举制之下，更能安分守己。实际上，单把资本家的权利予以剥夺是不可能的。在法律的意义上，什么是资本家呢？是有产者吗？ 甚至在德国这样经济非常先进、无产阶级人数极多的国家里，只要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就会有大量的人成为没有政治权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三大部门的从业人员（从业者及其家属）中，职员和雇佣工人的人数就略多于3600万人，独立生产者的人数占1700万人。可见，一个政党也许能获得大多数雇佣工人的支持，但是在全体居民中还占少数。另一方面，在普选制之下，工人如果团结起来的话，也不需要害怕他们的敌人。而且工人在对共同敌人进行斗争时所必需的普选制，比起把政治斗争局限于苏维埃里来，更能使工人团结起来，因为在苏维埃里，阶级敌人已被排除出去，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阶级斗争完全采取了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进行斗争的形式。这里是在正式培养宗派狂热，而不是培养阶级觉悟。 现在来谈一谈另一种可能。资本家及其追随者不是少数，而是一大批人，他们也许能够在一种在普选制的基础上选出的议会里成为一个厉害的反对派。不许这个反对派在立法机构里讲话，这样会使情况有什么改善呢？ 资本家本身在无论何处都只构成一个薄薄的阶层。但是，同社会主义者对比起来，他们的追随者可能是人数众多的。不能有这种想法：即只有被收买的或者有个人利害关系的人们才赞成资本主义。除了社会主义之外，资本主义今日是唯一可能较大规模地进行的生产方式。谁若是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他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问题，他就必然赞成资本主义，即使他对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利害关系。但是甚至在那些落后的、对资本抱敌对态度的阶层中间，有许多人还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从而就处在滋长着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所以，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居民中间直接或间接维护着资本主义的诸阶层的人数可能是很庞大的。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这样并不就能减小他们的反对。他们却会更强有力地对抗这个新的暴政政权的一切措施。在充分民主的普选制之下，一切阶级和利益都按其力量大小而在立法议会里有其代表。任何阶级和政党都能对任何法案进行最自由的批评，指出这个法案的缺陷，而且还能显示在居民中间存在的反对力量的大小。在苏维埃里，一切反对的批评都被排除，法律的缺陷也不容易暴露出来。而关于居民中间将会对它进行的反对，起先也完全无从知悉。直到后来，当法律已经颁布时，才出现批评和反对。法律的缺陷不是在讨论中，而是在执行中暴露出来。因此，苏维埃政府甚至对重要的法律，也不得已而用补充规定和放宽实施，使之面目全非，使那些刚刚从前门庄严地抛出去的东西又从后门回来。我们已经指出过：与普选制不同，以职业为基础的选举制具有一种使参加者眼光狭小的倾向。这一切竟然会比普选制、竟然会比那种按实力对比关系参加议会的各政党之间的自由讨论更能促成无痛苦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很可怀疑的。 而在苏维埃宪法下，无产阶级专政也同这种无痛苦性一样值得怀疑。专政——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这是否就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在俄国经济结构的条件下，苏维埃只能用下列办法来取得其统治地位：即它们在1917年，不像在1905年那样使自己仅仅局限于城市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一次，士兵和农民也组织到苏维埃里去了。随着军队的解散，士兵失去了他们在人数上的重要意义。人民委员们所招募的为数不多的军队，其重要性对于人民委员们来讲与其说在他们的选票上，还不如说在他们的刺刀上。当然，红军的选票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在各地的苏维埃中，譬如说在彼得堡最近一次的改选中，士兵们保持了相当一大部分的席位。但是更重要的是农民的选票，农民构成了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与立法和参加政府的居民中间，农民占大多致。如果把那个在我们面前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执行下去，如果一般说来真有一个阶级能直接实现那种本来只有政党才可能实现的这种专政的话，那么它就会成为农民的专政。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最无痛苦的实现，似乎只有掌握在农民手里时才有保证。但是，如果农民在苏维埃组织中构成了大多数，那么苏维埃组织在另一方面也就不包括整个无产阶级了。 哪些人可以组织在苏维埃里，哪些苏维埃可以参加总的组织，这些观念起先是不完全明确的。往往流行着这种看法：每一个职业组织都能组成一个苏维埃，而且被看成是一个苏维埃。《莱比锡人民报》还在5月2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是来自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文章说： “苏维埃代表机构具有胜过任何民主代议机构的优越特性，它给予一切公民以完全平等的权利，有关国家的一切阶级都享有在苏维埃里获得一种确切地符合其力量及其特定社会比重的代表数目的充分可能性。为此，不言而喻，他们必须把自己先行组织起来，当然不是按照迄今所实行的民主主义的公式组成政党，而是按照新的民主形式，组成特殊的阶级组织和工会组织。” 列金[10]之流可以对这种把社会民主党的地位降低到工会组织下面的做法感到很满意。而那些想要用等级选举制来代替普遍、平等选举制的反动分子们，也会在这里发现一朵可以从中吸取花蜜的鲜花。这位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者接着又说： “资产阶级作为这样的阶级，在苏维埃里迄今一直没有代表，这并不是因为不让他们参加，而是因为他们在他们那一方面对苏维埃实行抵制，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按照无产阶级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 资产阶级真的不愿意这样做吗？我们的这位布尔什维克朋友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像企业家组织这样的组织吗？在他看来，在普选制之下，资本家个人在苏维埃组织里果真比企业家组织更危险吗？然而我们马上就会领教到：苏维埃组织胜过普选制的优越性究竟何在： “不言而喻，可以这样推断：资产阶级的任何战斗组织都不会被允许參加苏维埃。” 换句话说，比起普选制来，苏维埃组织具有这种优越性：较大的专横。它可以把凡是被它认为是敌对组织的一切组织排除在外。它“给予一切公民以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是“不言而喻”，他们只能根据苏维埃政府的旨意来行使这种权利。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却又发现，这样行不通。7月12日闭幕的最近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拟订了一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这部宪法规定，有权选举苏维埃代表者，不是俄罗斯国家的全体公民，而只是某些特定类别的人。 只有“靠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才有选举权。但是什么是“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呢？这是一个确实富于弹性的概念。同样富于弹性的是关于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的人的规定。这种人里面包括“以获利为目的而雇用工资劳动者的”人。有一名帮工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手工艺者，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者完全一样，但是他没有选举权。关于剥夺私营商人和居间商人的选举权的规定，可能会使还多得多的无产者变成没有权利的。失业的工人为了勉强维生而开了一个蔬菜铺或者去贩卖报纸，他也就丧失了选举权。 另一条规定把下面这些人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他们“获得非劳动的收入：譬如资本利润、企业收益、产业收益”。这里面没有说明，使人丧失选举权的“非劳动的收入”的数额必须多大。有储蓄银行存折的人是否就属于这一类？许多工人，特别在小城市里的，都有一所小房子。为了维持生活，他们还把房间租给房客。这种人是否因而就属于获得非劳动收入者之列呢？最近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举行罢工，托洛茨基在1909年还把这个工厂称为“革命的堡垒”（《革命中的俄国》第83页）。我问过一位布尔什维克同志，他如何解释这次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抗议行动。 他认为，“这很简单；那里的工人都是资本家，他们人人都有一所小房子。” 由此可见，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制度被冠以资本家的称号并且丧失选举权，是何等轻易的事情。 足以引起最大专横的选举法在确定概念方面的弹性规定，不应该归咎于立法者，而应该归咎于其所确定的对象本身。在法律上对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加以毫不含混和恰如其分的规定，这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我没有找到关于成立一定机构来审查每人的选民资格并编制选民名册的规定，也没有找到关于是否应进行秘密投票或者可以用举手方式进行公开表决的选举程序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具体的选举程序……将由地方苏维埃依照全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决定之。” 列宁在4月28日的关于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演说中除提到其他问题外，曾阐明以下两点：（1)只有劳动和被剥削的群众才是选民；资产阶级不在此列。（2）选举上的任何资产阶级手续和限制均予以废止。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 由此看来，仿佛任何选民会议都可以随意规定选举程序。专横手段和排除无产阶级内部那些不顺眼的反对分子的可能性，也就登峰造极了。 规定中只是顺便地提到：对高级苏维埃的选举是间接选举：这也有助于在选举中发挥那种不利于反对派的影响。 然而，迄今为止，还是无法阻止反对派在苏维埃里获得发言权。 但是，向社会主义的“痛苦的过渡”，显然要求迫使任何反对和批评沉默下去。所以今年6月1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说： “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以及孟什维克的代表应被排除在外，同时并建议一切工人、兵士、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将他们中间的上述派别的代表开除出去。” 这个措施不是针对犯有一定刑事罪行的某些人的。凡被控对现政权犯有罪行者，将立即径予逮捕，毋须再予以开除。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的优免权。在这里，从苏维埃内开除出去的并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但是这实际并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意味着凡是站在那些政党立场上的一切无产者都丧失选举权。他们的选票不被计数。这方面是没有一定界限的。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起见，凡是为了损害社会主义革命而滥用其权利的个人或整个集团，均应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剥夺其权利。" 这就把整个反对派都宣布为被剥夺公民权者。因为任何政府，即使是革命政府，都会发现反对派滥用其权利。但是这还不足以保证无痛苦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布尔什维克刚刚把孟什维克的和社会革命党中派和右派反对派从苏维埃里赶出去之后，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左派之间立即就爆发了大斗争，他们本来是同这个左派一起组成政府的。于是社会革命党左派中间的大部分人也从苏维埃里被开除出去。 因此，在无产阶级本身的内部，享有政治权利的、作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基础的人们的圈子愈来愈缩小了。虽然其出发点是要求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内的一党的专政。然而在一个时期内，它也许还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专政。今天则甚至连这一点都值得怀疑了。 可是，在这方面，任何政权，即使是专政的政权，都有这种需要：即显得是体现了大多数人的要求的，而且这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是全体人民的大多数。即使布尔什维克，也不能摆脱这种需要。 7月6日的巴黎《人民报》报道了龙格和苏维埃共和国驻伦敦大使李维诺夫的一次谈话。除了提到其他问题之外，龙格说： “李维诺夫公民，您知道，甚至那些对于你们的运动极其同情的同志们也由于立宪会议的解散而感到痛心。当我上次在一月间见到您的时侯，在我这一方面我已经对您谈过。难道您并不认为，为了对付别人对你们进行的攻击，你们无论如何都应该举行（立宪会议的）重新选举吗？” 李维诺夫对此回答说： “鉴于当前的形势，目前不可能这样做。苏维埃形式所表现的民主——群众意志的正确表现——是目前适合于俄国的唯一的代表制形式。另外，那些对上次苏维埃选举表示抗议的人——那次选举对他们说来是毁灭性的——也会反对选举新的立究会议，我们毫无疑问地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多数。” 如果李维诺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对此确有把握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对选举呢？ 如果这次选举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举行而且布尔什维克获得多数，那么现政府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所赢得的道义上的基础，会比苏维埃政府在目前的选举方法和执政方法上所能贏得的基础还要强固得多。首先是：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就会丧失任何反对理由，战斗的无产阶级国际就会一致地全力支持苏维埃政府。 如果对于获得多数如此有把握，那么为什么要放弃这种莫大的好处呢？难道因为普选制目前对俄国不适合，而且只有苏维埃组织才符合俄国的需要吗？但是用什么来证明这种论断呢？如果能回想一下，任何政府都喜欢使自己和国家等同起来，并且喜欢宣称凡是对这个政府不适合的东西也就对这个国家不适合，那么，上述的论断当然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还有一点需要补充。今天的形势是不利于举行立宪会议选举的。在准备和举行第一届立宪会议选举的当时，俄国国内还处在某种程度的平静状态下。今天，内战已经把俄国弄得四分五裂。但是，难道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九个月来的这种结果就构成了证据，足以证明苏维埃组织是最适合于俄国的组织，并且是能实现最无痛苦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组织吗？ [10]卡尔·列金（1861-192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和国际工会运动的右翼领袖。——编者注
六、立宪会议和苏维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六、立宪会议和苏维埃 民主和专政之间的矛盾，目前在俄国革命中获得了十分现实的意义。 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在分裂状态下参加革命的。他们分裂为社会革命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主要代表农民。与欧洲其他各国不同，俄国的农民还是一个革命因素，因而能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携手并进。同社会革命党人对立的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即工业无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又分成两个派别：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认为，在俄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上，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除非在俄国革命的同时，欧洲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一直只相信意志和暴力是万能的，现在不考虑俄国的落后性，想要使革命立即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在革命过程中，这些矛盾加深了。孟什维克认为，在立宪国民议会组成正式政府之前，他们的任务是参加临时联合政府。布尔什维克则想要在立宪会议还没有召集以前就推翻这个临时政府，并且用一个由他们的党所组成的政府去替代它。此外，在媾和问题上也有深刻的矛盾。孟什维克想要立即媾和的迫切心情不亚于布尔什维克，两派都主张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实行媾和——即不割地和不赔款。两派都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而且孟什维克在那次会议上属于多数派。但是孟什维克想要普遍媾和，他们想要各交战国都接受不割地不赔款的口号。只要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俄国军队就应该一直保持作战准备状态。布尔什维克却要求不惜任何代价立即媾和，必要时准备用单独议和方式来媾和，他们为了力图强迫实现这一点，还加紧瓦解本已在瓦解的军队。 他们还获得下述这两个因素的支持：即军队中和人民中的广大群众的普遍厌战情绪以及临时政府似乎无所作为的样子；临时政府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所做的事比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在同样期间内所做的也许已经多得多了，但是还没有做到人们对一个革命政府所期望的那么多。立宪会议的选举，不能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实现。首先必须对旧的官吏机构实行革新；民主的市议会和地方议会必须建立。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选民名册的编造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俄国最近一次的户口调查还是在1897年进行的。因此，立宪会议的选举连续一再延期。 但是，主要问题是媾和遥遥无期。无论这该归咎于什么因素，协约国的政治家们反正总不理解：宣布愿意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当时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何等必要。他们奉行着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使协约国以及那个与协约国协调一致的临时政府在俄国人民心目中都显得是媾和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要求脱离协约国并且起来反对临时政府的一个理由。但是他们的行动从来没有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激进。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就在牺牲孟什维克和临时政府利益的同时，愈来愈得势，并且终于能够在去年11月里推翻了临时政府。他们的宣传力量显得如此强大，以致于他们能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争取到他们那一边去。社会革命党左派从此就同布尔什维克联合起来，他们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政府；社会革命党右派和中派则仍然站在孟什维克那一边。 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是从他们所鼓动起来的巨大期望中汲取的。如果他们要保持他们的力量，他们就必须满足这些期望。这可能吗？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建筑在这种假定之上的：即这个革命构成了欧洲普遍革命的起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号召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在这种假定之下，俄国的单独媾和将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媾和将使俄国人民遭受多少损害和承受多重的负担，以及媾和将对民族自决提出怎样的解释，当然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俄国能不能自卫，于是也是没有关系的。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保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内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 但是，将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成为帮助俄国消除经济落后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所造成的障碍的手段。 只要人们承认关于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假定，以上所说的也就随之而变得都很合逻辑，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这个假定还没有成为现实。于是人们责备欧洲无产者，说他们抛弃和出卖了俄国革命。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因为究竟是谁应该对欧洲无产阶级的态度负责呢？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老原则：即革命是不能被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条件中产生的。但是西欧的条件是同俄国的条件如此地不同，以致俄国的革命并不必然定会引起西欧的革命。 当1848年法国发生革命时，革命立刻蔓延到法国以东的欧洲地区。然而它蔓延到俄国边界上就停下了。反过来，当1905年俄国发生革命时，这在俄国以西的地区内引起了一些较强烈的选举权运动，但是没有引起可以被称为革命的任何运动。 然而，人们毕竟不该因为布尔什维克预期欧洲会发生革命而过分责怪他们。其他社会主义者也这样预期过，而我们确实正在逼近一种可能引起阶级斗争大大加剧和产生许多惊人事件的形势。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预期这种革命方面估计错误，难道像倍倍尔、恩格斯、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时不是也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估计吗？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预期在一定期间内发生一次革命，从来没有朝着这样的方向确定他们的策略：就是使党的存在，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取决于革命的爆发，并且使无产阶级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破产。 正如一切政治家那样，他们偶尔也在他们的估计上发生错误。但是这种错误从来也不能把他们引向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引入一条死胡同。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革命这张牌上。如果这张牌赢不了，他们就不得不陷入一条使他们面临无法解决的任务的道路。他们必须在没有军队来对付强大而凶暴的敌人的情况下保卫俄国。他们必须在普遍崩溃和到处贫困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为人人谋幸福的政权。实现他们所努力争取的一切目标所需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愈欠缺，他们就愈要用赤裸裸的暴力强制、用专政来代替所欠缺的方面。人民群众中间对他们的反对愈大，他们就越发有必要那样做。这样，用专政来代替民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关于他们只要取得政权就能引起欧洲革命的估计上发生了错误的话，那么，他们在关于他们只要夺得政权就会有大多数人民兴高采烈地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估计上也同样发生了错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作为反对派在那种由于俄国形势而产生的条件之下确实已发展出巨大的宣传力量。在革命初期，他们人数还很少，后来他们终于变得如此地强大，以致能取得政权。但是他们有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呢？ 这一点本来应该由立宪会议来说明的；正如其他革命者一样，布尔什维克也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甚至在一个时期还大声疾呼地要求过；这是一个要根据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权来投票选出的立宪会议。 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之后，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立即就批准了新政权。当然是在一个强大的少数派的反对之下批准的，这个少数派退出了大会，表示抗议。但是多数派也还没有拒绝召集立宪会议的主张。批准苏维埃政府的决议案在开头是这样说的：“在召集立宪会议之前，为管理国家起见，应成立临时工农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 这样看来，在这个决议里，立宪会议被承认为是比人民委员会更高一级的机构。 11月3日，政府解散了彼得格勒市议会，其理由是市议会违背了人民的观点，这种人民观点是在11月7日的革命中以及“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显示出来的。重选工作被宣布要根据现行的普选制来举行。但是过了不久，人们就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挑出了毛病。12月7日，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公布了一个决议，其中说： “无论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机构的选举办法采取何种规定，只有在选民对代表的罢免权被承认和被行使时，上述机构才能被视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这项真正民主的原则，适用于各级代表机构，而且也适用于立宪会议。……在平等基础上召开的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市的、地方的和其他的代表机构——立宪会议也不例外，有权下令限期重新选举。有关选区若有半数以上选民提出要求时，苏维埃必须下令限期重新选举。” 多数选民随时能罢免那种不再符合他们观点的代表，这种要求是完全符合民主原则的。与此相反，苏维埃怎么会有资格下令重新选举，这一点根据上述的观点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当时对于立宪会议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立宪会议本身的建立以及立宪会议的选举法还都没有受到触犯。 但是，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没有得到多数，这一点愈来愈明显了。因此，《真理报》在1917年12月26日发表了由列宁所起草的被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立宪会议的一系列提纲，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篇提纲。其中一篇宣称，选举是在布尔什维克胜利之后不久，在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分裂之前就举行了。所以，左派的和右派的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因此，选举并没有明确反映真正的群众情绪。 凡是有这种看法的人，就会根据上述12月7日发布的决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些有社会革命党人当选的选区内应限期重新举行立宪会议议员的选举。否则的话，上述决议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制定的呢？但是到12月26日，这个决议已经被人忘记了。突然之间，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两篇列宁的文章中的另一篇这时又弹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曲调。文章先向我们说明，这些刚选出的立宪会议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全体人民群众的真正情绪，然后文章又宣称，任何根据普选制选出的，也就是说由群众选出的立宪会议根本就是没有用处的： “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9] 未免遗憾的是，他们直到在立宪会议中居于少数之后，才具有这种信念的。从前谁也没有像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这时，同立宪会议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场冲突以苏维埃的胜利告终，苏维埃的专政则被宣布为俄国的永久的政府形式。 [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63页。
五、专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五、专政 民主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只有在民主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才能达到它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成熟程度。民主毕竟将提供用以测量无产阶级成熟程度的最可靠的标尺。在无产阶级业已取得政权而还没有在经济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在准备社会主义和已经实现社会主义这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都需要民主——之间，总还有一个第三阶段，即过渡阶段。据说，在这个中间阶段里，民主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 这种看法并不是新的。我们早已知道这是魏特林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现在却以马克思的话为依据。马克思在1875年5月写的批判《哥达纲领》的信件（刊载于《新时代》第9年卷第1期第502页起）里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5]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设想这个专政的。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取消民主。但是，当然按字义来讲，专政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个人独裁和专制之间的不同在于：个人独裁不被视为经常的国家制度，而被视为是暂时的应急办法。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也就是说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就已经排除了这一点：即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是指这个词在字义上的意义而言的。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政体，而是指一种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现的状态。马克思认为，英国和美国可以和平地，也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单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政体。 民主也许还不足以保证和平过渡。但是，没有民主，就肯定不可能有和平过渡。 然而，为了了解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如何，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猜谜语。如果说马克思在1875年没有进一步阐明他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什么而言，那么他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在几年之前在他题为《法兰西内战》的著作中已经对此加以阐明。他在那本书里说： “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6] 由此可见，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这本书第三版的导言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这个专政并不同时就是废除民主，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广泛地应用民主。这个政府的权力应该服从普选制。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普遍选举权……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7] 马克思在这本书里一再谈到全体人民的普遍选举权，而不谈一个特殊的特权阶级的选举权。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状态。 因此，那些赞成专政反对民主的人是不能依据马克思的话的。当然，这并不因此就足以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不过他们必须寻求其他的证明理由。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必须防止把这种作为状态的专政同那种作为政体的专政两者混淆起来。只有后者的倾向才是我们队伍中的争论的问题。作为政体的专政，同剥夺反对派权利的含义相同。反对派被剥夺了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在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是否需要这些措施，社会主义是否借助于这些措施才能最好地实现，或者甚至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实现。 在这方面，首先必须指出，当我们把专政作为政体来谈论时，我们就不能谈论一个阶级的专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一个阶级只能实行统治，不能实行治理。如果有人不想把专政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统治状态，而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政体，那么他就只能说个人的专政或一个组织的专政，也就是说，不能说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只能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但是一旦无产阶级本身分成不同的政党，那问题就立即复杂化起来。于是，这些政党中间的一个政党的专政就决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专政。如果社会主义诸政党由于它们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态度不同而分裂，如果比方说一个政党通过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取得政权的话，那么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于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变成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且还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具备了十分奇特的形式。 为什么无产阶级的统治应该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谁要是依据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他就不应忘记，在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状态，而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出现的状态。 人们也许倒可以推断，通常只有在无产阶级构成居民大多数或者至少受到大多数居民支持的地方，无产阶级才会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在其政治斗争中的武器，除了它的经济必要性之外，就是它的群众性。只有在无产阶级受到群众的，也即大多数居民的支持的地方，无产阶级才能战胜统治阶级的权力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作过这样的推断。因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宣称：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銫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 这一点也适用于巴黎公社。新的革命政权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有普遍选举权的公民投票。这次在最充分自由之下举行的投票的结果是：几乎巴黎各区都以强大的多数支持公社。65名革命者当选，而反对派只有21名当选，其中有15名露骨的反动分子，6名甘必大派激进共和主义者。65名革命者中间有法国各个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虽然他们互相斗争得很剧烈，但是他们没有一派对其他派实行专政。 一个在群众中扎根很深的政权，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有人用暴力行动来压制民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不能永远避免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 但是这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支持的政权使用暴力，不是为了放弃民主，而是为了保卫民主。如果这个政权想要消除它的最可靠的基础，要消除伟大道义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它就简直是自杀了。 由此可见，作为废除民主的专政，只有在下列的非常情况下才能加以考虑：即如果各种有利条件的特殊巧合允许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尽管大多数居民不赞成或者坚决反对这个政党。 在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政治上的训练并且其政党具有固定存在形式的民族里，这种偶然的胜利是不大可能的。这种胜利本身就已经表明了很落后的情况。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举行普选时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政府的结果，那么这个政府究竟应该按照我们一向所要求于任何政府的那样，服从人民的裁决，同时抱着坚定的意志要在民主的基础上继续为争取政权而斗争呢，还是应该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权地位而扼杀民主呢？ 一个专政在违反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情况下靠什么来继续执政呢？ 这个专政有两条道路可以考虑：耶稣教团的道路或拿破仑主义的道路。 我们已经提到了巴拉圭的耶稣教团国家。耶稣教团教士们赖以维持他们在巴拉圭的专政的手段，就是他们比起那些由他们组织起来的、缺了他们就无依无靠的原始居民来具有精神文明上的巨大优越性。 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争取到这种优越性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在其阶级斗争中诚然在理解水平上发展得超过其他劳动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但是其他劳动阶级在政治兴趣和理解方面并不是没有提高。这些不同阶级之间的差距，决不会是无法克服的。 但是，除了体力劳动的阶级之外，还有一个知识分子阶层正在成长，他们的人数愈来愈多，对于生产过程来说他们愈来愈成为不可缺少的了，他们的职业在于获得知识，运用智力和发展智力。 这个阶层处于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中间地位，他们并不直接对资本主义感兴趣，然而却又对无产阶级抱不信任态度，只要他们还认为无产阶级没有成熟到足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在这个受过教育的阶级中那些极热烈主张无产阶级解放的成员，譬如像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在阶级斗争的初期还对工人运动抱过反对态度。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其阶级斗争中表现得愈来愈成熟时，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那些赞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所寄予的信任，是决不能同1914年8月4日以来自由党人和中央党人——甚至德国诸政府本身——对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所寄予的信任相混淆的。前一种信任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无产阶级已经获得了解放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后一种信任却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有关的社会党人已经不再认真对待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了。 完全排除知识分子甚至反对知识分子，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在大多数居民对无产阶级政党抱不信任态度或者反对态度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群众尤其会抱这种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知识方面不仅不会大大优越于其余的居民，甚至会在这方面落后于它的对手，即使在社会事务方面，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观点一般说来应该是更高明一些的。 由此可见，巴拉圭的道路在欧洲是行不通的。于是，只剩下另一条道路了，这条道路是拿破仑一世在1799年雾月18日及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在1852年12月2日所采取的，这就是借助于足以胜过无组织的人民群众的一种中央集权组织的优势并且借助于军事威力的优势来进行统治的道路；这种军事威力的优势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政府的武装力量所面对着的仅仅是一批没有武装或者对武装斗争感到厌倦的人民群众。 能在这种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吗？这种生产方式意味着由社会来组织生产。它要求全体人民群众实行经济自治。国家通过一种官僚制度或者通过人民中某一个阶层的专政来组织生产，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需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组织上的训练，社会主义要以无数个经济性的和政治性的自由组织为其前提，并且需要最充分的组织自由。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不应该是一种兵营组织。 少数派的专政，如果想要给人民以最充分的组织自由，就会因而损坏自己的权力。如果相反地，这个专政企图用束缚这种自由来保持统治，那么它就会阻碍朝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 少数派的专政总认为一支忠诚的军队是它的最有力的支柱。但是它愈是用武力来代替多数，它就愈来愈迫使反对派用诉诸刺刀和拳头的办法而不是用选票的办法来寻求出路，因为选票对他们说来已不起作用了；这样，内战就成为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的转化形式。在人们对政治和社会情况不是完全冷漠或完全灰心的地方，少数派的专政就会经常受到猛烈的暴动或者长年游击战争的威胁，这种暴动和游击战争很容易发展成为有更广大群众参加的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要扑灭这种起义，就必须调动专政的全部军事力量。这样，专政就陷入内战而不能自拔，并且经常面临着一种被这种内战推翻的危险。 但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说来，再没有比内战更大的阻碍了。在目前这种有广泛的地理分工的时期，任何地方的大工业企业都十分依赖交通的安全和契约的安全。一次对外战争就足以极严重地打乱社会主义建设，即使敌人并没有侵入国境。在目前俄国革命中，俄国各派社会主义者都强调和平对于社会重建的必要性，这是正确的。对于社会经济来说，内战的危害性比对外战争的危害性还大得多，内战是在国家境内进行的，它对国家所起的摧毁作用和瘫痪作用同敌国侵入同样严重，内战在这方面甚至还残酷得多。 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中，所牵涉到的通常是这个政府或那个政府的取得权力或丧失权力的问题，而不是国家的整个生存问题。但是在战后，不同的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都愿意并应该和平相处，即使不会总是友好相处。 内战中的各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完全不同了。它们进行战争并不是为了从对方夺取一些让步然后同对方和平相处。内战中的情况也不像在民主国家里的情况那样；在民主国家里，诸少数派受到保护，因此，处于少数派地位并且不得不放弃执政地位的任何政党，决不是因此就必须放弃它的政治活动或者哪怕只是限制它的政治活动，而且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任何政党都一直保留着那种争取成为多数派并从而取得政权的权利。 在内战中，任何一方都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失败的一方面临完全毁灭的威胁。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就使内战很容易变得非常残酷。一个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才取得政权的少数派尤其倾向于以最血腥的手段来镇压反对者并且用最凶残的屠杀来惩罚反对者，如果这个少数派在叛乱中受到了威胁并且终于能够把叛乱镇压下去的话。巴黎1848年6月以及1871年5月的流血周就以惊人的明确性说明了这一点。 无论是长期内战的局面，还是这种局面在专政之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群众陷于完全冷漠和灰心丧气的状态，都会使社会主义生产体制的建设实际上几乎成为不可能。然而，那种必然会引起内战和冷漠状态的少数派专政竟然成了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完美手段！ 有些人把内战同社会革命混淆起来，认为内战是社会革命的形式，并且倾向于用下列理由来替那种在内战中不可避免的暴力行动辩解：即没有暴力行动就不可能有革命。据说在任何革命中过去总是如此，而且今后将永远如此。 而恰恰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抱这种看法：即凡是过去一直是如此的情况今后也就必然永远如此。我们根据迄今所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实例而形成了我们所想像的革命图景。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实现。 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专制制度压迫着一切自由运动的国家里爆发的，专制制度依靠一支脱离人民的军队的支持；在这种国家里，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没有普选制，也不存在真正的人民代议机构。在这种国家里，反政府的斗争必然采取内战的形式。今天的无产阶级，至少在西欧，将在下列这样的国家里取得政权：在这些国家里，几十年以来，民主——即使不是“纯粹的”民主，但毕竟是一定程度的民主——已经扎下深根，而军队也不像从前那样完全脱离人民。在这种条件下，在那里构成人民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究竟将如何实现其夺取政权，这还需要等等再看。我们无论如何也决不需要推断，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会在西欧重演。如果今天的俄国显得同1793年的法国很相似的话，那么这仅仅证明俄国是何等地接近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 必须把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内战区别开。 社会革命是一种由于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引起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可以持续达几十年之久，而且无法划定这个过程结束的确切界限。实现这个过程的形式愈和平，它也就实现得愈成功。内战和对外战争都是这个过程的死敌。社会革命的序幕通常是革命，也即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突然变化；一个迄今一直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阶级借此而夺得了政府机器。政治革命是一种能迅速实现和迅速结束的突然行动。它的形式要看发生政治革命的那个国家的形式而定。民主——不仅形式上，而且实际上在劳动群众的力量中扎了根的——愈是居统治地位，政治革命成为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就愈大。相反的，如果迄今居统治地位的制度愈是不依靠人民的大多数，而只代表仅仅依仗军事权力手段才保持其统治地位的少数派，那么政治革命采取内战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愈大。 然而，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拥护社会革命的人也有迫切的利害关系要使内战仅仅成为暂时的、迅速进行的一段插曲，要使内战只是有助于实现民主和巩固民主，要使社会革命受民主影响的支配，也就是说，在当时，社会革命不能超越人民群众大多数所愿意达到的程度，因为社会革命如果超越这个程度，就不能获得那种赖以形成持久局面的必要条件，无论那些有远见的英明人士认为立即实现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何等称心如意。 然而，巴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恐怖统治——也即少数派的专政，难道在法国大革命中没有产生那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巨大作用吗？ 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些作用是什么性质的呢？那种专政是欧洲的结盟君主们对革命的法兰西所进行的战争的产儿。胜利地击溃这种进攻，就是恐怖统治的历史功绩。这个专政从而就又一次明确地证明了这一条老真理：即专政比民主更能进行战争。但是它决没有证明：专政是无产阶级根据无产阶级观点来实现社会改造和保持政权的方法。 在威力方面，1793年的恐怖统治是无比强大的。虽然如此，巴黎无产阶级依然未能因此而保持住政权。专政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各个派别之间互相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而且专政终于还变成了结束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切政策的方法。 下层阶级的专政替军人指挥刀的专政铺平了道路。 如果有人根据资产阶级革命的实例而想说，革命是同内战和专政含义相同的，那么他就也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说，革命必然以克伦威尔或拿破仑式的统治而告终。 然而，这在那些由无产阶级构成民族大多数并且用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里，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结局。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具备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 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理解为别的，只能理解为在民主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统治。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1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5、5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83页。
四、民主的效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四、民主的效果 现代国家是一种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有机体，是一种握有现代社会中最强大的权力并且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影响每个人的命运的组织，这种现象在战争情况下最为明显。在这种国家里，人人都能感觉到，国家政权的政策何等强烈地决定着他的生存。 今天国家对个人的关系，无异于从前氏族公社以及后来的村社对个人的关系。但是，如果说这种公社的机构是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话，那么，相反的，现代国家权力——官僚机构和军队——却凌驾于人民之上，甚至它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它往往在政治上甚至强大得胜过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并且构成一种专制的政府。 然而这种情况是决不会持久的。官僚机构的专制统治会导向它的僵化，导向一种陷于无止境的连篇累牍和浪费时间的形式主义的状态。而这恰恰又处在正当工业资本主义正在成长的时代，这时，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最革命性的生产方式使种种经济和社会条件不断发生变化，使工商业务迅速发展并且要求极度迅速的当机立断。 同时，官僚机构的专制统治还导向办事专断和行贿舞弊：而像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任何生产者都依赖许多其他生产者——这样的社会生产制度，则为了能繁荣起来就需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因此，专制国家就处于一种同生产条件的矛盾愈来愈大的情况下，并且成为一种妨碍生产条件的桎梏。于是，就迫切需要把国家权力机关置于公众的批评之下，用公民的自由组织来制约国家机构，实行乡镇自治和分省自治，剥夺官僚机构的立法权，并且把官僚机构置于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中央议会的、也即国会的监督之下。 议会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监督政府，在这一方面，议会是不能由任何其他机构来替代的。如果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剥夺官僚机构的立法权：即由专家委员会来拟定法律，然后提交人民公决；那么，这种做法也是可以设想的，尽管这种做法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实行。但是，即使最坚决主张直接由人民进行立法的人士，也并不赞成由人民来直接监督政府。领导着国家机关的中央机构的活动，只能由另一个中央组织来监督，而不能由像人民那样的无组织的散漫的群众来监督。 要制服国家政权的绝对权力的意图，是现代国家的所有各阶级所共同怀有的，只有那些参与政权的人例外。因而可以说是全体；只有官僚、军官、宫廷贵族、国家教会以及那些同国家之间进行着有利的金钱生意的大银行家们除外。在其他阶级——其中包括乡绅、低级教士、工业资本家——的联合压力下，专制政权不得不屈服。这个政权不得不或多或少地答应给以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一个议会。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里，这种发展过程都胜利地得以实现。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阶级都想使这个新的国家具备一种最能适应其特殊利益的形式。这种企图在确定议会组织形式的斗争中，也即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下层诸阶级的、亦即“人民”的口号，就是普遍选举权。取得这种选举权，不仅符合工资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还符合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无论在何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阶级合起来总会构成居民的大多教。无产阶级在这个大多数里是否占优势，这要看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定。但是，劳动阶级总人数在居民中是否占大多数，却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 从长远来看，任何现代国家都不能抵挡这种群众压力，而且，在今日的社会里，除了普选制以外的任何其他种选举制都会成为荒唐可笑的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其情况经常变化，阶级不可能凝结为固定的等级。各种社会条件都在不断变化。这一点就已经使等级选举制成为不可能的事了。但是，一个不作为等级而组成的阶级，则构成了一种不定形的、随时流动着的群体；要确切地划分这个群体的界限是完全不可能的事。阶级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范畴，不是法学中的一个范畴；阶级成员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许多小手工业者在小企业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觉得自己是有产者，而在大企业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则又觉得自己是无产者，而且还变成真正的无产者，尽管统计学还把他们算作是有产的独立企业主。现在也没有那种足以保证有产者在议会中获得持久的垄断地位的、根据纳税额多寡为准的选举制。每逢货币贬值，这种选举制就遭到破坏。由于国民教育事业的发展，那种根据教育程度高低为准的选举制也终于愈来愈没有意义了。 因此，各种因素一起发挥着作用，使那种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在今日的社会里成为唯一合理的选举权，并且使这种选举权愈来愈得势。 首先，从作为居民中最低层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这种选举权是唯一合理的选举权；无产阶级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它的人数；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居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时，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已不再在劳动阶级中占大多数时，无产阶级才能解放自己。 但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还在于：选举权不仅应该是普遍的和平等的，而且还应该是无区别的，即男子和女子，或者工资劳动者和有产者等不应区分什么类别来进行投票。这种区分不仅带来一种使那些按其整个社会处境来说应该属于无产阶级、但是在形式上还不算工资劳动者的诸阶层从无产阶级中分离出去的危险，而且还带来一种使无产阶级观念狭隘化的更大得多的危险。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是从这一事实中产生的：即社会整体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长远的阶级利益相一致，虽然无产阶级的长远的阶级利益同它的暂时的特殊利益并不永远含义相同。 无产阶级由于认识到重大的社会关系和目标而把自己的阶级觉悟提高到最高水平，这就是无产阶级成熟的一个标志：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会把这一认识提高到完全明确的程度，这一认识不仅将由它的理论，而且还将由它的实践来加以提高和普及，如果无产阶级参加政治活动时是着眼于整体的而不是单单着眼于它的特殊利益的话。任何把眼光局限于行业利益的做法，都会使观念狭隘；这构成了单纯工会主义的一个阴暗面，而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优越性所在。这也是无区别的选举法与那种把选民区分成不同类型的选举法相比的优越性。 在争取上述政治权利的斗争中，产生了现代民主，无产阶级也在这种斗争中成熟起来。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因素：即对国家中的少数派、反对派的保护。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民主同样也意味着保护少数派。 官僚机构的专制统治，力图永久保持其统治。用暴力来镇压一切反对派，是它的生存原则。几乎在一切地方，要推翻这种统治都只有通过一种用暴力来粉碎其暴力的方式。 民主的情况就与此不同了。正如以上所说的，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多数派是在变化着的。在民主制度下，任何政权都不能长久执政。 诸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就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现象，至少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如此。但是，政党力量的变化比阶级力量的变化还要快。而在民主国家中，力求取得统治权的，正是政党。 但是在这里，人们不应忘记，而人们却常常忘记：为了明确地阐明现实起见，理论在抽象表达上的简单化也许是必不可缺的，但是这种简单化仅仅在“直到最后"才适用于现实，在它与现实之间还有许多中间环节。 一个阶级能够进行统治，但是不能进行治理，因为一个阶级是一种不定形的群体，而只有一个组织才能进行治理。在民主国家中进行治理的正是政党。然而，一个政党同一个阶级并非含义相同，尽管每个政党都首先是代表阶级利益的。同一个阶级的利益，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采取多种多样的策略方法来代表。同一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按其策略方法的差别性，也可以分成不同的政党。在这方面，有决定意义的是对其他阶级和政党的方针问题。很难得会有一个阶级拥有能够单独统治一个国家的那样强大的力量。如果一个阶级取得了政权而又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持这个政权，那么它因而就要寻求同盟者。如果它有可能获得不同的同盟者，那么在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中间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党派倾向性。 英国18世纪的辉格党和托利党[4]就是这样代表着同样的地主阶级利益的。但是前者力求在牺牲王室及其权力手段的利益的情况下争取同城市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借此增进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反，后者则认为君主制度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最有力的保护者。同样，今天在英国以及其他地方，保守和自由都代表着同样的资本家利益。但是其中一个党认为，通过镇压工人来同地主阶级结成联盟才最能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而另一个党则害怕这种政策会引起十分有害的后果，而力图用微小的让步——首先是在牺牲地主阶级利益的情况——来安抚工人阶级。 正在兴起的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是同那些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相仿佛的。 因此，政党和阶级并不一定是一回事。一个阶级可以分裂成不同的政党，一个政党也可以由不同阶级的分子组成。一个阶级可以继续实行统治，然而执政的政党可以更换，如果统治阶级的大多数认为迄今执政着的政党的方法有缺点而其竞争对手的方法更为合适的话。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内，政党政府的更换比阶级统治的更换要快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党都不能很有把握地一直执政下去，任何政党都必须估计到变成少数派的可能性，但是国家的性质——如果它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民主国家的话——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任何政党都不会永远属于少数派。 在民主国家里，从这些条件中就产生了对少数派的保护；民主愈是根深蒂固，民主的传统愈悠久，它对政治习惯的影响愈长久，那么少数派就愈能发挥作用，愈能有效地对那种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来保持其政权的任何政党的意图进行对抗。 对于早期的社会主义政党——这种政党无论在何处都是以微小的少数派开始的——来说，保护少数派具有何等的意义，这种保护对于无产阶级的成熟过程有何等重大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在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中，保护少数派是很重要的。任何新的学说，无论是理论性质的学说或策略性质的学说，在开始兴起时都只由少数派来主张的。如果用高压手段把它压制下去而不去同少数派进行讨论，那么多数派就可以免去很多的辛苦和麻烦。在某些情况下，多数派因而就能省去某些不必要的工作，因为并不是每一种学说都由于它是新的并且是被少数派所主张的就都意味着是一种进步。在那些作为新思想而出现的学说中，大多数是在以前早就被人提出过而且已经通过讨论或实践而被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只是由于不学无术，才有人把旧货色不断重新提出来。另外还有些思想是独创的，但同时却又是完全荒诞的。然而，即使新思想和意见中只有很少是真正进步的，任何进一步的发展毕竟都只有靠新的思想才可能实现，而这种新思想起先只是作为少数派的意见而出现的。因此，在政党内部压制少数派一切新意见的任何做法，都意味着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阻碍无产阶级的成熟过程。世界正在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还不为人所知的、用传统办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即使从被人提出的新事物中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它毕竟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如果不要使我们的运动僵化而且要使它能日益成长以适应任务的高度要求的话。适用于政党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国家。保护少数派是民主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多数派的统治。 这里还需要考察一下民主制度的另一个特征：即民主所赋予政治斗争的形式。我在1893年就已经在《新时代》的一篇论《社会民主主义问答教材》的文章中论述了这个问题。后来在1909年在我所著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又再次作过论述。我从其中摘引几段如下： “结社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和普选制（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普遍兵役制），这些制度不仅是一种可供现代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与那些当年努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诸阶级对比之下能更有利地加以运用的武器；这些制度而且还能使各个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显示出来，并且使鼓舞着这些政党和阶级的那种精神显示出来，而在专制制度时代，这些因素是无法显示出来的。当时，统治阶级也同革命阶级一样地在黑暗中瞎摸索。因为反对派的意见不可能表达出来，所以政府和革命者都无法了解它们自己的力量。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同样都有这样的危险：即在还没有同对方较量之前一直过高估计自己，而在遭到失败之后立即又过低估计自己，于是就灰心丧气。这也许是足以说明为什么在革命资产阶级时代里有如此多的政变暴动迅速被镇压下去而归于失败，又有如此多的政府突然披推翻、从而出现革命和反革命相互交替局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则情况完全不同了，至少在那些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是如此。人们把这种民主制度称为社会的安全活门。如果有人因而就想说，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这个阶级由于能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怒和痛苦而感到满足，这个阶级已经放弃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那么这些说法是错误的。民主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也不能阻止这种矛盾的必然的最后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被推翻。但是民主能做到一件事：这就是它虽不能防止革命，但能防止某些时机尚未成熟的、没有希望的革命尝试并且能使某些革命起义成为不必要。民主能明白地显示各个不同的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它不会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也不会打乱它们的最终目的，但是民主能使新兴的阶级不去试图完成它所不能胜任的任务，民主还能使统治阶级不去拒绝那些他们已不再有力量来拒绝的让步。发展的方向并不因而有所改变，但发展的历程会更加肯定，更加平稳。在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制度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事业的进展中不会显出像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代所显出的那样明显的胜利，但是也不会显出那样重大的失败。自从60年代里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兴起以来，欧洲无产阶级只遭到一次大失败，这就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当时法国仍然受着帝国统治的后果的影响——帝国是不让人民享有真正民主制度的，法国无产阶级只有很小一部分才达到阶级自觉，起义是被强加给法国无产阶级的。 “民主的无产阶级斗争方法，也许显得比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斗争方法单调些；毫无疑问，这种方法是较欠戏剧性，不够有声有色，但是这种方法所要求的牺牲也小得多。对于富于文艺炅感的文人们来说，这种牺牲也许是很无关紧要的，这些人从事社会主义活动是为了寻找有趣的玩意儿和有趣的材料；但是对于那些真正进行斗争的人们说来，这种牺牲就决不是很无关紧要的。 “这种限于运用非军事手段，议会活动、罢工、游行示威、新闻出版事业之类的压力手段的所谓和平的阶级斗争方法，在任何国家里，只要它的民主制度愈有效，居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识别能力愈强，自治能力愈强，就愈有继续保持下去的前途。” 由于这些理由，我预料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将采取与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形式完全不同的形式；我还预料：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在民主已经生根的一切地方，都将以“和平的"经济上、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手段来进行斗争。（《取得政权的道路》第53页） 我今夭的见解还是如此。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仅仅只有光明的一面，人们在民主里也可以发现阴暗的一面。 凡是在无产阶级处于无权状态的地方，无产阶级也许不能发展任何群众组织，在正常时期内也不能进行群众斗争；在那里，只可能由少数杰出的无限勇敢的战士处于同统治的政权经常对抗的地位。他们天天都被提醒有必要、甚至确实亲身感到有必要去彻底推翻整个制度。他们不被日常政治中的小小的要求扰乱思想，而把精力完全集中于最重大的问题上，并且学会随时能考虑通盘的社会和政治关系。 在那里，无产阶级中只有很小的一个阶层在进行斗争，但是他们满怀着最高度的理论兴趣，满怀着被崇高的目标所鼓舞起来的热情。 民主对无产阶级所产生的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之下，无产阶级每天甚至只有几小时归自己支配的时间。民主已发展出那种包含着大规模管理工作的群众组织；民主还唤起公民来讨论和解决许多日常问题，这些往往是极其琐屑的问题。无产阶级的整个空闲时间愈来愈被“小事"所占去，他们愈来愈为细小的眼前成果而奔忙。而他们的思想则缩小在狭隘的圈子里。在这种情况下，不懂理论、最后甚至忽视理论、机会主义，这一切就会日益替代重大的原则而占上风。因此，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把德国工人同西欧和美国工人对比时称赞德国工人的理论兴趣的话，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就会在把俄国工人同德国工人对比时发现俄国工人在理论兴趣上的这种优越性。 虽然如此，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及其代表依然还在各地为争取民主而进行斗争，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还为此而流血牺牲。 他们很知道，没有民主是不行的。反专制的斗争的有益效果，仍然只限于涉及少数杰出人物，不能遍及整个群众。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夸大民主对无产阶级所产生的庸俗化效果。其实这种效果是无产阶级目前缺乏空闲时间的后果，而不是民主本身的后果。如果享有自由反而一定会比没有自由使人变得更加繁琐和狭隘，那就真是奇怪了。民主愈能使劳动时间缩短，工人所能支配的空闲时间也就愈长，他们也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除了从事于必要的小事之外还去从事于较大的较广泛的问题。 同时，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动力并不是没有的。因为，无论民主能发挥多大的效用，只要民主还没有战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单靠民主就总不能消除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矛盾。相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正在增长，这种矛盾不断引起重大冲突并且不断使无产阶级面临重大问题，这种问题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认识能力，使之越出日常琐事的界限。而在民主国家里，这种提高就不再限于单单提高少数杰出人物，而会变成人民群众本身的提高，人民群众同时就在日常工作的实践中被锻炼得具有自治的能力。 在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并不像在专制统治之下那样，光是不断思考着和谈论着革命。无产阶级可以单单谈论小事达几年甚至达几十年之久，然而终究必然会在各地都不断出现那种会燃起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努力的形势。 如果这种形势的出现在一个民主国家引起了实际行动，那么下列的可能性就会比在一个专制国家里要大得多：即这种实际行动不致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就过早地发生，不致采取徒劳无功的突击，而且一旦获得胜利，胜利也不致再丧失，而能成功地保持下去。这终究比一次新的革命戏剧的那种单纯振奋神经的一时轰动还重要得多。 [4]辉格党是自由党的前身，托利党是保守党的前身。——译者注
三、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三、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成熟 社会主义需要一种会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和必要的特殊历史条件。这可以说已被公认了。但是，为了使现代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究竟必须具备一些什么条件，也即一个国家到什么时候才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在一个如此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虽然如此，现在促使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毕竟还含有一些可喜之处。因为这种必要性是由此而产生的：即对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说来，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某种像在战争爆发时某些重新学习派人士向我们所保证的那样，要在几百年以后才会实现的事。社会主义已经作为实际问题而被提到当前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那么，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 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动都是以意志为前提条件的。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条件。这种意志是由大企业所造成的。在小企业在社会里占优势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由企业所有主构成的。没有财产的人为数很少。这些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理想就是要获得一小笔财产。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愿望会具有革命的形式，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不会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只会把现有的财富按照人人都成为有产者的方式来重新分配。小企业经常产生着那种要保持或取得对那些用于劳动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意志，而不能产生那种要社会公有制、要社会主义的意志。 这种意志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会在群众中出现：即大企业已经很发达，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越性已不成问题，解散大企业就会是一种倒退甚至是不可能的，大企业的工人只有采取一种社会化的形式才能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能维持生存的小企业都在日益衰落，以致于小企业主不再能依靠小企业来维持小康景况。这样，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才会增长起来。 与此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可能性也随着大企业的兴起而增大起来。小企业的数目愈多，它们彼此之间的独立性也就愈大，要把它们以社会化的方式加以组织起来也就愈加困难。这种困难随着小企业数目的减少，随着它们之间关系的日益经常和固定而相应地减小。最后，随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以及物质条件——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原料——的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就必然存在了。那些要社会主义的人必然会成为强有力的，必然会比那些不要社会主义的人更强有力。 这个因素也是由大企业的发展所造成的。大企业意味着无产者——也即实现社会主义符合其利益的那些人——的人数增多，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家的人数减少。这种减少是在与无产者人数相比之下的相对减少。若与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也即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相比，资本家的人数在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增多。但是，无产阶级在全国是壮大得最快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从经济发展中直接产生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在没有人为作用的情况下自己产生的，但是它们是在没有无产阶级的作用的情况下，单单靠资本家的作用而自己产生的；资本家对于大企业的成长感兴趣。这种发展主要是城市的和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的一种微弱的余波。社会主义是从城市和工业里产生的，不是从农业里产生的。但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需要有一个第四因素：无产阶级不仅必须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兴趣，不仅要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拥有利用这些条件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备一种保持和正确运用这些条件的能力。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作为持久的生产方式而付诸实现。 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除了条件的成熟和工业发展的必要水平之外，还必须加上无产阶级的成熟。但是这个因素不是光靠工业发展，光靠资本家牟取利润的努力的作用，而不要无产阶级本身的作用就能产生的。这个因素必须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努力中产生。 在小企业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没有财产的人分成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手工业工人和学徒以及较年轻的农民子弟，他们的无财产状态只是一种过渡阶段。他们指望有朝一日会成为财产所有者，并且对私有财产有兴趣。没有财产的人中间还有一种人是流氓无产者，这是一个对于社会说来是多余的甚至是增添麻烦的寄生虫阶层，他们没有教育，没有觉悟，也不团结。遇有可能的机会，他们也很愿意去剥夺有产者，但是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了这个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人群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为数众多而到处充斥的。资本主义把这些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寄生虫转变成生产上的、从而也是社会上的必不可缺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增多着他们的人数，从而扩大着他们的力量，但是资本主义使他们仍然停留于无知、粗鲁、无能的状态。资本主义甚至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压低到流氓无产者的水平。由于劳动过度、劳动的单调乏味以及女工童工的劳动，资本主义甚至往往把工人阶级压低到从前流氓无产阶级的精神水平以下。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于是，从贫困化中就产生了要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动力：即力争终止那日益增长着的群众贫困化。但是这种贫困看起来仿佛会使无产阶级永远没有能力来解放自己。仿佛应该靠资产阶级的怜悯来拯救他们，并且给他们带来社会主义。 人们很快就看出，不可能从这种怜悯中指望得到任何东西。实现社会主义的足够力量，人们只能指望从那些其利益就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也即从无产者那里获得。但是他们难道没有灰心得绝望了吗？然而，无产者毕竟没有全都灰心绝望。还有某些阶层依然保持着向贫困作斗争的力量和勇气。这一小部分人似乎还能做那些空想家所不能做的事，似乎能用一次突然的袭击来取得国家政权，并从而给无产阶级带来社会主义。这就是布朗基和魏特林的看法。无产阶级过于愚昧无知和心灰意冷，以致不能组织和管理自己，仿佛应该由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组成的政府自上而下地来组织和管理他们，正如耶稣教团当年在巴拉圭组织和管理印第安人那样。 魏特林预料会有一种个人专政，这个人能率领一支胜利的革命队伍来实现社会主义。他把这个人称为救世主。 “我看出了一个佩带宝剑的救世主的来临，他是为实现先知的教义而来的。 “由于他的勇敢，他能成为革命队伍的领袖，并且借助于这支队伍，他将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机构，而使眼泪之泉流入遗忘之海，并使人世变成天堂。”（见《和谐和自由的保证》1849年第3版第312页） 好一个伟大崇高和振奋人心的预见。然而，这种预见仅仅建立在一支革命队伍将找到它理想的领导人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人们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救世主，如果人们深信无产阶级只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而且深信只要无产阶级在其所夺得的各种组织中、因而也在国家中还没有具备自治的能力，社会主义就注定只能是一个空想的话，那么，由于资本主义已经使工人阶级贫困化，社会主义岂不已被宣布为毫无希望了吗？这看来好像如此。然而，实践和理论立即指出了一条出路。在英国，工业无产阶级首先开始了一个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民主权利，获得了进行组织和宣传的一些可能性，而且，资产阶级在同贵族进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甚至呼吁他们起来采取行动。 最初的工人运动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贫困化和无权状态的斗争，都首先发源于工会和宪章运动者；无产阶级的罢工以及要求选举权和正常劳动日的巨大斗争也是在工会和宪章运动者中间开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看出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贫困化学说”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特点。在这一点上，他们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看法是共同的。但是他们比其他社会主义者高明，因为他们不仅仅看出了资本主义的贫困化趋势，而且还看出了无产阶级的反贫困化趋势，并且他们在这种反贫困化趋势中，也即在阶级斗争中，看出了重大的因素，这个因素会提高无产阶级，并且使无产阶级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如果无产阶级不仅是要利用机会，作为偶然的成功而夺得政权，而且还要能够保持和运用这个政权的话。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群众斗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即使这种民主并不就是“绝对民主”和“纯粹民主”，它也应该是为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所必需的那种程度上的民主。而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用秘密方法是根本不够的。少数的传单不能代替广泛发行的日报。群众不能用秘密方式来加以组织，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组织。秘密组织总会导向个人独裁，或一小撮领导人的独裁。普通的成员在这里只能是执行命令的工具。在被压迫阶层完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这种状态就成了必要的，但是它不能促进群众的自治和独立性，倒很可能会加强领导人的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和他们实行独裁的习惯。 就是这位竭力颂扬救世主作用的魏特林，曾极其轻蔑地谈论民主。 “共产主义者们在政府形式的选择问题上意见依然还相当不一致。法国很大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倾向于专政，因为他们十分明白，共和主义者或者更正确地说政治家们所理解的那种人民统治，对于从旧组织到完美的新组织之间的过渡时期来说是不适宜的。尽營如此，卡贝[3]还是从共和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人民统治的原则，但是他懂得很巧妙地使这个原则在过渡时期内加上一种几乎不被察觉的专政。而英国共产主义者领袖欧文，则终于认为每人都应该按其年纪大小而执行一定的职务，因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同时也就是政府中最年长的人。除了傅立叶派认为任何政府形式都一样以外，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那种被人称为人民统治的政府形式，对于这个刚刚兴起的还有待实现的共同体原则来说是一种极不适用的、甚至是危险的支柱。”（见《和谐和自由的保证》第147页） 魏特林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需要民主。 “如果人民统治这个概念是合适的，那么所有的人都必须实行统治。但这是永远也不会有的事情。所以，它还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人民中的一些人的偶然的统治。"（见第148页） 魏特林想要由最伟大的天才来统治。这种天才应该在科学会议上用解答有奖难题的方式评选出来。我之所以更详细地援引魏特林的话，是为了表明这种被当作最新的智慧介绍给我们的对民主的轻蔑，是一种很陈旧的看法，它是从工人运动的十分原始的状态中产生的。在魏特林轻蔑地嘲笑普选制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同时，英国的工人却在争取这些权利，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工人这边的。 从那时候起，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在无数次——常常是流血的——斗争中，接连争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民主权利。而且由于他们为了赢得、保持和扩大民主而进行斗争并且不断运用各种民主权利来进行组织、宣传和争取社会改革，无产阶级就一年一年地愈加成熟起来，无产阶级已经从人民群众中最低的阶层变成了人民群众中最高的阶层。 无产阶级因而就已经达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成熟程度了吗？社会主义的其他条件也已经具备了吗？这个问题今天是颇有争论的，有一些人的答案是坚决肯定的，而另一些人的答案则是坚决否定的。在我看来，这两种答案未免都过于轻率。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性，不是一种在我们还不能用实例来进行实际论证之前就可以靠统计数字来确定和计算的情况。无论如何，像时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在讨论这种问题时过分地强调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没有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硬说只有在资本主义不再能向前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那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为什么必须如此。但这样说却是正确的：即大企业愈是发达，也就是说，需要社会化地加以组织的企业的数目愈少，社会主义就愈加易于实现。然而这一点只有在从一个特定国家的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时才能加以适用。可是在这个范围内把问题简单化，是会被下列事实所驳倒的：即随着大企业的成长，同时也会引起市场的扩大、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流的发展、从而也就引起对生产加以社会化组织的问题的不断扩大化和复杂化。而且，我们没有理由来断定：在现代工业国家里，由于有其银行制度和企业主组织，现在已经有可能由国家、地方自治团体和合作团体来把绝大部分的生产为了社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 决定性的因素已经不再是物质的因素，而是人的因素：即无产阶级是否足够强大和是否具备足够的知识，足以由自己来掌握对社会的管理？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是否具备那种能使政治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实现经济民主的力量和能力？这还不能作肯定的预言；这里所涉及的因素是一种在各个国家里发展得悬殊很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同一国家里在不同的时期也有很大的变化。因为，足够的力量和能力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同等程度的力量今天在敌人强大的情况下可能是不够的，而到明天，当敌人陷于道义上、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崩溃时则又可能是完全足够的了。 同样，同等程度的能力今天在十分复杂的形势下取得政权时可能是不能胜任的，而到明天，当出现了更明朗、更简单、物质基础更好的条件时，则又可能对各种需要都应付裕如了。在各种情况下，只有实践才能说明无产阶级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只能肯定以下的说法：即无产阶级在人数、力量和智慧方面正在不断增长着，它正在愈来愈接近它的成熟时期。也许不能从一开始就衡量出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已经占人民的多数而且人民中的多数已经表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时，我们不能就肯定地说，它已经达到成熟时期。相反的，我们却可以肯定地断定，只要人民群众的多数还对社会主义抱敌对态度并且不想要社会主义，这个国家的人民就还没有成熟到能实现社会主义。 所以这里又一次说明，民主不仅能最快地使无产阶级趋于成熟，而且当无产阶级达到成熟阶段时还最能使它的成熟显示出来。 [3]1788—1856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二、民主和政权夺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二、民主和政权夺取 民主和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区别，有时是用这种方式来划分的：即有人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运动的目标，而把民主说成仅仅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个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不中用的，甚至会起阻挠作用。 然而精确地说，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别，或是一个种族”。（《爱尔福特纲领》） 我们力求以支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个目的，因为无产阶级作为最下层的阶级，不消灭产生剥削和压迫的一切根源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又因为在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层中，工业无产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层：它的力量、战斗力和斗争性都在不断增长，而且它将不可避免地要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今天每一个真正反对剥削和压迫的人，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阶级，都必须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 在这个斗争中，我们把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目的，因为在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看来是达到我们目的的唯一手段。假如有人能向我们证明我们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而且证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或者说才能最理想地实现〈就像蒲鲁东所假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势必要摈弃社会主义，但丝毫不放弃我们的最终目的，甚至恰恰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我们才不得不摈弃社会主义。 因此，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手段而另一个是目的。它们二者都是用来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 两者的区别在其他方面。社会主义作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没有民主是不可设想的。当然，即使在不是民主基础的其他基础上，也必须进行社会生产。在不发达的条件下，共产主义经济恰恰会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恩格斯早在1875年谈到俄罗斯和印度一直到今天都保存着的那种村社共产主义时就认定了这一点。（《论俄国的社会关系》，1875年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 荷兰殖民主义政策曾在一段时期内，在爪哇用所谓“垦植制度”的名义，在土地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替剥削人民的政府组织农业生产。 但是不民主地组织社会劳动的最显著的例子还是18世纪巴拉圭的耶稣教团国家。耶稣教团教士们作为统治阶级，在那里利用专政的权力，以一种确实值得钦佩的方式组织了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劳动；他们没有使用暴力而赢得了被他们统治的人的拥护。 但是对于现代的人来说，这样一种教权统治就是无法忍受的了。这种统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即统治者的知识水平比被统治者高得多，而被统治者完全没有可能把自己提高到同样高的水平上。一个从事解放斗争的阶级或阶层不能把这样一种监护制度当成目标，而必须坚决拒绝这种制度。 因此，对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然而不能把这个命题干脆就颠倒过来。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确实是很可能的。甚至于纯粹民主在没有社会主义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设想的，譬如，在小农的共同体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存在着对人人都完全平等的经济条件。 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和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都是可能的。那些认为民主同社会主义的关系好比手段同目的的关系的人，显然就是指这种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但同时他们往往急于要补充说，民主其实并非实现目的的手段。对这一结论须极坚决地加以驳斥。这个结论如果被普遍接受的话，就会把我们的运动导向极不幸的道路上去。 为什么民主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来说是一种不中用的手段呢？ 这里涉及的是夺取政权的问题。有人宣称，如果在一个迄今一直被资产阶级所统治的民主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那么统治阶级就会使用它所能调动的一切暴力手段来阻止民主的统治。因此无产阶级不能通过民主，而只能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 毫无疑问，当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力量日益强大时，人们就必须估计到统治阶级会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破坏新兴阶级利用民主。但是这一点却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如果在上述的前提条件下统治阶级使用了暴力，那么它之所以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它害怕民主的后果。而它的暴力行动无非就是推翻民主。 因此，意料中的统治阶级废除民主的企图，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反而倒表明了无产阶级要千方百计保卫民主的必要性。当然，如果人们这样劝说无产阶级：民主根本就是一种无用的装饰，那么无产阶级就无从产生保卫民主所必需的力量。然而无论何地的无产阶级都如此地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以致不能指望他们会驯从地放弃这些权利。相反地，毋宁说可以预料，他们会如此强烈地保卫自己的权利，以致于当对方试图用暴力来摧毁人民权利时，他们对这种行动的坚决抵抗会变成一种政治颠覆。无产阶级对民主的评价愈高，愈热烈地珍惜民主，那么人们就愈能指望会发生上述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应该认为这里所描述的事变进程无论在何处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倒还不必如此泄气。国家愈民主，那么国家政权的权力手段——连军事上的权力手段在内——就愈依赖人民的意志（民兵）。如果无产阶级在数量还弱小，如像在农业国那样，或者由于无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并且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性，因而在政治上很软弱，那么，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上述的权力手段也可能变成暴力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变得如此强大，以致它在人数和力量上都足以利用现有的自由来夺取政权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的专政”想要调动必要的权力手段来用暴力废除民主将是十分困难的。 事实上，马克思曾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是可能的，甚至大概会有这种事的。1872年在海牙召开的国际[1]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讲，除了谈到其他问题之外，他曾阐述道： “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凤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里情况都如此。”[2] 马克思的预测是否会实现，尚须等等再看。 在上述国家里，有产阶级中确实有某些阶层，它们想用暴力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倾向正在增长。但是另外也还有其他的阶层，它们对无产阶级日益增强的力量的尊重以及它们想要通过让步来讨好无产阶级的愿望也正在增长。尽管战争状态在其持续期间无论在何处都大大地束缚着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行动自由，然而战争状态却大大地扩大了英国无产阶级的选举权。目前还根本无法看出，在不同的国家里，民主将如何影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式，以及民主在促使双方都避免使用暴力而只采用和平方法方面将起多大的作用。无论如何，民主的存在在这方面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人民的权利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已经在那里牢固地扎了根；这些权利是人民通过革命而赢得并且保持或扩大的，同时人民也教育统治阶级要尊重人民群众：在一个这样的共和国里，过渡的形式肯定将不同于那样的国家：其中军事专制统治迄今一直毫无限制地拥有镇压人民群众的最强大的权力手段，而且习惯于用这种手段来镇压人民群众。 然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时期内，民主对我们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民主对于过渡到无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所发挥的影响。对我们来说，民主在这个时期内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民主对无产阶级的成熟所发挥的影响。 [1]指第一国际。——译者注 [2]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考茨基使用的引文与原文有出入，删去了其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论述。——编者注
一、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一、问题 现在的俄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成为一个巨大国家的统治者。这是一个远比1871年无产阶级取得对巴黎市的统治更为重大得多的事件。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巴黎公社却比苏维埃共和国优越。巴黎公社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各个社会主义派别都参加了这个事业，没有一个派别置身于它之外或者被它排除在外。 相反的，今天统治着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是在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取得政权的。这个政党是在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排除于统治机构之外的情况下行使其权力的。 两个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基于微小的个人猜忌，这种矛盾乃是以下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之间的矛盾：即民主的方法和专政的方法。两派抱着同样的目的：即通过社会主义来解放无产阶级，从而解放全人类。但是一派的道路却被另一派认为是会导致毁灭的错误道路。 对于像俄国无产阶级斗争这样的巨大事件，是不可能漠不关心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迫切地要表示态度，要热烈地表示态度。我们尤其感到迫切，因为我们的俄国同志今天所遇到的那些问题明天也可能对西欧具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决定性地影响着我们的宣传和策略的性质。 但是，我们党的责任在于：在我们透彻地审查过双方的论据之前，对于赞同俄国的兄弟内部争执的一方或他方姑且不作决定。 有些同志想要阻止我们这样做。他们宣称，未经审查就表示赞同现在执政的这一派乃是我们的义务。任何其他态度仿佛都会危害革命和社会主义本身。而这无非是要把那种恰恰还有待于调查的事情当作已经证明了的事情来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其中一派已经打开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必须鼓励它继续走这条道路。 当然，我们要求进行最自由的讨论，从而就已经站在民主的立场上了。专政则并不要求去驳倒对方的观点，而是用强力来压制这种观点的发表。因此，在开始讨论之前，民主和专政这两种方法就已经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了。一个方法要求讨论另一个方法禁止讨论。 然而，专政目前在我们党内还不居统治地位；我们这里仍然在进行自由讨论。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我们的意见不仅是我们的权利，而且也是我们的义务，因为只有在听取所有的论点之后才可能作出切合实际和效果良好的决定。大家知道，片面之词不足凭信。必须公正地听取双方的意见。 因此，我们愿意在下面考察一下，民主对无产阶级来说具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作为一种政体，替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创造了怎样的条件。
第5章科学与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1993） 第5章科学与革命 三条哲学路线 未完成的著作 赞成与反对马克思 我确信，读到这里的读者（至少）要提出两点批评。 首先，读者会认为我从对马克思各种思想的叙述转向了“与马克思”的讨论，但是并没有明确地指明二者之间的转变何时进行。这样我就有了便利条件，可以在文章中发表“见解”，以解释其没有讲的话，至少是那些含蓄的话。 其次，读者还会认为我并没有真正地阐述马克思的学说：如果我们不是通过其他渠道对马克思有所了解，就不会知道他是如何定义阶级斗争，并建立其普遍性及其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论断的，也不会认识他是怎样论证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出路的，等等。并且，我的介绍也没能帮助读者明白马克思在何处出了错误，错误的缘由何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环节能否被“挽救”，它与民主、生态学、生物伦理学是否相融，等等。 我从后一个批评谈起，来进行有罪辩护。既然对分析马克思研究哲学以及哲学作用于马克思的方式感兴趣，我就需要不仅仅摆脱“系统”的观点，还要摆脱学说的观点。哲学不等于学说，它所说的不是关于自然、意识和历史的观点或定理抑或规律……尤其不是对这些观点或者规律之中最为普遍原理的简单陈述。这一点在此处异常重要，因为认为阶级斗争与经济、人类学、政治和意识理论紧密相连的“全面综合”的观点完完全全地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达美特（diamat）体系（更准确地说，尽管一样微妙，“普及”的理想却盛行于众多的达美特批判中），这个体系不久之前得到正式承认。毫无疑问，从思想史角度来看，这一形态本身是有趣的，它表现出马克思思想中的某些鼓动成分，恩格斯的鼓动成分更加坚决（他曾面对着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的各种“意识理论”、“自然哲学”及“文化科学”的挑战，他不得不与这些思想较量）。并且，这一形态在主教大学的新托马斯主义者中拥有最为虔诚的追随者〔在史坦尼斯拉。勃勒东（StanislasBreton）的《从罗马到巴黎：哲学之旅程》（DeRomeàParis，Itinérarephilosophique，巴黎，DescléedeBrouwer出版社，1992）中可以读到这一段惊人的插曲〕。 与学说的观点坚决地分道扬镳后，我就想探讨一下某些统率马克思思想的问题——因为如果像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那样（上一引文第11页），“各种玄虚”在被回答之前就已经包含在问题之中，那么真相（即各种认识）岂不更应如此？这样，就有必要再从内部来把握不断“转移的路线”（指这部分问题的各种路线）的理论运动。为此我选择了三条我认为最重要的路线（其他的选择当然也是可能的）。 三条哲学路线 第一条路线来自于对“人类本质”的传统定义的批判，不论是唯灵论、唯心论的定义，还是唯物主义、感觉主义的定义（阿尔都塞曾提议称之为理论人文主义，我们也可以叫它思辨人类学），该路线牵涉到社会关系的疑难问题。然而，是以在两种观点之间的摇摆不定为代价的：一种是完全消极的、活动主义的，也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关系即实践的现实化的观点；另一种是建设性的、实证的，也就是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它与劳动分工、贸易或联系——即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相符合。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只有在旧世界完全退出后，或者也可以说是在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完全的新世界建立起来后，人类社会（共产主义）才会建立起来。在一种情况下，革命实践胜过所有思想（真理只是其众多时机之一）。在另一种情况下，即便它服从于思想，至少也会由一种历史科学展现出其来龙去脉。革命或科学（科学中的革命或革命的科学）是词汇的选择，而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从未对选择做出过决断。也就是说，他从不赞成舍弃其一而迎合另一个：这是其知识分子毫不妥协的标志。 第二条路线被嫁接至第一条路线上：它来源于一种对“意识”的错觉和意图的批判，以其异化的形式（既是朝向“物”的异化，向商品流通拜物教的异化；也是朝向“人”的异化，向司法程序拜物教的异化——尽管我承认对马克思而言，“人”这一概念的地位很不确定），一直发展至一种主体构成的问题。这第二条路线不是线性的，具有显著的分支特点（不再使用意识形态的提法）。它经过一系列分析：对意识的“社会前景”（指个体转换关系及其历史局限的社会前景）的分析，对智力差别及思想外部内部的支配条件的分析，最后，是对个体及其“财产”之间等值象征性结构的分析，在商品交换和（私人）权利中该结构是相同的。 最后是第三条路线：它从一种发明的因果模式（因为在对历史的解释中推翻了意识或各种精神力量的第一性，但给予它们一个“中介”的地位，一个在生产方式效能中的从属地位，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该路线是唯物主义的）走向一种时间性辩证法，而后者又内化于历史力量（它们并不是“物”！）的游戏中。马克思哲学中有不少该辩证法的草样，其中主要的一种是《资本论》占很大篇幅的“现实矛盾”论，即社会主义化的趋势与反趋势，或相互包围的集体的对立实现。如果在阅读马克思最后那些文本的过程中愿意冒点险的话，也口丁以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此时，革命实践惊人地返回至“社会构成的科学”所完全占据的空间），就像集中于交替的、独特的发展道路的观点那样，并且一次针对进化论的内部批判也酝酿于其中。 第三条路线的困难就在于一种时间辩证法是通过其反面显露出来的，这在大部分马克思的一般文章中都多有体现（但最后它们寥寥无几）：包括人类世界史的观点，以及生产方式及社会构成的上升的进步的演进线。此处应当诚实地承认这种既“唯物”又“辩证”的进化论与现实矛盾的分析一样，也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看，它甚至还有更多的身份要去辨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当马克思说出那句著名的风趣话语时（恩格斯在1882年11月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曾经提及），毫无疑问，他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是确定的。”葛兰西也看到了这一点，在其1917年的文章中他写道：“反对《资本论[1]》的大革命”[2]……除此之外，《资本论》是马克思诸多著述之中两种观点间冲突表现得最为强烈的一个。很明显，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要知道：正如《资本论》第三卷中历史哲学完全符合唯物论传统的观点所说的那样，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无阶级社会是否将成为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阶段，或者（当前的）为了共产主义的斗争是否代表着一种自由必要的变异（即其自身物质条件下的一次解放运动的发生）。 未完成的著作 我们还是回到读者可能给我提出的第一个反对意见上来吧。我已说过，将马克思的著作当作哲学来释读就必须走近其学说，并优先考虑各种概念，且把它们的构建、解构、重建的运动上升为问题研究。我认为不必担心是否缺乏条理，而应该更进一步说该学说并不存在。它到底将在何处？也就是说，在哪些文章中？我们知道“他不曾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学说”，而且此处的问题远不是区分是年轻的马克思还是年老的马克思，是哲学家或是学者，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些概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些（伟大的）宣言，一些衔接紧密的、不会休止的长稿，并且我们记得：马克思自己从未出版他的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没有什么学说，有的只是一些片段（另外还有一些分析，及一些证明）。 但愿大家能理解我的看法：在我看来，马克思并不是尚未定型的“后现代”哲学家，我不认为其思想来自于他未完成的精密研究，我更觉得由于所做的纠正来得较快，所以他从未有时间来考虑建立一种学说。各种结论因这纠正而提早，针对各种结论的批判也因它而提前出现。这是不是一种才智嗜好呢？或许是，但是这一嗜好服务于双重伦理：理论家（学者）的伦理和革命者的伦理。我们又遇到了相同的词语。马克思“非常巧妙地编写”其结论，这一方面他表现得太像理论家。而不论是屈服于厄运，还是无视灾难，他都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继续前行，这又太像一位革命者，对救世主不抱希望（尽管后者毋庸置疑地属于他的思想的言下之意：但是一位理论家或政治家的特征不是取决于他拒绝什么，哪怕他的一部分生命力来自于其中，即便被拒绝的东西——例如宗教——属于可以传到一些“信奉者”和“后继者”的耳中的那一部分），这又表现得太像学者，太像革命者。 但是我们有权释读马克思的含蓄之词，当然不是将其只言片语当成可以随意重洗的扑克牌，而应该着眼于探讨其“问题”、“公理体系”及其“哲学”，以彻底弄清它们（得出矛盾、局限及缺口突破）。如此，在一个全新的形势下，我们明白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赞成或反对他。实际上，他所要做的只是回答如何在同一生产方式中寻求“居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替换问题（它更是一种流通方式，一种连接方式，一种代表方式）……因此其思想我们是可以拿来用的！ 赞成与反对马克思 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不太确定的哲学。做出这一论断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正处于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分离的艰难而持久的过程中，而该分离过程必须克服意识形态运用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所积累下来的障碍。然而，并不是说马克思哲学应当回到其出发点，相反，它应从其自身历史中学习，并在克服障碍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转变。今天那些准备把马克思思想哲学化的人不应该只是亦步亦趋地研究马克思，而应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不要仅仅满足于记录马克思留下的优美言语，还必须思考它们所带来的双重影响——即对其拥护者和其反对者同时产生的影响。 这还在于今天马克思哲学既不是一种组织学说，也不是一种大学哲学。我所提及的一个世纪周期（1890—1990年）标志着马克思哲学与任一组织之间的互相附属性的结束，特别是与国家的互相依附。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政治组织间联系的解除并没有使得向大学哲学方向的转变就此变得更加容易，或许是因为大学哲学在分析其自身的反马克思主义上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在这里正面或负面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即便是某种大学哲学的前途也是个未知数，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在该危机的解决中所起的作用不能先验地确定。然而必须做一些假设，使我有理由认为（正如我开始所说）：21世纪到来后，人们将在千差万别的地方阅读并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也会看到，每一个假设同时也是反对马克思的一个理由：但必须遵循一种“决定性否定”的关系，也就是说，从马克思自己的文章中引出问题，唯有在某些明确的方面持有与其论断相反的意见才能发展这些问题。 第一，现行哲学实践与非哲学的对立始终存在。哲学的历史由某些更新构成，与它较量的外在性对哲学越是缺乏条理，这些更新就越有意义。马克思使辩证法的各种范畴所经受的改变是哲学思想“迁移”的最为清楚的范例，促使辩证法从他的他者出发重新整理自己的话语形式。但是这一转移尽管开展得是那样坚决，却没有完成：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因为这里所研究的陌生领域，即历史，无时无刻不在改变面貌。人类不能把尚未解决的问题抛弃。 第二，历史性问题，这是最开放的现实问题之一。其中包含的由各种历史哲学宣布的社会关系的普遍化从此成了一个既定事实：只存在唯一的技术、政治、交流和力量关系的空间。但这一普遍性并不意味着人道化和理性化，与它同时出现的是比以前更为剧烈的排斥和分化。某些道德言论将这一情况与司法宗教原则的重新表述对立起来，如果将这些道德主张搁置一旁的话，似乎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了：或者返回“人人皆为对手的战争”的观点（霍布斯曾经说到过），该观点号召建立一种外部限制力量；或者把历史性延伸到自然因素（它在当前生命哲学的回复中似乎已显露出来）。第三种可能，马克思已经建立了其雏形：从内在于各种历史制度的力量关系对其改变进行思考（或更确切地说，是“改变之改变”，因此也就是可立即观察到的改变的交替），这不仅以回顾的方式进行，更是以展望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推测的方式进行。在此处，与被马克思及其继承者们反复采用过的倒转模式和线性演变模式相反，我们应该解放马克思思想中渐渐明确的第三种概念：趋势及其内在矛盾的概念。 第三，一种批判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对历史所展现的意外的反思；作为智力活动，它必须考虑其自身的规定性（按一种很旧的措辞来说，就是“观点之观点”或“思想之思想”）。在这一方面，由于马克思所勾勒出轮廓的理论化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他所处的情况最不稳定。我曾说过：哲学在这一概念上不会，或者说很难谅解他，事实上，这成为了一个持久的、有时甚至公开化的障碍〔保罗·利科尔（PaulLicoeur）的书《关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演说集》（LecturesonIdelologyandUtopta）[3]就是一个不错的新例〕。意识形态为哲学指定其构成元素，不仅是作为一种内在的“未被思考的东西”，而且是作为一种社会利益、智力差别的关系，和理性、非理性之间永远不可7肖除的简单对立关系。意识形态是哲学自身限定的唯物主义名称。然而，马克思主义最明显的软肋就在于其自身意识形态的功能、其“历史意义”的理想化，及其转化为群众、党派和国家的世俗宗教时所体现出来的盲点。我们已经看到，造成该情况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青年时期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对立起来，同时将无产阶级视作一种绝对存在者。这就是我们必须同时坚持两种反命题立场的原因：只要哲学对于自律所提出的真理问题在普遍性假想的分析中存在，它就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首先，它必须是反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将否定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作为其首要批判。 第四，马克思的哲学是介于黑格尔和弗洛伊德之间的联系的现代本体论典范，或者按照我的表达方式，这是一个超个人主义的典范。也就是说，它置身于个人主义（可能属于“方法论”）和有机论（或“社会学至上论”）的对立之外，这样就可以回顾历史并展现意识形态的功能。但是这不足以将其独到之处表现出来，因为联系既可以从内在性上思考，又可以从外在性上把握，甚至可以从自然性上理解。当代哲学中，一方面是相互主观性的主题（世界上不存在单独的“主体”，有的只是由多种主体构成的最初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复杂性的主题（其最吸引人的陈述隐蔽地建立于物理和生物的新结合之上）。马克思的思想在以上两种立场上都不可还原，因此，对其来说，超个人主义已经深深地被认作是与阶级斗争相关的事物，是同时区分劳动、思想和政治的“最终的”社会结构。在此，对支持或反对马克思的课题进行研究就是提出问题，不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结局”这一社会和谐的永恒支柱问题，而是关于其内在局限问题，即某些超个人主义的形式，将该结局任意重新切割，并且绝对不可还原。与智力差别类似的“人类学差别”的重大问题（从性别差别开始）可以作为指引路线。但就在与马克思保持的距离之中，生产方式问题（从词语广义上说，也可以是“经济”问题）与一种从属方式问题（也就是“主体”构成的问题，它取决于象征结构的作用）之间衔接的模式可能成为一种必需的参照。这正是因为它表达了对主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双重排斥，并周期性地将哲学引向辩证法思想。 最后是第五点，我曾尝试证明马克思哲学中关于社会关系的思想是与革命实践至上的观点唱反调（“世界之转变”、“反趋势”、“改变中的改变”）的。事实上，超个人主义首先是指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反抗运动中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相互性。在马克思笔下，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个性是反抗统治的事实根据，他曾试图表明自己不是杜撰或无中生有，因为它早已开始。我们可以承认：马克思重新考虑世界史的历史分期是为了建立这一论断，这也使他有理由相信“底层人民”的斗争来自于群体历史的深层。 然而，我们的分析应该更深入一步，因为如果马克思只是造反的思想家，他一直反对乌托邦的方向就会完全迷失。在这一点上，对乌托邦的反对从来没有要求返回乌托邦精神所代表的充满想象的造反的力量之内。我们越是承认意识形态中存在政治因素和政治物质，越是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证论部分，上述观点就越是成立。这只会更加突出马克思在反乌托邦的双重运动中的疑问：“实践”和“辩证法”这两个词分别指什么？这正是我称作现时行动的东西，我曾尝试将其作为一种构成“现时”的物质条件的理论性认识来分析。长期以来人们把反抗的减少视为科学，或将科学视为反抗的减少，现在辩证法可能要确定科学与反抗二者“联结”这个无限开放的问题了〔让-克劳德·米尔米尔内在《证明》（Constat，巴黎，Vcrdier出版社，1992）中使用过“联结”一词〕，其目的并不是将马克思重新引向一项无足轻重的计划，而是让他扮演联结哲学与政治的传递者这样无法逾越的重要角色。 [1]葛兰西：《政治报告》（EcritsPolitiques），第一册（1914—1920），（Gallimard出版社；或者参见葛兰西的《文论》[Teztes，由安德烈·托赛尔（AndréTosel）选定并出品]。巴黎，Messidor／Sociales出版社，1983。 [2]同时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E·鲍提若里（E．Bottigelli）译，322—324页，巴黎，Socialcs出版社，1950。 [3]纽约，ColumtiaUniversytyPress出版社，1986；法译版，巴黎，Seuil出版社，1997。
第4章时代与进步：依然是一种历史哲学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1993） 第4章时代与进步：依然是一种历史哲学吗？ 否定之否定 辩证法的模糊性 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 历史的完整性 一种进化论吗？ 因果模式（辩证法Ⅰ） 阶级斗争的迫切要求 历史的“坏的方面” 现实矛盾（辩证法Ⅱ） 倾向历史性 经济主义的真理（辩证法Ⅲ） 国家的消亡 俄罗斯公社 反进化论吗？ 前面的讨论容易使人觉得马克思哲学本质上向来只有一种先决意义。但是通过哲学的直接出口我们究竟还能找到什么？我们能找到意识形态的评论或者是对拜物教的分析。然而，它们中一个是重返事物本身的先决条件，是对抽象意识的理解，它建立在忘却劳动分工根源的基础之上；另一个则是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搁置商品形态的客观性，以追究其社会构成，并引出价值“实体”：“活劳动”。 这是否表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性（或非理性）分析中逐渐衰竭了？很明显，这不是他的想法，意识形态评论或者拜物教评论已经是认识的一部分。它们在社会关系历史性的确认过程中一闪即逝（于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篇中所提出的“人类本质”历史性的计划程式被保留下来）。它们认为：劳动分工、生产力的发展及阶级斗争都作为其相反面表现出来。意识形态中自主的理论觉悟与由商品流通所归纳出的主体和客体的自发性代表有相同的一般形态，即建立一个“自然”的假想，否定历史时代，否定它们自身对暂时条件的依赖，或者至少摆脱这些条件，将其限定在过去。正如《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所说：“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自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1] 马克思著作中的评论部分也因此而转到与自然的对立，或者说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这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反对（葛兰西称之为“绝对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它是否完善，总肩负着一项使命，即思考时代的物质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世俗社会，它们自身就有共产主义的要求，正如莱布尼兹所说，它们“孕育着未来”。这一未来就是明天。时代从外表看都是进步的代名词，除非它成为进步的形式上可能性的条件。我们最后必须作一番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 否定之否定 我们会想起一些《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的名句：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 我们再来读上几句《资本论》（1867年）中的激动人心的话语：“……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3] 最后，再引用几句《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上文也已经提及：“……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4] 辩证法的模糊性 从此，如何去怀疑马克思曾是19世纪介于圣西门与于勒·费里（JudesFcrry）之间的进步观（或称观念学）的典型代表呢？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Nisbet）在其《进步观念史》[5]中写道：“很少有如此荒诞的假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今希望将马克思从19世纪的演进主义和进步主义传统中抽取出来。”简单说来，在他看来，进步不是指现代性，也不是自由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更确切地说，“辩证地看”，就是指一方面资本主义使得社会主义变得不可避免，同时社会主义也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 毫无疑问，这是哲学威信扫地的原因之一。哲学如今已成为了“历史物质概念”，马克思的名字与其联系在一起。正如乔治·康吉翰姆（GeorgesCanguilhem）所说，这是因为我们经历着进步观念的没落期。[6]在这一方面，辩证法的概念占据着一个双重性的基础地位，不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精神”辩证法），还是马克思的说法（“生产方式”辩证法和社会结构），抑或是后来恩格斯的说法（“自然”辩证法）。某些人认为从进步实证论的观点上来看，它是一个交替出现的过程。进步表现为连续的、一直向上的运动模式——按照奧古斯特·孔德所说，“进步是有序的发展”，他本人也承认欠了启蒙哲学特别是孔多塞的人情——事实上，它否认危机的存在，否认“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存在，也否认“历史暴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其实它也可以被看作是进步观念学的杰出成就（因其不可抵抗的力量），因为它的目标是将所有的“消极方面”集合至一项高级综合，赋予其一定意义，并对其提出“最后的要求”以便为仿佛和它对立的那一方服务。 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事物并不像一个简单的价值评估的颠倒那样简单。在马克思哲学本身它们便是如此（在这一点上，重要的不是各种观点，而是各种论据和调查）。从突然出现的代表进步的“新词”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来看，它们也是如此。有意思的是还要将它用作研究该思想固有问题的一个显影仪，或是一个分析仪。 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 但是，我们应该首先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群众理论、群众运动和群众“信仰”，在进步史观的社会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一直到我们时代的晚些时候，除了或多或少有些影响的学说之外（并且谁又能说它们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呢？），还产生丁类似于进步的集体“神化”的某种事物，那么这主要归功于马克思。正是他提出了“底层人民”在历史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他们在推动自身进步的同时，也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如果进步观包含着的不只是一种希望（一种预先确定性），那么这种理论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抛开它不谈，人们将无从理解20世纪的历史。至少从世界大战的考验开始，正如瓦莱里（Valéry）所说，文明就“明白自身终究会灭亡”，这样历史的自发性就实在难以想象……人们唯有相信历史是由渴求自身解放的群众通过改良或革命的方式而创造的，才能接受该理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服务对象，同时它自身也从未停止过在其内部巩固这种进步的优越性，这一点不应让人感觉惊讶。 在此处讲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仅仅讲社会主义是正确的。社会进步论断（指进步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实证性）是整个社会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包括“乌托邦社会主义”，也包括“科学社会主义”；既包括圣西门、蒲鲁东，也包括亨利·乔治（其《进步与贫乏》出版于1879年）。但是，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了一个辩证的版本（可以说是修改了该思想的内容）并确保了其在欧洲及欧洲以外的不同“世界”的重大社会政治运动中广泛流传。 时隔数年之后，葛兰西与瓦尔特·本杰明在内部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而且针对的就是这一思想。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经济主义”描述为一种宿命论，通过它，劳动者及其组织树立了一种“附属”世界的思想，他们认为解放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并且，本杰明在其绝笔之作（即写于1940年的《历史哲学论文集》[7]）中谈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该主义企图（顾名思义，它是徒劳的）依靠被压迫者重拾连续累积的思想，这是可以“顺乎潮流”的统治者和“战胜者”的特性。毋庸置疑，这一描述（它让人想起尼采哲学的表达）毫无悖理之处。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主义”的三大成就： 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的思想，更广泛地讲，可以说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思想。其内部分歧〔认识论方面：从一开始，它就分为马克思的理论与达尔文的理论相结合的自然主义观念、以康德的思想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解读的伦理学观念；政治方面：有修正主义者的反对（伯恩斯坦、饶勒斯），也有正统观念的反对（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反而更加衬托出了它们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历史发展方向的确定性。 其次是苏联共产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阿尔都塞称之为“第二国际身后的报复”[8]。它也引起了相关的争论：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唯意志论；后斯大林时代渐渐转向治理现状的马克思主义，它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两个时而会有利益冲突的圈子。此处最为重要的是分析当时极度紧张的形势，后者使得苏联共产主义的思想所表现出的特点（该特点可以解释其相当一部分影响）介于一种抵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计划（即重新建立它所破坏的集体生活方式）和一种超现实或者说是超越这一现实性的计划之间，后一计划将在人类的未来通过一次“飞跃的前进”实现（按照列宁于1920年所提出的口号，这里不仅仅是“苏维埃和电气化”，还包括新人类的乌托邦和宇宙探索）。 最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该思想形成于第三世界内部，非殖民化后，通过外界实施于第三世界。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存在着一种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变体和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变体。但是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确定：确切地说，这是知识和政治的一种持久竞争。成为20世纪一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郊区”（从中国经由阿尔及利亚或莫桑比克至古巴）的发展计划的同时，在其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变体、希望和灾难的伴随下，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其与杜尔哥（Turgot）、亚当·斯密及圣西门的启蒙思想所创立的进步主义经济主义的共同的本质之间的深刻联系。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体现了既有真实成分、又有想象成分的挑战，如果没有这些，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就不会表现为社会发展的替代理论。当货币自由主义及其对立面，即“人道主义干预”完全占统治地位之时，这一点就很明显了。 即便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来谈，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也相当重要，因为它教我们辩证地对进步进行批判，至少不再对眼前的全部事实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从时间看，马克思哲学进步主义的最后一大成就是一种出自落后状态的具有国家干涉主义、理性主义、民众主义特征的思想，这一事实应当使得我们打消轻率地从欧洲，更广些说，是从“中心”（或者“北方”）宣告“进步幻想之末日”的念头。仿佛在何地、何时、通过谁来研究合理性、生产力水平、发达程度等问题又都要由我们来确定一般，人类不断进步并希望终有一天会看到个人发展与集体利益能协调一致，这一切在工人运动史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9] 本杰明 瓦尔特·本杰明1892年出生于柏林，1940年卒于波港（因担心被佛朗哥政府警察引渡给纳粹德国，遂自杀身亡）。瓦尔特·本杰明常常被误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人物本应是阿多诺、霍克海默及早期的马尔库塞，还有后来的哈贝马斯），其实对于该学派来说，他只是一个多疑并且被误解的“同路人”。本杰明青年时代深受1908年《对暴力的思考》（Réflexionssurlaviolence）〔参见《神话与暴力》（MytheetViolence），1971年由Denoël／Lettresnouvelles出版社于巴黎出版〕的作者乔治·索雷尔和卡夫卡的影响，另外，他还是犹太神秘主义史学家和理论家格尔绍姆·肖勒姆（GershomScholem）的密友。后来，通过立陶宛女革命家阿斯亚·拉西斯，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并且，数年內与布莱希特关系密切，二人共同承担战斗文学的计划。其博士论文《德国浪漫主义中的艺术批评概念》（LeConceptdecritiqueesthétiquedansleromantismeallemand，1919年译成法语，1986年由Flammarion出版社于巴黎出版）及之后所著的《德国巴洛克悲剧的起源》（LesOriginesdudramebaroqueallemand）没有使他获得教授的资格，而纳粹的当权却使他的处境日益危险。那时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一部有关第二帝国时期巴黎风格街廊的历史、哲学和美学著作写一些摘录和随笔〔其中的一些大大启发了他后来的成熟作品《波德莱尔》（Baudelaire），此书已被译成法文，由巴黎的Payot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主要研究幻想与理性的结合，而这正是现代日常性的表现〔瓦尔特·本杰明所著的《巴黎：19世纪的都城和风景画册》（PariscapitaleduXIXesiècle，lelivredepassages），由J．拉科斯特（J．Lacoste）译成法文，巴黎Cerf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也请参考克里斯蒂娜·比西-格卢克斯曼（ChristineBuci-Glucksmann）所著的《从波德莱尔到本杰明的巴洛克理性》（LaRaisonbaroquedeBaudelairedeBaudelaireàBenjamin），由巴黎Galilée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参考苏姗·比克-莫尔斯（SusanBuck-Morss）所著的《对瓦尔特·本杰明和拱廊工程的辩证认识》（TheDialecticsofSeeingWalterBenjaminandtheArcadesProject），由美国剑桥MIT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与苏联拉开距离后，面对着纳粹的悲剧性背景，本杰明针对进步观的批判——尤其是在其1940年完成的《历史哲学论集》（Thèsessurleconceptd’histoire）中——转向关于“现在”（Jetztzeit）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思考，这也是历史上毁灭与救世相冲突的中断时刻。 历史的完整性 进步批判即将要被“后现代”[10]哲学变得有些平庸，它依然包含着别的圈套。它常常以一种历史主义的语言宣告：作为对主要表现的批判，它用一个“变体词”来代替另一个。然而，这些未加区分的概念不能不令人怀疑。严格地说，从启蒙哲学到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一个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概念，或者一个进步的变体词？这是最不确定的事。在这一点上，任何讨论都不足以代替对进步观构成部分的分析，它们之间是不会自动相聚的。 18世纪末期所产生的进步观首先表现为一些关于历史完整性的理论（或思想），一种时空曲线模式，它导致了各种不同的替代物。历史的完整性可以在其各“阶段”的区别中、在其前后延续的“逻辑”中把握，或者，它也可以从影响社会关系全体性以及人类命运的某一特殊时刻（危机、革命或颠覆）的决定性特征中把握。同样，历史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它的特征是单向性〔“修正主义”之父伯恩斯坦说过一句名言：“最终目的（Endziel）什么都不是，运动才是一切”[11]〕。或者相反的，它也可以被定义为引向某一字眼的一个过程：这个字眼就是同质且平衡的“稳定国家”〔正如古诺（Cournot）和斯图亚特·穆勒（StuartMill）所说〕，或者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绝不仅是黑格尔的理论，尽管这些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对消除紧张和不平等的最终革命有着相同的设想。 但是，特别是这些将历史认作一种目的论的不同方式要求两种相互独立的论断联合起来。一种论断提出了时间的不可逆性和线性的特点，这就意味着要抛弃任何关于宇宙时间和循环或随机政治历史的观点（或者将其看作是神化或形而上学）。我们应当随即注意到：不可逆性并不一定是向上的方向，或许是从“能的退降”这一物理模型中获得认识，19世纪的相当一部分理论家由此得以在保持先决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反对没落进步观〔我们可以想起戈宾诺（Gobineau）所著的《人种种族之不平等》，该书1853年出版，后被援引以依照“阶级斗争”模式建立起“种族斗争”模式〕。谈到不可逆性时离不开另一个观点：技术或道德进步观（或者两者的持久联合）。改进并不仅仅意味着从少到多或者从最差到最好的转变，也包括着对优势和不利因素的一种积极“总结”，今天我们称之为最佳状态〔我们可以想起莱布尼兹的“可能世界之最佳”模式重返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传统的方式：从边沁（Bentham）把效用定义为尽可能多的个人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程度，到今天罗尔斯（Rawls）[12]提出的“差别原则”，即能够改善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处境的不平等才是公正的〕。 最后是把历史作为进步的表现，重申可以通过一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来进行，特别是在这一点上，强调教育的观点可以与进步观从内部紧密相连。这样，我们就谈到了传统进步理论的第4个构成部分，从某种意思上说，在政治上它最为重要，但是在哲学上它又是问题最多的：它认为转变是一种自我的转变，一种孕育主题[13]自律的自我繁殖。归根结底，在这一展望中，包括对自然力的控制及对地球资源的征服都应该被考虑到，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说，工业和自然科学是“由人类主要力量打开的书籍”。因此，实践（paraxis）的问题又重新出现，除这一点以外，这里不仅要考虑个人转变，而且还有集体转变。从定义上看，这是一个世俗的概念，或者至少反对把历史进程的表现看作是神灵意志的结果。但是这一观点并不一定无法与自然“计划”或自然“经济”目的论模式的各种颠倒进行调和。困难的是如何从内部来思考它，也就是说，不以外界力量或外部原则来干涉它。 一种进化论吗？ 19世纪的理论家们将现代社会置于两个历史时间当中：一边是被“革命”（工业的、政治的甚至是宗教的）抛到现代性的史前历史、过去；另一边是不稳定和现时的紧张可以预感的或近或远的未来。这样做的同时，理论家们致力于寻找历史“改变”或历史“转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通过引进进化论的模式解决了这一问题。用康吉翰姆的话来说，进化论就是19世纪杰出的“科学意识形态”：即科研计划和社会及理论虚构（可直达完全性的“无意识的需要”[14]）之间交流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19世纪的人不可能不是进化论者，除非再次提出一个替代科学的理论。这一点，即便是写出“进步只是一种现代思想，即一种错误思想”（在1888年《反基督徒》中）的尼采也无法避免！ 但这也表明，进化论是包含遵循惯例和反抗既立秩序这对矛盾的知识因素。将所有的进化论者相提并论，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这就无异于井底之蛙，只看到思想史上一个漫长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相反，重要的是它们彼此间的区别之处，它们相互对立之处大概在于异端的那些方面。阶级斗争不等于种族斗争，同样，黑格尔、傅立叶及马克思的辩证法既不是“区分”斯宾塞的递增定律（由简单演变至复杂），也不是由海克尔（Haeckcl）强加于受生物进化论启示的各种人类学学科发展中演变的关于个人发展的“概述”定律。 现在我们可以将目光重新投向马克思。他的进化图表的特殊对象是被认作由自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历史。前文我们已经谈过，马克思相信存在着一条生产方式的演进线，它按照一种内在标准将全部社会归类：该标准就是社会化程度，即个人以集体的方式控制他们自身生存条件的能力。这条演进线是单向的，我们不仅可以借助它来确定提前和落后（不管是各种社会之间，还是在政治历史的进程中），并且它还在历史的各种“开端”和“结局”之间建立了一种必要的联系（即便这一结局，也就是共产主义，已被设想为另一段历史的开端）。 这些观念已经传遍全球，而马克思已经找到了令人震撼的表述来对其加以展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传统只是在进行注释。前文我已回顾其中某些表述，它们之间的对比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的演进观念离不开历史合理性的论断，或者说，如果要追求历史的形式、趋势和形势的可理解性，马克思的演进观念就离不开历史合理性的论断。 因果模式（辩证法Ⅰ） 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指出，这一论断首先表现为一种历史因果模式的形式。它本身并不是一种认识，而是一种研究和解释的方案，它被以表示性质的术语甚至是以隐喻的方式表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生活”与“自我意识”，它们都不是实实在在的事物，都是有待具体应用的范畴。其中一些直接出自历史学及政治经济学，然而另一些则是从哲学传统中引入。在解释现实的方式中，该因果模式的重要性堪与其他理论革新相比肩：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物质（“惯性力”）与真空理论，达尔文的个体变异性与“自然选择”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器官”的要求学说…… 对于此处我们所谈的形式，要注意到该模式蕴含着一种令人几乎难以忍受的压力。因为它认为历史进程完全取决于一种先存目的论[15]，然而同时，它也肯定只有物质生活中的矛盾才是变革的动力，“这在科学上可以证明”。因此，它总是不断地被从各种存在分歧的解释中抽取出来，并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史上持久的恢复对象，对于这点我们就不应感到意外了。 对于这个一般模式，我们将会看到：对《资本论》的发展至少带来了一种更高程度的复杂性，甚至若干矫正。事实上，它在递减的一般性的三个层次上阐述了社会关系的“进步”或“发展”。 前文已经提及，首先存在一条连续生产关系（亚细亚的、奴隶制的、封建的或领主制的、资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的进步线，它为各种具体社会结构的继承提供了一条可理解的原则。很明显，这一层次最具目的论性质：它来自于黑格尔及历史上其他哲学家排列世界历史各个时代的方式（“东方专制主义”变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世界”变成了“奴隶制生产方式”，等等），除“唯物主义颠覆”之外，别无其他改变。同时它也最具决定论性质：不仅是因其直线性，还因为它将历史不可逆的时间建立在一种人类劳动生产力连续发展的规律之上。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这里指的是一种总体上的确定性，不排除细节上有停顿、停滞甚至是后退的可能。 在这个层次上，阶级斗争既不会作为解释的原则，也不会作为总体结论介入。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对应的是某种占有形式，某种生产力发展方式以及国家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方式，因此就形成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方式不同于封建领主与农奴或佃农之间的斗争[16]，至少，共产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和过程不外乎是这一进程的结果之一。我们又回到了前文阐述商品拜物教时谈及的比较分析了，只不过现在是按时间顺序排列而已。 最终决定论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标准阐述，尽管它看上去仅仅是个提纲。马克思主义者对它写了数千页的评论。我们习惯了从字面上寻找“最终决定”的意义，然而恩格斯后来的解释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890年9月21日《给布洛赫的信》，选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哲学研究》，巴黎，Sciales出版社，1974）。然而这两篇文章的评论以及其后继者却认为恩格斯的理论没有与经济主义甚至技术主义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偏差”使我们不断地回到马克思的多层次的社会实践决定论当中。显然，“最终决定论”使整个社会（“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辩证化了，然而它最终只会以更加绝对的方式引出历史发展的目的论。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阿尔都塞在写到“单独的一个最终决定时刻永远不会到来”的同时，决定用复因决定的概念代替相互作用的概念和从上层建筑回到经济基础的概念，因为复因决定的概念解释了唯物辩证法提出的“社会整体”无法克服的复杂性（《矛盾和复囚决定》）。 阶级斗争的迫切要求 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希望把讨论集中于一个更科学的问题之上，他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他曾经质疑革命的必要性。这就涉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和该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求的形式。在这一点，必须仔仔细细地阅读马克思的文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如《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传播的表达法应该被抛弃了，这些表达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圣西门传统的影响。显然，问题不在于把资产阶级财产的固定性与生产力的进步性对立起来〔同样后来的凯恩斯和熊彼特（Schumpeter）也把企业家、工业家与金融投机者对立起来〕，而在于两种趋势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矛盾：生产社会化（技术的集中、合理化和普及）的趋势和劳动力分散的矛盾，极度剥削和工人阶级安全无保障的矛盾。这样，阶级斗争就在矛盾激化到经济无法运行的时候完全介入到矛盾的解决过程中来。只有建立在无产阶级的“苦难”、“压迫”和“愤怒”基础上的斗争才能“夺回被夺走的财富”，达到“否定之否定”，即重新占有他们在一刻不停的资本增殖运动中被剥夺的力量。这一点尤显重要，因为马克思谈到了必要性，甚至认为这种必要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这种必要性不是从外部强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而是构成无产阶级自身活动和解放自己实践的一部分。马克思含蓄地运用了法国革命的模式，更加强调斗争过程的政治性，除此之外，要“破除”的统治不是来自君主制的政权，而是来自社会生产体系中资本的权利。尽管资本压迫人民，但决不会脱离到人民“之外”。是它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个类比是简单的，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最后，马克思花了大量的精力分析发展的第三层次，这一更加特别的层次就是生产方式本身的改变，或者说积累运动。《资本论》的主要部分研究丁“绝对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17]，争取日工作时间的斗争以及工业革命的不同阶段（手工业、机器工业、大工业），然而马克思感兴趣的不是简单的量化结果（金钱和生产资本的不断积累），而是工人技能、生产纪律、雇员和资产阶级领导者之间的对抗，就业率和失业率（所以还包括求职者之间的竞争）等等的变化方式。这里的阶级斗争将以更加特殊的方式介入，同时作用于两方面。在资本主义一边，所有的“剩余价值生产方法”都是要压榨“必要劳动”和工人自主性。在无产阶级一边，他们对剥削的反抗使资本不断地寻找新的增殖方法。这样，阶级斗争本身就成了积累的因素之一，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缩短日工作时间带来的是更加“科学的”劳动组织方式和技术的革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和第四部分）。阶级斗争甚至还从第三个方面介入，即国家方面，这种斗争是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矛盾的激化使阶级斗争通过越来越有机的社会调节介入到劳动过程当中。[18] 我在这些技术化的问题上费了很多笔墨，目的是使读者明白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问题不应该被视为笼统的宣言，而应该从分析的层次去理解，而这也是最大限度解释马克思的观点所要求的。简单地说，马克思应该被视为理论家，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黑格尔的意识形态有着相同的价值。阅读《资本论》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但我仍愿意说出我的看法：正是对这三个层次的分析，从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主线到生产活动中的日常矛盾，构成了马克思对历史解释的合理性的理解。用更专业的哲学语言说，马克思越来越少地采用已有的解释模式，而越来越多地构建一种没有先例的合理性。这一合理性不是机械的合理性，也不是哲学或生物进化的合理性，同样也不是关于冲突和战略的正统理论的合理性，尽管在某些时候它可以大量运用以上这些参考。阶级斗争的条件和方式是不断变化的，它本身就是自己的模式。 这就是我们赋予辩证法的第一层意义，也正是适用于解释阶级斗争如何决定性地介入历史的逻辑和形式。在这方面，阿尔都塞是对的，他强调了变化，而马克思强调的是辩证法的形式，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形式（不论是涉及现象学中“主人与仆人”之间的矛盾还是逻辑学中“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这些形式对阿尔都塞并非丝毫没有关系（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它们关系密切，因为他总是不断地研究着这些形式），但正如列宁所说，他只不过颠倒了思辨的“形式”与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之间的关系。具体情况并不能阐明预先存在的辩证时刻，它本身就是辩证过程和发展形式，并且这一系列是可以被认为是开放的。这至少是马克思研究的意义所在。 历史的“坏的方面” 但是推翻该观点只会更加使该项合理性方案再次遭遇各种困难，甚至悖谬。在谈论“进步观”与“辩证法”的各种关系如何最终确立于马克思哲学之中以前，我们应该从中得出其意义。 在此，有一句惊人的表述可以作为我们的向导：“坏的方面推动历史前进。”[19]这句话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用来反驳蒲鲁东时说的，蒲鲁东试图研究每一社会类别或社会形态中的“好的方面”，认为是它推动了正义的进步。但是该表述没有用于最初的目的，它转而反对其作者：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在马克思生前就遇到这样一个事实：坏的方面推动历史，这一坏的方面是历史无法预见的，并且它质疑历史作为必然性代表的身份和确定性，历史可以从这些事实中得出如下结论：历史是前进的，而且它不像麦克白眼中的生活，“犹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嚣与疯狂，却毫无意义”。 马克思讽刺蒲鲁东的时候，拒绝使用乐观和说教性质的历史观，归根结底，这一历史观是遵循惯例的。蒲鲁东在“经济矛盾”的演变、社会公平的建立这两个问题上是采纳黑格尔模式的第一人。其关于公平发展的思想基于以下观点：团结与自由的价值由它们代表的普遍性所决定。马克思（于1846年）提醒他：历史不是由“好的方面”创造的，也就是说创造历史的既非其固有力量和杰出的人文主义理想，更非信仰的力量和道德教育，而是“坏的方面的痛楚”、各种利益的冲突及所有危机和革命带来的暴力。它既不是一部权利的史诗，也不是一出各阶级内战的悲剧，即便内战并不一定表现为军事形式。这是严格符合黑格尔精神的证明，蒲鲁东及改良主义的其他发言人在这一点上根本没有正确理解。 基于这一事实，该证明也只能再次提出我们的问题。归根结底，再没有比这里所说的“坏的方面”辩证法更符合一种确定结果的观点。因为毫无疑问，如同黑格尔的哲学一样，它的功能是进行证明，证明历史发展的理性结局（人们称之为解决或调和、综合）足够强大，可以从其对立面即“非理性”（暴力、狂热、悲剧）通过，并削弱或消耗其对立面。“证明”这一辩证法力量和普遍性的，正是它在将战争、苦难和不公平转化为和平、繁荣和公正的因素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除了一篇冗长的关于神正论的文章（按其自己的话说，即莱布尼兹思想的复活）之外，如今我们还可以读到黑格尔其他的东西，即历史中的“痛苦”总是个别而相对的，而它所准备的实证结果却是普遍而绝对的，难道我们不应将这归功于马克思所提出的转化方式吗？难道不更应归功于辩证法中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历史地经历其局限的方式吗？ 在批判运动的顶点，我们可以发现本杰明在《历史哲学提纲》中的表述（第九论）：“这就是历史天使所必定具有的外表。他的脸转向过去，一系列的事件呈现出来，而他只看得到一场独一无二的大灾难，它不停地摧毁，又不停地抛弃。天使想停留下来，唤醒所有的战败者和死去的人。可是一阵风暴自天堂突然袭来，困住他的双翼，风暴是如此强烈，天使再不能合上翅膀。风暴不断地将天使刮向他曾坚决脱离的未来，然而直到天界，在他眼前的，还是无尽的废墟。这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 历史不仅由“坏的方面”推动向前，它还从“坏的方面”出发，即从统治和灭亡的坏的方面出发。除“通俗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之外，这是另一段需要透彻理解的文字，它是一次特别针对黑格尔的关于历史哲学的课程导言中该段文字的莫大讽刺，后者将以往文明的灭亡描述为精神进步的条件，也就是他们的原则[20]中保留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继续并推广这一运动的致命的幻想上，一直以来，其目的不是为了解放被压迫者，而是为了建立秩序和法律。剩下的，只有一个美好的前景，这就是希望在时代中发生一次不可预见的停顿和中断，一次“变异的救世主般的中止”的希望，后者“将某一特定时代从历史进程中窃出”（第十七论），并给予被统治者和战败者们一个难得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分散的、默默无闻的斗争以重大意义。这一前景还是革命性的，但它己不再具有辩证法性质，它通过其自身工作，彻底放弃了实践的观点，或者放弃了把解放看成转变的观点。 在黑格尔的“坏的方面”和本杰明的“坏的方面”之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是否存在一条联系道路呢？假设以历史的角度看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没有马克思（并且不存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别），这样的一种对黑格尔的批判就不会产生，这种研究可以考察理论表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和历史独特性。但是，这一问题不能脱离互相交错的各个历史事件来单独讨论。 现实矛盾（辩证法Ⅱ） 我在上文已经提到，马克思至少两次遇到历史的“坏的方面”，分别是在1848年和1871年。我曾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论》中的理论同时也是一个拖延了很久的答复，它说明得非常精彩，但是由于1848年革命的失败，由于本应“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自身瓦解了，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这本著作。于是·在《资本论>）中读到来自于历史观内部的对于进步的批判是否令人吃惊呢？ 除了以傅立叶的精神来反对其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破坏图表外（实践中，与“合理性”对应的是人类资源和生命的“巨大消耗”），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几乎从未使用过“进步，进程”（fortschritt，fortgang）这个词。因此颇具讽刺意味：只要“生产力的社会化”和人的“非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持的进步言论就只是故弄玄虚的空谈。只有通过逆转趋势，树立反趋势，这一矛盾才可能解决或缓解。 这样，第二个方面就显示出来：马克思感兴趣的不是进步，而是过程或进程，他特别规定了它们的辩证概念。[21]进步不是已知的，也不是计划好的，它只能是来自于构成过程的对抗发展的结果，因此它一直与这些结果相关。然而，过程既非一个道德概念（唯灵论的），也非一个经济学概念（自然主义的），它是一个逻辑和政治上的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以外，这个过程因为构筑在重返矛盾不可调和的观点基础上，所以更加符合逻辑；它越是应当去它表面的对立面及其劳动和经济生活领域寻找其“现实条件”，这个过程就越是政治化。 如果使用一个马克思多次使用的数学比喻，我们就可以换一种说法：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既不是几何曲线的总体形态（即积分），也不是微分（即“加速度”效果），其力量对比一直起作用并决定着演进的方向。“劳动力”就是以这种方式个别地更是群体地反抗和希望摆脱资本逻辑强加于它的纯商品地位的方式。该逻辑的最佳表述是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力的真实服从或“真实归入”的东西，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劳动合同所限制[22]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归入”：即一种完全取决于资本需要（具有职业资格或失去职业资格，失业或剩余劳动，被迫的清贫或被迫消费等情况，视情况而定）的劳动者的存在。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极限是不可能达到的。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分析逐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质不可能性的因素，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集权制”相冲突的不可压缩的最低极限，群体劳动者的革命实践由此而再现。 《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到：劳动者的斗争是“与其存在”同时展开的。并且《资本论》表明一个劳动者群体的存在就是该斗争的最初时刻，不论是在工场或企业中，还是在其他地方，或者在城市、政治中（但无论如何，总是在这两个空间之内，从一个到另一个）。“工资形式”的先决条件是将劳动者看作是个体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将其劳动力作为一种价值有高有低的商品来交易，来对劳动力进行“约束”和“使之有责任心”。而群体是生产本身的一个不断再生的条件。事实上，始终存在着两个劳动者的群体，它们互相交织，由相同（或近似相同）的个体构成，但是却互不相容。一个是资本群体，另一个是无产阶级群体。后者诞生于对资本主义集体化的反抗过程，如果没有无产者群体，资本主义独裁者也就不可能存在。 倾向历史性 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第二层意义，它使第一层意义更加明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基础是革命的——不能不改变。问题在于向哪个方向改变。马克思说这个改变是不断被延迟的不可能性。不是精神上的不可能性，也不是一种“概念之间的矛盾”，而是我们所说的现实的矛盾，区别于纯粹形式上的矛盾（在定义上自相矛盾的抽象概念）和简单的现实对立（在几个方向相反的外力作用下，我们可以计算出结果，找到平衡点[23]）。马克思辩证法的独到之处在于使我们确信“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矛盾都不是表面现象。矛盾并非康德的无法社会化的社会性所说的自然的“诡计”，也不是如黑格尔的异化所指的理性的“诡计”。劳动力将一刻不停地转化成商品并进入资本主义形式（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就是资本本身，就如“社会关系”一样）之中。然而，这一过程包含了一个既作用于个人又作用于集体的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对立又一次看似与我们毫无关系）。正是这个物质的不可能性使扭转资本主义的趋势在任何时候都成为必要。 这样，矛盾、时间性、社会化三个问题就丝毫不能分离了。我们能看出其意义所在，这也正是自狄尔泰（Dilthcy）和海德格尔以来的传统哲学所说的历史性理论。人类历史进程曾被想当然地看成是被一个唯一的“思想”或唯一的伟大历史记叙集合起来的整体，然而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观之上的终极目的或意义的问题已经被每一个现在随时提出的因果关系问题或历史力量的相互作用问题取代了。在这方面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自斯宾诺莎的努力以来，历史性问题（或者说对运动、不稳定性和从现状到变化的趋向的分析）第一次在实践领域而非在意识领域被提出来，第一次从生产和生产条件出发而非从理论或精神生活出发被提出来。然而，与唯心主义提出的警告相反，这不是要将自然决定论限制到历史因果论上，更不是要用自然决定论代替历史因果论。就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样，我们又一次超脱了主观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交替，但这一次是坦率地站在唯物主义一边的，至少是站在内在性的一边。这里，矛盾就成为比实践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矛盾是包含实践的）。 但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如“现实的矛盾”（这个问题当今也有几种不同的发展倾向）是如何与“历史整体性”的理论（由发展的各个时期以及连续的革命构成）共存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变得更加矛盾。然而在1871年，马克思重新碰到了历史的“坏的方面”，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其结果是他放弃了他正在进行的工作。从此他一刻不停地研究，但没能完成，没能做出任何“结论”。事实上，根本就不会有结论。 然而这一形势带来的质疑却值得研究。我们至少知道其中两项质疑。第一项同时由两个事件引起：在共产国际巴枯宁反对“马克思主义专政”，马克思反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1875年为德国社会主义者统一大会所写的《行动纲领》。这导致了后来马克思主义中所谓的“过渡”问题。第二项是随后来自俄国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质疑，他们在“农村公社”的未来问题上质疑马克思。这一质疑提出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这两项质疑都没有怀疑因果论，但二者都使马克思和马克思辩证法与时间描述的关系发生了动摇。 经济主义的真理（辩证法Ⅲ） 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和共产国际解散（宣布于1876年，但事实上于1872年的海牙会议上就解散了）之后的几年里，尽管马克思竭力宣传“无产阶级政治”，甚至把它作为《资本论》的科学基础，“无产阶级政治”在“工人运动”或“革命运动”意识形态中还是没有稳固的一席之地。那时居主导地位的是议会的或反议会的修正主义和工联主义。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形成，都以德国的社会民主原则为自己的原则。在拉萨尔（Lassalle），马克思的老对手，和马克思一样也是1848年革命的领导者）去世及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在马克思的学生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的推动下，他们在哥达（Gotha）召开了会议。马克思阅读了这些受“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的行动纲领，发现围绕“人民国家”（Volksstaat）的思想建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把全部劳动产品再分配的空想与“国家宗教”联系起来，后者甚至不排除民族主义。马克思不久前刚刚受到巴枯宁的激烈抨击，巴枯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两大专政计划：领导人对军人的“科学性”专政（政党以国家为榜样，并把国家作为斗争对象），工人对其他被剥削阶级（尤其是农民）的“社会性”专政，于是有了工业国对农业国如俄国的专政。这样一来马克思在他的支持者和他的反对者之间腹背受敌[24]……马克思主义为革命阶级提供了摆脱要么加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民主”要么加入反政治的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联主义）的两难境地的方法，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是否存在的疑问此时又突然显现出来。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已经提前回答了这个问题。除了从历史运动本身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外，再没有别的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了。他以巴黎公社发明的直接民主为例，这个“工人阶级最终找到的政府形式”（《法兰西内战》）成为他定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但马克思的这一回答并不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工人和军人都追随了别的意识形态或别的“体系”，为什么在资产阶级国家面前必须有一个组织或机构来教育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总之，我们距离能带来共产主义的“普遍阶级”还很遥远…… 国家的消亡 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对巴枯宁和哥达纲领的评注都没有直接回答，但引入了“过渡”这一概念作为间接回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彼此的革命性变革放错了位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政治过渡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专制。”[25]在不久前，他划清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阶段”：第一阶段中总是充斥着商品交换，社会劳动的组织原则体现在工资形式上；第二阶段里“个体对社会分工奴化的依附终将消亡”，并且“工作不仅只是生存的手段，还将成为第一生活需要”，这会“彻底超越贵族权利的界线”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调节社会关系。所有这些迹象都预示着向共产主义过渡中表现出的国家衰退，甚至可以说：预言了一个历史时刻（不管其时间长短）的到来，以国家消亡为内容的人民政治即将展开。 在这些迹象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传统）酝酿了从“过渡时期”到“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各阶段或各状态演变的理论萌芽，该理论推出的社会主义定义从而达到顶点，社会主义有别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已经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本身的发展而日益黯淡下去。有别于权力的合法功能（马克思称之为“辩护论”），这种用法已经自然地被纳入变化的框架。我不认为这是马克思本人所注意到的，因为“社会生产方式”的思想与共产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原则完全矛盾，而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后革命时期的所有群众国家思想，却重新犯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批评过的错误，这一点亨利·列斐伏尔有过论述。[26]反之，很显然，这里被称作时期或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空间也即纯粹政治空间。所有这些词汇只体现了“革命实践的回归”，只不过此次是变革时代有组织的活动而已。这个时代仿佛要对外开放和自我膨胀，要在旧的物质条件下（列宁后来用透彻的话语称之为“国家或非国家”，明确地阐明了问题的性质，而不是给出答案），在过去和现实中由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取代。同样，与冒进态度和逐步成熟观都不同的是，马克思窥视到所谓“过渡”乃是历史上的“非现代性”自己的政治表象，但这一概念却一直被他归为“暂时性”之列。 俄罗斯公社 马克思在几年后给俄罗斯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代表们的书信使我们可以公开实施比较。马克思在刚刚与巴枯宁的“发达工业国家对落后国家准备实施霸权”的论调斗争后（我们还记得他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前言中写到：发达工业国家“将自己的前途演示给了”落后国家），就又不得不去解决《资本论》在俄罗斯读者中引发的两派争论：一派是倾向法则的拥护者（资本被劳动者剥夺后，小业主的财产又被资本剥夺），他本人将该法则解释为“历史的必然命运”，因而得出结论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另一派则将“农村合作公社”视为今天被称为“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马克思于1877年第一次在原则中作出回答[27]，1881年又应“劳动解放”团体负责人维·伊·查苏利奇（VeraZassoulitch）的要求重新回答。我们知道他写了4页纸，而给维·伊·查苏利奇寄去的只是简明扼要的答复。[28]所有这些文章的思想是相同的，令人惊讶的是不管对错这一思想没有任何模糊之处；而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撰写时并不困难，但并不轻易承认观点出自他本人之手。[29] 首先，《资本论》中的倾向法则不能脱离历史环境：“只有将纯理论和俄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才能对它进行讨论……很多人相信在俄国解散公社财产有历史必要性，可他们绝对无法用我分析西欧必然的进程的方法去进行论证，他们需要提供些新的论据，要给出和我完全不同的才行。” 其次，农村公社（这一称谓是沙皇政府在1861年取消农奴制后确定的）内部非商品经济和服务市场的生产二者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一个内在二元论），这个矛盾完全有可能被国家及资本主义体制所加剧或操纵，从而导致农村公社的解体（也就是部分农民变为经营者，其他人成为农业、工业无产者），如果该进程不中止：“就需要来一场革命，来挽救俄国公社。” 最后。也是第三点，团体的形式（不是靠血缘维系的自由人的社会团体）经历特殊的进化（“历史上前无古人、独一无二的情况”）后保留下来，是对古代的仿效：但这种仿古可以为“俄国的复兴”服务，也就是服务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在曾贯穿西方资本主义的“对抗”、“危机”、“冲突”和“混乱”中建设经济，俄国可以从周围借鉴方法，靠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实现现代化。 这些著述所建议的是历史发展的多种具体途径，然而这一思想离不开抽象的假设：认为历史上在不同的社会构成中存在多种现代“时期”，一些时期表现为逐步的发展，而在另一些时期则能实现从最古老到最新的急速跨越。正如阿尔都塞后来所说的那样，这种“多途径决定”是历史特殊性，不会遵循预先确定的路线，而是取决于同一环境下毫不相干的历史政治诸因素对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所作出的反应方式。 反进化论吗？ 这样在外来问题的压力下（可能也是来自人们对他本人的某些话的正确性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者们”如何运用这些话的怀疑），情况急转直下，马克思的经济主义从它的对立面诞生了：从所有反进化论假设中诞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第三时期。可是怎么能够忽视在对巴枯宁、倍倍尔和维·伊·查苏利奇的回答中存在的统一性呢？每个回答都是其他回答的互逆命题：在这里，当出现政治裂变后，新情况总要去旧条件中去探索道路，在那里，旧的东西要跳跃到最新事物中，对“反潮流”的成果加以利用。 马克思本人的这些话语是私人的，几乎是秘密的，有时是修正过的，因此并非完全统一，首先和《资本论》中真正的矛盾分析不统一，而且他20年前在《政治经济学》中结合普遍历史发展的唯一主线介绍他的因果性图式时，所使用过的某些词汇也与他今天的某些话语有出入，对此我们又怎么能够忽视呢？马克思写道：“一个社会，在它所能包容的所有生产力量发展之前，是绝不会消散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永远只提出些自己有能力解决的问题……”现在“……对于我的批判这些却远远不够，应该把我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形成史变成普遍的历史哲学理论，运用到所有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状况如何）以便最后形成经济，在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使人类最全面地发展。可是我得向社会变革道歉，（同时我又感到既非常荣幸，又非常耻辱）……类似惊人的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把结果搞得一团糟（不管受雇佣者们是否壮大）。在研究了每次进化并对其进行比较后，我们就能很快发现这一现象的关键，这是某个妄图超越历史的普遍万能理论所无法做到的。”[30]“一般的”资本主义也不存在，有的只是各种资本主义交流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历史资本主义”[31]，同样，普遍的历史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特殊的历史性。 我们或许不能就此澄清问题：如此的校正难道不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吗？当然，它首先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体现，该书的前言把“超级组织的混乱”描写成为“经济基础变化”的恶果。“环境”、“替代”、“二元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促使我们想到：国家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又会作用于经济，甚至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基础”的基础，那么这些概念又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没有任何一位理论家能够在一有新发现时就重新改写自我：或是因为缺少力量，或是因为没有这份愿望，或是因为抽不出时间……这种工作得由他人代劳，这里倒有必要说明一下，“意识对行为的反作用”，经济主义的真正意义（也就是说经济的趋势只能通过它的反面来实现：意识形态、“世界观”，包括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些恰恰是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研究的思路。的确，历经百年后，当历史灰暗的一面重新摆在我们面前时，马克思主义者们依旧还在那里苦苦埋头研究。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85年）和马克思长达40年的合作使他们无法共同进行二元论分析（“善良的辩证法主义者”马克思和“冷酷的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但我们并不会因此否认两人聪明才智合作的独创性，这也不会影响我们去衡量恩格斯给马克思主义问题带来的变革的意义。恩格斯主要是在1844年发表意见的，当时他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把雇佣制批判为人类本性的异变，在这一问题上，他比马克思同一时期以及1875年以后的观点还要全面。 事实上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是他将革命策略、形势分析和政治经济批判融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是《反杜林论》（1878年）中意识形态的重新使用，恩格斯首先围绕权利和精神“永恒的真理”给认识论下了定义，随后出版的《自然辩证法》〔参考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Dialectiquedelanature），巴黎，EditionsSociales出版社，1952〕中这个定义实际上走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反面：与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观点迥异，认识论结合到思想史中，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为主线，由多种条件决定形而上学思維方式（恩格斯曾称之为“知性”）和辩证法思维方式二者的矛盾（恩格斯曾称之为“理性”）。现在大学哲学研究中应该使马克思具有科学性，但是这一计划却因为其內部的悖谬被搁置了，而且主要问题还在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神秘性，恩格斯更倾向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说法，因为这样可以回避“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后期的文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1895年）；以及和考茨基于1886年共同完成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Socialismedejuristes）一文〕着重讨论的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关于世界的主导观念的更迭问题，也即从一种宗教思想发展到世俗思想（主要是法律思想），以及由此引出的阶级斗争基础上的世界政治观，大众和国家关系中群众信仰的形成等问题。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列宁是哲学家吗？ 从“辩证唯物主义”被确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起（尽管其“缔造者”的遗体已经用香料处理过陈列在莫斯科红场的纪念馆），列宁的思想——被千万评论家从他的四十七卷《列宁全集》中节选的部分——就变成了哲学之外的东西：成为唯一的参考和唯一正确的说法。今天的研究活动却是反方向的〔最近有位评论家认为那是心理病理学个案——多米尼克·考拉（DominiqueColas）：《列宁主义》（LeL’éninisms），巴黎，PUF出版社，1982〕，的确，在他所处的环境和经济中去研究列宁的观点还需要很长时间。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两位在各方面都难以达成共识的法国哲学家分析过列宁和哲学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方法非常灵活，亨利·列斐伏尔〔《认识列宁的思想》（PourConnaitrelapenséedeLénine），巴黎，Bordas出版社，1957；以及他与诺伯特·古德曼（NorbertGuterman）合著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手册》（CahierssurladialectiquedeHegel），巴黎，NRF出版社，1938〕依靠的是1915—1916年列宁未发表的著作，当时列宁阅读的是古典哲学家的作品，主要是黑格尔的，还有克劳赛维茨的，他按辩证的思维方式把战争当成一个过程，是政治矛盾的延续（参考《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Lénineetlapholosophie），巴黎，Maspero出版社，1969〕和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Lecourt）〔《危机及其问题》（Unecriseetsonetenjeu），巴黎，Maspero出版社，1973〕也先后参与研究，阿尔都塞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éialismeetempiriscriticisme）中（1908，《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探询哲学的现实概念，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界线，认为科学和政治互相决定。 不过，列宁还思考了其他一些哲学问题，最有意思的大概是以下这些： （1）重新整理《怎么办？》中（1902，《列宁全集》，第五卷）尝试探讨过的“普遍阶级”的无产阶级思想，反对“革命随意性”的观点，认为民主革命应由知识分子领导。1905年革命后，有人引用罗莎·卢森堡的反驳，向他发难：《民众罢工：政党和工会》（Grévedemasse，partietsyndicat），第一卷，巴黎，PetitecollectionMaspero出版杜，1976] （2）另一个极端上，对社会革命矛盾的理论研究工作（“国家”和“非国家”，雇佣工作和自由工作）从最初的空想主义〔《革命状况》（L’EtatdelaRévolution），1917，《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发展到最近对合作制的思考（1923，《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同样可以参考：罗伯特·林哈特（RobertLinhart）：《列宁，农民，泰勒》（Lénine，lespaysans，Taylor），巴黎，Seuil出版社，1976；莫什·列文（MosheLewin）：《列宁最后的斗争》（LeDernierCombatdeLénine），巴黎，EditionsdeMinuit出版社，1978。 [1]卡尔·马克思回击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著的《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第一节《方法》“第七个即最后…个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四卷，153—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十三卷·8—9页。 [3]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第九节《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530—534页。 [4]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831—832页。 [5]纽约，BasicBooks出版社，1980。 [6]乔治·康吉翰姆在《形而上学与精神杂志》（Revuedemétaphisiqueetdemorule）1987年第4期上发表有《进步观念的没落期》（Ladécadencedelidéedeprogrès）一文。 [7]瓦尔特·本杰明（WalterBenjamin）：《历史哲学论文集》（Surleconceptd'histoire），译文收录于巴黎Gallimard出版社2000年版的《作品集Ⅲ》中。参见迈克尔·洛威（MichaelLöwy）的评论：《瓦尔特·本杰明——火警》（WalterBenjamin．Avertissementd‘incendie），巴黎，PUF出版社，2001。 [8]阿尔都塞：《答约翰·勒韦斯》（RéponseàJohnLewis），巴黎，Maspero出版社，1973。 [9]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用进化论的语言来阐述的，参见让·罗贝林（JeanRobclin）：《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化》（Marrismeetsocialisation）·巴黎，Méridiens／Klincksieck出版社，1989。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未来社会主义者的描写，参见马克·昂热诺（MarcAngenot）：《集体乌托邦》（L‘Utopiecollectiviste），巴黎，PUF出版社，1993。 [10]参见让-佛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Lyotard）所著的《后现代条件》（LaConditionpost-moderne）。 [11]爱德华·伯恩斯坦（ÉdouardBernstein）；《社会主义的预先假设》（LesPrésumésdusocialisme），法译本由巴黎Seuil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 [12]约翰·罗尔斯（JohnRawls）的《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1972）198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十三节的法译本由巴黎Seuil出版杜出版。 [13]“所有被称作人类历史的东西不过是人类通过劳动繁衍后代，改造自然罢了”[卡尔·马克思1844年手稿（《经济学与哲学手稿》），99页，由E．鲍提若里（E．Bottigelli）翻译并引进，巴黎，Socialcs出版社，1962]。 [14]康吉翰姆的《什么是科学的意识形态？》（Qu’est-cequ’uneidéologiescientifique？）一文发表于《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与理性》（Idéologieetrationalitédansl’histoiredessciencesdelavie）一书，巴黎，LibrairieVrin出版社，1977。在达尔文前后关于进化论的优秀著作是康吉翰姆、拉帕萨德（Lapassade）、毕格马（Piquemal）和于曼（Ulmann）所著的《十九世纪从发展到进化》（Dudéveloppementàl’évolutionauXXesiècle），1985年由巴黎PUF出版社再版；参见伊维特·孔里（YvcttcConry）编著的《从达尔文到达尔文主义：科学与意识形态》（DeDarwinaudarwinismecienceetidéologie），巴黎，LibrairieVrin出版社，1983。 [15]“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选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十三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6]参见《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第二节《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263—271页。 [17]在最近的翻译中，“剩余价值”一词代替了传统的接近于“plus-value”的译法，但在德语中准确的对应词语是mehrwert，因为马克思创造这个新词汇是用来表示资本的增殖的，而资本的增殖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德语是meharbertt，英语是surplusvalue/surpluslabour）。 [18]参见《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九节：《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527—550页）。最推崇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是意大利的“opcraiste”学派。参见马里奥·特隆迪（Mari。Ttronti）：《工人和资本》（Ouvriersetcapital），由克里斯蒂安·布尔古瓦（ChristianBourgois）翻译成法文,1977年出版于巴黎；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反对国家的工人阶级》（Luclasseouvrièrevontrel’Etat），巴黎，Galilée出版社，1978。同时请参考尼考斯·布朗查斯（NicosPoulantzas）[《政权与社会阶层》（Pouvoirpolitiqueetclasssociales）,巴黎，Maspert，出版社，1968]与拉尔夫·米里班（RalphMiliband）（《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牛津，1977）关于阶级在斗争中的“国家的相对独立性”的争论。 “opcraistc”学派，或称“工人主义”学派，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在意大利出现的一场理论、政治运动中。当时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论战使工人运动一·度陷入危机，此时，工人主义学派提出回归到工人阶级，反对先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后进行工人斗争，而强调首先进行工人斗争，该学派认为工人阶级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发动机，又可能在加强自身力量的同时打破现有政治体制。——译者注。 [19]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四卷，154页。 [20]“我们走在一片废墟当中……这里是否定的范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那些最"高贵最美丽的东西是如何被推上了历史的祭台的……在生死之间，理性看到了人类劳动的成果……”[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Laraisondel’histoire），《10／18》文集,5l、68页，巴黎，UDE出版社，1986]。 [21]“‘过程’一词含有发展之意，在欧洲长期以来属于法律词汇。在法国，先是谨慎地考虑了它的拉丁文形式processus。然后渐渐地摆脱了这种学究式的外表，首先是在化学和生理学书籍中，然后在一些哲学书籍中，最后终于获得了现在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德语和法语的日常语言中，过程一词常常被用于法律领域。”（LeCapital，livreI，Chap．V，《Procèsdetravailetprocèsdevalorization》，notedeMarxpourI’éditionfrançaise，op.cit.，p.200．） [22]LeCapital，livreI，Chap．XIV：《Survaleurabsolueetrelative》．同样参见《资本论未出版的一章》，罗歇·当热维尔（RogerDangeville）出品，巴黎，UGE出版社，《10／18》文集，1971。 [23]思考“现实的矛盾”的可能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试金石。参见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形式逻辑学和辩证逻辑学》(Logiqueformeileetlogiquedialectique)），第三版，巴黎，Sociales出版社，1982；皮埃尔·雷蒙德（PierrcRaymond）：《辩证唯物主义与逻辑学》（Materialismedialectiquetlogique），巴黎，Maspero，出版社，1977。这种可能是备受争议的。尤其是卢西奥·科莱蒂（LucipCoeeetti）在《马克思主义的没落》（Ledéclindumarrisme）一书中的《辩证矛盾和非矛盾》（Contradictiondialectiqueetnon-contradiction”）一文，巴黎，PUF出版社，1984。他的新理论甚至成了阿尔都塞的研究对象。 [24]主要的文献是马克思在巴枯宁发表于1873年的《国家主义和无政府状态》和1875年的《德国工人党行动纲领》上的批注。在《国家主义和无政府状态》上的批注直到20世纪才与马克思的其他手稿一起出版（主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十八卷，597—642页，柏林，DietzVerlag出版社，1964）。而在《德国工人党行动纲领》上的批注则被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相互传阅（马克思后来表示将这些批注公之于世毫无用处，因为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们已经从行动纲领中读出了文字以外的东西，即革命基础），20年后恩格斯在自己的《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1892年）中引用了这些批注。 [25]《德国工人党纲领旁注》（GlosesmarginalesauprogrammeduPartiouvrierallemand），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哥达和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CritiquedeprugrammesdeGothaetd’Erfurt），34页，巴黎，Sociales出版社，1950。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参见我写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词典》（Dictionnairecritiquedumarxisme）一文，同前书，以及让·罗布兰（JcanRobelin）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化》（Marxismeetsocialisation），同前书。 [26]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vbre）：《论国家》（Del’Etat），第二卷，《从黑格尔到毛泽东的马克思国家理论》（Théoriemarxistedel’EtatdeHegelàMao），巴黎，UGE出版社，《10／18》文集，1976。 [27]指致《祖国纪事》（LesAnnalesdelapatrie）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米海洛夫斯基的信》（LettrcàMikhailovski），该文可以在莫里斯·高德里耶（MauriceGodlier）编的文集《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选>（Surlessociétésprécapitalistes,TexteschoisisdeMarx，Engels.Lénine）中找到：349页，引用部分，巴黎，社会出版社，1970。 [28]“亲爱的女公民，最近10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出处同上，318—342页）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信都是用法文写的，马克思已经学会阅读俄文，但还不能使用俄文写作。 [29]同时，恩格斯在阅读了史学家乔治·莫雷（GeorgMaurer）关于德国旧团体的著作后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参考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L‘Originedelafamille，delapropriétéprivéeetdel’Etat），323页引用部分，巴黎，EditionsSociales出版社，1975]，这些著作还受摩尔根的《古代社会》（AncienSociely）（1877）[法文翻译本由拉乌尔·马卡里于斯（RaoulMakarius）翻译，巴黎，Anthropos出版社，1985]中的人类学进化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对该书作者非常钦佩。 [30]《给米海洛夫斯基的信》。 [3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Wallersein）：《历史资本主义》（LeCapitalismehistoriqre），巴黎，LaDécouverte出版社，Repères丛书，1985。
第3章意识形态或拜物教：权力与约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1993） 第3章意识形态或拜物教：权力与约束 理论与实践 主导意识形态 意识的独立和限制 虚构的普遍性 思想分化 知识分子与国家 意识形态的疑难 商品拜物教 表象的必要性 理想性的诞生 马克思与唯心主义 主观性的诞生 “物化” 交换和义务：马克思的象征体系 “人权”问题 自由，平等，财产 从崇拜到盲目崇拜 国家或是市场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再次谈及几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将继续马克思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讨论，阐明一个关系，即建立在“生产”之上的历史观和我们头脑中意识元素的“主导”作用的分析之间的关系。 然而问题并不简单，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理解为什么意识形态的概念会摇摆不定。今天的读者或许会认为这个概念已经十分普遍（其使用范围延伸到了各个领域），并且以为这一概念一旦发明出来，就会不断地发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马克思从未停止过对特殊“意识形态”的描述和评论，他在1846年之后，更确切地说是在1852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这一概念（25年之后，恩格斯在他记述自己如何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中回忆了这段历史，如1878年的《反杜林论》和1888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并不是说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所有问题都消失了，只不过换了个名称，因为“资本”的发展而取名“拜物教”。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术语替换，在理论上，尤其是在哲学角度也有实实在在的变化。当我们探究意识形态问题时，应该试图理解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用后者取代前者，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前者。 理论与实践 很显然，哲学是无法原谅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它不停地想要证明这是一种毫无根据、毫无疑义的概念，证明这一概念将使马克思自相矛盾（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把他对打着历史科学旗号的资产阶级意识的幻想、投机的终审判决跟建立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上的巨大意识形态比较一下就可以了！）。然而哲学总是不断地回到意识形态上，似乎马克思在引入这一概念时，就注定了哲学若要使自己继续存在，就必须去做意识形态的情人。[1] 我在本书中还将继续谈到这一点。现在，我们要理解马克思如何构建意识形态的问题。然而正如我刚才指出的那样，《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杂乱无章，而且充满假象。它打乱了文章的正常顺序，将论战部分降级为次要部分，主张从以劳动的分工史为线索的基因进化谈起。这样看起来似乎意识形态的概念是由上层建筑派生而来（上层建筑这个说法至少已经使用过一次），而上层建筑又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即生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理论（伯恩施坦）就是其精髓。我们必须明白它是如何既依赖社会实体（sein），又日益独立于社会之外，使一个虚幻的世界即“空想世界”得以形成，也就是给真实的历史披上了它独立的外衣。正因为如此，意识和现实之间才有差距，一段新的历史发展在取代了旧的历史发展之后，终将把意识重新纳人生活中来。因此，归根结底，这将是非认知的理论，甚至是幻想的理论，与认知的理论相对立。 如果我们能随着马克思一起描述意识的“实体”（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许多关于这一描述的哲学先例，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先例来丰富我们的描述，或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采用以上这种方式将无法理解他所探寻的事物，也无法理解他的推理特点以及吸收进来的其他补充方式（认识论和政治）。 因此需要稍稍参考一下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然后就会发现意识的问题的提出遭遇了两大难题，这两大难题在他早年的书中曾强调过。一个难题是“思想力量”：这是一种真正的力量，却又是矛盾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不是来自思想本身，而是仅仅来自那些会被某种思想左右的力量和形势。[2]另一个难题是“抽象”，即众所周知的哲学（我们应该从广义上理解哲学，包括在公众舆论中新发展起来的自由演说、理性主义和批评思想，这些东西在标榜自己就是人民和民主的代表的同时却日益排斥着人民和民主的真实力量）。 施蒂纳坚持公众舆论的主导作用，因而加速了以上两个主题的联合，他在唯心主义的观点上走了极端，认为唯心主义是观念中的最强者，可以“领导世界”。然而他却推翻了这种观念的价值判断。作为神圣象征，思想并不能解放人，而会压迫人。这就是为什么施蒂纳最终虽然完全否定了“思想力量”（包括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却要求为自己研究思想和权利的关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引入了“阶级”的概念：他不是从“阶级意识”（这个词汇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的角度来阐述的，而是从社会分工和意识分化的角度阐明了不同阶级的存在，因此马克思就使社会阶级的分化演变成了思想的条件和结构。 主导意识形态 因此，“统治地位”才应该成为我们讨论的中心话题。马克思并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组成（例如演讲、代表制度等，这些都仅仅是在“事后”才对统治提出问题，因为统治地位已经包含在概念之中）中去构建他的理论。他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3]我们很快将看到他们所想的主要是普遍形式。在同一个问题中还掺入了现象学（“理想化的表述”，“统治阶级的理想”）的观点以及一些纯粹社会学的观点（物质和精神生产是被同一个阶级掌握着的）。因此，准确地说，马克思并没有解决“统治阶级”这个问题，只是重新改进问题本身。 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总是在“统治”一词的双关意义上玩文字游戏，一方面包含行使权利的意思，另一方面包含“占统治地位”、盛行的意思，第二种意义用德语词herrschend解释更加明显）与今天意识形态一词的通俗用法进行比较对我们将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不论这些用法是否来自马克思。我们会发现这些用法彼此都或多或少地与理论〔有关错误和幻想的问题，甚至一个科学理论的未被思想（impensé）〕和实践（关于一致性、思想世界以及能够巩固一个集体或一个社会组织的凝聚力，或使某种权力合法化的价值体系）的传统划分有关，而马克思努力从形而上学划分上寻求提升。因此，困难之处恰在于既要谈哲学，又不能涉及实证主义的独断论（意识形态是“另一种科学”），也不能涉及历史相对主义（一切的思想，当它代表了一个群体的特性时，都是意识形态）。然而马克思所做的正是对“真理”概念的使用进行批判的划分，他把所有论述和范畴都与当时写作的历史政治条件和重要问题联系起来，这也反映了他保持立场的困难，特别是通过“实体”、“真实存在”和“抽象”的范畴保持立场。 意识的独立和限制 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的意识的产生和构建，就会发现一种幻想机制。马克思用他的方式重新阐释了比喻系统，这些比喻都与柏拉图哲学（于岩穴或光学室中“推翻真实”[4]）有着遥远的关系。但马克思的方法是在政治领域里避开两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其一是大众的“无知”，或者说人性当中固有的弱点（这使马克思认为真理是永不可及的）；其二是思想的“灌输”（这是一种蓄意的操纵，也是强者强权的表现）。启蒙哲学在谈到宗教思想及宗教思想使独裁制度合法化的功能时，曾大量运用了以上两个观点。 马克思找到了（或者提供了）另外一条道路，他最大限度地延伸了劳动分工的模式。这条道路逐渐使马克思意识到“存在”和“意识”之间的差距，“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并且最终明白了在权力的独立机制的建立中，这一矛盾还将加剧（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我接下来也将谈到这一点）。“意识”的形成机制既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过程，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思想过程。意识的出现似乎是统治上无能为力的一个巨大转变：意识的抽象表明了它在现实面前的无能（它已经失去了它固有的东西），却变成了权力的源泉，原因很简单，仅仅因为意识的抽象是“独立自主”的。归根到底，也是由于意识的抽象可以认识劳动分工和意识形态的目的之间发生的革命性转变。 尽管在理论上不能达到稳定的平衡，我们仍然需要综合各种不同的思想。马克思曾求助于费尔巴哈式的“异化”的古老思想（可以坦言，用这种形式，马克思将永远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即真实存在的分裂，接踵而来就是某个“幻想之光”的投影和自主化，这束“幻想之光”时而被比作神学里想象的人，时而被比作黑色魔术中的幽灵。马克思还求助于作为社会关系和社会功能的个体性的新思想。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社会关系和功能在历史上总在不停地变化，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注意到了它们的出现（或再现）。如果把两者综合起来，我们就会得到意识形态进程的一个明确定义：这是人与人之间“存在形式的异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使用“商业”（verkehr）一词同时抓住了“生产”和“交换”两个层面〕。[5]从某种意义上讲，论述已经很完备，然而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细分，这就是说我们可以“讲述”它们的历史经过，这正是马克思所做的，他阐述了（至少在原则上阐述了）与不同所有制阶段和国家阶段相对应的意识形式的更迭。 虚构的普遍性 这样，从历史的一开始，在思想和社会分工之间就存在着二元性，或者说是一种压力（用哲学的语言讲就是“内在性”和“外在性”）。从个体的考虑上说，一个仅仅是另一个的反面。这就是为什么说“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界限（也可以叫做实践领域）也是人们思想领域的界限”。在成为一个利益问题之前，这首先是一个形式问题，或者说是存在范围的问题。我们想重申的是，从思想体系的意义上说（有意或无意中，这些思想将表达某个阶级的目的），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并不是“阶级意识”的理论，而是意识阶级特性的理论，一个阶级思想领域界限的理论，反映或者说再现了按社会分工划分的不同阶级（或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界限。解释的根本在于普遍性的障碍，这个障碍存在于物质生活条件，脱离了物质生活条件，我们只可能用想象去思考。我们已经看到，物质生活条件愈是扩展，人类的活动范围（或人类的“交换”范围）就愈能与整个世界相吻合，想象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也会愈加扩大。意识形态的意识首先是某种无法实现的普遍性的梦想。我们也看到了无产阶级并非与意识形态相对，反而与它站在一边，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没有了外化的东西，它只能回到现实的历史意识上来。在现实的普遍性面前，虚构或抽象的普遍性只能化为乌有。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意识形态等同于意识的概括或是意识的抽象呢？相反，为什么不把意识形态当成某种纯粹的“个人”意识呢？马克思给出了两个基本的理由用以解释职业、民族或社会特性是如何被理想化而带上普遍性色彩的（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一切普遍的、抽象的、理想化的东西都是个体利益的升华），事实上，这两个理由殊途同归，但第二个比起第一个来更加新颖。 第一个理由继承了卢梭的思想，认为从历史上看，从来没有什么历史分工可以不要权力机构，尤其是国家（以下我们将说到“国家机器”）的参与。国家是意识抽象的制造者，因为集权的神化（或者统一性的神化）正是通过国家强加给社会的。特性的普遍化成为组建国家的补偿物，国家代表着一个虚构的共同性，它的抽象权力在个体关系方面补偿了一致性的现实缺陷。“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现实基础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6] 马克思在他的阐述中加入的一大补充思想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思想被引入了对异化交流的描述中，它把潜在性的统治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统治。因此，它改变了意识的理论，使其从心理学（甚至是社会心理学）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政治人类学问题。 思想分化 比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来，我倾向于称广泛的“思想分化”，因为这同时涉及不同劳动形式之间的对立——马克思列举了商业、会计、领导和执行的劳动形式——以及劳动和非劳动之间的对立，更概括地说，自由劳动或无偿劳动成了某些人的特权和特征（在共产主义中，每个人都有劳动的权利。如果不取消劳动分化，共产主义将无从谈起。这个论点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又重新成为焦点；这是比较少见的纯粹幻想之一，其中对未来教育的考虑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的角色是显而易见的[7]）。我们将发现，教育及其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依赖性将成为或将再次成为问题的关键。 为了维护物质上的强大地位，统治阶级制造幻想以故弄玄虚，只有分析思想分化才能使我们超越这一切。这一分析提出了意识领域的统治原则，并将统治进行了划分，产生了物质性的影响。思想分化既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模式（这正是“思想”和“理智”的概念来源），也是与劳动分工史同步存在的过程。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8]于是思想分化有着与劳动分工本身相同的历史阶段。当一个资产阶级公众的范畴建立时——即思想和思想家在政治上的作用，他们在建立统治权时的相对独立性扮演的角色（这个统治权不是某个所有者的，而是某个阶级的统治权）——文明的遥远开端和“现实”现象能够联系起来，这一点尤其令马克思感兴趣。“认为某个特定阶级的统治就是某些思想的统治的幻想”（因为也是个体利益向全体利益的升华）是思想家们活动的结果（马克思谈到了统治阶级中“活跃的思想家”）。然而，为了达到目的，思想家们必须蒙骗自己，“首先在问题中”即在思想方式上蒙骗自己。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只是因为生活方式和历史产生的特性（或者说“独立性”）为他们提供了条件。思想家总是站在自己的阶级一边，而他们的思想（理智，自由，人性）却都超出了社会实践之外。 那么是否可以说马克思的分析奠定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社会学〔或者说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9]雏形及其形成和社会作用的历史呢？这种解释没有错，但这样或许过于狭隘。事实上，马克思分析的差别是贯穿于整个历史的，不论是职业学者还是一般人都受到它的影响，没有人可以逃避这个差别（就像没有人可以逃避性别差别一样）。在以连续的形式决定阶级差异的同时，思想分化还表现出了统治性的一面，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思想分化，并且构成国家和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尽管思想分化一直受“思想家”们的精心栽培，但它更是思想家们存在的历史条件，而非他们的个人著作。为了理解这一思想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谈谈黑格尔哲学。 知识分子与国家 马克思把无产阶级描述成一个“普遍阶级”，一个潜在地处于阶级条件之外的人群，无产阶级的特点已经被其存在条件抹去了。然而，如果黑格尔在其1821年的《法哲学原理》中没有阐述他的“普遍标准”（standuniversel[10]）理论，马克思就不能创建关于无产阶级的理论。这是什么意思呢？国家公务人员群体在革命之后随着国家的现代化而取得新的职能。然而我们应该看清楚，在黑格尔眼中，公务员的角色通常不是单纯的行政人员：他们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相应地，正是由于他们与国家（即“公共部门”）的融合，知识分子们（dieGelehrten：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找到他们的价值所在。只有国家能为他们的思考提供素材和条件，因为在国家层面上，社会中的各种个体利益都必须和谐并存，相互兼容以达到全体利益的更高层次。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本身”就是普遍的，它（从信仰上、从个人从属的各种形式上）解放知识分子以便让他们为国家服务，在整个社会担任调停工作或者代表工作，从而带上了“自我意识”层面上的更为抽象的普遍性。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理论的非凡预见性，它预见了建立行政机构、中小学和大学的意义，解释了发展科学研究和公众思想研究的意义，这一切都将增强现代国家在纯粹自由主义和独裁主义之间的社会调节能力。如果我们没有记住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把反对意识形态理论化的强大力量，更无法理解它的目标和它提出的问题。 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思想分化的分析只要同时被纳入认识论和权力组建理论，它就能深刻地揭示统治进程的本质。不难看出，大部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想一想如葛兰西（Gramsci）、阿尔都塞（A1thusser）、阿尔弗莱德（AlfredSohn-Rethel）这些观点截然不同的人物吧！[11]〕都认为共产主义的根本特点是这一分化的“历史消亡”。马克思不仅仅满足于推翻黑格尔的论点和赋予知识分子统治社会分化社会的功能（正如我们在1968年运动中所说的那样，还有“意识灌输”的功能），他还从人类学差别的描述中找到了知识分子的活动及其社会功能的独立性的理论基础。 思想的差别不是一种自然差别（虽然它无可争议地属于组织的差异），因为它是在历史中形成，又是在历史中变化的。然而它也不是人为建立的，因为它并非简单地来自政治决策（尽管它被一些政治机构发扬、运用和再现）。它是与文明延续中的文化密不可分的，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思想差别留下了一条连续的轨迹。在此，马克思将思想差别的普遍性几乎置于与男女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同等的位置上。它已经融入了社会的劳动组织当中，划分了一切的实践活动，也划分了劳动者本身〔因为实践活动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实践（praxis）和生产（poièsis）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而应该是一个二者兼备的互补整体〕。否则那些职业知识分子（指的是教授、法学家、学者、技术员、行政官员、专家……）就不能把自己变为这种永久的不平等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如葛兰西所言，“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等级制度的工具，这样他们也就不能利用这一不平等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为劳动、交换、交流和结盟创造物质条件。 意识形态的疑难 接下来应该思考为什么马克思没有直截了当走这条路。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内因是与外因紧密联系的。外因本身又强调了马克思在创立他的理论时，尽管努力回到历史的物质性上，但仍有抽象甚至纯理论之嫌。 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阐述中，“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正如我们所知，这个概念后来被人们广泛运用）的概念显然是毫无意义的。“非阶级”的概念紧随所有阶级分化而形成并预示着革命到来，而无产阶级的概念，尤其是“阶级”的概念，事实上并不是如“非阶级”一样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特殊“阶级”。马克思也更喜欢使用“群众”一词，并用以攻击资产阶级使用该词时所表露的轻蔑。所以，无产阶级群众在本质上是“受剥削”者（eigentumslos），从根本上说对现实（（illusionslos）已经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游离于意识形态的世界之外。对他们而言，关于社会关系的思想抽象以及思想代表根本不存在。《共产党宣言》重复了同样的内容，其中一些语句虽然成为名句，但今天看来，却不免显得无足轻重，如同“工人没有祖国”一样，他们也没有信仰、希望、宗教的虚伪以及资产阶级的道德和特权……同样道理，他们也不会有能够毛遂自荐的“意识形态家”来教育或引导他们，或者像葛兰西所说的那样，那种“有机的知识分于”（马克思或许并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引路人，但是他在思考自己的革命实践论的作用时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在这里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推广上又一次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1848年至1850年间的种种事件却残酷地肯定了这种观点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这一系列事件足以使马克思最终决定放弃无产者“普遍阶级”的思想，他没有放弃无产阶级的“普遍角色”（就世界历史和整个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意义而言）的思想，因为如果没有它，马克思主义就无法存在。这方面最引人入胜的文章要数在前文中已经引用过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然而对该文还需要作细致入微的分析。关于工人阶级对反革命采取的战略分析实质上是与马克思所说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历史差别的分析同时进行的，类似的生活条件和组织的政治运动不是表现为相对生命意识的滞后，而是相互矛盾的经济趋势的结果。马克思开始认识到这些不同的经济趋势一方面促进了工人的团结，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12]情况是法国、德国和英国刚刚取得的经验证明了民族主义、历史的虚构（不论是共和派还是保皇派），甚至是宗教形式都对无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证明了既立秩序的政治军事机器的强大。在理想生产条件和无产阶级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着极端的外在性，如何把这种理论的观点与现实中二者的相互渗透调和起来？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从未在这个问题上提到过像伪意识〔后来卢卡奇（Lukacs）和其他的学者也使用了这个概念〕那样含蓄的精神概念，而且他也从未谈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或阶级意识。但是，马克思遇到的疑难仍旧悬而未决，并且还使对意识本身的研究受阻。 另外一个因素也起了同样的阻碍作用：这就是马克思在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古典主义者，如魁奈（Quesnay）、斯密（Smith）、李嘉图（Ricardo）主张的经济定义为“意识形态”时遇到的困难。这一科学形式的论说明确地用以建立资本家的自由主义政治，它既不直接归于意识形态（其特点是对现实的抽象和颠倒）的范畴，也不属于文明社会的唯物主义历史的范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以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永恒存在（或者说资本—工资制关系的不变性）为前提。然而正是为了走出这两难的困境，马克思接下来花了几年的时间广泛阅读了斯密、李嘉图、黑格尔、马尔萨斯（Maltlms）以及许多统计学家、历史学家的著作，写出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而后引出了另一全新概念即“商品拜物教”。 葛兰西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继列宁之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精神领袖，其著作大约分为三个阶段：《政治著作》（1914—1926年间的文章和报告，被译为三卷，巴黎，Gallimard出版社）；《狱中札记》，著于葛兰西被意大利法西斯势力投入监狱之后，发表于意大利解放时期（根据意大利语的校勘本翻译的法译本由巴黎Gallimard出版社出版）；最后是《书信集》（包括《狱中书信》，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71）。 墨索里尼远没能像他期望的那样，“阻止这颗大脑的运转”，葛兰西成为一座精神的丰碑，留给后人源源不断的启示〔如克里斯蒂娜·比西-格卢克斯曼（ChristineBuci-Glucksmann）：《葛兰西和国家：献给哲学的唯物论》（Gramscietl’Etat，Pourunethéoriematérialistedelaphilosophie），巴黎，Fayard出版社，1975；安德烈·托塞尔（AndréTosel）：《意大利语的马克思：当代意大利哲学根源》（Marxenitaliques．Auxoriginesdelaphilosophieitaliennecontemporaine），Trans-Europ-Repress出版社，1991〕。我们无法用几行文字来概括葛兰西的思想，这里仅仅提及四个密切联系的观点：（1）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不同的是，葛兰西从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实践的哲学”，并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杜林的工人运动中将其解释为反对社会主义组织的宿伞论的愿望。后来又解释为在马基雅维利主义影响下，为建立生产者的支配权的“政治科学”。（2）这个论点是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扩展”相联系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没有排除阶级决定论，但强调了力量对比和通过文化机构达成的“共识”之间的互补性。（3）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葛兰西把他的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放在对历史的研究和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作用上，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形成时，这些知识分子被“有机”地与大众联系起来。（4）这一思考还包括一个伦理学层面，不仅是因为其中有对精神的研究或对劳动者得以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共同认识”，还因为它提出了政治行为的规范性的原则，这一原則从根本上说与宗教毫无关系，它反对任何救世主式的意识形态〔理想上的乐观主义，理智上的悲观主义。在葛兰西思想的现实性问题上，我们应该阅读吉奥尔乔·巴拉塔（GiorgioBaratta）的文章:《玫瑰与笔记: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测试》（Leroseeiquaderni．SaggiosulpensierodiAntonioGramsci），罗马，Gamberetti出版社，2000〕。 商品拜物教 拜物教的理论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里。[13]它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拜物教理论是马克思“科学”著作和“批判”著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对现代哲学的一大贡献。尽管这一理论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马克思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里我不准备花太多的时间解释“拜物教”的来源以及它与18世纪和19世纪宗教理论的联系，也不过多地分析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的拜物教[14]。问题上占据的历史地位。篇幅所限，我也不讨论这一理论的发展在整部《资本论》中的作用，尤其是在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的种种现象的“颠倒”形式中发挥的作用。马克思告诉我们，生产结构的种种现象（它们都决定了资本依靠“活劳力”完成增殖的方式）都只停留在经济关系（各种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竞争、利润、定期租金、利息以及它们各自的利率[15]）的表面·我要做的是使读者明白马克思的文章如何产生今天依然可以辨认的两大后续影响：一方面，在社会生活普遍商品化的环境下，资产阶级世界的物化；另一方面是对交换程序中隶属方式的分析，后者发展为马克思结构主义。 马克思告诉我们，“商品拜物教”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或者是“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6]。那么，马克思讲的是什么“物”，什么“人”的关系和“非人”的关系呢？ 生产出来用于交换的商品是有用的物品，是能够满足个人或集体需要的物品，商品还具有另一个非物质的但却同样客观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交换价值（通常以价格的形式来表现，即一定数额的金钱）。这个性质是每件商品都具有的，因此立即就能量化，就如同一辆重500公斤的汽车价值10万法郎一样。当然，对于一件特定的商品，价格的数额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会受到竞争和其他长期或短期因素的影响。然而这些变化远不能破坏商品与其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形式，它们只是赋予商品另外一个客观性而已。人们自愿地来到市场，然而市场上商品价值（或价格）的浮动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商品价值的变化决定了人们是否购买一件商品。因此，商品的流通有其客观规律，人们得在价值波动的客观规律作用下设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协调和它们之间的服务关系、劳动关系或群体关系，上述关系通过经济关系或者依靠经济关系完成。这一基本的客观性从市场上商品之间的简单关系中便能显现出来，它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也是普通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客观性的模型。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便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客观规律，并把这个客观规律与自然科学规律进行严格的比较，可以通过使用机械或动力概念进行外在公开的比较，也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数学方法悄悄地进行内在的比较。 显然，在上述现象（事物就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和货币的功能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交换价值是以价格的形式存在的，因此价格与一定数额的金钱之间至少存在着潜在交换关系。这种关系从根本上说不考虑交换之时金钱是用于支付还是用于储存，或者仅仅是以某种符号（信用货币，强制流通的纸币等等）表示的，因为，归根结底，必须存在一个可以检验的货币基准，尤其是在国际市场（或共同市场）上，马克思认为这是实现商品关系的真正空间。货币作为交换条件出现在商品面前，给拜物教又增添了新的因素，也使我们理解拜物教这个概念的用法。如果商品（食品、服装、机器、原材料、奢侈品、文化产品，甚至妓女的身体，总之是人类生产或消费的所有物品）看起来具有某个交换价值，金钱似乎就是交换价值本身，同时金钱还天生具有沟通交换价值与“跟它有交流关系”的商品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挣钱、敛财，金钱被看成全世界都需求的物品，同时产生了对金钱的恐惧、崇敬、欲望和厌恶（aurisacrafames：“拜金欲”[17]，马克思引用了拉丁诗人维吉尔的名句，《圣经》中的《启示录》明确地把金钱等同于魔鬼）。 商品和金钱之间的关系“物化”了商品在市场上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关系固然依靠人们的买卖活动，却与交易者的人格丝毫没有关系，因为进行买卖的人在这个活动中是完全可以相互替换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关系是金钱“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是金钱创造了商品活动并使其活跃，金钱的作用将自己永恒的价值体现在会消失的商品之上；相反我们也可以认为金钱与商品的关系是商品与商品之间“自然”关系的结果，它通过社会制度建立商品价值的表现方式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 事实上，这两种理论是对称并且相互依赖的，它们共同发展，代表了两个时期的不同经验，人作为“可以交换的生产者”，制造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等现象，这一切构成了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形式。这正是马克思在描写商品世界时的看法，他把商品世界认作“可以感知的超感知”现实，这很令人惊讶，因为其中并存着自然和超自然的方面，他把商品称作是“神话般精巧”的“神秘”物体（这使人立刻想到经济术语与宗教语言之间的比较）。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后来的观点相反，现代世界处在一个有价物品和物化价值的世界，不是“醒悟”了，而是中了魔法。 卡尔·马克思:“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 可是，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表象的必要性 马克思如此描述以上现象的目的是什么呢？其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通过一场类似于揭露真相的运动来消除以上现象，归根结底是使人们明白这是一种“假象”。因此我们需要把刚才提及的所有现象（交换价值，物品所有权，商品与价格运动的独立性）归并到一个实际的原因上来，这个原因是被隐藏了的，或者其效果被颠倒了（如同在暗室里一样）。这一研究真正打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窗户，因为它企图给价值浮动这个谜团一种科学的解释（马克思此时想到的当然是古典学派的代表亚当·斯密，尤其是李嘉图，马克思总是把他们与资本“辩护者”严格区分开），它要把价值浮动归结为一个不变的定量，这就是生产每件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然而，由于这一研究认为价值浮动是自然现象（因而就是永恒现象），因而使这个问题更加迷雾重重了。问题在于经济学是根据启蒙思想时期的研究计划在现象中寻找客观性，于是经济学把现象看成错误或幻想，这个表象中的一个瑕疵，本来通过我们的观察（在此，统计是首要的方法）和推理是可以避免的。在运用规律解释经济现象时，我们应该驱散它们的迷惑。半个世纪之后，涂尔干（Durkheim）以同样的方式说到“把社会行为当作实物看待”。 但是，拜物教与光学幻影或某种迷信不同，它不是一个主观现象，不是对现实的错误认识，而是现实（某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和结构）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方式。这种积极的“显现”（既是诱骗，也是现象）是一种必要的协调功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它，社会生活将无法继续。消除现象就等于废除社会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花了大量的精力驳斥19世纪初盛行于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空想主义（这种思想还常常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的原因，后者认为金钱会让位于劳动福利或其他的社会再分配形式，但并不出现别的私人生产单位间的交换原则的转变。生产和流通结构赋予了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也形成了一切，同时货币的存在是商品之间总体平衡的“高级”形式，因此生产和流通的结构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功能。 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次运动，就是消除交换价值的客观性现象，此外还应该补充的另外一次运动，事实上它约束着这一次运动，它展示了客观性中的现象的构成。看上去似乎是特定量化关系的东西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表达，因为相互之间毫无联系的社会单位是无法确定其社会对其劳动的寻求程度的，即生产每一种有用的物品必须付出的那一部分社会劳动，而后在事后根据“需要”调整生产。交换活动决定生产比例，而在每个商品生产者的眼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像“物品”的所有权一样，反过来体现着他自己的劳动与其他商品生产者的劳动之间的关系。由此，人们不可避免地认为他们的劳动通过“价值形式”而“社会化”了，而不再是劳动的社会分工的表现。因此才有了我在上文中引用的那句话：“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对生产者（……）表现为人们之间的‘非人’的关系和‘非人’的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然而，马克思的思考却提供了一个反证。他比较了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必要劳动分工的方式：已经过时的生产方式（例如建立在维持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原始社会，或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中世纪社会），想象中的生产方式（例如鲁滨逊在孤岛上的家庭式“经济”）以及假设的生产方式（例如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分工是有意识地进行划分的）。于是，这些生产关系看起来或是自由平等的，或是建立在力量对比之上的压迫关系，然而，无论如何，“人与人之间在劳动中建立的社会关系至少看起来就是人际关系了，并且没有被伪装成物品或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社会首先是平等或者不平等的人的社会，而不是把人置于中间人地位的商品（或者说“市场”）社会。 理想性的诞生 以上的思考过程显然无法取代证明过程，它只是指出了论证过程的必要性。这一论证过程是马克思的两大成果之一（他揭开了雇佣劳动如何受到剥削并成为资本增值的来源这一奥秘），马克思希望维持这个成果的科学性。然而他似乎也未能找到一个绝对明确的解释。事实上，这一思考过程与《资本论》的整个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不谋而合，在此我仅大致地提及这一部分。 首先，从劳动的“二重性”（包括特定的技术活动，即通过改造自然生产出有用的物品，还包括人类劳动时花费的体力和脑力的总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它们显然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方面的，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或集体的方面）出发，需要解释的是生产的商品是如何变成“二重性”物品的，即同时具有使用价值（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和价值（其实质是生产一件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 其次要解释的是一件商品的价值量是如何通过另外一种价值量来表达的，这就是“交换价值”。对马克思而言，这才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推导出“一般等价物”。这里的一般等价物指一种“普遍”的商品，它从流通中分离出来，以便其他所有的商品都以它为自身价值的尺度，同时也使它能自动地代替甚至“购买”其他的一切商品。 最后一点（人们常常忘记这最后一点的必要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常常以为只要明确地推导出一般等价物的必要性，就等于解释了货币），还需要解释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是如何物化于某一固定的物品（贵重金属）的。在这之后，货币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通过各种不同经济用途（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维持着它的功能。这种物化的另一方面就是货币材料的不断理想化，因为货币材料是用以直接表达一种普遍形式或者说一种“理想”的。 毫无疑问，尽管马克思的理论中涉及不少专业问题和难题，它仍然是关于“理想性”或“共相”的形成、关于抽象实质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的伟大思想之一。他的思想与柏拉图、洛克或黑格尔（他曾写过“逻辑就是思想的财富”……）的思想，以及后来胡塞尔（Husserl）和弗雷格（Frege）的思想有共同之处。在马克思看来，有两点尤其重要： 其一，马克思对货币主义的坚决反对使他成为整个古典经济学的归宿，因为他揭示了“对金钱的崇拜之谜只不过是对商品的崇拜而已”，换言之，劳动商品关系中包含的抽象形式已经足以解释种种货币现象了（当然，除此以外还有资本现象和金融现象等）。我们可以认为以上观点是马克思和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一项基本共识，而这一观点也保证了他们的理论的“科学”性，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自从劳动价值的概念被正统经济学否定以来他们遇到的共同的难题。 其二，马克思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认为把社会关系客观化的条件是完全历史的条件，这些条件是随着“一切为了市场”的生产发展而出现的，产品只能通过购买和出售才能到达最终目的地（各种形式的消费）。这个古老的过程只能慢慢地从一个生产领域到另一个生产领域，从一个社会群体到另一个社会群体。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认为工资是使人类的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的决定因素），这个过程却以不可逆转之势快速蔓延，以至于达到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地步。然而这并不是说已经学到了无法超越的程度，而是说从这时起，唯一可能的进步便是对生产实行计划，即恢复社会（或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对生产消费的“社会控制”，而对经济的统一量化正好为社会控制准备了技术条件。于是，社会关系的透明性就不再像原始社会（根据马克思的解释，在原始社会中，社会关系的透明性的另一面是对自然力量的神秘表象）那样是一种自发的社会条件了，而是需要大家共同建设，因而，商品拜物教的产生过程实质是从自然主宰人类到人类主宰自然的漫长转变过程。 马克思与唯心主义 严格说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本身来看，我们就可以到此为止了，但我已经说过，这样会忽略马克思论述的哲学重要性，正是由于其重要性，马克思的思想才有如此众多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虽然在研究方向上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一直认为没有主观性理论，就不会有客观性理论。马克思在反复思考社会客观性的构成时，也同时在理论上改变了“主体”这个概念。这样，马克思就在讨论“约束”、“强制”、“主观性”三者关系的时候引入了一个新的因素。 这里我们应该想到，在从康德以来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中，主体首先被看成一种普遍的意识，既凌驾于所有个体之上（由此才有了认同人类理性的可能性）又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福柯后来称之为“经验论和先验论的对偶”[18]，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它不过是唯心主义实在论的一个变体。这种意识“构建了世界”，即通过世界自身的范畴和表现形式——空间、时间、因果关系，把世界变为可以被认识的（康德1781年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这一世界的主观性没有形成之前，康德就应该放弃形而上学的“必要幻想”，或者说丝毫不考虑经验的纯粹思考。这些“必要幻想”是理性锻造抽象过程所要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在此之外，他超越了自然和经验的束缚，确定了“实践的纯粹理性”的地位，即毫无拘束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使人向往在人与人相互尊重（人们更多地受到责任的内在法则的控制，这是一种“绝对必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王国”。即使在黑格尔拒绝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截然分离，并试图说明意识经验在历史经验中的真正地位时，这种世界构成的模式仍然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这一模式使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归根到底在自然或文化形式中迷失或异化了的精神、理智一旦放到各种经验当中就只能回到自我，回到对自身结构、自身“逻辑”的冥想之中。 然而，正是通过马克思的理论，通过对商品流通的社会形式的分析和对各种社会形式的经济学意义的评论，客观性的问题才完全得以重新考虑。拜物教的形成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世界的构成，这是一个由交换关系构成的人类社会的世界，于是它就理所当然地代表了人类赖以生活、思考、活动的世界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资产阶级经济的类别不过是得到社会认可，因此拥有了客观性的思想形式。在建立规则或发出强制性命令之前，这些思想认识社会现象时，认为事物只是在那里“存在”着，人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它们。 但在这种认识中，实在的物和想象的物（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超感觉的物”和自主商品的“幻觉”，它们主导着商品生产者），甚至经验客体的资料与行为和标准都立刻结合起来。经济学的计算本身建立在大量的测量、计算和评估的基础上，这是投身商品世界的人们每天都要着手做的事情。经济学计算出色地解释了这个二元性，因为它的第一个前提是经济客体总是已经可以量化的（“事实就是这样”，这是它们的本质），另一个前提是社会要求将经济客体无限量化或合理化，并超越一切预先设定的“客观”或“精神”界限。 主观性的诞生 按照传统唯心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似乎仅仅把与科学（种种现象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形而上学（纯粹思想的必要幻想）、精神或“实践的理智”（行动的客观需要）有关的三种观点结合（也可能是混淆）起来而已。然而只要把马克思的世界构成理论与哲学史上先前的理论（马克思自然对其前人的理论了如指掌）进行简单的比较就能立即发现马克思的独到之处：马克思的理论并非来自任何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至少可以说在一种意识的模式上不存在任何特定的主体。相反，他的这一理论在客观性的范畴内构成了主体或主观性和意识的形式。主观性已经从其“超验性”或是“先验性”的立场转变到了社会过程的影响和结果的立场上来。 马克思谈及的唯一的“主体”是实践的、复杂的和匿名的主体，并且根据其定义，这个主体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事实上是“无主体”，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是一切生产、交换、消费活动的总和，正如其他事物的“自然”属性一样，这些活动的效应可以被社会以外的每个人所认识。这一“无主体”或者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在制造可描述的客体的同时也制造了客体的社会描述。在各种各样的资本到来之前，商品如同金钱一样，是一件物品的表现，是一件已经永远赋予到表现形式中的物品。 然而需要重申的是，拜物教中客观性的构成不依赖于已经给定的主体、意识或理智，相反它构成了主体，这些主体是客观性本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主体是与物质和商品在实践中给定的，并与物质和商品相联系。这些主体不是组成成分，而是由别的成分组成的，仅仅是“经济主体”而已，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人，他们首先是经济主体（不论卖方或买方，他们仅仅拥有自身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他们作为劳动力，是自身的所有者和出卖者——这是令人惊讶的荒谬之处，但是，它也完完全全成为“自然的”），这样，马克思的理论就完整了：他的世界建构不是一部关于主体的著作，而是主观性（仅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观性的形式之一）的诞生，而主观性又是客观性世界的一部分（也是相反的一部分）。 由此，两个推论皆有可能，这两点在上文中已经简单地提到过。 卢卡奇（Lukacs） 卢卡奇·乔治（1885年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贵族犹太人家庭，又名乔治·冯·卢卡奇，他的著作全部用德文写成）漫长而戏剧化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青年时期他在德国与一些新康德主义者和马克斯·韦伯一起学习哲学和社会学，形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审美观〔《心灵与形式》（L’Ameetlesformes），1910年，法译本由巴黎MichaelLöwy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同时对犹太人的神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迈克尔·洛威（MichaelLöwy）：《赎罪和乌托邦：中欧的自由犹太教》（（Rédemptionetutopie,LejudaismelibertaireenEuropecentrale），巴黎，1988年出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深受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和“斯巴达克斯”运动的影响，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参加了匈牙利“议会”革命，还担任了“人民文化委员”（1919年）。1923年他的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Histoireetconstciencedeclasse）出版，该书把黑格尔关于辩证地综合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思想完全地转移到“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是历史的结果）因素上，成为黑格尔思想再次现实化的代表。这本书遭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抨击〔卡尔·柯尔施（KarlKorsch）几乎在同时写了一本在很多方面都有可比之处的书，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arxismeetphilosphie），法译本于1964年由巴黎Minuit出版社出版〕，甚至作者本人也对其否定，然而它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或间接的源泉。卢卡奇于20世纪30年代定居于莫斯科，1945年之后回到社会主义的匈牙利，然后写下了更为“正统的”、渊博和系统化的著作，包含了“批判的实在论”的理论〔《历史的小说》（LeRomanhistorique），法译本于1972年由巴黎Payot出版社出版〕，哲学史〔《青年黑格尔：论辩证法与经济的关系》（LejeuneHegel，Surlesrapportsdeladialectiqueetdel’économie），法译本于1981年由巴黎Gallimard出版社出版〕，政治与哲学的争论〔《理性的毁灭》（Ladestructiondelaraison），法译本于1962年由巴黎L’Arche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研究了德国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以及它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中的作用〕。卢卡奇支持了1956年的民族革命，从此生活在严密的政治监视之下。他晚年的两部重要的著作是《审美特征》（Esthétique，1963）和《社会存在本体论》（Ontologiedel’êtresocial，1971年他去世之后才面世，没有法译本）。在劳动的异化和反异化的基础上，《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把“人类的自我意识”作为“目的论和因果论二者关系的确定”来加以研究〔参见尼克拉·特尔图良（NicolasTertulian）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文章，收录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词典》（Dictionnairecritiquedumarxisme），第二版，巴黎，PUF出版社，1985〕。 “物化” “物化”的第一次阐述出现在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一书中，此书著于1919年至1922年间，阐述了“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之间的对比。这既是对马克思著作的出色解释，又是马克思思想的推论，并使人看到其中浪漫的一面〔当然，卢卡奇也是受了其他人的影响，尤其是受1900年写出《货币哲学》的乔治·斯麦尔（GeorgSimrrlel）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他还受到自己年轻时的思想的影响〕。卢卡奇阅读了拜物教的全部哲学（这既是一个知识的概念，也是政治和历史的概念，因为卢卡奇认为“全部哲学”的范畴是辩证思维方式的典型范畴，与抽象理解的分析思维相反，确切地说是物化的理论使我们想到了抽象理解的产生）。 20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进入低谷，由于与来自第三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联合，卢卡奇亲自否定了自己的理论，尽管如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仍然被认为对20世纪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尤其是为法兰克福学派所偏爱的许多主题，从霍克海姆（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到哈贝马斯（Habermas），不仅是“现代合理性”和“资产阶级合理性”的批判，也是作为历史和“真实”世界的自然工程的技术和科学的批判〕；另一方面，吕西安·哥尔德曼（LucienGoldmann）在其去世后公布于世的讲义[20]中极有说服力地支持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的附注出现在海德格尔于1927年所著的《存在与时间》（未完成）一书的最后几段中，而这几段文字是关于历史现实性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海德格尔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物化理论中的“革命史实主义”的回答，当然海德格尔也可能企图重拾卢卡奇的一些主题，尤其是卢卡奇的社会匿名理论（指使用“人们”一词，不明确主语的办法），在他看来，这一理论是“不现实”生活的特点。还有而后使用实用技术的世界“船舶检查”理论。 在商品价值的世界中，主体本身被衡量，因此主体也变成了“物品”，这就是“verdinglichung”（物化或物品化）一词所要表达的内容，卢卡奇的理论也正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然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一思想并没有起到基础的作用。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之间的关系（等价，价格，交换）是带有自主性的，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但代替商品交换的关系，而且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卢卡奇把两种不同的思想联系了起来。第一种思想认为商品客观性（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和经济活动的客观性）是一切客观性的典范，尤其是资产阶级世界里的“科学”客观性，因为它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对自然界进行量化的科学（机械学，物理学）在商品关系得以普及的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这些科学在对待自然时区分了主观和客观，而且这一区分是来自交换实践的。第二种思想指客观化，或者如价值的计算和评估一类的合理化，已经延伸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换句话说，商品成了一切社会客体的模式和形式。 卢卡奇描述了这样一个悖论；延伸至科学领域的商品理性化是建立在实践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相互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就使得主观因素——需求、欲望、意识——与自然世界及其数学法则之间不会相互影响）；然而这只是主观性被并入客观性的前奏而已（或者只是主观性降格为客体的前奏，这也正是“人文科学”或“人文因素”管理技巧所需要阐释的内容，“人文科学”或“人文因素”已经逐渐延伸到了整个社会）。事实上，这一悖论表达了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端异化，卢卡奇也因此再次找到了革命颠覆步步逼近的论点，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观点相似（卢卡奇自然没有读过此书，因为此书到1932年才出版）。然而卢卡奇的语言更具思辨性（更接近黑格尔和谢林的语言），并且加入了政治救世主的成分：无产阶级是完全被物化的阶级，因此必将成为颠覆行动的主体，即“历史的主体”（这是卢卡奇创造的一种说法）。为了消灭自己的异化，它把历史引向终结（或者说作为自由的历史的新开始），同时在实践上实现了人类大同的哲学理想。这样哲学就在毁灭中实现了自我，这实际上又回到了神秘主义思想的古老模式（时间的尽头就是重返孕育万物的“虚无”）。 交换和义务：马克思的象征体系 卢卡奇的推理本身非常重要，也非常出色，它的不足在于完全把对拜物教的描述从《资本论》这个理论背景中孤立出来。《资本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方法，这种解释的中心是权力和金钱，这样才有了今天人们所谓的象征性结构分析（尽管当时马克思还不会使用这个词汇，但它确能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解释方式的意义。在马克思谈及商品世界时，他的语言具有双重含义：一是由货币符号规定的平衡与限度，二是由法律规定的责任、契约）。这正是我在上文中讲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哲学延续。 在此我列举意图和写作条件各不相同的两本著作。一是苏联法学家帕苏卡尼（Pasukanis）（他是“国家消亡论”的支持者，在斯大林恐怖时期被处决）的《法律的普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LaThéoriegénéraledudroitetlemarxisme），此书出版于1924年，所以几乎与卢卡奇的书属同一时期。[21]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帕苏卡尼重新把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作为出发点，但目的是对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利主体”的形成进行完全对称的分析（帕苏卡尼这里是主张自然权利传统的，他反对法律实证主义，因为司法实证主义主张一切权利标准都是由国家提出的。在他看来，法律大厦的基石是个人权利，因为我们能够确切地把个人权利与商品流通联系起来）。正如单个的商品天生就是价值的载体一样，贸易者天生就是意志和主观性的载体。正如存在着物的商品拜物教一样，同样存在着人的法律拜物教，并且在实质上它们二者是一致的，因为契约的另一方面就是交换，一个人总是被另一个人预先假设。一个以价值表现为出发点的世界，事实上〔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这甚至是他重读对黑格尔的《权利的哲学》（Philosophiedudroit）一书的批判的意义所在，在《资本论》中随处可见这一批判的影子〕是一个经济法律的世界。 晚一些时候的研究，尤其是让-约瑟夫·古克斯（Jearl-JosephGoux）的研究[22]，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明确。经济拜物教和法律拜物教（以及精神拜物教）的共同结构是普遍的平衡，它抽象并平等地把每个人包含于流通形式中（价值流通，责任流通）。它假设了一种既物质化又理想化的规则或限制，在这种规则或限制面前，“个性”和个人需求都化为乌有。简单地说，一种情况是个性被外化，它要么成为客体，要么成为价值；另一种情况是个性内化，成为主体或意志，这样二者可以互补。这一思路不会将我们引向如卢卡奇和他的后继者的关于历史主体的理论，或是关于从经济世界（一个由个体的人构成的世界）到未来人类大同的理论。然而我们却可以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找到分析约束方式的基础…经济法律拜物教就是约束方式的一种——这一分析的研究对象是实践与在历史中建立起来的象征体系之间的关系。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比起卢卡奇的解释来，这种受到结构主义影响的解读更接近于把人类的本质看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品质，这也正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要阐释的观点。然而这种解读渐渐把马克思与文化人类学、权利历史以及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对立起来。 “人权”问题 如此迥异的观点怎么会出自同一篇文章的呢？答案在于我们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我们尤其要注意马克思在使用“人”这个词时的双重用法，哲学家们甚至认为他的用法是非常模糊的：一方面，面对流通中的“物质”（商品和货币），人是实实在在的个体，是预先存在的，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会有其他人的参与；另一方面，与这些“物质”在一起的还有交换关系的职能，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为了使自己具有商品关系而戴上的法律“面具”。以上这些讨论或许是相当机械甚至枯燥的，但我们却能从中看到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对人权的解读。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立场立刻发生了变化。正如贝尔特朗·比诺什（BertrandBinoche）[23]所说，在马克思“早年”的文章（尤其是1844年的《手稿》和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后者包含了对法国《公民权和人权宣言》的经典评注）中，融合了来自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批判了对“人权”的片面抽象，因为人权常常被视为永恒地存在并且适用于任何社会）以及来自巴贝夫（Babeuf）和一些持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他们批判了宣言中广义的“人”的资产阶级属性，他们认为宣言中所说的一切权利都是为了把问题集中到财产的不可侵犯之上，而社会团结的责任已经被排除在外了）。与公民权分离的人权看上去好像是不公平的现实与大同的理想相互分裂的纯粹理性表达。 这一分析后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受到了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辩论和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的影响。《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马克思把平等自由与商品和金钱流通的理想形式等同起来，前者是人权意识或“资产阶级民主”的核心，后者构成了前者的“物质基础”。[24]平等与自由之间严格的相互性——在远古社会的尚不为人所知，中世纪被人们否认，而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看来，它代表着人的本性的恢复——可以在以下条件中产生：在市场上，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总是普遍性的载体，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购买力本身的载体。人是“没有特殊性的”，不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国王或是农夫）。不论他有多少财产（银行家或是普通雇员）…… 自由，平等，财产 自然，《资本论》中保留了流通形式与“自由平等体系”之间的密切关系。“财产”（eigenschaften），已经被归入个人权利之列〔施蒂纳首先使用财产拥有者的属性即“有产者”（eigentümer）这个概念，又玩了一次文字游戏〕，并且商品流通要求财产成为等价物之间的无限交换链条，财产的概念已经被各种政治演说普及成了人类的本质，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国家渐渐消亡的“文明社会”，在一个“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财产和边沁”[25]（Bentham，指代个人实用原则）的“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对人类权利的普遍认同将与商品交换的全社会延伸相联系（这就是古典学派所谓的“商业化的大众”）。 然而，此时马克思关心的是这种形式的普及所带来的矛盾。雇佣劳动者依靠合同进入生产范围内，他们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力量的对比马上就通过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了：这一形式不但掩盖了各种不明确的暴力，而且是分解生产者集体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却是大工业本身的要求，它要求人与人分离。用卢梭的话说。就是“迫使人变成自由的人”。同时，马克思把资本运动描述成独立于人类以外的一个“自动机器”的运动，它不停地“榨取剩余劳动”以显示自己的价值，而资本家仅仅是它的一件“有意识”的工具而已。正如单个劳动的社会效用被取消了一样，人权对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基础作用已经被取消了。正如“自我”价值已经被融入金钱中一样，一切的人类活动、生产力、体力和脑力都被融入了由社会资本构成的巨大怪兽的体内，用近乎神学的语言说，人类活动似乎“天生”就属于社会资本，因为人类只有通过它才能支配这些人的活动。[26] 然而，强调矛盾不能不改变“人权”的意义，因为从那时起人权就既是掩盖剥削的语言，又是表达被剥削阶级斗争的语言，因此不论是从现实还是从理想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事实上，在《资本论》的《工作日》一章中，详细叙述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内战的第一阶段[27]，把“不可剥夺的人权的冗长的清单”嘲笑得一无是处，相反它高度评价了“以法律形式规定工作日的《大英宪章》”，这样工人可以“作为一个阶级争取一部强有力的国家法律，这个强大的社会保障能够保护工人不至卖身于资本”。在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方面，《资本论》的结论不是否定个人的自由和人与人的平等（在当时被称为集体主义），而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8]。 从崇拜到盲目崇拜 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把我们从意识形态带到了拜物教和对拜物教的几种不同的理解，现在我们能对这一段落做一个总结吗？当然，所有的比较都必须既考虑到两种叙述方式的共同之处，又要考虑到二者之间的差别：一方面是临时的想法，从未面世（即便这些想法的痕迹随处可见）；另一方面是作者花了大量精力推敲的文字，这些文字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都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在二者之间，是马克思对他的“科学”计划的完全改写，是他的立场或者目的的改变，是社会革命从迫在眉睫的革命成为长期革命的调整。 意识形态理论和拜物教理论之间的明显共同点就是它们都试图通过劳动分工和竞争的普遍化，通过对资产阶级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抽象（或者说共性，普遍性）的形式和内容的分析，把彼此孤立的人们联系起来。其次，它们都试图分析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在矛盾，即人类实践的普遍性（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以及展示现代技术赋予个人的活动能力的可能性）与劳动、价值、财产、个人等概念的理论普遍性（这一普遍性试图把所有的人都同质化为可以互换的个体）之间的矛盾。最后，它们都使用了来自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一个庞大的逻辑体系，马克思对这一体系不断地进行加工，始终没有放弃，这就是异化逻辑。 异化不仅是指忽略了思想或共性的现实根源，也指颠倒了个性与共性之间的“现实”关系。现实集体与个人之间分裂的结果是将社会关系迁移到外在的“物质”当中，迁移到第三者身上。简单地说，一种情况是这一外物是“崇拜对象”，好像思想的天空（自由、公平、人道、权利）下自我存在的抽象代表物；另一种情况是这一外物是“盲目崇拜的对象”，是一件似乎属于大地，属于自然物质的事物，然而它对于人的影响却是不可抗拒的（商品，尤其是金钱）。 这一差异带来了明显结果，它影响了马克思以及他之后的哲学家（不论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些结果归纳起来，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勾勒出的是权力构建的理论，而从拜物教的定义上说，《资本论》描述的却是约束机制。这两个问题固然不可能完全互不相干，但它们使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社会过程，要求我们对自由化进行不同的思考。 二者之间的交替出现在一系列的文章里。 关于劳动和生产也是同样道理。意识形态方面强调的是否认或遗忘生产的物质条件以及物质条件的限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所有的生产都或者被否认，或者被升华成为自由“创造”。这就是为什么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化或者说思想分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通过这一思考解释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并使自己合法化的。相反，在拜物教的理论一方面，强调的是生产如何从属于交换价值的再生产。问题的核心是商品流通的形式，各种经济概念与法律概念之间的联系，交换与契约的平等形式，买卖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 我们还可以看到此时我们谈及的异化现象是向着相反方向发展的。一方面，它们主张信仰，它们是与人的“唯心论”（以及超验的价值，如上帝、国家、人民，甚至革命）相联系的；另一方面，它们主张人的感知并与人的唯实论或“实用主义”（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必然性，如实用性、商品的价格、“标准”的社会行为规范）相联系。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政治影响，正如我们都知道的，政治（包括革命的政治）既是理想问题又是习惯问题。 国家或是市场 然而，这一差异最终会将我们引入一个总结了以往所有矛盾的对立关系中。意识形态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国家理论（注意：它是国家固有的统治方式），而拜物教的理论归根结底是一个市场理论（注意：它是社会组织，如市场及其通过商品获得的统治地位所固有的约束方式，或主体与客体“世界”的构成方式）。这一差异在不同时间，甚至马克思曾经研究过的不同地点（巴黎、伦敦：政治中心和贸易中心）分别得到阐述，在马克思关于革命斗争的条件和目的的思想中得到阐述。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从希望推翻已经阻碍文明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统治演变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 这一差异也在马克思思想的主要源泉（也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中加以阐释，当然二者是相互关联的。拜物教的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装饰，因为马克思从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中发现价值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完全建立在劳动的量化和市场对交换活动的自动调节的“自由化”概念之上的。相反，马克思之所以从国家问题的角度把意识形态理论化，如我们所见，是因为黑格尔已经把法治国家定义为社会中的霸权主义。 所以，当今所有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尤其是从他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的产生条件中汲取灵感的当代理论家，都不可避免地碰到来自黑格尔的问题，如“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阿尔都塞），“国家贵族”和“象征性暴力”（皮埃尔·布迪厄）。然而恩格斯在1888年重新发现意识形态的概念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已经准备阐述国家是如何成为“最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并准备揭示“世界观”和统治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历史更替规律，指出阶级国家的合法性（宗教的或法律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赋予的。相反，应该在拜物教理论之后的思想中去寻找受商品逻辑或价值的象征性〔法兰克福学派，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居伊·德波（GuyDebord），阿格尼斯·海勒（AgnèsHeller）〕所操控的现象学和“日常生活”，同时去分析由金钱和法律的“语言”构成的社会空想〔莫里斯·哥德尼埃（MauriceGodelier），让-约瑟夫·古克斯（Jean-JosephGoux），或者卡斯特洛狄斯（Castoriadis），他们用机构代替了结构；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推翻了马克思，他用“使用价值的拜物教”代替了“交换价值的拜物教”〕。 [1]我们知道，马克思不是“意识形态”一词的发明者，该词由观念学家们所创造[德斯蒂·德·特拉西（DcstuttdeTracy）所著《意识形态概论》（Elémentsd’idéologie)）出版于1804年至1815年间]。同样，他也不是颠倒该词用意的始作俑者，有时我们认为是拿破仑将该词的用法从正面转向负面。为了考证该问题，我们将参考帕特克·康坦（PatrickQuantin）所著的《意识形态的起源》（LesOriginesdelideologie）一书，巴黎，Economica出版社，1987。除了直接资料以外，按照洛克和培根的观点，该词还有哲学系谱学，与两个相对的古代起源有家系关系：“形式”（eidè）·属柏拉图派；“模拟”（cidôla），属伊壁鸠鲁派。 [2]“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也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引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出版于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发行的《德法年鉴》[参见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A．巴拉坎（A．Baraaquin）译，205页，巴黎，Sociales，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三卷，52页。 [4]参见萨拉·考夫曼（SaraKofman）：《暗室：关于意识形态》（Cameraobscura．Del’idéologie），巴黎，Galiée出版社，1973。 [5]如果我们借用哈贝马斯的话，可以说，对于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马克思而言，意识首先是一种“交流行为”。在文章中，他提出意识与语言之间的若干关系：“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参见第28页）。然而该行为并不先验地符合任何逻辑或道德标准。相反，它不能脱离一种目的论或内在目的性，后者由“生命”、“生产”、“劳动”和“历史”等概念表现出来。参见《沟通行动理论》，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著，让-马克·费里（JeanMarcFerry）译，法译本·全书共2册。巴黎·Fayar‘j出版社，1987。 [6]《马克思思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三卷，70一7]页。 [7]蒂安·巴利巴尔在《马克思主义评论集》（Dictionnairecritiquedumarrisme）中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化）（Divisiondutravailmanueletintellectuel）一文中谈到马克思（与恩格斯）深受傅立叶及欧文的影响。参见西蒙娜。德布（SimoneDebout）的《傅立叶的乌托邦》（L’UtopiedeChurlesFourier）一书，巴黎，PetiteBibliothèquePayot出版社，197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三卷，35页。 [9]我们通常认为这是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m）建立的，参见他所著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éologieetutopie）一书（1929），由波利娜·罗莱（PaulineRollet）译成法语，巴黎，MarcelRivière出版社，1956。同时请参阅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所著的《知识与兴趣》（Connaissanceetintérêt）一书，此书已被译成法语，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76。 [10]根据语言环境，stand一词在法语里应被译作秩序、地位、状态。根据黑格尔对于知识分子角色的描述，我们可以参考前文中已经提到的《法哲学原理》（Principesdelaphilosophiedudroit），287—320页，由R．德拉泰（R．Derathé）翻译并注释，巴黎，Vrin出版社，1975。关于这个问题后期发展的研究，参阅卡特琳娜·科利奥-泰琳纳（CatherineColliot-Thclenc）所著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国家幻想的破灭》（LeDésenchantementdel’EtatdeHegelàMarWeber），巴黎，Minuit出版社，1992。 [11]参见索恩—雷特尔（Sohn-Rethel）所著的《思想与人类劳动》（GeistigeundkürperticheArbeit．ZurTheoriedergesellschaftlichenSynthesis），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70。此书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为数不多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很遗憾此书没有被译成法语。 [12]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描写了一种大众历史的想象，参见：保罗-罗宏·亚舜（Paul-IaurantAssoun）：《马克思与历史的反复》（Marxetlarépétitionhistorique），巴黎，PUF出版社，1978；皮埃尔·马歇莱（PierreMaachere）：《文学生产的理论？》（Aquoipenselalittérature？），巴黎，PUF出版社，1990。 [13]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一段文字实际上是第一章的总结。它与第二章《交换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这一章中阐述了经济范畴与哲学范畴的联系，这两个范畴在黑格尔逻辑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属于抽象（“商品”）与具体（“货币与商品流通”）之间的冥想。 [14]这一切都在阿尔封索·拉各诺（AlfoascoLacono）的一本小书中得到了详细且明确的阐述：《拜物教；一种观念的历史》（LeFetichisme.Histoiredunconcept，巴黎，PUF出版社，1992。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二版，第四十六卷（《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在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公式》中，马克思划清了“古典”和“通俗”经济主义者之间的界限，并作出了如下结论（940页）：“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在下文中还将谈到古典经济学的功绩。 [16]《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第一章《商品》，89—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7]拉丁拉丁词语sacer有善行和妖术这两层宗教含义。在解释产生拜物教外壳的商品与货币流通方面最好的文章是苏珊·德·布吕霍夫（SuzanneDeBrunhoff）在《金钱关系》（LesRapportsdargent）一书中写的《商品的语言》（Lelangagedesmarchandises）一文，巴黎，PUG／Maspero，出版社，1979，在这方面还有阿莱因·李比茨（AlainLipietz）的《着了魔的世界：从价值到通货膨胀主义的兴起》（Lemondeenchanté.Delavaleuràl’envolinflationniste），巴黎，LaDécouverte/Maspero出版社，span>1983。 *摘引自《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商品》，88—89页。 [18]米歇尔·福柯福柯：《词与物》，（LesMotsetleschoses．Unearchéologiedesscienceshumaines），第九章，《人与他的两面性》，329页·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66。 [19]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Histoireetconsciencedeclasse,Essaisdedialectiquemurxiste），新版，由科斯特斯·阿克赛洛斯（KostasAxelos）作序，乔治·卢卡奇作跋，巴黎，Minuit出版社，1974。 [20]吕西安·哥尔德曼（LucienGoldmann）：《卢卡奇与海德格尔》（LukacsetHeidegger），在他去世后是由Y．伊萨哥布（Y．1sagpour）整理并出品的，巴黎，Denoël/Gonthier出版社，1973，让-玛丽·万桑（Jean-MarieVincebt）的著作《劳动的批判：行为与行动》（Critiquedutruvail．LeFaireetl’Agir）深刻地阐述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巴黎，PUF出版社，1987。 [21]埃韦哥尼·帕苏卡尼（EvguenyPasukanis）：《权力的概论和马克思主义》（LaThéoriegénéraledudroitetlemarrisme），由让-玛丽。万桑（Jean-MarieVincent）出品，卡尔。科尔什（KarlKorsch）引进，巴黎，span>EDI出版社，1970。 [22]参见《弗洛伊德，马克思，经济与象征》（Freud，Marr，<，économieetsymbolique）一书，巴黎，LeSeuil出版社，1973。 [23]参见他的一本小书《人权批判》（Critiquesdesdroitsdelhomme），巴黎。PUF出版社，1989。 [24]KarlMArx，Manuscritde1857—1858《Grundrisse》，ÉditionsSociales，Paris．1980，tomeI，179—190． [25]KarlMARx，LeCapital，1ivreI，chap.IV.ÉditionsSociales，span>Paris，1960，p.198. [26]参见《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第四节《工厂》，459—468页。 [27]参见《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第七节《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330—335页。 [28]《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832页。页。
第2章改造世界：从实践到生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1993） 第2章改造世界：从实践到生产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对异化的批判 反哲学革命 实践与阶级斗争 当前行为 唯心主义的两个方面 主体即是实践 “人类本质”的实在性 理论上的人道主义 人的个体的转换 关系的本体论 施蒂纳的异议 《德意志意识形态》 历史的倒转 无产阶级，一个普遍的阶级 实践的单一性 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读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本章节的宗旨是着手了解为什么马克思始终坚持这一点，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此所写的东西，都没有超越这一模式所引起的问题的范畴。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何谓“提纲”？是指一系列的格言，时而概述一个批判性的论据，时而陈述一个简要的见解，有时仅仅是一条口号。其风格结合了德国哲学的术语（这也使现在的读者往往难以理解），直接的质询和以某种方式模仿一种解放的一场果断运动：以革命行动（或是革命实践）为方向的理论外的一个重复的出路。提纲在1845年3月前后起草，马克思当时还是莱茵省的年轻的大学教师和《莱茵报》记者，迁居布鲁塞尔，处于被半监视状态。[1]但这并没有推迟他与好友恩格斯的会合，并坚持一同工作直至他去世。他似乎从来没有打算让这些文字公之于世：因为这些文字属于“备忘录”一类，好像是随意写在纸上的提纲，仅仅是为了把提纲记住以便不断地从中得到启发。 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投身于一项工作之中，借助于1932年发表的草稿，我们已经对此相当清楚。后来这份题为《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草稿广为人知，也被称为《1844年手稿》[2]，是对工资制形式下人类劳动的异化的一个现象学分析（其目的是区分意识与非意识）。受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让-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李嘉图（Ricardo）、西斯蒙第（Sisrnondi）〕影响，又受卢梭、费尔巴哈、蒲鲁东及黑格尔的影响，马克思形成了共产主义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观念，认为这是人与劳动、人与大自然的调和，也就是与被私有制消灭的“集体本质”的调和，两方面的影响令马克思本人都觉得自己是那么陌生。 之后马克思中断此项工作（很久以后，马克思又以其他理论为基础重新开始此项工作）着手和恩格斯一道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该书首先用以与不同的哲学流派进行论战，如“青年黑格尔”派，学院派以及极端学院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Feuerlbach）、布鲁诺·鲍尔（BrunoBauer）、马克斯·施蒂纳（MaxStirner）等人都或多或少地与批判复辟运动有着关联，此运动受了《精神的现象学与法律的哲学》作者的左派作品的启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3]的编写恰好写于这一中断时期，可能其中包含了一些理论依据。但这也是了解它与《德意志意识形态》[4]书内的建议有何确切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我会回过来重述。 对于其他一些著名的读者，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不久前把他们比作一个中断的“前沿”，一时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掀起空前的争论：阿尔都塞认为，《1844年手稿》及其特有的人文主义仍然停留在中断之内，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更准确地说是它的第一部分。随着所有制与国家形式的连续减少（唯一的导线是社会分工的发展），《1844年手稿》代表着通向“历史的科学”舞台的真正的、有意义的大门。 我没有打算在这里作彻底的解释。我们将参考乔治·拉毕伽的研究成果[5]，他参考最新的评注，就像内部问题的揭发者一样，汇集所有的意见分歧，钻研了每个论纲的细节。拉毕伽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论纲是怎样构成的。从一端走向另一端，要站在新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之中，超越哲学“两大阵营”的传统的对立面：其一是唯心主义，也即在黑格尔之前，把所有的客观事实归于精神世界的唯心主义；其二为旧唯物主义，或称直觉唯物主义，即把所有的精神抽象浓缩到感观上来，如生命、知性、感性，比如伊壁鸠鲁派与其近世门徒的观点：霍布斯（Hobbes）、狄德罗（Diderot）、海尔维丢斯（Hclvétius）……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1．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所以……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 3．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4．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鸜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 6．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 （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11．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对异化的批判 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当时的争论，就会发现论证的主线相当清晰。费尔巴哈希望解释“宗教的异变”[6]，也就是说，现实的和感性的人在另外一个超感性的世界表现出他的得救与完美（就像它自身“主要的品德”在存在与想象空间的映射——尤其是集体的纽带或者说是联结人类情感的纽带）。根据这一错误的认识，人将会把他们异变的本质归于上帝，进而真正体验人间的博爱。费尔巴哈之后的哲学批判家（其中包括马克思），曾经希望把同样的模式扩大运用到其他人类存在的抽象现象和“剥夺”现象，尤其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政治领域，这里好像是一个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理想的社会。然而，马克思在提纲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投射的真正原因不是一个意识的幻象，不是人的个体想象的结果，而是充斥社会的主体的分化或分裂，使人与人对立的乃是实践的冲突，比如宗教的天空或者政治天空给他们指出了奇迹般的解决办法。人们只有通过一个实践的变形，并排除其中一些人对他人的依赖，才能真正走出实践的冲突。不应该由哲学来使这种异化停止（因为哲学只能对调和宗教与政治的理想进行评论，或进行反映），肩负这一使命的是革命，其前提取决于人的个体的物质存在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甚至要求寻求哲学的最终出路，这是长期以来人类渴望实现其最高理想，即解放和自由的唯一途径。 政治经济学批判 尽管文章的内容在不断地变化，“政治经济学”这一词语仍不断地出现在马克思的主要作品的标题或提纲里。《1844年手稿》原本是一部题为《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作品的手稿，后来1859年出版的作品的总论著的第一部分的标题和《资本论》的副标题（第一卷，唯一由马克思本人编写的一部分，1867年出版）依然沿用了这一标题。此外还有大量从未出版过的著作、文章、论战作品。 似乎这一词语表达了马克思的思维与科学客体的关系的永久模式。最初目的是对平民—资产阶级社会內的政治异变和哲学试图解释有机统一的“思辨物质”进行批判。但很快便发生了彻底的转移，开始批判法律、道德和政治，就是批判在劳动与生产中，在构建社会关系过程中，把法律、道德和政治与物质基础对立。 随后，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了哲学上“批判”一词的双重含义：消除错误和认识一门学科或一个实践的局限性。然而，进行批判的不是简单的分析，而交给了历史。因此才能辩证地结合三个方面：对理论（“商品拜物教”）的必要幻觉的批判，经济现实（建立在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与劳动的危机和对立）內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发展，以及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致词）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的概述。批判的结果体现在“两个发现”内：从商品流通的唯一必要性中扣除金钱形式，减少“剩余价值”（Mehrwert）的资本积累的规律。这两者彼此把价值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的表现，其中彻底抛弃了“经济人”（homooeconomicus）的观点，这一概念过于抽象，仅仅计算单个人的有用性。 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的技术方面的介绍，请参考皮埃尔·萨拉马（PierreSalama）和陈海黑（TranHaiHac）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序言》（IntroductionàL’écomomiedeMarx，Ladécuverte，巴黎，Rcpéres出版社，1992）。 反哲学革命 困难恰恰是从这一点开始的。马克思可能没有冒险发表这样的作品，或者他没有机会发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写出来，使我们最终可以看到，有如“盗来的信”一般。然而，相关的陈述明显自相矛盾。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绝对符合他自身的人格：凡他要求的，自己马上做到（我们用最新的术语来说，他具有一些表述行为）。“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样的陈述等于说地球上或尘世间任何追求实效的思想都有一个不归点，也绝对禁止自己回头走向哲学。或者，如果一定要冒险解释世界甚至社会世界，我们必须谨防坠入哲学的修饰语中，因为哲学与革命之间没有任何中间道路。至少，这是保持沉默的一个方式。 这种突然的轮流转换使我们揭开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言既是行”，那么另一方面，“行既是言”，言辞永远都不是无可指责的。例如，“世界的解释是多样化的，而革命的转变不言而喻，只有一个或者说是唯一的”的观点就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这意味着只存在一种方法来改变世界，消灭已有的秩序，革命不能反革命也不能反人民。顺便指出，马克思很快便放弃了这个结论：从《共产党宣言》开始，首先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注意到了资本主义“改变世界”的力量。是否存在改变世界的多种方法？或者说一个变化如何渗透到另一个变化之中，甚至改变其发展方向的问题成了关键问题。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这个唯一的转化同样是哲学内部矛盾的“解决”方法。哲学家们（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昔日的理想，“革命实践”将比他们实现得更好！ 另外，马克思发现的形式（即本身就是一个“突破”行为的指令）在哲学上的闻名并非偶然。稍作回忆，我们很快便发现该形式背后深刻的同源关系，所使用的不只是另外一些人的口号（如兰波的“改变生活”：我们知道，主要是由安德烈·勃勒东实现的这一连接[7]），而且还有同样简明扼要的、被传统地理解为基础的其他哲学陈述，它们时而表现为同语反复，时而表现为反论。我们要记住，所有这些形式，尽管内容不同，意图相左，却在研究理论与实践、意识与生命的关系问题上保持一致。从巴门尼德（Parménide）的“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到斯宾诺莎（“上帝即是自然”）、康德（“应该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黑格尔（“真理是事实，事实必是真理”），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凡是不能说的，我们就必须保持沉默”，莫不如此。我们的马克思不仅仅以哲学的中心为基点，而且从其最思辨的运动出发，努力考虑思辨的局限性，以便消除局限，或是承认局限来构建自己的哲学。 让我们记住这些模棱两可的观点（要防止造成令人望而却步的自相矛盾，但不要把它变成深不可测的符号，因为这会立即把我们再次引入神秘主义的歧途，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神秘主义的根源……），重新探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实践”（或称praxis）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人本主义或者说“人类的本质”问题。 实践与阶级斗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了革命，但并没有使用“阶级斗争”一词。然而，只要确定其意义，这里谈到革命就绝非随意。感谢德语语言学家[8]的研究工作，使近几年来我们对这些形式产生的文化背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此，马克思找到了一系列具有冲击性的词语，其中有些词语的内容实质对马克思来说并不绝对恰当。 马克思所想象的革命显然参照了法国的传统。这些年轻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看到的，是恢复那些先后被热月政变之后的共和制的“资产阶级”制度、拿破仑的独裁政治、法国王朝复辟和反资产阶级革命（总之都是国家行为）等中断了和推翻了的运动。具体地说，是在欧洲范围内结束革命运动，把革命运动推广到世界各地，同时探寻革命运动“左派”的启示和力量，19世纪初首次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思想[9]就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以巴贝夫Babeuf为代表）的平等主义成分。马克思始终坚持认为这不是一个思辨的概念、一个理想的或者实验中的城邦（如卡贝的“伊卡里亚岛”），而是一场要求彻底实现大革命原则的社会运动——衡量自由的实现和平等的实现，从而达到博爱。总之，正如马克思以及其他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不存在中间道路：如果革命中途停止就只能倒退，只能重建一个服务于国家政权的、有产阶级的、反动的、自由主义的贵族政治，以维护其既成秩序。相反，完成革命而使之不可逆转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将它进行到底，并进一步深化，即将其演变为一场社会革命。 可谁将是这场社会革命的带头人，山岳派或是巴贝夫的继承者？对此只需要睁开眼睛看看欧洲的现状，听听有产阶级的警告声就一清二楚：是英国的宪章工人（恩格斯在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他们有所描述，此书即使在今天也仍有价值，他对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是法国里昂的纺织工人，是巴黎郊区被雨果描述为“里尔地窖里的人”的手工艺者，是被马克思在科隆的《莱茵报》里谈得很多的波兰西里西亚（Silésie）的纺织工人……总之，他们都是后来我们称作“无产者”（该词源于古罗马文字）的人。工业革命导致他们的大量出现，并集中于大城市，很快陷入悲惨的境地，他们通过罢工、“联盟”、暴动等方式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他们是“人民的人民”，他们是人民最可靠的组成部分和未来的主人公。当充满了善意与幻想而又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还在探寻国家政权实行民主的道路以照亮“大众”的时候，人民自己却已经付诸行动，实际上他们已经重新开始了革命。 当时的所有文章里，从《神圣家族》（1844年）到《共产党宣言》（1847年），常常出现决定性的表述，马克思由此认为这个无产阶级“代表着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上的解体”（bürgerlicheGesellschaft），就是说：（1）无产者的生存条件与这个社会的原则之间产生了矛盾（今称为排斥）；（2）他们按照别人的价值观而活着，而非按照私有财产、利益、爱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3）他们与国家政权和统治阶级日益加剧的对立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必要效应，也导致了统治阶级在短时间内消亡。 当前行为 “行动中”（indertat）这个词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它一方面指现实性、实际性和“事实”（tatsache），因而指明了马克思反乌托邦主义的倾向，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无产阶级斗争的初级形式在组织上的参考作用是如此关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提到的革命实践，不应该是实现一个计划，一幅重新组织社会的蓝图，它还需减少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的对未来设想（如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博爱论）的依赖。它应该与“消灭事物现存状况的真实运动”相吻合，正如马克思毫不犹豫地在他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解释的那样，这是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唯一定义。 从这里我们接触到了另一个方面：“行动中”实际上也可以指一个行为（tätigkeit），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汇集了个体人的全部体力和脑力的事情。这里发生了一场意义重大的颠覆活动。摩西·赫斯与其他反对历史哲学的“青年黑格尔派”一道，总是对过去的意义深刻反思，热衷于法律哲学，他们对既定秩序加以点评，提出“行为哲学”（费尔巴哈已经为“未来哲学”发表了一篇宣言）。实际上，马克思要表达的是：行为必须是现在进行的行动，而不是被注解或被宣告的行动。哲学必须让位。这甚至不是一个适应革命需要与革命运动的“行为的哲学”，而干脆就是行为本身。 然而这一关于让位的指令不能漠视哲学：这一指令之所以是前后联系的，是因为从中它要矛盾地看到它的自我实现。马克思自然首先考虑到了德国唯心主义的惯例，马克思本身也受其浸润，因为它与法国革命主张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马克思也考虑到康德的“履行职责”的指令，即在世界范围内依照其绝对命令（其内容是人类的博爱）行动。马克思还想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的词句：“应该存在的也是行动的（indertat），可仅仅是应该存在而没有存在的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更具政治意义的是，他考虑到了现代哲学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准则当成了普遍准则。但更确切地说，那些被神圣化为理论的哲学准则在资产阶级社会无时无刻不被否认或驳斥，在那里既没有平等，也没有自由，更不必说博爱了；或者可以说这些原则已经在革命的、“起义”式的实践范畴内开始成为现实（团结起来一致反抗者的实践，如果需要就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个结果对哲学来说有一点生硬，可是当马克思讲推翻唯物主义中的唯心主义的时候，首先应该去倾听的正是这源自哲学本身的原则。 唯心主义的两个方面 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如果这些指示都正确，这就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物质参照没有任何联系——这种状态将一直保持很长时间：直到恩格斯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19世纪后半叶的自然科学重新结合起来。然而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没有物质的唯物主义”。那么为什么这样表述呢？ 在此，哲学的历史学家重新使用他们的权利，尽管马克思刚刚对他们进行过抨击。他得解释这个矛盾以及矛盾引起的种种复杂情况（重申一下，所谓的复杂情况除了任意性以外包罗万象）。马克思声称改变世界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试图使其理论区别于以往的唯物主义（也就是他常说的“旧”唯物主义，主张任何解释都以物质为原则：它也是一种如此不可靠的“对世界的解释”），也显然是为了与唯心主义唱对台戏。马克思原理的关键不在唯物主义这个词中，而在唯心主义这个词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由哲学家提出的唯心主义对自然与历史的解释，引用了诸如精神、理性、意识、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实践中，这些基本原则只达到了教育群众（甚至是启发群众）的目的而非达到革命的目的，其实更准确地说，哲学家们是自己欣然接受这个使命的。从柏拉图时代起，哲学家们就以圣城的名义劝诫那些诸侯君王们。在我们当今的民主时代，他们又企图以理性和伦理的名义对公民进行说教（或者对公民中的教育者进行说教，包括法官、医生、教师等，至少在道德方面他们占据着大学的讲坛）。 这也没有错，可唯心主义的功能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可怕的难题。在“现代”哲学（康德的用语）里，人们谈论的表达普遍意义的意识、精神或者理性总是具有两面性，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论点曾对此不断影射。这些论点紧密地结合了两个观点：表象和主观性。对这二者的结合进行系统的考虑恰恰体现了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的独特性和强大。 显然，马克思所指的“解释”的概念，是表象概念的一个变形。这里所批判的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冥想的对象，冥想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其协调性与“含义”，同样，也是为了给世界强加一个秩序，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马克思清楚地看出想象一个“世界秩序”（尤其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与实现世界秩序的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关系：对抗“无政府状态”，也对抗“运动”（“我憎恨物体的运动，因为它改变了线路”，波德莱尔这样写道）……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用物质代替精神作为组织原则的旧唯物主义或者自然哲学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唯心主义的要素，起码，他们不过是伪装过的唯心主义罢了（无论所得出的政治结论如何不同）。这使我们理解唯心主义为何如此轻松地“理解”唯物主义，既而驳斥或接纳它（正如我们从黑格尔身上所看到的，他与唯物主义之间相安无事；斯宾诺莎可能有所不同，然而，斯宾诺莎是一个非典型的唯物主义者……）。最后，马克思看到现代的、后革命的唯心主义的核心是把世界秩序和表象还给创造它们（或用康德的语言来说是“构成”它们）的主体的行为。 我们看唯心主义的另外一面：不是表象的哲学（或者可以说简单的“观念”至上的哲学），而是一个主体性的哲学（充分证明了意识的概念的决定性）。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坚持的主体行为实际上是一个更真实、更“有效”的行为的一个痕迹，一个否定（既是重新认识又是不认识），我们也许可以说：一个既是外部世界的构建又是自身的建设（buldung）或转换的行为。康德和费希特坚持使用诸如实际、行动、行为（tat，tätigkeit，handlung）等一些词语（青年黑格尔派鼓吹的“行动的哲学”即来源于此）就证明了这一点，黑格尔把意识存在的方式描写为积极的经验，把这一概念的职能描写为劳动（“负面的劳动”）也同样是证明。总之，在马克思的格言里读到下面的假设并不困难：正如传统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唯心主义的基础（表象、冥思）一样，只要我们愿意承认表象（解释、冥思）的观念与行为（劳动、实践、转换、变化）的思想之间存在着的潜在矛盾，就能证明在赋予能动性的主体的职能中，现代唯心主义实际上暗含着唯物主义的方向。马克思的主张其实很简单，即暴露矛盾，使表象与主体性分离以及使实践活动的范畴自动出现。 主体即是实践 在这件事上，马克思成功了吗？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成功了：因为他胸有成竹地指出唯一真正的主体是实践主体或实践的主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主体不可能是实践以外的别的什么，它已经开始并且将永远进行下去。我们能就此走出唯心主义吗？不敢肯定。进一步说，因为“唯心主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同时包括表象的观点和主体性的观点，事实上，这是向两个方向上起作用的一个理论循环或者一个理论的交换器。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认清了主体性到实践的本质及从实践到无产阶级（和自身存在成为一体）革命行动的现实后，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主体范畴到唯物主义主体范畴的转换。就此同样可以借用唯心主义对主体一词的解释肯定地说，他准备以主体的身份代表无产阶级。（至少把主体作为一个表象或者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又以此“解释”世界，或者解释世界的变化：当用阶级斗争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先验地去除“历史意义”后，发生的情况难道没有证实这一点吗？） 这些辩证的游戏并不轻松。它们与革命观念的历史紧密地联系着，因此，同时具有政治的一面和哲学的一面。在现代社会的初期——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美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主体的发现作为哲学的中心范畴，涉及具体经验（科学、道德、法律、宗教、美学）的各个领域，并将其统一，主体的发现与人类自我完善、自我教育、自我法律约束的观念和它从不同的压抑、无知或者迷信、悲惨中实现自我解放的观念紧密联系[10]……这一行动的同类主体总是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性的，另一个是具体性的和实践性的，在康德看来是人道，在费希特看来则有时变成人民和国家，在黑格尔看来是不同的历史人民，轮流扮演着“世界的精神”的角色代表着文明进步的运动。 马克思从无产阶级中（我们从上文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是兼具人性和群体性的“人民的人民”）也认识到了真正的实践主体，即是“废除既定秩序”并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保持着自我变化（sclbstttäigkeit，Selbstveränderung），即是利用了这一论断（在这一点上惊人地重叠着直接经验和最古老的思辨传统的教训），以便确认主体即是实践的理论，所有这些并不会真正使他摆脱唯心主义的历史，情况恰恰相反，费希特没有再说什么。无须深究字眼，我们甚至可以想到就是这些把马克思和他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变为唯心主义最完美的传统形式的，迄今为止，没有其他理论使我们能对唯心主义的永恒生命力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恰恰是因为这一转移紧密地联系着一种尝试：延续革命经验，在现代社会中使革命经验及其阶级和社会矛盾具体化。 我们也要去理解：采用“永久的”武装起义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没有真正终结唯心主义，反而造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者的悖论，不管是在无产阶级的理论中或者是在无产阶级特有的历史角色问题上总是有新问题被提出。我们希望这种两难的悖论让我们看到从门口被驱逐出去又从窗户爬进来的哲学的面目…… “人类本质”的实在性 为引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即人类的本质问题，我们还要重新考察该书，因为二者是紧密相连的。“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解释为人类的本质”，换言之，他在1841年的《基督教的本质》里阐明上帝的意志只不过是被影射到人间以外的人类美德的人格化总结。“不过，人类的本质不是某个人固有的抽象。在其有效的实质性上，它是社会关系的集合”：第6篇的这句话并没比第11篇少费笔墨。在此，如果我们仔细领会文章的意思，会发现很多精彩之处。 马克思于是提出了人的本质问题，或者至少他回答了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吗？我们可以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人类学组成的，绝对不是自发提出的。一方面，它与哲学同样古老。现今，当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把人的本质解释为自然与文化的矛盾的时候，或者当拉康创造“言者”（parlêtre）一词用以解释人的本质是语言贯穿着的过程的时候，他们都同亚里士多德一样，即以语言的运用和城市的出现来定义人，或者如圣奥古斯丁一样把人定义为“人间的上帝的形象”。此外，如果我们以足够普遍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实际上，上述每个人研究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从古至今，定义人类的本性或者人类的本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马克思就此提出了很多个人的观点，它们总是围绕着劳动与意识的关系来定义。在《资本论》第一卷[11]里。他引用了弗兰克林·本杰明的一个特有的定义（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一个活的工具制造者），不是为了否决它，而是使之更加完善：马克思明确指出科技的发展史依赖于“生产方式”，并再次重申如果没有意识、反思、试验、知识，就没有科技，也没有技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他写道：“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分人和动物。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种在事物内部寻找人的本质这一问题的答案的方式，此外，它从生物的、科技的人类学的角度提供了理论的出发点，不管它是否属于马克思。 理论上的人道主义 然而，为了使我们理解文章的意义就要抓住一个关键的细微差别，即把人或是人的本性简单定义还是明确地提出“人是什么？”（或者“人的本质是什么？”），因此，更有理由使它成为根本的哲学问题。我们于是接触到一个崭新的问题，根据阿尔都塞的理论，也可以称之为理论上的人类主义。不管如何奇怪，这个问题显得相对较新，它仅仅产生于18世纪末，马克思著书的时候，还根本不陈旧。在德国，最有名气的当属康德（《实用人类学》，1798）、吉洛姆·洪堡[12]和费尔巴哈，后者先向人们展示了理论的人道主义的轨迹与唯心主义及其批驳部分的轨迹是交叠的。其对比变得越来越明显。事实上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关于人类的本性问题上向其对手的理论展开批判（唯灵论者，追求物质享受者），正如同他批判主体理论、活动、敏感直觉一样。我们说“在它有效的现实中”（inseinerWirklichkeit），人类的本质最终是众多社会关系的集合，这显然不是对问题的否定，而是试图从根本上转移方法，到目前为止，这个方法不仅仅被包含于涉及“人”的范畴，而且进一步被归于涉及“本质”的范畴。 哲学家们误解了何为本质（这个错误是如此关键。人们无法想象缺乏对本质的认识的哲学会是什么样）。首先，他们认为本质是一个观念，或者一种抽象（用一个不同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普遍概念），根据这一观念，特殊的差别、人的个体的差别等可以按照递减的顺序被放入本质之内。其次，这个统称的抽象“寄居”（inwohnend）于同类的人的个体之内，或者像个体所具有的质量一样，人们能够以此为依据，将人的个体分类；或者像一种形式或力量，使个体和同一原型的无数复制品一样存在。 下面我们来看由马克思提出的奇怪的方程式的内涵。其实，“集合”、“关系”、“社会”等名词都在说明同一件事。即同时摒弃传统意义上划分各类哲学家的两种立场（也称作现实主义和唯名主义的立场）：一种立场主张类别或本质先于人的个体存在，另一种立场认为人的个体是首要的现实存在，人们以人的个体为基础去“抽象”事物的共相。颇令人吃惊的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想到人类存在之中所包含的关键问题：个体人彼此间（语言、劳动、情感、生育、控制、矛盾等等）所建立的多重的、活跃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确定了个体的共性，即“种类”。这些关系决定了“种类”，因为它们每时每刻都在以多样的形式构筑它。它们为适用于人类的本质的定义（也就是说为人类本身）提供了唯一的“有效”内涵。 人的个体的转换 在此我们不必再讨论这个观点是否是马克思本人绝对的独创。可以肯定的是他同时对哲学上（在“本体论”[13]的层面上）和政治上的讨论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使用的以上这些词语，同时否认个人主义者的观点（个人至上，在生物学、生理学或经济行为方面孤立地虚构一个由自身定义的人的个体）和有机论主义者的观点（像盎格鲁—萨克逊人那样，今天我们也称之为“整体”的观点：整体至上，尤其是社会至上，认为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人的个体只是其中的功能组成[14]）。然而，人的个体既不是霍布斯（Hobbes）和边沁（Bentham）所谓的“单子”，也不是奥古斯特·孔德所说的“伟大生命”。马克思（他的法文几乎与德文一样流利）在此找到了“集合”这个奇怪的词，这很有意义，很显然，他希望避免运用意为“所有”或是“全部”的“dasGonze”一词。 或许如果我们根据需要发明一个词并加进文中，问题将变得在形式上（而不是在本质上）更加清晰，我们的目的在于显示“构成关系”这个概念的特点，把人的本质问题全部转移，而给出了形式上的回答（在理论人道主义问题之外，它又包含另外一个理论问题）。“构成关系”一词本来存在于20世纪的一些思想家之中〔科耶夫（Kojeve）、西蒙顿（Simondon）、拉康（Lacan）……〕：实际上它指的是把人性看作人的个体的转换的现实来思考，至少要如实考虑人的个体的转换性。[15]并不是指理想化地放在每个人的个体（作为形式或实体）内部的转换性，或是在人的个体外用于区分等级的转换性，而是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因为它们相互之间进行各种各样的作用。 关系的本体论 必须承认这里只是对“本体论”进行一个概述，使一个关于多重关系的调查计划代替了关于人的个体及群体间关联的讨论，这些多元关系其实包含了一系列过渡、转换，或者个体与集体时而建立时而解散的联系，同时这些关系也完成着它们的自身构建。其实，在如此一个哲学观点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正是它在两极间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相互关系，它们互相依存，缺一不可，而对于自己则只是抽象的，二者必须考虑其关联或者关系（verhältnis）。 在略显思辨的这一观点上，正相反，我们通过“捷径”又发现了政治问题。实际上，我们讨论过的关系只能是区分开来的实践、一些个体对于另外一些个体的特殊作用，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不仅如此，这个可进行人的个体的转换的本体论至少还包含同一些论述的共鸣，比如《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常常被错误地看作“个人主义”的文章），另外也应和了一些革命运动的实践：从不把个体实现和群体利益对立起来的实践，甚至不把这些利益分开，只是努力将其逐一实现的实践。因为，如果说个体根据最后的分析能够单独行使权利提出要求，那么这些权利和解放（甚至是武装起义）的取得就更具集体性。 这一法则可能没有描述事物的存在状态，更少描述机构的系统，而是较多地描述一个过程（至少好像那些体验的人们体验的那样）。这正是马克思所要表达的。在此情况下，我们了解到提纲第六篇确定人的本质即“社会关系的集合”，第三篇、第八篇和第十一篇中要求革命实践与改变世界的实践完全贯彻了这一思想，这些实际上完全是一码事。我们可以说：刚刚提到的社会关系仅仅是一个连续的转变、一场“永久的革命”（可能这一说法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可是直到1850年它在马克思的思想里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1845年3月的马克思认为，只是对黑格尔说“现实即是理性，理性必须要自我实现”还不够，应该说既没有现实也没有理性，只有革命。 施蒂纳的异议 还能要求更多吗？我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不该仅仅停留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目前要理解的。如果我们满足于展示我们以实践来代替主体，就会形成一个循环、一个逻辑困难，或者导致危险，使本质的定义在传统的本体论的批判中失去平衡，使大量的有关社会关系的具体调查产生解体。《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也许非常接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然而它运用的是另一种表述言语。因而我们刚刚提及的表面原因不足以用来解释它。 我以为对此有一个非常详尽合适的原因，可以从根本上揭示一个难题。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尤其是奥古斯特·科尔努（AugustCornu）〕已经认识到了其重要性，可是很多人对该原因一无所知或者不屑一顾，主要是因为通常他们只阅读文章的第一部分（I．费尔巴哈），而一个如此悠久的传统使我们习惯了把它作为“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独立论述来理解，所以这是问题的关键，面对另外一个理论家的挑战，这个回答常常捉襟见肘（任何读者受到教训后都会理解的）。这位理论家就是麦克斯·施蒂纳（这是他的笔名，他的真名为卡斯帕尔·施米特），现在该估计一下他的能力了，施蒂纳1844年出版《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6]：就在几个月以后，在恩格斯的坚持下，马克思开始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不久后，马克思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辩论上遇到了挫折…… 从理论的角度看，施蒂纳是何许人也？他首先是位无政府主义者，维护由人的个体组成的社会独立，施蒂纳认为这些个体是自己身体、需求、思想的所有者，人的个体所面对的现代国家掌握着所有的统治力量，以及中世纪政治神学制定权力的神圣属性。施蒂纳更是一个极端的唯名论者，他宣称：“一般性”、“普遍概念”是一个统治机构为其“统治”（通过组织、分类、简化，甚至为事物命名）唯一的自然现实而创造的一个虚幻，包括众多的人的个体，其中每个个体都是“其类别内的唯一”（这里就体现出施蒂纳使用的主要的文字游戏，此外还包含一个复杂的关系：每个个体的特性即是它的属性）。 刚才我们看到马克思正忙于对社会关系进行定义，至少从原则上来说他既不支持唯名主义也不支持本质主义。施蒂纳的批判对他而言是可怕的，因为他的批判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形而上学的“种类”（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点神学的倾向：存在、实体、观念、理性、善……），它无一例外地囊括了所有的普遍性概念，对尼采某些观点的发展和今天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进行了预测。施蒂纳不要任何的信仰、任何的观念、任何的“伟大的记述”：既不要上帝的记述，也不要人类的记述；既不要宗教的记述，也不要国家的记述，更不要革命的记述。实际上在基督性、人性、人民、社会、国家、无产阶级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区别，人权与共产主义之间也没有逻辑上的区别：所有这些普遍性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些抽象，用施蒂纳的观点可以说是虚幻。而这些虚幻是为了取代个体及个体的思想，这是施蒂纳的著作不停地支持左派和右派的批判的原因，这些批判旨在解释人类在对抽象的人道信仰与对同样抽象的革命或革命实践的信仰的交换中一无所获，这些批判认为人们或许要冒更险恶的统治的危险。 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没能避开这场批判。因为他们同时需要唯心主义的、各类哲学的本质主义及共产主义者的本质主义（更准确地说是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批判。我们看到这种双重目标处于一个范畴中心，这个中心是作为哲学之谜的答案呈现给马克思的，这就是革命实践。面对这个挑战马克思是如何回应的？他把“实践”的象征概念转变为生产的历史和社会学的概念，并提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哲学问题（即便这个词语不是完全的新词）：意识形态的问题。 《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两个运动是如此紧密地联系着。一个总是以另一个为前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因此保持着思维上的严密性，尽管它的撰写没能最终完成，也还存在着失衡之处（关于施蒂纳的第三章，单是“圣马克思”一节，差不多就占了其三分之二，包括很大一部分运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典型的“讽刺”论据的口头辩论，从严格的修辞的角度来看，其出处似乎并不准确）[17]。该书的组织围绕着一般意义上的生产的定义。认为生产指所有创造自然和改变自然的人类活动。毫不夸张地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宣布“实践的本体论”之后，《德意志意识形态》随即展示了一个“生产的本体论”，马克思告诉我们，是生产创造了人类的存在（“社会实体”与他的信念是对立的，“Bewusst社会实体”的字面意思是“有意识的”）。更准确地说，这是他们自己的生存手段的生产，既是个人活动又是集体（超个人主义）活动，生产在改变人的同时也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自然，造就了“历史”。 反过来，马克思指出在唯心主义的独立生产结构（其“产品”为思想和集体意识：即脑力劳动理论的对象）形成之前其本身就是被生产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把认识社会存在作为生产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从它与人的个体生存有关的直接形式，直到在人类生命的延续中只发挥间接作用的最间接的形式。要找到整个历史的导线的入口，不能只盯着事实，还要对主导意识进行批判，因为这一批判同时是一个现实的倒转和一个“智力产品”的自我管理，这个批判中，意识的真正起源的痕迹已失去了，也否认了这一起源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讨论相互作用的先决条件。同样，施蒂纳的反对可能会被抛弃：因为这不再是揭示“共相的”、“一般性的”、“理想性的”抽象，同时抽象性也已取代了现实的人的个体；但是可以根据集体的和社会的状况来研究它们的起源及个体的生产，这些状况下人们思考着，彼此相互依存。基于这一事实，我们不要无限地转向全部或者转向虚无（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所有抽象），我们掌握着一个标准，一个能使我们能从只具有愚弄和蒙蔽的作用的抽象中辨别出代表真正认识的抽象，甚至能够辨别出抽象的运用是否具有蒙骗性的环境。施蒂纳立场上固有的虚无主义原则同样可以被避免，对主导意识的本质的批判的必要性也没有被怀疑，反而更加令人信服。 历史的倒转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陈述体现为一个逻辑的、历史的社会形态的本源，劳动分工的发展是它的导线。任何生产和交换方式都表现为新的劳动分工阶段。由此历史分期我们强烈地想到了历史的黑格尔哲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遍性历史的叙述，实际上（正如黑格尔的叙述），它是指历史普遍化过程中有代表性的时刻，在此过程中历史变成人类的历史，而不是普遍历史各阶段的简述。然而该书陈述的內容背离了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因为历史的普遍性不是体现在权力合理地充斥整个社会的法制国家的形成之中，反过来，社会集合了所有活动。相反，这样的司法国家的普遍性对马克思来说充分体现为社会关系的意识倒置，也就是说历史成为人类范畴的所有人的个体的和所有集体的互相作用、互相依存。 当时，马克思利用那时已相当渊博的学识来证明劳动分工的矛盾对应着所有制形式（从集体所有制或者法定的所有制，到人人可以正式享有的私有制）的演变。每一种生产方式联系着一个占有权和所有权的历史形式，该历史形式是生产方式的另一方面。因此，劳动分工是社会群体组成和解体的基本原则，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经过了一系列法令、行会、指令、等级（stände）……社会群体变得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不自然。每一个“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群体都要被理解为具有矛盾的两面性的现实：既是相对的普遍性形式，又是人类关系的限定形式或者体现个性的形式。这一系列的过程只不过是否定个性与个性主义的伟大过程而已，可是这个过程必须经过经验和经验的形式上的完全实现来完成。 发展的基础曾是人类在自然界中掌握的生产活动：马克思称其为现实的“先决条件”（wirklicheVoraussetzung），对此马克思一贯坚持，同时他反对“没有先决条件”的哲学的幻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资产阶级公民”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即互相竞争的私有者在不同商业形式（Verkehr，也可以翻译成联系）的基础上创建的社会。或者倒不如说要达到的目的是这样一个社会所表现出的矛盾，因为对群众来说，人的个体化被作为绝对而在实际上与生存条件的绝对不稳定性或“偶然性”画上了等号，正如“拥有”（拥有自身，拥有物体）等同于一个普遍化的剥夺一样。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一篇伟大纲领，直接来源于自由主义的传统，同时又反过来对抗它，纲领指出在其阶级差别高于其他差别并抹去其他差别的时候“资产阶级”社会不可逆转地形成了。国家即使显得再强大，也不过是一个职能工具。此时此刻，个性与普遍性、文化与愚昧、开放与排斥的矛盾成了最尖锐的矛盾，正如矛盾会在许多方面爆发一样：在财富和贫困之间，人类物质的循环和进入此循环的限制之间，劳动的表面上显得生机无限的生产力和封闭于一个狭隘的专业的劳动者之间……每个如此不幸的人的个体都可能成为人类群体的代表，而每一个群体的作用又取决于世界的标准。在这一点上，历史已经准备好从自己的“史前史”中走出来。 其实，《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所有论据都在试图证明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而通过它自身逻辑的发展，囊括了一些简单地等同于以共产主义代替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umwälzung）的前提。一旦公民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式与矛盾完全发展，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变得势在必行了。商品交换普遍存在的社会，其实也是“生产力发展到了总量的阶段”。从厉史的一端到另一端，社会生产力表现在科技、艺术等各个领域内，永远仅仅是多个个体的生产力。但它们作为独立个体的生产力是无效的，因而它们只能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无限范围内实现并运行。矛盾的“解决”不在于回归到人类生命与活动最有限的形式，而只包含在“生产力总和”的集体运用之中。 无产阶级，一个普遍的阶级 所有这些都可以换一种方式说：无产阶级构成了历史的普遍阶级，马克思学说中没有比这个表述更为明确和完整的了。与此同时，革命转变与共产主义的迫切性很巧合地建立于商品交换的普遍性基础上，资产阶级将个人利益提高到普遍性高度，而相反，另一个“阶级”却没有任何特殊利益需要保护。丧失了所有的地位和财产后，无产阶级也就丧失了“特别的优势”（eigenschaft），他们的一切都被雇主掌握。他们几乎不再依靠自身而存在，而是潜在地依靠别人而存在。我们要指出“没有财产”在德文中写作“digentumslos”。尽管马克思曾对此讽刺与挖苦过，这里还是不可能听不到施蒂纳使用过的、滥用过的这个文字游戏：这个词的反义，即“私有财产”的反义。“唯有当代的无产者，完全被拒于个人意识表达之外，完全有能力达到自身的意识表达，而不再受约束，其中包括完全占有生产力的总和，包括完全占有相关的所有的能力的发展。”[18]消极的普遍性翻转成积极的普遍性，对个人占有的剥夺，在人的个体的“多方向”发展中个性的消失，每个个体都代表着人与人关系的唯一的多元性。 这样一个重新占为已有，只有在同时为了所有人的时候，才能只为每个人发生。“现代的普遍意义上的交换体只有在依赖于所有事物的时候，才可能依赖于个体。”这就是为什么革命无论在其结果上还是在其形式上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对人的个体而言革命是否意味着自由的削弱呢？恰恰相反，这场革命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公民资产阶级社会摧毁自由的同时也把自由宣布为其基本原则。然而在作为巨大转变的共产主义内部，自由变得更有实效，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内在的必要性，正是这个社会为必要性创造了条件。《共产党宣言》中曾这样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的“普遍阶级”的无产阶级纲论浓缩着他可以用来介绍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或者说雇佣工人状况的论点，如劳动分工的全部过程的实现，公民社会[19]的“瓦解”，也使马克思得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共产主义革命的紧迫性。他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党”一词不是指一个“不同的”党，马克思没有什么“利益把党与全体无产阶级分开”，也不会设立什么“特殊原则”，只是这场走向成熟的真正的运动，对其自身和整个社会都是真正的宣言。 实践的单一性 一个理论也同时形成了——假设该理论全力维护其哲学地位的话——它代表着哲学的起点。马克思从“出口”走了出来，可他并没有回到房子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古老的辩证法思想问题来对此理解。前面我曾说过，如果实践（praxis）或革命实践的定义极其清楚地宣布“世界的改变”让所有本质主义哲学全部离开，那么世界的改变作为人类本质的身份也就变得可疑和矛盾了。根据目前马克思的分析，这一紧张关系随着生产而加剧。这不仅仅因为存在着一个生产的经验论历史（要求哲学家同时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工艺学家、人种学家……），更因为马克思提出了哲学上最古老的一个禁忌：实践（praxis）与生产（prièsis）的本质区别。 根据希腊哲学（实行“公民”特权制，公民即主人），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是“自由”的行为。在实践中，人在寻求自身完善的过程中除了实现和改变自身外，不能实现或改变任何其他。至于生产（prièsis）一词（来自动词poiein：意思是做，生产），希腊人把它看作彻底的奴性的东西，是一个“必需”的行为，受人类与自然、物质条件的关系的限制，它所寻求的完善不是人的完善，而是物和所供使用的产品的完善。 这就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它提出一种新的唯物主义）中写到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础：不是等级制度的简单的推翻，或者如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和其他人[20]对他指责的那样是“理论上的工人主义”，也就是说由于生产（prièsis）与物质有直接关系，所以把生产（prièsis）放到了实践（praxis）之前的首要地位，在对二者区分时，根据革命的论点，实践（praxis）总是与生产（prièsis）互相作用。没有哪个实效的自由不是物质变化，或者不在历史上从属于外在性；没有什么劳动不是自我的改变，好像人能在保持不变的“本质”的基础上来改变其生存条件一样。 但是，如此一个论点不可能不对古典三部曲的最后部分产生影响：theôria或称“理论”（其中哲学的全部传统继续暗示“冥思”一词在辞源上的含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曾经抛弃了所有冥思，确定了实践的真理性的准则（《提纲》的第二部分）。“实践＝生产”的方程式现在确立起来，与之对立,《德意志意识形态》向旁边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把“理论”（theôria）当成一个“意识的生产”。更准确地说，当成了替代“意识的生产”的历史矛盾的一项。具体地说这一项是意识形态，是马克思1845年的第二次革新，通过这一革新，他提出哲学要在实践这面镜子里审视自己。可是哲学能够在实践的镜中认出自己吗？ [1]原文与国内常见版本略有出入，请参考第一章末所附的马克思生平。——译者注 [2]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卷IV/2，柏林，1981）出版的所有读书笔记，名为《经济学哲学手稿》（ÖkonornischphilosophischeManuskripte），这其实是这一领域论述的汇总，法译本：卡尔·马克思，《1844年手稿》，E．鲍提若里（E．Bottigelli）翻译，巴黎，Sociales出版社，1972。 [3]1888年由恩格斯在他自己的短评中以附件形式出版，题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研究》，巴黎，Sociale。出版社，1961），修订本甚少。 [4]于1932年才出版，其第一部分仍以“费尔巴哈”命名，如果我们不对恩格斯的作品作详细介绍，该书将肯定会是最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述。 [5]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巴黎，PUF出版社，1987。拉毕伽用法文翻译了“提纲”的两个德文版本。 *此为我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译文，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三卷，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以下本书标注中文版本的译文均出自该编译局· [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J．-P．奥西耶（J．-P．Osicr）出品，巴黎，FrançoisMaspero出版社，1968。同样参考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哲学宣言选集（1839一]845）》，路易·阿尔都塞译，巴黎，PUF出版社，1960；《论死与不死》，克莱尔·迈西耶（C1aircMcrcier）翻译并出品,巴黎，Pocket出版社，1997。 [7]《作家大会讲稿》（DiscoursauCongrèsdesécrivains，1935），收入安德烈·勃勒东（AndréBreton）的《超现实主义宣言》（Manifestedusur-réalisme），全版，巴黎，J．-J．J·Pauven出版社，1962。 [8]尤其是在法国，根据米歇尔·埃斯帕涅（MichelEspagne）和吉拉尔·本苏桑（GerardBensussan）相关的研究，摩西·赫斯(MosesHess)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未来理论家，作为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很接近，并一道分享了作为“历史的谜底”的共产主义的重大发现。参考吉拉尔·本苏桑：《摩西·赫斯，哲学，社会主义(1836—1845)》(MosesHess,laphilosophielesocialism1836—1845)，巴黎，PUF出版社，1985；摩西·赫斯：《柏林，巴黎，伦敦（欧洲三巨头）》，由米歇尔·埃斯帕涅翻译发行，图松，lérot出版社，1988。 [9]参考雅克·格朗荣（JacquesGrandjonc）；《共产主义:从乌托邦主义者到新巴贝夫主义者的集体词汇在国际范围内的出现与发展（1785—1842）》（CommunismelKommunismus/Communism,origineetdeveloppementinternationaldelaterminologiecommunautairepremaxistedesutopistsaurnobabouvistes1785-1842)，第二卷，马克思故居文献汇编，Trier出版社，1989；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Balibar)：《共产主义之后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Quelcommunismeaprèslecommunisme？），收入《马克思，2000》（Marx2000），厄斯塔什·库维拉奇（EustacheKouvelakis）指导，马克思第二国际章程，巴黎，PUF出版社，2000。 [10]参考康德的《永久和平论》（Verslapairperpetuelle．Quesignifies’orienterdanslapensée？Qu'estcequeleslumières），由弗朗索瓦·普鲁斯特（FrançoisProust）出品，巴黎，Garnie-Flammarion出版社，1991。 [11]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202页。我引述了《资本论》新译本的第一卷，由J．P．列斐伏尔（J．P．Lefebre）负责的德文第四次印刷，巴黎，MessidorSociales，出版社,1983；1993年再版，巴黎，PUF出版社，Quadrige丛书。 [12]洪堡于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现在该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其主要的语言学和哲学的专题论文在其去世后的1835年得到广泛传播[参考《卡维和其他散文导论》（IntroductionsurleKavietautresessais），由皮埃尔·科萨（PierreCaussat）译成法文，巴黎，leSeuil出版社，1974]。 [13]该词语产生于17世纪命名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的第一原则和第一因”，亚氏把它看成“为存在而存在”（onhéon）的观点，但有别于个体的种族存在的研究。 [14]参考路易·杜蒙（LouisDumont）的《平等人——经济意识形态的起源与发展》（HomoaequalisIGeneseetépanouissementdel’idéologieéconomique，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77），路易·杜蒙认为马克思“尽管表面上……不过是个人主义罢了”。约恩·埃尔斯特（JonE1ster）从不同前提出发似乎也得到类似结论，他也是“马克思主义解析”的一个主要代表[《马克思的意义分析》（MakingSenseofMarr），剑桥，1985；法文译名为《卡尔·马克思：分析的解释》（KarlMarx,uneinterprétationanalytique），巴黎，PUF出版社，1989。亦请参考雅克·比代（JacqucsBidet）的《马克思的现代化的理论》（ThéoriedelamodernitéMarxetlemarché）和随后的《马克思和市场》（Marxetlemarché），巴黎，PUF出版社，1990]。 [15]特别要参阅西蒙顿（GilhertSimondon）：《心理的与群体的个性》（L’Individuationpsychiqueetcollective），巴黎，Aubier出版社，1989。 [16]麦克斯·施蒂纳（MaxStirner）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作者，该书由罗伯特·L·勒克莱尔（RobertLReclaire）翻译，巴黎，StockPlus出版社，1972。参考吉勒·德吕兹（GillesDeleuze）的《尼采与哲学》的批注，183页，巴黎，PUF出版社，1962。 [17]马克思与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内容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G．巴迪亚（G．Badia）出品法文译本并泽注,巴黎,Sociales出版社，1976。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en）出版的马克思《全集》第三卷题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哲学》七星诗社丛书，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82，关于恩格斯的段落以及编辑认为像“中心议题里的外国人”（因此编辑使文章从550页减为275页！）的部分段落被删除了。 [18]《德意志意识形态》，71—72页，巴黎，Sociales出版社,1976。 [19]“一个利益在各国范围内都一样的阶级，为此取消了国籍，一个实际上脱离了旧社会并与其对抗的阶级。”（《德意志意识形态》，59页）。 [20]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现代人的条件》[（CanditiondeThonemoderne（1958）]，由弗拉迪尔（G．Fradier）译自英文，保罗·利科（PaulRicoeur）作序,巴黎，（Calmann-lévy出版社，1961。参考安德烈·托佛（AndréTosel）的文章《生产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一个或是两个范例？》（Materialisnedelaproduction，matérialismedelapratique：unoudeuxparadigmes？），收入《分化的精神：对马克思、格拉姆斯、卢卡斯的研究》（L‘Espritdescission.EtudessurMarx．Grumsci，Lukacs），贝臧松大学，巴黎，DiffusionIesBelleslettres出版社，1991。
第1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抑或马克思的哲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1993） 第1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抑或马克思的哲学？ 哲学与非哲学 中断与中止 1848年以后 1871年以后 编年表 附：马克思的生平 这本小书的主旨是去理解和使人理解为什么在21世纪我们还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凭着他对哲学提出的问题和他为哲学确定的概念，马克思不仅成为一座历史丰碑，而且还是一位现代作家。我只想聚焦我认为重要的地方，希望给读者提供一个引导他们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方法，使读者去了解马克思著作引发的辩论。我也想为这样一个有些荒诞的论点进行辩护：尽管我们曾提出设想，没有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马克思对哲学却比以往更加重要。 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的含义达成一致意见。这一词语系指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形成于19世纪末，1931年和1945年后，共产主义国家政党认为以下二者不可分割并将其制度化：以工人阶级历史作用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观”和马克思名义下的思想体系。我们立刻发现以上两种思想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彼此联系。可能这些不同表述的目的是为了表达马克思的作品中和政治社会运动中共同的哲学内涵，都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辩证唯物主义。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真正存在于马克思身上，作为对马克思著作的含义、原理和普遍意义的更加全面、更加抽象的思考，它是事后才突然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还会以系统的方式被创立，被表达。[1]从来也不缺少语文学家或者批判精神，强调马克思文章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来证明马克思的哲学的存在根本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随之而来。 这一辩论可以通过简单而又激烈的办法来解决。标志着大周期（1890—1990）（这期间马克思主义作为组织学说发挥作用）结束的历史事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任何丰富，但是激发了人们结合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兴趣。事实上，不管其是以社会运动的世界观形式存在，还是以一个名为马克思的作者的学说或体系的形式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存在。然而很奇怪，这个否定的结论，非但没有否定和减少马克思对于哲学的重要意义，反而拓展了其研究领域。走出幻想和欺骗，我们就会取得一片理论空间。 哲学与非哲学 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困难。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不是作为一种哲学出现，而是体现为对哲学的替代多次出现，体现为一种非哲学，甚至是一种反哲学。它也可能是近代最大的反哲学。对马克思而言，他在传统学派（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甚至包括多少带有分裂倾向的唯物主义者，例如伊壁鸠鲁或者费尔巴哈）那里所学到的哲学，严格地说只是用以解释世界的个人行为，至多可以反映世界的原来面目，有时甚至可能把它改头换面。 辩证唯物主义 这一词语代表了共产主义政党的官方理论，也被某些评论家所使用〔见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辩证唯物主义》（LeMatérialisme），1940，PUF出版社，第一版〕，最早使用这个词的并不是马克思（阐述他的“辩证法”），也不是恩格斯（他使用了“唯物的辩证”一词），该词的发明者似乎是1887年一位曾担任马克思的通讯员的社会主义工人约瑟夫·狄兹根（JosephDietzgen）。列宁从恩格斯那里得到启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莫斯科—巴黎，第十四卷），围绕三个主题拟定“辩证唯物主义”一词：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的颠覆，道德原理的历史性决定了阶级斗争，演变规律在物理〔亥姆霍兹（Helmholtz）〕、生物〔达尔文（Darwin）〕和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上的汇集。列宁的理论接近于《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考茨基（Kautsky）〕，介于历史马克思主义〔拉布里奥拉（Labrio1a）〕和决定马克思主义间。俄国大革命后，苏维埃哲学分裂成两个阵营：“辩证论者”〔德波林（Déborine）〕和“机械论者”〔布哈林（Boukharine）〕。斗争突出了斯大林总书记专制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其在1931年颁布法令认可马克思列宁主义〔参考勒奈·扎帕塔（RenéZapata）：《1922—1931年苏联的哲学斗争》，巴黎，PUF出版社，1983〕中的辩证唯物主义。7年后，即1938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通过列举辩证法的內容，深入地系统化了一些特殊学科尤其是历史科学，当然首先保证它们符合“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一系统简称为达美特（diamat）[2]，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西方共产党接受起来却不那么容易。这一系统理论可以帮助巩固国家政党的意识形态，控制学者的行为〔参考由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Lecourt）研究的利桑口（Lyssenko）事件：《利桑口——无产阶级科学的真实历史》（Lyssenko，histoireréelled’unescienceprolétarienne），巴黎，Maspero出版社，1976〕。对这个僵化的形象提出过两点恰当的纠正。一个是在1937年，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中否定辩证法思维，坚持矛盾的复杂性〔阿尔都塞（Althusser）后来从中受到启发，写出《矛盾与复因决定》（Contradictionetsurdétermination，收入《致马克思》，1965年）一文〕，提出了一个替换的概念。此外，至少有一个学派，把辩证唯物主义当成了毫无价值的历史的认识论出发点：这就是意大利的热莫纳（Geymonat）〔出自安德烈·托塞尔（AndréTosel）的《吕多维克·热莫纳或新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LudovicoGemonatoulaluttepourunmatérialismedialectiquenouveau）一文，收入《实践——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建之路》（Pruris，Versunerefondationenphilosophicmarxiste）巴黎，Messidor／Sociales出版社，1984）〕。 在马克思强烈反对哲学辩证论述的传统形式与应用时，他自己无疑把一些哲学论述与其历史社会分析和政治行为的主张交织在了一起。实证主义对马克思常常提出指责，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这些论述是否能构成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按我的假设，只要我们所说的“严密”继续停留在“系统”的意义上，这些哲学的论述就根本没有形成严密的整体。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在脱离开某种哲学的形式后，没有引导他走向一个统一的体系，而是走向了一个多样化的虚拟的学说，这些学说使读者及后继者感到迷惑不解。同样地，马克思的理论活动也没有引导这个体系形成一个统一的论说，而是在哲学上忽左忽右始终摇摆不定。哲学上的忽左，我们是指斯宾诺莎和阿尔都塞所说的“没有前提的结论”的论述。拿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模式来举例说明，萨特和很多人把这个模式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论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地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相反，认为哲学并非自主行为的观点，我们将其理解为哲学上的忽右，是由其在社会冲突尤其是阶级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 然而，值得重申的是，这些矛盾和左右摇摆的哲学都不是马克思的缺点。它们对哲学自身的本质提出疑问，包括它的内容，它的风格或者它的理论方法以及它在知识领域和政治领域发挥的作用。马克思时代情况如此，现今时代可能还依然如此。因此，我们可以坚持说马克思以后的哲学不再是以前的哲学。一个不可逆转的事件发生了，这与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的哲学观点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它不只是要求改变观点和方法，而是要去转变哲学的实践。当然，马克思不是唯一引起此类历史效果的学者，我们认为，在当代至少还有弗洛伊德在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从另外的目的出发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可是可供比较的例子事实上寥寥无几。马克思采用的原理都或多或少地被明确认可，人们越来越乐意接受，它甚至能够引发激烈的反对和强烈的中立态度。马克思的原理因此更加稳固地占领全部当代哲学论说并对其展开研究。 曾经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被试图当成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一反哲学，从现实实际角度看确曾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一非哲学，产生的效果与预期恰恰相反。它不仅没有给哲学画上句号，反而就它本身提出了一个永久开放的问题，维系哲学的继续存在并有助于它的更新。实际上所谓的“永恒的”永远与自我保持一致的哲学并不存在：从哲学的角度看，总会有转折，总会有不可逆转的极限。发生在马克思身上的仅仅是哲学地点、问题和目的的变迁，我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是它却具有足够的约束力，使我们无法无视它的存在。这样我们终于可以重新回归马克思那里，既不把他简单化，也不背叛他，而是把他作为哲学家来解读。 在这种情况下，去哪里寻找马克思的哲学呢？看过我刚才的建议，对该问题的回答就变得明确了：要到他的所有作品中去寻找。在“哲学著作”、“历史著作”或者“经济学著作”之间不必做任何分类，这样的划分无法理解马克思与哲学传统批判的关系，也无法理解它自身带来了革命效果。逻辑和本体论的范畴，人的表现与社会关系，都已经摆脱了传统的定义，并作为历史分析的必要因素被重新认识，《资本论》中最具技术性的发展也便是这些领域的发展。根据1848年或1871年的革命经验而撰写的文章以及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内部讨论中最反映经济形势的文章,也包含了推翻社会与国家的传统关系，发展激进民主思想的方法。激进民主思想曾被马克思在他的1843年的批评摘录里首先加以概述，他将这些批评写在了黑格尔的《法哲学》（Philosophiedudroit）书眉上。那些对蒲鲁东、巴枯宁或者拉萨尔的最猛烈的抨击文章里都同样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革命理论的纲要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历史之间的差距，这一点迫使马克思草拟一个独特的辩证法，以区分意识的进步与对黑格尔思想的简单推翻…… 实质上，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既需要哲学工作的丰富，也有别于一种孤立传统的方法，他的著作规定了哲学的范畴（这是哲学中唯心主义的一个范畴）。但这引出一个极大的反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从这一反常中为自己总结经验的。 中断与中止 马克思在写作中比他人更加注重结合现实，这既不排斥黑格尔说的“概念的耐心”，也不排斥结果的严格性。这与结论的稳定性必然不相容：马克思是永恒重新开始的哲学家，在身后留下了多处未竣工程……他的思想内涵与他的活动不可分割。因而，在研究他的理论时不能只是抽象地重新恢复他的体系，还要重新回顾它的演变过程中的中断与分化。 继阿尔都塞之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讨论——不管赞成还是反对他的论点——更多地关注他于1845年确定的“中断”或“中止”概念。这些讨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出现在同一时期，标志着一条不归路的开始，也大大远离了以前理论化的人性主义的根源，这个词我会在下文继续加以阐述。这一持续的中断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以直接的政治经验为依据的，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无产阶级（以及以恩格斯为代表的英国无产阶级）的会合，还有社会斗争的积极恢复。可是持续的中断的内容集中体现了脑力劳动的成就。在马克思的一生中还曾有过至少两次同样重要的中断，而这两次都是由一些对于他坚信的理论来说是毁灭性的事件引起的。因此，每次的中断只能够通过重建被“挽救”，这一挽救的手术或者由马克思本人来操作，或者由另外一个人来执行（恩格斯）。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它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阅读和辩论的总体框架。 1848年以后 随着时代的变化，对19世纪总的思想来说出现的第一个巧合是：1848年大革命的失败。阅读《共产党宣言》（1847年起草）[4]就足以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日益临近的全面危机抱有信心，借助于这场危机，联合欧洲各国的所有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建立彻底的民主，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阶级制度，走向共产主义。对马克思而言，“人民春天”和“社会共和国”两次反抗的力量与热情只能是这一计划的实施。 更困难的还是后期的失败……六月大屠杀之后，一部分法国社会主义党派归顺波拿巴主义，政变下的“工人阶级的被动性”暴露出来，这两方面使整个无产阶级运动表现得一蹶不振。下文我再回来详述这次经历是如何动摇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使命的思想的。这次失败给马克思的理论带来的影响不能低估。对“持久性革命”定义的摒弃已经表明了必须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对立于资产阶级专政）[5]的政治主张。尚未确定就已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正面临持续衰落，我将努力指出其理论根源。但是，这也确定了一个关于在政治形势以及社会演变的长期趋势下研究经济规律的计划。马克思重新回到政治经济批评的计划上来，目的在于重新建立理论基础，并完成这一计划，总之直到1867年饱含心血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人们才从中感受到他对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进行报复的渴望和信心：该书既揭开了连资本主义自身也不清楚的秘密机制的面纱，也证明了其不可避免的崩溃。 三个来源还是四个伟人？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源泉”这一模式长期的结晶：德国的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介绍起源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8年），他以这种方式划分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陈述，概括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及辩证法的反命题的历史。考茨基（Kautsky）在1907年的学术会上将这一纲要系统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源泉》，《马克思的历史著作》（法文译本，Spartacus，s．d．），其中“无产阶级眼中的社会科学”体现了“综合德国思想、法国思想和英国思想”的特点，这不仅仅是为了鼓励国际主义，也是在确立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把无产阶级理论作为欧洲史的总和加以介绍。列宁也在1913年的学术会上重述了这一纲要：《马克思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十九卷，莫斯科—巴黎）。可是汇总不同文化的具有代表性的模式，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新的成分：“欧洲三大巨头”伟大神秘的持久性，在此之前已由摩西．赫斯（MosesHess）进行过阐述（1841年摩西·赫斯以此为书名写了一本书），也由马克思在其早期引入无产阶级定义的作品中论及过。 由此人们拉开了以“世界的三部分”的范型论（在欧洲范围內具有重要意义的总结）来汇总思想的梦想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问题的距离，也就是说，它与以往的理论家所维持的特殊关系已成为一个公开的问题。在新出版的一本书中〔《阿里阿德涅之线，马克思哲学第15课》（IlrilodiArianna，Qurndicilezionydifilosofiamarxista），米兰，Vangelista出版社，1990〕，克斯坦佐·普莱乌（CostanzoPreve）给出了实例，并为马克思指定了“四人伟人”：自由的唯物主义方面是伊壁鸠鲁（马克思向他递交过他的学术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他被比喻为偏差论（clonamen）或原子的随机偏差；创建平均主义的自由主义并主张平民直接参与一般决定的卢梭；提出创造财富的基础是劳动的主张的亚当．斯密；最后也是最重要和最含混不清的：黑格尔，他在辩证法的矛盾方面和历史性方面是马克思的工作的启发者与坚定不移的反对者。这一纲要的意义在于把理论研究引导到內部的复杂性和不断的演变中，二者标志着马克思与哲学的传统观念的批判关系的逐渐演变。 1871年以后 第二次危机是巴黎公社和之后的1870年的普法战争。两个事件使马克思陷入消沉情绪，“历史的坏的方面”（对此我们之后再进行论述）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预示了它的不可避免性，其倒退的现象及人类付出的可怕的代价（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中丧生，成千上万的人——加上关人集中营中的囚徒——在“流血周”里丧生，这是25年内的第二次，旧的统治势力斩尽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并制造了其他的白色恐怖）。为什么要唤起这段令人悲伤的回忆呢？要对造成的破坏好好清算。欧洲战争与马克思代表的主导力量以及政治上的基本矛盾背道而驰。至少从表面上看，战争使阶级斗争的作用打了折扣，有利于其他利益和其他情绪。法国（而不是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反驳了资本积累产生危机的“逻辑”思想，巴黎公社被镇压体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力量和能力上的巨大悬殊。正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评述的那样，这又是工人阶级的“哀怨的独奏曲”…… 马克思在抗击着。对代表受到挫折的无产阶级的这位灵魂人物来说，虽然这次尝试是如此短暂，他却懂得如何解读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府”的设想，缺乏的仅仅是组织能力而已。他给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政党提出了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比如解除“过渡时期”的国家机器等，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法律相冲突的时期。然而他却清理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确暴露了一系列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马克思停止了《资本论》的撰写工作，草稿停留在关于“阶级”的一章，他开始攻读俄文和数学，并随着大量的阅读，开始修正他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他在最后十多年尽管饱受债务问题的干扰，却始终进行修订工作。最终完成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策略系统化工作的是恩格斯，马克思永远的交谈者和启发者。 不同时期会发生不同的事情。1845年的马克思只有27岁，任耶拿（1éna）大学的哲学教授，曾担任科隆《莱茵报》和巴黎《法德年鉴》的主编，应普鲁士政府的要求被法国政府以政治煽动的罪名驱逐出境；刚刚娶了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年轻的女儿的马克思身无分文，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尽管如此，与之后的1848年革命党那一代人一样，马克思看到未来就在他的面前。* 阿尔都塞 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1918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比曼德雷，1990年在巴黎去世。其悲惨的晚年生活（谋杀妻子，精神病院的拘禁：参阅其自传《来日方长》，巴黎，Stock／IMEC出版社，1992）比他的理论作品更加有名。可是，继1965年出版了《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集体创作）（FrancoisMaspero出版社）后，他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哲学辩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至此，他与列维·斯特劳斯（ILévi-Strauss）、拉康（Lacan）、福柯（Foucault）、巴特（Barthes）一道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倡导人。他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拒绝将其归因于简单的教条主义，他全身心地重读马克思。借助于历史认识论（巴什拉Bachelard）的“认识的中断”的概念，他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的批判解释为理论上的人类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包括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中断，又将其解释为一门历史科学的创立，其中心思想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特点的“主要结构”间的“多种条件决定的矛盾”。这样一种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科学，同时证明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和历史效力，此二者被定义为“对个人和阶级与其生存条件的想象的关系”。和历史的无限性相似，意识形态也是无限的。同时，阿尔都塞主张重新评价列宁主义有关哲学的理论，他将其定义为“理论上的阶级斗争”（《列宁与哲学》，巴黎，Maspero出版社，1969），借此来分析“唯物主义趋势”与“唯心主义趋势”在科学实践中的矛盾（《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巴黎，Maspero出版社，1974）。在以后的一个时期——深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和1968年五月事件的影响，阿尔都塞对他认为是早期尝试的“理论偏差”加以批判〔《自我批判材料》（Elémentd’autocritique），巴黎，Hachette-Littérature出版社，1974〕。他重新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主义的区别，也概括了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认为这是“主体个体的呼喊”和保证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公共、私立机构的体系〔《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éologicetapparcilsidéologiqued’Etat），收入《立场》（Positions），巴黎，Sociales出版社，1976〕。 编年表 1818年马克思出生于特雷沃[6]（位于普鲁士的莱茵省）。 1820年恩格斯出生。 1831年黑格尔去世。彼埃尔·勒鲁在法国，罗伯特·欧文在英国首创“社会主义”一词。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起义。 1835年傅立叶：《被粉碎了的虚假工业》（LaFausseIndustriemorcelée）。 1838年菲拉尔·奥康纳编写《人民宪章》（People’sCharter，英国宪章运动的宣言）；布朗基提出“无产阶级专政”。 1839年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7] 1841年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L’Essenceduchristianisme）；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Qu’estcequelapropriété？）；摩西·赫斯：《欧洲三大巨头》（LaTriarchieeuropéen）；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DifféencedelaphilosophiedelanaturechezDémocriteetEpicure）。 1842年马克思主编《莱茵报》。卡贝：《伊卡里亚岛之旅》（VoyageenIcarie）。 1843年卡莱尔（Carlyle）：《过去和现在》（PastandPresent）；费尔巴哈：《未来哲学的原理》（Principesdelaphilosophiedel’avenir）。马克思在巴黎编辑《法德年鉴》并为之撰稿：《论犹太人问题》（Questionjuive）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IntroductionàlacritiquedelaphilosophiedudeHegel）。 1844年孔德（Comte）：《论实证精神》（Discourssurl’espritpositif）；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einWintermdrchen）；马克思撰写《1844年手稿》（Manuscritde1844）并与恩格斯一道出版了《神圣家族》（LaSainteFamille）；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SituationdelaclasselaborieuseenAngleterre）一书。 1845年施蒂纳尔（Stirner）：《唯一者及其所有物》（L’Uniqueetsapropriété）；摩西·赫斯：《论货币的本质》（L’Essencedel'argent）。马克思被驱赶至比利时；马克思起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èsessurFeuerbach），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起草《德意志意识形态》（L’Idéologieallemande）。 1846年马克思撰写《哲学的贫困》（Misèredelaphilosophie）回击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PhilosophiedelaMisère）。马克思加入正在变为共产主义性质的正义者同盟[8]，并随后与恩格斯一道于1847年编写了《共产党宣言》。 1847年英国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限定了日劳动时间）。米舍莱：《人民》（LePeuple）。 1848年欧洲革命（二月）。回到德国，马克思成为革命的民主党的机关报《新莱茵报》的主编。6月法国工人阶级遭到大屠杀。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运动。勒南（Renan）：《科学的未来》（L’Avenirdelascience）（1890年出版）；约翰·穆勒（JohnStuartMill）：《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梯也尔（Thiers）：《所有权问题》（Delapropriété）；勒鲁（Leroux）：《论平等》（Del’galite）。 1849年法兰克福国会失败，亲王军队重新夺取德国政权。马克思移居伦敦。 1850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LesLuttesdeclassesenFrance）；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音乐中的犹太主义》（LeJudaismeenmusique）。 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 1852年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Le18BrumairedeLouisBonaparte）。共产主义者同盟解体。 1853年雨果：《惩罚集》（LesChatiments）；戈比诺（Gobineau）：《人类种族之不平等》（Essaisurl'inégalitédesraceshumaines）。 1854—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 1857年拉斯金（Ruskin）：《艺术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Art）；波德莱尔：《恶之花》（LesFleursdumal）。 1858年蒲鲁东：《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DelajusticedanslaRévolutionetdansl’Eglise）；米勒：《自由》（Liberty）；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LaPhilosophied’Héraclitel’Obscur）。 1859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Contributionàlacritiquedel’Economiepolitique）。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工。达尔文：《物种起源》（L’Originedesespèces）。《英国妇女》杂志创立（第一本女性杂志）。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俄国废除农奴制度。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Systèmedesdroitsacquis）。 1863年波兰起义。雨果：《悲惨世界》；勒南：《耶稣的一生》（ViedeJésus）；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HumiliésOffensés）。[9] 1864年法国恢复罢工法。伦敦国际工人协会创立，马克思当选临时委员会委员。 1867年迪斯累里主张在英国女性应同男子一样享有选举权；德国海关统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产生过程）。法国占领交趾支那。 1868年大不列颠贸易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海克尔（Haeckel）：《自然史》（Histoiredelacreationnaturelle）；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地上乐园》（TheEarthlyParadise）。 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倍倍尔，莱布尼茨）。苏伊士运河开通典礼。穆勒：《妇女屈从》（TheSubjectionofofWomen）。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andAnarchy）。 1870—1871年普法战争。德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加冕。以巴黎为总部的公社起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LaOuerrecivileenFrance）；巴枯宁：《努图日耳曼第一帝国》（L’Empireknouto—germanique）、《上帝与国家》（Dieuetl’Etat）[10]。 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第一国际分裂，总部转至纽约）。《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达尔文：《人类的起源》[11]；尼采：《悲剧的诞生》（Naissancedelatragkdie）。 1873年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Etatismeetanarchie）。 1874年瓦尔拉斯（Walras）：《纯粹经济学要义》（Elénentsd’économie）。 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大会在德国的哥达城召开（“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 1876年维多利亚女皇加冕印度女皇。斯宾塞：《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ofSociology）。共产国际正式解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LesPossédés）。罗马式半圆形剧院于1876年在巴伐利亚的小城拜洛伊特落成。 1877年马克思：《给米海洛夫斯基的信》；摩尔根（Morgan）：《古代社会》（AncientSociety）。 1878年德国反社会主义法颁布。恩格斯：《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其中有马克思撰写的一个章节）。 1879年盖德和拉法格创立法国工人党。爱尔兰土地协会创立。亨利。乔治（HenryGeorge）：《进步与贫困》（Progè要etpauvreté）。 1880年巴黎公社成员获得大赦。 1881年法国通过普及和强制初等教育（免费）的法律。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组成的小组刺杀。杜林；《犹太复仇——由来已久的文化问题》（DieJudenfragealsRacen-，SittertundCulturfrage）；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 1882年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BrunoBaueretlechristianismeprimitif）。 1883年马克思逝世。普列汉诺夫创立劳动解放社。倍倍尔（Bebel）：《妇女和社会主义》（LaFemmeetlesocialisme）；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insiparlaZarathoustra）。 附：马克思的生平** 卡尔·马克思（Karl·MarX），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创始人。 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 1830—1835年就读于特利尔中学。 1835年考入波恩大学，学习希腊罗马神话和艺术史类课程。 1836年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并加入“博士俱乐部”。 1841年4月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期间他先后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开始在哲学方面努力把前者的辩证法与后者的唯物主义结合起来。 1842年1月开始为科隆的《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进入《莱茵报》任总编，负责撰写有关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社论，他的文章使《莱茵报》的发行量增加了两倍，成为普鲁士的一家主要报纸。 1843年6月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后移居巴黎，并开始与进步工人团体发生联系。 1844年结识恩格斯，并合著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神圣家族》，后又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充分论述了他们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过程”，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从而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1845年2月被法国驱逐出境，迁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马克思以哲学教授的名义在政府注册。 1847年与恩格斯一起参加了“正义者同盟”（后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合著了同盟宣言——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返回莱茵省，同年8月组织了第一届莱茵省民丰党代表大会。 1849年5月16日遭到普鲁士政府放逐，同年8月去伦敦重新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主张采取更大胆的革命政策。 1850年3月和6月与恩格斯合著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要求为革命的“永久化”而斗争。 1852年发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0—1864年过着贫困生活，经常以面包和土豆充饥。 1851年成为《纽约每日论坛报》驻欧记者，在185l—1862年间共撰写了近500篇文章和社论。 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 1864年参加了“第一国际”成立大会，成为该组织领袖。 1867年发表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阐明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1872年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上击败巴枯宁主义者。此后，马克思的大部分时间是进行疗养，但仍坚持广泛阅读，并开始学习俄语。 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马克思继续撰写《资本论》第二、三卷，但生前未及出版。 1883年3月14日因肺脓肿在伦敦病逝，遗骨葬于海格特公墓。 [1]参见乔治·拉毕伽（GeorgesLabica）的《马克思主义》一文，收入EncyclopaediaUniversalis，补充部分Ⅱhkkg．1980；另外还有多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收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词典》（第二版，巴黎，PUF出版社，1985）：《马克思主义》（乔治．拉毕伽），《辩证唯物主义》（P．马切利P．Macherey），《马克思主义的危机》（G．本苏桑（G．Bensussan）。 [2]达美特属音译。diamat由德文“辩证的”（dialektischcr）和“唯物主义”（meterialismus）这两个词的词头拼合而来，即德文“辩证唯物主义”的缩写。——译者注 [3]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3页，巴黎，Sociales出版社，1963。引自让—保罗·萨特的《方法问题》，收于《辩证理性批评》第一卷《总实践论》，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60。（据查，《方法问题》写于1969年．《辩证理性批评》写于1960年；此处按照原文译出。——译者注 [4]有多个版本，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由J．-J．巴莱尔（J．-J．Barrère）和G．努瓦赫埃尔（G．Noiriel）出品并加注，让·布鲁哈特（JeanBruhat）注前言，《哲学总论》系列(《Lesintégralesdephilo》)，巴黎，FernandNathan出版社。 [5]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兴衰的资料，请参阅我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词典》（由拉毕伽和G．本苏桑指导）中的相关章节；在对马克思的不同革命模式的相关介绍中最出色的是斯坦利·摩尔（StanleyMoore）的《三个策略——马克思的背景》（ThreeTactice：TheBackgroundinMarr），纽约，MonthlyReviewPress出版社，1963。 *此段所述马克思的经历与国内所见通常版本有差异，读者可参见本章末所附《马克思的生平》。——编者注 [6]即特利尔．特雷沃系该城法文（Treves）的译音。——译者注 [7]原文与马克思经历不符，参见本章末所附“马克思的生平”。——译者注 [8]此处与马克思经历不符，马克思加入正义者同盟时间应为1847年。——译者注 [9]该书写作时间应为1861年。——译者注 [10]原文如此，该书写作时间应为1882年。——译者注 [11]原文如此，该书写作时间应为1870—1871年。——泽者注 **根据国内常见版本整理而得。——编者注
吴季严（希之）年谱简编（吴孟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吴季严->吴季严纪念文集（2014年） 吴季严（希之）年谱简编 吴孟明 1904年6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今属安庆市）西门外的一个小户人家，父亲吴欣然（向荣），母亲吴陈氏（陈独秀的大姐），生有四男二女；吴希之是四兄弟中最小的，其长兄吴嵩生常年居上海：二哥吴渊甫在上海大学肄业，因耳疾辍学，毕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三哥吴景曦经商，子承父业，在父亲留下的“吴永顺”杂货店兼酱坊中管事；两个妹妹，一个在抗战前即已去世，另一个妹妹吴春贞嫁商人吕健如。父亲吴欣然因肺病中年早逝，一大家口均在母亲的辛勤操持下，和睦相处。抗战时全家赴武汉会同陈独秀同赴四川避难。 1922年以前这期间在安庆读私塾。 1922年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在中华职业学校就读。 1923-24年入上海大学[1]就学，时名吴稽天，任学生会会长， 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在同一支部。从那时起即与瞿秋白建立了友谊。 1925年从事工人运动。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在南京路上亲身经历了这次运动。 1925年11月参加北伐。11月21日叶挺独立团在广东肇庆成立，党派他担任独立团的党代表（党支部书记）。 1926年随北伐军征战。7月10日占领醴陵，认识了醴陵县的救护大队长李秀泉（县委委员、妇女主任）。10月10日北伐军占领了武昌。 1927年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2]学习，与郑超麟、王凡西等同学，这时期参加了托派组织；当时蒋经国也在莫斯科就学于“中山大学”，加入了共青团。4.12事件发生后，蒋经国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并表示与蒋介石划清界限；后来他们就相互认识了。 1929年8月从莫斯科经欧洲回国，任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后经汪泽楷介绍与李秀泉结婚。 1930年在沪西大自鸣钟，因组织和参与游行，被法租界的巡捕逮捕，关押在大自鸣钟巡捕房的地下室，始终未暴露身份。其妻李秀泉从安庆家中携款来上海找大兄吴嵩生，托律师交保获释。 1931年大女儿沪华在上海出生，夭折。携家眷回安庆。 1932年夏末，在上海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与李季、杜畏之、彭述之等秘密开会，会后离开兆丰公园，在公园外被中共叛徒顾顺章发现，与杜畏之一同被捕。狱中遭受灌辣椒水、老虎凳、电刑等酷刑，始终不屈，后判无期徒刑。此段经历，详记于他的手稿《劫中鸿爪》中。此稿现已遗失，幸好其中的一节曾发表于陈碧兰主编的《青年与妇女》上，得以保存下来。冬天，孟华在安庆出生。 1936年李秀泉千方百计找蔡元培请他写信保释，亦因当时抗日形势紧张，遂得保释出狱，在狱中历时四年多。出狱后先回安庆小住。西安事变发生后，去湖南醴陵师范教书，认识覃谷兰（英），覃必陶等。 1937年建明在醴陵出生。 1938年2月从醴陵到长沙，后经武汉到宜昌，7月到达重庆(即在长沙大火之前离开长沙的)，与全家合住在重庆绣壁街。重明出生。 1939年到江津，因生活费昂贵，遂与老母及全家去油溪镇居住。在油溪的江津县立女子中学教书，并与校长袁玉良（女，北大毕业，国民党员）言明，不参加每周一早上的总理纪念周。继续翻译米涅著的《法国大革命史》，这是仅次于马迪野著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国大革命史。有时则去江津鹤山坪看望陈独秀。 1940年继续在油溪的江津县立女子中学教书。抗战期间，他仍然追随乃舅陈独秀，并保持相同的立场：即不反对蒋介石抗日，但并不等于拥护蒋介石的政权，认为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一直处于低潮，不具备革命的形势，当时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因为法西斯如果胜利了，则工人的命运必将更悲惨，工人运动必将更困难，历史甚至将倒退几十年；他支持苏联对希特勒的抵抗，但反对斯大林第三国际的一系列政策，认为苏维埃已经是一个独裁政权，斯大林完全是一个独裁者，苏联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立场，既不能见容于莫斯科，也与当时延安的态度相左。这正是他们当时的处境。入秋，作诗《抒怀》一首正是他那些年心情的反映。11月蜀华出生。 1941年7月15日老母亲在油溪中风去世，全家悲痛万分。丧事毕，悲痛的气氛始终笼罩着每一个家人，大家感到再也住不下去了，遂携家小赴贵阳李秀泉三哥（李秀新）处，住在贵阳附近的龙里，并一度在李秀新的厂里任职员。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鹤山坪去世，享年63岁。同年去赣州，在《正气日报》主持笔政，彭健华任《正气日报》社发行人。 1943-1944年43年秋后，先在《正气日报》后去湖南辰豁《中国晨报》任主笔，写社论都是“只谈国际，不谈国内”，后辑为《欧局之透视》，在《正气日报》社出版(44年4月)，冬季，曾回江津清明巷小住，后再回到江西。 1945-1946年抗战胜利后，由辰豁回重庆，住观音岩张家花园，全家大多数先后均聚居于此，与覃英所住“文艺界抗敌协会”相邻。 1946年抗战胜利，人们争先恐后纷纷返回老家。那时船票真是一票难求。他尽先安排好大部份兄嫂侄儿们返回安庆，自己直等到秋天，才携家眷离开重庆经武汉回到老家。（他总是先考虑别人，然后才考虑自己的。）在老家安庆大新桥小住数日后，一人去了长春。惠华在安庆出生。 1947年经青岛小住后回到上海。 1947-1949年47年冬在上海复兴岛渔管处工作，主编《新渔》杂志，共出版9期。解放前夕，因反对赵君迈处长（实际上是反对小蒋）将新式渔轮迁往台湾，受到特务的注意。一次他去百老汇大厦（现在的上海大厦）渔管处总部去办理些未了之事时，正值两个特务去办公处厉声询问：“吴希之在吗？”因特务并不认识他，因而得以脱身，未被逮捕。之后的几天，隐居在朋友家中，直到解放的前一天才回到愚园路四明别墅家中。 1949-1952年在上海以翻译为生，主要翻译俄文书籍，如契珂夫《小狗卡什坦卡的故事》、《巴甫洛夫》、《医学辞典》等等(因为当时正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均在何满子大众书店出版。 1952年7月16日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家中患脑溢血逝世，他怀着远大的革命理想。结束了庄严的一生。享年48岁。 孟明整理 [1]上海大学创办于1922年10月，为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领导设立的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学校，1924年迁往租界西摩路29号（即陕西北路小菜场，在南京路与南阳路之间），现今则重建为一座现代化的商厦了。吴渊甫、吴季严均就读于此处。五十年代吴渊甫曾带着他的大侄子孟明去此处凭吊，并指出“小菜场”对过就是当时上海大学宿舍所在地。后又搬迁过数次，直至1927年5月被国民党取缔查封而终止。当时蔡元培是校董之一，于右任任校长，设中文系、外文系、社会系，先后有瞿秋白、施存统、郑超麟等在社会系任教。沈雁冰在中文系任教。 [2]东方大学全名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十月革命后，苏联为东方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培养训练革命干部而创办的。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在建党初期曾派第一批革命青年罗亦农、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彭述之、汪寿华等入东方大学学习，受中共旅莫支部领导；当时还有另一所大学，中山大学，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1925年孙中山逝世，为纪念他取名为“中共劳动者中山大学”，为国民党培养干部，由联共和国民党共同管理。联共同时代表共产党国际和中共。1927年4.12之后，国民党清共，召回邵力子（当时国民党任中山大学代表），并与该校断绝一切关系。国民党学生除少数转向中共以外，均纷纷回国，回国后他们成立了“留俄同学会”。这时，留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达六七百人，他们很快卷入了联共党内斯大林派和托洛斯基派党内激烈论战的漩涡，并且发生分裂，从而产生了最早的苏联托派组织。当时在东方大学加入苏联托派的中国留学生有：王文元（凡西）、吴季严（希之）、彭桂生(健华)、江尚师（敏）、赵济、朱代杰、罗汉、濮德志（清泉）等；在中山大学参加苏联托派的中国留学生有：梁干乔、宋逢春、史唐、曾猛、耿坚白（仲康）、陈亦谋、张特、陆一渊、卡福林等。
21．一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21．一周 第十一军的战士们完成了最艰苦的行军后元气大伤，急需休整。战士们需要洗洗澡，睡睡觉，取取暖，总而言之，需要养精蓄锐，才能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阿斯特拉罕政府为此采取了紧急的措施。在那些日子里，报上登着大字标语和口号：“开展慰劳红军伤病员周的活动！”“我们要关怀和照顾红军战士！”“阿斯特拉罕每一家人都应成为红色战士的亲人！” 在显要的地方刊登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告阿斯特拉罕边区全体劳动人民书： “……我们的主要任务，”告民众书中这样写道，“就是为军队服务。我们必须供应他们一切。我们有责任供给军队粮食，要保证伤病员能够安心地在阿斯特拉罕市住下来。所有苏维埃的机关，所有珍视苏维埃俄罗斯革命的人都应该时时刻刻关心这件事。” 成千成万的阿斯特拉罕人响应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召。河运工人和港口工人，修船工人和铁路工人，渔民和地方企业的工人，都认为把红军战士接到自己家里去，照料他们，医治他们的伤员，是自己的光荣。 对中国志愿兵的关怀尤其令人感动。阿斯特拉罕人争先恐后地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去小住几天。 “我到了一位铁路工人的家里。”常杨清回忆道，“男主人叫斯杰潘，女主人叫玛莎。都是好人啊！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家里一样。好像我离家很久，如今又重新回到了自己家里似的。 “斯杰潘亲自到营房里来接我。我那会儿非常虚弱。当我们穿越草原的时候，我还支持得住，可是走到了目的地，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能躺着。 “斯杰潘走到我床跟前，说： “‘起来吧，朋友。我的家不远。我扶着你。’ “街上有一辆轻便马车等着我们。这是市马车协会安排好的。马车免费接送病员。而玛莎已经在家里等着我们了。她准备了许多热水，特地为我从橱柜里拿出她丈夫的内衣、军便服、靴子……还烧好了熨斗…… “两个钟头以后，我仿佛重新降生到世界上来一样洗了澡，理了发，修了脸，穿着干干净净的衣裳，一身清爽地坐在桌旁。桌上摆着许多好吃的食物。玛莎给我夹菜，斯杰潘又给我夹……尽劝我多吃。 “我一方面由于身体虚弱，一方面由于深深地感激他们的关怀，眼中禁不住涌出了热泪。我记不得我在什么时候哭过，好像从来没有哭过。可这会儿却忍不住了。我心想，这全是革命的好处！它使人们都变成了亲人啦！ “过去的楚尔金修道院的房子，阿斯特拉罕富翁们的郊区别墅，冬天停泊不动的客轮，都布置好了给需要休养的战士们住。 “姑娘们给红军战士缝制内衣，老太太们给战士编织暖和的衣物，女学生们给战士们绣烟荷包。给红军战士们准备了和赠送了千万件慰问品。孩子们也带着礼物来到了中国分队所住的‘天芥菜’号客轮上。他们把一包包的礼物分送给战士们，可是过了两天，他们又拿着许多花花绿绿的纸卷儿来了。 “原来，孩子们听地理老师说过，中国有一种风俗：在门两边张贴对联，上面写着祝福住户富裕、幸福、快乐和安康等吉祥话。 “他们也准备了许多这样的对联做礼物。 “当时，中国战士们不在船上。当他们回来，走进休息室时，一眼就看到了一幅令人吃惊的，同时又是熟悉的、令人回忆起祖国的图画：一幅幅长长的、写着俄语词句的对联，一直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有红的，有绿的，有橙黄的，还有蓝的。连长刘法亮会念俄文，他翻译给战士们听。 “祝你们身体健康，事业成功。”孩子们的一副对联这样写。“祝英勇的中国朋友永远幸福。”另一副这样写着。对联很多。一副又一副的祝词。战士们十分激动地默默地看着，他们被这些小朋友的真诚关怀深深地温暖了，感动了。”[1] 李振东和我们谈到阿斯特拉罕的小朋友送礼物给中国战土的上述情形。 关于冬天越过大草原和在阿斯特拉罕休养的情形，除了李振东和常杨清外，过去中国连队的战士，如今的退伍中校米哈依尔·米罗诺维奇。卡尔普宁也对我们谈到了一些。 从姓名看，就知道米哈依尔·卡尔普宁不是沈阳人，也不是山东人，更不是河北人。他是平札省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和父亲一起参加红军的时候，才是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在弗拉季高加索，他和几个 俄国红军战士被编入中国营。这个伶俐机敏的小伙子当了包清山的通信员。他非常敬爱自己这位英勇顽强的营长。他常常坦率地和营长谈起自己的思想、向往和爱好。 包清山闲暇时除了和他谈心之外，还喜欢和米莎开开玩笑。米莎常常想念他心爱的平札，营长就责备他对自己的营不够忠诚。 “我哪点不忠诚？”年轻的卡尔普宁莫名其妙地说。 “你想得不对头。你是哪个营的战士？” “中国营的。” “那就是说，你应该想中国。” 米莎茫然不知所措了。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怎么能想中国呢？ “这种情况会改变过来的。”包清山鼓励他说，“喏，等打完仗，咱们一道去沈阳吧。那是个很好的城市。我从小就知道它。” “好，咱们一道去！……”米莎充满了热望地说。 越过大草原的时候，米莎得了伤寒病。卫生员要把他送到医疗车上去，可是营长不答应。他冒着被传染的危险，照顾着在高烧中辗转呻吟的米莎，用小勺亲自喂他饮食，把自己的军大衣盖在他身上。 当中国营来到阿斯特拉罕的时候，营长亲自把通信员送到军医院。值班大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走廊上给昏迷不醒的卡尔普宁安排了一个床位。包清山临走的时候，从兜里掏出几块糖和三块面包干，交给了助理护士。助理护士后来把她和包清山之间的一段谈话告诉了卡尔普宁。 “病人一醒过来，”营长央求道，“就请给他喝点水。 “他是您的什么人？”助理护士颇感兴趣地问道。 “弟弟。” “弟弟？”助理护土惊奇地审视着中国指挥员的相貌，“不大像。” 营长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在米莎的床边又站了几分钟，关怀地用 手掌摸了摸他那火烫的额头，随后转过身来，踏着军人坚定的步伐，朝门口走去。 米哈依尔·卡尔普宁以后再没见过包清山。为了寻找这位中国指挥员，他花费了多少精力啊！他把他写给各个部队、各地住址查询处的信稿拿给我们看过。 “最近几年来，”他说，“我曾经通过中国的一些机关去寻找包清山。我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打听过，写信去问过北京《友好报》的编辑部，请他们帮助我寻找。可是，你知道，在那么大的国家里只凭姓名——再说，就是这个用俄文拼成的姓名也不是很准确的——去找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而且，据我所知，全中国有一千多个姓。那儿可能有成千成万人和我的指挥员同姓。呶，现在就请你们帮我找一找吧！” 因为艰苦行军而疲惫不堪的第十一军已经恢复了元气，各部队都秩序井然，重新编造了人员的名册和武器、被服、弹药的清单。 当中国分队的报表送到司令部时，司令部里的人都惊叹不已。任何一个别的连队都没有这样多的剩余武器。包清山营里有十多挺机枪，在编入捷尔宾特团的杨春营里有十五挺，在蓝福清的连队里有三挺。营房里传来了一道命令：把多余的、不属于该分队的武器都交给军需库。 包清山打了个电话到司令部，他说，战士们不愿交出多余的机枪。 司令部里送来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后来又送来了更为严厉的命令。“如果不执行命令……”下面就列举了一条条惩治违抗命令的处理办法。 “机枪事件”传到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军政治部主任谢，米·基洛夫的耳朵里。他亲自来找战士们，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坚决地要求撤销上缴多余武器的命令。当时的捷尔宾特团团长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雅科文柯还记得，基洛夫当时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想狠狠地打击白匪，这很好。你们从沙地里拾起了机枪，扛在自己肩上，带到这里来，这也很好。你们的手是坚强的、工人的、牢靠的手。你们用事实证明了你们能够很好地利用武器打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就让机枪留在你们这里吧。希望你们用它们打垮白鬼。” 这以后，军司令部里再也没有问起“多余武器”的事。这些机枪就留在中国志愿兵的手中了。 中国战士很快就用上了这些机枪。不是在前线，而是在阿斯特拉罕城里爆发叛乱的时候。 这次叛乱是当地的资产阶级、哥萨克上层分子和白卫军的地下组织掀起的。他们以为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已经来到了：托尔斯泰将军领导的阿斯特拉罕和乌拉尔哥萨克白匪已经从东面向城市逼近；往北，在不远的古里耶夫城，英国的陆战队已经登陆；往南，英国人已经坚守在彼得罗夫斯克港（即现今的马哈奇卡拉）；他们顺着里海，钻到了伏尔加河口，把奸细派进了阿斯特拉罕。 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宣布全城处于紧急状态，解除了受商人和富农子弟影响的当地两团驻军的武装，把他们的武器交给了工人。工人自卫队队员们和隶属于自卫队的中国士兵们一起肩负起加强警卫电报局、火车站、码头和国家银行的任务。其他部队则守卫通往阿斯特拉罕的各条要道，那儿随时都可能出现哥萨克白匪的正规军。 三月十日早晨，城里忽然响起了鸣呜的警笛声、步枪的射击声、机枪的扫射声和大炮的轰隆声。叛乱开始了。 这时，弗拉季高加索营的几个战士正在刘法亮的指挥下，保卫着通往码头的道路。那里几乎在警笛一响就打了起来。 中国红军战士们趴在用沙袋堆起的胸墙后面。白卫军军官队以多于中国战士五倍的人数从三面围攻他们。枪炮声轰鸣着。军官们推来了一门轻炮，轰击中国红军战士。随后就发起了冲锋。 刘法亮知道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守岗位。要尽可能长久地坚守住。要坚守到最后一个人。 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牺牲了。胸墙后面只剩下三个人，两个人，一个人……这最后一个便是刘法亮。他身负重伤，还坚持了战斗。后来，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他用仅存的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米哈依尔·米罗诺维奇·卡尔普宁和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对我们说： “阿斯特拉罕发生白卫军叛乱的时候，我正躺在伤寒病房里。当我听到中国营的几位同志在和叛乱分子进行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我心里十分难过。我特别怀念刘法亮。他是一个好同志，一个出色的指挥员，又勇敢，又有主动精神，又关怀战士。 “出院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去拜谒这几位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坟墓。我在一座不大的、春草丛生的坟丘旁站了很久很久。默念着：‘亲爱的中国朋友，安息在我们俄罗斯的土地上吧！’” 阿斯特拉罕的叛乱肃清后一个星期，城市还没有从巷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忽然传来了一个令人激动而兴奋的消息：匈牙利爆发了革命！布达佩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想想看！那些来到异乡谋生的中国劳工，从看到俄国各城市汹涌澎湃的游行示威队伍时起，到现在才有多久啊！ 可是现在，在这些人的眼中流露出多么真诚的喜悦！他们的神情又是怎样的激动啊！他们团团围住带着报纸来到营房的刘喜，兴奋地向他探问匈牙利事件的情形，请求他把电报一句一句地翻译给他们听。 虽然他们当时对匈牙利这个国家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但他们却知道匈牙利人——那些和他们一起在第十一军服过务的人，那些和他们并肩作过战的人。他们打仗打得很出色。 而现在——是这样的高兴啊！匈牙利同志的祖国爆发了革命。那儿建立了苏维埃，那儿人民掌握了政权，成了国家的主人。最初是俄国，现在是匈牙利……以此类推，那么不久，在中国可能也会爆发革命…… 早上刚刚传来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晚上就在人民宫举行了庆祝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国际大会。 匈牙利人仿佛在过命名日一样。人人都庆贺他们，拥抱他们，和他们握手。 基洛夫发表了演说，他生动地描述道：无产阶级的战舰已经出动了，正航行在帝国主义妖风大作的汪洋大海里。这只战舰的舵手就是列宁。 常杨清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基洛夫的讲话。他现在还满怀喜悦地回忆着这些话，当基洛夫讲到无产阶级的战舰和舰上的战士一定能获得胜利时，他坚信基洛夫所指的战士就是他和他的同志们——中国营的战士们。可不是么，他们都是毫不犹豫地登上俄国革命这条战舰的战士，他们不怕狂风暴雨，直向胜利驶去。身旁有俄国兄弟、匈牙利兄弟、捷克兄弟、波兰兄弟……不同民族的儿子都汇合到伟大的舵手列宁所驾驶的革命战舰上来了。 基洛夫转向礼堂里红军中的国际战士们，继续说道： “……你们在这儿不是外人，你们忍受了难以想象的贫困，饱尝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不幸。如今，你们终于能够直接参加这个伟大的事业，能为这些红旗上写着的光辉思想而奋斗……我再说一遍：不管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怎样竭尽全力来阻止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不管他们设下什么样的障碍；不管他们怎样谴责我们；不管会有什么样的风暴在我们前进的海洋中等待着我们，我们这艘装甲战舰却是最牢靠的，它一定能通过一切障碍。 “一批批的新生力量将加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前进的时候临近了，队伍里已经有了好几个民族的代表了。” 礼堂里响起了用多种语言祝贺革命的俄国和革命的匈牙利的欢呼声。 “布拉沃！”“叶尔因！”匈牙利人喊道；“日维奥！”塞尔维亚人高呼道；中国战士们欢呼：“苏维埃万岁！” 来听基洛夫演讲的不单是红军中的国际战士们，来这儿的还有一些中国人——港口工人和渔场工人。散会以后，有三十来个人围住了包清山，请求允许他们参加中国营。他们就接过了刘法亮以及和他一起长眠在阿斯特拉罕地下的烈士们的革命火炬。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有一天，一个传令兵拿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到营房里来，这本书就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中文本。 当战士们知道了这本书是宪法，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上面写着公民的最重要的权利与义务时，大家都十分认真地、长久地研读着这本小册子。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可不大容易理解。书中用颇为深奧的文字阐明了许多复杂的事物。宪法中的某些段落，战士们请求诵读者重读了许多遍，直到他们听懂每一句话为止。有些段落他们干脆背了下来。 我们问李振东，他是否还记得一九一八年颁布的宪法中有哪些条文特别引起中国志愿兵的注意。 老人家没有马上回答。他回忆了一会儿，才用他自己的话叙述了这份文件的个别条文。在保存于纳尔契克图书馆的一份当时的宪法里重新找到这些条文并不困难。条文说道，居住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从事劳动的一切外国侨民，在各民族团结的基础上，不分民族和国籍，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 可这还不是全部。李振东和我们一起翻阅着这本旧宪法，寻找着什么东西，末了，他终于找到了：“瞧，”他指给我们看，“这一页引得中国营的战士们议论纷纷。这里写的话非常正确。” 李振东指给我们看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订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中的一条，里面写道： “……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坚决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血腥政策彻底决裂，这种血腥政策，是把少数‘优秀’民族中的剥削者的幸福，建立在对亚洲、各殖民地及其他弱小国家千百万劳动人民奴役的基础上。” 剥削者的幸福是建立在奴役亚洲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如果中国营的士兵不懂，还有谁懂得呢？他们谈论着小册子上那些崇高的条文，回忆起了沈阳的作坊，上海的工场，北京的工厂；回忆起那些外国主子，外国工程师，外国专家；回忆起他们的傲慢自大，他们对中国人的蔑视，他们制订的那套规章制度。就拿“一日”这个具有被奴役的中国特征的词儿来说吧。 人们工作“一日”，那就是要从一大早劳动到天黑，而在这漫长的工作日之后，得到的却只是一口稀饭。 至于人力车夫，那简直是“人马”，外国老爷们坐着人力车在中国的城市里到处游逛！再么，请看，他们是怎样称呼中国人的！……“博艾”——就是“孩子”或“仆役”，他们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叫做“博艾”，哪怕他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于外国老爷们来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或仆役。 的确，当诵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中文本时，营房里有过一些议论。无怪乎战士们把这本书叫做“有伟大思想的小册子”。 [1]第十一军的战士们永远忘不了阿斯特拉罕人民的热情接待。在三月里开展的“慰劳红军伤病员周”后一年，当参加过冬季大草原行军的战士们向邓尼金匪帮发起了歼灭性的攻击后，阿斯特拉罕省执行委员会收到了一份电报: “第十一军红色战士向阿斯特拉罕的无产阶级致以战斗的敬意。第十一军在向北高加索胜利进军的时候，牢牢地记得:一九一八年，当这支饥寒交迫，又病又乏的部队，在敌人的攻击下，不得不穿过无边无际的阿斯特拉罕草原向红色的阿斯特拉罕退却的时候，他们在阿斯特拉罕的无产阶级兄弟那儿找到了亲如自己家的安身之处。 “当我们从敌人那儿缴获了白匪用来运载格罗兹内石油的装甲列车‘捷列克’号时，我们立刻把它改名为‘红色的阿斯特拉罕’号。” 值得提起的是，被“俄罗斯妈妈”搭救过的季寿山和其他几个中国战士，都曾在这列参加过解放巴库的装甲列车的机枪队里服务过。——原注
20．冬天，草原，阿斯特拉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20．冬天，草原，阿斯特拉罕 第十一军的供应来源被切断了，又受到邓尼金的钳形夹攻。战士们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脚上无鞋无袜，身上褴褛不堪，饿着肚子，有的还害着伤寒病。就这样向大草原进军。这不是百花盛开、芳草如茵、空气中弥漫着花香的春天的草原；也不是赤日炎炎、百草被炙烤得枯黄的夏季草原；也不是酷暑消退后初受雨水滋润而苏醒过来的秋天的草原；而是北风刺骨、大雪飞舞、天寒地冻、茫茫无路、饿了没得吃，累了没处歇的冬天的草原。 凄凉的灰暗的天空，无精打采，愁眉不展的队伍，载着冻伤的、衰弱无力的、患伤寒的伤病员的载重车队一眼望不到头。包清山的士兵们走在缓缓越过大草原的人流的末尾。其中就有我们认识的常杨清。 起初，当行军休息的时候，战士们总是久久地围坐在篝火旁边，回忆着遥远的故乡，讲述着他们参加过的战斗。 可是，部队越走进草原深处，篝火旁的闲谈就越来越少了。不久，就连篝火也几乎烧不起来了：柴火不够。寒风像针一般刺彻骨髓，双脚深深地陷在混着干雪的泥沙中。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了。每到早晨，医疗车上的温度表就指在零下十五度、零下二十度和零下二十五度上。人们开始用死马肉来充饥。破烂的军大衣也御不住严寒。他们的体力日益衰弱，连迈步都困难了。 但是必须走。于是，战士们彼此搀扶着，朝目的地前进。 在这冰封千里的荒野里，极目四望，看不到一户人家。人们走了一天之后，就倒在冻得梆硬的地上，彼此紧紧地挤在一起，用军大衣盖住头，以伙伴的背脊和自己呼出的气息来取暖，昏昏沉沉地打起盹儿来。每天早晨，当起床号吹响的时候，地上都要留下几个生病的红军战士。人们把他们抬到装满了伤寒病员的医疗车上。因病离开行列的同志的武器都交给载重车队。 可是，载重车队也开始停止收枪了：无处可放，也没有马匹来驮运。 部队就这样走了一个月。饥饿、寒冷和疾病使得死亡率大大增加了。部队越过草原的道路已经不是以篝火的余烬作为标记，而是以那些安息在旷野里的人们的坟堆作为标记了。他们的武器就搁在坟堆旁边。 战士们一看到这些积满了白雪和泥沙的步枪和机枪，他们的心就抽紧了。那些自顾不暇的人，不忍回头地从坟堆旁走了过去；还有一点余力的人，就放慢了脚步，拾起了那无主的武器。 俄国人这样做，中国人也是这样做。包清山的士兵们把拾来的武器放在一辆两轮马车上，自己拉着车子走，每隔半个钟头换一次班。为了拉起来方便，他们除了在前面加了一对辕杆外，又在后面加了两根。这样，车前车后的人就能够平均分担车子的负荷了。在车前掌辕的那部分士兵一齐用力拉车，在车后掌辕的那部分士兵也同心协力地往前推车。 战士们不仅只把牺牲了的同志的武器带走。曾经告诉过我们“四眼政委”姓名的叶卡杰林娜·库兹明尼奇娜·切尔宁柯，在另一封信中给我们叙述了她对这次越过大草原的英勇进军的回忆。 “在中国营里”，她写道，“有八百个中国人和二十个俄国人。我和娜杰日达·米哈依洛夫娜·庚费尔那时是营里的医务工作者。不同民族的人们被一个共同愿望团结在一起——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中国人和俄国人相处得非常和睦，就像亲兄弟一样。在向阿斯特拉罕进军的艰苦的行军途中，护士娜杰日达·庚费尔染上了斑疹伤寒。没有运输工具，于是，中国士兵就用自己的军大衣做了一副担架，抬着她走了几十公里。” 他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走着。 有一次在休息的时候，常杨清听见了包清山和连长刘法亮之间的一段谈话。营长问：“连里有多少武器。” “两轮马车上的步枪堆满了，”刘法亮答道，“机枪么，目前有十挺。” “连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机枪。”营长说，“多余的武器到阿斯特拉罕以后得上缴。” 这时，坐在旁边的战士们听到两位指挥员的谈话，忍不住插嘴了。他们说，在草原上拾的那些武器总归是拣来的，希望司令部把机关枪永远留给他们。 包清山不懂他们的意思。 “‘永远’——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战士们回答他说： “包同志，我们是这么想的。俄国的内战一结束，革命胜利了，我们就回老家去，我们在老家也需要武器。步枪么——那就算啦，不要也行，那儿可以弄得到，机枪我们可得随身带走。在中国，机枪对我们非常有用。” 这是行军的第二十九天。冰冷的寒风仍旧卷起一阵阵沙子和像沙子一样的干雪，狠狠扑打在战士们的脸上，阻碍着战士们前进；破旧的、磨薄了的、在行军的篝火旁烤坏了的军大衣的长摆仍旧那么拂打着双脚，仿佛在协助严寒透入骨髓似的；饥饿折磨得人们头昏眼花，步枪压痛了双肩，破靴子磨得双脚血淋淋；日益衰弱的身体越来越直不起腰杆。所有的一切，都和四星期来这段草原行军的漫长的日子里的情形一模一样，可是今天不知为什么，人们显得分外精神，脚步稳健了，甚至还有人讲起了笑话，发出笑声。 “杨迪柯夫卡”。人人嘴里都念叨着这个词儿。这个词的音调听起来像音乐一样。行军快结束了，难以忍受的艰苦快到头了，不久，再过几个钟头，前面就会出现杨迪柯夫卡村——去阿斯特拉罕的大道上的第一个大村庄。 “杨——迪——吉！”中国战士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反复念着这个词，还竖起了大拇指表示高兴：“顶好！顶好！好极了！” 在这片死气沉沉、丘陵起伏的荒野上，出现了一座高耸的钟楼，一片无叶的光秃秃的树木，和铺着薄木板的斜屋顶以及长脖子的汲水吊杆。 包清山走在减员严重的队伍前头。看到村子的时候，他命令旗手打起旗帜，副旗手们各就各位。全体战士都振作起精神来，迈着整齐的步伐朝村里走去。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杨迪柯失卡。在村口的井旁，战士们看见一辆破旧不堪的带篷汽车。高耸的座位使得这辆汽车看来很像一辆卸去了马匹的轿式马车。 基洛夫就站在这辆汽车上：不高的个子，乌黑的、奕奕有神、充满鼓舞力的眼睛，宽阔的额头和严峻的、意志坚强的下颌。他凝视着并渐渐走近中国志愿兵。在这胜利会师的时刻，他的眼中流露出悲喜交集的神情。 是的，包清山和他的士兵们在弗拉季高加索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看着他们，就可以了解到，部队这次冬季行军取得的胜利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一副副须发丛生的、疲惫不堪的面容；缠在冻坏了的手脚上的肮脏的绷带；变成了缕缕破布的衣裳——这支人数不多、已经筋疲力尽、饿得四肢无力的队伍，和一九一八年春天，他在一次隆重的大会上授予他们营旗的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红军战士们是多么不同啊！ 看到这面穿过战火，越过冰天雪地和荒无人烟的草原的旗帜，看到英勇地高举着这面旗帜的人们，基洛夫的脸上泛起了若有所思的微笑。也许，就在那一刹那，基洛夫回忆起了遥远的托姆斯克，回忆起了动荡的一九〇五年，回忆起了他所经历的第一次战斗的洗礼和他抢救的红旗。 那时他还非常年轻，他参加了以工人队伍为首的示威游行。工人队伍担任”了保卫旗手约瑟弗·科诺诺夫的任务。但是，没有能够保卫住。警察和哥萨克袭击了游行队伍。冲突发生了，哥萨克挥动马刀朝基洛夫背上砍去，但却把约瑟弗砍死了。 当哥萨克发动攻击的时候，科诺诺夫赶忙把红旗藏在怀里。这一切，基洛夫都看到了。夜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爬过警察的警戒线，来到了停尸房，找到了亲爱的同志的尸体，把这面染满了烈士鲜血的红旗找回来了。 现在，这面红旗已经紧握在无数坚强的人手里——这是工人的旗帜。它骄傲地飘扬在祖国大地的上空。 基洛夫打量着走到他跟前的这些士兵。他们虽然疲惫不堪，但仍然保持着军人的姿态；许多人实在虚弱已极，眼看就要倒下去，可是他们都背着枪。甚至不是一人背一支，有人背两支，有人背三支……可不是么，在弗拉季高加索的时候，营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武器！ 战士们瞧见基洛夫了。这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吹遍了所有的队伍。 “老基！……老基！……”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齿。他打了个手势，叫大家站住。他下了汽车，紧紧地拥抱着包清山。中国红军战士们围住基洛夫，和他一一握手。 “老基！老基！”战士们激动地对他欢呼着，在他们的心目中，基洛夫是他们的朋友，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化身。
19．撤退前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9．撤退前夕 一九一八年年底，在高加索刮着猛烈的暴风雪，响着隆隆的炮声，还有伤寒病人发出的呓语。第十一军撤退了。“恐怕，这是所有红军部队中处境最困难的一个部队，”阿·伊·叶果洛夫后来谈到这次撤退时写道：“当时的十一军无论在战略上或是战术上都处于最不利的境地。既没有供应充足的后勤部队，也没有占有交通线和交通工具，更不能作出任何安全的保证，而这些都是作战的基本条件……[1] 包清山对曾经保卫了弗拉季高加索以后由于连续作战而疲倦不堪的士兵说：“鼓起精神来，我们的任务是帮助红军团队往草原撤退。我们也要跟着他们]撤到阿斯特拉罕去，到那里找老基同志。” 包清山像全体中国战士一样地称呼基洛夫。李振东和常杨清的回忆帮助我们明确了那些艰苦的日子里的情形。当时营长对战士们说，基洛夫打算运送武器到捷列克来，但是道路给切断了，运不到。现在他带着这些列宁送来的武器在阿斯特拉罕等大家。他们到了那儿以后一切就都好啦，可以领到新的制服；谁需要换步枪就可以换；子弹多得很，可以把子弹袋装得鼓鼓的。而且还可以休息一下，好好吃一吃，暖和暖和。阿斯特拉罕在这方面是个理想的城市，要想另找一个这样的城市可不是容易的。 战士们坚定地挡住了敌人的进攻。斯枯罗的凶猛的哥萨克骑兵连向我们轮番冲击，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敌人却不能前进一步。这样坚持好几天，直到军司令部下令：中国营向基兹里亚尔撤退。 于是出现了安置伤员的问题。其中最困难的是中国伤员的问题。切禅人和印古什人的士兵很容易在山村中安顿下来。山民们不会把他们交给白匪的。俄罗斯伤员也可以安排。但是中国人怎么办呢？可以把他们隐藏在什么地方，但是任何一个白匪一眼就可以认出中国人来，这样他必然会遭到杀害。邓尼金有命令，不论由于什么原因滞留在白匪后方的任何中国人都要交付野战军事法庭审判。当时《真理报》上的文章写道：“白匪抓到他们，强迫他们给自己掘好坟墓，然后将他们枪毙。"[2] 邓尼金匪徒有时也采取别的方式。在格罗兹内的一个哥萨克镇里，村长巴宾科就杀了两个中国俘虏，并且将他们的头插在木桩上，竖在自己的门口。 当放弃捷列克的命令下来之后，对于首先必须撤退中国伤员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怀疑。当然，不是向草原撤退。通过冬天的草原，对他们来说就等于死亡。 指挥员集合起来开会了。 加宝·卡尔山诺夫记得在这次会上大家谈了些什么，而且也记得以后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领导游击队的尼古拉·吉卡罗在这次会议上对包清山说：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你的伤员交给我们。我们把他们带进山里，在那儿设法给他们治疗。” 包清山耸了耸肩膀。将伤员送入山里需要马匹。可是，哪有马！在游击队里，甚至像谢里波夫连队和卡尔山诺夫骑兵连的骑手们也常常没有马。加宝后来常常看见，一个山区的士兵在战斗中丢失了马以后是怎样地难过。没有马，这对一个骑兵战士来说是最大的不幸，那就是说他必须徒步作战！…… 中国营营长不能想象山区的士兵们会把自己的马让给别的人。可是事实却偏是这样。吉卡罗和谢里波夫商谈了一下，后者就将自己的骑兵游击队员集合起来。 在群山环绕的绿色草地上，聚集着一群骑士。谢里波夫对他们说，中国的劳工们为了生计远离祖国来到这里，他们在这儿和在祖国一样受到无情的剥削。他们热情地迎接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真心诚意地挺身保卫这个革命。 “你们在郭特，在格罗兹内，在弗拉季高加索也都亲眼看见了，”他说，“中国志愿兵为了我们的事业是怎样英勇战斗的。现在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在军医院里躺着二十六个中国伤员，他们应当送进山里去。可是没有马却不行。所以我来问你们：我们用什么来回答中国伤员兄弟？我们中间能不能找出二十六个愿意把自己的马让给中国兄弟的人？” 阿斯兰别克的马队矫健地挺立着；山区战士的骏马不耐烦地挪动着蹄子，摇动笼头，甩着尾巴。草地上一片寂静。战士们好像有些犹豫。但是突然一个、两个、三个……下了马，把自己的马缰递给谢里波夫： “把我的马牵去，阿斯兰别克，”一个声音说，“交给包清山，让他的战士骑。我的马走得稳极了，骑在上面就仿佛躺在摇篮里一样，对伤员最适合。” “这是我的马，阿斯兰别克，”另一个说，“让它去救中国同志的生命。” “我的马也牵去，阿斯兰别克！……” “还有我的……” 第二天，在包清山的士兵住的那个医院门口拴着二十六匹马，一匹匹都刷得干干净净，马鬃梳得整整齐齐，背上都备有专门运送伤员的马鞍。 中国伤员撤退到山里去了。其中的几个途经郭特村，就是“俄罗斯妈妈”——娜杰日达·阿尔切莫夫娜·霍赫洛娃将被她救护的那位中国战士送去的那个地方。在这个好客的山村里，不只有十几个中国志愿兵，还有几百个红军伤病员、党的工作者、游击队员。 在格罗兹内档案馆内，我们找到了一份文件，证明占领了格罗兹内的白匪将军夏吉洛夫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向郭特村村民发出了一封最后通牒：红军战士中的非山地居民应全部交出，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和中国人。给予二十四小时作考虑，逾期不交，必将全村老小斩尽杀绝。 山民们的回答是：“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我们的回答只有一个：‘不交！’” 黎明时分，哥萨克白匪开始向郭特村进攻，但是郭特村得到了临近山村的支援。所有的切禅入都动员起来了。这就是白匪战报中所谓“地区性的警察行动”的郭特村的战斗，而这个战斗却变成了一场大战。结果白匪吃了个大败仗。夏吉洛夫将军吃了第一次败仗后，在给山民的信中不得不这样写道： 今天我对郭特村发动了进攻，以便抓出潜藏在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并消灭那儿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附近的山村全都起来反对我，并从四面八方向我进攻…… 如果切禅人不愿回心转意，如果郭特村的居民不派代表来接受我的条件，交出布尔什维克等等，那么，我将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镇压一切抵抗。 白匪将军什么也没有等到。切禅人既没有派去代表，也没有接受他的条件。整整四天，郭特村和附近山村的居民，用步枪和猎枪抵抗了白匪正规部队的进攻；整整四天，他们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为一个思想所鼓舞，要保护那些情同手足的人们。 切禅人地区的战斗直到郭特村人所收容的人们全部被转移到山里以后才停止。 包清山营离开了弗拉季高加索之后；参加了捷列克车站的战斗。这是我们从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戈比达什维里所写的回忆录中得知的，这份回忆录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省委档案馆寄来的。 戈比达什维里谈到了第十一军司令员列万多夫斯基在捷列克车站上召开的红军大会上讲的话。 司令员号召要不惜任何代价阻止白匪的进攻，以便救出伤病员。 “列万多夫斯基宣布，”戈比达什维里写道，“列宁团和中国战士一定会来帮助我们，他们有很好的武器和装备。夜里，增援部队果然来到了。列宁团在右翼，中国士兵在战线的中央。他们坚守阵地，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中国战士在弹药用完后，便带上伤员向基兹里亚尔撤退，然后在那里和第十一军一同撤退到阿斯特拉罕去。” 当包清山营在保卫捷列克车站的时候，一个印古什人的小村落多拉科沃正在和敌人继续进行着殊死的、力量悬殊的战斗。多拉科沃战斗在北高加索的国内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在北沃舍梯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陈列馆中和格罗兹内地志博物馆中保存着不少关于多拉科沃防御战的材料。那儿有回忆录、照片册以及许多档案文件。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在参加保卫多拉科沃的战斗中，有弗拉季高加索红军指挥员学校的学员，格罗兹内工人自卫队以及这个英雄村庄的全体男女老少居民们。 我们打算在这些博物馆里寻找有关中国士兵参加这次战斗的资料，但是没有找到。人们也许会因此认为中国战士不曾参加多拉科沃的保卫战。 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谜是由库尔曼·科齐辽夫揭开的。四十年前，他是弗拉季高加索红军指挥员学校的学员，参加过多拉科沃的保卫战，他听说有人来搜集有关中国战士的材料，就亲自来找我们。 库尔曼·科齐辽夫登上旅馆的三层楼并不容易。他歇了一口气，说道： “你们要写中国战士的书吗？大概，我的话也可以写进去。我要说的是关于多拉科沃。那儿没有几个中国人。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十二个，也可能是十五个。不过，反正得写进去，因为他们都是英雄。打起仗来一个顶十个。” 库尔曼·科齐辽夫对我们谈的中国士兵参加这个印古什村保卫战的事并不多。他只记得他们参加了战斗，打得非常英勇；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和他们谈过话。但是，他讲出了多拉科沃保卫战参加者的互助精神与忘我的英雄主义。因此，值得在这里谈谈。 多拉科沃的保卫者团结得非常紧密。这儿有俄罗斯人、印古什人、沃舍梯人、格鲁吉亚人、中国人——他们像一家人一样，彼此是兄弟。 建立这种兄弟关系还要举行古老的印古什人的仪式。这个仪式在所有的战士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仪式是这样的：所有携带武器的人都集合在广场上，宣誓保卫多拉科沃，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随后，最年长的战士，一个白发苍苍的八十岁的山民将一个盛满奶的大杯子高举在头顶上。他首先喝一口，然后将它递给旁边的一个格罗兹内工人，接着又传给一个沃舍梯战士，再传给一个中国志愿兵，就这样一个个地轮下去。每一个人都尝了这个杯子中的奶，大家便成了兄弟。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没有和第十一军一起撤退，他留在捷列克了，以便和山民们一起继续战斗。他在举行了结盟仪式的第二天来到多拉科沃。当人们将这件事告诉他之后，他请求将战士们喝过奶的杯子拿来，他自己也喝了奶。特命人民委员和印古什村的保卫者结成了兄弟。 后来，当他巡视战壕的时候，他对战士们说：“兄弟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让敌人知道，苏维埃的多拉科沃到底是怎么个样子。” 当他在匆匆掘成的战壕中看见了几个中国士兵时，他感到很惊奇，高兴地大声说： “你们好，中国兄弟！”他握了中国士兵的手，然后转身向陪伴他的一个山民温厚地说： “听你说，仿佛中国士兵全都撤退到阿斯特拉罕去了，在印古什的土地上一个中国人也没有了。” 中国人中间有一个年轻战士比别的中国士兵的俄语说得好，科齐辽夫记得，多拉科沃的人都叫他做谢尼亚。谢尼亚听了特命人民委员的话，就对他说： “大队长（他叫奥尔忠尼启则‘大队长’），我说，哪儿需要，中国人就到哪儿去，需要谁去阿斯特拉罕，谁就去阿斯特拉罕，需要谁留在这儿，谁就留在这儿。这个村子不是叫多拉科沃吗？多拉科沃现在对我来说就是故乡。” “为什么？”谢尔戈问。 “因为昨天俄罗斯人、切禅人、印古什人、中国人在这里一同喝了奶，发了誓，结成了兄弟。一个兄弟的家，也就是其余兄弟的家。” “那么说，多拉科沃就是你的家了？” “当然。”谢尼亚点了点头。 “你愿坚决保卫它吗？” “正是这样！”这位年轻的红军战士紧紧地握住两个拳头。 后来，激烈的多拉科沃保卫战证实了中国战士说的话。 多拉科沃的保卫者坚守了整整十二天。格奥尔吉·扎马塔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很详细。这份回忆材料现在保存在基洛夫和奧尔忠尼启则陈列馆里。 “在他们将要牺牲的时候，他们明明知道一点胜利的希望也没有了，但他们却深深地懂得，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两天内不让白匪向前推进，挡住他们的道路。” 年轻的中国战士谢尼亚和其他中国红军士兵，全体在多拉科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见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东方曙光》报。——原注 [2]见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真理报》二二二期。——原注
18．“俄罗斯妈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8．“俄罗斯妈妈” 汽车向东行进。我们从捷列克河岸来到松查河岸。群山耸立在远处的地平线上。道路蜿蜒在绿色的山岗、果木园、田野、葡萄园之间。 四十年前，包清山营的一些中国战士，曾向这个方向急行军。当时他们没有直接穿过哥萨克白匪占领的村镇，而是绕道走的。他们疾速前进，因为在格罗兹内正在进行着后来国内战争史上称之为“百日战斗”的保卫战。 在松查盆地，大炮和步枪的声音在那一百天里昼夜不停地响着，极目看去，到处是火光一片，城市上空浓烟滚滚，直冲云霁。 这次我们来到这里后，第一天就遇见了一位格罗兹内历史的编写者，故乡史料的积极收集者亚历山大·费里波维奇·库钦。 他那所不大的住宅，简直像个地志博物馆的分馆。墙上挂满了百日战斗的英雄相片，和敌人进行过殊死战斗的地点的照片，城市的平面图，防御线示意图，参加这次长期防御战的部队与工人自卫队的番号等。 亚历山大·费里波维奇向我们指出了中国志愿兵和格罗兹内无产阶级一起保卫过的那些地方。他告诉我们，他看见过中国战士怎样在格拉尼奇街的战壕中，在构筑于戈里亚切沃街上的胸墙后面进行战斗；他说，他了解中国志愿兵怎样帮助工人自卫队防守贝利科夫桥、斯塔罗康桥、巴朗诺夫桥、铁路桥，怎样参加进攻火车站的战斗。 格罗兹内的这位历史研究者所叙述的情况，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在奥尔忠尼启则市，人们告诉我们，八月里从包清山营派去支援格罗兹内的兵力只有一个连，不过一百人左右；但是根据库钦的叙述，中国士兵却比这个数目多几倍。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不只是我们，就连库钦本人也觉得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谜。 我们想去中国战士战斗过的那些地方看看。亚历山大·费里波维奇带我们去参观了铁路桥。 在城市保卫战中，这座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座桥使得格罗兹内的防守者能够乘上一辆铁甲列车深入敌后，对叛乱分子的司令部、机车厂以及许多敌人据点进行轰击。这辆铁甲列车有一个很长的名字：“保卫劳动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的战士”。 铁甲列车的指挥员是水兵费道尔·奥里科夫。 有一天白天，“战士”号铁甲列车正停在侧线上。一个中国侦察兵跑到奧里科夫跟前，告诉他白匪正准备将一油槽车推向铁路桥，前头，一辆油槽车上，不知何故横钉着一根很长的铁轨。 “他们多狡猾，这些坏蛋。”奥里科夫说，“他们想用这个办法破坏铁路桥。把油槽车烧着，向我们这边推过来。而那根横钉着的铁轨在油槽车经过铁路桥时，必然会卡在桥架上，使油槽车挡住通路。这就是他们的打算！不让‘战士’号再过去。当几万普特[1]正在燃烧着的煤油流满了整座桥梁，这座桥还会留下什么呢……” 于是决定用计策来对付白匪。铁甲列车不顾白天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危险，开过桥去，向敌人进行猛烈的射击。车站附近各个线路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哥萨克不敢从掩体背后伸出头来。这正是奥里科夫所希望的。几个战士爬到白匪的那列油槽车旁边，一齐动起锯子来。他们把那根紧紧地铆在先头那辆油槽车上的铁轨的两端锯开，但又不让它断掉。 这个工作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战士”号停止了射击，隆隆地通过铁路桥开了回来。白天里只有一些零星的射击。夜里，哥萨克白匪开始执行他们的破坏计划，他们把油槽车点燃起来。用一个火车头把油槽列车推了一下，随后油槽车由于惯性作用，便向铁路桥冲了过来。 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完全不像敌人所期待的那样，而正遂了奥里科夫的心愿。铁轨被锯开的那两端，刚一碰上桥架就断了，油槽车没有阻拦地驶过了铁桥。哥萨克白匪从自己的观察所看见中国士兵从四面八方奔向油槽车，把木板和石头放在它的轮子下面，阻住了列车。他们不顾车上的火焰，爬上车顶，紧紧地盖上已经烧红了的油槽车的铁盖。空气不能进去，火马上就熄灭了。 第二天早晨，白匪从远处看见了一种使他们十分伤心的景象。在他们打算用来破坏铁路桥的那列油槽车旁边，站着一长列工人区的居民，几个中国战士在叫嚷的人群中间往村民带来的瓶子和罐子里装油。一切都显得是那样平和。好像谁也猜不到这些煤油是战士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才弄到手来供给谢别林诺夫克居民的。 过了一个多星期，哥萨克白匪采取了新的破坏计划。当时从山上往格罗兹内保卫者这方向刮起了大风，白匪炸毁了松查河上游的几个巨大的油池，那儿比城市高，他们利用这个条件，将千百吨的石油引进河中，点燃起来。为了使火焰烧得更旺，他们往火流中扔了许多绑成木筏形的木材和木板、锯倒的树木、大捆的干草。 笼罩了整个松查河的烈火继续向贝利科夫桥涌来。通红的火光照在它的守卫者的面孔上。情况变得极为严重。正在燃烧的木材和干草很可能堵塞在桥洞里，由于大火而产生的高热将会迫使战士们离开桥梁，从而放弃自己的阵地。 这一地区的首长喊了几个战士的名字。战士们，跑到他的跟前。 “弟兄们，”他说，“你们都是石油工人。石油工人知道怎样和火斗争。现在应当保护桥梁……” “首长同志，”站在旁边的中国连连长插了进来，“你有和大火作斗争的人，我有从松花江来的弟兄。” “怎么这儿又来了松花江？”这一地区的首长惊讶地耸了耸肩膀，“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松查河。” “我想，”连长进一步做了说明。他开始解释，他的连里有些战士过去在松花江上运过木材。 “他们不仅知道应该怎样运木材，甚至对烧着了的木材，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办。” “让他们来吧。”首长答应道。 接着响起了俄语和汉语的口令。 战士们执行了命令，脱下身上的制服，堆在十二个俄罗斯和中国勇土的近旁。战士们那充满了汗味的制服，很快就堆成了一堆。松查河和松花江的儿子们开始不慌不忙地将它们一件一件穿在身上……四件……五件……战士们活动了几下，将手臂试着向旁边伸出去……不，第六件怕穿不上了，否则会妨碍行动…… 穿完衣服以后，现在该在靴子上下功夫啦。他们在靴子外面缰上几层麻袋布。 战士们的样子很像下水前的潜水员，只是没有戴潜水头盔罢了。 但是人们不会忘掉潜水头盔的。每个人在头上缠上一条毛巾，接着再缠一条。他们的脑袋都变成了白色的大球，只是给眼睛留下了一道小小的缝。 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个手压灭火啷筒，指挥员命令打开啷筒的橡皮管子。十二位勇士依次站在水龙头的旁边，用凉爽的井水把身上浇湿，然后他们便下到烈火熊熊的河边去。他们手里拿这钩竿，拨动燃烧着的木材，使他们顺流而下。 包上几层湿毛巾的头部给炽热的火焰烧伤了；子弹哟哟地在头顶飞过，落在旁边的水中；但是战士们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没有让燃烧的木材堵塞在桥下。 由于衣服上浇了水，很快，他们周身就蒙了一层水汽，不大一会儿，衣服被烤干了；尽管靴子上包了一层厚厚的麻袋布，脚掌仍然感到土地在发烫。 到了不能支持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个地跑上来，站在水龙头前浇上一阵。然后又下到河边去。 哥萨克白匪没能在桥下水面上烧起大火来。中国志愿兵和格罗兹内的工人一步也没有退却。 “由于共同的努力，桥保存下来了。”当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贝利科夫桥时，库钦说道。松查河水平静地从下面流过。 格罗兹内的同志们给我们介绍了过去的石油工人赤卫队的指挥员瓦西里·叶甫敏诺维奇·米哈里克，曾经担任过“战士”号铁甲车的机枪班班长的伊凡·格利果利耶维奇·瓦西连科，以及从前是一个勇敢的炮兵瞄准手的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格列奇金。他们对我们谈了许多关于中国志愿兵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他们所谈的故事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人名。 如果说在奥尔忠尼启则市曾成功地查明了许多中国志愿兵的名字，那么在格罗兹内遇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况。格罗兹内的人们谈到中国战士被围期间的功绩时，总是这样说：“中国的指挥员”，“一个中国侦察员”，“一个中国机枪手”…… 既没有姓，又没有名…… 然而，未知数并不永远是未知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当我们和“列宁的卫士”李富清会晤时，我们还认识了另一位中国老战士季寿山。他的名字斯梅尔多夫在《文学报》上的一篇特写里提到过。这篇特写叙述一个激动人心的“俄罗斯妈妈”的故事。这个“俄罗斯妈妈”是格罗兹内居民阿尔切敏娜。多亏她救了季寿山的性命。 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年初。季寿山由于得了伤寒病，在格罗兹内的医院里躺了很久。当时，白匪已经冲进城了。夜里，他们就把这些连衣服都没有穿好的红军伤病员押到城郊的墓地去，将他们枪毙了。季寿山由于身体虚弱晕倒，刽子手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因此他得了救。 黎明时分，季寿山恢复了知觉，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他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爬到了工人住宅区，倒在一户人家的门口了。 后来，他鼓起全身的力气，敲了敲窗子。季寿山明白，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人的帮助他是不会得救的。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应声向外瞧了一下。 “谁？”她问道。 “我，自己人。”季寿山用他那半通不通的俄语说道，“中国志愿兵。” 老妇人二话没说就把季寿山带进屋子。她首先帮季寿山脱去那身湿漉漉的破衣服，再把他的伤口洗净，抹上一种自家配制的草药，把伤口包扎好；接着，又喂他热牛奶；然后，将他安顿在炉炕上，盖上暖和的被子。季寿山一直处在昏迷状态中，他哼呻着，老说梦话，甚至要跑出去；弄得这位老妈妈一夜都没有合眼。 季寿山在这个萍水相逢的妇人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每当有人走进屋子，他就藏在黑暗的炉炕角落里，不露一点声息。他将搭救自己的恩人叫妈妈，她呢，就叫他儿子。老妇人对季寿山谈起了自己的几个儿子。他们也在红军里，一共有三个，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的屋子受到了监视，”她说，“托老天爷的福，伤寒病帮助了我们。我的几个女儿得了伤寒，躺在厢房里。白匪怕传染，不敢进来。” 尽管白匪怕传染上伤寒，但是让一个中国战士待在城里，尤其是在这幢已经受到监视的屋里，终归是危险的。所以当季寿山躺了几天，觉得比较有力，能够走路的时候，这位“俄罗斯妈妈”就找了几个可靠的人，请他们帮忙把季寿山渡过河，送到切禅人的山村——郭特[2]，在那儿有些善心人又帮助这位红军士兵到山里去找游击队。 光阴似箭，一眨眼就是几十年！现在我们和季寿山坐在一间华丽的大厅里，听他谈从前的故事，谈他亲身参加过的百日保卫战。 有了季寿山的帮助，我们终于消灭了采访计划中的不少“空白”点。 我们问他：“参加格罗兹内保卫战的中国士兵多不多？” “我看，起码有三百人。”他答道。 “可是人们告诉我们，在那儿作战的包清山的战士总共不超出一百人。” “对，他们是从弗拉季高加索来的。除了他们以外，格罗兹内还有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一个中队。他们大约有一百五十人。而且还有一些中国机枪手。他们被分配到连队里，每个连队两三个。我自己也是个机枪手。在‘勇士’号铁甲车上服务。” 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库钦所说的和我们所知道的参加格罗兹内保卫战的中国士兵的人数不符。 季寿山还谈到一件使我们非常高兴的事，那就是他说出了我们渴望知道的几个，人的名字。他记得当白匪从蓄油池将石油引入河中并使整条松查河燃烧起来的那些日子里，和格罗兹内工人自卫队一起防守贝利科夫桥的中国连连长的名字。他叫刘法亮。“战士”号铁甲车的侦察员叫王琪，他是个勇敢的士兵。他们后来一起在“红色的阿斯特拉罕”号铁甲车上作过战，一九二〇年这辆铁甲车曾参加解放巴库的战斗…… 我们访问过季寿山之后，来到格罗兹内，打算寻找那位救过他的“俄罗斯妈妈”。 但是，寻找一个叫阿尔切敏娜的人并不容易。格罗兹内住址查询处里，姓阿尔切敏娜的人太多了。 我们坐着汽车跑遍了城市，访问了所有年老的姓阿尔切敏娜的人，但是没有一个像我们中国同志所说的那样的人。 我们去找格罗兹内的广播电台帮助。我们在麦克风前讲述了季寿山遇救的事，请求知道这些情况的人跟我们联系。 一个名叫阿娜斯塔席雅·季洪诺夫娜·卡琳斯卡雅的老布尔什维克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她目前靠领取特种养老金生活。 她毫不犹豫地来找我们。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事和她母亲救过一个中国人的情形相仿。这事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那时卡琳斯卡雅得了伤寒病，在她快好的时候，她母亲告诉她一个秘密：她收留了一个年轻的中国红军士兵，他是从邓尼金匪徒手里逃出来的。这位中国战士在她们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后来把他送进山里去了……她有三个兄弟，全是共产党员……她的一个姐姐当时也得了伤寒……她所说的一切全都符合，只有一点不对——她母亲的姓不是阿尔切敏娜，而是霍赫洛娃。或许，那位来到莫斯科的中国同志谈的是另外一个人。 “大家怎样称呼你的母亲？” “娜杰日达……娜杰日达·阿尔切莫夫娜……”她脸上泛起了笑容。“等等，我现在有些明白……当时，村子里的人们想必一直用我妈妈的父名称呼我妈妈——阿尔切莫夫娜，阿尔切莫夫娜……那位中国战士大概也只记得这个称呼。 毫无疑问，娜杰日达·阿尔切莫夫娜·霍赫洛娃就是救过那位中国战士的“俄罗斯妈妈”。她活了八十六岁，前几年才去世。 [1]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约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 [2]郭特村的人们认为，掩护中国志愿兵，帮助他们逃出白眶的毒手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他们认为这样对待中国人才是以德报德。一位格罗兹内的老居民，国内战争的参加者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格列奇金对我们说：一九一八年八月，哥萨克白匪曾因此以枪毙威胁过郭特村的村民。为了保护这个切禅族的山村，红军从格罗兹内调了几门大炮到那儿去（格列奇金当时就在那个炮兵连里服务）。一个约一百五十人的中国连曾担任掩护工作。 当地的切禅族支队，俄罗斯的炮兵和中国志愿兵一起作战，迫使哥萨克白匪从山村撒退。——原注
17．两张假钞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7．两张假钞票 弗拉季高加索激战的八月过去了，接着而来的是暂时的宁静。生活完全走上了旧日的轨道，甚至那种伴随着和平时期的兵营生活而通常有的破坏军纪的现象也出现了。关于这方面，四十年前的一件公函上曾这样写道： 中国营营长包清山同志： 送回红军士兵邵振旺一名，据报告，他在晚市场上企图使用五卢布的假钞票，因此被留在警备司令部。该事件至今尚未调查证实。 司令部认为此事纯系误会，没有深究的必要，但希望今后红军士兵逛市场的现象能引起注意，此类不良现象今后应予坚决！制止。 警备司令部值班员（签名不清楚） 1918年9月23日，弗拉季高加索 这件公函是从旧档案夹里找出来的，本身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顶多不过是个小小的生活细节罢了。 大概，邵振旺的确是在市场上搞出了点麻烦。包清山这位指挥员不是那种对违反军纪的现象抱自由主义态度的人，可以想象得到，他一定严厉地处分了邵振旺。 连队里到处可以感觉到自觉的遵守纪律的风气。一丁点破坏纪律的事都要由士兵们自己来审理。犯错误的人由战士们自己决定应受何种处分。最常见的处分是当众批评或者队前警告。当时颇为流行的教育形式是这样的：坦白，检查，认识。碰到这种情形，破坏纪律的人首先当着同志们的面陈述自己的过错，然后他要说明他是怎样检查的，最后表示他对错误的认识。如果同志们认为这个人检查得很好，对自己的错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问题看来已经清楚，大家也不再深究了。 我们本来打算忘掉警备司令部这件公函，但是由于同加宝·卡尔山诺夫和辛里的交谈，使得我们对过去警备司令部值班员所写的这封书信产生了兴趣。 我们先谈谈卡尔山诺夫。他是个高大魁梧、体格匀称、直率豪爽的老人。他现在已经七十六岁了，但他还有一副哥萨克老人固有的、像雕像般健美的姿态：高昂的头，英俊的侧影。不用说，卡尔山诺夫早年一定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他在扎曼库勒村的沃舍梯青年中自然是顶出色的人物。在一九一八年动荡的日子里，加宝当了沃舍梯骑兵连的连长。他的朋友们叫他“美国人”，因为他曾经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并且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骑兵连驻扎在离中央大街不远的地方。 在一个夏日的傍晚，加宝·卡尔山诺夫在中央大街中心的林荫道上散步，他突然听见有人在讲英语。这不是当地那些资产阶级公子哥儿刚从学校里学了几句就来向姑娘们卖弄的那种蹩脚的英语，而是真正活的、自然的语言。加宝那对熟练的耳朵马上就断定说话的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他们几个人一起，在加宝的前面走着，眼睛不时向两旁张望，彼此在进行着简短的交谈。 这些绅士怎样来到布尔什维克掌政的弗拉季高加索的呢？ 加宝决定跟在这些英国人的后面。他们走进了公园，他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在小酒馆里坐了下来，他也坐在邻近的一张桌子旁边。 英国人的举动很谨慎。虽然小酒馆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坐在近旁的加宝的那副外貌——由于风吹日晒而显得黝黑刚强的面孔，他那件契尔克斯人的带子弹袋的外套，以及腰间插着一把装在银鞘里的匕首，看起来很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民，你可以随便怀疑他的什么，但决不会怀疑他会说英语——一点也不能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但他们的谈话始终没有接触到事务方面的内容。 不过他们的谈话多少流露出了一些问题。到暮色渐浓时，卡尔山诺夫已经毫无疑问地断定，在他面前的是英国军官，虽然他们穿着便服；他们来自第比利斯；他们对苏维埃的一切都抱着敌视和憎恨。 在他们离开小酒馆的时候，加宝仍然跟在他们后面。跟踪没用很长时间。他们走过两条街，转向洛里斯—梅里科夫大街，走进了当地一个富翁的住宅。 这些穿便服的、对苏维埃政权抱着敌对情绪的英国军官到这里来总是有什么目的的吧？司令部知道他们吗？ 卡尔山诺夫心中非常紧张激动，他怀着模糊的猜疑，去找近来经常见到的那个人，这就是南俄特命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奧尔忠尼启则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加宝请秘书向他报告一声。 “加宝，你有什么事？”当卡尔山诺夫走进来的时候，特命人民委员问道，“为什么还没有睡觉？” “我有事来找你，谢尔戈同志！”加宝说，“我不知道，这也许是件小事，也许并不是小事。弗拉季高加索出现了英国人。是军官，一些坏蛋。”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坏蛋呢？” “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怎么，他们说俄语吗？” “不，说英语。” “你怎么听得懂呢？” “谢尔戈同志，我英语说得很好，一点也不比俄语差，也许还要好些呢！” “真的吗？” 谢尔戈仔细地望着卡尔山诺夫，留心地听完了他的话，然后将疲倦的身子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沉默着。 “这是英国代表团的军官，”他沉默了片刻以后说，“他们是从格鲁吉亚来的。那儿来了德国人，他俩不能待在那儿了。” “那么说，谢尔戈同志，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吗？” “不能那么说……你猜对了。他们非常不喜欢我们。极力想消灭我们。应该设想，他们是有什么打算的。不过，这可不能大刀阔斧地干。应该好好地监视他们，要有耐心，不能惹起国际纠纷。同志，外交这种事可是很微妙的。”谢尔戈又沉默了片刻，说：“加宝，你会说英语，这太好啦！我们需要在代表团里有个自己的人。你就去担任这份差事吧。” “我？……谢尔戈同志，我去担任什么呀？”卡尔山诺夫惊讶地问道。 “担任翻译，保卫员，受委托的人……一句话，类似联络军官的工作。” 在这次谈话后，加宝就经常出现在洛里斯—梅里科夫大街这座豪华的楼房里了。 代表团的成员对卡尔山诺夫表面上的殷勤，掩盖不住他们内心的不信任。他们和他开玩笑、聊天，请他抽埃及香烟，但是却不让他越出正厅和会客室一步。这座楼房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们小心地不让外人知道。 有一次，加宝在英国人那里坐了一会儿，后来因事来到了司令部。在司令部里，他碰见了中国营营长。当时，他们之间有过一次谈话，直到如今卡尔山诺夫还记得清清楚楚。 “加宝，你好，我正要找你，”包清山兴奋地说道，他对待这位沃舍梯骑兵连连长非常热情。“有件事要请教你。” “什么事？” “关于你那些英国人的事。” “我那些？我可以把他们让给你。免费赠送。请拿去吧！” 包清山笑了，他说，无论免费与不免费，他都不要那些英国人。接着便谈到了他所关心的事。他想知道，在英国代表团里有没有会说中国话的人。 “你问这干什么？”卡尔山诺夫很是惊讶。 “最近几天，有几个战士先后来找我，汇报了一件相同的事。”包清山放低了声音，凑近卡尔山诺夫说，“你知道吗，有人企图和我的士兵建立联系，还讲了一些挑拨离间的话。’ “用中国话讲的？” “是的，那人凑凑合合能说几句，不过，还能听得懂。他提的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士兵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被强迫参加红军的，是不是违反自己的愿望来当兵的，在战斗的时候是不是强迫中国人排在头里去挡机枪等等。” “这个浑蛋！”卡尔山诺夫脱口而出地骂道。 “正是浑蛋！他还问，士兵们有没有想回祖国的情绪。还说，谁愿意回去，他可以代为安排。既有路费，也有证件。先乘船到新加坡，然后再回中国。” “你认为，这个人是英国代表团的吗？” “差不多可以肯定。和这个挑拨离间的家伙谈过话的，一个土兵是上海人，他断定和他谈话的是个英国人。上海人一般都很熟悉英国人的特征。” “照你的士兵们所描绘的那个英国人，外表是个什么样子？” “中等身材，火红色的头发，腿有些弯，左边上牙床镶有几颗金牙。” “巴布大尉！”加宝脱口而出。他认识这个军官。这个火红头发的大尉的确说过他曾在中国住过几年。 “那么，你就对那位巴布大尉说，请他不要再来纠缠我的弟兄们。”包清山用教训的口吻说道，“士兵们这样说，下一回那个红发鬼子再来的时候，他们准备把他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好好教训他一顿。” “考斯嘉，留心点，别惹起国际纠纷……”加宝由于逐渐懂得了外交上的微妙关系，很担心会闹出乱子来。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必担心。”中国营营长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 司令部里的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过了两天，加宝照例来到了代表团，他发现巴布大尉的额头上贴了一块橡皮膏，眼睛下边还有一大块肉皮发紫了。 “哈罗，大尉，你怎么啦？"卡尔山诺夫关心地问道。 “没有什么。夜里天黑，不小心碰在大门上了。”英国人不快地答道。 “你们知道，”加宝的脸上流露出一股顽皮的孩子气，微笑着对我们说，“自从巴布大尉的脑袋‘给门碰破’后，就再也没有人用蹩脚的中国话和中国士兵谈话了，再没有人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或者做一些挑拨离间的建议了。仿佛被刀砍断了似的，你说奇怪不奇怪？” 他那灰白的胡子下闪耀着一排洁白的坚实的牙齿，脸上的皱纹全都动了起来。老人挺能说笑。 根据许多迹象看来，弗拉季高加索英国代表团的活动，绝不只是某个军官穿着便服在小市上路跳，从事“收买人心”的活动。当然，这只是次要的事。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布尔什维克，捷列克地方的情报，将这些情报转给自己中央情报机关和白军的指挥部，并且给捷列克内部的反革命势力以各种形式的支持，包括组织上、财政上、技术上的支持。 从所有这些活动中，都可以作出肯定的判断。但是，常言道，没有被抓住不算贼。直接的罪证还没有得到。 后来，由于逮捕了一个冒充第比利斯小职员的人，这些罪证才算掌握在手里了。这个人的外貌毫不引人注意，但是，却受到一个士兵的妻子的怀疑，因为他租了她的一间屋子。在他的举动中，有时，流露出一些令人憎恨的军官老爷的傲慢神气。 这位妇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肃反委员会。“职员”被抓起来了。起初他企图抵赖，后来承认了：他不是什么职员，而是沙皇正规军的上尉。但是他说，他从不过问政治，与白卫军没有任何关系，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过平静的生活。因此，他才从第比利斯来到这里。第比利斯是由孟什维克——民族主义分子所控制的地方，俄罗斯人住在那里不方便。而这里就比较自由多了。他非常满意弗拉季高加索。 检查了这个上尉的简单的行李，什么结果也没有。本来打算就要释放这位名叫乌格涅文柯——希望过安静生活的上尉了。 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释放他，经过如何，那是巴维尔·约瑟弗维奇·柯巴依则告诉我们的。 柯巴依则起初在赤卫一团当政委，后来调任装甲汽车队的政委，最后来到弗拉季高加索的肃反委员会。因此他对乌格涅文柯案件了解得很清楚，他是听当时肃反委员会主席凯特·青察捷说的。 事情是这样的： 青察捷向特命人民委员做了报告。除了报告一些日常事务之外，还报告了释放乌格涅文柯的计划。 “对。如果无罪，就不用再拘留了。搜查的结果提供什么线索了吗？”奥尔忠尼启则问道。 “没有。他身上全检查了。行李也检查了——不过他几乎没有行李：一个小小的箱子，几件衬衣，一些日常用品和两三盒带嘴的纸烟。总之，都是些小东西，没有什么可检查的。” “带嘴的纸烟？”特命人民委员兴奋起来，“你对它仔细检查过吗？” “检查过。” “怎样检查的？” “打开烟盒，把纸烟倒出来。只有纸烟，别的什么也没有。” “纸烟嘴里呢？” 青察捷窘住了。 “没有瞧纸烟嘴里面。不知为什么当时没有想到这个……” “唉，你们这些天真的孩子！”谢尔戈笑了起来，“把重要的文件藏在纸烟的烟嘴里，这是秘密工作的基本常识……把你们那位上尉的箱子送给我看看，把他本人也带来。” 人们将乌格涅文柯带进特命人民委员的办公室，让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把他的纸烟盒放在桌子上。这时，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军官的眼睛里流露出不安的神色。 谢尔戈打开了纸烟盒，开始一根一根地折断纸烟嘴。十根……二十根……三十根……空烟嘴越堆越高，看来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但是奥尔忠尼启则不慌不忙地继续自己的工作。瞧，到了第一百一十根还是第一百二十根，这根比其他的紧一些，不是一下子就能折断。谢尔戈拆开了烟嘴。里面有一卷纸条，这是一种又薄又软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极小的字。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是英文，这张纸条只是信的一部分，好多句子只一半就中断了。 “只要有了部分，就可以凑成完整的。”谢尔戈说道，他又继续干起自己的“工作”来。 特命人民委员的桌子上，一边堆满了折断的纸烟嘴，另一边放着二十来张纸条。 其中有一张不是信的一部分，而是一张完整的字条。这是自卫志愿军总参谋部的证件。上面清楚地写着：乌格涅文柯·格利果里·涅斯切洛维奇“奉命去敌区”，所有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都应尽力协助他。乌格涅文柯坐在那儿，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 但是这个上尉不过是个小“萝卜”罢了。在密信中还提到几个大头子的姓名。在一封给英国代表团的信件下面就有这样一个签字：罗卡尔特[1]，这就是那个组织刺杀列宁的罗卡尔特。在给英国代表团的另一封信的下边签名的是个著名的保皇派——舒里根。信的内容使人毫不怀疑地断定：弗拉季高加索的代表团是间谍和反革命活动的巢穴。还有另外一些文件。不过这些文件关联的已经不是弗拉季高加索的英国代表团，而是巴库的法国代表团了。 从奸细身上搜出的这些文件的意义，奥尔忠尼启则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二日拍给列宁的电报里有着清楚的说明： “弗拉季高加索的英国代表团已被查封，因为他们和阿历克赛也夫的志愿军与莫兹多克的反革命委员会勾结。我们搜到了罗卡尔特给英国代表团主席帕克上校的信，还有舒里根要求建立阿历克赛也夫与协约国之间的联系的信。”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九日，奥尔忠尼启则给列宁和契杰林的另一封电报里说：“对英国代表团进行搜查的结果，得到了他们和反革命联系的确凿证据。代表团已被看管起来。今后如何处理，请指示。也许只好把他们从第比利斯驱逐出境。” “后来的一切，我已经不是从青察捷那儿听来的，而是亲眼看到的了。”柯巴依则说，“我们装甲汽车队接到命令，要我们派一辆装 甲汽车去洛里斯—梅里科夫大街的英国代表团。我和战士们一起去了。我们来到后，看见代表团住宅的周围站着一小队红军，当门站着一个情绪激动的英国少校，他向我们提出抗议，不让我们进去进行搜查。他手下有代表团雇佣的卫队——一百名山民。他们把守在院子里。他随时可以命令他们开火。 “‘啊，原来这样，’我们的指挥员说道，‘试试看，我们立刻还击。给你们十分钟时间考虑。’ “过了五分钟左右，大门突然开了，一群身穿高加索袍子的人大声喊着冲到街上来。我想，现在大概要进行一场格斗了！我便对机枪手喊道：‘准备！' “然而却没有打起来。英国卫队想明白了，不能为了几个臭钱冒生命的危险，他们全都逃之天天了。 “我们没有阻挡他们。 “这时屋顶上英国人的机枪响了。两个红军战士倒了下去。 “我们于是开火还击。但是房子很坚固，墙有一米多厚，这样的堡垒，子弹是不起作用的。 “而英国人却在不停地射击。用机枪、步枪和手枪射击……旁人听来，就像在进行一场大战。 “我们把一张字条拴在一块小石头上，把它扔进院子去。字条上写着：如果不停止射击，我们就要搬一门榴弹炮来，直接对准房子轰击。不用说，这个办法很有作用。 “我们瞧见，先是手枪不响了，随后是步枪，最后机枪也停止了射击。接着，一股股浓烟从烟囱里冒了出来。哦，原来在烧什么东西。又过了一会儿，门终于开了。 “当我们走进客厅，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那个壁炉。壁炉里堆满了灰烬、没烧光的纸块和一些尼古拉时代五卢布的纸币。我心里想，瞧他们慌成了什么样子，甚至把钞票都烧掉了。 “不过，事情倒不是因为慌乱。壁炉里烧掉的不是真的纸币，而是假的。它们是在英国代表团的地下室里印出来的。搜查时在那里发现了印假钞票的版。” 当我们听着巴维尔·约瑟弗维奇·柯巴依则谈洛里斯—梅里科夫大街那座大楼里发生的戏剧性的事件时，我们的思路开始往回转。我们想起邵振旺和他那回由于五卢布假钞票而引起的不愉快的事件。原来市场上的假钞票的根子就在这里！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有关邵振旺和他那五卢布尼古拉钞票的倒霉事。但是无论是李振东还是常杨清都不能提供一点有关这位战土的材料。这里又出现了中国姓名的俄语拼音与汉语读音的差别问题。司令部值勤簿上用俄文写的被拘留的战士的姓名，我们的中国朋友无法正确无误地翻译出中国姓名来。 但是，由千百年的经验所积累成的一条谚语“有志者事竞成”又一次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有人对我说，在别斯兰住着，一个中国人辛里，他在当地住了多年。他还是费达罗夫将军在日俄战争后带到俄国来的…… 辛里这个人使我们很感兴趣。中国一个的男孩，是由一位沃舍梯的将军带到高加索来的……日俄战争……所有这一切，和人们向我们讲的包清山的情况几乎十分相似。他们中间不会有什么关系吗？地方相同，命运也相同：这位为从前的将军所收养的人说不定会了解我们那位英雄的青年时代的历史吧！ 他不知道。当我们来到别斯兰，访问了辛里之后，才弄清楚他对包清山的了解和此地任何一位弗拉季高加索的老人完全一样。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 辛里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我们。小时候他和自己的父母住在离旅顺口不远的地方。日俄战争爆发了。在他们那一小块田地上的庄稼，全给士兵们踩踏光了。怎么办呢？辛里逃到了城里。他碰到了费达罗夫将军，不知为什么，这位将军就看中了这个孩子，他将他带回俄国，带到离别斯兰不远的他的庄园里来。 这与其说是出于将军的仁慈博爱，倒不如说他是打好了如意算盘。辛里是个又结实又勤劳的小伙子。他会成为一个勤恳的、听话的雇农。 后来，正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改革前的时代那样，将军决定将辛里培养成一个厨子。辛里被送去上学。他将培养成地主老爷所希望的那个样子。 过了一些时候，革命将这个年轻的中国人从他的“恩人”将军手里解放出来了。但是，他那多年的农奴般的生活，对他的影响很不小。辛里没有成为一个战士，没有参加红军，没有投入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不像当时俄国境内他的几万个同乡那样参加战斗，而在弗拉季高加索的上捷列克河河畔的一条大街上选择了一个合适的铺面，和一个沃舍梯人合伙开了一个小饭馆，这种小饭馆当时在别斯兰就有几十个之多。 生意挺不错。包清山的士兵在休假时经常来这里。他替他们做米饭、馒头、面条，做中国菜，像在自己家乡那样泡壶茶；那些红军里的中国人，也很愿意坐在这里消磨休假的时间。辛里几乎就这样认识了全营的人。 我们问他知道邵振旺吗？ “邵振旺……邵振旺……” 老人竭力在自己的记忆中搜寻有没有我们问起的这个人。我们为了帮助他回忆，向他提出了一个当时唯一能够提出的问题：“这个邵振旺曾经因为两张假的五卢布尼古拉钞票而闹出了一次不愉快的事。他被带到警备司令部去过。记得吗？” 辛里变得活跃起来了。 “你们是说……假钞票吗？有这么回事……我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因为假尼古拉钞票而碰上了倒霉的事。不过他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八月里，有一次我恰巧给他的机枪送过水。 “这件事发生在车站上。白匪在猛烈地进攻，而他操着机枪不停地向敌人射击——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周围全是死尸，到处是血…… “我没有参加打仗。当时，我是偶然来到车站的。我看见他的处境很危险，便爬到他跟前，对他说：‘老乡，你干嘛不跑开？’他回答说：‘不干你的事。快去拿点水来。枪筒太烫了。’ “我看到情况那么紧急，心想，应该帮帮他。我就爬着去打水。四周是一片稀疏的枪声，距离水龙头还有很长一段路。好歹总算爬到了。我带了一桶水又向回爬。这时枪声又密起来了。 “我很想撒手跑开，但我没有跑，因为我那位老乡还孤单单地留在那儿。我爬到他跟前，对他说：‘水拿来啦。’ “他面色苍白，浑身是血。他说：‘好，拿过来。’他把水拿了过去，在枪筒上浇了一阵，机枪又响开了。他一个人坚持了两天半，直到我们的军队从库尔斯克近郊赶来，赶跑了白匪。 “后来，战斗平息之后，他来到我的饭馆，我对他说：‘那次在火车站上是我给你送的水。’他回答说：‘有人送过水，但到底是谁，我记不起来了。’当然，他记不起来了。他那时疲倦极啦，没有睡觉，没有吃东西，一直专心和白匪战斗着。 “后来，由于五卢布的假钞票，他碰到了那件倒霉事。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城里流通着各式各样的钞票——有捷列克的、五山的、阿斯特拉罕的、克拉斯诺达尔的、巴库的、格鲁吉亚的、克伦斯基的、邓尼金的……也有尼古拉的。数尼古拉钞票最受欢迎。市场上和小铺里的生意人只喜欢尼古拉的，碰到其他钞票时，他们都说：‘这不是钱！’ “有一回，我给他的机枪送过水的那个士兵来到我们饭馆，他对我说： “‘今天我领了饷，想兑换成尼古拉钞票。你能帮忙吗？' “我说：‘不行，你到市场上去，那儿可以兑换。’ “他兑换到了。拿到了两张五卢布的尼古拉钞票，我问他：‘你干嘛要尼古拉钞票？’他说：‘留起来，战争就要结束啦，我回家时好给母亲买件礼物。’ “后来又过了一些时候，我看见他又来了，他对我说：‘辛里，市场上的人不认识我，但都认识你，帮我买一些子弹吧。’当时子弹很缺。谁想打仗，就得自己到市场上去买些子弹。山区的居民来到这里时，常卖掉一些子弹；哥萨克也在市场上卖子弹。 “我问他：‘你拿的什么钞票？’ “‘两张五卢布的尼古拉钞票。 “‘就是那两张吗？’ “‘正是。’ “我说：‘你不是要给母亲买礼物吗？干嘛花掉它呢？’ “他说：‘唉，放不到那个时候啦啦……前线的情况不顺利，应该多买些子弹。’ “我说：‘你去找谢里木，他是个卖肥皂的。向他买些子弹吧。’ “他照我的话办了。他拿着那两张五卢布的钞票去找谢里木。后来，就是这两张钞票出了事。钞票原来是假的。当时在弗拉季高加索流通着大量的尼古拉钞票。假钞票印制得很精巧，看起来完全和真的一样。我的同乡也没有分辨出来。 “但是谢里木对钞票很内行，他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的。他很生气，认为我的同乡要欺骗他。可是他有什么错处呢？他不过是拿他那士兵的清白的薪饷换了两张假钞票……” 这就是辛里告诉我们的他已不记得姓名的那位中国士兵的全部故事。这是不是弗拉季高加索警备司令部值班员当时在记事簿上写的那个邵振旺，我们也无法证实。 [1]英国间谍。一九一八年上半年英、美、法外交使节团代表们在莫斯科组织的白卫匪帮反革命阴谋，就是这个英国外交官主持的。——译者注
16．死里逃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6．死里逃生 中国战士被分成几个小组，编入在城里坚持战斗的各个连队中，并立刻参加作战。这些连队有的由苏老九指挥，有的由刘法亮指挥，有的由刘喜指挥。营长在哪儿呢？那时营长在什么地方呢？ “他没和我们在一起。”李振东说道，“战斗开始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忙得不得了，我们在营房里几乎看不见他。” 常杨清也证实道： “是的，营长不在营房里。他开代表大会去了。” “开什么代表大会？” “谁知道呢！……记得我们还投票选举了他。我们是选他到什么地方去开会……” 关于战士们选包清山做代表去参加的那次代表大会，常杨清再也说不出别的什么了。 于是，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求助那永备的、但却不常济事的史料——旧报纸了。 一九一八年八月上旬，弗拉季高加索的报纸看起来和往常的不完全一样。报上电报、命令、论文、通讯、小新闻和通告这一类登得很少，版面基本上被捷列克共和国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占去了。 就是它！——中国营的指挥员就是被选出来参加这个代表大会的。 可是常杨清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不很肯定。因此，必须设法证实它。 我们着手寻找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但是，档案局没有这份名单。 我们又去寻访这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在沃舍梯、印古什和切禅等族的居民中找到了这样的人，他们出席了代表大会，听取了南俄特命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激动人心的报告；见到了雅可夫·布迪林、基里尔·凯萨耶夫、阿斯兰别克·谢里波夫、希济尔·阿尔茨哈诺夫等人。他们也听说过包清山这个人。看来，人人都知道他。 只是，他有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他们却说不清。也可能参加了，也可能没有参加……代表们来自捷列克共和国的四面八方，怎能个个都记得住！ 想查明红军中的代表是怎样选举出来的这个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报纸上的新闻和档案局里现存的一些零星的、简短的记录，帮助我们弄清了这个问题。代表们是在全军各部队的代表会议上推选出来的。那就是说，常杨清说对了。看来，他们的确推选过营长当代表，根据现有的资料看来，营长的确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 既然包清山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那么，发生叛乱时，他一定是和奥尔忠尼启则一起到印古什去的那些代表中的一个。 人人都知道，代表大会是在弗拉季高加索城郊的一所陆军中学里召开的；当叛乱发生的时候，留在陆军中学里准备过夜的代表们和城里失去了联系。于是，奥尔忠尼启则就率领他们到印古什去发动山地居民为解放城市而斗争。 “没有。”那些战火燎原的日子的见证者们，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否定地摇晃着他们满头白发的脑袋。他们没有看见包清山到印古什去过。 那就是说，此路不通。当叛乱开始的时候，这位中国指挥员在什么地方和做了些什么，我们作了种种努力，想知道这些，但都被时间这个牢固的屏障挡住了去路。 最后的一线希望就放到某地去休养的巴维尔·约瑟弗维奇·柯巴依则身上了。说不定，他回来后，能扫清我们的疑云。 事情正是这样。我们会见了晒得黑黑的、变得年轻了的上校，他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战斗故事，多得几乎连我们的笔记本都容纳不下了。 “参加代表大会的红军战士，”柯巴依则回忆道，“大约是三十到三十五个人。包清山也出席了，我和他就坐在一起。 “那会可热火啦！我不是指外面的温度，而是指政治上白热的程度。这种昂扬高涨的斗志，就像一口受不了巨大压力的汽锅里的蒸气，马上就要冲上天去似的。哥萨克上层分子的代表们表现得非常无礼，他们时常提出一些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来进行威胁。他们之中的一个甚至还放出这样的谬论：‘代表大会解决不了的，就用武力来解决。’ “有些火性子的人，应该说，甚至在礼堂里就掏出武器来了。考斯嘉也是这样，差点儿扣响他那支刻了名字的毛瑟枪。那是当他和法尔契柯夫顶起来的时候。” “法尔契柯夫？他是什么人？” “是哥萨克军队的一个大尉。他是哥萨克代表团的团长。” “包清山和他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也没有。这件事的发生是由于法尔契柯夫竟敢对中国人进行无礼的攻击……说得更确切些，他支持了一个松查河畔的人——一个骑兵司务长的谬论，这个骑兵司务长宣称：苏维埃政权全靠中国军队来保卫。 “主席毅然决然地打断了骑兵司务长的谬论，考斯嘉也忍不住了，他沉着地、但却清楚地进行了反驳。他谈到了哥萨克，说他们都有着沙皇爪牙的典型心理。 “于是，法尔契柯夫就蹦了起来：‘黄狗！’他朝包清山大声喝道，‘你竟敢侮辱哥萨克！……’ “红军代表团和哥萨克之间登时就闪出了一条道来。以后的一切都是一刹那间发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包清山气成了那副模样：他的眼中闪耀着黑色的怒火，脸色苍白。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并用愤怒得发抖的双手去解毛瑟枪的枪套。看得出来，他已经气得忘掉了自己。 “我一把抓住他，说：‘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考斯嘉，别胡闹。’‘放手！’他挣扎着喊道，我对你说，‘放手！’并且一个劲儿地去拔毛瑟枪。 “应该交代一下，和考斯嘉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中国代表。我记不得他们的姓名了。他们的俄国话说得不大好，不过他们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他们也和包清山一起跳了起来，脸色也因为受了侮辱而气得苍白，也握紧了武器。我看见哥萨克们的手枪也在闪闪发光。礼堂里人声嘈杂。人们把骑兵司务长赶下了讲台，人群中喊道：‘滚出去！’主席企图恢复秩序，可是他的铃声人们根本听不见。‘唔，’我当时想，‘马上就要开枪了，只差这一着了。’ “后来，事情并没有发展到开枪的程度。一位阿訇使情况缓和下来了。是的，在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几个伊斯兰教的教士。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掩饰他们对苏维埃的仇恨。可是我说的那个阿訇，他是切禅族代表团的代表，他却有着不同的观点。这从他在包清山和法尔契柯夫之间发生冲突前一会儿所讲的话里就可以明白。这位切禅族的阿訇是个中年人，缠着头巾。他在演说中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号召哥萨克各族人民支持苏维埃政权。 “这时，在拱形圆顶的礼堂里，忽然有一种声音盖过了嘈杂喧哗的叫嚣：‘一切非主，唯有真主！’……”在伊斯兰教里，号召教徒祈祷的时候，报祈祷时间的人就是这么高盛念诵的。 “这里应该交代一下，山地各族人民大部分代表都非常严谨地遵守祈祷时间，由于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代表大会在他们祈祷的时候都安排了休息。 “礼堂里的伊斯兰教徒一听到阿訇的声音，立刻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于是，在我们红军代表团和哥萨克代表团之间形成了一堵人墙。这时，中国代表同志们也就安静下来了。我们安慰他们，提醒他们说，如果接受法尔契柯夫的挑衅，只是对敌人有利。考斯嘉首先恢复了理智。他舒了一口气，放下了握着毛瑟枪的手，愤怒地朝法尔契柯夫那里瞥了一眼，对中国战士们说了几句中国话，他们就顺从地坐到位子上去了。 “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我看了看表，马上明白了，原来这位切禅族的阿訇召唤教徒们祈祷的时间比平时提早了。” 我们问，这场风波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在叛乱的前一天或者前两天。”柯巴依则答道。 “战斗开始的时候，包清山在什么地方？” 上校沉思了片刻，说： “不知道。也许是在家里……总之，战斗打响以后，他就和我一样，跑回自己的队伍里，而且，后来也和我一样，做了白军的俘虏。” “做了俘虏？” “是啊。老实说，我现在能和你们在一块儿谈心，这还全亏包清山呢。要不是他呀，我早就躺在哈尔拉莫夫教堂院子里的地底下啦！我们是一道跑出来的。” 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八月五日晚上，第一赤卫团的年轻的政委巴维尔·柯巴依则从代表大会回到家里，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白天在会场上听到的那些话。他的感受很多，而且觉得十分疲倦，因此他早早地睡了。黎明时分，他被一阵阵步枪射击声、哒哒的机枪声和隆隆的大炮声惊醒了。 他迅速穿好了衣服，跑到街上，朝阿普歇伦斯克营房跑去，直奔自己的团队。 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他估计城里一定出了什么乱子。可是，究竟出了什么事，哪边是自己人，哪边是敌人，一点儿也摸不清。柯巴依则所在的那个地区，倒是平安无事。既没有一个人开枪，也看不到一个人影。 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的。“第五纵队”并没有睡大觉。几十双敌人的眼睛从放下来的窗帘后面，从大门小门的“监视孔”里监视着政委。他们监视着并等待着适当的时机。当政委迈着缓慢的步子经过一所寂静的、紧紧地关着百叶窗的小屋时，小屋的门忽然敞了开来。柯巴依则觉得当头挨了一棒。随即几个身强力壮的哥萨克扑到他身上，七手八脚地把他的胳膊捆在身后了。 之后，这几个打埋伏的哥萨克分成两股：两个回到那所寂静的小屋，另外两个一面咒骂着，一面用七轮手枪的枪柄敲打着晕头转向的柯巴依则，把他带到不远的、炮声隆隆的捷列克河那面去。 瞧，已经来到一座横跨小河的木桥上了。在桥的那边，河对岸就是宽广的绿树成荫的米哈依洛夫大街和老远就映入眼帘的哈尔拉莫夫教堂。 哥萨克们拖着俘虏朝这座教堂走去。 当他们把政委带到教堂院子里时，一个上尉问哥萨克们： “怎么，小伙子们，你们又抓来一个布尔什维克啦？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谁知道他是什么人”，一路上特别卖力敲打柯巴依则的那个哥萨克淡漠地说道，“看样子，是个当官的……他有一支柯尔特式手枪……柯尔特式手枪只是当官的才有。”哥萨克从兜里掏出一支亮堂堂的手枪，拿给上尉看，这支手枪半个钟头以前还佩在政委身上。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马上就能弄清楚他究竟是个什么官。”上尉寓有深意地说道，“瞧，他们把那位‘中国要人’带来了，这可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要人，这儿全城都知道他。” 柯巴依则转过身来。包清山背脊靠着树干，默默地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柯巴依则真想大声喊他：“考斯嘉！”其想冲到他的跟前。但是，他看见包清山向他做了一个警告的动作，就克制住了。柯巴依则懂得：包清山并不是为他自己担心。反正敌人已经认出他了——敌人不可能认不出他，因为他太容易被认出来啦。而敌人目前还不知道柯巴依则是谁。最好是他不要暴露自己，不要露出他们是好朋友的样子来。 押解柯巴依则来的那两个哥萨克走了。上尉也钻到什么地方去了。柯巴依则四面环视了一下。这个教堂的场院，已经被白卫军变成了一所战俘营。场院很大，四面围着一道厚实的、有一米半高的围墙，院墙的基脚用砖砌成，顶上插着许多尖端锋利的铁矛。院墙外面的大门旁站着两个哨兵。哥萨克村的居民们在场院里走来走去，一点也不留意那群默默无言地挤坐在教堂后面冷风口里的红军俘虏。他们人数不多，一共才十五个。 包清山走到站在围墙旁边、离哨兵不远的柯巴依则跟前，但是没有说话。 过了二十来分钟，上尉从教堂里的守卫室出来了。他后面跟着两个哥萨克，手里拿着好几把铁锹。他们当啷当啷地把铁锹扔在地上，走到红军战士跟前，对他们说了句什么。红军战士们站起身来，每人拿了一把铁锹，走到场院的深处，开始挖坑。有十来个白卫军站在他们后面，摆弄着步枪，一声不吭地监视着他们干活。 “他们在挖埋人坑，”包清山轻轻地说道。歇了一会儿，他又轻声地说：“咱们跑吧，巴维尔，反正是死！” 柯巴依则什么也没来得及回答。所有以后发生的事情简直快得出奇。这位中国指挥员像腾起前的老虎那样，微微屈着双膝，突然大吼一声，向上一弹，神速轻捷地越过了围墙，穿过大街，径直朝河那面奔去。 “考斯嘉的吼声是无法转速的。”柯巴依则回忆道，“你们简直想象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那是一种音调极高的、颤抖的喉音。是沙漠里游牧民族的喊声，是亚细亚密林中猎人的呼声，是骑在矮小的战马上勇猛驰骋、正在张弓搭箭，准备向敌人放射的草原骑士的吼声。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比喻它，也不知道这位在大城市里和文明环境中长大的考斯嘉，是从哪儿学来这种响亮得令人吃惊的，我们从未听过的喊声。 “后来，在八月事件过后好几天，有一次我问考斯嘉，他那么喊叫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吓唬吓唬他们。’包清山答道。 “他的确把他们吓着了。那些吓得茫然若失、张皇失措、莫名其妙的哥萨克们，有那么一霎那，目瞪口呆地望着中国指挥员从他们身边跑过。我起初也吓呆了，但马上醒悟过来；我连忙抓住围墙上的矛杆，攀上围墙，往下一跳。可是没有跳好：我的制服边挂在锋利的矛尖上了。我觉得我仿佛悬挂在天地之间。不过，这样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制服嚓的一声撕破了，我掉到了地上。我马上一跃而起，撒腿跑过大街，跳进一家院落，在那儿又跳过围墙，院子，围墙……末了，终于跑到了捷列克河畔。我一头就钻进了河里。背后响起了射击声、叫喊声……可是捷列克河护住了我，带走了我。那年八月，河水很深，不过石头也很多。我一次又一次地撞在石头上。我怎么来到了对岸，红军战士怎么救起了我，我已经记不得了。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营房里了。我躺了一两个钟头，就投入了战斗。在那个时候，休息是不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份必不可少的力量。” 我们问到了包清山的情况。 “他是在离我获救很远的地方——捷列克河的下游被人救起的。”上校说道，“以后，整个八月里，他都在库尔斯克郊外战斗。” 打听到了准确的地址后，我们已经不难想象包清山在那儿作过战的八月战斗的场面了。于是话题又转到了库尔斯克郊区。在那些日子里，在那儿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不仅是红军分队和匆匆武装起来的工人白卫队，还有老老小小的全体居民。妇女、老人和孩子，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给战士们送弹药，送粮食，构筑防御工事，从事侦察工作。 包清山的战士们就在宽阔的医院大街那个地段进行战斗。这条大街竟变成了一条战线。这条大街当时是很凄凉的。两道长长的、死气沉沉的石头围墙——医院和市监狱的围墙连在一起。红军战土们的散兵线就展开在这两道围墙旁。包清山指挥的就是参加过“楼层战”的那些战士以及另外三十多个在叛乱发生后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库尔斯克郊区来的中国红军战士。 和中国战士们共同保卫这段战线的还有巴维尔·奥古尔佐夫的白卫队、基里尔·凯萨耶夫领导的沃舍梯支队的一个分队和萨沙·盖盖奇柯里领导的格鲁吉亚支队的一小队战士。 这段战线非常重要。这儿有一道通过整条医院大街的沟渠，它起了十分有利的天然防御工事的作用。在这条沟渠上，有一道与路面一般高的、没有任何防护的小桥。它引起了白军的特别注意。叛乱者就是从这儿向我们来进攻的。 他们利用装甲汽车作为进攻的主力。 装甲汽车的机关枪；呲牙咧嘴地向自己前面的一切东西扫射着，朝红军战土的散兵线冲去。它很快就爬上了小桥。隆隆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热风把一股烧着了的汽油味送进战士们的鼻子里，子弹打在附近民房的墙上，打在堑壕的土堤上。 有一个人悄悄地爬到装甲汽车跟前，向车轮下投了一颗手榴弹，这个英雄是谁，现在很难说。也许是工人赤卫队的队员，也许是沃舍梯百人队里一个下马当步兵的骑兵，也许是萨沙·盖盖奇柯里支队里的一个战士，也许是包清山中国营里的一个中国志愿兵。在鏖战正酣的时候，谁也没有去留心这个。可是，这一颗手榴弹却决定了装甲汽车的命运。马达不响了，机关枪也哑了。白军扔下了它，爬回自己人那儿去了。 装甲汽车是一件诱感人的战利品。白军还没来得及回头望一眼，几个战士就朝这辆被击伤了的装甲汽车扑去。白军识破了我们的意图后，就朝那几个勇敢的人疯狂地扫射，可是已经迟了，事情已经干完，装甲汽车已经被拖走了。 冒着白军的枪林弹雨，用绳索把装甲汽车拖到自己的阵地上来，这需要多么坚毅、勇敢的精神，又需要多大的体力啊！ 在那几分钟里，整个库尔斯克都可以听见俄国人的喊声“缴获了！缴获了！”也听得见中国人的喊声，还有用沃舍梯话和格鲁吉亚话喊出来的、热情洋溢的欢呼声。 装甲汽车落到了红军的手里。两小时以后，人们已经把装甲汽车修理好了。瞧，工人群中的一个小伙子已经坐到驾驶盘的后面，一名沃舍梯战士和一名中国战士也雄赳赳地站在机关枪后边。这辆早晨还在白卫军手中作为一件吓人武器的装甲汽车，晌午就朝他们自己的阵地冲去了。 叛乱在第十二天被肃清了。八月二十日，弗拉季高加索电报局发给莫斯科弗·伊·列宁一份紧急电报。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口述道： “……经过了十一天顽强的战斗，叛乱已经平息，残匪弃城逃跑了。在战斗中，红军的表现令人赞不胜赞，他们挺身捍卫了苏维埃政权。” 北高加索的这个苏维埃“岛屿”，光荣地经受了猖獗的反革命势力第一次严酷的攻击。
15．楼房里的战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5．楼房里的战斗 中国志愿兵在弗拉季高加索参加八月战斗的情形，直到我们会见了常杨清时，才弄清楚。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才消除了大部分的“空白点”。 在第一次会面以前，我们早就知道他了。保存在阿尔玛维尔档案局里的那些内战时期的文件中，有这样一张证明书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常杨清，一八九九年生，中国人。一九一八年志愿参加红军。内战末期，在第三库班骑兵团服务……”之后，是一大张城市和居民点的名单，他曾经参加过保卫它们的战斗。证明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一九三〇年六三日，阿尔玛维尔城红色游击队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常杨清·尼古拉为红色游击队员，并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四日发给他第十二号证明书。” 提起第三库班骑兵团来，倒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一支很出名的团队。从这张证明书中可以得出结论，原来骑兵团里也有中国战士。不管怎么说，总有一个，他叫常杨清。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找到他呢？ 我们找了好长时间，最后才打听到，常杨清在切禅一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一个集体农庄里当栽种水稻的指导员。 我们就在收割后的、光秃秃的稻田里第一次会晤了。我们把一抱稻草垫在身子底下，在地上坐着，紧靠着这位须发斑白、满脸皱纹，但眼睛却奕奕有神的老人，倾听着他不慌不忙地讲述自己那些动人的故事。 常杨清经历了一段艰苦的生活。一九一六年，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时，就离开了中国。像当时成千成万的其他中国劳工一样，他来到遥远的俄国找工作。起初，他在乌拉尔工作，后来在蒂拉斯波尔和敖德萨。就在那儿遇到了革命。 “一九一七年，”常杨清回忆道，“敖德萨有很多中国人。有的在码头上做装卸工人，有的干粗活儿，有的在采石场砸石头。 “起初，我们还不大理解震动了整个俄国的那些事件，后来就理解了，因为后来出现了中文的传单，还来了许多宣传员。 “有一个姓张的对这类问题解释得特别好。他是河北人。是一个明白道理的人。俄国话说得呱呱叫，比我在俄国住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要讲得好。这是因为他从小就在俄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里上过学的缘故。 “我知道传教士教给老张的是些什么。他们教给老张，上帝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人类、动物、植物。它还创造了现有的一套秩序。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合理的。世界上有富人，这是合理的；世界上有穷人，也是合理的；那些官吏、厂主和地主老爷们统治着人民，这是合理的；要人民千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这也是合理的。要是人民觉得生活太苦，这就更好，因为谁在这个世界上受尽了苦，死后一定能上天堂…… “不单是那些俄国神父这样欺骗他们，佛教的和尚也是这样传教的。常言说：谁喂养金丝雀，金丝雀就为谁歌唱。这班神父、牧师是靠谁养活的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传教士们想把老张栽培成自己的助手，让他在中国人民当中传教。可是事情恰恰相反，老张来到俄国，呼吸了革命的空气之后，却对中国劳工们传播了另一种道理。” “‘布尔什维克是卫护人民的，’老张说，‘他们希望政权能转到人民手中。他们不在人与人之间划分等级：俄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他们认为全都一样……’ “我们越来越对周围的事情产生兴趣了。我们把那些拥护沙皇、财主和旧秩序的人叫做立宪民主党人；把那些卫护人民，拥护革命的人叫做苏维埃人。 “当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更替了二月革命时，我们高兴极了——人民占了上风。当我们看到，敌人怎样从四面八方来攻击人民政权时，我们明白，必须挺身来捍卫它。我当时想：如果苏维埃政权在俄国胜利了，世界各族人民就会过得好一些，如果失败了，那么大家就会过得更苦。 “一九一七年十三月﹝原文如此，待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我参加了赤卫队，拿起武器，决心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有很多。人们把我们集合到一起，编成了一个中国连。从河北来的老张当了连长，就是一开头就拥护布尔什维克的那个老张。 “一九一八年春天，当敖德萨开始疏散的时候，捷克士兵、塞尔维亚士兵和中国士兵被合编成一个部队，接受护送国家银行库存黄金的任务。黄金很多。你们知道轮船的船舱吗？一箱箱的黄金把整个船舱都塞得满满的。这是一种非常麻烦的货物……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一听到有黄金，马上就会发疯。在轮船上出了多少乱子哟。不是打枪，就是闹事。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接到多少金子，就运走多少金子。全数运到。” 常杨清记不清这支国际部队队长的名字了。他说：“他好像是捷克人，不过也可能是塞尔维亚人，当时我分不太清……”我们觉得这位队长不是中国人，所以没有详细追问他。 不久，命运突然使我们和这位队长相遇了。一九五七年夏天，我们在编写《世界劳动人民的事业》这本集子时，认识了许多如今还健在的、参加过苏联国内战争的国际主义者。其中有一位叫阿多里弗·席别克，这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是红军中那些捷克分队的最初组织者之一。原来他就是常杨清回忆到的那个国际部队的队长。 “当时运送的黄金很多。”阿多里弗·斯杰潘诺维奇·席别克向我们讲道，“当我们在费奥多西雅下船时，需要整整一列车才装得下这些金子。护送列车的是中国士兵。中国士兵在纵队里有两百来名，由一位姓张的同志指挥。这是一个勇敢而坚定的人。我完全可以信赖他。当然，我也信赖所有的中国士兵。有时候，我简直被他们的坚韧不拔、遵守纪律、沉着冷静，特别是他们那种高度的、仿佛是与生俱来的革命自觉性深深地感动了。在护送‘黄金列车’这段漫长的、艰辛的路途中，遇到许多危险，打过几次小仗，和敌人进行了多次的交锋，在两百来名中国士兵中，没有一个人做过任何违背自己职责的事。这是一些极其忠诚的人！” 当然，阿多里弗·席别克记不得中国连里的列兵常杨清了。当我们把这位中国老战土的一张近照拿给他看时，他还是记不起他来。 可是，席别克本人却比较容易被人认出。他有一张四十年前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很年轻，直挺挺地站着，穿着军服。我们和常杨清相遇时，就把这张照片拿给他看，他马上就从照片上认出这是过去的敖德萨国际部队的队长。“他非常勇敢，”常杨清这么称赞他，“什么都不怕。一天到晚忙来忙去。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过觉。” 国际部队队员把这列满载黄金的列车护送到尔蒂谢沃城。在这儿，阿·席别克把这批贵重物品移交给以党中央委员会全权代表密德维杰夫为首的委员会。后来，这支国际部队就分散了。阿·席别克记得，中国连开拔到南方去了。 由于常杨清的帮助，我们弄清了这个不够明确的“南方”。中国连离开了尔蒂谢沃城以后，在老张的指挥下，转战于库班附近的吉马谢夫、齐霍列茨克、拉宾斯克和涅文诺麦斯克一带。在频繁的战斗中，这个连队损失了大部分成员。老张也牺牲了。于是，常杨清就领着剩下的一些士兵来到了弗拉季高加索，加入了包清山领导的中国营。他在那儿参加了八月的战斗。后来又和弗拉季高加索的这一部分队伍开赴阿斯特拉罕。 我们在常杨清这间清洁整齐、幽雅宜人的屋子里度过了几个晚上。看来，我们要问的都问过了，他要讲的也全讲了。可就是舍不得和他分手。这段不寻常的、回忆起来仍十分清晰的往事使他非常激动。毫无疑问，他还知道许多东西。 于是，我们就动员常杨清和我们一块儿到奧尔忠尼启则去。我们想：“也许，旧地重游，他还会回忆起一些东西来。” 事情正是这样。我们来到了这里，陪着这位老战士重访了他早就熟悉了的故地。许多情景又在他的记忆里重现了。 我们先去看了曾经矗立着里涅依教堂的那个地方。这个教堂现在已经没有了。中国战士曾经在那儿进行过保卫战的那座钟楼也没有了。尽管这样，常杨清仍然记得如火如茶的一九一八年八月在这儿所发生的一切。那时，虽然他自己在库尔斯克郊外作战，但他的伙伴们，也就是在钟楼上作战的那些英雄们，对他讲述了全部经过。 “他们一共是三个人。当时，连长苏老九认为必须占领钟楼，因为他明白：谁占领了钟楼，谁就能控制整个区域。他给他们发了一挺机枪、许多子弹、几袋面包和几壶水，命令他们三人爬上钟楼，对他们说：‘你们好好监视着，别让一个白匪从任何一条街上越过。看准了再开枪，别白白浪费子弹。如果情况允许，你们就休息；情况不允许，你们就坚持到底！’ “苏老九交代的这些任务，战士们都执行了。他们对白匪进行了十天十夜的射击。” 这样，由于老战士常杨清的帮助，我们知道了：在里涅依钟楼上坚持战斗的三个英雄的名字是： 王德盛，郭一鲁，季凤乔。 我们还了解了在离里涅依教堂不远的一座又长又阴暗的军事机关大楼里所发生的几次残酷的战斗。当时，红军部队的司令部就设在这座大楼里。 在这里曾进行过楼层战，战斗是上下垂直对打的：白匪占领了一层楼，二十来个中国红军战士则坚守在二层楼上。 白匪起先不知道他们是在和谁打交道，他们一面往上射击，一面喊：“投降吧，布尔什维克们；我们不触犯俄国人，也不触犯沃舍梯人，不过，如果你们之中有中国人，那你们就得吊死他们。我们一块来吊死他们。” 楼上响起了一阵阵的步枪齐射声作为回答。 但是，步枪的射击不论是对于占领楼下的人或者是占领楼上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的伤害。这座建筑了，上百年的楼房的墙，只有用要塞炮才打得穿。这场战斗要分个高低，不光是使用武力，还得使用计谋。第一种办法对我们的战士来说是不行的：力量的对比对他们显然不利，于是就只好使用第二种办法了。 起初，白匪听到头上有敲击声，以为有人想打穿天花板。他们细细地倾听着：红军在耍什么花招呀？难道他们想打个口子跳下来？ 指挥哥萨克白匪的一个上尉，把他的人都布置好，叫他们做好准备。 可是，当天花板被打穿了拳头那么大的一个窟窿时，红军却安静下来，不声不响了。白匪这时却忙起来了。他们朝天花板上那个打穿了的小窟窿一个劲地射击，直到白匪上尉命令他们停止为止。这不是非常明白吗？从这种角度来射击，根本伤不着楼上的任何人。 白匪没有一点办法，只是气得破口大骂。毫无疑问，这些不堪入耳的“脏话”不能不传到对方的耳朵里。 白匪本来以为会听到楼上的回骂，但却没有。可是，在那个打穿了的窟窿中却出现了一张用绳子拴着的纸条。红军不慌不忙地往下放着这张纸，停停放放，放放停停。当纸条放到伸手拿得着的时候，一个哥萨克白匪就过去解下纸条，展开来看。 纸上画着一幅铅笔画：一个细眼睛的、满面笑容的中国红军战士，帽子上缀着一颗红星，将拇指插在食指和中指间，给一个戴着肩章、脑门上留着一绺长发的大胡子哥萨克白匪看，以此来侮辱他。 白匪都围拢来看这张画。看来，这正是楼上的人所期望的。从天花板上的小窟窿里飞下来了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爆炸了。楼下的白匪幸存的没有几个。 后来，红军战士又把楼上其他几个房间的天花板也打穿了。就这样，包清山的士兵们没打一枪就压住了敌人。 他们还利用了“钟摆式”手榴弹。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中国红军战士惊人的智慧和善于利用“楼层战”的特殊条件。 “钟摆式”手榴弹是这样投掷的：把手榴弹拴在绳子上，从窗子里甩出去，甩时要这样计算好：必须让手榴弹像钟摆一样在空中来一个弧形的摆动，摆回来时正好飞进一楼的窗口去。 这产生了不小的效果。白匪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感到心惊胆战，惶惶不安，并且也遭到了不小的损失。 他们却不能照样回击中国红军战士们：他们在楼下，无法把手榴弹从天花板上的小窟窿里投到二楼上去；同样也不能用“钟摆式”手榴弹去击中楼上的目标。 诚然，白匪利用他们在一楼的优越性：关闭了水龙头，切断了二楼的水源。 中国战士的处境非常困难，那时又是八月，正是夏日炎炎的季节。 白匪已经在庆贺胜利了。红军还能跑到哪儿去哟！他们口干舌燥地待上一两天之后，就是空手也能把他们抓住。 但是，敌人却没有估计到中国战士那无穷无尽的智慧。 被包围的包清山的战士们所在的那个院子周围，有一道高高的砖墙，砖墙的一头紧挨着一所中学的场院，从那儿可以潜入库尔斯虎镇。从那日日夜夜传来的射击声中，不难猜出，镇子还在坚持、那儿有自己人。 可是，怎样爬过这道围墙呢？ 红军战士仍旧利用手榴弹。他们储备的手榴弹非常充足。夜里，当楼与楼之间的激战沉寂下来的时候，一位中国战士悄悄地爬过院子，把一捆手榴弹放在围墙下，在爆炸管的环上拴上了一根捻子，然后又往前爬了一段路，轻轻地打了一声口哨。 战士们得到了他的信号，就把剩下来的手榴弹从天花板的窟窿投到楼下的空屋子里。白匪开始骚动起来。当白匪在屋子里东奔西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中国战士的整个小组却从二楼的窗子爬到楼下的院子里，并朝围墙上炸开了的一个大缺口冲去。 这座四十年前进行过楼层战的军事机关大楼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如今，它仍然像一座牢不可破的纪念碑似的，巍然耸立在市中心。 过去属于什杰因盖尔男爵并曾做过捷列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办公处的那座大楼已经不存在了。不然，它也可以作为曾经在八月的英勇战斗中洒过鲜血的、坚毅勇敢的中国红军战士的纪念碑。 包清山的这几个战士在这里坚守了五天五夜。当他们的子弹打完了，他们就用刺刀和枪托还击敌人。最后，小组只剩下了三个人。他们的力量已经全部消耗完了。而白匪军此时却以十个人来猛击他们每一个人，因而战胜了他们。敌人开始残暴地折磨他们，拴住他们的两只手，把他们吊在树上，在三位英雄的背上刻上五角星…… 奥尔忠尼启则市中国营战士与白匪军进行战斗的楼房 什杰因盖尔大楼很快就被红军打下来了。但是，三个红军战士中有两个已经牺牲了。 当人们把那个奄奄一息的中国战士从树上放下来，并使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枪在哪儿？把枪给我！……” 他四肢无力，但却立刻投入了战斗。
14．如火如荼的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4．如火如荼的八月 北高加索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潜伏在捷列克的反动势力正在狂热地酝酿着暴动。他们计划在弗拉季高加索先下手。 八月五日深夜敌人发出了暴动的信号。上沃舍梯镇和弗拉基米尔镇的小店主、商人、政府官员、军官和有钱的小市民们都纷纷起来响应；左右岸火车站（阿尔洪、阿尔顿、尼古拉耶夫、塔尔、斯列普佐夫和阿吉尤尔托夫等火车站）的哥萨克白匪冲进了城里；反动黑帮组织的军官们踏着沉重的步伐，开到了城外。捷列克的一切反动组织，一切仇视革命的人，这天夜里都拔刀挥剑，用武力来对付苏维埃弗拉季高加索。叛乱者的人数达到一万人左右。 苏维埃保卫者的人数比敌人少得多，只有敌人的几分之一，而且非常分散。 红军战士在极不利的情况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我们渴望了解中国营的战士们是怎样参与了八月里保卫弗拉季高加索的战斗的。这是一幅由许多零星的战斗片段组成的图画。中国战士们在库尔斯克郊外、在莫洛康郊外、在用来当作政府机关的什杰因盖尔男爵的府邸里、在商人齐帕洛夫的住宅里、在里涅依教堂的钟楼上、在医院街、在实科中学和其他地方都作过战。 我们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九日《高尔斯基真理报》上读到了普·切别利亚克描写中国战士保卫齐帕洛夫大楼的一段回忆。 “我还记得这样一个片段，”普·切别利亚克写道，“有两个中国红军战士守卫在齐帕洛夫大楼里……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了几百发子弹和几支步枪。他们轮流使用着那些由于持续不断的射击而发烫的步枪，击退了从格拉弗胡同进攻大街的白军。” 在应该集中使用兵力的时候，全营的兵力却分散开了，这至少证明了司令部里的那位军事专家考虑不周，疏忽大意，或者是一种破坏活动（当时也曾有过这样的事）。 不，在这个决定性的夜晚，包清山的士兵们都守在他们]通常执行勤务的岗位上。苏老九的那个连，有一个排去保卫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大楼，另一个排在司令部附近值班，还有两个排在实科中学的校舍里。没有值勤的中国红军战士，都分守在学校附近的几个街区和营房里。 关于里涅依教堂钟楼的战斗情形，许久以来，我们都不了解。但许多老住户都还记得这场英勇的战斗。有好几十个人都谈到了它。但是他们讲得都不详细。他们只知道有过这件事：当城里进行巷战的时候，守卫在钟楼上的中国机枪手向敌人猛烈地射击，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哥萨克白匪从四面八方包围住教堂，妄想竭尽全力，一举歼灭中国士兵，却毫无结果。中国战士的机关枪昼夜不停地扫射着，以猛烈的火力，封锁了城里两条主要干线的交叉口，截断了交通，控制了通往司令部大楼的去路（大楼里也在进行战斗）。总之，按照弗拉季高加索一位老人的话说，“中国战士使得白军大伤脑筋”。 战斗持续了十一天。到了第十二天，叛乱被镇压下去了，包围被解除了。成百的人瞧见，红军战士们怎样小心翼翼地把那几位虚弱无力的中国战士从钟楼上扶下来。大伙都公认他们是英雄。 有意思的是，就在当时当地，离里涅依教堂可以说只有一百米的地方，城里的人看到了另外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枪手的结局。 把这件事情将给我们听的，是基里尔·凯撒耶夫领导的沃舍梯部队的一个战士，这支部队在内战时期很有名。 事情是这样的。 当叛乱者仓皇撤退，红军战士占领了里涅依教堂和它邻近的其他地区时，有两个白军军官——赫梅尔尼茨基父子——也想效仿一下中国机枪手的英勇行为，以便向他们的上级邀功。 白匪盘踞在面临亚历山大罗夫大街一座大楼的二层楼上，他们把机关枪架在窗口，开始朝不久前还掌握在白匪手中，而今却被中国红军战士用歼灭性的炮火控制了十天的那些地方进行扫射。 这两个战斗场面相似之处也就只有那么一点。遭到扫射的红军战士迅速地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并采取了一个普通的、人们早就知道的军人的妙计：他们表面上装作要从正面进攻机关枪阵地的样子，实际上却从侧翼悄悄地去偷袭它。 赫梅尔尼茨基父子别无他法，只好举起了白旗。消灭敌人火力点的整个战斗仅仅用了二十分钟。 我们听着这段故事的时候，感到非常惋惜。瞧，这有多么遗憾：这两个庸碌而怯懦的白匪的姓氏，他们倒能告诉我们；而那些英勇地坚守着被围的钟楼的中国战士，却成了无名的英雄。 我们向弗拉季高加索人探问： “钟楼上有几个中国战士？” 确实的人数谁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有几个人。 “他们叫什么名字？” 接着便是否定的摇头。 我们想弄清楚：为什么中国战士会出现在钟楼上？他们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是怎样坚持了十几天的战斗的？但是，我们的尝试也同样落了空。 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解决得比较顺利：为什么白匪向机枪手进行了无数次的进攻，而不使用大炮呢？要知道，只要一开炮，即使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物也会在一瞬间被轰得粉碎。我们假设，也许是宗教感情使得白匪没有这样做：他们不愿意击毁顶上竖着十字架的教堂钟楼。 “不是为了十字架，”一个土生土长的弗拉季高加索人、老布尔什维克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李森柯夫向我们解释道，“是房主们用钱贿赂了白匪。他们的房子就在里涅依教堂左右。他们不大相信白匪炮兵瞄准的准确性。要知道，他们可没有塔苏依。” “塔苏依？” “对，就是费多尔·叶菲莫维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的炮兵专家！" 这样，我们又知道了一个人的命运。 关于炮兵专家塔苏依的故事是值得说一说的。特别是他所指挥的榴弹炮连，在普罗赫拉德纳亚火车站附近的几次战斗中和八月里保卫弗拉季高加索的战斗中，都和包清山的战士们作了紧密的配合。 费多尔·塔苏依原来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个陆军中尉，在炮兵部队里服务，在土耳其战线上指挥过一个榴弹炮连。二月革命后，当军队“决议全力支持和平”的时候，塔苏依的榴弹炮连里没有一个士兵离开连队。他把重炮完好无损地运到了捷列克，并把自己、士兵和大炮都交给人民委员会指挥。当时，在捷列克共和国全部武装力量中，还没有比塔苏依的榴弹炮连实力更为雄厚，威力更为强大的炮兵单位。 费多尔·叶菲莫维奇正直地、忠诚地、真挚地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过。他相信他所捍卫的那个事业。 至于他在炮兵技艺上的天才，直到现在还流传着种种传说。“这是一个天赋其才的炮兵专家！”人们这样称颂他。“这样的人不可多得。” 塔苏依是弗拉季高加索本地人。铁路工人出身。他有一所家具齐备的、朴素而舒适的小房子——就像那些正派的、踏实可靠的乘务员们通常所置办的房子那样。 瞧，这位彼得堡大学数学系的大学生，曾被弗拉季高加索的军官团划入自己圈子里的陆军中尉费多尔，现在却成了布尔什维克了。这一点，白匪是万万不能饶恕年轻的塔苏依的。 在八月的那些日子里，他自己倒没有落到敌人的手中，不过，白匪却闯入了他的家园，大肆烧杀，就连他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也不放过：“你生了个叛徒，你就为他负责吧。”他们把老妇人拉出去枪杀了。 榴弹炮连就驻在城郊雷萨山下。塔苏依就从这儿轰击那些叛匪。这时候，他家邻居的一个小孩跑来告诉他，白匪把瓦尔瓦拉大妈（费多尔·叶菲莫维奇的母亲）拉出去枪杀了，匪徒们正在他那被洗劫了的家里饮酒作乐。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从野战图囊里取出城市平面图、画线尺、圆规，计算了一下他的家和榴弹炮连所在地的距离。距离约为四公里，这几乎是最远的射程了。但塔苏依是一个“天赋其才”的炮兵专家，他自己装填炮弹，自己瞄准。 “你怎么啦，费多尔·叶菲莫维奇，怎么能轰击自己的家呀！”炮兵们想劝阻他。 塔苏依开炮了。炮弹正好落在他家的院子里。那些在葡萄架下大吃大喝的叛匪们一个也没有留下…… “的确，这样的炮兵专家白匪可没有。”
13．第一次考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3．第一次考验 布阿契泽牺牲后不久，仿佛代替诺伊似的，英勇无畏的萨沙·盖盖奇柯里就率领着一支革命队伍从格鲁吉亚的高山上下来，到了捷列克河畔。于是弗拉季高加索这支人数不多的驻军就增加了许多久经考验的、受过战斗锻炼的格鲁吉亚战士，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我们在第比利斯的时候，亚历山大[1]·盖盖奇柯里的妻子薇拉·艾尔涅斯托夫娜·盖盖奇柯里和我们讲了许多她丈夫的事情。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员，精力十分充沛，也是一个受过良好锻炼的人，他在捷列克的捍卫者中公认是一位超群出众的人物。共和国的国防委员会没有免除他部队指挥员的职务，又任命他为弗拉季高加索的城防司令和建立革命秩序的特命人民委员。 盖盖奇柯里接到了委任的命令后，就骑着一匹马去了解驻军的情况。 他先去阿普歇伦斯克营房，这里驻着赤卫团的司令部和该团的第一营，武器库也在这儿；后来又去装甲汽车部队的汽车库，到过赞多尔·塔苏依指挥的榴弹炮连，驰过两旁盛开着金合欢的亚历山大罗夫大街，策马来到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物前，这里就是中国营的营部。 这位新上任的防城司令轻捷地跳下马，就朝那扇有雕刻装饰地大门走去，门旁有一个哨兵，把枪靠在脚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 盖盖奇柯里伸手去开门，可是哨兵挡住了他的道。 “不准进！”红军战士说。 城防司令微微一笑。他想试探一下这个中国士兵。还在革命以前，当他被流放到契利亚宾斯克的时候，他常常在乌拉尔人烟稀少的地方碰到许多在矿井里和森林采伐区做苦工的中国工人。这是一些受压迫、受欺凌的人。警察和宪兵嘲弄他们，商人无耻地欺骗他们，工头残酷地盘剥他们。 在契利亚宾斯克，他偶然看到过这样一幕悲剧：有一个中国搬运工人，被背上的一大捆沉甸甸的东西压得弯下了腰，艰难地走着。迎面走来一个红光满面、显然是喝醉了酒的小商人。小商人走到这个中国搬运工人跟前的时候，伸手一推，就把他从人行道推到了马路上。 盖盖奇柯里那双眼睛简直气黑了。他走到这个欺负人的坏蛋跟前，死劲推了他一下，指着滚在地下的大包裏，厉声喝道： “拣起来！……你怎么不知道害臊！" 小商人怯懦地斜瞟着这个身材魁梧、体格匀称的哥萨克，想设法逃避这次冲突。可是，就在这时，盖盖奇柯里听到身后传来中国搬运工人轻轻地哀求声： “不用了，老爷……我自己来拣……” 盖盖奇柯里心情沉重地回到家里，立刻坐到桌前，给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契利亚宾斯克报》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愤怒。他写到他看见的这桩事情，他为中国人这种受人欺负的地位深感愤慨，并呼吁社会舆论给予支持。 这篇文章没有发表。 如今，他面前又站着一个中国劳动者，甚至他的模样也很像乌拉尔的那个搬运工人。可是，他是多么有力量有信心啊！和那个搬运工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盖盖奇柯里对卫兵说： “我是城防司令，也是建立革命秩序的特命人民委员，放我进去吧。” “你为了秩序，我也是为了秩序。”卫兵用生涩的俄国话说道，“不准进！……要不，我就要开枪了。” “好样儿的。守卫工作做得很好。”盖盖奇柯里夸奖红军战士道。 这时，一个值班军官听到门口有人说话，从门里往外探望了一眼。他马上出来把盖盖奇柯里领去见营长。 盖盖奇柯里和包清山彼此自我介绍之后，他赞许地对包清山说： “你的战士们都是些像硅石一样坚强的人。” “唔，硅石——可以打出火花，火花——可以燃成熊熊的火焰。” 包清山答道。 格鲁吉亚人和中国人会心地对望了一眼。俩人都明白说的是什么火焰，俩人都时时刻刻地想着革命。 暴风雨侵袭了苏维埃捷列克，在离弗拉季高加索一百五十公里的莫兹多克城响起了第一声巨雷。白卫军发动了叛乱，切断了铁路。 紧接着这个消息，又传来了第二个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白军占领了普罗赫拉德纳亚车站。随着这个车站的陷落，捷列克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和正在北高加索与邓尼金鏖战的第十一军各团队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应战。 他们的大部分部队都编入了特别混成队。过去在沙皇军队里当过上校，如今已转到革命方面来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专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斯米恩斯基，被任命为该队的队长。 傍晚，编入特别混成队的中国营开赴前线。平时，从弗拉季高加索到普罗赫拉德纳亚车站三小时就到了，可是现在，这列长长的，由暖房车和客车（里面坐着中国部队）组成的杂牌列车在路上差不多走了整整一夜 黎明时分，普罗赫拉德纳亚车站已经在望。红军部队就在马尔卡河的河岸上作了部署，对岸就是普罗赫拉德纳亚车站，叛乱的匪徒们都藏在战壕里。河上有一道桥，这道桥到底属谁，还是个“未知数”。普罗赫拉德纳亚车站的命运就得看这座桥掌握在谁手里而决定。 斯米恩斯基认为从正面夺取桥梁比较困难：这样不免要蒙受重大损失。指挥部采取了第二个方案，决定挑几个胆大心细的战士，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摸到马尔卡河对岸，混成队的士兵们就趁着他们在那边引起混乱的时候，发动攻击。 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营。 包清山从司令部回来后，就集合了第一连的士兵，给他们传达了这次任务。 “谁愿意执行游过马尔卡河潜入敌后的任务？”营长问。 愿意去的人有二十来个。营长只挑了三个，就是给我们讲这段故事的李振东，以及鲁海烈和王琪。 他们挑了一棵被山洪冲到马尔卡河岸上来的法国梧桐树，作为渡河的工具。 战士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棵枝叶繁茂的法国梧桐推入水中，离开了河岸。 这是一个没有晨星的漆黑的南方之夜。河水拍击着法国梧桐，河水把这三个勇敢的人浸得浑身冰冷。这是第一次偷袭战斗；只要现在，只要一分钟后，他们没有被敌人的子弹打死，只要浪涛不把他们卷到天才晓得的什么地方去，那他们一辈子也会记住这次偷袭！ 汹涌的马尔卡河如此迅疾地冲卷着法国梧桐顺流而下，战士们竟没有注意到他们那么快就来到了敌人这一边。李振东到了河边，就帮着王琪卸下机枪；鲁海烈最后离开梧桐树。随后，三人一起匍匐前进，爬上了又高又陡的河岸。 黑暗使他们无法辨清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上的岸；什么地方是哥萨克的阵地；在什么地方伏击更有利于暴露白军的全部火力点。如果我们能引得敌人开火，我们的炮兵就能肯定敌人的火力位置，并对它们进行歼灭性的轰击。 三个战士默默地趴着，机警地注视着黑暗中的前方。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过去了。周围静悄悄、黑沉沉的。忽然间，在不远的地方闪现出一星火光，准是有人打着了打火机或者是划着了一根火柴。 “开火！”李振东命令。 王琪猛扣机枪的扳机。李振东和鲁海烈开始用步枪射击。 在前面，在哥萨克白军的阵地上闪过了一道亮光，传来了一阵隐约的叫嚷声和零乱的射击声。现在，几百支枪都朝隐蔽着三个战士的方向开火。 白军显然十分慌乱。他们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已经被包围了，红军的主力部队正从侧翼来袭击他们了。 这时，我们的大炮在对岸“发言”了。炮弹轰隆隆地震撼着大地。在晨曦中，三个中国战士穿过弥漫的硝烟，看见吓得丧魂失魄的哥萨克白军在东奔西跑，四处乱窜。进攻的时刻来到了，红军战士们高喊着乌拉，端着枪，冲过大桥，神速地前进。 进攻取得了胜利。叛军不得不放弃普罗赫拉德纳亚火车站。 白军退到普里布利日纳亚镇，调集了他们的预备队，于七月十三日清晨向特别混成队发起了进攻。 红军击退了敌人的进犯，并于当天傍晚采取攻势，乘胜追击残敌。 装甲列车“国际”号掩护着进攻的战士们。起初，进攻进展得很顺利。在右翼作战的纵队快打到镇上了。可是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谁也料想不到的事情。 不知是由于工作的疏忽呢，还是有什么恶毒的阴谋，有人在装甲列车的一：节车厢里倒了汽油，并且，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引得大批的榴霰炮弹爆炸起来。火车头拉起了鸣呜的警报。这一下，弄得队伍里人心惶惶。人们立刻解下了这节燃烧着的车厢。司机调动了机车，牵引着其余的车厢离开这块炮弹在爆炸、烈火在燃烧的地方。前面的士兵们以为装甲列车开走了，不来掩护他们了。步兵们有些沉不住气了。哥萨克白军立刻利用这个机会，发起了攻击。 混成队不得不撤离普罗赫拉德纳亚火车站。五十个战士用机关枪掩护他们撤退。他们击退了哥萨克白军的多次进攻，直到主力部队把各个新阵地巩固下来，装着重炮的最后几辆敞车离开火车站为止。 击退白军进攻的红军战士中有五个是中国机枪手。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是鲁海烈，也就是几天以前，和两个朋友一道儿越过马尔卡河的那个鲁海烈。那次战斗胜利了，而这次却失败了。 起初，他们大伙儿都在一起。后来，为了绕过哥萨克白军盘踞的大镇，他们就在科特里雅烈夫镇外的一个地方分散了。中国战士绕过了这个镇，却没能和自己的队伍会合。他们只得徒步朝陌生的地方走去。要是他们能够走进邻近的一个村子，敲开一户人家的窗户，打听一下到弗拉季高加索去的道路，那就好了！……不过，谁能了解这几个不会说俄国话的人呢？ 即使有人懂得他们的意思，可谁又知道这些居民拥护谁呢——拥护红军还是拥护白军？如果拥护红军，那就“很好”；如果拥护白军，那就“糟了”。 在城里的情况可就不同了。在那儿，如果你迷了路，随便哪一个弗拉季高加索人都会把你送到驻扎着中国营的大楼门前去的。可这儿的情形怎样呢？草原、牧场、稀稀落落的几个居民点。如果你相信镇子后边的这个村子是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那么你就可以设法说明情况，探听一下到弗拉季高加索去的道路，或者找一个向导。 但鲁海烈没有把握。 于是，战士们从镇子旁边绕过了沿路的几个居民点。 白天，他们在山谷里或者小树林里休息，晚上，摸索着走一程。在第三天傍晚，他们在草原上遇到一个放羊的老牧人。鲁海烈走到他跟前，把手搁在胸前，对老人说： “我的……中国……我的弗拉季高加索……” 老头默默地瞅着鲁海烈。他懂得鲁海烈的意思，要不是因为不能扔下羊群，他十分乐意把他们领往弗拉季高加索的大路上去。怎么给他们解释呢？不能往艾尔霍托沃那面走：那儿有白军。应该从扎曼库勒这条路走。 老牧人把鞭子从左手换到右手，在地上画了许多箭头和莫名其妙的圆形。起初，不论鲁海烈也好，他的伙伴们也好，都不理解这些图形的意思。老头一边画着，一边不停地念叨着： “扎曼库勒。你们应该到扎曼库勒去。” 鲁海烈终于明白了：扎曼库勒——这就是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它的位置，照老人所画的箭头指示的，是在东边，那儿有一片树林。原来，老头在地上画的是许多树。 当中国战士们了解了老牧人的意思后，老牧人就请他们喝羊奶，从挂包里拿出两块羊乳干酪，递给他们： “吃了吧，滋补滋补身子……祝你们一路平安。” 中国战士们非常感激他，向他行礼，祝福这位善良的老牧人长命百岁。 战士们整整走了一个白天，才来到了长满橡树、山毛榉树、千金榆树和榆树的森林区。这雄伟而晦暗的高加索森林跟中国东北那些生气勃勃的小树林完全不一样。 他们向东走去。饿了就吃些野果，渴了就喝点泉水。 就这样，他们终于走出了森林。树木稀少了，森林的边缘出现了，在它后面就有一个村落。可是在靠右边一点的地方，是山毛榉树的树梢上可以看到另外还有一个村落。这两个村子哪一个是扎曼库勒村呢？ 战士们决定不走出森林去，这样平安一些。上了年纪的、骨瘦如柴的老孙和年纪轻轻的小邓都有点迷信，他们祷告山神爷和树神爷来救救他们。鲁海烈、尤仁和郝德三个人已经不大信神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如果树林后面那两个可以看见的村子中有一个是扎曼库勒村，那么就可以指望扎曼库勒村的人给他们帮助。 第二天头晌午，中国战士们听见了一阵树枝的沙沙声和人的脚步声。他们赶快躲到树背后去。一大群提着篮子的姑娘径直朝他们走来。 鲁海烈头一个从躲藏着的地方钻了出来。姑娘们一见他，吓了一大跳，正想回头跑，鲁海烈最怕她们来这一着，急忙说道： “夫人同志们！……你们别……走。我的……中国。我的弗拉季高加索……” “中国”和“弗拉季高加索”这两个词儿告诉了姑娘们，她们面前是些什么人。 既然是中国人，那一定是红军。扎曼库勒村的居民知道弗拉季高加索有一个中国营，并且知道这个中国营参加了最近几次保卫普罗赫拉德纳亚火车站的战斗。他们知道，在俄国的华工有很多人参加了红军。 扎曼库勒村人，红军骑兵连的连长加宝·卡尔山诺夫也向他的同乡们谈起过中国士兵的情形，他甚至还说，扎曼库勒村的骑兵和中国志愿兵在弗拉季高加索成了好朋友，他们一同捍卫着人民政权。 “请到我们扎曼库勒村来吧。”姑娘中的一个含笑说道。 鲁海烈听到了这个他唯一记得和寄予全部希望的村名，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在他那疲惫不堪、满是胡碴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微笑。看来，流浪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几分钟后，中国战士们就由年轻的沃舍梯姑娘陪伴着向扎曼库勒走去。 森林里出来几个中国战士的消息霎时传递了全村。[2]每一户村民都想好好地款待款待这几位来客，邀请中国的儿子们到自己家里去。可是客人只有五个，而扎曼库勒村有上千户人家。怎样解决呢，中国战士应该上哪家去呢？， 像往常一样，老人们说出了他们有分量的话：中国战士们将轮流到每一家去住——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后天在第三家。 刚把“时间表”排好，守林人的儿子忽然跑来说：还有一些人在林子里迷路了，大概也是中国人。他想和他们说话，就大声喊道：“谁在这儿？快出来！”可是他们却躲起来了。 鲁海烈领着几个扎曼库勒村的居民，到树林里去了。人们嘱托他用中国话告诉他的同乡们，不必躲在树林里了，沃舍梯人准备热情地款待他们。 这些使者到了密林深处。鲁海烈是在东北森林里长大的人，他很懂得大森林的语言——“砍号”。此刻，当他看见树上被人刻了许多圆形的和方形的刀痕，就猜到在这座扎曼库勒森林里，一定有几个东北人，其中还有一个挖人参的专家。 鲁海烈的父亲带鲁海烈去挖这种珍奇的植物时，通常总在灌木丛上留个记号，或在树上刻个刀痕。别人来寻找人参时，看到树上的记号就明白，这儿已经有人来过，不必再去了。不过这一次，尽管树上有“砍号”，鲁海烈还是往前走。他领着他的新朋友们，顺着这条做了记号的道路走去。 引路的刀痕把他们领到了一片林中空地。鲁海烈走到空地当中，用中国话大声喊道： “请你们听着！请你们听着！和你们说话的是红军中国营的战士，我是沈阳人，叫鲁海烈。你们不用躲，快出来吧。扎曼库勒村的人是很好的人，他们不会欺负你们。他们待中国人像亲兄弟一样。” 森林默默无言。没有一声回答。于是，鲁海烈又喊道： “大伙儿听着，大伙儿听着！……” 这一回得到了回答。从树林里走出来九个中国战士。 现在，在扎曼库勒村聚集了十四个中国志愿兵。他们休息了几天，就准备动身。女人们把他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熨得平平整整；还用苞米给他们做了许多路上：吃的点心。一直到中国战士回到弗拉季高加索以后，全营的同志都尝到了扎曼库勒村点心的滋味。 [1]即萨沙。——译者注 [2]扎曼库勒村村民帮助徘徊在村外的中国战士的故事是扎曼库勒村人希兹巴契尔·卡尔沙诺夫和穆尔台·卡斯士耶夫讲给我们听的。我们曾在奥尔忠尼启则市向市民广播，要求大家将他们所知道的有关从前在北沃舍梯作过战的中国志愿兵的一切告诉我们。他们听到这次广播后，就来找我们。那次，应我们的请求而来的有好几十人。——原注
12．一副白挽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2．一副白挽联 就在这些日子里，有过这么一个插曲。这是我们从李振东那儿听来的，我们也想讲讲这件事。这个插曲和过去的那些战斗事件关系不大，但却充分说明了革命的中国士兵的精神面貌。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知道，包清山在营里又当营长，又当政委。作为一个营长，他教士兵们军事技术；作为一个政委，他培养他们的革命精神。 他是个实事求是的人，就连他在士兵中进行政治工作时，他也力求实际。他不对红军战士们发表“洋洋洒洒”的抽象议论，而是和他们谈一些他们熟悉的、容易了解、容易接受的东西。 有一次，他谈到了列宁，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家，谈到了那些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革命的人。 “你们见过这样一个人，”他对士兵们说，“这就是诺伊同志，这儿的人民委员会主席。’ 包清山指的是捷列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诺伊·布阿契泽。他和士兵们谈到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的过去，谈到列宁了解他并且非常尊敬他、器重他。 经常在人民委员会大楼门口站岗的一个警卫战士问包清山，为什么诺伊同志的身体那么虚弱。他说： “当他走过的时候，那样子真叫人看了心里难受，完全是个病人。” “他的身体是在沙皇的监狱里折磨坏了的。”营长答道。 后来，战士们长久地谈论着那些被人们称做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优秀人物，他们为了人民的自由与幸福，毫不动摇地进监狱，服苦役，甚至走上断头台。 有一天，包清山碰到了一个好机会，邀请布阿契泽到中国红军战士那儿去做客，和他们开个座谈会。诺伊同意了。会面的日期确定在三天以后。 战士们知道诺伊要到他们这儿来，一个个都高兴极了，大家马上动手做迎接这位贵宾的准备工作。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一项决议：禁止在大礼堂（战士们每天都要在那儿集合，诺伊同志也将在那里和大家见面）里吸烟。“诺伊同志身体不好，应该爱护他。”他们说，“如果让这位人人敬爱的同志在我们这儿呼吸充满烟雾的空气，伤害了他的身体，那多不好呀。’ 战士们都不吸烟了，大礼堂的窗户昼夜敞着。可是，要叫这个被烟雾熏透了的礼堂没有烟味儿，并不那么容易。 小李自告奋勇要到山上去采花草。他答应要采集那种最香的花草带到营房里来，但这种最香的花草只在弗拉季高加索郊外才有。 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到山上去采花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和小李一道去的还有三个战士，他们带着步枪，每人兜里掖了两颗手榴弹。他们在山谷中转了好长时间，回来的时候每人抱着一大捆香气扑鼻的花草。他们把一束束的鲜花香草分放在礼堂的各个角落里。 当布阿契泽来到的时候，营房里洋溢着高山草地的清新气息。谁也没有告诉他这一切费了多大的力气。战士们认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和诺伊应该得到的比起来，连最起码的程度都没有达到。 可是不久，就在这间插过香花、响彻过诺伊那富有号召力的声音的大礼堂里，悬挂了他的一张装在相框里的相片，四周镶着黑纱，还有一个很大的棉布横幅，上面用中文写着布阿契泽在一次市民大会上说的几句话： “正像黑夜过后，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白日的到来那样，正像漫长的冬季过后，春天必然来临那样，新纪元的必然到来，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是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诺伊·布阿契泽牺牲了。在阿普歇伦斯克营房院子里举行的一次市民大会上，当他正在给那些决定用武力夺取武器的哥萨克们演讲时，不幸被叛徒射来的一颗子弹打死了。 关于诺伊·布阿契泽牺牲的情况，柯巴依则上校是这样给我们讲的： 六月二十日的黎明时分，有两个哥萨克骑兵连纵马直奔武器库所在的阿普歇伦斯克营房。卫兵把这些骑兵当作了正规部队，就敞开了大门。骑兵们撵开卫兵，冲进院子。随着，辎重队也开了进来。每一辆马车上都坐着几个满脸大胡子的哥萨克。 营房里宽阔的操场上挤满了兴奋的、吵吵嚷嚷的群众。 “给我们武器！”哥萨克们要求道，“山村里的人们都在磨短剑，难道叫我们赤手空拳吗？” 这时奸细就趁机活动了。他们叫嚷说，苏维埃政权把哥萨克出卖给印古什人和切禅人了，说哥萨克们没有什么好等了，应该用武力夺取武器。 一个中国连被调来援助第一赤卫团派往保卫仓库的那个营。当包清山同巴维尔·约瑟弗维奇和战士们一起守卫仓库时，一辆小汽车驶进院子来了。布阿契泽向后仰着身子，坐在汽车里。 巴维尔·约瑟弗维奇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他顺路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接待室去了一趟，想探听探听正在害伤寒病的诺伊的健康情况。女秘书说，布阿契泽已经好了，不过还很虚弱。医生吩咐要躺着好好休养。 可这会儿，被疾病折磨得虚弱无力的布阿契泽却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伙暴躁危险的人群中。看来，他已经知道了阿普歇伦斯克营房发生的事件，所以决定亲自来处理。 ……小汽车在营房操场的当中停下了。布阿契泽站了起来，向前冲出一只手要求群众安静下来。喊叫声渐渐沉寂下来。哥萨克们集聚在小汽车的周围。市民大会开始了。 布阿契泽的演说非常振奋人心。人们起初怀着戒心和怀疑在嚷，后来，戒心和怀疑渐渐消失了。不一会儿，几百个情绪激昂的人都紧紧地盯着这位演说的人，专注地听着他所讲的每一个字。 “你们要去反对谁？你们这些以劳动为生的哥萨克到底把谁看作自己的敌人？把以劳动为生的山民看作敌人吗？”布阿契泽问道，随后又自个儿回答道：“不对！所有的劳动人民，不管他是哪一个民族，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也有着共同的敌人。对，应该给你们步枪和机枪。不过，这只是为了让你们把枪口对准你们，以劳动为生的哥萨克人和山民为敌的人，对准仇视革命、企图让你们和山民重新受到资本主义的奴役和束缚的人。但是，旧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说得对！”传来了赞许的欢呼声，“咱们不要去听那些煽动叛乱的话。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没错。” 哥萨克们那种气势汹汹的情绪渐渐平和了。谁也不再叫嚷用武力夺取武器了。 看样子，事变已经解决了。于是，诺伊走出了汽车，朝保卫仓库的士兵们走去。可是他走了没几步，从中央一座楼房的天窗里，传来啪啪几响不大的手枪声。不知哪个叛徒的手朝布阿契泽放了三枪。他倒下了。 弗拉季高加索的全体劳动人民都来给诺伊送殡。”飞机飞过城市上空，撒下了许多传单，上面印着诺伊的相片和追悼他的祭文。 在布阿契泽的灵柩旁，人们发表了一篇篇演说。中国志愿兵仔细 地倾听着演讲者的话。他们不完全听得懂，也不能全部领会，但演说的基本内容是清楚的，并且深深地印入了他们的心中：中国的朋友一生龙活虎、善良谦和的诺伊，被冷酷无情的敌人暗杀了。这是一个不停歇的、严酷的、殊死的斗争。必须坚持到底，必须取得胜利。 弗拉季高加索的人民本想把捷列克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安葬在自己的城市里，可是布阿契泽的母亲请求把她儿子的遗体运回故乡。 装着诺伊遗体的灵柩安置在一辆卡车上，由军队护送着，朝格鲁吉亚的军用大道上开去。 送殡的队伍来到了切尔托夫大桥。这是捷列克共和国和孟什维克统治的格鲁吉亚之间的分界。护送队停下了。包清山的战士们久久地目送着围着黑纱、载着灵柩、逐渐远去的汽车和灵柩上堆积如山的花圈。 在这些花圈中，有一个花圈挂了一副挽联，特别惹人注意。这副挽联是白色的。因为在中国，白色是哀悼的标志。挽联上的题词是按照李振东（就是和我们讲述这件事的人）的意思写的：“你为人民而生，你为人民而死，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诺伊·布阿契泽同志！” 我们想弄清诺伊家里是否还保存着这副挽联，就到第比利斯去访问诺伊的哥哥尼古拉·格利高里耶维奇·布阿契泽。 没有，挽联没能保存下来。和弟弟康土坦丁一块儿从弗拉季高加索把诺伊的灵柩护送回乡的尼古拉·格利高里耶维奇，告诉了我们这件事的经过。 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权不敢剥夺亲属把诺伊·布阿契泽安葬在故乡的权利，但却凌辱了这位革命者的遗体。 当布阿契泽的灵车越过了分界线，快到塔玛林炮垒的时候，却被城防副司令马恰瓦里扬尼和神甫卡夫卡西则以及一伙代表宗教黑暗势力的暴怒的群众挡住了去路。 “我们不准那个把自己出卖给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无神论者来亵渎我们的土地。”卡夫卡西则高声嚷道，“活的共产党人我们都躲之不及，你们还把死的给我们运来……” 城防副司令的做法是另一样。他摆出一副官气十足的样子，声色俱厉地问诺伊的兄弟们： “你们运的是什么东西？” “不是东西，是人！”诺伊的兄弟纠正他道，“你自己知道棺材里躺着的是谁，为什么还要问呢！” “因为要检查。布尔什维克的狡猾是尽人皆知的。也许，你们已经把他安葬在弗拉季高加索了，而这儿却用死人做幌子，给起义者们运来武器。开棺！" 花圈扔到了地上。人群开始践踏它们。马恰瓦里扬尼和卡夫卡西则揭开了棺盖。 当棺盖启开的时候，死去的诺伊的脸显得又安详、又威严、又英俊，以致这伙疯狂叫嚷的、存心起哄的暴徒一下子呆住了。广场上霎时变得静悄悄的。有的人摘下了帽子。暴徒们也纷纷四散了。 但是，他们已经凌辱了死者。那些被践踏过的、弄得歪歪扭扭的花圈已经躺在污泥里了。在这些花圈中也有那个挂着白色挽联的花圈，挽联上有几行非常醒目的、用金颜色写成的中国字。 灵车继续向前行进。可是灵柩上已经没有那些色彩鲜艳的花圈了。连那副值得想念的挽联也没能运到帕尔茨罕里村的小屋——格鲁吉亚光荣的儿子布阿契泽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我知道，中国士兵非常热爱诺伊。”尼古拉·格利高里耶维奇对我们说，“我记得他们放在灵柩上的那个花圈。花圈上的挽联没能保存下来就让它去吧，反正诺伊和中国志愿兵的友谊已经保存下来了。”
11．神机妙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1．神机妙算 中国营的营房是一座两层楼的楼房，坐落在市中心。这里的生活方式和李振东在彼得格勒部队时习惯了的那一套不一样。那儿的一切与其说是严格地遵守军纪，不如说是责任心的驱使。 而包清山却毫不留情地根除了不严格执行军事勤务的现象。他严格地要求部属遵守军事条令的一切细节。巴维尔·约瑟弗维奇·柯巴依则还记得包清山怎么对他说的： “我们中国人就喜欢有秩序和严守纪律。我们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当你看到中国农民怎样用双手播种一粒粒的麦种，怎样用筐子挑运泥土，在没有田地的地方开垦出田地来，你就会懂得，干这种苦活需要多少巨大的力量。 “但是，庄稼汉是庄稼汉，苦力是苦力；要使他们成为战士，必须养成他们执行军事勤务的习惯。一个战士应该懂得，执行军事勤务就和种田一样。你把田地侍弄得好，你就是一个好农民，你把军事勤务条令的一切要求实现了，你就是一个好战士。” 包清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因而中国营在弗拉季高加索被公认为模范营。 中国营营房里的生活日程是严格规定好了的：军训、政治座谈会、警卫勤务、休息。各项课目都有一定的时间。据李振东所记得的，只在偶尔的情况下才会在安排好的日程表上作一些变动。比如，当用中文印刷的传单从莫斯科运到弗拉季高加索的时候，原先安排好的政治座谈会取消了，大伙就用这个时间大声读起传单来。休息的方式也不同了，传单不停地从这个人的手传到那个人的手里。 根据李振东的谈话，我们清楚地想象到：这些远在莫斯科印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运到弗拉季高加索、印着奇妙的汉字的传单，对他们具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 大部分战士都不识字。但每一个战士都设法拿到一份传单。传单从一个人的手里小心翼翼地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战士们都很惊奇：传单那么轻（一粒步枪子弹比一百张传单还重），可是它的力量却那么大。这些印在传单上的小黑字，个个都能击中目标。就连炮弹也没有它们打得准。这种小黑字传单有成千成万。要是能运到中国去该多好！…… 能不能运去呢？ 战士们开始争论起来。很有群众威信的李振东认为传单一定能运到中国。既然能从莫斯科运到这里，那就是说，也可以运到沈阳、天津、北京、上海。中国同胞就可以从传单上了解俄国的真情实况，就可以了解革命，就可以了解中国人在这里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也参加了斗争。 不错，这里还没有真正的战斗，但事情正在向这方面发展。捷列克河流域的情形明显地复杂化了。 敌人包围苏维埃捷列克的圈子越收越紧，弗拉季高加索和中央的联系几乎中断了。那时，控制顿河地区的是哥萨克头子克拉斯诺夫；尚未被彻底击溃的斯枯罗匪帮流窜到皮亚蒂戈尔斯克；统治格鲁吉亚的是孟什维克和德国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首脑诺依·若尔丹尼亚把军队调到隘口附近，妄想摧毁弗拉季高加索这块“布尔什维克传染病”的温床。 苏维埃捷列克成了猖獗疯狂的反革命海洋中的孤岛。而且，就是在这个孤岛上也是动荡不安的。引起这种不安的是自以为是的一股强大力量的反革命军官团。 “当时，在弗拉季高加索的沙皇军官有三千多人。”巴维尔·约瑟弗维奇·柯巴依则对我们说，“起初，他们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声明说，他们既不支持红军，也不支持白军。可是到了一九一八年夏天，他们却抬起头来了。” 无数的谣言——骚乱的第一个征兆——在城里传布着，引起了混乱，弄得人心惶惶不安。在市场上，在烤羊肉馆里，在小酒店内，在教堂中，在清真寺里，到处都在谣传：“从莫斯科给红军发来了许多武器，但是没有运到。红军盼望援兵，也没有盼到。既没有武器又没有兵力，苏维埃还有什么政权呢？这样的政权，只消一推就垮了。” 如果这些流言蜚语是那些居心险恶的庸夫俗子制造的，那就谁也不用去管它了。可是这些谣言却另有来源。这些谣言表现出来的不是庸夫俗子的消极情绪，而是敌人的积极阴谋。白匪在利用这些谣言给他们的暴动打基础。 困难的不是弄清敌人的阴谋诡计，而是怎样去粉碎它们。但怎么办呢？和局部的反革命势力公开发生冲突在那时是不适当的。 “为什么？”我们问巴维尔·约瑟弗维奇。 “从战术上看是不适当的。我们的力量太小。” “这是哪一个月发生的事？” “大概是六月下旬。” “六月？……” 是的，一九一八年六月，苏维埃捷列克的武装力量的确很小。我们想起了证明这个情况的马哈拉泽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正如读者所知道的，就是我们采访活动的出发点。 “弗拉季高加索那时根本还没有正规的红军部队（一九一八年六月下旬），”马哈拉泽写道，“只有一些零散的红军战士，其中有一半人没有武器，再就是还有一个小小的中国营，苏维埃政权主要就是依靠它。” 因此，这个“小小的中国营”在那些日子里就成了捷列克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支柱，而带有威胁性的人数众多的敌人却在鸣枪擦炮，耀武扬威。必须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包清山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独一无二的指挥员，他所做的正证明他具有无可置疑的军事才能。 我们不知道这位营长是否读过两千多年前他的同胞孙子写的一篇军事艺术论文（这篇论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献之一），不过包清山在那个晴朗的六月的早晨带给捷列克共和国军事委员布迪林看的计划，却和赫赫有名的中国战略家在他的论文中谈到要善于把敌人引入迷途的那一部分论点非常相似。 包清山的计谋，照柯巴依则上校说的，就正是这样。这位营长来到布迪林面前，说道： “雅可夫·彼得罗维奇，如果能让白匪觉得我们中国营的人数比实际多十倍，那就好了。” “好倒是好，”布迪林说，“不过为什么要让白匪觉得你们中国营的人数比实际多十倍呢？” 包清山解释道： “这儿的人还不大认识我们，并且人们觉得我们都长得一个样儿。我的士兵们很容易能骗过敌人。” 接着，包清山就把他的计划讲了一遍。 “啊，你可真是个诡计多端的营长啊，”布迪林听包清山讲完他的计划后兴奋地说道，“这个计策想得妙极了，今天我就向诺伊汇报，然后我们就行动。” “主要的是要叫铁路工人做好准备，”包清山提醒道，“叫他们使列车准时到站，准时开车，好让列车能按运行时间表到达每一个地方。” “放心吧，我亲自到车站去监督他们。” 夜里，整个城市都沉入了梦乡。全副行军打扮的中国志愿兵从营房开到车站去。这是刘法亮指挥的第二连。一连的战士们那天担任了加强勤务，在城里人烟稠密的地方巡逻。 就连城里，人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包清山也骑着他那匹马，不停地一会儿驰到这里，一会儿驰到那里。 “那一天，不管我走到哪儿，我都瞧见考斯嘉，”巴维尔·约瑟弗维奇·柯巴依则回忆道，“末了，我们又不期而遇了。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考斯嘉，你好像没事可干，老是那么骑着马跑来跑去的干嘛？’‘我不单是在跑来跑去，我这么跑着是有意义的。’包清山意味深长地笑着答道。当时他没有多说。后来，他才和我谈到这件事的详细情形。” 原来是这样的： 营长那天之所以假装积极活动，中国士兵之所以在城里加强警戒，其目的只是要使城里的居民看到：中国志愿兵仍然驻扎在弗拉季高加索，他们哪儿也没去。 可是，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一个中国连了。另一个连由刘法亮率领着，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晚就开到车站，上了派来专供他们使用的军用列车。黎明时分，机车不慌不忙地、缓缓地拖着这列列车，从弗拉季高加索驶向别斯兰，从别斯兰驶向达尔格—郭哈，从达尔格—郭哈驶向穆尔塔左沃等地。 就在这一天，载着中国士兵的列车驶过了捷列克共和国的许多车站，经过了几十个山村和小镇。成千的山民和哥萨克，在田地里劳动的，放牧牲口的，挤在车站站台上的，都瞧见了这列长长的、挤满了中国士兵的列车风驰电掣地驶过。 中国士兵们有的坐在火车的踏板上，有的像一堵墙似的站在敞开了门的车厢门口，有的甚至从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铁皮车顶上好奇地向外探头张望。 “哎哟哟！”哥萨克们望着这列满载中国士兵的火车说，“瞧，车厢里都装不下啦！……” 山民们目送着这列火车，只是点着头，若有所思地咂咂嘴。 谁也没有想到，这只不过是一次伪装的示威游行。实际上，如果不算那些坐在踏板上和挤在车厢门口的红军战士，这一列火车车厢里全是空的。 夜里，火车回到了弗拉季高加索。刘法亮整理好了队伍，领着他们穿过熟睡的市区，回到了营房。 早晨，市场上，烤羊肉馆里，小酒店里，教堂里，清真寺里，到处都传说着从首都开来了大批的补充部队，供捷列克共和国调度。根据可靠消息，调到城里来的中国士兵不下一万人。 古代战略家孙子的兵法非常正确。巧妙地蒙骗敌人，有时候等于打了一次胜仗。那些盘踞在弗拉季高加索的白军果然相信了这些话，以为真的开来了大批队伍来支援捷列克共和国。这个巧计发生了作用。城里渐渐安定了下来。
10．在卡姆别列耶夫卡河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0．在卡姆别列耶夫卡河畔 弗拉季高加索正如巴狄尔别克说的那样，是一个慷慨好客、天气晴朗、阳光普照的城市。至于听不见枪声的平静生活等等，这里比起国内其他地方来，也不见得好多少。 说不定，还比别的地方更不平静……边区的情形非常复杂。一个村落一个民族：有的是俄罗斯人，有的是沃舍梯人，有的是切禅人，有的是印古什人，有的是卡巴尔达人，有的是巴尔卡尔人。巴狄尔别克每天都要从城里带回一大堆新闻来，他告诉住在他家的李振东，为什么沃舍梯人对，而印古什人不对；为什么哥萨克不饶切禅人；切禅人为什么要开枪打哥萨克；哥萨克虽然和外地人住在一起，为什么总仇视外地人。 老李诚心诚意地想搞清这个不可思议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总搞不明白，于是就固执己见地说道： “沃舍梯族的穷人反对沃舍梯族的有钱人，这我懂得，这是革命。可是沃舍梯族的穷人反对印古什族的穷人，这我就不懂了，这可不是革命。” “唉，别提那个了！”巴狄尔别克激昂地说道，“你大概活上一百岁也不会明白沃舍梯人是什么样的人，印古什人是什么样的人，巴尔卡尔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区别可大啦！……” 李振东不作声了。他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同。 其实李振东用不着抱歉。他和巴狄尔别克这场争论，实际上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的朋友。 帮助李振东弄清这个问题的，不是别人，是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说实在的，正是靠了基洛夫的帮助，李振东重新走上了他在病后已经离开了的正确的道路。 这是一九一八年三月间的事。捷列克的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沃舍梯人和印古什人之间的仇恨日益加深，甚至发展成械斗。 弗拉季高加索城附近的两个村子——印古什族的巴卓尔基诺村和沃舍梯族的奧尔庚斯科耶村——的生活变得特别令人不能容忍。只由几座果木园和一条卡姆别列耶夫卡小河隔开的两个邻村，变成了两个彼此敌对的阵营，互相疯狂地用机关枪扫射着。人们好像都沉醉在渴望流血和盲目的仇恨里。要到河边去挑水，就非得冒枪林弹雨的危险不可。 有一天，巴狄尔别克十分兴奋地跑回家来，碰到老李和小李正在心平气和地谈着话，就对他们大声喊道： “我们一块去奥尔庚斯科耶村看看，有人说基洛夫要到那儿去，和他一块去的还有几个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们想调解沃舍梯人和印古什人的争端，只怕不能成功。” 这两个中国老乡只听说过基洛夫是城里几个主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关于他其余的事就不知道了。 巴狄尔别克和小李一块儿到奥尔庚斯科耶村去了。老李的病体还没完全复原，所以就留在家里。 两个朋友搭了一辆顺路的马车到了奥尔庚斯科耶村。村里的人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躲在地下掩蔽部里，监视着巴卓尔基诺村，不时打上几枪，以表示他们决不罢休。巴卓尔基诺村的人呢，也像奥尔庚斯科耶村的人一样，绕着村子挖好战壕，筑起胸墙，也隐蔽起来，也在观望，也不时打上几枪。 过了一会儿，小李从掩蔽部里往外一看，只见在“真空”地带，两村之间那块狭窄的、受到双方夹攻的地方，出现了一群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壮实的、中等身材、光着脑袋的人，手里拿着一顶制帽。 “那就是基洛夫。”巴狄尔别克说道。 跟在基洛夫后面的是一个长着黑头发、穿着咖啡色大衣的人，他手里拿着一根长竹竿，竹竿上系着一面白色的休战旗。小李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巴尔卡尔人苏尔坦·加米德·卡拉别柯夫。 自从两村结下仇恨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这样当众在两个村子之间走过。走在交叉火力之下，显然是非常荒谬的。 这件事情的发难看来是那样地不平常，巴卓尔基诺村人和奥尔庚斯科耶村人居然也有那么一会儿停止了射击。 周围静悄悄的。春风吹拂着竹竿上轻轻飘扬的白旗。四周静得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比打着枪的时候还令人感到不安。小李几乎全身都感到了这种寂静中的不安。他明白：决不会这样持续下去，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事情”果然发生了。十声枪响划破了这万籁无声的宁静。谁也弄不清这一枪是从哪边打来的一是从奥尔庚斯科耶村呢，还是从巴卓尔基诺村？ 穿咖啡色大衣的人摇晃了一下，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一步，就倒下了。 小李看见基洛夫拾起系着白旗的竹竿，朝这位同志俯下身去，把制帽放在他的头底下，站了一会儿，仿佛犹豫了一下，接着，便倔强地晃了一下他那堆满了不驯服的卷发的脑袋，挺起胸脯，以坚定的步伐，从容不迫地继续向前走去。 基洛夫继续向巴卓尔基诺村人走去。他在离战壕几步远的地方停下了，开始对他们讲道理。 印古什人起初躲在掩蔽部里听着，可是后来一个、两个、三个、十个……站了起来，不一会儿，大概巴卓尔基诺村所有的男人都围到基洛夫的周围来了。 巴卓尔基诺村的人没有朝奥尔庚斯科耶村那面望一眼，也不管危险不危险，只是细心地听着基洛夫同志讲话。 基洛夫和印古什人谈好了以后，就到沃舍梯人那儿去。这时，小李更清楚地瞧见了这位讲了许多比子弹更有力量的真理的人。 基洛夫所讲的话生动而正确，同时又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他呼吁他们停止械斗，对他们解释，民族纠纷对谁有利，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而被煽起的。 奥尔庚斯科耶村人仔细地听着基洛夫讲的道理，小李看见，人们怎样在沉思，他们的眼睛怎样逐渐变得明亮起来了。他们恍然大悟了。他们是不是受了双方的敌人的挑拨呢？当然是的。有什么东西隔断沃舍梯族的劳动人民和印古什族的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系吗？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东西能隔断他们。有什么东西能联合他们吗？共同的利益能联合他们。无论沃舍梯人也好，印古什人也好，他们都希望沙皇的旧秩序一去不复返，希望从地主手里夺回的田地留在耕者的手中，希望俄罗斯的各族人民不再彼此仇视，都能在自由的国土上自由地生活。 既然这样，那么，沃舍梯人和印古什人之间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呢？这只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也就是沃舍梯人和印古什人的敌人从中破坏。基洛夫给奥尔庚斯科耶村人讲了一个寓言：一位父亲叫他几个不能和睦相处的儿子折断一捆树枝，不管他们费了多大力气，没有一个人能把它折断。后来这位父亲把树枝分开，他们就毫不费力地把一根根树枝折断了。 基洛夫开导他们说，沃舍梯族的大地主、大商人、沙皇的将军们就是想用这种办法来分化你们。他们企图先在北高加索的几个民族之间制造分裂，然后再一一对付他们。 随着基洛夫越来越有说服力的开导，奥尔庚斯科耶村的人越来越多地从掩蔽部里走了出来，他们毫无顾虑地望着巴卓尔基诺村那一面，巴卓尔基诺村的人也越来越向奧尔庚斯科耶村的人靠拢。这两股人流虽然还没有汇合为一，但他们已经站在一起，彼此认识的人们互相打着招呼，有的伸出手来和对方握手。 沃舍梯人和印古什人之间的和平就这样恢复了。 小李回来后，就把他在奥尔庚斯科耶村看到的事情讲给他的老乡听，李振东深深地被这个故事感动了。 “多有魄力的人啊！”李振东想到基洛夫，“他是多么相信他说的那些真理啊！他几乎是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但他却毫不畏缩，毫不动摇。为什么他能这样呢？这是因为他把革命的利益看得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而我李振东呢，只害了一场病，身体有些虚弱，就意气消沉了；就想回自己那平静的故乡去了。难道‘十月革命’不是我应该参加的革命吗？基洛夫不是说过吗，全世界的命运现在就要在俄国的土地上决定了，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在这儿取得的胜利将导致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 老李和小李认为基洛夫谈到其他国家的时候，首先就是中国。他们非常希望俄国革命成功后，中国也能建立苏维埃政权。 但这只有在俄国革命战胜了自己的敌人之后才能实现。现在，威胁着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刻来到了，每一个人都应当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献出力量。 李振东决定重新拿起武器，做一个革命的战士。他和小李一起来到了当时居住在弗拉季高加索的许多中国人都踊跃奔赴的那个地方——营房，那儿驻扎着一个中国营。 “我姓李，沈阳人，我会打枪，我要参加作战。”李振东说。 “你要打谁呢？”指挥员问。 “打白军。他们是我的敌人。” “为什么他们是你的敌人？”指挥员问。 “因为他们拥护旧生活，而我拥护新生活。我希望革命取得胜利。如果革命在这儿取得了胜利，那么革命在中国也会取得胜利。” “说得对。”指挥员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也做得对。你很合乎我们的要求。” 这就是李振东和中国营营长包清山的第一次谈话。现在李振东和我们谈着他，离那时已经有四十年了。 “他们按照命令把我编入营里，”李振东接着讲自己的故事，“发给我一支步枪、一套军服，叫我在司令部门口值班，不准任何一个没有通行证的人进去。” 我们想向李振东打听一下包清山的详细情形。关于包清山的情形他知道些什么？包清山是怎样来到弗拉季高加索的？他怎样当上指挥员的？ 李振东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他只知道包清山是沈阳人（战士们都管他叫沈阳人），士兵们非常爱戴这位营长。他们喜欢他，因为这个沈阳人的俄语说得不比任何一个俄国人差，喜欢他在俄国指挥员中有许多朋友，喜欢他能读俄文报纸和大部分的俄文书，不管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 “但是，”李振东接着说，“我们的营长并没有因为自己知识渊博就拿架子，觉得自己比战士们高一头，或者筑起一道高墙，把自己和战士隔开。战士们总把这位沈阳人看做自己的老同志。他既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善于提出忠告，如果需要的话，还能给予严正的批评。” 关于这位中国营营长的更详细的情形，能告诉我们的还有弗拉季高加索城的老人、包清山的朋友、退休的上校巴维尔·约瑟弗维奇·柯巴依则；老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德娜·伊里尼奇娜·索洛古布（一九一八年八月鏖战的日子里，她在中国分队和战斗在库尔斯克郊外的其他部队担任通信员）；过去的赤卫队兹维亚金、涅乌沃鲁耶夫、柯瑟罗夫、库奇耶夫和许多其他的人。 我们不仅在奥尔忠尼启则市遇到过许多知道包清山的人，在第比利斯，内战时期的格鲁吉亚英雄萨沙·盖盖奇柯里的妻子薇拉·艾尔涅斯托夫娜·盖盖奇柯里也和我们谈到了他；在埃里温，少年时代就在他父亲（著名的基里尔·凯萨耶夫）领导的沃舍梯革命队伍里开始走上自己的战斗道路的少将阿历克塞·基里洛维奇·凯萨耶夫也谈到过他；在塔什干，和我们谈到他的有伊达·里沃夫娜·士里奇，她的丈夫包格丹·马卡罗维奇·巴拉耶夫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里曾当过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的政委；在莫斯科和我们谈到他的有塔玛拉·米哈依洛夫娜·列扎柯娃，她过去是弗拉季高加索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人民政权》的工作人员。 这样，根据许多人的描述，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包清山的形象。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身材矮小、体格健壮、行动敏捷、性情豪爽、精力充沛，有一张生气勃勃的知识分子的面孔，两只洞察秋毫的黑眼睛显露出正直勇敢的神情。黑皮短大衣外面挎着一支毛瑟枪，这是谢·米·基洛夫送他的礼物。他常常用牙齿叼着一只海泡石烟斗。 包清山和他那些被革命风暴吹到卡兹别克山麓来的同胞不同，他们只能说一二十句俄语，而他的俄语却说得非常流利。 这一点使所有遇到他的人都非常惊讶。关于包清山的生平虽然谁也不十分清楚，但人们还是用各种不同的说法把考斯嘉（朋友们都这么称呼这位中国营营长）的一切告诉给我们。据说，当包清山还是少年的时候，一位沙皇的将军，不知是在义和团起义之后呢，还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把他带到了第比利斯；考斯嘉进了那儿的中学。后来他从将军家里逃了出来，到了彼得格勒，并在彼得格勒参加了革命…… 我们也听到过这种说法：好像是当包清山还是小孩的时候，一位有学问的旅行家，不知是个地理学家还是个地质学家，把他带到了彼得格勒。 中国营营长包清山 还有的人这么说，包清山的青年时代住在弗拉基高加索，当过远航船的水手，环游过全世界，英语说得并不比俄语差。 总之，关于包清山早年的生活，人们说得很多，因此很难确定哪些正确，哪些不正确。 看来，在我们遇到的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向包清山认真地探问过他青年时代的情况。 可是，他的战斗事迹却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方面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同。打仗打得好极了，是个异常英勇的人，而且是个优秀的组织者。 我们在打听中国营的指挥员的时候，也打听了这个营的政委。李振东告诉我们，中国营的第一任政委是个俄国同志，因为他戴了一副眼镜，士兵们都管他叫“四眼政委”。他的姓名李振东记不得了；他只记得这个政委很年轻，很勤勉，整天都和士兵在一起。常常操练一完毕，他就来到营房里，叫来一个翻译，给大家读读报，讲点什么，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带来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画，指着图画说：在这个国家人们是这样生活的，而在那个国家人们又是那样生活的……战士们从他那儿知道了很多东西。 我们好久好久都无法查明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第一任政委的名字。可是有一天我们接到叶卡杰林娜·库兹明尼奇娜·切尔宁柯从基辅寄来的一封信。她在《文学报》上看到我们的启事，就来帮助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一九一八年，叶卡杰林娜·库兹明尼奇娜在弗拉季高加索的中国营当过护士，至今她还记得好些事情。她也记得营政委——叶甫庚尼·叶林涅夫斯基。他那时二十三四岁。 “‘四眼政委’在你们营里的时间长不长？”我们问李振东。 “不长，很短。不久他被调到别的部队去了，以后他就到了格罗兹内。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给我们派来新政委。大概是找不到人。因此，包清山除了指挥员的工作外，还兼做政委的工作。他肩负双重任务，不管什么事都得做。” 李振东沉吟了片刻，开始给我们讲述另一位政委的故事。这位政委经常到他们营房里来，他们管他叫大政委。这就是基洛夫。是他把营旗授给中国战士，并在授旗以后讲了话。 我们问李振东，还记不记得基洛夫讲了些什么。 李振东回答说记得。当然，只能记得个大意。基洛夫当时说，中国战士在这里参加红军作战，不仅是为了使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而且也是为了使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还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巨雷在他们祖国轰鸣的时刻就要到了。 “战士们听了他的话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喊道：‘那时，我们这个营就回去参加革命。’基洛夫也答应和我们一块去。” “基洛夫大概是说着玩的吧？” “怎么会是说着玩的？”老头子有些生我们的气了，“他一本正经地说的！” 以后又谈到了基洛夫和中国士兵们一块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情形。那一天，弗拉季高加索其他分队的红军战士们都到中国战士这儿来做客——有俄罗斯人、沃舍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印古什人。红军战士合唱的嘹亮歌声荡漾在城市街道的上空，响彻了四面八方。 基洛夫和大伙儿一块儿唱歌。他快乐地唱着，充满了热情。中国战士按照自己的叫法，亲切地把基洛夫叫“老基同志”，他走了以后，他们都这样夸奖他：“老基同志又英明又朴实。只有真正的伟人才能这样。” “五一”以后一个多月，包清山营又庆祝端午节——五月初五。在中国，每年阴历五月初五就庆祝这个节日。 “端午”是一个双重的节日：一方面祭祀司水之神——龙王爷，求他保佑田地不遭旱灾，五谷丰登；另一方面纪念倾诉了人民疾苦的歌手——两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在中国，过端午节这一天，老老少少都要来到江边，把粽子——一种用苇叶包成的三角形糯米团——投到江里去，并且举行郊游、唱歌，在笙笛的伴奏声和均匀的鼓点声中翩翩起舞。 包清山的战士们自从来到俄国后，这是第一次庆祝端午节。过去，在做苦工的工棚里，在彼得留拉和邓尼金的皮鞭下，这些中国人都不曾庆祝过这个传统的节日。 但是，在弗拉季高加索，照李振东讲的，中国红军战士才痛快淋漓地乐了一阵。营里的炊事员擀了许多面条，包了许多三角形的粽子；有些手巧的人用红斜纹布、箍环和竹竿做了一条十五米长的龙。他们费了不少力气，想使这位司水之神的可怕的大嘴同时露出凶恶和仁慈的表情。这些心灵手巧的艺人终于达到了目的。 他们想抬着龙去游街，但是，包清山起先赞成，后来又取消了这个计划。 “会吓着人的，”他说，“而且会给那些迷信的谣传提供资料，不值得……” 司水之神停放在营房的院子里，中国营下了操，交了班以后，在营长的领导下，全体到捷列克河去。在这山地里，在这条汹涌的捷列克河的河岸上，中国战士们舞的舞，唱的唱，从这堆篝火跳到那堆篝火。这个节日过得开心极了。一切都像在祖国那样。 大家都等着基洛夫和他们一块儿来过节，可是他没有来。 “为什么老基同志不来？”战士们问包清山。 “他走了。”营长答道。 “很远吗？” “到莫斯科去了，去见列宁，有要紧事……” 中国营的营长没有谈到详细的情形，虽然他明明知道促使基洛夫去莫斯科的原因。 事情确实非常重要。决战的日子已经逼近了，可是弗拉季高加索的武器却十分缺乏。在许多新的分队里三个战士才有一支枪。弹药的情况还要糟，根本不准用子弹来练习射击。包清山的战士们常常到市场上去向山民和哥萨克人偷偷地买子弹，而每次只能买到十几颗。 基洛夫就是为了武器的事上莫斯科去的。 在捷列克河畔庆祝端午节后，李振东对许多事情都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寄居异国了，他心里也不再愁闷了；当他看到卡兹别克巍峨的山峰时，他就想起他童年时代就已经熟悉了的群山的轮廓；或者，在他倾听捷列克河喧闹的时候，就极力从它潺潺的流水声中听出祖国河流的声音；或者，在呼吸高加索附近草原的芳香时，会用它们去和东北开满鲜花的原野上的清香相比较。
9．十六个地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9．十六个地址 成千成万的中国志愿兵奋不顾身地参加了捍卫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这幅激动人心的画卷越来越广阔而全面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人们传诵着的已经不是在保卫弗拉季高加索时表现了英雄主义的一支小小的中国志愿兵部队，而是在红军的旗帜下英勇战斗的几十个中国连、中国营和中国团了。国内战争时期，中国红军支队在许多战线上战斗过——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在伏尔加河沿岸和顿巴斯，在彼得格勒附近和北极圈内，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要想了解全部情形并讲述全部事实，这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因此，我们的探索不得不限制在一个极其精确而严密的范围内。 我们这样决定：既然已经开始，那么就得继续干下去；我们是从包清山领导的弗拉季高加索营着手的，那么就沿着它的足迹前进吧。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二十来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国老战士的地址，这些老战士散居在苏联各地。但是，据调查所知，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在弗拉季高加索营服务过。而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个营的战士，正是这个营的辉煌战绩的活生生的见证人。 忽然间，正像经常遇到的那样，机会帮了我们的忙。苏联内务部档案总局古文献学家弗拉基米尔·罗曼诺维奇·柯培洛夫给我们寄来一封公函的抄本（原函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保障部寄给档案总局的）。公函里谈到中国公民刘棣宗从中国寄来一份申请书。刘棣宗写道，在国内战争时期，他和他的两个哥哥刘继宗和刘茂宗，都在弗拉季高加索的中国支队里服务过。一九一八年七月，他的两个哥哥都在保卫普罗赫拉德纳亚车站的战斗中牺牲了。申请书要求发给牺牲了的刘氏两兄弟居住在中国的家属以抚恤金。 发给烈属抚恤金需要有红军战士刘继宗和刘茂宗牺牲的证明文件。因此社会保障部才函询档案局。 有两个原因引起了我们对这份申请书的注意。写信的人我们是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阿斯特拉罕省国家档案局收藏的红军与红色游击队员花名册里这样写道：”刘棣宗，中国人，证件二四六号。联共（布）党员。文化程度：中国——中等教育，俄国——初等教育。一八九九年生。家庭成员——二人。” 但最重要的是刘棣宗在他的申请书里开列了十六个参加过红军的中国志愿兵的姓名，并附有他们的住址一红里曼、雅辛诺瓦塔雅、塔干罗格、玛尔采沃村、利斯接、沃龙涅什、卡拉齐、第比利斯卡雅村、纳尔契克、涅文诺麦斯克、波科沃—安特拉奇特、什帖罗夫卡、戈尔洛夫卡、塔干罗格、克拉斯诺达尔、别洛格林斯卡雅——命运把中国老战士们带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 这份申请书写得不太清楚。不过，它至少说明了刘棣宗所开列的那十六个人过去都在弗拉季高加索营服务过。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也许，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很想这样来理解。于是我们决定：按地址一一访问。 我们先到塔干罗格，那儿住着单堂方和王树山。 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篇幅里写过在塔干罗格领取养老金的这两位老人的一些事情。有一位老人见到我们时给我们讲述过指挥员任夫成的英勇事迹；另一位老人给我们讲述了会见过列宁的红军战士李富清的故事。 可是，当我们向他们打听弗拉季高加索营的情形时，才知道这两位老战士都不曾在捷列克战斗过。 我们采访路线的第二站是涅文诺麦斯克。在那儿的合作社街住着李宝桑。我们确信这一次决不致于白跑路。因为，我们在两个地方得到了关于他的消息：第一，从那封领抚恤金的申请书中；第二，斯塔夫罗波尔边区军务部政治部主任柯兹洛夫上校的报告里。上校在呈报过去参加过国内战争而今住在斯塔夫罗波尔的中国老战士的资料中提到过他。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涅文诺麦斯克，找到了合作社街，并在街尾找到了他的家——五十二号住宅。这是一所舒适的小泥房，有几个不大的窗户和一个种满櫻桃树的花园，花园周围围着篱笆。 李宝桑正好在家。他活泼健壮，精力旺盛，看样子完全不像六十二岁高龄的人。他的俄语说得很好。在他工作的手工业合作社里，共产党员们一致推举这位有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做他们的党组织书记。 我们谈了起来。李宝桑讲了一些当时的情形。革命爆发的时候，他正在普斯科夫。白军来了，情况变得糟透了。找不到工作，简直没法生活。 尤登尼奇和邓尼金不同，最初他不仅没有迫害中国人，甚至还尽力诱骗他们参加他的反革命军队。他答应发给中国人薪饷、丰富的口粮和漂亮的制服。 但是，李宝桑没有参加白军。他的同乡们（在那一带地方有很多很多）也没有参加。尽管中国工人的俄语说得不好，但白军和红军的区别他们却非常清楚。饥饿的、无衣无鞋的他们，宁愿参加饥饿的、无衣无鞋的红军，也绝不受尤登尼奇优厚的薪饷、丰富的口粮和漂亮的制服所诱骗。 李宝桑从普斯科夫偷偷地来到了红军的驻地，自愿参加红军。他先被派到炮兵部队里服务，后来又调到步兵部队里。在许多战线上作过战。 “你怎么到包清山队伍里去的呢？” “到包清山队伍里去？就是指挥一个中国营的那位包清山吗？我没有在他那个营里待过。” 我们失望地对看了一眼。 “怎么没有待过？刘棣宗的申请书里明明有……” “哦，你们说的是请求发给刘氏兄弟家属抚恤金的申请书吗？是的，我在申请书上签过名。这没错。我知道刘家三兄弟都在红军里干过，也知道其中有两个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这全都没错，我还认识刘棣宗本人。不过，我和他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才认识的，李振东给我们介绍的。李振东现在住在纳尔契克。他和刘棣宗一起在弗拉季高加索，在你们要打听的包清山部下服务过……” 就这样，我们知道了李振东。 涅文诺麦斯克离纳尔契克很近，我们决定到纳尔契克去。在那儿，除了李振东外，我们还可能会到一位有俄国姓名的中国老战士一伊凡·伊凡诺维奇·莫森科。罗斯托夫民警局少校阿夫吉恩科写给我们的信里曾提到过他。 我们不知道李振东的地址，也不知道莫森科的地址。于是，我们就去问纳尔契克的住址查询处。 关于李振东的情形，住址查询处什么都不知道——“这儿没有这个人”，莫森科的住址卡片他们很快就拿来了。我们径直奔向目的地。我们的推论非常简单：如果这位尚未晤面的伊凡·伊凡诺维奇是中国人，他一定知道李振东。因为住在纳尔契克的中国人并不很多，也许，就只有他们两个。 我们到了伊凡·伊凡诺维奇的家里。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瘦个子、秃脑门的老人。他的眼皮上布满了皱纹，细细的老花眼睛里闪耀着活跃的神色。 “您就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吗？” “是的。” 我们互相问过好。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李振东。因此，我们就开门见山地问道： “伊凡·伊凡诺维奇，听说纳尔契克住着一位叫李振东的人，您知道他吗？” 伊凡·伊凡诺维奇满脸的皱纹活动起来了，眼中闪露出笑意，接着他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知道，怎能不知道……我就是李振东。我的俄国姓是莫森科，中国姓名就是李振东。” 误会完全消除了。原来伊凡·伊凡诺维奇就是我们专程寻访的人。关于包清山营的故事，除了常杨清（稍后我们就要把他介绍给读者）外，谁也没有他给我们讲得详细。 现在我们先讲讲伊凡·伊凡诺维奇的事。不过最好还是叫他李振东吧，因为这是他生下来就用的真名实姓。 李振东也和他的几万个同乡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随着包工头招募的劳工队来到了俄国。他的经历和我们所听说过的许多人的经历完全相同。 他在中国东北一个穷困的农村里过着不得温饱的生活，他只求能弄到一把白米，哪怕一天能尝到一口也好……后来他跟随招工人员来到了劳工集合所集合。经过从东往西的漫长的旅程，然后就到了某某工地、矿井或是森林采伐场；接着是在工棚里做艰苦繁重的工作，他对于家乡的怀念……一句话，凡是来到俄国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所遭受过的一切，我们这位纳尔契克的朋友也都遭受到了。 后来李振东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卡累利森林里当伐木工人。当时他觉得这位沙皇的叔父就是神，领地管理人是半神，甚至采林区的一个最小的执事——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可是忽然间爆发了革命。大公已经不再是大公，领地管理人逃跑了，而那个素来只用棍子和不懂俄文的中国人谈话的执事，说话时也是满嘴的巴结调调儿了。这个执事非常清楚，伐木工人的利斧要比他那根木棍厉害得多。 李振东也明白这一点。不过他还懂得有一样东西比斧子更厉害，那就是步枪。李振东撇下了大公的森林和阴暗的工棚，来到了爆发革命的那个城市，那儿的工人们，正像他听说的那样，臂上箍着红臂章，肩上扛着步枪，在世界上最漂亮的马路上走来走去。 李振东来到彼得格勒后就达到了他的目的。他领到了步枪，箍上了红臂章。红臂章上写着“赤卫队”三个大字。这是值得骄傲的三个字。在这三个字里，可以感觉出一股已经掌握了，并且将永远掌握政权的阶级的力量。 李振东第一次体验到了热情澎湃的生活。他开始站岗放哨，倾听群众大会上报告人的演说，和赤卫队员们一起巡逻城市，参加示威游行，为保卫无产阶级的秩序向匪徒射击，并进行自卫。 后来，李振东病了，在医院里躺了好久。这场大病使他的身体变得衰弱无力，精神也有些颓丧。在漫长的不眠的夜晚，他不断地想起自己的小房子，回味着那一段熟悉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这样，他难以抑制地怀念起祖国来了。回家，只要能回家就好！什么赤卫队啦、步枪啦、写着值得骄傲的字眼儿的红臂章啦，愿上帝保佑它们吧！不错，俄国正在创建伟大的事业，可这总归是俄国人的事。他现在除了回家外，什么都不想要了。 瘦骨嶙峋、面如土色、勉强能站得住脚的李振东出了医院，走到了阴暗的、遍地积雪的彼得格勒的大街上。这时正是翻天覆地的一九一七年年底。 李振东来到了谢尔盖耶夫大街的中国大使馆，洽谈回国的事。在接待室里值班的大使馆官员嫌恶地斜睨着这个穿着破衣烂裳的同胞，爱理不理地说，像李振东这样的人太多了，大使馆不能帮助他们。关于回国问题，他也没作肯定的答复，却说谁从什么地方来，就应该自己设法、自己出钱回到那个地方去。只有一点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预先提出警告：路途很远，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到远东区，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振东站在这位官员的面前，正像他世世代代的老祖宗站在他们的统治者面前一样。不过，他的老祖宗们从来没有呼吸过无产阶级革命的空气，而李振东却呼吸过了。李振东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盯着这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同胞，直盯得他畏缩起来，然后李振东转过身，径直向门口走去。这种举动本身就是勇敢的行为。重富贵轻贫贱的旧礼教中有这么一说，当你离开那些显贵的大人物时，不能让大人物看见你的背脊，只应该让他老是看到你感激的微笑和告辞的表示。 但是李振东却蔑视这些旧礼教。在他看来，这位官吏已经不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人物了。在革命的彼得格勒度过的那几个月的生活，对他已经起了作用。 李振东从中国大使馆出来后，在车站一带徘徊了很久，仍然一心一意想回东方，想回老家去。 但是李振东没有回东方，却到南方去了。这全是因为巴狄尔别克的缘故。巴狄尔别克和李振东一样，在大公领地上的伐木场当过工人。他们在一个采伐区干过活，在一堆篝火旁烤过火；有时候甚至笑着闹着打起架来，好活动活动筋骨。李振东学俄文比他的大部分同胞学得快些，因此他和巴狄尔别克的友情也深厚一些，虽然不算知心朋友，但交情总是有的。 他们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突然相遇了。大个子、宽肩膀、性情豪爽的巴狄尔别克一把抱住虚弱的李振东，拍着他的背脊，大声地嚷着。李振东只是困惑地微笑着，简单地回答着巴狄尔别克提出的各种问题。 等巴狄尔别克兴奋激动了一阵之后，李振东才把自己的烦恼告诉这位朋友，说他的情况糟透了，一点力气也没有，快要死了。死就应该死在老家。只可惜他不知道怎么才能回到老家去。眼下路上很难走，连健康的人都受不了。 “我说，老弟，你说得对。”巴狄尔别克说，“我看得出，你的情况很糟，简直糟透了，连站都站不住。你要留在这儿挨饿吗，那准死无疑。回远东吗，路又太远，也是死路一条。” “真的，我这人算完了。”李振东毫无异议地应声道。 “干嘛要完呀？不该完！”巴狄尔别克激烈地反驳道，“一个人只要有同志，他就永远不会完。我们合伙吃过一块面包，一块儿挨过冻，一块儿在大公领地上受过奴才们受的窝囊气。这就是说，我们是同志，这就是说，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你说对么！” 李振东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 “这就对啦，老弟！”巴狄尔别克激动地拍子拍李振东的肩膀，“我们这么办吧：我也想回家去，我们就一块儿走吧。我去弗拉季高加索，你也去弗拉季高加索。你知道，弗拉季高加索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啊……那儿谁也不放枪，谁也不打仗，谁也用不着排什么队。天气暖和极了，水果多得要命，一斤羊肉只值几个戈比。一天可以吃两次串烤羊肉，一星期后你就会精力充沛起来。等你身体复原了，你爱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离我们那儿不远就是大海，你可以从水路回中国去。” 决定这件事的不是串烤羊肉，而是他可以不必孤零零一个人到处流浪。衰弱无力的李振东害怕踏上漫长的旅途，要是身边没有一个自己人，能指望什么人帮助呢？再说，从水路回国的希望看来还是比较现实的。 于是，李振东跟着巴狄尔别克走了。在离弗拉季高加索不远的地方，又有一个中国人加入了他们这一伙。他的名字叫李善金。他和李振东一样，也是沈阳人。眼下他刚由南方来，他在那儿修建黑海铁路。 李振东和李善金成了巴狄尔别克的好朋友。为了有个区别，他管李振东叫老李，管另一个新来的、比较年轻的李善金叫小李。 小李的俄语说得非常流利，还能阅读书报，他的政治水平比他的同乡高得多，也比巴狄尔别克高得多。
8．《大同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8．《大同报》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一日，《真理报》摘要刊载了《战壕真理报》记者写的一篇在中国战士中间做宣传工作的报道。这篇报道的校订工作可能还做得不够细致，但内容是很有意义的。 “这几天，我们政治部收到了为中国人印发的传单。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中国人围住会念传单的人，久久地细心地听着。然后他们热烈地讨论了很久。我虽然不懂得他们的话，但是却看得出他们是多么的兴奋。我想，传单里谈的大概是什么好事情。 “第二天早晨，我到他们那儿去，找他们谈话。他们对我说，不消多久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整个地球上，在所有国家里，都要有苏维埃。大家都将有工作，穷人当牛做马、富人坐享其成的世道将要改变；是的，一定要改变的！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的人都要过美好的生活。但目前必须具备消灭白匪的力量。这些道理都是他们从昨天的传单里得来的。真是好传单。当你看到你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的革命信念已经逐渐在工人心里扎下了根的时候，你该是多么高兴呀！” 总之，中文的宣传读物确曾有过。但是，难道仅仅只是这些偶尔分发给战士们的传单吗？是不是还有报纸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访问过的中国老人——内战时期的老战士们的意见很不一致。一部分人肯定说曾有过中文报纸，他们记得很清楚；可是另一部分人又深信不疑地表示不同的意见，说没有出版过报纸，如果有，他们一定会知道。 我们同意前一种意见。事实上从红军诞生的那天起，政治工作就开展得很好。在国际部队里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在内战年代，曾经为国际主义战士出版过匈牙利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波兰文、捷克文、罗马尼亚文、法文以及其他文字的报纸。在红军里有数万中国战士，说没有出中文报纸，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毫无疑问， 一定曾为中国战士出版过报纸。 过不多久，我们就获得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证实了我们的推想是正确的。 苏军中央档案局保存着一份红军国际部队组织部军委会的文件，这份文件是一九一八年，斯拉瓦亚尔·夏斯吉克呈报给彼得格勒州军委会的。夏斯吉克在文件里说明，中国支队的组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并指出必须出版中文报纸。 彼尔姆省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外事局局长马利诺娃，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的通讯也提到这个问题：“在彼尔姆的中国人已经组织了两个中国国际营……必须早日出版朝鲜文与中文的刊物。” 东线第三军司令部对于这个问题写得更为具体。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它给军事人民委员部打了电报，干脆要求每天给它寄发七千份中文宣传品和报纸，理由是中文刊物在前线极受欢迎。这份电报现在保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党内材料中央档案馆里，上面写道：“中国战士特别喜爱这样的刊物……” 我们还在平札工农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找到了一则报道。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平札的这位作者以《与中国社会主义者在一起》为题，深信不疑地写道：“中国布尔什维克报纸马上就要出版了。” 看来平札的这位作者太性急了一点。第一期中文报纸直到一九一八年十月才出版。我们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刊载的报道上看到： “《中国工人》周报第一期目前已经出版了，该报由波利万诺夫担任编辑，由俄国北部华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出版。其任务是对侨居在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国人广泛宣传共产主义。”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报纸的名称和报纸出版的大概日期。这样，我们认为，我们已有充分的根据找到它。 我们在彼得格勒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一九一八年报刊目录》里反复地翻寻，但没有找到《中国工人》。目录上罗列着几千种报纸的名字，可就是没有《中国工人》。 于是我们又到列宁图书馆去。在那里也没有找到我们要找的中文报纸。我们去询问全苏中央书库，结果也毫无所获。 列宁图书馆图书目录室东方语文报刊的专家涅菲多夫也积极地帮助我们寻找。他在图书馆和莫斯科的各大书库里到处翻寻，也没有发现《中国工人》报，该报根本没有收入图书目录。 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里有内战时期的中文文件。这又给了我们一线希望。但这些文件还没有编目，目前都还装在一个帆布口袋里，等待认识中文的人去整理。 这一口袋档案文件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想必里面一定有许多宝贵的史料。 我们得到了档案馆负责人让我们在翻译人员的协助下阅读这些文件的许可后，立刻就到东方语学院去。老实说，我们不准备打搅忙得不可开交的汉学家们，我们只指望那儿的学生能给我们以帮助。 但要得到学生的帮助也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向学院的系主任说明了来意。系主任冷淡地说，他很难满足我们的要求，考试就要开始了，他无权叫学生丢开学业去做别的事情。 我们继续要求，反复地证明这项工作是如何重要，如何有意义，请他务必予以协助。 “好吧！”系主任终于同意了。他一面按铃叫秘书，一面说：“给你们一个学生。” 一会儿，中文科四年级学生维克多·季托夫走了进来。他用疑虑的目光看了看我们，大概是在想：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才把他叫到系主任办公室来呢？但疑云很快就消散了。他一听我们说到一口袋尚未整理的中文文件时，他的眼睛马上变得神采奕奕了，露出爱好研究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光辉来。看来，为了这个任务，他可以牺牲别的一切。考试没有问题，他不怕考试。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马上到档案馆去。 但我们没有同意这样做。我们约他第二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阅览室里见面。 想必维克多在约定的时间前很早就到了。当我们走到苏维埃广场上那幢庄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方形大厦时，他已经在走廊上等待我们了，而且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三位青年同他在一起。 “这是我的同班同学。”维克多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们自动要求参加帮忙。我们班有一半人都想来呢。 那只珍贵的帆布袋，原来并不大，里面一共只装着几个文件夹。而且最遗憾的是，里面竟没有一点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大学生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介绍着它们的内容。翻完了，才知道帆布袋里一份中文报纸也没有。 这时，我们心里不由得怀疑起来：到底有没有中文报纸呢？我们想起了过去当记者的艰苦经历来：“可能《消息报》记者的报道有差错吧？” 不对，我们冤屈了那位不知姓名的《消息报》记者。不久以后，党中央机关报证实了他所报道的事毫无差错。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真理报》发表了一则题为《报纸在前线销行的情况》的简讯。在简讯里谈到某军军委会政治部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在前线与前线附近地区发行报纸的情况；它列举出报纸的名称和发行的数量。在拉脱维亚文和爱沙尼亚文后面，写着：“中文报纸——二千七百份。” 而且，不是在一九一八年，而是在一九一九年第二六九号里，也有一段报道： 根据各支队领导的报告……在部队里（指的是中国志愿兵部队——原注），中文报纸《中国工人》和中文宣传品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两种机关报在不同的时间报道着同一件事：中文报纸出版了，发行了，战士们看到了。这还不够吗？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然而，报纸还是找不到…… 不仅我们两个人在寻找内战时期用中文出版的苏维埃报纸，至少还有二十位科学工作者也已经着手在寻找它。 历史学家和我们一起努力地寻找，但是一点结果也没有。《历史问题》杂志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号的文章中作了结论：“可惜得很，我们未能找到一份中文报《中国工人》。” 看来，这事就只好这样做罢了，但还是放不下手。什么地方一定还保存有这种珍贵的报纸。报纸共发行了几十万份，说一份也没有保留下来这太不可能了。 我们又继续寻找。郭树棠同志（苏联汉学家多用他的苏联姓称呼他作克雷莫夫。他是上海人，副博士，莫斯科汉学研究所汉学研究室主任）是中苏革命关系史的专家；他也帮助我们想办法。 “中文报纸可能在什么地方出版呢？”我们问郭树棠同志。 “只能在彼得格勒，”他说，“不会在别的地方。大家知道，要出版中文报纸就得有高度中文修养的人才。而且这人还必须是革命家。只有彼得格勒才有这样的人才。他们在那里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把几万中国劳动者组织了起来；报纸也是他们出版的。报纸原先叫《中国工人》，后来改名为《大同报》。” “是这样的吗？……我们可不知道是这么回事。” “这是很明显的。《中国工人》这个名称，有一定的局限性。新名字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它揭示出了出版报纸的目的：宣扬民族自由和世界大同的道理；而自由、大同在革命的俄国已经实现了。同时请注意，《中国工人》是由彼得格勒的一家石印工厂印刷的。” “为什么要石印工厂印刷呢？” “当时在彼得格勒，其实在全俄国的印刷厂里都没有中文铅字设备。”郭树棠向我们解释，“报纸先用手写，然后用石印印刷。” 郭同志说得很对，他的话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莫斯科还有一个我们没有去过的档案馆，那就是外交部档案馆。 那儿该有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文件。我们所要寻找的报纸，就是这个机构办的。应该到那里去看看。 我们看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简讯后，就起了这么个念头。简讯写道： “旅俄华工联合会照会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工人组织已于十二二十四日在彼得格勒中国大使馆成立了总会，以处理侨居俄国的中国侨民的事务。大使馆的所有档案文件都移交该会。大使馆（谢尔盖也夫斯卡街二十二号）的大厦上，升起了中国劳动人民的红旗。 “苏维埃政府对上述变动已予查明备案，并承认该会代表旅俄华侨的权益。” 根据这则简讯，完全可以肯定：旅俄华工联合会总会在执行中国大使馆的职权以后，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是现在的苏联外交部，一定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两个机构一定解决过很多问题。有联系，就有文件，就有档案。这样看来，外交部档案馆里，就该有一些当时来往的文件。 我们的推论很合逻辑。所以我们便决定采取“真正”的外交方式，把一份“照会”送给外交部，查询它那儿是否保存有关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文件？如果有，是否可以借阅一下？ 我们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有文件，可借阅。启人心房的“中国钥匙”在这儿又起了奇妙的作用。在任何场合，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得到了帮助和支持。 我们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上的外交部大厦里忙了好几天，得到了不少资料。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别的档案馆所没有的东西：旅俄华工联合会章程；联合会代表大会的记录，例如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代表大会致孙中山的贺电等。 除了无数的文件之外，还有很多所谓的文件：任命某某人担任某某职务的证书、护照，对非法没收的控诉书，要求乘坐司令部车厢旅行的申请书，给养人员的名册……总而言之，这许多档案文件如同矿石一样，必须经过提炼，才能得到宝贵的东西。 但是我们到底得到了一些稀罕的宝物。每次的发现都给我们极大的鼓舞。现在分述如下： 一、证明书。持有人为中国公民刘泽荣，当选为旅俄华工联合会总会主席。华工代表大会于一九二〇年一二十五日正式通过。 我们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的文件上见过这位广东人的姓名。这么说来，一九二〇年他还继续领导该会。[1] 二、旅俄华工联合会总会职员名册。 这是一份很有用的文件。名册里还有苏联人的姓名，说不定这些人中间，有的现在还住在莫斯科。也许能找到他们呢！…… 三、华侨较多的城市名单：莫斯科、彼得格勒、基辅、哈尔科夫、塔什干、维亚特卡、彼尔姆、托姆斯克、尤佐夫卡…… 在设有联合会分会的地方，组织红军中国支队的工作都做得特别好。应该和那些地方的档案馆联系联系…… 四、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和东方司司长共同签署的公函副本。这个文件立即吸引了我们的视线，文件上写道： “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请求国家出版局给全俄唯一的中文报纸——《大同报》调拨纸张。 “但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 “由于中文刊物作用极大，所以至少应该出版一种报纸，外交人民委员部特请批示国家出版局发给纸张。” 公函副本上还附有一份整整齐齐地折成四折的印刷品。奇怪得很，文字是自上而下直行排列的。这正是汉字，这…… 我们激动得什么似的，连忙小心翼翼地把印刷品打开。当然，这就是我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中文报纸。标题的字体很大，横跨整个版面，上首是中文报名，下首是俄文报名： 《旅俄华工大同报》，N.27（3），彼得格勒，1920年4月1日。 彼得格勒……我们的朋友郭树棠的推论是正确的，他说那个时期只有彼得格勒能够出版这种报纸。 报纸是怎样印刷的呢？ 我们细心研究了这张报纸，又证实了这位汉学家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报名旁边有几个肉眼仅能辨认的小字：“兹洛特尼可夫石印厂，彼得格勒，瓦西里耶夫岛，第九条街，第十八号”。 是石印厂，而不是铅印厂印刷的。报纸的确是用手写的，用手一字一字写出，再照抄到石印印版上，然后大量印刷出来的。 但是，这张硕果仅存的报纸上面登了些什么呢？ 因为不懂中文，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好拿着钉着报纸的文件夹，去找卡比察一刚出版的巨著《苏中关系史》的作者、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请他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卡比察马上搁下自己的工作。他对于这个发现也非常感兴趣。他细心地阅读报纸，然后开始翻译起来。 但是，我们首先问他，中文报纸叫什么名？ “《大同报》。” “它的意思是‘世界大同’吗？” “你说得对。”卡比察回答道。 《大同报》是一张两版。纸呈灰色，但和当时大多数报纸的纸张相比，还算是好的。《大同报》上没有照片，大概是受当时石印条件的限制。 报纸的内容是为红军里的中国志愿兵和侨居在俄国的中国劳动人民服务的。它登了许多报道；还介绍了一些苏维埃俄国和中国的情况。 第一版上刊登着外交人民委员盖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杰林写给孙中山的信。 这封信我们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见过了。《消息报》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九日发表了这封信；而中文报纸却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才发表。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编辑部要这样做呢？重复发表久已发表过的文件，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向卡比察提出了这个问题。从卡比察的话里，才知道在他那以苏中关系为题的博士论文里，曾经用了不少篇幅去分析契杰林写给孙中山的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卡比察对我们说，“后来契杰林同志就收到了孙中山先生寄来的那封著名的复信。你们一定还记得，上面是这样写的：‘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在青年一代——明天的劳动者们的头脑中深深地打下中华民国的基础。’[2] “外交人民委员写那封信的目的，是要告诉中华民国的民主人士，他们的奋斗目标和苏维埃俄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相同的。唤起中国劳动人民的觉悟，号召他们为两大民族的共同理想和我们一起来斗争，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俄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南部的无产阶级远隔万里，当时我们和中国没有直接联系。据我看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大同报》，上又看到了契杰林的信。这封信在《大同报》上大概已发表了多次。编辑部希望总会有十份刊登着这封信的报纸捎到中国去。” “我荣幸地代表人民委员会，”契杰林给孙中山的信上写道，“对阁下寄来的贺信表示衷心的感谢。阁下从一九一一年起，在极艰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反对军阀的割据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奴役。谨此，请允许我，向阁下——中国革命的领袖，致以崇高的敬意。 “阁下在给俄国工农政府的贺信里指出，中国和俄国的革命目的是一致的，两国都是要争取民族解放和世界大同…… “我们的处境困难，斗争艰巨。这是严重的时刻。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伸来了侵略的魔爪，想扼杀俄国革命，夺取工农已经获得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外国大财阀的傀儡——北京政府也想同侵略者合伙。俄国劳动阶级号召自己的弟兄——中国人同我们一起来斗争。 “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也是你们的失败。我们大家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站在一个行列里，光荣地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而斗争。中国劳动农民万岁！中国工人万岁！俄中无产阶级同盟万岁！” 在报纸醒目的地方，登载着一则简讯。简讯报道了苏维埃部队解放伊尔库茨克以及红军战士同中国侨民友好来往的情形。 这则简讯正好同我们已经获得的伊尔库茨克数万中国侨民革命情绪极为高涨的材料相吻合。在伊尔库茨克，占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大批地参加红军，因而不仅准备成立独立中国志愿师，甚至准备成立东方红军。我们从档案馆里所获得的资料中，有一份一九二〇年五月初的报告记录： “在伊尔库茨克有一个中国教导营，这个营暂时被我们留在这儿担任卫戍工作。将来批准组织东方师的时候，可以这个营为核心。根据我所获得的资料，同志们殷切地盼望成立由中国人和朝鲜人组成的东方军。登记参加红军的人是那么多，而我们又没有得到正式指示，以至不得不暂时停止登记。”[3] 关于伊尔库茨克的简讯登在《大同报》的第二版上。下面还有几则通告。 报上没有编者的姓名。我们想起了《消息报》上的简讯，那里提到过波利万诺夫这个人。 但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们去问东方学研究所的格鲁斯金娜。 “难道这个姓没有给你们一点印象吗？”她在电话里用责备的语气说，“波利万诺夫是著名的汉学家。” 我们到历史图书馆去，从书架上取下六卷一九三〇年的《苏联科学与科学工作者手册》，心里不禁这样想：目前苏联有二十万科学工作者大军，该要多少这样的手册才容纳得下呢？ 关于波利万诺夫，手册里写道： “波利万诺夫，语文研究所学委会委员和语言学部主任，语言学专家，研究日文和中文，土耳其文和朝鲜文……” 在历史图书馆里，我们还找到了波利万诺夫的著作目录，我们不由大吃一惊：真是个天才！ 《东京话的悦耳重音》、《日文—马来亚文的比较之一》、《朝鲜文的母音》、《谈伊泽·修二关于中国白话文的著作》、《论土耳其语法结构的原则》、《谈阿拉伯文喉音的教学方法》、《略谈研究乌兹别克文》、《谈阿尔巴尼亚文》、《怎样掌握格鲁吉亚文的子音》、《东干回文文法》……共有九十二种著作。看来，这位奇才饱学的人，不仅 能编辑中文报纸，而且同样能编辑其他二十种东方语言的报纸。 我们打电话给伊万诺夫。他是发表在《语言学问题》杂志一九五七年第三号上的《论波利万诺夫的语言学观点》一文的作者。可能他会帮助我们把问题弄清楚。 伊万诺夫说：“关于波利万诺夫的科学著作，我可以谈一谈，但他是否编辑过中文报刊，可就不知道了。” “波利万诺夫后来怎么样了？” “一九三八年在塔什干逝世了。” “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的履历呢？” “科学院里大概有。” 我们去过科学院，后来又去过语言研究所档案室，我们了解到，那里有七十页关于波利万诺夫的资料。 这七十页资料中有履历表、调动工作的命令、批示过的申请书等等。并没有片言只字提到编辑中文报纸，或在内战时期同中国革命组织的合作。个人的资料仍旧不能说明他的工作经历，这是多么伤脑筋的事啊！ 我们苦恼地走出了研究所。问题还是没有弄清楚。是否可以认为，著名的俄国语言学家波利万诺夫就是中文报纸《中国工人》的编辑波利万诺夫呢？我们仍旧不敢下断语。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着了。这就是等待语言学专家尼古拉·约瑟夫维奇·康拉德院士回来。当时他不在莫斯科。他回来以后，我们的期望果然没有落空。他终于明确地回答我们说：是的，编辑中文报纸的就是叶夫根尼·德米特利耶维奇·波利万诺夫，就是语言学家波利万诺夫。他们两个——波利万诺夫和康拉德——同彼得格勒的旅俄华工联合会有过密切的联系，并且一道参加过该会的工作，写过宣传品；此外，波利万诺夫在初期还亲自担任过《中国工人》的编辑工作。 “请相信我，这不是容易的工作。”康拉德说，“为了翻译‘сове́т’这个词，我们伤了多少脑筋啊！我们查了各种辞典，翻了许多中国古典巨著，译了再改，改了再译，结果还是束手无策。没有一个中文词能够表达俄国人所创造和理解的‘сове́т’ “我们坐着，搜索枯肠，争论着。突然，波利万诺夫将拳头往桌子上一捶说：‘有了！’ “波利万诺夫的建议实在是好。可不是吗，当我们在争论、捉摸的时候，中国工人和中国红色战士根本不管什么深奥微妙的逻辑，不用我们伤脑筋，早已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们根本不用呕心沥血去翻译这个词，干脆就把这个伟大的词当做中国词来用，俄语怎样读，中国话也就怎样。 “而波利万诺夫，这位极敏感、极有天才的语言学家，第一个理解到：‘сове́т’这个词，在一切语言里，最好都按原文译。这就是他的建议。‘苏维埃！’他用北京话说，‘这是一个美妙的中国词，再好不过啦！’ “这个词就这样传开去了。不久以后，在中文里就正式新添了一个词。 “报纸就是在彼得格勒的华侨从事社会活动的地方——瓦西利耶夫岛上的一所两层楼的房子里出版的。” “这幢房子现在还在。”康拉德继续说，“不久以前，我到列宁格勒时，还到过那地区。房子油漆的颜色还是那么深，正面也一点没有改变。它坐落在第二条街，离中央大街很近。那幢房子无疑是有历史意义的，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工人代表苏维埃曾在那儿办过公；俄国北部赤卫军第一批中国支队是在那儿成立的；世界上第一家苏维埃中文报纸是在那儿出版的。我相信，要是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了解到那幢不平凡的楼房，一定会在它墙上安上纪念碑。纪念碑上应当刻上永垂不朽的姓名：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泽荣，天才的俄国汉学家、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叶夫根尼·德米特利耶维奇·波利万诺夫，天才的宣传员、热情的革命家、继波利万诺夫之后的报纸编辑，并牺牲在这个岗位上的张玉川。” “原来你也知道他？” “张玉川吗？知道得很清楚。他的身材很高，很瘦，有一双热情的眼睛，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他的口才实在令人佩服！在第二条街那幢楼房里，当时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会议，那幢房子就像蜂窝一样，整天人声鼎沸，没有静止的时刻。在中国人的集会上，张玉川是一位最优秀的演说家。他的演说非常有号召力，他深信他自己讲的都是真理；都能激动人心。就他的演说来看，他一定是一位先进的、富有革命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国那时就有这样的儿女，是值得骄傲的。凶手知道‘应当’暗杀什么人。当然，这是政治性的暗杀。” 康拉德的见解，同四十年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见解完全一致。 一九一九年一二十一日，该报以《政治性的暗杀》为题报道： “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彼得格勒宣布，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张玉川同志于一月十九日被害。 “张玉川最近才负责宣传工作，并担任中文报纸《中国工人》的编辑工作。 “暗杀事件发生在一次中国工人群众大会前。凶手用手枪一连开了几枪，然后潜逃无踪…… “暗杀的主犯和帮凶目前尚未捕获，暗杀的动机尚未查明，估计可能是政治性的暗杀。” 当然，毋庸置疑，这是政治性的暗杀。正是那些企图用黑墙把苏维埃俄国同中国隔断，害怕把布尔什维克的真理传播到中国去的人所干的罪恶勾当，就是那些敌视中国报纸的畜牲，把这位革命家暗杀了。 然而，这些人都打错了算盘。报纸并没有停刊。我们手里拿的是第二十七期《大同报》。现在“大同”这个词已经骄傲地、响亮地传遍了中国。 [1]于是我们着手寻找刘泽荣。我们到第比利斯去，打听到新闻记者达维塔什维里正在研究茶树栽培家刘峻周的家谱。刘峻周为阿扎里的种茶事业奠定了基础。他的儿子刘泽荣曾任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一九二一年，他返回祖国去了。——原注 [2]《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6页。——译者注 [3]当时在第五军政治部，也就是这个文件出处，曾有一位杰出的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他积极地参加了在中国人中间进行的工作，发行宣传品，在中国劳动者的集会上讲演。“我担负着各种重要的工作，”哈谢克写信给朋友说，“军部革命军事委员会还要我主诵朝鲜文和中文的杂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中国人中间做过组织工作，但是中国字认得的很少，八万六千个中国字，我只认得八十个。”——原注
7．莫斯科的传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7．莫斯科的传单 哈尔科夫的部队不久就回到了弗拉季高加索。特列齐雅柯夫特地为即将离开他的部队去参加中国营的中国战士举行了欢送会。并且作了一番临别赠言。 “对他们讲了一些什么呢？”我们问他。 “跟莫斯科一样，在弗拉季高加索也成立了独立的中国营。我祝贺他们，希望他们高举中国营的旗帜前进。” 特列齐雅柯夫提到莫斯科的中国营，我们可不知道那边也有什么中国营，他向我们解释道： “那是莫斯科送来的传单里提到的。我那次到布阿契泽同志的办公室去时，他给我看过那份传单。传单号召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参加中国营。” 当时我们还没有得到莫斯科成立中国营的消息，所以这份莫斯科传单特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可能是一条很好的线索，能帮助我们发现新的材料。 “我还记得什么呢？”特列齐雅柯夫眨了眨蓝色的、因年龄关系变得黯淡了的眼睛，“我记得，传单是用两种文字写的。右边是俄文，左边是中文。传单是中国人署名的，写得很通顺，富有号召力。” “上面写着什么？” “号召中国劳动者参加中国营。大意是对他们呼吁：中国兄弟们，拿起武器，参加红军，打垮世界资产阶级。” “还写了些什么？” “似乎再没有别的了。传单的下面写着：志愿兵登记处在某某地点……”特列齐雅柯夫眼角上现出一道道皱纹，他微笑着说：“对啰，还有，地址我当然记不得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当时很注意地看了一下，它有点古老的风味，地址除了街名和门牌号码外，还有一句：在圣母升天堂旁边或救世主堂旁边……诸如此类的话。”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这份传单。我们找了很久，但是毫无结果。 “你们只是白白浪费时间,”苏联国家中央档案局阅览室主任、国内战争时期证件的著名鉴识家柳芭芙斯卡姬劝我们说，“要是有这样的传单，早就会放到博物馆的展览橱柜里去了。要知道这是珍贵的遗产！它不可能被忽视的。” 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寻找。老红军战士提到传单，那就必定有这件东西。 当我们在布满灰尘的旧报纸堆里翻寻，发现它登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九日《真理报》的“红军”栏里时，我们真是高兴得无法形容。通告这样写着： 告全体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同志们： 在中国，穷人受到残酷的压迫。你们都是从中国来的，正在苏维埃俄国寻找光明，你们是身在革命国家的革命者，快参加革命的队伍吧！ 我们有一千八百人正在打击资产阶级匪帮——反动的罗马尼亚人、乌克兰的白匪和德国人。在彻底打垮世界反革命部队以前，我们决不放下武器，誓不罢休。 革命的中国兄弟们！谁拥护解放奴隶，就请加入我们的队伍！谁要捍卫工农政权，就请同我们一道走！摧毁一切障碍，消除一切隔阂，获得解放的中国劳动者应当同必获全胜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同志们！大家都来参加红军，参加中国营。严守革命纪律，紧密团结，为打垮资产阶级军队而战斗。 中国营准备开赴前线。旗帜上写着“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万岁！” 通告下面的署名是营长孙福元。再下面便是参军登记处：莫斯科，低树林胡同二号二户，救世主堂对面。 毫无疑问，我们读到的就是特列齐雅柯夫所说的那份“莫斯科传单”了。我们读着传单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孙福元这个名字。杨吉尔曾经热情地描写过他；唐卿三也曾讲过许多他的事，并极力称赞他。 这样看来，在蒂拉斯波尔营遭受匪军残杀后，这位孜孜不倦、热心革命的孙福元就来到了莫斯科，重新组织部队，继续投入了战斗。 “我们有一千八百人正在战斗……”孙福元在传单里这样写着,他号召中国劳动者接过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火炬，在红军的旗帜下继续前进。 他的号召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于是成立了莫斯科中国营。 “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国营。”《贫农报》于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报道，“该营全由中国人组成，营长是孙福元。该营驻扎在沙巴洛夫卡街的一幢石头砌的三层楼大洋房里。 “他们的营地一尘不染，秩序井然，战士们服装整洁，纪律严明。” 在同一期《贫农报》里还登载了孙福元的相片：他大概有三十来岁，戴一顶缀有五角星的军帽，身穿一件衬着雪白衬领的军服;只看他那副相貌，就知道他是一位意志坚强、英勇刚毅的指挥员。 此后不久，我们又读到彼得格勒《红军报》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六日介绍孙福元的报道： “中国红色部队的组织者孙福元，出身于边防军官清寒的家庭，从小就饱受贫穷和痛苦的折磨，所以他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 “后来他来到了俄国。罗马尼亚人向苏维埃军队进攻时，他在蒂拉斯波尔向第二革命军代表大会建议组织中国红色部队。” 我们很想知道莫斯科中国营的命运：它是在什么战线上作战的，后来怎样了？ 关于这些问题，当时我们没有得到解答。但是根据某些材料，我们知道中国营编入了莫斯科混成旅第二十一莫斯科苏维埃团。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情报联络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通报，证实了这一点。这个文件是在苏军中央档案局发现的。文件写道：“从二十一莫斯科团来的红军战士讲述了俄国战士与中国战士之间的友谊。这个团里有五百个中国国际战士，他们严守纪律，吃苦耐劳；作战时英勇顽强。他们用自己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范例来影响我们初上战场的新战士。有的中国战士负伤多处，只随便包扎一下，坚决不下火线，又继续战斗。这种英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红军战士们。” 国内战争的参加者、老共产党员甘查洛夫帮助我们获得了有关中国营的详细资料。我们曾在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的学术会议上，谈过我们采访的初步成绩。研究所在广播电台发表学术会议的公报时，也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甘查洛夫听了广播后，便和我们联系，要为这项工作出一分力量。一九一九年，他曾在红军中国支队中担任过几个月的政治委员。这个支队是由顿巴斯“依万”与“索菲亚”矿井的矿工组成的。他们在尤佐夫卡（现今的斯大林诺）城郊打了第一仗，缴获了敌人的装甲列车。后来这个支队编入了第七十四步兵团。[1] 过了不久，甘查洛夫又到我们这里来了。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和三位同志一起来的。他们都是和中国战士并肩作过战的革命老战士。在这三位新相识中，达尔吉莫兴曾当过军械员，在诺沃漂尔斯克附近的阿尔非洛夫卡村，替中国志愿兵检修过步枪和机枪。他说：“这是莫斯科中国营，中国战士告诉我，他们是在莫斯科加入红军的。” 据达尔吉莫兴所说，孙福元的中国营从莫斯科到过诺沃漂尔斯克一带。这话靠得住么？ 于是我们决定先查明莫斯科苏维埃团是否到过诺沃漂尔斯克，如果到过，那么，中国营也一定到过那里。 在首都档案文件阅览室里，我们经常会见的军事历史家波波夫大尉说，关于第二十一莫斯科团在诺沃漂尔斯克作战一节，是有文献可以证实的。他就把记载有该团中国营战斗活动的资料拿给我们看。那是他在苏军中央档案局找出来的。资料上写道：“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争夺诺沃漂尔斯克的战斗中，中国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营扑向敌人的机枪阵地，很快就击溃了敌人。同时，二十一团的其 余部队，也冲向敌人，迫使敌人狼狈而逃。” 哪儿有战争，哪儿就有伤亡。不知有多少无名的革命战士的坟墓散布在苏维埃神圣的土地上！在诺沃漂尔斯克附近的阿尔非洛夫卡村，也有这样的坟墓。孙福元营的十八位中国英雄就长眠在这里。正如上述文献所说，“他们扑向敌人的机枪阵地……” 人民永远纪念着他们。不久以前，我们接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内战时期的阿尔非洛夫卡乡军事委员部肃反部队指挥员克拉夫卓夫写的。他把信寄到了外交部，外交部把它转给了我们。 这封信表达了苏联人对中国战士无限的怀念和永志不忘的心情。“一九一八年九月，”克拉夫卓夫写道，“诺沃漂尔斯克县党委派我以指挥员和共产党员的身份，用庄严的军队仪式安葬英勇牺牲的中国战士。最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一个军乐队，一百名军人和数以千计的当地居民悲痛地把牺牲的同志送到了坟地。路过该村的炮兵连特地停下来参加葬礼，在烈士遗体入土前，鸣放礼炮。在追悼大会上，讲话的人都宣誓要为亲爱的中国志愿兵同志复仇。 “阿尔非洛夫卡离中国边境何止万里之遥，但是阿尔非洛夫卡人认为中国就在他们的身旁，因为在这儿长眠着十八位中国的儿子。” 我们还能补充什么呢？ [1]国内战争的参与者、老矿工库斯科夫回忆了七十四团中国战士的一次英雄业绩：“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在雅辛诺瓦塔雅附近，我们七十四团陷入了邓尼金匪军两面夹攻的困境。就地坚持既不可能，没有掩护而撤退也办不到——有可能被敌人全部消灭。” “我们中间有一个中国战士，他是不久前才参军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姓名。他对我们说：‘没关系，我留下……’他躲在干草垛后面，向白军开火。白军的火力被吸引住了，我们就乘机转移。为了我们，这名无名的中国同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永远记住他。”
6．卡兹别克山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6．卡兹别克山麓 巴夫罗格勒革命部队在叶卡德琳镇附近和哥萨克白匪进行了首次激烈的战斗，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特列齐雅柯夫正率领哈尔科夫无产阶级部队向弗拉季高加索挺进。这支部队的人数，沿途不断地增加着。 “过了塔干罗格，”特列齐雅柯夫回忆道，“又有五十个中国人，十个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加入了我们的部队。我们把他们编成几个排，成立了一个国际分队。各排由中国人夏富山、季石山和塞尔维亚人依夫卡·儒利克指挥，他们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的小伙子。 “在一个镇上，我们弄到了半张破烂不堪的弗拉季高加索出版的报纸（那另一半显然是被人撕去作了卷烟纸），报上登有基洛夫的一篇演说，那是他在捷列克地区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总结语。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基洛夫这个人，他这篇对捷列克各族人民的热情生动的演说，使我非常感动。 “从基洛夫的演说里，我了解到捷列克的政治形势是多么复杂。在乌克兰，这方面的情况要简单得多。谁是敌人？——乌克兰反革命分子、彼得留拉、德国人。劳动人民是一个阵营，资产阶级是另一个阵营，界限很清楚。可是这儿，各式各样的民族：印古什人、切禅人、沃舍梯人，他们虽然都是穷人，但他们的封建头子既挑拨他们互相打冤家，又鼓动他们一致反对俄罗斯人。就拿那些哥萨克村长来说吧，他们尽挑拨哥萨克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总之，我从基洛夫的讲话中了解到资产阶级是想利用各族劳动人民的手来扼杀革命。 “我把这个道理讲给战士们听，我说，我们国际部队的战士，要有高度的觉悟，划清敌我之间的界限，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线。 “排长季石山把我的话翻译成中国话，中国战士听了都点头说：‘好！指挥员你说得对！’” 又过了几天，在一望无际的草原远方，几座巍峨的山峰隐约出现在浓云密布的天边。山峰越来越近，部队已经快到弗拉季高加索了。 弗拉季高加索，捷列克共和国[1]的首都，是一座多种语言的城市。赤卫军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广场上，不仅可以听到沃舍梯、俄罗斯、乌克兰、印古什等族的语言，还可以听到中国话。中国战士们很高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在这儿竟能碰见自己的同胞。 这是些被国内战争风暴卷来的中国人（当时有很多中国人聚集到捷列克河两岸来），他们到了这富饶的、较为平静的边区，就开始寻找工作。 哈尔科夫赤卫军中国分队刚刚熟悉弗拉季高加索这个新环境，他们的指挥员就接到了命令：必须把队伍里的全部中国人送到共和国军委会去，另有安排。 特列齐雅柯夫告诉我们说，他接到这道命令后非常生气。他坚决不同意这么做。他不愿意减弱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不愿意失去这些英勇顽强、严守纪律、忠于职守的战士。他到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布迪林那儿去申诉。人民委员冷静地听了这位刚毅的哈尔科夫人怒气冲冲的长篇道理后，对他说，这是诺伊同志的命令，他也无能为力。 布迪林所说的“诺伊”就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沙穆依尔·布阿契泽，“诺伊”是他党内的化名。这位老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七年春天，以党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弗拉季高加索。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以后，他就领导着捷列克的苏维埃政权。 于是特列齐雅柯夫又到人民委员会去。 “我仍旧那么气冲冲地跑到布阿契泽同志的办公室里去，”他回忆道，“我坚持我在布迪林那儿的意见：不能让中国战士走。就是这么一句话。但我的火气很快就渐渐地消下去了。诺伊具有惊人的说服能力。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他满可以不费口舌，只消对我说：‘同志，执行命令！’也就行了，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让我坐下，开始耐心地对我解释发出这道命令的理由。” 原来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措施。 布阿契泽对特列齐雅柯夫说，不久以前他同列宁同志通过长途电话。列宁同志建议他要特别注意组织各族人民自己的部队。于是捷列克共和国政府决定成立沃舍梯、切禅、印古什和卡巴尔达各族人民的支队。此外，还打算编一个中国营。这里原有的一小队中国战士，特列齐雅柯夫的战士，以及每天不断加入红军的中国战士，都将编入这个中国营。 “我们没有预料到这些入会有这么高的革命热情。”布阿契泽说，“估计还会有很多人加入红军。” “诺伊同志，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成立各族人民的部队呢？”特列齐雅柯夫问道，“难道我们的军队不是国际军队吗？” “当然是的。不过，这里面有道理。沙皇政府不信任我国的各族人民，不敢把武器发给他们。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正是要依靠各民族人民群众。对我们来说，每一个劳动者，不论他是哪一个民族的，都是我们的同盟者、朋友和支柱。这个道理很浅显，在作战的时候，你身旁站着武装的朋友总比空手的朋友强。 “这是一般的道理。还有一个虽然很特殊，但却很重要的原因。你是中国战土的指挥员，他们打仗打得很好，你舍不得离开他们，我能理解。但你要知道，他们在独立的中国营里一定会干得更出色。目前你的命令必须通过翻译他们才能了解，很多事情恐怕还未必能完全传达给他们，教育工作也很难做。在独立的中国营里，这些困难就能迎刃而解了。指挥员用民族语言下达命令，宣传员用民族语言宣传，这要比通过翻译简便得多。所以，特列齐雅柯夫同志，你只好执行命令啦！没有法子……” 特列齐雅柯夫看出了他不得不和心爱的中国战士分手了。但他还有最后一着棋，他希望这一着能挽回局面，他说： “中国营应当有个中国指挥员。可是指挥员还没有。我的排长季石山是一个称职的排长，但难以胜任更大的领导工作。” “指挥员已经有了。”布阿契泽笑着说，“这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叫包清山。” 特列齐雅柯夫在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里第一次听到了包清山这个名字。此后，他就常常听到关于他的事了。 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决议实现了。在弗拉季高加索成立了一个独立中国营。 但是特列齐雅柯夫部队里的中国志愿兵并没有马上编进新的中国营去。这不是因为哈尔科夫部队的指挥员继续闹别扭，而是情况有了变化，所以人民委员会主席只得下令延期执行自己已经签署的命令。 弗拉季高加索接到了来自基斯洛沃德斯克的令人不安的情报：斯枯罗上校[2]组织了暴动。他率领的那帮匪徒袭击了疗养地，屠杀在医院里进行治疗的红军伤病员，蹂躏和平居民。 哈尔科夫部队立即开到基斯洛沃德斯克前线去。 特列齐雅柯夫和战士们不只是听说过斯枯罗上校，在基斯洛沃德斯克事件发生前两星期，他们在弗拉季高加索还看守过一节火车车厢，里面关着的就是这个罪大恶极的白匪。不错，看守任务并没有持续多久，斯枯罗写了一封悔过书，发誓永远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捷列克政府认为可以相信一个军官的忠实誓言，就把他释放了。 “在接到释放斯枯罗的命令的那天,”特列齐雅柯夫说，“值班长正好是季石山。我清楚地记得，在撤除岗哨之后，他给那个白匪上校上政治课的情形。 “‘先生，走吧！’当上校走出车厢时，季石山对他说，‘希望你不要再落到我们的手里。’ “斯枯罗气得浑身发抖：‘中国先生，‘我们’指的是谁？从什么时候起，俄国人的事情变成了中国人的事情了？’ “‘革命是大家的事。’季石山冷静地回答。 “这下子上校可气炸了。‘你到扬子江边去闹革命吧！别钻到捷列克来！’ “‘在捷列克有人民，在扬子江边也有人民。’季石山马上回敬他，‘捷列克的人民闹了革命，扬子江边的人民也要闹革命的。’ “白匪上校和中国战土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但是在卡班山附近和那尔赞矿泉地区，哈尔科夫部队同斯枯罗匪军展开的战斗，可说是这次谈话的继续。 “基斯洛沃德斯克落到白匪军手中去了。只剩下那尔赞矿泉区长廊，在那里，市苏维埃主席秋列涅夫率领的一些苏维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卡班山附近一场激烈的战斗决定了全城的命运。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哥萨克白匪开始混乱地溃退。公园里的射击停止了。特列齐雅柯夫带着战士们奔向那尔赞矿泉长廊。中国排跑在最前面。他们知道疗养地被围，担心被困在那里的同志们的安全。 “从长廊里跑出一群疲惫不堪，眼窝深陷的人们。秋列涅夫拥抱着出现在他身边的季石山。 “‘朋友，谢谢！’这位苏维埃主席说，‘等到战争结束，打垮白匪后，请到我们疗养地来休息吧！不要一个人来，带你的家眷一道来！’ “‘我还没有结婚，没有家眷。’排长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这时押来了一批俘虏，季石山在俘虏中间寻找熟悉的上校，可惜没有他。 “‘斯枯罗呢？’ “‘跑了！’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回答。” 我们的一个战士幽默地说： “‘斯枯罗也只剩下一张兽皮了[3]。’ “中国人大概还不懂得这句双关语，但也友好地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初显身手的第一次胜利使他们非常高兴。” [1]现改为被沃舍梯自治共和国。——译者注 [2]斯枯罗是自卫将军，在外国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时期为邓尼金的“志愿军”骑兵军团的指挥官，曾惨无人道地杀害过不少和平军民。一九二〇年流亡国外，从事反苏活动，一九四五年被苏军在德国捕获，处了死刑，——译者注 [3]“斯枯罗”同俄文“兽皮”的读音相近似。——译者注
5．途中相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5．途中相遇 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的中国老战士所追述的故事，或者是因为他们受俄语水平的限制，或者是因为他们记忆模糊，很多具体情节我们还无法获得。例如，参加红军的中国工人，有的不直接参加中国支队，而参加了俄国部队，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特列齐雅柯夫的协助下，我们才整理出下面的一些资料来。特列齐雅柯夫就是我们为了，上述目的而进行长途采访时所会见的第一个人。 一九一八年年初，特列齐雅柯夫指挥着向北高加索且战且退的哈尔科夫赤卫军部队。 哈尔科夫战士们在塔干罗格附近一个车站上碰到十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中国人。起初，他们只犹豫不决地站在一旁，后来，才鼓起勇气，走近来说话。 原来，他们是从德聂伯河畔穷凶极恶的乌克兰白匪那儿逃出来的。他们诉说中国人在麦利托波尔备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迫害。我们的战土听了都非常同情他们。 特列齐雅柯夫叫给中国人开饭，自己就到车站值班员那儿去催促开车。过了很久他才回来。他在指挥部车厢旁边又看见了那几个中国人。他觉得很奇怪。原来他们是特地在这儿等他的。因为只有他才能决定问题。问题很重要，他们要求加入哈尔科夫部队。 “怎么，为了面包就参军吗？”指挥员直率地问道。 同特列齐雅柯夫谈话的中国人在回答之前，用中国话说了几句，他的同伴们都不约而同地伸出粗壮的手来。 “指挥员，看到他们的手了吗？”当翻译的人说，“有手就有面包。我们不是要你的面包，我们是要打白匪，要打仗…… 尽管特列齐雅柯夫很愿意收下这批中国人，但他认为有必要说清楚： “你们并不了解我，可能我不是你们理想的指挥员。” 当时，在长官与新参加红军的战土之间说这样的话是极为平常的，因为当时的指挥员都是大家公举的。 这位中国同志的代表严肃地回答道： “请告诉我们，你究竟是个怎样的指挥员？我们好考虑考虑。” 中国战士在操练 特列齐雅柯夫三言两语地把自己介绍了一下。他是哈尔科夫的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上火线学会了打仗，负过好几次伤，得过四次乔治十字勋章。哈尔科夫制造厂工人组织游击队时，大家推举他当指挥员，因为他懂得军事。 他的话被翻成了中国话。中国人都热情洋溢地说： “工人，好……我们也是工人……这样的指挥员，对我们很合适。” “好吧，既然合适,就要听从我的命令……” 晚上点名时，介绍了新来的战士，并发出了如下的口令： “中国同志们，站队！” 这几个中国人就这样加入了特列齐雅柯夫的部队。另一些中国同志却以另一种方式加入了巴夫罗格勒革命团。这段情节，我们是在所谓“斐定的练习本”里看到的。这是一位当过巴夫罗格勒革命团政委的教员斐定写在一个练习本上的回忆录。 但是首先应该说一说我们是怎样得到这本回忆录的。 采访的范围越来越大了。后来竟弄得我们两个人对付不过来了。我们向国防部总政治部请求协助，马上得到了热情的支持。 舍夫琴科上校建议我们要求各军务部协助进行工作。 “各部有国内战争时期老战士的名册，军事委员部也可以帮助你们。”上校说，“我们可以给有关部门发出指令。” 指令起了作用。大家都行动起来了。访问国防部后一个星期，我们又到了顿河的首府——罗斯托夫。各边区、州、市、区的军务部、政治部和军官俱乐部的人员，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北高加索军区的《红旗报》发表了一则题为《两国伟大人民的战斗友谊》的消息。 “中国志愿兵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功绩，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然而，这些历史资料还有待搜集和整理。 “现在，诺沃格鲁茨基和杜纳耶夫斯基两位作家正在收集史料，预备写一本反映两国人民为了捍卫伟大“十月革命”的成果，在战场上产生的巩固起来的友谊的书。 “《红旗报》编辑部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希望革命老战士、内战的参加者和全体读者，将记述内战时期中国人英雄事迹的回忆录，以及较为完整的资料寄给编辑部。 “编辑部要求一切知道现居我国的国际战士住址的人，曾在红军部队里和国际战士共同作过战的人，提供和协助收集必要的资料。” 不久，编辑部收到了各地的来信。在这些信件中，有的使我们大失所望，他们说:“未能发现任何有关苏联内战时期中国志愿兵的材料。”有的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充实了我们的笔记本。 克拉斯诺达尔边区军务部政治部主任布尔金上校来信说： “根据克拉斯诺达尔边区、市、区的军委会的报告，同退伍及预备役军官、将军的谈话，以及边区国家与党的档案室的资料,提供如下准确的材料: “王乔成，北京人，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曾居克拉斯诺达尔市，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去世，葬在市立公墓，即将在他的墓地建立纪念碑。 “李文银，内战时期的中国志愿兵，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一八九一年生，现住克拉斯诺达尔边区苏维埃区，在‘祖国集体农庄’积极地工作。在当地有很高的声誉。 “王福—尼古拉·依万诺维奇，北京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一八年志愿加入刘棣宗指挥的国际连，当机枪手，现居第比利斯区第比利斯镇依斯波尔考莫夫街三号。 “此外，在第一巴夫罗格勒革命团还成立过一百八十人的中国志愿兵连。这个团的政委就是目前领取特种养老金的斐定同志。斐定同志现住戈利维奇·克留切夫斯基区库太依斯村。 “兹附上斐定同志的回忆录一份。” 于是，斐定同志的练习本就到了我们的桌子上。练习本里记述了一些非常动人的故事。 斐定写道: “我们巴夫罗格勒革命部队，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初从拉宾斯克车站出发，沿着拉宾斯克—阿尔马维尔—齐霍列茨克铁路前进。 “我们两列火车开到齐霍列茨克车站，停在一条待避线上。在我们的列车旁边，停着八节货车车厢，里面坐满了中国人。他们看见我们是武装部队，看见我们帽子上有红星，便向我们热情地欢呼：‘赤卫军万岁！’‘世界革命万岁！’‘打倒有产者！’ “我们一群人向他们跑过去，他们把我们拉进车厢里，我们紧紧地拥抱一阵之后，便交谈了起来。可是言语不通，双方都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意。 “这时候，三个中国同志跃身跳进了我们那节车厢。其中一个俄语说得很好。 “经过他的翻译，我们才知道他们的来历。原来他们是被招募来修黑海铁路的中国工人。他们工作了两年多，现在要取道莫斯科回祖国去。”斐定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觉得很奇怪，中国人嘴上说他们多么渴望回家，可又那么热情地关心着我国革命的进展。他们问：红军的力量强大吗？白军的实力怎样？听说要没收地主的土地，是真 的吗？苏维埃对白种人和黄种人同工同酬，这话确实吗？等等。 后来，话题忽然一转，一个中国人谈起鸦片的事来。他听说苏维埃政权不容许贩卖和吸食鸦片。这时，另一个中国人站了起来，望了望政委，又望了望刚才谈到鸦片的同胞，开始一字一句、有条不紊地讲起话来。他的表情那么严肃，斐定以为他在背诵祈祷文。 但是这位穿破蓝棉布裤子的中国工人，不是在背诵祈祷文，而是在讲述列宁写的文章。的确是在讲述列宁写的文章。政委在翻译的帮助下，知道这位中国人是在讲述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战争》。他怎么得到这篇文章的，那正是俗话所说，只有上帝才晓得。但事实总是事实。工人们都记得列宁抨击欧洲资本家用暴力在中国取得贩卖鸦片权利的文章。 “我们在睡觉，”中国人说，他把手背贴在脸颊上，表示中国受了鸦片麻醉在睡觉的样子，“可是我们不应当睡觉，我们要起来，起来闹革命……” 斐定和交谈者的周围围满了战士。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后来索性在月台上开起群众大会来了。红军战士和中国工人混杂在一起了。行李车代替了讲台，许多人走上“讲台”发表了热情的演说，他们谈到中俄两国劳动人民的友谊和他们共同奋斗的目标。 “我们拥护苏维埃政权。”中国翻译说，“我们也恨透了资产阶级，可惜没有武器揍他们。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愿意参加红军，请吸收我们吧！……” “欢迎！”红军战士欢呼着回答。 夜里，我们的列车后面新加了几节货车车厢，从齐霍列茨克开往克雷洛夫。货车车厢里坐着中国志愿兵，他们已经编为巴夫罗格勒团中国战士连。连长就是替斐定当翻译的那位中国青年。 第二天，中国连就经受了战争的洗礼。他们在叶卡德琳镇附近同哥萨克白匪打了一仗。中国人打得很顽强、很英勇。 后来，巴夫罗格勒团开往顿河一带。战事暂时沉静了下来，于是中国连便被派去做警卫工作，守卫两列火车。车上住着团部，还存放有粮食、弹药和武器。 “中国战士忠心耿耿地执行着自己的职务，顺利地完成了守卫任务。”斐定写道，“后来我负了重伤，躺在担架上等着去往医院。中国战士走到我跟前，一手按胸，频频地向我鞠躬。我问翻译‘瓦西利’，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礼节，表示尊敬红军。’” “一九一八年七月，”我们继续阅读斐定的笔记本，“在顿河前线，或者照当时的说法，在沙西科和吉斯梁科夫前线，展开了敌众我寡的激烈战斗。中国红军战士守卫的列车和我们的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据说，我们的中国同志经过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以后，于夜间转移到阿斯特拉罕草原，再从草原转到阿斯特拉罕去了。 “总而言之，我可以说，这些优秀的中国人背井离乡，在第一个苏维埃国家里奋不顾身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作战，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斐定的回忆录就写到这里。
第三章从吉尔公司到联合公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1979） 第二部分劳动过程的变化 第三章从吉尔公司到联合公司 1．1944年的吉尔公司 2．联合公司的衰落 3．引擎分部的命运 4．结论
4．“同志”，这是个好词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4．“同志”，这是个好词儿 李富清和代表团欢庆过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节后，就回祖国去了。我们又开始采访，继续把回忆材料一笔笔地记录到我们的笔记本上。 我们记录了已经退休养老的王福山的故事。我们是在格罗兹内同他认识的。他是哈尔滨人，一九一四年来到俄国，比他的同乡们要来的早一些。他在乌克兰杜布那城附近做过工，住的是土窑，每天干12小时的活——挖战壕，可只有35戈比工资。 “以后，”王同志回忆道，“爆发了革命，来了乌克兰反革命分子，又来了德国人……这可把我搞糊涂了，我弄不清到底是谁在跟谁打仗，为什么打仗。这时一位名叫米哈依尔的俄国同志帮助了我。他是一位火车司机，我当时在他那儿当司炉。他给我讲布尔什维克，讲列宁。我逐渐明白了：我是工人，布尔什维克要使工人的日子过得好，是为工人服务的；而哥萨克白匪、彼得留拉分子却要叫一切照旧，他们认为不公平是天经地义，公平是荒唐之谈，想叫穷人永远是穷人，富人永远是富人。 “我对米哈依尔说，我要去找布尔什维克。 “我躲躲藏藏地在森林里走了两夜，想摸到河边去。河这边是白匪，对岸才是布尔什维克。我游过河去，到了岸边，有人喝道： “‘谁？’ “‘自己人！’我一面大声回答，一面站住了脚。 “‘什么自己人！举起手来！’ “我走上河岸，红军战士看见我，就说：‘哦！中国人……来吧，来吧，同志，不要怕！’ “他们了解我。当时有很多中国人参加了红军。我也知道我是到了自己人这边，就和到了同乡家里一样。‘同志’，这真是个好词儿。 “我被编入了中国营。我们的营长是匈牙利人雅可夫，副营长是山东人唐富顺。我在基辅打了第一仗，那是大的彼得留拉匪帮。后来我们攻打克列明楚格、波尔塔瓦、哈尔科夫。我的枪忙得很。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作战。” 当过赤卫队队员的李新红，和王福山一样，也知道为什么作战。他目前在莫斯科皮鞋工厂里工作。 李新红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来到俄国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是东北人，我也是东北人。我们大家全都互相了解。在俄国革命初期，这种互相了解给了我们很多好处。旅俄华工联合会派宣传员到萨马拉我们工人住的工棚来宣传，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说，讲吧，讲讲俄国革命，大家都乐意听。传单发来了，只要识字的人大声一念，他身旁马上就围满了人。 “我们越来越明白：真理是在布尔什维克这一边。我们称布尔什维克为红党。红党领袖列宁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当我们知道列宁号召工人参加红军时，许多中国人都去报名，我也报了名。 “在我服务的中国国际营里共有五百人。我们在伏尔加河沿岸，在基辅等地方作战。 “在前线，我们知道了除我们之外，红军部队里还有另外一些中国支队。我听说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中国国际支队，在西伯利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加入了红军；又听说第九步兵师第十八中国连在南方作战。这个连完全是由顿巴斯的矿工组成的，它的连长，听说是李生安，副连长是魏炳成。 “我还听到过许多关于乌拉尔中国团的事。加入这个团的中国人是在一九一五年年底来到阿拉帕耶夫斯克的。好几千中国工人在那里起早摸黑地做工，监工对他们比对待牲口还不如。 “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中国工人就起来反对阿拉帕耶夫斯克的社会制度，击溃了警备队，打死了不少警备队员。 “后来，武装警察开到伐木场来镇压。二百多个工人被抓走了，送进了州监狱。他们中间有的人被罚服苦役，有的人被鞭打示众，遭受了种种侮辱性的处分。 “‘十月革命’来临了，阿拉帕耶夫斯克的中国劳工全都站到‘十月革命’的旗帜下来了。他们成立了中国国际团，英勇地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当时的团长是任夫成[1]。” “我们跪着射击，红军中的俄国战士觉得很奇怪。”李新红继续说，“为什么跪着？’他们对我们说，‘那样会暴露自己，非常危险，应该卧倒！’ “可是我们不听劝告。我们认为跪着比较方便：可以看清射击的目标，看清打着敌人了没有。如果知道自己又干掉了一个敌人，这一天并没有白过，那心情也就特别愉快。 “我们为俄国工人农民的事业而奋战，就跟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战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锁链是相连的。如果俄国劳动人民砸开了这条锁链的几个环节，那么中国劳动人民要挣脱这条锁链就会容易得多了。” 唐卿三的回忆在我们的本子里，也占了不少篇幅。唐同志的地址是阿夫吉恩科民警少校从罗斯托夫寄来的。在莫斯科，我们找到了这位退休养老的革命老战士所住的木房子。我们同他谈了很久。 唐同志讲起自己的经历来真是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他说： “我是山东人，但在年轻时就到了沈阳。只要能赚到一口饭，哪儿有工作，我就到哪儿去。然而，就是这样，吃饭问题也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每一个工作，总有十个，二十个，甚至上百个人在等着抢它。当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口过剩，无法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可是又无处可投奔。要投奔别处，也得有盘缠呀！ “谁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中国劳工突然吃香起来了。战争的年代不仅要很多人去打仗，而且要修筑许多新的道路，砍伐许多木材，还要采煤和开矿。这一切都需要工人，可是哪儿去找呢？当然是中国！那个时候再没有一个地方能比我们中国的劳动力更多了。 “于是，我们被集中到招工所，又被运到各国去。英国人把中国工人运到美索不达米亚去筑路。美国人把中国劳工运到古巴和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去做工。俄国人把中国劳工运到沿海地区和西伯利亚去伐木采煤，修筑铁路。 “一只只轮船，一列列火车，把中国人运到外国去，人数多得连数也数不清，看来总有几十万，也许有上百万人。 “到俄国来的大都是东北人。我跟包工于文谈好，也决定来。他把我编进工人队里，并把我们这一千五百人运到鄂木斯克，他在那儿已经承包下修筑铁路的土方工程。这是一九一六年年初的事。 “于文原来是个大骗子。大概包工都是这一号人。在沈阳跟他订合同的时候，他说，挖一立方俄丈土就给三卢布。这样的工资很不错了。我们算了算，干它一年，可以赚到不少钱。 “但是，到了工地后，才知道是上了当。挖一立方俄丈土，于文给我们的不是三卢布，而是一卢布，同时还得扣除买手套、皮鞋、棉袄、铁铲、铁锹、十字镐等各种费用。他也没有忘记罚款这一手，一点芝麻大的事都有罚款的可能。他还在我们的伙食方面大捞一笔：卖给我们的大米，比市价高出两倍。 “总而言之，到领工资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一文钱也拿不到手，有的人甚至还反欠于文一笔债。 “春、夏、秋三季我们就是这样干着。后来，冬天来了，泥土冻得像石头一样，工程也结束了。 “我们要求回家，但是于文说：‘你们到哪里去呢？反正家乡也没人白给你们饭吃。我看还是跟着我好，我已经包下了一项新的工程，在乌克兰的基辅附近。基辅可是个好地方，那边气候温和，土地松软，伙食便宜，那才真正是一个好挣钱的地方哩！’ “我们知道于文这家伙是靠不住的，但还是同意跟他走。不跟他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上了火车，火车把我们从西伯利亚一直载到乌克兰，穿过了整个俄罗斯。 “我们想，在基辅该下车了。但快到基辅时，于文说，还有一段路。 “这一次，他用最卑鄙得手段欺骗了我们。我们忽然发觉，我们的车厢被锁上了。就这样，火车又开了好几夜，不知道把我们载到了什么地方……最后，火车停住了，车厢上的锁打开了，我们才能走出来。 “一下车，就看见一条大河，还听到远处传来打雷似的轰隆声。我们很快就打听到这条河是多瑙河，打雷似的轰隆声是炮声。我们被运到了罗马尼亚边境靠近前线的地区来了。 “原来于文瞒着我们，把我们卖给了另一个中国包工。这个包工在这儿承包了修筑公路、架设铁丝网的工程。 “我们打算揍死于文，可是那坏蛋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反正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真理，我们只好开始干活。 “一九一七年，爆发了革命，整个俄国都沸腾起来了，可是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给我们讲解正在发生的事。 “军队从前线撤退时，那个从于文手里把我们买下来的中国包工，把我们带到蒂拉斯波尔附近。我们在那儿采伐木材，晚上就睡在森林中的棚子里。我们仍旧和从前一样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了解…… “这样的日子过得并不久。一个人的眼睛可能被蒙住，但他还是能感到太阳光。我们是一些被蒙住眼睛的人，但是革命的光芒却射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当中一些比较机灵的已经认得一些俄文。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消息：俄国人推翻了沙皇，他们再也不许懒惰的地主、残暴的官僚、贪婪的商人为非作歹了，他们要做生活的主人。他们有一个领袖，叫做列宁。这个人，对俄国人来说，就等于当时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孙中山。人民相信列宁，都跟着他走。 “后来，一些俄国同志到我们的棚屋里来了。他们给我们讲列宁的故事，给我们讲解俄国发生的事情，讲解什么叫做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工人农民革命的目的。有一个人，特别同我们谈得来，我记得他姓列文桑。他说：‘你们是自由人，为什么还坐在棚屋里？为什么要怕自己的工头——包工？为什么让他发号施令？你们知道，俄国工人把你们当作自己的弟兄，他们对你们伸出手来说，中国弟兄，我们一道走，一道去争取自由吧。’ “有一次，列文桑同一位戴着俄国军帽的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这人就是孙福元。 “孙福元在我们的棚屋里留下了。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是从中国东北来的。他在俄国待得比较久，会说俄国话，还认得俄国字。而最主要的是，他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布尔什维克。 “孙福元在棚屋里住下后，和我们大家相处得非常好。他认为，伟大的斗争时刻已经来到了，必须组织一支赤卫军中国支队。他说：‘我们下一代的命运，就看俄国工人和农民能不能取得胜利。因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孙福元的话很有道理。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不少事情，所以都愿意跟着他走。 “这个工场的中国劳工，大多数加入了孙福元的支队。我们领得了服装和武器，每天拿好几个钟头去操练。当我们学会了步枪射击、机枪射击、使用刺刀以及列队行进和各种步兵口令之后，我们这个支队就正式起名叫中国国际营。 “我们在蒂拉斯波尔附近打了第一仗。我指挥一个班。我们的连长姓刘，跟我们一样，也是包工头于文从沈阳招募来的工人。刘同志有军事才能，指挥得很出色，善于迅速掌握情况，及时作出适当的决定。 “打了第一仗后，接着是第二仗、第三仗……第十仗……我们走遍了整个乌克兰，同德国人、乌克兰反革命分子、邓尼金匪帮和波兰人作战。 “瓦普尼亚尔卡附近的一次战役，我记得很清楚。事情是这样的：离瓦普尼亚尔卡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桥梁。一个俄国营和我们中国营刚过了桥，挖好战壕，几架敌机就飞来了。敌机并不注意我们，却把桥梁炸毁了。这一来，就把我们和自己的部队切断了；弄得我们真是走投无路，看样子要不当俘虏就只好死在战壕里了。 “我们班里有一位姓杨的战士，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木匠。他对连长说：‘刘同志，给我几个人，我们去把桥修好。’ “我们连有十个人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一起去的还有十个俄国同志。桥头那儿毫无隐蔽，就在敌人的炮火下工作。我们躺在战壕里用火力掩护他们，不让敌人接近。 “就这样坚持了一昼夜。修桥的二十个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杨同志也牺牲了。但到底把桥修好了，随即，增援的部队也赶到了。 “我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在医院里躺了很久。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中国营的同志。” 我们问唐同志，这个中国营的营长姓什么，叫什么？ “杨吉劳。他后来当了首长，指挥整个师。”唐卿三答道。 “什么师？” 唐卿三还记得他当年的首长指挥的部队，他以军人素有的准确性说出了这个师的番号： “第四十五沃伦斯克红旗步兵师。” 原来是这个师！……我们感到非常兴奋。想想看，这个著名的师原来是中国同志指挥的。 我们又问了唐同志许多问题。在谈话中，出乎意料地听到了一个新的情况：唐同志认为杨吉劳不是中国人。他中国话都不会说，哪能算是中国人！ 这位中国营的第一任营长、后来又当了四十五师师长的人，究竟是谁呢？ 为了找出这个谜底，我们只好去翻阅四十五师的历史。 翻开四十五师历史的第一页，我们总算知道了这位神秘的师长。原来在内战时期，这个师的师长是杨吉尔。 指挥蒂拉斯波尔中国营的也正是他。在杨吉尔亲笔写的《一个老红军战士的回忆录》里也证实了这一点。 杨吉尔就是杨吉劳。——我们没有想到在中文里没有俄语“P”（尔）这个音，唐卿三可能是把杨吉尔这个姓照中国音读的。 这样，一切疙瘩都解开了。 在《一个老红军战士的回忆录》里，关于中国营的事占了不少篇幅。 “除了指挥俄国部队之外”，杨吉尔写道，“我还指挥着一个中国营。这真是意料不到的事情！ “我想这个营是工农红军里的第一个中国营。这个营是这样组织起来的： “……有一次我值班？我躺在屋子里的干草……这一个前线的黑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黎明时分，朦胧中听到有人不断地叫我。我睁开眼，面前站着一个穿蓝衣服的中国人，他反复地说着一个词： “瓦西卡……我是瓦西卡…… “我问他：‘你要什么？’ “‘要中国人么？’ “要什么中国人？…… “可他总是说着那么一句话：‘要中国人么？' “我始终不明白他的意思。 “过了两个来钟头，那个中国人走进指挥部来，他打着手势要我们到院子里去。我们走出去一看，这才明白过来。院子里整整齐齐地站着四百五十个中国人。‘瓦西卡’喊了一声，大概是‘立正’吧，他们马上双腿一并，挺直了身子。原来这些中国人本来在战线后边采伐木材，罗马尼亚人怀疑三个中国人从事间谍活动，便把这三个人枪毙了。中国人恨透了那些罗马尼亚人，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他们又冷又饿，那模样真是惨极了。 “我们的人很少，但是武器却很多，运也运不完，没办法，只好丢掉。于是我们决定把中国人武装起来，难道他们不会打仗吗？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是非常英勇的战士……我们给他们发了服装和武器，我被任命为他们的营长。不久，中国战士被派去守卫蒂拉斯波尔的旧炮台。 “我最先认识的‘瓦西卡’和中国大尉孙福元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孙福元是一位好战士，其实就是他指挥的那个营，我只作一些原则性的指示。起初，我和中国战士间因为语言不通，很难互相了解，‘瓦西卡’就当了我们的翻译（他之所以能当翻译，只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善于用表情和手势表达意思罢了）……每当我打着手势要‘瓦西卡’翻译什么时，两人就得演一场滑稽剧。 “……我们的岗哨设在河岸上。我经常去查岗，要是我不和‘瓦西卡’同去，就准得出麻烦！到处都不让你通过。哨兵先是雄赳赳地端枪对着你？大喊‘站住！’等他弄清楚了，就笑了起来，然后又得说：‘营长，请！’诸如此类的客气话；等我查过所有的岗哨，已经够累了，然而又有人喊‘站住！’又是子弹推上膛，眼看就要开枪……于是又得告诉他，我是营长，但他还是认不来……头几天真是麻烦透了。 “后来，我们渐渐熟悉了。等到每个人都认识了我，不是我吹牛，他们都很爱戴我。 “……中国人很刚强，什么都不怕。有的人即使是亲兄弟在作战时牺牲了，他也不会气馁，他会走过去把死者不肯瞑目的眼皮合拢来，然后拿起枪来，把子弹收集在军帽里，跪在死者身边，向敌人射出一颗颗子弹。只要他认清了谁是他的敌人，敌人就一定要倒霉（我们这些来自蒂拉斯波尔的中国人，都牢记着罗马尼亚人给他们的侮辱）；为了消灭敌人，中国人个个都准备战斗到底。 “……我们走遍了乌克兰和顿河，最后到了沃龙涅什省。在这漫长的征途中，我们同甘共苦，患难相助。 “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蒂拉斯波尔中国营在卡拉奇地区差不多全部被哥萨克白匪杀死了，特别是，他们不是在战斗中，而是在被骗放下武器后被杀死的。这是多么惨痛的事啊！” 关于这件事，唐卿三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接到了命令，叫我们放下武器，不带武器继续前进。既然是命令，我们就得执行。于是我们放下武器，空手站着。突然，哥萨克白匪骑兵跃马奔来，挥动马刀，对我们乱砍乱杀。我们手里既没有步枪，也没有机枪，真是手无寸铁……大家一下都弄得不知怎么办好。——我怎么能保住了这条命，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当时就剩下我们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了。其余全被哥萨克白匪砍死了。” “你们为什么要放下武器呢？”我们迫不及待地问道。 “有命令嘛！” “莫名其妙的命令！……你们被包围了吗？被俘了吗？" “哪能被包围！……我们从乌克兰开到俄罗斯去，当然不是被俘。中国人哪能俯首就俘？" 真的，中国的红军战士是英勇不屈的。魏里基卢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的报道可以证实这一点。这篇报道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和思潮，现在把它的全文抄录如下： “在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内战时期，革命之所以能不断地获得胜利，不是由于武器的精良，而是由于战士们对自己的正义事业有所认识……我们的任务是揭穿谣言和骗局，尽快地把国际兄弟的英雄事迹传达给渴望前线好消息的工人和农民。 “现在发表西线某旅旅长讲述的一件真人真事。 “因为作战部队人数不多，又因为敌我双方的阵地都在岗峦起伏的地方，所以常常发生彼此被包围、被迂回袭击等情况。有一次，某连若干战士被敌人围困，苦战也未能突围，结果全体壮烈牺牲了。就连机枪排只剩下几个中国战士，这些优秀的红军战士曾击退了敌人多次优势兵力的围攻。最后弹药用尽，他们当着敌人的面，挺身立起，每人用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壮烈地殉职了。为了救援兄弟部队，他们尽了自己神圣的职责。这些英雄主义的事迹，只能出现在那些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们身上，出现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斗争中。 “中国工人们远离祖国，自觉地为革命而牺牲，这是革命精神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战胜资产阶级的偏见和残余……无名的英雄们，你们将永远活在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心里！……” 然而，在卡拉奇附近所发生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在杨吉尔的回忆录里，找到了这个答案。根据被迫同德国人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的规定，从乌克兰开往俄罗斯的武装部队，必须在边界上放下武器。 “……我们分成三路纵队前进。”杨吉尔写道，“中间的纵队是从前当过斯塔夫罗波尔部队指挥的波利谢维奇上校率领的，我们的中国战士也归他指挥…… “波利谢维奇是纪律严明的人，他发出了命令：放下武器，轻装前进……我们的人刚刚放下武器，哥萨克白匪的两个骑兵连，马上从村庄里窜了出来，挥动马刀，砍杀手无寸铁的人；没被砍死的全被活捉去了。他们不放过一个中国人。他们说，中国人残忍，没有良心，是德国人的间谍[2]。因此，他们把中国人差不多都杀光了。波利谢维奇一看不对，连忙冲上前去解救，他说：‘为什么这样？这是正式谈判好了的。我们执行了命令，可是你们……’暴徒们不等他说完，就把这位现在已经懂得为苏维埃而斗争的忠实战士也杀害了。” 年轻的红军里的第一批部队之一——蒂拉斯波尔营就这样壮烈遇难了。 [1]1918年12月28日《公社社员》报道说： “在维雅战役快要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夫成同志壮烈牺牲了。 “任夫成同志在中国侨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把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贡献给了苏维埃俄国…… “作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 “他经常在晚上召集起觉悟比较高的中国人，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共产主义的道理，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 “革命战士们永远记着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夫成同志。” 现居塔干罗格的国内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单堂方曾经告诉我们说，任夫成已经返回祖国去了。所以我们写信给北京中苏友协总会，信内谈到了任夫成的生平，请设法寻找这位同志。发信后不几天，我们就在《公社社员报》上发现了有关任夫成的报道，才知道任夫成同志已经光荣牺牲了。——原注 [2]“十月革命”后，有一种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刊物，把中国劳动者作为中伤的对象，污蔑他们从事间谍活动。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出版人民委员部，竭力同这种卑鄙行为作斗争。这里，抄录一则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七日发表的简讯： “中国侨民联合会曾对《彼得格勒新报》提出控诉，因为该报曾发表弗马·拉伊粱污蔑侨居在彼得格勒的中国人为德国间谍的文章。中国侨民认为这篇文章是对中国人的侮辱；该报刊登上诉文章，显然有挑拨离间，唆使读者敌视中国侨民的意图。”——原注
3．历史的前奏和历史的开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3．历史的前奏和历史的开端 我们一面等待北京的回信，一面继续搜集材料。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究竟有多少中国战士为苏维埃政权作过战？据中国彭明的统计，大概是四万多人。[1]但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目。 红军里的中国志愿兵到底是由怎样的后备队提供的呢？加入红军的既然达到数万人之多，那么后备队伍总该有几十万人了。 这是几十万侨居在俄国的中国劳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工贩把中国劳工成千上万地运来，有时甚至不知道他们确实的数目。这是一些勤勤恳恳的劳工。他们挖土、筑路、伐木、采煤、凿石、开矿，什么地方工作最困难，什么地方就有他们。 大批中国工人怎样来到俄国？他们怎样迎接“十月革命”？我们在外交部档案室发现了一封全俄华工联合总会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这封信详尽无遗地给前面两个问题作了解答。信上写道： 一九一五年初，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打得正激烈，各国工业部门都缺乏劳动力。协约国的三个成员国，英、法、沙皇俄国的资本家为了获得廉价劳力，就注意到中国，希望中国政府能给他们以自由招募劳工的权利。他们要把劳工运往欧洲，补充前后方劳力的不足。在列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被迫同意把自己的人民运往外国。俄国是招募中国劳工的国家之一。俄国的欧洲地区，得到了约十万名中国劳工。工作、生活和气候条件，对中国劳工都是极端不利的。中国工人过着困苦悲惨的生活。而他们的命运，全掌握在公投和宪兵的手里，这就使他们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在他们出国前，资本家所提出的工作、工资和生活条件，都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到了外国才发现受了欺骗。他们既不能返回祖国，又无处申诉，更无权要求改善生活，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是黄种人，是买来的商品和奴隶，可以任意枪杀、鞭打、长期囚禁在沼泽和森林地带，挨冻受饿的中国劳工有的病倒了，但谁也不管他们。中国政府的外交官员也没有为减轻本国侨胞的痛苦而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况且“外交官老爷们”既没有工夫，也不像自找麻烦区处理这类“小问题”）。中国劳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中生活、工作和死亡着。他们感到：不会有什么希望了，再也看不到故乡的太阳、亲人、家祠和祖坟了…… 二月革命时期，中国工人算是透了一口气。宪兵溜走了。人们对待他们比较人道一点了，给了他们返回祖国的权利。一列列火车载着中国工人经由辽阔的西伯利亚铁路驶向中国。 十月来临了，同时“十月革命”也来临了。第三国际的口号深入了中国工人群众的心灵。拿起武器保卫“十月革命”的号召一传出，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就志愿加入了先进战士的行列。他们在所有的战线上，经受了国内战争的艰苦考验，他们忠诚地捍卫了第三国际的口号和旗帜…… 革命前的报纸把穆尔曼斯克铁路工程称为“俄国的主要工程”。参加这项工程的中国劳工特别多。 这项工程的历史在《穆尔曼斯克铁路工程及该地区特写》一书（一九一六年彼得格勒出版）里被描写得特别精彩。 在这本书里，记载着领导该项建筑工程的专家姓名。工程师克鲁季可夫的姓名也在内。 要找到这位老工程师原来并不困难。我们很快就在列宁格勒会见了他。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条北极圈内的铁路的建筑情况。情况是这样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沙皇军队需要弹药、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这大量的东西都需要向国外购买，用船只运到俄国海岸。但糟糕的是，“大门”的钥匙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波罗的海的港口被德国海军封锁住了；黑海的港口被土耳其封锁住了。只剩下北方——冻结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和水深不冻的穆尔曼斯克港。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同外国联系受到了自然条件的限制，但穆尔曼斯克同外国来往则有着许多方便条件。 但是，位于浩瀚无边的大西洋岸的穆尔曼斯克，在联结北方和全国的铁路之间，绵亘着上千俄里的荒地、森林、沼泽和冻土地带。建筑穆尔曼斯克铁路已经喊了三十年，但还是连铁路的影子也没有。 一九一四年年底，请沙皇“恩准”从国库拨款修建穆尔曼斯克铁路和穆尔曼斯克不冻海港。 奏折被批准了，经费拨了下来，勘测工作开始了。接着，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索罗克港铁路以及向北延伸至科拉港湾沿岸的铁路，也动工了。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一千多俄里的铁路铺轨工程，以当时闻所未闻的速度向北极伸展着。全世界都注视着这个工程。法国报纸写道：“……在俄国荒凉寂静的北方，正在进行着一项巨大的工程，这项工程的完成，将给军事上带来绝大的影响。” 因为工程浩大，又完全没有建筑机械，所以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劳动力却又非常缺乏。俄国大部分的工人和农民都被赶到站好里去了，剩下的也大多在国防部门工作。 原来指望由英国包工带来的芬兰工人、德国-奥地利战俘和加拿大人作为建筑穆尔曼斯克铁路干线的主力。但事情远不是那么顺利。芬兰工人只干了几个月，伐木季节一到，就回家去了；战俘们只能算半劳动力，他们病的病，死的死；至于加拿大人，他们也闲了起来，抗议缺乏文化生活，对过于低劣的伙食极为不满，闹风潮，闹罢工，最后干脆撒手不干，返回大洋彼岸去了。 “于是才出了这样的主意，”克鲁季可夫说，“招募中国工人来干。请看，关于这个问题，建筑历史家是怎样写的……”他从书架上取出我们已经熟悉的彼得格勒出版物，读道： 鉴于劳力来源和劳力市场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又根据建筑远东铁路的经验，认为中国工人十分能干，工程指挥部决定在中国东北地区招募一万名筑路工人。 于是大批的招工员涌进了中国东北的农村。他们用工资高、伙食好和寒衣足这些假话去诱骗中国农村中的穷苦农民。 招工员把事先准备好的蒸笼拿给农民看，说：“你们每天就用这样的蒸笼蒸馒头吃”；把棉袄给他们看，说：“你们将领到这样的棉袄”；把质料好的鞋子给他们看，又说：“你们将有皮鞋穿！” 招工员这套花招真不错。高工资、厚棉袄和好皮鞋给了穷困的东北农民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愿意到穆尔曼斯克去做工的人们马上成群结队地来报名了。 那时，不仅北极圈内的工程需要劳动力，沿海区的港口，西伯利亚的森林，乌拉尔的铁矿，顿巴斯的煤矿，以及莫尔达维亚和南高加索的后方，都需要劳动力。根据某些材料的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运往俄国的中国劳工不下二十万。 此外，还有数万中国劳工从美索不达米亚逃来俄国。原来，英国人根据同北京政府签订合同，曾经把中国劳工大批地运往美索不达米亚，在两河流域[2]的沙漠中的军事工地上做工。但是，当地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就是最能吃苦耐劳的人也受不了。他们只得抛弃一切，逃到伊朗，再逃到南高加索边境。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十万被残酷剥削的中国劳工，流落到帝俄的广大国土上来。 “十月革命”巨雷一响，在颠沛流离、毫无出路的中国劳工中间出现了奇迹。阶级觉悟像磁铁一样把他们引上了正确的道路。“红色的——好；白色的——坏！”中国劳工就是这样划分政治界限的。这样，他们就挺起了胸膛，走出了破烂阴暗的工棚，拿起了武器，同俄国工人、农民携起手来。 劳工们变成了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 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经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考验。 同我们在塔干罗格相识的王树山，是参加穆尔曼斯克铁路建筑的千万中国工人中的一个。一九一八年年初，北方开始危急，在科拉半岛登陆的英美军队企图占领北极圈内的铁路干线。当时，王树山就在那个地区。 苏维埃政府决定建立北部边防部队。穆尔曼斯克铁路执行委员会立即发表了一封致交通、建筑工作人员的公开信，号召他们在各车站、车段和待避线上组织赤卫军。 执行委员会对于志愿兵登记的办法是这样说明的：“在名单里填上姓名、职别、国籍、枪号。” 王树山的姓名就在第一批赤卫军名单里：职别——筑路工，国籍——中国，枪号——102678。 王树山回忆道：“我们在彼阡加地区进行了第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后来我们在克姆车站旁保护铁路桥梁；随后开往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后来又随同一支队伍开往彼得格勒。这支队伍里有三个中国连。”谁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员，王树山已经记不起来了。 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在列宁格勒国立“十月革命”档案局发现，在邢金山的自传中，得到了解答。邢金山写道：“一九一八年年初，我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志愿组织了赤卫军中国支队。这支队伍后来并入了斯庇利东诺夫的队伍。在他的队伍里我当选为中国第三连的副连长。” 可以看出，王树山和邢金山谈的正是同一个队伍。 我们在彼得格勒找到了王树山的一些同乡。他们中间有的人曾佩戴过写有“赤卫队”字样的红色臂章，三日前和王树山同住在塔干罗格的比较年轻的单堂方，也佩戴过这样的臂章。 不过单堂方到俄国来的道路和王树山的迥然不同。一九五〇年，俄国的一个团曾驻扎在中国。俄国兵伊万诺夫把单堂方带回了彼得格勒。那时单堂方还不到十二岁。 孩子在伊万诺夫家生活得还不错。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单堂方的温饱生活就结束了。伊万诺夫上前线了，并且这一去就杳无音讯。这个家从此失去了挑起生活担子的当家人。 单堂方给我们讲道：“起初，我进了糖果厂，每天做到十四到十六小时‘甜的’苦工；二月革命后，我转到我的同乡刘有三、赵昌庆等人工作的厂里去做工。厂里号召参加赤卫军时，我和我的几位朋友都报了名。 “在赤卫军章程里有这样的话：‘工人赤卫军的任务是保卫全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不分男女，不分年龄和种族。’ “‘不分种族’这句话特别使我感动。我想：这就是说，今后白种人和黄种人都一样了。 “有一天，我和战友们执行护厂的任务。我正在工厂门口站岗，一个女工模样的中年妇女走来，她问我：‘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保护工厂。’‘你为什么保护工厂？难道工厂是你的吗？’‘是我的，是你的，是全民的。’‘这话很对，同志，祝你值班顺利！’ “她把我叫做‘同志’，我听了心里非常高兴。 “报名加入赤卫军的人很多，但枪很少，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武器。我所服务的支队很幸运，从彼得格勒军械库里弄到了武器。就像当时报纸报道的，从这个军械库里搞出了四万多支步枪和几万支手枪。当遗臭后世的科尔尼洛夫将军知道了工人赤卫队是用这些武装来武装自己时，连忙下令：‘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缴还武器。’这家伙真可笑！工人赤卫队队员们读了他的命令，当然谁也不去理它。 “以后？俄国同志与中国战士就用军械库的武器保卫城市，在纳尔瓦同德国人作战。” 王树山、单堂方和其他几位中国赤卫队战士都很幸运，他们好几次见到了列宁同志，听到了列宁同志讲话。 “我记得”，王树山说，“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工厂召集的群众大会上简单明了地向工人们说：‘为了结束战争，各国劳动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努力。’” 列宁走下讲台时，大家都对他鼓掌。当时王树山觉得，中国人鼓掌鼓得特别热烈。那时候，他们已经明白了很多事理。宣传员告诉中国人，一九〇〇年，包括沙俄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镇压义和团起义得时候，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列宁，发表演说，反对沙皇俄国进攻中国；不顾刽子手们的威胁，大声疾呼地号召俄国工人起来全力反对制造民族歧视、欺骗工人阶级地真正敌人。 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战争》发表在《火星报》一九〇〇年第一号上。该文抨击了参与镇压人民起义的沙皇政府，揭穿了殖民主义者的所谓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以及中国人憎恨欧洲文化和文明的谎言。列宁的话响彻了全世界： “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并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3] 列宁的真理深深印在俄国人民和中国劳动人民的心坎上。 “我只见到列宁和听到列宁的讲话，”王树山说，“可是李富清最幸运，他还同列宁谈过话哩。他后来经常对我谈到这件事……” 李富清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盛典时，也给我们讲述了列宁的故事。当时外国代表团住在巍峨壮丽的乌克兰旅社里。会见李富清同志之前，我们得到旅社打来的电话： “李富清同志说，”电话里通知我们说，“中苏友协交代他务必要会见你们。他听说你们要找他。” “是的，”我们兴奋地回答，“我们很希望会见他。” “那么，请来吧！” 我们走进乌克兰旅社时，宽大的前厅里洋溢着各种语言的交谈声，友谊的欢呼和相互问候的声浪。人们从这个人群中转到另一个人群去。可以听到中国话、捷克话、德国话、罗马尼亚话、波兰话、匈牙利话、法国话、塞尔维亚话、保加利亚话。语言不同并不妨碍相互了解。大家都感到和自己家里一样，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总是欢乐不已，谈之不尽。 其中，有的人是多年前在红军中作过战的，有的人是国内战争时期在国际部对里为苏维埃政权打过仗的。在体育宫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报告时说过以下的话： “……由当时住在苏俄的最具有革命热情的中国、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芬兰、罗马尼亚、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同志以及其他国家的劳动者组成国际部对，同苏俄的劳动人民一道向革命的敌人作了战。”[4] 当时，苏维埃代表和贵宾们听了上述的话，都为他们——国际主义者和革命老战士们热烈地鼓掌。 离开热闹的前厅，走进电梯，就显得好像特别冷静。我们上到了26层楼；敲了敲值班人员指明的房门。一位服装整洁、身材消瘦、头发剪得很短，六十来岁年纪的人，从桌子旁站起来迎接我们。他就是李富清。 我们无须用翻译员，来自中国的客人俄语说得很不错。寒暄了几句之后，话题很快就转到他会见列宁的事上去了。 李同志说：“只要我或者，我总忘不了在斯莫尔尼宫做警卫的日子。 “我和另外三位同志担任警卫工作。有一天，我们在站岗，天气冷极了，风雪狂怒地刮着。谁当过战士，他就知道在这种天气里站岗的滋味。但是，我们仍然笔直地站着。 “我忽然看见列宁走来了。我是带岗的，就大声下令： “‘立正！’ “虽然列宁同志走得很快，看他的脸色，显得心事很重，大概是正在考虑问题，但他一看见我们冲着风站着，好像他这时才注意到严寒的天气和猛烈的风雪似的。”他沉默了片刻，同情地摇了摇头，对我们说： “‘这么冷，你们还站在风雪里。快到走廊上去，那儿有暖墙，总比较暖和些。’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自己的岗位，但是列宁同志一定要我们去。”又一次，列宁同志问我： “‘怎么样？习惯吗？吃得好不好，生活怎么样？’ “我回答：‘生活得很好，吃得也不坏！’ “战士王才补充说：‘过去的生活哪里比得上今天的！’ “列宁同志说：‘和过去比较，生活是好了一点。但这还是很不够的。我们现在要建设苏维埃国家，那时候，才可以过美好的生活。’ “谈话结束时，列宁同志对我说：‘目前，你的俄语还说得不大好，你的同志也一样。要学习俄语，它对你们是有用处的。你们可以更明确地理解我国发生的事情。’ “列宁同志劝我们学习，同时自己也诚心诚意地向我们学习。 “有一次，他问我‘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中国话怎么说。我们告诉他是‘您好’。他又问‘Кушать’、‘питьчай’怎么说。我们当然很高兴，都抢着回答说‘Кушать’是‘吃饭’，‘питьчай’是‘喝茶’ “列宁为了记住中国生词，反复念了好几遍，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小本本，记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列宁同志已经会用中国话和我们打招呼了：‘您好！同志们。’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您好！列宁同志。’ “列宁同志没有忘记他要我们好好学习俄语的话，他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女教师。上第一堂课时，她给每人发了一本初级课本，说：‘这是列宁同志给你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地吩咐给你们发课本。’” 李富清不慌不忙地讲着。有一天，警卫员领到了新皮靴。靴子要穿起来合脚才舒服。可是李富清和王才两人领的皮靴都大了一点。他们请求管理员给换一换，但是管理员说：“我这里又不是皮鞋工厂。”于是李富清和王才决定去找列宁。他们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说过：“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李富清和王才挟着皮鞋，到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接待室。起初女秘书甚至不肯通报，她想说服年轻的中国战士：“你们何必为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到这里来？难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间来管你们的皮靴？” 可是李富清和王才不肯走。他们深信，如果列宁同志知道他们在等他，他一定会接待他们，倾听他们的申诉。 最后，女秘书只好让步。她摘下电话筒，报告列宁说李富清和王才要求接见。获得允许后，她就叫他们到列宁的办公室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坐在大桌子后面写字。战士们进去时，他把纸笔放到一边，大声用中国话说：“您好！”又说：“同志们，请坐，有什么事吗？” “列宁同志，”李富清说，“我们领的皮靴不合脚，不好穿，可是管理员又不给换。” “怎么不给换？”列宁耸了耸肩说，“皮靴，对于战士来说，是非常重哟的东西。如果战士没有合脚的靴子，就不成其为战士了。同志们，你们的抗议提的对……” 列宁拿起铅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叫来女秘书，把纸条交给她。纸条上写了些什么，李富清可不知道，不过他们很快就换到了合脚的皮靴。 苏维埃政府迁到莫斯科后，李富清就很少见到列宁了。 后来，李富清上了前线，在第一骑兵军服务。他在顿河清剿过哥萨克白匪，在波兰前线作过战，在波列科普打击过弗兰格尔的骑兵，负过四次伤。在第四次负伤痊愈后，他被送到军事学校去学习。[5] 列宁同志逝世时，李富清给军事学校的同学被派为仪仗队员，站在伟大领袖的灵柩旁边。 所有这些经历，都深深地铭刻在李富清的心里。他牢牢地记得伟大列宁的形象。回到祖国后，他又参加了革命队伍，当了一名革命战士。 和李富清在一个团队里服务的同志们，常常听到他讲述列宁的故事，他们都称他为“列宁的战士”。 [1]彭明著：《中苏友谊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页。——译者注 [2]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译者注 [3]《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0页。——译者注 [4]《人民日报》1957年11月。——译者注 [5]中苏友协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后，曾去基辅。李富清在基辅会见了第一骑兵的战友之一德罗任。这一天，两位战友一直待在一起，李富清在德罗任家里看到了一张当年第一骑兵军战士的照片。照片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变黄了。但还看得出年轻的李富清的样子。 一九五八年四月，《乌克兰》杂志报道说：“这一次会见，很快就传到了中国。报纸上还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的文章《李富清在基辅会见了老战友》。”——原注
2．万能的“钥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2．万能的“钥匙” 特列齐雅柯夫就住在本地。陈列馆把他的住址告诉了我们。同时我们还抄下了二十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战士的住址，想必他们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第二天，我们就去访问了特列齐雅柯夫。后来又在市党委的协助下，请来了一些老战士。据他们说，中国营不仅像马哈拉泽所写的那样，在一九一八年六月起了作用，在同年更艰苦的八月，决定捷列克苏维埃命运的时刻，他们还起了更大的作用。当时中国营约莫有六百人。包清山营的战士参加了争夺普罗赫拉德纳亚、格罗兹内、基兹里亚尔、阿斯特拉罕的战役；参加了解放南高加索的战役；还在很多别的地方作过战。 他们回忆起的都是些最普通的事情，虽有价值，但不够具体，又都是零零碎碎的，很难衔接，就像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的路标一样。凭着这样的路标，怎能找到目的地呢？于是我们只好一天到晚埋头在档案室、陈列馆和图书馆里，不住手地翻阅一年一年地陈旧报纸，关于这个，谢尔盖·哥洛吉兹基说得好：怀着激动的心情，翻阅发黄地旧报；只见在字里行间，跳动着历史的脉搏。 但是我们却比诗人困难得多了。在“字里行间”我们差不多没有发现什么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关于中国志愿兵的简讯，在整年的报纸里，有时我们只能找到四五则。 档案室里的资料实在无法鼓起我们的工作劲头来。因为那儿所搜集的有关参加俄国革命的中国人的史料同样少得可怜。 但总归还可以找到为历史做证的活人的呀！要是能找到这些人，那么，工作就顺利多了。从这点上说，我们这个万能的“中国钥匙”，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同什么人交谈，只要我们说明采访的目的，人们都欢迎我们，尽力帮助我们。 罗斯托夫州民警局少校阿夫吉恩科就是这样接待我们的。我们曾经跑去请他协助寻找革命时期的中国老战士。 过了不久，当我们从罗斯托夫回到莫斯科时，就收到少校的来信： 承蒙嘱托，我已在顿河岸罗斯托夫找到了几个人，他们知道不少中国人的事。下面就是他们所介绍的几位： 唐卿三，一八九六年生，现住莫斯科市索科里尼基区。 常发有——彼得·伊凡诺维奇，现住第十国营农庄，或拉兹多尔区拉兹多尔镇。熟知他的人，都说他保存着很多革命时期的照片。 伊凡·伊万诺维奇·莫森科（中文姓名不详），现住纳尔契克市，熟识他的人，都说他在革命战争中表现得很好。 日后如果还能获得你们所需要的材料，当及时函告。但目前未能为你们有益的工作多多效劳，甚为抱歉。 阿夫吉恩科少校实在太低估了自己作出的成绩。他，和所有我们在采访时会见的人们，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说实在的，我们所有的收获，正是他们共同劳动的结晶。 我们的本子上，渐渐地填满了村镇的名字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沃舍梯人，切禅人、印古什人、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以及中国人的姓名。 常有这样的事：我们查得了姓名，却查不出地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找地址查询处。但是从许多地方打听到的住址也不是全部可靠的。于是我们又写信到北京，请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协助。 我们在信里向中国同志们概述了自己的工作，请他们帮我们在中国寻找参加过俄国革命战争的中国同志；我们还附上一份名单。并说明，我们认为名单上所开列的人都已经返回祖国了。 名单里有刘泽荣——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早年，他出席过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会见过列宁，主持过旅俄华工代表大会。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列宁全集》第23卷里（俄文版第三版）提到他的名字时这样写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广东工人代表刘泽荣和张永奎交谈。” 名单里还有陈达昆。他的名字我们是在第一届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名单中发现的。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中报道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时这样写道：“陈达昆同志代表莫斯科的华工向苏维埃俄国致祝词。” 名单里还有任夫成。关于他，《贫农报》于一九一八年写道： 中国共产主义者任夫成把中国劳工组成几个连队，参加反对捷克白匪的斗争。 任夫成同志在流落异国、前途茫茫的华工中间，积极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他所组织地连队活跃在前线，是一支最可靠最顽强的队伍…… 单堂方也谈到过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者。单堂方这位中国国际部队的战士，现在已经退休养老，我们在塔干罗格会见过他。他说：“任夫成是一个很勇敢的指挥员，打起白匪来可真叫狠。战争结束后，听说他已回故乡沈阳去了。” ……名单里还有杨春。有关他的资料，我们是在皮亚蒂戈尔斯克地志博物馆的资料中发现的。他是加入捷尔宾特团的中国营营长。 他是否回祖国去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材料。但我们还是决定把他列入名单，以便多方打听。我们想，也许中国同志们可能找到一些材料。 在名单里我们还提到两个人：中国国际部队指挥员鲁义文和政委张海成。 这两位的姓名我们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报纸报道：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志愿兵大会，在群众大会上，指挥员和政委都发表了演说。 这是一九一九年在俄国各地举行的众多群众大会之一。当时北京的代表在法国凡尔赛发表演讲，他说红军里的中国部队是被迫组成的，还说苏维埃政府阻挠中国人自由返回祖国。他的目的就是破坏中国志愿兵的威信。因此，旅俄中国侨民举行集会，向北京代表提出抗议。 在这次群众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如下： 协约国及其仆从企图污蔑在俄罗斯的中国国际部队志愿组织，这完全是枉费心机的。 苏维埃政府不仅没有阻挠中国侨民自由离开俄国，恰恰相反，它正全力协助他们回国。在捷克军团叛乱之前，有四万多中国人回到了祖国。后来，西伯利亚交通断绝，苏维埃政府同中国工人组织设法从敖得萨和其他海港遣送中国侨民回国，但协约国却多方阻挠，不让运送中国侨民的船出港。 在俄国红军中的中国国际部队，完全是中国工人自动发起，由中国的革命志士组织起来的。他有他自己的指挥员。 仰承协约国鼻息的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1]的军队，无论怎样诬蔑威胁、怎样穷凶极恶，也吓唬不倒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为了把被压迫民族从资本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了世界革命，不惜流血牺牲。 为了回答协约国的各种挑衅，我们中国的红色战士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是红军中的中国国际部队的第一个核心，我们同俄国战士和其他国际部队携手前进，共同支持中国和整个东方工人和农民。 中国红色国际部队，号召所有中国同志，回击协约国仆从们的卑鄙诽谤，并且更积极地建立更多的新连队，使无产阶级彻底战胜有产者，取得世界革命地胜利。 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中国红色国际部队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名单里还有红军战士李富清。我们请求务必尽力找到这位同志，因为红军战士王树山（他已退休养老，住在塔干罗格）告诉我们，李富清常常会见列宁，还教列宁说过中国话。 我们对王同志说的话，当然极感兴趣。我们向他打听详情，但得到的仍然很少。王同志说，李富清加入红军后，被调到彼得格勒，在斯莫尔尼宫做警卫工作，常常见到列宁。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很快就来了回信。 “你们信里提到的参加过俄国革命的中国同志的名字，”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戈宝权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根据这些姓名，我们一定可以搜集到一些真实的史料。我们已经给有关机关发出了信件，请求它们协助寻找这些同志。” “把参加过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中国战士介绍给读者，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做好这一工作。” 我们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北京同志的合作上。但我们知道，在六万万人海中寻找几位同志，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那些中国姓名都是用俄文拼写的。如果能用汉文或极为准确的俄文拼写，使中国同志能够正确无误地掌握那些姓名，那么寻找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 然而，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中国战士的姓名，我们都是从旧文件和证明书上抄来的，或是在听人讲述时记下来的。 这里应该预先交代一下，我们名单上开列的那些老战士，在中国只找到了一个，那就是在斯莫尔尼宫当过卫士、同列宁谈过话的李富清。很久以后，我们还了解到，担任过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的刘泽荣，现在也住在北京。 可是有意思的是，由于我们要寻找这几位老同志，却引出了许多别的线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批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的同志随同中苏友协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我们访问了他们，记录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1]这三人都是白军将领，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他们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指使下，向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译者注
1．三行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三行字 这是一九五六年夏天的事。我们两个人为了创作上的事情，到罗斯托夫去。那时，对这本书的写作，一点想法也没有。 但在顿河的首府[1]我们偶然看到了一份四十多年前的文件，文件上的三行字打破了我们原定的计划，改变了我们采访的路线。从此，这件事占用了我们整整三年的时光。 这份文件就是南高加索的著名革命活动家马哈拉泽记述国内战争的回忆录。回忆录写得很好，但如果不是其中有三行字提到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战士的话，也许不会引起我们的主意。在马哈拉泽看来，中国营在捷列克城的革命斗争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一八年六月，弗拉季高加索的苏维埃政权也全仗了这个营的支持。 我们在罗斯托夫州共产党档案室见到了历史学家拉扬柯。他把马哈拉泽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抄本拿给我们看，还提到中国营的营长姓包名清山。在马哈拉泽的回忆录里没有提到包清山的事。但是，拉扬柯在一份档案文件上，却找到了有关这位中国指挥员的一些资料。 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我们只知道红军里的中国志愿兵的活动，一般都是在我国东部，而不是在南部。在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密林中，在阿穆尔河沿岸的广大土地上，在乌苏里江边区的荒原里，在沿海的丘陵间，散布着一幢幢孤零零的中国劳动人民的住房；在东部城市的郊区，聚居着中国的移民。也正是在那些地区，无数的中国劳动者，响应了革命的召唤，拿起了武器，同俄国弟兄肩并肩地为苏维埃政权作战。 中国志愿兵支队也曾在我国的中部孤军作战。但是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在战斗中表现得怎样，直到现在为止，谁也不能作出明确而详尽的答复。 我们在马哈拉泽的回忆录里，第一次发现了中国营的正确番号和中国战士作过战的城市名字。 但是，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应否获得内战时期举世驰名的国际团队的荣誉呢？ 包清山是否可以和卡洛立·斯维尔契夫斯基、斯拉瓦亚尔·夏斯吉克、奥列柯·杜吉其、托依沃·安蒂凯年[2]并排在一起呢？ 这些曾在捷列克城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中国无名战士的光辉形象有力地吸引着我们，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们决定放弃原计划，沿着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转战的途径去采访。 拉扬柯以学者素有的郑重态度，劝我们放弃这种尝试。他是《顿河、库班与黑海经事》的编者，他知道，有关中国志愿兵的史料非常缺乏。 大概是因为我们对学术界不够了解，所以他所援引的论据并没有对我们起决定作用。当时，我们天真得很，根本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困难。 只是到了后来，困难才显现出来了。当时，我们已经忘记了来到顿河的原定计划，满怀胜利信心到奥尔忠尼启则市去。马哈拉泽写的弗拉季高加索就是这个城市的原名。 我们在星期日到达奥尔忠尼启则市。各机关都没有人工作。看来，这一天是无法进行采访工作了，我们就到这美丽而热闹的南方城市的中央大街去溜达。 刚走了几步——谁知竟有这样的事！——我们忽然看见一个中国人。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青年人，他穿着笔挺的裤子，漂亮的丝料衬衫，整整齐齐地结着一条领带。 无论多么善于幻想的人，也不能把这位青年当作一位内战时期的老战士。但采访的热情常常会促使人们采取完全不合逻辑的行动。当时我们的行动就是这么可笑：我们径直朝中国青年走去，局促地跟他攀谈起来。 虽然他的俄语说得不大好，但他还是听懂了我们的意思。他是一名技术人员，从北京来到此地才半年。他在本地一个工厂里实习。他要掌握一套技术，然后好回祖国去工作。 这个城市里还有中国人吗？当然有，有好几个，都是青年，都是来实习的。对于内战时期在弗拉季高加索作过战得中国人，他可没有听说过。 中国青年沉吟了片刻，突然喜笑颜开起来。他说他认识一个本地中国人。这是一个老人，在本地住了很久了，也许能提供很多这方面的材料。 我们立即请他领我们到老人那儿去。 青年人黝黑的脸庞一下红了，乌黑的眼睛里闪现出了进退两难的神情。看样子，他正忙着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不安地望望街尾，显然，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难以陪同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去溜大街。 然而，责任心使得他不能推辞。他觉得他有责任要帮助寻找参加过伟大俄国革命的中国人，他应该作一些“牺牲”。 他犹豫了片刻，望了望远处树荫下的长椅，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三个人踏上了一条朝上延伸的石铺街道，朝中国老人的住处走去。 不知怎的，我们觉得，这位来自北京的青年领我们去会见的老人，一定是一位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他一定会滔滔不绝地对我们讲述在年轻地红军的旗帜下战斗过的许多中国战士的生动故事。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好像故意和我们闹别扭似的，这位白发老人邵谨的一生，过得非常平静。他这辈子不仅没有打过仗，甚至没有和军队发生过一点关系。年轻时，他贩卖丝绸和杂货，在工厂里工作，后来当看守员。他在这一带住了很久，可没有碰上任何战争。他搬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经是太平无事了。 我们问他，在奥尔忠尼启则有没有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的中国人。邵谨说只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的俄文名字叫萨沙，曾经当过红军。邵谨拿出萨沙的照片给我们看：军帽上有红星，腰间佩着军刀，显然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人物。但可惜这位萨沙已经在六七年前已经去世了。不过他的妻子还健在。她叫维拉，住在晚市场附近，紧靠着民警局。维拉能够讲述很多故事。她的记性跟所有的女人一样，好好歹歹的往事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有了晚市场和民警局这样明显的标志，人们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这位中国战士的妻子了。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已经坐在矮小整洁的老太太的家里了。我们说明来意后，她立即从一个小匣子里取出了各种证明书、证件和盖有印信的文件。 “我的萨沙当过赤卫军，当过红军，在民警局服务过，在山里剿过土匪”维拉·阿达莫芙娜带着悦耳的南方音调说，“他是一个好人，性情温和，不喝酒。本地人都很尊敬他......” “是因为他性情温和吗？” 维拉·阿达莫芙娜严肃地看了看我们，说： “不是因为他的性情，而是因为他打仗打得好。革命一开始，他就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参了军，到过所有的战线。后来内战结束了，他还带着部队在山里巡逻，清剿土匪。萨沙说：‘我们中国人做事有这么一条规矩：有始有终。事情干完了，才好回家去；事情没干完，非得干到底不可。山里还藏着坏人，怎能回家去呢！’” 我们翻阅着维拉拿出来的旧文件，一张通行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是中国营营长包清山签发给中国营第四连连长包清山·萨沙的。[3] “这就是说，你的丈夫既是连长，又是营长？”我们问她。 “不，那是另一个包清山。我的丈夫是萨沙，那是考斯嘉。我丈夫起初在基辅的中国支队里，考斯嘉在一九一八年年初，就同自己的部队在这儿……你们知道，基洛夫多么器重考斯嘉！基洛夫常常去看望中国战士。还有诺伊·布阿契泽……弗拉季高加索的老人们都牢牢地记得中国战士……” 辞别了维拉·阿达莫芙娜，我们就到共和国的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陈列馆去，想必那儿一定有我们所需要的史料。不错，陈列馆里是有很多北高加索内战时期的史料，并且都经过了系统的整理和科学加工。许多学者都成功地引用着这些史料。 在陈列馆的数百个卷宗里，我们只需要一个，那就是有关在本地作过战的中国战士的卷宗。 然而这样的卷宗却恰恰没有。陈列馆保管员碧柳柯娃和蔼可亲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情。她抱歉地说道：“这儿差不多没有中国志愿兵的史料。” “差不多”这个词留给了我们一线希望。我们请她把一些“差不多”都拿出来给我们看。 碧柳柯娃一声不响地把三张纸放到桌子上，那是一份证明书和两份陈列馆工作人员写的简短回忆。 证明书上写着： 杨新向，瓦西里，中国沈阳市工人，当过红军，一八八二年生，一九三六年自动申请退休。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二年在杨什那街十一号养老院养老，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去世。 ——摘自劳动工厂职工簿 在参加过苏联内战的中国战士的名单上，沈阳工人杨新向是第一名。关于他，就当时我们所知道的，因而能报道的只有一句简短而含蓄的话：这个人去世了，又去世了。 老实说，这未免太少了。[4] 名单上第二名是刘修。关于他，陈列馆的材料写得比较多一点： “他曾在中国支队服务，积极地参加过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这倒还符合需要。 “他还健在吗？”我们问到刘修的近况。 “健在。” “有地址吗？” “没有。一两年前，他就离开此地了。” 这就是说，一个人去世了，另一个人又下落不明。我们的脸上不由得罩上了愁云。说实在的，我们还从没有受过这样的“打击”。 然而，还有最后一份文件。那是特列齐雅柯夫的简短回忆。下面几行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一九一八年春，有十个反革命分子，从奥尔庚斯科耶村向阿尔洪卡市运送五马车武器。我们的岗哨把他们扣留了，哨兵打电话到支队部来向我请示。我带了中国连的五个人到现场去…… 中国连！回忆录的作者显然是中国连的领导。难道我们还是无缘会到他吗？ [1]指罗斯托夫。 [2]这四位都是苏联内战时期杰出的英雄，都不是俄国人。——译者注 [3]中国人同名同姓极少见。这里可能由于他们两人的名字读音近似，以至译成俄语时成了同名同姓了。——译者注 [4]后来我们了解到，杨新向曾是一位英勇顽强的战士。在我们到奥尔忠尼启则采访的第二年，《社会主义沃舍梯报》在一篇论述国内战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耶尔莫洛斯夫卡车站前沿的一个地段上，战士杨新向勇敢无畏地单独和敌人的装甲车进行过搏斗。当时他没有手榴弹去炸毁装甲车和喷着火舌的机关枪。但当装甲车开进战壕时，杨新向突然纵身跳上了装甲车，用步枪狠命砸车上的机关枪筒。步枪砸断了，砸得弯曲了得机关枪也不响了。装甲车失去了战斗力，连车带人都当了俘虏......” 波尼亚斯托夫斯基在纳尔契克市科学研究所《学术论丛》的消息报道栏里（一九五七年第十一卷），也提到了杨新向的名字：“杨新向同志留在山里打游击，在捷列克炸毁了敌后白军司令部和军火库......”——原注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前言 本书是记述在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侨居俄国各地的中国工人响应伟大列宁的号召，组成了红军国际部队，为建立和保卫苏维埃政权，与俄国革命人民一起，转战于俄罗斯南部各地的英勇战斗事迹，并表彰了他们在劳动战线上为苏联人民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书中着重描绘和再现了中国营营长包清山和中国志愿兵的许多鲜明生动的形象，反应了中国工人高度的阶级觉悟、坚强的革命意志、无比的智慧和临危不惧、勇于作自我牺牲等高贵品质，以及他们在战斗生活中和苏联人民所结成的兄弟般的友谊。 本书作者Г.诺沃格鲁茨基和А.杜纳耶夫斯基为搜集中国志愿兵的英雄事迹，整整花了三年事件，访遍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终于写成此书。本书的出版，不但可以使我们从这些革命前辈们的英勇斗争中吸取无限的精神力量，同时，对于加强中苏人民和军队的团结，也将是一个有益的贡献。为此，在中文翻译本出版的时候，我们谨向作者为了加强中苏友谊而付出的艰巨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还要说明一下，书中提到的关于中国志愿军的姓名，由于年代久远，又缺少确凿的资料查对，有的只能根据俄文音译，因而难免有错讹之处，希广大读者指正。 一九六一·七·北京
再版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再版前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十月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影响。鲜为人知的是，在“十月革命”及而后爆发的俄国内战和美国、英国、日本等14个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中，有大量身处俄国各地的中国公民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组成志愿军，以红军国际部队之名参加了捍卫苏维埃政权和反抗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与俄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本书作者通过大量的实地走访和资料搜集，将这段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 本书中译本曾于1961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一百周年，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的推荐下，我社启动了该书的再版工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次再版以附录形式新增补了“十月革命”和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人组成的十大红军国际部队的有关资料。这也是该重要内容首次通过出版物形式呈现，其中披露的内容对于中俄相关历史及两国关系史具有重要价值，也为广大读者了解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提供了概括性的资料和线索。新增附录还收录了反映上述在俄中国烈士纪念设施情况的珍贵资料及相关图片。以上所有资料和图片均由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提供，在此，特致以诚挚谢意！ 2019年是中俄建交七十周年，值此之际出版图书，也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曾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中俄友好立下不朽功勋的中国志愿兵，为广大中国读者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中苏（俄罗斯）关系史提供有益参考。 最后，特别感谢作者Г.诺沃格鲁茨基和А.杜纳耶夫斯基，译者纪家俊和韵逸为本书做出的贡献。 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
论学院和学员（米哈伊尔·伏龙芝，载《红色曙光》杂志，1924年第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米哈伊尔·伏龙芝 论学院和学员 米哈伊尔·伏龙芝载《红色曙光》杂志，1924年第4期 《红色曙光》杂志[1]编辑部找我，要我对如下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1）军事学院[2]的作用和意义；（2）学院毕业生在红军中的作用。 要全面、具体地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熟悉比我所掌握的更详尽的一系列材料（如学院全部教学工作的安排、内部生活、编制等）。所以现在我只能谈谈最一般的意见。 我认为，我们缺乏训练有素的，完全掌握所学课程，同时能与苏联国家体制紧密结合的有高度技能的军事工作者，这是我国军事工作的最大缺陷之一。现有高级军事专业工作人员是具有高等军事教育水平人员的机械的总和，其中，部分毕业于我们的红军学院，部分是前沙皇军队遗留下来的。显然，由于其成份、观点、习惯和传统各不相同，因而这些人员不可能成为思想上的领导核心。再说，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根本没有可以作为培养新干部的出发点的那种明确的坚定的观点。这本身就排除了我们具有上述含义的领导干部的可能性。 这一事实充分及映在红军的全部建设中，它是产生一系列失误和缺点的根源。 说来很痛心，例如，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和平生活的第四年了，但至今仍未写出新的条令、教令。 旧的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而新的我们暂时尚未建立起来。这完全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或者疏忽，而是由于不会和无知。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我们首先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因此，军事学院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培养我们迫切需要的、新型的工作干部——知识丰富，对根据我国性质提出的军事建设任务有统一明确观点，以此联结成有机整体的干部。 这项任务极其困难，需要经过许多年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复杂的是，就目前来说，问题涉及的不是单纯的学习。提供给学员——军队未来的教育者和领导者的军事科学教材常常引起他们的批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恰如上面所说的，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比较固定的系统观点，而通过学员深入到军队中推行这类观点本来就是学院教学人员的义不容辞的任务。 因此，在学院内学员不仅要学习，还要独立地创造性地学习，这在学院的军事科学协会[3]的紧张工作中得到反映。我个人完全赞成这种创造精神。这种创造精神在任何条件下永远是有益的。在正常情况下，创造精神将具有一定的限度，因为学员的基本任务是掌握已经完善和被积累起来的军事经验。现在这项工作的范围明显扩大了，有时我觉得，已超出了限度，有向反面转化的危险。我认为，过分自信就是这种超过限度的表现。我们现在的或未来的红军学员中有许多人有时就犯有这种毛病。坚信自己和自己的力量，这是件大好事，尤其是建筑在挛固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的自信。但如果没有这一点，它就有变为高傲自大和无根据地过分自恃的危险。需要永远记住，我们红军指挥员仍然是很不够格的本行专家。 不容许对旧专家采取轻蔑和傲慢的态度。在对待搜集整理老的经验问题上，不光是年轻学员，而且我所有人无一例外都不要撇开旧军事专家的帮助，而自搞一套。我们必须同旧军队遗留下来的总参谋部人员携手并进，广泛利用他的的知识，力争在我们红色熔炉里重新冶炼他们中间那些愿意为加强苏联实力而忠诚、勤恳、一心一意、毫无保留地工作的人（这样的人不少）。必须记住，我们还是学生，并且在许多方面是预备班的学生。 承认自己是学生这个事实，自然，并不排除表现个人创造精神的可能性。 当然，这里可能产生错误和过分迷信，但甚至错误也终将于事有所补益，只要它们是出于善意的，只要不固执错误。不过，有一个错误不可放过，那就是夸夸其谈的过分自信。宁肯谦虚些，但要扎实些。 学院毕业生在红军中的作用应该首先归结于一点，即有助于整个司令部机关的更新和年轻化。 这种更新应该从上层开始。在红军指挥中心，在现在的，改组后的工农红军司令部（就其任务相当于旧军队总参谋部[4]或者以前的德意志参谋部[5]）里，可以，而且应当把统一整个红军对军队建设基本问题的观点这项工作集中起来。目前，学习过我们学院课程的军事工作者，仅仅是未来红军总参谋部的单个成员，要使这些成员变为有机的整体，需要集体作长期的工作。无论是旧军队的优秀专家，还是我们军事学院网刚刚培养出来的整个年轻的、有朝气的新一代，都应该共同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鉴于上述情况，也许，我们不得不重新研究学院毕业生的实习问题。凡正确的实习原则，在实践中，为适应当前形势，也应当改变其内容。我们不能滥用职权，使我们的红军学员在编制职务上长期不动，特别是过去他们已有了一定的任职资历。 我认为，在激励地方军事科学创造精神方面的工作，是学院毕业生的又一项任务。最近，在我们军队里，军事科学小组和协会的活动显得十分活跃。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没有影响的，我要说，学院的军事科学协会的影响是不小的。应该千方百计地把这项工作坚持和发展下去。我不知道，把军事科学活动联合到统一集中的机关里的时机目前是否已经成熟。但是这种联合是合理的，是丝毫不容怀疑的。在这方面只是不应该操之过急。不应该重复在我们整个苏维埃工作的实践中常常发生的那种错误。我指的是，当各种创举在地方机关还只是刚刚起步时，便去追求强制的集中。自下而上健康的发展，比自上而下过早的集中将更能打好结实的基础。但这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原则的问题，所以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最后，还有一点意见。现在，无论在自我修养方面，还是在搞好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方面，重要的不在于清谈和做一些一般题目的练习，而是要精力充沛，不辞劳苦，认真钻研。在学院内，特别是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里的这段时间，应该百分之百地全部利用起来，以便更好地深造自己，以适应日后的重任。应把学习和掌握所学课程放在首位。 我暂且就谈这些意见。 今后，我希望有机会更详细地来谈这些问题。 [1]《红色曙光》——月刊，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俱乐部机关刊物。第一期于1923年1月2日出版。1925年起，该杂志成为学院党委和军事科学学会的机关刊物并改名为《在伊里奇的旗帜下》。 [2]红军总参军事学院是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的第一所苏联军事学院，1918年9月8日开办，1921年8月改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4年4月19日伏龙芝被任命为该院院长，同时他还是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和工农红军参谋长。伏龙芝担任学院领导直至1925年1月26日为止，即在他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前。在他逝世之后，1925年11月5日该学院被命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 [3]第一批军事科学小组于1920年秋在工农红军总参军事学院根据学员及教职员工的倡议成立。在军事科学协会的发展史上，伏龙芝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向军事科学协会提出了一系列军事科学问曲。在1925年5月举行的军事科学协会第一次全苏会议上伏龙芝当选为协会第一任会长。后来军事科学协会改组为苏联国防促进会。 [4]俄军总参谋部是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利后建立的。初期其首长直接隶属于沙皇，1909年起隶属于陆军大臣。 [5]德国总参谋部由两部分级成，“德意志参谋部”和“军队总参谋部”。这样的划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总参谋部被解散。但实际上德国军国主义者破坏了和约，秘密地保存了总参谋部的骨干分子。
弗兰格尔（米哈伊尔·伏龙芝，载1921年11月7日《共产党人》杂志，第251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米哈伊尔·伏龙芝 弗兰格尔 米哈伊尔·伏龙芝载1921年11月7日《共产党人》杂志，第251号 彼得·弗兰格尔男爵是领导俄国反革命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人物（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弗兰格尔）。他是白卫军阵营最著名的代表之一，他的声望是1918年末在库班河和捷列克河地区开始形成的。充当高加索集团军头目的弗兰格尔，大肆进行活动，并在短时间内得以把哥萨克的反革命分子和逃往南方的大批白卫军分子组成一支不可低估的军事力量。同时，在他指使下大力组织和网罗了北高加索边区所有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不满的当地人。 由于此类活动，致使我们丢失了一个又一个阵地，最后，我北高加索方面军部队几乎丧失了全部技术装备和大量人员（主要因病），并于1918年底好不容易地到达阿斯特拉罕地域。 这次战役，以及此后白卫军对整个斯塔夫罗波尔省及顿河军队所辖省东部地区直至察里津的占领，使弗兰格尔获得了顽强、勇敢、果断的军事长官及有谋略的组织者的名声。1920年初，我军歼灭了邓尼金方面军，为弗兰格尔开辟了继续晋升的新的前程。 还在1919年，弗兰格尔男爵在同自北方进攻的我军部队展开激战时，他就是当时南俄罗斯反革命头目——邓尼金的死对头和竞争者。在白卫军阵营的上层领导中展开着激烈的权力之争，互相倾轧、暗算和抵毁。这里充分暴露了俄国白卫军分子分化瓦解的内幕。可见，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紧密团结，有组织和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作用的阶级，而是一帮为了个人目的，不堪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组织约束，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觊觎者。 整个形势对弗兰格尔有利。邓尼金由于军队被歼；新切尔卡斯克、罗斯托夫的失守，以及1920年3月又由于包括叶卡捷琳诺达尔和新罗西斯克在内的库班地区的失守，终于在幸免于难的白卫军眼中威风扫地。于是，把失败的主要罪责都推在他身上。这种情况可谓屡见不鲜。继而，在白卫军阵营“上层人物”中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最后在协约国的压力下，以邓尼金将军的下台，把大权转交弗兰格尔男爵而告终。 1920年4月，后者就这样成了“俄罗斯南方的统治者”和整个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于是，俄罗斯劳资长期流血斗争的新的，也是最后的尾声开始了。至此，白卫军手中只剩下了微不足道的一小块俄罗斯领土——克里木半岛。1919年12月底和1920年1月初，由斯拉晓夫将军指挥的邓尼金的一支不大不小的集群在黑海舰队船只的掩护下得以撤退至此。斯拉晓夫将军利用了掌握制海权和从陆地难以进入克里木这一情况所形成的一切战略战术条件，于1920年1月、2月、3月期间经过顽强的战斗，成功地守住了彼列科普和锡瓦什地峡。这使库班和敖德萨地区的白卫军残余部队能够在1920年春转移至克里木半岛，并使激进的反革命新中心得以保住和发展。由于我们对战役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克里木方向的估计不足，在颇大程度上，无疑也助长了这个局面的形成。最初，我们派往克里木要冲作战的兵力太少，以致不能迅速占领克里木，反而开始时在地峡那里一直孤立无援，停滞不前，而后向北撤去，不得不重新大量增加我军兵力。 弗兰格尔男爵担任白卫军总司令和政府首脑之后，从4月份开始在克里木大肆进行活动。首先，坚决清除了一伙图谋当“统治者”的将军反对派，之后，依靠协约国的支持，着手改组整个军事机构。 缩减大兵团的数量，将由此而腾出的人员和物资补充给别的部队。撤消大量的小部队。精选高级和低级指挥人员，而且不论资排辈，不限年龄。取消后勤机关的军官体制。在全军中进行彻底清洗，其办法是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包括大量动用绞刑）。就这样，在斯拉晓夫将军的大本营里，被他绞死的军官、官吏和士兵的尸体成天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晃动在绞刑架上。 盟国的慷慨施舍使军队的衣着、伙食和武器装备得到改善。由于如此狂热的活动，结果使弗兰格尔得以把已经土崩瓦解、士气低落、丧失战斗能力的匪帮变成了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和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指挥的军队。到1920年6月初，这次改编活动大体上结束了，弗兰格尔已拥有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有将近3万名步骑兵。他率领这支军队在6月初由防御转入进攻。 6月6日上午10时，在梅利托波尔城以南地域的莫洛奇诺耶湖西南岸边，斯拉晓夫将军的步兵军登陆了。登陆部队沿基里洛夫卡-梅利托波尔村大道运动，使锡瓦什-梅利托波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这条唯一的铁路交通线处于打击之下，同时，对我军整个作战部署之左翼构成极大的威胁，此部署是沿锡瓦什湖北岸在格尼切斯克市到彼列科普和霍尔洛夫一线展开的。6月7日拂晓，白卫军的轻重炮兵向我位于克里木地峡的坚固阵地疯狂轰击，企图摧毁我阵地，为其步兵强攻实施准备。这些步兵得到众多的装甲车，坦克和装甲列车的支援。我方面军全线后退，而白卫军司令部为发展进一步行动保障了本方的陆地登陆场。 直到第聂伯河（始于河口至尼科波尔城）-第聂伯低地-诺盖斯克一线，我军部队才最后停止后退、并开始为进一步斗争作准备。 由于战略形势的改变，我方战役近期目标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我军占据了包围白卫军的位置，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任务：首先歼灭地峡以北的白卫军，尔后再占领克里木半岛。这个思想也成为我军后续战役的指导思想。至于弗兰格尔，他的任务则是进一步扩大所占领的地盘，准备兵力兵器以便把斗争进行到底。他特别重视有哥萨克居民的地区——顿河、库班河、捷列克河地区。在1920年夏季组织并完成两次登陆战役，其目的在于策动顿河、库班河一带的起义，并占领这些地区。第一次登陆由纳扎罗夫上校率领，在亚速海沿岸塔甘罗格地域实施；第二次登陆由乌拉盖将军率领，在库班河沿岸实施。虽然初战小有战绩，但两次企图均以失败而告终，大部分登陆者送了命。剩下的都运回了克里木，就这样，斗争又局限在地峡以北地区。 波兰人在春天开始的进攻，在颇大程度上减轻了弗兰格尔的任务。我军力量转移到波兰战线后，就无力迅速集中足够的兵力去消除一开始突然发生的新的严重的反革命危险的威胁。 我们于7月和8月份在北塔夫里亚实施的歼灭弗兰格尔军队的两次企图均以失败而告终。此后，决定准备集中优势兵力，然后，对他发起猛攻以肃清弗兰格尔统治。9月份从西南方面军编制内分出南方面军。开始了紧张的总攻准备。弗兰格尔觉察到危在旦夕，便着手展开了紧张的战斗活动。我们与波兰签订了停战协议，政治局势对白卫军不利，弗兰格尔无奈暂时放弃执行庞大的计划；为了等待较为有利的形势，提出了任务：确保他所占据的地盘。他下定决心，准备打几个独立的战役，以便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我军，不让我军有变更部署的机会，并破坏我军具有决定意义的大规模进攻战役，以求一逞。 1920年9月和10月初进行的都是这类战役。9月中旬，弗兰格尔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方向以北实施了猛烈的突击。我掩护该方向的部队经过多次顽强战斗后，开始后退，9月20日前我军伤亡严重，放弃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城，渡河到第聂伯河右岸。弗兰格尔占领了锡涅利尼科沃车站后，打开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直往北去，当时那里我们无一兵一卒。然而，他贪得无厌，进一步向东方发动攻击，直奔我顿巴斯要冲的守卫部队。总的来说，在这个方向的战斗，白卫军始终占有明显的战术优势，但我军充分掌握着行动的主动权。看来，弗兰格尔此间对其胜利的估计显然过高了。10月8日，他在西部方向投入了他的精锐部队，开始向第聂伯河右岸实施第三次突击，这使他产生了上述的想法。这样一次突击只有在具有绝对的把握：北面，或是东面均不构成任何严重危险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施。其实，这并不正确，结果10月8日-14日第聂伯河右岸的基奇卡斯-尼科波尔-托克车站-格鲁舍夫卡地域的战斗以弗兰格尔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恰恰就在此刻决定了弗兰格尔的战略上的失败。如果他这次突击成功的话，那么我军在右岸的整个局势就会动摇，集结在那里的突击部队就可能会后撤。当然，这种有利于弗兰格尔的斗争结局并未出现，但结束的过程本身可能不知会延续多长时间。 从击溃我右岸集群这一企图破灭之时起情况就已经很清楚了，弗兰格尔大势已去。他已完全失去了主动权，当我方面军全部兵力开始进行最后的、决定性进攻时，他才勉强地变更了部队的部署。 10月25日开始了从东、北两个方面的合击，接着在从尼科波尔发起突击的增援下，从卡霍夫卡分两路：一路向南朝彼列科普，另一路向东北实施快速进攻，对在地峡以北运动的整个敌军构成包围。到11月3日，总决战结束了。只有弗兰格尔军队的骨干分子溜到了克里木半岛，其余人员要么横尸战场，要么落到我们手中。 U月8日，“弗兰格尔匪帮”的末日来到了。我军各部队开始强击彼列科普和琼加尔。11日我们突入克里木半岛。13日以弗兰格尔为首的白卫军残余分子坐到了受审席上，从此结束了残酷而又恐怖的劳资武装斗争的历史。 此刻，在回顾往日的光荣斗争，并试图给予历史性的评价时，你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无疑，我们的祖国，把弗兰格尔及其领导的军队视为最危险的力量。从半年斗争的所有方面来看，弗兰格尔作为一位司令官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出了突出的能力，对情况具有清晰的头脑。至于他所辖的部队，无疑也必须给予肯定的评估。 11月2日和3日，他的主要骨干力量撤退到克里木半岛，此举之高可谓非同寻常。被我团团包围，切断与地峡联系的弗兰格尔军队仍未失去自制力，虽然伤亡惨重，还是突围到了半岛上。但尽管如此，功劳应该归于敢于压倒危险和强大之敌的，光荣的南方面军战士们。自从与俄罗斯南部反革命维护者进行英勇斗争以来，正好过去一年了，这是在北塔夫里亚田野上和彼列科普及锡瓦什峡谷里最后的炮击声静息之后的一年。曾决定弗兰格尔命运的英雄战士们都已分散在伟大的苏维埃土地上的每个角落里。也许，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会想起往事，回忆起为劳动人民的幸福而战斗的红军的牺牲和艰难。愿工农以应有的关怀和热爱来对待他们，英雄的战士们。愿对这些日子的怀念，与对伟大十月革命的怀念一道成为新的纽带，将全体工农的大家庭及其武装力量团结成为一个伟大的、坚强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同时，愿我们每个人都记住那些在光荣会战的日子里永远闭上双眼的，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巩固了劳动胜利成果的成千上万的战士们。 全体烈士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再简短谈谈弗兰格尔。他还活着。其残部也依然存在，尚未彻底消灭。他们分散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各个国家里，继续保存着军事组织，他们在等待时机，妄图卷土重来。他们所有的人都脱离了劳动生活，这是一伙典型的雇佣匪徒，他们无所顾忌，他们目前处境狼狈，期待着反革命一旦得逞时再获取一切。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应该随时作好准备把可能的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确，在这方面，弗兰格尔盘踞时期的历史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教训，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段历史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实际上我们却为此不得不克服如此巨大的困难和付出如此难以估计的代价。愿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时时刻刻想到，那种没有任何外部威胁的自由自在的时代还没有来临。 敌人磨刀霍霍，我们务必提高警惕。
伏龙芝自传（192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米哈伊尔·伏龙芝 伏龙芝自传[1] 1921年 我1885年生于土耳其斯坦边疆区谢米列奇耶州的皮什佩克城。父亲是农民家庭出身，家在赫尔松省蒂拉斯波尔县的扎哈里耶夫乡，是摩尔达维亚族人。服兵役时，被派到土耳其斯坦部队，服役期满后，留在谢米列奇耶了，他在那里当医士。母亲出身于沃罗涅日省的一个农民家庭，她们家是在七十年代迁居谢米列奇耶的。 小学毕业后，我考进了韦尔内市中学。1904年毕业。尔后，又考进了彼得堡工业学院。我最初接触革命思想还是在中学里参加自学小组的时候。大学生活的第一年，我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大学生活初期，我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运动）派。 从1904年底起，开始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各种活动。1905年初，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业区工作。曾是1905年席卷整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业区著名的纺织工人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曾当选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出席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州组织的组织者，尔后是包括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组织，以及整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业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舒亚、基涅什马、捷伊科沃、罗德尼基、尤里耶韦茨、尤扎等）在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联盟的组织者。 自1904年至1907年初，我不止一次地遭到逮捕。1907年初在舒亚市被捕。被指控犯有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罪，判处了4年苦役。服刑期间又因武装反抗警察罪被起诉，经审判，被判处死刑。但因缺乏足够证据及公然违反一系列诉讼程序而由最高军事法庭撤消原判并决定重审。经复审后，仍判处死刑，但代以苦役。在原判刑期上增加了6年苦役。我在弗拉基米尔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和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位于西伯利亚）等中心苦役监狱服刑。后由于减刑，于1914年底被终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的上连斯克。1915年夏，因建立革命组织又被逮捕。1915年8月越狱逃走，化名В.Г.瓦西连科在外贝加尔州从事地下工作。 1915年底与一些同志一道创办了大型周刊《东方评论》，并任编辑。后为暗探局发现，但幸免被捕，遂逃往俄罗斯，化名米哈伊洛夫潜入西线参加了全俄地方自治同盟委员会。在此从事组建地下革命组织的工作。二月革命到来之时，领导过以明斯克为中心的地下革命组织及第10和第3集团军党支部的工作。 从二月革命开始，成为明斯克、白俄罗斯和西线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曾领导解除明斯克警察局和宪兵队的武装的活动，并当了明斯克警察局局长。曾是明斯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组织者和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也曾是白俄罗斯农民代表苏维埃的组织者，主持过两次白俄罗斯农民代表大会。担任过白俄罗斯第一届农民代表苏维埃主席和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代表白俄罗斯州任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曾是西方面军集团军代表大会组织者之一并在会上当选为西方面军集团军前线委员会成员。还曾是在明斯克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星报》）的编辑之一。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被明斯克苏维埃前线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联合会议任命为明斯克区革命军参谋长。8月底前往弗拉基米尔省舒亚市任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 曾当选为舒亚市杜马主席和舒亚县地方自治同盟委员会主席，并代表舒亚市出席彼得格勒民主会议。十月革命时期领导舒亚-伊万诺沃区的武装力量，10月30日率领2000名工人、士兵组成的武装队伍进入莫斯科，直接参加了十月战斗。组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时曾任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始终担任舒亚县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党委会主席。从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始为历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曾被选为弗拉基米尔省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参加全俄立宪会议。 1918年春夏期间，担任省执委会主席和省党委会主席时还兼任省军事委员和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粉碎雅罗斯拉夫尔叛乱之后，被任命为雅罗斯拉夫尔军区军事委员。1918年12月被任命为东线第4集团军司令。 1919年4月，正当高尔察克军队大举进犯并对喀山、辛比尔斯克、萨马拉构成威胁时，被任命为东线南部军队集群司令，下辖4个集团军（第4、第1、土耳其斯坦和第5集团军）。对从布祖卢克地域发起进攻的高尔察克军队，组织并实施了侧翼突击，粉碎了高尔察克的进攻战役，使其整个东部战线的军队迅速撤退。在任南部军队集群司令时，直接指挥了在乌法方向作战的土耳其斯坦集团军。实施了乌法战役，6月7—8日通过强渡别拉亚河击溃了驻守通往乌法之要道的敌军，6月9日占领乌法。因这次战役有功而被授予红旗勋章一枚。 6月底被任命为东方面军司令。指挥全线各集团军实施一系列战役，直到我军占领车里亚宾斯克，并全线越过乌拉尔山为止。1919年8月因东线分为两个方向（西伯利亚方向和土耳其斯坦方向〉而被任命为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含第11、第4、第1集团军和驻土耳其斯坦部队）司令。9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实施了包围并歼灭高尔察克军队南部集群的战役，结果恢复了与土耳其斯坦的联系，确保了奥伦堡哥萨克人转向苏维埃政权一方。 12月，指挥了歼灭乌拉尔方面军的几次战役，这几次战役于12月底以我军攻克古里耶夫市和占筑里海沿岸而告终。 在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时，曾被任命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委员，以及俄共中央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委员。1920年2月15日至1920年8月在土耳其斯坦工作。指挥了歼灭谢米列奇耶白卫军方面军的战役。8月底，指挥了歼灭布哈拉的艾米尔并建立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战役。1920年9月被任命为南方面军司令（与弗兰格尔对峙）。在11月的最后几天以占领克里木半岛而结束了歼灭俄国南方反革命的战役。 扫清外围战线之敌后被任命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驻乌克兰特派员和乌克兰武装力量司令。在11月全乌克兰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曾被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为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自第三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起，历任各届委员。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目前在乌克兰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派员、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力量司令。 [1]写于1921年，当时伏龙芝任俄罗斯联邦陆海军人民委员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特派员，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部队司令。——原编者注
不要忘记东方（约瑟夫·斯大林，1918年1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斯大林 不要忘记东方 约瑟夫·斯大林1918年11月24日 〔说明〕作为《民族生活报》社论发表于1918年11月24日 在欧洲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之际，在旧宝座纷纷倒塌和旧皇冠纷纷落地而让位于革命的工兵苏维埃的时候，在沦陷区正把帝国主义的走狗从自己的土地上赶出去的时候，大家的视线自然都转向西方。在西方，应当首先打断在欧洲锻造的、用来扼杀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锁链。在西方，应当首先沸腾起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在这样的时候，遥远的东方及其数亿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就“自然”从视野中消失，被忘记了。 但是，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东方，至少因为它是世界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和“最可靠的”后方。 帝国主义者一向把东方看做自己幸福的基础。东方各国的不可计量的自然富源（棉花、石油、黄金、煤炭、矿石），难道不是世界各国帝国主义者的“纠纷的苹果”[1]吗？这其实也就说明为什么帝国主义者在欧洲作战和谈论西方的时候从来没有不想到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摩洛哥，因为问题其实始终是在东方。他们那样热心地维持东方各国的“秩序和法制”，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因为不这样做，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就会没有保障。 但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东方的富源。他们还需要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多的“听话的”“人力”。他们需要东方各民族的“随和的”廉价的“劳动力”。此外，他们需要东方各国的“听话的”“年轻小伙子”，从其中征募所谓“有色”军队，立即运用它们去对付“自己的”革命工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把东方各国称为自己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不这样做，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休想完全战胜帝国主义。 俄国革命第一个唤起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去反对帝国主义。波斯、印度、中国的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是东方工人和农民从数百年来的沉睡中觉醒过来的鲜明标志。 西方革命无疑地会进一步推动东方革命运动，给它灌注奋发精神和胜利信心。 帝国主义者本身及其新的兼并会大大促进东方的革命化，因为这种兼并会把更多的国家卷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扩大世界革命的基地。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参与东方日益增长的自发运动，向前发展这种运动，使它成为自觉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在这个意义上，不久以前举行的穆斯林共产党员代表会议[2]关于加强在东方各国即在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宣传工作的决议，无疑地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 我们希望我们的穆斯林同志们能执行自己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 因为必须彻底领会这个真理：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 [1]注：“纠纷的苹果”是希腊神话中的故事。赫拉、阿芙罗狄蒂、雅典娜三个女神拿了一个金苹果，请牧童帕里斯评判：她们中间谁最美丽，就把苹果给谁。牧童把苹果给了阿芙罗狄蒂。结果纠纷迭起，特洛伊战争亦由此发生。 [2]注：指1918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穆斯林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出了俄共（布）穆斯林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常务局。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斯大林，1905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斯大林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 斯大林 〔说明〕1905年5月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印成小册子出版 “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卡尔·考茨基 我们的“孟什维克”真是太讨厌了！我说的是梯弗利斯的“孟什维克”。他们一听说党内有分歧意见，就喋喋不休地说：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谈论意见分歧，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们反正总是要骂“布尔什维克”！于是他们就拚命地骂，好象发了疯一样。在一切十字路口，在自己人或外人中间，总而言之，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叫嚷着老一套：要提防“多数派”，这不是自己人，这是靠不住的人！单在“通常的”活动场所叫骂，他们还嫌不够，还把“事件”搬到合法刊物上去，从而再次向世人表明自己……惹人讨厌。 “多数派”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我们的“少数派”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呢？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吧。 “多数派”和“少数派”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2]上开始产生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分散的力量应当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党。我们这些党的工作者对这次代表大会曾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当时欢呼：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就要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了，我们就有可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活动了！……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活动过，但我们过去的活动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固然，在此以前我们也曾企图统一起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8年）[3]，甚至似乎是“统一起来了”，可是这种统一只在口头上存在：党仍然分散为一些单个的集团，力量仍然是分散而需要统一的。所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是把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并把它们团结成一个整体。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统一的党。 但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过早了。这次代表大会并没有能够使我们团结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党，它只是为这样一个党奠定了基础。然而代表大会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火星报》（指旧《火星报》）[4]的路线，一条是《火星报》反对者的路线。因此代表大会就分成两部分，即“多数派”和“少数派”。前者拥护《火星报》路线，并团结在《火星报》周围；后者则反对《火星报》而采取相反的立场。 这样，《火星报》就成了党内“多数派”的旗帜，而《火星报》的立场就成了“多数派”的立场。 《火星报》走的是什么道路呢？它所维护的是什么呢？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知道它是在什么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火星报》创刊于1900年12月。这是俄国工业开始发生危机的时候。伴随有一系列同业罢工（1896—1898年）的工业繁荣，渐渐为危机代替了。危机一天天尖锐起来，而且成了同业罢工的障碍。虽然如此，工人运动还是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向前发展：许多细流汇成一条洪流，运动日益带有阶级色彩，渐渐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工人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了……不过当时还看先进部队，还看不见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民主党（作者注：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其中包括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战士，不论他是工人或是知识分子。）。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经济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竭力赞扬自发运动，漫不经心地重复说：工人运动并不怎样需要社会主义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它也能很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运动本身。运动就是一切，而意识却是微不足道的。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这就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既然如此，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他们断定说：它应该是自发运动的驯服的工具。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是我们的事情，领导这个运动也不是我们的事情，——这只是徒劳无益的强制；我们的义务只是倾听这个运动的声息并准确地记录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做自发运动的尾巴。[5]一句话，社会民主党被描绘成运动中的累赘。 谁不承认社会民主主义，谁也就不应该承认社会民主党。正因为如此，“经济派”才这样固执己见，再三断言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说：让自由派去从事政治斗争吧，这种事情是比较合乎自由派的身分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干些什么呢？我们应该照旧以单个的小组形式存在，各小组在自己的圈子里单独活动。 需要的不是党而是小组！——他们说。 这样，一方面，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它需要一个先进的领导的队伍；另一方面，以“经济派”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但不去领导运动，反而否认自己的作用，做了运动的尾巴。 当时必须大声疾呼地说明一个思想：没有社会主义的自发工人运动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即使有一天能摸索到目的地，但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是极大意义的。 同时还必须说明，这种意识的体现者社会民主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而不要冷眼旁观，做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 同时还必须说明一个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是把无产阶级各个先进队伍集合起来，把它们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从而永远结束党内的分散状态。 《火星报》着手规定的正是这些任务。 请看它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火星报》创刊号）[6]中是怎样说的：“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或站在工人运动外面的社会主义，都是社会民主党应该反对的一种不良现象。可是，因为“经济派—工人事业派”崇拜自发运动，因为他们轻视社会主义的意义，所以《火星报》指出：“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烦琐，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此，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 俄国社会民主党负有什么责任呢？《火星报》继续写道：“由此自然产生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这就是说，它应该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党。 《火星报》编辑部[7]就是这样论证它的纲领的。 《火星报》是否实现了这个出色的纲领呢？ 大家都知道它是怎样努力实现这些极重要的思想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全党的中央机关报。 既然如此，那么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谩骂”旧《火星报》，难道不是很可笑的吗？ 请看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对《火星报》所发的议论吧： “它〈《火星报》〉（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斯大林加的。）本应当分析‘经济主义’的思想，摈斥谬误的观点，采取正确的观点，并把‘经济主义’纳入新的轨道……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引起了另一个极端，即轻视经济斗争，对它采取鄙弃的态度，只承认政治斗争有首要的意义。不经济的〈应该说：“没有经济的”〉政治，——这就是新的方向。”（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 但是，可敬的“批评家”，这一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国家发生的呢？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做了些什么？他们既然在编辑部中占多数，为什么不把《火星报》引上“真理”之路呢？最可敬的“批评家”，在这以前你自己究竟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没有警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是警告了的话，那它就不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吧。 事情是这样的：《火星报》正确地看出了“迫切的问题”，正是走上了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条道路，并且努力地执行了自己的纲领。 列宁在他卓越的著作《怎么办？》一书中更明确、更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火星报》的立场。 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吧。 “经济派”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但谁不知道自发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8页），而工联主义是不愿看见资本主义范围以外的任何东西的。谁不知道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资本主义圈子里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围徘徊，即使有一天能达到社会革命，但谁知道要在什么时候并且要受多少痛苦才能达到。工人们是在最近时期还是经过一个长时期、是经过容易的道路还是经过困难的道路才能踏上“乐土”，这些问题对于他们难道都是无所谓的吗？显然，谁赞扬自发运动并崇拜自发运动，谁就不由自主地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挖掘鸿沟，谁就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意义，谁就把这个思想体系逐出实际生活之外，并且不由自主地使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他不了解“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作者注：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94页。），不了解“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6页） 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说明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于前者，即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较后者要老得多，传播的范围要广得多，在生活中扎下的根要深得多，无论在自己人中间或外人中间，到处都可以碰到资产阶级的观点，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则刚刚开始走了几步，刚刚给自己开辟道路。不用说，如果就思想的传播来讲，那么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工联主义的意识，比刚刚走了几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对于自发工人运动的影响也要广泛得多。这一点之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自发运动——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本来“就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8页）。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就是排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因为这两种思想体系是互相否定的。 有人会问我们：怎么？难道工人阶级不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吗？是的，它是倾向社会主义的。不然的话，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会是毫无结果的了。然而同样正确的是：反对和阻碍这个倾向的，有另一个倾向，即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 我刚才说过，我国社会生活中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传播起来要容易得多。不要忘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这时也并没有打瞌睡，他们照自己的办法装扮成社会主义者，竭力想使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也象“经济派”一样地毫不在意，做自发运动的尾巴（社会民主党采取这种态度时，工人运动就是自发的），那么不言而喻，自发的工人运动就将沿着这条老路走去并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当然要到长期的摸索和痛苦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联系而奔赴社会革命的时候为止。 这就叫做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 请看列宁是怎样说的： “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二十九页）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发的工人运动，当它还带着自发性的时候，当它还没有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并且有受这种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8页）。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就是多余的了，那么“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也是多余的了。 社会民主党一定要反对这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而促进另一种倾向，即接受社会主义的倾向。当然，将来有一天，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痛苦之后，自发运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也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会走到社会革命的门前，因为“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但在那时以前怎么办呢？在那时以前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象“经济派”那样袖手旁观并且让位给司徒卢威和祖巴托夫一伙人吗？屏弃社会民主主义而促成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统治吗？忘掉马克思主义而不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吗？ 不！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作者注：马克思《宣言》第15页），它的责任是始终走在无产阶级前头，它的责任是“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8页）。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是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因而赋予无产阶级斗争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有些人说，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已经创立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科学的社会主义），并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也会创立这种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说，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完全是多余的。但这是极大的错误。要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工人阶级，当它还是工人阶级时，是不能领导科学、推进科学并科学地研究历史规律的，因为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卡·考茨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7页，那里引用了考茨基发表于“新时代”杂志（见该杂志1901年至1902年第3期第79页）的一篇有名论文中的这段话。）[8] 因此，列宁说：凡是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对它袖手旁观的人，凡是经常轻视社会民主党的意义而让位于司徒卢威—祖巴托夫一伙的人，都以为这个运动本身就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6页）有些人以为在九十年代举行罢工的彼得堡工人已经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但这也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这种意识，“本来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令，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学识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0—21页）。列宁继续写道：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他们两个都是工人〉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7页）。 这一切可以大致设想如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有工人，也有厂主。他们之间进行着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暂时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当工人已在进行斗争时，科学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却还无影无踪……对的，工人在斗争着。然而他们是各自反对自己的厂主，和自己的地方当局发生冲突：那里在罢工，这里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那里在向当局要求权利，这里在宣布抵制；有些人在谈论政治斗争，另一些人则在谈论经济斗争，如此等等。但这并不是说工人已经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也不是说：他们的运动的目的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确信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象确信旭日必然东升一样，他们认为争取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工具等等。 与此同时，科学在发展着。工人运动逐渐引起科学的注意。大部分学者有了一种想法，认为工人运动是些不安分守己的人的骚乱，不妨用皮鞭去开导他们。另外一些学者则以为富人应该分给穷人一点残羹剩饭，即认为工人运动是乞丐运动，目的是要讨得一些施舍。在一千个这样的学者中间，也许只有一个能够科学地观察工人运动，科学地研究全部社会生活，注意阶级间的冲突，倾听工人阶级的怨声，并且终于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它也和封建制度一样是暂时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把它否定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只能由无产阶级经过社会革命来建立。一句话，科学社会主义正在被创立着。 当然，假如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但同样正确的是：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这好象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 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这好象是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 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就会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它会一直向前猛进，到达“乐土”。 所以，社会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因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某些人断定说，似乎在列宁和“多数派”看来，工人运动如果不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联结起来，就会趋于灭亡，不能达到社会革命。然而这是一种臆说，是一些闲人的臆说，这种臆说恐怕只能从阿恩之流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产生出来（见《旅行家》杂志[9]第6期《什么是党？》一文）。 列宁确定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9页）列宁之所以没有详细说明这一点，只是因为他认为用不着去证明本来已经证明了东西。此外，列宁并没有打算研究自发运动，他只是想向实际工作者说明他们应该自觉地做些什么。 列宁在和马尔托夫论战的另一个地方又说过如下一段话： “‘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的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我们的党……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作者注：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53页） 可见在列宁看来，即使不能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那种阶级斗争和阶级搏斗，也必然会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的。 如果你们对另外一些“多数派”代表的意见也感兴趣，那么就请你们听听吧。他们中间的哥林同志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道： “如果让无产阶级自行其是，那么事情会怎样呢？这就会和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所发生的事情相似。资产阶级革命家未曾有过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然而资产阶级制度还是产生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家的无产阶级，当然，归根到底也会朝着社会革命方面工作的，不过是本能地工作……无产阶级也会本能地实行社会主义，但它不会有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过程不过是缓慢而较为痛苦罢了。”（作者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29页。） 这段话是无须解释的。 总之，自发的工人运动，即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必然会变得烦琐而带有工联主义的性质，它一定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就是一切，工人运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这样说。经过很长时期以后，总有一天经济的发展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社会革命，因而将迫使它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断绝任何联系。问题只在于这将是一条很漫长很痛苦的道路。 另一方面，没有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不管它是在什么样的科学基础上产生的，终究还是一句空话，毫无意义。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运动就是一切，社会主义却是微不足道的呢？当然不能！只有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发出这样的议论，他们认为意识既然是社会生活本身产生的，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社会主义可以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由空洞的词句变成锐利的武器。 结论呢？ 结论就是：工人运动必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实践活动和理论思想必须融合为一，从而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作者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94页）。于是，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就会由空洞的词句变成工人手中极大的力量。于是，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自发运动就会循着正确的道路迅速地走向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何在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的责任，社会民主党的责任，就是使自发的工人运动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而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意识（作者注：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意识。）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团结成一个集中的党。我们的任务就是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头，毫不倦怠地和一切阻碍这些任务实现的人作斗争，不管他们是敌人也罢，“朋友”也罢。 大体说来，“多数派”的立场就是如此。 我们的“少数派”不喜欢“多数派”的立场，他们说，这个立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最可敬的先生们，真是这样的吗？究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行星上有这种事情呢？他们说：读一读我们的论文，你们就会相信我们是对的。好，我们就来读一读吧。 我们面前有一篇叫做《什么是党？》的文章（见《旅行家》杂志第6期）。“批评家”阿恩是怎样责备党内“多数派”的呢？“他们〈“多数派”〉……自称为党的首脑……硬要别人服从他们……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护，甚至常常臆造出一些新理论，譬如说，工人群众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黑体是我用的〉‘崇高理想’等等。”（见《旅行家》杂志第6期第71页） 试问：“多数派”现在或过去什么时候是否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呢？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过！恰恰相反，“多数派”的思想代表列宁同志十分确定地说，工人阶级很容易领会“崇高理想”，很容易领会社会主义。请听吧： “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断定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9页） 可见在“多数派”看来，工人是很容易领会那些叫做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的。 那么阿恩为什么要异想天开，他这个奇怪的“发现”是从什么地方挖掘出来的呢？读者们，原来“批评家”阿恩所指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指的是《怎么办？》一书中的一段话，列宁在那里讲到了创造社会主义并断言工人阶级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但你们会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创造社会主义是一回事，领会社会主义则是另一回事。为什么阿恩忘记了列宁明白地说到领会“崇高理想”的那些话呢？读者们，你们是对的，但阿恩既然很想做一个“批评家”，他应该怎么办呢？你们想一想，这是多么英勇的事情：编造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把它硬套在对方的头上，然后就对准自己幻想出来的果实开火。这就是所谓批评！阿恩“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领会”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这倒是毫无疑义的。 现在我们就打开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报》来看看吧。《多数派还是少数派？》（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一文的作者说了些什么呢？ 他勇气十足、大喊大叫地攻击列宁，因为在列宁看来，“工人运动的自然的〈应当是“自发的”〉发展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者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4版。）。可见作者并不懂得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让作者去证明不是这样吧！），而这样的运动一定会受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的支配，一定会倾向于它，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只能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凡是前者不存在的地方，后者就一定出现并占据其地位（你证明这是相反的吧！）。是的，列宁正是这样说的。但同时他并没有忘记工人运动所特有的另一种倾向，即社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过是暂时被那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所遮蔽罢了。列宁直截了当地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9页），并且正确地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除其他办法外，也采取和“经济派”作斗争的办法来加速这种倾向的胜利。可敬的“批评家”，为什么你的文章里不引用列宁的这些话呢？难道这些话不也就是这位列宁说的吗？这样做是于你不利的，对不对？ 作者又说：“依照列宁的意见……工人按其地位〈黑体是我用的〉来说，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资产者……”（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4版）真是蠢话，即使这样的作者我也没有料到会说出这样的蠢话！难道列宁指的是工人的地位吗？难道他断言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吗？该要多么蠢的人才会说被剥夺了生产工具、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工人按其地位来说是资产者呢？不！列宁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问题在于一个人按其地位来说可能是无产者而不是资产者，但他同时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因而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这里谈到的工人阶级的情形正是如此。而这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作者总是爱说空话，不加思考就脱口而出！例如作者一味固执地说“列宁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5版），他这样反复地说，却不了解这种“思想”会把他引到哪里去。假定我们暂时相信他，以为列宁主义确实“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往下又怎样呢？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如下：“列宁主义把《火星报》〈旧《火星报》〉拉过去了”（这是作者也不否认的），可见《火星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三十五票的多数承认《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并且对它的功绩大加称赞（作者注：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47页。记录里载有一项次议，把《火星报》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真正维护者。），可见这次代表大会及其纲领和策略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读者们，这岂不可笑吗？ 作者仍继续说：“照列宁的意见，自发的工人运动是去和资产阶级结合的……”是的，是的，作者无疑是去和愚蠢结合了，如果他能离开这条道路，那就好了。 但是，我们且把“批评家”撇开，来请教马克思主义吧。 可敬的“批评家”一味固执地说，“多数派”及其代表——列宁的立场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因为无论是考茨基，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都和列宁所坚持的相反！真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吧！ 作者告诉我们说：“卡·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写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互相对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这两个阶级的意向不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相一致。在每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工人阶级之参加政治活动迟早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政党而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 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无产阶级“迟早”要脱离资产阶级而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请记住：是工人政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工党）。作者以为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的意见分歧的！其实列宁是说无产阶级迟早不仅要和资产阶级脱离，而且要实行社会革命，即推翻资产阶级。（作者注：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53页）他又补充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竭力使社会革命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并且自觉地实现。是的，正是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实现，因为列宁所说的正是这种自觉性。 这位“批评家”继续从考茨基的书中引证说：“……在情况已经发展到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地方，这个党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受到社会主义倾向的感染，迟早也必定能领会社会主义倾向，最终它一定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即社会民主党。”（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5版）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是说工人政党将领会社会主义的倾向。难道列宁否认这一点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列宁直截了当地说：不仅工人政党，而且整个工人阶级也在领会社会主义。（作者注：列宁《怎么办？》，第29页）既然如此，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它那位大撒其谎的英雄为什么要胡说八道呢？他们为什么要乱说一通呢？俗语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这位迷糊了的作者正是这样。 可见考茨基在这里是和列宁没有丝毫分歧的。但这一切却异常清楚地证明了作者的思考不周。 考茨基是否说过什么有利于“多数派”立场的话呢？请看，这就是他在一篇分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出色论文中说过的一段话：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伯恩施坦的信徒〉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于是这些批评家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于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奥地利草案〉可以想见：……这一……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越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越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掌握科学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茨基用的〉。因为现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10]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作者注：见“新时代”杂志（1901年至1902年）第20卷第3期第79页。考茨基的这篇精彩论文曾被引用于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第27页。） 读者们，你们能否回忆起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类似的思想？你们能否回忆起“多数派”的那个众所周知的立场？为什么“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要隐瞒真情呢？为什么可敬的“批评家”讲到考茨基的时候在自己论文中却不引证考茨基的这几句话呢？那些最可敬的人是在欺骗谁呢？为什么他们这样“轻视”读者呢？莫非因为他们……害怕真理，躲避真理，以为真理也是可以隐瞒的吗？他们正象一种鸟，把头藏在翅膀下面，就以为谁都看不见它了！他们正象这种鸟一样糊涂。 既然社会主义意识是在科学基础上创立的，既然这种意识要由社会民主党（作者注：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努力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那么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时候，就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靠本身的力量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 卡·考茨基在他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说过如下一段话： “……无产者至多只能领会资产阶级学者们所创造的一部分知识，并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然而当他们还是无产者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空闲时间和经费来独立地把科学发挥到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范围之外的。所以天生的工人社会主义不免带有空想主义〈空想主义就是虚假的非科学的理论〉的一切重要特征。”（作者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93页。） 考茨基继续说：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往往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可是“……大家知道，凡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即指无产阶级空想主义而言。——卡·考茨基注〉真正深入群众而成为阶级运动的地方，尽管这种运动在表面上还带有激进的色彩，但迟早总要变为最狭隘的纯粹的工会运动”（作者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央委员会版第94页。）。 换句话说，工人运动若不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就不免会变得烦琐而具有“狭隘工会运动的”性质，因而受工联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 “这是蔑视工人，这是抬高知识分子呀！”我们的“批评家”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大喊大叫起来……不幸的“批评家”，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他们把无产阶级看成一位任性的小姐，对她不能说实话，永远只能恭维她，使她不至于跑掉！不，最可敬的人们！我们相信，无产阶级会表现出超过你们所想象的坚强性来。我们相信它不会害怕实话！而你们……究竟对你们有什么可说：你们现在还是害怕实话，而且在自己的文章中没有把考茨基的真实观点告诉读者…… 总之，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些随便说说的空话。 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是一种工联主义的摸索，固然它有一天也会导致社会革命，可是要付出长期的磨难和痛苦的代价。 结论呢？ “工人运动应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作者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第94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火星报》（旧《火星报》）和“多数派”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经看到列宁同志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可见“多数派”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 很明显，孟什维克“批评家”喋喋不休地说出的所谓“蔑视工人”、“抬高知识分子”、“多数派的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诸如此类的奇谈，不过是梯弗利斯“孟什维克”的胡说和空想罢了。 相反地，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是梯弗利斯“少数派”自己，是“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但这一点容我们以后再说。我们暂时把注意力放在下面一点上吧。 为了证明自己的言论正确，《多数派还是少数派？》的作者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说：“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走到了的结论。”（作者注：《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第15版。） 二者必居其一。不是作者不懂格鲁吉亚文，就是排字工人弄错了。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不会说“已经走到了的结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或者“正要得出的结论”。如果作者是指后一种说法（正要得出的结论），那就应当指出：他把马克思的话转述错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类的话。如果作者是指前一种说法，那么他引证的句子就应当是这样的：“某一阶级的理论家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乃是该阶级本身在实践中已经得出了的结论。”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得出了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那么，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实践中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生活！ 不幸的马克思！谁知道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会把多少荒谬的言论加在他的头上呵！ 马克思真是这样说的吗？事实上他说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上的代表“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位在实践中所得出的那些任务和决定。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作者注：如果读者手边没有《雾月十八日》，就请请参看《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11页，那里引用了马克思所说的这段话。）。 由此可见，马克思根本没有说“已经走到了”。这些“哲学”词句是可敬的“批评家”捏造出来的。 在这种场合，马克思的话完全是另外一种意思。 马克思在上述论点中所发挥的是什么思想呢？他所发挥的不过是：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这也就叫做“在理论上得出什么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宣言》中说：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即社会民主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是的，思想家是“起推动作用”的，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看得远得多，全部要点也就在这里。思想家起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对于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 可敬的“批评家”，你就是为这一点攻击“多数派”吗？那么你就和马克思主义诀别吧，你要知道“多数派”正是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自豪的。 “多数派”在这种场合同恩格斯在九十年代的情形很相似。 唯心主义者硬说思想是社会生活的泉源。在他们看来，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借以建立的基础，所以他们被称为唯心主义者。 因此必须证明，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想是生活本身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他们证明：社会生活是思想的泉源，因此社会生活是社会意识借以建立的基础。这样，他们也就替唯心主义挖掘了坟墓，而替唯物主义扫清了道路。 某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却这样了解：似乎意识、思想在生活中只有极小的意义。 因此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 于是恩格斯出来发表意见，在他的书信（1891—1894年）中强调说：诚然，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 伯恩施坦及其伙伴高声叫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叛变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付之一笑而已…… 俄国也有过一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即“经济派”。他们硬说，既然思想是社会生活产生的，那么社会主义意识对于工人运动也就只有微不足道的意义。 因此必须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对工人运动有重大的意义，没有这种意识，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摸索，无产阶级不知何时才能从这种摸索中摆脱出来而到达社会革命。 于是《火星报》出现了，它卓绝地完成了这个使命。《怎么办？》一书出版了，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强调社会主义意识的伟大意义。党的“多数派”形成了，它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然而这时一些伯恩施坦的喽罗们却跑出来叫喊道，这“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矛盾的”！ “经济派”的喽罗们，你们可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吗？ 读者会说：真奇怪！读者会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反对列宁（见新《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他为什么非难“多数派”呢？难道梯弗利斯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重复着普列汉诺夫发表过的意见吗？是的，他们是在重复，但重复得很蠢笨，简直令人讨厌。是的，普列汉诺夫发表了批评的意见。然而你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普列汉诺夫跟“多数派”和列宁是没有分歧的。不止普列汉诺夫一人，而且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也是如此。真的，就我们上面讲的那个问题来说，“少数派”的领袖和旧《火星报》是没有分歧的。而旧《火星报》乃是“多数派”的旗帜。不要惊讶！请看事实吧。 我们读过旧《火星报》上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见上）。我们知道，这篇论文完全表明了“多数派”的立场。这篇论文是谁的呢？是当时的《火星报》编辑部的。谁参加了这个编辑部呢？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维尔。他们中间现在只有列宁一个人是“多数派”，其余五个人都在领导“少数派”，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火星报》的这篇纲领性的论文是在他们负责编辑时发表的，因此他们不应当自食其言，他们大概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吧。 但是，好吧，我们就撇开《火星报》不谈。 且看马尔托夫写些什么： “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思想最初并不是在工人群众中间产生的，而是在资产阶级出身的学者的书房中产生的。”（作者注：马尔托夫《红旗》第3页。） 再看维拉·查苏利奇写些什么： “甚至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思想……也不是这么简单而能从每个工人的头脑中独立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也决不是在工人的头脑中‘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由生活和知识的全部发展过程准备起来的……并且是由具有这种知识的天才头脑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间的传播，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是由那些在上层阶级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开始的。”（注：《曙光》杂志[11]第4期第79—80页。） 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在新《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上郑重其事地反对列宁的普列汉诺夫所说过的话吧。事情发生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驳斥马尔丁诺夫而为列宁辩护。当时，普列汉诺夫责备马尔丁诺夫，说他抓住了列宁的一句话，而忽略了《怎么办？》一书的全文，然后普列汉诺夫继续说： “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手法使我想起了一个书报检查官的话：把“我们的父”[12]那篇祷告词给我，让我从中抽出一句话来，我可以给你们证明，它的作者是应该判处绞刑的。’然而，不仅马尔丁诺夫同志一个人而且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对这句倒霉话〈列宁的话〉的一切责难全是出于误解。马尔丁诺夫同志引证恩格斯的话：‘现代社会主义是现代工人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列宁同志也同意恩格斯的意见……但要知道，恩格斯的话乃是一般原理。问题在于究竟是谁最先阐述了这一理论上的表现。列宁所写的不是一篇论述历史哲学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反对‘经济派’的辩论文章，‘经济派’硬说：我们应当静待工人阶级不用‘革命霉菌’〈即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而独自达到的结局。其所以禁止社会民主党向工人进行宣传，正因为它是‘革命霉菌’，正因为它具有理论的意识。但如果你们把‘霉菌’去掉，那就只剩下没有觉悟而必须从外面把意识灌输进去的群众了。假如你们愿意公正地对待列宁并把这部书仔细地读一遍，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列宁所说的正是这一点。”（作者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23页。） 普列汉诺夫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说的。 然而，正是受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等等唆使的同一位普列汉诺夫，过了几个月再出来说话的时候，竟抓住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辩护过的列宁的同一句话，宣称列宁和“多数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如果从“我们的父”那篇祷告词中抽出一句话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那么它的作者恐怕要因背叛上帝而受绞刑的。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公正的，一个公正的批评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但他还是从列宁的书中抽出这句话来，他还是不公正地做去，当众打自己的嘴巴。而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斯塔罗维尔则附和着他，由他们自己负编辑责任，把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登在新《火星报》（第70号和第71号）上，因而再一次使他们自己丢脸。 为什么他们表现得这样没有气节，为什么“少数派”的这些领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他们否认由自己署名登在《火星报》上的那篇纲领性的论文，为什么他们自食其言呢？什么时候听说社会民主党内有过这样颠倒是非的丑事？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发表以前这几个月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从原有的六个编辑中只选出了三个即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来担任《火星报》的编辑。至于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维尔和查苏利奇三人，代表大会则指定他们去担任别的职务了。代表大会当然有权这样做，而且每个人都应服从它的决定，因为代表大会是全党意志的体现者，是党的最高机关，谁反对它的决定，谁就是践踏党的意志。 可是这些固执的编辑却没有服从党的意志，没有服从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也就是党的意志）。原来党的纪律是专为我们这种普通工作者编造的！他们痛恨代表大会没有把他们选为编辑，于是退到一边，并把马尔托夫勾引过去组成了反对派。他们对党宣布抵制，拒绝党的工作，并开始威吓党说，把我们选进编辑部、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注：党总委员会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党章建立的全党最高机关。它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并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党总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代表二人（列宁、列·叶·加尔佩林），中央委员会二人（弗·威·林格尼克、弗·亚·诺斯科夫）以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一人（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担任总委员会主席。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段时期，党总委员会曾站在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立场上。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孟什维克夺去了中央机关报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工具。1905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党的中央委员会为统一的中央领导机关，撤销了党总委员会。）去，不然我们就要制造分裂。于是分裂开始了。这样，他们又一次践踏了党的意志。 下面就是这些罢工的编辑提出的要求： “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就是说，让我们在编辑部占三个位置〉。 把一定数量的反对派分子〈即“少数派”〉加进中央委员会去。 让反对派分子在党总委员会中占两个位置等等…… 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使党内不至发生威胁全党生存的冲突的唯一保证。”（就是说，要满足我们的要求，不然我们就要在党内制造大分裂。）（注：《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26页。） 党怎样回答他们呢？ 党的代表者（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同志向他们声明说：我们不能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选举是代表大会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企图恢复和平和一致，老实说，争位置已经是可耻的了，而你们却为了争位置要来分裂党，等等。 罢工的编辑们生气了，他们不大自在，——他们确实是为了争位置而发动斗争的，——他们把普列汉诺夫拉了过去[13]，开始干起他们的英雄事业来了。他们必须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硬找出某种更“厉害的”“意见分歧”，借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争位置。他们东找西找，结果在列宁的书中找到了一段话，如果把这段话同原文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确实可以吹毛求疵地骂一通。“少数派”的领袖们暗中想道：这个主意妙极了，列宁是“多数派”的领导人，我们糟蹋了列宁，就能把党拉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普列汉诺夫那一套论调就来了，说什么“列宁及其追随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诚然，他们今天拚命攻击的，就是他们昨天还在拥护的列宁书中的那种思想，但有什么办法：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称为机会主义者，正因为他们是不尊重原则性的。 这就是他们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缘故，这就是他们颠倒是非的根源。 但还不止于此。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看出，除了几个幼稚的人而外，谁也没有理睬他们反对“多数派”和列宁的那种煽动，他们看到“事情”不妙，于是决定再来粉饰一番。同一个普列汉诺夫、同一个马尔托夫和同一个阿克雪里罗得又于1905年3月10日用党总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同志们！〈他们向“多数派”说〉……双方〈即“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曾屡次表示自己确信：现有的策略上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一种使双方不能在统一的党组织范围内进行工作的意见分歧。”（作者注：《火星报》第91号第3版。）他们说，因此我们要召集同志裁判会（由倍倍尔等组成）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小小争执。 一句话，党内的意见分歧不过是一种可以由同志裁判会来解决的意气之争，而我们大家——他们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怎么会这样呢？人家居然号召我们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到党组织中去，说我们大家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少数派”的领袖们，要知道这是你们叛变了党！难道可以委任“非马克思主义者”担负党的领导职务吗？难道社会民主党内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立足的余地吗？或许是你们也叛变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改变了阵线吧？ 然而，若要等待他们回答，就未免太幼稚了。原来这些妙不可言的领袖们在口袋里装着几种“原则”，需要哪一种就掏出哪一种来。你看他们是多么反复无常呵！…… 所谓“少数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 不难想象，跟随在这种领袖后面的喽罗们，即梯弗利斯的所谓“少数派”该是些什么样的人了……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尾巴有时不听头脑的指挥，不肯服从它。例如在“少数派”的领袖们认为可能调解并号召党的工作人员取得一致时，而梯弗利斯的“少数派”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继续在那里大闹特闹，说“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作者注：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所以我们一定要厮杀一番！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 “少数派”埋怨我们把他们叫作机会主义者（无原则的分子）。可是，既然他们自食其言，既然他们出尔反尔，既然他们始终动摇，试问，这不叫作机会主义又叫作什么呢？难道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常常改变自己的信念吗？要知道，就连手帕也不是这样经常更换的。 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味固执地说，“少数派”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性格。真是这样的吗？好，我们来看看吧。 考茨基说：“无产者比较容易接受党的原则，他倾向于不以一时情绪、不以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为转移的原则性的政策。”（作者注：见《爱尔福特纲领》第88页，中央委员会出版。）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倾向于这种不以一时情绪和其他东西为转移的政策吗？恰恰相反，他们经常摇摆，他们永远动摇，他们憎恨坚定的原则性的政策，他们宁愿采取无原则的立场，他们听从一时的情绪的驱使。至于事实，我们早已知道了。 考茨基说：无产者喜爱党的纪律，“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汲取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为个人利益所诱，不为个人荣誉所惑，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那贯穿在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中的纪律”。（作者注：《进一步，退两步》第93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这样被纪律性所贯穿的吗？恰恰相反，他们藐视党的纪律，嘲笑党的纪律（作者注：见《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少数派”的领袖们就是天字第一号破坏党内纪律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马尔托夫及其他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吧。 考茨基继续说：“知识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服从党的纪律是很勉强的，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出于自愿的。“他认为纪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是不必遵守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之列的……李卜克内西是……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情绪，他……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他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知识分子一落到少数地位时……的那种颓丧的啜泣。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没有想要出什么风头，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作者注：《进一步，退两步》第93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 而“少数派”呢？他们在什么地方表现过“无产阶级的情绪”呢？他们的行为象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那样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少数派”的领袖们并没有使自己的“我”服从于我们的神圣事业；我们看到正是这些领袖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落到少数地位时”，就沉溺于“颓丧的啜泣”；我们看到，在代表大会后，正是他们为了争夺“头等位置”而痛哭起来，并且正是为了争夺这种位置而挑起了党内的分裂…… 可敬的孟什维克，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性格”吗？ 孟什维克向我们问道：那么，为什么某些城市的工人站在我们这方面呢？ 是的，不错，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是站在“少数派”方面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也跟着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走，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有一次，连乌鸦也找到了玫瑰花，但这并不是说乌鸦就是夜莺。难怪俗语说： 乌鸦一找到了玫瑰花， 就把自己当作夜莺夸。 ※※※ 现在很清楚，党内的意见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显然，我们党内暴露了两种趋向：无产阶级坚定性的趋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趋向。现在的“少数派”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者。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个“少数派”的驯服的奴隶！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诚然，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叫喊说他们反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并且他们还企图责备“多数派”有“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但这很象一个贼偷了别人的钱，却大声叫喊：“捉贼呀！” 此外，大家知道，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这种病。 [1]《略论党内意见分歧》这本小册子是斯大林于1905年4月底写成的。它是对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的几篇论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和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的《什么是党？》等等）的答复。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很快就知道了《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出版的消息，1905年7月18日，国外局秘书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索取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南高加索各布尔什维克组织中传播得很广泛，先进工人们根据这本小册子认识了党内的意见分歧，认识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这本小册子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秘密印刷所（阿弗拉巴尔印刷所）用几种文字（1905年5月用格鲁吉亚文，同年6月用俄文和亚美尼亚文）印刷的，每种文字印了一千五百册至二千册。 [2]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公历7月30日—8月23日）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火星报》提出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建立真正的政党。列宁在大会上为在俄国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讨论党纲时，列宁坚决主张在党纲中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并坚持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大会通过了《火星报》提出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在讨论党章，特别是关于党员资格的第一条条文时，列宁及其拥护者同尔·马尔托夫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会通过了列宁拟订的党章，但关于党章第一条，却以一票弃权，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的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在选举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多数票，反对列宁的人获得少数票。从这时起，前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后者被称为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3]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公历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六个组织的九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一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两名和崩得的代表三名。列宁因被流放西伯利亚未能出席。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但实际上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建立起来，因为这次大会既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大会闭幕后不久，中央委员们就被捕了，因此中央委员会也没能开展工作。 [4]注：《火星报》（《Искр》）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在慕尼黑、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起在日内瓦出版。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4月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1900—1903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阐述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评论。《火星报》从国外秘密运进俄国散发，其中一部分曾由国内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在俄国国内有代办员网，代办员在俄国传播《火星报》思想和建立火星派组织。《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在1903年10月出版第五十一号后，被普列汉诺夫支持下的一些孟什维克分子所篡夺。列宁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五十二号起，《火星报》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因此，人们把五十一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作旧《火星报》，以后的称作新《火星报》。 [5]作者注：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燃起了“批评”的热情（见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不过我应该指出，它对“经济派”和“工人事业派”（他们彼此的区别不大）估计得不正确。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蔑视政治问题”，而在于他们做运动的尾巴和只是重复运动所提示给他们的东西。过去有一个时期仅仅举行罢工。那时他们宣传的是经济斗争。到了游行示威的时期（1901年），发生了流血事件，产生了失望情绪，于是工人就采用恐怖手段，以为这能拯救他们，使他们不受暴君的统治。这时“经济派—工人事业派”也加入总的合唱队并且神气十足地宣称：现在应该采取恐怖手段，袭击监狱，释放狱中同志等等了（见《工人事业》杂志*《历史性的转变》一文）。可见这决不能说他们是“蔑视政治问题”的。该文作者是借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进行“批评”的，但如果他去了解一下历史事实，那就比较有益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高加索孟什维克的秘密报纸，由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领导，于1905年4月20日—11月26日在梯弗利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共出了六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机关报”出版的，后来该报自称“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机关报”。 *《工人事业》（《Рaбочее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不定期机关刊物。主要编辑是经济派著名领袖弗·巴·伊万申、波·纳·克里切夫斯基、亚·萨·马尔丁诺夫等人。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十二期（九册）。 [6]注：指列宁所写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 [7]作者注：当时《火星报》编辑部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斯塔罗维尔*和列宁六人组成。 *斯塔罗维尔是坡特列索夫的笔名。 [8]注：《新时代》（《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4年该杂志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和帮助杂志编辑部的工作，并且不时地对它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批评。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新时代》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采取中派主义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9]注：《旅行家》是一种格鲁吉亚文的历史－考古学和地理－民族学杂志，于1901—1905年11月在梯弗利斯出版。从1905年1月起，《旅行家》成了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文艺政治周刊，由菲·马哈拉泽主编。它除刊登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外，还刊登孟什维克的文章。 [10]注：海因菲尔德纲领是1888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海因菲尔德召开的建党大会上通过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原则部分包含一些正确阐明社会发展进程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的论点。后来，在1901年维也纳代表大会上，它被含有修正主义原则的新纲领取代。 [11]注：《曙光》（《Зaря》）是列宁创办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和《火星报》由同一个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公开出版，共出了四期（第2、3期为合刊）。 [12]注：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9—13节。——编者注 [13]作者注：也许读者要问：这位热烈拥护过“多数派”的普列汉诺夫怎么会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呢？原来是他和列宁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当“少数派”暴怒起来并宣布抵制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就认为必须完全让步。列宁不同意他的意见。普列汉诺夫就渐渐倾向“少数派”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加扩大了，普列汉诺夫终于变成了列宁和“多数派”的反对者。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 “……过了几天，我真的同一位总委员会委员一起去见普列汉诺夫，当时，我们和普列汉诺夫的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要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爱吵闹的老婆〈即指‘少数派’〉，对这样的老婆必须让步，免得她疯疯癫癫、当众大吵大闹起来。——普列汉诺夫这样说道。 ——也许是这样，但即使是让步，自己也要保持力量，使更大的‘吵闹’不致发生。——我回答说。”（见《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三十七页，那里引证了列宁的信）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没有达成协议。从这时起，普列汉诺夫就开始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 我们根据可靠的消息得知，普列汉诺夫又在离开“少数派”，并已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uкСоuuaл-Демокрama》）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主办的不定期杂志，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十六期。1916年《日志》曾在彼得格勒复刊，但只出了一期。
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斯大林，1905年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斯大林 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 斯大林署名：联盟委员会 〔说明〕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秘密印刷所（阿福拉巴尔印刷所）1905年1月8日印的传单原文刊印 沙皇陆军大量减员，沙皇舰队相继覆没，旅顺口终于可耻地投降了，——这又一次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衰朽腐败…… 由于饮食恶劣和缺乏任何卫生设备，在士兵中间流行着各种传染病。又因为连起码的住所和服装都没有，这种不堪忍受的情况就更加恶化了。瘦弱而又疲惫的士兵，像苍蝇一样地死去。而在这以前还有成千上万的阵亡者！……这种情况在士兵中间引起了波动和不满。士兵逐渐从沉眠中觉醒过来，开始觉得自己是人；他们不再盲目服从长官的命令，而时常用口哨声和威吓声来对待那些作威作福的军官。 一个军官从远东给我们来信说： “我做了一件蠢事！不久以前，我遵照长官的要求向士兵讲了一次话｡当我刚刚提到必须保卫沙皇和祖国的时候,会场上立刻发出了一片口哨声、谩骂声、威吓声……我不得不躲开这群狂怒的人……” 远东的情况就是如此！ 如果再加上俄国国内后备军人中间的骚动和他们在敖德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库尔斯克、平兹及其他城市里举行的革命的游行示威，新兵在古里亚、依麦列梯亚、加尔塔里尼亚、俄国南部和北部的抗议，如果再注意到无论是监狱或子弹都阻止不住抗议的人们（不久以前，在平兹有几个后备军人因参加游行示威而被枪决），那末就容易了解俄国士兵的心事了…… 沙皇专制制度就要失去它的主要靠山，它的“可靠的军队”！ 另一方面，沙皇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军事失败一个接着一个。沙皇政府在外国政府面前逐渐丧失了信用。目前它只能勉强弄到必需的款项，再过些时候，任何贷款也会弄不到手了！“无疑地，你很快就要垮台了；你被推翻以后，谁来还债？”这就是外国政府对信用扫地的沙皇政府的回答！至于困苦饥寒的人民，连自己都不能糊口，还能拿出什么给沙皇政府呢？ 这样，沙皇专制制度连它的第二个主要靠山，即仰给于贷款的富裕国库也要丧失了！ 同时，工业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工厂不断地倒闭，数百万工人要求面包和工作。更严重的饥荒笼罩着受尽苦难的农村贫民。日益高涨的人民的怒潮愈来愈猛烈地冲击着沙皇的宝座；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摇摇欲坠了…… 当俄国愤怒的人民准备进行坚决冲锋的时候，四面受敌的沙皇专制政府像毒蛇那样蜕去老皮，竟放下（彷佛是放下！）皮鞭，披上羊皮，宣布了和好政策！ 同志们，听见了吗？沙皇政府现在请求我们忘掉皮鞭的响声和子弹的啸声，忘掉成百成千被杀害的英勇同志，忘掉他们的英灵，而这些英灵正环绕在我们的身旁，对我们耳语说：“要复仇呀！” 专制制度竟恬不知耻地向我们伸出沾满鲜血的双手，劝我们同它和好！它下了一道什么“圣旨”[1],答应给我们什么“自由”……真是一群老练的强盗！他们想用空话来给数百万忍饥挨饿的俄国无产阶级群众充饥！他们想用空话来满足千百万穷困疲备的农民的要求！他们想用诺言来压倒战争的牺牲者孤儿寡妇的哭声！可恶的东西！他们快淹死了，还想抓住一根草来救命！…… 是的，同志们，沙皇的宝座摇摇欲坠了！沙皇政府把从我们身上刮去的脂膏作为俸禄分给那些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大臣、省长、县官、狱吏、警官、宪兵和暗探；这个政府把我们的子弟抓去当兵，又强迫他们来枪杀我们；这个政府千方百计地支持那些时时刻刻反对我们的地主和老板；这个政府给我们戴上脚镣手铐，使我们沦为毫无权利的奴隶；这个政府野蛮地践踏和侮辱了我们最神圣的东西——人格；正是这个政府，现在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就要失去它的立足地了！ 是复仇的时候了！现在是应该为那些在雅罗斯拉夫里、多姆布罗夫、里加、彼得堡、莫斯科、巴土姆、梯弗里斯、兹拉托乌斯特、梯霍列茨卡雅、米哈伊洛夫、基什涅夫、哥美里、亚库茨克、古里亚、巴库及其他地方被沙皇暴吏残杀的光荣同志复仇的时候了！现在是要求沙皇政府对远东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无辜死难者负责的时候了！现在是应该擦干他们遗留下来的孤儿寡妇的眼泪的时候了！现在是要求沙皇政府对我们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对它一向用来拘禁我们、侮辱我们的锁链负责的时候了！现在是打倒沙皇政府、为社会主义制度扫清道路的时候了！现在是推翻沙皇政府的时候了！ 我们一定要推翻沙皇政府。 自由派的先生们力图挽救正在崩溃的沙皇宝座，是枉费心机的！他们想伸手援救沙皇，也是枉费心机的！他们竭力想在沙皇那里求得一点恩施，使沙皇采纳他们所拟定的“宪法草案”[2],以便用一些小小的改良给他们自己铺平走上政治统治的道路，并且把沙皇变成他们的工具，用资产阶级专制制度来代替沙皇专制制度，然后有步骤地扼杀无产阶级和农民！但这都是白费气力的！自由派的先生们，已经太晚了！请睁开眼睛看看沙皇政府究竟给了你们些什么吧，请读一读那道“圣旨”吧：那里有微不足道的“地方自治局和城市自治局”的“自由”，有微不足道的“个人权利不受侵害”的“保障”，有微不足道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同时还有大书特书的训诫，说“一定要维护不可变更的帝国根本法”，说“要采取切实办法来保持法律的全部效力，因为这种法律是专制国家内最重要的朝廷柱石”！……结果呢？人们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可笑的沙皇所下的可笑的“勅令”，而对各报社的“警告”就雪片似地飞来，宪兵警察到处横行，甚至连平常的宴会也被禁止了！沙皇政府自己就已竭力证明：它那些微不足道的诺言都不过是无聊的空话而已。 另一方面，愤怒的民众却准备革命，而不准备跟沙皇和好。他们坚信这句谚语：“驼背只有坟墓能医治。”是的，先生们，你们真是白费气力！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旭日东升一样地不可避免！难道你们能阻止旭日东升吗？这个革命的主力是城乡无产阶级，这个革命的旗手是社会民主工党，而决不是你们这班自由派的先生们！为什么你们忘记了这件显而易见的“小事”呢？ 我们的重大的责任是充分准备迎接这个时机。同志们，我们就来准备吧！来吧，我们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撒播好的种子吧！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在各地党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地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走进那叫做社会主义世界的“乐园”．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使我们睁开眼睛认清敌人，才能把我们组成一支勇猛的大军，并率领我们去和敌人作斗争，才能和我们同甘共苦而且总是走在我们前头！今后还是它来领导我们前进，也只有它才能领导我们前进！ 根据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制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应当争取的！ 只有这样的立宪会议才能使我们有一个为争取社会主义所极其需要的民主共和国。 同志们，前进吧！当沙皇专制制度动摇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准备坚决冲击！是复仇的时候了！ 打倒沙皇专制制度！ 全民立宪会议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1905年1月 [1]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沙皇尼古拉第二所下的“圣旨”连同政府特别通告，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报上公布。这道“圣旨”在允许实行某些不关重要的“改革”的同时，宣布专制政权的不可摇撼性，并包含许多不仅是对革命工农群众，而且也是对那些敢于向政府提出怯懦的宪制要求的自由派分子的威吓。照列宁的说法，尼古拉第二的“圣旨”是“直接赏给自由派的一个耳光”。——（正文第55页）。 [2]“宪法草案”是自由派“解放同盟”中一批盟员于一九〇四年十月间所拟定的，并于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题为“俄罗斯帝国根本法。俄国宪法草案”。——（正文第56页）。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论党章第一条）（斯大林，1905年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斯大林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 （论党章第一条） 斯大林1905年1月1日 〔说明〕载于1905年1月1日《无产阶级斗争报》 本文没有署名 原文是格鲁吉亚文 大胆宣布“俄国是统一而不可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连小孩子也知道“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并不存在，它早就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谁都晓得这两个阶级间的斗争已变成我国现代生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 然而，在此以前这一点是难于看出的，其原因是由于当时只有个别集团在个别城市和个别角落里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只看见斗争舞台上的个别集团，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作为两个阶级，当时还看不出来，也难以看出来。可是后来各个城市和各个区域联合起来了，无产阶级各个集团携起手来了，总罢工和示威运动爆发了，——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呈现出两个俄国即资产阶级俄国和无产阶级俄国互相斗争的一幅壮丽的图画。在斗争舞台上出现了两支大军即无产者大军和资产者大军，这两支大军间的斗争已波及我国整个的社会生活。 既然军队没有领导者就不能行动，既然每支军队都有自己领路的先头部队，那么就很明显，和这两支大军一起行动的还应有各自的领导集团，即通常所说的政党。 于是出现了如下的情景：一边是自由主义政党率领的资产者大军，另一边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率领的无产者大军，每支大军都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作者注：我们完全没有讲到俄国其他各政党，因为要来阐明我们所分析的问题，根本没有讲到这些政党的必要。）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点，是为了把无产者政党和无产者阶级作个比较，从而简略地阐明无产者政党的一般面貌。 上述一切已经足以说明：无产者政党作为一个战斗的领导集团，第一，按成员数量来说，它应当比无产者阶级小得多；第二，按觉悟程度和经验来说，它应当比无产者阶级更高些；第三，它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 在我们看来，上述一切是用不着证明的，因为很明显，只要有必然使人民大众贫困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整个无产阶级就不能提高到应有的觉悟程度，所以必须有一个觉悟的领导者集团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无产者大军，把这支大军联合起来，并在斗争中领导他们。同样很明显，一个以领导战斗的无产阶级为目的的政党，就不应当是单个人的偶然凑合，而应当是团结一致的集中的组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指导党的工作。 简略说来，我们党的一般面貌就是如此。 先记住这一点，再来谈我们的主要问题：我们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党员呢？本文所论的党章第一条就是讲这个问题的。 那么，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我们究竟能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呢？换句话说，党员的义务是什么呢？ 我们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这就是说，我们党有自己的纲领（运动的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有自己的策略（斗争方式）和自己的组织原则（结合形式）。纲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是我们党赖以建立的基础。只有这些观点的一致才能把党员结成一个集中的党。如果观点的一致被破坏了，党也就要瓦解的。所以只有完全接受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的人才能称为党员，只有足够理解和完全接受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的人才能参加我们党的队伍，同时也就是参加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队伍。 可是，就一个党员说来，是不是只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就够了呢？能不能把这样的人称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呢？当然不能！第一，大家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空谈家很乐意“承认”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可是除了讲空话以外，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把这种空谈家称为党员（即称为无产者大军的领导者），那就会亵渎党的神圣尊严！况且我们党又不是一个哲学学派或宗教教派。难道我们党不是一个斗争的党吗？既然我们党是一个斗争的党，它就不能满足于抽象地承认它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它就一定要求自己的党员实现他所接受的观点，这难道不明白吗？这就是说，谁要想成为我们党的党员，谁就不能满足于接受我们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而应该实行这些观点，实现这些观点。 但是，就一个党员说来，实现党的观点是什么意思呢？他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呢？只有当他进行斗争的时候，当他和全党一起走在无产阶级大军前头的时候。能不能单独地、分散地进行斗争呢？当然不能！相反地，人们首先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然后再投入战斗。否则任何斗争都是不会有结果的。很明显，只有当党员结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时，他们才能进行斗争，因而才能实现党的观点。同样很明显，党员愈能紧密地结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就愈能更好地进行斗争，因而也就愈能更完满地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有些人说得对，我们党是领导者的组织，而不是单个人的凑合。既然我们党是领导者的组织，那么很明显，只有在这个组织中工作、认为自己的义务是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并和党一起行动的人，才能算作这个党的一员，算作这个组织的一员。 这就是说，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实现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观点；要实现党的观点，就必须为这种观点而斗争；要为这种观点而斗争，就必须在党的组织中工作并和党一起工作。显然，要做一个党员，就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作者注：正如任何复杂的有机体都是由无数最简单的有机体组成的一样，我们党作为一个复杂的总的组织，也是由许多区域的组织即地方组织所组成的；这些组织一经党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批准，便可称为党的组织。由此可见，并不只是委员会才称为党的组织。中央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指导这些组织使它们按照统一计划来工作；这些地方党组织通过中央委员会而组成一个巨大的集中的组织。〕。只有当我们参加了党的一个组织、因而把我们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融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党员，成为无产者大军的真正领导者。 既然我们党不是一些空谈家单个人的凑合，而是通过中央委员会来很好地引导无产者大军前进的领导者的组织，那么上述一切也就不言而喻了。 还要指出一点。 以前我们党很象一个好客的宗法的家庭，愿意把一切同情者都接纳进来。可是我们党在成了一个集中的组织以后，也就抛掉了那副宗法的面貌，完全变为一座只对够资格的人敞开大门的堡垒了。这对于我们是有重大意义的。正当专制政府竭力用“工联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权主义[1]等等来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时候，同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在竭力摧残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竭力想控制无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应当非常警惕，决不应忘记我们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敞开大门的堡垒。 我们已经阐明了做党员的两个必要条件（接受党纲和在党组织中工作）。如果再加上一个条件，即党员必须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那么有权取得党员称号的一切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这就是说，只有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列宁同志（作者注：列宁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所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就是这样。 可见这个条文完全是从我们党是集中的组织而不是单个人的凑合这一观点产生的。 这个条文的最大优点就在这里。 然而，竟有一些同志把列宁的条文当做“狭隘的”和“不妥当的”条文而加以摈斥，并提出了想必是既不“狭隘”又非“不妥当的”条文。我们说的是马尔托夫（作者注：马尔托夫是《火星报》编辑之一。）的条文，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个条文。 依据马尔托夫的条文说来，“凡是接受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可见这个条文中略去了做党员所必要的第三个条件，即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竟认为这个明确而必要的条件是多余的，并在自己的条文内加进了“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样一个含糊的语句来代替这个条件。这样说来，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这象什么“党”呵！），不认为自己应该服从党的意志（这象什么“党的纪律”呵！）也可以成为一个党员！试问，党对于那些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因而不认为自己应该绝对服从党的纪律的人，又怎能“经常地”加以领导呢？ 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条文就在这个问题上碰得粉碎了，而这个问题在列宁的条文中却解决得很巧妙，因为列宁的条文肯定地认为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做党员所必要的第三个条件。 这样，我们只有把马尔托夫条文中“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这个含糊而毫无意义的语句丢掉。如果丢掉这个条件，马尔托夫的条文中就只剩下两个条件（接受党纲和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这两个条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任何一个空谈家都可以“接受”党纲并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但这决不能使他享有做党员的权利。 看吧，这就是所谓“妥当的”条文！ 我们说：真正的党员决不应该满足于只接受党纲，他们必须努力实现自己所接受的纲领。马尔托夫回答说：你们太严格了，因为就一个党员说来，如果他不拒绝给党以物质上的帮助等等，那么实现他所接受的纲领就不那么需要了。马尔托夫好象怜悯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空谈家似的，不愿意对他们关上党的大门。 其次，我们说，因为要实现党的纲领，就必须进行斗争，而要进行斗争，就必须团结起来，所以愿意做党员的人必须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必须把个人愿望同党的愿望融为一体，必须和党一起去领导战斗的无产者大军，就是必须组成集中的政党的严整部队。马尔托夫回答说：不一定非要党员组成严整的部队，结成组织不可，各人单独进行斗争也可以。 我们要问：那么我们党究竟是什么呢？是单个人的偶然凑合呢，还是团结一致的领导者的组织？如果说它是领导者的组织，那么能不能把不参加这个组织、因而不认为自己必须服从其纪律的人算作这个组织的一员呢？马尔托夫回答说：党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确切些说，党是一个无组织的组织（请看，这是什么“集中制”呀！）！ 可见照马尔托夫看来，我们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而是由一些接受我们的党纲等等的地方组织和单个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凑合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个集中的组织，它也就不会是一座只对经过考验的人敞开大门的堡垒。的确，在马尔托夫看来，也正如他的条文所表明的那样，党并不是一座堡垒，而是一切同情者都可以自由参加的宴会。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知识，只要表示一点同情，只要给一点物质上的帮助，那就成了，他就有充分权利算作一个党员了。马尔托夫给那些吓慌了的“党员”打气说：有些人认为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因而必须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别听他们的话！第一，同意这些条件是很难的，因为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并不是好玩的呀！第二，我已经在自己的说明中指出过，这些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好吧，先生们，请光临……宴会吧！ 马尔托夫好象是怜悯某些没有决心使个人愿望服从党的愿望的教授和中学生，于是他在我们党的堡垒上凿了一个洞，让这些可敬的先生有机会偷偷地钻进我们党内来。他向机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是在成千上万的敌人压制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时大开方便之门呢！ 然而，还不止于此。问题在于马尔托夫那个成问题的条文使机会主义有可能在我们党内从另一方面产生出来。 我们知道，马尔托夫的条文只说到接受纲领，关于策略和组织却只字未提，其实为了保证党内的一致，不仅要有纲领观点的一致，同样还要有组织观点和策略观点的一致。有人会对我们说，列宁同志的条文也没有讲到这一点。不错！但是要知道，列宁同志的条文是没有必要讲到这一点的！一个人既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就必然和党在一起进行斗争，服从党的纪律，所以他除了遵循党的策略和党的组织原则而外，不能遵循其他的策略和其他的组织原则，难道这还不明白吗？然而对于一个只接受党纲而不参加党的任何组织的“党员”，你有什么可说呢？怎能担保这个“党员”所持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就是党的策略和组织观点，而不是别的策略和组织观点呢！这就是马尔托夫的条文无法向我们说明的问题！接受了马尔托夫的条文，我们就不免会有一个奇怪的“党”，它的“党员”有同一的纲领（这还成问题！），而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却各不相同！真是妙不可言的多样性！我们的党又怎能不象一个宴会呢？ 不过要问一问：究竟应当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嘱咐我们的、与马尔托夫条文根本矛盾的那个思想上和实践上的集中制置于何地呢？毫无疑问，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那么丢掉马尔托夫的条文是会正确一些。 请看，马尔托夫向我们提出的、和列宁同志的条文相对立的条文是多么荒谬！ 我们认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马尔托夫的条文是考虑不周的结果；我们希望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定能改正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错误并采纳列宁同志的条文。 现在把以上所说的再略述一遍。无产者大军已经走上了斗争舞台。如果说任何一支大军都要有自己的先头部队，那么无产者大军也应有这样一个部队。因此，就出现了无产阶级领导者集团，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既然是一定的大军的先头部队，第一，它就应当用自己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武装起来；第二，它就应当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如果要问究竟应当把什么人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那么这个党只能给一个回答：只有接受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的人，才能称为本党党员。 列宁同志在他那个杰出的条文中所表达的正是这个十分明显的真理。 [1]注：教权主义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主张以宗教神学理论为基础，由教会统治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斯大林，1904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斯大林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 斯大林 〔说明〕载于1904年9月1日《无产阶级斗争报》第7期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一 一切都在变化……社会生活在变化，“民族问题”也跟着在变化。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舞台上，而且每一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 例如，我们这里存在过所谓贵族的“民族问题”，当时（在“格鲁吉亚归并于俄国”之后）格鲁吉亚贵族感到丧失他们原先在格鲁吉亚国王统治时代所享有的特权和势力，对于自己是多么不利，他们认为充当“庶民”有伤自己的尊严，所以想要“解放格鲁吉亚”。他们想藉此使格鲁吉亚国王和贵族担当“格鲁吉亚”的领导者，从而把格鲁吉亚人民的命运交给他们！这是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如果不把格鲁吉亚贵族反对在高加索的俄罗斯统治者的个别阴谋计算在内，那末这个“运动”就没有做出任何一件能够博得荣誉的事情，没有在格鲁吉亚人的生活中留下任何显著的痕迹。只耍社会生活事变稍微触到这个本来就很软弱的“运动”，就足以把它根本破坏。的确，商品生产的发展、农奴制度的废除、贵族银行的创立、城市和乡村中阶级对抗的加剧、乡村贫民运动的加强等等．——这一切都给格鲁吉亚贵族以致命的打击，同时也给“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格鲁吉亚贵族分裂成为两派。其中一派抛弃了任何“民族主义”而向俄国专制制度伸出手来，想从那里换得高官厚禄、低息贷款和农具，要政府保障他们不受农村“暴动者”的威协等等。格鲁吉亚贵族的另一派，更软弱的一派，则同格鲁吉亚的主教和大司祭串通一气，从而把受实际生活驱逐的“民族主义”置于教权主义卵翼之下。这一派热中于恢复那些已被破坏的格鲁吉亚教堂（这是他们“纲领”中的主要条文！），即“昔日伟业的纪念碑”，并且虔诚地等待一个能实现他们农奴君主制“愿望”的奇迹的到来。 这样，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就采取了教权主义的形式。 同时，现代社会生活又在我们这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 当年轻的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很难和“外国”资本家进行自由竞争时，它就通过格鲁吉亚民族民主主义者开始嘟哝起什么独立的格鲁吉亚来了。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想用关税壁垒保证格鲁吉亚市场，用强力把“外国”资产阶级从格鲁吉亚市场赶出去，用人为的方法提高物价，并用这种“爱国的”手腕在发财的角逐场上求得成功。 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目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不用说，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在无产阶级身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被阀割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注入生命力。必须把无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于是“民族民主主义者”就走上了舞台。他们费了许多气力来驳斥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民主党人大肆诽谤，劝告格鲁吉亚无产者离开这些人，同时赞美格鲁吉亚无产阶级，劝它“为了工人本身的利益”设法加强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他们一再恳求格鲁吉亚无产者说：不要毁灭“格鲁吉亚”（或许是指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忘掉“内部的意见分歧”，和格鲁吉亚资产阶级亲善起来等等。但这都是白费气力的！资产阶级政论家的甜言蜜语麻醉不了格鲁吉亚无产阶级！格鲁吉亚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情攻击，特别是把俄罗斯、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队伍的强大的阶级发动，给我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并把他们从战场上赶走了。” “为了恢复被污辱的声名”，我们那些逃走了的爱国者“至少也得改变一下色彩”即使领会不了社会主义的观点，至少也得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果然，秘密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姑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机关报《格鲁吉亚报》[1]爬上了舞台！他们就想这样来诱惑格鲁吉亚工人！但是已经晚了！格鲁吉亚工人已经学会分清黑白，他们很容易就看破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只是改变了一下色彩”，并没有改变自己观点的本质，《格鲁吉亚报》徒有社会主义的空名罢了。他们明白了这一点，于是高声嘲笑格鲁吉亚的“救星”！《格鲁吉亚报》的那些唐·吉德式的希望并没有实现！ 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又渐渐在格鲁吉亚资产阶级先进人士和“俄罗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这些人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和“俄罗斯”发生联系，从而使本来已经动摇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基础更加动摇起来。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第二个打击！ 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走上了斗争舞台，于是新的“民族问题”即无产阶级的“民族问题”也跟着产生了。正如无产阶级不同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民族问题”也不同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 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民族主义”。 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呢？ 俄国无产阶级早就谈到斗争了。大家知道，任何斗争的目的都是要取得胜利。但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必须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很明显，打破民族间的壁垒而把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波兰、犹太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紧密团结起来，乃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 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如此。 然而，俄国专制制度是俄国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它经常阻挠无产者的团结事业。它用强盗手段摧残俄国各“异”族的民族文化、语言、风俗和机关。专制制度剥夺了他们应有的公民权利。从各方面压制他们，口蜜腹剑地在他们中间散播猜忌和仇视，挑起他们的流血冲突。这表明俄国专制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要离间俄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加强他们之间的民族纠纷，巩固民族壁垒，从而更加顺利地分裂无产者队伍，更加顺利地把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分散为小的民族集团，以便扼杀工人的阶级觉悟，破坏工人的阶级团结。 俄国反动势力的利益就是如此，俄国专制制度的政策就是如此。 很明显，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迟早一定要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政策发生冲突。事实果然这样，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应该怎样打破耸立在各民族间的民族壁垒，应该怎样消灭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以便使俄国各民族无产者更好地互相接近起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呢？ 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的内容就是如此。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应该分成各个民族政党并把它们组成一个“自由联盟”。 “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2]也再三重复这样的话。 由此可见，他们劝我们不要团结成一个由统一的中央来领导的全俄政党，而要分成由几个中央来领导的几个政党，并且还说这都是为了加强阶级团结！我们想使各民族的无产者互相接近起来。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只要使各民族的无产者互相疏远就可以达到目的！我们想把无产者联合成一个政党。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回答说：只要把俄国无产阶级分散为各个政党就可以达到目的！我们想要消灭民族壁垒。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他们回答说：只要用组织上的壁垒来加强民族间的壁垒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一切就是他们给我们这些有着一个共同敌人并在相同的政治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俄国无产者出的主意！总之，他们对我们说：你们要干得使敌人拍手称快，并且亲手葬送你们的共同目的！ 好吧，我们就暂且同意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的意见，跟着他们走，看他们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俗语说得好：追问撒谎人，就要追到撒谎的大门。 假定我们听从了我们那些联邦主义者的意见并建立了各个民族的政党，那末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这是不难了解的。在以前，当我们还是集中主义者的时候，我们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无产者的共同生活条件上、放在他们的一致利益上的，而关于他们的“民族差别”，我们只是在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抵触的范围内来谈的；在以前，我们认为最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一致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以便在这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俄工人的集中的政党。而现在，当“我们”已成为联邦主义者的时候，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一个新的最主要的问题：要弄清楚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以便在“民族差别”的基础上建立各个民族的政党。这样，在集中主义者是次要东西的“民族差别”，在联邦主义者却成为建立各民族政党的基础了。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再走下去，那末我们迟早就要得出一个结论：例如，阿尔明尼亚无产者的“民族的”和某些其他的“差别”是和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的这些“差别”一样的；阿尔明尼亚无产者和阿尔明尼亚资产者具有同样的习俗和性格；他们组成一个民族，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注：*作者注：《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刚刚采取了这样一个值得夸耀的步骤。它在自己的《宣言》中坚决地宣称：“决不能把无产阶级（阿尔明尼亚的无产阶级）和社会（阿尔明尼亚的社会）分开；团结起来的（阿尔明尼亚的）无产阶级应当是阿尔明尼亚人民的最有理性和最有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结成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应竭力确定阿尔明尼亚的社会思想，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将是自己种族的嫡子”等等（见《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的《宣言》第三条）。第一、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能把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和阿尔明尼亚社会分开”呢？难道它们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分开”吗？当团结起来的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干1900年（在梯弗里斯）对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阿尔明尼亚人宣战肘，难道它不是和阿尔明尼亚社会“分开了”吗？！《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如果不是一个和阿尔明尼亚社会其他各阶级“分开了”的阿尔明尼亚无产者的阶级组织，又是什么呢？也许“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是一个包括一切阶级的组织吧！？难道战斗的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于“确定阿尔明尼亚社会思想”吗？难道它不应当前进，向这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宣战并给它灌输革命精神吗？事实证明，它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不言而喻，《宣言》应当使读者注意的就不是“确定社会思想”，而是同这个思想作斗争，而是必须使这个思想革命化：这样一来，《宣言》就会更好地说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义务。最后，既然这个种族中的一部分——阿尔明尼亚资产阶级——像蜘蛛那样吮吸着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的血液，而另一部分——阿尔明尼僧侣——不仅吮吸工人的血液，并且一贯地腐蚀他们的意识，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又怎能成为“自己种族的嫡子”呢？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简单的，而且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宣言》的起草人却看不到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是用从崩得（犹太工人联盟）[3]那里抄袭来的联邦主义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问题的。一般讲来，《宣言》的起草人似乎立意要处处模仿崩得。他们把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的决议第二条也列入了自己的《宣言》。他们把《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叫做阿尔明尼亚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保护者（见上述《宣言》第三条）。《宣言》的起草人忘记了我党在高加索各处建立的委员会[4]几年来在高加索一直被认为阿尔明尼亚民族（以及其他各民族）无产者的代表，忘记了这些委员会在用阿尔明尼亚文进行口头的和印刷品的宣传鼓动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并在斗争时领导他们等等，而《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却是不久前才产生的。他们竟把一切都忘记了，并且可以想像得到，他们为了一丝不苟地抄袭崩得的组织观点和政治观点，一定会忘掉更多的东西的。〕。这就离“共同行动的统一基础”不远了，不论资产者或无产者，作为同一“民族”的成员都应当站在这个基础上，互相亲密地携起手来。这时，专制沙皇的伪善政策可能被认为是这种友谊的“新的”明证，而关于阶级对抗的言论将被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教条”。何况还有人会用他那富有诗意的手“更大胆地”发动暂时还存在于俄国各民族无产者中间的狭隘的民族琴弦，弹出他所需要的调子来。沙文主义的骗术将会博得信用（信任），朋友会被认作敌人，而敌人会被认作朋友，于是就要发生混乱，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就要降低了。 这样，我们不是打破民族壁垒，而是依照联邦主义者的美意，用组织上的壁垒把它更加巩固起来；我们不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向前推进，而是把它扔到后面，使它受到危险的考验。于是，专制沙皇“就要兴高彩烈”了，因为他永远也得不到像我们这样不取报酬的助手。 难道我们是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吗？ 最后，我们本来需要一个统一的灵活的集中的党，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在瞬息间发动全俄工人，并领导他们向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作坚决的冲击，可是有人却硬塞给我们一个畸形的、分散成各个政党的“联邦式的联盟”！他们给我们的不是锋利的武器，一而是生锈的武器，并保证说：你们用这个武器可以更快地消灭你们的势不两立的敌人！ 你们看，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委把我们引到哪里去！ 可是，因为我们不是要“巩固民族壁垒”，而是要打破这种壁垒，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生锈的武器，而是锋利的武器，以便根除现时的不公平制度，因为我们不是想叫敌人拍手称快，而是想叫敌人大吃苦头，并把他们消灭干净，所以很明显，我们应该撇开联邦主义者，而找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更好的答案。 二 上面我们所说的是不应该怎样解决“民族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社会民主工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作者注：不妨指出，下面所写的都是对我们党纲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条文所作的一些说明。） 首先必须记住，现时在俄国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是把自己称为俄国（而不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显然它是想以此向我们表明，它不仅要把俄罗斯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而且要把俄国一切民族的无产者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所以它将要采取一切办法来消灭耸立在无产者之间的民族壁垒。 其次，我们党已经消除了那笼罩着“民族问题”而把它弄得神秘莫测的迷雾，已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各个因素，使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带有阶级要求的性质，并且在纲领中用条文的形式规定出来。这样，党就向我们清楚地表明：所谓“民族利益”和“民族要求”，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和“要求”究竟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它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藉此明白地指出了它所走上的道路和它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 “民族问题”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呢？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先生们要求些什么呢？ （一）要求“俄国各民族的公民权利平等”吗？ 你们感到不安的是现在俄国盛行的公民权利不平等的现象吗？你们想把政府剥夺去的公民权利归还俄国各民族，所以要为这些民族要求公民平等权利吗？难道我们反对这个要求吗？我们非常了解公民权利对于无产者有多么大的意义。公民权利是一种斗争武器，剥夺这些权利就等于剥夺武器；谁不知道没有武器的无产者就不能很好地进行斗争呢？俄国无产阶级正需要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都能很好地进行斗争，因为这些无产者斗争得愈好，他们的阶级觉悟就愈高，而他们的阶级觉悟愈高，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也就愈紧密。是的，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因此我们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用全力为俄国各民族的公民权利平等而斗争！你们只要读一读我们党纲第七条上党所规定的“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一律享有完全平等权利”，就会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负有实现这些要求的责任。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还要求什么呢？ （二）要求“俄国各民族的语言自由”吗？ 你们感到不安的是俄国各“异”族无产者几乎都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学习，几乎都被禁止在公共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内使用本族语言的情形吗？确实有理由感到不安！语言是发展和斗争的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有充分权利使用那种能够保证他们更容易受到教育，更好地在各种会议上，在各种公共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中和敌人作斗争的语言。本族语言就被公认为这样的语言。他们说：各“异”族的无产者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被剥夺了，难道我们能够默不作声鸣？究竟我们的党纲是怎样回答俄国无产阶级这个问题的呢？你们只要读一读我们党纲第八条上我党所要求的“居民有权用本族语言受教育，由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出资设立为保证实现这一权利所必需的学校；每个公民都有权在会议上用本族语言发表意见；在一切地方的公共机关和国家机关中，本族语言应当与国定语言同样使用”，——你们只要读了这一条，就会相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负有实现这一要求的责任。 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还要求什么呢？ （三）要求“俄国各民族的自治”吗？ 你们想藉此说明同一法律不能同样适用于俄国境内因独特的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而互不相同的各个地方吗？你们想让这些地方都有权使一般的国家法律适合于它们的独特条件吗？如果是这样，如果你们要求的内容是这样，那就必须用适当的形式表达出这个要求，必须消除民族主义的烟雾即糊涂观念而直截了当地述说出来。如果你们听从这个劝告，那末你们就会相信我们丝毫也不反对这个要求。我们毫不怀疑，俄国境内因独特的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而互不相同的各个地方不能同样应用国家宪法，这样的地方应该有权用适当的形式来实施一般的国家宪法，以便得到更大的好处，以便更充分地发挥人民中间的政治力量。这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如果你们再读我们党纲第三条上我党所要求的“施行广泛的地方自治，保证各个具有独特的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的地方有权实行区域自治”，那末你们就会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先要把这个要求的民族主义烟雾廓清，然后把实现这个要求的责任担负起来。 （四）你们是向我们指出沙皇专制制度野蛮地摧残俄国各“异”族的“民族文化”，横暴地干涉他们的内部生活并从各方面压制他们，野蛮地破坏了（并继续破坏着）芬兰人的文化机关，残暴地掠夺了阿尔明尼亚的民族财产等等吗？你们要求保证不受专制制度残暴的蹂躏吗？难道我们没有看见沙皇专制制度的暴行吗？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在反对这种暴行吗？！目前谁都看得很清楚，现在的俄国政府是如何在压制和绞杀俄国各“异”族的人民。同样毫无疑义，政府的这种政策每天都在腐蚀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使它受到危险的考验。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反对沙皇政府这种含有腐蚀作用的政策。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保卫这些民族的各种机关，使之免受专制制度宪警暴力的摧残，我们不仅要保卫它们的有益的机关，并且要保卫它们的无益的机关，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向我们提示：只有各民族自己才有权消灭或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某一方面。但是，请读一读我们的党纲第九条吧。难道我们的党纲第九条不就是讲的这一点吗？要附带说一句，这一条无论在我们的敌人或友人中间都引起了纷纷的议论。 但是在这里，有人打断我们的话，劝我们停止谈论第九条。我们问道：为什么呢？他们回答说：“因为”我们党纲中的这一条和同一党纲中第三、第七、第八各条“根本矛盾”，如果赋予各民族以依照自己意志处理本民族全部事务的权利（见第九条），那末在上述党纲中就不应当第三、第七、第八各条，——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条文在党纲中仍然保留，那末毫无疑问，就应当把第九条从党纲中删去。毫无疑问，《格鲁吉亚报》〔作者注：我们在这里提到《格鲁吉亚报》，只是为了更好地阐明第九条的内容。本文的目的是批判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而不是批判很本和他们不同的“格鲁吉亚报派”（见第1章）。〕也是讲的这一类的话，它尽然以其固有的轻率态度问道：“对一个民族说‘我给你以区域自治权’，而同时又提醒这个民族，说它有权依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本民族全部事务，——这是什么逻辑呢？”（见《格鲁吉亚报》第9期）“可见”纲领中含有逻辑上的矛盾，“可见”为了消除这个矛盾，必须把党纲中某一条或某几条删去！是呀，“无条件地”必须删去，否则怎么行呢？请看，逻辑本身在通过不合逻辑的《格鲁吉亚报》表示抗议了。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古代的故事。据说从前有一位“解剖圣手”，凡是“真正”解剖家“所必需的一切”：毕业证书、工作场所、解剖器具、无比的奢望，他样样都有。但是只缺少一样小小的东西——解剖学知识。有一次，人家请他说明那些胡乱摆在解剖台上的一套骨头彼此间有什么联系。于是我们这位“著名的圣手”有机会大显身手了。“圣手”堂而皇之、郑重其事地“工作”起来了！可是糟糕得很！这位“圣手”对解剖学却一窃不通，他不知道哪些骨头接在哪些骨头上才可以成为一副完整的骨骼！这个可怜虫忙了半天，出了一身大汗，可是白费气力！最后，当他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的时候，他就抓起几根骨头扔得远远的，同时带有哲学家的神情大骂特骂，说是“居心叵测的”人竟把一些假骨头放在他的解剖台上。当然，观众对这位“解剖圣手”只好报之以哄堂大笑了。 《格鲁吉亚报》也发生了这类的“怪事”。它忽然想要分析我们的党纲，但它却不知道我们的党纲究竟是什么东西，应该怎样加以分析，它不懂得这党纲中的各个条文彼此有什么联系，每个独立条文有什么意义，于是就带着“哲学家的神情”忠告我们说：因为我不能了解你们的纲领的某某条文，所以（？！）必须把它们从纲领中删去。 可是，我并不想耻笑这个本来就够可笑的《格鲁吉亚报》，因为俗语说，好汉是不打落水狗的！恰恰相反，我甚至情愿帮助它理解我们的党纲，不过要它履行下面几个条件：（一）要亲口承认自己的无知；（二）要仔细听我的话；（三）要顾到逻辑。（作者注：我认为必须告诉读者，《格鲁吉亚报》从最初几期起就向编辑宣战，认为逻辑是必须捣毁的一种镣铐。你们不要理会《格鲁吉亚报》常用逻辑名义讲话这回事，因为它们这样做不过是由于它秉性轻浮和患有健忘病罢了。） 请看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党纲第三、第七、第八各条是根据政治集中主义规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把这些条文列入自己的纲领时所持的理由是：所谓“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即“解放”俄国各“异”族人民，一般讲来，在政治统治权还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时，是办不到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目前的经济发展在“各异族”和“俄罗斯”之间逐渐搭起一座桥梁，使其联系日益密切，因而在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领导集团中间产生友好的感情，结果就使他们的“民族解放”的意愿失去了依据；第二、一般讲来，无产阶级是不会赞助所谓“民族解放”运动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任何这样的运动总是只有利于资产阶级，而腐蚀和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这些理由就产生了政治集中主义的思想，以及由这个思想所决定的我党党纲第三、第七、第八各条。 然而，这正像上面所说的，是一般的看法。 但是，这并不是说不可能造成某种经济和政治条件，使各“异”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在这种条件之下要求“民族解放”。 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这种运动对于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有利的。 那时我们党应该怎样办呢？ 正因为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才把第九条列入我们的党纲，正因为预见到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才赋予各民族一种权利，使他们能竭力本着自己的愿望（例如，完全“解放”，实行分立）去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我们党是一个以领导全俄战斗无产阶级为目的的党，它应该有充分的准备去适应无产阶级生活中可能发生的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应该把这样的条文列入自己的纲领。 任何一个深谋远虑的政党都应该这样做。 然而，《格鲁吉亚报》的“圣手”和某些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原来并不以第九条的这种意思为满足。他们要求“断然地”、“直接了当地”回答一个问题：“民族独立”对无产阶级有利还是无利？（作者注：见《格鲁吉亚报》第9期所载《老（即老朽！）革命者》一文。）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的形而上学者，他们喋喋不休地向当时的辩证论者问到雨水对于收成有益还是有害，要求“断然地”回答他们。辩证论者当然不难证明，这样提出问题完全是不科学的。对于这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应该有不同的回答：雨水在天旱时是有益的，而在多雨时却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要求“断然地”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愚蠢的。 可是，这一类的例子并没有使《格鲁吉亚报》得到教益。 伯恩施坦的信徒们也曾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断然地（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合作社（即消费生产互助社）对于无产阶级有益还是有害？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难证明，这样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很简明地解释了：一切都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已提高到应有程度的地方，在无产者已团结成一个强固的政党的地方，如果合作社是由党着手建立和领导的，那它对无产阶级就会有很大的益处；而在没有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合作社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是有害的，因为合作社能使工人产生小商人的倾向和行会的闭关自守心理，从而损害工人的阶级觉悟。 可是，这个例子也没有使“格鲁吉亚报派”得到教益。他们还更加固执地问道：民族独立对无产阶级有益还是有害？请你们断然地回答吧！ 可是我们看到，那些能在各“异”族资产阶级中间产生和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此刻还不存在，而且将来也不一定会出现，——它们不过是我们所假定的一些可能产生的条件罢了。此外，究竟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那时会提高到什么程度，这个运动对于无产阶级有多大益处或害处，目前也无法知道！试问，有什么根据（《格鲁吉亚报派》先生们总是把自己的要求建筑在沙滩上，根本就想不到有人能够为自己的要求找到更坚固的基础！）来“断然地”回答这个问题呢？从什么地方能得出这样的回答？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断然地”回答，难道不是愚蠢吗？ 很明显，这个问题必须让各“异”族人民自己去解决，而我们则应当为他们争取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让各民族在必要时自己去决定：“民族独立”对他们有益还是有害？如果有益，那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实现？只有他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可见，依据第九条的规定，各“异”族人民有按照自己愿望来处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而我们，依据同一条规定，则应该设法使这些民族的愿望成为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愿望，使这些愿望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的，为此就必须以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去教育这些民族的无产者，而对某些反动的“民族的”习惯、风俗和机关则进行严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保护这些习惯、风俗和机关，使之不受宪警暴力的迫害。 第九条的基本意思就是如此。 很容易看出，我们纲领中的这一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原则有着多么密切的逻辑上的联系。既然我们的整个纲领建立在这个原则上，我党党纲第九条和其余各条有逻辑上的联系自然也就很明显了。 愚蠢的《格鲁吉亚报》之所以被称为“圣明的”机关报，也是因为它不能领会这种简单的道理。 关于“民族问题”还有什么没有谈到呢？ （五）是“捍卫民族精神及其特性”吗？ 但是，这种“民族精神及其特性”是什么呢？科学者早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证明了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有谁驳倒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观点吗？历史告诉我们，谁也没有驳倒过。因此，我们应该赞同上述的科学观点，应该同科学一起重复说：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既然如此，既然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那末不言而喻，对于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要加以任何捍卫，在逻辑上是愚蠢的，这种愚蠢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历史上的（不良的）后果。也许只有《格鲁吉亚报》，即“革命的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的机关报”（见《格鲁吉亚报》第9期）〔注：*作者注：把自己称呼得这样奇怪的“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格鲁吉亚报》叙述说（见《格鲁吉亚报》第10期增刊第一号）：“今年春天，格鲁吉亚革命者，即格鲁吉亚无政府主义者、《格鲁吉亚报》的拥护者、格鲁吉亚社会革命党人在国外集会并且……结成……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是的，正是这些一心一意轻视任何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崇拜政治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否认任何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措施的《格鲁吉亚报》派，——正是这样形形色色和互相排斥的一群人，居然结成……一个“党”了！这样理想的杂凑班子，真是人们任何时候也想像不到的呀！这就是人们不会感到寂寞的地方！有些组织家认定，要把人们结合成一个党就必须有共同原则。他们弄错了！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向我们说；“党”所籍以建立的基础并不是共同原则，而是没有原则！我们不要“理论”和原则，不要这些奴隶的枷锁！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用高谈哲理的口吻说道；我们把这些东西摆脱得愈快愈好。果然．这些人一摆脱了原则，一下子就建立了……一座纸房子——对不起——建立了“格鲁吉亚社会联邦主义党”。原来“七个半人”只要凑在一块，随时就能建立一个“党”！这班不学之徒、无兵之“将”竟空谈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等等，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是“沙文主义者”，我党高加索联盟“奴隶般地”服从党中央委员会〔注：*应当指出，我党各个部分的一致行动，在某些神经失常的“分子”看来就是“奴隶般地服从”，医生断定说：这都是神经衰弱的结果。〕等等。（见格鲁吉亚革命者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这怎能不令人发笑。本来也不应该期待巴枯宁时代残留下来的老古董能做出什么好事情。什么树结什么果，什么厂出什么货。〕，才适于谈论这种“哲学的”蠢话。 ※※※ 民族问题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把民族问题分成了各个部分，吸取了这个问题中的精华，把它注入自己纲领的血管中，并藉此表明了在社会民主党内应如何解决“民族问题”，以便根本打破民族壁垒而片刻也不离开我们的原则。 试问，为什么需要单独的民族政党呢？或者：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籍以建立自己的组织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础”究竟是什么呢？这种“基础”是看不出来的，而且也是不存在的。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是悬在半空中的。 他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一种方法是他们必须彻底抛开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而采取巩固民族壁垒的原则（联邦主义形式的机会主义）；另一种方法是他们必须抛弃党组织内的任何联邦主义，而大胆地举起消灭民族壁垒的旗帜，并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阵营中。 [1]《格鲁吉亚报》是侨居外国的一批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办的报纸，这批人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社会联邦主义党的核心，该报于1903年至1905年在巴黎用格鲁吉亚文和法文印行。 格鲁吉亚联邦主义党于1904年4月在日内瓦成立，参加该党的，除“格鲁吉亚报派”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民族民主主义者。联邦主义者的基本要求是格鲁吉亚在俄国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版图内实行民族自治。在反动时期他们变成革命的公开敌人。 [2]《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是阿尔明尼亚民族联邦主义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建立的。列宁指出，这个组织和崩得有密切关系。列宁在1906年9月7日（新历）致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信中写道：“这无非是专为滋养高加索崩得主义而制造出来的崩得的走狗……高加索的同志们都反对这伙捣乱的文人。”（见《列宁文集》第5卷第493页） [3]崩得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注释6。 [4]这里所指的党委员会，于1903年3月在梯弗里斯举行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统一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梯弗里斯、巴库、巴土姆、库素依斯、吉里亚及其他地方组织的代表。代表大会赞同列宁《火星报》的政治路线，接受《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纲领草案为指南，制定并批准了联盟的专门章程。高加索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为高加索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国际性结构奠定了基础。代表大会建立了党的领导机关，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当时被监禁在巴土姆监狱中的斯大林缺席当选为该委员会的委员。1904年初，斯大林逃出流放地回到梯弗里斯后，即行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斯大林，1901年11—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斯大林 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 斯大林 〔说明〕载于1901年11—12月《斗争报》第2—3号 本文没有署名原文是格鲁吉亚文 一 人类的思维只是在经历许多磨难、痛苦和变化之后，才科学地研究和论证了社会主义。西欧社会主义者只是在空想（无法实现的，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给自己开辟了道路，才探索和论证了社会生活的规律，从而证明了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的必然性。从十九世纪初叶起，欧洲产生了许多勇敢的、忘我的、忠诚实干的学者，他们曾力图阐明和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才能拯救人类，使之摆脱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而日益严重和恶化的宿疾？为了消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在西欧有过多次暴风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旧没有消散，创作还是那样厉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我们应当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阐明社会生活的规律，而是脱离生活，好高骛远，其实需要的却是与现实的牢固联系。当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任何基础时，空想主义者就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目标，并且依其结果讲来更可悲的是，他们（罗伯特·欧文、路易·勃朗、傅立叶，等等）期待当代有权有势的人来实现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难信服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性的。这个观点完全忽视了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其实工人群众才是社会主义理想唯一天然的代表者。空想主义者是不能了解这一点的。他们想用立法和发表宣言的办法来创造人间的幸福，而不要人民（工人）本身的帮助。他们对于工人运动并没有特别注意，甚至往往否认它的意义。因此他们的理论始终是和工人群众不相干的理论，可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却有一种伟大的思想完全不依赖这些理论而成熟起来，这种思想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天才的卡尔·马克思宣布出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从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现在连“瞎子”也看得清楚的真理：要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就必须有工人的独立自主的活动，必须使工人不分民族和国家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当时必须论证这个真理（这一点由马克思及其朋友恩格斯光辉地完成了）以便为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奠定牢固的基础，这个政党今天好似一个难逃的劫运笼罩着欧洲资产阶级制度，威胁着这个制度，要消灭它，要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发展的途径差不多也和在西欧一样。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也是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达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即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这里也有过社会主义者，也有过工人运动，可是两者互不相干，各行其是：社会主义者走向无法实现的空想（“土地和自由”社[1]、“民意党”[2]），而工人运动则走向自发的骚动。两者在同一时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活动，可是互不相识。社会主义者在劳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因而他们的活动是脱离实际的，没有根基的。工人则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者，因而他们的运动流为混乱的骚动。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没有结果和他们非凡的勇敢精神在专制制度的坚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俄国社会主义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和工人群众接近起来。当时他们看到，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救星，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俄国社会民主党随即把自己的努力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时俄国工人中间所发生的运动上面。觉悟还不高的和对斗争还没有准备的俄国工人，力求逐渐摆脱自己的绝望境地，总想设法改善自己的命运。自然，当时在这个运动中有条理的组织工作是没有的，运动是自发的。 社会民主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着手领导这个不自觉的、自发的和无组织的运动。它竭力提高工人的觉悟，竭力把成批的工人各自反对其业主的互不配合的分散的斗争统一起来，融合成总的阶级斗争，使这个斗争成为俄国工人阶级反对俄国压迫者阶级的斗争，并竭力使这个斗争具有组织性。 最初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不能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开展自己的活动，因而只安于宣传鼓动小组的工作。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唯一工作方式就是小组活动。这些小组的目的是要从工人中间造就出一批将来能领导运动的人才。因此这些小组是由先进工人组成的，也只有优秀的工人才有机会在这些小组里学习。 但是，小组活动时期很快就过去了。社会民主党不久便觉得必须走出狭隘的小组圈子，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广大工人群众中去。外部的条件也促进了这一点。这时工人中间的自发运动特别高涨。你们谁不记得几乎整个梯弗利斯都被这种自发运动所席卷的那一年呢？各烟草工厂和铁路工厂中无组织的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发生在1897—1898年，在俄罗斯则稍微早一些。当时必须及时给以帮助，而社会民主党也就赶紧去帮助了。要求缩短工作日、废除罚款、提高工资等等的斗争开始了。社会民主党清清楚楚地知道，工人运动的发展不能局限于这些琐碎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是运动的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尽管这些要求是琐碎的，尽管各个城市和地区的工人今天还是各自分散地进行斗争，但这个斗争本身将教会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整个工人阶级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冲击他们的敌人时，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这个斗争也将向工人表明，他们除了自己的直接敌人资本家而外，还有另一个更警觉的敌人，这就是整个资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即拥有军队、法庭、警察、监狱和宪兵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然西欧的工人要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任何最小尝试都会碰到资产阶级政权的压制，既然在已经争得人权的西欧，工人也得与政府当局进行直接的斗争，那么俄国工人在自己的运动中就一定更会和专制政权发生冲突，这个政权之所以是任何工人运动的警觉的敌人，不仅因为它保卫资本家，而且因为它既是专制政权，就不能容忍各个社会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特别是不能容忍比其他阶级更受压迫更受践踏的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活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理解运动的进程，并尽全力在工人中间传播这些思想的。它的力量就在于此，它一开始便有伟大的和胜利的发展，其原因就在于此。1896年彼得堡各纺织工厂工人的大罢工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最初一些胜利竟使某些不坚强的人失去了理智，冲昏了头脑。从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注意到最终目的，并为这个目的所眩惑而完全忽视或者否认在他们眼前展开的现实的工人运动；而某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则恰好相反，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放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及其日常需要方面。当时（五年以前）俄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是很低的。俄国工人还刚刚从百年大梦中觉醒过来，他们的眼睛习惯于黑暗，当然看不到第一次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需要，他们的要求也不高。俄国工人还只是要求稍微增加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而已。至于必须改变现存制度、必须消灭私有制、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一切，俄国工人群众是一点概念也没有的。他们也不大敢想到结束全俄人民在专制政权下所过的苟延残喘的奴隶生活，不大敢想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俄国主党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另一部分人却醉心于经济斗争，醉心于局部地改善工人状况的斗争（例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甘愿把自己的伟大职责、自己的伟大理想完全忘掉。 这后一部分人也象他们西欧的同道者（所谓伯恩施坦派）一样地说：“对我们来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注：爱·伯恩施坦的这一修正主义公式，最早是在他1898年1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来的。）工人阶级究竟为了什么进行斗争，他们根本不去过问，只要有斗争就行了。于是所谓舍本逐末的政策就盛行起来了。结果有一天彼得堡《工人思想报》[3]竟然宣称：“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恢复六月二日法令[4]所废除的节日。”（！！！）（作者注：必须指出，最近彼得堡“斗争协会”及其报纸编辑部已抛弃了自己原先那个纯经济的方针，竭力把政治斗争的思想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去。） 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去领导自发运动，不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不把群众引向我们的最终目的，反而成了运动本身的盲目工具；他们盲目地跟着一部分不够开展的工人走，只限于表达当时工人群众所意识到的那些需要和要求。一句话，他们是站在那里敲着敞开的大门，不敢走进屋子里面去。他们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当前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把俄国工人看成了小孩子，唯恐这种大胆的思想吓坏了俄国工人。不仅如此，依照社会民主党某些人的看法，实现社会主义并不需要任何革命斗争，所需要的只是经济斗争，只要有罢工和工会、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就算成功了。他们认为老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说，当政权尚未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改变现存制度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其实它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区别。譬如，据他们说，把社会主义纳入现存制度并不困难，每一个工会，甚至每一个消费合作社零售处或生产合作社，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了。他们就想用这种补缀旧衣的荒唐办法来给受苦受难的人类缝制新衣！但最令人痛心而且为革命者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西欧的老师（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学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居然恬不知耻地宣称：政治自由（即罢工、结社、言论等等自由）和沙皇制度是可以相容的，因而特别的政治斗争，即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单是经济斗争就足以达到目的，只要不顾政府禁令，更频繁地举行罢工，政府就会疲于惩治罢工者，罢工和集会的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到来。 可见这些假“社会民主党人”要想证明的是：俄国工人只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力用在经济斗争上，而不应当追求各种“远大的理想”。在实践上他们的行动表明了，他们认为自己的天职仅仅是在某个城市里进行地方工作。他们对于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丝毫不感兴趣，反而认为组织政党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儿戏，会妨碍他们履行自己的直接“天职”——进行经济斗争。罢工、再罢工和为战斗基金募集几文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你们一定会以为，他们既然这样缩小了自己的任务，既然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那么这些自发“运动”的崇拜者至少可以给这个运动做出许多成绩来。然而就在这点上我们也被欺骗了。彼得堡运动的历史使我们确信这一点。起初，在1895—1897年间，运动有过辉煌的发展和勇敢的迈进，以后就变为盲目的徘徊，最后竟至停滞不前。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经济派”为了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坚固组织的全部努力，必然会碰到政府当局的坚壁，而且总是碰得粉碎。警察的残酷迫害使得任何经济组织都无法存在。罢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一百次罢工总有九十九次被警察的高压手段所扼杀，工人们被无情地赶出彼得堡，牢狱的墙壁和西伯利亚的严寒残忍地消磨着他们的革命精力。我们深信，运动之所以会这样停滞（当然是相对的停滞），不能只归咎于外部的条件，即警察的迫害，也要归咎于思想本身，即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停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革命精力的减弱。 由于俄国工人在进行斗争时所打的旗帜仍然是一块写着争取一戈比的经济斗争口号的陈旧褪色的破布，他们就不能随着运动的发展深刻地了解斗争的崇高目的和内容，所以工人们也就不免以较少的精力、较小的兴趣、较低的革命热情来参加这个斗争，因为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 而且，要不是我国实际生活条件日益有力地推动俄国工人去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上述情况对运动造成的危害是会更大的。当时，哪怕一次小小的普通罢工，也向工人正面提出我们在政治上毫无权利这个问题，使他们与政权和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并且清清楚楚地证明单靠经济斗争是不够的。所以和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望相违背，斗争一天比一天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觉醒了的俄国工人对于今天压得他们呻吟叫苦的经济和政治现状公开表示不满的每一尝试，他们想摆脱压迫的每一尝试，都能推动工人举行经济斗争色彩日益减少的游行。俄国的五一节为政治斗争和政治游行示威开辟了道路。于是俄国工人在自己原来的唯一斗争手段——罢工以外，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手段，即1900年规模巨大的哈尔科夫五一游行时第一次试用过的政治游行示威。 这样，俄国工人运动由于自己内部的发展，便从小组宣传和利用罢工进行经济斗争逐渐转上政治斗争和政治鼓动的道路了。 当工人阶级看见俄国其他社会阶级的人抱着争取政治自由的坚定决心登上斗争舞台时，这个转变就显著地加速了。 二 在沙皇制度压迫下呻吟叫苦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专制制度沉重的魔掌也窒息着其他的社会阶级。呻吟叫苦的有因经常挨饿而浮肿的俄国农民，他们被苛捐杂税的重担弄得贫困不堪，他们受商人、资产者和“高贵的”地主任意宰割。呻吟叫苦的有小市民，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的小职员，小官吏，总之，就是人数众多的城市平民，他们的生活也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一样没有保障，他们有理由不满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呻吟叫苦的有不能容忍沙皇鞭笞政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乃至中等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人，即所谓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律师、大学生和一般学生）。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被压迫的各民族和异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乡土而其神圣情感蒙受伤害的波兰人和芬兰人，历史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都被专制制度蛮横地践踏了。呻吟叫苦的有经常受迫害受侮辱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被剥夺了其他俄国臣民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权利，即随处居住的权利、就学的权利、供职的权利等等。呻吟叫苦的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他们被剥夺了开办本族学校的权利、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权利，他们不得不服从专制政权所疯狂推行的可耻的、压迫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化政策。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千百万教派信徒，他们不愿依照东正教神父的意旨而想本着自己的良心来信奉宗教。呻吟叫苦的还有……但一切受俄国专制制度压迫摧残的人是举不胜举的。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要是他们都懂得这一点并且知道谁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那么俄国的专制政权是一天也不能存在的。可惜俄国农民还处于数百年来由奴役、贫穷和无知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他们现在还刚刚在觉醒，还不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俄国各被压迫民族，在不仅有俄国政府反对他们，甚至还有俄罗斯人民由于尚未认识专制制度是全国人民的公敌而同样也反对他们的时候，他们简直不敢想象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剩下的就是工人阶级、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人。 但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极善于攫取并非由自己的胜利所得来的果实，都极善于假他人之手火中取栗。他们从来也不愿意在与强敌斗争中，在暂时还不大容易获得胜利的斗争中，拿自己的较有特权的地位去冒险。尽管他们不满意，但他们毕竟生活得不坏，因此他们乐意把受哥萨克鞭打、被士兵枪杀、在街垒中搏斗等等权利让给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他们自己只是“同情”斗争，至多也不过是对残暴的敌人那种镇压人民运动的残酷行为表示（在心里）“愤慨”罢了。他们是害怕革命行动的，只有在斗争的最后几分钟，当看清敌人没有力量的时候，他们自己才转而采取革命的办法。这一点是历史经验教给我们的……只有在斗争中除了自己的锁链而外别无可失的工人阶级和一般平民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尽管俄国的经验还很贫乏，却也证明了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所教给我们的这个人人皆知的道理。 特权阶层中，只有一部分大学生表明决心要为实现自己的要求斗争到底。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部分大学生也是那些受压迫的公民的子弟，并且大学生都是在校的青年，当他们还没有投身于人生大海，还没有在那里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热心地追求那号召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理想。 不管怎样，现在大学生几乎是以首领、以先进部队的姿态出现于“社会人士”的运动中。社会各阶级中不满意的人，今天都聚集在他们周围。起初，大学生试图使用从工人那里模仿来的罢工手段进行斗争。可是，在政府对他们的罢课报之以野蛮的法令（《暂行条例》[5]），规定把参加罢课的大学生征去当兵的时候，大学生就只剩下了一种斗争手段，即向俄国社会求援，并由罢课转向街头游行示威。 大学生也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斗争得更英勇更坚决了。被压迫的公民聚集在他们周围，工人阶级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于是运动就变成了威胁政权的强大运动。俄国政府使用大批军警和宪兵来对不驯顺的公民进行残酷而毫无结果的斗争已经有两年之久了。 最近几天的事件显示，政治游行示威是不会失败的。12月初在哈尔科夫、莫斯科、下新城、里加等等城市发生的事件表明，目前公众的不满已经是有意识地表现出来了，这些不满的公众已有决心从沉默的抗议转向革命的行动了。然而大学生所提出的要求，即学习自由和大学内部生活的自由，对于广阔的社会运动来说是太狭隘了。要把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联合起来，就需要一面旗帜，一面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亲切的、能体现一切要求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就是推翻专制制度。只有摧毁专制制度，才能建立起依靠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并保障学习、罢工、言论、宗教、民族及其他等等自由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给人民以自卫手段，使他们不受各种压迫者、商人、资本家、僧侣、贵族的迫害；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开辟出一条自由的道路，使人们走向美好的未来，并能自由地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 当然，大学生只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进行这个巨大的斗争的，他们软弱无力的手臂擎不住这面沉重的旗帜。要擎得住这面旗帜，就需要更强有力的手臂，而在当前的条件下，只有工人群众联合的力量才是这样的力量。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必须把全国旗帜从大学生软弱的手中接过来，在上面写上“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宪法万岁！”去引导俄国人民走向自由。对于大学生呢，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给我们上了这一课：他们让人看到了政治游行示威在革命斗争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街头游行示威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可以很快地把大批的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使他们立刻知道我们的要求，并且造成广阔的肥沃土壤，使我们能够大胆撒播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由的种子。街头游行示威可以造成街头鼓动，使社会上一部分落后的怯懦的人不能不受到它的影响。（作者注：秘密的书籍和鼓动传单，在俄国目前条件下，很难传到每个居民手中。虽然散发秘密书刊收效很大，但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书刊只能散发到一小部分居民中间。）在游行示威的时候，任何人只要走到街上，就能看见勇敢的战士，就能明白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斗争，就能听到号召大家起来斗争的自由演说，就能听到揭露现存制度和暴露我国社会疮痍的战斗歌曲。因此，政府当局最害怕街头游行示威。所以它恐吓大家：不但要严惩示威者，而且要严惩“好奇者”。在人民的这种好奇心中间，隐藏着对政府当局的主要危险：今天的一个“好奇者”，明天就会作为一个示威者把一批批新的“好奇者”集合到自己的周围。而这样的“好奇者”今天在每个大城市里都是数以万计的。今天俄国居民再也不象过去那样，一听到什么地方发生骚动就躲藏起来（从前他们总是说：“说不定就会出乱子，可别把我也牵连进去，还是走开为妙。”），今天他们却赶忙到发生骚动的地方去，“好奇地打听”：究竟这种骚动是为什么发生的，这样多的人究竟为了什么要去挨哥萨克的鞭打。 在这种条件下，“好奇者”再不会漠不关心地听着皮鞭和马刀的挥舞声了。“好奇者”看到，示威者集合在街头是为了诉说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而政府当局却用毒打和残酷镇压来回答他们。“好奇者”不惟不逃避皮鞭的挥舞声，反而要挤上前去，可是皮鞭再也分辨不出：究竟哪里是普通的“好奇者”，哪里是“暴徒”。这时皮鞭遵照着“完全民主平等”的原则，不分性别、年龄甚至阶层地位而任意乱打这两类人的脊背。皮鞭就这样帮我们的大忙，加速“好奇者”的革命化。皮鞭就从震慑人们的武器变成唤醒人们的武器。 因此，尽管街头游行示威还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效果，尽管示威者的力量今天还很薄弱，不足以迫使政府立刻对人民的要求让步，可是今天我们在街头游行示威中所蒙受的牺牲，将来会换得百倍的补偿。在斗争中牺牲的或我们阵营中被抓去的每一个战士，都会唤起成百成千的新战士。暂时我们在街头还不止一次要挨打，政府在街头搏斗中也还不止一次要成为胜利者。但这将是“皮洛士式的胜利”[6]。再来几次这样的胜利，专制制度的失败就必不可免了。专制制度以今天的胜利给自己准备未来的失败。我们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一天已为时不远，我们要冒着皮鞭的毒打去播下政治鼓动和社会主义的种子。 政府也不亚于我们，它深知街头鼓动对于它是死刑的判决；只要再过两三年，人民革命的幽灵就会出现在它的面前。前几天，政府通过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省长宣布：它“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来消灭街头游行示威的最小尝试”。显然，这个声明带着子弹气味，可能还带着炮弹气味，但我们认为子弹是一种比皮鞭更能激起人们不满情绪的工具。我们并不认为，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就能长期制止政治鼓动，从而阻碍它的开展。我们希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能使自己的鼓动工作适应因政府采取这种“极端手段”而造成的新情况。无论如何，社会民主党应当警惕地注视事变，应当迅速利用这些事变的教训，并且善于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但是，为了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就必须有一个强大而紧密团结的组织，即党的组织，它将不仅按名称来说是团结的，而且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策略观点来说也是团结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以坚定的原则和不可摧毁的秘密活动武装起来的强大政党。 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已经开始的新的街头运动，应当把俄国民主主义的旗帜拿到自己手里并把俄国民主主义引向大家所盼望的胜利！ 这样，在我们面前就开始了一个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时期。这种斗争对于我们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现存的政治条件下，经济斗争（罢工）是不能得到什么重大结果的。罢工在自由国家里也是一种有利也有害的武器：甚至在那里，工人虽然有各种斗争手段，即政治自由、坚强的工会组织和富足的基金会，但罢工往往还是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至于我们这里，罢工却是一种要遭受逮捕和武力镇压的罪行，任何工会组织都要受禁止，因此我们这里的罢工只有抗议的作用了。可是就抗议而言，游行示威却是更有力的武器。在罢工期间，工人的力量是分散的，参加罢工的只有一个厂或几个厂的工人，至多只有某一种行业的工人；举行总罢工甚至在西欧也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们这里则完全不可能，但是在街头游行示威中，工人却能立刻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 由此可见，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壮健的手臂，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如果我们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那么工人从这个斗争中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至于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中的其他抗议者，其实他们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只要给他们一个能赋予人民些微权利的无伤大体的“残缺不全的宪法”，就足以使这些抗议者唱起另一种调子来颂扬“新”制度了。资产阶级时时刻刻惧怕共产主义的“赤色幽灵”，在一切革命中他们总是当事情刚刚开始时就力图把它结束。被工人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只要得到一点点于自己有利的让步，就向政府伸出调和的手，无耻地出卖自由事业。（作者注：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指那些已经背弃了自己的阶级而参加到社会民主党队伍中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例外，他们是“白色的乌鸦”。） 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民主主义可靠的砥柱。只有工人阶级才不会由于获得某种让步而和专制制度妥协，才不会因为人家弹奏宪政琵琶、唱起甜蜜调子便麻痹起来。 因此，工人阶级是能够站在整个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头，还是作为“知识界”即资产阶级的配角去做运动的尾巴，这对于俄国民主主义事业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在前一场合下，由于推翻专制制度，就会有一个广泛的民主宪法，这个宪法给工人、受压迫的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在后一场合下，我们就只会得到一个“残缺不全的宪法”，这个宪法在践踏工人的要求、只给人民一种自由的幻影方面，将不亚于专制制度。 但是，为了能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就必须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那时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就不会害怕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人士”的任何叛变和出卖行为了。当这些“社会人士”一旦背叛了民主主义事业时，工人阶级就会用自己的力量引导这个事业前进；而这个独立的政党将给工人阶级以担当这种事业所必需的力量。 [1]注：土地和自由社，是秘密的民粹派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建立，最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社，1878年改用此名，主要成员有亚·德·米哈伊洛夫、格·瓦·普列汉诺夫、谢·米·克拉夫钦斯基、奥·瓦·阿普捷克曼等。土地和自由社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主张通过暴力推翻沙皇政府，取得土地和自由。但它错误地认为：俄国能够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农民村社是这条道路的基础；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只靠农民就可以推翻沙皇政府。由于农民不了解他们的宣传，没有跟他们走，同时政府又对革命者加紧迫害，该社一部分成员主张采取暗杀手段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土地和自由社因此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两派，一派（安·伊·热里雅鲍夫等人）主张采取恐怖手段，另一派（以普列汉诺夫为首）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两派于1879年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 [2]注：民意党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组织，在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彼罗夫斯卡娅等。民意党人主张同专制制度进行政治斗争，他们的纲领包括有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和集会自由，实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他们仍然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没有摆脱民粹派的基本思想，相信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通过农民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民意党人从“英雄”和“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此后不久，民意党在沙皇政府打击下趋于瓦解。 [3]注：《工人思想报》（《РaбочяМъlслъ》）是俄国经济派的机关报，由弗·巴·伊万申、康·米·塔赫塔廖夫等编辑。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十六号。列宁在《怎么办？》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指出它的观点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 [4]注：指1897年6月2日（公历14日）俄国沙皇政府颁布的关于缩短工厂工作日的法令。这个法令是在1895—1896年彼得堡工人群众罢工的压力下通过的。它规定工业企业和铁路工厂的工作日日班为十一个半小时，夜班为十小时（在这以前，工作日没有限制，甚至达到十四五个小时），但同时规定节假日一年为六十六天（比习惯上的节假日约减少了四分之一）。 [5]注：指1899年7月29日（公历8月10日）俄国沙皇政府批准的《因聚众滋事而被开除的高等学校学生服兵役的暂行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凡参加集体行动反对高等学校的警察制度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并罚当兵一至三年。 [6]注：皮洛士——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280年入意大利同罗马作战，两次获捷，但损失惨重。他曾说：“如果再取得这样一次胜利，谁也不能跟我回到伊庇鲁斯去了。”“皮洛士式的胜利”表示代价特大、得不偿失的意思。
编辑部的话（斯大林，1901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斯大林 编辑部的话[1] 斯大林 〔说明〕载于一九〇一年九月《斗争报》创刊号 本文没有署名 从格鲁吉亚文译成俄文 我们这一部分格鲁吉亚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深信创办一种自由的定期刊物对于觉悟的格鲁吉亚读者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我们深信这个问题现在必须加以解决，如果再拖延下去，就只会使共同事业受到损害；我们深信每一个觉悟的读者都会欢迎这种刊物并给以各种帮助；因此，针对着这种需要，我们将竭尽全力满足读者的愿望。今天，我们办的格鲁吉亚第一个自由刊物《斗争报》[2]创刊号出版了。 为使读者对于我们这个刊物，同时也对于我们本身有明确的认识起见，我们要讲几句话。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波及全国每一个角落，也波及我们称之为高加索的这一个俄国的角落，而和高加索一起，我们的格鲁吉亚同样被波及了。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不久以前才产生的，它一共只有几年的历史，确切一点说，这个运动的基础是在一八九六年才奠定的。我们这里也像其他各地一样，最初时期的工作也没有超出秘密活动的范围。我们近来所看到的那种鼓动工作和广泛宣传工作，当时是无法进行的，所以只好把一切力量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小组上面。现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已经在工人群众中间传播开来，于是工作也就超出了狭小的秘密活动的范围，而在很大一部分工人中间展开了。公开的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向第一批工作者提出了许多过去还不突出、也不十分需要加以阐明的问题。首先及其尖锐地提到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更广泛地展开斗争？口头上回答这个问题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样。 对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来说，主要的手段当然是广泛地宣传和鼓吹革命思想。然而革命者现在的工作条件却是如此矛盾，如此困难，并且要求作如此重大的牺牲，以致无论宣传工作或鼓动工作，往往都不能像运动初期所需要的那样进行。 靠书本和小册子进行小组活动渐渐不可能了，这首先是由于宪警的迫害，其次也由于工作的实际要求。只要有人被捕，鼓动工作就会松懈下来，要和工人保持联系，要时常到工人那里去，就成为不可能了，然而工人对于许多迫切的问题却盼望得到解释。残酷的斗争在工人周围进行着，政府用一切力量对付工人，而工人却无法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时局，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往往只要临近某工厂遭到小小的挫折，就会使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消沉下去，对前途失掉信心，于是领导者又得重新吸引他们来参加工作。 靠那种只能解答某些具体问题的小册子进行鼓动工作，在大多数场合，效果是很小的。因而创办一种能够解答日常问题的刊物，就成为必要的了。这个尽人皆知的真理是无须我们证明的。在格鲁吉亚工人运动中，以定期刊物作为革命工作最主要手段之一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为了供某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参考起见，我们认为关于合法报纸应该讲几句话。如果工人中间有人以为合法报纸（无论这个报纸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版的，也无论它的方针怎样）能代表他的利益，代表工人的利益，那末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关心”工人的政府对待合法报纸的手段是很高明的。一大群叫做书报检查员的官吏被派来专门监视这些报纸，只要有一丝真理的光芒从缝隙里透露出来，他们就用红墨水和剪刀来对付。一道一道的训令雪片似的飞到书报检查局：“不得放过任何一点有关工人的消息，不许登载某某事件，不准讨论某某问题”，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报纸是不能真正办好的，工人要想在报纸上，哪怕是从字里行间寻找一点有关工人问题的报道和正确的评价都是徒劳无益的。假使有人认为工人可以利用某一合法报纸上面仅仅由于刽子手检查员的疏忽而放过的寥寥几行顺便涉及工人问题的文字，那末应该指出：谁要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片言只字上面，谁要靠这些零碎消息来建立一套有系统的宣传工作的话，那就证明他是不通事理的。 再说一遍，我们之所以要讲这一点，不过是供某些没有经验的读者参考罢了。 总之，创办格鲁吉亚的自由的定期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迫切需要的。现在问题只在于怎样办这个刊物，它应当以什么为指南，它应当给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一些什么。 如果从旁观者的地位一般地来看格鲁吉亚报纸的存在问题，尤其是内容和方针问题，那末也许会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自然地简单地自行解决：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运动，并不仅仅是具有自己纲领的格鲁吉亚工人运动，它和全俄的运动携手并进，因而是服从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由此可见，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应当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机关报，主要是阐明地方性的问题和反映地方性的运动。但是这样的回答却抹杀了我们所不能回避而必然要碰到的困难。我们所讲的是语文方面的困难。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有可能通过全党机关报来解释一切总的问题，而把阐明仅属地方性问题的事情交给各个地区委员会去做，然而格鲁吉亚报纸在其内容方面却处于困难的境地。格鲁吉亚报纸应同时起全党机关报的作用和区域性的、地方性的机关报的作用。由于大多数格鲁吉亚工人读者不能流畅地阅读俄文报纸，所以格鲁吉亚报纸的领导者就不能不阐明带全党性的俄文报正在讨论和必须讨论的一切问题。这样，格鲁吉亚报纸必须向读者介绍一切原则性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同时它必须领导地方上的运动，恰当地阐明每一事件，对任何事实都不能不加以解释，并且还要解答本地工人特别关心的一切问题。格鲁吉亚报纸应当把格鲁吉亚的战斗工人跟俄罗斯的战斗工人联系起来，团结起来。它应当向读者报道本地生活、俄国生活和国外生活中一切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事物。 我们对格鲁吉亚报纸的看法，总的说来就是如此。 现在谈谈这个报纸的内容和方针。 我们应当要求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战斗的工人身上。我们认为用不着多说，在俄国，而且到处一样，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人类并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显然，只有工人运动才有自己的坚固根基，也只有它才没有任何荒诞无稽的空想。因而这个报纸，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就应当领导工人运动，给它指示道路，使它不犯错误。总之，这个报纸的首要责任是尽可能地接近工人群众，设法经常影响他们，使自己成为有意识的、领导工人群众的中心。 可是，因为在俄国今天的情况下，除工人以外，社会上还可能有其他阶层的人以“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姿态出现，并且因为这种自由是俄国战斗工人当前的目标，所以这个报纸对于任何革命运动都应该给以篇幅，哪怕这个运动是发生在工人运动范围以外的。我们说“给以篇幅”，不是仅仅顺便刊载一些报道或简讯，不，这个报纸必须特别注意其他社会阶层中间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革命运动。它必须解释每一社会现象，从而影响每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人。因此，这个报纸应该特别注意到俄国的政治形势，估计到这个形势的一切后果，而且要把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尽可能提得更广泛些。 我们确信，谁也不能利用我们这些话来证明我们似乎就是要与资产阶级保持联系和实行妥协的人。对于反对现存制度的运动（哪怕这个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生的）给予应有的估价，指出弱点和错误，也不会给社会民主党人涂上机会主义的污点。不过我们决不应忘记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斗争方式。如果我们以这个尺度来衡量每一个运动，我们就会避免伯恩施坦派的一切呓语。 这样，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必须对一切有关工人运动的问题经常给以明确的答覆，解释各种原则性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明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并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芒照耀工人所遇到的每一种现象。 同时，这个报纸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者，必须及时向读者报道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持的一切策略观点。它必须向读者介绍其他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他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在干什么，在怎样斗争，必须及时地号召格鲁吉亚工人起来参加斗争；同时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应不加以注意，不应不给以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 我们对格鲁吉亚报纸的看法就是如此。 我们不能用依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就能全部完成这些任务的诺言来欺骗自己，又欺骗读者。要把这个报纸办好，就需要读者和同情者方面的帮助。读者会看出《斗争报》创刊号是有许多缺点的，然而只要读者能给以帮助，这些缺点是能够改正的。例如，我们可以指出地方新闻报道做得不够。我们远离故乡，没有可能注视格鲁吉亚的革命运动，没有可能及时报道和阐明这个运动中的问题。所以必须有格鲁吉亚当地人士的帮助。谁愿意在写作方面也帮助我们，那他一定会找出办法来和《斗争报》编辑部建立直接或间接联系的。 我们号召全体战斗的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亲切关怀《斗争报》的命运，对于它的出版和散发予以多方面的协助，从而把格鲁吉亚第一个自由的报纸《斗争报》变成革命斗争的工具。 [1]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报纸《斗争报》社论。 [2]《斗争报》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列宁火星派用格鲁吉亚文秘密出版的第一个报纸。《斗争报》的发起人是斯大林。关于创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问题，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麦撒墨达西社”中革命的少数（斯大林、克泽霍越里、楚鲁启则）从一八九八年起就进行斗争，反对该社机会主义的多数（饶尔丹尼亚等人），而《斗争报》的出版就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斗争报》在巴库秘密印刷所排印，这个印刷所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革命派责成斯大林最亲近的战友克泽霍越里设立的。该报出版方面的实际工作也由克泽霍越里负责。《斗争报》上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策略问题的指导性论文都是斯大林写的。《斗争报》出了四期：创刊号于一九〇一年九月出版；第二、三两期的合刊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月间出版；第四期于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出版。除《火星报》之外，《斗争报》是俄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它坚决主张南高加索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必须和全俄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紧密联系。《斗争报》也像列宁的《火星报》一样，捍卫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宣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必须转而进行群众政治鼓动工作和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坚持了应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列宁思想。《斗争报》在反“经济派”的斗争中，论证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的革命政党的必要，并揭露了自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者。列宁的《火星报》曾指出，《斗争报》创刊号的出版是一个极重大的事件。
最后的访谈：疫情让我们看到减少工作不会让世界终结（库克齐（KUČIĆ）访谈，2020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最后的访谈：疫情让我们看到减少工作不会让世界终结 库克齐（KUČIĆ）访谈2020年5月 司昶译 那是伦敦春天的一个温暖的夜晚，人类学家、LSE的教授大卫·格雷伯坐在屋顶上。由于疫情导致的全球旅行禁令，我们的对话是在网上进行的。但是，除了病毒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之外，我也们利用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讨论了他的大部分著作——从《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FragmentsofAnarchistAnthropology)和《债》(Debt)，到《规则的乌托邦》(UtopiaofRules)以及他最新的著作《狗屁工作》(TheBullshitJobs)。他所有的这些著作在疫情期间，看起来与现实的相关度更高了。 格雷伯自称为人类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如果你称呼他为“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他则不会高兴，因为这一框架并不存在，他也在这次交谈中解释了这一点。格雷伯也是一名社会活动家。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他参与了非常多的社会运动和抗争。并且，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非官方口号“我们是99%”(Wearethe99%)经常被归功为他的手笔，不过他坚称这个口号和运动中一切其它事物一样，是集体的功劳。 西方民主政府是如何利用这场公共健康危机对公民实施威权主义措施？为什么医护人员不在疫情期间罢工以争取更高工资？如果我们关闭华尔街几个月，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我们只能在科幻小说中看到作为特效的飞车？无政府主义规则如何在危急之中让秩序陷入混乱？为什么我们不想依靠中美军队拯救地球？ 以及最后，一个醉酒后的咒骂，是如何变成一本畅销书的？ 在疫情期间，不管进步的还是保守的政府，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ISIS，似乎都在讲相同的语言：待在家里，洗手，避开人……而且人们一直都在听官方讲话而没有太多抗议发生，开始足不出户接受新的规则。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了。这是怎么回事？ 格雷伯：好吧，在疫情期间，没那么多人疯狂到可以完全不理会医学建议。 它让我想起了19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圣-西蒙——他可能是第一个提出“国家消亡”概念的人。他认为，如果国家以科学基础重建，最终它将不需要依靠胁迫，并且因此它甚至不再是当代意义上垄断着暴力的国家。 为什么？ 格雷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说，医生不需要威胁说要揍你一顿，来让你信服他开出的处方。你知道医生知道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并且你相信医生是在从你的利益出发。圣-西门认为，一旦国家在科学原则上理性地建立，公民将以同样的方式行事，这样强制将变得没必要。也许会有几个疯子拒绝服用他们的处方药，但是人数不会多到足以改变任何事情。 显然，这一切听起来过分的乐观和天真，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管圣-西门这一派叫“空想社会主义者”。但是，仍然有政府的一些部门，宣称在这个基础之上运作。当然有人会说，这些部门在性质上根本就不是政府的一部分。 在2010年英国的学生运动期间，我们讨论了很多这些问题，我们大多数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我们相信医疗系统和大学系统应该是公有化的。这是虚伪的吗？尽管我们之中没有人这么觉得，但是我们也讨论了很多个中缘由。可能问题在于，国家(state)绝不允许不在其控制之下的公共机构的存在——指的是，那些既有普世性又不利益驱动的机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既存的这些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与军队或监狱系统有着类似属性，后者完完全全是国家的造物。 是的，并且福柯当然会说，不需要依仗暴力来执行自身的权力，是最骇人的权力。 格雷伯：他会这么说。尽管我认为福柯经常在这个层面被误读——预设任何真理话语都是权力的一种形态，而一切形态的权力本身都是暴力和令人反感的。的确，他的话在很多时候听起来就是这样说的。不过如果受到什么明确的挑战，他一定会说，不，不，显然不是这样的。 关于知识永远一种形式的权力的这种观念，对于一些学院里的人来说就像是一种奉承。这些人通常在某些领域有着海量知识而在另一些领域近乎无知，所以对他们受用一点都不奇怪。福柯自己在当时有着迫切的担忧——他在青年时代被“诊断”出同性恋，他想要理解自己最私密的欲望何以是一种疾病。 他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理解这一点上。但是许多学院左派却忘记了，这样的诊断不仅仅是抽象，它们始终依赖于法律的力量，依赖于对身体的暴力威胁，即使医生本人在诊断时并不拿着一把枪。一种庸俗的福柯主义促使人们去忽略福柯所描述的，潜伏于大多数制度背后的，究竟有多少暴力威胁。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毕竟是监狱。在正常情况下，你感到有人盯着你看，你走开就完了。事实上，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的情况比福柯时代变得更糟糕了。以前在学校和医院里还看不到真正的武装安保，现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很多国家的政府在疫情期间都在利用公共卫生来强制执行民主社会在仅仅几个月前还无法想象的那些措施。例如，在斯洛文尼亚，试图抗议政府指令的个体将被罚款。罚款原由当然不是抗议——那是不民主的——而为违反了传染病法。因此，唯一允许自由行动的群体是警察，军队和政客。 格雷伯：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如果你比对你的国家如何对待政治集会和其他种类的集会，会学到很多。 怎么说？ 格雷伯：在自由民主社会，一个国家法律结构的全部合法性，通常来自于是某种关于人类自由的理想。美国的权利法案始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在实践中，为了抗议而聚在一起的人的集会——这本应是定义什么是美国人的本质——却被认为不如想要卖东西给你的人的集会更合法。 如果你向大多数中产阶级美国人指出这一点，他们会表现得难以置信。他们并没有规则是公平的这种预设。总之，他们会说：“但是，你当然有权集会，只需要许可证，这有什么问题？”因此，你必须说“好吧，如果你必须征求警察的许可来印刷某些东西，那就是没有新闻自由。如果你必须征求警察的许可才能说些什么……”然后他们会说，“但这不一样！有交通问题。你不能啥都不管就那么聚集。这会妨碍人们走在街上。”这很有趣，因为我不记得宪法中的任何地方提及过“畅通无阻的交通权”。 我们在占领运动中吸取了这一教训。在他们将我们驱逐出营地之后，令人震惊的是，有多少中产阶级美国人在他们继续践踏人权法案时只是耸了耸肩，而这本来正是他们教他们的孩子们要引以为傲的…… 你们是在占领一个公共空间吗？ 格雷伯：任何空间。在他们从祖科蒂公园(ZuccottiPark)把我们驱逐出来后，我们试图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营地，因为……好吧，至关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哪里。这对于最初的占领是如此有效：城市中任何想参与的人都能够知道他们可以去哪里，并立即接洽上。 起初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转移到华尔街附近的很多地方，这些地方属于圣公会教堂，教堂那边本来已经同意了，但是教会的等级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终他们退却了。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个由诸多主教引领的游行，尝试占领。警察殴打了我们，媒体拒绝放出牧师的任何镜头，出现在镜头上的只有戴着面具的人，以便让行动者看起来暴力和可怖。 接下来我们占领了一个通宵开放的公园，然而他们改变了公园的规定。然后，我们得到了法官的一项裁决，只要我们不占用人行道一半以上的空间，就可以睡在那里。而纽约市马上通过一项命令，宣布曼哈顿下城为紧急区域，不适用于法律决议。因此我们决定占领那栋签署了《人权法案》的建筑物的楼梯，这栋建筑物恰好就位于华尔街附近，但它不在城市的管辖权内。我们立即被特警队包围，两天后，他们找到了迫使我们离开那里的方法。 我们尽一切努力建立了合法的替代方案。但是州政府完全粉碎了那些他们教孩子的，使他们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的法律原则，而媒体甚至没有对此进行报道。 现在，当你甚至连自己的公寓都出不去的时候，能占领什么呢？ 格雷伯：总有可以做的事情。匿名运动展示出这样一种潜能，可以在网上进行有意义且有影响力的抗议。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发明在家抗争的新方式。 不过，如果封锁永久持续下去的确很难。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曾有过一个在疫苗发明出来之前的世界，人们过去知道如何应对霍乱，黄热病，流感等疾病的威胁：你非常仔细地追踪谁在传播这种疾病，你远离人群进行隔离，你很仔细的注意卫生问题、社会距离，给某些商业活动下达禁令——在维多利亚时代，这已成为日常。 我的一个朋友约翰·萨默斯(JohnSummers)一直在研究简·亚当斯(JaneAddams)在赫尔之家(HullHouse)如何应对此类威胁，并得出结论认为，如今的中产阶级只是忘记了曾是常识的那些东西。当然，也如赫尔之家的例子所暗示的那样，所有这些几乎都无法阻止社会运动的发生。那是工人运动脉络中无政府主义的鼎盛时期。 【译注：简·亚当斯(1860-1935)，美国社会运动家，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建立在芝加哥的赫尔之家是亚当斯的主要贡献之一，这是一所兼具研究、公共讨论、增加邻里互动的社区福利服务站，巅峰期每周有两千人访问。】 我们现在仍处于一种恐慌反应的阶段，我们只是才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认为病毒会摧毁我们的社会关系，还为时过早。 那么经济关系呢？ 格雷伯：这确实非常耐人寻味。多年来各国政府一直在告诉我们，他们不能做他们最近才刚刚做了的事：停止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关闭边界，宣布全球处于紧急状态。甚至在三个月前，每个人都认为即使GDP下降1%也将是一场不容置疑的灾难，说得就像我们都会被哥斯拉式的经济怪物所践踏一样。 但这一切没发生。 格雷伯：不，事实上另外的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呆在家里，而经济活动仅仅下降了三分之一。这已经非常疯狂了。你会以为当每个人都在家而无所事事，经济至少应该下降80%，而不是三分之一。这让人好奇他们到底在测量什么？而到底什么是“经济”？什么是工作？我想，由于疫情，我们可以开始更清楚地看到这些事情。 能再说清楚一点吗？ 格雷伯：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工作确实必不可少;以及哪些工作完全没必要存在。但这也使得检验一些机构到底在做啥变得很容易。 资本主义福音派们一直坚持认为，全球的金融系统是更好的，也就是自由市场版本的中央计划：就像五年计划一样，在全球金融系统的版本中，它来决定资源如何分配和投资以优化未来的生产，可以确保未来的人们得到什么他们想要的，确保长期的繁荣和福祉。但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在关于是否关掉华尔街以防止2008年那样的经济灾难重演的所有辩论中，没有人甚至提及关闭金融系统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会产生任何实际的不良影响。华尔街是为了华尔街而存在，因此富人可以继续变得非常富有。它对其他人没有多大好处，而只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不然他们就不必关闭它了。因此，金融系统从来都不是国家计划的替代物，不管怎么样这种计划都会进行下去。市场也不是自我调节的，它一直受到监管——被国家——当人们谈论“监管”或“撤销管制”时，是为谁争论？ 因此，我确实认为人们正在严重质疑过去几十年来他们被治理的方式。 疫情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在某些人看来，随着英国铁路系统的国有化或西班牙医院的国有化，社会主义可能会获得第二次机会。其他人担心该国将像匈牙利那样变得更加专制。还有一些人希望那些强国可以得到解放；另一些人希望那些过于强大的产业受到监管，把人民摆在利益前面…… 格雷伯：好吧，首先，当我们问到“谁被证明对付这种流行病更有效”时，我认为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不要陷入错误的二分法：威权主义VS民主，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等等。 没有证据表明威权国家做得更好。我最近读了一篇非常有趣的研究，比较了专制政权和非专制政权如何应对大流行。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或多或少的威权主义并非一个关键系数，重要的是人们对政府声明的信心：他们对公共机构、媒体和科学机构的信任程度。 他们所称的“民主”与对机构的这种信任之间根本没有必然联系。在英国，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民主制之一，但是政治家和新闻界系统性的、公然欺骗我们，以至于在欧洲范围内我们对媒体的信任度最低，倒二是意大利，然后是西班牙，如果我没记错。 在美国，右翼想出了一种方法，将民众对机构这种正当的怀疑转化为他们的优势。一切都是“假新闻”。我们在遍布镜子的大厅里。应该投票给那个至少承认自己在撒谎的家伙(唐纳德·特朗普，鲍里斯·约翰逊)。于是你可以成为共犯，事实上因为这个世界是由骗子和污点组成的，给他们投票至少能让你成为获胜一方的一员。 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我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所谓的“中间主义”进行适当的分析，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一种令人反感的反常政治意识形态。 中间主义？ 格雷伯：中产阶级——基本上那些职业管理阶层是中间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他们在19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形容自己是“生活方式的自由派，财政上的保守派”时，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他们接受了一种既成社会秩序：温和左派被留给负责生产人的领域，就像以前一样，他们管理医院和大学;而温和右派则被留给另外的领域——负责生产石油、服装和高速公路。因此，就不难理解左派的社会运动攻击那些CEO们和贸易协定;而右翼的社会运动攻击运行教育或卫生系统的人的权威性，即老师和科学家，试想一下全球变暖或堕胎这些议题。 但这确实是一场无望的阵地之战，正如葛兰西所说的那样，任何一方都不会赢。激进右派不再可能让福音派教会负责社会再生产领域，就像激进左派不再企图将微软、孟山都等垄断资本转变成一个自我管理的集体那样。激进右翼所能做的就是破坏人们对专家的信认，当然，他们越进入权力，就越能够通过将一些废物置于专家权威的位置来做到这一点。因此，整个事情都会自圆其说。 结果就是一望无际的遍布镜子的大厅，那里的一切都可能(或确实)是谎言。那就是尸体现在堆积的地方。因为它们离圣西蒙的幻想最远。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你很难责备那些对专家持怀疑态度的人，因为在这里没有人知道那些向政府建言献策的科学家委员会名单中的名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知道了，委员会中有两名成员是保守党的喉舌，没有经过任何科学培训。感觉就是他们希望你知道他们完全靠不住那样。 如果靠不住的政府也变得更加专制……？ 格雷伯：这个想法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想法。这里有一个悖论。人们将反威权政治，与反对任何形式的知识权威搞混了，甚至扩展到那些相通的概念——真相、正义甚至物质性现实。好像坚持任何形式的真相都无异于法西斯主义。但是，如果没有真相，为什么法西斯主义甚至会成为问题？你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出发点是什么，除了你个人不喜欢这种意识形态之外，这种理由对于那些喜欢它的人而言没多大意义。好吧，这种绝对的相对主义现在正逐渐在左派阵营消失，而在右派阵营被积极地接受。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威权主义——至少是民粹主义的的品种——遭受了最大的打击。正如某些人所说，这确实是一种死亡崇拜，是一种大规模的自杀。 因此，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局限于未来政府性质的辩论之上，它会变得更加专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或解放吗？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人们自我组织的程度前所未有。疫情开始时在英国发生的第一件事是，每个社区都开始建立自己的互助小组，来识别弱势群体：举目无亲或没人帮忙的人，老年人……他们自称为“互助”(mutualaid)团体，用的是旧的无政府主义的表达。仅仅在伦敦，就有数百人之多。 这是否印证了“在危机中每个人都变成社会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的老话？ 格雷伯：我住在格伦菲尔大厦(GrenfellTower)挺近的地方，在我所住的街区，人们早已认识到政府基本上在一场危机中毫无用处。当两年前发生火灾时，他们完全搞砸了。你会想，一个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国家的政府不会认为给数百名幸存者找个地方是个很困难的事情，然而事实是，教堂团体和自发的社区团体不得不在狭窄的地方运作所有事情。 所以，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无政府主义会使秩序变为混乱，但实际上它可以有助于将混乱变为秩序？ 格雷伯：我总觉得有些可笑，人们一直说“天哪，我们不能没有警察，因为如果我们摆脱了警察，每个人都会开始互相残杀！”我发现他们从不会说“我会开始杀人。”“嗯……没有警察？我觉得我会拿枪射杀别人。”每个人都假设别人会这么做。 实际上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知道当警察消失时会发生什么。我甚至在警察实际上消失了数年的马达加斯加的农村住过，他们在我来之前就消失了。这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影响。好吧，财产犯罪确实增加了，谋杀却减少了。当警察在一个财富差距更为严重的大城市中消失时，毫无疑问偷窃将增加，但暴力犯罪完全不受影响。 但当我们讨论组织，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为何我们认为威胁打人、开枪或把人在肮脏的房屋内关上数年以维护任何形式的组织是必须的。那样认为的人们对组织并没有多少信心，不是吗？ 无政府主义者如何处理疫情呢？ 格雷伯：我认为现在许多人正在了解，独立于自上而下、军事作风的政权他们可以做多少事情。在紧急情况下，某种粗暴且现成的共产主义总会出现：它们有不同的纲领，有的根据每个人能力，有的根据每个人的需求。 他们的行为源于简单的效率：那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但当然危机共产主义往往与专制且从上至下的社会制度截然相反。就像市场交换系统，命令与等级的系统成为了人们无法承担的奢侈，虽然经常在危机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形势放缓时，它们将恢复。 比起福柯，第一阶段更像圣西蒙，人们认可的唯一权威是某种真正基于某种专业知识的权威，几乎没有人会和试图给他们接上断腿的医生吵架。 大多数我所知道的革命社区达成了一种平衡，他们试图尽量广泛地传播知识，但是由于这个特定的原因，人们确实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怀有信任。我所知道的最接近无政府状态的地方在疫情期间做的并不差，我想到墨西哥的萨帕塔社区，还有罗贾瓦——叙利亚东北部主要的库尔德地区。 二者都反国家并且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他们都对这种大流行立即做出了反应，并且发起了全面的社区动员，关闭学校，制作防护装备，改善卫生条件……罗贾瓦目前为止一直做得很好，虽然土耳其政府确实一直试图通过“细菌战”来对付罗贾瓦，他们故意打发感染的难民到这里。这一例子证明无政府主义原则可以有效地组织健康工作者。 不仅如此，政府非常努力地想将抗击疫情的成效归功于自己。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甚至亲自签署新冠救助支票（corona-checks），暗示他个人亲自将钱捐给了公民。他并不是个例。许多政府正试着让人们形成政府捐钱帮我们度过危机的印象。 格雷伯：很难说财政系统到底如何运作，因为它周围遍布层层错误与神秘感。首先是这一类“寻找”金钱帮助经济与公民的修辞，金钱不是某种需要被发现、被挖掘，或者被生产的有限利益(limitedgood)。它就是被凭空创造的。 特朗普不会放弃他早已拥有的东西，他实际上通过出钱来挣钱。但那只是保持系统不崩散的众多错误前提之一。在管理层眼中，维持这类神秘色彩尤为重要，我认为几乎所有过去对资本主义的经典辩护都烟消云散了。 比如说？ 格雷伯：比如三大经典辩护，第一个，人们常说“好吧，当然，资本主义制造了极端的不平等以及各种明显的不公正，但它还是很值得拥护，因为即使是最穷的人也知道他们的孩子会比他们过得更好。” 我不认为许多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仍相信这一点。也许在有的国家有些人仍然这样想，但是如果你住在美国、法国、埃及或阿根廷，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大体上，新一代已经比父母过得差多了，他们获得住房、教育、退休金等基本生活的机会更少。有大量文章讲到中年人教育被称为“雪花一代”(snowflakes)的子女与孙辈，然而他们的子女孙辈得到这样的称谓，正因为后者在要求他们年轻时理所当然得到的东西。但终究来说是出生所带来的耻辱。他们知道情况正在恶化，而不是更好。 第二个论点则是技术上的：资本主义总会驱动快速的科学技术变革。我们经常认为我们的生活会因为技术的发展而彻底改变。只要想想一百年前厨房是什么样的，论证就成立了，然后将它与我们今日的摩登厨房作比较。那么我们将会飞去火星，永生不死，我们今天大部分的问题都会消失。 显然他们并没有。 格雷伯：所以再没人那样说了。实际上厨房是个很好的例子，自从30年前推出微波炉以来，厨房再也没有实质性地变化过了。微波炉是厨房科技中最后一个实质上影响了日常生活的重大创新，在那之后只有停滞。 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资本主义实际上扼杀了技术创新，因为创新中没有短期的利润诱因。我们一直在改进模拟技术，我们现在可以制作出色的科幻电影，特效也很棒，但是我们已经放弃了真的在可预见未来实现它们的想法。 第三个论点是资本主义带来稳定。 给中产阶级？ 格雷伯：通过发展繁荣使大多数人成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增长促进了民主的稳定。好吧，那没有发生。相反，那些被赶出中产阶级的人越来越愿意给与稳定背道而驰的人投票。 所以真正剩下的就是两个论点。一个是二选一：要么是我们，要么是极端专制。另一个是道德。 道德？ 格雷伯：我越发意识到这套系统仅靠道德维系，一个非常奇怪、扭曲的道德。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了一本关于负债道德的书和一本关于工作道德的书。 即使许多人非常了解我们的经济体系是愚蠢和非正义的，他们也似乎真的相信任何不偿还债务的人都是坏人。赖债不还是不负责任的，只能怪自己。同样地，即使讨厌老板的人似乎也觉得开小差的人更糟，如果你在不喜欢的事情上不努力工作，最好你也不喜欢你的老板，那么你就是一个坏人，一个寄生虫，当然也不值得公共救济。 人们似乎真的相信劳动的神圣性，不只是劳动，而是工作，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工作，这项工作是否真的有益于任何人都无关紧要。实际上，至少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似乎自己都认为，如果他们的工作不存在世界也不会有任何不同，甚至，如果没有这个工作，世界会变得更好。 工作的神圣性，债务的神圣性，“市场”的神圣性，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深深地内化了，它们都非常有问题。 有问题……它们错了吗？ 格雷伯：富人不信奉债务，至少不信奉自己的债务。他们当然不认为偿还债务事关荣誉。如果我的前任雇主们想出了一个不付钱的办法，那么他们中的一半将根本不会付给我任何薪水，甚至，如果你处于弱势地位，债务就会变成道德;如果你处于强势地位，债务就是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一句古老的谚语写一本关于债务的书的原因：如果您欠银行十万美元，那么银行拥有你;如果你欠银行一亿美元，则你拥有银行。 你经常将债务与承诺相提并论。但是，如果一个承诺被一方破坏，另一方为什么还要尊重这一承诺呢？ 格雷伯：是的，但是权力很重要，看一下国际关系。如果塞拉利昂欠美国十亿美元，塞拉利昂就会有麻烦。如果美国欠韩国十亿美元，韩国就会遇到麻烦。 但是道德戏法是如此奇异地有效。否则，体面的人会认为从饥饿的孩子那里带走食物完全合理，因为这里先前的独裁者曾借了一笔不良贷款。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一直试图找到方法来普及“恶债”(odiousdebt)这一概念。这不是一个容易被记住的短语，它是在美国从西班牙帝国手中夺取古巴后一个美国法院发明出来的。西班牙政府坚称，美国现在应对古巴政府欠西班牙的未偿债务(outstandingdebts)负责。美国法院裁定，古巴没有真正欠这笔钱，因为古巴的贷款是在不公平的情况下获得的。这就是“恶债”的含义：如果他是一个真正为自己最大利益行事的自由代理人，没人会接受这笔贷款。 大量的个人债务不也符合这个定义吗？ 格雷伯：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如何让人们把一个次级抵押贷款视为恶债？我们都被教育说偿还债务是一种基本道德，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道德义务的特定概念已经建立在财务义务的基础上，而不是反过来。恶债的理念可以成为解除这种困境的方法吗？是否还存在连索取都是不道德的债务？ 实际上，在中世纪的欧洲，这本应是基本的法律常识，这是法律学者经常争论的问题。 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关于一磅肉的著名争论？ 格雷伯：如果你在监狱里，还可以举一个鸡蛋的例子。 一个鸡蛋？ 格雷伯：是的，中世纪的学者经常会用这个例子，记住，在那时经济问题是教会法律下的道德问题，这全是神学的一个分支。实际上，我会说经济学仍然是神学的一个分支，只是它不再承认这点了。 例子是这样的：有一个监狱里的人吃着面包和水，所以他正在慢慢死去。在下一个牢房的囚犯则有朋友们给他带来食物。他说，我这里有一些煮鸡蛋。如果你签署这份文件，让我有权获得你的所有财产，我将给你其中一个鸡蛋。所以他同意了，吃了鸡蛋，得以生存。几年后，他们俩都出狱了。那么合同是有约束力的吗？ 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 格雷伯：在今天回答是“对”。多年来，我们一直为全球南方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大多数中世纪的神学家都会争论：明显不，签字转让财产的那个人实际上不是自由代理人。就像全球南方这个例子一样，如果这个拥有所有鸡蛋的人不是囚犯而是你的警卫，那就更是如此。这给问题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这显然是恶债。但是“可憎的”一词太陈旧，听起来不太对。 我们一直试图提出一个更好的措辞。也许我们可以说它是黑帮资本主义，黑手党债务？黑手党臭名招著地擅长将敲诈勒索建构为债务，从而使它看起来很道德。但这听起来也不太对。如何传达一种观点，就像有些工作如果没有人做会更好，一些债务也不应该偿还？ 这是现实的吗？ 格雷伯：我们许多人仍在尝试寻找一种方法来打破咒语。也许这次疫情将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所谓的“金融”始终只是其他人的债务，而这些债务是金融公司与政府之间、表面上的公众与私人机构之间相互勾结故意制造出的，而它们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难于分辨。 我喜欢以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为例，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但是大约76%的利润来自收费和罚款。想一想，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就会获利。因此，他们必须建立一个相当让人困惑的系统，以确保他们可以确定X%的人会犯错，但又不能混乱到让他们无法说：“嘿，你无法平衡收支不是我们的错。” 整个政府机构和金融系统正在渐渐变为旨在让我们负债累累的巨大骗局。因为华尔街、日经指数或者FOTSE上交易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金融业而不是实业，所以这才是现在真正推动资本主义的东西。 此外，你经常会说，没有胁迫，债务的概念就无法存在？ 格雷伯：现在，我还会收到来自维珍网络(VirginMedia)的邮件。我最近从老家搬走了，并取消了订阅。我都没住在那儿了，他们还在莫名其妙地向我收取过去两个月的费用。他们寄来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和令人生厌的信，因为他们知道有站在他们那边的法律机构。如果你选择拒绝支付，那么这件事将在某个时间点被移交给法警，法警会骚扰你;如果你拒绝支付的时间够长，涉及的金额够大，他们会开始拿走东西，如果你试图阻止他们，你就会面对武力威胁。 我们很容易忘记，所有的法律背后都有暴力胁迫。造成伤害的权力。在烦人的收账人的例子中，这样的权力可能在三十步或者一百步之外，但它总是存在的，否则，你就会无视法律。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另一个有趣的关系。 是什么？ 格雷伯：也许你能对别人造成的潜在伤害越大，你得到的报酬也就越多。 你的意思是？ 格雷伯：我总是说，你的工作越是明显地让他人受益，你可能获得的报酬就越低。最近有人对我说，这其中的关系可能是反过来的：你的工作越是能够伤害他人，你可能得到的报酬就越多。我立刻想到了经济学家布莱尔•菲克斯(BlairFix)的一项研究，他对企业部门的收入进行了分析，发现薪酬高低的关键并不像经济学家通常所说那样，由“生产率”来决定，真正决定报酬高低的只是权力。你在行政管理系统中的地位越高，你的薪水就越高。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新鲜，但他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撑这个观点。所以这一切都是关于权力的。 做什么的权力？ 格雷伯：嗯，这就是问题。也许它真的仅仅是造成伤害的潜在可能性。就像华尔街并没有真正使公众受益，但如果华尔街崩溃，它将会造成巨大损害。也许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私有化的权力形式，直接从封建军事形式的权力中衍生而来。 只要把公司视为资本主义权力的大教堂。它们的主人已经拥有了所有人可能拥有的所有财富和权力。在某个时候，你可能已经拥有了所有你想要的金钱和快乐，所有的妓女和可卡因。剩下的只有自我和自恋。这就是为什么你会雇佣这些无用的员工军团：这样一来，一些混蛋执行副总裁就能说：“看看我的帝国！它比其他执行副总统的帝国要更大一些。” 因为这样的人想要自我感觉良好，地球正在消亡。他们正在消耗巨大的资源来建造自己的巨塔，并在里面塞满无用的奴才，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自我满足。当我在收集有关于“狗屁工作”的信息时，我听到了无数这样的例子。每个公司都需要拥有自己的内部杂志介绍公司的高产值和定期刊登关于这个或那个高管的特稿。为什么要出这些杂志？根本没有人会读它们！好吧，几乎没有人。它们的存在让每个经理都能在看起来像是新闻杂志的地方看到一篇关于自己的恭维文章。 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物种因为这种事情而灭绝。但最终，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他处在一个可以使他人得生活变得悲惨的位置上。 当然，疫情凸显了这种关系的反面：你的工作对他人的帮助实现得越快，你可能得到的报酬就越低。 在疫情期间，卫生保健工作者、工厂和公用事业工人以及店主受到了表彰。他们几乎被誉为现代英雄。但他们的工资并没有上涨，而且在危机结束后，他们最有可能失业。这是怎么回事？ 格雷伯：因为他们工作的本质就是不造成伤害。想想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工作的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他们使得卫生系统免于崩溃。从理论上讲，当劳动者的工作至关重要时，劳工运动是最强大的，它为工人带来了很多议价能力。因此，如果卫生保健工作者决定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工资而罢工，这可能是最好的时机。但在现实中，这并没有发生。 为什么？ 格雷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太多的权力。这有点自相矛盾，有点像这个玩笑：如果你欠银行一百万，银行掌控你;如果你欠银行一亿，你掌控银行。如果您伤害他人的能力过于强大，并且能够立即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你将成为自己能力的囚徒。你无法使用这种力量，因为它实在太具有破坏性了。 一个黑手党或私人股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只会伤害你，尽管他假装情况相反。他可以无情地使用权力。正如女权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护理人员的罢工将是毁灭性的;正因为它会带来如此严重的毁灭性，护理人员实际上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太在乎那些会立即遭受痛苦和死亡的人。 但最起码，或许这场危机会让我们看清这一事实。经济最终就是我们互相照料的方式，所有真正的工作最终都是照料工作。 在疫情期间，我们已开始在学校、工作和社交活动中大规模使用通讯工具。我们现在发现，没有工作旅行和会议，我们也可以生活。这种变化会成为永久性的吗？ 格雷伯：我们的旅行习惯肯定会改变，这也将影响经济的其他部分。 大卫·哈维指出，自2008年以来，经济复苏——假设真的出现了复苏，有人会表示反对——主要是建立在消费者体验而不是消费品上。几十年来，经济增长靠的是生产和销售有形的东西：汽车、智能手机;然后通过向我们出售几年后就会坏掉的汽车或变得过时的手机来加速这一进程。但是，现在消费的扩张变得更加无形，更加基于消费者的经验：去百慕大、外出就餐，或者，如果您是最开明的消费者之一，前往亚马逊雨林去看萨满祭司并尝试一些迷幻药吧。 哈维补充说，工人阶级也从这一趋势中受益，因为许多新机场、酒店、旅游住房和其他基础设施被建造出来，用于支持中产阶级的全球旅游。更不用说优步(Uber)和Airbnb等帮助旅游业和房地产业金融化的数字平台了。 虽然他没有这么说，但我要补充一点，在前述情况下，建筑业和采掘业同时成为了民粹主义右翼的主要支柱具有巨大的讽刺意味，民粹主义右翼声称要以民族身份的名义反对世界主义精英。当然，正是那世界主义阶层、富人和他们的专业-管理同盟，通过这种消费方式将病毒传播到了全球。 在斯洛文尼亚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病毒是通过在意大利和奥地利度假的滑雪者传播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医生和其他中上阶层的专业人士。然而，为了阻止疫情蔓延，政府想要部署军队阻止移民进入国家。 格雷伯：是的，他们会把这归咎于移民或旅游人士——正如英国所说的吉普赛人——但肯定不会归咎于商务旅行者。 顺便问一下，你在（伦敦）金史密斯大学教书的时候见过同校的马克·费舍尔吗？我的编辑同事坚持说我应该问你关于马克的问题，因为许多斯洛文尼亚的年轻知识分子和我们的一些作者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共鸣。 格雷伯：我偶尔会碰到他，并和他打招呼，但我从来没有好好认识他。我现在非常后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他是剽窃了我大多数的最好的主意(在我想到它们的很久以前)的讨厌鬼(笑)。 你们确实有很多相同的想法。 格雷伯：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从未讨论过，但我们的想法却如此相似。 你们都对飞行汽车的想法很着迷。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还没有会飞的汽车。 格雷伯：我在2012年为《异见者(TheBaffler)》杂志写的那篇关于飞行汽车的文章最初只是酒后派对上的咆哮。“狗屁工作”也是一样。 真的吗？ 格雷伯：你可能知道当你试图用一些好主意打动或娱乐你的听众时的那种感觉吧？然后到了第二天，你压根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对此，我有一整套保留剧目。 听起来很耳熟，但你显然还记得你的两次咆哮。 格雷伯：我很少过量饮酒。 总之，是的，飞行汽车，我以前真的为这个想法所困扰！我是一个在六十年代长大的孩子，我们(这代人)都被太空计划迷住了。当人类登上月球时，我才七岁。我们都知道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让我深感失望的是，真实的2001和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让我困扰的不仅是它没有实现，而是竟然没有人谈论它没有成真这一事实。每个人都表现得好像我们真的生活在这个充满科技奇迹的神奇时代之中。但这根本不是真的！ 当然，我们有可以自动门，还有《星际迷航》里的通讯器。但我们肯定没有三录仪(《星际迷航》中的万用工具，能够感知环境四周，并将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然后进行计算)或者任何真正的好东西。长生不老药，传送光束，反重力装置在哪呢？ 汽车行业正试图说服我们，电动汽车是一种新的、令人兴奋、令人着迷的东西。但这早在50多年前就有了。 格雷伯：完全正确！我们现在本应该去探索土星的卫星了。这太令人沮丧了！1999年，我也想写一篇类似的文章，但每家杂志都无视了我的提议。相反，他们用可预测的那类文章“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技术奇迹世界中！”来庆祝新千年的开始。 现在，再也不可能为那些好奇心驱动的研究(blue-skiesresearch，也即基础科学研究)去争取资助了。现有体系的建立是为了确保真正的研究突破不再产生。 因此您等待了十多年才最终发表该作品？ 格雷伯：不幸的是，事实就是如此，最终，我达到了可以出版任何我想要出版的东西的程度。所以我提出了一些关于技术停滞的原因的理论。 有趣的是，在我写完这篇文章后，获得了两层回应。首先是科学爱好者，他们经常会责备我，说我对科学一无所知，否则我不会忽视所有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神奇的事情。飞行汽车已经出现了大约60年了。另一组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几乎总是说：是的，没错！基础科学研究已经不可能获得资助了。建立现有体系是为了确保不再有任何真正的研究突破。 实际上，这一切都让人难过。我们教会我们的孩子去相信，一切都可能并且会逐渐好转的。但是……我们总是被告知启蒙运动的理想，即进步和技术进步将带来更大的智慧，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推翻了。但后来我们又被告知，他们是被法西斯主义，或奥斯威辛集中营，或原子弹所推翻的。 然后是切尔诺贝利…… 格雷伯：是的，还有20世纪所有的重大技术灾难。但是请注意这一模式。如果启蒙理想真的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抹去的，那么它就不会被法西斯主义，或者原子弹，或者切尔诺贝利再次抹去了。所以它并没有真正被抹去。事实上，它的不断出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不同的故事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就像关于圣诞老人的善意谎言？ 格雷伯：那我们要说什么呢？“对不起孩子。历史糟透了，人民令人作呕，一切只会变得更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几乎是出于内疚，选择假装相信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孩子们通过学习这种完全不真实的、乌托邦式的现实来成长。渐渐地，他们明白了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他们当然气疯了。他们变成了痛苦的青少年。有些人变成了怀揣着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试图改变一些事情。但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他们就放弃了，将他们的理想主义转向他们的孩子，然后去做同样的事情，尝试建立一个小小的虚幻泡泡，在那里他们可以假装事情会得到真正的改善。这是使道德妥协正当化的唯一方式。 在《规则的乌托邦》中，你认为掌权的整个系统使得任何有雄心的思考都变得不可能。 格雷伯：是的，无望的机制。 整个官僚体系？ 格雷伯：在官僚体系当中，晋升靠的不是才能，而是你是否愿意假装晋升是基于才能。这和学术圈的环境很相似。重要的不是你有多聪明，而是假装在高位的人是名副其实的，即便你和所有其他人都知道这不是事实。最大的罪恶是相信你之所以有资格获得某个学术职位仅仅是因为你真的擅长教学或是研究。 尤其是如果你来自错误的社会背景，你会了解到，是的你有可能被精英团体接受为成员，但前提是你必须愿意表现得仿佛你人生的最大志向就是被他们接受——无论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理由身处其位。 这把我们带回到马克·费舍尔。他的很多著作都是关于冒名顶替综合征(theimpostersyndrome)的。他来自工人阶级，总是觉得自己在学术界或是其他社会团体中格格不入。他总是觉得自己是个骗子。 我也来自工人阶级但我的经历有些不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父母告诉我我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回过头来看这有些荒唐可笑。没有人会那么有天赋！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智力不足以在学术界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从来没得过冒名顶替综合征。但是我的确常常在自己不是一个社会成人这方面有冒名顶替的感觉。人们对待我的态度还是：好吧，你很聪明，但你不成熟。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你只是在假装。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经常让我觉得自己是个骗子，而这确实会微妙地影响到你的自我认知。 这是否也是你几乎发明了一个你自己的学科的原因之一？ 格雷伯：你是指无政府主义人类学？ 是的。 格雷伯：我没做这样的事情。我过去的导师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那时候开始了一个小册子系列，他知道我参与了“直接行动网络(DirectActionNetwork)”。他对我关于如何用人类学视角来思考人类学的想法感兴趣。所以我写了那片论文作为一种假设性的实践，“无政府主义人类学”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为什么不存在。麻烦在于没有人真的去读那本书。他们只读了标题。 所以，有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马克思主义是存在于人类学内部的一种理论体系。无政府主义是存在于社会运动中的实践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我的意思是说，你当然可以用一种有助于自由主义社会运动的方式进行人类学研究，但这不是一回事。 你的助手告诉我你正在写下一本书。而且绝对不是关于新冠病毒的书。 格雷伯：是的，这本书是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和我的好朋友戴维·温格罗(DavidWengrow)合作的成果，他是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家。我们一直在改书名，但它目前叫做：《未来：一则50000年的序言》(Thefuture：a50,000yearpreface)。 你好像很喜欢长序言。 格雷伯：你是指就像《债：第一个5000年》？我想是的。不过这个序言要更长，因为我们想要说明通常呈现的人类历史只是一个世俗化版本的圣经。先是伊甸园，然后是堕落。最初，我们快乐地生活在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平等团体中。那是伊甸园。然后我们发明了农业，从此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我们又了私有产权并首次定居。当我们有了城市，也就有了国家、帝国、官僚体系和剩余价值榨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了书写和高雅文化，因为它们是打包出售的，不容讨价还价。 这种叙事是错误的？ 格雷伯：这种叙事在事实层面就是错的，跟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狩猎者和采集者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生活在二三十个人的平等团体中。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他们似乎在小团体和微型城市之间来回变换。他们可能形成了非常繁复的社会结构，甚至有警察或国王，但至少在一年中的几个月份。之后他们就分散来开一小团体的形式生活。农业基本上没有带来什么改变，早期的城市实际上是非常平等的。 这听起来很像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NoahHarari）的观点。他让从狩猎者采集者到农业社会的变迁是罪恶之源的观点变得流行起来。 格雷伯：是的，这很烦人。并不是只有他，但他提供了一个经过更新的时髦的版本，本质上是一个现代版的让-雅克·卢梭。他可能是高贵野蛮人的浪漫理想的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一个尚未被欧洲文明糟蹋的自由纯洁的人。 那就是为什么卢梭呼吁他的同胞们回返自然？ 格雷伯：确实是。我发现这部分历史非常迷人。卢梭实际上是为一次征文比赛写下了他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征文比赛？ 格雷伯：是的，第戎学院邀请作者们就社会不平等进行写作。顺便一提，卢梭没能赢得比赛。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18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会假设不平等是有源头的。那时的法国几乎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等级森严的社会。他们为什么会假设事情不是从来如此？ 有什么线索吗？ 格雷伯：我不想透露太多，但这和美国印第安人对欧洲社会的批评有很大关联，这些批评令人惊讶地在欧洲得到了认真对待。也许我们最好还是等书吧。 大流行过后可能变成日常的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格雷伯：我更愿意讨论好的事情。这个怎么样？我们突然进入了历史能动力重新出现的区域。人类刚刚接收到了可能是历史上最洪亮的警钟。它从未如此大规模地发生过，以至于大部分人类都停下来说，糟了，我们在干什么？ 这很可能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基本上走在大规模自杀的道路上。 坏的呢？ 格雷伯：嗯，另一方面就是大规模自杀本身。我们正在向末日滑行，确信我们已经无能为力。让我害怕的是我们可能只会说：哦，感谢上帝这都结束了，现在让我们回到过去的生活。 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不会因为我们减少旅行、减少消费、减少生产而走向终结。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世界将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形式终结。我们如何才能说服人数众多的道德主义者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减少工作？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很快就会面临选择，要么是让大流行变得像在公园散步一样普通的层出不穷的灾难，要么是某种很可能错得离谱的科幻般的解决方案。 错得多离谱？ 格雷伯：嗯这么说吧，只有一件事情比否认全球变暖的法西斯更可怕，那就是不否认全球变暖的法西斯。天知道这样的人会想出怎样的解决方案。 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看作是一项应对五到十年内将会出现的气候紧急状况——如果我们不停止所有这些愚蠢的碳生产——的法西斯主义解决方案的试验：关闭边境，责怪外国人，把人民分成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专制主义正常化。然后他们会尝试一下技术修复：在大海里播撒水晶，生态工程师…… 几年前我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交谈时，他告诉我他十分担心这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到时候仅有的规模足以应付事态的机构将是美国和中国的军队。希望他们会一起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前几天我和史蒂夫·基恩(SteveKeen)聊起时他认为很可能会是后者，毕竟如果气候大幅变暖，东亚的很多地方将变得无法居住，我们真的能指望有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坐视不理吗？他们会因为美国不愿意削减煤炭而静悄悄地疏散南部省份？但如果他们真的开始改变大气成分，则可能使得欧洲和北美重回冰河时代。谁知道呢？ 但尽管如此……你是否仍然希望人类能听到可能是历史上最洪亮的警钟？ 格雷伯：在这个问题上我读到的最睿智的评论是一位物理学家指出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不承认我们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显然，气候变化是人类的愚蠢行为造成的。那些声称这是自然现象的人只是在否认现实。这都是真的。但在遥远的过去，在人类还不存在的时候，确实有地球温度上下波动几度的情况。如果我们生存得足够久，可能是十万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我们将不得不做些什么，不是吗？ 但如果我们要成为“自然的自我意识”，就像十九世纪的人所说的那样，或许是时候让政治家出局了，因为他们是极端不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这样的决定只能通过某种集体协商做出。 好消息是公民议会的实验显示，即便是随机选出的普通市民，只要呈以科学事实，在做决定方面也几乎总是比他们选举出的代表更为明智。使得一个人群比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人更聪明而不是更愚蠢是有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政府主义的全部意义就是找到实现这一点的方法。)这可以发生，但我们将不得不开始工作。
反对经济学（大卫·格雷伯，2019年12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反对经济学 大卫·格雷伯2019年12月5日杜云飞译 在那些有责任管理大型经济体的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经济学学科不再有明确的目标。它开始看起来像是一门旨在解决不再存在的问题的科学。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对通货膨胀的痴迷。经济学家仍然教导他们的学生，政府的主要经济角色——许多人会坚持，它唯一真正合适的经济角色——是保证价格稳定。我们必须时刻警惕通货膨胀的危险。因此，对于政府来说，不加考虑地印钞票本身就是罪恶的。然而，如果通过政府和央行的协调行动抑制通胀，市场应该会找到“自然失业率”，而投资者利用清晰的价格信号，应该能够确保健康增长。这些假设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主义（monetarism），即政府应该限制自己管理货币供应的观点而来，到了90年代，这些假设已经成一种基本常识，几乎所有的政治辩论都必须从对政府开支的危险性的例行承认开始。尽管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各国央行疯狂印钞，试图制造通货膨胀，同时迫使富人用自己的钱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但这两项努力基本上都没有成功。 我们现在生活在与危机前不同的经济世界里。失业率下降不再推动工资上涨。印钞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公共辩论的语言和经济教科书中传达的智慧几乎完全没有改变。 人们预计会有一定的制度滞后。如今的主流经济学家可能并不特别擅长预测金融崩溃、促进普遍繁荣，或者想出防止气候变化的模型，但当他们在知识权威的位置上站稳脚跟，不会再受这些失败的影响时，他们的成功是无可比拟的。要想找到类似的东西，你必须从宗教的历史种寻找。直到今天，经济学仍然未被当作一个充满争辩的故事来教授——不像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那样被视为经常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的混合体——而是被当作更像物理学的东西，一种普遍的、无懈可击的数学真理的逐渐实现。当然，经济学的“异端”理论确实存在（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奥地利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者……），但它们的倡导者几乎完全被排除在“严肃”的学科之外，甚至经济学学生的公然反抗（从法国的后自闭症经济学运动[post-autisticeconomics]到英国的后崩溃经济学[post-crasheconomics]）也基本上未能使“异端”理论进入核心课程。 因此，尽管异端经济学家在预测现实世界经济事件方面的记录往往要好得多，但他们仍被视为距疯子只有一两步之遥。此外，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基于的基本心理学假设——尽管它们早就被实际的心理学家否定了——已经殖民了学术界的其他领域，并对世界的普遍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公众辩论和经济现实之间的这种鸿沟在英国最为明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似乎是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国家。正是中间偏左的新工党（NewLabour）主导了危机前的泡沫，选民的“将混蛋赶下台”（throw-the-bastards-out）的反应让一系列保守党政府很快发现财政紧缩的言辞——丘吉尔式的为公共利益共同牺牲的号召——在英国公众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使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公众接受，它们的政策旨在削减英国福利国家仅存的部分资源，并向上面对富人重新分配资源。“没有神奇的摇钱树”（Thereisnomagicmoneytree），正如特蕾莎·梅在2017年的临时选举中所说——这实际上是英国历史上最黯淡的竞选活动中唯一值得纪念的一句台词。每当有人问及为什么英国是西欧唯一收取大学学费的国家，或者是否真的有必要让这么多人露宿街头时，这句话就在媒体上不断重复。 梅的话真正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真的。像任何发达经济体一样，英国有很多神奇的摇钱树。它们被称为“银行”。由于现代货币仅仅是一种信贷（credit），银行可以也确实凭空创造货币，只需发放贷款。目前在英国流通的几乎所有货币都是银行以这种方式创造的。不仅公众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英国研究团体“积极货币”（PositiveMoney）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令人震惊的是，85%的国会议员不知道钱到底从哪里来（大多数人似乎认为钱是由皇家铸币厂[RoyalMint]生产的）。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经济学家不能完全忽视银行的作用，但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争论“有人申请贷款时会发生什么”。一所学校坚持要求银行从其储备金中转移现有资金，另一所学校则要求银行生产新的金钱，但只能基于乘数效应（multipliereffect）——这样以来你的汽车贷款仍可被视为最终植根于退休祖母的养老基金）。只有少数人——大部分是异端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义者和现代货币理论家——支持所谓的“银行信用创造理论”（“creditcreationtheoryofbanking”）：银行家只是挥舞魔杖就可以让货币出现，确信即使他们给客户100万美元的信贷，最终收款人会把它再次放回银行，这样，整个系统的信贷和债务都会抵消掉。在这种观点中，存款本身是贷款的结果，而不是贷款基于存款。 从来没有任何人想到要做的一件事是在银行找到一份工作，并弄清楚当有人借钱时到底会发生什么。2014年，一位名叫理查德·沃纳的德国经济学家正是这么做的，他发现，事实上，贷款官员并不检查他们现有的资金、储备或其他任何东西。他们只是凭空创造货币，或者用他更喜欢的话说，“精灵之尘”（fairydust）。 ※※※ 那一年，英国的独立公务员队伍中的一些人似乎也决定要适可而止。创造货币的问题成了争论的焦点。在英国，即便是主流经济学家中的绝大多数人早就反对紧缩政策，认为其适得其反（可以预见，这对公众辩论几乎没有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负责管理该体系的技术官僚将所有政策决策建立在对货币本质这样的基本问题的错误假设之上，就像要求建筑师在“47的平方根实际上是π”的基础上工作。建筑师意识到建筑物会开始倒塌。人们会死的。 不久之后，英格兰银行（theBankofEngland，在英国相当于美联储的机构，其经济学家因为不是政府的正式成员而最自由地发表意见）推出了一份名为《现代经济中的货币创造》的详尽的官方报告，其中充满了视频和动画，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现有的经济学教科书，尤其是主流的货币主义正统学说，是错误的。异端经济学家是对的。私人银行创造货币。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中央银行也创造货币，但是货币主义者坚持认为他们的正确职能是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央行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控制货币供应量；他们的主要功能是设定利率——以确定私人银行可以为他们创造的货币收取多少费用。因此，几乎所有关于这些主题的公开辩论都基于错误的前提。例如，如果英格兰银行所说的是真的，政府借款并没有从私营部门转移资金;它创造了以前不存在的全新货币。 人们可能会想到，这样的承认会引起轰动，在某些受限的圈子里，确实如此。挪威、瑞士和德国的中央银行迅速发布了类似的报告。回到英国，媒体的第一反应就是沉默。据我所知，英格兰银行的报告从来没有在BBC或任何其他电视新闻媒体上被提到过那么多。报纸专栏作家继续写作，仿佛货币主义是不言而喻的正确。政客们继续被盘问他们从哪里可以找到社会福利项目的资金。这就好像一种英法挚诚协定（ententecordiale）已经建立，技术官僚将被允许生活在一个理论宇宙中，而政治家和新闻评论员将继续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中。 然而，有迹象表明这种安排是暂时的。英格兰——尤其是英格兰银行——为自己是全球经济趋势的领头羊而自豪。货币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被英格兰银行的经济学家接受后，开始在知识界受到尊重。从那时起，它最终被叛乱的撒切尔政权所采用，之后才被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所采用，随后几乎出口到世界各地。 今天，一种类似的模式可能正在重现。2015年，在英格兰银行报告发表一年后，工党首次允许公开选举其领导人，在杰里米·科尔宾（JeremyCorbyn）和现任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shadowchancelloroftheexchequerJohnMcDonnell）的领导下，该党的左翼掌握了权力。当时，工党左派在党内的边缘极端派的程度，甚至被认为高于1975年撒切尔那一支在保守党内部的位置；也是英国唯一一个对新经济理念持开放态度的主要政治团体（尽管媒体不断努力将他们描绘成尚未重建的70年代社会主义者）。过去几年，几乎所有的政治机构都在大部分时间里对英国退出欧盟大声疾呼，而麦克唐纳的办公室和工党青年支持团体一直在举办研讨会和浮动政策倡议，涉及从每周四天的工作制和全民基本收入到“绿色工业革命”和“全自动奢侈共产主义”（“FullyAutomatedLuxuryCommunism”），并邀请非正统经济学家参与流行教育倡议，旨在改变人们对经济真正运作方式的看法。科尔宾主义（Corbynism）面临着几乎所有政治体制部门近乎戏剧化的反对，但忽视历史性事件正在发生的可能性是不明智的。 ※※※ 如果学者们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解读过去，那么历史性的新事物确实已经出现。因此，近年来英国出版的最有意义的书籍之一应该是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Skidelsky）的《货币与政府：经济学的过去和未来》（MoneyandGovernment:ThePastandFutureofEconomics）。这本书表面上是试图回答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在2008年危机前后的几年里变得如此无用的问题，实际上是试图通过考虑大多数经济学家最不喜欢谈论的两件事——货币和政府——来重述经济学学科的历史。 斯基德尔斯基非常适合讲述这个故事。他体现了一种独特的英国类型：温和的特立独行者，如此坚定地扎根于权势集团，以至于他从来没有想到他可能无法准确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权势集团的其他成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容忍了他的观点。斯基德尔斯基出生在满洲，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是华威商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三卷本的权威传记。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以蒂尔顿男爵的身份在上议院任职，在不同时期加入了各种政党，有时甚至没有政党。布莱尔执政初期，他是保守党人，甚至在上议院担任反对党经济事务的发言人；目前，他是跨党派独立人士，与左翼工党基本一致。换句话说，他立起了自己的旗帜。通常，这是一面有趣的旗帜。在过去的几年里，斯基德尔斯基一直在利用他在世界上最精英的立法机构中的地位，举办一系列关于经济学科改革的高级别研讨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这些努力的第一个主要成果。 它揭示了两种广泛的理论观点之间的无休止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似乎总是同一方获胜——原因与理论的复杂性或更强的预测能力几乎毫无关系。争论的焦点似乎总是在货币的本质上。货币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实物商品，一种用来促进交易的珍贵物质，还是把货币主要视为一种信贷、记账方法或流通借据这样的社会安排？这是一个已经以某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的论点。我们所说的“钱”总是两者的混合物，正如我自己在《债务》（Debt，2011）中指出的，两者之间的重心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来回移动。在中世纪，欧亚大陆的日常交易通常是通过信贷进行的，货币被认为是一种抽象概念。正是16世纪和17世纪全球欧洲帝国的崛起，以及相应的从美洲掠夺的金银洪流，真正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从历史上看，认为黄金实际上是货币的观点，往往标志着普遍暴力、大规模奴役和掠夺性常备军的时代——这正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帝国的经历。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指出的，这些新的基于黄金的货币理论所允许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是货币数量理论（通常在教科书中提到，因为经济学家对缩写词有着无穷无尽的乐趣——QTM，quantitytheoryofmoney）。 在伊比利亚人征服美洲之后，价格暴涨的原因引发了一场辩论，在辩论中，法国律师让·博丹（JeanBodin）首次提出了QTM的观点。博丹认为通货膨胀是一个简单的供求问题：来自西班牙殖民地的大量金银流入欧洲，使欧洲货币贬值了。毫无疑问，对于当时任何有商业经验的人来说，这个基本原则似乎都是常识，但事实证明它是建立在一系列错误的假设之上的。首先，从墨西哥和秘鲁掠取的大部分黄金和白银根本没有流入欧洲，当然也没有被铸造成货币。其中大部分直接运往中国和印度（购买香料、丝绸、印花棉布和其他“东方奢侈品”），就其对国内通胀的影响而言，它是建立在这种或那种投机性债券（speculativebonds）的基础上的。当应用QTM时，这几乎总是正确的：它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只有当你忽略了大多数关键因素时才是正确的。 例如，就16世纪的价格通胀而言，一旦考虑到信贷、囤积和投机——更不用说经济活动增长率、新技术投资和工资水平（这些因素反过来又与工人和雇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相对权力有很大关系）——就无法确定哪一个是决定性因素：是货币供应驱动价格，还是价格驱动货币供应。从技术上讲，这可以归结为在所谓的外生货币理论和内生货币理论（exogenousandendogenoustheoriesofmoney）之间的选择。货币应该被视为外部因素，像菲利普二世（PhilipII）时代那些风靡于安特卫普、都柏林和热那亚的西班牙杜布隆金币（dubloons）一样，还是应该主要被看作经济活动本身的产物，被开采、铸造和投入流通，或者更常见地被想象为贷款等信贷工具，以满足需求？当然，这意味着通胀的根源在别处？ 坦率地说：QTM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你把所有的黄金都给富人，而他们只是把黄金埋在他们的院子里，或者用黄金来制造镀金潜艇，那么一个国家的黄金数量翻一番对奶酪的价格不会有任何影响（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为什么购买长期政府债券让货币流通的量化宽松策略也没有奏效）。真正重要的是支出。 尽管如此，从博丹时代到现在，几乎每次有重大的政策辩论，QTM倡导者都赢了。在英国，这种模式是在1696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后建立的，当时财政部长威廉·朗德斯（WilliamLowndes）、艾萨克·牛顿爵士（SirIsaacNewton，时任铸币局局长）和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Locke）就战时通货膨胀展开了争论。牛顿同意财政部的观点，银币必须正式贬值，以防止通货紧缩崩溃；洛克采取了极端的货币主义立场，认为政府应该仅限于保证财产（包括硬币）的价值，修修补补的行为将会迷惑投资者并欺骗债权人。洛克赢了。结果就是通货紧缩崩溃。货币供应的急剧紧缩造成了突然的经济收缩，使数十万人失业，并造成了大规模的贫困、骚乱和饥饿。政府迅速采取措施缓和政策（首先允许银行以纸币的形式将政府战争债务货币化，最终完全取消银本位制），但在其官方言论中，洛克的小政府、亲债权人（pro-creditor）、硬通货意识形态（hard-moneyideology）成为所有进一步政治辩论的基础。 斯基德尔斯基认为，这种模式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无论是在1797年、1840年代、1890年代，还是最终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每次都是简短的）采用货币主义，我们总是看到相同的事件顺序： （1）政府原则上采取硬通货政策。 （2）灾难随之而来。 （3）政府悄悄地放弃硬通货政策。 （4）经济复苏。 （5）尽管如此，硬通货哲学还是成为或被强化为简单的普遍常识。 怎么可能为这样一系列显著的失败辩护呢？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在这方面，许多责任可以归咎于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作为QTM的早期倡导者，休谟也是第一个引入短期冲击的人——如洛克产生的冲击——如果它们具有释放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效果，将创造长期利益： 自休谟以来，经济学家就已经区分了经济变化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包括政策干预的影响。这种区分有助于保护平衡理论（thetheoryofequilibrium），因为它能够以某种考虑到现实的形式来表述。在经济学中，短期现在通常代表在某种“冲击”的影响下，市场（或市场经济）暂时偏离其长期均衡位置的时期，就像钟摆暂时从静止位置移开一样。这种思维方式表明，政府应该让市场来发现它们的自然均衡位置。政府干预“纠正”偏差只会让原来的错误错上加错。 任何这样的理论都有一个逻辑缺陷：没有可能证伪它。只有当一个人对“终点”有一个共同认同的定义时，市场最终会永远正确的前提才能得到检验；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个定义是“经济已经恢复平衡，不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同样，像“野蛮人最终总是胜利”或“真理总是胜利”这样的说法不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在实践中，它们只是意味着“每当野蛮人获胜，或真理获胜，我就宣告故事结束。”） 此时，一切都已就位：紧缩货币政策（对债权人和富人有利）可以被解释为清除价格信号的“苦口良药”，这样市场就可以回到健康的长期平衡状态。在描述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过程中，斯基德尔斯基为我们提供了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在20世纪40年代首次描绘的历史的有价值的延伸：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国家市场是如何通过精心的社会工程产生的。工程中还包括自觉地创制政府政策，以激起对“大政府”的不满。斯基德尔斯基写道： 一项重要的创新是所得税，首次征收于1814年，1842年由总理罗伯特·皮尔（RobertPeel）更新。到1911-14年，这已经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所得税的双重好处是给英国政府一个安全的财政收入基础，并使选民的利益与政府相一致，因为只有直接纳税人有投票权。格莱斯顿（Gladstone）领导下的“财政诚信”（Fiscalprobity）成为了新的道德标准。 事实上，现代国家完全没有理由主要通过挪用公民收入的一部分来为自己融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例如土地税、财产税、商业税或消费税（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累进），这些方法效率要高得多，因为创建一个能够按照所得税制度要求的程度监控公民个人事务的官僚机构本身就非常昂贵。但这没有抓住真正的要点：所得税应该是侵扰性的，令人恼火的。这意味着至少有点不公平。像大多数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新自由主义）一样，这是一个巧妙的政治花招——官僚国家的扩张，也允许其领导人假装支持小政府。 ※※※ 这种模式的一个主要例外是二十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被称为凯恩斯时代。在这个时期，那些执政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受到俄罗斯革命和本国工人阶级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叛乱的惊吓，允许前所未有的再分配——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普遍的物质繁荣。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和70年代新古典反革命的故事已经被讲述了无数次，但是斯基德尔斯基给读者一种潜在冲突的新感觉。 凯恩斯本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觉得资本主义更有可能推动快速的技术进步，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对物质劳动的需求。他希望充分就业，不是因为他认为工作是好的，而是因为他最终希望废除工作，设想一个技术会使人类劳动过时的社会。换句话说，他认为地基总是在分析师的脚下移动——任何社会科学的对象本质上都是不稳定的。马克斯·韦伯出于类似的原因，认为社会科学家永远不可能想出任何与物理定律相似的东西，因为当他们接近收集足够的信息时，社会本身以及分析家看重的东西，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信息变得无关紧要。另一方面，凯恩斯的反对者决心把他们的论点建立在这样的普遍原则上。 局外人很难看清这里真正的利害关系，因为这一争论已经被描述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角色之间的技术争议。凯恩斯主义者坚持认为，前者适合于研究个体家庭或企业的行为，试图优化它们在市场上的优势，但一旦开始关注国民经济，人们就要面对完全不同的复杂程度，适用不同种类的法律。正如通过分析土豚细胞中的所有化学反应来理解它们的交配习惯是不可能的一样，贸易、投资、利率或就业率的波动也不仅仅是构成它们的所有微观交易的总和。用科学哲学家的话来说，这些模式具有“突现属性”（emergentproperties）。显然，理解微观层次是必要的（正如理解土豚的化学物质是必要的），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宏观，但这本身还不够。 从凯恩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老对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和加入他的朝圣山学社（MontPelerinSociety）的各种名人开始，反革命分子直接瞄准了“国民经济不仅仅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和”这一概念。斯基德尔斯基指出，在政治上，这是由于对治国理念（statecraft）的敌视（更广泛地说，是对任何集体利益的敌视）。国民经济确实可以归结为数百万个个体决策的综合效应，因此，宏观经济学的每一个要素都必须系统地“微观建立”。 这种立场如此激进的一个原因是，微观经济学本身正在完成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始于19世纪末的边际革命——从理解市场参与者如何做出决策的技术转变为人类生活的一般哲学。通过提出一系列连经济学家自己都乐于承认并非真实的假设，它能够非常明显地做到这一点：他们说，让我们假设纯粹的理性行为者完全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他们确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不改变主意，并且能够完全获得相关的所有定价信息。这使他们能够精准地预测个人应该如何行动。 当然，创建简化的模型没有什么错。可以说，任何有关人类事务的科学都必须这样发展。但是随后，一门实证科学继续对照人们的实际行为测试这些模型，并相应地调整它们。这正是经济学家没有做的。相反，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人把这些模型封装在外行完全无法理解的数学公式中，就有可能创造一个永远无法反驳这些前提的宇宙。数学方程让经济学家们振振有词地宣称，他们的理论是社会理论中唯一一个发展到类似预测科学的分支,即使他们大多数成功的预测都是关于那些自己受过经济理论训练的人的行为。 这使得经济人（Homoeconomicus）可以侵入学术界的其他部分，因此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几乎所有为年轻人准备权力职位（positionsofpower）的学术学科（政治学、国际关系等）都采纳了某种形式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这最终是从微观经济学中挑选出来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如果艺术基金会或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不能广泛熟悉人类事务的“科学”，他们甚至不会被认为是完全合格的，而人类事务的“科学”起源于“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自私和贪婪的”假设。 这些就是新古典主义改革者要求宏观经济学回归的“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s）。在这方面，他们能够利用凯恩斯公式中某些不可否认的弱点，首先是它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从而抛弃剩余的凯恩斯上层建筑，回到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硬通货小政府政策。熟悉的模式随之而来。货币主义没有发挥作用；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政策很快就被放弃了。但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干预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即使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或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这样的“新凯恩斯主义者”重新主导了宏观经济学的争论，他们仍然觉得有义务维护新的微观基础。 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所强调的，问题在于，如果你最初的假设是荒谬的，将它们乘以一千倍也不会使它们变得不那么荒谬。或者，正如他所言，“疯人院会得出疯狂的结论”——这种说法可不那么委婉： 尤金·法玛（EugeneFama）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EMH，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是理性预期在金融市场的应用。理性预期假说（REH，rationalexpectationshypothesis）认为，行为主体最佳地利用关于经济和政策的所有可用信息来立即调整他们的预期。 因此，用法玛的话来说，“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中，许多聪明的参与者之间的竞争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即，证券的实际价格将是对其内在价值的很好的估计。” 换句话说，根据定义，我们不得不假装市场是不会错误的——例如，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东京帝国大厦所在的土地的价值高于纽约市所有土地的价值，那肯定是因为这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如果有偏差，它们纯粹是随机的，因此是不可预测的，暂时的，最终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理性行为者会迅速介入，扫荡任何被低估的股票。斯基德尔斯基冷淡地说： 这里有一个悖论。一方面，该理论认为，试图从投机中获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股票总是被正确定价，其走势无法预测。但另一方面，如果投资者不试图获利，市场就不会有效率，因为没有自我纠正机制…… 其次，如果股票定价总是正确的，市场就不会产生泡沫和危机…… 这种态度渗透到政策中：“从（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开始，政府官员不愿意打破泡沫，是因为他们甚至不愿意判断这是一个泡沫。”有效市场假说使得识别泡沫变得不可能，因为它先验地排除了它们的存在。 如果有女王那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看到金融危机到来”的答案，恐怕这就是解释。 此时，我们又回到了原点。经历了如此灾难性的尴尬之后，正统的经济学家们重新选择了他们的强项——学术政治和制度权力。在英国，2010年新成立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盟（Conservative-LiberalDemocraticCoalition）的第一批举措之一是改革高等教育体系，将学费提高两倍，并建立美国式的学生贷款制度。常识可能表明，如果教育系统运行成功（尽管有缺点，但英国大学系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系统之一），而金融系统运行糟糕到几乎摧毁了全球经济，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改革金融系统，使其更像教育系统，而不是反过来。反其道而行之的激进努力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举动。这是对“知识不是经济商品”这一观点的全面攻击。 为巩固对体制结构的控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英国广播公司，一个曾经自豪地独立的机构，在保守党的领导下，越来越像一个国家广播网，他们的政治评论员经常逐字逐句地背诵执政党的最新观点——至少在经济上，这些观点是以刚刚被怀疑的理论为前提的。政治辩论只是简单地假设通常的“严酷药方”和格拉斯顿式（Gladstonian）的“财政诚信”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开始疯狂地印刷钞票，实际上，在一次不成功的刺激通货膨胀的尝试中，把钱分发给百分之一的人。委婉地说，实际结果并不令人振奋。即使在最终复苏的高峰时期，在这个世界第五富裕的国家，差不多每12个英国公民中就有一个经历了饥饿，甚至整整一天没有食物。如果要将“经济”定义为人类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手段，那么英国经济正越来越不正常。英国政治阶层改变话题的狂热努力（脱欧）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最终，真正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 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像一个装满破碎工具的棚子。这并不是说没有有用的见解，而是从根本上说，现有的学科旨在解决另一个世纪的问题。如何确定工作和资源的最佳分配以创造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这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即如何在不破坏地球的情况下应对技术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实际需求的减少以及关怀工作（carework）的有效管理。这需要一种不同的科学。当前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正是阻碍这一点的原因。任何新的、可行的科学要么必须利用女性主义、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甚至人类学积累的知识来提出基于人们实际行为的理论，要么再次接受复杂性的新兴层次（emergentlevelsofcomplexity）的概念——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从智力上来说，这并不容易。在政治上，这将更加困难。突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主要制度的束缚，以及它对媒体近乎神学的控制——更不用说它用所有微妙的方式来定义我们对人类动机和人类可能性的概念——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前景。大概需要某种冲击。这种冲击会带来什么？又一次2008年式的崩溃？在一个主要的世界政府中发生激进的政治转变？全球青年反叛？不管将会发生什么，像这样的书——很可能就是这本书——将会发挥关键作用。
民主可能还不存在：大卫·格雷伯和阿斯特拉·泰勒对谈（2019年10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民主可能还不存在：大卫·格雷伯和阿斯特拉·泰勒对谈 2019年10月18日 “跳水台”公众号翻译 （G）大卫·格雷伯是人类学家，著有《债：第一个5000年》、《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等书，曾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发起和行动者之一，也是著名的“我们是99%”口号的提出者之一。 （T）阿斯特拉·泰勒拍过《齐泽克！》‎(2005)、《受审视的生活：哲学就在街头巷尾》(2008)等片。写过或编辑的书有《占领：被占领美国的场景》、《人民的平台:在数字时代夺回权力和文化》、《民主可能还不存在（但当它消失时，我们会怀念它）》等。 T：我和大卫是很多年的朋友了，我们这些年一直有讨论民主啊，组织啊，尤其是怎么制造麻烦。大卫，好像你当年还有试图拉我去“占领华尔街”的早期筹备会议？ G：是的，没成功。 T：对，没成功，大家现在可知道了，大卫拉我去搞事被我拒绝了（笑）——不过，“占领华尔街”第一天的时候，我去了。我的《民主可能还不存在》这本书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前后开始诞生的，当时所有人都在谈论民主，从阿拉伯世界到土耳其塔克西姆广场，还有伦敦，都是在呼吁“要真正的民主”，虽然每个地方背景情况很不一样。 不同地方都有很多人聚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会喊“这就是民主的样子”，我一直有点怀疑这句口号。我自己就很难喊出这句口号——其实我很难喊出任何口号，就偶尔能喊一下吧。不喊口号有时候是因为太纠结，因为我并不完全相信那个口号，有时候是因为在现场太激动了，只想哭。 听到这个口号后，我心里总是在想：民主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吗？民主不是这样吧，毕竟这个规模也太小了吧，我们这只有十来个人呀（笑）。而且警察很快也要来把我们抓了。民主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啊。另外一个纠结的点是这些运动的组织模型。民主就是有很多混乱也有很多美好。 我当时在写一本书《人民的平台》，是关于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2014年出版，当时很多人相信科技让世界更民主，科技制造新的美好世界，那本书试图戳破这个假象——当然，现在这个点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当时我想的问题，一个是：一个更民主的互联网是什么样子的？ 另一个是：一个更民主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做电影、偶尔还玩音乐，我经常会想这个问题，不是所有文化我都喜欢，文化民主的意思肯定不是票房越高的电影越好、网上越火的东西越好。 当然，当时我加入了我伴侣的乐队，乐队在巡演，演到了第二年，我坐在后台有点闲，想这些问题，突然想到我可以干脆拍部关于这个问题的电影（即后来的《何为民主？》），就写了个方案。我在想，用电影讨论民主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像民主讨论一样，电影就是由很多不同人的声音组成的。我就走出去，跟不同人对话来拍片。 不过，如果再早十年，我肯定不会对“民主”这个词有兴趣，因为“民主”这个词已经完全污名了。比如保守派和小布什以“民主”之名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再比如现在的叙利亚，等等。相比于“民主”这个已经被弄得很脏的词，我更喜欢平等啊、解放啊、革命啊、自由啊、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啊这些词……这些词好像都比“民主”更有吸引力、更有意义。 2011年左右发生了这些运动的时候，我受到感染，就想：不行，也许我们不应该放弃“民主”这个词！我想要知道当我谈论“民主”的时候我到底在谈论什么。 “何为民主”一开始就同时是一本书和一个片子，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拍片就是强迫自己去见人、去交流。书可以展现思想，片子可以展现思想背后的那些真实的人及其人性。拍片让我去实践“听的政治”。 我们讲”民主“，大多数时候都在讲“说的政治”，发声，表达，强调说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在美国。但是缺少重视的是对等的听的义务、听的责任，好像“听”就很弱、很被动、很女性。成功的人、有权力的人都是在说的。我做那部片子不是让自己表达什么，而是让自己去听其它的人，去充满好奇地一起探究这个问题。民主就是这样一个共同思考的事业（Democracyisthisenterpriseofthinkingtogether）。 那部片子在实践这一点，而那本书在表述这一点，民主需要哲学，“民主”的“民”，无论是民众、群众、人民、大众还是什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个抽象的概念到底指的是谁、这个抽象的概念怎么自己做决定、怎么统治自己怎么做主。“民主”的“民”是哲学民（注：柏拉图认为应该把政治统治权完全交给少数哲学家，称“哲学王”）。片子里，我把我见到的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哲学家——处理这一抽象概念的哲学家，会问你认为公平是什么、对你来说什么是有意义的、你希望民主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把人们看作是什么什么问题的受害者、什么什么群体的代表或象征。人人都是哲学家。 我想驳斥柏拉图的“哲学王”这个观念。关于民主的理论、乃至任何哲学理论，都应该对所有人开放，而非只是相关专家。在书里和电影里，我都想提出一个挑战：什么人能是“民主”这个事情的专家？什么人能是“民主”的权威？什么人思考“我们如何一起生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谁被排斥在外了？我有让柏拉图回答关于民主的问题，也有让十二岁的女孩回答，她的学校是怎么运作的，民不民主？她的教育的意义在何？ 民主充满了矛盾让人心烦。不是贫富的那种矛盾，我可以想象一个工人和老板的不再斗争较量的民主社会、一个贫富差距很小的民主社会，但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不再需要权衡自由和平等、强制和选择、当下和未来、本地和全球、专业和大众、包容和排斥的民主社会。在民主中生活就是无休止地在这些哲学性的斗争中、在矛盾的困境中生活。 很多英国人说民主就是脱欧公投搞坏的，美国很多自由派的人说民主是特朗普搞坏的，回到奥巴马那个时候就能“恢复”民主，说我们要“保卫”民主制度，等等。但是我的观点是，我们从来没有过民主。即使是中心化的民主权利，投票的权利，美国很多人都没有真正实现。 我会对关注经济平等的朋友说，当经济平等实现了，当我们超越资本主义了，民主的这些困境不会直接消失，而会变得更有意思和富有挑战性，所以我的社会主义口号是，在一个经济更平等的世界里，”我们会有更好的哲学困境“（笑）。我们现在聊的问题都太傻了：“美国一半的财富都在三四个富豪手上是不是有问题”、“女人是不是应该和男人平等”、“黑人是不是应该和白人平等”、“跨性别的人能不能被允许去用厕所”…… 我们现在是被困在这种类型讨论中，很少去讨论真正困难的问题：怎么去珍视一个事物、怎么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地方平等地共享资源、怎么去形成真正有生产控制权的自治共享团体……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上面提到的那些矛盾，对于我来说也是更有意思的关于民主的问题。 还有一个矛盾就是，民主是思想和实践的结合，是高尚理想和混乱现实实践的结合。“占领”孕育了这些思考，也孕育了后来我做的一些事情，包括我和别人一起创办的DebtCollective……早在“占领”之前，我读过一些各种运动的历史，基本上每个运动最后都搞糟了，总是有各种斗争、各种情结、各种失望。我刚去“占领华尔街”的时候，就不喜欢那圈敲鼓的。但是也就过去了，因为我知道一场运动不是一个披萨饼，不会有个完整的披萨被端到我面前。（笑） G：我以前有个伴侣，我会讲到这个人讨厌那个人那个人讨厌另一个人之类的事情，所有那些行动小圈子里典型的各种戏剧。她会说，你们不是搞的是预兆的政治吗，不是在预演未来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吗，不是搞的是革命后第一天什么的吗，怎么革命后是这个鬼样子，你怎么讲。我说，我们在做的建立社群建立团体，我是人类学家，社群是什么样子的？社群都是这个样子的，社群就是你讨厌我我讨厌你所以没关系（笑），想想看吧，就是这样的。 搞笑的是，每当我们讲共识、讲要共同决策来一起做建设性的事情，反对的人总是说你们人少，你们是一个团体里的，很容易这样搞，但人多就不实际了，人和人相互不熟悉、共同点少就不实际了。我说，你完全说反了，你想想。如果你有住在过一个小村子里，不管是爪哇还是马达加斯加还是哪，你去开会聚会之类的，那些以前你小一点时候殴打过你的人、那些跟你女友私通的人之类的那些人都坐在那儿……你们要一起做决定的时候还是要一起做决定。村子里的这些人反正能做到，所以我们也能做到。 T：政治哲学里面，人多人少，或者说规模，总是一个问题。关于规模就有很多教条，比如民主只能小规模之类的，我有很多类似的感觉，因为我参与过很多运作不起来的小规模团体，肯定不是小规模就容易。 D：哈哈，越小越难，我最近在跟一个考古学家写一本关于社会不平等书，我注意到的一点恰恰就是很多方面越小越难。我们发现很容易找到以比较平等的方式决策来运作的一座城市，但很难找到这样的一户人家，虽然也有。大的群体里，仇恨和激情的程度就比较低。 T：是啊，美国建国时期的那些主要人物也有说过类似的，美国的规模很大，容易让冲突消散，同时那些靠自己“自然形成的贵族”（而非世袭的贵族）自然上升成社会顶层。规模是一种策略。比如“绿色新政”（一系列全面改造美国运输和能源等基础设施来推动再生能源和零碳经济的法案计划），就有人说，你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在自己的生活推行一个迷你版的“绿色新政”，这才民主。我说，这样讲听上去很切实际，但是让大家都改变自己的想法来都过低碳生活，背后是不是在想象一个独裁者把低碳生活强加到每个人的个人生活里？我们要建造自己力量，有时候要汇聚力量到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有时候要自下堆聚力量，并不是哪个规模哪个尺度就更道德。 D：对，更大规模并非更难，很多人认为民主决策在更大规模层面更难是因为预设了人不会变化，以为人只是特定利益的诉求、人只是固定的利益团体，参与过民主决策的人会发现人们经常改变自己的想法。而且，其实改变自己的想法是一种享受，会感觉很有意思的，有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必像自己之前那些想“或”我怎么没那样想呢“的时候是很有成就感的。你做这些民主的事情很多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种的“政治幸福感”。对于没有参与过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会以为会是噩梦。 T：说到改变想法，取消学生贷款这个事情（阿斯特拉·泰勒的DebtCollective的诉求是免还学生贷款、医疗债等），现在伯尼·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这些总统候选人都把减免学生贷款乃至让大学完全免费这些诉求写进了政治议程里，其中有的政治提议就是把DebtCollective从开始到十五人诉求的规模扩大到全国，桑德斯还提出过政府直接以折扣价购买全国全部医疗债——当然，我们的角度是，不能只是政府买下这些坏债，这样的话这个系统会维持下去。根本来讲，穷人收入太少，信用卡欠债其实都是花在医疗费这种必需品上的，根本问题是没有全民医保、没有免费教育，我们想做的是公共教育，是团结成有议价权的联盟。有很多技术细节，先不讲了，比如欠债者先还个5%或者10%再免债之类的策略，比如如果讨债人使用过分的手段可以通过诉讼合法地免债，我们用这种方式帮人们免除了成百上千万的债务。《纽约客》最近又有一篇文章提到“学生贷款迟早会取消掉的”。 现在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现实和可行了，我们改变了“常识”。而在“占领”的时候，这件事是即使在前卫激进的圈子里也是被边缘化的、被看作是荒唐的。我们草根面临的困境是：怎样让没有民主意识的人变得有民主意识？答案是通过民主实践，比如这个例子。而精英想要的正好相反，统治精英们总是在想，怎样在让有民主意识的人变得没有民主意识？ D：它们很擅长搞这个。它们有很多办法让民众不在乎民主、让民众厌恶民主。比如极力把越民主的事情搞得越难看，比如极力用最糟糕的方式做一次民主给你看。 古罗马就有一整套让民众厌恶民主的方法。古罗马征服和统治的很多人群原本是有民主传统的，比如在雅典民众会聚在一起辩论来共同决策。但到了古罗马，民众聚在一起只能共同决策要不要把一个角斗士的头砍掉，简单来说，就是让你觉得民主等同于暴民和暴力。这些完全是刻意的安排，也很成功，成功了两千年。 比如在马达加斯加共同决策是一种日常，是你自然而然会做的事情，以至于都没有指代这件事的一个名词。这些马达加斯人算不算“有”民主呢？民主不是哪个地方“有”哪个地方“没有”的事情，而是哪些人”做“哪些人”不做“的事情。 我从马达加斯加回到美国之后，有些小团体在试图搞共同决策，过程什么的都得花很大精力详细说明，我才意识到，美国人根本不懂怎么做民主。你上一次跟几个人一起决定一个组织或领导结构是什么时候？一起叫个外卖？一起商量去看哪部电影？你可能会这样一起商量。但是除了决定消费什么之外，你可能从来就没有过共同决策。 再比如巴厘岛，是等级阶层划分最分明的社会之一。但是当决策的时候，比如清扫街道、搞场戏剧之类的，巴厘人的传统就是坐成一圈，平等民主地来商量和决策。当然，那些地位很高的人不会一起坐，但是他们要因不参与而交罚款。 T：我知道一个纺织厂，是玛雅原住民组成的合作社运作的，运作得很好，现在还在。其他地方都把工作外包到海外了，但是这个纺织厂没有，这是他们自己的厂，他们当然不想把自己的工作送出去。 T：我在电影里问各种不同的人民主是什么，美国人回答不了什么是民主。其中我采访到一个女的，不是女的，啊，反正她是个大学刚毕业的毕业生，她说“民主好像就是别人告诉你去做什么”……（笑） 大多数人会说，民主就是自由，民主就是选举，之类的。但是大多数人没有一个深刻的或个人的对民主的定义，因为大多数人似乎没有真正做过民主。 D：但是大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人们应该可以自由地、相互间平等地做一些共同议题的共同决定，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机制做这件事情，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 T：但即使是想打破这种现状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做，比如“占领”的人，也没有这种机制的记忆，只能重新发明轮子，除了很少数以前试图做过的人——即使这些人，也只能说我们之前犯过什么什么错误、有几点要注意的之类的。有意思的是，有些人确实比另一些人更了解民主，我有一天在街上拍片，拍到了上过大学的人，这些人似乎不知道民主是什么，然后同一天我去拍初中生，12-14岁左右，迈阿密一个地方，是全美国最贫穷的学区之一。我问她们，主要是女孩，学校里有没有民主，她们显然知道民主是什么，她们也显然知道她们没有民主，她们有一些学校运作方式的洞见，并且有很具体的分析，她们没有说我们老师很凶或者很专制之类的，她们说我们的老师并没有权力，权力在县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我们的父母在上班的地方没有权力，没有人愿意听她们这些穷人黑人的声音，她们有一些自己的对民主的理解，比那些封闭自我的、条件好的、学历高的人更深入。 D：我开始“占领”的时候，我意识到一点，就是美国人完全可以共同运作一些经济组织，比如共用厨房，每个人按需、按能力共同合作，在工作场合几个人一起完成一项任务，经常是按照这种共产主义原则运作的。大多数美国人其实有很多共产主义的实践，但是缺少民主的实践，哈哈！美国也有很多我叫做“丑化镜”的现象，就像古罗马斗兽场要刻意照出民众决策最丑陋的一面让你厌恶民主，美国也有很多这样的机制，来让你觉得人本质上是互相竞争的关系而非互相合作的关系。比如高速公路，纳粹也很擅长建高速公路。你在公交上是一种人，在私家车上坐在方向盘后面会变成另一种人，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完全不一样，你就会觉得人就是相互竞争的游牧的个体（从而厌恶共同合作和决策）。（注：见格雷伯的《可能性：论等级制度、反叛、欲望》一书）同时私家车广告拼命地灌输给你一种观念，就是私家车和高速公路代表着自由。 在古代世界，几乎所有的起义都是债务起义，奴隶偶尔会起义，但是欠债的人总是起义，起义的诉求常常是取消债务，有时候再加上重新分配财富。 T：我们下一步就做这个（笑）。民主和时间的关系是什么。债务是限制你的未来的，是压榨时间的一种方式。在资本主义里，财富继承是一种来自过去的权力，贵族、世袭资本主义把很多基本权利，比如受教育的权利、获得医疗的权利，变成商品，教育变成了一种要求回报率的投资，房贷车贷让你这些东西限制你参与民主的能力，因为你恐惧。 G：债务把人变成吸血鬼，你不拼命吸血就活不下去，你根本没有资本，但会像一个资本家一样思考，你会不断计算或算计、不断想办法把任何东西变现、只能从钱的角度看待一切。你原本不这样做也活得好好的，但是现在不这样做变成了一种奢侈，你只要想活着就只能这样。但是你即使像一个资本家一样思考，即使成功地吸了很多很多血，也只是活着，也成不了资本家。 T：在国家层面思考债务的话，比如海地革命，是第一个多种族的民主革命，完全被压下去了。 G：第一个成功的奴隶起义，不仅成功地推翻了奴隶主，还战胜了拿破仑派的军队（注：海地是前法国殖民地），推出了一部汇聚启蒙运动精神的宪法，基于卢梭和伏尔泰思想，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理想。很多君主不希望海地成为一个成功的典范，不然自己的统治就危险了，所以想了个办法，就是要求海地的前奴隶给奴隶主偿还所有他们侵占的财产，包括他们自己。我没记错的话，海地革命是1800年左右的事情（注：1790年至1804年），直到1963年才还清所有债务。为什么海地这么穷，因为整个国家都被榨干了来偿还前庄园主的债务。 T：种族不平等总是和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美国内战后黑奴解放，但是财产上没有解放。 G：最后总是被压迫者欠了压迫者的债。 T：唯一例外可能是英国在废除跨国奴隶贸易后，偿还前奴隶主的经济损失（奴隶一分未得）。直到这几年，英国政府还在还前奴隶主的债。所以大银行获得援助，奴隶主获得援助，而民众则被出卖（笑）。 关于英国废奴债补充资料：当时“英国政府不得不向银行家纳坦·迈尔·罗特席尔德兄弟举债1500万英镑，加上英国政府自有资金500万英镑，才勉强凑够赔偿款。直到2015年，英国政府才还清借款。 数据显示，大英帝国一共对46000多名奴隶主进行赔偿。获得最多赔偿金的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的父亲。他一共拥有2508名奴隶，为此获得了106769英镑赔偿金，约等于今天的8000万英镑。基于这一丰厚的收入，就无怪乎这位以善于理财闻名的首相第一次在议会演讲时就为奴隶制进行辩护。这些赔偿金被奴隶主传给下一代，在受益人中，不乏英国前首相卡梅隆这样的名流。” 作者：罗浏虎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115865.html 主持人：这个点很适合开始问答了，信息量很大，很多重要议题，很多大的观点，有很多点都需要啃一啃。 T：补充一点，我坐在观众席里的时候从来都没提过问，太害羞了。 G：我也是。 T：我想听害羞的人的发言。 观众：怎么看直接民主和代表制民主？比如如果有比较复杂的政策决定，代表制民主可以让一个代表持续地专门地搞这个，最后不会搞出自相矛盾的政策。 T：我并不认为所有东西都要很直接，很自下而上，这样的话规模怎样扩大到70亿人？ G：有些决策必须是这个规模层面做出来的，比如全人类决定如何面对气候危机。 T：古雅典那种抽签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投票的话，经常是精英制的，有魅力的、蛊惑人心的、口才好的、有关系的、有钱的、真人秀明星这些人常常获胜，比如特朗普，这真的就是民主的唯一形式吗？什么样人会想去竞选呢？ 我的观点是，如果你想去竞选，那说明你没有资格去做这个职位（笑），如果你想要那个职位的话，一定不能让你你得到它（笑）。 G：民主这个词的意思一直在改变，有时候他们把这个词弄得像“安那其”这个词一样，让民众都厌恶它、不想要它。 我想激怒一个美国人的时候，就会说，美国的独立宣言宪法这些文件，根本没有讲过美国要民主。美国的建国者都很厌恶民主，经常写到这点。制宪会议的开头就有说，不能搞民主。所以美国的政治系统创造出来是来防范“民主”的危险。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慢慢地开始把原有的政治机制和机构加上“民主”的标签，硬币就这样翻到了反面。（注：民主当时仅仅指直接民主） 英国早在1200年的时候就有选举了，但是那个时候，选举和民主这两个东西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民主是一个没有人想要的东西，选举是贵族制（而不是民主制）的做法，贵族制统治（Aristocracy）的意思本来就是由一个国家中最好的公民（Aristo-）来统治（-cracy）——这个词原本和世袭和财富是没有关系的。成吉思汗的时候，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统领，他的军队很成功一部分是因为这个。但是仍然有统领和追随者，仍然是一种贵族制。贵族制的模式和代议制民主的模式是相似的。 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代议制民主的硬币也发生了巧妙的反转：代表制原本是民主的反面，慢慢变成了代表制就是民主——一开始是非常新奇的一种观念，现在我们反而很难想象不是代表制的民主了。 T：美国代议制民主里，现在基本上贿赂是合法的了。最高法院有个案件：如果某利益团体的政治说客（lobbyist）送给你的伴侣一件昂贵的白色大衣，那也是合法的，只要不是直接的利益交换。 G：美国总是在全球腐败排行榜上名次很后，但是那是因为在美国，你不管做什么都很难被算作是腐败（注：因为法律规定的算作腐败的范围太窄了）。（笑） 观众：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是不是有第三条路？很多欧洲国家就在尝试，比如荷兰，市政层面就有很多参与式民主，但是不是特别成功，因为总是有一定教育基础、有时间、有地位的特定阶层的人去参与讨论，怎么办？ G：古希腊有种方法，就是给参与的人发钱。 T：“占领华尔街”也有这个问题，平台是开放的，很多人认为是直接民主的一个顶峰，但是谁有空在下班后过去呢？只是那些没有小孩的人，那些有时间整晚聊来聊去的人。 所以有一些实验，就是随机选出公民作为代表，有各种年龄、位置、身体能力、种族背景的。想想古希腊，古希腊只有大理石啊铜啊之类的东西，而我们有那么多先进的技术，怎么反而没有能力去鼓励城市里的人去参与呢？我们如果努力地想去做的话，肯定是有办法的。阶级是关键，凭什么不能把选举日规定成联邦法定假日，然后那天每个人都发一笔津贴？为什么选举不能在线上免费进行呢？电影里有一段是说，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投票呢？但是这个观念并不是宪法的观念。一人一票并不是美国的观念，而是来自于工会运动，后来南非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观念的普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喊的“一人一票”口号主要是来自于南非。 G：希腊的投票率在不断下降，“占领雅典”的时候有一个提议，就是所有注册了可以投票但没有去投票给任何人的人，会默认为是对这种代表制系统的不承认，所以那个比例的席位，会通过抽签选代表。 T：好主意，我会投票支持这个方案（笑）。 节选编译自： DemocracyMayNotExist:AstraTaylorandDavidGraeber https://www.londonreviewbookshop.co.uk/events/past/2019/10/democracy-may-not-exist-astra-taylor-and-david-graeber 相关阅读： Possibilities:EssaysonHierarchy,RebellionandDesireByDavidGraeber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lato-ethics-politics/
另一种艺术界（尼娜·杜布罗夫斯基、大卫·格雷伯，2019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另一种艺术界 尼娜·杜布罗夫斯基、大卫·格雷伯2019年5月 苏子滢译 （一） 我们想就艺术界如何同时作为解放的梦想和排斥性的结构运作，提出一些初步想法；一方面，艺术的指导原则是每个人都应当真正成为艺术家，但事实上它又绝对、不可避免地不是这样。艺术界仍然建立在浪漫主义原则之上，这些原则从未消失；但浪漫主义的遗产包含两种观念，首先民主观念，认为天赋是一切人类的本质维度，即使它只能以某种集体的方式实现；另一种则认为，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总是某些个人英雄式的天才造物。艺术界实际是在用前一种观念的幻影诱惑着人，以便从根本上激烈地维持后一种观念。 2019年5月，就在我们刚刚结婚一周后，我们来到了威尼斯双年展。这不算是蜜月；或者如果是，也更像是一次工作蜜月：我们想以根据双年展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共同写作项目，尽管还不确定这个项目会是什么。 我们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威尼斯军械库（威尼斯双年展举办地）——这是一座有近千年历史的建筑，据说世界上最早的军工厂之一就位于这里——试图通过安保。媒体来访似乎有不同的级别和等级，我们必须想办法通过一个由授权号码、条形码和色码通行证组成的复杂系统，遭遇许多佩戴不同徽章、穿不同制服的安保人员，以及设置了物理和观念障碍的交流方式。许多衣着考究的参会者尽责地站成一排，用十几种语言争论着，从一个房间挪动到另一个房间，在专门设置的咖啡书店里休息，同时策划着晚餐邀请、借身份证，或者评估稍后将参加的聚会的相对重要程度。整件事毫无幽默感。人们慌乱、克制、自以为是、一心一意；在这个讽刺的大教堂中，几乎没有人感到困惑。 这严肃性啊！似乎一定要表明这里正在发生一件大事，但不知究竟是为什么。设置这么多种来访等级从一开始便缺乏明显的理由，随后让每个人为此耗费这么多精力也没有理由。只有当排斥感本身便是它希望造成的主要效果之一，这些安排才显得有意义：不仅每个人都在参与一个规则变换不定且不清晰的游戏，而且重要似乎是，所有参与者，包括最傲慢的政治寡头或最圆滑巧妙的经纪人，偶尔也要遭遇受挫和受辱的风险；至少都会感到慌乱和烦躁。 尽管博物馆、研究所、基金会和大学院系等机构对于艺术界都很重要，艺术界依然主要是围绕艺术市场进行组织的。艺术市场反过来又由金融资本驱动。作为在一系列可疑行业（包括避税、诈骗和洗钱等等）当中受监管最少的市场，艺术界可以说是一片用于打造某种理想的自由的试验田，这种自由与目前金融资本的规则相符。 或许可以说，当代艺术实际上是全球金融的延伸（全球金融无疑又和帝国密切相关）。有艺术气息的小区倾向于聚集在大城市的金融区附近；艺术投资遵循的逻辑也与金融投机相同。然而，如果当代艺术只是金融资本的延伸，作品是为了装饰银行和银行家的家设计的，我们还何必关心艺术呢？这样一来文化批评家们岂不是像在花大量时间讨论豪华游艇的最新流行设计吗？为什么这些游艇主人们爱摆在客厅的装饰物品的演变趋势，应当被认为在任何意义上与公共汽车司机、女佣、铝土矿工、电话推销员或绝大多数在“艺术界”这迷人的圈子以外的人的生活或渴望有关？ 回答这个问题有两种传统方法，它们指向相反的方向。 1．当代艺术定义了一个更大的美学价值结构最顶端的价值，它基本上包含了一切形式的意义创造和文化表达，因此对于更广大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再生产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种关系结构确保了司机、女仆、矿工和电话推销员将继续被告知，他们的生活和关注是无趣、不重要的，并把他们喜爱的美学形式和文化表达降低到第二、第三梯队。 2．尽管当代艺术是被富人和公共、私人管理者和官僚指定的，它依然体现着一种替代性价值观，甚至是它的主要载体——这种价值观具有能冲破那更广大的社会关系结构的潜力，它在任何别的地方要么无法获得，要么不那么容易获得。 显然，这两种回答可以同时成立。甚至可以说，艺术的革命潜力也是使它作为控制原则如此有效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毕竟，即使是拾荒者、血汗工厂工人和难民的孩子也大多也会被送去上学，在学校他们会看到达芬奇和毕加索的作品，玩颜料，得知艺术和文化是人类的最高成就，或许是让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尽管我们造成了种种损害）显得正当的最明显的理由；他们被教导得渴望能让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得舒适、于是他们孩子的孩子就能追求创造性的表达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人都参与进了这个游戏，他们确实会渴望这些东西。全世界的城市里有许多年轻人，确实把表达的生活看做自由的终极形式，甚至连那些梦想成为肥皂剧明星或嘻哈视频制作者的人也承认，就事情目前的组织方式来说，“艺术界”是“艺术”这一更大领域的顶峰，而“艺术界”本身的管理原则，也维持着艺术类别和形式的精细级别与等级各自的位置——这奇怪地让人想到以前的人给天使划分的级别和等级。即使对于那些对当代艺术的概念本身只怀有困惑的鄙夷之情的人，或者完全没有留意到它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只要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有人创造出他们确实欣赏的、或者他们的孩子会欣赏的艺术表达——只要他们渴望在这个世界里往上爬，就会必然生活在一个当代艺术被视为人类创造力最纯粹的表现、创造力被视为终极价值的世界里。 要想衡量这种结构顽固的核心地位，最简单方法大概是看看摆脱它们究竟有多困难。人们一直在尝试。艺术界不乏有人尝试开创参与性的项目，打破高等和低等类别之间的界限，把边缘群体成员作为生产者、观众甚至赞助人加入进来。这些尝试有时也会吸引大量注意力，但最终它们总会淡去、消失，随后情况多少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变化。例如在1970至80年代的美国，一些人试图共同挑战高雅艺术与流行音乐的分界，有些艺术家（布莱恩·伊诺[BrainEno]、传声头像[TalkingHeads]、劳丽·安德森[LaurieAnderson]、杰弗里·洛恩[JefferyLohn]）确实创作了轰动一时的作品，在挤满了从未听说过雨果·巴尔（HugoBall）或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Raucschenberg）的年轻人的满座的剧场演出。批评家宣称，高级和低级类别的概念划分正在迅速消失。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几年后，这些尝试就成了许多被人遗忘的音乐潮流之一、摇滚乐史中古怪的一小类。 这或许不奇怪，因为艺术市场和音乐产业通常是按照完全不同的经济原则运作的：前者主要由富有的收藏家和政府资助，后者则向公众进行大规模营销。尽管如此，二十世纪艺术中的排斥性逻辑恰恰是在音乐领域中遭遇了真正的挑战：从民谣到摇滚再到朋克、嘻哈，这一挑衅的传统最接近于“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这一先锋派的古老梦想——当然，人们可以就这个梦想离实现有多接近进行争论。但它至少明确了这样一种观点：正如创造力可以是个体的自导自演，它同样也可以是小集体的产物。但这一切发生的场所显然与实际上自称的艺术先锋派有一定距离；而且一个关键的事实是，1980年代音乐与艺术界的这些短暂的相互调情，是一次倒退的前奏——这次倒退让音乐变得更公司化、个体化，实验的空间也（至少与1950年代以来的状况相比）更少了。 一切市场都必须按照稀缺性原则运作。艺术市场和音乐行业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材料大多都是便宜的，天赋也很常见；因此为了获得利润，就必须制造稀缺性。当然在艺术界，批评装置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制造稀缺性；因此，即使是最真诚的反资本主义批评家、策展人和画廊老板，也倾向于反对“每个人真的都能成为艺术家”（哪怕是从最含糊的角度说的）这一可能。 因此不出所料，许多这样的艺术趋势都直接诞生于俄罗斯，从1905年革命至1920年代先锋派的全盛时期，见证有关艺术共产主义的可能样貌的新观念的近乎野蛮的繁荣。 艺术共产主义 在公社中每个人都是创造者。每个人都应当成为艺术家，一切都能成为艺术。 ——奥西普·布里克（OsipBrik） 以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Malevich）为例，他于1904年从乌克兰内陆来到莫斯科，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艺术理论家之一。在他1920年的论文“模仿性艺术的问题（TheQuestionofImitativeArt）”中，他断言：“我们正走向一个人人都将创造的世界……创造力的道路必须能让全体大众都参与到即将出现的每一种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中来，而不会将其变成机械化生产或陈词滥调。” 马列维奇坚称，革命性的新艺术建立在创造力的基础上，而创造力是“人的本质……”，“是生活的目标，自我的完善。” 对马列维奇等人来说，艺术家不仅是这个新世界的先知，他们也将成为新世界的基础，它的模范。我们知道，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斯大林时代对先锋派的压制扼杀了。尽管当时的情况有些复杂，正如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Todorov）和鲍里斯·葛罗伊斯（BorisGroys）最近指出的。先锋派画家、设计师和雕塑家不得不被杀死或被打倒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先锋最终采取了同一种传统下的最彻底的排斥性形式，即斯大林本人——很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成为了根据单一的美学观点重塑生活本身的英雄天才人物。 托多洛夫认为这是革命环节中经常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二十世纪是这样。艺术家们开始不仅要求创作和发布他们作品的新权利；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要求掌管社会现实的转变和文化自我再生产的方式。但他们最终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为了实现这种梦想，他们只好依靠那些无意与他们分享权力的政客；因此，在往往伴随着政治视野的开放（马列维奇的第一篇论文是在一份名为“无政府主义”的杂志上发表的）的短暂的创造性激增之后，一种深重而严苛的反动总会随之而来，受到启发的政治家们想在人的肉体上践行他们自己的美学观，结果做出十分可怕的事情来。 保守主义者一向坚持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这实际上正是保守主义的基本定义：断定把任何人的美学观点应用到公共领域，都必然以灾难告终——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保守冲动很盛行。人们教育我们要把马列维奇这种人看做天真却可怕的人物；但他关于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愿景究竟包含什么？它不仅是一个所有人都将从求生的斗争中解放出来的未来社会（这是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期待的），也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追求幸福”将意味着每个人都能从事某种艺术或科学项目。这当然是建立在人们既有能力也有这种意愿的假设之上的，那怕只是随便试着造一架永动机，或是完善一套脱口秀。马列维奇的观点意味着，好奇心和自我表达的欲望是我们称为“人性”的那种东西的基本要件——甚至可能是一切生命的基本要件（一些俄罗斯先锋派也关心奶牛的解放）——于是自由主要意味着移除障碍，而不是从根本上重塑人性。因此马列维奇主张，一个新艺术世界的基础必须是经济——尽管他也像许多其他革命者那样，对创造一种新的普遍美学语言感兴趣。马列维奇本人来自国家边缘地区；他是一个在乌克兰村庄长大的波兰人，从来不懂文学化的俄语，也没有接受过“恰当的”艺术教育。他画中的正方形和三角形是超越这些东西的一种方式。类似地，俄罗斯的先锋项目也是教育性的，不是为了创造“新人”（像斯大林主义者后来说的那样），而是为了把先前被排斥在外的人——穷人、乡下人、国家边缘地区的居民——包含在内，给予他们参与创造新社会的集体项目所需的基本的工具，而在这个项目中他们可以创造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 马列维奇的愿景彻底失败了吗？人们似乎可以说，情况不可能更糟糕了：数百万人死于内战，在斯大林统治期间，甚至在斯大林之后，共产主义梦想被无限期推延了。然而，我们很少认识到苏维埃社会——或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面。人几乎不会被解雇。因此一天工作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周工作两、三天都是很有可能的，人们从而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其他项目上，或者什么都不怎么做。人们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和散步”，由于资本主义风格的消费乐趣并不常见，而图书馆、免费讲座和课程等文化资源却比较常见，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出现了整整几代人的“守夜人和清洁工”——人们这样称呼他们——这些人故意找些容易的工作，靠国家担保的一小笔钱度过一生，利用空闲时间写诗、画画、讨论生活的意义。 这一切活动当然也处于极权国家的监视之下，但人们或许可以说，这正是那些国家管理者感到必须维持极权的原因。俄国革命产生了一个几乎每个人都能成为思想家或艺术家，能策划、规划、质疑一切的社会。因此他们必须被直接压制。而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大多数人根本没时间做这些事。 人们教育我们把革命的先锋派看做浪漫主义者。我们不清楚是否他们所有人都会拒绝这个称呼。革命传统——包括马克思的革命传统——在许多方面的确可以直接追溯到浪漫主义，现在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地方恰恰是它的问题所在；但在我们看来真实的历史显然更为复杂。 让我们一步步地解释为什么是这样。 浪漫主义含糊的遗产 如今，浪漫主义总的来说已经显得很糟糕了；它被看作愚蠢，也可能很危险。“浪漫化”成了情绪性的理想化的代名词，无论是对自然、农民、高贵的野蛮人、穷人还是对想象中的创造性天才的理想化。人们认为在政治上接受浪漫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某种独裁民族主义，最糟糕的情况便是纳粹德国（theThirdReich）。然而，先锋派传统同样几乎是完全植根于浪漫主义。 导致这种看法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如今很少有人知道早期浪漫主义思想家究竟说了什么——尽管公平地说，他们用故作晦涩和艰难的文笔写下的矛盾的东西，也起不到多大帮助。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澄清浪漫主义的某些一贯风格，他们和我们通常想象的并不一样。 举个例子，现代主义者着迷于对比哈尔·福斯特（HalFoster）那句著名的说法：“原始人、孩子和疯子这三种特权身份”生产的艺术。这三者到底有什么共同处？二十世纪人们通常认为，教会文化权威的崩塌使欧洲人失去了共同的视觉语言，因此通过研究野蛮人、疯子和孩子之间的相似性，或许能恢复某种纯粹的、前社会的、因而是普遍的视觉语言，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共同语言。正如我们所见，革命先锋派有时也会以某种方式接受这些观点。不过，浪漫派最初的想法要更激进得多。它其实与文化概念——这个概念正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发明——紧密相关。认为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特有的语言、民俗、举止、神话、情感，甚至包括幸福的形式，共同构成一个表现性的整体，是某种“大众天赋”的产物，这种观念植根于一种假设，即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已经在从事艺术表达了。按照这种文化观，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被一代代的人传承下来的创造力赋予了意义和情感色彩。“我们通过聆听来看”，赫尔德（Herder）写道，因为我们童年时代得知的神话和诗歌规定了当我们看一座山、一片森林或另一个人时，我们实际看到的是什么。但文化的创造是持续性的。正如德国诗人和哲学家诺瓦利斯（Novalis）那句著名的话所说：“每个人都注定是艺术家。”艺术天赋只是“人类一向在做的事情的典型化和强化。” 浪漫主义者坚称，问题出在资产阶级社会制造了如此令人窒息和残酷的社会压力与期望，以至于很少有人能保持完好的人性和自由进入成年。资产阶级教育能扼杀想象力。因此儿童和未受过教育的“原始人”之所以被认为有共同处，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或者还没有）被压垮。相比之下，那些设法在像我们这样的病态的社会中，保留住每个孩子最初都具有的天生艺术“天赋”的人，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往往被这种经验折磨得半疯。德国浪漫主义小说，比如西奥多·戈夫曼（TheodorGoffman）的小说，常常把一些半疯的艺术或精神孤独者与一类乏味、可怕的市镇居民——医生、市长、市长的妻子和情妇——对立起来，后者联合起来反对前者，认为其存在是对他们狭隘虚伪的现实的攻击。 诚然，德国浪漫主义初期的民主阶段逐渐演变成了保守的民族主义。但这些核心思想也根本地重塑了之后所有对政治和艺术的思考。 从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的角度看，这一点显得尤为明显。从表面上看，大多数崇拜理性的法国革命者似乎与人们在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中看到的东西截然不同。卢梭的确接受了一些浪漫主义观点，但这两种运动的语言和情感通常都相差悬殊。但浪漫主义最激进的思想之一便是认为，如果每个人生来都是自由聪慧的孩子，那么自由和天赋的缺乏，或者愚蠢、恶意和虚伪在社会中的散布就只能是社会条件的产物。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惊人的。法国革命者有时十分坚定地想证明这一点，为此甚至把贵族的孩子放到酒鬼的家庭里——只为了证明他们也会变成酒鬼。 然而，先锋派的概念是伴随着关于法国大革命如何迷失方向的争论出现的。（顺带一提，现代保守主义和社会科学也是在这时出现的。）反革命派认为，对理性的崇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恐怖统治；对想象力的崇拜也是如此。试图把过去一笔勾销从头来过，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摧毁维系着社会并使生活有意义的一切：社区、团结、身份、权威……基本上也是从那时起成为社会理论的研究主题的一切东西。相信社会变革是好的且不可避免的人，也认真地对待了这些反对意见。从这些争论中直接产生了艺术先锋派（artisticavant-gards）和政治先锋队（politicalvanguard）的概念，其实它们最初被认为是同一种东西。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十分复杂的历史做出一段有些粗暴的总结：可以说，在法国以圣西门伯爵的追随者和他的前任秘书奥古斯特·孔德的追随者之间的争论为代表的辩论，基本上可归结为对如何实现从农业封建社会秩序向商业、工业文明的转变的讨论。有人认为，中世纪领主或许很苛刻，经常随意使用暴力，在许多方面可能比盗贼团伙好不到哪去。但他们有教会，教会能调用美和意义的结构，让每个人清楚地感到到他们在更大的社会秩序中所处的位置。后者正是工业社会缺乏的。现在教会已经没用了，工业巨头们似乎认为他们提供的物质激励本身就已经充分了。但显然不是这样。缺乏新的阶层来履行先前祭司的职能，直接导致了政治混乱和社会规范的丧失。孔德想象这个新的阶层应当是科学家：因此他最终建立了实证主义的宗教，其中社会学家将扮演神职人员的角色。圣西门搜寻了一阵（他一度关注工程师），最终决定艺术家应当成为引领人们走向自由平等之文化的先锋队，他相信在这种文化中，强制的机制终将消亡。 一个多世纪以来，希望成为革命先锋队的人一直在争论他们应当更像科学家，还是更像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这些争论让他们形成了各个派别。革命政党不断试图让受异化程度最轻的人和最受压迫的人组成联盟。人们盼望艺术和生活间的壁垒倒塌，使我们回到一个能实现诺瓦利斯的设想的社会，这一愿望始终是革命计划的内在组成部分。到了二十世纪，许多广为人知的先锋派艺术家甚至不再按照制作“不朽的艺术作品”的方式创作了，转而主要构思如何与其他人分享他们的权力和自由。因此，20世纪先锋派最重要的、或者至少是最有成就和独创性的艺术类别其实不是拼贴，而是宣言。 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俄罗斯的话题。 俄国革命先锋艺术直接植根于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传统。它设想的“未来的人”（Budetlyans）不仅要从那些桎梏他们创造力的不公平、充满恶意的社会条件中解放出来；他们也要有孩子所拥有的自由。显然，人们不会天真到相信他们过上字面意义上的孩子的生活，相信共产主义能创造一个没有死亡、背叛、存在性恐惧、病态的强迫或得不到回报的爱的世界。只有真正的孩子才能体验这样的天堂。相反，它将创造一个这样一个世界，使未来的人有权力、义务和机会以美得惊人的方式，反思那些不可避免的成人的存在性问题。那将不再是一个被划分成疯狂天才和迟钝顺从的傻瓜——一些要么不理解要么奉承的旁观者——的世界。每个人都将同时成为这两者。 （二） 无尽的生产循环 浪漫主义的遗产并没有从当代艺术界消失——但它只剩下最精英主义的部分。我们依然崇拜天才个体，无论是疯狂的、受折磨的还是其他样子的天才；被去掉的是一切关于我们一开始都是艺术家，并且在一个根除了制度性暴力的未来社会中，还能再次成为艺术家的明确信念。因此，作为各个先锋派的驱动力的自由概念本身，已经开始规范商品化逻辑——它甚至鼓励我们把商品化逻辑看作自由本身的定义。 在本文的上一部分，我们回顾了俄国革命先锋派设想的“未来的人”（Budetlyans）——他们不仅要从扼杀他们创造力的不公平、恶意的社会条件中解放出来，还将享受一种近乎孩童的自由。这是对浪漫主义的原初设想的直接援引，这种设想与“文化”概念本身一起产生，是在反对商品化逻辑时被明确表达出来的。 要弄清这一切是怎么被扭转的，需要大量的工作，在我们看来，关键是要回到孔德和圣西门对工业主义的关注。作为孤立天才的艺术家的浪漫主义设想，大致和工业革命同时出现。这几乎不可能是巧合。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阿兰·迦耶（AlainCaillé）所说，或许最好把艺术天才看作对工厂系统的一种结构补充。 事实上，早先的工匠或艺术家的形象被拆分成了两部分。消费者面对两种不同的商品：一方面是一群不知名的产业工人持续生产的消费品，消费者对他们的个人经历一无所知（通常甚至不知道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说什么语言、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另一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消费者完全了解它的生产者的一切，且这些生产者的经历是这些物件的价值的内在组成部分。 如果艺术家的英雄形象只是工业主义的镜像，这想必会有助于解释为何这种形象对圣西门、马克思（他在学生时代尝试过德国浪漫主义诗歌）等社会主义者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这还不能解释为何这个形象在我们的时代依然存在。毕竟，在我们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组织正越来越围绕护理劳动而非工业劳动的运营，它越来越少涉及创造，而是涉及人、事物和自然环境的维持、维护、养育、教育与修复。甚至阶级斗争也主要发生在护士、清洁工、教师和各类护工那里。 确实，艺术家越来越不像产业工人，更像管理者。但是他们依然是英雄式、高度个体化的管理者——也就是成功的管理者（不那么成功的人如今基本被降格为艺术界的护工）。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其他的东西都可改变，但无论关于艺术家的浪漫主义设想在我们看来已经多么陈腐、愚蠢、早已被抛弃，也无论在艺术集体的问题上已经有多少讨论，在威尼斯双年展或当代艺术馆的展览中，人们对待绝大多数作品的方式，依然好像它们是从某个特定的个体的头脑中产生的。可能一百件作品里只有一件是例外，无论作品的实际创作环境如何，都是如此。如今我们的思想可能更加精微，不会再称那些个体为“天才”。但除非艺术界的整个机制从根本上说，依然类似于过去被叫作天才的那种东西——它不可言状，是精神性、有创造力的，植根于个体的灵魂，是它创造了艺术界颂扬的价值——不然这个机制便毫无意义。即便当代艺术界热衷于推广来自特殊弱势群体、伊拉克移民、拉丁裔酷儿等人群的艺术家的作品，这种热衷也和上述倾向完全相符；这些艺术家被看作他们从中产生的创造性语境的代言人，因此这仿佛标志着一种回归，回归于某种至少更类似过去的集体和文化创造力的观念，但最终，这只是把横向的浪漫主义再度消解为纵向的英雄浪漫主义，因为人们依然认为任一给定的艺术品的价值来自艺术家完全个人的经历，这种个人经历又很快转向它本身的逻辑和轨迹。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情况一定会是这样。因为不然，就意味着酷儿艺术家或者有色人种艺术家对他们的作品承担的个体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比异性恋白人艺术家更少。这显然是偏颇或种族主义的。唯一的办法是把后者也主要看作其文化环境的产物，这正是艺术界拒绝做的。） 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许多人反对这种状况，却也没有动摇它的真实性。这其实只表明克服这个习惯有多困难。因为工业革命以来的绝大多数艺术品还保持原样：它们只有在与某个独特的个体灵魂的关联中，才被认为有意义。一个并不围绕有名有姓的个体的创造性设想组织起来的艺术界，根本就不是“艺术界”。 那么，为什么工业范畴和工业时代的思维模式的力量挥之不去呢？在我们看来，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无法摆脱“生产”的概念。 我们似乎依然执迷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工作必然是制造东西的活动，而且最好是经历一个神秘且至少有些不快的过程。比如，为什么向来聪明的人经常坚持认为，富裕的国家已经不存在“工人阶级”了，只因为受雇于工厂的人没那么多了？——就好像为他们开出租车、安装电缆、生病时给他们倒便盆的人都是机器人或者受过训练的猴子。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把工作和“生产”联系起来，而不是和照料、维护、移动物品联系起来？ 这种思维习惯比浪漫主义久远得多。它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神学传统的产物。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上帝凭空创造了宇宙（他从空无之中创造宇宙这一点其实有些不寻常；大多数神都是用已有的材料创造的）；正如伊甸园或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明确指出的那样，人类的处境是一种惩罚：那些不服从造物主、试图扮演上帝的人被诅咒要继续这样做下去，创造自己的生存资料，而创造的方式总是一种痛苦和折磨。亚当被诅咒要为种植食物汗湿额头，夏娃被告知，上帝要倍增她“劳动”——也就是分娩——时的痛苦。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类比。“生产”（producing，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孩子的真实过程不仅包括一次性行为和九个月的怀孕，而是一个包含多年的养育、扶持与教育的社会关系网……然而在这个故事里，整个过程都消失了，只剩下婴儿（尤其是对男性旁观者来说）经过一个神秘而痛苦的过程，似乎凭空出现、完全形塑的那一刻——就像上帝创造宇宙。这正是“生产”的范式，生产的字面意思是“带来”，甚至是“推出”。工厂总被看作终极的黑箱，一个充满痛苦和折磨的神秘场所，钢铁、茶碟和微芯片不知怎的就通过一个我们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也不想去设想的过程被完全形塑。而按照古典的设想，艺术家的大脑也是这样一个黑箱。 从这个角度来看，工厂工人和艺术天才都必须受苦。只不过他们以相反（却互补）的方式受苦。工厂工人受苦是因为他与他的工作相异化，工作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无法控制它；艺术家受苦是因为她无可救药地陷在她的工作里，永远无法挣脱。 显然，随着工厂劳动的重要性下降、金融资本获得主导地位，以生产物品（而不是清洁、移动、维护、养育、修理、改造或照料它们）为主的工作观念变得更难维系了。但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家实际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艺术仍然被看作生产力无尽的工厂，被看作一种通过痛苦而神秘的过程，直接从艺术家的头脑中迸发出来的东西。当艺术界位于“创意产业”的顶峰，所有这些观念都微妙地暗示着，把艺术界不断推高的管理者和官僚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生产”了一些东西——或者说，生产了某种不同于艺术界自身的等级结构的各种社会组织的东西。 艺术界的进与出 每个展览、每次新的双年展或文献展，都试图（且不可避免地宣称要）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历史性事件——至少按照我们偏爱的那个定义来说——是在发生之前无法预测的事件。因此，每个艺术事件都想让观众大吃一惊。必须有些全新的东西，之前人们认为不符合“当代艺术”范畴的某些东西必须被包含在内，或者最好是能把之前根本不被当成艺术的东西包含在内。如今，人们认为一个展览能涵盖从人种志物件、民间艺术到包括对社会运动、设计项目的描述在内的种种事物，是很正常的。艺术界正不断检验和废除它的边界。 在某种程度上，艺术界其实已成为：对自身边界的不断检验和克服。因此，它似乎一直在朝过去的先锋派预见的方向前进，冲破自己的泡泡，以便最终能涵盖一切。但艺术界真的能成功冲破自身吗？它真的在试图这样做吗？几年前当有人问波里斯·葛罗伊斯（BorisGroys），总在危机中的艺术界是否真的处在自我毁灭的边缘时，葛罗伊斯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任何崩溃的迹象。全世界的美术馆产业联合体都在扩展，文化旅游业正加速发展，每周都有新的双年展和展览在各地开幕。单是最近中国的加入，就极大扩展了艺术界的规模。” 所谓的艺术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规则的不断思辨构成的，规则总处在不断变化和商讨中。没有人声称对它们负责，每个人都说他们只是在尝试理解这些规则。如今的状况更加复杂，因为对规则的不断揭露、挑战和打破已经成了艺术本身的主要内容。 顺带一提，这种游戏——精彩地展示如何违反规则，以便给那些重新校准、重新分配和评估规则的人提供更高报酬的工作——不仅限于艺术界。它日渐成为政治本身的基本内容。以英国脱欧为例，虽然它表现为公众愤怒的爆发，和对行政精英的彻底厌恶，但能从脱欧中获益最大的人显然是律师，现在不计其数、每小时能赚上千镑的工作机会朝他们扑面而来，要重新评估英国在过去四十多年内签订的几乎每一份协议。这个例子在许多方面都如同我们时代的寓言。 然而，元规则——如果可以称其为元规则的话——依然始终存在：关于哪些规则可以被打破、哪些不能的规则。或许确定元规则的最佳方式，是确定哪些做法是显然立不住的。比如我们经常听说，如今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变成艺术品——因为争论某物是不是艺术的做法本身，就倾向于把它构建为艺术。但这种说法并不对，有些东西是不能变成艺术品的。正如我们从威尼斯双年展上了解到的，挖出一艘载着在地中海溺死的难民的船并展出它是可行的，有人会认可这是一种艺术性的举动。但是难民本身或者溺死他们的海洋，就是另一回事了。 限度总是存在。 正因如此，我们相信个别的创造性天才形象是很重要的。哪怕我们想否认它，这一形象依然对游戏规则的调节持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对其中一部分浪漫主义理想的持续拥护，是以对另一部分的排斥为前提的。如果说存在一条绝对的规则、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这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艺术家。艺术创造的价值必须且必然建立在排斥的基础上。要想真正实现诺瓦利斯（或者是奥西普·布里克[OsipBrik]，乃至约瑟夫·博伊斯）的愿景，就意味着要消解构成“艺术界”的整个结构，因为这将摧毁艺术创造价值的整个机制。 正如我们指出的，这不仅是因为任何市场都必须遵循稀缺性原则，且某种关于精神天才的设想，似乎是把稀缺程度（这是一个基本由金融化衍生品的利润驱动的市场所需的）正当化的唯一方法。自工业革命以来，艺术界一直以“真正的艺术”是无价和稀有的这一理念为基础；先锋派对这一原则的挑战又被它吸收和恢复，也让“真正的艺术”的定义持续变化不定。但事实上，这种状况完全有利于艺术品市场中目前的玩家，就像市场波动有利于债券交易者：艺术品价值的快速变动和新艺术家的发现，为创造利润提供了新机会，尤其是给那些事先对规则将如何变化略有了解的内幕交易者（往往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参与了规则的变化）提供了机会。这正是画廊老板和策展人的工作主要所在。价格飙升，观念革命，新的发现，以及艺术家、画廊、策展人、评论家之间不断的角斗——所有这些共同表明了一个微妙的论点：金融市场的特有逻辑，创造性破坏、自我营销和投机的结合就是自由，这确实是在最精炼的精神层面上的自由。毕竟，如果这种运动不能让人雀跃，它就什么也不是。它就像一场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游戏。但商业世界金融化的高峰往往也是这样；所有这些和商业世界一样，只有在隐含的、绝不能被挑战的背景下才能发生，最终不可被挑战的东西正是排斥性结构。 我们不想就此结束，然而……（或艺术共产主义II） 我们的结论可能看起来很悲观。艺术仍然离不开浪漫主义的自由观；但是追求个体版本的浪漫主义自由，似乎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对金融资本逻辑的确认，正如追求集体、民主版的浪漫主义自由（其中艺术对于所有人都是自由/免费的）——如果人们相信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和他的同伙的话——会不可避免地引向古拉格集中营。 但在我们看来情况不至于这么糟。 事实上，由于金融资本的逻辑从根本上说并不怎么吸引人，它持续运作只是因为共产主义的诱惑——这是诺瓦利斯的梦想的最终实现，即解除那摧毁我们的游戏感、美感和创造感的暴力——始终威胁着它。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对托多洛夫杰出的论文“先锋派与极权主义（Avant-Gardes&Totalitarianism）”表示反对，文中他警告说，先锋派的浪漫主义要素总会通往极权主义。托多洛夫大量引用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强调说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往往都会落实先锋派艺术家的设想，也就是根据某个总体计划彻底改变我们共同的现实。如果正如阿多诺那句著名的话所说，“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再写诗了”，这只是因为诗歌是罪行的同谋。 那么或许我们就能理解，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一个特点是它决心把诗歌从政治中根除，先是把权力移交给乏味的技术官僚，再移交给更乏味的管理者，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设想，那恰恰就是没有设想。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近在眉睫的、受威胁的人可能远超过二十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的总和的气候变化危机，已表明管理者和技术官僚的统治可能更加危险。 上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恰恰是这种对即将来临的灾难的预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两件作品是沉没的难民船和立陶宛分馆，这是一首关于世界末日的谦虚的颂歌。所有人都在建立救赎性叙事的不可能性中狂欢。毕竟，我们作为观众究竟被提供了怎样的答案或参与讨论的方式？除了没完没了的排队、聚会、利益、锦标赛，以及对即将到来的厄运片段的所有权的展望以外，什么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对艺术家和策展人的专家资格的分析，或对任一特定作品的复杂与微妙程度的评估，都是一项不大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想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艺术界模型的可能性。有时人们说，在目前从事高频交易技术开发的数学家和软件工程师当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转而尝试设计能替代资本的方案，我们也很快就能得出许多个可行的经济体系的大致轮廓。如果我们把用来发明新艺术品、发明关于艺术本质的理论的创造力，用于想象制度性结构本身的不同组织方式，会怎么样？艺术共产主义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讨论这些想法。 （三） 地球是人类的博物馆，正穿越宇宙。 ——尼古拉·费奥多罗夫（NikolaiFyodorov） 在这篇文章的前两部分，我们对当代艺术界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它做什么、它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而不是它如何运作。艺术界（至少就它目前的组织方式来说）所发挥的最强大、最阴险的作用之一，便是创造和维护更大的象征秩序，这个秩序把所谓的“艺术”等级化，并创造出一种涵盖了大多数文化创造形式的人为稀缺。这样，艺术界能对许多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的人产生巨大影响。 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组织人类创造力的方式。通过分析稀缺性的人为生产，以及有策略地只采纳浪漫主义的创造概念的一半（或者说是浪漫主义者们自己说的“天才”）的做法，我们也想明确艺术界究竟为什么能起这种作用，以便为它设想另一种作用。如果我们把用来创作新艺术品的创造力的一半，用于重新想象艺术界本身的制度结构，会怎么样？我们试着历史地、跨文化地考察这个问题，从自己的白日梦和噩梦中汲取灵感，列出了一个基于不同价值原则的、博尔赫斯式的可能艺术界目录： ·如果有一个艺术界明确地以制造流言蜚语为目标，会怎么样？ ·如果有一个艺术界，其中艺术是一种对艺术家讨厌的人（比如其他艺术家）的极为精细复杂的人身侮辱形式，会怎么样？ ·如果有一个艺术界不允许人类的参与，只能观察动物和机器的相互作用，会怎么样？ ·如果有一个艺术界，其中作品是用来表达羞耻和悔恨的感情的（艺术作为道歉），会怎么样？ ·如果艺术界是由政府组织来设计从未被设想过的罪的形式，或者是设计美丽的色情作品，然后出售政府提供的肉欲嗜好来赦免消费者，会怎么样？ 这样的设想很好玩，很容易便能想出几百、甚至几千个可能的艺术界。但在全球疫情和随之而来真正的民众起义之后，这样做似乎有些轻率。我们决定重新考虑我们的方法。 InterannasilentMusae——炮火声中缪斯沉默。但或许只有某一类缪斯会沉默。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阐发的想法无论多么有想象力，从根本上说还是改良主义的。也许正如“黑命攸关”（BlackLivesMatter）运动关于警察和监狱工业综合体十分中肯的主张所说的，艺术界也是无法改良的。采取废除主义立场在这里究竟意味着什么？ 论纪念碑和交战的规则 在全球疫情之前，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处在反抗中。2019年，从海地、黎巴嫩、到留尼汪岛的各地都爆发了（大多是非暴力的）反抗，尽管它们基本上是孤立的，彼此间少有沟通，甚至相互间不太意识到彼此的存在。然而在疫情爆发以及乔治·弗洛伊德（GeorgeFloyd）被杀害之后，2020年春夏的全球反抗在美国“黑命攸关”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灵感，许多地方性示威也找到了共同语言，也就是对资本主义警察国家的一般性反抗。 直至2020年夏天，这场全球运动中至少出现了两个共同的主题。第一，是相互交流的过程，交流始于共同的愿望——摧毁现存的国家暴力的结构，与承受着这种暴力的民众（比如塞尔维亚的罗姆人[编注：吉普赛人]、意大利的移民）团结一致，同时也开始设想需要建立怎样的机构来取代现存的结构。第二，是对纪念碑的破坏。尽管发生过几次抢劫，但要注意，抗议者们并不欢迎这些事件，往往认为那是警察故意策划的；对纪念碑的袭击即使是破坏性的，也和抢劫完全无关。纪念碑与博物馆类似——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和博物馆一道——是产生并传播公共意义的机制。在许多城镇城市（不仅是美国）的公众集会中，这些机制似乎至少被暂时中止、并被系统地质疑了。 人们或许可以这样说：那些从封城中脱身直接投入大众动员的人，直接接管了象征秩序的生产方式，这首先表现为通过破坏和改造纪念碑来重组（暴力和残酷的）公共空间。有些人哀叹破坏纪念碑是对历史的袭击（但有趣的是，几乎没人认为这是对艺术的袭击）。也有些人区分了好的纪念碑和坏的纪念碑。然而，我们支持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Mirzoeff）的观点，他在几年前写道：“所有的纪念碑都必须倒下”。 纪念碑到底是什么？在1999年11月30日西雅图反对世贸组织的行动后，公共记忆中留下的两个主要印象是：1.穿黑衣的无政府主义者打碎星巴克的窗户，和2.彩色的巨型纸黏土木偶。但为什么相比之下，警察似乎更讨厌木偶呢？警察在后续的行动中不断试图逮捕、摧毁木偶，并组织了对木偶制作场所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至于人们只好偷偷做木偶，“黑块”组织（BlackBloc）也必须部署阵队以保护木偶和它周围由音乐家、小丑、肚皮舞者、踩高跷者等人组成的“嘉年华队列”。 警方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反对“嘉年华队列”？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把使用艺术看做作弊。“黑块”其实是战斗中的参战人员。大众行动要用到伏击、包抄、包围或突破敌人防线的经典军事操作。和任何其他战争一样，人们能采用的武器和战术是有限制的，尽管这些限制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警察不允许使用致命的武力，另一方也不能使用任何能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物品。要强调的是，总是存在这些规则——即使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俄罗斯前线那样看似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双方也都没有使用毒气或试图暗杀对方的领导人。 但这些规则是如何商定的呢？这是在象征战争的层面上发生的，至少警方强烈地认为，构建强大的意象以影响观众、规定谁在什么情况下能使用怎样的武力的举动，应当通过媒体来进行。警察的代表们无疑孜孜不倦地这样做，不停地讲述关于“抗议者的暴力”的谎言，以此为更极端的镇压手段的正名。从警方的角度来看，“黑块”似乎组织了一场军事化的对抗，然而又派来木偶和小丑来“缓和”或“削弱”局势，显然是作弊。无政府主义者要求改变战场上的交战规则的权力，木偶成了这种需求的象征。 但是为什么要用木偶呢？这里需要进一步的分析。“黑块”公报谈到要“打破魔咒”——他们说，我们被闪闪发光的消费主义宫殿包围着，这些宫殿似乎是腐败堕落的人性的永久纪念碑。但只需一个简单的扳手，这整个门面便会碎裂成一地玻璃渣。同时，巨型木偶——它可以呈现从神、龙到政治家和企业官僚的漫画形象的任何东西——既神圣又荒谬。这些物品要用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来组装，是许多人一起完成的。它们巨大而脆弱，用了一天之后几乎都会坏掉。换句话说，木偶嘲讽了纪念碑的观念。它们代表了一种永久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产生巨大的、主宰公共空间的纪念碑，因此似乎能使一种抽象成为现实。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可能的纪念碑的万花筒，唤起了神圣——它过于强大，以至于必须被做成愚蠢的样子。不然它的力量就太可怕了。 自嘲的巨型木偶也是最诚实的纪念碑，因为任何宣称它所代表之物为永恒的纪念碑——雕塑、陵墓、被盗的埃及方尖碑——都注定是欺骗。它们代表的东西并不真的永恒。如果是，也就没必要建纪念碑了。没有人为重力原理、冬天或海洋建造纪念碑。（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说，为“正义”或国家之类的东西建纪念碑是有些危险的，因为这种做法微妙地暗示了它们很可能并非永恒。） 最近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周围全副武装的蒙面警察的照片，或许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讽刺。本质上说，警察是纪念碑原则（principleofmonumentality）的守护者——纪念碑原则就是把对暴力的控制转化为真理的能力。甚至警察描述他们的所作所为时用的语言（武力、法律、权力）也表明，用棍棒和枪威胁他人、把他们关在笼子里，或者用膝盖压他们的脖子直至窒息的能力，应该被看做与宇宙的统治原则相似。 论政治（Politics）、政策（Policy）、礼貌（Politeness）和警察（Police） 在反抗期间，艺术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有时是出乎意料地）起到了支持的作用，比如为那些从与警察的冲突中逃离、正在恢复的人提供食物和避难所。因此对艺术界采取废除主义的立场似乎是失礼的。我们要清楚地表明，我们不打算对个体或个体的共谋做道德批判。正如把关注点从“种族主义”（这很容易变成没完没了的自我审视的道德话语，而牺牲了行动）转移到对“白人至上”的反对（白人至上作为一套体制结构，产生了亟需人们通过行动来改变的具体结果），我们也想从自己的问题“另一种艺术界是否可能？”转向对作为制度性力量的“艺术界”的存在的关注——这种制度性力量把远超出它自身范围的象征关系等级化了。当抗议者说，“警察不仅要被改良，他们必须被取消拨款、解散”，他们显然没有拒绝公共安全的观念。相反，他们坚持认为现存的警察机构不利于公共安全，它过深的弊病无法通过任何改革缓解；我们必须搞清楚警察实际上做的是什么，找出哪些部分（如果有的话）是真正需要的，并开发其他方法、其他机构来做到这些。艺术界也是这样，它作为一个机构限制着神圣或象征意义的分配，限制着抽象的现实化。 但是警察究竟是做什么的？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警察如何产生、如何形成今天这种形式——尤其形成这种象征功能——的历史。这段历史不同于我们所受的教育带给我们的印象。所谓“国家”的观念直到17世纪才真正流行起来，现代欧洲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直是警察国家，因为设立所谓的警察职能，是把主权的权力扩展到全体人民的关键手段。但“政治”（politics）、“政策”（policy）和“警察”[police，就此而言还有“礼貌”（politeness）]的词根相同是有原因的。警察在设立之初几乎与公共安全无关，更不用说“打击犯罪”了（这项工作那时仍由贵族领地总管和地方看守负责）；警察负责在那里执行规章、发放许可证、保证城市的食物供应以防止骚乱、监视流动人群，最重要的工作是充当间谍。（路易十五的警察首长，萨汀的安托恩[AntoinedeSartine]曾夸口说，只要街上有三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个几乎肯定是为他工作的。）现代警务伴随着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初的英国诞生。虽然身着制服的新警察如今标榜自己是打击犯罪的斗士，当时他们主要发挥的是保护富人和“预防”的双重功能——“预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强迫身体健全的流浪者从事正派的劳动。 当时的政客对自己的动机往往诚实得令人耳目一新。许多政客明确表示，他们对消除贫困没有兴趣：英国警务的第一位大理论家帕特里克·柯洪（PatrickColquhoun）写道，贫困是驱使人们进入工业的必要条件，而工业是创造财富（但不是为穷人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他们关注那些不创造财富，或者威胁要拿走财富（无论是通过扒窃还是叛乱）的穷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警察总是政治性的。比如在美国，南部各州的警察被授予的主要工作是执行对前奴隶的隔离，而在北部城市设立专业警察部队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人们担心在劳资纠纷期间针对罢工者出动军队，会表明军队不可靠。 从这个意义上说，警察从一开始就关心社会福祉，然而这是一种被有意限制的社会福祉。相比之下，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的起源截然不同；它根本就不是来自国家机器：从瑞典到巴西，从社保到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一切都是社会运动的产物，它们发源于工会、邻里团体、联邦、政党等等。国家所做只是收编它们、迫使它们按照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运行。有一段时间——主要是当资本主义国家仍面临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时——这种妥协确实带来了广泛的繁荣。但凡是被国家把握的东西，也可以被国家收回。因此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革命的威胁消退，工会的权力被打破，社区团体开始被解散，福利国家开始被废除，警察逐渐再次接管提供社会服务的职能。 正如19世纪20年代那样，这种转变是凭借一场象征攻势实现的，它声称警察的真正作用是“打击犯罪”——我们已经很难想起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以及世界各地都几乎没有以警察为英雄的电影。英勇、“特立独行”的警察突然出现在各地荧幕上，正如真实的警察、“安全专家”、监控系统等开始出现在此前对它们闻所未闻的地方：学校，医院，海滩，游乐场。警察的实际职能自始至终都和17世纪差不多：警察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真实的警察可能只会花6-11%的时间在有关“犯罪”的事情上，更不用说暴力犯罪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执行没完没了的市政法规，法规规定了谁能喝酒、走路、卖东西、抽烟、吃饭、开车、去哪里、在什么条件下开车。警察仍然是带着武器的官僚，把暴力乃至死亡的可能性带进原本不存在暴力的情境（比如未经许可出售香烟）中。现在的警察和那时的主要区别在于，随着资本主义在此期间实现了金融化，警察又多了一项额外的行政职能：创收。许多城市的政府完全依靠警察罚款的收入来平衡账目、偿还债权人。正如工业时代的警察被用来确保（有用的）贫困持续存在，金融时代的警察也要确保少数、边缘群体乃至所有非债权人的人，被当做罪犯对待。 显然，这些都和公共安全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就这一点而言，美国仅由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的死亡率就与一个正经历小规模内战的国家的情况相当。正如废除主义者指出的，如果美国完全取消警察，回归主要依靠自组织的社会服务，不再雇佣训练有素的杀手来告知他们尾灯坏了，并设立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来处理暴力犯罪，美国人会过得安全得多。 这和艺术界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论点是，正如警察根本上是为了维持贫困和白人至上，我们所说的“艺术界”根本上也是为了维持一种等级结构而存在的。在艺术界的泡泡之内发生的事情不会有太大影响，问题在于这个泡泡本身的存在。或者稍微换一种说法，“诸艺术（thearts）”以现有的方式组织，是因为一个大写的“艺术”（art）位于它们之上。一个在巴西或巴基斯坦贫民窟长大的穷孩子可能未曾听说过最新的文献展（Documenta）上的任何名字，但无论她梦想成为什么——说唱歌手、电影明星、时装设计师、喜剧演员（基本上是除企业大亨、运动员和政治家以外的任何身份）——它都已被排列在以“艺术家”为顶点金字塔序列中。大多数人其实对当代艺术家是谁以及他们做什么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一事实也造成了神秘。 这或许有助于解释其他令人费解的矛盾。当人们试图解释为什么人类这个麻烦的物种灭绝掉是件坏事，常常会提起“艺术和文化”，作为不多的几个能为我们的存在正名的不言自明的理由之一。而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艺术家相当没用。《星期日泰晤士报》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邀请1000人说出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职业。五个最重要的职业是医护、清洁工、垃圾收集工、小贩和送货员。但真正的新闻头条是，最不重要的职业是艺术家（排在倒数第二位的是电话推销员）。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场调查体现了对艺术家的敌意，或者说艺术家最好都去捡垃圾。相反，这似乎反映了一种感觉，即“艺术家”根本不是一种工作，或者可能不该是工作，而该是一种奖励。仿佛在人们看来，艺术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坚持认为自己且只有他们自己，已经活在共产主义中。这么说吧，可以提这样一个并非不讲道理的问题：为什么护士和清洁工要资助艺术家？仿佛种族、阶级和民族背景的偶然因素，把我们划分进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有些人在资本主义下辛苦劳作，有些沦为封建家臣，另一些人甚至生活在事实上的奴隶制下，而被选中的少数人则被允许居住在（或许）若非如此便不会存在的乌托邦未来。当艺术家从他们飘过的乌托邦太空飞船上挥手时，护士和清洁工看起来有些恼火——这难道会让我们吃惊吗？ 显然，大多数艺术家不这么看。有些人觉得他们仍然在用先锋的好办法开辟通向乌托邦未来的道路。但现在这显然是个借口，就像有人对自己说，他轻松的品牌管理工作没有真的伤害到任何人，因为他其实除了花时间更新脸书页面和玩电脑游戏之外，就没做什么了。也许他自己这份工作确实如此，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品牌管理工作的存在本身显然是一场灾难。艺术界也是如此。因为为了进入这个共产主义未来，你就需要资源（艺术界试图更多地强调女性、有色人种等，但也没有削弱这一点）；要想被认可为艺术家，你需要支持某种承认的结构。拿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你需要在博物馆展示作品，而博物馆是我们的文明的庙宇，是主导的象征编码被构成、分配和存档的地方。 资本主义世界的警察毕竟也是这样。“所有警察都是混蛋”是一种结构性的说法；总有个别的警察是善意的，甚至是理想主义的（《星际迷航》的创作者吉恩·罗登贝瑞[GeneRoddenberry]就曾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过7年）。重点是，他们的个人性格甚至个人政治观点大多无关紧要；他们是在一个造成巨大伤害的制度结构中运作的，无论特定的善举由于支持了结构而带来更大的伤害，还是因为缓和了结构而带来好处，都是次要的考虑因素。 博物馆之于艺术界，如同监狱之于警察国家 如果我们要像（非常简略地）讲述警察的历史一样讲述艺术界的历史，必须先从博物馆的角色开始。法国大革命当然始于攻占巴士底狱（一座监狱），但它最终以夺取卢浮宫告终，卢浮宫成了第一座国家博物馆，有效地传播了一种新的、世俗的神圣观念，打击了教会剩余的权力。 当然，博物馆不生产艺术，也不传播艺术品。博物馆把艺术神圣化。有必要强调财产和神圣之间的联系。神化就是排除，是把某物与世界区分开，无论因为这某物对一个个体来说是神圣的（“私有财产”），还是对某种更抽象的东西来说是神圣的（“艺术”、“上帝”、“人类”、“民族”）。一切革命政权都会改变现有的财产形式，博物馆的组织或重组则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博物馆内存有的财产形式，代表着金字塔的顶端。这些财产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警察保护的终极财富，勤劳的穷人只能在周末看到它们。 事实上，今天所有的博物馆都是以产生、维持等级制度的方式运作的。通过归档、编目和对博物馆空间的重新组织，人们在“博物馆”品质和“非博物馆”品质的物品之间划了一条线。但在商品化的艺术和被看做不可让与、不可出售的艺术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因为它们只是“作为彻底排除性的神圣”的两种变体。这些物品被武装安保人员和高科技监视包围的事实，只是为了向所有参观者强调他们自己的创造性活动（唱歌、讲笑话、爱好、日记、对亲人的关怀和珍贵的纪念品）都没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参观者需要回归他们非博物馆的生活，继续进行他们的“并非无关紧要”的工作——这些工作生产和维护着使博物馆成为可能的关系结构。博物馆，正如它们希望取代的大教堂，是用来告诫人们他们的位置的。 同样，艺术界——作为生产有朝一日或许值得被神圣化的物品、表演或观念的工具——是基于人工制造的稀缺性的。正如资本主义世界的警察确保了物质的贫困，艺术界（以目前的形式）的存在可以说是确保了精神的贫困。那么，一种针对艺术界的废除主义项目，具体会是什么样子？ 出路？ 俄罗斯的一场与攻占巴士底狱类似的事件，自然是攻占圣彼得堡的冬宫，而冬宫本身也被适时地改造成了冬宫国家博物馆。冬宫博物馆在苏联解体后幸存下来，一直延续至今，其运作方式几乎与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完全一样。这件事本身或许值得反思一下，因为它表明随着政权更迭，财产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神圣”观念的变化，比我们想象得要小得多。（那些运营冬宫的人其实对此颇为自豪。他们认为这证明了他们代表了某种永恒的灯塔。） 目前有许多关于移除公共纪念碑，将其归入博物馆，同时以颇为矛盾的方式把博物馆本身变成关怀、爱和社会变革的场所的可能性的讨论。人们普遍认为，艺术界需要加入反对资本主义警察国家的运动，甚至艺术可能成为恢复被金融化和安全文化——这种倾向已从美国扩展到几乎全世界——撕裂的社会组织的一种手段。也有些人试图探索艺术、货币和证券化本身的联系。 许多人主张，我们应该停止全球数十万艺术游客的流动，停止建造新的毫无意义的办公室，停止举办那么多的独家展示和晚宴（这些活动除了自我夸耀以外没有别的目的），并想象艺术如何能成为有助于人类生活的再生产的关怀形式之一（教育、医学、安全、不同形式的知识等）。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让每个人都参与建立以自身为目的的当地艺术团体？这些建议都有道理，但它们缺乏要求撤资或废除资本主义世界的警察的那种一贯性和紧迫性。这些建议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考虑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再次袭击卢浮宫或冬宫，我们要用它们做什么？有什么能做的吗？也可能宫殿根本不适合民主目的。 也许我们从另一个革命性的艺术机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革命性的艺术基础设施——中可以找到更多的灵感，这个机构于二十世纪初在俄罗斯创立，可以说它具有和冬宫完全不同的含义。与苏联博物馆不同，它作为国家承认的机构只存在了几年（1917至1920年），然后就被正式废除了。尽管如此，设立这一基础设施的理由相当充分，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是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erBogdanov）的构想出来的，波格丹诺夫是一位很受欢迎的革命者，他曾短暂地获准自由建设他关于艺术共产主义的愿景：无产文化（Proletkult）。 “无产文化”明确地致力于实现诺瓦利斯的梦想，即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艺术家。它试图拆除创造英雄和不朽人物的基础设施，允许生产者彼此建立直接、无中介的关系，并把社会投资转向此前被斥为“业余”的领域，从本质上扭转那种认为艺术应该像工作一样的价值观。另一部分目标则是重新构想一种非层级化的“博物馆”和“档案”的概念。 近来，艺术界、社会活动界和学术界人们似乎都重新发现了“无产文化”。这可能并不奇怪，因为波格丹诺夫和他的盟友试图在艺术方面实现的目标，与目前反对资本主义警察国家的人提出的创立替代机构的尝试非常相似。这种尝试花了这么长时间，可能会令人惊讶。毕竟，革命者们已经就苏维埃基层民众大会、同时兴起的工人自我管理实验，以及“苏维埃”政权最终对它们的抵制，争论了一个多世纪。“无产文化”最初也是同一场民主运动的文化表现，其规模比民众大会和自我管理的行业的组织更大，影响也更持久。大致描述一下它的规模：1920年，苏联共产党大约有15万名党员，“无产文化”则有40万人，且在内战期间苏共的实际人数缩小时，“无产文化”还在扩张。1917至1920年期间——这段时期“无产文化”是自组织的——艺术生产主要集中在戏剧方面（因为戏剧能把视觉艺术、设计、诗歌和音乐，其实是艺术的各个分支，都汇集在一个集体的产物中），参与如此之广，哪怕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某个时候也可能有几十场戏剧正集体展开。这场运动尤其还有一个积极的教育功能，它试图打破学术界、大众教育、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界限。 早在维基百科创立之前，波格丹诺夫和他的同志们也曾设想并着手建立一个知识再生产的新基础设施，以废除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传统等级制度，用横向网络取而代之，横向网络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的情况扮演不同的角色：读者可以成为作家，观众成为艺术家，制作者，消费者等等。至少对波格丹诺夫来说，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的世界的实现，便是共产主义。等级制的废除正是革命想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方案的参与性质，与当时存在的新布尔什维克方案直接冲突。1920年，列宁把国家控制权强加到这个项目之上，坚持认为无产阶级有权通过他所谓的“古典文化”的最高形式得到“滋养”——冬宫价值以及一般而言的博物馆的价值被重新施加。 与此同时，随着前卫艺术被移除出已有的博物馆，苏联几乎每个城市都出现了一个世界遗产博物馆（地方版本的冬宫），旁边是当代苏联艺术博物馆和一个用于培养技术熟练的文化专家（无论是社会现实主义画家还是芭蕾舞演员）的非常保守的教育系统。人们也许可以说，自下而上的社会福利和文化机构的创建，以及它们逐渐被控制的过程，在其他地方花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完成，在苏联只用了大约三年。 关于“无产文化”的长期意义，仍有很多争论。现在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无产文化”专注于艺术，它却和一些关于建立新的基础设施以取代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警察国家的提议，有惊人的相似处。要记住，“警察（police）”最初指的是强加“政策（policy）”，强加一种集中化的主动性（想想那些各种的宣战——对犯罪、毒品、恐怖等事物宣战）。而“无产文化”强调的则与之截然相反： ·艺术的优先事项不是由任何“中心”强加的，而是回应了人们的具体需求——教育、健康、平等、贫困和现有的关系网络。 ·所有艺术机构都应是地方性的、去中心化的、由人控制、由真实的人创造并为真实的人存在的，因为它们确实存在（而不是某种关于它们该如何存在的乌托邦理念）于城市的某个具体街区，某条具体的街道，并且能被真实的人改变。 ·地方性通过世界各地直接的、横向的艺术团结网络，与国际主义结合。人们讨论的不是创造一种民族文化，而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艺术，或无产阶级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之中大部分仍存在于俄罗斯。虽然在波格丹诺夫之后，作为自组织运动的“无产文化”不复存在，但它的基础设施本身并没有消失。即使是现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东方阵营国家改革的破坏和私有化的30年后，俄罗斯以及前东方阵营的大部分国家的几乎每个小镇，仍然有所谓的“文化之家”，每个人有空都可以去那里，参加俱乐部、素描、声乐课，木偶剧院和绘画班等各种活动。艺术的专业化和等级制的重新施加，只是意味着文化之家的网络被降低到“业余”的地位，参与者被期望成为无偿宣传员，比如创作庆祝生产力提高的戏剧。 文化之家教师的工资不高，其象征资本也少得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使残留下的“无产文化”成为寻求官方文化外的替代方案的人的主要聚集地。比如，瑜伽在当时是被明令禁止的，但地下瑜伽教师可能会在文化之家工作，尽管他们是被雇来教别的东西的。文化之家远离名望和影响力。而大学、艺术家联盟、学院等“专业”机构则成为通往特权的途径。不出所料，那些机构的招聘很快就不那么考虑天赋、创造力，而是考虑服从性和关系。因此，许多真正的苏联知识分子其实是从“无产文化”的遗骸中涌现的，从棋手到诗人、帕维尔·菲洛诺夫（PavelFilonov）有艺术才能的学生、格里戈里·佩雷尔曼（GrigoriPerelman）（他起初是列宁格勒先锋宫数学圈的一员）这样的数学家。“无产文化”如同一段写得很好的计算机代码，或是完美的城市规划，如此紧密地缝合在社会体内，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拆除它。 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许多人都期待政府很快就要开始向艺术领域投资，可能作为绿色新政的一部分，类似于罗斯福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最初的新政。这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但如果资金通过艺术界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分流，一定会再生产出一批类似的专业化精英。如果我们把这些资金连同纽约市政从纽约警察局撤回的10亿美元，以及在海外、私人投资以及艺术金库中流通的数亿美元，转移到其他地方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在每个地区，每条街道都建立一座文化之家、一座少年宫、一座养老宫、一座难民宫，并且遵照最初的自组织方案会怎么样？如果我们不对人们用资源做了什么做评判，只是为每个希望参与文化活动的人提供持续参与、发现其他有相似兴趣的人的机会——无论是谈八卦、互骂、道歉、推广嗜好，还是在原先的纪念碑处建一座水上公园或者微型高尔夫球场——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不是组织两年一次入场繁琐的双年展，而是每月一次在各个街区举办有戏剧和舞蹈的嘉年华，就像在祖科蒂公园（ZuccottiPark）、西雅图、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罗贾瓦（Rojava）这些占领运动中总会看到的自发涌现的活动那样，会怎么样？而且这次没有警察。 这些只是开场的礼炮。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指出的是，通常被描述为社会福利支出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对警察的更大依赖，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福利观念的冲突。一方面，是一种可以称为警察模式的社会福利，这种模式用暴力威胁来维持一种人造稀缺性的政权，同时也小心地调节、缓和其最恶劣的影响，以维持社会秩序。这种暴力威胁一度主要是为了规训劳动力而组织的，如今它已经变成榨取日益来自寻租的利益的手段——资本主义主要不是靠向我们卖汽车维系的，而更多是靠发停车罚单和交通罚单维系的。但从过去到现在，与警察秩序相适应的“神圣”的形式没有变化：始终是公共纪念碑、博物馆和艺术界。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自组织形式的社会福利，它实际上是相互关怀、联欢和在紧急情况下期待邻居帮助的延伸。这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总是存在于一切配得上“社区”这个名字的社区中——只要我们没有互相伤害的欲望，以及快乐通常都要分享才能更显快乐。正如库尔德活动家指出的，这种公共观念的社会福利总会产生它自己的安全和自卫观念。 仍然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与公共观念的社会福利相适应的“神圣”形式究竟是什么？我们无意以动听的宣言收尾，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提出一个挑战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禁想起，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本人认为他有解决办法。他不仅是无产文化的创始人，也是苏联血液研究所（SovietInstituteforHemotology）的创始人，该研究所相信在社区内互相输血可以无限延长人类的生命。这种想法体现了俄罗斯宇宙主义者的信念，即最终神圣的是人类生命本身。按照尼古拉·费奥多罗夫的说法，“地球是人类的博物馆”，这句话强调“人类”多于“博物馆”。每个人都值得得到我们对纪念碑和杰作所投入的那种关心和关注，而且永远应当如此。 原文链接： https://www.e-flux.com/journal/102/284624/another-art-world-part-1-art-communism-and-artificial-scarcity/ https://www.e-flux.com/journal/104/298663/another-art-world-part-2-utopia-of-freedom-as-a-market-value/ https://www.e-flux.com/journal/113/360192/another-art-world-part-3-policing-and-symbolic-order/
“文化不是你的朋友”（2016年5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文化不是你的朋友” 2016年5月底 翻译：膊腿儿发暖嘴发转录：lowmuey 大卫·格雷伯是人类学家，著有《债：第一个5000年》、《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等书，曾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策划和行动者之一，提出了著名的“我们是99%”等口号。 以下是格雷伯在伦敦一家廉价酒吧的演讲，策划者兼主持人叫TheArtistTaxiDriver（“艺术家的士司机”），真名是MarkMcGowan，是个伦敦的的士司机。 主持人：大卫是个人类学家。你在哪教书？你现在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但你以前是在耶鲁教书？后来咋回事？ 格雷伯：你确定想让我讲那件事？ 主持人：你被踢走了吧，踢走了吧，踢走了吧？嗨，反正是从耶鲁滚蛋了，从美国滚蛋了。好吧。大卫是参与了当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嗯？有点参与吧？ 格雷伯：有点吧…… 主持人：嗯，有点……好，让大卫来讲吧。他要讲讲文化…… 格雷伯： 哎我想到有一次我在金匠学院那儿的时候，有个家伙来演讲，叫斯蒂格勒，是个法国哲学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货，反正他因为抢银行被关到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就开始读海德格尔，貌似法国监狱会扔点海德格尔之类的书，让囚犯获得再教育……他真的被再教育了，他看了海德格尔的书之后，很受启发，他还给哲学家德里达写信，接下来事情就顺理成章地一件件发生了，最后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哲学家。 当时他要做一个演讲，我当时就被邀请去做回应人，就是他讲完后在台上我再讲一通东西来回应他的演讲。一开始我拒绝了，我说我对海德格尔一点都不了解呀，我对科技什么都不懂呀，怎么可能去回应呀。邀请我的人就跟我说，去吧去吧，很好玩的，随便编一点东西就好了。所以将就着我就去了。我问邀请者有没有演讲稿。说没有。我算是读过一些他的东西，就去了。前三分之二的时候我感觉有点能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突然他开始讲他正在搞的一套新的理论，这时候我感觉他在说乌尔都语一样，一个字我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的整个要说什么。我正这么琢磨着，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下面有请大卫·格雷伯来回应斯蒂格勒的演讲…… 我就只好开始瞎编一些东西了，我就说，哎呀我们需要把他的演讲“放到一个更大的语境下来看，尤其是政治语境”云云（观众笑）。反正就这样胡说八道讲了十分钟，我觉得当时把自己搞成了个傻瓜。 过了一会，观众有一个俄国人跳起来说，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其实全都是胡扯，我是阿甘本的学生，接着他就脱掉裤子拉了泡屎（观众笑）……我记得当时我心里就直想，哟你这个王八蛋，你怎么不早十分钟跳起来呢！ ※※※ 好……文化……下面来讲文化。 我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文化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什么时候文化算是我们的朋友？ 文化这个东西，从来都有两种意思，自上而下的意思和自下而上的意思。文化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战场，从这个词语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是了。文化这个词被一开始发明的时候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治概念。文化这个词是从德国来的，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说的是18世纪的时候，法国人搞出了文明这个概念，然后德国人就搞出了文化这个概念。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当时法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很多中产阶级云云，当时的法语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语言。而当时的德国人写的东西就像现在法国人写的一样不清晰。 文化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构建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国家，它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之中。因为大家吃饭的方式，讲话的方式，大家想问题的方式，各种艺术性表达不同，才有了文化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德国民众抵抗德国的统治者的方式，因为当时德国的统治者其实是法国人，是讲法语的，搞法国文明那套。所以文化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抵抗性的。当然，说到抵抗性，呵呵，我们也知道后来文化也变成了很多别的东西…… ※※※ 我想到有次我读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说法是，文化就是你不去做的事情，文化是你拒绝做的事情。 以前大家总是以为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就像很多不同的独立的袋子一样，每个袋子都是一套自己的文化。但是其实人类一直都在交流，人类不断地在前行，人类总是在知道周围的其他的人在做什么事，是什么情况。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一群人会选择去学习借鉴周围别人的文化，真正的问题的是，为什么他们选择不去学习借鉴周围别人的文化。 如果你去看人类学的一些人种志，看一些不同文化的人的记录，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种志都是在记录这个文化对自己的邻居说“去你妈的”，都是在记录一群人怎么去拒绝学习旁边的人的文化，哪怕是一些很实用的东西。 比如在阿拉斯加，有阿尔冈琴族人和印努人两种人，阿尔冈琴族人有一种雪靴，是雪地里用的，很好用，但是印努人就拒绝使用这种雪靴，文化上不接受，“雪靴太蠢了”。在冰天雪地里这种雪靴是很有用的一个东西，结果他们偏偏就是不用。类似的还有原住民发明的皮划艇（kayak），显然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船，但是别的有些人就是不用。所以说，文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拒绝服从的。 ※※※ 全球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被我们称为“原始”的部落，其实很多都知道周围的别的（不“原始”的）人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些部落人是通过别人的其他的可能性来反过来定义自己的生活的。很多人以为文化政治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但其实文化政治已经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了。 我很喜欢一个例子，是北美洲东北部的原住民，这些原住民住在森林里面，大概在十六世纪的时候，第一批欧洲人过来了，是一群有很强的平等意识的欧洲人，这样一群欧洲人跑到这片土地上遇到了这些原住民，结果他们发现这些原住民的社会比自己能想象到的最平等的、最个人主义的社会都要更平等、更个人主义。所以他们吸收了很多这些原住民的东西。当时欧洲人，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总是觉得，哎呀这些原住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们跟自然很贴近，一直都是很自然的，很平等的，很个人的这样一套文化，自然状态下人就原本是这样的，云云。但其实当我们真正去研究北美原住民的历史时候会发现，他们附近的密西西比河河谷有庞大的城市文明曾经存在过，很明显，这些原住民和这些城市文明多多少少是有接触的。这种高度城市化的文明，已经存在上千年了，有非常分明的等级系统，有人祭，有非常大规模的战争。属于那种我们所熟悉的“丑恶的大型国家”。大概在白人来到这里之前的两代人三代人之间，这些文明衰退了，我们并不知道是为什么，反正是没了。 城市文明毁灭五十年后，这些白人跑过来新大陆，他们发现了什么人？其实他们算是发现了一群嬉皮士……整天就搞众生平等、与自然合为一体这些东西。当时的白人没有想到或者也不知道，森林里的原住民和之前衰落的原住民的城市有什么关系。当时的白人没有想过，可能其实这些森林里的原住民代表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可能是推翻了原来的大型国家，或者是逃了出来。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不觉得这两群人有什么关系，“他们可相距五百英里远呀”，是的，但是，人是会走呀。 所以说文化，有很多我们叫做文化的东西，其实是成功了的社会运动。 ※※※ 所以，这就意味着，革命是在不断地发生的。当然有些成功，有些失败，有些肮脏，有些特别的伟大，有些特别的平等主义，有的特别不平等，等等。我搞了很久才意识到这一点。我一开始在马达加斯加做人类学田野工作，马达加斯加的人说的是印尼的语言，虽然马达加斯加在非洲，每个人都是混合的。有很多人是搞贸易的，这些人只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岛上，因为风的原因，所以每次他们离开殖民地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奴隶了，这些人走了，剩下的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独立的一个岛屿，上面只有奴隶，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奴隶有的是从非洲主人那里逃出来的奴隶，有的是从印尼那里逃出来的奴隶。我就去研究这群奴隶的文化，他们有一个英雄，叫扎土乌（音），这个英雄他说他不是神创造的……他要求神承认这一点。神话里他和这个神打了很多场很魔幻的战役，要求神承认他不是被神创造出来的，结果他赢得了这些战争。就有点像普罗米修斯（注：普罗米修斯违抗众神之王宙斯而遭受惩罚），但是是最后胜利的普罗米修斯，当时我就想是什么样的人会创造出这样的神话……我觉得文化常常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政治斗争所留下来的痕迹，包括我们很难重新还原的政治斗争。 那么我们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当代的政治、来思考当代文化吧。我老是想要发我那套劳动阶级牢骚。我该讲讲吗？哎，估计你们要打个盹了。我自己是劳动阶层背景出身，我现在在伦敦而不在美国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被美国学术界踢出去了。在我所在的机构里，我一辈子都觉得我像是一个陌生人一样，我永远都觉得有点不对劲。在美国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都被内化了，变成心理上的东西。比如说有人经常问我“所以你觉得你是”来自于劳动阶层背景的之类的问题……我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哎呀我一直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但老是因为各种原因拿不到资助，然后中产的学生虽然成绩不一定有那么好，也不怎么需要那些资助，但是总是最后拿到各种各样的资助，我当时就非常非常困惑，好像你不管做得多努力，有些资助你永远都拿不到。像是魔法一样。 我觉得可能和我的行为有关。在一个学术的或职业的领域，有两件事情你是绝对不能做的，第一件事是信任你的上级会把事情做对；第二件事情是，当你的上级没有把事情做对，对他们发火。你真正应该做的事是，搞清楚他们本应该做什么才能做对事，非常微妙地、不断地向他们施加小小的压力，但千万别把他们惹怒。如果你是从底层出来的话，你其实不知道这些潜规则。 观众：你会发火。 格雷伯：你会发火——一开始你相信他们，因为你以为别人如果表现得像你的朋友，你就可以相信他们。但你发现他们其实不是你的朋友后，你就只会非常生气。 你知道，现在其实在大多数国家，真正的统治阶级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而是官僚阶级，是一群搞专业管理的阶级。当然很多左派的政党也被这样一群人占领了，原本是劳动阶层的政党也被这些人占领了，所谓的左派政党很多已经变成官僚管理者政党了。在管理者圈子里面，有一些行为准则，潜规则，如果你是底层出身的话，你就搞不懂这套规则。因为基本上在这种圈子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场阴谋，但是你不能说出来。 官僚体制的所有秘密全在于此。你以为你表现好就会晋升，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表现好而晋升的。如果你很擅长做某事，你完全可能得不到任何奖赏，因为你做得好反而可能会让你的上级很丢面子。在任何一个等级体系里面，让上级丢面子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在官僚系统里，你能不能晋升，并不取决于你实际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假装大家能通过自己能力晋升。如果你不假装这样的话，那你就完蛋了。在这样一个系统里，你撒个谎什么的，也就那样吧，没啥。在中产环境里面，你不能说别人撒谎了，你只能说，“哎呀，不知怎的，他可能是说服了自己让自己相信了那个”。这种环境就是这样的。开会的时候，有种人叫混沌加农炮（loosecannon，原意指我行我素不顾后果的人），你知道这个梗吗？就是有种人特别让人难以预测，因为他们有时会突然做出有道德的事情，哈哈…… ※※※ 以前我有一个中产的女友……我怎么在这讲起了这个，我靠，哈哈……反正我在耶鲁的时候，有个中产女友，一切都看上去很好。我当时给她看了一个电视剧，叫《神探科伦坡》，这个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一个电视剧，她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剧，这个剧就是讲一个侦探，底层出身，比别的所有人都聪明，但是他行为举止比较奇怪。我当时的女友看了就说，哎呀呀，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哎哟，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老是那样挠你的鼻子了，以前老是不明白，那我现在明白了，你就是那种底层出身的，但是是那种特别特别聪明的，聪明到无法让人忍受的小孩，所以整天不自觉地做一些恶心的小动作，这样别人就不会觉得他们受到了你的威胁……哎哟，不过放心吧，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就不需要再做这些。没有关系的。就不需要再做了。你已经到这个地方，已经到耶鲁了，已经是教授了，你可以放松了，你可以随便说你想说的话了。 ——所以，我就说了所有我想说的话了，哈哈。后来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 ※※※ 有一个东西我特别想讲，是关于阶级的。刚刚我们一直在讲文化，文化这个东西我们知道有两种，一种是高雅文化，一种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共同表达啊、集体的感觉啊这些东西，通过创造性的活动表达出来的这些东西。 很多人，包括很多穷人自己，都觉得穷人没有文化，这其实是一个谎言。其实你看整个二十世纪重大的文化创造，基本都是穷人在不工作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哈哈，真的是这样。比如说音乐吧，二十世纪出来的各种各样类型的音乐——哪里有中产的人创造出了非常新的特别有活力的音乐？你看所有食品文化，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各个民族的，也都是各个国家的穷人创造出来的。所有这些好的东西都是穷人的创造。 但是这些被中产侵吞了侵占了，侵吞了这些文化之后中产就用知识上一些东西来藐视穷人。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装作穷人不存在，比如中产看不到没有工厂就觉得好像没有工人，但是我靠你在说啥呢，你住的房子、你走的路是哪里来的。 第二点就是否认穷人的文化创造力，中产把文化重新定义为消费。中产就是不把文化看作一种创造的行为，而是消费的行为。这样一来，大家就以为文化是来自于中产的，属于中产的。 学术圈里有一群人的观点是，你们这些精英主义者，你们这群马克思主义者，你们整天说资本家搞工厂生产出一堆其实大家不需要的东西，做广告让大家觉得焦虑比如觉得身上自己味道很难闻，来卖一些香水之类的垃圾给你，但是你们这些精英主义者看看穷人后，穷人很喜欢买衣服啊，喜欢搞摩托车啊，喜欢买各种各样的鞋子啊，其实是喜欢消费的，他们是通过消费的方式来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身份。他们觉得所有的穷人文化都是亚文化，所有的亚文化都是一种颠覆性的、抵抗性的文化。当然他们这样说也有一点道理吧。很多原本抵抗性的文化就被收编了，变成了一种被营销的消费文化。但是这个辩证也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并不是说你把一种抵抗性的文化市场化了以后，它就没有了反抗的元素，有时候其实这个过程代表了一种胜利。是不是现在很多主流人物喜欢口头上说很多女权主义的东西，就说明女权主义已经失败了？ 我们总是有一个假设是，不管我们创造出来是什么东西，都会被资本主义收编，收编后卖给我们，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失败主义的观念。好像文化只要是被他们卖的，这个文化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其实当然不是他们搞出来的。 我们的视野要开阔一点，这件事情会不断发生只是因为资本主义还没有崩溃。你想想罗马帝国还没有奔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罗马帝国边缘的一些野蛮人总是被收编，变成罗马帝国的将军什么的，总是收编这个那个，罗马人以为这样罗马帝国就能一直持续下去……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们总是说收编那套，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不是。我相信我们现在在一个很诡异的历史时刻，他们把一切都押在文化上了，所有的能量和资源都放在文化前线上，努力想说服我们，原本是穷人创造的文化其实是他们创造的。说服我们说我们需要资本主义，让我们天天卖力地工作，让我们付债，现在是一套文化加道德支撑起来的东西来支撑资本主义。但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现在唯一支撑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为传统那些支持和辩护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已经失效了，以前大家为资本主义辩护是说，它能让世界变得更平等，穷人的小孩能比上一代过上更好的生活，现在已经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了，因为显然现在不是这样的了。他们还说资本主义可以创造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会越来越壮大，社会越来越稳定，再也不会有战争——这可是真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资本主义能够创造非常巨大的科技变革（注：格雷伯在别处讲过的一个观点是，很多我们小时候以为会成真的比如飞行汽车之类的科技变革过了那么久都没有发生，是因为技术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被虚拟化了）。这些旧有的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或多或少都已经失效了…… 但是同时资本主义在疯狂地官僚化，这群搞管理的、搞官僚那套东西的这个阶级的人可能是史上最没有想象力的人了，他们在占有资本主义积累的引擎，积累通过官僚系统来发生。以前大家总是说除了资本主义之外的社会制度都是乌托邦，乌托邦总是想象一套人们都无法达到的理想标准，搞一套大家没有办法真正遵守的规章制度，让大家去遵守，遵守不了的话就受惩罚，比如说像苏联，人很难成为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所以很多人就被送到古拉格。但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却完全是建立在类似的乌托邦主义上面的。比如说，JPMorganChase是美国最大的银行，是美国利润最高的公司之一，他们去年的利润里面百分之八十五来自于各项的收费和罚金，这是怎么意思？他们搞了一套规则，因为他们知道这套规则是你们遵循不下来的，等你确实遵循不了的时候他们就罚款。现在资本主义系统常常是这样运作的。比如说信用卡公司，如果你总是能达到收支平衡，他们就赚不了钱了。他们想象一种完全理想化的、不可能实际存在的一种商业人，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成为这样一个理想的人，过错都在你的身上，你就要给他们交钱。这个是现在资本主义主要的驱动力之一。我要说这样的一个系统是一个腐化中的系统，他们剩下的就只有文化的逻辑来支撑这个系统，越来越多地靠赤裸裸的罚金、蛮力来维持剥削，由国家机器、警察这些东西来强制执行，并由文化逻辑支撑。假如我们能够把这套逻辑颠倒过来，这套东西就会崩溃。
论领带：从头部垂下来的一根理智化的阴茎（大卫·格雷伯，2015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论领带：从头部垂下来的一根理智化的阴茎 大卫·格雷伯2015年3月 田可耘译王菁校对 有些人（比如我）耗费大量的精力，就想过上一种永远不必打领带的生活。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领带竟然会有这样的象征性力量？正式西装的其他部分——白衬衫、定制的西裤、马甲或西装外套——并未激起同样的愤怒。不知为什么，把领带系在脖子上，感觉就像是一锤定音了。 正是打领带这一行为，将那些服饰物件全体转化成了一套西装，附带着西装所隐含的一切意义——无论是会议室里的权力，还是婚礼和葬礼的仪式感——这是由穿西装的男人所掌管的整个公务世界。 毫无疑问，反对领带的部分原因在于反对其纯粹的任意性（purearbitrariness）。领带没有任何功能。它不能把你的裤子撑起来，也不能保暖。但同时，它又让人不舒服，以至于戴上它感觉就像是一种屈服的姿态，不情不愿地宣誓自己忠诚于西装所代表的一切。 不过进一步想想，这里还有一些古怪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悖论。是的，一条领带代表了一套西装，但在很多方面却恰恰相反。毕竟，西装的其他部分几乎完全没有装饰性的元素。西装往往是深色、稳重、乏味的，而领带则被认为是例外。领带是允许你添加一点色彩、作出一点自我表达的地方。那为什么最不像西装其他部分的东西，竟会让人觉得它代表了西装这个整体呢？ 预备，瞄准，穿上！ 男性的正装并不总是乏味的。例如，在伊丽莎白时代，男人——尤其是有钱有势的男人——和女人一样，倾向于用闪亮的首饰、鲜艳的配色来打扮自己，甚至（比如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戴假发、涂脂抹粉。 这一切都在18世纪发生了变化，一些服饰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男性化大弃绝”（GreatMasculineRenunciation）的时代。突然间，人们期待男装比女装少一些装饰性，一般来说更有商务气质。最终，一些很像现代商务装的东西开始出现：整齐划一，深色（越严肃的场合，颜色越深），鲜有或没有花纹——正是这种衣着的沉闷性，体现了其用途的严肃性。 现代商务装大约出现在工业革命时期，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这些人嘲笑贵族的纨绔子弟是寄生虫，而认为他们自己是行动者，因为他们有能力引导和改变世界。他们是生产者，而贵族只是消费者。在这套新的资产阶级秩序中，消费应当是女性的领域。女性继续抹粉、涂口红、戴项链和耳环（尽管往往没那么奢华了），即使她们的丈夫抛弃了这些打扮。 这种转型解释了我们今天关于正装的一些奇怪的用语。举个明显的例子，西装外套仍会被叫作“运动夹克”，尽管你不会想穿着它去参加比赛。事实上，商务装并非源于贵族正装，而是源于狩猎服——这就是为什么猎狐者之类的人还会穿很像商务装的狩猎服。这两种制服都可以算是活动服，被某个想以行动来定义自己的群体所使用。 其实，我怀疑商务装根本是从盔甲衍生出来的。毕竟，西装包裹着你的身体，尽可能地遮盖住它；这种衣服所提供的与世界接触的最小开口——在你的脖子和袖口处——被领带和袖扣紧紧绑住。这样一来，身体的轮廓就被遮住了。 这与女性的正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女性正装即使遮住了身体，也在不断暗示着身体的展露，尤其是展露最被性感化（sexualized）的部位。裙子即使完全遮住下半身，也往往会形成一个顶点在两腿之间的开口圆锥体，而且有时会露出乳沟，除非是在最拘谨的年代。 男装那种呆板的统一性，好像就是为了抹杀个性，正如它的设计是为了让身体本身不可见；而女性的正装则让穿着者既是一个个体，又是一个被观看的客体。确实，上流社会的时尚风俗，保证了任何穿这种服装的女性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监督自己，确认不会过于暴露，而且——更广义地说——时刻想着自己看起来怎么样。 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回忆一下你们高中毕业舞会的性战场（sexualbattleground）上那种两极分化的时尚吧。男孩全都穿得一模一样。实际上他们就像穿着同一套制服。但如果两个女孩最后穿了同一条裙子，那么，哦，真丢脸。 虚弱的凝视 在我看来，这种对个性的抹杀，似乎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表现。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认为，18世纪（商务装出现的时期）标志着欧洲和美国的权力行使方式的深层转型。 福柯认为，在封建秩序中，权力的存在是为了让人看到。它在国王和贵族的身体里被供奉起来，在画像、庆典、宫廷仪式上被不断展示。平民百姓是没有脸孔的观众。现代官僚制国家则倒转了这一切：突然间，权贵们成了没有脸孔的、非人格化的抽象物，因为正是他们对其他人进行检查、审视和监督。 福柯谈论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权力行使模式，在任何社会中都始终存在。将军有时大摇大摆地炫耀他的勋章，有时又在阅兵，而士兵则要目不转睛地看着空无一物的地方。的确，对权力最有力的再现，就是始终拒绝去再现权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传统中的上帝或神灵不能用图像来表现，也是为什么表现某种东西真正强大的方式是去隐藏它，使它变得不可见、不可说、不可知，完全没有特征，完全抽象。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曾经说过，未知的东西，正因未知，所以无限。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因此，你不得不预设它也可以做任何事情。 我建议用一个简单的公式——通过展示来表现权力，就是对被统治者说：“看吧，看看我是如何被对待的。我因自己的身份被如此对待。现在，你们也必须这样对待我。”国王们穿金戴银，以此表示你也必须给他们穿金戴银。反之，拒绝作出任何这样的展示，就是在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我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这个公式是正确的，那么或许可以说，男性正装（无论是工厂主还是公职人员穿的）存在着一般化（generic）的特点。这些制服把有权势的男人定义为积极、高效、威严的，同时也把他们定义为权力的字符——无身体的抽象物。女性的正装有夸张的荷叶边和花哨的装饰，还有亮片什么的，将穿着者定义为你所观看的东西、一个被动的客体，但同时又使她成为身体性的、具体的、甚至独一无二的。 “具体”（specific）一词最初来源于拉丁文的specere，意为“看”。这与“奇观”（spectacle）、“检查”（inspection）和“标本”（specimen）拥有同一个词根。约翰·伯格（JohnBerger）在分析欧洲油画的名作《观看之道》里注意到，在这种典型的资产阶级背景下，男人的社会存在总是取决于他被假定能够做什么（他所体现的“能力的承诺”），而女人的社会存在则取决于她的外表，这被认为表明了她如何对待自己——因此也表明了别人可以对她做什么。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Graves）总结得更精辟：在那些油画所代表的世界里，“男人做事，女人存在”（ManDoes;WomanIs）。（不过格雷夫斯说这话是不是为了批评，可就不清楚了！） 打开“前门”的符号学 所以，这些和领带有什么关系呢？好吧，乍一看，这个悖论只是被加深了。如果西装传递的信息是，它的穿着者是一个由行动力来定义的、基本不可见的、抽象的、一般化的生物，那么装饰性的领带就没什么意义了。 但让我们考察一下正装中允许出现的其他几种装饰，看看是否浮现出一种更大的时尚规律。女性特有的装饰（耳环、口红、眼影等）倾向于突出“接受性的器官”（receptiveorgans）。能被接受的男性首饰——戒指、袖扣、名牌手表——则倾向于突出手部。这当然是自洽的：人通过手来作用于世界。还有领带夹，但这不成问题。领带和袖扣似乎发挥着相似的功能，都增加了一点装饰来收紧肉体露出的部位，即脖子和手腕。它们还有助于将暴露的部位与身体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而后者仍然被抹去，其轮廓基本是不可见的。 我想，这个观察为我们解开悖论指点了方向。毕竟，穿着西装的男性身体确实包含了第三种可能会很扎眼的元素，而这种元素绝对不会被暴露出来。事实上，这种东西不以任何方式被指明，尽管人们确实需要时不时地把它掏出来尿尿。 西装必须被裁剪得方便撒尿，这也必须以无人察觉的方式进行。（看不见的）裤门襟是资产阶级的创新，与早先经常凸显生殖器部位的贵族风格（如欧式遮阴袋）很不一样。这是男性身体中完全被抹去轮廓的一个部位。如果说隐藏某物就是在宣示它的权力，那么隐藏男性生殖器便是在宣示男性气质本身的权力。 领带所在的位置，恰恰是女性正装中最容易被性感化的位置（乳沟）。不仅如此，领带在形状上也类似于阴茎，而且直指阴茎的方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领带其实是阴茎的象征性位移（symbolicdisplacement），只不过是凭心意从几乎无穷无尽的领带中挑选出来、从头部而非胯部垂下来的一根理智化的阴茎（anintellectualizedpenis）？ 嘿，这样一来很多事情就解释得通了——比如说，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打领结的男人是书呆子。确实，领结可以被看作一对睾丸。但即便如此，领结也很小，而且指的方向完全错了。黑手党人戴着过于肥大、过于艳丽的领带；世故的浪荡子戴的是细领带；牛仔戴的是领绳，效果就像是同时打了领结和普通领带——这在正常情况下太露骨了，但牛仔是神话式的硬汉，这样做也没关系。（詹姆斯·邦德打领结也没关系，但反正他差不多就是一根巨大的阴茎）。 职业女性对自己脖子上戴什么有无穷的困扰。戴领带被认为是性挑逗，有威胁性。这是传统男装里唯一不允许女性采用的部分，很能说明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曾试图开发荷叶边领结作为替代，但不太成功。今天的权宜之计是干脆在外套下面露出来的部位不穿戴任何东西，就让这种空白的意义不言而喻。 接下来就交给你来想吧，但请让我最后以一个关于性别的观察来收尾。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知道父权制最常见的特征之一——从非洲到瑞典再到新几内亚，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多到令人惊讶——就是认为女性以自然方式生产（她们生孩子），男性以文化方式生产（他们创造社会）。这种想法如果被直白地表述出来，就是显而易见的谎言——无论你去到哪里，几乎都能发现女性也在从事着生产社会的大部分工作。因此，父权制的家长们（patriarchs）不得不拐弯抹角地传递这一信号。而我怀疑，传统的正装就是这样一种表述。 想想看，如果我们都不穿衣服，那么就会是男性的生殖器引人注目，而女性的生殖器则基本保持隐蔽。也许正装的全部意义就是要反转这种可能性，声称：“是的，在自然界，是女性拥有神秘而隐蔽的创造力，可是一旦我们穿戴整齐、步入文明，则恰恰相反。”
“不，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大卫·格雷伯谈2014罗贾瓦之行（2014年12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不，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大卫·格雷伯谈2014罗贾瓦之行 采访：PinarÖğünç2014年12月24日 澎湃新闻译自https://zcomm.org/znetarticle/no-this-is-a-genuine-revolution/ 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在2014年10月,在ISIS围攻科巴尼（Kobane，叙利亚北部与土耳其边境城市——译注）的初期，在《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问世界为什么在忽略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社会革命。 他在文中提到自己1937年志愿参加捍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的父亲，他问道：“如果今天有什么可以和佛朗哥表面虔信、实质凶残的长枪党相提并论的话，除了ISIS还有谁？如果有什么可以与西班牙的“自由妇女”武装相提并论的话，除了那些守卫科巴尼街垒的英勇的女性之外还有谁？”对格雷伯来说，罗贾瓦自治区（自治区正式名称为“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政府”——译注）在2011年以一份“社会契约”宣布建立三个反民族国家、反资本主义的州。 12月初，他与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包括学生、活动家、学者在内的一行8人在罗贾瓦三州之一的贾兹拉（Cizire，亦作Jazira，是罗贾瓦最大的州，位于叙利亚最东北，北临土耳其，东临伊拉克——译注）停留了10天，得以实地目睹当地的“民主自治”并和人们交流。 现在，他向我们讲述此行印象，同时回答那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这场“实验”被世界忽略。 在《卫报》的文章中，你问道为什么世界在忽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主实验”。在经历了10天之后，你对此是否产生了新的问题或者答案？ 格雷伯：如果有任何人怀疑这是否是一场真正的运动，或它只不过是装点门面，那么我要说此行可以永远结束这些问题。仍然有人会说这些：这只不过是PKK（库尔德工人党，1979年成立于土耳其——译注）的幌子，他们其实是一个威权组织，装作接受了激进民主架构。不，他们完全是当真的。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但不知怎的这却恰恰是问题所在。世界强国已经让自己接受了一套意识形态认为真正的革命不再可能发生。与此同时，左翼的很多人，即便是激进左翼，似乎心照不宣地接受了一种政见，假设同样的事情，即便他们仍然在表面上制造革命噪音。他们持有某种清教徒似的“反帝”框架，它假设重要角色是政府和资本家，而这是唯一值得讨论的游戏。那些发动战争、创造神话式的恶棍、控制石油和其他资源，建立保护网络的游戏，它们就是所有的游戏。罗贾瓦的人却在说，我们不想玩这些游戏。我们想创造一个新的游戏。许多人觉得这令人困扰和不安，因此他们选择相信它没有发生，或者这些人着了魔，或者不诚实或天真。 10月以来我们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政治运动持续增长的（对罗贾瓦的）团结立场。世界主流媒体对科巴尼保卫战进行了大规模，其中一些还颇为热情的报道。西方对罗贾瓦的政治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这些都是可观的迹象，但你是否觉得罗贾瓦的民主自治和他们的实验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讨论？这种“一些勇敢的人在与当代恶魔ISIS斗争”的寻常感知在多大程度上主导了对它的认同和痴迷？ 格雷伯：让我觉得很惊人的是这么多西方人在看到比如那些库尔德女兵的时候甚至不会想一下支持她们的是什么理念。他们觉得这只是不知怎么地发生了。“我猜那是一种库尔德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这当然是一种东方主义，或者干脆说是种族主义。他们从未想过，库尔德斯坦的人们可能也读过朱迪·巴特勒（JudithButler，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译注）。他们顶多是思忖“哦，他们在争取达到西方的民主和妇女权利的标准。我想知道这到底是认真的,还是只是供外国人消费。”他们似乎从没想到库尔德人可能正在把这些东西带到超越“西方标准”曾经达到的高度，他们可能真正相信那些西方国家只在嘴上说的原则。 你提到左翼对罗贾瓦的态度。它在国际无政府主义社群中被怎么理解？ 格雷伯：国际无政府主义社群的反应是复杂的。我觉得它有点难以理解。有一大群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是比较派系主义的人——坚持认为PKK仍然是一个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团体，采用布克钦和其他左翼自由意志主义（leftlibertarian）思想来吸引欧洲和美国的反威权左翼。这总能惊到我，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蠢最自恋的想法之一。即便它的前提是对的，一个团体想要伪造一种意识形态来赢得外国支持，那么他们为什么选择一种默里·布克钦（MurrayBookchin）创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会是一招最蠢的棋。显然，如果他们可以装作伊斯兰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这些人才能得到武器和物质支持。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国际左翼中的很多人，包括无政府左翼，基本上并不真的想赢。他们无法想象一场革命会真正发生，私底下他们甚至不想要它，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得和普通人分享自己的酷炫俱乐部，那他们就不再特别了。如此这般，装腔作势者把真正的革命者从自己中间拣出去，就有了必要性。而真正的革命者却一直是坚定的。 你在罗贾瓦见证的民主自治实践中令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什么？ 格雷伯：印象深刻的太多了。我不记得我听说过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存在一种二元权力架构，由同一个政治力量创造出两套架构。一边是“民主自治”架构，它具备国家的一切特征——议会、内阁等等，但是它被设计成与强制性力量相分离。另一边是“民主社会运动”（TEV-DEM），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直接民主制度和机构。最终——这是重点——军队是听命于自下而上的架构，而非自上而下的那个。我们最早访问的地方之一是一个警察学院（Asayiş）。每个学员都必须在修习了非暴力冲突解决和女权主义理论的课程之后，才能被允许摸枪。几位主任向我们解释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让领土上的所有人接受6周的警察培训，这样有朝一日他们能取消警察。 对罗贾瓦受到的各种批评你会怎么说？比如：“在和平时代他们不会这么做，这是因为战争状态”…… 格雷伯：我想大多数运动在严峻的战争局势面前不会立即取消死刑，解散秘密警察，在军队内实现民主，比如在军事单元内部选举军官。 还有另一种批评，它在土耳其的支持政府的圈子里很流行：“库尔德人——与PKK和PYD（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罗贾瓦的主要政党——译注）步调一致——想要推广的模型其实并没有被生活在那里的所有人接受。所谓的多元架构只不过是表面的符号”…… 格雷伯：好吧，贾兹拉州主席是一名阿拉伯人，一个当地主要部落的首领。我想你可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政府都可以说是。但是即便你看待自下而上的架构，显然不只有库尔德人在参与。我被告知仅有的真正的问题是所谓的“阿拉伯带”定居点，那里的人们在50和60年代被复兴党人（Baathists）从叙利亚其他地方送来，作为刻意边缘化和同化库尔德人的政策的一部分。他们说其中一些社区对这场革命相当不友好。但是那些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代的阿拉伯人，或者是亚述人、吉尔吉斯人（Khirgizian）、亚美尼亚人、车臣人等等，则相当热烈。和我们交谈的亚述人说，在与当局经过了漫长和艰难的关系之后，他们感到终于有了宗教和文化自治。可能最难处理的问题是女性解放。PYD和TEV-DEM把它视作处于他们革命理念的核心，但是他们也面临着与阿拉伯社群建立更广泛的同盟的问题，后者认为这违反了基本的宗教原则。比如，说古叙利亚语（Syriac）的社群有他们自己的妇女联合会，阿拉伯人就没有，对围绕性别议题组织起来感兴趣甚至是对参加女权主义研讨会感兴趣的阿拉伯女孩，则必须搭亚述人甚至是库尔德人的车。 的确不必陷在你说的“清教徒式的‘反帝’框架”里，但是对那种西方/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叫叙利亚库尔德人为所得到的支持买单的评论，你会怎么说？西方究竟如何看待这种反国家、反资本主义的模式？它是否只是一场战争状态下、在库尔德人志愿抗击一个其实是由西方创造的敌人的时候可以被忽略的实验？ 格雷伯：哦，美国和欧洲强权确实绝对愿意尽它们所能来颠覆这场革命。这不必多说。我聊过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并不会在区域性强权如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以及欧美国家如法国和美国之间做出显著的区分。他们假设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因此是反革命的，它们顶多被说服去容忍他们，但最终不会和他们站在一起。然后就是那个更加复杂的所谓“国际社会”的结构的问题，即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企业、NGO、人权组织等等机构的全球系统，它们全都预设一种国家主义的组织形式，一个可以颁布法律并垄断对这些法律的执法权的政府。在贾兹拉只有一座机场还在叙利亚政府的控制之下。他们说他们可以轻易拿下它，在任何时候拿下它。他们没有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一个非国家怎么可能运作一个机场呢？你在机场做的所有事情都得遵守国际规章，而它们都预设一个国家。 你是否知道为什么ISIS如此执迷于科巴尼？ 格雷伯：他们不能接受被视为失败。他们的整个招募策略都是基于他们是一头不可阻挡的巨兽，他们持续的胜利是他们代表上帝旨意的证明。被一伙女权主义者击败是最大的耻辱。只要他们还在攻打科巴尼，他们就可以声称媒体上的说法都是谎言，他们事实上在挺进。谁能证明不是这样？如果他们撤退就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你是否知道塔伊普·埃尔多安和他的党想在叙利亚乃至整个中东干什么？ 格雷伯：我只能猜。他似乎已经从一种反库尔德、反阿萨德政策转向了一种几乎纯粹的反库尔德战略。他一次又一次地情愿与伪宗教法西斯主义者结盟，去攻击任何受到PKK启发的激进民主实验。很清楚，就和ISIS一样，埃尔多安也把罗贾瓦发生的事情视为意识形态威胁，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真切的可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替代物，他会用尽一切手段来消灭它。 在一方面，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关于独立的观念而言，站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上。而在另一方面，则是罗贾瓦的这个另一种范本。还有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他们试图维持与政府的和平进程……你个人如何看待库尔德斯坦短期和长期的未来？ 格雷伯：谁能说得了？眼下情况对革命力量来说看起来出人意料地好。在8月PKK介入并成功从ISIS手中拯救了埃尔比勒（Erbil）和其他城市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甚至放弃了修筑一条跨越罗贾瓦边境的巨型战壕。一个库尔德国民大会（KNK，一个受PKK影响的在海外的库尔德人政党和组织的联盟——译注）的人告诉我这给伊拉克的大众意识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一个月就实现了20年的意识提升。年轻人尤其触动于他们自己的“佩什梅格”（peshmerga，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军队——译注）逃离了阵地而PKK女战士却没有。但是很难想象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领土上会很快发生革命。国际强权也不会允许它发生。 虽然看起来民主自治并没有被放上土耳其的谈判桌，库尔德政治运动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尤其是在社会议题层面。他们试图找到法律和经济意义上的可能的模型。如果我们比较罗贾瓦和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活动地区的阶级结构和资本主义水平，你怎么看待这两场争取反资本主义社会或如他们所说的最小化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区别？ 格雷伯：我认为两个国家的库尔德斗争都是鲜明反资本主义的。这是它们的共同起点。他们都被引向同一个思想：不消灭国家就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不消灭父权就不可能消灭国家。但是，罗贾瓦人在阶级意义上比较容易实践它，因为真正的资产阶级，在一个大体上非常农业性的区域的资产阶级，在复兴党政权垮台的时候就消失了。如果他们不针对教育系统开展工作，以确保一个发展主义的技术官僚阶层不会最终试图接管权力，那么他们就会在长期中遇到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可以理解的是他们正直接聚焦于性别议题。我对土耳其的情况了解要少得多，但是我觉得事情要复杂得多。 当全世界的人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窒息的时候，罗贾瓦之行是否启发了你对未来的想象？你认为让人们能够呼吸的“药”是什么？ 格雷伯：那是非凡的。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才能在遥远的未来做这样的事，而大多数人都认为我疯了才会想象它在未来有可能发生。但这些人却现在就在做它。如果他们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一个真正的人人平等的和民主的社会是可能的，它就会完全改变人们关于人类可能性的理解。在那里只呆了10天后，我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 你会以哪些场景记住贾兹拉之行？ 格雷伯：留下了太多震撼人心的画面，太多的思想。我非常喜欢人们的样貌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异。你遇到某个人，某个医生，他看上去像一个略微吓人的叙利亚军人，穿着皮夹克，一幅严肃的表情。然后你和他说话，他开始解释道：“我们认为公共卫生的最佳途径是预防性的，大多数的疾病因为压力而变得可能。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减少压力，心脏病、糖尿病甚至癌症的水平就会降低。所以我们最终的计划是重新组织城市让它们具有70%的绿色空间……”有很多这种疯狂的、卓越的计划。但是然后你走访另一个医生，他会解释为什么由于土耳其的禁运，他们甚至无法获得基本的药物或设备，所有他们无法偷运出去的透析病人都死了……在他们的抱负和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处境之间有如此巨大的断裂。以及……那个事实上成为我们的导游的女人叫做Amina，是一个副外交部长。一次，我们为我们无法为正在忍受禁运的罗贾瓦带来更好的礼物和更大的帮助而致歉。她说：“归根到底，这不是很重要。我们拥有没人可以给予的一样东西。我们有我们的自由。你们没有。我们只希望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把它给你们。” 你有时候被批评对罗贾瓦发生的事情过于乐观过于狂热。你是不是？或者他们是不是看错了什么？ 格雷伯：我从天性而言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会去发现带有某种说服力的情境。我不认为有任何把握说这件事最后一定成，它一定不会被摧毁，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事先认定没有任何革命是可能的，拒绝提供任何积极的支持，甚至把他们的精力放在攻击它或让它被更严重地孤立，就像很多人正在做的那样，那么它就一定不能成。如果有什么事是我意识到了而别人却没有的，那么可能就是：历史没有终结。资本主义者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做出了卓绝的努力让人们相信现行的经济安排——它甚至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我们碰巧被给予的那种古怪的、金融化的、半封建形式的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能的经济制度。他们向这件事情投入的努力甚至多于去真正创造一种可行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努力。结果，这一系统正在我们周围崩溃，而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失去了想象任何别的可能性的能力。好吧，我认为很显然在50年内，任何我们能够辨认的资本主义形式，可能是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都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作为知识分子或仅仅作为有头脑的人的责任，至少敢于想象更好的东西是什么样。而如果有人真的试着去创造更好的东西，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去帮助他们。
为什么世界正在忽略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社会革命？（大卫·格雷伯，2014年10月8日《卫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为什么世界正在忽略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社会革命？ 大卫·格雷伯2014年10月8日《卫报》 澎湃新闻翻译 1937年，我父亲志愿加入国际纵队捍卫西班牙共和国。一场酝酿中的法西斯政变刚被一场由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打头阵的工人起义暂时阻止，在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随之到来，促成整座整座的城市被付诸直接民主管理，工厂被工人控制，以及激进的妇女赋权。 西班牙革命者希望创造一个全世界都可以效仿的自由社会愿景。但是，世界强国却宣布了一个“不干涉”政策，并保持对共和国严格的禁运，即便在表面上的签字国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开始向法西斯阵营输送大量士兵和武器之后，仍是如此。结果是多年的内战，它以革命被镇压以及几场20世纪最血腥的屠杀而告终。 我从未想过我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也见证同样的事情。显然，没有任何历史事件会发生两次。在西班牙1936年发生的事和如今正在罗贾瓦（Rojava，库尔德语意为“西部”，指库尔德区域的西部——译注）——叙利亚北部三个主要由库尔德人构成的州——发生的事情有一千个不同。但是，一些相似之处却如此惊人，如此令人痛苦，这让我感到作为一个成长于政治观在很多方面受到西班牙革命影响的家庭的人有责任说：我们不能让它再一次以同样的方式结束。 罗贾瓦自治区，是叙利亚革命悲剧中出现的少数几个亮点之一，虽然是一个非常亮的亮点。在2011年逐出阿萨德政权的代理人后，即便面对几乎所有邻居的敌意，罗贾瓦不仅保持了自身的独立，而且成为一场非凡的民主实验。大众集会被作为最终的决策机构，委员会以民族平衡原则审慎遴选（在每个自治市，三名最高官员必须包括一名库尔德人、一名阿拉伯人和一名亚述人或亚美尼亚基督徒，同时三人中至少一人必须为女性），有妇女和青年委员会，以及一支作为西班牙“自由妇女”武装（MujeresLibres）的回声的女权主义军队“YJA之星”民兵（YJA即“自由妇女联部队”，名字中的“星”代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女神伊斯塔），它承担了对ISIS的军事行动中的很大一部分。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却仍然几乎被国际社会完全忽视，甚至在很大程度也被国际左翼忽视？看起来，这主要是因为罗贾瓦的革命党，民主联盟党（PYD）与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PKK）是联盟关系，后者是一个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反对土耳其游击队运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欧盟都将其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但事实上，库尔德工人党本身不再与列宁主义政党有任何共同点。它自身的内部演化，以及它的创办人、自1999年起被囚禁于一个土耳其岛屿上的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Ocalan）的知识皈依，已经使它完全转变了自己的目标和策略。 库尔德工人党已经宣布它甚至不再追求建立一个库尔德国家。部分受到社会生态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默里·布克钦（MurrayBookchin）的思想的启发，它已经采纳了一套“自由意志自治主义”（libertarianmunicipalism）的政治愿景，号召库尔德人建立基于直接民主原则的自由、自治的社区，继而跨越国界走到一起。同时，他们希望国界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库尔德人的斗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争取真正的民主、合作经济，以及逐步瓦解官僚制的民族国家的范本。 自2005年，库尔德工人党受到墨西哥恰帕斯萨帕塔运动（Zapatista）战略的启发，宣布对土耳其国家单方面停火，开始把精力集中于在自己已经控制的领土上建立民主架构。有些人质疑所有这一切到底有多严肃。显然，威权成分依然存在，但是，在罗贾瓦所发生的事情，当叙利亚革命给了库尔德激进分子以机会在这块大规模连续领土上开展这样一场实验本身，说明这不可能是装点门面。委员会、大会和大众民兵被建立起来，政权财产被移交给工人管理的合作社，所有这些都是在ISIS极右翼武装的持续进攻下进行的。其结果符合任何有关社会革命的定义。至少在中东，这些努力得到了注意：尤其是在库工党和罗贾瓦部队介入并成功攻入伊拉克ISIS领地，拯救了数以千计因为当地民兵组织“佩什梅格”（peshmerga，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军队——译注）逃离阵地而被困于辛贾尔山（MountSinjar）的雅兹迪难民。这些行动在区域内广受赞颂，却出人意料地几乎没有得到欧洲和北美媒体的任何关注。 如今，ISIS回来了，带着几十辆从伊拉克部队缴获的美制坦克和重型火炮，来报复身处科巴尼（Kobane）的革命民兵组织，他们宣布自己是来屠杀和奴役——对，字面上的奴役——这里的全部平民人口。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镇守在边境，阻止增援和弹药抵达库尔德守军。美国飞机则在头顶嗡嗡作响，进行着偶尔的、象征性的、点状的空袭——显然，这只不过是为了可以说，当一个据说它正与之作战的组织在摧毁一场伟大民主实验的捍卫者的时候，它并没有什么都不做。 如果今天有什么可以和佛朗哥表面虔信、实质凶残的长枪党相提并论的话，除了ISIS还有谁？如果有什么可以与西班牙的“自由妇女”武装相提并论的话，除了那些守卫科巴尼街垒的英勇的女性之外还有谁？世界——而这一次最令人错愕的是国际左翼——是否准备参与共谋，听任历史重复自己？
如果我们不玩，那还有什么意义？（大卫·格雷伯，2014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如果我们不玩，那还有什么意义？ 大卫·格雷伯2014年1月 公众号“阵地LeFront”组织翻译 我的朋友JuneThunderstorm和我曾在山间湖泊边的草坪上坐了半个小时，看着尺蠖从草杆顶端荡下来，它竭尽全力扭曲着，然后晃倒另一根草上，做着同样的事情。它就这样继续着，绕着大圈，消耗掉巨大的能量，毫无理由。 “一切动物都在玩，”June曾这样对我说“甚至蚂蚁也是如此。”她做了很多年的职业园丁，观察、沉思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好吧，你明白我说的了吗？”她带着一种谦虚的得意说道。 我们大部分人听到这个故事，都会要求证据。我们如何知道虫子是在玩乐呢？它在半空中画出的看不见的圆圈也许是为了织出捕猎的网。或者是一种求偶仪式。我们能证明它们不是在这样吗？就算虫子在玩乐，我们怎么知道这种玩乐不是服务于某种实际目的的呢：练习，或者为了某些未来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做自我训练？ 这也是最专业的动物行为学家会有的反应。一般来说，对于动物行为的分析并不会被看作是科学的，除非动物被假定为——至少是策略性地——是根据一个人应用到经济事务中去的算计（calculations）的相同方式/目的行事的。在这种假定下，耗费能量必然指向某种目的，无论它是获得食物、保卫领土、取得统治，还是最大化繁衍的成功——除非人们能绝对地证明：理解它并不困难（但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对这些材料的绝对证明是很难的）。 我在此必须强调：一个科学家会赞同何种动物动机理论并不重要：她认为动物会思考的东西，她是否认为一个动物可以说是在“思考”。我不是说，民族志学家真的相信动物仅仅是一台理性的算计机器。我只是说，民族志学家囿于一个科学即以理性的词汇来解释行为的世界里——这反过来意味着把动物描绘得就像它是一个试图最大化某种自利（self-interest）的算计的经济行动者那样——，无论其动物心理学（或动物动机理论）是怎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动物玩乐的存在会被看作某种理智的丑闻。这方面缺少研究，而那些的确在研究的人则跑偏了。随着大量潜在的威胁、思辨的概念、难以令人满意的标准被引入，以便证明动物完了存在，甚至当它被承认的时候，研究也会常常由于试图阐明玩乐必然有着长远的生存或繁衍的功能而自噬其洞见。 尽管如此，那些的确研究了这些材料的人都无一例外地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玩乐存在于整个动物世界之中。并且，它不仅仅存在于猴子、海豚或小狗这样不务正业的造物那里，还存在于青蛙、米诺鱼、蝾螈、招潮蟹（是的，甚至还有蚂蚁）这样不太可能的物种那里——它们不仅仅参与到个体的不务正业的活动中去，还从19世纪起就被观察到它们所进行的模拟战争（mock-wars），这明显是为了开心而做的。 动物们为什么要玩乐？好吧，为什么它们不应该玩乐？真正的问题是：为了纯粹的行动之愉悦而进行的活动的存在，为了得到使用那些力量的纯粹愉悦而行动的能力与力量为何会如此让我们吃惊？它能告诉我们关于被我们本能地假定的自身的什么呢？ 不适者生存 流行思想中的趋势——即用经济学词汇来看待生物世界——曾出现于19世纪达尔文式科学的开端。毕竟，达尔文从社会学家斯宾塞（可疑事业的偶像）那里借来了“适者生存”这个说法。反过来，斯宾塞也为此感到震惊：在《物种起源论》里驱动自然选择的力量是多么与其放任自然的经济理论相协调。资源竞争、对利益的理性算计，和弱者的逐渐灭亡被放在了宇宙的首要指导地位。 这一新自然观的危险——自然作为残酷斗争的剧场——是很高的，但异议出现得也很早。替代达尔文主义的学派出现在俄罗斯，它强调合作（作为演化的驱动力），而非竞争。1902年，这个方法出现在了一本大众图书之中——《互助论：演化的因素》（MutualAid：AFactorofEvolution）——，其作者是自然主义、革命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作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反，克鲁泡特金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整个理论基础是错的：那些进行最有效合作的物种从长远来看常常是最有竞争性的。克鲁泡特金生于王公贵族（他年轻时就放弃了自己的头衔），在因为革命煽动被捕前，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和探险家的他在塞尔维亚逃亡了多年，并且还逃去了伦敦。《互助论》产生于一系列为了回应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一位知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而写下的论文，并总结了俄国人对于这一时日的理解：当竞争毫无疑问是自然与社会演化的驱动因素时，合作的角色最终却是决定性的。 动物玩乐的存在被看作某种理智的丑闻 俄国的挑战在20世纪生物学中得到了严肃的对待——尤其是在新兴的演化心理学的分支学科中——，即使它的名字很少被提及。相反，它被归在了更宽泛的“利他主义问题”之下了——这是另一个从经济学家那边借用来的词汇，它也遍布于谈论理性选择的理论家在社会科学中的争论。这就是已然困扰着达尔文的问题：为何动物应该为他人牺牲自己的个体利益？因为没人会否认它们有时会这样做。为何一头群居动物要由于警告同伴捕食者的到来而引起对它的潜藏着危险的注意？为何一只工蜂要杀死自己以保护蜂巢？如果提出对于一切行为的科学解释意味着把最大化动机看作理性的，那么，准确来说，什么才是一只神风特攻队式的蜜蜂试图最大化的东西呢？ 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答案，基因方面的发现使它成为可能。动物仅仅是试图将其基因编码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而已。有意思的是，这个观点——它最终指向了新达尔文主义——很大程度上被这些自认为是激进派的人所发展了。JackHaldane，一个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在1930年代就已经试着激怒道德主义者了，他讥讽说，就像任何生物体一样，他乐意为“两个兄弟或八个堂兄弟”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类思想的典型随着好斗的无神论者RichardDawkin的书——《自私的基因》——而来临了，这是一部坚持一切生物体都最好被设想为“步伐吃力的机器人”（它们被基因编码所编排——而出于某些理由，没人能够真正揭示这种编码——，这些编码就像“成功的芝加哥黑帮”一样行动，在无尽的传播自身的欲望的引导下，坚持不懈地扩张着自己的领地）的作品。这样一些描述通常会这样说：“当然了，这只是一个隐喻，基因不会真的想要或做任何事情。”但是，实际上，通过其最开始的假设，新达尔文主义者们实实在在地导向了这个结论：科学要的是理性的解释，这意味着将理性的动机赋予一切行为，并且，真正理性的动机只能是这样：在人类身上，那通常会被描述为自私或贪婪。结果是，新达尔文主义者们比维多利亚时期的先辈走得更远了。如果老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如斯宾塞）将自然视作市场的话（尽管它通常只是残酷的市场），那么这个新观点就是纯粹资本主义式的。新达尔文主义者们不仅仅假定了生存斗争，还假定了一个理性算计（由表面上非理性的命令——即无限增长——所驱动）的世界。 总之，俄罗斯人提出的挑战就是这样被理解的。克鲁泡特金当下的观点要更为有趣。例如，它基本和下述事情有关：动物合作如何无关幸存或繁殖，而是自在的愉悦的形式。“仅仅为了愉悦去结群而飞在所有鸟类那里都很常见”，他写道。克鲁泡特金添加了很多社会游戏的例子：成双结对的秃鹫盘旋着，以求消遣；野兔热衷于同其他物种搏击，以至于它们有时会遇上狐狸；群鸟会耍花招，成群的松鼠一齐出没，玩摔跤或类似的游戏： 现在我们知道，一切动物（从蚂蚁开始，经过鸟类，直到最高级的哺乳动物）都喜欢游戏：摔跤、追逐、抓捕、挑逗彼此等等。然而，许多游戏可说是未成熟动物向成熟过渡的专门行为的学校。除了功利的目的，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对于过度力量的展现行为（加上舞蹈和歌唱）——“生活的乐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同其他同类或非同类个体交流的欲望，这是动物世界的突出特征。 将个体的能力锻炼到极致，就是在其自身的存在中获得愉悦。对于社会性造物来说，这样的愉悦会随群体性的操演而成比例增加。从这位俄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是无需解释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必解释，动物为何欲望活着。生命的目的在其本身。如果在当下活着所构成的东西就是拥有力量——跑、跳、斗、飞——，那么这样一些力量的锻炼（作为自在的目的）也就不需要解释。这只是相同原则的延伸。 席勒在1795年已经提出，我们正是在游戏中才找到了自我意识的起源（因此还有自由与道德的起源）。“人仅当他在完全的意义上成人的时候才会游戏，”席勒在《美育书简》里写道，“并且，仅当人在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成人。”要是这样的话，克鲁泡特金就是对的，自由的灵光一现（甚或道德生活）就会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于是，这一点就不会令人惊讶：克鲁泡特金观点的这个方面被新达尔文主义者所忽视了。不像“利他主义的问题”，为了愉悦而合作（作为自在的目的）不能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而被取消。事实上，为了生存的斗争这个说法（出现在20世纪）给游戏留出的空间比更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物竞天择理论留出的更少。斯宾塞自己并没有对无目的的动物游戏（仅仅是对剩余能量的享受）这个观念感到不妥。正如一位成功的实业家或销售员可以回家玩纸牌或马球一样，那些在生存斗争中获得成功的动物为何不能也找点乐子呢？但是，在全新的关于演化的资本主义版本中（积累的驱力毫无限度），生命不再是自在的目的，而是DNA序列传播的工具——恰恰是游戏的存在成为了丑闻。 为何是我？ 并非只是科学家不愿看到动物的游戏（因此，还有自我意识、自由、道德生活的种子）。许多人都认为，越来越难以把这些东西归给人类了。一旦你将一切生命都化约为市场参与者（即试图传播其基因编码的理性的计算机器），你就会认为，不仅仅是构成我们身体的基因，还有其他作为我们直接祖先的存在，都缺少像自我意识、自由或道德生活这样遥远的东西——这让人难以理解，意识（心灵、灵魂）如何或为何能够首先演化。 美国哲学家DanielDennett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看看龙虾吧，他提出——它们只是机器人。龙虾可以毫无自身意识地活着。你无法问成为龙虾是怎样的。那什么也不是。它们没有任何类似于意识的东西；它们是机器。Dennett认为，但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要一直假设复杂性的演化尺度（从组成我们身体的活的细胞，到猴子和大象这样精巧的造物，尽管它们看起来有着人类般的品质，但还是被证明为无法思考自己所作所为）。直到突然之间，Dennett提到了人类：就算他们至少95%的时间都花在了自动驾驶上，但却依然是有“自我”的，这个有意识的自我凌驾于他们之上，偶尔引起监督的注意，并进行干预，以便告诉系统去寻找新的活干（戒烟或写一篇关于意识起源的学术论文）。Dennett的说法是： 是的，我们有灵魂。但它是由许多小机器人组成的。某种程度上，是数以亿计的机器细胞（无意识的）构成了我们的身体，它们将自身组织成了维持了通常供给灵魂（自我或本我）的活动的互动系统。但是，自从我们已经明确，简单的机器是无意识的以来（如果烤面包机、电话是无意识的话），几组这样的机器人为何能不组成自我就可以进行出色的计划？如果免疫系统有自己的心灵，采浆果的手眼协调电路也有自己的心灵，那么为何还要费力去监视它们呢？ Dennett自己的回答并不特别令人信服：他建议我们发展意识，然后说谎，这给了我们一个演化上的优势。（如果这样的话，狐狸不会有意识吗？）但是，当你问这是如何发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困难了，这就是DavidChalmers所说的“意识的难题”。显然，机器人的细胞和系统如何结合在一起，以具有定性的体验：感到潮湿，品酒，倾慕张三而对李四无动于衷？一些科学家很诚实，承认他们对如何解释此类经验一无所知，并怀疑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 电子会跳舞吗？ 这里有个办法走出困局，第一步就是承认我们的起点可能错了。再想想龙虾吧。龙虾在哲学家那里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哲学家们常常把它们当作无法思考、无法感觉的生物的代表。这大概是因为龙虾是大部分哲学家在吃前能用他们的双手杀死的唯一的动物。将一个挣扎的生物扔进沸水里是令人不悦的；一个人需要能够告诉自己，龙虾并没有真正的感觉。（这个模式的唯一例外似乎是法国：GérarddeNerval过去常常在草坪上溜龙虾，萨特则会在吃了太多致幻剂后迷恋龙虾。）但事实上，科学的观察表明，甚至连龙虾也会参与某种形式的游戏——例如，只是为了纯粹的好玩而摆弄物体。如果事情如此，那么把这样一些生物叫做“机器人”就把“机器人”（robot）这个词的意义给抹掉了。机器（machine）并不会闲逛。但是，如果生物毕竟不能算机器人的话，那么许多表面上棘手的问题就会立刻消散。 如果我们采用相反的观点，并同意把游戏当作我们的起点（而非某些古怪的东西），当作不仅仅出现在龙虾乃至一切生物身上，还出现在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所说的“自我组织的系统”的各个层面上的原则的话，会发生什么呢？ 这听起来也许并没有那么疯狂。 面对着这样一个谜（生命如何从死的物质里出现，有意识的存在如何从微生物进化而来）的科学哲学家阐述了两种解释。 如果生物不是机器，那么这些表面上很棘手的问题中的大部分就会立刻消失 首先是所谓的突然事件（emergentisme）。这里的观点是，一旦达到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就会出现一种质的飞跃，全新的物理法则就会“浮现”，这些法则基于先前的状况，但不能被化约为它们。因此，可以说化学定律是从物理学中产生的：化学定律以物理定律为前提，但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它们。同样，生物学定律来自化学：显然，人们需要了解鱼的化学成分才能理解其游泳方式，但是化学成分永远无法提供完整的解释。同样，可以说人类的心智是从组成它的细胞中出现的。 那些赞同第二种立场的人（通常被称为泛灵论或泛经验论者），同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他们认为“浮现”还不够。正如英国哲学家加伦·斯特劳森（GalenStrawson）最近所说，想像一个人可以从无意义的物质变成能够在短短的两次跳跃中讨论无理性物质的存在过程，这只不过是让“浮现”这个词承载了太多东西。在物质存在的每个层面上，都必须已经有某种东西，甚至是亚原子粒子的东西——无论是最小的还是胚胎的东西——，它们会做我们习惯上认为是生命在做的事情。为了使这些东西在越来越复杂的层次上组织起来，以便最终产生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这种“东西”的确可能非常微不足道：对一个人的环境的某种非常基本的反应，诸如期待，诸如记忆。无论多么基本，它都必须首先存在像原子或分子这样的自组织系统才能首先进行自组织。 辩论中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自由意志这样的传统问题。正如无数的青少年所思考的那样（通常是在被石头砸到并因而第一次沉思到宇宙的奥秘时），如果构成我们大脑的粒子的运动已经由自然定律确定了，那么我们怎么能说自己具有自由意志呢？标准答案是，自海森堡以来，我们就知道原子粒子的运动不是预先确定的。量子物理学可以预测，例如，在给定的情况下，电子总体上倾向于跃迁到哪个位置，但是无法预测任何特定的电子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以哪种方式跃迁。所以，问题解决了。 这并非真正的答案，我们仍然缺少某些东西。如果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组成我们大脑的粒子会随机地跳来跳去，那么人们仍然必须想象某种非物质的形而上学实体（“心智”）会介入，从而以非随机的方式引导神经元。但这是循环论证：您需要已经有了心智才能使大脑像心智一样行动。 相反，如果这些动作不是随机的，那么您至少可以开始考虑一种物质性的解释。自然界中无止境的自我组织形式的存在（使自身在环境中保持平衡的结构：从电磁场到结晶过程）的确为泛心理学家提供了许多可利用的材料。他们认为，您的确可以坚持认为所有这些实体必须要么简单地“遵守”自然法则（其存在本身并不需要解释），要么只是完全随机地移动......但是，如果这样做，实际上只是因为您已经决定，这是您愿意看待它的唯一方式。事实是，您的心智有能力把这样的决定变成一个十足的谜。 当然，这种方法一直是少数派。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被完全抛弃了。它很容易被取笑。（“等等，您不是在严肃地说桌子也可以思考吗？”不，实际上，没有人在暗示这一点；我的观点是，那些构成桌子的自组织元素[例如原子]表明质的形式非常简单，而我们是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层面上考虑思维的）。但是，近年来，尤其是随着某些科学界中，诸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年）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1861-1947）的观点的新近的知名度，我们开始看到了某种复兴。 奇怪的是，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接受了这样的想法。（数学家也是如此，这也许并不奇怪，因为皮尔士和怀特海本人都是以数学家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的。）与生物学家相比，物理学家是更爱玩，但却更少迂腐的生物。至少部分如此，因为他们很少会满足于挑战了物理法则的宗教基要主义。他们是科学界的诗人。如果一个人已经愿意拥抱13维物体或无穷无尽的替代宇宙，或者随便指出95％的宇宙是由暗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而对于它们的性质我们一无所知，那么用跳跃来沉思亚原子粒子拥有“自由意志”甚至经验的可能性就并不为过。确实，亚原子层面上自由的存在是当前争论的热点。 进化论心理学家不能解释的是为何好玩是好玩的 说电子是自己“选择”以其方式去跳跃有意义吗？显然，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证据（即我们无法预测电子将要做什么），我们的确已经掌握了。但这不是决定性的。不过，如果有人想要对世界进行一贯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不希望将心智视为强加于物质世界的某种超自然实体，而只是在物质现实的每个层面上将其视为已经在进行的更为复杂的过程的组织，那么有意义的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意图的事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经验的事物，类似于自由的事物也必须存在于物理现实的每个层次上。 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会立即退缩到这样的结论？为什么它们看起来既疯狂又不科学？或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完全愿意将承载者归为一条DNA链（无论这是多么“隐喻地”进行的），却认为用电子、雪花或相干电磁场来做同样的事情是荒谬的？答案似乎是因为将自利（self-interest）归因于雪花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说服自己，对行为的理性解释只能包括将行为当作是在背后进行某种自我服务的计算，那么根据该定义，我们在所有这些层面上都找不到理性的解释。与我们至少可以假装追求某种残酷无情的自我强化计划的DNA分子不同，电子根本没有追求的物质兴趣，甚至没有生存力。它绝不与其他电子竞争。如果电子在自由地行动，如理查德·费曼（RichardFeynman）所说的那样，“做任何喜欢的事”，那么它只能自由地作为自身的目的。这意味着在物理现实的基础上，我们会遇到自为的自由——这也意味着我们会遇到最基本的游戏形式。 与鱼同游 让我们想象一种原则。称其为自由原则，或者，由于拉丁语构词法在此类问题上往往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称其为顽皮的自由原则。让我们试着想象，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主体最复杂的权力或能力的自由行使往往会成为自在的目的。显然，这不是活跃于自然界的唯一原则。其他事物会采取其他方式。但是，如果没有别的，那么它将有助于解释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内容，例如，为什么尽管存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但宇宙似乎变得越来越多，而不是更少。进化心理学家声称，正如一本新书的书名一样，他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性很好玩”。他们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好玩是好玩的。但实际上，好玩可以是好玩的。 我不否认我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是对非常复杂的问题的粗略简化。我甚至没有说我在这里暗示的立场——在所有物质现实的基础上都有一个游戏原则——确实是正确的。我只是坚持认为，这种观点至少与当前正统的怪异不一致的推测一样合理，在这种推测中，一个毫无头脑的机器人宇宙突然无中生有地产生了诗人和哲学家。我认为，将游戏视为自然原则也不一定意味着要采用任何一种乌托邦主义观点。游戏原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性为何有趣，但也可以解释残酷为何有趣。（正如任何观看过猫和老鼠嬉戏的人都可以证明的那样，很多动物的玩耍并不是特别好。）但这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周围世界的基础。 多年前，当我在耶鲁大学任教时，有时会指定一本包含著名道教故事的读物。我向所有可以告诉我最后一行内容为什么有意义的学生打个“A”。（但没人成功。）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之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之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趣闻轶事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两种不可调和的方法之间的对抗：逻辑学家与神秘主义者。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把故事写下来的庄子为什么要表明自己被自己的逻辑家朋友打败了呢？ 在思考这个故事多年后，我震惊地发现，这才是重点。众所周知，庄子和惠子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喜欢花几个小时这样争论。当然，那才是庄子真正要做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对方的感受，因为在谈论鱼时，我们正在做的恰恰是鱼在做的事情：玩得开心，做着自己做得很好的事情，纯粹是为了做这件事。参与某种形式的游戏。恰恰是这个事实表明您所持有的前提是错误的：您感到自己不得不试图在争论中击败我，并且很高兴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即使哲学家主要是出于这样的愉悦感而发动的，那也仅仅是出于这样做的目的而行使自己的最高权力，这肯定是在自然的每个层面上都存在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也可以自发地在鱼身上识别它的原因。 庄子是对的。JuneThunderstorm也是对的。我们的心智恰恰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能理解鱼的快乐（或蚂蚁的、尺蠖的），因为驱使我们去思考、讨论这类事物的东西最终恰恰是同一种东西。 现在，这难道不好玩吗？
自述：我是怎样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大卫·格雷伯，2014年为《无政府主义人类学》中文版所写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自述：我是怎样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 大卫·格雷伯2014年为《无政府主义人类学》中文版所写前言 人们常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已经记不起我在什么特别的时刻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个过程缓慢地进行。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在所有政治哲学之中，无政府主义是我直观上觉得最合理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说，我自己的经历很早便已开始将我推向这样的一个结论。 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大部分的政治哲学截然不同。对大多数政治哲学来说，它们所负的担子就是要证明它们对社会的前瞻是最合适的：生活在自由共和主义或基督教民主里总比生活在其敌对的社会里好。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这个问题，而几乎每个人都喜欢生活在一个没有武力、警察和老板的世界。那里，社区实行民主自治，每个人除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之外，还可以自由地追求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他们不觉得这样的世界是可能的。事实上，那些从充斥着武力、监狱以及贫富、权力不平等的现实世界中得益的人，往往激烈地辩称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很明显只是个疯狂的想法而已。 任何人只要相信无政府主义不是疯狂的，都很可能会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而我自己便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无政府主义不是疯狂的。 首先是我成长的政治环境。我的父亲是一个工人，我的母亲是个裁缝，后来成为家庭主妇。他们两个从青春期开始便都很激进。我的母亲露丝·鲁宾斯坦（RuthRubinstein），十岁的时候从波兰移民到纽约，十六岁便进了大学。当时正经历大萧条时期，她很快被迫退学，并在一家内衣厂工作以补贴家用。母亲不久便加入“国际妇女制衣工会”。工会决定要用真正的制衣工人参演一出音乐喜剧的时候，母亲最后成了女主角。这出音乐剧名为PinsandNeedles，出人意料地成为百老汇的一个热门剧目，而她一时间也成了名人。至今我仍然收藏着《生活》（Life）杂志上的照片。 我的爸爸肯尼斯·格雷伯（KennethGraeber），在堪萨斯州劳伦斯市上学时就很激进。他是两个自愿参与1936年西班牙“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Brigades）的堪萨斯人之一。在那里他成了救护车司机，这表示他不但看到了前线发生的很多事情，而且在巴塞罗那待了一段时间，那时巴塞罗那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委员会控制。我的爸爸像大部分国际主义者一样，在高中时便已经加入共产党并且成为青年团的一员。这并不是因为父亲特别想献身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当时那是校园里唯一一个激进的左翼团体。在西班牙，国际主义者不断用文字宣传攻击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却和一起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相处得很好，包括他车上的救护员。他们最后成了好朋友。他对战争的判断十分复杂：一方面他觉得无政府主义者的武装策略不足以打败一支现代化军队，另一方面他觉得共和政府对革命性自治的打压是疯狂而且自杀性的。离开西班牙后，他定居纽约，二战时加入商船队。他也在那段期间和我母亲结婚（而她的家庭立即和她脱离关系，因为父亲不是犹太人）。 我的父亲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他没心思为自己的政治认同定位。然而，他曾生活在一个奉行工人自治原则的城市，他一直都说那是现代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实验。加泰罗尼亚的工人取消了经理的角色，并且丝毫没有影响效率。 这是无政府主义吸引我的原因之一，而另一个当然就是人类学。 我从小就被人类学吸引，应该说是人类学和历史，但我总将两者看成同一样东西。我成长期间，家里满是各种各样的书籍：古代哲学、科幻小说、人类学……而我的父母阅读兴趣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想寻找一些和资本主义结构完全不同的世界。当然，我们的客厅某个角落有父亲的《资本论》，那是“现代图书馆”（ModernLibrary）的印本。它布满灰尘，好像已近百年无人问津，但却不失为一个有趣的物件。那时候（跟现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对我影响更大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我十二岁左右通过“解谜”第一次接触人类学，我迷上了破解玛雅象形文字：当时埃及的象形文字已被破解，玛雅文字是唯一的挑战。我的努力赢来了哈佛大学一些玛雅专家的注意，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份在安多弗（Andover）的奖学金，那是一家位于麻省的学前班。他们一早就为我规划了前途：我将由安多弗到耶鲁读人类学，然后到哈佛读研究生。我当然反抗了。十六岁的时候，你不想自己的一生便这样被预定了。三年后，当我已是纽约州立大学的学生时，我明白我最想读的是人类学，而那时我也确认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结果我并没有到哈佛研究玛雅文字，却到了芝加哥大学读人类学。 人类学有利于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原因是，它提供一个无法抗拒的证明：我们对于人类的许多共同的前提假设都不是真的。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果缺少警察和政府，当然会出现混乱。人们会开始互相残杀。人类学证明这并不是真的。它列出大量的例子，证明无政府的社会并不会出现这些互相杀害的行为，或者出现有政府但不需要警察的情形。人类学家在这些日子里越来越清楚，那里既没有政府也没有警察，同样也没有任何戏剧性的结果。在索马里（他们其实有十多个可能的政府，而不是真的无政府），有许多政府都已瓦解，或者已经在全部领地放弃权力，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因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故或灾难发生。人们很简单地继续他们的生活。这在我于1989年至1991年间在一个类似的地方—马达加斯加—做田野调查之前，便已经广为人知了。 重要的不是它破除了我们之前的预设，而是迫使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要由这样的预设开始？它迫使我问：为什么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监狱和警察的国家，而人们会以为这些都是必须的呢？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制造了这么多的自私、愤怒、不负责任以及幼稚的行为，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好好地生活并不需要这些系统性的暴力？在芝加哥，我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共事，在众多人类学家中，他致力于研究这类属于西方传统但与其他文化相异的霍布斯式逻辑问题。无政府主义者的答案十分简单。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是所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基础：如果你像对待小孩一样对待人们，那他们的举止便会和小孩一样。这便是为什么我们面临一个霍布斯式情景时，通常是一个极端的威权政府突然崩溃的时候。在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倒台之后发生的暴乱，便展示了这个范式：我们几乎可以找到一个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残暴的境况，道德最沦丧的、最反社会的行为。而拉姆斯菲尔德以及美国的领导高层对于这些情形熟视无睹看似情有可原：就好像说，对，最好让人们看看我们想要引进的资本主义民主背后是什么，看看它底下的贪婪以及普遍化的暴力，明白民主正需要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人来维持秩序。当然，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前提就是明白真正的民主与此相反。它假设如果你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对待他人，那么—至少当他们弄清楚你真的是这样想时—他们会很快表现得像大人一样。 这正是当代无政府主义者做决定（decisionmaking）的前提，以及为什么他们这样吸引我。但这样跳得太快了。我们继续回到个人经历。 大学时念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使我明白，无政府主义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的视野主要区别在于反对政府和反对工作。我来自一个工人家庭，并且尝试在学术上有所发展，部分是因为我的父亲大力鼓励我去寻找一条属于我自己的道路，起码不会为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而忙碌，这对我来说很有意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我知道在一些国家，例如西班牙，或者说在20世纪初的大部分欧洲国家，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工人工会的主要区别是，社会主义者倾向于为工人争取更多的工资，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争取更少的工作时间。这立即和我刚刚学到的关于农民社会的人类学知识产生共鸣。大部分生活在非资本主义环境的人都倾向于赚取经济学家所说的“目标收入”（targetedincomes）；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当他们达到目标时，便会停止工作，然后轻松下来享受生活。这也解释了经济学家认为的非理性经济行为：例如，如果农民需要通过种植稻谷来买自己生产不了的东西，而稻谷价格在国际市场突然上涨三倍，他们通常不会多种而是少种（据说，这也是为什么在纽约下雨的时候你截不到出租车）。 如萨林斯所指出的，基督教传统坚持人类的欲望是无可救药的，我们的欲望是无限的，并且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我们将无可避免地要永远处于战争的状态。但是，即使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人们也是最近才开始这样做。中世纪的基督徒工匠们还在实行“目标收入”的生活模式：当日子好的时候，他们便会要多些假期；当日子非常好的时候，一年有一半的日子都是拿来当圣徒纪念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有当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变得病态（pathological）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可能出现：无休无止地追求盈利，然后投资到再生产，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扩展他们的营运，但却没有时间享受这些成果。马克斯·韦伯对这个现象有经典的解释：第一批资本家是那些加尔文主义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拼命地想证明自己并非注定要下地狱；但要是这样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怎样将世界上的其他人，包括他们的员工，逐渐变得像他们一样狂热。如上述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工会的差异所显示，左翼并不是完全无辜的。 马克思理所当然地预言英国和德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将进行革命，因为他们是那时候最发达的工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普遍的预设：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进步的甚至革命的力量，而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将会推出一个逻辑的结论。巴枯宁（Bakunin），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劲敌，争论说革命最先会在俄国与西班牙的农民以及艺术家中爆发，因为他们仍然保留自主（autonomy）的传统，而不是先进资本主义的异化产物。巴枯宁当然说对了。20世纪那些拿起武器反对资本主义的并不是“先进的无产阶级”，而是农民和工匠，以及他们之前经历贫民化的先驱。我在其他地方写道，他们是异化程度最小的，也是最受压迫的。他们正是拥护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然而20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相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更会组织大规模的战争，最后发生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政府统治了大部分还没有被拖进消费主义逻辑的人口。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大部分statecommunism的内部矛盾。如同马克思主义工会，马克思主义制度归根于生产主义意识形态（productivistideology），就好像资本主义者一样，他们以经济增长衡量社会成就，例如与去年相比今年有多少货品和服务的增长，而他们最终的目的去创造一个消费者天堂。这方面他们表现得相当没有效率。奇怪的是，这个意识形态令他们无法从他们实际提供的社会福利中得到好处：主要是因为保证给人民铁饭碗，也意味着保证他们不需要去工作。共产主义社会常有法定的每星期5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人们最多只工作20个至25个小时。这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个不错的成就，它容许人们有更丰富的知性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且容许他们有更主动的政治生活，如果那不是非法的话），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被迫要视其为一个问题，即“旷工问题”，而不是一个正面现象。我将这个开放性的问题归纳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是逐渐将人民交给消费主义，还是令他们见到资本主义的商品时会造反？ 怀着宏大的历史视野，我开始寻找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然而我开始遇到难题。在80年代中期，我几乎一个运动也找不到。就算有，最好还是让它们静静地待着吧。有一段时期，我在一个叫鲍伯·布拉克（BobBlack）的作家的作品里找到了我的知识分子英雄，他的文章《废除工作》看起来和我自己的想法方向相同，但是比我的有趣很多。不久我发现，鲍伯·布拉克所写的其他东西都是基于派别的不同而攻击其他人，例如对工团，对女权主义者，对生态学家，对其他反对工作的社会人士，对整个“左”翼……奇怪的是鲍伯·布拉克并没有宗派，或者说他自成一派。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无政府主义作者的风格：他们都是自成一派。大部分都是“超个人主义者”，他们声称反对任何缺乏绝对个人自由的东西，他们憎恨所有仍在激进左派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派系，但同时却拥抱有争议的、专制主义的、什么都不能容忍的标准“极左”（farleft）的语气。我并不认为这些有什么可取之处。如果一个人投身于绝对的、实时的个人自由，为什么仅仅采取向人叫嚣的方式？难道是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互骂的社会，那里没人会愿意听取意见吗？无论如何，我有时会去参加一些团体的集会，但很快便不再去了。我知道在无政府主义运动里也有一些讲道理的人，但我没那么走运碰见他们。 有一段长时间，我只是将无政府主义的想法藏在自己心里。这在研究院里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当我在1989年到马达加斯加进行为期两年的田野研究，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叫Arivonimamo的小镇，当地政府已停止运作，而外围的乡村完全没有国家存在的痕迹。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在那里住了六个月才发现这个事实，没有人说过他们生活在一块自治飞地。相反，他们整天都在批评政府，似乎并没有当它不存在。人们拿着文件到办公室等待签署，要求批准种一棵树或者打开墓穴举行仪式。我头一次意识到正在发生一些怪事，是我发现那些办公室里的人员，事实上，他们需要自己买纸来印表格；中央政府什么也没有给他们。最后，市镇中心，那儿有一个警察局，但没有人清楚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人们告诉我，在80年代曾经有一个名叫亨利的人使镇里不得安宁。他十分疯狂，有些人认为他只是装腔作势而已。他凶暴无比，经常与人打斗，威胁他人，非礼妇女，任意在店里偷东西。最后，镇里的年轻人决定必须要有所行动了。但是，很明显在该社区有这样的规则：如果要私刑处死某人，必须取得他父母的同意。于是他们派了传话人到亨利的父亲那边。最后，亨利的父亲也不愿意再为他找借口。有一天，在亨利又挑起一场架之后，几十个用农具武装起来的年轻人将他团团围起。亨利负伤逃到附近的天主教堂，请求庇护，并声称自己因为精神病而遭迫害。一个意大利神父（镇里唯一的外国人）将他藏在货车后面送到了疯人院；不久他便因为殴打其他病人被赶出来，但他这些年来并没有回到Arivonimamo。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我问：“街那边不是有警察吗？” 我的朋友耸耸肩,说：“他们问，难道你没见过亨利吗？他那么大块头！” “但他们有枪呀！” “对。但那不代表什么。” 看来我又踩进了一个我先前认定存在但没有意识到的自治区域。 在马达加斯加最令我震撼的，可能是他们特殊的决策实践：在缺乏形式化机制（formalinstitutionalstructure）之下，一种寻求共识的方式。在任何时候，每个人有权只要简单地声明自己不同意大方向，便足以制造一场危机（我曾经很困惑，为什么有些人突然表示“我不同意”，因为没人要求他们非得同意什么），这迫使其他人要放弃已讨论过的东西，以再次得到他的同意。这一行为破坏性甚大，很少有人真的这样做。但这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决策过程：我们给每个人足以去中断任何议程的权力，即我们将他们放在一个位置上，他们一定要表现得像一个成年人。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明白我见到的事情，很多都只是在之后参加了纽约的直接行动网络（DirectActionNetwork）才逐渐明了的。 离开马达加斯加之后，我在芝加哥待了几年，做着一些低薪的工作，同时拼命想完成博士论文（因为没钱给那些做完田野回来的人）。那些都是艰难的年头，我并没有时间花在政治上。我在耶鲁的头几年也很分心。我那时的政治行动主要是文化新闻：我想令我出名的原因，应该是我是第一个写《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theVampireSlayer）的学者。后来有一天，1999年11月，在上完一门政治人类学课程“权力、暴力以及宇宙学”的最后一堂课之后，我走到街上，眼睛瞄了瞄报摊上的头条，看到西雅图宣布戒严。像大部分的美国人一样，我大为震惊，我不知道竟然还有一个如此规模的直接行动。一份左翼杂志InTheseTimes（我的巴菲文章便发表在那里）的编辑乔·诺里斯（JoeKnowles）发电邮给我，问我是否可以报道那些蒙面打爆玻璃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些家伙到底是谁？他们是专门惹事生非的人吗？还是真的无政府主义者？又或者是其他什么人？我们猜你也许有方法解答。”于是我便开始寄电邮。 这就是我所发现的。在90年代，当我还埋首图书馆时，那些我一直期待发生的运动，真的出现了。它的核心是无政府主义，但它同时反对那些在80年代困扰我一时的派系辩论。它是一个完全贡献给奉行直接行动原则或者我们称为预示政治（preconfigurativepolitics）的无政府主义：通过创造新制度和新社会规范，好像自己在这个世界的行动已是自由的。这需要聆听、理解以及理性（reasonableness），特别是面对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那些不愿与你并肩反对制度暴力的人，或者挑战这些制度，包括反对任何游说（lobbying）以及联合起来试着影响、商讨或参与制度的整合。 我们必须创造像气泡一样的自治空间，我们在其中可以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一样，在那里政治意味着说你所想的话、做你相信是对的事，以及保持这些气泡最终不会爆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需要发展实践技巧。不久，我成为纽约直接行动网络的常客，并且接受了无数次关于促进和共识的训练。在那里我突然明白，我看到的是我在马达加斯加所见的那些日常运作的一个极正式、自觉的版本。它必须是正式的和自觉的，因为它是根据贵格会信徒以及北美原住民或者从书里读来的点点滴滴而重新创造的。它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但很明显，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没有人可以威逼其他人的决策过程，它将会类似于那些古老的共同体应用了几千年的技术。 如果我们有时间投身其中，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整合过程将会惊人地迅速。当你第一次参与的时候，你是一个困惑的外人；第二次，你了解所有东西，认识所有人；第三次，你是一个组织者。这便是我的经历。当我和一个朋友在华盛顿参加反对世界银行组织的A16行动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四个月后在费城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行动，我是其中一个向媒体全权解释的人；六个月后我协助组织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行动。我的参与跟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高层格格不入，但坦白说，我认为参与全球性的反抗以遏制新自由主义的扩散，并发展一种新的激进民主，始终要更重要一点。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人类学不重要。事实上我参与全球公义行动使我明白它有多重要，或者说人类可能性的宝藏。它质疑的是一些学者的虚情假意。毫无疑问，我们知道对于这个世界什么是重要的，但我们思考和辩论的过程以及我们和这些知识的关系，都是被精英及派别偏见深刻影响着。 在这里我必须说明80、90年代在美国学术圈的概况—我便是在这个环境里被训练成学者的。60年代被视为一个荒诞和天真的狂热时代，那时我们仍生活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想成为激进分子，但只有寥寥可数的人参与学术圈外的政治生活，更别说参与真正的社会运动。将福柯、德勒兹甚至鲍德里亚等人奉若神明便等于拥有特权：它容许自命不凡的后现代学术激进分子宣称他们的激进主张，远甚于那些他们不屑一顾的但走到街上尝试去改变世界的蠢蛋，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在挑战西方知识论基础的同时，却购买昂贵的商品，过着消费者那样的生活。许多人看起来好像在为只存在他们想象中的激进社会运动书写立场文章，参与最无聊的派别论战，将那些稍与他们不同的意见定义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奇怪的标签。有一件事让我兴奋，就是全球正义运动的突起几乎是对大部分“激进”学者的嘲讽：生活在自己幻想的激进社会运动中的先锋学者，被这些真正的运动激怒了，却没有想过要参与领导这些运动。 我经常发现这些特点，这使我在某些圈子里被视为反动分子。我还记得在应聘之后得知不是耶鲁（译注：作者曾为耶鲁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的首选，因为我不够“后现代”。还有，我经常觉得那些虚饰的、排他性的语言，以及我们在研究院所学的辩论方式都有很大问题：它们将那些与其相左的意见简化为敌对论点，却没有尝试真正去思考差异之处。我觉得前者是政治而不是研究：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知识分子的生活在某个层次上是共同追寻真理、理解，或者其他东西，那最自然的就是要大方地去对待其他不同观点，然后尝试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 这便是为什么观察共识的决策使我大开眼界。它让我自问这些用意和内容都开放的思想传统是否会因为形式而自我阉割。这并不是说福柯或者鲍德里亚没有可取之处。但这些英雄崇拜、派别之争，认为思想来自一些个体，以及先锋式的革命理论，造成极大的破坏。讽刺的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我的论点看起来非常“后现代”。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子：这里我要指出的是，“现代”这个词不太有用。它掩蔽的比启示的多。还有，我认为“后现代”只是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婢女（intellectualhandmaiden）。尽管如此，我同意理论整体化的野心（totalizingambitions）是危险的源泉。我想要看到的，以及我希望这本书能贡献的，是一种知性实践的形式，它不独裁、不漫骂，但谦逊地认识到，新的政治理念来自新形式的激进政治实践，而且我们往往充其量只是诠释者，和那些跟我们一样期待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人进入一种礼物关系（giftrelation）。 我开始想象这个计划是2002年由MAUSS赞助在巴黎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那时刚在热那亚的行动后不久，我在会上指出，众所周知社会理论是建基于革命计划的失败—自法国大革命开始。我们在“社会现实”中发现的是人类社会生活里棘手的、顽固的元素，它们不能简单地被改良主义者甚至是革命政权转化或消除。然而这个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始终离不开社会转型的计划。我还建议考虑到这一点，无政府主义的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式来思考社会理论本身实践的转型： 不像倾向于由上而下地要求达到意识形态的统一的左翼政党，这往往是高度集权的决策结构；受无政府主义启发的革命“网络”和“趋同”采用的决策过程，一开始就假设不会也不可能具有思想的统一性。相反，这些形式容许管理多样性以及不相容的意见，这本身也就是价值；这个假设的基础是它可以经由共同投身于计划或行动中产生的合理性的精神以及共同承诺管理。也就是说，由无政府主义启发的群体往往倾向这样的假设：没有人能够，或者应该，完全改变另一个人的观点来迎合自己；决策结构应集中于目前行动的迫切性问题，保持平均主义的过程，并将这种过程的形式实现为心目中公正社会的运作模式（或者不如说是基本的模板）…… 没必要去想象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反对经济主义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理论如今似乎断成了碎片，或者无穷无尽的不相通的观点，但我不认为不可通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容许通过共同的行动使它们在实践上结合。 知识分子派别的组织往往和先锋政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前卫艺术运动）相似，这是因为三者都有同一个起源—圣西门（Saint-Simon），孔德（Comte），他们不同的，归根结底只是艺术“前卫”还是社会科学家会成为新宗教的神职人员。为了要开始统一反对经济主义霸权的多样化社会思潮，首先要克服这种有害的历史，进而将其视为了解社会现实的不同方式。这些方式联合在一起并不是要争取谁是最优胜的，仿佛一群不同的宗派想要夺取政权，而是基于它们共同承诺的计划以及伦理。这种伦理一开始便拒绝前者。 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正式思考这样的理论可能是什么样子。这只是一个开始。但我写作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别人的关注，他们此后或许可以共同地、相异地去将这件事做得比我更好。
为什么越来越多“狗屁工作”被创造了出来？（大卫·格雷伯，201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为什么越来越多“狗屁工作”被创造了出来？ 大卫·格雷伯2013年 苏子滢译 凯恩斯早在1930年就预测说，等到20世纪末技术将足够发达，英美等国将实现一周15小时工作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预测。从技术角度说，我们的确能做到这一点，但这却没能实现。相反，技术被引导的方向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工作得更多。为此，许多相当没用的岗位被创造了出来。大批的人，尤其在是欧洲和北美，一生都在从事他们私下认为并不需做的工作；这种状况深深损害了人的道德和精神。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的伤痕，却几乎没有人谈起它。 为什么凯恩斯承诺的乌托邦——直到1960年代人们对它还满怀期待——从来没有实现过？按照今天的标准看，这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消费主义的大幅增长。在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玩具、享乐之间，我们集体选择了后者。这似乎是个很好的道德故事，但只要稍作反思便会发现这不可能是真的。1920年代以来，我们的确看到各种新工作、新岗位层出不穷，但它们几乎都和寿司、iPhone、精致的运动鞋等产品的生产与分配无关。 那么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么？最近一份比较了美国1910年和2000年就业情况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图景（我注意到在英国几乎也一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受雇于家政、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工人数量大幅下降。同时，从事“专业、管理、文书、销售和服务的工人”数量翻了三倍，占总就业量的比例从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换句话说，正如凯恩斯预测的，生产性的工作的确已经基本自动化了（即使考虑到全球的工业劳动者，包括印度和中国的劳苦大众，他们在世界人口中占的比例仍然没有之前那么大。） 然而，这却没有使工作时间大幅减少、让全世界的人有时间做自己的事，追求自己的快乐、愿景和想法。相反我们发现，就连“服务”部门的扩张也没有行政部门那么明显，后者还包括一系列全新的产业，如金融服务或电话营销，以及公司法、学术、卫生管理、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部门的空前扩张。这些数字的变化没有全部囊括那些为这些职位提供行政、技术或安全支持的人，也没有囊括一系列附属行业（ancillaryindustries）——给宠物洗澡的工作、通宵送披萨的工作——存在这些职业只是因为他们所服务的人在其他岗位上工作的时间太长了。 我建议称这些工作为“狗屎工作”。 就好像有人在发明毫无意义的工作，只为让我们一直有工作做。这一点恰恰是很神神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似乎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在苏联这样效率低下的国家，就业既是权利也是神圣的义务，社会系统的确会发明它需要的那么多工作出来（所以在苏联百货商店卖一块肉需要三名店员）。但这种问题正是市场竞争应该解决的。至少按照经济学理论，一家追求利润的公司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掏钱给他们并不真的需要的工人。但不知为什么，还是出现了这种状况。 虽然企业会无情地裁员，但解雇和加速（speed-ups）总是落在实际制造、转移、修理和维护东西的那些人身上。但某种奇怪、没人能说清的炼金术似乎使受雇处理公文小职工数量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员工发现自己实际上和苏联工人一样，每周要做40甚至50小时公文工作，但有效工作时间只有15小时，正如凯恩斯预测的，因为其余的时间都花在组织参加和激励讨论会、更新脸书个人资料、下载电视机顶盒上了。 这个问题答案明显不是经济性的，而是道德和政治性的。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快乐、有生产力、又拥有自由时间的民众是一种致命的危险（1960年代这种状况刚露苗头，想想那时要发生什么）。另一方面，所盛行的这种观点——“工作本身就有道德价值、那些不愿意把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交付给某种高强度工作训练的人一文不值”，也很方便于统治阶级。 有一次，正当我思考英国学院里行政职责的不断增加，我联想到了地狱的一个可能版本。地狱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一件他们不喜欢、也不太擅长的任务上。比如说他们被雇佣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橱柜制作工匠，之后却发现他们得花很长时间在炸鱼上。这项任务实际上也不需要做——至少，需要炸的鱼的数量非常有限。但不知为什么，每当他们想到自己的同事可能比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做橱柜，没有公平地承担炸鱼的责任时，就会陷入愤恨的情绪。不久，作坊里就会堆满炸得很差劲的鱼，这是每个人做的唯一的事。我想，这其实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我们的经济的道德动力。 我知道这种论证很容易立刻遭遇反对：“你凭什么能说哪些职业是真正‘必要的’？到底什么有必要呢？你是个人类学教授，它能满足什么“需要”呢？（确实很多小报读者会认为我的职业的存在本身就是典型的浪费社会支出。）从某个角度说，这种批判显然没错，不存在社会价值的客观尺度。 我不是想告诉那些相信自己正在对世界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的人，他们实际上没有。但是那些自己也坚信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的人呢？不久前，我和一个12岁之后就没见过的同学取得了联系。我惊讶地发现他在这段时间内先是成为了一名诗人，然后是独立摇滚乐队的主唱。我在收音机里听过他的一些歌，却不知道这位歌手其实是我认识的人。他才华横溢，有创造力，他的作品无疑照亮和改善了世界各地的人的生活。但在几张不成功的专辑之后，他丢掉了合同，陷入债务和新生女儿带来的压力中，最后正如他所说，“选择了许多无目标的民众的默认选择：法学院”。现在他是纽约一家著名公司的公司律师。是他首先说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对世界毫无贡献，在他看来不应该存在。 这里有很多问题可以问，首先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对有天赋的诗人、音乐家的需求似乎很有限，对公司法专家的需求却显得是无限的？（答：如果1%的人口控制了大部分可支配财富，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就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认为有用或重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也表明大多数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最终都会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我可能还没见过哪个公司律师认为自己的工作不是一坨屎。前面提到的几乎所有新兴产业也是如此。有这样一大群受雇的职业人员——如果你在聚会上遇到他们，并说你在从事一件可能被认为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人类学家），他们甚至就会完全不想提他们的工作。请他们喝几杯酒，他们就会开始滔滔不绝地抱怨自己的工作其实有多么无意义和愚蠢。 这是一种严重的心理暴力。当一个人暗暗觉得自己的工作根本不该存在，又何谈劳动的尊严呢？难道这不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愤怒和怨恨吗？但我们社会有一种独特的才能：就像在炸鱼者的例子中，统治者已经想到了一种办法，确保人们的愤怒只针对那些真的能做上有意义的工作的人。比如，我们的社会似乎有一个普遍的规律，一个人的工作对其他人的好处越明显，得到报酬的可能性就越小。确实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但一个简单的方法是问，如果从事这些职业的所有人全都消失，会发生什么？比如护士、拾垃圾的人或者技工，无论你喜不喜欢他们，如果他们凭空消失，显然会立刻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一个没有老师或码头工人的世界将很快陷入困境，甚至一个没有科幻小说家或者斯卡（ska）音乐家的世界也显然没有那么好。但我们不清楚如果所有的私募股权CEO、政治说客、公关研究人员、精算师、电话营销人员、执达官和法律顾问都消失，人将会遭受什么痛苦（许多人猜想我们可能会过得更好很多）。然而，除了少数格外受赞扬的职业（医生）以外，那条普遍规则总是格外准确。 更反常的是，人们甚至普遍觉得事情就该是这样——这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秘密强项之一。当小报煽动起人们对于因合同纠纷而让整个伦敦瘫痪的地铁工人的不满时，你会明显地看到：地铁工人能让伦敦瘫痪这一事实，就表明他们的工作是必要的，但似乎正是这一点让人不满。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共和党人已经成功激起了人们对所谓“工资和福利过高”的学校教师和汽车工人的不满（而不是对实际造成问题的学校管理者和汽车企业经理不满）。就好像有人对民众说：“但你必须得教孩子！必须制造汽车！你需要真正的工作！除此之外，你竟然还敢要求中产阶级的养老金和医保？” 很难想象人们还能设计出什么工作制度，比现有制度更适合维持金融资本的力量。真正从事生产的工人被无情地压榨和剥削，其余的人则被划分为一个总是遭受唾骂、失业的阶层，和一个更大的、领工资却基本无所作为的阶层；后者的职位使他们认同于统治者（经理、行政人员等）的视角和情感——尤其是它的金融化身，同时也会酝酿一种随时可能爆发的怨恨，针对一切从事着有着明确且不可否认的社会价值的工作的人。显然，这个系统并不是被有意设计成这样的，它是从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反复试验和错误中产生的。但只有它能解释为什么尽管我们的技术足够发达，却不能每天只工作3、4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