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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大卫·格雷伯，2012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论飞行汽车和利润下降
大卫·格雷伯2012年3月
译者Yalin校对毓坤排版星原
编者按：在本篇文章中，格雷伯质疑了2000年以后关于「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新技术乌托邦」的反思，并提出振聋发聩的相左观点——技术并没有在加速，恰恰相反，自1970年代以来，世界技术的革新就开始被阻断了，一切都在减速发展。五十年代的人们被承诺的飞行汽车、火星穹顶中度假、机器人工厂的新技术在现在看来只是疯狂的幻想，投资在近几十年来从制造更好的火箭和机器人，转向激光打印机和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仪等研究，制造出无穷复杂的「模拟」技术。而另一种幻觉也同时被制造出来，它把本来那些让人失望的东西，装扮成划时代的、令人兴奋的、新的东西。与此同时，真正在革新的技术绝非市场驱动的，它是最有利于监视、工作纪律和社会控制的技术。计算机没有带来50年代的人们所预言的工作终结的乌托邦，生产线转移到了劳动力低廉的全球南方。大胆的狂想在无穷的提案和专利面前不再得到鼓励。那么，是什么阻碍了世界技术的进步？又是什么将「诗意的技术」转变成了「官僚的技术」？
一个神秘的问题笼罩着我们，一种失望的感觉，一种我们在孩提时代被给予的关于我们的成人世界该是怎样的承诺被打破。我不是指孩子们总是被赋予标准的虚假承诺（关于世界如何公平，或努力工作的人如何得到回报），而是一个特殊的世代承诺——给予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或80年代的孩子——这个承诺从来没有被完整表述为一个承诺，而是一套关于我们的未来成人世界将是什么样的假设。既然它从来没有承诺过，而现在也没有实现，我们就会感到困惑和愤慨；但同时又为自己的愤慨感到尴尬，因为我们曾经如此愚蠢地相信我们的长辈。
简而言之，飞行汽车在哪里？力场、牵引光束、传送舱、反重力滑板、三录仪、长生不老药、火星殖民地，以及其他所有20世纪中后期成长起来的孩子都认为此刻应当存在的技术奇迹在哪里？即使是那些似乎即将出现的发明——比如克隆技术或低温学——也最终背叛了它们的崇高承诺。它们到底怎么了？
我们现在对计算机的神奇之处了如指掌，这仿佛是某种意料之外的补偿。但事实上，我们甚至在计算机领域都没有进展到50年代的人所期望我们能如今到的程度。我们没有可以与之进行有趣对话的计算机，也没有可以遛狗或送衣服到洗衣店的机器人。
阿波罗登月时我才8岁，我记得自己算过，到魔幻的2000年我将39岁，我想知道那时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有没有想到自己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里？当然有。每个人都这样。我现在觉得自己被骗了吗？我似乎不太可能活着看到在科幻小说读到的所有东西，但我从未没有想过一个也看不到。
在2000年前后，我曾期待着人们会反思，为什么我们把技术的未来搞得如此糟糕。但恰恰相反，几乎所有权威论调——包括左翼和右翼——都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技术乌托邦」这一假设出发进行反思。
对于这种「事情可能不该如此」的不安感，通常的处理方式是将其撇开，坚持认为所有可能发生的进展都已经发生了，并且把期待更多的事物视为愚蠢。「哦，你是说那些《杰森一家》（Jetsons）里的东西？」有人问我——仿佛有人如此说，但那只是给孩子们看的！当然，作为成年人，我们明白《杰森一家》展现的未来就和《摩登原始人》（Flintstones）里的石器时代一样准确。
事实上，即使在70年代和80年代，诸如《国家地理》杂志和史密森学会（theSmithsonian）等冷静的消息来源，也告诉孩子们即将建立空间站和远征火星。科幻电影的创作者们曾经拿出具体的日期——往往不超过一代人，来放置他们的未来主义幻想。在1968年，斯坦利·库布里克认为，观众们会很自然地认为，仅在33年后的2001年，我们就会有商业性的月球飞行、城市般的空间站，以及有着人类性格的计算机可以在前往木星途中维持冬眠宇航员的生机。视频电话是那部电影中唯一实现的新技术——而在电影放映时，它在技术上已经是可能的。2001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奇观，但《星际迷航》呢？《星际迷航》的神奇故事也是以60年代为背景的，但这个节目不断被复活，2005年的观众在《星际迷航：航海家号》中试图弄清楚以下事实：根据节目的逻辑，自从90年代的优生优育战争，世界正从对抗基因超人的统治中逐步恢复。
到了1989年，《回到未来2》的创作者认为2015年的普通青少年会有飞行汽车和反重力滑板，真不知道这是预言还是开玩笑。
科幻小说的通常做法是对日期保持模糊，从而使「未来」成为一个纯幻想领域，就像「中土」或「纳尼亚」，或者像《星球大战》一样——「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星系中」。因此，我们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是未来，而更像是另一个维度，一个梦境时间，一个技术上的「别处」；某物在未来存在，就像精灵和屠龙者在过去存在的意义一样——这是将道德剧和神话幻想驱走，替换成到消费乐趣死胡同的另一块电子屏遮蔽。
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敏感性，是否最好被看作是对从未发生的技术变革的长期思索？看最近一部《星球大战》电影时，我想到了这个问题。这部电影很糟糕，但我不得不为其特效质量所折服。回忆起50年代科幻电影中典型的笨拙特效，我就在想，如果50年代的观众知道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他们会多么惊奇呢——但我意识到：「事实上，不会。他们根本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是吗？他们会认为我们现在本该能做到这种事情，而不只是想出更复杂的方法来模拟它。」
最后一个词——「模拟」——是关键。70年代以来取得进展的主要是医疗技术，或者信息技术——也就是模拟技术。它们是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和翁贝托·艾柯（UmbertoEco）所说的「超真实」（hyper-real）的技术，也就是做出比原物更真实的模仿。后现代敏感性就是一种我们以某种方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历史阶段的感觉，在这一阶段，我们明白没有什么是新的；关于进步和解放的宏大历史叙事是没有意义的；现在的一切都只是模拟、讽刺性的重复、碎片化和仿作（pastiche）——所有这些在技术环境中都是有意义的，在这个环境中，唯一的突破是那些使我们更容易创造、转移和重新安排虚拟投影的东西，这些东西要么已经存在，要么我们逐渐意识到永远不会存在。当然，如果我们此刻正在火星穹顶中度假，或者携带着迷你核聚变装置或心灵感应读心装置，就不会有人这样说了。后现代的时刻是一种绝望的方式，把本来只能感觉到痛苦失望的东西，装扮成划时代的、令人兴奋的、新的东西。
在早期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表述中，很多承认这种技术背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提出了「后现代主义」一词，指的是适应资本主义新技术阶段的文化逻辑，早在1972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就预言了这一阶段。曼德尔认为，人类正站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边缘，它就像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一样深刻，在这场革命中，计算机、机器人、新能源和新的信息技术将取代工业劳动————很快就被称为「工作的终结」————使我们所有人都变成设计师和计算机技术员，我们提出疯狂的设想，自动化工厂来生产。
「工作终结」的论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流行，因为社会思想家们在思考，一旦工人阶级不复存在，传统的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众斗争会发生什么？(答案是：会变成身份政治。)詹姆逊认为自己是在探索新时代可能出现的意识形式和历史感悟。
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信息技术的传播和新的运输组织方式——例如航运的集装箱化——使得这些同样的工业工作被外包到东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使得制造商可以采用比他们在国内更简陋的生产线技术。
从欧洲人、北美人和日本人的角度来看，结果似乎与预言差不多。烟囱工业确实消失了，工作岗位被分给了下层的服务人员和坐在防腐泡沫中玩电脑的上层人员。但在这一切之下，人们不安地意识到，后工作（postwork）文明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我们精心设计的高科技运动鞋，并不是由智能机器人或自我复制的分子纳米技术生产出来的，而是由墨西哥和印尼农民的女儿用老式缝纫机生产出来的。由于世贸组织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制定的贸易协议，这些农民的女儿已经被赶出了她们祖先的土地。这是一种隐藏在后现代敏感性及其对图像和表面的无尽游戏的庆祝之下的罪恶感。
为什么大家期待的技术增长爆发——月球基地、机器人工厂——都没有发生呢？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我们对技术变革速度的期望不切实际（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聪明人曾经相信它们），要么我们的期望并非不切实际（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使这么多可信的想法和前景无法实现）。
大多数社会分析家选择第一种解释，并将问题追溯到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这些分析家会问，为什么美国和苏联都如此痴迷于载人太空旅行？它从来都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有效方式，而且它催生了对人类未来的不切实际想法。
是不是因为美国和苏联在上一个世纪都是拓荒社会，一个在西部边境扩张，另一个在西伯利亚扩张？它们是不是都致力于一个无边无际、广阔的未来，人类在广阔的空旷太空进行殖民的神话？这是不是有助于使这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太空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他们正在争夺对未来本身的控制权吗？毫无疑问，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神话在起作用，但这并不能质疑太空旅行项目本身的可行性。
科幻小说中的一些幻想（现在我们不可能知道是哪些）可能已经被带入了现实。对于之前的几代人来说，许多科幻小说的幻想已经变成现实。那些在世纪之交读着儒勒·凡尔纳或H.G.威尔斯长大的人，想象着有飞行器、火箭船、潜艇、无线电和电视的1960年世界——这些几乎都实现了。如果在1900年想象人类登上月球并非不现实，那么为什么在60年代幻想喷气背包和机器人洗衣工就不现实了呢？
事实上，即使在这些梦想刚被勾勒出来时，实现这些梦想的物质基础就开始被削弱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技术革新的步伐也较20世纪上半叶慢了下来。50年代曾有过最后一次狂飙，微波炉（1954年）、避孕药（1957年）、激光（1958年）相继出现。但从那时起，技术进步采取了巧妙地将现有技术结合起来（如太空竞赛）和将现有技术投入消费者领域（最著名的例子是1926年发明的电视，但在战后才大规模生产）的新方法。然而，部分原因是太空竞赛让每个人觉得正在发生显著的进步，60年代的普遍印象是，技术变革的步伐正在以可怕的、不可控制的方式加快。
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1970年的畅销书《未来的冲击》认为，60年代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日益加快的技术变革。层出不穷的科学突破改变了日常生存的理由，也让美国人对什么是正常生活没有了明确的概念。只要想到家庭，不仅有避孕药，还有体外受精、试管婴儿、精子和卵子捐赠的前景，这些都将使「母亲」这一概念过时。
托夫勒写道：人类并没有为变化的速度做好心理准备。他为这种现象创造了一个术语：「加速推进」（accelerativethrust）。它始于工业革命，但到了1850年左右，它的影响变得无比明显。不仅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改变，而且其中的大部分——人类的知识、人口数量、工业增长、能源使用——都在发生指数级的变化。托夫勒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对这一进程着手进行某种控制，建立机构来评估新兴技术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禁止可能对社会造成太大破坏的技术，并引导朝着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
虽然托夫勒描述的许多历史趋势是准确的，但这本书出现的时候，这些指数型趋势大多停止了。就在1970年左右，世界上科学论文发表数量的增长开始趋于平稳，自1685年以来，这个数字大约每15年翻一番。书籍和专利的情况也是如此。
托夫勒对「加速」的使用尤其令人失望。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最高旅行速度是每小时25英里左右。到了1900年，它已经增加到了每小时100英里，而在接下来的70年里，它似乎确实在指数级增加。当托夫勒在1970年写下这篇文章时，人类旅行的最快速度记录大约是每小时25,000英里，由阿波罗10号的船员在1969年达到。按这样一个指数级增长，似乎有理由认为，在几十年内，人类将探索其他太阳系。
自1970年以来，速度没有进一步提高。人类有史以来旅行速度最快的记录仍然是阿波罗10号的机组人员。诚然，1969年首飞的商用客机协和式飞机，最高时速达到了1,400英里。而首飞的苏联图波列夫图-144，速度更是达到了每小时1,553英里。但自从图-144被取消，协和式飞机被放弃后，这些速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这些都没有阻止托夫勒自己的事业。他不断地重新调整分析，提出新的惊人宣言。1980年，他发表了《第三次浪潮》（TheThirdWave），其论点摘自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只不过曼德尔认为这些变化将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托夫勒则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到1990年，托夫勒成为共和党国会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Gingrich）的私人知识大师，金里奇声称他1994年「与美国的契约」（ContractWithAmerica）的灵感部分来自于这样的理解，即美国需要从陈旧的、物质主义的、工业化的思维模式转向新的、自由市场的、信息时代的、第三次浪潮文明。
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讽刺。托夫勒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激励政府建立了一个技术评估办公室（OTA）。金里奇在1995年赢得众议院席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OTA作为政府无用的奢靡之举的代表撤销资助。不过，这里还是没有矛盾的。此时的托夫勒早已放弃了通过吸引普通民众来影响政策，他主要靠给企业总裁和智囊团举办研讨会来谋生。他的见解已经被私有化了。
金里奇喜欢称自己为「保守的未来学家」。这似乎也是矛盾的，但事实上，托夫勒自己对未来学的概念从来都不是进步的。进步总是呈现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托夫勒最好被看作是「轻量级版」的19世纪社会理论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他认为自己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工业时代——将由不可阻挡的技术进步所驱动，而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灾难是由于社会制度没有调整造成的。旧的封建秩序发展出了天主教神学，这种关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思考方式完全适合当时的社会制度，同时也发展出了一种制度性的结构——教会，它以一种能够给每个人以意义和归属感的方式来传达和执行这种思想。工业时代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科学，但科学家们并没有成功地创造出类似天主教会的东西。孔德因而得出结论，我们需要发展一门新的科学，他把它称为「社会学」，并说社会学家应该在新的社会宗教中扮演牧师的角色，用对秩序、社区、工作纪律和家庭价值的热爱来激励每个人。托夫勒则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他的未来学家不扮演牧师的角色。
金里奇还有一位大师，一位名叫乔治·吉尔德（GeorgeGilder）的自由主义神学家。吉尔德和托夫勒一样，对技术和社会变革十分痴迷。吉尔德以一种奇特的形式，表现得更乐观。他支持曼德尔第三波论点的激进版本，坚持认为，随着计算机的兴起，我们将看到一种「物质的推翻」（overthrowofmatter）。旧的、物质主义的工业社会，价值来自于体力劳动，它正在让位于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价值直接从企业家的头脑中出现，就像世界最初从上帝的头脑中虚无地出现一样，也像货币，在适当的供给侧经济中，从美联储中虚无地出现，进入创造价值的资本家手中。吉尔德总结说，供给侧经济政策将确保投资持续从太空计划等旧的政府大工程中，转向更有生产力的信息和医疗技术。
但是，如果说有意或不太有意地将投资从制造更好的火箭和机器人，转向激光打印机和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仪等研究，那么，早在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1970年）和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1981年）之前，这种转变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成功表明了，他们提出的问题——现有的技术发展模式将导致社会动荡，我们需要引导技术朝着不挑战现有权威结构的方向发展——在权力的走廊里得到了回应。政治家和工业界的领袖们已经对这些问题思考了很久了。
工业资本主义促进了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的极速发展，这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资本主义最大的诋毁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称赞它释放了「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资本主义需要不断革新工业生产资料，这将是它的灭顶之灾。马克思认为，由于某些技术原因，价值——以及利润——只能从人的劳动中提取。竞争迫使工厂主将生产机械化，以降低劳动成本，虽然这对企业的短期利益有利，但机械化的效果会使一般利润率下降。
150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这一切是否属实。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工业家们决定不把研究资金投入到60年代大家都期待的机器人工厂上，而是把工厂迁到中国或「全球南方」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的设施上，就说得通了。
正如我所指出的，有理由相信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工厂本身——的步伐在五六十年代开始放缓，但美国与苏联竞争的副作用使创新似乎加速了。在令人敬畏的太空竞赛的同时，美国工业领袖们疯狂地努力将现有技术应用于消费目的，以创造一种蓬勃发展的繁荣和保证进步的乐观感，而这将削弱工人阶级政治的吸引力。
这些举动都是对苏联措施的回应。但美国人很难记住这段历史，因为在冷战结束时，苏联的大众形象已从可怕的大胆对手转变成了可悲的弱国——一个无法运转的社会的典型。事实上，早在50年代，许多美国高层就怀疑苏联的制度是否更好用。当然，他们回顾了这样一个事实：在30年代，当美国陷入萧条时，苏联却保持了几乎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率，每年10%~12%——这一成就之后，很快就生产出了打败纳粹德国的坦克军，然后是1957年发射了斯普特尼克一号，接着是1961年发射了第一艘载人航天器「东方号」。
人们常说阿波罗登月是苏联共产主义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当然，如果不是苏联政治局的宇宙野心，美国是不会考虑这样的壮举的。我们习惯于把政治局看成是一群毫无想象力的灰色官僚，但他们是敢于做惊天梦想的官僚。世界革命的梦想只是第一步。它们中的大多数——诸如改变宽广河流的航道——要么变成了生态和社会的灾难，要么像约瑟夫·斯大林的100层楼高的苏维埃宫或20层楼高的弗拉基米尔·列宁雕像一样，从来没有动工，这也是事实。
在苏联太空计划取得初步成功后，类似计划很少实现了，但领导层从未停止提出新的计划。即使在80年代，当美国正在尝试自己最后的宏伟计划「星球大战」时，苏联人也在计划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技术来改变世界。在俄罗斯之外，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内容很少为人所知，但曾经有巨大的资源投入其中。值得一提是，与旨在击沉苏联的「星球大战」计划不同，苏联的大多数项目并不具有军事性质：比如，试图通过将一种名为「螺旋藻」的可食用菌播种湖泊和海洋来解决世界饥饿问题，或者通过将数百个巨大的太阳能发电平台发射到轨道上，并将电传回地球来解决世界能源问题。
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的胜利意味着，1968年以后，美国统治者们不再认真对待竞争。因此，最终疆域的神话得以维持，即使研究和开发的方向已从可能建立火星基地和机器人工厂的研究上转移。
标准的说法是，所有这些都是市场胜利的结果。阿波罗计划是一个大政府项目，是受到苏联启发的，它需要由政府官僚机构协调的全国性努力。一旦苏联的威胁消失了，资本主义就可以自由地恢复到更符合其正常的、分散的、自由市场的要求的技术发展路线上——比如私人资助的对市场产品研究，比如个人电脑。这是托夫勒和吉尔德等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走的路线。
事实上，美国从未放弃巨大的、由政府控制的技术开发计划。它们只是大部分转向了军事研究——不仅仅是「星球大战」这样的苏联式规模的计划，还转向了武器项目、通信和监视技术的研究，以及类似的安全相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情况一直都是如此：投入到导弹研究中的数十亿资金使得分配给太空计划的资金相形见绌。然而到了70年代，即使是基础研究也开始遵循军事上的优先权。我们没有机器人工厂的一个原因是，大约95%的机器人研究资金都是五角大楼输送的，而五角大楼对武装无人机比对造纸厂自动化更感兴趣。
可以说，即使是转向信息技术和医药的研究与开发，也并不是转向市场驱动的消费需求，而是在全球阶级战争中取得彻底胜利的同时，为在技术上打败苏联而做出的全力以赴的努力的一部分——这同时被视为美国在海外实施绝对的军事统治，而在国内，则是社会运动的彻底溃败。
因为事实证明，真正出现的技术是最有利于监视、工作纪律和社会控制的技术。正如我们不断被提醒的那样，计算机开辟了某些自由的空间，但它们并没有带来阿比·霍夫曼（AbbieHoffman）所设想的无工作的乌托邦，而是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促成了资本的金融化，使工人铤而走险地陷入债务，同时也为雇主创造「灵活」的工作制度提供了手段——既破坏了传统的工作保障，又增加了几乎所有人的工作时间。随着工厂工作岗位的输出，新的工作制度击溃了工会运动，摧毁了工人阶级有效政治的任何可能性。
与此同时，尽管在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前所未有，但我们仍在等待癌症和普通感冒的治疗方法，我们所看到的最引人注目的医学突破是以氟西汀、左洛复或利他林等药物为代表的——它们是为确保新的工作需求不会使我们彻底精神错乱而量身定做的。
有了这样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的墓志铭会是怎样的呢？我想历史学家会得出结论，它是一种系统地将政治需求优先于经济需求的资本主义形式。如果要在以下两者中做出选择：是将资本主义变成看起来是唯一可行的经济制度的行动方案，还是将资本主义转变为可行的、长期的经济制度的行动方案，新自由主义每次都会选择前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破坏工作保障并增加工作时间，并不能创造出更有生产力（更不用说更有创新力或忠诚度）的劳动力。从经济角度看，其结果可能是负面的——80年代和90年代几乎全球的增长率都较低。
但新自由主义的选择有效地使劳动力去政治化，并过度限制了未来。在经济上，军队、警察和私人保安服务的增长已经难以负荷。事实上，为确保资本主义获得意识形态胜利而建立的机器的重负，很可能将其沉没。但也不难看出，扼杀任何对可能与我们的世界不同的不可避免的、救赎性的未来的感觉，是新自由主义项目的一个关键部分。
此时，所有的环节似乎都已经整齐划一地落到了实处。到了60年代，保守的政治势力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破坏性影响越来越谨慎，雇主们也开始担心机械化的经济影响。苏联威胁的消退，使得资源可以重新分配到对社会和经济规划压力较小的方向上，或者分配到支持一场运动，以扭转进步社会运动的成果，并在美国精英们所认为的全球阶级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方向上。优先事项的改变体现为大政府项目的退出和市场的回归，但实际上，这种改变使政府指导的研究从NASA或替代能源等项目，转向军事、信息和医疗技术。
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一切。最重要的是，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即使那些资金充足的重点研究项目，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类似50年前预期的进展。如果说95%的机器人研究都是由军方资助的，那么，能从眼睛里射出死亡射线的克拉图（电影《地球停转之日》中的外星人——译者注）式的杀手机器人在哪里？
近几十年来，军事技术显然取得了进步。我们从冷战中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是，虽然核弹可能像宣传的那样厉害，但其运载系统却不是；洲际弹道导弹没有能力打击城市，更不用说城市内的具体目标，这意味着，除非你打算毁灭世界，否则首先发动核打击没有什么意义。
现代巡航导弹相比之下较为精确。不过，精确制导武器似乎从来没有能力暗杀特定个人（萨达姆、奥萨马、卡扎菲），即使投下数百枚也不行。而射线枪也没有实现——肯定不是因为没有尝试过。我们可以假设五角大楼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研究死亡射线，但到目前为止，最接近的武器是激光器，如果瞄准正确，它可能会使直接看着光束的敌方炮手失明。这不仅卑劣，而且可悲，激光不过是50年代的技术。可以造成眩晕的激光器似乎还没出现图纸；而在步兵作战时，几乎所有地方的首选武器仍然是AK-47，这是苏联设计的，以其问世的年份命名：1947年。
互联网是一项了不起的创新，但我们所谈论的只是一个超快的、全球通用的图书馆、邮局和邮购目录的组合。如果在五六十年代向一个科幻小说爱好者描述互联网，并将其吹捧为自他那个时代以后最伟大的技术成就，他的反应一定是失望。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们50年里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东西？我们还以为计算机会思考了！
总的来说，自70年代以来，研究经费大大提高。诚然，来自企业部门的资金比例增加得最多，以至于现在私营企业的研究资金是政府的两倍，但增加的幅度之大，以至于政府的研究资金总额（以美元实际购买力计算）也比60年代高出许多。「基础的」「好奇心驱动的」或「蓝天」研究——不是由任何直接的实际应用前景所驱动的，而且最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突破的研究——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尽管现在投入的资金如此之多，以至于基础研究经费的总体水平有所提高。
然而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结果是微不足道的。当然，我们再也看不到任何像100年前人们已经习惯甚至期待的持续不断的观念革命——基因遗传、相对论、精神分析、量子力学。为什么这样说呢？
部分原因是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巨大项目上，所谓的「大科学」。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经常被提及的例子。在花费了近30亿美元，从5个不同的国家雇佣了数千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之后，它主要是为了证明，从基因测序中并没有了解多少对其他人有多大用处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些项目的炒作和政治投资表明，现在即使是基础研究，似乎也是由政治、行政和市场需要驱动的，这使得任何革命性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现在，我们对硅谷和互联网的神话般的起源的迷恋，使得我们对真正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它使我们认为，现在的研究和开发主要是由勇敢的企业家小团队或开发开源软件式的分散合作来推动。事实并非如此，尽管这种研究团队最有可能产生成果，但研究和开发仍然是由巨大的官僚项目推动的。
发生改变的是官僚制文化。政府、大学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相互渗透越来越多，导致每个人都使用源于企业界的语言、感性和组织形式。虽然这可能有助于创造适应市场的产品，因为这是公司官僚制度的目的，但就促进原创性研究而言，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我的知识来自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在这两个国家的过去30年里，用于行政事务的工作时间比例急剧上升，几乎牺牲了所有其他工作。例如，在我自己的大学里，行政人员比教员多，而教员花在行政管理上的时间至少与花在教研上的时间一样多。世界各地的大学或多或少都是如此。
行政工作的增长直接导致了企业管理技术的引进。这些技术总是被说成是提高效率和在各层级引入竞争。这些技术最终的实际意义是，每个人都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推销东西上：基金申请提案、出书提案、对学生表现和基金申请的评估、对我们同事的评估、新的跨学科专业的说明、研究所、会议研讨会、大学本身（现在已成为向潜在学生或捐款者营销的品牌），等等。
当市场化充斥着大学生活时，它所撰写关于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件，可能不过为了把想象力和创造力扼杀在摇篮里。在过去30年里，美国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社会理论新作。我们已经沦为中世纪的学者，从70年代就开始编写无休止的法国理论注释，尽管我们意识到，如果今天的学术界出现德勒兹、福柯或布尔迪厄的新化身，我们还是会拒绝授予他们终身教职。
曾几何时，学术界是社会上那些古怪的、聪明的、不切实际的人的避难所。现在不是了。它现在是专业的自我营销者的领域。结果，在这一历史上最怪异的社会自我毁灭中，我们似乎已经认定，我们古怪的、聪明的和不切实际的公民已经没有一席之地了。大多数人都在母亲的地下室里苦苦挣扎，最多只能在互联网上偶尔进行一些急性介入。
如果在社会科学领域，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由个人以最小的开销进行的，那么可以想象天体物理学家的情况会有多糟糕。事实上，天体物理学家乔纳森·卡茨（JonathanKatz）最近也警告过那些正在考虑从事科学事业的学生。他说，即使你真的从普遍长达十年作为他人走狗的徘徊期中走出来，你也可以预料到，你最好的想法将在每一个点上受到阻碍：
你会把时间花在写提案上，而不是做研究。更糟糕的是，由于你的提案会被竞争对手评判，所以你无法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必须把精力和才能花在预测和转移批评上，而不是花在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上…….俗话说，原创性的想法会搞砸提案，因为它们还没有被证明是可行的。
这几乎回答了为什么我们没有传送装置或反重力鞋。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你想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的创造力，你应当找到一些聪明的人，给他们所需的资源，让他们去追求脑海中出现的任何想法，然后让他们单独行动。大多数人会一无所获，但一两个人可能会有所发现。但是，如果你想把意外突破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只要告诉这些人，他们必须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互相竞争上，让你相信他们事先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才能得到资源。
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管理主义的暴政，还有研究成果的私有化。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戴维·哈维（DavidHarvie）提醒我们的那样，「开源」研究并不新鲜。学术研究一直是开源的，即学者们共享材料和成果。当然有竞争，但这是「共济」的。在企业部门工作的科学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研究结果会被嫉妒地保护起来。但企业风气正在学术界和研究机构中蔓延，使得即使是公共资助的学者也将他们的研究结果视为个人财产。学术出版商让发表的研究成果越来越难以获得，进一步封闭了知识公共空间。结果，愉快的、开源的竞争变得更像传统的市场竞争。
私有化的形式有很多，甚至包括大公司担心受到经济影响而直接买下并抑制可能带来麻烦的新发现（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合成燃料配方被买下并锁在石油公司的金库里，但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更为微妙的是，管理层的风气是不鼓励一切冒险或古怪的事情，尤其在没有立即见效的前景时。奇怪的是，互联网可能也加剧了这一问题。正如尼尔·斯蒂芬森（NealStephenson）所说的那样：
大多数在企业或学术界工作的人都曾目睹过类似的情况：一些工程师坐在一个房间里，互相讨论着各自的想法。一个看起来很有前途的新概念出现了，然后，某个坐在角落里端着笔记本电脑的人，在谷歌上快速搜索了一下，宣布这个「新」想法其实是一个老想法，它——至少是一个似乎差不多的东西——已经被尝试过了。它要么失败了，要么成功了。如果它失败了，那么任何一个想保住饭碗的经理人都不会同意花钱重新尝试；如果成功了，那么它就已经被申请了专利，不可能进入市场了，因为最先想到它的人将拥有「先发优势」，并将制造「进入壁垒」。被这般粉碎的看似有前途的想法，肯定数以百万计。
于是，一种怯懦的、官僚主义的精神充斥着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被冠以创造性、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之类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毫无意义。那些最有可能在观念上取得突破的思想家最不可能得到资助，即使取得了突破，也找不到愿意跟进其惊世骇俗意义的人。
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Arrighi）曾指出，「南海泡沫事件」（SouthSeaBubble）之后，英国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公司形式。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反而开始依赖高额资金和小型家族企业的结合——这种模式在下一个世纪科技创新突飞猛进时期还一直保持着。(当时的英国也因为宽容怪人和离经叛道者而臭名昭著，而当今的美国不能容忍。一个常见的权宜之计是让他们成为乡村牧师，可想而知，他们成为了业余科学发现的主要来源之一。）
当下的官僚制企业资本主义不是英国创造的，而是美国和德国创造的，这两个对立的大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为谁将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进行了两场血腥的战争——这些战争最终以政府赞助的科学计划达到高潮：看谁将第一个发现原子弹。因此很显然，我们目前的技术停滞似乎始于1945年之后，当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织者。
美国人不喜欢把自己视为一个官僚制度的国家——而是恰恰相反——但当我们不再把官僚制度局限于政府办公室时，就会发现，官僚制度恰恰是我们当下的情形。战胜苏联并没有让市场一统天下，事实上，它巩固了保守的管理精英的统治地位，他们以短期、竞争、底线思维为借口，压制任何可能具有革命意义的事物。
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官僚体制的社会中，那是因为官僚体制的规范和做法已经司空见惯，或者更糟糕，我们无法想象以其他方式行事。计算机有力地削弱我们的社会想象力。正如18世纪和19世纪新型工业自动化的发明产生了矛盾的效果，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全职工人；而所有旨在使我们免于承担行政职责的软件，也使我们变成了兼职或全职的行政人员。就像大学教授似乎觉得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管理项目基金一样，富裕的家庭主妇们也轻易地接受了每年花几周时间填写40页的在线表格来让孩子上小学。我们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手机上输入密码管理银行和信用账户，并学习如何完成曾经由旅行社、经纪人和会计师完成的工作。
有人曾经计算过，一个美国人平均一生中会花6个月的时间等红灯。我不知道填表所需的时间是否有类似的数字，但至少不会比这少。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群花如此多的时间从事文书工作。
在资本主义最后的这个僵化阶段，我们正从诗意的技术走向官僚的技术。我所说的「诗意的技术」是指利用理性和技术手段将疯狂的幻想变为现实，所以，诗意的技术与文明一样古老。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指出，最早的复杂机器是由人民制造的。埃及法老之所以能够建造金字塔，只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行政程序，从而能够发展出生产线技术，把复杂的任务分成几十项简单的操作，并把每项操作分配给一个工人团队——尽管他们没有比斜面和杠杆更复杂的机械技术了。行政监督把农民大军变成了一台庞大机器的齿轮。而很久以后，在齿轮被发明之后，复杂机械的设计体现了最初为组织人民而形成的原则。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利用那些机器——不管它们的运动部件是手臂和躯干，还是活塞、轮子和弹簧——以实现不可能的幻想：大教堂、登月计划、横贯大陆的铁路。当然，诗意的技术也有一些可怕的东西；诗歌很可能是黑暗的撒旦磨坊之歌（darkSatanicmills出自威廉·布莱克长诗《米尔顿》的自序，一般认为是形容英国工业革命——译者注），也有可能是恩典或解放之歌。但是，理性的行政技术总是服务于某种奇妙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看，苏联那些疯狂的计划——即使从未实现——标志着诗意技术的高潮。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并不是说不再鼓励远见、创造力和疯狂的幻想，而是说大多数的幻想仍然是自由漂浮的，甚至不再有借口说它们可能会成型或实现。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告诉它的公民，他们不能再考虑梦幻般的集体事业，即使环境危机所迫下，地球的命运取决于此。
这一切的政治含义是什么？首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些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最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是，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因此两者都与官僚制度不相容，而官僚制度是国家的产物。
第二个假设是，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推动技术进步的。由此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工业革命的狂热似乎是错误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坚持认为工业生产的机械化会摧毁资本主义，这是对的；他们预言市场竞争会迫使工厂主无论如何都要进行机械化，这是错的。如果机械化没有发生，那是因为市场竞争实际上并不像马恩所假设的那样对资本主义性质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别的原因，目前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大部分竞争似乎是以大型半垄断企业的官僚结构中的内部市场的形式进行的，会使他们完全感到惊讶。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提出了三个广泛的历史主张：第一，资本主义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第二，无论资本主义如何将巨额财富投向少数人，它都在增加总体繁荣；第三，资本主义这样做，可以为每个人创造了一个更加安全和民主的世界。显然，资本主义已经做不到这些事情了。事实上，许多资本主义的捍卫者正在退缩，他们不再声称它是一个好的制度，而是辩称它是唯一可能的制度——或者至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技术先进的社会，它是唯一可能的制度。
但是，怎么会有人认为，目前的经济配置也是在任何可能的未来技术社会中唯一可行的呢？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谁能知道呢？
诚然，有一些人采取这种立场——在政治光谱的两端都有这种人。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我遇到过一些反文明的人，他们不仅坚持认为当前的工业技术只会导致资本主义式的压迫，而且认为将来的任何技术也必然如此，因此只有回到石器时代才能实现人类解放。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但对资本主义不可避免性的主张必须建立在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没有人相信任何其他经济体系可以运作的世界，那么它不仅需要压制任何关于不可避免的救赎性未来的想法，而且需要压制一切完全不同的技术未来。然而，这自相矛盾。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可能想让我们相信技术变革已经结束——因为那意味着资本主义不是进步的。不，他们是要让我们相信技术进步仍在继续，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里，但这些奇迹的形式是微不足道的改进（比如最新的iPhone！）、关于即将出现的发明的传闻（「我听说他们很快就会有飞行汽车」）、复杂的信息和图像处理方式，以及更复杂的填表平台。
我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或任何其他制度——能在这方面成功。首先，有一个问题是，当你在阻碍世界技术进步时，却试图让世界相信你在引领技术进步。美国的基础设施日渐衰败，面对全球变暖无能为力，在中国加速推进载人航天计划的同时，美国却象征性地放弃了载人航天计划，美国在公共关系上表现尤其糟糕。其次，变革的步伐不可能永远被阻挡。技术突破终将会出现，困难的探索不可能永远被压制。另外，世界上官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或至少，世界上官僚体系对创造性思维没有那么大敌意的地区——将缓慢但不可避免地获得所需的资源，以代替美国及其盟友的位置。互联网确实提供了合作和传播的机会，可能也会帮助我们突破这堵墙。突破口会在哪里？我们无法得知。也许3D打印会做到机器人工厂应该做的事情。也可能会是别的什么东西。但它总会发生的。
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它不会在当下的企业资本主义——或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发生。要想开始在火星上建立穹顶，更不用说想办法弄清是否有外星文明可供接触，我们将不得不寻求一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新的体系必须是某种大规模的新官僚机构形式吗？为什么我们认为必须如此？只有打破现有的官僚结构，我们才能开始。如果要发明机器人为我们洗衣服和收拾厨房，那么我们就必须确保，无论是什么取代资本主义，它都要建立在一个更加平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其中不再有超级富豪或愿意做家务的绝望穷人。只有这样，技术才会开始顺应人类的需求而发展。这也是挣脱对冲基金经理和公司总裁们的恶劣影响的最好理由——把我们的幻想从这些人禁锢的遮蔽中解放出来，让我们的想象力再次成为人类历史的物质力量。 |
访谈：“直接行动”与“预兆性政治”（2011年夏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
访谈：“直接行动”与“预兆性政治”
2011年夏天访谈者：艾伦·埃文斯和乔恩·摩西
6个月前，我为采访大卫·格雷伯做准备，想在网上对这位知名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做个简单调研。我惊讶地发现，尽管此人在学术界广受好评（被誉为“同代人中最好的人类学理论家”），但我能找到的相关信息却比较有限，最后只收集到寥寥几篇采访文章，介绍他在过去10年间投身各种替代全球化运动(alter-globalisationmovement)；有几篇是关注他出走耶鲁的那段恩怨是非的；当然还包括他和齐泽克在《伦敦书评》上那场古怪的智性争吵。
然而，自6月份以来，格雷伯的公众关注度直线飙升。由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扩散、复制和成功，深度参与运动雏形阶段的格雷伯吸引了主流媒体的注意，后者把他塑造成这场反资本主义全球运动中的“反领导者”。善于表达、迷人且极具才智的格雷伯已成为抗议活动的热门发言人（不过鉴于抗议营地的非等级制结构和理念，我们应谨慎使用“发言人”这一词汇），这位雄辩的评论员对运动的种种诉求和不满均做出了历史性的分析。
他的最新著作《债：第一个5000年》（Debt：TheFrist5000Years）探讨了金钱与市场充满暴力与压迫的另类历史。《彭博商业周刊》形容此书为占领运动提供了“理论框架和谱系学”。与此同时，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格雷伯特别解释了“占领华尔街”及类似组织的诉求——或许更确切地说，无诉求——媒体对此一直困惑不解，坚持认为该策略与运动寻求的改变南辕北辙，并借此证明抗议者“缺乏清晰目标”或洞察力。
格雷伯将聚光灯转向占领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他把“没有具体诉求”解释为“预兆性政治”（pre-figurativepolitics）的一部分：示威者们要表现得如同“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因此拒绝接受现有政治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合法性——而一旦明确运动诉求，就要首先承认这二者的合法性。
本篇和大卫·格雷伯的访谈完成于今年（2011年）夏天。
能否谈谈你的生活，你的父母和家庭环境？
格雷伯：我在纽约一家合作公寓大楼（曼哈顿切尔西区）长大。父亲是胶印公司的拼版员，母亲是服装工人，她同时也在一出名叫《麻如针刺》（PinsandNeedles）的音乐喜剧中担任女主角。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完全由制衣工人组成，并在百老汇大受欢迎，母亲因此当了三、四年明星，然后又重归普通人生活。我父亲是工人阶级，但我想有时这类人会被称为“工人阶级贵族”：喜欢读书，从事手工艺性质的技术工种。不过我们从来没有钱。我发现这种背景尤其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个很大的障碍，因为这意味着我尽管通常比那些中产阶级学生对——比方说，俄瑞斯忒亚——了解得更多，但我完全不具备那种专业阶层的规矩教养。
我父亲尽力了，他不想我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我认为他感到非常内疚，因为他放弃了各种成为剥削者的机会，无法像他本来希望的那样为孩子们树立人生榜样。他在西班牙战斗过，认识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但他自己从来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住巴塞罗那的那段时间，正是那个城市处于无政府主义原则运转的时期。他总乐意给我讲那会儿的各种趣事，他总说那时的巴塞罗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之一，因为人们发现白领阶层实际上什么都不做。在巴塞罗那，人们对革命的想法就是摆脱所有的经理，在没有经理的情况下一切照旧进行。什么都没有改变。
在你成长过程中，有哪些特别启发你的作品或作家？
格雷伯：小时候家里到处都是书，但几乎都不是批判性的。我的意思是我敢肯定父母有《资本论》，至少有第一卷；但却少有讲述这个世界有多么糟心的书。他们买了很多科幻小说，很多历史书，也有很多人类学的书。我想他们的态度应该是：“我每天朝九晚五工作，亲身体会着这个糟糕的制度，不要再看这方面的书了；我想读关于其他存在可能的”。我到今天依然喜欢这种态度。我喜欢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然后被它带到另一个世界；我喜欢那些没有明确政治含义，却能开辟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的东西。
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那本书对我也很重要。那是父亲送给我的，他希望培养我一些政治意识，但同时提醒我不能尽信书中所讲，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一切阅读都不能尽信。
在英国，我们常说“抗议权”，你认为应该在权利话语体系中去构想抗议吗？
格雷伯：我发现“抗议”这个词有问题。“抗议”听上去好像你已处于败势，好像这是一场竞赛，敌我双方在固定的位置彼此识别。这变得像一场福柯式的规训博弈，双方或多或少在成就着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是正确的：几乎要通过抵抗才能拥有权力。所以我更喜欢“直接行动”（directaction）这个概念。我认为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在倒退。我来自美国，更了解那里发生的事。在那儿，抗议、异议和反对政府的权利被明确写入宪法，被奉若神圣，却遭到公然忽视。
那说说具体差别吧：“直接行动”与“抗议”，或者说“直接行动”与“公民抗命”（civildisobedience）区别在哪儿？“直接行动”一词有何特殊之处？
格雷伯：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喜欢“直接行动”，是因为它拒绝承认权力结构的合法性甚至是必要性。彻底退出规训博弈，宣称我们能自主行事——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惹恼权威了。“直接行动”就是表现得你好像已经自由了似的。
举个关于水井的经典例子。某座小镇的水资源被垄断了，市长与垄断水的公司勾搭在一起。如果你在市长家门口抗议，这叫“抗议”；如果你去围堵市长的住所，这是“公民抗命”，依然不是“直接行动”。“直接行动”指的是你自己去挖一口井，因为这才是人在没有水的情况下通常会做的事。在这个意义上，马达加斯加的人民完全是在采取直接行动。他们是终极直接行动主义者，但他们也处在一种能轻易摆脱权威控制的状态里。
你关于马达加斯加的国家理论很有意思。你写到，当你第一次去那儿，没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劲；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通常理解的一个国家应具备的主要职能在那里已经处于废弃状态。
格雷伯：如果我们说的是马达加斯加农村地区，没有柏油马路，没人收税，警察也不会光顾；那么国家最重要的两个职能：征税和执法，在那里是缺失的。即使小城镇也基本没有这些职能。马达加斯加人微妙而间接地创造了这场“准革命”，像变魔术。政府基本不存在，当地人要想出巧妙的权宜之计来应付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局面，诀窍之一是永远不要让官员觉得丢脸或是必须要插手。只要官员不行使权力，他们就对村民亲如家人；反之则会处处设阻。阻力最小的路径是逢场作戏打太极。
你能举个例子吗？
格雷伯：我第一次意识到那里的政府基本停止运作，是当我得知村里有个家伙殴打他妹妹的时候。当地人为此召集了一场fokon’olona（根据共识来协商的传统方式），他们决定让他签署一份供词，说是他谋杀了姐姐。当时的想法是，他们将把这份证词存放在警察局（因为毋庸置疑，警察是不会去那儿的），这样万一他姐姐真出了什么事，他已经承认过是他干的了。
你是否认为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你在建议一种妥协状态，即国家似乎仍在运转，至少表面上假装运转；而与此同时，悄悄地，它并不真的在那里。
格雷伯：对。一个关于革命的蛋壳理论，你只需要掏空它，最终它就会坍塌。
所以不同于那种伟大的革命时刻，国家完全是被消解掉的？
格雷伯：这是有可能的。我认为你需要考虑所有可能性。有一种说法是当权者永远不会自愿放弃权力，因此只有在街头战斗中才能终结一切——但我总会指出，别以为一群无政府主义者能武装击败第101空降师，再怎么说他们还有核武器。关于“革命”唯一可信的场景，是秩序力量方（theforcesoforder）拒绝开枪的那一刻。对于世界历史上大多数革命而言，这才是最终发生的。
你是在建议我们考虑一种“双重政权”（Dualpower）的格局吗？
格雷伯：我认为迟早会这样。我认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已经存在这种格局了，只是人们不去谈论它。马达加斯加显然存在着双重政权，甚至可能有三到四个政权，谁知道呢！这也是萨帕塔主义者们正在尝试的：开辟一个自治空间。我不认为这个过程不会引发任何形式的对抗——这种想法同样是幼稚的；但是我们无法预测撤退和对抗的确切组合。
你最初学人类学的时候，是什么令你对马达加斯加产生兴趣？
格雷伯：最早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建议的。我也一直为马达加斯加奇特的世界主义混合文化所着迷。从经典人类学意义上讲，它属于异国情调——要知道，那儿的人显然会用尸体做奇怪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耍魔术。但他们也和刻板套路中的文化孤岛概念完全相反：自从有人类第一次登岛定居，这里就被世界经济体系捕获了。另外，马达加斯加文化中有一些易辨认的极具颠覆性的东西。这是一种混合的叛逆文化，是由一群逃脱的奴隶创造的。
人们之所以看不到这些，是因为他们仍然卡死在进化模型上，称既然马达加斯加语最初来自婆罗洲，那么婆罗洲的原始居民一定最早出现，散布、发展了复杂的国家形态，进而与世界五大宗教进行了接触。实际上，只要你回顾历史就会清楚地看到，马达加斯加人从一开始就了解关于国家和世界宗教的一切，并且不希望与之发生任何联系。来自印度洋各地的难民和叛乱分子最终聚集在马达加斯加，融合在一起，创造了这个疯狂的颠覆性的文化底蕴。后来的确有国家在此基础上崛起，但往往很快被推翻。
你曾经写到，尤其是在法国殖民时期，马达加斯加推翻国家统治的策略之一是将权力关系交由一个靠仪式和魔术来沟通的影子世界去代理。法国人无法理解这个世界，因此无法夺权。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格雷伯：马达加斯加许多地方的人都抱着这样的信念，即死去的国王会在人民身上附体，继续存在，并保有其生前全部权力。结果正如吉利安·菲利·哈尼克（GillianFeeley-Harnik）所写，西海岸的萨卡拉瓦人（Sakalava）坚持认为，殖民时期的最高权力者是一些被死去国王附体的、通常是奴隶后裔的老妇人。所以那些殖民者们究竟该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谈判？
这是马达加斯加革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吗？
格雷伯：这很有意思。马达加斯加有革命意识形态，但它没有被称为革命意识形态，也没有被称为政治意识形态；它被定义为一种族群认同。实际上，我手头正在从事的项目之一就是关于这个的：有很多我们认为是文化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更应被视为一种达成目标的社会运动。从本质上讲，马达加斯加人的文化是一种身份认同，最初凝结在那些拒绝信仰世界宗教的逃跑奴隶们的身上。
（这种运动）可以向任何方向发展。你可以在某些文化中实现可怕的右翼乌托邦幻想，在另一些文化中实现极端父权制，等等。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历史。激进社会运动、革命者、反动派以及所有我们熟悉的当代政治概念并不是200年前被发明出来的。我们一直被教育的说法是，左派与右派是突然形成的，所有这些革命都是在18世纪中叶突然开始生发的。但我认为实际上它们在数千年间一直在发生着，只不过我们没有讲述它们的语言。
是马达加斯加的经历启发你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分子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活跃的？
格雷伯：最早是1999年西雅图抗议之后。在那之前，我乐意听从父亲的建议，当一名纯粹的学者。我在耶鲁大学找到一份工作，这本会让他很激动。没错，我是在马达加斯加这个怪异的半无政府主义飞地呆过，但直到加入“直接行动网络”（DAN，DirectActionNetwork）之前，我甚至不能完全理解那里发生的事。我还记得当时我在耶鲁讲完最后一课，那门课程叫“力量、暴力与宇宙学”，属于政治人类学范畴。我走出课堂，瞥见某个报纸箱上的新闻标题：《西雅图宣布戒严令》。我心想，“什么？！戒严？”我真正想要参加的政治运动在我漫不经心的时刻出现了。于是我参与其中，了解到共识、流程、直接民主和直接行动——所有这些我以前知道一点大概原则，但从未亲身经历过。
无政府主义网络平时如何运转？
格雷伯：我喜欢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区别之一在于，我们不是从定义现实出发的。我们的团结要点不是对形势的分析，而是我们想做什么，想采取什么行动，以及如何去做。此外，还必须给彼此提供疑点利益（thebenefitofthedoubt，宁纵无枉，类似无罪推定——译注）。共识形成过程的原则之一是，你不能挑战他人的动机，你必须假设每个人都诚实并且具有良好的意愿。这并不是说你必须深信不疑，而是要将这种原则作为无政府主义洞悉力的一种延展：如果你对待他人像对待孩子一样，他们就会倾向于表现得像个孩子；如果你将他们当作成年人对待，那么他们至少有机会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讽刺的是，我发现这种慷慨的习惯，这种给人提供疑点利益的方式，与我接受的学术论证训练完全相反。
那么，无政府主义进行学术讨论的方法会是什么样的？
格雷伯：我常会思考若以无政府主义精神进行智识对话将意味着什么，但我还没完全想明白。我认为不一定非要有解决方案。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不可通约。我认为我们对“不可通约性”过于警惕了。正如罗伊·巴斯卡（RoyBhaskar）早就指出的那样，实证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持相同的立场——有些人说，如果现实确实存在，我们就有可能完美地描述它，因此，它应该是可能的；而另一些人则说，正因为如此，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说现实是不存在的。但他们有着相同的基本假设。以类似的方式，我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应该能够运用相同的语言提出论据，从而可能最终赢得辩论。
就像人们可能会说代议制民主阻碍了实际的民主一样，你也可以说学院阻碍了实际的思考。
格雷伯：学术界迷恋“程序”，同时也迷恋权力网络及其创建方式。现在要采纳与社会活动家们相同的方法是很容易的，可以立足于一些共同的行动承诺，追求某种共同的理念，可称之为真理、知识、理解，或是其他。如果这样，则需要一定的慷慨大度，类似于前面提到的形成共识的过程：如果你不同意某人，至少你要对他的观点怀有最善意的设想，这样才能看清你们真正的分歧在哪。当然了，学者们几乎从不这么干；正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行为举止如同政治家，定期对潜在的对手做出苛刻的解读，将辩论当成角斗，为取胜不惜一切代价。奇怪的是，他们通过据称是激进的、甚至是半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点——尤其是通过福柯的理论来为这种方式辩护。借助福柯，他们可以争辩说，既然没有终极真理，既然权力就是一切，那就没有什么共同目标可以诉诸，门户之见也就没那么糟。我认为这就是许多学者解读福柯的方式。对于多数学者来说，福柯关于权力的著述是专业人士阶层的一个终极认证，他们借此脱离了物质生产，其后代子孙现在几乎完全统治了学术界。对他们而言，世间万物终其究竟无外乎管理与控制，因为毕竟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权力随人脉扩散、不分你我的世界中；所谓现实就是他们能说服人们相信的那些东西。一切都是策略式博弈，每个人都试图控制其他人。我认为这个样子非常有害。
你的新书叫《债》。书中的观点之一是，“债”的理念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没人知道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你对债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见解吗？
格雷伯：是的。“债”是“承诺”的倒错，是一种被数学和暴力歪曲了的承诺。我不是说数学不好，而是说数学和暴力结合极度糟糕。债务是在给定条件、给定时间内提供一定数额款项的承诺。债务合同最终可以诉诸武力强制执行。问题是，在一种彻底扭曲的历史炼金术的作用下，我们如今将这类暴力认作道德本身。
你认为这反映了当下经济环境吗？
格雷伯：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状。而且令我惊讶的是，债对日常生活进行全方位攻击，人们却似乎无动于衷。这是对所有社区理念的攻击，也是对我们以政府为媒介订立彼此承诺的攻击。政客对银行家做出的承诺怎么能比他对选民做出的承诺（比如提供免费教育）显得更有道德依据呢？这看上去是疯了。但当下就是对此全盘接受。
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后果吗？
格雷伯：它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之前。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标题是《债：第一个5000年》。资本主义仅仅是债的顶峰。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暴动都和债有关。农民起义军们往往都有个极为一致的目标：首先，他们要找到并烧掉所有债务账本，接下来才是税票或地籍清册。
如果你回顾人类历史，会看到一种关于债的双重意识（doubleconsciousness）反复出现。一方面，人们同意“欠债还钱”的本质是道德；但同时又会认为借钱的人是邪恶的。一方面，债的语言与道德的语言同构；另一方面，大多数实际的债务关系被视为不道德的。
你能做进一步解释吗？
格雷伯：债务是实现暴力从属关系的最有效途径，还能同时令受害者觉得错在自身。殖民政权一直都这么干，他们会通过税收向殖民地人民收取征服他们的费用。然而，历史上这种使用债务的方式也往往产生臭名昭著的反弹效应，因为债务关系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平等为前提的——我们都是合同的平等当事方。这加剧了不平等带来的痛苦刺激，因为它暗示你本应该和债主平起平坐的，但是不知怎地是你自己搞砸了；但同时，也可能会引发（受害者）进一步的想法：“等一下，到底是谁欠了谁什么？”当然，一旦你这样发问，就意味着你已经接受还债是道德的想法，你接受了征服者的语言。
你认为这种债务即道德的观念源自哪里？
格雷伯：在许多世界宗教中，“罪”与“债”是同一个字。主祷文中写着“赦免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赦免他人的过犯”，这个词原本就是“债”，相当于“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有：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道德？欠债还债就是正义。我们看到圣经和印度教经文中也有同样的东西：生命是你欠众神的债，供奉是利息，最后你死了，你用整个生命偿清。很显然，宗教使用这种语言是因为当时市场关系里存在这种语言；而各个王国也在用这种语言来合理化税收。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提到的所有例子中，都会首先把道德和还债框在一起，然后说：“不,其实不是这样，道德是别的东西。”比如《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就立即否定了这一观念。《圣经》或《梵书》也是如此。至于那个“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则有无穷无尽的答案。令人着迷的是，这些例子不知怎地都一定要从“债”入手，要先自己套上这个逻辑枷锁，然后再试图摆脱束缚。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人类对自然或社会亏欠了什么”这类问题持怀疑态度。亏欠了谁？是宇宙还是神灵？我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宇宙的一部分，将我和自然，或者我与宇宙，或者我与众神想象为平等的债务合同当事方，这本质上是荒谬的。
我想书中主要指出的是，债不是一种终极价值。结尾处我说，在古代，神圣的并不是还债的行为，而是宽恕特别是免除债务的能力——这或许是我们今人应该学习的。因为归根结底，债是一种承诺，是人做出的安排。而“自由”不仅体现为人们能为彼此做出承诺，还包括当情况发生变化时自愿重新安排这些承诺。同样，如果民主有任何意义，那只能是一种集体力量，可以重新调整我们之间的承诺，包括金融债务——毕竟一张借据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承诺之间没有内在道德差异。
你是建议我们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重新调整此类承诺？
格雷伯：普遍的债务豁免是当下我们能做的最有强有力的事情之一，以提醒自己这些债务不是一种自然力量，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事物。如果回溯一下货币的历史，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免除债务是可行的。我认为这本书的一大主题是虚拟货币，是代表信用而不是黄金的货币。人们在谈论虚拟货币的时代，好像它是新生事物。但实际上这才是钱的原始形态：先有虚拟货币，然后才是实物造币。
以信用为前提的国家有什么现实指导意义？
格雷伯：历史似乎在两种时期之间来回摇摆：先是虚拟货币主导的时期，钱成为债；接着人们认识到这是一种承诺、一种特殊的安排，是可以被改变的。
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每当周期性债务危机发生时，就会伴随有周期性的债务注销；在中世纪的虚拟货币时代，高利贷是被禁止的；而当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中国，那时的僧侣们发明了典当，试图为农民提供替代高利贷的抵押品。
黄金时代通常也是帝国、奴隶制和庞大常备军的时代。这就是古典世界（古希腊古罗马）的真相。你在中世纪找不到相同类型的专业军队或是类似的金银体系，也看不到大规模泛滥的奴隶制度。而大约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金银币回来了，金条银条回来了，奴隶制也回来了，我们还能看到大规模的常备军。资本主义显然是新事物，你不会把古代描述为资本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绝非建立在虚空之上，军事与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依然是资本主义的肮脏秘密。
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格雷伯：关注后凯恩斯学派所说的“高能货币”（highpoweredmoney）与军事特别是帝国军事之间的联系，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英格兰银行（BankofEngland）最初是用威廉三世国王的一笔英法战争贷款创立的。国王授予了特许权，允许借他钱的银行家们将债务货币化，以银行票据的形式再借给他人（流通），这就是银行钞票的真实面目。这就是为什么你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镑纸钞，会看到上面有一个女王头像，旁边写着：“兹承诺在持票人的要求下支付给本票据持有人总额为10英镑”。这张纸不是10英镑，而是一项承诺。
自1972年尼克松让美元脱离金本位制以来，世界储备货币一直是美元。可最终是什么在支撑美元？人们会说，没有支撑，这是“法定货币”（fiatmoney）；但我认为这不是真的，这是一种基于债务流通的信用体系。美国在签发从不真正兑现的支票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美国国库券已成为央行的基本储备货币。正如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Hudson）最初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美国国库券从未真正兑现，它们年复一年地滚动用于新债券的购买。持有者们承受着损失，因为美国央行支付的利息低于通货膨胀率。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吧，如果你查一下美国赤字的规模，它几乎相当于实际看到的军事预算。如果你再对比一下美国赤字增长的图表、海外持美国国债百分比，以及美国军费开支的图表，则可以看到几乎完全相同的曲线。因此，基本上是外国政府和信贷机构正在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支付巨额军费。都有哪些家伙在这么做？冷战期间主要是西德，现在除中国外，最重要的是日本、韩国、海湾国家。这些国家有什么共同点？它们全都处在美国军事基地或在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下。美国正在从美军坐镇的这些国家借钱建立军事基地。在古代，这样的安排被称为“帝国”，所上交的钱被称为“贡品”。现在呢，显然你不被允许使用这种语言，因此被唤作“贷款”。然而不管叫什么，军事力量和核心金融体系之间的联系依然存在，而这是我们（平民）不该去多想的事情。
在英国和美国，我们用来描述这一现状的语言有点不言而喻地荒谬。我们说“贸易赤字”，意即：“哦，不知什么原因，全世界的人们向我们提供的东西总值比我们向他们提供的要多得多，这不对劲吧？”但假如你指出，原因大概在于，那些源源不断收到货品（却从不会陷入麻烦）的国家，似乎同时也是在全世界大规模部署军事力量的国家——人们就会像看一个狂热极端分子那样看着你。当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承认，谁是军事强国、谁消耗了世界上大部分资源、谁的钱刚好是世界储备货币——这三者之间存在着联系。只不过弄清楚这些关联到底是什么，却莫名其妙成了禁忌。
原文链接：https://www.thewhitereview.org/feature/interview-with-david-graeber/ |
（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文／大卫·格雷伯，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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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
文／大卫·格雷伯2002年
译／王志宏
我们很难设想还会有另外一个这样的时代，在知识分子和行动者之间，在革命理论家和革命实践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巨大的鸿沟。多年以来，学院派已经习惯了发表一些听起来煞有介事、立场鲜明的文章，而那些文章所针对的伟大的社会运动实际上纯属子虚乌有。如今，他们如坠云雾，东西莫辨，甚至情况更糟，低三下四，遭人鄙夷，因为真正的社会运动正如风起云涌，席卷全球。在这个一直被称为“反全球化”运动——这个名字来得蹊跷——的事态中，这尤其是一件丑闻，这项反全球化运动千方百计，想要在仅仅两三年内彻底改变寰宇之内几百万年以来的各种历史可能性的意义。在美国，要想找到一个专业的学院派学者，他的学识超人一筹，毋庸拾诸如《纽约时报》之类的公开叫嚣一种敌对态度者的大本营的牙慧，这不啻难于上青天；其次，其中绝大部分著述——甚至包括现在还在坊间书肆的那些——没有击中要害——或者至少可以说，最重要的是，没有弄清楚运动参与者到底在想什么。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兼这项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这项运动中最后一次比较激进的直接行动的参与者——我至少可以澄清某些屡见不鲜而又至关重要的误解，尽管我忍不住要怀疑这些信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人欢迎。我怀疑，这种犹疑不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学院派的利益——尽管这样做我老大不愿意——长期以来，学院派幻想自己既是某种激进主义者，其实又是关怀扩大个人自由和追求社会公正的自由主义者，只不过他们不釆取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制度——譬如资本和国家——形成严重挑战的方式。事实上，即使他们当中很多人愿意看到革命性的变革，但是一想到必须接受激进政治的创造性能量绝大部分来自无政府主义这个事实——对于这个传统，他们一直把它当作愚蠢的笑料置之不理——以及一想到认真考虑这项运动必然也意味着认真和满怀崇敬地投身于其中这个事实，他们并不完全是欢欣鼓舞的。
写作本文时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就意味着，接下来许多事情有被简化的嫌疑：譬如，我不想进入到激进的直接行动小组和更具改良主义色彩（并且依照等级严密组织起来）的非政府组织（NGOs）之间的复杂的配合之中，尽管这是过去很多运动取得胜利的法宝。直接行动这种观念——它拒斥抵抗的政治（这种政治会诉诸掌权者调整他们自己的行为），而钟情于竭力从肉体上对抗权力，这种方式自身为它自己的存在预见了一种替代的选择——直接来源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计算有多少参与到这种或者那种运动中的人心甘情愿地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他们是在何种意义上、在什么语境当中这样自称，似乎有些偏离了主题[1]。无政府主义是这次运动的心脏，是它的灵魂；与它有关的那些新颖的东西和充满希望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从这里脱颖而出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主要是那些专业知识分子，他们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存在着这样一些信赖的东西和充满希望的东西。开门见山，我要想方设法澄清我认为与这场运动有关的三个最为常见的误解——我们假定它是和某种可以名之为“全球化”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我们假定它是“暴力”，我们假定它缺乏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是什么，然后，建议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借助于所有这些东西，思考并重新想像我们自己的思想实践。
我们不是一种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运动这个词是美国媒体生造的，从事具体事务的人对此颇不以为然。但是，在美国，语言一直是一个问题。如果说这场运动还在反对什么，那么它所反对的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可以定义为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也许把它定义为市场斯大林主义更好些），它主张人类历史发展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向，而这个方向的秘密把持在经济学家和大公司广告代理人这些精英阶层手中，现在他们一定——通过一些并不通过选举而产生的条约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分割了一度为制度所独占的那些权力，这些制度负有条块分割了的民主责任感。在阿根廷、爱沙尼亚、中国台湾等地，简简单单地说上一句“我们发起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这样的话是很可能的。但是在美国，法人媒体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政治上最为铁板一块的；在这里，新自由主义被公认为是现实的根本基础。结果，这个词本身反而没有用武之地了。这些问题只能借助诸如“自由贸易”或者“自由市场”这样的词来讨论。所以，美国的行动主义者发现他们自己左右为难：如果有人在某个小册子或者宣传单上提议使用“n”这个字母，警钟立刻就敲响了；如果有人只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产生影响，那么他就是排他主义的。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规范替代性用语的企图——我们掀起“全球性的正义运动”，我们的运动“反对大公司的全球化”。没有一个能让人听起来四体通泰，没有一个听起来怡人心神，结果，我们在会议上听见发言者频频交替使用诸如“全球化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这样的表述也就不以为怪了。
但是，“全球化运动”这个词实在是顺理成章，恰到好处。如果我们用全球化来指称边界的抹杀以及人民、财产和观念的自由流动，那么，极为明显的是，不仅运动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而且与之相关的大部分团体——尤其是其中最为激进的那些团体[2]——实际上总的说来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者更是全球化的支持者。
运动的真正起源在于一个叫做“人民全球行动”（PGA）的国际网络当中。这样一个“洲际抵制网络”的观点首次披露于世，是在1996年在恰巴斯（Chiapas）召开的首届萨帕塔代表会议上[3]；次年，在西班牙创造出了一个正式的结构。从一开始起，PGA就不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大不列颠和德意志的激进工会组织，还包括印度甘地主义的一个社会主义农民联盟、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的钓鱼者协会、阿根廷的教师协会，还有新西兰毛利人和厄瓜多尔的Kuna等土著团体，巴西“无地的农民运动”（MST），一个由南美和中美洲的逃亡奴隶建立起来的社区形成的网络，以及其他一些成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北美是为数极少的存在广泛代表的地方（除了加拿大的邮政工人工会，它充当了PGA的主要交流枢纽，现在它的职能部分地为因特网所取代，还有一个叫做CLAC、以蒙特利尔为基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正是PGA首次提出诸如1月18日和11月30日这样的全球行动日——正是在11月30日，首次呼吁直接反对1999年在西雅图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同样，国际主义也反映在运动的各项要求中。举一个特别有戏剧性的例子。这里我们只需来看看意大利的团体“够了！”（YaBasta！）[4]施政纲领的三条原则：一个有着普遍的保障的“基本收入”，一项使得全球公民穿越国界自由流动得到保障的原则，以及自由使用新技术的原则——在实践当中，这一条款意味着对于专利权的极端限制（这些限制自身是保护主义的一种阴险的形式）。行动主义者又越来越想方设法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点非常狭隘地限制在商品的自由流动范围之内，而实际上，它只是增加了对人民、信息和观念流动的阻碍。例如，美国边界警卫队的规模自从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已经几乎增加到3倍，可是这一点也不让人奇怪：如果有可能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有效地管制起来，把他们圈禁在贫瘠的飞地上，那里任何现存的社会保障都可以一点一滴地去掉，那么，刺激Nike和Gap迁移到那里进行生产的动力就荡然无存了。假设人民可以自由迁移，那么整个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就得破产。在人们谈论当代世界“主权”在衰落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应当牢记在心。上个世纪前后国家形式的最大功绩是，获得了建立一个严密警察化了而又遍布世界的形式划一的网状结构，阻止和控制人民的自由运动；最近发生的情况，甚至像索马里和阿富汗这样的实体的突然解体，也没有改变这一切，因为国家体系的终极意义不在于由任何一个人控制领土（依照定义，这永远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以真正全球化的名义竭力反抗的，正是这样的国际控制体系。
在我们面临的政府压迫逐步升级之时，这些关系——和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政府高压政治的机制之间存在的国界联系——在我们的分析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在布拉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和后来的尼斯欧盟会议上，边界成了欧洲的主要问题；在北美，在魁北克市举办的FATT峰会上，以前被认为是根本不存在的（至少在白人看来如此）一些不可见的界限，一夜之间转变成了坚实的堡垒，它们反对自许的全球公民要求获得他们自己制度规则的权利。长达3公里的“墙”在魁北克市中心建立起来，保护政府首脑酣然宴饮，免受外面大众集会的影响。从人道的观点看，这墙成了新自由主义真正意味的最好写照；“黑团”组织的观众，拿着钢丝钳和钩子，加入其中的有钢铁厂的工人和莫霍克族（Mohawk）[5]的战士，他们合力把墙推倒，于是，他们——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变成了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最强有力的运动[6]。
但是，这里有一个陷阱：这次运动之所以声势浩大，是因为加拿大的市民获悉了这件事情。在美国，没有什么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法人媒体对于信息和观念的封锁和把持依旧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最大障碍。明显的解决方式就是，创造我们自己的媒体，而且要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在去年前后，独立的媒体中心建立起了世界范围的网络，它们遵照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在世界范围内至少40个国家运转，由因特网来连接。虽然它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日内瓦，IMC的主页http://www.indymedia.org比CNN的主页有更多的点击率），但是，对于那些控制着电视节目的人来说，这个挑战仍旧软弱无力。例如，在热那亚行动的那些日子，有5万多人游行呼吁要求解除进出欧洲的障碍——这件事国际媒体完全没有任何报道，这些媒体却在第二天以大幅标题报道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的讲话，他们谴责要求建立“欧洲堡垒”的“抗议者”。
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和以前的国际主义之间的对照实在十分强烈。以前通常是把西方的组织模式输出到世界其他各地；而在这件事上，流动的方向恰好相反。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的运动签名技巧（达到一致的过程、记者招待会、因此而产生的大规模市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却首先在全球的南部发达兴旺起来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极好地证明了这是件最为激进的事情。
“暴力的抗议者”与世界和平
在法人媒体中，“暴力”这个词被援引作一种咒语——这种做法固定不变，屡见不鲜，几成公式——无论发生了什么大的运动：“暴力抗议者"、“暴力抗议"、“暴力冲突"、“警察袭击暴力抗议者的总部”。对于发生的运动（行为主义者握紧拳头挤在角落里，一些人扔油漆，有人砸窗户，警察拿起棍棒抽打他们，把他们的头摁住猛烈地往墙上撞击）所作的这个简单而平白的英语描述，也许表达的意思是，唯一真正使用暴力的一方是警察，在这个意义上，援引这些表述才具有典型意义。其次，美国媒体坚持不懈地援引这个词——尽管事实上，在直接的军事行动日渐频繁的两年之后，要找出一个跟任何人相关的简单的例子，说美国的行为主义者曾经对他造成过肉体的伤害，这仍然是不可能的。我要说的是，真正干扰权力的东西也许不是什么运动中的暴力，而是运动相对说来缺乏暴力；政府只不过不知道怎样对付一场公开的革命运动，革命运动拒绝沦落为那种司空见惯的全副武装的抵制的类型。
破坏现存范式的努力通常都是自觉的。一旦看起来唯一可以替代悲叹无为的要么是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要么是直接的起义，那么，像直接行动网络（DirectActionNetwork）、“收复街道”组织（ReclaimtheStreets）、“黑团”组织（BlackBlocs）和“白罩衫”组织（TuttiBianci）这样的团体都各自以它们百己的方式，设法在上述两者选择之间规划一个全新的领域。它们试图通过把可以称之为“街头戏剧”、“节日”和只能被称作“非暴力福利”的东西（就是说，是在“黑团”使用的意义上的非暴力，因为它已经戒绝了任何对于人类身体的直接伤害）组合在一起，由此发明了许多人所说的一种公民不服从的“新语言”。例如，“够了”组织之所以闻名遐迩，就是因为它的“白罩衫”组织或者白色工装裤的策略，男男女女都穿着精心制作的，从泡沫盔甲到车轮内胎，到鸭子形状的橡皮漂浮器、头盔和防化学品的白跳伞服。这些奇形怪状的假军人勇往直前，越过警察的障碍物，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保护严密，以免受到伤害或遭到逮捕，那些滑稽的齿轮仿佛把人还原为了卡通人物——丑陋不堪，粗俗，愚蠢，牢不可破（当化妆的人群用气球和水枪攻击警察，或者像“粉红色集团”那样穿着恰似仙女，用羽毛掸子向警察挑衅时，只会增强这种影响）。
在美国政党集会上，支持布什（或者戈尔）的亿万富翁穿着帽沿翘得老高的晚礼服和晚会服装，试图把一大摞假钱塞进便衣警察的口袋，感谢他们压制了不同意见。没有任何人会受到哪怕一丁点儿伤害，但是，这使很多人怀疑他们给警察作了反感疗法，让他们用脚踢每一个穿三节衣服的人，更不必说穿晚礼服的了。对于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小丑集团来说，这也是不真实的。他们骑着高大的自行车，拖着彩虹一样的辫子，拿着发出刺耳声音的球棍，彼此互相攻击（或者那些亿万富翁），弄得便衣警察莫名其妙。他们唱着最美丽的歌谣：“民主？哈哈哈！”“团结的比萨永远也不可能被击败！”“嗨哟嗨哟——哈哈嘿嘿！”还有这样的歌声：“呼吁！反应！呼吁！反应！”以及——这是所有人都最喜欢的——“三个世界大合唱！三个世界大合唱！”
在魁北克市召开FTAA会议时，一个巨大的中世纪的石弩把一个柔软的玩具和五彩碎纸吊起来。人们研究古老的战争技术，把它用于非暴力但接近军事形式的对峙中；在魁北克市有很多手持轻盾武装的士兵和装甲兵，有人研究罗马风格的防御城墙“海龟”以及相类似的编队。阻断交通成了一种艺术形式：如果你在十字路口用五彩斑斓的纱线建造巨大的线网，想要跨越过去简直不大可能；骑着摩托的警察就像苍蝇一样陷入其中。还有“解放木偶”（LiberationPuppets），它们的手臂完全自由展开的时候，能够堵塞四车道的高速公路；蛇舞和自行车胡乱堆积也是交通阻塞的一种形式。去年五一节伦敦的反叛者计划独裁木牌行动——在五一节为无家可归者建立房屋，在GuerrillaGardening牛津街上举行世纪大甩卖——尽管有警察的强烈干预和滂沱大雨，也只是部分被中断。但是一切军事行动中最有军事意味的——像地球解放前线这样的生态破坏者——也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对人（同样的理由，对动物）有损害的事情。正是这种传统范畴的胡乱拼凑驱动了秩序的力量，使得它们急于把事件拉回熟悉的管制区域（纯粹暴力），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就如在日内瓦那样，鼓励法西斯流氓发起骚乱，以此作为使用骇人听闻的力量反对其他任何人的借口。
我们可以把这些形式的起源追溯到不同的方向上。我们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的特技表演和流动剧团或意大利的“大都市的印第安人”开始。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德国或者意大利的蹬水战争，甚至70年代和80年代农民抵制东京机场扩建。后者也许标志着这一时期的重要关头，在此，某些工业化大国（有趣的是，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前的轴心国）已经变得完全非军事化了，那些手无寸铁的反叛者有可能不仅能夺取或者防卫与他们对抗的地区，而且有可能加入到他们在其中就可以赢得胜利的壕堑战中——出于偶然的原因，这些东西在美国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在美国，公民是准许携带枪支的。但是在我看来，和在萨帕塔以及其他运动中一样，真正的关节点在全球南方。萨帕塔国民解放军（EZLN）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人民的一种努力（人民总是被剥夺了通过非暴力不服从来夺取它的权力）——实质上，揭露新自由主义的外强中干以及它的假民主，向“市民社会”让渡权利。正如它的司令官所云，军队渴望再也没有军队了。它也和我们能够想像的暴力最小的“军队”有关（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至少在过去的5年中，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打过枪）。EZLN就是这样的军队，它组织“入侵”墨西哥的军事基地，在那里，成百上千的反叛者毫无装备地蜂拥而入，大声嚎叫，并试图羞辱当地驻军。同样，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发起的大规模行动获得了巨大的道德权威，他们没有使用暴力就重新占领了没有使用过的土地。在另一种情况下，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同样的人群在20年后尝试同样的事情，他们肯定会饮弹而死。
无论你如何选择追溯它们的起源，这些新的策略和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者渴望的运动完全相符，与其说它是攫夺政府权力，不如说是揭露规则的机制并且使它去合法化，去掉它的面具伪装，同时又从它那里赢得更大的自治空间。但是，这样重大的事情，只有在普遍和平的气氛中，才是可能的。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些是那时斗争的最后赌注——那一时刻决定了21世纪总体的方向。
现在难得有人记得（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醒我们的那样），在19世纪末期无政府主义曾经是革命左派的中心；在这个时间段里，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党很快堕落为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7]。这种状况只有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还有俄国革命的来临，才得到实际的改变。有人反反复复教导我们，正是俄国革命的成功才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衰落，而且一夜之间在世界各地把共产主义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以换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期，大多数人对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是过时的历史这个论断深信不疑；殖民活动持续不断，但是，发生在英国或者法国本土的英法战争已经不可想像了，就像今天的状况一样。到1900年底为止，甚至使用护照这样的东西也被当作是过时的野蛮人的作风。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20世纪（它开始于1914年而结束于1991年的某个时刻）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的世纪。这个世纪要么是战争频仍，要么是积极备战。于是毫不令人奇怪的是：衡量政治有效性的最终标准变成了发明和维持巨大的机械化的杀人机器的能力，而无政府主义很快变得不合时宜了。毕竟，依照定义，这是无政府主义从来都不擅长的一件事情。同样不令人奇怪的是，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依照一个领导结构组织起来的政党，对它们而言，组织生产大规模机械化杀伤性武器通常被证明为它们特别擅长的唯一一件事情）似乎特别实际和现实。冷战结束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战争再一次成为不可思议之事，还有无政府主义重新回归到19世纪末期它曾经大受拥护的地位，并以一种国际运动的形式成为革命左派的核心。这三者之间难道真的只是偶然的巧合？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当前“反恐怖主义”总动员的最终利害所在就一目了然了。从短期来看，事情看起来的确让人触目惊心。政府一度绝望而茫然地想方设法，力图说服公众相信甚至在“9·11”之前我们就是恐怖主义者，现在他们感觉到受到全权委任。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将遭到可怕的镇压。但是，从长期观点来看，返回到20世纪的暴力水平是不可能的。“9·11”袭击明显是一件意外获得成功的侥幸之事（在历史上，疯狂而又具有野心的恐怖主义计划第一次真正发生作用）；核武器的扩散让人们不再怀疑，出于实际的目的，全球越来越多的地区将会成为常规战争的禁区。如果战争可以使国家健康，那么无政府主义风格的组织形式的前景只会更好。
意识形态、共识和直接民主
我记不起来我在进步刊物上读到过多少文章，宣称全球化运动虽然在策略上不乏精彩闪光之处，但是缺乏中心的议题或者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看起来，这些抱怨似乎和法人媒体中左派无休无止的主张如出一辙，这些主张认为，这场运动是由沉默的羔羊发动的，他们把一大摞互不相干的理由（解放Mumia、转嫁债务、拯救原始森林）杂凑在一起。有的主张——在很多你也许认为渊博深邃的学院派社会理论家的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奇谈怪论——指出，这场运动被反对所有形式的组织和机构的立场所困扰，而这种反对立场植根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当中。在西雅图会议两年之后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这真是一件让人灰心丧气的事情，但是显然总该有人去做这件事的：尤其在北美，这是一场重新发明民主的运动。它并不反对组织，它将要创立新形式的组织。意识形态当中并不缺少这一点。这些新形式的组织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它创立和运作前所未见的网络，而不是关注像政府、政党和公司这样等而下之的结构，这些网络建立在非中心化的、非等级化的、达成共识的民主的原则基础之上。最后，它还渴望进一步的超越，因为它渴望重新规划所有的日常生活。但是，和许多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不同，它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政治领域——这主要是因为那是一个各种力量（它们把所有的猛烈炮火都放在了经济领域）几乎已经放弃了的领域。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北美的行动主义者已经把大量的创造性能量投入到重新发明它们团体自身的内部进程当中，以期创造出朝气蓬勃的行使直接民主功能的模式——正如我提到过的，尤其是从西方传统外部寻求典范，这些典范总是要依赖于某种寻求共识的过程，而不是依赖于多数人的投票。结果，组织的形式和工具的越来越丰富多彩——亲和团体、记者招待会、简易工具、强行越狱、玻璃鱼缸、交通阻塞、激动的观众等等——所有这些都以创造各种民主过程为指归，这个过程允许那些具有首倡精神的人从下层脱颖而出，获得效果最大的团结而不会压抑不同的声音，创造领导的权威地位，也不会强迫任何人做他们作为自由人极力反对的事情。这的确是一件走向进步的事业，在那些对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经验的人当中创造出一种民主文化，必然是一件艰辛坎坷、道路曲折的事情，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不幸的意外，但是——正如任何在大街上面对我们的警官可以证明的那样——这种形式的直接民主的效率会令人咋舌。而且，我们很难发现有人在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样的行动当中时，他对于人的各种可能性的感觉最后不会发生深刻的转变。仅仅说“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是一回事情，而体验一个世界则是另外一回事情，无论这种体验的时间多么短暂。
但是，在这里我主要想强调一下这种组织模式所必需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也许，开始思考像直接行动组织（DAN，或者更为明确地说，同一个事物的无政府主义版本，譬如反资本主义集会、全球行动网络、全球正义总动员，从芝加哥到菲律宾，这些组织都已经开始取得成果）这样的团体的最好方式是，把它们当作和长期控制革命左派的某种派系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直接对立的反对派[8]。马克思主义派系的团体把它的重点放在建立一个完整而正确的理论分析上，要求意识形态的整齐划一，在目前，倾向于把平均主义的未来和极端权威主义的组织形式相提并论；但是这些团体公开寻求多样性。争论总是集中在行动的特定过程上；没有人甚至愿意彻底颠覆其他人的观点，使其俯就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一点被视为理所当然[9]。这些团体的宗旨也许可以这样表达：“如果现在你愿意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行动，那么，你的长远的观点恰恰就是你自己的事业（似乎这只是可感觉的，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这些原则事实上能够把我们带到多远，或者一个以它们为基础的复杂的社会终结时到底像什么样子）。”它们的意识形态内在于作为它们的实践基础的反权威主义的原则，它们更为清晰的一个原则是，事情本该如此。
这就是共识起作用的方式。基本的观念不是投票，而是我们尽己所能提出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观点——或者，至少这些建议让每个人觉得不特别反感。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过程，有些会比另外一些更加正式，但是基本的类型是这样的：某个人陈述一个建议，然后协调者（这个人使会议得以进行）开始要求澄清问题，是否谁有什么“关注的问题”。在这时，常常有人针对原来的建议提出一些“善意的补充”，或者改变它，保证关注的问题得到讨论。如果受到广泛质疑，则此建议也许可以制成表格或者和其他的建议混合起来——妥协和创造性的综合无论怎么样都得到鼓励——直到我们最终达到要求共识的那一点。其时，协调者会询问是否有人希望“靠边站”或者“阻挠它”。“靠边站”就等于说：“我自己不愿意参加这次行动，但是我不会阻挠任何别的人参加。”（那些也这样做的人有机会可以向团体解释他们的结论）但是，“阻挠”它要严重得多。阻挠者事实上是在说：“我们觉得这个建议违反了团体的基本原则或者目标。”它的功能就像是投反对票；任何一个人都能够通过阻挠来扼杀一个建议——尽管大部分团体有办法来质询阻挠是否真正合乎原则。
显然，达成共识的过程最好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运作，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技巧（谨慎使用议事日程、掌握时间等）来保证会议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尽管所有这些都不会像想像的那般笨拙，它实在笨拙之极，结果，过程本身鼓励了决策的极端分散化。其中很多是在亲和团体的层面上发生的——小型集团，也就是说，4人到12个人的集团，它们彼此相互熟悉、相互信任，在这样的团体中，这个过程就很少是正式的，而更多的是“有机的”。在西雅图、魁北克等城市，在这样的大型行动之前，总是会有“记者招待会”，这时每一个亲和团体都会选择一个“发言人”，赋予他权力，让他代表他们讲话并且参与达成共识的实际过程（理论上，在他们交头接耳、面面相觑、决定给他什么建议的时候，每个团体都被组织在一个巨大的圈子里，就好像车轮的辐条，辐条在中心）。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通常有一些紧急会议，在会议上，每个亲和团体都要就他们的代言人釆取什么立场达成共识。突发事件也许意味着可以召开一系列小型会议，把中心放在就某个特定的议题作出决定或者产生建议上，然后在他们再次聚集的时候，把这些建议提交讨论征求所有团体同意（不像它听起来那般笨拙）。协调者有备而来，带着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工具”来帮助解决问题或者推动事情发展，如果他们看起来陷入了困境：我们可以请求召开头脑风暴会议，在那时人们只允许提出观点而不许对别人的观点横加批评，或者我们可以请求无拘无束地测验投票，人们通过举手表决来看看每一个人对这个建议感觉如何（获得“归属感”），而不是作一个正式的决定。毫无隐秘的场所只有在观点有严重分歧的时候才适用：各执一词的两名代表——一男一女——坐在中间，所有人围绕在他们身边，缄默不语，四个人在回过头来找到某种解决方案或者综合之前，力图澄清分歧之所在。这时，常常会有许多“风吹两边倒的观望者”在监察是否有人困惑不解，或者置身事外，或者注意是否有人烦躁不安或者无精打采。工具和技术的供应随着实践有扩大的趋势。
事实上，这里的确有一些鲜活的东西出现，有一些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例如，我们来看看共识后面的那些原则。其中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我们总是把别人的论证看作是很有理由的、合乎原则的，无论我们如何看待那个作岀这个论证的人。和多数人投票所鼓励的那种方式相比，这种办法创造出了某种极为不同的争论和论证的风格，在这种风格当中，动机都被导向妥协和创造性的综合，而不是极端化、变形，或把无关紧要的差异之点当作无法逾越的哲学上的敌对。我几乎不需要指出我们习以为常的学术话语模式和后者多么相似——也许，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宗派性的推理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分崩离析，而至今为止，“新新左派”（人们经常这样称呼他们）已经在力求避免这样的结果。在我看来，行动主义者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前于理论家的。对我们来说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创造出和新出现的民主实践形式更为和谐一致的思想实践形式，而不是使我们的思想实践和那种令人生厌的宗派逻辑相一致。这些团体最终已开始摒弃这种逻辑。
某些最终的趋向
我想以一些关于专业知识分子可能对这一运动有所助益的想法来作结语。如果我们不能在建构某种新的先驱者（即使是葛兰西主义）的过程发挥某种作用，那么，作为理论家，我们能做什么？
固然不存在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但我还是想提出一种可能的趋向——我把这种趋向设想为一种馈赠经济的思想上的等价物。在我看来，我们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从大街上组织和釆取行动的人们的倡议中梳理出它们可能的道德和政治含义，然后将其塑造为回赠给他们的更为具体的理念或洞见——作为一种馈赠。此处所谓的“馈赠”，特指“从作者的人格中完全分离出来的形式”。这的确会包含一种相当大的变化，而且更多地被认为是学术上的激进思想，因为它意味着有意识地反对那种有意而为的、不可思议的、神秘的高级理论所宣称的东西。甚至能真正接受规定年限的研究生教育的读者也不能完全摆脱那种（可能成为）伟大思想家的超凡魅力，因为他们从来都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思想家。让我给出我所认为的这样一些思想演练可能釆取的一种形式的一些例子。
（1）与直接行动密切关联的组织倾向于一方面完全拒绝与他们认为本质上不民主（“恶”）的机构对话，另一方面又赞同慷慨的内部民主标准，因为他们认为给每个人怀疑诚实和好意的权利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显然，这些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此处暗指一种特定机构的道德，其含义对于详细的说明是有帮助的（同等地，当这些机构陷入危机，当它们不得不面对那些压迫性的结构——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这些东西同样多地埋藏在个体性情和正式的机构的设置中）。
（2）直接行动以及围绕着它的组织的形式本质上是关于通过行动的非异化形式的创造的尝试。这一事实引发了关于我们用“异化”一词真正所指的是什么的种种有趣的问题及其对革命的实践而言的更宽泛的含义。例如：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不存在支持革命政治的拥护者，但有一个最可能同情它的团体，包括了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别的从事某种非异化劳动形式的人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首先想像然后再实现（个体地或集体地）这种具体的实践与设想社会替代选择的能力——尤其是以不太异化的创造力为前提的社会自身的可能性——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关联。人们甚至可能认为，革命联盟总是倾向于依赖社会中最未被异化者与最受压迫者之间的联盟。于是人们可以说，当这两类人出现最广泛的重叠时，真正的革命就会发生。这至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似乎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或者说，新的被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不是那些习惯于工资劳动的人们真正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最后，我怀疑这也有助于解释在新的运动中，当地人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这些人似乎正好是那种世界上最少被异化而同时又是最受压迫的人民。既然新的、全球性的通讯技术已经可以将他们涵盖进革命的同盟之中，那么不可避免地他们将在运动中发挥深远而激动人心的作用。
（3）是否可能再想像始于（特别是来自直接民主实践的形式）非异化的经验的观点的那种人权概念？倘若没有别的原因，将权利视为来自这类实践形式（并且作为一种话语，当已经内在于一定的行动形式的原则变得清晰可辨时，这一关于“权利”的明晰的观点也就出现了）的做法，将克服有关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和解的旧问题，这些问题似乎从来都没有完全被解决[10]。如果某人从一种包括了其共同体事务中的完全的政治参与的权利的基本人权的假设出发——或者那样达到创造性的自我表达的自由或性的表达的自由——很明显，这类权利不能在缺乏一定的底线生活安全的情况下得到运用。这是因为：如果对无家可归和处决队（deathsquads）的惧怕使得一个人无能为力，那么他也无法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其共同体的民主生活中去；或者，如果她不得不靠出卖身体谋生，那么她也无法参加自由性爱的表达。大多数那些通常被视为基本权利的东西，积极的和消极的，就会被看作是已经被那些更重要的东西所承担。他甚至会把它们看作是低级权利（infra-rights）一类的东西。直接行动的团体或者直接民主共同体的团体，会被再想像为这样的主要去针对那些压迫的形式，这些压迫阻止了那些已内化在他们组织之中的原则和完成形式得以充分实现：即它们和世界的政治接触。
如我所言，这仅仅是一些建议（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现在的思想计划的）。还有其他的学者群体——法国的Raisonsd'Agir，大不列颠的“新议题”运动（ShiftingGround）以及意大利的大量团体——他们为同样的问题而努力，并且找到了不同的抑或互补的答案。在这一点上，关键的问题就是开始发问。就像我说过的，我们中间无人能真正知道：这些新的、广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实际上能带我们走多远，或者有什么样的新的全球性的综合体会岀现。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去发现。
[1]有许多人把无政府主义的反宗派主义和无约束性的原则看得特别严重，因此之故，他们不愿意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
[2]很明显，无政府主义和任何形式的国家疆界的存在都相互龃龉。但是，一般说来，和那些含糊其辞的全球化国际论坛相比，定位于直接行动的集团对这个方面的理解高出甚远。
[3]“没有一个有组织的结构；它并没有一个核心领导和决策制定者；它没有最好的领导权或者等级制度。我们是网络性结构，我们所有人都抵制。”萨帕塔的LaRealidad第二次宣言，由副司令Marcos在1996年8月3日召开的首届人性的相遇暨反对新自由主义大会闭幕式上宣读。
[4]这在麦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的《帝国》（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书末尾也出现了。实际上，它们的历史代表了对于思想和社会运动之间来回往返的观念迁移所进行的有趣的个案研究。它们当中绝大多数出自20世纪70年代自治的经验，是从像保罗·维尔诺（PaoloVirno）、弗兰科·贝纳迪（FrancoBerardi）和奈格里他本人的著述中采集而来的。但是我认为，记住这些观点不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它们不像学院学者（出于精英主义者的本能，他们总是尽可能喜欢给其他学院学者更多信赖）总是喜欢暗示的那样，是很重要的。
[5]莫霍克族系指操易洛魁语的北美印第安部落。——译者
[6]当然，帮忙把这些东西扯烂，也是这个作者一生当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经验之一。
[7]“在1905年至1914年，马克思主义左派在大多数国家都处于革命的边缘，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员都已经认同那些事实上已经是非革命派的社会民主党，但是革命左派中的中坚是无政府—辛迪加主义者，至少和这种无政府—辛迪加主义的情绪和观点更为接近，而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参看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载《革命者：当代论文集》（纽约：万神殿丛书，1973），第61页。
[8]不清楚的是，传统的宗派性的无政府主义集团在北美是否依然存在（虽然存在着许多知识分子立场的集团，例如原始主义和生态主义，他们并不必然失去典型的宗派性集团所具有的共同谴责的习惯，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人由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而被清除出实际的组织）。我们仍然可以在我称之为大写的A的无政府主义集团（例如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东北联盟，它的成员必须接受192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特定条款，有一些集中性质的特征）和小写的a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下看来，后者历史的动态过程的真正处所，虽然很多人和NEFAC这样的团体做过实验，在一些在大型行动时逐渐走向衰落的松散的联盟里面加入了一定程度的结构，以这种方式努力保证它不会堕落为群氓主义。
[9]普遍同意遭到很多误解。它和一致同意不一样，因为它肯定多样性。那些反对建议的人有自由要么“靠边站"这就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个主意不好，不想自己牵涉到其中，要么“阻挠它"——投反对票，尽管阻挠必须基于集团建立时的基本原则或者尤其是存在的理由。同样，普遍同意是自相矛盾的，它证明作决定的形式最适合于彻底的去中心化，只是因为在大型集团中寻求普遍同意常常过于费时费力，所以要有一个很强的动机来使作决定在最低程度上得以可能。
[10]我断定很多读者都很熟悉这里的基本问题。C.B.麦克弗森（C.B.MacPherson）首次注意到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念根本上是否定的，因为他们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的人格和财产，拒绝任何别人来侵犯它；把这些东西扩充开来的努力就显得是人为的。参见C.B.麦克弗森：《财产所有的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62）。 |
《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BullshitJobs
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
论狗屁工作的出现与劳动价值的再思
〔美〕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
2018
商周出版，2019年。译者：李屹
写给宁愿自己去做点益事的所有人。
【导读】米虫人生的代价
【推荐序】重新理解工作的意义
【推荐短语】
【前言】论狗屁工作现象
第一章狗屁工作是什么？
为什么黑手党的杀手不适合用来说明狗屁工作
论主观要素的份量，还有，为什么可以合理假定自认在做狗屁工作的人大致是对的
论大家常误以为狗屁工作多半局限在公部门内
为什么美发师完全不适合说明狗屁工作
论部分狗屁工作、大半狗屁工作和纯粹又彻底狗屁工作的差异
第二章狗屁工作有哪些？
五大类狗屁工作
一、帮闲在做什么
二、打手在做什么？
三、补漏人在做什么
四、打勾人在做什么
五、任务大师在做什么
论复杂的多重型态狗屁工作
顺便讲一下二阶狗屁工作
最后提点，简短回顾一个问题：有可能做着狗屁工作而不自知吗？
第三章为什么做狗屁工作的人经常表示不开心？（论精神暴力，第一部分）
为什么一个显然占凉缺的年轻人就是没办法应付他的处境
谈狗屁工作核心的虚假与漫无目的之经验，又，如今看重让年轻人也感受虚假和漫无目的之经验
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基础假定，似乎多半不正确，为什么？
简短的题外话：谈闲冗的历史，尤其「买别人的时间」这个概念
谈时间的道德与自然工作节律的冲突，及其创造的怨恨
第四章有份狗屁工作是什么体验？（论精神暴力，第二部分）
为什么有份狗屁工作不见得那么糟
论暧昧不清和受迫假扮的辛酸
论操之不在己的辛酸
论不敢直陈辛酸的辛酸
论自知在害人的辛酸
小结：论狗屁工作对人类创造力的影响，兼论：试图用创意或政治的作法抨击无谓的业务内容，如何可以视为是一种形式的精神战事
第五章为什么狗屁工作大量滋长？
简短的题外话：论因果关系和社会学解释的性质
数记政府在创造和维持狗屁工作时担任的角色
谈几种对狗屁工作崛起的错误解释
为什么可以把金融业当成创造狗屁工作的典范
论当前的管理封建制哪些方面像、哪些方面不像古典封建制
创意产业不断增设中间的执行位阶，如何彰显了管理封建制
结论，并简短回顾三层次的因果关系
第六章我们共处一个社会，为什么不反对无谓僱佣的增长？
论不可能发展出价值的绝对量尺
虽然很难说清楚社会价值是什么，但为何当代社会的大多数人确实接受有别于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概念
谈工作的社会价值和支付给工作者大概的金钱多寡，其间的反向关系
论我们对劳动的态度的神学根源
「有偿劳动是成年人类的健全发展所必需」这个北欧想法的起源
随资本主义到来，诸多领域视工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抑或，说到底本身就是一种美德，这是怎么发生的？而劳工是如何拥抱劳动价值论以反制？
谈劳动价值论在十九世纪日益流行时的关键瑕疵，而资方如何占这个瑕疵的便宜
二十世纪间，人们益发把工作当成规训和自我牺牲的形式，以此评断工作的价值
第七章狗屁工作的政治效应为何？对这样的处境，我们能做点什么吗？
论怨恨的制衡如何维护了管理封建制下的政治文化
当前引进机器人的危机，怎么跟较大的狗屁工作问题拉上关系
任其狗屁的政治遗毒，以及照护部门生产力衰落的后果；毕竟放着狗屁工作不管，会推进照护阶级抗争
如果有一套纲领能促进工作跟补偿脱勾，终结本书描述的两难，那一视同仁的基本收入会是一个例子
鸣谢
书目资料 |
《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Debt:TheFrist5000Years
债：5000年的债务史
〔美〕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
2011
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译者：孙碳、董子云
推荐语
01基于道德困惑的经验
不平等的债务
被债务定义的人类关系
债务是需偿还金钱的责任
债务的当下价值
从债务洞悉人类社会
本书梗概
02挑战经典经济学：以物易物的谬误
被误解的铸币史
以物易物的陷阱
颠覆认知的货币史
03原始债务
传统经济学中的货币与市场
国家及货币信用理论
原始债务溯源
创造谬论
社会与债务
04暴行和救赎
典型货币形成
债务催生出的人类道德
救赎与债务
05经济关系中的道德基础
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债务
共产主义
交换：礼物经济
阶层
道德模式的转换
债务：尚未完成的交换
06性与死亡的游戏
“社会货币”与“人性经济”
聘礼：钱无法解决的债务
赔偿金：欠下比钱更珍贵的债务
血债（莱利人）
人肉债（蒂夫人）
奴隶交易
反思暴力
07荣誉与降级：当代文明的基础
“人性经济”中的荣誉
荣誉与债务
荣誉降级与债务危机
自由对奴隶制的反击
结论
08信用货币与金银货币：历史周期的循环
虚拟与金属货币交替的历史周期
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500-公元前800年）
埃及（公元前2650-公元前716年）
中国（公元前2200-公元前771年）
09轴心时代（公元前800-600年）
铸币与军事力量的隐秘关系
唯物论1：追逐利润
唯物论2：物质
结论
10中世纪（600-1450年）
中世纪印度（走向等级制度）
中国：佛教与无限债务经济
近东伊斯兰（信用是资本）
欧洲：教会崛起、高利贷与商人冒险家
精神化的中世纪：货币形式背后的道德哲学
11大资本主义帝国时代（1450-1971年）
全球流动的金银
贪婪之恶：恐怖的征服者与愤怒的负债者
信用经济转向利息经济
新信用形式的兴起
资本主义的本质
结论
12不确定的时代（1971年-）
新美元政策的前世今生
债务货币化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深远影响
债与新历史周期的碰撞
结论
后记
参考文献（略） |
第四章30年的超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1979）
第四章30年的超额
1．技术
2．计件工资制度
3．超额——一个工人玩的游戏
4．车间文化的组织
5．散布冲突
6．结论 |
书评：沃尔特·罗德尼的《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泛非革命随笔》（维斯威什·拉姆莫汉（VisweshRammohan），2023年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书评：沃尔特·罗德尼的《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泛非革命随笔》
维斯威什·拉姆莫汉（VisweshRammohan）朱奥托翻译、月桂校对
〔相关文献〕书评：我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沃尔特·罗德尼的故事（﹝英国﹞雷切尔·伊博拉伊（RachelIboraii），2023年4月15日）
原文链接：WalterRodney--DecolonialMarxism:EssaysfromthePan-AfricanRevolution
在沃尔特·罗德尼（WalterRodney）一生所创作的学术作品之中，《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泛非革命随笔》（DecolonialMarxism:EssaysfromthePan-AfricanRevolution,Verso,2022.336pp）是颇受欢迎的一部。然而很不幸，它被针对作者的暗杀永远中断了。这部作品收录了罗德尼以前未曾装订的文章，涵盖了相当广泛的主题。这本书延续了他以往作品的一贯特色，将罗德尼所倡导的理论见解与具体实践进行了完美的融合。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得以一瞥罗德尼的多面人生：严谨的理论家、坚定的教育家、以及激进的活动家，这些形象有时会同时出现。这本书的书名点明了它的侧重。在《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罗德尼试图进行如下思考，即马克思主义对曾被殖民的民族意味着什么，以及在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提供了什么。这本书最杰出之处在于它兼涵盖广泛和高度可读于一身。罗德尼文笔清晰，总能飞快阐明要点，这使得新读者能够更加容易地理解他的文章和观点。同时此书架构出色，对学者和活动家来说都是有用的资料，值得反复阅读和思考。
这本书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部分，这构成了全书的四个主题。第一部分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行动”，在这一部分中，罗德尼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相关理论概念。第一章首先是对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Cabral）（页3，下同）进行了致敬，罗德尼认为他是非洲最具原创性并且是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积极的变革推动者中的其中一位。该节接下来的文章可以提取出三条主线：第一，罗德尼将阶级形成和阶级问题与种族联系起来，饶有兴致地对它们进行了重新思考。第二，罗德尼致力于脱离欧洲语境来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他反对认为仅以欧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除此之外同时也意识到它的实行在诸如苏联和中国等不同背景下应当因地制宜。利用这个框架，罗德尼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世界意识形态和亚非前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模式的含义。第三，他对于这些理论概念的信奉，最终指向的仍然是对现实行动的强烈关注。罗德尼的目标是富有当代意义的，他旨在推翻资本主义及其最新化身，帝国主义的统治。他在其所有作品中最大的优点，以及在本节中所体现的，就是他一以贯之的对辩证法的遵循。罗德尼并不认为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他甚至愿意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概念进行严格分析，尤其是在涉及非洲的时候。这篇文章便是典型，他在文中质问，将劳工作为泛非研究的分析类别意味着什么，以劳工视角书写的非洲历史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历史学家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题为“发达与欠发达”，罗德尼在此领域声名远扬，同样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还有不少更加著名的作品。在该节中，他不仅重新审视了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关注一种更根本的关系，即欠发达状况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他关于非洲欠发达历史根源的第一篇文章（91）非常有启发性，特别是文中所寻求的对当代问题的答案，即国际分工的方面。罗德尼立足于世界体系来分析，他的叙述从前殖民主义时期的贸易内部化开始，并坚持辩证的方法论，致力于追踪全球不同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罗德尼的论点综合了很多方面，包括商品贸易、技术的作用以及大国竞争。这篇文章最有说服力的部分是对我们过去如何看待前殖民时代与殖民时代之间关系的反思，罗德尼认为，这些时代之间往往存在连续性，而资产阶级学说往往忽视了它。在第二篇文章中，罗德尼调查了奴隶制和欠发达之间的关系（150）。通过这篇文章，罗德尼得以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以及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体系是如何旨在稳定特定领土上的资本主义关系，以及在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情况下阶级利益是如何发挥作用。
本书的第三部分着重于教育学、教学技巧和认识论。本节中的三篇文章集中讨论了非洲殖民教育的影响及其与民族解放的关系。罗德尼从一开始就对殖民地的教育体系提出了批评，他的意见分为两方面。首先，殖民地教育是欧洲资产阶级教育的延伸，这通常意味着将社会现实划分为不同的学科，而这种划分通常是武断的。此外，这种教育的核心也常常是唯心主义的。罗德尼并不同意这种教育模式，他认为如果要对社会现实进行全面研究，那么应该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而这一点在英语世界经常被忽视。其次，罗德尼认为，非洲的殖民教育产生的巨大影响之一是它将人异化，使他们与当地现实脱节。殖民地教育以资产阶级教育为榜样，试图投射出普世的学科分类，并将其叠加到非洲的现实中。罗德尼认为，这种教育只会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和巩固阶级关系，比如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走狗。在本节的最后一篇文章中，罗德尼以坦桑尼亚（200）为例，提出了激进教育学的可能方向。为了克服殖民教育的弊端，坦桑尼亚为我们克服殖民教育的弊端提供了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坦桑尼亚所使用的并非英语，而是大众都可以理解的本民族语言；第二，坦桑尼亚在教育上致力于独立自主，罗德尼认为这一点值得世界上其他曾有殖民史的地区模仿学习。
本书的最后一节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本节的第一篇文章以坦桑尼亚的乌贾马（Ujamaa）为例（223），强调有必要拒绝将马克思主义原则普遍化为简单类别，而应该重新思考科学社会主义在非洲背景下的意义。罗德尼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点及其内在矛盾的理解为例，试图理解乌贾马是如何为坦桑尼亚社会做同样的事情。对罗德尼来说，这涉及多种因素：坚持在需要时进行务实性调整、解放工人的模式，以及对革命前景的承诺。罗德尼强调，就非洲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不断应用以国际主义为核心的严格的科学社会主义方法。在关于过渡问题的第二篇文章中，罗德尼重申了阶级意识和辩证方法的必要性，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帝国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固有矛盾。罗德尼同意，随着从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许多基本问题需要回答，但他认为这些问题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回答。在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中，罗德尼重新审视了去殖民化的概念（289），以及它对非洲和前殖民地民族的意义。罗德尼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式的或文化形式的去殖民化，因为这些去殖民化只关注了思想层面。他明确指出，任何形式的去殖民化都需要认真对待国际分工问题与自然资源和财富分配的不公。此文的许多观点都与前文第一节对前殖民时代和殖民时代有关概念的质疑相联系。罗德尼认为，去殖民化的终点并非政治上的独立，因为它仅仅是整个进程中的一步。
正如开头表明的，这本书涉及广泛，这或许是它最大的优点。不过涵盖虽广，没有一个主题给人以脱节之感。实际上，他的文章与书的不同部分之间都具有高度连续性。罗德尼的分析是唯物的、辩证的，并且其核心部分紧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前提和贡献。在书中，罗德尼从未陷入唯心主义病，实际上他一直在提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辩证地看待世界的必要性。罗德尼有关种族和阶级的部分具有高度独创性，为当代关注种族资本主义问题的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素材。此外，罗德尼的作品为后殖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这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主流。在当代世界中，很少有思想家能同时致力于理论和实践，或许罗德尼是少数几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之一，这就是他的独特之处。这本书中有许多地方值得讨论。正如安吉拉·戴维斯（AngelaDavis）在书末所说，要是暗杀罗德尼的人幻想着他的思想会随着他的生命而消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这本书就是明证。
2023年1月3日 |
政治和社会主义（﹝德国﹞弗朗茨·梅林，1896年12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弗兰茨·梅林
PolitikundSozialismus
政治和社会主义
﹝德国﹞弗朗茨·梅林（FranzMehring）1896年12月30日
荣雪燕翻译
来源：弗朗茨·梅林：《新时代》（DieNeueZeit）杂志第15年度，1896/97，第一卷，第449-455页。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deutsch/archiv/mehring/1896/12/polsoz.htm
几周前，维尔纳·桑巴特[1]——正如他在扉页上为使自己合法化而自称为“布勒斯劳大学的教授”那样——在耶拿古斯塔夫·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社会运动》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没有包含任何新的思想或事实，但这并非是对作者的责难。这本小册子包含了桑巴特先生今年秋天在苏黎世为不同听众所做的八场演讲，并且这些演讲都很好地完成了使命，即向各种各样的听众阐述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评价中所涉及的最基本的观点，对于这些听众而言，共同的相似性和令人愉悦的形式比独特的概念和精准的描绘更有趣。
如果人们想要准确地对这部作品进行最好的展示，那一定是它的内容和目的。不太好的恰恰是——正如标题已经透漏出的——桑巴特先生在处理其主题时的那种钝化的圆滑。他或许由一个良好的意图所引导，就像医生给孩子吃苦药时安慰说这药的味道并不那么坏。也或许，资产阶级阅读界或者其中一部分被当作一个大孩子对待，我们乐于看到桑巴特先生这样的成功，即使我们看不到其中有任何好处。归根结底，他的作品只是那些“‘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的药方”[2]之一，这样的药方马克思三十年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已经发现很多了。
桑巴特先生不像欧根·李希特尔[3]先生和那些资本主义好争论的作家一样是个傻瓜；他没有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并且就只能这样了，恰恰相反：社会民主主义是正确的，只是太正确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根除革命的工人运动，或者从世界上消灭现代科学共产主义，而是“邪恶中居住着善的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升华”并净化了恩格斯“脉动的灵魂”的无数“偶然”。并且马克思，“世界松鼠[4]一样日夜兼程、四处奔走”，为了“一有机会就咬住可恨的对手的小腿”——马克思主义“升华的”理论明确指出，只要经济生活中没有给出新秩序的前提条件，地球上的任何权力，任何政党，无论它表现得多么革命，都无法将新的社会秩序强加于人类。如果这些条件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将拭目以待。但在此之前，人们不必害怕阶级斗争或未来国家带来的“危险”。只要保证，阶级斗争以合理的形式和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就可以了。和《使徒行传》[5]中的犹太教法师迦玛列[6]一样，桑巴特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是上帝的作品，那么它将存在；如果这是人类的作品，那么它将灭亡。
我们想冒昧地对桑巴特先生的这一一般观点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我们并非认为这八个讲座的所有细节都是正确的!在很多方面我们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对于这种关于困难和复杂问题轻描淡写的讲座，无论人们对其价值的评价或高或低：它们一旦出现，应用不符合其本质的准则都是不恰当的。人们不应该在细节上找茬儿，当事情在总体上基本正确的时候，必须感到满足。并且这个肯定是桑巴特先生的作品理应得到的——不管是一般立场，或者是具体到作者为了能够获取这个立场而进行的特别的操作。为了安抚资产阶级的意识，他把现代科学共产主义从中间切成两半：分为“升华的”理论和实践的“偶然”。
这个开始也不是新的。12年前，古斯塔夫·格罗斯[7]在他写的马克思传记中，已经将天才的思想家和狂热的煽动者区分开来。桑巴特先生只是将这些事实处理的更加微妙和娴熟。但更有必要的是，反对任何将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分开的企图。结果是桑巴特先生所有的空话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进化的而非革命的特质、关于世界松鼠和牛虻、关于合法的基础和正派的武器的。
这本书中弥漫着一些“国家-社会”的气息。桑巴特先生在描述德国资产阶级通过其怯懦和愚蠢为革命的工人运动取得了一些他们并不情愿得到的功绩时，写的是如此有力而恰当，在同一领域中，我们对德国各王朝，特别是普鲁士王朝可能的功绩却只字未提。一位在布勒斯劳的教授本应该特别提到三月前的专制主义把西里西亚织工对他们亲爱祖国的深情厚谊通通驱散的可憎丑闻。让我们抓住问题的核心，那么马克思主义全部的“升华”是最不符合并且违反历史规律的操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是经济学家又是政治家，既是政治家又是经济学家；正是在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的光芒下，他们毕生的事业才变得可理解；在这一点上进行区分，就是把现代科学共产主义溶入虚无的阴霾之中，只是它必须以或善意或恶意来结束，因为在实践上，它足以避免这些温柔的谋杀。
在赞美现代科学共产主义时，永远不要忽视其实践性和理论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点怎么小心都不为过。甚至当人们首先忽略掉一方面，以便更彻底地去研究它，这本身都无可指摘，但只要人们没有在每一步都注意到实践对理论的影响，那就很容易误入歧途。斯特鲁夫[8]在他所发表文章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部分的每一句话都表明，这种误入歧途是多么容易。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特鲁夫当然知道，政治家马克思不能与社会学家马克思分开，但他在限制中研究社会学家马克思的形成，这些限制在初步的研究中是允许的并且视情况而言是必须的，他越过这个研究方法的相对正确性，他用最后的坚定表示，马克思是受到劳伦兹·施泰因的“启发和影响”的。只有当斯特鲁夫根据实际情况检验了他在书本中和纸面上为他的“甚至是间接强加的假设”找到的“真凭实据”，他才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然而，桑巴特先生很快就更进一步，让施泰因成为“也许是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作者”[9]。他的处理方式相当一致，因为如果马克思只是把施泰因之前已经说过的话说得“更清楚、更有说服力、更有效”，那么马克思已经被愉快地拖曳到资产阶级的港口了。
为了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展现政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让我们在这一点上再多停留一会儿。斯特鲁夫关于马克思据说从施泰因那里得到“启发和影响”的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在于，马克思在批判格律恩[10]时说，格律恩仍在施泰因之下，他“即使在最混乱的情况下”，施泰因“起码还试图叙述社会主义文献和法国社会的现实发展的联系”[11]，当他说“国家的历史和国民经济的历史有极密切的联系”[12]，他展示了“正确的敏感性”。[13]从这种关于施泰因不屑一顾的说法中难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不屑一顾之外从未以其他方式谈论过施泰因——为施特鲁夫的观点提供证据。有间接证据会好一些，即这样的事实，施泰因的书[14]是在1842年出版的，坦率的说，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理解甚少的时候。这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马克思可能受到了施泰因的启发；但问题仍然是，这种可能是否就是现实。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让我们再仔细看看马克思的“坦白”。它位于1842年10月16日的《莱茵报》上，马克思在那里声明自己反对那些拙劣的作品，它们关于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容想要对德国公众产生误导。他避免试图用一句空话来解决由两个民族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他承认，他还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独立的判断，但他承诺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和批判，同时他说，像勒鲁[15]、孔西得朗[16]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17]。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总汇报》进行了论战，该报指责《莱茵报》有共产主义倾向，但同时它也反对了自己报纸中青年黑格尔派的撰稿人，如莫泽斯·赫斯[18]，他们都急于将英法社会主义者翻译成他们所喜爱的黑格尔德语。马克思认为这种方式是完全不够的，从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看出，当施泰因的书出现时，他是怎么想的。因为赫斯的立场已经远远超过了施泰因。
赫斯在海尔维格[19]出版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立即谈论了施泰因的书。他公正地评价了施泰因的“正确本能”；称赞了施泰因在论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时的“简洁与清晰”。然而赫斯也说了，这是施泰因从共产主义中获得的唯一具有生气的方面。“与此相反，在无产阶级的要求的正当性成为问题的地方，他就罗列若干哲学的华而不实的语言，然后悄悄地从中逃遁出来。他之所以不能达到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显然是因为其论证的薄弱……施泰因只知道早期最粗俗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是与其理念一起由巴贝夫而发明的东西。施泰因不是把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看作理念的发展及经过的阶段，而是作为独立的现象来孤立地对待。并且他虽然确实发觉到这些现象与普遍的平等的理念的联系，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与共产主义的特殊联系。因此，由于他例如把蒲鲁东与拉蒙内斯[20]同等对待，完全不知道把蒲鲁东放在什么位置，结果把蒲鲁东作为与拉蒙内斯“同列的著作家”……关于已经出版的独译书和摘译书中至少同样常见的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理论，他（施泰因）虽进行了贫乏的抽象化，但根本没有触及他们的理论与共产主义的理论的本质联系。他以为用他的平等这一贫乏的范畴，就能够解决一切。除了这一点，他的著作作为整体，无非是对圣西门、傅立叶、皮埃尔·勒鲁、拉蒙内斯、蒲鲁东、巴贝夫、卡贝[21]等人加以无思想的汇总、并列，一如普鲁士的严格军人在组织队伍时的排队。”[22]这篇批判今天仍然非常值得一读，它以惊人的方式揭露了施泰因书的不足之处，马克思反对赫斯“拙劣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个“拙劣的作品”已经超过施泰因不少——竟然受到了施泰因这本书的“启发和影响”，这是多么的神奇啊！
马克思在什么地方超越了赫斯呢？简单来说，他不仅超越了“蹩脚的”，而且超越了所有的哲学范畴，掌握了实际政治斗争对社会主义思想界的意义。马克思在《莱茵报》同三月前专制主义展开的斗争，撕下了他眼前的所有意识形态的面纱。特别是在他1841年发表的关于莱茵省议会辩论的两篇伟大文章[23]中，人们可以一步一步地看到他是如何从哲学的云端走到地面之上的，并在这地面之上被不停地推向事物的经济关联。在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审查制度的辩论中，资产阶级和市民[24]之间的差异对他来说十分明显，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议会辩论中，他也意识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施泰因的书出版之前。当然，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发展的太不充分了，在这里无法把握其所有的尖锐性和深度，因此，马克思在理论上与法国社会主义相联系。但他想从源头上研究它并且深入到事物的底层，而赫斯，更不用说施泰因了，他们只是在表面上触及这些东西。如果有必要的话，普鲁士政府通过粗暴地查封《莱茵报》导致了这一理论研究立即达到了实践的顶峰。一年后，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已经拒绝了所有教条式的共产主义，拒绝了“粗俗的社会主义者”的意见，根据这种意见，政治问题是低于一切尊严的，马克思还说明了，政治，无论它是什么，都必须与政治中的党派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与真正的斗争联系起来。
施泰因的书当然有其历史意义，但它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界限。吉多·魏斯[25]曾经非常恰当地说过：德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本书认识了自己。它结束了那些美学-文学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在这些东西里，德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调情；它表明，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有才智的思想上的废物。但它不仅远远落后于以赫斯甚至马克思为代表的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而且也落后于德国手工业业学徒-共产主义的立场。在《流亡者》，即“流亡者同盟”的机关报中，威廉·舒斯特[26]在30年代初对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阐述要比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的施泰因的阐述更加彻底和清晰。
作为一名德国教授，施泰因当然很在意他作品的“划时代意义”；比如，人们只需要读一下他在1852年匿名发表在布罗克豪斯[27]《当代》[28]百科全书上的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像凯撒一样，以第三人称谈论自己，并将“施泰因的书”置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但他如此开诚布公，在这个运动中，将那些美学-社会主义的无意义的东西理解为各种各样资产阶级的三教九流；对这种完全失传的文献的仔细记录，使他的文章具有了一定的文献价值。但施泰因既不知道《共产党宣言》，甚至也不知道马克思的名字，只要他触及了“莱茵共产主义”，他又会如此开诚布公地指出政治斗争是其根源。他说，《莱茵报》是一份重要的报纸，正是因为它创造性地在传播议会法案的同时，也把目光转向了人民。然后，柏林“扼住了它的脖子”，查封了《莱茵报》。“人们把无产阶级宣传的悬而未决的追随者毫不留情地推向远处的出版界，并且用这种方式强迫他们真正转向了无产阶级。在普鲁士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中，没有一项措施比查封《莱茵报》更有助于促进德国纯粹和原始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思想的兴起......因此，人们自然会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式来看待人民的状况。施泰因的书对此提供了启发，但它在成熟性和对社会贵族元素（就是说：资产阶级元素）的考虑是不够的；必须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赢得人民。”这所有的表述是那么混乱和笨拙，并且无论施泰因如何努力，试图为自己保留一些神秘的“启示”，但他自己的证据就足以将桑巴特先生关于马克思可以说是完美的斯坦因的观点归入寓言的范畴。
同样，对这一点的更详细的讨论已经表明，将政治家马克思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分开是完全不允许的。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深入探讨其他观点；要证明政治在现代科学共产主义中总是作为一种决定性的且塑造性的力量存在，只能通过对其历史的正面描述来进行，然后也将在其他方面进行尝试。一个人不能通过简单地回避答案来解决一个问题。如果桑巴特先生不幸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看到“乍一看好像是不同思想资源的混乱的集成”[29]，“实际上笨拙地混淆了一些相互冲突学说”[30]，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只是一个学者。他想要那些在他看来“混乱的集成”等等之类的东西带来清晰和秩序，不是通过将他自己的立场提高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层面，而是通过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拖拉到他的层面。他沉浸在与施泰因类似的自负中，他说：“只是在近两年”，也就是从他自己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还算凑合的评论后，他的基本学说才成为了“富有成果的讨论的对象”。这可能适用于资产阶级，但也只能适用于资产阶级。我们认识一些工人，他们不是学者，但可能是政治家，并且他们在十年前就使马克思的学说成为了“富有成果的讨论的对象”并且知道在“笨拙的混淆中”如何很好的去帮助自己。桑巴特先生的行事方式像一个文学历史家中那些总是足不出户的人一样，或许他会说：“是的，就是歌德！如果人们阅读《葛兹》、《普罗米修斯》、《浮士德》、《伊菲革涅亚》、《塔索》、《赫尔曼和多罗泰》，那就会面对“最不同思想资源的混乱的集成”。为了使其成为“富有成果的讨论的对象”，人们必须把《葛兹》、《普罗米修斯》、《浮士德》作为“偶然”而排除，但是从《伊菲革涅亚》、《塔索》、《赫尔曼和多罗泰》中将歌德的实际精神进行“升华”；这样，人们就明确掌握了进化的、但并非革命的发展。只可惜，在这种情况下，歌德就像马克思在那些其他情况下一样被巫术带走了。
最严重的是，桑巴特先生在对待拉萨尔时，他的方式有着严格的一致性。拉萨尔的历史正确性主要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来展现，这里桑巴特先生的敏锐感就戛然而止了。他在拉萨尔那里只看到了“恶魔般的野心，对名誉巨大的欲望”；在保守派方面，拉萨尔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在这里俾斯麦——人们想想就知道！——超过一切；在自由派方面，人们根本不想了解他的任何事情；所以他不得不成立自己的政党。桑巴特先生甚至不能吹嘘自己开启了这些关于拉萨尔“富有成果的讨论”；欧根·李希特尔先生在三十年前就在一本愚蠢且卑鄙的小册子里几乎用同样的话讨论过拉萨尔。这并不是说我们想把像有桑巴特先生这样的天赋和知识的人和资本主义一无所知的人相提并论；这种想法与我们相去甚远。但这却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桑巴特先生要么成为一只“世界松鼠，日夜兼程、四处奔走”，要么成为一只森林或草地上的松鼠，认为他自己可以在资产阶级世界观逼仄的牢笼中跳跃前进，但实际上围绕他转动的总是同一个齿轮。
被认为应当悬浮于阶级斗争之上的“科学的”观点，认为它可以把均匀分布在彼此两边斗争中的阶级温和地推到“法律基础之上”，“正派的武器”，“进化的，而非革命的”道路之上，这种想法纯粹就是幻觉。桑巴特先生绝不是第一个面临这种选择的德国教授。舍弗勒[31]先生在他的《社会主义精髓》一书中，相当接近马克思，只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无望》一书中更有力地摔回到了欧根·李希特尔。与此相反，托尼斯[32]先生——我们和他在几年前讨论过悬浮于阶级斗争之上的伦理的不可能性——这几天做了一篇大胆的文章，向前进了一步，在一个勇敢的，充满男子气概的声明中站到了汉堡码头工人一边，并且不再是温柔的，而是相当粗暴地对片面的，但是是作出正确选择的汉堡海运企业家及其盟友们进行了演讲。我们必须希望并祝愿桑巴特先生也能向前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闭目塞听，他刚刚出版的《社会主义精萃》仍然包含着所有的元素，这些元素可能会发展成为一本超过《社会民主的无望》对德国庸人充满慰藉的每日祈祷书。
[1]桑巴特，维尔纳（Sombart，Werner1863-1941）——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本文译者注。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3]李希特尔，欧根（Richter，Eugen1838-1906）——德国政治家。早年从政，1867年当选为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1869年起先后当选为普鲁士议会和帝国议会议员。1875年任进步党领袖。1884年率领进步党左翼与民族自由党的左翼“脱离派”合并，组成自由思想者党。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殖民主义。——本文译者注。
[4]在日耳曼神话中世界被想象成一棵巨大的树，它的根位于尼菲尔海姆，枝头达到阿斯加德。沃旦通过一只在树上上下往返的“世界松鼠”同世界交流。——本文译者注。
[5]《使徒行传》（Apostelgeschichte）是路加所著初期基督教历史《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下篇，成书于公元75-85年。全书共28章，记录了耶稣升天后早期使徒如何在圣灵指引下传讲福音的故事，亦即基督教运动如何脱离犹太教传统，从犹太民族扩展到地中海周围的广大地区。——本文译者注。
[6]迦玛列（Gamaliel）——伟大的犹太教师希勒尔的孙子。他是第一世纪中叶犹太公会（Sanhedrin）中最主要的权威人士。在《使徒行传》中，迦玛列被描述成一个法利赛人和摩西律法的著名学者。——本文译者注。
[7]格罗斯，古斯塔夫（Groß，Gustav1856-1935）——奥地利法学家、国民经济学家、大学教授。——本文译者注。
[8]斯特鲁夫，彼得（Struve，Peter1870-1944）——俄罗斯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编辑。他一开始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本文译者注。
[9]桑巴特,李嘉弘.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社会运动[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0(01):49。——本文译者注。
[10]格律恩，卡尔（Grün，Karl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宣扬“博爱”、“人道主义”社会和睦和阶级合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书中对他作了批判。主要著作有《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费尔巴哈和社会主义者》等。——本文译者注。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1页。——本文译者注。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4页。——本文译者注。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4页。——本文译者注。
[14]即《当今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DerSozialismusundCommunismusdesheutigenFrankreichs）。
[15]勒鲁，皮埃尔（Leroux，Pierre1797-1871）——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本文译者注。
[16]孔西得朗，普罗斯佩•维克多（Considérant，Prosper-Victor1808-1893）——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溥立叶的学生和继承者；曾在其主要著作《社会的命运》(1834-1844)中系统地阐述傅立叶的社会学说,1837年起成为傅立叶派的领袖。——本文译者注。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18]赫斯，莫泽斯（Heß，Moses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办者之一和撰稿人，
1842年1-12月为该报编辑部成员，1842年12月起为驻巴黎通讯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46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一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63年以后为拉萨尔分子。——本文译者注。
[19]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Georg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本文译者注。
[20]拉蒙内斯，费利西泰·罗伯特·德（Lamennais，FeliciteRobertde1782-1854）——法国的宗教社会主义者。著名的《信徒语录》的作者。——本文译者注。
[21]卡贝，埃蒂耶纳（Cabet，Etienne1788-1856）——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参加过烧炭党，经历过革命者的流亡生活。——本文译者注。
[22]《赫斯精萃》，邓习议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20页。——本文译者注。
[23]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202页。——本文译者注。
[25]魏斯，吉多（Weiß，Guido1822-1899）——德国民主倾向的政论家和医生。——本文译者注。
[26]舒斯特，卡尔·威廉·西奥多（Schuster，CarlWilhelmTheodor1808-1872）——德国法学家和医生。流亡者联盟的成员。——本文译者注。
[27]布罗克豪斯，弗里德里希·阿多诺（Brockhaus，FriedrichArnold1772-1832）——德国出版家、辞书编纂家。1805年在荷兰创办布罗克豪斯公司，1818年迁至莱比锡。主要出版百科全书、专科词典、单语和双语语文词典以及有关自然和地理知识的青少年读物。——本文译者注。
[28]即《当代：对各阶级最新当代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描述》（DieGegenwart:EineencyklopädischeDarstellungderneuestenZeitgeschichtefüralleStände），1848-1856年由布罗克豪斯出版。——本文译者注。
[29]桑巴特,李嘉弘.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社会运动[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0(01):47。——本文译者注。
[30]桑巴特,李嘉弘.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社会运动[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0(01):48。——本文译者注。
[31]舍弗勒·阿尔伯特（Schäffle，Albert1831-1903）——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报纸编辑。——本文译者注。
[32]滕尼斯，斐迪南（Tönnies，Ferdinand1855-1936）——德国的现代社会学的缔造者之一，哲学家、经济学家。——本文译者注。 |
书评：我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沃尔特·罗德尼的故事（﹝英国﹞雷切尔·伊博拉伊（RachelIboraii），2023年4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书评：我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沃尔特·罗德尼的故事
﹝英国﹞雷切尔·伊博拉伊（RachelIboraii）2023年4月15日
星箭翻译、日土兀校对
〔相关文献〕书评：沃尔特·罗德尼的《去殖民化的马克思主义：泛非革命随笔》（维斯威什·拉姆莫汉（VisweshRammohan），2023年1月3日）
〔说明〕雷切尔·伊博拉伊评述了里奥·泽里格（LeoZeilig）的《我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沃尔特·罗德尼的故事》（2022），对罗德尼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泛非主义者的生活进行了可信的描述。
原文链接：Review-ARevolutionaryforOurTime:theWalterRodneyStory
在这本引人入胜的《我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沃尔特·罗德尼的故事》（RevolutionaryforOurTime:theWalterRodneyStory）中，作者里奥·泽里格勾勒出了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泛非主义者（pan-Africanists）的生活。书中结合了对罗德尼家人、朋友和同志的采访，他的学术工作和以活动家身份介入事件的过程，展现了一位非凡革命者形象；可惜他最后遭政府杀害。
沃尔特·罗德尼于1942年出生在当时英属圭亚那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他的父母是社会主义人民进步党（People’sProgressiveParty）的积极分子，在家中主持分会时会给他一些政治任务，例如发表宣言。因此，在11岁时，罗德尼已经在学习流行政治、传单分发和阶级。天赋异禀的他，获得了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学习的奖学金。在伦敦期间，他加入了一个由西里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L.R.James，马克思主义者，《黑人雅各宾派》（BlackJacobins）的作者）领导的研究小组。1965年，他与帕特丽夏（Patricia）结婚，两人有着共同的政治愿景，并育有三个孩子。1966年，他在刚独立的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UniversityofDaresSalaam）获得了一个教职。八年后，他回到圭亚那。被拒绝给与学术职位后，他开始活跃在劳动人民联盟（WorkingPeople’sAlliance,简称WPA），成为了一名国际演说家、教师和作家。1980年，沃尔特·罗德尼被政府杀害。
泽里格的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传记，而是对罗德尼的工作——理论工作同时结合了活动家的角色——的研究。这是呼吁革命者学习罗德尼的路径，以改进他们的实践。
理论和实践
罗德尼最著名的作品《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HowEuropeUnderdevelopedAfrica）[2]是在世界各地黑人权力运动升级的时期创作的。在美国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升级的同时，殖民地也纷纷赢得了独立。写作《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是为了表明，在欧洲人殖民之前，非洲并不是一个“野蛮的地区”。它确凿地表明，非洲的“不发达”是非洲受到的暴力压榨导致的。罗德尼认为实践活动必须以理论为基础，因此撰写了《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以提高为黑人解放而斗争的人们的觉悟和信心。虽然《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经过了严格的研究和分析，但它是以一种无需脚注即通俗易懂的风格写成的，因此有最广泛的社会活动者受众。泽里格出色地阐释了《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中的思想，并描述了它们对运动的重要性，同时评述了这本书的一些缺点。
罗德尼在《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以驳斥欧洲普遍认为的非洲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落后”或“野蛮”的观点。罗德尼用大量精力描述了1500年以前的非洲历史。非洲发展的例子有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以及后来的埃塞俄比亚。当欧洲人第一次到来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了正在开采和交易的黄金，以及津巴布韦宏伟的建筑遗迹。
从1500年到1885年，非洲受到了欧洲人贩卖奴隶、象牙和黄金的灾难性影响。渐渐地，整个非洲大陆都被纳入了欧洲的商业统治之下。这种残酷的压榨遇到了抵抗，包括1648年安哥拉的抵抗，1724年达荷美国王阿加加·图多（AgajaTudo）的抵抗，以及18世纪20年代汤巴（Tomba）团结现今几内亚所在地区的几个小国家人民的尝试。欧洲人用武器和暴力镇压了这种抵抗。罗德尼还描述了种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是如何为奴隶贸易辩护的。他还探讨了从奴隶制度到殖民制度的转变，以及一小群非洲人是如何与欧洲资本家合作建立殖民制度的。即使在独立后，包括银行和矿山在内的许多公司仍由欧洲人和美国人拥有和控制。举个例子，西方大国按自己的购买需求决定非洲出口的作物——如可可、坚果等所谓经济作物，这导致以前生产多种农作物自给自足的地区减少原有的生产直到完全依赖于外部，从而遭受饥荒和环境破坏。
来自下层的社会主义
1966年，在坦桑尼亚独立（1962年）几年后，罗德尼加入了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罗德尼目睹了尼雷尔（Nyerere）领导的坦桑尼亚的历程；尼雷尔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将国家的转型建立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然而，在没有挑战当前阶级分层的情况下，坦桑尼亚并没有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罗德尼目睹了几场民族解放运动，看到了资本是如何仍能继续控制经济的。这意味着这些运动无法改变社会，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后殖民解放（postcolonialliberation）。
1974年，第六届泛非大会（Pan-AfricanCongress）由坦桑尼亚主办。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国家获得了形上的独立，但仍与殖民国家有着牢固的联系。例如，在坦桑尼亚，军队中的大部分军官仍然是白人定居者。会议呼吁称：“大会必须与那些打着争取国家独立的旗帜，却同时允许金融资本主宰和指挥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人（包括非洲人）划清界限。”罗德尼和詹姆斯（C.L.RJames）认为，反对派团体和激进运动组织，如南非解放斗争的组织，应该出席会议。罗德尼写了一篇广为流传的论文，敦促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反对帝国主义领导的新殖民主义。最终，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刚果的蒙博托（Mobutu）、马拉维的班达（Banda）、几内亚的塞古·杜尔（SekouToure），和其他与前殖民者有联系的领导人垄断了会议，反殖民运动被排除在外。罗德尼认识到，只有来自下层的社会主义才能带来必要的变革。
从工人阶级中学习
1974年，罗德尼回到圭亚那，因为他觉得在祖国能更好地组织起来。尽管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但他的政治激进主义意味着他无法在圭亚那大学找到工作。虽然为了养家糊口，罗德尼不得不周游世界进行教学和演讲，但他还是成为了圭亚那一名活跃的工人阶级组织者。他是劳动人民联盟的领导成员；劳动人民联盟是一个明确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它参与了广泛的运动和斗争，如铝土矿工人和糖业工人未经批准的罢工，以及反对警察暴行的斗争等。和往常一样，罗德尼花了很多时间倾听并与普通员工交谈。由劳动人民联盟领导的激进的多种族斗争是如此危险，以至于罗德尼和其它领导人被列为逮捕和暗杀的目标。1980年，一名38岁的政府特工卖给罗德尼一部对讲机，对讲机在他手中爆炸并致其死亡。
泽里格在他的书中全面地描述了沃尔特·罗德尼的生活和工作。我想说，作为革命者，我们能从沃尔特·罗德尼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是理论和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来自下层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重要性。
从根本上说，罗德尼相信工人可以理解历史和进行政治分析，并为自己的利益行事。他的一生致力于推动人类解放运动，而这种解放只有通过革命性变革才能实现。泽里格的书很好地介绍了我们斗争中的一位重要革命者。
[1]原文为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History，疑有误，伦敦大学并没有这个学院。文中应该是指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译者注
[2]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walter-rodney-1972/index.htm——译者注 |
瓦普的岗位派少数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瓦普的岗位派少数派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内部形势的声明）
编者按：本文译《文学宣言》，第213-219页，原载《读者与作家》1928年第10期，3月10日出版。
瓦普的岗位派少数派在组织上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目前瓦普内部把自己的路线同瓦普现领导的路线对立起来的一个思想流派，它并不认为自己是站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文学队伍之外。
瓦普的岗位派少数派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
一、联共（布）中央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决议；
二、由“十月”社拟定、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通过的瓦普的思想纲领和艺术纲领；
三、《在岗位上》杂志拟定的基本原则；
四、瓦普机关一九二六年二月以前通过的决议和决定（以及那些虽在这一期限之后通过，但对岗位派的基本原则和瓦普的基本路线未加修正的决议）。
因此，瓦普的岗位派少数派认为，只有这一少数派观点的拥护者才是真正的岗位派事业的唯一追随者和未受机会主义歪曲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继承者。
少数派从岗位派的观点出发，批判瓦普现领导的路线并谴责它：
一、曾经和正在修正瓦普的岗位派路线，其目的是适应苏联文学中小资产阶级的以及一部分新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和意图，这样做是由于受到这些分子的压力并为了投其所好；
二、曾经并正在阴谋破坏苏联作家联盟内部的左翼联合的真正实行，并且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使这一联合成为联盟内部的重要力量；
三、在联盟内外曾经面向同路人右翼，并且部分地也面向新资产阶级文学的某些分子，同时用一些口号来为这种做法辩解，如瓦普现“领导人”之一抛出来的“右的危险在文学中实际上是没有的”诸如此类的口号；
四、曾经并正在用瓦普理事会中的个别人同全苏作家协会理事会中的个别人在联盟委员会的狭隘圈子里的相互勾结，来取代无产阶级作家群众与真正同路人协调一致的工作，取代对后者的思想影响；
五、实际上实行取消瓦普的群众性，并把瓦普变成"崭露头角"的作家们或多或少地狭隘的组织的方针；
六、因为实行不正确的路线，采取不可容忍的领导方法和对无产阶级作家的态度，导致瓦普的个别会员以及整个整个的组织纷纷退出瓦普，而使另外的会员和组织也面临着这种退出的抉择；
七、拒绝工人文学小组积极参加瓦普的领导，并且对地方组织领导不够；
八、不注意民族文学的意义，并且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发展这一文学，相反地，甚至拆散了原先存在的莫普民族分部；
九、曾经并正在歪曲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任务，并促使无产阶级作家走上不正确的、往往通向同路人观点的创作道路，其手段是把同路人作家的作品当作无产阶级作家创作的样板来宣传，歪曲岗位派关于文学中的活人的口号，鼓吹“和谐的人”的思想，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那些反映庸夫俗子的苟且偷去和小市民的心平气和情绪的作品等等；
十、破坏本质上正确的口号“学习、创作和自我批评”的威信，其方式包括宣扬形式的学习高于无产阶级作家社会意识的提高和总的成长，而对待向“古典作家”学习的问题，则同样采取非岗位派的态度等等。
以上所述关于现今瓦普理事会领导集团活动方针的一切，在更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这一集团的理论刊物《在文学的岗位上》杂志在苏联现代文学发展的独特条件下，在现阶段这一发展的特殊条件下，我们上面简单指出的瓦普理事会领导集团的不正确的、右倾的、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沃隆斯基政策的路线，正在导致并且不可能不导致歪曲和错误，导致无产阶级文学力量的分散和涣散，尽管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在不顾并反对瓦普理事会路线的情况下，无疑地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在自然地增长。
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中那些从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出发，发展着“苏联文化的阶级内容论”等的倾向同样是危险和有害的。
为了避免今后再犯严重错误，为了根除瓦普内部重新发生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涣散，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学正常的和日益迅速的发展，为了创造与同路人作家的同志式联系并可能影响他们的真正条件，——为了实现这一切，无产阶级文学应该返回到岗位派的可靠道路上来。综上所述，瓦普的岗位派少数派将开展斗争：争取在瓦普中实行岗位派的路线，反对对岗位派观点的任何修正；
争取无产阶级文学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是列宁所预言的文化革命的事实和因素之一，——反对根据托洛茨基的概念而得出的“苏联文化危机”论、“苏联文化的阶级内容危机”论等等；
争取苏联作家联盟中左翼联合的真正实现井使之实行积极的政策，反对把作家联盟变成文学界的全国性联合的企图；
争取成立一个统一的和群众性的，建立在共同的思想纲领和艺术纲领基础上的组织（但允许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在其内部建立各种不同的思想和创作团体）——一方面反对组织上的小圈子作风，另一方面也反对从组织上压制不合瓦普领导集团心意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流派，反对瓦普上层的特殊地位和发号施令的方法；
争取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瓦'普的思想艺术纲领以适应无产阶级文学的新提出的任务一一反对修正这一纲领；
争取沿着岗位派的方向真正实现“学习、创作、自我批评”的口号一一反对利用这一口号来掩盖思想和创作方面的无原则性；
争取批判地学习古典和现代文学，——反对把无产阶级作家变成折衷主义的和单纯学习形式和技巧的学徒；
争取使无产阶级作家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获得广泛的、社会的和科学的发展，这是不亚于形式的学习的第一位的任务——反对把形式的学习摆在首位；
争取广泛地、深入地对日常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活人和工人群众进行创作描写，——反对一部分无产阶级作家轻视工人题材，反对“和谐的人”、“心理描写”等口号；
争取最广泛地注意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内用民族语言写作的无产阶级文学，并扩大它们在瓦普领导工作中的作用；
争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农民文学的联盟。
从我们以上所出的话里，每个工人、每个共产党员、每个无产阶级作攻都可以看到，我们并不想臆造新的纲领，也没有发表新的宣言，而居民决地继承《在岗位上》和瓦普的事业，岗位派少数派的许多人曾经是它们的创始人和积极的战士。岗位派少数派的原则和路线（其中我们在上面已指出直接涉及无产阶级文学内部状况的那一部分）得到下列许多同志的赞同：如别泽缅斯基、多罗宁、罗多夫、莫佐尔科夫、库德列伊科、茨维列夫、瓦拉伊季斯、托姆、别克、舍米亚金（莫普）、戈尔巴乔夫、特维里亚克、克拉伊斯基、潘菲洛夫、Ч·瓦西里耶夫、Б·索洛维约夫、格拉巴里、穆斯坦戈娃、柯洛格里夫斯基、什捷伊曼、玛泽利（列普）以及一系列协会中许多其他的人。
瓦普的岗位派少数派不赞成瓦普某些个别团体和某些个别作家退出瓦普的作法。按照我们的意见，凡是公正地认为瓦普理事会上层领导的路线和方法不对头的一切无产阶级作家，应该留在瓦普之内，以便共同努力纠正这一路线。因此岗位派少数派，作为一个轮廓清晰的思想文学流派，至今尚未成立固定的组织，只要是来自瓦普理事会方面的压制不迫使我们这样做，或者是他们进一步歪曲无产阶级文学的路线使得我们继续留在瓦普之内同我们的原则不相容的情况尚未达到迫使我们在组织上自成一派时，暂时还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受岗位派少数派之委托：
瓦普、莫普理事会理事：别泽缅斯基、瓦拉伊季斯、多罗宁、莫佐尔科夫、茨维列夫。
雷声译 |
瓦普理事会（1926年）十一月全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瓦普理事会（1926年）十一月全会
编者按：本文选自1926年12月1日《真理报》（第278号）。文中提到的这次瓦普理事会全会于1926年11月27-29日举行。
在这次全会例会上，听取了佐宁同志关于修改瓦普第一次代表会议根据瓦尔金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问题的报告。
报告的要点如下。岗位派在自身发展上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由于与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进行论战，以及由于混入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波格丹诺夫分子，因而犯了一系列错误，有很多过火的做法；第二个阶段是以贯彻联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为标志的。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根据瓦尔金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是第一个阶段最充分的表现。当前瓦普的任务，是要改正过去犯的错误，并根据所得的经验教训，确定自己今后的行动。
在瓦普的新纲领中，应把中央关于思想战线上斗争的领导权应属于整个工人阶级的指示放在首位，而瓦普首先应成为从事创作的组织。为执行决议中关于应关心同路人，对他们要讲究策略这一条，必须尽可能快地着手建立苏联作家联盟、文学基金等等，还必须给民族文学以尽可能多的注意，并重视把各民族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作家根据各自发展的所有特点组织起来的问题。对各种形式的取消主义，也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应当通过学习和创作争取领导权。
根据佐宁问志的报告，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指出：瓦普第一次全苏代丧会议的决议，不仅包含着某些不完全的和不准确的条文，而且还包含着原则性的错误。
例如，决议第二条中说，在文学领域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想流派不可能和平合作和和平竞赛。这个论点是完全不对的，是与中央决议抵触的，因为中央决议指出，“摆在无产阶级的政党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与农民和睦相处，慢慢地改造他们；如何动员从事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任何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没有考虑到我国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现在的斗争形式把和平组织工作和无产阶级对中间社会集团的领导提到了首位。第一个决议中关于对待同路人的态度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该决议第十条指出，同路人的多数类型，是在文学中歪曲革命的作家，同路人文学其实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这个论点，是与一九二三年，特别是最近两年我国文学中所发生的总的过程相矛盾的。第一个决议断定，无产阶级文学的胜利意味着吞掉一切不同种类和不同色彩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学，这也是不对的。这种看法，为托洛茨基对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敞开了大门。在根据瓦尔金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只字未提农民文学的特殊性问题。决议建议把正在成长的主要农民作家引上无产阶级思想的轨道。全会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对农民文学的意义估计不足。
全会还指出，在根据瓦尔金同意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没有明确划清无产阶级文学与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行会文学之间的界限，这就使得后来瓦普中思想有偏差的人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在车床旁》杂志桂勾搭在一起。在根据瓦尔金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没有从应有的高度提出无产阶级作家中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危险以及与之进行斗争的必要性问题，而中央决议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应是一方面反对投降，另一方面反对共产党员妄自尊大。
上面所述各点，迫使全会提出修改瓦普思想纲领、把中央决议作为其基础的必要性问题。
全会通过的这项决议，应经下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批准，根据全会决定，这次代表大会将不迟于一九二七年秋召开。
选入瓦普理事会新核心小组的有：阿维尔巴赫、戈尔巴托夫、革拉特坷夫、叶尔米洛夫、扎罗夫、佐宁、基尔顺、李别进斯基、卢兹金、波格西欣、潘斯基、拉斯柯尔尼科夫、绥拉菲莫维奇、苏尔科夫和法捷耶夫。
龚长捷译 |
反对“左”倾取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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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左”倾取消派
——瓦普全苏非常代表会议根据共产党党团会议上阿维尔巴赫同志的报告和列列维奇同志的副报告以及李别进斯基同志在代表会议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通过
编者按：本文译自《文学宣言》，第210-213页。瓦普全苏非常代表会议于1926年2月26-27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反对“左”倾取消派》的决议，并宣布瓦普将不成为一个宗派主义的狭隘的行会组织，而成为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形式。
全苏无产阶级作家非常代表会议认为理事会少数人（罗多夫、列列维奇和瓦尔金同志）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并认为最近时期理事会工作遭到削弱应归咎于他们。罗多夫、列列维奇和瓦尔金同志错误的实质如下：
一、他们过高估计资产阶级文学的力量，在其面前惊慌失措，不信任无产阶级文学的力量。由此对进一步扩大瓦普所组织的苏联作家联盟产生了恐惧，因为，按照理事会少数人的意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能够吃掉和改变无产阶级作家。罗多夫、瓦尔金和列列维奇同志在提出联盟和全苏作家协会并存的同时，他们实际上拒绝中央决议中关于必须在共同的创作工作中影响小资产阶级作家，以便将他们从资产阶级作家影响下争夺过来的意见。
二、不理解瓦普作为一个广泛组织的作用。他们在瓦普面临的组织策略问题和政治问题上持狭隘的、宗派主义的观点，这往往使得他们在实际上把瓦普理解为一个特殊的文学党。
三、不愿意为文学教育和创作工作改组瓦普的队伍，这首先是对中央决议估计不足的结果，该决议改变了文学政策方面的状况，创造了瓦普成员们在反对否定无产阶级文学者的斗争中所力求达到的那些条件。
四、这些在半年多以前早已形成并在《在岗位上》杂志编辑部的分裂中表现出来的分歧，瓦普理事会的多数人没有提出来进行一次广泛的讨论，因为他们希望在全会以前维护瓦普的统一使其免遭震动，尽管理事会的少数人不止一次地企图这么干。然而，由于理事会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订立的协议总是受到破坏，莫普共产党集体认为其中蓄意破坏的最严重的事例是：（１）罗多夫同志的小册子《无产阶级文学的组织》，它背着瓦普理事会出版，却打着它的招牌，同时罗多夫同志在这本小册子里违背协议，将苏联作家联盟的问题提出来进行广泛的讨论，（２）列列维奇同志未经理事会同意和允许，私自在列普积极分子会上所作的报告。
列列维奇同志在十二月十七日《列宁格勒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在一次会议上能发生多少混乱？》和瓦尔金同志在同一报纸上以《主要危险在哪里？》为题发表的文章，暴露了我们这些同志文学错误的政治根源。
瓦尔金和列列维奇的政治发言迫使多数人团体清楚地、彻底地同他们划清界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已非常明显，他们的文学倾向是他们的政治错误的产物。
会议指出，前理事会在领导瓦普上表现出不能容忍的软弱无能和毫无进取精神。会议认为领导瓦普不力的原因在于习以为常的政客手腕、空洞的词句和不干实际工作，这些正是瓦尔金、罗多夫和列列维奇路线的特点，因此，会议决定停止他们在瓦普中的一切工作，将他们开除出理事会，同时认为他们的政策是使瓦普脱离党的领导的取消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政策。
在联共（布）中央决议第五条中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与农民和睦相处，慢慢地改造他们，如何与资产阶级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慢慢地排挤他们，如何动员从事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任何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可见，阶级斗争虽没有停止，但它的形式已经改变，因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力求破坏当时的社会，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则把‘和平组织工作’提到首位”。
在第十条中再次表明对同路人的态度：“这里总的方针应是对他们注意分寸和关心爱护的方针，也就是说，采取那种能创造一切条件使他们尽可能快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的态度。”
从这几条和我国无产阶级总的政策出发，会议欢迎瓦普理事会关于由它提出倡议，建立由无产阶级作家和农民作家的友好组织领导的所有苏联作家团体联盟的决定。
全苏代表会议向瓦普的所有组织致兄弟般的敬礼，并希望，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将立即结束己形成的口头上左倾的，实际上取消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通过瓦普理事会的宗派主义工作安排，使得过去和现在摆在无产阶级文学面前的任务无法完成。
我们没有闭眼不见我们处境的困难。许多曾在文学政策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并推行过彻底右倾路线的同志们，仍未放弃这条路线。我们清楚地理解，文学政策上的严重右倾(沃隆斯基)，曾经反对中央决议中阐明的路线，这种倾向促进和加强着左倾，而且两者都得出了投降主义的结论。
但是我们并不怀疑，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正确路线同样将在文学政策中得到表现，并且它将支持我们同两种倾向作斗争，把瓦普变成一个问宗派格格不入的坚强组织，把它建设成苏联作家的中心。
雷声译 |
福尔曼诺夫日记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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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曼诺夫日记摘抄
瓦尔金在鼓动（1925年3月25日）
罗多夫主义的恶劣表现（1925年3月31日）
关于富尔曼诺夫的背叛（1925年4月18日）
我的“右”倾（1925年4月22日）
斗争（1925年4月23日）
阿维尔巴赫和李别进斯基的电报（1925年4月24日）
战斗之前（1925年5月5日）
我在莫普党团会上关于罗多夫作风的报告（1925年5月5日）
致莫普和瓦普理事会党团（1925年12月11日）
编者按：上述日记摘抄中，1925年3月25日、4月18日、4月22日、6月5日夜12时等篇，选自《富尔曼诺夫文集》第4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348-365页，其余各篇选自《十月》杂志1937年第6期，第268-272页。译文按时间顺序排列，1925年春，富尔曼诺夫（当时担任莫普理事会书记）发动了一场反对瓦普和莫普内部以罗多夫为代表的错误倾向的斗争。这场争论涉及到一系列原则问题，当时斗争甚为激烈。富尔曼诺夫的日记记录了双方斗争的情况和原则性的分歧。
瓦尔金在鼓动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最近一下子九个人都需要和我谈话。所有的人都说有紧急的事。所有的人都说有机密的事相商。每一个人都认为大致以下列方式开始谈话是自己的责任：
“米佳依，我有事找你谈一谈。什么时候有空？不过请你快一点。很重要。最好是今明两天。在什么地方？在你家？在我家？一切只在你我之间说说，不要告诉别人”等等。
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知道他们大家——瓦尔金、阿维尔巴赫、佐宁、罗多夫等，讲的都是一回事。
第一个谈的是佐宁，并要我下保证这次谈话的内容不对任何人讲。今天瓦尔金来谈。昨天是先卡。列奥波特尚未打定主意。[1]瓦尔金说（也要我下保证）：
“米佳依，当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九人小组内斗争接连不断，现在情况大致是这个样子：一边是罗多夫、列列维奇，得到别泽缅斯基的消极支持；另一边是剩下的所有我们这些人，至少有阿维尔巴赫、佐宁、我、尤尔卡、拉斯柯尔尼科夫，不知道瓦拉伊季斯和佐宁怎么样。[2]
分歧如下：
一、我们说，岗位派报应作为一个完全定型的核心而存在，不必把它与瓦普和莫普搅在一起，因为那里有广泛的民主，那里也有‘锻冶场’和‘锻炼’（Гарт）争，那里有很多不敢自称为岗位派的人，但他们是瓦普成员……
二、接着我们认为，九人小组应当存在下去，而‘他们’不反对解散它。
三、最后关于九人小组的组成问题……他们——不错，这也是大家的意见——决定：五人组成的编辑部只有编辑部自己才能改选（九人小组没有被赋予这样的权利），而同样，也只有这个五人小组才能缩小或扩大九人小组的名额……[3]我对此不完全同意，但是通过了。”
我静静地听瓦尔金说，一声不吭。然后我自己也说了话，看来这些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哎，对啦，他还说：
（１）罗多夫、列列维奇赞成把你开除出九人小组，而我们坚持说，我们不是小宗派，我们内部允许有不同意见——这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将是这样，这是正常的。于是没有把你开除。
（２）《十月》编辑部增补了佐宁和别列佐夫斯基。
（３）决定让你积极参加瓦普理事会的工作。
我全明白了，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一点还不怎么有把握，瓦尔金是不是所有他们这些人商量好派来试探我的？他们是不是这样想的：
对米佳依说，罗多夫、列列维奇等主张解散九人小组——米佳依就会赞成保留，对他说，列列维奇、罗多夫等主张给瓦普贴上岗位派的商标——米佳依由于反对罗多夫，也将反对这样做等等。但这个推测只是一闪而过，我考虑到这一点，但没有根据这个推测说话。我明确地、清楚地知道的只是这样一点：他们担心，我作为莫普的一个有声望的工作人员，为解散九人小组，赶走罗多夫等等，将会从下面造反，在我们的各小组、团体和支部里进行宣传，由于怕我这样做，他们决定把我从莫普“光荣地”调到瓦普，也就是说，把我弄到真空之中。
对此，我向瓦尔金坚决声明：
一、我反对罗多夫作风的斗争是誓不两立的：有他无我。但我不会乖乖地束手就擒。莫普理事会书记处我决不自愿退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不服从九人小组的决定，只服从理事会的决定。
二、再说，九人小组目前采取的是这样一种彼得·威尔霍文斯基[4]式的骇人听闻的组织形式：罗多夫分子不管决定什么，你就得默默地服从。不能有自己的发言权，任何地方都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因此我认为九人小组完全不是必须服从的。我认为我、你、尤尔卡、列奥波特、佐宁之间有时协商协商是必要的，但这是单纯的协商，事后每个人都有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保留他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干的权利，而所有事情（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都应在莫普和瓦普的理事会内解决。我们自己给自己搞了十三个稻草人吓唬自己，在根本没有敌人的地方看到了敌人。
三、将《在岗位上》作为瓦普的机关刊物，由瓦普理事会指派编辑部人员，而不是由某个永远抱成一团的五人小组委任。这在组织上是一种多么荒唐而愚蠢的事！五人小组自己给自己增补人，缩减人——够了！真荒唐。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各个组织的令人愤慨的嘲弄。
瓦尔金显得焦急不安，看来他没有料到会得到这样的答复。他先讲了讲无政府主义，讲到我身上旧东西的复活，劝我把列宁的某些著位，如象《左派幼稚病》等，读它两三遍。
没有取得任何一致意见就分手了。什么一致意见也未取得。瓦尔金后天就走，到梯弗里斯去。明天上午他想在家里召集岗位派开会，最后把事情商妥。而我上午要到中央组织分配部去，因此不参加。斗争——斗争！一场针对罗多夫作风、伪善、歪曲真相、制造纠纷、纠缠琐碎小事的生死斗争——直到取得胜利！
罗多夫主义的恶劣表现
三月三十一日
这些天很不安。昨夜一宿没有睡着，罗多夫主义的恶劣表现折磨着我。P[5]本身只不过等于零。但这些添加的、添在他身上的洛尔卡、萨什卡、尤尔卡[6]却很有分量。这些傻瓜扬言，如果把P开除出“十月”社，他们就和他一起退出。这就棘手了。他们在各小组的威信不象罗多夫那样。如果他们到处攻击我，还不知谁占上风，很可能是他们！P本人自然会退居一旁，替他出面的将是这些短视的傻瓜，他们已成为整个运动的累赘。这个坏蛋、老狐狸役使他们，靠他们支撑着。啊，真见鬼，他是那样的诡计多端，以至于每一分钟（甚至在夜里）都可能于出新的卑鄙勾当来，都可能产生卑鄙的新花样。
关于富尔曼诺夫的背叛
四月十八日
他们抛出几个置人于死地的、引人注目的结论，自然是极为有利的，诸如：
富尔曼诺夫是妥协分子。富尔曼诺夫是沃隆斯基派（内心的），以及富尔曼诺夫是叛徒等，因为他去找“（在文学事务上）与我们不一致的、敌对的中央，去找无产阶级文学的敌人瓦列伊基斯[7]，与他谈了我们的事”。
这听起来很能说服人，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但事情不完全是这样。
一、我去找中央出版部代表，是因为我认为就某些问题去向中央请示，根本不是不体面的事，如认为无论什么事都不能找中央请示，这只能用小团体的恶意，只能用心胸狭窄，甚至用毫无觉悟来解释。
二、再说我没有到瓦列伊基斯那里去，而去找了纳尔布特[8]，后者列列维奇本人公开称他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好朋友（昨天在党团会议上），因此猜想这里一定会有卑鄙行为——这本身就是丧失理智和卑鄙的表现。就我所知，奥尔明斯基、列别杰夫-波梁斯基等人在报刊部具有同样声望，可不可以就类似这些问题找某个象他们那样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朋友”谈谈呢？自然是可以的，而且谁也不会把这种做法称作对我们利益的背叛。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一般说形成了一种传统，认为在中央，在报刊部都是一些不可救药的人（除已故的卡纳特奇科夫[9]外），与这些人不仅不能保持和建立任何联系，而且应当“从无产阶级文学的利益出发”……经常不断地触怒和刺激他们。
三、至于我找的不是瓦列伊基斯，而是纳尔布特，可由下列事实证明，我与纳尔布特见面地点不是在中央，而是到土地和工厂出版社去找他的，不过在那里我强调是把他当作中央报刊部的正式代表和他谈话的。瓦列伊基斯显然不可能在出版社（他也不在莫斯科）。
四、他们的路线吸引不思考问题的人之处在于简单和“明了”：“我们是一小批忠实信徒，而周围都是敌人——打倒他们，揍他们，消灭他们这些下流胚！如持这样的观点，那么无论是政策还是行动方式，当然就会特别简单化：永远都是我们一小批人正确。我们的政策要复杂和困难得多，由于困难可能吓住一些人，使另一些人莫名其妙，不能立刻理解，我们的政策要求竭尽全力，集中精力，施展本领和手腕，因为它实际上既不能把中央和市委，也不能把“锻冶场”一“创造！”、“锻炼”、同路人（其中最优秀的和最接近的）置于自己的作用范围之外，我们应当与所有人建立这种和那种方式的接触。我们路线的困难之处、它正常的曲折性（而不是大棒似地率直）就在于此，它的优越性也在于此。
五、最后，我和纳尔布特谈了些什么？四月十六日莫普理事会党团会上在我离开前向我宣布：富尔曼诺夫关于罗多失作风的报告不在“十月”社做了——这样就确定了下来。于是我到中央去打听，理事会党团有没有权取消在“十月”社党团会议上的报告，既然这报告是该社党团要求做的。那里对我说：不，没有这个权利。可是现在列列维奇又瞎说什么他们并不想加以禁止。第二个问题是调我到瓦普、调列列维奇到莫普的问题，这个问题完全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原则问题：是两个派别的斗争问题。这是个重要问题，因此根据过去我与列列维奇签订的协议，我们应当邀请中央报刊部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可是没有去邀请。我就问纳尔布特，我出于组织手续的考虑，不同意在没有中央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做对不对？纳尔布特回答我说：“毫无疑问是对的。”这就是我全部背叛的事实。如果说这是背叛，那么我们大概就应该回避中央和它的一切非岗位派的工作人员，离得远远的！啊，这些头脑迟饨的公羊！
我的“右”倾
四月二十二日
把我的倾向不称之为右的，而称之为正确的，这样要更确切些，但既然他们愿意那样——就让他们那样说吧！倾向是有的.其实质非常简单。我认为“岗位派”在很大程度上是言过其实、自吹自擂的东西；这里思想常常用来装潢门面，是故意用来让人产生更深印象的，以便把事情吹得大得不得了，好让它的二、三、五个带头人因而差不多能名扬整个宇宙。
我们与“锻冶场”之间没有那样尖锐的矛盾，百分之五十是瞎扯。“锻工们”，甚至象利亚什科这样的人，可以而且应该变成我们中间的人，是这样的！
把阿尔焦姆和多罗戈伊钦科从我们这里赶走，行同犯罪，是犯罪行为。
与象谢芙琳娜、巴别尔、列昂诺夫这样的同路人迟迟不建立联系，也行同犯罪，他们已经可以被吸收到受我们影响的范围中来了。
这就是倾向一一你们觉得这是“右”吗？唉，你们这些沽名钓誉的空谈家，你们只不过是害怕实行正常的选举制，因此就抓住一切不放，儿年来就是靠这一点支撑着的。
斗争
四月二十三日
现在是深夜一点半。刚才中断了（不是结束了！）莫普理事会党团会议。决定把莫普党团会议挪到星期五。这真正是我们的一场最后的、决定性的战斗！尽管对方人多势众，但我们一定、定、一定会取得胜利！
这次会上，自然也吵得一塌糊涂。互相之间什么不好听的字眼都用上了。列列维奇抓住“锻工”（巴赫梅季耶夫、革拉特珂夫）的每一句话喊道：“请把这一点写入记录……请写入记录！……”
例如，巴赫梅季耶夫承认，我与列（列维）奇相比，目前更适于当莫普的书记，因为列列维奇将继续闹无原则的纠纷。这一点（为什么？）列列维奇也要求载入记录，看来想有朝一日挖苦我，说我博得了锻工们的喜爱和欢迎！
罗多夫这一次似乎躲不掉了。我不仅与罗多夫和列列维奇，甚至与萨什卡[10]之间的关系全都搞坏了。莫普内人们的确情绪激昂，想拼一个你死我活！
列列维奇一直叫我把提纲给他。为什么我要现在就把提纲给他，帮助敌手来攻击自己呢？以后，过一些时间会错的，甚至可能还要发表，而现在……不，不给。他把这叫做“政治上的卑鄙行为”，就让他知道，我把武器交到敌方手里对我不利，他们可以逐行加以歪曲，接着就会大搞不利于我们的蛊惑性宣传！现在——不给。在星期五以前又要赶着作准备，给各个团体和小组做工作，主要任务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哎，真累，脑袋白天黑夜都疼……
阿维尔巴赫和李别进斯基的电报
四月二十四日
电报抄件
发自西梅伊兹，No21723416
发往莫斯科，第三苏维埃大厦
富尔曼诺夫收
坚决主张制止分歧扩大形势要求协商问题向外扩散者为敌人分裂分子赞同瓦尔金的电报——阿维尔巴赫，和李别进斯基
全苏联都开始唠唠叨叨，现在又接到阿维尔巴赫和李别进斯基的电报。还是那一套。毫无用处。徒劳无益。一不做二不休。如再采取他们过去那种折衷调和的做法，无产阶级文学势必至于还要在好多年内，继续在罗多夫派的卑劣行径的污泥中打滚、挣扎，把自己弄得肮脏不堪。够了！去他妈的，够了！我们不想让这些卑鄙龌龊的行为再继续下去，因此决定豁出去了。
我们决定把自己的文学工作搁它几个星期，其目的是为了用几个星期换来整整几年可以工作的时间；
我们要把自己在各机关的行政工作放一放，缩减一些，把全部精力、全部思想和言谈话语都集中到当前的事情上；
我们决心把自己的病放下不管，治病的事暂且去它的吧，哪怕两脚朝天，开会开到深更半夜，人人头脑嗡嗡作响，疼痛欲裂，就是这样也干。
我们准备象野狗那样咬架，用极其刻薄的字眼互相辱骂。
这一切就让它这样吧——要知道我们是在与最恶劣、最有害的东西作斗争，我们要把它从我们当中连根拔掉。
应当进行到底。因此瓦尔金、阿维尔巴赫、李别进斯基的这些电报，我看起来觉得可笑。
战斗之前
五月五日五时三十分
时间快要到了，现在是五点二十分。六点开莫普党团的全体会议。我将在会上做关于“罗多夫作风”的报告。报告是否由我做？是否还让我做？弄到后来会不会由列（列维）奇做报告？不管谁做，也都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战斗将会是极其残酷的！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一个会，似乎一切都讨论过了，都预计到了。有这样的传说，说”他们”己写信要把列普的代表团叫来……不知道事情确实不确实，但完全有可能，这正是罗多夫派的作风，善于导演“各地表示反对”的戏……使人感到有些孤掌难鸣，因为我们这方面还没有真正的团结一致，如能团结一致（而又是这样的牢固！），那就能干脆利索地把这些恶棍收拾掉！
我是不慌不忙、信心十足地去参加战斗的。问题已经十分清楚，只有用罗多夫的那种卑劣手段才能设法加以遮盖，暂时把它放在一边。这个下流胚象蛇一样爬着。他不愿意死，但感到死期已到，感到我们已用钉子鞋踩住了他的喉咙。应当把他踩死，一下子踩死，要不然会活过来的。因此，如果我们在“党团会议”上获胜，我们就想立刻提出召开莫普非常代表会议和改选理事会的问题，他们那些坏蛋一个也不选，新成立一个理事会：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体出一个人！让四五个人担任负责的工作，事情就完了。不写了。参加会去。如果今天晚上败下阵来，弄得疲惫不堪，脑袋和胸口都疼起来，回到家里还写些什么呢？还将写些什么呢？
我在莫普党团会上关于罗多夫作风的报告
五月五日夜十二时
午夜。我在家。既不好一一也不坏。可以说不清楚。我和列列维奇做了报告。有四至六人发言。时间很晚了。休会。星期六，即三天后继续开会，这对我们要比对他们更为不利，因为他们组织得好，将都来参加会议，而且还将拉今天未到会的人来，而我们呢，你去拉那个费佳·革拉特珂夫试试，他对一切厌恶透了，说：“我要扔下一切，只摘写作，再也不来开会了！”赫马拉是唯一可靠的帮手，他星期四要到克里木去。我们事情坏就坏在这里。
表面的效果如下：
佐宁提议让列列维奇首先做关于瓦普情况的报告，然后由我做关于罗多夫作风的报告，也就是说，让列列维奇能在“客观”报告的幌子下先说关于罗多夫作风的应该说的一切。
赫马拉提议由我做关于罗多夫作风的报告。
我们占了上风。这是第一个胜利。
我们的失败是：会议主席没有选别列佐夫斯基，而造了拉斯柯尔尼科夫。
我报告结束后，大家一齐鼓掌。
列列维奇做完报告后，一阵死寂的沉默。
这也对我们有利。这是一种征兆。还有十分不妙的是罗曼突然翻了一个筋斗，完全支持他们，发了一通糟糕透顶、模棱两可的倾向他们的言，拒绝在我们的决议上签字（拒绝签字的似乎还有叶弗列莫夫、马拉霍夫，波洛西欣[11]几乎也是这样？）这不妙。下层的情绪是支持我们的。但愿这几天对方不会暗中活动，不要把他们拉过去才好。
幸好最近看来没有什么会议，只在星期四巴乌曼区有会，但那里我们可安排莫德扎耶夫斯基[12]去。这些天要密切注视各小组的动向（尽可能地），要把所有的人，即坚持不去的人，拉去参加星期六的会。
不妙之处还在于：很多人意见向着这个最无用的研究反罗多夫材料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能把整个事情断送掉。索洛维依[13]也支持这个委员会，而人们把她看作是莫斯科市委的代表。
纳尔布特没有到会一一这个鬼东西。星期六一起把他拉来。
罗多夫本人这下看来要完了，列宁格勒方面也反对他。
我的心情很平静，但胸中仍然稍微有些不安，因为人们确实太没有组织性了，他们一疏忽，就会不来开会。但是仍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把握我们能大获全胜。这不是自我鼓励，我讲的是实际情况。
一、罗多夫作风是什么？
无产阶级文学队伍中产生了不安，不是惊慌失措，是为整个运动内部的统一感到不安，因为我们的组织患了痼疾。
无产阶级文学的敌人很敏感，他们正紧张地期待着我们的毁灭性的分裂。针对敌人的期望，我们应做的不是把发现的毛病深深地包起来怕人知道，而是大胆地说出来，与它进行积极的斗争：进行公开的、彻底的批判，有把握地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们要与之进行无情斗争的疾病，叫做罗多夫作风，这是将在于无产阶级文学战线上的一整套政客作风和投机取巧的方法、形式和手腕。
我们把我们当中的这一套能传染人的和极其有害的做法叫做罗多夫作风，只是因为它在罗多夫身上得到了最充分、最完整、最明显和最集中的表现。但这也是一大批同志的通病，在我们看来，这些同志在创立无产阶级文学的斗争中正在走着一条错误的道路。
罗多夫之流直到如今都善于随风转舵，制造分裂，挑拨离间，这种作风在其产生之初曾有过某种意义，因为那时分裂作为同明显敌对的阵营划清界限的手段曾是历史地必需的，因为那时无产阶级文学的组织还过于弱小。而如今，我们的组织已拥有几百个、几千个积极的成员，在自身发展的道路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罗多夫作风的那些过时的、有害的和毫无意义的方法，已是这种正常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严重的和危险的障碍。我们的时代，主要不是分裂的时代，相反，是创造、制造有价值的作品的时代。对这个创作过程来说，对这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来说，罗多夫作风是完全不适合的，因为它整个过时了，因为它完全是一些搞分裂和玩露骨的政客手腕的方法。
对我们这个质量上和数量上变得十分强大的组织来说，罗多夫派的方法仍然象是裹在健康的、强壮的小伙子身上的襁褓一样，它只会束缚他的力量，阻碍正常的发育。
二、关于我们的思想旗帜和文学旗帜
罗多夫作风象一种特别容易传染的疾病，正在传染给我们无产阶级作家大家庭中许多真正有用的成员。
罗多夫作风是一种伪装得很巧妙、隐蔽得很深的一种折磨人的疾病，治疗起来特别困难，与它作斗争要动员起强大的力量，要做细致的和长期的准备，这就是我们迟迟未能起来公开反对这一套已在我们当中形成的做法的唯一原因。显然，这一套注定要灭亡的作风的代表人物一定会急于宣布我们是妥协分子，甚至还可能给我们戴上同路人、沃隆斯基派诸如此类的头衔，但是大家立刻就会清楚看到，这不过是一种狡猾的、骗人的花招，这种花招只能欺骗无知的人，是必然要失败的。十分明显，简单明了和坚强勇敢的岗位派观点，并没有变得模糊不清，并没有败坏自己的名声，也没有被庸俗浅薄的罗多夫作风弄得面目全非，它们仍是我们的旗帜。
我们坚决维护唯一为广大无产阶级作家理解和接受，负有事件的历史进程所赋予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为它扫清道路并为它而斗争的使命的岗位派观点。
三、组织问题
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近年来顺利进行的斗争，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采取过各种形式，现已达到了顶点，到了在艺术创作上吃拿出具体的典范作品来巩固自己的阶段。
可是，由于罗多夫派已形成一套专制放独裁作风，无产阶级作家在组织工作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要大大超过花在创作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这是与无产阶级作案协会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相违背的。组织工作和创作工作的过程，同样都是必需的，应当在实践中实际上加以平衡，而不应象罗多夫派所傲的那样，把创作工作仅仅当作是说明组织工作的实例。为此，我们各个组织应当严密注意某些人过分热衷于搞组织工作的现象，这种人通常与创作活动稍微只有一点点值得怀疑的关系，一味把自己的全部时间花在各种各样会议之类的事情上，还把真正有才华的、有出息的无产阶级作家也完全拖进去，坑害他们。
组织工作压制创作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这两个都很必需的过程，应当求得有机的平衡。
四、关于创作
我们对文学小组做的实际工作，毫无疑问正大大促进着初学写作的青年的顺利成长。
同时应当承认，还需要在认真提高无产阶级作家的理论水平方面，在批判地研究材料方面，在根据理论材料和生动实例系统地分析研究各种创作问题方面，在培养作家的独立性方面加强这项工作。但是应当完全抛弃罗多夫派实行的那一套有害的推荐制度，他们赞扬人不是看本质，而仅仅只从策略上考虑是否有益和有利，他们人为地制造阿谀奉承的人，他们根本没有识别真才实学的本领。
创作和作家正常成长的问题，不应与在内部耍低级的和有害的政治手腕的问题搅在一起，因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无产阶级作家完全不应当是某个争权夺利的小团体手中的工具，不应被它用来巩固自己不稳固的地位。
五、关于独裁者和独裁作风
由于一大批主要的无产阶级作家忙于党的、苏维埃的和其它方面的工作，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兼管无产阶级作家组织中的工作，因此在我们组织中就有个别的人，他们企图推行一条纯粹是独裁的路线，破坏和违背集体工作的方法，强加和塞进这样一些决议，这些决议就其实质来说，在另一种条件下是不可能作为组织的意见塞进来的。专制独裁——这是臭名昭著的罗多夫作风的重要特点之一，要根除和克服它，不能采用某些治标的办法，只能采取打垮和推倒罗多夫作风的整个骗人体系的作法。
六、关于政治和政客作风
创立无产阶级文学的斗争事业是十分巨大的、同时又是正确的事业，要引导它前进，只能采用在政治方面和创作方面进行广泛的和公开的工作和斗争的方法。
而罗多夫派企图把我们引入歧途，使人们不搞政治而搞政害手腕，使通过正常选举产生的组织无法广泛地开展工作，而各种拼凑成的、摘幕后交易、行动诡秘和事先就把事情决定好了的小团体的活动盛行，这些小团体居然拥奋某种不知如何建立、扩充和解散的独裁中心的职能和权利，背地里关于这一类秘密机构自相矛盾的谣言四起，结果合法选出的机构的正常的、有益的工作完全陷于瘫痪，给整个事业带来了危害。
因此我们的基础、工人通讯员的文学小组开始觉得自己是独断独行的组织争权夺利和取得自身的统治地位的工具，很自然地连正常选举出来的领导机关也不信任了，因为对选进这些机关的人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和需要的工作人员还是通过某种巧妙的阴谋手段混进来的这一点没有把握。
七、关于对党的机关的态度
全苏和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组织事实上还把自己摆在这样的地位上，以至于上从中央下至莫斯科市委，没有任何一个党的机构认为这些作家组织是从属于自己的，因为这些作家组织的所作所为，绝不是要努力地去靠近党的机构，恰恰相反，是在分庭抗礼，从而遭到了党的机构的反对，同样也遭到许多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本来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朋友，至少也是持中立态度的，现在正在变成敌人。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策略，不是为了结成某种帮派而闭关自守，不是为了树立一批又一批的敌人，相反，是为了把作家变成有益于社会的人，这些人既应取得党的信任，也应得到社会的重视。譬如最近几个月沃隆斯基派的死灰复燃，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当中罗多夫方法的猖獗，它使得所有党的机关与无产阶级作家组织对立，结果招致沃隆斯基派的暂时复辟。
八、关于《在岗位上》杂志
无产阶级文学的战斗的机关刊物《在岗位上》杂志，应当成为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它的编委会和责任编辑应由该协会理事会选举和任命。目前，《在岗位上》杂志在组织方面的地位完全是荒谬的，因为它的编委会保有扩大和缩小本身组成人员的特权，瓦普理事会实质上与该杂志编辑人员的变动毫无关系，而实际上《在岗位上》杂志在任何时候却是以瓦普、莫普等组织的名义活动的。这种令人愤慨的不正常状态应立即根除，并使《在岗位上》成为瓦普的正常机关刊物，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组织上的后果。
九、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阵线的统一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队伍实行联合的不止一次的决定和决议，终于在组织上得到实施：“锻冶场”和“创造！”组织上与莫普合并了。这次合并，必须理解为至今互相敌对的双方真正的和实际上的合并，双方都希望和力图在共同工作中弄清在斗争和激烈论战过程中造成的误会和激化的矛盾。同心协力和开诚布公地共同工作，无疑将在实际上有助于这种联合。
与此同时，某些同志倾向于把这种联合仅仅看作是一种策略手段，不相信并且不想相信和采取步骤达到实际合并和真正的同化。这种情况有在无产阶级文学队伍内部造成新的分裂、新的混乱和引起新的长期的、折磨人的、毫无益处的斗争的危险。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加紧努力实际上根除各种矛盾，真正地、在实际上、在共同工作中把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联合起来。
十、我们为什么而斗争
一、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作家组织今后继续遵循罗多夫方法是可耻的，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是有害的，相反，我们认为必须改变这些极其有害的秘密工作和投机取巧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加强通过正常选举产生的无产阶级作家机构的活动。
二、在维护负有为顺利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而斗争的使命的岗位派观点的基本原则的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细心保护它免受罗多夫派的歪曲，后者把岗位派引上了帮派的和毫无意义的恶意攻击的邪路。
三、当前主要是和其他同类组织中那一部分积极靠拢我们的人实行联合和建立联系的时候，而不是搞分裂和在次要问题上挑起分歧的时候。无产阶级文学阵线无论如何应在实际上联合起来；同时，非无产阶级作家中最接近我们的人都应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无产阶级作家应当真正拿起笔来认真地创作出艺术珍品来。
应当特别重视提高工人通讯员文学小组的年轻作家的理论水平，组织他们学习，吸收他们对小组创作的艺术作品进行认真的评论。
四、在日常工作中与相应的党的机构建立最紧密的联系，同样，我们认为这些机构对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事业实行经经常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文学取得顺利的和迅速的发展的前提……
致莫普和瓦普理事会党团
十二月十一日
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坚定的看法，认为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瓦普）处在一种软弱无力的状态，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把这些组织引上生动活泼地进行工作的道路。我暂不对情况作总的分析，且不说工作条件、作家的物质状况、各个不同的文学组织相互关系的历史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所有这一切，自然对无产阶级文学团体的状况起着重大作用，但在这封信里，我只想涉及整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比其他各个方面能更快、更容易地得到改进，我指的是莫普和瓦普的领导班子问题。
这个班子必须百分之百地更新，彻底摧毁过去闹无原则纠纷的大大小小的团体、派别、三人五人组成的小组等等，应当完全委托新人来领导这些组织，这些新人应把实际工作、而不是把关于工作的空谈当作是莫普和瓦普布在的主要目的。罗多夫派——无产阶级文学队伍中的腐朽流派——不会随着罗多夫这个人物一起消失而不留痕迹。罗多夫作风是一种恶劣的和最有害的讼棍伎俩和欺诈手段，它以不同形式和在不同程度上，几乎传染了最近几年所有领导过上述组织的人。正因为如此，今年春天我们一些同志在莫普内部发动一场激烈斗争时，并不限于把矛头指向罗多夫个人，我们进行这场斗争，也反对整个工作方式，即反对罗多夫作风。
领导班子内部如此争吵不休，以至于每天都可能不断出现派别之间的组合和重新组合，发生新的混乱、新的斗争，而把时间花在这种毫无益处的事情上，既可惜又有害。
作为健全瓦普和莫普的第一步，我建议两个组织的理事会采取措施，迅速更新领导班子，因为现在的班子正在丧失最后剩下的一点点可怜的威信，使得人们丝毫也不指望它能够用卓有成效的工作来代替连绵不断的内战。
富尔曼诺夫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张捷译
[1]先卡指罗多夫，列奥波特即阿维尔巴赫。
[2]尤尔卡指李别进斯基。
[3]“九人小组”和“五人小组”是岗位派人为地建立的领导小组，用以代替莫普和瓦普通过选举产生的各机构。
[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任务，是一个奸细和冒险家。
[5]指罗多夫。——原编者注
[6]指列列维奇、别则缅斯基和李别进斯基。——原编者注
[7]瓦列伊基斯在一九二五年是俄共（布）中央报刊部部长。——原编者注
[8]纳尔布特是俄共（布）中央报刊部负责工作人员。——原编者注
[9]卡纳特奇科夫是职业革命家、文学家。一九二四——九二五年间任俄共（布）中央报刊部部长，这里所说“已故”二字，应从借喻的意义上理解，因为当时卡纳特奇科夫已不当俄共(布)中央报刊部部长了。——原编者注
[10]指别则缅斯基——原编者注
[11]赫马拉、罗曼（波戈尔热尔斯基）、叶弗列莫夫、马拉霍夫、波洛西欣等人——诗人和作家，莫普成员。——原编者注
[12]诗人，俄共（布）中央报刊部工作人员。——原编者注
[13]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报刊部负责工作人员。——原编者注 |
思想战线与文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2．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瓦普）
思想战线与文学
——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根据瓦尔金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201-210页。原载《星》杂志1925年第1期，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于1926年1月6日至11日举行。出席代表三百五十人。杰米扬·别德内依致开幕词，卢那察尔斯基作时事报告，瓦尔金和卡纳特齐科夫作题为《思想战线和群众性文学》的报告，沃隆斯基作副报告，罗多夫作理事会工作总结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代表会议选出了瓦普新理事会，当选为理事的有：别德内依，瓦尔金，列列维奇，罗多夫等。
一
一、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的工具。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的指示是正确的话，那末无可争辩的是，无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同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非无产阶级文学的统治并存。如果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期内不能逐步掌握一切思想阵地，它就将不再成为统治阶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不仅不可能是中立的，而且还积极地为这个或那个阶级服务。
二、如果这一点对于一般阶级社会来说是正确的话，那末它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战争和革命的两代，各阶级之间进行最激烈的战争的时代来说，就更加正确。正因为如此，那种认为文学领域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想流派似乎可以和平合作、和平竞赛的议论是反动的空想。布尔什维主义一贯为反对这种反动的空想而斗争。阶级斗争的规律在思想领域，在文学领域，也同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里一样，是起作用的。因此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坚持，现在仍然坚持思想意识不可调和、不能忍让的观点，坚持思想路线必须绝对明确的观点。
三、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文学与政治，亦即资产阶级文学与共产主义政治平等和具有同等价值的“理论”。这种“理论”的阶级政治涵义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企图躲开革命，在自己的文学阵地上掘壕隐蔽起来，从那里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射击。在当代条件下，文学是最后的舞台之一，在这个舞台上正进行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取对于中间分子的领导权而展开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
四、苏联——这是那些正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的联盟。政权、经济、军队、学校——这一切都带有过渡性质，这一切之上都打着引导现代社会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印记。无产阶级自从登上历史舞台直到现在，创造了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巨大财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亦即关于新阶级的文化和依靠从前统治阶级遗产的过渡文化的问题，对于那些确信无产阶级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倒退的人来说，已在原则上和实践上解决了，也就是说，首先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已经解决了。在无产阶级的文学中，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否定态度同那种取消主义主张有历史的、原则上的联系，这种主张是在苏维埃社会中，在俄共党内“反对派”的名称之下形成的，它是企图逐渐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把国家扭转到“民主”轨道的小资产阶级压力的反映和表现。从取消主义观点出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的一切议论，都应当看作是空想的，因为对取消派来说，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胜利本身仿佛就是空想的。同时，在当代社会中存在着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恰恰是这一胜利勿庸置疑的标志之一。
二
五、托洛茨基同志和沃隆斯基同志是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最彻底的敌人。托洛茨基在其著作《文学与革命》中写道：
“将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同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根本是不对的。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无产阶级制度是临时的和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道义上的伟大就在于它奠定了非阶级的、第一种真正人类文化的基础”（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9页）。
沃隆斯基跟着托洛茨基写道：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没有也不可能有无产阶级艺术。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的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首先掌握过去世纪的技术、科学、艺术。由此提上日程的不是创造无产阶级艺术的问题，而是关于这样一种革命的过渡性艺术的问题，它将通过吸收一切过去的成果和成就来帮助无产阶级赢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里所说的是使资产阶级文化和艺术适应无产阶级的利益，当然，这丝毫也不排除更加适合我们的时代的新形式和新风格。”（《探照灯》，1924年，第22期）
六、托洛茨基否认具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文化与艺术的可能性，其根据是我们正在走向无阶级的社会。可是孟什维克主义正是根据这一点否认阶级的专政、阶级的国家等等的必要性。无政府主义也正是根据这一点否认党和国家的必要性。事实上，大家知道，孟什维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导致前者挂着民主的招牌，后者挂着不妥协的急进主义的招牌，实际上部把政权留在资产阶级手里。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们没有关于无产阶级可以取胜的道路的明确概念。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在孟什维克那里变成为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变成为无用的“左”倾空谈，其结果只能是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托洛茨基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无政府主义的“左”倾空谈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混合。上所引述的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的言论，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对于思想和艺术问题的运用。关于无阶级艺术的“左”倾空谈，在这里纠缠着并以“资产阶级文化和艺术适应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话来掩饰对文化任务进行机会主义的限制。在艺术领域，按照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的意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贡献相比，没有提供任何原则上新的东西。
七、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没有关于通过何种道路来创造全人类的社会主义艺术的任何概念。有一点对于他们是清楚的，这不是无产阶级在一般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所走的那条道路，远不是争取领导权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在艺术领域里夺权的道路。因此托洛茨基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规律在艺术中是无效的。归根结底托洛茨基主义在艺术领域中意味着阶级的和平合作，其中领导者的作用仍然完全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无产阶级先进代表的全部任务仅限于尽可能广泛地普及古典和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成分。他们没有给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提出独立的任务。对于他们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使旧的成就同新的阶级同化”（托洛茨基语）。未来的社会主义艺术，按照托洛茨基-沃隆斯基的意见，是从旧的古典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文化中，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成长起来的。
三
八、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没有无产阶级文学，这具体地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没有同生活相联系并正确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没有同领导者阶级及其革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没有那种积极帮助无产阶级引导社会并使其到达社会主义的文学。如果这样，艺术就站在生活和阶级斗争之外，而资产阶级就可以有充分权利提出艺术与政治具有同等价值的理论——艺术独立于政治的理论。另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作为领导者不建立自己的文学、自己的电影、戏剧，那末非无产阶级居民阶层，首先是农民，就会不可避免地仍然受资产阶级文化和艺术的代表人物的影响。
可以把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如果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合作社、学校、电气化、军队、文学、电影、戏剧等等全国地影响他们的话。在所有这些领域，无产阶级不能局限于“使旧的成就同新的阶级同化”。它应该拿出新东西，凭借那些无愧于新时代及其面临的任务的宏伟规模的前所未见的新成就。否则，那些没有受到和不反映无产阶级先锋队影响的思想家就将去影响农民。然而这就意味着椎动农民不是向社会主义前进，而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没有自己独立的阶级的文化，没有自己的文学，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对农民的领导权。不仅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也在文化领域，工人阶级都应该带领各非无产阶级阶层。但是这一任务，只有当它在文化领域里进行一场如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里所进行的那种革命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
九、在宣布无产阶级文学的原则，肯定工人阶级在这一道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还必须记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骄傲自大”极为有害的遗训，记住他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指示。[2]无产阶级文学知道，它应当从古典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文化艺术中吸取一切宝贵的，一切进步的东西，可是无产阶级文学还知道，它应当在文化艺术领域远远超过资产阶级所停留的地方，不仅需要利用旧文化，而且，照伊里奇的说法，还必须无条件地“改造”它。
十、按照托洛茨基-沃隆斯基的意见，所谓同路人，亦即出身于知识分子、小市民、农民，在思想上并不站在共产主义观点上的作家们，都是文学中的基本力量。
同路人不是单一的整体。他们中间有一些真诚地努力为革命服务的分子。然而“同路人”的多数类型，是在文学中歪曲革命，往往诋毁革命，充满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神秘主义精神的作家。由于这种多数类型的“同路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之后的文学中产生了影响，所以可以有充分的根据说，“同路人”文学其实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与同路人中的这种反革命分子必须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至于革命的真正的文学同路人，在文学战线上尽量利用他们，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利用，只有在无产阶级文学对同路人的优秀代表们发生影响，这些同路人聚集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心周围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应当成为，并已经成为这样的中心。对于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的真正文学同路人之间的兄弟合作来说，最广阔的领域首先是农民。但是这一合作，只有当同路人善于理解全世界进行的历史的阶级斗争的基本意义，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必要性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并成为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因素。
四
十一、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在较短时期内已成为重大的社会现象。这一文学是由各别的无产阶级团体同无产阶级的群众文化运动——它首先采取工人通讯员的形式——汇合而成。继续否认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将是困难的。它的敌人不得不从原先赤裸裸否定的立场后退，并且为了同无产阶级文学作斗争的那些老目的而采取新的策略。新策略的实质在于，“承认”无产阶级文学，然而同时又宣布，它应当是“一般文学”的一翼（奥新斯基语），亦即资产阶级文学的一翼。这里重复使用全世界机会主义分子的手法，他们一开始总是反对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旦这种政党成为事实，他们就“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他们又鼓吹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政策，放弃领导权思想，放弃由这一政党夺取政权的思想。
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们正是如此，他们从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开始，一旦这种文学成为事实，就企图使它成为“一般文学”的左翼。
这就是那种取消派立场在新的条件下采用新的方法的继续，我们已经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发展上这样的时期，只是“承认”无产阶级文学已经不够了，一定要承认这种文学的领导权原则，承认这种文学为争取胜利，为吞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学而进行顽强而系统的斗争的原则。
五
十二、不仅苏联的，而且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文学正经受着极大的危机，正处于衰落、腐败之中。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崩溃、历史上必然灭亡的最好标志。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资产阶级文化的经济基础已经完全动摇。
武装的国内战争已结束三年了，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条件下，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已将新阶级的全部文学力量统一到一致的思想基础之上，团结在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组织周围。
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从未有过，不可思议的现象，在那里，作家是个人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极端的表达者。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正在进一步成长。它依靠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先进分子，首先是青年农民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学的这一重大成绩，只有在苏联劳动群众政治和经济上迅速成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给自己只提出一个目标，为争取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事业服务，向一切革命的敌人作无情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学定将战胜资产阶级文学，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消灭资本主义。
雷声译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0页。
[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页。这里的引文与原话稍有出入，原话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后面还有“和官僚社会”字样。 |
等待作者选用的题材（Ю.李别进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等待作者选用的题材
Ю.李别进斯基
编者按：选自《文学宣言》（第189-193页）。首次发表于《在岗位上》杂志1923年第2-3期，9-10月号，第117-126页。
……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关系发生巨大变动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产生着千百万题材。但是在各个时期，艺术创作之卵只能有一个题材的精子使之受精。当然，对艺术家来说，题材的选择取决于他们与革命过程接触的程度以及他们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也取决于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一或那一转折关头相适应的这一或那一题材的迫切性。
如果说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这几年要求一般具有实现革命最终目标的激情而没有向文学提出重大的任务的话，那么当前的新经济政策时代——它的特点是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式极端复杂化——则要求通过活人的行动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文学是工人阶级所必需的，目的是把自己的意识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意识引向共产主义方面。
所以，我们预先要声明一下，尽管真正革命的新艺术家的总任务是通过艺术形式体现出对世界的新感受，把整个世界表现得为无产阶级所了解的那样，但我们目前仍能概括地拟出一系列基本选题，这些选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斗争所处的现阶段向艺术家提出的。
第一组
工人阶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和办社会主义企业的热潮。
为医治战争创伤而进行的斗争，我们的托拉斯对新经济政策的灵活运用，发电站的建设，科学考察和科学发现，空军的建设及其成就等等。
可采用的形式有：
（一）社会主义空想长篇小说（辩证地战胜资产阶级空想家）；
（二）中篇小说，描写某个阶级组织（党，团，苏维埃）如何富于戏剧性地战胜某个革命时代所特有的某种经济危机；
（三）短篇小说，通过某个经济组织的生活和工作的片断，表现我们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而进行的斗争的速度和斗争中的活人；
（四）长诗，描绘阶级在向大自然作斗争中的强大力量（这一题材，多罗宁在长诗《被征服的自然力》中出色地应用了）；
（五）“康谟内拉”[1]，其中描绘为社会主义经济而斗争的人物的电影肖像（列列维奇在《托拉斯经理》一诗中出色地应用的题材）；
（六）抒情诗，传达出为社会主义经济而斗争的战士的情绪感受（别泽缅斯基的《春天的前奏曲》
第二组
工人阶级在“非经济领域”（狭义的政治领域）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革命，斗争-战争）。
世界社会革命的爆发：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特别是在俄罗斯：肃反委员会及其工作。
可以通过下列形式：
（一）富于戏剧性的革命幻想作品（诸如，描绘近期的德国革命或遥远的美国革命）；
（二）描写十月革命时代或国内战争时代的中长篇小说。通过活人以及他们的斗争环境表现出时代；
（三）悲壮中篇小说（内心的“心理悲剧性”因素不可避免），表现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的《巧克力》）；
（四）短篇小说，以十月革命、国内战争、肃反委员会内外的活动为基础；
（五）英雄长诗（国内战争史诗，某条战线成肃反委员会同白卫分子作斗争的史诗）；
（六）“康谟内拉”（有非常出色的作品，列列维奇的，罗多夫的），写红军和肃反委员会里的人物；
（七）战士（红军战士、肃反人员、游击队员、一般共产党员）的抒情诗。
第三组
旧生活的解体和新生活形式的出现[2]。工厂内公共伙食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建立，由此而造成的旧的、革命时期发展得特别畸形的家庭的消灭；休息方式的改变，小酒馆和教堂为工厂内设立的俱乐部所取代；对妇女的态度的改变，妇女的解放；新的婚姻形式；党团支部的“日常生活”及其对群众的作用；工人、学生和党内青年（工人速成中学学生、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等）的日常生活；外省普通党员的日常生活；一部分工作人员由于新经济政策而资产阶级化以及资产阶级作风的出现。耐普曼资产阶级生活的复萌，知识分于和小市民在社会革命光辉面前的蜕化心理。工人对生产工具的态度的改变，新经济政策下农村日常生活的演变，富农，合作社，贫农，党团组织的工作。革命时代的儿童。
这是无产阶级作家几乎没有接触到的一组题材，在这一组里，我不打算确切规定文学形式，但已经可以大体上草拟出三种处理这些题材的方式，这些方式大概可以得出某些形式原则：
一、新生活直接战胜旧生活（例如：家庭的解体，儿童获得解放，已开始按新方式生活）。
二、旧生活在外来推动力——“基础”的影响下处于解体中。
例１：由于成立公共食堂的结果，工人家庭中的戏剧性纷争得到解决；
例２：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悲剧，旧的小市民生活的解体，这一解体过程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
三、新生活方式，它们的结晶，新人的形成。
四、生产抒情诗，表达对劳动工具的新态度（加斯捷夫在这一领域做了很多，“锻冶场”也多少做了一些）。
五、一般抒情诗，它面临一个巨大的任务——表现对待心爱的人（情人、同志、婴儿等）的新态度。别泽缅斯基、戈洛德内依……在这方面的诗篇很有趣味。
创造积极参与工人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世行的斗争的文学，这一任务只能由这样的艺术家来完成，他能“透过每一件琐碎小事发现世界革命”，他把文学工作变成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他理解并感觉到革命每一步骤的目的性，因为他本人正在进行这一革命工作，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革命的源头和出口。
只有无产阶级作家才可能是这样的作家……文学如今是一个工具，各个正在进行斗争的阶级的先锋队运用这个工具，不仅试图使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服从其阶级目标，并且试图通过自己复杂的综合性的思想影响，使敌对阶级先锋队中最不稳定的部分陷于瘫痪、分化，脱离出来，主要的是使它发生蜕变。
虽然无产阶级文学迄今为止所遭受的失败多于赢得的胜利，但是我们懂得：“老田鼠善于掘地”，未来属于我们。[3]
李邦媛译
[1]“康谟内拉”（Коммунера）是一种篇幅不大的、有情节的叙事诗。
[2]这一组无疑比前两组复杂得多．需要专门写一篇文章阐明这一问题并发挥托洛茨基同志的《生活问题》中的原理。——原注
[3]作者下面所说的一段话，说明了这篇文章的宣言性意义：“过去我们主要研究各种题材。例如我曾在《在岗位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等待作者选用的题材》。当时拟定几组题材，这样那样等等。如今首先应当说，尽管题材变了，但还是那几组。不能说这几组题材是李别进斯基想出来的，这是‘十月’社集体思考自己的创作任务的结果。”（《现实主义地描写个性是无产阶级文学当前的任务》，载《在文学岗位上》1927年第1期，1月号，第25页）。试比较他的另一篇文章《题材问题》和阿维尔巴赫、佐宁、别则缅斯基、法捷耶夫等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在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见文集《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道路》，国家出版社，1928年版。）——原编者注 |
在埃斯特万·沃尔科夫95岁生日和托洛茨基博物馆的在线庆祝活动上的致辞（﹝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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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斯特万·沃尔科夫95岁生日和托洛茨基博物馆的在线庆祝活动上的致辞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2021年3月
百川真人翻译
原文链接：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pfbid0BHZrDt4pBYxjfQAGN1PAaKqgBD8VBmc9J2rvMqXvxeSUqd5TYfUEBpfTrTooHPqml&id=100001722668096&mibextid=Nif5oz
逝者如斯夫——时间的长河中，已完成的事情、正发生的事情和未发生的事情奇妙地组合起来，定义了未来。于我而言，今天正发生的事情，即对托洛茨基的孙儿埃斯特万·沃尔科夫（EstebanVolkov）的生日和托洛茨基博物馆落成的庆典，也与这种连续性密不可分。在这么说时，我发现自己反对任何把历史力量归为与个人无关的抽象这类观念。这些力量是人性的和从个体的。
许多年前，我的父母是美国劳工运动的左翼成员。他们每个人都曾是共产党成员，当时全球范围内共产党的共同领导人是约瑟夫·斯大林，因此在我长大的家庭中，对托洛茨基没有任何好感。但那里有着对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的坚定承诺。与此密不可分的还有对赋予生命意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坚定的承诺。在家庭中，对于我父母在共产主义主流中的经历的某些方面，也存在一种批判的感觉。
正是这些影响带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在当时所谓的“新左派”（thenewleft）中找到了自己激进主义的道路。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我还找到了了解列夫·托洛茨基的生活和思想的方法。激进派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WrightMills）在他的《马克思主义者》（TheMarxists）一书中告诉我们有关托洛茨基的重要事情。这与伟大的托洛茨基传记作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的著作中的记述相结合、还有不平凡的幸存者维克多·谢尔盖（VictorSerge）的叙述，紧接着是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全景。
有一段时间，这位名叫托洛茨基的年轻活动家被称为“笔”（Thepen）。毫无疑问，他笔下的文字与他本人密不可分。从这些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到他生动而透彻的智慧，以及通过密切联系工人和被压迫者的斗争而形成的口才。同时，他的著作也反映了他作为付出了巨大努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1905年俄国的革命高潮，1914年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全球屠杀的战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从1918年到1921年，他领导红军保卫革命。随之而来的是他反对官僚专制主义对工人阶级苏维埃共和国的扼杀，他号召建立联合阵线打败法西斯主义，他努力帮助为世界各国的革命者先后创建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以推进人类解放事业。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活动家时，我有幸成为致力于托洛茨基所代表的革命事业的运动的一部分。在这场运动中，我更加有幸受到一些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其中两位成为了我的导师，当然，他们也与我们今天的庆祝活动有关。
其中之一是乔治·布莱特曼（GeorgeBreitman），他坚信托洛茨基对新一波浪潮的年轻活动人士为争取更美好世界而奋斗的贡献和价值。乔治督审了托洛茨基作品的英文翻译、编辑和出版，包括他从1929年到1940年流亡期间的14卷著作，以及他1923年至1928年间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统治的三卷著作。
另一位不可或缺的人是乔治的亲密战友弗兰克·洛弗尔（FrankLovell），他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工会主任，并与布莱特曼一起领导了一场抵抗运动（我们其他人也加入了），反对该党放弃托洛茨基主义取向。我们失败后，弗兰克特意前往墨西哥会见埃斯特万（他已认识并十分尊敬埃斯特万）以及丹尼·莱尔德（DannyLaird）和希瑟·达什纳（HeatherDashne）同志，为托洛茨基博物馆安排财政支持。这座博物馆建立在托洛茨基最后的故居。弗兰克将博物馆视为革命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体现，是一个为下一代提供有关托洛茨基生平以及他的思想、信息和灵感的机构。
弗兰克在20世纪90年代末从墨西哥回来时与我提及的一点是，他殷切想让博物馆不仅仅只是一个文物储藏室，而要努力让每一个来博物馆的人清楚地了解托洛茨基的革命生活和思想。我很高兴得知——按照弗兰克的敦促——现在向所有参观博物馆的人提供了一本免费的小册子，其中以多种语言总结了他这一生。这项创新，还有精彩的博物馆展品和教育活动，反映了为实现正如弗兰克希望的那样所做的持续努力。这表明我们中更多的人会像弗兰克在他最后几年所做的那样——尽我们所能，协助托洛茨基博物馆继续其工作并进一步发挥其潜力。
最后，我想对埃斯特万·沃尔科夫做一些最后的评论，我曾四次与他取得联系。第一个是他在纽约市亨特学院举行的庆祝第四国际五十周年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第二次和第三次是在我帮助组织的关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遗产的会议上——一次是2000年在纽约大学，另一次是2008年在福特汉姆大学。对于这两件事，埃斯特班回应了我的邀请，来谈论他祖父的生活和思想。第四次是2014年我访问墨西哥城时，在托洛茨基博物馆与他谈论了他的祖父和母亲——以帮助纠正一位敌对学者的相当草率的叙述中的错误，当时我正在创作一部小册子，就叫做《列昂·托洛茨基》。
埃斯特万所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所说的话，还有他说话的方式，是三种品质。首先是完全不做作，有一种安静的尊严感。其次是尽可能清楚地传达他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思想的了解。与此相关的是他明显希望尽可能准确和诚实——传达他所感受到的祖父所代表的高尚，同时也表达了他的人性意识。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承认我只是对与我的革命英雄家人的人在一起感到敬畏。在后来的岁月里，这变成了一种只有对真实的人才能感受到的尊重。
我要补充一点，西耶娃，我很高兴有机会认识你，并祝你生日快乐。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参加这个纪念一位令人敬佩的人以及纪念这位令人敬佩的祖父的博物馆的活动是件好事。这是一个肯定持久斗争的庆祝活动——将过去的胜利和失败与我们当前困难时期的希望联系起来，人类的下一代将争取一个没有邪恶、压迫和暴力的未来，允许每个人自由发展作为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 |
革命战士集（192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革命战士集（1926）
革命战士集
罗章龙编著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出版，1926年10月
再版前言
引言
全国铁路工会殉难战士第一次调查表
京汉路“二七”四十四烈士追悼歌词
王尽美
游天洋
高克谦
李味农
伦克忠
悼念我们的战士——王中秀同志
戴培元
马七
一个参战工人的回忆（姚佐唐口述）
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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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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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传记·回忆·评论->〔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致谢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中，我要感谢许多个人和机构。1979—1983年间，当本书作为纽约城市大学（CUNY）研究生院的博士论文完成初稿时，乔治·费希尔（GeorgeFischer）和迈克尔·E.布朗（MichaelE.Brown）、特鲁·卡纳扎娃（TeruKanazawa），尤其是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Dunayevskaya），他们都作了广泛的评论。杜纳耶夫斯卡娅也偶尔与我在芝加哥进行讨论，直到她在1987年去世。最初是她建议我选择这个主题，并鼓励我深入下去。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大卫·比斯利（DavidBeasley）在搜集材料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与此同时，在费希尔的帮助下，纽约城市大学高等教育理事会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一年的研究资助，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GermanAcademicExchangeService）慷慨地给我提供了一份在西柏林学习德语的夏季奖学金。
1983年之后，当我进一步写作该书时，我所任教过的印第安纳的西北大学（UniversityNorthwest）、北方中心学院（NorthCentralCollege）等几所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尤其是北伊利诺伊大学（NorthernIllinoisUniversity）的罗伯特·里丁格（RobertRidinger）不遗余力地通过馆际借阅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法文、德文、意文和日文材料。
在20世纪90年代，我又增加了关于黑格尔以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材料，也增加了关于列宁的新资料，在我重新完成整部书稿写作之后，再次有很多人阅读并加以评论。罗伯特·约翰·阿克曼（RobertJohnAckermann）、珍妮特·阿法里（JanetAfary）、彼
得·休迪斯（PeterHudis）和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通读了书稿。巴德·伯克哈特（BudBurkhard）、奈杰尔·吉布森（NigelGibson）、马丁·杰伊（MartinJay）、帕特里夏·阿尔滕贝恩德·约翰逊（PatriciaAltenberndJohnson）、大卫·乔拉夫斯基（DavidJoravsky）、安德鲁·克利曼（AndrewKliman）、皮埃尔·兰茨（PierreLantz）、海因茨·奥斯特勒（HeinzOsterle）、艾伯特·雷西斯（AlbertResis）、汤姆·罗克莫尔（TomRockmore）以及洛乌·特纳（LouTurner）阅读了若干章节的大部分手稿。最后，保罗·布勒（PaulBuhle）、奥尔加·多曼斯基（OlgaDomanski）、特德·麦格隆（TedMcGlone）、罗伯特·瑟维斯（RobertService）、吉姆·托马斯（JimThomas）和艾伦·瓦尔德（AlanWald）分别阅读了本书的一小部分。对于上述每位读者的评论和批评，我深表感谢。我也要感谢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编辑理查德·马丁（RichardMartin），对于本书的出版他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第7章的初稿作为论文于1992年在《苏联思想研究》（44:79-129;©1992KluwerAcademicPublishers;printedintheNetherlands）上发表过，我要感谢克卢沃学术出版社（KluwerAcademicPublishers）允许我再次刊印。 |
中文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传记·回忆·评论->〔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中文版序言
我非常荣幸地为《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这部著作的中文版作序，这是该书第一次被翻译成英语以外的语言。《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出版于1995年，我最初在书中试图阐明三个观点：第一，我认为列宁1914—1915年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笔记是对辩证法的一种严肃的和原创性的研究，这种研究超越了其早期的机械论著作，特别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第二，我试图表明，对于1914年之后列宁的重要著作来说，尤其是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关于民族解放的著作以及《国家与革命》（1917）来说，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充当着哲学上的基础作用。第三，我试图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和后来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这种马克思主义可见于20世纪20年代的卡尔·科尔施（KarlKorsch）和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ács）及其后继者们的著作之中，他们中间最为杰出的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和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Dunayevskaya）。[1]在这个序言中，我将把我这本著作的主题尤其是第一点与该书出版以来对于列宁的重要讨论联系起来。
最近欧洲和北美关于列宁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两个基本的走向。原来从事苏联和俄国研究的一些学者，倾向于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改变了他们早期对待列宁的态度。他们这样做是对苏联垮台和最新公布的苏联档案的回应，这其中的许多材料都更加清楚地显露出列宁专制主义的一面。过去主要是从事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一类学者试图重新复活列宁的思想，或者至少是以某种肯定的方式来重新加以解释，把它与最近十年中出现的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新批判联系起来。许多这类作家都突出列宁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联系。
尼尔·哈丁（NeilHarding）的著作体现了上述所提到对待列宁的第一种方式，即从早期对列宁较为肯定的评价走向了对列宁较为否定的评价。哈丁两卷本的《列宁的政治思想》（1978—1981）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讨论从一种几乎完全是聚焦在作为领导的先锋队政党上面转移开来。在这部著作中，哈丁所关注的是列宁的重要政治和经济著作，如《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而不是《怎么办？》。他总是把列宁描述成一位充满自由主义冲动的思想家，最为显著的是他拥护1917年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的统治。遗憾的是，在这个研究中，哈丁完全忽视了列宁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著作。
在《列宁主义》（1966）中，哈丁试图通过一章论述列宁和哲学的内容来弥补这种疏漏。他写道，在1914—1915年，“列宁似乎是打碎了恩格斯更加具决定论色彩的唯物主义，更加接近于早期马克思辩证的普罗米修斯主义。”[2]此外，哈丁还认为，列宁思想中的这种转变不同于正统形式的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后来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他注意到列宁拒绝发表
其1914—1915年的深刻见解，这种发表对于这种思想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不幸的是，哈丁的论述方式具有某种片面性和不准确性。一开始，他就错误地将黑格尔辩证法描述为是以正题—反题—合题的过程为基础，而不是一种双重否定或否定之否定，后者是一种更为开放和批判的观念。他也极度依赖于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这个列宁与哲学的不可靠的引导者。哈丁得出了一个极其值得怀疑的结论，即对辩证法的研究并没有使列宁成为一个更加灵活的、批判的思想家，反而加强了“他自己的确信感”（238）。因此，尽管哈丁本人承认列宁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与斯大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之间有着显著的分离，但他仍然倾向于认为列宁的辩证法为那些后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会更深入地探究那些把列宁的思想与官方的列宁主义区分开来的东西。
罗伯特·瑟维斯（RobertService）的著作是第一类研究列宁的学者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类学者对列宁的解释近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苛刻。尽管瑟维斯经常把列宁的思想描述为从根本上说是死板的和教条的，但是他的三卷本《列宁：政治生涯》（1985—1995）还是对列宁理论上的敏锐性给予了一定的赞赏。关于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瑟维斯写道：“列宁也应该受到称赞，因为他认识到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考察，甚至也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3]瑟维斯也揭示了列宁世界观的独特性，甚至与是其同伴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和追随者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相对立。虽然他把与布哈林的这些不同之处解释为列宁的死板和教条主义的标记，但他还是比包括哈丁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更加准确地了解它们的性质。众所周知，在他1920年关于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旁注中，列宁称赞了那部著作的一
些特点，但同时也将它的缺陷描述为“一桶蜜里掺了一勺焦油”。像布哈林传记作者斯蒂芬·科恩（StephenCohen）这样一些著名的学者，已经把列宁的评论视为他在根本上亲近布哈林的一种表露。但瑟维斯理解列宁评论的破坏性：“只有傻瓜才信以为真。”[4]瑟维斯把这所有的一切都与列宁的这样一种指责联系起来，即布哈林的哲学世界观所充斥的更多的是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rBogdanov）的经验批判主义而不是辩证法。在列宁1922年的遗嘱中也有这个话题，列宁在遗嘱中贬低布哈林对于辩证法的理解。最后，瑟维斯把列宁忧虑布哈林哲学对俄国共产主义的影响和列宁1920年决定再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联系起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充满着对波格丹诺夫的谩骂式攻击。遗憾的是，列宁这样做时并没有对他在1914年之后在黑格尔和辩证法问题上的观点变化作出任何暗示。瑟维斯也没有提到这种情况对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造成的重大后果：列宁再版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机械论著作——而且没有怎么公开其1914—1915年的笔记——为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性在哲学上奠定了基础。
瑟维斯的《列宁：传记》（2000）虽然充满了来自最新解禁档案中详细的个人材料，但是缺乏他早期论列宁的三卷本著作中那种慎重的学术判断。的确，他把列宁家庭出身的种族多样性和他父母致力于少数民族权利作为列宁后来同样献身这个事业的缘由，并作了很好的发挥。他也揭示了这些问题对于列宁在生命最后阶段与斯大林意见不合的重要性。在几个关键点上，瑟维斯都以新的方式强调列宁的国际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他把1917年十月革命视为更加广泛的欧洲革命的前兆，没有欧洲的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可能。然而，这部著作其他方面的内容就很成问题，尤其是他倾向于把列宁描写为一个恶人，在这部著作的结尾中他警告说：列宁“非同寻常的人生表明，每一个人都必须保持警惕”，防止这类人可能再次复活。[5]例如，瑟维斯描述说，对于一战的爆发“列宁是非常兴奋的”，而且他“对于人类大规模地遭受苦难漠不关心”，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从战争的杀戮中看到了革命爆发的可能性（228）。在另外一个问题上，瑟维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就写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友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1919年在德国被暗杀，由于同他们存在着意见分歧，列宁并没有感到“寝食难安”。1917年之后，据说向所有那些反对和伤害过他的人“复仇的愿望”，激发了他镇压那些反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人（322）。然而，为什么他没有攻击托洛茨基（Trotsky）——这名1917年之前他的强劲的反对者，反而与他重归于、好呢？实际上，正如瑟维斯所表明的那样，在他处于弥留之际同斯大林的斗争中，列宁开始把托洛茨基视为他在领导层中最亲密的同事。
在这部传记中，瑟维斯对列宁和哲学的讨论也暴露了严重的问题。从肯定的方面说，他意识到了1914—1915年列宁“抛弃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大部分认识论观点”（243）。但当瑟维斯开始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时，他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简短批注，而不是关于黑格尔的大量笔记，他并没有真正讨论过列宁关于黑格尔的大量笔记。更大的问题是，瑟维斯在这里对于列宁和哲学的讨论推测过度。他不是严肃地讨论列宁的哲学著作，而是暗示说列宁“可能是一名神秘的知识分子”（203）。然后，瑟维斯在缺乏文本证据的情况下就猜测说，列宁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进行政治镇压一定是受到了马基雅弗利（Machiavlli）的《君主论》的重大影响。但是，在他对列宁最严肃和持久的哲学活动即1914—1915年论黑格尔的笔记的讨论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瑟维斯对其探讨主题的傲慢态度：“笔记是一个没有接受过哲学入门训练的人在业余时间写下的简短笔记”（244）。我们不清楚瑟维斯如何能够对有关黑格尔出了名的晦涩难懂的《逻辑学》的材料作出这样的判断。从这个以及其他意义上来说，他2000年关于列宁的传记缺乏平衡性。
如上所述，第二类学者们自2000年以来就试图重新复兴列宁的思想，或以一个更加肯定的方式重新加以阐释。在他2004年的传记中，让_雅克·玛丽（Jean-JacquesMarie）把精力集中于列宁的革命政治学。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头几年的解释特别深刻地说明了列宁的不妥协方面，甚至是反对托洛茨基和其他反战的革命社会党人。在玛丽看来，这种不妥协的关键，从列宁这方面来说，是他坚持认为革命的社会党人不仅要明确地谴责那些支持战争的社会党人，而且还要明确地谴责像考茨基（Kautsky）那样的“中间派”。在他对《黑格尔笔记》非常简短的论述中，玛丽把它们与上述问题联系起来：“当隆隆的炮声响遍欧洲每个角落，以及东部和西部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冰冷的、臭气熏天的战壕中度过他们第一个冬季的时候，为什么他花费了几乎八个月的时间去研究黑格尔呢？或许是他想要弄明白对于辩证法缺乏了解是如何把像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和考茨基这样著名的第二国际的思想家推向社会爱国者的怀抱。”玛丽也把1914—1915年的笔记和列宁早期的哲学著作严格地区分开来。玛丽认为，在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研究黑格尔因而不能完全理解《资本论》这种批判中，列宁也把“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段时期的他自己”（156）包括进来了。
在第二类对列宁持更加肯定态度的学者中，最为显著的例子体现在由几个政治哲学家所编辑的文集之中，其中著名的是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Zizek）的《重塑列宁》（LeninReloaded）（2007）[6]。这本书中列宁论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篇幅是如此显著，以至于一名愤怒的评论者把他的回应命名为“重塑黑格尔”[7]。在这些论述辩证法的文章中，斯塔西斯·科维拉克斯（StathisKouvelakis）的文章最有价值。科维拉克斯的文章一开始就强调说，列宁独自数月在伯尔尼图书馆既是必要的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因为列宁从战火纷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退回到黑格尔的研究。列宁不仅遭受战争的折磨，而且还为先前反战的革命社会党人的背叛而感到痛苦，正如科维拉克斯引证的那样：“对社会党人来说，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不是战争的恐惧……而是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背叛的恐惧，是对当时第二国际瓦解的恐惧。”[8]“贬低或在一定程度上压制黑格尔和辩证法是第二国际的显著特征”（170），列宁在回应中则强调黑格尔的重要性，科维拉克斯对此表示赞赏。他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列宁并没有试图用青年马克思的方式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统一起来，而是试图“把黑格尔理解为一个唯物主义者”（173）。然而，他注意到，在列宁开始用这种方式来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的时候，当他进入《逻辑学》的中间部分“本质论”时，列宁“开始思量其‘唯物主义’二元论的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特征，并开始进入在黑格尔逻辑范畴中所展开的内在的层面”（185）。在这里，科维拉克斯强调了列宁对黑格尔“自已运动”范畴的运用，强调了他拒绝那种他当时称之为普列汉诺夫和整个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科维拉克斯把这些哲学探索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特别是列宁的“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论点”（194）以及他“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论点”（195）。
总的说来，这篇文章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存在几个问题。首先，与他对唯心主义的不满相一致，科维拉克斯并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明确地把列宁早期《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对立起来，尽管他提到了这个问题。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科维拉克斯认为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可能对列宁的辩证法概念进行批判，即使隐约地认识到它的缺陷时，例如列宁对否定之否定这个概念的认识就或多或少具有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他拒绝了我对列宁过于依赖黑格尔的实践理念而排斥理论理念的批判。最后，科维拉克斯没有对列宁1914—1915年之后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进行任何批判，无论是卢森堡批判过的对于一党制政权的强化，还是列宁未能把他对辩证法的研究公之于众。
站在今天的高度并根据最近对列宁的探讨，尤其是对列宁辩证法概念的探讨来审视《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情况又如何呢？自这本著作1995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之一是，列宁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现在已经被看作其著作中更为重要的部分。这不仅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那些研究列宁政治和社会思想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种新的对于列宁和黑格尔关系的强调拉近了上面提到的两类研究列宁的学者的距离，无论是强烈批判列宁的还是那些试图更为肯定地重新解释列宁的学者。自1995年来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之二是，人们现在已经相当广泛地赞同这种观点，即在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中，列宁已经远离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他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其他著作。人们认为他此时已经将这些著作与像普列汉诺夫这样的“庸俗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放在一起，以列宁的观点看来，后者没有真正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的黑格尔著作。也就是说，关于列宁笔记在哲学上的重要性问题，即它们是否更加接近于唯心主义以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学者之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
我仍将证明列宁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的创造性，即它们对于“庸俗唯物主义”的重大突破以及笔记重新在马克思主义中运用黑格尔的核心观念——例如“矛盾”、“主体性”、“自己运动”。列宁拒绝庸俗唯物主义包含着一个黑格尔式的否定之中的肯定（或第二次否定），正如在他对人类意识的创造性、认识的创造性的理解中所看到的那样，他当时写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这个论断不仅拒绝了粗陋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建设方案，这种方案防止任何人滑向唯意志论。人的意识根源于物质的、客观的世界并反映它，但在意识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这是因为人的主观性——既包括反抗群众的集体主观性也包括革命哲学家更加具有个体性的主观性——都能塑造或重新塑造客观现实，或者是有助于这种塑造或重塑。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这种统一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1844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相类似。
我仍然相信，全面评价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思想成就首先有必要理解其局限。实际上，成就和局限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即在我看来，局限来自于没有从一些观点进一步得出其逻辑结论。用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贴切话来说，这些局限之一涉及列宁的“哲学上的矛盾心态”[9]。虽然列宁在1914年之后就转到了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立场上来的一些信息已经人尽皆知，但列宁没有能够公开在1922年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之友”的重要信息，甚至也没怎么公布他已经得出的新结论。加上他决定再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都会把他的追随者导向另外一个方向，即导向机械的唯物主义。这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在斯大林主义之下被进一步庸俗化，《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被好几代人当作鞭子用来惩罚离经叛道的“唯心主义”知识分子。
列宁思想中的第二种局限性是《黑格尔笔记》本身所固有的。最为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正如本书第3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当他发现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相当关注实践范畴，在几个关键的地方甚至宣称实践范畴高于理论理念时，列宁变得兴奋起来。不幸的是，他实际上只抓住这一点，而忽视了黑格尔在《逻辑学》同一章略为稍后一点的地方对实践理念的批判。在2007年，在我看来，这些局限性比1995年时有些更加令人担忧，但是应该强调的是，除非首先理解列宁1914—1915年笔记的巨大成就，否则就不能充分认清这些局限性。远不能像瑟维斯所做的那样，把这些笔记当作只是小学生的简短笔记而不屑一顾。
基于上述理由，我也相信，列宁作为马克思之后第一位深入研究黑格尔和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其理论成就，对于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研究来说，对于考察通常被作为异端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公开的迹象表明列宁献出了他自己在1914—1915年的新发现，因而对于卢卡奇和科尔施来说，应当很难断定他们自己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先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此时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也还没有发表。对葛兰西（Gramsci）来说可能同样如此。如果我们理解了列宁《黑格尔笔记》与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这些联系，这些联系通常被马克思主义史的正统的和“批判的”解释所忽视，那么就更加难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思想中最具批判性的、辩证的方面分离开来，也有助于对这二者的研究。这种新的有利形势也有助于我们把列宁与官方的列宁主义区分开来，同时凸显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后来被称为“批判理论"的革命源泉。
凯文·安德森
2008年3月于芝加哥
[1]我没有考虑甚至更为杰出的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因为他的著作更多地受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而不是受到其后的《黑格尔笔记》的影响。
[2]NeilHarding，Leninism（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1996），p.236.
[3]RobertService，Lenin：APoliticalLife．Vol.2．WorldsinCollision（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1），p.92.
[4]Service，Lenin：APoliticalLife．Vol.3．TheIronRing（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1），p.148.
[5]RobertService，Lenin：ABiograph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494．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6]因为这本书与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及其其他后期著作没有关系，我把《怎么办？》这个重要的新译本和评论放在一边。参见LarsT.Lih，LeninRediscovered—WhatIstoBeDone？InContext（Leiden：Brill，2006）
[7]JamesTurley，"HegelReloaded？"，WeeklyWorkerNo．701（Dec，13，2007）.
[8]StathisKouvelakis，"LeninasReaderofHegel，"inLeninReloaded：TowardaPoliticsofTruth，editedbySebastianBudgen，StathisKouvelakis，andSlavojZizek（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2007），p．169.以下对该书的引用直接在文中标注，这本书中也收录了我的一篇文章。
[9]正如在文本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一术语可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哲学与革命》（1973）中找到。最近，彼得·休迪斯（PeterHudis）和我在ThePowerofNegativity（Lanham：LexingtonBooks，2002）中已收集和注解了许多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论辩证法的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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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传记·回忆·评论->〔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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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论述列宁研究黑格尔的长篇大作，把列宁描述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无论是与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与最西化的描述相比，本书所描绘的列宁肖像都更加与众不同：“在这第一本认真研究并考察列宁著作中黑格尔主题重要性的著作中，安德森为人们认识列宁和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的作者道格拉斯·凯尔纳
凯文·安德森的这本着作完全摆脱了苏联继承者强加于列宁思想之上那种一知半解的解读方式和僵死教条，把列宁描绘成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为我们当代提供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通过精彩的论证和渊博的学识，安德森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列宁，任何一个对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联系的讨论真正感兴趣的人都不能置之不理。
——《辩证法研究》的作者伯特尔·奥尔曼
安德森对列宁理解黑格尔所作的资料翔实、深表同情但具有批判性的研究，对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概念的实质作了重要的贡献。
——《黑格尔之前和黑格尔之后》的作者汤姆·罗克莫尔
列宁似乎只是为斯大林开辟道路，没有什么别的贡献。在这本创新研究中你将发现完全相反的观点……我愿意向那些对俄国和革命真正抱有兴趣的人推荐这本书。
——《苏维埃体系与现代社会》的作者乔治·费切尔 |
〔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传记·回忆·评论->〔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Lenin,Hegel,andWesternMarxism:ACriticalStudy
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种批判性研究
〔美〕凯文·安德森（KevinAnderson）
1995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张传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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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致谢
导言
关于资料来源和缩写式的说明
第一部分：列宁论黑格尔和辩证法
1．1914年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与列宁转向黑格尔
2．列宁论黑格尔的存在和本质概念
3．主观逻辑：列宁1914年黑格尔研究的核心
4．列宁1915—1923年对辩证法的探讨：矛盾的、隐蔽的黑格尔主义
第二部分：1914—1923年列宁论革命的辩证法
5．帝国主义和主体性的新形式：民族解放运动
6．国家与革命：主体性、基层民主和官僚主义批判
第三部分：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7．从20世纪20年代到1953年：卢卡奇、列斐伏尔和约翰逊—福雷斯特派
8．1954年至今：列斐伏尔、科莱蒂、阿尔都塞和杜纳耶夫斯卡娅
结论：列宁的矛盾遗产
参考文献（图片版）
索引（图片版）
译后记 |
第八章新的工业生产秩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八章新的工业生产秩序
西印度的垄断商所面临的就是如此巨大的工业发展形势。他们过去在声誉上和传统上曾经处于优越的地位，他们对英国的经济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一直十分巩固。然而，我们看到，如今他们已经日趋衰亡。就如同小人国里的利利布丁人无力拴住格列佛一样；甚至他们的铁钩也无法伤害他。1839年，梅里威耳在牛津大学讲演时说：“世界形势在急速发展，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殖民制度和航海法仍是切实可行的了。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无可奈何地被潮流卷滚着。我们可以挣扎，可以抗议，可以寻问为什么早年苦心经营的堤坝竟挡不住这股潮流，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西印度的垄断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可是，西印度人却看不到这点，而且他们和一切既得利益者一样，在进行垂死挣扎，“拼命利用他们积累的财富来阻挡不可挽救的衰败。”[2]他们不顾影响，不顾后果，一心要保存他们已经病入膏肓的制度。
与其说人们是在抨击奴隶制度，不如说是在抨击西印度人。这也就是对垄断制度的抨击。他们的反对者不仅有人道主义者，还有资本家。对他们进行抨击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西印度的经济制度十分可恶，而且也因为这一制度根本无利可图。单就这后一个原因，就非摧毁这种制度不可。[3]1827年，牙买加的一个代理人抱怨说：“整个殖民地事业，特别是牵涉到奴隶人身财产的事情，那些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已经对它毫无兴趣，广大公众也对它十分反感。结果我们从国会的辩论中得不到也肯定不能得到什么保护。”[4]希伯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对了一半。他认为，如果说西印度的奴隶制是可耻的，西印度的垄断制是可恨的，把这两种罪恶加在一起，西印度殖民地实在是担当不起。
反对奴隶贸易，反对奴隶制和蔗糖优惠关税的斗争，前后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80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第二阶段，在1833年废除了奴隶制。最后，于1846年取消了蔗糖优惠关税。这三件事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从奴隶制度中发家的那个既得利益集团，现在反转来要消灭奴隶制度。人道主义者在反对奴隶制度时，是软弱无力的。他们的言论虽然为广大群众所同情，但是在一百年之前他们的活动起不了很大作用。因为那时整个资本的利益是与殖民主义制度相一致的。沃兹华斯写诗赞美克拉克森：“山陡峭兮，奋力攀。”除非资本家从奴隶主和奴隶贩子的行列里叛离出来，否则永远不可能攀登到山顶。一个半世纪以来，西印度人一直过着骄奢淫逸、随心所欲的生活。他们错误地把重商主义法则奉为永恒的自然法则。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人，而且还把在贸易帝国主义时代里获得的知识运用到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时代里。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亚当·斯密的“无形巨手”竟会反转来反对他们。他们只好去求助于上帝的“无形巨手”。[5]重商主义的兴起与衰落过程也就是奴隶制度的兴衰过程。
一、是关税保护还是自由贸易
维多利亚女王有一次给两位非洲酋长写了一封著名的信：“由于笃信上帝和耶稣基督，英国才享有伟大和繁荣。”[6]对曼彻斯特的资本家来说，“耶稣基督就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也就是耶稣基督。”[7]
如果说谷物被垄断商视为国君，那么蔗糖就被视为女皇。西印度食糖所享有的优惠关税之所以遭到抨击，不过是当时整个哲学斗争的一部分。这场斗争在1812年表现为摧垮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在1846年表现为消灭了英国的谷物法。反谷物法同盟的司库说，他的组织“与反奴隶制协会一样，是按照同样公正的原则建立的。反奴协会的宗旨是使黑奴获得自由，有权支配自己生命，而我们同盟的目的，是使人们有权自由地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尽可能多的食物。”[8]在主张自由贸易的一片狂热情绪中，西印度的垄断制，首当其冲成为反对垄断阵线攻击的对象。这种垄断制不仅被看作罪大恶极，而且它所付的代价巨大。
东印度食糖的支持和赞助者们坚决反对西印度对食糖的垄断。他们把西印度的产糖岛屿称作“不能生育的岩石”，并说这些岛屿见钱眼开，贪得无厌，象“海绵一样不断吮吸我国国民的以及贸易界的资金”。他们甚至指出，早在十八世纪末，英国“已经具备了条件，可以废除垄断制”。不能为了让岛上少数人享受某些不合理的利益而让大多数人遭受痛苦。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东印度人所持的反对态度更为强硬了。他们要求在食糖贸易方面，起码在优惠条件或关税保护方面，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他们总的要求是，与西印度人平起平坐。难道因为西印度人长期享有这方面的垄断权利，所以他们现在就应该继续享有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也可以主张，对机器的使用应该征税，因为由于机器的发明，许多长期以来用手工纺纱织布和制造其他用品的雇工，现在纷纷失业了，……人们还可以提出，对运河运输也应该征税，因为运河运输又低廉又方便，是旧的马车运输无法相比的。”[9]可是，西印度人却声称，他们有继续享受关税保护的权利。理由是，他们曾经在甘蔗种植业方面进行投资。这样的声明等于强求。“每当以后投资失利时，也可以同样无理地提出这种要求。”[10]人们不会为了西印度人的利益，而无视通行的贸易原则。休姆深信，英国人具有明智的洞察力、公正的感情和爱国的情操。决不会允许这一类的垄断制继续存在，因为一切限制和垄断对发展都很不利。
早在1815年，贵族院的议事录中就记载了对谷物法的抗议，这就动摇了“保护关税”这座门楼的基石。1820年，伦敦的商家向国会递交一封请愿书，书中陈言：“要是能不受限制地进行自由贸易，这将会大大地促进外贸的发展，而且也将是我国资本和工业的最好出路。”[11]同年，格拉斯哥的芬利先生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支持格拉斯哥商会的请愿书。该书同样要求实行自由贸易，要求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一切限制。芬利说：“我国的贸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也出现了不少谬误的观点，人们现在要求放弃这一政策，我认为这种要求并非过高。”[12]利物浦的商人庄重地说，一切垄断，特别是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都阻碍着我们与他国发展贸易，这对英国的整体利益为害极大。这个城市的市政当局宣布英国臣民“生来有权”与世界各地进行自由交易。三十年前，皮特在一次宴会上恭维亚当·斯密。他说：“我们都是你的学生。”[13]现在看来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西印度的垄断制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中也已无利可图。据1828年的估计，由于这种垄断，英国人民每年要多开销的费用超过一百五十万英镑。[14]1844年，西印度的垄断贸易每周给英国造成的损失达70，000英镑，给伦敦造成的损失达6，000英镑。[15]为了购买蔗糖，英国每年要比欧洲大陆多支出五百万英镑。[16]梅里威耳说，1838年英国向西印度出口的总值为三百五十万英镑，用这笔钱在那里购买回来的是蔗糖和咖啡。如果这批出口运往古巴和巴西，那买回来的蔗糖和咖啡就要多一倍。这样就有相当于一百七十五万英镑价值的货物“全部白白地丢失了，而英国从中毫无所得。这好比装运这些货物的商船在航行途中沉没了。”[17]在英国消费的每一磅糖，其价格的五分之二为生产成本，另外五分之二作为国家的收入，剩余的五分之一就落入西印度种植园主的腰包。[18]
这种政策一向成为西印度奴隶主“腐朽事业的支柱”，现在该是纠正这种“鼠目寸光”政策的时候了。赫斯基森要求对这样做持慎重态度少他说，“西印度人占有奴隶，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要是使用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确实比使用自由劳工进行生产所需费用更大，那就更没有理由剥夺他们享有关税保护的权利。”[19]不过，西印度人对此有所误解。“当这个问题到了非考虑不可的时候，国会将把它作为一项紧迫任务，并对它有关的一切情况进行深入调查。”[20]那时，纠正这一政策的时机就会到来，而且为期不远。
急于降低工资的那些资本家们，提出了“早餐免税”的政策。他们认为，对食品强行征收保护税是不公平的，也是愚蠢的。垄断制已经腐朽了，它使所有的人都吃亏。它已经摧毁了从前的庞大殖民帝国。西印度集团完蛋了。“在这间殖民部办公室里，不管在税收方面作出什么样巧妙的安排，都不可能使西印度重新繁荣起来。这里的大多数人也不愿支持西印度的繁荣，这个部里的西印度集团追随者们也不可能真正支持它。”[21]这种保护关税制度就好比是分别关在各个笼子里的猴子，彼此都伸手去偷对方笼子里的盘中物吃，结果每个猴子偷吃到的与它盘中丢失的东西一样多。里卡多劝说种植园主们作出体面的退让。可是，“球已经在滚动了，不管他们作出何等努力都不足以使球停止。”[22]
一些有名的政治家们以前都站在西印度人一边。现在，帕麦斯顿却与种植园主的反对派联合起来了。他认为，“保护关税”这个词应该从一切商业词典上删掉，因为“这项原则对我国十分不利，凡是采用这一原则的国家，其繁荣必然遭到损害。”[23]
关税保护者是站在西印度人的立场上的。拥有土地的谷物巨商与甘蔗种植园主老爷紧密联系起来了。皮尔是一个棉纺和丝织的自由商，又是谷物和蔗糖的保护主义者。西印度的事业得到了本廷克、斯坦利和迪斯累里的大力支持。迪斯累里曾批评说，西印度集团要真是变成了“一群老马”，[24]那么他也是促使其转变的一个。在国会就废除谷物法和平均蔗糖税的问题进行辩论时，他振振有辞，言词锋利，博得听众喝采。但是在他的尖刻发言中，究竟有多少严肃的个人信仰和经济上的哲理呢。因为在1846年以后，当西印度人力图推迟实施食糖自由贸易法这一可怕日子到来时，迪斯累里却转变立场反对起他们来。他说：“在巨大的变革已经产生实际效果以后，我们再也不能抱着保护关税这一破烂不放了。”[25]在《西比尔》杂志上他用一种超然的态度写道，在英国这样一个商业国家，每隔半个世纪就会出现一些新的财源，就会产生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的、强有力的阶级。如，在地中海沿岸的商人、西印度的种植园主、东印度的富豪。重商主义还没有灭绝，但是已经奄奄一息了。
西印度人企图阻挡自由贸易的潮流。他们把实行殖民制度看作是“一种默契，……目的是相互进行垄断”。[26]他们声称，垄断并不是对他们的恩赐，而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独占国内市场，是殖民制度强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所应给予它的正当报酬。[27]要是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是不愿意请求施舍的。由于他们的竞争对手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使他们无法与之竞争，甚至他们的生存也不得不依赖于保护关税。至于说到印度，他们指出，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充足的食物和广阔无边的沃土；那里河道纵横，灌溉便利。而说到巴西，他们则抱怨那里条件优越，巴西人可以获得足够的劳动力来开发肥沃的土地。不管这些殖民地的状况如何，西印度人总是重复关税保护这个腔调。“破产”一直是他们词汇中的头一个单词。它的意思向来“不是指人们的贫困，不是指缺吃少穿，甚至于也不是指人们无缘于财富和豪华，而仅仅是指甘蔗种植数量的缩小”。[28]1833年之前，他们身为奴隶主时，总是要求得到关税保护，以对抗印度自由劳工生产的蔗糖。在1833年以后，他们成为自由劳工的雇主时，也要求得到关税保护，不过是用以对抗巴西和古巴奴隶生产的蔗糖。从前，他们对役使奴隶种植甘蔗的罪恶只是轻描淡写，而今他们却拼命夸大这种罪恶。当他们身为奴隶主时曾极力为奴隶制开脱罪责；如今他们成为自由劳工的雇主后却又在颂扬自由的福音。他们对一切事情总是前后动摇不定，只有一件事情，即在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上，他们却始终坚定如一。
西印度人一直到最后还深受自己目光短浅之苦。他们虽生活在十九世纪，却要求保持他们在十七世纪的地位。要是读一下他们发表的宣言、小册子和演说，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只不过把圣多明各改成了印度、毛里求斯、巴西或者古巴。时代已经变迁，自由已经取代了奴隶制，但是他们的要求却一成不变，他们的谬论依然如故。他们“不断高喊要加强垄断，目的是想补偿垄断本身造成的损害”。[29]结果遭到人们的蔑视和指责。然而，他们毫不在乎。他们有时虽也谈论自由贸易，那是为了反对恢复西印度港口公司的特许状。他们有时也指责国会，“在这样一个进步的时代里还继续推行这种愚蠢和有害的垄断政策，从而直接影响国家的贸易和岁收”。[30]但是总的说来，西印度人对新出现的秩序视而不见，所以内心依然感到喜悦。
要求关税保护，要求得到劳动力，是1746年的口号，也是1846年的口号。要求关税保护是正当的，不给予关税保护不合英国的风尚。为了确保使用自由劳工所进行的试验，实行关税保护是必要的。种植甘蔗需要劳动力。既然解放了黑奴，并助长了他们的惰性，那么只好要求提供契约非洲人，契约印度人，甚至罪犯。有些人因缺乏劳动力陷于绝望之时，竟提出要重开奴隶买卖。[31]
这些人当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格莱斯顿。格莱斯顿不单单是一个西印度人，他还是一位有名的政治家。他具有全面观察问题的能力。他既能言又善辩，而且始终应付自如。他在国会一再为西印度垄断制进行辩护。他的理由是，实行垄断为的是保护自由劳工生产的蔗糖以抵制奴隶生产的蔗糖。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两者的区别甚微，以至无法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同样他也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1836年以后，西印度人要求关税保护的呼声已经减弱，这是由于保护关税已经扩大到东印度的食糖。而东印度食糖没有遇到象西印度食糖所面临的那么多困难和挫折。格莱斯顿深知西印度的事业已经完结。对它们实行的关税保护也不能持久。即使想再延续二十年，也不可能恢复和振兴西印度的种植业。
二、反帝情绪的发展
殖民制度是重商主义时代商业资本家的支柱。在自由贸易的新时代，工业资本家完全不需要殖民地，更不需要西印度的殖民地。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趋势早在工业革命初期已经出现。这种趋势的发展与自由贸易的发展是并驾齐驱的。今天，当整个世界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西印度的殖民地却已经衰落了。反对殖民地制度的带头人是科布登。科布登在他研究殖民地弊病的“不朽著作”中，十分赞赏亚当·斯密的著作。在他看来，殖民地问题就是一个花钱问题。殖民地外表上使人眼花缭乱，具有迷惑力，但它是一个费钱的累赘。它所起的作用仅仅是“装饰我们门面的徒有虚表的附属品。但是，实际上，它造成我国在开支费用方面的复杂而浩大，无助于使我国在贸易方面实现平衡”。他认为殖民政策完全是一种“荒谬绝伦的政策”，“它牺牲了我们同面积辽阔而又富饶的新大陆之间的贸易，换来的却是几个小小的岛屿，况且那些岛屿上的土地已经相当贫瘠”。[32]1852年，英国向缅甸宣战，出兵占领了缅甸的南部。科布登对此提出了抗议。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印度之战是如何发生的》。他在文章中建议，“英国应该在《泰晤士报》上刊登广告，招聘具有下列才能的总督，他既能征集到一千英镑的债款，又不因兼并领土而耗尽我国的资财”。[33]
莫尔斯沃思是一位著名的殖民地改革家，他认为，英国的殖民政策完全受‘毫无意义的帝国狂想所驱使”。以南非开普殖民地边疆为例，在那里“丢失了一把斧子和二只羊，……已使英国损失了二、三百万英镑”。澳大利亚是一个“流放犯后裔聚集的地方”，新西兰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那里的总督昏庸无能，官吏声名狼籍，与土著人进行着毫无意义的战争”。南非是“一个广大的，毫无价值的，破费钱财的疆土，其面积超过三十万平方英里，主要是起伏的山峦和干旱的沙漠，还有光秃秃的平原。那里没有水、没有草、没有可通航的河流，没有海湾。一句话，除了需要英国不断大量花钱外，那里什么都没有”。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进行管理的，是一位殖民大臣。他“带着想象，越过高山，跨过海洋，来回奔波于世界各地。从北极飞到南极，从白雪皑皑的北美赶到烈日炎炎的赤道，从肥沃的西印度群岛奔驰到南非和澳大利亚干旱的沙漠。世界上任何东西，甚至于爱情，都不能使这位流浪的犹太人停住脚步”。[34]为了保护这些殖民地疆土，英国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把它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运往这些殖民地。这样殖民地要求获得独立的代价也降低了。应该让这些殖民地从殖民部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个殖民部“反复无常，往往用心良苦，但十分软弱，而且无知”。[35]
休姆也是一位激进的政治家。他也加入了攻击“祖国大人的行列”。他要求打破束缚殖民地的枷锁，让它们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并让它们自己掌握自己的事务，而不是把它们悬挂起来，交由唐宁街任意摆布。殖民部实在令人讨厌，应该把它关闭。
托管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作为自由激进分子的罗巴克，他认为，拒绝把殖民地的管理权交给当地自治政府是由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这一说法是极其虚伪的。历史已经证明，在优等民族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野蛮行为一定要消灭；公正与人道必须服从于不公正然而又是必要的铁的法律。[36]詹姆斯·斯蒂芬是殖民部的常务副大臣，他不会放弃“在我们不幸时刻背上的倒霉的包袱，而且他的决心从未动摇过”。但是像泰勒这样的资本家，以及殖民部的其他官员，他们看到的殖民地不外是“吵吵嚷嚷的议会，愚蠢透顶的总督，传教士和奴隶”。[37]用梅里威耳的话来说，之所以要把殖民地保留下来，“仅仅是为了从统治它们中获得乐趣”。[38]于是，凡是谴责西印度的言论就是正确的言论，凡是破坏西印度的行为就是正当的行为。[39]在绝望的种植园主看来，反对殖民地的联合阵线似乎已经形成了。[40]1838年和1840年两年，牙买加和英属圭亚那的议会连续进行反抗，他们拒绝投票通过拨款。牙买加人喜欢高唱美国革命时的歌曲“扬基之歌”，而不唱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皇气”。[41]谁在乎这些呢？英国国会已经准备把西印度群岛转让给美国，只收取一点补偿费。罗巴克大声喊道：“牙买加已经沉入海底”，“整个安的列斯群岛都将与牙买加同归于尽”。这些“毫无价值的殖民地”除了战争和耗费开支外，一无是处。他们一直是英帝国“最最致命的累赘”。即使把它们从地球上抹掉，不会损害英国的“一丝力量，一毫财产，一分国力”。[42]
这种观点在当时十分流行。甚至于迪斯累里，这个后来的头号帝国主义分子也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影响。1846年，他仍然把“被遗弃的安的列斯群岛看作破片碎瓦，而且把它比喻为英国殖民地体系的支离破碎”。[43]六年之后，加拿大又成为英国外交上的一个棘手问题。这些残破的殖民地都是“一钱不值的遗产”，是吊在英国脖子上的石磨。[44]据格莱斯顿说，有关殖民地的事务，十有九件国会是不可能予以重视的，至于剩下的一件得到国会支持，完全因为议员的一时疏忽大意。垄断的时代已经终结，接着而来的是自由贸易者、经济学家和统计员的时代。西印度群岛的光荣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或许三十年以后形势会发生变化。但是，西印度犹如那个摔得粉碎的矮胖玩具人“汉不丁，但不丁”，即使国王派来千军万马也不能使它重新恢复原样。
三、世界食糖产量的増长
1783年之前，英国产糖岛屿所以显得有力量，原因是，在蔗糖生产方面他们没有什么竞争对手。而且，只要他们能够办到，他们就不会允许任何竞争对手存在。他们曾坚决及对塞拉利昂试图引进并种植甘蔗，理由是，这将为“那些在其他地区还未占有殖民地的外国”[45]开一个先例，同时也将损害那些占有西印度殖民地的人们，这正如一个世纪以前，他们曾反对在非洲种植蓝靛一样。[46]在蔗糖贸易中，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巴西和法属岛屿。古巴的竞争能力由于受到西班牙重商主义的极力排斥而大为削弱。在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之后不久，圣多明各的蔗糖生产突飞猛进，上述情况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巴巴多斯和牙买加发展甘蔗种植业后，欧洲食糖贸易的中心曾由葡萄牙转到英国。而圣多明各甘蔗种植业的发展，使法国得以控制欧洲的蔗糖市场。1715年到1789年，法国由殖民地进口的总额增长了十一倍，法属殖民地的产品向国外再出口增长了十倍。[47]1789年，法国把其殖民地产品的三分之二向波罗的海地区岀口，三分之一向地中海东部地区出口。“正是由于有了圣多明各，法国才使世界贸易发生了有利于它的转化。”[48]
这里仍然是原有的奴隶生产法则在起着作用。圣多明各比任何一个英属殖民地都要大。它的土地比较肥沃，潜力不小，因此生产成本比较低。1788年，枢密院委员会把生产成本的这种差异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
从英国首相威廉·皮特的观点看，生产成本的差异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英国产糖岛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西印度群岛的一套制度已经无利可图。而这种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奴隶贸易“对于大不列颠不仅没有什么好处，……相反却有最大的害处，这种害处比起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49]皮特，他的父亲一向坚定地站在维护西印度人的立场上；他的前任在十年前还能轻而易举地否定了废除奴隶制的请愿，而在他担任首相期间，内阁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皮特的立场则转到了印度方面。
皮特的计划包括这样两个目的：一是借助于印度的蔗糖来重新夺回欧洲的市场；另一个是取得在世界范围内废除奴隶贸易。[50]这样一来就可以搞垮圣多明各。如果不能取得世界范围的废除奴隶贸易，那么英国就单独废除奴隶贸易。法国一向过分依赖英国的奴隶贸易，英国若单方面废除奴隶贸易，就可以使法属殖民地的经济陷于一片混乱。
但是皮特的计划没有实现。他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对所有非西印度生产的蔗糖都要课以重税，所以英国根本不可能进口预先计划的那么多印度蔗糖。同时，代表西印度垄断商利益的霍克斯伯利勋爵反对修改“对垄断公司有利”的现行法律。而这些垄断公司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已经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51]霍克斯伯利本人不仅仅是个西印度人，他与英国的贸易界和工业界，特别是利物浦贸易界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建议，凡进口外国蔗糖，都必须使用英国货船装运，而且进口的蔗糖只许用于加工提炼和以再出口为目的。这样做，“法国的贸易和海运业就会遭到削弱，而英国的贸易和海运业则会发展。这是一个妙策，它远胜于上个世纪采取的任何一个措施”。[52]要是采纳这个建议，英国就会恢复1660年到1713年它曾独自享有而后来又落到法国人手里的蔗糖贸易。
另一个失败的原因是，法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反对取消奴隶贸易。[53]三十年后利物浦勋爵称这些国家之所以釆取反对态度是怀有“险恶用心”的。
[54]人们也不难看出皮特的人道主义外衣掩盖着他的政治目的。加斯通—马尔丁是研究奴隶贸易和加勒比殖民地历史的法国著名史学家，他谴责皮特，说他宣传解放奴隶的目的，"显然是以人道主义之名，行挤垮法国贸易之实。”他还认为：这种慈善宣传包含着经济目的。由此足以说明为什么英国会那么慷慨地给法国的废奴主义者捐款，为什么英国废奴主义者克拉克森撰写的反对奴隶制的著作在法国有那么多的法译本。[55]正如拉姆齐所承认的，“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从事非洲贸易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可靠。但是，非洲贸易到后期，对于英国财富积累所作的贡献要小于它对英国对手所作的贡献。”[56]
正值此时，法国大革命助了皮特一臂之力。法国圣多明各的种植园主因害怕革命运动的理想会摧毁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他们于1791年把圣多明各拱手送给了英国。[57]向风群岛的种植园主也东施效颦。[58]1793年，皮特同意接受这些岛屿，因而爆发了英法之间的战争。英国不断派出远征军，企图从法国人手中，后来又企图从黑人手中夺取这块宝贵的殖民地，但是均未成功。皮特曾对国会保证：“进行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得到财富和地盘，而是为了我国的安全。”[59]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使欧洲的联盟事业蒙受损失。英国军事史学家福特斯鸠写道：“战争的头七年，英国显得十分无能，其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圣多明各这个可怕的名词。”[60]英国力图夺取圣多明各而损失了数千人，耗费了数千英镑，最后还是失败了。但是这个世界糖罐终于在战争过程中被捣毁了，法国殖民地的优越性永远地被粉碎了。“为了这样一个结果”，福特斯鸠写道，“英国的士兵牺牲了生命，英国的财富耗尽了，它的影响削弱了，它的军队在这可怕的六年战争中受到摧残，弄得四分五裂，麻木不仁。”[61]
皮特既想得到圣多明各，又想废除奴隶制，这是根本做不到的。而且也是一个极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如果圣多明各一年不输入四万名黑奴，它早就沉入海底了。皮特要接管这个岛屿，显然表明他不再对废除奴隶制感兴趣了。当然，他自己没有这么说，因为在公众面前，他这类话已经说得太多了。所以他只好继续表态赞成废除奴隶制，但与此同时他却给予奴隶贸易以实际有效的鼓励。他已经不再是1789年到1791年时期的那个皮特了，当时他所作的讲演精采生动，旁征博引，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激情。他的这种转变可以从国会的辩论录和威尔伯福斯的日记中看出来。1792年，威尔伯福斯在日记中，记下了这第一个不祥之兆：“就圣多明各而言，皮特反对关于废除奴隶制的提案。”[62]自此之后，皮特对威尔伯福斯每年一次的废奴提案所作的支持完全是一种敷衍搪塞。有时他表态支持西印度人，有时他拖延提案的讨论，有时他“呆板地站在”威尔伯福斯的立场上，有时他干脆就躲在一旁。在皮特内阁时期，单单英国的奴隶贸易额一项就增加了一倍。[63]而且英国还征服了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这两个产糖殖民地。废奴主义者斯蒂芬痛心地写道：“皮特先生很不幸，他的国家很不幸，整个人类也很不幸。他对解放黑奴的事业缺乏足够的热情；在捍卫他们的斗争中，他未能起到他应该起的作用。他在内阁的表现还不如在议会中的表现。”[64]
自由主义的史学家们说，皮特的言行是出于对雅各宾派的恐惧。其实真正的原因更为简单。作为身居首相这一要职的人，显然不会以人道主义为理由，采取废除奴隶贸易这么一个重大的步骤。首相非同一般老百姓，他是一个政治家。皮特的行动首先出于政治动机，其次才是个人的动机。他对奴隶贸易很感兴趣。他要么在欧洲大量推销印度的蔗糖，或者取消奴隶贸易，从而挤垮圣多明各；要么他干脆把圣多明各夺过来。如果皮特能把圣多明各弄到手，加勒比地区的贸易平衡就可以得到恢复。对失去美国以后的英国来说，能够获得圣多明各将是一个“巨大的补偿”，“也将给英国的海外领地、航运业、贸易业和制造业带来繁荣、兴旺。”[65]而且它还会使英国重新取得对蔗糖、靛蓝、棉花和咖啡的垄断地位，“在随后的几百年，这个岛屿会给工业带来推动力量，整个王国也将有幸领受这种恩惠。”英国和西班牙结成了攻守同盟，“这种友好关系将会长期地阻止法国和美国在新大陆得逞，并且可以有效地保护西班牙宝贵的领土。”[66]要是皮特果真征服了圣多明各，那么奴隶贸易肯定会延续下去，唯有把圣多明各归还法国，奴隶贸易才会作为人道主义问题提出来。
圣多明各的毁灭意味着法国食糖贸易的终结。伊登得意洋洋地写道，并不是所有领事（包括白人或黑人）的命令都能弥补此岛远远不足的人口。然而圣多明各的崩溃并不意味着英属西印度可以因此得救。在加勒比地区又冒出了两个劲敌。其中古巴在蔗糖生产方面后来居上，弥补了国际蔗糖市场由于圣多明各的毁灭所造成的短缺。还有拿破仑，他企图收回这个丢失的岛屿，但未能成功。于是他决心以通过扼杀英国的贸易来达到征服英国的目的。他首先大力支持生产甜菜糖。从此，甜菜糖和蔗糖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这期间，古巴和其他中立地区的蔗糖打着美国的旗号，在欧洲市场仍然占有地位。而英国国内却积压着来自英属西印度的大量存货。破产问题成了当时人们议论的一个主题，从1799年到1807年，牙买加有65个甘蔗园被遗弃，有32个为偿还债务而被拍卖。1807年，有关种植园的诉讼案等待审理的就有115件。债务、疾病和死亡也成为岛上人们交谈的话题。[67]1807成立的国会委员会发现，英属西印度种植园主所从事的生产完全是徒劳无益的。1800年，种植园主获得的蔗糖利润为百分之二点五，而到1807年其利润为零。1787年，种植园主每桶蔗糖获得的利润为十九先令六便士；1799年为十先令九便士；1803年为十八先令六便士；1805年为十二先令；1806年利润为零。国会委员会认为，这是西印度蔗糖在国际市场上地位不利所造成的恶果。[68]1806年，英国的剩余蔗糖达到六千吨，[69]生产不得不压缩。为了限制生产，就必须取消奴隶贸易。这些已经达到“饱和的”产糖殖民地每年只要七千名奴隶就够了。[70]只有新的殖民地前程光明急需劳力，而这种情况却必须加以制止。此外，奴隶贸易一旦废除，新殖民地也会变成无法用武之地。这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旧产糖岛上的种植场主会支持废除奴隶贸易的提案。1804年，艾利斯坚决主张奴隶贸易应该继续存在，但只限于在旧殖民地进行。这里再次反映了"饱和的种植园主”和“新兴的种植园主”之间的—场斗争。
拿破仑战争以及他对欧洲的封锁，使废除奴隶贸易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格兰维尔首相问道：“难道他们现在不为手头大量囤积的蔗糖苦恼吗？他们一直找不到新的市场来销售自己的存货，倘若我们还进口蔗糖，那不是更增加他们的苦恼，加速他们的破产吗？”[71]威尔伯福斯感到高兴的是，西印度人的困境不是废除奴隶贸易造成的。事实相反，是这种困境直接导致了奴隶贸易的废除。
如果说废除奴隶贸易是解决种植园主问题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本身也仅仅是临时性的。如同梅里威耳雄辩地指出，如果不输入新的劳动力以取代他们的奴隶，那么西印度群岛，特别是那些新兴的殖民地，要想经受住十九世纪更为激烈的竞争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奴隶贸易的奴隶制……与其说是一个进展，倒不如说是一个倒退。”[72]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甘蔗种植园主的处境并没有比过去有所好转。在蔗糖生产方面，印度始终是一个令人畏惧的竞争对手，而圣多明各这个糖怪已为毛里求斯、古巴和巴西所代替。甘蔗种植后来还扩展到路易斯安纳、澳大利亚、夏威夷和爪哇。甜菜种植继续发展。1848年当法属殖民地甘蔗种植园的奴隶获得自由时，甜菜的生产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后来一直成为欧美国家经济自主的特征。
从1793年到1833年，英国进口的蔗糖增长了一倍。可惜，有关这个时期西印度群岛的材料记载极为缺乏。但是，从1815年到1833年间的材料表明，西印度的蔗糖产量一直保持不变。1815年为3，381，700大桶；1833年为3，351，800大桶。其中1828年的产量最高，为4，068，000大桶。旧殖民地的财力有限，土壤贫瘠，居然还能保持这样的生产水平，这就具有很大意义。从181.3年到1833年，牙买加的蔗糖生产减少了六分之一。安提瓜、尼维斯、多巴哥的出口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圣基茨的出口下降了将近二分之一；圣卢西亚的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圣文森特的出口下降了六分之一；格林纳达的出口几乎下降了八分之一；多米尼加的出口则赂有增加；巴巴多斯的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另外，新殖民地的蔗糖产量有所增长，英属圭亚那增长了二倍半，特立尼达增长了三分之一。[73]
毛里求斯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奴隶生产的规律。1820年毛里求斯对英国的出口比安提瓜还少。到了1833年，它对英国的出口却为安提瓜的四倍多。[74]从1791年到1833年，印度卖给英国的蔗糖增加了二十八倍。[75]国外提供的粗糖不断增多，可以满足英国的制糖业、食糖消费和再出口的需要。新加坡1833年的出口额为1827年出口额的六倍。英国从菲律宾的进口总值增加了三倍；从爪哇的进口总值增加了二十多倍。[76]古巴的蔗糖生产从1775年到1865年增长了四十多倍。[77]英国从巴西的进口，1817年到1831年间增加了七倍，从古巴的进口，1817年到1832年间增加了六倍。[7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蔗糖生产方面，大种植园比小种植园效率更高。但是种植园的规模要受运输这一因素的制约。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把砍倒的甘蔗及时地运往工厂。在十八世纪初，牙买加有许多大型种植园，其数目超过其他任何一个英属岛屿。但到1753年，那里只存在三个拥有二千英亩土地规模的种植园。在这三个种植园中，甘蔗田的总面积只占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一。其中最大的一个种植园归菲力普·平诺克所有。这个种植园当初被皮特曼称为牙买加的“展览场”。这个种植园占地2.872英亩，其中只有242英亩地用来种植甘蔗。雇用的奴隶280名，每年生产蔗糖184吨。[79]奴隶解放后，牙买加因缺少劳力，工资不断上涨。而古巴，它的土地广阔，土质肥沃，奴隶数目也多，牙买加自然无法与它抗衡。1837年，古巴修筑了第一条铁路。铁路的发展使古巴的蔗园主得以扩充其种植园，扩大蔗糖生产，并降低成本。这样，牙买加与古巴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不公平。我们已经读到有关1860年以前古巴“巨型”种植园的材料。其中提到的最大的种植园，拥有的土地为11，000英亩，其中甘蔗田占十分之一以上，雇有奴隶866名，每年生产蔗糖2，670吨。[80]
很明显，英属西印度已经丧失了蔗糖生产的垄断地位。1789年他们无力与圣多明各竞争；1820年无力与毛里求斯竞争；1830年无力与巴西竞争；到1840年则无力与古巴竞争。他们走运的日子已经完结了。由于他们的地域有限，无论是使用奴隶劳动还是自由劳动，都无法与那些地域广阔、土质肥沃、潜力很大而且奴隶劳动仍然有效的殖民地进行竞争。仅古巴这个岛就可以把牙买加和所有加勒比海的其他英属岛屿包括进去。巴西的一条大河也可以装得下全部西印度群岛，而且可以通航无阻。印度酿造的兰姆酒甚至可以淹没整个英属西印度群岛。
西印度的蔗糖生产超过了英国国内的需要，这使西印度的形势更加恶化了。过剩的蔗糖，约为总产的百分之二十五，[81]这部分糖需要拿到欧洲市场去出售，这样又要与价格低廉的古巴糖和巴西糖发生竞争。依靠政府的津贴和奖金，这种竞争还可以进行。事实也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西印度的种植园主领取了补贴就可以和英国的一些最大主顾进行竞争。从1824年到1829年，输入汉堡的古巴糖和巴西糖增加了十分之一，而输入普鲁士的古巴糖和巴西糖则增加了一倍。在同一时期，俄国进口的古巴糖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进口的巴西糖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82]这对英国资本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1807年蔗糖生产的过剩必然要求废除奴隶贸易，1833年的蔗糖生产过剩则要求解放奴隶。斯坦利是释放奴隶提案的发起人。他发表了这样的见解：“就蔗糖生产的数量而言，我看减少一点不一定是坏事，减少蔗糖生产对殖民地的种植园主未必有害。归根结底，生产总是要减少的。”[83]一个世纪以前，英国人抱怨西印度的蔗糖生产不足，现在他们却抱怨生产过剩了。凭常识可以知道，获得了解放的黑奴除继续留在种植园外，没有别的选择。实际情况是，拿1839年到1842年这几年与1831年到1834年这几年进行比较，牙买加和格林纳达的蔗糖生产下降了二分之一，英属圭亚那下降了五分之二，圣文森特下降了五分之二，特立尼达下降了五分之一。同样，其他岛屿的生产也都有所下降。[84]
在为奴隶解放进行辩护时有人认为，限制生产就是设法使蔗糖的产量与国内销售量相等，这样可以使种植园主“确实”垄断国内市场。这么做是国会的一种策略。总之，要想方设法提高西印度蔗糖的生产成本。1832年特立尼达议会向英国殖民部请求取消每个奴隶交纳岛币一英镑的人头税，遭到了殖民部的拒绝。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此税至关重要，必须照征。奴隶劳动的价格不能太便宜，而应该愈来愈贵。”[85]这时，濒于危机的是垄断制度本身。因为不是别的，正是西印度的垄断制限制了英国与世界蔗糖贸易的全面发展。因此，现在是必须摧毁这种垄断的时候了。1836年对垄断制作了些改革，允许东印度的蔗糖享有同等待遇。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同年实行了均等糖税制。自此以后，英属西印度群岛就被人遗忘了。一直到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世界才又记起西印度群岛的存在。当那里受剥削的自由工人起来反抗时，西印度群岛才成为报上的头版新闻。
[1]Merivale,op.cit.,238-239.
[2]Ibid.,93.
[3]LiverpoolPapers,Add.MSS.38295,f.102.AnanonymouscorrespondenttoLordBexley,July,1823.
[4]C,O.137/166.HibberttoHorton,April2,1827.
[5]HansardThirdSeries,III,354.Mr.Robinson,March11,1831.
[6]Bready,op.cit.,308.
[7]这是鲍林说的话，但日期已无法査到。
[8]Prentice,op.cit.,308.
[9]ReportofaCommitteeoftheLiverpoolEastIndiaAss-ociation,appointedtotakeintoconsiderationtherestrictionsoftheEastIndiaTrade(Liverpool,1822),21-22.
[10]Z.Macaulay,EastandWestIndiaSugar；oraRefutationoftheClaimsoftheWestIndiaColoniststoaProtectingDutyonEastIndiaSugar(London,1823),37.
[11]CambridgeModernHistory(Cambridge,1934),X,771-772.
[12]Hansard,NewSeries,I,424-425,429.May16,1820.
[13]Ibid.,XXII,111,118.March23,1812.ThecomplimenttoPittisinCambridgeModernHistory,X,771.
[14]W.Naish,ReasonsforusingEastIndiaSugar(London,1828),12.
[15]Hansard,ThirdSeries,LXXV,433.Mr.Villiers,June10,1844.
[16]Ibid.,444.
[17]Merivale,op.cit.,225.
[18]Ibid.,265.
[19]TheSpeechesofHuskisson…,II,198.May22,1823.
[20]Ibid.,III,146.May15,1827.
[21]Hansard,ThirdSeries,LXXVII,1056.MilnerGibson,Feb.24,1845.
[22]Ibid.,ThirdSeries,LXXVII,1078.Feb.24,1845.
[23]Hansard,ThirdSeries,GXI,592.May,31,1850.
[24]Ibid.,ThirdSeries,XCVI,123-Feb.4,1848.
[25]Ibid.,ThirdSeries,CXXIV,1036.March3,1853.
[26]Penson,op.cit.,208.
[27]T.Fletcher,LettersinVindicationoftheRightsoftheBritishWestIndiaColonies(Liverpool,1822),27;Anonymous,MemorandumontheRelativeImportanceoftheWestandEastIndiestoGreatBritain(London,1823),30;C.O.137/140.
议会上院委员会受命调查与牙买加商业和农业状况有关的各项问题的一份报告，调査在此基础上向东印度开放贸易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调査现有食糖出口最大限额的实际情况。(牙买加，1813年)。
[28]K.BellandW.P.Morrell,SelectDocumentsonBritishColonialPolicy,1830-1860(Oxford,1928),414.RusselltoLight,Feb.15,1840.
[29]Merivale,op.cit.,84.
[30]Hansard,NewSeries,IV,947.Marryat,Feb.28-1821.
[31]Ibid.,ThirdSeries,XCIx,1098,Miles,June23,1848;Ibid.,1466.Nugent,June30,1848.
他们辩解说，非洲人在契约期滴回家乡时,他们还会把文明带回非洲去的。
Ibid.,ThirdSeries,LXXXVIII,91,Hogg,July27,1846.Ontherequestforconvicts,seeIbid,ThirdSeries,LXXV,1214.Mr.James,June21,1844.
[32]ThePoliticalWritingsofRichardCobden(London,1878),12,14.
[33]Ibid.,257.CobdenwaspreparedtolettheUnitedStatesseizeCuba.-Hansard,ThirdSeries,CXXXII,429-430.April4,1854.
[34]Hansard,ThirdSeries,CVI,942,951-952,958.June26,1849;Ibid.,ThirdSeries,C,825,July25,1848.
[35]Ibid,,ThirdSeries,C,831,834,849.July25,1848.
[36]W.P.Morrell,BritishColonialPolicyintheAgeofPeelandRussell(Oxford,1930),286.
[37]BellandMorrell,op.cit.,Introduction,pp.xiii,xxiv.
[38]Merivale,op.cit.,78.
[39]Hansard,XXXIV,1192.Barham,June19,1816.
[40]AddressesandMemorialstoHisMajestyfromtheHouseofAssemblyatJamaica,votedintheyears1821to1826,inclusive,andwhichhavebeenpresentedtoHisMajestybytheIslandAgent(London,1828),22.
[41]Hansard,ThirdSeries,XCIX,872.Seymer,June19,1848.
[42]Ibid.,ThirdSeries,LXXV,462.June10,1844.
[43]Ibid.,ThirdSeries,LXXXVIII,164.July28,1846.
[44]E.L.Woodward,TheAgeReform,1815-1870(Oxford,1938),351.Morrell,op.cit.,519,
他在谈到迪斯累里这些话时，称之为“出奇的轻率之举”，虽然并不清楚他轻率到什么程度。“债务的继承者”，这句话是殖民部泰勒说的。
BellandMorrell,op.cit.,Introduction,P.XXVI.
[45]Penson,op.cit.,209.
[46]CalendarofStatePapers,ColonialSeries,XIII,719.PetitionofJamaicaMerchants,Oct.11,1692.
[47]A.M.Arnould,DelaBalanceduCommerceetdesRela-tionsCommercialesExtérieuresdelaFrance,dansTouteslesPartiesduGlobe,particuliérementälafinduRëgnedeLouisXIV,etauMomentdelaRevolution(Paris,1791),I,263,326-328.
[48]Hansard,IX,90-91,Hibbert,March12,1807.
[49]Pari.Hist.,XXIX,1147.April2,1792.
[50]SeeChathamPapers,G.D.8/102.
皮特1787年12月7日致伊登的信说*“我越仔细考虑这件事，就越焦急不安地感到，这件事应该尽快地解决。”皮特拒不考虑暂时中断奴隶贸易，也反对损害以人道和正义原则为基础的整个贸易。奥克兰勋爵威廉的日记与书信集，第一卷，第304页。1788年1月7日，皮特致伊登的信。皮特认为，1788年法国新宪法的有利影响，将会成为“我们解决奴隶贸易问题的一个机会。”
TheManuscriptsofJ.B.FortescueEsq.preservedatDropmore(HistoricalManuscriptsCommission,London,1892-1927),I,353.PitttoCrenville,Aug.29,1788.
[51]Liverpoolpapers,Add.MSS.38409,ff.151.Writtenprobablyin1789.
[52]Ibid.,ff.147-148.
[53]Correspondence,DespatchesandotherpapersofViscountCastlereagh(London,1848-1853),XI,41.LiverpooltoCastlereagh,Oct.2,1815.SeetoLiverpoolpapers,Add.MSS.38578.F.28.LiverpooltoCastlereagh,Nov.20,1818*
这句话出自西印度群岛一位奴隶主之口，未免可笑。
[54]SeeLiverpoolpapers,Add.MSS.38224,f.118.
英国驻巴黎大使多尔赛特勋爵，1789年5月7日致霍克斯伯里勋爵的信说：“至于对英国人道主义的阿谀，看来不外是想要恭维我们，好让我们保持沉默，同时心里还感到高兴。”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从荷兰写来的信说，人道的原则多半不会对荷兰商人发生多少影响，要得到他们的默许不会那么容易。
TheManuscriptsofJ.B.Fortescue...,Ill,442-443.HanistoGrenville,Jan.4,1788.
[55]Gaston-Martin,LaDoctrineColonialedelaFranceen1789(CahiersdelaRevolutionFrancaise,No.3,Bordeaux,1935),25,39.
[56]J.Ramsay,AnInquiryintotheEffectsofPuttingaStoptotheAfricanSlaveTrade(London,1784),24.
[57]ChathamPapers,G.D.8/349.
西印度群岛，有关牙买加和圣多明各的文件。这是圣多明各议会主席德·卡杜塞于1791年10月29日提出的建议。他说，如果必要，可以把在一般情况下认为是叛国的行为说成是正当的。因为，道理很明显，这个提议不可能是“官方”的。他还恳请皮特以政策和人道的名义接受“公众所表达的意志”。这个提议,在英国并不使人感到意外。1791年5月13日，英国驻巴黎大使报告说，法属殖民地居民纷纷议论要“投入英国的怀抱”。
F.O.27/36.(PublicRecordOffice).GowertoGrenville.
[58]F.O.27/40.DeCurttoHawkesbury,Dec.18,1792
德柯请求说，无论从那个方面看，他都应该算是一个英国人。后来，他还正式“以人道的名义及其对英国的效忠”，要求受到保护。
LiverpoolPapers,Add.MSS.38228,f.197.Jan.3,1793.
[59]Pari.Hist.,XXXII,752.Dundas,Feb.18,1796.
[60]J.W.Fortescue,AHistoryoftheBritishArmy(London,1899-1930),IV,PartI,325.
[61]Ibid.,565.
[62]Wilberforce,LifeofWilberforce,I,341.
[63]Klingberg,op.cit,116,quotingLecky.
[64]Wilberforce,Lifeof-Wilberforce,II,225.StephentoWilberforce,July,1797.
[65]LiverpoolPapers,Add.MSS.38227,f.5.Aug.7,1791.AnanonymouswriterfromJamaicatooneMr.Btickwood,
[66]ChathamPapers,G.D.8/334.MiscellaneousPapersrelatingtoFrance,1784-1795.JamesChalmerstoPitt,Dec.24,1792.
[67]Ragatz,TheFallofthePlanterClass...,308.
[68]H.ofC;Sess.Pap.ReportontheCommercialStateoftheWestIndiaColonies,1807,4-6;Hansard,IX,98.Hibbert,March12,1807.
[69]Hansard,VIII,238-239.Dec.30,1806.
[70]ibid.,985.Hibbert,Feb.23,1807.
由于新殖民地需要更多奴隶，1807年至1833年间，以需用家奴服侍主人为由，把旧殖民地的奴隶输往新殖民地。
SeeEricWilliams,“TheIntercolonialSlaveTradeafteritsAbolitionin1807,”/JournalofNegroHistory(April,1942).
[71]Ibid.,VIII,658-659.Feb.5,1807.
[72]Merivale,op.cit.,303,313-317.
[73]Ragatz,Statistics...,20(TableXVII).
[74]Ibid.,20(TablesXVII,XIXandXX).Antigua,162,573and115,932cwt.；Mauritius,155,247and524,017cwt.
[75]Ibid.,20(TablesXIXandXXI).
从400万磅增至11,100万磅。
[76]Customs5(publicRecordOffice),Vols,16and22.
新加坡的出口由500万磅增至3,300万磅；菲律宾的出口由880万磅增至3,250万磅；爪哇由95万磅增至2,170万磅。
[77]J.delapezuela,DiccionarioGeografice,0Estadistico,HistoricodelaIsladeCuba(Madrid,1862),I,59;AnuarioAzucarerodeCuba(Habana,1940),59.
从14,500吨增至620,000吨。
[78]Customs,5,Vols.6,20and21.
从巴西进口的蔗糖分别为5,080万磅和36,260万磅；从古巴进口的蔗糖分别为3,550万磅和21,080万磅。
[79]Pitman,TheSettlement…ofBritishWestIndiaPlanta-tions...,262.
[80]Pezuela,op.cit.,I,59.
另一个“巨大的”阿瓦拉种植园共有4,933英亩地，役使600个奴隶，年产蔗糖3,570吨。同上。
[81]Hansard,ThirdSeries,II,790.PoulettThomson,Feb.21,1831.
[82]自1830年5月19日以来，提交给商业部的有关英属西印度殖民地商业、金融和政治状况的报吿书，预算和说明。(H.ofc.Sess.Pap.AccountandPapers,1830-1831,IX,No,120)汉堡进口的廉糖从68,798箱增至75,441箱；普鲁士进口蔗糖从207,801增至415,134箱；俄国进口古巴糖从616,542增至935,395普特(一普特为36磅)，进口巴西糖从331,584增至415,287普特。
[83]Hansard,ThirdSeries,XVII,1209,1211-1212.May14,1833.
[84]Burn,op.cit.,367n.
[85]C.O.295/93,n.d.
这份立法会议的请愿书附在格兰特总督1832年8月29日的电文中。 |
第七章1783—1833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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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1783—1833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的独立，在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普遍地被看作是全国性的灾难。事实正相反，美国的独立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再也不能容忍西印度的垄断制存在了。现在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英国生产力的发展是怎样在殖民制度的刺激和推动下逐渐达到成熟阶段的，同时看一看殖民制度在这个新时代里如何起着阻碍作用，从而必须加以铲除。
1783年6月，首相诺斯勋爵赞扬了教友会教友反对奴隶贸易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他又遗憾地表示，废除奴隶贸易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桩贸易对于几乎一切欧洲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1]听到诺斯这番话，贩奴商和蔗园主无不拍手称快。西印度殖民地仍然被看作帝国的骄子，看作英王王冠上最珍贵的明珠。
然而，远处大雷雨正在隆隆作响，只有听觉灵敏的人才能听到。瓦特蒸汽机获得第二个专利权的历史，也是约克镇这个时期的历史。蒸汽机的转动变成了动力的来源。用马休•博尔顿的话说，蒸汽机竟使英国这个工业国成为了“蒸汽机狂”。[2]罗德尼之所以战胜法国，挽救了产糖殖民地，与瓦特加大蒸汽的动力，从而得到双倍的活塞冲击力分不开。1783年的和平条约在签订的时候，亨利•科特正在改进熔铁搅炼技术。这一技术革新引起了制铁工业的革命。上述一系列事件都是英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背景。到1832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摇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从而冲击了一切垄断制，特别是西印度的垄断制。
1833年之前，英国还没有一项工业实现全面的技术改革，旧的生产组织形式到处存在着。这些旧的生产组织并不是作为古董供人观赏，而是在起着作用。如，把羊毛纺成纱，把纱纺成线，用铁条制成铁钉，皮革制成鞋子等，都是靠手工劳动。手工操作的织布机，木制纺纱机比比皆是。“老处女”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指孤独的女织工，和婚嫁与否并无关系。
但工业革命期间，如果说家庭生产方式还依然存在的话，它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了。工业革命的最早阶段是使用水力作为动力，后期才使用蒸汽作动力。当然，蒸汽机的推广应用也有一个渐进过程。十九世纪初期，蒸汽机在工业部门，应用并不普遍，也不广泛。当时英国的全部蒸汽牵引机只有321台，相当于5210匹马力。[3]据克拉彭二十年代写的文章说，1831年，格拉斯哥和克莱徳两地拥有的马力全部加起来，足够推动今天的一艘巡洋舰。但是曼托克斯却说：“1780年到1800年间，纺织厂与家庭手工作坊是并存的，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别比当时一个工厂与现代工厂之间的差别还要大。”[4]
棉纺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之首。1835年的统计表明，各类纺织厂雇用工人的平均人数为：棉纺厂175人，丝织厂125人，毛纺厂44人。当时棉纺厂的平均规模是英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1815年，曼彻斯特拥有的四十三个重要纺织厂，平均雇用300个劳动力。到1832年，这个平均数字增至401人。[5]英国第一个用蒸汽作动力的纺纱厂，建于1785年；曼彻斯特的第一个同类厂建于1789年。从1785年到1800年，制造出了82台蒸汽机供棉纺厂使用，其中有55台归兰开夏使用。[6]1806年，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个蒸汽动力织布机。1835年，英国全国共有116,800台动力织布机，其中百分之九十四运用于棉纺工业。[7]
1785年，英国棉织品出口价值超过了一百万英镑，[8]到1830年增至三千一百万英镑。[9]英国印染的棉布1796年为二千万码，1830年猛增为三亿四千七百万码。[10]棉纺工业雇用的劳动力1788年为350,000人，[11]1806年增至800,000人。[12]1820年，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两地有棉纺厂66个，到1832年增加到96个[13]棉纺业“使人口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1760年奥德姆还只是一个拥有400个居民的小村庄，到1801年它的人口发展到20,000人。1752年博尔顿仅有一条高低不平的马路，到1801年它的人口増加到17,000人。曼彻斯特的人口，1773年到1824年增加了六倍。[14]1763年在乔治三世的加冕典礼上，在实业界的庆贺行列中没有曼彻斯特的棉纺工人和厂主的代表。而在1820年的乔治四世加冕庆贺行列中，他们则成为最显要的人物。[15]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为棉花大王举行的加冕典礼。
曼彻斯特的资本家居高临下，犹如摩西站在比士迦山上一样，俯视着上帝许诺给他的那块土地。英国棉织品的出口总值，由1784年的一千一百万英镑[16]增长到1832年的二亿八千三百万英镑。[17]多亏伊莱・惠特尼的发明，新大陆又再一次来拯救旧大陆了。从1786年到1790年的五年期间，美国向英国提供的进口棉花还不到百分之一；而1826年到1830年的五年里，则提供了四分之三的进口棉花。1846年到1850年的五年里，这一数字达到五分之四。英属西印度的种植园主一直热衷于他心爱的蔗糖生产，跟不上曼彻斯特对棉花的需求。这些产糖岛屿，1786年到1790年的五年里，向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七的进口棉花，1826年到1830年提供的进口棉是十五分之一；1846年到185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一。[18]曼彻斯特是西印度人在十八世纪建设起来的。可是，在曼彻斯特的工业暴发户们第一次选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国会的那年以后，西印度群岛在他们广阔的视野里仅仅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小黑点而已。这对那些一直幻想与帝国的结合也象婚姻的结合一样是永恒的人们来说，完全是个不祥之兆。
冶金工业的发展也许不那么显著，但同样是重要的。若缺少它，整个机械工业就不可能发展。从1788年到183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了十倍。[19]1830年开工的炼铁炉为1788年的三倍[20]。
从1820年到1833年，经由格拉摩根郡和蒙默思郡之间的运河装运的生铁増长了两倍半。同一时期，从西法沙出口的生铁增长了一倍，从道莱斯出口的生铁增长了两倍。[21]1800年，国内生产的生铁与国外进口的生铁数量之比为四比一，到1828年猛增到五十比一。[22]克拉彭写道：“在滑铁卢战役之后，英国到处铁器响叮当，好象是一座铁匠铺。”[23]
铁的冶炼需要煤。1800年到1836年，诺森伯兰和达勒姆建成的煤矿几乎增[24]加了一倍，煤的开采量由1780年的六百万吨增加到1836年的一千三百万吨。1829年，鼓风炉发明后，冶炼铁所需的耗煤量降低了三分之二，结果节省了大量煤炭。[25]
铁越来越被应用于各种新的用途，它可以铸造铁柱、铁轨、煤气管道和自来水管，可以造桥梁、造海船。威尔金森在布雷德利为卫理公会的教徒用铸铁建造了一所礼拜堂。伦敦甚至试验过用铁来铺设路面。当然铁的最重要成就是发展了机械工业。最早的纺织机都是木制的，或者由厂主自己制作，或者向别人订购。二十年代出现了纺织机器承包商，他们借助其他生产机器来制造纺织机，并开始生产可以替换的机器零件。由于新工具的发明，以及掌握了各种精密铣刀钻头的切削技术，促进了机器零件的生产。1834年，威廉•费尔贝恩公司提出，它可建造设备齐全的工厂，建厂的造价、厂址和使用的动力，可以任由雇主选定。
1832年，一个中等制铁厂的厂主，作为资本家和企业家，他的地位和棉纺厂厂主的地位是相等的。在改革后的议会里，棉纺业以及制铁业都准备取消垄断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犹如不合身的衣服，已不合时宜了。从1815年到1833年，英国铁条的输出量增加了一倍多。1804年英国政府准予放宽机器出口的限制，事后证明这一决定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英国的铁路长度是法国和美国铁路长度的总和。1815年产糖殖民地购买了英国铁器出口的十分之一，1833年买进了三十三分之一。而1815年美国购买了英国出口铁制品的四分之一，1833年为三分之一。[26]长期以来舒舒服服地稳坐在包厢里的种植园主们在新的自由贸易时代里，只能勉强找到一个站立的席位。
1804年，一个制造商说：“依鄙人之拙见，毛纺织业要紧紧跟上棉纺织业贸易的步伐是办不到的”。[27]毛纺织业要模仿棉纺织业的技术革命，但进展很慢，因为旧的生产方式对它的阻碍更大。飞梭于1800年才在约克郡西区普遍使用。毛纺织业使用机械动力在1830年之前还处于试验阶段。在毛纺织业生产中，家庭成衣商还占着重要的地位。直到1856年，毛纺织业全行业的人数中仅有一半在工厂里从事生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个中等羊毛厂或者绒线厂拥有的工人人数，相当于一个棉纺织厂拥有工人人数的四分之一。[28]
1817年，毛纺织业的中心约克郡西区生产的毛织品数量为1738年的六倍。[29]1800年它进口的羊毛为4,000吨，到三十年代末期，羊毛进口数量扩大了四倍。[30]1772年，它出口的毛织品价值为四百万英镑，到1801年增至七百万英镑。1802年，毛织品的出口总值第一次低于棉织品出口的总值。到1830年，毛织品出口价值为五百万英镑，仅占棉织品出口价值的六分之一。[31]与棉纺织业中心一样，毛纺织业中心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是很快的。里兹市在美国革命前夕它的人口为17,000人，到1831年其人口增加了六倍。哈利法克斯市的人口，1760年到1831年增加了一倍；1801年到1831年布雷福徳市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以上；哈德兹菲尔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在上面所说的三十年里，整个约克郡西区的人口由584,000人增加到980,000人。[32]
1815年以前，英国主要依靠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向它提供羊毛。约翰•麦克阿瑟船长在前往新南威尔斯的途中，于开普买到了几只麦利诺长毛绵羊。1806年，装载246磅澳大利亚羊毛的第一艘船只到达英国。在以后的二十四年中，英国进口的澳大利亚羊毛达3,564,532磅。[33]1828年澳毛因其质地特别柔软，优于其他任何品种而为人们所称道。人们当时就曾预言，在未来的十五年到二十年内，英国将从澳大利亚进口它所需要的全部优质羊毛。这个预言后来得到了证实。在十九世纪，澳大利亚在羊毛业方面，正如梅里威耳所说的，“几乎享有垄断的地位”，“这种垄断地位，在墨西哥生产贵重金属的极盛时期也曾享有过”。[34]然而，四十年代在新大陆开始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垄断斗争，凡是极力保持英帝国地位的地方，其重心都转移了，即是由岛屿转移到大陆；由热带转移到温带；由黑人所在的种植园转移到白人的居住区。
英国机械化以后所产生的力量，使它日益把整个世界当作自己的垫脚椅子。英国向全世界提供衣着，输出人材和机器，并充当了世界的银行家。英国在1819年占有了印度和新加坡这两个与中国通商的据点。除这两据点之外，英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地理的概念。博尔顿于1769年写道，“仅仅为三个县制造蒸汽机，我看不合算，要是我能为全世界制造蒸汽机那才是真正有价值。”[35]英国的资本和英国的生产一样，它在考虑问题时总是面向全世界。利兰•詹克斯写道：“1815年到1830年期间，以债券的形式向政局最稳定的欧洲国家进行期限长短不一的投资，至少达五千万英镑。以各种名义向拉丁美洲进行的投资，至少达二千万英镑。而暗中向美国进行的投资达五、六百万英镑。”[36]然而竟没有人愿意拿出一个先令向西印度的种植园进行投资。
从1820年到1830年，美国销往英国的出口货物，占它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它又从英国的出口总额中购买了其中的六分之一，这一数字占美国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37]1821年，美国买进英国出口货物的七分之一，1832年买进九分之一，而它在这一时期的出口价值增长了十分之一。[38]由于英国购买了美国南部的棉花，这就刺激了这个棉花王国的发展，南部的私人银行或国有银行都纷纷向伦敦的银行借贷。
拉丁美洲的革命为英国贸易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西班牙重商主义制度所设置的重重障碍统统被打破。与此同时，英国与葡萄牙的古老同盟又使英国在巴西谋得了一个优越的地位。坎宁得意洋洋地写到：“终于拔除了那只钉子，西属美洲获得自由了。只要我们不把事情弄糟，这个美洲就是英国的”。[39]1821年，巴西购买了英国出口总额的二十分之一，1832年购买了十二分之一，这一时期，巴西的出口总额增长了二倍半。[40]南北美洲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在1821年购买了英国出口总额的十三分之一，1832年购买了七分之一以上，这一时期它的出口价值增长了两倍。[41]拉丁美洲各国新政府发现，英国金融界有一些乐意提供贷款的债主。詹克斯说：“看来，一个国家贷的款越多，它的信用就愈可靠”。[42]利物浦已经把牙买加、格林纳达岛和巴巴多斯遗忘了，它此刻所考虑的，并与之通商的有瓦尔帕莱索、安托法加斯塔、卡亚俄和瓜亚基尔。
1821年，英国对世界各地出口的总额达到四千三百万英镑，1832年达到六千五百万英镑，增长了二分之一。[43]其中，出口到欧洲的，各占这两个年头出口总额的一半。[44]1821年，印度和中国买进了英国出口总额的十二分之一，1832年为十分之一，增长了四分之三。[45]
这一时期，西印度的景况如何呢？英国对整个西印度群岛的出口额下降了五分之一，其中对牙买加的出口额下降了三分之一。1821年英属西印度购买了英国出口总额的九分之一，1832年购买了十七分之一。1821年牙买加购买了英国出口总额的十三分之一，1831年购买了三十三分之一。[46]英属西印度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变得愈来愈无足轻重了。而这一变化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则是，在新的时代里，增加利润的宗旨已经渗透到整个经济思想体系中。正如伯恩写的：“按经济帝国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英属西印度群岛在1750年左右是相当成功的，然而在八十年之后，它却是一场失败。”[47]
1825年修改了航海法，准许殖民地与世界其他各地自由通商。重商主义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同年，准许通商的范围又扩大到1815年英国占有的毛里求斯殖民地。毛里求斯的蔗糖还能够享有与英属西印度蔗糖同等的待遇。殖民地食糖在英国国内市场仍然保持其垄断的地位，这种垄断对西印度群岛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就英国资本家而言，他们无须通过立法来强迫西印度种植园主购买自己的商品，因为他们的商品质量最好，又最便宜，深为全世界所欢迎。如果说曼彻斯特的繁荣仍旧鼐为“黑人织衬衣”的话，那么何止在英属西印度有黑人。美国和巴西人数众多的黑奴同样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在购买英国的白布时，西印度的种植园主不会比巴西的种植园主多付一个铜板。曼彻斯特人自然要气愤地责问，垄断制度对英国的制造商到底有什么好处？[48]据梅里威耳说，当初实行垄断的目的“是想让我们这一方作出牺牲，而他们却毫不放在心上”。[49]我们要是把近代一位作家的话稍加改动，它的意思就是，1832年的英属西印度，就其社会来看是个地狱，就其经济来看则更糟。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重商主义已经行将就木。新出现的经济形势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在工业中心及其周围商业区为争取通过改革法案，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鼓动。西印度的奴隶主对于这场政治斗争极为关切。温福特勋爵说：“上帝不许以任何形式强迫主人抛弃其财产和奴隶。若改革的原则一旦被采纳，主人的一切财产就要完蛋”。[50]西印度的奴隶制度一直存在于享有特权的自治区。而这些自治区现在纷纷衰落了。对这点，科贝特也终于认识到，他说，“那些奴隶们长期劳动的成果，竟然使我们在国内变成了奴隶”，[51]但这已经为时太晩了。
当改革法案遭到贵族院否决后，伦敦倡导改革的人们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了框以黑边的编者按语：全国所有的教堂钟声齐鸣，彻夜不停。纽卡斯尔公爵是已衰落的享有特权的自治区王爷，他拥有的诺丁汉城堡被愤怒的群众烧成废墟。由于在下院里反对改革法案，布里斯托代表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市政厅被人劫掠一空，监狱和主教大院也被人烧毁。阿特伍德在伯明翰组织了政治协会，扬言要进行革命。在伦敦，贝恩纳尔•格林树起了三色旗，到处张贴革命的宣言。在标语牌上还写着：“这里不纳税”。下院政务会吁请下议院在改革法案获得通过并生效之前，不要通过财政预算。英国皇室备受讽刺和谩骂。以致有人劝说他们离开伦敦。有人还提出了革命的建议——赶快去占领银行：“抓住公爵（指威灵顿），去拿黄金。”革命即将来临[52]。
在英国国王不得不同意加封一定数量的新贵族并同意通过改革法案为有效法律之后，各种对抗行动才慢慢平息下来。同样，英国的政治结构也要适应于已经实现改革了的经济。在新产生的议会中，资本家，他们的要求和愿望是至高无上的。殖民地贸易曾经显赫一时，但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殖民地却没有立足之地。1802年伊登写道：“英国出口一匹宽幅黑呢比再出口同等价值的孟加拉薄棉布或西印度的咖啡对我们更加有利”。[53]1832年，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官员对国会一个委员解释说，尽管中国的市场状况不佳，也要向中国出口毛织品，因为这是传统，也是义务，“要把这看作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54]而在曼彻斯特伯爵看来，通过“道义上的责任”来开展贸易，不但违反常理，而且罪大恶极。
[1]Pari.Hist.,XXIII,1028-1027.June17,1783.
[2]Mantoux,op.cit.,340.
[3]Lord,op.cit.,176.
[4]Mantoux,op,cit.,257.
[5]Clapham,op.cit.,184-185,196.
[6]Lord,op.cit,,174.
[7]A.Redford,TheEconomicHistoryofEngland,1760-1860(London,1931),22.
[8]Mantoux,op.cit.,258.
[9]N.S.Buck,TheDevelopmentoftheOrganizationofAnglo-AmericanTrade,1800-1850(NewHaven,1925),166.
[10]Ibid.,164.
[11]Wheeler,op.cit.,175.
[12]Butterworth,op.cit.,112.
[13]Buck,op.cit.,169.
[14]Jackman,op.cit.,II,514n.From27,246to163,888.
[15]Butterworth,op.cit.,37.
[16]Mantoux,op.cit.,258.
[17]C.H.Timperley,AnnalsofManchester；Biographical,Ecclesiastical,andCommercial,fromtheEarliestPeriodtotheCloseoftheYear1839(Manchester,1839),89.
[18]Buck,op.cit.,36n.
[19]Scrivenor,op.Cit.,87(68,300tonsin1788);Clapham,op.cit.,149(650,000-700,000tonsin1830)
[20]Scrivenor,op.cit.,87(85furnacesin1788);Clapham,op,cit.,149(250-300furnacesin1830)
[21]Scrivenor,op.cit.,123-124,293-294.
[22]Clapham,op.cit.,240.
[23]Cambridge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II,223.
J.H.克拉彭著的《1783—1822年工业革命与殖民地》一文应该通读，它对我们估价西印度垄断制遭破坏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
[24]Clapham,op,cit.,431;F.Engels,TheConditionoftheWorkingClassinEnglandin1844(London,1936edition),13.
煤矿的数目由40个增加到76个。
[25]Scrivenor,op.cit.,297.
[26]Scrivenor,op.cit.,421.
具体数字如下：1815年出口为79,569吨；出口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为7,381吨;出口到美国为21,501吨。1833年出口为179,312吨;出口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为5,400吨;出口到美国的为62,253吨。
[27]Mantoux,op.cit.,189.
[28]Clapham,op.cit.144.,196;Buck,op.cit.,163.
[29]Engels,op.cit.,9,From75,000to490,000pieces.
[30]Clapham,op.cit.,243,478.
[31]James,op.cit.,286;Mantoux,op.cit.,106n.;Clapham,op.cit.,249.Thecottonexportfor1830was£31,810,474.Buck,op.cit.,166.
[32]Mantoux,op.cit.,369;Engels,op.cit.,9.
[33]Merivale,op.cit.,120.
[34]Merivale,op.cit.,121.
[35]Redford,op.cit.,45.
[36]L.H.Jenks,TheMigrationofBritishCapitalto1875(London,1927),64.
[37]Jenks,op.cit.,67.
[38]Custom8(PublicRecordOffice),Vols.14and35.Thefiguresare:1821-£6,422,304;1832-£7,017,048.
[39]TheCambridgeHistoryofBritishForeignPolicy(Cam-bridge,1923),II,74.CanningtoGranville,Dec.17，1824.
[40]Customs8,Vols,14and35.In1821-£2,114,329,in1832-£25,298,596.
[41]Ibid.,In1821-£3,239,894；in1832-£9,452,822.
[42]Jenks,op.cit.,47.
[43]Customs8,Vols.14and35.In1821-£43,113,855；in1832-£65,025,278.
[44]Ibid.,In1821-£19,082,693;in1832-£29,908,964.
[45]Ibid.,In1821-£3,639,746；in1832-£6,377,507.
[46]Ibid.TotheB.W.I.:1821-£4,704,610;1832-£3,813,821.ToJamaica：1821-£3,214,364;1832-£2,022,435.
[47]W.L.Burn,EmancipationandApprenticeshipintheBritishWestIndies(London,1937),52.
[48]Hansard,ThirdSeries,LXXVII,1062.MilnerGibson,Feb.24,1845.
[49]Merivale,op.cit.,203.
[50]W.L,Mathieson,BritishSlaveryanditsAbolition,1823-1838(London,1926),222.
[51]A.Prentice,HistoryoftheAnti-CornLawLeague(Lon-don,1853),I,5.
[52]E,Haler’vy,AHistoryoftheEnglishPeople,1830-1841(London,1927),42-43,47,56-58.
[53]F.M.Eden,EightLettersonthePeace;andontheCo-mmerceandManufacturesofGreatBritain(London,1802),129.
[54]Cambridge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II，239. |
第十五章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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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失败
阴谋与乐观主义。巴枯宁在德累斯顿。德累斯顿起义。失败和被捕。
巴枯宁对克滕闭塞的乡间生活感到厌倦，觉得无聊，于1848年12月30日到了莱比锡。他秋天被逐出德累斯顿这件事曾在议院里引起过愤怒的质询，朋友们曾迫使萨克森政府作出某种保证：如果巴枯宁回到萨克森，不应受到刁难。但巴枯宁决不冒险。他不出头露面，并常常更换住址。据说他起先住在金鸡客店，以后和一个书商施莱克住在一起，后来又和神学院的两个捷克青年学生斯特拉卡兄弟住在一起。巴枯宁首先想到的是和出版商凯尔安排好出版波兰文本的《告斯拉夫人书》，这份译稿是由德累斯顿一个名叫安德拉泽伊库维茨的波兰人翻译的。后来，他又埋头写一本大部头的关于俄国政治形势的著作。其特点是，这部著作从未完成。但其片断曾作为一组《论俄国状况》的文章发表了，本书前一章曾引用过这些文章的内容。整个这段时期，巴枯宁仍一贫如洗，他两手空空来到莱比锡。赖歇尔从巴黎给他一点钱，另外他就得靠借债和当地同情者的捐助维持生活了。因为赖歇尔也差不多生活在饥饿线上，而他在《忏悔书》里提到他每月的平均收入竟达一百塔勒，这倒使人有些吃惊[1]。
依靠这些微薄的收入，巴枯宁第一次试图组织一个革命的国际团体。要德国人参加是容易办到的，他有两个德国青年密友，名叫德斯特尔和赫克扎梅尔，他们刚刚创建了一个新全德民主委员会，这两个人都曾和他一起在克滕避难，他在布鲁塞尔时就认识德斯特尔。法国更困难一些，巴枯宁寄去一份《告斯拉夫人书》，还写了一封信给弗洛孔，恳求他派一名法国民主主义者代表来莱比锡。波兰人和捷克人总是可以找到的。从卢萨西亚来了两个文德族人，作为少数民族，他们在历史上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巴枯宁想到向科苏特驻巴黎的外交代表泰列基伯爵提出要求，派一名匈牙利人。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流产了。波兰人没有反应，弗洛孔甚至信都没有回。德斯特尔和赫克扎梅尔倒是很愿意也很积极，但他们在同胞中没有很多追随者[2]。
只有在捷克人当中，巴枯宁才获得几分成功。《告斯拉夫人书》在布拉格发生了很大影响。捷克爱国团体的同名报纸《斯拉夫菩提树》以社论的形式几乎全文转载了《告斯拉夫人书》。在巴枯宁的心目中，捷克人开始代替了波兰人。他把斯特拉卡兄弟从善良的捷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为热情的革命者。他派古斯塔夫·斯特拉卡到布拉格去一趟，把他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认识的两个捷克民主主义者叫到莱比锡同他会晤。这两个捷克人一个叫萨宾纳，《斯拉夫菩提树》的编辑；一个叫阿尔诺德，另一家捷克报纸的编辑。可是他们之间却发生了妒忌，两人之间剑拔弩张，势不两立。阿尔诺德单独来到莱比锡。巴枯宁近来对他的革命方案有点失望，一个真正的捷克人竟然远道从布拉格来和他谈革命问题，他高兴得和阿尔诺德紧紧拥抱起来[3]。
阿尔诺德在金鸡客店里呆了二十四小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同德斯特尔和赫克扎梅尔的无益的讨论上面，这两个人要在莱比锡召开德国人-斯拉夫人联合代表大会。巴枯宁反对这一“愚蠢的计划”。他曾和一些当局让存在多久就存在多久的公众大会和公开组织打过交道，一年来的革命经验使他相信（以后从不动摇），只有进行暗中破坏、秘密策划才能有效地打击现存秩序。一般性的谈话结束以后，他又和阿尔诺德单独谈了四、五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头脑里编造出遍及波希米亚的秘密团体的网每个城镇和村庄都包括在这个革命的网里。阿尔诺德出发前往布拉格时，半信半疑，还抱怨没有钱，时常怀疑他在金鸡客店里听到的是梦幻还是现实[4]。
自从这次梦魇般的会见以后，阿尔诺德回到布拉格后干了些什么，并无记载。但不管怎样，他没有给巴枯宁写过信。此时，巴枯宁陷入想象而不能自拔。但他不能靠想象过日子，他一定要知道布拉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儿是他全部希望所在。金鸡客店的常客中有一位年轻的奥籍波兰人叫海姆贝格（因为此人爱国，想把他的名字译成波兰文，叫拉苏格尔斯基）是莱比锡公立音乐学院的学生。就在巴枯宁急不可耐的时候，海姆贝格说他要去维也纳探望父母。良机不可失，巴枯宁和以往一样，毫无顾忌地把伟大的波希米亚事业的秘密全部告诉海姆贝格，并请求他从维也纳回来时在布拉格停一下，调查一下阿尔诺德在干些什么，回来向他报告。海姆贝格忠实地、迅速地办了这件事。他报告说阿尔诺德什么也没干。巴枯宁一如既往，决不气馁。他说服软心肠的海姆贝格再回布拉格一趟，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着手组织由另一个革命团体；一是对阿尔诺德进行监视[5]。
这是巴枯宁一系列奇异的实有与想象参半的秘密团体中的第一个。他后半生中，脑子里想的尽是秘密团体的事，这里不妨从《忏悔书》里引用一段他自己关于此事的起因的说明：
这个团体按计划要包括三个各自独立的团体，名称不同，互不了解。一个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是对学生的、一个是对农民的。每个团体内等级森严，无条件服从，但在细节上和形式上与其为之奋斗的阶级的特点和力量相一致。这些团体的成员要控制在少数人的范围之内，并尽可能包括有能力、有经验、积极肯干、有影响的人物，绝对服从中央控制，也要无形地做群众工作。由中央委员会来协调这些团体的工作。中央委员会成员应由三人、最多五人组成，有我和阿尔诺德以及应由我们选出的其他人。我希望用这种方法来确立和加强我在波希米亚的影响。同时，我还背着阿尔诺德委托一个逃出奥地利、来自维也纳的德国青年学生，在波希米亚的德国人中按同样原则组织一个团体。虽然我本是这个团体秘密的指挥者，但我起初不应公开参加它的中央委员会。这样，如果执行了我的计划，所有活动的主要线索就会集中在我的手中，我就能确保预期的波希米亚革命不至偏离我规定的路线。
这是他被捕前不久第一次暴露出来的狂妄、虚荣、幼稚和诡诈的特有的混合物。因为巴枯宁在理论上主张绝对自由，现在和以后都随时准备谴责共产主义的严格的纪律。所以，他在革命活动的组织里所采用的方法，不但和他自己的原则明显矛盾，而且比起武断专横的马克思的极端野心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自相矛盾似乎从未使巴枯宁伤过脑筋，他可以一方面宣扬无限的自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原则，而另一方面却要求其门徒“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意志[6]。
巴枯宁在《忏悔书》中所描写的专制主义的计划确实令人厌恶和震惊，派一名负责的心腹代理人到一个地方，随后又背着第一个人派另一个人去同一个地方，以使阴谋的线索全部地、更有把握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赤裸裸的诡计。但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其不真实性，纯属杜撰。这种巨大的革命事业一一其实际领导权由巴枯宁强加给糊里糊涂的阿尔诺德（而巴枯宁几乎不了解此人）——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那个由巴枯宁和阿尔诺德充当原成员的“三到五人”的中央委员会从未成立，也从未发挥作用。海姆贝格要在德国人中建立相应组织也同样失败了。波希米亚发生了一次革命运动，或者说发生了多次革命运动，阿尔诺德、甚至海姆贝格可能都参加了，但没有证据说明巴枯宁帮了什么忙，也没有证据说明他是领导人之一[7]。
海姆贝格见识虽不如阿尔诺德广，但热情似乎比阿尔诺德高。和阿尔诺德不同，海姆贝格不管怎么说是个满不错的勤于写信的人，他经常给巴枯宁写信，要巴枯宁相信人们处处对他表示同情和赞扬，并预示，如果巴枯宁能到波希米亚去，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巴枯宁经不住这种奉承，于1849年3月初到了德累斯顿，办了一张名为安德逊的英国人的护照，剃掉胡子，伪装前往布拉格。他的忠实的门徒斯特拉卡兄弟从莱比锡赶来，陪同或跟随他一起前往。
巴枯宁在布拉格的四、五天，使他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他虽然发现了“加速革命的全部要素”，但是，他想象中的组织却连影子也没有。捷克的革命者首先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仇恨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比起热爱民主来，其动力要大得多。巴枯宁并不充分考虑人的秉性。阿尔诺德忌妒海姆贝格是很自然的，他在家生闷气，以致痛风病发作。在捷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中有一个真正的忠实的追随者萨宾纳并不信任海姆贝格和阿尔诺德。巴枯宁并未发现海姆贝格曾经保证过的那种对他的阴谋计划的同情，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布拉格民主主义者贫嘴薄舌，爱浮夸，不愿冒风险”。他们东传西聊，使得布拉格一半人，包括奥地利警察很快就知道巴枯宁来了。他四天就换了四次地方，后来赶紧退到德累斯顿。这一次他把斯特拉卡兄弟留在波希米亚的首都，要他们给他守摊子，并像往常一样乐观，答应给他们提供经费[8]。
出于对革命的热情，巴枯宁就像这样一个人：发现自己情人不忠，对她的感情非但不减退反而更加深。捷克民主主义者的缺点只能使他作出更为巨大的努力，在取道德累斯顿去布拉格的途中，他发现德累斯顿的政治生活比莱比锡更为活跃，也更为激烈。此处距波希米亚边境又近，于是就决定把他的总部设在那里。巴枯宁本能地认定此地将发生预期中最大的动乱，他在德累斯顿度过被捕前最后一个月的动荡生活。
※※※
另一位天才作家在高潮到来之前对巴枯宁作了一番描写。在取道德累斯顿前往布拉格途中，巴枯宁结识了激进派周刊《人民报》的编辑奥古斯特·勒克耳[9]。此人前不久是国立歌剧院的一名指挥，因为有民主思想而被解职。他毫无保留地同情斯拉夫人，博得了巴枯宁的信任。在勒克耳家里，巴枯宁遇到歌剧院的另一名指挥理查·瓦格纳[10]。除革命外，有两件事能够深深地打动巴枯宁：一是对普列姆希诺庄的回忆；一是音乐。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对瓦格纳讲了自己的生平。1849年4月1日即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他来到歌剧院，当时，瓦格纳指挥演奏贝多芬第九交晌乐。这场演出使巴枯宁在他的普遍毁灭的学说中作了一点保留。他走上台去，对瓦格纳表示祝贺，并宣称，“假如所有的乐谱都在一场世界性的大火中毁灭掉，他们必须保证抢救这部交响乐，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抢救”。
他们之间的友谊加深了，巴枯宁成了瓦格纳家里的常客。他恭维这位作曲家，邀请他演奏他认为“妙不可言”的《飞行的荷兰人》序曲。这位客人狼吞虎咽地大块吃肉，大口吃香肠，不喝葡萄酒，说没有什么味道，用玻璃杯大口喝白兰地，这种用餐方式使敏娜·瓦格纳大为震惊，甚至连只知自我欣赏（轻易不为别人所动）的瓦格纳也被吓得目瞪口呆，觉得自己和这个超群绝伦的山野粗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他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大约在30岁到40岁之间，膀大腰圆，精力充沛，我知道他从不重视与我的相识。看来他的确对知识分子并不关心，他要求的是要有冲劲的……他讨论问题的方式一般是采用苏格拉底的问答法。他躺在主人的硬沙发上，东拉西扯地和一群各种各样的人讨论革命问题，显得从容不迫。在这些场合，他的观点一定取胜。要击败他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如实地说，他发表观点时极为肯定，而且在各方面甚至都超过了激进主义的最极端的界限[11]。
巴枯宁被捕前的动荡的几周里充满着许多这样的讨论。波兰人、捷克人、德国人你来我往，有时一起来，这些人都是他的听众。他时常换地方，起先与激进派报纸《德累斯顿报》的编辑魏蒂格住在一起，他们是1842年认识的；后来又和一位靠教小学生勉强为生的前波兰将军同住；后来又和勒克耳同住；最后又和《告斯拉夫人书》的波兰文译者安德拉泽伊库维茨住在一起。他徒劳地用各种化名来掩盖自己，有一次，他冒充成一个英国牧师。他不但常去民主主义者集合地点——偏僻的咖啡馆、肮脏的住所，而且也常出席一位波兰伯爵夫人和一位瓦拉赫王子的沙龙。王子对革命的兴趣也许只是纯精神性的，但巴枯宁在社交上从不失礼；贵族们常常是借钱给人的，巴枯宁本人几乎生活在饥饿线上，只是由于勒克耳的忠贞不渝（他卖掉了一些家俱），才使得巴枯宁有钱寄给他在布拉格的心腹斯特拉卡兄弟。
巴枯宁又一次做起了建立一个国际革命委员会的美梦。他遇见了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相识的两个波兰人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海尔特曼。他们要去巴黎向波兰中央委员会作汇报，正在从故土加利西亚去巴黎的途中。巴枯宁责成他们向该委员会紧急呼吁，要求派波兰代表、波兰军官，首先是波兰的钱币，以支援即将来临的波希米亚革命。他还找到一个匈牙利将军拜尔，并通过他向泰列基伯爵发出类似的呼吁。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海尔特曼不但空着手从巴黎回来，而且随时准备取代巴枯宁，由他们自己来充当斯拉夫革命的赞助人和指挥者，这倒令人感到不安。因而，巴枯宁和这两个自命不凡的波兰人之间出现了暂时冷淡的局面[12]。
但是，巴枯宁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布拉格。1849年4月的整整一个月，密探在萨克森和波希米亚之间来来往往。热心的海姆贝格回到德累斯顿以后，巴枯宁就秘密安排他住在勒克耳家里，唯恐他向波兰同胞泄露布拉格的秘密。后来，古斯塔夫·斯特拉卡回来了，接着，巴枯宁前一年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第一次遇到的学生约瑟夫·弗利契也来了。六月起义失败后，弗利契组织了一个很小的学生兄弟会，这个组织看来是布拉格最活跃、最极端的革命团体。因为巴枯宁完全有理由不信任阿尔诺德，不相信斯特拉卡的能力，所以他热情地接待弗利契。由精选的革命者组成的小团体的想法对巴枯宁具有特殊吸引力。捷克的民主主义者中他只对弗利契一个人保持持久的敬意，但是，即使弗利契也不能使波希米亚产生一场革命。捷克的资产阶级仍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主张上分成两派。弗利契、阿尔诺德和萨宾纳之间互相妒忌给巴枯宁的雄心以致命打击。布拉格仍处于不祥的平静之中。还是德累斯顿本身表明了濒于熄灭的德国革命还有一些最后骚动[13]。
※※※
巴枯宁埋头于他的波希米亚的斯拉夫革命的空中楼阁似的计划，全然忽视了在眼前发生的事。他在萨克森民主主义者中没有多少熟人。慷慨诚实的勒克耳很快就成了密友。是巴枯宁使勒克耳卷入了他的斯拉夫计划，而不是勒克耳把他的注意力引向德国人。巴枯宁通过魏蒂格的关系，很快取得在《德累斯顿报》的专栏上发表文章的机会。四月份，他在这个专栏里发表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论俄国状况》的论文，同时还发表了一份《告捷克人书》，告诫捷克人不要和在匈牙利的敌人俄国合作。这份《告捷克人书》后来被称为《再告斯拉夫人书》。但是这些文章或其他看来出于巴枯宁手笔和灵感的文章却对正在进入高潮的萨克森民主主义者和王权之间的斗争点也不感兴趣。1849年5月1日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有魏蒂格、德斯特尔、法兰克福议会的一名代表以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海尔特曼两个波兰人，会议讨论了由全德波兰人支援的协同革命问题。巴枯宁的确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如果认为这次会议对两天以后德累斯顿爆发的起义有什么影响，那是没有道理的。5月3日，第一批街垒已经筑好，并且开了火，此时，巴枯宁却正计划和他的瓦拉赫朋友、吉卡王子离开德累斯顿去马耳它。但是和往常一样，他没有钱，而吉卡此时也只有几塔勒，只好独自走了[14]。
导致德累斯顿起义爆发的问题，不可能使巴枯宁感到兴趣。可恶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产生了一部德意志联邦宪法，萨克森议会投票赞成。萨克森国王和大多数德国较大的邦的国王一样，不愿意和法兰克福发生什么关系。他于1849年4月28日解散了议会。其后几天之内，公众哗然。由于派遣了一个大分遣队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萨克森的军队已经削弱。5月3日，德累斯顿大街上开始出现街垒。市卫队倒戈转向起义者一方。起义者试图袭击军械库，但那里有军队把守。军队向群众开枪，打死十五人，起义军士气很高。王室当晚就逃到离德累斯顿二十英里易北河上游的柯尼施泰因。翌日，有契尔奈尔、托特、霍伊布纳尔三名民主主义者参加的临时政府在市政厅阳台上宣告成立。
从临时政府的人员组成中，可以看出起义的幕后势力的性质。三名成员中，只有当过上议院副议长的契尔纳尔算是一个激进派，并有一些煽动的本领；霍伊布纳尔和托特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表泛德意志主义者和宪制改良派。他们虽然对滥用特权、蔑视和反对法兰克福宪法的行为表示不满，但他们不是革命派。他们没有社会纲领，也没有那种激起米哈伊尔·巴枯宁去毁灭一切的神秘冲动。和无产阶级联合的善良的德累斯顿资产阶级，做梦也没有想到突然坐上了当权的宝座，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手中的权力。
巴枯宁对这些事情的第一个反应是蔑视和冷淡，他根本不关心德国民族统一事业或法兰克福宪法。他在前几个星期的几次讨论会上都遇到过契尔纳尔，但瞧不起他，他和托特相识，但从无政治上的交往，他以前从未见过霍伊布纳尔。5月4日上午，他在大街上偶然碰到理查·瓦格纳，此时他还没有介入这次起义的意思。瓦格纳要到市政厅去看看那儿情况怎么样，巴枯宁就和他一起去了。临时政府刚刚宣告成立，契尔纳尔正向一群狂热的人发表长篇讲演。巴枯宁良好的意愿就被其本能所战胜了。空气中回荡着革命的气氛，他由于狂热而失去了自制，他的热情只是由于同情那些显然不知如何进行领导的领导者而镇定下来。于是他进入市政厅，就如何领导革命开始向临时政府提出建议[15]。
根据记载的材料来看，他的建议是正确的。萨克森当局由于手中没有足够的军队来对付起义，就很明智地采取守势，一面向普鲁士请求增援。增援部队肯定会到来。巴枯宁向契尔纳尔等保证说，决定起义命运的是大炮和步枪，而不是讲演和谈判。他请求他们竭尽全力把军队组织起来，并掌握在自己手中。指挥部队的是一位奇妙的冒险家海因茨，此人原为希腊部队的一名陆军上校。巴枯宁对此人不信任。他确信只有波兰革命者当中才有具备指挥军队资格的军官，于是他进城到俱乐部和咖啡馆里四处搜罗波兰军官。他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是在第二天即5月5日，他才把曾在普鲁士和波兰军队里服役的海尔特曼带到市政厅，同时也少不了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带来。此人指挥军队的资格就更为可疑了。这三个人在市政厅会议室的一张桌子边坐定，面前放一张德累斯顿地图，成了临时政府的顾问。这两个波兰人小心谨慎，提出应为他们准备好金钱和护照，“以防不测”[16]。
这种谨慎并非为时过早。当晚，第一批普鲁士军队开到德累斯顿市郊。由于铁路线被破坏，他们还耽搁了几个小时。军事顾问小心翼翼地在地图上标出起义军几门大炮的位置，看来防卫计划也不过如此而已。有个传闻说，巴枯宁以普鲁士人“很有教养，不会对拉斐尔的作品开炮”为理由，建议把《西斯廷圣母》像挂在街垒上。这不过是个有趣的传说。军事顾问和总司令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忌妒。总司令不让部下执行军事顾问提出的作战方案。巴枯宁在《忏悔书》里断然认为海因茨是个叛徒，并对此人以后受到萨克森政府的谴责和监禁感到吃惊。在这种情况下，险恶的形势变得更为险恶了[17]。
5月6日是星期日，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家都会清楚地看出，起义已成败局，那两个波兰人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于是就带着钱和护照离开了。大约在同时，契尔纳尔和托特也从市政厅消失了。他们后来虽又重新出现，但临时政府的士气已受到沉重打击。到处充满了失败的气氛。只有霍伊布纳尔还顶得住，他大胆地巡视街垒，对守卫者进行宣传鼓动。巴枯宁陪同霍伊布纳尔，但他不得不停止发表演说，因为他嗓子已喊哑了[18]。
巴枯宁在5月6日和其后的两天里，无疑是有脱险机会的。他偶然地而且几乎是不自愿地卷入了起义，对于这次起义，他并没有参与谋划、也不同意，对其要达到的目标也不感兴趣，并且也不相信能够获得成功。他在起义中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也不对任何与起义有关的人负责。那么，他为什么去冒几乎肯定要被逮捕的危险呢？他在《忏悔书》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诚实的。他留下来不走是因为他不忍把霍伊布纳尔丢在危险的地方不管。托特和契尔纳尔实际上把霍伊布纳尔扔下不管了。霍伊布纳尔就像“一只被赶往屠宰场的羊”。德累斯顿起义并非他和巴枯宁所为，这次武装冲突对生来就是多愁善感的自由派霍伊布纳尔来说实在是太严重了；而对主张全面毁灭的巴枯宁来说却是小事一端。但是，既然投身于起义之中，置身于守卫街垒战士们之中，霍伊布纳尔就不愿擅离职守，巴枯宁也不愿意离开他。巴枯宁有时纯粹是为了打抱不平。他冒着生命危险一牺牲了十多年的时间——不是为了斯拉夫革命，甚至不是为了德累斯顿的资产阶级起义，而是为了他认识还不到一个星期的人。而且，他并不了解这个人的秉性和信念，但他钦佩其英勇的行为，深为他的无依无靠的处境所打动[19]。
※※※
起义最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情，使起义一步步走向预想的结果。巴枯宁成了敢死队的队长。他这段时间“废寝忘食、烟酒全废”5月6日，起义者放火烧了歌剧院，几个星期之前，巴枯宁还在那儿听过瓦格纳指挥的第九交响乐。大火蔓延到邻近的建筑物兹维因格，焚毁了保存在那儿的文物珍藏。要说巴枯宁对此举有何个人责任，那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以后由于官方急于挑起对一个外国煽动者的偏见，就说巴枯宁曾谋划把这座城市付之一炬。萨克森和普鲁士的军队缓慢地、但确实无疑地开进市区。5月8日，海因茨被捕入狱，他还算是幸运的，因为短兵相接、鏖战格斗，被俘者无一被宽恕，不是被就地枪决，就是被扔进易北河。有组织的抵抗很快就结束了。于是，巴枯宁建议幸存者用所存炸药把市政厅连同他们自己一起炸毁。当晚，总退却的命令下达了，宣布临时政府要迁往弗赖贝格，这里是霍伊布纳尔的家乡离德累斯顿25英里。起义的领导人于5月9日清晨悄悄撤离了德累斯顿[20]。
瓦格纳在起义正值高潮时离开了德累斯顿，当天下午他遇见了巴枯宁、霍伊布纳尔和一个邮差马丁，他们乘坐一辆出租马车，正风尘仆仆地前往弗赖贝格。瓦格纳向他们保证说，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克姆尼茨有大量工业人口，可以在那儿继续举行起义。这看来好象不能令人相信，但他们都想捞救命稻草。于是他们在弗赖贝格作短暂休息，巴枯宁此时还控制不住自己，向霍伊布纳尔和瓦格纳东拉西扯地谈到各种政府的形式都是无用的。他们决定出发前往克姆尼茨、瓦格纳夫妇匆匆取道魏玛，前往瑞士去了[21]。
巴枯宁目前所有的财产就是临时政府的几个大印、约十三塔勒现款和一大堆有关信件。他的同伴也和他一样，一无所有。他们心中并无成熟的计划，只是垂头丧气地来到了克姆尼茨。他们最后的希望工业无产阶级——也成了泡影，镇上连一点革命声息都没有。镇长不承担任何风险。于是，1849年5月9日晚上，巴枯宁、霍伊布纳尔和其他几个可能扰乱安宁分子都在睡梦中被捕，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预防措施，也没有动一刀一枪。巴枯宁后来回忆说，他要从逮捕他的人手中逃脱是十分容易的事，但他最近一个星期疲于奔命，身体和精神上都疲备不堪，他一心只想睡觉，对于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似乎顾不得了，只好束手就擒[22]。
[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525页，第4卷第166—167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3，47，171，190页；萨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72页。
[2]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73—175页。
[3]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67一16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25，477页。
[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77—178，180，192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90页。
[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80—18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90、197、421、430页。
[6]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78页。
[7]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80—181页。
[8]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83—18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33—442页。
[9]奥古斯特·勒克耳（死于1876年），德国政论家，音乐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德累斯顿起义的参加者。——译注
[10]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大作曲家。——译注
[11]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67—470页。
[12]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87—190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95，197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46页。
[13]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50—454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43—144，179页。
[1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96—197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0—53，74—80，417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13—120，148—149页；尼古拉也夫斯基：《社会史国际评论》（1936年），第1期第121—216页。
[1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99—200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9，53页。
[16]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4一56页。
[17]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02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6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425页。
[18]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7—59页。
[19]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传记集》，第4卷第202—203页。
[20]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03—205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8—63页。
[21]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93—49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9页。
[22]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205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683页，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99页。 |
第十四章一个革命者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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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一个革命者的信念
《告斯拉夫人书》。抛弃资产阶级。斯拉夫人的解放。俄国农民。
象米哈伊尔·巴枯宁这样的人世上并不多见，他们的生平和思想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留下来的关于他们观点的记载却又如此混乱而残缺不全。巴枯宁是个多产作家，但思想不连贯。他的秉性使他依赖于一时的灵感，靠嘴说，而不是靠手写。
〔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没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现存的制度，也没有一本写好的书能够拯救世界，我不忠于任何制度，我是个真正的探求者。
他在别处曾经宣称，革命是出自“本能，而不是出自思想”。出于这个原则，他对他的信念很少作系统的阐述，做事更是有头无尾。赖歇耳在一份报告里说，他们在巴黎一起生活时，巴枯宁曾埋头写一本“不朽的著作，他每天都写，但没有完成”。他和巴黎来往的信件可以证明他在写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虽然主题常常有变化），但该书从未问世，并且没有理由认为在写作上有什么进展。自1842年秋季写了《德国的反动》一文以来，巴枯宁没有发表什么重要的政论。那篇发表在《瑞士共和报》上《论共产主义》的文章（据说是出自巴枯宁的手笔），给人留下了一个疑团，该文只是提出问题，并无结论。在巴黎期间，他在《改革报》上发表了一份抗议书，反击对他本人的责难；一篇谴责东正教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宗教迫害的短文；还有在波兰人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一篇讲演，除此以外，他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在革命最初动荡的六个月里，他无暇也不想动笔写文章。他现在在克滕过着安稳日子，即使如此，只要外界没有刺激，他就保持沉默。弥勒·斯特吕宾格是个性急的人，他从柏林给巴枯宁来信，请求他发表份《告斯拉夫民主主义者书》[1]。
这项请求不可等闲视之。颇为反常的是，由于身世的偶然性，巴枯宁信奉的是那种使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特别难以统一的民族主义形式。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里，意大利的、波兰的、德国的（这倒有点不正常）民族主义者，由于要求政治上的自由，进行联合行动。除波兰以外，斯拉夫民族主义坚决反对这种联合。几乎所有的斯拉夫积极的爱国主义者都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南部斯拉夫人。由于受上一章所提到的情况所迫，他们不得不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大多数人显然选择前者。文迪施格雷茨由于受到忠诚的斯拉夫军队的支持，又受到捷克资产阶级的欢迎，在布拉格大街上把枪口对准工人和学生，自此，斯拉夫人就和反革命的最惊人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了。克罗地亚特遣队于8月随拉德茨基开进米兰，把意大利的民主主义扼杀在摇篮里。这些暴行都归咎于“野蛮的克罗地亚人”。就在巴枯宁于平静的克滕收到弥勒·斯特吕宾格的来信时，斯拉夫军队在文迪施格雷茨和克罗地亚的领袖耶拉契奇的率领下，正在对维也纳形成包围，并于11月1日占领了维也纳，解散国会，逮捕民主主义者代表，枪杀了法兰克福的代表罗伯特·勃鲁姆[2]。在幕后斯拉夫人的较为隐蔽的威胁就显而易见了。沙皇尼古拉感到自身很安全，就迫不及待地派遣善战的部队去扑灭中欧的革命烈火。难怪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德国民主主义者都喋喋不休地说，斯拉夫人是反革命民族，是民主的天敌。
但是，1848年秋季，给欧洲革命者造成麻烦的并非只是斯拉夫人的问题。2月和3月那种大胆的希望已经成为历史了。4月和5月的再次行动，已逐渐变成总退却——几乎是溃退了。6月，文迪施格雷茨向布拉格大街开炮这件事表明，用点军队去解决市区的无产阶级真乃易如反掌。十天以后，卡芬雅克将军旋即在巴黎也立下了同样的功勋，经过三天巷战以后，在练兵场处决了数百人，流放了数千人。上兵们从无产阶级手中拯救了资产阶级共和国。9月，法兰克福大街上筑起了街垒。极端软弱无能的国民议会由于普鲁士军队的干涉而得救。大约在同时，在科伦附近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恩格斯和拉萨尔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并升起了一面红旗，宣告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这次行动的唯一结果是与会者都被迫逃命。9月底，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才真正在巴登宣告成立，但只存在了几天。11月初，维也纳的民主派遭到镇压，革命遭到灭顶之灾。1848年夏秋，资产阶级处处都欢迎士兵到来，以驱散他们几个月前自己招来的革命怪物。如果在反动和无产阶级之间任意选择的话，资产阶级的善良公民们肯定选择反动，因为这对他们的生命财产威胁较小。
这就是巴枯宁到克滕后不久着手起草《告斯拉夫人书》时的毫无希望的形势。但他不是那种轻易认输或陷于悲观的人。如果革命尚未成功，那是因为还革得不够，他的宗旨是需要越来越多的革命。他用法文写，因为他用起法文来比德文容易些，写得很认真。当他于六个月以后被捕时，在他的文件里找到了各种草稿或未完成稿达半打之多。大约11月初，最后一稿（没有保存下来）寄给在柏林的弥勒·斯特吕宾格，叫他译成德文在柏林的民主主义者却妄称他们有比翻译这些东西更为广泛的任务。就传统和爱好来说，他们自己有一半以上是资产阶级。普鲁士的地位千钧一发，民主主义者的命运岌岌可危。他们认为巴枯宁的《告斯拉夫人书》中的某些章节会被用来把胆小的资产阶级吓得跑到反动的阵营里去，因为他在其中是向整个社会秩序挑战。寄回克滕给巴枯宁的是对原稿进行过大量删改的译文。稿子被删改得支离破碎，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忍受下来了。他又补充了几段，主要是谈奥地利问题，就把定稿寄给一个莱比锡的出版商凯尔付印[3]。
《告斯拉夫人书》及其几份初稿全面地（虽在细节上有些混乱）阐述了巴枯宁在1848年革命的冲击下和失望中产生的见解。他的观点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下面三点第一，他认为资产阶级自我暴露出是一种反革命力量，而工人阶级则是革命的希望；第二，他认为推翻奥地利帝国、在中欧和东欧建立自由斯拉夫共和国联邦是革命的首要条件；第三，他认为农民、特别是俄国农民将被证明是革命最后成功的决定性力量。这三点看法是巴枯宁此时全部活动的基础。
※※※
巴枯宁新纲领中的首要一点是排斥资产阶级。
1848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由于受到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口号的鼓舞，排斥贵族，但保存确保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占主导地位的君主立宪制。它不要求也不希望彻底推翻现存的社会结构。私有财产制度是资产阶级至高无上的堡垒，一旦这个堡垒受到威胁，资产阶级就会象以前的贵族联合起来保卫其特权一样，起来保卫这个堡垒，其野蛮和仇恨的程度没有两样。无产阶级要继续进行革命，直到把包括资产阶级的特权在内的所有特权一扫而光为止。这种革命观点的蔓延，一下子把资产阶级变成了顾固的反革命派和特权的卫士。1848年夏秋，坚定的激进派如马克思和巴枯宁在革命中都衡量过资产阶级，发现它不够格。
此时，马克思的影响在巴枯宁的演变中起了什么作用，仍然是个谜、三年前，马克思曾作出有名的预言“高卢雄鸡的高鸣”[4]！就是欧洲革命的信号，并宣布革命的“核心”是无产阶级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预见到，革命的最后胜利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不管巴枯宁读过《共产党宣言》与否，但他对这种学说肯定是知道的。然而，直到布拉格代表大会时，他也没有承认这一点。他在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纲领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这个纲领的基础仍是1789年的三个口号、只要求取消农奴制、贵族和特权。他五年前就在瑞士发现了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在他的哲学中仍然不起作用。
布拉格代表大会的结果使巴枯宁打破了对资产阶级的信念。斯拉夫的资产阶级非但宁要民族主义而不要民主主义，而且当文迪施格雷茨开枪屠杀革命学生和工人时，它竟袖手旁观。1848年6月21日，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在科伦发行。整个7、8、9三个月，当巴枯宁失望地呆在布列斯劳和柏林时，马克思却正在大声斥责巴黎的“白色恐怖”、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会迷”以及由于其反革命的倾向而使民主主义遭到失败的、胆小的、卑鄙的资产阶级。巴枯宁一定是德国最重要的激进派喉舌《新莱茵报》的读者，并于9月份在柏林见过马克思。转变本是容易的，而且也是自然的。巴枯宁总爱唱反调，资产阶级既然是破坏道路上前进的障碍，那必须把它列为敌人之列。事情的必然性、也许再加上马克思的强有力的宣传，很快把巴枯宁从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派。他从不宽恕资产阶级的背信弃义，至死也蔑视和仇恨资产阶级。他一次对一位善良的瑞士资产阶级教授说“你知道为什么资产阶级世界一天天在烂下去吗？这是因为这个可敬的阶级在生理上已经死，它不能再……”[5]
1848年，巴枯宁的观点从政治革命转变成社会革命。1848年以前，革命者曾经乐于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关于成立代议制政府、取消特权的要求联结在一起，现在，这种政治纲领已成为时代的错误。在巴黎，代表制议会欢呼卡芬雅克枪杀和流放工人：在法兰克福，代表制议会则忙于讨论一部假想中的、名义上的宪法。但真正决定德国前途的问题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普鲁七军队之间的一场战争。“普选就是反革命”这个明确的警句是蒲鲁东制造出来的，马克思和巴枯宁也跟着走。立宪民主和贵族特权一样，都对革命有害，只有推翻整个社会秩序才是可行的道路。
从本性上来说，巴枯宁放弃代议制比马克思要容易一些。由于他生来是个俄国人，又是个贵族，他天性不会接受把人数多少当成发现政治智慧的手段。他酷爱白由，但厌恶平等。他认为平等只是个口号和一种理想，从来不是一种现实的信仰。从那时起，他一直对立宪制度和议会表示蔑视。
〔他8月份给海尔维格写信说〕我对议会辩论不感兴趣。议会生活、立宪和国民议会等等的时代已告结束。任何人只要扪心自问，就得承认他对这些陈旧的组织形式不再会有任何兴趣，或者说有兴趣也是被迫的、不真实的。我不相信宪法和法律，世上最好的宪法也不会使我满意。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东西激情和生活，一个新的、没有法律的，因而也是自由的世界。
他在《忏悔书》里抱着诚挚的态度反复说：
我需要的是一个共和国。但这是什么共和国呢？不是议会共和国。什么代议制政府、立宪政体、议会贵族制以及所谓的权力均衡，积极力量在那里都经过巧妙的安排而不起作用了。一句话，那种狭隘的、巧妙混杂的、令人生厌的西方自由派的政治问答课本，我从不佩服、赞同，从不同情，甚至从不关心。看到在法国、德国甚至斯拉夫代表大会上议会方式的成果，当时我就开始更加厌恶这些东西。
巴枯宁在拒绝议会民主代表人民的主张时，使用的语言在二十世纪比在十九世纪还更为人们熟悉[6]。
在《告斯拉夫人书》的第一稿里，写进了这种新的社会纲领：
自初春以来，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两大问题：社会问题和所有民族独立、所有人民彻底解放的问题。首先提出这两个问题，并要求立刻解决的是一些个人，而不是一个党派，并且完全出自本能。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过着悲惨的生活，被剥夺了受教育、休息和生活必需品的权利，沦为有钱有势人的垫脚石。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就是一句谎话，这是众所周知的。
巴枯宁又重弹全面毁灭的老调了。不过这次又重新强调一下，并具有鲜明的社会色彩：
我们必须取消当今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我们必须彻底推翻这一没落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已变得软弱无能、毫无生气，支撑或承受不了这么多的自由，我们必须净化气氛，彻底改革我们生活的环境，因为它腐蚀我们的本能和愿望、使我们心地狭窄、才智短浅，社会问题的解决要采取首先推翻社会的形式。
但是胆小的柏林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对于很快从他们手中失去的立宪的自由仍抱有幻想，对于这一为广大群众进行社会革命的有力主张毫无准备。以上的引文和有其他类似的内容均被从草稿中删去。《告斯拉夫人书》正式发表的版本里，几乎没有提及社会问题[7]。
※※※
由于没有提到社会问题，所以斯拉夫的民族解放，也就是巴枯宁纲领的第二部分，就成了最后定稿的《告斯拉夫人书》的中心论题。
在巴黎，人们认为革命不仅要为受压迫的个人，而且要为被压迫的民族带来自由。巴枯宁却把这种观点局限在波兰、而且主要把它看成是俄国问题的一个方面。他在布拉格把这种观点扩展到要求从奥、土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其他斯拉夫民族。1848年下半年，他对斯拉夫的问题作了非常彻底的研究。他此时的文稿里充满了人种学的统计数字。他发现，在一千二百多万士耳其欧洲部分的居民中，土耳其人不到一百万，而斯拉夫人却超过了六百万。在一千六百万匈牙利居民中，用他最熟悉的计算方法来算有八百万斯拉夫人。马扎尔人不超过四百万。
巴枯宁知道他的解放斯拉夫人的纲领中存在一些令人为难之处。俄国帝国主义的胜利比革命的胜利更有可能使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得到解放。他以土耳其“伪政权”马上就可能陷于崩溃而告慰自己。土耳其“就象一个人的驱体里带有使人致命的细菌一样不可救药”。波兰人强烈地反对东加里西亚的罗塞尼亚人的解放，因为他们在这一地区扮演了地主和压迫者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巴枯宁认定，这些地主既然是波兰人，那就假定他们“有民主的倾向性，并且受到自由精神的熏陶”。由于有了这一没有根据的实用主义的假设，巴枯宁情愿让农民任凭地主的摆布。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解放在理论上没有困难。为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正在进行斗争的马扎尔人是国内中西部的一个组织严密的集团。用不着去同情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马扎尔人中的地主分子[8]。
巴枯宁在实际起草《告斯拉夫人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件，因此最为难的部分就被删去了。只要在维也纳的民主主义者仍在台上，奥地利的民主主义者和捷克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就能使捷克投入哈布斯堡的怀抱，从而使斯拉夫纲领具有反革命的一面。但1848年11月初，维也纳的民主主义者被镇压下去了。哈布斯堡分子又一次成为德属奥地利的实际统治者以后，捷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帝国的害怕多于希望。共同的敌人一旦不存在，斯拉夫和哈布斯堡之间默认的联盟就会随之瓦解。摆脱德国桎梏的波希米亚的自由可能又一次表现为一种民主的事业。在巴枯宁的笔下，斯拉夫的解放就有了一种新的更加具体的形式。它首先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溃，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告斯拉夫人书》就成为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公开主张推翻奥地利帝国、并在其废墟上建立新的斯拉夫联邦，还是第一次，而这距1918年11月正好七十年。
提出这个主张的在欧洲激进派中几乎只有巴枯宁一个人。中欧的斯拉夫人引起了一个新的不为人们所熟悉的问题，甚至布拉格大会都未能使这个问题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留下印象。法国人不了解情况，保持中立，就连站在激进派一边的、除巴枯宁以外的唯一俄国人赫尔岑也持这种立场。德国人不是保持中立就是对这种提高斯拉夫地位的打算持敌对态度。坚持反对这个纲领的人当中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告斯拉夫人书》发表两个星期以后，恩格斯就以《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为题，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两篇文章，对它进行严厉地剖析和批判。恩格斯说，“把五百五十万捷克人、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组成一个国家，把五百五十万南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组成另一个国家”，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荒唐的吗？这些斯拉夫民族没有一个是拥有领土的严密的集团，对在城镇占多数的德国人怎么办呢？如果波兰对波罗的海沿岸提出领土要求，那么怎样能去剥夺奥匈在亚得里亚海的领土权利呢？
除了波兰人、俄国人，顶多再加上土耳其斯拉夫人，别的斯拉夫民族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起码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独立的必要条件和生存能力。
还有，这些斯拉夫人并不像巴枯宁伪称的那样，是什么革命派，而本质上.却是资产阶级和反动派。耶拉契奇和克罗地亚人去帮反革命的忙，这才是斯拉夫人精神的特征。恩格斯认为，所谓中欧斯拉夫人的愿望只不过是尼古拉一世和贵族玩弄阴谋诡计中的马前卒[9]。
恩格斯就像巴枯宁厌恶日耳曼人一样厌恶斯拉夫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之间的分界线是这种幼稚的种族偏见而不是任何深刻的原则分歧，但原则分歧还是存在的，并且使二者的思想具有不同的色彩。巴枯宁抱住浪漫主义信念不放（直到1863年波兰起义失败后才放弃），就是相信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乃是同样推动革命的两股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相信革命的社会和经济性质，因此，他们就足以把民族主义视为反动力量。巴枯宁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支持斯拉夫民族主义，虽然他的原则不能使他对德国民族主义抱有同样的热情；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主义者谴责斯拉夫民族主义，虽然他们对德国民族主义的相应的现象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历史尚未作出最后的判断，同样，历史对于中欧的斯拉夫问题也尚未作出定论。到了1918年，（历史证明）巴枯宁是胜利了，但仍有人同意恩格斯的观点。
※※※
巴枯宁的第三条信念是相信农民的革命力量，这一点在《告斯拉夫人书》里没有明说，而在继《告斯拉夫人书》之后，第二年四月在《德累斯顿日报》上发表的《论俄国状况》的几篇文章里有着更为明确的论述[10]。
马克思和巴枯宁对农民的态度就像他们对民族主义的态度一样，暴露出他们之间尖锐的矛盾。马克思居住城镇，是工业革命造就的人物。故他把农民置于革命中的最低一级。他从对革命能力的观点出发，把劳动阶级分成三类自觉为革命而斗争的有组织的、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尚无阶级觉悟、或尚未为革命而组织起来的低一级的城市工人，或称流氓无产阶级；第三类人就是农民。无论如何，第二类人为革命提供了潜在的人力，为宣传鼓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三类人对革命事业非但没有价值，而且的确怀有敌意，马克思在更具有论战性的文章里，乐意称农民为“天生的野蛮人”、“类人猿”，并宣称，既然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那就无力维护其本身的阶级利益。因而他认为乡村人口总是反革命的堡垒。
这种假设的城镇和乡村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和巴枯宁的思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巴枯宁从孩提时代起就熟悉乡村的农奴。当时俄国为数很少的工厂也是由农奴充当工人的。所以，巴枯宁一直认为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利益和感情是一致的。他在瑞士曾遇到过魏特林的主要追随者小手工业工人，甚至扬言，如果他父母不给他经济支援，他就要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他在巴黎曾称赞过那些参加科西迪耶尔国民自卫军的“高贵的工人”。在布拉格，他也曾见过捷克的无产阶级和学生联合起来，举起革命的旗帜。但是，他一想到要起来推翻资产阶级文明的工人阶级，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农民而不是工业劳动者身上。如果法国和德国的农民迄今仍不大关心革命的话，那是因为领导人把注意力放在城镇上，犯了“大错”[11]。
然而，使革命成功的使命并不是取决于一般的农民，而是特定地取决于俄国农民。五年前，巴枯宁曾得意地宣称，他确信俄国“定会在神圣的民主主义方面发挥很大作用”。现在，他用卢梭的史前黄金时代和文明作用衰弱的学说证实这种爱国的信念。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一位名叫哈克斯特豪森[12]的德国旅行家发现了俄国土地公有制，并且断定这是唯一存在的假想的史前共产主义。和其他欧洲人相比，俄国农民受文明的破坏不大，所以他们不仅保存了更多的早期人类的活力和朝气，而且还保存了那种财产公有的原始神圣国家的遗迹。巴枯宁热情地赞成这一实用主义的理论。他据此推断，俄国农民不仅是过去共产主义黄金时代的最后继承者，而且也是将来共产主义黄金时代的先驱。俄国农民的革命使命是和它的共产主义组织形式紧密相连的。“这就预先清楚地表明俄国革命的特点是一场社会革命，这一特点来源于俄国人民的总的特点，来源于它的公社组织”。[13]
俄国农民具有强有力的革命传统。1670年，顿河的一个哥萨克人斯杰潘·拉辛发动俄国东南部农民起来反抗沙皇阿列克塞，起义队伍在农村连续转战好几个月，放火劫夺。斯杰潘·拉辛死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传奇式英雄。大约整整一个世纪以后，一个叫普加乔夫的农民领导了一次更大的起义，反对叶卡德琳娜二世，普加乔夫还成立了革命政府，宣布解放农民，处决地主，毁坏地主财产。他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恩威并施，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普加乔夫起义使俄帝国十分恐惧，并给俄语增加了一个新词普加乔夫精神以纪念俄国农民骚乱的本能。
巴枯宁在这段时间的著作里反复提到普加乔夫的起义。这是“农民反对压迫者的第一次大反抗”，它“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俄国农民革命”，即使在尼古拉一世比较平静的时代，据记载也爆发了许多起农民反抗和谋杀地主的事件。农民革命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延续的时间越长，就越会造成更可怕的和更大的破坏。俄国没有西欧人道主义的传统，人类生命安危简直无足轻重。巴枯宁宣称，“人类进步的现存成果是用人类的鲜血浇灌的”，他还满怀激情地谈到“热情的俄国人民那种纯朴的、近乎疯狂的喜悦”。通过火烧莫斯科这件事——此乃真正的俄国人所为——俄国人民表示了他们反对拿破仑的决心。俄国农民很快就会放火烧毁统治者的城堡，大火将在世界范围内熊熊燃烧，文明将在火光中化为灰烬。赫尔岑叙述说，巴枯宁“在离开巴黎去布拉格的途中”，遇到一些德国农民大声呼叫，围着一个贵族城堡游行，于是他就下车指点他们怎么干，当他上车离开时，他满意地看到，整个城堡都燃烧起来了。他完全可以想象“整个欧洲，连同圣彼得堡、巴黎、伦敦一起都会变成一大堆垃圾”。有一部当代历史小说对民主有一段描写，说“民主乃一座火的寺院，人类将在那里从奴隶制度的残渣中得到净化”，说这段话来自巴枯宁，这是可信的[14]。
大约就在巴枯宁向全世界宣布俄国人民的革命前途时，他曾在莫斯科见过的康斯坦丁·阿克萨柯夫却在详细地阐述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虽与巴枯宁观点的前提相同，并表现出许多相同的特点，但结论正好相反。在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当中，阿克萨柯夫是最重要的一员，他和巴枯宁一样强调俄国农民独特的、未受损坏的品质，以及斯拉夫民族的独特命运。俄国农村土地公有制属于彼得大帝把俄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以前的那个时代，彼得所做的事和卢梭的“文明”一样，是现代堕落的根源。斯拉夫人的使命就是反对当代文明的唯物主义，使俄国（通过俄国乃至全世界）回到斯拉夫主义者发现的彼得俄国以前的原始的尽善尽美的状态。阿克萨柯夫的结论是反动的，而巴枯宁的结论是革命的。但二者的结论都是武断的。二者的学说在基本特征上是一致的都是俄国农民浪漫的理论，都相信斯拉夫人特殊的世界史命。二十年以后，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者已经成为与最极端的俄国民族主义相联系的强大的反动党派，此时，巴枯宁常常被马克思和其他人责骂为浅薄的、可耻的斯拉夫主义者。但是，在1848年到1849年之交的冬季，这些令人为难的问题仍是未来的事，没有人去寻找巴枯宁纲领中的反动的潜流，这纯粹是革命的纲领，包括政治、社会和民族革命，目的是要废黜国王和皇帝、破坏资产阶级的权力、毁坏其财产、取消人为的奥地利帝国里的种族混杂，并通过斯拉夫的解放，为成立欧洲自由共和国联邦铺平道路。这些理想再加上另一个理想，即俄国革命的理想，就可算是完美无缺的了。俄国革命有时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起点，有时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高潮，但总是被认为是其自身的顶点和精华。就他本身的革命激情来说，米哈伊尔·巴枯宁仍是个热情和俄国人。
[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5，237，317页，第4卷第98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56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0，92页。
[2]罗伯特·勃鲁姆（1807—1848），记者，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人士，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译注
[3]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45—366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78一106页。（附带说明一下，《告斯拉夫人书》的手稿由普菲茨纳出版；其余一些手稿或手稿片断至今保存在德雷斯顿旧家档案馆里）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译注
[5]威卢博夫：《欧洲通报》，1913年2月号，第79页。
[6]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17—318页，第4卷第153页。
[7]普茨菲纳：《巴枯宁研究》，第101—102页。
[8]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22—23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33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03—220页。
[10]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99—426页。
[1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69页。
[12]奥古斯特·哈克斯特豪森（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政治上持反动的农奴主观点。——译注
[13]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9，408页。
[1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406页，第4卷第23，38—39，43页；瓦格纳：《我的一生》，第468—469页；尼古拉也夫斯基：《苦役与流放》（1930年），第8—9期第127页。 |
第十三章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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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1848年
火已点燃。德国的冒险。布拉格和斯拉夫人。普鲁士的放逐。
赫尔岑（他并未亲眼目睹）说过，二月革命最初的几天是巴枯宁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革命是他的本行，他已将自己献身于革命事业。这回算是第一次躬逢其时，达到他生活的目的了。巴枯宁满意地看到，大街上那些乘坐高车驷马、衣冠楚楚、油头粉面的老老少少以及那些手拄着文明棍、鼻梁上架着长柄眼镜的无所事事的人，即巴枯宁眼中的巴黎的基本部分，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用石头和拆毁的家俱堆成房顶那么高的街垒，红旗招展、革命歌声此起彼伏，到处是一片热情和友好的气氛，巴枯宁那时还远远没有从幻灭的现实中觉醒过来，这使得他在晚年承认，从近处来看、革命的面目着实可憎。眼前，事事都新鲜而又壮丽，充满希望与对人类尊严及道德的信念。就连他以前不大注意的法国无产阶级如今也成了“我高尚的工人兄弟”。
革命的繁察局长科西迪耶尔组织起新的工人国民军，驻扎在卢森堡宫附近的兵营。巴枯宁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和战友们朝夕相处，所见所闻都使他高兴不已。巴枯宁从未见过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动人的幽默感，纯朴而又雍容的举止友好和快乐的表现，与这些粗犷人们的英雄主义结合在一起”。他已也两腿不停，从凌晨四、五点至午夜转钟两点，“大会、小会、社团活动、操练队列、行军和示威游行”，忙得不亦乐乎。他鼓吹只要一物尚存，就要摧毁到底，即使没有造反的对象也要造反。他对于建立新秩序的建设性工作却没有多大兴趣。临时政府成员说的两句很精辟的话仍可见之于巴枯宁的稗史。科西迪耶尔说他“真是个怪人！革命的第一天是个宝贝，第二天就该枪毙。”弗洛孔说：“如果有三百个巴枯宁，法国就无法治理了”。[1]
在这几个精神上如醉如痴、欣喜若狂的星期里，巴枯宁几乎没有时间去想或者根本没有想过他的故交和宿敌。俄国人中，只有屠格涅夫和安年柯夫尚在巴黎，他们两人都唯恐受革命连累而不愿和巴枯宁来往。所以，屠格涅夫后来能向俄国当局保证说，那段时间他“一次也未去找过巴枯宁，只在大街上偶然遇到他一次”。海尔维格迫于其妻子要使他成为革命领袖的野心，在巴黎组织起德国军团，以便把革命的火炬传到他的祖国。已被警察卑鄙地逐出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也及时来到了巴黎，在巴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并嘲笑海尔维格的举动。巴枯宁认为，马克思对海尔维格的态度是出于小人之心的妒忌，故不理睬马克思。然而，现在不是争论小事的时候，凡为革命出力者均应受到鼓励[2]。
但不久以后，巴枯宁就发现，巴黎不是他久留之地，因为它已不再是革命的唯一中心。
〔他3月13日在《改革报》上写道〕穷凶极恶的奥地利帝国很快、也许不出一年就要崩溃，获得解放的意大利人将宣布建立意大利共和国；德国人统一德国之后，将宣布建立德意志共和国。流亡十七年之久的波兰民主主义者将重返家园。不到欧洲，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建成一个民主联邦共和国，革命运动就不会停止。
这种大胆的预言似乎很快就要实现了。就在巴枯宁这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天，维也纳人奋起反对梅特涅政府，建立了治安委员会，向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民族发出了起义的信号；3月17日，匈牙利成立了对匈牙利议会负责的立宪内阁；威尼斯宣布成立共和国；米兰爆发反对奥地利驻军的起义获得成功。全意大利似乎马上就要团结一致，反对外来的统治者。3月18日，柏林又发出制宪呼声，迫使惊慌失措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答应立宪。绝大多数德国的小邦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以法国为榜样掀起的革命浪潮似乎所向披靡，势不可挡。
〔巴枯宁后来写到这些光辉日子时说〕我们当时处在这样种思想状态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上帝已被赶出天堂，那儿已宣布成立了共和国”，我们人人都会相信，没有人会感到吃惊的[3]。
俄国是欧洲大陆唯一举足轻重的国家，但那里连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这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俄国人的巴枯宁来说，心里似乎很不是滋味。但他的热情并没有稍减，值得他拿出勇气来的任务就在眼前：既然俄国还没有爆发革命，他就得去发动一场革命。很明显，俄国的革命必须以波兰为起点。波兰流亡者领袖如查尔托雷斯基等人，已离开巴黎返回东欧。在普鲁士当局的默许下，波兰民族委员会在波森宣告成立。当时法国革命已转向处理单调的日常事务，逐渐失去了魅力，巴枯宁再也不愿在巴黎呆下去了。他要马上动身去波森。可是又遇到了和以往一样难堪的障碍——缺钱。这样的区区小事从来难不倒他。他向临时政府申请借款两千法郎，作为去波森进行革命工作的经费。新政府总是慷慨解囊的，弗洛孔很爽快地批准了巴枯宁的申请。怀有恶意的人私下议论说，他廉价地打发走了一个给人增添麻烦的支持者。巴枯宁记载说，弗洛孔向他提供一笔比这大得多的款项，但他拒绝了，这也许是真的，因为巴枯宁此人也总是今日慷慨大方、不管明日愁断肠的[4]。
热心肠的科西迪耶尔纷巴枯宁准备了两张护照，一张用巴枯宁的本名；一张用杜撰的波森大公国的波兰人的假名利昂纳德·纳格林斯基。于是，巴枯宁就携带两千法郎，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于1848年3月的最后一天离开了巴黎，到东欧煽动革命之火了，他乘驿站车去施特拉斯堡。在《忏悔书》里，他编造了和一个旅伴的谈话：
“你为何要在外面游历？”
发动人起来造反。
“造谁的反？"
造尼古拉皇帝的反。
“用什么方法？”
我自已也不很清楚。
“你去哪里”
去波森大公园。
“为何单去那里？”
因为波兰人说，那里比较有生气，运动也比较活跃。在那里比在加里西亚更容易做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工作。
“你有多少经费？”
两千法郎。
“还想多要一些吗？“
说不准，也许我还能弄到一些。
“你在波森公国有亲友吗？”
一个也没有，只有几个我在柏林大学时常来往的青年人。
“你有介绍信吗？”
没有。
“你单枪匹马，怎么能是俄国沙皇的敌手呢？”
革命在我这一边，到了波森，我就不孤单了。
“目前，所有德国人都在谴责俄国，称赞波兰人，正在准备和他们一起向沙俄帝国进军。你是俄国人，难道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吗？”
办不到！如果德国人胆敢踏上斯拉夫的土地，我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鄙人此行去波森，正是为竭尽全力阻止波兰人与德国人这种反常的反俄联合。
“但是，光是波兰人不是俄国的敌手呀！”
波兰人并不孤单，而是要和其他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如果我能将波兰王国里的俄国人争取过来的话，那就尤其要联合。
“你的希望靠什么来实现？你那儿有俄国亲友吗？”
没有。我的希望是靠宣传来实现，靠目前正在席卷整个世界的革命精神力量。
这段对话合情合理地、同时也很精确地勾画出了巴枯宁那时的思想状况。他也许为了尼古拉的利益，过高地估计了他的爱国心和他对德国联盟厌恶的力量，但是，如果这种联盟能为他的目的服务，他是会充分加以利用的。然而，他对自己从事冒险活动的轻率鲁莽这点却并没有过甚其词。他既无盟友，也无行动计划[5]。
※※※
他到德国的第一站是法兰克福。他是在4月上旬到达的，当时那里正在召开一个简短的所谓国会预备会议，即由教授、新闻工作者、自由派政客组成的自命代表大会，为召开德国国民议会做准备。巴枯宁持有海尔维格给许多德国民主主义者的引荐信。其他入则由议员卡尔·福格特介绍给巴枯宁。这里，似乎每个人也都处于狂热活动的状态。但是，国会预备议会中的共和派和革命派被温和的自由派击败。巴枯宁见不到“这个通天塔里哪怕一点点团结的基础”。于是，他又先后到美因茨、曼海姆、海德尔堡等地去作了一次旅行。他在科伦闷闷地呆了几天（那儿仍无革命迹象），等待从布鲁塞尔寄来的行李。1848年4月21日到达柏林[6]。
消息灵通的俄国驻德公使几天前就通知普鲁士政府，说有一个名叫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俄国煽动分子正在来柏林和波森途中，要在波兰人中间鼓动革命。这是个微妙的时刻。自3月18日以来，普鲁士当局就采取了表面上尽可能让步，而实际上尽可能不让步的政策，以图平息舆论，延缓革命的爆发。他们讨厌民主主义者。但因标榜尊重言论自由，不便对他们进行处治。波兰问题尤其进退维谷。普鲁士曾有过三分钟的热度，答应建立波兰民族自治省，但省界尚待划定：波兰民族委员会要求标出主权界限，以致连最温和的普鲁土人也认为这样做未免太过份了。
柏林以极不寻常的方式来迎接巴枯宁，反映出上述的两难局面。他到柏林的第二天，还没来得及拜访除海尔维格的岳父、大财东济格蒙德以外的任何人，就被捕了。警察局长米努托利要他用名誉担保不去波森大公国，并通知他说.如果他作出这种担保，就可以改道去布列斯劳。那儿的波兰人的宣传尽管一样活跃、但其矛头不是指向普鲁士，而是指向俄国和奥地利。巴枯宁接受了这些条件他用本名的那个护照被警察褫夺了，化名列昂纳德·纳格林斯基的那张护照还给了他，上面特别签注“到莱比锡或波森大公国无效”的字样。同时又发给他一张写上普鲁士臣民西蒙的护照。米努托利这样取消了巴枯宁的双重身份证以后，就兴高采烈地通知俄国公使说，那个俄国煽动分子米哈伊尔·巴枯宁一到柏林就被捕了，并派人押送回到科伦。同时，对他十分关心的法国大使也接到一项保证，说巴枯宁“无论如何不会屈服于其本国当局”[7]！
事实上，巴枯宁的确从柏林一直被押送到莱比锡以后，警察才离开了他。在那里停留了二十四小时，拜访了卢格。卢格正忙于参加选举会议，竞选出席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代表。巴枯宁粗鲁地拉他“出来喝瓶香槟酒，他们爱选谁选谁”。选举一点作用都没有——“只是又多了一个要嘴皮子的场合，如此而已！”卢格半推半就去随便应付了一下。他们两人在波伦旅馆高谈阔论了一个晚上。巴枯宁滔滔不绝地谈到法国革命如何令人失望以及德国革命如何徒劳无功，还谈到东方正在出现更为光明的希望。卢格听后很不耐烦。他们正在对饮时，卢格接到落选的通知。巴枯宁倒很高兴，赌咒发誓说，“我们斯拉夫人干起革命的时候”卢格就会因为“这些萨克森市侩们的忘恩负义”而得到足够的补偿。第二天一早，巴枯宁就匆匆动身前往布列斯劳[8]。
对于那些头脑冷静、不象巴枯宁那样容易感情激动的人来说，确有理由对西方感到失望，而对东方充满信心。5月份，巴枯宁是在布列斯劳度过的，这是他希望幻灭和停滞不前的一个月。4月底，德国西部的革命者在巴登被保皇军打得大败。前来驰援的海尔维格的德国军团一触即溃。在德国，人们只尚空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开始为乌有的德意志联邦起草一部假想的宪法，巴枯宁对德国革命从无奢求。可是，巴黎的消息却太使他痛心失望。临时政府和所有已确立的制度一样，开始出现保守色彩，竟于5月中旬，出动大军驱散在市政厅前的工人游行队伍。在波森大公国，普鲁士和自治省之间因划界分歧而发生了公开的破裂，普鲁士人和波兰人的蜜月随即告终，波兰人挖苦说，这是“第四次分家”。革命明显地在转入低潮，即使在其汹涌澎湃时期，也从未波及到俄国边界。
巴枯宁在布列斯劳的处境和他的希望与抱负是不相称的。由于从布列斯劳到奥地利、俄国、普属波兰的边界几乎是等距离，所以该地是决心起义的波兰人理想的集合地点。1848年5月，来自德国各地的波兰人、巴黎的波兰人、伦敦的波兰人、甚至波兰的波兰人都聚集布列斯劳。波兰领导人的意图是把他们派往克拉科夫，为了在俄属波兰发动起义，那里正在着手成立一个委员会。但他们和巴枯宁本人一样似乎并无什么具体的行动计划，既缺少武器又缺少金钱。毫无结果的讨论，浪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此外，波兰人虽然表面上对巴枯宁客客气气，但实际上却显然对他存有戒心。一个俄国人在布列斯劳无所事事，空谈革命难免引起人们怀疑。到处又谣传他是间谍。巴枯宁形影孤单，孑然一身，他在给玛丽娅·波鲁丹斯基的信中说，他们被“无底的深渊永远隔开了”。玛丽娅在回俄国的途中，曾写信责备过巴枯宁，这样的信自然不能给他消愁解闷[9]。
只有奥地利的革命有所进展，巴枯宁的思想很自然地转向了南方。5月15日，维也纳又发生了一次人民起义。奥皇斐迪南逃到因斯布鲁克。匈牙利实际上已取得了独立。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人都不是安分守己的。耶拉契奇[10]发动克罗地亚人反对匈牙利的统治者。在布拉格，捷克民族委员会承担起临时政府的职能。较进步的捷克人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德国国民议会已经开了先例。斯拉夫人是联合起来的时候了。捷克人的一个委员会公开发出邀请，于5月底在布拉格召开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斯拉夫的团结长期以来一直是浮现在巴枯宁视界上的幻象。在布列斯劳那些阴郁的日子里，它象一束耀眼的光线。他于是匆匆前往布拉格，正好赶上6月3日代表大会开幕。
※※※
代表大会在波希米亚国立博物馆召开。捷克历史学家、国民委员会委员帕拉茨基[11]任大会主席。代表总数多达三百四十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大约有四十名是南部斯拉夫人。六十名波兰人和罗塞尼亚人。斯拉夫种族最大的一支却只有两名代表一名是流落异国的米哈伊尔·巴枯宁；一名是一位名叫米罗拉多夫，属旧教派中东正教派的传教士，他来自与俄国接壤的奥地利的一个省布科维纳大部分代表都身着民族服装，布拉格许多开明的捷克族资产阶级分子也跟着学起样来，表示祝贺。因而，在吹毛求疵的德国观察家看来，这座古老的城市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华丽而带有粗野的景象，酷似东方国家商队的客店远方的代表住在当地热心的斯拉夫人家里，巴枯宁则借宿在一个爱国的捷克酒商家里[12]。
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巴枯宁第一次亲身体验到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而十九世纪的政治浪漫派对这一点则有意视而不见。摆在巴枯宁面前的分歧尤其复杂而尖锐。在整个德国，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并行不悖。奥、德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占据维也纳的革命者都是狂热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他们对于斯拉夫人的愿望毫无同情之心，而且还理所当然地认为，鉴于波希米亚有许多德国人，又具有传统的日耳曼文化，所以应该留在德意志联邦里。因此，捷克人和德国人早就在这个问题上存有芥蒂，东边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匈牙利人在摆脱哈布斯堡的桎梏以后，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去理睬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臣民的民族愿望。德国人和捷克人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反感，造成了匈牙利人和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之间的不和。
在这种情况下，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把德国和匈牙利的民主主义者都视为死敌。既然德、匈民主主义者都起来反对哈布斯堡帝国统治，因此斯拉夫人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人就这样不恰当地联系在一起了。到处传说，斯拉夫人是地道的奥地利人而不是德国人。布拉格的捷克民族委员会已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在因斯布鲁克的斐迪南，捷克领导人开始幻想有一个经过改造的奥地利帝国，在这个帝国内将是斯拉夫人（特别是捷克人）而不是德国人占支配地位。几个月以后，克罗地亚人就要变成哈布斯堡的忠实代理人去镇压匈牙利民主主义者的起义。在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帝国里，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成了互相对抗的两种力量[13]。
假如按照原来的意图，只邀请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所面临的问题固然不能解决；那么同时又邀请其他斯拉夫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米哈伊尔·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上就坐的时候，思想上的混乱和矛盾就变得完全不可解决了。调和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对波兰人来说是没有困难的，和巴枯宁一样，他们认为会从推翻沙俄帝国的革命中得到拯救土印其的斯拉夫人如果没有波兰人要设法打倒的那个大国的干涉，就不要指望赢得自由。这时的俄国问题——波兰人和巴枯宁同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有不同的理解是整个斯拉夫人的焦点。唯独占代表大会多数的奥地利斯拉夫人对这个问题漠然置之。
巴枯宁来布拉格的目的是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个新的革命温床，可是他见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就使得他的活动转到新的方向。他在巴黎就发现了波兰人，在布拉格又发现了斯拉夫大家庭的后代。正如他在《忏悔书》中所说，他的那颗斯拉夫人的心开始跳动起来了。他发现斯拉夫人具有令人惊异的独到之处，具有远非德国人所能比拟的那种天赋的才智和精力。他深为斯拉夫人的“天真无邪的热情”所感动，因为这种热情也是他自己所固有的。帕拉茨基把波希米亚的历史描写成为部斯拉夫人与德国人角逐争雄的斗争史，从而为捷克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巴枯宁认为仇恨德国人和德国的一切是优秀斯拉夫人的标志，同时也是使斯拉夫兄弟紧紧联在一起的胶合剂。一位以前的德国朋友嘲弄他说，斯拉夫人连共同的语言都还没有呢。巴枯宁打起精神回击说，有句话、从易北河到乌拉尔山脉，从亚得里亚海到巴尔干半岛的所有斯拉夫人都能听懂，那就是“Zahrabteniemce！”（打倒德国佬！）巴枯宁认为这些新的看法和他以往的信念一点也不矛盾。即使他成为一个斯拉夫的爱国主义者，也不失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在布拉格有两项任务：其一是使各种各样的、有时相抵触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融合为单的泛斯拉夫理想；其二是利用这种理想并使之民主化[14]。
代表大会分成三个组即三个委员会：北方组包括波兰人、罗塞尼亚人和俄罗斯人；西方组包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南方组包括南部各族群的斯拉夫人。巴枯宁任北方组的书记，又是该组岛南方组解释本组观点所选派的代表之一。他在北方组、南方组和代表会的全体会议上都发表了讲话，讲话稿都未保存下来，不过他在《忏悔书》里比较详细地概括了几次讲话的内容。他恳求全体斯拉夫向为忘掉他们的“局部利益”，告诚捷克人不要相信哈布斯堡帝国，因为它一旦得到斯拉夫的援助而恢复元气，就不会对促进斯拉夫独立再有什么兴趣。他告诫南部斯拉夫人不要向波兰斯拉夫人的压迫者沙皇乞求援助。要使除俄国以外的斯拉夫人（在俄国本身赢得自由并给予波兰自由之前）团结起来，并反对奥地利。巴枯宁正确地预见到，俄国革命和推翻奥地利帝国是斯拉夫人获得解放的两个基本条件[15]。
在提交给代表大会的三个文件里，巴枯宁进一步详尽地阐述了泛斯拉夫同盟的构思。这三个文件后来都在报刊上发表了。在《斯拉夫新政策的基础》一文里，巴枯宁由于对心理学可悲的无知，竟解释说，斯拉夫人自身长期遭受压迫，永远不会压迫别人，他写道，“这项新政策将不是一项国策，而是一项民族政策，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人的政策”。这预示了他后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斯拉夫联盟的基础》一文是为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委员会”作准备的。这将是个自由和独立的斯拉夫民族的最高机构，用来裁决他们之间的争端和处理他们与非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关系。《斯拉夫民族的内部法规》一文表现了巴枯宁的民主主义信念。斯拉夫民族的“新生活”将以法国革命的三项古典原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兄弟般的友爱”为基础。在斯拉夫人当中，要使农奴制度、等级制度、贵族统治和特权享受无立足之地。斯拉夫委员会的职责在使这些原则得以执行。代表大会是否讨论过上述雄心勃勃的提案不得而知，但大会没有接受这些提案则是肯定无疑的。除了巴枯宁以外，恐怕不会有一个代表会真心诚意地同意这些提案[16]。
事实上，布拉格代表大会只发表过一个文件——致欧洲各族人民宣言。巴枯宁是选出来协助帕拉茨基主席起草宣言的代表之一。他对一位德国朋友说：“我们正在起草致欧洲各族人民的宣言，这个宣言和法兰克福的极左派纲领一样民主”。他和一位波兰同事草拟的初稿的确可以证明此言不谬。但一经过老练圆滑的帕拉茨基定稿就连半点革命味道或者说甚至连半点民主的味道也没有了。宣言恳切地希望把奥地利帝国改造成为自由民族的联邦，希望平息俄波争端、解放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12日，即复活节星期一，一致通过了这个宣言[17]。
但是，在布拉格代表大会期间，这些公开活动并没有耗费巴枯宁多少精力。代表大会越是不能满足他的希望，他就越是迫切地去寻求别的途径来实现他的希望，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其最终目标——俄国革命。住在俄国边界的那位俄国传教土来出席大会对他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旧教派是不信奉正教的最主要教派，两个世纪以来不时受到严厉的迫害，一直坚持反对沙皇统治和正教会。他们代表了一种俄国自发的本土人民的反抗运动，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天然场所。但米罗拉多夫原是个“十足的俄国流氓和骗子手”。巴枯宁手无分文，不久就看透米罗拉多夫是不愿对革命事业解囊相助的。于是，他只好另寻门路。他从代表大会的成员中挑出一部分跟他志同道合的人少数斯洛伐克人、摩拉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一个秘密团体，以促进革命目标的实现。这是尔后巴枯宁所最热衷于建立的许许多多隐蔽的秘密团体中的第一个，除此而外，别无任何意义。其实这个团体并不真正存在，它早已和代表大会一起寿终正寝了。后来巴枯宁遇见好几个不屑参加大会的年轻的捷克民主主义者这些人比起帕拉茨基及其友人在观点上和巴枯宁更为一致。其中三人——阿尔诺德、萨宾纳和约瑟夫·弗利契下文还要谈到[18]。
6月12日的大会通过了帕拉茨基提出的宣言，这是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是日，布拉格爆发了起义。参加起义的是一群与代表大会毫无联系的捷克大学生和工人，虽然大会所激起的情绪有可能对这次起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巴枯宁在《忏悔书》里说，在起义爆发的前夕，他听到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众说纷纭的”传闻，曾和“别人一起”劝说学生不要铤而走险。此事无论真假，我们都没有理由相信后来流传的另一种说法：即巴枯宁是这次起义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只是在起义开始以后，大会的代表们都吓得东奔西窜的时候，巴枯宁才真心投身进去，举事成功的希望固然渺茫，但革命已近在咫尺，他岂肯袖手旁观。他从一个街垒跑到另一个街垒，给战士加油打气；或坐镇起义指挥部克莱门帝宫，面前摆着布拉格地图，和起义的领导人讨论战略。这次事件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了起义者的预料，人们已在纷纷议论要建立革命政府。但是文迪施格雷茨将军有的是军队，其中不乏唯命是从的斯拉夫人，巴不得有发射葡萄弹的机会。6月16日.市中心遭到轰炸，有一两幢房子起了火起义者无条件投降，过后，也只有在过后，巴枯宁又平安无事地溜到布列斯劳去了[19]。
※※※
巴枯宁在布列斯劳呆了不久，又前往柏林。他在那里和对他十分有用而无往不在的弥勒·斯特吕宾格住在一起，度过了1848年的夏天。自从他第一次旅居普鲁士首都以来，转瞬之间已经六年了。弥勒·斯特吕宾格把他介绍给新一代德国哲学家和政治家。但现在的巴枯宁已不是1842年时那种无鉴别能力的狂热分子了。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和斯拉夫人革命使他一次又一次感到失望，心境已非昔日可比。柏林的民主主义者都是一些胆小鬼，很容易被反动派的优势兵力所吓倒。巴枯宁在给海尔维格的信中说.“官方革命”和官方反动派之间的抗争是愚蠢而徒劳的，德国革命已成为一场“魔鬼装人的战争”，奥地利的斯拉夫人也并不能使他乐观多少，他的瑞士朋友弗吕贝尔从维也纳来信说，“这里德国人是民主主义者，而斯拉夫人似乎是民主的敌人”，他也只能敷衍几句，表示未必尽然。他的思想越来越转向祖国。他拜访了万哈根·冯·恩赛，跟他谈了他和俄国有千丝万缕联系，还谈到了关于解放斯拉夫人的一项俄文宣言，该宣言印了一万份（没有一份保存下来）。巴枯宁情绪低落，便从幼稚可笑的胡思乱想中寻求解脱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是越来越经常而又莫名其妙地想入非非。就象他年轻时代一样，胡思乱想已成为一种虚幻的梦境，而这位生活在铁一般的冷酷现实中的积习难改的浪漫主义者，便在这种梦境中借以自慰[20]。
巴枯宁有公私两方面的理由感到悲观。弗洛孔给他的二千法郎早已用罄，无法支付女房东的房租，连行李也被拿去抵债。尽管他为革命事业东奔西走，不惜牺牲，但背后却老有人诽谤他是俄国特务。1848年7月6日，这种诽谤竟在卡尔·马克思主办的《新莱茵报》上第一次公开登了出来，该报驻巴黎记者发出消息说，乔治·桑手中的文件证明，一个新近被逐出巴黎的俄国人巴枯宁是俄国的走狗。这条迄今还在不胫而走、特别是在波兰人当中流传的谣言就这样从发行范围最广的德国民主派的喉舌中传播开来了。旅居布列斯劳的巴枯宁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此表示愤怒。并写信给乔治，桑，恳求她就与她有关的问题进行辟谣。《新莱茵报》同时刊登了巴枯宁本人的辟谣声明和乔治·桑的辟谣信，并有点得意地指出，乔治·桑的信“已把整个事情都讲清楚了”。于是一直流传的谣言又再度归于沉寂。后来在巴枯宁的文稿中还发现了一些致该报的抗议信的草稿，似乎都未写完或寄出[21]。
多年以来，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蓄意借此事来指责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在这类事情上，《新莱茵报》和当时的政治性报刊一样，都是爱捕风捉影、吹毛求疵的。这份报道是偶然从巴黎发表的，马克思并不熟悉巴枯宁其人。俄国人总是使人不可理解。他们当中很多人据知是特务述传说是真是假.皆有可能，马克思让它登出来了，同时也登了辟谣声明，他已经尽到了他的责任。当时，巴枯宁对马克思也不怀有什么特别的仇恨。马克思在往返维也纳途中、曾于8月底至九月上旬路过柏林。据巴枯宁的一篇日记记载，他们见过面，也许还不止一次，谈话很友好。1871年时，他讲过这样一件事：在那次见面时，他曾警告过马克思，说自已是一个秘密团体的首领，只要他一句话，团体的任何一个成员就会去刺杀谁。这种轶事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虚构，而巴枯宁的晚年主要是在这种虚构中度过的[22]。
到了9月中旬，一些如狼似虎的俄国间谍又跟踪起巴枯宁的行迹。而且据传，人们很可能相信，巴枯宁竟收买了两个人去俄国刺杀沙皇。以往，只要俄国公使不知道，普鲁士当局对巴枯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而现在和五个月以前比较起来，普鲁士却是更急于为俄国政府效劳，不那么害怕国内的激进派，对棘手的外国煽动分子也可以不必那么客气了。于是，巴枯宁被捕，文稿遭到搜查。幸而出于好心的弥勒·斯特吕宾格事先烧掉了巴枯宁不愿意烧的通讯录俄国公使得到通知说，搜查出来的信件表明，被捕者和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波兰流亡者有联系，但和俄国没有联系。不过这帮不了巴枯宁的什么忙。他不由分说地被命令离开普鲁士。1848年9月22日到23日巴枯宁尾夜兼程，在路上向一位女旅伴借了把剪刀，绞掉了胡子，赶到布列斯劳时，竟未被发觉。
巴枯宁选择去布列斯劳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又一次希望利用这个地方作为向更东方挺进的指挥部。自布拉格代表大会以来，他一直和一个从克拉科夫来的名叫鲁卡西维茨的波兰人保持联系。后者甚至还给他寄过钱，大概是作为革命的经费。巴枯宁在布拉格认识的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之一施土尔急切地邀请他去斯洛伐克，并提出约会地点“在喀尔巴阡山脉某地”。有个名叫安娜·李苏维斯卡的神秘人物住在俄属波兰的西里西亚边界上的梅斯罗维茨村，通过此人，布列斯劳的波兰人和俄属波兰的波兰人可以秘密地取得联系。巴枯宁计划到布列斯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梅斯罗维茨去一趟，但旅途耽搁了。他被捕后审问时，矢口否认去过梅斯罗维茨，或听说过安娜·李苏维斯卡其人。如果说他和俄国边界上的革命者取得过联系的话，那么，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成功地隐匿了行踪。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有过这一类联系。他在布列斯劳短暂的逗留期间，没有什么记载，唯一见到的是他和一个拿破仑部下的波兰老兵斯科尔泽维斯基伯爵见过面。这个人的使命是充当普鲁士的波兰人和巴黎的波兰人的联络人。通过暗号，斯科尔泽维斯基认出巴枯宁是个共济会员，遂把他介绍给当地的分会，又从巴黎给他弄了一张有大东方共济会三年会龄的证书，并劝他接受长老职位，“因为你已经具备了必要的资格”。但这一切很快就被遗忘了。巴枯宁到达布列斯劳不出一星期，就被警察发觉，他的谋划和希望全都成了泡影。官方警告他说，如果再呆在普鲁士不走、就要把他引渡给俄国政府。于是给他一张去比利时的护照，他并不想离开方兴未艾的革命场所而到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去。1848年10月8日，他改去德累斯顿。这里根据俄国政府1844年的一项驱逐巴枯宁的请求书，要求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枯宁走投无路，终于只好在安哈尔特公国的一个小镇克滕找个栖身之地。安哈尔特公国虽是普鲁七境内的—块飞地（或者说是一片飞地），但普鲁士和萨克森的法令对这个独立的小邦都鞭长莫及[23]。
安哈尔特的政治地位使克滕成了当时逃离普鲁士当局的避难所。巴枯宁在这里遇到了柏林的老相识，并秘密地和其他人来往。当地有个年轻的莽汉恩诺。桑德尔经常和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的民主主义者进行密谋策划，巴枯宁和他一拍即合。这块与世隔绝的弹丸之地虽不便进行严肃的政治活动，但它位于易北河和萨勒河之间，离哈尔茨山脉东山嘴不远。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场所，因而使巴枯宁回忆起自八年前从俄国离开以来就没有享受过的田园之乐。莱比锡的一位报纸撰稿人兼发行人凯尔前来克滕访问他.并给他画了一张像。画的是一个小姑娘坐在巴枯宁的膝上，听他讲他兄弟姐妹及他自己在俄国童年时代的故事。一个在十九世纪从事世界革命的革命者，其生活道路是充满艰难险阻的。在政治活动的中心大城市里过日子，唯一的娱乐就是与当局的走狗们捉迷藏。至于说巴枯宁还有别的什么消遣，在他的通信中以及他自已和朋友留存下来的关于他的生平记载中却很少见到。秋季在克滕时，有好儿个星期，他都和同伴们在乡下到处追猎“野兔和其它野生动物”，把这段经历记载下来倒是很有兴昧的，也许就是任这期间，他写了一篇他所留存的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作品。六个月后他被捕时才搜查出来，这就是本书前面有一章提到的未完成的言情小说[24]。
但是，就是在这段被迫停止活动的日子里，巴枯宁奔放的思想也是不平静的。他仍然在反复考虑斯拉夫人、德国人、马扎尔人以及革命尚未解决的问题。12月，署名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俄国爱国者米哈伊尔·巴枯宁著的《告斯拉夫人书》出版。扉页上印着：“作者于1848年在克滕出版”。实际的印刷工作是凯尔在莱比锡完成的。《告斯拉夫人书》的出版对于我们考查巴枯宁生平重要转折时期的政治见解是再方便不过的了[25]。
[1]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424页；鲍勃：《往昔》（1907年7月），第75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21—122页；丘什科瓦·奥格辽娃：《回忆录》，第304页。
[2]列姆克：《随笔》，第16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96页；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一卷188—189页。
[3]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5，296页，第4卷第122—123页。
[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24—125页。
[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29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6页。
[6]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97—299页，第4卷第130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44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6页。
[7]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30—131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65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0，82，151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6，58页；斯尔科尔：《出使柏林回忆录》，第2卷第77页。
[8]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7页；《卢格书信集》，第2卷第43—45页。
[9]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1—132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40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135页；斯尔科尔：《出使柏林回忆录》，第2卷第7，88页。
[10]约西普·耶拉契奇（1801—1859），伯爵，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达尔马威亚和斯拉沃尼亚总督（1848—1859），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1848—1849年革命。——译注
[11]弗兰蒂舍克·帕拉茨基（1798—1876），捷克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家；奉行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策，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思想家。——译注
[12]尼古拉也夫斯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1931年），第2册第303—304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52页。
[13]尼古拉也夫斯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1931年），第2册第308页。
[1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2—133页；尼古拉也夫斯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1931年），第2册第305—306页。
[1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8—141页。
[16]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00—305页。
[17]尼古拉也夫斯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1931年）第2册第308页。
[18]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37—138页，15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14，126，128页。
[19]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5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695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5—60页。
[20]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16—317，320—323页；万哈根：《日记》，第五册第174页。
[2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05—314页，第4卷第185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76，91页。
[22]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19页（斯切克洛夫引用时写为“Carriere”这个名字在德累斯顿档案中的原件还能清楚地读为“马克思”）；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3卷第303页。
[23]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08，323—325，538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51，83，94，101—104，160，686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52—55，78—79页；斯尔科尔：《出使柏林回忆录》，第1卷第366页，第2卷第138—140页。
[2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64—166页。尼古拉也夫斯基：《苦役与流放》（1930年），第8—9册112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63—78页。
[2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345—366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133页。 |
第十二章革命的前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巴枯宁传（1961）
第十二章革命的前奏
自由和波兰。重返布鲁塞尔。
在十九世纪的自由派看来，自由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它的含意不光指个人的自由，也指民族的自由。民族和个人一样，有“权”不受违背其意志的君主专制和外国人的统治。在梅特涅时代，民族主义原理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认为民族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虽然在十九世纪末期，卡尔·马克思和俾斯麦（一个在理论上，一个在行动上）都清楚表明他们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直至二十世纪，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争取政治上的正义的同盟军这一观点，在世界上一直处于支配的地位。直到我们这一时代才最后被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破了。
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自由派一直把波兰的事业当成这两条原理的范例。它既体现了民族主义的本质，也体现了民主主义的本质。自维也纳会议以来，波兰的压迫者就成了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对手。法国和英国因为在欧洲没有统治隶属民族，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通过同情受人统治的波兰人来满足自由派的感情。各国的民主主义者都一致起来猛烈地谴责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专制统治。波兰蒙受的不公正待遇给这种谴责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场所。有三个参与瓜分波兰的列强，波兰成了它们当中两个列强的阿基里斯之踵[1]。
在十九世纪民主主义者手中，波兰的事业成了国际正义的象征。米哈伊尔·巴枯宁是十九世纪所有为自由而战的斗士中的极端派，他迟早势必要在对民主主义的崇拜上再加上对民族主义的崇拜。他的崇拜在波兰找到具体的对象，这是很自然的事，但这需要有个发展过程。巴枯宁年轻时，曾在波兰边境执行过任务，所以他心安理得地和官方一样，对沙皇的这些讨厌的、半外国臣民采取轻蔑的恩赐态度。后来，他也不和在柏林和德累斯顿的许多波兰流亡者来往，他甚至认为在布鲁塞尔的列列维尔也只是作为个人而存在，而不是波兰人。但列列维尔至少也会教导他，波兰是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历史，而不只是俄国一个难以治理的省。波兰和俄国一样，是受沙皇压迫的明显一例。这种观点在巴枯宁的思想里已经扎下了根。前一章引用的1845年1月给《改革报》的信里，巴枯宁认为俄国和波兰都是“不幸的受压迫的国家”。拯救它们的唯一办法是“民主主义”[2]。
由于波兰人对自己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长期沉思冥想，所以对于外国人的评价几乎有一种病态的敏感，对于出自一个俄国人的一句表示同情的最随便的话，感到格外新奇。波兰流亡者中的贵族派的领袖亚当。查尔托雷斯基[3]公爵派遣一名侍从邀请巴枯宁到他家里作客，巴枯宁应邀前往，但感到没有什么意思，以后再也不去了。几个星期以后，他收到了一个波兰民主派的来信，这个人名叫斯托尔泽曼，住在伦敦的萨默斯镇。斯托尔泽曼对他说，他给《改革报》的信“证明他性格的坦率和诚实，思想的开明和进步”。这封信转载在波兰流亡者办的一个刊物上，并邀请他出席11月将在伦敦举行的纪念十二月党人起义殉难者大会。巴枯宁很客气地写了回信，但未赴伦敦。他拜访了流亡巴黎的波兰诗人亚当·米茨凯维奇，但是，年迈的米茨凯维奇却深深地受到了奇怪的、新出现的波兰浪漫主义的感染，这种浪漫主义就是救世主教义，认为波兰的痛苦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象征，波兰的复活就会预告人类解救。他要巴枯宁相信，由一个波兰人、一个捷克人、一个法国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俄国人组成的公社，和谐地生活和工作，世界就会得救。现在一切俱全，就缺俄国人。他希望巴枯宁来填补这一空缺。巴枯宁也婉言谢绝了这项邀请[4]。
巴枯宁对波兰人的愿望采取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很快就被发生在欧洲中部一角的事件打乱了。这个地方他以前并不知道。这就是名义上保持独立的克拉科夫共和国，是波兰的一小块领土。1846年2月波兰国旗又一次在这里升起来了，并宣布波兰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普鲁士发生的起义几乎不战而败，加里西亚发生了一场激战，农民奋起反抗地主，因而决定了起义的命运，秩序一经恢复，奥地利得到俄国和普鲁士的默许不顾英、法使团提出的不痛不痒的外交上抗议，悄悄地吞并了克拉科夫自由共和国。
这些事件轰动了巴黎，因为那里有大量的波兰人以及他们的有影响的朋友。两三天里，起义的进程似乎使乐观主义者增添了勇气。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即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前景，使德国的激进主义者格外受到感动。巴枯宁受到激进派朋友的感染，也很激动。欧洲实实在在的正在进行一场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行动上的革命，这在巴枯宁成年以来还是第一次。他情不自禁地被这场革命吸引住了。他天生酷爱革命，就象某些人喜欢大海和高山一样。但是，巴枯宁的激情还没有变成行动，起义即告失败。于是，他愤然命笔，给《立宪主义者报》写了一篇文章，保卫波兰，谴责沙皇的镇压，这是他在巴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报刊写稿。他写道，假如奥康奈尔在英国议会上宣称世界再也没有别的民族象爱尔兰这样受到虐待，那是因为他对俄国政府在波兰的野蛮行径一无所知[5]。
巴枯宁这次对波兰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为愤慨，他不能再对波兰采取先前那种冷漠的态度了。他找到了总部设在凡尔赛的波兰民主主义者组织，表示要到波兰和边境省份，为促进反对沙皇的活动效劳，其政策的目标是发动一次俄国革命，建立一个自由的斯拉夫共和国联邦。这次谈话进行了好长时间，但他的请求和方案并不如他预料的那样会自然而然地受到热情接受。他发现波兰人“狭隘、无气量而又排外”。要波兰人相信一个俄国人是很困难的。甚至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其中大部分是小土地所有者，也不可能喜欢巴枯宁的方案。经济上的差别也使谈话不会和谐一致。巴枯宁可以给人以勇气、精力、出一大堆主意，但他从事的任何事业的经费却要有别的来源才行。但是，正如他在《忏悔书》里所写的那样，假如只是因为没有互相信任和实际合作，他对波兰事业的兴趣还是不会消失的。和他来往的人的名单中，出现了一个曾经领导1846年在普鲁士发生的起义的波兰将军梅洛斯拉夫斯基[6]的妹妹，还有和这次起义有关的其他波兰人。一个法国秘密警察在1847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巴枯宁“在其住所接见过不少波兰流亡者”。几个月以后，他本人在写信给路易莎·福格特的信中也说过：他“几乎完全和波兰人生活在一起，已经全心全意地投身俄波运动”。不过，暂时尚无任何行动。给《立宪主义者报》写了那篇文章以后的十八个月中，他又不得已恢复了他以往的生活研究、清谈、逛逛巴黎的咖啡馆[7]。
然而，决定巴枯宁的命运、使他在以后十六年内闻名于世、使他和波兰起义的联系处于显著地位的事件，马上就要发生了。1847年11月，赫尔岑赴意大利一个月以后，有两个年轻的波兰流亡者邀请巴枯宁参加为纪念1831年波兰起义而举行的宴会。这个宴会将由法国的激进派代表瓦文主持。接到邀请书时，他生病刚见好，“剃光了头，坐在家里”。他急于抛弃长期迫不得已的懒散生活，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于是定做了假发，花了三天时间准备讲稿。他以白热化的激情在宴会上发表了演说，在坐的人都深受感染。他演说的主旨是要求俄国的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团结起来，并以“真正俄罗斯民族”的名义，提出要与波兰联合。“因为你们是尼古拉皇帝的敌人，是官方俄国的敌人，不管你们愿意与否，你们就是俄国人民天然的朋友”。他指出沙皇本属日耳曼血统，以此来激起斯拉夫人的爱国之心，并且宣称，俄国和波兰都受治于外国人。在讲演结束时，他向所有受奴役的斯拉夫人呼吁：
如果我们仍不团结，那我们双方都无力量；如果我们联合行动，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俄波谅解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值得我们为之竭诚献身。这意味着六千万人的解放，意味着呻吟在外国桎梏下的全体斯拉夫人的解放，一句话，意味着欧洲专制政治的垮台，不可挽回的垮台[8]！
巴枯宁这个人属于与众不同的一种类型，不能用理性的词语来解释，其志向模糊不清，而且充满幻想；其作品文风虽然活泼，但思想内容却不连贯；其作品和行动都是虎头蛇尾。他一生几经波折，无任何具体造就。然而，他的势不可当的活力和精力给他的同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他有限的成就。甚至他还在世时，在本国和其他几个国家里，他就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倘若生长在一个仍保存着政治演说传统的国度里，那他一定是个古往今来首屈一指的演说家。他的生活环境使他很少有机会发表演说，而且演说时从未用过自己本国的语言。但是，在为数很少的演说里，他那庄重的体态和火一般的热诚犹如催眠药一样，把听众给迷住了。他在波兰宴会上的演说是这个演说家能力的第一次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一千五百名波兰和法国热情的听众的疯狂喝采声传到俄国驻巴黎大使基谢廖夫伯爵的耳朵里，使他大发雷霆。基谢廖夫向基佐提出抗议，指责政治避难者滥用法国的友善态度进行反对友邦政府的宣传。他要求解散波兰人的组织，把肇事者逐出法国。波兰人在巴黎得到颇有影响的人物的同情，这就使得靠公众支持的政府不愿触犯他们。但巴枯宁是个俄国人，没有朋友的支持。巴枯宁在11月29日宴会上的演说十分轰动。为平息俄国政府的愤怒，需要有所表示。1847年11月14日，巴枯宁接到一项离开法国的命令。他向内务大臣杜沙特尔提出请求，要求知道驱逐他是出于什么动机，但被拒不理会。于是这个逃亡者又回到他三年半前离开的布鲁塞尔[9]。
就在巴枯宁被驱逐前后，一个奇怪的谣言开始在巴黎激进派中暗中传开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说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密探。他获得波兰人和社会主义者的信任，只是为向自己的主子出卖他们。波兰人也曾告诉过巴枯宁，说俄国大使首先传出这个谣言，目的是为了破坏他的信誉，还告诉基佐，说巴枯宁作为一个探子“已经走得太远了”，要求驱逐他。这种假想当然是不真实的，因为在基谢廖夫插手巴枯宁事件的几个月前，1847年2月，那个警察的报告中已经提到过这则谣言。谣言很可能来自那些一开头就不信任巴枯宁的波兰人。不管谁是谣言的制造者，但这个谣言却不胫而走。谣言开始传出时，在某种程度上貌似真实。俄国地主阶级中的一员竟然鼓吹赤色革命，这种现象使人大为惊异，以至不能令人相信。另一个叫雅可布·托尔斯泰的俄国人，也曾向巴黎的激进派献殷勤，这个人刚被揭露出来，原来是警察。老实说，巴枯宁有口难辩，他既无正当职业，又无确定的生活来源。他为人乖戾，按逻辑思想来说，他不适合做间谍这种要求严格的工作，这理应是有说服力的，但他乖戾的习性恰恰会引起那些不动脑筋的人的怀疑。谣言一经传出，就出奇地一直传下去。经常有人辟谣，但从未辟掉。后来，在巴枯宁革命生涯的各个阶段里，这个谣言仍不时地，越来越不合时宜地重新出现[10]。
※※※
巴枯宁第二次来布鲁塞尔，住的时间比第一次还要短暂，从1847年12月中旬到1848年2月底。列列韦尔和波兰的民主主义者给予他应得的热情的接待。但是，自巴枯宁近四年以前第一次见到他以来，列列韦尔已明显见老。他眼下是个“潦倒的政治上虚有其表的人物了”。更糟糕的是他与某个姓卢布林纳的人过往甚密，而“这是个冒充波兰人的犹太人”（这在巴枯宁的性格中第一次表现出有反犹的倾向），“一个非常令人作呕、不能容忍、令人烦透了的家伙”。他发现“布鲁塞尔普通的波兰民主主义者对人十分冷淡”。他们把所有的流亡者特别是波兰流亡者那种无聊的敌意和专事诽谤的通病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巴枯宁怀疑的风言风语又跟着他很快从巴黎传到布鲁塞尔。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和合作只不过是徒有其表。巴枯宁在布鲁塞尔公开场合露面只有一次，那是在由波兰人组织的纪念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宴会上（这个宴会一再延期，直到2月14日才举行）。他发表了演说。据他以后在《忏悔书》里说，这次演说“是第一次演说的发展和继续”。他讲到“斯拉夫人的崇高地位和革新腐朽的西方世界的使命”。预示欧洲革命即将来临，“奥地利帝国不可避免的崩溃”。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已无从考证，因为演说稿既未印出，也未保存下来[11]。
巴枯宁在布鲁塞尔又遇到了一位老相识。卡尔·马克思自1845年初从巴黎被驱逐后，一直住在布鲁塞尔。在他的鼓励和领导下，布鲁塞尔大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部的希望。这里不但有德意志工人协会，而且有一个更为松散的民主协会，民主协会的目的在于联合不同国籍的、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民主协会的主席是个比利时人，名叫若特兰，巴枯宁认为他是个“积极的、强有力的、真正讲究实际的人”。马克思和列列韦尔任副主席。但巴枯宁对于马克思的活动兴趣不大。他知道马克思还在和伦敦的英国宪章派谈判。但他从来不提就在此时起草的、几个星期以后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据记载，他在12月26日参加了民主协会的一次大会，并和一个来自科伦的德国人德斯特尔[12]一起被吸收为会员。他还参加了另一次大会，可能就是1月9日马克思用法语发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那次大会。自此以后，他再未参加过大会。在布鲁塞尔期间，巴枯宁在革命过程中似乎特别不能容忍同事们的不同意见。他对那批德国人怀有很深的本能的反感。
〔他在给海尔维格的信中说〕德国人，那些能工巧匠，伯恩施太德、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又在这里故技重演了。他们自高自大、居心叵测、无端争吵、理论上不容异说，实践上畏缩不前。把生活、活动、区区小事都没完没了地上升到理论，而在实践上，却又把生活、活动、区区小事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被他们重复到令人作呕的地步，虽然他们自己彻头彻尾、根深蒂固地是“资产阶级的”。一句话，除了谎言就是愚蠢，除了愚蠢就是谎言。和这帮人相处，真叫人喘不过气来。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更直截了当地写道，民主协会是“可能想像的最大的胡闹——是个毫无生气、毫无实际意义的高谈阔论的场所”。马克思“用把工人变成理论家的方法，正在把工人毁掉”。卡尔·马克思是个爱研究、讲理论的人；而米哈伊尔·巴枯宁却是个易于冲动、实干的人，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根本的、禀性上的对立，巴枯宁本人早就这样下了定义[13]。
在布鲁塞尔，巴枯宁只有和另外一类人来往才感到无拘无束。他所遇到的所有波兰人当中，要数波兰流亡者中的极右派成员斯克尔泽尼基将军最合得来。正如巴枯宁在给他一位在巴黎的波兰朋友的信中说的那样，“除了基督教，甚至耶稣教的信念和神权理论以外”，这位将军表现出“真正的波兰人和斯拉夫人的感情”。说來奇怪，这正好证明了巴枯宁对人的友谊是来自毫无节制的冲动，同时也证明这样的事实即共同的出身和传统比共同的信仰能更牢固地把人结合在一起。斯克尔泽尼基把巴枯宁引进布鲁塞尔的保守人士和教士的社交界。结识了梅罗德伯爵，此人以前当过部长，在比利时实现独立时起过作用还有蒙塔朗贝尔伯爵，此人是法国正统派一员——这些人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法国都会被认为是反动派。
〔他后来写道〕我生活在耶稣教传播的中心。他们力图让我皈依基督教。由于女士们和耶稣教徒都要来拯救我的灵魂，所以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十分痛快。
巴枯宁并非一心扑在笃信基督的仪式上，玛丽娅·波鲁丹斯基也从巴黎来到了，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给他以帮助。女性对他的崇拜和关心又一次使他在政治上失望时得到暂时的安慰。
但是，刚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这个“狭隘的小天地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巴枯宁是怎么也不甘心的。一次，也许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他关于英国宪章派的事，他受到了鼓舞，说起他要去伦敦。但他思想上还是惦念着巴黎，1848年2月4日，巴枯宁被驱逐一案在下院引起了责问，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基佐和杜沙特尔的回答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且是矛盾的。三天以后，他给《改革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向杜沙特尔提出抗议。在信的末尾，他宣称“时间会证明他们谁是谁非”。当这封信于2月10日发表时，判决不到两个星期就撤销了，连巴枯宁都未曾想到这样快。1848年2月22日，政府下令禁止激进派举行宴会（当时政治活动的神圣形式），这项禁令在巴黎引起了一点骚动。翌日，双方就开火了。巴黎的工人住宅还筑起了街垒，路易·菲力浦解散基佐内阁，以图阻止这一风潮。这个让步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助长了公众的欲望。2月24日革命达到高潮。路易·菲力浦弃位潜逃，他遭到人们蔑视，几乎没有人理睬他。起义者冲进推勒里宫，并宣布成立包括一切有识之士在内的临时政府，其成员从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到诗人拉马丁。
这些激动人心的事件，立即对巴枯宁产生了影响，而且吸引了他。巴枯宁一直生活在小小的比利时首都的一潭死水之中。他把玛丽娅。波鲁丹斯基叫来，匆匆向她告别，并对她说，他简直兴奋成疾，只等借个护照，以防万一，然后马上动身。他一到国境，就听到了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消息。铁路交通已被起义者切断于是他就步行到最靠边境的法国城镇瓦朗西安。街道和公共建筑上红旗招展，人人喜笑颜开。巴枯宁于2月26日乘火车到达巴黎行动的时机终于来到了[14]。
[1]阿基西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他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除脚跟外，任何武器不能伤害他的身体，后被箭射中了他的脚跟而死。“阿基西斯之踵”意为可以致命的地方，最弱的一环。——译注
[2]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42页。
[3]亚当·查尔托雷斯（1770—1861），波兰公爵，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是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首领。——译注
[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12—113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300—304页。
[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57—261页，第4卷第117页。
[6]路德维克·梅洛斯拉夫斯基（1814—1878），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61年参加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译注
[7]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3，267页，第4卷第118—119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127页。
[8]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70—279页，第4卷第118—119页。
[9]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81，291页，第4卷第119—120页。
[10]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19—120页；普菲茨纳：《巴枯宁研究》，第27页。
[1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82—284页，第4卷第119—120页。
[12]卡尔·路德维希·约翰·德斯特尔（1811—1859），德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译注
[13]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82，284，287页，第4卷第120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35，679页；《卡尔·马克思，生活记事》（莫斯科，1934年），第43页。
[1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120—121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38页。 |
第十一章巴黎的生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巴枯宁传（1961）
第十一章巴黎的生活
布鲁塞尔和巴黎。马克思与蒲鲁东。俄国的回忆。赫尔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
巴枯宁在布鲁塞尔居住的三个月期间，第一件事，也是唯一值得提及的事，是应一位俄国朋友、大概是亚历山德拉的旧友波特金的邀请，到巴黎盘桓过几天。19世纪四十年代巴枯宁首次赴法时，巴黎酷似十年以后的伦敦，是公认的欧洲大陆各地政治流亡者的收容所，也是先进思潮的荟萃之地。在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七月王朝统治下，1789年的传统还依然存在。各种民族、各家学派的激进分子——其中德国流亡者达八万多人——都在宣传他们的主张，预示资产阶级国家的垮台。热衷于革命理想和实践的人们或早或晚都汇集巴黎。此时巴黎已成为保守派的梦魇，激进派的麦加。而这正符合米·巴枯宁的气质。
巴枯宁1844年3月在巴黎逗留的日子是丰富多采而又引人注目的。他遇见了几个熟人。除了和亚历山德拉重修旧好的波特金外，还有巴枯宁在德累斯顿结识的格里哥里·托尔斯泰，他是个开明的俄国贵族。这类人出国旅行时，总爱表白他们开明的观点，但在国内则靠占有农奴的劳动，享受舒适的生活。还有在意大利过足了蜜月刚回来的海尔维格夫妇（恩玛从她父亲那里获得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他们得以在巴黎建立了一个十分讲究的家庭。最后还有从德累斯顿移居巴黎的卢格，他对巴枯宁在经济上不讲信用还耿耿于怀，并挖苦说，这位俄国朋友的“德语生疏得开口就错，竟然张不开嘴”。巴枯宁到巴黎时，卢格刚出版了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德法年鉴》。这是在《德国年鉴》停刊后由卢格命名并主办的刊物。它刊载了马克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还刊登了巴枯宁一篇短文，那是头一年五月自圣彼得岛寄出的一封信（可能是为了发表而改动了日期），信中奉劝卢格不要对革命的前景悲观失望，并且指出法国是未来的希望。卢格志大才疏，在巴黎以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自居。3月23日举行了一次庄严的秘密会议，讨论“我们自己的事务”。巴枯宁、托尔斯泰和波特金代表俄国革命派参加。法国人当中有路易·勃朗、比埃尔·勒鲁和费里克斯·皮阿。德国人中有卢格和支持卢格的一个叫贝尔奈斯的新闻记者以及卡尔·马克思。巴枯宁在德累斯顿肯定已听卢格提起过马克思的名字。他现在第一次面对面地和后来的对手坐在一起了[1]。
几天以后，巴枯宁又匆匆返回布鲁塞尔重过那种单调的生活了。这时赖歇尔已在音乐学校找到了一个教师职位。巴枯宁在布鲁塞尔找到的情投意合者只是几个波兰流亡者，首领是老牌的民主主义者、史学家列列韦尔。不过，波兰另一次起义的前景还远得很。而比利时的首都对巴枯宁又毫无吸引力。他既然发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都市，就心满意足、别无他求了。1844年7月，他说服了驯顺的赖歇尔和他一起移居巴黎。以后三年半时间，他一直住在巴黎[2]。
在一群与《德法年鉴》有来往的德国流亡者中间，他找到了第一个安身之地。自从那个倒霉的事业失败后，大部分撰稿人包括马克思和卢格本人，都转向由贝尔奈斯和另一个犹太人伯恩施太因编辑的、志向不大的单页周刊《前进报》了。有一段时间，巴枯宁离开赖歇尔，和伯恩施太因的哥哥一起住在穆兰街。伯恩施太因的哥哥发现这个不循旧习的俄国贵族所有的家当只是一只皮箱、一张折叠床和一个镀锌面盆，不觉大吃一惊。如果巴枯宁真地为《前进报》撰稿，却没有查出哪些是他的稿子。他屈尊地称这家报纸为“一张废纸”。他又和赖歇尔住在勃艮第大街，一起学习英语和法语。和往常一样，巴枯宁肯定主要还是靠朋友施舍过活。他在《忏悔书》里说，他靠“翻译德文著作”为生，此时却看不到一点迹象。同时再也听不到人们传说的应诺：“当俄国人家庭教师，每课时挣十个或七个半法郎”[3]。
德国的激进分子很快就把这位俄国新伙伴介绍给法国同事。巴枯宁分别见到了四十年代在巴黎被认为具有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拜访了其中两位，拉梅耐和乔治·桑，这两个人的作品在当时几年内都使他很受感动。但乔治·桑太盛气凌人，拉梅耐又太脱离现实生活，因而都和巴枯宁合不来，关系都不亲近。3月，他在巴黎期间，曾见过比埃尔·勒鲁，这个人几年前和乔治·桑合作创办《独立评论》，但巴枯宁以后似乎再也未见过勒鲁。因此，他想成为该报撰稿人的愿望未能实现。他还拜访了写有著名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老作家卡贝（卡贝本人不久就在美国建立了一个“伊加利亚”侨民区），还拜访了傅立叶主义者领袖孔西·得朗。但是，尽管法国共产主义者初看起来比德国人更为进步，更为仁慈，而且自由自在、庄重威严，但他很快就确信，通过发表演讲、著书立说就能实现社会革命，或关在教授书斋里根据推论就能建成人间天堂完全是虚假的幻想。这些乌托邦的梦想家具备了魏特林的所有缺点，而没有他的一条优点。巴枯宁从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新闻记者身上发现了更能吸引他的东西，如《立宪主义者报》的梅吕康、《国民报》的马拉斯特、《新闻报》的艾米尔·日拉丹，尤其是《改革报》的路易·勃朗、弗洛孔和卡芬雅克。但他只写过几篇文章，就结束了他在巴黎的新闻写作活动。这些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并未起重要作用。起初，他参加了一些法国工人组织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会议，但他又担心这样做被法国当局发现而连累自己，并被驱逐出境，所以他很快就连这种形式的法国政治生活都不介入了。在这段时间内，法国的无产者和资产阶级的激进派一样，对他影响甚微[4]。
巴枯宁在巴黎生活时，发生过一件事，他在《忏悔书》里或别的文章里都未提过这件事，现在搞清楚了。1845年，他参加了巴黎东方社苏格兰分社，成为一名共济会员。共济会和先进的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着长期建立同盟的传统。巴枯宁曾写道，“19世纪初期的俄国，共济会员的小团体秘密地保存着人道的神圣热情”。整个19世纪，法国大部分激进分子都是共济会员，所以巴枯宁和共济会有来往毫不奇怪。但这段时间和他经常住在一起的赖歇尔却不知道这件事联想到此时和他来往的人都未提到过这件事，这个事实说明他对共济会并不十分热情。在他一生中，关于这一空白点从无详细证据[5]。
※※※
巴枯宁在巴黎的初期，和他接触的一帮德国和法国人当中，有两个突出人物，那就是卡尔·马克思和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这是因为一来他们本来就是重要人物，二来他们后来注定要在巴枯宁一生中起作用。
1844年下半年在巴黎时巴枯宁和马克思的关系密切到何等程度是很难弄清的。他们两人都是《前进报》圈子里的人物，都是海尔维格的朋友和崇拜者，都鄙视卢格，而且大约在此时公开和卢格发生过争论。两人都忙于谴责德国人的思想不切实际。他们都期待着“高卢雄鸡”[6]一声高唱，发出欧洲革命的信号，但是，不管他们的关系如何密切，马克思显然是主导的一方。马克思比巴枯宁年轻四岁，而其阅历和经验给人印象之深刻远远胜过巴枯宁。马克思曾任科伦《莱茵报》编辑一年，把该报办成德国最重要、最富战斗性的激进派报刊。他在哲学和政论文方面的名声业已确立。而且，他对政治经济学也已开始作深入的研究。多年以后，在他们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巴枯宁对他们在巴黎初次相会的日子里他的对手的渊博的学识表示敬佩，这算得是巴枯宁的海量了。他所遇到的人当中，像马克思这样博学多识的人实属罕见。
那时，我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我信仰社会主义纯粹出自本能。尽管他比我年轻，但他已是个无神论者、有素养的唯物主义者、自觉的社会主义者。
终有一天，巴枯宁本人也会成为这样的人。也许正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他在1844年秋季计划写一本论费尔巴哈的哲学的书（这项计划后来杳无音讯），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样没有多大成就），并自称为“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有点骗人）。
尽管巴枯宁对马克思的才华心悦诚服，极为赞赏，但对他并无感情。在巴枯宁看来，马克思的性格总是多少与人疏远而又冷淡，马克思既严格、精细而又深思熟虑。他奉行的科学社会主义，显然是基于纯粹的思想认识。而巴枯宁却认为，只有带有感情色彩的东西，才是好东西。这个俄国贵族和那位犹太律师的儿子之间不仅性情不能融洽，而且传统和观点亦无任何共同背景。从一开头，彼此就既不理解，也无好感。
〔后来巴枯宁在写到在巴黎的那些日子时说〕我们常常见面，一来因为我非常钦佩他的学识，赞赏他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满腔热情，虽然他的献身精神总是掺杂着虚荣心；二来因为我渴望聆听他的谈论，只要谈话不出自恶意，那是很有教益而又富于风趣的，但遗憾的是他的言谈常常出自恶意。我们之间总是貌合神离，彼此的秉赋不允许我们真正亲密起来。他说我是感伤的唯心论者，他说对了。我说他乖戾难处、恃才傲物、奸诈不忠，我也说对了。
但是，这些根本分歧一时尚未充分暴露出来。1845年1月，《前进报》发表了几篇不恰当的直言不讳的文章，使得法国当局应普鲁士政府的请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于是马克思带着家小移居布鲁塞尔。正如巴枯宁在《忏悔书》里所说，这件事“使我如释重负”[7]。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对巴枯宁这一阶段思想的发展更加趣味相投，也许有更加重要的影响。蒲鲁东和魏特林一样，都是自学而有成就的劳动者。但他不同于魏特林的是他过着一种典型的体面的资产阶级生活。尽管他的观点属于最激进之列，但他从未投身到积极推动革命的活动中去，他的大胆的创见来源于传统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既是法国社会主义的癖嗜，同时也是祸根。他一生中重要的第一步是1840年发表的一本名为《什么是财产》的小册子，其回答是一句名言：“财产就是盗窃”。随着对财产的否定而来的是对上帝的同样强烈的否定。他不把自己称为无神论者，而是称为反神论者。他认为上帝是罪恶的化身。他说：“如果没有上帝，就不会有财主”。并且他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政治机构。和魏特林一样，他不相信立宪民主。“我投票反对立宪政体”，他在1848年国民议会上宣称，“不是因为它包含我不赞成的东西，也不是因为它不包含我赞成的东西，我投票反对立宪政体就是因为它是立宪政体。”[8]这种彻底否定的特点和泼辣风格，使蒲鲁东而不是魏特林赢得了“无政府主义之父”的称号。
巴枯宁同马克思的关系纯粹是单方面的马克思从巴枯宁身上一无所获。而巴枯宁和蒲鲁东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复杂。蒲鲁东的观点和巴枯宁的一样，变幻无常。象巴枯宁那样，蒲鲁东更好否定而甚于肯定。蒲鲁东不懂德语，巴枯宁竭力效劳向他介绍黑格尔的著作，这些著作尚未译成法文。盛传有这样一件事：一天夜晚巴枯宁开始给他这位朋友详细讲述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第二天拂晓，他们仍然围着已经熄灭的炭火余烬在继续谈论。1846年，蒲鲁东发表了一本名为《经济矛盾的体系》的著作，其中大体上描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是以奇怪的方式被歪曲了。为该书所选的题词是“破坏与建设”，这使人联想起巴枯宁的话：“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然而，尽管巴枯宁尽了这么多实实在在的义务，但他后来总说他受惠于蒲鲁东，而不是蒲鲁东受惠于他。多年以后，他曾写道，蒲鲁东“在行动上和本能上都是个革命者，胜过空谈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百倍。”蒲鲁东把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的多情善感的乐观主义和奇异的白日之梦吹得天花乱坠，并大胆地抨击现存制度的三大支柱：上帝、国家和私有财产。魏特林打出了第一拳。正是蒲鲁东，而不是别人把巴枯宁对权威本能的反抗转变成正式的无政府主义信条。这个信条二十多年以后终于最后形成。但他们相交二十年后，巴枯宁仍然称蒲鲁东是他的老师和前辈[9]。
然而，巴枯宁对巴黎的兴趣并非局限于政治或政治理论方面。他和卢格闹翻了，马克思也走了，这样一来他和在巴黎的德国政治人物的联系也就结束了。这时他经常往访的德国人只有海尔维格一家人。海尔维格本性懒惰，而又自我陶醉，现在又第一次名利双收，觉得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索然无味，而对巴黎的花花世界却更有兴趣。他成了社交界的风流人物，一个既有文才而又出身显贵的名叫达古的女伯爵做了他的情妇。卢格和其他正派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对他这种生活方式十分鄙弃，但也不无妒忌。可是巴枯宁对贵族并无偏见，他认为卢格反对海尔维格和有产阶级女伯爵的关系是传统之见。必要的话，米哈伊尔可以忍饥挨饿，但珍馐佳肴送上门来他也会欣然领受。多年以后，他忠实的赖歇尔还惋惜地回味他们在巴贝街海尔维格的公馆里度过的许多“妙不可言的夜晚”。巴枯宁甚至还不时地在达古女伯爵举行的名士麇集的招待会上露面，自己还辩解说，那是为了“不完全脱离法国人的虚情假意的俗套”[10]。
然而这些新朋友并不能使巴枯宁完全心满意足。五年的漂泊生活并未使他断绝对家乡的怀念。
我不得已而亡命异国，那里人情冷漠，举目无亲，既无家庭的温暖，也无活动场所；既无职业，也无前程。我远离自己的故土，又轻率地堵死了还乡的道路。但我既未取得德国国籍，也未取得法国国籍。相反，我在国外呆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我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应该永远做一个俄国人。
这些话引自他给沙皇的《忏悔书》。谈到巴枯宁这段时间的感情，这些话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却准确地反映了他的某种心境，在这样沮丧的时刻，他也许真地闪现过这样一个念头：“纵身跳入塞纳河，结束不快而又无益的一生”[11]。
自从他未能应传讯回国以来，就一直不曾得到俄国官方的任何消息。但是，1845年1月，巴黎《论坛报》转载了俄国官方报刊关于判处流放和服苦役的判决书。同一判决书里还对另一名移居巴黎的伊万。戈洛文处以类似的判决，这是一个不孚众望的人物，巴枯宁后来说他是“头号恶棍”。伊万。戈洛文写了一封信，发表在《论坛报》上，抗议这种判决违反了“罗曼诺夫批准的俄国贵族宪章”。巴枯宁忍无可忍，便给激进派报纸《改革报》写了一封长信，大骂戈洛文和俄国政府，他嘲讽这样的观点即俄国贵族居然享有什么违反沙皇的意志而又能生效的宪章权利。该信的中心内容是“俄国的法律不过是沙皇的意志罢了”。结论是“不幸的和受压迫的国家，如俄国和波兰”需要民主。他雄辩地谈论俄罗斯民族的品质及其命运：
尽管俄罗斯民族受到可怕的奴隶制度的摧残，尽管蒙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打击，但在其本性和习惯方面俄罗斯民族是酷爱民主的。它没有腐化堕落，只有不幸。其粗犷的天性，如比地充满活力，如此豪放，而又如此地富有诗意、热情和才智，只要你熟知他们，你就不得不坚信，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要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尽管遭受政府的敌视，俄罗斯民族正在阔步前进。局部的但也是不可低估的农民反对统治者的起义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农民起义将会汇集起来形成一场伟大的革命，这也许为期不远了。假如政府不赶快实行民族解放，就会造成大量流血事件。
这封信刊登在1845年1月27日《改革报》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攻击俄国政府，宣扬俄国革命。在《忏悔书》里，他说这封信是他的“第二条罪状”。第一条罪状是拒绝回国。更重要的是，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宣称他在感情上相信俄国人民的民主本质，这种民主的本质在他尔后所奉行的主义里占有突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信念不是来自现场的观察，而是来自脱离俄国人民达四年以上、在一个异国的首都所经历的怀念故国的感情[12]。
但是巴枯宁怀念俄国，主要还是怀念其故乡普列姆希诺庄。他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抽象的。他认为爱自己的家乡，就是热爱整个俄国。自1843年7月，当他的名字公开地和魏特林事件联系在一起以来，普列姆希诺庄就不和他通消息了。他在1844年秋季曾写道，他已经找到了和家庭秘密通信的办法。但是，如果他此时写信的话，他的信肯定不是被检查宫截获，就是被收信人出于谨慎起见而毁掉，因为在普列姆希诺庄的档案里根本找不到这些信件的踪影。然后，在1845年春季，连续有三封巴黎来信，第一封写给保罗，第二封写给保罗和塔蒂安娜，第三封写给塔蒂安娜。这些信都是托付可靠的回国的朋友亲自递交的。米哈伊尔还誊抄了一份给《改革报》的信，附在第三封信中，并恳求她打破两年来的沉默，他随时准备和父母以及除保罗和她本人以外的兄弟姐妹们断绝关系。但他也不能不难过地感到，他和塔蒂安娜的一贯亲密情谊“也和别的事情一样都受到时间和空间法则的约束”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重叙旧情。
但是，塔蒂安娜不可能也没有回信，米哈伊尔再也未写过信。他的回忆是他和年轻时代的家庭唯一的联系[13]。
许多来到巴黎的俄国人还时常给他带来故国的淡淡的情趣，他在巴黎的第一个冬天，有格里哥里·托尔斯泰作伴，巴枯宁“温暖了他那已经麻木的灵魂，恢复了精力和勇气，又变得年轻了”稍晚些的人当中有奥格辽夫，他已被妻子抛弃，东游西荡、一无所获地寻求乐趣和安慰。除了在巴黎时巴枯宁去看过他以外，他们之间的来往就无案可稽了。但他们不记旧嫌，十七年之后再见时竟成了莫逆之交。还有替他带信回国给塔蒂安娜的梅尔格诺夫夫妇。他们是“大好人，是我忠实的朋友”。1845年春（如果米哈伊尔在给保罗的信中确实隐约提到过的话）约翰娜·佩斯卡迪尼显然是单独一个人呆在巴黎；而米哈伊尔则在继续进行使她获得解放的斗争，这种斗争早在圣彼得岛和莱芒湖畔就开始了。但是斗争的结局完全和瓦瓦娜悲剧的结局一模一样。约翰娜是个笃信宗教的女人。巴枯宁狂热地鼓动她反对婚姻的束缚，这和她对丈夫和子女的责任感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责任感取得了胜利。她爱巴枯宁，但她又回到了佩斯卡迪尼身边。巴枯宁后来写道，他离开她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她希望他离开，他就这样做了，他们从此再未见过面。使刚刚成人的巴枯宁动心的唯一的女人，似乎是约翰娜而不是他的姐妹们。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情却表现为狂热地要求斗争和反抗[14]。
这个时期的另一件风流韵事是和人们所熟悉的巴枯宁另一种生活方式一致的，这就是他和贝叶尔姐妹以及玛蒂尔达·赖歇尔倒霉的调情。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当中，还有尼古拉·萨宗诺夫，他在莫斯科时，属于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一派。此人禀性懒惰而又放纵。自流亡国外以后，他自然而然地就一头钻到不可胜数的流广巴黎的俄国人交际界当中去了。正如巴枯宁所说，他“饮法国美酒，亲法国女人的嘴”。由于追求这些东西，他消磨了才智，尤其消耗了他大量的钱财。1846年秋、他因欠债被关入克利希监狱他两个姐姐从俄国匆匆赶去搭救他。
她们来得太晚了，萨宗诺夫已经出狱。但她们发现他又被一个意大利情妇死死缠住了，她们无可奈何，就去向萨宗诺夫的朋友求救，其中就有巴枯宁，对于这个微妙的问题，要巴枯宁出个主意或者帮帮忙，似乎不大可能办到。姐姐玛丽娅本是一个叫波鲁丹斯基的孀妇，却很快地拜倒在这位美男子的脚下，因为她得和他讨论弟弟的困境。这种友谊大约维持了两年，她给巴枯宁写的信有几封保存了下来。巴枯宁欣然领受她的殷勤，当然也忍不住向她伸手借钱。但看不出巴枯宁对玛丽娅抱有被约翰娜·佩斯卡迪尼所煽起的那种爱情。然而，从外表上看，这两件艳事的结局却完全一样，究竟其中哪一件给屠格湿夫的小说《罗亭》中有名的一章提供了素材不大清楚。人们认为这部小说的男主人脱胎于巴枯宁。小说写道：
在异国有个女上，是俄国人，缠住了他，他颇有才情，既不年轻也不漂亮。这倒也适合于有点才情的女人。有段时间，他跟她形影不离，到头来他抛弃了她——不，是她抛弃了他[15]。
1847年，就是米哈伊尔在巴黎的最后一年，他又遇到了三个熟人。
那年春天，亚历山大·赫尔岑携带妻子和三个孩子到达巴黎，离开故土，永远流亡国外，——虽然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一点不出一个星期，赫尔岑和巴枯宁就在一条大街的拐角处邂逅，当时赫尔岑和三个朋友边走边谈话，还打着手势，走儿步就停下来，发表一个论点，就象卜年前他在莫斯科的举止一模一样。巴枯宁自从和赫尔岑1840年夏天在彼得堡码头分别以来，外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在思想上却大有进展。自从离开俄国以后，巴枯宁不仅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了革命的剖析，而且远远超过了这一步，他在欧洲革命的首都存幸居住了三年，而这种荣幸对赫尔岑来说迄今还只能是向往而已。赫尔岑目前可能把巴枯宁看成是他刚开始走上的道路上的先驱。当他在巴枯宁的住处和浦鲁东谈话时，当他在咖啡馆里与路易·勃朗见面时，他脑子里还在琢磨谈话和见面本身就是他政治进程的里程碑。
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和体验，赫尔岑改变了这种天真的想法。他发现，巴枯宁由于长期旅居国外，已不了解俄国的现实。早在《德国年鉴》上发表的署名茹尔·埃利萨的那篇文章里，巴枯宁就已宣称，他认为俄国“乌云密布”。由于巴枯宁是个乐天派，赫尔岑没法使他相信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国，一点革命气息的影子也没有，也不可能有。赫尔岑此时和俄国仍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能同意巴枯宁关于俄国人民具有民主天性的那样不可理解的观点（虽然他在国外呆了几年以后，也同样抱有这种幻想）。他对所见到的巴枯宁、萨宗诺夫和其他朋友在巴黎的活动印象不深。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拥挤不堪的学生住处、长期的经济困难、缺乏长远打算、咖啡馆里通宵达旦的讨论（赫尔岑把这些讨论挖苦为“一半人光听不懂、另一半人不懂光谈”），所有这些已经成了巴枯宁的第二天性，而且就他的世界观来说，这些活动又和世界革命事业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赫尔岑的思想是有条不紊的，看不出他们的活动和世界革命事业有什么联系。巴枯宁和1847年的巴黎为赫尔岑固有的怀疑论提供了充足的材料[16]。
赫尔岑来巴黎几个星期以后，别林斯基也来了。他此行与赫尔岑一样，目的不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启迪，而是为了治病。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西欧。他肺病已到晚期，在巴黎逗留的后期，住在帕西的一位医生家里。他和巴枯宁几乎不吵架了。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那些早先标志他们之间关系进程的强烈的怨恨和违背良心的和解。别林斯基也摆脱了黑格尔现实主义的迷惑，和巴枯宁一样，他从黑格尔转向法国社会主义者，但在性格上还存在着分歧而并未弥合。别林斯基仍温和地称巴枯宁为“我们的德国人”，“我信得过的朋友”。
〔别林斯基离开巴黎时写道〕他出生时和将来死的时候都是个神秘主义者、唯心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因为放弃哲学观点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巴枯宁盲目的乐观主义使得别林斯基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者。“不管我信得过的朋友巴枯宁怎么说”，暴政和非正义总会得胜[17]。
巴枯宁遇到的第三个人是屠格涅夫，他在夏末到达巴黎之前刚去过德国和伦敦，他现在既不关心哲学也不关心政治。在柏林呆了一阵以后，他已经很快地而且最终地把巴枯宁忘记了。想起塔蒂安娜，他就更加不好意思去见巴枯宁，双方都不想恢复以前的亲密交往。自1844年以来，保琳·维亚多特已经牢牢地控制住顺从的屠格涅夫。他刚到巴黎不几天，就溜到维亚多特在库尔塔维内的别墅里去了，他在巴黎的朋友就再也见不到他了[18]。
别林斯基于9月离开巴黎返回俄国。这样他就和他一生做朋友的许多人——赫尔岑、屠格涅夫、巴枯宁等——永别了。他回国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10月赫尔岑举行告别宴会，宴请包括巴枯宁、海尔维格在内的所有朋友，然后携带家眷离开巴黎去意大利。两个月后，巴枯宁也离开了巴黎[19]。
[1]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55—556页；《卢格书信集》，第1卷第318，370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4，211—215，461页。
[2]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555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10—111页。
[3]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6—238页；第4卷第114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400—401页；斯切克洛夫著：《巴枯宁传》，第1卷第127页。
[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00，235页，第4卷第113页。
[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1卷第25页。在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巴枯宁个人档案里，有一张证书，也许就是斯柯泽维斯斯基1848年取得的那份证书（参见原文第165页），证书表明巴枯宁曾是巴黎东方社苏格兰分社成员，为期三年，赖歇尔告诉讷特劳（讷特劳博士给作者的的私人信件里说，他不知道巴枯宁是共济会员。
[6]“高卢雄鸡”，德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在1831年出版的《加里多尔夫就贵族问题致穆·冯·莫里特加伯爵书》一书序言中说：“高卢的雄鸡如今再次啼叫，而德意志境内也已破晓。”“高卢雄鸡”的叫声象征着法国革命。——译注
[7]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7页，第4卷第111页。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5—359页。——译注
[9]《巴枯宁书信集》，第2卷第311—312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453页。
[10]《卢格书信集》，第1卷第374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37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9页。
[1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14—115页。
[12]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4—243页；第4卷第112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41页。
[13]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43页—257页。
[1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44—245，256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556页。
[15]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和第8卷第134—137页；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1卷第38—41页；屠格涅夫：《罗亭》。
[16]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3卷第289，579—580，582页。
[17]《别林斯基书信集》，第3卷第249，265，328，338—339页。
[18]《别林斯基书信集》，第3卷第258页。
[19]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68页。 |
第十章逗留瑞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巴枯宁传（1961）
第十章逗留瑞士
瑞士天堂。负债与名誉。魏特林与共产主义。
当巴枯宁估量形势、到处寻找他要征服的新世界时，曾踌躇了一阵。两年半以前，他第一次到达柏林时感到过的胆怯心情在苏黎世再次出现了。柏林和德累斯顿以西的一切他都感到陌生，除了海尔维格谁也不认识。海尔维格不是政治领袖也不是组织家，当时他正在为张罗他豪华的婚礼而操心。巴枯宁单独住在苏黎世城外的一间面朝雪山、隔湖相对的房子里。他陶醉在迄今为止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瑞士的美丽风光中，他同海尔维格在湖里划船，他们“想象着，谈笑着，有时一起伤心”；他带有某种对弱者的保护性的恩赐的姿态爱他的这位同伙，“就象哥哥爱妹妹”一样。2月初，他爬上韦特利贝尔格山，发现雪莲盛开，“紫色的小花闻起来象风信子”。他把三朵花压平，装入信中寄回普列姆希诺庄。哲学被抛在了脑后，政治也暂且放下了。
〔他写信给保罗说〕我时常几个小时躺在长沙发上凝视湖面和山峰（它们在落日的余辉中显得尤其美丽）；观看这美丽景色中的最微小的一个接一个不停的变化。我觉得，想起这一切，我感到时而悲哀，时而兴奋，时而欢乐；在我面前的一切都掩藏在薄雾中。
在这种田园诗般的环境中，他一连几小时贪婪地阅读乔治·桑的小说。乔治·桑使他坚定了他的新的信念：法国思想较之德国思想无比先进。同“伟大的、使徒般的人物"迪德娃恩特夫人[1]相比，他曾经钦佩过的蓓蒂娜的夸夸其谈是何等的渺小和做作！蓓蒂娜属于德国抽象的理论界的人物。乔治，桑具有法国的“实际的、生动的、真正的、朴实的”天才。她是人类的预言家巴枯宁每次读她的作品，就感到自己变得更高尚了，他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明确。”[2]
自1839年那次民主派起义失败以来，苏黎世州一直在稳固的、保守的政府的统治下，不愿庇护从普鲁士和萨克森驱逐来的革命诗人。大约在2月中旬，海尔维格收到了离开苏黎世的通知，他到巴塞尔州避难，该州授予他公民权。1843年3月8日，他与恩玛·齐格蒙德在时髦的巴登小温泉举行了婚礼。巴枯宁兴致勃勃地充当婚礼的男傧相和司仪，扶着新娘从马车里走出来，进入教堂时喊道：“别了，小姐！”领着新娘出来时，又喊道：“您好，夫人！”整个说来，巴枯宁似乎从海尔维格的婚姻中得到了意外的感情上的满足。他的信中充满着对新娘的有点过分的夸奖。但是随着这对新婚夫妇去意大利而发生的一些事情，结束了创办《德国信使》的梦想。已经收集好的海尔维格及其朋友的诗文发表在一本篇幅不大的集子中，其中没有收入心灰意懒的巴枯宁的稿子[3]。
也是在这个春天，巴枯宁自己经历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希奇古怪的感情上的波折。在德累斯顿，他遇到了一个名叫佩斯卡迪尼的意大利歌唱家和他的妻子约翰娜，后者是个波罗的海地区的俄国人。巴枯宁向佩斯卡迪尼借钱，甚至“恳求他照应他的财务”。佩斯卡迪尼夫如家境富裕，他们在尼翁附近的日内瓦湖畔买了一份房产，夏季期间巴枯宁打算在那里和他们一起住。他们第一次会见是在比尔湖的圣彼得岛上，那儿是用来纪念卢梭的，因为卢梭于1765年曾在那里住过两个月。1843年4月底，巴枯宁同佩斯卡迪尼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起过了十天。在他的寂寞的生活中，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插曲。
〔他写信给保罗说〕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地方，多么可爱的人。暂时把一切忧虑抛开，我象孩子一样快乐，散步、唱歌、爬山，欣赏大自然，翻译谢林的著作，阅读意大利文，尽情地想象，做着白日梦。
他在做约翰娜的白日梦。在德累斯顿，他认为佩斯卡迪尼具有“善良的、慷慨的意大利人的性格，十分热情、聪明，富有艺术性。”但是与情操高尚的约翰娜的交往使他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觉得佩斯卡迪尼的“意大利人性格”似乎不配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妻子。巴枯宁开始把自己看作是命中注定把约翰娜从“可怕的卑鄙的婚姻奴役”中解救出来的游侠骑士。他对这个角色十分熟悉充当这个角色也很适宜。巴枯宁再次成为妇女的良知的指导者，再次成为妇女解放和家庭叛变的倡导者。这是“瓦瓦娜的解放”在更加浪漫的背景下的翻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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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骑士的传奇并不能使巴枯宁逃避现实。从圣彼得岛回到苏黎世就好象是从崇高的境地跌入污秽的泥塘。金钱驱逐了感情。读者务必事先作这样的假设：巴枯宁总是负债累累，他的财务是笔糊涂帐。本传记的作者与巴枯宁本人一样，解不开他的一团乱麻般的债务之迷。就一方面来说，他的资产债务表的本身的确是十分简单的，贷方总是一个空白。他把自己的债务分成两类：一类使他有吃官司的危险，一类会使他丧失信誉。其它的债务他就不管了，干脆把它们忘掉。实际上，只有在异乎寻常的紧急关头，他才考虑一下债主。1843年5月初，在他回到苏黎世时就遇到过一次。
自从他逃出德累斯顿以来，他的经济情况变得更加恶化了。他在苏黎世安身时总共才有两法郎。正如他对海尔维格所解释的，为了能完全摆脱世俗的牵挂，他把这两法郎给了一个乞丐。还在去圣彼得岛以前，卢格从德累斯顿写给他的信的口气就变得不耐烦和不自在了。作为一个债权人，卢格远不能与屠格涅夫相比。卢格不是一个富人（在巴枯宁离开的几天内，《德国年鉴》被查封，使他失去了一笔即便不多，但却是定期的收入），他期望把他自己的借款收回。卢格不是俄国人，他对巴枯宁在德累斯顿的商业借款有一个书生气十足的看法，因为债务人已经轻松地要他清理这笔债款。总计应付二千塔勒以上。3月，巴枯宁冒险向彼得堡的屠格涅夫的银行经营者开了一张二千五百塔勒的支票，并把支票寄给卢格，向卢格说明所余款子从他目前的需要来说，迟早有用。他声称，俄国书信检查制度的干涉是他的家庭不顾他多次请求一直不予理会的原因。毫无疑问，屠格涅夫将支付这笔钱，而且由他的父亲来付。如果一切办法都失败了，他“有健壮的体格和坚强的意志”，不至沦为乞丐。
〔最后，他坦率地写道〕我真心诚意地承认，我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但是我认为现在我已经克服了，现在我才意识到经济是我个人尊严的根本条件[5]。
这些话在圣彼得岛的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很快被忘记了。可是在5月初、卢格仍然吵着要他还帐；在巴枯宁返回苏黎世的途中另—封不愉快的信正等着他，这封信通知他，向屠格涅夫支取的汇票没有兑现，巴枯宁找不到别的经济来源，只得给普列姆希诺庄写一封打动人的长信。为了表明此信十分紧急、信封上写着“保罗或尼古拉收，如果他们不在，就转给我的妹妹收”，信中夹有一张他的欠帐单，总计约一万卢布。其中三分之二要求立即偿还，大概属于“吃官司”和“丧失信誉”两类中的一种。米哈伊尔恳求父亲变卖属于他的一份家产和他的姑母抵押掉她的土地、从居格涅夫或耶泽科夫夫人那里借些钱。要把他从破产中解救出来，就得采用某种孤注一掷的措施。如果付清了他的债务，使他能维持“一、两年”的生活的话，他将永远不会再向他们要一文钱，他将把三个月期限的票据给他的债权人，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不能拿到钱，他将高兴地进监狱，他深信自己已尽了最大的努力[6]。
普列姆希诺庄收到这些告急信时惊恐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此事没有留下什么记载然而，米哈伊尔“揭不开锅”的想法打动了软心肠的娜塔丽·贝叶尔，连忙写信告诫她的朋友：
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诉你的父母，告诉他们，终有一天他们也许会花掉全部财产来挽救他们的儿子，当得知由于他们自己的过失而失去了儿子，也许会导致他死去，那就太晚了，到那时，他们还能保持沉默吗？还能用他的金钱来安慰自己的懊恼和可怕的消息吗？
这是一个特别倒霉的时刻。巴枯宁家里也正缺钱用，屠格涅夫和掌管经济的母亲关系不好。塔蒂安娜出于自尊心不敢想象米哈伊尔的生活是靠屠格涅夫的开支来维持的。她不顾这种自尊心，亲自写信给屠格涅夫恳求他偿付欠卢格的二千塔勒。屠格涅夫已经直接收到卢格的相同的要求，但是颇有难色。对他来说，为他所爱的人花钱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但他讨厌一个负情的女子向他要钱。他自己寄给米哈伊尔一千卢布；过了段时间，又寄去一千二百卢布。但他给不幸的塔蒂安娜写了一封十分尖刻的信，以致刺伤了她的心；这件令人不快的金钱上的纠葛最终地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开始十分纯洁，而且带有传奇的色彩。亚历山大·巴枯宁拿出一万八千卢布把他的长子从耻辱的境地救了出来。后来巴枯宁是否又收到钱，如果收到的话，是谁给的，这些都没有记载。然而，危机暂时过去了。卢格不再闹了，欠债人没有进监狱，并再次自由地献身于更加重要的事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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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感情还是财务问题都不能长期地成为巴枯宁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他的思想已转到政治活动上。他主要是通过海尔维格结识了许多瑞士重要的激进派人士，其中有二十年前从普鲁士驱逐出境的奥古斯都·福伦[8]，他现在是苏黎世激进派的领导人；还有一个最近到此地的流亡者尤利乌斯·弗吕贝尔[9]，他出版瑞士最重要的民主主义报纸《瑞士共和主义者》。福伦同情巴枯宁在经济上的困境，建议他写一本关于俄国的书。但是巴枯宁终身对靠写作谋生这种不体面的行为怀有一种贵族式的厌恶。这时他还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他将很快抛弃），即反对在出版物上攻击俄国的制度。除了《瑞士共和主义者》上—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估计是他写的外，他在瑞士期间没有发表过什么。这个时期中，他交往不多的朋友中有一个纳沙特尔的自然史教授阿加西斯[10]，此人很快移居美国。在伯尔尼，他会见了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自然科学教授福格特[11]。福格特夫人路易莎是福伦的姐姐，她对这个无家可归的、迷人的俄国青年象母亲一样的体贴关心。他们有四个儿子，长子卡尔由于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活动和他后来同马克思的争论而在历史上出名[12]。三儿子阿道夫当时还是个孩子，是巴枯宁晚年最忠实的朋友。幼子古斯达夫在六十年代末与巴枯宁作对[13]。阿道夫·赖歇尔和福格特一家是巴枯宁所有朋友中最坚定、最持久的朋友[14]。
然而，巴枯宁旅居瑞士期间遇见了一个最重要的人，此人同他一样不是瑞士本地人，在世界上到处飘泊。1843年初，巴枯宁到达苏黎世时，他所得到的第一批书中，有一本薄薄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作者是威廉·魏特林，此书于去年12月在韦维出版。给他的印象是，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他评论说，作者第一个次使用一个当时仍很新奇的字眼，“想无产者所想”。给卢格的信中，他引了该书中的一段名言：
完美的社会没有政府，只有管理；没有法律，只有契约：没有刑罚.只有教育。
这段名言对米哈伊尔思想的影响是强烈的、持久的。这里包含有二十多年后他自已精心制订的无政府主义纲领的主要论点的胚芽[15]。
威廉·魏特林是一个法国军官与马格德堡一个德国姑娘的私生子，这个法国军官是1806年拿破仑战役后驻扎在那里的魏特林学会了裁缝的手艺，他所受到的其它教育都是他自已坚持和专心自学的结果。长大成人后，为了逃避兵役，他背包裹离开了家，闯荡在世。流浪了几年后，1835年他到了巴黎，在那里，他研究社会主义学说，进行革命宣传，1839年起义后，他同布朗基的其他外国同伙一起被逐出法国他在瑞士避难，过了四年流浪生活，建立手业者的秘密团休，亲自印刷书籍、报刊和印刷品，宜扬他的未来的乌托邦和通过社会大变动就可以达到的的幻想。
1843年5月、魏特林带着海尔维格的一封介绍信来找此时在苏黎世的巴枯宁。巴枯宁热情地欢迎《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作者：巴枯宁认为他机敏、聪颖、精力旺盛，“充满着狂热，无比的骄傲和对未来解放大多数被奴役者的信心”至此，在巴枯宁的生活中，革命成了主要的题目，而这个题目不过是知识分子抽烟饮茶时的话题。无法想象，有什么东西会激起卢格投笔从戎；虽然海尔维格摆出一副活动家的姿态，但从根本说，他对以作诗来反对暴政比推翻暴政更感兴趣。对于魏特林来说，革命是表达个人强烈不满的更加实际的形式。他的最终理想是用当时法国社会主义所独有的半神秘的语言来表达的。但是，对于实现那些理想的手段，他不存在什么幻想，也没有什么迟疑。这个从马格德堡来的裁缝徒弟不受任何民族的、家庭的或社会地位的传统的限制。他威胁每一个人，鼓吹用暴力推翻国家、没收财产，他好象是第一个提出“毫不留情地枪杀共产主义的所有敌人”，巴枯宁在这种灵魂高尚的理想主义和粗暴活动的混合物中找到了某种同他性格相投的东西。同魏特林的会见是他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实现了从一个纯理论的哲学家到实践的革命家的转变。这位俄国的贵族成了国际无产者的仆人。从此以后，用暴力推翻社会和政治秩序成为米哈伊尔·巴枯宁生涯中首要的和公开的目标[16]。
在魏特林的鼓动活动中巴枯宁与之合作的程度，或者是否参加了他的“手工业者”的团体，仍不清楚。无论如何，他们之间的合作是短暂的。魏特林刚把他的新书《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送给印刷者。书中把耶稣描写成第一个造反者和共产主义者，是“可怜的姑娘玛丽娅的私生子”，实际上，这不过是魏特林本人的原型。苏黎世当局听到了一点风声，决定利用一次同时发生的触犯政治的和宗教的正统秩序的事件。于是印刷所被搜查，书的校样被没收、魏特林被逮捕并判处六个月监禁，最后被驱逐出瑞士。他的书信文稿被送到一个由保守派法学家布伦奇里主持的委员会，他受命对这一新的、邪恶的共产主义瘟疫提出一项报告。
这些事件对巴枯宁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他的名字出现在魏特林的文稿上，在布伦奇里的报告（已发表）上提到他是魏特林的同谋之一。瑞士当局没有对他采取行动，但是嗅觉灵敏的俄国驻伯尔尼公使馆就这个贵族家庭出身的俄国青年同共产主义者混在起一事向彼得堡作了详细的汇报。当局给予适当的干预。1843年11月，亚历山大·巴枯宁在普列姆希诺庄收到一份通知.要求他不要再给儿子米哈伊尔金钱上的资助，并且立即叫他回国，老人用非常谦卑的口吻答复说，他不赞成儿子的活动，从5月份以来已不再寄钱给他了，但他无法强使他回国。
然而，巴枯宁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在尼翁同佩斯卡迪尼一家一起度过了夏末和秋天，从那以后，他搬到伯尔尼，赖歇尔从德累斯顿到那里同他见面。他在伯尔尼高兴地欢度1844年元旦；2月6日，他被召到俄国公使馆，接到一张问国的官方传令，巴枯宁深知俄国政府权力所及之远。他装出了一副顺从的样子，第二天就离开了伯尔尼。然而，他的日的地不是俄国。他在巴登呆了几天，等他的从苏黎世寄来的行李。然后在赖歇尔的陪伴下，他离开瑞士去布鲁塞尔。
在彼得堡，对抗拒传讯的罪犯提出缺席起诉。诉讼按缓慢的常规进行。1844年12月，沙皇签署了一项秘密法令，褫夺“前陆军准尉米哈伊尔·巴枯宁”的贵族称号，无限期地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并宣布其财产由国家没收。当他从德累斯顿逃走时，他给自己宣布的终身流放的判决就这样由官方批准了[17]。
[1]乔治·桑的本名叫奥罗尔·杜班·迪恩娃恩特。——译注
[2]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9—184，186页。
[3]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96页；《海尔维格通信集》，第40，222页。
[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83，199，204，209，218，245页。
[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56，196—198页；瓦格纳：《我的人生》，第466页。
[6]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05—211页。
[7]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224，242—243，248，26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04页。
[8]奥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维希·福伦（1794—1855），德国政论家和诗人，曾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1821年起流亡瑞士。——译注
[9]尤利乌斯·弗吕贝尔（1805—1893），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译注
[10]路易·让·鲁道夫·阿加西斯（1807—1873），瑞士自然科学家，反对达尔文主义，宣扬唯心主义的灾变论。——译注
[11]菲力浦·弗里德里希·威廉·福格特（1786—1861），德国医生，教授，自由派人士。——译注
[12]卡尔·福格特（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五十年代末为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攻击马克思及其战友。——译注
[13]古斯达夫·福格特（1829—1901），瑞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14]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4—175，193—194，222—231页。
[1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6—177页。
[16]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06页。
[17]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32，448，458—460页；第4卷第110页。 |
第九章告别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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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告别哲学
黑格尔与革命。破釜沉舟。海尔维格与逃跑。
现在，巴枯宁二十九岁。普列姆希诺庄的家庭纠纷没有削弱他的正统的政治信仰；他仍没有从黑格尔关于现实的哲学辩论中探寻任何政治含义。从俄国移居到德国时，也许可以公正地把他描写成这样一个人：按其气质来说是个叛逆者；按其家庭传统和理性主义的信念来说是个保守派。一般来说，像巴枯宁这种刚愎自用的人，气质终究比传统和理性更重要，因此有理由认为他最终转向革命事业是预料中的结局。但是他转变得如此迅速和彻底，既表现了俄国贵族的一般特点，也显示出巴枯宁特有的个性。
巴枯宁对普列姆希诺庄的强烈感情本质上还是狭隘的，并带有个人的色彩，而不是为整个国家或民族献身的传统。他热爱俄国的农村，但肯定不爱俄国这个国家。在十九世纪前半叶，甚至（或者，也许首先）在俄国的贵族中间，俄国民族的爱国主义刚刚产生，而且先天不足。浸透了新斯拉夫主义的下一代俄国人以一种愤怒、怜悯和轻蔑交织在一起的情绪看待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这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但是对于赫尔岑、屠格涅夫和巴枯宁这一代来说，欧洲似乎是第二祖国，就多数方面来说似乎是更美好的祖国。这三个人用法语会话和写作，就象使用他们本国语那样方便，使用德语时几乎象使用本国语一样方便。他们三十多岁时，尽管在其它方面大不相同，但都首先不是把自己看作俄国人，而是看作欧洲和世界的公民。当民族主义正在席卷欧洲其它地方时，俄国的地主阶级仍然维护启蒙时代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和观点。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俄国仍然是培植世界主义人上的过时的、但却是肥沃的土地。
在这种条件下出生和成长的巴枯宁对于强大得足以阻碍他自由地发挥叛逆气质的民族传统一无所知。理智也同样无济于事，因为巴枯宁虽然才思敏捷、智力过人，但在极大程度上他的头脑却受感情冲动的支配。不加区别地反抗权威在每个正常人的成长过程中是必经的阶段。巴枯宁一生生活在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在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就超越的生活阶段。在这方面与其说他掌握了永葆青春的秘诀，还不如说他享有永远是一个孩童的秘诀。确定他的反抗目标有时似乎是次要的，它往往是根据一时的形势或动机来决定的；他的理智所提供的为他这种反抗辩护的论据则更是站不住脚的。在巴枯宁身上明显地表现出，不管反抗的目的和理由是什么，纯粹是出自本能的反抗。
1842年，巴枯宁在德国经历的从家庭里的反抗到政治上的反抗的转变过程，可以简单地用德国的文学和哲学的观点来加以叙述，同大多数同时代的俄国人一样，巴枯宁在去德国之前就受到德国两种重要思潮——德国的浪漫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1840年，他到达柏林时，这些思潮在德国本土仍占主要地位在那里，他发现知识界的气氛在本质上同他在俄国所遇到的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也许在程度上更强烈一些）。巴枯宁在柏林的第一年与其说是他欧洲时期的开始，还不如说是他俄国时期的结束。
然而，1841年是德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前一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当了普鲁七国王。他是一个顾固的、狂妄的反动分子，专门惹是生非。由于他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挑衅性的攻击，激进派给了他一个讽刺性的称呼：“德国头号革命家”。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曾经是一本遭到冷遇和诽谤的书。“黑格尔左派”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引人注意的小集团。但是官方的迫害强有力地推动了运动。巴枯宁在莫斯科隐约地听说过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1841年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这部著作是新兴一代思想的结晶，标志着一个哲学时代的开始。
费尔巴哈的这本书想为宗教寻找物质基础，为黑格尔左派、或者此时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派提供一个集合之点。在宗教战线上首先对黑格尔正统派发动攻击，这对充满宗教特色的时代是有深远意义的；造反者仍然躲在黑格尔的名下，并且声称不是否定他的学说而是解释他的学说，这说明他在死后十年继续享有巨大的威望。他们论证说，如果剥去那些国家崇拜的赘疣（这是这位老人晚年的成果），黑格尔体系不是反动的信条，而是革命的信条。因为，如果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那么辩证法不过证明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在变化的。因此静止的事物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合理的。理性与革命成功地一致起来了。这种新的学说象野火般地传遍了年轻的一代。曾经把黑格尔主义解释为政治寂静主义的热忱的黑格尔主义者现在一头扎进了政治，确切地说，是拿黑格尔为他们作辩护。在三十年代，做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意味着接受现存的政治局面；在四十年代，除了一些职业的哲学家外，则意味着做一个政治革命家[1]。
巴枯宁在阿尔诺德·卢格的影响下，第一次接触新黑格尔主义卢格是个颇有才华的凡人，人们现在记得他，主要因为他对巴枯宁和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发生过短暂影响。1838年，卢格在大学城哈雷创办了哲学和政治刊物《哈雷年鉴》，该刊成为黑格尔左派的喉舌。在莫斯科，波特金就借给米哈伊尔看过一本。刊物开始在激进派人士中引起注意，很有影响。1840年底，暴虐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插手查封该刊。卢格没有被吓倒，他转移到气氛比较缓和的萨克森活动。1841年，该刊以一个更加普通的名称《德国年鉴》在德累斯顿重新出版，威望更高，激进派的倾向也更加鲜明。1841年秋，巴枯宁陪瓦瓦娜和保罗游览德累斯顿时，第一次与卢格见面。他发现卢格是个“有趣的、值得注意的人物”，然而他拒绝“任何哪怕带有最轻微的神秘主义痕迹的事物”，对“同宗教、艺术和哲学有关的所有事物表现了极大的片面性”。巴枯宁仍是个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卢格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他触动不大。但是，他认为卢格可以帮助德国人摆脱他们对“腐朽的、一成不变的中庸之道”的沾沾自喜的满足[2]。
※※※
巴枯宁独自一人在柏林度过的1841一1842年的冬天似乎是他转变的决定性时期。他贪婪地阅读大量青年黑格尔派的小册子和论文，他们当着检查官的面公开在德国大量发行这些书刊。据他自己说，他甚至写了（或者他告诉卢格曾经写过）一本匿名小册子，但迄今无法考证[3]。到1842年夏，巴枯宁再次在德累斯顿落脚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黑格尔派了。卢格发现他“胜过柏林所有的老顽固派”。他低声哼着迈耶比尔的新歌剧《胡格诺》中的流行曲调[4]，仿照一个起义领导人的名字给卢格起了一个绰号“高利尼爸爸”。他要向世界宣布他转向革命事业。卢格的刊物由他掌握。10月，《德国年鉴》发表了《德国的反动：一个法国人的笔记》一文，署名：“茹尔·艾利萨”。
巴枯宁在这篇文章中宣称，实现自由是时代的紧迫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反动与民主的根本对立。当代历史是受黑格尔的肯定（现存秩序）与否定（革命）的对立学说支配的。民主作为一种理想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步。“民主本身并不在大量的肯定中表明自己的主张，而仅仅表现为对肯定的否定。”当民主战胜了反动的时候，那时，并且只有在那时，它才不仅仅是否定，“将出现一个质的转变，一个新的、活生生的、鼓舞人的启示，一个新的天地，一个年轻的、强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目前我们所有的不协调将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在这一点达到以前，反动与民主处在势不两立的斗争中。对于相信肯定和否定之间有可能妥协的人，巴枯宁轻蔑地叫他去看看黑格尔的著作，以驳斥他的谬论。妥协与巴枯宁的性格毫不相干；妥协派（或“稳健派”）受到比反动派（或“实证派”）远为尖刻的攻击。“左派说，‘2+2=4’；右派说‘2+2=6'；公正的中间派说‘2+2=5’”。反动派开始被认为是一种不合时代的人。妥协派是这样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这个时代已经感到现存秩序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这篇著名文章的结尾写道〕所有民族乃至全人类都有种种不祥的预感。每一个器官尚未麻痹的人惶恐不安地期待决定命运的未来的到来。甚至在俄国，在我们的很少被了解的、无边无际的、白雪茫茫的帝国里，也许前面有着伟大的未来，风暴的乌云正在聚集！空气闷热，将有一场猛烈的风暴！
因此我号召我们受蒙蔽的兄弟们，忏悔吧，忏悔吧！上帝的王国将要降临了。
让我们相信永恒精神吧，这种精神之所以在进行破坏和消灭，仅仅因为它是一切生活的无穷无尽的和永远创造的源泉。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5]！
《德国的反动》堪称杰作，它用通俗的语言把尊敬的黑格尔变成革命的哲学家。这是一篇出自巴枯宁手笔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严密的作品。它使巴枯宁在进步人士中赢得了全欧的声望。没有人相信文章的作者是法国人茹尔·艾利萨；文章的真正作者很快就传开了。消息传到莫斯科，赫尔岑在日记中写道“他洗掉了过去的罪过，——我完全同他和好了。”消息传给别林斯基，他总是很宽容，指出“米哈伊尔与他寻找上帝的道路不同，但最后相会在同一个天堂里。”他给巴枯宁写了一封热情的信，把他们以前的争吵一笔勾销。波特金也是如此。事实上，文章可以说是以丑恶而可耻的内容赢得了名声。巴枯宁不能设想他写的东西能对俄国当局长期保密；卢格也不能设想，这样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会不引起萨克森检查机关的注意。他两人有理由认为他们在德累斯顿的处境是不安全的、靠不住的[6]。
这对巴枯宁的关系不大，对卢格却很要紧。巴枯宁对他的行动总是不计后果，他对德累斯顿和德国已经有点厌烦了，《德国的反动》一文不仅是他的黑格尔信仰时期的顶峰，也是他向黑格尔的诀别。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德国哲学七年来支配了他的思想。寻找新的牧场的时刻已经到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为宣布自己纲领的文章选择了一个法国笔名，而不是德国笔名。一年前，他偶然看到了拉梅耐[7]的《人民政治》，在书中发现了一种新的令人振奋的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它把整个德国的思辨哲学体系当作似乎从来就存在的东西。大约在《德国的反动》一文发表时，一位名叫施泰因[8]的德国教授写了一本题为《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它第一次向德国人介绍了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和比埃尔·勒鲁的理论。在巴枯宁看来，这些法国著作家们的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方案同德国思辨哲学体系的抽象性相比，似乎很实际、很具体。甚至费尔巴哈本人也是“不现实的”、“纯理性的”；那些其他的德国哲学家连同他们“理论上的救世处方”，也不过是“滑稽剧”而已。新黑格尔派的激进主义是理论，法国的社会主义是实际。哲学只能否定过去，未来属于实干家。巴枯宁一旦这样把这个选择公式化，那对他的这个选择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9]。
※※※
在德累斯顿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人物决定了巴枯宁的选择。1841年在瑞士出版了一本诗集，书名叫《一个活着的人的诗篇》。这本诗集在说德语的国家非常流行，不到两年，发行了六版。这些热情地呼吁政治白由的诗篇是一个名叫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0]的青年人的作品，它是十年来缓慢地赢得阵地的“青年德意志”运动的集中表现。“青年德意志运动”提出把法兰西的进步思想（在那里革命的传统还存在着）当作迟钝的、死气沉沉的、充满市侩气的日耳曼人的模范。白尔尼和海涅[11]是这个运动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他们都是犹太人，流亡在巴黎。“青年德意志”运动既攻击浪漫主义的伤感空谈（虽然有时它也模仿他们），也攻击学术界的形而上学的诡秘。“青年德意志”运动的作家和诗人本身不是活动家，但在理论上他们宣扬行动高于感情和思想。在这两方面，海尔维格是运动的典型代表。
在发表《德国的反动》到保罗和屠格涅夫去俄国之间的短时期中，正值1842年10月海尔维格在德累斯顿的访问。海尔维格在德意志各邦的旅行是一次胜利的进军，受到了所有善良的民主主义者的尊敬。他在德累斯顿同民主主义者相聚了一周，同巴枯宁和居格涅夫住在一起。这是一次幸福的会见。海尔维格似乎很适合填补由于屠格涅夫的离去随即在巴枯宁心中留下的空虚。屠格涅夫是贵族，海尔维格是旅店老板的儿子，但在外表上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这两个人都是美男子（当时有人说，海尔维格有“一双在他所见到过的人中最好看的眼睛”），并且才华出众。在性格上，他们两人都十分自负和放纵，厌恶职业、不负责任。对于他们来说，理想的朋友是这样一种人：即钦慕他们，为他们领路，并把他们的命运安置在舒适的轨道上。同海尔维格相比，米哈伊尔·巴枯宁感到象一个“俄国的乡巴佬”，他再次被保护弱者的诱惑力所驱使。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象海尔维格这样“体质柔弱”的人。这种诱惑力正是严肃的、乏味的、爱讲理论的卢格所缺乏的[12]。
由于巴枯宁发现海尔维格的观点同他自己的观点十分合拍，因此对他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海尔维格讥笑理论家和感伤主义者，自称是实干家。巴枯宁以新信仰的皈依者的全部热情也称自己是实干家。两三年来，海尔维格一直指责德国政治上落后，并从法国寻找出路。两三个月来，巴枯宁的思想也转到了这条相同的道路上。海尔维格再次把他介绍给乔治·桑[13]，后者的为人使巴枯宁懂得了新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意义；他们长时间地讨论她的最后一本名作《康素爱萝》。海尔维格在德累斯顿逗留一周期间，他们发誓要建立友谊并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既有其事业的一面，也有其浪漫的一面。海尔维格新近担任在瑞士出版的一家德文激进刊物《德国信使》的编辑，“茹尔·艾利萨”自然成了受欢迎的撰稿人[14]。
海尔维格于1842年11月2日离开德累斯顿，在普鲁士境内度过了活动频繁的八周，用十天时间同一个富有的犹太丝绸商的女儿订了婚。一周以后，即11月9日，他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召见。威廉四世以一种执拗的激动的口气向这位民主派诗人保证，他喜欢“正直的反对派”。这个奇特的姿态的主要动机也许是出于好奇心，但这并不妨碍数天后颁布禁止《德国信使》在普鲁士发行的命令。海尔维格以为自己如同迅速地征服了他的新娘一样征服了国王，向弗里德里希-威廉递交了一封抗议信。或者是出于偶然的机会，或者是故意这样做，他听任这封信刊登在报刊上。由于这种轻率行事的结果，他接到了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的通知。12月29日，海尔维格离开柏林。萨克森当局不允许他在莱比锡逗留，他径直去瑞士[15]。
巴枯宁突然地、意外地决定在海尔维格的隐居地同他合作。恶名远扬的《德国的反动》已使他忧虑重重，现在他同海尔维格的合作进一步连累了自己。他开始担心萨克森当局会逮捕他，并把他引渡给俄国。正如他后来承认的，这是过早的担心。对于他来说，不需要象“小鸡见到老鹰”一样地逃走。如果说惊慌不安是他逃走的唯一动机，巴枯宁这次过分谨慎的行动在一生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是还有一些其它原因。巴枯宁完全被他的新朋友迷住了。鉴于海尔维格最近的一些冒险活动，他的光辉形象更加闪闪发光。同海尔维格的分离使他难以忍受。巴枯宁后来在《忏悔书》中写道如果海尔维格去美国，他将会跟他一起去。还有一个更为卑劣的考虑也是不能忘记的。当巴枯宁迁往德累斯顿时，他在柏林欠了一笔债务。现在他在德累斯顿的债款，包括从卢格那里借的，实际总共超过二千塔勒。迄今为止，他一直用可望从他的双亲或者从屠格涅夫那里得到接济来搪塞他的债主。但是情况变得更加难堪了，他又向卢格借了二百五十塔勒。1843年1月初，他赶紧去找海尔维格[16]。
在德累斯顿，也许只有两个人对巴枯宁的离去真诚地感到伤心。早在几个月前，在保罗和屠格涅夫离开前，他就认识了国立艺术学院一位年轻的音乐教师阿道夫·赖歇尔，他有一个妹妹叫玛蒂尔达。巴枯宁的为人给兄妹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去他们家听赖歇尔演奏他最喜爱的贝多芬乐曲；赖歇尔不在，就同玛蒂尔达聊天。对于玛蒂尔达来说，这些随便的聊天是“灵魂的第二次洗礼”。然而，尽管这些交谈在她看来并不太长，她仍注意到巴枯宁总是匆匆离去。不久就清楚了，命中再一次注定他激起的是一种他不能回报的热恋。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信告诉他的弟弟阿列克斯，他“试图陷入爱情之中，但没有成功。”他写信给保罗说，他“至今没有见到过她，并且也许永远不会见到她。”可怜的玛蒂尔达没有什么指望了。但是，后来她虽然结婚了，但还忠实地惦记着巴枯宁，给他写了些带有虔敬情调的信，七年后还试图到狱中去探望他。毫不关心政治的文质彬彬的音乐家阿道夫·赖歇尔三十多年中一直是巴枯宁最忠实、最坚定的朋友[17]。
巴枯宁同海尔维格在卡尔斯鲁厄会合。1843年1月6日，他们到达斯特拉斯堡一一巴枯宁在法国境内的第一站。几天后，他们抵达苏黎世[18]。
[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4卷第103页。
[2]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5—66页。
[3]这个时期有一本题为《谢林与启示》的抨击谢林的匿名小册子，以前被认为是巴枯宁所作，但现在已断定是恩格斯的作品。
[4]贾科莫·迈耶比尔（1791—1864），音乐家，欧洲歌剧音乐的著名代表。——译注
[5]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26—148，183页；第4卷第103页；《卢格通信集》，第1卷第273页。
[6]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3卷第96页；《别林斯基书信集》，第2卷第317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48页。
[7]费里西德·拉姆耐（1782—1854），法国神父、政治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译注
[8]罗仑兹·施泰因（1815—1890），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译注
[9]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2—64，154，175—176页，第4卷第103页。
[10]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译注
[11]卡尔·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37），德国政治家和文学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译注
[12]《海尔维格通信集》，第24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83—184页。
[13]乔治·桑（1804—1876），著名法国女作家、浪漫主义的民主派。——译注
[14]《卢格通信集》，第1卷第284页；《海尔维格通信集》，第272页。
[15]《海尔维格通信集》，第25—37页。
[16]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2—173，209页，第4卷第104—105页；《卢格书信集》，第1卷第307—308页。
[17]波隆斯基编：《巴枯宁传记资料》，第2卷第388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07，164页。
[18]《海尔维格通信集》，第104，113页；《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72—173页（该书第461页注错了一个日期）。 |
第八章两个世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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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革命的冒险家
第八章两个世界之间
柏林世界。普列姆希诺庄世界。孤身欧洲。
米哈伊尔·巴枯宁并没有因斯坦凯维奇去世的噩耗而挫伤自己坚定的乐观主义情绪。他说，这种结局是“彻底战胜死亡，是有福气，是不朽的表现。”瓦瓦娜写道，她又一次觉得充满希望、平静、爱和感激。现在，瓦瓦娜又伶仃一人，身边带个孩子，来到柏林和弟弟住在一起，他们租了间备有家具的房子住下，共同料理家务。由于年迈的亚历山大。巴枯宁不知道瓦瓦娜和斯坦凯维奇上次旅行的秘密，所以坚信瓦瓦娜与米哈伊尔在柏林会面是预先安排好的计划的一部分，故意瞒着他的，他写信严厉地训斥米哈伊尔不老实。这个老头子不起疑心时就受骗，疑心受骗时却又没有人骗他，真是命该如此[1]。
年轻的巴枯宁在柏林不多几天就碰见了俄国的另一位蓝眼睛的大汉，这个人就是伊万·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比他小四岁，日后总有一天名声比他还要大。伊万。屠格涅夫已在国外两年，知道外国大城市的那一套。巴枯宁尽管天生就很自信，但面对着一座陌生的都市还是手足无措，所以他此时此刻见到任何一个本国同胞都会去和他拥抱，哪怕是碰到和屠格涅夫比较起来吸引力较小，而又和自己更不能相比的人也是如此。不出几天——或许不出几小时，两人就建立了终身友谊。
伊万·屠格涅夫是一个寡妇的次子。他二十岁时摆脱了母亲的束缚。廿五岁时，他却又套上了保琳·维亚多特的桎梏、这种桎梏后来继续了四十年。在这两件大事期间，他崇拜过几位名气不大的人物，其中一位就是尼古拉·斯坦凯维奇，是出国后的头一个秋天在柏林遇见的，在斯坦凯维奇去世前的那一年又在罗马见了一面。
崇拜斯坦凯维奇就表明信仰黑格尔和思辨哲学，虽然哲学在年轻的屠格涅夫的思想上没有生根。但是，他对这种时髦的东西是很称道的。斯坦凯维奇现已去世，所以他需要另找一个崇拜的对象，他遇到了斯坦凯维奇的学生和朋友巴枯宁。
〔会面后不到六个星期，他写信说道〕斯坦凯维奇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们至死也不分开。我简直不能说，也说不出我多么感谢你。我的感情就像大海的波涛久久不能平静，不知用什么言词来表达。我在那本百科全书[2]的扉页上写道：1840年6月24日，斯坦凯维奇逝世。下面一行：1840年7月20日[3]，遇见了巴枯宁。在以往的半生中，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值得追忆的往事。
同样，巴枯宁对他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写信给普列姆希诺庄的姐妹们说：“除了你们、贝叶尔姐妹和斯坦凯维奇”外，屠格涅夫和他“最称莫逆”[4]。
这两位朋友很快就变得形影不离了。巴枯宁觉得跟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以及跟一个愁眉苦脸的母亲一起生活有许多不便之处，于是在10月间就和瓦瓦娜分开，搬到屠格涅夫附近的一套房间里。友谊之花初开之际，这两位年轻人一夜又一夜地畅谈他们的信仰、理想和抱负。屠格涅夫紧挨火炉，巴枯宁平躺在长沙发上，或者沿着菩提树大街漫步，到他们喜欢去的咖啡馆喝咖啡，那里有外文报纸可供阅览。他们高大的身材和漂亮的、富有表情的容貌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巴枯宁爱当导师，而屠格涅夫爱做徒弟，两人一拍即合。巴枯宁感到更高兴的是，他发现屠格涅夫的钱包好象寡妇的坛子[5]，取之不尽，可作为贷款的来源，借多借少都行，只要含糊答应在遥远的将来还账就可以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结合是很理想的[6]。
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巴枯宁不认真是不行的。对于斯坦凯维奇的每一个信徒来说，柏林是哲学的故乡，尽管黑格尔已去世九年了，但是，在柏林，谈到哲学指的就是黑格尔体系。韦尔德尔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也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他的见解大都只在课堂上发表。巴枯宁热切地盼望拜他为师。他兴致勃勃地引用《浮士德》中的学究的话说，“尽管我知道得很多，但是我还想知道所有的东西”。他求学心切，甚至连10月份大学新学期开学都等不及。他从一个学生那里借了韦尔德尔关于逻辑学的讲课笔记，不仅自己学习，而且还动手抄下来寄给弟弟保罗。新学期开始后，他经常去听韦尔德尔的哲学课，还上美学、神学和物理学课；课余，玩跳栏和骑马。巴枯宁和屠格涅夫一样，满怀信心地盼望着他们将在柏林一起度过不寻常的冬天。
这项雄心勃勃的学习计划实际上完成了多少，已无从稽考，但是，巴枯宁正式进了大学，并获得文凭，说他是高材生；他和屠格涅夫经常去听韦尔德尔很少有人上的逻辑学后，已赢得了“热心的黑格尔学者”的声誉。后来，他偶然遇见受浪漫主义者崇拜的谢林。后者有点令人失望，巴枯宁认为他的讲座“有趣但却无聊”。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热情地参加他的祝寿活动。当学生们的火炬队伍聚集在这位老人的门前时，巴枯宁洪亮的呼叫声在雷鸣的欢呼声中听得一清二楚。一位旁观者活灵活现地描绘说：他的整个面孔变成“一个张开的大嘴”。正象他喜欢各种自发的人类活动一样，巴枯宁为热闹而喜欢热闹，他总是情绪激昂地参加大学的活动，虽然并不经常[7]。
社交活动对他也有不少吸引力。一到柏林，巴枯宁氏就不乏往来的朋友。在俄国人中，有曾与瓦瓦娜一起为斯坦凯维奇守灵的埃弗莱莫夫；有巴枯宁第一次遇到的姓弗罗洛夫的斯坦凯维奇的两个朋友。还有一个生于波罗的海省的德国血统的男爵写道他曾同巴枯宁和屠格涅夫一起度过许多夜晚，喝俄国茶，吃干切牛肉，但他谦虚，没有说出自己的大名。事隔不久，卡特科夫也来了，表面上受到了亲切的欢迎。柏林使巴枯宁感到很兴奋，使他忘记了各种不愉快的往事。只有卡特科夫还感到尴尬。多年以后，在他的回忆录里，只是以轻蔑的口气提到巴枯宁，进行报复。在德国人中，还得提一提弥勒-斯特吕宾格，整整十年，此人的行当就是把俄国旅游者引进德国的纯思想和狂饮的迷宫之中。弥勒-斯特吕宾格是个新闻记者，作家，艺术、音乐、戏剧评论家，也是一位哲学家。青年时期，他醉心于政治。这种空想使他坐了五年牢。目前，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大多数到柏林来的俄国人都有钱，而且很慷慨；为了感谢他的效劳他们请他吃施特拉斯堡的小馅饼。除喝啤酒，谈艺术，讲思辨哲学以外，吃这种饼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此人所起的头等重要的作用也许是帮助包括巴枯宁在内的许多俄国人形成一种对典型的德国形象固定不变的看法，那就是：好谈思辨哲学、多愁善感、无所不在、仁慈和蔼、贪吃贪喝、尤其是极端荒谬可笑[8]。
巴枯宁和屠格涅夫圈子里最有名的德国人是万哈根·冯·恩赛。他是一位退休的外交官，有文学鉴赏力和写传记的才能。他曾参加过维也纳会议[9]；也曾代表普鲁士国王出使符腾堡官廷。天生的爱好和外交的经验使他成为一个追逐名人的老手。他追到手的最有名的人物是德国浪漫派的无冕皇后拉埃尔。列文，并娶她为妻。那时正值晚年，他忙于编辑亡妻的文学遗著，详细地记日记，搜集手稿，赞助文学艺术的新运动。在三十年代后期，普希金的名字已越过普鲁士的东部边境，俄国文学成为风靡一时的崇拜对象。万哈根对此表示热烈支持，并在柏林寻找象斯坦凯维奇和格兰诺夫斯基这些在文学上有名望的俄国人，而且还请斯坦凯维奇的朋友尼维罗夫教他学俄文。
巴枯宁第一次和万哈根相识是很奇特的。一天上午，他因丢失一封尼维罗夫托他转交给万哈根的信而去向他道歉。去时，万哈根还未起床，但这并没有使他感到有伤尊严，他仍然镇定自若。他接待了这个年轻人并原谅了他。老练圆滑、消息灵通的万哈根想起巴枯宁曾将蓓蒂娜与歌德的一些通信译成俄文出版。他问那些书信是否已经全部译完，巴枯宁撒了个大谎，说已经译完，但丢失了原稿。万哈根认为他的客人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心胸开阔、思想高尚”。但是，他没有把谈话的其余内容记入日记。赫尔岑曾谈到急于“投身于现实的旋涡中去”的巴枯宁和屠格涅夫如何拜访万哈根，并求他给他们介绍“一位漂亮的女演员”。但是，这些话不大可靠。这类事对巴枯宁没有用屠格涅夫也不需要万哈根牵线。万哈根介绍给他们的这位女士实际上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名叫亨利埃特·舒曼，不过，她并不年轻，长得也不漂亮；已经离开舞台进入沙龙，想竭力保持不朽的拉埃尔传统。为了去拜访她，这两位年轻人身穿上等天鹅绒马甲，一个穿绿颜色的，一个穿紫颜色的。万哈根还把巴枯宁介绍给蓓蒂娜·冯·阿尔宁。她已年逾半百。据一个同辈人说，她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女人”，“一点也不漂亮。头发是染过色的，简直没有梳过。身穿一件旧黑色丝绸外衣，随随便便，看上去很不顺眼”。巴枯宁还在青少年时，蓓蒂娜的书信曾给他留下过浪漫的印象，现在见到她本人，他的印象毫无疑问地就不那么浪漫了。不过，他还是去拜访过好几次，并且每次通常都达三小时之久[10]。
巴枯宁和屠格涅夫活动在一个五花八门的世界性的都市社会里，社会活动也和其成份一样各不相同。每逢星期三，人们纷纷参加贝多芬音乐会，音乐会上轮流演奏大型的交响乐。听哪个交响乐倒是大有讲究的。贝多芬那时还不是公认的第一流作曲家，只是把德国理想主义谱进音乐。用赫尔岑的话说，四十年代的年轻浪漫主义者“不把罗西尼放在眼里，对莫扎特取默认态度（虽然也认为他幼稚、软弱），对贝多芬的每一个和弦则从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音乐会后，——其他夜晚也常常如此——他们就在瓦瓦娜的寓所碰头。她住在四层，房间舒适雅致。窗台上摆着各种花草，金丝雀在屋里飞来飞去，鸟笼里还养着一只红腹灰雀；米哈伊尔、屠格涅夫帮她给客人们递俄国茶和熏舌肉。他们晚上或者朗诵文学作品（一天晚上，朗诵了拜伦的德文译本《该隐》，或者讨论哲学、艺术。只是不谈政治，因为时事政治与永恒不变的真理比较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大名鼎鼎的韦尔德尔本人有时也在这里露面，因为听完他的德国学生无聊的空谈以后，对巴枯宁的“直言不讳”倒觉得清新。一次，他给他们朗诵自己写的诗剧《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第一幕。有一次，他谈到形而上学可以保护灵魂不朽，这就使得瓦瓦娜完全打消了疑虑。瓦瓦娜给姐妹们写信说：“我们简直一时一刻也不平静”。这些年轻人可能发现同家里人讲他们的目的和成就是很难讲清楚的，但毫无疑问，生活是丰富的、严肃的、是非常有意义的[11]。
※※※
尽管这些新经历使巴枯宁感到激动振奋，但在西欧，他仍是个局外人。1840年夏，他在喀琅施塔得上船，并没有想过要脱离他的国家，而且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再也不会作为一个自由的人而重新踏上俄国的土地。甚至1842年春，他仍然认为，或者使他的朋友也认为，他的奋斗目标是得到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的讲席。在他到达异国的头几个月内，他一直念念不忘普列姆希诺庄，他大量的书信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最美好的愿望是希望那些和他相亲相爱的人来分享他暂留国外所取得的精神上和知识上的一些收获。
他首先想到的是保罗。从年龄上讲，尼古拉是仅比米哈伊尔略小的一个弟弟，但思想上却与他不接近，况且他马上就要结婚了。他最喜欢保罗。保罗和他一样爱好哲学，也切望拜韦尔德尔为师。他肯定要来柏林。父母也不会反对，因为屠格涅夫会借钱给他的，保罗本人出国确定后，一定会提出把米哈伊尔所心爱的塔蒂安娜带出国的问题。1841年春，米哈伊尔给普列姆希诺庄的书信，谈的都是这些计划。
就塔蒂安娜而言，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离开米哈伊尔她就失去了战斗力。她天生太重感情，不是出于父母内心同意的事，她是不会提出来的。保罗出国的事父母很快就同意了。巴枯宁家兄弟和贝叶尔姐妹只要一见面，就会产生感情上的纠葛，保罗和亚历山德拉·贝叶尔已经陷入了这种感情上的纠葛。保罗廿一岁，亚历山德拉比他大几岁。亚历山大。巴枯宁这一次想用送儿子出国旅行的办法来转变其思想。1841年8月，即米哈伊尔出国一年零一个月之后，保罗也到了柏林[12]。
他走得实在太仓促，没有来得及写信告诉瓦瓦娜和米哈伊尔。他们已离开柏林到德国西部去进行夏季旅行了，也没有留下地址。保罗追踪去找，最后一直追到埃姆斯——俄国旅行者向往的避暑胜地一一才找到他们。他们在埃姆斯一起玩了几个星期，游览了法兰克福，参观了鲁特岑战场和古斯塔维斯·阿道弗斯纪念碑，又前往美丽的城市德累斯顿。瓦瓦娜和保罗决定在那里过冬。这种兄弟姐妹分开的决定意味着对他们感情上有某种压力。米哈伊尔1841年10月独自一人回柏林从事哲学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单独一人生活在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13]。
他说单独一人生活，是因为屠格涅夫已回到俄国。他得到米哈伊尔的“完全赞同”。此时正在普列姆希诺庄进行六天盼望已久的和关系重大的访问。他是一位着了迷的，同时又是使人着迷的客人。他仪表党堂，举止大方，使每个人都着了迷，其中包括阿列克斯，他和阿列克斯摔跤，被摔倒时，地板都颤动了；还包括亚历山大，他和他一起画过漫画；还有塔蒂安娜，她早就崇拜米哈伊尔的这位朋友，一下子就深深地爱上了他。塔蒂安娜廿九岁，或许除一时对别林斯基有过好感，只爱米哈伊尔所其他几个弟弟之外，她还没爱过任何人。但是，米哈伊尔走后，那种起支配作用的施加在她感情上的不自然的约束就不存在了。在短短的六天中，她心中充满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激烈的感情，她已经进入了甚至连米哈伊尔也无力使她进入的境界。
他们于12月在图尔卓克相会，次年春天又在莫斯科相会。屠格涅夫对他朋友的这个姐姐颇有好感。不过，他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他可没有巴枯宁那种用高尚的情感与玄学式的学究气把简单的异性之间互相吸引的现象复杂化的天生气质。与其说他是好逢场作戏，还不如说他爱追求享乐。他回国后，曾与他母亲的女裁缝、一个金发女人私通，不久就生了一个孩子。在他生活的日程中，根本没有考虑到塔蒂安娜·巴枯宁，这个渴望得到爱情，害了相思病的女子虽整夜悲泣，但已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一封尚存的信记载着：她1842年夏天给屠格涅夫写信说她的爱情是“无人过向、无人需要”的，是绝望的爱情，既不提什么条件，也谈不上有什么自尊心。但她还是有点自尊心的。米哈伊尔居然会依赖、现在仍部分依赖屠格涅夫的周济过活，而又无力还债，这使她感到恼怒[14]。
此时，米哈伊尔不知道塔蒂安娜的悲剧，也不管屠格涅夫给不给钱，在柏林多罗特恩街住上了单套房间。他几乎只与德国人来往，例如弥勒-斯特吕宾格及其他一些只不过是偶尔知道名字的人[15]。他在听讲座的单子上又加上了谢林（“启示哲学”）和兰克（“现代历史”），为了消遣解闷，还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勾起他对故乡普列姆希诺庄以及住在德累斯顿的瓦瓦娜和保罗的思念。他右腮上长了个疖子，弄得他一星期不能好好睡觉，后来又犯了牙痛病。他写信给普列姆希诺庄的姐妹说：“对我来说，独居总是有益的，可以迫使我自我反省”。但是在他1841年冬季期间的书信中流露出失意和悲观的情绪。很明显，他正面临生活中的危机[16]。
※※※
瓦瓦娜和保罗返回普列姆希诺庄断绝了米哈伊尔和家乡的最后的个人联系，危机也就发生在这个时候。瓦瓦娜首先回国。自去年春天以来，就一直讨论她回国的事。当时，亚历山大·巴枯宁写信要女儿回国和她丈夫和好。父母出面干涉激起了米哈伊尔的反抗激情。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闻到了打仗的气味。他声称，除非保证瓦瓦娜及其孩子不受其丈夫干预，否则让她回国就是一种罪过。巴枯宁根本不相信父亲，因为他完全站在迪亚柯夫一边；他还委托已回俄国的屠格涅夫，“与尼古拉弟弟商讨关于瓦瓦娜回国的问题”。和过去一样，瓦瓦娜在渴望自由和同情丈夫之间徬徨，这种同情和隐藏在内心的尊敬交织在一起。米哈伊尔对迪亚柯夫的态度既冷漠而又有点鄙视，对她本人的态度也很专横，这使她又一次感到不满。但她知道米哈伊尔对她有支配力量，有时还有点怕他。尽管她不愿意米哈伊尔取胜，但到头来，米哈伊尔总是胜利者。此时米哈伊尔给塔蒂安娜写信谈到瓦瓦娜“如何反抗，决计不听别人的话，每件事情上都很任性，然后又屈服了，这次又是这样”。
这场斗争一直延续了好几星期。1841年11月，瓦瓦娜从德累斯顿给米哈伊尔寄来一封给丈夫写的信，想征得他同意。他觉得这封信屈从的口气太重，便轻蔑地把它撕掉，替她另写了一封信寄去。几天后，米哈伊尔收到尼古拉的一封信，他已充当了迪亚柯夫的调解人。迪亚柯夫答应不打算见瓦瓦娜，也“决不会常常去看儿子”。有了这些条件，米哈伊尔最后“同意”瓦瓦娜回国。但是，冬天无法上路，所以她直至1842年6月才动身。在最后几个月里，姐弟之间似乎很少通信。圣诞节时米哈伊尔去德累斯顿看望瓦瓦娜和保罗，但是瓦瓦娜没有再见他一面就离开德国了。
〔瓦瓦娜回国后，他写信给她说道〕我们尽力相互了解，做朋友。可是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不怪我，也不怪你……我并不否认我时常是很苛刻的，伤害了你的感情。但是，相信我，瓦瓦娜，这样做也同样伤害了我。我每时每刻都深感后悔，你应当谅解我。此外，我苛刻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尽力想做你的朋友。我想用强迫去做那些不能通过强迫来做的事。我承认，这样做很幼稚。我向你发誓：我今后永远不这样做了。
但是，瓦瓦娜已经不信邪了。于是在这一家的孩子们中出了个叛逆者，米哈伊尔又失去了一个与普列姆希诺庄的联系[17]。
保罗仍留在德国。瓦瓦娜走后不久，在大学学年结束时，米哈伊尔从柏林回来看保罗，8月份，屠格涅夫刚从俄国来，也到了德累斯顿。可是屠格涅夫不再象去年那样慷慨解囊了。他要用钱完全得看母亲高兴不高兴，他的母亲很富有，也很任性。她已经对儿子提供很多钱使他的朋友靠他的资助为生感到讨厌。经济拮据肯定不是令人愉快的事。“告诉父母”，米哈伊尔给阿列克斯写信挖苦道：“我们正学着靠喝西北风过日子，不过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个本事”。有一家姓耶泽柯夫的俄国人住在德累斯顿。他们第一次在埃姆斯见过面。米哈伊尔为人古怪，他对这家孩子的母亲颇有好感；而保罗则对这家的女儿更有好感。还在瓦瓦娜回国前，哥俩就向耶泽柯夫家借过钱，现在无法还债。还有一种更为干脆的强行借债的办法。要不是得到一笔意外的钱，米哈伊尔写道，他们肯定“就要坐班房了”。
一定要想办法解救危难。在国外呆了一年，保罗并没有产生研究哲学的强烈愿望。但是，这一年也没有白过。这一年使得这位年轻人对亚历山德拉。贝叶尔的深情的幻想破灭了。亚历山德拉并不把这种变化归咎于青年人的反复无常，而是归咎于米哈伊尔的影响。保罗没有理由再延期回国了。屠格涅夫将于11月份回国，米哈伊尔一定要保罗和他同行[18]。
作出这个决定还出于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动机。这几个月来，巴枯宁的思想和抱负逐渐有了转变。去年冬天，他洋洋得意地给亚历山德拉。贝叶尔写了一封信（这大约是他给多情的两姐妹写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除非她们来德国看望他，否则“我们就不太可能再见面了”。就在同时，他还在给普列姆希诺庄姐妹写的一封信的附言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们还有见面的一天吗？天晓得！”1842年夏天，他离开柏林移居德累斯顿。他这样做不仅抛弃普鲁士的首都移居萨克森的首都，他还放弃了哲学和学术生活，开始搞新闻和政治了。这种改变的必然结果是他永远也不能回到搞政治是非法的国度一一俄国了。他玩的时间够长了，现在是把抱负变为现实的时候了。在给普列姆希诺庄的信中宣布他的决定时，他引用了《浮士德》的诗句：
还要我象孩童那样玩耍，我已太老了，
但要我去实现自己的抱负，我又太年轻。
巴枯宁仍旧深深地爱他的姐妹和弟弟们，并将永远爱他们。但是，冒险的生活使他们分道扬镳，使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要在德国再逗留一年，然后也许要去法国。奇怪的是，这封信的口气是实实在在的。他同时还给尼古拉写了一封信，恳求将父母应分给他的家产卖掉，所得款项由他自己处理。这份拟议中的应该分给他的父亲的财产就象鬼火一样，老是缠着他不放，欲得不能，一直闹了大约三十年[19]。
米哈伊尔不能无动于衷和冷静思索了。和保罗的分别从根本上使他发生了动摇。他已抛弃了祖国，这对他倒无关紧要。但是，普列姆希诺庄，普列姆希诺庄的河流、森林、姐妹们和弟弟们，这一切对他都是至关紧要的。1842年11月3日，在德累斯顿火车站和保罗告别时，他意识到，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他就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次日，他提笔给普列姆希诺庄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他的书信中是独无二的。如不详细引用这封信，就不能对它作出公正的评判：
保罗和屠格涅夫走了。明天我把这封信寄到柏林去，他们将在那里逗留三天。我一离开他，我就又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和你们、普列姆希诺庄、俄国以及我过去的一切告别了。保罗是我亲爱的普列姆希诺庄的最后一个知音，他走了。他不在这儿，就如同你们也不在这儿。再见吧！再见我周围都是陌生人，听到的都是陌生的声音，听不到家乡的声音了。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如此喜欢这种声音，我现在才知道我和你们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一边给你们写信，一边就象一个婴儿一样放声大哭，我多么软弱无能啊！但是，我不想对你们隐瞒这一点。我好长时间未能和你们谈话了。保罗一走，就象挖了我的心一样，我又想起你们了，为了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你们永远告别，我才想到你们的……我还是只身一人好，这样我可以哀泣，以前，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眼泪……是的，我深信这是我最后一次流泪。我再也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了，因为我已失去了一切，和一切都告别了。再见，朋友们，再见吧！
亲爱的塔蒂安娜，把我的画像挂在你的房间里吧。我是为你才画这张像的。或许它可以使你记住我。老实说，朋友们，对你们来讲，我已经变为一个你们一无所知的鬼魂了。我的画像和保罗讲的话会使我复活。瓦瓦娜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她以前不了解我，甚至现在还不了解我。
记得吗？一个秋天的深夜，我们在罗帕蒂诺和米特尼茨森林之间的一排灌木树篱里是如何憧憬未来的美景的吗？你们还记得一群白鹤在空中展翅飞翔的情景吗？现在白鹤离开你们飞向我们逗留的国家。你们还记得我们在米特尼茨森林散步的情景吗？今年夏天，你们还是沿着我所喜爱的小道散步的吗？我种在小树林里的几棵树长得怎么样了？一年春天，在复活节前一星期，我们在那里点起了堆篝火。当时，吕波夫病危，她坐在马车上和我们一起玩……后来，我走了。上帝啊！当我跟爸爸告别时，我伤心死了，要离开我可怜的令人尊敬的父亲时，我是多么悲痛啊。他希望我们幸福但却毁了我们的一生。这是因为他不忠于自己的信念造成的。现在，他已经完全把我忘了。他要是知道我是多么爱他，该有多好啊！朋友们，请好生照料他，他受了一辈子罪，命运本来应该更好一些的。后来，我们坐马车一起去科泽特希诺；姐妹们，你们记得那天傍晚我们是怎么分手的吗？你们当时是否认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阿列克斯，你还记得吗，我们三人乘车边走边哭以及丛林中的画眉歌唱的情形吗？……
伟大的前程还在等待着我。我不能上种种不祥预感的当。啊！哪怕我能实现我心中理想的一小部分，我就别无他求了。我不再要求幸福，我也没想过幸福。工作，为神圣事业艰苦地工作就是我的要求。摆在我面前是广阔的天地，我的作用也是不可小看的。
我还是很悲伤，但是我的悲伤将会结束的。这是我离开俄国的最后一次悲痛。现在，我又坚强起来了，无所畏惧，昂起头，整装待发。朋友们，要记住海外还生活着一个永远是你们的朋友、渴望得到你们爱的人，因为离开了你们，他在世上就无家可归……
朋友们，分别了，再见吧！招招手，我们将生活下去，决不回头。
过去，巴枯宁太年轻，不知道怎样生活。两星期之后，他兴高采烈地写信说，他参加了一次宫廷舞会，和法国驻德公使夫人跳过舞[20]。
[1]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16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8、27页。
[2]显然是指黑格尔的《哲学全书》。
[3]这个日期既不正确，也不是俄历（虽然斯坦凯维奇去世的日期是西历），巴枯宁于7月3日或25日抵达柏林。
[4]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52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59页。
[5]典出《圣经·列王记》第17章第12节，意指取之不竭的钱包。——译注
[6]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5，40，44—45，85页；安年科夫：《文学回忆录》。
[7]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0，18，32—33，37，78页；德拉哥马诺夫编：《巴枯宁书信集》，第20页。
[8]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14卷，第314—315页；《俄罗斯古风》（1881年五月）。
[9]指1814年10月1日至1815年6月9日在维也纳召开的俄、英、奥、普等国参加的会议。——译注
[10]《万哈根日记》，第1集第232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8卷第235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85—86，93，266—267。蓓蓓娜·冯·阿尔宁的“当代的报导”将在鲁西·科恩处找到，见《路特希尔德夫人和她的女儿们》（1935年）。
[11]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22，43，66，86页；列姆克编《赫尔岑文集》，第8卷第11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在国外旅居的年代》，第16，42页。
[12]斯切克洛夫：《巴枯宁传》，第1卷第93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44—45，51—53，58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68，71页。
[13]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73页；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0，65，67，69—70页；第4卷第132页。
[14]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75—77，115—116，222页。
[15]1841年10月恩格斯来到柏林，也住在多罗特恩街，而且也听韦尔德尔和谢林的讲课。但是这两个青年许多年之后才见面。
[16]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6—67，73—74，92页。
[17]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55，70—73，78，92—93，117—118页。
[18]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65，108，119—120页；科尔尼洛夫：《巴枯宁旅居国外的年代》，第215页。
[19]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91，94，115，120—122，125—126页。
[20]斯切克洛夫编：《巴枯宁著作和书信集》，第3卷第148—153，161页。 |
《巴枯宁传》（196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巴枯宁传（1961）
MichaelBakunin
巴枯宁传
（1961）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EdwardHallettCarr）
译者：宋献春/王兴斌/卢荣基
第一卷浪漫的青年时代
第一章叛逆者的诞生
父母及少年时代。彼得堡。年轻的一代。弃职还乡。
第二章爱情与形而上学
斯坦凯维奇和娜塔丽。同胞之情。康德和冥想生活。
第三章浪漫的盛夏
莫斯科。米哈伊尔和塔蒂安娜。费希特式的幻想。
第四章严峻的现实
别林斯基与现实。浪漫的拙劣模仿。
算五章兄弟姐妹
吕波夫的悲剧。瓦瓦娜的解放
第六章黑格尔与别林斯基
黑格尔与复兴。现实的和合理的。与别林斯基的决裂。
第七章出逃
标记时期。莫斯科丑闻。柏林的魅力。出逃前夕。
第二卷革命的冒险家
第八章两个世界之间
柏林世界。普列姆希诺庄世界。孤身欧洲。
第九章告别哲学
黑格尔与革命。破釜沉舟。海尔维格与逃跑。
第十章逗留瑞士
瑞士天堂。负债与名誉。魏特林与共产主义。
第十一章巴黎的生活
布鲁塞尔和巴黎。马克思与蒲鲁东。俄国的回忆。赫尔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
第十二章革命的前奏
自由和波兰。重返布鲁塞尔。
第十三章1848年
火已点燃。德国的冒险。布拉格和斯拉夫人。普鲁士的放逐。
第十四章一个革命者的信念
《告斯拉夫人书》。抛弃资产阶级。斯拉夫人的解放。俄国农民。
第十五章失败
阴谋与乐观主义。巴枯宁在德累斯顿。德累斯顿起义。失败和被捕。
第三卷入狱
第十六章萨克森和奥地利的铁窗生涯
萨克森监狱。萨克森的审判。布拉格和奥尔米茨。奥地利的审判。
第十七章俄国
《忏悔书》。监狱内外。上诉和流放。
第十八章西伯利亚的冒险
结婚。穆拉维约夫。周游世界。
第四卷复出
第十九章初到伦敦
奥塞特公寓。英国的联系。斯拉夫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回忆。
第二十章政治野心
观点与阴谋。旧教派。俄国农民。土地和自由社。
第二十一章波兰
起义前夕。巴枯宁上阵。沃德·杰克逊号的航行。后果。
第二十二章瑞典插曲
瑞典人和芬兰人。凤凰饭店的宴会。退出。
第二十三章佛罗伦萨
意大利印象。会见马克思。巴枯宁建立兄弟会。
第二十四章那不勒斯
慷慨的公爵夫人。国际兄弟会。退出意大利。安冬妮。
第五卷巴枯宁与马克思
第二十五章和平和自由同盟
日内瓦代表大会。巴枯宁加入国际。巴枯宁退出同盟。
第二十六章同盟的诞生
第一次运动。国际兄弟会的解散。巴枯宁在汝拉。同盟加入国际。
第二十七章巴塞尔代表大会
日内瓦的准备。巴塞尔代表大会。争论和反驳。巴枯宁退居洛迦诺。
第二十八章涅恰也夫事件
冒险家的胜利。权宜之计种种。羞辱和分手。
第二十九章里昂的惨败
普法战争。“英勇的上校”。里昂的革命。逃跑。
第三十章同盟的势力
瑞士的分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何谓同盟。
第三十一章马克思和巴枯宁的斗争
备战。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
第六卷暮年
第三十二章最后的计划
苏黎世移民。斯拉夫阴谋。重返洛迦诺。老将解甲。
第三十三章巴郎娜塔
意外的收获。喜剧和悲剧。巴郎娜塔的结局。
第三十四章“房产主”之死
巴枯宁在洛迦诺。疾病和衰弱。最后几个星期。
参考书目
感谢闲汉、群安马议员（第4-7章）收集、录入并校对 |
书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工作和遗产（﹝英国﹞林赛·日耳曼（LindseyGerman），2023年4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
书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工作和遗产
﹝英国﹞林赛·日耳曼（LindseyGerman）Sunrain译、日土兀校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工作和遗产》（TheLife,WorkandLegacyofFriedrichEngels–bookreview）
由EberhardIllner、HansAFrambach和NorbertKoubek编，Bloomsbury出版社2023年版，共360页。
〔说明〕林赛·日耳曼（LindseyGerman）认为，这部关于恩格斯生平和工作的论文集并没有给予恩格斯革命性著作的重要性应有的重视。
原文链接：TheLife,WorkandLegacyofFriedrichEngels–bookreview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曾宣称，他很乐意充当他终生好友卡尔·马克思（KarlMarx）的副手。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正如他在后者的葬礼上所说的那样，他“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一个简单的事实，迄今为止被意识形态的过度增长所掩盖，即人类必须首先吃、喝、有了衣食住行，才能搞政治、科学、艺术、宗教”，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这种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
然而，以任何严肃的标准来看，恩格斯本人都是一位重要的知识分子、作家和政治人物：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在1840年代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时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至今仍是一部重要的、相关的研究，他与马克思的合作产生了大量的理论和政治著作，并且终身对从美国内战到188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运动重生的当今政治问题发表了评论。他会说和/或阅读多种语言，在马克思生前和生后都直接介入政治辩论，并且是革命运动——无论在哪里发生——的支持者。
革命性的伙伴关系
两人的早期合作发生在1840年代，当时正值欧洲革命浪潮的高潮。1842年兰开夏郡宪章派大罢工之后，出生于德国的恩格斯前往曼彻斯特，在他父亲的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发现了两件事：工业革命对这座被称为“棉花城”（Cottonopolis）的城市的影响，因为那里有大量的棉纺厂；以及以这些工厂和其他工厂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两者都塑造了他的政治思想，以及后来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时，他和马克思回到故乡科隆，积极参加了那里的革命运动。在他们仍然年轻时，这些革命的失败导致了他们流亡英国。失败的流亡政治陷入僵局，在此之后就是他们多年的耐心写作和解释他们的政治。恩格斯搬到曼彻斯特，在家族企业工作了将近20年，在此期间，他支持着马克思一家的经济支出，而卡尔则撰写了《资本论》。两人在这段时间里在思想上和写作上进行了合作，正如他们广泛的通信所证明的那样，并一同在1864年帮助建立了第一国际。恩格斯退休后，他搬回伦敦，两人每天都在那里见面，并就不同的问题进行合作，就从为巴黎公社辩护到妇女压迫的起源等各种各样的议题展开了研究。
值得详细说明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人的工作在持续时间和政治密切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合作，这更加引人注目。众多学术评论关注的是把他们分割开来，将他们的工作降级为年轻人对革命的热情，而后来被马克思所缓和，或者发现早期和晚期马克思之间的认识论断裂，又或者视恩格斯的思想是宿命论的、决定论的和机械的，这导致了19世纪最后几年德国社民党的“马克思主义”特征被扭曲。
基于他们著述广泛，经过以零散的方式写上，又会因为情境改变具体的观点，这种事情发生几乎是无可避免。尽管如此，看两人之间、且倾向不利于恩氏的区别，并主张他们思想之间的分歧比起他们本人和他们生活中最亲近的人所意识到的大得多，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习惯。
这本合集试图以恩格斯本人的身份来审视他，而不仅仅是作为马克思的附属品，其副标题为“从马克思的阴影中走出来”。编辑是德国学者，居住在恩格斯家乡伍珀塔尔，伍珀塔尔是当时德国当地的小“棉花城”。各种文章涵盖了一系列广泛的问题：我们了解了恩格斯对他自己的“不朽作品”的看法；他对美国的兴趣；他对军事问题的渊博知识和研究；他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维克多·阿德勒（VictorAdler）的友谊；以及恩格斯时代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工作条件。它还审视了他的经济理论，以及他在马克思死后完成《资本论》最后两卷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误解
这里有很多关于恩格斯的知识，同时，也有很多值得赞同的地方。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本結集并不令人满意。我认为这是出于多种原因。我发现一些文章有欠缺的地方。玛格丽特·舒尔特·贝尔布尔（MargritSchulteBeerbuehl）撰写的关于曼彻斯特和伦敦工作面貌变化的文章误解了恩格斯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女性工作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颠覆，这是……具有最毁灭性的后果”，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女性在工厂工作。事实上，恩格斯指的是资本主义导致的糟糕社会状况，并将这种“倒置”视为表明女性在家庭中的原始社会秩序也不是人们所渴望的。贝尔布尔还读到恩格斯对伦敦圣吉尔斯贫民窟的描述，证明富人与穷人分开生活。但圣吉尔斯并不在东区，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所阐明的那样，它距离现在的新牛津街周围一些富裕的西区住宅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同样一些断言，例如维尔纳·普卢普（WernerPlumpe）的文章中的一些断言，是高度推测性的：恩格斯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或者马克思“不适应生活”，所以依赖恩格斯。在其它地方，他会有点语带不屑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资产阶级，不惜在证券交易所赌博。这些是来自似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际政治格格不入的作者的非凡批评。因为可以说，这本书的一个基本错误是它与作为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太多共鸣，也没有将历史和思想视为一个整体的方法，而不是作为一系列离散的和对冲的、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其学术形式上。作者们不止一次哀叹恩格斯没有学位，他没有引用他不同意的经济学或技术资料，而且他有令人气愤的习惯，声称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论点四十年后仍然成立。
在争论这一点时，无论是恩格斯甚至是马克思，都没有表现出或写出，无论是在物质条件方面变化，还是在意识方面的变化，都没有发生过，或者这并不重要。事实上，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是积极的政治观察家和评论家，他们对美国内战的结果等问题非常关注，恩格斯非常关注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他对科学发明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们也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恩格斯）的积极参与者和发起者。
他们分析所有这些以及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出发点是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两个主要“发现”，即基于剥削的资本主义——从工人阶级那里榨取剩余价值——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解变化的关键。对于后者，他们看到社会生产力在发展并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这反过来又导致革命性变革的可能性，正如他们在1848年所希望的那样。但他们尤其从自己在这些事件中的经历中了解到：这并非不可避免，同时也可能以失败告终，有时这意味着社会倒退，而不是进步。
革命思想的延续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要根据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的意识、组织和战斗力水平来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并考虑到新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1871年写了《法兰西内战》来分析巴黎公社的失败，从而得出国家不可能和平改造的结论。然而，该分析是基于接受他们原来的前提，而不是放弃他们。恩格斯因顽固地坚持他的旧思想而受到普卢普（Plumpe）的批评，因为他在1880年代写道，英国的劳动人民群众一如既往地生活在“痛苦和不安全的状态”之中。然而，这些年的特点是经济萧条、大规模失业、骚乱和针对这种苦难的大规模罢工。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带来巨大财富但只为少数人带来巨大财富、容易出现危机和萧条的理论，已被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是正确的。但这不是作者的结论。相反，他们争辩说恩格斯关于废除私有财产的观点是错误的。根据汉斯·弗鲁姆巴赫（HansFrumbach）的说法，“资本主义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废除：更确切地说，它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社会面孔的成功模式”（第197页）。这根本不符合全世界数十亿人的现实。
但它确实总结了对恩格斯的批评背后的政治。实际上，现有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奏效——东欧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毫无关系。资本主义没有崩溃，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的决策都是错误的。这本书的想法很适合德国目前执政的社民党政府。但如果你想了解恩格斯，我不会从这里开始。
2023年4月28日 |
三、阶级财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意﹞布鲁诺·里齐《世界的官僚化》（1939）
三、阶级财产
由于托洛茨基把矛盾没有从分配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的这一点看得过重，他就合理地认为苏联的生产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在我们看来，这里有一个蜃楼式的幻景，他显然踏了进去。
苏联的生产被认为是十足社会主义的，仅从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角度看，它向我们保证苏联工人国家的性质还在延续。而事实上，整个生产体系确实还保留着集体化形式，就像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但财产从私人流动到集体手中。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如果决定国家性质的唯一因素是经济，那么就苏联的例子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沦为单纯的国有化和国家计划而已。
我们仍需关注苏联财产国有化的真实目的。我们的确并不宣称自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也希望探求客观事实背后的东西。财产国有化是作为无产阶级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首项革命措施，这一点确凿无疑。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堕化使建设的脚步停滞不前。鉴于这种国有化显然应当以财产社会化作为后继，那么以社会学角度质询该行为的转变结果当然是合乎逻辑的。即使是在不断争执内讧的阿格拉曼特，其成员也同意这一点。托洛茨基补充说道，其产品的分配也是官僚先给自己分了最大的一份。在这里，财产完全由一个阶级掌管，而这个阶级又像旧资产阶级一样肆无忌惮地占有产品。那么我们不禁十分纳闷，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国有化”财产呢。在俄国，事实上存在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他们独占着财产，表现为国有化财产的真正主人。
财产曾是所有人共有，而后从原始公社形式转化为社区形式，随之被转化为私有财产。不过现在看起来，阶级财产又回归了集体形式。在俄国，剥削阶级成为了主人，因而实现了它的法律—社会性质为了避免工人们的反击，他们以“国有财产”愚弄他们，就好像这样的财产是归属于所有人一样。尽管如此，他们依旧满心恐惧，由于无法在民主环境中开展工作，至少在目前，他们不得不构建一个警察国家。财产形式必须和生产制度保持一致，如果剥削阶级无法承担历史赋予它的使命，那么它就会崩解，而另一新的阶级会诞生，我们可以描述它为历史寄生性的，或许正是这样，历史的审判才得以实现。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在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之间的矛盾已经在苏联得到解决，甚至它并未实现社会主义，也并未使得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剥削仍在持续，但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取代了个体之间的压迫。对人的剥削，在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压力下已经采取了新的形式。私有财产转变成了集体财产，但是只归属于单个阶级。我们清楚，这一既不资产阶级也不无产阶级的“国有”财产只能说是既非私有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并不属于所有人。
托洛茨基并没发觉俄国诞生的新的剥削阶级，他不能看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正在逐渐灭亡，也不能看见越来越多肉眼可见的阶级财产的设立——不仅仅是在俄国，极权国家也是如此。他将这个世界视为“一个衰弱的资产阶级社会”，而这对于一个自诩科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过于浅薄。从墨索里尼到拉布里奥拉，从塔尔迪厄到华莱士，这所有四分之一世纪的著作都只是对旧资产阶级社会的指责和讽刺。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着对资本主义的哮吼。在我们看来，科学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阶级斗争辩证法的受托人，是不能通过简单定义去摆脱这样的困境的。与此相反，他们的任务是去观察这个资本主义行将就木的时代，阶级之间发生了何种改变，然后确立新的财产形式和社会关系。因此，我们看到在神秘的苏联境内，甚至连有名的剩余价值也没有消失。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但是在探究剩余价值的最终流向时就产生了矛盾。它是流向已不存在的资产阶级了吗？不。那或许是流向工人们了？更是胡言。要是此事不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就会成立，而这正是一个“弥天大谎”。或许我们应该认为剩余价值流入工人国家了？要是这样，因为刚才提及的原因，以托洛茨基为头号敌人的斯大林主义就要迎来胜利了。如果有人宣称苏联不再存在剩余价值，那么只能推断得出劳动力不再被购买的结论。随它而来的就是社会主义成为现实，而这显然是假的。
事实上唯一可以承认的回应是这样的：剩余价值流向了新的剥削阶级，即整个官僚机构。当我们说资产阶级社会正在消灭的时候，这意思是说它正在失去它的经济特征；这同样也意味着统治阶级的特定特征正在消失，社会正发生变化在所谓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完成的现象，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在成型。俄国的阶级财产显然并不需要在什么律师或者财产登记处那里挂号，因为苏维埃新的剥削阶级没有对这种无意义事的需要。它手握国家权力，这比任何旧的资产阶级登记造册都有用。它用机枪来保卫它的财产，因为它全能的压迫机构用机枪来武装，而不是律师开出的证明。
如若法西斯主义阶级调和和超越阶级国家的理论可以支持国有化财产确实归全体所有的观点，我们并不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甚至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们会能够在这一点上脱身，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国家仅仅是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政治权力机关。只要国家仍然事实上存在，那么阶级也会存在，而财产在国家的支持下，由统治阶级利用其统治机器进行管理。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国有财产的概念就是一派胡言，是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从私有制让渡之后，财产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他理解如此，或者至少是潜在的，甚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家背后永远存在一个阶级，如果不能预料到中间形式财产（阶级财产）的可能性，那么这就明显与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迅速消失的假定是同类的谬误。实际上，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财产具有阶级属性，它归属于掌管它的工人们，所以它仅仅是潜在地表现了它的社会主义属性。如果财产的国有化形式是非无产阶级体制的，它就失去它的潜在社会主义属性而只保留其“阶级财产”性质。
苏联资产阶级已经近乎消失，但在考虑它对相关问题时，如果这个国家持续存在，这就意味着至少存在两个实际上的阶级。如果常识告诉我们苏联的工人并不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那么认为它的实际主人是官僚阶级是合乎逻辑的。雇员而已！和这可相差甚远，他们是明明白白的主子。很可能不仅是那个我们众所周知的小团体的矛盾，而且甚至是世界上政治混乱的根源的事实是，没有预见到私有财产和社会主义财产之间的过渡形式。此外，斯大林，墨索里尼或是希特勒们的工作总是被四处宣扬为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的，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官僚集体主义。
在如阿格拉曼特的营地一般的那个小团体里，为了避免这样的逻辑推理，他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可以说，那里有着猫叫春一样的合唱，在三月的夜晚用哀怨的嚎叫撕开我们的灵魂。
那个曾质疑过“在官僚系统只能够从集体财产中获利，那私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又有什么区别呢”的纳维尔中尉回应道：“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官僚机构’庞大的‘私有’财产之间，只是程度不同。”[1]哎呀呀，多么伟大的发现！被视为社群的几百万公民的财产，仍然会保持私有财产的状态。但是这位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会接着告诉我们他从集体财产中领会到的东西吗？或许这位梭伦将整个人类社会当做了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人类社会必须被视为个体的集合而不是完全的整体。只要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即使是持续的“国有化”也只会让私有财产制持续。在没有达到一定规模时，即使是资本也是如此。无论阿格拉曼特那些人同意与否，我们都认同黑格尔辩证法“量变引起质变”在财产问题上也同样可靠。第一波集体财产的结晶化被认定是无产阶级掌控之下的阶级财产。而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预料到，也没看见这一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如果根据纳维尔所说，法西斯国家接管的财产仍旧是私人的——尽管这个进程将会彻底扫除资本主义——鉴于这个进程在俄国进行得相当彻底，而且官僚阶级是它的大受益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不去用同样的道理得出苏联国有化的财产也是私人的呢？！这个推论在纳维尔的逻辑上很有道理，但这是错的。事实上，在俄国进行的生产资料国有化创造了，虽然是阶级的，但是是一种解决了资本主义集体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集体形式的财产。我们不能在研究社会现实的时候采用两种方法。我们同样认为极权国家的基本经济行动，包括计划经济和国有化，都指向同一矛盾的消灭。这有着社会影响，即：阶级财产的出现与官僚主义的支配，资产阶级的彻底消灭，以及无产阶级向国家主体的转变。
提到一般的官僚主义时，纳维尔进一步说道：
“无论它是否具有财产的名头（事实上确实没有）。官僚主义并不能自由操控积累的资产和生产出的剩余价值的使用（分配）。即使是在他们垄断国家的阶段，他们所具有的也并非一种资本主义私有财产。”
我们认为反过来才是正确的。官僚，尤其是苏联的官僚控制着积累的资产的使用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托洛茨基甚至还说道：
“所谓仅仅是一种‘官僚化的扭曲’，它正准备连皮带骨地把工人国家整个吞噬，并且在国有经济的残骸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有产阶级。”[2]
我们附注道：是谁指导经济？是谁起草了五年计划？是谁确定了工资和供销价格？如果不是苏联的官僚，是谁决定了公众建设，企业设施和一切等等？以及如果他们没有控制财产的使用，那么又是谁控制呢？是谁有着分配剩余价值的责任？也许是死掉的沙皇资产阶级，世界帝国主义或是俄国的无产阶级？纳维尔没有给我们任何解释，只是继续道：
“那么，它是不是一个有关新财产形式，有关建立在集体所有、但是仅仅是为了特定阶级，即官僚的问题呢？在这个情况下，官僚体制应该被认定是像资本家阶级一样从系统中获利的，因为他们就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吞掉剩余价值。”
啊，我的老天爷呀！一点也不错。然而官僚必须在社会阶级划分系统中以官僚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身份受益。它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总体上是一种阶级压迫。
在另一方面，马维尔对他怯懦的设问做出了这样的解答：
“历史告诉我们，有关剩余价值生产和攫取的现象并不局限在自由资本主义或是私人垄断之中，也不是它特有的。在封建时期存在的地租和剩余价值，在商品经济和随后的工业发展之中变得更为重要。它们在苏联依旧存在，尽管斯大林，布哈林和斯派布派拒绝承认。如果说有区别，最主要的区别也就是它们国有化了。如果有人希望对苏联现有的社会本质做出辨析，这一点上他绝不能出错。”
托洛茨基的拥簇陷入了窘境，发觉他不得不承认剩余价值同样也在官僚集体主义中具有“高度重要性”，他用一种难称科学的方式回避了问题。他有一个模棱两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的立场，地租和剩余价值在苏联社会中的国有化也是根据这一立场。他竟认为这其中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用纳维尔的导师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的话来回应他：
完全正确的是，从马克思本人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国家的命题上就将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财产当同义词处理。在宏大历史范畴，这样的说法并不会导致什么不便。但是，当它被应用于一个新社会，一个孤立的、经济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最初不稳定的发展阶段时，它就成了粗暴的错误和彻头彻尾的欺骗的源头。
“私有财产为了变得社会化，如破茧成蝶一般越过国家阶段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茧本身并不是蝴蝶，因为有无数虫茧在羽化之前就死掉了。只有在社会特权和区别消失殆尽，国家的必要性也随之湮灭的时候国有财产才会变成“所有人”的财产。换而言之，只有在国有财产不再作为国有财产的时候才会转变为社会主义财产。与之相反也成立：苏联越脱离群众，越将自己作为财产保护者与作为财产挥霍者的人民相对立，它越会明显地证明自己与国有财产的社会性质相违背。”[3]
因此所谓的财产国有化似乎并不导向地租和剩余价值实际上的国有化，也就是属于全体人民。除了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官僚阶级接收剩余价值之外，它们之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对我们来说，纳维尔将国有财产与社会主义财产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既不十分科学，也不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时代这样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同样的错误对于他的弟子们是不能原谅的，因为现在导师的预测正在变为现实，尽管不甚明确。
如果有人希望评估“苏联当今社会本质”，在这一点的错误是不能犯的，并且应当在国有财产社会学方面更加深入。当然这项工作一定是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做成——如果这取悦了阿格拉曼特的骑士们就更好了。我们并不是宣称我们给出了完整答案，我们只是给出我们的大纲。
如果他们采用这种推理方式，极权主义国家的到来也会使那些至今完全不理解法西斯主义，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维护和延续者的人更加明白。
在这些政权里，一个形成中的新统治阶级宣称资本服务于国家，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个阶级根据一个既定计划，已经极大程度地固定了物价和工人工资，同时组织着国家经济。
显然，生产资料的拥有权并不像消费资料一样容易分析。后者服务于个人使用，而前者好像一座大山。没有一个主人，或是阶级和国家可以把它背在背上，任意拖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难以分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这并不奇怪。
我们看来，苏联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就是这些掌权的官僚阶级。正是他们像资产阶级所做的那样操控经济，确定工资和物价。
工人们并不能参与社会的操控，也不能占据剩余价值的份额，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保卫这个外来的国有财产的兴趣。俄国的工人们依旧被剥削着，而剥削者就是那些官僚。
十月革命的国有财产现在现在属于一个“整体”，属于一个指导、利用、保卫它的阶级：它无疑是阶级财产。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生产系统进行了集体化，作为结果私有财产也不能逃脱这一进程。然而它并不受无产阶级保护，而是受一个在苏联成为既定事实，在其他极权国家正在形成的新生阶级的保护。
[1]里齐所有对皮埃尔·纳维尔的引用都来自于纳维尔1937年在巴黎国际工人党大会上的《关于俄罗斯问题的报告》。
[2]引用自《苏联：既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
[3]里齐所有对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的引用都来自于第九章，“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 |
书目资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书目资料
Ackroyd,Stephen,andPaulThompson.OrganizationalMisbehaviour.London:Sage,1999.
Anderson,Perry.PassagesfromAntiquitytoFeudalism.London:VersoPress,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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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参考文献（略） |
第五章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1979）
第三部分同意的生产
第五章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
1．掩饰并赢得剩余劳动
2．不确定性与危机
3．结论 |
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后记
2008年年中，当我开始着手写作本书时，正在发酵的金融危机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对此类事情感兴趣的大部分人，除了那些出于职业利益而宣称情况并非如此的人，都会意识到某种形式的经济崩盘已经不可避免。我最初构思本书时，是想写一本理论导向的学术书籍。但正是遇到上面介绍的这一更大的政治经济环境，把本书的目标也变得更宏大了：本书成为一次尝试，看看像我一样的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理论家——是否仍然可能通过使用智力工具，对公众关于真正重要议题的讨论产生实际影响。
出于这一部分原因，我同时决定想要写一本具有延展性的学术大部头著作。如今，人们再也不会写这种类型的书了。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类学家来说尤其如此。关于人类学家在学术界界定自己位置的方式，我一直以来都感到存在一股悲剧性的讽刺意味。至少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学家基本上扮演着惹人讨厌的角色，就像牛虻一样：不论什么时候，当欧洲或美国出现雄心勃勃的社会理论家，就人类如何组织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进行宏大的概述时，人类学家总会出现，指出在萨摩亚（Samoa）、火地群岛（TierradelFuego）或布隆迪（Burundi）的居民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类学家成为唯一能够提出符合证据的通用框架的群体。不过，我们越发感觉到这是错误的做法——这看上去像是某种形式的傲慢，甚至是知识霸权主义。
但是，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宏大的、比较性的工作，正是如今这个时代所呼唤的。两个原因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原因，如我所言，我们共同的想象力出现了某种崩溃。就好像人们被说服了，开始相信当今时代的技术发展和更高层面的整体社会复杂性，其所产生的效果并不会增加我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可能性，而是使它们减少。它并不能使远见卓识得到释放，而是使得任何形式的有远见的政治构想都变得不可能出现。对人类历史的广阔范围所进行的研究，将会揭示人类在过去曾经找到多少种不同的方法来安排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并且通过这一做法，帮助我们扩展了对未来的感受。
第二个原因更微妙，而且它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五千年的历史会尤其有帮助。很明显，2008年将成为某种历史性的分水岭，真正的问题在于规模有多大。毕竟，如果一个人身处引人注目的历史性事件之中，而这一事件似乎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崩溃，那么他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获得对更大的律动结构的认识。这次危机是那种一代人才可能遇到一次的现象，还是资本主义起伏周期中的一次下行运动，抑或是技术创新和衰落的60年康德拉耶夫（Kondratieff）周期不可避免的发展？或者它是某种更大、更划时代的事件？这些律动会如何彼此交织？是否存在一个推动其他所有周期发展的核心节奏？它们如何融入彼此，切分、连接、和声、碰撞？
我对这一问题越深入思考，就越认定这是在可能存在的最广阔的历史范围上的一次间歇。为了理解它，我们还需要彻底重新思考对经济历史律动的认知。
如今，人类学家看起来并不是承担这一工作的必然人选，但是实际上，我们差不多是被完美地安置于此的。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倾向于走入不同的歧途。经济学家倾向于在数学模型及其伴随模型中对人性的假设完全就位后，再分析历史：他们基本上把这一工作视为围绕方程去组合数据。历史学家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如此坚决地依赖经验主义，以至于常常拒绝做出任何形式的推断。对于某一现象，比如欧洲青铜时代的民主大众集会，如果缺乏直接证据，历史学家不会去问，假设这样的集会存在是不是合理，或者如果这样的集会存在，它们会不会在可得的证据中留下蛛丝马迹。历史学家的做法很简单，他们的表现就像这些集会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过一样，因此他们在提到“民主的诞生”时，就指向铁器时代的古希腊。我们拥有如此多的“货币历史”，但那实际上却是硬币的历史——因为硬币会留下可见的证据，而信用记录一般不会，于是历史学家常常彻底忽略了信用记录存在的可能性。人类学家的做法则相反，他们依赖经验主义，并非仅仅应用预设好的模型，但是他们手边也拥有大量可用的比较性材料，可以实际推测欧洲青铜时代的村落集会或者古代中国的信用体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还可以重新审视证据，分析这些证据会验证还是推翻他们的评估。
最后，人类学家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不可能把“经济生活”归为先验类别去谈论。甚至在300年前，“经济”这种事物都并不存在，至少它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具备自有的规则和原理、可供人们谈论的事物。对于曾经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生活的绝大多数人而言，“经济事务”只是我们所称的政治、法律、家庭生活，甚至宗教生活的一个侧面。经济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道德层面的，过去一直如此，并且现在仍然如此，哪怕它自己并不这样宣称（就像在轴心时代的残酷权力政治中所体现的，或者在今天经济学家“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所体现的）。因此，一段真实的经济历史必然也是道德史。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共产主义、交换、阶级等交易逻辑的章节，在本书中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关于经济事务，关于对有价值物品或资源的拥有或处置，更不必说还有债务，任何关于以上话题的讨论，总会是不同的道德论述以数十种不同方式冲突后纠缠在一起的产物。
在这一切中，我最大的灵感可能来自20世纪早期法国的人类学家马赛尔·莫斯（MarcelMauss）。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所有社会都是相冲突的原则聚集在一起的杂乱一团；其二，也更为具体，因为他是为了揭开作为现代经济学基础的有关人类生活和人类本性的奇怪假设的真相，而率先尝试将对古代历史的真知灼见和现代人种学相结合的先行者之一。但最重要的，是他试图为“以物易物的谬误”提供另一个选项。他正确地指出，这一谬误，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础谬误。
在人类学的历史上，莫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尽管他从不进行现场工作，甚至从未写过一部像样的著作（他去世的时候，身边堆放着尚未完成的文稿），但他偶尔发表的论文却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力——几乎每一篇都激发了后续完整的研究工作。莫斯有一项非同寻常的本领，他能够提出最有趣的问题，比如关于牺牲的意义，关于巫术和礼物的本质，关于预设文化铭刻在姿势或身体其他技能上的方式，或者关于自我的观念。这些问题定义了人类学的基础方向，所以作为一位理论专家，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莫斯也是一名政治活跃分子，一名合作主义者，一名对社会主义报纸和杂志的积极贡献者，他积极地将有关社会理论的灼见应用于政治问题。但他的努力几乎毫无成就。他最知名的著作《礼物》（TheGift），意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原始经济依赖以物易物运转这一错误观念。这部著作尽管在学术圈享有盛名，但它对于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或者对于大众如何理解这一问题等方面，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我在写作本书时，有时会告诉自己我想写出一本莫斯可能会写出的书——假设他能成功克服自己持续的精神错乱，并真正撰写一本书的话。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获得了成功，我甚至不确定假如自己获得了成功是否是一件好事，但使我感到由衷满意的是，我在一个方面为实现他的其中一个毕生目标真正提供了帮助：终于使有关以物易物的谬误得到了彻底解决。顺便一提，这并不仅是莫斯的目标。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家无法忍受的一件事。在面对这一谬误时，当我们看到不论我们多少次展示事实情况不可能如此，同样的故事还是被经济学家令人作呕地重复时，当我们看到它重复出现在教科书和动画片中，听到到处都把它当作常识在谈论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感觉就像自己在以头撞墙。显然，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看到这一改变有多么深刻，或多么持久，但是看上去，《债》的成功最终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就在2014年，英格兰银行关于“现代经济中货币扮演的角色”发表了一篇声明，同时伴随一段视频和文本解释货币的起源，其开头就像要开始讲述以物易物的谬误（“想象一下，在原始时代有一个渔夫和一个农民，他们想要互相交易……”），但实际上却讲述了一个关于临时准备的欠条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可以很容易地从我的书中直接摘录出来。实际上，我有一两位朋友强烈怀疑这个故事就是从我的书中摘录的。我不会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因为这个故事的灵感也同样有可能来自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但是我必须承认，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要代表所有人类学家去打开一瓶香槟庆祝：经过一个世纪的工作，我们可能终于成功了！
对于这本书已经产生的影响，这并不是使我感到意外甚至震惊的唯一一点。当然，本书能够获得现在的成功，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但极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极为恰当的时机。这有着不小的讽刺意味，因为在《债》面世之前，我的学术生涯由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差的时机组成。就在长篇人类学著作几乎不可能获得出版机会的大环境下，我写成了一本详尽的、像小说一样的长篇人类学书籍《迷失的人类》（LostPeople）；在学术界认定不再对理论书籍感兴趣时，我完成了一部人类学理论著作《走向一种价值的人类学理论》（TowardanAnthropologicalTheoryofValue）；就在“9·11”事件之前，我成了人类学中直接行动（directaction）理论的支持者。然后，在2011年，仿佛我在过去15年中错过的所有合适时机决定要补偿我。就在人们开始摒弃2008年的经济危机仅仅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这一观点时（而且这时人们似乎已经准备好针对以债为基础的政治的真正意义严肃质疑），我这本关于债的书恰好问世。另外，我出现在纽约宣传本书时，恰恰也是一项以此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正在酝酿形成之时。这项运动后来不仅席卷了整个美国，事实上还横扫了全球。
显然，我确实和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WallStreet）有些关联。2011年6月，我在返回纽约后，开始寻找某种形式的社会活动计划。最终，我成为计划占领祖科蒂公园（ZuccottiPark）的80多位积极分子之一。但是，当时我并没有看出我的书和我所从事的活动之间有很大的关联。事实上，我在非常努力地让它们保持彼此独立——毕竟，我并不想成为一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愿景强加给一项运动的先锋知识分子；我也认为借助一次社会运动来宣传自己的书，是很低级的一种行为。在积极分子开会和组织的活动中，我尽力避免谈到本书，避免提及书中的论述，但是我发现这样做的难度越来越大。每当我和人群中的一些年轻人讨论本书时，他们之中总会有至少一个人（通常是几个人）在结束后走到我身边，询问围绕学生债务组织一场运动的可能性。后来，在占领祖科蒂公园开始时，我们并没有把握哪些人会真的来到占领现场，甚至不确定是否会有人前来。运动开始后，我们发现到场的最大群体，是无法偿还所欠债务的人。在运动被镇压后，我们开始举行一系列大众集会，以了解人们希望我们在哪里举办运动。关于债的集会在规模上和人们的热情上，都远大于其他主体的集会。不久，我参加了“免除债务！”（StrikeDebt！）活动（这是占领活动的一个工作组，实际上，正是由于前面介绍的原因，我在它刚刚成立时曾有意避免和它发生联系），并协助为《债务抵抗者的运转手册》（DebtResistor'sOperationsManual）、“滚动禧年”（RollingJubilee）和其他项目阐明战略。
这一切将会向何方发展，仍有待于观察。本书最终的精神财富，或2011年的运动及随后的债务动员的最终政治意义，在不久的将来都不可能变得清晰。我怀疑，至少是倾向这么认为，对于本书中所提出问题的最有趣的讨论，也会在未来出现。本书以一种陌生的、甚至有些令人不安的术语来重构长期存在的问题，目前出现的初始回应中，绝大多数都是对于这样一本书能够预料到的回应。美国自由主义者可以接受本书的基础假设（几千年来，帝国的组织形式，和其他形式的国家暴力、债及货币制造形式存在紧密的联系）是历史上存在的一段引人入胜但出人意料的真相。但是，当我进一步指出，即使在1945年后，情况也是如此时，这些人的反应却是愤慨的（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相信的是，旧的体系如今已经完全被自愿的、非帝国主义的体系取代。而这一新体系，不但看上去恰好和旧体系一模一样，就连运转的方式也一样）。许多激进分子嘲笑我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写了这本书，而不是其他书（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书，或者关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历史的书）。尽管有少数聪明的人例外［我立刻就想到了本杰明·坎克尔（BenjaminKunkel）、乔治·卡芬特奇斯（GeorgeCaffentzis）和西尔维娅·弗德里希（SilviaFederici）］，但我想我们还需要等上一阵子，才能看到真正重要的对话出现。
当然，我最希望实现的一点，是看着这本书能以一些微小的方式对关于债、工作、货币、增长和“经济”本身的概念进行更宽泛的道德重估做出贡献。如我所言，某种被称为“经济”的概念出现，本身就是最近才发生的。有一天，“经济”这个概念可能不再存在，我们会使用完全不同的术语分析这些事情。今天出生的孩子们，有可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吗？那样的一个世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想象一下那样的世界也是很困难的。但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世界，它不会每隔一两代人就产生可能会抹灭人性的威胁，那么这种想象就正是我们开始重新想象所需要的。在这一过程中，诸如工作的价值、偿还债务的美德等许多我们最重视的假设，很可能会被彻底颠覆。
正是因为在我的脑海深处存在这样的想法，我决定使用你们所看到的结尾来结束本书，即赞扬不那么勤劳的穷人。
那么，让我以类似的方式来结束这篇后记，即我要向亚当·斯密致敬。现在，我知道这位伟大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在本书中不太走运。部分原因在于，我只谈论了他哲学中的一个侧面，即他想象出某种乌托邦式情境的决心。在其中，每个人都会公平地相互进行交易，寻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方法，然后离开的时候也不欠别人任何东西。但这一切都基于一条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即认为总的来说，人们最核心的动机是成为他人共情注意的目标。人们追求财富，是因为他们知道别人更关注富裕本身。这就是斯密认为自由市场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原因：他相信，一旦获得特定的舒适的显著地位，人们通常就不会那么勤奋、那么自我吹嘘地去持续追求自己的优势地位。也就是说，他们不再会仅仅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而去这么做。对于斯密而言，当一个人已经获得了舒适的地位后，继续追求财富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病态的。因此，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复述了普鲁塔克（Plutarch）讲述的故事：
伊庇鲁斯国王（KingofEpirus）的亲信对他的主人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处在各种平常的人生处境中的人。国王按照顺序将他准备进行的征服计划一一讲述给他的亲信，在讲完最后一项时，他的亲信问：“那么，在那之后，陛下打算做什么呢？”
国王回答：“我准备和我的朋友们享受生活，并努力做一个好的酒友。”
“那么，现在有什么东西在妨碍陛下这么做呢？”亲信又问。
关于这个故事，有一点很有趣：当我读到它时，我意识到这基本上是我的研究生学院顾问、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讲过的一个笑话。不过在马歇尔的版本中，它变成了发生在一名传教士和他在海滩上遇到的一个躺着的萨摩亚人（Samoan）之间的有趣会面：
传教士：看看你！你像那样躺着，正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萨摩亚人：为什么这么说？你觉得我应该去做什么？
传教士：嗯，这周围有很多椰子。为什么不晒干椰子肉拿出去卖？
萨摩亚人：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传教士：你能挣很多钱。然后你可以用赚来的钱买一台晾晒机，然后更快地晒干椰子肉，赚更多的钱。
萨摩亚人：好的。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传教士：嗯，你将变得富有。你可以购买土地，种更多的树，扩大你的产业。那时，你将不再需要做体力工作，你可以雇用一群人为你工作。
萨摩亚人：好的。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传教士：最终，你拥有了这些椰子肉、土地、机器、雇员和财富，你变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就可以退休了。那时你不用再做任何事。你可以一天到晚都躺在海滩上。
写于2014年
1.《道德情操论》3.36。这是一个关于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Pyrrhus）的故事，他真的应该听从朋友的建议。 |
12不确定的时代（197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12不确定的时代（1971年-）
↘新美元政策的前世今生
↘债务货币化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深远影响
↘债与新历史周期的碰撞
↘结论
看看这些流浪汉，要是能查出他们欠了多少债就好了。
——《报信的人》（1984年）
不要让你的脑子想着应得的、想着赚钱，这样你就能开始思考了。
——厄苏拉·K.勒奎恩，《一无所有的人》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外国持有的美元将无法再兑换成黄金，从而去除了国际金本位制最后的一点残余，宣告了金本位政策的终结。它从1931年开始有效地运行，并由“二战”结束之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巩固——即美国公民无法再将美元现金兑换成黄金，而所有境外持有的美元可按照每盎司35美元的比率兑换。尼克松此举开启了持续至今的自由浮动货币制度。
历史学家们的共识是尼克松没有什么选择。像所有资本主义战争一样，越南战争是靠赤字开支提供资金的，其不断攀升的费用让他手头吃紧。美国持有的世界黄金储备的一大部分，存放在诺克斯堡的金库内（由于戴高乐带头要求将他们国家持有的美元换成黄金，20世纪60年代末黄金储备不断减少）；相比之下，大多数较为贫穷的国家仍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尼克松将美元与黄金脱钩的直接影响，就是金价的飙升，在1980年达到600美元/盎司的顶峰。这当然使得美国黄金储备的价值急剧增长，和以黄金计价的美元价值的跳水。其结果就是，财富从缺少黄金储备的穷国向类似英美这些保有黄金的富国发生了巨大的净转移。这在美国，也引发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然而，不管尼克松的理由是什么，一旦全球信贷货币系统和黄金完全脱钩，世界就进入金融史的新阶段。这段历史还没有人能彻底理解。由于我长住纽约，所以不时能听到关于曼哈顿双子塔下秘密黄金宝库的传闻。有可能这些仓库藏着的不仅是美国的黄金储备，而且还是所有主要经济体的黄金储备。据说黄金以金条的形式保存，堆放在各个独立的金库里，每个金库对应一个国家。每年计算过账户的收支平衡后，工作人员用手推车相应地调整库存，比如把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黄金从标有“巴西”字样的金库里运出，转移到标有“德国”字样的金库，等等。
显然很多人都听过这些故事。至少在2001年9月11日双子塔被摧毁之后，许多纽约人首先问的问题就是：那些钱怎么样了？它们安全吗？仓库有没有被摧毁？金子按说已经融化了，这是袭击者真正的目标吗？阴谋论开始甚嚣尘上。有些人说大批的应急人员被秘密召集起来，穿越炽热的隧道，不顾一切地将成吨的金条运出，即使救援人员还在上面施救。一个极为有趣的阴谋论提出，整个袭击是由像尼克松这样的投机者策划的，他们期望看到美元崩溃和黄金价格飞涨——要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因为黄金储备已经被摧毁了，要么是他们已经设计好了将其偷走的方案。
有关这个故事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相信它很多年，然后被一些消息更灵通的朋友说服，认定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其中一个人像对孩子说话一样顺从地说道：“不对，美国的黄金储备在诺克斯堡。”）；但在“9·11”事件之后，我做了一个小调查，然后发现，这故事事实上是真的。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确实保存在诺克斯堡，但美联储的黄金储备，以及超过一百家其他中央银行、政府和机构的黄金储备，存放在离双子塔两个街区远的曼哈顿自由大街33号。这些储备加起来大约有5000吨（2.66亿金衡盎司），根据美联储自己的网站所言，这相当于开采出来的所有黄金的1/5~1/4。
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黄金保存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仓库里。这个仓库被搁在曼哈顿岛的基岩上——这是少有的几块能够支撑住仓库、它的门和里面黄金的总重量的地基之一。它比街面低80英尺，比海平面低50英尺……为了运达仓库，装满金条的货板要放进银行的一个电梯里，然后送到比街面低5层楼的仓库层……若一切秩序井然，黄金或者被运到仓库122个隔间中的一间或多间内（这些隔间被分配给有存款的国家和官方国际机构），或者被放置在架子上。“黄金堆垛工”通过液压升降机在隔间之间来回搬运黄金，平衡借贷。不过，各个仓库只标记出数字，所以即使那些工人也不知道谁在付给谁钱。
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相信这些仓库会受到2001年“9·11”事件的影响。
事实已经变得如此蹊跷，以至于我们难以猜测在宏伟的神秘传奇中，哪些元素是想象的，哪些是真实的。坍塌的保险库、融化的金条、神秘的工作人员在曼哈顿地下深处来回穿梭，铲车拯救着全世界的经济——所有这些画面都不是真的。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热衷于思考存在这种事情的可能性。
在这一章，我并不打算提供一份有关当前系统如何运转的详尽分析，而是想要看看我到目前为止仔细研究的长期模式在当下如何被视作已经结束并提供给我们关于它将如何发展的一点线索。因为这肯定是一个过渡的时刻。至少，没人能够有任何机会去断言这对另一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另外，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我不禁认为这种对符号令人困惑的玩弄，其本身就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在维持它所宣称代表的权力形式方面，它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系统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在美国，从托马斯·杰斐逊时期开始，银行系统就已展现出了激发人们充满担忧的幻想的惊人能力。无论是共济会（Freemasons）、锡安长老会（EldersofZion）、先知密令社（SecretOrderoftheIlluminati）、英格兰女王帮毒贩洗钱的行为，还是任何1000桩其他的密谋和阴谋，都和银行扯上了关系。这就是设立美国的中央银行花了这么长时间的主要原因。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没什么可惊讶的。美国一直被某种市场民粹主义主导着；而银行“凭空造钱”的能力（它甚至可能还有阻止其他人这样做的能力），一直是市场民粹主义者的心头大患，因为这与他们的理念（市场只是一种民主制平等的表达形式）有着直接的冲突。尽管如此，自尼克松让美元自由浮动以来，银行便已显然成为唯一的在幕后保障整个安排的正常运作的巫术师。根据随之而来的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实际上我们都被要求接受这种观念：市场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价格随着自然的力量涨跌。但我们同时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报刊的商业版面认为市场的起伏仅仅是由对利率决策的期望或反应所决定的。做出这些决策的，是阿兰·格林斯潘，或本·伯南克，或无论哪个现任的美联储主席。
1.我的人类学家同行ChrisGregory（1998:265-96以及Hudson2003a）让我第一次注意到了这一日期的重要性。自1934年开始，美国公民不再能用美元兑换黄金。接下来的分析受到了Gregory和Hudson的启发。
2.一个听起来可行的版本引用了极少量的金银，可在以下地址找到：www.rediff.com/money/2001/nov/17wtc.htm。
3.“TheFederalReserveBankofNewYork:theKeytotheGoldVault”(newyorkfed.org/education/addpub/goldvaul.pdf).
4.还有一段题外话，我记得当时读到一些新闻报道，它们指出在世贸中心底下的拱廊内有一些奢华的珠宝店，里面所有的黄金都消失了。它们可能被救援人员拿走了，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情景，似乎并不存在严肃的反对——至少，我从未听到任何关于这一事件被进一步调查的消息，更不要说有人因此被指控了。
5.当然，WilliamGreider决定把他关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伟大历史的著作命名为《神庙的秘密》（TheSecretsoftheTemple）绝非巧合。实际上，美联储的许多官员在私下里正是这样称呼它的。他引用了一种说法：“美联储体系就和教会一样……拥有教皇，即主席；几位主教，即州联储负责人和银行行长；教廷，即高层管理者。俗世信徒对应的是商业银行……我们甚至拥有像耶稣会修士（Jesuit）、方济会修士（Franciscan）、多明我会修士（Dominican）等不同的宗教思想派别，只不过我们把他们叫作实用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ibid：54）
新美元政策的前世今生
然而，在关于银行业的最栩栩如生的阴谋论里（更别说官方记录了），有一个要素竟然堂而皇之地消失了，那就是战争和军事力量在这些事件幕后所扮演的角色。那个巫师有这般凭空造钱的奇怪能力是有原因的，在他身后有人拿枪指着他。
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人一开始就在那里。我已经指出了现代货币的基础是政府负债，而政府借钱为的是支付战争经费。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lipII）的时代和我们的当下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央银行的创立，代表着战士和金融家之间的利益联姻已经永久性地制度化了。这个趋势在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就已开始出现，并最终演化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础。
尼克松让美元浮动是为了支付战争的费用，仅在1970-1972年，他就下令将超过400万吨的炸药和燃烧弹投向印度支那各地的城市和村庄——这让一位参议员授予他“史上最强大的轰炸机”称号。债务危机是购买那些炸弹的直接后果，或更准确地说，是大规模制造投放炸弹所需的军事基础设施的后果。这是造成美国黄金储备异常紧张的原因。很多人认为通过浮动美元，尼克松将美国货币转换为了纯粹的“法定货币”（fiatmoney）。美元从此只是几张纸，它们不再有内在价值，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法令规定它们才成为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可以认为，现在美国只有依靠军事力量支撑它的货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法定货币”的概念是假定货币最开始确实是黄金。事实上，我们是在讨论信用货币的又一个变种。
和一般的认识相反，美国政府不能“随便印钱”，因为美国的钱根本不是政府发行的，而是由联邦储备系统庇护下的私人银行发行的。美联储尽管从名字上看似乎是个政府机构，但从技术上说，它根本不是政府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特殊的公私混合体，一个私有银行的财团。它的主席经国会批准由美国总统任命，但在其他方面的运作却不受公众监督。在美国流通的所有美元钞票都是“联邦储备券”——作为美联储的承付票发行，并委托美国造币厂进行印刷，每张钞票支付4美分。这种安排只是最初由英格兰银行开创的机制的变种，即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库券“借”钱给美国政府，接着把政府欠的货币借给其他银行，以此将美国债券货币化。两者的区别是，英格兰银行最初是把黄金借给国王，而美联储只要说有钱，然后弹指间就把钱变出来了。因此，有印钞票的权力的是美联储。从美联储获得贷款的银行自身不准再印钞票，但它们能在保留美联储规定的部分准备金的基础上通过放贷创造虚拟货币——然而在当前的信贷危机下，即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动议甚至要把这些仅存的限制都除去。
所有这些只是一点我简化过的内容：货币政策无比晦涩，而有时候看上去是政策制订者故意为之。（亨利·福特曾经评论道，如果普通美国人发现了银行系统实际是如何运作的，立马就会爆发一场革命。）就我现在的写作目的来说，美元是银行的创造并没有那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让货币浮动所产生的一个明显矛盾的结果，也就是这些银行创造的美元自身取代了黄金，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即作为世界上价值的终极贮存形式。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优势。
与此同时，美国债券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战争债：美国的军费开支继续高于世上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而且军费开支不仅是政府产业政策的基础，它们还占了预算如此大的一部分，以至于许多估计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军费开支，美国根本不会有赤字。
不像其他任何国家，美国的军事秉承着全球力量投射（globalpowerprojection）的学说，即它应当有能力通过大约800个海外军事基地，在地球上任何地方运用致命打击进行军事干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地面力量是次要的，至少自“二战”以来，美国军事策略的关键一直是依赖空中力量。美国从未进行一场没有制空权的战争，而且它比任何其他军事力量都更系统地依赖于空中轰炸。例如在几年前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美国军队甚至轰炸了表面上处于它自己控制之下的城市居民区。归根结底，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优势的本质是，它能够随心所欲地在几小时内对这个星球表面的任何一个目标丢下炸弹。绝对没有其他政府有过类似的能力。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观点，即正是这种力量让全球的货币系统围绕美元来组织。
再一次，我们在讨论符号权力。实际上，这种形式的权力之所以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保持着符号性。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所以被视作超级霸主，主要是因为两国领导人通过他们所拥有的核武器，掌握着轻拨开关就能毁灭人类的能力。显然，这种权力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转变为政治影响力，是因为它并不会被使用。在一个更加微妙的层面上，这一点仍然适用于美国的自命不凡。它发挥作用，并不是通过直接的威胁，而是通过创造特定的政治环境，对于拥有各方能够使用的暴力手段完全不在同一水平上的认知定义了这一环境。在暴力以超出极度克制且主要是象征性的方式被使用的那一刻起，这种对绝对权力的感知就会遭到破坏。
它如何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
由于美国的贸易赤字，大量的美元在国外流通；尼克松让美元浮动的效果之一，就是外国央行除了把这些美元拿来购买美国国债，几乎别无选择。这就是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意义。这些债券像所有债券一样，本应最终到期并偿清，但如第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初注意到此现象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所言，那些债券从没兑现过：
图12.11950-2008年美国联邦债务与军事预算的情况
因为这些财政借款成了世界的基础货币，所以它们不会被偿还，而是无限期地延付。这是美国财政搭便车的本质，即向全球征收了一种税。
不仅如此，低利率和美元不断贬值的组合效应意味着这些国库券事实上贬值了，这加剧了征税效应，或者说增加了我在第一章中所倾向于使用的称呼——“纳贡”。经济学家倾向于叫它“铸币税”。然而，其效果就是，美国至高无上的力量是建立在一项永远不会也不能偿还的负债之上的。它的国债已经成为不仅是对它自己的国民，而且也是对世界各国的承诺。但人人都知道，它不会遵守这个承诺。
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是要求让那些依赖美国国库券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做出和美国恰恰相反的举动，即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一丝不苟地偿还它们的债务。
正如我之前所言，自尼克松时代以来，美国国库券最重要的海外买家都是在美国军事力量有效控制之下的国家。在欧洲，尼克松在这方面最热情的伙伴是德国，那里当时驻扎着超过30万美军。在最近几十年焦点已经转向亚洲，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类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它们同样都受到美国军队的保护。更重要的是，美元得以维持其在全球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971年以后它成为石油交易所使用的唯一货币，OPEC成员国每一次尝试用其他任何货币来开展贸易，都会遭到OPEC成员国沙特和科威特的顽固抵制，而两国都是美国军队的保护国。2000年，萨达姆·侯赛因单枪匹马将美元大胆地换成欧元，2001年伊朗跟着效仿。美国则迅速地通过轰炸和军事占领来做出回应。侯赛因抵制美元的决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最终做出废黜他的决定，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没有哪个有意做类似转变的国家胆敢忽略这种可能性。特别对于欠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其结果就是广泛的恐惧。
在所有的这一切中，自由浮动美元的出现并非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最初建立起来所依靠的战士与金融家之间的联盟的决裂，反而是将之神化到了极致。回归虚拟货币也未能促成伟大的回转，重新树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荣誉和信任关系。事实恰恰相反。到1971年，变化才刚刚开始。第一张通用的信用卡——美国运通卡，仅仅在13年前才发明出来，而现代的全美信用卡系统只是随着1968年维萨信用卡和万事达卡的出现才产生的。借记卡是较新时代的产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而当今几乎不依赖现金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才形成。所有这些新兴的信贷手段不是靠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而是靠牟利的企业来调整的。而美国信用卡行业最早及最大的政治成果之一，就是去除了所有对征收利息方式的法律限制。
如果历史适用于现在的话，虚拟货币时期应当意味着一场运动，世界离开战争、帝国建造和劳役偿债（支付工资或其他形式），转向某种全球范围的支配性机构来保护债务人。我们到目前所见的正好相反。新的全球货币比以前更牢固地扎根于军事力量。劳役偿债继续是全球范围内招募劳动力的主要原则：东亚和拉丁美洲完全符合这个原则的字面意义；或者从主观意义上讲，大多数为薪酬工作的人，感觉到他们主要是在为偿还有息贷款而工作。新型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恰恰让这变得简单，它们能够向家庭和工厂工人征收几千美元的运输费，然后让他们在缺少法律保护的遥远国度拼命工作来偿债。即便已经建立起了支配性的宏伟的全球性机构——也许可以比肩古代中东的圣王，或中世纪的宗教权威，但这些机构却没能保护债务人，而是加强了债权人的权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这里最具戏剧性的典型例子。它站在一个重要的新兴全球性官僚机构的顶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行政体系，它不仅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中颇负盛名，在无数和它们合作的经济联合体、贸易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中也是如此——后面这些机构主要是美国赞助的。它们全都按照一个原理运作，即“人人都应偿还欠下的债”——美国财政部除外。这是由于任何国家违约所带来的恐慌都会危及整个世界的货币体系，如爱迪生所生动描述的那样，威胁将全世界成堆的（虚拟的）黄金变成一文不值的木棍和纸片。
这些都是真话。尽管如此，我们这里谈的仅仅是40年间的事情。但尼克松的奇招——赫德森称其为“债务帝国主义”（debtimperialism），已经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第一个受害者恰恰是致力于保护债权人的帝国官僚机构，而不是那些美国欠了他们钱的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坚持的几乎完全由穷人来偿债的政策，同样遭遇了全球性的社会反抗运动（即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尽管这个称呼极具欺骗性）。接踵而至的是东亚和拉丁美洲直接而彻底的财政反抗。2000年，东亚国家开始有系统地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2年，阿根廷犯下了终极罪行：他们违约了，但未受惩罚。随之而来的美国军事行动明显是为了恐吓与威慑，但显得并不太成功。部分原因是，为了资助军事行动，美国不仅求助于它的军事客户，而且也越来越指望中国——它现存的头号军事对手。美国金融业几近全面崩溃，尽管它几乎被赋予了随意造钱的能力，却仍然陷入了它也无法偿付的数千亿美元的负债中，让世界经济受阻，连债务帝国主义能保证稳定的幌子都被破除了。
为了对我们所谈论的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有所认识，这里给出一些从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委员会（St.LouisFederalReserve)的网站上采集的统计图表。
图12.2是美国海外负债的总额：
图12.21970-2010年美国海外负债总额
注：阴影部分是美国经济衰退时期
国外和国际投资者持有的联邦债务（FDHBFIN）
数据来源：美国财政部，金融管理服务局
与此同时，美国的私有银行对崩溃做出了迅速反应，不再假装他们是在应对一个市场经济，并将所有可动用资产转移到购买了美国国库券的美联储的金库内。
它们从而通过另一个我们不可能理解的神秘戏法，在最初近4000亿美元储备金消失后，最终拥有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产。
在这个时候，一些美国债权人明显感觉到，他们终于可以使自己的政治诉求得到重视了。
图12.31950-2010年美联储储备情况
注：阴影部分是美国经济衰退时期
联邦储备委员会总储备，已根据准备金要求修正（TRARR）
数据来源：联邦储备体系储备委员会
图12.41950-2010年美国私有银行储备金额
注：阴影部分是美国经济衰退时期
存款机构非借入准备金（BOGNONBR）
数据来源：联邦储备系统储备委员会
1.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它部分依托布罗代尔主义派（Braudelian，世界体系），例如，Mielants（2007）的著作。自尼克松时代开始，发展了这一联系的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参见Custers2007。对这一联系更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处理，参见Mac-Donald＆Gastman2001,MacDonald2006。
2.见McDermott2008:190中的富布赖特参议员（SenatorFullbright）。
3.我注意到，这直接违反了美国宪法（1.8.5）的意图，即只有国会有权“发行硬币，并管理其价值”——这无疑是依据杰弗逊的支持者的授意，因为他们反对成立中央银行。美国仍然遵守这一法律的要求：美国的硬币由财政部直接发行。美国的纸币发行令由财政部的部长签署，但它并不是由财政部发行，而是由美联储发行。从技术上来说，这些纸币是银行票据，只不过和英格兰银行一样，只有一家银行有权独家进行发行。
4.对那些不了解美联储如何运转的人：从技术上来说，要分为几步。通常由财政部将债券面向公众发行，之后美联储进行回购。然后，美联储将由此制造的货币以特定的低利率贷给其他银行，这些银行因此可以更高的利率贷出。美联储有能力作为银行体系的监管者，它也设定了部分准备金率：对于从美联储借入或者拥有的存款，或者其他能够记为资产的每一美元，这些银行能够“贷出”——实际上是创造——多少美元。通常这一比例是10比1，但是一些法律漏洞使银行能够显著超过这一比例。
5.确实提出了它的黄金储备为何目的这一有趣的问题。
6.如今，对于在货币制造过程中中央银行所扮演的确切角色，存在很大的政治争议。有些人坚持认为美联储实际上是（或者应该是）政府政策的扩展；另一些人坚持认为它应该是属于投资人群体的自治的声音。它在货币制造过程中的角色，以及在部分准备金银行中的状态，都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在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和史蒂夫·吉恩（SteveKeen）之间发生的争论就表明了这一点。前者代表新古典主义学派，后者则是现代货币理论（ModernMonetaryTheory）的支持者。英格兰银行后来发表了一篇名为《当代经济中的货币制造》（MoneyCreationintheModernEconomy）的报告，也加入了争论。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份报告中，英格兰银行明确采用了现代货币理论的立场，即大部分货币实际上都是由私人银行创造的，部分准备金体系实际上没能对它们的这一做法形成太多的限制。这是一份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声明，实际上相当于承认所有用来证明紧缩项目合理性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7.实际发生的情况，事实上美国政府有一种办法印钱，但美国政府没有允许自己采用这一选项。这种办法就是发行高面额硬币。因为宪法要求只有联邦政府能够发行“硬币”，所以金属货币仍然直接由财政部制造，而纸币由美联储印制。目前政府制造的最高面额硬币是一美元硬币，但如果政府要制造价值一万亿美元的“白金硬币”，并用它来偿还政府债务，法律并无禁止的理由。实际上，在2010年爆发赤字危机时，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真的提议采用这一做法，并在媒体上进行了讨论。但很明显，它从未被奥巴马（Obama）政府认真考虑。
8.实际上，近年来美国全球霸权最大的妥协是这样一个事实：如今有一个地方（中国大陆）的防空如此密集和复杂，这使得美国空军再也不能确定自己能随意穿透。当然，没能炸死乌萨马·本·拉登（OsamabinLaden）是对这一霸权最吸引眼球的限制（本·拉登于2011年5月1日被美国军方击毙。——编者注）。
9.或者把钱投入美国股市，最终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如赫德森所说，“美国外交官已经清晰地阐明，要收购美国公司的控制权，或者甚至重新使用黄金，都将被视为不友好的举动”（2002a：7）。所以，除非他们想彻底脱离美元（而这将被看作更加不友好的举动），否则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10.Hudson2002a:12.
11.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大概这一时间转向欧元的三个国家——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正是被布什孤立、被称为“邪恶轴心”（AxisofEvil）的国家。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争论因果。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像法国、德国等使用欧元的核心国家也一致反对这场战争，美国的盟友都是来自英国等对欧元有怀疑的国家。
12.几个对美元和帝国关系的代表性观点：站在保守的、新古典主义视角，Ferguson(2001,2004)；站在后凯恩斯主义的视角，Hudson(2003a)；站在马克思主义视角，Brenner(2002)。
13.在主流和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之间，关于石油销售用美元计价这一事实是否给美国带来了类似铸币权的优势，也存在着争议。出于当前的目的，真正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似乎感到它们在象征意义上十分重要，拒绝任何企图做出改变的尝试。
14.甚至中央情报局（CIA）现在也普遍把这种安排称为“奴隶制”，尽管严格来说，劳役偿债是不同的。
15.与上文中的赤字/军事图表进行比较，曲线基本上完全相同。
债务货币化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深远影响
在达拉斯联储主席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Fisher）近些年的中国之行中，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托他给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捎口信：“别再凭空造钱来买美国国库券了。”
同样的，从亚洲抽取来支持美国战争机器的钱，永远也说不清楚更该被视为“贷款”还是“贡金”。但是，中国突然成为美国国库券最大的持有者已经明显地改变了态势。有些人也许会问，如果这些真是在支付贡金，为什么这个美国最主要的对手会在一开始就购买美国国库券——更不用说认可各种心照不宣的货币安排来维持美元的币值，也就是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采用一个非常长期的历史视角来思考会如此有益。
从长远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行为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这是其一如既往的行为。中国特别的一点就是，至少从汉朝开始它就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纳贡制度，即他们愿意给附庸国回馈远多于其接受的朝贡品，以换取他们对中国皇帝“世界之主”的认同。这种做法在应对一直威胁中国边疆的北方草原上的蛮夷时，已经发展成为一条计策：让他们浸淫于这些奢侈品之中，从而变得满足、柔弱且不再好战。在和类似日本、韩国及许多东南亚国家进行的“朝贡贸易”中，中国就系统地实施了这种手段；1405-1433年，在著名太监船长郑和的率领下，这种贸易甚至扩展到了全球范围。他领导了7次横跨印度洋的远征，他伟大的“珍宝船”和一个世纪后西班牙的寻宝舰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郑和的船队不仅携带数千名武装海员，还有数不清的丝绸、瓷器和其他中国珍宝，赠送给愿意认可皇帝权威的当地统治者。所有这些表现都深深植根于一种极端的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不管怎样，这些蛮夷怎么可能有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把这种策略用于应对中国的邻国——一个比它小得多但可能惹麻烦的小王国来说，这种政策被证明是极为明智的。事实上，这个政策的确明智，以至于美国政府都在冷战时期被迫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它，从而给韩国、日本和某些它所偏爱的东南亚盟国（它们传统上是中国附庸国）创造了非常优厚的贸易条件；在这个情形中它的目的是遏制中国。
考虑到所有这些，现在的形势变得容易理解了。当美国是一个遥遥领先的世界经济霸主时，它能够维持中国式的朝贡制度。于是这些国家从美国的军事保护国中脱颖而出，得以让自己从贫困状态一跃进入第一世界的行列。在1971年后，美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力量开始下滑，这些国家开始渐渐地转变回更老式的进贡国。然而中国的参与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元素。完全有理由相信，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把美国降低为一个类似于中国传统附庸国的极其漫长过程的第一步。其中总会有政治成本，之前那个新闻标题所示的是最终代价的一些前兆。
至此我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强调一个贯穿本书的事实，即货币没有实质。它事实上什么也不是，因此其本质一直是，而且估计以后也仍然是，政治争论的问题。美国历史的早期阶段恰好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19世纪在主张金本位者、绿背党、自由银行制度的支持者、金银复本位者和主张自由制造银币者之间的争锋生动地证实了这点；或者我们可以看看具体的事例——美国选民对中央银行的构想是如此怀疑，以至于联邦储备系统在英格兰银行建立3个世纪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建立起来。正如我所提到的，甚至国债的货币化也是把双刃剑。在杰斐逊眼里，它可被看作战士和金融家的最致命的联盟，但它也使政府被视为一个道德上的负债者，欠国民白纸黑字写下的自由。也许没人能像1963年马丁·路德·金于林肯纪念堂前台阶上所做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那样雄辩地论述这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来自己国家的首都是为兑现一张支票。当我们共和国的建造者写下宪法和独立宣言中的崇高话语时，他们给所有美国人签了一张有权继承的承付票。这张票据是一个承诺，即所有人——是的，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将被保证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她的有色公民而言，如今美国已明显对这张承付票违约了。美国未能履行这项神圣的职责，而是给了黑人一张空头支票；这张支票被退回，上面写着“存款不足”。
人们可以从同样的角度来看待2008年的经济大崩溃，即债权人与债务、富人和穷人之间多年的政治搏斗的结果。从某个层面上来说，正如人们所见，这确实是一场骗局，一个极为复杂的庞氏骗局，在完全意识到作恶者能够逼迫受害者帮他们脱离困境的情况下，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某个时刻崩溃。在另一个层面上，这可以看作关于货币和信贷确切定义的论争的高潮。
“二战”结束时，工人阶级起义即将爆发的幽灵基本消散了，它在之前一个世纪里始终困扰着欧洲和北美的统治阶级。这是因为阶级斗争被一个心照不宣的调解方式延缓了。概括地说，从美国到西德的北大西洋国家的白人工人阶级和政府做了一笔交易，即如果他们同意将所有根本性地改变整个体系的本质的幻想搁置一旁，他们就可以保留其工会，享受广泛的社会福利（养老金、假期、卫生保健等）；并且最重要的是，通过资金充裕且不断扩展的公共教育机构，他们知道自己的子女有合理的机会彻底脱离工人阶级。所有这些当中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保证，即工人生产力的提高会与工资的增长相对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这段时期里，生产力和工资都在快速增长，为今天的消费型经济打下了基础。
经济学家称之为“凯恩斯时代”（Keynesianera），因为这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盛行的一段时期。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已经是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基础，随后又被几乎所有工业化民主国家所采用。与这些理论一起到来的，是凯恩斯对货币相当随意的态度。读者应该还记得，凯恩斯完全认可银行的确是凭空造钱，因此在经济低迷时期，没有内在原因反对政府采取这种手段来刺激需求——这个立场长久以来一直深受债务人青睐，但却是债权人的厄运。
凯恩斯自己在他的时代因为一些相当激进的言论而声名大噪，比如他呼吁彻底消灭依赖别人的债务生活的阶层——他称之为“食利者的安乐死”。不过，他真正的意思是通过逐步降低利率来消除这个阶层。就凯恩斯主义的程度而言，这种观点已经远不如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么激进了。事实上，这完全属于庞大的政治思想传统的一部分。请仔细回想一下亚当·斯密没有债务的乌托邦理想，尤其还有大卫·李嘉图对像寄生虫一样的地主的谴责，他认为这种人的存在有害经济增长。凯恩斯只是沿着相同的路线继续前进，将靠收租生活的人看作与资本积累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封建制残余。在他看来，这种举措远非革命，而是避免革命的最好方式：
因而，我认为资本主义中的食利现象是一个过渡阶段，它会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消失。随着它的消失，资本主义中的其他部分会经历一次重大变化。此外，我所主张的几个步骤，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也就是食利者和没有用途的投资者的安乐死，不会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而且不需要革命。
“二战”后，当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付诸执行时，它只提供给了世界人口中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享受到这项政策。1945-1975年，几乎所有的群众运动有可能是革命运动，都可被视为对进入凯恩斯主义政策范围的诉求。这是一种对政治平等的诉求，它假定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平等是毫无意义的。不仅北大西洋国家少数族群运动是如此，当时被称为“民族解放”的运动也是如此。就前者而言，少数族群（比如马丁·路德·金博士为之呐喊的那些人）最初是被政策抛弃的；就后者而言，它覆盖了从阿尔及利亚到智利的广阔范围。最后，也许还有最为戏剧化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及70年代的女权运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上，事态到达了破裂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体系，看上去完全无法将这样的政策扩展至每一个人。如果所有工人都是自由雇用的劳动者，该体系甚至很有可能不再具有可行性。它肯定无法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提供20世纪60年代一个密歇根或都灵的汽车工人的生活标准（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车库，有能力让孩子上大学），而且这还是在大量的孩子开始要求生活不要那么单调乏味之前。这种结果我们也许可以用“容纳的危机”来称呼。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现存的制度已经明显处于崩溃的状态，同时还为金融混乱、食品骚乱、石油危机、生态危机及广为流传的关于经济增长即将停止的末日预言所困扰。结果证明，所有这些都是用来提醒民众，所有的政策交易都取消了。
当我们开始以这种方式构建整个故事时，很容易看到在1978-2009年这30年，除了政策交易和解决方案已经改变，大体上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无疑，当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同时对工会的力量和凯恩斯留下来的学说发起了系统的抨击时，这是在明确地宣告以前所有的政策交易都取消了。现在所有人都享有政治权利——到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大部分人都如此——但政治权利将变得毫无经济意义。生产力和工资的联系被切断，生产率持续增长，但工资陷入了停滞甚至萎缩状态：
起初，与这种趋势相伴随的，是“货币主义”（monetarism）的回归，这种学说认为，即使货币不再以任何方式和黄金或其他任何商品挂钩，政府和央行的政策也应该首先考虑小心地控制货币供给，以保证它在流通中就像稀缺的商品。即便与此同时，资本的金融化意味着大多数投资于市场的货币已完全和贸易生产脱离关系，而成为纯粹的投机。
图12.51947-2004年美国社会生产力和员工工资情况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世界人民没有得到什么；只不过正如我所说，政策交易的条件改变了。在新的分配制度下，工资不会再涨，但工人们被鼓励去购买资本主义的一杯羹。现在的政策并没有让食利者安乐死，而实际上是让人人都可以成为食利者，可以从他们自己的程度越发惊人的剥削中吃到一块肉。政策手段丰富多样，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在美国，有401（k）退休计划及其他无数鼓励普通公民入市投机的方法；但它们同时也鼓励他们借款。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一个共同的指导原则是，只有普通劳动人民能够至少渴望拥有自己的房子，经济改革才能获得广泛支持。为了做到这点，无尽的抵押贷款再融资计划把人们认为其价格只涨不跌的房屋当作“ATM机”——正如一句流行广告语所说的。尽管回过头来看时，房屋实际上更像信用卡。接下来真正的信用卡开始扩散，互相欺骗。此时对于很多人来说，“分资本主义一杯羹”不知不觉地演变为一种对低报酬工作者而言十分熟悉的灾祸难以区别的东西，即放高利贷者和典当商。它也未能阻碍国会在1980年废除美国联邦高利贷法。这项法案之前将利率限定为7%~10%。这和美国通过把贿赂立法者有效地合法化（将其重新定义为“游说”），从而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腐败的问题如出一辙，25%、50%，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发薪日贷款），120%这种以前在有组织犯罪中才有的典型超高年利率，现在都被完全地合法化，高利贷的问题也就可以束之高阁了。从而，讨债不再通过雇用的打手或者那些在受害者家门口放伤残动物的人来执行，而是靠法官、律师、执行官和警察。
许多新名词被杜撰出来形容这种新的分配方式，从“金融的民主化”到“日常生活的金融化”，不一而足。在美国之外，它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意味着不仅是市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我必须不断提醒读者这两者是不同的）成为几乎一切事物的组织原则。我们都会将自己想成一家家微型企业，按照投资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一边是冷血的、算计的银行家；另一边是负债的战士，已然放弃了任何个人荣誉感，并将自己变为一种耻辱的机器。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仅仅是因为有那么多人欠债而难以偿还，才导致“还债”差不多已经可以被看作道德的定义本身。比如，大型企业，甚至一些小企业面临某项债务的时候，几乎都会想着拖延下去，看如果它们不还债会怎么样——它们只有在提醒、催促或是法院命令的驱动之下才会遵守约定。这已经成为美国许多类型行业中的常规形态。换言之，荣誉原则几乎已经完全从市场中消失了。其结果也许就是，整个有关债务的主题开始被宗教的光环所环绕。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提出一种二重神学，一边为债权人服务，另一边为债务人服务。那么，美国债务帝国主义走入新阶段同样伴随着福音右派的崛起就不是偶然了——他们无视之前一切既有的基督教神学，满腔热情地拥抱“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economics）的理论，即创造货币并将其有效地提供给富人是带来国家繁荣的最符合《圣经》的做法。推崇这种新的信条最为雄心勃勃的神学家大概是乔治·吉尔德（GeorgeGilder）。他的著作《财富与贫困》（WealthandPoverty）在1981年成为畅销书，而当时“里根革命”（ReaganRevolution）已拉开序幕。吉尔德的观点是，那些觉得钱不能被创造的人陷入了一种老式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并没意识到正如上帝可以凭空创造东西那样，他给人类最大的恩赐就是创造力本身，它的发生方式和上帝的创造过程一模一样。投资者若是愿意接受信任他人的创造力所必须承担的风险，那么确实能够以此凭空创造价值。吉尔德非但没有将模仿上帝无中生有的力量视为狂妄自大，反而认为这正是上帝所期望的：创造货币是一种恩赐，一份福佑，是获得恩典的渠道；也是一项承诺，但即便不断将那些债券续期，也无法践履它们，因为它们的价值是通过信仰（这里再次回到“我们信仰上帝”）才变成现实的：
那些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未来不抱希望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机遇和信仰的动力。不相信宗教的经济学家总是无法领悟用以实现进步的崇拜模式（modesofworship）。机遇是变化之基，是神性之舟。
这种情感的倾泻激励了类似帕特·罗伯特森（PatRobertson）的福音传道者，他们宣称供给学派经济学是“关于货币创造的第一门真正神圣的理论”。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不能创造货币的人，有一种十分不同的神学安排。“债务是新的脂肪。”震惊于现状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曾评论道。她家乡多伦多的公交车里，充斥的广告已不再像之前那样，试图用丧失性吸引力而带来的恐怖让乘客感到恐慌，而是改为给人们提供如何从报信人带来的更加迫在眉睫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建议：
甚至还有债务电视节目，它们有一种熟悉的宗教复兴的声音。有很多关于购物狂放纵行为的报道，那时你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一切都模糊不清，最后就成了那些人中的一员，声泪俱下地忏悔。他们浑身战栗，寝食不安，负债累累，毫无希望，并且采取了撒谎、欺骗、偷窃和在银行账户间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家庭成员和亲人证实了他们的生活已经被债权人有害的行为给摧毁了。电视主持人发出了怜悯但又严厉的警告，在节目里扮演了牧师或信仰复兴运动者的角色。他们一下看到了希望，接着开始悔改，并许诺绝不再犯。他们厉行苦修，把信用卡一点点地剪断，开始严格限制开支。最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把债务偿还了，他们的罪行得到原谅，自己也得到赦免。新一天的黎明来临了，第二天早上你站了起来，成为一个更难过，但更有偿债能力的人。
这里，冒险根本不是什么神性之舟，而是恰恰相反。对于穷人来说，别人的好事在他们那里总要变个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看，阿特伍德的描述完全颠覆了备受尊敬的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先知般的声音：战后最初的年头，盛行的是国家向其最卑微的公民还债的集体诉求，要求那些曾经做出虚假承诺的政治权威赎罪；而现在，正是那些卑微的公民，又被教导要把自己当作罪人，去寻求某种纯粹个人的救赎，这样才有权和其他人类成员发展符合道德的联系。
与此同时，这里正发生着某种具有深刻欺骗性的事情。所有这些道德戏剧，出发点都是这样一个假设，即个人的债务说到底是自我放纵的问题，一种有害亲人的罪恶——因此，要救赎，必然就要清洗自己、克制自己。不过我们都没有看到的，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现在每个人都欠债了（据估算，现在美国家庭的债务平均达到了其收入的130%），但这笔巨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挥霍在赌马和不实用的物件上。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可自由支配个人开支（discretionaryspending）而借的钱，主要是给了孩子，与朋友分享或用于其他可以构建和维持与他人关系的方法上。这种关系是超越单纯的物质计算之上的。可见，现在的人们只有筑起债台，才能获取一种超越于简单的存活下去的生活。
就其中的政治意味而言，它似乎偏离了我们从资本主义发端就看到的一条主线。归根结底，社会交往本身现在已经被当作犯罪和邪恶。对此，大多数一般美国人（包括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新近的移民，还有其他先前被排除在信用之外的人）固执地坚持原来的生活方式，继续彼此相爱，以此作为对新情况的回应。他们继续在为家人购置房产，为聚会准备酒水和音响系统，为朋友准备礼物；他们甚至不顾游走于违约或破产边缘的窘境，继续举办婚礼和葬礼——他们显然是在想，既然现在每个人都是一个小资本家了，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同样凭空创造货币呢？
不过，我们不能夸大可自由支配个人开支在引起家庭负债中的作用。在美国，造成破产的首要原因是灾难性的疾病；大多数借款只是为了求得生存（比如为了工作而买车）；而且，就算是上大学，现在也越来越多地意味着，一个人在随后的工作生涯中，至少一半时间都是为了还债。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仅仅是存活下去是远远不够的，人生也不应该仅仅如此。
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紧张态势重新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原先国家主持建设宏大工程（比如阿斯旺大坝）需要大额贷款，现在更多的是强调微型信贷（microcredit）。孟加拉的乡村银行（GrameenBank）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受其启发，这种新的信贷模式专门寻找贫穷社区中失败的企业家，向他们提供小额低息贷款。乡村银行认为，“信用是一项人权”。同时，新的信贷模式试图利用“社会资本”（也就是知识、人际网络和世界贫困人民为了在艰苦的环境中求生存而使用的聪明才智），并将之转变成一种产生更多（扩张性）资本的方式，让它可以每年以5%~20%的比率增长。
朱莉娅·埃利艾克（JuliaElyachar）等人类学家发现，这种新情况产生了两面的效应。一位相当坦率的非政府组织顾问1995年在开罗曾向她解释道：
货币就是权力。这是权力货币。你要出手大方，往大处着眼。这里借钱的人如果还不了就要坐牢，你为什么还要担心？
在美国，我们每天都能从邮箱里拿到10来张信用卡。为了那点信用，你要支付惊人的实际利息率，大概有40%。但这是别人送上门来的卡，你就收下了，钱包里塞满了各种信用卡。这让你感觉不错。这里也应该一样，我们为什么不帮助他们也陷入债务呢？只要他们偿还贷款，我真的会去关心他们把钱用到哪里去吗？
这两段引文明显毫无条理。可以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主旨似乎是：人应该欠债。欠债本身就是好事——它是权力。不管怎样，如果人们的权力太大，我们还能逮捕他们。债务和权力，罪恶和救赎，几乎是难以区分的。自由即奴役，奴役即自由。埃利艾克在开罗期间，目睹了一个非政府组织训练项目里年轻的研究生举行罢工，争取获得启动贷款的权利。与此同时，几乎每一个参加这次罢工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与他们一同罢工的同学（更不用说其他参加这次项目的学生了）都在败坏和盘剥发放启动贷款的制度，把它当作摇钱树。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那些经济生活中原来基于长期信任关系的方面，由于信贷官僚机构的介入，实际上正在逐渐非法化。
十年之后，整个微型信贷工程，即便在它发源的南亚，也开始发生危机，几乎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难以区分：出现了一大批肆无忌惮的放贷者，投资者收到了各种欺骗性的金融评估，贷款利息日积月累，借款者试图集体拒绝还债，放贷者开始雇用暴徒没收他们仅有的财富（比如波浪形的锡制屋顶），并最终导致自杀成为风尚。自杀的往往是贫穷的农民，他们的家庭落入了永远不可能逃出的债务陷阱。
这段新的周期，就像1945-1975年的那个周期一样，在又一次“容纳的危机”中达到高潮。事实证明，真的将世界上每个人都变成一家家微型企业，或者让“信用民主化”，达到可以使每户想要房子的家庭都能拥有自己的一座房子（而且如果你想，既然我们拥有建造房屋的手段，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拥有房屋呢？有家庭“不配”拥有房屋吗？），并没有比原来那种允许所有受雇劳工拥有公会、养老金和保健福利金的做法更具有可行性。资本主义不是这样运转的。它本质上是一个等级制的、排斥性的体系。而当它达到破裂点的时候，症状就会再次出现，就像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食品骚乱、石油危机、金融危机；人们此时会突然惊奇地意识到，当下的发展道路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他们看到了各种启示性的图景——灾难即将来临。
次级债崩盘伊始，美国政府就被迫决定，究竟是谁有权凭空制造货币——金融家还是普通公民？结果显而易见。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金融家们纾困——基本上也就意味着他们所想象的货币被当作真实的货币对待。同时又将抵押货款者压倒性地置于法院的怜悯之下。在他们头上还有一年前国会刚通过的一项破产法（这真是先知先觉，不禁让人怀疑），这项法律对于负债者尤为苛刻。什么都没有改变。重大的决策全都被推迟了。很多人所期待的大对话（GreatConversation）根本没有发生。
1.这一故事来自《华尔街日报》（WallStreetJournal）的一篇文章，“不要把债务货币化：达拉斯（Dallas）联储主席论通胀风险和中央银行的依赖”（“Don'tMonetizetheDebt:ThepresidentoftheDallasFedoninflationriskandcentralbankindependence”，MaryAnastasiaO'Grady,《华尔街日报》，2009年5月23日）。我应该补充一下，在当前流行的用法中，“把债务货币化”基本被用作“印钱”偿债的同义词。这一用法几乎成为通用用法，但是它并不是这一词语的最初含义，即把债务本身变成货币。英格兰银行并未印钱来偿还国家债务，而是把国家债务本身变为货币。在这里，也存在关于货币自身本质的深刻论述。
2.这一安排有时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BrettonWoodsII）（Dooley,Folkerts-Landau＆Garber2004,2009）：实际上，这一协议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使用多种非官方的手段使美元被人为地保持在高位，使东亚货币——尤其是人民币——被人为地保持在低位，以促进便宜的亚洲产品出口到美国。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真实工资水平要么处于停滞状态，要么持续回落，所以这一做法结合消费债务的积累，成为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没有大幅下跌的唯一原因。
3.关于郑和，参见Dreyer2006,Wade2004,Wake1997。关于整体上的朝贡贸易：Moses1967,Yü1967,Hamashita1994,2003;DiCosmo＆Wyatt2005。
4.这里的论述借鉴了Arrighi,Hui,HungandSelden2003，有些内容回应了阿里吉（Arrighi）的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AdamSmithinBeijing，2007）。
5.例如，乔万尼·阿里吉论述美国确实尝试把它的债务变为朝贡体系，但是最终它无法维持：“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复苏，以及全球经济对处于增长状态的美国经济的持续依赖，其基础都是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美国的外国债务的增长。美国每天为平衡其经常账户与世界其他国家往来，需要20亿美元（还在增长）。如果不把这笔金额转变成彻底的贡金或者‘保护费’，这一情况就绝不可能在任何一段时间内被复制。但是……美国曾尝试提取此类贡金，并把它变为一个全新的、在历史上首次诞生的真正全球化帝国的基础，最终遭遇了惨痛失败，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政治动荡。”（2009:164）。阿里吉论述正是这种尝试，导致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
6.当然，日本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甚至在此之前就达到了类似第一世界（FirstWorld）的地位。
7.Keynes1936:345.
8.见www.irle.berkeley.edu/events/spring08/feller/.
9.美国黑帮讨债时，会通过在债务人家门口放被其打残的动物来恐吓对方。——译者注
10.关键的法案是1980年的《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DepositoryInstitutionsDeregulationandMonetaryControlAct），它消灭了所有联邦高利贷法律：从表面上看，这一法案是为了遏制20世纪70年代末期疯狂的通货膨胀，但是当然，在20世纪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当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后，这一法案也没有被撤销。它规定了各州利率的上限，但是像信用卡公司这样的机构，不论它们在哪里运营，都被允许遵守其注册地所在州的法律。这就是大多数公司注册在南达科他州（SouthDakota）的原因，因为那里没有利率上限。
11.第一个来自一本名为《雷克萨斯汽车与橄榄树》（TheLexusandtheOliveTree）的自大且空洞无物的书中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1999），第二个来自一本同名书中的兰迪·马丁（RandyMartin）（2002）。
12.在美国，这种“普遍的差异”主要通过种族主义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按照种族来组织：比如，韩国的杂货店主或干洗店主，会互相把信用集合在一起，但他们的客户有足够的社交距离，毫无疑问可以在外部扩展信用，甚至期望存在基础的信任关系——因为他们自己通常期望电工、锁匠或提供其他各种服务的合约方，至少尝试利用他们。最终，跨种族的市场变为一个，其中的每个人都被认为是亚玛力人（Amalek）。
13.Cooper2008:7中引用的吉尔德1981:266。Cooper的论文对债务帝国主义（这似乎是她受到哈德森的启发而杜撰的一个词语）和基督教福音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彩的探索，我衷心地推荐这篇论文。也可参见Naylor1985。
14.Robertson1992:153。仍来自Cooper：如前引述。
15.Atwood2008:42.
16.顺便一提，对于穷人陷入债务是因为他们无法延迟满足（这是证实了带有各种人类的盲点的经济逻辑的又一种方式，它歪曲了对“消费者”实际动机能够实现的任何可能理解）的传统批评声音，这也是最佳回应。理性来说，因为存款的收益约为每年4%，而信用卡收取20%，消费者应该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并且只在绝对有需求的时候才负债，他们应推迟不必要的购物，直到拥有盈余。极少有人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急不可待（等不及要得到那条漂亮的新裙子），而是因为人际关系无法像想象“消费者购买”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推迟：女儿一生中只有一次五岁，祖父所余的年数仅为几年。
17.关于这一话题有太多的著作，对于要引用哪一部，你会很犹豫，但是两个出色的例子是：AnyaKamentz的GenerationDebt（2006）和BrettWilliam的SocialHistoryoftheCreditTrap（2004）。关于对债务作为阶级斗争形式的需要的更宏大的观点，大部分受到午夜笔记集体（MidnightNotesCollective）的启发，他们认为不论多么矛盾，“新自由主义在信用的领域内，打开了在资本和劳动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一个新的维度”（2009:7）。我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这一分析，但是试图脱离把人类生活视为“繁殖劳动力”的经济主义框架的这一观点损害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强调超越生存的生活可能有些许受到瓦纳格姆（Vaneigem）的影响（1967），但是基本上回到了我自己关于价值理论的著作上（Graeber2001）。
18.Elyachar2002:510.
债与新历史周期的碰撞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独特的历史转折点上。信用危机已经为我们鲜活地展示了最后一章中所提出的原理：资本主义不能真正地在一个人们都相信它能永远运作下去的世界中运作。
之前数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因为觉得经济体系本身不大有可能永远维持下去，所以也认为不能无限地生成信用。未来很有可能与现在有根本的不同。虽说如此，不知为什么，人们所预期的革命根本没有发生，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主体仍然健在。一直要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才日益清楚地看到，当前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行的；突然之间，我们的集体想象碰壁了。
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一代或两代人之后，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最明显的征兆就是，生态学家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个有限的星球是不可能维持一个永久增长的引擎的；而当前的资本主义形式似乎并不能产生那种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和动员能力，足以让我们开始寻找其他行星并前去殖民。尽管如此，面对资本主义要终结的前景，最为常见的反应只是简单的恐惧——即使那些自称为“进步主义者”的人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紧紧抓着现存的体系不放，是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出更好的方案。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的？我猜想，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军事化导致的最终结果。事实上，我们也有很充分的理由说，最近30年见证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构建。这个庞然大物是用来创造和维持人们的绝望的。最为首要的，它要摧毁人们的想象，使人们无法设想除了资本主义未来还有什么样的道路可走。机构的根系在世界的统治者方面。为了应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动荡，他们执着于防止社会运动的增长与兴盛，防止它们提出新的体制路线；他们深信，那些试图挑战现存权力安排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为此，他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监狱、警察、各种形式的私人安保公司，以及警察和军事情报机构。他们还需要有所有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宣传引擎，它们的任务不是直接攻击其他的那些路线，而是创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靠侵略主义让人们团结一致并传播绝望情绪，使任何改变世界的想法都看似成为空谈的幻想。对“自由市场”的阐释者来说，维持这个庞大的机器似乎比维持各种可行的市场经济更为重要。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够解释苏联解体后所出现的情况呢？我们通常会想，冷战结束了，俄罗斯应该会拆解军队和克格勃组织，重新兴建工厂。但实际上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却与此恰恰相反。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相似的情况在世界各地比比皆是。经济上，这台庞然大物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有那些枪支、监视器和宣传引擎都是十分昂贵的，却不能实际生产出什么东西。这很有可能是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拖垮的另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会不时制造资本主义的未来没有终点的幻觉，这是泡沫不停产生的根源。金融资本成了对未来的大批量买进和卖出；经济自由，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沦落为相互持有一小部分要求对方永久服从的权利。
换言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在政治上，要求将资本主义作为管理所有事务唯一可能的办法而确立下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本身有一个没有公开承认的需要，就是限制它未来的前景，否则可以预料到的就是疯狂的投机行为。一旦投机陷入疯狂，整个机器爆炸，我们就被丢在了现在这个奇怪的地方，甚至无法设想另一种安排各种事务的方式。我们只能想象到一样东西，那就是灭顶之灾。
如果要得到自由解放，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重新看作历史中的行动者，是可以影响世界的人。这种看法正是历史军事化所试图抹去的。
即便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长的历史周期的转折点上，历史的走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行动。例如，上一次从金银货币经济走入虚拟信用货币经济的时候，也就是在轴心时代的末期和中世纪的开端，人类大多是通过一系列巨大的灾难而体验到这种骤然的转变的。历史会不会在当下重演？这很有可能取决于我们是否对此有足够的防范之心。重新回归到虚拟货币，会不会导致帝国和庞大的常备军消失，并建立起某种更大的结构，限制债主的掠夺？尽管我们不知道发生这一切需要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切是可能的——而如果人类要存活下去，就必须这样做。资本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改造了世界，而且这些改变明显是不可逆的。我在这本书里一直在尝试的，并非向读者提供下一个时代细致入微的图景，而是为读者打开视角，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这样，读者会思索，如果从一个宽广的视角，用适合于时代的那种宏伟雄壮来思考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会意味着什么。
让我举一个例子。我之前说过“二战”以来的两个民众运动周期：第一个阶段是1945-1978年，人们要求平等地享有公民权利；第二个阶段是1978-2008年，运动围绕着利用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利而展开。意味深长的是，在第一个周期中，最为直接地挑战了国际现存秩序的民众运动，大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而在第二个周期中，大多数民众运动是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某个变种。如果我们考虑到债务在伊斯兰教有关社会的教义中一直以来占据的中心位置，就能轻易理解其个中缘由。但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更大胆的设想呢？5000年来，重大的、戏剧性的道德和金融创新，至少有两次发生在我们现在的伊拉克。第一个创新是有息债务，出现的时间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第二个创新则是在公元800年前后，这一地区发展出了有史以来第一套复杂而明确反对有息债务的商业体系。有没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出现第三次创新？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把伊拉克人当作独裁统治的受害者，或宗教狂热分子（占领军总是这样看待他们占领区内的人民）。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最为突出的反对美国军事占领的伊斯兰工人阶级运动，也就是萨德党（Sadrist）运动，它的名字出自当代伊斯兰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穆罕默德·巴基·萨德尔（MuhammadBaqiral-Sadr）。的确，伊斯兰经济学从创立以来一直没有给人深刻的印象，无疑也没有对资本主义造成直接的挑战。然而，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类型的民众运动中，正进行着各种有趣的对话，比如工资劳工的地位问题。或者，期待从古老的反抗父权运动的清教式遗产中有所新的突破是天真的。也许它会从女权主义（或伊斯兰女权主义），或某个我们尚未预料到的角落中产生。谁说得准呢？我们可以确信的一点是，历史还没有终结，令人惊奇的新观念必然会出现。
显然，如果不破除我们所习惯的思想范畴，并构建新的思想范畴，就不会产生新的观念。旧的思想范畴，即便不是让我们绝望的机器的内在部分，也几乎已经只是沉重的负担而已。为了破旧立新，是我在本书中花了这么多篇幅讨论市场并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子虚乌有地选择的原因。非市场即国家的观念，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很难提出什么不同的看法。
市场的真实历史并不像我们从教科书上学来的那样。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较早的市场，似乎或多或少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精致的行政系统的副产品。这些市场主要靠信用运行。使用现金的市场是随着战争而兴起的。战争中最初用于供给军队的税贡政策推动了现金的流通，而这些政策后来又在各种其他的方面发挥作用。市场一直要到中世纪，才重新采用信用货币体系，并第一次出现了也许可以称为“市场民粹主义”的流行。它认为，市场可以脱离、对抗和外在于国家而存在，比如在穆斯林的印度洋的那些市场。这种观念后来又在中国15世纪大规模的白银暴动中出现。它通常在商人出于各种原因，发现自己的利益与普通民众相一致的情况下，和他们共同反对某个大型国家的行政机器。但是，市场民粹主义总是充满了悖论，因为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终究需要把市场关系建立在某种单纯的经济计算以外的基础之上：比如荣誉和信任，还有更为基本的，也就是人类经济中更为典型的结社和互助。这反而意味着将竞争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亚当·斯密创建他的无债市场的乌托邦，根本上是在从这个没有希望的遗产中提取一些元素，将其与基督教西方典型的市场行为观混合在一起——后者的军事化程度不同寻常。他这样做确实有先见之明。但就像所有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一样，他也只不过是在捕捉他那个时代正在兴起的精神。在此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一连串政治上的摆动，摇摆于两种民粹主义之间（国家民粹主义和市场民粹主义），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所讨论的，其实正是同一个动物的左右两翼。
我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我觉得是暴力的遗产已经扭曲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战争、政府和奴役不仅仅在将人类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也在各种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建制。在第七章的末尾，我讲述了我们的“自由”观是如何通过罗马奴隶制度而发生转变的故事。从结交朋友的能力，到与他人发生道德关系的权利，直至成为某种对绝对权力的与生俱来的渴望。这也许只是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同时也是最为阴毒的，因为它使人们难以想象，有意义的人类自由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要说这本书证明了什么，那么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当中，我们行至当下的处境用了多少的暴力——以至于甚至可以让我们将现在的处境想象为生活的本来面目。尤其是，我们的日常经验事实上是与之完全相悖的。正如我所强调过的，共产主义也许是一切人类关系的基础。这种共产主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主要是以我们所说的“爱”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在此之上总是有某种类型的交换体系和一个等级制的体系。交换体系的形式无穷无尽，很多是完全无害的。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依靠算计的交换。就像我在本书一开始所指出的，欠某人一个人情和欠某人一笔债的区别在于，一笔债的数目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计算要求对等。而要实现这种对等——尤其是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等时（事情通常也由此开始，因为人一直是终极的价值）——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强制性地将人与他们的背景割裂开来，然后才能让他们等同于其他的东西，如下所述：“7张皮和12个大银戒指换你被俘的兄弟”，“你3个女儿中的一个作为这笔150蒲式耳谷子贷款的担保”……
这转而引出了令那些把市场视作人类自由的最高形式的人十分窘迫的事实，即在历史上，非人格的、纯粹商业的市场源于盗窃。经济学家为了避免遭遇这一事实的可能性，最为常见的办法是不停地复述物物交换的神话，像是把它当作咒语在使用。但只需要片刻的思考，它的谬误就显而易见。谁最有可能第一个看到房子里的各种物件，而立刻评估在市场上出售它们可以换回多少东西？毫无疑问，只有盗贼会这样做。乞丐、豪取强夺的士兵，然后也许是讨债者，他们是最早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的人。只有在士兵刚刚掠夺过城市和乡镇的手中，黄金或白银锭块才有可能成为简单的、统一的货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融化了一些祖传的宝藏，比如克什米尔人的神像，阿兹特克人的胸铠甲，或者巴比伦妇女的脚链——它们都是历史的缩影。他们制造的货币，正因为没有历史而有价值，随处都会接受，不会被问及任何问题。这一点至今依然如此。任何把世界归结为数字的体系，只有通过武器才能维持下去，不论是刀、剑、棍棒，还是当今无人驾驶飞机投下的“激光制导导弹”。
而且，它只有通过不停地将爱转化为债才能运作下去。我知道，我使用“爱”这个词自有它比“共产主义”更有号召力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言归正传。市场如果能完全摆脱它们的暴力起源，就必然会成长为某种不同的东西，成长为荣誉、信任和相互连接的网络。而正像这样，要维持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强制体系，就需要把人类合作、创新、奉献、爱情和信任的成果再度转变为数字。他们通过这样做，让人们可能把世界想象成不过是一系列冷血的计算。更有甚者，他们把人的社交本身转变为债务，也就是将我们生存的根本基础——因为我们根本上只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的总和——改造为有关错误、过失和犯罪的问题，并把世界变成一个不平等的地方，而只有通过完成某种可以消去一切的大型宇宙交易才能克服这种不平等。
也许我们可以问，“我们欠社会什么”，甚至于讨论“欠大自然的债”或者其他宇宙观。这虽然看似把问题的导向翻转了过来，却不过是一个虚假的解决办法——这样做就像是根据那种把我们与宇宙割裂开来的道德逻辑，在绝望地攀爬，以图拯救某种东西。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计算这样一个过程，它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完全痴呆的地步，因为它以我们的确可以绝对地与宇宙分开为前提。我们可以完全地脱离于世界，把其他所有人（或者其他所有生物，甚至整个宇宙）丢进一个布袋里，然后开始与他们谈判。这在历史上产生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虚假的前提上，把它看作一笔早已逾期的贷款，并因此把我们的存在本身当作罪恶。但这里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罪恶，那就是欺诈。前提本身就是具有欺骗性质的。有什么比设想我们可以和自己存在的根基谈判更放肆、更可笑的呢？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要我们与绝对存有发生任何种类的关系，我们就在面对一个完全存在于时间（或人类所标度的时间）之外的一种本质；因此，正像中世纪神学家所正确认识到的，和这个绝对存在打交道，是不可能产生债务一说的。
1.例如，参见SoutikBiswas的India'smicrofinancesuicideepidemic，BBCNewsSouthAsia，2010年12月16日。
2.在我作为活动主义者的工作中，我在许多场合亲眼见到了这一现象：例如，为了保证不会让抗议者感到他们的做法取得了成功，警察会很高兴地关闭交易峰会。
3.在实践中，它主要包括“免息”的银行安排，为利润贡献的概念开空头支票，但它实际上和其他银行的运转几乎一样。问题在于，利润分享银行和更为传统的银行在同一个市场中竞争，那些预计可以产生高利润的企业，会被提供固定利率贷款的银行吸引，只有那些预计利润较低的企业才会转向利润分享选项（Kuran1995:162）。要想向无息银行的过渡成立，就必须使所有银行都采取这一策略。
4.在哈里发的统治下，保证货币供给；在中国，通过系统性的干预来稳定市场，防止资本主义式的垄断；后来，美国和其他北大西洋共和国采用了允许对自身债务货币化的做法。
5.正如我在第五章中论述的那样，经济生活总是相互碰撞的原则构成的事物，因此，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和谐的。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这在任何层面上是一件坏事——至少，它永远非常高效。在我看来，源自暴力的扭曲是特有的危害。
结论
也许这个世界真的欠你一份生计
在我看来，现有的许多关于信贷和银行业的著作，在探讨此书中所分析的那种更为宏大的历史问题时，几乎都像在诡辩。确实，早先的一些人物，例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是怀疑信贷体系的，但到了19世纪中期，在那些十分关注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中，已经有一大部分人在努力证明，不管银行体系的外表如何，它事实上是极为民主的。一种较为常见的论断是，银行体系确实是在将资源从“怠惰的富人”那里聚集起来，输送给“勤劳的穷人”。前者缺乏把他们的钱用来投资的想象力，将其委托给了别人；后者则拥有精力与动力去创造财富。这证明了银行存在的合法性，但也强化了民粹主义者的手段。他们要求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护债务人等——因为既然时局艰难，为什么只让勤劳的穷困百姓、农民、工匠和小商人来受苦？
这引发了第二条推论的思路：毫无疑问，富人在古代是主要的债权人，但现在形势已经逆转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呼吁给食利者安乐死的时候，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Mises）写道：
公众意见始终对债权人有偏见，总将债权人和饱食终日的富人联系起来，将债务人和勤劳的穷人联系起来。人们痛恨前者，因为他们是无情的剥削者；又怜悯后者，因为他们是受到压迫的无辜受害者。人们认为政府旨在限制债权人索债权的行为对广大群众是极为有利的，受到损害的是一小部分强硬的高利贷者。他们根本没注意到，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创新已经完全改变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阶级构成。在雅典人梭伦的时代、罗马土地法的时代和中世纪，债权人大多是富人，而债务人是穷人。但在这个拥有债券和公司债券、抵押银行、储蓄银行、人寿保险单及社会保障福利的时代，拥有可观收入的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就是债权人。
而拥有举债经营的公司的富人，成为现在最主要的债务人。这就是所谓的“金融的民主化”。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每当有人要求消灭靠收租生活的阶级，就会有别人反对，认为这会毁了寡妇和领退休金的人的生计。
如今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金融体系的捍卫者常常准备好了运用两种观点，根据情境所需的言辞来迎合一方或另一方。一方面，我们有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这样的“博学者”，庆祝现在“每个人”都拥有一部分埃克森（Exxon）或墨西哥，因而富有的债务人会对穷人负责。另一方面，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2009年出版的《货币的兴起》（AscentofMoney）的作者，仍然能宣称他最主要的发现之一是：
贫穷不是贪婪的金融家剥削穷人的结果。贫穷更多的是源于金融机构的缺乏，是由于银行的缺失，而不是它们的存在。只有当借款人能利用有效的信贷网络，他们才能逃离放高利贷者的魔掌；只有当存款者将他们的钱存放在可靠的银行，才能将钱从饱食终日的富人那里传输给勤劳的穷人。
这就是主流著作中的对话状况。我的目的不是直接与这种观点交锋，而更多的是说明主流的对话一直以来如何在促使我们问错误的问题。让我们以上面引用的这段话来说明。弗格森这里到底在说什么？贫困是由信贷的缺失导致的。勤劳的穷人只有从稳定、可敬的银行（而不是从放高利贷者，或者大概从信用卡公司，或现在收取高利贷利率的发薪日贷款业务那儿）获得贷款，他们才能摆脱贫困。所以弗格森事实上一点也不关心贫困；他只关心某些人的贫困，他们勤劳工作，因此不应该成为穷人。那么那些不勤劳的穷人怎么办？他们想必可以下地狱了（根据许多基督教派别分支的教义，这毫不夸张）。或许水涨船高，他们的生活会随着其他人的生活一同变好。但这很明显是具有偶然性的。他们不值得拯救，因为既然他们不勤劳，所以无论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都无关紧要。
对我而言，这正是债务道德最有害的地方：不管我们到底如何，金融命令一直以来都试图将我们所有人等同于抢劫者，认为我们仅仅关注世界上能变成钱的东西。它然后告诉我们，只有那些愿意将世人都视为掠夺者，才配得到追求生活中除钱以外任何东西所需的资源。它在几乎每个层面都导致了道德错乱。（“取消所有学生贷款的债务？但这对那些为了偿还学生贷款而奋斗多年的人来说不公平！”请允许我向读者保证，对那些为了偿还学生贷款奋斗多年并最终偿清的人来说，这个观点就像在说，对一个行凶抢劫的受害者来说，不去抢劫他的邻居对他是“不公平的”。）
如果有人同意其潜在的假设（由于度量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成功的终极标准，是其将全球每年商品和服务总产出增加至少5%的能力，所以工作必然是有道德的），那么这个观点也许还有点意义。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持续长久地信奉这些学说，我们有可能会毁掉一切。这种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巨大的债务机器已经在过去5个世纪里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道德上归结为等同于西班牙征服者的水平，并看似要遭遇这个世界在社会和生态上的限制。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想象自己会毁灭的癖好已经在过去半个世纪改变了，变成了想着将世界其他部分一起拖下水。而且，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癖好会消逝。现在，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将生活变得更容易，向一个人人可以靠更少的工作来获得更充裕的生活的社会靠近。
因此，我想为不勤劳的穷人美言几句，以此作为本书的结尾。他们至少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们将不工作的时间花在了朋友和家人身上，享受这种时光并关心他们所爱的人，他们为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也许比我们所承认的更多。也许我们应该将他们看作引领一种新经济秩序的先驱。这个新秩序与我们现在的秩序的区别在于，它没有自我毁灭的倾向。
在此书中我也避免了提出具体的建议，但请允许我提出一个作为结尾。在我看来，我们与某种《圣经》意义上的禧年是久违了：这个日子将要同时影响国际债务和消费者债务。这样的一个日子不仅能减轻人类所蒙受的真切苦难中非常大的一部分，而且还能让我们提醒自己：钱不是不可言说的，偿债不是道德的本质，所有事情都是人类的安排；并且，如果民主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让所有人同意以不同方式安排事情的能力。因此，它将是十分有益的。自汉谟拉比开始，伟大的帝国无不排斥这种政策。这一点我认为是意味深长的。雅典和罗马建立了这种范式：即使面对持续不断的债务危机，他们坚持在立法时打擦边球，软化它的冲击，废除债务奴役之类明显的暴行，利用帝国的战利品将各种额外的福利洒向其较穷的公民（他们毕竟构成了军队的普通成员），以此让他们多少保持飘忽不定的状态——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挑战到债务原则本身。美国的统治阶层似乎采取了一个非常类似的手段：消除最恶劣的暴行（比如债务人的监狱），用帝国的果实来提供有形的和其他的补贴；在最近几年，他们的做法是操纵美元汇率以使中国的廉价商品充斥美国国内，但从不允许任何人质疑欠债还钱这一神圣原则。
然而至此为止，这个原则已经被揭露为一个明目张胆的谎言。事实上，我们并不“全都要”偿还我们的债。没有什么会比对每人的往事一笔勾销、与我们习惯的道德决裂并重新开始更重要了。
到底什么是债务？债务就是对一个承诺的曲解（perversion）。这是一个被数学和暴力腐化了的承诺。如果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交朋友的能力，那么自由必然也是做出真正承诺的能力。真正自由的人们会对对方做出怎样的承诺呢？我们在这里甚至还说不准。这更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到达这样一个能让我们找到答案的地方？而踏上这段旅程的第一步，也就是要接受一点，即在最为广阔的世界里，正如没人有权告诉我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一样，也没人有权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欠别人什么。
1.vonMises1949:540–41。原始的德文文献在1940年出版，完稿时间可能是在那之前一两年。
2.Ferguson2007:iv.
3.在这里我是有实际经验的。在我的朋友们的眼中，我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可以理解，他们经常对我感到恼火——并且我敏锐地知道这种行为即使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也是轻微病态的，我肯定这绝无可能使一个人变得更好。 |
文化革命与当代文学（摘要）（Л.阿维尔巴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3．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
文化革命与当代文学（摘要）
Л.阿维尔巴赫
编者按：本文选自1928年5月5日《真理报》。这是当时担任拉普总书记的阿维尔巴赫在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根据《在文学岗位上》1928年第10期报道，这次大会于1928年4月30日至5月8日召开。绥拉菲莫维奇致开幕词，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不部长克里尼茨基讲话。除阿维尔巴赫的报告外，卢那察尔斯基作题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状况和任务》的报告，李别进斯基和法捷耶夫作题为《瓦普的艺术纲领》的报告，苏蒂林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学与民族问题》的报告，谢利瓦诺夫斯基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大会决定将瓦普改组为沃阿普（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联合会）。
报告人在开头部分谈了文化革命的总任务之后，就转而论述无产阶级作家的问题。
“我们要求无产阶级作家认真注意人的内在的发展，认真注意在共内部发生的斗争。瓦普‘左派’中的许多人认为，我们的时代是‘普通人’的、模式化的工人的时代，‘并不需要用显微镜’来研究他们．其实，甚至象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现的酒费开支增加那样的也许在‘左派’看来是‘普通的’日常生活现象，在实际生活中远不是那样简单的，对每一个单独的工人来说，包含着极为深刻的内心感受的复杂冲突。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反映这一过程是必需而又重要的。”
“我们把我们的文学分为五个流派：新资产阶级流派、旧的同路人、新的同路人、农民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就是根据工人阶级的任务来影响和引导读者的心理的文学。我们需要的是阶级立场坚定的作家和完整的世界观的代表。”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学已经有了重要成就，对于这些成就，我们是用无产阶级文学在群众中的比重来衡量的，根据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的材料来看，无产阶级作家承担着当代文艺作品整个需要量的一半，百分之三十一是由同路人来承担的，还有百分之十八是由农民作家来承担的。我们在满足工人读者的需要方面超过了同路人。中间分子的现象则相反。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和列宁格勒的各组织进行的调查表明，从声望来看，Bc.伊凡诺夫在缝纫工人和皮革工人中占第十五位，在艺术工作者工会占第二位；罗曼诺夫在艺术工作者工会占第一位，富尔曼诺夫在艺术工作者工会无人知道，在工会占第三一七位，等等。”
“我们的评论界暂时还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我们经常在报刊上大加议论的，只是狭小的文学界感兴趣、而广大的读者不感兴趣的作者和作品。”
“新的资产阶级文学在我国不仅在发展，而且有时渗透到我们那些大型文学杂志里。在我国文学中，不正常地重视性的问题，这无疑是新资产阶级作家的影响，这类作家以在文学中寻求精神满足的小市民读者为对象。”
报告人引用了关于近年来我们的大型文学杂志所涉及别的题材的很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原来《新世界》对性的问题比所有的杂志都感兴趣，有七篇专门描写这一问题的作品，《红色处女地》上也有三篇这样的作品，而《十月》、《青年近卫军》和《星》上一篇也没有。同时，《新世界》在这一年对工人的日常生活完全不感兴趣，而《十月》有五篇专门描写工人日常生活的作品，《青年近卫军》有三篇，《星》和《红色处女地》各有一篇。
至于同路人，报告人强调说，现在反复强调必需与同路人在工作上协调一致这一老口号已不够了。革命已经大大向前跨进，我们应该相应地向同路人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通往无产阶级文学的领导权的道路上的重要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应该在自己人中间同不健康的倾向作斗争，应该与悲观颓废情调作斗争。我们应该学习，应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创作工作上。在我们的组织中，我们没有任何危机感。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任务——把整个无产阶级文学力量集合在瓦普周围，首先是晚收“锻冶场”并从自己的队伍中摘除异己分子，在组织上更接近工厂。
在实现党在文学方面的政治路线上，我们并不要求由瓦普垄断一切，但是我们并不是中立的，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是党在贯彻其文学政策方面的工具。
秦溪译 |
11大资本主义帝国时代（1450-197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11大资本主义帝国时代（1450-1971年）
↘全球流动的金银
↘贪婪之恶：恐怖的征服者与愤怒的负债者
↘信用经济转向利息经济
↘新信用形式的兴起
↘资本主义的本质
↘结论
“那么，你要付我11比索；既然你付不出，你就要再多付我11比索。总共是22比索：前面11比索是毛毯和棕榈叶垫子的钱，后面11比索是因为你付不出。没错吧，克里希埃洛？”
克里希埃洛不识数，自然而然地说道：“是这样的，主人。”
唐·阿努尔福是一位体面、尊贵的人。其他地主对他们的短工可是心狠手辣。
“这件汗衫要5比索，对吗？很好。既然你不能付这笔钱，就是5比索。那么，你已经欠我5比索，所以我要再收你5比索。由于我不可能从你这里拿回这笔钱，你得再付我5比索。所以，5加5加5加5，总共你欠我20比索，对吧？”
“是的，主人，是这样的。”
短工若是需要一件汗衫，只能找他的主人。他也只能从主人那里获取贷款。他为他的主人工作，而且只要他欠主人一分钱，就永远无法逃脱主人的掌心。
——B.特拉文，《卡雷塔》
有许许多多新鲜事物标志着我们常说的“探索的时代”（AgeofExploration）的开始，例如现代科学、资本主义、人道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将它简单地界定为历史周期的另一轮似乎显得有点奇怪。不过，从我在这本书中所展开的视角来看，它确实只是历史周期的新一轮。
这个时代大约从1450年开始。世界开始脱离虚拟货币和信用经济，再度开始使用贵金属货币。随后，美洲的金银巨流极大地推动了这个过程，在西欧爆发了一场“价格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社会。此外，伴随着金银一同回归的，还有一系列在中世纪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悄无声息的情况：大型的帝国和职业军队，大规模掠夺性战争，自由的高利贷和债务奴役，同时还有唯物论哲学，科学和哲学创新再度蓬勃——甚至传统奴隶制也随之回归。不过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所有轴心时代的片段都在这个时代重新上演，但它们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登台亮相的。
全球流动的金银
15世纪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段。这是一个充满灾难的世纪：黑死病不时在大城市肆虐；商业经济在走下坡路，在某些地方甚至完全崩溃；各地城市纷纷破产，债券违约；骑士阶层在各地发生零星的冲突，地方性的战事摧毁了很大一部分乡村。甚至，在地缘政治上，基督教世界风雨飘摇。奥斯曼帝国不仅占领了拜占庭帝国最后的领地，还不断向中欧推进，陆地和海洋力量持续扩张。
与此同时，从许多普通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的角度看，这却是一个不能再好的世纪。黑死病消灭了欧洲大约1/3的劳动力，这导致的异常结果是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工资上涨不是立即发生的，不过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各个政权对此的第一反应，也就是实施控制工资的法律，有的甚至还试图重新将自由农民与土地捆绑到一起。这种努力遭到了有力的反抗，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众起义。各地政府虽然能够镇压这些起义，但也不得不妥协。不久，大量财物流入寻常百姓手中，政府不得不开始引入新的法律，禁止出身卑微之人穿丝绸和貂皮，还限制节庆日的数量。在许多城镇和教区，节庆日占到了一年的1/3乃至一半。事实上，15世纪正因此被视为中世纪节庆生活的鼎盛期，各种欢庆名目繁多，包括花灯和舞龙、五日柱和教会麦芽酒、“糊涂道长”和苛政王。
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所有这一切都将被摧毁。在英国，先是清教改革者不遗余力地攻击节庆生活；然后天主教和新教改革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与此同时，节庆生活的经济基础，也就是民间的繁荣，也消失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直是几个世纪以来史学争论着墨颇多的热点。我们所知道的是，节庆生活的衰落始于一场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例如，1500-1650年英国的物价上涨了5倍，但工资水平的上升相比之下缓慢得多。因此，不出5代人，真实的工资水平降至之前的40%。欧洲各地的情况普遍如此。
为什么会发生通货膨胀？有一个最为流行的解释，最早是由一位名叫让·博丹（JeanBodin）的法国律师在1568年提出的。征服新世界以后，大量黄金和白银倾注到欧洲，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继续推理下去，因为贵金属贬值了，任何其他东西的价格也就暴涨，而工资却没能跟上。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点。1450年前后，正是金银十分短缺的时期，社会繁荣达到顶峰。现金短缺尤其阻碍了国际贸易；在15世纪6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满载商品的船只，因为没有人有现金购买，被迫从主要贸易港口返航的事例。一直要到15世纪60年代末，事态才开始发生转折，萨克森和蒂罗尔突然爆发出白银矿开采的热潮，随后，抵达西非黄金海岸的新海上航线开辟。接下来是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征服行动。1520-1640年，西班牙珍宝船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从墨西哥和秘鲁运出了无数吨的黄金和白银。
我们通常所讲述的故事有一个问题，即长期留在欧洲的金银少之又少。大部分黄金最后到了印度的寺院里，绝大多数的银条最终流入中国。后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理解近代世界经济的起源，就不应该把目光锁定在欧洲。中国废弃纸币才是这一切的发端。由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故事，我有必要简要地讲述一下。
1271年蒙古族统治中国之后保留了纸币体系，有时甚至试图将之引入帝国的其他地区，但这种做法通常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不过，1368年，又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古族的统治，又有一位农民领袖当上了皇帝。
在蒙古族统治的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与外国商人有密切的联系。不过，这些商人广受憎恶。这是明王朝（也就是之前的叛军）对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持怀疑态度的部分原因。明王朝有一个美好的构想，就是将中国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共同体。这带来了一些不幸的结果。例如，它意味着要维持蒙古族留下来的旧的税收体系，百姓以劳役和实物的形式纳税。而且，这种税收体系的基础是一种接近等级制的体系，臣民有固定登记的身份，如农民、工匠或士兵。法律禁止他们改变职业。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非常不受欢迎。尽管政府在农业、道路和河流方面的投资确实推动了一场商业繁荣，这里的商业在法律上大多是非法的。农民的税负十分沉重，以至于负债的农民开始从祖辈留下来的田产上逃离。
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流动人口往往不会从事常规的产业活动；与欧洲一样，这些人大多倾向于从事一系列奇怪的职业，例如沿街叫卖、演戏卖唱甚至打家劫舍。在中国，还有一批人成了采矿者，出现了一股小小的白银热潮，非法采矿在各地纷纷涌现。没有铸成硬币的银条很快成了非正规经济中实际使用的货币，而不是官方的纸币和铜钱。明朝政府于15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试图关停非法矿井，但却引发了地方性的起义，采矿者和失地农民一起占据了附近的城市，有时甚至威胁到整个行省。
最终，明朝政府甚至打消了再次压制非正规经济的念头，反而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措施：停止发行纸币，使开矿合法化，承认银条在大额交易中的货币地位，甚至授权私人矿厂生产吊钱。这反过来使政府得以逐渐废弃徭役制度，代之以统一用银支付的税制。
那么，中国政府实际上又重新拾起了它的旧政策，也就是鼓励市场，并只在为了防止过度的资本集中时才出手干预。这个政策很快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市场迎来繁荣。的确，很多人认为明朝实现了在世界历史上几乎独一无二的业绩：虽然明朝是中国人口爆炸的时期，却同时也是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的时期。只是问题在于，新的政策意味着明朝政府必须确保国内有充足的白银供应量，以此维持较低的物价水平，尽最大可能消除民众的骚乱——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银矿很快就耗竭了。16世纪30年代，日本发现了新的银矿，但也在一二十年间开采殆尽。很快，中国不得不转向欧洲和新世界。
从罗马时代起，欧洲就一直向东方出口黄金和白银。可问题是欧洲几乎没有生产出什么亚洲人想要买的东西，所以它只能用现金购买丝绸、香料、钢铁和其他进口产品。欧洲扩张的早期，商人主要想获得东方的奢侈品，或是取得用以购买它们的新的金银资源。在过去，靠近大西洋的欧洲真正优越于其穆斯林竞争对手的，只有一件：经历过地中海上数个世纪的冲突磨砺，欧洲有主动而先进的海战传统。1498年，达伽马的舰队进入印度洋，立即结束了海洋上的和平贸易原则。葡萄牙人的小型舰队开始炮轰和掠夺他们路过的每个港口城市，然后控制住战略要地，并向没有武装的印度洋商人勒索保护费，并威胁否则要骚扰他们的生意。
几乎在同一时间，热那亚的制图师、寻找前往中国之捷径的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帝国捡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馅饼：整整两块蕴藏无尽财富的大陆，而大陆的原住民还在使用石器时代的武器，他们很快就随着殖民侵略者的到来而濒临灭亡。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得以发现新的贵金属资源，而且储量巨大。他们全面彻底地盘剥这些资源，甚至到了残酷役使周边人群从而以最快速度榨取尽可能多的贵金属的地步。正如彭慕兰（KennethPomeranz）近些年所指出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亚洲的贵金属需求是一个无底洞。
要是中国没有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经济状态，因此采用白银为货币却不能吸收3个世纪以来新世纪所开采的大量白银，那么那些银矿也许不出几十年就会变得无利可图。1500-1640年的欧洲，以白银计价的价格发生了大规模通货膨胀。这表明，即使亚洲吸收了白银供应量的较多部分，在欧洲，白银的价值也在缩水。
1540年，白银供过于求，致使欧洲价格体系崩溃。要是没有中国的白银需求，美洲的矿业此时无疑会停止运作，整个美洲殖民计划也会功亏一篑。很快，前往欧洲的货船减少了在欧洲的卸货量，转而绕过非洲南端的尖角，穿越印度洋直抵广东。1571年西班牙人建立马尼拉这座城市之后，他们的船只开始直接横渡太平洋抵达亚洲。到了16世纪晚期，中国每年几乎要进口50吨白银，相当于从美洲运抵的白银的90%。在17世纪早期，这个数字达到116吨，或97%。为了换取这些白银，中国出口了大量的丝绸、陶瓷和其他产品。这些中国产品中有许多最终流往中南美洲的新兴城市。亚洲贸易成了促进全球经济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而那些把持金融杠杆的人（尤其是印度、荷兰和德国的商业银行家），取得的财富难以估量。
但是，新的世界经济究竟是如何导致欧洲生活水平显著下降的呢？我们确信的是，这不是因为在日常交易中人们能够使用大量贵金属。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尽管欧洲的铸币厂铸造了巨量的里亚尔、泰勒、达卡特和达布伦，而且它们成了从尼加拉瓜到孟加拉通用的新的贸易媒介，但却没有多少进入普通欧洲人的钱袋。相反，我们总能听到人们抱怨钱荒。在英国：
在都铎王朝的大部分时期，流通的货币之少，已经到了纳税人群没有足够硬币支付善款、工资和什一税的地步。人们一次次需要将家中的金属盘子上交国库，因为这是他们所拥有的最接近货币的东西了。
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这种情况。虽然从美洲输入了大量金属，但大多数家庭仍现金紧缺，不得不时常融化家用的白银器具缴纳税金。
这是因为税要以贵金属的形式缴纳。而相反的是，日常活动仍在继续使用各种形式的虚拟信用货币，与中世纪的情况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人们仍然使用符木、承付票。如果是在小一点的社区，他们干脆就简单地记录谁欠谁什么东西。真正造成通货膨胀的，是那些拥有金银最终控制权的人。政府、银行家和大商人能够借助对金银的控制，改变经济规则。首先，他们规定金银是货币。其次，他们引入新形式的信用货币，供自己使用，与此同时逐渐地损害和摧毁地方的信用体系。而正是这些地方信用体系，使欧洲各地的小规模社区得以在几乎不使用金属货币的条件下运作。
尽管涉及概念上有关货币本质的争端，但是它归根结底是一场政治战争。使用金银货币的新政体只有通过史无前例的暴力才能站稳脚跟。暴力不仅仅针对海外，还针对本土。在欧洲大多数地区，针对“价格革命”及圈地运动的第一反应与不久以后在中国发生的情形相似：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逃离或是被赶出他们的村庄，成为流民或“无主人控制或保护之人”。这个过程激发民众起义，但欧洲政府的反应与中国政府完全不同。他们镇压了叛乱，之后也不作任何退让，将流民集中起来，把他们作为合同工输出到殖民地，征召至殖民地的陆军和海军，或者是让他们在当地工厂工作。
几乎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操纵债务而实现的。因此，债务的性质本身，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1.关于英国工资，参见Dyer1989；关于英国节日生活，有大量的文献，但是近年来一份出色的资料是Humphrey2001。SilviaFederici(2004)提供了一份有吸引力的、近来的总结。
2.对于更近发生的关于“价格革命”的争论，少量代表性观点参见Hamilton1934,Cipolla1967,Flynn1982,Goldstone1984,1991,Fisher1989,Munro2003a,2007。主要的争论发生在货币主义者（仍然认为持续增加的铸币数量是导致通货膨胀的终极因素）和那些强调人口快速增长的人之间，不过绝大多数具体的争论差别都极其细微。
3.历史学家提到“金银荒”——随着大多数矿藏被采尽，没有用于购买东方奢侈品而离开欧洲的这种金银逐渐被藏起，导致商业出现各种困难。在15世纪60年代，在里斯本（Lisbon）这样的城市出现的铸币短缺情况如此严重，以致货舱中满载各种货物的来访商船，不得不在未卖出一件商品的情况下返航（Spufford1988:339–62）。
4.Brook1998。不用说，我进行了极大的简化：另一个问题是地主所有制的增长，许多小的土地所有者因为无力付钱给地主而负债。随着皇室成员的持续增长，以及其他受到恩宠的家族获得免税权，小的土地所有者背负的税务负担如此沉重，使得许多人感到必须把土地卖给有权势的家族以换取租约，以使这些土地免于纳税。
5.在15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家记录了77次不同的“矿工起义”（Harrison1965:103–4;cf.Tong1992:60–64;Gernet1982:414）。1445-1449年，银矿工人在名叫叶宗留的起义领袖的带领下，与人口密集的福建和沙县的佃户农民及城市穷人联合起来，导致产生了蔓延到几个省份的起义，占领了数座城市，驱逐了大多数拥有地产的乡绅。至此，这些起义已经成了严重的威胁。
6.VonGlahn(1996:70–82)记录了这一过程。Gernet(1982:415–16)记录了在1450年到1500年，大多数税款如何变得可以用银子支付。这一过程在“一条鞭法”政策实施时达到了顶点：1530年到1581年实行的税务改革（Huang1974，参见Arrighi,Hui,HungandSeldon2003:272–73）。
7.Wong1997,Pomeranz2000,Arrighi2007，以及其他一些著作提出了该观点。
8.Pomeranz2000:273.
9.在整个16世纪，中国银子的价值（用金子来衡量）大约保持为里斯本或安特卫普（Antwerp）的两倍（Flynn＆Giráldez1995,2002）。
10.vonGlahn1996b:440;Atwell1998.
11.Chalis1978:157.
贪婪之恶：恐怖的征服者与愤怒的负债者
学者们有关为什么会发生“价格革命”的争论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清楚采用哪种分析工具比较合适。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是用来理解当代经济制度的运作模式的。我们是否真的能用这些方法来描述创造这些制度本身的政治斗争呢？
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还有道德上的危险性。采用看似“可观”的宏观经济学进路讨论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相当于将早期欧洲的探索者、商人和征服者的行为简单地看成对机会的理性回应——就好像任何人面对相同情况也会做出与他们相同的选择。这是使用等式通常得出的结论：经济学的公式往往使人十分自然地假设，如果中国的银价是塞维利亚银价的两倍，并且塞维利亚的居民能够取得大量白银并输送到中国，那么他们显然会这样去做，即便这会要求他们摧毁多个文明。或者说，如果英国人需要糖，而且获取生产糖的必要劳动力最简单的办法是将黑人当作奴隶，那么有些人无疑会这样去做。但事实上十分明确的是，历史并非如此。有许多文明有实力像欧洲政权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样制造一场浩劫，明朝的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但它们几乎未曾这样做。
例如，请想一想美洲的金银矿是如何开采的。采矿业几乎在1521年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陷落的同时开始运作。虽然我们习惯于假设墨西哥人口的毁灭是因为欧洲疾病引入美洲的结果，但当代的研究者日益发觉，强迫新征服的原住民在矿山工作至少也起到了同等的效果。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在《征服美洲》（TheConquestofAmerica）一书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概要，使我们得以看到一些最触目惊心的报告。报告的作者大多是西班牙的牧师和修士。他们即便在原则上相信印第安人的灭绝是上帝的审判，却也无法掩饰他们对西班牙士兵的暴行所感到的惊恐：西班牙士兵为了测试刀刃是否锋利，随意地取出路人的内脏，还强行扯下原住民母亲背上的婴儿喂狗。这种行径也许只会被当作一群拥有绝对免责权的重装军人（很多有暴力凶杀的背景）必然会做的事情而一笔带过；但来自矿山的报告说明，这种暴行比前者更有组织性。弗雷·托里维奥·德·莫多里尼亚（FrayToribiodeMotolinia）相信上帝要将10种灾祸降于墨西哥原住民，他罗列了天花、战争、饥荒、强迫劳动、税负（这致使许多人向放债者出售子女，还有许多人在残酷的监狱中被折磨致死），以及成千上万在建设首都的过程中死去的人们。他认为，最为首要的灾祸，就是无数人在矿山中悲惨地死去：
第八个灾祸是西班牙人将他们变为奴隶，强迫他们在矿山劳动。首先是那些阿兹特克人的奴隶，然后是有反抗倾向的人，最后是所有他们能抓到的人。征服美洲后的最初几年，奴隶贩卖十分活跃，奴隶经常几易其主。除了皇家的标志，西班牙人还在他们脸上烙下了许许多多的印记，以至于他们满脸是字，因为每个买下他们的人都会在他们的脸上印上自己的名字。
第九个灾祸是为矿山劳动。印第安人需要穿越60多里格将沉重的补给运入矿区……如果他们的食物告罄（或是在矿山里，或是在途中），他们就会饿死，因为他们没有钱购买食物，也没有人给他们食物。有些印第安人回到家中已是精疲力竭，不久也死去。这些死在矿山中的印第安人和奴隶的尸体散发恶臭，导致了瘟疫的爆发，尤其是在瓦哈卡的几个矿山中。在这些矿山周边半里格以内及道路的大部分路段，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得从尸骨上走过。成群的鸟和乌鸦飞来大饱口福，它们数量之多，遮天蔽日。
秘鲁也上演了类似的情景。整个地区的人口由于矿山的强制劳动而消失。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更为恐怖，那里的原住民被全部消灭。
我们讨论西班牙征服者，讨论的并不是他们一般意义上的贪婪，而是上升到一种不可理喻的程度的贪婪。这毕竟正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回忆。他们的欲望似乎从来得不到满足。即使在占领特诺奇蒂特兰或库斯科，并在此取得无法估量的财富之后，征服者几乎总是重新集结，出发去搜寻更多的财宝。
历代的道德家们一直在抨击人类没有止境的贪婪，就像抨击我们据称没有止境的权力欲一样。不过，历史真正揭示给我们的是，尽管人类确实倾向于谴责他人做出类似西班牙征服者的行径，却很少有人真的会做得如此恶劣。即使对于最有野心的人来说，梦想也会更接近于辛巴达的经历：冒险，获取定居下来过美好生活所需的财富，然后就是享受生活了。当然，马克斯·韦伯论证过，资本主义的神髓是从不定居、无限扩张的冲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最早出现在加尔文主义中。但西班牙的征服者是货真价实的中世纪天主教徒，即便他们通常出身西班牙社会最为鲁莽、最不道德的阶层，他们又为什么没有丝毫懈怠，一直想要获取比自己所拥有的多得多的东西呢？
我认为，回溯荷南·科尔蒂斯（HernánCortés）征服墨西哥的开端，也许对解答这个问题有所帮助。他的直接动机是什么？科尔蒂斯于1504年移民到伊斯帕尼奥拉殖民地，满怀荣耀与冒险的梦想。但在他到来的最初15年中，他的冒险大多只是勾引他人的妻子。但在1518年，他连蒙带骗，捞到了一支远征军的指挥官头衔，在美洲大陆确立了西班牙的地盘。陪同他的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DiazdelCastillo）后来写道，在这个时候—
他开始装饰自己，比以前更为注重自己的仪态。他帽子上插了翎毛，衣服上别了奖章，挂了一条金链子，天鹅绒的斗篷上修剪有镀金的圆圈。他看上去真像一位英勇而时髦的海军上校。不过我所说的这些，都还不是他支付得起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尽管他有可观的地产，也在从矿山中获取黄金，但他仍然十分穷困，负债累累。他把所有的收入用于打扮自己和他新娶的妻子及款待宾朋……
他的几位商人朋友听闻他成了远征军的指挥官，于是借给他价值4000比索的金币，以及以他的印第安人和地产担保的价值4000比索的货物。然后他下令造两面印有标语的旗帜。旗帜上的皇家纹章用金色，两边各有一个十字架，另有一行文字如是说道：“弟兄们，让我们用真正的信仰跟随神圣十字架的标志，它将引领我们实现征服。”
换句话说，他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因为陷入麻烦，于是决定像铤而走险的赌徒一样孤注一掷。因此，后来他毫不理会殖民地总督在临行前决定撤销远征的决定，带着600人航行去美洲大陆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向同行的人承诺均分远征的利润。登陆后他破釜沉舟，实际上也就是把一切都赌在胜利上了。
现在让我们从迪亚斯那本书的开头跳到结尾的章节。三年之后，通过某些在有史以来的军事领袖中最为天才、最为残忍、最为耀眼和最为无耻的行为，科尔蒂斯赢得了胜利。为期8个月、挨家挨户的屠杀消灭了大约10万阿兹特克人，完全摧毁了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特诺奇蒂特兰。远征军占领了阿兹特克人的国库，于是到了与存活下来的士兵分赃的时候。
不过根据迪亚斯的叙述，结果却让这些士兵大为愤怒。军官们共谋扣押了大部分黄金，最后士兵们得知他们每人只能拿到50~80比索。更令他们愤怒的是，又有很大部分报酬立即被之前向他们放债的官员收去——这是因为科尔蒂斯规定士兵更换的装备及在攻城中接受的治疗都要收费。大部分士兵发现，这次远征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是亏本生意。迪亚斯写道：
我们都负债累累。一把弩至少要40或50比索，一支火枪100比索，一把剑50比索，一匹马800~1000比索，甚至更贵。因此我们需要为这一切支付很大一笔钱！一位自称马斯特·胡安的外科医生照料过一些重伤员，为此收取高得不可理喻的费用。另外一个叫作穆尔西亚的庸医也如法炮制。他在远征期间做过药剂师和理发师，也料理过伤员。另外还有30种巧立名目的项目，在我们拿到自己那份钱之后立即要求我们支付。
我们对此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但科尔蒂斯给出的唯一办法是指派两位信得过的人，他们了解商品价格，并能够对我们此前赊账购买的所有东西进行估价。他又下达了一条命令：外科医生的医疗，不论什么价格，我们都必须接受；但如果我们没有钱，我们的债主必须为还款等上两年。
西班牙商人不久也来了，向远征军士兵高价出售必需品，因此进一步激怒了他们，直到：
我们的将军对无休无止的责难（说他将一切窃为己有，不停要求贷款和预付报酬）忍无可忍，于是决定立刻摆脱那些最讨厌的家伙。他在一些省份建立了殖民地，而那些省份似乎对这个目的而言是最合适不过的。
就是这些人最后掌控了美洲殖民地的省份，并在那里设立了地方行政、税收和劳动制度。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会有描述说，印第安人脸上印满了名字，就像签满背书的支票一样，或者为什么矿山方圆数里之内布满腐烂的尸体。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种冷酷或贪婪的心理，更多是一种羞耻与义愤复杂混合的心理。债务只会不断累积，这让远征军士兵急得发疯（他们的债务无疑是有利息的）。经历了那么惊险的一切，却反过来欠下一屁股债，这让他们无比愤慨。
科尔蒂斯的情况又是怎样？他也许做了一回世界历史上最厉害的江洋大盗。无疑，他最早的那些债务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不过他似乎总是陷入新的债务。1526年，当他正远征洪都拉斯的时候，他的债主们就已经开始收回他的财产了；远征归来时，他写信给查理五世说，他的远征开支如此之高，“所有战利品都不足以把我从悲惨和贫困中解脱出来。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还欠着500盎司的黄金，而手头却没有一个比索可以还债”。很有可能的是，科尔蒂斯没有诚实地写下自己的境况（当时他拥有自己的私人宫殿）。但没过几年，为了募集远征加利福尼亚的资金，他沦落到典押妻子的珠宝的地步。他希望这一系列远征能够使他重获财富。不过这没能转变成利润；最后他被债主团团包围，不得不回到西班牙，当面向皇帝请求帮助。
所有这一切似乎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有可疑的相似性。当时，负债的骑士洗劫了一座座外国城市的财富，最后还只是勉强打发走了他们的债主。这种相似性是有原因的。支持这些远征的金融资本，多少来自相同的地方，不是热亚那，就是威尼斯。此外，两次远征涉及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核心：一方面是勇敢的冒险家，他们是赌徒，愿意承担任何程度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小心谨慎的金融家，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都围绕稳定、低风险的收入增长而进行。
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济体系总是带有一种有双重特征的特殊标记。在桑坦德大学这类西班牙大学里，人们辩论印第安人是否属于人类（他们是否有灵魂？他们能否拥有法律上的权利？强制奴役他们是否合法？），也讨论西班牙征服者的真实态度（是对敌人的蔑视还是厌恶？甚或是因钦佩而生嫉妒？）这些讨论一直以来让学者们十分着迷。但真正的要点是，在做出决策的关键时刻，这些讨论都毫无作用。那些决策者并没有觉得自己处于任何控制之下；那些受到讨论影响的人也没有特意做细致的了解。让我们看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莫多里尼亚所描述的那些金矿银矿，没开采几年，就有数百万印第安人被集中起来奴役至死。之后，殖民者制定了债务奴隶的政策，采用的是通常的伎俩：要求印第安居民支付高额税款，向那些无力缴税者提供有息贷款，然后要求他们用劳动偿还贷款。皇家专员时常试图禁止这种行径，理由是印第安人现在已经是基督徒，这侵犯了他们作为西班牙国王忠实子民所享有的权利。不过，皇室这种旨在保护印第安人的努力几乎从没有奏效过。最后，皇室也不得不应对财政上的紧急局势。查理五世本人也欠下佛罗伦萨、热那亚和那不勒斯银行企业大笔债务，而来自美洲的金银大概占到他总收入的1/5。到头来，国王派往美洲的使者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便他们对殖民地的做法在道德上感到十分愤怒（而且往往是十分真诚的愤怒），但是国王的谕令在殖民地仍旧遭到忽视。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推行一到两年，然后就中止了。
所有这一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基督教曾一直坚持对高利贷的强硬态度。这不单单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而且还是一种道德上的对抗。货币往往有成为道德规则的潜能。如果允许用钱生钱，赚钱很快就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德行，让其他一切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对于负债者来说，世界可以归结为潜在危险、潜在工具和潜在商品的一个集合。即使是人际关系，也成了成本——收益计算的事。很明显，这正是西班牙征服者着手征服时看待世界的方式。
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它创建一系列社会安排，并迫使我们这样认为。公司的结构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例——而且，绝非巧合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合资公司是英国和荷兰的两家东印度公司；它们从事的，正如西班牙征服者一样，是探险、征服、压榨等一系列活动。公司的结构是为清除所有道德规则，只留下利润而设计的。作为公司决策者的执行经理可能宣称（他们也经常这样做），如果公司的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当然不会在为公司终身工作的员工退休前的一周将之解雇，或者将致癌废物倒在学校附近。不过，他们在道德上往往顾及不到这些，因为他们不过是公司的雇员，唯一的职责是向公司股东提供最大的投资回报。（当然，公司股东对此不需要任何解释。）
之所以说科尔蒂斯的形象具有启示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所说的，是一位于1521年征服了一个王国，得以坐在一大堆黄金之上的男子。他也没有任何分享这笔财富的意图，甚至对他的追随者也一毛不拔。5年之后，他宣称自己是身无分文的负债者。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答案：科尔蒂斯不是国王，他是西班牙国王的臣民，生活在西班牙王国的法律框架之下。该框架规定，如果他没有好好打理自己的财富，就会失去它。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国王的法律在其他情况下可以被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国王们也不能完全我行我素。查理五世一直背负债务。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当政时，军队在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于是他玩起了中世纪时的违约伎俩，引来了他所有的债主的联手制裁——从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到德国的富格银行和韦尔泽银行，它们将不再向他提供贷款，直到他践履之前的债务承诺。
因此，资本不仅仅是钱。它甚至不仅仅是可以转化为钱的财富。同样它也不仅仅是使用政治权力协助某人钱生钱——这正是科尔蒂斯想要做的：采用经典的轴心时代做法，他试图通过征服获取战利品和在矿山劳动的奴隶，这样他就可以用现金回报他的士兵和供应商，然后开始进一步的征服。这个公式对他而言屡试不爽，但对于所有其他征服者而言，带来的却是一场惊人的失利。
这似乎可以展现轴心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差异。在轴心时代，货币是帝国的工具。确实，统治者可以轻易设立市场，让人们在市场中以钱为目的追逐利益；有时候，统治者甚至可能将整个政府机器看作一个赢利企业；但货币一直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当帝国崩溃、军队解散后，整个机器也就烟消云散了。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秩序下，货币的逻辑有了自主性；政治和军事权力随后逐渐围绕它重组。的确，这种金融逻辑，若是没有国家和军队作为后盾，是不可能出现的。正如我们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例子中看到的，在真正的自由市场条件下（即在国家不以任何明显的方式介入和管制市场，甚至不承担强制执行商业契约的责任），是不会发展出纯粹的竞争性市场的，那么收取有息贷款实际上也就是不可能的了。真正使设立一个如此独立于国家的经济体系成为可能的，也只有伊斯兰教反对高利贷的禁令。
1524年的马丁·路德正是在表明这一点。当时大约是科尔蒂斯第一次开始与他的债主闹纠纷的时候。路德说，我们想象所有人都可以像真正的基督徒一样，按照福音书的命令生活，这无可厚非。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
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十分罕见；因此，世界需要一个严厉的现世政府，驱除和约束邪恶的人，让他们不去抢劫并归还他们所借来的东西——即便一个基督徒按道理不应要求收回出借的东西，甚至根本不应期望能够收回。现世政府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世界就会变成一片沙漠，和平就会消失，贸易和社会会被完全摧毁；如果我们根据福音书统治世界，而不通过法律和强制驱使邪恶之人从善，所有这一切就会发生……不要相信统治世界无须流血；统治者的利剑必须是鲜红而血腥的；这是因为世界会也必然会是邪恶的，而这剑是上帝对它的惩罚和报复。
在将有息贷款本身视为盗窃的经院哲学理论看来，“不去抢劫及归还他们所借来的东西”是一个鲜明的并置。
这里路德指的正是有息贷款。有关他如何得出这一点的故事很有意思。路德的改革生涯始于1520年，当时他正猛烈地反对高利贷。他反对教会出售赎罪券，原因之一便是他认为，赎罪券本身就是心灵上的高利贷的一种形式。他的立场在城镇和村庄中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不过，他很快发觉，自己招来了一个有可能颠覆整个世界的鬼怪。更为激进的宗教改革者宣称，穷人没有偿还高利贷贷款利息的道德义务，并建议恢复《旧约》中类似于安息年的制度。不久，革命的传教士又一次开始质疑贵族特权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1525年，也就是路德布道的后一年，德国各地兴起了大规模农民、矿工和城市贫民的起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叛乱者自称不过是真正的基督徒，目标是重建福音书中真正的共产主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超过10万人被屠杀。早在1524年，路德就感觉到事态日渐失控，因此必须选择站在哪方：在那篇布道中，他选择了立场。他宣称，《旧约》中如安息年之类的法律已不再有效；福音书描述的只是理想中的行为；人类是有罪的生物，因此需要法律；尽管高利贷是一种罪，4~5个百分点的利息率在当前某些情况下是合法的；而且，尽管收取利息是罪恶的，但以此为理由违反法律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合法的。
瑞士的新教改革者慈运理（Zwingli）甚至说得更为直白。他认为，上帝给了我们神圣的法则：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如果我们真的恪守这条法则，那么人类会免费地相互赠予，私有财产就不会存在。不过，除了耶稣，还没有人能够按照这种纯粹的共产主义标准生活。因此，上帝还给了我们第二条、次一等的人类法则，由世俗政权负责推行。这条次等的法则，虽不能强迫我们按照我们真正应该遵循的方式行事（“长官不能强迫任何人出借他们自己的东西却不求补偿或利润”）——但至少可以让我们跟随使徒保罗的指引，因为他说过：“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不久之后，加尔文抛弃了完全禁止高利贷的禁令。而到了1650年，几乎所有新教派别都同意他的立场，即合理的利息率（通常是5%）并不是罪恶。这个判断的前提条件是放贷者是出于好心而放贷收息，不把放贷当作自己的主业，也不盘剥穷人。（天主教的教义对此反应迟缓一些，但最后也被动默许了这一立场。）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所有这些是如何取得正当性的，便会有两件事情跃入眼帘。首先，所有新教思想家都继续采用中世纪古老的论点，即“利息”实际上是在补偿放贷者如果把贷款用于某项更有利的投资所可能取得的利润。最开始，这个逻辑只适用于商业贷款。现在，它越来越多地适用于所有贷款。于是，钱生钱也就不再是违背自然的了，人们反而期望钱能够增长。所有的钱都被视为资本。其次，下面这条假设从未完全消失——向敌人放高利贷是完全合适的行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所有商业活动都带有某种战争的性质。例如，加尔文并不认为《申命记》只肯定了向亚玛力人贷款收息的行为；他认为，《申命记》明显表示，向叙利亚人或埃及人，乃至向所有与犹太人进行贸易的民族放高利贷，都是可以接受的。打开高利贷之门，至少就是心照不宣地提示，一个人现在可以将包括邻人在内的任何人，当作外邦人对待。要理解这在实践中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只需要观察一下，当时欧洲商人冒险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是如何对待外邦人的。
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欧洲本土的例子。当时还有一位负有盛名的负债者，即著名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卡西米尔侯爵（1481-1527年）：
卡西米尔是勃兰登堡的老弗雷德里希侯爵之子，也就是人们所知的德国文艺复兴的“疯狂诸侯”之一。至于他究竟有多么疯狂，资料上没有定论。当时的一份编年史描述他“因太多赛马和马上枪术比赛而多少有点神经错乱”：大多数人认为，他会暴怒发作而不能自禁，也热衷于狂野、铺张的庆典，据说这些庆典经常成为放浪形骸、酗酒纵欲的好机会。
不过，他不善于管理钱财是众所周知的事情。1515年年初，弗雷德里希陷入严重的财政麻烦（据说欠了20万荷兰盾的债），不得不警告他的债主（多数也是贵族），他可能不久将被迫暂时中止偿还债务利息。这似乎导致了一场信任危机，不到数周时间，他的儿子卡西米尔策划了一起宫廷政变——1515年2月26日凌晨，率军控制了普拉森堡。他逼迫此时正忙于庆祝嘉年华的父亲签署退位诏书，理由是后者精神衰弱。弗雷德里希被软禁在普拉森堡度过了余生，不让见客，信息全无。后来他的侍卫请求新侯爵提供一些荷兰盾，供老侯爵赌博、消磨时间。卡西米尔在公众面前作秀，公开拒绝了侍卫的请求，并宣称（当然是荒谬地宣称）他的父亲留下的局面一团糟，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卡西米尔忠实地将总督职位和其他荣誉职位少量授予他父亲的债主。他打算让自己的家族恢复秩序，但这却困难重重。他在1521年热心地拥护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显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可以借此染指教会的土地和修道院的资产，而并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宗教狂热。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如何处置教会财产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卡西米尔本人又乱上加乱，自己积累了一大笔赌债，据说高达近5万荷兰盾。
让他的债主担任行政管理职务，其结果显而易见：这些人会变本加厉地盘剥他的臣民，很多臣民也成了绝望的负债者。不出所料，1525年，卡西米尔在法兰哥尼亚堡河谷的领土成了叛乱的中心之一。武装村民成群聚集到一起，宣布他们不会遵守任何有悖“上帝圣言”的法律。最初，在零散的城堡中被孤立隔绝的贵族没有多少抵抗。叛军领袖（他们很多是当地的店主、屠夫和来自附近城镇的优秀人士）开始了井然有序的拆城运动。他们向占据城堡的骑士承诺，如果与叛军合作，同意抛弃他们的封建特权，并发誓遵守叛军的“十二条”（TwelveArticles），就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许多骑士顺从了。真正遭到叛军残害的，是教堂和修道院，其中有好几十座遭到洗劫和毁坏。
卡西米尔对此的反应是局势未明了以前先不投注。一开始他静候时机，召集了一支由大约2000名有作战经验的士兵组成的军队，但却拒绝在叛军劫掠数座周边修道院时出兵介入；实际上，他看似十分诚恳地与多路叛军队伍谈判，让很多人相信他正准备“作为基督徒弟兄”加入他们。不过，在5月士瓦本同盟的骑士在南方击败基督教联盟的叛军后，卡西米尔开始了大的动作，他的军队击垮了缺乏训练的叛军，并像一支征服军一样在自己的领土上纵横驰骋，焚烧、劫掠村庄与城镇，屠杀妇女和儿童。在每个城镇他都设立了惩罚性的法庭，并攫取所有掠夺来的财产。表面上他将这些财产作为紧急贷款，用于支付军队报酬，但实际上他的士兵也已经将该地区教堂中尚存的财富洗劫一空了。
在所有德意志诸侯中，卡西米尔既是在出兵干预前踌躇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做出决定后手段最为凶残的一位。这一点似乎意味深长。他的军队之所以臭名昭著，不仅因为他们处死受指控的反叛者，还因为他们大肆切掉受指控勾结叛军之人的手指。卡西米尔的刽子手把切下来的身体部分记在一本冷酷的账上，好在事后讨取酬劳——分类账给他的一生制造了太多的麻烦，这也是一种。有一次在基青根（Kitzingen）城，卡西米尔命令剜掉58个市民的眼睛，因为据他宣称，他们“没有把他这个主人放在眼里”。随后他收到如下清单：
80颗首级
60件剜出的眼睛或切下的手指114又1/2弗罗林
从中减去
从罗滕布格尔处收到的10弗罗林
从路德维希·冯·胡滕处收到的2弗罗林
余项
加上两个月的报酬，每月8弗罗林16弗罗林
总计118½弗罗林
（签名）奥古斯丁（行刑者，基青根人称他为“哎哟大师”）
最后，卡西米尔的兄弟格奥尔格（后来被称为“虔诚者”）受到残酷镇压的刺激，向卡西米尔写信询问他是不是打算去做生意了——因为，正如格奥尔格善意地提醒他的，如果他的农民死绝，他也就不可能继续做封建领主了。
鉴于有这种事情发生，像托马斯·霍布斯这样的人将人类之间的战争视为社会的基本性质，因而认为只有君主的绝对权力才能将我们从中拯救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卡西米尔的行为体现出一种没有原则、冷酷、算计的心态，喷发出一种几乎无法解释的、复仇般的残忍。这与科尔蒂斯手下愤怒的步兵在阿兹特克各省区恣意妄为的行径一样，似乎体现出了债务心理的某种本质。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负债者发觉自己要被扫地出门，却又无力阻止时表现出来的特征：他们迫切地希望将周围的一切变成钱，并因沦为这样的人感到愤怒不已。
1.在15世纪早期，中国也经历了自己的“探险时代”，但随后并未出现大举征服和奴役的现象。
2.他们可能错了。即使在没有发生直接种族屠杀的地区，人口通常也确实减少了90%。但是，经过一两代人的时间之后，大多数地方的人口数量开始回升。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及墨西哥和秘鲁的大多数地区，在矿产地附近，最终的死亡率更接近100%。
3.里格，长度单位。1里格=5.556千米。——译者注
4.Todorov1984:137–38；原文请见Icazbalceta2008:23–26。
5.一位历史学家谈论道：“到16世纪末期，贵金属（主要是银）构成了离开西班牙美洲（SpanishAmerica）运往欧洲出口商品的95%以上。在抢夺这些财富的过程中，大概有同样比例的原住民被杀。”（Stannard1993:221）
6.BernalDíaz1963:43.
7.BernalDiaz：引用内容是对Lockhart译本（1844II：120）和Cohen译本（1963：412）的总结，但是它们所依据的原文似乎略有不同。
8.BernalDíazopcit.
9.Cortés1868:141.
10.大多数西班牙征服者都有同样的故事。巴尔博亚（Balboa）前往美洲是为了躲避他的债主；皮萨罗（Pizarro）为了向他前往秘鲁的探险提供装备，借了太多的钱，以至于在初期遭遇挫折后，他因为害怕被债主关押才没有返回巴拿马（Panama）；弗朗西斯科·德·蒙特霍（FranciscodeMontejo）不得不抵押了他在墨西哥的全部财产，才获得了8000比索的贷款，以启动他前往洪都拉斯（Honduras）的探险；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deAlvarado）也深陷债务，最后赌上一切进行征服香料群岛（SpiceIslands）和中国的计划——在他死后，债主立刻尝试拍卖他留下的房产。
11.例如，Pagden1986。
12.Gibson1964:253。这一切都令人不安地回忆起当时的全球政治，例如，联合国会敦促贫穷国家使它们的教育免费，并提供给所有公民，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它实际上是联合国的一部分）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该施行完全相反的举措，即将收取学费作为更广泛的“经济改革”的组成部分，以此作为向国家债务提供再融资的条件。
13.采纳WilliamPietz(1985:8)的观点，他研究了早期商人冒险家对西非的叙述。不过，Todorov(1984:129–31)讨论了对西班牙征服者的极为类似的观点。
14.有些人确实破产了，例如，富格尔（Fugger）家族的一支即是如此。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15.MartinLuther,VonKaufshandlungundWucher,1524，在Nelson1949:50中被引用。
16.在路德（Luther）的时代，主要的问题是一种被称作“Zinskauf”的做法。严格地说，它是指租赁物业的租金，基本上是有息贷款的一种伪装形式。
17.见Baker1974:53–54。提到保罗见Romans13:7。
18.他论述道，《申命记》允许高利贷在任何情况下存在这一事实，表明这不可能是普适的“精神法律”，而是为古代以色列特定情况建立的政治法律，因此在不同情境下可认为是不相关的。
19.事实上，这正是“资本”（capital）的原始含义。这个词起源于拉丁语capitade，意为“资金、商品存货、金钱总额或有息资金”（Braudel1992:232）。它在16世纪中期出现在英文中，主要作为从意大利记账技术中借鉴来的词汇被使用（Cannan1921,Richard1926），指结清资产、信贷和债务后剩余的部分。不过直到19世纪，英文文献仍然偏好使用“stock”一词，有人猜测部分原因是“captial”与高利贷的联系过于紧密。
20.毕竟，国家之间也彼此收取高利贷：Nelson1949:76。
21.BenNelson在TheIdeaofUsury:FromTribalBrotherhoodtoUniversalOtherhood这本重要的著作中强调了这一点。
22.Midelfort1996:39.
23.Zmora2006:6–8。这一时期的公众融资基本上是从低层贵族那里获得的、经过伪装的有息贷款。本地的管理人员也从这一阶层中被选拔。
24.关于教会的土地：Dixon2002:91。关于卡西米尔的赌博债务：Janssen1910IV:147。他的总负债在1528年增长到50万荷兰盾，到1541年超过75万荷兰盾（Zmora2006:13n55）。
25.后来，他被指控与WilhelmvonHenneburg伯爵密谋。后者加入了叛军，成为Wurzburg主教拥有的领地的世俗公爵。
26.选自Scott＆Scribner1991:301中的“ReportoftheMargrave'sComma-nder,MichelGrossfromTrockau,”。总数根据这一承诺计算：每处决1人，1弗罗林；致残1人，1/2弗罗林。我们不知道卡西米尔是否还清了这一特殊的债务。
27.对于叛乱和镇压的一些相关介绍：Seebohm1877:141–45;Janssen1910IV:323–26;Blickle1977;Endres1979;Vice1988;Robisheaux1989:48–67,Sea2007。据说卡西米尔最终同意和解，要求他统治的人提供104000荷兰盾的罚金作为补偿。
信用经济转向利息经济
人类思维所独有的东西中，没有什么比信用更美妙。它从不需要强制；它随意见而飘摇；它取决于我们对希望和恐惧的情感；它多次与我们不期而遇，又时常毫无理由地离去；而一旦信用丧失，要找回来真是太难了。
——查尔斯·戴维南特，1696年
对世界而言，失信者即死人。
——英国和德国谚语
农民所幻想的人与人之间共产主义式的兄弟情谊是有渊源的。他们的幻想源于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农民要一起料理公共的田地和森林，每天都要相互合作、维护邻里的团结。从每天这种平常的共产主义体验出发，通常会构建出宏伟的幻想。显然，乡村社团内同样有分歧和争吵，这是所有社团都会发生的情况——不过只要是社团，它们就必然建立在互助的基础之上。可以说，贵族阶层也恰巧如此，他们也许会因为爱情、土地、荣誉和宗教而无休止地相互厮杀，但在紧要关头仍然能够很好地合作（尤其是当他们的贵族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这就像商人和银行家，纵然相互竞争，但在紧要关头总能够团结一致。我称此为“富人的共产主义”，它是人类历史中一股重要的力量。
正如我们已经多次看到的，信用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对于我们视为朋友或邻居的人，我们通常会用不同的标准对待。有息贷款的本质是无情的，而为债务所困的人，又会做出野蛮和算计的行为。在对待陌生人时，这些表现是最典型的：科尔蒂斯对阿兹特克人没有任何亲情可言，卡西米尔对其农民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很有可能比科尔蒂斯更差，因为阿兹特克武士至少是贵族）。在国家没有触及的小城镇和小村庄，中世纪的标准原封不动地延续了下来，而“信用”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只是荣誉和声望的问题。有关我们当前的时代，还有一个重要但却无人讲述的故事，就是这些古老的信用体系最终是如何被摧毁的。
近期的史学研究几乎完全推翻了我们对当时日常经济生活的旧有看法。尤其是克雷格·缪尔德鲁（CraigMuldrew）的研究，他详细研究了16世纪-17世纪英国的财产清单和法庭案件。毫无疑问，运抵欧洲的美洲黄金和白银，只有很少一部分最终流入普通农民和商贩的口袋。大部分金银藏在贵族、伦敦大商人或是王室国库的保险箱里。小额零钱几乎是不存在的。我之前已经指出，在城市或大型城镇周边较为贫穷的地区，店铺老板会发行他们自己的铅质、皮质或木质代币；16世纪，这成了一股热潮，手工艺者，乃至贫穷的寡妇也在生产他们自己的货币，以便量入为出。在另外一些地方，光顾当地肉店、面包店或鞋店的居民会直接把东西放在柜台上。那些参加每周集市的人，或者向邻居出售牛奶、奶酪或烛蜡的人也会这么做。在一座典型的村庄里，只有过路的旅行者或是底层流民可能支付现金。乞丐和无业游民名声很坏，因此没人愿意借钱给他们。由于每个人多少要出售一些东西，他们同时既是贷方也是借方；家庭收入的形式大多是其他家庭的承诺；每个人知道邻里之间相互亏欠的具体数额；然后每6个月或一年左右，社团会进行一次公开“清算”，人们相互抵销债务，之后剩下来的差额才使用硬币或财货补足。
我之所以说这颠覆了我们的旧有假设，是因为我们一直批判某种叫作“市场”的模糊概念，将它看作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市场破坏了旧的团结互助的体系，创造了一个冷漠的、算计的世界，所有东西都可以定价。事实上，英国的村民似乎根本没有看出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一方面，他们深信有必要集体管理田地、溪流和森林，有必要帮助陷入困难的邻居。另一方面，市场因为完全基于信用，所以只是相同原则的一种弱化表现。比邻而居者认为他们相互之间应当一直亏欠些许债务，这与用甘薯和秋葵送礼的蒂夫族妇女的观念一致。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似乎十分适应买卖的观念，甚至能够接受市场的波动，只要没有威胁到这些诚实家庭的生计的地步。1545年，有息贷款甚至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只要有息贷款在相同的大的道德框架下进行，就不会激起太大的愤怒。例如，放贷被认为是十分适合于寡妇的职业，因为她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它也可以是邻里之间分享某项小型商业投机的利润的一种方式。来自兰开夏郡的贵格派商人威廉·斯托特对他最早做学徒的那家店的店主亨利·科沃德盛赞不已：
我的主人当时经营百货、五金器皿和其他多种财货。尊敬他和信任他的人，不仅有他自己教派里的人，还有其他各种教派、各路身份的人……他的信用之佳，使有一点闲钱的人都会把钱寄存在他那里，让他放贷取利或是利用起来。
在这样的世界里，信任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多数信用安排是握手协议，所以钱几乎等于信任。人们使用“信用”一词时，他们首先指的是因诚实和正直而取得的声誉；另外，一个人的荣誉、德行、社会地位，还有慷慨、正派的声名及好的社交天赋，在决定是否向其放贷时，至少也是和净收入评估同等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金融上的术语与道德上的术语是无法区分的。人们可以说某人“有价值/受尊崇”，“估价很高/备受尊崇”或者“没有价值/不中用”。同样，当相信某人的话时，可以说为他的话“赊账”。或者当相信某人会兑现承诺时，可以说是向他的诺言“贷款”。“信用”一词与“信条”和“公信力”这两个词有相同的词根。
不过我们不应该把当时的情境理想化。这是一个高度父权化的社会：妻女的贞洁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与他的仁慈或虔诚一样，是他的“信用”的一部分。另外，几乎所有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不论男女，都受雇在他人的家庭干活（例如农场工人、挤奶女工、学徒）。而从事这些行当的他们，是根本“没有价值”的。最后，那些在社团眼中失去公信力的人实际上沦为贱民，下降到犯罪或半犯罪阶层，成了无依无靠的劳动者、乞丐、娼妓、扒手、小贩、算命者、街头艺人和其他“没有主人的男人”或“坏名声的女人”。
陌生人之间，或在支付租金、什一税及向领主、地方长官、牧师和其他上级缴税时，大多使用冷冰冰的现金。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富裕的商人往往避免握手协议，而在相互之间使用现金，尤其是他们要用现金兑付伦敦在市场上开出的汇票。金银最主要是被政府拿来购买武器、发放士兵的薪水，也在犯罪阶层内部通用。这也就是说，最有可能使用硬币的有两类人：一类是那些管理法律体系的人——行政官员、治安官员和裁判官员，另一类人是社会中的暴力成分，控制他们是前面一类人认为自己的职责所在。
久而久之，这导致了道德宇宙日益分裂。对大多数既避免与法律体系纠缠，又避免与士兵和罪犯扯上关系的人来说，债务一直是社交的本质结构。但那些终生在政府大厅和大型商业机构工作的人，却逐渐形成了一种十分不同的看法。现金交易在他们看来是十分正常的，倒是债务反而与犯罪有染。
每种看法都反映了某种隐含其中的有关社会本质的理论。对于多数英国村民而言，社会和道德生活真正的焦点，是教会和当地的啤酒店——具体体现社团存在的，是像圣诞节、五朔节等公众节日时的宴饮交际，以及庆祝活动所包括的一切：分享快乐、谈论感受，还有一切从身体的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好邻居”关系。社会最主要的基础是朋友和亲属之间的“爱和友谊”，这在日常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中得到了表达和展现（比如帮助邻居做家务和为老寡妇送牛奶或奶酪）。人们并不认为市场与这种互帮互助的主导思想相矛盾。市场在他们看来是互助的一种延伸，这种看法与图思的基本相同。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也是基本相同的：市场完全是通过信任和信用运作的。英国也许未曾出现像图思一样伟大的理论家，但我们可以在大多数经院派作家的著作中发现相同的假设。1605年英译本问世后广为流传的让·博丹的《论共和国》（DeRepublica）便是一例。博丹写道，“友善与友情是一切人类和公民社会的基础”——它们构成了那种“真实、自然的正义”，必须在此基础上建构整个有关契约、法庭，乃至政府的法律结构。与此类似，在经济思想家思考货币的起源时，他们讨论的是“信任、交换和贸易”。在他们看来，人际关系自然而然总是第一位的。
因此，思想家将所有道德关系看作债务。“免我们的债”——正是在中世纪晚期，主祷词的这一翻译版本普遍流行开来。罪是欠上帝的债：人不可避免要犯罪，但这也许是可以控制的。这是因为到了末日，上帝在最后的审判中，会抵消人们相互之间的道德债务和道德信用。债务的概念甚至被植入最为私密的人际关系之中。就像蒂夫人一样，中世纪的村民有时候会提到“肉体债”，不过意思和蒂夫人的完全相反：它指的是婚姻中任意一方要求与对方做爱的权利，按此原则一方有做爱的欲望就可以行使这个权利。“还债”因此有了与数个世纪之前罗马人“履行义务”的说法相同的意思。杰弗里·乔叟（GeoffreyChaucer）甚至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讲述了一个女人用性的欢愉向她的丈夫还债的故事：“如果我还不了，我反正是你的妻子，记账下来好了，我还是要赶早还清……我这个身子已经全部抵押给你了；我尽可在床上还清你这笔债。”
伦敦的商人甚至也会不时地将之用于社交语言，坚持认为所有贸易归根结底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而信用实际上只是互助的一种延伸。例如，1696年，查尔斯·戴维南特曾写道，即使人们普遍对信用系统丧失信心，这种情况也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最终人们会思考这个问题，而意识到信用不过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延伸：
他们会发现，从事贸易的国家，从没有完全凭借真实的货品（即只是用硬币和商品）展开和维持它们的生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信心，就像服从、爱、友谊或语言交流一样，对于联结人类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经验告诉人们完全依靠自己是多么脆弱，因此人们会有意帮助他人，并向他们的邻人寻求帮助。这样，信用当然又逐渐重新流动了起来。
戴维南特是一个不一般的商人（他的父亲是一位诗人）。他所处的阶层里，更为典型的是像托马斯·霍布斯那样的人。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全面批判了先前的某种观念，即认为社区团结的纽带构成了社会的基础。
我们可以认为，霍布斯是这种新的道德视角的始作俑者。不幸的是，这个视角是毁灭性的。《利维坦》出版之初，不知是哪一点更让读者感到愤怒：无情的物质主义（霍布斯认为人本质上是机器，可以用一条原理理解他们的行为：趋乐避苦），还是由此推导出来的犬儒主义（霍布斯质问，如果爱、友情和信任是人类行为最有力的推动力，那我们为什么即便在家中，也要将最为贵重的财产锁在保险柜里）？而且，霍布斯认为，受自利所驱使的人类自然不可能公平地相互对待，因此只有当人类觉察到，出让一部分自由、接受国王的绝对权力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时，社会才会出现。他的这条终极论据与马丁·路德这些神学家在一个世纪前所提出的相差无几。霍布斯只不过是用科学的语言替代了《圣经》的引文而已。
我要格外强调“自利”（self-interest）一词的潜在内涵。它无疑是新哲学的关键概念。这个词最早正是在霍布斯的时代前后出现的，也无疑是直接借用了罗马法中指代利息支付的术语interesse。在这个词最早被引入英国的时候，大多数英国作家似乎认为它与英国传统道德并不协调。在他们看来，将所有人类生活归结为追求自我的利益是一种犬儒的、外来的、马基雅维利式的观念。到了18世纪，受过教育的人大多已将其当成一种简单的常识了。
但为什么用“利”（interest）这个字呢？这个字最早的意思是“迟还贷款的惩罚”。为什么用它来创设一个有关人类动机的一般理论呢？
之所以要用这个词，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从记账派生出来的。它是数学化的，这让它看似客观，甚至科学。相信我们实际上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手段，得以穿越那些似乎主宰了我们日常存在、激励人们所作所为的激情和情感（不仅包括爱情和友情，还包括嫉妒、怨恨、忠诚、同情、色欲、尴尬、麻木、愤怒和骄傲），并发现这些都不是关键。真正最为重要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计算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它们也是十分容易预测的。“正如物理世界受运动的法则所支配，”爱尔维修（Helvétius）在一篇论及商鞅的文章中写道：“道德宇宙同样由利益的法则所支配。”当然，也正是以这个假设为基础，经济学理论中的那些二次式方程最终才得以建构起来。
不过问题在于，这个概念的起源根本不是理性的。它来自神学，而且支撑它的神学假设也仍然依附于它。“自利”最早可见于意大利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奎奇亚迪尼（FrancescoGuicciadini）在1510年前后的著述（这个人事实上是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在他笔下，“自利”是圣·奥古斯丁“自爱”（self-love）概念的委婉表达。在奥古斯丁看来，“爱上帝”引领我们善待同胞；相反，自爱指的是，从人堕落以来，我们就被无休无止的自我满足欲所诅咒——以至于如果对我们的行为不加干涉的话，我们肯定会陷入全面竞争（乃至战争）的状态。像奎齐亚迪尼这些试图抛弃爱是初始情感这一假设的作家，显然会用“利”代替“爱”。但这只不过是把人类的欲望不可能满足的假设，用客观的数学计算掩盖起来了，因为如果让钱永远生钱的条件不是“利息”，那又是什么呢？这个词作为投资术语时情况也是如此，指的是投资于无休止的逐利活动中的资金，例如某人也许会说：“我在那个项目里有25%的股份。”因此，人类首要受“自利”驱使的观念，本身就根植于基督教的假设之中（即我们都是不可救药的罪人；如果让我们自行其道，我们不会在某个安逸和幸福的水平上停下追求的脚步，然后去享受它）；我们决不会像辛巴达那样歇手享受生活，更不用问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决定投资生财了。而正如奥古斯丁已经预测到的，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无限的欲望意味着无尽的竞争，这又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如果社会要获得和平，只有依靠契约上的安排及国家机器对此的严格执行。这正是霍布斯坚持的观点。
那么，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其说是一部有关市场的非人格力量逐渐摧毁传统社团的历史，毋宁说是一部有关信用经济是如何转变为利息经济、非人格（往往也具有报复心理）的国家权力如何侵入并改变道德网络的历史。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时代的英国村民不喜欢上诉到法律体系，甚至在法律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信奉邻里之间应该一同解决问题的原则，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法律太过严苛。例如，根据伊丽莎白时代的法律，对流浪罪（即失业罪）的处罚是：初犯，在耳朵上钉枷；惯犯，直接处死。
债法的严苛程度也是有增无减，特别是因为，如果债主报复心理重的话，欠债不还通常可以被当作一种犯罪处理。在1660年前后的切尔西，
玛格丽特·沙普尔斯因为偷窃布料而被起诉。她将从理查德·本内特的商店里偷来的布料“为自己缝了一条衬裙”。她的辩护词声称，这块布料，她已经和本内特的仆人讨价还价，“但由于钱包里现金不够，就先拿走了布料，想着等钱凑齐后尽快付清。而且她事后也和本内特先生议定了这块布料的价格”。本内特承认确实如此：玛格丽特在同意支付他22先令之后，“送来了一篮子东西作为这笔钱的抵押物，此外还有4先令9便士的现金”。但“他深思熟虑后却反悔了；他将篮子和东西退了回去”，然后通过正式的法律程序起诉她。
最终，玛格丽特·沙普尔斯被判处绞刑。
显然，像本内特那样做得那么绝，想要看到最令他恼怒的顾客被绞死的店主是很少见的。因此，有身份的人会完全回避上法庭解决纠纷。克雷格·缪尔德鲁的研究中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越来越远离现实。
即便在中世纪晚期，如果涉及数额巨大的贷款，债主到地方法庭提出索赔也并不鲜见——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为了把这个案件写入公共记录（当时大部分人不识字）。负债者乐于走法庭程序的原因，似乎部分在于，如果这笔贷款收取了丁点儿利息，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他们违约，放贷者在法律面前和他们一样都是有罪的。闹上法庭的债务纠纷不足案件总数的1%。利息法律化的进程开始改变公平竞争的性质。在16世纪80年代，有息贷款在村民之间成了较为普遍的做法，而与此同时，债主们也开始要求使用签名的法律契约；很多小城镇的法庭诉讼量因此猛增，似乎每家每户都陷入这种或那种债务纠纷之中。不过，这些诉讼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得到法院的判决；通常的权宜之计仍然是依靠简单的惩罚，鼓励负债者在法庭外解决纠纷。尽管如此，欠债入狱（或者更糟）的危险便因此悬在每个人的头上，社会交往本身也有了些许犯罪的色彩。即使是像科沃德先生那样的好店主，最后也陷入困境。尤其是他意识到，使用他良好的信用去帮助较为不幸的人关乎自己的名誉时，良好信用本身就成了一个麻烦：
他也用商品与关系并不紧密的合伙人打交道，并日渐担心起那些每况愈下的人，因为从他们那里既得不到利润，也得不到信用；他时常走访一些名声不佳的商户，这引起了他妻子的不安。而他的妻子又是一个极为懒惰的女人，私自从他那里拿钱。他的境况越发艰难，以至于每天都期待自己被投入监牢。他耻于丧失了早年的声誉，绝望而心碎，继续经营了一段时间后，就在悲伤和耻辱中死去了。
如果我们查阅一下当时的资料，看看那些监狱（尤其是那些为非贵族出身的人提供的监狱）是怎么样的，也许就会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科沃德先生当时肯定知道，诸如以恶劣条件而臭名昭著的弗利特和马歇尔西两处监狱，它们经常在议会或大众新闻中爆出丑闻，报纸整版整版地报道那些戴着脚镣的负债者“身上污秽不堪，爬满寄生虫，受尽饥饿和监狱伤寒的折磨而死去，没有任何人怜悯他们”。而相比之下，被关在同座监狱里面贵族的享乐者却待在为他们精心设计的牢房里，生活舒适，不时还有修甲师和妓女的造访。
那么，将债务定为刑事犯罪，也就是将人类社会的基础本身定为刑事犯罪。在一个小的社团里，通常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既是贷方也是借方，这一点已经不用再强调了。而当人们发现，通过足够聪明的阴谋诡计，也许加上一点策略上的贿赂，就能够将几乎所有他们所憎恨的人送入监牢乃至绞死的时候，我们不禁想象社团中会存在多大的紧张和诱惑——社团尽管是以爱为基础的，但事实上正因为如此，社团中也总是充满了憎恨、敌对和愤怒。理查德·本内特如此残酷地对待玛格丽特·沙普尔斯是出于何种情感？我们无从知晓这背后的故事，但打赌这背后肯定有故事，总是很有胜算的。这对于社团团结肯定有毁灭性的影响。突然之间，人人都可以利用暴力，无疑威胁到了社会交往的实质，将之转变为一场债权所有人对债务所有人之间的战争。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到了18世纪，个人信用的概念落得个坏名声，这是因为放款人和借款人同样被视为犯罪嫌疑人。至少在能够获取货币的人之间使用硬币，则似乎本身就是合乎道德的了。
理解了所有这一切，我们就能够从一种完全新颖的视角来看待之前几章中讨论过的那些欧洲作者。以巴汝奇对债的歌颂为例：真正的笑话并不在于他认为债务将社区联系在一起（当时任何英国或法国农民无疑都会这么认为），甚至宣称债务是联系社团的唯一纽带；可笑的是，拉伯雷让这种观点从一位富裕的学者嘴里说出，而他实际上是一个屡教不改的恶棍——他以大众的道德作为镜子，反观、嘲笑那些宣称反对这种道德的上层阶级。
或者，我们可以援引亚当·斯密的看法：
我们不是靠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善行才吃得上饭，而是靠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要注意的不是他们的仁慈，而是他们的自爱；我们绝对不要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而是要告诉他们自己的利益。
诡异的是，在斯密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社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英国大部分店主的大部分业务仍然是用信用来达成的，这意味着顾客无时无刻不仰仗他们的仁慈。斯密当然不大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他写的这些话，更是在描绘一种乌托邦的图景。他在设想一个每个人都使用现金的世界。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他认同新兴的中产阶级的意见，即如果所有人真的都这样做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可以避免各种混乱，以及可能腐化人的无休无止的纠缠。我们在购物时要做的只是付钱，说“请”和“谢谢”，然后离开。更为重要的是，他利用这个乌托邦图景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论点：即便所有行当都像大型商业公司那样进行，只着眼于自身的利益，也没有关系。即便是拥有“天然的自私和贪婪”和“空虚而无厌的欲望”的富人，从看不见的手的逻辑看，也能够惠及所有的人。
换句话说，斯密不过是在当时环境下想象了消费者信用的角色，就像他通过想象解释了货币的起源那样。这使他能够忽视经济事务中仁慈与恶意所起到的作用；忽视构成某种类似于自由市场的制度（即不只是简单地由国家创建和维持的一套市场制度）的必要基础的互助精神，以及融入他所使用的模型（竞争性、自利性的市场）之中的暴力和绝对的恶意。
尼采则采用了斯密“生活即交换”的前提，却把所有斯密避而不谈的东西公之于众，比如酷刑、谋杀和伤害。即使我们只看到了很少的社会背景，一旦读到尼采有关古代猎人和牧人记账并相互之间要求用对方的眼睛和手指还债，我们就不会对此疑惑不已了。这立即让我们想到卡西米尔的刽子手，他真的把一份账单给他的主人看，要求取得剜眼和切指的酬劳。尼采所真正描述的，是从一位富裕的中产阶级教士之子（正如尼采本人），一个相信人类生活的一切以算计、自利的交换为前提的人眼中，营造这样一个世界所需要的手段。
1.Linebaugh（2008）在他关于《大宪章》（MagnaCarta）社会起源的论文中，对此类现象给出了优美的分析。
2.尽管对平民不停地出现报复行为，但是没有任何一位日耳曼王子或贵族——即使是那些公开与叛军合作的人——被认定需负责。
3.Muldrew1993a,1993b,1996,1998,2001;cf.MacIntosh1988;Zell1996,Waswo2004,Ingram2006,Valenze2006,Kitch2007。我发现自己十分同意Muldrew的大多数结论，只是对有些需要加以限制：例如，他对MacPherson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论述（1962）的反对，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怀疑后者确实找到了在更深层次的结构上的变化，而这一结构不那么容易接近明显的论述（参见Graeber1997）。
4.Muldrew（2001:92）估计，在大约1600年，8000名伦敦商人手中拥有的现金可能相当于全英国现金的三分之一。
5.Williamson1889;Whiting1971;Mathias1979b;Valenze2006:34–40.
6.金和银只占家庭财富的很小一部分：财产清单说明，每一枚硬币对应15先令的信用（Muldrew1998）。
7.这一生活权利的原则，就是著名的、被E.P.汤普森（E.P.Thompson）称为18世纪英格兰的“民众道德原则”（1971）的核心，Muldrew（1993a）认为这一概念可被完整地应用于这些信用体系。
8.Stout1742:74–75，同一段落的一些内容在Muldrew1993a：178和1998:152中被引用。
9.更准确地说，要么是虔诚［见加尔文主义（Calvinist）的例子］，要么是好的社交天赋（见那些以更古老的节日价值之名反对他们的例子）——在内战爆发之前的年份，许多教区政府被分为“虔诚之人”和“诚实的好人”两派（Hunt1983:146）。
10.Shepherd2000,Walker1996；我自己对“生命周期服务”和雇用劳工的理解，可再一次参见Graeber1997。
11.Hill1972:39–56,Wrightson＆Levine1979,Beier1985.
12.Muldrew2001:84.
13.关于都铎王朝（Tudor）的市场、节日和道德之间联系的经典论述，参见Agnew（1986）。
14.Johnson2004:56–58。关于“公正”的两个概念：Wrightson1980。博丹的论文被广泛传阅。它借鉴了阿奎那关于爱情和友谊优先于法律秩序的观点，而这一观点相应地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通过阿拉伯文献的翻译传入欧洲。是否存在来自伊斯兰文献的直接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考虑到一般情况下互相渗透的程度（Ghazanfa2003），这种影响很可能存在。
15.Muldrew1998:98中引用的GerarddeMalynes所著的MaintenanceofFreeTrade（1622），以及Muldrew2001:83。
16.这样的事在乔叟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巴斯妇人（WifeofBath）对婚姻债有很多话要说（例如，Cotter1969）。在1400-1600年，所有事情才真正开始被看作债务，这可能反映出占有个人主义的最初萌芽，以及试图把它和之前的道德准则协调一致的尝试。法律历史学家Guth（2008）因此把这三个世纪称为“债务时代”，在1600年之后，它被“契约时代”取代。
17.Davenant1771:152.
18.一段时间以来，MarshallSahlins(1996,2008)一直在强调霍布斯的神学根源。接下来分析中的大部分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19.霍布斯自己没有使用“自利”一词，但他确实提到了“特殊的”（particular）、“私人的”（private）和“共同的”（common）利益。
20.Hirschman1986:45中引用的DeL'Esprit53。探讨商鞅的“利润”（profit）和爱尔维修的“利益”（interest）之间的对比，本身就能成为一段有吸引力的历史。它们并非相同的概念。
21.在14世纪，“利益”（interest，来自interesse）作为高利贷的委婉说法开始被广泛使用，而它更为人熟悉、通常意义上的含义开始被使用，是在16世纪。霍布斯自己没有使用“自利”一词，但他确实提到了“特殊的”和“共同的”利益。但是“自利”这个词已经流通使用，它出现在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弗朗西斯科·奎奇亚迪尼1512年的作品中。到18世纪，这个词已经十分常见了（参见Hirschman1997,1992，尤其是第二章“论利益的概念”；Dumont1981；Myers1983，Heilbron1998）。
22.Sée(1928:187)指出直到1800年前后，法语中用于指代“资本”（capital）的常用词是“interesse”；英语更偏好使用“库存”（stock）。奇怪的是，亚当·斯密在他著名的关于屠夫和面包师的文章中，真的采用了奥古斯丁的用法“——自爱”（《国富论》1.2.2）。
23.Beier1985:159–63;cf.Dobb1946:234.和吉卜赛人结交也是一项资本罪名。在流浪汉的例子中，法官发现难以找到愿意指控流浪汉的人，以至于他们最后会被迫将惩罚减轻为公开鞭笞。
24.见Walker1996:244。
25.Helmholtz1986,Brand2002,Guth2008.
26.Helmholz1986,Muldrew1998:255,Schofield＆Mayhew2002,Guth2008).
27.Stout1742:121.
28.“舰队街和马夏尔西的震惊事实在1729年被揭露。贫穷的债务人被发现挤在‘普通区域’——身上沾满污秽和虫子，饱受痛苦走向死亡，无人同情，有的只是饥饿和永久的监禁……没人想要将因欺诈入狱的债务人与那些仅仅是不走运的债务人区分开。那些明明有钱但却不愿意还债的富有浑蛋，在奢靡和酒色中放纵，同时他们那些贫穷、不走运的狱友，却在饥饿中等待死亡降临，在‘普通区域’腐烂。”（Hallam1866V:269–70.）
29.对普通土地的圈地运动和私有财产的崛起，数以千计曾有农舍的农民变成失去土地的劳工而颠沛流离——对于大家更为熟悉的这一“原始积累”的描述，我无意争论它是虚构的。我仅仅强调了这个故事不那么为人熟悉的另一面。强调这一面尤其有帮助，因为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在多大程度上以圈地运动的崛起为标志，成为争论的热点（例如，Wordie1983）。SilviaFederici's(2004)关于指控巫术在扭转中世纪晚期的大众收益并打开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过聪明的论述，而使用债务将社群分裂，与这一论述有同样的意义。
30.“在18世纪，私人信用有大量负面报道。仅仅为购买日常消费商品而借债被频繁指出是错误的。现金经济受到欢迎，勤俭持家的美德，甚至吝啬都会被赞颂。因此，零售信用、典当业及放贷都受到了攻击，借入方和借出方都是被攻击的目标。”（Hoppit1990:312–13.）
31.《国富论》1.2.2。
32.Muldrew提出了这一观点：1993:163。
33.《道德情操论》4.1.10。
34.“为了花钱而借钱的人很快就会毁灭，借给他钱的人将有机会对自己的荒唐行为进行忏悔。因此，出于这一目的借入或借出金钱，即使在不可能涉及高利贷的所有情况下，都违背双方的利益。但无疑，有时这两种行为会发生。不过，从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可以确定，它不会像我们想象中倾向认为的那样频繁发生。”（《国富论》2.4.2）他的确有时承认零售信用的存在，但是他不认为这一点有什么重要性。
新信用形式的兴起
历史学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始注意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的民间信用体系，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知识界讨论的大多是抽象的货币概念；他们很少提到各种信用体系。对于受过教育的阶层来说，一提到“货币”，他们马上想到的就是黄金和白银。这些人大多理所当然地认为，黄金和白银在所有民族的历史上向来就是货币，也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
这种看法不仅仅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相冲突，还与当时欧洲探险家的发现有直接的冲突。探险家们陆续发现了贝壳货币、珠子货币、羽毛货币、盐货币，以及他们所抵达的每个地方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货币。但这些都没有让经济思想家们做出让步。有些人用上了炼金术的理论，认为黄金和白银的货币地位有自然的基础：黄金（取其精华于太阳）和白银（取其精华于月亮）是金属最为完美、永恒的两种形式，所有低级金属都会向这两种形式进化。不过，大部分人似乎并不觉得有必要对此做出什么解释；贵金属的内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皇家的顾问或者伦敦的小册子作者，在经济问题上辩论的议题总是相同的：我们如何防止金银流出本国？硬币严重紧缺，应该如何应对？大多数人，是绝对不会去想“我们如何保持对地方信用体系的信任”这样的问题的。
这一点在英国甚至比在欧洲大陆体现得更为极端。在大陆，人们至少还可以“推崇”或“废止”货币。在英国，经过都铎王朝进行的货币贬值的灾难性尝试之后，这种应急手段也被弃而不顾了。从此之后，减低硬币成色成了一个道德问题。政府将贱金属混入硬币纯净而永恒的实质之中明显是错误的。因此，裁剪硬币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只不过程度上略轻一等。裁剪硬币是偷偷地将硬币边上的银刮下，然后把硬币压扁，这样它们看起来仍然和原来的大小一样。这在英国是极为普遍的做法，几乎可以看作货币贬值的公众版本。
此外，那些在这个新时期开始出现的各种新式虚拟货币，深深扎根于这些假设中。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它有助于解释一个原本看似诡异的矛盾：这个冷酷无情的物质主义时代，这个抛弃了货币是一种社会习惯的观念的时代，为什么同时又见证了纸币及一整套新的信用工具和金融抽象形式的兴起，并继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典型特征？确实，这些信用工具多数在中世纪的形而上世界中发源，比如支票、债券、股票和年金。不过，在这个新的时代，它们经历了一个极度繁盛的过程。
不过，如果我们看一下当下的历史，就能很快地、清楚地发现，所有这些新形式的货币，根本没有动摇货币是以黄金和白银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这个假设。事实上，它们反而更强化了这个认识。一旦信用脱离了个人（无论是商人还是村民）之间真实的信任关系，实际上人们显然就可以无中生有地生产货币；但这种做法是以不道德的竞争性市场为背景的，所以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各种骗局和欺骗——这又使体系的监管者周期性地感到恐慌，寻求新的方式将各种形式纸币的价值栓回金银上。
这个故事一般被称作“现代银行业的起源”。不过，从我们的视角看，它所揭示的只不过是战争、金银和这些新的信用工具有多么紧密的联系。我们只需要思考一下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走过的路径。例如：一张汇票完全可以背书转让给第三方，进而能够普遍流通——因此也就实际上将其变成了纸币的一种形式。这就是纸币最早在中国产生的方式。在中世纪欧洲，不时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运动，但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走得很远。不过，银行可以换一种方式，通过将高于它们所拥有的现金储备的金额计入账目中的贷项来生产货币。人们视此为现代银行业真正的精髓，它可以让私人银行券得以流通。在意大利，也有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运动，但这是十分冒险的举措。这是因为储蓄者因恐慌而进行挤兑的危险总是存在，而且中世纪的政府对在这种情况下无力偿还的银行家，采取了极为严酷的惩罚：例如弗朗西奇·卡斯特罗（FranceschCastello），1360年他在自己位于巴塞罗那的银行前被枭首。
在银行家有效控制了中世纪政府的地方，操纵政府的财政显得更为安全，也更有利可图。现代金融工具的历史及纸币的终极起源，事实上是从城市政府发行债券开始的。12世纪的威尼斯政府最早开始发行市政债券。当时出于军事目的，威尼斯亟须快速获取一笔收入，因此它向其纳税公民征收了一笔强制性的贷款，并保证5%的年利率；而且它允许“债券”或契约的流通，也就设立了政府债券的市场。威尼斯政府虽然在支付利息上一丝不苟，但由于它发行的债券没有确切的到期日，所以它们的市场价格总是随着城市的政治、军事命运而大幅度波动，这也影响了人们对威尼斯政府是否会偿付债券的评估。其他意大利城邦和北欧商人也纷纷效仿：荷兰尽管发行过为数众多的自愿采购债券，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了一系列强制贷款来支撑它摆脱哈布斯堡王朝（1568-1648年）统治而独立的漫长战争。
强迫纳税人放贷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要求他们提前缴税；但在威尼斯城邦最早承诺支付利息的时候，这原则上是在惩罚自己不能立即偿还所借款项——利息在法律术语上仍然是interesse，也就是对延迟偿还贷款的惩罚。我们容易看出，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和道德关系方面，这很有可能引发各类问题。最终，在首创这些新式融资形式的商人共和国中，商业阶层更多地把自己当作政府的所有者，而没有欠政府什么债。除了商业阶层，1650年，大部分荷兰居民都至少拥有一些政府债券。不过，只有当人们开始将这些债务“货币化”的时候，才出现了真正的悖论。这里的货币化，指的是相信政府的偿还承诺，故而让债券像货币一样流通。
虽然早在16世纪，商人就在使用汇票清算债务，政府债券（公债、息券、年金）才是这个新时代真正的信用货币。我们正需要通过这个来看“价格革命”的真正起源。价格革命把原本独立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打入社会底层，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沦为雇工，为那些可以利用更高级信用形式的人劳动。即使在塞维利亚这个新世界驶回的珍宝船最早停泊的旧世界港口，金银也并没有在日常交易中被频繁使用。大部分新世界运来的金银直接被存入了热那亚银行家在港口开设的仓库，然后往东运送。但这一过程中，这些金银为复杂的信贷计划提供了基础。银行家向君王提供金银贷款，支撑他们的军事行动，获得的回报是有息政府年金的纸质凭证，它们可以被当作货币一样交易。通过这种方法，银行家所拥有的金银价值几乎可以无限膨胀。早在16世纪70年代，我们就听闻在梅迪纳德尔坎波（MedinadelCampo）这种地方的集市里，交易完全使用纸券。梅迪纳德尔坎波离塞尔维亚不远，当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信用凭证工厂”。由于西班牙政府是否真的会偿还债券，或者偿还有多少固定性总是有些不确定的，所以纸券通常贴水流通，尤其像开始在整个欧洲流通的息券——这导致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真正的纸币出现在英格兰银行成立的1694年，因为这家银行的银行券已经完全不是债券性质的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其他银行的一样，源于国王的战争债务。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货币已不再是欠国王的债，而是国王欠的债。这个事实让纸币与它之前的性质非常不同。在很多方面，它已经成为旧时货币形式的反面。
读者可以回忆一下英格兰银行的成立过程。由40位伦敦和爱丁堡商人组成的财团（大多已经是王室的债主）向国王威廉三世提供了一笔120万英镑的贷款，作为其对法战争的资金。与此同时，他们说服国王允许他们组建一个公司，拥有银行券发行上的垄断权，以此作为回报。这家公司（也就是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实际上是国王偿还其所欠债务的承付票。这是第一家独立的国家中央银行，它成了清算小型银行之间债务的场所；它发行的银行券不久就演变为欧洲第一种国家纸币。不过，当时重大的公共辩论，虽然主题有关货币的本质，但讨论的只是金属货币，而与纸币无关。17世纪90年代，英国铸币出现危机。白银价值一路攀升，以至于新的英国硬币（铸币厂不久之前刚采用了今天的硬币上十分熟悉的“花边轧压”技术，可以防止硬币被裁剪）的实际价值低于它的银含量。结果是我们容易预料的。足值的银币在流通中消失，剩下的都是旧的、裁剪过的硬币。而且即便如此，这些硬币也日渐稀少。应当采取行动加以应对。这引发了一场小册子论战，在1695年，也就是英格兰银行成立一年之后达到了高潮。我前面引用的查尔斯·戴维南特论信用的文章，正是这个特别的小册子论战中的一部分：他建议英国采用以公共信任为基础的纯粹的信用货币，但是被忽略了。国库建议收回铸币，重新发行减重至20%~25%的硬币，从而使硬币币值低于其白银含量的市场价。许多支持这条建议的人公然站在国家货币理论的立场，坚持认为不论怎样，白银都是没有货币价值的；货币不过是国家设立的一个度量衡。不过，在论战中取胜的，是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洛克当时是艾萨克·牛顿爵士的顾问，后者后来做过皇家铸币厂的厂长。洛克认为，为一小块白银标上“1先令”，不能使之更有价值，就像宣称1英尺等于15英寸并不能使身材矮小的人变高一样。金银的价值世所公认；政府在上面打上标记，只是为硬币的重量和纯度做证。同时他用愤怒得近乎扭曲的文字写道，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篡改标记，与裁剪货币的人一样有罪：
在硬币上使用公共权威的标记，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和保证银币的质量；这种做法对公共信赖的伤害，比裁剪、伪造货币更为严重，是从抢劫变成了叛国。
因此，他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收回货币，根据它先前的价值重新铸造。
英国政府确实这样做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紧接着的那一年里，几乎没有铸币流通；价格和工资暴跌；饥饿与动荡不断。只有富裕的人能躲过一劫，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新的信用货币，以银行券的形式来回交易国王的债务。这些银行券的价值最初也有波动，但随着它们可以被兑换成贵金属，价格便最终稳定下来。对于其他人来说，情况真正有所好转，要等到纸币及后来的小面额货币更为普遍流通以后。改革自上而下进行，进展十分缓慢。不过，改革确实深化到底层，逐渐建立起一个畸形的世界，即便是与屠夫、面包师进行普通、日常的交易也要采用礼貌、非人格的措辞，当然还得用上零钱。将日常生活想象为一个自利的算计的问题也因此成为可能。
洛克为什么会持这种立场，我们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他是一位科学的物质论者。在他看来，“信赖”政府（正如上面所引用的）甚至并不是指公民相信政府会信守承诺，而只是指政府不会向他们撒谎；政府会像好的科学家一样，给公民准确的信息。洛克还希望看到人类行为有自然法则的基础（就像牛顿当时阐述的物理学法则一样）。而这自然法则高于任何区区政府所制定的法律。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英国政府同意他的意见，并坚守这个立场，而不顾各种立即显现出来的灾祸？事实上，不久之后，英国采用了金本位（1717年）。大英帝国直至寿终正寝，也一直维护金本位及黄金和白银是货币的观念。
的确，洛克的物质主义也被普遍接受，甚至成了这个时代的口号。不过，主要而言，依靠黄金和白银似乎是制约新型信用货币的危险的唯一途径。这是因为这些信用货币的增加非常迅速——尤其到后来，普通银行也可以创造货币。金融投机活动没有任何的法律或社团约束，很快就引发了近乎疯狂的后果。在证券市场发展中领头的荷兰共和国，就已经在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中尝到了这种苦头——这是最早出现的一系列投机性“泡沫”，“泡沫”一词也在后来为人所知。当时，未来的价格先是喊出天价，然后暴跌崩溃。17世纪90年代，又一系列投机性泡沫袭击伦敦市场。泡沫大多形成于一家新成立的合资公司（形式模仿东印度公司）或是某个未来的殖民冒险活动周围。1720年著名的南海泡沫不过是一个高潮——一家新成立的贸易公司，取得了与西班牙殖民地贸易的垄断特权，购买了可观数额的英国国债，在赫然倒塌之前股票还曾短暂地飙升。随后一年，约翰·劳著名的法国皇家银行破产。这是类似于英格兰银行的另一番中央银行试验。它在几年内快速成长，吸收了所有法国的殖民贸易公司及法国王室的大部分债务，有权发行自己的纸币，却在1721年灰飞烟灭，它的首席执行官流亡终身。政府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后都会设立法律：英国立法禁止设立新的合资公司（除了为建造收费道路和运河而设立的投资公司），法国完全废除了以政府债务为基础的纸币。
那么，牛顿式经济学（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也就是我们不能随意创造货币甚至实际上是随意改造货币的假设，被几乎每个人所接受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做法必须有某种坚实的物质基础，否则整个体系就会走向疯狂的状态。经济学家后来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讨论这种基础可能是什么（真的是黄金，还是土地、人力劳动或一般性商品的效用），但几乎没有得出过类似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人。
看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也许是说，新的时代日益对货币的政治性质无法接受。毕竟，政治是说服的艺术；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维度，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事情就能成真。问题是，为了有效地玩这个游戏，我们决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如果我能够说服世界上所有人相信我是法国国王，我确实会成为法国国王。但如果我承认这只是我宣称自己是法国国王的唯一依据，就没有人会相信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与魔术十分相似——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在各个地方，政治与魔术周围都环绕着某种欺骗的光环。这些怀疑在当时十分走红。英格兰银行（因此英国的货币体系）强烈依赖于公众对王室的政治稳定的信赖。（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保证了王位的世袭，而寄生生活是一种流行形式的违约）。1711年，讽刺散文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Addison）为此谱写了一支小小的幻想曲。在梦里，他说道：
我看到了公共信用女王，坐在杂货店王宫的王座上，头顶大特许状的王冠，《王位继承法》一览无余。她会点金术。她的宝座后面，装满硬币的袋子堆到了天花板那么高。她左手边的门突然打开，闯进来一个伪装者，一只手拿着一块海绵，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剑，向《王位继承法》挥舞。美丽的女王瘫倒在地，不省人事。她将周围所有东西变成宝藏的那种魔法被驱散了。钱袋子像刺破了的气囊一下瘪了下去，成堆的金币变回成一把把碎布或一捆捆柴火。
如果人们不相信国王，那么货币就会随之消失。
因此，在这个时代的公共想象中，国王、魔术师、市场和炼金术士都混合在一起，我们至今仍然会讲到市场的“炼金术”，或者“金融魔术师”。歌德在《浮士德》里让他的男主人公以炼金术士的身份拜访了神圣罗马皇帝。奢侈的宫廷享乐引来了无尽的债务，重压让这位皇帝江河日下。浮士德和他的帮手靡菲斯特说服皇帝，让他通过发行纸币偿清债务。这种行为在歌德笔下纯粹是变戏法。“您的土地之下藏有丰富的黄金，”浮士德解释道，“只需要发行纸币，承诺你的债主，你不久之后会给他们黄金。既然没有人知道地底下究竟有多少黄金，你想承诺多少，就承诺多少。”
这种魔术般的话语，在中世纪几乎从没有出现过。似乎只有可能在一个决然的物质主义时代，这种凭空说说就能无中生有的本事才会被人们看作可耻的，甚至恶毒的。而判断是否已经进入这样一个物质主义时代，最为确信的标志，正是人们看待这种本事的态度。我们已经观察过拉伯雷，他身处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的开端，却说出了几乎与普鲁塔克在罗马时代责骂放贷者所说的相同的话语——他们一边做假账，要求收回他们根本没有过的钱，一边“嘲笑那些认为无中不能生有的自然哲学家”。巴汝奇反其道而行之：不，我是靠向别人借钱无中生有，然后变成某种神。
不过请考虑一下下面几行文字。通常认为，这几行文字是英格兰银行主管乔赛亚·查尔斯·斯坦普（JosiahCharlesStamp）爵士写的：
现代银行体系无中生钱。这个过程也许是有史以来所发明的最令人惊骇的花招。不平等和罪恶孕育并催生了银行业。银行家拥有土地；从他们手里拿走土地，但给他们创造信用的权力，那么只要大笔一挥，他们就能创造出足够的钱重新买回土地……如果你希望继续做银行家的奴隶，支付奴役你自己的费用，那就让他们继续创造存款吧。
斯坦普爵士是否真的说过这段话难以考证，但它却被反复援引——事实上，它大概是现代银行制度批判者引用最多的一段文字。不管作者是谁，它显然引发了人们的共鸣，而引发共鸣的原因明显是相同的：银行家们在无中生有。他们不但是骗子和魔术师，更是伪装成上帝的恶魔。
但还有比单纯变戏法更深层的危害。如果说中世纪的道德家没有就此提出反对，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对形而上的实体感到不安。他们对市场有更为根本性的意见——也就是贪婪。在他们看来，市场的动机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一旦贪婪获得认可，而且无休止的赢利本身被视为一种自足的目的，这个政治的、魔术式的元素便成了一个真正的麻烦，因为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行动者（经纪人、股票经纪人、证券交易商）也就是实际上运作整个市场体系的人，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确信无疑的忠诚，即使是对这个体系本身。
霍布斯是第一个将这种对人类本性的看法发展成一种明确社会理论的人，他对这个贪婪的悖论是十分明白的。它构成了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他认为，即便我们都足够理性，理解和平、安稳地共同生活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就短期利益而言，杀戮和掠夺仍然是我们通常可以采用的最显著、最有利的手段；而且，只需要几个肆无忌惮的人就能制造出完全的不安和混乱。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市场只有在一个绝对国家的护佑下才能存在，因为后者会强制我们遵守承诺，尊重各自的财产。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这样一个市场，其中正在交易的正是国家的债务，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再者，如果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运作，依赖于这里主要流通的货币（债券）以维持其军事力量，因此就很难说，一旦国家垄断暴力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新的市场体系的主人，在消灭了所有残存的穷人共产主义，甚至到了将信用变成犯罪的地步之后，发现即使是富人的共产主义——那种维持经济体系运作所要求的合作、团结的水平，也没有维持下去的明显理由了。的确，经历了不停的紧张和间歇的故障，到目前为止，这个体系还在苟延残喘。但近些年的事件戏剧性地证实，它的问题还从来没得到解决。
1.Reeves1999。与Servet(1994,2001)一样，Reeves表明许多人清楚货币的多样性：例如Puffendort列举了一份长长的货币清单。
2.当我们把价值归于黄金时，我们就认可了这一点。通常的论述常被提出，用来解决关于钻石和水的古老的中世纪谜题：为什么钻石毫无用处，但却如此昂贵，而水在所有方面都极为有用，但却不值一文？常用的解决方法是：钻石是水的永恒形式。［伽利略反对整个前提，曾经指出凡是宣称这一点的人，都应该被变为雕像。他说，通过这种方式，采用独特的文艺复兴风格，会使所有人都很高兴，原因是（1）他们将变为永恒；（2）我们余下的人再也不会听到他们的愚蠢言论。］参见Wennerlind2003，他的观点很有趣，即大多数欧洲政府在17世纪雇用炼金术士，是为了制造用来生产硬币的金银。只有当这种方式确定会失败后，政府才转向纸币。
3.Kindleberger1984;Boyer-Xambeu,Deleplace,＆Gillard1994;Ingham2004:171。这条路最终导致了股票市场的诞生：在15世纪的布鲁日（Bruges）和安特卫普出现的第一批公开交易所，最初并不是交易股份制公司的股票（在当时基本不存在），而是为汇票“贴现”。
4.Usher（1934，1944）最初引入了“原始银行”和“现代银行”的区别，前者是将一个人所拥有的借出，后者依据某种形式的储备系统，即一个人借出的可以超过他所拥有的，因此实际上创造了货币。这是我们如今并未走向“现代银行”的又一原因——见下文。
5.Spufford1988:258借鉴了Usher1943:239–42。尽管已经在使用存款票据，但是基于信用的私人银行票据在很久以后才出现——诞生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伦敦金匠群体也提供银行家的服务。
6.参见Munro2003b，这是一篇有用的综述。
7.MacDonald2006:156.
8.Flynn1978:400中的TomasdeMercado。
9.参见Flynn1979;Braudel1992:522–23;Stein＆Stein2000:501–05,960–62;Tortella＆Comín2002.。流通的息券总额从1516年的360万达克特（ducat），增长到1598年的8040万。
10.这一立场最著名的倡导者是NicholasBarbon(1690)，他论述“货币是法律创造的价值”，也是与英寸、小时、液体盎司一样的度量。他也强调绝大多数货币都是信用。
11.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12.Locke(1691:144)也应用了Caffentzis1989:46–47，它仍然是关于这一争论及其意义最有真知灼见的综述。比较Perlman＆McCann1998:117–20;Letwin2003:71–78;Valenze2006:40–43。
13.我们倾向于忘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彻底的背离——马克思就像尼采，他采用了资产阶级假设（但是采用的是不同的假设），并推动它们走向将会使那些最初的支持者感到愤怒的方向。不管怎么说，有理由相信现在被我们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实际上是恩格斯创立的——他是科隆（Cologne）股票交易所的忠实拥趸。
14.Macaulay1886:485——最初的论文发表于1711年3月1日的Spectator。
15.FaustII，Act1——参见Shell1992,Binswanger1994，以获得详细的分析。其与炼金术的关系很有启发性。当马可·波罗在1300年说到中国的皇帝“似乎掌握了炼金术”，因为他能将纸变得与黄金有同样的价值，很明显这是一句玩笑。到17世纪，大部分欧洲政权真的雇用了炼金术士，想要从普通金属中制造黄金。在他们失败后，这些政权才开始采用纸币（Wennerlend2003）。
16.并不是关于货币的怀疑不存在——但是它们倾向于聚焦在道德和形而上的问题上（例如，“偷窃时间”）。
17.据说在1927年得州大学（UniversityofTexas）的一次报告中被提出，但实际上，尽管这一段落不断在最近的著作中被引用，在互联网上更是如此，但在大约1975年之前，似乎并不能证明这句话存在。前两句话似乎实际来自一位名叫L.L.B.安加斯（L.L.B.Angas）的英国投资顾问在1937年的话：“现代银行体系无中生钱。这个过程也许是有史以来所发明的最令人惊骇的花招。银行实际上能够使现代账目货币通货膨胀，或进行发行及销毁。”（Angas1937:20–21）引用内容的其他部分可能是后来增加的——斯坦普爵士在他公开发表的内容中，没有任何类似的表述。“银行拥有所有利益的好处，而这些是它凭空创造出来的”这句类似的言论被认为是威廉·帕特森（WilliamPatterson）所说，他是英格兰银行的第一任主管。它可能在20世纪30年代才首次出现，几乎可以肯定是杜撰的。
资本主义的本质
我们习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民主制政府传统）是较晚才出现的：革命的时代（工业革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在18世纪带来了一系列深远的变革。而这些变革要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才完全制度化。这里我们要直面一个特别的悖论。在我们看来，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机器的几乎所有元素——中央银行、债券市场、卖空、经纪行、投机泡沫、证券化、年金，它们出现的时间不仅仅早于经济科学（这也许不是很惊人），而且还早于公司、工厂和雇佣劳动本身的兴起。这确实挑战了我们所熟悉的思维方式。我们通常将工厂和车间看作“实体经济”，其他的都是上层建筑，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但如果真是如此，那又怎么可能是上层建筑先出现呢？这个体系的梦幻能创造它的躯体吗？
这一切引出了“资本主义”肇始于何时的问题，就此人们目前还根本没有达成共识。“资本主义”一词最早是社会主义者发明的，他们将资本主义看作那些拥有资本的人指挥那些没有资本的人劳动的体系。相反，支持资本主义的人倾向于把它看作市场自由，使那些拥有可能受市场欢迎的愿景的人得以集中资源，实现他的愿景。不过，几乎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资本主义是一个要求持续、无止境的增长的体系。企业要维持下去就需要扩张，国家也是如此。正如在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人们普遍接受的合法商业利息率是每年5%（也就是说，任何投资者都根据利息原则，预期自己的钱会增加）；现在，5%也是任何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真正应该增长的速率。原先迫使人们将周边的一切看作一种潜在利润来源的非人格机制，已经成了衡量人类公共体健康度的唯一客观标准。
从我们的基准日期1700年——现代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借贷金融机器，它运作的效果，在实际中是从与它接触的每个人身上压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结果是物质财货无止境地膨胀。使这个情形得以实现的手段，并非只是道德上的压迫，更多的是使用道德上的压迫来动员赤裸裸的暴力。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战争和商业纠缠在一起的事件反复出现——这通常会采取令人惊奇的新形式。这是我们十分熟悉但又极富欧洲特色的事实。荷兰和英国最早的证券市场主要是以交易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为基础，这两家公司集军事、贸易于一身。这样一个谋求私利的公司统治印度近一个世纪。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国债，借来主要并不是用于挖掘运河和修建桥梁，而是获取炮轰城市所需要的火药，建设用于拘禁犯人的集中营，训练新兵。几乎所有18世纪的泡沫，都和用殖民地经营的收益支付欧洲战争军费的某个美妙方案有关。纸币是债务货币，而债务货币是战争货币，一直以来都是如此。那些为欧洲无休止的军事冲突提供资金的人，也利用了政府的警察和监狱，榨取他人日益增长的生产力。
众所周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率先启动的世界市场体系，最早是为了寻找香料而出现的。它很快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贸易，我们也许可以将其分别标识为武器贸易、奴隶贸易和毒品贸易。最后那个“毒品”主要指的是软性毒品，这当然包括咖啡、茶叶和放在这两样东西里调味的糖，还有烟草；蒸馏酒也是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第一次出现的。此外我们都知道，欧洲人富有侵略性地在中国销售鸦片，作为总算可以中止贸易逆差的方式，却没有丝毫的愧疚。布料贸易要晚些，在东印度公司用武力终止了（更为高效的）印度棉布出口贸易之后才出现。我们只需要随便翻一翻下面这本书，它保留了查尔斯·戴维南特1696年有关信用和人类同胞情谊的那篇论文《著名作家查尔斯·戴维南特政治和贸易作品选：有关英国的贸易和收入、种植园贸易、东印度贸易和非洲贸易》。“顺服，爱及友谊”也许足以支配英国人之间的关系，但在殖民地，主要依靠的只是顺服。
我之前已经讲过，我们可以将大西洋奴隶贸易想象成一条巨大的债务链，它从布里斯托延伸到卡拉巴尔，直至克里斯河的源头，也就是阿罗（Aro）商人支持秘密的奴隶贸易的地方。在印度洋贸易中也有类似的链条，连接乌特勒支、开普敦、雅加达，直至吉尔吉王国（Gelgel）。巴林人的国王在此安排斗鸡比赛，引诱他们自己的臣民拿自由做赌注。这两条巨链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它们将人完完全全地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剥离出去，因此也就完全地将他们非人化，以至于他们完全处于债务的范围之外。
这些链条的中间人，也就是债务链条的各种商业纽带，将伦敦的股票经纪人和尼日利亚的阿罗牧师、东印度尼西亚阿鲁群岛的潜水采珠人、孟加拉的茶叶种植园及亚马孙的割橡胶者连接起来。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严肃、工于算计而缺乏想象力。在债务链条的两端，整个行当表现出了操纵人们幻觉的能力，造成一系列使人们陷入即便是当代的观察者看来也是疯狂至极的险境。在链条的一端是不时出现的泡沫。吹大泡沫的，既有谣言和幻想，也有这样一个事实：在像巴黎和伦敦那样的城市里，几乎每个有闲钱的人都会突然相信，他们总能够从其他人都相信谣言和幻想的事实中赚到钱。
查尔斯·麦基（CharlesMacKay）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第一个泡沫（1710年著名的“南海泡沫”）不朽的描述。南海公司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大部分国债都是它购买的。实际上，它本身只是所发生的这一切的靠山。这是一个巨大的公司，其股票市值持续膨胀，用当下的话来讲，似乎是“大而不倒”的。它很快成了数百个新发行股票公司的模型：
各地新开的股份公司数不胜数。它们很快就背上了泡沫的名字，大多是超乎我们正常想象的……有些公司持续运作了一周或两周，就销声匿迹了。还有一些甚至连这点时间也维持不了。每天每夜都有新的计划和项目。上自王公贵族，下到康希尔（Cornhill）最最单调的股票经纪人，都急切地投入这个逐利热潮中去。
作者随意举了一些例子，有86个项目，内容从肥皂或帆布生产到为马提供保险不等，甚至还有“用锯木屑制造交易板的方法”。每个项目都发行了股票，然后人们在城市各处酒馆、咖啡店、小巷和杂货店里热切地买入卖出。这些股票的价格很快都会被炒上天——每个新的买家实际上都相信，他可以在股价不可避免的崩溃之前将股票转手给某个更容易上当的傻瓜。有时候人们竞价购买股权卡和息票，这只不过相当于购买了下次为其他股票出价的权利。很多人发了财，但更多的人败得很惨。
有一个最为荒谬可笑的项目，比其他项目更完全地体现出人们的疯狂。这个项目是某个不知姓名的冒险家发起的，名为“一家做一项有极大利益，不过还没人知道是什么事业的公司”。
写了这篇大胆却成功地让公众上当的方案的天才，只在他的招股说明书中说明，这个项目需要50万英镑，分割成5000股股票，每股100英镑。认购者预付每股定金2英镑，支付了定金就能获取每股每年100英镑的收益。此时此刻他还不会屈尊告诉人们，这巨大的利润从何而来，但他承诺在一个月内如期公布完整的细节，并要求认购者缴纳余下的98英镑认购金。第二天早上9点，这个天才在康希尔开了一间办公室，人群把门围得水泄不通。当他在下午3点关门的时候，他发现已经认购了1000多股，都付了定金。
十分明智的是，他满足于这次冒险的成果，在当天晚上就动身前往欧洲大陆，不知所踪。
根据麦基的描述，我们可以说，伦敦的民众都相信的幻觉，并不真的是可以无中生财，而是其他人太笨，会去相信真的能出现这样的奇迹——而他们凭借这个事实，确实可以空手套白狼。
将目光投向债务链条的另一端，我们可以看到属性不一的幻想，有的十分诱人，有的具有启示性。在人类学文献中，我们有各种发现。比如阿鲁潜水采珠人美丽的“海夫人”（seawives），她不肯交出大海的宝藏，除非赊账从当地中国店铺购买礼物来讨好她。孟加拉领主购买鬼魂吓唬不服从的债务奴隶。蒂夫人的人肉债是人类社会吃同类的肉的幻想。最后，还有许多蒂夫人的梦魇几近成真的场合。1909-1911年的普图马约（Putumayo）丑闻是最著名、也最令人不安的事件之一。让伦敦的公众震惊的是，他们发现，一家英国橡胶公司的子公司，在秘鲁的热带雨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黑暗之心”（HeartofDarkness），杀死了数万维托托印第安人——公司的代理坚持称他们为“食人族”。一幕幕罪行让人们回忆起400年前的征服行动中最坏的东西。
随后公众就这个事件展开辩论，直接的反应是指责那个体系内的一切，是它们让印第安人身陷债务陷阱（因此也就完全依赖于该公司的商店）：
整个罪恶的根源在于我们所说的“保护人”或“劳役偿债”体系——这种体系在英国也曾被称为“实物工资制”。被迫在其雇主的商店购买所有生活用品的雇工，绝望地深陷债务泥淖，而依照法律，他在付清债务之前都不能离开他的工作……因此，劳役偿债者通常是实际上的奴隶；而且由于在广袤大陆的偏远地区没有有效力的政府，所以他的命运完全受他的主人掌控。
故事继续说道，这些落入债务陷阱的“食人族”结局十分悲惨。有的被鞭打致死，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被挂起来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还有的因为没能割出足够数量的橡胶而被大砍刀大卸八块。这家公司的员工用各种制成品引诱他们，让他们最终赔上性命来交换。
后来的一项议会调查发现，真实的故事并非如此。维托托人根本未曾因为上当而成为债务奴隶。真正债台高筑的是公司派往这个地区的员工和工头，这和西班牙征服者的情况非常相似。在他们的这个案例中，债主是委派他们的秘鲁公司，这家公司最终又从伦敦金融家那里获取自己的贷款。这些员工肯定是踌躇满志而来，要把印第安人囊括至信用网络之下。但他们发现，维托托人对他们带来做交易的布料、砍刀和硬币毫无兴趣，最终只好放弃贸易的方式，转而开始围捕印第安人，用枪眼强迫他们接受贷款，然后把他们所欠的橡胶量记入表格。而很多印第安人遭到屠杀，只是因为他们试图逃跑。
那么，真相是印第安人被迫沦为奴隶。只不过在1907年，没人敢公开承认这一点。一家合法的企业必须有某些道德基础，而公司所知道的唯一道德就是债。当那家公司清楚地看到维托托人根本不承认这个前提时，一切都乱了套。它像卡西米尔一样，陷入愤怒的恐惧之中。这种负面情感日益积聚，最终威胁到维托托人的整个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组织运作，多数时候都不是围绕自由劳动力而开展的。这是资本主义秘而不宣的丑闻。征服美洲的一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奴役，而后逐渐定型为多种形式的债务奴役、非洲奴隶制及“合同劳工”——即使用合同劳动力；出力的劳工事先拿到一笔现金，并以5年、7年或10年为期限偿还。不用说，合同劳工主要是从那些已经负债的人中征募的。17世纪初，在南方种植园劳动的负债白人有时候和黑人奴隶几乎一样多。这些人最初在法律上的处境是几乎相同的，因为在一开始，种植园社会采用的是假定奴隶制不存在的欧洲法律传统。所以当时卡罗来纳地区的非洲人甚至也被归入合同劳工。当然，后来引入了“人种”的观念，改变了这一情况。而非洲奴隶获得解放之后，在巴巴多斯到毛里求斯的种植园中，合同劳工再次取代了他们；但是这批新的劳工主要是从印度和中国招募的。中国来的合同劳工修建了北美的铁路系统，印度的“苦力”则修建了南非的矿井。俄国和波兰的农民中世纪时一直是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但在资本主义初期，当他们的领主开始在新的世界市场出售谷物供给西欧的新兴工业城市时，他们才成为农奴。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政权，定期要求当地被征服的民众劳动。或者，它们可以换种方式，设计一个税收体系，通过债务的方式强迫民众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东印度公司开始，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将劳役偿债制度化，作为他们生产外销商品的首要手段，并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女王政府时期。
之所以说它是丑闻，不只是因为这种体系时常像在普图马约那样疯狂，还因为它有损我们对资本主义真正定义的最为珍爱的假设——尤其是我们假设，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与自由有某种关系。对于资本家而言，它意味着市场的自由；对于多数劳动者而言，它意味着自由劳动。虽然马克思主义者质疑了领取工资的工人是否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的（因为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的人，在任何意义上都难以看作一个真正自由的行动者），但人们仍然假设自由的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情形是工业革命时期在工厂做苦工的英国人。如果连一条线到当下，则是硅谷忙碌的情景。上百万的奴隶、农奴、苦力和债务奴隶消失了，如果我们真要讨论他们，也不过是把他们当作过眼云烟。就像血汗工厂，我们认为这是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还认为，那些仍然存在着的偿债劳工、合同劳工和血汗工人（他们通常在同一个地区出现），也肯定能有朝一日看到他们的孩子成为正规的雇佣工人，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医生、律师和企业家。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雇佣工人现实的历史，即便在英国，这个愿景就会开始退散。在中世纪的北欧，雇佣劳动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现象。那里12~14岁的孩子到28~30岁的成年人都会受雇于某人，在那户人家做仆人——通常合同是一年一签，食宿、职业训练全包，还有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工资——直到他们积累了足够的家底结婚和自立门户。“无产化”（proletarianization）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欧洲各地数百万年轻男女发现自己实际上被卡在一种永久性的青少年阶段之中。学徒和熟练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师傅”，实际上也就永远不会长大。最终，许多人开始放弃原来的生活路径，早早结婚——这让道德家十分恼怒，因为在他们看来，新出现的无产阶级在组建他们根本不可能养活的家庭。
雇佣劳动和奴隶制之间一直存在一种有意思的亲缘关系。加勒比甘蔗种植园的奴隶生产提供能量的产品，支持了最早的那批雇佣劳动者；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里广为应用的科学管理技术，可以溯源至那些甘蔗种植园的组织结构。不过事情还不止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主人与奴隶、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同样是非人的：不论你是被主人卖掉了，还是把自己租给了雇主，只要钱一转手，你是谁根本就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你需要能够理解命令，并按照命令去做。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原则上我们通常会觉得，购买奴隶和雇佣劳动力都应该用现金而非信用。而正如我已经注意到的，问题在于，在英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现金是根本不存在的。王室铸币厂确实曾开始生产小面额的银币和铜币，但供应时断时续，并不充足。“实物工资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出现的：在工业革命时期，工厂主通常会支付工人当地商店的代金券。他们与这些商店的店主有某种非正式的协议。在更为偏远的地区，商店通常可能是工厂主自己开的。商店店主可能实际上是老板的员工，这打破了传统上人们与店主之间的信用关系。另一种权宜之计是至少部分地向工人支付实物工资——请注意，这个词的含义十分丰富，意味着工人可以从工作场所，尤其是从废品、过量产品和副产品中取走各种东西：碎布料、木片、织边、试模、遗穗、废石料、小费、制皮废料、零件、染料。拿“碎布料”来说，是做衣服裁下来的布料。“木片”是指码头工人有权从他们的工作地拿走的木板片（任何不超过2英尺的木材）。“织边”是从纺织机的翘曲块上拿的。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还有用鳕鱼或钉子支付工资的。
雇主还有一个终极解决办法，就是等待货币出现，而在等待期间不发任何工资——使他们的雇员只能在他们的工作地揩油，或者靠家里人在外地工作，接收施舍，与亲友一起维持储蓄池等做法来维持生计。如果这些都失败了，就只好向放高利贷者和当铺老板借钱——他们很快就会被视为穷苦工人挥之不去的噩梦。情况极为严重，以至于到了19世纪，只要有一家伦敦当铺失火，工人阶层的居住区就会掀起一阵家庭暴力的狂潮，因为很多妻子会不得不坦白她们很久以前就偷偷地把丈夫最好的衣服抵押在了那里。
时至今日，我们习惯于把工厂拖欠工资和经济不景气联系在一起，比如苏联解体期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不过，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这种情况是十分常见的。这是因为英国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不让他们的纸币在又一次投机泡沫中飘走，因此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而且即便是政府，也经常发现在支付自己的雇员工资时捉襟见肘。在18世纪的伦敦，皇家海军部（RoyalAdmiralty）往往要拖延那些在德特福德（Deptford）军港工作的人工资达一年多之久——这是海军容忍他们拿走木板（更不用说大麻、帆布、铁栓和绳索）的一个原因。事实上，就像莱恩博（Linebaugh）已经指出的，这个问题真正浮现出来是在1800年前后。当时，英国政府稳定了它的财政，开始按计划支付工资，因此试图清除这种现在被称为“工地偷窃”的行为——政府规定这种做法可受鞭刑或监禁的惩罚，此举遭到了码头工人方面愤怒的反抗。负责改良造船厂的工程师塞缪尔·本瑟姆不得不对造船厂严加监管，从而维持纯粹发工资雇佣劳动的制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最后设想在中央建造一个巨塔，确保工厂受到持续的监视。他的兄长杰里米·边沁后来借用了这个想法，提出了著名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构想。
斯密和边沁这样的人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有些乌托邦空想主义。不过，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必须逐渐认识到，我们头脑中的那副图景，也就是工人和雇主签订双方可以随时终止的临时合同，每天准时上班，每周五领取工资，在最开始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即使在英国和北美，它也是十分缓慢地实现的。它在任何时期、任何地点，都不曾是组织生产、供应市场的主要方式。
实际上这才是斯密的著作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他创造了一幅想象世界的图景。它几乎与借贷完全没有关系，因此也就没有罪行与罪恶。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确信上帝已经预先安排了一切，让它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只需要计算他们的利益就可以了。这种想象的建构当然就是科学家所说的“模型”了。模型本身没有什么错。平心而论，如果脱离它们，我们是无法思考的。但建立模型的问题在于，我们会有一种把它们当作可观察的事实对待的倾向——至少当我们想象某个叫作“市场”的模型时似乎总会这样。有时我们甚至会对某些模型五体投地，开始把它们当神一样膜拜：“我们必须遵守市场的命令！”
卡尔·马克思对人类膜拜自己的创造物的倾向有一些了解。他撰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即使我们从经济学家的乌托邦构想出发，但只要我们同时让某些人控制生产资本，而另一些人除头脑和身体能够出卖一无所有，那么产生的结果将在很多方面和奴隶制相差无几，整个体系因此会最终毁灭自己。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他的分析的性质是“似乎如此”。马克思十分明白，在他那个年代的伦敦，擦鞋童、妓女、管家、士兵、小贩、烟囱打扫工、卖花女、街头音乐家、罪犯、保姆和马车司机远比工厂工人要多。他从来没有说，他的模型就是世界的真实模样。
尽管如此，如果要说过去数百年来世界历史说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乌托邦的设想还是有一定市场的。亚当·斯密的设想，还有那些与此相对立的设想都是如此。1825-1975年，虽然这段时间短暂，但有一群十分强有力的人（他们得到许多最软弱之人的支持），决意将斯密的那种设想变为现实。最终，硬币和纸币有了足够的发行量，甚至于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无须借助于票券、代币或信用。工资开始按时发放；出现了新型的店铺和街市，人人都用现金支付，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地使用非人格形式的信用，比如分期付款。因此，许多自认为“人格高尚”的工人阶级开始信奉老派的清教徒观念，即欠债是罪恶和堕落。他们把不受当铺老板或放贷者操控作为骄傲的象征，这把他们与酒鬼、妓女和挖沟工区别开来。与这些下流之辈相比，他们是完好无损的。
我是在这种工人阶级的家庭中长大的。我的哥哥53岁的时候去世，到死时一直拒绝办理信用卡。因此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做证，对于那些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在某人命令之下工作的人来说，皮夹里能够塞满无条件属于他们的纸钞是一种十分诱人的自由。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如此之多的假设（大部分是我在这本书中批判的）得到了历史上工人运动领袖的拥护，甚至塑造了我们对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路线的构想——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正如我在第七章所说明的，问题不仅在于它植根于漏洞百出、甚至有悖常理的自由观。强调这一点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对于我在这里列举的批判性观点，有一种典型回应是强调我们的经济带来的政治自由、技术进步和普遍繁荣。毋庸置疑，生产力、公共卫生、教育、将科学理解应用于每日生活等方面的进步，自工业革命以来的250年间，为数十亿人的生活，尤其是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提升。但是，对我来说，所有这些改善是否能全部归因于一个叫作“资本主义”的概念并非不言而喻——还是说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科技知识的发展及民主政治视作互相独立的因素更加合理，三者之一都可以在另外一个或者两个缺席的情况下独立发生。但即使我们不去怀疑，就认为这些好处都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那么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我们既不可能拥有一个普遍的世界市场，也不可能拥有一个每个人都不是资本家，但却能通过某种方式成为受到尊重、定期领取薪水、能够享受充分的牙齿保健的雇佣劳动者。那样的世界未曾存在，也不可能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人们将这样的世界可能实现的愿景付诸实践，整个体系就会开始崩溃。
1.股份公司在殖民时代初期诞生，比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EastIndiaCompany）和相关的殖民地企业。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它们大多数销声匿迹，到19世纪末期才重新出现，最初主要出现在美国和德国。正如乔万尼·阿里吉（1994）所指出的那样，英国资本主义全盛期的标志是小型家族企业和复杂融资。美国和德国把20世纪的上半叶花在取代大不列颠（GreatBritain）成为新的霸主的争斗上，它们带来了现代的官僚公司资本主义。
2.MacKay1854:52.
3.MacKay1854:53–54.
4.Spyer1997.
5.Prakash2003:209–16.
6.Hardenburg＆Casement1913；MickTaussig(1984,1987)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最著名、最有真知灼见的分析。
7.《大英百科全书》，第II版（1911）：“Putumayo”词条。
8.正如Taussig指出的（1984:482），当公司领导者后来被问到他所说的“食人族”是什么意思时，他回答说意思是印第安人拒绝同其他任何人进行交易。
9.这是在YannMoulier-Boutang(1997)的一部重要著作中详细阐释的一个观点，但不幸的是这本书并未被翻译成英文。
10.Davies1975:59。“受契约约束”（indentured）来自“刻痕”（indentation）或者符木上的刻痕，因为对于那些像绝大多数契约奴仆一样不识字的人来说，它们被普遍作为契约使用（Blackstone1827I:218）。
11.ImmanuelWallerstein(1974)对这种“第二农奴制度”提供了经典分析。
12.顺便一提，这对于整个阶级范围来说都是成立的：从卑贱的挤奶女工和学徒到侍女和骑士的跑腿男孩，每个人都被期望这样做。顺便一提，这也是17世纪的契约服务合约似乎并未猛增的一个原因：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合约雇佣关系的条款从一年延长到五年或七年。即使在中世纪，也有成年日工，但是他们通常被认为和罪犯没有区别。
13.“无产阶级”一词在某些方面即暗指这一点，因为它取自罗马指代“有子女的人”一词。
14.C.L.R.James1938;EricWilliams1944.
15.“许多策略可供商人采用，以节省支付工资时需要使用的现金——两次支付之间可以间隔很长时间；支付可能包含转让对他人的索取权（运费、授权在商店购买商品的票据或代金券等，私人票据和代币的拨备）。”Mathias1979a:95.
16.实际上，完整的清单是：“碎布料、木片、涂蜡机、金属屑、衬垫、原材料损耗、圣礼、花纹布、空瓶子、一次性物品、运费补贴、垫舱物料、搬运、酒、头巾、淡色颜料、废石料、短绳、动物残渣、零碎布料、织边、金属碎屑、鞣皮废料、额外物件、添头、皮重、赠品、挤压碎物、拆卸物品、靴子、销钉、镶边饰物、票张、遗穗、树枝、茎叶、绑带、回扣、销货款。”（Linebaugh1993:449；也可见Rule1986:115–17）
17.Tebbutt1983:49。关于整体典当业：Hardaker1892,Hudson1982,Caskey1994,Fitzpatrick2001。
18.Linebaugh1993:371–404.
19.通常是为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今天，我们当然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很明显，这一点也不再成立。在这里提醒读者以下事实，也许是有帮助的：马克思认为自己在写作“政治经济评论”——对他所处时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进行评论。
结论
最后，让我们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科尔蒂斯和阿兹特克的宝藏。读者也许会问，宝藏究竟怎么了？科尔蒂斯真的从他自己的手下那里偷走了这笔宝藏？
答案似乎是，在围攻结束时，宝藏就所剩无几了。科尔蒂斯似乎在围城没有开始之前就入手了大部分宝藏。有一部分是他用赌博赢来的。
关于这个故事，贝尔纳尔·迪亚斯也有记述，它十分诡异、令人困惑，但我想，它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让我先填补一下我们的故事里的空缺。科尔蒂斯在焚毁他的舰船之后，开始召集一支由当地同盟者组成的军队。由于阿兹特克人广受憎恶，他轻易地做到了。然后，他开始向阿兹特克的首都进军。一直都在密切关注局势的阿兹特克皇帝蒙特苏马（Moctezuma）认为，他至少需要了解，他要对付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邀请全体西班牙将士（只有百来个人）作为官方宾客来特诺奇蒂特兰。这最终导致了一系列宫廷阴谋，科尔蒂斯的人短暂地扣押了蒙特苏马，然后驱逐出境。
在蒙特苏马被囚禁于自己的宫殿的期间，他和科尔蒂斯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玩一个叫作“托托朵克”（totoloque）的阿兹特克游戏。输家要支付黄金。科尔蒂斯当然作弊了。蒙特苏马的手下一度让皇帝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皇帝只是付之一笑——后来，科尔蒂斯的中尉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deAlvarado）更是变本加厉地作弊，每赢取一分就要求黄金，输了的时候却只支付没有价值的鹅卵石。但国王对此也并不担心。蒙特苏马为什么这样做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迪亚兹将其视为一种主人的大度姿态，甚至是一种让小气的西班牙人改邪归正的手段。
一位名叫英戈·克兰宁登（IngaClenninden）的历史学家给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她注意到，阿兹特克人的游戏有一个奇怪的特征：总有一种方式让时来运转的人获取完全的胜利，比如他们的球类游戏就是这样。观察者经常感到奇怪，高高在球场之上的石圈那么微小，游戏者怎么可能得分呢？答案似乎是，他们并不得分，至少并不是通过石圈得分。一般来说，游戏和石圈没有关系。玩这个游戏的方式是两支对立的队伍，全副武装，来回击球：
取胜的一般方法是慢慢地积累分数。但游戏进程可能被戏剧性地逆转。把球送入一个石圈就能立即取得胜利，将得到所有下为赌注的财货及抢夺观众的外套的权利。考虑到球和石圈的大小，这无疑是一个奇迹，大概比高尔夫球中的一杆进洞还要少见。
得分取胜者赢得一切，甚至包括观众的衣服。
科尔蒂斯和蒙特苏马玩的棋盘游戏也有类似的规则：如果运气够好，一颗骰子停在了棋盘边上，游戏就结束了，胜者赢取一切。克兰宁登认为，蒙特苏马肯定正是在等这个奇迹。毕竟，他身处非凡事件之中。有奇怪的生物，明显是无中生有地出现在他的国度，拥有闻所未闻的力量。有关瘟疫及周边国家灭亡的传言，他应该已有所耳闻。如果神明要发出某种宏大的启示，那肯定就是在现在了。
从我们收集的阿兹特克人文学遗存中可以窥见他们的文化，这样一种态度似乎正符合他们的文化精神，他们的文化中弥漫着一种灾难即将来临的气氛。灾难也许是星象注定，人可能避开它——也可能不能。有些学者认为，阿兹特克人肯定是通过某种方式明白，他们的文明游走在生态灾难的边缘；其他学者认为，启示性的调子是回溯历史的悲叹——因为我们对阿兹特克文学的了解毕竟几乎完全取自于经历了它的完全覆灭的人。尽管如此，阿兹特克人某些几近疯狂的做法，很难用其他方式来解释。他们曾牺牲上万战俘，最主要的是出于他们明显的信仰：如果不坚持用人的心脏喂饱太阳，太阳就会死去，世界也会随之灭亡。
如果克兰宁登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对于蒙特苏马而言，他和科尔蒂斯不仅仅在赌黄金。黄金是小事，他的赌注是整个宇宙。
蒙特苏马首先是一名战士，而所有战士都是赌徒；不过，不同于科尔蒂斯的是，他显然是个视荣誉为生命的人。我们也已经看到，勇士荣誉，也就是只有通过打压他人才能获得的伟大，其要义是他是否愿意把自己投入一个同样可能损害和压低自己的游戏之中——而且不能像科尔蒂斯那样，应该优雅地按照游戏规则进行游戏。游戏开始，也就意味着他愿意拿一切作为赌注。
他确实这样做了；不过没有什么奇迹发生，没有骰子停到棋盘的边上。科尔蒂斯继续作弊，神明却没有发出任何启示，宇宙最终被摧毁了。
我觉得从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赌博和启示之间可能有一种更深刻的关系。资本主义体系与其他体系不同的是，它把赌徒当作其运作的核心部分供奉起来；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又有一个独有的特点，它似乎无力构想出自己的来世。这两个事实之间是否可能有某种联系？
在此我必须说得更加准确。资本主义并非完全不能构想出它自己的来世。一方面，的确它的解释者总是觉得，必须将它呈现为永恒，这是因为他们坚称，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经济体系。他们有时候仍然会说，它是一个“已经存在了5000年，还将万世长存”的体系。另一方面，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一点，尤其是把信用制度真的当作永恒不败的时候，一切都错乱了。请看一看那些所谓最冷静、谨慎、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政权（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18世纪的英联邦），那些在管理公共债务方面最为小心的政权，是如何奇怪地发生了投机狂潮、郁金香热和南海泡沫的。
似乎这很大程度上和国家赤字及信用货币的本质有关。政治家从这些事物一开始出现就在抱怨，国家债务是向子孙后代借的钱。尽管如此，它们的效果却总是奇怪地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赤字财政是将军事权力进一步集中于君主、将军和政客手中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它说明政府欠它所统治的人某些东西。只要我们的钱归根结底是公共债务的延伸物，那么不论我们买一张报纸、一杯咖啡还是下注赌马，交易的都是国家的承诺——某些政府会在未来某个时间把某些东西还给我们，即便我们不知道那会是什么。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乐于指出，法国大革命为政治学带来了很多深刻的新理念。这些理念若是放在革命的50年之前，会被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看作离经叛道的。但50年后的大革命时期，几乎每个人都觉得他必须至少假装认为这些观念是正确的。其一是相信社会变革不可避免，而且悦人心意：历史自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文明会逐渐进步。其二是相信，政府是掌管这种变革合适的代理人。其三是认为，政府从一个名为“人民”的实体那里获得合法性。我们很容易看出，国债的观念本身在激发这种革命性的新视角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因为国债是政府在向人民承诺未来会不断变好（至少每年5%的改进）。但与此同时，如果考察米拉波、伏尔泰、狄德罗、西耶士这些最早提出我们现在所谓“文明”概念的哲学家们，我们会发现在革命即将爆发的年代，他们事实上更多的是在做论断，警告人们注定的灾难即将降临的危险，以及他们所知道的文明将被债务违约和经济崩溃摧毁的前景。
有部分问题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国家债务源于战争；其次，它并不是平均地向每个人借款，资本家是主要的债主——而且在当时的法国，“资本家”具体指的是“那些持有若干国债的人”。更为倾向民主的人士觉得，整个形势是可耻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写道：“现今有关永久债务的理论，用血浇灌了大地，用持续累积的负担压倒了其上的居民。”大部分启蒙思想家甚至担心出现更坏的情况。新的、“现代的”非人格债务概念，终究在本质上意味着破产的可能性。破产在当时对个人而言无疑是大灾难，意味着监禁和丧失一切财产；对最为不幸的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酷刑、饥饿和死亡。而国家破产意味着什么，在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不过，随着各国发起了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血腥的战争，它们的债务也按几何级数暴涨，债务违约似乎就在所难免了。阿贝·西耶士（AbbéSieyes）最早描绘了推行代议制政府的宏大蓝图，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种改革国家财政的方式，避开照此情形下去将不可避免的灾难。如果灾难到来，会发生什么呢？货币会不会丧失价值？会不会有军事政权攫取权力，欧洲各地政权也同样被迫陷入债务违约，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使整个欧洲大陆陷入无尽的野蛮、黑暗和战乱之中？远在爆发革命之前，许多人就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恐怖态势。
我们对此不禁感到奇怪。我们习惯于把启蒙时代看作人类乐观主义的一个独特阶段的开始。促使这种乐观主义形成的是人们假设，科学和人类知识的进步必然会使人的生活更理智、更安全，一切都会更好——这是一种天真的信念，据说在19世纪90年代的费边社会主义运动中达到顶点，直到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所埋葬。事实上，即便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也被衰败和堕落的危险所困扰。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有一个近乎普遍的假设，即资本主义本身不会长存。暴动似乎迫在眉睫。很多资本家完全相信，自己随时可能被吊死在树上。比如有一次在芝加哥，一个朋友开车带我穿过一条漂亮的老街，两边全是19世纪70年代的豪宅。他向我解释说，这条街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当时芝加哥富有的实业家大多深信革命正在迫近。所以他们集体迁移到了这条路上，而这条路正是通往最近的军事基地的。伟大的资本主义理论家，从马克思到韦伯，到熊彼特，到米塞斯，不论各自政治立场如何，都预感资本主义可能最多也就能再维持一两代人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再往后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虽然对迫近的社会革命的恐惧已经消散，但我们旋即又面临着核武器带来的严重威胁。然后，等核威胁逐渐散去，我们又发现全球正在变暖。我并不是要说这些威胁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但资本主义一直以来都需要想象（或实际上制造）出毁灭自己的手段，这的确显得有些诡异。这和社会主义政权（从古巴到阿尔巴尼亚）领袖的行为大相径庭。他们在上台后会立刻开始鼓吹他们的体系将恒久不衰——不过讽刺的是，他们所吹嘘的体系事实上都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
也许这一切的原因在于，1710年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如果把资本主义（或者至少退一步说——金融资本主义）想象成永恒的体系，它就会爆炸。既然它没有终点，也就绝没有理由停止无穷尽地产生信用（即未来的钱）。近些年的事件似乎确认了这一点。2008年前的一段时间里，有很多人开始相信资本主义真的会一直运转下去；至少可以说，当时似乎不再有人能够想象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这种情况直接产生了一系列越来越丧失理智的泡沫，并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机器的失灵。
1.参见Lockhart对BernalDiaz（Díaz1844II:396）的翻译，根据不同的文献，给出了这个故事的几个版本。
2.Clenninden1991:144.
3.正是基于这些事实，Testart将赌博导致的奴役（赌博者把自己作为赌注）与债务奴役区分，尽管债务奴役最终也是赌博债务。“在赌局中把自己作为赌注的赌博者的心态，更接近在战场上冒着死亡或被俘为奴的风险的战士，而不像愿意出售自己以保活命的穷人。”（Testart2002:180）
4.顺便一提，这是对赤字不道德性的抱怨是如此虚伪的原因：因为现代货币实际上是政府债务，如果没有赤字，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没错，货币能够通过银行私下产生，但是这种做法似乎有上限。这就是当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预算盈余后，由阿兰·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带领的美国金融精英产生恐慌的原因。布什的减税政策，似乎正是为了确保维持赤字而专门设计的。
5.Wallerstein1989.
6.1988:600.
7.英国在1542年通过了第一部破产法。
8.毫无疑问，这就是当歌德（Goethe）让浮士德（Faust）告诉国王用欠条支付其债务时他的用意。毕竟，我们都知道当他的时间到期后，发生了什么。
9.Sonenscher(2007)给出了这些争论长期、详尽的历史。
10.在这里可能会发现宗教的元素：在奥古斯都的时代，中东的一群宗教邪教分子产生了一个想法，即烈火将从天空降临，吞噬整个星球。当时，没有比这更不可能发生的事了。如果让他们在两千年里掌管世界的一个角落，他们就会找出这样做的方法。但是，这显然仍然是更大模式的一部分。 |
10中世纪（600-145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10中世纪（600-1450年）
↘中世纪印度（走向等级制度）
↘中国：佛教与无限债务经济
↘近东伊斯兰（信用是资本）
↘欧洲：教会崛起、高利贷与商人冒险家
↘精神化的中世纪：货币形式背后的道德哲学
人为的财富包括那些本身不能满足任何自然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它是人类的一种发明。
——托马斯·阿奎那
如果说轴心时代见证了商品市场和普世宗教互补理念的出现，中世纪则可以说是这两种制度开始结合的一段时期。
帝国的崩溃是各地中世纪的开始。最终，新的国家存续了下来，但是在这些新的国家中，战争、金属块和奴隶制之间的纽带已经断裂，征服和获取财富本身已不再是政治生活的重点和终极目标。与此同时，涵盖了从国际贸易到地方市场组织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受到宗教权威的规制。这导致的结果，一是教会发起了广泛的控制，甚至禁止掠夺性贷款的运动；二是在欧亚大陆的各个地方，各种形式的虚拟信用货币重新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但是，这不符合我们对中世纪的惯常看法。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中世纪”是迷信、不宽容和压迫的同义词。不过对于大多数地球居民而言，对比轴心时代的恐怖，无疑应该将这段时期看作非凡的进步。
我们之所以对中世纪有扭曲的认识，一个原因是我们习惯于将中世纪看作西欧的事情，主要也就是比罗马帝国边境哨站沿线略大的领土。传统观点认为，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城市大多被废弃，经济“回到了物物交换的局面”，在至少5个世纪之后才恢复元气。不过，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即便对于欧洲而言，如果我们深究这种论调的假设，也会发现它们是站不住脚的。这些假设中最首要的一个是没有硬币也就意味着没有货币的观念。确实，罗马战争机器的毁灭也意味着罗马硬币退出流通领域；而且，在旧帝国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哥特或法兰克王国生产的少量硬币，本质上带有很大程度的信用货币性质。[1]尽管如此，我们只需要粗略浏览一遍“野蛮人的法典”就可以发现，即使在黑暗时代的顶峰，人们仍在用罗马货币仔细地记账，以及计算利息、合约和抵押。此外，城市日益萎缩，许多甚至遭到废弃，但即便存在这个事实，也并不一定是坏事。无疑，这给文化普及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但我们必须记住，古代城市只有通过从农村榨取资源才能维持。例如，在罗马高卢有过一个城市网络，著名的罗马大道将它们与数不清的奴隶种植园连接起来。这些种植园是城市里的大人物所拥有的。[2]大约400年以后，城市人口锐减，不过种植园也同样消失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大多数种植园被采邑、教堂甚至后来的城堡替代，新的地方领主在这些地方向周边农民收取税金。但我们只需要做个计算：由于中世纪农业在效率上并不输给古代农业（事实上，它的效率很快就遥遥领先于后者），供养一批骑士和牧师所需的工作量不可能比供养整座城市更大。中世纪的农奴，不管怎样受到压迫，其处境还是要比轴心时代的奴隶好得多。
不过，更确切地说，中世纪并不是从欧洲，而是400-600年从印度和中国开始的。然后，中世纪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横扫了欧亚大陆的西半部分。中世纪真正到达欧洲是400年后的事情。那么，就让我们从印度讲起吧。
中世纪印度（走向等级制度）
我之前讲到阿育王拥护佛教为止，但我发现他的计划终究是失败的。他的帝国和他的教派都没能延续下去。不过，这需要假以时日，才会显露出失败的端倪。
孔雀王朝代表着帝国的全盛时期。接下来的五百多年，接替它的是一连串王国，它们多数强烈支持佛教。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佛塔和寺院，不过赞助它们的国家日渐式微；在国家集权指挥之下的军队消失了；国家越来越多地把土地授予士兵和军官，而不是给他们发放薪水。这导致流通中硬币的数量稳固减少。[3]在印度，中世纪早期也见证了城市的大幅衰退：当年，希腊使官麦加斯梯尼将阿育王的国家首都巴特那描述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现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和中国旅行者将印度描述为有无数小村庄的地方。
这使得多数历史学家像讲述欧洲的情况一样，写到了印度货币经济的崩溃及商业活动“退化到物物交换”的地步。在这里，这种说法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真正消失的是从农民那里榨取资源的军事手段。事实上，从当时写就的印度法律书籍中可以看出，人们日益关心信用安排，它记载了有关担保、抵押、承付票和复合利率的复杂术语。[4]我们只需思考一下印度四处涌现出来的佛教机构是如何获得资金的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尽管最早的僧人是云游的托钵僧，拥有的东西不过是他们的行乞钵，但早期的中世纪寺庙通常建得十分宏伟，有大量的财宝。不过，原则上，寺庙的运作几乎是完全通过信用获取资金的。
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一项创新是“永久捐赠”（perpetualendow-ment），或者说“无尽藏”（inexhaustibletreasuries）的机制。比方说，有一个世俗的信徒希望向她所在地方的寺庙提供一笔捐赠物。她会给寺院一笔钱或是值不少钱的某种东西，而不是直接为寺院提供某个仪式所需的蜡烛，或提供打扫寺院的仆人。寺院然后将她捐的那笔钱（或那种东西）以寺院的名义按照公认的15%的年利率借出。贷款所得利息会被用于特定的目的。[5]从尚奇大寺庙中我们发现了一块大约刻于公元450年的铭文，其中记录着不少例子。一位叫作哈里斯瓦米妮的妇女向“僧人圣会”（NobleCommunityofMonks）捐赠了一笔钱——略显寒酸的20第纳尔。[6]铭文仔细地记录了这笔钱的贷款收入是如何分配的：从5个第纳尔获取的利息用于为5个僧人提供每天的伙食，另3个第纳尔产生的利息用于支付为佛陀所点的佛灯，以纪念她的双亲，等等。铭文的结尾说，这笔钱是永久捐赠：“刻在石头上，将与日月长存”——因为本金永远不会动用，施主的功德会一直持续下去。[7]
这些贷款，有的可能流向个人，有的可能作为商业贷款借给“竹匠、铜匠和制陶匠行会”或村庄议会。[8]我们应当把多数案例中的货币看作一种记账单位：实际交易的是动物、谷物、丝绸、奶油、水果和其他各种财货，当时的法典仔细地规定了它们的合理利率。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黄金深藏在寺庙的宝库里。当硬币退出流通的时候，毕竟金属不会就这样消失。似乎在欧亚大陆都发生过的事情是，在中世纪，大部分硬币最终流入宗教设施（教堂、修道院或寺庙）之中，有的被窖藏起来，有的被镀在神坛、圣所和圣器上，或是被铸成这些物件。不过，贵金属最主要还是被用来铸成神祇的形象。结果是，那些试图重启轴心时代的那种铸币体系的统治者（无不是为了给军事扩张的计划提供资金），通常都有意识地推行反宗教政策。也许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位统治者就是1089-1101年统治克什米尔的哈尔萨（Harsa），据说他任命了一位“灭神主管”。根据后来的历史记载，哈尔萨收买了邋遢的僧人，到处用粪便亵渎神像，以此摧毁它们的神力，然后再将它们推倒、融化。[9]据说在他遭到背叛和杀害之前，他摧毁了超过4000处佛教建筑。他的王朝的没落及他的悲惨下场，一直都被当作例子警世：试图恢复旧习惯可能最终将人带入险恶的境地。
那么可以说，大多数黄金一直是作为圣物累积在神圣的地方的——不过在印度，这些场所越来越多的是印度教的，而不是佛教的。目前我们看到的由传统印度村庄构成的印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世纪早期的创造。我们并不知道这具体是如何发生的。随着一个又一个王国的沉浮，国王和君主居住的世界日益远离了多数人日常生活的世界。例如，孔雀帝国崩溃之后的那段时期，外国人统治了印度的很大一部分地区。[10]显然，这种日益扩大的距离使地方上的婆罗门得以根据严格的等级制原则重新塑造新的、更为农村化的社会。
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攫取控制司法的权力。《法论》（Dharma-sastra）是婆罗门学者在公元前200-400年编纂的一部法典，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种新的社会景象。这本著作恢复了旧有的观念，比如吠陀教的人负债于神祇、圣人和祖先的观念——不过，现在它们仅仅具体适用于婆罗门种姓，他们的职责和特权是代表全人类，面对的是那些控制宇宙的力量。[11]对于劣等种姓的人，法律不仅没有要求他们去学习，甚至禁止他们这样做。例如《摩奴法典》规定，任何首陀罗（印度等级最低的种姓，职责是种地和物质生产），只要偷听了法律或神圣文本的教导，就当用熔化的铅灌入他的耳朵作为惩罚；若是再次冒犯，他则要被割去舌头。[12]与此同时，婆罗门，不论是如何凶残地护卫他们的特权，也接受了一度被视为极端的佛教和耆那教思想的一些方面，如因果报应、投胎转世和不杀生。婆罗门应当避免任何种类的暴力行为，甚至还应当成为素食者。他们与旧的武士阶层代表联手，还成功掌控了古老村庄的大部分土地。因为城市的衰败或毁灭而出逃的手工艺者通常变成了乞讨的难民，然后逐渐成为低级种姓的附庸。这导致乡村地方的依附系统（后来人们称其为贾吉曼尼系统）越来越复杂，难民向拥有土地的阶层提供服务，后者则履行之前由国家承担的职能——提供保护和公正，榨取义务劳动，等等。他们还保护地方社团免受王室代表的侵扰。[13]
后面的这项功能十分关键。外国游客后来会因此惊讶于传统印度村庄的自给自足——它拥有一套精致的系统，囊括了拥有土地的阶层、农民及这种“服务阶层”（诸如理发师、铁匠、制革匠、行商和洗衣工），并将他们安排在等级制的秩序之中，每个人都对他们的小小社会做出各自独特而必需的贡献，而这个系统的运作通常完全看不到金属货币的使用。只有因为地方地主的压榨，规模远比不上之前的帝国政府（当时，农民需要供养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那些地位降低为首陀罗的人才有可能接受他们这种卑微的地位。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村庄社团已经成了有效（至少部分有效）抵御国家及其代表的手段。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理造就了这个世界，但债务在其中的角色无疑是显著的。光是建立起数千座印度教庙宇就必然牵涉到数不清的有息贷款——因为尽管婆罗门自己是被禁止贷款取息的，但寺庙并不受这个限制。我们在最早的新时期法典《摩奴法典》中，就已经能够看到地方权威在旧有习俗和建立起一个人人各得其所、五脏俱全的等级制系统的欲求之间进行调和所采用的方式。《摩奴法典》根据其沦为奴隶的缘由（诸如战争、债务、卖身等）细致地区分了7种奴隶，并解释了他们可能获得解放的条件——不过它继续写道，首陀罗贱民永远不得获释，因为毕竟神创造他们是用来服务其他种姓的。[14]与此相类似的是，较之更早的法典规定，除了商业贷款，[15]所有贷款的利率当为每年15%；而新的法典根据种姓决定利息：规定最多向一位婆罗门收取每月2%的利息，刹帝利（武士）3%，吠舍（商人）4%，首陀罗5%——两个极端相差悬殊，一端是年利率24%，另一端是非常高的年利率60%。[16]《摩奴法典》也确定了5种偿还利息的不同方式，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身体利息”（bodilyinterest）：在债权人的家中或田地里从事体力劳动，直到本金偿清为止。不过即便是这条规定，也十分看重种姓的差别。此外，由于债务可以转嫁给负债者的子女甚至孙辈，“直到本金偿清为止”可能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正如印度历史学家夏尔马（R.S.Sharma）注意到的，这种规定“让我们想起当前的做法，即为了偿还一小笔钱，一个家族的好几代人将沦落到做世袭农夫的境地”。[17]
确实，使印度臭名昭著的一个方面就是，它很大一部分劳动人群实际上是在债务劳役下为地主或其他债主工作，这一情况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大约在公元1000年，印度教法典对上层种姓成员之间放贷的约束几乎消失了。另外，公元1000年也正是伊斯兰教在印度出现的时候——这是一种致力于完全消灭有息贷款的宗教。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有关这些事情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息过。而即使是当时印度教的法律，也比古代世界我们可以发现的所有法律都要人道得多。负债者通常说来没有沦为奴隶，而且买卖妇女或儿童的证据也并不普遍。事实上，明目张胆的奴隶制此时在乡村已经大体上消失了。确切地说，债务劳役工也不是拿自己做抵押，而只不过是按照自由缔结的协议支付利息罢了。即使债务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还清，法律也另有规定，在第三代时如果本金尚未还清，负债者可以获得自由。
这里有一种特殊的张力，一种悖论。债务和信用安排也许确实在创造印度村庄体系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它们绝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基础。也许这样说会有点道理——就像婆罗门需要偿还他们欠神祇的债务一般，所有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欠地位在他们之上的人债务。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会完全颠覆种姓观念本身，即世界是一个大的等级制度，各种不同的人被认为有根本不同的本质，他们的等级和地位是永远固定的；另外，财货和服务在等级制度中上下流通，根本不是根据交换的原则，而是像所有等级制体系一样，根据习惯和先例。法国人类学家路易·迪蒙（LouisDumont）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对此我们甚至根本不能用“不平等”来描述，因为使用这个词意味着我们相信人应该或可以是平等的，但这对于印度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观念。[18]对于他们而言，将他们的责任想成债务会有深刻的颠覆性，因为根据定义，债务是平等的人之间可以偿清的契约安排——至少他们是订立一个契约的平等的两方。[19]
政治上，先告诉人民你们是平等的，而后又羞辱和贬低他们总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想法。这很有可能是世界各地所兴起的农民起义倾向于关注债务问题，而不是关注更为结构性的问题，如种姓制度，甚至奴隶制的原因。[20]英国人统治印度时，利用债务劳役作为印度殖民地劳动体系的基础。但他们不时因这种强加于种姓制度之上的做法所带来的恶果感到懊丧。也许最为典型的民众起义就是1875年的德干暴动（DeccanRiots）了——债务缠身的农民奋起反抗，抢夺并全面摧毁了当地放债人的账本。这样看来，相比一个纯粹建立在不平等之上的体系，债务劳役制度激发愤怒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中国：佛教与无限债务经济
根据中世纪的标准，印度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抛弃了轴心时代的大型宗教，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基本的模式：帝国、军队和现金经济衰亡，独立于国家的宗教权威兴起。后者在群众中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他们有能力管制新兴的信用体系。
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代表的是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在这个地方，轴心时代末期将帝国与宗教整合在一起的尝试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确实，这里和别处一样，一开始也经历了一个崩溃瓦解的过程：从220年前后汉朝覆灭，中国进入分裂状态，城市缩小、硬币消失，出现了种种变化。但在中国，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如马克斯·韦伯早已指出的，一旦建立起了真实有效的官僚制度，要摆脱它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的官僚制度在世界上正是一枝独秀。不久之后，旧时汉朝的体系又重新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由受过文学经典训练的儒家士大夫负责运作，这些人由全国性的科举考试体系选拔出来，在有精细组织的国家和地区机关工作。货币供应量，自然和其他经济事务一样，一直受到监控和管制。中国的货币理论历来奉行国家货币理论。这应当部分归因于它的规模：中国及其内部市场是如此之大，外国贸易从来不会占据多大的重要性；因此，那些执掌政府的人十分清楚，他们只需要规定税收按照何种形式征收，就可以将那种东西变成货币。
对政治权威最大的两个威胁总是不变的：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国历代政府有系统地贿赂他们，不过他们仍然会不时劫掠和占领中国的部分领土）与民众的骚乱和叛变。后面的这种威胁几乎是挥之不去的，其规模也是人类历史上其他地方所未曾有过的。在中国历史的有些年头，有记载的农民起义频率大约达到每小时1.8次。[21]而且，这种起义经常会取得成功。中国最为著名的王朝，只要不是蛮族入侵的产物（元朝或清朝），则大多起源于农民起义（汉朝、唐朝、宋朝和明朝）。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没有看到与此类似的情形。因此，中国的治国方略根本上可以归结为，在吸取足够资源到城市来供养城市人口、防止游牧民族进犯的同时，避免导致因顽固而出名的农村人口拿起武器反抗。官方的儒家意识形态，推崇家长权威、机会均等、鼓励农业、轻减税收，以及由政府严密控制商人的活动。这种设计似乎明显符合（潜在可能叛变的）农村家长的利益和情感。[22]
在这种情况下，限制各地村庄放高利贷者对农民的掠夺自然而然成了政府一直以来关切的问题，因为放高利贷者历来是农村家庭的毒药。我们反反复复地听到过这样一个熟悉的故事：农民运气不佳，因为自然灾害或为父母举行葬礼的需要，落入掠夺性放债人的手中，他们的田产被攫取，被迫在曾经是他们自己的土地之上劳作和缴纳租金；反叛的威胁然后会驱使政府发布戏剧性的改革方案。据我们所知，这类事件最早是以9年一次政变的形式出现的。一位名叫王莽的儒家官员篡夺了王位，自称目的是为了处理全国性的债务危机。根据当时发布的公告，高利贷行径已经导致有效税率（也就是平均每个农民的收获最终被另外某人收走的数量）从仅仅3%攀升到50%。[23]对此，王莽发布了一项改革币制的方案，将大型地产国有化，推动国有产业（包括公共谷仓）发展并禁止私人蓄奴。王莽还创设了一个国家贷款机构，会向那些因亲属死亡而无力准备葬礼的人提供无息葬礼贷款，最高期限为90天；同时还有长期贷款，收取每月3%或每年10%的商业或农业投资收益率。“[24]有了这个方案，”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王莽信心十足地认为，所有商业交易都会受到他的严格检查，高利贷的泛滥会被根除。”[25]
不用说，它没能实现王莽的理想。后来的中国历史也充满了类似的故事：先是普遍的不平等和动荡，紧跟着的是政府指派官员进行调查，减轻地方债务（或是全体债务赦免，或是取消所有利息超过本金的贷款），发放廉价的谷物贷款，救济饥荒，以及颁布禁止出售子女的法令。[26]所有这些成了政府政策的标准。它并没有取得普遍成功，无疑也就没有创建一个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却阻止了国家大范围回归轴心时代的可能。
我们习惯于将这种官僚干预（尤其是垄断和管制）看作国家对“市场”的约束。这是由于一种流行的偏见，即把市场看作自发出现的准自然现象，而政府只扮演压榨市场的角色。我已经反复指出这种想法是多么错误，中国就提供了一个尤为突出的例子。儒家政府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大和最持久的官僚制度，但它积极地鼓励市场发展。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的商业生活很快变得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复杂，市场也更为发达。
儒家正统学说公开敌视商人，乃至牟利动机本身。合理的利润是对商人将财货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劳动的酬劳，而不应该是投机的成果。这意味着，实际上儒家正统学说支持市场，但反对资本主义。
这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习惯于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看作相同的东西，而正如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指出的，在很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将它们看作相互对立的。市场是以货币为媒介交换财货的方式（在历史上，就是用剩余谷物换取蜡烛的方式，反之亦然。在经济学中这可以速记为C-M-C'，也就是商品——货币——另一种商品），而资本主义则最主要是一种用钱生钱的艺术（M-C-M'）。通常，钱生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确立某种正式或实际的垄断。出于这个原因，资本家（不论是商人巨贾、金融家还是实业家）总是试图与政治权威结盟，以限制市场的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更轻而易举地让钱生钱。[27]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其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本质上是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国家。[28]中国的统治者不同于后来欧洲的君主，一概拒绝与有意成为中国资本家的人（这种人总是存在的）合作。这些统治者与他们的官员一样，将这些人看作具有破坏性的寄生虫。不过与高利贷者不同的是，他们还是可以在某些方面将他们自私而反社会的动机付诸实施的。用孔子的话说，商人就像士兵。那些以军事为业的人很大程度上想必是出于对暴力的喜好。从个体看，他们不是好人；但就保卫边疆而言，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与此类似，商人受到贪婪的驱动，根本上是没有道德的；不过，如果他们受到严格的行政监管，就可以让他们为公共利益服务。[29]不论我们对这些原则怎么看，结果都是难以否认的。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维持着全球最高的生活水平——甚至于英国大概也只是在19世纪20年代才真正赶上中国的水平，此时正是工业革命时代。[30]
也许儒家确切来说并不是一种宗教，通常人们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伦理和哲学体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同样偏离了一般的中世纪模式，因为在一般的模式中，几乎所有地方的商业都受到宗教的控制。但中国没有完全偏离这个模式，因为佛教就在这个时期的经济中扮演了显著的角色。佛教通过中亚商队路线传入中国，刚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商人推动的宗教。但在220年汉朝覆灭之后的混乱状态中，它开始取得民众基础。梁朝（502-557年）和唐朝（618-907年）都爆发过宗教热潮，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抛弃他们的农田、商店和家庭，剃度出家，成为和尚和尼姑；商人或拥有土地的巨贾为弘扬佛法一掷千金；人们削崖凿壁，建造菩萨和佛像；佛教盛会上，僧人和虔信徒依据仪式烧伤自己的头和手，甚至自焚。到了5世纪中叶，这种惊人的自杀经常发生；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这成了“一种恐怖的时尚”。[31]
有关自杀行为的意义，历史学家们还有争议。无疑，不受约束的宗教激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呆板的儒家正统的选择，但这出现在一种首先由商业阶层推广的宗教当中，不得不说是令人惊讶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Gernet）评论道：
很明显，这些非常有悖于传统道德的自杀行为，目的在于为所有生命赎罪，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它们是这样上演的：通常，在5世纪，人们会在一座山上搭起一个柴堆。一群人在场围观自杀。他们呼喊悲叹，献上丰富的祭品。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一起参加这次奇观。待火烧尽，人们把僧人的骨灰收集起来，放到一座为储藏它而建的佛塔中，供后人顶礼膜拜。[32]
谢和耐所描绘的十来个基督般的赎罪者的图景似乎有所夸张，但这些备受争议的自杀仪式的具体意义我们并不清楚——甚至在中世纪时也是如此。当时的人有的将它看作蔑视肉体的终极表达；有的则认为这是看破了自我及所有物质的虚幻本质；还有人认为这是慈善的终极形式——为所有生物的利益而牺牲最为珍贵的东西，也就是人的物质存在本身。一位10世纪的传记作家用如下诗句表达了这种观念：
放弃那些难以割舍的东西，就是最好的捐献。
让这不纯而有罪的肉体，变成钻石般的东西。[33]
也就是说，这种自我牺牲会带来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是一笔永远不会干涸的投资。
我之所以注意这一点，是因为这种观念高雅地展示了最早出现于拥有纯粹慈善概念的世界中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往往与轴心时代的宗教相伴，带来了无尽的哲学难题。在人类经济体中，似乎并没有出现过纯粹自私或纯粹利他的行为。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注意到的，绝对无私奉献的行为只有可能同样产生绝对的反社会效果——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无人性的。它只是盗窃，乃至谋杀行为的镜像；因此，将自杀看作无私的终极礼物有某种合理性。不过，这是人一旦形成“利润”的观念后试图设想它的对立面所必然会打开的一扇门。
这种张力似乎笼罩了中世纪中国佛教的经济生活。中国佛教由于它与商业的渊源，保留了采用市场语言的显著倾向。一位僧人写道：“人买入幸福，卖出罪恶，就像是商业运作。”[34]这种观念尤其盛行于采用“因果债务”（karmicdebt）这一概念的流派，例如三阶宗——该教派认为，一个人过去几生几世累积下来的罪恶作为需要偿还的债务在今生延续。因果债务的概念虽然在经典印度佛教中没有地位，却在中国获得了富有活力的新生。[35]正如一篇三阶宗经文所说，我们都知道，未能偿债者会投胎为动物或奴隶；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是未能偿债者，因为获取货币去偿清我们当下的债务必然意味着产生新的、心灵上的债务。这是由于每种获取财富的手段必然涉及剥削、损害和折磨其他生存之物。
有的人利用他们作为官员的权力与权威，贪赃枉法、攫取财富。有的人在市场中发达……他们说了太多的谎言，有太多的欺诈，从他人那里榨取利润。另外还有农民，他们烧毁山林和沼泽，把水灌入田地，犁耕磨碾，毁坏了动物的巢穴……
我们无法躲避过去的债务，也难以数清我们需要一条条去补偿的生命有多少。[36]
正如谢和耐所言，将生命看作无尽的债务负担的观点，肯定引起了中国农民的共鸣，因为生活对他们而言总是如此。但是，正如他同时指出的，古代中国人与古代以色列人一样熟悉类似官方债务大赦带来的顿时解放的感受。古代中国人也是有方法获得赦免的。他们要做的就是向某个寺院的无尽藏中定期捐赠。在捐赠的那个时刻，捐赠者前生的所有债务立刻一笔勾销。谢和耐甚至还给出了一个小小的比喻，它虽然与耶稣所说的不义的恶仆的比喻没有什么区别，但态度远比耶稣的比喻乐观。也许有人会问，一个穷人微不足道的贡献怎么可能有如此宏大的效果？
答案：在一个寓言故事中，有一个穷人欠另一个人1000吊钱。他一直饱受债务的折磨，每次债主来收钱他都十分害怕。
他前往富人债主的宅舍，为他逾期不还的行为忏悔，祈求富人原谅他的过错——他是那么穷，也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他告诉富人，他会将每天赚到的每个硬币都交还给他。听到这句话，富人十分满意，原谅了他的逾期行为；而且，他没有让官府把这个穷人投入监牢。
向无尽藏捐赠也就像如此。[37]
我们几乎可以称此为分期付款的救赎方式——但它蕴含的意味是，支付人生之债（就像财富贷出之后的利息支付那样）是永久性的。
另外一些流派关注的不是因果债务，而是人对父母的债。儒家的道德体系主要建立在向父亲尽孝之上，中国佛教则首要关注对母亲的孝，因为母亲在生养、教育子女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母亲的慈爱是没有限度的，她的无私是绝对的；这似乎最集中展现在母亲哺乳的行为上——母亲将她们的血肉转化成母乳，用自己的身体喂养子女。不过，这样做也使得她们无限的爱可以精确地量化。一位作者计算，平均每个新生儿在生命的前3年差不多吸了180配克（peck）[38]母乳，而当他长大成人后，这就成了他的债。这个数字不久就成了标准。要偿还这笔母乳债，或者更宽泛地说，偿还对双亲的债，根本是不可能的。“[39]即使你把宝石堆积到第二十八层天堂”，一位佛教作家写道，“这也无法比拟”你母亲的养育之恩。即使你“每天割自己的肉，一日三餐喂养母亲万万年”，另一位作家写道，“也不能偿还你母亲一日的恩情”。[40]
不过，消解这笔债务的办法是相同的：向无尽藏捐款。这形成了一个精致的循环，其中包括各种债务和各种偿还形式。人出生后就背上了无法偿还的母乳债。只有佛法，也就是佛教真理本身的价值可以与之相比。因此，把佛教的真理带给双亲可以偿还欠他们的债；而且，这甚至可以在他们死后做，否则一个人的母亲到最后会成为地狱里的饿鬼。如果一个人以他母亲的名义向无尽藏捐款，会有僧人为她诵经，让她得到超度；与此同时，这笔钱中的一部分会当作纯粹的礼物用于慈善（但也有一部分就像在印度一样，作为有息贷款贷出），改善佛教教育、仪式和寺院生活。
中国佛教徒做慈善可以是多方面的。在宗教节日，经常会有大规模的捐赠，富裕的信徒竞相攀比他们的慷慨，通常会把他们所有的财富捐给寺院，数百万吊钱币装满了一辆辆牛车——这是一种经济上的自我牺牲，与壮观的僧人自杀并行不悖。无尽藏因为他们做的功德而盆满钵溢。这些钱，有的会被发放给穷人，尤其是处于困难时期的穷人；有的会被贷出去。有一种处于慈善和商业之间的做法是为农民提供贷款，使他们的选择不仅仅局限于地方放债者。大多数寺院有附属的当铺，供当地穷人抵押某些有价值的财产（比如一条裙子、一张卧榻或一面镜子），换取一笔低息贷款。[41]最后，还有寺院本身经营的生意：无尽藏中这一部分财富交由世俗的信徒管理，有的用于放贷，有的用于投资。由于僧人是不允许吃他们自己田地的物产的，所以他们要到市场上出售水果或谷物，这进一步增加了寺院的收入。大多数寺院周围不仅有商业农场，而且还有各种工业作坊，比如榨油作坊、磨面粉作坊及店铺和客栈，通常有数千依附劳工在这些地方工作。[42]与此同时，无尽藏本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集中金融资本的组织——这一点也许是谢和耐最早指出的。它们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实际上由“寺院公司”管理，这些“公司”一直寻找着新的有利投资机会。它们甚至都把握住了资本主义规则的精髓，也就是持续增长；宝库需要扩张，因为根据大乘佛教的教义，只有全世界都皈依佛法，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43]
这正是儒家经济政策意在阻止出现的情况——唯利是图的资本高度集中。不过，中国政府并不是立刻就觉察到了这个威胁。政策时而宽松，时而严厉。一开始，尤其是在中世纪早期混乱的年代里，国家是欢迎僧人的，甚至送给他们大片土地和开拓森林、湿地的犯罪劳工，而且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享受税收减免。[44]尽管大部分官僚与僧人保持距离，仍然有皇帝皈依了佛教，而且佛教在宫廷妇女、太监和富家子弟之间也变得极为流行。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管理者对僧人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一开始，他们觉得僧人有利于农村社会，后来却发现他们有可能摧毁农村社会。因此，到了公元511年，就有政令谴责僧人挪用原本用于慈善目的的谷物来放高利贷及更改债务契约——政府指派专员核查账目，并取消了所有利息超过本金的贷款。公元713年又有另外一条政令，没收了三阶宗的两个无尽藏，因为它们的成员被控欺骗性地吸收资金。[45]不久之后出现了政府的大规模宗教压迫，这起先仅限于一些地区，但不久后便通常在全国范围展开。在发生于845年的一次最为严酷的灭佛运动中，一共有4600多座寺庙连同它们的商店和作坊被夷为平地；26万僧尼被迫还俗——但与此同时，政府报告还写到这次行动解除了15万寺院农奴的奴隶身份。
不论这一波波迫害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无疑有很多个），官方的理由总是相同的：这是出于恢复货币供应量的需要。官员们认为，寺院已经变得太大太富有，导致中国的金属已经快耗竭了：
574-577年周武帝灭佛，842-845年唐武宗灭佛，最后一次灭佛是在955年。灭佛运动展现出来的目的是促进经济恢复：每次灭佛都为帝国政府提供了机会，以取得足够多的铜用于铸造新硬币。[46]
原因之一是僧人似乎一直在融化吊钱（经常是一次上万吊铜钱），以建造巨大的铜质佛像，有时甚至还要在佛像上镀金——一起铸造出来的还有其他物件，诸如铃铛和铜铎，乃至铺张的镜面佛堂和镀金的铜屋瓦。根据政府专员的研究，这在经济上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金属价格暴涨，铸币消失，乡村集市停止运作；更有甚者，农民的孩子如果不出家的话，通常会在欠寺院的债务中越陷越深。
中国佛教先是商人的宗教，然后才有了民众基础，它朝这个方向发展也许是合乎道理的。它真正成了一种有关债务的神学，甚至是一种绝对自我牺牲的实践；它要求修行者抛弃一切，抛弃自己的财富乃至生命；最终，它导致的是通过集体的方式管理金融资本。这个结果如此诡异，如此充满矛盾，原因在于，佛教也是一种将交换的逻辑应用到有关永恒的问题上的尝试。
请回顾一下本书之前提出的一个观点：只要交换，就会创造债务，除非是瞬间的现金交易。债务并不会随时间而消散。如果你将所有人类关系看作交换，那么只要人与人之间还有现存的关系，那些关系就意味着债务和罪恶。唯一的出路就是消除债务，但社会关系也会随之消失。这和佛教十分相似，因为它的终极目标确实是获得“空”的状态，从所有人类和物质联系中解放出来，这样也就能消除痛苦的所有终极原因。不过，大乘佛教认为，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地取得绝对的解放；每个人的解放都取决于其他所有人的解放；因此，直到时间终结，这种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悬而未决的。
与此同时，在话语中，“交换”的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人购入幸福，出售罪过，就像是商业运作。”即便是慈善和自我牺牲的行为也不是纯粹的慷慨；这是在向菩萨购买“功德”。[47]这种逻辑避开了“真如”（theAbsolute）的概念（或者也许更应该说是某种完全违反交换逻辑的东西），让无尽债务的概念随之踏入。因为确实有违反交换逻辑的事物，这也就能解释一些奇怪的看法，例如先量化一人吸取母乳的精确数量，然后又说我们无法想象该如何偿还这笔恩情。交换是对等的人之间的互动。而你的母亲并不是与你对等的生命。她用她自己的血肉创造了你。这正是我之前提到的吠陀教作者在讨论欠神祇的“债务”时，所试图精巧地证明的论点：你当然不能真的“向宇宙偿还贷款”——这会意味着你和所有存在物（包括你在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等的实体。这明显是荒谬的。人若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已经算是最接近于偿清债务了。牺牲的真正含义也正蕴含在这种认识之中。根据罗斯巴贝（Rospabé）研究原始货币的成果，牺牲献祭不是一种偿还债务的方式，而是一种承认不可能偿清债务的方式：
在一些神话传统中也不乏类似的东西。一个著名的印度神话讲，有两个神仙兄弟——韦驮天和象头神，争吵谁应该先结婚。他们的母亲雪山女神帕瓦蒂提议进行一次竞赛：谁最快环绕整个宇宙，谁就是胜利者。韦驮天骑在一只巨大的孔雀上出发了。他花了三年时间贯穿了宇宙的极限。象头神则等待时机，最后围着他母亲走了一圈，说道：“你就是我的宇宙。”
任何交换的体系必然总是建立在其他某种东西上的。这种东西至少从它的社会表现看，终极形式是共产主义。对于所有那些我们看作永恒的东西、我们认为会永恒存在的东西（母爱、真正的友谊、社会性、人道、归属、宇宙的存在）而言，没有计算的必要，而且计算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涉及给予与接受，它们所遵循的就是一套完全不同的逻辑。那么，如果一个人试图将世界看作一系列交易，这些绝对和无限的现象会发生什么？一般来说，我们会有两种选择：或忽视它们，或蔑视它们。（母亲和一般意义上提供关爱的妇女就是典型的例子。）或者，我们同时选择了这两者。我们与他人的现实关系中被当作永恒的事物来对待的东西消失，然后重新以一种抽象、绝对的形式出现。[48]例如，佛教就设计了菩萨所拥有的无穷无尽的功德，而菩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它们既是无尽藏的模范，又是其实际基础：人的因果债务（或者母乳债）是无穷、无限的；只有通过同样无穷、无限的报偿池才能够偿还这些债务；而报偿池反过来又成了寺院现实物质资金的基础，这些资金同样是永恒的——由于在这里财富是集体拥有、集体管理的，这个机制事实上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实用形式：它是大型人类合作项目的中心，这些项目也被认为是永恒的。不过与此同时，这种共产主义反过来成了某种与资本主义非常相似的组织形式的基础（这里我认为谢和耐是正确的）。首要原因在于这种组织需要不断地扩张。任何东西——乃至慈善，都是劝人信教的机会。佛法必须弘扬，并最终将所有人、所有事物都涵盖进去，从而实现对所有生命物体的拯救。
中世纪到来的标志之一是一切走向抽象：真实的金银大多积存在教堂、修道院和寺院里，货币再次成为虚拟的单位。而与此同时，各地都设立了无所不包的道德制度的倾向，意在规范这个过程，特别是建立某种机制保护负债者。
中国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一个轴心时代的帝国尽管一开始只能勉强维持，却能够设法在这个地方存活下来。中国历代政府确实在大多数地点和大多数时间成功地让硬币保持流通，这也得益于它们只依赖于小面额的铜币。即便如此，它们显然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照样，日常的经济交易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所知甚少；但从我们所知道的看，在小规模的交易中，人们与陌生人打交道时用得最多的可能是硬币。与其他地区一样，地方店主和商人提供贷款。大多数账目似乎是用符木记录的，它们与英国用过的工具有惊人的类似，只不过它们不是用榛木，而通常是用一分为二的竹片。同样也是出借方持有一半，借入方持有另一半；它们在偿还的时候合二为一，随后将其打碎，标志着债务已经一笔勾销。[49]这些竹片的可转让程度如何？我们并不十分了解。我们对此的了解大多来源于讲述其他事情的文本中随意提及的片段：轶事、笑话和诗词中的典故。大概写于汉代的道家智慧汇编《列子》，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宋国人在街上闲逛，拾到了某人掉下的半个符木。他把它带回家，存放起来，偷偷地数了数断面的缺口。他告诉一个邻居说：“现在，我随时都能成为穷人啦。”[50]
这就像是某人发现了一把钥匙，然后想，“只要我能找到它配的是哪把锁，就能……”[51]另一个故事则讲述了酗酒的亭长刘邦（也就是后来汉朝的开国皇帝）曾彻夜饮酒，欠下了很多账单。一次，他因为醉酒而瘫倒在一家酒肆里，酒肆的店主看到一条龙在他的头上盘旋（这无疑是未来出人头地的迹象），于是立即“打破符木”，将他一直以来饮酒欠下的债一笔勾销。[52]
符木不仅用于贷款，还用于各种类型的契约——这就是早期纸质契约也需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份的原因。[53]有了纸质契约，债主的那一半凭证有绝对的可能性变为借据，因此也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转让。例如，在公元806年，也就是在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前后，从遥远的南方远距离运输茶叶的商人及押运赋税到京城的官员，由于担心长距离携带金属货币的危险，开始将他们的钱存入京城的银行，并设计了一个承付票据的系统。这些票据称为“飞钱”，和符木一样也是一分为二，在各省的银行分支都可以兑换为现金。“飞钱”很快就开始转手，发挥类似于货币的作用。政府一开始试图禁止使用飞钱，不过一两年后，它就意识到它无法压制飞钱，于是就改变手段，设立了一个官僚机构，授权它发行这种票据——这在中国成了我们如今极为熟悉的模式。[54]
到了北宋初年，中国各地的银行都在经营类似的业务，接收现金和金银锭块代为保管，然后允许储户用他们的收据作为承付票；它们也参与政府茶盐息票的交易。这些银行券很多在流通中成为实际的货币。[55]政府与往常一样，首先试图禁止，然后试图控制这种做法（向16家为首的商号授予特权），并最终设立一个政府垄断机构——即1023年设立的“交子务”。不久之后，借助新发明的印刷术，它在许多城市开设工厂，雇用上千名工人，印制了数百万纸币。[56]
一开始，这种纸币设计用于有限的流通时间（纸币会在2年、3年再7年之后作废），并且可以兑换为金属。随后，尤其随着宋朝的军事压力日益严峻，印制只有少量储备或无储备的纸币越来越具有诱惑力——此外，在税收上，中国政府很少完全乐于接受它们自己的纸币。再加上中国纸币在国外无法流通，因此这个系统能够运作确实令人十分吃惊。当然，通货膨胀一直以来都是个问题，纸币需要回收和重新发行。有时整个系统会崩溃，不过人们会采取权宜之计，“私下发行了茶叶支票、面条支票、竹符木、酒符木等”。[57]尽管如此，1271-1368年统治中国的蒙古族人仍选择维持这个系统，直到17世纪才废弃。
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般我们倾向于将中国的纸币试验看作一次失败；对于支持金属货币的人来说，这甚至证明了仅仅由国家权力支撑起来的“法定货币”（fiatmoney）最终总是要崩溃的。[58]这一点尤为奇怪，因为在纸币流通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经济通常被认为最为活跃。无疑，如果美国政府最终在2400年被迫废止使用联邦储备券，没有人会说这证明了法定货币的概念本身一直都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这里我想要强调的重点是，类似于“法定货币”的术语，不论使用得如何普遍，都具有欺骗性。几乎所有新形式的纸币最初都不是政府的创造；它们只是一种方式，用于实现和扩展产生于日常经济交易之中的信用工具的使用范围。在中世纪，只有中国发展出了纸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只有在中国才有一个足够庞大而有力的政府。而且，它对商人阶层保持着充分的怀疑，因而觉得它有必要管理纸币的运作。
近东伊斯兰（信用是资本）
价格取决于安拉的意志，它的起伏是由安拉决定的。
——先知穆罕默德
每个合伙人的利润必须与他在商业活动中所占的份额成比例。
——伊斯兰教法规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经济的中枢及最为活跃的金融创新源头既非中国也非印度，而是西方——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角度看，也就是伊斯兰国家。坐落在日渐衰微的拜占庭帝国与默默无闻、半野蛮的封邑之间的基督教国家，当时还无足轻重。
由于生活在西欧的人一直以来习惯将伊斯兰世界看作“东方”，于是他们也就很容易忘记，从任何其他伟大文明的角度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比如，我们如果拿起一本有关中世纪伊斯兰哲学的书，看一看巴格达的亚里士多德派和巴士拉的新毕达哥拉斯派或波斯的新柏拉图派的争论——本质上，这些学者的工作是相同的，也就是用希腊哲学的范畴梳理启示宗教传统（源自亚伯拉罕和摩西）；另外，他们这么做的大背景是商业资本主义、普世传道宗教、科学理性主义、浪漫爱情的颂歌，以及时不时出现的东方神秘智慧的热潮。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看作同种伟大的西方思想传统的三个不同表现形式似乎更为合理。在人类多数历史时期，这一传统以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为中心，一直延伸到欧洲的希腊和非洲的埃及，有时候也进一步往西传遍地中海，或往南沿尼罗河而下。经济上，欧洲在中世纪鼎盛期之前可能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一模一样：如果说它融入了世界经济，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奴隶和原材料出口者的身份出现，有些时候它还出口一些珍奇物件，如琥珀、象牙等。它进口的则是制成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印花棉布、阿拉伯的钢铁）。为了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个概念，请看下面这张表格。例子在时间上多少有些零乱，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观察：[59]
表10.1公元前350-1200年的人口和税收
人口（百万)税收（吨白银)人均税收（克白银)
波斯，约公元前350年17697
41
埃及，约公元前200年7384
55
罗马，约公元1年50825
17
罗马，约公元150年501050
21
拜占庭，约公元850年10150
15
阿巴斯王朝，约公元850年261260
48
唐朝，约公元850年502145
43
法国，1221年8.520.3
2.4
英国，1203年2.511.5
4.6
而且，就中世纪大部分时间而言，伊斯兰世界不仅仅是西方文明的核心，而且是其扩张的刀刃——往东占领印度，往西向非洲和欧洲扩张，跨越印度洋四处派遣传教士，并成功扩大了信众的范围。
伊斯兰教对待法律、政府和经济问题最为普遍的态度与中国恰恰相反。儒家对通过严酷的法令进行治理抱有怀疑态度，更倾向于依靠受过教育的儒者内心的正义感——儒家通常假定一位儒者同时也是一位政府官员。与此相反，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热切地拥护法律，因为法律被视为从先知那里得来的宗教制度；而他们通常更倾向于把政府看成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真正虔诚的人会做得更好，可以避开它。[60]
出现这种看法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伊斯兰政府的特殊性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阿拉伯军事领袖征服了萨珊帝国，建立了阿巴斯哈里发帝国。不过此后他们一直将自己视为从沙漠来的人，从未能完全融入他们所统治的城市文明。阿拉伯统治者从来没有消除过这种不适——不论是在沙漠还是在城市。阿拉伯征服者的信仰花了几个世纪才转化给了被征服的民众，而这些民众似乎从没有真正与他们的统治者有过共鸣。人们将政府视为军事权力——也许对捍卫信仰而言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说它外在于社会。
这种观念的产生，部分也应当归因于商人和一般民众之间为反对政府而结成的特别联盟。公元832年，麦蒙（al-Ma'mum）哈里发建立神权统治的图谋流产后，政府在宗教问题上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伊斯兰法律的各个学派可以自由地创设它们自己的教育机构和维持它们各自的宗教正义体系。同一时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和北非的民众中成功传播伊斯兰教的人之中，最为主要的推动者正是乌理玛（ulema），即教法学家。[61]但是，他们与那些管理行会、公民组织、商业联合会和宗教兄弟会的长者一样，尽最大努力与政府及其军队和威仪保持距离。[62]有一句谚语是这样的：“那些拜访宗教导师的君主是最好的，那些让君主拜访自己的宗教导师是最差的。”[63]一个中世纪土耳其的故事更为尖锐地体现出这一点：
国王有一次宣召纳斯鲁丁到他的宫廷来。
国王说道：“听说你是个神秘术者、哲学家，见识非凡。我最近对有关价值的问题十分感兴趣。这是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我们是怎样确定人或物品的真正价值的？以我为例，如果我要你估算我的价值，你会怎么说？”
“哦，”纳斯鲁丁说，“我想大概值200第纳尔吧。”
国王大吃一惊：“什么？！但我这条腰带就值200第纳尔！”
“我知道，”纳斯鲁丁说，“事实上我正是把这条腰带的价值考虑在内了。”
社会中两个方面的分离对经济的影响十分深远。它意味着哈里发王朝和后来的那些伊斯兰帝国，在很多方面可以接近于旧时轴心时代的帝国——创建职业军队，发动侵略战争，捕获奴隶，融化战利品并以钱币的形式分发给士兵和军官，然后要求用那些钱币纳税。但与此同时，政治上的这些举措对于一般人的生活却影响甚微。
例如，在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哈里发王朝从宫殿和寺庙中掠夺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用于铸造钱币。丰富的金银使哈里发王朝得以生产出纯度极高的金第纳尔和银迪拉姆，每个钱币的价值几乎没有信用的成分，而差不多完全等于所含贵金属的重量。[64]因此，哈里发王朝能够非常好地犒劳军队。在哈里发的军队中，士兵的工资收入几乎是罗马军团士兵的4倍。[65]我们也许能将哈里发王朝描述为一种“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但它的存在是名不副实的。扩张战争，以及与欧洲、非洲的贸易，确实使阿拉伯世界有较为稳定的奴隶来源；但与古代世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奴隶很少在农场或作坊工作。大多数奴隶成了富人屋里的摆设，后来又有越来越多的奴隶成为士兵。事实上，在阿巴斯王朝时期，帝国的军事力量几乎已经完全依赖于从土耳其大草原俘获或购买受过严格训练的马木路克（mamluk）军事奴隶。随后的伊斯兰国家，包括莫卧儿王朝在内，都延续了这种用奴隶作为士兵的政策，并在13世纪埃及著名的马木路克苏丹国达到顶峰。不过这是史无前例的。[66]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多数时间和地点，人们总是要将奴隶与武器隔离开来。但在这里，奴隶使用武器成了惯例。不过从某种奇怪的角度讲，它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如果说根据定义，奴隶是那些脱离了社会的人，那么这种建制可以说是社会和中世纪伊斯兰国家之间的隔离关系的逻辑推论。[67]
宗教导师似乎不遗余力地要在社会与国家之间立起这堵墙。他们赞同使用奴隶士兵打仗的原因之一是这可以阻止信徒在军队服役（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信徒之间相互残杀）。他们创设的法律体系同样确保了穆斯林（甚至哈里发王朝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子民）几乎不可能沦为奴隶。就此瓦希德（alWahid）的说法似乎大多是正确的。伊斯兰教的法律纠正了几乎所有先前轴心时代社会大部分臭名昭著的恶习。伊斯兰法律禁止了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绑架、司法惩罚、负债、出售子女，甚至自愿卖身）所产生的奴隶制，或是使之失去了强制执行的效力。[68]法律也触及所有其他形式的债务劳役，消除了自有文字记载伊始便萦绕于可怜的中东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心头的梦魇。最后，伊斯兰教严格地禁止高利贷。伊斯兰法学家将之解释为禁止所有以货币或商品取息的安排，而不论它究竟出于何种目的。[69]
从某种角度讲，我们可以将伊斯兰教法庭的建立看作数千年前便已开始的族长反叛的最终胜利。它也象征着（真实的或想象的）沙漠或草原精神的胜利——即使伊斯兰教信徒竭力将真正的游牧民装备精良的后代限制在他们的军营和宫殿之中。是社会阶层联盟发生了深刻变化才使之成为可能的。中东地区伟大的城市文明之前一直由实际上结成联盟的行政官员和商人统治，这两个阶层使其他民众一直处于沦为债务奴隶的危险之中。随着商人阶层改信伊斯兰教，一直以来被普通农民和城里人看作大恶棍的商人改变了立场，抛弃了他们所有受到憎恶的做法，转而开始领导一个与国家相对抗的社会。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伊斯兰教对商业的看法历来都是积极的。穆罕默德本人自成人以来就是商人；而且没有哪个伊斯兰教思想家曾将诚实地追求利润看作本质上不道德或有违信仰的行为。反对高利贷的禁令（它在多数地方得到了严格的执行，甚至包括商业贷款）也根本没有减缓伊斯兰世界的商业增长，乃至复杂的信用工具的出现。[70]相反，这两者在哈里发王朝早期的几个世纪里都立刻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伊斯兰教法学家小心地允许某些服务费用的存在，并考虑到了其他因素——尤其是允许赊账购买的财货价格略高于现金购买的财货。因此，在商业活动中获取利润仍然是可能的，银行家和贸易商仍然有提供信用服务的动力。[71]不过，这些动力一直都不足以让银行业成为一项全职工作：相反，多数经营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的商人一般都会将银行业务捆绑到一系列其他赚钱的活动之中。信用工具因此在贸易中有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几乎所有有地位的人都会储存他们的财富，然后在日常交易中使用签名券，而不是数出一个个硬币交付。承付票叫作“sakk”（支票），或者“ruq'a”（纸券）。支票可以转手。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在仔细研究了大量的古代阿拉伯文学资料后写道：
在大约公元900年的时候，一个大人物用这种方式支付一位诗人的报酬，但银行家拒绝兑换这张支票，于是这位失意的诗人又写了一首诗，妙到银行家乐意为此兑付百万第纳尔。这位诗人兼歌手的保护人在一次音乐会中赏赐他一张可以从银行家处兑现的500第纳尔支票。在兑付时，银行家告诉诗人，习惯上每个第纳尔要收取一个迪拉姆（也就是大约10%）的贴现。除非诗人陪他一个下午和晚上，他才不会扣走这笔钱……
在大约公元1000年的时候，银行家已经成为巴士拉不可或缺的人物：每个生意人都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在集市上只用银行账户的支票付款……[72]
支票可以会签和转让，信用证可以穿越印度洋和撒哈拉沙漠。[73]它们没有变成实际的纸币，是因为它们完全独立于国家而运作（例如不能用它们纳税），故而它们的价值几乎完全基于信任和声誉。[74]将纠纷上诉到伊斯兰教法庭通常出于自愿，或者也可以通过商人行会和公民组织从中调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果有一个远近闻名的诗人写诗嘲笑你退回了支票，也许会是个大灾难。
至于融资，相比有息投资，伊斯兰世界更倾向于采用合伙制，（通常）由一方提供资本，另外的人进行经营管理。投资者收到的会是一定份额的利润，而不是固定的收益。劳动安排甚至也通常是在利润共享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75]在所有这类事务中，声誉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早期商业法律中引发激烈讨论的问题就是声誉本身能否（像土地、劳动、货币或其他资源那样）被视作资本的一种形式。有时候，有的商人只靠他们的好名声组成合伙企业，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这叫作“好声誉合伙企业”（partnershipofgoodreputation）。一位法律学者是这样解释的：
信用合伙制，又叫“无钱合伙制”（sharikaal-mafalis）。两人没有任何资本可用于赊账购买商品然后出售，由此组建合伙企业，就叫作信用合伙制。这个名称同时也说明，这是一种依靠良好声誉的合伙制，因为他们的地位和好声誉构成了他们的资本；贷款只提供给在人们之中有良好声誉的人。[76]
有些法律学者反对认为这种契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观点，因为它并不是以一笔原始物质资本支出为基础的。另外，有学者认为，只要合伙人利润分配公平，它就具有合法性——因为声誉无法量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条不言而喻的原理：在一个几乎没有国家强制（没有警察逮捕那些欺诈者，也没有法警没收负债者的财产）而运转的信用经济体中，一张承付票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必然是签发人的良好名声。皮埃尔·布尔迪厄后来在描述当代阿尔及利亚一个类似的信用经济体时指出：荣誉易于转化为金钱，但金钱难以转化为荣誉。[77]
这些信用网络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亚和撒哈拉，尤其是印度洋周边的传播。印度洋是中世纪世界贸易的主要枢纽，在中世纪进程中实际上成了穆斯林的湖泊。似乎是在穆斯林商人的主要影响下，国王和各自军队之间的纷争应当在陆地上解决的原则得以确立；海洋是和平贸易的区域。与此同时，伊斯兰法庭提供的功能（它为商人提供如下手段：订立契约、偿还债务、建立一个有能力偿付或转让信用证的银行分支等），使伊斯兰教徒在从亚丁到马六甲的各个贸易中心站稳了脚跟。[78]著名的马来西亚贸易中心马六甲（也是通往盛产香料的印尼群岛的通路）的商人之间因此建立起高度的信任，十分富有传奇色彩。这座城市有斯瓦希里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街区，也有来自各地的商人所住的街区，如印度、中国和东南亚。虽然有如此复杂的人员构成，但据说马六甲的商人却回避可强制执行的契约，而更倾向于“握一握手，望一望天”的印章交易。[79]
商人在伊斯兰社会中不仅成了备受尊敬的人物，还是一种模范性的人物：商人像勇猛的战士，敢于去遥远的地方探险；但与战士不同的是，他们能够以不伤害任何人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隆巴尔（MauriceLombard）描绘了一个具有典型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理想化了的商人形象：住在市内富丽堂皇的宅舍里，被奴隶和食客簇拥着，沉浸在他的藏书、旅行回忆录和奇珍异宝之中。当然，他的屋里也摆满了他的账本、通信和信用证。他通晓复式记账的技巧，还会用秘密代码和暗号。他施舍财物给穷人，资助宗教场所的建设与维护。也许，他们在投身于诗歌创作的同时，还能通过讨好家族和合伙人，将他远近闻名的好信用转化为巨大的资本储备。[80]隆巴尔描述的这幅图像在某些程度上受到了著名的《一千零一夜》的启发。《一千零一夜》中讲述了一个叫作辛巴达（Sindbad）的商人，他年轻时到遥远的地方进行危险的商业投机，到洗手不干的时候已是富可敌国，于是在花园和舞女之中打发余生，娓娓讲述他冒险的故事。下面的这段文本，以一位卑微的守门人（也叫辛巴达）的眼睛，让我们得以窥见他的生活。这是他主人第一次让男侍从传话召见他：
他发现这是一座美好的宅邸，光明而威严。男侍从带他到了一个宏大的客厅，在这里他看到许多贵族和领主，坐在以各种各样花朵和散发香甜气息的香草为装饰的座位上。另外，有许许多多精心制作的食品、干果、新鲜水果及糖果，还有用最上乘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乐器弹奏出美妙动人的旋律，可爱的奴隶姑娘嬉戏欢唱。所有的人都按照地位列座，最高的地方坐着一个备受崇拜、十分高贵的人，他两鬓斑白，身材魁梧，端庄大方，相貌堂堂，显得庄严、高贵而伟岸。看到眼前这个场景，守门人辛巴达不知所措，暗自想道：“真主，想必这要么是某个国王的宫殿，要么是天堂的一角吧！”[81]
这段话具有引用价值，不仅是因为它代表了某种理想，一幅完美生活的图景，还因为它在基督教世界里是找不到的，就像这幅景象不可能出现在中世纪法国的小说中一样。
与尊重商人相称的是世界第一个流行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我们只能用这样的话称呼它。在这里我们应当小心，不要将现实与理想混为一谈。市场似乎从没有完全独立于政府。历代伊斯兰教政权确实曾采用了所有惯用的策略，操纵税收政策，以鼓励市场的发展，而且它们不时地试图干预商业法律。[82]尽管如此，民众中仍有很多人认为政府不应该这样做。地方的集市，一旦从旧日的债务和奴隶制之中解放出来，通常就不再是一个危害道德的地方，转而起到恰恰相反的作用——它体现了最高层次的人类自由和社群团结，因此应当竭尽全力防止国家侵犯它。
带有规定价格的意味的政策尤其受到人们的敌视。一个人们时常转述的故事称，在麦地那城陷入短缺之际，先知本人曾拒绝强迫商人低价出售商品，他的理由是这样做亵渎神明，因为在自由市场的环境下，“价格取决于真主的意志”。[83]大多数解释穆罕默德这一决定的法律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干涉市场机制同样应当被判为亵渎神明，因为市场就是真主所设计、自行调控的制度。[84]
如果说所有这些都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有惊人的相似（“看不见的手”也是神意之笔），这也许并非完全巧合。事实上，斯密所用到的很多具体论据和例子，可能正是直接取材于中世纪波斯流传下来的经济记录。例如，他所论证的交换是人类理性和言语的自然结果，已经在加沙里（Ghazali，1058-1111年）和图西（Tusi，1201-1274年）两人的著作中出现过，而且用的例证也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人曾观察到两只狗交换骨头。[85]更具有戏剧性的是，斯密最为著名的例子，也就是那个有关劳动分工的别针厂的例子，已经在加沙里的《圣学复苏》（Ihya）中出现过。加沙里在这本书中讲述了一个针厂如何用25道不同的工序生产一根针。[86]
不过，他们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一样明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与斯密一样，图西在他的经济学论著的开头讨论了劳动分工；但在亚当·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是人类为了获得个人利益，进行“以物易物”的“自然倾向”的结果，图西则认为这是互帮互助的延伸：
假设每个人都要忙于实现自给自足，独立制作衣服、打造住所和武器，他就必须独自制造木工的工具，学会铁匠的工艺，然后才算准备好了播种和收获、碾磨和捏合、纺织和编制所需要的工具和技能……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一事无成。不过，如果人们相互帮助，各自在这些个人能力无法全部达成的任务之中选做一项，并且知晓公平交易的法则，大度地出让自己的产品，换取他人的劳动成果，那么人们也就能够轻易地维持生存，进而确保人类的生生不息。[87]
因此，他认为，我们拥有不同的能力、欲望和倾向是神意的安排。市场只是体现了这种更为普遍的互助原则和能力（供给）与需要（需求）相匹配的原则——或者，用我自己之前提出的术语来说，市场经济不仅以那种作为社会底线、终极意义上任何社会都需依靠的共产主义为基础，而且正是它的延伸。
图西的这些论述不能从任何意义上表明他是一个激进的平均主义者。他的理念恰恰相反。“如果人人平等，”他说，“他们就会全部灭亡。”他认为，贫富差距与农民和木匠之间的差异一样无可厚非，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尽管如此，一旦从他们的原始假设（市场最主要关乎合作而非竞争）开始推论，尽管穆斯林经济思想家确实认识到并接受了市场竞争的必要，他们也从来没有将竞争看作市场的本质[88]——这个区别的道德含义是非常特别的。纳斯列丁讲的鹌鹑蛋的故事也许是一个玩笑，但穆斯林伦理学家确实经常与商人携手，与富人进行强硬的谈判，让他们在与较不富裕的人做生意的时候少收取、多付出。[89]
加沙里分析劳动分工的方式也与此类似，他对货币起源的叙述甚至更具有启示意义。他的叙述一开始看上去和物物交换的谬误十分相似，只不过和所有中东作者一样，他并不是从想象中的原始部落民众开始推演，他选择的起点是陌生人在某个想象的市场中会面的情景。
有时，一个人可能需要他并不拥有的东西，而却不需要他所拥有的东西。例如，某人有一些红花，但需要一头可以用来运输东西的骆驼；另外一个人则拥有骆驼，不过目前却不需要它，他想要的是红花。此时，就有了交换的需要。不过，他们如果要实现交换，就需要有一种方式衡量这两个东西的价值，因为骆驼的主人不能为了一定数量的红花出让整头骆驼。红花和骆驼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因此不可能出现以重量和形式均等为原则的交换。某人想要一幢房子却拥有一些衣服，或者想要一个奴隶却拥有许多袜子，或者想要面粉却拥有一头驴，他也面临着相同的情况。因为这些财货没有直接的比率，所以没人知道多少红花才等于一头骆驼的价值。所以说，这种物物交换是十分困难的。[90]
加沙里还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一个人可能根本不需要另一个人可以提供的东西，不过这几乎是事后才有的想法；对于他而言，真正的问题是概念上的。两种没有共同特性的东西该如何比较？他的结论是只能将两者都与第三种根本没有特性的东西相比较。出于这个理由，他解释道，真主创造了金银硬币第纳尔和迪拉姆。金银这两种金属除此之外别无他用：
真主创造迪拉姆和第纳尔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它们本身是没有用的，和石头没什么两样。不过，它们被创造出来后，就可以用于转手流通，促进交易。它们是使人们了解财货的价值和等级的象征。[91]
正因为它们没有什么用处，除了用于表示财货的价值，没有任何具体的特质，人们才可以把它们当作象征，当作衡量价值的单位：
一样东西只有当其本身没有具体特殊形态或特质时，才能与其他东西相联系——例如，一面没有颜色的镜子可以反射出所有颜色。货币也是如此，它本身没有目的，但它起到媒介的作用，促使实现财货交换的目的。[92]
从这个前提推论，出借货币收取利息肯定是非法的，因为这种使用货币的方式意味着将货币本身作为目的：“真主创造货币，不是为了用它赚取更多的货币。”事实上，他说：“从迪拉姆和第纳尔与其他财货的关系来看，它们就像句子中的前置词（介词）”。语法学家告诉我们，前置词用于使其他词语有意义，而它只有本身没有意义时，才能实现这个功能。因此，货币是一种为评估财货价值提供手段的度量单位，而它只有不停地流动才能实现这种功能。根据加沙里的看法，如果进行货币交易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别说M-M'的模式，即便是M-C-M'的模式也等同于绑架勒索。[93]
虽然加沙里讲到的只是黄金和白银，但是他所描述的东西（货币是一种象征，一种抽象的度量，本身没有特质，只有依靠不断流动才能维持自身价值）只有在人们完全习惯于以纯粹虚拟的形式使用货币的时代才能够被想象出来。
那也就是说，我们似乎零碎地从伊斯兰世界借用了许多概念，拼凑出我们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大部分内容，而伊斯兰世界无论在社会还是道德上都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异。[94]中世纪近东的商人阶层有一项壮举。他们废除了无数世纪以来使他们遭到邻人厌恶的高利贷行径，从而得以成为他们的社团的实际领袖；这些社团至今在人们看来，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围绕清真寺和集市这两级组织起来的。[95]伊斯兰教的传播让市场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市场的运作大多与政府无关，内部自有一套法律。这种市场从某种角度来看算得上是真正的自由市场，它不是政府的创造，也没有政府的警察和监狱在背后支持——这是一个人与人握手建立协议，票据上的承诺只以签发者的诚实为依托的世界。但是，这个事实本身意味着，自由市场不可能真的变成后来那些采用了许多相同观点和论据的人所想象的世界：完全自利的个人用任何可用的手段谋取物质利益。
欧洲：教会崛起、高利贷与商人冒险家
在战争有理的地方，高利贷也同样有理。
——圣安布罗斯（SaintAmbrose）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欧洲进入中世纪的年代相当晚，而且它的大部分地方都是穷乡僻壤。尽管如此，中世纪欧洲与其他地方一样，铸币随着这个阶段的开始而消失。货币回到了虚拟状态，人们继续根据罗马货币计算成本。之后，到了加洛林时代，人们使用的是“想象的货币”——这是一套纯粹构想出来的系统，包括镑、先令和便士。这个系统通行欧洲，用于记账，直到17世纪。
地方的铸币厂确实逐步地回到了运转状态，生产出无数种不同重量、纯度和面值的硬币。不过，让这些硬币与泛欧洲的虚拟货币体系相联系，是依靠货币操纵实现的。西欧国王定期发布政令，修改他们的硬币与记账货币的关系。有时候他们会提升硬币的价值，例如宣布从今往后他们所铸造的埃居等于1/8先令，而不再等于1/12先令（这样也就可以有效地收取税金）。[96]或者采用相反的做法，降低硬币的价值（从而有效地削减他们的债务）。硬币真实的黄金或白银含量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国王频繁地召回硬币进行重铸。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交易完全不需要使用现金，使用的是赊账、辅币、分类账或以货代款交易。因此，13世纪的经院派学者在讨论这种问题时，轻易地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立场，认为货币不过是一种社会的约定俗成：人类选择的任何东西都能成为货币。[97]
这一切符合更为普遍的中世纪模式：实体的黄金和白银虽然没有消失，但越来越多地被存放于神圣的场所；随着集权国家的消失，市场日益开始受到教会的调控。
在一开始，天主教对高利贷的态度与穆斯林一样严酷，对商人的态度更是比穆斯林严酷得多。就高利贷而言，天主教徒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因为《圣经》中的许多文本对此的态度都十分明了。比如《出埃及记》22:25：
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
《诗篇》（15:5、54:12）和先知书（《耶利米书》9:6、《尼希米记》5:11）都明确指出高利贷者的下场——死亡和地狱火焰。此外，奠定了教会有关社会问题的教义的早期基督教神父，正是在罗马帝国羸弱、古代世界最后一次大规模债务危机爆发的时候写作的。那次危机有效地清除了罗马帝国残存的自由农民阶层。[98]他们之中尽管鲜有谴责奴隶制的，却无不谴责高利贷。
在教会看来，高利贷的罪恶最主要在于它违反了基督教的慈善精神。耶稣禁止他们如此对待穷人，就像他们会这样对待基督自己一样。他要求基督徒给予而不期望回报，让借款人决定如何偿还（《路加福音》6:34~35）。例如，公元365年，圣巴西略（St.Basil）在卡帕多西亚就高利贷问题进行布道，为这类问题定下了标准：
主已经十分明白地给出了他的要求：“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99]
但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又是怎样呢？他看到他前面有一个迫于生存压力而五体投地乞求他的人。他看到乞求者放弃了一切尊严，就是为了打动他。他看到乞求者遭受莫名的不幸，但仍然对乞求者冷酷无情。他不把乞求者看作自己的同类，丝毫不被乞求者的乞讨打动。乞求者的祈祷和泪水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他坚持拒乞求者于门外……[100]
最后，直到乞求者提到了“利息”。
放债者极不诚实的作风使圣巴西略受到了格外的冒犯，他们讹诈基督教的弟兄姊妹。一位穷人前来寻找一位朋友，富人装出友善的样子。事实上，他将穷人视为敌人，他说的都是谎话。圣巴西略作为这种事情的见证者，讲述了富人在见面的一开始会怎样发毒誓，说自己名下根本没有一分钱：
然后，乞求者提到了利息和抵押。富人的态度一下子转变了。紧锁的眉头松了下来；他面露亲切的微笑，说想起了旧日两家之间的联系。现在，他用“我的朋友”称呼对方了。
他说：“我看看我手头有没有钱。哦，对了，我一个朋友在我这里放了一笔钱，让我用它赚钱。他规定了很高的利率。不过，我肯定会去掉一部分利息，开好的条件给你。”富人用这种借口和腔调迷惑可怜的受害者，让他乖乖上钩。然后，他把穷人与抵押保证书捆绑在一起，在穷人难以糊口的窘境之下，又剥夺了他的自由。那个穷人被迫背负起他无法偿还的利息，只能自愿接受终身的奴役。[101]
向富人借款的人，带着新找来的钱回家，先是满心欢喜，但很快“钱就溜走了”，利息层层累积，他的财产被拍卖得一干二净。圣巴西略在描述负债者的困境时变得十分诗意。每个白天和夜晚都在加害于他，因为它们是利息的父母。他公然受到侮辱，生活变得“朝不保夕，江河日下”；而在家中，每一个出乎预料的敲门声都会吓得他躲到床下；他难以入睡，在噩梦中看到他的债主站在他的床前。[102]
不过，古代有关高利贷最为有名的训诫也许是圣安布罗斯的《论托比特书》（DeTobia），公元前380年，他在米兰城曾花了数天时间宣告这一训诫。他复制了与圣巴西略同样生动的细节：被迫出售子女的父亲们及因羞耻而上吊自杀的负债者。他说，必须将高利贷视为某种形式的暴力抢劫，甚至谋杀。[103]不过，安布罗斯添加了一个小小的附加条件，这在后来将产生巨大影响。他是第一个在布道词中仔细检查《圣经》每处有关货币借贷内容的教父。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提到一个一直困扰后世作者的问题——事实上，《旧约》并没有禁止向所有人放高利贷。症结始终在于《申命记》23:19~20这句：
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
那么，究竟谁是这个“外邦人”？我们容易推测，抢劫和谋杀外邦人也是合法的。毕竟，古代犹太人生活在许许多多部落之间，其中有如亚玛力人，上帝曾明确要求犹太人与他们作战。如果说收取利息是不用刀剑的战争，那么只有当对象是向那些收他们的息“不会算作杀人罪过”的人才是合法的。[104]对于生活在米兰的安布罗斯而言，这一切都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他将所有基督徒和罗马法管辖下的人纳入“弟兄”之中；那么，周边的敌人并不多。[105]日后，人们所说的“圣安布罗斯的特例”将会变得极其重要。
所有这些布道词，虽然数量很多，但却留下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回答。困顿中的邻居前来拜访，穷人应该如何对待？确实，耶稣说过给予而不期望回报，但指望大多数人这样做似乎是不现实的。但即使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又会产生何种持续的人际关系？圣巴西略采取了激进的立场。上帝创造一切让我们共享，并且具体指明要富人将他们的财产施舍给穷人。使徒之间的财产共有（储藏所有的财富，人人各取所需）因此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社会唯一符合严格教义的生活模式。[106]很少有其他基督教教父乐于宣扬如此严格的立场。他们认为，财产共有是理想的模式，但在这个堕落和暂时的世界里，这显然是不合实际的。教会应当在接受现存财产安排的同时，提出精神上的论据鼓励富人以各种方式按照基督教的慈善精神行事。这些论据中很多明显地采用了商业作为隐喻。圣巴西略甚至也乐于沉浸于此：
只要你出于信仰上帝为穷困者提供所需，这不仅是一个礼物，也是一笔贷款。你并不指望收回，所以它是一个礼物；主会以他的名义慷慨地报答你，你给予穷人一小笔钱，他会还你一大笔，所以这是一笔贷款。“因为怜悯穷人也就是贷款给上帝。”[107]
由于基督是穷人中的一员，出于慈善的施舍是贷款给耶稣，作为回报的利息是尘世所无法想象的。
不过，慈善是一种维持而非摧毁等级制度的方式。这里，圣巴西略所讨论的实际上与债务没有什么关系，搬弄这种隐喻最终似乎只是为了强调富人并不欠贫穷的乞讨者任何东西，同样，上帝也没有任何义务拯救施舍者的灵魂。在这里，“债务”暗含于一个纯粹的等级制度之中（也就是“主”），完全不同的生物相互提供完全不同类型的好处。后来的神学家将会明确地确认这一点：圣·托马斯·阿奎那注意到，人类生活在时间之中，因此说罪恶是我们欠上帝的惩罚债是有意义的。但上帝处在时间之外。根据定义，他不可能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因此，他的恩典并非一种出于义务而给予的礼物。[108]这反过来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教会神父到底要求富人做什么？教会反对高利贷，但它很少谈及富人提供慈善，穷人乞讨者用其他方式表示感激的封建依附关系。当这种安排开始在基督教西方世界出现时，也没有遭到教会明显的反对。[109]之前的债务奴隶逐渐转变成农奴或附庸。从某些方面看，等级关系没有发生多大改变，因为附庸制在理论上是一种自愿的、契约的关系。就像基督徒必须能够自由地选择是否委身于“主”，附庸也可以同意让自己成为他人的手下。这些完全与基督教精神相协调。
另外，商业仍然是一个问题。谴责高利贷收回金额“超过贷出的金额”与谴责任何形式的获利只有一步之遥。许多基督教神父（其中就包括圣·安布罗斯）乐于迈出这一步。穆罕默德宣称一个诚实的商人升入天堂能在真主身旁有一席之地，而像安布罗斯这样的基督教神父甚至怀疑“诚实的商人”是否真正存在。他们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商人又是基督徒。[110]在中世纪早期，尤其是因为当时大部分商业活动是由外国人进行的，这还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不过，这些观念上的问题从来没有定论。只能向“外邦人”放贷收息意味着什么？它只是高利贷，甚或还意味着商业等同于战争？
也许这个问题最著名而且通常最具灾难性的结果，体现在中世纪盛期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上。从尼希米时代开始，犹太人对放贷的态度本身便已发生了转变。到了奥古斯丁的时代，拉比希勒尔已经将安息年变成一纸空文，允许缔结贷款契约的双方添加一项附加条款，说明安息年不影响契约的正常履行。尽管妥拉和塔木德都反对有息贷款，但与外邦人打交道可以不受此约束——尤其是在11世纪和12世纪，欧洲的犹太人几乎不能从事任何其他工作，而只能向基督徒放贷。[111]这反过来又使得戒律难以维持。有一个流行于12世纪犹太地区的笑话为证。笑话讲的是如何通过用疑问句的语调诵读《申命记》23:20一句，使之表示与其意思明显相反的含义，从而说明犹太人之间放高利贷是合乎教规的：“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112]
在基督教方面，“圣·安布罗斯的特例”于1140年写入格拉提安的《教令集》（Decretum）。《教令集》后来被视为具有决定性的教会法全集。与此同时，经济生活的很大部分处于教会的司法管辖之下。虽然这看似可能让犹太人安全地在体制外活动，但是在现实中，事情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尽管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会不时援引安布罗斯的特例，普遍的观点是它只真正适用于撒拉逊人或其他基督教世界实际正与之交战的民族。毕竟，犹太人和基督徒生活在相同的城镇和村庄中。如果承认安布罗斯的例外允许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相互放贷取息，这也同样意味着他们有权相互谋杀。[113]不过没有人真的想这样说。另一方面，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真实的关系，确实经常滑入与这个不幸的设想十分接近的危险境地——尽管现实中的谋杀（单纯的经济侵略除外）显然是一边倒。
发生这种情况部分的原因在于，基督教君主习惯于利用犹太人相对脱离于宗教控制体系的事实，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多君主鼓励犹太人以放贷为业，并给予他们庇护，不过这种庇护是可能在任何时候撤回的。英国国王在这一方面极为出名。他们主张将犹太人排除在商人行会和工匠行会之外，但却授予犹太人收取高额利息的权利，并用法律支持这些贷款契约的履行。[114]中世纪英国的负债者通常会被投入监狱，直到其家人与债主商量妥当。[115]不过同样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例如，在1210年，约翰王宣布收取一项赋税，或者说是紧急征税，用来支付他在法国和爱尔兰的战争费用。根据当时一位编年史作家的记载：“英国全境所有犹太人，不论男女，都遭到逮捕、拘禁和严酷的拷打折磨，为的是确保国王没收犹太人的钱财。”多数受到拷打的犹太人交出了自己的一切财产，但当时有个特别富裕的商人，来自布里斯托的亚伯拉罕（AbrahamofBristol），却因抗命而出了名。国王认定亚伯拉罕欠他1万马克的白银（相当于约翰王每年总收入的1/6），但亚伯拉罕拒不上交钱财。国王因此下令，每天拔掉他一颗臼齿，直到他交钱为止。被拔了七颗牙齿之后，亚伯拉罕妥协了。[116]
继承约翰王王位的亨利三世（1216-1272年）习惯于把犹太受害者转交给他的弟弟康沃尔伯爵处置，因此另有一位编年史作者写道：“两个兄弟一个被剥皮，另一个还要生吞他。”[117]我认为，读到莎士比亚虚构的威尼斯商人索要他的“一磅肉”时，一定要记得拔牙、剥皮和抽肠这样的残忍故事。[118]莎士比亚错误地突出了犹太人从未真正向基督徒施加过的恐怖手段，而历史事实是，犹太人一直受到基督徒的恐怖残害。
国王们制造的恐怖包含一种特殊的认识：欠犹太人的债务归根结底是欠国王的债务，而迫害犹太人和征收他们的财产只是它的逻辑延伸；国王们甚至为国库设立了一个分支（“犹太财政部”）来管理这些债务。[119]这无疑十分符合英国民众对他们的君主的印象——一群贪婪的外族诺曼人。不过，国王也可以借此不时地打打民粹牌，戏剧性地斥责或羞辱他们的犹太人金融家，不加阻止乃至鼓励那些从字面上理解圣·安布罗斯特例的市民屠杀犹太人。这些市民把放贷的犹太人看作基督的敌人，认为应当将他们毫不手软地消灭干净。1144年的诺里奇和1171年法国的布卢瓦，都发生了极其可怕的大屠杀。不久之后，正如诺曼·科恩（NormanCohn）所言：“原本欣欣向荣的犹太人文化转眼间成了一个充满恐怖的社会，被锁在一个更大的社会之内永久进行争战。”[120]
我们不能夸大犹太人在贷款中扮演的角色。大多数犹太人和贷款生意没有关系，而那些做贷款生意的人往往只是小角色，通常不过是贷出一些谷物或衣服，收取实物的回报。另外一些放贷者根本不是犹太人。早在12世纪90年代，传教士就抱怨领主和基督徒放贷者勾结，声称他们是“我们的犹太人”——也由此受到他们特别的保护。[121]到12世纪初，大多数犹太人放贷者就已经被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人和来自法国城市卡奥尔的卡奥尔人取代——他们的足迹遍及西欧，成了远近闻名的农村高利贷者。[122]
农村高利贷的兴起本身就是自由农民阶层发展壮大的一个标志（向农奴放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他们身上是不能收回什么的）。与此同时还有蓬勃的商业农业、城市手工业行会及中世纪盛期的“商业革命”，所有这些最终将西欧的经济活动推进到可以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的水平，不过这种水平在那些地方一直被认为是十分正常的。教会很快就得面对广泛的民众压力，要求它处理这个问题。一开始，教会确实曾试图从严管束。教会全面修补了高利贷法的现存漏洞，尤其像使用抵押支付利息的做法。后者一开始是一种权宜手段：就像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一样，决意规避法律的人只需要拿出钱，宣称是购买负债者的房子或田地，然后“回租”给负债者，直到他付清本息。而对于抵押而言，债主在理论上甚至根本不用买下房子，而只是将它当作抵押物，而收取所有从中产生的收益。在11世纪，这成了修道院最为喜爱的伎俩。1148年，教会认定它是违法的：从今往后，所有收入都要从本金中减去。同样，1187年，教会禁止商人在赊账销售时收取更高的价格，因此在这一领域的管制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伊斯兰法律学派。1179年，高利贷成了可以判处死刑的重罪，高利贷者被开除教籍，不得使用基督教葬礼。[123]不久，如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之类新的云游教派组织了传道运动，在城镇与城镇之间旅行，威胁放贷者如果不赔偿他们的受害者，就会丧失他们永恒的灵魂。
新成立的大学都在热烈地探讨这些问题，不仅要探讨高利贷是否有罪、是否违法，也要探讨其有罪和违法的具体原因。有些人认为放高利贷是在偷取他人的物质财产；也有些人认为高利贷是在盗窃时间，为时间这种只属于上帝的东西向他人收取利息；还有人认为它属于懒惰罪，因为天主教思想家与儒家思想家一样，往往认为，商人的利润只有在作为他的劳动补偿时才是正当的（例如，将财货运输到有需求的地方），而放贷者甚至无所作为就能积累利息。不久，西欧重新发现了以阿拉伯语译文形式回归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受到了穆斯林学者的影响，例如加沙里和伊本·西纳（IbnSina）。反对高利贷有了新的论据：将货币当作目的本身来对待有悖于其真正的目的；收取利息是违背自然的，因为这将单纯的金属当作一种可以繁衍或结出果实的生物。[124]
但教会权威很快就发现，一旦人们开始这样思考问题，事态就难以控制了。不久，各地开展了新的民间宗教运动，其中许多运动的目标与在古代晚期如出一辙，它们不仅诘难商业，而且质疑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本身。这些运动大多被贴上异端的标签，受到教会的暴力镇压，但募缘会（mendicantorders）本身却吸取了这些论断中的很大一部分。在13世纪，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智识论辩——主题是“使徒的贫困”（apostolicpoverty），主要辩论基督教精神是否与任何种类的贫困相冲突。
与此同时，罗马法的重生为那些认为至少在商业贷款中应当放松高利贷法的人提供了新的智识武器。我们之前已经知道，罗马法是以绝对的私有财产为起点的。就此而言，interesse（利益，利息）的概念是较为重大的发现，这也是英语中“利息”（interest）一词的词源：对由于超过偿还期限而造成的损失所做的补偿。[125]这个论据不久演变为，如果一个商人只是在某个极小的期限内（例如一个月）贷出一笔商业贷款，他在这个月之后的每个月收取一定比例的额外费用并不构成高利贷，因为这是一种惩罚，而不是在收取货币的租金。他收这笔钱，是补偿他如果将贷出的钱用在某项有利可图的投资上，本可以赚取的利润——一般而言所有商人都会这样做。所以，这种做法是正当的。[126]
读者也许想知道，高利贷法怎么可能同时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似乎只能用欧洲政治局势十分混乱来解释。大多数国王权力微弱，他们拥有的财产零散而不定；欧洲大陆上男爵领地、封邑、城市公社、庄园及教会地产星罗棋布。司法管辖范围变动不居——通常受到战争的影响。在欧洲，近东穆斯林早已十分熟悉的那种商人资本主义，一直要到商人资本家在意大利北部独立的城市国家（最著名的有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和米兰）以及随后参与汉萨同盟的德国城市中取得政治上的一席之地后才得以出现，这与中世纪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算是十分落后的。[127]意大利银行家最终通过他们控制政府的手段，使自己的财富免受被征收的威胁。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取得了自己的法庭体系（有权强制执行契约），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甚至拥有军队。[128]
与伊斯兰国家相比，金融、贸易和暴力的这些联系是基督教欧洲所特有的。波斯和阿拉伯思想家认为市场是互助的一种延伸，而基督徒一直怀疑商业是高利贷的延伸，而高利贷是一种诈骗的形式，只有用于对付死敌的时候才算得上是正当的。对于交易的双方而言，债务确实是罪恶。竞争是市场的本质，但竞争（通常）是非暴力的战争。这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在几乎所有欧洲语言中，表示“以物易物和物物交换”的词语都派生于表示“欺诈”、“迷惑”或“欺骗”之类含义的词语的原因。有些人为此敌视商业，有的则举手欢迎。不过很少有人否认商业和战争之间的联系。
我们只需要考察一下欧洲人最终是如何接受伊斯兰信用工具（或就此而言，亦即商人冒险家的伊斯兰理念）的，就能看出这种联系事实上是多么紧密。
通常我们认为，现代银行业最早的先驱是所罗门圣殿骑士的军事修会，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圣殿骑士团。这个由僧侣组成的战斗修会为十字军东征提供资金起到过关键性的作用。一位法国南部的领主，可以通过圣殿骑士，抵押他的一座房屋，并取得一张“汇票”（这种汇票效仿穆斯林的suftaja，但是是用一种秘密代码书写的）。这张汇票可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兑现。换言之，基督徒似乎是最早采用伊斯兰的金融技术的，为的是融资攻打伊斯兰世界。
圣殿骑士团从1118年延续到1307年，但最终落入与许多中世纪贸易小团体相同的命运：欠骑士团大笔债务的国王菲利普四世拿骑士团开刀，谴责他们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他逮捕了骑士团的领袖，对其百般折磨，最后将他们杀害并没收了他们的财富。[129]圣殿骑士团的问题主要在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基地。意大利的银行，例如巴尔迪（Bardi）、佩鲁奇（Peruzzi）和美第奇（Medici），做得比圣殿骑士好很多。在银行业的历史上，意大利人因有着复杂的合资组织，和率先使用伊斯兰式的汇票而闻名遐迩。[130]最初的汇票十分简单，基本上只是远距离货币兑换的一种形式。商人可以将一定数量的弗罗林交给意大利银行家，换取一张得到认证的票据，上面标记有同等价值的国际记账货币（加洛林第纳尔），可以在若干月后兑现。若干月以后，商人或他的代理人可以在香槟酒集市上将之兑换为与之价值相等的地方货币。香槟酒集市既是一年一度盛大的商业中心，也是欧洲中世纪盛期大型的金融票据结算地。不过汇票很快就有了过分繁多的新花样、新创造，这主要是为了操控欧洲极端复杂的货币局面，甚至是为了从中渔利。[131]
这些银行企业的大部分资本来源于印度洋香料和东方奢侈品的地中海贸易。不过，与印度洋的和平局面相比，地中海历来战乱不断。威尼斯的大帆船同时扮演商船和战船的角色，配有大炮和水兵。要分辨出它究竟是在进行贸易、战争还是海上劫掠，通常取决于某个时候的力量均衡情况。[132]在陆地上也是如此：亚洲的帝国倾向于划清战士和商人的范围，而在欧洲，战士和商人的身份经常是双重的：
欧洲大陆由南往北，从托斯卡纳到佛兰德斯，从布拉班特到利沃尼亚，参与政事、发动战争的商人不仅提供战士，有时候还自己披挂上阵。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有这种情况的地方：不仅仅有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和热那亚，还有奥格斯堡、纽伦堡、斯特拉斯堡和苏黎世；不仅仅有吕贝克、汉堡、不莱梅和但泽，还有布鲁日、肯特、莱顿和科隆。这些城市中，有的建立了相当大的领土国家，比如我可以记起的佛罗伦萨、纽伦堡、锡耶纳、伯尔尼和乌尔姆。[133]
威尼斯人在这一方面是最为出名的。从11世纪起，他们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业帝国，占领了诸如克里特、塞浦路斯等岛屿，并建立了甘蔗种植园。这些种植园最后大多使用非洲奴隶——这是新世界普遍采用的模式。[134]热亚那紧随其后，他们最有利可图的生意是在黑海沿岸抢劫和发展贸易，获取奴隶，然后将他们转卖给埃及的马穆鲁克，或是送他们到从土耳其人那里租来的矿山工作。[135]热那亚共和国还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军事融资方式，那些计划远征的人向投资者出售一定份额股份，投资的回报是可以拿走相同份额的战利品。正是这些载有“商人冒险家”的大帆船，满载着肉豆蔻或辣椒、丝绸及木制品，最终穿越“赫拉克勒斯之墩”（thepillarsofHercules），沿着大西洋海岸线到达佛兰德斯或香槟酒集市。当然，在其中汇票是不可或缺的。[136]
我认为，在这里暂停片刻，考虑一下“商人冒险家”这个术语，会对我们有所启发。一开始，它只是指在本国以外经商的商人。不过，与此同时，在香槟酒集市和意大利商业帝国的鼎盛期，1160-1172年，“冒险”一词逐渐有了现代意思。这当归功于法国诗人特罗亚的克雷蒂安（ChretiendeTroyes），著名的亚瑟王传奇的作者——也许最让他出名的，是他第一个讲述了柏西法爵士（SirPercival）和圣杯的故事。他的传奇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讲述的是一种新的英雄——“骑士游侠”。骑士游侠周游世界，寻求的正是“冒险”。它包含的内容与当代的理解相同：危险的挑战、爱情、宝藏和名誉。骑士冒险的故事十分走俏，有无数的人模仿克雷蒂安进行创作。故事的中心人物（亚瑟、格尼维尔、兰斯洛特、高文、柏西法等）家喻户晓，流传至今。这些故事所营造的高雅理想——英勇的骑士、寻宝、厮杀、浪漫和冒险，仍然左右着我们对中世纪的看法。[137]
令人好奇的是，这些传奇几乎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我们难以找到真实的“骑士游侠”在历史上留下的蛛丝马迹。“骑士”一词最初指的是长矛武士；下层贵族的幼子或者私生子（通常如此）会成为骑士。由于不能继承父亲的遗产，很多骑士不得不聚集到一起寻找出路。很多骑士与结伙的暴徒相差无几，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正是这种人使商人的生活变得十分危险。他们在12世纪最为肆虐，因此政府部门开始协力控制这股危险的人群：不仅仅发布了骑士条例，还鼓励骑士竞技，进行马上比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他们制造麻烦。一方面，让骑士之间相互争斗厮杀；另一方面，试图用规定的礼制约束他们的存在。[138]而传奇中讲述的理想形象——独自流浪、寻找英勇冒险机会的骑士，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有关中世纪的想象正是受到了传奇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对此差异的解释具有启示意义。让我们回忆一下，大约在这个时期，商人开始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乃至政治权力，但是，欧洲的商人并不像勇士那样，被人们看作某一方面的模范。这与伊斯兰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成功的商人冒险家辛巴达，就是一个虚构的完美生活的典范。
克雷蒂安生活在特罗亚很有可能并非巧合。这个地方正是香槟酒集市的中心地带，这类集市反过来构成了西欧的商业枢纽。[139]尽管他描述的卡米洛特，原型似乎出自他的资助者香槟伯爵自由者亨利（HenritheLiberal，1152-1181年）和玛丽伯爵夫人（阿基坦的埃莉诺之女）所主持的精致的宫廷生活，但他们的宫廷真正的门客是出身卑微的商人（commerçant），他们主要担任集市警官的职务——而大部分真正的骑士是旁观者、侍卫或者艺人。
这并不等于说竞技没有因为自身的魅力而成为一种经济重心。根据20世纪初的中世纪史学家艾米·凯利（AmyKelly）的观点：
纪尧姆·拉·马夏尔（GuillaumeleMarechal）的传记作者表现了这群宫廷常客是如何在西欧的竞技场上聚众打斗、自得其乐的。从圣灵降临节到圣约翰节，在这个欢快的季节里，每月举行两次竞技，年轻的血液聚集到一起，有时候参与者会达到3000多人，占据了最邻近的城市。那里也同样聚集起了来自伦巴底、西班牙、布列塔尼和低地国家的马贩子，还有卖铠甲的、为人和坐骑设计军服的、高利贷者、小丑和说书人、杂技表演者、巫师，以及竞技场和街道中其他有身份的人。形形色色的表演者都找到了慷慨的资助者……宴会大厅在举办盛宴，铁匠铺彻夜忙于锻造。竞技会有可怕的结果，随着打赌升温，往往有敲破脑壳、剜出眼珠这类事情发生。有身份的妇女，还有其他根本没有身份的，都来到竞技场为冠军们捧场。
危险、比赛和奖金吸引人们到竞技场孤注一掷。赌注十分可观，因为胜利者可以获得失败者的仆从和马，让失败者赎回。为了支付赎金，失败者不得不抵押他的封邑。倒霉的失败者还可能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只好把他的仆从甚至他自己（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当作人质抵押。就在长矛刺出之间，有人获得财富，有人失去财富，很多母亲的儿子再也不能骑马回家。[140]
因此，鉴于被击败的骑士严格说来欠胜利者一命，商人的角色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举办集市所必需的材料；商人作为放贷者，最终靠清算失败骑士的资产做起了很好的生意。也有一个又一个向商人借大笔钱把自己装点得十分伟岸的骑士，都是想要靠胜利吸引某位（有可观的亡夫遗产的）集市妇人；另外一些骑士则不停地买春和赌博，这两项活动总是这种盛事的主题。失败者会不得不出售他们的铠甲和战马，这使他们有可能回去做拦路劫匪并激发他们的反犹情绪（如果他们的债主是犹太人的话）。或者，如果有地的话，失败者会加重对那些依附者的横征暴敛，使他们的不幸雪上加霜。
其他人投入战争中去，而战争本身就可以推动形成新的市场。[141]最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199年11月。一大群在香槟埃克里城堡参加竞技（由亨利之子希尔保特赞助）的骑士受一股强大的宗教热情所驱动，放下他们的游戏，转而发誓要收复圣地。东征军行进到威尼斯，委托威尼斯人的舰队将他们运送到圣地，并许诺用东征缴获的所有物品的一半作为回报。结果，他们非但没有行进到圣地，反而在一场旷日持久和血腥的围城后掠夺了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比西欧富庶得多，信奉东正教。佛兰德斯一位名叫鲍尔温的伯爵在此受封为“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LatinEmperorofConstantinople）。但是，这个城市毁坏严重，有价值的东西都已被洗劫一空，要实行统治注定会陷入极大的财政困难。君士坦丁堡成了小规模竞技的放大版本，他们最终不得不依靠剥下教堂穹顶的金属和拍卖圣物偿还他们的威尼斯债主。1259年，鲍尔温沦落到要抵押自己儿子的地步，他把儿子留在威尼斯做人质换取了一笔贷款。[142]
所有这些并没有真正地回答这个问题：特立独行的骑士游侠在神秘英国的森林中游荡，挑战对手，遭遇食人魔、仙女、巫师和神秘怪兽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现在，答案应该已经明了。事实上，这只是行商人自己的一种升华过的、浪漫化了的形象：毕竟，他们是那些独自投入冒险、穿越荒野和丛林的人；冒险的结果永远是飘忽不定的。[143]
那么，圣杯，也就是所有骑士游侠都在寻找的终极神秘物件，又是怎么回事呢？奇怪得很，是理查德·瓦格纳在他谱写的歌剧《帕西法尔》（Parzifal）中最早提出一种观点，认为圣杯是受到新的金融形式启发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象征。[144]早先史诗中的英雄追寻和争夺的是真金实银——尼伯龙根指环（Nibelung'shoard）；这些出生在新的商业经济下的新商人，追求的是价值的纯粹抽象的形式。毕竟，没有人确切知道圣杯是什么。即使是史诗也众说纷纭：有时候圣杯是一个盘子，有时候是一个杯子，有时候是一块石头［沃尔夫勒姆·冯·艾森巴赫（WolframvonEschenbach）将它想象为一块宝石，是创世之初一场战争中从撒旦的头盔上敲下来的］。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它究竟是怎样的；关键在于它是人们无法看见和触摸的。而与此同时，它有着不可估计的价值。它包含任何东西，能够让不毛之地重新长出茂盛的植被，能够养活世界上的人口，能够提供精神食粮，能够医治受伤的躯体。马克·谢尔甚至认为最好将它视为一张空白支票——最为终极的金融抽象。[145]
精神化的中世纪：货币形式背后的道德哲学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半个人，就像儿童们留做信物的半个硬币，也像一分为二的比目鱼。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寻找与自己相合的另一半。
——柏拉图，《会饮篇》
从某个角度来看，瓦格纳是错误的：在欧洲引入金融抽象并不标志它正在脱离中世纪，而恰恰是它最后姗姗来迟，进入了中世纪。
这里我们不能怪罪瓦格纳。几乎每个人对此都有误解，因为最有代表性的中世纪制度和观念引入欧洲的时间十分晚，以至于我们往往误以为它们是现代性最早的悸动。我们在汇票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东方早在公元700年或公元800年就已经使用汇票，但抵达欧洲一直要到数个世纪以后。独立的大学（也许是中世纪制度的精髓）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纳兰达（Nalanda）创建于公元427年，中国和临近西方世界（从开罗到君士坦丁堡）也遍布独立的高级学习机构。牛津、巴黎和博洛尼亚出现类似机构要到好几个世纪之后。
如果轴心时代是唯物主义时代，中世纪则首先是超验时代。在大部分情况下，古代帝国崩溃之后没有新的帝国出现。[146]相反，曾经具有颠覆性的民众宗教运动一跃成了主导性的制度。奴隶制衰败或消失，暴力的总体水平也下降了。交易的进展加速了技术革新；更普遍的和平不仅仅使丝绸和香料的流通更为方便，也加速了人与观念的交流。中世纪中国的僧侣可以潜心于翻译古代梵文佛学著作，中世纪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神学院学生能够用阿拉伯语讨论法律术语。这些事实见证了中世纪深刻的世界主义。
我们把中世纪看作“信仰的时代”，因此也就是盲目服从权威的时代。这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遗产。不过需要再次注意的是，这种看法只有在把“中世纪”的主要舞台放在欧洲时才是有意义的。从世界的标准看，西欧不仅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地方，相比其他宗教教会，天主教会也是极其不宽容的。例如，我们很难在中世纪的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找到与火烧巫师和屠杀异端类似的事情。中世纪的世界更为典型的是中国历史中某些时期出现过的模式：年轻时浸淫于道教，中年时信奉儒教，到晚年醉心佛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中世纪思想的精髓，并不是盲目服从权威，而是坚持认为支配我们日常事务的价值（尤其是那些宫廷和市场中流行的价值）是混乱、错误、虚假和堕落的。真正的价值蕴藏在别处，在一个无法直接认知的领域，要接近它只能通过研究或冥思。但这又反过来使思考的能力及整个有关知识的问题，成了无穷无尽的难题。例如，穆斯林、基督教和犹太教哲学家都在思索一个重大难题——我们说只能通过理性的能力认识上帝，但同时又说理性本身是上帝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哲学家也纠结于类似的难题，他们问道：“是我们阅读经典，还是经典阅读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智识辩论都以某种方式转向了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创造了世界，还是世界创造了我们的思想？
在几种主要的货币理论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张力。亚里士多德论证了黄金和白银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因此货币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习惯，是人类社团发明出来用于促进交换的。由于它“源于协议”，所以我们只要决意，就“可以改变它，或者让它变成无用之物”。[147]这一立场在轴心时代唯物主义的知识环境下缺乏吸引力，但在后来的中世纪，它成了公认的智慧。加沙里是最早拥护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人之一。他还将此理论推向极致，认为金币没有内在价值正是其货币价值的基础。正是这种内在价值的缺失赋予它“统治”、度量和规定其他东西的价值。但与此同时，加沙里否认货币是一种社会习惯。它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148]
加沙里是神秘主义者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他最终避开了自己的观点中最激进的推论。但我们同样可以问，在中世纪，宣称货币是一种随意的社会习惯是否真的是一种如此激进的立场？毕竟，当基督教思想家和中国思想家认为货币确实如此时，通常是在说货币是由国王和君主的意志所决定的。从这层意义上看，加沙里的立场与伊斯兰教保护市场不受政治干预的诉求完全一致，两者都在说市场处于宗教权威的正当保护之下。
中世纪货币拥有如此抽象、虚拟的形式（支票、符木、纸币），这意味着这类问题（“说货币是一种象征是什么意思？”）切入了当时哲学议题的核心。“象征”一词本身的历史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我们发现了货币形式与哲学讨论之间出奇的平行性，我们只能用“惊人”来形容。
亚里士多德在论证货币不过是社会习惯时，使用的术语是symbolon——我们的“象征”（symbol）一词正是由此派生出来的。Symbolon一开始是一个希腊语词汇，意思是“符木”——一种一分为二来标识一项契约或协议的物件，也可以在上面打上记号或将之打碎用于记录一笔债务。因此，英语中的“象征”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记录某种债务契约的物件。这已经十分令人惊讶了。不过真正让人目瞪口呆的是，现代汉语中的同义词“符”或“符号”有几乎相同的来源。[149]
让我们从希腊词语symbolon开始说起。餐桌上的两个朋友可以将某个物件（例如一个指环、一个关节骨、一片陶器）一分为二，造出一个symbolon。在未来的任何时刻，他们之中若是有人需要对方的帮助，就可以拿出自己的一半，提醒两人之间的友谊。人类学家已经在雅典发现了数以百计的类似物件，其通常为黏土质地。后来这成了签署契约的方法，起见证的作用。[150]这个词也可以用于指各种类型的凭证：那些给予雅典陪审员授权他们投票权的东西，以及允许公民进入剧院的门票。它还可以指货币，不过仅指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根据地方习俗才拥有固定价值的铜质硬币。[151]在书面文件中，symbolon还可以指通行证、契约、委托书或收据。延伸一下词义它就有了预言、前兆、征召的意思；最后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意思，即符号。
Symbolon的词义演变为“符号”似乎有两条路。亚里士多德十分注重符木可以有各种形式的事实：物件具体是什么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它可以一分为二。语言正是如此。词语是我们用于指示物体或观念的声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随意的：英语用dog（狗）指一种动物，用god（神）指一种神祇而不是相反，没有任何特别的原因。社会习俗是唯一的原因，一种语言的所有使用者共同约定用某种声音指示某种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词语都代表着人们随意的协定。[152]当然，货币也是如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于我们的协定而拥有价值的，并非只有没有价值的铜币；所有货币，甚至黄金，都不过是一种symbolon，一种社会习俗的产物。[153]
这一切在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看来几乎就是常识，因为在当时，统治者只需要发布一条法令就可以改变货币的价值。尽管如此，中世纪有关符号的理论更多地来自古代的神秘宗教，symbolon一词的意思是某种神秘的公式或符咒，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理解。它因此成了一种具体的符号。人可以感知它，但只有借助于某种隐藏的真相才可以理解它。而这种真相是完全超乎人类感官经验的范围的。[154]
在中世纪有一位符号理论专家，他的著作广为流传，备受推崇。他是6世纪的一位希腊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虽然真实姓名不详，但他的化名亚略巴古的丢尼修（DionysiustheAreopagite）广为人知。[155]丢尼修采用了后面这一种概念来回应当时重大的智识问题：人如何可能认识上帝？我们的知识局限于我们所能感知的物质宇宙，又如何能够认识一个本质完全异于物质宇宙的存在？正如他所叙述的，上帝是“超越存在的无限”，是“超越人类理解力的同一性（oneness）”。[156]好在上帝无所不能，正因为如此，就像他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圣餐中那样，他可以凭借各种各样的物质形态向我们揭示他的存在。丢尼修警告我们，我们只有摆脱神圣的东西往往是美好的这一概念之后，才可能开始理解符号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发光的天使和天上的战车这些形象很可能只会干扰我们的心智，因为它们会诱使我们想象实际的天堂就是这样一幅图景，而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能设想天堂的样子。相反，有效的符号就像最早的symbolon那样，是并不漂亮的物体。它们显然是人们随机选出的，通常是丑陋、荒谬的东西，这种不和谐性本身就提醒我们，它们不是上帝；提醒我们上帝“超越所有物质性”的事实，即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们正是上帝。[157]不过，从任何意义上讲，它们都已经不再是平等的人定下协议的象征了。符号是礼物，绝对、免费、带有等级性的礼物，将它们赠送给我们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我们根本无法设想我们与这个存在之间存在互惠、债务或相互负有责任的关系。[158]
我们将上述希腊词典中的解释与下面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做个比较：[159]
符（fu）相合，一致。符木的两半
·证据；身份证明，信任状
·兑现承诺，信守诺言
·调和，使一致
·天意与人为的相互一致
·符木，支票
·玉玺或印章
·许可证，通行证，信任状
·如拼合符木，完全契合
·标志，符号……[160]
词义的变迁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就像symbolon一样，“符”可以指符木、契约、公章、许可证、通行证或信任状。作为保证，它们可以代表一种协议、一笔债务契约，甚至一种封建从属关系——因为小领主会割开一块符木，来表示同意成为另一位领主的附庸，就像借粮或借钱的做法一样。两个词语的共同特征似乎在于，它们都是最初平等的两方缔结的契约，契约中的一方同意成为另一方的附庸。后来，随着国家走向集权化，“符”成了向官员传达命令的手段：到外省任职的官员持有符的左边一半，皇帝若是想要下达一条重要指令，就会让信使携带右边一半送到该官员处，这样官员就会知道命令出自皇帝。[161]
纸币似乎是从这种一分为二，然后合二为一的债务契约的纸质版本中发展出来的。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当然，对于中国的理论家来说，亚里士多德的论点算不上激进；货币不过是一种社会习俗的观点早就是他们的假设。货币是君王所创设的。不过，从上面的词条看，这里需要有一个小小的限定。“符”也可以指“天意与人为的相互一致”。官员由皇帝任命，与此类似，皇帝归根结底由一种更高的权力任命，而他的统治要有效，就必须服从上天的指示。这也就是为什么吉兆称为“符”，也就是上天赞赏统治者的迹象。如果统治者犯了错，上天则会降下自然灾害警示。[162]
中国人的这种思想确实与基督教的思想有些接近。但中国人观念中的宇宙有一个关键性的差异：中国思想传统并不强调凡间和天堂有绝对的鸿沟，拥有与神灵的契约关系因此绝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点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中世纪道教的仪式中。道士要进行一种“画符”的仪式，撕开一张象征着与上天的契约的纸条。[163]它与神奇的护身符相同，师父也许会给他的弟子一张这样的神符。这些东西完全是符木：入门修道者持有一半护身符，另一半据说由神灵保管。这种护身符上面画有图样，据说代表着神灵的书写方式，只有神灵才能理解；书写的内容是委托神灵帮助持有护身符的人，通常是赋予修道者召唤神兵的权利，协助他降妖除魔、治愈病痛，或是取得非凡的能力。不过，护身符也可以像丢尼修的象征物一样成为冥思的对象，修道者可以凭借它最终取得一些有关超越于我们世界之外的不可见世界的知识。[164]
中世纪中国许多最为引人注目的视觉符号都可以溯源到这种护身符——河图（或称阴阳图）似乎就是从中发展而来的。[165]只要看一眼阴阳的符号，就能十分轻易地联想到符木的左右两半（符木的左右两半有时候也叫作“阴阳”两半）。
符木不需要见证人。如果两个裂面可以合到一起，那么所有人都知道缔约双方之间有过协定。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词语适于比作符木的原因：我们有一种默认的协议让词语A对应于概念B。符木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虽然它一开始可能单纯只是友谊或团结的象征，但在后来几乎所有的案例中，持有符木的双方事实上同意建立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也就是债务、义务或服从对方命令的关系。这也就使我们有可能用它比喻物质世界与更为强大、赋予物质世界意义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是同等的，但它们创造出来的是绝对的差异。所以，中世纪基督教神秘学者与中世纪中国的道士都将“符”看作从天而降的只言片语。对于前者而言，这些文字是一种语言工具，让我们得以稍微理解我们根本不可能与之产生互动的存在；而对于后者而言，它们是一种与高级存在互动，乃至制定实际举措的方式。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当我们试图通过债务重新想象世界的时候，总是会陷入困境。债务是平等的两方缔结的一种特别协议，使他们的地位不再平等，直至履行协议之后平等的地位才恢复。在某个层面上看，上述观念不过是这个困境的另一个版本。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在中世纪呈现得尤为尖刻。中世纪的经济几乎可以说是精神化的。由于金银都流入圣地，各地的人们在日常交易中主要使用的是信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财富和市场的论述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有关债务和道德的论述，而有关债务和道德的论述变成了有关我们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本质的论述。我们知道，解决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欧洲和印度，社会回到了等级制度：社会是由牧师、武士、商人和农民构成的等级秩序（在基督教国家只有牧师、武士和农民）。不同等级之间的债务被看作具有危险性，因为它们暗示着双方具有平等的可能性，并往往导致直接的暴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债务的原则通常成了支配宇宙的原则：因果债、母乳债、人与上天缔结的债务契约。从中国历代当局的角度看，所有这些都会产生过分的结果，有可能会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秩序失去平衡。政府有责任时时干涉，保持市场的平稳、公平运作，从而防止新的民众动乱爆发。在伊斯兰世界，神学家认为神时时刻刻在重建整个宇宙，因此市场波动反而仅仅被视为神意的另一种体现。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儒家谴责商人，而伊斯兰教赞赏商人，它们最终都产生了相同的结果：繁荣的中国和伊斯兰社会拥有蓬勃的市场，但创建大型商业银行和工业企业的要素从来没有组合到一起，而这两个经济组织日后将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伊斯兰世界的例子尤为显著。无疑，它产生过许多只有用“资本家”才能确切形容的人物。阿拉伯语中称大商人为sāhibal-māl，意为“资本所有者”。法学理论家可以随意自如地讨论资本的创设和扩张之类的问题。在哈里发王国的鼎盛时期，有的大商人拥有数百万第纳尔，搜寻着有利可图的投资。为什么在伊斯兰世界没有出现现代资本主义？我要着重指出两个因素。首先，伊斯兰教商人似乎是十分严肃地看待他们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市场并不受政府的直接监管；因为契约是个人之间缔结的（理想的形式是“握一握手，望一望天，然后成交”），所以荣誉和信用很大程度上难舍难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人人相互残害的地方不可能有残酷的市场竞争。其次，伊斯兰教还十分严肃地对待利润是风险的回报的原则。这条原则在后来被古典经济学理论奉为圭臬，不过在实践中并没有充分的体现。伊斯兰教认为从事贸易事业的人将自己暴露在风暴与沉船、野人、丛林、大草原与沙漠、不可预知的外国风俗及专制政府的危险之下。设计用于规避这些风险的金融机制被视为不虔诚的表现。这是反对高利贷的一个原因：如果出借者要求收取固定比率的利息，他的收益也就固定下来了。出于类似理由，商业投资者理应分享风险。这使得绝大多数后来在欧洲发展出来的金融和保险形式，在伊斯兰世界不可能出现。[166]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中世纪早期的佛教寺院代表了另一种极端。无尽藏之所以不会耗竭，就是因为通过不断出借资金收取利息而从不动用本金，它们可以有效地保证投资零风险。这就是要点。不同于伊斯兰教，佛教这样做也造就了某种十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司”的实体——我们有一个迷人的法律神话，将这种实体想象成人，不过它不会死去，不用经历纠结的婚姻、繁衍、衰老和死亡。中世纪有恰如其分的话语形容这种实体，它们与天使十分相似。
我们法律上有关公司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中世纪盛期的产物。将一家公司看作一个“拟制人”（personaficta）的法律观念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再熟悉不过。这个拟制人，正如伟大的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所说，“是不死的，可以进行起诉和被起诉，拥有土地，拥有自己的图章，以及制定管理那些组成他的自然人的规则”。[167]这个法律观念最先是1250年在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教会法中确立的。而它最早适用的实体就是修道院——同时还有大学、教会、市政局和行会。[168]
恰巧，将公司看作一种天使般的存在的观念并非我的原创，而是我从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恩斯特·坎托洛维奇（ErnstKantorowicz）那里借用来的。坎托洛维奇指出，所有这些恰好与托马斯·阿奎那发展出天使实际上只是柏拉图式理念的人化的概念同时发生。[169]他写道：“根据阿奎那的理论，每个天使都代表一个物种。”
那么，法学家拟人化的集体（它在法学上是不死的物种）体现出天使所具备的所有特征是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法学家自己也认识到，他们所抽象出来的概念与天使有某种相似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大大小小非物质的、天使般的实体逐渐开始占据中世纪晚期的政治学和法学思想的世界：它们是看不见的，没有年龄，永恒而不朽，有时甚至无所不在；它们拥有一种智力上，或神秘的躯体，堪比天堂里的“精神躯体”。[170]
这些都是值得强调的，因为尽管我们习惯于将公司的存在看作自然的，或者说不可避免的，但从历史上看，公司实际上是奇怪的、外来的创造物。其他伟大的文明传统，无一发明出类似于公司的机制。[171]中世纪的一大特点是，它繁衍出无数形而上的形体。公司是欧洲最特殊的创新，同时也是最持久的。
当然，公司也随着时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中世纪的公司拥有财产，也通常参与复杂的金融协议，但没有例证表明它们是现代意义上的逐利型企业。也许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最接近现代企业的是修士会，尤其是西多会的修道院。这些修道院近似于中国的佛教寺院，周边是磨坊和铁匠铺；它们从事有条理的商业性农业经营，拥有一批“俗世弟兄”为劳动力。这些人实际上是支取薪水的劳工，专事毛织品的纺织和出口。有些人甚至将此称为“修道院资本主义”。[172]尽管如此，只有当商人开始组织起来，参与组建永恒的实体，并以此为方式获取法律或实际的垄断及规避贸易的日常风险时，我们所熟悉的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才真正有了基础。在这一点上最突出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407年国王亨利四世在伦敦特许的商人冒险家协会。虽然这个协会的名称听上去有点浪漫，但它主要的业务是购买英国的毛织品，然后运到佛兰德斯的市场上出售。它不是现代的合资公司，而是一家相当过时的中世纪商人商会。但它提供了一个结构，供老资历、资金充裕的商人向较为年轻的商人提供贷款。协会的商人们设法取得了对毛织品贸易足够的独家控制，保证可观的收益。[173]不过，这种企业随后开始参与海外武装冒险活动，可以说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1]在蛮族继任者统治的国家发行的硬币中，金或银的含量通常不高。结果，这些硬币只能在国王或男爵的统治区域内流通，基本无法用于交易。
[2]关于这一情况，Dockés(1979:62–70)提供了一篇优秀的综述——因为目前对位于法国的罗马奴隶宅邸大小的认知主要来自空中摄影。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自由人群体最终也会变为某种形式的偿债劳役，或者成为被绑定在土地上的农奴（拉丁语中的coloni）。
[3]我们已经看到，Kosambi认为摩揭陀是货币化的巅峰。R.S.Sharma(2001:119–62)论述在笈多王朝（Guptas，280-550年），硬币仍然很常见，之后却突然销声匿迹。但是，即使他关于在那之前流通中的硬币总数并未减少的观点是对的，他自己也指出（ibid：143），这一时期的恒河人口几乎增长到之前的三倍，所以这也标志着硬币数出现稳步下降。
[4]相关综述请见R.S.Sharma1965,Kane1968III:411–61,Chatterjee1971。Schopen（1994）特别强调随着中世纪的发展，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例如，已经发展出将复利计算与部分还款相结合的记账方法。
[5]关于寺庙事务管理的文献对这些细节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当钱被借出后，协议如何在见证人面前被签署、封装并存放在寺庙中；价值是借款两倍的担保品或抵押品应如何被移交，“虔诚的杂役僧侣”应如何被分配管理这些投资；等等（Schopen1994）。
[6]来自阿拉伯语“第纳尔”（dinar），相应地来自罗马语“便士”（denarius）。尚不清楚那时这样的总金额是否实际用硬币支付：例如，一份早期寺庙手册在讨论可能被转入无尽藏并有息贷出的物品时，提到它可以是“金银，不论被制成硬币、完成加工或是原料状态，不论量大或量小，不论是纯金纯银还是合金制品，也不论是否被制成成品或半成品的器皿形式”［Gernet1956（1995:165）中的MahāsāmghikaVinaya］。
[7]Fleet1888:260–62在Schopen1994:532–33中的译文。佛教是建立在对一切世俗联系皆为无常这一认知之上的，那么，若对佛教内出现的永恒概念进行如此强调，你就不需要谈论其所具有的讽刺意味。
[8]商业贷款被记录在卡尔（Karle）的一座西印度寺庙中的经文中（Levi1938:145;Gernet1956[1995:164];Barreau1961:444–47）；后来的泰米尔（Tamil）寺庙中的集合（Ayyar1982:40–68,R.S.Sharma1965）。尚不清楚这些是商业贷款，还是更像后来的佛教习俗jisa。这一习俗在中国西藏、不丹（Bhutan）和蒙古仍然流行：希望支持某一特定仪式或者某一教育项目的一个人或一组人或一家人，可能收到一笔“永久的”500卢比的贷款。随后的一年，他们会被期望支付800卢比来组织这一仪式。尽管“贷款”可被转移，这一责任还是会在随后被继承（Miller1961,Murphy1961）。
[9]Kalhana,Rajatarangini7.1091–98；参见Basham1948,Riepe1961:44n49。僧侣显然属于邪命外道，在那一时期仍然存在。
[10]关于“黑暗世”（Kaliage）的往世书（Puranic）描述，参见Naskar1996,R.S.Sharma2001:45–66。黑暗世似乎是后来婆罗门对从大约亚历山大的统治到中世纪早期这一段时间的称呼，它是一个不安全的、动荡的时代，外来王朝统治着大部分印度，种姓等级制度受到了广泛的挑战或反对。
[11]Manusmrti8.5.257。值得注意的是，对其他人的债务在这些文献中完全消失了。
[12]Manusmrti8.5.270–72。如果侮辱了再生组种姓中的一员，首陀罗的舌头也会被割掉。
[13]R.S.Sharma1958,1987,Chauhan2003.
[14]“即使首陀罗被他的主人释放，他也无法摆脱奴役的状态，谁能剥夺他的天生状态呢？”（Manusmr3ti,YājñavalkyaSm3rti8.5.419），或者甚至“首陀罗不论通过购买与否，都必须被贬为奴，因为神创造他们就是为了服务别人”（8.5.413）。
[15]考底利耶允许商业贷款的利率设为60%，“包含穿越森林旅程的生意”的利率可以设为120%，包含海上船运的生意的利率可以设为240%（Arthasastra3.11；一部后来的法典YājñavalkyaSmrti2.38也遵从这点）。
[16]YājñavalkyaSmrti2.37,Manusmrti8.143,Visusmrti5.62，参见Kane1968III:421。
[17]R.S.Sharma1965:68。相似地，早期的法典说明任何借债违约的人，都会转生为债主家庭的奴隶，甚至是动物：一部后来的中国佛教文献更为精确，它规定违约金额每达到8文钱，一个人就必须有一天作为牛；或者违约金额每达到7文钱，这个人就有一天作为马（Peng1994:244n17中的ZhuangChun）。
[18]Dumont(1966).
[19]GyanPrakash(2003:184)对殖民时期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当一次性的种姓阶级制度开始被视为债务奴役后，次等种姓的人就变成了具有同等权利的人，只不过他们的权利被暂时“中止”了。
[20]公平起见，也可以说欠债的农民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因此更有能力组织起义。关于中世纪印度发生的民众叛乱，我们知之甚少［可参见Guha(1999).Palat(1986,1988:205–15;Kosambi1996:392–93)］op……，但是如果和欧洲对比，这种叛乱发生的总数是相对较少的。
[21]“没人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了多少次起义。在613年至615年的短短三年间，官方记录的起义就有几千次，平均每年差不多发生1000起（656年，WeiZ.）。在1629年至1644年，Parsons认为中国发生了多达234185次起义，平均每天43起，即每小时爆发1.8次。”（Deng1999:220）
[22]根据Deng(1999)的内容。
[23]Huang1999:231.
[24]这些贷款似乎是储存食物的国家粮仓逻辑的延伸。有些出售是战略性举措，用来压低价格；有些在饥荒时期免费分发；有些以很低的利息贷出，为借款人提供另外一种选项。
[25]Huangopcit;cf.Zhuoyun＆Dull1980:22–24。关于他复杂的货币改革：参见Peng1994:111–14。
[26]一般来说，贷款利率最高被限制为20%，禁止使用复利。中国政府最终也采用了印度的原则，即利息不能超过本金（Cartier1988:28;Yang1971:92–103）。
[27]Braudel1979;Wallerstein1991,2001.
[28]我在这里特别借鉴了BoyBinWong(1997,2002;alsoMielants2001,2007的工作。诚然，大多数布罗代尔派仅仅把后来的明朝等朝代视为完全体现了这一原则，但是我认为实际的年代可能更早。
[29]因此，例如，尽管市场自身被认为有利，政府也会系统性地加以干预来阻止价格波动，在大宗商品便宜的时候囤积，当价格上涨时出售。在中国历史上，有些时期的统治者与商人达成一致，但结果通常导致严重的民众抵制（Deng1999:146）。
[30]关于讨论可比生活标准的大量文献，Pommeranz1998,提供了简介。在印度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它实际上做得很好。
[31]Zürcher1958:282.
[32]Gernet1956(1999:241–42)；接下来的讨论，参见Gernet1960,Jan1965,Kieschnick1997,Benn1998,2007。
[33]根据原文注释，此为北宋僧人赞宇（919-1001年）的诗句。译者采用直译，原诗句殊难查考。——编者注Jan1965:263中引用的赞宁（919-1001年）的话。其他人诉诸菩萨和虔诚的国王们的历史，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变为赠礼。比如，有一位国王在发生饥荒时迅速死去，变为一座肉山，充满数以千计的头颅、眼睛、嘴唇、牙齿和舌头，经过一万年的时间，无论人和动物吃下多少，剩余的仍然变得越来越多（Benn2007:95,108;cf.Ohnuma2007）。
[34]Gernet1956(1995:245)引用的TuMu的话。
[35]这可能有些令人吃惊，因为这一词语在当代西方的大众中被频繁使用，“业报”变成了新时代的陈词滥调。但是在欧美国家中，它似乎引起了比在印度更加有直觉性的回响。尽管在印度传统中，债务和罪孽有密切联系，但是大多数早期的佛教流派回避了这一概念，主要因为它意味着自我的延续，而这在佛教流派看来是暂时的，最终是虚幻的。正量部（Sammitiya）被称为“个人至上”，因为他们确实相信持续存在的自我。他们是例外，由此发展出了aviprānaśa的概念，即善行和恶行的结果（业）的“持续就像一页纸，债务刻在上面”，成为组成自我的无法察觉的元素，从一次生命传递到另一次（Lamotte1997:22–24,86–90;Lusthaus2002:209–10）。如果这一观点不是被著名的大乘佛教（Mahayana）思想家龙树（Nāgārjuna）提起（龙树将它与“不朽的借据”进行对比），它可能随着该流派一起消失了（Kalupahana1991:54–55,249;Pasadika1997）。他的中观（Mādhyamaka）派相应变成了中国的三论宗（Sanlun或ThreeTreatise）；业报的概念尤其被信行（Hsin-Hsing）僧人（540-594年）所创的“三阶教”（ThreeStages）或“三阶宗”（ThreeLevels）采用（Hubbard2001）。
[36]CommentaryontheDharmaoftheInexhaustibleStorehouseoftheMahay-anaUniverse，Hubbard(2001:265)所译，根据Gernet(1956[1995:246])进行了少许修改。
[37]InHubbord2001:266.
[38]配克为英制容积单位，1配克=8.809768升。——编者注
[39]Cole1998:117中的道士。Cole的书关于此文献提供了出色的综述（也可参见Ahern1973,Teiser1988,Knapp2004,Oxfeld2005）。有些中世纪文献专门聚焦于母亲，其他的聚焦于父母。有趣的是，对母亲的无限的、无法偿还的“哺育债”的概念，也出现在土耳其（White2004:75–76）。
[40]Baskind2007:166中引用的SutrafortheRecompenseofGratitude。我把“40亿年”翻译成“劫”（kalpa），实际上应该是43.2亿年。我也把指代父母的“他们”改为了指代母亲的“她”，因为上下文讲述的是一个男人为他的母亲割掉身上的血肉。
[41]中国佛教徒并不是当铺的发明者，但他们似乎率先大规模地支持当铺。关于典当业的整体起源，参见Hardaker1892,Kuznets1933。对中国情况的专门论述：Gernet1956（1995:170–73），Yang1971:71–73,Whelan1979。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类比中，欧洲第一家“正式”当铺也出于类似的目的诞生于修道院：15世纪，在意大利由方济会修士（Franciscan）创建的montidipieta，即“怜悯银行”（Peng1994:245也提到了类比的例子）。
[42]Gernet1956[1995:142–86],Ch'en1964:262–65;Collins1986:66–71;Peng1994:243–45道观在这一时期同样数量大增，但它们似乎禁止提供贷款（Kohn2002:76），部分原因可能是为了以示区别。
[43]Gernet1956（1995:228），他在其中的论述十分著名：“无尽藏的捐赠人是股东，但并不是在经济范畴内，而是在宗教范畴内。”据我所知，RandallCollins(1986)是唯一彻底接受这是资本主义早期形式这一假设的当代学者，在后来的中世纪欧洲，他也看到了类似的寺院资本主义。中国历史学倾向于认为最初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后来的宋朝才出现，宋朝对商人的态度要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为友好。之后的明清彻底接受了市场，但是坚决拒绝了资本主义。关键的问题在于组织劳动者，并且这一点在唐朝仍然有些模糊。并没有可用的统计数据，但即使有，也很难知道“农奴”“奴隶”“雇用劳工”在当时的真实含义。
[44]关于土地回收和寺院奴隶，参见Gernet1956（1995:116–39），Ch'en1964:269–71。
[45]“据说这种慷慨行为的目的，是减轻穷人和孤儿的压力。但事实上，除了过度和欺诈，它什么也不是。这并不是一项合法的生意”Gernet1956(1995:104–5,211)。
[46]Gernet1956(1995:22).
[47]参见Adamek2005,Walsh2007。
[48]这可能是像真理、公平和自由这样的抽象概念都以女性指代的原因。
[49]在13世纪，马可·波罗对中国南部省份云南情况的观察：“但是当他们彼此间要做生意时，他们会拿一根圆的或方的木棍，将它一分为二。一个人拿走一半，另一个人拿走另一半。但是在他们将木棍分开之前，他们会在上面刻两三下，或者任意一个他们想刻下的数。于是，当一个人要付钱给另一个人时，他付钱或其他形式的货币，并拿回另一个人持有的一半木棍。”（Benedetto1931:193）也可参见Yang1971:92,Kan1978,Peng1994:320,330,508,Trombert1995:12–15。根据Kan，这种类型的计数凭证诞生于文字之前。据传说，黄帝的大臣同时发明了文字和计数合约。
[50]Graham1960:179.
[51]实际上，古人也注意到了这种相似性：老子（《道德经》第27章）提到“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最著名的是，他坚持认为“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第79章）。
[52]或者最好说，把它们一下子从寺庙债务转为道德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实际上意味着他最终得到了奖励（Peng1994:100）。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符”这个字意为“计数”，也有“作为被上天任命的信物，而授予王子的吉兆”这一含义（Mathews1931:283）。类似地，Peng提到了《战国策》中的一段内容，关于一位贵族想要获得大众的支持：“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ibid：100n9）。关于西藏的类似例子，参见Uebach2008。
[53]英格兰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早期的契约模仿计数棒被一分为二：“契约佣工”（indenturedservant）这一短语即来自这一做法，因为他们都是合约劳工。该词实际上来自被用作合约的计数棒上的压痕（indentation）或刻痕（Blackstone18271:218）。
[54]L.Yang1971:52;Peng1994:329–31。Peng敏锐地指出，“匹配计数棒以收回现金的方法，实际上是借钱使用的流程的副产品，只是基于贷款期限的行为被转变成基于空间的行为”（1994:330）。
[55]它们被称为“寄存店”，L.Yang(1971:78–80)把它们叫作“银行原型”。Peng(1994:323–27)指出，至少在唐朝，商人和旅人按这种方式的做法已经在运转，但是政府实施了严格管控，防止银行家把资金进行再投资。
[56]这一做法始于四川，那里有特有的货币形式，用铁而非铜制作，因此要笨重得多。
[57]Peng1994:508,also515,833。这些与中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流通的代币极为相似。
[58]拥护该观点最重要的学者是vonGlahn［1994，尽管Peng（1994）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并且它不论是否受欢迎，似乎在经济学家中也很流行。
[59]图表来自MacDonald2003:65。
[60]在招人痛恨的第一个朝代，记录法家的统治时，最常采用的一幅图景就是他们在建造巨大的铜锅，会在上面把每条法令都公开、清晰地写出，然后用这些铜锅将犯人活生生地烹煮。
[61]关于转化过程，参见Bulliet1979（也可见Lapidus2003:141–46）。Bulliet也强调（ibid：129），大量转化的主要效果，在于使政府作为信念的保护者和增强者的表面合理化工作变得愈加神圣。对哈里发和政治领袖的大众支持，仅在一些时期才重新出现，比如十字军东征期间，或者在西班牙的收复失地（reconquista）时期，此时伊斯兰自身似乎遭受了攻击。当然，出于类似的原因，这和当前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面临的情况相同。
[62]“大多数时间，较低的圈子用人头交税，并照顾自己。相似地，政府收税，并提供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除此之外，政府忙于自己的事务：外部战争、资助学习、艺术、充满奢华卖弄的生活。”（Pearson1982:54）
[63]这一格言归因于先知自己，出现在al-Ghazali的Ihya'，kitabal-'Ilm，284，其后是一长串类似的陈述：“Sa'idBinMusaiyab说，‘当你看到宗教学者拜访王子，远离他，因为他是一个小偷’。Al-Auza'i说，‘对安拉真主来说，没有比拜访官员的宗教学者更让他憎恶的事情’……”等等。这一态度绝没有消失。例如，伊朗的绝大多数阿亚图拉（ayatollah）反对建立伊斯兰国家，理由是这将会侵蚀宗教。
[64]Lombard1947,Grierson1960。它通常作为拒绝使硬币“贬值”的明智政策出现，但是它可能同样会被解读为哈里发的签名并没有增加额外价值。1294年，在巴士拉（Basra）进行的中国式纸币实验失败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接收仅由国家信用做担保的货币。（Ashtor1976:257.）
[65]MacDonald2003:64。这逐渐变得不被支持，伊斯兰国家采用了更为典型的中世纪iqta'体系，即士兵被许诺获得特定领土的税收。
[66]此后，除了在暂时的、不寻常的情况下［例如，被满族人（Manchus）征用，或者在巴巴多斯（Barbados）］，两者均没有奴隶被征用为士兵。
[67]值得注意的是，（1）832年的“调查”，阿巴斯（Abbasid）试图控制乌理玛（ulema）的尝试失败；（2）最重要的阿拉伯帝国（Caliphate）的子民变为伊斯兰教众的大量转化过程，峰值出现在825至850年；（3）阿巴斯军队中土耳其奴隶士兵明确的崛起，通常被认为发生在838年。这三种情况在时间上能够大致吻合。
[68]Elwahed1931:111–35。如他所说（ibid：127），“自由的不可剥夺性，是伊斯兰教基本的、无可争议的原则之一”。父亲无权卖掉自己的孩子，个人无权卖掉自己——或者如果他们这么做，至少没有法庭会认可随之而来的所属关系。我得指出，这与后来在欧洲发展的“自然法律”方法形成了截然对立。
[69]这里当然存在争议：包括一些当代反对伊斯兰经济运动的穆斯林学者在内，部分学者坚称被《古兰经》明确谴责的riba最初并非指代“利息”，而是指代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为了惩罚逾期支付而将欠款翻倍的阿拉伯实践，而对利息的全面谴责是错误的解读（例如，Rahman1964,Kuran1995）。我绝无意参加这一讨论，但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这就表明对高利贷的禁止真的作为对伊斯兰教创建过程的一部分在伊拉克出现，而这将强化我的整体论述。
[70]我们拥有的最佳记录，来自12世纪埃及藏经库（Geniza）的犹太商人群体，他们讲述了即使在彼此之间的交易也被禁止收取利息。我们能有规律地发现收取利息的一个区域，它也是大量实施压制的一个区域：与国王、维齐尔（vizier）和官员做生意，他们经常借入大额有息资金，尤其是从犹太或基督徒银行家那里借入（但并不只向这两者借钱），用来为军队付钱。接受这样非法贷款的要求是一项危险的生意，但是如果拒绝的话后果会更糟（关于阿巴斯的例子，参见Ray1997:68–70，主要来自Fischel1937）。
[71]如果一个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收取利息，那么他也有一整套合法的借口（称为hiyal）可以使用：以放贷金额去购买借款人的房子，然后向借款人收取租金，之后允许他们用同样的价格将房子买回；让借款人同意每个月购买特定的产品，然后把它以折扣价卖给债主；等等。伊斯兰教有些法律流派彻底禁止这些做法；其他的则仅仅是不赞成。过去曾经假设这些方法被广泛应用，因为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假定利息是构成信贷的必要元素，但是晚近的研究表明，并无证据支持它们被普遍应用（要获得过去的看法：Khan1929；最近的看法：Ray1997:58–59）。
[72]Labib1969:89中引用的Mez1922:448。注意，在巴士拉这座城市的市场中，每个人都用支票付钱。一个世纪后，当蒙古人尝试引入政府发行的纸币时，遭遇了极为顽强的抵制。sakk一词顺便成了英文“支票”的来源。而关于sakk的来源则众说纷纭：Ashtor(1972:555)认为它们来自拜占庭；Chosky(1988)认为它们来自波斯。
[73]关于在12世纪的埃及，犹太商人中的经济做法，Goitein(1966,1967,1973)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综述。几乎每一笔交易都包含一定程度的信贷。那时的支票甚至和今天使用的极为类似，得到了普遍使用——但是装满金属硬币的封口袋子在每日交易中更为常见。
[74]但是，很显然政府有时用支票付工资（TagEl-Din2007:69.）。无疑，对于政府在这一切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轻描淡写：例如，曾经有建立中央政府银行的尝试，当然，这通常是原则上的承诺，即政府应该实施商业标准和规定。
[75]Udovitch1970:71–74.
[76]Udovitch1975:11中的Sarakhsi，他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出色的论述。类似的论述可见Ray1997:59–60。
[77]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学生肯定会对此有兴趣。布尔迪厄根据他对阿尔及利亚的卡彼勒社会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在这样的社会中，男性的荣誉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它和经济意义的资本类似，但是更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将荣誉变成金钱，但是无法将金钱变成荣誉（布尔迪厄1977，1990）。的确，上面的文献并没有直接这样说，但是你不禁会想这里面有多少是布尔迪厄自己的观点，有多少只是简单反映出给他提供信息的人的常识。
[78]采纳K.N.Chaudhuri(1985:197)的观点。伊斯兰教的扩张由苏菲派（Sufi）兄弟会和法学者引领，许多商人兼任其中之一或全部。这里的学界文献格外丰富。例如，可参见：Chaudhuri1985,1990;Risso1995;Subrah-manyam1996;Barendtse2002;Beaujard2005。
[79]见Goody1996:91。
[80]M.Lombard2003:177–79.
[81]Burton的翻译：1934IV：2013。
[82]更进一步，官员们雇用了私人银行家，在转移税务支付及藏匿非法收益时，他们自己也大量使用suftaja等信贷工具（Hodgson1974I:301,Udovitch1975:8,Ray1994:69–71）。
[83]“对于穆罕默德（Mohammed）来说，这种对市场的自然调节对应着普适的调节。价格的起伏，就像黑夜伴随着白天，潮落伴随着潮起，强征价格不仅对商人不公平，也是事物自然顺序的紊乱。”（Essid1995:153）
[84]只有屈指可数的例外，比如发生了灾害，然后大多数学者坚持认为，直接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要好于干预市场。参见Ghazanfar＆Islahi2003,Islahi2004:31–32；关于穆罕默德对价格形成的观点，参见Tuma1965,Essid1988,1995。
[85]Hosseini1998:672,2003:37：“两者均表明，比如狗等动物，并不会用一块骨头去交换另一块。”
[86]Hosseini1998,2003。斯密说他自己拜访了一家这样的工厂，这可能是真的，但是18个步骤的例子，最初出现在20年前，即1755年出版的法国百科全书第5卷的“Epingle”词条。Hosseini还指出，“在斯密的个人图书馆中，藏有一些中世纪波斯（和阿拉伯）学者著作的拉丁文版本”（Hosseini1998:679），这暗示了斯密可能直接从原文中摘抄了它们。其他关于后世经济学理论的伊斯兰前身的重要资料包括：Rodison1978,Islahi1985,Essid1988,Hosseini1995,Ghazanfar1991，2000，2003，Ghazanfar＆Islahi1997,2003。启蒙时代的大量思想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哲学，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例如，笛卡儿（Decartes）的cogito似乎来自IbnSIna（又名Avicenna），休谟（Hume）的相关性自身并不代表因果关系的著名观点，见于加沙里。我自己注意到ImmanuelKant关于启蒙的定义，出自14世纪波斯诗人Rumi笔下的一只魔法鸟之口。
[87]Tusi'sNasireanEthics,inSun2008:409.
[88]Ghazanfar＆Islahi2003:58;Ghazanfar2003:32–33.
[89]所以，比如在加沙里的道德原则中，我们发现“当买家与贫穷的卖家讨价还价时，要仁慈；与富裕的卖家交易时，要严格”，以及“一个人应该愿意卖给没有财产的穷人，并延长对他们的信贷，且不指望还钱”［Ghazanfar＆Islahi1997:22中引用的加沙里的《圣学复苏》（UlumalDin）II：79-82］——后面这一段当然让人想起《路加福音》6:35。
[90]GhazaliinGhazanfar＆Islahi1997:27.
[91]Ibid：32。
[92]Ibid：32。
[93]Ibid：35。关于中世纪伊斯兰教的邮差：Goitein1964。这里和加沙里的立场相似，毫无疑问受到亚里士多德NicomacheanEthics（1121b）的影响：既然金钱是用来辅助交易的社会习惯，把它转向高利贷就违背了它的目的。但是它最终的重点很不一样，与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述更为接近，即金钱基本上是一种衡量尺度，被高利贷扭曲，并且根特的亨利（HenryofGhent）论述“金钱是交易中的介质，而非终点”就不令人意外了，因为Aquinas可能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Ghazanfar2000）。
[94]很难过分强调这一点。著名的“拉弗曲线”（LafferCurve）——里根（Reagan）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尽力论述降税会刺激经济活动从而增加政府收入的依据——也经常被称为Khaldun-Laffer曲线，因为IbnKhaldun在1377年出版的Muqaddimah一书中，将其作为通用原则而率先提出了这一曲线。
[95]关于“中东资产阶级”的崛起，参见Goitein1957。
[96]“宣布贬值”的实际作用相当于加税，因为需要为以先令计数的税款支付更多的埃居。因为工资用磅、先令和便士支付，这也有提升收到的工资价值的作用，因此这一举措通常都会受到欢迎。“宣布升值”则相反，它有降低计价单位作用的效果。对于减少国王或其盟友用该计价单位衡量的个人债务，这一举措很有效，但它也会降低工薪阶层的收入，所以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通常会反对这一举措。
[97]Langholm1979,Wood2002:73–76.
[98]关于介绍高利贷的教父文献：Maloney1983;Gordon1989;Moser2000;Holman2002:112–26;Jones2004:25–30。
[99]Matthew5:42.
[100]恺撒利亚（Caesarea）的圣巴西略，HomiliaIIinPsalmumXIV（PG29,268–69)。
[101]如前引述。
[102]如前引述。
[103]安布罗斯DeOfficiis2.25.89。
[104]安布罗斯《论托比特书》15:51。参见Nelson1949:3–5,Gordon1989:114–118。
[105]尽管并非全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帝国奴隶的主要供应方是帝国之外的日耳曼野蛮人，他们通过战争或债务被获取。
[106]“如果每个人，”他写道，“在其个人财富中拿走满足自身需求的物质之后，能够将多余的物品留给那些缺乏的人，就不会再有富人或穷人。”（见IlliudLucae49D）巴西略自己出身贵族，但是他卖掉庄园，把所得分配给了穷人。
[107]HomiliaIIinPsalmumXIV(PG29,277C)。参考是《箴言篇》19.17。
[108]Summa8.3.1.3：“既然优雅是自由获得的，它就去除了债务的概念……债务绝不会在任何一个层面上暗示上帝欠另外的生物任何东西。”
[109]Clavero（1986）把这视为关于合约本质的基本冲突，因此它也是欧洲历史上人际关系的法律基础：高利贷，以及延伸而来的利润，会受到公开谴责，但是它作为封建制度关系基础的租金却从未受到质疑。
[110]Gordon1989:115.“商业”，Cassiodorus（485-585年）写道，“除了是把能够低价买入的物品以高价卖出，还能是什么呢？因此商人是可憎的，他们一点儿也不考虑上帝的公平，用背信弃义而不是价值来增加他们的货物。主把他们从神殿中驱逐，说，‘不要让我的天父的房子变成贼巢’”（见Langholm1996:454）。
[111]关于犹太人涉及高利贷的法律传统，参见Stein1953,1955;Kirschenbaum1985。
[112]Poliakov1977:21.
[113]Nelson（1949）假设“例外”经常被用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Noonan(1957:101–2)坚持认为它仅仅被用在“异教徒和无信仰者身上，尤其是萨拉森人（Saracen）”，而有些人认为甚至不会对这些人使用。
[114]有保障部分利率最高到52%，无保障部分最高可达120%（Homer1987:91）。
[115]专门用来关押借债人的监狱，在1263年之后才在英格兰出现，但是对借债人进行监禁的历史要长得多。犹太放债人似乎受雇作为将虚拟的信贷货币转变成实体硬币的手段，他们从无力偿债的借债人那里收走传家宝，然后转交给皇家造币厂。他们也从违约的借债人手中获得大量的土地，最终，大部分土地流转到男爵或寺院的手中（Singer1964;Bowers1983;Schofield＆Mayhew2002）。
[116]温多弗的罗杰（RogerofWendover），FlowersofHistory（252-53）。罗杰没有写出受害者的名字。在后来的一些版本中，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在其他一些版本里，他叫伊萨克。
[117]MatthewPrior，见于Bolles1837:13。
[118]或者就此而言，甚至尼采对自残公正性起源的想象也是如此。那是对真正发生在犹太人身上暴行的一个缩影，而尼采写作时所处的时代，实际的“野蛮人”因为无法向殖民地税务当局偿付债务，遭受的惩罚通常是类似的折磨和残害。这种情况后来在利奥波德（Leopold）的比属刚果成为最臭名昭著的丑闻。
[119]Mundill(2002),Brand(2003).
[120]Cohn1972:80.
[121]PeterCantor，见于Nelson1949:10–11。
[122]例如，当英国犹太人最终在1290年被驱逐后，是一家来自卡奥尔（Cahors）的公司接收了他们的财产。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伦巴第族人（Lombard）和卡奥尔人（Cahorsin）自己也要依赖皇家的恩惠，处境并不比犹太人强多少。在法国，国王们似乎对犹太人和伦巴第族人交替进行财产剥夺和驱逐（Poliakov1977:42）。
[123]Noonan1957:18–19;LeGoff1990:23–27.
[124]“如我所言，有两种获得财富的方式，一种是家务管理，另一种是零售交易。前一种是必要的、令人尊敬的，而主要通过交易的方式则应该被指责，因为它是违背自然的。在这种模式中，一个人从其他人身上获利。有最充足的理由、应该最为憎恨的形式，就是高利贷，它并不通过金钱的自然目的获利，而是通过金钱本身实现这一点。因为钱本应被用在交易中，而不应通过利息增值。‘利息’（tokos）一词的含义是由钱生钱，被用在钱的繁殖上，因为后代就和父母一样。因此在所有获得财富的方式中，这是最违背自然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8b）《尼各马可伦理学》（1121b）也持同样的谴责态度。有关亚里士多德派学者对待高利贷的传统态度，最佳综述分析为：Langholm1984。
[125]Noonan1957:105–12;Langholm1984:50.
[126]失去的收入的技术名词为lucrumcessans：参见O'Brien1920:107–10,Noonan1957:114–28,Langholm1992:60–61;1998:75;Spufford1989:260。
[127]日耳曼商人在汉萨同盟（Hanseaticalliance）的波罗的海城市也这么做。关于美第奇（Medici）银行可作为一个合适例子的讨论，参见deRoover1946,1963,Parks2005。
[128]威尼斯（Venice）是此类事情的先锋，那里的情况很有说服力：不存在商人公会，只有手工业者公会，因为公会的形成原本是为了保护参与者免受政府的欺压。在威尼斯，商人就是政府（MacKenney1987;Mauro1993:259–60）。
[129]他们被指责为异端和鸡奸者：参见Barber1978。
[130]无法“证明”欧洲汇票的诞生是受伊斯兰教的启发，但是考虑到在地中海两岸进行的交易体量，否认这一点似乎也很奇怪。Braudel（1995:816–17）提出这一想法一定是通过犹太商人传播到欧洲的，因为我们知道犹太商人已经在埃及常年使用汇票。
[131]关于汇票：Usher1914;deRoover1967;Boyer-Xambeu,Deleplace,andGillard1994;Munro2003b:542–46;Denzel2006。存在无数种货币，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随时被“宣布升值”、“宣布贬值”或者出现价值波动。汇票还能使商人高效地参与汇率投机，并且只要有可能通过开出一张几个月到期的汇票，去支付另一张不同的、总额稍低的汇票，甚至就可以避开高利贷禁令。这被称为“干交易”（dryexchange）（deRoover1944），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越发怀疑，导致出现了又一轮规避法令的金融创新。值得指出的是，此类商业贷款的利率通常极低：最高为20%，与消费者贷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此类交易风险逐步变低的标志（参见Homer1987，了解利率的历史）。
[132]Lane1934.
[133]“在诸如奴隶劳工的组织、殖民地的管理、帝国治理、商业机构、航海技术和导航、舰炮射击等许多方面，意大利城邦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的直接先驱。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的形成，意大利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分走了绝大部分利润。”（Brady1997:150）
[134]似乎他们首先使用的是希腊农奴，时而使用在十字军东征中俘虏的阿拉伯人，只有在后来才开始使用非洲人。不过，这一经济模式仍然最终由葡萄牙商人带到像加那利群岛这样的大西洋岛屿，并最终带到加勒比海（Verlinden1970,Phillips1985:93–97,Solow1987,Wartburg1995）。
[135]Scammell1981:173–75.
[136]Spufford1988:142.
[137]关于冒险的概念：Auerbach1946,Nerlich1977。
[138]Duby（1973）提出了这一观点。“圆桌”最初是一种锦标赛类型，尤其是在14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种锦标赛明确变成了对亚瑟王场地的模仿，已经司空见惯，骑士们扮演亚瑟王中的角色参加比赛：Galahad,Gawain,Bors,etc。
[139]这一时代也是发生技术变革的时代，尤其是十字弓的发明及职业军队的崛起，这开始使骑士在战争中的角色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Vance1973）。
[140]Kelly1937:10.
[141]参见Schoenberger2008，提供了最近的并且有吸引力的看法：将在希腊和罗马建立市场时战争动员学的角色，与中世纪盛世期（HighMiddleAge）的西欧进行对比。
[142]Wolf1954.
[143]最初由Vance（1986:48）提出的观点。这一相似性在日耳曼诗人WolframvonEschenbach可能于20年后完成的Parzifal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里面的骑士［在伊斯兰的参考文献中是军团（Adolf1957:113）］“自由地游荡，穿过西班牙、北非、埃及、叙利亚，到达巴格达、亚美尼亚、印度、锡兰”（Adolf1947,1957），即当时仅通过贸易才被欧洲人知晓的地区。认为在极少数场合出现的实际商人从来不是有同情心的角色这一事实，缺乏支撑依据。
[144]Wagner，DieWibelungen:WeltgeschichteausderSage(1848)——翻译成中文是“传说中的世界史”。我所考虑的Wagner的论述，来自MarcShell所写的另一篇出色的、可能有些夸张的论文：《对圣杯的说明》（“AccountingfortheGrail”）（1992:37–38）。Wagner的论述实际上更为复杂：它关注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尔巴罗萨（FrederickBarbarossa）尝试征服意大利城邦的失败，以及抛弃了他认为财产只能来自国王的原则；而我们拥有的是伴随着金融抽象概念，商业私人财产的崛起。
[145]Shell把圣杯看作在一个“刚刚开始出现支票和信贷”的时代，对丰饶之角、无尽钱包等古老概念的变形——注意它和圣殿骑士（Templar）传说的联系，以及克雷蒂安［Chretien，他的名字意思是“基督徒”（Christian）］由于这一原因很可能曾经是皈依的犹太人。Wolfram还宣称他是从犹太文献中获得的这一传说（Shell1992:44–45）。
[146]就和中世纪几乎所有宏大的帝国建筑工程都不是来自职业军队，而是来自游牧民族一样：阿拉伯人、蒙古人、鞑靼人（Tatar）和土耳其人（Turk）。
[147]《尼各马可伦理学》，1133a29–31。
[148]他不但把金钱比作邮差，也将其比作“统治者”，站在社会之外统治并管理我们的交流互动。有趣的是，托马斯·阿奎那可能直接受到加沙里的影响（Ghazanfar2000），他确实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金钱是人们很容易改变的社会习俗这一论述。在中世纪后期，有一段时间这成了主要的天主教观点。
[149]据我所知，唯一曾经指出这种联系的学者是伯纳德·佛尔（BernardFaure），他是一个研究日本佛学的法国学生：Faure1998:798,2000:225.
[150]后来，随着现金交易变得更加常见，这一名词被用在作为预付金（downpayment）的小额现金上，相当于英文中的“定金”（earnestmoney）。关于通常意义的symbola：Beauchet1897;Jones1956:217;Shell1978:32–35。
[151]Descat1995:986.
[152]亚里士多德《解释篇》（OnInterpretation，1.16–17）。Whitaker（2002:10）因此论述，对于亚里士多德“一个词语的含义由习惯决定，就像符木、代币或票据的重要性由相关方达成的共识决定”。
[153]《尼各马可伦理学》，1133a29–31。
[154]但是他们相信这些公式加总为或“聚集成”神秘宗教揭示的秘密真相的本质——“symbolon”来自动词symballein，意为“聚集、放在一起或比较”。
[155]Müri1931,Meyer1999。关于此类symbola，我们掌握的唯一知识来自基督教文献。后来的基督徒采用了自己的symbolon信条（theCreed），后来它在整个中世纪成为“符号”（symbol）一词的主要指代对象（Ladner1979）。
[156]或伪丢尼修，因为真正的亚略巴古的丢尼修是1世纪的雅典人，他被圣保罗（St.Paul）转化为基督教徒。伪丢尼修尝试把新柏拉图主义（它的看法是哲学是将灵魂从物质中解放出来，与神重新统一的过程）和基督教正统学说协调一致。不幸的是，他最相关的著作《象征神学》（SymbolicTheology）已经遗失，但是他存留下来的其他著作都或多或少与这个话题有关。
[157]InBarasch1993:161.
[158]伪丢尼修，OntheCelestialHierarchy，141A-C。关于丢尼修象征符号理论的一般介绍及其影响，参见Barasch1993:158–80，以及Goux1990:67,Gadamer2004:63–64。
[159]他对它们的称呼和圣餐类似，为“以象征形式赠予我们的礼物”。OntheCelestialHierarchy，124A.
[160]作者此处所引汉语词典名称不详。——编者注
[161]Mathews1934:283。比较symbolon的定义：（1）符木，即关节骨或其他物品的两半或对应部分，两位朋友或任意合约的双方将其一分为二，每一方保存一部分，作为身份证明。（2）其他具有相同目的的设计，例如蜡制密封印鉴。①作为身份证明使用的任一标记。②保证。③代币，尤其是有信誉的。采用LiddellandScott1940:1676–77，没有这些例子，而是希腊语中指代“关节骨”和“朋友”的词被翻译为英语。
[162]Rotours1952:6关于“符”（或“契”，债务计数棒的另一个名字，可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被当作“代币”使用）的更一般性的论述：Rotours1952,Kaltenmark1960,Kan1978,Faure2000:221–29:Falkenhausen2005。
[163]这里存在着某种奇怪的张力：天意在特定意义上也指民意，根据强调点的不同，中国思想家分为许多流派。比如，荀子假设皇帝权威的基础是人民的信心。他也论述道，在真正公正的皇帝的统治下，符木匹配保障的契约能够维持人民的信心，尽管如此，社会信任会使这样的物品变得没必要存在（Roetz1993:73–74）。
[164]Kohn2000:330。日本的情况也很类似：Faure2000:227。
[165]在《道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Taoism）中，它们被描述为“图表，被设想成天界文字的一种形式，它们的力量来自赐予它们的神灵在天界保留的对应物的匹配”（Bokenkamp2008:35）。关于道教的“符”：Kaltenmark1960;Seidel1983;Strickmann2002:190–91;Verellen2006；关于佛教的对应概念，参见Faure1998;Robson2008。
[166]Sasso1978；阴阳符号的起源仍是不清楚的、有争议的，但是我咨询过的汉学家（Sinologist）认为这是可行的。在当代中文中，用于指代“symbol”的词是“符号”，它直接源于“符”。
[167]在我参与关于“为什么伊斯兰世界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争论的范围内，对我来说似乎Udovitch的论述（1975:19–21）和Ray的反对意见（1997:39–40）有同样的分量。前者认为伊斯兰世界从未发展出与个人无关的信贷机制，后者认为禁止利息和保险是更重要的因素。Ray关于继承法的差别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的提议，也值得研究。
[168]Maitland1908:54.
[169]Davis1904.
[170]在柏拉图式的意义上：就像我们碰巧在附近的水果树上看见的任何一只特定的、实际存在的鸟，只是关于“鸟”的一般概念（非物质的、抽象的、天使般的）的一个符号，聚集在一起组合成公司的实际存在的凡人，也同样成为抽象的、天使般的概念。坎托洛维奇认为，要使“公司”的概念能够存在，就需要一些智力上的创新：尤其是永世（aeon）、有始无终之境（aevum）或永恒时间的概念，即永远存续的时间，它与奥古斯丁的“永恒”相反。根据复原的亚略巴古的丢尼修的著作（1957:280–81），奥古斯丁的永恒彻底脱离了时间，被认为是天使的住所。
[171]Kantorowicz1957:282–83.
[172]例如，伊斯兰的法律不仅没有发展出虚构人的概念，而且坚定地抵制对公司的认可，直到近年来才发生改变（Kuran2005）。
[173]主要是RandallCollins(1986:52–58)，他也与中国进行了对比：与Coleman1988进行了比较。
[174]参见Nerlich1987:121–24。 |
09轴心时代（公元前800-60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9轴心时代（公元前800-600年）
↘铸币与军事力量的隐秘关系
↘唯物论1：追逐利润
↘唯物论2：物质
↘结论
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非凡的事件在这一时期层出不穷。在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哲学百家争鸣……在印度，这是《奥义书》和释迦牟尼的时代；与中国一样，所有哲学流派，包括怀疑论、唯物论、诡辩派和虚无主义，都是在这个时代成型的。
——卡尔·雅斯贝斯，《智慧之路》
铸币与军事力量的隐秘关系
“轴心时代”的说法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创造的。[1]在撰写哲学史的过程中，雅斯贝斯着迷于这样一个事实：像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0-公元前495年）、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公元前483年）和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这样的人物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希腊、印度和中国，都突然出现了思想界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当然，这三个地区明显互不相通，没有往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就像同时期为什么会发明铸币一样，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雅斯贝斯本人也没有给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他提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肯定是由于相似历史条件的影响。对当时大多数伟大的城市文明而言，铁器时代早期，各个帝国进入一种停滞状态。政治景观碎裂成了错综复杂的棋盘，小国和城邦林立，它们外部是接连不断的战争，内部则陷于持续的政治论争之中。三个地区都见证了某种类似于出世文化（drop-outculture）的发展，出现了出走荒原或游走于城市之间寻求智慧的苦行者和圣人。也是在这些地区，不论是希腊的智者、犹太的先知、中国的圣人还是印度的神人（holymen），最终都被重新吸纳到政治秩序之中，成了一类新的思想或精神精英。
雅斯贝斯称，不论何种原因，这种情形的结果是，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将理性探索的原则应用到解答人的存在这类重要问题之上的时期。他发现，世界上所有这些伟大的地区（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都涌现了惊人类似的哲学流派，从怀疑论到理念论——事实上涵盖了几乎所有看待宇宙本质、心灵、行动和人类存在目的的立场，直至今日都是哲学的素材。正如雅斯贝斯的一个学生后来（略为夸张地）说的：“从那个时期以后，再没有出现过真正新颖的观点。”[2]
在雅斯贝斯看来，这一时代开始于公元前800年前后的波斯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时期，终结于公元前200年前后，随后是一个以耶稣和穆罕默德这类人物为中心的心灵时代（SpiritualAge）。就我自己的目的而言，将两个时代合并到一起更为有用。那么，就让我们把轴心时代定义为公元前800-600年。[3]这就使得轴心时代不仅仅见证了世界主要哲学流派的诞生，还见证了今日世界上主要宗教的诞生：琐罗亚斯德教、先知犹太教、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4]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即毕达哥拉斯、孔子和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其核心的时段恰恰对应着发明铸币的时段。而且，世界上三个发明铸币的地方，正是那些圣人生活的地方；事实上，这三个地方成了轴心时代宗教和哲学创新的中心：中国黄河流域的王国和城市国家、北印度的恒河流域和爱琴海沿岸。
两者之间有何联系？我们也许可以先问：什么是硬币？通常的定义是，硬币是一块有价值的金属，被铸成标准的单位，刻上符号或标志作为认证。世界上最早的硬币似乎是公元前600年前后在西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的利迪亚王国制造的。[5]这些最早的利迪亚硬币基本上只是圆形的琥珀金块——帕克托罗斯河附近自然储藏的一种金银合金。它们被加热后打上某种记号。最早的一些硬币只印了很少的几个字母，似乎是由普通的珠宝商制造的。不过这些硬币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个新建的王室造币厂铸造的硬币。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希腊城市很快开始打造它们自己的硬币。这些硬币又在希腊本土流通，公元前547年，波斯帝国吞并利迪亚之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在印度和中国，我们可以观察到相同的模式：铸币起先是私人发明，很快就被国家垄断。印度最早的货币（大致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是裁切到统一重量，然后以阳文刻上某种官方标志的银块。[6]考古学家发现的例子大多还有许多附加的阴文刻痕，据推测类似于一张支票或其他信用工具在转让前的背书。这强有力地说明，使用它们的人习惯于对付较为抽象的信用工具。[7]中国早期的很多铸币也体现出从社会货币直接演化而来的迹象：有些实际上是贝壳样式的铸造青铜，而另外一些则是小型的刀具、圆盘或铲子的样式。但凡有货币出现，当地政府就会快速介入——大约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8]不过，由于这三个地方都处于小国林立的状态，也就意味着三个地方都出现了不同货币体系并行的局面。例如，在公元前700年前后，北印度还处于小部落王国（Janapadas）——“部落林立”的状态，它们有些实行君主制，有些实行共和制，到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仍然有至少16个主要王国。在中国，这是西周分化成多个相互争斗的诸侯国的时期（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然后是群雄争霸混战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与希腊城邦一样，所有因此产生的王国，不论多么小，也都竞相发行它们自己的官方货币。
近些年的研究对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很多讨论。金、银和铜（制造硬币的原料）一直以来都是国际贸易的媒介；但在那个时期之前，只有富人才拥有这些贵金属。一个普通的苏美尔农民一生中除了在婚礼上，也许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一块货真价实的白银。贵金属的形式有如贵妇人的脚镯和国王赐予臣下的传家酒杯，或者就是以锭块状简单地堆积在寺庙里，作为贷款的担保。出于某种原因，在轴心时代，所有这些都开始改变。正如经济史学家所乐于说的，人们开采了大量的白银、黄金和铜；它们不再只是宫殿和富贵人家的宝贝，而是流入寻常百姓的手中，从原来的锭块变成了更小的金属片，开始在日常的交易中流通使用。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以色列古典学家戴维·夏普斯（DavidSchap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为可信的解释：大部分贵重金属只不过是被偷走了。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期，战争的本质就是掠夺珍贵的东西。
劫掠的士兵也许确实会先去抢女人、酒或食物，但他们也会四处寻找有价值而且易携带的东西。一支长期驻扎的军队倾向于积累许多有价值又可携带的东西——而最有价值又便于携带的物件便是贵金属和宝石。很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国家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事，导致了一大群拥有贵金属，而且需要购买日常必需品的人的出现……
有人想买就有人想卖，这一点体现在有关黑市、毒品交易及卖淫的数不胜数的记录上……希腊的古朴时代（archaicage），印度的小部落王国和中国的战国时期持续不断的战争有力推动了市场贸易，尤其是基于（通常是少量的）贵金属交换的市场贸易的发展。如果说劫掠让贵金属流入士兵的手中，那么可以说市场使之在人群之中传播。[9]
现在，有人也许会反对：但毫无疑问，战争和劫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荷马史诗就对分配劫掠品体现出了几乎过度的兴趣。情况确实如此，但轴心时代时有一种新的军队出现，它并不由贵族武士和他们的家臣组成，而是由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组成。希腊开始使用硬币的时候也形成了著名的密集方阵战术，这需要长期的操练。其成果十分显著，以至于从埃及到克里米亚都在招募希腊雇佣兵。但与荷马所讲述的私兵不同的是，一支为数5000人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往往需要注意，而不能轻易忽视。也许可以给他们发放牲口，但牲口难于运输；或者给他们发放承付票，但这些票据在雇佣兵的本国可能一文不值。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允许每人拥有一小部分掠夺得来的战利品。
这些新的军队，直接或间接地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而要让这些金属块变成真正的货币，也正需要依靠这些政府。主要的原因就是规模：要制造足够人们日常交易使用的硬币需要大规模的生产，这超出了地方铁匠铺的能力。[10]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它们为什么可能有兴趣这样做：市场的存在对政府而言十分便利，而且这还不仅仅在于它极大地方便了大型常备军的供给。政府规定只接受用它们自己的硬币缴纳的费用、赋税和罚金，从而压倒了国内已经存在的无数社会货币，并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市场之类的建制。
事实上，有这样一种推测，即最早的利迪亚硬币本身就是发明用于支付雇佣军的。[11]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养着众多雇佣军的希腊人那么快就习惯于使用硬币，也解释了为什么硬币在希腊世界普及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到公元前480年，在各个希腊城市中总共有至少100座铸币厂在运作——即便在那个时候，地中海的大型贸易国家对这些硬币还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比如说，腓尼基人被视为古代最伟大的商人和银行家。[12]他们也是伟大的发明家，最早发明了字母和算盘。不过在发明铸币的数个世纪之后他们依然乐于继续照一直以来做生意的习惯，使用没有加工过的金属锭块和承付票。[13]腓尼基的城市到公元前365年才开始铸造硬币。尽管腓尼基人在北非的重要殖民地，统治西地中海贸易的迦太基铸造硬币的时间更早一些，但它只是在“不得不以此支付西西里雇佣兵”的时候才这样做的；而且发行的硬币上印有迦太基语：“供军人使用。”[14]
另外，在轴心时代超常的暴力威胁下，作为一个“伟大的贸易国家”（而非一个像波斯、雅典或罗马那样的侵略性军事强国）终究会有落败的命运。腓尼基城市的命运很有启发性。最为富裕的西顿，在公元前351年的一场反叛之后被波斯皇帝阿达薛西三世（ArtaxerxesIII）摧毁。该城的4万居民据说没有投降，而是集体自杀了。19年后，推罗在亚历山大的长期围攻下被摧毁，1万居民战死，3万幸存者被卖为奴隶。迦太基幸存的时间较长，但罗马军队最终于公元前146年摧毁了这座城市，成千上万的迦太基人被强奸和屠杀，5万俘虏被带到拍卖区……随后，罗马人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把盐撒在它的田地上，防止它重新建立。
所有这些都可以体现出轴心时代的思想是在怎样在暴力之中发展的。[15]但它也令我们想发问：铸币、军事力量及这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大潮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地中海
最好的信息依然是从地中海世界获取的。我之前已经提供了它的一些轮廓。将雅典（它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广阔的海上帝国）和罗马来比较，我们就能立即发现它们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的故事都从一系列债务危机开始。在雅典，第一次债务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公元前594年的索伦改革。那时，年代尚早，铸币几乎不会是其中一个因素。在罗马也是一样，最早的几次债务危机似乎发生于货币出现以前。不过，在雅典和罗马，解决的办法都是铸币。简单地说，这些债务上的冲突有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是贵族获胜，穷人继续做“富人的奴隶”——在现实中也就意味着大多数人会依附于某些富裕的主子。这种状况通常在军事上是没有效率的。[16]第二种可能是群众派系获胜，然后通常会开展土地再分配和防止债务奴役的群众运动，从而为自由农民阶级创造基础。这些自由农民的孩子然后又可以抽身参与军事训练。[17]铸币对维持这种自由农民阶级起到了关键作用——保护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不让他们因为债务关系而依附于大领主。事实上，很多希腊城市的财政政策只能算得上是一些精致的战利品分配系统。值得强调的是，古代的城市很少能（如果有的话）做到完全禁止掠夺性贷款，甚或债务奴役的。相反，它们通过扔钱解决问题。黄金，尤其还有白银，是在战争中获取的，或是由战争中俘获的奴隶开采出来的。铸币厂位于寺庙中（存放战利品的传统地点），城市国家分配硬币的方式多种多样。硬币不仅被分配给士兵、水手和那些生产武器或装备船只的人；还作为陪审团费用、参加公共集会的费用发放给一般民众；有些时候还是直接发放，就像雅典人在公元前483年于拉里姆的矿山中发现新的矿脉后所发生的著名举动。与此同时，规定国家只接受这种硬币保证了这些硬币会有充分的需求，市场不久就会发展起来。
古希腊城市中多次发生的政治危机类似地也导致了战利品分配。亚里士多德记载了另外一个事件，保守地陈述了公元前391年前后罗得城发生政变的原因（这里的“煽动政治家”指的是民主派的首领）：
煽动政治家需要付钱让人民参加集会和担任陪审员；因为如果人民不参加的话，煽动政治家们就会失去影响力。三桨战船指挥官与城市有契约，为罗得海军建造和装备三桨战船。他们通过克扣向他们支付的钱至少筹集了一部分他们所需的钱。由于三桨战船的指挥官没有拿到酬劳，他们就不能支付欠供应商和工人的钱，因而遭到控告。为了逃避这些诉讼，三桨战船的指挥官们联合起来推翻了民主制度。[18]
不过，是奴隶制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西顿、推罗和迦太基的数据都表明，冲突可以产生相当多的奴隶。当然，很多奴隶最后会在矿山劳作，生产更多的金、银和铜。（据记载，拉里姆的矿山使用了1万~2万名奴隶。）[19]
杰弗里·英厄姆将这种结果称为“军事——铸币合成体”，不过我认为称其为“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会更准确。[20]不过不管怎么说，英厄姆的术语相当好地描述了这种体系在实践中的运作方式。亚历山大着手征服波斯帝国之际，借了许多钱用于支付和补给他的军队，然后铸造了他最早的硬币，用于支付他的债主。他还通过熔铸他一开始几场胜利中劫掠来的金银，源源不断地获取货币供应。[21]不过，一支远征军需要他付钱，而且数目不菲：亚历山大的军队有大约12万人，每天的薪水就要半吨白银。出于这个理由，征服波斯也就意味着现有的波斯采矿系统和铸币厂需要围绕满足入侵军队的需要而重组，而且古代的矿山当然是靠奴隶运作的。反过来，矿山中的奴隶大多是战俘。亚历山大围攻推罗城，该城不幸的幸存者们最有可能就是在这种矿山工作。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过程是如何自我维持下去的。[22]
亚历山大还摧毁了残存的古代信用体系：因为除了腓尼基人，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腹地，人们也同样抵制新的硬币经济。他的军队不仅摧毁了推罗，还掠走了巴比伦和波斯神庙中的金银储备——它们的信用体系得以维持的保障。他规定向新政府缴纳的所有税金都要用他自己的货币。结果是“数个世纪积攒起来的硬币在一个月之内投入市场”，约有18万塔兰同，约合现在的2850亿美元。[23]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将军们在从希腊到印度这片广阔的区域建立起了许多个希腊化的国家。这些国家使用雇佣兵，而不是国民军队，但罗马的故事（再一次）与雅典的故事相似。根据李维这样的官方史学家记载，罗马的早期历史是一段贵族和自由平民持续进行政治斗争，以及债务危机反复发生的历史。这些事件经常性地导致所谓的“平民独立”的时刻：城市民众离开他们的田地和厂房，在城外露营，威胁要发起全体叛乱——这介于希腊的群众反叛与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通常出现的逃离策略（strategyofexodus）之间，十分有趣。在这种时候，贵族归根结底还是要面临抉择：他们可以选择使用农业贷款逐渐将自由平民群体变成依附在他们的地产上的劳动者阶层，或者可以选择接受民众所要求的债务保护，维持一个自由农阶层，然后让自由农家庭中的小儿子们参军。[24]危机、独立和改革的漫长历史清楚地表明，贵族是十分不情愿去选择的。[25]平民实际上不得不强迫贵族阶层选择帝国政策。他们做到了，并且逐渐主持建立了一个福利体系，至少将一部分战利品分配给士兵、退伍军人及他们的家庭。
就此而论，传统认为的罗马最早开始铸币的时间（公元前338年）与最终废除债务依附的时间（公元前326年）相吻合似乎意味深长。[26]我们再一次看到，用战利品铸造的硬币并没有造成危机，而是被用于解决危机。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理解为一个庞大的机器，吸收贵金属、铸币，然后分配给军队——这与旨在鼓励被征服地区民众在日常交易中接受硬币的税收政策相结合。即便如此，在罗马帝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硬币的使用仍主要集中于两个地区：意大利和一些大城市，还有就是军团实际驻扎的边境。在既没有矿山也没有军事行动的地区，更为古老的信用体系很有可能在继续运作。
这里我还要最后做一些解释。不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试图通过军事扩张的手段解决债务危机问题，归根结底只是在回避问题——这个手段不可能永远有效。一旦扩张停止，一切都会再次分崩离析。事实上，甚至在像雅典和罗马这样的城市里，所有形式的债务奴隶是否完全消失过还并不明了。在那些军事上并不成功的城市，由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可以用来设立福利政策，债务危机每一个世纪大概都要爆发一次——而且这些城市的债务危机通常比中东的情况要尖锐得多，因为除了彻底的革命，它们没有宣布美索不达米亚式的清除债务的机制。很大的一群人，甚至在希腊世界，事实上也沦为奴隶和依附者。[27]
我们已经看到，雅典人似乎认为有身份的人是远离债主的。罗马政治家有所不同。当然，大部分的债是元老院贵族成员之间相互亏欠的：从某种角度讲，这只是富人之间通常有的共产主义，以非常低的条件相互借贷，而对于外人而言他们绝不会这样做。尽管如此，在共和国晚期，历史记录了多起由绝望的负债者发起的密谋。他们通常是贵族，在不留情面的债主的逼迫下，与穷人走上了同一战线。[28]我们之所以在罗马帝国时期很少听到这种事情发生，很有可能是因为反抗的机会更少了；如果要说我们有的证据能够说明什么，只能说问题反而比先前要严重得多。[29]在约公元100年，普鲁塔克这样描述自己的国家，仿佛它正遭受外国侵略：
国王大流士（Darius）把他的军官达提斯（Datis）和阿尔塔普列涅斯（Artaphernes）派往雅典城，他们携带镣铐，去绑缚他们应该带走的囚犯。于是这些高利贷者将满箱满箱的表格、账单和义务契约带到希腊，就像为可怜的罪犯准备的镣铐一样多……
他们一借出钱，就立刻要求返还，在放下钱的时刻又拿起；然后他们再出借，收取利息。
所以他们嘲笑那些认为不可能无中生有的自然哲学家，因为他们确实在用既没有也未曾有的东西获取孳息。[30]
早期基督教父的著作发出了同样的回响，对那些身陷富裕出借者罗网的人的悲惨和绝望有数不清的描述。最终，通过这种手段，自由平民所打开的自由的小窗又完全封闭了。自由农民几乎消失。在罗马帝国末期，并非完全是奴隶的乡下人，事实上也大多成了一些富裕地主的债务劳力；帝国的政令最终又将这个情形在法律上正式化，将农民绑定在土地上。[31]没有了一个自由农民阶级作为军队的基础，国家被迫日益依赖于在帝国四境装备和雇用日耳曼野蛮人——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印度
在很多方面，印度文明都迥异于古代地中海文明，但令人惊讶的是，这里也有相同的基本模式在重演。
印度河谷的青铜时代文明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覆灭，直到1000年后才出现了另外一个城市文明。这个文明以向东流走的恒河周边肥沃的平原为中心，这里我们首先也是看到了不同种类的政府林立，从著名的“刹帝利共和国”（Ksatriya，以全民皆兵和城市民主集会为特征）到选举制君主国，再到柯撒拉（Kosala）和摩揭陀（Magadha）这样的集权帝国。[32]乔达摩（即后来的佛陀）和尊者大雄（Mahavira，耆那教创始人）都出生于某个共和国，不过两人最终在更大的帝国传播教义。这些大帝国的统治者通常成了流浪的苦行僧和哲学家的资助者。
王国和共和国都生产它们自己的银和铜铸币。但从某些方面来说，共和国更为传统，因为自治的“武装人口”由传统的刹帝利（武士阶层）组成。他们往往共享土地，让农奴或奴隶耕作。[33]另外，王国则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制度之上：一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向各种背景的年轻人开放；士兵的武器由中央政府供应（他们进城时必须寄存武器和铠甲），薪水给得也十分慷慨。
然后，同样在这里，不论最初是如何起源的，硬币和市场涌现出来，首要就是为了供养战争机器。摩揭陀王国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控制了大多数矿山。摩揭陀王国之后是孔雀王朝，它的重臣之一考底利耶（Kautilya）写了一部政治论著《政事论》（Arthasastra），其中就明确讲到了这个问题：“国库的基础是矿山，军队的基础是国库；同时掌控军队和国库者能够征服整个地球。”[34]政府首先从有土地的阶层吸收人员。这个阶层为政府提供受过训练的官员，甚至还有全职士兵：每个位阶的士兵和官员，薪水都有细致的规定。这些军队可能十分庞大。希腊的资料显示，摩揭陀能够在战场上投入20万名步兵、2万匹战马和大约4000头大象的军力——亚历山大的士兵纷纷哗变，不敢与他们交锋。不论在战场还是要塞，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人随着军营流动——小商贩、妓女和受雇用的仆人。这些人和士兵一道成为现金经济最初形成的媒介。[35]到了考底利耶的时代，也就是再过几百年，国家便介入了这个过程的每个方面：考底利耶建议表面上慷慨地给士兵发放薪水，然后秘密地用政府人员代替小商小贩，这样就可以对补给品收取两倍于常规的价格。卖淫也由一个部门组织。妓女在这个部门可以接受间谍训练，从而可以向政府详细报告她们的客人是否忠于国家。
正是这样，起源于战争的市场经济逐渐由政府接手。这个过程非但没有阻止货币的传播，反而将传播效果扩大了两倍，乃至三倍：军事逻辑延伸到了整个经济体，政府有系统地设立了谷仓、厂房、贸易所、货栈和监狱。都由带薪官员经营，在市场上出售产品，从而回收向士兵和官员支付的银币，把它们再次放回王国的国库。[36]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日常生活货币化，这样的情形再次出现是2000年后。[37]
奴隶制也发生了某种类似的变化。大型军队的兴起总是伴随着奴隶制，但这逐渐也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不同于印度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38]在考底利耶的时代，多数战俘并没有在市场上出售，而是被分配到政府的村庄，耕种政府新近收回的土地。他们不得离开，而这些政府村庄，至少根据其规则来看，是极其乏味无聊的地方：这真正是劳动集中营，政府禁止了所有形式的节日娱乐。奴隶雇工（Slavehireling）是最常见的罪犯，政府在他们服刑期间租用其劳动力。
既然有了军队、间谍和掌控一切的管理部门，新的印度国王对旧的神职阶层及吠陀习俗表现出很少的兴趣——尽管他们中很多一直对当时似乎遍地开花的新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机器开始出现故障，情况何以至此我们并不清楚。到了阿育王（公元前273-公元前232年）的时候，孔雀王朝控制了几乎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全境。但印度版本的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已经明显显出疲态。也许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硬币被降低成色，这使王国的铸币在约两个世纪中从几乎纯净的银币转变为含铜量大约50%的铜币。[39]
众所周知，阿育王在征服中开始了他的统治：公元前265年，他摧毁了最后残存的印度共和国之一羯陵伽（Kalingas）。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在这场战争中，数十万人被杀或沦为奴隶。阿育王后来称这次屠杀的阴影一直萦绕心中，挥之不去，这使得他宣布完全停止战争，皈依佛教，并宣称从此以后他的王国会根据不杀生（ahimsa）或非暴力的原则来统治。“这里，在我的王国，”他在首都巴特那的一块巨型花岗岩上刻下了这样一条法令，“不可杀生或用活物祭祀。”[40]这让希腊大使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大为吃惊。这样一个声明显然不能过于从字面上理解：阿育王确实可以用素宴替代祭祀仪式，但他没有废除军队、死刑，甚至没有废除奴隶制。但他的统治标志着国家气质的革命性变化。阿育王停止了侵略性的战争，还似乎遣散了很多军队及间谍网络和国家官僚。同时，政府支持新的、充满生命力的行乞僧侣（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同样排斥俗世的印度教徒）在乡村就社会道德问题讲经布道。阿育王和他的继任者将大笔资源拨给这些宗教僧人，结果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印度次大陆上建起了成千上万座佛塔和寺院。[41]
我们在此仔细关注阿育王的改革是有益的，因为这些改革可以帮助我们发觉我们的一些基本假设是多么错误：尤其是货币等于硬币，流通中硬币越多意味着商业活动越多、自由商人越重要这个假设。在现实当中，摩揭陀政府推进了市场的发展，但对自由商人一直心存疑虑，很大程度上将他们看作竞争对手。[42]而商人是新宗教最早和最热切的支持者（禁止杀生的原则在耆那教中执行得十分严格，这几乎使耆那教徒成了商人阶层）。商业利益完全支持阿育王的改革，但其结果是，日常事务中使用的现金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佛教早期的经济态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有点神秘。一方面，僧人不能拥有个人财产；按宗教规定他们应该过艰苦的清心寡欲的生活，个人最多只能拥有一件道袍和乞讨用的钵。他们的行为受到严格的限制，乃至触碰任何金或银做的东西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另一方面，不论他们对贵金属多么警惕，佛教一直对信用安排持开放态度。它是世界主要宗教中少数几个从未正式谴责过高利贷的宗教之一。[43]不过，如果考虑到时代背景，这一点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神秘之处了。一项宗教运动完全可以既排斥暴力和军事主义，又不反对商业。[44]我们后来将会看到，尽管阿育王自己的帝国没能延续多久就被许多更为弱小的国家所取代，但佛教却在印度生根。王国大军的衰微最终导致铸币几乎绝迹，但与此同时，日益复杂的信用形式却获得了真正的繁荣发展。
中国
在大约公元前475年之前，中国北部名义上还是一个帝国，但帝国的君主已经成了傀儡，出现了一系列事实上的王国。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被称为“战国时期”，此时连名义上的统一也已经被公然抛之脑后。最后，秦国统一中国，但秦王朝很快就被一系列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随后汉朝建立（公元前206-220年）。汉朝的创建者刘邦原本是默默无闻的地方亭长，后来成为农民领袖。他是中国第一位采用将要延续近2000年之久的儒家学说、察举制度和民事管理模式的统治者。
尽管如此，统一之前的混乱时期依然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期，这也遵循了标准的轴心时代模式：同样有破碎的政治格局，同样有受训练的职业军队的兴起，也同样有大量铸币用于支付军人的薪水。[45]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政策同样旨在鼓励市场发展，传统奴隶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四处游历的哲学家和宗教幻想家纷纷出现，百家争鸣，最终政治领袖试图将新的哲学转变为国家宗教。[46]
显著的区别也是有的，我们不妨从货币体系说起。中国从来没有铸造过金币或银币。商人使用锭块状的贵金属，而实际流通中的硬币基本上是小额零钱：型铸的铜钱，中间通常有一个孔，便于串在一起。这样的一串串“现金”产量巨大，对于大规模的交易需要聚集非常多的铜钱：例如，如果富豪希望向寺庙捐款，他就需要用牛车运钱。最为可信的解释是，尤其是在统一以后，中国军队的人数虽然极其庞大（一些战国群雄的军队就超过百万人），但与在其西面的那些王国比，却算不上职业化，报酬也不丰厚。从秦汉时代起，统治者们都小心地确保这种情况维持下去，以避免军队成为独立的权力基础。[47]
另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新宗教和哲学运动从一开始便是社会运动。在其他地方，新的宗教和哲学运动是逐渐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在古希腊，哲学起源于对宇宙的思索；哲学家更多地以个人形式出现，也许会有少数几个热切的学生追随他，他们便成了一切运动的创始人。[48]在罗马帝国，像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新柏拉图派这样的哲学学派确实成了某种运动：它们各自拥有数千名受过教育的追随者，这些人不仅仅通过阅读、写作和辩论，甚至还通过冥想、节食和锻炼来“践行”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确实算得上是运动。尽管如此，哲学运动基本上仅限于民众中的精英；只有随着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运动的兴起，哲学才超越了这个范围。[49]在印度也能看到类似的发展。从个体的婆罗门厌世者、森林里的隐居圣人和游走的托钵僧人（他们有着各自的有关灵魂本质或物质宇宙构成的理论）发展到诸如佛教、耆那教、邪命外道（Ajivika）和其他早已被人忘却的宗教，到最后的群众宗教运动，成千上万的僧侣、神殿、学校和世俗信奉者网络涌现出来。
在中国，尽管战国时代繁荣的诸子百家的创始人中，有许多是四处游历的圣人，在列国之间来回穿梭，试图让君主采纳他们的建议，但也有另外一些学派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运动的领袖。这些运动有的甚至没有领袖，比如“农家”[50]，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着手在群雄割据的夹缝中创建平均主义的社区。[51]似乎以城市手工业者为社会基础的“墨家”是平均主义的理性主义者，他们不仅在哲学上反对战争和军事主义，而且还有一大批从事武侠者，称“墨侠”，他们通过自愿参与抗击攻击一方而积极地阻止冲突。即便是“儒家”，不论它对宫廷仪礼多么看重，最早也是因其普及教育的努力而闻名的。[52]
唯物论1：追逐利润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这个时期的民众教育运动也许能提供一个线索。在轴心时代，识字不再是神职人员、官员和商人的专利，而是完整地参与公民生活所必需的——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雅典，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土包子才不识字。
如果读写能力没有大规模普及，那么智力运动和轴心时代观念的大规模传播都将是不可能的。到了轴心时代末期，甚至连袭击罗马帝国的野蛮人军队领袖也觉得必须在三位一体奥义（MysteryoftheTrinity）的问题上采取立场，而中国僧人则会花费大量时间对经典印度佛教的18个门派的相对优劣展开辩论。
市场的发展无疑发挥了一些作用。市场不仅使人脱离了众所周知的等级或社团的桎梏，而且还鼓励了某种理性计算，衡量投入与产出、手段与目的的习惯。所有这些都必然在与此同时同地出现的新的理性探求精神中有所体现。我们甚至可以用“理性的”（rational）一词略窥端倪：它当然是从ratio“比率”（如X中有多少算为Y）一词衍生出来的。比率是一种数学运算，之前主要是建筑师和工程师在使用，但随着市场的兴起，每个不想在交易中受欺骗的人都必须学习如何进行这个运算。不过，我们此处可要慎重，毕竟货币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苏美尔的农民和商人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能够十分自如地进行这种计算；但就我们目前所知的而言，还没有人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对此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断言数学比率是理解宇宙本质和天体运动的关键，所有东西在终极意义上都由数字构成——他们当然也就没有组成分享这种理解，进行相互辩论、清洗和排斥的秘密社团。[53]
为了理解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需要再一次考察在轴心时代之初出现的那种类型的市场：非人格市场。它是战争的产物，在这样一个市场中，即便是邻居，也可能被当作陌生人对待。
在人类经济体中，我们假定人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一个领主给家臣礼物，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确实是由一种使那个家臣受益的真切欲求所带动的，即便这同时也是确保忠诚的策略举动，以及一种意在提醒其他人，他大而家臣小的张扬行为。这里并没有矛盾的感觉。与此类似，平等的人之间送礼通常也充满了许多层的情感：爱、嫉妒、骄傲、怨恨、团结或者其他种种。揣度这些情感是日常娱乐的一种主要形式。不过，最为真实的动机必然也是最为自私的动机在这里是说不通的：那些揣测行动中暗含动机的人很有可能假设某人正在暗中试图帮助一个朋友，或者损害一个仇人，从而为他人或自己获取某种利益。[54]这些揣测在早期信用市场兴起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未曾发生多大的改变。在早期的信用市场中，借条的价值非常依赖于对开票者性格、可支配收入的评估，也不可能完全撇开爱、嫉妒、骄傲等动机。
陌生人之间的现金交易与此不同。在战争的背景之下，应处置战利品和供应士兵需要而生的交易更是两种面貌，因为此时最好不要询问所交易的物件是从哪里来的，而且也没人有意发展人际关系。这里，交易确实变成了简单的计算：多少X可以换成多少Y。人们计算比率、估计质量，然后试图达成最好的买卖。这导致在轴心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思考人类动机的方式，各种动机有了激进的简化，人们得以开始讲“利润”和“利益”之类的概念——并且假定这就是所有人在生存的每个方面真正在追求的。战争的暴力或者市场的非人格性仿佛让人们抛开了他们曾为其他东西所牵挂的表象。反过来，正是这个事实使人类生活似乎可以归结为手段与目的的计算。因此，研究人类生活与研究天体相互吸引和排斥的手段并无二致。[55]如果他们的假设与当代经济学家的十分相似，这并非巧合——差别仅在于，在一个货币、市场、国家和军事事务都有内在联系的时代，国家需要货币去支付军队开支、捕获奴隶、开采金矿、生产钱币；当“割喉式竞争”（cutthroatcompetition）确实涉及割断敌人的喉咙时，不会有人设想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达到自私的目的。当然，这幅将人性描绘得极其凶残的图景的确开始以惊人的一致性出现在整个欧亚大陆——那些只要我们还能同时发现铸币和哲学的地方。
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典型案例。早在孔子的时代，中国思想家们就已经说过，逐利是人类生活的驱动力。他们用的词是“利”，这个词最早用来指人在田里播下种子后，收获了更多种子（这个字的象形字象征的是一束小麦在一把刀的旁边）。[56]从这个意思中，它引申出了“商业利润”的意思，因此也就成了“利润”或“回报”的统称。下面这个故事精彩地展现了这个进程。它讲的是商人之子吕不韦在得知一位被流放的太子就住在其附近时的反应：
在回家的路上，他问父亲：“犁地的回报是多少？”
“十倍。”父亲回答道。
“投资珍珠和玉呢？”
“百倍。”
“那如果是扶植一个统治者，掌控国家呢？”
“那可就无法计算了。”[57]
吕不韦选择了为太子效劳，最终助其成为秦国的国王，自己后来则成了国王的儿子秦始皇的丞相，辅佐他击败其他战国群雄，使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吕不韦为这位新的皇帝编纂了一本有关政治智慧的集子《吕氏春秋》，其中对军事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般情况下，如果敌军来袭，他们是在寻求某些利益。现在，如果他们前来侵犯，却发现必死无疑，就肯定会将逃跑看作最有利的事情。如果所有敌人都将逃跑看作最有利的事情，也就不需要大动干戈了。
这是军事事务中最根本的要点。[58]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不论是以尊严和荣誉为准则的英雄主义行为、对神祇的虔诚，还是复仇的欲望，充其量不过是容易被操纵的弱点。在当时写就的许多讨论治国方术的手册中，所有东西都被看作关于发现利益、好处，计算如何平衡统治者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以及决定统治者利益与人民利益是否冲突的问题。[59]政治学、经济学和军事战略的术语（“投资收益”“战略利益”）在这些著作中混合交织在一起。
战国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流派是“法家”。法家认为，就治理国家而言，唯一要考虑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即便统治者公开承认这一点可能是不明智的。不过，群众是容易被操纵的，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动机。商鞅写道，人民追逐利益是完全可预测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60]商鞅比多数法家人士都要严酷，因为他认为普遍的繁荣最终会损害统治者动员人民参与战争的能力。所以，治理的最有效工具是酷刑。但即使是他，也仍然坚称政权应当披着法律与正义的外衣出现。
凡是出现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鼓吹类似观念的政治理论家。考底利耶也是如此，其著作的标题“政事论”，通常因为它包含了对统治者的建议，而被译为“治国手册”；但它最字面的翻译是“获取物质利益的科学”。[61]和法家一样，考底利耶强调了政府需要创造一个借口，即治理是关乎道德和正义的问题；但在向统治者本人提供建议时，他认为“战争与和平只是从利益的角度考虑的”——聚敛财富打造一支比别国更为有效的军队，用这支军队统治市场、控制资源、聚敛更多的财富，如此反复。[62]在希腊我们已经看到有斯拉雪麦格。希腊的确有些许差别。希腊城邦没有国王，私人利益和国家事务一旦崩溃，这样的国家一般会被谴责使用暴政。尽管如此，这实际意味着城邦乃至政治派系最终也同印度和中国的政权一模一样，根据冷酷的算计行事。在修昔底德《弥罗斯人对话》中，雅典将军向原来的一个友好城邦的民众宣布了推理十分讲究的论据，解释为什么如果这些民众不愿成为缴纳贡金的国民，雅典人认定可用集体屠杀来胁迫这些人符合自己帝国的利益，以及为什么服从雅典人统治同样也符合弥罗斯人的利益。任何读过《弥罗斯人对话》的人，对事情的结果想必是一清二楚的。[63]
这份文献的另一个惊人特征是它坚定地坚持唯物论。男神和女神、魔法和神谕、祭祀仪式、祖先崇拜，甚至等级制的种姓和礼仪制度，或是完全消失，或是被边缘化。它们不再被当作目的本身来对待，而只是一些用于获致物质利益的工具。
热衷于创造这种理论的知识分子，赢得王储的欢心是不足为奇的。而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其他知识分子因为强烈感受到这种犬儒主义的冒犯，在民众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目标，不可避免地组织起来反对那些王储。但通常情况下，居于反对派立场的知识分子面对两个选择：或是采用盛行的术语进行论辩，或是产生逆转。墨家的创始人墨翟采取了第一种进路。他将“利”转变成某种更接近于“社会效用”的概念，然后尝试证明，战争本身——就其定义而言，就是一项无利可图的活动。他写道，例如，只可以在春天和秋天打仗，但不论春秋，战争都会产生极为有害的结果：
如果在春天打仗，那么人民就会错过播种和种植；如果在秋天，他们会错过收割和收获。即便只是错过了一个季节，因为寒冷和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都无法估量。现在让我们再来算算军队的装备，弓箭、战旗、帐篷、铠甲、盾牌和剑柄，这些会破损和消耗而无法再次使用的东西有多少……同样还有牛和马的数量……[64]
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加总算出战争在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和物质损害上的所有成本，就必须承认成本绝不会大过收益，即便对于胜者而言，也是如此。事实上，墨子将这种逻辑推进到非常远，并最终断言人类总体福利最优化的唯一方式是完全停止追逐私利，而采用他所说的“兼爱”的原则。这实质上也就是说，如果用市场交换的原则推理到它的逻辑终点，只能得出一种共产主义的结论。
儒家采取了相反的进路，反对最初的假设。孟子见梁惠王时所说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开场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老先生，”梁惠王向他致意，“你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道：
“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65]
虽然如此，结论与墨子是大致相同的。儒家的“仁”的理想基本上只是比墨子“兼爱”更为完整地倒转了利益计算——主要的差别在于儒家对计算本身有某种厌恶感，更倾向于依照礼义行事。道家后来做得更绝，信奉直觉和自发性。有许许多多思想家尝试为市场逻辑提供相对应的镜像。不过，镜像归根结底与市场逻辑没有区别，只不过方向颠倒了罢了。不久，我们就有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对反义词——利己主义对利他主义、利润对慈善、唯物论对唯理论、计算对自发性——这些如果没有纯粹的、算计的、自利的市场交易为出发点，是不可能被想象出来的。[66]
唯物论2：物质
临近死亡之时，轻视这可怜的肉体吧，那只是血液和骨头组成的垃圾，一种神经、静脉和动脉的网状结构。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2.2
文爽可怜饿狼，对它说：“我并不怜惜这副臭皮囊。我把它给你，这样也许我能很快得到一个更具持久力量的躯体。我这一捐赠，对你我双方都有利。”
——《论净土》（DiscourseonthePureLand）21.12
前文已提及，中国有点不同寻常，因为在那里，哲学发源于对伦理的辩论，后来才转向对宇宙本质的探讨。在希腊和印度，都是宇宙论的探讨先出现。而且在这两个地方，有关物理宇宙本质的问题很快让位于有关心智、真理、意识、意义、语言、幻觉、世界精神、宇宙智慧及人类灵魂命运的探讨。
这些异常混乱的镜像过于复杂和炫目，以至于要辨别出它们的起点出奇困难——人们究竟在反复思考什么？这里可以用上人类学，因为人类学家独特的优势在于能够观察那些之前并不处于这些对话之中的人，第一次接触到轴心时代的概念，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时而能看到清晰异常的时刻：这些时刻揭示出我们自己的思想之实质，几乎与我们想象的完全相反。
在新喀里多尼亚（NewCaledonia）传播福音多年的天主教传教士莫里斯·利恩哈尔特（MauriceLeenhardt）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这样一个时刻。当时他问他的一个学生、年长的雕刻师比欧苏（Boesoou）在接触到了灵魂观念后是何种感受：
有一次，在等待对我传教多年的这个肯纳卡人（Canaques）的心智水平进行评估的时候，我冒险问了这么一句：“总之，我们将灵魂的概念引入到你们的思考方式中去了吧？”
他表示反对：“灵魂？呀！你们没有把灵魂带给我们。我们早就知道灵魂是存在的，而且一直以来都根据灵魂行事。你们带给我们的是躯体。”[67]
人有灵魂的观念似乎对于比欧苏而言不言自明。而传教士告诉他，除了灵魂，还有一种叫作“身体”的东西，只不过是神经和组织的物质集合。不论这个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抑或身体的衰亡能够意味着灵魂获得荣耀和释放——这个观念在他看来是完全新颖和外来的。
那么，轴心时代的精神性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的。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是它的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一点了。[68]但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希腊和印度哲学探究的最开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和“科学”之间还没有分别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正是这一点。如果我们称其为“理论”，它是从这样的问题开始的：“世界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世界万物的物理形态背后潜藏着什么物质？”“所有东西是不是由一些基本元素（土、气、水、火、石、动作、心智、数字等）的不同组合构成的，或者这些基本元素是否只是一些更为基本的物质（例如正理派和后来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原子粒子……）的表现形式？”[69]在各个案例中，上帝、心智和圣灵的某种概念也出现了，它们本身不是物质，但却是形成物质的某种积极的组织原则。但这种灵魂，就像利恩哈尔特的上帝一样，只在涉及无生命物质时才会出现。[70]
将这种冲动与铸币的发明联系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至少就古典学界而言，相关的学术著作却逐渐浮现出来——最早的哈佛大学文艺理论家马克·谢尔（MarcShell）的成果，还有近些年英国古典学家理查德·西弗德（RichardSeaford）的《货币与早期希腊人的心智》（MoneyandtheEarlyGreekMind）一书，都意图说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71]
事实上，有些历史上的联系异常紧密，让我们难以用其他方式对其进行解释。让我举一个例子。在大约公元前600年，利迪亚王国铸造了最早的一批硬币之后，铸币的做法很快传到了相邻海岸的爱奥尼亚（Ionia）的希腊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最大的是拥有城墙的大都市米利都（Miletus），它似乎也是最早开始铸造自己的硬币的希腊城市。在当时同样也是爱奥尼亚提供了大部分在地中海活跃的希腊雇佣兵，米利都则是他们实际的总部。米利都也是这个地区的商业中心，而且也许还是世界上第一座主要使用硬币（而非信用）进行市场日常交易的城市。[72]与此对应，希腊哲学的三位始祖分别是：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约公元前546年），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公元前610-约公元前546年）和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约公元前585-约公元前525年）——换言之，他们都生活在这座城市，年代正是它最先引入铸币的时候。[73]他们都是因为主要探讨产生世界的物理物质的本质而被人们铭记。这个本质，在泰勒斯看来是水，在阿那克西美尼看来是空气，阿那克西曼德则造了一个新的术语——元质（apeiron），意思是“无限之物”，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物质，人无法感知其本身，但它却是所有人可以感知的所有东西的物质基础。不过他们都假设这个太初的物质，通过加热、冷却、混合、分割、压缩、延展或推动，产生了人现实中遇到的无数种具体的器物和物质，它们构成了物理的对象。而所有这些物质形式最终又会转化归于太初的物质。
这是某种可以变成一切的东西。而正如西弗德所强调的，货币也是。铸造成硬币的黄金是一种物质实体，但也是一种抽象。它既是一块金属，又是某种超乎一块金属的东西——它可以是1德拉马克或者是1奥波尔，也就是一个单位的货币。至少只要攒有足够的数量，在正确的时间将之带到正确的地点，交给正确的人，就能换来其他任何东西。[74]
在西弗德看来，硬币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们的两面性，也就是它们还不仅仅是有价值的金属块。古代硬币，至少在打造它们的社区里，通常比它们所含黄金、白银或铜的成分价值更高。西弗德用一个有些生涩的术语“信用性”（fiduciarity）指代这个额外的价值。这个词源于指代公共信用的术语，指的是一个社团对其货币的信心。[75]确实，在古希腊盛期，数百个城邦根据许多不同的重量和面额体系生产不同的货币时，商人确实经常携带天平，把硬币（尤其是外国硬币）当作一堆银块处理，印度商人也是这样对待罗马人的硬币的；但在城市里，本城的货币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居民可以用它的面值支付税费或法律惩罚。这恰巧是古代政府为什么经常能够在硬币中掺入劣等金属却没有立即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成色降低了的硬币可能在境外交易中失去价值，但它在本土被用来购买许可证或者公共剧院的门票时，价值仍然与以前相同。[76]这同样是希腊城邦在公共危机之际不时会铸造完全是铜或锡质的硬币，而每个人都会同意，只要危机延续，就把这些硬币当作真的银币一样对待。[77]
这是西弗德关于唯物论和希腊哲学论述的关键。一个硬币是一块金属，但通过打造出特定的形状、印上字和图像，公民群体就同意把它看作不只是一块金属的东西。不过这个权力不是毫无限制的。青铜硬币不能永久性使用；如果降低铸币成色，最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共同体的意志和物体的物理性质之间好像有一种张力。希腊思想家遭遇了一类全新的物体，它极为重要（有那么多人甘冒生命危险来获取它便是明证），而本质却还是一个深奥的谜。
想一想“唯物论”这个词。接受一种“唯物论”哲学意味着什么？这里的“物”又究竟是什么呢？通常，我们用它指代可以改造成另外某种东西的物体。一棵树是一个生物，它只有变成“木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想它能够刻成其他什么样的东西。当然，一块木头可以刻出几乎所有东西，泥土、玻璃或者金属也是如此。它们坚硬、真实而有形，但同时也很抽象，因为它们有变成几乎任何其他东西的潜质——或者说，不能完全变成另一种东西；我们无法将一块木头变成一头狮子或是一只猫头鹰，但却可以将它们的形象雕刻出来。也就是说，木头可以转变成任何一种我们可以想见的形式。因此，我们在任何唯物论哲学中就已经在讨论这样的两组对置：形式和内容、物质和形态；还有创造者心智中的观念、符号、象征或模型与将要被雕刻、塑造或压制的材料的物理性质之间的冲突，这会将创造者带回现实之中。[78]就硬币而言，这甚至提升到了更抽象的水平，因为我们不能将硬币上的符号想成是对某人头部的复制，而应当看作一种集体协议的标志。希腊硬币印制的图案（米利都硬币上的狮子、雅典硬币上的猫头鹰）往往是城邦神祇的象征，但同时也是一种集体承诺——公民们相互保证，他们会在支付公共债务时使用这种硬币；但在更广的意义上，它保证的是所有人都会接受用这种硬币偿还的债务，即人们可以用这种硬币获取任何想要的东西。
问题在于，这种集体权力不是处处通行，毫无限制。它只在城邦内有效。离开城邦越远，来到充满暴力、奴隶制和战争的地方——那种甚至会把四处游历的哲学家摆上奴隶拍卖台的地方，它就越有可能变成区区一堆贵金属。[79]
灵与肉之间，然后是高贵的理念与丑陋的现实之间的斗争，理性的智识与顽固的肉体驱动力和阻碍理性的欲望相互对抗，乃至和平与共存的观念，都不是自发出现的，而需要印到我们材料劣质的本性上，就像为廉价金属印上神圣的标记一般——所有那些萦绕于轴心时代宗教和哲学传统的观念，还有从那时起仍然使比欧苏那样的人惊讶的观念，都已经铭刻在这种新货币形式的本质之中。
把所有轴心时代的哲学都说成只是对铸币本质的一种反思会是愚蠢的，但我认为西弗德论证这是一个关键的起始位置是正确的：理由之一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正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建构他们的问题的。（例如）他们问道：什么是范式（Idea）？范式只是集体的习惯吗？它们是否存在于某种超越物质存在的神圣领域当中，就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或者它们是否存在于我们的心智当中？或者，我们的心智本身，在终极上就带有那种神圣的非物质领域的性质？如果是的话，我们与我们躯体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结论
在印度和中国，论辩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总是以唯物论为出发点。要了解最货真价实的唯物论思想家的观点，我们现在只能借助于他们的论敌的著作。例如印度国王弊宿（Pāyāsi），他热衷于与佛教和耆那教哲学家辩论。他的立场是，灵魂并不存在，人的躯体只不过是空气、水、土和火的特殊配置，人的意识是不同元素交互的结果，而人的死亡不过是这些元素的分解罢了。[80]不过，明显的是，这种观念是很常见的。即使是轴心时代的宗教，与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的宗教相比较，有关超自然力量的东西也惊人地稀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长期以来都在辩论，佛教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提出这个疑问的原因是佛教排斥任何有关最高存在的概念。还有一个疑问是，孔子劝诫人们尊敬自己的祖先，仅仅是一种鼓励子女尽孝的方式，还是因为有死去的祖先在某种意义上继续存在的观念？我们有这些疑问的事实说明了一切。不过与此同时，那些（尤其是从那个时代）延续下来的信仰，用制度上的术语来讲，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宗教”。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奇怪的拉锯、攻击和反击。其中，市场、国家、战争和宗教，都持续不断地分分合合。让我尽可能简洁地总结一下：
（1）最早出现的市场似乎是政府行政体系的一个副产品（至少在近东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的逻辑卷入到军事事务当中，而在其间，市场逻辑与轴心时代战争的雇佣军逻辑几乎难以区分。最后，这种逻辑征服了政府本身，政府据此定义其目的本身。
（2）结果就是，我们随处可见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的出现，也看到了唯物论哲学的诞生。这些哲学唯物论事实上兼具两种意义：一者，它们将世界看作由物质力量而非神圣力量组成的；二者，它们将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看作积累物质财富，道德和正义的理想被重构成用来满足民众的工具。
（3）我们也随处可见另外一批哲学家对此的反应：探究人性和灵魂的理念，试图发现伦理和道德的新基础。
（4）在各地，面对这些新的、极度暴力而犬儒的精英，一系列社会运动应运而生。这些哲学家中有的支持这些社会运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新的事件：民众运动同时也是智识运动，这是因为那些人是以某种有关现实的本质的理论为名反对现存权力设置的。
（5）在各地，这些运动起先是和平运动，因为它们反对新的暴力观，尤其反对把攻击性的战争作为政治的基础。
（6）在各地似乎还有一种用非人格的市场所提供的新智力工具来为道德建立新基础的原始冲动，但却处处碰壁。墨家哲学采用的是社会利益的概念，它短暂地兴盛起来，然后就消亡了。替代它的是完全排斥这种观念的儒家思想。我们也已经看到，将道德责任看作债务（在希腊和印度都涌现出这种冲动），在给定的新的经济条件下，似乎都不尽如人意。[81]更为强烈的冲动是去想象出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可以完全没有债务的世界，伴随债务一起消失的是所有其他世俗关联；社会联系在这个世界里被看作一种束缚，就像身体是灵魂的监狱一般。
（7）统治者的态度一直在改变。起先，大多数统治者似乎对新的哲学和宗教运动持困惑而宽容的态度，而私底下信奉的是某种愤世嫉俗的权力政治思想。但是随着大帝国取代混战的城市和公国，尤其是随着这些帝国的扩张逐渐达到极限，军事——铸币——奴隶制合成体陷入危机，所有这一切都突然发生了转变。在印度，阿育王尝试用佛教重建他的王国；在罗马，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类似军事和财政危机的汉武帝采用儒家思想作为国家哲学。这三者中，最终只有汉武帝是成功的：中国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延续了两千多年，儒家思想几乎一直都是其官方的意识形态。君士坦丁之后的情况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但罗马教会延续了下去。阿育王的计划可以说是最不成功的。不仅他的帝国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更为弱小、领土也通常并不完整的王国，而且佛教本身也几乎被赶出他一度所拥有的领土——尽管佛教确实在中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建立了稳固的基础。
（8）最终的影响是人类活动的领域产生了一种理念上的划分，并且延续至今天：一方面是市场，另一方面是宗教。直接地说，如果一人将某片社会空间简单地归为去自私地获取物质的东西，很快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别人开创出另外一块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们宣扬从终极价值的角度看，物质的东西是无关紧要的；自私性（甚至自我）是一种幻觉，给予比接受更好。起码，轴心时代的宗教强调了慈善的重要性，这个概念之前几乎未曾存在——这一点无疑是值得注意的。纯粹的贪婪和纯粹的慷慨是互补的概念；缺乏了任何一个，另一个就是无法想象的；两者都只会出现于保持纯粹而专一的行为方式的制度背景之内；而且两者似乎在任何非人格的、物理的现金货币出现的地方共同出现。
至于那些宗教运动，很容易被看作一种逃避。它们向轴心时代帝国的受害者允诺在来世获得解脱，作为让他们接受现世的一种方式，同时又让富人相信，他们真正欠穷人的，只是不时的施舍而已。激进的思想家几乎总是如此。当然，政府本身最终认可这些思想家的意愿似乎可以支持这一点。但问题其实更为复杂。首先，有必要谈谈逃避主义（escapism）。古代世界的民众反抗通常以叛乱者被屠杀而告终。正如我前文所言，物理上的逃避，例如结队离去或是叛逃，从我们所知最早的年代以来一直都是对压迫性环境的最为有效的回应。但在物理逃避不可能的地方，一个受压迫的农民又该如何是好呢？坐下来思考他的悲剧？有关其他世界的宗教最起码提示了另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这些宗教通常在此岸创造彼岸，也就是一种或另一种获得解放的空间。无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古代世界只有那些宗教团体成功地废除过奴隶制，例如爱色尼派信徒，他们通过脱离大的社会秩序，组建自己的乌托邦社团而实现了这一点。[82]或者，我们举一个更小但延续时间更长的例子：大帝国最终荡平了北印度的民主城邦（考底利耶就如何颠覆和破坏民主制度提供了大量的建议），但释迦牟尼欣赏那些城邦的公共集会民主的组织形式，因而将它作为佛教徒的模范。[83]佛教的寺院到现在一直叫作僧伽（sangha），这是那些民主共和国的古称。这些寺院到今天仍然采用相同的寻求共识的过程来运作，维持着某种平均主义民主制的理念。若是没有它们的存在，这个理念早就被完全遗忘了。
最后，这些运动的历史成就事实上是显著的。当它们生根之后，事情开始转变。战争不再像原先那么残暴，也不那么频繁。作为一种制度的奴隶制逐渐消失，以至于到了中世纪，贯穿欧亚大陆几乎难以看到、甚至根本无法看到它的影子。新的宗教权威也开始在各地严肃地指出债务所引发的社会错位。
[1]Jaspers1949.
[2]Parkes1959:71.
[3]或者如果一定需要更为精确，我们可能应该让它在公元632年随着先知的死去而结束。
[4]很明显，吠陀印度教（VedicHinduism）更早。我在这里提到印度教是把它作为自我知觉的宗教，它通常被认为大约在这一时间，作为对佛教和耆那教（Jainism）的应对而开始成型。
[5]过去，这一日期被设定为早得多，在公元前650年，甚至公元前700年，但是后来的考古学对这一点提出了疑问。但是，利迪亚硬币似乎仍然是最早的，而大多数其他硬币似乎也被认为是最早的。
[6]Prakash＆Singh1968。根据放射性碳元素分析，目前普遍认定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印度出现了硬币（Erdosy1988:115,1995:113）。
[7]Kosambi(1981)指出，在它们的第一个和青铜时代的哈拉帕（Harappan）城市之间，似乎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莫亨佐达罗（MohenjoDaro）拥有精制的砝码和劣质的武器，因此它完全是一个贸易城市。即使在它覆灭后，贸易商仍然存在，并继续使用那个时期非常精准的砝码。”（ibid：91）基于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哈拉帕文明与之有紧密的联系）的了解，假设他们继续使用以前的商贸手段也是合理的，并且在我们所拥有的如《本生经》（Jakatas）等早期文字资料中，“借据”似乎是作为人们熟悉的做法出现（RhysDavids1901:16），即使这些资料是在许多世纪之后出现的。当然，在这里的例子中，这些标志被推断代表对重量精度的认证，这表明它的重量没有进一步缺斤少两，但也有可能启发了早期的信贷实践。Kosambi后来确认了这一点：“这些标志对应现代在店铺中已经结清的账单或支票上的联署签名。”（1996:178–79）
[8]在中国，硬币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在公元前524年进行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地区，这就意味着它已经拥有货币体系，并且据推断，其拥有货币体系的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Li1985:372）。
[9]Schaps2006:34.有关最近出现的类似论述，参见Schoenberger2008。
[10]当然，最早的硬币具有极高的面值，并且极有可能被用来支付税和费用。相比于购买日常用品，它们被更多地用于购买房屋和牲畜Kraay1964,Price1983,Schaps2004,Vickers1985。例如，只有在像5世纪那样，普通公民在脸上带着由冲印的银或铜制成的极小硬币前往市场，希腊真正的市场化社会据说才可能存在。
[11]由Cook(1958)率先提出后，这一解释自那以后便失去了支持（Price1983,Kraay1964,Wallace1987,Schaps2004:96–101;thoughcf.Ingham2004:100），主要在这一论述上：不能付给士兵硬币，除非已经存在人们愿意接收硬币的市场。对我来说，这一反对的力度很弱，因为硬币不存在，并不意味着货币或市场不存在。几乎所有该讨论的参与方［例如，Balmuth1967,1971,1975,2001论述不规则的银块已经作为货币被广泛使用，以及LeRider(2001)和关于这一点的Seaford(2004:318–37)，他们指出银块的数量不足，不足以成为每天流通的货币］，似乎都认真考虑了大多数市场交易以信用的形式发生的这一可能性。不论如何，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国家要确保硬币成为可接受的货币十分简单，只需宣布硬币是对国家义务的唯一可接受支付手段即可。
[12]大多数已知的早期希腊银行家，都是腓尼基人的后代，他们极有可能是率先把利息的概念引入的人（Hudson1992）。
[13]Elayi＆Elayi1992.
[14]Starr1977:113；参见Lee2000。
[15]有趣的是，请注意，据我们所知，伟大的贸易国家在伟大的艺术作品或哲学层面产出不多。
[16]最伟大的例外当然是斯巴达（Sparta），它拒绝发行硬币，并发展出了一套贵族施行严格的军事生活方式、永远接受为战争训练的体系。
[17]当亚里士多德强调希腊城邦的体制可以通过观察其军事力量的主要部队而预测时，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一联系：如果依赖骑兵，就是贵族制（因为马匹非常昂贵）；如果是重步兵，就是寡头制（因为盔甲不便宜）；如果是轻步兵或者海军，就是民主制（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挥舞吊索或划船）（Politics4.3.1289b33–44,13.1297b16–24,6.7.1321a6–14）。
[18]Keyt(1997:103)总结Politics1304b27–31。
[19]Thucydides(6.97.7)宣称，公元前421年，有20000人从矿区逃跑，这一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大多数文献估计，在那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至少有10000人戴着镣铐、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工作（Robinson1973）。
[20]Ingham2004:99–100.
[21]MacDonald2006:43.
[22]关于亚历山大军队的货币需求，参见Davies1996:80；关于他的后勤更普遍的论述，参见Engels1978。120000这一数字不但包括作战部队，也包括仆人、随军队流动的平民等。
[23]Green1993:366.
[24]罗马的体系被称为nexum，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是如何运转的：比如，它是否采用劳动合同的形式，一个人为固定的条件通过工作偿还债务，或是更类似于非洲的抵押人体系，即债务人及其子女以类似奴隶的身份提供服务，直到被赎回（关于可能性，参见Testart2002）。参见Buckler1895,Brunt1974,Cornell1994:266–67,330–32。
[25]因此，大部分引发针对债务奴役制度的抗议的丑闻事件，都集中在身体虐待或性虐待的极端例子上。当然，一旦债务奴役被废除，奴隶担任家庭劳动力后，这样的虐待就被视为正常的，可以接受的。
[26]付给士兵的第一批青铜硬币，似乎在公元前400年前后被制成（Scheidel2006），但是这是根据罗马历史学家的观点获得的传统日期。
[27]关于传统学界的大多数观点，MosesFinley的总结可能是最佳的，他写道：“在希腊和罗马，债务人阶层会起义；而在近东地区，他们不会这么做。”因此，类似尼希米（Nehemiah）发生的改革至少是次要的、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我在这里的论述，是对这一观点的公然挑战。近东地区的起义采用了不同的形式，相比于他的观点，希腊和罗马的起义既有更多的局限，也更加临时。
[28]要获得绝佳的例子，参见Ioannatou2006。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Cataline）阴谋是深陷债务的贵族和绝望的农民组成的同盟。关于持续的共和国债务及土地重新分配运动：Mitchell1993。
[29]Howgego提出了这一观点：“如果在元首制下听到的债务消息更少，那可能是因为政治稳定性消除了表达不满的机会。公开叛乱时，债务会作为问题重新出现这一事实，也支持了这一论述。”（1992:13）
[30]Plutarch,Moralia,828f–831a.
[31]不用说，存在大量互相冲突的资料，但可能最好的资料是Banaji(2001)。他强调，在后来的帝国，“债务是实施者确保对劳动力供给进行控制的根本手段，它会破坏劳动群体的团队，并将所有者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私人化’”（ibid：205），他将这种情况与印度进行了比较，结果很有趣。
[32]Kosambi1966,Sharma1968,Misra1976,Altekar1977:109–38。当代印度历史学家把他们称为“gana-sanghas”（“部落集会”）。这些历史学家倾向于否认他们是由奴隶和农奴群体支撑的勇士贵族阶级，尽管希腊的城邦国家当然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描述。
[33]换句话说，他们看上去更像斯巴达人，而不像雅典人。奴隶也是集体所有的（Chakravarti1985:48–49）。在这里，还是需要考虑这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一般的规则，但在这类问题上，我认可主流的学界观点。
[34]Arthasastra2.12.27。要想获得出色的比较性评论，参见Schaps2006:18。
[35]Thapar2002:34,Dikshitar1948.
[36]当然，税也存在，它通常是总收成的1/6到1/4（Kosambi1996:316;Sihag2005），但是税也是把商品引入市场的一种方式。
[37]SoKosambi1966:152–57.
[38]以及雇用劳工，在古代世界十分常见的两种现象基本上是互相重叠的：在这一时期的记录中，指代工人的常用词语是dasa-karmakara，即“奴隶——雇工”，其背后假设是奴隶和劳工一起工作，二者很难区分开来（Chakravarti1985）。关于奴隶制的统治地位，参见Sharma1958,Rai1981。具体的程度仍处于争论中，但是早期的佛教记录确实似乎假设富裕的家庭中都会有奴隶——当然，在其他时期，情况绝非如此。
[39]在亚历山大短暂征服印度河谷地区并且于阿富汗建立了希腊殖民地之后，冲压标记的硬币最终也被爱琴海式的硬币取代，这导致整个印度传统消失（Kosambi1981,Gupta＆Hardaker1985）。
[40]它被称为“支柱法令”（PillarEdict）（Norman1975:16）。
[41]关于具体时间，有大量的争论：Schopen(1994)强调，在1世纪之前，也即大约三个世纪之后，没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存在大量的佛教寺庙。这也对货币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
[42]“私人交易商被Arth.4.2视为眼中钉（kantaka），那是仅次于国家灾祸的公众敌人，他们被不正当地征税和罚款，许多人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Kosambi1996:243）
[43]那些希望出家为僧的人，必须首先确认他们自己不是债务人（就像他们也必须承诺自己不是逃跑的奴隶），但是并没有规则规定寺庙不能放贷。我们将会看到，在中国，为农民提供条款宽松的借款，被当作一种慈善行为。
[44]相似地，佛教僧人在能够回避的情况下，是不被允许看到军队的（Pacit-tiya,48–51）。
[45]Lewis1990.
[46]Wilbur1943,Yates2002。在战国时期，秦国不但允许按照军衔把奴隶分配给军队军官，而且有可能把商人、手工艺者及“穷人和闲人”“罚没为奴”（Lewis1990:61–62）。
[47]Scheidel(2006,2007,2009)详细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总结出中国的货币采用不同寻常的形式是基于两个主要原因：（1）秦国（使用青铜货币）在与楚国（使用黄金）的战争中赢得胜利的历史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保守主义；（2）缺少高收入的雇佣军，这使得中国王国的行为与早期罗马共和国相似，这也限制了中国只能付给应召农民青铜硬币——但是和罗马共和国不同，中国的王国周围没有被已经习惯使用其他货币形式的国家环绕。
[48]据我们所知，毕达哥拉斯第一个采取了第二条路线，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政治社团，它曾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了意大利南部希腊城邦的政治权力。
[49]Hadot1995,2002。在古代世界，基督教被认为是一种哲学，主要原因是它有自有的苦修形式。
[50]农家，又称“农家流”，是先秦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流派，奉神农为祖师，祖述神农，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编者注
[51]关于农家：Graham1979,1994:67–110。他们最繁荣的时期似乎也是墨家创始人墨翟生活的年代（约公元前470-公元前391年）。农家最终销声匿迹，留下了一系列关于农业技术的论著，但是他们对早期的道家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相应地，从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开始，在之后的许多个世纪，道教都是农民起义者偏爱的哲学体系。最终，道家被救世主形态的佛教取代，佛教也成为农民起义军喜爱的意识形态。
[52]Wei-Ming1986,Graham1989,Schwartz1986.
[53]传说在一位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家发现无理数之后，同派的其他成员带他出海航行，然后把他扔进了大海。关于早期毕达哥拉斯主义（公元前530-公元前400年）与现金经济的崛起，参见Seaford2004:266–75。
[54]至少如果我自己在马达加斯加的亲身经历有参考意义的话，情况就是如此。
[55]战争很类似：在这个领域，也可以想象每个人是在玩一场游戏，规则和风险都非同寻常的透明。主要的区别在于，在战争中，一个人确实关心他的战友。“自利”这一概念的起源，参见第十一章。
[56]不要和无关的儒家概念“礼”相混淆，这一概念的意思是“仪式”或“规矩”。后来，礼变成了意为“利益”的词——也就是说，不但是“自利”，还是“支付利息”（例如，Cartier1988:26–27）。应该说，我在这里的论述稍微有些不合传统。Schwartz(1985:145–51)指出，对于孔子而言，“利润”是完全贬义的含义，他宣称这个词被墨翟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新解读。我的假设是法家甚至在孔子之前——当然也在孟子之前——反映了普遍的智慧。
[57]《战国策》，第109篇，7.125。
[58]《吕氏春秋》，8/5.4。
[59]关于核心词语的讨论，参见Ames(1994)：私利（自利），势（战略优势）和利民（公众利润）。
[60]《商君书》。
[61]Kosambi的翻译（1965：142）；《大英百科全书》采用“利润指南”（“Cārvāka”词条）；Altekar(1977:3)，“财富的科学”。
[62]Nag＆Dikshitar1927:15。Kosambi论述道，孔雀王朝的政体因此基于一个根本矛盾：“道德上遵纪守法的人民，被一位完全没有道德的国王统治。”（1996：237）但是不论在孔雀王朝之前还是之后，这样的情形都不罕见。
[63]Thucydides5.85–113(cf.3.36–49)。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16年，大概与商鞅和考底利耶写作处在同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反对这种行为，并非出于它明显的不道德性，而是集中在它不利于帝国的“长期收益”（Kallet2001:19）。关于修昔底德自己的功利主义唯物论的整体介绍，参见Sahlins2004。
[64]参见Hansen2000:137中的Mozi6:7B。
[65]参见Duyvendak1928:76–77中的《孟子》4.1。他所指的似乎是最初由孔子自己提出的区别：“上等人知道什么是对的，而下等人只知道什么是有利可图的。”（Analects7.4.16）
[66]除墨家外，很少有流派公开拥抱经济逻辑的道路。在印度和希腊，我们已经看到将道德包装成债的尝试是如何走投无路的，甚至《吠陀梵语》的原则在表面上也是关于免除债务的。我们已经看到，这在以色列也是中心主题。
[67]Leenhardt1979:164.
[68]这一解读确实和这一问题上的学界主要观点直接冲突。学界主流看法倾向于强调轴心时代观点的“先验”本质（例如，Schwartz1975,Eisenstadt1982,1984,1986,Roetz1993,Bellah2005）。
[69]希腊的体系实际上从火、空气和水开始，印度体系是火、水和土，在每个例子中，都存在无数种解释。中国的元素体系是五行：金、木、水、火、土。
[70]在基督教中，特别是在奥古斯丁派的传统中，这一点非常明确：世俗世界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上帝参与；上帝并不在其中；它仅仅是由上帝创造（Decivitatedei4.12）——根据HenriFrankfort(1948:342–44)，这一精神和本质的激进分离，是犹太——基督教（Judaeo-Christian）传统的特性。但是，奥古斯丁派传统的另一方面也依据柏拉图而坚持认为这一原因（使我们能够理解类似事情的抽象原则，它完全与物质分离）确实具有部分神性（有关在奥古斯丁自身观点中存在的矛盾，参见Hoitenga1991:112–14）。
[71]本书最后一章在我关于柏拉图的讨论中，已经引用了Shell的论文“TheRingofGyges”（1978）；Seaford1998,2004。
[72]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面值足够小、能够用于每日交易的硬币这件事上，米利都即使不是第一个城市，也是做到这一点的几个城市之一（Kraay1964:67）。
[73]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来自附近以弗所（Ephesus）的爱奥尼亚城邦，毕达哥拉斯来自萨摩斯（Samos）的爱奥尼亚岛。在爱奥尼亚被波斯王国吞并后，大量爱奥尼亚人逃到了意大利南部。于是那里再次成了希腊哲学的中心，而此时，那里的希腊城邦正在实现彻底货币化。雅典在5世纪才成为希腊哲学的中心，也正是在那时，雅典才具备军事方面的统治力，雅典的“猫头鹰”硬币成为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通用货币。
[74]或者如Seaford(2004:208)所说，也是回应阿那克西曼德对他的主要实质的描述，“独特的、永恒的、客观的、包罗万象的、无限制的、均匀的、永远运动的、抽象的、调节的物质，所有事物及其起源的目的地”（或者，至少是能够买到的“所有事物”）。
[75]Seaford2004:136–46；参见Picard1975;Wallace1987;Harris2008a:10。纯粹的“信用”货币当然会被金属工人称为“法定货币”（fiatmoney）或“辅币”（tokenmoney），或者被凯恩斯主义者称为“代币”（chartalmoney）。尽管有Finley持对立观点的论述（1980:141,196），但几乎所有古代货币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信用属性。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为什么流通中的硬币面值通常比铸造的金银价值高（金银的价格会产生波动），只要硬币面值低于铸造用金属的价值，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去熔掉硬币并出售金属。
[76]在罗马帝国或孔雀王朝帝国这样庞大国家的例子中，确实会产生通货膨胀，但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内，都无法感知它的完整效果（参见Ingham2002:101–4,Kessler＆Temin2008,Harris2008b，了解关于罗马情况的出色讨论）。
[77]Seaford2004:138–39.
[78]这里，我部分受到了马赛尔·莫斯关于物质概念的论述的启发（Allen1998）。
[79]因此，我们将会看到，亚里士多德认为硬币只是社会习俗的立场（NicomacheanEthics1133a29–31），在古代社会中是极少数人持有的观点。它确实在后来的中世纪时代成为主流观点。
[80]在佛教经文中，他被称为“弊宿”（Pāyāsi）；在耆那教（Jaina）中，它被称为“Paesi”（参见Bronkhorst2007:143–159，获得关于这些早期印度唯物论者的出色讨论；关于之后的唯物学派——据说考底利耶也属于此派——参见Chattopadhyaya1994）。Jaspers(1951:135)在写到印度时，指出“包括唯物论和怀疑论、诡辩和虚无主义在内的所有哲学趋势”的出现是一份重要的清单，因为它很显然根本不是“所有”哲学趋势的清单，而仅仅包含了其中最为偏重唯物论的趋势。
[81]在《理想国》中，它被彻底拒之门外。在印度，正如我已经论证的，印度教传统似乎接纳了它。佛教、耆那教和其他对立的哲学完全没有使用这一说法。
[82]大约在耶稣生活的年代，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ofAlexandria）就爱色尼派教徒（Essenes）写道：“在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是奴隶，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他们与其他人交换服务。他们对奴隶主的谴责，不仅因为这些奴隶主践踏平等律条的不义，也是因为奴隶主通过废除自然法令展现出的不虔诚。”（Quodomnisprobuslibersit79）而另一组犹太人特拉普提派（Therapeutae）反对所有形式的财产，他们把奴隶制看作“完全地、彻底地与自然对立，因为自然创造每个人生而平等”（DeVitaContemplativa70）。这里可以看到与罗马律令中观点的相似性。犹太派别被详细记录，这很不寻常。如果类似的派别存在于色雷斯（Thrace）或努米底亚（Numidia），我们可能根本无从知晓。
[83]在后来的传说中，他的父亲演变为一位国王，他在王宫中成长，但事实上，那时的萨克耶（Sakya）“国王”是选举产生并由众人轮流担任的一个职位（Kosambi1965:96）。 |
08信用货币与金银货币：历史周期的循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8信用货币与金银货币：历史周期的循环
↘虚拟与金属货币交替的历史周期
↘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500-公元前800年）
↘埃及（公元前2650-公元前716年）
↘中国（公元前2200-公元前771年）
金银货币是战争的附属品，而非和平交易的产物。
——杰弗里·W.加德纳（GeoffreyW.Gardiner）
有人很可能会问：如果我们的政治和法律理念确实是以奴隶制的逻辑为基础，我们曾经又是如何废除了奴隶制的呢？当然，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可以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废除过奴隶制，只是给它换了种说法罢了。这个人会摆出这样一个论点：一个古希腊人肯定会看出，一个奴隶和一个负债的雇佣劳工的区别，顶多是一种法律上的细节。[1]但是，我们仍应当把废除正式的传统奴隶制，看作一项十分值得注意的成就，它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更何况历史上人类不止一次废除过奴隶制。如果考查一下历史记录，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上奴隶制被多次废除（或有效地废除）。这是真正引人注目的事情。
比如说，欧洲的奴隶制很大程度上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消失了——那些习惯于将这段时间称为“黑暗时代”开端的人很少认识到这一历史成就。[2]没有人能确信这是如何发生的。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的传播肯定对此有一定影响。但是，由于基督教教会本身从没有公开反对奴隶制，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为之辩护，基督教的传播不会是直接原因。与此相反，奴隶制的废除似乎有悖于当时的知识权威和政治权威的态度。不过它却发生了，而且有持久的效果。在民众层面，对奴隶制的厌恶十分普遍，以至于一千年以后，当欧洲商人开始试图重启奴隶贸易时，发现自己的同胞根本不赞同在他们本国蓄奴——这是种植园主最后不得不从非洲购买奴隶，然后在新世界设立种植园的一个原因。[3]现代种族主义（也许是近两个世纪中最大的罪恶）之所以需要虚构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人一直拒绝听从知识分子和法学家的论点。堂而皇之地奴役一个在他们看来完整而平等的人，是他们难以接受的。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
此外，古代奴隶制的终结并不仅限于欧洲。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发现，就在相同的时间（约公元600年），印度和中国也正发生着同样的事情。经历了多个世纪的动荡和混乱，传统奴隶制几乎在这两个国家绝迹。这一切表明，历史性机遇的到来时刻，也就是有可能发生有意义的变革的时刻，它遵循一种明显，甚至周期性的模式。它穿越地理空间相互呼应，超出了我们既往的想象。过去有一种可以捉摸的形状，只有了解它，我们才能觉察出现今存在的历史性机遇。
虚拟与金属货币交替的历史周期
要让这些周期显露出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审视我们在全书中关注的现象：货币、债务和信用的历史。一旦我们着手描绘贯穿欧亚5000年历史的货币史，惊人的模式就开始浮现。就货币史而言，铸币的发明是最为重大的事件。铸币似乎独立地在三个不同地方发端，时间几乎是相同的。公元前600-公元前500年，中国的华北平原、印度东北的恒河河谷及爱琴海沿岸地区都出现了铸币。这并不是因为发生了某种突然的技术革新：在每个地区，用于铸造最早的钱币的技术各不相同。[4]铸币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结果。而这为什么恰恰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呢？这是一个历史之谜。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出于某些原因，利迪亚（Lydia）[5]、印度和中国的地方统治者认为他们王国中长期存在的信用体系是有欠缺的。他们因此开始发行小块贵金属硬币，并鼓励他们的臣民在日常交易中使用。在此之前，金属大多铸成锭块，用于国际贸易。
这个创新从这些地方传播开去。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各个地方的国家都开始发行各自的钱币。不过，正是到了大约600年奴隶制开始消失的时候，整个趋势突然发生了逆转。现金枯竭了，各地再次回归到信用货币。
如果我们看一看5000年来的欧亚历史，可以看到明显的交替变化：在一段时期，信用货币占据主导地位，而随后黄金和白银成为主流——也就是说，至少很大部分交易是通过贵金属硬币的转手而进行的。
这究竟是为什么？战争看来似乎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暴力十分普遍的时期是金银货币的天下。关于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金银钱币有一个有别于信用安排（creditarrangements）的显著特征——它们可被盗窃。从定义上讲，一笔债既是一种信任记录，也是一种信任关系。而在商品交易中使用黄金或白银的人只需要确信其重量是否准确、品质是否优良和他人是否会接受它即可。在一个遍布战争、充斥着暴力威胁的世界（战国时代的中国、铁器时代的希腊和孔雀王朝之前的印度正符合这一状况），交易的简单化有明显的益处。士兵们则更需要用贵金属交易。一方面，他们总是会经手很多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大多包含黄金和白银。士兵们会千方百计把它们交易出去，换来更好的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九死一生、转战四方的士兵正是高风险信用对象的典型。居住在同一个小山村社区的邻里，相互之间进行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种物物交换也许是荒谬的，但这样一个社区的居民若是与一个雇佣兵进行交易，采用金银顿时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那么，在人类历史上，黄金或白银的锭块（不论是否带有印记）大多扮演了与当代毒品交易商的手提箱里所装满的无标记票据（unmarkedbills）相同的角色：它是没有历史的物件，价值在于人们知道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可以用它来交换其他财货，而没有任何条件。因此，在社会相对平和的时期，或在信任网络之中（信用网络可能是国家创设的，但在多数时期，它的形式可能是跨国的机制，如商人行会或信仰团体），往往以信用体系为主。而在战争和掠夺十分普遍的时期，信用体系往往会被贵金属替代。此外，尽管掠夺性贷款在人类历史的每个时期都上演过，它导致的债务危机似乎只在货币最容易兑换为现金的时期造成最为有害的影响。
这里我根据虚拟和金属货币之间不断交替的情况，提出一个欧亚历史的断代，作为看清当前历史时刻大旋律的出发点。历史周期始于最早的农业帝国时代（公元前3500-公元前800年），此时虚拟信用货币居于主导地位。然后是我们在下一章中会述及的轴心时代（AxialAge，公元前800-600年）。在轴心时代，铸币兴起，人们普遍改用金属货币。虚拟信用货币在中世纪（600-1450年）回归，这是第十章的内容。第十一章将要讲述接下来的一个周期——资本主义帝国时代。这个时代始于1450年，全球大规模地重新使用金银货币，直到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时才能算是真正结束。它的终结标志着又一个虚拟货币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才刚刚开始，它的终极轮廓必然还不可见。第十二章，也就是最后的一章，力图应用历史的洞察来理解这个时代可能意味着什么，又可能开启何种机遇。
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500-公元前800年）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信用货币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人类所知最早的城市文明中普遍流通。在巨大的庙宇与宫殿中，货币很大程度上起到的是记账单位的作用，而不是实际的转手。而且，商人和小贩还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信用安排。这些大多以泥板为物理形式出现，上面刻有某些未来偿还的义务，这然后又用黏土封装起来，上面盖上借款人的标志。出借人会保留这个包封，作为信物，到偿还时打开它。至少在一些时候或地方，这些封存的文件似乎发挥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可转让票据（negotiableinstruments）的作用。这是因为泥板里并不是简单地记录着借款人偿还出借人的承诺，而且还是针对“持有者”（bearer）的。换言之，一块记载着5舍客勒白银债务（按通行利率）的泥板，可以在流通中等同于一张5舍客勒的承付票（promissorynote），这也就等同于货币。[6]
我们不知道这种泥板出现得是否频繁，通常会转手几次，有多少交易基于信用，商人是否频繁使用粗糙的金银锭块来买卖他们的商品，或者他们在什么时候最有可能这样做。所有这些无疑因时而变。承付票通常流通于商人行会或城市中相对富裕的邻里居民之间，因为他们相互足够熟悉，信任对方会履约。如果并不那么熟悉，他们可以通过更为传统的互助形式相互依靠。[7]对于普通美索不达米亚人光顾市场的情况我们所知更少。我们只知道客栈老板在信用的基础上经营，叫卖小贩和市场货摊经营者很可能也是如此。[8]
利息的起源会永远难以捉摸，因为它早于书写的发明。在大多数古代语言中，指代利息的术语都是从某个和“后代”有关的词语中衍生出来的，这使得有些人猜测它起源于牲畜贷款，但这显得有点拘泥于字面意义了。最早普遍流行的有息贷款更有可能是商业上的：寺庙和宫殿会预先把一些物件交给商人，商人然后会前往附近的山地王国或远航海外，出售这些物件。[9]
这种做法值得注意，因为它暗示着上述两者之间根本上缺乏信任。毕竟，为什么不直接要求从利润中分一杯羹？这似乎更为公平（无论如何，破产回来的商人大多偿还手段很少），而且这种类型的利润共享合伙制在后来的中东成了十分普遍的做法。[10]对此的解答也许是，利润共享合伙制通常是在商人或有类似背景与经验的人之间缔结，他们有办法了解到对方的行踪。宫殿或庙宇中的官员与游走四方的商人冒险家鲜有共同点，而且官员似乎一般认为，不能指望从远处归来的商人将他的冒险投机完全如实道来。如果设定一个利率，那么一个能言善道的商人，不管怎样捏造有关遭遇强盗、沉船或飞蛇、大象攻击的故事，都不能改变分毫。收益预先就固定好了。
巧合的是，这种借钱和撒谎之间的联系在历史上显得引人注目。希罗多德注意到，对于波斯人而言，“撒谎被看作最大的耻辱，其次是身负债务……这尤其是因为他们认为负债的人必然会撒谎。”[11]（然后，希罗多德记载了一个波斯人讲给他听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有关波斯人在印度所获黄金的来源的：他们从巨蚁的窝巢中偷取了黄金。）[12]耶稣拿不饶恕人的恶仆所做的比喻则对这种联系开了个玩笑（“一万塔兰同？没问题，只要给我多些时间就行”），但即便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由于无休无止的说谎，在宽泛的意义上，一个将道德关系视作债务的世界，虽然在某些方面是有趣的，但却必然是一个腐化、犯罪和罪恶的世界。
在苏美尔人的文献最早出现的时候，也许世界还没有到如此境地。不过，在那时，有息贷款乃至复利贷款的原则，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例如，在公元前2402年，拉格什（Lagash）[13]国王恩美铁纳（Enmetena）的一块王室铭文（这是我们发现的最早的铭文之一）指责他的敌人、乌玛的国王占据一大片法律上原本属于拉格什王国的农田长达数十年之久。他宣布：通过计算那整片土地的租金及为此租金需要支付的利息（按年复利率计），得出乌玛王国现在欠拉格什王国4.5万亿升大麦。这个总额和之前那个比喻中的一样，是有意夸大了的[14]，它只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而已。不过，恩美铁纳想要每个人都知道，他清楚应该如何计算。
高利贷（这里指的是有息消费信贷）在恩美铁纳的时期也已十分完备，国王最终发动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两年之后，刚得胜归来的他不得不发布另一条政令，普遍废除其王国内的债务。他后来以此为荣：“他在拉格什王国创立了自由（amargi）。他让母子重逢，他废除了所有的利息。”[15]这事实上是我们有记录的第一份废除债务宣言，也是“自由”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文献之中。
恩美铁纳的文本在细节上有些模糊，但半个世纪之后，他的继承者乌鲁伊宁基那（Uruinimgina）在公元前2350年的新年仪式期间宣布大赦令。它的条款列得清清楚楚，成了大赦令的典型：废除所有未偿贷款及所有形式的债务奴役，甚至包括针对那些不能支付罚金或犯罪处罚的人。唯一例外的是商业贷款。
类似的宣言，在苏美尔人及后来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记录中反复出现，主题总是相同的：重建“正义和公平”，保护寡妇和孤儿，确保“强者不会欺凌弱者”——正如汉谟拉比在公元前1761年废除债务时所要说的。[16]用迈克尔·赫德森的话说：
清除巴比伦金融债务的时间指定在春天庆祝新年期间。巴比伦的统治者监督“砸碎泥板”（也就是债务记录）的仪式，恢复经济的平衡，与其他自然事物一道，迎接新年新气象。汉谟拉比和随同他的统治者一道，举起火炬（这也许象征着正义的太阳神沙玛什，它被视为智慧而公平的统治者的向导）发出这些宣告。作为债务保证被质押的人获得释放，与家人团聚。另外一些负债者恢复了耕种他们固有土地的权利，而从所有累积起来的抵押留置权（mortgageliens）中脱身。[17]
在那之后的数千年中，各地农民革命所呼喊的要求都将以这份清单（废除债务、毁坏记录、重新分配田地）为标准。在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本人提起这种改革，似乎消除了动乱的可能性。他们这么做，体现的是革新宇宙的宏大姿态，他们重新创造了社会宇宙——在巴比伦，这就发生在国王扮演他的神马杜克（Marduk）重现它创造物质宇宙场景的仪式上。债务和罪恶的历史已经被扫除，世界将重新开始。但统治者们所认为的另一种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世界陷入混乱，农民叛逃进入游牧行列。最终，如果社会继续分解，那么他们会回来蹂躏城市，将现存的经济秩序完全摧毁。
埃及（公元前2650-公元前716年）
埃及体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因为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它一直试图完全摆脱有息债务。
与美索不达米亚一样，从古代的标准看，埃及极为富庶，但也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社会，有一条河横穿沙漠。它比美索不达米亚要集权化得多。法老是一个神，国家和寺庙长老掌控一切：税收种类繁多，国家不时发放分配款、工资和报酬。在这里，货币同样明显是会计手段。基本单位是德本（deben），或者说“度量”——最初指的是谷物的度量，然后延伸到铜或银。有少数记录明确指出，这些材料在交易中通常不会拿出来称重量：
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第15年（约公元前1275年），一个商人向埃及人埃莉诺芙女士出售一个叙利亚女奴，价格（无疑是讨价还价之后的）定在4德本1基特（约373克）白银。埃莉诺芙收集了一些衣服和毛毯，价值2德本2又1/3基特，这在详细清单里有记录。然后她向邻居们借了各种物件——铜器、一罐蜂蜜、10件汗衫、10德本铜块，直到达到那个价格为止。[18]
商人多数是行商，不是外国人就是大地主的商业代理。不过，鲜有证据表明商业信用的存在，埃及的贷款很有可能仍然以邻里互助的形式出现。[19]简而言之，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宫和寺庙官员提供的有息贷款，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完整税收体系的缺失。在埃及，这一点并无必要。
实质性、可以依法执行的贷款，也就是会导致欠债者失去土地或家庭成员的那种，虽然有所记录，但似乎十分罕见——而且危害也小得多，因为这些贷款并不带利息。类似地，我们有时候确实会看到债务仆人，甚至债务奴隶，但这些看似只是非常现象，也没有迹象表明问题曾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theLevant）那样经常性地演变成危机。[20]
事实上，在历史上的最初几千年中，世界似乎有很大不同，债务确实是“犯罪”问题，大多是被当作刑事问题处理的：
如果债户未能按时偿还债务，债主可以将他告上法庭。在法庭上，债户会被要求在一个具体日期还清债务。作为这一保证的一部分（债户要对此宣誓），债户也要发誓如果他在指定日期未能偿还，他要被打100记，和/或归还双倍的贷款。[21]
“和/或”是一个重要的细节。一笔罚金和一顿打没有正式的区别。事实上，誓言的所有目的似乎就是为惩罚行动创造理由，这与克里特岛上让借款者假装抢夺出借者的钱的习俗十分相近：这样的话，就可以以伪誓或盗窃的罪名惩罚债户。[22]
在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公元前1070年），有关市场的证据多了起来，但一直要到铁器时代，埃及并入波斯帝国前夜，美索不达米亚式债务危机才初现端倪。例如，根据希腊的资料记录，贝肯拉内夫（Bakenranef）法老（公元前720-公元前715年在位）发布了一道法令，废除债务奴隶，取消所有未偿付的债务，因为“他觉得一个也许正要去前线为祖国作战的士兵，因为未偿还一笔贷款而要被债主送入监狱的事情是极其荒谬的”——这也应该是最早提及债务监狱的资料之一。[23]托勒密王朝（也就是继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统治埃及的希腊王朝）时期，不时地公布清理债务的石碑已经成为定例。以希腊文和埃及文写就的罗塞塔石碑是破解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这一点广为人知。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它到底在说什么。竖立罗塞塔石碑原本是为了宣告大赦，对象是债户和囚犯。那是公元前196年托勒密五世时期的事。[24]
中国（公元前2200-公元前771年）
我们对于青铜时代的印度所知甚少，因为此时的印度文字我们还未能破解。早期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我们所知的一点内容，大多是在后来的文字资料中零星搜集而来的。从中可以看出，早期中国的国家官僚化程度远远低于西方。[25]那里没有集权的寺庙或宫殿体系，没有祭司和官员管理库房和记录收支，因此也就很少有创设一个单一、统一的会计单位的需要。与此相反，有资料表明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线，种类繁多的社会货币在乡间流行，在与外人交易时转为商业用途。
后来的资料回忆早期的统治者“使用珍珠和玉作为上好的支付手段，黄金作为中等的支付手段，刀和铲作为低级的支付手段”。[26]这句话的作者所讲的只能是礼物货币。等级制的货币出现在王公诸侯赏赐其属下的时候，他们的属下理论上讲是自愿为他们效劳的。在多数地方，长串的贝壳货币脱颖而出，但即使如此，虽然我们经常听说“早期中国的贝币”，也非常容易找到用贝壳计量奢侈礼物的价值文本，但人们是否真的携带它们到市场上买卖东西向来没有定论。[27]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人们确实会把贝壳带到市场上去做买卖，但市场本身长期以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贝币在市场上的作用，远没有社会货币的一般用途（作为婚嫁礼物、罚金、酬金和荣誉的象征）那么重要。[28]不论如何，所有的资料都表明当时有多种货币流通。正如当代的古代货币研究的顶尖学者戴维·沙伊德尔（DavidScheidel）所注意到的：
在秦统一中国之前，货币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贝壳（贝壳原物，或者是越来越多的青铜仿制品）、龟壳、一定重量的金块和银块（较少），以及最引人注意的铲刀和刀具造型的青铜工具货币。[29]
相互并不十分熟悉的人之间通常使用这些货币。为了记录邻里之间的债务，地方小贩的赊账或是与政府有关的事情，人们似乎采用了多种信用工具：后来的中国历史学家称最早的记事方法是结绳记事。这与印加的奇普（Khipu）记事法十分相像。然后用的是有凹口的木条或竹条。[30]这些东西似乎比文字的出现要早得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相同。
我们既不知道中国最早是在何时出现有息贷款的，也不知道青铜时代的中国是否发生过类似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那种债务危机，但后来的文献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暗示。[31]例如，后来的中国神话将铸币的起源归咎于先王为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所创造的发明。一个西汉的文本记载道：
古代，在禹的时候发大水，在汤的时候干旱，一般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相互借贷以获取食物和衣服。禹（帝）用历山的黄金为他的子民铸造钱币，汤（帝）也用到了燕山的铜。因此，天下人没有不说他们仁慈的。[32]
另外一些版本更直接。《管子》在中国早期成为政治经济学标准入门书，这部文集记载：“有人甚至喝不上稀粥，他们不得不变卖子女。为了拯救这些人，汤铸造了钱币。”[33]
故事显然是不现实的（铸造的钱币真正出现至少要在1000年之后），我们很难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能反映一种子女被当作债务抵押而带走的记忆吗？表面上看，它似乎更像是在说饥饿的人直接卖掉他们的子女——这个做法在中国历史后来的某些时期会变得司空见惯。[34]但是，把贷款和出售子女放在一起也是有意义的，尤其是考虑到亚洲的另一面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管子》随后说明，这两位统治者创制了丰年在公共粮仓保留30%的收获，以备紧急时期发放需要的习俗，从而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再次发生。换言之，他们开始设立政府性的储藏设施。而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类地方，这些设施最初是作为一种计数单位导致了货币的出现。
[1]“债，名词。是为奴隶监工的锁链和皮鞭所起的独创性的别称。”声名狼藉、愤世嫉俗的AmbroseBierce(TheDevil'sDictionary,1911:49)这样写道。当然，对那些出现在内尔·布什门外的泰国女人而言，被父母卖掉及为偿还父母的债务而工作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如今和两千年前一样，基本只有技术性细节方面的差异。
[2]PierreDockés(1979)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位直面这一问题的作者中的一位，他发表了令人信服的声明，指出它一定和国家权力有关：至少，奴隶制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在加洛林帝国时期曾经短暂重现，之后再次消失。有趣的是，因为至少在19世纪，“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已经成为划时代的社会变革的历史学范式，但却没人解决从古代奴隶制度向封建主义的转变，尽管有理由相信，不论现在正发生什么，都会和它非常类似。
[3]在TheMakingofNewWorldSlavery(1997)一书中，RobinBlackburn使这一论述变得十分有说服力。也存在一些例外，在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尤为明显。实际的故事当然比我在这里描述得复杂得多：这种敌意的一个原因在于，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欧洲人都是奴隶劫掠的受害者，而非获益方，许多俘虏在北非和中东被交易。
[4]爱琴海区域的硬币是印制的；在印度是冲压的；在中国是浇铸的。这表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技术的扩散。例如，在谈到印度硬币时，一位历史学家说道：“如果说从冲压形成的硬币能看出一个清晰的事实，那就是产生这个想法的人从未见过希腊的硬币——或者他见过，但希腊硬币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冲压形成的硬币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冶金工艺。”（Schaps2006:9）
[5]利迪亚，铁器时代小亚细亚西部的小国。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利迪亚是世界上最先开始使用金币和银币的地方。后为罗马帝国所灭，成为其一个行省。——编者注
[6]Pruessner(1928)可能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人。
[7]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活动的古代亚述商人，似乎已广泛应用它们（Veenhof1997）。
[8]Powell(1978,1979,1999:14–18)对该证据给出了出色的评估，他强调在巴比伦，对于购买炸鱼、木柴等普通家用物品所需要使用的小额银子，人们并没有生产出足够精准的称量用秤。他总结指出，银子基本用于商人之间的交易。因此，市场供应商的行为可能与他们今天在非洲、中亚等小规模市场的表现一样，建立值得信赖的客户名单，能够随着时间延长给予他们的信用（例如，Hart1999:201,Nazpary2001）。
[9]Hudson2002:21–23假设时间因素很重要，否则商人可能会尽可能推迟使用资金，越晚越好。参见Renger1984,1994;Meiroop2005。
[10]在这里，我指的是Qirad和Mudaraba安排，和古代及中世纪地中海区域的Commenda类似（Udovitch1970,Ray1997）。
[11]Herodotus1.138.
[12]Herodotus3102.–5.
[13]拉格什，苏美尔城邦，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铁罗（Tellon），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相汇处的西北、乌鲁克城以东。——编者注
[14]Mieroop2002:63,2005:29。他指出，恩美铁纳任意一年的所有大麦收入是3700万升，因此他宣称对方欠下的粮食是他自己统治下年收入的1000多倍。
[15]Lambert1971;Lemche1979:16.
[16]Hudson1993对该文献提供了最详细的综述。
[17]Hudson1993:20.
[18]Grierson1977:17，引用Cerny1954:907。
[19]Bleiberg2002.
[20]一位权威人士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知道哪位法老颁布了废除债务的法令。”（Jasnow2001:42）他补充道：在世俗时期（Demoticperiod）末期之前，没有证据表明债务奴役存在。而世俗时期末期，正是希腊文献开始谈到两者的同一时期。
[21]VerSteeg2002:199；参见Lorton1977:42–44。
[22]在某些方面，这就像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创造的法律漏洞，利息在这些地方都被正式禁止。参见第十章。
[23]DiodorusSiculus1.79。关于在此问题上希腊文献和埃及文献的比对，参见Westermann1955:50–51。
[24]有息贷款的传播历史，才刚刚开始被重建。它还未出现在艾贝拉（Ebla，公元前2500年），还未出现在古王国或中王国时期的埃及，还未出现在迈锡尼时期（Mycenaean）的希腊，但它最终在青铜时代晚期的黎凡特及赫梯人（Hittite）的安纳托利亚变得很普遍。我们将会看到，它很久之后才出现在古典时期的希腊，而出现在德国等地区的时间更晚。
[25]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学把整个时代称为“封建时代”。
[26]《管子》，Schaps2006:20引用。
[27]Yung-Ti(2006)论述它们并不是，尽管我们没法儿真正确定是否如此。Thierry(1992:39–41)简单地假设它们就是，并提供了它们被用作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的很多例子，但是它们都没有被用于买卖。
[28]无论如何，在之后的时期，贝壳肯定被用作硬币等价物，政府周期性地采取两种做法之一：要么压制它们的使用，要么把它们重新引入交易体系（Quiggin1949,Swann1950,Thierry1992:39–41,Peng1994.）。一直到近代为止，在中国西南端的云南省，贝壳货币与计数棒一起，作为货币的通用形式而复活（B.Yang2002）。关于此已有详尽的研究，但是就我所知，都是以中文完成的。
[29]Scheidel2004:5.
[30]Kan1978:92。我注意到，从这个角度来说，传递关于Incakhipu系统自身的一项研究，本就十分吸引人。线绳既被用来记录我们认为是财务方面的责任，也被用来记录其他我们认为是仪式方面的责任，因为与众多的欧亚语言一样，在盖丘亚语（Quechua）中，“债”和“罪”这两个字也是相同的（Quitter＆Urton2002:270）。
[31]L.Yang(1971:5)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出现的首份关于有息贷款的可靠文字参考。Peng(1994:98–101)指出，留存下来的最早记录（甲骨文和铭文）并没有提到贷款，但是也没有理由证明它应该被提及。他还把大多数可以获得的文献参考资料组合在一起，发现很多早期文献都提到了贷款，于是得出结论，即无法确定是否应该认真对待它们。但是，到战国时期，有大量证据表明出现了放高利贷者，以及各种滥用情况。
[32]《盐铁论》I2/4b2-6，见Gale(1967):12。
[33]《管子》（7312），Rickett(1998:397)。
[34]所以，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当洪水和干旱来临……那些有粮食的只能以半价出售，而没粮食的只能借入利息极高的高利贷。随后，来自父辈的农田转手；子孙被卖以偿债；商人牟得暴利，甚至小贸易商也能建立事业，获得前所未闻的收益”（见Duyvendak1928:32）。关于有息贷款的文字记录，最早见于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但它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Yang1971:5）。要了解在早期印度出现的卖儿鬻女以偿债的类似例子，参见Davids1922:218。 |
07荣誉与降级：当代文明的基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7荣誉与降级：当代文明的基础
↘“人性经济”中的荣誉
↘荣誉与债务
↘荣誉降级与债务危机
↘自由对奴隶制的反击
↘结论
Ur5［HAR］：（名词）肝；脾；心脏，灵魂；主体，躯干；基础；贷款；义务；利息；盈余，利润；有息贷款；偿还；女奴隶。
——早期苏美尔词典[1]
这只是把每个人所欠的东西给他。
——西蒙尼戴斯（Simonides）
在上一章中，我大致介绍了“人性经济”及其使用的社会货币（用来衡量、评估和维持人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会用于购买实物商品）如何转变成其他的东西。我们发现，如果不考虑纯粹意义上的暴力因素，就无法思考类似的问题。在非洲奴隶交易的例子中，主要是外界强加的暴力。虽然如此，它的突然性和野蛮性，让我们看到了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定格——在其他的时间和地点，这一过程的发生更加缓慢、更加偶然。这是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世界各地市场形成的过程中，奴隶制度（其独特的能力，是把人类从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剥离出来，变成抽象的概念）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那么，如果同样的过程进行得更加缓慢，将发生什么呢？似乎大多数这样的历史过程都已永久地消失不见——因为在古代的中东和地中海，绝大多数类似的重要时刻，似乎都发生在文字记录诞生之前。但是，我们仍然有办法重现大概的轮廓。我相信，实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是从一个独立、奇怪而棘手的概念入手：荣誉——它可以被视作一种人工产物，甚至一种象形文字，它是历史保存下来的一个碎片。对于我们目前努力想要理解的一切，似乎其答案都被压缩在这个碎片中。一方面是暴力。靠暴力生存的人，不论士兵还是强盗，几乎全部痴迷于荣誉；人们认为荣誉受到攻击，是促使暴力行为正当化的最明显的理由。另一方面是债务。我们既谈论荣誉的债务，也谈论把荣誉赋予债务；事实上，要说明债务如何自义务中诞生，两者之间的过渡就提供了最佳线索；荣誉的概念，似乎是对“金钱债务实际上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坚持的共鸣；在这里，是对追溯到市场诞生时期的争论（与吠陀及《圣经》中出现的争论类似）的共鸣。更令人不安的是，如果没有降级的可能，荣誉的概念就没有意义。重建这段历史将揭示出在人类拥有的关于自由和道德的基础概念中有多少是在制度中形成的——奴隶制度显然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唯一。很快，我们将不再把制度加入我们的思考。
“人性经济”中的荣誉
为了强调围绕在这一概念周围的一些悖论，并且帮助我们了解真正处于危机中的是什么，让我们首先看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人经过大西洋中央航道（MiddlePassage）却得以幸存下来的经历。1745年前后，奥拉达·艾奎亚诺（OlaudahEquiano）出生于贝宁王国的某个乡村中。他11岁的时候被绑架，最终被卖给比夫拉湾的奴隶主。他从那里先被运到巴巴多斯，然后被运到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一个种植园里。
艾奎亚诺的著作《一个非洲黑奴的自传》（TheInterestingNarrativeoftheLifeofOlaudahEquiano:or,GustavusVassa,theAfrican）出版于1789年，他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后来的冒险——他的冒险经历非常多。在七年战争（SevenYears'War）时期，艾奎亚诺在一艘英国军舰上搬运火药。后来，他的主人答应给他自由，继而却反悔，然后把他卖给其他人做奴隶。这些人总是对他说谎，承诺给予他自由，然后又违背承诺。最后他被卖给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公谊会教徒商人，这个商人允许他赎买自己的自由。在随后的日子中，他逐渐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成功的商人、畅销书作者、北极探险家。最终，他成为英国废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促使英国于1807年禁止奴隶交易的运动中，他的口才和他的亲身经历所蕴含的力量，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艾奎亚诺的读者常常会产生一个困扰：在他人生早期的大多数时间里，他并不反对实行奴隶制。在他为自己的自由积攒赎金的时期内，甚至短暂地做过一份涉及在非洲购买奴隶的工作。当他变成基督教卫理公会信徒之后，他才成为废奴主义者，和反对奴隶交易的宗教活动家一起做活动。许多人心存疑问：为什么他的转变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如果说在这世界上谁最了解奴隶制的邪恶，他肯定是其中之一。
奇怪的是，问题的答案似乎就在于这个人的正直性格。艾奎亚诺的自传中显露出来令人震惊的一点，就是他不仅是一个足智多谋、意志坚定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但正是这一点，创造了一个可怕的困境。如果一个人沦为奴隶，他将被剥夺所有可能存在的荣誉。艾奎亚诺最大的希望，就是取回自己被夺走的东西。但问题在于，从定义上看，荣誉是由别人眼中的看法决定的。那么，为了能够恢复自己的荣誉，一个奴隶必须接受他身边社会的规矩和标准；至少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彻底地反对那种最初剥夺了他荣誉的制度。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艾奎亚诺的这一经验（为了恢复曾经失去的荣誉，重获行为正直的能力，他就要屈服于体系，按照体系的标准行事；而他通过自身无比痛苦的经历了解到，这一切完全是不公平的）本身，就是奴隶制最深刻的暴力面之一。这可能是又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前文中提到的采用主人的语言进行辩论的需求，不过它是一个极端情况下的例子。
所有基于奴隶制建立起来的社会，似乎都以这种痛苦的双重意识为标志：意识到一个人需要为之奋斗的最崇高的事情，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但是同时，又知道这就是现实的本质。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大多数历史中，当奴隶们真正奋起反抗他们主人的时候，却很少反抗奴隶制本身。但另一方面，甚至奴隶主似乎也觉得整个安排从本质上看是荒谬、反常的。例如，一年级罗马法学生的课程将从背诵下面这个定义开始：
奴隶制
是根据国家法律建立的一种制度，由此，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财产，这是违背自然的。[2]
至少，奴隶制似乎总是与声名狼藉及丑陋脱不了干系。任何太接近它的人都会受到玷污。人们尤其蔑视奴隶交易商，认为他们是非人的畜生。在整个历史中，即使是奴隶制的支持者，也很少认真考虑奴隶制的道德正当性。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大部分人对待奴隶制的态度，和现在的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相似：无疑，这门生意不太干净，但是如果你认为它能被简单地消除，那么你就太天真了。
那么，什么是奴隶制？在上一章中，我已经开始给出答案的要点。奴隶制是把一个人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剥离出来的最终形式，因此这个人将和自己的全部社会关系断绝联系，而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定义了他自己。这一观点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是，从真正意义上说，奴隶就是死人。
得出这一结论的首个学者，对奴隶制进行了一次贯穿人类历史的调查。这位埃及社会学家名叫阿里·阿布德·阿尔–瓦希德·瓦菲（Ali'AbdalWahidWafi），他于1931年在巴黎发表了这一结论。[3]他说，从古代世界到当时的南美，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发现同样的清单，上面列举了能够使一个自由人沦为奴隶的所有可能方式：
（1）通过暴力法则
a.战争中投降的人或俘虏
b.袭击或绑架的受害人
（2）作为对罪行（包括欠债）的依法惩罚
（3）通过父亲的权威（父亲卖掉自己的孩子）
（4）通过自愿地出售自己[4]
同样，在每个地方，战争俘虏都被认为是把人变成奴隶唯一完全合法的方式。其他所有方式的周围，都存在着关于道德的争论。绑架很明显是犯罪；除非到了绝望的境地，否则父母也不会卖儿鬻女。[5]我们曾经读到在中国发生的大饥荒，饥荒如此严重，以至于数以千计的穷人自宫，希望能把自己卖到皇宫里当太监——但这也被视为整个社会崩溃的信号。[6]即使是法律程序，也很容易变得腐败，古代人对这一点早已经有清晰的认识——尤其在审判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案例中。
阿尔–瓦希德的论证只是为伊斯兰世界奴隶制背书的广义的辩解书——伊斯兰世界奴隶制广受批评，因为伊斯兰法律从未消除奴隶制。即使在中世纪，当奴隶制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已消失的时候，伊斯兰世界仍存在奴隶制度。诚然，他论证道，穆罕默德并未禁止奴隶制度的实行，但对于几千年来人们眼中的社会问题（滥用法律、绑架、卖儿鬻女），早期的哈里发帝国是已知的第一个成功消除这些问题的政权，而且也严格限定使奴隶制只适用于战俘。
但是，他的书所起到的深远影响在于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些环境有什么相同之处？阿尔–瓦希德的答案之简洁，令人震惊：一个人在使他沦为奴隶的环境下，如果他不变成奴隶，他就得死。很显然，这是以战争为例。在古代，胜利者对于战败者（包括他们的女人和孩子）拥有完全的权力；战败者被屠杀是很简单的事情。与此相似，他论证道，罪犯也只能因其死罪才会沦为奴隶，那些自愿卖掉自己或其孩子的人，通常都面临饿死的威胁。[7]
但是，这并不是说，因为奴隶在其他情况下会死，那么奴隶的命就被认为是欠他主人的。[8]也许这一点在他变为奴隶的那一刻是成立的，但是在那之后，一名奴隶不可能欠债；因为从任何方面来看，奴隶就是死人。在罗马的法律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直白。如果一名罗马士兵被俘，失去自由，人们认为他的家人应宣读他的遗嘱，并处理他的财产。如果后来他又恢复了自由身，那么他将不得不从头开始，甚至需要重新迎娶他那已被看作遗孀的妻子。[9]
根据一名法国的人类学家所言，在西非也存在同样的原则：
一旦一名奴隶因被俘而最终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被移除，那么他将被认为在社会上已经死亡，就好像他在战争中被杀死了一样。以前，在曼德人（Mande）中，征服者带回来的战俘会得到“德格”（小米和牛奶制作的粥）——因为人们认为一个人不应该饿着肚子死亡；然后，征服者们会把俘虏的武器还给他们，让他们自杀。如果一个人拒绝自杀，那么俘虏他的人将抽他耳光，然后把他作为俘虏留下：他被剥夺了人格，而他接受这种蔑视。[10]
蒂夫人的恐怖故事（已经死了的人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或者死人从墓地中被挖出来服侍杀害他们的凶手）和海地的僵尸故事，似乎同样都在表现奴隶制一个本质的恐怖之处：事实上，奴隶就是某种类型的活死人。
有一本名为《奴隶制和社会死亡》（SlaveryandSocialDeath）的书，无疑是对奴隶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最深刻的著作。作者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Patterson）通过研究，弄清楚了一个人被如此彻底和绝对地从他生活的环境中剥离以后，究竟意味着什么。[11]首先，他强调，奴隶制与其他任何形式的人际关系都不同，因为它不是一种道德关系。奴隶主可能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合法语言或家长式作风的语言来装扮奴隶制，但这只不过是表面文章，没人真的相信这些说法。实际上，奴隶制是完全基于暴力建立的关系。一名奴隶必须服从，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可能会受到殴打、折磨，甚至被杀。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其次，变成社会性死亡的状态，意味着一名奴隶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再有道德方面的联系。他被疏离于他的先人、社区、家庭、氏族、城市之外；他不能签订合约，不能给出有意义的承诺，除非他的主人一时兴起，给予他这样的权利；即使他组建了家庭，也随时都有被拆散的可能。因此，使他依附于他的主人的纯粹暴力，是最终起作用的唯一人际关系。结果（这一点是第三个必要元素），奴隶所处的情境就是彻底的降级。因此，曼德战士才会有扇耳光的行为。自杀是挽救自己荣誉的最后机会，如果俘虏拒绝这么做，他就必须认识到，从此他的存在将被视为尘埃，无足挂齿。[12]但是同时，对于主人来说，这种剥夺别人尊严的能力，就变成了主人荣誉的基础。如帕特森所记录，在一些地方（伊斯兰世界提供了无数令人震惊的例子），富人甚至不会让奴隶去工作、为自己赚钱，他们特别重视用奴隶组成的军队拥戴自己，只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标志自身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奴隶再无他用。
对我来说，正是这个原因，荣誉才变得如此脆弱，一碰即碎。荣誉感强的男人，倾向于把从容和自信的感觉相组合，喜欢发号施令、出尔反尔，并且对轻视和侮辱更加敏感，如果任何“荣誉的债务”获准不必偿还，那么一个男人（几无例外都是男人）将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被贬低、受辱的感觉。这是因为荣誉和尊严不同。一个人甚至可能会说，荣誉是过剩的尊严。这种对权力及其危险性更强的意识，源自剥夺其他人的权利和尊严，或者至少源自认识到一个人具有剥夺别人权利和尊严的能力。简而言之，荣誉是多出来的尊严，必要用刀剑来捍卫（我们都知道，暴力的男人总是痴迷于荣誉）。因此战士们的道德观（一句不适当的话，一次不适当的眼神交会……几乎任何事情都会被认为是不尊敬的信号），被认为是一种挑战，或者能够被当作挑战来处理。但即使在那些公开的暴力几乎都已消失的地方，只要涉及荣誉，就会带来可能失去尊严的感觉，因此荣誉必须被持续不断地捍卫。
结果就是，直到今天，“荣誉”有两个互相矛盾的含义。一方面，我们提到“荣誉”的时候，可以仅仅指正直。体面的人十分看重自己的承诺。很明显，这是“荣誉”对艾奎亚诺的意义：成为一个有荣誉感的人，意味着成为讲真话、遵守法律、信守诺言、在商业交易中公平有良心的人。[13]另一方面，他的问题是，荣誉同时意味着其他东西——和导致人类沦为商品的暴力息息相关。
读者可能会问：但是，所有这一切和货币的起源有什么关系？答案出人意料：货币的起源离不开这一切。我们知道的一些最古老的货币形式，似乎正是用来衡量荣誉和降级的手段。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货币的价值就是能够将他人变成货币的那种权力的价值。中世纪爱尔兰女奴隶货币的奇特谜题，看来就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说明。
中世纪早期的爱尔兰，绝大多数情况都和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非洲社会类似。商业经济正在扩张，“人性经济”不安地栖息在它的边缘。甚至在特定的时期，爱尔兰还存在着活跃的奴隶交易。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言：“爱尔兰没有矿产，所以国王们购买国外的奢侈品主要通过两种出口商品——牛和人。”[14]牛和人是货币的两个种类，这可能并不让人意外。但是，在公元前600年前后，奴隶交易似乎已经消失了，奴隶制本身也是逐渐衰弱的制度，教会对其严厉抵制。[15]那么，为什么女奴隶仍然能够作为价值尺度来使用？适合用女奴隶计算的债务，在实际偿还时也使用其他东西完成——母牛、杯子、胸针和其他银器，或者在处理小额交易时使用的成袋的小麦或燕麦。甚至还有一个更加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使用女人？在早期的爱尔兰，有大量的男性奴隶，但是似乎从来没人把他们作为货币使用。
如今，人们关于中世纪早期爱尔兰经济的了解，绝大部分都来自法律资料——一系列的法典，由非常有权势的法理学家阶级制定，大约存在于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7世纪。但是，这些立法者非常富有。当时的爱尔兰经济基本上属于“人性经济”，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人们生活在分散的家宅中；和蒂夫人不同的是，爱尔兰人种植小麦并养牛。它和城镇最相近的一点，就是两者都有一些建筑集中分布在修道院周围。当时的爱尔兰，几乎完全不存在市场，只在海边有少量的分布（很可能主要是奴隶交易市场或牛交易市场），经常有外国的船只光顾。[16]
因此，货币只服务于社会目的：礼物，支付工匠、医生、诗人、法官、艺人的费用，各种各样的世仇赔偿（领主把牛作为礼物送给人们，然后这些人就会按时向领主献上食物）。法典的制定者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给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绝大多数商品（水罐、枕头、凿子、培根肉条等）定价，似乎从没有人花钱买这些东西。[17]食物要么在家人之间被分享，要么被献给封建统治者；封建统治者则在奢侈的宴会上向朋友、对手和仆从提供食物。任何需要工具、家具或衣服的人，可以求助于掌握相关手工技艺的亲属，也可以付钱请别人来制作。物品本身并不用于出售。相应地，国王们向不同的氏族分派任务：这个氏族要提供毛皮，那个氏族要提供诗歌，而另一个氏族要提供盾牌……正是这种不方便的安排，促使不久之后产生的市场迅速发展起来。[18]人们可以贷款。当时的爱尔兰，存在非常复杂的抵押物和担保物体系，以确保债户能够偿还他们欠下的债。但是，贷款主要还是用于支付罚款。法典没完没了，不厌其烦地细致规定了罚款，但是真正使现代评论家震惊的是，这些抵押物和担保物被仔细地划分了级别。几乎所有的“野蛮人法典”都会规定，罚金的多寡，不但和受害者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和伤害的性质也密切相连——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像爱尔兰这样，如此系统化地把它们一一对应起来。
这一系统的关键，就是荣誉的概念：从字面意义上看，荣誉就是“面子”。[19]一个人的荣誉，就是其他人眼中那个受人尊敬的自己，它是一个人的诚实、正直和个性，但同时也包括一个人的权力，这种权力主要是保护自己、家人及追随者免受任何形式的降级和羞辱。那些拥有最高等级荣誉的人简直就是圣者：他们的人和物都是神圣的。凯尔特人体系（爱尔兰人体系把它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荣誉能够被精确地量化。每一个自由人都拥有自己的“荣誉价格”——一个人需要为冒犯了别人的尊严而支付的价格。这些价格多种多样。例如，国王的荣誉价格是7个女奴隶——这是随意一位圣者的标准荣誉价格，和大主教及大师级诗人相同。因为（正如所有的资料都指出的那样）在实际支付过程中，通常不直接使用女奴隶，那么当一个人冒犯了这些人的尊严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支付21头奶牛或者21盎司白银。[20]富农的荣誉价格是两头半牛，对于一个领地较小的领主，他拥有的每个自由的受赡养者都能为他的荣誉价格在富农价格的基础上增加半头牛——因为领主为了能保持自己的身份，至少需要有5名自由的受赡养者，所以这就使得领主的荣誉价格至少是5头牛。[21]
荣誉价格并不会和杀人的赔偿金（男人或女人的生命的实际价格）混淆。如果一个人杀了人，那么他将支付等价于7名女奴隶的物品，作为杀人的赔偿；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加上被害人的荣誉价格，因为凶手杀死被害者，就冒犯了被害者的尊严。有趣的是，只有国王的生命赔偿金额等于荣誉价格。
对人身伤害也有赔偿：如果一个人使另一个人脸部受伤，那么这个人就需要向伤者支付荣誉价格及伤害的赔偿。（原因显而易见，打坏了某人的脸可不是件小事。）既然这种赔偿由身体所受的伤害及受害者的身份地位共同决定，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计算伤害。这里，爱尔兰的法理学家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对策，用不同种类的谷物来衡量不同的伤害：国王的脸颊上被划了一个伤口，用小麦来量度；对于一个有地位的农民，用燕麦来量度；对于一个小农，则仅仅用豌豆来量度。每一个人都获赔一头牛。[22]相似地，如果一个人偷走别人的胸针或猪，那么他就侵犯了失窃者家宅的神圣。殴打处于一个领主保护下的农民和强奸一个人的妻子或女儿一样，不仅侵犯了受害者的荣誉，而且冒犯了那些本应保护受害者的人。
最后，如果一个人只是冒犯了某个无关紧要的人，他也必须支付荣誉价格。例如，在宴会上没有理睬某个人、给某人起了令人窘迫的外号（如果这个外号流传开来），或者以讥讽的方式羞辱了某人。[23]在中世纪的爱尔兰，嘲弄是一门精妙的艺术，而诗人被认为和魔术师相近。据说有才华的讽刺作家能够凭一张嘴把老鼠说死，或者至少他们能让讽刺的对象脸上长满水泡。任何人如果受到了公开的嘲弄，那么他别无选择，只能捍卫自己的荣誉；而且，在中世纪的爱尔兰，荣誉的价值是被精确定义的。
我应该指出，尽管国王21头牛的荣誉价格似乎并不高，但你要知道，在当时的爱尔兰大概有150位国王。[24]绝大多数国王只有数千名子民，而也确实存在等级更高、区域性的国王，他们的荣誉价格也要翻倍。[25]进一步说，因为法律体系和政治体系是完全分离的，理论上，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人只要其行为不合荣誉，法理学家都有权把他的荣誉降级。如果一个贵族拒绝让一位值得尊敬的人进入家门或参加自己举办的宴会，或者收留逃犯，或者食用由明显是偷来的牛制成的牛排，或者他在受到讥讽之后并没有把冒犯他的诗人送上法庭，那么他的荣誉价格会比同等级别的贵族要低。如果一位国王在战场上逃跑、滥用自己的权力，甚至被人发现下地干活或者做出任何被认为与其尊严不符的行为，他的荣誉价格也将被降低。如果一位国王做了某些十分骇人的事情（比如谋杀了自己的一个亲戚），那么他很有可能彻底失去荣誉价格。这就意味着只要人们愿意，他们可以对他说任何话而无须担心赔偿，而且他将不能在法庭上担任证人，因为一个人的誓言和合法性同样是由他的荣誉价格决定的。这种情况会发生，但并不经常发生，而法律则确保提醒人们记住这一点：在一篇著名的法律文献中，包含着一张“失去了荣誉价格的七位国王”的清单，这份清单确保每个人都记得，无论一个人多么神圣、多么有权势，他都有可能堕落。
有关爱尔兰的资料不同寻常的一点，就是它非常清晰地阐述了所有的一切。部分原因是爱尔兰法典是一群法律专家的作品，他们几乎把整个事情变成了某种娱乐的形式——他们投入了无数小时的工作，确保法典照顾到每一个可能性。有些限制性条款是如此异想天开（“如果一个人被别人的蜜蜂蜇伤，那么他必须计算受伤的程度；但是，如果他在这一过程中把蜜蜂拍死，那么需要在赔偿金额中减去一只蜜蜂的价值”），以至于只能把它们当作玩笑对待。但是，从结果来看，任何精心制作的道德法典背后的道德逻辑，在这里以令人震惊的诚实性展示出来。那么女人呢？一个自由的女人，其荣誉价格就等于与她关系最近的男性的一半（如果她的父亲还在世，那么就是她父亲荣誉价格的一半；如果她父亲已经去世，那么就是她丈夫荣誉价格的一半）。如果她的荣誉受到冒犯，那么赔偿将支付给这名亲属。只有两种情况例外：或者她是独立的地主，或者她举止轻浮。如果她拥有一片土地，不依附于任何人，那么她的荣誉价格将和男人完全一样；如果她举止轻浮，那么她的荣誉价格等于零，从而说明她也没有荣誉可以被冒犯。那么婚姻呢？追求者将按妻子的荣誉价格，把物品支付给她的父亲，从而成为妻子荣誉的守卫者。那么奴隶呢？适用于同样的原则：当领主得到一名奴隶时，他就购买了这个人的荣誉，支付了和荣誉价格等价的牛。从那一刻起，如果任何人侮辱或者伤害了这名奴隶，都会被看作对领主荣誉的攻击，那么就将由领主收取相应的费用。同时，领主因为又多了一个受赡养者，他的荣誉价格也会升高；换句话说，领主把奴隶的荣誉变成了自己的。[26]
相应地，这些既使得我们能够理解有关荣誉的本质，也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女奴隶能够作为计算荣誉债务的单位，即使（毫无疑问是由于宗教的影响）她们实际上并不会如商品般被交换。初看上去，贵族或国王的荣誉用奴隶来衡量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奴隶是那些荣誉为零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荣誉，最终建立在获取其他人荣誉这种能力的基础上，这就完全说得通。一个奴隶的价值，是他被取走的荣誉的价值。
有时，一个偶然的细节将泄漏整个游戏的秘密。这个细节不是来自爱尔兰，而是来自威尔士的迪麦什法典（DimetianCode），这部法典完成的日期比爱尔兰的法典要晚，但是所依据的原则是相同的。在法典中的某处，在列举了得韦达王国（KingdomofDyfed）最受人尊敬、最神圣的7名大主教应有的荣誉之后，法典详细论述道：
任何人，如果他惹任何一个前面提到的主要修道院的院长生气，他就需要支付7镑；而且他的一名女性亲属也要成为洗衣女工，这对女性亲属来说是一种羞辱，对荣誉价格的支付也会有所影响。[27]
洗衣女工是最低等的仆人，而这个例子中提到的是终身作为洗衣女工。事实上，她已沦为奴隶。她永久性的耻辱却是对院长荣誉的恢复。用女奴隶来计算爱尔兰“圣者”的习惯背后，是否也存在相似的体制，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明显原理是相同的。荣誉是一个零和游戏。一个男人保护家庭中女性的能力，是荣誉的关键部分。因此，强迫他让家里的一个女人到其他人家中从事卑微、低等的家务事，是对他荣誉的终极打击。相应地，这也是对被取走荣誉之人的最终确认。
以我们的视角来看，中世纪爱尔兰的法律是非常奇怪的，这是因为该法律的倡导者对于给人类的尊严明码标价这件事，不以为意。对我们来说，牧师的神圣性和国王的权威性等价于100万个煎蛋或10万次理发，这种概念真是太奇怪了。这些东西应该是超出所有量化的可能性的。如果中世纪爱尔兰法理学家不这么认为，那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并不使用钱来购买鸡蛋或者支付理发的费用。[28]事实上，当时的爱尔兰仍然是“人性经济”，货币只出于社会目的使用，因此才有可能创造如此复杂精妙的体系，不仅能够衡量人类的尊严，而且能为人类尊严增加或减少具体的数量——这种做法，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户，让我们能看到荣誉真正的本质。
很明显，这里有一个问题：当人们把过去用来测量尊严的钱，拿来购买鸡蛋或支付理发费用时，这种经济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世界的历史，揭示出其结果是十分深刻而持久的道德危机。
荣誉与债务
在古希腊语中，表示“荣誉”的词是“tme”。在荷马时代，这个词的用法似乎和爱尔兰的“荣誉价格”十分类似：它既指战士的荣耀，又指在造成伤害和侮辱的情况下支付的赔偿。但是伴随着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市场发展，“tme”这个词的意义开始变化。一方面，它变成了表示“价格”的词——就是一个人在市场中购买东西需要支付的价格；另一方面，它指一种完全藐视市场的态度。
实际上，到今天情况也是如此：
在希腊语中，“tme”这个词表示荣誉，通常人们认为这是希腊村庄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在希腊，荣誉通常被具体描述成无比的慷慨和对金钱成本与计算的明显蔑视。但是同样是这个词，也表示“价格”，就是一磅西红柿的价格的含义。[29]
“危机”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指分岔路口。在这里，事情可以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存在于荣誉概念中的危机，奇怪的是它似乎从来没有被解决。荣誉是支付其他人金钱债务的意愿吗？或者它是指一个人并不觉得金钱债务真的有那么重要的感觉？似乎它同时两者兼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荣誉感强的人心中，实际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当我们大多数人思考地中海村民对于荣誉的感觉时，相比于对新婚之夜处子之身的迷恋，我们并不会过多地考虑他们对待货币的随意态度。对于男性的荣誉来说，保护和他有关的女性在性方面的声誉，要比他保护这些女性重要。如果对于他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女儿有任何不合适的言行冒犯，他的回应就好像这种冒犯是对他直接进行身体上的攻击。这是一种固定的套路，但它并非完全不合情理。有一位历史学家浏览了19世纪艾奥尼亚（Ionia）50年来记录械斗的警方报告，他发现几乎所有械斗都始于一方宣称另一方的妻子或姐妹是妓女。[30]
所以，为什么突然沉迷于性的合宜？在威尔士或爱尔兰的文献中，似乎并不存在这一点。在那些地方，最大的羞辱是看着自己的姐妹或女儿刷洗其他人的衣服。那么，关于货币和市场的崛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如此多的男人对性变得如此在乎？[31]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至少人们可以看到，从“人性经济”到商业经济的转变可能带来特定的道德困境。例如，当过去用来安排婚姻和解决荣誉事件的货币，现在也能用于召妓时，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将会看到，有理由相信在这种道德危机中，我们不但能够找到我们现在通用的荣誉概念的起源，而且能够找到父权制本身的起源。如果我们从更加具体的《圣经》意义上来定义“父权制”，至少这是成立的：父亲的统治，是身穿长袍、长满胡须的严肃男人的熟悉形象，他们严密地监视着深居简出的妻子和女儿，一如他们严密地守护着家禽和家畜——通过《创世记》中的描述，我们已经对这一幕很熟悉。[32]《圣经》的读者总是假设，在这一切中存在着某种更加本源的东西，就是沙漠中的居民（即近东地区最早的居民）为人处事的方式。20世纪上半叶，对苏美尔人记录的解读结果令人震惊，原因就在于此。
在最早有关苏美尔人的记录中，尤其是在那些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500年的记录中，女人无处不在。早期的历史不仅记录了无数女性统治者的姓名，而且清晰地指出医生、商人、抄写员和官员阶层中的女人，很好地代表了女性的形象，并且女人自由地参与到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并不能说苏美尔人完全实现了男女平等，在这些阶层中，男性的数量仍然比女性多。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看出，与现在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相比，这个社会是非常不同的。但在接下来的约1000年中，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女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被蚕食；我们更熟悉的父权社会形态逐渐成形，它强调贞洁和婚姻之前保持处子之身。女人在政府和自由职业中扮演的角色先是逐渐衰弱，最终完全消失。女性失去了独立的法律地位，使得她们变成受丈夫监护的人。在青铜时代末期，公元前1200年前后，我们开始看到大量的女人深居闺房（或其他地方），与世隔绝，被强制要求戴着面纱生活。
事实上，这似乎反映了一个更加宽泛的、世界范围内的形态。有些人倾向于把科学和技术进步、知识累积、经济增长（我们一般称之为“人类进步”）看作带给人类更大自由的必备条件，但在女人身上发生的似乎是完全相反的情况（至少在近代之前，情况一直如此），这一点对那些人来说似乎一直是某种形式的丑闻。在印度和中国，也能观察到对女性自由的逐渐限制。很明显，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苏美尔人的例子中，标准答案是来自生活在周边沙漠中的牧民的逐渐渗透，人们认为父权制在这些牧民的生活中占据了更大的分量。毕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能够支撑密集的灌溉工作（进而支持城市生活）的，只有一条狭长的土地。所以，从早期开始，围绕文明中心的都是那些过着如《创世记》中所描述的生活、说着同样的闪米特语的人。有一点无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美尔语逐渐被取代——首先被阿卡德语取代，接下来被亚摩利语、亚拉姆语取代，最终被距今最近的阿拉伯语取代，而阿拉伯语也被沙漠中的牧民带到美索不达米亚和累凡特（Levant）。很明显，尽管这一切确实也带来了深远的文化变更，但它并不是一个令人非常满意的答案。[33]在所有的生活形式中，以前的游牧民族似乎倾向于城市生活。为什么不呢？但这是一个与地区高度相关的解释，实际上对于解释更宽泛的形式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女权主义的理论，反而倾向于强调战争规模和社会重要性的逐渐扩大及国家随之变得更为集权的情况。[34]这个解释更有说服力。当然，国家的军国主义越盛行，它的法律对待女人就将越严苛。但是我会增加一个补充论证。正如我强调的那样，在历史上，战争、国家和市场是互相依靠的。政府带来赋税；赋税是创造市场的手段，相应地将给予士兵和统治者更多便利。具体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例子中，所有这些都和债务的爆发有着复杂的关系，而债务的爆发带来了将所有人际关系（进一步延伸至包括女人的身体）变成潜在的商品的危机。同时，它创造了经济游戏胜利一方（男性）的可怕反应，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男人们感到自己需要采取一切手段，明确他们的女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买卖。
浏览一下关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婚姻的已有资料，就能够为我们提供线索，明白这一切可能是如何发生的。
人类学理论普遍认为，在人口相对较少、土地并不稀缺的情况下，聘礼是一种典型的存在，因此政治的核心就是控制劳动力。在人口密集、土地非常珍贵的情况下，人们反而会观察到嫁妆的出现：家中多出一个女人，就意味着多出一个人分享粮食。因此，新娘的父亲不会收到聘礼，反而需要贡献一些东西（土地、财产、金钱……）来支持女儿在新家中立足。[35]例如，在苏美尔人的时代，婚礼上最主要的支付形式，是新郎的父亲以大量的食物作为赠予新娘父亲的礼物，这些食物预计将用在盛大的婚礼宴会上。[36]但是不久，婚礼上的支付形式似乎分成了两份：一份用于婚礼宴会，一份付给新娘的父亲。两份都以银币计算，通常也用银币支付。[37]富有的女人似乎会提前把金钱的问题解决好，至少许多人会佩戴具有相同价值的银臂环和银腿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被称为“terhatum”的聘礼逐渐开始带上购买的性质。它被称作“处女的价格”——并不只是一个喻义，因为非法把一个女孩破处，被认为是对女孩父亲财产的犯罪。[38]婚姻被认为是“拥有一个女人”，和“拥有物品”的用词完全相同。[39]原则上，妻子一旦被丈夫拥有，那么她就要完全服从自己的丈夫，即使受到身体上的虐待也不能提出离婚。
对于那些父母有钱或有权势的女人，这些条件就大部分停留在原则的层面，在实践中将被大量修改。例如，商人的女儿出嫁一般会陪送丰厚的嫁妆，因而她能以自己的名义做生意，或者成为丈夫的合作伙伴。但对于穷人（即大多数人）来说，婚姻越来越类似简单的现金交易。
这里面有一些肯定是奴隶制的结果。尽管真正的奴隶数量并不多，但这类人没有亲属，只是单纯的商品，因此他们的存在确实会导致不同的后果。例如，在古代的努兹（Nuzi），“聘礼用家畜和银子支付，总价值相当于40锡克尔银子”。接下来作者一本正经地补充道：“没有证据表明，这一价格和女奴隶的价格相等。”[40]这使得事情非常明显，甚至有些令人不舒服。同样在努兹，我们恰好找到了极为详尽的记录，从中发现了这样的例子：富有的男人向穷人家庭支付打折的“聘礼”，获得穷人的女儿后自己收养，但实际上女孩会成为他的妾或者保姆，他也可能将她嫁给自己的一个奴隶。[41]
尽管如此，在这里真正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债务。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指出的那样，人类学家一直都在强调支付聘礼和购买妻子并不是一回事儿。毕竟，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是购买了一个女人，难道他不应该有卖掉她的权利吗（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的最初辩论上，这也是达成的最终定论之一）？很明显，生活在非洲和美拉尼西亚的丈夫们无权将自己的妻子向第三方出售。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把妻子送回娘家，并要求对方归还自己所付的聘礼。[42]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不能出售自己的妻子，或者说一般情况下不能出售。但是，只要他借了一笔钱，所有的一切就改变了。因为如果他借了钱，那么用自己的妻儿作为担保品就是完全合法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如果他无力偿还借款，那么他的妻儿就会作为债务的抵押品被带走，和他失去自己的奴隶、绵羊和山羊的情况完全一样。同时，这也意味着荣誉和信用实际上变成了同样的东西：至少对于穷人来说，他的商誉正是他对家庭的控制力；相对地，家庭权威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原则上意味着关心和保护）变成了财产权，从而确实可以进行买卖。
同样，对穷人来说，这意味着家庭成员变成了商品，能够出租或出售。努兹的石板表明，一个人不但能让自己的女儿变成在富人家中工作的“新娘”，而且只要他借了一笔钱，就可以把家庭成员出租。在石板记录的例子中，有些男人把儿子甚至妻子当作借款的“抵押品”。很明显，这种借款只是债主为男人的家庭成员在自己的农场或服装作坊中劳动而预先支付的报酬。[43]尽管如此，最戏剧化、最持久的危机还是围绕在卖淫周围。从最早的资料来看，很难弄清楚在这里人们是否可以用“卖淫”这个概念。苏美尔人的寺庙确实经常举办不同的性活动。例如，有些女祭司被认为是与神结婚，或者已献身给神。在实践中，它的含义千差万别。对大多数女祭司来说，她们和后来印度教的“寺庙舞者”（devadasis）类似，仍保持独身；其他人则期望找到富有的赞助人，成为精英的情妇；还有一些人生活在寺庙里，在特定的宗教仪式中满足信徒们的性需求。[44]早期的资料中有一个明确的事实，就是所有这些女人都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从现实意义上说，她们是文明的终极化身。毕竟，苏美尔经济的整个体制都是以支持寺庙（被认为是神的家）为中心。如此，它们代表了从音乐和舞蹈到艺术、烹饪和生命的华美所有这一切最终可能的升华。寺庙的女祭司和神的配偶，是这种完美生命的最高层级人类化身。
至少在最初的时期，苏美尔男人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的姐妹为了钱进行性交有何不妥——强调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恰恰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发生的卖淫（记住，这里的卖淫和在信用经济中那种无关个人情感、冰冷的金钱交易并不相似），苏美尔的宗教文献认为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神在黎明时期赠予人类的礼物。为了繁衍后代而进行的性交是自然的（毕竟，动物全都如此）；不以繁衍后代为目的的性交，为了享乐而进行的性交，则是神圣的。[45]
关于卖淫和文明的最著名的解释，来自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史诗中恩启都（Enkidu）的故事。在故事的开头，恩启都是一个怪物，一个赤身裸体、残忍的“野蛮人”，和瞪羚一起吃草，和野牛一同饮水，用暴力胁迫城市中的人们。城民们无法战胜他，最终他们派出了一名妓女，她也是伊诗塔（Ishtar）女神的一名女祭司。她在恩启都面前宽衣解带，两人在接下来的六天七夜中不停性交。后来，恩启都从前的动物伙伴离开了他。女祭司告诉恩启都，他现在已经学习到了智慧，有如神明（毕竟，她是神的配偶），于是恩启都同意穿上衣服，像一个正常文明人一样回到城市中生活。[46]
但是，在恩启都的故事中，可以发现存在某种矛盾的心理。在后面的故事中，恩启都被神判处死刑，而他的直接反应，是谴责那名妓女把他从野生环境中带走：他诅咒她变成普通的街头拉客妓女，或小酒馆的老板娘，生活在醉酒的呕吐物中，被客人虐待殴打。后来，他后悔自己的诅咒，转而求神赐福于她。但是这种矛盾的心理，从一开始就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有力。从早期开始，苏美尔和巴比伦的神庙周围就有姿色平平的妓女提供性服务。事实上，等到我们比较了解这些妓女的时候，她们已经是真正的红灯区的中心。红灯区里到处都是充满脱衣舞女的小酒馆、身穿女装的男人（有些是奴隶，有些是逃亡者）及各种各样的妓女。与之相关的专有名词数不胜数、精巧繁复，很多妙味我们已无从得知。多数词语有双层意思：小酒馆老板娘又指乐师；男性异装癖者不但是歌手和舞者，通常也会表演飞刀。许多人是被主人派出来工作的奴隶，或者是为了履行宗教誓言或偿还债务的女人，或者是充当债务抵押的女人，或者是逃脱债务的束缚但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的女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低等的寺庙女人作为奴隶或债务苦工被买走，在举行色情仪式的女祭司和充当寺庙所有的妓女（因此从原则上讲，她们属神所有）这两种角色之间，界限可能会变得非常模糊。这些妓女有时就住在神庙中，她们的收入增加了寺庙的财富。[47]因为美索不达米亚绝大多数的日常交易都不是现金交易，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嫖妓也不使用现金（就像小酒馆老板娘，她们中的许多人以前都是妓女，和自己的顾客建立了持续的信用关系）。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妓女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站在街边招揽生意，而更像是情妇。[48]尽管如此，商业卖淫的起源似乎和神圣（或曾经神圣）的宗教仪式、商业、奴隶制度和债务的奇特混合有关。
父权制最初也是最重要的起源，是以纯净之名摒弃大城市文明，再次主张对乌鲁克、拉加什、巴比伦等大城市的父本控制而开始的，这些城市被看作官僚、商人和妓女云集的地方。城市的边缘地区是远离河谷的沙漠，那里的人们过着游牧生活，同时无家可归、欠债的农民也会逃向那里。在古代的中东，民众抵抗很少发生暴乱，而是选择逃亡，逃离自己的财产和家人——一般发生在这两者被拿走之前。[49]总有部落人群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年景好的时候，他们会融入城市生活；在年景差的时候，城市里逃出来的难民会让他们数量猛增——农民们实际上又变回了恩启都般的野人。然后，他们会周期性地创建自己的盟军，以征服者的身份再次横扫城市。很难确切说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因为只有在记录这片新月沃土的另一面的《旧约》里，才能找到有关这些造反的游牧民族的观点。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对于两种情况的非同寻常的强调：有关父亲的绝对权威，以及有关对于他们常会变化的女眷群体的戒备性保护。正是在他们逃离的城市中这种对人的商品化，才使得这种强调成为可能，但同时这种商品化也是对该强调的抗议。不过，对于这一推断，没有任何发现与之相悖，能够弱化其合理性。
世界上的圣书，《旧约》《新约》《古兰经》及从中世纪直到今天的宗教文献，都在回应这种反叛的声音，把对城市生活的蔑视、对商人的怀疑及通常具有的对女人的强烈厌恶结合到一起。只需要想一想巴比伦，它在人们心中的永恒印象，不但是文明的摇篮，而且是妓女之地。当希罗多德宣称每个巴比伦的处女都有义务到寺庙卖淫，以积攒自己的嫁妆时，他是在迎合希腊人普遍的幻想。[50]在《新约》中，使徒彼得经常把罗马称作“巴比伦”，《新约·启示录》也许为他提到巴比伦时真正想表述的意思提供了最为生动的图景。“大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17:4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
17:5在她额上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51]
这就是城市的父权主义憎恨，这就是古代穷人家中父亲千百年来的愤怒呐喊。
据我们所知，父权制似乎形成于新的权贵与新的穷人之间的拉锯战中。我对于这一点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戈尔达·勒纳（GerdaLerner）的杰出工作成果所启发，她在一篇关于卖淫起源的论文中陈述道：
商业卖淫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农民的贫穷化，以及他们为了在饥荒的年代活下来对贷款日益增长的依赖程度，这就导致了债务奴隶制的产生。男孩和女孩都被用作债务担保，或者卖给别人“收养”。出于这样的现实，家庭中的女性为了家庭的利益而卖淫，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发展起来。女人最终沦为娼妓，可能是因为她们的父母把她们作为奴隶卖掉，也可能是因为她们贫穷的丈夫这么做；或者是因为她们自己选择这样做，以避免自己沦为奴隶。如果运气足够好，她们可能成为某些权贵的妾，从而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转移。
到了公元前1500年前后，卖淫已经成为穷人家女儿的一个可选的职业。随着有产阶级对女人的性掌控变得更加牢固，尊贵的女儿的处子之身就变成了家庭的财产。因此，为了满足男人们的性欲，商业卖淫就变成了社会的必需品。而如何清晰、永久地辨别尊贵的女人和下贱的女人，仍然是一个问题。
最后一点至关重要。勒纳说，尝试解决这一问题最戏剧性的尝试，存在于一部亚述法典中，诞生的年份是公元前1400-公元前1100年。这部法典也是已知的第一部介绍中东历史的文献——并且勒纳强调，它也是第一部明确把保卫社会的分界线界定为国家职责的文献。[52]这其实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它诞生于可能是整个古代中东最臭名昭著的军事国家中。
这部法典仔细地区分了5个等级的女人。尊贵的女人（已婚妇女或者妾）、寡妇、自由的亚述人的女儿——这三类女人出门上街时，“必须用面纱遮盖自己”。妓女（这里所说的妓女，包括未婚的寺庙仆人及一般意义上的妓女）和奴隶不能戴面纱。这部法典最不同寻常之处，是它所规定的惩罚，并不会施加于没有戴面纱的尊贵女人身上，而是施加在戴了面纱的妓女和奴隶身上。妓女会被公开地打50大板，还会被人用沥青从头上淋下；女奴隶则会被削去耳朵。一个男人，如果他故意教唆尊贵的女人去冒充妓女和女奴隶，他也将受到鞭打的惩罚，并被罚做一个月的苦力。
针对尊贵女人的情况，法律本身就具有强制力：哪个尊贵的女人愿意打扮成妓女出门上街？
当我们提到“尊贵”的女人，我们指的是那些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被买卖的女人。她们本人藏了起来，永久地把自己降低一等，躲在某个男人的家庭领域中；当她们戴着面纱出现的时候，即使公开露面，她们实际上也是在这个领域之内炫耀性地四处行走。[53]另外，那些可用金钱来换取的女人，也必须同样便于辨认。
亚述人的法典是一个单独的例子。在公元前1300年以后，面纱当然没有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但是它提供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知道整个地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不论多么不稳定，甚至时断时续），商业、阶级、男性荣誉的大胆断言、穷人反叛带来的持续威胁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如何推动这些变化。国家似乎扮演着一个复杂的两面角色，同时孕育了商品化，并在此期间改良了它的作用：推动债务法律的施行，保证父亲的权利，并周期性地提供大赦。但是在千百年来的发展中，这种变化同样导致性行为级别的系统性堕落，从神圣的礼物和文明优雅的化身，沦为人们更熟悉的一种关联物：伴随着降级、腐化和罪孽。
在所有伟大的城市文明的绝大部分历史中，都能观察到女性自由的全面衰退。在这里，我认为对这种现象存在一种解释。在所有的文明中，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尽管在每个具体的例子中，这些事情是以不同的方式形成的。
例如，中国的历史见证了政府试图消除聘礼、债务奴隶制及“贩卖女儿的市场”所导致的周期性丑闻而进行的持续努力，但这些努力均以失败告终。[54]在印度，社会等级体系将贫富之间的差别规定得正式而清晰。婆罗门人及其他上等阶层谨慎地把自己的女儿隔离起来，然后在她们出嫁的时候陪送丰厚的嫁妆；而低等阶层的人们则需要聘礼，因出售自己的女儿而被上等阶层的人们（“再生族”）嘲笑。再生族同样被保护起来，免于因债务陷入奴役；而对大多数乡下的穷人来说，债务附属是制度化的，可以预见，贫穷债户的女儿通常会被送到妓院，或者送到富人家中的厨房或洗衣房干活。[55]在这两个例子中，商品化的推动（不相称地由女儿来承担）和那些重申“保护”女人免于以任何形式被商品化的父权的阻力之间，女人正式而实际的自由似乎逐渐被限制、被抹杀了。结果，荣誉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它变成了针对市场暗示的一种保护手段，同时（像世界性宗教一样），它们开始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来体现市场的逻辑。
但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获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比古希腊留下来的信息更加丰富、拥有更多的细节。发生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商业经济在希腊出现的时间太晚，几乎比苏美尔晚了3000年。因此，古希腊文学给予了我们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得以观察变化的实际发生过程。
《荷马史诗》描述的世界，由英勇的武士主宰，这些人对交易都抱着蔑视的态度。在许多方面，它都和中世纪的爱尔兰非常类似。货币存在，但并不是用来购买东西；有地位的男人们的生活是为了追求荣誉，这一追求过程的物质体现形式，就是追随者和财富。财富赠送给别人，作为礼物；财富奖励给别人，作为奖品；财富被掠夺，作为战利品。[56]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tme”最初的意思是“荣誉”和“价格”——在这样的环境下，没人会觉得两者之间存在任何矛盾。[57]
200年之后，当商业市场开始发展时，一切都发生了剧变。希腊铸币最初的用途，似乎主要用来支付士兵的军饷，同时用来支付政府设立和征收的罚款、费用和其他支付名目。但是到了大约公元前600年，几乎每个希腊城邦都在生产自己的铸币，以作为城市独立的标志。但是，不久铸币就开始普遍在日常交易中使用。到了5世纪，在希腊城市中，原本用于公开辩论和人民集会的广场，同时也开始用作集市。
商业经济的出现最先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一系列债务危机，和我们已经熟知的美索不达米亚及以色列出现的债务危机类似。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雅典政制》（ConstitutionoftheAthenians）一书中简明扼要地指出：“穷人和他们的妻子女儿们一起受到富人的奴役。”[58]然后革命派出现，要求大赦。大多数希腊城市，至少在某一时期都被信奉平民主义的铁腕分子掌握了权力，部分原因是他们要求实行激进的债务减免政策。但是，大多数城市最终找到的解决方法，和近东地区采用的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希腊城市并没有把周期性的大赦制度化，而是采用立法来限制或废弃劳役偿债。然后，为了预防未来可能产生的危机，开始采用扩张的政策，把穷人的孩子用船运到海外建立军事殖民地。不久，从克里米亚到马赛的整个海岸，都分布着希腊城市，反过来这些城市也充当了活跃的奴隶交易的载体。[59]由此突然产生的数量充裕的奴隶彻底地改变了希腊社会的本质。改变的第一个方面，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方面，在于它甚至允许最平庸的公民参与到城市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并且拥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但相应地，这也推动了旧的贵族阶级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手段，使自己超脱于他们所认为的新民主城邦的庸俗和道德腐化。
在5世纪，当希腊商业的大幕真正拉开的时候，我们发现每个人都在谈论货币。贵族们是绝大多数现存文献的撰写者，他们认为货币是腐化的象征。贵族回避市场。在理想的状况中，一个有荣誉的男人应该有能力获得家中需要的所有东西，完全不需要接触现金。[60]在实践中，他们知道这并不可能。但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他们都努力让自己和市场中普通居民的价值观划清界限；用他们在葬礼或婚礼上互相赠送的美丽的金银高脚杯和三足鼎，与普通人庸俗地获取香肠或木炭做对比；用通过自身不懈地训练从而在田径比赛上赢得的尊严，和普通人庸俗的赌博做对比；在酒吧里照顾他们的、高雅而有品位的情妇，和“公共妓女”（她们是住在广场附近妓院中的女奴隶，妓院通常由民主城邦提供资助，以服务于城邦中男性公民的性需求）做对比。在每种情况中，他们都使自己处于由礼物、慷慨和荣誉构成的世界中，远离肮脏的商业交易。[61]
这就导致罗马发生的情况，和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观察到的推拉作用有些许不同。一方面，我们看到贵族文化对普通公民商业感觉的抵制，他们认为这种感觉是低等的；另一方面，我们在普通公民身上看到了类似精神分裂的反应，他们在限制甚至禁止贵族文化因素的同时，又努力模仿贵族的行为。在说明这一点上，鸡奸是非常好的例子。娈童恋被看作典型的贵族行为——事实上，在年轻的贵族准备融入更高的贵族阶层中时，它是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因此，民主城邦认为它在政治上具有颠覆性，于是把男性公民之间的性行为定义为非法。同时，几乎每个人都开始接受娈童恋。
众所周知，希腊人特别迷恋男性的荣誉。这一点表明，希腊城邦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特征，并非主要来自荷马提到的荣誉，而是来源于贵族的这种对于市场价值的抵制，最终促使每个人都产生自己的抵制行为。[62]但是，对女人的影响要比中东地区的例子更加严重。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对商业的蔑视及对公众生活的自信逐渐和男性荣誉被绑定在一起，而女性荣誉的定义几乎只从性的方面出发，全部与守身如玉、端庄贞洁相关，甚至发展到受尊敬的妇女应该在家庭生活中保持缄默的地步，任何参与公众生活的女人都会因此被认为是妓女，或者等同于妓女。[63]亚述人戴面纱的习惯在中东并没有普及，但是希腊却采用了这一做法。它变成了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老套路，即使雅典的女人冒险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她们也应该把自己的容貌隐藏在面纱之后。[64]
荣誉降级与债务危机
这样，货币就从衡量荣誉的手段，变成了衡量与荣誉毫不相关的东西的手段。提议一个人的荣誉可以用货币来购买，成为一种可怕的羞辱——尽管实际上，男人们经常在战争中被俘，甚至被强盗或者海盗绑架，作为索取赎金的筹码，他们确实会经历戏剧性的劳役偿债和救赎的过程，但和许多中东女人的经历并不相同。有一个令人尤为震撼的方式可以确凿无疑地说明这一点（实际上，这个例子中几乎完全可以依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这种方式就是，把人质所使用的货币标志，烙印在他们的身上。这和今天想象出来的外国绑匪的做法相似，他们在收到美国人质的赎金后，在释放人质之前，会在人质的额头上烙印一个美元的标志。[65]
在所有这一切中，有一个问题仍然没能得到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为什么货币尤其变成了荣誉降级的象征？是由于奴隶制度的原因吗？你可能想要得出结论，确实是由于奴隶制度：在古希腊城邦中，新发现的几千个荣誉被彻底降级的人，也许暗示着一个自由人（更不用说自由的女人）不管在任何意义上被买卖，都是非常具有侮辱性的。但是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们关于爱尔兰奴隶货币的讨论清楚地表明，人类荣誉彻底降级的可能性绝不会形成对英雄荣誉的威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必不可少的。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同。《伊利亚特》被认为是西方文学的第一部杰作，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之间的争吵带来了《伊利亚特》中的行动。这是在如何处置一名女奴隶的问题上，两名英雄武士之间爆发的关于荣誉的争执，这绝不是巧合。[66]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只要在战争中不幸走错一步，或者遭遇海难，就会变成奴隶。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有好几次差点沦为奴隶。甚至在3世纪，罗马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在埃德萨之战中失败被俘，余生都作为萨珊王朝的皇帝夏普尔一世（ShapurI）上马之前的脚凳。这就是战争的危险之处，但对于军事荣誉的本质来说，这一切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名战士的荣誉，在于他心甘情愿参加孤注一掷的游戏。他能够承受多大的打击，他的行为就可能有多伟大。
那么，是否商业货币的出现，使得传统的社会等级变得混乱无序呢？希腊贵族经常这样说，但是这种抱怨似乎并不真诚。当然，起初是货币使得优雅的贵族得以存在。[67]他们在货币的问题上的真正困扰，只是因为他们太想占有货币。因为货币几乎可以用来购买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想要它。也就是说，因为货币没有歧视性，所以它值得拥有。可以看出，为什么“公共妓女”的隐喻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人们共有的”女人——如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os）所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她。从原则上来说，我们不应该被这种没有歧视性的东西所吸引。事实上，我们当然会被吸引。[68]并且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像货币这样既没有歧视性，又拥有如此的吸引力。当然，尽管希腊贵族坚持声称他们并没有被这样的东西吸引，那些时常光顾他们聚会的情妇、吹奏长笛的女孩、杂技演员和美丽的男孩，其实根本不是妓女（尽管有时他们也会承认这些人确实是妓女），而他们也对一个事实挣扎不已：即他们为崇高思想所追求的东西（例如战车竞赛、为海军装配船只、资助悲剧的演出）使用的货币，和一个人为渔夫的妻子购买廉价香水和馅饼所使用的货币一样；唯一真正的区别是他们的追求需要的货币数量要多得多。[69]
那么，我们可能可以说，货币引入了一种欲望的民主化。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开始追求相同的杂乱东西。但是还存在另一个因素。逐渐地，在获取必需品的过程中，也开始需要使用货币。荷马时代的世界和大多数“人性经济”中的情况一样，我们几乎听不到对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物品的讨论（食物、住处、衣服），因为它假设每个人都拥有这些东西。一个没有财产的人，至少可以成为某个富人家中的随从。即使奴隶也拥有充足的食物。[70]这里，妓女是能够成为已经发生的改变的有力象征，因为尽管妓院中的有些人是奴隶，其他人则都是穷人；她们的基本需求再也不能被想当然认为可以得到满足，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她们屈服于其他人的欲望。这种对于其他人即兴想法依赖性的极端恐惧，根植于希腊人迷恋于自给自足的基础上。
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原因，是希腊城邦的男性公民（和后来的罗马人一样）以非同寻常的勤勉努力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与市场带来的危险和自由隔离开来。希腊男人的做法与中东男人的做法不同，他们似乎并没有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作为债务抵押品；至少在雅典，把自由公民的女儿变成妓女也是违法的。[71]结果，尊贵的女人消失了，基本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高级场面中被移除。[72]如果任何人因债务沦为奴隶，那么这个人通常是债户。更加戏剧性的是，一般是男性公民指责对方卖淫——雅典的政治家通常会声称对手年轻时从追求者那里收到的大量礼物，实际上是通过出卖肉体换取金钱，因此他们应该失去自由公民身份。[73]
在这里，回顾一下在第五章中确立的原则，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我们观察到的最重要的现象，既是对旧的等级（荷马时代的伟人和他们的随从）的腐蚀，同时也是对旧的互助形式的侵蚀，共产主义的关系逐渐被限定在家庭内部应用。
公元前600年前后，希腊的商业市场正在逐渐成形，“债务危机”袭击了许多希腊城邦。[74]在这场危机中真正处于危险境地的，正是前面的一种——对等级的腐蚀。当亚里士多德提到雅典的穷人正在变成富人的奴隶时，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在年景不好的时候，许多贫穷的农民将陷入债务之中；结果，他们最后会变成自己财产的佃农和受抚养者。有些人甚至被卖到国外做奴隶。这导致社会产生动荡和骚乱，并带来了一系列要求：清理债务，恢复那些身处奴役之中的人的自由，以及重新分配农业土地。在少数的几个例子中，它带来了彻底的革命。我们听说在墨迦拉（Megara）有一个激进的派系，它不仅把收取利息的贷款定义为非法，而且以回溯的形式实现这一点（强迫债主归还他们从前获得的所有利息），这个派系最终掌握了权力。[75]在其他的城邦里，平民主义暴君许诺废除农业债务，因而也获得了权力。
从表面上看，这一切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从商业市场发展的那一刻起，希腊的城邦就迅速产生了曾经在中东的城市中肆虐了上千年的全部社会问题：债务危机、债务抵制、政治骚乱。在现实中，事情没有这么明显。穷人“沦为富人的奴隶”并不是新近产生的。即使在荷马时代，人们也认定富有的人将生活在受抚养人和随从的簇拥之下，受抚养人和随从都来自附属的穷人阶层。但是，这种资助关系最重要的地方是它包含双方的责任。一位高贵的勇士和他谦卑的对手被看作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人，但是人们认为他们双方都应该照顾对方（本质上有区别）的需求。这种资助关系变为债务关系（例如，把预付玉米种子看作一笔贷款，更不要说一笔收取利息的贷款）改变了所有这一切。[76]进一步说，它在两个完全对立的层面上实现了这一切。一方面，一笔贷款意味着对于债主来说，将没有任何后续的责任；另一方面，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一笔贷款确实代表签订合约双方是一种正式的、合法的对等关系。至少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着签订合约双方从本质上来说是同样的人。当然，这是你能想象出来的所有对等形式中，最冷酷、最暴力的一种。但是它的诞生先于市场，这一事实使它更加让人难以承受。[77]邻居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张力。在农业社会中，他们倾向于互相赠送或借用东西——这些东西五花八门，从漏勺和镰刀，到木炭和烹饪用油，再到玉米种子或者耕牛。一方面，在农业社会中，这种赠予和给予被看作人际交往的基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另一方面，索要无度的邻居是声名狼藉的刺激物——当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购买或租借原本赠送的东西要花费多少钱之后，情况将变得越来越糟糕。又一次，了解地中海地区农民日常生活困境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看幽默故事。在土耳其的爱琴海地区流传的故事，精确地反映了这种顾虑：
有一次，一位邻居过来说自己临时有事，询问纳斯列丁是否可以借用纳斯列丁的驴子。纳斯列丁同意了邻居的请求。但是第二天，这个邻居又来了——他要把一些谷物送去碾磨，想借用驴子。不久，他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出现，甚至都不再说理由。最终，纳斯列丁忍无可忍，一天早晨，纳斯列丁告诉那个邻居说驴子被自己的兄弟带走了。
那个邻居正要离开，忽然听到纳斯列丁的院子里传来驴子洪亮的叫声。
“嘿，你刚才不是说驴子被带走了吗？”
“我说，你要相信谁呢？”纳斯列丁问，“相信我，还是相信牲口？”
随着货币的出现，礼物和贷款之间的界限变得不再清晰。一方面，即使是收到礼物，一般人们也认为应该回赠比收到的礼物稍好一点的东西。[78]另一方面，朋友们并不会彼此收取利息，任何说明他们应该收取利息的建议肯定会让朋友痛苦不已。那么慷慨地回赠礼物和支付利息这两种做法，到底存在什么不同呢？这就是纳斯列丁最著名的一个故事的基础。几百年以来，这个故事为地中海及其邻近地区的农民带来了欢笑。（我得说明，包括希腊在内的许多地中海区域使用的语言中，“利息”这个词也有“后代”的意思，这个故事也是对这一事实的戏谑。）
纳斯列丁的邻居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守财奴。有一天，他告诉纳斯列丁自己要为朋友们举办一个聚会，询问是否可以借用纳斯列丁的罐子。纳斯列丁的罐子也不多，但是他说自己很愿意把所有罐子都借给他。第二天，守财奴回来了，带着从纳斯列丁这里借走的三个罐子及一个额外的小罐子。
“那是什么？”纳斯列丁问。
“噢，它是罐子的孩子。罐子在我那儿的时候生下了后代。”
纳斯列丁耸耸肩，收下了四个罐子。守财奴高兴地离开了，因为他已经确立了产生利息的原则。一个月以后，纳斯列丁要举办一个聚会，他向守财奴邻居借了一打豪华陶器。守财奴等了一天，纳斯列丁没来。他又等了一天，纳斯列丁还是没来。
第三天，守财奴来到纳斯列丁的家中，询问他的陶罐怎么了。
“噢，那些陶罐？”纳斯列丁悲伤地说，“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它们死了。”[79]
在英雄体系里，只有是荣誉的债务（回赠礼物、要求复仇、要求拯救或赎回沦为囚犯的朋友或亲属）在一报还一报的交易逻辑下运转。荣誉和信用一样，它是一个人信守诺言的能力，但在错误的例子中，它就是一个人“扯平”的能力。“扯平”这个词，暗示它是货币的逻辑，但是金钱或者任何类似金钱的关系，都受到这个逻辑的限制。逐渐而微妙地，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正在发生事情的完整含义，道德关系的本质变成了各种不诚实花招的手段。
许多审判词留存至今，但从中我们对这种变化知之甚少。这里有一段来自4世纪的审判词，可能出自365年前后。阿波罗多罗斯是一位成功但出身卑微的雅典公民（他的父亲是银行家，但出生时是奴隶），和许多绅士一样，他获得了农村中的大片田地和庄园。在那里，他和自己最近的邻居尼克特拉特斯成了朋友。尼克特拉特斯出身贵族，但当时出于某种原因经济上出了问题。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一般的邻居一样，借贷小额金钱，互相出借牲口或奴隶，在对方外出的时候帮忙照看财产。有一天，尼克特拉特斯倒了大霉。在追捕逃走奴隶的过程中，他被海盗绑架，关在爱琴海的奴隶市场中，要求以赎金换取。他的亲戚只能凑齐赎金的一部分，所以他被迫向市场中的陌生人借剩下的部分。那里的人似乎是专门提供这种贷款的专家，而他们因条件苛刻而臭名昭著：如果30天内不归还，金额就加倍；如果一直不归还，债户就将成为给他提供赎身资金的那个人的奴隶。
尼克特拉特斯声泪俱下地向他的邻居求助。他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已抵押给不同的债主；他知道阿波罗多罗斯身边也没有那么多现金，但是他最亲爱的朋友是否可以把一些财产用来抵押呢？阿波罗多罗斯被感动了。他愿意勾销尼克特拉特斯已经欠他的所有债务，但是剩下的金额比较难办。不过，他愿意尽力尝试。最后，他自己向熟人阿瑟萨斯借了一笔钱，以自己在城镇中的房子作抵押，年利率16%，以满足尼克特拉特斯债主的要求；同时，他安排自己的亲戚向尼克特拉特斯提供一笔无息的支持贷款，这种贷款被称作“伊拉诺斯”（eranos）。但是不久，阿波罗多罗斯意识到自己被陷害了。贫穷的贵族决定利用他的暴发户邻居。尼克特拉特斯实际上和阿瑟萨斯及阿波罗多罗斯的一些敌人串通，使阿波罗多罗斯错误地被判为“公共债户”；也就是说，他违约了，没有履行应承担的对公库的责任。首先，这意味着他将失去把任何人告上法庭的权利（即他不能控告欺骗他的人，以追回自己的钱）；其次，这将使他的债主找到借口，洗劫他的房屋，带走他的家具和其他财产。据推测，阿波罗多罗斯在尼克特拉特斯眼里属于下等人，尼克特拉特斯对于自己欠这种人的钱感觉很不舒服。和维京人艾基尔类似（相较于为爱因纳尔送给他的精美礼物创作一首感谢诗，他宁愿杀了自己的朋友），尼克特拉特斯似乎认为，通过暴力和欺诈的手段把钱从他下等朋友的手中榨取出来，比余生都感觉自己要承担偿还的义务更加有荣誉，或者自己更加可以接受。不久，事情发展成了彻底的暴力，最终整个事情在法庭上得到了解决。[80]
我详细地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包含了一切。我们看到了互相帮助：如果需求足够强烈，或者成本可以被接受，朋友和邻居应该互相帮助。[81]事实上，许多人确实都有社交圈子，当自己确实遇到危机的时候，这些人愿意提供金钱帮助：无论是婚姻、饥荒还是赎金。我们也看到了掠夺暴力那无所不在的危险，把人类变成商品，并通过这种方式把最不道德的计算引入经济生活——不仅是对于海盗一方，可能对于那些潜伏在市场中的放贷者来说更是如此。放贷者以苛刻的条件，为那些筹集亲属的赎金但数额不够的人提供借款，然后这些人将向国家提出申请，允许他们雇用人员，以武力保证合约的执行。我们看到了英雄的骄傲，把过度慷慨的行为当作一种蔑视的袭击行为。我们看到了礼物、贷款和商业信贷合约之间的模糊性。在这个例子中，可能除了尼克特拉特斯那异常的忘恩负义，事情结束的两种方式其实都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有名望的雅典人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抱负，经常借钱；没那么出名的人时刻都在担心自己的债务，或者如何从自己的债户手中搜刮钱财。[82]最后，这里还存在另一个微妙的元素。尽管这里每日进行的市场交易（不论在广场的商店中还是在摊位上）和其他地方一样，一般都以信用的方式进行；但是铸币的大量生产允许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匿名进行，这种匿名的交易，不可能存在于纯粹的信用交易体制下。[83]海盗和绑架者以现金进行交易——爱琴海市场中的放高利贷者离开了现金就没法儿进行交易。通常包含暴力的违法现金交易，以及通过暴力保证实施的极度苛刻的借贷条款，这两者的结合从此使得无数的地下犯罪行为得逞。
在雅典，带来的结果就是极端的道德混乱。货币、债务和金融的语言，提供了有力并最终无法抗拒的方式来思考道德问题。和印度吠陀时代的人类似，人们开始谈论生命是对神的债务，谈论责任是债务的一种，谈论字面意义上的荣誉债务，谈论债务是罪行，谈论以收回债务形式进行的复仇。[84]但是如果债务是道德（当然，至少它存在于债主收取的利息中，债主一般没有合法的求助对象可以强迫债户支付债务，或声称债户应当偿还债务），因为正是货币成功地把道德变成了一门精确、可量化的科学，那么对于货币似乎鼓励了最糟糕的行为这一事实，该如何理解呢？
现代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正是起源于这样的困境。我想这从字面意义上说也是正确的。想想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4世纪雅典的又一部作品。这本书的开篇写道，苏格拉底前往比雷埃夫斯（Piraeus）的港口拜访一位老朋友，一个富有的武器制造商。两个人开始讨论正义，因为那位老人声称货币不可能是一个坏东西，它使得拥有货币的人具有正义，正义包括两种东西：讲真话，总是偿还欠下的债务。[85]这个说法能够轻易被推翻。苏格拉底问，如果有人把他的剑借给了你，后来当他产生了疯狂的暴力倾向，让你把剑还给他（假定这样他会去杀人），这时你要怎么做？很明显，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向一个疯子提供武器都不可能是正确的。[86]老人轻松地耸耸肩，不再理会这个问题，然后准备去参加某个仪式，让他的儿子继续进行讨论。
他的儿子普雷马科斯转换了话题：很明显，他的父亲提到“债务”的时候，并不是指它的字面意义——归还某个人所借的东西。他更多是指给予人们别人欠下的东西；以善报善，以怨报怨；帮助自己的朋友，伤害自己的敌人。推翻这一说法花费的工夫更多（我们是不是说在决定什么人是朋友、什么人是敌人的时候，正义不起任何作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不是如果一个人认定自己没有朋友，因此即使他去伤害别人，他也是正义的？而且即使你确实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认定自己的敌人真的是个坏人，应该受到伤害，那么通过对他施加伤害，你不就使他变得更糟吗？把坏人变得更坏，真的能成为正义的例子吗？），但是它最终还是被推翻了。这时，诡辩家斯拉雪麦格（Thrasymachos）走了进来，指责他们都是软弱的理想主义者。他说，在现实中谈论“正义”的都是政治托词，只是为了使有权势的人们的利益正当化。而它也本应如此，因为在现有的范围内，正义就是有权势的人们的利益。统治者就像牧羊人，我们喜欢把他们想象成慈爱地照顾自己羊群的人，但是牧羊人最终会怎么对待绵羊？他们宰杀绵羊，然后吃掉，或者出售羊肉换钱。苏格拉底回应指出，斯拉雪麦格把照顾羊群的技艺和利用羊群赢利的技艺混淆了。医术是为了促进健康，与医生是否在治病的过程中获得利益无关。放牧的技艺是为了保证羊群的安康，不论牧羊人（或他的雇主）是不是一个知道如何利用羊群赢利的生意人。统治的技艺也是如此。如果这种技艺存在，那么它必然有着与一个人能从中获得的利益有所不同的目标，这个目标除了确立社会正义，还能是什么呢？苏格拉底指出，只有货币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想象“权力”或“利益”这样的词暗指社会现实，它们从自身而言能够被追求，更不用说实际上所有的追求都最终指向对权力、好处或自身利益的追逐。[87]他说，问题在于，如何确保那些坐在政界办公室的人出于荣誉做事，而不是为了获取自身利益。
在此我要说句题外话。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最终四处旅行，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关于哲学的主张也包括在内；废除婚姻、家庭和私有财产；只有精心挑选的人才能生育后代。（很明显，他的这本书就是要激怒读者，两千多年来，该书出色地达到了这一目的。）但是我要强调，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今的道德和政治理论的核心传统，有多少起源于下面这个问题：偿还债务意味着什么？柏拉图首先向我们展现了简单的、字面意义上的商人视角。当这一点被证明不足够以后，他把这一点用英雄的语言重新构造。毕竟，可能所有的债务其实都是荣誉的债务。[88]但是在一个商业、阶级和利润已经混淆所有一切，使得人们的真正动机再也不清晰的世界中（正如阿波罗多罗斯悲伤的发现一样），英雄荣誉不再起作用。我们如何知道谁才是敌人？最后，柏拉图为我们提出了犬儒主义权力政治。也许没有人欠别人任何东西。也许那些追求利益的人获得利益的方式就是正当的。但是即使这样的说法也不成立。我们确信现在已有的标准是不和谐的、自相矛盾的，为了创造一个符合逻辑的世界，需要某种激进的破坏行为。但是那些真正按照柏拉图的建议考虑采取激进的破坏行为的人，大多数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能会有远比道德不和谐更坏的事情。由此，我们就站在了无解的困境之中。
柏拉图思考这些问题并不奇怪。不到7年前，他有过一次悲惨的海上旅行，受伤被俘，本应和尼克特拉特斯一样被带到爱琴海的拍卖区出售。但是柏拉图的运气不错。一位伊壁鸩鲁学派的利比亚哲学家安尼克里斯（Annikeris）当时恰好在市场上。他认出了柏拉图，并支付了赎金。为了尊严，柏拉图试图偿还赎金安尼克里斯，于是他在雅典的朋友为他筹集了20迈纳[89]银币，但是安尼克里斯拒绝接受，坚称能够给热爱智慧的同道人带来好处，是他的荣誉。[90]确实，从那以后，安尼克里斯就因自己的慷慨而被人们铭记和歌颂。柏拉图用那20迈纳银币购地建学，就是后世著名的柏拉图学院。尽管他并没有表现出如尼克特拉特斯那样的忘恩负义，但是别人确实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柏拉图后来的学术生涯得以继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拜一个人所赐；在柏拉图眼里，这人可能是个默默无闻的哲学家，甚至不是一个希腊人！欠这样一个人债务，柏拉图很是不高兴。至少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像柏拉图这种以提到别人的名字为乐的人，却绝口不提安尼克里斯。我们是从后世的传记作者那里才了解到安尼克里斯的。[91]
自由对奴隶制的反击
如果说柏拉图的著作表明，债务带来的道德混乱怎样深远地塑造了我们的思维传统，那么罗马的法律则揭示了它如何塑造我们最为熟悉的体制。
德国法律理论家鲁道夫·范·耶林（RudolfvonJhering）有一段著名的言论，说古罗马一共三次征服全世界：通过它的军队完成了第一次征服，通过宗教完成了第二次征服，通过法律完成了第三次征服。[92]他补充说：每次征服都比上一次更加彻底。毕竟，罗马帝国的版图在全世界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罗马的天主教会扩张得更远，罗马法则为地球上的每部法律和宪法提供了用语和概念上的基础。从南非到秘鲁的法学学生，都被要求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记忆用拉丁语表述的法律名词，而且罗马法几乎提供了我们关于合约、责任、侵权、财产和司法权的所有基础概念——并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提供了对政治活动的基础性认识：公民身份、权利和自由。
耶林认为，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罗马人最先把法理学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可能（尽管如此）罗马法中有为数不多、声名狼藉的离奇特征，有一些特征是如此的奇怪，以至于自从罗马法在中世纪鼎盛时期的意大利大学中重新兴起的时候起，就一直困扰着法理学家。其中最臭名昭著的特征，是它定义财产的独特方式。在罗马法中，财产（dominium）是人和物体之间的一种关系，由这个人对该物体的绝对权力定义。这个定义带来了无数的概念性问题。首先，它并没有清晰地指出，一个人和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之间存在一种“关系”是什么意思。人类互相之间能够存在关系，但是和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存在“关系”是什么意思？如果这种关系确实产生了，那么给予它法律地位意味着什么？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想象一个人被困在孤岛上，他可能和岛上的棕榈树发展出了极端私密的关系。如果他待在岛上的时间足够长，他可能会给岛上所有的棕榈树起名字，并且把自己一半的时间用来和棕榈树进行假想的对话。但是，他拥有这些棕榈树吗？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在其他人来到这个岛上之前，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财产权的问题。
那么，很明显，财产并不是人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们关于物体达成的共识或合约。有时，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唯一的原因就是在许多例子中（尤其是当我们在谈论对于鞋、汽车或者动力工具的权利时），我们是在谈论持有的权利，就像英国法律的表述，“针对整个世界”——即我们自身和地球上的其他人之间形成的共识，别人都会控制自己不干涉我们的财产，因此使我们几乎可以用任何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处置财产。一个人和地球上的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很难被这样看待，这一点可以理解。把它想象成和物体有关的关系则要简单些。但是即使这样，在实践中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自由也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宣称我拥有一把链锯，给予了我一种可以用链锯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的“绝对权力”，这种说法很明显是荒唐的。在我自己的家或者我所拥有的土地范围之外，我能想到的用链锯来做的事情，几乎都是违法的；即使在我的家里或土地范围内，我实际能用链锯做的事情也是非常有限的。在我对链锯的权利中，唯一“绝对的”事情就是我阻止其他人拥有这把链锯的权利。[93]
虽然如此，罗马法确实坚持认为财产的基本形式是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所有者用他的财产做任何想做之事的绝对权力。12世纪的法理学家将其限定为三个原则：usus（对物体的使用）、fructus（成果，即享用这个物体的产品）和abusus（这个物体的滥用或销毁）。但是罗马法理学家对详细叙述它们并不感兴趣，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认为细节完全位于法律的领域之外。事实上，学者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争论罗马法的创立者是否认为私有财产是一种权利（ius）[94]，因为权利最终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共识之上，而一个人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力并不需要建立在这种共识上：它是当社会干涉不存在时，一个人随心所欲行事的自然能力。[95]
如果你仔细想想，这真的是建立财产法理论的一个相当奇怪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论是在古代日本还是马丘比丘（MachuPicchu），拥有一根线的人有权把线扭曲、打结、扯断或者扔进火堆，他们想怎么处理这根线都可以。在其他任何地方，法律理论家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当然，没有其他的传统文明把它当作财产法的基础——因为这种做法使得几乎所有现实的法律都变成了一系列的特例。
这是如何发生的？又是为什么发生的？我所知道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奥兰多·帕特森提出的：绝对私有财产的概念，实际上是从奴隶制衍生出来的。如果某人的出发点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人同时又是一个物体，那么就可以不把财产看作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是看作人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罗马法中对奴隶的定义：他们是人，但也同时是res，即物体。）[96]对绝对权力的强调，由此开始具备意义。[97]
Dominium这个词，含义是绝对私有财产，其实它的历史并不是很长。[98]罗马共和国晚期，它才出现在拉丁语中，当时成百上千的被俘劳动力涌入意大利，罗马因此成为真正的奴隶社会。[99]到了公元前50年，罗马法创立者简单地假设工人（无论是在乡村种植园中收获豌豆的雇农，是把豌豆运到城市商店中的赶骡人，还是记录交易的职员）是别人的财产。数百万同时是人和物体的生物的存在，带来了无穷的法律问题，罗马法的创新性天才，大部分被耗费在解决无数隐而不现的影响上。一个人只需要翻开罗马法的案例记录，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下面的文字来自2世纪的法理学家乌尔比安（Ulpian）：
梅拉再次写道，如果几个人在玩球，其中一个人击球用力过猛，把球打到了理发师的手上。而理发师当时正在给一名奴隶刮胡子，结果导致奴隶的喉咙被剃刀割破了。那么，根据阿奎利亚法（LexAquilia，民事伤害法），谁是有罪的？普罗克洛斯说有罪的是理发师；事实上，如果他选择提供理发服务的场所是人们进行游戏的地方、交通拥堵的地方，那么他就有过失。但如果有人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在危险的地方提供服务的理发师，那么理发师的过失就没那么严重，因为这个人要为自身负责。[100]
换句话说，如果真正的问题是奴隶主人购买了一个愚蠢的奴隶，那么他就不能因玩球的人或理发师毁坏了他的财产，而声称他们造成了民事伤害。我们可能会震惊于许多案例的奇特性（你能因一个人说服奴隶逃跑，就控告他偷窃吗？如果你的儿子也是你的奴隶，一个人杀死了他，那么在评估损失的时候，你会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吗？或者你会坚持按奴隶的市场价格计算赔偿吗？），但是我们现代的法学，就直接建立在这样的争论上。[101]
Dominium这个词由dominus演化而来，但最终的词根是domus。dominus的意思是“主人”“奴隶主”，domus的意思是“房子”或“家庭”。当然，它和英文中的“domestic”也有关系，现在domestic既可以用来表示“附属于私人生活”，也可以用来指打扫房间的仆人。domus的含义和familia（家庭）重叠——但是，“家庭价值观”的支持者可能有兴趣知道，familia这个词最终是由famulus这个词衍生出来的，后者的含义是“奴隶”。最初，家庭的形成是一群人围绕在家庭内的paterfamilias（家长）权威身边形成的，至少在早期的罗马法律中，这种权威被认为是绝对的。[102]一个人对他的妻子并没有完全的所有权，因为她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她父亲的保护；但是他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孩子、奴隶和其他受抚养人——至少在早期的罗马法中，他可以自由地鞭笞、折磨或者出售他们。如果父亲发现自己的孩子犯下死罪，他甚至能够处死孩子。[103]而对于他的奴隶，他甚至不需要理由就能处死他们。
那么，在建立dominius的概念从而建立绝对私有财产的现代原则的过程中，罗马法理学家的做法首先采纳的就是家庭权威、对于人们的绝对权力的原则，把那些人（奴隶）定义为物体，然后把最初应用在奴隶身上的逻辑延伸到鹅、战车、仓房、首饰盒等，即应用到和法律有关的每种物体上。
即使是在古代，父亲有权处死自己的奴隶，也是非常不一般的现象，更不用说处死自己的孩子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早期的罗马人在这方面如此极端。但千真万确的是，最早的罗马债务法同样无比严酷，因为它允许债主处死不能偿还债务的债户。[104]罗马的早期历史，和希腊城邦的早期历史类似，也是债主和债户之间持续的政治斗争，一直到罗马的精英最终发现了大多数成功的地中海精英们学到的原则：自由的农民意味着更有效的军队，胜利的军队能够提供战俘，战俘同样可以完全充当过去债务奴隶的角色。因此，社会妥协（允许有限的公众抗议，废除债务奴隶，把帝国的部分收入用于支付社会福利）实际上对他们有利。据推测，父亲的绝对权力的发展也是这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其发展方式和我们在别处看到的一样。债务奴役把家庭关系变为财产关系；社会变革保留了父亲的全新权力，但是保护他们免于陷入债务。同时，日益涌入的大量奴隶，不久就意味着中等收入的家庭可以保留奴隶。这表明征服的逻辑已经延伸到日常生活最私密的方面。被征服者帮人们梳头、放洗澡水，被征服的老师教孩子们诗歌。因为主人及其家人，甚至他们的朋友和宾客都可以用奴隶满足自己的性欲，所以很可能大多数罗马人的第一次性经验的对象的身份都是被征服的敌人。[105]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法律的谎言——真正的奴隶，很可能是被父母出售的穷人，被海盗或强盗绑架的倒霉蛋，战争受害者及帝国边缘地区野蛮人审判的受害者，或者其他奴隶的孩子。[106]但是，这个谎言仍在继续。
从历史条件来看，是两个因素的结合使得罗马的奴隶制如此不同寻常。其中之一是它的武断性。和美洲的种植园奴隶制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在罗马并不存在有人生来比别人低等而注定成为奴隶的观点。奴隶制反而被看作一种不幸，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107]结果，奴隶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他的主人更加优秀：更聪明，道德感更好、品位更高，对哲学的理解更深。主人甚至也愿意承认这一点。而且主人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因为他对这种关系的本质（就是简单的权力）不会产生影响。
第二个因素是这种权力的绝对本质。在许多地方，奴隶就是战俘，他们的主人作为征服者对于其生死有着绝对的权力——但通常，这都是一种抽象的原则。几乎在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会迅速限制这样的权利。至少，皇帝和国王会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有权把其他人处死。[108]但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并不存在皇帝；当时存在的主权实体，是奴隶主自己组成的联合实体。只有在早期的罗马帝国，我们才能够看到立法限制奴隶主处置他们（人类）财产的方式：最早的立法出现在提比略皇帝时期（公元16年），规定主人必须在获得皇帝批准之后，才可下令公开让野兽把奴隶撕成碎片。[109]但是，主人权力的绝对本质（在这里，主人其实是指国家），最开始也意味着对于解放没有任何限制：主人能够释放他的奴隶，甚至收养他，如此（因为离开了社会成员的身份，自由没有任何意义），那个奴隶就自动成为罗马公民。这就导致了一些非常奇特的安排。例如，在1世纪，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把自己卖给一些需要秘书的富有罗马人当奴隶是很常见的，这些希腊人会把自己的财富托付给亲密的朋友或某些家庭成员，经过一段时间后赎回他们的自由，因此获得罗马公民的身份。但在他们充当奴隶的这段时间里，如果主人决定把自己秘书的一只脚砍下来，法律对他的做法没有任何限制。[110]
因此，dominus和奴隶的关系把征服的关系、绝对政治权力的关系带到了家庭中（事实上，它成了家庭的基础）。这对任意一方而言都不是一种道德关系——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一个名叫昆图斯·赫特留斯（QuintusHaterius）的罗马共和国律师提出了一条众所周知的法律原则，清晰地阐述了这一点。对于罗马人来说，和雅典人一样，一个提供性服务的男人被认为不适合成为公民。在为一名被释放的奴隶（他被指控在获得自由后，仍然为以前的主人提供性服务）辩护的过程中，赫特留斯创造了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后来变成一个流行的黄色笑话：“提供肛交对自由人来说是罪，对奴隶来说是种必要，对被释放的奴隶来说则是责任。”[111]在这里，重要的是只有对被释放的奴隶来说，提供性服务才被认为是“责任”，这又是因为奴隶制并不是一种道德关系。主人能够为所欲为，奴隶对此束手无策。
但是，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罗马奴隶制，带给后世更深层面的危害却改变了对人类自由的理解。罗马词汇libertas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古时候，在每个地方，“自由”最初、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不充当奴隶。因为奴隶制意味着消除所有的社会联系，并有能力再造它们，因此自由也就意味着做出并信守对他人道德承诺的能力。例如，英语单词“free”（自由），来源于德语词汇，意为“friend”（朋友），因为自由意味着能够交朋友，能够信守承诺，能够生活在平等的社会中。这就是为什么罗马重获自由的奴隶变成了公民：从定义上说，自由意味着定居在公民社会中，拥有所有必要的权利和责任。[112]
但是，到了2世纪，情况开始改变。法理学家逐渐重新定义libertas，直到它的含义无法与主人的权力相区分。这就是能够做任何事情的权利，一个人不能做的那些事情再一次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在《罗马法汇编》（RomanDigest）中，自由和奴隶制的定义总是一起出现的：
自由就是只要不违反法律，一个人能够按自己的希望做任何事的自然能力。奴隶制是根据国家的法律，一个人变成其他人私有财产（dominium）的体制，这是违背自然的。[113]
中世纪的评论家立刻注意到了这里的问题。[114]但是难道这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吗？毕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做他们被允许做的任何事。我们说一个奴隶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并不自由）有点像说地球是方形的（但实际上地球是圆的），或者像说太阳是蓝色的（但实际上太阳是黄色的），或者再次回到那个比喻，说我们有权用链锯做任何事（那些我们不能做的事除外。）
事实上，这种定义引入了所有暗示。如果自由是自然的，那么奴隶制就肯定是不自然的；但是如果自由和奴隶制只有程度上的差别，那么，从逻辑上说，所有对自由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不自然的吗？这不就意味着社会、社会规则，甚至财产权，也都是不自然的吗？这正是罗马的法理学家在敢于冒险评论这样的抽象概念时得出的结论。但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最初，在人类的生活状态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共有的；首先分割世界的是战争，随之而来的“国家法律”（人类惯于使用它们来调节诸如政府、奴隶制度、条约和边境等事情）最先确立了财产的不平等性。[115]
相应地，这意味着在私有财产和政治权力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至少，在这里权力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皇帝开始声称拥有类似dominium的东西，坚持认为在他们的领域内，他们拥有绝对的自由——事实上，他们不受法律的约束。[116]同时，罗马社会开始转变，由奴隶主组成的共和国变得越来越像后来的封建欧洲，权贵们宏伟的领地周围被受抚养的农民、债务仆人和无数各种各样的奴隶环绕；对于这些人，他们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颠覆了帝国的野蛮人入侵只不过使这种情况正式确立了，基本上消灭了奴隶制，但是同时也带来了这样一种概念：贵族阶级实际是日耳曼征服者的后裔，普通人原本就是处于附属地位的下等阶层。
但是，即使在这个新的中世纪世界，古罗马的自由概念仍然存在。拥有自由就是拥有权力。当中世纪的政治理论家谈论“自由”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指领主在自己的领地里为所欲为的权利。又一次，人们通常认为这并不是通过协议确立的东西，而是征服带来的事实：英国一个著名的传说提到，大约在1290年，国王爱德华一世（EdwardI）要求他的领主们撰写文件，说明何种权利使他们拥有当前的特权（或者“自由”），瓦伦伯爵（EarlWarenne）仅把自己生锈的宝剑交给了国王。[117]就像罗马的dominium，比起自由，它更多的是权力，而权力最初及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用在人身上——这就是在中世纪经常提到“绞刑的自由”的原因，意思是一个领主保留在自己私人领地上将别人处死的权利。
到了12世纪，罗马法开始恢复并被现代化，这时dominium这个术语带来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教会使用的拉丁语中，它的意思已经等同于“统治”和“私有财产”。中世纪法理学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论证，来确定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别。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如果像《罗马法汇编》中指出的那样，财产权实际是绝对权力的一种形式，那么除了国王，其他人将很难拥有它——甚至在某些法理学家看来，只有上帝才能拥有它。[118]
这里不适合介绍随之而来的争论，但是我觉得在此结束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为我们带来了完整的循环，使我们能够精确地理解为什么像亚当·斯密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想象这个世界的运转。自由就是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自己的财产，这个假设是一种传统。实际上，它不但使财产成为一种权利，也把权利本身当作某种形式的财产来对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伟大的悖论。我们已经如此习惯于“拥有”权利的观点（权利是一个人能够拥有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很少去想它的实际含义。事实上，（中世纪的法理学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权利就是另一个人的义务。我自由发表演说的权利，就是其他人不会因此而惩罚我的义务；我接受一个由同龄人组成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是政府维持陪审团体系的义务。这里的问题和财产权的问题一样：当我们提到世界上的每个人承担的责任时，很难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而说起“拥有”权利和自由，则要容易得多。尽管如此，如果自由基本上是我们拥有东西的权利，或者处理东西的方式就好像我们拥有它们，那么“拥有”自由意味着什么——难道它不意味着我们对自己财产的权利本身就是财产的某种形式吗？这种复杂的曲折化似乎确实没有必要。是什么原因使人想要以这种方式来定义它呢？[119]在历史上，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而有些令人困扰的答案。那些论证我们天生拥有权利和自由的人，主要对主张我们有权放弃甚至出售它们感兴趣。
现代关于权利和自由的观点，来自“自然权利理论”。大约1400年，巴黎大学校长让·格尔森（JeanGerson）基于罗马法的概念，开始构建这一理论。理查德·塔克（RichardTuck）是研究这些观点最好的历史学家。他很早就指出，这一理论主体的支持者并不是当时的进步人士，反而是保守人士，这一事实是历史莫大的讽刺。“在一个格尔森支持者眼里，自由是财产，能够和其他的财产以同样的方式和条件进行交易”——出售、交换、借贷或自愿放弃。[120]如此，劳役偿债制度，甚至奴隶制其实在本质上并没错。而这正是自然权利理论家认定的观点：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些观点尤其在安特卫普和里斯本发展起来，这些城市正是出现奴隶交易的中心。他们论证道，毕竟我们并不知道在卡拉巴尔等地背后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运送到欧洲船只上的绝大部分奴隶不是自愿出售自己，或者被他们合法的监护人出售，或者在完全合法的情况下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毫无疑问，有些人的确不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在任何体系中都存在着滥用的情况。重要的是，对于自由能够被出售这一观点，并没有本质上的不自然或违法。[121]
不久，相似的论证就被用于使国家的绝对权力正当化。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是17世纪第一个真正发展这一理论的人，但不久这一理论就普及开来。政府的本质是一纸合约，是商业约定的一种，由此公民自愿放弃一些与生俱来的自由，以形成国家。最后，相似的观点变成了我们当前经济生活最根本、最显著的体制的基础：雇佣劳动，实际上，我们这种出租自身自由的方式，和奴隶制度下出售自由的方式一模一样。[122]
我们不仅拥有自由，同样的逻辑甚至可以应用于我们的身体。在这样的构想中，处置我们身体的方式和处置我们的房子、车子或家具的方式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我们拥有自己，因此外人无权干涉。[123]这似乎是无害甚至积极的看法，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它的基础是罗马关于财产的传统观点时，它看起来就完全不同了。声称我们拥有自己，非常奇怪地使我们同时具有了主人和奴隶的身份。“我们”既是拥有者（对我们的财产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同时，也是被拥有的东西（成为施加绝对权力的客体）。古罗马的家庭，不仅没有在历史的迷雾中被遗忘，它存在于我们对于自身最基本的概念中——又和在财产法中一样，结果是如此奇怪地不连贯，以至于当一个人试图弄清楚实际发生的情况时，它就被分拆成无数个悖论。正如1000年来律师们努力弄清楚罗马的财产概念，哲学家也花了几个世纪努力理解为什么我们能够对自己产生统治的关系。最流行的解决方法（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叫作“思想”的东西，它和其他的东西完全分离，其他的东西可以叫作“身体”，而思想天生就统治着身体）存在于我们对认知科学的各种了解中。这明显不是真的，但是我们却坚持这样认为，原因很简单，我们关于财产、法律和自由的日常假设，如果离开了它就将全部失去意义。[124]
结论
这本书的前四章描述了一个困境。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思考债务。更精确地说，我们似乎困在两种情境之间：亚当·斯密模式下的想象社会（它把社会看作个体的集合，这些人之间唯一重要的关系都和自己的财产有关，为了相互提供便利，他们开心地进行以物易物，债务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以及把债务想象为一切（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实质，当然，这会给每个人留下不舒服的感觉，认为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华而不实的生意，我们对彼此的责任已经建立在原罪和罪行之上）。它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替代选择。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尝试展现看待事物的另一种方式，然后描述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就是我提出“人性经济”概念的原因：在“人性经济”中，对人类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每个人都是由和其他人的关系构成的独一无二的节点——因此，没人能够被认为和任何东西或任何人等价。在“人性经济”中，货币并不是购买或交易人类的一种手段，而是用于表明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这样做。
然后，我继续介绍了这一切是如何崩溃的。人类如何变成交易的对象？首先，可能通过婚姻付出女人；最后，通过战争俘虏奴隶。我提到，所有这些关系的共性就是暴力。不论是蒂夫女孩因为逃离自己的丈夫被捆绑着抓回来并遭到毒打，还是丈夫被赶上奴隶船、死在遥远的种植园中，总是适用同样的原则：只有棍棒、绳索、长矛和枪炮的威胁，才能把人们从和别人的关系（姐妹、朋友、对手……）构成的无比复杂的网络中剥离出来，正是这种关系网使得每个人独一无二，因此，被剥离的人们就变成可以交易的物品。
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地方，普通的市场、日常商品（衣服、工具、食物）甚至都不存在。事实上，在大多数“人性经济”中，一个人最重要的财产永远不能进行买卖，其中的原因和人类不能被买卖是一样的：这些财产都是独一无二的物品，也包含在与人类独一无二的关系网中。[125]
我以前的教授约翰·科马洛夫（JohnComaroff）曾讲述他在南非的纳塔尔开展调研的故事。在一周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开着吉普车，带着装满调查问卷的盒子和一个会讲祖鲁语的翻译，经过似乎数量无穷的牛群，挨家挨户地走访。大约6天以后，他的翻译突然一惊，指向牛群中间。“看！”他说，“同一头奶牛！就是那边那一头，后背上有红色斑点的。我们3天前见过它，在离这里10英里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有人结婚了吗？或者解决了一次争端？”
在“人性经济”中，当把人们从他们的关系网中剥离出来的能力确实出现的时候，这本身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终结。你可以在莱利人中间看到这种提示。有权势的男人偶尔会获得其他地方的战俘做奴隶，但是这些奴隶几乎总是会在主人的葬礼上陪葬。[126]遏制一个人的个性，会被认为是增强了其他人的声誉或社会存在。[127]在我所说的英雄社会中，这种荣誉和羞辱的加减当然是从微不足道的实践里产生，然后变成政治的本质。无数的史诗、传奇和诗集已经证实，通过让其他人变得渺小，才能使英雄成为英雄。在爱尔兰和威尔士，我们都能看到这一能力如何贬低他人，如何把独一无二的人从他们的家庭中移除，由此使得这些人变成了无名的计数单位（爱尔兰的女奴隶货币、威尔士的洗衣女）这种能力本身就是荣誉的最高展现。
在英雄社会中，暴力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隐藏的——它反而被人称颂。通常，它能够形成一个人最亲密关系的基础。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并不认为他和奴隶女孩布里赛伊丝（阿喀琉斯杀死了她的丈夫和兄弟）的关系是可耻的；他把她称为自己的“荣誉奖品”，但同时，他也坚持认为一个体面的男人必须关爱自己家中的受抚养人，“所以我从心底爱着她，即使她是我用自己的长矛赢来的”。[128]
在有荣誉的男人和那些他们剥夺了其尊严的人之间，经常能够发展出类似的亲密关系，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毕竟，销毁了任何使双方平等的可能性，也就销毁了所有债务的问题，销毁除了权力的所有其他关系。它提供了一种特有的清晰性。据推测，让奴隶或太监簇拥在自己周围，皇帝和国王这一臭名昭著的爱好就是来源于此。
但是，我们的探讨还不能停留于此。纵览广阔的历史长河，你一定会注意到在最受颂扬的人和最受贬低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定义感觉；尤其是在国王与奴隶之间。国王用奴隶把自己围绕起来，任命奴隶大臣——就像埃及的马穆鲁克（Mamluk），历史上真的存在过由奴隶构成的王朝。国王用奴隶把自己围绕起来的原因，和他们用太监把自己围绕起来的原因一样：因为奴隶和罪犯没有家人、朋友，不可能对别人效忠——或者至少从原则上说，他们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国王也应该是这样的。正如许多非洲谚语强调的那样：一个合格的国王也没有亲戚，或者至少他的行为应该表明自己没有亲戚。[129]换句话说，国王和奴隶是一对镜像。普通人由他们对别人给出的承诺定义，但国王和奴隶只由权力的关系定义。他们的状态，是彻底的孤立、隔离的生物，是一个人能够改变的极限。
我们有着奇怪的习惯：把自己同时定义为主人和奴隶，重复在我们对自我的概念和古代家庭最残酷的方面，我们是拥有人身自由的主人，或者是自身的所有者。现在，我们终于能够了解在这种习惯中，究竟什么面临着危险。但只有通过这种习惯，我们才能把自己看作完全孤立的生物。对于霍布斯、洛克和斯密这样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怀有的奇怪幻想，即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是三四十岁男性的集合（这些人似乎来自已经完全形成的世界，然后他们决定是否需要互相残杀或者开始交换海狸皮），在罗马人对自由的新概念中，存在直接的对应——认为自由不是和别人建立相互关系的能力，而是对于组成了富有罗马人家庭主体的被征服奴隶，所具有的那种“使用和滥用”的绝对权力。[130]
欧洲和美洲的学者，在过去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试图远离这种思维传统带来的令人困扰的暗示——这一点千真万确。托马斯·杰弗逊拥有许多奴隶，他选择用直接反驳奴隶制的道德基础方式，作为《独立宣言》的开篇，他写道：“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分割的权利……”——因此，同时否定了非洲人是低等的种族及他们或其祖先能够被公正、合法地剥夺自由的所有论证。但是，他并没有通过这种做法提出关于权利和自由的某些激进的新概念。随后的政治哲学家也没有这么做。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保留了以前的说法，只是把“不”这个词加入各处。我们绝大部分最宝贵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一个道德和法律整体框架（认为我们最初不应该拥有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一系列特例。
正式的奴隶制度已经被消灭，但是（每一个朝九晚五工作的人都能做证），一个人能够转让自己的自由，至少是暂时转让的想法，仍然存在。事实上，它决定了我们大多数人在醒着的时间，一般来说，不包括周末必须做的事情。暴力基本已经消失不见。[131]但是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有能力想象，一个基于不需要武器和监视带来持续威胁的社会约定建立起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1]sumerianorg/prot-sum.htm,froma“Proto-Sumeriandictionary”.
[2]Justinian'sInstitutes(1.5.4.1)中的Florentius。有趣的一点是，自亚里士多德起，合理化奴隶制的尝试一般不是聚焦在这一制度，它本身无法被合理化，而是聚焦在一些被奴役的族群的劣等性。
[3]Elwahid1931。Clarence-Smith(2008:17n56)指出，至少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中东关于穆斯林奴隶制度就一直存在着热烈的争论，阿尔–瓦希德的书自身就是这一争论的产物。
[4]Elwahid1931:101–10和其他各处。类似的清单出现在Patterson1982:105。
[5]贩卖儿童总会被认为是经济和道德崩溃的标志；阿尔–瓦希德指出，甚至后来的戴克里先（Diocletian）等罗马皇帝支持慈善机构的目标非常明确，即为穷苦家庭提供援助，使他们不必采取卖儿鬻女等手段（Elwahed1931:89–91）。
[6]Mitamura1970.
[7]他指出，罗马早期实行过债务奴隶制度，但原因是根据十二铜表上的法律条文，无力偿还债务的借款人甚至可以被处死。大多数地方没有类似的法律，债务人会变成抵押人或劳工，不会被彻底奴役（参见Testart2000,2002，以获得对不同可能性的完整解释）。
[8]Al-Wahid从Athenaeus那里引用了例子，在希腊，如果一位医生拯救了病人的生命，那么病人会自愿成为这位医生的奴隶（opcit：234）。
[9]乌尔比安的说法很准确：“在每一条法律分支中，如果一个人没能从敌人手中返回，那么在他被俘的那一刻起，他就被认为死去了。”（Digest49.15.18）。公元前84年至公元前81年的LexCornelia详细介绍了再婚的需求。
[10]Meillassoux1996:106.
[11]Patterson1982。“奴隶制，”他如是定义，“是对被冷落的和失去名誉的人的永久的、暴力的支配。”（1982:13）
[12]他在这里引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的话产生了明显效果：“一个没有力量的人，就没有人类的根本尊严。人类本质的构成，在于它不会尊敬一个无助的人，只会可怜他，甚至如果没有出现力量的迹象，这种可怜之情也不会持续太久。”（参见Patterson1982:13）
[13]大概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性。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在女性的例子中，这一问题因陷入忠诚和贞洁的问题，而变得无法解决。
[14]PaulHoulm（见Duffy,MacShamhráinandMoynes2005:431）。确实，交易的平衡似乎在前后摇摆。在有些时期，爱尔兰的船只洗劫英国的海岸。到公元800年后，维京人抢走数以千计的人，使得都柏林（Dublin）短暂地成为欧洲最大的奴隶市场。但是，直到那时，女奴也没有被当作实际的货币使用。这和非洲的情况有些类似，即在特定的时期和地点因受交易的影响，债务也使用奴隶来结算（Einzig1949:153）。
[15]爱尔兰教派的创建者之一圣帕特里克（St.Patrick），是早期教会神父中少数公开地、无条件地反对奴隶制度的人员之一。
[16]Doherty1980:78–83.
[17]Gerriets1978:128,1981:171–72,1985:338。这与仅仅在两三个世纪之后出现的威尔士法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威尔士的法律对这些物品的价格有详细的规定（Ellis1926:379–81）。物品的清单是从威尔士法律中被随机挑选的。
[18]Doherty1980:73–74.
[19]在爱尔兰和威尔士，情况都是如此，并且很明显，在其他凯尔特语（Celtic）地区也成立。Charles-Edwards(1978:130,1993:555)将“荣誉价格”翻译为“面值”。
[20]一种例外情形是一篇早期的教会文章：Einzig1949:247–48,Gerriets1978:71。
[21]关于货币体系的主要文献是Gerriets(1978)，那是一篇学位论文，但它不幸并没能作为书籍出版。女奴、牛、银等物品之间的标准兑换比率，也能在Charles-Edwards1993:478–85中找到。
[22]Gerriets1978:53.
[23]如果你把自己的马或剑借给一个人，而他并没能及时在一场争斗前归还，导致你丢面子；或者如果一位修道士把自己的修士服借给另一位修道士，而他没有及时归还，导致借出人没有合适的服装出席一次重要的宗教会议，在这两种情况下，借出人都可以索要他的荣誉价格（Fergus1988:118）。
[24]威尔士国王们的荣誉价格要高得多（Ellis1926:144）。
[25]等级更高的区域国王的荣誉价格是14个女奴，并且理论上在塔拉（Tara）有一位统治整个爱尔兰的至尊王，但这一位置经常处于空缺或被争夺的状态（Byrne1973）。
[26]这些是实际上无限复杂的系统的一个简化模型，其中有些点（尤其是关于不同形式、带有不同聘礼和嫁妆的婚姻）仍不清楚。例如，在被庇护人的例子中，领主要支付两笔首期款，其中之一是荣誉价格。但是，对于“自由的被庇护人”，他不需要支付荣誉价格，被庇护人也不会沦为仆人身份（最出色的综述是Kelly1988）。
[27]DimetianCodeII.24.12(Howel2006:559)。在特定的地区，杀害公众官员也会受到类似惩罚（Ellis1926:362）。
[28]“没有证据表明，商品自身能够被定价。也就是说，尽管爱尔兰的货币能够定量个人的状态，却不能计算商品的价值。”（Gerriets1985:338）。
[29]Sutton2004:374.
[30]Gallant2000。这里也可以考虑“荣誉事务”这一表述，或者“荣誉杀戮”，它也清晰地表明，这样的观点不仅局限于希腊乡村。
[31]事实上，可以轻易地扭转这一问题，询问：首先，为什么对一个男性说他的姐妹卖身，是如此严重的侮辱？我认为，一个原因在于“荣誉”的概念仍然在以我们并未觉察的方式塑造我们的认知——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宣称一个男人的妻子卖身或他的姐妹有多个性伴侣，对方的反应可能是茫然的心情，而不会是要杀人的狂怒。我们已经在冈温古人和莱利人中看到了例子。
[32]很明显，我在这里把该术语与许多女权主义文献中使用的父权制的更宽泛的含义区分开来，那些文献中使用的含义是以女性从属于男性为基础构成的任何一种社会体系。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父权制这一更宽泛的含义的起源明显必须到更早的历史时期中去寻找。
[33]“闪米特人（Semitic）渗透”的模型，已经可以在Saggs(1962)等经典文献中看到。一般说来，这一形式似乎是一种周期性的城市危机，在河流社会接近崩溃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复兴，它很明显地会在新一批闪米特牧民到来后出现（Adamsetal.1974）。
[34]Rohrlich1980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35]当然，这是对人类学家JackGoody(1976,1983,1990)提出的主要观点的极度简化。它的基本原则是，嫁妆并不是新娘父亲支付的一笔钱（它可能来自双方），而是一种未成年时的遗产。但是，Goody对美索不达米亚言之寥寥，而这少数内容（1990:315–17）几乎全部聚焦在上层阶级的情况。
[36]Wilcke1985,Westbrook1988,Greengus1990,Stol1995:125–27。关于毛伊岛（Mari）：Lafont1987；关于古巴比伦的情况：Greengus1966,1969；关于努兹：Grosz1983,1989。
[37]尽管受胡里安人（Hurrian）的影响，努兹在有些方面不那么典型，但最好的资料仍然来自公元前1500年的努兹城。婚姻支付似乎分几个步骤进行，例如，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有一笔支付（Grosz1981:176）——来自美拉尼西亚（Melanesia）、非洲和世界其他无数地区的人类学家都非常熟悉这一模式。
[38]Finkelstein1966,VerSteeg2000:121,153n91。如果有人错误地宣称一个女性并不是处女，那么她的父亲可以要求这个人补偿金钱损失，因为这样的行为会降低聘礼的金额（Cooper2002:101）。
[39]Bottéro1992:113.
[40]Stol1995:126.
[41]Cardascia1959关于“婚姻收养”（也可见Mendelsohn1949:8–12,Green-gus1975）。在饥荒时期，有时甚至连聘礼也可以免除。一个忍饥挨饿的家庭可能把女儿送到富人家里，仅需要对方承诺保证女儿性命无忧。
[42]Evans-Prichard1931,Raglan1931。这一争论发生在英格兰有些讽刺，因为从技术上来说，英格兰是可以合法地出售甚至拍卖妻子的少数地区之一（Menefee1981;Stone1990:143–48;seePateman1988）。斯通（Stone）指出，尽管英格兰村庄中公开“妻子出售”，其实质很明显是预先安排好的离婚，“这一形式的细节设计，通过尽可能地模仿牛或羊的出售过程，来强调其财产转移的最终本质。妻子被家人用绳索束缚，从家里带到市场，再从市场带到购买人的家中”（1990:145）。这一实践局限在大众阶层，在被哈代（Hardy）写入《卡斯特桥市长》（MayorofCasterbridge）一书后引发了丑闻，但是它直到1919年才被彻底废止。
[43]Finley1981:153–55;Stienkeller2003;Mieroop2005:27–28。Mieroop指出，此类合约的最早记录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的巴比伦王国。这是一个雇用劳工早期历史的有趣案例。我在其他书中写过（Graeber2006:66–69;2007:91–94），古代的雇用劳工的合约基本上是奴隶租赁——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一实践的首次记录出现在新巴比伦王国时期（Oppenheim1964:78,VerSteeg2000:70–71；关于埃及的类似例子，参见VerSteeg2002:197）。
[44]希罗多德（Herodotus）称（1.199）除了精英阶层的女儿，巴比伦王国的所有女性都预计会到神庙卖淫，以挣到置办嫁妆的钱——这使得整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很明显是假的，但是它使得在两类人［坚持神奴的重要性或者甚至宣称所有的卖淫行为实际上都是神圣的人，以及认为这种观点不过是东方学家（Orientalist）的幻想而加以反对的人］之间的争论变得非常令人迷惑（Arnaud1973,Westenholz1989,Beard＆Henderson1997,Assante2003）。但是，Kish和Sip-par发表的文章清晰地阐明，神庙女性参与（至少有些人因提供的服务而被付钱）的性仪式确实发生过（Gallery1980;Yoffee1998;Stol1995:138–39）。顺便一提，我最先知道印度教神庙中的世袭舞女的类比，也是Yoffee1998:336提出的。有关世袭舞女的总体介绍：Orr2000,Jordan2003,Vijaisri2004。
[45]Kramer1963:116,Bahrani2001:59–60.
[46]类似的内容可见Bottéro1992:96，但是没有Lerner(1980:247)所强调的矛盾。
[47]参见Lerner1980,VanDerToorn1989,Lambert1992。
[48]在有些地方，小规模的女性商人被比作或被误认为是妓女，原因很简单，因为她们和多个无关的男人保持持续的关联［要了解当代的哈萨克人（Kazakh）例子：Nazpary2001］——这些角色有时会重叠。
[49]Diakonoff(1982)。牧民或难民有时也会成为士兵，他们构成的松散群体通常被归类为hapiru或habiru，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西方都是如此。这可能是“希伯来人”（Hebrew）一词的起源。根据希伯来人自己的历史记录，他们从被奴役的状态中逃脱，一伙人在沙漠中游荡，最终以城市社会征服者的姿态降临。
[50]Herodotus1.199，也可见Strabo16.1.20。
[51]Revelations17.4–5。《启示录》似乎更多采纳的是彼得（Peter）信徒的观点，而不是保罗（Paul）信徒的观点。在拉斯特法里派教义（Rasta-farianism）今日最主要的预言声音中，巴比伦作为腐败和压迫的形象出现，但它确实想要降低性腐败图景的重要性。根据我的观察，教义在传播的过程中，其预言声音主要是想要在穷人中重新确立父权制的权威。
[52]1980:249–54;1989:123–40。主要的论文资料是Driver＆Miles1935；也可见Cardascia1969。
[53]在苏美尔人的婚礼上，新娘会被父亲盖上面纱，之后由新郎揭开面纱——通过这一举动，新郎使新娘成为自己的妻子（Stol1995:128）。这不仅显示了面纱在何种程度上是对男性权利围绕的象征，它可能也是之后亚述人社会最终采纳的做法的来源。
[54]我对儒家学派（Confucianism）的理解采用了Deng's(1999)有些非常规的方法。关于女性的商品化，参见Watson1980；关于女性商品化与宋朝女性自由的普遍衰退的关系，参见Gates1989；在明朝似乎又出现了一次严重倒退——Ko,Haboush,andPiggott(2003)是一篇近期发表的概览。Testart(2000,2001:148–49,190)强调中国的例子证实了他提出的“一般社会学法律”，即实行聘礼的社会形态也允许债务奴隶的存在（Testart,Lécrivain,Karadimas＆Govo-roff2001），因为在这样的地区，政府徒劳地尝试叫停二者。儒家学派还认为男性奴隶比女性奴隶更加可疑。但它从未像朝鲜那样极端，朝鲜在被丰臣秀吉（Hideyoshi）侵略后，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只有女性才能被奴役。
[55]对Goody论点的标准评价，是Tambiah(1973,1989)首次提出的。Goody倾向于把这些视为支付的间接嫁妆，因为它们通常会被交给整个家庭（1990:178–97）。
[56]关于荷马式的荣誉：Finley1954:118–19,Adkins1972:14–16Seaford1994:6–7。牛再次成为主要的记账单位，银很明显也会被使用。古典主义者已经指出，在《荷马史诗》中，真正的买卖行为只与外国人发生（VonReden1995:58–76,Seaford2004:26–30,Finley1954:67–70）。不用说，荷马时代的社会缺乏如爱尔兰对“荣誉价格”这一概念的精准法律规定，但是背后的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因为tīme不仅有“荣誉”的含义，也有“惩罚”和“补偿”的含义。
[57]在《伊利亚特》或《奥德赛》中，tīme并非用来指代大宗商品的“价格”，但在那时，大宗商品的价格很少被提及。它被用来指代“补偿”，含义是偿命金或荣誉价格（Seaford2004:198n46）。tīme被证实作为购买价格的首次应用，是在后来的《荷马史诗》的《德墨忒尔》（Demeter）（132），Seaford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它在那里实际指代的是奴隶。
[58]Aristotle,ConstitutionoftheAthenians2.2。他指的是导致梭伦（Solon）改革的大危机，在公元前594年发生的著名的“摆脱重负”。
[59]希腊的动产奴隶，实际上比当时的古代近东地区可能存在的任何事物都要极端得多（参见Westermann1955;Finley1974,1981;Wiedemann1981;Dandamaev1984;Westbrook1995）。这不仅在于绝大多数近东地区的“奴隶”严格来讲并不是奴隶，而是身份可赎回的债务抵押人（因此，他们至少在理论上不能被任意虐待），更在于即使是那些绝对属于私人财产的奴隶，也拥有更多的人权。
[60]“自给自足是重点，也是最优情形”（AristotlePolitics1256–58；参见Finley1974:109–11,Veyne1979，以了解关于这句话在实践中的含义的经典讨论）。
[61]这里的论述沿袭Kurke2002。关于公众妓院，参见Halperin1990,Kurke1996。在希腊也存在神庙妓女，科林斯（Corinth）最为著名。在那里，Strabo(8.6.20)称阿芙洛狄忒神庙（TempleofAphrodite）拥有数千个此类妓女，她们明显是被虔诚的信徒献给神庙的。
[62]在上文中，DavidSutton(2004)的引语已经说明。想了解现代希腊社会论述荣誉的人类学文献例子，参见：Campbell1964,Peristiany1965,Schneider1971,Herzfeld1980,1985,Just2001。
[63]关于女性在家庭之外工作的不正当性，参见Brock1994。关于整体对女性的隔离：Keuls1985,Cohen1987,Just1989,Loraux1993。
[64]证据极为充分，但它们之前基本被忽略了。Llewellyn-Jones(2003)指出，这一行为起源于贵族的装模作样，但是到5世纪，所有受人尊敬的女性“开始每天习惯性地戴上面纱，至少会在公众场合或在无关男性的面前这样做”（ibid：14）。
[65]vanReden1997:174，参考了Herodotus7.233和Plutarch'sPericles,26.4。
[66]两人中的阿喀琉斯亲自把这个女人变为奴隶。布里赛伊斯来自吕耳涅索斯（Lvynessus）的特洛伊城。在希腊进攻特洛伊的战争中，阿喀琉斯杀死了她的丈夫和三个兄弟，之后她被当作战利品奖给阿喀琉斯。（听到这个消息后，她的父亲后来上吊自尽了。）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坚称自己爱她。布里赛伊斯的想法被认为不值得记录，但后来的诗人觉得古代最伟大的史诗其实是对强奸的歌颂不太妥当，于是捏造了一个故事，讲述布里赛伊斯和阿喀琉斯在很久之前就坠入爱河，她操控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有意导致后来的战争爆发。
[67]《荷马史诗》中的勇士根本不是贵族，或者如Calhoun所说（1934:308），即使他们是，也只是“从最宽泛的含义来定义”的贵族。他们基本上只是本地酋长和有野心的战士的组合。
[68]希腊对于这一主题的详细解释，参见Kurke1997:112–13,1999:197–98。Seaford也如是说：“《荷马史诗》中的礼物被赋予了其英雄般的赠予人的个性，然而与金钱类似的唯一一类人，就是妓女。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它是‘所有人的娼妓’。”（2002:156，原文中加以强调。但对于它的价值，Seaford在这里的用法稍微有误：莎士比亚把土地描述为“所有人的娼妓”，它的子宫产生了黄金，那就是钱财TimonofAthens4.3.42–45。）
[69]Seaford2002在他对Kurke的回顾中指出，希腊资料在这一点上常常变化。
[70]在《奥德赛》（11.488-91）中，很著名的一段是，当阿喀琉斯在试图向他能想象的最低贱、最可怜的人祈求时，他选择的并不是奴隶，而是thete，即不属于任何家庭的劳力。
[71]自由的妓女总是外国人或定居的异乡人的女儿。顺便一提，服侍贵族的高级妓女也一样。
[72]读者将会看到，即使在之后的逸事中，女性也不会出现。我们不知道普雷马科斯（Polemarchus）的妻子是谁。
[73]在这里，请回想鸡奸严格说来是违法的这一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男人在鸡奸中扮演被动的角色是违法的，这样做的人可能会被剥夺公民权。尽管许多成年男人都和男孩有恋情，许多男孩也与男人如此，这些人这么做都是以不会发生性交为前提条件的。结果，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被指控为行为不端。这里最著名的例子是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的《反对提马可斯》（AgainstTimarchus）（参见vanReden2003:120–23，以及Dillon2003:117–28）。同样的困境也在罗马再次浮现，比如，西塞罗指控他的对手马克·安东尼（MarkAntony）为了谋生，当过男妓（Philippics2.44–45），以及屋大维（Octavian）［即后来的奥古斯都（Augustus）］被广泛认为在青少年时曾“献身”给朱利叶斯·恺撒（JuliusCaesar），以及其他权贵（SuetoniusAugustus68）。
[74]最著名的例子是雅典、科林斯和迈加拉（Megara）。（Asheri1969;St.Croix1981;Finley1981:156–57）
[75]法律被称作palintokia，主要由普鲁塔克使其闻名（Moralia295D，很明显，其依据是已经遗失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ConstitutionoftheMegar-ians）。有关它的一切，当代学术界几乎都在争论（Asheri1969:14–16;Figueria1985:149–56,Millettt1989:21–22;Hudson1992:31;Bryant1994:100-044）。比如，Hudson论述道，因为这一事件据说发生在公元前540年前后，当时有息贷款可能还没有出现，整个故事看上去像后人的宣传。其他人指出，它真正发生的时间要晚得多。有趣的是，所有希腊文献都把它当作最激进、最粗暴的民粹主义措施而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类似的手段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标准的天主教政策。
[76]在这么早的时代，完全不能确定收取利息的贷款是否存在，因为利息被首次明确提到大约是在公元前475年。首次能够完全确定收取利息的贷款出现，是在这个世纪的后半部分（Bogaert1966,1968;Finley1981;Millett1991a:44–45;Hudson1992）。
[77]比如，比较Leviticus25:35–37，其中规定允许将贫穷的“乡下人”变成被庇护人或佃户，但是不能向他提供有息贷款。
[78]正如赫西俄德（Hesiod）在《工作与时日》中所强调的那样，它是在此类问题上的主要参考文献。PaulMillett(1991a:30–35)提供了对这段文章的仔细研读，他对礼物和贷款之间存在的模糊不清进行了说明。Millett的LendingandBorrowinginAncientAthens(opcit)一书，是关于这一话题的基础著作。一直以来，关于希腊经济的学术研究都被现在仍（已经相当不合时宜）称为原始主义——现代主义的争论占据。Millett坚定地站在原始主义立场，承受了来自对立方的压力（例如，Cohen1995,Shipley1997,2001）。但是，大部分争论促使了商业借贷的流行，这和我当前的关注点关系不大。
[79]因为纳斯列丁几乎从未在其他地方表现出任何让当代读者认为是不公平或剥削性的行为，所以这一故事显得如此有冲击力。那些故事确实通常聚焦于他与自己的守财奴邻居的关系——他认为听众知道这一前提，即作为守财奴，他一定是不怀好意的。
[80]“反对尼科特拉特斯”（AgainstNicostratus）（Demosthenes53）。我的版本基本上采用了Millet(1991a:53–59)的内容，但是也借鉴了Trevett1992,Dillon2002:94–100,Harris2006:261–63)。对尼科特拉特斯动机的解读是我自己做的，例如，Dillon怀疑他在埃伊那岛（Aegina）被绑架并索要赎金的整个故事都是捏造的——尽管如果实际情况真是如此，你可以想象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最终将发现真相，并告诉陪审员。文章并没有明确说明尼科特拉特斯是一名贵族，但这似乎是对一个人为什么有舒适的乡村庄园但却没有钱的最合理的解释。不过我们从其他地方得知，阿波罗多洛斯担心公民会因他的低级出身而轻视他，因此用慷慨大方的态度来进行补偿——有人觉得是过度大方了（参见Ballin1978;Trevett1992）。
[81]当雅典人想要表现出高尚的样子时，他们的言谈至少流露出仿佛公民们都要采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彼此。向需要用钱的公民提供有息贷款，被视为显然需要受到谴责的行为（Millett1991a:26）。从柏拉图（Laws742c,921c）和亚里士多德（Politics1258c）开始，所有谈论这一问题的哲学家都认为利息是不道德的。很明显，并不是所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在中东，在这一习俗发源传播的地方（Hudson1992），困境在于商业贷款收取利息明显是合理的，但是其在个人消费贷款上很容易被滥用。
[82]尚不清楚债务奴隶或者至少是劳役偿债者是否在某些地方被彻底废除。在雅典以外的城邦，债务危机持续地、有规律地爆发（Asheri1969;St.Croix1981）。有人（Rhodes1981:118–27;Cairns1991;Harris2006:249–80）相信，即使在雅典也没有完全废除债务奴役。Millett(1991a:76)指出，像雅典及之后的罗马这样的帝国首都，能够避开债务危机的危险及将会导致的社会动荡，并非通过禁止债务的方式，而是通过使贡金流入为穷人提供持续资金支援的社会项目，从而使得高利贷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他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83]Millett1991b:189–92。在罗马的加利利（Galilee），情况也是如此（Goo-dman1983:55），推测在罗马可能也成立（Howgego1992:13）。
[84]复仇女神（Furies）追逐俄瑞斯忒斯（Orestes），为了对他弑母的行为复仇，坚称她们是在要求偿还血债（Aeschylus,Eumenides260,319）。Millett(1991a:6–7)编纂了一些例子。Korver(1934,cf.Millet1991:29–32)指出，在“礼物”和“贷款”之间，从不存在正式的区分，这两者仍然会互相渗透。
[85]这两者被认为有联系：希罗多德的著名论述，宣称对于波西人而言，最大的罪恶是撒谎。因此他们禁止有息贷款，因为它最终会导致不诚实的行为出现（1.138）。
[86]PlatoRepublic331c.
[87]PlatoRepublic345d。在这里，我的解读深受MarcShell(1978)的影响。Shell的论文很重要，但它却令人遗憾地被忽视了，因为古典主义者似乎只引用彼此的文献（至少，在古典主义这一问题上是如此）。
[88]普雷马科斯所说的当然是英雄的礼物的逻辑及世仇的逻辑。如果有人向你提供了帮助，或对你造成了伤害，你会用同样的或更甚的程度回报他。普雷马科斯事实上指出，在两种情况下很容易做这件事：战争中及银行业。
[89]迈纳，古希腊的金额单位和重量单位。——编者注
[90]《理想国》在公元前380年完成，这些事件在公元前388年或公元前387年发生。关于日期，以及在这一问题上对古代和当代文献的引用，参见Thesleff1989:5,DuBois2003:153–54，文献一致认定这些事件确实发生过。柏拉图是被海盗掳走的，还是在一个愤怒的前庇护人的要求下被出售的，还是在战争中被俘的（埃伊那岛，即柏拉图的出生地，当时正在与雅典交战），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事情已经模糊。有趣的是，和柏拉图同时代但更年轻的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theCynic）也在大约同一时间，在前往埃伊那岛的途中被海盗俘虏。没有人向他提供援救（考虑到他拒绝所有世俗联系，并倾向于冒犯每一个他遇到的人，这一结果并不意外）。最终，他的余生都在科林斯为奴（DiogenesLaertius,4.9）。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第欧根尼是公元前4世纪最有名的三位哲学家；三人中有两人都曾站在拍卖场上这一事实，说明这样的事情真的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91]柏拉图在他的SeventhLettertoDion中再次讲述了这一事件，但是Annikeris只在DiogenesLaertius3.19–20中出现。
[92]Ihering1877.
[93]物权（rightsinrem）被认为是“针对整个世界”，因为“所有人都有责任避免实施破坏这一权利的行为”，这和人权（rightsinpersonem）相反，人权是针对特定的个人或一组个人而言的（Digby＆Harrison1897:301）。Garnsey(2007:177–178)指出，Proudhon(1840)在法国民法典（FrenchCivilCode）中坚持财产权的“绝对”本质是正确的。在其他典型的现代法律文件中，无论是绝对私有财产的概念，还是帝王的绝对统治概念，均可直接追溯到罗马法律。
[94]罗马时代的财产并不是一项权利的概念，要追溯到Villey(1946)，经由Tuck(1979:7–13)和Tierney(1997)使之在英国学界成为主流。但是Garn-sey(2007:177–95)后来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即从一个人在法庭上有转让的权利及为自己的索赔辩护的权利这一意义上来说，罗马的法官们确实把财产视为一项权利（ius）。这是一个有趣的论断，它大大扩展了一个人对“权利”的定义，但是和我自己的讨论相去甚远。
[95]“人和物之间的典型关系是所有权，但是罗马人自己似乎从未定义过它。对他们来说，它是直接施加在物品本身的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权的形式”（Samuel2003:302）。
[96]在最早的罗马法律中（公元前450年的《十二铜表法》），奴隶仍然是人，但是其价值降低了，因为造成奴隶受伤要支付的赔偿金额，是自由人的50%（《十二铜表》法VIII.10）。到了共和国后期，大概在“财产”（dominium）这一概念出现时，奴隶被重新定义为res，即物品。使奴隶受伤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使农耕动物受伤一样（Watson1987:46）。
[97]Patterson：“很难理解为什么罗马人想要提出人和物（这是一个几乎形而上的概念，这和罗马人在思考其他领域的问题时采用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除非我们能够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想到的‘物’就是‘奴隶’。”（1982:31）
[98]它没有出现在《十二铜表法》或任何早期法律文献中。
[99]dominus首先出现于公元前111年，dominium在晚些时候出现（Birks1985:26）。KeithHopkins(1978)估计到了共和国末期，30%~40%的意大利人口由奴隶构成，在任何已知的社会形态中，这可能都是最高的比例。
[100]Digest9.2.11pr.，乌尔比安第18篇《论Edict》。
[101]例子分别来自Digest47.2.36pr.，乌尔比安第41篇《论Sabinus》，以及《Digest9.2.33pr》，Paulus给Plautius的第二本书。
[102]关于domus与familia的比较，参见Saller(1984)ondomusversusfamilia。familia一词，以及后来出现的其他欧洲语言同根词，如法语中的famille、英语中的family等，继续用于指代一个权威单位，而并不一定需要具有血缘关系。这一用法至少持续到18世纪（Stone1968,Flandrin1979,Duby1982:220–23,Ozment1983;Herlihy1985）。
[103]Westbrook1999:207检查了真正发生的三个已知例子。在这里，父亲的权威似乎被认为和国家的权威完全相同。如果一个父亲被发现非法处死了他的孩子，他可能会被处罚。
[104]或者奴役他们。事实上，《十二铜表法》（III.1）本身似乎尝试改良或平缓更加严酷的做法，al-Wahid（Elwahed1931:81–82）可能是最早指出这一点的人。
[105]Finley指出，奴隶可以满足性需求这一点，“在希腊——罗马的文献中被认为是很正常的”（1980:143：参见Saller1987:98–99,Glancey2006:50–57）。
[106]关于罗马是否曾广泛推行生育奴隶，存在热烈的争论：关于奴隶制的一种普通理论（比如，Meillassoux1996,Anderson1974）指出这么做无利可图，当新奴隶的供给被中断，奴隶通常就会转变成农奴。在这里似乎没有必要考虑这一点，但是要了解相关概述，参见Bradley1987。
[107]的确，罗马公民没有合法的途径奴役另一个罗马公民，但是他们可以被外国人奴役，海盗和绑架者在这类事情上也没有什么正面贡献。
[108]中国皇帝王莽在这一点上如此地挑剔。举个例子，他曾经因为自己的儿子随意杀死一个奴隶，而将他处死（Testart1998:23）。
[109]lexPetronia。严格地说，它禁止奴隶主命令奴隶与“野兽战斗”（这是一项流行的娱乐活动）：但是，“战斗”一般只是委婉的说法，因为与饥饿的狮子战斗的那些奴隶没有武器，或者只携带明显不够用的武器。一个世纪后，在哈德良（117-138年在位）治下，奴隶主被禁止杀死奴隶或者建设关押奴隶的私人囚牢，或者实施其他残酷的、过分的惩罚。有趣的是，对奴隶主权力的逐渐限制，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加强、公民权的扩大，以及不同形式的债务奴役的回归和依附性的农民的出现（Finley1972:92–93;1981:164–65）。
[110]因此Livy（41.9.11）指出，在公元前177年，元老院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非罗马公民的意大利人把亲戚售卖为奴，防止他们利用这一方式变成罗马公民。
[111]这段话保存在老塞内卡（Seneca）的著作中（Controversias4.7），被Finley(1980:96)及其他人指出。在Butrica2006:210–23中有详细的讨论。
[112]Wirszubski1950。关于词源学，参见Benveniste1963:262–72。相似地，KopytoffandMiers(1977)强调，在非洲，“自由”总是意味着融入某个血缘群体——只有奴隶才独立于所有的社会关系，享有我们所定义的“自由”。
[113]FlorentiusinJustinian'sInstitutes(1.5.4.1)。有人指出第一句话中的“自然”一词，是在后来的版本中增添的，可能是在4世纪。奴隶制是法律赋予的权力的产物，违背自然——这一定位却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当时亚里士多德（Politics1253b20–23）明确地争论过这一点（参见Cambiano1987）。
[114]在该世纪，像Azo和Bracton这样的律师开始质问：如果这是真的，岂不是意味着农奴也是自由人？（Harding1980:424note6；也可参见Buckland1908:1,Watson1987）。
[115]乌尔比安写道：“在自然的法律下，每个人生而自由。”奴隶制是iusgentium（“国家法律”）的产物，是人类共同的法律用语。有些后世的法学家补充指出，财产最初是共有的，iusgentium对国家、财产等负责（Digest1.1.5）。正如Tuck指出（1979:19），这些是十分分散的观点，在很久以后12世纪的罗马法律复兴时期，才由像Gratian一样的教会思想家系统总结。
[116]Princepslegibussolutusest（“统治权不受法律限制”），这句话最初出自乌尔比安，Justinian(1.3pr.)进行了重述。在古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例如，希腊人坚称尽管男人可以对他们的女人、孩子和奴隶随意而为，但是以同样方式对待臣民的统治者就会被定义为暴君。统治者能够最终决定臣民的生死（现代国家的元首仍然有权赦免囚犯）是现代统治权的基础原则，甚至这一点也受到质疑。类似地，在罗马共和国，西塞罗论述坚持拥有决定生死权的统治者就是暴君，“即使他们更想被称为‘国王’”（DeRePublica3.23,Westbrook1999:204.）。
[117]在ChronicleofWalterofGuisborough(1957:216)；参见Clanchy1993:2–5。
[118]Aylmer1980.
[119]公平地说，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会坚持认为这就是逻辑结论，它从自由的概念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开始（或者如哲学家所说，存在“主观权利”）——也就是说，他不但把自由视为其他人允许我们做任何法律和习俗认可的事情，而且可以做任何没有被明确禁止的事情，这一点有极大的解放效果。这一说法肯定有正确之处。但是在历史上，这些是某种副作用的产物，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并不需要我们接受关于财产的隐含假设，也能够得出同样的结论。
[120]Tuck1979:49,cf.Tully1993:252,Blackburn1997:63–64.
[121]这里注意，在这一时期，理由与种族劣等性无关（种族意识形态后来才出现），而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非洲法律是合法的，至少对非洲人来说有效。
[122]我论述过雇用劳工源于过去普遍的奴隶制度（参见Graeber2006）。
[123]正如C.B.MacPherson(1962)解释的，当报纸指出“损害人权”时，只有在这时，政府才被看作非法侵入受害人个体或财产——例如，通过强奸、折磨或处死，这就是原因。《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和所有类似的文献一样，也谈论对食物和居所的普世权利。但是，当政府取消对基本食物的价格补贴（即使将导致大范围的营养不良）或者拆除贫民窟房屋时，或者把无家可归的人踢出收容所时，你绝不会看到政府承认这些做法“损害人权”。
[124]这一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塞内卡。他在公元1世纪指出，奴隶的思想可以是自由的，因为权力只能用于“囚禁身体”（Debeneficiis3.20）——在自由作为与其他人建立道德关系的能力这一概念，和自由作为主人权力的内化这一概念之间进行过渡，这似乎是一个关键点。
[125]参见Roitman2003:224，他明确地把它与债联系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中，关于物品独一无二有大量的文献，但是可参见Hoskins1999,Graeber2001。
[126]通过提供信息者的假设，即奴隶不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命运，我们就可以看出奴隶制多么不同寻常。
[127]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他的社会存在变成他留下的唯一存在的那一刻。在国王或其他要人的葬礼上，大量屠杀奴隶的记录出现在古代高卢（Gaul）、苏美尔、古代中国、美洲。
[128]Iliad9:342–44.
[129]Evans-Pritchard1948:36;cf.,Sahlins1981。有关辨别国王和奴隶的一个绝佳例子：Feeley-Harnik1982。显然，每个人都很清楚国王拥有家人、朋友、情人等——我想说的是这通常被认为有问题，因为他应该对臣民一视同仁，他是他们所有人的王。
[130]考虑到罗马法律对自由传统的影响，注意到这一点十分有吸引力，即对于我们有记录的最早作者（提出了类似斯密的模型、货币，最终是硬币，作为辅助商业的手段而被发明）是另一位罗马法学家，Paulus:Digest18.1.1。
[131]但是它绝不可能被消除。（如果任何人对此有怀疑，我推荐他们不要理会任何财产权，去社区里走走，让我们看看他多久之后会遇到枪支伺候。） |
06性与死亡的游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6性与死亡的游戏
↘“社会货币”与“人性经济”
↘聘礼：钱无法解决的债务
↘赔偿金：欠下比钱更珍贵的债务
↘血债（莱利人）
↘人肉债（蒂夫人）
↘奴隶交易
↘反思暴力
如果我们回头审视传统的经济学历史，不难看出，很多事情由于人为原因而消失不见了。把人类的整个生活简化成交换的过程，不但意味着把所有其他形式的经济体验（阶层、共产主义）转至一边，而且也确保了绝大多数非成年男性逐渐融入背景之中——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相对来说很难简化成寻求互惠而进行的物品交换过程。
因此，对于交易实际进行的过程，人们最后形成了过滤后的观点。由商店和购物中心组成的整齐有序的世界，是中产阶级环境的精髓；但是在这一体系中，对于由金融家构成的顶层人群，或者由强盗构成的底层人群，通常进行交易的过程和冈温古人或者南比克瓦拉人的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至少在性、毒品、音乐、穷奢极欲和潜在的暴力通常所起到的作用上，没有什么不同。
让我们来看一下内尔·布什（NeilBush，乔治·W.布什的兄弟）的例子。他在和妻子离婚的过程中，承认自己和多名女子有染。他声称，自己在泰国和中国香港开完重要的商业会议以后，这些女子会神秘地出现在自己的酒店房间里。
“你得承认这是很不同寻常的，”他妻子的一位律师说道，“一个男人走到自己的酒店房间门前，打开门，发现有一个女人就站在那里，然后两个人做爱。”
“确实很不正常。”布什回答道，但他还是承认他在数不清的场合都遇到过这种事。
“她们是妓女吗？”
“我不知道。”[1]
事实上，当交易涉及巨额资金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几乎一定会出现。
从这方面说，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经济生活源于以物易物。双方交易，用箭换取帐篷支架，没有哪方的利益受损，也没有谁蓄意要逼迫、羞辱或折磨任何人，而且以物易物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持续下去的——这其实只是一个动人的乌托邦或空想。
因此，我们讲述的历史到处都是空白，女人似乎凭空出现，没有合理的解释，很像出现在布什屋里的泰国女人。回忆一下在第三章中，我引用的货币学家菲利普·格里尔森《野蛮人法典》一书中关于货币的段落：
威尔士法律规定的补偿，主要用牛来支付；在爱尔兰的法律中，则用牛或者女奴隶（称为cumal）来支付。在两国的法律里，支付手段都大量地采用贵金属。在日耳曼的法典中，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就是贵金属……[2]
你在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肯定会在第一句话的末尾停下。“女奴隶”？这不就是“奴隶”吗？（确实如此。）在古代的爱尔兰，女性奴隶数量如此之多、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她们开始被当作货币使用。这样的事是如何发生的？而且如果我们试着理解货币的起源，难道人们把彼此作为货币来使用这一事实，不是很有趣且至关重要吗？[3]但是在所有与货币有关的文献资料中，对于这一问题，都没有大量的记录。看起来似乎是在法典有效的时期里，女奴隶并不会真的被交易，她们只是被当作价值尺度使用。尽管如此，在某些时点上她们肯定会被交易。她们是谁？她们是如何沦为奴隶的？她们是因为在战争中被俘虏、被父母出售，还是因为欠债而成为奴隶的？她们是最主要的交易物品吗？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是肯定的；但是答案中很难包含更多的内容，因为几乎不存在相应的历史记录。[4]
或者我们可以回到那个讲述不可饶恕的恶仆经历的寓言故事。“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及所拥有的一切都卖了偿还。”这是如何发生的？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他沦为仆人还债（因为他本来就是债主的仆人），而是彻底地变为奴隶。一个人的妻子和孩子，怎么能等同于他的羊群与陶器——在违约的情况下，都是能够用来出售偿债的资产吗？在1世纪的巴勒斯坦，一个人可以卖掉自己的妻子，这是正常的吗？（不正常。）[5]如果他并不对自己的妻子具有所有权，那么在他无法偿还债务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会允许他出售自己的妻子？
对《尼希米记》中的故事，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很难不去强调当父亲看着自己的女儿被陌生人带走时所经历的痛苦。另外，你或许会问：为什么他们不带走父亲？女儿并没有借钱。
这并不是说，在传统社会中，父亲可以售卖自己的子女是普遍的现象。这种行为，是存在于非常具体的历史阶段中的：它出现在大农业文明中（从苏美尔到罗马，再到中国），人们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找到有关货币、市场和收取利息的贷款出现的证据；随后，它开始逐渐出现于环绕在文明区域周围的内陆地区，那些地区提供奴隶，支持这些文明。[6]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历史证据，似乎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对父权荣誉的痴迷起到了定义“传统”的作用，而痴迷本身就伴随着父亲出售自己的子女的权力而出现——这是作为对被看作市场道德危险部分的一种反应。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游离于经济学历史的边界之外。
但把这一切都排除在外是有欺骗性的，不仅在于它排除了过去货币被投入使用的主要目的，而且因为它并没有给我们一幅关于现在的清晰图景。毕竟，没人了解那些神秘地出现在内尔·布什住宿的酒店客房里的泰国女人，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即她们的父母背负着债务；并且，她们很有可能也债务缠身。[7]
但是，关注于性产业也会产生误导。那时和现在一样，大多数陷入债务的女人都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缝补衣服、准备食物和擦洗厕所上。即使在《圣经》里，也有十诫劝告人们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很明显这并不是指心中的色欲（因为十诫中的第七诫已经包括了通奸），而是指不要企图把她作为债奴带走——换句话说，不要把她当作打扫院子和晾晒衣物的仆人。[8]在绝大多数这样的情况里，满足性欲最多也只是偶尔发生的（一般来说是违法的，但有时候还是会发生，因为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当我们摘掉障目的眼罩时，就能够看到，在过去500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中，事情的变化程度要远远小于我们的想象。
“社会货币”与“人性经济”
如果你翻看那些论述历史观念中的“原始货币”（即在国家和市场诞生之前某些地区出现的货币类型）的人类学著作时，就会发现，不论是伊洛奎斯的贝壳念珠、非洲的布料货币，还是所罗门岛的羽毛货币，几乎都只用在经济学家不愿意谈论的交易种类中。这时，那些蒙蔽我们的眼罩显得尤为讽刺。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一点，“原始货币”这个词本身就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暗含的意思是，我们面对的是当前人们所使用货币的原始版本。但是我们发现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说，这样的货币从来不会在买卖过程中使用。[9]它们反而是用在创建、维持和重新组织人们之间的关系上：安排婚姻、确定孩子的生父、防止结下世仇、在葬礼上安慰送葬者、犯罪后寻求宽恕、谈判条约、赢得追随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这些货币，但在交易山药、铲子、猪或珠宝时除外。
这些货币通常极为重要，以至于社会生活本身据说也围绕着对它们的获取和处理而运转。但是很明显，它们和货币或者说经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我决定把它们叫作“社会货币”，而把使用它们的经济称为“人性经济”。通过这种方式，我并不是想说这样的社会更加人性化（有些确实很人性化，但是有些也极为残忍）；我想表达的是，这些经济体系考虑的首要问题并不是积累财富，而是创造、摧毁、重新安排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历史的舞台上，商业经济（我们现在喜欢称之为“市场经济”）相对来说只是一个新事物。在绝大多数的人类历史中，“人性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要开始撰写一部真正的债务历史，我们必须首先提问：在“人性经济”中，人们积累的是哪种形式的债务、哪种形式的借贷方式？当人们开始放弃“人性经济”，或者它开始被商业经济取代的时候，将发生什么？还有另外一种提问的形式：义务如何转变成债务？但是我们并不只是针对抽象的概念发问，而是仔细检查历史上的记录，试图重建实际发生的情况。
这就是我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要做的事情。首先我将介绍货币在“人性经济”中担任的角色，然后描述当“人性经济”突然被整合进入更大的商业经济运行轨道中，将会发生的情况。在这一点上，非洲的奴隶交易是一个特别悲惨的典型案例。然后，在下一章中，我将回到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早期文明，介绍首次出现的商业经济。
聘礼：钱无法解决的债务
关于货币起源的最有趣的理论，是近些年由法国人类学家菲利皮·罗斯帕比（PhilippeRospabé）提出的。罗斯帕比以前是一位经济学家，在英语世界中几乎没人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另辟蹊径，其成果和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罗斯帕比的论点是，“原始货币”的诞生并不是为了偿还债务，它是一种手段，用来承认存在某种不可能偿还的债务。他的论点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在大多数“人性经济”中，货币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安排婚姻。实现这一作用最简单、可能也是最常见的方式，就是过去被叫作“娶亲价”的东西：男性追求者的家里将拿出一定数量的犬牙、贝壳、黄铜指环或任何一种在当地充当货币的东西，送到女方家中，然后女方的家长将把女儿交给追求者。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这一过程被理解为购买这名女子。而在20世纪早期，非洲和大洋洲的许多殖民地官员都认定这一过程就是购买新娘。这种行为导致了某些丑闻的产生，到了1926年，国家联盟（LeagueofNations）开始争论是否需要把这种行为归为奴隶制度的一种形式而加以废止。人类学家表示反对。他们解释道，实际上这和购买一头公牛的过程完全不同——更不可能和买一双草鞋类似。毕竟，如果你购买一头公牛，你对公牛不负有任何责任，你购买的其实是随意处置这头公牛的权利。婚姻则完全不同，因为一般来说，丈夫对妻子负有的责任，和妻子对丈夫负有的责任在数量上是对等的。所以支付货币的过程，是重新安排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另外，如果你真的是购买了妻子，那么你就可以卖掉她。最后，支付过程的真正意义，关乎女人所生的孩子们的身份：如果男方的行为是购买，那么他就有权利把女人生下的孩子叫作自己的后代。[10]
最后，人类学家赢得了争论，“娶亲价”以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方式被重新命名为“聘礼”——但是实际上人类学家从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此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斐济的一名追求者的家庭拿出一枚鲸鱼牙齿要求迎娶一个女子时，这枚牙齿究竟是不是为女子在未来丈夫的花园中劳作所提供的服务预先支付的报酬？或者男方用其购买了她的子宫未来的生殖能力？抑或这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和美元换手是同样的情况，只是为了达成某种协定？在罗斯帕比看来，以上说法都不对。不论鲸鱼牙齿多么珍贵，它都不是一种支付的形式。实际上它代表一种认可，承认某人索要的东西是如此珍贵，以至于不可能存在支付的形式。想要得到一个女人，最合适的支付手段就是另一个女人；同时，一个人所能做的，只有承认这份无与伦比的债务。
在有些地方，追求者对于这种用女人换女人的表达是非常直接的。让我们回到上一章中已经简单提到的例子——位于尼日利亚中部的蒂夫族。关于蒂夫族，我们所获得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20世纪中期，当时尼日利亚仍然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11]当时，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得体的婚姻应该采用姐妹交换的形式。一个人把自己的姐妹嫁给另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可以迎娶他的新妹夫或姐夫的姐妹。这是最完美的婚姻，因为在交换女人的过程中，一个人所能给出的最合适的等价物就是另一个女人。
很明显，即使每个家庭都有相同数量的兄弟姐妹，事情也不可能丝毫不差地运转。例如，我娶了你的妹妹，但是你不想娶我的妹妹（可能你不喜欢她，或者她才5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变成了她的“守卫”，这就意味着你拥有把她嫁给任何人的权利——例如，如果你想娶某个人的妹妹，你就可以把你的妹妹嫁给那个人。这个系统很快就变得十分复杂，其中最有权势、最重要的男人变成无数女子的守卫，这些女人常常分散在各个地区；这些男人会交换并交易女人，在此过程中他们给自己积累了数不清的妻子，而没那么幸运的男人则只能在晚年结婚，或者终身不娶。[12]
还有另外一个权宜之计。那时的蒂夫人，把成捆的黄铜棒当作最重要的货币形态。黄铜棒只能由男人掌握，但不能拿到市场上买东西（市场由女人统治着）；只有当男人们互相交换更重要的东西，如牛、马、象牙、仪式头衔、医疗、魔法符咒等时，他们才会使用黄铜棒。人类学家阿奇亚·塞（AkigaSai）就是蒂夫人，他解释说黄铜棒可以用来娶妻，但是所需的数量非常大。你需要交给女方父母两到三捆黄铜棒，才能成为女方的追求者。接下来，如果你要带着她逃离（这样的婚姻开始总是被认为属于私奔），她母亲会气冲冲地对你严加盘问，这时你还需要拿出另外几捆黄铜棒以平息母亲的怒火。随后，通常你还需要给她的守卫5捆或者更多的黄铜棒，使他至少暂时能够接受发生的情况。而当她生下孩子的时候，如果你想让她的父母承认你是孩子的父亲，就还需要给他们更多的黄铜棒。如此，你或许能够摆脱她父母的纠缠；但是对于守卫，你就一直都是他的债户，因为你不可能用钱来买一个女人。每个人都知道，想要合法地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一个女人，你能给出的唯一交换物就是另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种借口，即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女人到来。同时，正如一个人类学家一针见血指出的，“这份债务永远不可能还清”。[13]
根据罗斯帕比的说法，蒂夫人的做法只是使得随处可见的聘礼的隐含逻辑直接显现出来。追求者支付聘礼，并不是为女人付钱，甚至不是为了能够宣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而付钱。如果是那样，就意味着黄铜棒、鲸鱼牙齿、贝壳或者牲畜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的等价物；按照“人性经济”的逻辑，这是十分荒唐的。一个人的等价物只能是另一个人。而在婚姻的情况里，我们所谈论的是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所以情况更是如此：我们谈论的是能够孕育新生命的人类生命。
当然，和蒂夫人类似，许多支付了聘礼的人对于这一切也非常直接。聘礼的钱并不是为了解决一份债务，而是对存在一份不能通过钱来解决的债务这一事实的认可。通常来说，双方至少会保持一种礼貌的假设，即某一天将会有某种补偿：追求者的家族最终会提供一个女人——甚至可能会是那个女人的女儿或者孙女，去嫁给妻子家族中的某个男人。或者可能对她子女的安排达成某种协议，或者可能她的家族会为自己留下一个孩子。可能性是无穷的。
赔偿金：欠下比钱更珍贵的债务
用罗斯帕比自己的话说，从此，货币开始变成“生命的替代品”。[14]你可能会把它称为对生命债务的认知。相应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用来安排婚姻关系的货币，也用来支付赎杀金（有时也称“赔偿金”）：即在凶杀案件中，支付给受害人家属的钱，用以避免结下世仇或者解决世仇。货币这种用途的出处，甚至更加直接。一方面，交出鲸鱼牙齿或者黄铜棒，是因为凶手的亲属认为自己欠受害人的家庭一条性命；另一方面，鲸鱼牙齿或者黄铜棒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对受害人家属所遭受损失的补偿。当然，没人会蠢到认为这种形式的赔偿意味着一定数量的钱能够成为某人父亲、姐妹或孩子对这个人所具有的价值的“等价物”。
所以，在此可以再次看出，货币最初、最重要的作用，是承认某人欠下了比金钱珍贵得多的东西。
在世仇的例子中，其实双方都知道为复仇而进行的杀戮并不能真正平息受害者一方的悲伤和痛苦，尽管至少这种情况符合一命换一命的原则。双方的这种认识，使得不使用武力解决世仇成为可能。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着和婚姻的例子中相似的情形，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方案，仅仅是被暂时推迟了。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可能会很有用。在努尔人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阶层——类似于祭司的人物。他们负责调停世仇，在文献中被称为“豹皮酋长”。如果一个人杀害了另一个人，这个人会立刻前往某个豹皮酋长的家宅，因为他们的家宅被认为是不受侵犯的庇护所：即使被害者的家人出于维护荣誉的义务一定要向凶手复仇，他们也知道自己不能闯入豹皮酋长的家中，更不要说随后因复仇带来的可怕后果了。根据伊文斯–普里查德的经典记录，酋长将立刻开始寻求在凶手和被害者家人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这是一门复杂精妙的业务，因为被害者家人开始总是会拒绝提出的条件：
酋长首先要了解凶手一方拥有多少牲畜以及他们准备用来赔偿的数量……然后他会拜访被害者的家人，询问他们愿意接受多少牲畜作为赔偿。被害者的家属通常会拒绝，因为坚持拒绝关乎荣誉，但是他们的拒绝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愿意接受赔偿。酋长知道这一点，并坚持希望被害者家属接受赔偿，甚至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妥协，就会受到诅咒……[15]
远房亲戚开始发表意见，提醒每个人他们对更大的社区背负的责任及结下的世仇将对无辜的亲属造成的麻烦；受害者家属在信誓旦旦，声称决不妥协之后（坚持声称不论用多少头牲畜来为自己的儿子或者兄弟的性命作为补偿，都是一种侮辱），他们通常会勉强接受赔偿方案。[16]事实上，即使从技术层面上说，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凶手通常需要数年的时间积累足够数量的牲畜，并且即使牲畜已经支付完毕，双方也会避免相遇，“尤其是在舞会上，因为受舞会兴奋情绪的刺激，仅仅撞上一个亲戚被杀的男人也可能导致双方斗殴，因为谋杀的伤害永远不会被原谅，它最终必须由另一条性命来偿还”。[17]
所以这和聘礼的情况差不多，钱并不能抵销欠下的债务。一条性命只能用另一条性命来偿还。那些支付聘礼的人，承认这种债务的存在，明知不可能还清它还坚称希望自己能够还清，他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使这件事被永久地推迟。
在地球的另一端，你会发现刘易斯·亨利·摩根所描述的由伊洛奎斯6个民族所建立的精妙机制，刚好可以用来避免此类争端。如果一个人杀了人—
受凶手的委托，这一事件将立刻由凶手和被害者所属的部落接手，部落将努力促使双方达成和解，以免私下的复仇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第一个长老将确定罪犯是否愿意承认罪行并进行赔偿。如果他愿意，那么长老会立刻以罪犯的名义把一条白色的贝壳串珠腰带送到另一个长老会，这一行为就表示他们愿意和解。随后，另一个长老将努力安抚受害者的家属，平息他们的激动情绪，劝导他们接受那条串珠腰带，表示对凶手的宽恕。[18]
和努尔人的例子类似，对于凶手应该赔偿多长的贝壳串珠腰带，有着复杂的规定，要依据受害者的地位和罪行的性质来确定。同样类似于努尔人的情况，每个人都坚持认为这并不是偿还。贝壳串珠腰带的价值，绝不代表受害者生命的价值：
从性质上说，白色贝壳串珠腰带并不是要补偿已逝的生命，而是凶手充满悔意的认罪，并请求受害者家属的宽恕。它是一个请求和平的提议，双方的朋友都会敦促受害者家属接受它……[19]
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用某种方式操控整个体系，把旨在平息一方怒火和悲伤的支付形式转变成创造新生命的方式。新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已逝生命的替代品。对于努尔人来说，40头牲畜是赔偿金的标准数量，但它同样也是聘礼的标准数量。其中蕴含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在他可以结婚并生育后代之前被杀，那么很自然他的灵魂将非常愤怒，这是因为他实际上被剥夺了永生的权利。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赔偿得到的牲畜用来获取一名“鬼新娘”：这个女人将正式嫁给死去的男人。在实际情况中，她通常和受害者的一名兄弟成为夫妇，但这没什么特别重要的；谁使这个女人怀孕也不太重要，因为死去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她孩子的父亲。她的孩子，将被认为是受害者鬼魂的子女——因此，其中的男孩将被认为是背负着特殊的使命降生，那就是，某一天他要为受害者的死复仇。[20]
后一种情况并不常见，但是努尔人似乎对世仇特别固执。罗斯帕比所提供的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例子，更加具有说服力。例如，在北非的贝都因人（Bedouin）中，对于凶手的家族来说，有时解决世仇的唯一方式就是交出一名女儿，嫁给受害者的一名近亲——例如他的兄弟。如果她生下一个男孩，那么这个男孩的名字就将和他已故叔叔的名字一样，并且至少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被认为是被害者的替代者。[21]伊洛奎斯人在母系一方寻找血缘，并不会以这种方式交易女人。但是，他们有另一种更加直接的方法。如果一个男人死了——即使是死于自然原因——他的妻子的亲戚们将“把他的名字放在垫子上”，派发贝壳串珠腰带招募人们组成军队，然后进攻一个敌对的村镇，抢回一名俘虏。这名俘虏可能被杀，或者如果氏族的女族长突发善心（这种情况很难讲，因为她们完全也可以装作很悲伤），她们也有可能收养他：把一条贝壳串珠腰带围在他的肩膀上，由此确立收养关系。他将被赋予已故人的名字，从此以后被认为是已故人妻子的丈夫、财产的主人，并且实际上在各个方面，他都会被认为就是已经死去的那个人。[22]
所有这一切，都更加突出了罗斯帕比的基本观点——在“人性经济”中，货币最初、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认存在有无法偿还的债务。
在某种程度上，这让我们想起原始债务理论：人们认识到自己对给予了自己生命的人负有绝对的债务，货币即从这种认知中诞生。两者的区别在于，在“人性经济”中，并不会把这样的债务看作存在于个人和社会之间，或个人和宇宙之间，而是把它们看作某种二价关系的网络：在这样的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处在对其他人负有绝对债务的关系中，人们并不欠“社会”什么。如果这里有任何关于“社会”的概念（我们尚不清楚这一概念是否存在），那么“社会”就是我们的债务。
血债（莱利人）
很明显，这将再一次带给我们那熟悉的问题：象征着对无法支付的债务的认知，如何转变成能够偿还债务的支付形式？总之，这个问题似乎比我们之前遇到的更加严重。
事实并非如此。在非洲发现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发生的，尽管答案有些让人困扰。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聚焦在一两个非洲社会形态上是很有必要的。
我将从莱利人开始。玛丽·道格拉斯（MaryDouglas）在20世纪50年代对莱利人的研究中，发现他们成功地把血债的原则转变成其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
那时，莱利人的数量可能有一万，生活在比属刚果（BelgianCongo）[23]卡塞河（Kasai）附近连绵起伏的土地上，他们更加富有、更加见多识广的邻居库巴人（Kuba）和布尚人（Bushong）认为他们是穷乡僻壤的粗鲁居民。莱利族的女人种植玉米和树薯；男人则自认为是勇敢的猎人，但是把多数时间花在用棕榈树叶织布上。这种布料是这个地区真正出名的产品，它不只用于制作各类服装，而且还出口：莱利人认为自己是那个地区的裁缝，他们用布料和周围的人交易奢侈品。在莱利人内部，这种布料还承担着货币的功能。但是，在市场中并不使用它（那里不存在市场）。并且玛丽·道格拉斯发现，这种货币的使用非常不方便，即使在村镇内，一个人也不能用它来购买食物、工具、餐具等东西，或者说用它几乎不能购买任何东西。[24]它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货币。
用棕榈树叶布料做的非正式礼物，使所有的社会关系缓和下来：丈夫对妻子、儿子对母亲、儿子对父亲。它们作为和平的请求，解决出现的紧张状态；它们能够充当离别时的礼物，或者用于传达祝贺。也有棕榈树叶布料做的正式礼物，但它们只有在牵扯到社会关系断裂的风险时才被使用。一个男人将要成年时，应该送给他的父亲20块布料。否则他将羞于向父亲开口，请求帮忙筹集结婚所需的东西。男人的妻子每生一个孩子，他都应该送给妻子20块布料……[25]
布料也用于支付各种各样的罚款、罚金及给医生的报酬。例如，如果一个男人的妻子坦白承认有人勾引自己，按惯例她应该因忠诚而获得20块布料的奖励（这并不是必需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显然不明智）；如果一个奸夫被抓，他应该向女人的丈夫支付50或100块布料；如果丈夫和这名情人在事情解决之前大打出手，扰乱了村镇的和平，那么双方都要支付2块布料作为补偿；等等。
礼物倾向于向上层积累。年轻人总是赠送布料做的小礼物，表示对父亲、母亲、叔叔等人的尊敬。这些礼物在本质上是具有阶层性的：即对于那些收礼的人来说，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应当进行任何形式的回报。因此，年长者，尤其是年长的男人，通常身边都有几块额外的布料；而年轻人永远没办法编织出足够的布料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不得不在自己需要进行重要的支付时，寻求年长者的帮助。例如，如果他们想要聘请医生帮助妻子生产，或者希望加入某个宗教社团，就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因此，他们总是欠长辈们的债，或者至少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每个人也都帮助过很多朋友和亲戚，因此也可能向他们寻求援手。[26]
婚姻尤其昂贵，因为这种安排通常需要一个人能够拥有几条紫木棒。如果棕榈树叶布料是社会生活的零钱，那么紫木（一种稀有的进口木材，用来生产化妆品）就是大面额货币。100块棕榈树叶布料相当于3~5条紫木棒，很少有人拥有大量的紫木。通常，人们把它磨成粉末后刚好足够自己使用。大多数紫木都被保存在村庄的集体仓库中。
这并非表明紫木被用来充当聘礼——实际上，它被用在婚姻谈判中，其间双方互赠各种礼物。这里并不存在聘礼。男人不能用钱获得女人，他们也不能因钱而有权宣称自己是孩子的父亲。莱利人是母系社会，孩子们不属于父亲的氏族，而属于母亲的氏族。
但是，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使男人们获得对女人的控制权。[27]这就是血债系统。
在许多传统的非洲民族中，人们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死去；如果谁死了，那一定是有人杀了他。例如，如果一名莱利女人在生孩子时死亡，人们会认为这是因为她曾经与人通奸。因此，奸夫就要对女人的死负责。有时，她在临死前会坦白自己的罪行，否则通奸的事就要通过占卜来确定。如果婴儿死了也是同样的原因。如果有人病了，或者爬树时手脚一滑而坠落，那么别人就会追究他是否卷入过某种是非，由此导致这一不幸。如果没有其他原因，那么可以通过采用魔法的手段来确定背后的元凶。一旦整个村庄都认同采用这种方法而确定的元凶的身份，那么这个人就欠下了血债：即他欠受害人的近亲一条人命。因此，元凶就必须把自己家族中的一位年轻女性（他的妹妹或者外甥女）变成受害者的被监护人，或者叫作“抵押人”。
和蒂夫人的例子一样，这一系统很快变得十分复杂。抵押人的身份具有继承性，如果一个女人是某人的抵押人，那么她的孩子也将是抵押人，她的女儿的孩子们也是抵押人。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男性也被认为是某些人的男性抵押人。尽管如此，在偿还血债时，没人会接受一名男性抵押人：整个过程的核心在于掌握一名年轻的女性，她可以继续生下其他的抵押人。莱利族人中配合道格拉斯研究工作的人强调，任何一个男人天生都希望尽可能多地拥有抵押人。
询问：“为什么你们想要更多的抵押人？”他们总是会说：“拥有抵押人的好处，在于如果你引发了一次血债，那么可以通过支付其中一个抵押人来解决，这样自己的姐妹就将继续保持自由身。”询问：“为什么你希望自己的姐妹保持自由身？”他们将回答：“啊！那么如果我引发了一次血债，我就可以把她们中的一个作为抵押人支付，从而解决问题……”
每个男人都清楚地知道，在任何时间，他都可能为一笔血债负责。如果任何一个他曾经勾引的女人，在分娩时因剧痛而坦白了奸情，并且随后死去；或者如果她的孩子死去；或者如果他曾经与之争吵的人死于疾病或意外——他都可能要负责任……甚至假如一个女人从她的丈夫那里逃跑，因此导致斗殴，那么死者将被带到她的门前，她的兄弟或者她母亲的兄弟就需要偿还血债。因为血债的偿还只接受女性，并且不论男女，所有人的死亡都要求进行偿还，那么很明显，女性的数量永远也不够用。男人因为抵押人所有权的责任而债务缠身，而女孩在出生之前——甚至在她们的母亲还未到达适婚年龄之前，就已经被抵押出去。[28]
换句话说，整个事情变成了没有终局的、复杂的棋类游戏——道格拉斯认为，这就是“抵押人”这个词似乎用得非常恰当的原因。几乎每个成年莱利男性都既是其他人的抵押人，又处于获取、交换或赎回抵押人的连续游戏中。村人生命的每一次重大事件或悲剧，一般都会导致女人所有权的交换。几乎所有这些女人，最后都会被再次交换。
在这里，需要强调几点。第一点，在这里，被交易的东西非常具体，是人类的生命。道格拉斯把它们称为“血债”，但是称为“命债”应该更加贴切。例如：一个男人溺水，而另一个男人救了他；或者一个人病入膏肓，但是一位医生治好了他。在这两种情况里，人们很可能会说这个人欠另一个人一条命。莱利人也是如此，但是他们按照字面意思来解读这一过程。救了某个人的性命，他欠你一条命，而欠下的一条命需要偿还。一般来说，解决办法是获救的男人把自己的妹妹交出来作为抵押——如果不是自己妹妹的话，就是另外的女人；或是他从别人那里获得的作为抵押的人。
第二点，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替代人命。“补偿的原则是等价，一条性命换另一条性命，一个人换另一个人。”因为人命的价值是绝对的，所以不论多少棕榈树叶布料、紫木棒、山羊、半导体收音机或者随便其他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取代人命。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实践中，“人命”实际上意味着“女人的性命”——或者更具体来说，“年轻女人的性命”。很明显，这是为了使一个人持有的抵押人数量最大化。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希望抵押人能够怀孕、生儿育女，因为这些孩子也能成为抵押人。尽管如此，即使玛丽·道格拉斯绝对不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她也不得不承认，整个安排的运转似乎是用来确保男人控制女人的巨大设备。这是真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女人自己不能拥有抵押人；[29]她们只能充当抵押人。换句话说，当面对命债的时候，只有男人能够成为债主或债户。年轻女人只是被借入和贷出的债务——在棋盘上移动的棋子，而控制她们移动的始终是男人。[30]
当然，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抵押人，或者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是抵押人，所以成为抵押人本身并不能算是一个悲剧。对于男性来说，成为抵押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非常有好处，因为一个人的“拥有者”必须替这个人支付大部分的费用和罚金，甚至血债。正如道格拉斯的合作者一直坚持认为的那样，抵押人所有权和奴隶制完全不同。莱利人确实也蓄奴，但是奴隶的数量绝对不会很多。奴隶是战争的俘虏，通常是外族人。奴隶没有家庭，没人保护他们。另外，成为抵押人就意味着照顾自己的家庭数量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你仍然有自己的母亲和她的兄弟，但是现在，你同时还有了自己的“主人”。
对于女人来说，她们自己是男人游戏中的筹码，这一事实使她们有机会根据自身利益来调节整个体系。原则上，一个女孩可能作为抵押人而降生，最终会被指派嫁给某个男人。但是，在实践中，
一名莱利族的小姑娘长大后将成为卖弄风情的女子。从婴儿时期开始，她就是迷恋、挑逗和调情的焦点。和她有婚约的丈夫对她只有非常有限的控制权……因为男人们为了女人互相竞争，所以女人们就有密谋和操控的空间。她的身边从不缺少有望成功的勾引者，并且没有女人会怀疑她能得到另一个更适合她的丈夫。[31]
此外，一个年轻的莱利族女人还有一张独特的、有力的王牌。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如果她完全不满意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总是可以选择成为“村庄之妻”。[32]
“村庄之妻”的制度，是莱利族的一个奇怪的制度。对它最佳的描述方式，要通过一个假想的例子来实现。让我们假设一个年老但很有地位的男人通过血债获得了一名年轻女子作为抵押人，他决定迎娶这名女子。从常理上说，他有权这么做；但是对于一名年轻女子来说，成为一个年长男人的第三任或第四任妻子则没什么乐趣。或者让我们假设，年长男人决定把她嫁给属于自己的一名男性抵押人，但这个抵押人生活在另一个遥远的村庄，如此女子就要远离自己的母亲和故乡。她会提出抗议，但男人无视她的抗议。于是她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在晚上偷偷溜走，前往一个敌对的村庄寻求庇护。这总是有可能的，因为所有的村庄都有自己的传统敌人。一个敌对的村庄，也不会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前来投奔自己的女人。他们会立刻宣布这名女人成为“村庄之妻”，村庄里生活的所有男人都有义务保护她。
这里和非洲的许多地区一样，大多数上年纪的男人都有几个妻子。知道这一点，对理解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年轻的男人来说，可以获得的女人数量大幅减少了。正如我们的人类学家所解释的那样，这种不平衡是大量的性张力的根源。
每个人都意识到年轻的未婚男人觊觎他们长辈的妻子。确实，他们的消遣活动之一，就是计划怎么引诱她们，而那些声称自己从未引诱过其他女人的男人，则会受到嘲笑。因为年长男人仍然希望保持一夫多妻制，拥有2~3个妻子，并且通奸者会被认为扰乱了村子的和平，所以莱利人需要达成某种约定，从而抚慰未婚的年轻男子。
因此，当足够数量的男人年届18岁的时候，他们将被允许购买一位共有的妻子。[33]
在使用棕榈树叶布料向村子金库上交一笔合适的费用以后，这些年轻人就可以搭建一个共同的房屋。然后，或者村子将分配给他们一个妻子住在里面，或者允许他们组成一支队伍，尝试从敌对的村庄中偷一个女人回来。（或者，如果有一个难民出现，他们将向村庄其余的居民要求接纳她——这总是会得到允许。）这名共有的妻子，就是被称作“村庄之妻”的人。“村庄之妻”得到的不仅是尊敬；事实上，一个刚刚嫁人的“村庄之妻”几乎能得到公主一般的礼遇。她不必去田地播种、除草，也不必砍柴、挑水，甚至不用下厨做饭。家庭中的所有事务都由她热情洋溢的年轻丈夫们完成，丈夫们提供最好的一切，把大量的时间都用来到森林中捕猎，互相竞争谁能带回最上等的食物，或者不断地带给她棕榈酒。她能随意地获得这些人的财产，并且可以在丈夫们对她的纵容与宠爱下，做出各种调皮的行径。不过她首先得确保，不论丈夫们何时产生性需求，她都要能够满足他们——可能一共有10个或者12个不同的男人。[34]
随着时间的流逝，“村庄之妻”一般会和3~4名丈夫安顿下来，最终变成一夫一妻。村镇内的安排是有弹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原则上她嫁给了整个村庄。如果她生下了孩子，那么整个村庄的男人都被认为是孩子的父亲，并应该抚养孩子成长，提供孩子必需的资源，并且最终为他们安排合适的婚姻——这也就是村庄首先要维持一个装满了棕榈树叶布料和紫木棒的共有金库的原因。因为在任何一个时点上，一个村庄都可能拥有几名“村庄之妻”，它也有自己的子女和孙子女，因此就处在同时需要获取和支付血债的位置，因为需要积累抵押人。
结果，村庄变成了联合的实体、共同的人群，和现代的公司一样，必须作为为了法律的目的而走到一起的个体来对待。但是，这里有一个核心差异，即和普通的个体不同，村庄以武力为后盾支持他们的要求。
道格拉斯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普通的莱利族男性彼此之间不能这样做。[35]在每天发生的事情中，几乎完全不存在任何系统的胁迫手段。她指出，这也是抵押人所有权不会招致反对的主要原因。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定，但是没有政府、法庭、法官来做出权威的决定，没有全副武装的人群愿意或者能够以武力威胁作为后盾支持这些决定，那么规定的作用只剩下调整和解读。最终，必须考虑到每个人的感受。在日常生活中，莱利人极为看重彬彬有礼、令人愉悦的行为。在妒火中烧的时候，男人们可能确实会产生斗殴的冲动，但是他们极少这么做。而且如果确实爆发了一场斗殴，那么每个人都会立刻冲进来制止斗殴，然后把整个事件交由公共调停。[36]
相反地，村庄被武装起来，其中的同龄人群能够被调动来充当军事组织。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有组织的武力开始出现。诚然，当村镇之间爆发战争时，通常也由女人来终结（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即在任何地方的成年男性，能够就任何其他的事情开战，而每一个和道格拉斯聊天的人，都对这一看法表示怀疑）。但是在村庄的例子中，它能演变成真正的战争。如果另一个村庄的长老忽略一个村庄索取抵押人的要求，那么被忽略的村庄的年轻人就可能组织起一支偷袭的力量，把抵押人绑架，或者带走其他年轻女人作为共有的妻子。这可能导致伤亡，并带来进一步的补偿要求。“因为有武力作为后盾，”道格拉斯不动声色地写道，“村庄对于抵押人的愿望就可以不那么在乎。”[37]
也正是在这一节点上，潜在的暴力将出现，在生命价值和货币价值之间构建起的长城，或许会突然崩塌。
有时候，两个家族会在血债补偿问题上产生争执，索取方可能会感到自己不可能从对手那里获得满意的方案。而政治体系又不能提供直接的方法，以帮助一个人（或家族）使用物质胁迫或上诉到更高的权力层来确保要求的实行。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不会放弃自己索取女性抵押人的要求，如果可能的话，他将准备好接受等价的财物。常见的步骤是，他将把自己和被索取方之间的案子交由唯一能够使用武力来获取抵押人的群体，即村庄来解决。
打算把问题交由村庄来解决的人，向村庄索要100块棕榈树叶布料，或者5根紫木棒。村镇会凑齐需要的数量（通过自己的金库，或者从某个成员那里贷款），然后村庄将把索要抵押人的要求变成自己的要求。[38]
一旦这个人收到了钱，他自己的要求也就满足了；而村庄购买了索要权，于是会开始准备组织一场偷袭，把作为争端焦点的女人抢过来。
换句话说，只有在这时，武力才被引入买卖人口问题的等式。动用武力的能力，将直接穿过由代表真正人类之间关系的偏好、义务、期望和责任所构成的无尽迷宫，也使得克服本来是莱利人经济关系中的首要准则成为可能：一个人的性命只能用来换取另一个人的性命，永远不能用于物质交换。意味深长的是，支付的数额（100块布料，或者与之等价的紫木棒数量）同样是一名奴隶的价格。[39]如我所说，奴隶是战争俘虏，数量似乎从来不会太多。在20世纪50年代，道格拉斯仅仅成功地找到了两名奴隶的后代，此时奴隶制已被废除了25年左右。[40]尽管如此，数量并不重要。他们的存在就开创了一种先例。人命的价值有时能够被量化；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从A=A（一条生命等价于另一条生命）变成A=B（一条生命=100块棕榈树叶布料），唯一的原因就是该等式由武力建立。
人肉债（蒂夫人）
我以如此详尽的方式介绍了有关莱利人的部分细节，原因在于我希望大家能了解，为什么我使用“人性经济”这个名词？在“人性经济”中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着怎样的事情？货币如何在这一切中间运转？如我所说，莱利人的货币是典型的社会货币。它们被用来标记每一次拜访、每一项承诺、在男人或女人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当然，在这里，用来充当货币的物品也很重要。棕榈树叶布料被用来制作服装。在道格拉斯的调查时期，它是用来蔽体的主要物品。紫木棒磨成的红色糊状物，能作为化妆品使用——不论男女，这种东西都能让人在每天的生活中变得更美丽，因此它是最主要的化妆品。这些是用来决定人们形象的材料，能够使人们相对于其同伴显得成熟、体面、富有吸引力、高贵。是这些材料把一个个裸露的躯体，变成了得体的社会生物。
这并非巧合。事实上，在我所谓的“人性经济”中，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货币总是首先从人们的装饰物中诞生，串珠项链、贝壳、羽毛、犬牙或鲸鱼牙齿、金、银都是能够说明这一点的著名例子。除了让人们看上去更加有趣，因此显得更为美丽，这些东西没有其他任何用途。蒂夫人使用的黄铜棒似乎是一个例外，但实际上也不是这样：黄铜棒的主要作用是充当生产珠宝的原始材料，或者简单地弯成圆环，在跳舞的时候佩戴。例外的东西确实存在（如牲畜），但是一般的原则是，只有当政府及随后的市场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才开始看到类似大麦、奶酪、烟草、盐等东西作为货币出现。[41]这同样可以解释经常用来标记“人性经济”的一系列特有的想法。另外，人命拥有绝对的价值，不可能存在等价物。当生命降临或逝去，债务都是绝对的。在某些地方，这一原则确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更加常见的是，它经由蒂夫人（处理生命的降生）和莱利人（处理生命的逝去）所进行的精心设计的游戏实现了妥协，即创建了只能通过递送另一个人才能偿还的债务。在每个例子中，实际的情况最终也将带来非常复杂的游戏。在其中，有地位的男人最后将交换女人，或者至少交换女人的生育权利。
但这已经成为某种形式的发轫。当游戏存在的时候，当替代品的原则加入的时候，就总是存在扩展的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开始实现，基于创造人类的前提形成的债务体系，即使在这里也能够突然变成摧毁它们的手段。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再次回到蒂夫人的例子。读者会记得，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姐妹或者受监护人来交换另一个人的性命，那么就有可能通过货币的礼物来安抚她的父母和守卫。但是，这样的妻子永远不会被真正承认是他的妻子。在这里，也存在一个极为戏剧性的例外。这个男人可以购买一名奴隶——在偷袭遥远村庄的过程中所劫持的女人。[42]毕竟，奴隶没有父母，或者人们就认为他们没有父母。普通人获取自己的外在身份，要通过由相互义务和债务构成的网络实现，而奴隶则被强迫从这种关系网络中剥离出来。这也是奴隶能够进行买卖的原因。
但是，一旦结婚，买来的妻子很快就会转换出新的关系。她再也不是一个奴隶，而且她的孩子也是完全合法的——事实上，这种合法性更高于那些仅仅通过黄铜棒获取的妻子所生下的孩子。
我们可能拥有一项通用的原则：在“人性经济”上，要想使某种东西可以出售，就需要首先把它从它所处的环境中剥离出来。这就是奴隶的实质：那些从使自己拥有身份的社会环境中被偷出来的人。奴隶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中和陌生人类似，再也没有母亲、父亲及任何亲属。这就是他们能够被买卖甚至被杀的原因：他们所拥有的唯一的联系，就是和他们主人的联系。一个莱利人村庄组织发动对其他村庄的袭击并劫持女人的能力，似乎是他们开始用女人交换货币的关键所在——即使在这样的例子中，他们的做法也被限制在极为有限的程度下。毕竟，她的亲属所在的地方并不是太远，他们一定会过来讨一个说法。最后，一定会有人提出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协议。[43]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认为事情不仅限于此。当事情出现微小差错的时候，这些精心设计的债务网络能够变成非常可怕的东西，许多非洲社会都受到这一点的困扰；而在许多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人们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蒂夫人就是一个戏剧化的例子，用在这里非常合适。
人类学教材中列举了蒂夫人作为例子：研究蒂夫人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保罗和劳拉·波汉南认为，蒂夫人的经济生活被分成三个单独的“交换领域”。一般情况下，日常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女人的事情。市场上都是女人，也正是这些女人会走很远的路去赠送和回赠黄秋葵、坚果、鱼等小礼物。男人们则关注他们自认为的更加高等的事情——使用蒂夫人的货币可以完成的那种交易。和莱利人的情况类似，这种交易包含两种面值的“货币”，一种是本地生产、称为“土古度”（tugudu）的布料（这种布料大量出口），另一种就是在重要的交易中成捆使用的进口黄铜棒。[44]黄铜棒可以用来获取某些光鲜、奢侈的东西（牛、买来的外族妻子等），但是它们最主要的用途是政治事件中的互相让步、雇用医生、获取魔力、加入宗教群体。在政治事件中，蒂夫人甚至比莱利人更加坚决地主张平等主义：成功的老年男子拥有数不清的妻子，他们可能在自己房屋的范围内对子孙或者其他被赡养者作威作福；但是在自己房屋的范围之外，不存在任何类型的正式政治组织。最后，存在着监护体系，它完全由男人对女人的权利构成。“领域”的概念由此产生。从原则上来说，这三个等级——普通消费品、代表男性威望的商品和对女人的权利，是完全独立的。不论多少株黄秋葵都不可能帮你换来一根黄铜棒，从原则上来说，这和不论多少根黄铜棒都不能换来你对一个女人的完全所有权是同样的道理。
在实践中，有一些方法能够操纵这一体系牟利。假如一个邻居举办了一场宴会，但是缺少一些供给品，可能有人会来资助他，不久以后，这个人会索要一两捆黄铜棒作为偿还。通过讨价还价实现如谚语所说的“变鸡为牛”，并最终把自己的财富和威望变成获取妻子的手段，需要一颗“强大的心”——一种积极进取、富有个人魅力的性格。[45]但是“强大的心”也有其他的含义。蒂夫人相信，在人类的心脏中长有一种特殊的生物物质，叫作“萨维”（tsav）。萨维赋予某些人魅力、活力和说服其他人的能力。因此，萨维即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物质，也是使某些人能够让别人服从自己意愿的看不见的力量。[46]
问题在于（那时，绝大多数蒂夫人似乎相信这就是他们社会的问题所在），人们相信，通过人工手段能够增加一个人的萨维，那就是吃人肉。
这里我应该立刻强调一下，这并不是说蒂夫人中实际上有人吃人的行为。相反，蒂夫人和几乎所有人一样，对吃人的想法同样感到恶心和恐惧。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蒂夫人似乎真的怀疑他们的某些邻居（尤其是那些实际变成政治领袖的杰出男人），实际上是秘密的食人族。据说，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自己萨维的男人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力量：他们能飞，而且刀枪不入；夜晚派出自己的灵魂杀人，而受害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茫然而行，沦为食人宴会上的盘中餐。简而言之，他们变成了恐怖的男巫。[47]
姆巴萨维（mbatsav，男巫社群）一直在寻找新的成员，而实现的方式，就是骗人们吃人肉。男巫会谋杀自己的至亲，然后把尸体的一部分混入目标人选的食物里。如果那个人蠢到吃下食物，他就缔结了一笔“人肉债”，男巫社群将确保人肉债总是被偿还。
可能你的朋友或某些上年纪的人，已经注意到你有许多子女或兄弟姐妹，那么他就会欺骗你和他缔结人肉债。他邀请你来到他的房子里，和他单独进餐。当你开始进餐的时候，他会在你面前放两盘菜，其中一盘里含有人肉……
如果你误食人肉，但却并没有一颗“强大的心”（变成男巫的潜力），你会感到恶心，然后在惊恐中逃离那幢房子。但是如果你有那种潜力，人肉将在你的体内起作用。当晚，你会发现自己的房子被尖叫的猫和猫头鹰包围，空气中充满奇怪的噪声。你的新债主将出现在你面前，背后站着他邪恶的同党。他会告诉你他是如何杀死自己的兄弟，因此你们两个人才能够共同进餐；并且看到你坐在自己健康的亲戚中间，他会假装受到失去亲属之痛的折磨。其他的男巫一致赞同，他们的行为似乎表明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错。“你寻找麻烦，麻烦就找上了你。过来躺在地上，让我们割断你的喉咙。”[48]
只有一种办法能够脱身，那就是保证你自己的一个家人会成为替代品。这是可能的，因为你将发现自己拥有了可怕的新力量，但是只有当其他男巫要求的时候才能使用这些力量。你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杀掉自己的兄弟、姐妹、孩子；一群男巫将把这些尸体从坟墓中偷走，重新赋予他们生命，把他们养肥、百般折磨、再次杀死，然后切碎并烤熟，供给另一个宴会。
人肉债将一直持续下去。债主不断出现。除非债户一方是萨维非常强大的人，否则他将无法从人肉债之中脱身，直到他杀死了所有的家人，家庭不复存在。然后他自己躺在地上引颈受戮，如此债务才最终偿清。[49]
奴隶交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发生了什么是很明显的。有着“强大的心”的男人，拥有能力和魅力；使用它，他们就能够操纵债务，使得额外的食物变成财宝，然后将财宝变成妻子、被监护人和女儿，因此变成持续扩大的家庭的头领。但是允许他们这么做的那种能力和魅力，也使得他们面临两种持续的危险：整个过程会突然崩溃；造成人肉债，并凭借这一点把一个人的家庭重新变为食物。
现在，如果一个人试图想象发生在某个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毫无疑问，被强迫吃掉自己孩子残缺不全的尸体，无论在哪里都可算是极可怕的。尽管如此，人类学家开始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种社会都受到略有差别的噩梦的困扰，而这些差别意义重大。恐怖的故事，不论是关于吸血鬼、鬼魂还是吃人肉的僵尸，似乎总是代表讲述者自己社会中某些人的特点。在他们之中，在他们相互之间已经习惯采用的互动方式之中，存在着潜在的可能性，他们不希望承认或面对这种可能性，但却总忍不住谈论它。[50]
很明显，当时的蒂夫人对权威的认识有重大的问题。他们生活的画卷上散布着许多大院，每个都围绕着唯一的老男人及他无数的妻子、子女和各种各样的随从建立。在每个大院里，那个男人都拥有近乎不受限制的权威；在大院外，不存在正式的政治结构，而蒂夫人是强烈的平等主义者。换句话说，所有的男人都渴望成为一个大家庭的主人，但是他们却极度怀疑任何形式的掌控。那么，毫无疑问，蒂夫族的男人对于权力的本质抱有如此矛盾的心情，以至于他们开始相信，使得一个人能够合情合理地变得杰出的品质，也能够把他变成一个怪物。[51]事实上，大多数蒂夫人似乎都认为大多数男性长者是男巫，如果一个年轻人死了，长者很可能收到一笔作为赔偿的人肉债。
但是这一切仍然没有回答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被置于用债务来表达的框架之下？
在此有必要先交代一些历史。蒂夫人的祖先到达本尼河谷和邻近的土地上，大约是在1750年。当时，该地区（即现在的尼日利亚）因大西洋奴隶交易而四分五裂。早期的故事讲述了蒂夫人在迁徙期间，在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身上画满类似天花疤痕的图案，所以那些潜在的抢劫者将因为害怕而不敢对他们下手。[52]他们建立的国家臭名昭著，奋起反抗来自北方和西方邻近王国的定期袭击——最终，他们和附近的王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53]
在此后的日子中，蒂夫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想一想铜棒的例子，蒂夫人非常小心地限制着铜棒的使用，以避免它们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货币形式。
现在，在这一部分的非洲地区，铜棒作为货币使用了几个世纪；至少在某些地区，铜棒已经用于普通的商业交易。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一个人只需要把铜棒分成更小的部分，或者把铜棒拉得更细，然后拧成小圆环，就得到了在日常市场交易中畅通无阻的零钱——这是很容易做到的。[54]18世纪末，这种零钱开始在蒂夫人的大部分土地上流通；另外，它们也在伯明翰的工厂中被大量生产，并由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的奴隶商人携带，通过位于克洛斯河（CrossRiver）河口的老卡拉巴尔港口进口。[55]在毗连克洛斯河的所有地区（即位于蒂夫人领土正南方的区域），铜棒的作用都是充当日常货币。这可能就是它们进入蒂夫土地的过程；它们要么是由经过克洛斯河的小贩带进来的，要么是蒂夫族的商人到其他地区行商得到的。但是，所有这一切，使得蒂夫人拒绝把铜棒作为日常货币使用的事实，显得尤为重要。
仅仅在18世纪60年代，可能就有10万非洲人通过船运沿着克洛斯河顺流而下，到达卡拉巴尔和其他邻近的港口。在那里，非洲人被戴上镣铐，然后分别送往英国、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船上，随后横穿大西洋——这是在整个大西洋奴隶交易时期，经由比夫拉湾（BightofBiafra）运走的150万非洲人中的一部分。[56]有些人在战争或袭击中被俘或被绑架，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债务而被带走的。
但是，在此我必须解释一下奴隶交易的组织。
从整体上看，大西洋奴隶交易是一张由信贷合约交织的巨大网络。位于利物浦或者布里斯托尔的船主们，能够以宽松的赊购条件从本地的批发商那里得到商品；这些批发商期望能够通过把奴隶（同样采用赊欠的形式）出售给安地列斯群岛（Antilles）和美洲的种植园主获得补偿。伦敦的佣金代理人，则通过由糖和烟草交易获得的利润，最终出资支持整个过程。[57]船主将把自己的货物运送到老卡拉巴尔等非洲港口。卡拉巴尔本身是典型的贸易城邦，由富有的、身着欧洲服饰、住在欧式房屋中的非洲商人统治，这些人有时甚至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国去接受教育。
货船进港以后，欧洲的贸易商将使用铜棒（港口所使用的货币）来谈定货物的价值。1698年，“巨龙”号上的一名商人把自己商品中已经谈妥的价格记录如下：
1根铁条4根铜棒
1串珠子4根铜棒
5个大珠子[58]4根铜棒
1个一号盆4根铜棒
1个啤酒杯3根铜棒
1码亚麻布1根铜棒
6把小刀根铜棒
1个一号铜钟3根铜棒[59]
50年后，这种交易达到了顶峰，英国船只带来大量布料（都是来自曼彻斯特新建立的作坊和印度印花布厂的产品）、铜铁制品、珠子项链等附带商品；并且，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还会带来大量的军火。[60]这些商品同样以赊欠的形式转手给非洲商人，他们把商品分发给自己的代理人，到上游地区去销售。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债务的安全。这种交易充满诡诈，冷酷无情，而奴隶劫掠者的信用也不可能可靠——当面对永远不会再见的外国商人时，情况尤其如此。[61]因此，一个系统迅速诞生了。在这一系统里，欧洲船长们要求以抵押人的形式确保债务的安全。
我们在这里说的“抵押人”，很明显和我们在莱利人例子中看到的抵押人有很大的区别。在西非的许多国家和交易城镇，当1500年前后欧洲人走向舞台的时候，抵押人所有权的性质似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劳役偿债的形式。债户以家庭成员作为贷款的担保；抵押人将变成受抚养人，前往债主的家中，在债主的土地上干活，并负责债主家中的日常家务——他们自己充当担保物，而他们的劳动，实际上就是利息的替代品。[62]抵押人并不是奴隶。他们和奴隶不同，并没有从自己的家中被剥离出来；但是他们也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自由。[63]在卡拉巴尔和其他港口，奴隶船的船主在把自己的商品交给非洲商人的时候，很快就建立起要求以抵押人作为担保的习惯——例如，两名非洲商人自己的受抚养人，能为他们应该提供的三名奴隶充当担保，在这两名受抚养人中，最好能够至少包含商人自己的一个家人。[64]在实践中，这和索要人质没有什么区别。当船长厌倦了等待迟到的货物时，有时他们会决定带走一船抵押人，这样就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上游地区，债务抵押人也在交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某方面说，这一地区有些不寻常。在大部分西非地区，这种交易贯穿于达荷美（Dahomey）、阿撒蒂（Asante）等主要王国，带来了战争，并强加了非常严酷的惩罚——对于统治者来说，一个普遍使用的应急措施，就是操纵法律体系，使得几乎所有的罪犯都遭受惩罚：或沦为奴隶；或自己被处以死刑，妻子和孩子则沦为奴隶；或被处以天文数字的罚款，如果他不能支付，就将导致违约，因而全家都会作为奴隶被卖掉。另外，因为缺乏大型的政府结构，人们能够很容易看到真正发生的事情，因此它具有不同寻常的揭露性。无处不在的暴力环境，使得现有“人性经济”的所有机构都发生了系统的扭曲，变成了灭绝人性和毁灭性的庞大组织。
在克洛斯河流域，交易似乎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充满绝对恐慌和彻底混乱的初始期，此时袭击频繁发生，任何独自外出的人，都有可能被蒙面的歹徒绑架，然后卖到卡拉巴尔。村镇一片荒凉，许多人逃入森林中，男人们需要组成武装力量才能耕耘田地。[65]相对来说，这一时期比较短暂。当本地商会的代表开始在该地区的各个群落中立足，承诺要恢复秩序的时候，第二个阶段就开始了。这些代表中最出名的就是阿罗联盟（AroConfederacy），他们自称“上帝之子”。[66]由全副武装的雇佣兵和联盟里位于阿罗楚库（Arochukwu）的著名先知作为后盾，他们建立起一个全新但臭名昭著的严酷法律体系。[67]绑架者被追捕，然后被作为奴隶卖掉。农场和街道都恢复了安全。同时，阿罗和本地的长老合作，建立起一套非常复杂和严酷的典章和律法，几乎每个人都有触犯的可能性。[68]任何人只要违背了法典中的一项，就会被交给阿罗，然后被送到海岸边，而告发者将得到用铜棒支付的报酬。[69]根据当时的一些记录，如果一个男人只是不喜欢自己的妻子，并且需要一些铜棒，他总是可以找到一些理由出卖她；而村庄里的长者们会从中获得部分利润，因而几乎总是一致认可男人的告发。[70]
但是，商会最独特的把戏，是协助一个叫作艾克皮（Ekpe）的秘密组织的传播。艾克皮因发起盛大的化装舞会和通过神秘的仪式接收新成员而闻名，但它实际上扮演着强制执行债务的秘密机制的角色。[71]例如，在卡拉巴尔，艾克皮组织拥有一系列的权力，包括抵制（所有成员都被禁止和违约的债户进行交易）、罚款、没收财产、逮捕及处决——最倒霉的受害者将被吊死在树上，他们的下颚被切除，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72]它经过了尤其精心的设计，因为这样的组织总是允许别人交钱入伙，如果他们能付得起费用，可以经过9个等级层层向上——当然，这些费用正是使用商人们提供的黄铜棒支付的。在卡拉巴尔，每个等级的收费表和下面列出的类似：[73]
1．尼亚姆皮（Nyampi）}
最高的4个等级，300盒黄铜棒，每盒2．45英镑，一共735英镑
2．奥库·阿卡纳（OkuAkana）
3．布拉斯（Brass）
4．马康达（Makanda）
5．马卡拉（Makara）}低一些的等级，每个需要50盒黄铜棒
6．姆博克·姆博克（MbokoMboko）
7．邦库·阿邦库（BunkoAbonko）
8．姆博克·尼亚·艾克坡（MbokoNyaEkpo）
9．艾克皮
换句话说，它是非常昂贵的。但是，会员制度会迅速变成荣誉的主要标志，并且在各个地方都高人一等。不用说，入会费在偏远的小型社区不那么高，但是起到的作用仍然是相同的：数以千计的人最终欠下了商人债务，无论是欠下了入会费，还是欠下了他们本应提供的商品（大部分是艾克皮表演中使用的服装和道具所需要的布料和金属——因此可以说是他们施加给自身的债务。这些债务，也可以用人来支付，这会明显导致抵押人的数量持续增加）。
实际上，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似乎因为地区的不同，它起作用的方式也不相同。例如，在阿非坡（Afikpo）地区（克洛斯河上游的一个偏远地区），我们看到如获取食物这类日常事务的开展方式和蒂夫人的类似，“并不通过交易进行，也不使用货币”。商会提供的黄铜用来买卖奴隶，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主要还是充当社会货币，“在葬礼、授衔和其他仪式上作为礼物和支付款项使用”。[74]大部分支付款项、头衔和仪式，与商人带来的秘密组织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看上去确实有点类似于蒂夫人的安排，但是商人的存在，使得结果与蒂夫人大相径庭：
从前，在克洛斯河上游地区，如果有人因为陷入了麻烦或者欠债而需要钱，他通常会把自己的一个或多个子女、亲属或家中的其他成员“抵押”给阿库纳库纳（Akunakuna）的商人，这个商人将定期拜访他的村镇，或者袭击邻近的其他村庄，抓走一个孩子，将其卖给同一个愿意出钱的买家。[75]
由于债户是秘密组织的成员，因此债户也是收集人。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上面这段文字才有意义。抓走孩子的行为，可以参照当地称为“panyarring”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在西非十分常见：当债主感到无望收回债务时，就会带着一队武装人员冲到债户的社区，抢走任何能够轻易带走的东西（人、物品、家养动物），然后把这些东西作为抵押的担保品。[76]这些人或者物品是否属于债户甚至债户的亲属，其实并不重要，邻居的山羊或者孩子也可以，因为债主的主要目的是向欠债人施加社会压力。正如威廉·博斯曼（WilliamBosman）所说：“如果债户是一个诚实的人，而欠下的债务又很合理，那么他将竭力满足债主的要求，以释放他的同胞。”[77]在没有中央权力的环境里，人们只对自己社区的其他成员感到具有重大的责任，而对其他人几乎不闻不问，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权宜之计。在上文中引用的秘密组织的例子中，债户很可能会要求收回那些社区以外的人欠他的债务（真实存在的或者捏造出来的），以避免自己的家人被带走。[78]
这样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每次都有效。通常，债户受迫不停地交出自己的孩子或受抚养人作为抵押人，最后只能抵押自己。[79]当然，在奴隶交易的巅峰时期，“抵押”变成了一种委婉的说法。抵押人和奴隶之间的区别，已经基本消失了。和之前的家人一样，债户最终被交给阿罗，然后运到英国。最终，他们被戴上镣铐和锁链，塞入拥挤的小型奴隶船中，卖到大洋另一边的种植园里。[80]
那么，如果一个隐秘的组织让蒂夫人深受其害，如噩梦般挥之不去（它引诱毫不怀疑的受害者陷入债务陷阱，由此他们自身摇身一变成为债务的强制实施者；债务将用他们子女的身体来偿还，并且最终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偿还），原因之一，在于这真的是发生在那些生活在几百英里以外的人身上的事。“人肉债”这个短语的用法也没有任何不妥。奴隶商人可能不会把他们的受害者简单地看成肉，但是在他们眼里，那些奴隶也和躯壳一般无二。成为奴隶，就意味着从自己的家庭、亲戚、朋友和社区中被移除，被剥夺了名字、身份和尊严；使得人之所以为人、而不仅仅是能够听懂命令的人肉机器的一切事，在奴隶身上都被剥夺了。绝大多数奴隶也没有机会建立持续的人际关系。但是，大多数最终到达加勒比海或者美洲种植园的奴隶，一直工作到死。
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些的实现和概念的提炼，都是通过“人性经济”的机制完成的，其前提正是人类的生命具有最根本的价值，没有东西能与之相比。所有相同的制度（入会费、计算罪行和补偿的方法、社会货币、债务抵押所有权），反而都站到了它们的对立面；该体系实际上被置于这种相反的境地；并且——蒂夫人也意识到，为创造人类而设计的装置和机制崩溃了，变成了埋葬自身的方法。
我不想给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我这里所介绍的例子，都是只在非洲才有的现象。无论在哪里，只要“人性经济”开始和商业经济（尤其是带有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对人类劳动力无止境的需求的商业经济）接触，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在整个东南亚，尤其是在那些生活在大国边缘的山地或者岛屿的居民中，也能发现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正如研究这些地区的最好的历史学家安东尼·里德（AnthonyReid）早已指出的那样，整个东南亚劳动力的组织形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通过债务束缚的关系完成的。
即使在相对简单的社会，金钱几乎还未渗透进去，也有着耗费不菲的仪式需求——比如支付婚姻中的聘礼，以及当家庭成员去世时请屠夫屠宰水牛的费用。人们普遍认为，对这种仪式的需求，是穷人欠下富人债务最常见的原因……[81]
例如，从泰国到苏拉威西岛（Sulawesi）都有这样的实例：一群贫穷的兄弟向一个富人求助，请求富人支付其中一人的婚礼费用。尽管富人在支付费用后，将被称为他们的“主人”，但是这更像是资助人和受助人的关系：那些兄弟可能有义务偶尔去做一些奇怪的工作，或者在富人需要装点门面时去充当他的随从——但并没有更多其他的要求。但是，严格地说，穷人兄弟们的孩子归富人所有；并且，“如果保证人不能履行义务，富人也能要回穷人的妻子”。[82]
在其他地方，我们也能听到和非洲相似的故事——农民以自己或自己的家人作抵押，或者甚至因赌博而沦为奴隶；很多王国在惩罚时总是采取高额罚款的形式。“当然，经常有人拿不出这笔罚款；而被宣告有罪的人，通常和由他抚养的人一起，变成统治者的奴隶，或者变成贷方的奴隶，或者变成那些替他缴纳罚款的人的奴隶。”[83]里德坚持认为，这种情况一般是相对无害的——事实上，有时候穷人可能就是为了变成某些富有的赞助人的债户而借钱，因为在年景不好的时候，赞助人将为自己的债户提供食物、住所、妻子。很明显，这并不是“奴隶”这个词一般的含义。除非赞助人决定把自己的一些受抚养人，送到自己的某些债主那里——他们住在满者伯夷（Majapahit）、特尔纳特（Ternate）等遥远城市；然后，那些受抚养人可能发现自己和其他的奴隶一样，在某些贵族的厨房或辣椒种植园中辛苦劳作。
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奴隶交易的一个影响就是让那些并不生活在非洲的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那片大陆只有无可救药的堕落和野蛮——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这种印象将给他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个和非洲的情况完全相反的例子：巴厘岛，著名的“万庙之岛”——这个岛的照片经常出现在人类学教材和旅游手册上，仿佛岛上的住民全都是性格沉静、喜欢幻想的艺术家，他们每天都把时间花在摆放鲜花和练习花式舞蹈上。
在17~18世纪，巴厘岛还没有获得这种声望。当时，它分裂为十多个好斗的小王国，几乎总是处在战争的状态中。事实上，在居住于爪哇附近的荷兰商人和官员看来，巴厘岛的名声几乎和它如今的名声完全相反。巴厘人被视为一个原始而暴力的民族，由沉溺于鸦片中的堕落贵族统治，贵族们把自己的臣民当作奴隶出售给外国人，换来巨额财富。到了荷兰完全统治爪哇的时候，巴厘岛基本变成了人口贩卖的储备库——地区内的各个城市都需要大量年轻的巴厘女人，作为妓女和小妾。[84]当岛屿卷入奴隶交易之后，岛上的整个社会和政治体系几乎都转变成暴力抢掠妇女的机器。即使在村庄内部，普通的婚姻也采用“抢婚”的形式——有时候表现为私奔；有时候是真正的绑架，随后绑架者向女人的家庭支付一笔钱，以平息事件。[85]但是，如果一个女人被地位十分重要的人抢走，那么她的家人就得不到任何补偿。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老年人还能回忆起过去父母如何把自己年轻漂亮的女儿藏起来：
不许她们接受参加庙会的邀请，以免被皇室的侦探发现，被强行送往宫殿里严密保护的女人区。在那里，男性拜访者的视线被严格限定，只能看到她们的脚。一个女孩成为王侯的合法下等妻子（penawing）的可能性极小……更大的可能性是在被奸淫几年以后，沦为奴隶一般的仆人。[86]
即使她真的备受宠爱，以至王侯的上等妻子们开始把她看作对手，最终她也可能被毒死，或被运到海外，变成日惹（Jogjakarta）的某个妓院中的慰安妇，或者印度洋留尼旺岛（Reunion）上某个法国种植园主家中更换便盆的仆人。[87]同时，皇家的法律被重写，其他的方面都很正常，只有一处例外，就是法律的力量明确针对女人。不仅罪犯和债户沦为奴隶，被驱逐出境，任何已婚男人也都获得了抛弃妻子的权利；如果一个男人抛弃了妻子，那么他的妻子将自动变成当地统治者的财产，由统治者随意处置。即使一个女人的丈夫在她还没能生下儿子之前死亡，她也会被上交皇宫，然后卖到海外。[88]正如阿德里安·维克斯（AdrianVickers）所说，即使巴厘岛著名的斗鸡（每个一年级的人类学学生对此都很熟悉），最初也是皇家法庭招募人口贩子的一种手段：
国王甚至通过在首都举办盛大的斗鸡活动这一方法，为使人们身陷债务而推波助澜。这一令人激动的活动所引发的激情和挥霍，导致许多农民押上自己不能承受的赌注。和任何赌博一样，一夜暴富的期望和比赛的戏剧性，激起了很少有人能够承受的野心；到那一天结束，当最后的狂热和指望在最后一只公鸡的身上灰飞烟灭的时候，许多农民已经无家可归。他们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将被卖到爪哇。[89]
反思暴力
在本书的开头，我提了一个问题：人们之间的道德义务，是如何被看成债务，以及如何因此而使得本来完全不道德的行为正当化的？
在本章的开头，我提供了一个答案：对商业经济和我所说的“人性经济”加以区分——“人性经济”是货币主要充当社会货币使用的经济形式，即用来创造、维持或者断绝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用来购买东西。罗斯帕比已经非常中肯地说明，这种社会货币的独特性质，是它们永远不会和人类等价。它们的作用，是提醒人永远不可能和任何东西等价，甚至人与人之间最终也不可能等价。这就是世仇的深刻真相。没人能够真正原谅杀死自己兄弟的凶手，因为每个兄弟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东西能够替换——其他人不能替换，即使他和你的兄弟拥有一样的名字、同样的社会地位；小妾不能替换，即使她生下以你兄弟的名字而命名的孩子；鬼妻不能替换，即使她会生下有一天能够为你的兄弟复仇的孩子。
在“人性经济”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无价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和其他人关系的独一无二的纽带。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一个女人可以是一位女儿、姐妹、情人、对手、同伴、母亲、同龄人和导师。每一段关系都是独特的，即使在通过不停地赠予和接受棕榈树叶布料、成捆的黄铜线等普通物品才能维系这些关系的社会中，它们也是独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东西使一个人成为他自己，而不是别人——这一事实可以如此说明：充当社会货币的物品，通常本来的用途是为人体提供衣服或者装饰，帮助一个人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他/她。尽管如此，正如我们的衣服并不是我们之所以成为自己的原因，通过赠予和接受棕榈树叶布料而维持的关系，并不仅局限在这一层次。[90]相应地，这就意味着棕榈树叶布料的价值相对较小。这就是我认同罗斯帕比观点的原因。他强调在这样的经济中，货币永远不能代替一个人：这种债务不能偿还，货币只是承认这一事实的方式。但是即使是一个人能够代替另一个人、一个人的姐妹总归能和另一个人的姐妹等价这一观点，也绝对不是不证自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经济”这个术语也有其两面性。毕竟，它们都是经济；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把质简化为量的体系，允许计算收益和损失的体系——即使那些计算只是简单的（例如在姐妹的交换例子中）1等于1，或者（例如在世仇的例子中）1减1等于0的问题。
这种计算如何实行？它为什么能把人们当作完全相同的个体来看待？莱利人的例子给出了一个提示：要把一个人变成能够交易的物品——例如让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等价，首先需要把她从她的生活环境中剥离出来；也就是说，把她从那张关系网中抽离出来，而正是那张关系网使她成为由各种人际关系汇聚而成的、独一无二的自己。因此，她就变成了一个通用的价值数量，可以进行加减，并可以作为衡量债务的一种方法。这一过程的完成，需要特定的暴力支持。要让她和紫木棒等价，甚至需要更多的暴力；而要想把她完全从生活的环境中剥离出来，沦为奴隶，则需要大量、持续、系统化的暴力。
在此，我应该清楚地说明我的意思。我使用“暴力”这个词，并不是使用它的比喻义。我并不是在谈论概念上的“暴力”，而是真正的手断骨折、皮开肉绽。这和古代希伯来人说起他们处于“奴役”中的女儿类似，希伯来人并不是在展示诗意，而是真的在谈论绳索和枷锁禁锢下的奴役。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过多地思考暴力。那些住在城市中，生活相对舒适、安全的幸运儿，要么倾向于认为暴力并不存在；要么在别人提醒他们暴力确实存在时，迅速把“外面”的世界定义为危险、野蛮之地，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即使我们自身的日常存在是由暴力或至少是暴力威胁所定义的，但上面的两种想法使我们不用去思考这一事实的严重程度（我经常说，设想一下，如果你没有有效的身份证件，却坚持要进大学的图书馆，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用去思考我们对战争、恐怖主义和暴力犯罪的重要性和严重性（或者至少是发生频率）进行怎样的夸大。在为人际关系建立框架的过程中，暴力所扮演的角色比在所谓的“传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直接——即使在许多“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对其他人实际进行的肢体伤害，也要比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少得多。在这里，有一个来自东非巴友柔（Bunyoro）王国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男人搬到了一个新的村子里。他想看看他的邻居们是怎样的人，于是，他在半夜三更假装暴打自己的妻子，想看看邻居是否会向他抗议。他并没有真的动手打他的妻子，而是在打一张山羊皮；同时他的妻子则凄惨地尖叫，仿佛丈夫要杀了她。没人来找他。第二天，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收拾行李，离开了这个村子，寻找其他的地方居住。[91]
这个故事要表达的意思很明显。在一个适合居住的村子里，邻居应该冲进他家，制止他打人，并要求知道他的妻子究竟为什么遭此毒打。争执将变成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最终将达成某种共同的解决方案。这是人们应有的生活方式。任何一个理智的男人或女人，都不想生活在一个邻里互不关心的地方。
这个故事以其特有的方式发人深省，甚至可以说很吸引人，但是我们仍然要问：如果在一个社区（甚至是故事中的男人认为适合居住的社区）里，邻居们发现是妻子在殴打丈夫，那他们将有怎样的反应呢？[92]我想人人都知道问题的答案。第一个例子将引起人们的关注，第二个例子将招致人们的嘲笑。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村民们曾经用表演讽刺喜剧的形式，嘲笑被妻子殴打的丈夫；他们甚至会让被妻子殴打的丈夫游街，丈夫倒坐在一头驴上，每个人都可以嘲笑他。[93]据我所知，在非洲，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做得如此过分。（也没有任何一个非洲社会烧死那么多女巫——当时的西欧是一个尤其残暴的地区。）但是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认为一种形式的野蛮行为至少可能合法而其他的全部非法这种假设，是两性之间建立关系的框架。[94]我想要强调的是，在上面提到的事实和一命换一命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人类学家喜欢用图表的形式来展示优先的婚姻形式。有时，这些图表是非常漂亮的。[95]
图6.1双方交表婚制的理想形式
有时，它们具有优美的简洁性，如下面蒂夫人姐妹交换的例子：[96]
图6.2蒂夫人姐妹交换的例子
如果遵从自己的欲望，人类极少把自己安排到对称的模式中，因为这种对称性会使人类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蒂夫人的例子中，阿奇亚实际上情愿如此描述：
在古老的体系中，拥有受监护人的老人，无论他多么老态龙钟，哪怕他是一个失去了手脚的麻风病人，他也总是能够娶一个年轻的新娘，没有女孩敢拒绝他。如果另一个男人被老人的受监护人吸引，那么这个人就会把自己的受监护人强行送给老人，以实现交换。那个男人的受监护人就要悲惨地背上老人的山羊皮口袋，和他一起回家。如果她跑回了自己的家，她的主人将把她抓住并殴打，然后把她带回去交给老人。老人很满意，咧嘴笑起来，露出他黑黑的臼齿。“不论你去哪儿，”老人告诉她，“你都会被带回来交给我；所以别再胡思乱想了，安心定居下来做我的妻子。”女孩烦躁不安，恨不能早一点死去。当一些女人被强迫送给老人时，她们甚至会自杀。尽管如此，蒂夫人也毫不在乎。[97]
最后一句话说明了一切。引用这句话似乎有失公平（显然，蒂夫人还是很在乎的。因为他们知道阿奇亚支持采用立法的方式废除类似行为，但他们还是选他作为首席议会代表），但是这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观点：某些暴力行为在道德层面是可以被接受的。[98]如果一个守卫殴打逃跑的受监护人，没有邻居会冲进来干涉。即使邻居真的出面干涉，他们也只是建议守卫采用更温和的手段，把她交给她的合法丈夫。正是因为女人们知道这是她们的邻居甚至父母将会采取的做法，“交换婚姻”才成为可能。
我所说的人们“从生活的环境中被剥离”，就是这个意思。
莱利人足够幸运，基本上没有受到奴隶交易的摧残；蒂夫人几乎已经坐在鲨鱼的牙齿上，他们需要竭尽全力，才能确保自己不被吃掉。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都存在将年轻女人强行从她们的家庭中剥离的机制，而正是这一做法使她们能够被交易——尽管在每个例子中，也有一条原则明确规定，一个女人只能用来交易另一个女人。极少数情况下女人能够用来交易别的东西，这些例外情况都直接诞生自战争和奴隶制度——也就是说，是在当暴力等级显著提升的时候。
当然，奴隶交易代表的暴力，程度与此完全不同，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是种族灭绝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中，能够与之相比的只有对新世界文明的毁灭，或者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也绝没有责备受害者的意思：我们只需要想象一下，如果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突然出现了一群外星生物，他们携带着无敌的军事技术、无穷的财富和与我们完全不同的道德准则，宣布他们愿意为每一个人类工人支付100万美元——那么没问题，大家都乐见其成。肯定会有一小撮不择手段的人想要利用这种形势，但也只有这些人需要外星生物来摆平了。
阿罗联盟这样的组织，代表了一项耳熟能详的策略，法西斯分子、黑手党、右翼匪徒等处处都采用了这一策略：首先，释放一个不受限制的市场暴力罪行，在这个市场中，什么都可以出售，人命变得毫不值钱；然后，他们闯进来，提议修复某种程度的秩序——尽管这是一种粗糙的秩序，丝毫不会触及之前的混乱中最能产生利益的方面。暴力被保存在法律的结构中。这样的黑手党，也几乎总是最终开始强制推行严厉的荣誉法典，使得道德准则变成偿还债务的核心内容。
如果我不是在写一本有关债务的书，我可能会反思在克洛斯河社会和巴厘岛之间存在的奇妙相似性。这两个社会都经历了艺术创造性的大爆发（克洛斯河艾克皮面具对毕加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戏剧表演的全面盛行。表演带有复杂的音乐伴奏、精妙绝伦的舞台服装和极具格调的舞蹈——一种政治秩序的替代物，表现为想象出来的壮观场景；与此同时，普通人的性命处于持续的危险状态中，走错任何一步都可能导致被贩卖为奴。这两者之间有何联系？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是没人在这里能够真正给出答案。出于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最关键的问题必然是：这种情况有多普遍？如我所说，非洲奴隶交易是前所未有的惨剧，但是商业经济把奴隶从“人性经济”中提取出来，已经有数千年之久。它是一个和文明同样古老的习俗。我想问的问题是：它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文明本身？
在这里，我并非严格地指涉奴隶制，而是讨论一种流程，它把人们逐出由彼此承诺、分享的历史和共有责任编织成的网，正是这张网使一个人能够成为他自己。把人们从这张网中剥离出来，就使得他们能够被交易——使人们有可能受到债务逻辑的控制。奴隶制度只是逻辑终点，是解开这种牵连最极端的形式。但是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其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使我们能够看到流程的全貌。进一步说，由于它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奴隶制塑造人们的基础假定和习俗所采用的方式，是我们现在感觉不到的；而它的影响，我们可能永远不愿意承认。如果我们变成了一个债务社会，是因为战争、征服和奴隶制的遗留问题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它仍然在那里，存在于人们对于荣誉、财产甚至自由最私人化的概念中。只不过我们再也看不到它在那里。
在下一章中，我将开始介绍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1]摘自Carlson,“TheRelativelyCharmedLifeofNeilBush,”TheWashingtonPost,SundayDecember28,2003,PageD01。
[2]Grierson1977:20.
[3]公平起见，Grierson后来确实指出奴隶制在货币的诞生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从未关于性别进行推断，而这是很重要的：在中世纪的冰岛（MedievalIceland），女性奴隶也可作为最大面值的货币（Williams1937）；在《梨俱吠陀》中，贵重礼物和大额支付被指定用“黄金、牛和女性奴隶”支付（Chakravarti1985:56–57）。顺便一提，我提到“年轻的”，因为在其他地方，当奴隶作为货币单位时，默认奴隶的年龄在18至20岁。一名女奴被认为和三头奶牛或六头小母牛等价。
[4]关于女奴，参见Nolan1926,Einzig1949:247–48,Gerriets1978,1981,1985,Patterson1982:168–69,Kelly1998:112–13。大多数著作仅仅提到女奴被用作记账单位，关于更早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但是，当几种不同的商品作为记账单位被使用时，可以注意到在法律条文中会包括该国最重要的出口物品和交易货币（这就是为什么在俄罗斯的法律中，单位是毛皮和银）。这意味着在文字记录出现之前，存在大量的女性奴隶交易。
[5]也可见Bender1996。
[6]我在这里借鉴了AlainTestart(2000,2001,2002)详尽的人类学调研工作。Testart总结提炼证据的工作出类拔萃，但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他的结论中也有一些相当奇怪的盲点。
[7]“尽管比喻性短语‘卖女为娼’已广为传播……实际的安排通常要么采用对家庭借款的形式，要么采用为女孩提供的服务（通常不具体指明，或与实际不符）支付预付款的形式。这些‘贷款’的利息通常是100%，并且本金可能因其他债务（生活开销、医疗费用、给官员的贿赂等）而增加，从女孩开始工作起累积”（Bishop＆Robinson1998:105）。
[8]也可见MichaelHudson［Wray引用（1999）］。但如果看一看原版的文字，就已足够清晰：“你不应垂涎邻居的房屋，你不应觊觎邻居的妻子，不应贪求他的男仆、他的女仆、他的公牛、他的驴子，不应贪求你的邻居拥有的任何一样事物。”（Exodus20:17,Deuteronomy5:21)。
[9]贝壳念珠是很好的例子：尽管它一直被美洲原住民用来与外来人进行交易，但他们似乎从未用它从同一社群的其他成员那里购买物品（参见Graeber2001:117–150）。像尤洛克人（Yurok）的贝壳钱或巴布亚人（Papuan）的某些货币等其他货币，它们除了社会效用，还被广泛作为货币使用，但是作为货币使用似乎源于其社会效用。
[10]关于“新娘价格争论”最重要的文章：Evans-Pritchard1931,Raglan1931,Gray1968,Comaroff1980,Valeri1994。Evans-Pritchard最初提议将“新娘价格”改为“新娘财富”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国家联盟在1926年把这一行为认定是奴隶制的一种形式，并宣布其非法（Guyer1994）。
[11]关于蒂夫人的亲属关系和经济：Duggan1932;Abraham1933;Downes1933;Akiga1939;L.Bohannan1952;P.Bohannan1955,1957,1959;P.＆L.Bohannan1953,1968,Tseayo1975;Keil1979。
[12]针对为什么这种情况可以发生，AkigaSai1939:106进行了优秀的分析。如想了解后来在地区层面开展的比较性重新分析，参见Fardon1984,1985。
[13]根据PaulBohannan的说法：“一个男性和他妻子的监护人之间债务的kem关系绝不会中止，因为kem是永恒的，债务永远不可能被付清。”（1957：73）这段论述的其他内容来自Akiga(1939:126–127)。
[14]Rospabé1993:35.
[15]Evans-Pritchard1940:153.
[16]正如人种学家所言：“他们接受牛，是为了给予他荣耀，而不是因为他们准备用牛抵换死去亲戚的性命。”（1940:153）
[17]Opcit154–155.
[18]Morgan1851:332。Morgan是训练有素的律师，他在这里使用的是技术性名词“宥恕”（condonation），其在《牛津英语词典》（OxfordEnglishDictionary）中的定义是“对冒犯自愿的忽视”。
[19]Morgan1851:333.。底线是一个男人5英寻（译者注：1英寻约为1.83米），一个女人10英寻，但其他因素有可能影响需要的长度（T.Smith1983:236;Morgan1851:331–34;Parker1926）。关于“哀悼之战”，参见Richter1983；“把他的名字放在垫子上”这一表述，来自Fenton1978:315。顺便指出，我在这里假设是一个男性死亡，因为这是原始资料中的例子。对于自然死亡的女性，尚不清楚做法是否相同。
[20]Evans-Pritchard1940:155,1951:109–11;Howell1954:71–80,Gough1971,Hutchinson1996:62,175–76.
[21]Rospabe1995:47–48，引用Peters1947。
[22]关于哀悼之战：Richter1983。有趣的是，在南比克瓦拉人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我在第三章中指出，以物易物后举行的宴会将导致引诱和嫉妒性杀人；Levi-Strauss补充，解决此类杀人事件的一般方式是凶手迎娶被害人的妻子，收养他的孩子，因此凶手实际上变成了他所杀害的那个人（1943:123）。
[23]比属刚果，昔日非洲中西部的比利时殖民地，1960年独立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后更名为扎伊尔共和国。——编者注
[24]但人们确实使用它们向其他村庄的专业人士支付委托金，委托其制作特定的精美手工品（比如乐器）。
[25]Douglas1958:112，也见于1982:43。
[26]Douglas(1963:58)估计，一个成功男人至少要支付花费300份棕梠树叶制作的布料，并且到他在社会意义上完全成熟之时，他还要送出至少300份作为礼物。
[27]正如人类学家经常指出的那样，一个人通过母系分支追寻血缘的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女性自身拥有很大的权力。它能够说明这一点：过去，在伊洛奎斯人中情况的确如此；而现在，在米南卡保人（Minangkabau）中同样如此。但是这并非一定会发生。
[28]Douglas1963:144–45，采用了1960：3–4。
[29]实际上，她是保守的天主教徒和保守党党员（Tory），她倾向于对自由派的关注点采取蔑视态度。
[30]仿佛要把这一点做实，男人真的会因为养育女孩儿而被认为拥有一笔命债（Douglas1963:115）——这笔债只能通过他带走自己的一个外孙女做抵押人才能偿还。要使这种情况成立，只能基于我们承认的这样一条原则：只有男人才能拥有命债，因此，对于女人来说，孕育生命被认定要免费赠予。男人可以成为抵押人，也确实有许多人是抵押人，但是他们永远不会被交易。
[31]Douglas1966:150.
[32]关于“村庄之妻”，特别参见Douglas1951，也可见1963:128-40。
[33]Douglas1963:76；与1951:11对比。作者很明显只是在简单地复述为她提供消息的人对这一习俗的解释：莱利人并不是“必须”做这样的安排。事实上，大部分非洲社会群体都不会这样做。
[34]有些“村庄之妻”是真正的公主，因为酋长的女儿们总是选择以这种方式与某一年龄段的人结婚。酋长的女儿们被允许随自己的心意与任何人性交，不分年龄段，并且也有权拒绝性交，而普通的“村庄之妻”没有这一权利。这种类型的公主很罕见：整个莱利人的领土里只有三名酋长。另外，道格拉斯估计变成“村庄之妻”的莱利女性的数量，大约是10%（1951）。
[35]例如：1960：4，1963:145–46,168–73,1964:303。显然，有时男人能给女人施加很强的肢体压力，这种情况至少在其他所有人都认可他有这样做的权利时会发生，但是即使在这里，道格拉斯强调大多数女人也有大量的操纵空间。
[36]关于平和，特别参见1963:70-71。
[37]1963：170.
[38]1963：171.
[39]奴隶的成本：1963:36,1982:46–47.
[40]不过，部分原因在于男性奴隶的核心目的是在重要男性的葬礼上陪葬（1963:36）。
[41]参见Graeber2001，第四章。最显著的例外似乎是努尔人的牛货币，以及类似的田园人口。但即使这些也可能是同一类人的装饰。
[42]AkigaSai1939:121,158–60.
[43]当蒂夫人通过抢夺践行婚姻时也是如此：AkigaSai(1939:137–41)。
[44]这里，我主要依赖PaulBohannan(1955,1959)进行的经典“交换领域”的分析。Dorward(1976)和Guyer(2004:27–31)对这一分析进行了补充。
[45]也可见AkigaSai1939:241;P.Bohannan1955:66,P.＆L.Bohannnan1968:233,235。一般的魅力：在AkigaSai1939:236中的东方，Downes1971:29。
[46]参见Abraham1933:26;AkigaSai1939:246;P.Bohannan1958:3;Downes1971:27。
[47]关于女巫：P.Bohannan1957:187–88,1958;Downes1971:32–25。关于人肉债（或ikipindi）：Abraham1933:81–84;Downes1971:36–40。
[48]AkigaSai1939:257.
[49]AkigaSai1939:260.
[50]这里采用Wilson1951。
[51]PaulBohannan(1958:4)给出了相似但不完全一样的论述。
[52]蒂夫人的迁移故事（见Abraham1933:17–26;Akiga＆Bohannan1954;P.Bohannan1954）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但是它们很容易按这种方式被解读。Akiga的故事（1939:137）讲述了蒂夫移民在他们女人的身体上画上像溃烂伤口一样的图案，使袭击者不会把她们带走，该故事的提示性尤为明显。尽管蒂夫人没有政府，但是他们确实拥有以高效著称的战争组织，正如Abrahams所说（1933:19），他们通过干涉自己分别与富拉尼人（Fulani）和朱昆人（Jukun）的战争，成功使得富拉尼人和朱昆人彼此敌对。
[53]这些袭击中有一部分并非完全失败。附近的朱昆王国在18世纪曾经几次尝试吞并蒂夫人，但最后都失败了。有一阵，朱昆王国似乎将蒂夫人俘虏卖给海滨的奴隶商人（Abraham1933:19;Curtin1965:255,298;Latham1973:29;Tambo1976:201–3）。有一点无疑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许多蒂夫人在20世纪30年代坚称朱昆人会吃人。另外，姆巴萨维“组织”的起源储存在某些特定的主要头衔里，最终当蒂夫人和朱昆人恢复友好关系后，蒂夫人从朱昆人那里获得了此类头衔（Abraham1933:33–35）。
[54]Jones1958;Latham1971;Northrup1978:157–64;Herbert2003:196.14世纪40年代，著名的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我们在第二章信德王的法庭上已经遇到过他）看到人们在不远处的尼日尔（Niger）区域用它们充当货币。
[55]Herbert(2003:181)估计，在1699年至1865年，欧洲人将20000吨英国黄铜和纯铜进口到非洲。这些金属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奇德尔（Cheadle）和伯明翰（Birmingham）生产，绝大部分都用来交易奴隶。
[56]我给出这一数字所依据的事实是，在那些年间，已知有152076个奴隶自整个比夫拉湾出口（Eltis,Behrent,Richardson＆Klein2000）。老卡拉巴尔（OldCalabar）的奴隶交易从1650年持续到1841年，在这段时间内，这一港口在整个海湾区域的规模最大，而整个海湾的出口数量在巅峰期占全非洲的比例大概是20%（Lovejoy＆Richardson1999:337）。
[57]Sheridan1958,Price1980,1989,1991.
[58]更大的念珠。
[59]Talbot1926I:185–186中是barbot。
[60]Inkori(1982)说明，在18世纪晚期，停泊在老卡拉巴尔的英国船只，每艘船上平均携带400支步枪。在1757年和1806年之间，进口到卡拉巴尔——喀麦隆地区的总数为22986支。但是，朗姆酒和其他烈酒的进口量极少。
[61]尤其在早年间，常用的解决方法是商人们驾驶满载货物的独木舟来到村庄市场，用货物交换奴隶。他们如果仍有配额，就会等到夜幕降临，然后袭击河边的房屋，抓走任何能找到的人（参见Northrup1978:66中的Clarkson，也在Noah1990:94中引用）。
[62]在重现一种形式如何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历史一事，已有的学术文献帮助不大，因为这些著作只是把抵押权要么当作亲属关系事务（例如，Douglas1964,Fardon1985,1986），要么当作商业事务（例如Falola＆Lovejoy1994），但从不对二者进行比较。结果，许多基础问题都没有被提出。例如，Falola和Lovejoy指出抵押人的劳动相当于利息，但是对于施行抵押权的非洲地区是否存在有息贷款，书中没有提供任何信息。
[63]这种形式的抵押权必然从类似莱利人的体制演化而来，这一点是很清晰的。大多数规则都一样：例如，如果莱利女孩被抵押，当她成年后，债主通常都有选择与她结婚的权利，从而抵销债务。
[64]Lovejoy＆Richardson1999:349–51;2001.
[65]Equiano1789:6–13.
[66]其他还包括阿库纳库纳人和埃菲克人（Efik），他们就扎根在卡拉巴尔。阿罗人（Aro）讲伊格博语（Igbo），这一区域由讲伊格博语和讲伊比比奥语（Ibibio）的人组成。
[67]关于阿罗人的一般介绍，参见Jones1939;Ottenberg1958;Afigbo1971;Ekejiuba1972;Isichei1976;Northrup1978;Dike＆Ekejiuba1990;Nwauwa1991。
[68]DikeandEkejiuba(1990:150)估计，经由比夫拉湾卖到欧洲的奴隶中，70%是阿罗人。剩下的大多来自其他重商体制的社会。
[69]一位20世纪的老者回忆：“通奸的女人会被她的丈夫卖掉，钱归丈夫所有。小偷被卖掉，钱归做出决定的年长者们所有。”（Northrup1978:69）
[70]Northrup1978:73.
[71]关于卡拉巴尔将艾克皮作为债务执行的论述：Jones1968,Latham1973:35–41,Lovejoy＆Richardson1999:347–49。关于艾克皮扩散到阿罗楚库及整个地区：Ruel1969:250–258,Northrup1978:109–110,Nwaka1978,Ottenberg＆Knudson1985。Nwaka(1978:188)写道：“艾克皮组织在克洛斯河区域扩散最广，构成了当地政府的基础。在它运转的区域内，它行使执行和审判职能。通过其成员的代理，对冒犯公众的人的惩罚得以执行，习俗得以推行，长者的权威得以维持。艾克皮法律在清扫城镇和街道、回收债务、其他公众福利等事务上，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大多数团体成员的生活。”
[72]Latham1963:38.
[73]摘自Walker1875:120。
[74]Ottenberg＆Ottenberg1962:124.
[75]Partridge1905:72.
[76]如果一个人想拥有抵押人，他就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旁边的村庄随便掳走一个孩子，因为父母会迅速找到自己的孩子。
[77]来自Lovejoy＆Richardson2001:74。要了解加纳（Ghana）的类似例子，参见Getz2003:85。
[78]引人注目的是，AkigaSai(1939:379–80)坚称，在蒂夫人中，这是奴隶制的起源：当有人拒绝偿还债务时，蒂夫人从其所在的家系中抓走人质。他说，如果此时债务人仍然拒绝还债，他们就把人质囚禁一段时间，之后最终在其他地区把人质卖掉。“这就是奴隶制的起源。”
[79]Harris1972:128也这么介绍克罗斯河的另一个地区易科姆（Ikom）：卡拉巴尔最主要的奴隶来源之一。她指出，当抵押人的母亲和父亲家族出面干预，想要阻止他们的其他亲属再被出售时，债务人一般有义务自己变成抵押人，结果是他们最终变成奴隶，被送到卡拉巴尔。
[80]我们不知道具体比例。埃约王二世（KingEyoII）告诉一位英国传教士，奴隶“被卖掉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些是战俘，有些是因为债务，有些是因为违犯了国家的法律，有些是因为被位高权重的人记恨”。（Noah1990:95）。这说明债务并非无关紧要，尤其是如PierLarson(2000:18)所说，那时所有的资料都列举了“战争”，因为这是最合理的。与Northrup(1978:76–80)进行比较。
[81]Reid1983:8.
[82]如前引述。
[83]Reid1983:10.
[84]Vickers(1996)提供了巴厘岛（Bali）在北大西洋的人们想象中的形象演变的精彩历史，从“野蛮的巴厘岛”变成人间天堂。
[85]Geertz＆Geertz1975;Boon1977:121–24。Belo（1936:26）引用了20世纪20年代提供信息的人的说法，他们坚称通过抢夺形成的婚姻是最近出现的，起源是一群年轻男人到敌对的村庄去偷女性，并且经常要求女性的父亲付钱将她赎回。
[86]Boon1977:74.
[87]Covarrubias(1937:12)指出，早在公元1619年，留尼旺岛上的奴隶市场对巴厘岛女性的需求极大。
[88]Boon1977:28,vanderKraan1983,Wiener1995:27.
[89]Vickers1996:61。考虑到这些因素，我需要说关于巴厘岛的人类学文献可能都要重新考量。这些文献中最有名的是CliffordGeertz's的知名论文，论述巴厘岛斗鸡是一场“大戏”（1973），在这里，巴厘人将释放内在的魔鬼，讲述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或者他关于前殖民时期政府是“剧院国家”的概念（1980），政治的中心围绕着聚集资源以创造出壮观的仪式。这些文献中有一个奇怪的盲点。甚至Boon在讲述完上面引用的关于男人把他们的女儿藏起来的那段话之后，在下一页（1977:75）继续指出，政府的“主体”其实只是一群“为仪式而被少量征税的观众”，仿佛一个人的孩子有可能被强奸、谋杀和奴役并不重要，或者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含义。
[90]LouisDumont论述，唯一真正平等的社会体制是现代社会，即使现代社会也只是默认如此：因为他们的最终价值是个人主义，而且因为每个个体的价值取决于他或她有多么特别，并无依据支持任何人拥有高人一等的本质这一说法。文中这些内容的含义，部分而言，是对这一论述的批判。即使不存在任何“西方个人主义”的教条，它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个人主义”的整个概念需要被严肃地重新考量。
[91]Beattie1960:61.
[92]许多传统社会政体的确会对毒打妻子的男人实施惩罚。但是，假设还是有些这样的行为是意料之中的。
[93]关于大吵闹（charivari），可参见Davis1975,Darnton1984。KeithTho-mas(1972:630)在介绍当时的英格兰村庄时，引用了这个特别的尼约罗（Nyoro）故事。他介绍了一整个系列的社会制裁，比如把“村庄中爱责骂的人”浸泡在水里，这些制裁行为似乎全都以暴力控制女性为目的。但奇怪的是，他宣称大吵闹是针对殴打妻子的男性，而实际上其他所有文献都持相反的观点。
[94]并非全都如此。可以引用同时期的伊洛奎斯社会作为例子：在诸多层面上，它都是母系社会，特别是在每天的家庭生活层面，并且女人并不会被交易。
[95]摘录自Trawick2000:185,figure11。
[96]图表基于P.Bohannan1957:87被重新绘制。
[97]AkigaSai1939:161.
[98]莱利人也是如此。MaryDouglas(1963:131)指出，如果“村庄之妻”拒绝工作或性交，那么可以对她进行鞭打，但这并不是对她身份的反映，因为与一个男人结婚的莱利人妻子也存在同样的情形。 |
05经济关系中的道德基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5经济关系中的道德基础
↘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债务
↘共产主义
↘交换：礼物经济
↘阶层
↘道德模式的转换
↘债务：尚未完成的交换
为了讲述债务的历史，我们有必要重现市场的语言在人类生活中逐渐遍及的全过程——正好也可以给那些明显反对这一观点的道德和宗教声音上一课，教给他们术语的正确使用方法。我们已经看到，吠陀和基督教教义最终都归结为同样奇怪的举措：首先将全部道德准则描述成债务，但是接下来，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却表明道德准则并不能真的被简化成债务。道德准则，一定植根于其他一些东西。[1]
但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传统宗教偏向宽泛的、属于宇宙哲学范畴的答案：债务道德的替代品，存在于对宇宙连续性的认识中；存在于预计宇宙将要毁灭时，对生命的盼望中；存在于对虔诚信仰的完全顺服中；存在于退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退路中。我自己的目标要审慎得多，所以我将采用与之完全相反的方法。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理解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基础，或由此延伸出来的道德基础，那么对我来说，我们似乎必须从非常小的事情入手：社会生活的日常细节，我们对待朋友、敌人和孩子的方式（通常都是些再普通不过的动作，例如递来盐罐、要支雪茄），我们绝对不会停下来思考这些动作背后的含义。人类学家已经向我们展示人类照料自己所采用的方式的数量之多、差别之大。但同时还揭示出一些不同寻常的共性——似乎无处不在的道德原则。只要人们相互之间转让物品，或争论谁拥有哪些物品，就一定会提及道德原则。
相应地，人类生活如此复杂的原因，就在于许多原则之间是相互冲突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原则将把我们推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交换的道德逻辑，还有债务，都只是其中之一。在任意一种既定的情况下，可能都会有完全不同的原则被拿出来应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章中讨论的道德困惑其实并不新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张力正是道德思维的基础。
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债务
那么，为了真正弄清楚债务的意义，就有必要首先了解债务和其他可能存在于人们中间的责任有什么区别——相应地，这就意味着弄清楚其他责任究竟是什么。但是，这样做将会带来特殊的难题。包括经济学和人类学在内的当代社会理论，在这方面能够提供的帮助少得简直令人无法相信。例如，有一部论述礼物的人类学巨著，即使在论述和市场经济的运转方式完全不同的“礼物经济”时，这部书也用了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于1925年发表的论文作为切入点——但是最后，几乎整部著作都把焦点放在礼物的交换上。它假设，不论何时，只要一个人送出了一份礼物，这一行为就将导致产生一笔债务，接收礼物的人最终也必须用实物来回报。和伟大的宗教例子类似，对于那些明确反对市场的人，市场的逻辑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渗透进他们的思维。因此，我准备在这里创建一个基本上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全新理论。
部分问题在于，经济学目前在社会科学中占据着不同寻常的地位。在许多方面，经济学都被看作一门重要的学科。在美国，对于任何掌管着重要东西的人，大家都认定他们应该接受过一些经济学理论的培训，或者认为他们至少熟悉经济学最基本的原则。于是，那些原则开始被看作人们一致认可的知识，这一点毋庸置疑。［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的是被一致认可的知识时，那么如果有人对他提出质疑，他的第一反应则是忽略那些质疑——“你显然从来没听说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很明显，你需要学习一下《经济学101》这门课”。很明显，理论是正确的，任何懂得这个理论的人，不可能对其提出怀疑。］更有甚者，那些声称具有很高的“科学地位”的社会理论分支（例如“理性选择理论”），它们最初对人类心理的假设和经济学家的做法完全相同：看待人类的最佳方式就是把他们看作计算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可能获得最大利益的行动者，以最少的牺牲或投资换来最大的利润、快乐或幸福。我对此很好奇，因为实验心理学家已经反复证明，这些假设是错误的。[2]
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有人希望创建一种根植于更广泛地看待人性的观点、关于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论——坚持认为道德生活并不只是为了给彼此之间带来利益，驱动它的最主要因素是公正的感觉。这里，核心的概念是“互惠性”，平等的感觉、均衡的感觉、公平的感觉、相等的感觉，它们组成了一个天平，包含在正义的画面中。经济交易，只是均衡交换原则的一个变种——而且这个变种臭名昭著，总是容易出错。但是如果仔细地研究这些问题，就会发现，所有的人类关系的基础都是互惠性的某些变种。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对于这种观点，存在着一种时髦的看法。这一看法当时被称为“交换理论”的外衣所伪装，发展出了无数的变种，从美国的乔治·霍曼斯（GeorgeHomans）提出的“社会交换理论”，到法国的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提出的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当时的地位相当于人类学界的知识上帝，他提出了一个非凡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生活可以看作由三个球组成：语言（由词语的交换组成）、亲属关系（由女人的交换组成）和经济（由物品的交换组成）。他说，这三个球都由同样的基础规则支配，那就是互惠性。[3]
列维–斯特劳斯现在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而我们回头审视他的极端观点时，也会发现其似乎有荒唐的一面。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全新理论，想要取代以前的一切；相反，其采用的假设可以退居到背景之中。几乎所有人都仍然假设，从社会生活最根本的性质来看，它的基础是互惠性原则，因此，把所有的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都看作某种形式的交换，才能最好地理解这些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债务就真的是所有道德的根基，因为它是在有些均衡仍然没有得到修复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
但是，所有的正义真的都能用互惠性来概括吗？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些互惠性的形式，看起来并不公正。“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看起来似乎是伦理学的完美基础，但是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并不会唤起正义，只能带来恶意的暴行。[4]“礼尚往来”是令人愉快的，但是“你关照我，我也会关照你”就是政治腐败的隐晦表达。相反，似乎明显符合道德要求却和互惠性无关的关系也是存在的。母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被使用最频繁的例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父母身上首先学到的，是正义感和道德感。但是，想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互惠的，极为困难。难道我们真的希望因此得出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的不是道德关系的结论吗？难道这种关系和公正毫不相干？
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艾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一本关于债务的书，也以相似的悖论为起点：
加拿大的自然作家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ErnestThompsonSeton）在自己21岁生日时，收到了一张账单。这是一份保存在他父亲那里的记录，上面详细记载了欧内斯特青少年时期所有的相关花费，包括为他接生的医生所收的费用。更加奇怪的是，据说欧内斯特支付了账单的金额。我曾认为老西顿先生是个傻瓜，但是现在我动摇了。[5]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会动摇。这样的行为看上去是可恶的、没有人性的。难怪西顿会有那样的做法：他支付了账单，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和他的父亲说过一句话。[6]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递上账单的举动如此令人震惊的原因。账目两清，就意味着双方能够对彼此不管不顾。他的父亲递上账单，表明他们之间将马上不再有任何瓜葛。
换句话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够想象自己欠父母怎样的一笔债，但几乎没人会想真的偿还它——甚至没人会想这样的债务应该偿还。如果它不能被偿还，那它还怎么能被称为“债务”呢？如果它不是债务，它又是什么？
当期望互惠性的想法破灭以后，我们明显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来寻找替代物。例如，19世纪旅行家的记录，记载的满是类似的情况。在非洲一些地方工作的传教士，在给当地的居民分发药物后，会被人们的反应所震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刚果的一位英国传教士身上：
在抵达瓦瑙（Vana）后的一两天，我们发现一个本地人患有严重的肺炎。库默为他治疗，用浓稠的鸡汤维持他的生命。因为这个人就住在我们的营地旁，所以我们给予了他大量的护理和照顾。当我们准备离开瓦瑙，继续上路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痊愈。让我们震惊的是，他走到我们面前，要求我们送他一份礼物。当我们拒绝他的要求以后，他的行为令我们更加震惊，甚至有些反感。我们说，要送礼物的人应该是他，因为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感激之情。他对我们说：“真是没错！你们这些白人毫无廉耻心！”[7]
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法国哲学家卢西安·莱维–布吕尔（LucienLevy-Bruhl）试图证明“当地人”奉行的是一套形式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他收集了许多类似的故事：例如，有一个溺水者在获救后，反而要求救他的人送给他上好的衣服；另一个人被老虎袭击，在被人照顾恢复了健康以后，要求照顾他的人送给他一把刀。一位在中非工作的法国传教士，声称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在他身上：
如果你救了一个人的性命，那么不久以后这个人就会上门拜访你。你现在对他负有责任，除非你送给他一些礼物，否则他将一直缠着你。[8]
当然，拯救生命总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壮举。任何与诞生和死亡相关的事情，几乎全都不得不参与到无限之中，由此导致日常生活中衡量道德的方法偏离正轨。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类似的故事在美国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好几次别人告诉我，在因纽特人（或者是佛教徒，但奇怪的是从来不会是非洲人）之间，如果一个人救了另一个人的性命，那么施救一方就被认为有责任永远照顾被救方。这和我们关于互惠性的认知相抵触。但是，不知为什么，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在故事中出现的病人们真实的思维方式，我们没办法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怀着怎样的期望（例如，他们怎样与医生保持正常的互动关系）。但是我们可以对此进行猜测。让我们尝试进行一个思维实验。想象我们来到这么一个地方，如果一个人救了另一个人的性命，那么这两个人之间就形成了兄弟般的关系。双方都应该分享拥有的一切，向对方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如果是这样，那么病人当然会注意到，他新的兄弟看起来极为富有，几乎不需要任何东西；但是传教士能够提供的许多东西，病人自己都需要。
让我们换一个场景（也是更现实的），想象我们面对的并不是极端平等的关系，而是完全相反的关系。在非洲的许多地方，有能力实施治疗的人，同时也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从前的病人构成了他庞大的客户团。因此，一个自称是追随者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声称自己对他有政治忠心。在这个例子中，使得事情变复杂的因素就是在这一部分非洲的土地上，伟大人物的追随者在讨价还价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出色的忠实追随者一般不会主动上门；重要人物通常会对追随者非常慷慨，以防止他们投奔对手的阵营。如果是这样，一件衬衫或一把刀的要求，就是向传教士确认他是否希望把那个人作为追随者留在身边。相对地，如果病人为所获得的治疗付钱，和西顿对他父亲的态度类似，这种行为是一种侮辱：意思是，尽管传教士救了我的性命，但是我希望能尽快划清和传教士的界限，彼此不再有任何瓜葛。
这是一个思维实验，因为我们无法真正知道非洲病人的想法。关键在于，这种形式的完全平等和完全不平等，在这个世界中确实存在，而且每一个都有其道德体系，每一个对于任意一种情况下的对与错都有自身的思考和论证方式。这些道德原则和针锋相对的交换下的道德有本质的区别。在这一章余下的内容中，我将提供一个粗略的方法，来找到最主要的可能性。这个方法就是：提出三个主要的道德原则，作为经济关系形成的基础。在任意一个人类社会中，这三个原则都会出现，我称之为：共产主义、交换、阶层。
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任何一种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原则的人类关系。
我承认，这里的用法有一点煽动性。“共产主义”这个词，能够激发起强大的情感反应——当然，主要是因为我们倾向于用“共产主义”的体制来定义它。这很有讽刺意味，因为统治过苏联及其附属国的共产党，从不把自己的体系描述为“共产主义”，他们称自己的体系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遥远的、有些模糊的人类理想，通常伴随着国家的消失，只能在遥远的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上实现。
一直以来，我们对共产主义的认知都被一个谬论所主导。很久以前，人类所有的东西都是共有的——在伊甸园里、在神农时代、在旧石器时代狩猎人的部落中。然后人类堕落了，因此现在权利和私有财产的分配方式就是对人类的诅咒。人类的梦想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整体的繁荣，在社会变革或政党领导的作用下，有一天人们最终能让一切回到原点，重新回到对集体资源的共同所有和共同管理的状态。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对于这一梦想的可行性，以及它的实现究竟是福音还是噩梦，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双方对于共产主义最基础的框架的认识是一致的：共产主义的核心是集体财产，“原始共产主义”在很久以前确实存在过，也许在未来的某天它将再次归来。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神话共产主义”（或者甚至叫作“史诗共产主义”），它是一个我们愿意对自己讲述的故事。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这个故事鼓舞了千百万人，但是它也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想，现在正是把整个争论搁置在一边的时候。事实上，“共产主义”并非神奇的乌托邦，它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现在存在的一种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存在于任意一种人类社会形态中，尽管其中没有一种社会形态是完全按照共产主义的描述构成的，而且也很难想象这样的社会能够切实地存在。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表现得像是共产主义者，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坚持像共产主义者一样行事。一个社会的形成完全依赖单一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建立，这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存在。但是所有的社会体系，都是在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基石上建立的，即使如资本主义一样的经济体系也不例外。
如我所说，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原则出发，我们就能够跳过私有权的问题（无论如何，它的内涵都不只限于其正式的合法性），专注于更加直接和实际的问题——在何种条件下，什么人能够获得什么东西。[9]一旦它成为实际发挥作用的原则，即使它仅仅作用于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
如果人们在合作完成某个共同的项目，那么几乎所有人都遵守这一原则。[10]如果某个人在修理损坏的水管时说：“把扳手递给我。”一般而言，他的同事并不会这么回答：“那我能得到什么回报呢？”即使他们在为埃克森美孚、汉堡王或高盛工作，这样的情景也不会出现。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真够讽刺的，想一想传统的观念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干不好活儿”）：如果你真的希望做完某件事，很显然，最有效率的做法就是按照能力分配任务，然后给予人们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一切资源。[11]你甚至可能会说，大多数资本主义公司，都是按照共产主义的方式来运转的，这对资本主义来说真是一个丑闻。没错，他们并不打算以非常民主的方式来运转。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体系是按照军事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来构建的。但是这里常常会存在一种有趣的紧张状态，因为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并不高效：上层的人经常提出愚蠢的主意，下层的人则心存怨恨，拖沓敷衍。即兴行事的需求越强，组织的构成就越民主。投资者一直非常明白这一点，刚起步的资本家很快就会理解这一点，而计算机工程师近些年再次发现了这一原则：它不仅限于每个人都在谈论的免费软件等东西，甚至存在于他们的公司中。
这可能也是当人们意识到巨大灾难（洪水、断电或经济崩溃）临近的时候，倾向于表现出行为一致的原因，他们的表现类似于共产主义。不管等级和市场的形式多么简洁，在这一刻，对于人们来说，它们就像是无力购买的奢侈品。任何经历过这样的事件而活下来的人，都能讲一讲自己的特质。通过这种方式，陌生人变成了兄弟姐妹，人类社会似乎获得了重生。这很重要，因为它表明我们不仅仅是在简单地谈论合作。事实上，共产主义是所有人类社交性的基础。正是由于共产主义，社会才得以存在。有一种假设认为，任何人，只要他不是敌人，就会希望“各尽所能”这一原则适用，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例如，有一个人想要知道如何去某个地方，而其他人知道该如何前往。
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并没有考虑例外情况的存在，所以例外情况都是自我显露出来的。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E.E.伊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对苏丹南部的尼罗河牧民——努尔人进行了研究，当他意识到有人故意给他指错路的时候，他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有一次，我向人询问如何前往一个地方，结果被有意地欺骗了。我带着懊恼返回营地，问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错误的路。其中一个人回答：“你是一个外国人，为什么我们要告诉你正确的路？即使是一个陌生的努尔人问路，我们也会告诉他，‘沿着刚才的路继续往前走’，但是我们不会告诉他那条路是分岔的。我们为什么要把正确的路告诉他？但是你现在是我们营地的一名成员，而且你对孩子们很友好，所以今后我们会告诉你正确的路。”[12]
努尔人会不停地卷入世仇争斗之中，任何人都可能是敌人，敌人来到这里可能希望找到一个适合发起袭击的位置，把有用的信息提供给这样的人是不明智的。更何况伊文斯–普里查德自己的情况也明显与此有关，因为他是英国政府的使者——在人们被强迫搬到这个营地定居之前，正是英国政府派遣了皇家空军用机枪扫射和投掷炸弹攻击营地的定居者们。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们对待伊文斯–普里查德的方式已经算是非常大度了。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需要发生某种程度的事件（对生命和肉体的直接威胁、对人群的猛烈轰炸），才会导致人们考虑不告诉陌生人正确的方向。[13]
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问路。交谈是一个尤其倾向于共产主义的领域。谎言、侮辱、奚落及其他形式的言语攻击是重要的——但是这种攻击传达的力量，大部分都来自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假设，即人们平时的行为举止是另外一番情景：只有当一个人认为别人平时会顾及自己感受的时候，他才会因这个人的侮辱言语而受到伤害；如果一个人平时在别人眼里的形象就是谎话连篇，那么他是不可能再撒谎欺骗别人的。当我们希望断绝和某人友好的关系时，我们会选择再也不和他说话。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些细微的举止上，例如向别人借火，甚至向别人要一支烟。向陌生人要一支烟，比向他索要等价的现金甚至食物更合情理。事实上，如果一个人被别人认为是烟友，那么别人将很难拒绝他要一支烟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一根火柴、一份信息、摁住按钮保持电梯门开启），你可能会说“各尽所能”的成分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想都不想就会照做。相反地，如果别人（甚至陌生人）的需求特别惊人或极端，同样的情况也成立：例如，如果一个小孩跌落到地铁轨道上，我们会假设任何一个有能力帮助她离开铁轨的人，都会这样做。
我将把这称为“底线共产主义”：除非人们认定对方是敌人，否则如果人们意识到需求足够大，或者成本足够合理，那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理就将被应用。当然，不同的社会应用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在庞大的、人情淡漠的城市社会中，这样的标准可能仅限于借火或问路。也许这看起来并不多，但是它却建立了更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在更小的、人情不那么淡漠的社会（尤其是那些阶级还没分化的社会）中，同样的逻辑可能会延伸得更远。例如，通常很难拒绝的请求不仅限于要一支烟，索要食物的请求也一样——有时请求甚至来自陌生人。当然，提出请求的人都被认可是属于社会的一分子。伊文斯–普里查德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在问路时遇到的困难，然后他提到，在面对某个已经被接纳成为营地成员的人的时候，同样是这些努尔人，他们发现自己基本不可能拒绝这个人索取几乎任意一种共有消费品的请求，因此如果有人拥有多余的谷物、烟草、工具或农业工具，一旦被别人知道，他们积累的物品几乎立即就会消失。[14]但是这种大方的分享和慷慨的基础，不会扩展到每一件东西上。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一般免费共享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努尔人财富的真正表现形式是牲口。没人会免费共享自己的牲口。事实上，年轻的努尔男人们认识到，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牲口。基于同样的理由，牲口不能进行买卖。
分享食物的责任，或者任何被认为是基础需求的东西，在一个社会成员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关系的社会中，倾向于变成日常道德的基础。另一位人类学家奥德烈·理查兹曾经写道，本巴人（Bemba）给孩子们一个橘子或别的东西后，如果孩子没有立即提出要和朋友们分享，那么那位“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满不在乎”的母亲将狠狠地责骂自己的孩子。[15]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说法应该变为“在任何社会中”），分享本身也是生命乐趣的一个最重要的焦点。因此，不论在收成好的年景还是收成差的年景，分享的需求都是非常急迫的。早期传教士在描述北美原住民时，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无比钦佩地提到他们在饥荒年景里的慷慨大方，并且对完全陌生的人也是如此。[16]慷慨——经常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人——几乎总是包括肃然起敬的陈述。同时，
他们在捕鱼、打猎和交易归来的路上，交换各种礼物。如果他们得到某些特别好的东西，或者甚至是他们买来的或是别人直接给他们的，他们就会请全村的人参加宴会。他们对各种各样陌生人的好客态度，令人印象深刻。[17]
宴会组织得越精心，你在宴会上就越有可能见到把某些东西（例如食物和饮品）的无偿分享和另一些东西的精心分配相结合的情景。例如，奖励用的肉不论来自比赛还是献祭，通常都会根据设计复杂的条款或同等复杂的礼物交换机制来分配。礼物的馈赠与收取，通常都明显带有类似比赛的性质，一般是实际的比赛、竞技、盛会和表演的延续，而这些通常也代表宴会的受欢迎程度。而对于社会整体来说，分享的欢宴能够被看作某种共产主义的基础，其他所有事情都建筑其上。对于“分享并不仅仅关乎道德，更关乎快乐”这一观点，它也起到了辅助的强调作用。个体的快乐总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令人愉快的活动几乎总是包含分享某些东西：音乐、食物、酒精、毒品、流言、戏剧、床铺。对于绝大多数我们认为有趣的东西，其根源都存在某种共产主义的概念。
确定一个人是否处在共产主义的关系中的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在这段关系中，不能包含记账的行为。而且还不仅如此，即使仅仅考虑一下记账这种想法，都会被认为是无礼或者奇怪的举动。例如，属于长屋同盟（LeagueoftheHodenosaunee）或者伊洛奎斯人的每一个村镇、氏族或国家，都被分成两部分。[18]这是普遍的形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亚马孙古陆、美拉尼西亚）也存在类似的约定，即一方的成员只能与来自另一方的成员结婚，或者只能吃产自另一方的食物。这样的设计，明确地使得双方都依赖彼此才能生活下去。在6个伊洛奎斯民族中，每一个民族都会安葬其他民族的死者。没有什么比这种情景更荒唐——一方抱怨道：“去年，我们安葬了5个你们的死人，而你们只安葬了2个我们的死人。”
底线共产主义可能被看作构成人类社交性的原料，是对于人类最终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认知，而这种依存关系是社会和平的本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低的底线并不够。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总是和某些人更加契合，而某些习俗的基础，正是齐心协力和相互帮助。在这些习俗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我们爱的人，而母亲正是无私的爱的化身。其他的还包括近亲、夫妻、情人、最好的朋友。我们和这些人分享一切，或者至少我们知道在自己需要帮助时，可以向这些人求助。无论在什么地方，这都是真正的朋友的定义。这样的友谊可以通过一种仪式来正式确立，然后仪式的参与者将被称为“过命之交”或“结拜兄弟”，不能拒绝彼此之间的任何要求。于是，任何社会都能被看作和“个人主义共产主义”（人们之间的一对一的关系，尽管强度和程度有差异，但这种关系运转的基础都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有交集。[19]
同样的逻辑能够在人群中扩展，并且也确实在扩展：不仅在合作工作的团体中，而且几乎任何一个圈内的团体都会创造特有的底线共产主义来定义自身。在团体内部，某些东西是无偿分享的；其余的东西如果有成员提出需要，就应该会有其他人提供。但是团体内部成员不会和圈外人分享任何东西，也不会向圈外人提供任何东西：在渔夫的组织内，帮助修补某人的渔网；在办公室中，提供文具；在商品贸易商之间，分享特定种类的信息；等等。此外，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向特定的人请求帮助：搬家、收割庄稼，甚至在陷入困境时请求提供无息贷款。[20]最后会存在不同种类的“共有权”，即对公共资源的共同管理。
研究日常生活中共产主义的社会学，是一个潜在的庞大领域。但是出于意识形态所特有的有色眼镜，我们无法写这个领域的事情，因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发现目标。在这里，我将把我的看法限定在三个最终的观点上，不会进一步尝试勾勒出这个领域的轮廓。
第一，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并不是互惠性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面对的至多是互惠性最宽泛的意义。[21]对于双方来说，有这样一种共识：另一个人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但他不一定会这么做。伊洛奎斯的例子明确地说明了使之成为可能的原因：此类关系的存在，是以永恒的假设为基础的。社会一直存在，因此，村镇总是分为南、北两部分，这就是不需要记账的原因。与此相似，对待自己的母亲和最好的朋友，人们倾向采用的方式是仿佛他们总会在自己身边，不论人们有多清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第二个观点和著名的“殷勤好客法”有关。人们认为在所谓的“原始社会”中（国家和市场都没有出现），存在一个普遍的模式，即对一个社群来说，只要不是社群成员的人，都会被认为是敌人；而在早期的欧洲旅行者留下的记录中，频繁出现了他们被那些真正的“野蛮人”展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慷慨所震惊的记载。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奇怪的张力，但是两者都存在一定的真实性。当一个陌生人被认为是危险的潜在敌人时，克服危险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展示令人印象深刻的、慷慨的姿态。慷慨的力量，将把他们置于互动的社交性中，而这正是所有和平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没错，在一个人面对完全未知的事物时，通常会有一个试探的过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在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库克船长（CaptainCook）在波利尼西亚时，都提到岛民逃跑、攻击或献上一切的相似故事——但是他们通常不久后就回到船上，自顾自地拿走任何他们看上的东西，导致船员威胁要对他们使用暴力。随后船员会竭尽全力确定原则，即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应该用“正常的”商业交换来调停。
在面对可能有敌意的陌生人时，提倡“要么拥有一切，要么失去一切”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张力甚至在英语的词源学中也得以保存，“主人”“敌意”“人质”和“殷勤好客”这些词，都是由同样的拉丁语词根衍生出来的。[22]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类似的姿态仅仅是“底线共产主义”的夸张表现形式，而我已经论证过它是所有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例如，人们经常使用食物来阐述朋友和敌人的区别，其原因也在于此——并且通常都是使用最常见、最普通、当地能够生产的食物种类：这和在欧洲及中东常见的原则一样，那些互相分享面包和盐的人，绝对不会彼此伤害。事实上，这些常用来分享的东西，常常会转变成你不能和敌人分享的东西。对于努尔人来说，分享食物和日常财产是常见的，如果一个人谋杀了另一个人，随之而来的就是家族世仇。住在附近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选择自己站在哪一方，一方的人绝对禁止和另一方的人共同进餐，甚至不能使用刚刚变成敌人的人用过的杯子或碗喝水，否则将带来极为可怕的结果。[23]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这种不便就演变成了人们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和解的主要动力。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常说彼此分享了食物——或者说分享了正确种类的食物的人，不论他们之间有多强的意愿要互相伤害，他们都被禁止这样做。有时候，这种情形会以滑稽的形式展现。例如，在一个阿拉伯的故事里，一个小偷在洗劫某人屋子的时候，把手指伸进一个坛子，挖出一些粉末尝了尝，想确认坛子里是不是装满了糖，结果发现坛子里是盐。小偷意识到自己此前曾在屋主人的饭桌旁吃了盐，于是他忠实地把自己偷走的所有东西又还了回来。
第三，当我们不再单单把共产主义看作财产分配制度的问题，而开始认为它是一种道德原则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道德几乎在每笔交易中都占据一定的位置——即使在商业中也是如此。如果两个人之间有着友好的关系，那么就很难完全忽略他们所处的情况。商人通常会把商品降价卖给需要的人。贫困地区的商店店主总是和他们的顾客属于不同族群，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一个商店店主在他长大的地区几乎不可能赚到钱，因为他经常面对压力，需要免除贫穷的亲戚或学校好友所欠的账款，或者至少要给予他们宽松的赊账期限。相反的情况同样成立。一位在爪哇乡村住过一段时间的人类学家告诉我，她根据自己在当地集市里讨价还价的熟练程度，来衡量自己的语言能力。她似乎永远没办法获得和本地人一样低的价格，这让她很沮丧。最后，她的一个爪哇朋友向她解释说：“嗯，对于富有的爪哇人，他们的要价也更高。”
我们又一次回到了那条原则：如果需求（例如可怕的贫穷）或能力（例如极其富有）都足够大，那么除非完全不存在社交性，否则某种程度的共产主义道德几乎将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人们记账的方式中。[24]在土耳其，有一个关于中世纪伊斯兰教苏非派智者纳斯列丁·霍加（NasruddinHodja）的故事，说明了这一原则的复杂性，同时也引入了供给和需求的概念：
有一天，在纳斯列丁负责掌管当地茶室时，国王和一些仆从在附近打猎，来到茶室吃早饭。
“你这有鹌鹑蛋吗？”国王问。
“我肯定能找到一些。”纳斯列丁回答说。
于是国王点了用一打鹌鹑蛋烹饪的煎蛋饼，纳斯列丁急忙跑出去寻找鹌鹑蛋。国王和他的随从吃完饭以后，纳斯列丁向他们收取100枚金币。
国王感到很迷惑。“在这个地区，鹌鹑蛋有这么稀有吗？”
“收取这些金币并非因为鹌鹑蛋稀有，”纳斯列丁回答道，“而是因为国王的到访稀有。”
交换：礼物经济
因此，共产主义的基础既不是交换，也不是互惠性——如我所说，除了它确实包含相互间的期望与责任这一点。即使如此，为了强调交换所依赖的是完全不同的原理，似乎最好也使用其他的词（“相互性”？）来表示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交换是另一种道德逻辑。
交换的核心是平等。它是包含双方在内的往复过程，一方的付出与获得都是对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人与人之间存在交锋（如果发生争论）、交恶甚至交火。[25]在这些例子中，即使存在某种衡量精确对等的方法，也并不存在完全精确的对等，而是存在倾向于实现平等的持续互动过程。实际上，这里有个悖论：在每个例子中，每一方都试图压制对方，但是除非有一方最终被打败，否则当双方认为结果基本上公平的时候，是最容易使整件事情暂时中止的。当我们在进行物质商品的交换时，也会发现相似的张力。一般来说，交换都存在着竞争的因素。即使该因素不存在，也总是存在着出现的可能性。但是同时，双方都存在记账的概念（这一点就和共产主义不同，共产主义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永恒的概念），整个关系都可以被抵消，任意一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中止。
这种竞争的因素，能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在以物易物或商业交换的例子中，当交易双方只对交易的物品的价值感兴趣时，他们可能会尝试寻求自身获得的物质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家对此坚信不疑。另外，正如人类学家早已指出的那样，当交换的物品是赠品的时候（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在彼此之间来回传递的物品的最主要作用在于它们如何反映出进行交易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如何对这些关系进行重新安排），一旦有竞争因素参与进来，它将很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发挥作用——变成比拼慷慨的物质竞赛，每个人都会炫耀谁能馈赠得更多。
让我逐一进行分析。
商业交换的标志，是其“与人无关的客观性”。那些卖东西给我们的人，或从我们手中买走东西的人，从原则上来说，应该和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在交易中，我们只是在比较两个物品的价值。诚然，正如其他原则一样，在实践中，这种说法并不是完全成立的。一笔交易要发生，一定得存在某种最小程度的信任因素，除非你是从自动售卖机中买东西，否则交易通常需要一些社交性的外在展示。即使在最客观的购物中心或超市，至少人们会认为工作人员应该具备个人热情、耐心及其他可靠的品质。在中东的集市里，一个人进入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之前，必须先经过一些同样复杂的、建立临时友谊的过程，比如分享茶叶、食物或烟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惯例，通过底线共产主义来建立社交性是其开端），围绕价钱的争论将持续很长时间，过程类似于模拟的战争。所有这一切进行的基础，是假设买卖双方是朋友，至少在买卖的当时如此（因此，任意一方都有权对另一方不合理的要求感到愤怒），但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一旦物品易手，没人期望买卖双方之间还会有任何联系。[26]
大多数时候，这种类型的讨价还价（在马达加斯加，“讨价还价”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通过争斗做成一笔买卖”）本身就是快乐的来源。
安纳雷克里（Analakely）是马达加斯加首都的一个非常大的服装市场。我第一次去那里是和一个马达加斯加人一起，他想要买一件毛衣。购买毛衣大概花了我们4个小时，过程基本上是这样的：我的朋友找到一件挂在货棚里的合适的毛衣，询问价格，然后开始和卖家进行漫长的智斗，其间难免出现以夸张的形式羞辱一下对方、表现自己的愤怒，并且还会假装因反感而离开。一般来说，似乎还价过程的90%的时间，都用在解决最后几阿里亚里（相当于几便士）的微小差距上，这微不足道的差距似乎对双方来说都是原则性的问题，因为如果卖方拒绝让步，整个交易就很可能失败。
我第二次去安纳雷克里的时候，是和另一个朋友一同前往。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的妹妹交给她一个单子，让她买一些布回去。在每一个货棚，她都采用同样的步骤：她径直走过去，询问价格。
卖家会给她一个报价。
“好的，”然后她问道，“你真正的底价是多少？”
他会告诉她，然后她就交钱。
“等一等！”我问道，“这样行吗？”
“当然，”她说，“为什么不行？”
我向她讲述了上一次我到这里来时那位朋友的做法。
“噢，是的，”她说，“有人很享受那样的过程。”
交换使我们能够抵销各自的债务。它让我们能够扯平，由此结束相互之间的关系。通常，人们只是假装自己和卖家之间存在关系；而对于邻居，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人们可能会选择不偿还债务。劳拉·波汉南（LauraBohannan）描述过自己到尼日利亚乡村的蒂夫人（Tiv）社区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周围的邻居立刻带着小礼物来拜访她：“两个玉米、一个西葫芦、一只鸡、五个西红柿、一把花生。”[27]她不知道邻居们期望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于是她感谢了这些人，并把他们的名字和送来的礼物记在一个笔记本上。最后，两个女人收留了她，并向她解释这样的礼物确实需要归还。如果你接受了邻居的三个鸡蛋，但是不回送任何礼物，这是非常无礼的行为。你不需要以鸡蛋作为回礼，但是你应该送还价值相当的东西。你甚至可以送钱（这一点儿都不失礼）。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要谨慎选择回礼和收礼的时间间隔。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不能用和鸡蛋成本完全相同的东西回礼，要么稍微高一点，要么稍微低一点。不回礼的话，别人将认为你是剥削者或者寄生虫；如果用完全等价的东西回礼，则意味着你不希望再和邻居有联系。她了解到，蒂夫族的女人会花费大半天的时间，走数英里[28]到遥远的农庄去回赠一把黄秋葵或少量零钱，“处在礼物的无尽循环之中，因为没人会送上和自己上一份收到的礼物完全等价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继续创建自己的社会。在这里，当然有共产主义的痕迹存在（当出现紧急情况时，也可以相信关系融洽的邻居将互相帮助），但是和被认为永远存在的共产主义关系不同，这种邻里关系需要人们持续地创造和维持，因为任何一环都随时有可能断裂。
这种形式的等价礼物交换，或者说几乎等价的礼物交换，有无数的变种形式。人们最熟悉的就是礼品交换：我请某人喝杯啤酒，他将请我喝下另一杯。完全的等价意味着平等。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我请了一个朋友到一家高级餐厅吃晚饭。在一段合理的时间间隔以后，他也同样带我去高级餐厅吃晚饭。正如人类学家一直以来习惯于指出的那样，这种习俗（尤其是一个人真的应该偿还某个人情的感觉）的存在不能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解释。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任何人类之间的互动，本质都是一笔商业交易，我们都是自私的个体，试图让我们自己以最小的代价或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大的利益。[29]但是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而且对于那些财力有限、又想尽力保持自己形象的人来说，这种感觉能够带来名副其实的压力。所以，如果我带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学家去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为什么经济学家会觉得在他能够偿还这个人情之前，他自己的形象有些被降低了呢——因为欠我的债而感觉不太舒服？如果他对我有竞争意识，为什么他打算带我去一家更加昂贵的餐厅呢？
回忆一下前文中提到的宴会和节日对上面的情况的启示：在这里，同样存在着狂欢和快乐（有时并非那么快乐）竞争的基础。一方面，每个人的快乐都被提升了——毕竟，有多少人真的愿意一个人来到法国餐厅，独自享用一顿丰盛的大餐？另一方面，事情很容易就演变成单利现象的比赛——因此，带来痴迷、耻辱、愤怒……或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更糟糕的结果。在有些社会，这些比赛有其固定的形式，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样的比赛只有在彼此认为双方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的人或人群之间，才能真正进行下去。[30]让我们回到刚才那位我们想象出来的经济学家那里，我们不知道他在哪种情况下（收到一份礼物、受邀请吃晚餐）会觉得自己的形象被降低。如果对方是他认为大概和自己处于同一水平或有同等身份的人，他可能会产生这种感觉，例如对方是他的同事。如果比尔·盖茨或乔治·索罗斯请他吃晚餐，他可能会认为自己确实免费享用了一顿晚餐，而不需要有任何回报的举动。如果某个年轻的同事或他自己的某个研究生，出于奉承的目的而做出同样的事，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接受邀请就已经是给这个人一个人情。如果他确实接受了邀请，完全可以这么认为；但他很可能不会那么做。
无论在哪里，只要社会被明确地划分成身份和尊严的等级，这种情景就会发生。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描述过“挑战和反击的辩证法”，它是管理阿尔及利亚的卡彼勒·柏柏尔人（KabyleBerber）之间所有荣誉竞争的原则。在那里，相互侮辱、（在世仇或斗殴中）相互攻击、相互偷窃或威胁，被认为采用了和交换礼物完全相同的逻辑。[31]送出礼物是一项荣誉，同时也是一种挑衅。回应需要无穷的技巧，时机非常重要。回馈的礼物也需要制作成和收到的物品完全不同的样子，但是也要稍微高级一点。最重要的是不言而喻的道德原则，即一个人必须选择和自己一样的人。挑战更年长、更富有、更尊贵的人要冒着被忽视的风险，因此就会受到羞辱；对于一位贫穷但可敬的人，如果用一份他可能无力偿还的礼物去压制他的话是很残酷的，而且对赠予人的声誉也将造成同等的损坏。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印度尼西亚的故事：一个富人把一头极好的公牛作为祭品，以羞辱贫穷的对手；但穷人不动声色地献祭一只鸡，反而彻底地羞辱了他，并且赢得了比赛。[32]
当在某种程度上身份待价而沽的时候，这种比赛会变得尤其复杂。当事情太过清晰明确的时候，会带来特有的问题。把礼物送给国王，通常是一件非常复杂、棘手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一方面，一个人没办法真正找到适合送给国王的礼物（除非这个人是另一个国王，才有这种可能），因为从定义上来看，国王拥有一切。另一方面，这个人也应该进行合理的努力：
有一次，纳斯列丁被国王召见。一个邻居看见他背着一袋萝卜，匆匆赶路。
“你为什么带着那些萝卜？”邻居问。
“我被国王召见，我觉得最好带些礼物去。”
“你给国王带萝卜？萝卜是农民吃的食物！他可是国王！你应该给他带一些更加适合的东西，比如葡萄。”
纳斯列丁表示同意，于是他带着一串葡萄去见国王。国王却并不觉得满意。“你送给我葡萄？但我是国王！这太荒唐了。把这个白痴拉出去，教他一些礼仪！把每颗葡萄扔到他身上，然后把他踢出王宫。”
国王的卫士把纳斯列丁拖到旁边的屋子里，然后开始用葡萄砸他。在士兵扔葡萄的时候，纳斯列丁双膝跪倒，开始大喊：“感谢您，感谢上帝，感谢您无限的宽恕！”
“你为什么要感谢上帝？”士兵们问，“你正在遭受彻底的羞辱！”
纳斯列丁回答道：“噢，我只是在想，感谢上帝我带的不是萝卜！”
另外，送给国王一些他没有的东西，可能带给你更大的麻烦。在罗马帝国早期，流传着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发明家大张旗鼓地把一个玻璃碗作为礼物献给皇帝提比略。皇帝很迷惑：一块玻璃有什么特别之处？发明家把碗扔到地上，但是碗没有碎，只是出现了凹痕。他把碗捡起来，用手一抚，碗变得完好如初。
“你有没有告诉别人这个东西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提比略在震惊之余问道。
发明家向他保证自己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于是皇帝下令处死他。因为如果制造打不破的玻璃的方法流传开来，皇帝自己的金银财宝将变得一文不值。[33]面对皇帝时最佳的赌注，就是以合理的尝试进行比赛，但是你在比赛里注定要失败。14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讲述了信德国王（KingofSind）的习惯。他是一位可怕的君主，肆无忌惮，为所欲为。[34]国外的知名人士来拜访国王，献上宝贵的礼物，这已经是惯例。但是不管献上的是什么礼物，这个国王都会用相当于其数倍价值的礼物再回赠给拜访者。由此诞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当地的银行家借钱给此类拜访者，用来提供购买珍贵礼物的资金。因为这些银行家知道，通过皇室单利现象的过程，他们能够得到丰厚的收益。国王肯定知道他们的行为，但是他没有表示反对——因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国王希望显示自己的财富超过所有可能的等价物；而且如果他真的需要，他随时可以剥夺银行家的财产。银行家们知道比赛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财富，而是地位，而国王的地位是绝对的。
在交换中，交易的物品被看作等价物。因此这含蓄地表明，人也是如此：至少，在礼物和回礼交换的那一刻，或者货币换手的那一刻是如此的；当没有进一步的债务或责任联系，并且双方有相同的权利离开的时候是如此的。相应地，这暗含着自主的概念。对于君主来说，这两种原则都令人不太舒服，因此国王通常不喜欢任何形式的交换。[35]但是，从隐隐出现的撤销前景来看，或从根本的等价物前景来看，我们会发现无数的变种，无数能够参加的比赛。你可以索要其他人的某些东西，你知道通过这种方式，就给予了另一个人索要同等价值物品作为回报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表扬某个人拥有的东西，也可能被解读成索要那件东西。在18世纪的新西兰，英国移民很快就发现，赞美毛利族（Maori）勇士戴在脖子上的玉坠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毛利勇士会坚持把它赠送给他人，还不允许别人拒绝，然后经过一段合适的时间，他会回来赞美移民的大衣或枪。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他回来索要礼物之前迅速送给他一件礼物。有时候，赠送礼物是为了使赠予者能够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一个人接受了礼物，就相当于他郑重地同意，可以把赠予者看中的任何等价值的东西送给赠予者。[36]
反过来，所有这一切都能逐渐变成和以物易物非常相似的某种东西，直接用一个东西交换另一个东西——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马塞尔·莫斯倾向于叫作“礼物经济”的体系里，即使主要在陌生人之间，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37]在社区的范围内，正如蒂夫族的例子所表明的，总是存在不愿意让物品两清的想法——这也是如果存在普遍使用的货币，那么人们也拒绝在朋友和亲戚之间使用它们的原因（在一个村镇社会中，朋友和亲戚几乎就包含了村子里的所有人）；或者像第三章提到的马来西亚人那样，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货币。
阶层
因此，交换意味着正式的平等，或者至少意味着实现真正平等的可能性。这正是国王难以接受等价交换的原因。
作为对比，带有明确阶层性质的关系（即存在于至少两方之间的关系，其中一方被认为高于另一方），其运转完全不倾向于互惠性。这一点很难看出来，因为互惠的说法通常使这种关系正当化（“农民提供食物，地主提供保护”），但是它们运转依赖的原理，是完全对立的。在实际中，阶层是通过先例逻辑来发挥作用的。
为了说明我这番话想表达的意思，让我们想象一种连续统一的单边社会关系，范围从最严酷的盘剥到最慷慨的善行。一个极端是盗窃，或者抢掠；另一个极端是无私的善举。[38]只有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下，才可能使本来不存在任何社会关系的人们之间，产生物质的互动联系。只有疯子才会抢劫自己的邻居。一伙到处抢劫的士兵或游牧骑手，冲入一个村子中奸淫抢掠，显然他们并不打算和幸存者建立任何持续的关系。但是出于相似的方式，宗教传统一般坚持真正的善举是匿名的——换句话说，即不打算把接受者置于债户的位置。这种情况的一个极端形式，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有记载，就是秘密馈赠礼物，其方式与入室盗窃完全相反：馈赠者在晚上偷偷潜入接受者的屋子中，然后把礼物放下，所以没人知道到底是谁留下了礼物。圣诞老人或圣尼古拉斯（SaintNicholas，别忘了，他不仅是孩子们的守护神，也是小偷的守护神）的故事，就是这种原则的神话版本：一个善良的“窃贼”，人们和他之间不可能产生任何社会关系，也就没人能够欠他任何东西。在这个例子中，最重要的是，他实际上并不存在。
但是，当一个人在连续统一体上，向每个方向的移动都不那么激进时，看看将发生什么。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白俄罗斯，犯罪团伙对火车和汽车上的旅客下手是非常有组织的，以至于他们养成了送给每个受害者一个小标志的习惯，让受害者知道自己已经被打劫了。很明显，这向着国家的建立又迈出了一步。实际上，关于国家的起源有一个流行的理论，至少要追溯到14世纪北非历史学家伊本·赫勒顿（IbnKhaldun）。他正是沿着这些方向前行：游牧抢劫者最终使得他们和村民的关系系统化，掠夺品变成了贡品；强奸变成了“初夜权”；或者带走可能的人选，招募进皇室作为女眷。区域征服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变得系统化，因此其框架并不是一种掠夺性的关系，而是一种道德关系：领主提供保护，村民则献上食物。但是，即使所有的参与方都假定他们是按照共同的道德法则行事，即使是国王也不能为所欲为，其行为必须符合法则，允许农民就国王的仆从有权带走他们收获的粮食数量的对与错进行辩论，参与方也不太可能依照提供保护的质量和数量进行计算，而是以习惯和先例作为依据：我们去年上缴了多少？我们的先辈需要上缴多少？对于另一方来说，情况同样如此。如果某种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慈善捐助，那么这种关系是不会建立在互惠性的基础上。如果你给一个乞丐几枚硬币，而后来的某一天，那个乞丐认出了你，他不可能给你钱，倒是很可能认为你会再次给他一些钱。当然，如果一个人向慈善机构捐款，情况也是如此。（我给“联合农场工人”捐过一次款，直到现在它仍然向我发送募捐消息。）这种单边的慷慨行为，就成为一种先例，是人们预期后续发生事情的参考。[39]如果你把糖送给一个小孩，情况也基本如此。
这正是当我说阶层运转的原理和互惠性完全相反时，想要表达的意思。不论何时，只要上下级之间的界限被清晰界定，并且作为一种关系的框架被所有的参与方认可，并且我们不再是简单地面对不受限制的权力，使这种关系能够充分地延续下去，那么这种关系就会被看作是由一张习惯或习俗所构成的网所管理。有时，人们认为这种情况起源于征服过程中的某些基础法令；或者它可能被看作从祖先那里流传下来的习俗，因此不需要解释。但是对于向国王或任何一个上级赠送礼物的问题，这就带来了另一个复杂因素：总是存在着它将被作为先例对待的风险，从而加入管理的习俗网络之中，因此在随后的日子里，被看作一种义务。色诺芬（Xenophon）宣称，在早期的波斯帝国，每个省都争相把自己最独特、最珍贵的物品作为礼物献给大帝。这就变成了贡品体系的基础：最后，每个省每年都需要提供同样的“礼物”。[40]与此相似，根据研究中世纪的权威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Bloch）所说：
在19世纪，有一天，位于沃尔的皇家酒窖缺少葡萄酒，圣丹尼的修道士们被要求提供所需的200个大桶。随后，这次捐助就变成了每年修道士们都要完成的任务。在阿德尔，我们听说过去这里有一只熊，是当地领主的财产。当地的居民非常喜爱看熊和狗打架，于是答应负责喂养这只熊。最后，这只野兽死了，但是领主仍旧向居民索要大块的面包。[41]
换句话说，在封建时代，送给上级的任何礼物，“尤其是重复赠送了三四次以后”，礼物就很可能被看作先例，然后成为习俗的一部分。因此，那些向上级赠送礼物的人，通常都会索要一封“非认识偏误书”，以便在法律上确定，未来上级不会继续索取这些礼物。尽管事情变得如此正式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任何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将不可避免地按照类似的逻辑运转——因为一旦这种关系的基础被认为是“习俗”，那么唯一表明一个人有责任或有义务做某件事情的方式，就是证明这个人以前做过这件事。
一般而言，这种安排能够转变成种姓制度的逻辑：某些氏族负责缝制庆典用的服装，或者为皇家宴会提供鱼，或者为国王理发，因此他们便开始作为缝纫师、渔夫或理发师而闻名。[42]后面这个观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它将引出另一个通常被忽视的真相：在各个地方，身份制度的逻辑一直都和阶层的逻辑纠缠在一起。只有当某些人被置于其他人之上的位置时，或者在每个人都因与国王、大祭司或建国者有联系而高人一等时，才可以开始谈论那些被其最本质的属性所限制的人——那些本质类别不相同的人。种族或其姓氏的意识形态只是极端的例子。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个族群把自己提升到其他的族群之上，或者把自己置于其他族群之下，种族或种姓就会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公平交易的一般标准将不再适用。
事实上，即使在我们最亲密的社会关系中，类似的事情也会小规模地发生。自我们意识到某人和自己不是同一种人的那一刻起（不论地位在我们之上还是在我们之下），互惠性的一般原则就将被修改或被弃之不用。如果一个朋友某次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慷慨，我们可能希望报答他；但如果他总是做出类似的行为，我们就会认为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因此报答的可能性就降低了。[43]
在这里，我们能够描述一个简单的公式：某个特定行为重复多次，就会变成惯例。由此，它会定义行为实施者的本性。或者一个人的本性也可能这样被定义：通过其他人在过去对他做出的行为来决定。要想成为一名贵族，你得坚持声称过去其他人把你作为贵族对待（因为贵族其实不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们大多数人只需花时间保持好那些被假定为是上等人所特有的行为或状态就可以了），因此现在自己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成为这种人的艺术，主要在于对待自己的方式——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自己：在国王的例子中，他们身上披满黄金，因此暗示其他人也要这样做。另外，这就是虐待变得自我合法的方式。萨拉·斯蒂尔曼（SarahStillman）是我教过的一名学生，她指出：在美国，如果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13岁女孩被拐卖、强奸，然后被害，这将成为一个震惊全国的新闻，每一个有电视机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都会密切关注事态进展。而如果是另一个13岁的童妓，多年来有组织地被强奸，最后被害，那么这一切都将被认为不值一提——人们倾向于认为，这种事正是那样的人最终会得到的结果。[44]
在上下级之间，当物质财富被作为礼物或薪水的形式往复传递时，关键的原则似乎是，给予任意一方的这种东西，在品质上应该有本质的区别，它们的相对价值不可能被量化——结果是，甚至没有办法设计出一个两讫的记账方法。即使中世纪的作家坚持认为存在一个虚构的阶层社会，在那里，牧师为每个人祈祷，贵族为每个人战斗，农民为每个人提供食物，也不会没有人想到去确定多少次祈祷或何种程度的军事保护才能和一吨小麦等价，也没有人想到要进行这样的计算。没有人认为“低等”的人必然只能享受低等的东西，反之亦然。有时候，情况恰好相反。直到近些年，几乎任何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诗人或音乐家都需要找到富有的资助人提供支持。在著名的诗作或哲学著作的前言中，对于那些只提供微薄的薪水、早已被人遗忘的伯爵，作者往往大加赞美他们的智慧和美德。事实上，贵族资助人仅仅提供食宿或者金钱，而受助人通过画《蒙娜丽莎》、创作《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这绝不会被看作对贵族内在优越性的妥协。
这个原则有一个著名的例外，即阶层的再分配现象。但是，这里互相赠送的并不是同类的东西，而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例如，在某尼日利亚歌星的演唱会上，歌迷把钱扔到舞台上；而歌星偶尔会到歌迷居住的地区，在豪车中把（那些收到的）钱扔出来。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所谈论的可能是一种绝对微不足道的阶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社会生活以“大人物”为中心，这些人极富魅力，其大部分时间都在用花言巧语哄骗人民、操纵人民，以便获得大量的财富，用于在一些盛大的宴会上派发。在实际情况中，你也可以把目光转向一个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或北美原住民的酋长，和大人物不同，他们的角色更加正式；但是实际上，这些酋长无权强迫别人做任何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北美印第安酋长最著名的能力是演讲术和说服别人的能力）。因此，他们倾向于分发的数量，要远多于自己收到的。观察者通常会说，从个人财产来看，在一个村庄里，酋长通常是最穷的，这是他因持续地慷慨赠予而受到的压力所致。
因此，通过这种方法，你可以判断一个社会究竟有多么平等：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是再分配的中转人，还是利用自己的地位来积累财富。后一种情况似乎最可能出现在贵族社会中，而贵族社会又添加了另一个因素：战争和抢掠。毕竟，几乎任何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最终都至少会把一部分财富分发出去——通常是用炫耀性的方式，送给数量众多的人。一个人通过抢掠或敲诈获取的财富越多，那么他分发财富的方式就会越自我吹捧，越大张旗鼓。[45]而对于武士贵族阶层成立的事，对于古代的国家同样成立，国家的统治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形象展示成无家可归者的保护人，寡妇和孤儿的扶持人，穷苦之人的捍卫者。现代再分配国家的谱系（它最为臭名昭著的倾向是促进身份认同政治的产生），能够追溯到任何一种“原始共产主义”，但最终将指向暴力和战争。
道德模式的转换
我应该再次强调一下，这里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不同类型的社会（我们已经看到，认为人们曾经被组织而成为分散的“社会”这一观点，是不可靠的），而是在讨论共同存在于各个地方的道德标准。和最亲近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是封建时代的领主。很难想象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其中的人们不同时拥有这两方面的特点。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在完全不同的道德计算体系中间转换，为什么没人注意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反而仍然感觉有必要把每一件事情都置于互惠性的框架之下？
这里，我们必须回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互惠性是我们用来构想公平的最主要方式。尤其是当我们思考抽象概念时，当我们试图创建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时，更是如此。我们已经给出了说明这件事的例子。伊洛奎斯社会的道德观基础，是要求每个人都要留意几种不同身份的人的需求——他们的朋友、家人、母系家族中的成员，甚至艰难处境里的友好的陌生人。当他们必须从抽象意义上思考社会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强调存在于村镇的两方，其中的每一方都要埋葬另一方的死者。这是通过互惠性来想象共产主义的一种方法。相似地，封建主义的混乱和复杂臭名昭著，但是不论何时，当中世纪思想家把它普遍化的时候，他们会把所有的等级和阶层都简化成一个简单的原则，即每一个阶层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有人祈祷，有人战斗，其他人工作。”[46]即使阶层被看作终极的互惠形式，这一原则仍然适用于实际情况，但它和牧师、骑士及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任何联系。人类学家对这一现象很熟悉：有人从来没有机会真正把自己的社会或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他们可能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某种其他人认为是“社会”或“文化”的东西之中。只有当这些人被要求解释每一样事物所起的作用时，他们要么以“这是我们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方式”之类的话回答，要么苦苦思索概念性图表（氏族A让自己族内的女人和氏族B联姻，氏族B让自己族内的女人和氏族C联姻，氏族C让自己族内的女人和氏族A联姻），但似乎从来不能把它们和人们的真实行为对应起来。[47]在努力想象出一个公正的社会时，很难避免引发平衡和对称的概念，以及一切都能互相抵消的优雅的几何学概念。
认为存在某种叫作“市场”的东西的观点，并没有多么不同。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向经济学家提问，他们通常都会承认这一点。市场并不是真实的，它们是数学模型；想象一个自我约束的世界，其中的每个人都有完全相同的动机和完全相同的知识，并且都参与到同样的自私计算的交易之中，如此就创造了市场。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现实情况总是更加复杂。但是他们同样清楚地知道，为了想出一个数学模型，肯定需要对世界进行一定程度的简化。这并没有错，但当它使某些人（通常也是这些经济学家）能够宣称任何无视市场规则的人都将受到惩罚的时候——或者宣称既然我们生活在市场体系里，每一件事（除了政府干预）都是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大型的互惠关系网络，在这里，最终所有的账目都将被结清，所有的债务都将被偿还——就出现了问题。
这些原则互相纠缠，因此一般很难说在给定的情况下，哪一种原则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认为人们可以假装在经济或其他层面上把自己的行为简化成某种数学公式的观点是荒谬的，这就是原因之一。但是，这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互惠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一个坚定的观察者总能找到一些理由，宣称互惠性存在。而且，某些原理似乎具有融入其他原理的内在倾向。例如，许多极端的阶层关系能够以共产主义为原则运转（至少能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你有一位富有的资助人，你在有需要的时候去找他，期待他会帮助你。但是这种帮助只限于一定程度之下，没人指望资助人能提供足够的帮助，以至于有可能破坏这段关系中隐含的不平等性。[48]
相似地，共产主义关系能够轻易地融入阶层不平等的关系中——通常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有时候，不同的人的“能力”和“需求”是极度不匹配的。真正的平等社会会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会建立起极其复杂的保障措施，以杜绝某些人（例如在狩猎社会中的一个极为出色的猎人）的地位提升得过高——正如他们对于任何可能导致社会中的一个成员对另一个成员产生负债感的事物都抱有怀疑的态度。如果一个成员吸引别人来注意自己的成就，那么他将变成被嘲笑的对象。一般情况下，如果某个人完成了一项非凡的成就，最礼貌的做法反而是拿自己解嘲。丹麦作家彼得·弗卢岑在他的《因纽特人之书》中，介绍了发生在格陵兰的例子：通过某人在开饭前对食物的贬低程度，就可以判断他提供给客人的是怎样的美食。
老人笑了。“有些人并不了解。我是一个糟糕的猎人，我的妻子是糟糕的厨师，她会毁掉任何食物。我有的也不多，但是我想外面有一块肉。它可能还在，因为连狗都不想吃它。”
这是一种反向的夸耀，是因纽特式建议。听完这些，每个人都开始流口水……
读者会回忆起上一章中提到的海象猎人。他给了作者一份肉，当作者试图感谢他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毕竟，人类应该互相帮助，一旦我们把某个东西看作礼物，我们就变得不那么像人了：“在这里，我们认为礼物造就奴隶，鞭子造就狗。”[49]
这里的“礼物”，并非指免费赠送的东西，也不是指我们通常认为人类应该给彼此提供的帮助。感谢某人，暗指他可能没有以那样的方式做事，因此选择这样做就造成了一种义务，一种负债的感觉——由此也带来了低人一等的感觉。美国的社区或平等主义集体经常面对相似的困境，他们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保障机制，以防止阶层的出现。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融入阶层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像因纽特人那样的社会，数千年来都成功地把它拒之门外），而是说，一个人必须保持对它的戒备。
相反地，要想从基于原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的关系，转移到平等交易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一般而言，完全不可能。我们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能看到这一点：如果你认为别人在利用你的慷慨，那么和他彻底断绝关系，要比要求他偿还你容易得多。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毛利人的一个故事：一个臭名昭著的贪吃鬼总是要求渔夫把捕获的最好的水产品送给他，因此惹怒了他居住区域内的渔民。因为无法拒绝赤裸裸索要食物的要求，渔夫们只好老实地把食物交给他。直到有一天，人们无法忍受了，于是杀了他。[50]
我们已经看到，在陌生人之间建立社交性的基础，经常会带来确定其他人底线的复杂过程，通常的做法是自顾自地拿走别人的财产。在调停的过程中，甚至在建立商业合作制度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51]在马达加斯加，人们告诉我，两个打算一起做生意的人经常会变成结拜兄弟。俗称的“拜把子”包含无限制的互相帮助承诺。双方都要庄严地宣誓，他们绝不会拒绝彼此的任何要求。在现实中，达成这种协议的合作伙伴，通常都会十分谨慎地对待自己所提的要求。但是，我的朋友坚持认为，当人们第一次达成这一共识的时候，他们有时喜欢进行试验。一个人可能索要另一个人的房子、身上穿的衬衫，或者和其妻子共度一晚的权利（所有人都爱用的例子）。[52]唯一的限制，是知道一方要求的任何事，另一方也可以有此要求。在这里，我们再次谈到了关于信任的最初建立问题。一旦互相承诺的真实性被确认，那么基础就已经准备好，两个人就可以委托买卖、预付款、分红，以及彼此相信对方会照顾自己的商业利益。但是，最著名也最戏剧化的时刻，是交换的关系可能崩溃而变为阶层关系的时候：当双方以平等的地位来往，交换礼物、攻击、商品或任何其他东西的时候，一方却做了某件超出范围的事情。
我已经提到礼物交换变成单利游戏的倾向。在一些社会中，这一潜在的倾向在盛大的公众比赛中被形式化。最重要的是，这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英雄社会”：政府弱小，甚至不存在，社会的组织反而是以武士贵族为核心，每一个人都带着忠实的随从，通过不断转变的盟友及对手的关系和其他人相联系。大多数史诗（从《伊利亚特》到《摩诃婆罗多》，再到《贝奥武夫》）都回头倾听了这种类型的世界；而人类学家在新西兰的毛利人、夸扣特尔人（Kwakiutl）、特里吉特人（Tlingit）和美国西北海岸的海达族人（Haida）之间，都发现了类似的协议。在英雄社会里，宴会的举办和随之而来的慷慨比赛，通常作为战争的延续被提及：“与财产作战”或“与食物作战”。那些举办宴会的人，通常沉醉于生动的演讲之中，讲述他们的敌人如何被慷慨的辉煌战绩击败和摧毁（夸扣特尔人的酋长喜欢把自己描述成宏伟的山峰，礼物像山顶的巨石一样滚落下来），以及被征服的敌人如何就此沦为奴隶（和因纽特人的寓言故事类似）。
这样的说法不能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这种社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高度发达的自吹自擂艺术。[53]英雄酋长和勇士吹捧自己的倾向，和那些平等社会中的人贬低自己的方式完全一样。并不是说某个礼物交换比赛的输家真的变成了奴隶，而是说他自己的心理感受可能和奴隶并无二致。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一份古希腊的资料描绘了凯尔特人的节日，比赛的双方将交替进行骑马格斗和慷慨比赛，向敌人展示大量的金银财宝。有时候，这将导致出现某种彻底的失败——某一方面对着无与伦比的礼物，则不可能拿出与之匹配的礼物。在这种情况下，对此人来说，唯一保持尊严的回应方法就是割断自己的喉咙，从而把自己的财富分发给自己的追随者。[54]600年后，我们在冰岛的一个长篇故事中发现了一个例子：一位名叫艾基尔的老海盗，和一位名叫爱因纳尔的年轻人成为朋友，后者仍然热衷于打家劫舍。他们喜欢坐在一起作诗。有一天，爱因纳尔得到了一面华丽的盾牌，“上面镌刻着古老的传说；在文字之间，覆盖着带有宝石的黄金饰片”。没人见过类似的东西。爱因纳尔带着盾牌来拜访艾基尔，艾基尔不在家。爱因纳尔按照习俗等待了三天，然后把盾牌悬挂在大厅中间，作为送给艾基尔的礼物，就骑马离开了。
艾基尔回到家，看到了盾牌，然后问这个宝贝的主人是谁。别人告诉他爱因纳尔曾经登门拜访，把盾牌送给了他。艾基尔随后说：“他真该死！难道他认为我会整夜不睡，作一首关于这面盾牌的诗？把我的马牵出来，我要追上他，然后杀死他。”爱因纳尔很走运，他离开得足够早，因此他和艾基尔之间的距离非常远，艾基尔没有追上他。于是艾基尔放弃了，以爱因纳尔的礼物为主题作了一首诗。[55]
竞争性的礼物交换，并不会导致任何人变成奴隶，它仅仅关乎荣誉。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荣誉就意味着一切。
无法偿还债务，尤其是荣誉的债务，是相当严峻的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是贵族吸引追随者的方式。例如，古代的殷勤好客法，坚持认为每个旅行者都应得到食物、住处，并被当作贵宾来招待——但是只会维持很短的一段时间。如果一个客人不离开，最终他将变成无足轻重的属下。这些停留者的角色，一直以来都被人类历史学学生所忽略。在很多时期（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中国的明清），至少在城镇中最重要的关系，可能就是资助关系。任何有钱的重要人物，都会发现自己身边围绕着势利小人、阿谀奉承之辈、永远出现在晚餐桌上的客人及其他愿意依附于自己门下的人。当时的戏剧和诗歌里，满是这样的角色。[56]相似地，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情景中，受人尊敬和中产阶级身份，意味着早晨挨家挨户地拜访当地的重要资助人，向他们表示敬意。直到今天，非正式的资助体系仍然存在，相对富裕和有权势的人感到自己随时需要聚集支持者的网络——在地中海、中东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都详细记录了这样的实例。这样的关系，似乎包括我在这一章中写到的三个原则，并且草率地混合在一起。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关系的观察者，坚持用交换和债务的语言尝试整理它们。
最后一个例子：在1971年出版的一部名为“礼物和战利品”（GiftsandSpoils）的文集中，有人类学家洛兰·布拉克斯特（LorraineBlaxter）关于法国比利牛斯山脉乡村的简短散文，那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农民。每个人都非常看重互相帮助的重要性——当地的说法为“给予服务”。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人，应该互相照顾，并在邻居遇到麻烦时提供帮助。这是共产主义道德的精髓。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人知道任意形式的社区存在的方式。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但是，她说，当有人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善行以后，互相帮助将变成其他的东西：
如果工厂里的一个人走到老板面前，要求找份工作，然后老板给他安排了一个岗位——这是给予服务的例子。得到工作的人，永远没办法偿还老板，但是他可以对老板表示尊敬，或者把花园的产品作为象征性礼物送给他。如果一份礼物要求回报，而又不可能提供有形的回报，那么偿还就将通过支持或尊敬来实现。[57]
因此，互相帮助融入了不平等之中；因此，资助人——受助人的关系开始诞生。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特别的段落，是因为作者的用词非常奇怪，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老板帮了那个人一个忙，那个人无法偿还人情，因此那个人的偿还方式是来到老板的门前，有时送上一篮子西红柿，并向老板展现自己的尊敬。那么，这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他能偿还人情，还是不能？
毫无疑问，彼得·弗卢岑的海象猎人认为自己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带来一篮子西红柿，就是说“谢谢你”的等价表达方式。它是一个人承认自己欠下了感谢债务的一种表达方式。事实上，那份礼物造就了奴隶，正如鞭子造就了狗。老板和雇员，现在从根本上变成了两种人。问题在于，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从根本上来看都没有什么差别。很可能他们都是法国中年男子，都身为人父，都是共和国的公民，在音乐、体育和美食方面有着差不多的品位。他们应该是平等的。西红柿是一种象征，象征着雇员意识到存在着无法偿还的债务。结果，即使是西红柿，其展示方式似乎也把自身看作某种偿还手段——一笔贷款的支付利息，每个人都同意假定它有一天能够被还清，因而使得这两个人重新回到合适的平等状态。[58]
［这就是说，在这里人情是帮助受助人在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因为这里发生的情况，和你自己在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开始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很明显，一份领取薪水的劳动合同，是在平等的双方之间签订的自由合同——但是双方都承认，一旦有一方开始打卡上班，他们之间就不再是平等的。[59]法律意识到这里确实存在着问题。这就是法律坚持一个人不能永久出售个人平等的原因（你无权自行卖身为奴）。只有当老板的权力不是绝对权力的时候（他的权力被限定在工作时间内，并且你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合同，从而恢复自己完全平等的地位），这样的协议才能被接受。］
在我看来，在平等的双方之间的这种协议，使得双方不再平等（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平等）是非常重要的。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债务”的本质。
债务：尚未完成的交换
那么，什么是债务？
债务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它从非常具体的情境中产生。首先，它需要两个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这两个人都认为自己和对方在本质上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至少双方之间存在平等的可能性，双方在真正重要的方面是平等的，并且双方当前并不处在平等的状态中——但是对他们来说，存在某种方法能让双方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看到，在赠送礼物的例子中，需要地位上的平等。这就是我们的经济学教授在被比自己地位高得多或低得多的人请吃晚饭的时候，并不会感到有任何义务（任何荣耀之债）的原因。对于货币贷款来说，所需要的就是双方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上。（你不能借钱给一个孩子或疯子。当然，你借也无妨，但是将来法庭不会帮助你把钱要回来。）法律（而非道德）债务还拥有其他独特的性质。例如，它们能够被免除，而道德债务则不能。
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真正无法偿还的债务。如果想不到偿还的方法，我们不会把它叫作“债务”。可以想到的是，即使是法国村民也能通过拯救资助人的生命或赢得彩票买下工厂来偿还债务。即使我们提到一个罪犯“偿还了对社会的债务”的时候，也是指他因为做出了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依法被剥夺了他们国家的公民享有的权利，从和其他公民平等的地位上被驱逐出来。我们把它称为“债务”，因为它可以被偿还，平等的地位能够恢复，即使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注射死刑。
在债务仍然没有被偿还的时候，阶层的逻辑将发挥作用。这时，不存在互惠性。任何曾经在监狱中服刑的人都知道，狱卒宣布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监狱中发生的任何事都和公正无关。相似地，债户和债主面对彼此的时候，就像农民遇到了封建地主。这时先例的法律将发挥作用。如果你从园子里给债主送去了西红柿，他绝对不会回赠你任何东西，但是他可能会认为你还会继续这样做。但是总是存在这样的认识，即这种情况是有些不正常的，因为债务确实应该被偿还。
这就是使无法支付的债务的情况变得如此困难、如此痛苦的原因。因为债主和债户最终是平等的，如果债户做不到恢复自己的平等地位，那么很明显是他的错，这肯定是他的问题。
如果我们查看一下在欧洲语言中表示“债务”的词语的词源，这种联系就变得很清楚。许多词汇是“过错”“原罪”或“有罪”的同义词。正如罪犯欠社会债务一样，债户也是某种形式的罪犯。[60]据普鲁塔克（Plutarch）所说，在古代的克里特岛，当地的习俗认为，那些借款的人是从放贷者的钱包里把钱抢走的。普鲁塔克在想，这是为什么？也许是，“这样的话，如果债户违约，他们就将以暴力行为被起诉，并且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61]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历史时期，还不起钱的债户会被投入监狱，甚至会被处以极刑（在早期的罗马共和国）。
这样看来，一笔债务，就是尚未完成的一次交换。
按照这种观点，债务就严格属于互惠性的产物，和其他的道德形式（共产主义及其需求和能力，阶层及其习俗和性质）没有关系。诚然，如果我们真的下定决心，就能坚称（有些人也确实在这么做）共产主义是永久互不欠债的状态，或者阶层是基于无法偿还的债务而建立起来的。但是，难道这不是同样老套的故事吗？首先假设所有人类的相互关系，从定义上看，都一定是交换的形式；然后为了证明这一假设，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
不，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都是交换的形式，只有其中的一些是。交换鼓励以特殊的方式来构想人类关系。这是因为交换隐含着平等，但是它同样隐含着分离。就在货币换手的时候，在债务被取消的时候，身份的平等就将恢复，双方能够走开，未来彼此之间不再有任何联系。
债务介于两者之间：双方因为尚未恢复平等，所以不能离开彼此。但是债务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最终平等的阴影。因为实现该平等将摧毁保持关系的理由，那么在这之间，任何有意思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62]实际上，在这之间会发生几乎一切人类的事情——即使这意味着所有类似的人类关系，都至少能忍受极少的一部分罪行或耻辱。
在前文中，我提到了蒂夫族的女人。对于她们来说，这并不算是个大问题。通过保证让每两个人之间都彼此欠一点债务，他们实际上建立了人类社会，尽管是非常脆弱的那种社会——一张精心编织的网，由归还三个鸡蛋或一袋黄秋葵的责任构成，联系被不断地更新和重建，而且其中任何一个联系都能随时被取消。
我们自己的礼貌习惯也没有什么不同。想一想美国社会的习惯，人们频繁地用到“请”和“谢谢”。这种做法通常被当作基本的道德：我们总是因为孩子忘了这样做而责怪他们，就像我们社会的道德守卫者（例如老师和牧师）对每个人所做的一样。我们通常认为这种习惯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因纽特猎人已经清楚地表明，事实并非如此。[63]和我们的许多日常礼仪一样，它是一种民主化的形式，过去是封建社会里服从的习惯：对待每个人的方式，都坚持采用过去只对领主或者有着相似身份的上层人物才使用的方式。
也许并非在每个例子里都如此。想象我们正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寻找座位，一位同行的乘客把自己的包移开，腾出一个位置；我们相视一笑，或点点头，或者做一些其他表示感谢的细微举动。或者我们也可能说“谢谢你”。这样的举动就是对共同人性的一种认知：我们意识到，挡住座位的女人不仅仅是一个物理上存在的障碍，还是一个人，而且我们由衷地感谢这个可能再也不会见面的人。当一个人向桌子另一边的人说“请把盐递给我”，或者当邮递员感谢你签收了邮件的时候，上面的情况都不成立。我们把它们既看作没有意义的形式，又看作社会的道德基础。在原则上，几乎没有人会拒绝在任何场合都使用“请”或者“谢谢”（即使那些可能很难开口说“对不起”或“我道歉”的人也可以做到），这就可以看出它们确实不重要。
事实上，英语中的“请”是“如果你高兴”“如果这样做能让你高兴”的缩写。在绝大多数欧洲语言中，情况也是如此（法语siilvousplait，西班牙语porfavor）。它的字面意思是：“你并没有义务要这么做”“把盐递给我，但我并没有要求你必须这样做！”这么说并不对。这里存在着社会责任，而且几乎不可能不照做。但是，礼仪主要包括虚构礼貌的交换（使用不太礼貌的语言，撒谎）。当你请求一个人把盐递给你时，你同样是在给他一个命令。通过附加“请”这个字，你想表明它并不是一个命令。但是，实际上它就是命令。
在英语中，“谢谢你”衍生自“想”，它的本意是“我会记得你为我做的事”（一般来说，这也不是事实），但是在其他语言中（葡萄牙语obrigado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标准的措辞都是依据英语“有很大义务”的形式，它的实际含义是“我欠你的债”。法语中的merci更加形象：它由“宽恕”衍生而来，像在祈求宽恕。通过这一说法，你象征性地把自己置于捐助人的权力中——毕竟，债户就是罪犯。[64]回答“不用谢”或者“没什么”（法语derien，西班牙语denada）——至少，后一种说法的优势在于通常它说得没错——就确保了当你把盐递给他的时候，在自己想象中的道德账本中并没有记上一笔债务。回答说“我很荣幸”也是如此——你是在说：“不，实际上它是一个信用，并不是一笔债务。是你帮了我的忙，因为你让我把盐递给你，你让我有机会做一件本身就有回报的事情！”[65]
破译债务暗含的计算（“我欠你一笔”，“不，你什么都不欠”，“事实上，如果有的话，是我欠你的”……这一切仿佛在记录、擦除一本无穷的账簿上的许多极小的条目）使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种事情通常不会被看作道德典范，而只是中产阶级的道德典范。诚然，到目前为止，中产阶级的感性统治着社会，但是仍然有人发现这种做法很奇怪。那些在社会顶层的人，仍然感到人们的服从通常主要是由于阶层上的差距，并且觉得看着邮递员和糕点师轮流假装把对方当作小的封建领主来对待，有点愚蠢。在另一个极端，那些在欧洲所谓“普通的”环境里（小镇、贫困区，以及任何仍然认定人们如果不是敌人通常就会互相照顾的地方）长大的人，经常感觉受到了冒犯，因为别人一直告诉他们，事实上他们有可能无法正确地完成服务员或出租汽车司机的工作，也可能无法正确地为借宿的客人倒茶。换句话说，中产阶级礼仪坚持认为人人平等，但是它以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实践这一点。一方面，它假设没人向其他人发号施令（不妨想象一下购物中心中魁梧的警卫，在有人进入受限区域之前，他就会出现，然后说：“有什么我能帮助您的吗？”）；另一方面，它让我称为“底线共产主义”的每一个细小的举动，都被看作交换的一种形式。因此，和蒂夫人居住的区域类似，中产阶级社会也必须不停地重建，好像某种翻牌游戏，和无数临时的债务关系纵横交错，其中的每一个都几乎能立即抵销。
所有这些，都是相对较近的创新。总是使用“请”和“谢谢你”的习惯，最先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商业革命中开始形成——那些中产阶级要负主要的责任。这是机构、商店和办公室里使用的语言。而在过去的500年发展中，这种习惯随着中产阶级一起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它通常只是一个更广泛的哲学象征，有关人类是什么、他们彼此亏欠什么的一系列假设，如今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对其视而不见。
有时候，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边缘，有些人具有先见之明，能够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及其影响——有时候，他们使用的方式后人无法借鉴。让我以这样一个人所写的文章作结。16世纪40年代的某个时候，放弃信仰的修道士、医生、法律学者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Rabelais）在巴黎创作出了一段著名的嘲讽颂词。拉伯雷把这段颂词加入他的不朽著作《巨人传》（GargantuaandPantagruel）的第三部中，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债务颂”。
拉伯雷借巴汝奇之口说出这段颂词。巴汝奇是一位流浪学者，他拥有极为渊博的古典学识，自称“知道63种赚钱的方法，最光荣也是最普通的方法就是偷窃”。[66]善良的巨人庞大固埃收养了巴汝奇，甚至给他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是巴汝奇继续花钱如流水，总是债务缠身，这让庞大固埃很烦恼。庞大固埃说，能够偿还自己的债务难道不是更好吗？
巴汝奇惊恐地回答：“上帝禁止我摆脱债务！”事实上，债务正是他自己人生哲学的基础：
总要欠什么人一些东西，然后他就会一直向上帝祈祷，保佑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长命百岁。由于害怕会失去你欠他的东西，他在所有人面前都会说你的好；他会一直向你介绍新的放贷人，因此你能够借钱来还他，用别人的钱来满足他自己的需求。[67]
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会祈祷你变得有钱。这就像是注定要在主人的葬礼上陪葬的古代奴隶，当他们祈祷自己的主人长命百岁的时候，他们是发自真心的！而且，债务能让你变成某种神明，能够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某些东西（钱，为你祈福的债主）。
再说得难听一点：如果我不是一辈子都把债务看作天堂和俗世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这是唯一保存着的人类的血脉，如果没有了债务，人类将很快灭亡），把债务看作可能是学者们所说的给予万物生命的伟大的世界灵魂，我就把自己献给圣巴伯林（SaintBobelin）。
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冷静地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债户也没有债主的世界有着怎样的概念和形式——如果你愿意，可以用美特洛多罗斯（Metrodorus）想象出来的第三十个世界做参考。一个没有债务的宇宙！天体将不再规律地运行：一切都将彻底紊乱。朱庇特认为自己不欠农业之神债务，因此他将把农业之神赶下祭坛，并用自己的锁链把所有的天神、天堂、恶魔、精灵、英雄、魔鬼、大地、海洋和一切元素都锁在一起……月亮将变黑，成为暗红色。为什么太阳要和她分享光芒呢？他没有这个义务。太阳再也不会普照大地，星体也不会再带来有益的影响。
在元素之间，不存在性质间的相互分享，不存在互换，不存在变化，每个元素都认为自己和其他元素没有关系。它们没借给其他元素任何东西。地上不再出水，水不再化为水汽进入空气；空气不再产生火，火不再温暖大地。地球上将只会产生怪物、伟人、巨人。雨水不再降临，光芒不再照耀，风不再流转，也没有四季交替，路西法（Lucifer）将扯断自己的锁链，从地狱的最深处冲出，带着复仇女神和长角的恶魔，把大大小小的天神全部赶出天堂。
而且如果人类彼此不欠任何东西，生活将“沦为一场混战”，只是一场混乱的争斗。
人群之中将不会有人去拯救他人。当有人大喊“救命！”“着火啦！”“我快淹死了！”“杀人啦！”都是没有用的，没有人会来救他。为什么？因为他从未外借什么东西，也就没人欠他任何东西。没人会因他遭受的火灾、海难、失势或死亡而蒙受损失。他从未借给别人什么东西，而且此后他也不会借给别人任何东西。
总之，信仰、希望和博爱将会从世上消失。
巴汝奇没有家庭，孑然一身，人生的全部欲望就是赚大量的钱，然后花掉；对于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来说，他是最合适的先知。当然，他的视角属于富有的债户，而不是那种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被关进地牢的债户。尽管如此，他所描述的是符合逻辑的推论：用归谬法（和平常一样，拉伯雷采用令人愉悦的反常手法展示出来）得到关于世界的假设，即把它看作在人们所有令人舒服的资产阶级礼仪背后的交替休眠（顺便提一句，拉伯雷痛恨资产阶级礼仪——从基本上说，这本书是经典学识和下流笑话的混合体）。
而且他的话都是真的。如果我们坚持把人类之间的所有互动关系就定义成人们互相赠送物品，那么任何持续存在的人际关系，只能以债务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没有债务的世界，将会回到本初的混乱状态，成为一场将世间万物卷入其中的战争；人们彼此之间没有丝毫的责任感；作为人这一事实，将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都将变成孤立的行星，甚至无法指望能保持在合适的轨道上运行。
庞大固埃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他说，他对这个问题的感受，能够用使徒保罗的一句话来概括：“除了彼此相爱，对任何人都不可欠什么债。”[68]然后，他以一种得体的、圣经般的口吻宣布：“我赦免你过去的债。”
“除了感谢你，我还能做什么呢？”巴汝奇回答。
[1]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柏拉图在《理想国》的开头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方式。
[2]一份礼貌但具有毁灭性的评估，参见Kahneman2003。
[3]Homans1958，以及Blau1964;Levi-Strauss1963:296。在人类学中，率先提出互惠是普适原则的是RichardThurnwald(1916)，但Malinowski(1922)使这一原则真正出名。
[4]这是没有已知法典执行过这一原则的一个原因——惩罚总是会被换成其他形式。
[5]Atwood(2008:1)。作者之后继续探讨人类经济道德感的本质，采用的方法是比较笼中的猩猩和加拿大中产阶级子女的行为，从而指出所有人类关系要么是交换，要么是被迫分配（ibid：49）。尽管论述中有许多闪光点，但结果却令人遗憾地证明，要使北大西洋的专业阶层的子女不把自己想象世界的特有方式看成简单的人类本性，有多么地困难。
[6]西顿的父亲曾经是航运业巨头，生意失败后变成会计。西顿后来写道，他的父亲是如此冷酷和残暴，以至于他为了躲避父亲，将青少年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森林里。这笔债务是537.5美元，在1881年，这是一笔巨款，但并不是无法承担的。在还清这笔债务后，他改了名字，之后把余生中的大量时间都用来努力发展更为健康的养育方法。
[7]Rev.W.H.BeatleyinLevy-Bruhl1923:411.
[8]Rev.Fr.Bulléon,inLevy-Bruhl1923:425.
[9]顺便一提，这一词语并不是马克思创造的，而很明显是法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口号，在印刷品上首次出现是社会主义者LouisBlanc在1839年的著作。马克思只是在1875年的CritiqueoftheGothaProgramme中使用了该词，之后甚至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使用它：用来指代他想象出来的原则，只要技术的发展达到确保绝对的物质极大丰富的水平，就可以应用于整体社会。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既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未来社会的政治运动，也是这一社会本身。在这里，我更多利用的是革命理论的另一分支，论述最清楚的可能是PeterKropotkin的MutualAid（1902）。
[10]至少除非有具体的原因不这样做，例如，等级化的劳动分工使有些人能喝到咖啡，而其他人不能。
[11]它的含义当然是计划经济（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由政府当局负责协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及分配过程中的方方面面）的效率通常要比其他经济形态低得多。很明显，这是对的。但如果说它完全“行不通”，那么难以想象为什么像苏联这样的政体最初会存在，更不要说它还能维持自身成为世界的极权之一了。
[12]Evans-Pritchard1940:182.
[13]相似地，一个中产阶级的行人不太可能向一个帮派成员问路。甚至如果帮派成员走近他想要询问时间，他也可能因害怕而掉头就跑，因为双方假定在彼此之间存在默认的争斗状态。
[14]Ibid,p.183.
[15]Richards1939:197。MaxGluckman在评论这种习俗时，总结道，在这个能够谈论“原始共产主义”的范围内，它并不存在于生产环节，而是存在于消费环节，因为这一环节的组织形式更多地依靠个体。
[16]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小屋中有一群饥饿的人，但他们还有一些食物。如果另一个饥饿的人来到这里，无须新来者开口，他们就将分享自己所剩不多的食物，尽管这样做会使他们陷入和他们所帮助的人一样的风险，面临饿死……”（Lafitau1974VolumeII:61）
[17]JesuitRelations(1635)8:127，在Delâge1993:54.中引用。
[18]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安第斯（Andes）、亚马孙古陆（Amazonia）、东南亚与世隔绝的岛屿及美拉尼西亚］，这是很常见的安排。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规矩，使得在一些被认为是人类生活的必需要素上，每一方都要依赖于另一方。一个人只能与来自村庄另一边的人结婚，或者一个人只能吃另一方饲养的猪，或者一方可能需要另一方的支持，以完成本方的男孩变成男人的成人仪式。
[19]我在其他地方曾指出这一点，参见Graeber2001:159–60;cf.Mauss1947:104–5.
[20]我回避了在Graeber2001:218讨论过的单边例子的整个问题。
[21]MarshallSahlins(1972)创造了“普适互惠”一词来描述这种关系，他依据的原则是，如果每一种物品都能自由流通，那么最终一切都将互相抵消。马赛尔·莫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演讲中就已经提出了这一论断（1947），但是他也承认存在问题：对于伊洛奎斯人的部分可能成立，但是有些关系永远无法互相抵消——例如，母子关系。他的解决方法是“交替互惠”，即我们回馈父母的方式，是自己也生儿育女。这一观点很明显来自他对《吠陀经》的研究，但是它最终表明，如果一个人已经认定所有关系的基础都是互惠，那么他总是能把互惠的定义放得很宽泛，使它能够成立。
[22]Hostis：参见Benveniste1972:72。拉丁语中关于好客的专有名词，强调（男）主人对房屋的绝对所有权，这是任何好客招待行为的前提。Derrida(2000,2001)认为，这指向了一个与“好客”这一概念的中心矛盾，因为它暗含着对他人的绝对所有权。这种类型的所有权最极端的形式，就是罗得（Lot）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一群鸡奸者（Sodomite），让他们不要强奸他的客人。但是，同样是这一好客的原则，也可以以好的形式被记录在诸如伊洛奎斯人的社会中，但它绝不是父权至上的。
[23]Evans-Pritchard1940:154,158.
[24]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以解释为什么非常富有的人倾向于主要在彼此之间进行社交。
[25]在不那么敌对的情况下，可以谈论交换俘虏、票据、恭维话。
[26]论述讨价还价的一份优秀文献：Uchendo1967.。
[27]Bohannan1964:47.
[28]1英里约为1.6千米。——编者注
[29]这甚至不是一笔真实存在的生意，因为这些通常都可能涉及大量的宴请和礼物赠送。它更像是那种出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想象出来的生意。
[30]只需要浏览关于“竞争性宴请”的大量人类学文献：例如，Valeri2001。
[31]Bourdieu1965是核心文献，但是他在Bourdieu1990:98–101中重述了主要观点。
[32]Onvlee1980:204.
[33]Petronius51;PlinyNaturalHistory36.195;Dio57.21.5–7.
[34]“这位国王在全人类中最沉迷于赠送礼物，也最沉迷于屠杀。他的门前不会缺少因获赠而暴富的穷人，也不缺少要被处决的人。”
[35]非常富有的人也是如此。例如，内尔森·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曾对自己从不带钱包引以为傲。他不需要。他有时会工作到很晚，想抽烟，这时他就会从洛克菲勒中心前台保安那里借钱去买。保安之后就能够吹嘘自己曾经借钱给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位成员，因此他很少会要求还钱。作为对比，“16世纪的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DomManuel）因为印度贸易刚刚变富，他采纳的头衔是‘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及商业之主’，其他人把他叫作‘杂货王’”（Ho2004：227）。
[36]参见Graeber2001:175–76。
[37]即使在陌生人之间，它也有些不寻常：正如Servet(1981,1982)强调的，绝大多数“原始交易”的发生，是通过贸易伙伴和专业化的区域中间人完成的。
[38]我之所以按照这种方式去论述，是因为我主要对这里的经济学感兴趣。如果我们只是在思考人际关系，我认为可能会这样写：在一个极端是杀戮，而在另一个极端是生育。
[39]事实上，就如同献给国王礼物绝不可能产生平等的互惠一样，这一点对于慈善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最终发现那个可怜的乞丐真是一位用凡人的躯体在世间游荡的神明，或者是微服私访的阿拉伯国王哈伦·拉希德（Harunal-Rashid），你能获得的回报也完全是不成比例的。或者想想那些关于狂欢醉酒的百万富翁的故事，当他们找回自己的生活以后，他们向之前对他们有恩惠的人赠送豪车和豪宅。想象一个乞丐赠送给你一笔财富，要比想象他回赠和你给予的一美元完全等值的物品容易。
[40]XenophonCyropediaVIII.6,Herodotus3.8.9.参见Briant2006:193–194,394–404，他承认以这种方式出现的某些更宽泛的事情可能确实发生过，在居鲁士（Cyrus）和冈比西斯（Cambyses）统治下的更为随意的礼物体系，在大流士（Darius）统治时期被系统化了。
[41]MarcBloch(1961:114–15)补充道“每一条法令，尤其是如果它被重复了三四次，都可能变成一条判例——即使在初审时它是例外甚至不合法的。”
[42]该方法通常与英国人类学家A.M.Hocart(1936)联系在一起。重要的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些工作成为他们的主要或唯一的职业：在大多数时间里，这些人仍然和其他人一样，是农民。但是他们为国王所做的工作，或者后续在仪式场合为社群所做的工作，被视为定义了他们的本质，定义了他们在人群中的身份。
[43]事实上，我们可能因她的吝啬行为而对她愤愤不平，但对于其他任何人，尤其是对我们自己，我们都不会认为这是吝啬。
[44]“‘TheMissingWhiteGirlSyndrome’:DisappearedWomenandMediaActivism,”SarahStillman,GenderandDevelopment,Vol.15,No.3,Media(November2007),pp.491–502.
[45]Karatani(2003:203–205)使得这一观点变得极有说服力。夸扣特尔人和其他西北海岸的首批国家，是中间情形——至少在我们所知的时期内，贵族使用非强迫的方法收集资源（但是Codere1950提供了不一样的看法）。
[46]GeorgesDuby(1980)提供了有关这一概念的权威历史，它要追溯到更为古老的印欧观点。
[47]想象中存在于父子之间的互惠的典型例子，参见Oliver1955:230。人类学理论的爱好者会注意到，我在这里支持了EdmundLeach's(1961)关于“循环联姻”问题的立场。后来，他把同样的论述应用于著名的“库拉链条”（1983）。
[48]事实上，存在明确可以自我颠覆的阶级关系：比如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因为如果老师成功将她的知识传授给学生，那么双方关系之间的不对等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49]考虑到因纽特人并没有奴隶制度，尚不清楚这是用哪种语言讲述的。很有趣的是，除非真正存在使得礼物交换能够运转的环境，并且因此会积累产生债务，否则这段文字就没有意义。猎人所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一逻辑不会延伸到诸如食物等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
[50]Firth1959:411–12（同样可见Graeber2001:175）。他的名字是TeiReinga。
[51]一个著名的例子：Chagnon1996:170–76。
[52]相似地，两个群体可能通过约定建立“戏谑关系”而形成同盟。在这种关系中，任何一方的成员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对另一方成员提出离谱的要求（Hébert1958）。
[53]马赛尔·莫斯在他著名的《论礼物的论文》（1924）中经常如此，而结果有时会让接下来几代人的争论陷入困惑。
[54]Mauss1925，希腊的资料是波西杜尼斯（Posidonius）。和往常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些内容有多可靠。莫斯认为它可能是准确的；我怀疑它可能最多发生过一两次。
[55]由WilliamIanMiller(1993:15–16)重述。引用的第一句话直接摘录自原文，《艾基尔传说》（Egil'sSaga）第78章。艾基尔对盾牌的态度仍然很矛盾：后来，他带着盾牌去参加一场婚礼，然后设法使盾牌掉入一大桶酸乳清中。随后，他得出盾牌已被损坏的结论，然后把盾牌拆解，拿走了制作原材料。
[56]例如，参见Wallace-Hadrill1989。
[57]Blaxter1971:127–28.
[58]例如，另一位人类学家把保护人——接收人的关系定义为“长期协议关系，接收人用支持换取保护人的保护：这里的思想是基于道德的计费，似乎不必进行严格的公开记账，但是双方都会心照不宣地保留粗略的账目；交换的商品和服务并不类似，也不存在公平交易或满意度平衡的需求，因为接收人在权势方面明显处于弱势，他需要保护人，甚于保护人需要他”（Loizos1977:115）。它既是交换，又不是交换；它既是记账的问题，又不是记账的问题。
[59]这和一个人接受甜甜圈店工作的情况完全一样：在法律上，它一定是平等的双方之间自由达成的协议。为了能够符合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进行迷人的、合法的虚构：甜甜圈店化身为一个想象出来的人物，名字叫“卡卡圈坊”（KrispyKreme）。
[60]比如，“应该”（should）这个词，在英文中最初是从德语“schuld”演变而来的，这个德语单词的意思是“有罪，错误，债”。Beneveniste从其他印欧系语言中找到了类似的例子（1963:58）。像中文、日文等东亚语言，则很难将有这些含义的词语合并到一起，但是将“债”和“罪孽”“羞耻”“有罪”“错误”等联系在一起的类似例证，很容易就能被记录下来（Malamoud1988）。
[61]PlutarchMoralia303B，Finley1981:152和Millett1991a:42也进行了讨论。类似地，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使罪孽是欠上帝的“惩罚性债务”这一概念成为天主教教条。
[62]为什么把其他形式的关系包装成债务如此容易，这就是原因之一。假设有一个人想要帮助急需用钱的朋友，但又不想使她感到难堪。通常，最简单的做法是把钱给她，并坚称这是一笔借款（随后，让双方都忘记这件事发生过）。或者想想在所有时间和地点，有钱人通过支付表面上是借款的一笔钱来购买仆人。
[63]你可以辩论如果一个人下定决心，那么他可以在任何一种语言中找到“请”和“谢谢”的同义词，但是你通常找到的词语会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被运用（例如，只在举行仪式的环境下使用，或者对更高阶层的人使用），以至于很难说这一事实很重要。重要的是，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几乎每一种在办公室或者在商店中进行交易时使用的人类语言，都必须创造出与英文中的“请”、“谢谢”和“不客气”起到完全相同效用的词语。
[64]在西班牙语中，你要首先请别人帮忙（porfavor），然后说gracias，以表达你意识到了别人为你做的事。Gracias是从拉丁语的gratia演变而来的，它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影响或帮助”。“感激”（appreciate）的含义更加与钱相关：如果你说“我真的感激你为我做的那件事”，你所使用的这个词就来自拉丁语appretiare，意为“设定一个价格”。
[65]“不客气”最早的文字见于莎士比亚时代，来自古英语wilcuma，wil的意思是“快乐”（pleasure），cuma的意思是“客人”（guest）。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仍然被欢迎进入一间房子。因此，它就像“请随意”（bemyguest），暗示如果有任何责任，那么也是由我来承担，因为任何主人都有义务慷慨待客，并且承担这一义务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卫道士极少因为某人没有说“不客气”而嘲笑他——这句话更多的是可选的。
[66]BookI.12。这句及其他引用语摘自2006年的PenguinScreech翻译版，这句话来自第86页。
[67]和中世纪阿拉伯（MedievalArab）哲学家IbnMiskaway的话进行对比：“债主希望借债人健康平安，这并不是出于对借债人的关爱，而是为了能拿回自己的钱。借债人对债主则没什么兴趣。”（见Hosseini2003:36）。
[68]合适，因为Panurge的全部论述只是对MarceloFicino的论述的幽默说明，Marcelo认为整个宇宙的驱动力是爱的力量。 |
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革命战士集（1926）
后记
《革命战士集》作者，于一九二五年后期从欧洲回国，先后到郑州与天津，主持召开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编《铁总年鉴》和《革命战士集》。
《革命战士集》，原定印行上下二集。但目前还没有发现下集。上集原印有遗像五幅，仅存二幅，尚缺三幅，待补。
又从作者所刊亢慕义斋大革命史诗中，有关于《革命战士集》诗（即亢斋吟）暨咏《战士集》中游天洋、王尽美诸同志的诗多首。兹抄出作为附录，以供参考。（录入者注：附录诗略）
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
文露、滨茵识 |
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传记·回忆·评论->〔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译后记 |
结论：列宁的矛盾遗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传记·回忆·评论->〔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结论：列宁的矛盾遗产 |
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传记·回忆·评论->〔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导言 |
一个参战工人的回忆（姚佐唐口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革命战士集（1926）
一个参战工人的回忆
姚佐唐口述
编者按：姚佐唐，安徽桐城人，扶轮中学学生，入铁路工厂后为史文彬高徒。少年英俊，能文能武，为工会中坚人物，一九二五年他参加过反军阀战争工作，备历艰险，为群众所称道。其事极为可诵，现录其部分回忆如下。
我是京汉铁路机务处工人，做工已经五年了，“二七”之役，兄长在长辛店被杀。因为我性好活动，时常被路局注意，前后调动工作五次，总不让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为的是怕我组织工会，发生事端。但因此也就到处人面很熟，结识了本路许多勇敢分子，所以自一九二四年政变（曹锟政府推倒）后，工会又行动起来了。是年一月正是国民二军初到河南，直系军阀向豫西窜逃的时候。那时京汉工人方面像传习所的司机等就有一部分倾向吴佩孚反对胡景翼的，他们在铁路上的种种牵制，使国民军无形中受了极大的损害。于是胡景翼就决定与工会协作，共同去攻打豫西阚玉琨等的军队。工会第一次征发五十名交通队往前线工作，我就是应募中的一个。当我们奔赴前线时，看那陇海路西段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得实在可惊了，工人多数逃跑，路轨枕木随地被掘，沿路桥梁要隘处处隐埋着地雷、炸弹，车站上，车辆、水塔、应用器具等，没有一样是完整的了。我们就在那流弹四射的矿地，随着阵线节节向前移动工作。后来洛阳一战，阚军大败西窜，他临去时纵火焚烧车站，用大炮轰毁铁路和车辆，三十多具车头、五十多辆列车，纵横狼藉都被毁坏在地上。这一场空前的破坏，据当日陇海路外国工程师估计，至少一个月才能清理出轨道，三个月才能恢复原状。可是工会命令却限我们三日内修好几个车头和数十辆列车，迅速追逐敌人。于是我们连续做了七十二小时的工作（三昼夜），一切修理完竣后，运输畅通，不到二个星期，敌氛便完全肃清了。
自从国民军初步认识民众的力量后，遇事不敢横施压迫，相处既久，也不觉得工会是怎样横暴不法的团体了，所以有许多时候是常向工会请求援助的。直到去年九月间豫东战事起，国民军求助工会益切，战久久不决。全国铁路总工会遂有铁路工人宣传队的组织，宣传队第一队二十人，我被派为宣传员之一。我们一行领得宣传品附车向徐州进发，抵徐州转车北上，平安到达兖州车站。我们到兖州后，听说前线这几天又打了胜仗，总司令部已移到泰安去了，随即又搭了一辆兵车向泰安进发。因为战争很激烈，沿铁路都是死伤的兵士，没有功夫掩埋，纵横凌乱、鲜血殷红的躺在地上，有的还在点点蠕动挣扎那最后的气息。至于那些伤兵装在敞车里往南运的，如同运枕木一样，每站都有一、二辆列车停着。天气既是这么寒冷，看他们身上还是穿着秋季操衣，满身血污。这些伤兵有在中途来不及医治死去的，有的在车上便冻死了。车抵泰安车站已经很晚了，泰安城内昏暗的没有几点灯火，狂飙四起，天地晦冥，乌云罩住着泰山，对面瞧不真切，情形很是黯淡。遍地张列营幕，阵阵号声，闹成一片。我们携了宣传品离开车站，沿着一条两旁夹种枯柳的马路，向城里走去。泰安城内店户人家早已闭门歇息，我们便取出传单、宣言、口号等印刷品在城内通衢要道张贴遍了。鼓打二更，投在一家客店安歇，预备明天一早起来召集市民开会，给他们讲演战事因果和民众的责任。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岱庙前开了一次会，因战事未定，人心惊惶，到者只有二百人上下，我们轮流讲演。会开完后，我们复分队沿街演讲，并散发许多传单。结果，一般市民都渐渐明白这次战争的意义了。
下午一时，我们从城里回到车站，车站忽然发生了一片骚动，站台上的火车冒着浓烟，呜呜不绝地乱鸣，兵士们慌忙登车向南奔驰。原来八里洼一战国民二军大败，从前线溃败下来了。过了几小时，形势越形紊乱，前线溃兵如崩山倒海一样汹涌而来，站上的车辆均已逃去大半，剩下的兵车挤满着队伍、辎重，还有的兵士攀援车顶车头纷纷追踪而去。这个时候我们六个人决定分成二组，留二人在泰安，以便继续工作。我们四人便抛却行李挤在车头的煤堆上随车南下。站台上汽笛呜呜乱鸣，一片嘈杂，遥闻轧轧的声音从东北角上传来。抬头看时只见四、五架飞机冉冉向车站飞来，一眨眼间飞机已在车站的天空盘旋不已，猛然“轰”的一声，一个炸弹落在离我们车头二丈远的月台上爆炸了，连续又抛下几个炸弹，落在车站附近，中有一个正中道棚工房屋上，登时就着火了。
一路上因车辆拥挤，沿路车站员司多半是交通系的走狗，幸灾乐祸，故意将轨道弄得混乱不堪，所以几次险些出了危险，幸得我们几个互相关心，帮同指挥。途中遇有司机逃脱的，我们便立即去人代理他的工作。这样费尽无限精力，出了浑身臭汗，才算将许多车辆平安的开到了徐州车站。
我们到徐州时，前线又举行反攻，战事十分激烈。沿铁路人民被炮火殃及，死伤的不可计数，车头上做工的工人往往是有去无还，不是被流弹殒命，就是半途中撒腿逃跑了。我们无法，只得留在徐州车站工作。有时司机配不齐班，我们便开车上前线。这样过了一星期的饥寒困苦弹雨枪林的生活，直到工会来电叫我们，大家才整队回郑州去。
十二月间，吴佩孚侵豫的消息慢慢传到郑州来了，信阳工会来密电告急，我曾被派南去一次，为的是协同该处工会工友布置一切预备工作。二月南段战事已开，风声越紧，郑州工友志愿随车工作的三十余人，我们就乘兵车到信阳去，信阳方面战事极其顺利，该地工友赞助之力量最多，该地不少直系、交通系走狗时思破坏交通，动摇军心，以为敌人内应。赖信阳工会先事预防，破坏多起，所以他们的奸谋毫无成效。正当信阳激战的时候，忽然信阳以北红枪会崛起，掘毁铁路，截劫辎重，军事上断了联络，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即前去查看，见路轨已毁去七、八段，当由众工友于三小时内便把它修竣。兵车过去后，我们在道棚歇息，忽有大队红枪队风驰电掣而至，即将路轨道钉重行拔出，并搜索到邻近道房，严厉诘问修复铁路的郑州工人现在什么地方？我们闻讯后即在黑暗中自道房走出，向道旁芦苇丛中逃去。有一工友落后，即被拿去，剥去全身外衣痛打几死，随后就被带走了。但自该队去后，我们仍复转去，不久有军队驰到，所以也就平安修理完事。工事既毕，众人侷促道房中休息，日来天气奇寒，又兼过度的劳乏，当大家燃起火时，我自觉浑身寒战，胸际若闷，脸部烧热，不一会头昏眼花自觉病情沉重。众工友都惊慌了，在这样的荒村僻野，不消说是没有大夫可请，众人商议的结果，决定天明后把我抬往邻近的车站，遇有兵车过站时，派人护送我回郑州去。我自己神经失了主宰，直到第二天车到站时才知道身在郑州了。病势来得很凶，经过几次诊治才告脱险。据大夫说，是积久蕴结的，劝我多休息些日子。我得到工会允许后，从此就在家里养病，每日与工友交谈都很少，不消说更不知道南路工友参战情形了。又过了些时候，病体渐渐复原，听到工会每日发布的消息，才知道东路田军叛变，省军已自兰封退却到了开封。形势有些不稳，南路战事激烈，信阳已经围困一个多月了。北路谣言很盛，豫中形势陷于包围状态。此时工会布告，准备敌军到达后的工作形式，中坚负责人留守不动，为敌人注目的委员会人员，分别向西路、南路出发，并征发多数工人向西路、北路助战。我是前项人员之一，可喜病也全好了，决定随车西去。三月一日岳维峻率军从郑州西退，站台上堆积车辆黑压压的一片，工会会员用了极大的努力，才将调车装运等事弄清。晨八点，我们的车向洛阳开行，列车蜿蜒约二、三里，车头就有十数个。车中大家商议往黄河以北去的人太少了，何不分一部分人朝河北去。于是车到黑石关时，我们几个人就下车投奔河北去。又因同行人数太多，容易引起外人注意，便各自分途前进，指定彰德为第一个集合地点。我和另一个工友下车后没有车辆可雇，便徒步向北而行。此时正是严冬天气，雨雪交加，道路十分泞滑。我们二人到达黄河沿时，已经是傍晚了，沿途战事消息，纷乱如麻，到处土匪蜂起，截劫行旅，红枪会更是猖獗万分，遇有国民二军败兵或陕籍人即乱砍乱戳，无一幸免。他们多半是农民，错信了吴佩孚的宣传，仇视陕人。可这并不是他们自救的出路，我们乘机便向他们解释。有些人因此也就明白些了。我们渡过黄河，经焦作到达新乡，一路上受尽了辛苦和惊吓，抵达新乡时，吴佩孚军队早已到了。他们在铁路系统内最仇恨工会，驻兵在工会里，使工人们不能集会。随后派兵捕拿工会职员和活动分子，全国铁路总工会和京汉路总工会的领袖人物，均是他们所最注意沿路缉拿的。是晚我们二人宿在工友家里，有些工友听说我们来到，便暗地前来看望。彼此见面谈了些各自经过的情形，才知道郑州南北一带兵慌马乱，秩序极其紊乱，近来更仇杀陕人，严厉封禁一切民众团体。北段交通阻断，石家庄以南陷于混战状态，各工会消息也隔绝好久了。次日，我们二个决定北行，但是不敢沿铁路走，斜傍着距铁路十许里地的村庄走去。一日来到彰德境内，从市内打听，知道此地还是国民军的防地，工会同志正在忙着帮助该军某旅从事各项防御及破坏的工程，我们十分欢喜，连忙到工会报到，得知铁总曾自天津来电指示方略。我们即刻就参预军事工作，虽然昼夜忙迫，辛苦异常，但是因为心里乐意，所以也就不大觉累了。此时北路战事十分混乱，耳闻阎老西队伍已出发石家庄，靳云鹗的兵沿路北来，地方上又到处闹土匪，某旅长处在四面楚歌之中，自觉势孤，把持不住，暗地定下投降的计策。一天下午，他派人来请我们去说话，自称北路情势危急，央我们二个到保定打听军情，我们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他的托词，但是因为续接铁总来电将京汉工会移到石家庄暂驻，令我们都到石家庄待命，于是也就乐于离彰，当时便答应了。临行时因没有火车仍是步行，身边没有行李，只带得够用的旅费，为避免兵士盘诘起见，又不敢从大路走，只默记着北去的方向。走了一程，忽然遇到大杆土匪迎面跑来，我们躲避已来不及了，当下就被他们捉住。只见队尾紧紧跟随的还有几个男女肉票。我们两个哀告求饶，丝毫没有结果，还吃了一顿马鞭，没有法子，只好随着他们走去。不一会，来到一座土庙，大队一拥而进，杆子头开始审问我们这些被抓来的人。其中有一个老头子，说话很倔强，不愿意出钱赎身，猛听得“啪”的一声，子弹飞进了他的胸膛。可怜那老头血花飞溅，当场就一命呜呼。其余的人吓得心惊肉颤，有的失声哭号起来，一幅残酷景象令人看了十分难受。我们二人老实告诉他们自家只是在外做工生活，家乡也没有亲友，实在无钱可赎，愿将身边旅费全部拿出来，他们却也相信。可是并不释放我们，他们的意思是要我俩入伙，和他们一起去干那打家劫舍的生活，无论我们怎样解说总是不依。过了一天，土匪队里来了一个头目，他曾经在卫辉国民二军旅部当过马弁的。他有一次因事与工会接洽，认识我们中的一个。当他看见我们被锁在院子里，认出是老朋友时，不免大吃一惊。于是我们向他述明了前后情由和现在急于要回石家庄的理由，他一口答应帮忙。经过几次答辩，才允将我俩释放。我们临去时仍然照前约，将带的钱留下，由老大取出四元给我们做最低用度的旅费，他并说前途满地荆棘，很不容易通过，因又派了两个弟兄送了我们一程才算脱离险地。这几天饥饿劳累的生活真使我们疲乏得不堪了。一天，看看天已昏黑，还遇不到宿店，我俩急得两眼昏花，头上冒虚汗，肚子里咕噜噜发响，两腿一阵阵发软，再想向前走半箭地都不可能了。远远望见离铁路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座庙宇，于是心神一定，连跑带跌一气走进那庙宇去。昏暗中仿佛辩认出这是一座关帝庙，庙内已有一个人先在，正吃着什么，仔细一看是个青年。彼此谈了一阵，才知道原来也是夜行没有投止的旅客。他见了我俩的工人服装，并且知道我们的大概去向，早已猜着几分了，因此自白道：“我也是赞成你们宗旨的，我原在国民二军当军官”，言罢，取出许多食物邀我们饱餐一顿。这夜朔风怒号，天寒欲雪，庙后的白杨树呼呼作响，我俩因久经疲饿，暂得饱息，一觉睡去，什么都不在乎了。天明醒来与少年军官谈话，知道这里距某县车站不远，我俩自觉再不能步行了，于是我俩商议，此地偏僻人面生疏，不妨且到车站打听，如有车北行，偷搭他一站、二站也是好的。决定后，便辞别少年。少年看见我们很窘困，遂取旅费相赠，我们没有推辞就收下了。当我们走近车站，来往的全是武装兵士，我俩正在一旁走着的当儿，猛听得有人大喝一声：“上哪儿去？”随后就有几个兵士擒住了我们的胳膊，反剪缚着双手簇拥我们，押到站长办公室去。站长室乱纷纷地有许多军官模样的人川流不息地出入，当我们进去时，一个军官满脸长着横肉，手把着盒子枪，凶神般地狠狠叫道：“你们这两个小子是给谁当探子的，快快说出来！”言毕，右手举着枪朝我们胸前晃了几晃，我们并没有怕他的威胁，只据理和他辩论，请他指出犯罪的证据。结果是把我们收押在车站一间小屋子里。原来京汉北段工会会员在战争中协助国民军做了许多工作，所以吴军是很痛恨的。又加以路面员司乘机报复，所以到处告密，陷害工友。今天我们进站的时候，恰遇路面稽查员走过，他看见我们两个，认识是上次同慰劳团北上时大骂过他的仇人，所以假造了一个理由向车站驻兵军官告密。当我们走出站长室时，正见他远远地同着几个兵士在咬着耳朵说话呢。我们自觉这次被捕确有几分危险，因为在南段信阳一带战争时，道棚工友被诬为敌探枪毙的，正自不少了。在车站囚了二日，第三日清晨从窗隙中窥视外间，觉得情景有异，军队纷纷移动，心想难道战争逼近了么？却又不闻枪炮声，正在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忽然房门开了，走进两个大兵，命令我们即刻离开这里。随有一小队兵士押着我们向车站东首出去，这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队伍似乎是向旷野出发。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事到如此还希望什么外间的搭救么？……一行人在两旁辙迹很深的泥尘大道上默默地走着。无边的悲哀袭人而至，头顶上的乌鸦呀呀乱叫，我的情绪越发恶劣。在这样昏梦似的状态中，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转了几个弯，猛然见城墙上雉牒的影子在眼前一晃，啊，这不是进城去的大道么，我心中豁然开朗了，断定这不是赴刑场的死路了，一切的幻境打破，我知道这是解送我们到城里去的。果然进城后转过一条大街，我们便到了县知事衙署，军官进去交涉，我们在传达处坐候。不一会，我们被钉上镣铐来到一间土牢里，这个土牢矮陋得可怜，里边住的多是彪形大汉，一个个粗暴形象，不住瞅瞟。一会儿中饭开来了，每人一中碗小米稀粥，杂有多量的泥沙谷壳，半块咸萝卜与一个硬馍。各人用完后，开始闲谈起来，有调弦弄索的，有唱梆子的，有唱大鼓词的，有说故事的。我被邀给他们讲一点时代新故事，他们都觉得新奇，围拢来坐着。我信口把苏俄革命党人的流放生涯很诙谐地说出来，讲到西伯利亚革命党人的流放生涯，工人领着赤卫军打退莫斯科围城的敌人，农民出身的加里宁做苏维埃的大总统。他们十分感动，一个个眉飞色舞，随后我又把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婉转地向他们讲述了一遍，他们也是很感兴趣的。从此，我们两个被大家所推重，再没有人敢无礼相待了。第一天晚上，天刚黑时，大家如同刺猬一样紧紧地依偎着排列在一个土炕上，忽然暗中有人用铁环围在各人的脖子上，另有一条铁杆直贯着各人脖子的铁环连成一串，缚在窗柱子高处，这样连鸡似的靠墙躺着，真是最奇怪的睡法，为我五次入狱所没有的遭遇。过了三天，我们不但同狱友们厮混熟了，狱卒们对我俩也表现几分亲热。我们与狱卒交往的结果，是从镣铐底下将手脚解放出来了。镣铐卸去后，精神爽快了许多，每日依旧和大家过那谈笑无忌的生活。原来这些狱友们毕竟没有一个是自甘平庸的，多是酗酒使气、奸淫、盗窃，以至落草领杆的，说起来各有各的得意本领，光荣的历史。他们的案情，平时对问官是装呆充傻百般狡赖的，可是对狱友们则描摸自夸，惟恐不尽，并无丝毫隐讳，甚至在得意忘形之时，说不定还要凭空捏造，锦上添花，显示出个人的好身手。就中一个领杆的自称犯案不可计数，曾是牧马集劫车案的主谋人，他前后过了十五年的兵或匪的生活。他在第七师当兵到过四川、湖南等省；在第三师当马弁，跟吴佩孚从洛阳到山海关。山海关战败渡海从长江到汉口，从汉口单身携枪逃到河南，投奔国民二军当了一个连长。三星期前，国民二军溃败，他又回到旧日生活去了。他为匪不过数日被赌友所卖，才第一次来这里尝牢狱风味。看他紫黑沉滞的面皮，衰飒的黄胡须，暗淡无神的双瞳，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历尽百劫而英华未灭的老人，这是万恶封建社会产生出一种变态的人生缩影。我们在狱中住了一星期，不知道怎样有人透露了消息，被车站附近的工友们知道了，一天有个人来访问，见面却不认得。他说：“听说你们解入县监狱后，就多方觅人营救，现在军队已去，案情松动得多，大概还委屈几天就可以自由了。言罢，送给我们一些食物，又说了一大片安慰的话。我们因为有人在旁监视，不便多谈，只谢谢他们的好意，劝他们不必着忙，慢慢瞧着办吧！狱卒们渐渐给我们谈及我们不久可开释了。又过了几天光景，我被提出审问，问官说：“你今天可以出去了，可不准在本县逗留，你自家要明白，还有许多人是不甘心放你出去呢，如果再闹出什么岔子那可不好了。”我没搭话，听凭那两个临时家属和保人们摆布，办完手续，便随同他们踱出辕门而去。三个人在候着我们见面，各说不尽的欢喜，彼此通报了名姓工籍，端出几盘火烧和牛肉，肆意啖了一顿。其中有人名叫老毕的，是去年八月间到过郑州华丰里的，所以认识我，很出力地营救我们。他说，外间情景不太好，但是大家还是团结的，并问我打算今后怎样，我把铁总第二次来电，令我们到石家庄集合的事和我们参战的简单经过告诉他们，老毕说：“这么着，你今天就动身吧，别误了大事。我从他们口中打听南北段的战事消息，还是模糊得很。南段虽已通车，沿路桥梁道轨，破坏不堪。北段北京、保定仍旧兵戈遍地，骚扰不止。当下我们决定今晚坐煤车北上，走到那里算那里。在“再见”的辞别声中，我独自一人离开他们向车站走去，可巧车站上遇见一个升火的老陈，是新从许州拨来的，我便搭在他的车头上一直往北去。沿途且行且止，延到次日黎明才进入石家庄车站。石家庄车站被阎锡山的军队割据，他是一个最反动的军阀，凡是民众团体都被封禁，又仿照太原的办法，不准外来的人在石家庄居留。后来一个工友送来一封信给我，是先走的朋友临行时留下的。信中大意是：到保定后，可由水路来天津。当晚我便夹在大群难民中向天津进发。一路所见奉军摧残人民的残酷现象，形形色色见所未见。我穿过两军阵线，几次冒不测危险，两星期后才到了天津。从此我的工作又转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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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革命战士集（1926）
马七
马七，直隶武清县人，初为农家子。京兆一带连年军阀混战，耕地尽失，因赴京绥路为抬煤小工。工会成立后，入西直门工会为纠察队队员。热诚拥护工会，为工会中最忠勇分子。
京绥路通门头沟支路为产煤区域，有土豪张幼山，系该地煤矿商人兼大地主。平日豢养武装家奴（即门头沟保卫商团），横行乡里，鱼肉平民，无恶不作。见京绥工会保护工人援助佃农不遗余力，屡次与工会寻衅，均未得逞。因此益衔恨工会。一九二六年二月，国奉战争正酣，张阴受奉军委为讨赤司令，命设法破坏铁路工会。二月一日晚，门头沟道棚工人二人，巡察沿路工程，为张瞥见，即派队员袭击，将二人捕获施以毒打，逼他们自认为匪，以便诬陷工会。门头沟工会闻讯后，即派代表前往与张交涉。张不但不理，又继续捕去工会会员二人，非刑拷打，声言武装解散工会。于是门头沟工会会员急电西直门工会乞援。二月七日清晨，西直门工会下令纠察队长王启瑞率同纠察队员马七等二十人驰往援救。马七接到队长命令时，正在家早膳，未及餐毕即怀馍袋中奔赴工会集合，同众人出发，纠察队抵门头沟时张某已闻讯准备，大队保卫商团，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及纠察队赶到时，对面排枪声起，弹雨横飞，向纠察队射击。马七方高擎大旗立在队前，见张指挥杀人，怒不可遏，大喊一声，踏步向前，众人一拥而上。马七先用旗矛刺倒一人，转向张幼山猛扑，忽一弹飞至，正中腰际，当即受伤倒地。纠察队员见状愈奋勇格斗，卒将商团缴械，生擒凶犯张幼山，解往工会讯办。是役马七伤重毙命。队员受伤者尚有数人，商团死者二人。张既被捕，其家属欲以三十万元向工会赎张生命，为工会严词拒绝。党羽闻讯，意气沮丧，分途逃散。门头沟一带至是无复敢与工会为难者，马七之死，遂永留不朽的伟绩于京绥全路工人心目中了。 |
戴培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革命战士集（1926）
戴培元
戴培元，直隶任邱人，家有地八顷，但常受当地土豪劣绅欺侮，自幼即痛恨社会制度不良，立志欲根本改造社会。一九二二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是年秋季，考入河北大学农科，欲于毕业期满后，回到农村建立他的理想社会。当时河北大学为直系军阀曹锟御用学校，校长徐某为迎逢上官意旨献媚权贵计，竭意高压学生，不许学生有校外活动。培元在校起与反抗，纠集同志组织革命书报贩卖社、平民夜校、新文化剧社等，因此大为学校当局所嫉视，龃龉未己，卒于毕业之前半年（一九二四春季），培元断然自动退学了。培元离校后；决计不再升学，誓做一个革命的职业者，开始参加保定国民党左派活动，并从事指导一切民众运动，大为保定革命群众所信赖。一九二五年二月，衔全国铁路总工会之命转赴石家庄，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
时直隶全境为奉系军阀所窃据，石家庄工人创痛巨深，培元刻苦自励，唤起他们团结奋斗，收效极速，因为培元个人生活，既与工人同化而又遇事勇于负责，毫不取巧，故易为群众所推崇。军阀见石家庄工人势焰日涨，遂想杀培元以弭祸。四月某日，军警往捕培元，培元为工人保护出险，潜往北京。然该路总工会自是遂遭封闭。培元自赴京后，忧愤成疾，精神失常者累月。时国民二军在河南，虽以接近民众相号召，但军纪不严，与农民结怨尤甚。河南农民奋起反抗，红枪会组织遍地蔓延。培元深感此为中国北部农民运动极迫切问题，亦即国民二军本身政权生存大问题。他认为红枪会问题如不能运用适当的策谋解决，国民军在河南的统治便随时有动摇的危险。因此，决定到河南去作农民运动，企图将那数十万倾向革命、不过意识还很模糊的农民群众，从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层层束缚下解放出来，洗涤原始土匪的根性，成为一种真正的革命力量。培元开始在豫西的荥阳活动，荥阳为河南红枪会策源地。培元初至，工作极感困难，蓬发短服，徒步来往村庄，艰苦卓绝，日向农民宣传，会该县知事韩君，亦革命志士，相助甚力，于是荥阳县农民，便多数脱离红枪会，而自动组织纯粹农民协会。两月后，农民协会拥有群众一万五千余人。从红枪会组织转化到农民协会组织，其过程极为复杂，要经过无穷的纷扰与叛乱。因为在封建的农村制度下面，所发生的红枪会，思想上、组织上与农民协会发生剧烈冲突。所以荥阳农民协会，遂为该县红枪会攻击的目标。该会会长张虚臣曾于一晚全家十三口，均被红枪会刺杀殒命。培元在此期内，经过无限的忧患焦思与烦虑，身体健康大受影响，最后咯血症突发，同志遂强迫送其往密县龙虎洞暂行疗养。培元居山洞时，生活窘困，又乏医药，病势转剧，地主复日遣刺客窥视其侧。后遂决赴洛阳工会寄住。抵洛后，适国民二军败退，地主跟踪培元寓处，遂勾结吴佩孚部下与红枪会，于三月四日杀害培元于洛阳寓处。培元状貌朴实，秉性诚笃，平易近人，恒如光风霁月，临事有毅力，不畏险阻，且虚心学习，故其工作影响于工农群众至深至广。虽献身革命为时不久，他的革命的人生观，则超迈流俗。尝自言“愿终身为革命的苦力，服务人群，不求其他”。又当其病剧时，同志有勉其节劳者，培元辄为言“为革命而勤奋工作，生命才有意义”。于此，足见其修养有素，从容就义决非偶然了。 |
悼念我们的战士——王中秀同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革命战士集（1926）
悼念我们的战士——王中秀同志
在反奉战争中，我们牺牲了无数忠勇的战士，在洛阳方面，损失尤大。王中秀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年纪最少、最勇敢而又牺牲极壮烈的同志。因军事混沌，交通阻塞，我们证实他的噩耗，距中秀死时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位无产阶级少年革命先锋的不幸消息传开后，不仅使我们的同志闻讯痛悼，尤其是悲咽充满了千百万工农阶级的心灵，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向读者介绍这位革命少年英雄。
王中秀同志原名基鹏，直隶固城县人。他的家境很好，父亲十分顽固，不许他出外求学。中秀幼年却很有志气，对现实不满，立意改造社会。违背他父亲的旨意入保定育德中学文科肄业。那时育德中学继“五四”运动之后，功课颇能迎合时代潮流，俨然为保定文化的中心，为北方军阀所侧目！中秀在校成绩很优，于一九二二年加入该校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为该校青年团支部书记，同年夏取得中国共产党党籍。
中秀在校活动甚力，组织各种文化团体，一九二三年毕业赴京考入北京大学。修业二年，在理论上、工作上均有极大的进步，遂于一九二五年二月退学到京汉路郑州工会做工作，同年五月被陇海铁路总工会聘请担任秘书职务。
中秀在洛时，正是陇海路铁路工人十四条经济要求胜利之后，全路会务十分发达。他一天到晚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但精神还是十分充沛；此时，陇海路有一部分贵族工人，很想与上级员司勾结，中秀竭力反对，终于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因此为多数群众所拥护而为少数工贼所嫉视。至于军阀方面，更是切齿痛恨，思图报复，自不待说。当吴佩孚派军队侵豫的时候，事先密派许多侦探勾结当地土匪、红枪会，谋倾覆国民军在河南的政权。洛阳少数工贼亦推波助澜，为吴张目。中秀独力辟其妄，团结陇海工人，以工会力量积极赞助国民军抗吴的战事；在这个时候，中秀忧劳万分，心力交瘁，有时很想休息片刻，但为责任所驱使，又不能辞去，所以仍然带病坚持奋斗。
本年三月一日，国民军退往豫西，豫西红枪会受吴佩孚之命，沿途截击国民军第二军。岳维峻率军到洛阳时，洛阳四面的红枪会漫山越野而至。第二军与红枪会激战三昼夜，才脱险西去。国民军去后，中秀为镇定人心计，并未他避。四日清晨，吴佩孚部队手持大令，蜂拥至中秀寓，破门直入，口呼杀王中秀，逢人便砍，同寓三人俱遭惨杀。中秀身被数创，并断胫骨，流血倒地，吴兵以为已死，遂委之呼啸而去。
与中秀同时被害者，一为洛阳国民党市党部委员黄天白同志，一为洛阳农民协会重要领袖戴培元同志。俱各被刀伤无数，当场身死。中秀死而复生。有陇海铁路工人行过其侧，冒死拥入其家，辗转送往某医院就诊。因流血过多，伤势沉重，终以医术无灵，我们那奋发有为的中秀同志，遂于四日后，逝世于洛阳医院。
中秀死状，据目击者报告，十分惨苦。他在诊治期内，忍受剧烈痛楚，绝没有半点消极的表示。他在旧家庭是一个独生子，家境素丰，并已结婚生子了。临逝时，未尝说一句话安置他自己的家事，还屡屡督促同志们保存组织！他死的时候，年仅廿四岁。
中秀牺牲的消息传出后，一般的革命工人，自然莫名哀恸，一致痛恨那“二·七”凶手老仇家——吴佩孚，便是少数工贼亦深恨吴佩孚之兽行，认为惨无人道，以前虽有些糊涂人（红枪会即其一）希望吴佩孚到河南，可以解救他们于倒悬，做一个太平百姓。可是这希望总成虚空了。吴佩孚并没有给他们一点子什么，只给他们一幅屠杀中秀同志的惨影。因而河南工人、农人（包括红枪会）认明了吴佩孚的真正面孔，开始积极反抗吴佩孚的运动，便是这一幅惨影光芒放射的征象！
我们相信，革命的火焰是永不息灭的！何况中秀同志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已输入无数的劳动者脑中，而酿成革命的酵母！不信我们试张目以看，继中秀精神不断奋斗而起的千百万劳动战士们，他们正以大无畏的精神，猛向敌人最坚强的堡垒闯进啊！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于上海 |
伦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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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克忠
味农殉难四星期后，九月二十日又有胶济路总工会委员伦克忠被害的事。
伦克忠，山东章邱人。父为佃农，备受地主剥削。克忠幼时，独往青岛谋生，贫极不能自存，先入某商店为学徒，后因不堪店主虐待，乘间逃去。自是，克忠对于旧社会制度隐存反抗之意，加入北方秘密结社，欲在下层社会中结识江湖豪杰，以为革命之助。在齐鲁一带，过了多年浪漫的生活，但后来希望渐成空虚。他几次身冒奇险，而所事尚茫无头诸。于是，他自觉失望遂又回到农村去。
克忠回到农村后，折节改行，生活为之一变，旋投身胶济铁路高密车站工作。一九二四年，胶济铁路工人发起四方圣诞会（即胶济总工会的前身），克忠闻讯欢跃，对伙伴说：“现在正是时候了”，遂号召高密工人首先响应，并乘休假日沿途游说。克忠与总工会领袖共同努力的结果，于数月内筑成胶济工人森严的战垒，同时，他在这个坚垒中，做了胶济全路工人中最有力的领袖。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与各团体召开中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于广州，克忠被选为胶济铁路总工会出席代表，在广州呼吸独立自由的政治空气，目击全国劳动运动勃兴气象，并在会议中学习许多革命理论和战略，益增其对于革命的自信。返鲁后，在历次援助纱厂工人的阶级斗争中及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克忠均抢着站在最前线，所以敌人方面也就特别的仇恨他了。当七月廿六日事变，军警逮捕李味农时，克忠深夜越垣逃脱，潜行赴济南，后军警追踪急，遂与韩文玉秘密逃向北京。
自味农、信之被害后，山东舆论为帝国主义与军阀所钳制，故一切惨酷消息严被封锁，外界一无所闻。克忠此行，意在暴露帝国主义伙同军阀凶杀民众之真象。抵京后，即联合京中各界发起驱张（宗昌）运动。九月某日，全国铁路总工会与北京学生联合会，在中央公园邀请京中各团体会议，克忠出席报告山东恐怖政治及味农、信之就义惨状，言时声泪俱下，四座唏嘘不能仰视。这个运动，在北京就顺利地发展起来。一日，北京各团体发起追悼味农、信之大会于天安门，京中市民闻讯而集者四万人。克忠慷慨陈辞，悲壮动人，群众一致高呼“打倒张宗昌”的口号，声震霄汉。北京政府为舆论所胁，遂有撤换张宗昌、派李纪才查办山东之令。时军阀的恶氛弥漫山东境内，张宗昌方厉行白色恐怖政治，青岛一般革命领袖死亡、入狱、捕逃几尽，济南城内屡兴大狱，禁谈政治，凡是社会上比较思想左倾分子俱已绝迹，张宗昌意态自豪，以为反对者除尽，人莫予毒了。后忽接山东驻京代表密电报告，方知克忠与文玉在政治中心的首都，尽情揭发他的罪恶，张氏痛恨万分，遂立悬重赏，星夜派探兵到北京逮捕克忠与文玉。
九月二十日，克忠、文玉与同志数人正在东城学府公寓内计议工作，忽大队侦探警兵驰至包围该寓，入内将克忠、文玉二人逮捕，解往京师警察所。京内各公团闻耗纷派代表驰往营救，并抗议军阀无证据越境捕人之罪。警所总监阳允保释，私纵探兵当夜解二人赴济南而去。二人被解赴济南后，即由军法处审讯。结果文玉年貌稚弱，被判二年有期徒刑，克忠破口骂贼，骂声不绝，竟于某日被秘密枪毙。事后一星期，凶讯传出，胶济全路工人悲愤填膺，哲举行复仇的总罢工。卒以环境险恶，势孤不敌，遂隐忍未发。然自是山东革命群众，益与军阀结下不解之仇。工人与军阀激战之事，在山东境内遂日不绝书了。
克忠休格雄伟，仪容爽朗，是一个极有煽动天才的工人领袖。他有坚强的体魄，过人的毅力，慑服群众的理智与火热的情感，虽然识字不多，可是他的演说却纵横流利，自然合乎法度，而又富有强烈的刺激性，所以无论何等沉寂的会场，散漫的群众，克忠只需简短的演说，便燃烧起革命火苗，情不自禁地奔腾起来。像克忠这样的情感和雄辩，吸引群众的威力，在山东劳动群众中的地位，正如同拉萨尔在来因流域工人中、施洋在武汉工人中所表现的一样。 |
第十六章萨克森和奥地利的铁窗生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巴枯宁传（1961）
第三卷入狱
第十六章萨克森和奥地利的铁窗生涯
萨克森监狱。萨克森的审判。布拉格和奥尔米茨。奥地利的审判。 |
李味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革命战士集（1926）
李味农
一九二五年五月，山东四方（四方为青岛邻近的胶济路最大车站）日本三纱厂爆发的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一个序幕。参加罢工的有四方、沧口全部男女童工四万人。声势之大，不减一九二二年开滦矿工总罢工，震动了中国北部，使帝国主义、军阀及一般都会舆论均起了极大的恐怖。当时指导这个运动的就是李味农。
青岛是中国北部重要工业区域，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经济掠夺的富源。有十数万劳动者集中在彼处，俨然是一座潜势未发的革命火山。味农从海外归来，到青岛后，负胶济铁路工会宣传指导责任。此次，他率领胶济全路工人，援助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号召整个民族对日抗议，取得了胜利。纱厂工人凯旋后，激励和振奋了青岛全埠工人有组织的发展。于是，铁路、纱厂、水道、港政工人，结成了一个革命同盟，继续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在北方的势力进攻。这座火山不时喷出革命的火焰。
“五卅”运动后，青岛市民备受日本帝国主义及军阀劫持，宣传“和日排英”。这时，味农独率全埠工人，揭破彼辈奸谋。于六月九日，号召伟大的示威游行，以群众的力量强迫他们执行革命的决议。于是，反英、日帝运动，由胶济沿线风靡，一跃而为北方革命的重镇了。
这正是反帝国主义的生死争斗。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自觉山东境内不安。于是，一面调集兵舰，一面贿买军阀，誓与青岛工人作最后一战。这样便发生了七月三日纱厂工人的总罢工，味农指导胶济路及青岛全埠工人，奋勇战斗。战斗结果，纱厂工人终未屈服。此时日本资本家衔恨益甚，誓欲得味农而甘心。军阀官馀与青岛资产阶级更嫉视味农，他们认为只有铲除味农，才能拯救目前垂绝的命运。
味农领导数万工人低御彼等联合进攻，中间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极尽攻守之能事，敌方无计可施，谋杀味农之念愈切。后遂决抛却一切狡侩战略，只用单纯的武力攻取味农。
七月二（或一）十六日晚十二点后，日本侦探带同中国军队，驰赴味农住所，逮捕味农。此时味农已投宿邻近一小学校。士兵不见味农遂跟踪到该小学校去。味农见事急，即指挥同住工人分途逃避，却自己留下断后，正待走时，大队兵士已至。为首一军官抓着味农喝问：“你叫什么名字？”味农信口答道：“我是王伦。”旁一日探狞笑道：“不用问了，带走吧。”于是，将味农和同住的十人一一反缚，推上囚车，驰向军法处而去。与味农同夜被捕的，还有《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公民报馆与胶济路工会亦同被封闭。次日，味农与信之被军法处审讯。军法官怒问味农道：“你就是李味农？”……味农不答。“你煽动那些穷小子反抗日本人，想造反么？你可知道荒了日本人的买卖，督办是不答应的。”味农抗声答道：“我是革命党，正在领着许多穷兄弟们推倒你们这一伙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你还敢老着面皮问我什么。”“革命党，这就该杀——且说你受了谁的指使？同党多少人？谋乱机关在那里？”“全是废话！青岛十万工人都是我的同党。”……。
第二天早晨，味农与信之被绑赴青岛郊外斩首。囚车过市时，味农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群众追随呼应，声震四野，在万众悲慨中，味农与信之便为神圣的义务而牺牲了。
味农，安徽人，初入芜湖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曾为小学教师，曾参加过江西宜丰县芳溪农民暴动。一九一九年赴巴黎留学，为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做工三年，备尝工钱奴隶的痛苦。一九二三年去法入俄，居莫斯科东方大学，潜心革命知识。一九二五年三月归国，即赴青岛，任事不到四个月而遇难。
味农状貌不逾中人，惟精神内蕴，处事极有条理。尝诵列宁名言：“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故能在实际工作中虚心学习，由是益为同志所推重。当七月三日后事机紧迫时，日本资本家不断向组织幼稚的工人袭击。日常事变，纷乱如麻。味农伏处狭隘的工人住室中，自清晨至午夜，为不断来的工会人员解决各种问题，每天工作恒在十八小时以上，没有片刻休息。因为他是青岛全体工人的灵魂，工人们不能俄顷离开他的指导。所以，他在肯岛虽然为时不长，他的名字已深深铭刻于全埠劳动群众的脑际。他身后留给山东社会的哀思是极广泛的。 |
高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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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克谦
高克谦字允恭，直隶无极县南池阳村人。家有地一顷余，其父种地自活。克谦年十六时，北走保定，就学于保定育德中学校，勤奋力学，为该校高材生。君在校内接受了革命宣传，与校内诸同志开始从事各项社会活动。次年转学正定第七中学，因劳累过度、中间辍学两次回南池休养。在休养期中，他在南池设立平民学校，推广贫农的识字运动。得闲便向农民作通俗讲演，唤起农民自觉，并告诉他们团结自卫的道理和方法。他在养病中努力工作的结果，使南池阳村邻近许多村落的农民，没有一个不知道克谦是他们的救星了。
克谦居未久，渐渐感觉到自己的孤陋，遥望国内革命风云，漫天揭地而起，更觉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故未及病愈，复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回到正定中学。他复学后，思想上产生了重大变化，觉得青年人以黄金似的光阴，埋头过那机械式的读书生活，只为着那一班教员装璜门面，不仅是不值得，而且是一件极可羞辱的事。所以，他立刻改变了以前读死书的态度，立意献身社会、学习知识和经验，抛弃了校内一切不切实际的洋八股课程，开始反叛那伙愚弄青年们的教师。克谦在校内纠合同志开展他们自己的生活，领导同学开展适合青年利益的活动与新文化运动，并于是年“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等纪念日，号召革命周的宣传活动，引起正定社会的注意，于是人们渐渐知道克谦为革命党人了。
一九二五年夏季，革命的飓风在沿海城市爆发了。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军舰在青岛大规模屠杀工人；同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举行更凶恶的残杀。“五卅”运动的火焰挟着疾风迅雷，吹冋北方的城镇去。正定地处直省腹地，经济文化落后，所以，当消息传到时，反映甚为稚弱。克谦与同志决心乘此机会，努力进行宣传活动，要将正定死寂的空气燃烧起来。克谦便于此时奔走呼号，联合正定全县公团，组织正定各界沪案后援会。克谦在后援会中任总务主任，负责会务全责，进行极锐猛。并决定联合各邻县及京汉沿线各大城镇，组织一个联合机关，实行扩大北方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并为持久争斗的准备。六月某日，克谦遂率领正定商人、学生、工人的队伍，从正定赴石家庄参加上述联合会开幕典礼。
石家庄尔时在奉系军阀李景林统治之下，人民集会自由是绝对被禁止的。当联合会开幕之日，到各界代表及市民等约四千余人，军警把会场包围起来，因见群众声势鼎盛，侧目环伺，不敢有所举动。克谦在军警密布的讲演台上，慷慨演说，词语酣畅，听众热烈狂呼，声震屋瓦。在场军警，均默然而退。石家庄地当南北要冲，京汉铁路纵贯南北；正太铁路由此西行入晋。轮轨四达、产业殷阜，有人口十余万，为北方政治、经济及军事重镇，亦法帝国主义侵略北方的中心。从革命运动上说，比正定地位重要多了。所以，会议既毕，克谦便被同志留在石家庄工作。石家庄革命势力，首推正太与京汉两铁路工人为最重要。但是，铁路工人所受政治迫害亦最严酷，不易有所组织。克谦计划先团结铁路工人、成立一个对英雪耻会。然后以雪耻会名议，发挥工会作用，实行训练工会战斗员。此议既定，克谦昼夜擘划，四处奔走，不遗余力，正太铁路总工会，遂于最短期内，首先恢复。各工会以次继起，石家庄工人群众的组织，俨然为北方工人阵地的坚垒。克谦虎踞这一座坚垒，是对于当地统治阶级的极可怕的威胁，不断向他们袭来。于是，法帝国主义、中国军阀官僚、大商、资本家俱如芒刺在背，深感不安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国内革命高潮渐渐低落。一天，石家庄驻军某旅长与警察所长吕某共语克谦道：“现在石家庄工人的气焰太横了，正因仗着你的威势，现暑假已过，高先生还是早回正定去，好让大家休息一会”。克谦闻言并未介意。后接正定中学校长来信，亦劝克谦回校，并以危词相嚇。克谦一笑置之，遂决定自动退学，正式接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石家庄革命高潮既历久不降，敌方嫉忌克谦更甚。因四播流言，抵毁克谦，谓工会为义和拳复活。市面风声日紧，某日，警所长邀克谦赴警所晤谈。克谦前往，但是警卫森严，兵士露刀上刺，怒目相向，克谦昂然就座。吕某动问道：“高先生何不早日回正定，怎么还逗留在石家庄……”，克谦即起抗辩，力斥其不能干涉人民居住自由。吕某语塞，座中一军官厉声说道：“高某你还能不速离此险地么？现限你三日回正定，要不然咱们就动野蛮了！”克谦更愤，彼此争辩移时，克谦悻悻走出。
自是，克谦知敌方谋之益急，行动颇自留意。九月十二日，忽有警所侦探，乔装邮差，到克谦寓所诱克谦外出，乘间拘入警所。克谦被逮自知不免，因遇往访同志云：彼深幸被敌人公开逮捕，虽死犹荣。否则，随时可遭彼辈暗杀，更不知死所了。越日，司法科提讯，迫克谦吐供谋乱等情。克谦傲然答道：“一切不用问了，你们贪赃枉法，无故陷我。要是说理就拿出证据来；要是撕毁了法律，索性抛下假面具。我高克谦干就不怕，怕就不干。现在任你们摆布，你们也须提防，我后面有团结的群众。”问官见克谦言词犀利，便不再问。喝令差役痛打一顿，钉上镣铐监禁。克谦入狱后，舆情哗然，正定、石家庄以及外埠公团营救电文，雪片飞至；各界慰问代表，络绎京汉道上；石家庄民众团体，更屡发起示威游行。军阀见状益加嫉恨，必死克谦为快。但对外则故示镇静，扬言不日释放，以缓各方面反对空气。
克谦居狱中九日，九月廿三夜二点，忽被提出审讯，警所司法科长某据案高坐，强颜狞笑道：“高克谦，你的案子清楚了，一切俱已完结，今天送你往天津去……”，言未毕，克谦圆睁怒眼狂喝一声，骂道：“走狗，你们这一群走狗，到而今还欺骗我老高吗？我高某致死的原因，自己知道的比你们更清楚，我是反抗军阀政治死的，我是反抗帝国主义死的，可是我的主张毕竟要实现，我的全部生命是不死的，可怜你们这一群走狗的走狗，拿杀人骗饭吃，自以为得意，瞧吧！革命势力即刻要随我的死涌到你们眼前了。奉系军阀即刻要被我们同志打倒了。你们这辈怯懦的可怜虫，早些预备你们的死法吧！”克谦说话时，声如霹雳，堂上相顾愕然。时有一老兵忙取一幅手帕，将克谦之口塞住，随后便把他绑赴刑场而去。自此克谦便辞谢他那喷火般的奋斗生涯，与诸烈士同游于地下了。官厅方面，自知杀害克谦，将引起外间绝大反响，严禁消息外露。一星期后，有参预惨剧的警士，秘密向正太总工会报告，并言克谦深夜在刑场就义时的演说，感动了大队行刑的兵士，为状至可悲感！
克谦遇害的总因，乃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惊恐北方民众势力的勃兴，借此予革命势力一大打击。彼等认为，既杀克谦，石家庄劳动工人的团结，将从而溃散。石家庄劳动工人团结溃散，则直隶中部南部的革命力量亦将随之削弱。这是彼等擒贼擒王的伎俩。事后调查，路局出名控告克谦者，为铁路弹压刘少棠，参预密谋者，为工贼刘廷元、裴乐臣等。正太路法国总管十人曾贿赂七千元于警所吕某，为杀克谦酬金。其余情形，可想而知了。
总计克谦生平为一才华焕发，情感丰富，并且极具胆略的青年。其意气如云，奋发有为，并有摄服群众的天才。其处事应变，敏慧多方。即号称能者，亦为之折服。每当登台演说，激昂慷慨。即在极危难的环境中，依然颜色不变，慷慨陈词，洋洋如平常一样。由是克谦凡所莅止，均易得到群众的信仰，其生平事迹为群众所称道。直隶为北洋士马之邦，风尚遒劲，夙多慷慨侠烈之士。唯长期处于专制皇权、军阀、帝国主义蹂躏之下，社会生活久习于偷惰，已不复见昔日历史的光荣。克谦的死，正是历史的再生，深入影响北方民众最为巨大。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直隶各界人士发起追悼大会于石家庄车站，四方民众团体纷遣代表往吊，及期而集者达万人。元凶巨憼闻风先遁。群众悲愤之余，即往袭击工贼刘廷元等四人住宅，将该等绑赴法庭治罪。大会并决议为克谦立纪念碑于殉难地点、为太行山麓滹沱河畔的永久纪念。从此，丰碑赫立之处，亦即北方工农群众在克谦碧血灌溉之下，向敌人猛攻之处了。 |
游天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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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天洋
游天洋名泳，福建闽候人，十八岁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一九一九年，被派往粤汉铁路武昌城外鲇鱼套车站实习。君幼性孤介，随兄游学南北，卓然自异。学成后，见社会黑暗，民生惨淡，慨然兴改革社会之志。自到鄂任事，常觉职务与所志相距甚遥，居恒忧郁寡欢，纵情游览，不以职守为意。
武汉三镇，为长江上游最雄伟的地方，江山风物，壮丽绝伦，又兼轮轨四通，产业茂盛，为人口集中之区。天洋初至时，徘徊其间，胸襟为之一振。旋见帝国主义疮痍遍地，军阀政治横暴腐败，劳动贫民窟生活黑暗惨酷，蹙焉心动。屡思辞去职务，投身其间，终以人地不习，没有一个入手的机会。
时北京政府，为北洋军阀段祺瑞柄政时代。段氏鹰犬张敬尧盘踞湖南，仇视湘民，肆意劫掠屠杀，蹂躏得三湘七泽，几无一片干净土了。可是，他还嫌不够，听了一位湘绅的建议，划分湖南为九大鸦片区域，勒令全湘农民栽种鸦片，由张按亩抽税，预计一年收入可达一万万元以上。张敬尧发现了这个金穴，于是秘密在外省购得大批烟种，由湘鄂铁路运入湘境，强迫农民播种。
一日，天洋在车站办公室运货单上，忽然见有七十万包鸦片种子，是待运往长沙去的，大为诧异。后多方访问，才知道上述原委，不由得气愤极了。他想，如果这大批毒物运往湖南后，将发生一场怎样悲惨的后果？湖南全省人民均被这批毒物坑杀，其中最受影响的要算是贫苦农民了。因此，他便决定破坏张敬尧的计划。此时，车站上已满布武装兵士，是预备护送烟种往长沙的，一切布置停当，只待下次货车起运。天洋即日将这消息暗中电告长沙、上海、北京各公团及报馆，要各地发起严重抗议；一面秘密向武汉各界及旅鄂湖南人民团体报告，要求他们即日用群众的力量截运，自己却驰回车站设计，将车厢压住。
自天洋将这消息公布后，果然不到两天，全国舆论沸腾起来。张敬尧闻讯大惧，深恐功亏一篑，急电鲇鱼套车站火速起运，并严厉责备押运军官迁延误事。军官再四交涉车辆，均为天洋从中阻止。事为张敬尧所闻，便下令捕杀天洋，以泄愤。当军队到达车站时，天洋前数分钟已得报告，急避匿一货车内，卒为兵士发现，开枪射击，弹如雨下，天洋急逃奔另一月台，适遇武汉学生队伍来车站堵截烟种，群众呐喊之声，自远而至，才将军士逼退，救护天洋出险。经过这次事件，张敬尧的罪恶愈形暴露，湖南人民驱张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张氏为平息民愤，遂将烟种全数销毁，以谢湘人。因此，怀恨天洋益甚，声言非杀天洋不止。天洋为避仇计，随即辞去粤汉铁路职务。
天洋自离武昌，仍回北京居住，情怀落寞，无以自遣，后来独自一个赴蒙古作长途旅行。张家口、晋伦、库伦、满州等地均有他的足迹，历尽塞外险要而归。在这次旅行中，天洋身体与精神均受了一番自然的陶冶，信念愈坚。他自言：从那时起，决守独身主义，以便无挂牵地献身社会革命。
一九二〇年，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风云，渐渐地越过西伯利亚的莽原，吹向远东来了。天洋在当时日报和杂志上，常常注意世界革命的消息和理论。一天，他猛然有悟：组织群众是革命事业的基本战略，尤其劳动群众是革命的先锋队伍。他自觉应该即刻投身到工厂作工去。于是，便到了洛阳，在陇海铁路局觅了一个员司的位置。他到洛阳后，渐渐觉得要做的事稍有门径，他开始联络铁路工人，指导他们组织工会。可是，事属创举，社会人士讥笑他和反对他的人正自不少，即工人自身亦沉醉于数千年封建的遗传中而不容易觉悟。天洋经过众多的障碍，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几个月后，陇海工人便在“老君会”名义之下号召起来了。组织略为就绪，陇海路总罢工浪潮，便在中国劳动史上爆发了第一页。
正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天洋领导工人群众宣布陇海路总罢工，并提出有名的十四条件，发布反对法国总管宣言。此时，北方社会骤见到空前的大罢工，人心惶恐不可名状，北京政府闻报尤为震惊。陇海路工人的革命烽火，在天洋发动之下，照彻大河以北，大有使军阀官僚不敢睨视之概。
陇海路上爆发的罢工，在中国北部既是一种惊人的创举，军阀官僚的交相破坏，社会人士的怨言毁谤，危疑震撼，艰难自不待言。天洋奋勇格斗，不稍顾忌。经过一星期后，胜利毕竟属于工人了。罢工胜利后，天洋在陇海工人群众中，俨有宗教的魔力，会务发展日益千里，天洋便乘机整顿全路组织，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革命大道。
先是，罢工发动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注：一九二一年前后，全国工会运动均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组织。该部当时性质，即全国总工会雏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即为该部所发起。故该部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实占最重要位置。）文虎君闻讯前往，抵洛阳得晤天洋，与共议攻守之计。事后，即介绍天洋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至是，陇海路工人组织之老君会，遂正名为陇海铁路总工会。
陇海路罢工胜利的影响，普泛深入全国工人群众。尔后，一九二二年，铁路、海员、矿山、机器等工人异军奋起，摇撼整个的军阀政治，构成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便是继续扩大这次罢工运动，所以它的意义是很伟大的。天洋自是索性辞去路局职务，专任陇海铁路总工会秘书。他对于工会运动，革命的政治与经济理论，逐渐有了科学的认识，天洋的思想已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正规。
正当陇海路总工会形成的时候，敌人反攻的战垒亦开始建筑了。法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交通系等，对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陇海罢工之城下盟是不敢忘记的。他们痛恨天洋，屡以高位厚禄相饵，天洋屹不为动，又屡以武力威胁天洋无效，最后法帝国主义便建议收买一部分贵族工人，实行分裂工会，以与天洋决胜负。
铁路工人的工资等级是相差很远的，故他们间的经济利益往往不能一致，遂启敌人觊觎之心。此次路局采用欧洲资本家故伎，实行分裂工会的政策，用重贿赂收买少数工人，致使陇海工会极少数职员产生了右倾的错误。随着这个倾向的渐渐发展，工会内部组织便随而松懈起来。天洋观状愤慨万分，尽力挽救颓势，未能即时恢复。敌人深知天洋性急屡遣使激怒天洋，更使天洋忧愤无极，深自怨愧，遂决计出巡全路，唤起多数群众，驱逐敌探，改组工会。行抵郑州，因过度劳瘁，益以强烈刺激，卧病旅次。天洋病中越想越气，越气越病，又闻敌方谋之益极，顿失恒态，于某日卒患脑充血症，医治不及，逝世于郑州医院，时一九二二年冬季。
天洋是北方第一个身殉工人运动的战士。死后，陇海路工人在郑州召开的追悼大会，为北方民众空前悲壮的集会。天洋致死的原因，除凶狡的敌人设计倾陷外，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偏急个性使然。因为他自到洛阳经过长期繁剧的工作后，性情越发暴躁了。他处事应变，有如暴风骤雨、蓬勃的火焰，令人不可响迩。以这样纯感情的生活，置身于极复杂、极矛盾的工会运动环境中，自然烦愁与恼怒是时常袭击他的。天洋的生命，便在这万分忧劳中，负有极重的伤痕了。
天洋为人外颇峻峭，内心充满无限同情，生活朴实，奇怀磊落，独来独往，大有古游侠之风。逝后，陇海工人群情悲愤，当即激起一个拥护工会的大运动，誓一致团结为天洋复仇。工贼见群众义愤填膺，相率隐遁，陇海总工会赖此卒保持其统一，历久不衰，至今河北劳动群众，无不知有天洋名姓者。 |
王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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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
王尽美原名瑞俊，山东莒县人。山东为近世纪德、日帝国主义角逐的市场，北方民族思想振兴的策源地。王尽美少怀远志，遍读国际革命史乘，慷慨慕希节，故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即参加社会活动。一九一九年帝国主义列强召开华盛顿会议，协定宰割中国方略，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最猖獗时代。但因国人昧于世界政治，茫然无所觉，反盲从附和、如中狂疾。尽美独著论投山东各报，力辟谬论，分析世界政治，条理密查，陈义正雄，使山东舆论界空气为之一变。时尽美方为济南第一中学校学生，在山东青年运动中已崭然露头角了。
是年，苏联在彼得格勒召集东方弱小民族大会，以示对于华盛顿“分脏会议”的抗议，远东各弱小民族云集响应，列席代表累数百人。尽美被选为中国民众团体方面代表，前往参预。会议既毕，留俄考察大革命后政治、经济及国际革命运动状况。凡数月，学问益进。归国后，遂团结山东民众，开始与军阀帝国主义展开斗争。盖自彼得格勒会议后，中国革命运动才与国际革命运动有密切的联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侵略因此而呈动摇之势。
一九二二年间，国内革命的职工运动狂热地发展，北方铁路工人实居此运动中心。尽美时方在京奉路山海关独当一面工作。该地为关内外出入要站，国内战争必争之地，所以军阀防御工人备极严密。而工人间亦因帮派分歧，互为仇敌。尽美初至时，思想深感苦闷。后遂变装毁容，投身工厂为冶铁学徒，昼作苦工，得闲便向工人宣传。此时尽美从一工钱奴役，赤手空拳与工头、厂长、工贼、军警等搏斗，历尽人生未有的痛苦，卒运用他的智力，克服一切困难，打倒许多强敌。于三个月内，全体工友群众均接受了他的宣传，山海关工会，遂在尽美领导之下宣告成立。
尽美一方面发展京奉全路工会，促成京奉路总工会的组织；一方面帮助秦皇岛数万煤矿工人，创立五矿工会。于是，数万矿工如潮涌一般，纷从小屋地窖投奔到尽美指导的矿工会旗帜之下，后来开滦五矿不断的罢工浪潮，即尽美当时撒播的种子。
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汉路罢工爆发，举国震动，尽美指挥全路工会迅速赴援。后因前线挫败，事遂中止。尽美默察局势恶化，京奉工会必难幸免。因而严密整饬内部，与工会会员讲论防守方略。某日深夜，忽有大队兵士袭击尽美住所，幸工会纠察团闻讯，群往救护尽美出险。尽美遂于风雪奇寒中，由榆关道上步行赴天津。
不久，尽美重返济南，主持山东各项运动，并常常往来于淄川、博山、青岛四方等处，指挥全省工农运动。山东省政府惶恐万状，饬令各县到处严侦尽美的行动，军警监视无虚日。是年秋，尽美遂复往北京，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时正直系军阀曹锟当权，北京政治暗无天日，禁网严密，甚于专制帝政时代。杀戮政治党人，尤为残暴。故当日北京有“刑场”之称。尽美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工作，办事机警，略无局蹐之色。并为营救“二七”幽囚保定诸同志，伪充禁卒出入险地，往返探监数次，给予狱中同志大量精神与物质的安慰。
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直系军阀土崩瓦解，山东民众运动乘势崛兴。凡山东国民党、工、农、青年、妇女等运动，均由尽美悉心擘划，并主编《现代青年》周报，猛烈攻击帝国主义与基督教，风行全境，为山东政论坛上最有权威的刊物。斯时尽美身兼数要职，艰巨丛集，并不时为党事奔走广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处，身心劳瘁，殆不可以言语形容。
先是，尽美自山海关苦战经年，及其后长期秘密工作，即得慢性肺炎症。尔后，因时间、经济两感缺乏，不能得到适当的疗养，病势日剧。至是，复因生活过度紧张，积年咯血，旧症遂一发无可挽救，于一九二五年七月，病殁于青岛医院。尽美为革命而战，受重创而死。与战殁于疆场者意义相等。他以身殉职，他的鲜血洒在千百万革命群众中。生平行谊，重研究，务笃实，宣传与组织均为其所特长。对于当时事变，肆应无碍，而又忍辱负重，不矜不伐，确为一有理论能行动的革命天才。其对于党义服，尤为忠诚。居常痛恨流俗虚矫，盗名欺世，引为青年诟病。日与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相勉，群众受其感化，蔚成风气。故直到今日，山东革命势力，巍然构成北方革命营垒中最坚强之一部云。 |
京汉路“二七”四十四烈士追悼歌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革命战士集（1926）
京汉路“二七”四十四烈士追悼歌词
你们为着阶级而牺牲了，
开中国阶级争斗的第一声！
你们将一切交与国民了，
生命、幸福和自由。
你们长埋在地狱的墓中了，
万恶的军阀和帝国主义！
我们踏着你们的碧血而前进，
继你们的事业而慰你们！
我们踏着你们的碧血而前进！
继你们的事业以慰你们！ |
全国铁路工会殉难战士第一次调查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革命战士集（1926）
全国铁路工会殉难战士第一次调查表
（1926年8月）
姓名籍贯
年龄职务
党籍死事概略
其他
游天洋闽侯二十一岁陇海铁路总工会秘书中国共产党洛阳组长一九二二年为交通系倾害，被逼死天洋为“二七”前牺牲者，因关重要，故特为表出。
王尽美莒县二十九岁京奉铁路总工会秘书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五年积劳咯血死
王长保湖北二十八岁京汉铁路郑州工会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五年八月为援助纱厂罢工被资本家杀死
韩玉山湖北三十二岁京汉铁路郑州工会执行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同上
李味农安徽二十七岁胶济路总工会宣传指导员中国共产党青岛地方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五年七月援助纱厂罢工被张宗昌拘捕杀害
胡信之京兆二十四岁青岛公民报主笔中国国民党党员一九二五年七月援助纱厂罢工被张宗昌拘捕杀害信之虽未任工会专职，但为胶济路有力之指导者。
伦克忠章邱二十八岁胶济路总工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五年九月，宣传军阀罪恶，被张宗昌逮捕枪毙
黄静源湖南二十六岁安源路矿工会主任中国共产党安源地方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九月为江西军阀枪毙
高克谦无极十九岁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五年九月被直隶军阀李景林枪毙
戴培元任邱二十五岁正太铁路石家庄工会秘书中国共产党荣阳书记一九二六年三月为洛阳吴佩孚军队惨杀
王中秀固城二十四岁陇海路洛阳工会秘书中国共产党洛阳地方委员会书记一九二六年三月为洛阳吴佩孚军阀惨杀
张振诚天津二十六岁津浦铁路浦镇工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浦镇地方委员会书记一九二五年积劳身死
马七武清二十三岁京绥路西直门工会纠察队队长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六年二月与资本家保卫团战死
柳珍京兆二十一岁京绥路西直门工会纠察队队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惨案中枪毙于北京国务院，死后尸体失踪
王德春直隶三十岁京绥路南口工会职员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南口参战阵亡
程有山直隶二十六岁京绥路南口工会职员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南口参战阵亡
杨德立直隶三十五岁京绥路南口工会职员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南口参战阵亡
附启：上表二十一人事略本定一次发表，因积稿于八月间被敌人查抄，均归散失，仓卒未能完全整理，故先付印：天洋、尽美、味农、伦克忠、克谦、培元、中秀、马七及一个参战工人等九篇，余其候下集印行时编入。
编者 |
引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革命战士集（1926）
引言
本书为纪念全国铁路工会运动死难诸战士而作。忆昔某同志有言：“革命党人没有功夫自写其历史，只是努力创造历史。”因为在革命战壕中生活的我们，全部生命时时刻刻都在目不旁瞬，耳不旁听，凝神一志去对付逼近眼前的强敌，断没有时间，如资产阶级文士从容写他们的自传的。所以，一年以来，我们同志死于铁路工会运动的，为数已逾五十余人（并“二七”之役合计约百余人）。此五十余人中，其行谊事略差可考见者，至今得二十一人。本书乃就目前所已搜集到诸烈士行状，编为第一集。兹当付印之始，爰略赘数语，以介绍于社会革命人士之前。
自从资本主义毒痛世界以来，历史上便发生了殖民地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两个伟大的斗争。这两个革命重要的使命，是摧毁违反人群进化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使大多数被压迫阶级从资本主义铁锤之下解放出来，使人类重新建立自由的社会，创造新的文化。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事件发生后，全世界凡有阶级仇恨与民族仇恨的人们，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年年岁岁献身参加这个运动的盈千累万，彼仆此兴无不奋不顾身，誓中止此黑暗世纪，追求人类光明的大道。生息于东亚大陆的中国人民，所受资本主义的宰割，尤为酷虐。为自救及拯救全人类起见，客观的环境日促其向这个历史的仇敌袭击。于是，中国的革命民众也渐渐变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劲敌了。
可是，资本主义是产业革命后形成的一种钢铁般的组织，现代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整个被它征服了。摧毁这个坚强横暴的制度，比较冲决十八世纪的封建制度的罗网还要艰难百倍。所以，二十世纪的革命建筑，正如同埃及的金字塔，圣彼得堡的都市，塞北的万里长城，需要盈千累万劳动群众血汗的汇流，盈千累万劳动群众白骨的堆聚，才能有功的。就过去的历史观察：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之役，陈尸喋血者逾十万人，尔后继起的德国革命、俄国革命、巴尔干革命、波兰革命、土耳其革命，我们的同志被杀戮者若干万人，被流放者若干万人，死于狱吏、警察、暗杀、饥饿者又若干万人，虽有巧历不能计算。
中国人民，自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大流血后，三年以来，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战线更扩大了，战斗的程度愈激烈了。如去年五月青岛、上海的大屠杀，六月南京、汉口、沙面的大屠杀，本年三月十八日北京的大屠杀，均属最显明的表现。此外，广大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所激起的白刃战，到处触发，到处蔓延，更是如火如荼，充满了国内的都市和乡村。在这无量次的争斗中，伤亡的革命战士也是无法统计的。更就实际观察：在历次斗争中，以劳动阶级为争斗主力军（据本年六月中国济难总会报告：该会救济国内政治犯三百六十五人中属工会运动者二百四十七人），而中国铁路工人更为此主力军之先锋队伍。一年以还，东自满州，西至陕洛，北接绥远，南及广东，到处均为全国铁路工人奋勇赴敌与强敌决战之场。尤其是，北洋军阀盘踞最久的山东、直隶、河南等省份，更是鏖战最酣，染血最遍的所在。在这一带的阵地里，我们更伤亡了无数最觉悟的、最勇敢的革命战士。
这多数最觉悟、最勇敢的战士，均是生长于革命群众中的模范先锋。他们冒万死与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法西斯格斗，直接被敌人的毒吻所吞噬了。他们的死，正如同在柏林、汉堡、莎菲、列宁格勒、瓦萨、里加、罗马等处千百万无产阶级战士战死疆场，同样有国际的和历史的意义。在革命事业上，是一种不可补偿的巨大损失。所以，当他们的不幸消息先后传出时，不仅是我们同志闻讯痛悼，而且悲咽充满了全世界亿兆民众的心灵。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这多数神圣的牺牲，正是奴隶们夺取自由应付的代价，是断然不可避免的。这些英勇战士们的全部生命，更是永不磨灭的。他们给予痹麻社会一种刚强的刺激，唤起历史的再生，鼓舞人类的新生命。他们像陨星一般留下临去的万丈光芒，昭示千万囚徒彻底冲破民族的、阶级的重重锁链。不信，试看继他们而起的千百万劳动战士们，正在日夜不息，汇流着他们的碧血，堆聚着他们的白骨，完成历史上伟大的使命啊！
革命是宇宙间滔滔不绝的长流，人生乃革命长流中的千波万浪，记取猛勇的劳动战士，正是人类解放的急先锋！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于天津浪花街 |
再版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革命战士集（1926）
再版前言
《革命战士集》是作者主持中共北方区工作时，于一九二六年十月撰亲自写的一本书，是中国大革命时代最先出版的英烈人物传记，由中共北方区印行，在缮校方面主其事者有席咏怀、谢黛茜诸同志。这本书在二十年代发行很广，影响深远。后来长期湮没，直到最近才从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找到原本。经过专家鉴定，确属原本无讹。原书长十八公分，宽十二点五公分，用白报纸四号铅字排印，旧式标点符号。全书八十二页，首面附道林纸照片图四张、八页，共九十页。封面缺页，封底全，纸张完整，字迹清楚，照片清晰，附有说明，全书共二万九千七百余字。该书因年堙代远，字迹稍有漶漫，不可尽识。蒙上海“一大”旧址纪念馆任武雄同志慨允抄寄原本，隆情厚谊，极为可感。现复经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入《河北文史资料选辑》，重版印行，使已沉沦半个世纪的革命文献复获与世人见面，衷心欣慰，难以言宣，谨志数语，以告读者。
罗章龙
一九八二年立春日于北京。 |
04暴行和救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4暴行和救赎
↘典型货币形成
↘债务催生出的人类道德
↘救赎与债务
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
——《旧约·阿摩司书》2:6
典型货币形成
在之前的章节中，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关于货币的两种看法（把货币看作一种商品和把货币看作欠条的一种形式）之间，仍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货币到底属于哪种形式？现在，答案已经很明显：两种形式兼而有之。凯思·哈特在许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点，他也许是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最知名的人类学权威。对此，他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每一枚硬币都有其正反两面：
从兜里拿出一枚硬币，看着它。硬币的一面是正面，上面印有发行硬币的政治权威的标志；另一面是反面，展示了硬币在交易过程中充当支付手段所具有的准确价值。硬币的正面提醒我们，国家为货币提供担保，货币最初代表社会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许是一种象征符号；反面则表明硬币也是一种物品，与其他物品之间具有确定的相对关系。[1]
很明显，货币的诞生，并非为了消除邻里之间进行以物易物时所遇到的不便——因为邻里之间根本没有理由进行以物易物。不过，一个纯粹由信用货币组成的体系也存在严重的不便之处。信用货币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信任，而在竞争市场中，信任本身就是稀缺商品。在陌生人之间，情况更是如此。在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印有提比略（Tiberius）[2]肖像的银币在流通中承担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与硬币等重的银子的价值。古罗马硬币的流通价值，总是高于铸造它们所使用的金属的价值。[3]主要原因在于，提比略政权愿意按照硬币的币面价值收取银币，但是波斯政权可能不会这么做，而孔雀王朝和中国的政权肯定不会这么做。尽管大量的罗马金币和银币最终都流通到了印度甚至中国，但据推测，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硬币本身是由金银铸造而成的。
在罗马或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中出现的情况，同样会出现在苏美尔或希腊的城邦中，更不要说那些中世纪欧洲和印度随处可见的王国、市镇和小型公国了。一般而言，内与外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在社区范围内（一个市镇、一座城市、一个行会或宗教社团），基本上任何东西能都承担货币的功能，但前提是，每个人都知道有人愿意接受这个东西来抵销债务。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在19世纪暹罗的某些城市里，小额零钱就是由当地赌场制作的中国陶瓷赌博筹码——基本上，这种筹码等同于扑克筹码。如果某个赌场倒闭，或者失去了营业执照，赌场的所有者就会派人走到大街小巷，边敲锣边大声叫喊，通知那些仍然持有筹码的人，他们有三天的时间到赌场兑换筹码。[4]当然，对于重要的交易，所使用的货币一般是那些在社区范围以外也能被人接受的货币（通常是金银）。
英国商店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许多世纪以来，英国的商店会发行自己的代币，质地是木头、铅或皮革。这种做法严格来说是违法的，但是它一直延续到近代。图4.1就是17世纪的一种代币，由某个叫作亨利的人发行，他在白金汉郡的斯托尼斯特拉福德拥有一家商店。
这个例子显然说明了同样的原理：亨利以欠条的形式提供小额零钱，并且使欠条能在他自己的商店中赎回。如此，这些零钱可能的流通区域就变得更加广阔，至少能在那些和亨利的商店保持规律性的生意往来的人群中流通。但是，代币的流通范围不会离斯托尼斯特拉福德太远——实际上，绝大多数代币的流通范围只在几个街区之内。对于更大额的交易，包括亨利在内的所有人，都会希望自己使用的货币同样能被其他地区接受，这些地区也包括意大利或法国。[5]
图4.117世纪的一种代币
纵观历史，即使在复杂的市场已经诞生的地方，我们同样能看到不同种类货币混合使用的情况。其中的一些货币可能诞生于陌生人之间进行的以物易物活动：中美洲的可可豆货币或埃塞俄比亚的食盐货币是经常被提及的例子。[6]另外一些则诞生于信用体系，或诞生于对用来缴税或偿还债务可以使用何种类型的商品的争论中。这些问题能引起无尽的争论。通过分析作为货币使用的商品种类，以及当时当地各方政治势力的博弈情况，能够得到许多信息。例如，在殖民时期的弗吉尼亚州，当地的种植园主成功推动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商店店主必须接受他们种植的烟草作为货币；波美拉尼亚的农民似乎一度成功说服他们的统治者，把本来要求用罗马货币支付的税金、费用和关税，改用酒、奶酪、辣椒、鸡、鸡蛋甚至鲱鱼来支付——这让商旅之人十分恼火，因为他们需要随身携带这些产品，以支付通行费，或者他们不得不以明显对卖方有利的价格，从当地购买商品。[7]这个地区的农民都是自由身，不是农奴，所以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对更高。而在其他的时间、其他的地点，一般是地主和商人的利益占据上风。
因此，货币的性质总是在商品和债务代币之间徘徊。这可能就是硬币（小块的金银，本身已经是有价值的商品，但是随着被印上当地政治权威的标志，其价值会变得更高）仍然被我们看作最典型的货币形式的原因。硬币完美地包含货币的两重定义。更进一步说，货币这两重定义之间的关系，是持续的政治争论的来源。
换句话说，国家和市场之间的战争、政府和商人之间的战争，并非人性所固有。
债务催生出的人类道德
货币起源于以物易物或原始债务，这两种说法似乎大相径庭，但是从它们自身来看，这两个版本同样是硬币的两面——一方为另一方的前提。只有当我们把人类的生活看作一系列的商业交易时，才能够把我们对宇宙的关系用债务来描述。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介绍一位可能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见证人——弗里德里希·尼采。当人们用商业的视角来看待整个世界时，尼采非凡的观察力就能够洞悉此时所发生的情况。
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OntheGenealogyofMorals）一书出版于1887年。在这本书中，他从一段可能直接取自亚当·斯密的论证开始（但他比斯密更大胆）得出了斯密不敢得出的、更进一步的结论。尼采坚持认为，不但以物易物的出现早于人类之间的其他任何关系，而且买卖行为本身也远比其他人类关系类型更加古老。他论述道，个人责任感—
起源于最古老、最原始的人际关系，起源于买主和卖主的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反对人的现象第一次出现，人和人较量的现象也第一次出现。我们发现，不管发展水平多低的文明，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类关系。价格的制定、价值的衡量、等价物的发明及物品的交换——这些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占据了古代人的思想，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就是古代人的思想。从这里培育出了最古老的关于精确性的意识。同样，我们可以认为，人类最早的骄傲，人对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感，也由此而产生。或许我们对于“人”（manas）的称呼，也是出于这种自我感觉的直接表达：人类把自己看成衡量价值的生灵，他们认为自己有价值、会衡量，是“本身会估价的动物”。买和卖，连同它们的心理属性，甚至比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还要古老。在人类最原始的个人权利中，那些关于交换、契约、罪孽、法律、责任、补偿等的萌芽意识，首先转化形成了最粗糙、最原始的公共群体（和其他类似的群体相比较而言），与此同时还形成了对不同的权利相互比较、相互衡量和相互计算的习惯。[8]
我们知道，斯密认为语言（以及人类思维）起源于人类“用一种物品交换另一种”的倾向，并且他认为市场也起源于此。[9]交易的渴望，比较价值的渴望，使得我们成为智慧的生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社会随后形成——这就意味着人们对于责任的认识，首先是在严格的商业条件下形成的。
但是，和斯密不同，尼采不认为可以存在这样一个世界：所有交易都能立即互相抵销。尼采假设，任何商业会计体系都将产生债主和债户。事实上，他相信人类的道德也是从这一事实中诞生的。他说，德语中的“schuld”同时具有“债务”和“有罪”的含义。最初，欠债就意味着有罪，债主非常愿意惩罚那些不能偿还债务的债户，债主向债户施加“各种形式的肉体羞辱和折磨，例如直接从债户身上切下足够偿还债务的肉”。[10]事实上，尼采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认为在原始的野蛮人法典中，有关瞎眼、断指赔偿金额的条款，本意并不是规定对这种伤残的金钱补偿比例，而是要确定债主能从债户身上取下哪些部位抵债！当然，他并没有找到证据支持自己的这一看法（这样的证据也不存在）。[11]但是，纠结于证据就错过了问题的关键。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并不是实际的历史论证，而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情景。
尼采还指出，在社会开始形成时，人们就开始以这种方式看待自己和社会的联系了。部落保障和平，保卫人们的安全，因此人们欠部落债务。遵守部落的法令是一种偿还的方式（又是“偿还你对社会的债务”的一种形式）。尼采说道，但是这一债务也是以祭品的形式偿还的：
在最初的部落联合体之内——这里说的是原始时代，当前活着的人们总是认为自己对先人背负着责任，尤其是对那些建立了部落的祖先……占据统治地位的看法是，部落之所以存在，完全依赖于祖先的牺牲和成就，因此人们需要用牺牲和成就来偿还他们。祖先虽逝，但他们仍然以强大的灵魂形式存在，持续地给予部落新的好处，并慷慨地把自己的力量借给部落的民众。因此，人们对祖先的债务在持续增长。祖先们的做法是无偿的吗？但是对于原始的、“精神贫困”的时代来说，不存在“无偿”的概念。人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回报他们呢？祭品（起初人们出于自己低下的理解力，认为食物就是祭品）、庆典、教堂、荣耀的标志及最重要的顺服——所有的习俗，都是祖先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成为后人要遵守的规章和法令。人们能够还清这笔债务吗？这种怀疑始终存在，并且在持续增长。[12]
换句话说，尼采从亚当·斯密关于人类本性的假设出发，就意味着我们得到的结果必然和原始债务的理论相符。另外，人们正是出于对祖先的负债感，才遵守祖先定下的法律：也因为如此，我们认为社会有权表现得“像一个愤怒的债主”，一旦我们违法，社会就有权对我们进行惩罚。从更广的意义上看，人们形成了一种卑微的感受，即永远无法还清自己对祖先的债务，没有祭品能够真正满足这一点（即使人们献上自己的长子做祭品也不行）。我们惧怕祖先，并且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强大，祖先也随之变得强大，直到最后，“祖先必然化身成为神灵”。随着社会进化成王国，王国进化成更加庞大的帝国，那些神灵也继续进化，他们展露出威严的、无边的权力，统治着天堂，能够释放闪电——最终变成基督教中的上帝，成为最高的神明，不可避免地“激发起存在于世界上的最大的亏欠感”。即使是人类的祖先亚当，其形象也不是债主，而是反叛者，因此他是一个债户。而他背负的重担，也以原罪的形式传给了我们：
最终，由于不可能还清债务，人们还产生了一个看法，即不可能免除苦修，也就是它无法被还清（“永恒的惩罚”）……直到突然之间，人们发现自己面对一个自相矛盾的、可怕的权宜之计，有了它，受苦的人性终于能得到暂时的解脱，并且促成了基督教的巨大影响力：上帝因人类的罪行牺牲了自己，上帝用自身偿还了人类欠自己的债务，人类自己不可能赎回自己，只有上帝才能赎回人类的债务——债主为债户而牺牲自己，是出于爱（人们能相信这种说法吗？），出于对他的债户的爱！[13]
但如果从存在于尼采观点背后的基本假设出发，这一切就完全成立。问题就在于，他的假设是疯狂的。
而且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尼采自己也知道他的假设是疯狂的。事实上，这正是他的全部论点。在尼采的时代，关于人类本性的一系列假设占据了统治性地位（其实从更广的意义上来看，现在也占据统治性地位），而尼采的行为正是从这个标准的、常识性的假设开始——人们都是理性的计算机器，商业的利己主义先于社会诞生，“社会”本身是把某种临时的限制加于由此产生的冲突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尼采从普通的资产阶级假设出发，把这些假设推进到只能使资产阶级震惊的程度。
这个游戏非常值得去做，没人比尼采做得更好。但是这个游戏完全是在资产阶级的想法边界条件下进行的，不涉及任何存在于边界条件之外的东西。尼采幻想着原始的猎人因为别人不能偿还欠下的债务，就从债户的身体上割下肉来。对于那些真的相信尼采的幻想的人，一位真正的猎人的话就是最佳回答——这个猎人是一名因纽特人（Inuit），来自格陵兰岛——丹麦作者彼得·弗卢岑（PeterFreuchen）所写的《因纽特人之书》使这个猎人闻名世界。弗卢岑写道，有一天，他捕猎海象的行动失败了，回家后饥饿难忍。当时有个收获颇丰的猎人送来几百磅肉，他不停地感谢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却甚感恼怒，拒不接受他的感谢：
“在这个国家里，我们都是人！”那个猎人说，“因此，我们互相帮助。我们不愿意听到别人因受到帮助而表示感谢。今天我收获颇丰，但明天可能就轮到你。在这里，我们认为礼物造就奴隶，鞭子造就狗。”[14]
最后一句话正是人类学中的经典。在平等的狩猎社会中，人们拒绝计算借贷状况时，可以找到大量类似的言论。猎人认为自己之所以成为人，并非因为具有完成经济计算的能力。恰恰相反，猎人坚持认为，作为人类，就意味着拒绝进行类似的计算，拒绝衡量或记住什么人给了什么人哪些东西，因为这种行为所创造的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变为人类开始“对不同的权利相互比较、相互衡量、相互计算”的世界，通过债务把彼此变为奴隶或狗。
和存在于整个历史长河中不计其数类似的平等主义精神一样，他的做法并非源自没有意识到人类拥有计算的倾向。如果他没意识到这一点，就说不出那番话。当然，我们都有计算的倾向，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倾向。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倾向将同时把我们推向几个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方向。每个人都同样真实。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选择以哪一个方向作为人性的基础，也就是选择了以哪个方向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如果尼采关于债务的分析对我们有帮助，那也是因为他的分析揭示出，如果我们从人类思维的本质是一种商业计算且买卖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这一假设开始，当我们一旦开始思考人类和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时，将必然得出这种关系是以债务的形式展开的。
救赎与债务
我认为尼采还在另一个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理解救赎的概念。尼采关于“原始时期”的描述可能是荒唐的，但是他对于基督教的描述（负债感如何转变成伴随而来的负罪感，负罪感如何变成自我憎恨，自我憎恨又是如何变成自我折磨的）确实是非常正确的。
例如，为什么我们要把耶稣称为“救赎主”？“救赎”原本最主要的含义是把东西买回来，或者是将因为用作贷款抵押而丧失的物品的所有权重新恢复；通过还清债务获得东西。救赎是基督教的核心，它是指上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从而将人类从永恒的惩罚中解救出来。这一核心观点竟然是用金融交易的语言来表达的，确实令人惊奇。
尼采的出发点可能和亚当·斯密的假设相同，但是很明显，早期的基督徒和他俩的出发点并不相同。基督徒想法的根源，要比斯密提到的那个由商店店主组成的国家更深。把市场的语言作为思考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并不是梵书的作者所独有的。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宗教都在这么做。
从拜火教[15]到伊斯兰教，所有宗教这么做的原因，源于有关货币和市场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频繁争论，尤其是这些习俗对于人类之间欠彼此什么东西这一根本问题的意义。债务的问题和有关债务的争论，存在于政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些争论在叛乱、请愿、改良运动中都会出现。有些运动能够获得寺庙和宫廷的支持，其他的则被粗暴地镇压。但是，绝大多数条款、口号和讨论的具体问题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对于公元前750年在叙利亚小酒馆中发生的一场政治辩论，我们并不了解其实际发生的情况。因此，人类花费了几千年的时间才创作出充满政治典故的神圣经文。生活在经文诞生时代的读者们立即就能明白这些政治典故，但是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它们的含义就只能靠猜测了。[16]
《圣经》有众多不同寻常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它保存了一些更深层次的文本意义。让我们回到救赎的概念：希伯来语中的“padah”和“goal”这两个词语，都可以翻译成“救赎”，用于描述把已经卖给其他人的东西买回来的情况，尤其可以用于描述收回祖先流传下来的土地的所有权及收回用典当的方式抵押给债主的物品。[17]先知和神学家认为，最为重要的例子是最后一种情况：赎回抵押的物品，尤其是赎回充当债务抵押的家庭成员。到了先知的时代，希伯来王国的经济面临的债务危机，和普遍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的债务危机是同样的类型：尤其是在粮食歉收的年份，穷人们欠下一笔债，债主是他们有钱的邻居和城镇中富有的放贷者，因此穷人开始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变成了佃户，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作；而他们的子女将前往债主的家中充当仆人，甚至被当作奴隶卖到国外。[18]早期的先知之言都包含对于这种危机的暗示，其中完成于波斯时代的《尼希米记》，是最为清晰直白的[19]：
有的说：“我们典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到粮食充饥。”
有的说：“我们就指望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成为人家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但我们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
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统治者说：“你们各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集大会攻击他们。[20]
尼希米是出生于巴比伦的犹太人，以前是波斯国王的祭酒。公元前444年，他成功说服波斯大帝，委任他担当自己的故乡犹太地的长官。同时，他还肩负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使命。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圣殿被当时的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摧毁。在重建的过程中，神圣的经文也被修复，并且被保存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我们所说的犹太教（Judaism），就是在这时诞生的。
尼希米面临的问题是，他很快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场社会危机。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没钱缴税的贫穷农民，而债主则不断带走穷人的孩子们。他首先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发布一条官方公告，性质类似于传统的巴比伦风格“销账石板”——尼希米自己出生于巴比伦，所以他对这种做法背后的原理（所有的非商业债务都将被免除，利息的利率有上限）了如指掌。同时，尼希米成功找到了更加古老的犹太法律，对其进行了修改，然后重新发布，现在保存于《圣经》的《出埃及记》《申命记》和《利未记》中。并且在某些方面，他发布的法律把巴比伦的原理更进一步制度化了。[21]在这些法律中，最著名的就是禧年律（Jubilee），它规定在“安息年”（每七年），所有的债务都将自动被免除，那些因债务仍在奴役中受苦的人，将被解放。[22]
《圣经》中的“自由”和在美索不达米亚提到的一样，最主要的含义是指所有人从欠债的状态中被解放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观点也被用来解读犹太人自己的历史：上帝在埃及把犹太人从受奴役的状态解救出来，这是上帝的第一个救赎行为，也是最典型的；犹太人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战败、被征服、流亡）被视为不幸。但随着弥赛亚（Messiah）的到来，这种不幸终将带来最后的救赎——耶利米（Jeremiah）等先知警告说，只有当犹太人真正为自己的罪孽（奴役别人、崇拜假神、违反律例）[23]而忏悔时，最后的救赎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基督徒自然就会采用这些名词术语。救赎是把一个人从原罪和愧疚中解放出来，而当所有存在于欠债石板上的记录都被清除，当仿佛来自天国的号角宣布最终的禧年到来，所有的债务都将被免除时，这也就是历史的尽头。
如果是这样，“救赎”的含义将不再是把某些东西重新购买回来，而是摧毁掉整个记账体系。在许多中东的城市里，这种情况真的会发生：在清除债务的时候，最普遍的一种行为就是举行毁掉石板（石板上记录着债务的情况）的仪式。历史上，在每次重大的农民起义过程中，都会有以不那么正式的形式重复毁掉债务记录的举动。[24]
这将导致另一个问题：在最终的救赎到来之前，可能发生什么事呢？“不饶恕人的恶仆”是耶稣讲述的最令人不安的寓言故事之一，在这个故事中，耶稣很明显在处理这个问题：
天国好像是一个国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刚开始算的时候，一个欠国王10000塔连特[25]的人被带到他面前。因为他几乎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卖了偿还。
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那仆人出来后，遇见一个欠他一百银币的同伴，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
他不肯，还让他被关在监牢里，直到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难道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一样吗？”主人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债才被释放。[26]
这是一段不同寻常的记录。从某个意义上看，它是一个笑话；从另一个意义上看，它极为严肃。
在故事的开头，国王希望“解决”和仆人之间的账目问题。这个前提假设是荒唐的。国王和神明一样，不会和别人交换自己的东西，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可能和别人对等。这里的国王很明显是上帝，于是肯定不存在最终解决账目问题的办法。
所以，我们面对的充其量是国王一次异想天开的举动。当第一个欠债的人被带到他面前时，更加确立了前提的荒唐性。在古代的犹太地区，如果某个人欠债主“10000塔连特”，就好像现在的某个人欠别人“1000亿美元”。欠债的金额是个玩笑，它只是代表“绝对没有人能够还清的金额”。[27]
面对欠下的无限债务，仆人只能撒谎：“1000亿美元？当然，对我来说没问题！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还清。”然后，突然之间，国王又断然原谅了他。
但是，这个故事表明，仆人并没有意识到主人对他的赦免是有条件的，即他应该义不容辞地对其他人采取相似的行为——在这个故事里，其他人是指另外一个仆人同伴，欠他1000美元（仍然转换成现代的金额）。他没能通过这个考验，于是被打入地狱面临永远的折磨，或者“直到他能够还清债务”。在这个故事里，这两种情况是相同的。
对于神学家来说，这个寓言故事一直是一个难题。它通常被解读成一种说明，通过对比表现出上帝的恩惠是多么慷慨，而他对人类的要求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因此，暗指上帝让人类因自己的错误而陷入地狱中遭受永久折磨的做法，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不可理喻。当然，那个不可饶恕的仆人是一个令人作呕的角色。但是，对我来说，更加令人惊讶的是那个暗含的建议，即在这个世界上，宽恕是不可能存在的。基督徒几乎在每一次背诵主祷文时都会提到，他们请求上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家的债”。[28]它几乎完整地复述了寓言故事，其寓意也同样可怕。毕竟，绝大多数背诵祷文的基督徒都知道自己一般不会免除自己债户的债务。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宽恕他们的罪孽呢？[29]
更进一步说，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看法认为，即使我们努力尝试，也没有办法按照那些标准生活。《新约》中的耶稣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人物，原因之一就是耶稣说的话含义模糊，每一句话都能以两种方式理解。他要求自己的追随者免除别人欠下的所有债务，拒绝首先挑衅，被别人羞辱时隐忍，爱自己的敌人，把自己的财物分发给穷人——他是真的希望追随者们这么做吗？抑或这样的要求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因为很明显我们不准备依照这样的标准行事。耶稣这样做，将使我们都意识到自己是罪人，救赎只能来自另一个世界——这种姿态可以用于（并且已经用于）促使任何事情正当化吗？这种看法认为人类天生腐败，但它同时也把精神上的事情用商业的术语来表达：计算罪孽、苦修和宽恕，撒旦和圣彼得及他们的账本，一般会令人产生所有的一切都是字谜游戏的可怕感觉，因为我们都陷于列举自己罪孽的游戏这一事实，揭示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值得宽恕的。
我们将会看到，世界上的宗教充斥着类似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强烈抗议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希望把自己的反对用商业术语的形式来表达——好像要论证把人类的生命转变成一系列交易的做法，其实并不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但是，我认为这几个例子所揭示出来的是，在传统的关于货币起源和货币历史的描述中，没有多少是真正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在邻居们用土豆交换鞋的故事中，存在着某些天真到令人感动的东西。当古代人在思考货币问题的时候，友好的交换绝不可能首先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
当然，有些人会想到本地酒馆保存的记载自己喝酒情况的标签，或者假设这些人是商人或官员，他们会想到仓库、账本、令人着迷的外来物品。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想到的是出售奴隶、赎回囚犯、腐败的税吏、侵略军队的劫掠、抵押和利息、盗窃和勒索、复仇和惩罚，以及最重要的——存在于用来创建家庭、迎娶新娘以生儿育女带来的对金钱的需求和用同样的金钱来破坏家庭的做法（通过债务把债户的妻子和孩子全部带走）之间的紧张状态。“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但我们无力拯救。”你只能想象从感情上说，这些话对于父权社会中（男人保护家庭的能力就意味着一切）的一位父亲意味着什么。但是在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就是金钱对于大多数人的含义：意味着儿子和女儿被带到可恶的陌生人家中刷洗碗罐，甚至偶尔提供性服务，遭受任何你能想象出来的暴力行为和虐待。子女们可能在那里待几年，但一般来说再也不可能回来，而他们的父母则无助地等待孩子的归来，在生活中尽量避免和邻居有眼神的接触，因为邻居们对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知道他们没能保护自己应该保护的子女。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30]很明显，这是一个人可能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这就是在寓言故事里，它被理解成“被交给狱卒遭受折磨”的同义说法的原因。这只是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计其数的女儿们清楚地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实上，现在仍然有许多人知道）。
你可能会反对说，这些只是根据事物的本质而假设会发生的情景，就好比向被征服的人民强纳贡金，这种做法令人愤怒，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并不是一个事关对错的问题。有些事情就是会发生，这只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农民对这种现象所产生的最普遍的反应。在历史记录中最令人惊奇的事情是，当债务危机发生时，这其实并不是大多数人的反应。许多人变得非常愤怒。实际上，愤怒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用以谈论社会公正的现代语言，我们谈论人类受奴役和解放的方式，仍然是古代关于债务争论的回音。
确实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被人们当作事物的本质而简单地接受。正因为如此，这件事才显得尤其突出。例如，你不会看到有人强烈抗议印度的社会等级体系，或者就子女被带走那件事来说，你也不会看到有人强烈抗议奴隶制度。[31]当然，奴隶和印度最下等的贱民至少会经历相同的恐惧，毫无疑问，许多人也会抗议自己的处境。为什么只有债户的抗议似乎带着如此重的道德分量？为什么债户能够如此有效地争取到牧师、先知、官员和社会改革家听取自己的声音？为什么像尼希米这样的官员，愿意对他们的抱怨给予同情，对权贵进行猛烈抨击，并召集大规模的集会？
有些人说了很实际的原因：债务危机摧毁了农民阶级的自由，而在古代的战争中，应征入伍的都是自由的农民。[32]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原因，但很明显，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例如，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尼希米对放高利贷者的痛恨首先是出于为波斯国王征兵能力的考虑。尼希米的愤怒出于更加根本的原因。
让债务变得与众不同的原因在于，它的前提是建立在平等的假设之上。
沦为奴隶或者成为下等阶层的人，意味着从根本上变得低人一等。我们面对的是纯粹的等级关系。在债务的例子里，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两个人作为平等的个体签署合约。从法律上说，至少在合约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
此外，在古代，当原本平等的人之间产生了借钱的行为，合约的条款看上去总是很慷慨的：通常不收取利息，或者收取非常低的利率。“不要向我收利息，”在一块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石板上，一位富有的迦南人写道，“毕竟，我们都是绅士。”[33]在近亲之间，许多“贷款”可能只是作为礼物馈赠（即使现在也一样），没人真的指望偿还。但是，如果穷人向富人借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问题是，和等级社会或者奴隶制度的身份差别不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你可以想象，当一个农民走进自己富有兄弟的家门，带着“人们会互相帮助”的假设，向他的兄弟借钱，而一两年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葡萄园被抢占、子女被领走时，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在法律上，坚持声称借款并不是互相帮助的一种形式，而是商业的联系，可以使这样的行为正当化——合约就是合约（这同样需要能够和更高层的权力有比较可靠的联系）。但是它会带给人强烈的背叛感。而且，把这件事表述成违反合约，事实上意味着把它描述成道德问题：双方本来是平等的，但是一方没能维护交易的荣耀。从心理上讲，这将会使债户受到的侮辱更加难以承受，因为这样将使别人能够说，是债户自己的堕落剥夺了他女儿的未来。但这只会使得用道德诽谤来回击的动机变得更加令人难以抗拒：“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我们都是同样的人，我们有责任照顾彼此的需要和兴趣。那么，为什么我的兄弟要这样对待我？
在《旧约》的例子中，债户成功地整理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道德论证——《申命记》的作者不断提醒读者，犹太人不是都在埃及为奴吗？难道他们没有被上帝拯救吗？他们所得的“应许之地”是从别人的手中抢来的，这种做法对吗？一群被解放的奴隶去奴役其他人的孩子，这样做对吗？[34]但是在古代，世界各地几乎都在相似的情况下得出了类似的论证：在雅典、罗马如此，在中国也是这样——传说在一次毁灭性的洪水灾害过后，许多家庭被迫卖儿鬻女，于是一位皇帝为了赎回这些被卖出去的孩子而发明了货币。
在历史的大多数场景中，当阶级之间公开的政治冲突出现时，采用的形式是要求取消债务——解放那些被奴役的人，一般还要求更加公正地重新分配土地。我们在《圣经》及其他宗教传统中所看到的是把这种要求正当化的道德论证的踪迹，那通常经受了一切想象出来的迂回曲折，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不可避免地植入了市场本身的语言。
[1]Hart1986:638.
[2]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年），中文又译提庇留，是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公元14-公元37年在位。——译者注
[3]这种情况的术语是“基于信任”（fiduciarity），即它的价值依赖公众信任而非材质金属价值的程度如何。关于古代货币的出色讨论，参见Seaford2004:139–146。几乎所有金属硬币都被高估了。如果政府设置的硬币面值低于金属价值，人们的当然做法就是将硬币熔化，结果通常会导致通货紧缩。正如BrunoThéret(2008:826–27)指出，尽管洛克的改革（使英国硬币的价值恰好与铸造它的银子相等）在思想上有充足的动机，但它们给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显然，如果硬币贬值，或者面值设定比材质金属的价值高出太多，将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像罗马货币最终被贬值破坏这样的传统观点显然是错的，因为通货膨胀的发生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Ingham2004:102–3）。
[4]Einzig1949:104。在戈壁沙漠中的中国城也使用类似的赌博筹码，只不过那是用竹子制成的（ibid：108）。
[5]关于英国的代币，参见Williamson1889;Whiting1971;Mathias1979b.。
[6]关于可可豆，参见Millon1955；关于埃塞俄比亚盐货币，参见Ethopiansaltmoney,Einzig1949:123–26。卡尔·马克思（1857:223，1867:182）和MaxWeber(1978:673–74)都认为货币诞生于不同的社会团队之间的以物易物，而并非诞生于一个社会团队之内。KarlBücher（1904）及有争议的KarlPolanyi（1968）都持有和这一观点十分类似的想法，至少他们坚持认为现代货币是从对外交易中诞生的。不可避免地，在交易货币和本地记账体系之间，一定会出现某种形式的互相强化过程。在我们能够谈论“发明”现代意义上的货币的范畴内，这里可能是它诞生的地方。尽管在像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地方，它一定远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存在了。因此，对我们而言，这段历史事实上是难以寻迹的。
[7]Einzig(1949:266)，引用Kulischer(1926:92)和Ilwof(1882:36).
[8]GenealogyofMorals,2.8.
[9]正如我之前指出的，亚当·斯密和尼采因此都预见了Levi-Strauss的著名论述，即语言是“词语的交换”。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许多人成功说服自己，认为在这一切中，尼采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甚至为交易的逻辑提供了一种激进的替代理论。“Deleuze和Guattari最令人难堪，他们坚称现代人种学最伟大的著作不是莫斯的《礼物》，而是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至少情况应该如此”。他们说，其原因在于尼采成功地从债务的角度解读了“原始社会”，而莫斯仍然在犹豫是否放弃使用交易的逻辑（1972:224-25）。受他们启发，Sarthou-Lajus(1997)撰写了债务的哲学，以替代交易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她宣称这一意识形态剥夺了人的优先自主权。当然，尼采提出的根本不是一种替代理论，它只是同一件事的另一个方面。这一切都生动地提醒着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传统，误把它的激进形式当成对它的替代是多么容易［Bataille（1993），Deleuze和Guattari也在同一个段落赞扬他是对莫斯的替代，这是这类事情的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
[10]GenealogyofMorals2.5.
[11]显然，尼采读了太多莎士比亚的作品。古时候，并没有致残债务人的记录。有大量关于奴隶致残的记录，但是从定义来说，奴隶不可能是负债的人。在中世纪，偶尔会出现因负债而致残的案例，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犹太人通常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权利，所以他们肯定不是行凶者。在莎士比亚的故事中，他把角色反转了。
[12]GenealogyofMorals2.19.
[13]GenealogyofMorals2.21.
[14]Freuchen1961:154.考虑到因纽特人并没有奴隶制度，尚不清楚这是用哪种语言讲述的。很有趣的是，除非真正存在使得礼物交换能够运转的环境，并且因此会积累并产生债务，否则这段文字就没有意义。猎人所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一逻辑不会延伸到诸如食物等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
[15]拜火教始于古代波斯，由琐罗亚德斯创立，宣扬一神论，认为世界上存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永恒斗争。——译者注
[16]举个例子，佛陀时代的恒河流域（GangesValley）充满了关于君主制和民主制相对优劣的讨论。乔达摩（Gautama）尽管是国王的儿子，但他却支持民主制，而在当时的民主集会中使用的许多决策机制，仍然在佛教寺庙的组织中被保留（Muhlenberger＆Paine1997.）。如果不是这一原因，我们就会对这些机制一无所知，甚至不能完全确定这样的民主政体曾经存在。
[17]例如，一个人买回他祖先的土地（Leviticus25:25,26），或者买回给予寺庙的任何一件物品（Leviticus27）。
[18]这里，债务人在彻底破产的情况下，也可能失去他的人身自由。对论述先知时代的经济条件的当代文献所进行的出色调研，参见Houston（2006）。这里，我采用的是对他的著作的总结，以及MichaelHudson's(1993)的重构。
[19]例子请见Amos2.6,8.2和Isaiah58。
[20]Nehemiah5:3–7.
[21]关于这些法律事实上究竟是否由尼希米和他的祭司同伴（尤其是Ezra）创造，以及它们是否曾经在任何时代被执行，会继续存在激烈的学术争论：一些例子可参见Alexander1938;North1954;Finkelstein1961,1965;Westbrook1971;Lemke1976,1979;Hudson1993;Houston1996。最初，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既往不咎”是否真正执行过，也存在类似的争论，直到发现了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了它的实施。目前，大量证据表明《申命记》中的法律也被实施过，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执行的效力如何。
[22]“每到第七年，你就要施行豁免。豁免应这样进行：每个债主将邻居欠他的债务一笔勾销。”（Deuteronomy15:1–3）那些因债务而来的奴隶也重获自由。每过49年（在有些典籍中是50年）就是一个禧年，届时所有的土地会被归还给它最初的拥有者，甚至被卖为奴隶的家庭成员也能重获自由（Leviticus25:9）。
[23]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支付外来征服者强加的税款，是主要的借钱需求。
[24]Hudson指出，在巴比伦，既往不咎被“称为hubullum（债务）masa'um（清洗），字面意思是‘清洗债务（记录）’，也就是说，溶解陶土板表面，消除上面记录的债务情况”（1993:19）。
[25]塔连特，古代一种计量货币或重量的单位。——编者注
[26]Matthew18:23–34.
[27]为了让大家对这里涉及的数字有概念，价值一万塔连特的黄金，大体相当于罗马从它位于如今的中东地区的行省收缴的所有税款。一百迪纳里（denarii）是一塔连特的1/60。
[28]希腊的词源是opheilēma，意为“所欠下的”“金融债务”，以及引申出来的含义——“罪”。显然，它用来翻译阿拉姆语（Aramaic）中的hoyween一词，即有“债务”的含义，又有引申义“罪”。这里的英文（以及之后引用的所有《圣经》内容）都来自钦定版（KingJamesversion），它在这里依据的版本是1381年对JohnWycliffe的主祷文的翻译版本。大多数读者可能更熟悉1559年的《公祷书》（BookofCommonPrayer）版，该版本替换了“宽恕我们的冒犯，正如我们宽恕那些冒犯我们的人”。但是，最初版本的用词是非常明确的“债务”。
[29]把它们改成“精神债务”，并不会真的改变这个问题。
[30]在这些情况下，预期会发生性虐待很明显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压力。“我们一些人的女儿已经成了奴隶。”犹太人向尼希米抗议道。严格来说，一个女孩因债务变为奴隶，如果她是处女，而债主不想娶她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娶她，那么她就不会被破身（Exodus21:7–9;Wright2009:130–33）；而动产奴隶（chattelslave）则需要满足奴隶主的性需求（参见Hezser2003），但在实际情况中，角色常被混淆。有些地方拥有相关法律，在理论上保护一个人的女儿，但即使在这些地方，他通常也没有什么办法保护她，或确保法律能够真正得到执行。对男孩也是如此。例如，罗马历史学家Livy对罗马在公元前326年废除了债务奴隶的叙述，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CaiusPublilius的英俊年轻男子，他因为继承了父亲的债务而变成奴隶。他因拒绝了债主的性要求而遭到毒打（Livy8.28）。当他走到大街上，公布了自己的遭遇之后，人群聚集在一起，并向元老院进发，要求废除这一制度。
[31]如果奴隶是在战争中抓获的外国人，情况尤其如此。我们将会看到，认为古代世界里没有人在道德层面上反对奴隶制这一普遍观点是错误的——存在大量的反对声音。但是除了像Essenes等个别激进分子，这一制度还是作为不幸的必需而被人们接受。
[32]Hudson(2002:37)引用了希腊历史学家DiodorusSiculus(i.79)的观点，他把这一动机归因于埃及法老贝肯雷内夫（Bakenranef）。但他同时也强调，军事方面的考虑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债务免除也反映了关于公正的更广泛的感觉。
[33]Oppenheim1964:88。Oppenheim指出，无息贷款在黎凡特地区更加常见，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中，具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人更倾向于彼此收取利息，但条款很宽松。引用古代亚述一个商人的说法，这是“向兄弟收取的利率”（如前引述）。在古希腊，同等社会地位的人之间的友好贷款被称为eranos贷款，金额通常由临时的互助团队募集，不收取利息（Jones1956:171–73;Vondeling1961;Finley1981:67–68;Millet1991:153–155）。贵族们通常为彼此提供这种贷款，而奴隶们为了攒钱赎回自己的自由，也会这么做（Harrill1998:167）。最明显的互助出现在社会阶级中的最顶层和最底层的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
[34]因而在祷词中持续出现“你的兄弟”这一词语，在《申命记》中尤为明显，例如“放贷给你的兄弟，不应收取利息”。（23:20） |
四、官僚剥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意﹞布鲁诺·里齐《世界的官僚化》（1939）
四、官僚剥削 |
03原始债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3原始债务
↘传统经济学中的货币与市场
↘国家及货币信用理论
↘原始债务溯源
↘创造谬论
↘社会与债务
每个人都背负着债务降生——神明、圣人、父辈和其他人都是债主。如果一个人进奉供品，那是因为他自出生起，就欠神明的债……如果一个人背诵一段经文，那是因为他欠圣人的债……如果一个人冀求生儿育女，那是因为他自出生起，就欠父辈的债……如果一个人慷慨款待陌生人，那是因为他欠其他人的债。
——《百道梵书》1.7.12,1-6
让我们像偿还债务一样，驱散噩梦带来的不适感。
——《梨俱吠陀》8.47.17
传统经济学中的货币与市场
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都会在开头介绍在那虚构的村庄中发生的故事，因为作者无法介绍实际情况。有些经济学家甚至不得不承认，斯密提到的以物易物交易之地并不存在。[1]
问题是，为什么这个谬论能够一直流传下来呢？《国富论》中的其他观点早已被经济学家摒弃，例如斯密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和他坚决反对股份制公司的观点。[2]为什么人们不能简单地把以物易物的谬误看成一个少见的、具有启发意义的寓言故事，然后去努力理解最初诞生的信贷合约呢？或者，至少去理解某些和历史证据相符的事物。
答案似乎是：以物易物的谬误必须存在，因为它是整个经济学的核心。
在这里，让我们回想一下，斯密在写作《国富论》的时候，他在努力做的是怎样的一件事情。斯密希望把最新发现的经济学准则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这本书正是这样的一次尝试。这意味着经济学不但将拥有一片专属的研究领域（即我们今天所称的“经济”，尽管在斯密生活的时代，仅仅想象一下存在某种叫作“经济”的东西都是非常新颖的），而且经济运转的规律和伊萨克·牛顿爵士（SirIsaacNewton）确定的掌管整个物理世界的规律基本相同。牛顿认为上帝是世界的缔造者，他创造了整个超自然的物理体系，使其能够为人类的根本利益而运转，然后上帝让宇宙自行运转。斯密也试图做一次类似的、牛顿式的论证。[3]上帝（或者采用斯密的说法——“天意”）安排事情所依据的原则是：在自由的市场中，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提升了全社会的综合利益。按照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说法，他所提出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就是天意的化身。它实际上是上帝之手。[4]
当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被确立下来以后，神学上的论证似乎立即失去了重要性，再无出现的必要。人们继续讨论：一个不受外力操控的自由市场是否真的能产生如斯密所说的结果？但是没人质疑“市场”是否真的存在。由此推导出来的潜在假设，开始被人们视为常识。正如我提到的，这一常识已经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给出了非常简单的假设，即当以有价值的物品进行交易时，交易双方一定一致认为，通过交易这些物品，自己能得到物质上的好处。这就会带来一个有趣的结果：对于货币存在还是缺失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并不是非常重要。因为货币也仅仅是一种商品，其作用是辅助交易双方完成交易，并能够帮助人们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除此之外，它再也没有其他的特殊功用。尽管如此，1958年，新古典主义学派（这一学派在现代经济学的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泰斗之一——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非常鄙视所谓的“社会发明的货币”这一概念。“即使在最发达的工业经济中，”他坚持认为，“如果我们拨开交易周围的迷雾，直击交易的核心，同时去除围绕在外的、由货币构成的模糊不清的壳层，我们将发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的交易，基本上都可以总结成以物易物的形式。”[5]其他人提到，“货币的面纱”使“真正的经济”（人们生产实际存在的产品，提供实际存在的服务，然后互相反复进行交换）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6]
人们把这种观点，称为对经济学的终极赞美，并将其作为常识牢记在心。货币并不重要。经济——“真正的经济”，实际上是庞大的以物易物体系。但问题在于，历史表明，如果离开了货币，这样庞大的以物易物体系无法形成。即使经济“重回以物易物”的时代（据说这正是中世纪欧洲经历的事情），人们实际上也并没有摒弃使用货币。他们只是摒弃使用现金。例如，在中世纪，即使硬币本身的流通量已经在减少，人们还是会使用那些古老的罗马货币作为单位，来评估工具和牲畜的价值。[7]
经济学家一直鼓励人们这样看待自己：人类是个体和民族的集合，其主要的活动就是交换东西。而促使人们能够以这种方式看待自己的，正是货币。但还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仅仅是货币的存在本身并不足以支持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否则，古代的苏美尔人就已经可以创建经济学这门学科了。或者说，经济学的诞生，至少远早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现的1776年。
实际上，缺少的要素，正是斯密试图贬低其重要性的那一个：政府政策所扮演的角色。在斯密生活的时代，由于英格兰政府的积极培育，已经可以看到市场（肉贩、铁器商人和男装商人的世界）呈现出自行运转的态势，它完全是独立的人类活动领域。这同时也需要法律、警察及具体的货币政策，以维持体系的正常运转，像斯密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提倡这一点。[8]需要将货币的价值和银挂钩，但同时也需要大量增加货币供给，尤其是在流通过程中需要的小额货币总量。要做到这一点，不但需要数量庞大的锡和铜，还需要对银行进行谨慎管制。在那个时代，银行是唯一的纸币来源。在《国富论》诞生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建立国家支持的中央银行的尝试，在世界上至少出现了两次。这两次尝试分别发生在法国和瑞典，但最后都以惨败而告终。在这两次尝试中，中央银行主要根据预测来制订并发布政策。一旦投资者失去了信心，这些推测也就土崩瓦解了。斯密支持使用纸币，但和在他之前的约翰·洛克一样，斯密也认为英格兰银行和苏格兰银行取得的相对成功，是因为它们把对纸币估值的政策牢牢地和贵金属绑定在一起。这变成了主流的经济学观点。而由米切尔–英尼斯等人所倡导的，把信用作为货币使用的理论，则迅速被边缘化。该理论的支持者被人们看作怪人，而这个主流经济学界观点的替代理论，也被定义为不道德的银行和投机泡沫诞生的依据。
那么，思考一下这些替代理论究竟是什么，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国家及货币信用理论
米切尔–英尼斯是货币信用理论的倡导者。但在19世纪，这一理论最坚定的拥护者并不在米切尔–英尼斯所生活的英国，而是在当时快速发展但互相对立的两股力量——美国和德国之中。信用理论家坚称货币并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个记账工具。换句话说，货币绝不是一个“物品”。你无法触摸到一小时或一立方厘米，同样，你也无法触摸到一美元或一马克，货币的单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衡量单位。而且信用理论家指出，在历史上，这种抽象衡量体系的出现时间远远早于任意一种交易中所使用的代币的诞生时间——在这一点上，信用理论家描述的正是真实发生的情况。[9]
显然，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货币只是一个衡量标准，那么它衡量的对象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债务。实际上，一枚硬币就是一个欠条。尽管传统的看法认为，纸币是一个承诺，或者应该是一个承诺，用以保证支付一定数量的“真正货币”（黄金、白银等）。但信用理论家认为，纸币代表的承诺是支付和一盎司黄金等价的某种物品。但这就是货币的全部含义。从这个角度上看，白银制成的美元，由铜镍合金制成、设计得有些像金币并印有苏珊·B.安东尼肖像的硬币，印有乔治·华盛顿头像的绿色的纸及存在银行电脑中的数码信息——各种形式的货币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别。从概念上来说，很难理解把一块黄金看作一张欠条的做法。但它肯定是正确的，因为即使在使用黄金和白银硬币的时候，这些硬币也很少以金属本身的价值来流通。
信用货币是如何诞生的？让我们回到经济学教授想象出来的那个小镇里。例如，我们可以假设，乔舒亚准备把自己的鞋子送给亨利；而亨利承诺的并不仅仅是欠他一个人情，他还承诺，自己欠乔舒亚具有同等价值的某种东西。[10]亨利交给乔舒亚一张欠条。等到亨利拥有了某些对乔舒亚有用的东西以后，乔舒亚可以拿着欠条去兑现亨利的承诺。这样，亨利撕碎欠条，事情到此结束。但是如果乔舒亚把欠条转交给了第三方——希拉，因为他欠希拉其他的东西（他也可以用欠条来抵销他欠第四方劳拉的债务），现在，亨利就欠希拉某种东西，其价值和乔舒亚的鞋子等同。货币就是这样诞生的。这一过程是永远没有终点的。假设希拉想从伊迪思手中购买一双鞋，她可以把欠条交给伊迪思，并向他保证亨利将兑现承诺。从原理上来讲，欠条完全有理由在小镇上流通数年——前提是人们对亨利有信心。事实上，如果欠条流通的时间足够长，人们可能会完全忘记它最开始的主人。像这样的事情确实会发生。以前，人类学家凯思·哈特（KeithHart）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他的兄弟，他是20世纪50年代驻扎在中国香港的一个英国士兵。以前，士兵们通常用他们在英国的账户开支票，然后支付自己欠酒吧的钱。本地的商人们经常在支票上签名[11]，然后互相用支票支付，使这些支票像货币一样流通：有一次，凯思·哈特的兄弟在当地商人的柜台上看到了一张自己在6个月前开出的支票，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汉语签名，大概有40多个，每一个签名都来自不同的商人。
米切尔–英尼斯等信用理论家声称，即使亨利交给乔舒亚的不是一张纸，而是一个金币，情况也基本不会发生变化。一枚金币也是一个承诺，是保证支付和金币等价的某些东西。毕竟，实际上金币本身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一个人之所以收下金币，是因为他假设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位货币的价值，并不是物品价值的量度，而是一个人对其他人信任程度的量度。
当然，信任这个要素，使得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早期的纸币流通过程和我在上文中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有一点不同：和中国商人一样，每一个接受者都会在纸币上加上自己的签名，以保证债务的合法性。但是一般而言，想要站在票证主义（Chartalist，这是后来人们公认的叫法，来源是拉丁文单词“charta”，意为“代币”）的立场看待这一过程，其难度在于，如何解释人们为什么会一直信任一张纸。毕竟，任何人都可以在欠条上签署亨利的名字，毕竟他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对吧？没错，这种债务——代币体系可能在一个小村镇里发挥作用，那里的人们相互熟悉；或者这种体系可以在联系更分散的社会中使用，例如16世纪的意大利社会或20世纪的中国社会的商人之间，至少他们彼此有办法能够知道对方的一举一动。但是，类似的体系不可能发展出一个完全成熟的货币体系；并且也没有证据表明，那些社会建立过货币体系。即使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中，要想提供数量充足的欠条，以保证每个人都能使用这样的货币，并顺利完成自己绝大多数的日常交易，欠条数量将达到几百万之多。[12]为了能对所有欠条提供担保，那么亨利所拥有的财富数量将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假如亨利同时具有亨利二世、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爱尔兰君主和昂儒伯爵的头衔，那么担保欠条就不是问题。
事实上，票证主义发展的真正推动力，来自被归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其中，最知名的倡导者是历史学家G.F.纳普（G.F.Kn-app），他的《货币国定论》（StateTheoryofMoney）于1905年问世。[13]如果货币只是度量单位，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皇帝和国王应该关注它。因为皇帝和国王都希望在自己的领土内建立统一的度量衡体系。如纳普所说，当统一的度量衡体系建立之后，该体系将保持良好的稳定性，基本不随时间而变化。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1154-1189年），西欧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350年前由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建立的货币体系——镑、先令和便士组成的体系，来记录自己的账目情况，尽管一部分硬币从来没有出现过（查理曼大帝从来没有铸造发行过一枚银镑）。而且，在当时流通的货币中，硬币的种类各式各样，形状、重量、纯度和价值都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一枚先令和便士是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发行的。[14]票证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用了统一的体系来衡量信用和债务，而且该体系十分稳定，基本不随时间变化。查理曼大帝的例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尽管他的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但是他创造的货币体系却一直存续下来。在曾经属于他的国土内，800多年后人们仍然使用这套体系来记录账目。在16世纪，它被非常明确地称为“虚拟货币”。而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后，德尼尔和里弗的价值尺度功能则被彻底弃用。[15]
纳普认为（是否真是他的观点我们不得而知），与这种“虚拟货币”相对应的，在实际流通中的物理货币是什么并不重要。如果国家允许人们用当前流通的货币来纳税，那么货币成分不同将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不论它是纯银、杂质银、皮质的代币还是鳕鱼干。因此，这也使得国家愿意接受的任何东西都将成为货币。在亨利生活的时代，英格兰流通货币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锯齿状的“计数棒”，它被用来记录债务。计数棒很明显是一种欠条：交易的双方拿一段榛树的树枝，在上面刻出代表欠款数额的锯齿，然后将树枝一分为二。由债主保存的一半叫作“树干”（thestock）［这就是“股东”（stockholder）一词的起源］；由债户保存的另一半叫作“残根”（thestub）［这就是“票根”（ticketstub）一词的起源］。估税员也使用这样的树枝来计算当地治安官的债务数额。但是，一般来说，国库并不会等到亨利的税务到期应缴的那一天，他们会提前以一定的折扣出售计数棒。这些计数棒就会变成代币，代表欠政府的债务额，流通到愿意交易它们的人手中。[16]
现代纸币的原理与之类似，只不过它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运转。[17]在这里，让我们回忆一下前文中关于亨利欠条的故事。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故事中存在令人迷惑的一点：只有在亨利不偿还债务的时间段内，欠条才能充当货币使用。事实上，这正是最初建立英格兰银行（第一家成功经营的现代化中央银行）的逻辑基础。1694年，一个由英格兰银行家组成的财团，贷给国王一笔120万英镑的款。作为回报，该财团在纸币的发行上获得了王室批准的垄断权。这就意味着对于王国中任何希望向财团借钱的居民，或希望把自己的钱存入银行的居民，财团都有权用国王的欠条来进行支付。这实际上使得新的王室债务流通起来，或者叫作“货币化”。对于银行家来说，这件事意义非凡（最初的那笔贷款，每一年他们都能向国王收取8%的利息；同样，他们也可以向所有借钱的客户按8%的利率收取利息），但是只有在国王尚未偿还最初的那笔借款的情况下，整个体系才能存续。直到今天，王室仍然没有偿还那笔贷款；它不能被还清。一旦那笔贷款被还清，英国的整个货币体系都将不复存在。[18]
人类历史上，许多更早出现的王国所推行的财政政策中，都存在一些明显的难解谜团。英国的这种做法，至少解释了这些谜团之一：为什么他们要让民众纳税？这并不是我们常常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政府要求民众纳税，是因为他们想要染指人民的财富。但如果斯密是对的，通过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市场的自然运转，就能促使黄金和白银变成货币，那么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最紧迫的做法不是控制住金矿和银矿吗？这样一来，国王就将拥有他需要的所有财富。事实上，在古代国王中，这种做法很常见。如果在他们的国土之内有金矿和银矿，他们通常都会控制住这些矿产。因此，提炼黄金，把某人的画像标记在金块上，促使货币在受某人统治的人群之中流通，然后要求这些被统治的人再通过纳税的形式把黄金交还——做这些事情究竟有何意义？
这确实令人有点迷惑。但是如果货币和市场并不是自发产生的，那么一切就都能说得通了。因为，在让市场诞生的众多方法中，这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国王，他希望供养一支5万人的军队。在古代或者中世纪，维持这种规模的兵力会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除非这些军队已经出征，否则为了寻找、获取和运输必要的给养，需要雇用几乎同等数量的劳力和牲口。[19]另外，如果只是简单地把硬币派发给士兵，然后宣布国家中的每个家庭都有义务把那些硬币再交还给国王，那么你将一举把自己的整个王国变成一台供养士兵的巨大机器，因为每一个家庭都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向士兵提供他们需要的物品，然后换取士兵手中的硬币。市场，则作为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出现。
这有点像动画片中的剧情，但是市场围绕着古代的军队快速成长，是清晰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只需要翻阅一下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论》（Arthasasatra）、萨珊王朝时期的《君权循环》（CircleofSovereignty）或中国的《盐铁论》，你就会发现，许多古代的君王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来思考矿产、士兵、税赋和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创造的市场，不但便于补给军队，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实用。因为它意味着，对于需要的物资，官员们再也不必直接从百姓手中征用，也不必想方设法在皇室的土地或作坊中生产。换句话说，尽管自由主义者顽固地认为（仍然是斯密遗留下来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存在是对立的，但是历史上的记录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无政府的社会，通常也没有市场。
你大概想象得出，那些继承亚当·斯密衣钵的主流经济学家，对货币的政府理论该是怎样的深恶痛绝。实际上，人们一直把票证主义看作经济学理论中民粹主义的一面，只有思想怪异的人才认同。[20]有趣的是，主流经济学家最后一般都会为政府工作，建议政府推行如票证主义者所描述的类似政策（即设计税收政策，是为了在不存在市场的地方创造市场），尽管他们信奉的理论以斯密的论证为基础，认为市场会以自己的步调自行发展。
对于殖民地来说，这一点尤其正确。让我们暂时回到马达加斯加的例子：前文已经提到，马达加斯加的征服者，法国将军加列尼，在1901年完全征服岛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强加人头税。不但税率非常高，而且只能用新发行的马达加斯加法郎支付。换句话说，加列尼的做法正是先印刷货币，然后要求国家中的每个人再把其中一些货币还给他。
但是，这个例子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加列尼描述人头税时采用的名称。它被称为“impôtmoralisateur”，意为“教育税”或“教化税”。换句话说，设计这种税的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教育本地人，让他们了解工作的价值。因为“教育税”在收获时节后不久征收，所以对于农民来说，最简单的缴税方法就是把收获的一部分稻米作物出售给中国商人或印度商人，这些商人不久就在全国的各个村镇安顿下来，坐收渔利。但是，显而易见，收获的时节是稻米价格最低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出售了过多的粮食，那么就意味着他没有足够的余粮供全家人一年食用。因此，他就不得不在几个月后，从同样的商人手里以信用的形式回购自己出售的粮食，但价格要高得多。结果，农民将迅速坠入绝望的债务深渊（放高利贷的商人数量则翻了倍）。偿还债务最简单的方法有两种：要么找到一些可以出售的经济作物，例如种植咖啡豆或菠萝；要么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市里，或者送到法国殖民者在全国各处兴建的种植园里工作赚钱。看上去，整个过程似乎和那种用廉价榨取农民劳动力血汗的贪婪机制一样，但其实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留给农民一点属于他们自己的钱是有必要的，殖民政府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至少从内部政治文件记录来看，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将确保农民能够在中国人开的商店中购买一些小小的“奢侈品”——太阳伞、唇膏、饼干等。农民能够培养出新的品味、新的爱好、新的期望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构成了消费者需求的基础。在征服者离开后，这些需求仍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使得马达加斯加永远和法国联系在一起。
大多数人并不笨，许多马达加斯加人明白征服者这些做法的目的。有些人决定要加以抵制。在殖民侵略60多年之后，一位名叫杰拉德·奥萨比（GerardAlthabe）的法国人类学家，观察到在马达加斯加岛东海岸的小镇里，居民顺从地出现在咖啡种植园里，为缴纳投票税赚钱。在缴纳税金以后，他们会故意无视本地商店中出售的小商品，而把剩余的钱交给家族中的长者。老人们用这笔钱购买牲畜，献祭给祖先。[21]许多人都坦率地表示，他们的这种做法帮自己抵御了征服者设下的陷阱的诱惑。
但是，这样的反抗很难一直持续下去。即使在岛上那些从未存在过市场的地方，也逐渐有市场形成。伴随着市场的诞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小商店的网络。我于1990年拜访那里时，投票税已经被革命政府废除，而市场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是通灵人士所引用的言论，可能也来自亚当·斯密。
这样的例子能无限地增加下去。对于那些还没有诞生市场的地区，几乎每一个被欧洲军队征服的地方，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人们没有发现以物易物，这些地方在采用主流经济学家排斥的方法，促进市场的诞生。
原始债务溯源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在抱怨以物易物是谬论。经济学家偶尔也会略带愠怒地指出，他们之所以无视所有证据，一直讲述同样的故事，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人类学家从来没有说出一个更好的故事。[22]这个原因可以理解，但是同样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可以回答。人类学家未能就货币的起源说出一个简单的、有吸引力的故事，是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故事。货币和音乐、数学或珠宝一样，从来就不是被“发明”出来的。我们所说的“货币”，根本就不是一个“物品”，而是以比例的形式、用数学来比较物品的一种方法——让你知道1个X等于6个Y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可能和人类的思维一样古老。当我们想要开展更具体的研究时，就会发现，许多不同的习惯和实践都会汇聚到现在被称为“货币”的东西上。这正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发现难以形成对货币的单一定义的原因。
长久以来，因为缺乏同样有吸引力的故事，信用理论家举步维艰。这并不是说，在1850-1950年进行的货币争论，参与的各方都没有使用虚构事实这一武器的习惯。这一点可能只在美国成立。绿背纸币党人（Greenbacker）主张完全解除美元和黄金的挂钩，允许政府在创造工作机会的运动中，不受限制地投入资金。为此，他们提出了进军华盛顿的设想——这个设想在美国的历史上将会激发无尽的共鸣。L.弗兰克·鲍姆（L.FrankBaum）的《绿野仙踪》（TheWonderfulWizardofOz）一书出版于1900年，被广泛地认为是一部政治寓言。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曾在“开放白银”（FreeSilver）平台上两度竞选美国总统，《绿野仙踪》影射的正是由他发起的民粹运动——要求在黄金之外开放白银货币，以黄金——白银的复本位制取代金本位制。[23]在这个运动里，除绿背纸币党人，最主要的参与人群就是债户，尤其是和多萝西一样来自中西部那些农场家庭的人，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一直面临着大规模地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处境。根据民粹主义者对《绿野仙踪》的解读，东方和西方的“坏女巫”（WickedWitch）代表美国东西海岸的银行家（紧缩货币政策的倡导者和受益人），“稻草人”（Scarecrow）代表农民（没有大脑，不能躲避债务陷阱），“铁皮人”（TinWoodsman）是工人无产阶级（没有心脏，无法和农民齐心协力行动），“胆小的狮子”（CowardlyLion）代表政治阶层（没有勇气干预现状），黄砖小路、白银拖鞋、翡翠城和倒霉的巫师可能只代表它们自己。[24]“奥兹”（Oz）显然是“盎司”的标准缩写。[25]假如鲍姆的写作目的是创造一个新的谬论，那么他的故事极为成功。但如果他本来是希望进行某种政治宣传，那么他的故事就没那么成功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三次竞选总统都失败了，复本位制度从未被采用。如今，很少有人还记得《绿野仙踪》这个故事的本来寓意。[26]
对于政府——货币理论家来说，这个问题尤为关键。关于统治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使用税费来建立市场，或者把税费用于军队开支及其他政府职能开销的故事，并没有什么启发性。德国把货币作为国家意志的化身的看法，也没有很好地流传开来。
但是，每当经济彻底崩溃的时候，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就会遭受重创。布莱恩运动的诞生，是对1893年大恐慌的回应。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只要政府保证货币和贵金属安全地挂钩，那么市场就能够自我调节”这一观点被彻底击碎。在1933-1979年，每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推翻了之前的政策，或多或少地采纳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的一些做法。正统凯恩斯学说的前提假设是，除非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愿意有效地扮演起保姆的角色，否则资本主义市场将无法真正运转起来。最著名的做法，就是在经济衰退期，政府通过巨额赤字进行“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都进行了出色的表演，显示两国政府将拒绝采取任何投资行动，但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如宣称的那样没有进行投资。[27]在这两个例子中，他们都意识到要加大力度推翻之前的货币正统学说，以此作为国家运转的依据。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决定彻底取消货币和黄金挂钩，终止国际金本位，引入浮动货币体制。从此，浮动货币体制就主宰了世界经济。这意味着，从此以后，所有的国家货币都变成了由公共信用支撑的“许可货币”——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喜爱的说法。
现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对于他习惯称为信用和国家理论的“替换传统”的东西所持的态度，比过去和现在与他水平相仿的经济学家所持的态度更加开放（尽管不无争议，凯恩斯仍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家）。在某些观点上，他让自己深入其中：在20世纪20年代，他花了几年的时间研究美索不达米亚人用楔形文字记录的财务信息，试图明确货币的起源——后来，他称之为“巴比伦人狂热”。[28]他在自己最著名的著作《货币论》（TreatiseonMoney）开篇，就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结论。如果一个人不从最基本的原理开始研究，而是先对历史记录进行仔细翔实的检查分析，那么凯恩斯的结论基本上是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从本质上说，最愚蠢的初级知识是正确的。不管货币起源于何处，在过去4000年里，货币一直是政府创造的产物。他论述道，个体之间相互签订合约，他们借入债务，并承诺偿还。
因此，政府率先诞生，其角色是法律权威，保证物品的偿还能够与合约上的名字或描述相对应。此外，当它宣称有权决定并公布什么物品与名字相对应，并能不时更改它的公告时——即宣称自己有权重新编撰字典时，政府就将起到双重作用。所有的现代政府都宣称拥有这样的权利，并且至少在过去的4000年里，这样的宣告都在持续发生。只有当货币演变到达这一阶段以后，纳普的票证主义——货币是政府创造的产物，才能完全实现……现在，所有文明使用的货币就是票证主义的产物，这一点毋庸置疑。[29]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创造货币。货币是信用，它可以通过私人的合约协议（例如贷款）而诞生。政府仅仅是强制推行协议，并制订法律条款。因此，凯恩斯得出了另一条让人印象深刻的判断：银行创造货币。银行自身的能力使它足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不论银行借出多少钱，借方除了再次把钱存入某家银行，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把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借方总数和贷方总数一直是相等的，可以相互抵销。[30]凯恩斯的这一判断隐含的启示非常激进，但是凯恩斯自己并不激进。最后，他总是小心地以某种方式对问题进行重新界定，从而使其能够被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所接纳。
但凯恩斯也不是谬论的制造者。至于另外一种传统带来了以物易物谬论的答案，也并不是出于凯恩斯自己的努力（凯恩斯最后认定货币的起源并不重要），而是来自同时代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竭尽所能，把凯恩斯的一些比较激进的见解推广到极致，并对此毫无畏惧。
在货币的国家信用理论中，真正薄弱的环节就是税务的要素。解释为何早期政府要求收税是一回事（为了创造市场），而询问“他们有何权利收税”则是另外一回事。假设早期的统治者并非恶棍，而收税也不是勒索（据我所知，没有信用理论家用这种观点看待哪怕是最早期的政府），你一定会问他们如何让这样的事情正当化。
现在，我们都认为自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纳税，因此政府才能提供服务。它首先从安全保卫服务开始。通常情况下，军事保卫是早期的政府唯一能够提供的服务。当然，到了现在，政府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据说，这一切都能追溯到某种形式的原始“社会合约”，每个人都认可这一合约。但是没人能够准确知道何时、通过谁或者为什么我们应该因先人对某些事情的决定而承担责任，而对另外一些事情则不需要承担责任。[31]如果假设市场先于政府出现，那么这所有的一切都将有意义；但是一旦你意识到市场并没有在政府出现之前诞生，那么整个论证过程都将倾覆。
还存在另外一个解释，人们提出它是为了和国家信用理论保持一致。它被称为“原始债务理论”，理论的主体研究主要在法国完成，研究人员不仅包括经济学家，还有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古典主义学者。起初，该理论是围绕着米歇尔·阿格利塔（MichelAglietta）和安德烈·奥利恩斯（AndreOrléans）的研究建立[32]，近些年又加入了布鲁诺·特莱（BrunoThéret）的成果。自此，美国和英国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开始展开相关研究。[33]
它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一个理论，最初诞生于关于欧元本质的争论之中。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不仅激发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统一的货币是否意味着欧洲作为一个国家而诞生，或者意味着统一的欧洲经济体或社会体的诞生？从根本上看，它们是不是一回事？），而且激发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讨论。欧元区的建立，推动先锋是德国，它的中央银行仍然认为自身的主要目标是抗通胀。进一步说，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的需求，一直被作为削减欧洲国家福利政策的主要武器来使用，它已经演变成银行家和退休员工、债主和债户之间政治斗争的核心利害关系，和19世纪9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情况一样。
关键的理由在于，任何试图把货币政策独立于社会政策之外来研究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原始债务理论”的研究者坚持认为，货币政策和社会政策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政府是所有的公民彼此之间债务的信用担保人，所以政府可以使用税收来制造货币。这种债务正是社会的本质。它的出现，远远早于货币和市场。货币和市场则是把债务进一步细分的简单方法。
起初，这一理论认为，债务的这种性质并不通过国家来表现，而是通过宗教来表现。为了完成自己的论证，阿格利塔和奥利恩斯完善了一些早期的梵文宗教文献著作：吠陀和梵书中收集的圣歌、祈祷词和诗歌。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文字由僧侣记录创作，如今它们被认为是印度教思想的基础。阿格利塔和奥利恩斯的做法看起来很奇怪，其实不然。那些文献著作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反映债务本质的记录。
实际上，即使是在公元前1500-公元前1200年创作的最早期的吠陀诗歌，也表现出对债务的关注——债务被认为是“罪行”的同义词。[34]不计其数的祈祷词，都是请求神明将祈祷者从债务的枷锁中解救出来。有时候，这些典籍中出现的“债务”就是取其字面含义——例如，《梨俱吠陀》10.34有一大段章节描述赌博者的悲惨处境，他们“无家可归，四处游荡，处于恐惧的折磨中，处于负债的压力下，寻找金钱”。而其他时候，“债务”很明显是一个比喻。
在这些圣歌中，死神耶摩的角色举足轻重。如果一个人负债，那么死神就会在他身上放置一个重物；如果一个人对神明或者对其他人有任何未完成的责任、未遵守的承诺，那么他将生活在死神的阴影下。即使在最早期的经文中，债务似乎也代替了内在折磨的广泛意义，人们向神明——尤其是代表献祭的火焰的阿格尼祈求解脱。在梵书中，解经者试图把一切都整合成一种更加全面的哲学。结论是：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债务形式。
自出生开始，人就是债务。他自己是为死神而诞生的，只有当他牺牲自己以后，才能从死神手中赎回自己。[35]
因此，祭品（那些早期的解经者自己就是献祭的牧师）被称为“向死神交纳的贡金”。或者这就是表达的方式。而在现实生活中，牧师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祭品将献给所有的神明，而不是只针对死神——死神充当的是中间人的角色。但是，将事情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确实立即会带来一个问题。只要有人采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人类的生命，这个问题总是会应运而生。如果人类的生命相当于欠债，有谁真的希望偿还这样的债务呢？生活在负罪的状态下意味着有罪，意味着人生的不完整；但是完整就意味着毁灭。从这个角度看，献祭的“贡金”能被看作支付的利息。作为祭品的动物的生命，是用来暂时代替真正亏欠神明的债务，即人类自己——人类最终牺牲自己是不可避免的，以动物献祭只是推迟这一结果到来的时间。[36]
关于如何走出这一困境，不同的解经者提供了不同的方法。有些雄心勃勃的婆罗门人开始告诉他们的客户，献祭的仪式如果正确无误，那么将保证可以突破人类的条件限制，达到永生（因为在永生面前，所有的债务都将变得毫无意义）。[37]另外的方法就是扩展债务的概念，使得所有的社会责任都变成某种形式的债务。因此，在梵书最著名的两个章节里，都认定人类的出生不仅欠下神明的债务，需要用献祭的方式来偿还；而且我们还欠编写《吠陀》的圣人的债，需要通过学习典籍来偿还；欠祖先的债，需要通过生儿育女来偿还；[38]最后，还欠“其他人”（很明显，“其他人”在这里指全人类）的债，需要通过招待陌生人来偿还。因此，任何按规矩生活的人，都在持续地偿还某种已有的债务；但是同时，因为债务的概念重新回到社会责任的角度，它就变得远没有“一个人的存在是欠死神的债务”这种说法那么可怕。[39]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责任会出现在以上两种方式中。尤其是当一个人抚养了自己的子女以后，他就同时具有了债户和债主的身份。
“原始债务”理论家提出，在铁器时代早期，以生活在恒河谷的祭司所采用的特定思想传统来看，吠陀经文中蕴含的观点并不奇怪。这些观点对于人类思想的历史和本质，是不可或缺的。下面这段话，节选自法国经济学家布鲁诺·特莱的一篇论文，标题并不吸引人——《货币的社会文化性：向欧元转变的启示》，1999年发表于《消费者政策期刊》（JournalofConsumerPolicy），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例子。
在货币诞生之时，我们拥有死亡的“代表关系”。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它在生命诞生之前，并且超出生命之外——这种代表性，是适用于全人类的象征性的产物，把人类的诞生看作由全人类所引发的原始债务，债主是人类从中降生的超自然力量。
这种债务的偿还，永远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它的偿还已经超出了现实世界的范畴），只能采用献祭的方式偿还。献祭，补充了活人的信用，使得延长生命成为可能，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能够加入神灵之列，达到永生。但是这种最初的信仰宣言，也伴随着国家主权力量的诞生。主权的合法性，在于它可以代表最初的超自然整体。正是这些主权力量发明了货币，作为解决债务的手段——这些手段的抽象性，使其能够解决牺牲的悖论，即死亡是保护生命的永久手段。通过这种机制，信仰也相应地变成了货币，上面印有国家统治者的肖像——货币开始流通，但是其回收由另外的机制安排，即生命债务的税收/解决方案。因此，货币同样承担了支付手段的功能。[40]
这非常明确地表明，在欧洲进行辩论的标准，和北美世界使用的辩论标准是多么不同。你无法想象北美任何一个流派的经济学家会写出这样的东西。但是，作者在这里进行了非常聪明的总结。人类的本性，并不会把我们推向“交易和以物易物”。它会确保我们创建象征符号，例如货币。这就是我们在被看不见的力量包围的超自然中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们都是超自然的债务。
当然，这种聪明的做法又使得我们回到了货币的国家理论——因为特莱写到“主权力量”，实际上他是指“国家”。最初的统治者都是神圣的国王，他们要么就是神明，要么是作为站在人类和统治超自然的终极力量之间的特权调停人。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对于神明的债务，实际上是对于社会的债务，而正是社会使得我们成为现在的模样。
英国社会学家杰弗里·英厄姆（GeoffreyIngham）写道：“原始债务是人们欠长久存续的社会的，而社会保证了个人的存在。”[41]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但罪犯欠“社会债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所有人都是有罪的，甚至是罪犯。
例如，英厄姆提出，尽管没有实际的证据表明货币是以这种方式诞生的，“但有大量的语言学证据可以间接证实”这一点。
在所有的印欧语系中，“债务”这个词和“原罪”“有罪”是同义词，表明宗教、偿还和神圣的/不洁的“货币”领域之间的联系。例如，在“货币”（德语Geld）、“赔偿”或“牺牲”（古英语Geild）、“税收”（哥特语Gild）、“有罪”（guilt）之间存在着词根联系。[42]
或者我们可以来看另一个有趣的联系：为什么人们频繁地使用牛作为货币呢？德国的历史学家伯纳德·劳姆（BernardLaum）早已指出，在古希腊荷马时代，当人们衡量一条船或者一套盔甲的价值时，总是使用公牛作为度量单位——尽管他们在实际进行物品交换时，从来不会真的为任何物品支付公牛。这么做的原因是，公牛是人类用来供奉给神明的祭品，因此代表着绝对的价值。从苏美尔文明到希腊古典时期，金银作为寺庙的祭品用于供奉。在世界各地，货币似乎都是从最适宜供奉给神明的物品中诞生的。[43]
社会创造了人类，因此我们欠社会原始债务。如果国王接过了保卫原始债务的责任，那么就非常明确地解释了为什么政府认为自己有权让我们缴税。税是一种手段，衡量我们欠社会的债务的多少。但是，这并不能解释这种绝对的生命债务如何转变成货币，而货币的定义就是衡量和比较不同物品的价值。在信用理论家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尽管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问题的结构并不相同。如果站在货币的以物易物理论的角度来看，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会选择某种商品来衡量你需要的其他商品的数量，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实现；如果站在信用理论的角度来看，你面对的问题就是我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如何把道德的责任转变成具体数额的货币，欠某人一个人情的概念如何最终转变成会计制度，使得一个人能够计算为了偿还债务，自己究竟需要多少只羊、多少条鱼或者多少重量的银子。或者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如何将欠神明的债务转变成欠亲属或者酒吧服务生的具体债务？
原始债务理论家提供的答案也是非常聪明的。如果税代表人们欠社会的绝对债务数量，那么创造真正货币的第一步，就是开始计算更加具体的债务数量，建立罚款、罚金和报酬体系，计算我们以某种形式欺骗了别人而欠下的债务。正因如此，我们才处于“原罪”或“有罪”的关系中。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截至目前，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货币起源的理论中，最令人困惑的一件事情是，这些理论都完全忽略了人类学的证据。对于经济在国家尚未形成的社会中如何运转，人类学家确实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证据和知识——在国家和市场尚未完全打破已有运行方式的地方，经济如何发挥作用。例如，东非或南非使用牛作为货币，美洲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使用贝壳（最有名的例子），或者珠子、羽毛、铁环、子安贝、海菊蛤贝壳、黄铜棒、啄木鸟的头皮等作为货币——关于这些情况都已经有无数的研究成果。[44]经济学家忽略这些研究文献的原因很简单：这种类型的“早期货币”极少在买卖东西时使用；即使交易中确实使用这些货币，它们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物品，使用频率要远远低于母鸡、鸡蛋、鞋、土豆等。而且货币通常不是在雇佣关系中作为报酬支付，它们通常用来重新安排人们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安排婚姻和解决争端，尤其是因谋杀或人身伤害而引起的争端。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自己的货币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诞生的（在英语中，“支付”这个词原本是从表示“安抚情绪，使息怒”意义的词语中衍生出来的）。例如，你在一次酒后的斗殴中误杀了某人的兄弟，为了表示歉意，也为了显示你希望避免两家因此结下世代的血海深仇，你愿意把非常珍贵的东西赠送给那个人，货币由此诞生。[45]
债务理论家尤其关注后一种可能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希望跳过人类学研究的文献，直接着眼于早期的法典。让我们从20世纪最伟大的货币学家菲利普·格里尔森（PhilipGrierson）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中吸取一些灵感。他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货币可能诞生于早期的法律实践。格里尔森是研究欧洲黑暗时代的专家，他着迷于研究后来被称为《野蛮人法典》（BarbarianLawCodes）的典籍。公元600-700年，罗马帝国覆灭以后，许多日耳曼人（哥特人、弗里斯兰人、法兰克人等）确立了这一法典。后来，从俄罗斯到爱尔兰，世界各地相继建立了类似的法典。当然，这些文献记录非常吸引人。此外，它们确定无疑地表明，传统上关于欧洲在这一时期“重回以物易物”状态的说法，错得离谱。几乎所有的日耳曼法典，都使用罗马货币进行估值。例如，对偷窃的惩罚，不但要求小偷归还偷窃的财物，而且在他持有所窃财物期间，失窃者所有未还清的债务都需要由小偷支付（对于偷窃金钱的情况，就是支付利息）。另外，生活在从未被罗马统治过的地区（爱尔兰、威尔士、北欧国家、俄罗斯）的人们也相继颁布了类似的法典，更加确凿地揭示了这一事实。在确定可以充当支付手段的物品及对需要补偿的伤害和侵犯类别的精确分解上，这些法典都非常有创造力。
威尔士法律规定的补偿，主要用牛来支付；在爱尔兰法律中，则用牛或者女奴（cumal）来支付。两国的法律里，支付手段都大量地采用贵金属。在日耳曼的法典中，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就是贵金属……在俄罗斯法典中，最主要的支付手段是银子和皮毛，皮毛中价值最高的是貂皮，最低的是松鼠皮。法典的细节非常详尽，不但具体规定了涉及的人身伤害类型（对失去一条手臂、一只手、一根食指、一片指甲、一次导致大脑或头骨外露的头部重击等，都详细规定了补偿数量），而且有些法典对于不同种类的家庭财产也使用不同的法律章节来对应。萨利克法（SalicLaw）的第二条规定了偷猪应受到的惩罚，第三条针对偷牛，第四条针对偷绵羊，第五条针对偷山羊，第六条针对偷狗，并且会按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动物进行更加精细的划分。[46]
这确实在心理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已经提到，想象一个精准的等价物体系（一头健康的奶牛刚好等于36只母鸡）是从大多数的礼物交换形式中诞生有多么困难。如果亨利送给乔舒亚一头猪，并且感觉自己收到的回礼价值不足，他可能会把乔舒亚看作一个守财奴，但是他无法用一个数学公式精确地计算出乔舒亚到底吝啬到什么程度。另外，如果乔舒亚的猪弄坏了亨利的花园，特别是亨利在制止它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个脚趾，亨利的家人在村镇的议会上要求传召乔舒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变得微不足道并且遵纪守法，如果他们感到自己比应得的数量少得到1格罗特[47]，那么就会表达自己的愤怒。而这正是数学的特性，例如精确量度一头两岁大的怀孕母猪价值的能力。更进一步说，征收罚金需要频繁使用等价物的计算。假设罚款要用貂皮来缴纳，但是犯人的家里没有貂皮，那么他可以缴纳多少张松鼠皮来代替呢？或者多少银质珠宝是和貂皮等价的呢？这样的问题一定会不停地出现，由此将至少有一套近似等价规则的量度办法诞生，规定不同物品之间的等价关系。这就能够对解释前面出现的例子有所帮助。例如，为什么中世纪的威尔士法典不仅能够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奶牛的价值进行分别规定，而且能够对家庭日常生活中可能用到的所有物品规定其货币价值，甚至细分到每一块木头的成本——尽管在当时，没人相信这些东西能够在公开市场中购买到。[48]
创造谬论
在这一切之中，存在某种非常吸引人的东西。首先，其前提包含大量的直觉成分。毕竟，我们自己确实亏欠其他人。这是真的。我们交谈甚至思考所使用的语言，我们的习惯和观点，我们爱吃的食物，使我们的电灯能发光、马桶能冲水的知识，甚至是我们表明对社会传统的否定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从其他人那里学到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去世。如果我们把欠他们的东西想象成债务，那么债务将是无穷多的。所以，问题在于，把它看成债务真的有意义吗？毕竟，从定义上看，至少我们认为债务是能够偿还的东西。希望和自己的父母实现两讫的状态是非常奇怪的，这通常意味着一个人想和父母断绝关系。我们真的希望和所有人达到两讫的状态吗？那意味着什么？这种愿望真的是所有人类思考的基础特征吗？
其次，原始债务理论家所描述的，是不是一个谬论？他们的发现，究竟是一个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中的深奥的人性真理，并且早已在某些古老的印度经文中得到清晰的描述，还是他们自己创造了这个谬论？
很显然，一定是后一种情况。他们创造了谬论。
选择吠陀经文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对于这些经文的作者，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对孕育了这些经文的社会环境，我们也知之甚少。[49]我们甚至不知道收取利息的贷款是否存在于吠陀时期的印度——显然，对于祭司们是否真的把祭品看作人们欠死神贷款的利息，这有着重要的影响。[50]结果，这些经文起到的作用，既可以相当于空白的画布，也可以是写满未知的象形文字的画布，通过它们，后世的人可以得出任何自己希望得到的结论。如果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个古老的文明，另一个我们确实了解其存在的环境和状态的文明，我们将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和印度类似的观点，即把献祭看作偿还的方法。[51]如果我们翻阅古代神学家的著作，将会发现，大多数著作经常提到的观点，是把献祭看作人类和神明确立商业关系的切入点，但是神学家们觉得这一观点很明显是荒诞的：如果神明已经拥有了想要的一切，那么人类究竟能拿什么和神明讨价还价呢？[52]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看到赠送礼物给国王是多么的困难。而对于神明（更不要说上帝），难度将进一步被无限放大。交换需要以平等为前提，而在面对超自然的力量时，这个前提从一开始就不成立。
而对神明的债务由国家承担，并由此形成债务体系的观点，实际上也站不住脚。这里的问题在于，在古代，自由的公民通常不需要纳税。一般来说，只有被征服的人口才需要缴纳贡金。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情况正是如此，独立城邦的居民们根本不需要缴纳直接税。与此相似，正如摩西·芬利所说：“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把直接税看作暴政的产物，尽一切可能避免其出现。”[53]雅典的居民不缴纳任何形式的直接税，但是城邦有时候却会向居民分发货币，这是某种和我们认知相反的税务体系——有时候采用直接发放的形式。比如劳里厄姆（Laurium）银矿的收益，有时候城邦会采用间接的形式向参加陪审团或集会的人慷慨地派发。但是，从属的城邦需要支付贡金。在波斯帝国内部，波斯人无须向帝王缴纳贡金，但是被征服地区的人们则需要这么做。[54]罗马也是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罗马公民不用纳税，但是他们有权以救济金的形式，分享其他地区缴纳的贡金——著名的“面包与马戏”[55]手段中的“面包”部分。[56]
换句话说，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和税是确定的——他这种说法不正确。这显然使得“对一个人的债务，只是对其他人债务的一种变化形式”的观点，变得更加难以存继。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给国家货币理论致命的一击。即使是那些不征税的国家，也确实征收某种形式的报酬、罚金、关税和罚款。对于其他理论（声称国家的诞生是作为某种超脱于世外的原始债务的守卫），它很难与之相一致。
尽管美索不达米亚是最早出现收利息的贷款的地方，大概比吠陀的诞生早2000年，但是原始债务理论家极少提及苏美尔或巴比伦——这很奇怪，因为这两个地方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诞生之地。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这件事就没那么令人惊讶了。又一次，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发现，许多方面都和那些理论家预计的情况完全相反。
读者可以回忆一下前文的例子，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由大量的寺庙所统治：庞大、复杂的行业机构，工作人员通常数以千计，包括牧羊人、纤夫、纺纱工、编织者、舞女及管理人员。至少在公元前2700年，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开始兴建以相似的方式组织的宫殿，来模仿美索不达米亚——唯一的区别是，寺庙的中心是男神或女神的圣室，供奉着神像，由僧侣仆人侍奉饮食、穿衣及娱乐，仿佛这些神像有生命。宫殿的中心是国王的房间。苏美尔的国王很少宣称自己是神明，不过他们的做法也与此相差不大。但是，当他们以超自然统治者的能力去干涉臣民的生活时，则很少以施加公共债务的形式推行，一般采用取消私有债务的形式。[57]
我们不知道需要支付利息的贷款何时出现，也不知道其如何出现，因为它们的出现似乎早于文字的诞生。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寺庙僧侣发明了支付利息的贷款，作为向篷车交易提供资金支持的手段。篷车交易非常重要，因为尽管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河谷极为丰饶，能够生产大量富余的谷物和其他食物，并供养许多牲畜，从而提供大量的羊毛和毛皮，但除此之外，那里几乎一无所有——石头、木头、金属甚至作为货币使用的银子，都需要进口。因此，很早以前，寺庙僧侣就形成了把商品分配给本地商人的习惯（有些商人是独立的个体，而有些则是寺庙里的僧侣），商人们将离开平原，到其他地区出售商品。对于寺庙来说，利息是分享商品出售收益的一种方式。[58]但是，一旦这种方式被确立下来，其原理似乎就很快扩散开来。不久，人们就发现不但出现了商业贷款，而且出现了消费贷款——“高利贷”的原始意义。到了公元前2400年，对于那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农民，以担保物抵押放贷已经成为本地官员或富商的惯例做法；如果农民不能偿还贷款，放贷者就会把他们的财产据为己有。收取财产通常从谷物、绵羊、山羊和家具开始，然后是土地和房屋，最终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家庭成员。首先是仆人，然后是子女和妻子，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债户自己也会被征收。这些人将变成债务苦工：并不是奴隶，但是和奴隶区别不大，被迫在债主的家里（有时在寺庙或宫殿里）一直工作下去。当然，从理论上说，只要债户偿还了借款，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赎回。但是很显然，农民被剥夺的财产越多，他们就越难以偿还借款。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社会通常面临分裂的危险。如果某一年，出于某种原因，农作物歉收，大量的农民将会变成债务苦工，许多家庭将支离破碎。不久，随着负债的农民出于财产被剥夺的恐惧而逃亡，在城市文明边缘的沙漠中游荡的半游牧部落的土地将被荒废。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社会的彻底崩溃状况，苏美尔和后来的巴比伦国王，会周期性地宣布大赦。经济历史学家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Hudson）称其为“既往不咎”。这样的法令通常会免除所有未偿还的消费债务（商业债务不在此列），把土地归还给最初的所有者，允许所有的债务苦工回到自己的家庭。不久，国王在首次登基时宣布大赦基本变成了惯例，还有许多国王在位时就不得不重复地宣布大赦。
在苏美尔时期，大赦被称为“自由宣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苏美尔语“amargi”是已知的人类语言中第一个出现的意为“自由”的词，其字面意义是“回到母亲身边”——这正是重获自由的苦工终于可以做的事情。[59]迈克尔·赫德森说，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宣称自己具有超自然身份：在获取权力时，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在重新塑造人类社会，因此，他们需要把以前所有的道德责任清除掉。尽管如此，这和原始债务理论家脑海里的观点仍然相去甚远。[60]
社会与债务
在整个文献主体中，最初的假设可能是最严重的问题：人类在一开始，就为某种叫作“社会”的东西背负上了无尽的债务。我们推想到神明身上的，正是这种对社会的债务；然后，同样是这一债务，由国王和国家政府接手。
正是因为人们假设整个世界的组织是由一系列被称为“社会”的压缩模块单元组成，并且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模块，才使得“社会”这个概念如此具有欺骗性。历史上，极少发生这样的情况。假设我是一个基督徒，并且是亚美尼亚商人，生活在成吉思汗统治的地区，那么我属于哪个“社会”？我属于自己从小长大的那个城市的社会，属于那个我每天在其中处理日常事务的国际商人组成的社会（拥有自己制定的行为准则），属于由说亚美尼亚语的人组成的社会，属于基督教会（或者仅是东正教会），还是属于由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朝鲜的蒙古帝国的臣民组成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国家和帝国很少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参考点。国家建立又灭亡，国力也会强盛又衰弱，而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偶然才会得知政府的存在，历史上有许多人从来没能确定自己究竟属于哪个政府。即使到了近代，世界上的许多人也不确定自己应该属于哪个国家，或者这件事为什么重要。我的母亲是在波兰出生的犹太人，她对我讲过一个她小时候听到的笑话：
在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有一个小镇，没人能够确定它究竟属于哪个国家。有一天，两国正式签署了条约。不久，勘探员们就来到小镇上画出边界线。他们在附近的一座山上安装设备，有些村民走了过来。
“那么我们究竟在哪儿，俄罗斯还是波兰？”
“根据我们的计算，你们的小镇现在恰好在波兰境内37米。”
村民们立刻高兴地跳起舞来。
“为什么这么高兴？”勘探员问道，“属于俄罗斯还是属于波兰，有什么区别呢？”
“难道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村民们回答，“这意味着我们再也不用忍受那难熬的俄罗斯寒冬啦！”
但是，如果我们一出生就欠别人无尽的债务，而且我们依靠这些人得以存在，不过又不存在叫作“社会”的自然单位——那么我们欠下的债务是什么？债主又是谁？债务包括所有东西？债主是所有人？抑或某些东西或某些人？我们如何偿还如此模糊的债务？或者更中肯地说，究竟谁能宣称，自己有权告诉人们要如何偿还这笔债？依据什么样的基础？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构建问题，那么梵书的作者为这个道德问题提供了非常复杂的回答，而从未有人能够就这个道德问题提供更好的答案。我说过，我们对那些经文诞生的环境知之甚少，但是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证明这些重要的经文诞生于公元前500-公元前400年，大约是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印度，商业经济、铸币、收取利息的贷款等机制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当时的知识阶层，和希腊、中国的知识阶层一样，抓住了时机。在这里，抓住时机就意味着询问：把我们的责任看成债务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存在究竟是欠谁的债务？
因此，他们的答案中不出现“社会”或国家就十分重要（尽管国王和政府肯定存在于早期的印度）。他们用对神明的债务、对圣人的债务、对父辈的债务、对“人类”的债务来代替“社会”或国家。把他们的构想翻译成现代语言并不难。可以这么说，人类最重要的债主是：
·宇宙、超自然力量，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大自然。这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可以通过仪式来偿还：仪式是微不足道的人类展示对世间万物的尊敬和认知的一种举动。[61]
·那些创造了知识、建立了人类最为看重的文化成就的人，给予了人类存在的形式、意义，同时让它具有了形态。这里，我们指的不但是创造了我们的知识体系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还包括所有在某个领域做出过对人类有益的成就的人，从威廉·莎士比亚到中东那位发明了发酵面包但早已被人遗忘的女士。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及为人类知识和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来偿还他们。
·我们的父母及父母的父母——我们的祖先。我们通过生儿育女来偿还他们。
·全人类。我们偿还他们的方式是慷慨地款待陌生人及维护基本的社交环境，使人们之间建立关系并且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
但是，如果以这种方式进行，论证过程会破坏自身的前提。这些和商业债务完全不同。毕竟，一个人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来偿还对父母的债务，但是如果借钱给其他人，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偿还了自己的债主。[62]
我自己则一直在思考：难道这不能成为我们得到的结论吗？也许梵书的作者真正想表达的和我们刚刚进行的分析一样，即说明我们和世间万物的关系和商业交易完全不同，也不可能相同。因为商业交易既要求平等，又要求隔离。这些例子都在讲述如何克服隔离：为人父母以后，你就从对先人的债务中解放出来；变成圣人以后，你就从对圣人的债务中解放出来；行为举止都带有人性的关怀以后，你就从对全人类的债务中解放出来。如果提到整个宇宙，也是如此。神明已经拥有一切，所以你无法和他们讨价还价，那么你也不能和宇宙讨价还价，因为宇宙就是一切——你自己也存在于其中。实际上，你可以把这理解成一种微妙的表达方式，说明唯一能够使人从债务中“解放出来”的方法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偿还债务，而是显示这些债务并不存在，因为一个人无法把自己隔离而开始还债。所以，取消债务、达到隔离和自治的存在状态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荒诞可笑的。甚至“一个人把自己置于与全人类或世间万物隔离的状态，以便能和全人类或世间万物进行单独交易”这个推论本身就是犯罪，因为这只能用死亡来证明。人类的罪行，并不来自我们无法偿还自己对宇宙的债务，而是来自我们的推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我们自己看成现存的或曾经存在的任何其他事物的等价物，以便能够构想出这种最初存在的债务。[63]
或者让我们看一看等式的另一端。即使我们能够想象自己站在对超自然或全人类具有绝对债务的立场上，接下来的问题也将变成：究竟谁有权代表超自然或全人类发言来告诉我们这笔债务应该如何偿还？如果说还有事情比宣称自己独立于整个世间万物之外以便能够和它谈判更加荒谬可笑的话，那一定是宣称自己能够代表世间万物。
当前的美国属于个人主义社会。如果一个人在寻找这种社会的特质，那么可以考虑这么做：宣称所有人都对人类、社会、自然或整个宇宙有无尽的债务（你可以采用任何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但是没人能够告诉我们该如何偿还。至少，这在逻辑上保持了前后一致。如果这样做，那么已经建立的所有权威体系——宗教、道德、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很有可能变成不同形式的欺诈手段，因为它们都假定可以对无法计算的东西进行计算，宣称它们有权告诉我们，那些无穷债务的一部分应该以何种方式偿还。那么，人类的自由就变成了人类自己决定希望如何去做的能力。
据我所知，从没有人采用过这一方法。现存的债务理论，通常会演变成使权力结构正当化的手段。印度教的例子正是如此。对全人类的债务的描述只在早期的少数经文中出现，并且迅速被遗忘。后来，几乎所有的印度教解经者都忽略了这一点，然后把解经重点放在了一个人对自己父辈的债务上。[64]原始债务理论家还有另外一个切入点。其实他们对宇宙并不感兴趣，而是对“社会”感兴趣。
让我们回到“社会”这个词本身。它似乎是一个简单的、不言而喻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常把这个词作为“国家”的同义词使用。毕竟，当美国人说偿还对于社会的债务时，他们并不是在考虑自己对于瑞典人的责任。它仅指现代国家——精确地界定自己的边境，并用社会政策确保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社会”，即作为单一的、紧密相连的实体。这就是把“社会”这个概念向前应用到吠陀诞生的时代或中世纪的时候，总是具有欺骗性的原因，即使我们并没有其他的词可用。
对我来说，这正是原始债务理论家所做的事情：把这样的概念向后应用。
事实上，他们所谈论的所有看法的综合体——存在这种叫作“社会”的东西，我们对它有债务，政府能够代表它，它可以被看作某种在现实生活中的神明——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相继诞生或觉醒。换句话说，它是伴随着现代国家政权概念的出现而诞生的。
在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它们是在19世纪早期的法国同时出现的。孔德是哲学家、政治宣传册作者，以最先创造“社会学”这个术语而闻名。孔德甚至在他的晚年提出了一种社会宗教的概念，他称之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一概念构建在中世纪天主教的基础之上，充满各种陈腐教条，例如祭服的纽扣都要放置在背部（这样只有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把它穿上）。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实证主义问答》（PositivistCatechism）中，他也提出了关于社会债务的第一个清晰的理论。书中有一位虚构的实证主义牧师，有人询问他怎么看待关于人权的概念。牧师嗤之以鼻。他说，这一概念毫无意义，是个人主义才有的观点。在实证主义中，只有责任。毕竟：
我们的出生，背负着各种各样的责任——对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后人，对我们的同辈。在我们降生之后，直到我们有能力用服务报答别人之前，这些责任会不断地累积。那么，基于何种人类的基础，可以建立起“权利”的概念？[65]
尽管孔德没有使用“债务”这个词，但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人们在到达有能力思考偿还债务的年龄之前，已经积累起无穷的债务。而那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计算我们的债主是谁。偿还债务的唯一方法就是投身到服务全人类的事业中去。
终其一生，孔德都被认为是一个怪人，但他的观点是极富影响力的。人们对社会有无穷的责任这一看法，最终促成了“社会债务”概念的形成。这个概念被社会改革家采用，最终被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家所采用。[66]“人们自出生之日起，就是社会的债户”：在法国，不久之后，社会债务的概念就变成了一句政治宣传语、一句口号，最终变成了陈词滥调。[67]这一观点认为，社会创造了我们，所有人都欠社会债务，而国家仅仅是这个已有债务的管理者。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完全依赖于其他人，即使我们不知道这种依赖关系如何表现。这一事实，也体现了国家的存在。
这些也是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Durkheim）形成自己思想的政界和知识界背景。埃米尔·杜尔凯姆是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他在论证各宗教中的神明是社会的投影这方面，比孔德做得出色——因此，一个清晰的社会宗教甚至不需要存在。对杜尔凯姆来说，所有的宗教都是认识到人们相互之间的依赖性的手段，这种依赖性对我们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影响，但是我们却并未察觉。“上帝”和“社会”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问题是，数百年来，人们都简单地认定，我们所欠债务的守护者及允许我们成为个人的无形社会的合法代表，必须是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体制，最终都受到这种观点的某个版本的影响。让我们举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过去苏联禁止公民向其他国家移民，苏联政府就采用这种观点使自己的做法正当化。它的逻辑是这样的：苏联创造了人民，养育和教育了他们，让他们得以成为他们自己。那么，人民究竟有什么权利把政府的投资成果带走，贡献给其他国家，好像他们不欠政府任何东西？这种诡辩也不仅仅局限于某种社会体制，民族主义者也会应用同样的逻辑——尤其是在战争时期。
你可能会说，以原始债务的观点来看，我们真正拥有的，其实是终极的民族主义者的谬论。过去，人类的生命属于创造人类的神明，人类以献祭动物的形式支付利息，最终用自己的生命来偿还本金。现在，我们的生命属于塑造我们的国家，我们用纳税的形式支付利息，当需要保卫国家免受敌人侵略时，我们将用自己的生命偿还对国家的债务。
这是20世纪的一个巨大的陷阱：一面是市场的逻辑，我们愿意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彼此不亏欠任何东西；另一面是国家的逻辑，每个人都带有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我们一直被告知，国家和市场是对立的，并且在它们之间只存在人性的可能性。但这种对分法是错误的。国家创造了市场，市场需要国家，离开了彼此，两者都无法维系——至少无法以我们目前认知的形式继续运转。
[1]Heinsohn＆Steiger（1989）甚至表示，他们的经济学家同行之所以还没有抛弃这一故事，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学家并没有提供一种吸引力相当的解释。于是，几乎所有的货币历史仍然继续选择以介绍想象出来的以物易物作为开头。另外一种替代方案，是退回到纯粹的循环定义：如果“以物易物”是不使用货币的经济交易，那么任何不涉及货币的经济交易，不论其形式或内容如何，都一定是以物易物式的。GlynDavies因此甚至把夸扣特尔人的冬季赠礼节也描述为“以物易物”。
[2]我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参见《走向一种价值的人类学理论》（TowardanAnthropologicalTheoryofValue）（格雷伯，2001）。
[3]我们经常会忘记在这一切中，存在着强烈的宗教元素。牛顿自己绝不是无神论者，事实上，他试图借助自己的数学能力，去证明乌舍尔主教（BishopUssher）在之前曾经提出的观点，即世界大约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被创造出来。
[4]斯密在自己的《天文学》（Astronomy）（III.2）一书中，首次使用“看不见的手”一词，但是在《道德情操论》（IV.1.10）中，他明确表示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来自“天意”。关于斯密的神学的总体介绍，参见Nicholls2003:35–43；关于它和中世纪伊斯兰教可能存在的联系，参见第十章。
[5]萨缪尔森1948:49。关于这一定位的评论文章，参见HeinsohnandSteiger1989；也可参见Ingham2004。
[6]Pigou1949.Boianovsky提供了关于这一术语的历史。
[7]“我们不知道有哪一种经济形式存在着系统化的以物易物，但却没有货币出现。”（Fayazmanesh2006:87）——他的意思是，从有价值的货币的角度来看。
[8]想要总体了解政府在提倡“自我调解的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参见Polanyi1949。标准的正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政府走到一边，市场自然会出现，不需要首先建立合适的法律、警察和政治机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自由市场的空想家试图把这一模型套用在苏联时，这一理论被有力地证明是错误的。
[9]Innes和往常一样，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眼睛绝不会看到一美元，手也不会触摸到一美元。我们所能够触摸到的或看到的，是一个承诺，承诺支付被称为一美元的金额，或偿还等额的债务。”同样，他指出，“我们的所有度量方式都是一样的。没有人看到过一盎司，或一英尺，或一小时。一英尺是在固定的两点间的距离，但不论是距离，还是这两个点，都不是有形的存在”。
[10]注意，这的确假设了计算此类价值的一些方法，即某种形式的有价值的货币已经存在。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大量的人类学家似乎错过了它。
[11]这种行为通常被称为“背书”，是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译者注
[12]为了对规模有一定的概念，即使在相对受限制的商业城市经济体香港，目前流通的总额大约为233亿美元。香港大约有700万人，也就是平均每个居民使用超过3000港币。
[13]“国定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追溯到（Adam）Muller的《新货币论》（NewTheoryofMoney），此书尝试将货币价值解释为共同信任和国家意志的表现。（G.F.）纳普的《货币国定论》于1905年在德国首次出版，它则将这一理论推向顶峰。纳普认为，尝试理解货币，但不考虑‘国家的概念’，是十分荒谬的。货币并不是从交易中出现的媒介。它是记录并解决债务的手段，而最重要的债务是税务债。”（Ingham2004：47）Ingham的书对票证主义立场进行了令人称赞的论述，而我在这里的大部分论述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更翔实的细节。但是，读者将会在后面明显看到，我在特定的方面也会和他分道扬镳。
[14]在法国：里弗、索尔、德尼尔。
[15]Einaudi1936.Cipolla（1967）把它称为“幽灵货币”。
[16]关于计数棒，参见Jenkinson1911,1924;Innes1913;Grandell1977;Baxter1989;Stone2005。
[17]Snell（1919：240）指出，国王在巡视自己的领土时，有时会使用优先购买权带走家畜或其他商品，然后支付一张凭据。但是之后要想找到国王的代表付钱，却十分困难：“物品被强制出售。最糟糕的是，国王的供应商们没有付现金的习惯，而是支付一张国库凭据，或将要账的人一顿毒打……在这一体系中想收回欠款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使它本身变成了最糟的苛捐杂税，并且也成为我们早期流行诗中无数抱怨的对象。”
[18]请注意很有趣的一点：从这个角度而言，英格兰银行仍然使用亚当·斯密时代的计数棒进行内部记账，直到1826年才放弃这种方法。
[19]对于此类问题的经典研究，参见恩格斯（1978）。
[20]对债务人尤其有吸引力，可以理解，这些人很容易就被这一观点吸引，即债务就是一种社会安排，它绝不是无法改变的，而是由政府政策制造的，也可以很容易地被重新洗牌。更不必说，这些人还会从通胀政策中获益。
[21]关于债务，参见Jacob1987；关于贝特希米萨拉卡（Betsimisaraka）村庄的研究，参见Althabe1968；关于类似的马达加斯加人的案例研究，参见Fremigacci1976,Rainibe1982,Schlemmer1983,Feeley-Harnik1991。关于非洲殖民地税收政策更一般性的研究，参见Forstater2005,2006。
[22]例如，Heinsohn＆Steiger1989:188–189。
[23]银本身在中西部被开采，而采用将金和银两种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潜在支撑这种双本位制，被视为走向自由信贷货币及允许本地银行制造货币的一个举动。19世纪晚期，现代的公司资本主义在美国率先诞生，而它遭到了猛烈地抵制，集中化的银行系统是主要的交锋领域，而互利主义——流行的民主化的（而非以追求利润为导向）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安排——是主要的抵制形式之一。双本位主义者是绿背纸币党人更为温和的继承者。绿背纸币党人主张货币完全与贵金属脱钩，比如林肯在战时曾暂时强制推行的政策［Dighe（2002）提供了有关这一事件历史背景的出色概述］。
[24]它们只有在电影里才变成红宝石鞋。
[25]甚至有人指出多萝茜（Dorothy）自己指代泰迪·罗斯福（TeddyRoose-velt），因为从发音上来看，多萝茜的发音“dor-o-thee”和西奥多（译者注：罗斯福总统的名字）的发音“thee-o-dor”的音节组成完全一样，只是顺序相反。
[26]要了解关于《绿野仙踪》是一篇“货币寓言”的详细讨论，可参见Little-field1963和Rockoff1990。鲍姆从未承认那本书有政治隐喻，很可能这样的解读是在此书出版后才出现的［Parker也持这一观点（1994）；cf.Taylor2005］。但事实是，这本书在某个时点获得了这样的名声，所以问题只是这一误读是鲍姆创造的，还是别人创造的。
[27]里根（Reagan）可以很容易被归为极端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实践者，他使用五角大楼（Pentagon）的预算来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不论如何，那些实际管理着体系的人迅速抛弃了货币正统论，甚至在谈论中也不再出现。
[28]参见27.SeeIngham2000。
[29]Keynes1930:4–5.
[30]这一讨论被称为银行悖论。我们举一个极度简化的例子：只存在一家银行。即使这家银行不以自己拥有的任何形式的任何资产做基础，向你提供一笔一万亿美元的贷款，你最终也会把钱再次存入银行。这就意味着银行有了一笔一万亿美元的债权，并有了一万亿美元的运营资产，两者完美地互相对应。如果银行以利息的形式，向你收取比提供给你的贷款更多的金额（银行经常这样做），银行就会创造利润。如果你花了一万亿美元，情况也是成立的——不论谁最终收到了这笔钱，都将把它再次存入银行。凯恩斯指出，只要银行家们能够协作，那么存在多家银行的情景其实不会对这种情况造成任何改变。而事实上，银行家们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
[31]我需要指出，这一假设回应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即假设定义了所有经济活动背景的基础机构安排，都在过去某个想象出来的时点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从那时起，每件事都会并将一直会以平衡的状态持续存在。有趣的是，凯恩斯在自己关于货币的理论中明确否定了这一假设（Davidson2006）。当代的社会契约论学者也顺便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即没有必要假设这种情况会实际发生——指出它可能已经发生，并且表现得像它已经发生就足够了。
[32]阿格利塔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调节学派”（RegulationSchool）的创始人之一。奥利恩斯是Thevenot和Boltanski偏好的“惯例经济学”的追随者。原始债务理论主要由以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利塔和安德烈·奥利恩斯为核心的一群研究者发扬光大。这一理论首先出现在LaViolencedelaMonnaie（1992），采用了精神分析的吉拉尔（Girard）框架，随后，出现在一卷名为Sovereignty,LegitimacyandMoney（1995）的著作中，以及一部由11位不同的学者编辑、名为SovereignMoney的论文集中（Aglietta,Andreau,etc.1998）。后面两部著作摒弃了吉拉尔框架，使用了杜芒（Dumont）框架。近年来，这一立场的主要支持者是另一位调节学派学者BrunoThéret（1992,1995,2007,2008）。不幸的是，这些著作中没有一本被翻译成英文，只能在Grahl（2000）找到对于阿格利塔诸多贡献的一篇概述。
[33]例如，美国的RandallWray(1990,1998,2000)和StephanieBell(1999,2000)，或者英国的GeoffreyIngham(1996,1999,2004)。MichaelHudson和古代近东经济国际学者会（ISCANEE）的其他人吸收了这一观点的元素，但据我所知，他们从未彻底接纳它。
[34]*Rna.Malamoud(1983:22)指出，它在前文中已经有了“收到的物品，因为承诺会交还该物品，或者给予至少与之等价的其他物品”及“罪行”或者“过失”的含义。也可参见Olivelle1993:48，指出*rna“意为过失、罪行、有罪，常常同时指代以上含义”。但是，它和意为“职责”的词语并不相同。想了解为从债务中得到解脱的早期祷文的典型例子，参见AtharvaVedaBook6Hymns117,118,and119。
[35]《百道梵书》3.6.2.16。
[36]正如马赛尔·莫斯的导师SylvainLevi所言，如果一个人严肃地信仰婆罗门教义，“唯一真正的献祭就是自杀”（1898:133，也可见A.B.Keith1925:459）。但是，当然没有人这么极端。
[37]更准确地说，献祭者如果想要离开这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世间万物都由神创造的世界，拥有不朽的、神圣的躯体上升到天堂，并因而“降生在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百道梵书》VI:2.2.27），在那里，所有的债务都能被偿还，从神的手中赎回他抛弃的凡人躯体（参见Lévi1898:130–32,Malamoud1983:31–32），那么它指明了一条路。这肯定是关于献祭的效力所做出的诠释中，最有野心的说法之一。但是也在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些牧师也给出了类似的说法（Puett2002）。
[38]把文章中的“圣人”翻译成我在本章开头所用的词，但是因为它指代的是神圣文章的作者，这样翻译似乎也很恰当。
[39]在这里，我把两种略有不同的版本融合在一起：一个版本来自TattiriyaSarphita（6.3.10.5），他宣称所有的婆罗门都带着一笔债务降生，但是只列举了神、祖先和圣人，省略了招待陌生人的责任；另一个来自《百道梵书》（1.7.2.1–6），宣称所有人的出生都是一笔债务，并列举出所有四个类别——但似乎真正指的是再生组（twice-born）种姓中的男性。如想了解全面的讨论，参见Malamoud1983和Olivelle1993:46-55，以及Malamoud1998。
[40]Théret1999:60–61.
[41]“如要最终免除这一基本债务，则需要献祭生命，去安抚祖先和宇宙中的神灵，并表达感谢。”（Ingham2004：90）
[42]如前引述。表达“有罪”或“罪”的术语，他引用了Hudson2002:102–3，但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要追溯到Grierson（1977:22–23）。
[43]Laum1924。他关于希腊在神庙分配中的货币起源的讨论引人入胜，并在当代拥有支持者，如Seaford(2004)，Hudson（e.g.,2003）也部分认同。但其实这是一个关于硬币起源的理论。
[44]我做梦都想不到会尝试去引用。关于“原始货币”，有两部标准调研著作，分别由Quiggin和Einzig完成。有趣的是，两部都在1949年面世。两部著作中的分析都已过时，但它们包含了大量有用的材料。
[45]英文的“支付”（pay）来自法文的payer，法文的payer则脱胎于拉丁文pacare，意为“去安抚”“使……平静”。pacare与pacere有关，后者意为“与受伤的一方达成一致”。（Grierson1977:21）。
[46]Grierson1977:20.
[47]格罗特是古代英国的银币，1格罗特=4便士。——译者注
[48]实际上，正如格里尔森指出的，作者通常似乎有意取笑自己。比如在爱尔兰的文本中，他写到一个人可以因为被蜂蜇而要求补偿，但前提是要先把死去的蜜蜂的成本扣除（Grierson1977:26）。
[49]比如，我们有许多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和赞歌，但是大多数都是在古代图书馆的遗迹中发现的。同样出土的还有法庭审判的记录、商业合同和个人往来信件。在最古老的梵语（Sanskrit）记录中，我们只找到了宗教文献。更进一步，因为这些文字在几千年来逐字逐句地从老师传授给学生，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说出它们于何时、在何处写就。
[50]有息贷款在美索不达米亚肯定存在，但在埃及，它在希腊化时代才出现，在日耳曼世界的出现时间则更晚。提到“我欠耶摩的贡金”这段文字，可能指代“利息”。但是在Kane的HistoryofDharmasastra(1973III:411–461)这本对早期印度法律资料的全面回顾的书中，关于利息何时出现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Kosambi(1994:148)估计利息可能在公元前500年出现，但他承认这只是自己的猜测。
[51]我们可以立刻想到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国。“生命是来自天神的贷款”这一概念，确实在其他地方出现过：它似乎在古希腊自发出现，大约与货币和有息贷款在同一时间出现。“我们所有人都欠债，债主是死亡。”诗人西蒙尼戴斯（Simonides）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写道。“生命是一笔债，以死亡来偿还。这一观点几乎成了众所周知的言论。”（Millet1991a:6）据我所知，没有希腊作家把这一点明确和献祭联系在一起，尽管你可以指出柏拉图笔下的角色克法洛斯（Cephalus）在《理想国》（Republic）（331d）中的一个段落曾如此暗示。
[52]Hubert和Mauss(1964)对关于这方面的古代文献进行了出色的调研工作。
[53]Finley1981:90.
[54]这具有法律的区分度。它在实践中的真正含义，是波斯征收的资金，它严格来讲被认为是“礼物”，但它展现了原则的力量（Briant2006:398–99）。
[55]面包和马戏，即（免费的）食物与娱乐，指统治集团以小恩小惠来缓和人民的不满的手段。——译者注
[56]法老时代的埃及（PharaonicEgypt）和帝国时期的中国肯定征收直接税，形式可以是货币、实物或劳动力，在不同的时代征收不同的额度。在早期印度，共和政体平等会议（gana-sangha）似乎并不要求公民纳税，但最终取而代之的君主政体要征税（RhysDavies1922:198–200）。我想表达的是，税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常常被视为征服的标志。
[57]我借鉴的是我认为仍处于统治地位的看法。但至少在有些地区，王权从很早开始就几乎掌管了一切，而神庙处于从属地位（参见Maekawa，1973-1974）。关于这一点，存在热烈的争论，关于神庙、王权、氏族和个体之间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平衡也是如此，但是不论这些争论多么有趣，我都避免介入，除非它们能直接支持我的论述。
[58]我采纳的是Hudson的解读（2002），尽管其他人（比如，Stein-keller1981,Mieroop2002:64）的解读指出，利息可能起源于租金。
[59]要获得出色的概述，参见Hudson1993,2002。amargi的含义首先出现在Falkenstein(1954)，也可参见Kramer(1963:79），Lemche(1979:16n34)。
[60]在古埃及，没有贷款收取利息，而我们对早期的其他帝国知之甚少，所以我们不清楚这种现象有多么不同寻常。但是，至少中国的证据有些意义。中国的货币理论一直是坚定的票证主义。在硬币起源的标准故事中，至少从汉朝开始，传说中的商朝开国皇帝不愿看到在饥荒时有如此多的家庭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孩子，于是创造了硬币，这使得朝廷可以赎回这些孩子，并把他们送回各自的家庭（参见第八章）。
[61]即使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存，夺走一只动物的生命也不是能够随意轻松完成的举动，而需要在宇宙面前带着谦卑的态度完成。除了认识到这一点，献祭还能是什么呢？
[62]除非债权人也欠接收者的钱，这就使得每个人可以按照一个闭环依次取消他的债务。看上去这可能是无关的一点，但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环状债务取消，似乎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是普遍的做法：比如，参见第十一章中关于“清算”的描述。
[63]我并不是要把这一立场归结于婆罗门的作者，我只是通过与它的作者进行对话，追求我所认为的这段论述的内在逻辑。
[64]Malamoud1983:32.
[65]Comte1891:295.
[66]在法国，特别是像AlfredFouillé和LéonBourgeois这样的政治思想家持有这一观点。后者是19世纪90年代激进党（RadicalParty）的领袖，他使得社会债务这一概念成为他的“社会连带主义”哲学的概念基础之一。社会连带主义是激进的共和主义的一种形式，他表示，能够为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提供一种折中选择。这一概念能够克服阶级斗争的暴力，其所采用的方法是借助一套新的道德体系。这套体系基于对社会的分享债务理念，其中，国家当然只是管理者和代表（Hayward1959,Donzelot1994,Jobert2003）。EmileDurk-heim在政治上也是社会连带主义者。
[67]作为一句口号，这一表述要归功于CharlesGide。他是19世纪晚期法国的合作主义者，但是常见于社会连带主义者的圈子中。在当时土耳其的社会连带主义者的圈子中，它成为一项重要的原则（Aydan2003）。我听说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但我无法验证。 |
02挑战经典经济学：以物易物的谬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2挑战经典经济学：以物易物的谬误
↘被误解的铸币史
↘以物易物的陷阱
↘颠覆认知的货币史
对于每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非常简单且无比直接的答案——错误的答案。
——H.L.曼肯（H.L.Mencken）
被误解的铸币史
责任是指一个人认为自己应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感觉，或者说是一个人欠另一个人东西的状态。那么确切地说，责任和债务有什么区别？答案很简单：货币。债务和责任的区别就在于债务能够被精确地量化，量化的过程需要借助货币来实现。
货币不仅使债务得以存在，而且货币和债务如影随形，一定同时出现。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板上有现存最早的一批书面记录，上面记载着借贷款项、寺庙分发的配额、寺庙土地租赁的欠款等条目，每个条目的数额都以谷物和银子为衡量单位详细记录。早期的伦理学著作，都依次探寻了把道德想象成用债务来表示所具备的意义——换句话说，即用货币来衡量道德的意义。
因此，债务的历史就相当于货币的历史。那么，要想理解债务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研究各个时期使用的货币种类及人们使用货币的方式——并且这些论证最终将揭开有关货币的全部真相。但是，这里要介绍的货币历史，与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版本大相径庭。例如，当经济学家谈到货币的起源时，并不会马上提到债务这一概念。首先出现的是以物易物，随后是货币，此后借贷才发展起来。即使有人去查找讲述法国、印度和中国货币历史的书籍，他看到的也将是几部铸币史，而不会发现关于借贷合约的讨论。近一个世纪以来，包括我在内的人类学家，不断指出以这种方式看待货币历史是错误的。经济活动究竟怎样存在于现实的社会群体和市场中？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处于负债的状态，只是负债的形式各不相同，并且绝大多数交易并不需要使用货币——而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不会出现在标准的经济学史论述货币的相关章节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部分原因在于证据的性质：硬币易于保存，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总能找到它们；而借贷合约并不能留存下来。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信贷和债务的存在通常会让他们没面子，因为你不可能假装认为人们借入和贷出货币的行为完全出于“经济”动机（例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把钱借给陌生人和借给自己的堂兄弟没有任何差别）。因此，在一个完全抹去了放贷和债务的空想世界中展开货币的故事，就显得比较重要。在我们借助人类学研究工具重建真实的货币历史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传统的历史错在何处。
经济学家对货币功能的定义通常有三种：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价值储藏手段。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把交易媒介定义为货币最重要的功能。下面这段引文出自凯斯（Case）、法尔（Fair）、加特纳（Gärtner）和海瑟（Heather）编著的《经济学》（1996年）。
货币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转至关重要，你可以想象一下没有货币存在的世界将是怎样的情景。货币经济的一种替代方式是以物易物，人们用一些商品和服务去交换其他的商品和服务，用这种方式取代通过货币媒介进行的交易过程。
以物易物体系如何运作？假设你早餐想吃羊角面包、鸡蛋和橙汁，在以物易物体系中，你不能走进商店使用货币购买上述物品，而需要找到拥有这些物品并且愿意交易它们的人。同时，你必须拥有面包烘焙师、橙汁供应商和鸡蛋卖家想要的东西。如果你可以用来交易的物品是铅笔，但面包烘焙师、橙汁供应商和鸡蛋卖家并不想要铅笔，那么拥有铅笔对你想达成的交易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以物易物体系中，交易的发生要满足需求的双重匹配。也就是说，为了使交易完成，我不但需要找到一个拥有我想要的东西的人，同时那个人也必须想要我拥有的某种东西。在相对简单的经济环境中，当交易物品的种类较少时，想要找到交易对象并不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经常使用以物易物的方法来交易。[1]
接下来的一个观点其实是有问题的，但它采用的表达方式太过模糊，以至于很难将其证伪。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交易物品的种类非常多。如果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易，工作量将变得非常庞大，令人无法承受。想象一下，你走进商店购物，努力寻找出售所有你需要的物品的人，同时这些人也恰好需要你能够提供的交换物品，这有多困难！
有人认为，交易媒介（或称为支付手段）的出现，消除了需求的双重匹配问题。[2]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观点完全是人想象出来的，并非实际发生的情况。“为了解交易媒介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贝格（Begg）、费舍尔（Fischer）和多恩布施（Dornbuch）在2005年版的《经济学》中写道，“你可以想象一下以物易物经济存在的不便。”“如果今天需要你用自己的劳动去直接交换另一个人的劳动成果，”蒙德（Maunder）、迈尔斯（Myers）、沃尔（Wall）和米勒（Miller）在1991年版的《经济学解释》中写道，“想象一下你将遇到怎样的困境。”“想象一下，”帕金（Parkin）和金（King）在1995年版的《经济学》中写道，“你拥有公鸡，但想要交换玫瑰。”[3]这样的例子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举下去。如今，每一本经济学教材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这些教材中提到，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的某一段时期内并没有货币存在。那么这个时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把货币从今天的经济体系中剔除，推测一下那时的情景。那一定非常不方便！毋庸置疑，人们为了提升效率发明了货币。
经济学家讲述货币故事时，百分之百会以幻想的以物易物的世界作为开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安排这个幻想故事发生的时间及地点：我们是在讨论穴居人、太平洋岛民，还是美国的边疆居民？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和约翰·德里费尔（JohnDriffill）编写的教科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镇，它似乎位于某个虚构的新英格兰地区或者中西部：
你可以想象一个农民正和小镇里的铁匠、裁缝、杂货店店主及医生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但是，为了实现以物易物，必须满足需求的双重匹配……亨利想用自己的土豆换鞋子，乔舒亚想用一双额外的鞋子换土豆，那么以物易物的交易将使双方都感到满意。但是，如果亨利有木柴，而乔舒亚并不需要木柴，那么为了完成交易，就需要更多的人参与交易，采用多方交易的形式让亨利能够得到乔舒亚的鞋子。货币大大简化了多方交易的过程。亨利可以通过出售木柴换取货币，然后用货币购买乔舒亚的鞋子。[4]
再次强调一下，上面例子中的环境是虚拟的，但与我们当前生活的世界非常类似，唯一的区别就是那里不存在货币。因此，有一件事就非常不合理：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他怎么会愿意在这样的地方经营一家杂货店？他如何进货？但是让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先放到一边。每一个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都认为他应该向我们讲述同样的货币故事。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来说，这个故事是最重要的。在1776年这个重要的年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ofGlasgow）的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正是通过讲述这一道理，才使经济学真正变成了一门学科。
他的故事并非全都是捏造的。公元前330年，亚里士多德在他关于政治学的专著中，也沿着和斯密大体相似的方向进行了推论。起初，他提出家庭必须生产自己需要的全部物品。逐渐地，一些家庭会进行专业化细分，有人种玉米，有人酿酒，然后相互交换。[5]亚里士多德推测，货币一定是从这样的过程中诞生的。但是和中世纪那些偶尔会重复这一故事的经院学者一样，亚里士多德从来没能明确说明货币究竟是如何诞生的。[6]
在哥伦布之后，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探险者的足迹遍布全球，到处寻找黄金和白银，再也没人提起这些模棱两可的故事。当然，没有任何人宣称发现了进行以物易物交易的地方。16世纪和17世纪，大多数在西印度或非洲活动的旅行家都假定所有的社会必然存在各自的货币种类。因为所有的社会都拥有政府，而所有的政府都发行货币。[7]
同时，亚当·斯密决定推翻他那个时代的常识。他首先反对货币由政府创造这一观点。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约翰·洛克（JohnLocke）等哲学家的自由主义传统思想，即认为政府的成立，源自保护自由财产的需求。只有当政府努力把自身职权限定于仅为该需求提供保护时，其运转才处于最佳状态。斯密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财产、货币和市场，不仅在政治机构出现前就已存在，并且还是人类社会的根基。他随后提出，政府在货币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应仅限于确保货币的公正和稳定。只有以这样的论述作为基础，他才能够提出经济学本身是人类应该探求的一个领域，它拥有自己的规则和定理——也就是说，经济学和伦理学、政治学有区别。
斯密的观点值得在本章中展开并进行详细介绍。因为正如上文所说，他的观点是经济学的基础，也是最大的谬误。
他从提出一个问题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确切地说，什么是经济生活的基础？它是“人性中的一种必然习性……交易、以物易物、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习性”。动物不会做这样的事。斯密陈述道：“没有人看到过这样一条狗：它为了用自己的骨头换取另一条狗的另一块骨头，而进行了一次公平的、深思熟虑的交易。”[8]但是如果由人类自己去决策，他们终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交换和比较物品。这就是人类的行为。甚至逻辑和谈话也都是交易的某种形式。并且与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在交易中，人类总是试图让自己得到最多的好处，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9]
相应地，正是交易中的这个驱动因素，带来了创造出人类所有成就和文明的劳动分工。在这里，场景将转换到另一个经济学家幻想存在的、遥远的地方——似乎是北美印第安人和中亚游牧民族的混合体。[10]
在一个由猎人或牧羊人构成的部落中，有一个人制造的弓箭比别人的更好，例如它拥有更好的稳定性和灵巧性。他常用自己制作的弓箭交换同伴的牛肉或野味。最后，他发现通过这样的方式，自己能够得到的牛肉或野味，要比亲自出门打猎获得的更多。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把制作弓箭作为自己的主业，而他自己就变成了某种兵器的生产者。另一个人擅长建造人们居住的小屋或可移动的住所。他已经习惯于帮助自己的邻居搭建或修缮住所，同时获得牛肉和野味作为报酬。最后，后面这个人也发现，自己全力投入帮助别人进行搭建或修缮工作能够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于是他变成了房屋修理工。同样，第三个人变成了一个铁匠或铜匠；第四个人变成了以动物皮毛为制作原料的皮革师或服装师，动物皮毛对于原始的游牧民族来说，是衣服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只有出现了专业的弓箭制作者、房屋建造者等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有问题存在。不难注意到，在许多例子中，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从想象出来的原始民族向小镇商店经营者转变。
但是在劳动分工刚刚诞生时，这种交换的力量在实施过程中，一定会频繁遇到阻力和陷入困境。我们可以假设有这么一个人，某些原因使他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某种商品。对于那些过剩的商品，这个人肯定愿意处理掉，而其他人也愿意购买。但如果其他人手里刚好没有任何这个人需要的东西，那么在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交易。肉贩店里的肉多到他自己吃不完，酿酒师和面包烘焙师都希望能购买一些肉。但是他们不能提供用于交易的产品……
…………
为了避免产生这种不便，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当劳动分工确立之后，每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努力尝试用以下方式处理这一问题：除了通过自己的特异性劳动生产的产品，还随身携带一定数量的某种特定商品——他认为，用这种商品去交换别人的劳动产品，不会被拒绝。[11]
因此，不可避免地，每个人都开始积攒某种他们认为别人可能需要的东西。这种行为将带来自相矛盾的结果。因为到达某一个点以后，这种商品并不会贬值（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一些商品），反而会增值（因为它将变为实际意义上的货币）：
据说盐是阿比西尼亚（Abyssinia）[12]商业和交易活动中使用的工具，纽芬兰则使用鳕鱼干，弗吉尼亚使用烟草，在我们西印度殖民地的某些地方使用糖，其他的国家也会使用加工后的动物皮革。我还听说在如今苏格兰的某个小镇，过去人们会使用某种并不常见的东西作为他们的交易商品：人们走进面包房和酿酒房购买商品，用钉子作为货币。[13]
当然，各种形式的特定商品最终都变成了贵金属——至少在长距离交易中如此，因为它们是充当货币的理想材料：耐磨损，易携带，能够继续被分成完全相同的组成部分。
不同的国家使用了不同的金属作为货币。古代的斯巴达人最常用的商业工具是铁；古罗马人使用铜；所有富裕的商业社会都使用金银。
…………
似乎最初用于交易的这些金属都是未经加工的条状物，它未经铸造，上面也没有任何标记……
…………
使用这些条状金属，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不便：首先是计重问题，其次是检验问题。对于贵金属而言，含量的细微差别就能导致价值的极大波动。因此，对于计重业务来说，合适的精准度需要使用极为精准的砝码和天平。称量黄金尤甚，那称得上是一项精妙到毫厘的操作……[14]
现在，很容易就能预见事情发展的走向。使用不规则的金属块要比以物易物简单，但是难道计量单位标准化（将统一的名称印在不同价值的金属上，以保证金属的质量和成色）不能使事情变得更简单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此诞生了货币铸造。没错，发行铸造货币意味着政府必须参与其中，因为铸币厂通常由政府运营。但是在准确的历史说法中，政府扮演的只是一个有限的角色——保证货币供应，并且它总是搞砸这件事。纵观整个历史长河，肆无忌惮的统治者经常在很简单的经济学常识上作弊：他们降低铸币的价值，因此导致通货膨胀和其他各种恶果的出现。
这个故事不但在经济学学科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对下面这个观点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东西能被称为“经济学”，它按照自己特有的规则运转，与道德或政治活动有区别，经济学家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正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陷入交易和以物易物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习性中不能自拔。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进行交易，进行以物易物。我们以后也会一直如此。货币就是最有效的手段。
后来，卡尔·门格（KarlMenger）和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Jevons）添加了故事的细节。他们的主要做法都是通过添加大量的数学方程，从理论上证明，随机选取的各种各样的人，具有随机的需求。这不但将促使充当货币角色的商品诞生，同时还将促使形成统一的定价体系。在证明的过程中，他们还使用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术语（例如，“不方便”被换成了“交易成本”）。但是，最为关键的事情是：现在，这个故事已经变成了大多数人的常识。我们在教科书上和博物馆里把它教给孩子们，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很久以前，人们之间的交易方式是以物易物，这很困难，因此人们发明了货币，然后银行和信贷也发展起来。”这一说法完美地构成了简单直白的发展进程，形成了日益复杂和抽象的过程，承载着各个时代的人类活动——从石器时代交换乳齿象牙的活动，到有关股票市场、对冲基金和证券化衍生工具的人类活动，逻辑严谨并且冷酷无情。[15]
它真的变得无处不在。无论人们在何时何地发现货币的存在，就一定能同时找到这个故事的身影。在马达加斯加的阿里武尼马穆，我有幸采访过一个卡拉诺罗，它是一种矮小的幽灵。当地一个通灵人士声称，有一个卡拉诺罗藏在他家里的盒子中。当地以前有个名叫诺黛的可怕女人，她是个臭名昭著的放高利贷者，这个幽灵是她的兄弟。老实说，我不太愿意和这家人扯上关系，但是我的一些朋友坚持认为我应该去采访它——因为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来自古代的生物。这个生物躲在一架屏风的背后，用一种阴森恐怖、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颤音说话。不过它只对谈论金钱感兴趣。最后，我有点儿被这种绕来绕去的做法激怒，于是直接问道：“让我们回到古代，你还活着的时候，那时你们使用什么作为货币呢？”
那个神秘的声音立即回答说：“什么也没有。我们不使用货币。在古代，我们直接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商品，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
以物易物的陷阱
这个故事确实到处都能听到，它是存在于人类经济关系体系中最根本的谬误。它已经如此深入人们的常识中，即使在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地方也不例外。大多数人想象不到货币可能存在其他的诞生方式。
问题在于，没有证据表明货币是按照人们常识中的那种方式诞生的；恰恰相反，大量的数据表明货币并非那样诞生。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找，希望能够发现那片居民进行以物易物交易的虚构土地。亚当·斯密把他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了早期的北美（其他人则偏好把背景设定在非洲或太平洋）。在斯密的时代，至少在苏格兰的图书馆中，查询不到有关北美原住民经济系统的可靠信息。但是到了中世纪，刘易斯·亨利·摩根（LewisHenryMorgan）有关伊洛奎斯人（Iroquois）6个民族的描述被广泛传播——这些描述明确指出，伊洛奎斯民族的主要经济机构是长屋，大多数的商品都被大量囤积在长屋中，由妇女议会进行分配，没有人曾经用箭头去交换肉。但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一信息。[16]例如，斯坦利·杰文斯在1871年写的一本书，被视为论述货币起源的经典著作，他在著作中直接引用了斯密的例子，讲述印第安人用野味交换麋鹿和海狸的皮毛。但他并没有实际描述印第安人的生活，这表明斯密的例子是凭空杜撰的。大约在同一时期，传教士、冒险家和殖民统治者去探索世界各个角落，许多人都随身携带斯密的书，希望能够找到一片进行以物易物交易的土地。但没有人成功。他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体系，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发现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人们之间的经济交易模式采用的是“我给你20只鸡，换你的那头牛”这种形式。
关于以物易物研究最具权威性的人类学著作，来自剑桥大学卡罗琳·汉弗里（CarolineHumphrey）的研究。她得出的结论确凿无疑：“从来没有人描述过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的例子，更不用说货币从中诞生的过程。所有可得的人类学研究都表明，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经济模式。”[17]
现在，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以物易物没有存在过——或者，并不意味着斯密所说的“原始人”并没有采用过这种形式。它意味着以物易物并不像斯密所想象的那样，在村民中间广泛使用。一般而言，以物易物发生在陌生人甚至是敌人之间。让我们从巴西的南比克瓦拉人开始。这些人似乎符合发生以物易物活动的全部标准：这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劳动分工还没怎么发展，人们被分成许多族群，通常每个族群最多包含100个人。如果一个族群偶然在附近发现了另一个族群做饭的灶火，他们会派出大使进行谈判，希望进行交易。如果他们的提议被接受，他们会先把族群里的女人和儿童藏在树林里，然后邀请另一个族群里的男人造访自己的营地。每个族群都有一名族长。当所有人都到齐以后，每个族长都会发表一番正式的演说，颂扬对方，贬低自己。每个人都会把武器扔到一边，然后一起唱歌跳舞——尽管舞蹈是在模仿战争冲突。然后，一个族群接近另一个族群，开始交易：
如果一个人想要一件物品，他会大声称赞这件物品是多么好。如果一个人看重自己的物品，希望用它来交换更多的物品，他并不会说这件物品多么有价值，而是会说它没什么好的，以此表明他想保留它。“这把斧头不好，又旧又钝。”他会这样描述自己那把其他人想要的斧头。
双方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都会使用愤怒的语调，直到达成一致。当买卖双方达成一致后，他们会从对方的手中把物品抢走。如果一个人用项链进行交换，交易达成后他并不会摘下项链递给对方，对方必须通过展示力量的方式直接把项链抢走。如果交易的一方比较性急，在讨价还价结束之前就动手去抢，那么交易双方就会发生争执，通常会导致斗殴。[18]
整个交易活动会以盛大的宴会结束，女人们会从树林里出来，参加宴会。但这也容易出现问题，因为在音乐和酒的刺激下，有大量引诱的机会存在。[19]有时，这会带来因嫉妒而爆发的口角。在少数情况下，甚至会有人被杀。
交易只有在以物易物交易蕴含的所有节日元素的缓冲之下，才能在原本是敌对关系的双方之间进行，但是它距离真正的战争的爆发也只差毫厘。如果人类学家猜得没错，如果在交易过后有一方认为自己被占便宜了，那么将非常容易导致战争的爆发。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地球的另一边，来到澳大利亚的阿纳姆地（ArnhemLand），这里的冈温古人（Gunwinggu）以用礼仪性的以物易物仪式（被称为“迪泽马拉”）招待邻人而闻名。暴力的威胁似乎离这里很遥远，部分原因要归功于在整个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半分体系，它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处于同一半的人彼此之间不得结婚，甚至不能有性关系；而另一半的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结合对象。因此，即使对于一个来自遥远的群落的男人来说，有一半的女人是绝对不能碰的，而另一半女人则可通过公平竞争去赢取。这个地区的人也通过本地的专业化分工团结了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产品，可用于和其他人进行以物易物交易。
下面这段文字来自一位名叫罗纳德·伯恩德特（RonaldBerndt）的人类学家的观察，是对20世纪40年代举办的一次迪泽马拉的描述。
我们又一次看到熟悉的情形：在经过一些最初的谈判之后，以物易物交易从陌生人被邀请到发起方的主要营地开始。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造访者因为其“出色的锯齿形长矛”而闻名，而发起方则拥有上好的欧洲布料。当造访一方的男男女女进入营地里的跳舞场所——“圆环地点”后，其中的三个人开始伴随音乐为发起方进行表演，这标志着交易开始了。这三个人都是男人，其中两个开始唱歌，第三个人则用蒂杰利多（didjeridu）[20]伴奏。不久，发起方的女人们走过来，开始攻击音乐家：
男人和女人都站起来开始跳舞。和唱歌的男人不在同一方的两个冈温古女人走近他，她们向唱歌的男人“提供迪泽马拉”，这标志着迪泽马拉的开始。她们分别向男人赠送一块布料，击打或触摸男人，然后把他们推倒在地面上。她们把这些男人称为迪泽马拉丈夫，以挑逗的方式和这些男人嬉戏。然后和乐器演奏者不在同一方的一个女人，同样会给演奏的男人一块布料，同样击打他并和他嬉戏。
这确立了迪泽马拉交易的运作方式。拜访群落的男人静静地坐着，和他们不在同一方的女人走过来，给他们布料，击打他们，并邀请他们进行交媾。她们选择男人有完全的自主权，人群中不时爆发出欢笑和掌声，同时唱歌和跳舞一直在持续。女人们试图脱下男人腰部的围裙，触摸他们的生殖器，并把他们带离“圆环地点”进行交媾。男人们跟着他们的迪泽马拉伴侣离开，但要表现出不情愿，走到远离照亮舞蹈者的篝火的树丛里交媾。他们有可能送给女人烟草或串珠项链。当女人回来以后，她们会把一部分烟草交给自己的丈夫。丈夫们都会鼓励自己的妻子参与迪泽马拉，而他们自己也会把烟草付给自己的迪泽马拉伴侣……[21]
新的歌唱者和演奏者会补充进来，然后同样被攻击并带到树丛里；男人们鼓励自己的妻子“不要害羞”，以维持冈温古人好客的名声；最终，这些男人也会对造访者的妻子采取行动，提供布料，击打她们并把她们带到树丛里。串珠项链和烟草会开始流通。最后，当所有的参与者都至少配对过一次，并且客人对获得的布料感到满意之后，女人们会停止跳舞，站成两排，造访者则站成一队来支付报酬。
然后，造访者中来自同一方的男人们会对着与他们不在同一方的女人们跳舞，为了“给她们迪泽马拉”。他们会举起宽扁的铲状长矛，假装摆出要攻击女人的姿势，但是他们会用刀面拍打女人。“我们不会用长矛穿刺你们，因为我们已经用阴茎刺过你们。”他们把长矛赠予女人们。然后造访者中来自另一方的男人也会对与他们不在同一方的女人采取相同的举动，把锯齿形的长矛送给她们。整个仪式到此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盛大的食物分发活动。[22]
这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很有用。鉴于阿纳姆地人之间相对缓和的关系，此处冈温古发起方的行为，综合了南比克瓦拉人以物易物交易的所有元素（音乐和跳舞、潜在的敌意、性的吸引），并把它转换成某种节日性的游戏——也许这个游戏并没有减少危险性，但是正如其他人类学家强调的那样，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获得了巨大的乐趣。
在所有此类关于以物易物交易的例子中，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陌生人之间的集会。这些人很可能以后再也不会相见，并且他们彼此之间肯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联系。这就是直接的、一物换一物交易适合这里的原因：双方做完交易，然后离开。通过分享乐趣、音乐和舞蹈——一般而言，这是欢宴的基础，而交易则建立于其上——由此披上一层社交外衣，使交易得以发生。然后进行交易，买卖双方都会通过戏谑性质的模拟攻击，展示潜在的敌意。在陌生人之间，任何交换物品的举动肯定会存在敌意，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不占对方的便宜。在南比克瓦拉人的例子中，社交性的外衣非常单薄，模拟攻击很可能转变成真正的攻击。而冈温古人对待性的态度更放松，他们非常巧妙且成功地将分享乐趣和进攻转变成完全相同的东西。
现在回忆一下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话：“想象一个没有货币的社会”“想象一种以物易物经济”。这些例子非常明确地说明了一件事：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想象力都非常有限。[23]
为什么？最简单的回答是：经济学把个体在用鞋交换土豆或者用布料交换长矛的活动中寻求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作为自身最基本、最重要的原理，这门学科必须假设这种物品的交易不能和战争、激情、冒险、神秘、性或者死亡有任何关系。经济学假设，在不同的人类行为领域之间存在一条界线，但在冈温古人和南比克瓦拉人之间，这条界线并不存在。只有通过非常具体的制度安排，才能使这些界线具有相应的作用：即使人们不怎么喜欢彼此，相互之间也没有兴趣发展任何持续且更加深入的关系，但他们对尽可能多地获取对方的财物有兴趣，律师、监狱和警察的存在，确保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能克制自己，不去使用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例如偷窃）。相应地，这使得人们能够假设，在购物的商业场所和享受音乐、宴会与引诱的“消费领域”之间，生活被极好地划分开来。换句话说，构成经济学教科书基础的那个版本的世界（亚当·斯密对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扬），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为我们常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我们很难去想象还存在另外的可能性。
根据这些例子，没有社会是基于以物易物交易建立的原因已经很明显。因为，这样的社会，只能是其中的每个人都和其他人的喉咙仅距毫厘；并且尽管每个人都会摆出攻击的姿态，但却永远不会采取行动。虽然以物易物有时候确实会发生在非陌生人之间，但是这些人本来也和陌生人差不多——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感受不到责任、信任或继续发展更进一步的关系的渴望。例如，生活在巴基斯坦北部的普什图人（Pukhtun），他们因慷慨、殷勤好客而闻名。所谓以物易物，就是你和那些不会因好客（或者亲属关系等其他原因）而联系、绑定在一起的人进行的交易。
人们之间习惯于采用的交易模式是以物易物，用当地话则叫作“阿达巴达”（给予和拿取）。人们随时准备着用自己的财产去交换更好的东西。通常交易都发生在同类的物品之间：收音机交换收音机，太阳镜交换太阳镜，手表交换手表。但是非同类的物品也能进行交易，例如，可以用自行车交换两头驴。阿达巴达在非亲属之间进行，并且因为要努力占对方的便宜而带给人们极大的乐趣。一次好交易会让人感觉自己在交易中获得了好处，因此是值得夸耀、值得骄傲的。如果交易很糟糕，接受方通常会尝试违约。如果违约失败，他们就会用欺骗的手段把物品交易给别人。阿达巴达中最理想的交易方，是距离很遥远的人，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抱怨。[24]
这种不择手段的动机也不仅存在于中亚，它似乎是以物易物的本质所固有的——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早于斯密所在时代的一两个世纪里，英语单词“以物易物”及它们在法语、西班牙语、德语、荷兰语和葡萄牙语中的对应词汇，其含义是“哄骗、欺骗或敲竹杠”。直接用一个物品交换另一个，同时试图在交易中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一般而言只能在你和你既不关心并且未来也再不会相见的人之间发生。毕竟，有什么理由不占这种人的便宜呢？另外，如果一个人非常关心某个人（一个邻居或一个朋友），希望和他进行公平和诚实的交易，那么他将因为关心而不可避免地在交易中考虑到对方的需求、想法和所处的境地。即使你确实用一个东西交换了另一个，很可能你也会把交换的东西作为礼物送给对方。
颠覆认知的货币史
为了说明我想表达的意思，让我们回到经济学教科书及其中提到的“需求的双重匹配”这个问题上。亨利需要一双鞋，但他拥有的只有土豆。乔舒亚有一双多余的鞋，但他不需要土豆。既然货币还没有被发明出来，那么他们就遇到了问题。他们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应该首先明确的事情是，真的应该多去了解乔舒亚和亨利的信息。他们是谁？他们之间有关系吗？如果有，那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很小的社会圈子中，在如此小的社会圈子中生活的任意两人之间，一定存在着复杂的历史关系。他们是朋友、对手、盟友、情侣、敌人，还是同时具备以上所有关系？
这个原始例子的作者似乎给出了这样的假设：这两个人有着基本相同的身份，彼此之间虽然没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至少关系是友好的——也就是说，是你能够在基本平等的前提下，获得的最亲密的关系。即使知道了这些，其实获得的信息也不算多。例如，如果亨利生活在塞内加族人的长屋中，他需要一双鞋，那么乔舒亚根本没必要出现；亨利只需要告诉他的妻子自己需要一双鞋，她就会向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妇人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到长屋的集体仓库中取出相应的材料，为自己的丈夫缝制一双鞋。为了找到符合经济学教材所想象出来的场景，我们可以让乔舒亚和亨利在一起，让他们依次生活在一个像南比克瓦拉人或冈温古人那样的小而亲密的社会中。
情景一
亨利走向乔舒亚，说：“这双鞋真棒！”
乔舒亚说：“哦，其实不怎么好。但是既然看起来你很喜欢，那就拿去吧。”
亨利拿走了鞋。
亨利的土豆没派上用场，因为双方都非常清楚，如果乔舒亚有需要土豆的那一天，亨利一定会给他一些。
就这么简单。当然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无从知晓亨利会保留这双鞋多长时间。这很可能取决于鞋子究竟有多好。如果只是一双普通的鞋子，那么这个问题会就此终止。如果这双鞋子在某些方面独一无二，或者制作精美，那么它很可能会再次进入交易市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讲述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John）和劳恩娜·马绍尔（LornaMarshall）对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en）进行研究的时候，把刀子赠送给他们最喜爱的一个合作者。一年以后，当他们再次回来，发现在他们离开的那段时间，几乎族群中的每个人都在某段时间拥有过那把刀子。另外，几个阿拉伯朋友向我证实，在并非严格的平等主义的背景下，存在着一种应对办法。如果朋友赞美一只手镯或一个包，他通常期待你马上回答：“拿去吧！”但是如果你确实想保留它，你可以说：“没错，它确实很精美。它是别人送给我的礼物。”
但是很显然，在教科书作者的脑海里，存在着一个更为客观的交易过程。作者想象出来的两个人，似乎是父权制家庭的家长，他们之间关系友善，但是各自保存着必需品。也许他们与亚当·斯密例子中的屠夫和面包烘焙师一起生活在苏格兰的某一个村镇中，或者生活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们从没听说过货币。这是一个奇特的幻想，但是还是让我们看看事情会按照这个幻想如何发展吧。
情景二
亨利走向乔舒亚，说：“这双鞋真棒！”
或者我们可以让场景更现实一点——亨利的妻子在和乔舒亚的妻子聊天，她看似不经意地提到亨利的鞋子已经不行了，他一直在抱怨脚上被磨出鸡眼。
信息已被传达。第二天，乔舒亚会上门把他多出来的鞋子作为礼物送给亨利，坚称这是邻里之间表示友好的一种姿态。他当然不需要任何回报。
乔舒亚的话是否真诚并不重要。通过这种做法，乔舒亚实际完成了一次借出，亨利欠他一个人情。
那么亨利要如何补偿乔舒亚呢？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也许乔舒亚确实需要土豆，那么亨利在一段时间后就会送上土豆，坚称这也是一份礼物；或者乔舒亚现在不需要土豆，亨利就一直等到他需要的那一天；或者一年以后，乔舒亚计划举办一个宴会，然后他走到亨利的仓院前，说：“这头猪不错……”
在任意一个情景中，经济学教科书中不断引用的“需求的双重匹配”消失了。亨利也许当时并没有乔舒亚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两个人是邻居，很明显，乔舒亚想要亨利的某个东西，只会是时间长短的问题。[25]
同样，这意味着斯密提到的，人们积累能被普遍接受的商品的需求也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发展货币的需求。在无数实际存在的小型社会中，每个人只需要记录谁欠什么人什么东西。
细心的读者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这里只存在一个重要的概念性问题。亨利“欠乔舒亚一个人情”。什么人情？如何量化人情？基于什么样的基础，你可以说这么多土豆，或者这么大的一头猪大概等价于一双鞋？因为即使是粗略的估算，也一定有某种方式能够确定X大约等价于Y，或者X的价值比Y略低或略高。难道这不是表明，至少在比较不同物品的价值时，从充当价值尺度这个意义上来看，像货币一样的东西已经存在了吗？
在大多数礼物经济中，确实存在着解决这个问题的粗略方式。你需要对物品的类型建立一系列的分级类别。猪和鞋可以被认为是大概等价的物体，你可以用一种去交换另一种；而珊瑚项链则是另一种东西，你需要用另一条项链，或者至少是另一件珠宝去交换——人类学家称之为创造不同的“交易等级”。[26]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简化的作用。当跨文化的以物易物交易变得普遍以后，也会按照相似的规则来运转：特定的物品之间才能进行交换（例如用布料交换长矛），这使得计算物品之间的等价关系变得容易。但是这并没有帮助我们解决关于货币起源的问题，事实上，它使得问题变得极其棘手。如果盐、黄金或者鱼都只能交换某些特定的物品，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储备它们呢？
实际上，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以物易物根本不是古代特有的现象，它是直到现代才真正开始被广泛使用的。当然，在绝大多数我们知道的例子中，以物易物发生在熟悉如何使用货币的人们中间。这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随身携带足够的货币，所以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当国家的经济体系崩溃以后，随之而来的通常是复杂的以物易物交易。最近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及2002年前后的阿根廷。当时，俄罗斯的卢布和阿根廷的美元实际上都消失了。[27]你甚至能偶尔发现某种其他类型的货币开始流行。例如，在战俘营和许多监狱中，众所周知，囚犯们使用香烟充当货币，这一现象使专业经济学家大感振奋。[28]但是，我们这些案例中的人都是使用货币长大的，所以在没有货币的时候就需要想出解决办法——这和我最初提到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想象”出来的场景完全相同。
某种形式的信贷制度是被更加频繁使用的解决方法。当罗马帝国覆灭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恢复了以物易物”；而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Empire）分崩离析之后，似乎某种形式的信贷体系也出现了。尽管人们不再使用硬币，大家还是使用旧的王国货币来记录账目。与此相似，愿意用自行车交换驴子的巴克坦人对货币的使用也不陌生，货币在他们的世界里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他们只是更喜欢直接进行等价物的交换——在这个例子里，他们认为直接交换商品更具有男子气概。[29]
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即使在亚当·斯密把鱼、钉子和烟草作为货币使用的例子中，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在《国富论》面世后的岁月里，学者们对里面的例子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几乎在所有的例子中，以物易物的参与者对货币的使用都很熟悉。事实上，他们也在使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使用。[30]以鳕鱼干为例，人们相信它在纽芬兰地区充当着货币的角色。正如英国外交官A.米切尔–英尼斯（A.Mitchell-Innes）在近一个世纪以前所说，斯密所描述的是一个幻想的场景，由非常简单的信贷协议建立。
在早期的纽芬兰捕鱼业中，并没有永久定居的欧洲人参与。渔夫只在捕鱼的季节出海，其余的人都是商人——他们买进鱼干，然后卖给渔夫，作为渔夫的日常补给。而渔夫则把捕获的鱼以镑、先令和便士计算的市场价格卖给商人，并在商人的账本上获记一次信用，渔夫可以凭这个信用记录购买日常补给。商人的到期余额由英格兰或法国的提款汇票支付。[31]
苏格兰的村镇也基本属于这种情况。人们走进一家酒吧，实际上无须扔下一枚搭建屋顶用的钉子才能换取一品脱啤酒。在斯密的时代，雇主经常缺乏硬币付给他们的工人，工资常常要拖延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支付。同时，雇员们可以接受以下两种支付方式：带走一些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或者带走一些没用完的工作材料、木头、布、绳子等。钉子事实上是雇主欠他们的工资利息。所以他们不停地到酒吧喝酒，欠下一笔账。当时机允许的时候，他们会带来一袋钉子，偿还欠款。在弗吉尼亚，法律使得烟草成为合法的清偿物。这似乎是种植业者的一种尝试，迫使商人在烟草的收获时节接受他们种植的产品，作为信用记录。实际上，不论弗吉尼亚的商人们是否情愿，他们都被法律强制变成了烟草业的中间商。这和所有的西印第安商人都被迫变成了卖糖人一样，因为他们所有富有的顾客只会带糖来清偿债务。
因此，最重要的例子就是那些人们临时采用信贷体系的例子。这是因为，实际的货币——金币和银币供应短缺。但对于传统版本的经济学历史而言，最具冲击力的地方来自做记录的文字，首先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然后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这两种文字记录的出现，将学者对于书面记录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的认知提前了将近3000年。在斯密生活的时代，人们认为书面记录最早出现于荷马生活的时期（约公元前800年），现在这一时间被提前到约公元前3500年。这些记录清晰地显示，和前文所举的例子相同的信贷体系的出现，要比铸币的发明早几千年。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信贷体系记录是最完整的，留存的信息要多于古埃及的法老文明（留下的记录看上去大同小异）、中国的商朝文明（人们知之甚少）或者印度河流域文明（人们对其一无所知）中所流传下来的信贷体系信息。而人们恰好非常了解美索不达米亚，因为绝大多数楔形文字记录的信息，本质上都是金融信息。
在苏美尔人的国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形成群落的神庙和宫殿的综合体。在其中就职的人员数以千计：牧师和官员、在作坊中干活的手工业者及在庞大的庄园中干活的农民。虽然古代的苏美尔人一般都被归入数量众多的独立城邦中，但是到了大约公元前3500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帷幕徐徐拉开之时，神庙的管理者们似乎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单位统一的会计体系。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体系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因为正是苏美尔人发明了“打”这个计量单位，并创造了24个小时为一天的计时法。[32]他们最基本的货币单位是银锡克尔[33]。人们规定，重量等于1锡克尔的银，等价于1戈，即1蒲式耳[34]大麦。1锡克尔等于60米那斯，1米那斯等于一份大麦——计算的原理是一个月有30天，神庙的劳动者每天的报酬是两份大麦。从这一点上很容易看出，“货币”不可能是商业交易的产物。它实际上是由当权者创造的，是为了记录资源的分配，便于将物品在部门之间转移。
神庙当权者使用这一体系记录债务（租金、费用、贷款……），以银子为单位。实际上，银子就是货币。而且银子是以未经铸造的银块形式流通的，用斯密的话说就是“未加工的银条”。[35]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这也几乎是他的叙述里唯一的正确之处。原因之一在于，其实银子并不怎么流通。大部分银条都被储存在神庙和宫殿的金库里，其中一些银条在严密的保护之下，在金库里被保存了几千年。要想把银条铸造成标准的形状和重量、在上面添加印章标记、建立官方体系来保证银块的纯度，这些都很容易做到，因为相关的技术已经存在。但是人们都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理由之一是尽管债务用银子计算，但是债务并不需要用银子偿还——事实上，一个人几乎可以用自己拥有的任意一种东西还债。如果一个农民欠神庙或政府的钱，或者欠某些神职人员或政府官员的钱，他常用大麦来还债。因此，确定银子和大麦的兑换比例才至关重要。即使没有大麦，债户也完全可以用山羊、家具或天青石来还债，债主同样会接受。神庙和政府都是庞大的行业组织，几乎任何东西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36]
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出现的市场里，商品价格也使用银子来计算。除了那些由神庙和政府完全控制的商品，其他商品的价格倾向于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但即使在市场里，我们所掌握的证据也表明，大多数交易是以信贷为基础的。只有少数几类人在交易中使用银子，商人（他们有时候为神庙工作，有时候独立工作）是其中一类。但即使是商人，他们的大多数交易也是基于信贷进行的。普通人从“啤酒女”（本地的旅店老板）手中购买啤酒。同样地，他们购买啤酒采用记账的方式，然后在丰收的季节用大麦或者他们拥有的其他东西来销账。[37]
现在，有关货币起源的传统故事已经土崩瓦解。一个历史理论被如此绝对、如此系统化地驳倒，是非常罕见的。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的证据都已齐备，准备改写货币的历史。在前文列举的鳕鱼干的例子里，我引用过米切尔–英尼斯的话。1913年和1914年，他在纽约的《银行法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奠定了改写货币历史的基础。在这两篇文章中，英尼斯实事求是地列举出现有的经济学史依赖的错误假设，并指出人们真正需要的实际上是债务的历史。
和商业有关的一条最常见的错误看法是：最近，人们引进了一种叫作“信贷”的工具，能够节省货币的使用；在这个工具出现以前，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现金完成的，即都是用硬币完成交易。而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我发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硬币在古代交易中起到的作用，远小于它们在现代交易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古时候硬币的数量非常少，以至于它们无法满足中世纪英国王室支付房屋和庄园开销所需的数量，使得王室只能使用各种各样的代币，以完成小额采购。而铸币的作用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国王有时会毫不犹豫地下令收缴全国的货币，进行重新铸造和发行，而商业活动不会受到丝毫影响。[37]
实际上，人们关于货币历史的标准说法是非常落后的。人类并不是从以物易物开始，然后发现了货币，最终发展出信贷体系。实际情况是另一幅图景。首先出现的是如今被我们称为虚拟货币的东西。很久以后才出现硬币，而硬币的普及程度非常不稳定，从未能够完全取代信贷体系。相应地，以物易物似乎是人们在使用硬币或纸质货币的过程中意外诞生的副产品：在历史上，以物易物的方式主要由已经熟悉现金交易的人们使用——当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无法取得货币的时候，就会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事情的奇妙之处在于，历史从未被改写。这段关于货币的全新历史从未被记载下来。而那些经济学家从未驳倒过英尼斯，他们直接忽略了他。教科书没有更改上述的故事——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清楚地表明，那个故事是错误的。人们所记录的货币历史，实际上仍然是铸币历史，所依据的是在过去货币和铸币其实是一回事的假设。铸币大量消失的时代，其原因仍然被描述成经济“重回以物易物”，似乎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证自明的，但其实没有人真正懂得它的含义。因此，对于在公元950年，荷兰一个小镇的居民如何购买奶酪、汤匙，或者雇用乐手在他女儿的婚礼上演奏，人们近乎一无所知；那么要想了解在彭巴（Pemba）或者撒马尔罕（Samarkand）这些事情是如何进行的，更是天方夜谭。[38]
[1]Case,Fair,Gärtner,＆Heather1996:564.Emphasisintheoriginal.
[2]Opcit.
[3]Begg,Fischer,andDornbuch(2005:384);Maunder,Myers,Wall,andMiller(1991:310);Parkin＆King(1995:65).
[4]StiglitzandDriffill2000:521.原文中再次加以强调。
[5]AristotlePoliticsI.9.1257.
[6]我们在这里是否真的在讨论以物易物，也不明确。亚里士多德使用的词语是“metadosis”，在他生活的年代，这通常指“分享”或者“分配”。自斯密之后，这个词通常被翻译成“以物易物”，但是正如KarlPolanyi(1957a:93)一直以来所强调的，除非亚里士多德给这个词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含义，否则这一翻译可能并不准确。从Laum到Seaford等研究希腊货币起源的理论学家，一直强调分配物品（例如，战利品、献祭的肉食）的习惯在希腊货币的发展过程中，可能确实扮演着关键角色。（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传统确实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谈论以物易物，关于这一点的评论文章，参见Fahazmanesh2006。）
[7]有关这篇文献，参见Jean-MichelServet(1994,2001)。他也指出，这些论述在18世纪突然消失了，转而被在谈及大洋洲、非洲和美洲时到处可见的“原始以物易物”取代。
[8]《国富论》1.2.1-2。我们将会看到，这段话的来源似乎更加古老。
[9]“如果我们去探究人类思维的哪种原则是这种交易处置赖以存在的基础，就会很明显地发现，是每个人具有的说服欲这一自然倾向在发挥作用。提供一先令，这一举动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如此普通和简单，实际上它是要提供一段论述，说服别人去这么做，并且这样也符合他的利益。”（LecturesonJurisprudence,56）交换是我们思维功能的基础，并且它会在语言（话语的交换）和经济（实际物品的交换）中清楚地显现。要设想出这一概念，就要追溯到斯密。这是很吸引人的一点。大多数人类学家把它归于ClaudeLevi-Strauss（1963:296）。
[10]提到牧羊人是在暗示他可能指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是他所举例子中的其他部分，比如用鹿交易海狸，很明显地体现了他所想的是北美东北的森林地区。
[11]《国富论》1.4.2。
[12]阿比西尼亚是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注
[13]《国富论》1.4.3。
[14]《国富论》1.4.7。
[15]历史发展的顺序是从以物易物到货币，再到信用。实际上，这一观点似乎最初出现在一位名叫BernardoDavanzati的意大利银行家的演讲中（1529-1606年；soWaswo1996）。德国经济历史学家BrunoHildebrand将这一观点发展成为明确的理论（1864），他假定史前时代是以物易物的舞台，古代是硬币的舞台，然后，在中世纪退回到以物易物之后，现代社会成为信用经济的舞台。经过他的学生KarlBücher的工作（1907），这一理论成了权威。如今，这一顺序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常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它至少以心照不宣的形式出现，而齐美尔（Simmel）则明确地将其提出——他们再一次无视了几乎所有后续的历史研究都证明该理论是错误的这一事实。
[16]但是他们确实对许多其他方面有印象。摩根的工作既强调共有财产权，又强调女性非比寻常的重要性，由女性构成的议会基本控制了经济生活。摩根的工作给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众多激进思想者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成了某种逆向谬误的基础——关于原始共产主义和原始母系氏族的逆向谬误。
[17]AnneChapman更进一步（1980）指出，如果纯粹的以物易物仅被定义为与交换物品相关，而与重新安排人际关系无关，那么这样的以物易物是否存在过，尚不明确。也可参见Heady2005。
[18]Levi-Strauss1943，翻译版本来自Servet1982:33。
[19]对于那些习惯于将所有时间都用来和另外十几个同龄人一起消磨的年轻男女，你必然能想象得到，性行为的诱惑是十分强烈的。
[20]蒂杰利多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传统乐器。——译者注
[21]Berndt1951:161,cf.Gudeman2001:124–25。Gudeman给出的分析，与我的十分相似。
[22]Berndt1951:162.
[23]尽管我们会在后文说明，但这并不是说当今的跨国生意中不涉及音乐、跳舞、事务、毒品、高价妓女或者暴力的可能性。随意举一个强调最后两点的例子，参见Perkins2006。
[24]Lindholm1982:116.
[25]Servet编纂了数量庞大的类似术语。
[26]这一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它没有被更为频繁地提及这一事实，显得有些奇怪。在我所知道的古典经济学家中，RalphHawtrey（1928:2，Einzig引用，1949:375）是唯一一位似乎考虑到推迟支付可能使以物易物失去存在的必要性的人。其他所有人没来由地简单假设所有的交换，即使发生在邻里之间，也必定采用经济学家称为“现货交易”的形式。
[27]Bohannan1955,Barth1969.cf.Munn1986,Akin＆Robbins1998.关于这一概念的出色总结，可参见Gregory1982：48–49。Gregory提供了一个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体系的例子。这一体系中，有价值的物品被分为六个等级，活猪和鹤鸵的等级最高，“珍珠贝吊坠、猪肉、石斧、鹤鸵羽毛头饰和紫贝头带”为第二等级，以此类推。普通的可消耗物品被划分到最低的两个等级，分别由奢侈的食物和常见的素食组成。
[28]参见Servet1998,Humphries1985。
[29]此处的经典论文参见Radford1945。
[30]至少在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人们实际上将古老的加洛林帝国的货币称为“虚拟货币”。在中间的800年中，每个人都坚持使用英镑、先令和便士（或者里弗、德尼尔和索尔）。尽管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实际的硬币是完全不同的，或根本不存在。
[31]以物易物和货币共存的其他例子：Orlove1986;Barnes＆Barnes1989。
[32]如果你写的书变成经典，一个不利因素是人们经常会检查这样的例子。（而一个好处是，即使人们发现你错了，他们也会继续把你当作权威引用。）
[33]Innes1913：378.他继续说道：“只需要短暂地思考一下，就可以知道大宗商品不可能作为货币被使用。因为根据假设，交易媒介可以被社会中的所有成员一致接受。因此，如果渔夫用鳕鱼购买自己的补给品，那么商人也要为自己的鳕鱼而支付鳕鱼，这显然十分荒谬。”
[34]神庙似乎率先出现。王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接管了它们的治理体系。
[35]锡克尔，古巴比伦、希伯来的重量单位，约合半盎司或14克。——译者注 |
01基于道德困惑的经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01基于道德困惑的经验
↘不平等的债务
↘被债务定义的人类关系
↘债务是需偿还金钱的责任
↘债务的当下价值
↘从债务洞悉人类社会
↘本书梗概
债
名词。1.欠钱的总数目。2.欠钱的状态。3.对别人提供的帮助或服务的感激之情。
——《牛津英语词典》
如果你欠银行十万美元，那么你的财产归银行所有。如果你欠银行一亿美元，那么银行归你所有。
——美国谚语
不平等的债务
两年前，由于一系列的机缘巧合，我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了一个游园会。游园会上的客人都非常友好，组织者格雷默神父（FatherGraeme）更是亲切异常且极富魅力。但我还是感觉有点儿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自己出现在那里有些不合时宜。其间，格雷默神父向我走过来，径直说我肯定希望认识附近喷泉旁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位衣着整洁的年轻女士。她是一位律师，格雷默神父解释道，“但更像是激进主义分子。她工作的基金会为伦敦的反贫困团体提供法律帮助。也许你和她会有许多共同语言”。
于是我们聊了起来。她向我介绍了她的工作。我告诉她，我参与“全球正义运动”（GlobalJusticeMovement）已有多年——如今，媒体一般将它称作“反全球化运动”。她很好奇：她当然十分了解发生在西雅图、热那亚的事件及那些催泪瓦斯和骚乱，但是，我们真的通过这一切取得了一些成就吗？
“实际上，”我说，“我认为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们取得的成就是相当令人刮目相看的。”
“例如？”
“嗯，例如我们几乎完全破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她恰巧不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什么机构，于是我解释道，这个组织大体上扮演着世界债务幕后推手的角色，“你也可以说，它是那些想要弄折你的腿的家伙所控制的极其复杂的金融工具”。我从历史背景开始讲起，解释了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新增了巨额财富，而后向西方银行中存入巨额资金，导致银行没办法找到合适的项目去投资。于是花旗银行（Citibank）和大通银行（Chase）开始向世界各地派出业务专员，劝说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和政客从银行贷款（当时，这种举动被称作“银行向前冲”）。这些银行在拓展业务初期施行极低的贷款利率，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的货币政策收紧，于是贷款利率一飞冲天，达到20%左右。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高利率导致第三次全球债务危机出现。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继续融资，跳出来坚称，贫穷的国家有义务停止对基本食物的价格扶持政策，甚至要求这些国家停止执行战略性食品储备政策，停止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这一切使得地球上最穷困、最脆弱的人群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言谈中，我提到了贫穷、对公共资源的掠夺、社会崩溃、流行性的暴力、营养不良、绝望和破碎的生命。
“但是你们的立场是什么？”这位律师问道。
“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我们要求取缔这个组织。”
“不，我的意思是针对第三世界债务的立场。”
“噢，我们要求免除那些债务。最迫在眉睫的要求，就是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施行结构性调整政策，正是这些政策直接伤害了那些贫穷的国家。不过，这一要求的实现速度快得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更长期的目标就是免除债务，类似于《圣经》中提到的禧年（Jubilee）。”我告诉她，“对我们而言，在过去30年里，财富一直从最穷的国家流入最富有的国家，是时候停止了。”
她提出了反对意见，仿佛她即将陈述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们借钱在先！当然要偿还自己的债务。”
就在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这场交谈和我预想的完全不同。
从何说起呢？我可以向她解释这些贷款是由未经选举的独裁者借入的，这些人把大部分贷款都存入了自己在瑞士银行的个人账户。然后我再要求她好好想一下——债权人得到的还款并非来自那些独裁者，甚至不是来自他们主宰的国家，而是通过夺走饥饿儿童的食物换来的——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正义。或者想一想，许多贫穷的国家已经偿还的金额是它们最初借入本金的三四倍，但是拜神奇的复合利率所赐，这些国家甚至没能明显减少自己背负的欠债本金。我想论述以下两种做法的区别：其一，债权国可以向债务国提供贷款的再融资支持，但附加条件是，债务国必须遵守某些在华盛顿或苏黎世设计出来的所谓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是债务国的公民现在不会、以后也永远不会同意的；其二，债权国一方面坚持要求债务国实行民主体制，但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求不论谁赢得选举，都无权调整自己国家的政策。我还可以论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政策从来没起过作用。但是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债务一定要偿还的假设。
实际上，“欠债还钱”这个观点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即使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它也是不正确的。债权人理应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如果不论多么愚蠢的贷款都能获得偿还，例如不存在破产法，那么结果将是毁灭性的：还有什么理由阻止债权人放出愚蠢的贷款呢？
“好吧，我知道你的观点听起来像是常识，”我说，“但有趣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那并不是贷款应起的作用。金融机构的作用应该是将资源向可赢利的投资渠道引导。如果不论银行做什么，它们都一定能够连本带息地拿回借出的钱，那么整个金融系统就失效了。例如，我走进离这里最近的一家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BankofScotland）支行，说：‘你们知道吗，我刚刚得到了一条非常可靠的赛马内幕消息。你们能借我几百万英镑去下注吗？’显然，他们会嘲笑我是个疯子。但那只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一旦押错了注，他们就没有办法拿回借给我的钱。但是，如果有法律规定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们一定能够取回借给我的钱，即使那意味着我需要让自己的女儿卖身为奴或卖掉自己的器官来筹钱，想象一下，那将出现怎样的情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借呢？难道非要等到一个带着可行的项目计划的人走进来（例如，开一家自助洗衣店），才能贷款给他？基本上，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的情景——这就是使得银行愿意把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借给一帮明显是骗子的人的动因。”
但我没能把这一整套理论说完，因为一个喝醉的金融家走了过来。他注意到我们正在讨论货币，然后就开始给我们讲述关于道德风险[1]的有趣故事。可没过多久，他话锋一转，道德风险的故事最终转变成他众多风流韵事中的一件，冗长又无聊。我听得昏昏欲睡。
回头来看，我并不确定应如何理解那次谈话的内容。一位推崇激进主义的律师真的从未听说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吗？或者她只是在温和地戏弄我？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其实都不是很重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那句话仍然在我的耳边回荡。
“欠债还钱。”
这句话如此有力的原因，就在于它实际上并不属于经济学范畴，而是属于道德层面的一个论述。毕竟，道德的全部内容不就是围绕人们应该偿还自己的债务而建立的吗？还给人们应得的；接受责任；履行对别人的义务，就像期望别人也履行对你的义务一样。背弃已给出的承诺，或是拒绝偿还债务，还有比这更直白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逃避责任吗？
我意识到，正是这种不言自明，使得那句陈述颇为阴险。这是那种能使可怕的事情也显得无比温和与平淡的描述。这句话听上去无懈可击，但是一旦亲眼见证了它带来的后果，你就无法维持对它的认知。我已经见识过了。我在马达加斯加的高原上居住了将近两年。在我到达后不久，当地爆发了疟疾。这次疫病的爆发是致命的，因为很久以前疟疾便已经在马达加斯加高原上消失了。所以，经历过几代人的繁衍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对疟疾的免疫力。问题是，政府需要经费来维持灭蚊项目的运转，因为灭蚊需要对蚊子进行周期性的测试，确保它们没有重新开始繁殖；而一旦证实蚊子开始繁殖，更需要马上开展灭蚊运动。尽管需要的经费并不算多，但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削减开支项目，政府必须停止蚊子监控项目。有一万人在这次事件中失去了生命。我见到许多年轻的母亲因为失去自己的孩子而悲痛欲绝。花旗银行不负责任地贷出一笔款，金额小到对它的财务报表毫无影响。但是为了确保花旗银行不在这笔贷款上赔钱，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牺牲一万人的生命——这很难说得通。但是在这里就有一位非常体面的为慈善机构工作的女士，她认为那是不言自明的。毕竟，他们欠债，当然必须偿还债务。
被债务定义的人类关系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还是不断地回想起那句话。为什么是债务？为什么这个概念如此深入人心？真是匪夷所思！消费者债务是我们经济的血液。所有现代国家都是建立在赤字开支的基础之上。债务成了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但是，似乎没有人知道债务的准确含义，也没有人认真地思考过。
正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债务及债务这个概念的弹性空间，这就构成了它所拥有的力量的基础。如果说历史曾向我们揭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要想证明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关系的合理性，要想使其看上去更加符合道德要求，那么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媲美将这些关系用债务的概念来改写——最重要的是，改写的做法能够立刻使受害人看起来是做错事情的一方。黑手党认识到了这一点，侵略军队的指挥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几千年来，施暴方成功地告诉受害者他们欠自己某些东西。如果没有具体的亏欠关系，那么“受害人的性命是受害人欠施暴者的”（这是一个很有效的说法），因为受害人还没被杀掉。
例如，在如今这个时代，军事侵略被定义为反人类的罪行，在需要进行裁决的时候，国际法庭通常要求侵略者支付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伊拉克到现在仍然在为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侵略战争向科威特支付赔款。但是像马达加斯加、玻利维亚和菲律宾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似乎完全在以相反的方式运行。第三世界的债务国几乎都遭受过欧洲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而且一般情况下，这些欧洲国家就是它们的债主。例如，1895年法国侵略马达加斯加后，解散了当时的娜拉瓦鲁那三世女王政权，然后宣布该国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在法国殖民者当时宣称的“和解”之后，加列尼将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加给马达加斯加人民沉重的赋税。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能够支付法国军队侵略的开销；另一方面则是殖民地应该能够在财政上自给自足，还要支付法国统治者希望修建铁路、高速公路、桥梁、种植园等设施所需的费用。从来没有人质疑过马达加斯加的纳税人是否需要这些铁路、高速公路、桥梁和种植园，也没有人就这些设施的选址和建筑方式认真听取纳税人的意见。[2]恰恰相反，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法国的军队和警察屠杀了大量反对法国政府计划的马达加斯加人（一些报告指出，仅在1947年发生的一次暴乱中，遭屠杀的人数就达到了10万）。马达加斯加似乎从来没有做出任何严重伤害法国的事情。除此以外，马达加斯加人民从一开始就被告知他们欠法国钱，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认可了这种安排的正当性。而当“国际社会”确实认识到这里存在道德问题之时，一般也是因为他们觉察到马达加斯加政府偿债的速度太慢。
但债务并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正义，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惩罚手段，惩罚那些本不该取得胜利的胜利者。最有力的例子就是海地共和国（RepublicofHaiti）的历史——海地是第一个被置于永久欠债状态的贫穷国家。海地是由曾经的种植园奴隶建立起的国家，这些奴隶不仅有勇气起义抗争，并且在抗争期间发表了关于人权和自由的伟大宣言，同时他们还击败了拿破仑派来的镇压军队。法国则立刻宣布新成立的海地共和国欠自己1.5亿法郎，用于弥补种植园被充公后的经济损失及战败的远征军的装备开销。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同意在海地付清欠款之前，对它实行贸易禁令。但海地不可能付得起这一天文数字般的欠款（相当于现在的180亿美元），于是随之而来的贸易禁令使得“海地”这个词从此成为债务、贫穷和人类苦难的代名词。[3]但有时候，债务也能起到完全不一样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坚持执行严格的第三世界债务偿还条款，于是由此积累的债务轻易地超过了整个第三世界的债务总和——主要由美国的军费开支推动。美国外债的主要形式是各国及一些地区的机构投资者（德国、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台湾、海湾各州[4]）持有的国债。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由美国军队提供保护。而设置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的人员开支和武器开销，都由赤字开支[5]支付。现在，中国也加入进来，所以情况有一点改变（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原因将在后文解释），但是改变的幅度很小——甚至中国也发现自己持有太多的美国国债，导致自身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美国利率的掣肘，而不是它制约美国。
所以这些持续流入美国国债的资金是什么性质？它们是贷款，还是贡金？历史上，在国土之外维持管控上百个军事基地的国家通常被称为“帝国”，而帝国要求受其统治的臣民定期缴纳贡金。美国政府当然会坚称自己并不是帝国——但是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美国政府把国债看作“贷款”而不是“贡金”的唯一原因就是要否认正在发生的事实。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总有特定的债务和特定的债务人会得到区别对待。在18世纪20年代，当新闻曝光了英国关押债务人的监狱内部情况后，最让民众感到震惊的是，这些监狱通常都划分为两部分。贵族囚犯通常把在舰队街（FleetStreet）或马夏尔西监狱的短暂关押看成是某种时尚，他们在服刑期间有穿制服的仆人服侍饮食，还能定期召妓。而在“关押平民的区域”，穷困潦倒的债务人在狭小的牢房里被枷锁禁锢在一起。“他们浑身沾满污秽物和虫子”，一份报告指出，他们“被饥饿和监狱的热病折磨致死，得不到任何同情”。[6]
你可以把当前世界的经济形势看作英国监狱的放大版本：这时美国就是贵族债务人，而马达加斯加是在隔壁牢房里忍饥挨饿的平民。同时，贵族债务人的仆人会教训平民，宣称他的问题源自他自己的不负责任。
现在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发生，甚至可以称之为值得我们仔细思考的哲学问题。考虑一下两种场景：第一种，一个歹徒掏出枪，要求你给他1000美元“保护费”；第二种，同样是这个歹徒掏出枪，要求你向他提供1000美元的“贷款”。这两种场景有什么区别呢？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场景没有任何区别。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区别确实存在。在美国对韩国或日本的债务例子中，如果任何一方的力量均衡状态发生了变化（如果美国失去了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如果歹徒失去了忠实的手下），这种“贷款”受到的待遇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它也许会变成真正的债务，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看起来仍然是那把枪。
一个曾经的脱口秀段子以更加优雅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道理。史蒂夫·赖特（SteveWright）是这样说的：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走在街上，突然有一个家伙从小巷里跳出来，用枪指着我们说：“抢劫！”
在我掏出钱包的时候，我想，“得尽量减少损失”。于是我拿出一些钱，转向我的朋友说：“嘿，弗雷德，这是我欠你的50美元。”
劫犯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以至于他自己掏出1000美元，用枪指着弗雷德，强迫他把这钱借给我，然后再从我这儿把这笔钱抢走。
在最后的分析中，持枪的人不需要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但是为了成功施行一个基于暴力建立起来的机制，就需要确立一系列规则。规则可以随意制定。有时候甚至连规则的内容都无关紧要。或者说，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自人们用债务的概念来重新阐述问题的那一时刻起，人们就不可避免地开始问谁欠了什么人什么东西。
关于债务的争论至少已经持续了5000年。对于绝大部分人类历史，至少对国家和帝国的历史来说，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被告知自己是债务人。[7]历史学家，特别是有见地的历史学家，一直以来都不愿意考虑人的影响（humanconsequences），这非常奇怪，尤其是因为这种情况导致的持续暴行和怨恨甚于其他任何情况。你告诉人们他们是下等的，他们可能会不高兴，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极少导致武装反叛。而告诉人们人和人之间可能是平等的，但却没有实现平等，并告诉他们不配拥有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那些东西都不属于他们，你将极有可能激起人们的狂怒。当然，这似乎是历史教给我们的。几千年以来，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以债务人和债权人相冲突的形式呈现——关于利息支付、劳役偿债、债务赦免、重新占有、赔偿、扣押绵羊、没收葡萄园、使债务人的子女卖身为奴等做法的对错争论。同样，在过去的5000年里，叛乱在出现时间上有着惊人的规律性，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开始：销毁债务记录——木刻板、纸莎草纸、账单等债权人在任一时间和地点可能采用的记录形式（之后，叛乱者通常会设法获得土地所有权和纳税评估的记录）。正如伟大的古典主义学者摩西·芬利（MosesFinley）常说的，古代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有同样的一个步骤：“取消债务并重新分配土地。”[8]
在人类当前的道德和宗教表述中，有相当多的用语都来源于这些冲突。因此，我们忽略这一点的倾向才显得更加奇怪。像“计算”或“赎回”这样的用语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它们直接借用了古代的经济用语。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负罪感”“自由”“原谅”甚至“原罪”也可以说都起源于经济活动。在确立人类有关对错的基础表述过程中，关于谁欠什么人什么东西的争论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绝大多数此种表述确实脱胎于有关债务的论述，而这一事实使得债务这个概念显现出奇怪的不连贯性。毕竟，如果一个人想同国王辩论，不管最初的前提假设是否合理，他都必须使用国王的语言。
那么，如果一个人考察债务的历史，他首先就会发现自己完全陷入了道德困惑之中。这段历史所揭示的最明显的道理就在于，几乎在世界的每一处，你都能发现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持有以下两个观点：（1）偿还自己借来的钱是一个道德问题；（2）任何有放贷习惯的人都是坏人。
人们关于后一个观点的看法总是在不停地改变。法国人类学家让–克劳德·加雷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地区的所见所闻，就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在这个地区，社会的低等阶层之人被称为“战败之人”，因为据说他们的祖先在许多世纪以前被如今的地主阶级的祖先所征服。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低等阶层之人仍然生活在永久背负债务的状态中。这些人钱无一文、地无一分，被迫向地主乞求贷款，只为了寻找能够填饱肚子的方式——他们并不是用借来的钱去买食物，因为借到的钱的数量微乎其微。这些贫穷的债务人借钱是要用做苦工的形式来偿还利息的，这就意味着如果他们打扫债主的厕所、重新修缮债主的住房的屋顶，至少债主会向他们提供食物和容身之所。对“战败之人”来说——实际上是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生中最大的两笔花销是结婚和下葬。这两件事需要一大笔钱，只能靠借债筹集。加雷解释道，在这种情况下，上层的债主会按惯例要求债务人用自己的一个女儿做抵押。通常，如果穷人需要为自己的女儿出嫁借钱，那么抵押品就是新娘自己。新娘在新婚之夜过后，就要到债主家里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充当债主的姘头。等到债主玩厌了以后，债主会把她送到附近的伐木营地。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里，她将作为妓女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偿还父亲的债务。然后，她才能回到丈夫的身边，开始婚后的生活。[9]
这似乎是一个让人震惊甚至愤怒的事实，但是加雷并没有发现有人感到不公。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在当地道德问题的最终裁决人——婆罗门人中，也没有什么人对此有反对的声音。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最主要的债主通常就是婆罗门人自己。
当然，即使这样你也很难知道人们关起门来以后都说些什么。假如一伙武装叛乱分子突然控制了这个地区（有些人确实在印度乡村的这一区域活动），然后把当地放高利贷的人抓起来公开审判，我们可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声音。
然而正如我所说，加雷的描述代表了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债主同时是最终的道德权威。以中世纪的法国为例做一个对比。当时法国的放贷人的道德地位处于争论的旋涡中，天主教会一直以来严禁出现收取利息的贷款，但通常没人遵守这些规矩。这就促使教会阶层授权开展传教运动，派遣托钵修会的修道士云游四方，警告放高利贷者说他们死后一定会下地狱；除非他们悔改，并把他们从债务人那里收取的所有利息全数归还。
大多数此类传教的内容流传了下来，满是关于上帝对不知悔改的债主进行审判的恐怖故事：有钱人突然精神失常或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临终前被蛇或者魔鬼的噩梦折磨——它们不久后就会来撕碎并吞食做梦者的肉体。这些传教活动在12世纪达到了顶峰，这时教会开始采取更加直接的制裁方式。天主教会向各地方教区发出命令，所有的放高利贷者都要被逐出教会。他们不能领圣餐，死后也绝不能被埋葬在教堂里。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deVitry）是法国的一位主教，他在约1210年记录了一件事，讲述了一位极有权势的债主的朋友们试图给其所在教区的牧师施压，让他无视教会的命令，同意把这位债主埋葬在教堂的院子里。
因为死去的放高利贷者的朋友们态度坚决，牧师屈服于他们的压力，说：“让我们把他的尸体放在驴背上，然后看看上帝的旨意，看看上帝会如何处理尸体。无论驴子把尸体驮到哪里——教堂、公墓或其他任何地方，我就把尸体埋葬在那里。”尸体被放在驴背上，然后这头驴子径直走出了城镇，没走一点弯路，来到绞刑处死窃贼的地方。然后驴子猛地跃起，尸体从驴背上飞出，直接落入绞刑架下的粪堆里。[10]
在世界文学的广袤海洋里仔细寻找，几乎不可能找到对债主的同情之辞——或者说你肯定找不到对那些以收取利息为生的职业放债者的同情。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另外一个职业（刽子手？）有如此一致的负面形象。而且放高利贷者和刽子手不同，他们通常是其所在社会环境里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考虑到这一点的话，放高利贷者的负面形象就显得尤其不同寻常。“放高利贷者”这个名字，便和贪婪的放债者、滴血的金钱、残酷的条件、灵魂的出卖等画面联系在一起。而躲在所有这一切背后的，就是魔鬼。魔鬼通常也以某种类型的放高利贷者的形象出现，例如带着书和账本的邪恶会计，或者在放高利贷者背后若隐若现的身影，等待时机以重新收回他的灵魂。显然，从事放高利贷这个行业，就如同与地狱签订了协议。
在历史上，只有两种方式能够有效地帮助放债者摆脱骂名：一种是把责任转嫁给第三方，另一种是坚称借钱的人十恶不赦。例如，在中世纪的法国，地主通常采用第一种方式——雇用犹太人作为代理人。许多人甚至会说“我们的”犹太人——指那些由他们以私人方式保护起来的犹太人。尽管在实际情况中，这一般意味着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不允许犹太人从事除放高利贷以外的任何职业（确保人们都把矛头对准犹太人），然后定期攻击犹太人，称他们是“令人憎恨的东西”，最后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当然，第二种方法更为常见。但是这种方法带来的结论一般是实施贷款行为的双方同样有罪；整个事件是桩卑鄙的交易；更常见的是，双方都应该受到诅咒。
其他的宗教传统有着不同的观点。在中世纪的印度法典中，不仅允许收取利息的贷款存在（最主要的规定是利息的总额永远不能超过本金），而且还强调不还债的人来生将成为他的债主家里的奴隶。在后来的法典中，则称不还债的人将转世成为债主的牛或马。对于债主的宽容态度和警告债务人将受到的因果报应，在佛教的众多支派中同样可以看到。即便如此，一旦放高利贷者的行为超出一定的限度，那么曾在欧洲出现的事情也将同样在其他地方开始上演。一位中世纪的日本作家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声称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约公元776年，关于一位富有的地区长官的妻子野中志免的可怕命运。她是一个无比贪婪的女人。
她在出售的米酒中掺水，通过这种方式挣到了巨额财富。在借出东西的时候，她会用一个小的量桶衡量；而当别人来归还的时候，她就换成大的量桶来衡量。她在秤上做手脚，借出的大米很少，而收回来的却很多。她强迫别人接受的利息极高——通常能达到借出数量的十倍甚至百倍。她回收债务时非常苛刻，没有一丝怜悯之心。因此，许多人都深陷焦躁不安之中。最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房子和土地，到其他的省份游荡，只为了远离她的盘剥。[11]
在她死后，和尚们在她的棺材前念经七天七夜。在第七天，她神奇地活了过来。
那些来看她的人闻到了无法形容的恶臭。从腰部以上，她变成了一头公牛，前额长出了4英寸[12]长的角。她的双手变成了牛蹄，指甲裂开，看上去像牛的蹄趾。但是她的腰部以下仍然是人形。她讨厌大米，爱吃青草。她吃东西的方式是反刍。她会赤裸着身体躺在自己的粪便里。[13]
看热闹的人都聚集过来。出于羞愧和负罪感，她的家人用尽了各种办法试图获得原谅：废除了所有的债务，将大量财富捐赠出来用于兴建寺庙。最终，他们得到了宽恕，怪物死了。
作者自己是一个和尚，他认为这个故事是早期转世理论的一个代表例子——那个女人因为违反了“行为要正当并且合理”的原则，所以受到惩罚。但这个作者的问题在于，尽管佛教的经文中明确加入了关于此类事情的内容，但却并没有提供一个先例。一般来说，债务人才会转世为牛，债主并不会。于是，当需要解释这个故事背后的道德时，他的论述就变得相当令人困惑。
正如一部佛经所说：“当我们没有偿还借来的东西时，我们就将转世为一匹马或一头牛来偿还。”“债户就像奴隶，债主就像主人。”或者说，“债户是美味的野鸡，而债主是捕猎的雄鹰”。如果你借出了一笔款，不要在偿还上给债户施加不合理的压力。如果你这么做，你就会转世为一匹马或一头牛，为欠你债的人工作，并且你会反复偿还许多次。[14]
所以到底会发生哪种情况？债主和债户不可能都变成动物，然后出现在对方的厩棚里。
所有伟大的宗教传统，似乎都在以不同的形式解决这一困惑。一方面，人类的所有关系都涉及债务，他们都在道德上做出了妥协。双方可能仅仅因为确立了某种关系，就已经变得有罪。至少如果还款被推迟，他们就极有可能变得有罪。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说有些人的行为看上去好像“不欠其他人任何东西”，这句话也并不是夸赞那个人是道德模范。在现实世界中，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履行对其他人的责任，而且人们会固执地把这种责任想象成债务。也许和尚可以摆脱这一困境，因为他们自己是与世俗完全隔绝的。而剩下的人似乎都有罪孽，所以只能生活在不怎么合理的世界中。
债务是需偿还金钱的责任
野中志免的故事完美地阐述了被控者反过来对付控诉者的动机。和那个死去的放高利贷者与驴的故事差不多，故事里强调粪便、兽类和羞辱，很明显意味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正义。债主被迫体验债户经受的名誉扫地和落魄，这是用一种更加生动、更加发自肺腑的方式询问同一个问题——谁究竟欠什么人什么东西？
它同样完美地阐述了一个人一旦提出“谁究竟欠什么人什么东西”这个问题，就表示他已经开始采用债主的表达方式。就好像如果我们不偿还自己的债务，那么“转世为牛或马就是我们的偿还方式”。因此，如果你是一个太过分的债主，那么你也会“再次偿还”。这样的话，即使是因果报应的正义，也能被简化为商业交易的表达方式。
在这里，我们将提出本书的核心问题：精确地说，当我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被简化为商业的表达方式，那将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把更多的责任简化为债务，意味着什么？当一个人转向另一个人去借债的时候，将发生什么变化？当我们的表达方式已经由市场定型，我们要如何讨论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责任和债务的区别是简单的、明显的。债务是要偿还一定数量金钱的责任。因此，债务和其他形式的责任不同，它是可以被精确地衡量的。这使得债务变得简单、冰冷、不夹杂任何个人感情——相应地，也就使得债务具有了流通性。如果一个人欠另一个人人情，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那么这段亏欠的关系只对该特定的人有效。但是如果一个人欠了一笔利息为12%的4000美元的贷款，那么债主是谁其实并不重要，也不需要债主和债户双方搜肠刮肚地想对方究竟需要什么、想要什么、能做什么——如果亏欠的东西是人情、尊重或者感激，那么双方就一定要进行这样的思考。如果亏欠的是金钱，就不需要把人的影响考虑在内，只需要计算本金、收支平衡、罚金和利率。如果最终的计算结果表明，你需要背井离乡以致放弃自己的房子，或者你的女儿不得不到伐木营地卖淫，显然，这非常不幸，但是这对债主来说是必要的。钱就是钱，而交易就是交易。
从这个角度来看，最关键的因素——也是下面将要详细讨论的一个话题——就在于金钱把道德转变成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数学计算的能力。通过这一转变，使得本来令人无法容忍或者厌恶的东西变得可以接受。而我一直在强调的暴力因素就退居其次了。债务和道德层面的责任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持有武器的人通过没收债户的财产或威胁要打断债户的腿来确保责任的履行。其实区别非常简单，就在于债主是否有办法定量地、精确地说明债户到底欠他多少。
但是，如果看得更深入一点，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因素（暴力和定量）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几乎不可能找到这两个因素单独存在而发挥作用的例子。前文故事里的法国放高利贷者有强大的朋友和执行者，甚至能够恐吓教会权威。除此之外，他们还能用什么方法去收取那些实际上违法的债务呢？野中志免绝不向债户妥协——“没有一丝怜悯之心”，但那是因为当时她的丈夫是地区长官，她不需要表现出怜悯。对于没有武装人员撑腰的人来说，不可能做到如此严苛。
暴力，或者说暴力威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数学算式的方式，将在本书中反复出现。它就是道德困惑的最基本的来源，似乎漂浮在围绕着债务这个话题的每一个东西的周围。由此产生的难题似乎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最早的记录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一过程——对它最早的哲学描述出现在《吠陀经》中，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它以无穷无尽的形式反复出现。直到现在，它仍然位于人类制度最根本的构造之下——国家和市场、人类关于自由本质最基础的看法、道德、社会性。所有的这一切，都由一部充斥着战争、征服和奴役的历史塑造。但人们再也没办法感知到这种方式，因为我们已经没办法从其他的角度来看问题。
债务的当下价值
至于为什么现在是重新研究债务历史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时候，有几条明显的理由支持。2008年9月是经济危机的开端，这场危机几乎使得全球经济的发展戛然而止。其实从许多方面来看，世界经济已经停滞：船只不再跨越大洋，成百上千艘船被弃置在干涸的码头；[15]建筑工地上使用的起重机纷纷被拆卸，因为再也没有建筑物需要兴建；银行大规模减少贷款。紧随其后出现的不但有公众的愤怒和迷惑，还有公众的讨论：关于债务的本质，关于金钱的本质，关于掌握国家命脉的金融机构的本质。
这还仅仅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这种讨论仍然会不断出现。
人们已经准备好开展讨论的原因就在于，过去十年里，人们得知的事实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谎言。除了“谎言”，真的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形容了。几年来，每个人都听说过大量新出现的、极其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信贷和商品衍生品、担保抵押债券衍生品、混合型证券、债务互换等。一个反复出现的故事讲道，这些新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一家著名的投资公司需要招聘天体物理学家来运行交易程序。这些交易程序的复杂程度导致金融师都无法理解。这里要传递的信息已经非常明显：让专家来做这些事，你不可能懂这些。即使你不怎么喜欢金融资本家（而且他们也不会去争辩说有很多人喜欢自己），你也知道他们忽略了——令人难以置信地完完全全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金融市场是无法预测的。（学术界也有许多人上了当，对此我记忆犹新：2006年和2007年，我去参加学术会议，会上有时髦的社会理论家做学术报告，他们认为这些与近些年的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全新证券化形式的产物，预示着时间的本质及从可能性到现实这种关系的本质将隐约发生改变。我记得自己当时就在想：“一派胡言。”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是在胡说。）
当热潮退去，结果证明，这些金融产品几乎全部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它们的运转方式包括：向贫穷的家庭出售贷款产品，而这些贷款产品的设计方式使其必然会导致违约出现；赌注是这些产品的持有者出现违约需要的时间；将贷款产品和赌注打包在一起，出售给机构投资者（也许是贷款产品持有者的退休养老金账户），声称不论发生什么都必然能赚钱，并且允许上述投资者转让这种打包产品，就好像它们是货币；将付清赌注的责任移交给庞大的保险集团，一旦无法偿还最终债务的数额（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发生的），那么这些债务就要由纳税人来承担（而那些保险集团也确实得到了紧急救援）。[16]换句话说，整个事件看起来就像是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借钱给玻利维亚和加蓬的独裁者时的所作所为一样，只不过设计得更加巧妙：银行提供彻头彻尾不负责任的贷款，因为银行清楚地知道一旦接受了贷款，那些政治家和官僚就会竭尽所能保证贷款得到偿还，而不在乎在偿还过程中要破坏多少人的生活、牺牲多少条人命。
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次银行家的动作范围之广阔令人难以想象：他们带来的债务总额比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还要大——结果导致世界经济急速衰退，差一点摧毁了金融系统。
军队和警察已经全副武装，准备平息预计会发生的暴动和骚乱，然而截至目前这些都还没有发生。但是世界的运转方式也同样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随着知名的资本金融机构（雷曼兄弟、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的崩溃，高级的金融知识被证实并不起作用。所有人都认为，就债务和信贷机构的本质而言，至少需要重新启动更为广泛的探讨，而不只是简单的对话。
似乎大部分美国人都愿意采用激进的解决方案。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不论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都不应该援救那些银行；但是普通公民的不良贷款应该得到救助。对于美国来说，这是极不寻常的现象。自英国殖民时期开始，美国人就是最不同情债户的人群。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确实很奇怪，因为美国最初的定居者大部分是潜逃的债户，但是在这个国家，道德就是关于偿还自己的债务这一观点，却比在几乎其他任何国家更深入人心。在殖民时期，无法偿还债务的债户的耳朵会被人钉在一根木桩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后实行破产法的国家之一：尽管在1787年美国宪法就明确要求新政府制定一部破产法，但是根据“道德的立场”，1898年之前所有提议制定这部法律的要求都被驳回。[17]这一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那些希望缓和争论的媒体人和立法机构的人确信当时还不是放任企业破产的时候。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3万亿美元救市，但什么都没能改变。银行家获得了援救，极少数中小债户也获得了援救，但绝大多数受损者都没有。[18]相反，在这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小债户遭到了强烈抵制，背后的推动因素正是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向援救了它们的政府提出要求，对陷入经济问题的普通公民实行全面法律制裁。“欠债并不是犯罪，”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的《明星论坛报》（StarTribune）指出，“但是人们正因为不能偿付债务而入狱。”在明尼苏达州，“针对债户的逮捕令在过去四年里上升了60%，2009年立案845件。在伊利诺伊州和西南部的印第安纳州，有些债户因为不能按法庭判罚偿还债务而入狱。在某些极端的案子里，被关进监狱的人只有在筹集到了最低还款额度所需的资金后才能出狱。2010年1月，一位法官判罚伊利诺伊州肯尼市的一名男子无限期监禁，直到他为一笔木料场的债务筹集到300美元才能出狱”。[19]
换句话说，如今我们正走向恢复中世纪英国债户监狱的方向。有些事情最终一定会爆发。2011年，一波民众运动的浪潮横扫中东，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响应。此后，欧洲和北美数以千计的民众运动也开始坚持要求就2008年出现的问题开展某种形式的对话。同时，讨论中止，大众对援救的怒火成为不和谐因素，我们似乎正无情地坠入另一个巨大的金融灾难之中——唯一的问题就是这场灾难将持续多久。
我们目前所处的局面是：甚至有一些央行机构，不论多么不情愿或者试图保持沉默，也被迫承认情况就是如此。在美国，美联储在2012年夏天提出了一项大幅减免抵押贷款的计划，却发现政界一点儿都不愿意考虑这项计划。在当前的环境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让自己以全球资本主义的良心这一形象重新出现，它开始警告，如果人们继续按照目前的进程前行，那么将不会再有下一次的金融救援。但公众并不认可这种态度，因此，所有的一切都将破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第二次金融救援将‘威胁民主’”，这是近些年的一个新闻头条。[20]（当然，这里的“民主”是指“资本主义”。）这很耐人寻味：那些感觉自己在负责当前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人，那些几年以前还在言行中传达着当前的体系能够永远运转下去的人，现在开始感到末日的临近。
从债务洞悉人类社会
在这个例子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提出了很有道理的一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确实正站在划时代的重大转变的峭壁边缘。
诚然，一般的推动力是想象自己身边的一切都焕然一新。没有什么能够比金钱更好地印证这一点。你是否还记得有多少次听到别人说，随着虚拟货币的到来，随着货币转变成信用卡，而美元变成一段段的电子信息，我们将被带入前所未有的全新金融世界？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假定自己尚处于这样一个未知的领域，所以像高盛（GoldmanSachs）和美国国际集团（AIG）这类公司才能够轻而易举地说服人们相信自己。也许没有谁能够弄明白它们那些花里胡哨的金融工具到底是什么。但是，当一个人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待事物的时候，他所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虚拟货币并无任何新颖之处。事实上，虚拟货币正是货币的原始形式。信贷系统、账款甚至账单等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它们的出现要远远早于现金。没错，历史上存在金条和银块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里假设黄金和白银就是货币，也存在货币被认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种虚拟的计量单位的时期。我们发现，在这两类不同的时期之间，历史倾向于来回反复运动。但是根据史实，信用货币率先出现，而我们在当前所见证的事实，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再现。例如，在中世纪，甚至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事实都会被认为是常识。
但是对于我们的未来，历史确实提供了奇妙的提示。例如，在从前的信用货币时代，总是要建立用来维持秩序的机构——防止放贷人和官僚、政客沆瀣一气，榨干债户的血汗钱，就像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一样。随之而来的还有旨在保护债户的机构。而我们现在所处的信用货币的新时代，似乎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起步。它开始于建立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全球化机构，但不是为了保护债户，而是为了保护债主。同时，放眼历史长河，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十年或者二十年根本就是沧海一粟。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走向。
本书梗概
这本书讲述的是债务的历史，但是它同时把这段历史作为提出基本问题的一种手段。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它们能够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每个人究竟亏欠彼此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有何意义。因此，本书将从揭示一系列谬论所掩盖的真相开始：不仅有第一章里介绍的以物易物的谬论，还有原始的对神或者国家的债务的谬误——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构成了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本质常识假设的基础。从这个常识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市场使用的是截然相反的两套原理，它们亦是高于其他准则的。但是根据历史事实，政府和市场总是一同出现，纠缠在一起。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错误认识的共同点，就是都倾向于把人类之间的所有关系都简化成用交易表示，仿佛我们和社会甚至和宇宙本身的联系，都可以视作一笔商业交易。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不能用交易表示，那么用什么呢？在第五章，我将汲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介绍经济生活的道德基础，以此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回到货币起源的问题，来说明为什么交易原则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暴力的结果——货币的真正起源，应在犯罪和补偿，战争和奴役，荣誉、债务和赎回中寻找。在第八章中，我将依次开始介绍债务和信贷在过去5000年中的真正历史，虚拟货币和实物货币时代进行着伟大的交替。书中的许多发现都极为出人意料：从现代权利和自由的概念实际上起源于古代的奴隶法，到投资资本的概念实际上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国佛教，再到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大部分知名著作似乎是剽窃自中世纪波斯的一位自由市场理论家（顺便提一句，这个故事对于理解当前伊斯兰政治的吸引力有着有趣的启示）。这一切，为使用全新的方法研究过去500年资本帝国统治下的历史搭建了平台，至少它允许人们开始提问，当前究竟是什么正处于危险的边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就人们再也无法提出伟大的问题这一点达成了共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拥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1]道德风险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参与合同的一方所面临的对方可能改变行为而损害到本方利益的风险。例如，当某人获得某保险公司的保险，由于此时某人行为的成本由那个保险公司部分或全部承担，保险公司就会面临道德风险。如果因此人违约造成了损失，他自己并不承担全部责任，而保险公司往往需要承担大部分后果。此时，某人缺少不违约的激励，所以只能靠他的道德自律。他随时可以改变行为，造成保险公司的损失，而保险公司要承担这一风险。——译者注
[2]结果是可以预测的，那就是这些交通设施的修建，并不是为了使马达加斯加人能够更方便地在自己的国家内流动，其主要目的是将产品从种植园运输到港口，换取外汇，以支付建设这些公路和铁路的费用。
[3]例如，美国在1860年才承认海地共和国的主权。法国顽固地拒绝这一要求。最终，海地共和国在1925年到1946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美军占领之下）被迫支付了相当于210亿美元的费用。
[4]海湾各州，指美国濒临墨西哥湾的5个州，分别是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译者注
[5]赤字开支，指靠借债而非税收来应付开支。——译者注
[6]Hallam1866V:269–70.因为政府感到为这种白白浪费的维护付钱并不合适，囚犯需要承担自己被囚禁的全部成本。如果他们做不到，就会饿死，就这么简单。
[7]如果把纳税的义务视为债务，那么它就成为绝对多数——并且如果没有其他因素，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为纳税而攒钱的需求常常是陷入债务最常见的理由。
[8]Finley1960:63;1963:24;1974:80;1981:106;1983:108.这些只是我能够确定的。他关于希腊和罗马的观点，对日本、印度或中国也同样成立。
[9]Galey1983.
[10]JacquesdeVitry,inLeGoff1990:64.
[11]Kyokai,RecordofMiraculousEventsinJapan(c.822AD),Tale26,citedinLaFleur1986:36.AlsoNakamura1996:257–59.
[12]1英寸等于2.54厘米。——编者注
[13]ibid:36.
[14]ibid:37.
[15]JanHo.ffman,“ShippingOutoftheEconomicCrisis”(www.relooney.fatcow.com/0_New_7594.pdf).专注于将货船拆解成为废铁，是在2008年的危机开始后，航运相关产业唯一有所发展的业务。
[1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的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在《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简明扼要地指出：“监管者、立法者和学界人士几乎都认为这些银行的管理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回头来看，他们其实不知道。例如，美国国际集团的金融产品部在2005年实现的税前利润为25亿美元，它主要通过销售为复杂的、不怎么了解的证券提供的定价偏低的保险产品实现。这一策略通常被形容为（在蒸汽压路机前捡硬币），它在正常的年份是有盈利能力的，但是在年景不好时则会成为灾难。截至2010年秋，美国国际集团在证券上的未赔付保险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在努力拯救美国国际集团，承诺给予约1800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去弥补美国国际集团复杂的风险模型宣称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损失。”（约翰逊，2010）美国国际集团有可能完全清楚最终的结果，但他们只是不在乎，因为他们知道蒸汽压路机会把别人压平——当然，约翰逊忽略了这种可能性。
[17]作为对比，英格兰在1571年已经有全国破产法。1800年，建立美国联邦破产法的尝试失败了；1867年至1878年，曾有一部联邦破产法，目的是为了减轻内战老兵承担的债务压力，但是它最终基于道德原因被废止了（想了解这段历史，可参见Mann2002foragoodrecenthistory）。美国的破产改革更倾向于使得条款变得更加苛刻，就像2005年的改革一样。就在信贷大崩溃出现之前，国会在业界的催促下通过了这一改革。
[18]例如，在政府救市之后成立的贷款救助基金，仅仅向索赔人中的极少部分提供了援助。而对于2005年（危机爆发前两年）在金融行业压力下通过的、条款实际上更为苛刻的破产法，却没有出现任何放宽条款的动作。
[19]“InJailforBeinginDebt,”ChrisSerresandGleninHowatt,Minneapolis–St.PaulStarTribune,June9,2010,www.startribune.com/local/95692619.html.See“InforaPenny:TheRiseofAmerica'sNewDebtor'sPrisons,”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October2010,www.aclu.org/files/assets/InForAPenny_web.pdf.
[20]“IMFwarnssecondbailoutwould‘threatendemocracy.’”AngelaJamesonandElizabethJudge,business.timesonline.co.uk/tol/business/economics/article6928147.ece#cid=OTC-RSS＆attr=1185799,accessedNovember25,2009. |
推荐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债：5000年的债务史》（2011）
推荐语
一位杰出的、深度创新的思想者。
——瑞贝卡·索尔妮特，《建于地狱的天堂》作者
新颖……引人入胜……格雷伯的书不但发人深省，而且出现得非常及时。他那包含大量信息的历史叙述，从根本上指出了我们关于金钱和信贷的许多既有观点即使不能说是错误的，至少也是有局限性的。
——吉利安·泰特，《金融时报》
这是一篇关于我们的经济和道德败落状态的冗长的实地报告。格雷伯发扬人类学的优良传统，把债务上限、次级贷款和信用违约互换看成某个自我毁灭部落的奇特实践。本书写作风格傲慢但迷人，是对债务本质的哲学探索，即债务从哪里来，又是如何演进的。
——托马斯·米尼，《纽约时报》书评
详尽……迷人……是关于最近所发生的经济危机背景的一份权威介绍。格雷伯的书既博学又无礼，对于当下的争论，以及在技术性的预算问题背后潜伏的不言而喻的政治冲突，本书帮助阐明了其所遗漏的内容。
——罗伯特·库特纳，《纽约书评》
这本书的可读性和娱乐性超出了我的表达能力……它是对有关债务、贡品、礼物、宗教和货币的虚假历史的深思。格雷伯是一位博学的研究者，一位激进主义分子，一位公众知识分子。他关注的领域是社会和经济交易的完整历史。
——皮特·卡里，《观察家报》
引人入胜……一本杰出的著作，既博学，又随心所欲。
——本杰明·孔克尔，《伦敦书评》
一本迷人的书。它部分是人类学史，部分是挑衅式的政治争论，对于被看作当前关于债务和经济的讨论，本书起到了有用的校正作用。
——杰西·辛格尔，《波士顿环球报》
关于货币和市场诞生的另一种视角的历史，一部延伸的、博学的、挑衅式的著作。
——德雷克·本内特，《彭博商业周刊》
非凡的著作……格雷伯发扬了人类学的优良传统，通过探究历史和其他文明并随后返回，使得我们可以用陌生的全新视角来看待自己的世界，并更容易接纳变化，他以这种方式重塑了我们的常识。
——拉杰·帕特尔，《环球邮报》
引人入胜……今年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阶级社会的诞生，依据“相互承诺之网”建立起的社会的崩坏，以及在基于货币的所有社会关系背后隐含的暴力威胁，格雷伯把信贷的出现放置于这三者构成的框架中。
——保罗·曼森，《卫报》
人类学知识体系的一块重要拼图……一部信息丰富的世界史……格雷伯追溯了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债务有害形态的身世，并将其和人身债这一古老的、有社会基础的概念进行对比。在这一过程中，格雷伯提供了历史知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环阐明了关于债务的全新理解将如何提供给我们有关未来的一些线索。
——贾斯汀·E.H.史密斯，《图书论坛》
对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债》可能提供了理论重要性，就像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2000年）为过去十年的反全球化运动所做的一样。在美索不达米亚、中世纪的十字军、大西洋奴隶贸易及无数其他历史篇章中游走，他的这部研究著作指出，尽管债务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但它和货币并不是同样的事物。
——苏科夫·桑德胡，《每日电讯报》
大卫·格雷伯的《债》既可以被看作一位人类学家对新的全球历史的贡献，也可以被看作一位反资本主义的激进主义学者的知识信条。这部撰写金融发明史的著作，出色地将对债务的解构和把2008年的经济危机视为重要转折点的案例结合在一起。在这本书的视角中，最近的事件是三对存在已久的竞争关系——穷人和富人，债权人和债务人，货币机器和人类得以生存并繁荣的原因——的进一步扭曲。它的写作风格带有迷人的出色幽默感，以及彻底的、吸引人的慷慨。
——罗宾·布莱克本，《新左翼评论》
如果人类学这样构成：使其他人显然疯狂的想法在其自身的文化环境中具有逻辑吸引力，并理性地揭示人类的境况，那么大卫·格雷伯将是完美的人类学家。他不但完成了写就本书这一影响深远的壮举，还能在将其他人所处世界的可能性变成理解我们自身所处世界的基础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上继续加码，而这一任务在当下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马歇尔·萨林斯，查理·F.格雷杰出服务教授，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和社会科学名誉教授
大卫·格雷伯是一位人类学家，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知识领袖，我感谢他写就本书，这是一部杰出、出乎意料地有趣、为主题提供了许多可支撑的观点的著作。
——刘易斯·琼斯，《旁观者报》
这是一部有关货币历史及其与社会不平等关系的绝对不可或缺的、庞大的专著。
——考里·多克特罗，波音博客
有争议，但发人深省，一部出色的著作。
——《书目杂志》
一次耀眼的、和谐的、多层面的尝试，从一个概念切入，逐步展开，包含一切，基本上重述了人类的整部历史……它是对术语的一次解构，通过这些术语，我们可以去思考人类文明、历史和社会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要求时所使用的语言）……这本书真的极为出色。
——阿伦·巴蒂，《新探索杂志》
格雷伯在人类学领域的主要工作广受尊敬，但是他的写作风格并不是学术性的，几乎是闲聊式的。有些学者使用学术性的语言来提出并解析最深刻的观点；格雷伯有能力使用平实的语言做到提出、解析、交换深刻和令人震惊的观点……这本书是经济、历史和人类学的深度融合。这些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拜访，总是会揭示一些关于债务和货币的令人惊讶的发现。
——查理·穆迪迪，《陌生人杂志》
一个宏大的知识工程，一次要求立即行动的呼喊。
——杰弗瑞·阿提克，《洛杉矶图书评论》
我们需要揭开借贷世界的神秘面纱，大卫·格雷伯的《债》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L杂志》
这本及时、通俗易懂的书，能够吸引任何对围绕债务所形成的文化的前世今生感兴趣的读者，对思维开阔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
——《图书馆期刊》
我认为他是全世界同时代特别出色的人类学理论家。
——莫里斯·布洛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 |
鸣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鸣谢
我想谢谢与我分享工作场所苦水故事的数百位朋友，虽然不能具名，但你知道我感谢的是你。
我想谢谢《迸！》的VyvianRaoul邀我撰写原本的专文，是《迸！》的全体成员（尤其「特别巡逻团」）促成这一切。
本书得以问世，仰赖我在Simon&Schuster出版社的团队辛勤工作：编辑BenLoehnen、ErinReback、JonathanKarp和AmarDeol，还有我的经纪人MelissaFlashman多方鼓励，她任职于Janklow&Nesbit。
当然，我还要感激忍受我的朋友，以及我在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我要感谢他们的耐性与支持，特别是行政同仁：YaninaandTomHinrichsen、RenataTodd、CamillaKennedyHarper和AndreaElsik。
我想，我也该感谢夙夜匪懈的LSE人类学系研究生MeganLaws，她全职监督我的「影响」。但愿本书会减省她的心力。 |
第七章狗屁工作的政治效应为何？对这样的处境，我们能做点什么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第七章狗屁工作的政治效应为何？对这样的处境，我们能做点什么吗？
↘论怨恨的制衡如何维护了管理封建制下的政治文化
↘当前引进机器人的危机，怎么跟较大的狗屁工作问题拉上关系
↘任其狗屁的政治遗毒，以及照护部门生产力衰落的后果；
毕竟放着狗屁工作不管，会推进照护阶级抗争
↘如果有一套纲领能促进工作跟补偿脱勾，终结本书描述的两难，
那一视同仁的基本收入会是一个例子
我相信这种延续无用工作的直觉，说到底只是对群氓的恐惧。思路是这样的：群氓是这样低贱的动物，一有闲暇就会酿成危险，不如让他们时时有事忙，忙碌到没办法思考。
——乔治．欧威尔，《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andOutinParisandLondon）
假如有人完美地设计了一套工作体制，用来维护金融资本的权力，那我看这人已经做到淋漓尽致了。这套工作体制无止境地压榨、剥削实实在在生产出东西的工人，把剩下的工人切成惶恐的阶层和较大的一个阶层；人人唾骂的失业者属于惶恐的阶层，较大的阶层说穿了就是拿钱吃闲饭，分派到的〔社会〕位置让他们认同统治阶级（经理人、行政主管等）的观点和感知模式，其阔绰的代言人更让他们痴迷。但在此同时，这套工作体制又煨养着一股蠢蠢欲动的怨恨；谁的工作具备清楚又难以否认的社会价值，怨恨的矛头就指向谁。
——摘自〈论狗屁工作现象〉
对于当前工作处境的政治意涵和可能的出路，我有几点想法和一个建议，提出来为本书作结。前两章，我描述的是驱动狗屁工作——我称之为管理封建制——孳生的经济力和让我们得以忍受这种安排的宇宙论。所谓宇宙论，意思是想象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整体方式。经济愈是沦为分赃，指挥链的无效率和累赘其实就愈合理，毕竟那是最适合把赃物吃干抹净的组织形式。人们愈是不从工作生产的东西和提供给他人的利益中发掘工作的价值，工作就愈是会因为被当成自我牺牲的形式而有价值。意思是：减轻工作繁重程度、让工作更有乐趣，就连获悉你的工作造福他人而产生的满足，这一切对社会而言，其实都在降低这份工作的价值，到头来还被这个社会拿来为较低的薪资水平背书。
这一切实在太悖离常理了。
在某个意义上，那些宣称我们选择了消费主义而非闲暇、所以没有一周工作十五小时的评论人，也不是全盘皆错。他们只是把机制搞错了。我们并不是把全部时间都耗费在制造PlayStation、捏寿司给彼此吃，才得花更多时间心力工作。工业部门愈来愈倾向自动化，真正的服务部门仍约占整体就业人口百分之二十的持平数字。反之，我们是因为发明了一种古怪的虐待辩证，才不得不更刻苦工作。按照这种虐待辩证，我们觉得偷偷摸摸的消费快感之所以存在，唯一可能的理由就是工作场所带来的痛苦感受。工作因此占据我们醒着时的生活，份量愈来愈重；这意谓我们没有「过生活」（亏得韦克斯〔KathiWeeks〕一语道尽）的闲暇，也反过来意谓我们的时间只够支应偷偷摸摸的消费快感。整天闲坐在咖啡厅，为政治争得面红耳赤，或八卦我们朋友复杂的多边恋情，都很耗时间（一整天，不夸张）。反观，在当地健身房举重或上瑜珈班，叫户户送（Deliveroo）外卖，看一集《权力游戏》（GameofThrones），血拼护手霜或消费性电子产品，全都可以安置在不假他求、可预期的时段里。这些时段是多如牛毛的工作之间剩下的，不然就是工作后的复原时间。上述都是我所谓「补偿消费主义」的例子，做这类事情可以弥补你没得「过生活」或得过且过的事实。
论怨恨的制衡如何维护了管理封建制下的政治文化
就在我说话的时候，选民正在刻他们的陶片〔以决定把哪个政治人物从城里放逐〕，据说有个不识字、举止粗鲁的家伙以为阿利斯提德（Aristides）是寻常群众，将他的陶片交给后者，要他写上阿利斯提德。阿利斯提德错愕了，问那男人阿利斯提德哪里冒犯了他。「什么都没有，」男人答道，「我连这家伙是谁都不知道，只是走到哪里都听人家叫他『正义者』，我腻了。」听完这番话，阿利斯提德一语不发，在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交还对方。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本书阐述的状况无疑有所夸大。消费者社会里的人的确是拼拼凑凑地「过生活」，即便从事狗屁工作的人也是如此——只是你或许要问，长期而言，这样的生活形式能维持到什么程度。毕竟，最有可能受困在无谓僱佣关系里的人口阶层，生活似乎也最容易陷于断断续续的临床忧郁，或其他形式的心理疾患，更别说生育下一代了。我怀疑情况还更糟，但只有经验研究能证实这些疑点。
就算上述都不是实情，我们还是难以回避一件事：这种安排工作的方式，会促成仇恨和怨恨蔓延的政治版图。没有工作、挣扎求生存的人怨恨受僱者。受僱者被鼓动去怨恨穷人和失业者，他们是伸手牌，是寄生虫，诸如此类的说法源源不绝灌进受僱者耳里。若有人从事真的有生产性或造福他人的劳动，这样的人会被受困于狗屁工作的人怨恨，同时领过低薪水、受人轻侮，而且人们对他们的贡献并不领情。于是，从事真的有生产性或造福他人的劳动的这些人，会愈来愈怨恨他们所谓的「博雅菁英」。在他们眼中，博雅菁英独占了那些能让人过上好生活、内容有用、情操高尚又光鲜亮丽的少数工作。所有人都会唾弃政治阶级，（正确地）认定后者腐败，因而得以团结。然而政治阶级也反过来发现，这些其他形式的、不假思索的憎恨非常便利，因为憎恨能把焦点从他们本身转开。
这些怨恨的形式，有些再熟悉不过，读者立刻就能认出来；其余人们谈论的少，乍看或许让人摸不着头绪。很容易想象某个在法国茶叶工厂工作的人，会怎么怨恨那群一点用都没有的空降中阶经理（早在那些中阶经理还没决定要把他们悉数开除之前就开始怨恨了）。不过，那些中阶经理为什么会怨恨工厂工人，原因就不见得那么容易想通。其实中阶经理往往摆明了怨恨工厂工人，经理的行政助理怨恨更深，原因很简单：工厂工人理直气壮地为他们的工作自豪。光是嫉妒就能让人为自己开脱，压低这类工人的薪资。
人们尚未将道德嫉妒的现象提炼成理论的程度，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写过专书探讨。尽管如此，道德嫉妒是人类事务中明显的重要因素。我用这个词，谈的是指向第三人的嫉妒和怨恨的感受。不是因为此人口袋深或天赋高，而是因为他或她的行为在别人眼里看来，标举的道德标准比嫉妒者自己的还高。基本的心态大约是，「这人怎么敢说他比我好（尽管他比我好，我心知肚明，也从未佯装不知情）？」我记得第一次是在大学里碰上这种态度。一个左翼朋友有次告诉我，他得知某位知名运动分子在纽约有一套昂贵的房子，给他前妻和小孩住，此后他对那个运动分子再也不抱丝毫敬意。「多伪善的人！」他愤愤不平，「他大可把那笔钱给穷人啊！」我跟他说，那个运动分子把他差不多全部的钱都给了穷人，他也无动于衷。我跟这位批评者说，他自己绝对算不上穷，似乎也不曾捐助慈善，他则深感冒犯。坦白说，后来他好像再也没跟我讲过话。之后我一再碰上这种态度。唱高调的社会改革者社群里，只要有人把共同价值示范得太淋漓尽致，就会被当成一种威胁。大模大样的良好行为（「招摇德性」是新的代表词汇）看在人们眼里，往往是一种道德上的挑衅，即使我们举例中的这个人里里外外谦卑又平实，也于事无补。说真的，这甚至会让事情更糟，因为暗地里觉得自己不够谦卑的人，未尝不能把谦逊本身视为道德挑衅。
这种道德嫉妒在运动分子或宗教社群间特别旺盛，不过此处我想指出，它也呈现在围绕着工作的政治里，只是比较隐晦。正如人们经常同时气愤移民们工作做得太多又做得太少，怨恨穷人时人们也会同时指向不工作的穷人，因为人们想象他们生性懒惰，又指向工作的穷人，因为他们至少不用做狗屁工作（除非他们是被强拉进某种工作福利）。举例来说，为什么美国保守人士煽动民众去怨恨组织工会的医院或车厂工人，会这么成功？二○○八年对金融业纾困时，民众不是没有抗议银行高层拿百万美元的奖金，但后续却无任何实质惩戒。然而，遭殃的汽车业纾困案却带有制裁，制裁对象是装配线上的工人。舆论诋毁他们，说他们被工会契约惯坏，让他们享受大方的健康和退休金方案、休假，还有每小时二十八美元的工资，他们被迫作大规模的返还。在同一家公司财务办公室工作的人才是真正捅出娄子的一方（前提是他们不只是混水摸鱼，什么事都没做），却没被要求作出类似的牺牲。正如一家地方报纸所回顾：
银行纾困案之后，接着二月是汽车公司的纾困。据估算，这个产业的公司必须砍掉数千个职位才能重拾获利能力。车厂工人的工作保障和健康福利长久以来备受嫉妒，如今他们成为代罪羔羊。密西根州曾以制造业傲人的城市一一熄灯，右翼的电台政论员断言工人罪有应得——即便历史上，这些工人的劳权抗争为所有人取得了一周工作五天、一天工作八小时的权利。注224
相较于其他蓝领工人，美国汽车业工人在为创设公民同侪真正需要的制度的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过去他们之所以享有上述相对大方的方案，这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此外，这项制度在文化面的份量深获认可（说真的，这是汽车业工人身为美国人的感受的中心）。注225很难跳脱这样的印象，了解到这正是其他人怨恨他们的理由。「他们有幸制造汽车！这样还不知足吗？我必须成天坐在位置上填写这些愚蠢的表单，这票混帐还落井下石，威胁要罢工，要求牙科保险，要求休假两周，好让他们带小孩去见识大峡谷或罗马竞技场，够了吧？」
在美国，对中小学老师绵延不绝的敌意也是同样道理，否则无从解释敌意的来由。若要说哪一门职业对社会而言有其份量、情操高尚，非中小学老师莫属，毕竟人人都知道，吃这行饭就意味着低薪和充满压力的工作条件。就是想对别人生命有正面的教化，人们才去当老师。（以前纽约地铁的招聘广告这样写道：「没有人会在二十年后打电话给某人，感谢对方当过启迪人心的保险公证人。」）又来了，似乎是这样的理由让他们沦为合理的猎物。有人说他们特权加身、自命不凡、薪资过高，滔滔不绝地灌输学生世俗人文取向的反美利坚主义。既然他们是合理的猎物，读者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共和党的运动分子瞄准教师工会。然而教师工会涵盖了教师和学校的管理人员，共和党运动分子反对的政策，其实多半要归咎于后者。那为什么不把火力集中在后者？毕竟要提出充分理由，说明校务行政人员是薪水领太多的寄生虫，比指控老师被制度惯、被制度宠，容易多了。如霍洛维兹（EliHorowitz）指出的：
这件事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共和党人和其他保守分子确实抱怨过校务行政人员——但之后他们就停止了。对话起始没多久，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那些声音（起初稀稀落落）逐渐萎缩，以至湮灭。最后，老师本身成了更有效力的政治标靶，尽管他们从事的工作更有价值。注226
再一次地，我认为这只能归结于道德嫉妒。在人们眼中，老师这种人就是大模大样地标榜自我牺牲、助人最乐，这种人就是想要在二十年后接到一通电话说「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这种人还组工会，放话要罢工，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简直是伪善。
§
追求有用或情操高尚的工作类型，但同时期望薪资福利能有令人放心的水平，这样的人是正当的怨恨标靶。这条规则有一大例外，即不适用于军人或直接效力军方的任何人。反之，军人不得被怨恨，他们凌驾于批判之上。
以前我就写过这个耐人寻味的例外，匆匆回顾这个论证或许有帮助，否则我认为不可能真正理解右翼民粹主义。注227容我再举美国为例，毕竟这是我最熟悉的个案（不过此论证粗略的大纲肯定适用于巴西到日本的所有地方）。对右翼民粹主义者来说，别的不说，军方人士都是终极的好人。人们必须「支持部队」，这是绝对指令，任何退让都是叛国，没什么好说。反之，终极的坏蛋是文青（intelligentsia）。举例来说，大多数工人阶级的保守派对企业主管漠不关心，但通常不会因为厌恶他们而激动难抑；他们恨之入骨的是「博雅菁英」（这群人分成好几条分支：「好莱坞菁英」、「媒体业菁英」、「大学菁英」、「满口漂亮话的律师」，或「医疗建制派」），这类人住在大型海岸城市，看公共电视或听公共广播，甚至参与产制节目，说不定还在节目里头轧上一角。就我所见，这股怨恨背后有两种感知：感知（一）这批菁英分子还当寻常做工的人是一票匍匐爬行的穴居人，和感知（二）这些菁英构成一个愈来愈封闭的种姓，工人阶级的子女要打进去，还不如打进真正的资本家阶级比较容易。
在我看来，这两种感知都堪称精准。倘若二○一六年川普选举激起的舆情可供参考，那第一种感知很大程度是不证自明的。斯文体面的圈子不假思索地接受关于工人阶级白人的陈述，那些话（譬如某一阶级的人民丑陋、暴力又愚蠢）拿去讲美国其他身分团体，立刻就会被谴责为偏执。认真想想，第二种感知也是实情。不妨再拿好莱坞当例子。一九三○和四○年代那时，就连「好莱坞」的名号都不免唤起「麻雀变凤凰」的形象：单纯的农场女孩奔赴大城市，被挖掘，一夜成了明星。好莱坞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按目前文脉，实际上这种事多常发生并不重要（显然曾经发生过）；重要的是，当时那样的寓言在美国人眼中不是天方夜谭。看看今日大片的主演名单，哪个演员的族谱里找不到至少两个世代的好莱坞演员、编剧、制片和导演，还真稀罕。电影产业已经被内婚制的种姓把持了。那好莱坞名流嚷嚷平等主义政治，听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美国人的耳里，难免有点空洞，这有什么好意外的呢？就此而言，好莱坞绝非孤例，不如说它足以表征所有博雅专业注228的际遇（进度或许是快了那么一丁点）。
我要指出，保守选民通常怨恨知识分子更甚于怨恨富人，因为他们还想象得到自己或子女哪天发财的模样；但晋身文化菁英的一员会是什么光景，他们完全没有画面。试想，你会发现我这样的评估实在不是没有道理。内布拉斯加州卡车司机的女儿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不大（已开发世界里，目前美国的社会流动程度最低），但有可能发生。然而，这同一个女孩几乎没有任何成为国际人权律师或《纽约时报》剧评的途径。就算她有办法进入合适的学校，接着必不可少的无薪实习岁月里要住在纽约或洛杉矶，她肯定一筹莫展。注229就算装玻璃工人之子得到一份颇有展望的狗屁工作，有了立锥之地，他恐怕也会跟艾瑞克一样，没办法或不愿意把这份狗屁工作转化为被迫为之、开拓人脉的平台。看不见的障碍数都数不清。
倘若回到上一章说明过的「单数价值」对「复数价值」的对立，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只想赚大钱，不见得找不到门路；另一方面，如果你的目标是追求其他任何一种价值，不论是真理（做新闻、做学术）、美（艺术世界、做出版）、正义（行动主义、人权）、慈善等，此外你还想要足够生活的工资，那么你的家产、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最好有一点才行，不然根本连门都没有。据此，人们或许会基于钱以外的理由去做的、一切可能有薪酬的社会位置，都已经被「博雅菁英」有效地把持了。人们认为他们试图把自己塑造成新的美国贵族阶层，跟好莱坞贵族制度意思差不多。从事该工作的人得以好好生活，而且还是能感觉到自己正服务于某种更崇高的目的，这样的工作让人感到高贵，然而世袭这些工作的权利，已经通通被新贵族阶层垄断了。
当然，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奴隶制度遗产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都让上述的一切更形复杂。冲着知识分子表达阶级怨恨之情的，主要是工人阶级的白人；非裔美国人、移民和移民的子女多半摈弃反智识的政治，教育系统在他们眼里仍旧是子女最有机会出人头地的凭借。这就让贫穷的白人较容易认定，他们跟富裕的白人博雅分子是一种不公平的结盟关系。
不过这一切跟支持部队有什么关系？好，如果那个卡车司机的女儿横了心要找到一份致力于某项无私目标、情操高尚的工作，同时付得起房租、保证有资格获得充分的牙医服务，她到底有些什么选项？如果她性情虔诚，在地教会也许有一些机会，但这类工作可遇不可求。机会最大的还是从军。
逾十年前，我听路慈（CatherineLutz）演讲的时候，才彻底想通上述情况的实情。路慈是人类学者，在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所在群岛进行研究计划。她提出一个引入入胜的观察，即几乎所有她研究的基地都组织了外展计划，士兵冒险离营，进入邻近城镇和村庄，维修学校教室，进行免费牙齿检查。表面上，这些计划旨在改善跟当地社群的关系，可是这方面成果平平。军方发现这项事实，却仍旧延续这个计划，因为这些计划对士兵的心理有巨大的影响；参与的士兵描述其事的时候，愈讲愈是兴高采烈，例如「这就是我从军的原因」，「效命军旅就是这么一回事，不只保卫国家，更是帮助人群！」获准执行公共服务职责的士兵，续约的机率多出两到三倍。我记得我在想的是：「等等，所以这些人大部分其实是想加入和平部队？」注230我赶紧翻查后发现，不出所料，你必须先拿到大学学位才能加入和平部队。美军是失意利他主义者的天堂。
§
我们所谓的左翼和右翼，在历史中累积了巨大的差异，从「单数价值」和「复数价值」的关系中可见一斑。左翼一直尝试弭平纯受自我利益支配的领域和传统上被高尚原则支配的领域两者间的鸿沟。右翼则一直奋力分开两者，再主张两者都归他管——他们既主张贪婪，也支持慈善。于是共和党内的自由市场放任主义者，会跟基督教右派「价值选民」结盟。不走这条思路是无从解释的。这样的同盟付诸实行的时候，通常在政治上会形成一种策略，无疑就是黑脸白脸的把戏：首先释放市场的混沌，去撼动生活和一切老生常谈的道理；再来，请献上你自己，把你自己当成教会权威和父职权威最后的堡垒；至于抵御的对象，就是他们自己释放的蛮族。
一边呼吁「支持部队」，一边谴责「博雅菁英」；交织在一起，右翼人士实质上就是冲着左翼大喊伪善。他们说的是，「六○年代的校园基进分子口口声声说他们试图创造一个人人都能当快乐的理想主义者、都能过物质丰裕生活的新社会，实行共产主义，消除单数价值与复数价值的区分，人人都能为共善效力；结果搞了半天，他们只能保证一种做起来就像他们专为自己宠坏了的儿女预留的工作。」
这样的情形深深暗示了我们生活的社会的性质。它点出资本主义的一项通则，亦即这种建立在贪婪之上的社会，其实并不真的相信实情如此。即使人类生性自私贪婪是这种社会的老生常谈，也不乏推崇这种行为，但这个社会私底下仍伸出行事利他的权利钓人，照着规则玩就能获得奖励。证明自己有自私的魄力，才承担得起无私的权利。反正游戏就是这样玩的。假使你汲汲营营，藉此攒积足够的经济价值，那么你就获准大捞一笔，把你的百万美元转换成某种独特、更崇高、无形或美丽的事物——也就是把单数价值变成复数价值。你凑出一组林布兰的收藏，经典跑车，或者你设立一个基金会，余生致力做善事。直接跳到终点明显是作弊。
我们又回到中世纪生命周期服务的林肯版本了，只是现在多了个但书：我们当中的多数人要到退休才能体验到一点完全成人的滋味，也许还没得品尝。
士兵是一个正当的例外，因为他们「服务」他们的国家，也（我猜想）因为长期而言他们也不会有太大的斩获。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右翼民粹分子在士兵服役期间无条件支持部队，却对后者很大比例最后无家可归、无业、一贫如洗、成瘾，或在乞讨、膝盖以下荡然无存等事实那么冷漠而无动于衷。一个穷小孩或许会告诉自己，他加入陆战队是为了教育和职涯的机会，可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步充其量是死马当活马医。他作出的牺牲具有这样的性质；也因此，他才真正高贵。
走笔至此，其他我提过的怨恨对象，都可以视为大剌剌地挑战薪酬和社会利益的反向关系原则。组织工会的汽车业工人和老师担纲不可或缺的职能，却又狂妄地要求中间阶级的生活风格。我料想他们是一种特殊忿怒的对象，忿怒的来源是困陷在摧折灵魂的下层和中层狗屁工作里的人。在人们眼中，比尔．马厄（BillMaher）或安洁莉娜．裘莉（AngelinaJolie）那种类别的「博雅菁英」成员，无论被要求站在哪条队伍里面，每次都会挤向排头，才得以垄断所剩无几的一种职缺：既有趣薪水又高，还能多少改变世界，在此同时理直气壮地把自己呈现为社会正义之声。对于这种人，工人阶级的怨恨特别深。工人阶级的劳动既痛苦又艰辛，还会拖垮身子；同样对社会有益，只是那些自由主义的模范从来没多少兴趣，也不觉得其重要。
同时，受困于较高阶狗屁工作的「博雅阶级」成员，对同样的工人阶级有办法老实挣钱，那种毫不掩饰的、充满嫉妒的敌意，似乎跟这种漠不关心有所重叠。
注224：MatthewKopka,“BailingOutWallStreetWhiletheShipofStateisSinking?(Part2),”TheGleaner,January25,2010,http://jamaica-gleaner.com/gleaner/20100125/news/news5.html,accessedJuly22,2017。当时有一个不胫而走的说法是，汽车业工人一小时赚得到七十五美元。然而这个数字是根据产业公关稿算出来的，所有工人的各种工资、福利和年金开销统统算进去，再除以总工时。若是这种算法，不管哪个产业、哪一种工人，几乎都能算成他或她每小时实领工资的两倍或三倍。
注225：第二个理由是，工厂工人全都集中在同一处，那就容易联络、组织。这也意味他们可以拿罢工作要挟，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
注226：EliHorowitz,“NoOffenseMeanttoIndividualsWhoWorkWithBovineFeces,”http://rustbeltphilosophy.blogspot.co.uk/2013/08/no-offense-meant-to-individuals-who.html,accessedAugust31,2013.
注227：以下大部分撷取自一篇专论，发表时的格式较长：“Introduction:ThePoliticalMetaphysicsofStupidity.”InTheCommoner(www.thecommoner.org.uk),Spring2005,andshorterformatinHarper’sas“ArmyofAltruists:OntheAlienatedRighttoDoGood,”Harper’s,January2007,31–38.
注228：根据欧盟的定义，博雅专业（liberalprofession）包括但不限于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医师、会计师等。这类专业人士的养成需要技艺和科学的训练，且执业资格与内容经常受国家或专业公会管制。
注229：由于菁英产下的后代〔数量〕，几乎都没能在人口学的意义上再制他们自身，这些工作可能都会流向出类拔萃的移民之子。换作美国银行或安隆（Enron）的主管遇到类似的人口学问题，他们多半会聘用比较贫困、但跟他们一样是白人的人。这一部分是因为种族歧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企业本身多半会助长广泛反智识的风气。我曾经在耶鲁大学工作，大家都知道耶鲁的招聘专员偏好聘僱在耶鲁拿「B」的学生，因为拿「B」的学生比较有机会跟「他们处得来」。
注230：和平部队（PeaceCorps）是肯尼迪创设的组织，将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送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
当前引进机器人的危机，怎么跟较大的狗屁工作问题拉上关系
清教主义：对于某处的某人可能过得很开心感到恐惧，而且挥之不去。
——孟肯（H.L.Mencken）
富裕国家的政治被交横的怨恨愈切愈深，这是灾难般的事态。
在我看来，这一切都让下面左翼的这个老问题前所未有地别具意义：「每天我们起床，集体制造了一个世界，所有人都脱不了关系；不过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若让他自己做决定，真的有人会决定要制造跟这个世界一样的世界吗？」从许多面向来看，二十世纪初期科幻小说里的幻想，如今都变得可能了。没错，我们没办法传送上火星，也没办法在那里建造殖民地，不过我们可以轻易将许多事物重新安排，让地球上每个人都过得相对舒适自在。从物质条件来看，这样的世界不会太困难。科学革命和技术突破的速度，比起约一七五○年到一九五○年时、世人后来熟知的那种令人目眩神驰的速度，已经放慢了很多。尽管如此，机器人学持续精进，主要是因为这门学科是将既有的科技知识作改良应用。结合材料科学的进展，两门科学标识一个时代的到来，其中最沉闷而累人的机械性事务，有非常大的比例确实可以消除了。这意味我们所知的工作将愈来愈不像我们对「生产性质」劳动的想法，而是愈来愈像「照护」劳动——因为毕竟，照护包含的大半是多数人最不乐于交给机器完成的那些事情。注231
关于机械化迫在眉梢的危险，晚近有许多骇人的文献，大部分都依循冯内果（KurtVonnegut）在一九五二年的第一本小说《自动钢琴》早就阐发的思路。消除大部分形式的体力劳动后，这些评论者警告我们，社会必然会分裂成两个阶级，一个是富裕的菁英，他们拥有并设计机器人；至于疲乏惨淡的前工人阶级，他们没事干，只能整天酗酒、把药打进体内（中间阶级则在两者间分歧）。显然，这种想法不只是完全忽略真实劳动的照护面向，更假定财产关系是无从改变的，甚且人类——至少，譬如说，科幻作家以外的人——竟然彻头彻尾没有想象力，想不出任何有点意思的事来做。注232一九六○年代的反文化挑战了第二、三项假定（尽管没怎么质疑第一项），而有很多六○年代的革命分子全心支持「工作都交给机器！」这句口号。这又转而导致我们在第六章见识过的，道德化卷土重来的反扑，即一边把工作本身供奉成一种价值，同时输出许多工厂的职位到穷国；那里劳动力够低廉，还请得动人类来做。就在七○和八○年代，对六○年代反文化一阵反动的余波中，第一波管理封建制和僱佣关系的极度废冗化开始发挥影响。
最近一波的机器人化，造成了跟六○年代一样的道德危机和道德恐慌。跟六○年代唯一实在的差别是，因为若要对经济模型作任何重大改动，都会被以毋庸刍议处理，所以人们假定机器人化唯一可能的结果，只能是把更多财富和权力输往那百分之一。就拿马汀．福特（MartinFord）不久前的《机器人崛起》（TheRiseoftheRobots）当例子吧。这本书翔实记述了，硅谷在解僱掉大部分蓝领工人后，目前正逐步把脑筋动向健康照护、教育和博雅专业上。他预测结果恐怕是「科技封建制」（techno-feudalism）。他争辩道：从工作中抽走工作者，或迫使他们跟机器竞争而耗尽力气，都会丛生问题。更何况，要是没有薪资支票，每个人要怎么付得起机器人带来的所有光鲜亮丽的玩具和高效服务呢？福特的总结固然简化得惨不忍睹，但仍有助于凸显我认为这类说法漏掉的事物。种种机器人取代人类的预测，一向只讲这么多就停了；举例来说，未来学家有可能想象机器人取代体育编辑、社会学者或不动产经纪人，然而我从没看过一份预测指出，我们有可能用机器执行资本家理当执行的基本职能。资本家的基本职能主要是回应当前或潜在的未来顾客需求，想出如何投资资源才能取得最佳成果。用机器人取代资本家，有何不可？理由不难想见。苏维埃的经济之所以运作得那么差劲，主因是始终未能开发出效率足以自动调配如此大量资料的计算机科技。不过苏联只撑到一九八○年代，现在这不是难事了，只是没人敢提这件事。举例来说，工程师奥斯朋（MichaelOsborne）和弗雷（CarlFrey）著名的牛津研究，评估多达七百零二种不同的职业被机器人取代的难易程度注233，水利学家、化妆师和旅游向导，却只字未提自动化的实业家、投资人或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可能性。
走笔至此，我的直觉是告别冯内果，向另一个科幻小说作者莱姆（StanislawLem）请益。莱姆笔下的太空航行员提榭（IjonTichy）描述某次造访一颗行星，行星上住了一个种族，被作者取了个十分没气质的名字：胡儿（Phools）。提榭抵达时，胡儿正经历一场古典马克思主义式的生产过剩危机。按胡儿的传统，胡儿分成属灵的（牧师）、显赫的（贵族）和操劳的（工人）。一个热心的本地人解释道：
「好多个世纪以来，发明家建造简化工作的机器。古时一百个『操劳的』弯腰挥汗才做得来的事情，几世纪后只要几个『操劳的』站在一台机器旁边就能完成。我们的科学家改良机器，人民额手称庆，不过后续的事件显示他们实在高兴得太早了。」
改良到后来，工厂变得稍嫌太高效了。有一天，一个工程师造出一台完全不必监控就能运作的机器：
「新机器一出现在工厂，大批『操劳的』就丢了饭碗。拿不到薪水，他们眼看要挨饿。」
「不好意思，胡儿，」我问，「不过工厂制造的东西，利润都变成了什么呢？」
「利润哪，」他回答，「进了合法所有人那里呀，当然。好的，那我继续说，灭绝的威胁迫在眉梢——」
「可是你在说什么呢，尊贵的胡儿！」我喊道。「只要让工厂成为共有财产，新机器就会变成你们的福气了！」
话一出口，那个胡儿身子一颤，十只眼睛急得齐眨，竖起耳朵确认在阶梯附近瞎晃的同伴，有没有谁无意间听到我的大话。
「圣胡（Phoo）十鼻在上，算我求你了，好异邦人，此等攻讦我等自由根基、阴骘的邪说，千万别宣之于口。我等的至高之法，《公民创制》的原则指出，所有人都不该受迫、受制，或受诱去做他不希望做的事情。因此，谁敢征用『显赫的』的工厂，既然他们的意愿是依样保有工厂？那会是对自由可想见的最骇人听闻的违背。好的，现在，我继续说，新机器生产了丰裕的、极其廉价的货品，优质的食物，不过『操劳的』什么都没买，因为他们囊空如洗——」注234
虽然与提榭对谈的胡儿坚称「操劳的」完全自由，不干涉任何人的财产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没多久「操劳的」就成群死去。这个现象引起热议，接连施行半吊子的措施都失败了。胡儿大议会，全胡会（PlenumMoronicum）试图把「操劳的」（也就是消费者）替换掉，作法是创造会吃、会使用新机器生产的一切的机器人，他们享用新机器产品的热烈程度，任何生物都难望项背，而且还能生出金钱来付帐。可惜这个构想未能实现。最后，胡儿明白生产与消费都由机器完成的体系十分无谓，他们得出结论，最佳解决方案是胡儿全体把自己送进工厂——完全出于自愿——转化成美丽又闪亮的圆盘，在地景上排放成怡人的图样。
胡儿的做法可能有些粗暴注235，但有时，我认为我们正需要来点粗暴的马克思主义。莱姆是对的。消除苦工的展望被当成一个问题——我想象不到还有什么迹象能比这项事实更确定无疑地彰显，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理性的经济体系。
《星舰迷航记》（StarTrek）用复制器解决这个问题，而英国年轻的基进分子有时会谈起一个「全自动的奢侈消费主义」的未来，两者大抵是相同的东西。我可以轻易说明，所有未来的机器人和复制器都应该是人类之为一个整体的共有财产，因为这些机器人和复制器会是好几世纪前某个集体机械智能的果实；就像民族文化是每个人的创造物，所以也属于每个人。自动化的公共工厂会让生活比较轻松，但尽管如此，仍旧不会真正消除我们对「操劳的」的需要。莱姆的故事，以及其他类似的故事，依然假定「工作」的意思就是工厂里的工作——或者，就这么说吧，「生产性质」的工作——但大多数工人阶级真正的工作内容其实都被忽略了。例如上一章我提点过的事实，即伦敦地铁「售票亭」里的工作者待在那里不是为了收票，而是要协寻走失儿童，劝离醉鬼。姑且不说有能力执行这种功能的机器人还遥遥无期，就算真有这样的机器人存在，我们多半也不想要以机器人会执行这类任务的方式而执行之。
所以，自动化愈发展，从工作的照护因素中浮现的实际价值应该会愈明显。然而这会导致另一个问题。亦即工作的照护价值恐怕正是劳动中没办法量化的要素。
要我说，量化无法量化之事物的欲望，是大量实在工作废冗化、乃至一般而言废冗部门扩张的直接原因。说穿了，自动化让某些任务更有效率，但同时也让其他任务比较没效率。这是因为，光是要把具有让人操心的价值之事物林林总总的过程、任务和结果，转译成计算机能辨识的形式，就要耗费庞大的人类劳动量。目前要建造一具机器人，全靠它自己就能把一排新鲜水果或蔬菜按照成熟、青涩和腐烂排出顺序，是做得到的。这是件好事，因为整理水果是件无聊的事，整理一、两小时后更是如此。建造一具机器人，全靠它自己就能扫描一打历史课的书单，选出最佳课程，这还没办法做到。这也不是件坏事，因为这类工作是有趣的（或至少不难找到觉得这工作有趣的人）。让机器人去整理水果的一个原因是，真正的人类得以有更多时间思考自己更想修哪一门历史课，或是一些同样无法量化的事物，象是他们钟爱的放克吉他手是谁，或头发要染什么颜色。话说回来——代价来了——如果我们真的为了某些理由，竟要假装计算机能选出哪一堂历史课最棒，譬如，因为资金的缘故，我们决定必须要有统一、可量化、整间大学都适用的「质量」标准，那计算机绝对没办法独力执行这项任务的。水果全扔进一个桶子里就算了，在历史课的情形，要先把素材转译成一台计算机勉强能判断怎么处理的单位，少不了耗费庞大的人类心力。
真要尝试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从下面的图解可以得到些微感受。这四张图说明了在昆士兰（Queensland）这所位于澳洲、培训管理人才的当代大学，印一份试卷或上传一份课程大纲的要求（所有课程材料都必须是统一格式），跟某一传统学院系所之间的差异（参见图八．一到八．四）。
这份图解的一项重点是，每条额外加上去的线都代表一个动作；动作不是由计算机执行，而是实在的人类。
图八．一创建课程档案╱课程大纲（管理学门）
图八．二创建课程档案╱课程大纲（非管理学门）
图八．三创建试卷（管理学门）
图八．四创建试卷（非管理学门）
注231：一直有人花莫大力气，将照护事务可以或者应该由机器执行的想法，推向正常之列。不过我不认为这个想法一度成功过，长久而言，我也认为行不通。
注232：既然讲到科幻作家，提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战后冯内果旋即入学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不过他从来没把硕士论文写完。想当然耳，该书的主角群之一是个人类学者。倘若他再用功一点，就会明白他的假定——闲暇太多的话，工人不知道怎么打发——错得离谱。（当时人在芝大的佛苟森〔RayFogelson〕告诉我，多年后冯内果带着一篇论文回来了，但论文显然是拼凑出来的，让该系左右为难，于是决定改因《猫的摇篮》〔Cat’sCradle〕授予他一个学位。）
注233：编号七○二号，最有可能被取代的是电话销售员，而最不容易被取代的编号第一号是创意治疗师。人类学者，譬如我自己，还蛮安全地落在第三十二号。参见FreyandOsborne（2017）——二○一三年该论文原初的在线版还获得当时大批媒体报导。
注234：StanislawLem,MemoirsofaSpaceTraveler:TheFurtherReminiscencesofIjonTichy(Evanston,I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81[1971]19–20.
注235：莱姆写作的一九七○年代，波兰还是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他对斯大林主义的讽刺仍毫不留情。提榭在另一段旅途中发现自己身处某颗行星，治理该行星的是一个庞大的灌溉科层组织。组织太过热衷于他们的使命，以至于发展出人类正自然地朝鱼的方向演化。住民被迫每天练习「水中呼吸」数小时，且为时愈来愈长。
任其狗屁的政治遗毒，以及照护部门生产力衰落的后果；毕竟放着狗屁工作不管，会推进照护阶级抗争
「自动化正在或即将淘汰数百万人的工作」，晚自大萧条以来，这样的警告不绝于耳。凯因斯在他的时代创造了一个短语「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unemployment），此外，一九三○年代的大失业潮也让许多人认定接下来只会更糟。或许我这样写，总让这类主张有种危言耸听的印象，但本书要指出实情正好相反。他们的说法完全准确。就事论事，自动化确实导致大规模失业，只是我们加进了虚拟的、实际上是编造出来的工作，硬生生地掐住〔失业数字的〕鸿沟。一个是从右翼到左翼重重的政治压力，一个是深植人心的感受，即单单是有酬的僱佣关系就能让人成为完全合乎道德的人，最后是一种恐惧，即上层阶级恐惧劳动大众手上若握有太多闲暇，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这一点乔治．欧威尔（GeorgeOrwell）已于一九三三年指出了。不论被埋没的实情为何，一旦触及富裕国家官方的失业数字，上层阶级都要确保指针绝不能离百分之三到八太远。然而，如果你从全貌中去除狗屁工作，以及只为支援狗屁工作才存在的实在工作，那么一九三○年代甚嚣尘上的灾变的确发生了。逾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其实已经被炒鱿鱼了。
话是这么说，但这样的情况并不一定就得是大灾难。过去几千年来，堪称「社会」的人类群体不知凡几，其中压倒性多数都有办法找出各种方式，分配群体存续所必须完成的任务，作风按其成员习惯，分配的方式总能让大多数人都找到某种贡献己能的作法；没有人必须耗费大半清醒时间，像今日的众人那样，执行他们宁可不做的任务。注236更何况，那些社会的人面临闲暇时间充裕的「问题」，轻易就能想出自娱之道，不然打发时间也不是什么难事。注237任何一个生在那样的过往社会的人看待我们，恐怕都像提榭看胡儿一样不理性。
所以，当前分派劳务的方式会变成这副模样，理由跟经济学无关，跟人性也没有关联。说到底，这是政治问题。我们没有理由非尝试把照护劳动的价值量化不可，更没有实际的理由非延续这种作法不可。我们可以停止。不过，我认为不妨再一次仔细考量牵涉其中的政治力，然后才发起重新调配工作、重新构思我们如何评价工作的运动。
§
一种思考来龙去脉的方式，是回到「单数价值」和「复数价值」这组对立。从这个观点，我们自然会看到迫使一方臣服于另一方逻辑的尝试。
工业革命之前，多数人在家工作。今日我们习惯把社会想成一系列工厂和办公室（「工作场所」）在一边，一系列住家、学校、教堂、水上乐园等则在另一边，十之八九还有一幢大型购物中心在其间某处。不过大概要到一七五○年甚至一八○○年起，以这样的方式讨论社会才稍微说得通。假定工作是「生产」的领域，那么住家就是「消费」的领域，当然也是「复数价值」（意思是，人们在这个领域投入的工作，大部分是免费为之）的领域。然则你也可以把整个社会反过来，从相反的观点检视。从商业的观点来看，没错，住家和学校只是我们生产、扶养、训练堪任职务的人力之场所，可是从一个人类的观点来看，这就跟建造百万具机器人来消费人们再也吃不起的食物那般疯狂。警告非洲国家（我们知道世界银行偶尔会这样做）必须更严格管控人体免疫缺乏（HIV）病毒，否则每个人都会死，对经济会有不良影响，道理也是同样荒唐。马克思曾指出：在工业革命前，似乎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写一本书，来探讨怎样的条件才能创造最多的总体财富。然而关于怎样的条件才会造就最好的人，也就是说，若要制造人们会想与之为伴的人，让人们想作此人的朋友、情人、邻居、亲戚或公民同侪，那该怎么安排社会最好？这个主题就有很多人写过了。亚里斯多德、孔子和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都曾为这类问题劳神；说到底，这仍旧是唯一真正重要的问题。人类的生命是身为人类的我们彼此造就的过程，就连最极端的个体主义者也是在同侪的照顾和支持下才得以成为个体，而「经济」说穿了只是我们供应自己必要的物质补给品的方式，有物质补给品才有办法照顾、支持同侪。
这样说来，传统上我们探讨相互造就和照顾的过程注238，就是探讨「复数价值」的方式。正因为不能化约成数字，「复数价值」才有价值。
回过头来，假定上述属实，那么至少近五十年来，单数价值的领域已经一步步地入侵复数价值的领域，也难怪政治主张会发展成现今的型态。举例来说，今日许多美国主要城市里规模最大的僱主是大学和医院。这类城市的经济继而集中在一个生产与保养人类的庞大机器上，按照笛卡儿优雅的思路，分成旨在形塑心智的教育机构，以及旨在保养身体的医疗机构（在纽约等其他城市，大学和医院屈居第二和第三大僱主，最大的僱主是银行。我马上会讲到银行）。曾经，左翼政党起码还宣称他们代表工厂工人，如今他们把这些辞令全部抛诸脑后，逐渐被经营学校和医院等机构的专业经理阶级支配。右翼民粹主义奉行不同的一套宗教或父权「复数价值」，有条不紊地瞄准那些机构的权威；譬如驳斥气候科学或演化论以质疑大学权威，或宣扬反避孕或反堕胎以质疑医疗体系权威，或者，轻浮地做回归工业时代的白日梦（川普）。说真的，不如说这是比谁气长的赛局（bitter-endergame）。美国的右翼民粹分子从企业左翼手中夺走人类产制机器的控制权；务实估计，跟社会主义政党在美国掌权、征收重工业为集体所有，机率恐怕是差不多大。一时之间还貌似僵局。人类的生产大半掌控在主流左翼手中，而事物的生产则多被主流右翼把持。
企业部门和尤其是照护部门的金融化与废冗化，就是在上述脉络下发生的，造成愈来愈高的社会成本，尽管那些在不折不扣的前线上做照护工作的人，日益感到困厄。促使照护阶级起义的一切条件似乎都就绪了。为什么起义还没有发生？
好的，一个明显的理由是，右翼民粹主义和分而治之的种族主义，让照护阶级中的许多人分处于对立阵营。不过在这之上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亦即在许多争议领域中，双方理当要在「相同」的政治阵营。这时我们就要讲到银行了。银行、大学和医院盘根错节的关系，早已弊病丛生。从车贷到信用卡，金融渗透进每一件事；不过在美国，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医疗债务，把年轻人拉进狗屁工作的主要力量是学贷，这值得关注。然而美国从柯林顿时期、英国从布莱尔主政起，一直标榜左翼的政党毫无底线地接纳金融的统治，从金融部门收到最大笔的献金，跟金融游说员最密切地共事，并「改革」法律促成这一切得以发生。注239也是在这同一时期，同样的这些政党自觉地排除旧工人阶级成分剩下的一切元素，转为专业——经理阶级的政党；这个阶级不只是医师和律师，还包括真的该为经济的照护部门废冗化负起责任的行政主管和经理。汤姆．法兰克（TomFrank）将上述政党的转变明白摊开在我们眼前。注240护士值班时得花大把时间处理文书作业，如果他们要反抗这项事实，反抗的对象就会包含他们自己的工会领袖，而工会领袖则跟柯林顿把持的民主党密切结盟；该党核心支持者来自医院的行政管理阶层，起初就是他们要求护士进行文书作业的。假使老师要起事，他们得反抗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而后者在许多情况下跟前者是同一个工会所代表。如果他们的抗议太张扬，只会被告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废冗化，因为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向民粹右翼的种族主义蛮族投降。
我自己就屡次撞上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二○○六年时，我支持参与游说教师组织工会的研究生，将被踢出耶鲁大学（为了摆脱我，人类学系不得不取得特殊许可，以针对我的案子变更续聘规则），工会的策士考虑代替我在MoveOn.org和类似的左翼自由派邮件清单发起游说活动，后来被提醒，我的解聘案背后的耶鲁行政管理人员，在那些清单里八成也很活跃。几年后，堪称照护阶级首次大规模起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让我看到那同一批「进步」专业——经理人先是试图替民主党收割运动，证明不可行后又作壁上观；而当军方镇压一个气氛平和的运动时，他们甚至还与之勾结。
注236：记住，一年平均下来，连中世纪的农奴的工作时间都远远不到一周四十小时。
注237：就是有人会提出一些论证，主张减少工时将导致犯罪、不健康的习性，或其他负面的社会效果之增加。我实在不愿意为此多费唇舌，一模一样的主张肯定可以拿来反对解放奴隶，八成也有人如此主张过。在我眼中，这类主张的道德地位是等同的。人们固然不愿意，但应该被迫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不然他们可能会酗酒、抽菸或犯罪——何不主张全人口都应关进监狱，为时相同，此之为一种形式的预防性羁押。
注238：或可称为「人的生产」（humanproduction），我在其他地方这样称呼过，但在这个文脉下显得文不对题。
注239：人们无疑可以为谁、在什么场合下、向谁收了最多钱而争论不休，不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止是在柯林顿任内，金融于是「自由化」，为二○○八～○九年的危机铺路，而首次把学费引进英国大学的是布莱尔。
注240：Frank2016.
如果有一套纲领能促进工作跟补偿脱勾，终结本书描述的两难，那一视同仁的基本收入会是一个例子
我通常不在书里提政策建议。不提的原因之一是，据我的经验，如果作者对既存社会制度安排抱持批判的立场，评论者的回应往往是提出实质上等同于「那你提议要怎么做？」的问题，搜寻内文，直到他们找到貌似某种政策建议的东西，接着就拿它概括整本书。因此，要是我指出大幅降低工时或某种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也许对本书描述的问题大有裨益，可能的回应就是把这本书当成讨论降低工时或全民基本收入的书，彷彿政策合不合适、可不可行，就足以评判本书的成败。光是知道有政策可实施，甚至就让人松了一口气。
那样的想法是虚伪不实的。本书无关某个特定的政策，而是要探讨一个问题——大多数人甚至不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
另一个让我对政策建议裹足不前的原因，是我对「政策」这个想法多有疑虑。政策意谓一群菁英团体的存在（通常是政府官员），按照规矩，这群人有权决定某事（「一个政策」），接着安排下来，加诸于其他所有人身上。讨论这类事情时，我们经常会对自己玩一点心智上的小把戏。举例来说，当我们说「对于问题X，我们要做些什么？」时，彷彿「我们」就是整个社会，不知怎地单凭我们自己的意思行动。其实，除非我们恰好是人口中差不多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见解真的会影响政策制定者的那一群，不然上述只是自欺欺人的游戏。我们把自己跟统治者划上等号，但被统治的其实是我们。当我们看政治人物在电视上说「对于没那么幸运的人，我们该做些什么？」，这时心智的把戏又出现了，毕竟我们当中至少有一半人，几乎一定会符合那个类别。就我自己来说，我宁可一个政策菁英都不要有，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游戏特别有害。我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意思是说，我不只期望未来有一天政府、企业和其他都会变成历史奇珍，如同我们现在看待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或游牧民族入侵那般；更重要的是，面临迫切的问题，我偏好的解决方案是给人们打理自己事务的工具，而不是给政府或企业更多权力。
由此可知，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冲动地想象是我自己来主导这件事，接着细思要强加哪种解决方案。反之，我会寻找已经存在的运动，正在尝试处理这个问题并创发该运动自己的解决方案。不过，就此而言，狗屁工作的问题带来非比寻常的挑战：没有反狗屁工作的运动。一部分是因为多数人不承认狗屁工作滋长是个问题，但即使他们承认，还是很难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而组织运动。这样的运动该提出怎样的局部措施？你可以想象工会或其他工作者组织，在各自的工作场所发起反狗屁的运动，甚至横跨特定业种——但也可以想见，他们会诉求实在的工作要去废冗化，甚于呼吁开除非必要职位上的人。至于覆盖更广的反狗屁工作运动会长成什么模样，模糊之处就更多了。人们或许会尝试缩短周工时，寄望事情迎刃而解，但似乎不大可能。就算一周工作十五小时的运动成功，也不大会造成人们自发废除不需要的工作和产业。同时，若呼吁一批新的政府科层来评估工作的有用性，这个科层本身无可避免会变成庞大的狗屁产生器。
保证就业计划也会落得相同下场。
当前有社会运动在倡议的解决方案中，会减少、而非增加政府的规模和干涉程度的，我只找得出一个。那就是全民基本收入。
容我用最后一则证言作结。这则证言来自一个运动分子朋友，以及和她一起投入活动的同侪，前者生活中的政治目标是消灭她自己的狗屁工作。雷斯里是英国的补助顾问，她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组织的宗旨是引导公民通过重重政府机关设下的繁文缛节障碍赛道，取用政府声称的专款。对没工作或有物质需要的人而言，政府机关的设计让取用专款难上加难。这是她捎来的证言：
雷斯里：我的工作应该是不必要的，但它却存在，因为人们发明一整长串的狗屁工作，避免需要钱的人拿到钱。领取任何一种福利都已经够像一场卡夫卡式的过程了，政府多方涉入让人十分难堪；这还不够，他们还让这件事复杂得难以置信。即便某人符合某项福利的资格，但申请过程太过复杂，多数人需要有人协助理解问题和他们自己的权利。
数年前，曾有人尝试将施予人类的照护转换成计算机可判读的格式，因此这几年来雷斯里必须应付接踵而来的疯狂，遑论设计这些计算机的目的就是精确地限制照护措施的适用范围。结果她落得跟第二章的塔尼雅同病相怜，后者必须花上好几个钟头重写应征者的履历，指导他们用哪个关键字才能「让它通过计算机」那一关：
雷斯里：现在有某些填表单必须使用的字眼，如果没使用，钱也许就下不来，这种情形我称为教义问答，然而这种事只有像我这样受过训练、有手册可查的人才知道。就算教义问答这关过了，申请人经常免不了一路打进审裁法庭，资格才能获得认定，身障的申请案尤其如此。每次我们为某个人成功打通关了，我都会微微振奋，但不足以抵销我的愤怒。我愤怒的是所有人的时间都被浪费到接近荒唐的地步：对申请人，对我，对许多在DWP（就业及退休金事务部，DepartmentofWorksandPensions）处理申请案的好人，对审裁法庭的法官，对被叫来支持任一方的专家。难道我们没有更具建设性的事情可做吗？我不知道，装设太阳能板或做园艺？我也经常揣想设计这些规则的人，不管是谁，他们领多少钱？花多少时间？多少人参与？我猜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确保不符资格的人拿不到钱……然后我就想到造访地球的外星人嘲笑我们，发明规则防范其他人类取得一个人类概念的代表物，也就是钱——而且照它的性质，钱并不是什么稀缺之物。
除此之外，雷斯里还是个滥好人，自己只能指望赚到餬口所需，而营运她的办公室本身的钱，得满足长长一串自鸣得意的家伙，这批人也只会摆弄公文而已。
雷斯里：我的工作是慈善基金会给的钱。从请钱的我到宣称组织对抗贫穷或「让世界变得更好」的CEO，又是整整一长串狗屁工作，简直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我这端从花数小时搜寻相关资金开始，阅读指南，花时间学习怎样才能手到擒来，填写表单，打电话。要是成功，接下来每个月我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编制统计数据，填写督察表单。每家基金会都有自己的教义问答，自己一套指标，每一家都各自要求一套证据，证明我们正在「培力」人民或「创造改变」或创新。其实，我们都在迎合规则和用字遣词，而让我们代书的人民只有填写文件需要帮忙，这样他们才能回去继续他们的人生。
雷斯里告诉我，研究显示，任何的资产测试系统都必然意味着，正当来说符合领取补助资格的人，有至少百分之二十会放弃不申请，跟该系统怎么框限申请资格无关。百分之二十的数字势必大过规则有可能侦查出来的「作弊」数量——即便算进诚心以为自己符合资格但不然的申请者，作弊的数字仍只有百分之一．六。即使没有人确实不符补助的明文资格，百分之二十这个数字仍然成立。不过，规则当然是设计来挡下愈多可合理挡下的申请人愈好：一边是制裁，一边是规则适用的方式反覆无常；目前英国合乎领取失业补助资格的人，有百分之六十拿不到，我们已然来到这个数字。换句话说，照她描述，整个岛群从撰写规则的官僚开始，包括DWP、执行法庭、律师和僱用那些律师的NGO里，处理申请书的出资机构员工，他们所有人都是单一一个庞大机器的一部分。这部机器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维护人们生性懒散、不真的想工作的那种幻觉——因此，即使社会确实有责任确保人们不至于活生生饿死，但供应他们继续生存的凭借的过程一定要弄得尽量让人困惑、旷日费时，而且极尽羞辱之能事。
所以，这份工作归根结底是打勾和补漏的一种结合，让人退避三舍，旨在弥补照护体系的无效率。人们蓄意将这个体系设计得窒碍难行。用惬意的薪水跟空调办公室，把数千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只是为了确保穷人继续自我感觉低落。
雷斯里在申请柜台的两边都待过，没有人比她更明白这一切。她是单亲妈妈，领过数年补助；接受补助这一方经历的冷暖，她点滴在心。她的解决方案？完整撤除这部机器。她参与全民基本收入运动（UniversalBasicIncome），该运动的诉求是将所有须经资产测试的社会福利补助，改成支付一笔固定的费用给居住在该国的每个人，人人都拿一样多。
坎蒂跟雷斯里一样参与基本收入运动，也从事一份无用的工作，她不愿透露该工作所属体系的细节。坎蒂告诉我，她起初是一九八○年代刚移居伦敦的时候，对这类议题萌生兴趣，并成为国际家务工资运动的一分子：
坎蒂：我觉得我母亲需要家务工资，就加入了。她困在一场恶劣的婚姻里头，如果有自己的钱，她老早就离开我爸了。身在难以忍受甚至只是无聊的关系里，能财务安然无恙地脱身，对每个人而言都很重要。
我才来伦敦一年。还在美国时，我一直尝试加入某些形式的女性主义。有一段影响我很深的记忆，是九岁的时候，我母亲带我去俄亥俄州的意识觉醒团体。我们撕去保罗福音讲女人有多糟的那几页，叠成一落。因为我是最年轻的小组成员，他们要我把纸堆点燃。我记得起初我不愿意，因为我向来被教导的是不要玩火柴。
大卫：但你最后还是点着了那堆纸？
坎蒂：我点燃了。我妈同意。那之后没多久，她获得一份薪资足够生活的工作，于是马上离开我爸。那段经验告诉我实践是最好的检验。
在伦敦，坎蒂发现自己受到「家务要工资」（WagesforHousework）〔运动〕吸引，因为她认为这个运动在〔女性主义〕自由派和分离派之间僵持的辩论间开辟了一条出路。尽管那时其他多数女性主义者普遍视该运动为恼人的、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边缘团体，但对坎蒂来说，总算有一种经济分析是针对女人面临的真实生活问题而设。那时，有些人开始谈及「全球工作机器」，即遍及这颗星球的僱佣劳动体系，其用意是从更多再更多人身上抽取更多再更多的心力。然而女性主义评论者面对全球工作机器之说时，倒是陆续指出同样一个体系也界定了何谓「真实」的劳动——可化约到「时间」、进而可买卖的那种劳动——而何者不是。女人的劳动大半被评论者归在后一类。尽管事实是，倘若没有女人的劳动，那将之盖上「不算真的工作」戳章的那台机器，立刻就会停摆。
「家务要工资」根本上是要尝试对资本主义喊「吹牛！」，对资本主义说：「人们怀着形形色色的动机完成大部分的工作，就连工厂的工作也不例外；不过如果你打算坚持，工作只有被当成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时才有价值，那至少要做到标准一致！」假使女人跟男人以相同的方式计酬，那么世界上的财富会有很大的比例会立即易手；而财富，当然就是力量。接下来的引文来自跟雷斯里和坎蒂两人的一段对话：
大卫：那「家务要工资」内部是否多次辩论过这个政策的意涵呢？我是指实际给付工资所经由的机制。
坎蒂：噢，没有，我们提的政策算是一种观点——一种揭露无偿工作的方式。人们明明在做这样的无偿工作，却是谁都闭口不提。一九六○年代，探讨女人早已无偿从事的工作的人寥寥无几，「家务要工资」于一九七○年代间成立后，这件事变成一个议题——举例来说，如今协调离婚条件的时候考虑家务工资，已经是标准了。就此而言，成绩相当好。
大卫：所以要求本身大抵算是挑衅？
坎蒂：与其说是计划，比较算挑衅没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做」——之类的。我们确实讨论过钱可以从哪里来。一开始都是关于怎么让资本把钱吐出来，后来在一九八○年代末，布朗（WilmetteBrown）的书《黑女人与和平运动》（BlackWomenandthePeaceMovement）问世注241，整本书都在讲战争和战争经济如何影响女人，又以影响黑女人最甚。于是，我们开始用这个口号：「女人要薪水，士兵放一边。」其实你仍旧听得到「照护要工资，杀戮放一边。」不过我们从未深入探讨机制。
大卫：等一下，「照护要工资，杀戮放一边」——这句口号是谁想的？
雷斯里：全球女人罢工（GlobalWomen’sStrike）。那是「家务要工资」当代的后继者。二○一三年，我们提出欧洲第一份UBI（全民基本收入）请愿书，那句口号是全球女人罢工的回应。两个月后，他们提出一份改付给照护者工资的请愿书。如果他们愿意承认每个人都是某一种类型的照护者，那我自己是没有什么意见。即使你没有照顾其他任何人，最起码你在照顾你自己，这件事要耗费时间和精力，而这个体系愈来愈不愿意为人民的时间和精力买单。然而，承认这件事只是又绕回UBI而已：如果每个人都是照护者，那最好就要资助每个人，让他们自行决定他们在某个时候想要照顾谁。
坎蒂也因为相似的理由，从「家务要工资」改变立场，转向UBI。她和一些运动分子同侪开始自问：假定我们真的想提倡一个实在、可行的纲领，那会是什么？
坎蒂：以前我们在街头发「家务要工资」的摺页，女人的反应向来是说：「赞！我要怎么联署？」或者她们会说：「我是因为爱才做这些事，你怎么敢提到钱？」第二种反应绝对不疯，这些女人拒绝把人类活动统统商品化，而做家事会拿到工资，多少带有把人类活动商品化的意思。
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高兹（AndréGorz）的主张深深打动坎蒂。有次我给她我自己对照护固有的、无法量化的性质所作的分析，她告诉我高兹四十年前就预见了。
坎蒂：高兹对「家务要工资」的批判是，如果你一股脑儿从严格的金融条件强调照护之于全球经济的份量，那会有个危险，即你最后会给不同类型的照护一个金钱价值，口口声声说那是照护的真实「价值」。若真如此，你就是冒着照护变得愈来愈金钱化、量化的风险，于是就搞砸了照护这件事。这是因为用金钱衡量照护活动，往往会降低照护质量的价值。倘若仔细列明一条条任务，设定在时限内完成，那质量的价值会降低得尤其明显，然而照护活动经常是这样完成的。高兹在七○年代就这样说，而当今的情况恰恰就是如此，就连教学、护理都是如此。注242
雷斯里：就别提我在做的事情了。
大卫：是啊，我懂。我的用词是「废冗化」。
坎蒂：对，废冗化了，彻头彻尾。
雷斯里：至于UBI……席薇亚〔．费德里奇，SilviaFederici〕最近不是有在一段访谈里写到还是谈到，联合国、继而是各式各样的世界组织为了找寻某种方式解决七○年代资本主义危机，某种程度抱起了女性主义的佛脚？他们说，没问题，我们来把女人和照护者纳入支薪人力（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女人早就在做「两份日班」〔doubleday〕），但不是要培力女人，而是一种规训男人的方式。尽管从那时开始，我们见证了同工逐渐同酬，但归根究底，主因是工人阶级男人的工资下滑，而不见得是女人都多拿到了那么多。他们从不放过让我们内鬨的机会。这所有评估不同种工作的相对价值的机制，无非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我而言，这就是印度试行基本收入的先导研究振奋人心的原因。好，试行基本收入有很多方面都振奋人心。举例来说，家暴事件下降很多（我认为差不多八成导向暴力的家庭争执，说到底都跟钱有关，所以合理）。不过主要的效果是，它能逐渐化解社会不平等。一开始是给每个人等额金钱。这本身很重要，因为钱有一定的象征力量：这是件一视同仁的事情，当你给每个人，男人、女人、老的、少的、高种姓、低种姓，完全相同的金额，那些差异就开始消弭了。在印度的先导研究中就发生了，他们观察到人们一改旧观，给女孩跟男孩一样多的食物，村中的活动更接纳身障人士，年轻女人抛下要求她们羞赧端庄的社会陈规，开始像男孩一样公开聚在一起……女孩开始参与公共生活。注243
任何UBI的给付必须足够人生活，自己一个过也不成问题，而且必须完全没有资格限制。每个人都拿得到。即使是不需要的人也一样拿得到。单单只为了建立原则也是值得的。原则是，只要是生存所需，每个人都有资格享有，一视同仁，没有资格限制。这就让基本收入成为一种人权，而不只是慈善，也不是因为欠缺其他的收入来源而要补破网。如果除此之外还有需要，譬如某人失能了，哦，那你就也想办法因应。不过那是在你为所有人建立物质生存的权利之后。
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基本收入的概念时，就是为这个要素吃了一惊，然后疑惑丛生。你们不是当真要给洛克斐勒家族的人一年两万五千美元（数字不重要）吧？答案是：对。每个人就是每个人。世界上终归没有那么多亿万富翁，这部分金额不至于变得太庞大，何况还是可以对富人课征较多的税。谁要是想启动资产测试，即使针对亿万富翁为之，就必须设立一个科层机关以重启资产测试，有史为鉴，这种科层机构很难不扩张。
说到底，基本收入所倡议的是生计跟工作脱钩。任何实施基本收入的国家，立即的效果会是科层组织的数量大幅减少。如雷斯里的个案所示，大部分富裕社会中，政府机器及其周边游走灰色地带的半政府NGO企业，十有八九只是在那里让穷人自我感觉恶劣而已。为了撑起大半无用的全球工作机器，这场道德赛局还真是贵得非比寻常。
坎蒂：让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我在考虑领养一个小孩。于是我查了套餐内容，内容十分慷慨。市政府让你租社会住宅，除此之外，每周还给你两百五十英镑照顾孩子。但接着我脑袋转了过来：等一下。这个套餐给一个小孩每年一万三千英镑外加公寓一户，大多数情况下，小孩的双亲恐怕不曾拥有这样的条件。如果我们把相同的套餐直接给双亲，他们就用不着碰上那许多麻烦，一开始就不必将小孩送出去给人领养。
还没完，上面都还没算进安排和监督收养情形的公务员薪水、公务员上班的办公室的租金和维护费用、监督和控制那些公务员的数个机关、他们上班的办公室的租金和维护费用，依此类推。
此处不适合论辩基本收入计划如何实际运作。注244大多数人乍听之下都难以置信（「但钱要从哪里来？」），多半是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全都被灌输大半不实的假定。这些假定事关钱是什么、怎么生产钱、到底为什么征税，还有其他一整批本书挂一漏万的议题。此外，对于全民收入是什么、实施全民收入有何好处，存在南辕北辙的不同见解，这个事实也让议题更错综复杂。见解的范围从保守的版本到基进的版本都有：保守版本为了完全消除现存福利国家的供应项目，如免费的教育或健康照护，针对性地提供一笔节制的津贴以为托辞，而后就把一切都交给市场；雷斯里和坎蒂支持的则是基进版本，其假定既存的无条件保障会原封不动，象是英国的全民公费医疗服务。注245其中一方把基本收入视为缔约的方式，另一方则是为了扩张无条件适用的范围。我本人愿意支持的是后面这一种，尽管有违我自己的政治立场。我不讳言自己反对国家的立场：身为无政府主义者，我期盼国家完全解体，而在那一天来临前，任何政策，只要它给予国家多过于现状的权力，我一概没有兴趣。
说也奇怪，这反而是我可以支持基本收入的原因。乍看之下，基本收入或许象是肆意扩充国家权力，毕竟创造与分发金钱的多半是政府（或某些准国家机构，象是一国的中央银行），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政府有绝大部分——确切来说是最扰民、最惹人厌的部门，因为那些部门涉入监管老百姓的道德最深——立刻就变得冗赘，大可关闭。注246是的，上百万低阶政府官员和像雷斯里这样的福利顾问，会失去他们当前的饭碗，不过他们全都会收到基本收入。也许他们之中会有几个人成就某件真正重要的事，譬如雷斯里提的安装太阳能板，或者发现癌症的疗法。然而，如果他们转而组了克难乐队注247，致力复兴古典家具，洞穴探险，翻译玛雅象形文字，或者尝试打破熟龄做爱的世界纪录，那也无妨。让他们做喜欢的事！现在的他们要开罚参加撰写履历研讨班迟到的失业人士，要检查无家可归的人是否备妥三证件，所以不论他们最后做了什么事，一定都比现在快乐，而所有人都会因为他们新发掘的快乐而过得更好。
即便是审慎的基本收入计划，都有可能成为最深刻转型的踏脚石：让工作跟生计彻底脱钩。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不论工作内容，付给每个人相同的报酬，都可以有健全的道德理由。然而上一章引述的论证，确实假定人们是基于他们的工作而获得薪酬。退一万步来说，这就会需要某种监督的科层组织，以确认人们真的有在工作，尽管该组织不需要衡量人们多努力工作或产出多少。完整的基本收入将提供所有人合理的生活水平，消除必须工作的苦衷，接着容许让每个个体自行决定他们想不想追求更多财富，或者利用时间做别的事情。想追求更多财富的人可以去做有酬的工作，或者卖东西。不论人们选择哪一种生活，分配财货的方式可能都因此有机会改头换面（说到底，货币就是配给券，而在理想的世界里，我们应该会希望尽可能避免实施配给）。这一切显然都取决于一个假定，即人类不必被迫工作，或者最起码，不必被迫去做他们觉得有用、或造福他人的事情。如我们所见，这是一个合理的假定。大多数人都不会想整天闲坐看电视；而真心想当彻头彻尾的寄生虫的一小部分人，也不会成为社会的沉痾，因为维持人们舒适、安全生活所需的工作总量，绝不至于让人望而生畏。而那些坚持要做到远超过必要的程度、难以罢手的工作狂，要弥补他人偶尔的混水摸鱼，也绰绰有余。注248
最后，无条件、一视同仁资助的概念，直接扣合了本书各章反覆出现的两个议题。第一个是以阶序为原则分派工作的SM动力。当所有人都知道工作毫无意义的时候，这种动力通常会陡然加剧，直接造成上班族生活中诸多日复一日的辛酸。我在第四章引述过蔷瑟的日常生活的SM概念，尤其是要指出：真枪实弹的BDSM游戏一定会有个安全词，可是当「正常」人落入SM动力时，却没有能轻易脱身的办法。
「你没办法对老板说『柳橙』。」
我常想到这份洞见有多重要，甚至有机会成为社会解放理论的基础。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是，法国社会哲学家傅柯（MichelFoucault）在一九八四年令人嗟叹不已地过世前，就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根据认识他的人的说法，傅柯发现BDSM之后，整个人大大转变；大家都知道他本来性格多疑，拒人千里，没多久变得温暖、开阔而友善注249——就连理论方面的想法都进入转型期，可惜没能开花结果。不消说，傅柯主要是以权力的理论家闻名；在他看来，权力流经所有的人类关系，由于他曾将之直白地界定成「据他人的行动而行动」，权力堪称人类形成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注250他书写的方式，隐约把自己写成对立于权力的反威权人士，可是他定义权力的方式，又好像社会生活没有权力就不可能维系，这造成一个不寻常的吊诡。他在生涯的末尾，引进所谓权力和宰制的区分，似乎是想化解这个两难。前者，他说，只是「策略游戏」，每个人无时无刻都在玩权力游戏，想不玩也难；玩归玩，倒也没什么好非议的。所以，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访谈时说道：
权力不邪恶。权力是策略游戏。我们深知权力不邪恶。就拿性关系或爱情关系当例子。在某种开放的策略游戏中，对另一人运用权力，你对我如此，我可以奉还。这不邪恶。这是爱情、激情，是性快感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区辨在各方自由范围内、做为策略游戏的权力关系，以及宰制状态。一些人尝试规定其他人的行动，这项事实导致的策略游戏，属于前者。我们通常称作「权力」的，则属于后者。注251
怎么区辨这两者，傅柯讲得不明确，只提到在宰制关系里，事情不开放，也没办法有来有往，再者，流动的权力关系也变得死板且「凝滞」了。他举的例子是师生相互诱导对方（权力—好），相对于笃信威权老学究的专制（宰制—坏）。我认为傅柯在此绕着某个东西打转，一直没能抵达应许之地，亦即一个社会解放的安全词理论，毕竟这是明显的解决方案。重点不在于某些游戏的规则死板（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有些人就是喜欢死板的游戏），而是你没办法脱身。于是问题诚然变成：效果等同于对老板说「柳橙」的事情会是什么？或是对难以忍受的官僚，对惹人嫌恶的指导老师，对蛮横不讲理的男友？假使随时可以选择退出的游戏才会让我们真心参与，那怎么做才能创造这样的游戏？在经济的领域，答案显而易见。人们一旦撂下「我辞职」就会产生经济的后果，所以职场政治衍生的、无端而起的霸凌取乐，才会有恃无恐。如果安妮的上司知道，就算安妮真的反感走人，收入一毛都不会少，那她一开始就会三思要不要为了几个月前就解决的某个问题，三番两次把她叫进办公室。这个意义下的基本收入，就象是赋予工作者对上司说「柳橙」的权力。
这又导向第二个主题：在一个保障收入的世界里，不只是安妮的上司好歹会放点尊严和尊重来对待她。倘若全民基本收入落实于制度，那很难想象安妮的工作还有办法存在多久。不必为了生存而工作的人，还是会选择成为牙医助理、玩具设计师、电影院带位员，或是拖船操作员，抑或污水处理厂视察员，这不难想见；选择「斜杠」上述数种职业，甚至还更理所当然。但你简直没办法想象生活没有财务周转问题的人，竟会选择耗费可观的时间，为一家「医疗照护成本管理」公司的表单标记重点——更别提是在基层人员不得交谈的办公室里工作。在生存无虞的世界里，除非安妮真的不再留恋幼儿园老师一职，不然没有理由让她放弃当幼儿园老师。假使医疗照护成本管理公司仍旧存在，他们可得另外想办法替表单标重点了。
医疗照护成本管理公司恐怕不会存在太久。之所以需要这样的公司（甚至连「需要」都谈不上），帐要直接算到美国健康照护体系的头上。美国人当中有压倒性的多数认为该体系愚蠢又不公正，古怪又让人如坠五里雾中，因而期望某种公共保险或公共健康供应单位取而代之。如前文所述，这个体系之所以还没被取代——如果欧巴马总统自己的说法尚可信任——至少主要原因是它的无效率，创造了跟安妮做的事半斤八两的工作。别的不说，全民基本收入就意味着认知这个处境之荒诞的数百万人，将会有时间从事政治组织活动，进而改变现况。因为他们不必被迫每天花八小时为表单标注重点，或者（如果他们坚持人生就该做有用的事）勉强挤出同样多的时间，试图想出一个缴账单的办法。
对于像欧巴马一样，为狗屁工作的存在辩护的人，这样的配置最吸引人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人有事忙。很难摆脱这种印象。如欧威尔指出的，一批汲汲营营的人口没时间搞出太多事，就算从事毫无用处的职业也无妨。退一万步说，这又是一个冷处理现状的诱因。
话说回来，即使现状就是如此，但仍旧为我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论点作了铺垫。每当有人提出，不论有没有工作均保障每个人的生计时，紧接着第一个反驳通常是：若真这么做，人就不工作了。这种说法明显不实，在此我认为我们可以直接不予理会。第二种比较认真的反驳是，多数人会工作，但许多人会选择只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工作。满街都会是蹩脚的诗人，惹人生厌的街头哑剧，还有人提倡异想天开的科学理论，但一件事都做不好。狗屁工作现象恰恰凸显这类预设之愚蠢。一个自由的社会，无疑有一定比例人口会把生命耗费在其他多数人觉得痴傻或无谓的项目上，可是怎么想都不至于超过百分之十或二十。然而，就在此刻，富裕国家中百分之三十七到四十的工作者已经觉得他们的工作无谓了。狗屁事务构成了大约一半的经济活动，或者大约一半的经济活动之所以存在，只是要支持狗屁事务。而且那些狗屁事务还一点趣味都没有！假使我们让每个人自己决定，他们最适合以什么样的方式造福全人类，作法百无禁忌，那他们最后怎么可能会得出比现状还没有效率的劳动分配？
这是支持人类自由的一个有力论证。我们大多数人喜欢抽象地讨论自由，口口声声说不自由毋宁死，却没有多加思考享有自由或实践自由，到底意谓着什么。本书的宗旨不是提出具体的政策处方，而是促使我们思考并论辩，一个货真价实的自由社会实际上会是什么模样。
注241：Brown1983.
注242：高兹的原话：「寻求更高的生产力会导向该类活动的标准化和产业化，涉及喂养、照顾、抚养和教育儿童的活动尤其如此。个体的或共同的自律的最后一块净土将消失，社会化、『商品化』和预先编排的作法，将会扩及自我规定和自我调控的生活。生理与心理的保健、儿童的教育、烹饪或性技巧，这些活动容或还有个体幻想的余地，但这些活动的工业化正是设计来产生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利润，而家庭计算机是其途径」（Gorz1997:84，原本是在一九八○年以法文出版，实在很有预言的味道）。较针对「家务要工资」运动的讨论，请参阅CritiqueofEconomicReason2010:126,161–64,222。
注243：详情可参阅SarathDavala,etc.BasicIncome:ATransformativePolicyforIndia(London:BloomsburyAcademicPress,2015).
注244：关于基本收入，晚近探索当前主张最透彻者，请参阅Standing（2017）。
注245：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无条件保障可能要扩展。人们可以主张全民基本收入遇到以租金为基础的经济就不会有效，因为，譬如，假设大部分住宅都是租来的，房东会径自把租金加倍，攫取额外收入。不能不施加最低限度的控管。
注246：相同计划的有条件版本或是保证就业计划，绝非全民基本收入的变体，当然更不会是「改良版」，原因就在这里。全民基本收入的关键就在「无条件」这项要素，这么做才能大幅削弱政府插手公民生活的角色。那些声称是「修改」或「改良」的版本，若非无法凑效，就是会造成反效果。
注247：克难乐队（jugband）是指演奏民俗和自制乐器的乐队，得名自细口宽身的水壶（jug，靠嘴唇送气的技巧，这种水壶能发出类似长号的声响，是克难乐队常见的乐器），盛行于二十世纪初美国南方黑人社群，常跟卖药的结合。
注248：显然，道德哲学倾向假定「搭便车」问题是社会正义的根本提问，份量更甚于对人类自由的考量，因此通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为确保靠别人出的力气生活的人，连一小撮都不可以有（除非他们很有钱，有钱的话通常没什么关系），有理由设置监视和强制的一套体系。我自己的立场是典型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就算有，又怎么样？」
注249：我从没见过傅柯。我的描述是根据见过他的一些人而来。
注250：有时你会看到人们说，傅柯从没定义过「权力」，而傅柯在这件事情上时常含糊其词也是事实。不过他把话讲得比较明确的时候，他把权力界定为「据其他行动而作的一组行动」，而运用权力，他界定为「据他人的行动而行动」（1982:789）。出人意表的是，这说法最接近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传统。
注251：Foucault1988:18–19. |
关于瓦普理事会在1928年4月30日开幕的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关于瓦普理事会在1928年4月30日开幕的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决议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219-227页。首次发表于1928年6月6日《真理报》。
一、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以执行联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指示的观点评价瓦普理事会工作，认为瓦普理事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它的实际工作总的说来是令人满意的。
尽管在瓦普工作中存在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和某些个别缺陷，代表大会确认无论是整个瓦普，还是多数的地方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在总的方面都有进步和加强。这种加强贯穿在思想、创作和组织等方面。瓦普的工作开始找到同正在开展的文化革命之间的具体联系。其中包括无产阶级作家的工作扩大到同艺术语言有着最密切联系的一些艺术领城（戏剧和电影）。
二、瓦普理事会在两年之前提出的学习、创作和自我批评的口号，是促进组织的团结，并解放其创作力量的基本口号，——这一口号现在仍然是对于今后整个道路的中心的和最主要的口号。
但是，大会没有忽视下述情况：在一些瓦普组织中，无论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都还存在着过分地热衷于组织事务本身，有时有用“政治空谈”代替实际工作的偏尚，存在着对于学习和掌握旧的文化遗产的意义估计不足的情绪，小圈子作风的成分以及搞行会的闭关自守和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表现。
批判地吸收古典文学遗产的任务，深入描写具有形形色色社会心理特点的当代活人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伟大集体的成员的任务，在其全部复杂性上广泛掌握生活现象，促使无产阶级文学形成自己的风格的任务，——这一切最重要的任务在瓦普创作产品中仅仅得到初步的，远非充分的表现。今后，各组织的成绩，应该首先以其产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无提高来评定。正在成长的、露头角的作家、诗人、批评家、戏剧家，应当保证他们有能够从事基本的创作活动的条件。沃阿普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理事会领导工作的中心，应当更加坚决地转移到领导基层支部的创作工作和深入研究创作问题方面。
三、代表大会确认，瓦普的所调“左”倾反对派曾经并正在将组织拉回到已过时的阶段，并表现出恶劣的妄自尊大和小团体的倾向。大会指出，这个假左的无原则的反对派已在思想上边到完全破产，它从瓦普各组织方面没有得到任何一点象样的支持，同时强调必须加强同类似的倾向和情绪作斗争，这一斗争是本组织的创作正常发展的前提。作为一个其中包括在创作特征方面各式各样的自由团体的广泛的文学社会组织，沃阿普不能允许在自己队伍中建立象“左”倾反对派那样的具有同沃阿普总的原则性路线相对立的文学政治纲领并有固定组织的团体。
由于那个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赢得领导权的必要性的“沃隆斯基观点”已遭到思想上的破产，当前正在产生这一投降主义路线的小而又小的继承者。他们作为文学中小市民影响的典型表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影响的形式之一），客观上领导着一股苟且偷安、折衷主义、无原则性的浪潮，而这一浪潮正在涌入文学，渗透到报刊甚至瓦普的队伍，其中在《读者与作家》周报上也有它的反映。近一年来的经验特别清楚地证明，瓦普内口头上的“左”倾反对派，实际上它既同这一唯美派和小市民的无原则的集团密切结合，又同公开的马哈伊斯基派[1]打成一片。在同这些和诸如此类的现象和倾向开展思想斗争时，沃阿普特别应当在自己组织内部闻它们作斗争。
四、近几年在苏联的文学中可以看出新资产阶级危险有某些增长，它不仅表现在新资产阶级文学的形成上，还表现在新资产阶级思想对某些同路人阶层和某些无产阶级作家的压力上。同路人中间的分化加强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文学也有着绝对的和相对的发展。
在加强同文学中的新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时，必须开展无产阶级作家对同路人作家，尤其是对他们的左翼的广泛系统的工作，这种工作要建立在日益密切的同志式的合作和吸收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之上。大会满意地指出在这一方向上所取得的初步进展，同时强调，沃阿普对这一工作的注意还不够，应当加强。
五、代表大会认为，巩固沃阿普同农民作家的联盟，同时促进两者联合起来和发展他们的学习创作活动这在今后仍然是必要的。大会认为，瓦普给予全俄农民作家协会的帮助，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不够的，因而指示必须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
六、代表大会在赞同瓦普在苏联作家联盟中的政治路线的同时，指出瓦普在联盟中实际工作的弱点，这一部分是由于不良的客观条件造成的。联盟在将基本作家力量吸引到自己活动的轨道方面还做得很差，它远没有成为一个将作家与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的机关。瓦普在联盟中的工作应当成为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并首先表现于将那些以其创作促进社会主义进步的文学派别和个别作家团结在瓦普的周围。
七、代表大会欢迎聚集、联合和团结一切虽然处于我们组织之外，但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力量的口号，这一口号是瓦普理事会所提出，在本次代表大会上才得以实现。其中包括下述情况：尽管同无产阶级作家组织“锻冶场”在一系列问题上（“锻冶场”对群众组织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意义估计不足等）有分歧，代表大会仍然赞同瓦普理事会在同“锻冶场”协同工作和同它建立统一战线方面推行的路线。
八、在巩固一系列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大的自治州中心和省会的瓦普的同时，许多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还没有摸索出一套正确的工作方法。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大多数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缺点是教学、教育工作不能坚持经常和无计划，没有必要数量的领导人，批评性指示的水平不高，对出版作品的编辑工作不够仔细，工人在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组成中的百分比相对来说比较低，同工农通讯员组织的实际工作之间缺乏经常的联系，某些组织混进了思想上异已的，又不从事文学创作的分子。
作为揭露沃阿普的全部缺点和毛病的措施之一，同时也为了清洗组织内思想上的异已分子和甩掉包袱，代表大会决定从今年秋季开始重新审查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全体会员，并规定在一九二九年春季前结束审查工作。在进行自我清查的同时，应吸收新的初学写作的创作力量，以来自车床边的工人为主。因此，代表大会认为沃阿普——“到大型企业去”是一个合乎时宜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意思是在苏联的大型企业中建立文学小组。
必须加强地方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同社会组织（党、共青团、工会等）的联系，必须做到在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工作同整个党和苏维埃的社会组织保持更密切关系的基础上，由各协会协助出版工作，协助有计划地出版文学书刊，协助减轻在创作上有出色表现的同志们的过多负担等等。
九、虽然在发展苏联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文学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虽然瓦普理事会和各加盟共和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在将无产阶级文学的几乎全部民族队伍联合在瓦普之中方面，在提出与过去深受沙皇制度压迫的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相联系的基本问题方面，以及在间俄罗斯的蛮横和形形色色的沙文主义作斗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代表大会仍然认为在这方面的领导和对一些民族队伍，其中包括最落后的民族队伍的帮助，现在还是瓦普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沃阿普委员会今后应对这一工作予以更大的注意，其中包括已经着手出版苏联各民族无产阶级文学刊物。
十、考虑到在边区和州的范围内联合起来的协会工作的正面经验，决定着手在其它文化经济特点一致的地区建立这样的联合。
十一、代表大会指出瓦普理事会机关的工作有某些改善，组织了各种委员会、文学辅导站等。
然而，各委员会和辅导站工作的质量还不够高。代表大会认为必须保证各委员会和文学辅导站有必需的专业干部，必须加强关于沃阿普工作的通报，摘好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之间的经验交流，着手召开某些方面专门的工作会议。
代表大会指出，对地方的个别指导不够，地方作家间瓦普理事会的联系也不够。
代表大会委托沃阿普委员会采取措施扩大无产阶级作家作品的印数并降低他们出版物的定价。
从成长中的青年作家的需要出发，必须着手出版群众性的学习创作的刊物，这样做时要考虑“车刀”[2]的经验。
十二、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基层小组人员流动性大以及小组成员的文学艺术水平比较低，因此基层小组的教学工作大纲必须大体上按照归纳的方法制定，同时要按照常规分析其中古典和现代作家的具体的艺术作品，也要分析小组成员的作品。
全部教学工作应当紧密联系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群众性工作和为工农读者和听众服务。
小组的任务在于直接帮助小组成员的创作工作。教学活动应当在小组成员业余自愿的情况下进行。
为了提高积极分子，其中包括小组领导人的专业技能，必须：
（1）增派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会员到各种高等文艺院校去，同在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改善文艺院校的教学工作问题；
（2）在全苏的、共和国的、州的和省的范围内组织教学工作领导人员的进修班；
（3）更广泛地吸收地方的文艺学专家参加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教学工作；
（4）加速出版教学法丛书，同时经常加以充实；
（5）在沃阿普的机关报刊上开辟定期的“教学工作辅导”栏，其中包括改善《通讯》的教学栏。
在开展基层小组中工作的同时，必须在那些可能的地方组织正在成长的文学青年和创作上成熟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组。在这些创作组的会议上要在分析古典和现代文学（其中包括外国文学）主要作品的同时，提出文学理论和实践的一般问题。
参加创作组的人有义务承担基层小组的工作。
组织自修工作的任务应作为首要任务提出来。它可以以下列形式立即开展：
（1）在教学法辅导站就所有的文学问题进行计划外的教学法辅导；
（2）把根据《通讯》上刊登的讲座完成的书面作业交给教学法辅导站批改。
按照教学书籍选配的情况，要着手以函授班的形式组织有计划的自修。
必须着手专门做沃阿普成员中的批评家的工作，把他们联合在各共和国和边区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批评家分部之内。
各加盟共和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教学法辅导站所拟订的大纲，应当由每一个自治共和国或州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各自民族文学的特点重新审订。
雷声译
[1]俄国十九世纪末叶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反革命流派。
[2]“车刀”（Резед）——当时的作家团体之一。 |
第六章我们共处一个社会，为什么不反对无谓僱佣的增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第六章我们共处一个社会，为什么不反对无谓僱佣的增长？
↘论不可能发展出价值的绝对量尺
↘虽然很难说清楚社会价值是什么，但为何当代社会的
大多数人确实接受有别于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概念
↘谈工作的社会价值和支付给工作者大概的金钱多寡，其间的反向关系
↘论我们对劳动的态度的神学根源
↘「有偿劳动是成年人类的健全发展所必需」这个北欧想法的起源
↘随资本主义到来，诸多领域视工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抑或，说到底本身就是一种美德，
这是怎么发生的？而劳工是如何拥抱劳动价值论以反制？
↘谈劳动价值论在十九世纪日益流行时的关键瑕疵，而资方如何占这个瑕疵的便宜
↘二十世纪间，人们益发把工作当成规训和自我牺牲的形式，以此评断工作的价值
东印度群岛有些人认为他们身边为数众多的猩猩和狒狒能解人事，而且能说话。牠们不说话是怕被利用，派去工作。这是多自负的看法啊。
——安东．勒葛杭（AntoineLeGrand,c.1675）
导致狗屁工作滋长的经济力和社会力，还有它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造成的辛酸和苦恼，我们已经考量过了。即使这样的苦恼清楚明白，流散甚广，上百万人还是每天到班工作，满心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折不扣的虚功。这样的事实迄今从未被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我们从没见过政治人物谴责狗屁工作，没见过专门为了弄清楚狗屁工作崛起之因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没见过哪篇社论争辩狗屁工作在文化层面的后果，也没见过要求废止狗屁工作的抗议运动。反之，若说政治人物、学者、社论写手或社会运动真有积极投入这件事情，那通常是直接或间接地提油救火。
一旦考虑到狗屁工作这样的滋长所造成的更大社会后果，整个处境只有更离奇。假设消除多达一半工作，整体生产力还真的不痛不痒，那何不重新分配剩余的工作，让每个人一天工作四小时就好？或一周工作四天，每年有四个月的假期？或作某些类似的从容安排？何不着手关掉这台全球工作机器？恕我无知，但这恐怕是抑制全球暖化最有效的一招了。一百年前，许多人设想科技和省力装置的稳定进步，百年后将可能实现工作量的减少。他们可能没说错，但讽刺之处也在于他们可能没说错。让我们全部人都改成每周工作二十、甚至十五小时，并非难事，但出于某些理由，共处一个社会的我们集体决定：与其放手让数百万人去织毛衣、陪狗玩、成立车库乐队、实验新食谱、坐在咖啡厅里争论政治，八卦彼此朋友错综复杂的多重伴侣关系，不如让他们一年又一年耗费生命，假装输入试算表，或为公关会议准备心智图。
何以如此？我认为要理解这一切，最简单的办法如下：想象一个大报或主流杂志的社论作者写了一篇短文，说有些类别的人工作太辛苦，少做点无妨。很难想见吧。可是，抱怨某些类别的人（年轻人、穷人、接受各种类型的公共救助的人、属特定国籍或族裔群体的人注163）做事扭扭捏捏、太自命不凡、欠缺驱力或动机，或不愿自食其力，这样的文章俯拾即是。网络上充斥这类废文。第四章提过的瑞秋说得好：「滑过Facebook，一定会有自以为是的长辈语录，说我这世代的人茶来伸手，却连做他妈一天的工作都嫌。」不论何时，只要有危机，就算是生态危机，也一定有人号召集体作牺牲。这些号召每每都象是要把所有人拉下水，让大家都做更多工作；尽管事实是，如前所述，就经济而言，大幅缩减工时恐怕是我们能力范围内拯救这颗星球最快、也最简单的办法。
社论写手是我们时代的道德家，等同世俗的传道人。他们一写到工作，论证方式就透露出一个源远流长的神学传统。这个传统将工作奉为神圣的责任，既是诅咒也是祝福；这个传统视人类为生来就带着原罪、懒惰的存在，遇到责任时自然能闪则闪，能避则避。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就脱胎自道德哲学（亚当．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而道德哲学本是神学的分支。许多经济概念直接上溯自宗教观念。流风所及，关于价值的主张总是带有神学的痕迹。有些出自神学的、关于工作的想法已经普遍为人接受，全然不容质疑。如果你主张勤恳工作的人概括来说不值得敬佩（不论他们勤奋做的是什么工作），或是主张回避工作的人丝毫无可唾弃之处，在公共论辩中就不可能被认真看待。如果有人说某一项政策会创造工作，你却回应「有些工作不值得去做」，这是不会被大家接受的（这事我很清楚，因为我有几次冲着政策宅这样回覆，一部分居心只是想观察回覆造成的错愕）。胆敢讲出上面这些说法，再想说什么都会被当成反串引战、滑稽演出、疯言疯语，一笔勾销。简言之，说出这种话，人们就会自动忽略你后续的主张。
话虽如此，即便道德家的声音足以说服我们不把狗屁工作滋长一事当成丑闻（因为在公共论辩中，所有工作都必须当成神圣责任来拜，可知任何工作都比没工作强），讲到自己的工作，我们多半会换一套截然不同的标准。我们期待工作能具备某些使命或具备一些意义，倘若事与愿违，我们会深深泄气。但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果工作本身不见得是一种价值，那在什么意义上对其他人而言会是一种价值？毕竟，当人们说自己的工作「毫无价值」或「对谁都没好处」时，他们是在作关于价值的主张。是关于哪一种价值的主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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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场域，版图总是聚讼纷纭。假使人人都接受某个字词是值得拥有的，那人们对该字词真正的意思就不会有共识。「真理」、「美」、「爱」、「民主」都是如此（说来奇怪，这甚至适用于金钱：经济学家对于钱是什么，各拥己见）。不过，关于工作价值的主张，在我们的社会引发了一些效应，只要是局外的观察者，都会觉得这些效应既诡异又颠三倒四，所以考量这些主张格外重要。稍后我们会看到，人们对其工作的社会价值确实有一个概念在，然而我们的社会走到这个节骨眼上，非但工作的社会价值跟它的经济价值往往成反比（你做的事愈是嘉惠他人，从这件事获得报酬的机会就愈小），许多人甚至认可这样的处境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他们真心相信事情就该是这样：我们应该奖赏无用、甚至具有毁坏性质的行为，以至于形同惩罚了那些透过日常劳动改善世界的人。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颠倒黑白。不过要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得先做一点功课。
注163：举例来说，希腊债务危机高峰时，德国的舆论口径一致，即不该免除希腊的债务，因为希腊工人理所当然又懒惰。这个说法被统计数字反驳，统计数字显示，希腊工人的工时其实比德国工人还长。又有一个说法反驳统计数字，即主张账面数字也许属实，但希腊工人开小差。从头到尾，没有人试着提问，是否德国工人工作太勤奋，造成过度生产的问题，只好借钱给外国，让他们进口德国的货品，才得以解决问题。更别说希腊人享受生活的能力，有没有一丁半点值得钦羡之处，是否堪为他国表率。再举一例。一九九○年代，法国社会党将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列入政纲，我记得我找不到一家屈尊提及此事的美国新闻来源，指出减少工时本身或许可视为一件好事（更别说可能真的是件好事）。我大为惊讶。新闻来源口径一致，将此事报导为降低失业的战术。换句话说，唯当允许人们少工作一点的同时，会让更多人投入工作，这件事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说，才可以当成一种善。
论不可能发展出价值的绝对量尺
某人说自己的工作无谓或没有价值，必然是运用了某种潜移默化而习得的价值理论。价值理论是一套想法：哪些职业算得上有价值，哪些则没有价值。然而，给定任何一种运用价值理论的实例，从中剔透出确切的理论为何，是公认的难题；要构想出一套可靠的衡量体系，从而有可能声称甲工作对社会来说比乙工作更有价值或更有用，就更难上加难了。
经济学者用他们所谓的「效益」来衡量价值。效益是一个货品或一种服务用于满足某种欲望或需要时的有用程度注164，许多人把类似概念套用在他们自己的工作。我有没有提供公众某种有用的东西？这个问题的答案有时不证自明。如果你正在筑桥，而其他希望渡河的人将能受用，那你会认为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任务；如果几乎没人会使用这些工人筑的桥，譬如美国地方政治人物偶尔会把联邦的钱导入他们的选区，兴建有名的「哪里都不通的桥」，这时工人就可能断定他们淌进狗屁工作的浑水里了。
效益概念还是有明显的问题。说一样东西「有用」，意思只是说利用它来获取别的东西时，是有效的。譬如你买了一件洋装，这件洋装的「效益」部分在于保护肌肤，确保你遵守上街不得裸体的法律，但大部分还是让你赏心悦目，自己觉得舒服，程度高低即效益高低。既然如此，为什么一件洋装能达成这样的效益，另一件却不行？经济学者通常会说这跟品味有关，因此不是他们那科要处理的。不过，只要把效益往后推得够远，任何效益说到底都归结在这种主观问题上，就连一座桥这么简单明了的东西也一样。对，桥可以让人更轻松地抵达河的另一边，不过过河的人为什么会想过河？拜访上了年纪的亲戚？打保龄球？即使只是采买食品、杂货，里头也不见得没有文章。人们采买食品杂货，不只是要维持生理健康，还藉机表达了个人品味，维系族裔或家庭的传承，办喝酒派对或庆祝宗教节日有林林总总的用品要准备。光凭「需要」这一套语汇，实在没办法讨论上述事情。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也仍旧适用于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穷人之所以落得欠当地钱庄一屁股债的下场，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借钱为双亲办个合适的丧事，或为孩子办婚礼。他们「需要」做这件事吗？显然，他们觉得不能不做。又因为「人类需要」到底是什么，并无合乎科学方法的定义，所以在身体最低的卡路里和营养要求、以及其他少数生理因素之外，这类问题势必永远是主观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只是其他人的期望。如果你没帮女儿办一场合适的婚礼，家族会因此蒙羞。
于是大部分经济学者得出结论：没有必要对人应该欲望什么下定论，比较好的作法是接受人确实会欲望，继而对他们着手追寻欲望的成效好坏（「合乎理性地」）下定论。大多数工作者似乎都同意。前文我已经指出，自觉工作无谓的人，十之八九不会说出譬如「我生产自拍棒。自拍棒好蠢。大家不该买这种蠢东西」或「一双两百美元的袜子到底要卖给谁」，寥寥一、两个例外就能揭露许多事。就拿迪崔来说，迪崔任职的公司供应派对用品，客户大多是地方教堂：
迪崔：我在一家礼品店的仓库工作了几年。除了彻头彻尾狗屁之外，我对这份工作实在没有别句话好说了。醒着的时间有一大部分是在四处拖拉箱子，里头装的是小丑鼻子、喷嚏粉、塑胶香槟杯、棒球选手的纸板模型，还有其他形形色色莫名其妙的小摆饰和很瞎的东西。经历过这一切，你才会知道什么叫落魄。我们多半就坐在仓库后面，没什么事好做，默想我们做的差事全然无关紧要，年复一年，而这门生意的表现愈来愈糟。
我们的薪水支票是亮红色，上面有小丑脸，每间银行的柜员都会取笑一番。他们自己的工作是比较有意义吗？这种支票简直是在嘲讽痛处！
为什么特别是这一类产品让迪崔备感羞辱，或许会让你沉吟许久。（一点傻里傻气的乐趣，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的猜想是：在这家店工作，专卖短命的便宜货，不是迪崔所能左右的决定。这些产品就是短命的便宜货，从来没有更雄厚的企图，是注定被扔掉的反效益，嘲弄「真实」物件和「真实」价值（就连钞票都是个玩笑）。甚至，礼品店的品项并未出于某种特殊名义而拒绝「真实」价值，谈不上质疑其外形所取笑的东西，因此连堂堂正正的嘲弄都不算，它们是对嘲弄的一种嘲弄。这种嘲弄已经消减成几乎没有实质颠覆内容的玩意儿，就连社会中最古板沉闷的成员，都会「为了小孩」而照单全收。
强制的兴高采烈比什么都教人消沉。话说回来，就连迪崔这样的证言都已经很稀罕了。
在大多数状况下，员工估量工作的社会价值时，会诉诸第二章提过的特效师汤姆所提出的，立场的一些变体：「我心目中值得去做的工作，是能满足某项既存的需要，或是创造某种世人从没想过的产品或服务，却能帮助或改善他们的生活。」在汤姆的个案中，他的立场就跟他做的「美容工作」打对台了：后者的内容是调整名流的影像，让观众自惭形秽，再卖给他们不管用的解方。电话推销员有时也表达类似的忧心，可是，又来了，他们做的事情大部分是明显的诈骗。诸如诱骗退休人士订阅他们无法负担的服务或永远不会去读的杂志；根本不需要一套精雕细琢的社会价值理论，你也能明白这样做是说不过去的。在电话销售员中，几乎没有人对他们顾客的品味和偏好说三道四，反倒是打电话时的软土深掘，还有感受到自己一言一行的不老实，证明他们并未提供具有真实价值的事物。
其他的反论则诉诸更古老的社会批判传统。好比银行僱员鲁培特，他直言「整个〔银行〕部门都没有增添价值，根本是狗屁」，因为金融真的只是「藉着放贷占有劳动」。他参照的劳动价值理论少说可回溯至欧洲中世纪，起手式是假定一种商品的真实价值来自于令其得以存在所投注的劳动。照此，当我们付钱交换一条面包时，我们其实是为芸芸众人的心力付钱。众人投注心力种麦、烤面包，把面包装袋再运送。有些面包会比较贵，若不是因为生产和运输较费工，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投入其中的劳动质量比投入其他面包的更优良——手艺更纯熟，巧思更丰富，心力更浩大——所以才愿意为成品付更多钱。同理，若你在诈骗别人的财富（鲁培特为国际投资银行工作时就是这样的感觉），那么你其实是在偷取注入那笔财富之创造所消耗的真实、生产性质的工作。
好，运用这类论证质疑让一些人剥削（或至少形同剥削）其他人的安排，有很长的历史，然而狗屁工作的存在本身，给所有劳动的价值理论带来某些问题。主张所有价值都来自工作注165，跟主张所有工作都产出价值，明显不是同一件事。鲁培特认为，大多数银行员工绝非混水摸鱼，实际上他觉得大部分行员都勤勉做事，只是照他的估计，他们所有的劳动完成的事情，就是想出精明的作法，去占有别人完成的真实劳动的果实。可是要如何分辨「真实」的创造价值的工作以及对立于它的工作？我们仍旧没有解决这同一个问题。如果帮某人剪头发是提供有价值的服务，那为什么替投资组合出具建议不是呢？
然而鲁培特的感受绝非孤例。他明确用劳动价值理论来框架他的感受，这一点或许不大寻常，不过许多在金融相关领域工作的人，也对他表达出的不安感同身受。他之所以转向这类理论，恐怕是因为主流经济学没给他多少线索可推敲。根据当代经济学者的通说，价值终究是主观的，所以无法为那样的感受找到合理的成因。据此，每个人应该保留判断，按照下述假说行事：一项给定的货品或服务（经济学者把金融服务也算进来了）有其市场存在，就一定对某人有价值。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如我们所见，至少论及一般民众的品味和脾性时，大多数工作者其实原则上还能同意经济学者到一个程度；只是换成他们自己的工作时，他们的经验通常跟「这类事情总是可以信任市场」的观念扞格不入。何况，劳动也是有市场的。如果市场总是对的，那么付某人四万美元，要他整天玩计算机游戏，在WhatsApp上跟老朋友扯淡，此人就会同意：他为公司提供的玩计算机游戏和扯淡服务，确实价值四万美元。这样的服务显然没有这等价值，可见市场不可能永远是正确的。由此可知，如果连这位工作者最熟稔的一块范围里，市场都能让事情乱到这步田地，那在她欠缺第一手信息的领域，她势必无法淡然假定可以信任市场、由市场来估量货品和服务的真实价值。
也就是说，所有人，只要他从事狗屁工作或认识某人从事狗屁工作，都会察觉到市场并非绝不出错的价值仲裁者。麻烦在于：市场不是，但其他任何事物也都不是。价值的问题总有些晦暗不明，这还只是保守说法。同样地，大多数人会同意，某些公司不如不要存在比较好，但他们毋宁是根据某种直觉、而不是有办法精确陈述的想法。无论如何，为了继续讨论下去，若要姑且梳理出盛行但不曾言明的常识，我会说大多数人似乎结合汤姆和鲁培特的立场来行事：当一个货品或服务回应某种需求，或者改善人们的生活，就可以说它是真正有价值的。然而，假使它只是为了创造需求，那不论是让人觉得自己又肥又丑，还是引诱他们负债再收取利息，此一货品或服务都不会是真正有价值的。这套说法似乎相当合理，不过还是没有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改善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当然，一切都取决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注164：专门用来衡量〔的概念〕是「边际效益」，即每一新增的货品单位对消费者来说有用的程度。据此，如果某人家里已经堆了三块肥皂，或者同理，三幢房子，那么增加第四件会增加多少效益。将边际效益当成消费者偏好理论，最优秀的批判请参阅SteveKeen,DebunkingEconomics,44–47.
注165：为论述清晰起见，我应该指出，采纳劳动价值论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如此主张。有些价值来自自然，提倡劳动价值论最有名的马克思本人偶尔会提到。
虽然很难说清楚社会价值是什么，但为何当代社会的大多数人确实接受有别于经济价值的社会价值概念
于是我们又回到价值理论了。到底是什么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在经济学当中，价值理论的功用多半是解释商品价格。供给与需求因种种机遇而变化，造成一条面包的价格浮动，但价格总是落在某种中点附近，该点似乎是一条面包应有的自然价格。中世纪的人把这样的情形视为道德问题：要怎么决定某个商品的「正当价格」？如果一个商贩在战时抬高价格，那么抬高到多少钱，我们可以说他在赚的是正当的危险津贴，而到多少钱就成了趁火打劫？当时的法学学者时常引用的例子是，一个只能靠面包和水维生的囚犯，拿他的身家跟另一个囚犯交易一颗水煮蛋。这真的能当成是出于自由的选择吗？一旦两名囚犯都获释，还应该认定这样一份契约可以执行吗？
可见，市场会低估或高估事物的价值，这样的观念已经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仍旧是我们常识固有的一部分，不然怎么会有人会说他被削惨了、或做成了一笔特别划算的交易呢？虽然人们从来没办法想出一条可靠的公式，来计算任意给定商品的「真实」价值确切该是多少，进而得出削惨是被削得多惨、划算又到底是多划算。毕竟有太多因素要纳入考量，显然无从量化，象是情感的价值、个体或次文化的品味。所以，那么多经济学者、素人和其他人还顽固地坚持「真实」价值应该是有可能算出来的，这才真的出人意表。
许多人坚称，所有其他形式的价值充其量只是幻象，或者跟市场不相干。譬如经济学者就时常采取这个立场：因为价值终极来说只是效益，时间一久，商品价值会落在其真实市场价值附近——尽管这个立场会走向纯粹的循环命题，实时间一久，一个商品倾向落在哪个价格附近，那个价格就势必是该商品的真实市场价值。人们常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资本主义反对者的立场还更极端，他们坚持资本主义是一个总体系；谁想象自己在体系外运营，或以为自己追求的价值不是该体系所创造的话，就是自欺。当我在基进论坛陈述狗屁工作的概念时，常会有某个泡在马克思理论里的人立刻挺身而出，告诉众人我弄错了：也许有些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用处，然而那项工作必然在为资本主义生产利润；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下，我们只需要在意这一点。注166其他更娴习这类事情的枝微细节的人会解释：我真正探讨的是马克思术语中「与生产有关」和「与生产无关」的劳动之间的差异——他指的是对资本家而言，与生产有关或无关的劳动。与生产有关的劳动产出某种剩余价值，资本家可以从中搾取利润，而其他劳动顶多是「跟再生产有关」，也就是像家事或教育（这两项总是被推上来当先发例子），这类事务实现的是养活工作者和拉拔新世代工作者必要的二阶工作，这样未来才有人换上来做被人剥削的「真实」工作。注167
不错，资本家本身经常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举例来说，商业说客力劝政府把学校优先当成训练未来员工的场所，就是他们众所周知的恶行。相同的逻辑从反对资本家的人说出来，乍看或许会让人觉得古怪，但某方面来说是言之成理，也就是拐着弯说：半调子绝对行不通。例如一个立意良善的自由派购买公平交易咖啡，赞助同志游行花车，但他其实没有以任何显著的方式挑战世上权力与不正义的权力结构。说到底，他只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再生产了那些权力结构。挑明这一点很重要——假清高的自由派令人着恼，活该有人提醒他们这一点——然而问题在于，就资本主义的观点，一个母亲的爱或一个教师的劳动只能是再生产劳动力，这个说法跳得太快；何况它还假定，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其他观点都必然离题、离地或是不正确。资本主义不是单一、总括的体系，它并未涵盖我们生存的每一个面向。就连「资本主义」这个说法都不见得说得通（譬如马克思就从未这么说），彷彿「资本主义」是一组抽象观念，但不知怎地在工厂和办公室里获得了物质形貌。所谓的世界比这种说法更复杂，也更紊乱。就历史来说，工厂和办公室先诞生了，很久以后才有人想出要管它们叫什么，何况两者迄今仍依凭多重的矛盾逻辑和目的在营运。同理，价值本身也是一场持续的政治争议。从来没有人十分明白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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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讲的英语，通常会区分单数的「价值」和复数的「价值」。单数的价值用于黄金、猪腩、股东和衍生性金融产品的价值。复数的价值则用于家庭价值、宗教道德、政治理想、美、真理、正直等。当我们讲到单数的「价值」，大体是在谈论经济事务，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类付出的各式各样心力，人们以其劳务而获得报酬，或他们的行动经由其他方式得到金钱。如果事情不是如此，复数的「价值」就会登场。譬如家事和照顾小孩，后者毫无疑问是无酬工作最普遍的形式。所以我们才一直听人家说「家庭价值」的重要。不过，参与教会活动、慈善工作、政治志工，还有大多数艺术和科学的事业，统统都没有报酬。一个雕刻家后来暴富，跟色情片明星结婚，或是一个上师后来拥有一支劳斯莱斯车队，除非财富只是附属效应，不然大多数人不会认为他们的财富得来名正言顺，毕竟他们起初不只是为了钱才投身雕刻或宗教。
金钱把作精确的数量比较之能力带进这幅图像中。有了金钱，就有可能主张一定量的生铁等同于一定数量的水果汁，或脚趾美容，或格拉斯顿柏立音乐节的门票。这说法乍听之下稀松平常，意涵却深远。它意谓着，商品能跟其他事物作比较（进而作交换）的程度，正是其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恰恰是复数「价值」的领域所缺少的。或许有时有可能主张一个艺术作品比另一个更美，或者一个宗教的信徒比另一个更虔敬，但若要问胜过多少，说这个僧侣比那个虔敬五倍，林布兰比莫内让人倾心两倍，就让人摸不着头绪了。注168试图建构一条数学公式，计算搁下家庭追寻艺术到什么程度算正当，或者，奉社会正义之名违反法律到什么程度算正当，那就更加荒谬了。显然，人们确实无时无刻都会作出这类决定，只是从定义来说这类决定是没办法量化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这个性质恰恰是这类决定的价值之关键所在。正如商品具有经济的单数「价值」，是因为它们可以跟其他商品作精确的比较，复数「价值」的价值之所在，就在于它们不能跟任何事物作比较。复数「价值」中的每一种都被奉为独特、不可共量的——一言以蔽之，无价的。
在我看来，单数「价值」和复数「价值」已经成为常识之浓缩，让我们有办法思考这类复杂的问题。尽管这比较接近我们偏爱思考事物应如何运作的理想，而不是事物实际上如何运作的精确表征。生活终究没有真的被切割成「经济」的一块，和一系列其他的领域（政治、宗教、家庭等），而每个人在「经济」里只想着金钱和物质的自我利益，但在其他领域的行为举止却截然不同。真实的动机总是混合的。我必须再三强调，人类历史绝大部分的时光里，恐怕一直没有人觉得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区别；不论是纯粹的自利还是纯粹无私的利他主义，这些观念都一样古怪——其实就跟「贩卖人的时间」这个想法一样怪。直到公元前六○○年左右，非个人的市场在欧亚大陆出现，人们才有可能设想这类概念。铸币术发明后才有可能创建这样的市场，其中陌生人彼此互动只着眼物质上有没有占到便宜。不论在中国、印度或地中海世界，这些现金交易的市场一出现，普世宗教就紧接着诞生，无一例外地传播物质事物无关紧要的教义，据此，虔诚的信徒应该把他们的财货无私地捐献助人。然而，在物质的自私和无私的理想主义（单数与复数的价值）间筑起一道互不相犯的防火墙，这样的尝试从没成功过；一侧一定会漏向另一侧。应当强调渗漏不是单向的：尽管艺术家、理想主义者、牧师和政治家会暗地寻求个人的物质优遇，有时甚至是更糟糕的事物，不过相对地，商人也时常为其荣誉或正直而骄傲，工作者为其工作是否对人有所助益而辗转反侧。
谁要是纳闷自身工作的深刻意义，首要考虑当然是工作是否对人有所助益。我搜集的大半证言里，「有意义」是「有帮助」的同义词，而「有价值」则是「有益处」的同义词。我们简略看看人们反思其工作价值的几种方式：
汽车销售员：我在美国的大型二手车融资公司工作，服务的是次贷市场。我发现自己三不五时会纳闷：除了公司所有人之外，我的工作到底有没有一点价值。
航天工程师：资深管理阶层乐于每周工作五十到六十小时（还鼓励他们的所有下属效法），别人看似忙碌，其实没有产出有价值的事物……如果知识和新科技生来就是彼此的副产品，那你可以主张工作还留有一点价值。这确实在我工作的某些实例里发生过，但更接近例外而非常态。
电话销售员：这份工作毫无社会价值。就连在超级市场上架产品，也是在做嘉惠人群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日用品和超级市场贩售的东西。电访中心的工作里，每通电话本质上就是浪费时间又讨人厌的电话。
接案学术翻译：几年来，差不多每种学科的论文我都翻译过——从生态学到公司法，社会科学到计算机科学。绝大多数我都看不出它对人类有任何价值。
药师：我踏进医疗专业时的假想是，我的工作会有意义，做的事情会帮助到别人。现实的历练让我了解，医学的场域多半是空中楼阁。我不苟同医生的工作能真正帮助到人这样的想法。
公务员：这些工作全都没办法帮助人。注169
多数读者不会对上述证言感到意外。概略反思自己的工作，每个人讲出来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如同艾瑞克的父亲在第三章的发言，他先行礼如仪地训了艾瑞克一顿，说他是个「愚蠢的白痴」才会辞掉那么高薪的工作，而后又说：「吶，说来说去，那份工作有帮助到谁吗？」
前文引述的电话销售员明确提到「社会价值」的概念，即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这个概念固定会出现在其他人的说法中：
公寓大厦管委会的经理：管理公寓大厦是百分百的狗屁事务。有钱人跟其他有钱的陌生人买下一套公寓大楼，然后僱用别人来管理和维护。这个工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屋主不信任或厌恶彼此。这份工作我做三年了，完全看不出一丁点社会价值。
或者回想第四章已经摘引过的资料检修员奈久，他花了几百个小时盯着公司的会员卡资料，寻找不存在的错误：
资料检修员：我诚心认为，如果我们处理的是社会价值更明显的东西，象是器官捐赠申请书，或是去格拉斯顿柏立的门票，感受就截然不同了。
奈久把器官捐赠申请书和格拉斯顿柏立的门票相提并论，很有意思。由此可见，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价值」不只关乎创造财富甚或闲暇，同样也关乎创造社交的条件。人们藉着器官捐赠挽救彼此的生命，而在格拉斯顿柏立音乐节，大伙儿在泥巴里步履维艰，一起用药，表演或聆听他们钟爱的音乐，也就是给予彼此喜悦和快乐。这类集体经验可视为「明显的社会价值」。反观，让富人更轻易回避彼此（有钱人家个个是出了名地嫌恶邻人），就「没一丁点社会价值」可言。
然而，这种「社会价值」没办法衡量；而且，如果跟我引用其证言的任一位工人促膝长谈，就不难发现每个人对于什么事情对社会有用或有价值、什么没有，想法都有出入。不过，我猜想他们全都会同意至少下面两件事：第一，人从工作中得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生活所需的钱，还有（二）对世界作点正面贡献的机会。第二，两者存在着反向的关系。你的工作帮助、嘉惠他人愈多，创造愈多社会价值，你从中得到的报酬通常愈少。
注166：当然，大多数基进的自由市场自由意志论者正是采取这个立场。
注167：专从概念上说，再生产是「生产的生产」，因此维护有形的基础设施或其他资本主义大加使用的要素，也算再生产。
注168：同理，在价值的领域，只要能置于市场作比较，就假定价值总归是偶然的，不反映物件真实所值。没有人真的会坚持赫斯特（DamienHirst）的鲨鱼值，譬如二十万次内观禅修营，或一次内观禅修营和一百杯软糖圣代。偶然的价值只是恰好如此罢了。
注169：公务员特别青睐「帮助」这个词胜于「价值」，当然，不只公务员会这样用。
谈工作的社会价值和支付给工作者大概的金钱多寡，其间的反向关系
一切德性的价值宿于德性本身。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
标题所述的论点，是我在原本那篇论狗屁工作的文章里提出的，那是二○一三年；而论点是早两年我在占领华尔街的经验中想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支持者，尤其那些工作份量太重，没办法花太多时间在营地，只能在游行时现身，或在网络上声援的人，他们的抱怨离不开这样的陈述：「我活着是想做点有用的事，象是对其他人有正面效应的工作，至少不要伤害任何人。可按照这经济的运作方式，若你在工作生活时花太多时间关心别人，那么薪水终究不比你的付出，还背一屁股债，没办法照顾自己的家人。」这种态势的不正义，引发一股深刻的愤怒感，久久无法平复。注170我开始把这股愤怒感叫作「照护阶级注171的抗争」，多半只是自己这么用。那时，曼哈顿祖科提公园的占领者时常把他们跟路过的年轻华尔街交易员的对话告诉大家，意思差不多是：「嘿，我知道你们是对的。我对世界没有任何正面贡献。体系腐化，而我八成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你们能教我，不到六位数的薪水，要怎么在纽约生活，那我明天就辞职。」
类似的两难也回响在我们前文已读过的一些证言中。不妨想想安妮，她提到有多少在幼儿园照顾小孩的女人，为了付房租，最终不得不辞职，找份办公室工作。或者医学研究者汉尼拔，他把他待在医学场域的经验总结为一条公式，即「我做一件事能请多少钱，跟那件事的有用程度是几乎完美的负相关。」
原二○一三年的文章里提过一个简单的思考实验，足以说明这里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想象某个阶级的人消失无踪。容我多说一点。如果某天早上我们醒来发现，护士、垃圾清运员和技师，或者是公交车司机、生鲜超市工作人员、消防员或快餐厨师都被扫进另一个次元，结果都会是场浩劫。如果小学老师消失了，大多数学童可能会欢欣鼓舞一、两天，然而长远的效应只会是更彻底的崩坏。另一方面，死亡金属跟克莱兹默音乐、罗曼史小说跟科幻小说孰优孰劣，我们无疑可以吵个没完，以至于属于某个类别的作者、艺术家或音乐家突然消失，人口中的一块人会无所谓，甚至是开心，但对其他人来说，世界会变成大大阴郁而消沉的地方。注172
但避险基金经理人、政治顾问、营销大师、游说专家、公司法务律师，或职责是替工匠不克到场的事实道歉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如同阿芬在第四章对他的软件授权公司所言：「如果我周一上班时办公大楼消失，不但社会不在意，连我都不在意。」径自消失会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办公大楼，我敢说正在读这本书的人都能不假思索地想到好几幢。
然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当中，恰恰有许多是拿极端高薪的人。
事实上，组织高层貌似不可或缺的职位长期出缺，往往没有任何明显的影响——就连对组织本身也没有影响。近年来，比利时历经一系列宪法危机，导致该国暂时没有在任政府：没有总理，没有人掌管健康、运输或教育。这些危机已经持续好一阵子了——迄今的纪录是五百四十一天——对于健康、运输或教育尚无可观察到的的负面冲击。如果这样的局面真的撑上数十年，你可以想象会造成某种差别，只是差别有多深远、正面效应会不会大过负面效应，目前还不明朗。注173咸认是世界最活跃的公司之一的Uber，在我写书的同时经历创办人卡拉尼克（TravisKalanick）请辞，甚至连一票其他高阶主管也走人，结果该公司「没有CEO、营运长、财务长、营销长，持续营运中」——这一切对日常作业没有显著影响。注174
在金融部门工作的人或一般来说职业报酬极为优渥的人，几乎从不罢工，箇中道理就类似上段所述的现象。就如伯格曼（RutgerBergman）老爱提起的：一九七○年，爱尔兰曾有一场银行罢工，为期六个月，然而经济没有如罢工组织者预期的辗转停摆，大多数人只是继续开支票，支票开始流通，成为一种形式的通货，其他事情照旧如常。但两年前，纽约的垃圾清运员才罢工十天，整座城市就没办法住人了，只好接受他们的要求。注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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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同专业的总体社会价值，这个想法在大部分经济学者看来，大概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实际尝试者很少。不过曾作过验证的经济学者，倾向核实对社会有用的程度跟报酬之间，确实呈现负相关。美国经济学者洛克伍德（BenjaminB.Lockwood）、纳散森（CharlesG.Nathanson）和怀尔（E.GlenWeyl）发表于二○一七年的论文，把探讨多种高薪专业的「外部性」（社会成本）和「外溢效应」（社会效益）的既有文献耙梳了一回，看看有没有可能计算每种专业从总体经济加上或减去了多少。总结来说，专业所牵涉的价值在某些状况下过于主观，无从衡量，最明显的是跟创意产业相关的事情。不过在其他状况下是有可能粗估的。他们的结论是：可计算其贡献的专业当中，对社会而言最有价值的工作者是医学研究员，他们每拿一美元薪水，就为社会添加九美元的总体价值。最没有价值的是在金融部门工作的人，他们每拿一美元的报酬，社会平均要扣掉净额一．八美元的价值（而且，当然，金融部门的工作者时常拿极优渥的报酬）。
以下分项列出：注176
·研究员+9
·中小学教师+1
·工程师+.2
·顾问和信息科技专业人士0
·律师-.2
·广告和营销专业人士-.3
·经理人-.8
·金融部门-1.5
这些专业的总体价值固然跟许多人直觉猜测的不谋而合，但看到清楚明白的数字还是好的。可惜三位作者把重心放在报酬最丰厚的专业上，不大切合我们当前的用途。至少就平均而言，中小学教师大概是表上薪资最低的工作者，许多研究人员赚的钱勉强堪用，所以这样的结果跟报酬和有用程度的负向关系，当然没有矛盾。但若要确实掌握僱佣关系的全貌，还是需要更广大的样本。
就我所知最接近此等广大样本的一份研究，是英国的新经济基金会（NewEconomicFoundation）执行的，作者应用一套名为「投资的社会回报分析」的方法，检视六种代表性的职业，三种所得高，三种所得低。以下是结果摘要：
·伦敦的银行家—年薪约五百万英镑—每赚一英镑估计摧毁七英镑的社会价值；
·广告业务—年薪约五十万英镑—每一英镑薪资估计摧毁十一．五英镑的社会价值；
·税务会计—年薪约十二万五千英镑—每一英镑薪资估计摧毁十一．二英镑的社会价值；
·医院清洁工—年薪约一万三千英镑（时薪六．二六英镑）—每一英镑薪资估计产生十英镑的社会价值；
·回收工人—年薪约一万两千英镑（时薪六．一○英镑）—每一英镑薪资估计产生十二英镑的社会价值；
·护理员—年薪约一万一千五百英镑—每一英镑薪资估计产生七英镑的社会价值。注177
作者群承认他们的计算多少有些主观，毕竟作这样的计算，主观在所难免。此外，本书探讨的工作薪酬多属中等，而且（少说）大多数个案中的社会效益既非正数亦非负数，而是在零的附近徘徊。这份研究仅聚焦所得量表的顶层和底层，未能涵盖本书探讨的多数工作。尽管如此，它可说是强力核实这条一般原则：一个人做的事情愈是嘉惠他人，报酬通常就愈少。
这条原则是有例外的。医师是最明显的例外。医师的薪水通常位居量表上端，在美国尤其如此，但他们担纲的职责似乎是无可置喙地有益。然而即使讲到的是医师，仍然有健康专业人士主张他们不像乍看之下那么例外——譬如几页前引用过的药师，深信大多数医生对人类健康和幸福贡献甚微，主要只是开安慰剂的机器。坦白说，我不具备判断这种说法真伪的能力。然而，退一步言，一九○○年以来人类寿命的增长，绝大多数其实肇因于卫生、营养和其他公共健康的进展，不是医疗方式的改善。注178这个时常被引用的事实，让我们不禁寻思，正面的医疗成果是否应归功于医院僱用（薪酬极低）的护士和清洁工，多过于医院（薪酬极高）的医师。
还有其他零散的例外。例如许多水管工和电工收入颇丰，但对社会也十分有用。有些低薪的工作相当无谓。不过从大处着眼，这条规则似乎是站得住脚的。注179
话说回来，社会效益跟薪酬水平间呈反向关联的原因，又要另作他论了。浅近的答案都说不通。举例来说，教育水平是决定薪资水平的重大因素，但如果反向关联只是训练和教育的问题，那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就不该是现在这副模样。数以千计的博士训练精良，却是靠附属性质的教学工作维生，只能待在贫穷线底下，甚至靠食物券餬口。注180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讲供给和需求，那为什么美国的护士薪水远低于企业法务，简直难以理解，更何况美国现正经历受过训练的护士严重短缺，而法学院毕业生则供过于求。注181
我自己的看法是，阶级权力和阶级忠诚会是主因。但不论原因为何，上述处境最让人不安之处，莫过于那么多人不但对反向关联心里有数，而且默认世道就是如此。一如古时的斯多噶派所主张，德性有它本身为酬赏足矣。
世人向来会拿这样的论证套在教师头上。时常听到一种说法是，小学或中学老师的薪水不应该太滋润，至少不该像律师或经理那样优渥，毕竟你不会想要你的小孩被凡事贪欲挂帅的人教。如果世人一视同仁地套用这个论证，它或许还有那么点道理，可惜标准总是不一（我从没听过谁把同样的论证指向医生）。
造福社会的人，不该拿太多报酬——这种念头简直可以说是倒错的平等主义。
容我说明我这话的意思。道德哲学家柯恩（G.A.Cohen）主张，有充分的理由支持社会全体成员所得平等，奠基于如下的逻辑（我的整理恐怕比较粗糙）：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付给某些人的钱会多于其他人？这是他的起手式。合乎情理的根据是，有些人生产的比别人多，或造福社会甚于他人。不过接下来，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
1．假定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天分（例如拥有一副清丽的歌喉，是漫画天才或数学鬼才），我们会说他们「有天赋」。假定某人已经得到好处（一份「天赋」），那基于这个原因给他们额外的好处（更多钱），是没有道理的。
2．假定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努力工作，但多大程度是因为这些人具备更强的工作能力（又是一种天赋），多大程度是因为他们选择要更辛勤工作，通常不可能确立。若为前一种状况，因为一个人较他人具备某种固有的优势再奖赏他，那么同前所述，是没有道理的。
3．即便有办法证明某些人纯粹出于选择而比其他人更勤奋工作，那接下来就必须证明他们是出于利他动机，亦即他们希望嘉惠社会，所以生产更多；或是利己动机，因为他们自己想拥有更大的份额。
4．在前一种状况，如果他们是为了奋力增进社会的财富才生产更多，则从社会的财富中给他们非分的份额，显然跟他们的目的矛盾。只有奖励受自利动机驱使的人，才有道德意义可言。
5．一般而言，人类的动机游移又含混，所以没办法简单地把劳动力分成利己者和利他者。于是只剩下一个选择，即奖赏所有付出较多心力的人，或者不这么做。两个选项都意味着有些人会失望。利他者试图嘉惠社会，所以会失望，而利己者试图让自己得到好处，也会失望。倘若被迫选择其一，让利己者失望在道德上比较说得通。
6．因此，为工作付出更多心力或生产力的人，不应该拿更高的酬劳，也不应该被奖励。注182
这套逻辑无可挑剔。我们固然可以根据多种不同的理由质疑论证底下的诸多预设，不过在本章中，我没那么在乎所得均分在道德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对我来说比较有意思的是：藉此观察我们的社会似乎接纳第三、四点，却摒除第一、二、五或六点。从批判角度来说，「不可能按动机分类工作者」的前提，在我们的社会是不被接受的。大家只需要检视一个工作者选择哪种职涯就可以了。某人做这份工作，有没有金钱以外的理由呢？如果有，就应该当作第四点对此人而言已经成立了。
结果就形成了一种看法，即选择嘉惠社会的人，尤其知道自己嘉惠社会时会满足的人，实在毋庸奢望中间阶级的薪水、有给休假和大方的退休福利。同理，也有这样的一种观感存在，亦即知道自己只是为了钱而做无谓甚至有害的工作；为此煎熬的人，恰恰因为这个原因，而应该被更多钱奖励。
这种看法一直盘踞在政治层级。举例来说在英国，「紧缩」八年，几乎所有吃公家饭的，像护士、公交车司机、消防员、铁路咨询服务台人员、紧急医疗服务专人，尽管他们提供公众立即且明显的益处，薪水都还是被扎实地砍过了，以至于发生全职护士靠慈善食物银行过活的情况。造就这种情况，当权的政党竟然沾沾自喜；据闻提议给护士或警察加薪的法案被挡下的时候，国会还爆出一阵欢呼。伦敦的银行家几年前才差一点搞砸世界经济，这同一个政党对其陡升的薪酬，看法之轻纵人尽皆知；尽管如此，该任政府仍旧深得民心。人们似乎觉得，为公益集体牺牲的民风应该不成比例地由已经在为公益牺牲的人来扛，毕竟工作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不然，就让光是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既多产又有用就会满足的人来扛吧。
这道理要能说得通，你必须先假定工作（确切来说是有酬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且它本身诚然有价值到，足以把接下工作那人的动机或是工作的效应，统统搁在第二位考量。要求「更多工作」的标语在左翼抗争行列里起落，作壁上观的右翼人士在他们经过时闷声喊道「去找份工作吧！」，两者互为表里。似乎存在着一种广泛的共识，这共识倒不见得说工作是件好事，而是说不工作十分恶劣。〔倘若有人〕做自己不见得乐在其中的事，不埋头苦干，还计较自己的喜好，那此人就是坏人、蛆虫、米虫，可鄙的寄生虫，不值得同情或接受公共救济。自由派政治人物抗议「辛勤工作的人」所受的苦（那只以中等强度工作的人怎么办？），保守派抗议米虫和「福利女王」，都回响着这样的感受。更让人讶异的是，相同价值现在也套用于社会顶层。我们很久没听到无所事事的富人了，不是因为无所事事的富人不存在，而是无所事事不再受人赞扬。一九三○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困苦的观众爱看刻划上流社会的电影，主题是身价百万的花花公子浪漫的风流冒险。这年头，英雄般的CEO及其夙夜匪懈的工作狂时间表的故事，比较有机会取悦观众。注183在英国，报纸和杂志甚至对皇室作类似的报导。于是我们得知，皇室成员每周花了那么多钟头准备并执行其仪式性的功能，根本没时间经营私生活。
许多证言都点出了这个「工作本身就是目的」的道德准则。克雷门自述有「一份在中西部公立大学评估补助的狗屁工作」。他上班的时间大多是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多半被他用来上网，弄清楚替代现状的政治观点，最后他明白了，流经他办公室的钱，大部分都密切连结到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动员。他辞掉工作，接任当地市政府一份薪水低得多的工作，跌破同事眼镜，又让他们有些狼狈。在市政府的工作比较繁重，但「至少有一部分是有意思的，对众人也很有帮助。」
有件事让克雷门困惑，亦即他旧工作的同事，人人都觉得应该对彼此假装自己被职务忙昏头了，但明明他们只有寥寥几件事情好做：
克雷门：我的同事时常讨论忙起来的时候事情多到做不完、他们多勤奋工作，尽管他们午后两、三点固定会不在办公室。他们公然否认一翻两瞪眼的实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种情形。
要根据对方有多勤奋做一件我们宁可不做的事，来评价我们自己和别人，其中的压力我还记忆犹新。我相信这种态度萦绕在我们周遭的空气中，被我们吸进鼻子，在闲聊里当成社会反射吐出来。在这里，这种态度是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之一：如果你没有从事有酬工作摧残身心，你就没有堂堂正正地过活。我们是要相信自己正为小孩牺牲，还是要相信某种因为我们他妈的整天工作，所以无缘得见的东西！？
在美国中西部受德国新教影响过的文化里，克雷门觉得这种压力格外强烈。其他人提到清教主义，然而这种感受显然不侷限于新教或北大西洋的环境中，而是处处都有，只是级次和强度的差别。倘若工作真的是「我们宁可不做的事」，那就可以据此推论，我们但愿能做的事一定比较不像工作，而是像游戏或某个嗜好，抑或我们会考虑在空闲时间做的事，因此比较不需要物质奖励。恐怕我们不该从中获得报酬。
上述思路跟我自己的经验不谋而合。大部分学院中人起初都是因为对知识的爱、对观念的兴致勃勃，才被吸引到这条职涯来。说穿了，有办法花七年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何苦不在法学院待三年，毕业起薪还高出数倍，他们心里都有数的。姑且不论其他职涯，当两个同系所的学者真的在喝咖啡交陪的时候，对知识的爱或对观念的兴致，大概是他们最不愿说出口的事。反之，他们十之八九会抱怨行政责任如何把自己灭顶。没错，这一部分是因为学院中人实际上被要求花愈来愈多时间处理行政的问题，阅读和写作的时间愈来愈少。注184然而，即便你真的在求索某些新智识发现，很引人入胜，但既然别人明显不热衷于他的工作，而你表现出自己乐在工作，那对方恐怕会觉得你不懂得体谅。有些学术环境还更反智识。但说到底，不论在哪里都会有一种想法，即一个人获得的酬劳不是付给他的天职中让人快乐的面向，譬如思考；最好把酬劳视为偶一为之的放纵，因认可其真正的工作才授予他，而所谓真正的工作不外乎填写表单。
学院中人撰写或审阅研究文章没有酬劳，所幸付他们薪水的大学还勉强承认研究是其工作描述的一部分，但在商业世界就更糟了。举例来说，纽约大学写作教授舒冷贝尔格（GeoffShullenberger）发了一篇网志回应我原本二○一三年的专文，指出许多公司现在觉得，假使一份工作竟有某一方面会让人满足，那还真不必付钱：
格雷伯认为狗屁工作带有一条道德诫命：「如果你没有为某事疲于奔命，任何事都好——是什么事也不重要——那你就是个糟糕的人。」不过箇中逻辑的反面似乎是：假定你实在喜欢做X活动，再假定X活动有价值、有意义，而且对你而言还带着固有的回报，那你还预期能获得（丰厚的）酬劳就不对了。你应该免费付出，即使（尤其）当你做这件事时，还让其他人能牟利。换句话说，我们会靠你（免费）做你爱的事情维生，只是会盯紧你，确保你做你厌恶的事情维生。
舒冷贝尔格给的例子是翻译工作。把一个段落或一份文件，从一个语言翻译成另一个语言——特别是枯燥的商业文件——只有少数人才会把这种差事当兴趣来做，但还是可以想象，基于某些理由，人们或许会为了钱以外的原因从事翻译（比方说，他们尝试让自己的语言能力更上层楼）。因此，大部分主管一听到需要翻译工作，第一个直觉就是试着想办法让别人来做免钱的。然而，同一批主管却愿意花一大笔钱聘请「创意发展襄理」之类的人来做百分百的虚功（事实上，这类主管可能自己就是创意发展部的襄理，除了想方设法要别人免费做事之外，什么实事都不做）。
舒冷贝尔格还谈到一种浮现中的「志工」。资本主义公司收割的成果，愈来愈少来自有偿劳动，而是来自没有给薪的实习生、乡民、运动分子、志愿者和业余爱好者，还有「数位佃作」民众狂热和创意的成果，再将成果私有化并加以营销。注185自由软件产业倒行逆施的程度，已成为这方面的典范了。读者或许还记得第二章的帕布罗，他让我们了解捆胶布的概念：软件工程的工作被切割成开发核心科技和「捆上胶布」的乏味劳动；前者是有趣、富挑战的作业，但后者才能让不同的核心科技一齐作业，因为核心科技的设计者从未想过其间的兼容问题。不过他主要的论点是，开放原始码的意思逐渐变成：真正让人陶醉的事务，一概拿不到报酬：
帕布罗：相较于二十年前，各家公司对开放原始码的软件不屑一顾，在自家内部开发核心科技，如今它们仰仗开放原始码，只是为了替它们免费取得的核心科技上胶布，才僱用软件开发者。
到头来，你会发现人们在上班时间做无趣的捆胶布工作，开发核心科技等让人满足的工作入夜才能做。
这导致一种耐人寻味的恶性循环：既然人们选择免费投入核心科技，就没有公司会投资那些科技。资金不足意味核心科技时常未完成、质量不佳，有许多美中不足之处、臭虫等。于是创造捆胶布的需求，捆胶布的工作应声滋长。
软件工程师单纯爱做创意劳动而在在线合作，不支薪，把成果当成给人类的礼物。吊诡的是，愈是这么做，工程师愈没有诱因让他们的劳动成果跟其他相仿的软件兼容，于是同一批工程师当中就有愈多人日间的工作不得不被分派去修补坏损——做没人愿意免费做的那种维护工作。他归结道：
帕布罗：我猜想，我们将会见到跟其他产业相同的动力。例如，如果人们愿意免费撰写新闻报导，没有人会付钱给专业的记者。反之，钱会转向公关和广告业，最后因为资金不足，新闻的质量会降低。
此际，愈来愈少报纸和新闻服务僱用货真价实的记者，上述过程是否已经在进行中，自有公论。这股风气衍生的劳动安排不但复杂，往往让人想不通，然则我此处的目的不是揭露劳动安排，而只是单纯记录风气本身的存在。对劳动的态度已经改变了。为什么？就道德而言，做来辛酸又非必要的工作，还是比完全没工作来得优越。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终于接受了这样的态度？
这会儿我们就必须考虑关于工作本身的观念变化。
注170：参阅Graeber2013:84–87.
注171：原文为caringclass。Care一字既有（医疗）照护、（日常）照应的意思，也有关注某事物、为某事物操烦的意思。这些意思在后续章节都会谈到。至于译词的选择，caringclass固定译为照护阶级，而care一字则会视文脉而译成照护、操烦、操心等。
注172：我假定任何一种音乐、艺术等的类型对部分人造成的快乐，总是多过它对其他人造成的困扰。我可能是错的。
注173：一些比利时的朋友告诉我，净效益极有益处。当时全欧洲的共识是撙节是必须的，大党几乎全都站队了，但在那个节骨眼上比利时没有政府，意味着改革没有执行，最后比利时的经济成长得比邻国快一截。此外，比利时有七个不同的区域政府不受撙节政策影响，也值得一书。
注174：CaitlinHuston,“UberIPOProspectsMayBeHelpedbyResignationofCEOTravisKalanick,”MarketWatch,lastmodifiedJune22,2017,www.marketwatch.com/story/uber-ipo-prospects-may-be-helped-by-resignation-of-ceo-travis-kalanick-2017-06-21.
注175：RutgerBregman,UtopiaforRealists:TheCaseforUniversalBasicIncome,OpenBorders,anda15-HourWorkweek(NewYork:Little,Brown,2017).
就连警察罢工也鲜少造成人们担心的效应。二○一五年十二月，纽约的警察策划了一次停工，只处理「紧急」的警察业务。犯罪率不受影响，倒是少了交通违规和类似违规的罚锾，城市的收入陡降。不论是因为全面罢工，或如二战时阿姆斯特丹的一笔纪录，警察被德国占领部队大规模逮捕，一座大城市的警察全部消失，多半会导致窃案等财产犯罪增加，暴力案件则不受影响。颇有自治传统的乡间地区，例如我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一年待过的马达加斯加地区，因国际货币基金的撙节措施，解除警察的职务，结果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二十年后，我又重访故地，人们几乎一致相信警察复职造成暴力犯罪陡然增加。
注176：BenjaminB.Lockwood,CharlesG.Nathanson,andE.GlenWeyl,“TaxationandtheAllocationofTalent,”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25,no.5(October2017):1635–82,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full/10.1086/693393。不过营销人员的引用出处是同一篇论文稍早（2012）的版本，标题一样，发表在athttps://eighty-thousand-hours-wp-production.s3.amazonaws.com/2014/12/TaxationAndTheAllocationOfTalentpreview.pdf,16.
注177：EilisLawlor,HelenKersley,andSusanSteed,ABitRich:CalculatingtheValuetoSocietyofDifferentProfessions(London:NewEconomicsFoundation,2009),http://b.3cdn.net/nefoundation/8c16eabdbadf83ca79ojm6b0fzh.pdf。薪资部分，原报告有时给时薪，有时给年薪，而且在后一种情形，通常是给几个区间，因此部分薪资我做了标准化，并加以平均。
注178：参阅，例如，GordonB.Lindsay,RayM.Merrill,andRileyJ.Hedin,“TheContributionofPublicHealthandImprovedSocialConditionstoIncreasedLifeExpectancy:AnAnalysisofPublicAwareness,”JournalofCommunityMedicine&HealthEducation4(2014):311–17，这篇论文对比这类事情受到社群认可的、合乎科学的理解以及通俗的认知。通俗的认知假定改善的项目几乎完全是医生出的力。https://www.omicsonline.org/open-access/the-contribution-of-public-health-and-improved-social-conditions-to-increased-life-expectancy-an-analysis-of-public-awareness-2161-0711-4-311.php?aid=35861.
注179：高薪的运动员或演艺人员会是另一个例外。这类人士的薪酬之丰厚，人们经常咬定他们是狗屁的化身，但我倾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这类人士确实把快乐或兴奋带进别人的生活，那丰厚的薪酬有何不可？显然该追问的是，他们造就的快乐或兴奋，比他们周围的团队、支援人员等多出多少。后面这类人的薪酬逊色很多。
注180：另一方面，如果这跟工作要冒的危险有任何关联，那美国薪酬最高的工作者就会是伐木工人或渔夫，而在英国则是农人。
注181：一个（在我看来有些迟钝的）经济学者兼部落客塔巴罗克（AlexTabarrok），对我原本的狗屁工作文章写了一篇回应，他宣称我对薪酬和社会利益反向关联的论点，乃是「错误经济推理的的着例」。因为，他说，我讲的不过就是钻石与水的悖论（可溯及中世纪，亚当．斯密举这个悖论来说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因而广为人知），而照他的说法一个世纪以前，边际效益的概念问世后，这个悖论就被「解决了」。说真的，我的印象是早在伽利略的时候，这个悖论就被「解决了」。他那样宣称，别扭之处在于，我从头到尾没有进行经济学的推理，毕竟我只是指出反向关系的存在，根本没有提出任何解释（http://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2013/10/bs-jobs-and-bs-economics.html）。光是指出事实，怎么就变成错误的推理了？护士的相对供给的例子，取自法拉瑟（PeterFrase）对该文的回应（www.jacobinmag.com/2013/10/theethic-of-marginal-value/）；律师供过于求，请参阅，例如，L.M.Sixel,“AGlutofLawyersDimsJobProspectsforMany,”HoustonChronicleonline,lastmodifiedMarch25,2016,http://wtonchronicle.com/business/article/A-glut-of-lawyers-dims-job-prospects-for-many-7099998.php.
姑且一提，拙劣的经济部落客常使用塔巴罗克的伎俩，亦即把一个简单的经验观察讲得象是经济上的论证，然后再「驳斥」其非。我曾经提过一个观察：穷困的顾客若要买必需品，好心商贩有时会给一点折扣。有个部落客接着这个观察作反驳——言下之意，象是经济学者真的不相信会有商贩出于好意而做某一件事！
注182：我第一次在G.A.Cohen,“BacktoSocialistBasics,”NewLeftReview,no.207(1994):2–16碰到这个论证，他是在批判工党的宣言。有好几种版本散见于他的其他著作，尤其“Incentives,Inequality,andCommunity:TheTannerLecturesonHumanValues”(lecture,StanfordUniversity,Stanford,CA,May21and23,1991,https://tannerlectures.utah.edu/documents/a-to-z/c/cohen92.pdf).
注183：一九九○年代那时候，我还老跟信仰自由意志的人辩论，我发现他们十个有九个会拿工作的种种来为不平等开脱。比方我观察到，社会财富往上层分配的份额不成比例〔得多〕，典型的回应会扣着这套说词：「对我来说这只显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勤奋工作，或是用更聪明的方式工作。」正是这套话术昭然若揭的狡猾，让我一直无法放下。一个CEO赚的钱是公交车司机的千倍，所以前者比后者勤奋千倍，这种主张当然说不过去，所以你就溜向「更聪明」，而「更聪明」意谓「产量更丰」，但在此，产量更丰的似乎是「人家付你远比别人多的那个方面」的产量。这套说法唯一可取之处是它凸显（大多数）巨富确实都有工作，不然只能沦于毫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因为他们比较聪明，所以他们比较有钱，而他们比较有钱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如此反复。
注184：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写出来的书愈来愈短、愈来愈浅薄，研究也愈来愈松散。
注185：GeoffShullenberger,“TheRiseoftheVoluntariat,”Jacobinonline,lastmodifiedMay5,2014,www.jacobinmag.com/2014/05/the-rise-of-the-voluntariat.
论我们对劳动的态度的神学根源
人之被造是为在有形的宇宙里，成为天主自己的肖像，使大地属于他的权下……唯有人能工作，也只有人因着工作而在世上生存。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论人的工作》通谕（LaboremExercens,1981）注186
劳动或可定义为，将心灵或身体，部分或完全地投注于某些善之追求。惟工作衍生的乐趣不在此处所谓善之列。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
《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s,1890）
何谓「工作」？我们通常认为工作对立于游戏，而游戏最常见的定义是为其本身的缘故、求愉快或只是想做这件事，而从事的行动。这么说来，工作这种活动（通常繁重又一成不变）就不是为其本身的缘故而做的，而且恐怕绝不会为其本身的缘故而进行；就算是，为期肯定也不会太久。投入工作只是为了完成其他事情（例如获取食物或建造陵墓）。
大部分语言都有一些字词，翻译后约莫接近「工作」的意思，不过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我们划分「工作」、「游戏」、「教」、「学」、「仪式」或「照顾」的确切界线往往变动甚大。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感知工作的方式，都受特定的传统所形塑，该传统可回溯至地中海东岸。在那里，启示录开头的章节，还有希腊史诗诗人赫西俄德的作品里，首次有所记载。在伊甸园故事和普罗米修斯神话里，「人类必须工作」这件事实，被视为人类忤逆神圣造物者的惩罚；然而同样在这两部作品中，工作本身让人类有能力生产食物、衣服、城市，还有终极而言，我们自己的物质宇宙。两部作品都把这种能力呈现为造物者本身神圣力量比较谦虚的具现。存在主义者老是说，自由是我们的诅咒，我们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秉持创造的神圣力量。正是如此，毕竟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宁愿在伊甸园里替动物取名字，在奥林帕斯山顶的宴席上食用花蜜和仙馔，或是在卡克因地（LandofCockaygne）坐等煮熟的鹅肉飞进我们嗷嗷待哺的食道，才不要为了从土地培植食物而遍体鳞伤。
这时你大可抢白：我不过是对两个例证作诗意的推敲，得出我们对工作的普遍定义的两个关键面向。第一，人通常不愿意为它本身而去做的事情，才叫工作（惩罚之所在）；第二，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去做了，但那是为了完成工作本身以外的事情（创造之所在）。但人们不见得理所当然就能把这件「以外的事情」想成「创造」，说真的，就算是事实，也还是一件古怪的事实。毕竟大多数工作谈不上「创造」事物，工作所关乎的多半是维护和重新安排事物。注187试想一只咖啡杯。我们「生产」它一次，清洗它一千次。就连我们认为是「生产」性质的工作——种马铃薯、铸造一把铲子、组装一台计算机——都能轻易视为照料、转化、重塑及重新安排业已存在的材料和元素。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坚持，我们的「生产」概念和我们以「生产力」界定工作的假定，有其神学的精髓。犹太——基督宗教的上帝凭空创造了宇宙（这件事本身稍微有点不寻常：大部分创世神都是使用既有的材料），日后，他的信徒及信徒的后裔逐渐认为，之所以要在这方面模仿上帝，是因为自己身受诅咒之故。大部分人类的劳动方式，都包含许多巧妙的手法，就任何意义来说都称不上「生产」，于是被隐去，隐去的过程很大程度是透过性别而实现。创世纪的堕落故事中耳熟能详的叙述，上帝咒诅男人耕作土地（「你必汗流满面纔得糊口」），女人要在类似的不幸处境中怀上孩子（「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注188照行文的框架，男性「生产」性质的劳动等同于生孩子，从一个男性的观点来说（从女性的观点不见得说不通，但此处呈现的很大程度是男性的观点），多少可视为人类能展演的、纯粹的无中生有——显然不知从何处迸出的婴儿，五脏俱全。
然而，这也是痛苦万分的「劳动」。
上述形成概念的方式，迄今仍伴随着我们。社会科学学者谈到「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就是一例。就字源学来说，英文的动词「生产」源自拉丁文producere，「产生」（tobringforth），或「产出」（putout），即人们会说「她从她的手提包制成一只皮夹。」「生产」和「再生产」这两个字都建立在相同的核心隐喻上：在一个状况，物件象是从工厂迸出，五脏俱全；在另一个状况，婴儿象是从女人的身体迸出，五脏俱全。当然，实际上两个状况都不是真的。但在那么多家父长制的社会秩序中，男人喜欢设想自己由社会或文化的方式，做着他们认为女人顺其自然在做的事。于是，「生产」同时是男性生小孩幻想的变奏，也是男性创世神的行动之变体。同样，这个男性创世神凭借心智和字词的纯然力量创造整个宇宙，正如男人自认凭心智和膂力创造世界，进而认定这就是「工作」的精髓。至于促成这番幻象的打理和维护事物等实际劳动，大部分就留给女人去做了。
注186：这段译文谨依天主教中国主教团祕书处之编译。
注187：罗素（BertrandRussell）在他的专文〈赞颂怠惰〉（InPraiseofIdleness）里讲得很好：「工作是什么？工作有两种：第一种，改变物质的位置，让它更靠近同类物质，而该物质位于或邻近地表；第二种，叫别人去做这件事。第一种令人不悦，薪酬又糟；第二种让人愉快，薪酬又高。」（1935:13）。
注188：Genesis3.16。鄂兰（HannahArendt）在《人的条件》（TheHumanCondition,1958:107n53）主张圣经无一处指出工作本身是忤逆的惩罚，上帝只是把劳动变得更严酷，后人根本是从赫西俄德的眼光在读创世纪。这也许是真的，但并不真的影响我的论证，尤其是因为基督徒好几个世纪以来，下笔和思考时都假定该段圣经就是那个意思。举例来说，一六六四年，卡文迪西（MargaretCavendish）主张「网球也不能算是嗜好，毕竟……挥汗劳动谈不上消遣；人应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是神降予人的诅咒」（转引自Thomas1999:9）。早期基督教对亚当和夏娃的辩论，最优秀的讨论请参阅Pagels（1988），其主张是圣奥古斯丁才是下述想法的始作俑者：所有人类都被原罪所玷污，因此被诅咒。
「有偿劳动是成年人类的健全发展所必需」这个北欧想法的起源注189
这种思想的神学起源，再三强调也不为过。现代经济学大部分的核心假设都可以回溯到神学主张：举例来说，圣奥古斯丁主张，我们被诅咒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有无限的欲望，自然陷于彼此竞争的处境；十七世纪，在霍布斯的作品中这个说法又以世俗的形式再度出现。理性的人类行动大半关乎「经济」（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理性行动者对稀缺资源的最适配置），这个假说的基础就来自奥古斯丁的主张。
当然，经济事务在中世纪的欧洲是由教会法管辖，因此上述问题无论如何都跟神学脱不了关系。不过，那段时期还引入了一个元素，跟神学的牵连不见得那么明显，但这个元素深深影响了后来劳动概念的形成，此即「服务」的概念。注190这个观念十分北欧。
就理论而言，封建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服务体系：农奴为封建领主「服务」，而低阶的封建领主也为较高阶的领主「服务」，理同较高阶的领主提供国王封建制度所规范的服务。然而，封建制度所规范的服务固然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此种服务类型却不及历史社会学者所谓的「生命周期」服务来得广泛又深远。基本上，几乎所有人投入到工作的生命中，差不多前七到十五年都必须在别人的家户里当仆从。我们都很熟悉这件事在行会里运作的情况。首先，青少年会被分派到工匠师傅那里当学徒，继而成为职工（journeyman），直到他们企及工匠师傅的地位，才有成家立业、自己收学徒的凭借。这套体系其实完全不限于手工匠人，就连农民也必须把青少年以后的岁月投入另一农场家户作「农事仆役」（servantsinhusbandry），通常对方的家境也只是稍微宽裕些。就服务这件事来说，女孩和男孩承受同等的期待（挤奶女工就是这么来的：正值服务之龄的农家女儿），甚至菁英也不例外。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要数侍从了，他们是见习的骑士。就连贵族女子，青春期也必须担任女官（lady-in-waiting），也就是「侍候」位阶稍高的已婚贵族女子的仆役，随侍私寝、如厕、用餐等。这些女官自己也处于待嫁的立场，可能也在「等候」成为贵族家户的夫人。皇家宫廷也有形制类似的「仪官」（gentlemanwaiter），随侍在国王的寝宫。注191
至于年轻贵族的情况，「等候」多半意谓着等候一笔遗产，或是等候其双亲决定此人年纪够大且历练充足，值得转移头衔和财产。这也可能会发生在农事仆役身上。不过，一般而言，老百姓会付钱给仆役，而仆役的工资大部分必须存下来。这样一来，他们就同时取得管理家户、店铺或农场所需的知识和经验，还有自行立业所需的财富。至于女人的状况，存下的钱让她们拿得出嫁妆给旗鼓相当的追求者。结果，中世纪的人婚结得晚，三十几岁结婚多属寻常，这就意味着「少年」——青春期，时人眼中至少是有一点粗野、好色且叛逆的时期——经常延续长达十五到二十年。
仆役有给薪是很要紧的事实。由此可见，僱佣劳动早在资本主义萌芽前好几世纪就存在于北欧，而中世纪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在工作生涯的初始阶段从事僱佣劳动，是件体面的事情。服务和僱佣劳动几乎是同一件事。即使到了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的时代，仍然可以叫日薪工「仆役」。人们进而把服务视为年轻人赖以学习一门行当的过程；不只如此，年轻人还从服务中学习「做人」（manners），一个负责的成年人合宜的应对进退。一个在一五○○年左右造访英格兰的威尼斯旅客曾说过这段话，时常被引用：
英格兰人冷漠无情，尤其体现在他们对孩子的态度。家里照顾孩子满七岁，顶多九岁，就把他们送去其他人家里做辛苦的服务，男女皆然，一做通常就是七到九个年头。注192这样的服务称为见习，见习期间，最低贱的职务都由他们完成。能免于这种命运的人极其稀罕。一个人不论再怎么富裕，都要把他们的孩子送去其他人的家宅，也收陌生人的孩子进自己家。当我问起他们这么严苛的原因，他们的答覆是为了让孩子学习怎么做人。注193
做人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意思远超过礼节，短短一个字，指的是一个人举手投足的仪态（manner）和更概括的活在世上，即一个人的习惯、品味和感知方式。我们认为是给薪的工作和我们认定为教育的事情是同一回事，所以年轻人必须在其他人的家宅里为工资而工作，除非此人有意加入神职人员，成为学者。不管是工作或学习，都是学习自律的过程，关乎「从心所欲而不踰矩」注194，并学习举止像个合宜的成人，毋需别人操心。
这并不是说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文化没有留下让青年宣泄过剩精力的余地，正好相反。年轻人虽然在别人家里服务，但建立他们自己的另类文化仍是司空见惯的事。名为「暴政领主」和「不讲理修道院长」的青年会社是另类文化发展的中心，民俗节庆时甚至还能暂时接掌权力。话说回来，在一个成年家户长的指导下，进行纪律严明的作业，终极的目的在于将年轻人改造成能自己守纪律的成人；届时，他们就不需再为别人工作，得以自僱。
§
如此安排的结果是，中世纪北欧对工作的态度跟盛行于古典世界的态度十分不同，甚至也迥异于后来的地中海民族（如前文所见，英式习俗让威尼斯的使节大为骇异）。古代希腊和罗马留下来的史料，大部分出自男性贵族的手笔，他们认为肢体劳动或服务是专属女人或奴隶的事情。亚理斯多德笃定工作丝毫不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说真的，工作会让你变得更糟糕，因为它占据太多时间，让人很难完成社会和政治的义务。古典文献多强调工作的惩罚面向，自不待言。反观创造和事神的面向，咸认着落在男性家户长身上；他们够富有，毋需弄脏手，只要使唤别人做事就好。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北欧，几乎每个人终其一生不免有必须弄脏手的时候。注195于是工作，尤其有给薪的工作，在北欧人眼里便具有改造的性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早在新教的教义茁生前，后来以新教的工作伦理闻名的某些关键面向，就已经存在了。
注189：北欧（NorthernEurope）有狭义和广义的定义。狭义的北欧指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冰岛等五国，包括各自的海外自治领地如法罗群岛等。广义的北欧还会加上波罗的海三国、不列颠群岛、爱尔兰等。在此作者取广义。
注190：下一届的内容，大多汇总自一篇我早年的专文，〈仪态、谦从与私有财产〉（Manners,Deference,andPrivateProperty,1997），该文又是我的硕士论文的缩减版本。我的硕论标题是《回避的总括：仪态和持具个体主义》（TheGeneralizationofAvoidance:MannersandPossessiveIndividualisminEarlyModernEurope,Chicago,1987）。部分传统北欧的婚姻模式和生命周期服务的经典著作，包括Hajnal（1965,1982）、Laslett（1972,1977,1983,1984）、Stone（1977）、Kassmaul（1981）和Wall（1983）。比较近期的文献回顾，请参阅Cooper（2005）。从中世纪到早期现代时期，北欧和地中海的婚配模式，首要的差异是，地中海的男人虽然常晚婚，女人嫁娶较早，生命周期服务仅限于某些社会和专业群体，而没被视为一种规范。
注191：当然，时至今日，「侍者」这个字只对餐厅里在桌边「侍候」的人使用，他们是「服务经济」的支柱，不过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家户，这个术语首先还是用于家中的仆人——位阶低管家一阶。譬如「上菜架」（dumbwaiter）本来是指送餐到主人桌边的仆人，常会闲话他们从桌边人那里听来的事情。机械的上菜架功能相同，但不会说话。
注192：这不精确。大部分都是在青春期早期开始作学徒。
注193：我自己在仪态那篇文章引用过（1997:716-17）。翻译则来自：CharlotteA.Sneyd,Arelation,orratherAtrueaccount,oftheislandofEngland;withsundryparticularsofthecustomsofthesepeople,andoftheroyalrevenuesunderKingHenrytheSeventh,abouttheyear1500,byanItalian,CamdenSocietyvolumexxxvi,1847,14–15.
注194：SusanBrigden,“YouthandtheEnglishReformation,”Past&Present95(1982):37–38.
注195：举例来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职衔为「厕伕」（GroomoftheStool）的尊贵仆人时常代国王发言。「厕伕」得名自他负责清理国王寝室的便壶（Starkey1977）。
随资本主义到来，诸多领域视工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抑或，说到底本身就是一种美德，这是怎么发生的？而劳工是如何拥抱劳动价值论以反制？
工作的意义还没有一部翔实的历史。
——米尔斯（C.WrightMills），《白领：美国中间阶级》（1951）
当资本主义到来，一切都改变了。我此处所谓「资本主义」，不是指市场——市场老早就存在了——而是指服务关系逐渐转化成持久的僱佣劳动关系。亦即，有些人持有资本，其他人没有，后者不得不为前者工作，而僱佣劳动的关系就存在于两者之间。从人类的角度来说，这代表什么意涵呢？首先，数百万年轻人受困于持久的社会青春期。行会结构已经瓦解，学徒可以成为职工，职工却再也没办法成为师傅。从传统的角度来说，这意味职工将无法预备好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他们毋宁是人生不圆满的人类，而社会要求他们这样过一辈子。注196无可避免地，许多人起而反抗，放弃没有指望的等待，开始早婚，离开师傅，自立门户和家庭，继而在茁生的僱主阶级中间引发一波道德恐慌，十分类似后来针对青少年怀孕的道德恐慌。底下的引文出自《陋习析论》（TheAnatomieofAbuses），一本十六世纪的宣言，作者是一个清教徒，名叫司徒伯斯（PhillipStubbes）：
除此之外，你应当要每个轻佻的男孩，十、十四、十六或二十岁的年纪，把上一个女人，娶她，丝毫不把上帝放在眼里……更甚者，他们从没想过两人该怎么一同生活，该怎么顾全他们的天职和身分地位。没有，没有！这些事情他们从没放在眼里。他有他的俏屄就乐不思蜀，因他只欲望那屄。接着他们盖起一栋小屋，只是屋椽老旧，不管事情怎么发展，他们多半就住在里面，乞讨余生。于是境内充斥乞丐……不久就会增长成普遍的贫穷和短缺。注197
若说无产者可称为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就诞生在此刻。「无产阶级」这个词来自一个拉丁字，意思不折不扣是「产下后代者」，原因是这样的：在罗马，财富不足以纳税的最穷困的市民，对政府来说，就只有产下儿子充填兵源的用途。
或许可以把司徒伯斯的《陋习析论》视为清教徒所谓「仪态改革」的本色宣言：既对宫廷生活的肉色生香投以妒恨的眼光，也看不惯通俗娱乐的「异教喧嚣」，十足中间阶级的见识。从《陋习析论》也看得出来，生命周期服务的衰落与一支无产阶级的创造，此一较广泛的脉络，乃是理解清教教义和新教工作伦理根源相关论辩的前提。英国的喀尔文教徒（其实只有厌恶这帮人的，才叫他们「清教徒」）多出身工匠师傅和「渐入佳境」的农人等阶级，就是他们在僱用才刚创没多久的无产阶级。他们的「仪态改革」特别挑上通俗节庆、赌博、饮酒，「以及所有骚乱的年度仪式，其间年轻人暂时颠倒社会秩序」。注198清教徒的理想是把这一干「无主之人」统统赶到一块儿，置于虔诚家户严峻的管教下，让家父长指挥他们工作与祈祷。后续改革下层阶级仪态的诸多尝试缀连成漫长历史，这只是第一章而已：维多利亚时代是在习艺所教导贫民时间的纪律，今日则有工作福利制和类似的政府计划。
为什么中间阶级从十六世纪开始，突然发展出这样一种改造穷人道德习惯的兴趣？明明此前他们并不对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这件事向来是某种历史谜团。不过，从生命周期服务的脉络看，其实完全说得通。穷人被视为有志难伸的青少年。这样的青少年要学习如何成为举止合宜、守纪律、不劳别人操心的成年人，传统的手段向来是工作——尤其师傅监督下的有给劳动。人们习于设想，成年生活就是工作不需要听命他人的自由，但清教徒和其他虔诚的改革者实际上当然没办法如此应许穷人，于是把应许换成慈善、纪律和翻新过的神学懒人包。他们教导穷人，工作既是惩罚也是救赎：既然工作是自我禁欲，它本身就有价值，而且价值还超出工作生产的财富。财富只是上帝恩典的记号，而且不该浸淫其中。注199
工业革命后，换卫理派赞颂工作，活力焕然一新。不过还没完，就连受过教育、自认不特别虔诚的中间阶级社交圈也十分热衷。鼓吹最力者大概首推汤玛士．卡莱尔（ThomasCarlyle）。这位专文写手家喻户晓，在新的玛蒙时代（AgeofMammon），他担忧道德败坏，倡议他所谓工作的福音。卡莱尔坚决不把劳动视为满足物质需求的一种方式，而该当成生命本身的精髓。世界处处有缺憾，人类才有机会藉着劳动完成祂的事功，这是上帝创世的旨意：
人在工作中臻于至善……试想他上工的一瞬间！即使那劳动属于最粗鄙的种类，人的全副灵魂仍在其中谱成一种真正的和谐。猜疑、欲望、忧虑、悔憾、愤慨、绝望本身，凡此种种，像地狱犬，垂涎可怜日工的灵魂，觊觎每个人的灵魂。只见他对他的任务鼓起自由的勇气，那些地狱犬统统肃静，嗫嚅缩回牠们的巢穴。这个人现在是真正的人了。他体内蒙主恩典的劳动之光，何尝不是一盆净化之火，一切毒素都将葬身火舌？
但凡真正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只要是真正的徒手劳动，就是真正的工作，其中就有神圣的事物……哦，弟兄，如果这不是「崇拜」，那我要说崇拜真让人失望，因为这是上帝的圣穹之下，人们迄今所知最高贵的一件事。是你抱怨你劳苦的生活吗？勿抱怨。我疲惫的弟兄，抬头看，那里有你的工人同伴，在上帝的永恒里安息，不朽者的圣团，人类帝国在天上的戍卫。注200
卡莱尔最终得出的结论，跟今日许多人所见略同：设若工作是高贵的，最高贵的工作就不应该有报酬，因为这等价值至高的事物，标上价格就是亵渎（「每一种高贵工作的『工资』不在任何地方，只能寄寓在天堂」）注201——所幸他还算慷慨，允许穷人领「适当工资」以取得维生凭借。
这样的论证在中间阶级的圈子里疯传。至于约当卡莱尔的时代开始在欧洲萌芽的工人运动，对卡莱尔的说法不以为然，也是意料中事。多数工人参与卢德派、宪章运动、李嘉图派社会主义，以及英国基进主义的各种早期支脉，他们大抵可以同意工作中有神圣的事物，不过神圣的质量不在于工作对灵魂和身体的效应——身为劳动者，他们知之甚详——而在于工作是财富的源头。造就有钱有权的人有钱有权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穷人的心血所催生。英式经济科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采纳劳动价值论，许多新兴实业家为与地主仕绅作出区隔，也纷纷跟进，把后者约化为无所事事的区区消费者。然而，社会主义者和组织劳工的分子旋即接受该理论，反将实业家一军。经济学者不久就开始另寻明确的政治立场。一八三二年（亦即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前三十五年）已经出现类似下述的警吿：「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源头，这种学说非但危险，更是大错特错。有一帮人把一切私有财产都说成工人阶级所有，其他人获得的份额都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强取或讹诈，此学说已不幸沦为这帮人的把柄了。」注202
其实到了一八三○年代，上引内容确实就是许多人宣扬的内容。我必须强调：不待马克思的作品传开，紧接着工业革命的几个世代里，世人就普遍接受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作品赋予劳动价值论崭新的能量和更精雕细琢的理论语言。后者在英属美洲殖民地特别有力。美国独立战争的步兵是技师和技工，他们自诩为财富的生产者，而英国皇室正在掠夺这笔财富。革命后，许多人拿同样的语言挞伐准资本家。「为他们对良好社会的观念作铺垫的磐石，」借一位史家的说法，「就是劳动创造一切财富。」注203当时，「资本家」这个词多半是作贬义使用。举例来说，美国总统林肯（AbrahamLincoln）一八六一年首次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他提到以下几句话；这几句话听在当代人耳里或许基进，但其实只是反映当时的常识：注204「劳动先于资本，独立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果实，倘若劳动不先存在，资本绝无存在之理。劳动优于资本，该当更优先考量之。」
然而，林肯继续强调：美国之所以不同于欧洲，就在于此地不会有一批固定是僱佣劳动者的人口，甚至连美国的民主都有赖这一点：
「譬如任人僱佣的劳工，他们毋需停滞在那样的生活境况。各州到处都有独立的人，才没几年前他们还是僱佣劳工。战战兢兢，身无分文，世间的新鲜人为工资劳动。经过一阵子，新鲜人存下一笔钱，自个儿添购工具或买下土地，接着自食其力；又是一阵子过去，他僱用另一个新鲜人来帮手。」
也就是说，林肯主张（尽管措辞不大一样）：由于美国的经济和领土迅速扩张，类似中世纪的旧式体系犹有可能维系，在这样的体系下，每个人一开始都为别人工作，再运用劳动攒积下来的工资开设店铺或买下农场（土地是从原住民那里夺来的）；最终他们自己当起资本家，僱用年轻人当劳工，为自己做事。
上述过程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肯定人人梦寐以求——而林肯来自伊利诺州，离边疆不算远。另一方面，美国东岸老城市的工人协会已经大肆挞伐这种主张。注205然则林肯认为自己必须接纳劳动价值论作论辩的框架，才是此处的要点。当时人人皆是如此。一直到十九世纪末都是如此。你也许会想象，欧洲风格的阶级紧张在西部边疆不大会感染群众，但就连西部边疆沿线也接受劳动价值论。一支新教的「住家传道队」花了几年游历西部边疆，于一八八○年记述：「从科罗拉多到太平洋，每一群牧场工人，每一群矿工，嘴上都挂着卡内〔DenisKearney〕的劳工粗口，英格索尔〔DenisIngersoll，无神论小册子写手〕不敬神的淫言秽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注206
我看过的每一齣牛仔电影显然都漏了这个细节！（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碧血金沙》，该片第一景确实是饰演一个矿工的约翰．休斯顿〔JohnHuston〕向亨弗莱．鲍嘉〔HumphreyBogart〕解释劳动价值论。）注207
注196：举例来说，我父亲一辈子多半都是相片胶印店的脱模师傅。有一次，我第一次学中世纪历史，我告诉他行会体系。「对，」他说，「我也做过学徒。学徒当完就是『印刷职工』（journeymanprinter）。」但我问起有没有印刷师傅存在，他说，「没有，我们已经没有师傅了。呃，除非你要说老板是师傅。」
注197：PhillipStubbes,AnatomieofAbuses,1562。当然，这一系列的反驳在马尔萨斯（Malthus）那里集大成，他主张工人阶级生育的后代，因此都会陷于贫穷，倡议促进不卫生的条件根除之，这件事十分著名。后文〔注三十七〕会引用的卡泽诺夫（Cazenove）就是马尔萨斯的门徒。
注198：K.Thomas1976:221.
注199：我相信应该要从这个角度理解韦伯（1905）关于喀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起源之关联的论证。新教主义是一种自我规训工作的伦理，韦伯的同时代人，很多都认为新教主义跟经济成长有某些不证自明的关联（Tawney1924），然而，尽管北欧的生命周期服务、新教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茁生等三个因素似乎大幅重叠，却很少人对这三个因素的汇合加以检验。
注200：ThomasCarlyle,PastandPresent(London:ChapmanandHall,1843),173–74。很有意思的是，卡莱尔称颂工作从操烦中解放人，对比尼采因为同一个原因而谴责工作：「在对『工作』的一片颂扬声中，在关于『工作福音』的喋喋不休中，我看到……对于一切个体性存有（everythingindividual）的恐惧。所谓工作——也就是从早到晚严峻的劳苦——人们现在感到，这样的工作不啻最好的警察，为每个人安上了辔头，有效阻碍人发展理性、贪欲，还有对独立的渴求。由于工作消耗心神甚巨，迫使心智放弃反思、默想、梦想、操烦、爱，和恨」（Daybreak1881[1911:176–77]）。尼采简直象是直接回应卡莱尔。
注201：Carlyle,PastandPresent,175。该文大部分都在谴责资本主义是「玛蒙主义」（Mammonism）。就像许多十九世纪的作品，听在现代的耳朵里，都有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即使结论保守：「劳动即使被封在玛蒙主义里，它仍不是恶魔；劳动永远是被禁锢的神，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扭动挣扎，要逃出玛蒙主义！」（257）。
注202：JohnCazenove,OutlinesofPoliticalEconomy;BeingaPlainandShortViewoftheLawsRelatingtotheProduction,DistributionandConsumptionofWealth(London:P.Richardson,1832),21–22。据我所知，利用劳动价值论主张工人被僱主剥削的案例，首见于一本小册子，叫作《对抗公司侵占的自然权利》（TheRightsofNatureAgainsttheUsurpationsofEstablishments），作者是英国的雅各宾派人士塞沃尔（JohnThelwall），写于一七九六年。
注203：出自EdwardPessen,MostUncommonJacksonians:TheRadicalLeadersoftheEarlyLaborMovement(Albany,NY:SUNYPress,1967),174：法勒（1981）研究一七八○年到一八六○年麻萨诸塞州的林恩（Lynn）镇，详尽地纪录了在美国革命后将近一世纪，劳动价值论多大程度塑造了公共辩论的框架。
注204：举例来说，马克思自己的作品，当时美国没什么人知道，但不是完全没人知道，毕竟马克思本人那时的工作也包含自由撰稿，帮报纸写社论，经常在美国的报纸发表专栏文章。几年后的一八六五年，马克思时任第一国际主席，也以主席的名义直接写信给林肯，内容是他自己对美国处境的分析。林肯似乎读了信，不过回信的是他的助理。
注205：纽约州的众议员威尔许（MikeWalsh）早在一八四五年就明确从反资本主义的思路，主张：「资本无非是，靠着诈欺、贪婪和恶意，从这个和过往所有时代的工人身上拧出来的、无所不包的权力。」转引自NoelIgnatiev,HowtheIrishBecameWhite(NewYork:Routledge,2008),149.
注206：E.P.Goodwin,HomeMissionarySermon,1880,inJosiahStrong,OurCountry:ItsPossibleFutureandItsPresentCrisis(NewYork:Baker&Taylor,1891),159。卡内是当时加州的工人领袖，如今人们多只记得他发起反对中国移民的运动。英格索尔则是广为人知的驳斥圣经的写手，如今主要是经过达罗（ClarenceDarrow）的二手介绍才知道他。达罗的剧本《风的传人》（InherittheWind）有反对从字面诠释创世纪的主张，似乎直接取自英格索尔的文章。在此我可以补充一点个人的证言：拜我家族的每一代都特别长，我自己的祖父古斯塔夫．阿多夫斯（「多利」）．格雷伯（GustavusAdolphus[“Dolly”]Graeber）出生于美国内战之前。他的工作是在西部战线沿线当乐手，恰好是古德温写作的时间——咸认是他把曼陀林引进美国音乐中。我爸有次跟我说，祖父是「一个英格索尔式的人」，由此可知祖父是狂热的无神论者。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父亲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注207：电影《碧血金沙》（TreasureoftheSierraMadre）改编自同名小说，作者是崔文（B.Traven），这是一个德国无政府主义小说家的笔名。他逃离祖国，大半辈子都在墨西哥南部生活。他的真实身分人们至今莫衷一是。
谈劳动价值论在十九世纪日益流行时的关键瑕疵，而资方如何占这个瑕疵的便宜
劳动促成的活动有助于满足他人的需求，就这个意义而言，差不多所有形式的劳动都可说是「照顾」。
——南希．福尔布尔（NancyFolbre）
我转而讨论美国，是有理由的。美国在我们的故事里担纲关键的角色。「一切财富源自劳动」的原则，从来没有在哪个地方被当成普通常识、几乎所有人都接受，除了美国。然而，针对这项常识的反击也是在这个地方最缜密、最顽强，而且最终如此有效。二十世纪头几十年，首部牛仔电影开拍，这番布局已大半完成。牧场帮工曾经嗜读马克思，这样的想法在那时人眼中就跟对今日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一样，都显得荒唐。更重要的是，这番反击奠定一种态度的底蕴，亦即对工作明显古怪的态度。这种态度多从北美洲外溢，散布到全世界，至今还能观察到这般过程及其有害的结果。
林肯的话无疑说得太满，但他的话对南北战争前还存在的「工匠共和国」而言仍旧是真的，那时某种形似生命循环服务、更旧式的传统仍老当益壮——值得注意的差异是，大多数僱佣劳动者都没有被称作「仆役」，也没有生活在僱主家里。政治人物确实把这样的传统当成理想，据以立法。准资本家必须证明，他们创设有限责任的公司可望贡献于明确且无可辩驳的「公共利益」——实务上，这通常意谓他们必须提案开凿运河或兴筑铁路注208——才能获授这项权利（换句话说，社会价值的想法不但存在，更写进法律里了）。姑且不说边疆沿线的无神论者，反资本家的观感大多是在宗教的基础上找到根据。通俗的新教教义汲取其清教根源，不但赞颂工作，还采纳了一个信念，照我的人类学同侪杜卡斯（DimitraDoukas）和德伦贝尔格（PaulDurrenberger）的说法，即「工作是一项神圣的责任，也是道德和政治比游手好闲的富人更优越的凭证」。这不啻是卡莱尔的「工作福音」更直白的宗教版本（史家多迳称为「生产者主义」）：强调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且是价值唯一真实的生产者。
南北战争一结束，大规模科层制、企业资本主义就出现，一切开始改变。新兴大亨被称为「强盗男爵」，起初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如给他们的诨名所示）；可到了一八九○年代，他们着手进行一项智识上的反攻，提出杜卡斯和德伦贝尔格袭用卡内基（AndrewCarnegie）的一篇专文来命名的〈财富的福音〉：
新科企业巨子、他们的银行家，还有他们在政治界的盟友，反对生产者至上的道德主张，从一八九○年代开始鼓吹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宣称，不是劳动，而是资本创造了财富与繁荣。强而有力的企业利益同气连枝，协力将学校、大学、教会和市民团体所传达的讯息扭转成：「商业行为解决了工业社会基本的伦理和政治问题。」
钢铁巨擘安卓．卡内基是这番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卡内基对大众主张我们今日所谓的消费主义：「集中」资本，由适合的人选睿智地管理，生产力之高，将会大大降低商品价格，明日的工人会过着过去帝王的生活。对菁英，他则主张高工资会宠坏穷人，不利于「种族」。注209
消费主义的广传与管理革命的开端并辔而行，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它们很大程度是对民俗知识的贬斥。以往，桶匠、推车匠、女裁缝自视为光荣传统的继承者，每一门行当都有祕传的知识；反观新兴的、循科层制组织起来的企业及其「科学管理」，则穷尽所能将工人塑造成机具的延伸。这不是比喻，工人的每一动都被别人预先规划好了。
为什么这场运动如此成功？我认为这是最该问的问题。毕竟才一个世代的光景，「生产主义」就让位给「消费主义」，一如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所言，「地位的来源不再是制造物品的能力，反之就只是来自购买物品的能力。」注210值此同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将劳动价值论踢出经济理论，从通俗常识沦落至今天的田地，只有研究生或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的小圈子才有机会读过。如今谁要是说到「财富生产者」，人们会自动假定这话指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
通俗意识经历天翻地覆的滑移。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原初的劳动价值论本身的一个瑕疵，即聚焦于「生产」。如前所述，「生产」这个概念基本上属于神学，承载着根深蒂固的家父长制偏见。早在中世纪，人们就把基督教的上帝视为工匠，一个巧匠，注211而人类的工作（老是被优先想成男性的工作）是制造和建造事物，或从土里悉心栽培出东西来也无妨。反观女人的「劳动」则首先被视为生小孩这档事；生小孩是挥之不去的象征。货真价实的女人劳动，从理论交锋中消失不见，显然工业革命后续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增长慑服了世人，在这里发挥了作用。生产力的增长只能导致论证倒向机器相对的重要性，以及操作机器的人，而这样的论证在整个十九世纪间不曾离开过政治和经济辩论的中心。
那就来谈工厂劳动，但就连这里也有一段晦暗的故事。出于直觉，大部分早期工厂主起初尽量避免僱用磨坊里的男人，而是僱女人和小孩，因为认为后者容易管控，尤其女人又更适应单调、重复的作业。这种僱用倾向经常导致既残暴又骇人的结果。这样的处境也让传统男性工匠的处境格外痛苦。他们的饭碗被新工厂端走，而妻子和小孩本来听从他们的指示工作，而今是由妻小来挣家里的面包。这显然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头几波捣毁机器暴动的因子，后来被称作卢德主义；而平息暴动的一项关键要素，显然是心照不宣的社会性妥协，人们逐渐接受成年男性才可以是工厂僱用来做事的头号主力。除此之外，接下来一个世纪左右，劳动组织多半聚焦于工厂工人（一部分只是因为他们最容易组织），导致我们现今的处境，亦即只要标举「工人阶级」这个短语，就会跳出穿连身工作服的男人在生产线上操劳的形象。时常听到好歹也唸过书的中间阶级知识分子指出，工厂的工作衰退了，譬如英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再也不存在了——彷彿驾驶他们搭的公交车、修剪他家树篱、安装有线电视或替他们祖父换便盆的，都是精妙打造出来的人型机器人一般。
事实是，大部分工作者都在工厂工作的时代，从来不曾有过。就连在马克思或狄更斯在世时，工人阶级街坊住的也更多是帮佣、擦鞋匠、清道夫、厨师、护士、马车夫、中小学教师、娼妓、门房和果菜流动小贩，多过煤矿、纺织厂或铸铁厂员工。前一类工作属于「生产性质」吗？说它们属于生产性质是什么意思？又是对谁而言属于生产性质？谁「生产」舒芙蕾？正因为这些模稜两可之处，人们为价值相执不下的时候通常搁置这类议题。可是搁置这些议题令我们对现实盲目；现实是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劳动，不论由男人还是女人做，其实都更像我们根据原型所设想的女人的工作。譬如照顾人，了解他们的需要和需求，譬如解释、确认、预期老板的需要或心思，更别说照料、监控和维护厂房、动物、机器和其他物件。锤打、雕凿、升吊或采收东西，反而比较少。
这种盲目是有后果的。容我举个实例。二○一四年，伦敦市长扬言要关闭伦敦地铁的售票亭，为数多达百座，只留下机器。某些在地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此在在线争辩了起来，主题是被市长以冗员相胁的工作者是否从事「狗屁工作」。某些人抛出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份工作要嘛为资本主义生产价值，而资本家显然再也不认为这些工作有此效果；要嘛这份工作满足了某种社会功能，就算资本主义不存在，该功能仍旧不可或缺，但因为在完全的共产主义下，运输会是免费的，所以这些工作显然也不是不可或缺。不用说，我被拉进论战中。人们要求我回应，我最后向对话者指出一份罢工者自行制作的传单，标题是「给未来伦敦地铁乘客的建议」，上面印了这样的几行字：
出行前，请确定您完全熟悉伦敦地铁的十一条线和两百七十个地铁站……请确定您的旅途没有任何延误，没有任何意外、紧急状况、事故或疏散。身体请不要有障碍。不要穷。不要是刚到伦敦。请避免年纪太轻或太老。出行时请勿被骚扰或攻击。请勿丢失财物或儿童。请勿以任何方式寻求协助。
许多倡议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恐怕从没想过要调查运输工作者实际都做了些什么，反而陷入跟右翼小报散播的刻板印象雷同的泥淖，把市政府僱员想成无所事事、工资过高、靠税收养的米虫。
可见，在地铁工作的人实际的工作内容，更接近女性主义者命名的术语「照护劳动」所指的东西。这种工作跟护士的作业内容共通之处甚过于泥水匠。只是其他工人阶级工作的照护面向被隐匿了，正如同我们对「经济」的说法中也隐匿了女人无偿的照护劳动。或许你可以如此缓颊：英国工人阶级的照护劳动传统，确实藉由通俗文化来流通。通俗文化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产物，充斥了独树一格的姿态、风范，还有工人阶级民众激励彼此的抑扬顿挫，在英式音乐、英式戏剧和英式儿童文学里流传。然而，人们并未肯定照护劳动本身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劳动。
「照护劳动」一般被视作是为其他人而做的工作，总是包含某些诠释、同理和理解的劳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妨主张照护劳动不尽然是工作，照护劳动只是生活，过得适切的生活。人类这种生物，按其天性就有同理心，为了互相沟通，我们必须不断发挥想象力，设身处地想象彼此的处境，尝试理解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通常，这就意味多多少少为他人操烦（care），可是当所有同理心和从想象出发的分忧解劳都落在单一边的时候，这样的操烦就很难不变成工作。人们当成商品的照护劳动，其要点不是有些人操心而其他人置身事外，而是那些为「服务」（请注意旧式的封建术语仍留存着）付费的人，觉得没有必要自己投入诠释劳动。假定某个泥水匠为别人工作，那这个道理这个泥水匠也为真。老板的心思，下属必须亦步亦趋，反之老板毋需操这份心。话说回来，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研究总会发现，出身工人阶级的人判读他人的感受时比中间阶级背景的人准确，也更富同理心、更关心他人，而家境富裕的人则不然。注212某种程度上，判读他人情绪的技能只是工人阶级工作实际内容的一种效果；富人可以僱用其他人代劳，所以不需要学习怎么把诠释劳动做得跟工人阶级一样好。另一方面，那些被僱来代劳的人就必须培养理解他人观点的习惯，进而容易为他们着想。注213
同理，所有劳动都可以看成照护劳动，许多女性主义经济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回想本章开头的例子：就连造桥，说到底也是因为此人关心想要渡河的人。人们反思自己工作的「社会价值」时，确实会着眼这些方面。当时我引述的例子已厘清了这一点。注214
劳动首先因其具有「生产性质」而有价值，又以工厂工人为生产性质劳动的样板——如此思考劳动就促成了偷天换日。汽车、茶包或药品都从工厂「生产」出来，经过同样痛苦、但终极而言神祕难解的「劳动」，如同女人生产婴儿。一经偷天换日，人们就能隐匿这一切。这也让工厂主能面不改色地坚称：没有，工人跟他们操作的机器其实没有差别。后世称为「科学管理」这门知识的成长，显然也让事情更好办了。然而，假使通俗想象奉为典范的「工人」例子是一个厨师、一个园丁，或一个按摩师傅，那这一切从来都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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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大部分经济学者眼中，劳动价值论就象是从该学科尚显青涩的岁月穿越过来的奇珍异品。倘若你的主要兴趣是理解价格形成的模式，那会有更好的工具可用。然则，对工人运动——不好说，但也许该算上像马克思这样的革命分子——而言，经济学怎么考量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重点。真正的重点在哲学方面。劳动价值论肯认我们栖居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由我们制作的事物；由我们集体，在组成一个社会的状况下制作的。正因如此，我们原本也有办法把世界制作成别的模样。对于几乎所有有形的、我们随手可及的物件而言，这一点是真的：每样物件都由某人栽植或制造，本于某人想象中我们也许会喜欢的形制，本于他们认为我们或许会需要或需求的东西。甚至像「资本主义」、「社会」或「政府」等抽象的事物，也合乎这个道理；是因为我们日复一日生产它们，它们才得以存在。哈洛威（JohnHolloway）也许是当代最富诗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提议写一本书，书名叫《停止制造资本主义》（StopMakingCapitalism）。注215毕竟，他指出，虽然我们都把资本主义当成巨兽，巍然凌驾于我们，但资本主义其实只是我们生产的东西；每天早上起床，我们都重新把资本主义创造出来。假使有一天早上，我们醒来，全体决定创造别的东西，那资本主义就不存在了。会有别的东西取而代之。
甚至可以说，这就是所有社会理论、所有颠覆现状的思考的核心问题——说不定终极而言是唯一的问题。我们一同创造栖居的世界，然而，如果有人尝试想象一个我们乐意生活其中的世界，难道他想象的世界会跟当前存在的这个一模一样吗？我们都能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为什么我们不能径自创造一个？为什么光是停止制造资本主义就显得遥不可及？停止制造政府呢？或者最起码，停止制造恶劣的服务提供商和恼人的科层制繁文缛节？
将工作视为生产，让我们得以问出这些问题，其重要性无可言喻。然而将工作视为生产的见解，是否给予我们回答问题的凭借，就不是那么明朗了。径自创造一个不同现状的社会，运行一套不同的规则——这件事的难处，在我看来有迹可循。难就难在，人们得承认有大量工作严格说来属于照护性质，而非生产性质；此外，就连摆明非关个人的工作也有照护的面向。即便我们不喜欢这个世界的样貌，但事实是我们大部分行动里有意识的目标（不论行动属于生产与否），仍旧是善待他人——经常是万中选一的他人。我们的行动镶嵌在照护的关系中，不过多数的照护关系都需要我们多少抽离习以为常的世界。恰恰是在结婚生子的时候，青少年时的理想主义者十之八九都会放弃创造更好世界的梦想，逐渐向成人生活的种种妥协低头。要照护他人，就需要维持一个相对可预期的世界，以奠定照护工作的根基。照护的时程愈长就愈是如此。除非你确定二十年后大学仍旧会存在，不然怎么有办法为孩子的大专教育存钱——当然，也要确定金钱届时还通用。这也意谓了，对他者（人、动物、地景）的爱，固定需要有人维护制度结构。这样的维护工作，本来你说不定会弃之如敝屣的。
注208：因此，举例来说，一八三七年，来自麻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Amherst）的商人团体提案创设一家有限责任的马车公司，该案被职工的一封请愿书反对，理由如下：「身为职工，他们期盼自己作师傅，绝不将他们创造的价值拱手让人，」叙明「『公司将生财工具交到没有经验的资本家手里，将我们技艺的利润从我们这里取走。这门技艺，我们付出劳动多年的代价才练就，当属我们专有的特权。』」（Hanlon2016:57）。通常来说，除非该公司致力创建并维护公共工程，且该工程有明显的实用性质，譬如一条铁路或运河，这类申请才会得到核可。
注209：DurrenbergerandDoukas2008:216–17.
注210：1974:246.
注211：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认为工作是神圣创造的模仿，也是精进自我的手段（参见EhmerandLis2009:10-15的讨论），两者的相对份量一直有争议，不过两种原则都是从最初就出现了。
注212：经典的研究包括Kraus,Côté,andKeltner2010,andStellar,Manzo,Kraus,andKeltner2011.
注213：结果就是基层人员为上司操心的倾向，也多过上司为他们操心的倾向，而且这样的情形延伸到几乎任何有结构不平等的关系：男人和女人、富人与穷人、黑人和白人，以此类推。我向来认为，这就是这类不平等得以延续的主因之一。（我曾于多处探讨过这个问题，不过好奇的读者或可参阅《规则的乌托邦》第一章，页一一一─一一八）。
注214：从这个观点来说，因为我们会操心自己所操的心是否适得其所，因此，例如金钱、市场、金融都只是陌生人警示我们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何者是其操心的事物。这继而意味当代的银行事业，就其瞄准错误的目标而言，说穿了就是照护劳动的差劲的形式。
注215：该书最后改名《凿开资本主义》（CrackCapitalism,2010）。我一直觉得这书名远逊于原书名。
二十世纪间，人们益发把工作当成规训和自我牺牲的形式，以此评断工作的价值
基于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持续创设职位：根据马尔萨斯——达尔文式的理论，人必须证成自己存在的权利，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受僱去做某种单调沉闷的工作。
——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Fuller）
不论人们怎么评价，「财富的福音」这番反击是成功了。先是在美国，继而逐渐在全世界，产业界领导设法让公众信服：他们（而不是他们僱用的人）才是真正缔造繁荣的人。话说回来，正是因为他们的成功，创造了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工作者在职务上被当成机器人使唤，又该怎么找到意义和目的？在职务上，工作者真的被告知他们没比机器人强到哪去，同时还被软土深掘，要他们以工作为重，来安排他们的生活。
粗浅的回应是返回古老的观念，即工作形塑品格。事态似乎确实是这样发展的，或可称之为清教主义的复兴。不过如前文所述，这个观念还能再往回推，回推到基督教学说中对亚当的诅咒跟一个北欧想法的混合，后者是指在一个师傅手下受调教才能成为不折不扣的成年人。有这段历史的支持，人们格外容易鼓励工作者把工作当成自我克制，某种世俗的「粗衣」注216，藉此牺牲欢乐和愉悦，才能成为成年人，才配得上我们的消费主义玩具。其实，人们何尝不能把工作视为创造财富或帮助他人的方式，即使后者不见得摆在最优先。
大量当代的研究证实了上述评论。确实，睽诸历史，欧洲人或美国人都不曾认为身后的世界该以副业来标识他们。若造访一处墓地，你绝对找不到一块刻着「通气管装配工」、「执行襄理」、「保育巡查员」或「办事员」的墓碑。身后，人们会以死者所爱和死者所接受的爱，标识这则灵魂在人世间的精义。死者从他们的丈夫、妻子和孩子那边接受爱，偶尔也来自他们战时服务过的军事单位。这一切都涉及密切的情绪投入，还有生命的施与受。反观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不论谁遇到他们，开口第一个问题多半是：「你做什么为生？」注217
上段所述，至今依旧如此。「财富的福音」和后续消费主义的兴起，本该让一切改头换面，然而这则事实仍像个顽固的吊诡，不改旧观。我们不再认为自己生产的东西表达了我们的自我，反之，我们的自我改由所消费的东西表达：穿哪种衣物、听哪种音乐、追随哪支运动队伍。尤其一九七○年代后，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安放在部落次文化里，作个科幻技客、爱狗人士、漆弹爱好者、大麻爱好者，或是芝加哥公牛队或曼联的支持者，但肯定不是码头工人或灾变风险分析师。何况我们多半宁愿被职务以外的任何事物界定，这在某个层面上是真的。注218但吊诡的是，不知怎地，人们挂在嘴上的是：工作给予他们的生活终极的意义，失业对心理有毁灭性的影响。
二十世纪间，针对工作的问卷、研究、相验和民族志层出不穷，为数庞杂。有关工作的作品已自成一支小型产业。这批及后续研究达成的结论似仍有效，对世界上差不多所有地方的蓝领和白领工作者来说，只有小幅的变异。其结论可归纳如下：
1．大多数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跟赖以为生的工作过程密不可分。
2．大多数人憎恶他们的工作。
不妨将此称为「现代工作的吊诡」。工作社会学整个学科，尤其劳资关系的社会学，念兹在兹的一大主题，就是试图理解这些结果这些结果怎么能够同时为真。该领域两大被奉为圭臬的学者，吉尼（AlGini）和苏利凡（TerrySullivan）于一九八七年写道：
过去二十五年来逾百份研究指出，工作者习惯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操劳身心、无聊、心理耗弱，或是羞辱、贬低人格。
〔与此同时〕他们想要工作，因为他们察觉到，在某个层面上，工作对于人类品格的塑造，就心理而言具有重大份量，份量或许还无与伦比。工作不只是讨生活的一段过程，更是对内在生命贡献最卓著的一个因子……无法工作不只是无法购买工作能负担的东西而已，人们还失去定义自我和尊重自我的能力。」注219
钻研这个主题许多年之后，吉尼最后得出结论，即人们所知的工作愈来愈不是某个目的的手段——亦即一种获取资源和经验的方式，进而能够延续自己的计划（如我所说，经济以外的价值：家庭、政治、社群、文化、宗教）——却愈来愈是一种在其自身的目的。然则大多数人却同时认为这个在其自身的目的有害、委屈，而且压迫人。
这两种观察要怎么调和？或许其中一种方式，是援引我在第三章的论证，认可人类本质上是一组目的，倘若没有丝毫目的感，我们恐怕连存在都谈不上。这个说法当中肯定有真确之处。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都陷于那个囚犯的处境中，宁可在监狱洗衣间工作，也不要枯坐在牢房里看整天的电视。然而社会学者大概都忽略的一种可能是，如果工作是一种自我牺牲或自我克制的形式，那么正是因为现代工作最不堪之处，让人们有可能视之为在其自身的目的。我们回到卡莱尔了：工作应该要是痛苦的，「形塑品格」的就是职务的辛酸本身。
换句话说，因为工作者憎恶其职务，才获得了自尊和自我价值的感受。
一如克雷门的观察，这个态度似乎萦绕在我们周遭的空气中，裹藏在办公室的简短闲谈里。「要根据对方有多勤奋做一件我们宁可不做的事，来评价我们自己和别人……如果你没有从事有酬工作摧残身心，你就没有堂堂正正地过活。」当然，这种态度在像克雷门这样的中间阶级办公室工作者之间较为普遍，甚于农场移工、停车场泊车员或快餐厨师。然而，即使在工人阶级的环境里，还是可以从对这个态度的反面观察之。有些人不觉得有必要吹嘘自己超时工作的程度，每一天每一天地确证自己的存在，但就连这样的人也都会同意，完全回避工作的人不如去死比较快。
在美国，「懒惰和不配被施舍的穷人」的刻板印象一直跟种族主义息息相关。人们教导一代代移民鄙视奴隶后代的弛废，就像日本工作者被教导去厌憎韩国人，英国工作者厌憎爱尔兰人。注220一代代移民也如此学会了要怎么做个「勤奋的美国人」。时至今日，主流媒体通常不得不收敛一些，但诋毁穷人、失业者，尤其靠公共救济过活的人的声音仍稳定不绝，何况多数人似乎接受当代道德家的基本逻辑：「伸手牌」正在蚕食社会；穷人多半因为缺乏工作的意志和纪律才会穷；做某件不愿做的事还愿意加码，上司最好还是苛刻的任务大师，这样的人才值得市民同侪尊重，大家应该多为他着想。结果，我在第四章描述的虐待元素，与其说是工作场所由上到下的指挥链的副作用，丑恶但犹可预见，毋宁说成了确证工作本身的重点。受苦变成经济方面公民资格的臂章，根本跟户籍地址没什么两样。没有这块章，你就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要求。
至此，我们兜了一整圈，回到起步时的情境，所幸我们至少能从完整的历史脉络理解之。狗屁工作今日之滋长，大半是源自后来支配富国经济的管理封建制的特殊性质，而且全球经济都益发受其宰制。管理封建制之所以造成人们的辛酸，原因在于人类的幸福跟在世上发挥影响的感知密不可分。大多数人提到自身工作时，是藉着社会价值的语汇表达这种感受。然而，他们同时也察觉到，一份工作产生的社会价值愈大，做这件事就愈发不可能获得薪酬。就像安妮，他们面临一个抉择。一边是从事有用且重要的工作，譬如照顾儿童，但社会给他们的讯息是：帮助别人的满足感，就是这份工作的奖励，请自己想办法支应日常开销。或者，接受无谓且憋屈的工作，这份工作会摧残你的身心，不为别的，只是基于一种广泛的感受：不投入摧毁身心的劳动，人就没有资格活着，至于有没有理由从事这项劳动则不论。
本章的结语当留给卡莱尔，此人对工作的赞颂里排有一章，通篇都在抨击快乐，道理乖违常情。有一处，他回应功利主义者如边沁（JeremyBentham）等人的学说。功利主义者认为人类的愉悦可以准确地量化，因此一切道德均可化约为计算何种作法将提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注221卡莱尔反驳如下：快乐是一种卑鄙的概念，「勇敢的人只奢求足以完成工作的快乐，毕竟不能工作是一个人唯一的不幸，让他没办法实现生而为人的天命。」注222
边沁和功利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活除了追求愉悦别无宗旨，此可视为现代消费主义的哲学先声，迄今仍有「效益」的经济理论予以证成。然则卡莱尔的观点并未真的否定边沁的观点；就算有，这个否定也是辩证意义上的否定。针锋相对的两造久久相持不下，各自的拥护者都没察觉双方的斗争构成了一个较高的统一，缺少任一方都不可能有此局面。说到底，驱动人类的向来是、而且必然永远是对财富、权力、舒适和愉悦的追求——这个信念必然永远跟一种工作的学说互补，亦即将工作视为自我牺牲，认为正因为工作是辛酸、虐待、空洞和绝望之所在，才有了价值。如卡莱尔所言：
「所有工作都是高贵的，就连纺纱也不例外。我重申：工作本身就是高贵的。同理，但凡尊严都是痛苦的。没有人配享轻松的人生……我等至高的宗教名为忧伤之礼赞。不管戴正或挂歪，人子都没有高贵的冠冕，却有荆棘之冠！」注223
注216：hair-shirt，用动物毛发织成粗糙的内衣，刮搔肌肤以提醒自己断绝肉欲。
注217：原文为Whatdoyoudoforaliving，问对方的工作。这个句子字面的意思是「为了生活，你都做些什么事情？」
注218：泰克尔（StudsTerkel）的《工作中》（Working）有一段时常被引用的话：「除非这家伙发神经，不然才不会想到工作，也不会聊到工作。要想，要聊，或许聊棒球，或是有一晚喝醉，或是上了床，或没上到床。要我说，一百个里面只有一个人真的会遇到工作就兴高采烈」（1972:xxxiv）；只是同一段证言也这样写：「总有人要做这份工作。如果我家小孩上得了大学，我只会要他保持一点敬意」（1972:xxxv）。
注219：GiniandSullivan1987:649,651,654.
注220：叶格纳提耶夫（NoelIgnatiev）的《爱尔兰人是怎么变白的》（HowtheIrishBecameWhite,1995）是这个现象的经典研究。
注221：这条公式后来简化成「最多数人的最大福祉」，不过边沁本来的理论奠基于享乐主义式的计算，那才是卡莱尔要回应的。
注222：Carlyle1843:134.
注223：Ibid. |
第五章为什么狗屁工作大量滋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第五章为什么狗屁工作大量滋长？
↘简短的题外话：论因果关系和社会学解释的性质
↘数记政府在创造和维持狗屁工作时担任的角色
↘谈几种对狗屁工作崛起的错误解释
↘为什么可以把金融业当成创造狗屁工作的典范
↘论当前的管理封建制哪些方面像、哪些方面不像古典封建制
↘创意产业不断增设中间的执行位阶，如何彰显了管理封建制
↘结论，并简短回顾三层次的因果关系
在西西里岛……通行的说法是，那一群当中的本地人替彼此洗衣服，微薄地贴补家用。
——隐晦的十九世纪笑话
布尔乔亚的天堂将继起，天堂里的每个人都能自由剥削——可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剥削别人。整体来说，这处天堂的型态势必如同我所听过的那座城镇，镇民拿彼此的衣服来洗，以此维生。
——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1887）
各种形式的无谓僱佣关系，向来以某种方式伴随着我们，甚至从资本主义萌芽起，就一直常相左右。前面的章节仅仅是描述，就够让人忧心了，但状况其实更加危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近年来狗屁工作的总数，甚至是工作者认为狗屁的工作占比，均迅速增长。同时，有用僱佣关系的废冗化也益发严重。换句话说，本书不只讲述工作的世界迄今被忽略的面向，还探讨一个货真价实的社会问题：全世界的经济逐渐变成一个生产胡言乱语的庞大引擎。
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公众几近漠视？我认为，狗屁工作现象乏人闻问的原因之一是，在当前的经济体系下，它恰恰是不该发生的，道理跟下面这个事实一样：有那么多人拿钱又无事可做，还感到十分郁闷，这违背了我们对人性的共通假设。退一步来说，有那么多人拿钱又无事可做，这项事实在根本上就违背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理当如何运作的所有假设。大半个二十世纪里，致力于全面就业的国家社会主义政体把创造工作当成公共政策的课题之一，而它们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敌手，倘若未发起自觉的创造就业计划（譬如美国在大萧条高峰期的公共事业振兴署），至少在公部门或政府承包商浮滥僱佣、人手过剩等方面也是遥相呼应。一九九○年代苏联集团垮台，全球市场改革，这一切本该告一段落。如果说苏联统治下的笑话是「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我们钱」，那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就该是效率挂帅。然而，倘若就业模式可以当作依据，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倒塌后实际发生的事，似乎就完全不是效率挂帅那么一回事。
所以，乏人闻问的理由，一部分是人们擅自拒绝相信资本主义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尽管拒绝相信，是意谓着把他们自己和亲朋好友的经验一笔勾销，当成异例看待。
狗屁工作现象有办法顺理成章绕过人们脑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发展出一套谈论就业性质变迁的说法。这套说法会把我们导向完全错误的方向，但乍听会觉得，很多发生在我们周遭、这方面的所见所闻，都能得到解释。我指的是坊间所谓「服务经济」的崛起。从一九八○年代以来，就业结构变迁的所有对话，都不得不先承认一股全球大势，即农业和制造业稳定衰退，某种被叫作「服务」的东西稳定增长，据说这股趋势在富有国家特别明显。举例来说，请看一份按部门分组、典型的长期美国劳动力分析（参见图二）。注127
图二劳动力分配（按部门分），1840年至2010年
人们通常假定，制造业衰退就意谓工厂外移到贫穷国家（顺带一提，从美国的就业状况来看，制造业并未衰退得那么多，到了二○一○年也才回到约当南北战争爆发时的水平）。这个假设一定程度属实，但有趣的在后头。观察工厂工作外移过去的国家，其就业组成的总体趋势也跟美国相同。此处我们以印度为例（参见图三）。
图三印度各产业部门对GDP的贡献（%）
工业部门的工作持平或略有增加，除此之外走势没有太大差异。
真正的问题出在「服务经济」这个概念本身。前文我把这个术语放进引号里，是有原因的。一国的经济是由服务部门主导，这样的说法会给人一种印象，即这个国家的人民大致上是帮彼此做冰拿铁，或者熨彼此的短裤，来支应自己的生活。实情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他们还做什么？经济学者谈到第四种或四大部门（排序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后），他们通常界定为FIRE部门（金融、保险、不动产〔finance、insurance、realestate〕）。然而，早在一九九二年图书信息学者泰勒（RobertTaylor）就提议，把这第四部门界定为信息工作会更实用。果然，泰勒的定义方式更能说明问题（参见图四）。
图四信息之为经济的一项构成要素
可以看出，即使到了一九九○年，真正的侍应生、理发师、结帐员等类似工作占劳动力的比例仍旧相当小。长期以来占比也出奇稳定，超过一世纪都在百分之二十上下。被纳进服务部门的绝大多数其他工作，其实是管理人员、顾问、文书和会计职员、信息科技专业人员，诸如此类。这些工作也是服务部门真正在增长的部分，而且从一九五○年代起，增长幅度就出人意表。就我所知，没有人把泰勒这套分组方式沿用至今；尽管如此，信息类工作的比例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就已迅速增加，应可合理推论这股趋势延续了下来，因此被加进经济中的一批新的服务工作，其实也是相同的类型。
当然，这正是狗屁工作孳生的区块。不消说，并非所有信息工作者（泰勒的分类包括科学家、教师和图书馆员）都觉得自己跟狗屁事务纠缠不清；自觉被狗屁事务纠缠的人，也绝对不全是信息工作者。然而，如果我们的调查可信，似乎难以否认：被区分成信息工作者的人当中，多数人确实觉得自己的工作就算消失，对世界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我认为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自九○年代以来，有大量（尽管缺乏统计数据）讨论是关于信息取向的工作崛起，以及这类工作对社会的广大影响。有些人，譬如前美国劳动部长莱许（RobertReich）就谈到新一批娴熟科技的中间阶级崛起，他们是「符号分析师」，恐怕会囊括所有成长的利益，任由旧式劳工阶级穷困潦倒。其他论者讲「知识工作者」和「信息社会」。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喊出「非物质劳动」——奠基于营销、娱乐和数位经济，但也外溢到我们日益充斥品牌、有iPhone就开心的日常生活——甚至相信新型态的非物质劳动已成为创造价值的新枢纽，进而预言数位无产阶级终将起义。注128几乎人人都假定，这类工作的崛起势必跟金融资本的崛起有些关联，然而这是怎么发生的，就各说各话了。华尔街的获利愈来愈少来自投身商业或制造业的厂商，愈来愈多来自债务、投机，以及创造复杂的金融工具，既然如此，操持类似抽象事物餬口的工作者占比与日俱增，似乎说得通。
步向二○○八前的那几年，金融部门把它自己包裹在堪称神祕的氛围中。近日人们已经很难回想起那股氛围。金融从业人员设法说服民众——其实不只民众，还包括社会理论家（这我记得很清楚）：透过利用像担保债权凭证和高频交易算法等复杂到只有太空物理学者才有办法弄清楚的工具，他们已经学会从虚空中变出价值的方法，宛如现代的鍊金术士。别问怎么做到的，你这辈子搞不懂的。后来不意外地崩盘了，海水退去，大部分工具都是骗局，其中许多骗局甚至不怎么高明。
金融部门对外宣称，它的业务主要是把资金导向有利可图的工商机会，但它做的业务鲜少对外宣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大可主张整个金融部门就是一场五花八门的骗局，其利润绝大部分来自于跟政府一搭一唱，创造各式各样的债务，继而交易与操弄这些债。我写这本书，真正要主张的是：金融部门的所作所为，多数根本是障眼法，而伴随它崛起的信息部门工作也是一个样。
不过走笔至此，我们回到上一章提过的问题：若说这些工作是诈骗，那到底是谁在诈骗谁？
注127：LouisD.Johnston,“HistoryLessons:UnderstandingtheDeclinesinManufacturing,”MinnPost,lastmodifiedFebruary22,2012,www.minnpost.com/macro-micro-minnesota/2012/02/history-lessons-understanding-decline-manufacturing.
注128：全部列出并不实际，不过莱许的书首推《国工论》（TheWorkofNations,1992），而针对非物质劳动的经典陈述则是拉札拉托（MaurizioLazzarato,1996）。拉札拉托的概念主要是因为哈德（MichaelHardt）和纳格利（AntonioNegri）的《帝国》（Empire1994,2000）而广为人知。《帝国》还预言了计算机技客的起义。
简短的题外话：论因果关系和社会学解释的性质
那么，我在本章想要说明狗屁工作的崛起，并举出事情何以如此的几项原因。
没错，前面的章节，尤其第二章，我们检视过促成无用僱佣关系的一些比较直接的原因：经理人的声望取决于行政助理或属下的总人数：诡异的企业科层动力；差劲的管理；信息不流通。这些都是理解总体现象所不可少，可惜还没能够真正解释它。我们还必须问：这种低劣的组织动力，为什么发生在二○一五年的机率更高，而非，比方说，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五五年？是组织文化历经了什么样的变迁吗？还是其他更深层的事物：难道，改变的恰恰是我们对工作的概念？
我们面临的是社会理论的经典问题：因果关系层级的问题。就拿任何一件真实世界的事件来说，你可以凭着不计其数、不同的理由说它发生了。如果我掉进一处敞开的人孔，你也许会怪我走路不看路。然而，如果我们发现某一座城市在某一时期间落入人孔的人数统计陡增，那就必须探求不同类型的解释。你必须了解为什么该城市走路不看路的总体比例升高，但更可能是要弄懂，为什么没加盖的人孔变多了。我举这个例子太恶搞了。我们来想一个比较正经的例子。
上一章尾声处，米纳指出：流落到无家可归的人，很多都有酒精或其他药物的瘾史，或者个人癖性；被双亲遗弃的青少年、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退伍军人，还有逃离家暴的女人也所在多有。如果你在街上或从庇护所里随机挑出一个人，审视他或她的生命史，无疑会发现数种上述因素交杂的情况；通常运气也是一面倒，差得狗屁倒灶。
既然如此，人们就不能说任何一个个体是单纯因为道德败坏而露宿街头。反过来说，就算露宿街头的人个个道德败坏，但道德败坏也不可能充分解释无家可归情形严重程度每十年的起落，不可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在给定的任意时期，各国无家可归者的比例会不同。这一点十分关键。话说回来，请把事情倒过来想。每个时代都有道德主义者，主张穷人就是因为堕落才会穷苦。生在穷苦人家，全凭志气、决心和企业家精神而致富的人不在少数，例子我们也听多了，大家都这么说，准没错的。那么，穷人显然没有付出本该付出的心力，才会一直是穷人。单挑个体来看，这套说法天衣无缝，可是，一旦详查互作比较的数据，了解到长时间而言上层阶级的流动率起伏甚大，这套说法就愈来愈站不住脚了。一九三○年代穷苦的美国人，难道只是比前几十年那时的美国人少了干劲？还是说大萧条会有些影响？再考虑一个事实：流动率在各国之间也很悬殊，那么只讲道德就更站不住脚了。生于瑞典、双亲小康的孩子，比美国同样的孩子更有机会致富。难道你只能归结于瑞典人总体而言比美国人志气更高，企业家精神更强吗？
当代的保守道德主义者，多半不会想争辩这一题。我肯定。
既然如此，人们必须寻求不同种类的解释：例如受教育的机会，或是最穷的瑞典小孩并不比最穷的美国小孩穷困。注129这不是说个人特质无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穷苦的瑞典小孩成功了，其他则否。这些只是不同种类的问题和不同层级的分析。为什么这个玩家赢了游戏而不是另一个，这个问题跟游戏玩起来有多难，是不同的问题。
§
又，难道不该先问人们为什么会玩这场游戏吗？这是第三个问题。遇到这状况，基于类似的理由，当你审视牵涉较广的社会变迁模式，譬如狗屁工作的崛起时，我认为实在有需要审视不只是两个、而是三个不同的解释层级：（一）任一给定个体流落街头的特殊原因；（二）导致无家可归的规模增长的广大社会和经济力（例如房租上涨，或家庭结构改变）；最后是（三）无人介入此事的原因。最后这项，我们不妨称为政治和文化层面，这一层往往专门针对人们没有在做的事情，最容易被忽略。我第一次跟马达加斯加的朋友讨论美国的游民现象，当他们得知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势的国家里有人露宿街头，全都惊呆了，让我难以忘怀。「可是美国人不觉得丢脸吗？」一个朋友问我。「他们那么有钱！世上其他国家的人都会把这件事当成国耻，他们无所谓吗？」
我不得不同意这是个好问题。为什么美国人没有把露宿街头的人当成国耻？在美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他们肯定会把这件事当成国耻的。一八二○年代，或甚至一九四○年代，如果为数可观的人露宿大城市的街道，会有人大声疾呼，采取某种行动。这行动不见得特别亲切。在一个时间点上，采取的行动八成是把流浪汉聚集起来安置在工厂；其他时期，或许会建设公共住宅。不论采取怎样的行动，就是不会任其在人行道上的瓦楞纸箱里萎靡。打从一九八○年代以来，美国人还是美国人，只是不再为了社会境况竟如此艰困而愤慨，他们更有可能诉诸第一层解释——游民是人类弱点无可避免的结果，没什么好愤慨的，如此作结。人性无常，向来如此。任谁都没办法做任何事情改变这项事实。注130
我强调第三层同时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一层承载了基本预设，诸如人是什么、对人可以有什么样的期望，以及人可以正当地向彼此要求什么。当人们要判定哪些议题算政治议题、哪些不算的时候，那些预设就回头起了巨大的影响。我并未暗示人民的态度是此处唯一的变因。政治上的当权者时常对人民的意志视而不见。民调固定发现约莫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偏好某种全国健保体系，但台面上的主要政党从未支持过此案。民调显示英国人多偏好恢复死刑，但也没有主要政党跟进此事。注131尽管如此，涵盖范围较广的文化形势显然还是一项变因。
§
针对狗屁工作这个题目，上述说明意谓着我们可以提出三道问题：
1．在个体的层级，为何人们会同意做狗屁工作，而且多方容忍？
2．在社会与经济的层级，有哪些导致狗屁工作滋长、涵盖较广的力量？
3．在政治与文化的层级，经济的废冗化为何没被当成一个社会问题，又为何没人有所作为？注132
辩论一般社会议题时挥之不去的混淆，多半可以回溯至下列事实：上述不同的解释常被当成互斥的版本（alternatives），而非全部同时起作用的因素。举个例子，偶尔会有人对我说，从政治条件解释狗屁工作的尝试全是一厢情愿；狗屁工作之所以存在，他们笃定地说，是因为人需要钱——语气彷彿我之前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接下来，检视接受这类工作的人所抱持的主观动机，就被他们当成是一个互斥的版本；问主观动机，就不会去问为何有那么多人进退不得、一开始就只能接受这样的工作才挣得到钱。
在政治——文化的层级，情况还更惨。在斯文体面的社交圈里，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已然成形：只有讲到个体层级的事情时，你才能归结于别人的动机。因此，只要暗示有权势的人曾做过一件他们没说自己正在做的事，或甚至连说他们出于某个理由做出可公开观察到的在做的事，只是因为这个理由跟他们自己说过的理由不同，你的说法都会立刻被斥为「偏执的阴谋论」，被斥为无稽之谈。因此，指称某些「守法律、护秩序」的政治人物或社会服务提供者或许不觉得为游民问题做点治本的努力符合其最佳利益，听在这些人的耳朵里，就象是在说某个台面下的集团阴谋策划才造成无家可归的问题，那干脆说银行体系都是外星爬虫人在经营好了。
注129：这类研究很多。举例来说，请参阅WesternandOlinWright1994.
注130：我有个朋友海洛因成瘾，接受美沙酮疗法。他等医生决定他是否「准备好」减少剂量，等得不耐烦，开始每天倒掉一点，直到几个月后，他信心满满地宣布他戒掉了。他的医生大发雷霆，告诉他只有专家才有能力决定他什么时候该减少剂量。结果，那个计划的补助额度是以服务的病患数量为依据，没有一点实际助人戒除药物的诱因。
人们万万不可低估制度试图保存自身的力量。以色列跟巴基斯坦的「和平进程」——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恐怕名不符实了——僵局三十年的一种解释是，如今双方面都有强而有力的制度结构，一旦冲突结束，制度结构就会失去所有存在的理由。此外，「和平机器」，也就是庞大的NGO和联合国官僚，职业生涯全都依赖于维系「和平进程」这一虚构其实还在进行中。
注131：UKIP并未计算。
注132：为避免任何可能的本质论的指控：我提出的这三个层级是作分析模态，不是在任何意义上主张社会实在有自主的层级，单凭自身条件即可存在。
数记政府在创造和维持狗屁工作时担任的角色
我之所以写这一节，是因为原先在二○一三年论狗屁工作的专文里，我提出一项看法，即我们当前的工作体制绝非有意设计而成，但对当权者来说，它的效应其实在政治上相当便利，这或许是它延续不辍的原因之一。当时许多人都谴责我的看法是胡言乱语。因此，本章可以做到的另一件事，是针对这方面作些澄清。
世上确有社会工程这件事。举例来说，曾存在于苏联或共产中国的闲冗体制，就经过政府自觉的完全就业政策，由高层所创造。这差不多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没什么好争执的。然而，若说是高踞克里姆林宫或人民大会堂的某人当真送出一道指令，要「众官员听令：创造不必要的工作，直到消除失业」，恐怕也不是这么一回事。
未曾送出这种命令，因为从一开始就不需要。政策自己会说话。只要你不是说「目标完全就业，但创造工作须符合下列标准」——然后再三强调你会一丝不苟地确保创造出来的工作均符合那些标准——那就不难想见结果了。地方官员不会跟你客气的。
据我所知，在资本主义政体下从未发出过这种中央指令。尽管如此，事实是晚至二次大战起，所有经济政策都以完全就业的理想为制定前提。请注意，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大部分的政策制定者不见得想要完全达成这个理想，因为不折不扣的完全就业会大大增加「提高工资的压力」。马克思主张：一支「失业后备军」必须存在，资本主义才能运作如常；这项主张迄今仍正确。注133话虽如此，不可讳言左翼和右翼无时无刻都会为「更多工作」这句政治口号背书。注134双方的分歧只在于制造工作最便宜行事的手段为何。工会游行时，人们高举横幅，吁求工作，但从未限定那些工作应当服膺于某些实用目的。人们径自假定工作会有某些实用目的——这当然意谓那就是没有。同理，当右翼政治人物呼吁减税，把更多钱塞进「工作创造者」的手中时，他们从未言明那些工作会不会有任何一丁点益处。人们径自假定，既然工作从市场产出，那一定是有益处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落在掌理经济的政务官身上的政治压力，就类似于克里姆林宫一度发出的指令。不同之处在于其来源更分散，而且大部分落在私部门。
最后，如我所强调，还有刻意为之的公共政策这个层面。苏维埃官员布达计划文件，或美国政治人物呼吁创造工作，恐怕都没有完全察觉其行动的可能效应。一旦创造出某种处境，就算创造出该处境乃非预期的副作用，可预期政治人物仍会一边决定（如果想得到作法）要怎么应对，一边估量该处境有没有在政治上进一步操作的空间。
这是否意谓着维护无用就业的人当中，或许真有政治阶级的成员参与其事？如果我的片面之词貌似大胆，甚至像阴谋论，那请考虑底下的引言。时任总统的欧巴马（BarackObama）接受专访，解释他为什么力阻选举人团的偏好，坚持美国应维护私有、营利的健康保险体系：
「我从来不会意识形态先行，」欧巴马说，继续谈健康照护的主题。「支持健康照护只有单一玩家的人，每个都说：『看看我们会从保险和文书作业上省下多少钱。』省下的这些钱，意味着在蓝十字（BlueCross）、加州蓝盾（BlueShield）、凯撒医疗机构（Kaiser）或其他地方工作，〔填满〕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份工作的人。我们该拿这些人怎么办？要请谁僱用他们？」注135
我要敦促读者再三思考这个段落，它或许称得上是百口莫辩的证据。总统在这段话中说了什么？他同意，像凯撒医疗机构或蓝十字这类医疗保险公司里的数百万份工作，是不必要的。他甚至同意，社会共同负担的健康体系会比现行取法市场的体系更有效率，因为前者会减少数十家私有公司相互竞争时不必要的文书作业和重复付出的心力。然而他也说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前者不可取。欧巴马坚持，之所以要维护既有的、取法市场的体系，其中一项动机就是它的无效率。与其上穷碧落下黄泉、替送公文的仙女（paperpusher）找事做，还是维护那数百万大抵无用的办公室工作吧。注136
于是，受访时权倾一世的男人，公开反省他任内代表性的立法成绩——而且坚定地表示，主要是为了保存狗屁工作，这部法案才立成这个模样。注137
尽管「创造工作」凌驾一切的政治文化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应不至于让读者震惊（虽然基于一些原因，人们其实是以震惊的态度看待这样的政治文化），只是这样的政治文化本身，并未能解释狗屁工作起初被创造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动力。本章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要思考这些动力，然后回头略谈政府的角色。
注133：讨论马克思的时候，有时我会问我的学生：「古希腊的失业人口有多少？中世纪的中国呢？」答案当然是零。马克思老爱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似乎有一个特征，即大比例的人口希望去工作，却未能如愿。然而失业人口似乎就像公债，明明是系统的结构特征，无论如何却必须当成待解决的问题来应对。
注134：举个任意的例子：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在著名的「向华盛顿进军」时，对群众演讲「我有一个梦」，公定的讲题是「为了工作与自由，向华盛顿进军：要求反歧视措施，还有充分就业经济、工作方案，以及调涨基本薪资」（TouréF.Reed,“WhyLiberalsSeparateRacefromClass,”Jacobin8.22.2015,www.jacobinmag.com/2015/08/bernie-sanders-black-lives-matter-civil-rights-movement/）accessedJune10,2017.
注135：DavidSirota,“Mr.ObamaGoestoWashington,”Nation,June,26,2006.
注136：当然有些人会主张欧巴马这番发言虚情假意，对于私有健康产业的政治力轻描淡写，就跟政治人物为银行纾困时，声称不纾困的话数百万小银行员都要丢饭碗，以此为纾困案缓颊，是如出一辙——运输或纺织业的工人面临失业的时候，他们的慈悲都到哪去了。不过他愿意作这样的主张，这个事实本身还是露了馅。
注137：有些人因为我暗示政府在创造与维持狗屁工作上，不无有意为之的成分，指责我是偏执的阴谋理论家。对于那些人，我言尽于此。除非你认为欧巴马隐瞒他的真实动机（若是这样的情形，那到底谁才是阴谋理论家？），不然我们就必须接受：那些治理我们的人其实有察觉到「市场解决方案」会创造若干低效的情形，尤其是创造出没有必要的的工作，他们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而青睐那些方案，至少在特定的脉络下是如此。
谈几种对狗屁工作崛起的错误解释
解释明显无谓的僱佣关系为何崛起时，市场拥护者提出的解释往往千篇一律，有些甚至思虑不周。我必须先处理掉这些解释，才能细述实际都发生了什么事。由于通俗经济论坛里充斥了自由派、「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安．兰德（AynRand）或海耶克（FriedrichHayek）这一类作者的粉丝，此外，市场拥护者奉下述假设为圭臬：从定义推论，市场经济不可能创造毫无目的的工作。注138所以，人们不但会听闻这些论证，而且是时常听到。因此我们最好也予以回应。注139
这类论证大致可归为两大类，各自的支持者都乐于承认：公部门里认为自己做的是无谓工作的那些人，至少有一些说对了。然而，第一群人主张，那些对私部门抱持类似怀疑的人错了，因为时时处在竞争中的厂商绝不会付钱给员工，却让他们无事可做。他们的工作一定有其用处，只是他们不懂罢了。
第二群人承认私部门中存在着无用的送公文仙女，甚至承认其滋长。然而，这一群人认定私部门的狗屁工作绝对是政府干预的产物。
第一种论证可以在《经济学人》（Economist）的一篇文章里找到绝佳范例，该文就在二○一三年原先那篇「狗屁工作」专文面世后约一天半发表，注140通篇都是急就章的痕迹。注141自由市场正统说法的堡垒，竟然觉得有必要几乎是立即回应，显示编辑知道如何甄别意识形态的威胁。他们将论证总结如下：
过去的一世纪间，世界经济变得益发复杂。供应的货物变得更复杂；用来打造货物的供应链更复杂；营销、贩售和分销货物的体系更复杂；融资这一切的手段更复杂；以此类推。这样的复杂性是我们致富的源头，但管理起来却不堪其扰。依我的浅见，一支由通才组成的团队是综理全局的方法之一——从设计阶段一路到客户服务电话，整套系统都由工匠般的经理人规划。但在那样的世界里，这种复杂性在经济上绝对行不通（就好比在某个世界里，生产汽车是由通才技师组成的团队，一次生产一辆，那车子绝不可能便宜满街跑）。
行不通。所以有效率的做事方式，是把生意拆成许多不同种类的任务，这样专业化才能淋漓尽致。所以你会得到等同于反覆把甲锁片固定在乙框架上的文书作业：调整文件的次序、管理供应链细琐的环节，诸如此类。事情一旦分散，看起来或许就没有意义，毕竟许多工作者做的事离流程的终点有十万八千里。铁矿从一扇门进去，车子就从另一扇亮相，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但观念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作者声称，我们讲到「狗屁工作」时注142，谈论的其实是生产线工人在后工业时代的对应物。这种工人的命运艰苦，必须执行重复、穷极无聊的任务，否则经理人无从管理日益复杂的生产流程。随着机器人取代工厂工人，仅存的工作也凋零到只剩这种工作了（这个立场偶尔会跟暗贬敝帚自珍的论调结合，这论调颇纡尊降贵：要说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无用，是因为今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全都主修过哲学或文艺复兴文学，自命应该有更好的际遇。在行政机器里当一颗微不足道的齿轮，在他们眼里是委屈了自己）。
我不认为有必要花太多力气处理第二种论证，毕竟读者以前可能已经遇过上千次它的各种变体。全心全意信奉市场魔法的人总是坚称：看似市场造成的一切问题、一切不正义、一切荒谬的现象，其实都是政府干预所致。市场即自由，而自由永远是好的，所以前一句只能是真的。我把他们的立场说成这样，稍嫌话中带刺，但我遇过讲得出这种话的自由派，讲出来的话几乎字字雷同。注143当然，但凡这类论证都有循环论证的问题，没办法否证。既然所有实际存在的市场体系，某种程度上都有国家的管制，那轻轻松松就可以坚称你喜欢的结果（例如财富的总体水平高）都是市场运作的结果，而你不喜欢的特征（例如贫穷的总体水平高）其实都是政府干预市场运作所致——还咬定举证责任都落在要另作别论的人身上。既然只是申明信念，有没有能支持这个立场的真实证据，根本无关紧要。注144
话说回来，我还得赶快补一句：我不是说政府管制跟创造狗屁工作毫无瓜葛（跟打勾一类的狗屁工作尤其有瓜葛）。政府显然牵涉其中。如前所述，诸如企业合规等产业，整个产业都是拜政府管制才会存在。然而此处的论证不是这类管制是狗屁工作崛起的原因之一，而是主张政府管制就是首要、甚至唯一的原因。
那么，容我将上述归结成两大主张：第一，全球化致使生产流程太过复杂，我们持续需要更多的办公室工作者来经管，所以这类工作并非狗屁工作；第二，纵然其中确实有不少狗屁工作，但它们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政府管制增加，不仅催生人数愈发膨胀的无用官僚，更迫使企业派出一整批打勾人来抵御。
这两种论证都是错的，而且我认为单单一个例子就足以驳斥两者。让我们细想美国私立大学的个案。底下有两份表格，撷取自班杰明．金斯堡（BenjaminGinsberg）的《师资的沉沦》（TheFalloftheFaculty）。该书探讨美国大学逐渐被行政人员接管，几乎囊括我们需要知道的资料。第一张表格显示，总体而言，美国大学的行政主管及其支援的比例成长。金斯堡考察的三十年间，学费一飞冲天，总体师生比大致维持稳定（其实这段时期结束时，师生比跟以往比较还稍微缩水了）。在此同时，行政主管、尤其行政职员的数目则膨胀到前所未见的程度（参见图五）。
职员2.4
行政主管0.85
招生0.56
教员0.5
授予学位的机构之数量0.5
授予的学士学位数量0.47
图五行政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变化，1985年至2005年
资料来源：从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摘要》，2006年计算而得
难道这是因为「生产」的流程——在大学的情况，想当然是指教学、阅读、写作还有研究——在一九八五年到二○○五年间复杂了两倍或三倍，以至于现在需要一支办公室职员小部队来管理？注145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此我可以就个人经验讲几句。从我在大学里的一九八○年代到现在，事情当然有些微变化——现在的讲师不写板书了，他们被要求要提供PowerPoint画面，此外也更密集地使用班级部落格、Moodle页面及类似的工具。但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完全比不上，例如，货运业的集装箱装运、日式「及时」（just-in-time）生产体制，或是供应链的全球化。教师的工作大同小异，还是讲课、带讨论班、在面会时间跟学生面谈、打报告分数、改考卷。注146
那么政府的铁腕在哪里？金斯堡也驳斥了那项主张，同样又是一张明快的表格（参见图六）。
19751995
2005变化
公立学院的行政主管和经理人员额6073382396
1010110.66
私立学院的行政主管和经理人员额4053065049
953131.35
图六公立与私立机构的行政职成长，1975年至2005年
资料来源：从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摘要》，2006年计算而得
实际上，私立机构中行政主管和经理人的数目，增长速度比公立机构快了超过两倍。若说是政府管制造成私部门创造行政管理职务的速度比政府科层本身还快两倍，实在非常离谱。其实，对这些数字唯一合理的诠释，恰好要反过来谈：公立大学最终对公众负有责任，一直顶着削减成本、避免浪掷经费的政治压力。这可能会导致一些莫名其妙的优待（美国大多数州支薪最高的公务员是州立大学的美式足球或篮球教练），但确实多少限制了新任命的校长因自命不凡，擅自决定他应该要有五或六个额外的行政职员在他手下工作才对——而且是先有这批人手之后，才开始想到底要让他们做什么。私立大学的行政主管只要对董事会负责，且董事们通常都极富有，就算不是企业世界的造物，至少都在企业世界的惯例和感知方式所塑造的环境里怡然自得——结果，这种院长的行为在董事们眼里多半完全正常，毫无可置喙之处。
大学行政主管的人数和权力之增长，在金斯堡本人看来就是夺权。对于大学本来的性质和存在的理由，世人的设想有了深刻的变动，他说，这才导致这场夺权。回到一九五○或六○年代，大学可谓是硕果仅存的欧洲制度，从中世纪以降尚称完好如初。关键在于，大学仍按照古老的中世纪原则运营，亦即唯有投入某种形式的生产（生产的是石作、皮革手套或数学方程式在所不论），才有权利安排他们自己的事务，诚然也只有他们才够资格这么做。大学基本上是为学者开办、由学者运营的手工艺行会，其最重要的生意是生产学位，第二优先则是训练新一代的学者。没错，十九世纪以来，大学跟政府一直维持某种绅士协议，大学也训练公仆（后来则是企业官僚），交换政府在其他方面任其自是。可是，从八○年代起，金斯堡主张，大学的行政主管发起了实质的政变，从教职员手中抢过大学的控制权，令这个机构本身转向截然不同的目标。如今，主要大学发布「策略愿景文件」稀松平常，但这份文件里鲜少提到学术成果或教学，只是长篇大论地谈「学生的经验」、「研究优异」（获得计划资金），跟企业或政府合作，诸如此类。
对熟悉大学场景的人来说，上段所述是斑斑血泪。不过问题悬而未解：如果这是一场政变，行政主管是怎么取得不在场证明的？你必须假定，即便是在一八八○年代，照这个方式掌握权力会后沾沾自喜的大学行政主管也大有人在，个个还都会为自己僱用一批下属，随侍在侧。中间的这个世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把他们推上得以实行的位子？此外，不管发生的是什么，其与学院外同一时期内发生的，经理人、行政主管和无意义的送公文仙女总占比提高，之间有什么连结？
金融资本主义也是在这个时期崛起的，因此回到FIRE部门（金融、保险、不动产）或许是上策。亦即，从该部门寻找洞见，并弄清楚经济中的哪一种总体动力触发了这番改变。假使《经济学人》认定在管理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的人，其实并没在管理复杂的全球供应链，那么他们究竟在做什么？那些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能否权充某种观景窗，让我们窥见别处发生的事？
注138：附带一提，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想的。他们的主张是：按马克思的定义，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下，所有劳动若非生产剩余价值，就是在再生产创造价值的道具（apparatus）的过程中出了一份力，所以一份工作乍看之下无用，必然是任职者听信不实的常民社会价值理论所生的幻觉。这跟信仰自由意志者（libertarian）之坚持社会问题绝对跟市场无关，同样都是不折不扣的信仰声明。容或可以辩论马克思是不是真的支持这个立场，但辩到这个份上，大抵只能是一场神义之辩，说到底取决于你是否接受下述前提：资本主义是一个总括的体系，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只有市场体系决定社会价值。下一章我会继续探讨这个主题。
注139：这只是打预防针。我明白，在历史上，作者再怎么预防显而易见的反驳，也几乎不可能成功阻止未来的批评者把那些反驳提出来。一般来说，作者只会假装从未料想到批评者的反驳，或许可以铺陈的反制论证则一概忽略。我只是认为还值得一试。
注140：www.economist.com/blogs/freeexchange/2013/08/labourlabor-markets-0.AccessedApril1,2017.
注141：举例来说，其中包含明显的基本逻辑瑕疵：我的论证是，让工人生活无虞和闲暇时间，经常导致社会骚动，该文作者试图驳斥我的论证，指出一些生活朝不保夕、没有闲暇时间的工人所引发的骚动。即使一个人没有受过形式逻辑的训练，因此从来没听过肯定后件的逻辑谬误，光凭基本常识，大致都还察觉得出「若A则B」不同于「若B则A」。卡洛（LewisCarroll）机敏的说法是：「你不如就说『我看到我在吃的东西』跟『我吃我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意思」。
注142：该文未注明作者。
注143：如果你问：「你的意思真的是市场永远是对的？」他们经常会回你：「对，我的意思就是市场永远是对的。」
注144：反之，人们总是假定举证责任落在质疑这类断言的那一方。
注145：附带一提——这一点后面会变得重要——行政人员的数量提升了，然而真正爆炸的是行政职员。我应当强调，这个数据指的不是侍应生或清洁工（事实上，他们这段时期大部分都被外包出去了），而是指行政基层人员。
注146：譬如班级聊天室等直接影响教学的改变，大部分是（为数按比例逐渐减少的）教师自行管理的。
为什么可以把金融业当成创造狗屁工作的典范
·抢制先机，平顺汇合
·市场制度，协调互动
·缔约虚拟，票据交换
·边际调整，调整有方注147
粗浅观之，FIRE部门里创造狗屁工作的直接机制，当然跟在其他地方并无不同。我在第二章描述五种狗屁工作的基本类型及其由来时，列出了其中一些机制。帮闲的职位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因为高踞组织里权力位置的人，认为下属是其声望的徽章。打手之所以被僱用，是因为高人一等的心态作祟（如果我们的对手僱用顶尖法律事务所，那么我们也必须比照）。补漏人的职位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因为有时组织发现修复问题比应付后果还困难。打勾人的职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型组织里的文书作业佐证下述事实：已经完成某些行动，经常被认为比行动本身更重要。任务大师之所以存在，多半是各种形式的非个人权威的副作用。如果把大型组织设想成多方重力的复杂作用，从许多对反的方向拉曳，可以说五种狗屁工作总是拉曳着组织。就算是这样，我们还是必须问：为什么没有一股更强的应力，从相反的方向拉？为什么狗屁工作没有被更被当成一个问题看待？公司不都爱「矜」出一副精实又精悍的样子吗。
在我看来，在FIRE部门里创造、尝试，并毁灭大笔金钱的那些公司，恰是着手探问这个问题的完美所在。部分原因是，许多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都确信，在此完成的每一件事情，十之八九基本上就是诈骗。注148
艾略特：我在「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做过一阵子。他们跟某家银行有签约，那家银行提供赔偿给卷入PPI丑闻的客户。会计事务所依案子计酬，再付给我们时薪。这样安排的结果是，他们蓄意不当培训职员，也没有妥善规划工作内容，于是工作接二连三频频出错。他们不时改动、替换系统和作法，才不会有人习惯新作法，真的把工作正确地完成。这意味着案子不得不重头来过，合约展延。
怕读者不知情：PPI（还款保障保险）丑闻二○○六年在英国爆发，大批银行被揭露其将不想要且往往不利得离谱的账户保险政策倒卖给客户。法庭判决银行应返还大部分款项，催生了一个围绕着解决PPI索赔的崭新产业。按艾略特的说法，受僱处理这些索赔的公司，少说有一部分刻意慢条斯理，尽其所能从合约中捞钱。
艾略特：资深管理阶层一定知情，但从来没有明说。心防比较放松的时候，有些管理人员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我们从一条会漏水的水管赚钱——你要把水管修好，还是让它继续漏？」（不见得字字相符，但就是这个意思。）银行拨出来支付PPI赔偿的是很大一笔钱。
在我收到的证言中，这其实是蛮普遍的故事。我听过负责石绵赔偿给付的法律事务所也有类似的蹊跷。每当组织拨出总额甚巨、高达数亿之谱的金钱，赔偿一整类人的时候，就必须设立科层组织来把债权人找到、处理债权及拨款。这个科层组织往往需要数百甚至数千人，拿来付他们薪水的钱说到底来自同一只钱袋，他们连利落分赃的诱因都没有——何必杀鸡取卵呢！照艾略特的说法，这种情形常常导致「疯狂、超现实的鸟事」，象是蓄意把办公室设在不同城市，强迫人在不同办公室间通勤，或是印出并销毁同一份文件五、六次。谁要是向外人揭露这样的做法，就等着吃官司。注149这么做的用意，显然就是要在钱落入债权人口袋前尽量五鬼搬运。低阶层的人花愈长的时间工作，公司就赚愈多。然而，由于上一章探讨过的特殊动力，这番五鬼搬运极其无谓之处，似乎是加重压力的程度和不当的行为。
艾略特：里面的犬儒主义高张，我猜还逐渐发展成一种形式的米虫心态。不巧工作也极端艰难，压力超大。简直象是商业模型有一部分是设置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而且还不断抬高，于是流动率高，时时招入更多员工，不当培训；终于（在我想象中），事务所得以理所当然地要求客户展延合约。
这种做法当然不道德。目前我担任清洁工，这是我做过最不狗屁、最不异化的工作。
大卫：嗯，这听起来象是全新的类别：蓄意用错误方式去做的工作！你认为这有多普遍？
艾略特：就我从任职不同公司的人听来的说法，PPI产业大致就建立在这条原则上，前提是显然只有大型会计事务所才有能耐吃下那种合约。
大卫：好，我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大抵是在处理分赃的系统当中，在中间创造愈多层寄生虫愈好。这有道理。不过他们最终是从谁那边揩油？他们的客户？还是谁？
艾略特：我不确定最终是谁为这一切埋单。是银行吗？还是起初为银行承保诈骗行为的损失的保险公司？当然，最终会是消费者和纳税义务人埋单，这些公司都只需要知道如何揩油。
狄更斯早在一八五二年的《荒凉山庄》（BleakHouse）就曾以詹迪斯诉詹迪斯（JarndyceandJarndyce）的案子消遣过法律这门专业。本案中，两组出庭律师针对一处规模庞大的宅邸缠讼不止，直到双方把整个标的蚕食鲸吞，利害关系人耗尽生命，本案迳归无效。律师继续过日子。故事的教训是，当营利事业参与分配一笔巨额款项时，最能让它赚钱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无效率。
当然，整个FIRE部门说穿了就是在做这种事：它创造金钱（藉由放贷），接着以极其复杂的方式把钱从一处移到另一处，每次交易都能再搾取一笔小钱。这么做的结果往往让银行员工感觉，这整个事业就跟会计公司为了从金牛身上揩油而蓄意以错误方式培训员工，这等无谓的程度不相上下。想不出要怎么为自己所属的异种银行认真辩护的银行员工，数量多得让人意外。
布鲁斯：我在一家保管银行（custodianbank）当基金会计师。我从来没真的弄懂保管银行的功能。我了解跟保管银行有关联的各种概念，但总把它们想成是会计上的叠床架屋罢了。保管银行保障概念，诸如股票和债券。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俄罗斯黑客有办法偷走这些概念吗？就我所见，整个保管银行产业都是狗屁。
走笔至此，我们考虑了许多事业的状况。待在银行，工作中笼统的恐惧、压力和偏执程度，恐怕远大于在我们考虑过的大多数事业任职。员工承受着巨大压力，不被允许问太多问题。规模最大的几家银行会游说政府引入对他们有利的管制措施，继而期望每个人都照游戏规则走，一边假装管制单纯是政府强加于银行业的。这类台面下的运作方式，是一个反骨银行员详细描述给我听的，他还告诉我，他认为在银行工作承受的压力，差不多就跟同志在一九五○年代出柜的际遇一样糟：「有许多人读过〈论狗X工作现象〉，也明白我们这一行的实况，然而丢工作的恐惧吞噬了他们（也包括我），所以我们不公然提及也不讨论这类议题。我们欺骗自己、我们的同事，还有我们的家人。」
到处都有人怀着这样的心情。与我通讯的银行工作者，几乎全都坚持保密到家，抹除任何一点认出他们业主的可能。同时，许多人也强调，终于能对人说出多年来从他们胸口渗出来的心事，简直痛快。鲁培特是来自奥地利的经济难民，如今在伦敦市工作。他的证言可以当例子。以下是他谈他目前工作的金融机构里头的废冗化：
鲁培特：好的，银行业嘛，显然整个部门都没有附加价值，根本是狗屁。这点姑且先摆一边，我们来看看银行业里面不折不扣没在做实事的人。其实这种人没那么多，毕竟银行业是个诡异的混合。总体来说，我们没在做实事，但在那些虚功当中，银行业有效率、论功行赏，而且大致算精实。
这当中废得最明显的，就是啦啦队长人力资源部门。有一天，银行业了解到每个人都讨厌银行，他们的职员也心知肚明，于是他们着手做点事情，想改善员工对这一切的感受。我们有个内部网络，上面要人资把内部网络经营成某种内部「社群」，像Facebook那样。人资架起了网站，可是没有人用。于是他们开始怂恿和霸凌每个人使用，更加深我们的厌恶。接着他们让人资张贴一大堆好感人喔的大便，或让人写「内部部落格」，试图诱使大家使用。还是没人在乎，网站乏人问津。
这档事他们已经做了三年，内部网络的Facebook页面只有满满的人资同仁说些关于公司的廉价好话，然后其他人资同仁回覆「好文！同意到不行。」我想不通他们怎么有办法忍受。银行业的彻底缺乏凝聚力，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件事是他们有莫大的驱力每周做慈善。我虽然为慈善付出，但我不会经由我的银行，毕竟对他们来说，慈善只是一个大型广告驱力，银行试图由内撑起士气，掩饰银行业藉放贷占有劳动的事实。我拒绝参与。他们设立一个「目标」，比方说九成参与率——全出于「自愿」——接着有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试图要人登记。如果你不登记，他们会记下你的名字，然后会有人来问你为什么不登记。结束前两周，我们接到自动派发的信件，看起来像CEO寄来「鼓励」你登记的。最后一次，我真的担心再坚持不签会丢饭碗。对我来说，我来自异国，拿工作签证，无权居留，丢工作的话就糟了。不过我还是挺住了。
花在追逐这「自愿」慈善工作的工时，数字高得吓人。「被说自愿」（“voluntold”）是我听来的专门术语。
慈善工作本身彻底空虚。都是类似捡两小时垃圾之类的事。或是把难吃的三明治给游民，有其他人安排所有袋装三明治等，而银行员工只是到场，把三明治送出去，然后开着光鲜的车子回家。很多慈善工作的动力是「某年最佳僱主」奖项，奖项中纳入像「慈善工作」的判准。银行要达成该项判准才能入围，入围的话有助招聘。天知道他们每年花多少钟头努力达标。
好的，下一个：管时间表的家伙……
鲁培特继续列出几个轻易可被自动化取代的职位，其存在俨然只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沉瓮底的，是无用得令人无话可说的职位：
鲁培特：最后，中阶经理。有一天，我需要中阶经理层级的某人核准某事。我在一个系统上点击，以电子邮件寄出审核请求。上面列出二十五个中阶经理（只有一个需要核可）。我只听过其中一个。这些人整天都在做什么？不会担心人家发现吗？一发现就只好去麦当劳打工了。
根据一些有跟我联系的中阶经理，「这些人整天都在做什么」的答案，在许多案例里，差不多都是：「没干嘛啊。」因此，根据鲁培特的判断，在下层阶级里，能力与效率确实是适职与否的标准；但层级越高，这样的标准看似愈发无用。
鲁培特的说词从许多观点来说都引人入胜。就拿人工竞赛怎么成了废冗化的机制这个主题来说吧，它也频频常出现在其他脉络。举个例子，英国地方政府的愚行，很多都是由类似的欲求所驱动；地方政府希望被封为某区或全国「最佳市府」。这类竞赛无不掀起打勾仪式的热潮，而本例则是在东施效颦的荒唐慈善活动中达到高峰：要求在职员工出席，这样才能告诉潜在的未来员工，他们的公司获选最佳僱主之一。其他来自主要金融机构内部的说法，也提到鲁培特证言里的其他元素。某些部门发狂似的做事，压力大，效率却几近魔法，另一些部门则严重膨风；两种情形混合，令人混淆。混淆之余，没有人敢说银行到底在做什么，连是不是正当事业都不清楚，一切就被蒙在这样的脉络里，而且绝对禁止讨论这类问题——这也是鲁培特和其他人的证言提到的事实。
许多在金融机构劳心劳力的人，不大清楚他们的工作对银行整体有什么贡献，甚至一无所知。他们的情形十分类似，而且程度远甚于在多数大企业上班的人，以至于成为另一个常见的主题。举例来说，艾琳曾为数家大型投资银行做「引导」（“onboarding”），意思是监督银行客户（在艾琳的个案中，是诸多避险基金和私募股票基金）是否合乎政府规范。理论上，银行从事的每一笔交易都该经过评估。然而真正的工作已经外包给百慕达、模里西斯和／或开曼群岛（「连行贿都便宜」）的可疑小组，在他们眼皮底下从来没有发现一件不规矩的事，你就知道这套流程有多腐败了。话说回来，百分之百的核可率说不过去，因此不得不大费周章构筑一套潜规则，好让外人看起来他们有时确实会找出问题来。于是，艾琳报告外部审核人放行了这笔交易，品管委员会复查艾琳的文书作业，行礼如仪地抓出打字错误和其他小错。然后各部门「不予放行」的总数会转交指标小组制表，这个过程让每个参与其事的人每周耗费数小时开会，争执哪一个「不予放行」属实。
艾琳：指标狗屁人上头有一群位阶更高的狗屁人，也就是资料科学家。他们的工作是汇整不予放行的指标，汇入复杂的软件跑，用那些资料制作精美的图表。上司会接着拿这些精美图表给他们的上司过目，这一步有助于舒缓尴尬。尴尬在于下述事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组内任何一个人实际做了什么。在〔大银行甲〕，两年间我有五个上司。在〔大银行乙〕，我有三个上司。这些上司绝大部分是安插的，高层钦点，然后这些车载斗量的屎就从「天上掉下来」（“gifted”）。可悲的是，在许多状况下，公司使用这种方式填满管理阶层里的少数保障名额。
诈骗、假装（不允许任何人谈论开曼群岛上的可疑公司），还有以不让别人理解为目的而设计的体系，又一次以相似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搞不清楚底下都发生了什么事的经理，接着承担体系的压力，压力大半源于体系根本没有道理，一切只是没有意义的仪式。食物链的顶层——碾压资料的人、只是路过的主管，甚或拔擢他们的更高层——当中，有没有人真的知道这一切有多无谓？对此，我们毫无头绪。
寻常的、人为引致的压力和紧张，冲着截止日期大吼大叫。寻常的施虐与受虐的人际关系。还有寻常的、瀰漫着恐惧的沉默（以上是按由上到下的轴线安排无谓项目时屡见不鲜的状况）。还没完呢，最后还有加诸员工的绵密压力，要他们参与不同套仪式，设计这些仪式的用意则是要证明机构诚挚的关怀。在艾琳的个案中，这些仪式不是安排好的慈善活动，而是NewAge风味的研讨班，时常把她逼到濒临掉泪：
艾琳：指标之上有残忍又假惺惺的「弹性」和「专注」研讨班。没错，你的工时不能因此缩短。没错，你不会因此领到比较多钱。没错，你不能选择婉拒哪个狗屁的项目。不过你可以耐着性子撑过这个研讨班，听你家银行告诉你它有多重视弹性。
讲专注的研讨班更糟。人类经验深不可测的美和令人麻木的哀伤，到了这研讨班上，都成了呼吸、吃饭、拉屎时原汁原味的生理过程。专注呼吸。专注吃饭。专注拉屎。这样一来，你做生意就会成功。
这一切想必是要提醒员工：有些抽象方式比其他的抽象方式「真实」，有些办公室事务似乎有其法律和道德、甚或是经济的目的，而其他事务没有；这些尽管是事实，但若能把生活化约成纯粹的生理过程，那这些事实真的没那么重要。他们显然是先禁止你承认自己所投身的是空洞的仪式，再强迫你参加研讨班，延聘大师来告诉你：「到头来，每件事不都只是空洞的仪式吗？」
至此，我们从艾略特、鲁培特和艾琳的故事见识到的，都还是从片面、座落于组织一隅的观点，观察非常大且复杂的组织。这三人都没有鸟瞰的、全见的视野，但也不见得真的有人具备那样的视野。艾琳故事里的高层，蓄意从出身政治少数的人当中指派客户引导部门的主管，而公司这一角所发生的多半是狗屁的事情。对此，你只能假定高层知情，或是不全然清楚怎么会演变至此、原因是什么。此外，我们也不可能建立某种祕密问卷，以确认在银行工作的人有多大比例暗地里相信他们的工作是狗屁工作，这些工作又容易集中在哪些部门。有这么一个赛门，他曾被一连串大型跨国银行僱用，工作内容是风险管理。他说风险管理的意思是分析并「找出他们内部流程的问题」。赛门的想法是我有办法发掘到的线索中最接近概括洞见的了：
赛门：我花了两年，分析某家银行关键的付款和营运流程，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找出职员可能会怎么运用计算机系统讹诈和盗窃，据此建议解决办法以兹预防。我无意间发现，银行里大多数人做事都不知道缘由。他们的说法是，他们就是该登入这个系统，选择一个选单上的选项，键入某些东西。他们不知道缘由。
也就是说，赛门的工作大抵是担任全视之眼，这只眼睛判定一家银行各部分的诸多可动零件要怎么组合在一起；假使他找到任何冲突、易受攻击或冗赘之处，就加以整顿。换句话说，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回答上述问题了。那他的结论？
赛门：据我保守估计，那家银行的六万名职员，有百分之八十是不需要的。程序要嘛可以完全执行他们的工作，或者因为程序设计的本意就是催生或复制一些狗屁流程，所以压根不需要他们。
那家银行的六万名员工中，有四万八千名没有做任何有用的事情——或说他们做的事都能轻易由一台机器做到。银行员工被剥夺了估量或一齐分析处境的凭借，只能把疑虑放在心里，投告无门。尽管如此，赛门还是相信他们做的事是事实上的狗屁工作。可是，为什么银行高层的人物没有想通这一点，并设法处理？嗯，要回答这个问题，看看赛门确实提议改善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事就好：
赛门：有一次，我写了一支程序，解决了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我呈报给一个主管，他把所有顾问都找来开会，一行共二十五个人坐在会议室里。开会当时和之后，我都面临严峻的敌意，这才慢慢明白，我的程序把他们目前领钱手动进行的工作全都自动化了。毕竟是乏味的作业，单调又无聊，他们当然不会乐在其中。我的程序仅要价他们付给那二十五个人的金额的百分之五，他们仍旧冥顽不灵。
我发现许多类似的问题，也都想出了解决方案。不过我任职期间，没有一项建议获诸实行。原因在于修复这些问题都会导致一些人丢工作，每一项建议都是同样的情形。而那些工作除了赋予他们上报的主管某种权力感之外，根本没有意义。
所以，即便这些工作初设时不是帮闲工作（料想大部分都不是），最后都当成帮闲工作延续下来。在任何大型事业体中，自动化的威胁势必持续受到关切——我曾听说一些公司的程序设计师上班时，身穿「走开，不然就用一小段Shell脚本取代你」的T恤——只是在这个案例（和许多类似案例）中，关切升高到极高层：到达那些（只是举例：假设他们都以某种方式参与私募股票）为自己并购其他公司、并以缩编和效率之名给该公司套上庞大债务而沾沾自喜的主管。同一群主管也为他们手下膨胀的职员而沾沾自喜。说实在的，如果赛门没说错，这群主管之所以沾沾自喜，是因为大型银行原本就是如此：由一支支封建扈从组成，每一支都对主管负有义务，宛如效忠封建领主。注150
注147：由金融扯淡产生器任意生成的一些词汇，accessedJuly4,2017,www.makebullshit.com/financial-bullshit-generator.php.
注148：当然有其他性质不外就是诈骗的事业——或者某些情况是蓄意提供他人犯下诈骗的工具。我收到几则来自大学报告写手的证言。向来都有聪明的学生或研究生愿意帮懒惰的同学写期末报告，赚点小钱。但近几十年，在美国，这已经联缀成一个完整的产业，在全国的层级上调度人力，僱用数千个全职的报告写手。其中一人告诉我，这个产业是文凭主义——美国几乎所有值得向往的工作，如今都需要某种学位当敲门砖的事实——和商业逻辑汇聚后可以预期的结果。巴瑞：我刚开始做这工作的时候，想象自己会不断学到引人入胜的新信息，遍及形形色色的主题。固然曾有过撰写罕见又有趣的酷儿理论专文或罗马血腥竞技史的机会，但我发现十之八九是撰写商学和营销的报告，数都数不完。
细想后，我豁然开朗。受高等教育就是投资你的未来，一直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件事情才说得过去。学贷虽逼得人喘不过气，但还是值得，因为有朝一日你会赚到稳定的六位数收入。我很难想象会有很多人是出于热情而用功拿到商业行政的学士学位——我蛮肯定他们只是跳进这个坑里拿学位，而学位在他们眼里是通往高薪工作的途径。至于我的客户，我想他们自认是愿意提高投资额度，换取较低的作业量和挂保证的好成绩。我写几份关键的学期报告，收取的金额不过是平均学费的九牛一毛。
这对我来说也合情合理。上商学课程时，教授告诉你，企图以最少的投资金额得到最大的利益，不但是人之常情，甚至也令人钦佩。假使你认真听讲，这同一个教授接着派给你一篇报告，而僱用某人来写报告是最有效率的作法，那实在没有理由不这样做。
注149：郑重声明，我不知道是「四大」中的哪一个。
注150：不需要的执行或行政职员层级之所以倍增，有另一个报导人时常提到的原因，即防范诉讼的威胁。以下是一个银行员工，艾伦，的说法：「如今大型金融机构经常设有『总干事』（ChiefofStaff）一职……他们只是资深经理跟主管机关或愤懑员工之间的缓冲，没实质功效。为什么这道缓冲从来不起作用呢？因为诉讼过程中，原告在法庭文件里永远会指名资深经理，这样一来，为避免事情不好看，案子获得和解的机率最大。既然没用，那总干事最后都做什么去了？嗯，他们通常会安排跟资深经理及其领导团队开会，交派诸多不知所谓的管理咨询调查，试图厘清士气为什么如此低落（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如直接问员工想法比较省事。你经常看到他们规划慈善日，在报章杂志上发夸大的业配新闻）。根据艾伦的说法，人资部的职员也怕法律责任，如今比较不会接任这类职务了。当然，不同银行，状况有别。
论当前的管理封建制哪些方面像、哪些方面不像古典封建制
上层的五分位组，规模和收入都愈来愈庞大，因为下层五分位组里真正有所产出的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全被上层搾取了。当上层阶级劫掠其他所有人时，他们就同时需要更大批护卫的劳工，确保他们偷来的战利品安全无虞。
——凯文．卡森（KevinCarson）
回顾第二章封建领主的例子，其实这一切完全说得通。在第二章里，我把封建领主和随扈当成一个隐喻使用。不过至少在银行的状况，实在分不清有多大程度是隐喻，又有多少是直白的真相。如前文所述，封建制度的本质是一套再分配体系。农奴和工匠制造东西，很大程度是自己管好自己。领主凭着某些法律权益和传统的复杂集合（我在大学学到的专门词汇是「直接管辖—政治搾取」）注151，征收他们产出的一份，接着处理的是把掠夺来的东西分配各麾下的职工、帮闲、战士、随扈——虽然份额较小，但也透过赞助宴饮和节庆，透过时不时的礼物和施恩，把其中一些重新还给工匠和农奴。在这样的安排下，货品是藉由政治手段搾取、依政治目的分配，根本谈不上把「政治」和「经济」区分成不同的领域。事实上，一直到工业资本主义初露锋芒时，才有人把「经济」当成一个原先就自有其规律的人类活动领域来讨论。
按「资本主义」这个术语的古典意涵，在资本主义下，利润来自于管理生产：资本家僱人制造、建造、修复或维护事物，而他们从客户或客人那里入帐的数值大过前期开销的总额——包括付给工人和承包商的钱——后，利润才进到他们的口袋。这样的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僱用不必要的工人确实说不通。利润极大化的意思，是付尽可能低的金额给为数尽可能少的工人；那么在竞争险恶的市场中，哪个资本家僱用不必要的工人，恐怕就很难活下来。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照搬教条的自由派，或与之对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老是坚称我们的经济中不大可能充斥狗屁工作、关于狗屁工作的一切肯定是某种幻象。然而，按照一种经济跟政治考量有所重叠的、封建制度的逻辑，同样的行为就完全说得通了。好比配发PPI的公司，他们念兹在兹的是抓准机会圈起一笔钱，看是从敌人那里偷，还是从老百姓那里，藉着手续费、服务费、租金、税金等名目搾取，再重新分配。过程中，你会催生出一批绕着你打转的跟班，他们既是你有多显赫、多杰出的度量衡，人人看得到，同时也是分配政治恩惠的手段：举例来说，积怨未发的人，加以买通；忠心的盟友（打手），论功行赏；或者，建立一套荣誉和头衔的繁复阶序，让地位较低的贵族鹬蚌相争。
如果上述的一切神似大型企业内部的运作，那我要说这不是偶然：这类企业做的事情跟制造、建造、修复或维护事物的关联愈来愈少，跟占有、分配还有调度金钱和资源的关联愈来愈多。这意谓政治和经济又像过去一样，愈来愈难区分彼此。自从「大到不能倒」的银行问世，我们见识到政府本该拿来管制银行的法条，通常是出自游说专家的手笔。下述事实更严重：金融利润本身大半是从直接管辖——政治手段聚敛而来。举例来说，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Co.）于二○○六年表示，该公司约三分之二的利润来自「手续费和规费」，而且一般而言的「金融」其实指的是交易其他人的债务——当然是法庭可强制执行的债务。注152
不论在美国、丹麦或日本，要想知道典型家庭每个月的收入有多少比例被FIRE部门搾取，取得准确的数据几乎不可能。不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块不但十分肥美，而且相较于在同样的国家里企业部门直接得自制造或贩售货品与服务的另一块，前者占总利润的份额明显比较大。就连我们视为旧工业秩序核心的那些公司（例如美国的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和奇异公司〔GeneralElectric〕），它们的利润如今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金融部门。就拿通用汽车来说，这家公司不是靠卖车赚钱，而是从汽车贷款收取利润。
然而，中世纪封建制度跟当前金融化的版本有一项关键差异。本章前面已经提过，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建立在生产领域归自我治理的原则上。不管是蕾丝工匠、轮匠、商贩还是法学者，社会的期望就是他们集体管他们自己的事情。此外还包括谁能入行，入行后如何训练。外人的督导只能聊胜于无。行会和类似的组织通常内部阶序繁复（但今天阶序繁琐的组织，过去不见得如此：举例来说，在许多中世纪的大学里，教授是学生选出来的），可是退一万步言，中世纪的铸剑匠或制皂师做事时可以很有把握，绝对轮不到本身不是铸剑匠或制皂师的人来对他的做事方式指手划脚。工业资本主义显然改变了这一切，二十世纪的管理主义把这个进程推得更远。在金融资本主义下，不但毫无逆转的迹象，处境着实还恶化了。「效率」的意思变成把愈来愈多权力交在经理人、监督者和其他理所当然的「效率专家」，结果实际生产的人能自主的程度趋近于零。注153同时，经理人的位阶和伦常显然会无止尽地再制经理人。
§
过去四十多年里，资本主义可能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知道一则寓言或许堪称最佳范例。那是法国马赛市郊的大象茶叶工厂，目前由员工占领。几年前我造访那间工厂，其中一位占领者带我和几个朋友认识环境，告诉我们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工厂原本是一间本地企业，在并购的时代里，公司被联合利华（Unilever）买下。联合利华持有世界最大的茶叶制造商立顿（Lipton）。起初，公司没有太干涉工厂的运作。话说回来，厂里的工人都惯于修缮机具，到了一九九○年代，他们陆续进行改良，生产提速超过百分之五十，利润也跟着窜升。
补充一点：在一九五○、六○和七○年代，工业化世界大半都有一个默契，那就是某一家企业的生产力改善，增长的利润中有一份会重新以加薪和福利的形式分配给工人。但自一九八○年代以来，事情就不一样了。于是：
「那笔钱他们有没有多少分一点给我们？」我们的向导问。「没有。他们有没有用那笔钱僱用更多工人，或者新机具，拓展营运规模？没有。他们也没有那样做。那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开始僱用愈来愈多白领工作者。我刚开始在这里工作的时候，白领只有两个，老板和人资部的那个人。好几年来都一样。这会儿突然有三个、四个、五个、七个穿西装的家伙晃来晃去，各自挂着公司发明的头衔，晃半天，说穿了全都只是在努力想出一点事来做。他们每天走上猫道又走下来，盯着我们，在我们工作时沙沙沙地作笔记。然后他们开会讨论，写报告。尽管做了这些，他们还是没办法想出一个好理由，能说明他们为什么存在。最后，他们当中有个人灵机一动：「我们何不把整个厂关掉，解僱工人，把业务搬到波兰做？」
一般而言，多僱经理人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提升效率。不过在这个案例中，可资改善的空间微乎其微，毕竟有可能冲高效率的作法，工人都已经做了。尽管如此，公司仍旧僱用了经理人。由此可见，此处我们处理的问题其实跟效率毫无瓜葛，完全是社会对于企业道德责任的理解经历了改变。从约莫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五年，工人、僱主和政府之间存在着有时被称为「凯因斯协议」的默契。工人生产力增长一分，工人的津贴就该实实在在地增长一分。
稍微看一下次页的图表，就可确认事情确实是这样发生的。在一九七○年代，生产力和津贴开始分道扬镳，津贴大半持平，生产力则一飞冲天（参见图七）。
图七
来源：经济分析局和劳动统计局资料的EPI分析。
这些是美国的数据，不过几乎所有工业化的国家都能观察到类似的趋势。
增长的生产力带来的利润都去哪里了？嗯，我们常被提醒，很大一部分最后都为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财产锦上添花了，亦即投资方、主管，专业——经理阶级的高层。不过，如果把大象茶叶工厂当成整体企业世界的缩影，那显然锦上添花还不是事情的全貌。增长的生产力带来的利益中，还有份额可观的一块用于创造全新、而且大致不知所为何来的专业——经理职位，通常还伴随一小队同样不知所谓的行政职员，一如我们在大学的案例里看到的。先配发了职员，然后某人才来想职员到底要做什么——如果能想出事情给他们做的话。我们频频见到这样的状况。
换句话说，封建制度的类比恐怕不只是类比。管理主义已经变成一种托辞，其实是为了创造一种新的、台面下的封建形式，根据政治而非经济的理由，分派财富和职位。或者不如说，在这种封建形式下，什么可以算是「经济的」、什么算「政治的」，其间的差异每天都变得更难区分。
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另一项经典特征，就是阶序的建立。阶序由次第井然的贵族或官员构成：譬如一个欧洲的国王将土地封给男爵，男爵继而以相同的基础，将那片地的大部分授予地方上的家臣，以此类推。经由「次级分封」的过程，权力继续下放，直到地方上的庄园领主。英国有些地方还存有公爵、伯爵、子爵等的繁复位阶，原先就是经由这样的过程出现的。至于印度和中国，事情通常比较迂回。常见的作法是将一块领地或省分得来的收入迳行配发给可能真的生活在邻近城市的官员。不过以本书的论旨来说，结果倒是没有太大的差别。注154
我要提出以下的通则：奠基于占有和分配财货（而非制造、输送或维护财货）的政治——经济体系，其人口一大部分会致力在体系内上下疏通资源，这样的体系会倾向将自身组织成繁复、次第井然的阶序，拥有多个层级（至少三层，时有十层、十二层，甚至更多）。我要再加一句：由此可推知，在那些阶序中，家丁和下属的界线时常会变得模糊，这是因为服从上级通常是工作描述的关键部分。大部分关键角色都同时是领主和家臣。
注151：不得不说，这多半要归咎于我唸的大学的经济系完全被马克思主义者宰制；这个词汇至少可以追溯到安德森（PerryAnderson1974）。
注152：这段论证和几个例子都出自《规则的乌托邦》的第一章。
注153：不用说，在台面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此外，任何界定为「创意」的产业分支，不论是软件开发还是图像设计，因其性质的缘故，制作通常会外包给小团体（众人称颂的硅谷新创公司）或个体（不定期的独立承包商），他们自有一套做事的方式。不过这类人经常做了很多，报酬却不成比例。晚近对管理主义的优秀批判史，参阅Hanlon2016.
注154：封建制度的定义多变，从任何奠基于收取贡金的经济体系，到中世纪中期盛行于北欧的特定体系，人们宣称自愿缔结封臣关系，以军事服务交换土地的授予——在欧洲之外，主要是在日本有这种体系的纪录。从其他多数亚洲帝国和国家的观点来看，领主或重要官员从特定疆域征集收入，但不必然占领或直接经管该地，韦伯称之为「家产制俸禄」（patrimonialprebendal）体系。欧洲的国王后来有权力了，也企图推行这套做法。这些制度都可以无止尽切划，不过在此我真的只想指出，在这样的体系里，有人是初阶生产者，其他人的的工作大体上是调度那些事物，则后者终究会组织成繁琐的指挥链，罕有例外。就此而言，十九世纪东非的干达（Ganda）王国堪称一个鲜明的例子：所有农耕和大多数生产性质的工作都由女人完成；结果大多数男人最后都成为国王麾下阶序繁琐的带衔官员，从村庄层层抵达国王，或者成为这类官员的帮闲或家丁。太多游手好闲的男人聚集在一处，统治者会发起战争，有时则把数千人聚集到一处屠杀。（晚近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封建制度作的最佳综述，请参阅Wood,2002；至于干达人，参阅Ray1991）
创意产业不断增设中间的执行位阶，如何彰显了管理封建制
每个院长都需要副院长和下级院长，他们每一位都需要一组管理团队，祕书，行政职员；每一位都是来让我们更难教书、更难做研究，更难执行我们工作的最基本功能。
——匿名的英国学者注155
管理封建制的崛起，产生了一种对阶序的痴迷，类似引文那般，痴迷于阶序本身。管理其他经理的经理，或是艾琳描述的繁琐机制，即银行设立一个办公室阶序，针对终归是任意且没有意义的资料集来锱铢计较，没完没了。这些现象我们都领教过了。这种经理人之间的次级分封，经常是「市场力」一经释放的直接结果。请回想第一章开头提过的阿寇，他为德国军方的承包商的承包商的承包商工作。他的职位是市场化改革的直接产物，而市场化改革本来应该是设计来让政府更有效率的。
同样的现象，我们可以在十几个不同场域观察到。举例来说，几乎所有的「创意产业」都充斥了职级倍增的经理人，他们的基本职务是卖东西给彼此。图书业：学术出版社的编辑被要求把大半时间拿来营销东西给其他编辑，以致在许多情况下，照理讲是他们编辑的书，有半数他们压根没读过。视觉艺术：近几十年有一个全新的阶层崛起：属于管理性质的中间人，称为策展人。策展人的工作是集合艺术家的作品，人们如今认为这项工作的价值和重要性跟艺术本身相当。新闻业：编辑跟记者间的关系，因为新增的「制作人」层级而更形复杂。注156电影和电视产业的情况又特别糟，至少我从产业内得来的证言是这样反映。在过去，制片、导演、剧本作家之间相对简单的关系，让好莱坞的制片体系顺利运作。近几十年，经理人之间的次级分封过程显然没完没了，导致制片、副制片、执行制片、顾问等一字排开，洋洋洒洒，令人不敢领教。他们全都在找、一直在找真的可以做的事做，什么事都好。注157
我从电视「开发」业界的工作者那里收到数则证言。电视开发是指业内发想节目制作构想的小公司，小公司再把构想推销给较大型公司。这个过程导入市场诸要素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下面这个例子颇能说明改变的程度有多深：
欧文：我做〔电视〕开发。过去二十年间，电视产业的这部分扩张得愈来愈快。以前电视是由一个频道总监委制，总监会要求他偏好的制作人放手制作想要的节目。那时没有「开发」，就是制作节目。
现在每家电视（电影也不例外）公司都有自己的开发团队，员额三到十人，而制作委员也愈来愈多，后者的工作是听前者提案。制作委员都不是做电视节目的。
四年来，我一个节目都没卖出去。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差劲，而是因为用人唯亲和潜规则。这是差不多一事无成的四年。我不如无所事事过四年，反正没有任何差别。不然我本来也可以去做电影。
平均水平的开发团队，我会说是每三到四个月拿一个节目出去投售。屡败屡战，真是狗屁。
这样的抱怨类似于人们在学院里常听到的抱怨：令人怨怼的不只是过程愚昧，而是就跟一切打勾仪式一样，花了那么多时间投售、评估、监控和争执自己做了什么，结算下来远比真正在做事情的时间还要长。这项事实更让人怨怼。在电影、电视，甚至是广播界，处境愈来愈让人灰心，由于产业内部市场化的缘故，做这一行的人要把大把光阴花在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的节目上。举例来说，阿波罗尼亚曾短期效力于开发团队。该团队提的案子是实境电视节目，名称诸如《喀掉》（观众票选出太淫乱的男人，接受输精管切除手术，现场直播）、《跨性主妇》，还有《胖到干不动》（这是真实的节目名称）。这些提案全都发了通告也宣传了，尽管从来没进制作阶段。
阿波罗尼亚：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会一起脑力激荡，再把点子卖给联播网。其中包含发包艺人、剪辑一段「伪预告片」（sizzlevideo，以还不存在的东西为主题的三十秒预告片），再拿这支短片四处兜售，看能不能卖给哪一家联播网。我在职期间，一个节目都没卖出去，八成是因为我上司是个白痴。
阿波罗尼亚一肩担起所有工作，于是襄理和资深襄理（这两位是她所属团队仅有的成员）得以搭直升机，在市内到处跟其他襄理和资深襄理共进午餐，举手投足宛如位高权重的媒体主管。她在职期间，像这样共进午餐的努力，换来的成果是不折不扣的零。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如果某个点子是被接受了，又会发生什么事？一个在线的好莱坞编剧很好心，传来一份局内人对事情哪里走歪和目前行事方式的分析：
奥斯卡：一九二○到五○年代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那时片场是垂直作业。片场所属的公司由一人领军，他做所有决策，拿他自己的钱进场。片场还不是企业集团所有，没有董事会。这些片场的「老大」不是读书人，也不是艺术家，他们具备商业直觉，甘冒风险，而且对电影成功的元素自有一套想法。他们不会僱用整团行政经理，反之，他们为剧本部门僱用整团写手，每件事情都在公司内部完成：演员、导演、舞台设计、实际搭景等等。
他继续说明：这套体系从六○年代开始被攻讦，人们说它粗俗、专断，扼杀了艺术家的才华。其后，攻讦导致的骚动确实让一些创见大放异彩，可是最终的结果是比之前的一切都更加教人窒息的企业化。
奥斯卡：六○和七○年代的电影业一片混沌，当时机会颇多（新好莱坞：比提、史柯西斯、柯波拉、史东）。接着，一九八○年代间，独占企业接掌片场。可口可乐买下哥伦比亚影业（为期不长）是一件大事，我认为也预示了后续的发展。从那时起，电影不再由喜爱电影的人来制作，制作电影的人甚至连电影都不看（显然，这跟新自由主义到来以及社会上较大规模的推移密不可分）。
终于茁生的这套体系，每个层级都充斥狗屁的事情。现在，「开发」的过程（编剧喜欢称之为「开发地狱」）包管每一部脚本都必须通过不只一个、经常是半打行政人员，一个个俨然复制人，头衔诸如（奥斯卡列了一些）「国际内容与才艺管理长、执行管理总监、开发执行襄理，还有，这个是我的心头好：电视部执行创意襄理。」大部分都顶着营销和财务MBA学位，但几乎不懂电影或电视的历史或行话。他们的专业生活跟阿波罗尼亚的上司相仿，似乎就是写电子邮件，跟其他专员共进貌似位高权重的人在吃的午餐，这些人的头衔也一样花俏。这门生意本来还算开门见山，就是推销一部脚本的构想，结果整个行业堕入了自我营销的迷宫游戏，一个项目可以折腾好几年才终于获得青睐。
我必须强调，上述情形不只发生在独立编剧四处碰运气，尝试出售脚本构想给片场的情况。就连已经任职于工作室或制片公司的公司内部编剧，都有可能遇到。公司责成奥斯卡跟一个「孵化员」共事，后者的角色约莫跟文学经纪人相当，协助他拟定脚本提案，接着孵化员会将脚本提案发给他自己的高层专员网络，网络涵盖公司内外。他给的例子是另一部电视节目，不过他强调，电影经历的流程也如出一辙：
奥斯卡：于是我跟这个「孵化员」一起「开发」一系列项目……撰写一本「圣经」：一份六十页的文件，细细说明项目的概念、角色、事件、剧本、主题等等。完成后，接着是投售嘉年华。孵化员和我会向一大堆电视台、证券投资基金和制片公司提呈项目。这些人照理讲是在食物链顶端，跟他们沟通可能会陷入长达数月的真空——不回电子邮件之类的。他们的工作是阅读和探询项目——可他们简直比在亚马逊丛林里的小屋工作还难找到人。
投售是一场运筹帷幄的芭蕾。每次往返至少要仪式性地拖一周，然而一个月或两个月后，搞不好某个专员攒足了兴趣，同意面对面会谈：
奥斯卡：会面中，他们要求你向他们从头到尾再报一遍项目（尽管他们应该已经读过了）。报完，他们通常会询问预先写好、一体适用、充斥时髦字眼的问题……他们对投售总是若即若离，而且每次他们都会告诉你其他所有专员的事情，这些专员都必须核可这个项目，项目才能继续推进。
你离去后，他们就把你忘了……而你必须跟进，循环重新来过。惨的是，专员根本不会告诉你「可以」或「不行」。如果他说「可以」，后来项目无疾而终，或者交付制作然后爆炸，那就是他的责任。如果他说「不行」，后来项目在别家公司做成功，他也会因为看走眼而被责备。说到底，专员能不扛责任就不扛。
照这样说，投售游戏就是让球滞空，能停多久就停多久。只是要为一个构想拿到期约，内含一笔只是宣告意向意味的款项，通常需要该公司其他三个部门的核可。期约的文件一签好，新的拖延流程就开始了。
奥斯卡：他们会跟我说他们期约的文件太冗长，不方便四处传递，他们需要一份短些的提案文件，说不定他们突然也想对某些概念做些改动。于是我们开会，交换意见，脑力激荡。
过程有一大部分只是让他们替自己的工作找理由。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这样才有待在现场的理由。现场简直就是想法的大杂烩，偏偏他们讲话又穷极空泛，净挑最概念性的术语讲。他们以身为营销达人和犀利深思而自豪，但出口的统统是泛泛之论。
这类专员说话爱用隐喻，也爱对观众怎么想事情、观众想要什么、观众对说故事的反应大发议论。很多人都往自己脸上贴金，以走入企业的坎伯（JosephCampbells）注158自居——无庸置疑，这又是Google、Facebook和其他同类的巨兽级企业的「哲学」风行草偃。
或者他们会说「我不是说你该做X，但也许你应该做X」；既叫你做某事，又叫你不要做。你愈逼问细节，细节就会埋进更深的迷雾中。我尝试译码他们的五四三，告诉他们我以为的意思。
另一种状况下，专员会彻头彻尾、全心全意地同意编剧提出的每件事。接着，会议一结束，他马上寄出一封电子邮件，指示她做相反的事情。或者等几个礼拜再通知她必须重新构思整个项目。说穿了，如果只是跟编剧握完手就让她着手工作，那要一个执行创意襄理何用——更不用说五或六个了。
换句话说，如今电影和电视制作跟不当培训员工（以拖延PPI给付）的会计公司大同小异，跟狄更斯笔下詹迪斯诉詹迪斯的案件没什么两样。过程拖愈久，就愈有更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中间职位无止尽地倍增，五鬼搬运更多钱，实际做事的人却连钱都拿不到。
奥斯卡：而且这全都只是为了一份（目前）十五页的文件。现在，把这一切外推，外推到更多人，一个脚本，一个导演，制片，更多专员，摄影，剪辑——你现在对这产业的疯狂有个谱了。
再追下去会踏入的领域，或许可称作狗屁经济的空想范围；既然是空想，也就是研究最难触及的部分，毕竟我们没办法知道执行创意襄理到底在想什么。就连私底下确信自身工作毫无目的（照目前所知的一切看来，差不多就是指他们全体的工作）的那些人，都不大可能向一个人类学家吐实。所以你也只能猜了。
不过我们每次去看电影的时候，都能观察到他们的行动。「事出必有因，」奥斯卡说，「电影和电视影集会这么——我就直说了——烂，不是没有原因的。」
§
金融的宰制保证了这种竞争游戏嵌入企业生活的每个层面，甚且侵入从前被看成是企业对立面的机构，譬如大学和慈善团体，尽管在其中一些机构里，竞争游戏的泛滥程度还未臻至狗屁之巅，也就是好莱坞。然而不管在哪里，数千小时的创意心力都确实地因为管理封建制而付诸东流。我就再谈一次科学研究、或高等教育领域。如果补助机构仅资助全部申请件的百分之十，意思就是投入准备申请的那百分之九十的作业，就跟投入制作阿波罗尼亚那胎死腹中的电视实境节目《胖到干不动》的推广影片一样无谓（甚至更无谓，真的，因为申请研究补助的过程，事后多半没办法说成那么引人入胜的轶事）。浪掷人类的创意能量到了荒唐的地步。最近有一份研究，判定欧洲大学每年在失败的申请案上耗费了约十四亿欧元。注159这笔钱若不是这样花掉，显然可以用来资助研究。
我在别本书写过，过去数十年科技停滞不前，一个主要原因是科学家也必须耗费大把时间彼此较劲，要让潜在的金主相信，他们已经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发现了。注160最后，没完没了的内部会议仪式，根本也都是内部营销的练习。私人企业的动态品牌协调人跟东岸远见经理注161在仪式上展示他们的PowerPoint投影片、心智图，以及穿插丰富图像的亮丽报告。
我们已经见识过，在产业内部，大量辅助性质的狗屁工作是怎么在这类内部营销仪式的周边集结成群，譬如被僱来准备、编辑、拷贝投影片或报告，或为之提供图像的人。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管理封建制固有的特征。人们曾经结合相对简单的指令链和非正式的恩庇网络，治理大学、企业、电影制作工作室和类似的机构。而今，我们置身于赞助提案、策略视野文件和开发团队投售的世界，放任新设且更加无谓的经理阶序一层层叠床架屋，没完没了；任职其中的男男女女顶着叠床架屋的头衔，企业行话很溜，但对据说要归他们管理的工作实际做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完全没有第一手经验。或者，他们干尽能力所及的每件事，来把管理的职责忘得一干二净。
注155：匿名来源，转引自AlexPreston,“TheWarAgainstHumanitiesinBritain’sUniversities,”Guardian,EducationSection,1,March29,2015.
注156：有人会主张，杜象（MarcelDuchamp）把小便斗摆在艺廊，宣称那是艺术作品，如此开启了管理主义进入艺术界的门。无论如何，他终究被自己开启的门吓坏了，生命最后几十年都拿去下西洋棋。他辩称下西洋棋是少数几件他做得来又不大可能商品化的事情。
注157：许多人提示我，许多当代电影脚本洗碗水般的平庸，甚或明明白白的不连戏，原因之一是这些冗员当中，每一个照例都要改动至少一、两行台词，不然没办法说他们对最后的产品有些微影响。我看完《当世界停止转动》（TheDaytheEarthStoodStill）惨不忍睹的二○○八年重制版时，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整个剧本设定的走向，似乎指向一个恍然大悟的时刻，外星人终于了解人性的真实性质（他们大致不邪恶，只是处理哀恸的方式特别拙劣）。可是当那一刻到来时，外星人压根没有说出这句话。我问一个业界朋友怎么会有这种事，他说我望穿秋水的那句台词，他笃定九成九有写进原本的剧本，势必是某些无用的专员插手改掉的。「你想，任何制作的周围通常都有成打的这些家伙盘桓不去，每一个都觉得要挺身而出，至少做一处修改——不然他们哪有什么借口待在那里？」
注158：坎伯是宗教史家，他的书《千面英雄》（TheHerowithaThousandFaces）主张所有英雄神话都有相同的基础情节。卢卡斯（GeorgeLucas）发展原初的《星际大战》三部曲的情节时，该书起了莫大的影响。如今，坎伯那「英雄叙事有一种普同原型」的主张，在史诗或英雄神话的学者之间，顶多被当成某种具有娱乐效果的古玩，但因为几乎每一个剧作家和制片人都熟悉那本书，又企图用那套说法编剧本，坎伯提出的分析对现在的好莱坞电影来说，恐怕会非常有效。
注159：HollyElse,“BillionsLostinBidstoSecureEUResearchFunding,”TimesHigherEducationSupplement,October6,2016,accessedJune23,2017.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billions-lost-in-bids-to-secure-european-union-research-funding#survey-answer.
注160：“OfFlyingCarsandtheDecliningRateofProfit,”Baffler,no.19(Spring2012):66–84，扩写的版本收录于大卫．格雷伯，《规则的乌托邦》，页一六七——二二六。
注161：这些标题其实是用随机的狗屁工作职衔产生器制造的，产生器在BullShitJob网站，www.bullshitjob.com/title。
结论，并简短回顾三层次的因果关系
走笔至此，是时候回顾欧巴马总统对医疗照护改革的评论，把线索逐一兜拢了。欧巴马锐意保留的「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份工作」是专为前文描述的这种种过程所设，也就是毫无用处的行政和管理职位，一层又一层，简直永无止尽的增长。增长的原因是没有分寸地套用市场原则，在此个案中是医疗照护产业。美国的医疗照护体系一直以私营为主，在富裕国家中堪称独树一帜，跟我们迄今检视的多数情境略有不同。撇开这一点，公与私、经济与政治盘根错节的状况，还有政府保障私有利润的角色，就跟引入竞争游戏的产业如出一辙——其实在欧巴马之后更形严重。国家健保体系部分私有化的加拿大或欧洲，也开始出现类似的发展。那些利润至少有一部分保证会重新挹注于创设高薪、体面，但狗屁至极的办公室工作，在每个个案中都是如此（而在美国健康照护改革的个案中，更多半是有意为之）。
我在本章开头谈到因果关系的不同层级。个体创造或接受狗屁工作的理由，不见得跟这类工作倾向在某段时间、某些地方（而不是其他时间和地方）滋长的原因相同。反过来说，驱动这类历史变迁的深层结构力量，也不同于规定公众和政治人物作出反应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本章大部分探讨的是结构力量。狗屁工作存在已久，这一点无庸置疑，不过如此无谓的僱佣形式，伴随着实在工作益发的废冗化，则是近几年的现象。一般的误解是，这一切跟服务部门的崛起有某种牵连。撇开这样的误解，种种迹象都显示狗屁工作的滋长跟金融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有莫大的关联。
企业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由大型、按科层原则安排的公司，实行大部分的生产，起初是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和德国诞生的。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大型工业企业对所谓的「高度融资」敬而远之，某种程度甚至还抱持敌意。致力生产早餐谷物或农业机具的公司里，主管会认为自己跟公司生产线上的工人有更多共通点，而非跟投机客和投资人投缘，公司内部的组织形式也反映出这一点。晚至一九七○年代，金融部门和主管阶级（亦即各种企业科层体制的上层）才实质合流。CEO开始用股票选择权付自己薪水，在八竿子打不着的公司间来回调任，拿他们能解僱的员工数字沾沾自喜。这就启动了一个恶性循环：企业不再对工作者忠实，所以工作者不再对企业忠实，才有必要愈来愈密集地监督、管理和监视。
这样的重组在更深的层次上引发一波波连缀的潮流，从政治感知方式的变迁，到科技研究方向的变迁，后续几乎每样事物都深受影响。这里只提一个特别能说明情况的例子：回到一九七○年代，那时各行各业还只有银行热衷于使用计算机。经济的金融化、信息产业大发利市，还有狗屁工作的滋长，这三件事似乎有密切的关联。注162
结果，既有的资本主义形式不只是经过某种重新校准或重新调整而已，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次重组标志的是跟过去曾经出现的形式彻底断裂。若说狗屁工作的存在似乎悖离了资本主义的逻辑，那么狗屁工作滋长的一个可能原因，说不定是因为既存的体系不是资本主义——不然我话不要说太满：凭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是认不出这种资本主义的，换成米塞斯（LudwigvonMises）或傅利曼（MiltonFriedman）也没办法。由于经济和政治的诫命大幅融合，这个体系愈来愈以搾取租金为主轴，它的内在逻辑跟资本主义大相迳庭。这里的内在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挂在嘴上的、体系的「运动法则」。从许多方面来看，既存的体系都像刻板的中世纪封建主义，两者展现了相同的倾向，即创设没完没了的领主、家臣和家丁等阶序。其他方面则有深刻的不同，最明显的是既存体系的经理人风气。此外，整套科层机器并未取代旧式工业资本主义，反倒是霸王硬上弓，以一千种不同方式、在一千处接点上跟工业资本主义搅和在一块儿。也难怪这种处境会让人严重混淆，就连亲历其事的人都搞不清楚状况。
本章探讨的是结构层级。接下来的两个章节，我会转向政治和文化的层级。在这个层级要当「不沾锅」是不可能的。既然存在各种形式的无谓僱佣关系，人们为何没把这个现象当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光是问出这个问题，就带有人们实在应该认真看待的意思。就此而言，原本的专文显然在倡议这方面起了某种催化作用，该文掌握到了一种广泛存在的感受，但彼时尚未在廊外寻得知音，只是感觉社会的组织方式有些地方错得离谱。那篇文章提供了一系列框架，让人们有所凭借，能开始从政治的观点思考那些议题。接下来，我会接着该文的余绪，更按部就班地思考当前的劳动分工有什么广泛的政治意涵，还有，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也许可以做些什么。
注162：本段的论证是《规则的乌托邦》的导论的论证非常缩略的版本。大卫．格雷伯，《规则的乌托邦》，页四三——五六。 |
第四章有份狗屁工作是什么体验？（论精神暴力，第二部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第四章有份狗屁工作是什么体验？
（论精神暴力，第二部分）
↘为什么有份狗屁工作不见得那么糟
↘论暧昧不清和受迫假扮的辛酸
↘论操之不在己的辛酸
↘论不敢直陈辛酸的辛酸
↘论自知在害人的辛酸
↘小结：论狗屁工作对人类创造力的影响，
兼论：试图用创意或政治的作法抨击无谓的业务内容，
如何可以视为是一种形式的精神战事
官方说法是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人人享有权利。其他不幸的人，不像我们这样自由，他们活在警察国家。不论命令有多不讲道理，这些受害者都得服从。当局固定监控，国家官僚能控制到日常生活最琐碎的细节。牵着他们鼻子走的官员只听命于上级，不论公部门或私部门都是一样。提出异议或不服从都会被处罚。网民会定期向当局汇报。上述的每一样都糟糕透顶。
是糟糕透顶，只不过那是现代工作场所的写照。
——布雷克（BobBlack），《废除工作》
在上一章，我们提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对人类而言，拿钱不做事，几乎都会是一些让人火冒三丈、难以消受，或是遭受压迫的经验——即使僱佣条件不错也是一样。我的想法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揭露了一些经济科学多所忽略的人性真相，连比较犬儒的通俗常识都未能洞悉。人类是一种社会的存有，如果不准他们跟其他人类规律接触，就会萎靡不振，甚至连身体状况都有可能衰退。心目中的自己有能力对世界和他人有所作为，而且结果多半符合自己的预期，这多少能让人感觉自己是一个跟世界和他人分离的自主单元。一旦否定人类对自己能够有所作为的感知，人就不成人样了。一般来说，在普通状况下作出假装的行为，这样的能力堪称是将人类本色体现得淋漓尽致的行动类型，尤其充分展现在，人们能将无中生有、以假乱真的世界的某些方面确实带入现实。然而，在狗屁工作中，这种假装的能力却反倒跟自己过不去了。所以我才考察假装工作的历史，以及「一个人的时间可以归属别人」这个概念的社会和智识起源。在僱主眼中，工人不工作是如何变成道德错误？即便眼前无事可做，也是如此？
被迫假装工作之所以让人恼火，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才让人看清楚，你有多大程度是任凭他人的权力摆布。那么，如同我前面指出的，狗屁工作就是完全根据同样原则安排的工作。你是在工作，或说假装在工作，但只是为了工作的缘故，而不是有任何好理由让你这么做，至少你找不到一个好理由。人们会怀恨在心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狗屁工作和被迫清洁餐厅踢脚板的洗碗工，其间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在后者的状况，霸凌者是确凿的，你确切知道自己受谁摆布。但在狗屁工作的状况鲜少黑白分明。是公司？社会？还是社会常规和经济力某种诡谲的汇流，即使没有足够的实在工作，仍坚持人不工作就不该给予生活的凭借？至少在传统的工作场所，还有个人能让你冲着他发怒。
我搜集的证言当中，这是反覆出现的主题之一：让人火冒三丈的暧昧不清。有件很糟糕、荒谬、令人发指的事正在发生，但你连是否能将那件事指认出来，都没有明确的准则可依循。至于这件事该怪罪谁、怪罪什么，则更加不明确。
为什么有份狗屁工作不见得那么糟
不过，继续探究这些主题之前，务必先把一件事放在心里：做狗屁工作的人不见得都满肚子苦水。上一章有提过，在我收到的证言中，有一小批人相当满意他们的狗屁工作，他们的证言大部分是正面的。由于数量实在不多，因此很难概括这些工作者的共同特质，但我们或许可以试着理出一些头绪：
华伦：我在康乃狄克州的某个公立学校校区担任代课老师。我的工作只有点名，和确保学生都乖乖做他们手上的任何一种个人作业。老师几乎没交代过我要教课。即使如此，我不觉得这份工作有什么不好，毕竟我获得很多自由时间阅读和学习汉文，还不时跟学生聊很有意思的话题。也许我的工作能以某些方式被消除，但我目前为止还蛮开心的。
很难说华伦的工作到底算不算狗屁工作。按照公共教育现行安排，老师生病时，既定的上课时间里必须要有人顾孩子。注102狗屁的元素似乎在于，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导师（譬如华伦）不是来教课的，但仍旧如此假称。我料想这是因为，当「老师」叫他们不要乱跑、乖乖写作业的时候，学生比较会尊重他们的权威。这个角色狗屁的程度肯定也因为他并非完全无用，而多少减轻了。这份工作无人监督、不至于千篇一律，也有与社会互动的内容，更允许华伦花许多时间做他喜欢的事，这些也同样重要。最后一点，华伦显然没打算一辈子做代课老师。
最好的狗屁工作也不过如此了。
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宗旨，但某些传统科层工作也可能让人乐在其中；倘若接任这份工作能让人融入某个伟大而光荣的传统，譬如法兰西公务员，那更是锦上添花。就拿宝琳来说，她是格勒诺勃（Grenoble）的税务官员：
宝琳：我是技术性破产的顾问，我服务的政府局处相当于英国的国税局。给予专门建议占我工作的百分之五，上班日的其他时候，我向同事解释难以理解的程序，帮他们翻出无用的指令，激励我的士兵，重新指派「系统」误派的档案。
很奇怪，我上班上得很开心。就好像我是来做一些跟数独或拼字游戏差不多的事情，一年领六万美元。注103这种无忧无虑、随遇而安的政府办公环境，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二十世纪中叶，这样的办公环境似乎还司空见惯，直到内部市场改革（柯林顿执政团队的说法是「重新发明政府」）大幅提高公务员打勾的压力水平为止。不过这样的环境仍存在于某些部门内。注104宝琳之所以那么乐在工作，原因似乎是她明显跟同事处得来，而且她是主管，这是她的秀。此外，被受人敬重且安稳的政府僱用，加上她也心里有数这是场蛮荒唐的秀，就让一切不成问题了。
这两则例子还有一个共同因素：每个人都知道像代课老师（在美国）或税务官员（在法国）之流多半是狗屁工作——所以没什么幻灭或混淆的余地。应征这类工作的人深知自己会做些什么事；而代课老师或税务官员该怎么当，他们脑中也已经有清晰的文化模型。
可见，似乎有一群快乐的少数享受他们的狗屁工作，总数很难估计。YouGov的民调发现，全体英国工作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七觉得工作没有意义，只有百分之三十三觉得有志难伸。因此从逻辑上说，至少有百分之四的工作人口觉得他们的工作无谓，但还是乐在其中。真实的数字恐怕还高些。注105荷兰的民调报导的数字约是百分之六——亦即认为工作无谓的那百分之四十工作人口中，有百分之十八也说自己至少是乐意去做那些事。
就个案而言，可想而知会有很多乐意做狗屁工作的原因。有些人厌恶家人，或觉得家庭生活充满压力，因此把握每一个得以脱身的理由。有些人单纯喜欢同事，享受八卦和成天混在一起的情谊。大城市都有个共同的问题，亦即多数中间阶级人士目前耗费太多时间在工作，工作之外的社交连结少得可怜，北大西洋的大城市尤其严重。八卦里逐日上演的肥皂剧和个人祕辛，让住在村庄、小镇或往来密切的都市社区（假定还存在这样的地方）的人，生活有所调剂。工作之外别无社交的结果是，八卦大部分限缩在办公室内，或只经由社群媒体，让人们在想象中体验八卦（许多人在办公室假装工作时，多数就是使用社群媒体）。然而，若一切属实，人们的社交生活真的多半根植于办公室，那么做狗屁职业的人当中有压倒性的多数宣称自己苦不堪言，就更让人讶异了。
注102：如上一章指出的，整个上课时间的结构真的只是教导学生时间纪律的一种方式，以为将来的工厂作业作准备。这是事实。如今，这样的考量或许已经过时，但现存的体系就是如此。
注103：我自行从法文翻译：Jesuisconseillertechniqueeninsolvabilitédansunministèrequiseraitl’équivalentdel’InlandRevenue.Environ5percentdematâcheestdedonnerdesconseiltechniques.Lerestedelajournéej’expliqueàmescollèguesdesprocéduresincompréhensibles,jelesaideàtrouverdesdirectivesquineserventàrien,Icheerupthetroops,jeréattribuedesdossiersque“lesystème”amaldirigé.
Curieusementj’aimeallerautravail.J’ail’impressionquejesuispayé60000$/anpourfairel’équivalentd’unSudokuoumotscroisés.
注104：对于不得不跟这样的官员打交道的公众成员来说，这样的环境显然一直都未必称得上无忧无虑。
注105：显然，接受调查的工作者全都不觉得他们的工作既有用又毫无成就感（不大可能），四个百分比的数字才会是我正文解读的情形。
论暧昧不清和受迫假扮的辛酸
让我们回到假装这个主题上。的确，很多工作都需要假装，几乎所有服务业都需要假装到一个程度。针对达美航空空服员的经典研究《情绪管理的探索》（TheManagedHeart:CommercializationofHumanFeeling）中，社会学者霍希尔德（ArlieRussellHochschild）引介了「情绪劳动」的概念。霍希尔德发现，空服员时常要费尽心力创造并维持活泼阳光、富同理心、性情温顺的人格，这是僱佣条件的一部分，以至于许多空服员经常被空洞、忧郁或混淆的感受侵扰，无法确定自己是谁、是什么身分。这种情绪劳动当然不限于服务工作者，许多厂商也对面向内部的办公室工作者——尤其女人——抱持相同期待。
上一章，我们看到派翠克初次遭主管要求假装很喜欢收银员的工作时，他为此愤慨不已。然而，空服员不是狗屁工作；就我的观察，没几个服务工作者会觉得他们提供的服务全然无谓。可是多数狗屁工作需要的那种情绪劳动，通常相当不同。狗屁工作也需要维持虚假的门面，玩假装游戏——但规则有哪些、为什么要玩、谁是队友、谁不是队友，你很少会有十足把握。在狗屁工作的情况，你必须在这样的脉络下玩游戏。空服员好歹确切知道自己要满足怎样的期望，而做狗屁工作的人要满足的期望，通常不至于太繁重，但他们总是不确定期望的内容究竟为何，这个事实让狗屁工作更形复杂。我固定会问一个问题：「你的上司知不知道你什么事都没在做？」回答上司一无所悉的人占压倒性的多数，多半还会补一句说，他们难以想象上司完全被蒙在鼓里，但也不很确定是否如此，毕竟太坦白地讨论这话题似乎是个禁忌。然则他们连禁忌的涵盖范围有多广都不大确定，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有规则就有例外。有些人的确指出，他们的上司对于无事可做的事实相对坦白，有的上司告诉下属，可以接受后者「进行自己的计划」。即便如此，容忍仅限于合理的分寸内，至于怎样的分寸算是合理，从来就没个准，只能从试误中找出来。我从来没听过哪个上司会大剌剌地要员工坐下来，把规则一条条讲清楚，简单明了开诚布公，让她了解什么时候必须工作，什么时候不必，而她没在做事时可以怎么自处、又不可以做哪些事。
有些主管会透过他们自己的行为迂回地沟通。举例来说，碧翠丝在英国的地方政府局处工作，上司会在周间直播重大运动赛事或做类似的自我放纵举动，提示合宜的假扮程度（小装一下）。对比之下，周末轮班就不需要假扮了：
碧翠丝：遇到其他场合，我的楷模，人称「资深经理」的，会在办公室，他们的桌上，直播世界杯足球赛事。我把这个招呼理解成一种多工的形式，此后只要我工作时一没事做，我就研究我自己的项目。
另方面，一到周末，我的职责就随风而去了。周末职务可说是公部门里人人称羡，因为加班费优渥。在办公室里，我们什么事都不干。我们准备星期天的晚餐，我还听过有人把日光浴躺椅搬来，这样开电视时就可以轻松躺着看。我们逛网页、看DVD——但常常就只是睡觉，反正没事做。星期一早晨到来之前，我们会小睡一会儿。
其他状况下，规则固然有明白贴出来，但其订定的方式无疑是要让人打破的。注106在北卡罗莱纳州，受僱为临时人员的罗宾就设法把技术长才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缓和那段经验的一种方式：
罗宾：我被告知务必要保持手头有事忙，不可以玩游戏或逛网站。我最主要的功能大概就是占一张椅子，一同维护办公室礼仪。
一开始好像轻而易举，但不久我就发现，明明不忙却要看起来忙碌，肯定是你想得到的办公室活动中，最让人不舒服的一种。其实才过两天，我就明白这份工作是我做过最糟的工作了。
我安装了Lynx，纯文字的网页浏览器，长得大致像一个DOS视窗。没有影像，没有Flash，没有JavaScript——只有黑漆漆的背景和等宽字。我放空逛网页，在别人眼里就象是熟练的技术人员在工作，这支浏览器是一台终端机，我思虑周详地键入指令，每个指令都显示我突破天际的生产力。
这让罗宾得以把时间都花在编辑维基百科的页面上。
只考虑临时工作的话，要工作者只坐在那里假装工作，往往形同在考验他的能力。像罗宾那样明确被告知准不准玩游戏的情形，反而是少数。所幸若公司临时聘僱的人还不少的话，通常都能私下跟同侪询问，稍微弄清楚基本规则，以及要多明目张胆地违反规则，才真的会被炒鱿鱼。
职位做得久了，员工之间的同事情谊够深厚，可以开诚布公讨论这样的处境，找出共同策略一起对抗上司。在这样的情境下，团结能带来一种有志一同的感觉。罗伯特在一家助理交相贼的律师事务所，谈到他们的法务助理：
罗伯特：这份工作最诡异的事情是，做起来还蛮有意思的，虽然有意思的方式很扭曲。法务助理全都是聪明有趣的人，大家都做这份明显没有意义的工作，久而久之团队就打成一片，用力亏彼此。我处心积虑换到一张背靠墙的办公位子，才能把时间尽情花在逛网站或自学计算机程序语言。我们做的事情很多都明显没效率，象是手动重新贴好上千份档案的标签，于是我自动化这件事，本来手动完成要耗掉的时间就用来做我想做的事情。此外，我向来确保手上至少有两个不同老板主持的项目，这样我就能对两边都说另一边的项目占据我太多时间。
保守估计，这样的怠工策略可能涉及大伙儿串通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偶尔则积极配合。在其他案例中，有人运气够好，能遇到一个上司愿意适度坦率，并姑且同意设下大致明确的摸鱼分寸。此处我强调「大致」二字。开门见山是行不通的。底下这个人在旅游保险公司做待命的工作，他大致是个补漏人，每一个月或两个月，跟合作的公司之间有什么东西又不出所料出包了，他就现身收拾。但其他时候：
凯文：随便哪个星期，〔我们合作的公司〕可能会遇到几个状况，该找我的团队寻求建议。所以每个星期，我们会有顶多二十分钟实在的工作可做。话虽如此，我通常每天送出五到八封十五字左右的电子邮件，每隔几天还有十分钟的团队会议。一周里，其他的工作日实质归我所有，当然这没什么好说嘴的。于是，我轻快滑过社群媒体、RSS汇集，还有我藏在两台荧幕的第二台上一个宽而短的浏览器视窗里的学校作业。每过几个钟头，我会想起这里是办公场所，然后回覆一封正等着我的电子邮件，内容类似：「我们同意你说的那件事。请继续处理那件事。」回完，我就只要假装每天工作超过七个小时，看起来过劳就好。
大卫：那如果你看起来不忙碌，有谁会注意到吗？那个人知不知道其实没事可做，只是要你看起来有事忙？你会不会认为这当真是一份全职工作？或者说，他们真的相信这是一份全职工作吗？
凯文：我们的团队经理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她从没拿上台面追究。有时候我整天零工作，那我就会让她知道，如果别的部门陷入泥淖，我会志愿协助。但似乎从来没有人需要我协助，于是我的事前告知，就是用我的方式宣布：「我整整八小时都要上Twitter，但我有先跟你说喔，我做人实在很光明磊落啦。」她跟我排一小时长的周会，每次内容都不到十分钟，剩下的时间我们轻松闲聊。又，她上面不知道多高层的老板对于合作公司能造成的真正问题心里有数，所以我认为那位老板也假定，不论何时，我们会，或至少应该会，奉陪对方的胡言乱语。
倒也不是每个上司都苟同「是我在为你的时间付钱」的意识形态。尤其一些大型组织，经理人没什么所有权概念，当自己的某个下属偷懒被上司发现时，他们也没什么理由相信自己会在上司那边惹上大麻烦，那么他们或许会让事情自行其是。注107在这样的情境中，一般人能获得的坦承，顶多就是这种礼貌、心照不宣的相互体谅。但即使在这样尽其宽谅的情况，直言不讳仍是禁忌。「基本上只是为紧急状况预作准备，才让你待在这里，其他时候你就自便，小心别碍到别人做事」，据我所知，绝不会有人真的说出这种话。就连凯文都觉得有必要假装超时工作，尽管他这么做只是要跟上司互相致意：点滴在心，彼此尊重。
比较典型的状况，上司只会找个委婉的方式说：「闭嘴装乖就对了。」
玛丽亚：我刚到职开始这份工作，第一次跟部门经理开会时，她迅速对我说明，本来做我这份工作的那个人究竟都做了什么，但她压根就不懂。所幸这位前任还在公司，只是在小组中升职了，可以教我她在前职位上做的所有事情。她有教，教了一个半小时。
结果「她做的所有事情」又是跟没做事差不多。闲着没事让玛丽亚坐立难安，她恳求同事分一些工作给她做；若不做点事，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待在这里。为了排遣这种感受，她终于犯下公然跟经理抱怨的错误：
玛丽亚：我跟我的经理谈了，她一字一句对我说，我超级不忙的「事实」，不要「昭告天下」。我请她至少把一些没人认领的工作分过来，她说会给我几件她在做的事，但无疾而终。
话已经没办法说得更白，经理不啻是直接告知要假装工作。丽莲的经验更戏剧性，却绝对不是单一个案。丽莲在一家大型出版社的IT部门做数位产品项目经理，这头衔乍听之下多少有点膨风，但丽莲坚称这类职位不见得会狗屁，这姑且不论。丽莲之前干过类似的差事，固然门槛相对低，但至少她跟一个人数不多、彼此友善的团队共事，并解决货真价实的问题。「谁知道这个新地方……」
她尽力重建事情经过（大部分在她到职前才发生）如下。她的直属上司自大又爱吹嘘，执迷最新商业风潮和时髦词汇。这个上司发出一系列莫名其妙又自相矛盾的指令，造成非预期的后果，亦即丽莲一点职责都没有。她委婉指出这个问题，上司白眼一翻，她的疑虑都成了杞人忧天。上司又作了类似的示意，迫不及待要散会。
丽莲：你或许会认为，我身为产品经理，好歹要「执行」这个流程，可惜流程根本没有「执行」的余地。没有人在执行这个流程，每个人都一头雾水。
因为我顶着那个头衔，其他人预期我会协助他们，把事情安排好，给他们一般人通常指望于产品经理的信心。然而我没有权威，也无法控制任何一件事。
于是我读了很多书。看电视。至于老板认为我整天都在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丽莲进退维谷，只好勉为其难地两头维持假象：一边是她的上司，一边是她的下属。前一个状况是因为她只能猜想，如果她的上司还有得指望，到底会想要她做什么；后一个状况则是基于下述事实：她有办法作的正面贡献，只有经营一种振奋的氛围，姑且激励她的下属把工作做得更好（宝琳会说「激励我的士兵」），至少不要让她自己的走投无路和一头雾水感染下属。背地里，丽莲满心焦虑。她的评述值得长篇摘引，从中能读出这样一种处境所能造成的精神损伤：
丽莲：做这样一份工作有什么感受？灰心丧志。生活中，我从工作得到最多意义，现在我的工作却没有意义，不知为何而战。
工作让我焦虑。因为我觉得下一秒就会有人想通，就算我消失，什么事都不会改变，他们还能省点钱。
我的信心也被践踏。如果我没有持续遭逢挑战，不断克服挑战，我怎么有办法知道我是有能力的？做出好成绩的能力，搞不好全都迟钝了。搞不好我连一件有用的事情都不知道。我曾想要有能力处理更大、跟复杂的项目，可是现在我一件事都没在处理。倘若我没有磨练那些技能，我会失去它们。
这份工作也让我害怕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会认为问题出在我身上，怕他们认为是我选择怠工，或是我选择「没路用」，其实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选择，而我每次请缨让自己更有用、发给自己更多工作，统统都被打了回票。因为我试图捣乱，挑战我老板的权威，还承受不少冷嘲热讽。
我从来没拿过那么多钱，却做那么少事。而且我知道我根本不配。我知道有些同事，职衔不一样，做的事远比我多，但我领的薪水搞不好比他们多！那会有多狗屁？他们不恨我，我就谢天谢地了。
你工作上唯一能去克服的挑战，是接受你眼前其实毫无挑战可言的事实。你能运用职权的手段，是发想有创意的方式，掩盖你没办法运用职权的事实，去控管你已经被变成寄生虫、变成欺世盗名之辈的事实，尽管这彻底违背你的选择。在这样的处境下，员工还真的要有信心，才不会开始怀疑自己（而这样的信心本身可能是恶性的：毕竟这个局面是她老板妄自尊大起的头）。
本节描述的这种两难，心理学者有时称为「脚本从缺」（scriptlessness）。举例来说，心理学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有过暗恋经验的男女，假以时日多半能够接纳这段经验，鲜少留下挥之不去的情绪伤痕。不过，那些被暗恋的对象，可就另当别论了；许多人仍为内疚与困惑所苦，而缺乏文化模型正是研究者总结的一项主要原因。若是有谁爱上一个不回报情意的人，那足足有数千年的罗曼史文学告诉他该作何感受。然而，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品固然为充任西哈诺（Cyrano）的经验提供了巨细靡遗的洞见，但若你是胡克珊（Roxane）注108，又该作何感受，这些作品能说的却极其稀少。注109许多（恐怕是大多数）狗屁工作都涉及了类似的脚本从缺，教人忧虑焦心。不只是行为准则暧昧不清，更没有人拿得准他们该如何应答，对他们的处境又该作何感受。
注106：尽管主管鲜少会直接告诉员工他们应该假装工作，偶尔还是会发生。有个汽车销售员写道：「照我主管说，人家付我薪水，我就要做点『什么』，即使做的工作没有真实的价值也要『假装』有产出。所以，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假装打电话。这有任何意义吗？」不管在哪里，遇到这种事情，太诚实都是讳莫如深的禁忌。我记得唸研究所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授那里，有一份短期的研究工作。教授博学多闻，专攻工作场所的抵抗政治，我想，我要是能向谁坦诚无讳，只能是他了。于是，他一向我说明完出勤卡的登记方式，我就问：「那我能谎报到什么程度？刚好够报上去的时数是多少？」他看着我，彷彿我是从别的星系来的星种，我赶紧换个话题，假定答案是「一个特定的总额」。
注107：许多工作场所深知好相处的主管会带来的危险为何，并采取积极的措施防患于未然。在连锁快餐店柜台工作的人（照我的标准看来，一般是屎缺而非狗屁工作），时常告诉我，每家分店都小心翼翼地装设闭路电视，确保没事做的员工不会获准干坐在旁放松。在某个中枢监控的人要是发现有这样的状况，他们的主管会被叫去痛骂。
注108：西哈诺和胡克珊是《大鼻子情圣》（CyranodeBergerac）的主角。西哈诺文武全才但其貌不扬，暗恋表妹胡克珊，却一直帮着别人追求她。
注109：RoyBaumeister,SaraWotman,andArleneStillwell,“UnrequitedLove:OnHeartbreak,Anger,Guilt,Scriptlessness,andHumiliation,”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64,no.3(March1993):377–94。我有个朋友曾跟一个已婚男人有一段切不干净的韵事，她指出类似的难处——不像那个被背叛的妻子，在文化的模范这方面，几乎没有告诉「小三」该作何感受。她考虑写本书，逐步填起这个坑。我希望她把书写出来。
论操之不在己的辛酸
不论是怎样的暧昧不清，几乎所有报导人都同意，狗屁工作最恶劣之处恰恰是对这工作之狗屁心里有数。第三章我提过，我们身为一个自我，身为跟周遭环境分离的存有，这样的感知，大部分来自我们能对环境造成可预测的效应，了解到这一点让我们充满喜悦。婴儿如此，整段人生也是如此。完全剥夺那样的喜悦，就是像捏死一只虫那样捏死人。显然，人们影响所处环境的能力，不可能完全被剥夺——重新整理背包里的东西，或是玩「四川省」注110，仍然是以某种方式对世界发起行动。可是当今世界上（当然是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基于他们受到的教导，其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工作；有人付钱、他们做事，这项事实更佐证了他们的心力确实具备某种有意义的效果。找个人来问「你做什么的？」，他或她会假定你想问的是「你做什么养活自己」。
许多人都谈到了那种逐渐明白领薪水其实没事做的剧烈挫折感。譬如查理，大学时就在游戏业打工，第一份工作在SEGA，起初做测试员，不久被升职做「在地化」，才发现在地化的职位是典型的待命工作。平均起来，查理一周会遇到一次需要处理的问题，其他时间上头要他坐在位子上假装工作。就像丽莲的情形，这样的处境让查理质疑自己的价值：「说到底，公司是付我薪水，让我干坐没事做，这让我觉得自己完全没价值。」有次查理迟到，上司训了他一顿，他就辞职了，转进一场闪电恋爱。一个月后，他重新出发。
起初，他以为同样是游戏公司的新工作会有所不同：
查理：二○○二年，洛杉矶那边〔大游戏公司〕僱用我当执行制作。他们告诉我，要让我负责写设计文件，将美术家的欲望跟程序设计师做得到的实况对接起来。我满心期待。不过头几个月，没事好做。我每天的重责大任，就是替其他员工向一家外送店订晚餐。
又来了，干坐在那边，回电子邮件。大部分的日子我都提早回家，干，有什么好不早退的？
手上有这么大把时间，我开始梦想拥有自己的事业，利用所有自由时间，为自己的事业制作网站。直到我上面的制作人威胁要跟业主举报我，才不得不喊停。
最后，我总算可以投入一份音效设计文件。我全心全意投入这份工作，做得十分开心。完成时，制作人叫我上传到共享的服务器，让同样在做这款游戏的人都能取用。
马上有人发难。僱用我的制作人一直不知道楼下有个音效设计部门，替每款游戏制作这些文件。我做了别人的工作。这个制作人已经捅过其他一些大娄子，只好拜托我背黑锅，不然他会被开除。我的每一分灵魂都抗拒照办。然而，有这种不适任的制作人，我在程序部门的朋友其实乐在其中，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会有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朋友要我为他们着想，替制作人挡子弹。他们不想要这个制作人被换成管得住他们的人。结果我扛了责任，隔天辞职，后来再也没有为别人工作过。
于是查理告别了领正式薪水的就业世界，开始弹吉他为生，睡在他的厢型车里。
工作者根本没在做事，这种一翻两瞪眼的状况很少发生（不过如我们所见，还是有可能发生）。比较常见的情形是，好歹还存在小份量的工作，而工作者要嘛立刻、要嘛逐渐明白那些工作之无谓。不论工作的性质或僱佣条件为何，大部分受僱者会考虑自己做的事有什么社会价值，考虑他们动用了哪些隐微的标准，一旦他们判断工作不知为何而战，这个判断只会愈来愈巩固，进而影响做那份工作的经验。当然，如果僱佣条件也糟，事情常会变得无可忍受。
让我们来看一个最差情况的推演：工作令人不快、条件差，明显无用。奈久是位派遣工，僱用他的公司拿到替数十万家公司扫描会员卡申请书的合约。该公司使用的扫描设备不怎么灵光，而合约载明每份申请书经核可前，至少要检查三次，因此公司不得不每天送进一支小部队般的临时工，担任「资料纠错员」。奈久描述他的工作如下：
奈久：我很难解释这种程度的无聊到出神是怎么一回事。我发现自己在与神对话，祈求下一份、再下一份、或再下一份纪录会有一个错误。只是出神的时间好像很快就过了，就像某种濒死经验。
这份工作对社会毫无用处，完全无法帮它缓颊，过程乏善可陈，让人麻痺，资料纠错员全都站在同一阵线。我们全都知道这纯属狗屁。我诚心认为，如果处理的是社会价值更明显的东西，象是器官捐赠申请书，或是格拉斯顿柏立（Glastonbury）〔摇滚音乐节〕的门票，我们的感受就截然不同了。我的意思不是说过程会没那么沉闷，不会的，申请书就是申请书；然而，我们知道没有人在意这些工作；我们怎么做这差事，真的不会左右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于是，这份工作感觉象是某种个人耐力测试，象是为了忍受无聊而办的忍受无聊奥运。
真的很怪。
终于，我们当中有几个人真心干不下去了。有一天，我们因为其中一个督导的无礼表现而陈情，隔天早上，我们接到派遣公司打来的电话，说公司再也不需要我们了。
所幸奈久和他的同侪工作者都是派遣工，对组织没有忠诚度，发生什么事也没有理由闷不吭声——至少不必对彼此缄默。在派任期程更长的状况下，往往很难确知可以信任谁、不能信任谁。
对某些人来说，无谓让无聊恶化；对其他人而言，无谓让焦虑恶化。葛列格为一家广告代理公司的数位展示广告业务做了两年设计师，「创作你在大部分网站都看得到的，那种烦死人的广告。」制作和贩售横幅（banner）广告的整个事业说穿了就是诈骗，葛列格打从心底这么认为。卖广告的代理公司握有的研究讲得很清楚：逛网站的人多半根本没注意到、也几乎从来不会点击横幅广告。然而代理公司并未就此停手：它们继续假造数据，招待客户旅游，并给他们看精心制作的广告绩效「证据」。
既然广告不是真的有效，那就只能拼客户满意度了。设计师被交代，不管客户反覆无常的念头技术上多困难、多自溺、多荒谬，都要一一照办。
葛列格：衣食父母级别的客户通常会要把他们的电视广告，在横幅广告的范围内重制，要求复杂的分镜脚本，有好几个「景」和务必要放进去的元素。汽车业的客户一上来就要求我们用Photoshop调整方向盘的位置或油箱盖，但影像只有缩图般的大小。
设计师知道，逛网站的人不大可能凭眼角余光，从迅速变动的影像中分辨那种微小的细节。尽管如此，客户既然提出苛刻的需求，就必须配合。葛列格本来还能容忍这一切，直到有一次，他实际看到了前文提过的研究：那份研究也揭露了，就算使用者确实看到那些细节，也还是不会点横幅广告。他开始体验到临床焦虑的症状。
葛列格：那份工作让我明白，无谓的感受会让压力雪上加霜。刚开始做那些横幅时，我对过程很有耐性。当我了解到这任务恐怕没有意义，耐性就烟消云散了。我得投注心力克服认知失调——才能真心在乎过程，同时假装在乎结果。
压力终于大到葛列格不能承受。他辞职，另外找了份工作。
§
压力是另一个不时跳出来的主题。就像葛列格那样，当狗屁工作的内容不只是干坐着假装工作，而是真的要做某些每个人都知道——但不能说——是无谓的事情时，环伺的张力会愈绷愈紧，常导致人们恣意花大钱。前文已经介绍过汉尼拔，他写报告拿的钱多得离谱，然而那些报告只是写来在药商的营销会议上挥一挥，会后就被扔掉。其实，他把受僱的狗屁面向限制在一周一到两天，刚好生活够用；剩下的时间他投入医学研究，目标是终结南半球的结核病——似乎没人想为这个目标埋单。这让他有机会比较两种工作场所的行为：
汉尼拔：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我在工作场所的人身上观察到的狼性高低和压力大小，跟他们做的事情的重要程度呈现负相关。「客户要暴走了，他们的老板施压，要这份简报在周一的第三季规划会议前准备好！客户威胁我们明天早上就交出去，不然就要撤销整份他妈的合约！我们全体都必须加班把简报完成！（别担心，我们会订一些屎烂垃圾食物披萨和尿味啤酒进来，就可以通宵工作了……）」做狗屁报告的典型状况是这样。反之，做有意义的事总是有更多同心协力的气氛，大家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通力合作。
同样的道理，尽管办公室鲜少能完全幸免于损人取乐和勾心斗角，许多回应者似乎感受到，没做什么事、但人人心照不宣的办公室，状况特别严重。注111
安妮：我任职于医疗照护成本管理公司，被安排在特殊任务小组上，在公司里的执行多种职务。
公司从未提供职训，而我的工作是：
·从汇总处把表单拉进工作用的软件里；
·标明那些表单上的特定栏位；
·将表单存回汇总处，让其他人接手做事。
这份工作的文化十分严格（不可以跟别人交谈），我从没在这么糟蹋人的环境工作过。
就提一件事。任职期间的头两星期，我不断犯下一个标记的错误。我一明白那是错的，立刻就更正了。然而，我还待在这间公司的整段时间里，每次有人发现那些标记有误的表单，我就会被拉到一旁谈话。每一次都这样，彷彿这是新状况。每一次喔，彷彿经理不知道标错的表单都是同一时期内完成的，而且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虽然我每一次都告诉她了。
读者若在办公室环境工作过，对这种虐待性质的小动作，多半不陌生。请读者自问：主管屡次把安妮叫去，「跟她谈」一个她完全明白、早已更正的错误，这个主管到底在想什么？难道主管每一次都忘记问题早就解决了吗？不大可能。主管的行为应该是单纯为运用权力而运用权力。叫某人修复一个早已修复的问题，势必会不了了之，安妮和她的上司都知道这一点。这样运用权力确实莫名其妙，但恰恰是上司找到一种方式，拿「这是纯粹、专断的权力关系」的事实打安妮的脸罢了。这是一种羞辱仪式，让主管表明谁是不折不扣的老大，也把下属锁死在她的位子上。道理何在？这还用说，光凭精神上不屈从、怨恨老大擅权这点，下属就概括获罪了。这就像明知嫌疑人清白还殴打他的警察，都会告诉自己这个被殴打的受害人铁定还犯了别的罪。
安妮：我做了六个月才想清楚，再做下去我不如去死。话说回来，这也是我第一次赚到够我生活用的工资。之前我是幼儿园老师，虽然做的事很重要，但一个小时的薪资是八．二五美元（在波士顿）。
这把我们带向另一个议题：此般处境对员工生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尽管欠缺统计证据，但从证言看来，狗屁工作会造成跟压力有关的毛病。五花八门的低潮、焦虑并发生理症状，从工作结束就不药而愈的腕隧道症候群，到发作时宛如自体免疫崩溃的状况，屡见不鲜。安妮也未能幸免，身体愈来愈差。回想起来，她觉得部分原因是前一份工作的工作环境跟这一份天差地远：
大卫：我尝试想象，从教学和照顾孩子这样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换成去做全然无谓又不把人当人看的事情，只为了缴房租。你认为处境相同的人是不是很多？
安妮：可以想见这蛮普遍的！照顾孩子的工作薪水不多，流动率很高。有些人另外参加职训，就能换到比较能做久的工作，不过就我所见，很多人（大部分是女人）最后是待在一些办公室或做零售管理。
我常常在想的一部分经验是，我从一个整天被触碰、触碰人——抱起孩子、被孩子讨抱、把孩子扛在肩上、哄孩子入睡——的环境，去到一个彼此不讲话、更别说触碰彼此的环境。事情发生当下，我没有领略到环境改变对我身体造成的效应，但现在回想，就明白那对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冲击甚巨。
恐怕安妮非但一语中的，她还描述了一个异常戏剧化的例子，而这个例子中的动力其实十分常见。安妮不仅认定她这份工作无谓，还认为这整个事业也不该存在；它顶多就是大费周章捆胶布，稍稍弥补以失灵出名的美国健康照护体系造成的损害罢了，但又跟这个体系水乳交融。不过，在办公室里不许讨论这种事情，想都不用想。在办公室里不许讨论任何事情。社交的孤立延续到形体的孤立，在那里的每个人都被迫变成一颗套在自己身上的小泡泡。
在这种规模极小却已明显不平等的社会环境，可能会催生一些怪象。上溯一九六○年代，基进的精神分析师佛洛姆（ErichFromm）首先提出，在讲究规矩又阶序井然的环境里，日常事务经常瀰漫着「与性事无关的」虐待和恋尸形式。注112一九九○年代，社会学者蔷瑟（LynnChancer）把这些想法的一部分跟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师班杰明（JessicaBenjamin）的想法综合起来，发展出一套日常生活的SM理论。注113实际投身BDSM次文化的爱好者对于他们在玩假装游戏的事实心知肚明，然而蔷瑟发现，阶序环境中据说是「正常」的人，经常沦于同一种SM动力的病态变体，却难以脱身。下位（的人）使出浑身解数，无望地寻求认可，但根据游戏规则，认可是永远盼不到的。上位（的人）投入愈来愈多心力申明其宰制，但双方都知道这样的宰制说到底只是个谎言——如果上位者真的那么全能、自信、把他扮的角色扮得出神入化，他就不需要耗费离谱的心力来确保下位者承认他的权力。此外，假装的SM游戏（有在玩SM的人的确称之为「戏」〔play〕）跟它在真实生活里无关性事的演作，当然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差别。在游戏的版本里，双方事前知情同意，仔细谈好了所有的分寸，都明白只要喊出约好的安全词，这场游戏随时可以叫停。举例来说，只要说出「柳橙」，你的玩伴会立刻停止朝你身上滴热蜡，从邪恶的侯爵摇身变成怜香惜玉的人，一心要确定你没有真的受伤（下位者知道自己有权力，但凭己意促成这样的转变，其快感颇源自于此，这样的主张不见得说不通注114）。这恰恰是真实生活的SM情境欠缺的要素。你不能对老板说「柳橙」。上司不曾事先跟员工商量，当员工以不同的方式坏了规矩时，能承受、不能承受怎样的训斥。如果一个员工，譬如安妮，被训斥或被羞辱了，她知道她说什么都没办法喊停。没有安全词，例外也许是「我走人」。然而一吐出这三个字，效果不只是打破羞辱的剧目，更会让工作关系彻底决裂——而且很可能会导致你沦落去玩一场截然不同的游戏，焦急地四处找东西填饱肚子，或是设法不被断暖气。
注110：用麻将牌或麻将外形的牌叠排成盘面，基本规则是同牌面者可对消。
注111：软件开发人员诺里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洞见，指出在一处狗屁倒灶的办公室里，敌意和相互憎恨难保没有激励工作者起身行动的功能。他说他在一家显然来日无多的横幅广告公司工作，这份事业让他消沉又厌烦，当时「我厌烦透顶，几个程序设计师向管理人员（不好意思，ScrumMaster）打我生产力的小报告。于是他不怀好意地给我一个月证明自己，试图累积我忽视医嘱的证据。两周内，我表现得比团队其他成员加起来都好，公司的首席架构师宣布我写的程序码『完美』。ScrumMaster突然又满脸堆笑、什么事都好谈的模样，告诉我医嘱一点都不重要。（译注：Scrum是一种软件开发的方法，ScrumMaster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协助移除阻碍团队成长的障碍。不过因为Scrum蔚为热潮，许多团队引入只得其形，这里才会被报导人讽刺。）
「我建议他，如果想要我继续当个高绩效的员工，就继续侮辱我、拿我的饭碗威胁我。这是我的独家恶趣味。他像个傻瓜一样拒绝了。
「教训：憎恨是能引发雄厚的动机，至少没有热情和乐趣的时候是如此。这也许解释了诸多工作场所的侵略举止。对人挑衅好歹让你有继续工作的理由。」
注112：ErichFromm,TheAnatomyofHumanDestructiveness(NewYork:Holt,RinehartandWinston,1973)。无关乎性的虐待狂，弗罗姆举的例子首重斯大林（JosephStalin），而跟性无关的恋尸癖则是希特勒（AdolfHitler）。
注113：LynnChancer,SadomasochisminEverydayLife:TheDynamicsofPowerandPowerlessness(NewBrunswick,NJ:RutgersUniversityPress,1992).
注114：举例来说，罗曼史小说多半都会有个吸引人的男人，起初无情又没心，最后才揭露他不但有一副好心肠，行为又得体。人们或许会主张，从臣服的女人的观点来看，罗曼史那种转变的可能，编码在BDSM的实作中，乃是事件的结构的一部分，而且主导权终极来说在她手上。
论不敢直陈辛酸的辛酸
那么，我的想法是：狗屁僱佣彻底的无意义，很容易加重已然潜伏于所有上——下阶序关系的SM动力。这绝非不可避免，毕竟有肚量又和善的主管大有人在。然而，办公室生活的些微屈辱、发脾气、怨恨和刻毒，很容易被一一放大。因为员工毫无有志一同的感受，也毫无理由去相信：人的集体行动总能以某种方式改善办公室外头的人的生活，或真正对办公室外的任何一个人起到一丁点值得一提的效果。说到底，正是因为茶壶里唯一的风暴就只是办公室政治。
许多人也跟安妮一样，被健康遭受的波及吓坏了。就如同被单独监禁的囚犯免不了开始经历大脑的损伤，目的感全被剥夺的工作者也常经历心智和生理的衰退。我们在第二章见过的诺里，他替不适任的维也纳心理学者修理程序码，为他接连不断的狗屁工作，以及工作对身心造成的影响，作了类似日记的纪录：
诺里：
工作一：程序设计师，（无用）新创。
对我的影响：初次领教自我厌弃。每个月都感冒。冒名顶替症候群（impostersyndrome）注115坏了我的免疫系统。
工作二：程序设计师，（虚华的项目）新创。
对我的影响：我把自己逼太紧，眼睛不行了，不得不休息。
工作三：软件开发者，（诈骗）小企业。
对我的影响：寻常的消沉，找不到能量。
工作四：软件开发者，（死定了，无法运作的）前新创。
对我的影响：没办法专心，脑袋废了，恐惧；万劫不复的平庸；每个月感冒；扭曲意识激励自己，坏了免疫系统。创伤症候群。我的思绪彻头彻尾的平庸……诺里运气很背，跌进一个又一个荒谬绝伦和／或不把人当人的企业环境。他找到一个不同的目的感，才勉强保持清醒（好歹清醒得足够抵受彻底的心智和生理崩溃）。他开始一步一步详尽地分析失败的企业项目背后的社会和制度动力。他实际上成了一位人类学者（我十分受用。谢了，诺里！）。接着，他发现了政治这片天地，转而将时间和资源投入策划，目标是摧毁创造此等荒诞工作的体系。此时，他记录到自己的健康显著好转。
就连在相对亲和的办公室环境，缺乏目的感也会消磨人。缺乏目的感不见得会造成实际的生理和心理退化，但少说也会让工作者为空洞或无价值的感受挣扎。这类职位时常带来名声、敬重和丰厚的薪酬，这些非但没有缓解空洞或无价值的感受，还会雪上加霜。做狗屁工作的人，象是丽莲，会怀疑公司付给他们的钱，超过产出其实更丰富的下属（「要是我真的领比较多，那会有多狗屁？」），怀疑其他同事会理直气壮地憎恨他们，因而备受煎熬。这种情况让许多人彻底混淆了他们应该作何感受。没有派得上用场的道德罗盘。或许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脚本从缺。
底下是一个相对平和的案例。阿芬在一家走订阅制授权软件的公司工作：
阿芬：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到「狗屁工作」那篇专文，很有共鸣。几年来，我不时会调出来读，也转给朋友看。
我在一家软件即服务注116的公司做技术支援主管。我的工作不外乎出席会议、回覆电子邮件，跟团队成员沟通即将发生的改变，决定客户反映的事情要不要升高处理层级，并进行绩效考核。
阿芬坦承绩效考核很废。他解释：「大家早就知道是谁在闪工作。」事实上，阿芬已经接受自己的大部分职责都很废；他执行的有用作业不外乎捆胶带，也就是解决公司里数种出奇紊乱的科层流程造成的问题。不仅如此，公司本身也相当无谓。
阿芬：都坐下来写这篇了，一部分的大脑还是想维护我的狗屁工作，多半是因为这份工作供应着我和家人的吃穿。我想，认知失调是从这儿开始的吧。从情绪的立场来说，并不是说我对我的工作或公司有什么放不下的情绪。如果我周一到班的时候，办公大楼消失，不但社会不在意，连我都不在意。我们公司的组织毫无章法，而我是在这片恶水上领航的专家，而且我有办法办妥事情，这是我从工作得到的成就感。不过身为可有可无的事情的专家，实在不是那么让人满足，这你也料想得到。
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写小说和评论专文。目前我在空闲时间写，但我怕一从我的狗屁工作跳船，收支就没办法平衡了。
这当然是司空见惯的两难。工作本身也许可有可无，但它让你养家活口，就此而言实在很难看成是坏事。一个人醒着的时间大半耗费在无用的打勾事务，或解决不该存在的问题，不这样做就养不起小孩；你或许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体系会创造出这样的世界。话说回来，你同样可以倒转矛头，质问：如果创造这些工作的经济体系也让你有办法养家活口，那乍看无用的这一切真有可能那么无用吗？我们真的想当资本主义的事后诸葛吗？尽管有些面向明显无用，但也许这个体系的每一面都不得不然。
然而，在此同时，你也没办法把自己的经验一笔勾销：有些事情实在离谱。
跟丽莲一样，还有许多人谈到他们朝向外界的那面所得到的社会观感，跟他们所知道的、自己实际在做的事情出入甚大，让人备感煎熬。阿丹承揽某英国企业驻多伦多办公室的行政事务，他深信自己一周只有一到两个小时是做实在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他可以轻易在家里办完，剩下的时间他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穿西装进办公室只是一场繁琐的献祭仪式，他必须展演一系列无意义的姿态，才能证明自己值得一份非凡的尊重。工作时，他时时揣想同事是不是也有同感：
阿丹：感觉象是某种卡夫卡式的梦境序列，梦里只有我倒霉，因为我明白我们在做的事，有好多都蠢到家了。可是内心深处，我又觉得这样的经验肯定心照不宣。我们一定每个人都知道！这间办公室六个人，人人都是「经理」……大楼里的经理简直要比实际的员工多了。这种情形是彻头彻尾的荒谬。
在阿丹的例子里，每个人都配合演出这场「比手画脚」（charade）：办公环境绝对没有欺凌人的情形，六个经理和监督他们的经理的经理都有礼、友善，相互支持，一个个提醒彼此工作做得多棒，要是团队缺了哪一角，其他人都会遭殃——可阿丹的感觉是，这只是要慰藉彼此罢了，因为他们暗地里一清二楚，他们谈不上有做什么事，做的事也没有社会价值，团队缺了他们这一角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出了办公室，面对他的家人，他的感受更糟糕，因为家人开始当他是事业有成的家族成员来对待。「说真的，很难形容我有多懊恼、觉得自己多没用。他们认真把我当成『年轻专业人士』——可是他们有谁知道我真的在做的事？」
最后，阿丹辞职，去魁北克北部的克里族印地安人（CreeIndian）社区当理科老师。
§
高层面对这类情境时，多半会坚称下属所感知到的徒劳是庸人自扰，可是高层的坚持不仅毫无助益，有时连坚持都不坚持了。如前文所述，有些主管眨眼一笑，得过且过，更有凤毛麟角的少数人会诚恳讨论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讨论一部分。可是，中阶主管一般把维持士气和工作纪律视为职责，常会觉得除了替这样的处境打圆场之外别无选择（说实在的，打圆场是他们职务中唯一不狗屁的一块）。再者，在阶序里爬得愈高，经理人通常愈漠然——通常也具备了更装腔作态的权威。
瓦斯里在欧洲外交事务办公室当研究分析师。按他说，他的办公室里研究员跟主管一样多，一个研究员产出的每份文件、每个句子，都要在阶序里往上呈两级，无一例外，经阅读、编辑后再传回来，如此反覆，直到面目全非。如果，有办公室外的人好死不死有机会读到这些报告，或因此察觉其存在，包准会是更大的问题。确实，瓦斯里有时试着对他的上级指出这一切：
瓦斯里：如果我质疑我们产出报告的效益或意义，老板们会像看外星人那样盯着我。不意外，毕竟对他们来说，最要紧的就是别人不把我们在做的工作看成是通篇胡言乱语。万一我不幸言中，职位都会被取消，结果就是丢了工作。
在此个案中，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是现代国际国家体系在多样的领事服务、联合国，还有布列登森林体系间，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多半高薪、体面、舒服），遍布全球，实际数目可能还在此之上。这些职位有几个真的有作用，又是起什么作用，人们大可辩上一辩（什么事都可以辩），毕竟其中一些的工作想必举足轻重，譬如为了避免战争而奔走。但其他职位则成天摆弄办公室陈设。此外，那些机构里面有一些酬庸职位，对职级低的「庶民」而言，说多余都嫌好听。这样的感知，照瓦斯里的说法，会造成罪恶感和羞耻感。
瓦斯里：我不想要在公共场合被人问起工作，因为没什么话好说，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在外交部工作的声望很好，当我说「我在外交部工作」时，人们通常的反应是敬重，尽管不是真的知道我都做些什么。敬重让事情更糟了吧，我想。
让人自惭形秽的方法百百种，时常在这个领域开疆辟土的美国，锤鍊出一种深具美式醍醐味的政治论述模式。这种政治论述模式不说别的，就是向人说教：你们竟然认为自己对某些事物有某种权利，真是混蛋。姑且称之为「权利嘲讽」。权利嘲讽有许多类型，表现方式不一而足。右翼版本的主轴是严词批评那些认为世界欠他们一口饭的人，或生大病时欠他们医药治疗，或是欠产假，欠育婴假，或是工作场所的安全，或是面对法律的平等保障。也有左翼版本，内容是当人们自认有权要求差不多是任何事情的时候，就要人「检查他们的特权」，因为更穷苦或更受压迫的人连那些东西都没有。
根据上述标准，即使某人被警棍从头上打下去，没头没脑地拖进监狱，他也得先指明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发生在哪类人身上，才能抱怨这种不公正。权利嘲讽可能在北美发展得最浮夸，但也已经随着新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散布到全世界了。在这样的境况下，要求一种崭新又陌生的权利——譬如僱佣关系要有意义的权利注117——恐怕遥遥无期，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今日，要求你本该要有的东西，这样的诉求要被当一回事，是难上加难了。
年轻世代承受的权利嘲讽最严苛。在多数富裕国家，当前这批二十几岁的人代表着逾一世纪以来，首度有一个世代，整体而言机会和生活水平远逊于双亲所享有的条件。他们觉得自己有所屈就，然而左翼和右翼都一样，孜孜不倦地责备他们的扩权意识，使年轻人要对无意义的僱佣内容表达不满时更加困难。
那么，就让我们跟瑞秋一起结束这一节，藉她的故事，把一个世代的恐慌表达出来。
瑞秋是个数学鬼才，有个物理学位，出身贫穷家庭。她渴望继续拿研究所的学位，然而英国大学的学费翻了三倍，财务资助砍到见骨，她不得不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找份灾变风险分析师的工作，存必要的资金。也不过就是一年，她告诉自己，这不是世界末日：
瑞秋：「这不是世上最糟糕的事：学习新技能、赚点钱，在职的时候稍微交关一下。」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务实考量一下，是可以多糟糕？」当然，大脑深处传来回音：「一辈子做无聊又操劳的工作还赚没几个钱的人多不胜数，你没有多特别，不过就是一年无聊的办公室工作嘛。」
有自觉的千禧世代都逃不开最后这个问题带来的恐惧。滑过Facebook，一定会滑到一些自以为是的长辈语录，说我这个世代茶来伸手，却连做他妈一天的工作都嫌，我的老天鹅噢！我对「可接受」的工作的标准到底算是合理，还是笑死人的玻璃心世代「伸手牌的瞎话」（我祖母老爱这样说）的遗毒，这有点难衡量了。
顺带一提，这是英国味特别重的权利嘲讽变体（不过也逐渐感染欧洲其他地方了）：成长过程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国家保障的长辈，嘲弄年轻人妄想自己有资格获得相同保障。还有另一个因素，尽管要瑞秋坦承是有些尴尬：那个职位的薪酬破格的好，比她双亲赚得都要多。瑞秋成年后都在当穷学生，当临时工、打电话、做服务业工作养活自己，总算能一尝布尔乔亚生活的滋味，简直焕然一新。
瑞秋：我做过「办公室工作」和「像工作的烂东西」，那在烂办公室工作能糟到哪去，是吧？我那时对一箩筐的繁文缛节、恶劣管理和繁多的狗屁事务之下，自己将要没入的海底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层无聊，还没有概念。
瑞秋的工作源自控股行为须满足的法规，不过她的僱主跟其他处境相仿的企业一样，没有要遵循的意思。于是，典型的一天从一早收电子邮件开始，邮件挟带的资料，是该公司的不同分支在一些假设的灾变剧本里会损失多少钱；「清理」资料，将资料复制到一份试算表上（复制时试算表程序必定当掉，只能重新开启），算出一个总损失的数字。接着，如果有潜在法规问题，上面会要瑞秋把数字搓一搓，直到问题被搓掉为止。以上是一切顺利的状况。若逢倒霉的日子或倒霉的月分，无事可做，她的主管就会制造繁琐又明显无谓的活动让她有事忙，譬如建构「心智图」。注118或者径自放生瑞秋——但总是有一条但书：虽然没在做事，她仍必须积极装出不是没在做事的样子：
瑞秋：我的工作最诡异、而且（除了职衔之外）可能是最狗屁的事情，就是人人都知道没那么多工作可做，但还是不准明目张胆地不工作。连Twitter和Facebook都被锁，都快想起网际网络早年的光景了。
我拿的学位蛮有趣，而且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又一次，早上起床，整天坐在办公室里，试着低调地浪费时间，这件事令我反感到会怕，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抱怨了几个月后，最后一根稻草来了。某个狗屁倒灶的礼拜结束后，我跟朋友明蒂见面喝酒。我才被要求替一张心智图上色，标明「有的话很好」、「必须要有」和「未来想要有」（对，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当时明蒂也在做类似的狗屁项目，替某份没人读的公司内部报纸版面撰写品牌推广的内容。
她向我滔滔不绝地诉苦，我也对她长篇大论地抱怨。我说了一段冗长、冷漠的话，结尾是我大吼：「我不能等到海平面上升、启示录降临，因为我宁可拿我自己从一根烂杆子磨尖的长矛出门打鱼吃人，也不要做这他妈的烂事！」我们俩都笑了好久，然后我哭了起来。隔天我辞职。大学期间打过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工，有一个巨大的好处：你十之八九能迅速找到工作。
结论是，对，我是玻璃心世代的水晶女王，宜人的办公室空调热气就会让我熔化。不过，老天爷啊，工作的世界就是一坨屎。
瑞秋本来以为「烂办公室工作」不大可能是世界末日，最后也不得不得出结论：其实世界末日还好一点。注119
注115：无法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即使他们的能力有客观凭据，仍担心有朝一日会被识破自己是骗子。
注116：software-as-a-service，即软件在服务器端运行，使用者通常连网取用。
注117：例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三条如此陈述：「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平优裕之工作条件及失业之保障。」该条亦保障同工同酬、报酬足以养家活口，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但对工作本身的目的只字未提。
注118：办公室也充斥「霸凌和深深不近人情的办公室政治」——人人都知道没有真的攸关成败的事情，心里都怀有罪疚感；本来就可预期阶序环境会导致的寻常SM动力，不意外地因心照不宣的罪咎感而变本加厉。
注119：这则故事有个圆满结局，至少是暂时的：瑞秋告诉我，她不久后找到一份工作，是帮穷人家小孩作数学的补救教学的计划。这跟她的保险工作有天壤之别，而且报酬不错，应该足够她付研究所的学费。
论自知在害人的辛酸
还有一种因为社会因素而受苦的形式，略有别于前文提过的形式，也该纳入我们的视野：必须假装为人谋福利，却知道实情正好相反。社会服务供应者为政府或非政府组织（NGOs）工作，因此这种情形最常发生在他们之间，道理非常明白。大部分社会服务供应者都要行礼如仪地打勾，很少能幸免，可是很多人更察觉到，他们在做的事比无用还糟糕：伤害他们在岗位上本该协助的人。施宜如今是艺术家，不过她曾在纽约市做社群治疗师。
施宜：一九九○年代到二○○○年代间，我曾在布朗克斯（Bronx）的社区精神健康中心担任治疗师。我有社工学位。
我的客户之所以被强制「治疗」，要嘛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坐牢（柯林顿的犯罪法案），一进监狱就丢了工作和公寓，不然就只是需要对工作福利（welfare-to-work）或社会安全办公室证明他们精神失常，需要SSI（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或其他食物／房租的补助。
有些人确实严重精神失序，但其他许多人只是一穷二白、警察又三不五时找碴罢了。生活在他们那种状况下，谁都会「精神失常」。
我的工作是进行治疗，说穿了就是告诉他们，沦落至此是他们自己的错，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也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如果他们每天出席课程，公司就能帮他们付医疗保险（Medicaid）的账单，职员会抄写他们的医疗纪录，寄给社会安全局，让社会安全局审核残障津贴。病历上的文书作业愈丰富，通过审核的机会愈大。
当时我要带的团体包括「愤怒管理」、「应对技巧」……那些团体十分侮辱人，而且文不对题！连像样的食物的没有，你要怎么应对？警察霸凌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控制怒气？
我的工作既无用又有害。不平等现象创造苦难，却有那么多NGO从中牟利。当时我做的事赚没几个钱，过得很差，然而我是个穷人皮条客这一点，还是让我深深感到痛苦。
小官员奉文书作业之名，行荒谬又恶劣之事，但敏锐察觉到自己在做什么、会对有血有肉的人造成何等伤害的，其实不乏其人——尽管他们常常觉得应对民众时必须铁面无私。这一点很有意思，也值得留意。有些小官员会找个说法，少数则享受虐待的快感。无论如何，假使这个体系的受害者曾自问：「这种人怎么有办法面对自己的良心？」就可堪告慰了，因为事实是，在很多状况下，他们确实没办法面对自己的良心。米纳在某英国小镇的地方政府局处工作，这个小镇有时被称作「海边的小史基卓」（LittleSkidrow-by-the-Sea）。她接这份工作时，职位描述是跟无家可归的人一起工作。她发现某种意义上此话不假：
米纳：我的工作不是安置、不是提供咨询，也不是以任何方式协助无家可归的人。反之，我要试着搜集他们的文件（身分证明、国家保险编号、薪资证明等），让临时安置单位去追回租屋补贴。注120他们要在三天内提供文件。如果拿不出或不愿意拿出必要的文件，我必须请他们的个案管理者将他们赶出临时居所。其他要求先不说，药物成瘾的游民多半拿不出两份薪资证明。同样地，遭双亲遗弃的十五岁少年，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老兵，还有逃离家暴的女人，多半都拿不出来。
说穿了，米纳解释，她的职务是威胁要让原先无家可归的人再次无家可归，「做这些事都只是要让一个部门能回收从另一个部门转来的现金。」这种事情做起来是什么感受？「泯灭天良。」六个月后，她没办法承受，完全放弃服务公职。
米纳辞了工作。在另一个地方机关工作的碧翠丝，目睹同事取笑寄给领补助民众的信件，她同样无法承受。那些信件都经过蓄意误植，用意是混淆收件人，让他们迟缴费用，这样市政府就可以敲他们竹杠。她们受僱来服务民众，碧翠丝说，虽然只有一小撮同事从敲民众竹杠中取乐，但本来步调轻松又友善的办公室环境还是因此蒙上一层死灰。她试着向上级反映（「这肯定不对吧！」），却被当疯子看待。于是，一有机会，碧翠丝就另择良木了。
为奥托斯（Atos）工作的乔治，勉为其难地撑着没离职。奥托斯受僱于英国政府，业务是尽可能从障碍者名单中剔除公民（后来几年间，遭认定「适合工作」后不久即过世的超过两千人）。注121照乔治的说法，为这家公司工作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憎恶奥托斯，敢怒不敢言」。在其他个案中，政府工作者深信办公室里只有自己知道业务内容有多么无用，或造成多大的损害。然而，如果问他们有没有把看法直接说给同事听，他们大都否认，罕有例外。这样一来，他们的同事会不会同样深信自己是唯一知道实际发生什么事的人？我们无法排除这个可能。注122看过上述个案，我们逐渐走向略有不同的畛域了。在这类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多半只是无谓，可是，当你了解到自己涉入主动伤害别人的事情里，还会加上一个内疚和恐惧的维度。内疚的原因毋庸赘言，恐惧则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总有关于「抓耙仔」下场的阴沉耳语不胫而走。这一切都让这类工作有挥之不去的辛酸，其纹理与质地，日复一日地加深。
注120：获租屋补贴（housingbenefit）的条件之一是失业，因此如果有工作的话就可能会变成溢领。
注121：PatrickButler,“ThousandsHaveDiedAfterBeingFoundFitforWork,DWPFiguresShow,”Guardian(US),lastmodifiedAugust27,2015,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5/aug/27/thousands-died-after-fit-for-workassessment-dwp-figures.
注122：马克：「以前我经常私自盼望没有察觉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有点像电影《黑客任务》（Matrix）的尼欧（Neo）有时只愿当初没有吞下红色药丸。我在公部门工作是要帮助人群，可是我几乎连一个人都没帮助到。那时我对此感到绝望（现在还是会）。是纳税人付我钱来做这个，对此我也有一点罪恶感。」
小结：论狗屁工作对人类创造力的影响，兼论：试图用创意或政治的作法抨击无谓的业务内容，如何可以视为是一种形式的精神战事
让我回到精神暴力的主题，为本章作结。
违反己意，被迫做出专断、官僚的残酷行径，按米纳的说法是丧尽天良。我们很难想象更丧尽天良的事情。被迫换上你唾弃的机器面孔，被迫成为怪物。我也留意到其他例子：通俗小说里最吓人的怪物，不会只把你撕成两半、凌迟你，或杀了你来威胁你，他们会威胁把你本身变成一个怪物。试想：吸血鬼、活尸、狼人。他们的骇人之处就在于不只要挟你的身体，更恐吓你的灵魂。青少年难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深受吸引：我们首次面临「如何不要变成我们唾弃的怪物」这项挑战时，多半就是在青少年时期。
无用或暗中为害的工作，甚至还打着公务的旗号，恐怕是最糟糕的。不过本章提及的所有工作，大概都算得上以不同的方式泯灭天良。狗屁工作通常会引发绝望、抑郁，还有自我厌弃的感受。狗屁工作是各种形式的精神暴力，戕害做人的义理。
我在上一章主张，人类心灵的整全，甚至是人类生理的整全（端看有没有两者有没有可能分得清清楚楚），牵连着跟他人的关系，也跟人对自己有多少能耐影响世界的感知脱不了关系。如果我的主张没错，那么狗屁工作就是一种精神暴力。
话说回来，灵魂也不是没有抵抗的手段。让我记述狗屁工作招致的精神战事，把工作者投入其他计划以保持神智清明的一些方式都写下来，应是适合本章的收尾。不妨称之为游击目的（guerrillapurpose）。罗宾，就是那位把荧幕设定成像在写程序、其实在逛网页的罗宾，利用那段时间为几个他看顾的维基百科条目进行无偿的编辑工作（显然包括在下我本人的条目），协助维护一个替代通货的倡议行动。其他人则创业、写电影脚本和小说，或私下接性感女仆外卖。
遁入白日梦冒险王式的绮想里的亦不乏其人，对于注定在死水般的办公室环境消磨一生的人来说，这是传统的应对机制。时至今日，这些绮想再也不是当一战空豪、嫁娶王子，或变成青少年时众人的梦中情人，而是有一份更好——就只是好到翻，好到浮夸的更好——的工作。就例如波立士，他为「一家大型跨国机构」工作，撰写狗屁报告。以下是他的（明显有点捉狭自己的）自述：
波立士：这显然是狗屁工作，因为我试过自助书、勉为其难中断打手枪、打给我妈哭诉，都药石罔效。我心下雪亮，人生所有的选择都是纯粹的狗屎——可我还是坚持下来，因为还有房租要缴。
更糟的是，这样的处境已经造成我中度到重度忧郁了，还害我不得不延后我真正的本命：当J．Lo〔珍妮佛．洛佩兹〕或碧昂丝的个人助理（分开或同时，我都可以）。我这人工作认真，成果导向，所以我相信我能处理得服服贴贴。我也愿意为卡戴珊家的随便一位做事，尤其是金〔．卡戴珊〕。
大部分的证言还是聚焦在创意上。创意是一种全面抵抗的形式——许多人顽强死撑，试图追寻艺术，或音乐，或写作，或诗歌；面对「真实」的有酬工作不知为何而战的感受，这是他们的解药。显然，此处会有抽样偏误的因素。寄给我的证言大多数来自我在Twitter的跟随者，这批人很可能比一般公众更热爱艺术、更关心政治，因此我不会妄自臆测凭创意抵抗的情形会有多普遍。话虽如此，某些有趣的模式还是浮现了。
举例来说，因某种技能而受僱、之后却没有挥洒余地的工作者，一旦发现手上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鲜少安于只是低调发挥那些技能。他们最后都去做了别的事情，几无例外。我们已经在第三章见过工程师拉马丹，他梦想要做科学和技术前沿的工作。拉马丹发现公司只指望他闲坐办公室，整天做文书作业，所以直接放弃了梦想。而他不愿偷偷摸摸继续科学项目，因此一头埋进电影、小说和埃及社会运动史里头。这是典型的状况。琢磨着要写一本小册子，宣传「如何在企业环境中保持灵魂完好」的阿菲，则寄情音乐：
阿菲：我体内那个受挫的乐手困坐在办公桌前，想出了无声学音乐的方法。我学过一阵子印地安古典音乐，他们的节奏系统中，有两种我已经驾轻就熟。印地安人做音乐的方式抽象、合乎数理，而且不采书面方式流通，这启发了我几种在大脑里练习的方法，旁人听不见也看不到。
也就是说，虽然人在办公室里哪都不能去，我还是可以即兴创作音乐，甚至融入周遭世界的种种。沉闷的会议歹戏拖棚，你可以感受时钟走针的节奏，或是把电话号码编成一首押韵的诗歌。你可以把企业黑话的音节翻译成勉强过得去的嘻哈，把档案柜的大小比例转译成交错的拍子。做这些事情已经成了一面盾牌，挡住工作场所席卷而来的无聊，效果妙不可言。几个月前，我甚至给朋友一段短讲，主题是运用节奏游戏舒缓工作场所的无聊。我示范可以怎么把沉闷会议的各个面向转化成放克（funk）编曲。
李维斯说自己是「伪投资银行家」，替波士顿一家金融顾问公司工作，而他正在写剧本。当他了解自己在公司的角色说到底没有用处后，工作动机逐渐流失，专注于每天他确实需要工作的一或两个小时的能力也随之消逝。他的主管对于时间和「观瞻」近乎苛求，但似乎对生产力漠不关心，所以只要李维斯不比她早离开办公室，她大致容许李维斯的作为。然而李维斯形容自己有中西部美国人的内疚情结，这驱使他想出了一种撑下去的办法：
李维斯：所幸我有一张自动升降书桌，还有大把狗屁的自由时间，只是多少沾染了内疚。于是，这三个月以来，我运用这段时间写我的第一齣剧本。说也奇怪，创意产出的开端不是我想写，而是我必须写。咀嚼过一场戏或一段对话之后，我发现我写得远比过往多又快。每天我必须完成七十分钟左右的必要工作，为此我需要另外三到四小时的创意写作。
阿菲和李维斯的境遇并不寻常。困在办公室里整天没事做的人，最常抱怨的是重新把时间投注于有价值的事物何其困难。你或许会想，数百万年轻男女，受过良好教育，没有任何真正的职责，偏偏能上网，而网络是几乎所有人类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库藏，至少有此等潜力——这岂不是要引发某种文艺复兴了。完全没这回事。反之，办公室的困境引发社群媒介遍地开花（Facebook、YouTube、Instagram、Twitter）。只要能让人一边假装做别的事，一边产制和消费的电子媒介，全都开花了，形式不拘。我相信，这才是社群媒介崛起的首要原因，尤其你不只要考虑狗屁工作的崛起，还要算进真正工作愈来愈严重的废冗化。如前文所述，狗屁工作个个有其特定的境况，出入甚大。有些工作者被孜孜矻矻地监督，有些人只消做点样板事务，其他时候差不多是放羊吃草，大部分人则介于其间。然而，就算论最佳个案，还是有待命的需要，至少要耗费一点精力保持警觉维持虚假门面，永远不要显出太入迷的样子，没有能力跟别人通力合作——这一切促成的文化更贴近计算机游戏、在YouTube呛声、迷因（meme）和Twitter笔战，而非摇滚乐团、嗑药写成的诗歌，还有二十世纪中叶福利国家下创作的实验剧场。即使没有事给办公室工作者做，他们也不能公开坦承此事。在这样的工作场所里，他们能掌控的，只有碎裂的、摸鱼的时间，于是我们见证其崛起的通俗文化，只能是碎裂的、摸鱼的时间里能产制和消费的形式。
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在狗屁的境况下，就是难以为继。有些证言与我同声哀叹了这项事实。爱尔兰的福利与租税体制太繁杂，照派德雷格的说法，除非本来就有钱，不然几乎不可能自僱。因此，派德雷格从爱尔兰的艺术学校毕业后，不得不放弃生命的呼召，驯顺地进入海外的科技业跨国公司，做一份无谓的工作：
派德雷格：让我最难消受的事实是，下班后我没办法画画，没办法跟随我的创意冲动来绘画，或把想法涂上画布。我失业的日子里画得十分专注，只是换不到钱；现在我有钱，想发挥创意却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脑袋也没有余裕了。注123
身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仍设法持续参与政治生活，决意消灭让他没办法从事人生真正志业的经济体系。此时，纽约的法务助理詹姆士只能退守低调的抗议：「整天耗在一滩死水般的办公室环境里，我的心思迟钝得只能消化无意义的媒体，」他说。「是啦，有时候我真的对这一切满沮丧的：孤立、虚耗、疲惫。我一个小小的揭竿举动是每天别一枚黑红相间的徽章上班——他们他妈的没概念！」
最后，拜首相布莱尔（TonyBlair）一九九○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之赐，一位英国的心理学者，本来是教师，被解聘后重聘为「项目评估师」，负责研判解聘教师的影响：
哈利：我很讶异，要将有支薪的时间重新投入有用的事情上，竟然出奇地困难。要我闪掉那些狗屁作业，把时间用在比方说尝试写小说，我会良心不安。既然合约要我实行这些活动，我就觉得有义务尽力实行——尽管我知道哪些活动完全是白忙一场。
大卫：你知道吗，你讲的正是我在证言里频频读到的一个主题：这些工作酬劳优渥，只要做少许事情，甚至没事可做，往往还不会硬要你假装在工作。可是到头来，这些工作还是把人逼疯，因为他们想不出一个办法，把时间和精力疏导到其他任何一件事情上。
哈利：嗯，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印证了你的推论。最近我改在公交车站做训练经理，当然不是多了不起的工作，但比较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比起之前那份毫无挑战的狗屁工作，现在我甚至做更多自由接案的工作，做开心的（短篇小说、文章）。
大卫：终于找到有意思的事情了！
哈利：是啊，真的很有意思。
所以说，善用一份狗屁工作继续其他计划，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凡用于工作的时间，多半都发生在詹姆士所谓「一滩死水的办公室环境」，已经先被压平且均质化，再随机切成几大片，切法经常无从预期，因此需要机智和决心，才有办法把这样的时间运用在需要思考和创意的计划上。有办法做到的人，无不先押进了大把大把（照理讲是有限）的创造能量，就只是要把自己安顿下来，才能做点比猫咪迷因更有企图心的事。不是说猫咪迷因不对，我看过很多棒透了的猫咪迷因，只是青春毋宁该投入更远大的事物上。
从工作者那边收到的说法中，觉得自己很大程度克服了狗屁工作造成的心智崩坏者，绝无仅有。他们找到某种方式，把那些工作压在一周一到两天的程度；不用我说，这规划起来难如登天，通常会因为财务或职涯因素而行不通。就此而言，汉尼拔是个不错的成功案例。读者或许还记得汉尼拔，此人为营销公司撰写狗屁报告，完成一篇多则要价一万两千英镑。他尝试一周尽可能只做一天，剩下的日子继续做他认为绝对值得的项目，但也明白财务上他不可能自食其力：
汉尼拔：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是要创造一个影像处理算法，用来读取开发中国家结核病患者的低成本检验棒。结核病是世界上的头号杀手，每年造成一百五十万人死亡，随时都有多达八百万的感染者。检验仍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所以如果能改善那八百万感染者的治疗方式，即使只有百分之一，每年生活质量好转的人数将数以万计。我们已经有所突破了。这项工作让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很满足。这件事有技术面的挑战，要解决难题，要合作，才能达成我们都笃信的更大的目标。它是狗屁工作的反题。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几乎不可能募到哪怕是一小笔钱来做这件事。
汉尼拔试图说服好几位医疗主任，这项项目衍生的某种副产品或许有利可图。在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后，募得的款项只够支付项目本身的开销，自然没办法给付出力的人（包括他自己）任何报酬。到头来，汉尼拔要为确实会拯救生命的项目筹措资金，只得替营销论坛撰写无意义的文字糨糊。
汉尼拔：我一逮到机会就会问在公关界或为全球制药公司工作的人，他们对这样的事态作何感想。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如果我问的人比我年轻，他们通常会认为我在用某种测验设计他们，或试图挑他们毛病。说不定我就是试着诱导他们承认，他们做的事毫无价值，才能去说服他们的老板把他们炒了？如果我问比我年长的人作何感想，他们一开口通常会说类似这样的话：「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彷彿我是什么青少年中辍生，还没「弄懂」规矩，还没接受我不能整天待在家里打电动和抽大麻。我必须承认，青少年时我花蛮多时间打电动和抽大麻，可是我不是青少年了。说真的，他们通常要付我一大笔钱，我才愿意写狗屁报告，所以开口询问之后，我常常察觉一个反思的时刻：他们在心里自问谁才是真的没「弄懂」的那个。
汉尼拔是卓然有成的研究者，能自信地漫步于企业权力的走廊。他凌驾这场游戏。他也察觉到，在专业人士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演好自己的戏分：形式价值永远高过内容，而从各种迹象研判，他能以登峰造极的技能交代他的角色。注124正因如此，他的狗屁活动在他眼里，可以只是一场诈骗，只是对企业世界的作弄。他甚至可以把自己想成是某种当代的罗宾汉，这个罗宾汉置身于一个，用他的话说，光是「做值得的事就是颠覆」的世界。
汉尼拔的际遇是最佳状况的剧本，其他人则转向政治行动主义。对工作者的情绪和生理健康而言，政治行动主义有可能是灵丹妙药。注125在办公室里的时间，性质支离破碎，相较于普通讲求创意的消遣，通常也较容易结合行动主义——至少就数位行动主义而言是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平衡有意义的兴趣和狗屁工作所需的心理和情绪劳动，往往还是让人生畏。前文提过诺里被工作波及的健康问题，一待他着手鼓动他的工作场所组织工会，就开始好转了。诚然政治行动主义需要一板一眼的心智纪律，但还比不上在高压的企业环境有效率地操持事务所需要的程度。何况你也知道，在企业环境里，你做的事情终究是徒劳：
诺里：以前我为了投入工作，必须十足十地「暴走」。把「我」擦得一干二净，变成能做这份工作的东西。暴走之后，我经常需要一天复原，需要一整天好记起我是谁（如果没有复原，我对私生活中的人会变得尖刻、鸡蛋里挑骨头，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让我震怒）。
所以我不得不借重各种炼心的技术，让我能承受工作。期限和愤怒是最有效的动机（例如，假装自己被看扁，只好「让他们见识」我优异的生产力）。这么做的结果却是很难把不同部分的自己、融贯为「我」的古老事物兜起来，于是那些东西很快就相互扞格不入。
对比之下，我可以熬夜数小时，担任工作场所的组织工作，象是教同事如何谈判、写程序、管理项目……那样的时候，我最是我完整的模样。我的想象力和逻辑合作无间。延续到我看见梦境，不得不睡去。
做某些有意义的事情所带来的经验，对诺里而言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是跟一组同心协力的团队一起工作，这点的确跟汉尼拔不一样。然而，他觉得单单是朝更大的、有意义的目的努力，就能让他把碎裂的自我重新拼在一块儿。后来他确实开始发觉一个社群的种子，至少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形式，也就是一介孤立的工作场所组织者：
诺里：向人自介的时候，我开始说我白天的工作是写程序，但我真正的工作是工作场所组织者。我的工作场所资助我的行动主义。
最近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个跟我气味相投的人，成为莫逆之交，而就在上一周，我发现工作时进入「化境」容易多了。我认为原因是有人懂我。对我其他所有「密」友来说，我是积极的倾听者，一片共鸣板——因为他们就是不懂我关心的事情。才讲起我的行动主义，他们就两眼木然。
但就算走到这个地步，我还是必须放空我的心才能工作。我听SigurRós的〈Varðeldur〉，我的新朋友传来的。边听，我便进入某种冥想的出神状态。一曲终了，我的心净空了，我也能在工作中十分麻木地运转了。
把凄惶的章节收在救赎的音符上，总是不会错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就连做最糟糕的狗屁工作也有可能找到目的和意义，但不经一番作为是找不到的。在英格兰，人们偶尔讲到「开小差的技艺」，这项技艺在一些工人阶级的传统里堪称高度发展，甚至备受赞扬。不过，没有货真价实的事情好规避，似乎谈不上名副其实的摸鱼。你到底该做什么，你到底能对你有在做和没在做的事情说些什么，你可以向谁请教，你可以向他们请教什么，上面期待你假装在工作到什么程度、分寸在哪，反之那些类型的事情可被默许、哪些不行：在一份不折不扣的狗屁工作中，这些问题通常全都含糊不清。这种情境让人备感辛酸，往往拖垮健康和自尊。创意和想象力也分崩离析。
上述情境容易茁生施虐与受虐取向的权力动态（其实我是想主张，缺乏目的、上对下的情境就会茁生这样的权力动态，几无例外，除非投注明确的心力确保它不致茁生——有时即便投注了心力还是难以避免）。行文至此，我一直把这样的结果称为精神暴力，是有用意的。这种暴力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感知方式。最堪忧的是，影响了我们的青少年。我们替年轻人作从事无用工作的心理建设，训练他们如何假装工作，再用形形色色的手段，导引他们去做没有人真心相信是为任何有意义之目的服务的工作。注126这样的情形在全世界日渐普遍，欧洲和北美的年轻人受害尤深。
我们将在第五章探究的主题，是这样的情形如何发生，现状又如何正常化，甚至受到鼓励。这是划过我们集体灵魂鲜明的一道疤，有必要加以说明。
注123：他补了一句：「里德（HerbertRead）的《让文化见鬼去吧》（Tohellwithculture）把这个处境描写得惟妙惟肖。我把书找来看了，确实不坏。
注124：我务必要强调：在专业的环境中，把角色扮好的能力通常远比实际做事的能力重要得多。数学家施米特（JeffSchmidt）优秀的《驯良的心智》（DisciplinedMinds,2001）仔细纪录布尔乔亚形式挂帅、内容次之的执迷，如何在各门专业造成重灾。为什么，他问，像《神鬼交锋》（CatchMeIfYouCan）那种样态的冒牌货经常能成功假扮机长或外科医师，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根本不够格从事那份工作？他提出的答案是，从事专业工作——即使是机长或外科医师——的人光是能力不足，几乎不可能被开除，然而反抗广获接受的外在行为标准，却非常容易被开除，也就是没有扮演好自己的戏份。冒牌货的专业能力是零，可是戏份演得完美无瑕，比起，譬如，成就斐然，但公然违逆心照不宣的外在言行准则的机长或外科医师，冒牌货被解职的机率低得多。
注125：心理学研究已指出，光是参与抗议和街头行动就可能有助于整体健康，全面纾压，进而降低心脏疾病和其他小病的发病率：JohnDrury,“SocialIdentityasaSourceofStrengthinMassEmergenciesandOtherCrowdEvents,”InternationalJournalofMentalHealth32,no.4(December1,2003):77–93;alsoM.KlarandT.Kasser,“SomeBenefitsofBeinganActivist,”PoliticalPsychology30,no.5(2009):755–77。不过这份研究专注于街头行动，假使也纳进身体展现较少的抗议形式，会蛮有意思。
注126：许多人当然满心憎恶、心有余悸地辞职了，只是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数字。瑞秋提示我，除非身在像伦敦这样昂贵的大都会，不然许多年轻人更不愿意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忍下去，这单纯是因为一般而言住房和生活的成本膨胀地太离谱，今日就连一份企业最底层的工作也不再保证稳定和安全了。 |
第三章为什么做狗屁工作的人经常表示不开心？（论精神暴力，第一部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第三章为什么做狗屁工作的人经常表示不开心？（论精神暴力，第一部分）
↘为什么一个显然占凉缺的年轻人就是没办法应付他的处境
↘谈狗屁工作核心的虚假与漫无目的之经验，又，如今看重让年轻人也感受虚假和漫无目的之经验
↘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基础假定，似乎多半不正确，为什么？
↘简短的题外话：谈闲冗的历史，尤其「买别人的时间」这个概念
↘谈时间的道德与自然工作节律的冲突，及其创造的怨恨
工作场所崇尚法西斯主义，是邪教，大小事情都是为了吞噬你的生活而安排。老板像一条搜刮黄金的恶龙，搜刮你的每一分钟。
——诺里（Nouri）
在这一章当中，我要着手探究身陷狗屁工作造成的道德和心理效应。
我尤其要提出以下这个看似多余的问题：这为何会是一个问题？或措辞再精确一点：做一份无谓的工作，为什么会频频让人感到辛酸？单看表面，看不出哪里有辛酸之处，毕竟我们探讨的这群人实际上是拿钱不做事，金额还往往很优渥。人们或许会想象：拿钱不做事的人会自认幸运，要是还多少能够不用被管，更是加倍的好运道。的确，我不时收到一些证言，说能得到这样的职位，运气好到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诧异的是会这样说的人竟然如此罕见。注73其实，许多人似乎困惑于自己的反应，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或者沮丧失志，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处境会让他们产生这样的感受。他们的辛酸常常来自于找不到一则说法来向自己说明当前处境的性质为何，又是哪里出了错。办公室职员为了十八美元的时薪，不得不一天坐七个半小时，假装对着荧幕打字；又如顾问团队的新进成员，被要求承办一模一样的创新与创意研讨会，周复一周，一年拿五万美元。船上的奴隶还知道自己受人压迫，但狗屁工作却只让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在先前谈论债务的书里写过「道德混淆」的现象。那时我举的例子是，综观人类历史，多数人似乎同意欠债还钱在道德上是天经地义的事，却又同意放贷者是邪恶的。固然狗屁工作是相对晚近才崛起的现象，但我认为它催生了类似的道德窘境。一方面，人人都顺理成章地假定，人类总是倾向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作法，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让自己置身于耗费最少时间和精力就能获得最大利益的处境中。尤其凭空讨论这类事情时，我们十之八九就是如此假定（「我们不能就这样发给穷人救济品！他们会没有诱因找工作的！」）。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和身边至亲的经验却多半悖离这些假设。人们几乎从来不照我们的人性理论预测的方式行动和反应。唯一合理的结论是，这些谈论人性的理论错了，至少有几个关键点错了。
在本章中，我不仅要问：人们做起自己看来毫无意义的闲冗，为何会那么不开心，还要更深入思考那份不开心所能告诉我们的讯息——包括人是什么、以及人大抵跟什么有关。
注73：就连这些，多半都极为暧昧。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为什么一个显然占凉缺的年轻人就是没办法应付他的处境
我先讲个故事。下面是一个叫艾瑞克的年轻人，出社会的头一段经验，就是一份不折不扣地无谓、无谓得有点滑稽的工作。
艾瑞克：我做过很多、很多糟糕的工作，不过狗屁到毋庸置疑、无以复加的，是我好几年前大学刚毕业的第一份「专业工作」。我是家里第一个唸大学的，由于对更高一级教育的宗旨一无所知，我竟然期望它会开启我的视野，见识那时从没见过的机会。
结果，研究所开出来的实习机会是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安侯建业（KPMG）等。对此，我宁可领失业救济半年，用我研究生图书馆的权限去读法文和俄文小说，直到我不得不依照失业救济的规则参加面试，才不幸得到一份工作。
那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设计公司担任「界面管理员」。所谓的界面，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简单说就是有图形使用者界面的内部网络——用来让全英国七处办公室都能分担公司的业务。
没多久，艾瑞克就发现，公司僱用他，只是因为组织内的一个沟通问题。换句话说，他是个补漏人。只因为合伙人们没办法接起电话，彼此合作，才需要用到那一整套计算机系统：
艾瑞克：这家公司是合伙制，每处办公室由一个合伙人掌理，合伙人好像全都唸过三间私校之一，还是同一所设计学校出身（皇家艺术学院）。这些四十几岁的公校男孩竞争心奇强，常常想方设法胜过同侪，赢得标案。不止一次，两处不同办公室发现对方也到同一个客户的办公室提报设计案，双方只好在某个阴沉的商业园区停车场火速并标。所谓的界面就是设计来让公司全部办公室合作无间，确保这种事（和其他数不完的鸟事）不再发生，而我的工作是协助开发、营运，并让职员都接纳它。
艾瑞克没多久就看出来了，问题在于自己连补漏人都算不上，他是打勾人。一个合伙人坚持要做这个项目，其他人懒得跟他争辩，假意答应，然后竭尽所能确保系统不起作用。
艾瑞克：我早该明白，这个项目只是某个合伙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其他人都不想真的实行，不然他们怎么会付钱让一个没有信息科技经验的二十一岁历史系研究生来负责？他们跟一票彻头彻尾的骗子买了市面上最便宜的软件，当然频频故障，容易当掉，看起来象是Windows3.1的荧幕保护程序。全体同仁都怀疑这套系统是要监视他们的生产力、记录他们按下的按键，或举报他们在公司网络散播色情影片，所以敬而远之。而我完全没有写程序或开发软件的背景，没办法改善这套系统，所以我的任务只剩下推广和管理这坨运作不顺、没人想用的大便。几个月后我了解到，除了回答困惑的设计师几个疑问，我整天没事可做，而他们只是想知道怎么上传档案，或从联络簿中搜寻某人的电子邮件位址。
这处境全然不知所谓，不久就导致了细微的反抗举动，且愈来愈明目张胆：
艾瑞克：我开始迟到早退。公司有「周五中餐一品脱注74」的政策，我延伸为「每天中餐一品脱」。我在座位上读小说。午休时间，我出门散步三个小时。在座位上把鞋子脱了，一份《世界报》和一本小侯贝字典，法文阅读能力变得很罩。我请辞过，老板帮我加薪二千六百英镑，我只好接受。正因为我不具备施行他们不想施行的东西所需的技能，所以他们需要我，更愿意付钱留着我（不妨稍微改一下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段话：为预先防止他们跟自己的劳动异化的恐惧，他们不得不牺牲我，让我跟尚未实现的人类成长产生更严重的异化）。
日子继续过，艾瑞克愈来愈尖刻地公然违抗，存心做件能真的让他被开除的事。他开始醉醺醺地上班，报公司「差旅费」去开不存在的会议：
艾瑞克：股东会上我喝醉了，跟爱丁堡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大吐苦水，他开始跟我开假会议。有一次在鹰阁庄园（Gleneagles）附近的高尔夫球场，我穿借来的高尔夫球鞋去踩点，鞋子还比我的脚大两号。成功后，我开始跟伦敦办公室的人安排虚构的会议。公司把我丢在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圣亚詹斯（St.Athans）旅馆，一间瀰漫尼古丁的房间。我见我的伦敦朋友，上苏活区的小酒馆喝一上午，老派之美好，常常接着在肖迪奇（Shoreditch）又喝一整晚。不止一次，下周一我回到办公室时还穿着上周三上班的衬衫。胡子早就不刮了，到这时候，我的头发象是从齐柏林飞船的巡演班底头上抢来的。我又找了两次机会提辞职，两次我老板都拿更多钞票拦着我。最后，人家付我一笔不像话的金额，让我做这份工作，最多一天就接两通电话。一个夏末午后，在布里斯托尔寺院草原（BristolTempleMeads）站的月台，我终于崩溃了。我一直想去布里斯托（Bristol）看看，遂决定「拜访」布里斯托办公室，确认「用户接受状况」。其实我整整三天都在圣保罗教堂附近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轰趴嗑摇头丸，解离性的E后忧郁让我明白了，生活毫无目的的状态能让人郁闷到多深。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艾瑞克终于成功把自己换掉了：
艾瑞克：老板总算回应了我的施压，聘了一个有资工学位的小鲜肉，看看我们的图形使用者界面有没有什么能改进的地方。这小子第一天到班，我开了一张待办清单给他——然后马上写我的辞职信，趁老板下次放假，从门缝底下投进去。还有法定提醒期，我打电话回去放弃最后一笔薪水。那周还没过完，我就飞去摩洛哥的滨海城镇索维拉（Essaouira）放空。回来后的六个月，我占屋过日子，用三英亩地自己种蔬菜。你在《迸！》的文章一刊出来我就读了。有些人读到那篇文章才醒觉资本主义创造不需要的工作，只是为了让轮子继续转，而我早就知道了。
这则故事值得一提之处在于，很多人会认为艾瑞克做的是梦幻工作。人家付他优渥的钱，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几乎完全没人监督他。人家尊重他，公司的规矩随他诠释。尽管如此，这份工作还是逐渐毁了他。
为什么？
我认为，这则故事其实很大程度跟社会阶级有关。艾瑞克出身工人阶级，是不折不扣的工人之子。年轻人刚离开学校，踌躇满志，突然「真实世界」的招呼就朝脸上打来了。这个例子中，现实是由三种事实构成的：（甲）中年主任确实会径自认定二十几岁的白人男性好歹是个计算机达人（就算是像本例的状况，他没受过任何计算机相关的训练也一样）；而且（乙）若符合他们暂时的目的，甚至会给艾瑞克这样的人一个好混的职位；尽管如此，（丙）他们说穿了就是把他当某种笑话看，而他的工作也差不多就是笑话两个字。他之所以出现在这家公司，不外乎是某个设计师想对另一个设计师恶作剧。
再来，让艾瑞克困扰至极的事实是，他压根想不到自己到底为了什么目的才做这份工作。他连说服自己是为了养家都没办法，当时他还没有自己的家庭。在他出身的阶级，大多数人以制造、保养和修复东西为荣，或是认为人应该为这一类事情自豪。艾瑞克设想，上大学、晋身专业人士的世界，意味着在更广大、甚至更有意义的尺度上做同一类事情。孰料，他最后受僱去做的事，他恰恰就是做不来。想直接辞职，对方三番两次用更多钱留着他。试图让自己被开除，对方不愿开除他。不客气向对方施压，让自己像个劣等蠢货，反正对方似乎就是这样看待他，但这一切依旧如船过水无痕。
让我们想象有第二个主修历史的——就说是闇艾瑞克吧——才好理解这个故事的精义。闇艾瑞克这个年轻人专业背景跟艾瑞克相同，不巧也置身同样的处境，但他能有如何不同的应对？嗯，他很可能姑且照着上面的期望虚应故事，但他不会假托出差去实践各种自我毁灭的形式。闇艾瑞克会运用商务旅行累积社会资本、人脉，而这些最终能让他迈向更好的环境。他会把那份工作当成垫脚石，而提升专业这项计划本身，会让他有目的可怀抱。然而，这样的态度和性情可不是与生俱来的。来自专业背景的孩子，从小被教导要这样想事情，但没有人训练艾瑞克如此行动、思考，他做不到。结果他跑去占屋种西红柿，至少种了一段时间。注75
注74：指啤酒。
注75：写完这段，我将我的分析交给艾瑞克过目，他认可并追加下述细节：「虽然还在那份工作较低的位阶，中间和中上阶级子弟是把工作视为步步高陞的途径。肯定的。我怎么看得出来？一部分是看他们工作之外怎么社交（某个周末，去市郊某人家里看橄榄球，房子附温室，波维士（Bovis）建设盖的；去小酒馆喝鸡尾酒，不过一直在拓人脉、拓人脉）。此外，对一些人来说，那只是个权宜之计，履历缺一块不好看，要填起来，直到家族成员帮他们找到更好的机会。」他又加了一句：「你提到照护阶级的想法，很有意思。我离职后，我父亲第一句评语是我是个没头没脑的白痴，放着这么优渥的钱不赚。他的第二句话是问：『那份工作到底是能对谁带来什么好处？』」
另一方面，艾瑞克也指出，如今他有两个高等学位，一个研究员资格，职业生涯顺遂——这多半要归功于他占屋生活时累积的社会理论知识。
谈狗屁工作核心的虚假与漫无目的之经验，又，如今看重让年轻人也感受虚假和漫无目的之经验
做狗屁工作的人会对自身处境感到焦躁的一切，几乎都埋藏在艾瑞克的故事里了。不只是漫无目的——虽然漫无目的是一定的——还有虚假。前文提过，电话销售员被迫唬弄或施压对方，去做销售员眼中违反对方最佳利益的事，让他们义愤填膺。这是种复杂的感受，甚至没有现成的词汇可用来形容。毕竟，一想到骗局，我们就想到骗子，和自信满满的艺人；他们很容易被想成浪漫人物，凭着小聪明离经叛道地过日子，而且因为他们能做到某一种型态的收放自如，也让人有赞赏之处。所以好莱坞电影才有办法把骗子塑造成英雄。自信满满的艺人能轻易地从自己的作为中取乐，但被迫诈骗某人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在被迫诈骗的状况下，你很难不觉得，你跟你试图诓骗的人其实同病相怜：你们都被你的僱主施压兼操弄，只是你的情况更加了一层义愤，因为你本该跟此人站在同一边，你还背叛了此人的信任。
你或许会想象，多数狗屁工作激起的感受，跟电话销售恐怕大相径庭，毕竟若员工确实诈骗别人，那也是僱主指使的，僱主完全知情同意。说也奇怪，许多人告诉我，正是这个想法让陷于狗屁处境的他们深感困扰。知道自己正在说服别人相信子虚乌有的事，会有一种满足感，但你连这样的满足都感受不到。你甚至不是活在自己的谎言里，多数时候也不是活在别人的谎言里。你的工作更象是老板没装拉鍊的裤裆，大家心照不宣。
若真如此，这还会加重漫无目的的感知。
闇艾瑞克或许能找到某种办法，扭转那种漫无目的的状态，认定自己也在这个笑话里轧上一角。假定他够汲汲营营，或许还会运用行政管理的技能，实质接管办公室，但就连有钱有权人家的小孩也很难办到。他们可能时常感受到道德混淆。底下的证言可以给我们一点概念：
鲁弗斯：我爸是公司副总，我才得到这份工作，被派去处理客诉。公司（名字看起来）既然是生医公司，退回的产品一概都算成生物危害。所以我才能长时间自己待在一间办公室里，没人管我，也没事做。那份工作只留下玩踩地雷和听podcast的记忆。
我也曾埋首试算表好几小时，追踪Word文件的更动，诸如此类，只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对公司毫无贡献。我在办公室的每分钟都戴着耳机，对旁人和交办给我的「工作」只付出微不足道的关注。
我厌恶在那里工作的每分钟。其实大部分上班日我都早退，午餐休息两、三个小时，又花好几小时「上厕所」（乱晃），谁也没说什么。这每一分钟都有计酬。
回想起来，还真是个梦幻工作呢。
回顾过去，鲁弗斯明白他拿到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优渥待遇——说实在的，他好像还颇困惑当初为什么那么厌恶那份工作。然而，同事眼中的他大概会是如何，他肯定也不是一无所悉：富二代，领薪水只会偷懒，不愿屈尊跟他们讲话；主管都明白受命「不要动他」。这种情况只怕很难让人心暖。
这则故事还带出另一个问题：如果鲁弗斯的父亲不尽然期待儿子做那份工作，为什么还坚持要他上任？他何不给儿子零用金，或另谋一份真的缺人做的工作给他，指点他职责所在，再稍微花点力气，确认那些任务都照实办理？奇怪的是，他似乎觉得鲁弗斯能对人说自己有份工作，比实际得到工作经验还重要。注76这让人百思不解。何况这位父亲的态度并不罕见，就更让人想不通了。过去不是这样的。曾经有一个时期，若双亲负担得起，或是符合奖学金或担任助教的资格，在学的学生多半会拿一笔助学金。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好事，因为年轻男女的生命中会有几年不必为钱奔忙，于是他或她能有余裕追寻其他类型的价值：譬如哲学、诗歌、运动、性实验、嗑到茫、搞政治，或西方艺术史。如今大家讲求让学生工作。然而，学生未必要做有用的工作，事实是人们对他们工作的期望甚低，像鲁弗斯那样，露个脸，假装有做事，也就可以了。有几个学生写信给我，就是要抱怨这种现象。在学生活动中心便利商店兼职零售助理的派翠克反思他的工作如下：
派翠克：我其实不需要那份工作（不做，开销还是过得去），但家里给了一点压力，我多少感到有义务获取工作经验，为大学后的前途作准备，所以还是去应征了。实际上，这份工作分掉我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和精力，象是推广议题、跑社运，或是读闲书，所以我怨恨更深。
我在学生活动中心的便利商店做的事十分普通，不外乎是在收款机服务客人（一台机器就能轻易取代我），上面有明确交代要做到哪些事。试用期结束后，我的绩效考评写我「服务客人时应该更阳光、更开心。」看来他们不只要我做机器可以做得一样好的工作，还要我装出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
午餐时间店里十分繁忙，时间过得相对快，这时值班还可以忍受。如果是星期日下午值班，学生活动中心根本没半个人，这时值班就很要命。上面要求我们不得无所事事，就算店里空无一人也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坐在柜台读杂志，反之，经理指定毫无意义的工作给我们做，象是巡视整间店，检查东西有没有过期（但因为周转率，我们知道事实就是还没过期），或是重新摆好本来就已经整整齐齐的架上产品。
这份工作最糟糕的就是动不到脑袋，所以会有很多时间思考。结果我拼了命在想我的工作有多狗屁，一台机器可以怎么取代我，在想我多有盼望全面实施共产主义，无止尽地把一个体系的出路形诸理论。这个体系里有好几百万的人类必须一辈子做那种工作才能活下去。我不由自主地设想这份工作把我害得有多惨。
将年轻的心智送去上大学，让它初次见识整个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可能性，接着，叫它别想了，去把已经整齐的货架摆整齐，这样派翠克的经历理所当然会出现。当今家长觉得年轻的心智应该有这种经验。然而，派翠克在这样的磨练里，确切来说该学些什么？
底下是另一个例子：
布兰登：我在麻州一所小型学院接受高中历史老师的培训。不久前开始在学生食堂工作。
第一天上班，同事跟我说：「这工作一半是让东西看起来干净，另一半是装忙。」
头几个月，主管要我「监控」内间。我会清理自助餐槽、补甜点，客人离开时把桌子擦干净。房间不大，以三十分钟为一单位，我通常只要花五分钟就能做完全部工作。结果我还有空读完许多指定读物。
然而，有时当班的主管没那么通情达理，我就得用眼角余光不时确认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我都是一副有在做事的样子。根本没那么多事好做，我不懂工作描述为什么就是不能写清楚——如果我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装忙，我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把书读完而且清完桌面。
但效率当然不是重点。其实，若只是在讲教给学生高效的工作习惯，最好的作法就是教他们去做作业。毕竟学校派的作业怎么说都是货真价实的工作，只差在没有钱拿（但如果你有领奖学金或零用金，那其实你读书是有酬劳的）。事实上，倘若派翠克和布兰登没有被迫接受「真实世界」的差事，而是投入其他活动，那么就连课堂作业都会比他们后来不得不做、闲冗居多的项目更实在。学校功课有实在的内容。学生必须出席、完成指定阅读、写作业或报告，成果会被评断。然而那些权威——双亲、教师、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全都冒出一种感觉，亦即在课堂作业之外，他们必须把真实世界的状况教给学生，实务考量令学校功课显得不足，太看重结果了。只要能通过考试，想怎么唸书都行。好学生要学习自律，但学习自律跟学习听令行事可不一样。同理，学生不打工时可从事的项目和活动也一样。不论是排演剧本、玩乐团、参与政治行动、烤饼干，或者种大麻卖同侪：对于自僱的成人甚或很大程度能自主的专业人士（医生、律师、建筑师等）所组成的社会，上述项目和活动都是恰如其分的训练，毕竟大学的立意本就是造出这样的人，甚至派翠克遐想的全面实施共产主义也能受用，因为它的主旨就是培训年轻人以民主的方式组织成集体。然而，正如布兰登点出的，学校的训练大半无助于为今日益发废冗化的职场作准备：
布兰登：这些学生打工的差事，多半都要我们做某些狗屁任务，象是扫描证件、监控空无一人的房间，或清理已经清干净的桌面。每个人都默不作声，因为我们一边温书还有钱拿；但话说回来，干脆把工作自动化或免去那些工作，直接把钱给学生，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不大熟悉这整套体系怎么运作，不过这种工作很多都是联邦出的钱，牵连我们的学贷。这是整个联邦体系的一环，立意就是让学生背上一大笔债——学贷出了名的难还清，这就保证未来能迫使他们做牛做马——伴随一套狗屁的教育纲领，处处迎合我们未来的狗屁工作而培训我们。
布兰登的论点有一定的道理，后续的章节里，我还会回头谈他的分析，但此处我想聚焦在被迫做这些闲冗工作的学生，到底从中学到什么——他们学到的课题，从学生所操心、追求的、比较传统的事情中，象是为考试而学习、筹备派对等等，是学不到的。单从布兰登和派翠克的说词（我还可以轻易引述其他人）研判，我认为可以归结出，学生从这些工作学到至少五件事：
1．如何在其他人直接监督下作业；
2．无事待办的时候，如何假装工作；
3．人不是因为做真心乐在其中的事情而获得酬劳，再怎么有用或重要都一样；
4．人是因为做毫无用处或毫不重要，而且没人会乐在其中的事情而获得酬劳；此外，
5．固然拿钱执行不乐意做的任务，也要装出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至少必须跟公众互动的工作是如此。
布兰登谈到学生受僱去做闲冗是「培训」学生做未来狗屁工作的方式之一，就是这个意思。他唸书是为了当高中历史老师，固然任重道远，但如同美国所有教育岗位，高中历史老师也难逃教学与备课的时数占比下滑，反之投入行政任务的总时数激增的趋势。这就是布兰登提出的看法：愈来愈多需要大专学历的工作沦于狗屁，大专生承受愈来愈重的压力，要他们去熟悉真实世界。把时间投注于自我组织、目标导向的活动愈来愈少，大专生得多花时间去做为未来职涯中比较不用大脑的面向预作准备的事务。
注76：当我向鲁弗斯问起他父亲的动机，他或多或少核实了：他说他父亲也受不了公司，觉得自己大致也在做狗屁工作，只是想要儿子履历上有东西可放。但我还是有个问题：既然都当到副总了，为什么不说个谎就好。
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基础假定，似乎多半不正确，为什么？
发明家目睹大脑创造的东西一步一步实现……所感受到的那种情绪让男人忘记吃饭、睡觉、朋友、爱情、一切。这种流经人心的狂喜，无与伦比。
——尼克莱．特斯拉（NikolaTesla）
如果前一节的主张无误，你或许会把艾瑞克的问题归结为：他还没准备好面对现代职场的无谓。旧式教育体系遗风尚存，其设计是培训学生扎实做事，经此洗礼的艾瑞克抱持着错谬的期望，一开始还为无法克服的幻灭而震惊。
这说得通，但我不认为这就是故事的全貌，其中还有更深刻的东西在作用。勉强可说艾瑞克不寻常地没准备好忍耐第一份工作的无意义，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人们该忍耐那样的无意义——尽管另一项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经过某种训练，会假定人们发现自己酬劳优渥又不用工作的时候，都应该喜上眉梢。
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不妨从以下提问着手：为什么我们假定拿钱不用做事的人应该自觉幸运。支持这个假定的人性理论，基础何在？经济学理论把这类想法塑造成一门学问，不往经济学探询说不过去。根据古典经济理论的假定，成本和利益的计算凌驾于其他考量，驱动着经济人（homooeconomicus）或所谓「从经济面考量事情的人」。这门学科做的每一种预测，背后的人类模型都是经济人。经济学者用来迷惑客户或民众的每一条数学方程式，都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假设上：若人们不受干预，只依自己的盘算，那每个人都会选择花费的资源和精力最低、且最能满足他欲望的行动路径。是这条公式的简洁让等式得以成立：要是承认人类有复杂的动机，就得考虑太多因素，不可能恰如其分地衡量权重，也就没办法作预测。因此，经济学者会说，谁都知道人类不见得是自私、不断计算的机器，但若作这样的假设，就有可能解释很大一部分的人类行为，这一部分就是经济科学的课题——但也仅限于此。
至此，这条陈述尚称合理。问题在于，这个假设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显然站不住脚，而其中一些不巧就落在我们常说的「经济」领域内。倘若「极小极大」（成本极小化，利益极大化）的假设没错，处境类似艾瑞克的人会开心极了。他领大钱，资源和能量却堪称零支出——支出不外乎公交车票，加上走路到办公室、接几通电话消耗的卡路里。然而处境类似艾瑞克的人会不会不快乐，不受其他任何因素（阶级、期望、人格等）决定——不管是谁，在那样的处境下大概都会不开心。其他因素其实只影响他们会有多么不开心。
我们关于工作的公共论述，一开始都假定经济学者的模型是正确的。人不逼就不会工作。怕穷人真的挨饿，要发救济品，一定要极尽羞辱，极尽繁琐之能事，不然他们会依赖救济，没有找正当工作的诱因了。注77这种作法背后的假设是：能选择的话，人人都想当寄生虫。
其实，现有的大小证据都指出上述假设并非事实。只要是人，多半都会怨恨过量或猥琐的工作，鲜少会心甘情愿照「科学管理人」从一九二○年代以来认定的速度或强度做事；此外，人们也格外厌恶被羞辱。不过，若让他们自己决定，无从指望有用的事情可做，会更让人忿恨。
支持上段的经验证据汗牛充栋，我只挑几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中乐透成了百万富翁，还是很少会辞头路（辞掉的话，通常不久就会后悔）。注78有些监狱供应受刑人免费食宿，受刑人也不尽然需要做事，即使如此，不准他们在监狱洗衣间熨衣服，不准他们清监狱健身间的茅坑，不准他们在监狱工作间替微软包装计算机，都是一种惩罚的形式。即便工作没钱赚，或者囚犯有其他收入管道，这样的惩罚也是有效的。注79社会造就的人当中，行事最不具利他倾向的都在这了，然而对他们来说，至为严苛、报酬微薄的劳动类型，竟然也比整天坐在电视机前面来得好。
一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点出的，监狱劳作的救赎面向，在于至少人们认为那些劳作是有用的——固然不是对囚犯本人有用。
说真的，监狱体系正向的副作用寥寥可数，其中之一是提供我们信息：处在被剥夺殆尽的情境下会发生什么事、人会做出什么事。藉此，我们得以领会有关「身为人类的意义」的基本真理。再说另一个例子。如今我们知道，将囚犯连续关在单人囚室超过六个月，会造成有形的、可观察到的脑伤。人类不只是社会动物，社会更是其根深蒂固的趋向；如果切断一个人跟其他人类的关系，生理机能也终将衰退。
能否用相同的考量看待工作实验，我持怀疑态度。人类也许能、也许不能脱离规律的、朝九晚五的劳动纪律——在我看来，诸多证据显示人类还乐此不疲——但就连积重难返的罪犯通常也认为，只枯坐着、啥也不做的前景更糟。
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秉性有多么深植人类的心理？我们有理由相信：真的非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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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九○一年，德国心理学家谷鲁司（KarlGroos）就发现，当婴儿首次明白自己能在世界中造成可预测的效果时，会乐不可支；效果是什么、能否认为这个效果对婴儿有好处，大抵都无关紧要。好比说，婴儿发现自己随意动动臂膀，铅笔会随之移动，继而了解到再以同样的模式动一次，即可缔造相同的效果。那么，婴儿就会绽放十足的喜悦。谷鲁司造了一个词「操之在己的快感」，倡言这就是「玩」的基础。他认为，玩就是单纯为了运用权力而运用之。
对于进一步理解人类动机的通则，谷鲁司的发现影响深远。在谷鲁司之前，西方的政治哲学家（以及其后的经济学者和社会科学学者）大多倾向假定人类仅是出于固有的征服和支配欲望，不然就是为了保证能取得温饱、安全或成功繁衍所需的资源，才追求权力。其实，尼采所谓「权力意志」背后可能有着更单纯的事物。这是谷鲁司的发现所指出的，迄今得到一个世纪以来的实验证据所核实。很大程度上，儿童是先了解到刚刚促成某事发生的是「他」，才逐渐明白自己存在，了解到自己是跟身边事物截然不同的一员。如何证明？他们能让某事再次发生，这个事实就是证明。注80打从出娘胎开始，此般领悟就洋溢喜悦之情，浸染后续所有人类经验的基底，这也是很重要的。注81全心全意做一件事常会浑然忘我，不论是赛跑还是解决复杂的逻辑问题，特别是我们知道怎么把那件事做得出色的时候更是如此。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很难想见我们对自我的感知（senseofself）竟根植于行动。即使一件事做到物我一体的地步，仍旧离不开奠基的「操之在己的快感」。它简直像存有的根柢，只是没有被明确道出而已。
谷鲁司本人感兴趣的首先是探问：为什么人类会玩游戏，而且即使在游戏本身的界限之外输赢都没差，他们还是会对游戏的结果意气用事。他认为，创造想象世界只是他的核心原则的一种延伸。或许是如此。不过，比起健全发展的意涵，此处我们毋宁更关心发展非常不对劲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事实是，实验也显示，若先让孩子发掘并经验到他能促成某种效果的喜悦，再突然横加剥夺，结果会很戏剧化：起初暴怒，拒绝参与，然后是某种僵直蔓延全身，对世界全然麻木。精神科医师兼精神分析师布劳谢克（FrancisBroucek）称之为「徒劳无功的创伤」，并怀疑这类创伤经验可能是人生稍后许多心智健康状况背后的根源。注82果真如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身陷一份工作有可能毁掉一个人。在这份工作上，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就好像僱用你有用处，而你必须配合，装出僱用你有用处的样子，但同时又深深察觉到僱用你其实没有用处。不仅一个人器重自己的感受遭到攻击，「你到底算不算得上是一个自我」这份感知的根基都遭到直接的攻击。无法在世上造成有意义影响的人，就不再存在。
注77：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福利国家跟大多数二战后的福利国家一样，构筑时的想法就是反对有必要强迫穷人劳动的原则。从一九七○年代开始，几乎到处都在改变这样的情况。
注78：从一九七○年代开始，调查规律地显示：百分之七十四到百分之八十的工作者宣称，如果他们中彩券或偶然得到类似的意外之财，他们会继续工作。这方面的第一个研究是MorseandWeiss（1966），但之后又被多次覆核。
注79：这个主题的经典出处：RobertD.Atkinson.2002.“PrisonLabor:It’sMorethanBreakingRocks.”PolicyReport,Washington,DC,ProgressivePolicyInstitute——虽然我引用这份研究，但我绝无支持其政策结论之意。其政策结论是应该让监狱劳动力大致可为产业界所用。
注80：而且，要紧的是，他们尽可轻易不这样做。因此谷鲁司将伴随而来的喜悦定义为自由的感受。
注81：所以，举个例子，另一位精神分析学者克莱恩（G.A.Klein）写道：「当婴儿开始把握物件，坐起身，尝试步行，他就展开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种感知，即他自己就是这些成就发生的处所与起源。当这个孩子进而感受到改变乃是源自他自己，他开始有一种做自己的感知。他自己不只生理方面，连心理也是个自主的单位（1976:275）。
FrancisBroucek,“TheSenseofSelf,”BulletinoftheMenningerClinic41(1977):86，觉得上述还推得不够远：「有能力成事的感知（senseofefficacy）位居初级自我感的核心，而且不是某种已经定型的自我的属性。这个有能力成事的初级感受，正是精神分析文献指称的婴儿期全能感——一种有能力成事的感知，其限度尚未被领略……效果圆满地符应了意图，连结着成效带来的愉快，由此茁生出初级自我感。」一个人的存在，离不开对周遭世界（包括他人）造成影响的自由，至于造成什么影响，起初无关紧要。可见，知道这件事，就有一种根本的喜悦在其中。
注82：FrancisBroucek,“EfficacyinInfancy:AReviewofSomeExperimentalStudiesandTheirPossibleImplicationstoClinicalTheory,”InternationalJournalofPsycho-Analysis60(January1,1979):314。「这类创伤导致内在跟环境全然分离，可能预示着后来的思觉失调、抑郁、自恋或恐慌的行为，取决于未能造成影响或期望落空的经验之频率、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这类创伤发生时的年龄，以及在创伤前已建立多少奠基于成事经验的自我感。」
简短的题外话：谈闲冗的历史，尤其「买别人的时间」这个概念
老板：你怎么没在做事？
员工：没事做。
老板：喔，那你该假装你在工作。
员工：嘿，不然这样吧。你领得比我多，你为什么不装成我在工作的样子？
——比尔．希克斯（BillHicks）的搞笑桥段
从「操之在己的快感」理论中，谷鲁司发想出一套「玩其实是在假装」的理论；他提出，人类发明游戏和各种消遣，跟婴儿为自己移动铅笔的能力而乐在其中，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们希望运用自己的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即使情境是虚构的也不会打折扣；非但不会打折扣，还增添了精心布局的层次。自由的精义就在其中。在此，谷鲁司回溯浪漫主义的德国哲学家席勒（FriedrichSchiller）的想法：席勒主张，对创造艺术的欲望正彰显了对游戏的冲动，而游戏也是单纯为了自由而运用自由。注83只是因为有能力编造事物，我们就把事物编造出来。这样的能力就是自由。
但话又说回来，学生打工族如派翠克和布兰登，恰恰是为了工作要假装的那一面而义愤填膺。做领工资的差事，主管还样样都要管，平心而论，不管是谁都会发现这样的差事最恼人的一面就是假装。工作要有某个目的，或说应该要有个目的。被迫假装单纯为了工作的目的而工作，是在羞辱人，因为人们会把这种要求当成单纯为了施展权力而施展权力（一点都没错）。如果假装游戏是人类自由最纯粹的表现，那由他人支使的假装工作，就是欠缺自由最纯粹的表现。无怪乎下述想法最早的历史迹证都指向一些不自由的人，亦即囚犯和奴隶：即使无事可做，某些类别的人也该随时工作；即使闲得发慌，也须发想工作填满他们的时间。睽诸历史，囚犯和奴隶这两个类别多所重叠。注84我不知道有谁真的尝试过写一部假装工作的历史，探究「怠惰」何时开始被当成一个问题，甚至是一种原罪。这件事想来很有意思，却几乎不可能实现。注85现有的证据都指出，令派翠克和布兰登怨声连连的假装工作，即现代样貌的假装工作，在历史上是一个新的现象。一部分原因是，曾经存在这世上的人，大都认定正常的人类工作模式是剧烈喷发能量、接着放松，再慢慢加速，直到另一个密集阶段，如此周而复始。农耕就是这么一回事：播种和收割时全体动员，其余时候则是占据一整季的照料和修缮器物、小项目、做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就连日常事务或一些像盖房子、筹备节庆等等的计划，通常也八九不离十是这个模式。换句话说，从漫不经心的学习一步步到考前把书本生吞活剥，接着再次懈怠，这种传统学生模式——我常说是「间歇性歇斯底里」——是司空见惯的。如果没人逼他改变方式，人类总是倾向如此处理非做不可的事务。注86有些学生还会在这个模式上加码，演出夸张到滑稽的版本。注87但好学生不然，他们会想出办法把节奏调整得不忙不乱。若让人自行定夺，人们就会采上述模式，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强迫他们改变方式就有指望造就更佳的效率或生产力。改变往往适得其反。
有些事务明显更高潮迭起；密集激烈的暴起和相对的蛰伏之间，落差更大。这向来都是如此。采集蔬菜固然要断续用神，但狩猎动物还是更不容松懈。盖房子比打扫房子更需要一夫当关的气力。这些例子隐含的意思是，在多数人类社会里，男人多半想尝试独占最刺激、高潮迭起的工作类型，也时常如愿——举例来说，他们放火把森林夷为平地，在上头辟田耕种；又如他们把比较单调、耗时的事务（诸如除草）交给女人去做。或许可以说，男人总是揽走那种之后会有故事可说的工作，至于边做会边说故事的工作，他们就指派给女人做。注88社会愈父权，男人愈有权力支配女人，也愈容易发展成上述状况。一个群体处在权力无庸置疑凌驾其他群体的地位，同样的模式更容易再制，罕有例外。封建领主还工作的时候是战士注89，生活多半在彪炳战功和几乎全面的赋闲和蛰伏间交替。农奴和仆役则奉命要稳定干活，即便如此，他们的工作时程也远不若当今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那样规律。典型的中世纪农奴不论男女，不论年分，从日出工作到日落约莫二十到三十天，其他日子只工作区区几小时，庆典期间完全不工作，而庆典的日子还不少呢。
工作能维持这么不规律，主要原因是多半无人监督。不只中世纪封建制度如此，不论何处，大部分劳动的安排也是如此，直到相对晚近的时期才改观。就连那些极度不平等的劳动安排，也适用此理。只要位居底层的人产出能达标，位居上层的人还真不觉得他们必须去多花力气了解东西是怎么产出的。再一次地，性别关系也明确展现了这样的逻辑。社会愈父权，男女专擅的领域区隔愈分明；结果，女人一旦消失，会知晓女人工作的男人愈少，当然也愈没能力执行女人的工作（对比之下，女人通常对男人的工作包含哪些事情所知甚深，要是男人因某些原因不在了，通常女人都能无缝衔接——那么多过往的社会有大比例男性人口奔赴长年的战争或贸易，却不会造成任何显著干扰，原因就在此）。父权社会中的女人就算被监督，也是被其他女人监督。好，女人监督女人时常牵涉一个想法，亦即女人跟男人不同，应该时时刻刻找事做，别闲下来。还在波兰的时候，我曾祖母常警告女儿「手指一停下，就是在为魔鬼织毛衣」。不过这种传统的三令五申，跟现代的「有空耍废，不如做点正事」其实很不一样，因为言下之意不是你应该工作，而是你不应该做其他事情。归根结底，我曾祖母要说的是，波兰犹太区的青少女不编织的时候，恐怕只会惹上麻烦。十九世纪美国南方或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业主，不时会发出类似的警告：还是让奴隶有事忙，瞎忙也无妨，总比让他们在淡季闲晃来得好。理由永远只有一个：一旦奴隶有自己能支配的时间，一定会密谋逃跑或叛乱。
「你的时间现在归我，我付钱不是让你悠哉的」，这句话当中的现代道德就截然不同。一个人自觉被洗劫，颜面扫地，才会讲出这样的话。工作者的时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属于买下时间的人。只要员工没有在工作，她就是在偷某种东西，而僱主为了那样东西付了一大笔钱（或姑且说是承诺要在一周结束时付一大笔钱）。根据这套道德逻辑，怠惰不是危险；怠惰是偷窃。
再三强调这点也不为过，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竟然能归另一人所有，这想法其实很不寻常。曾经存在过的人类社会，多半没能孕育出这种作法。芬雷（MosesFinley）这位伟大的古典学者指出：如果古希腊或罗马人看到一个陶匠，那么买下它的陶器是他能想象的，买下陶匠本人也是他能想象的（奴隶制度盛行于古代世界）。可是买下陶匠的时间，这个想法却会让他大感不解。依照芬雷的看法，这类想法势必牵涉两项概念的跳跃，就连思虑最缜密的罗马法理论家都会感到棘手。首先，要能把陶匠的工作能力，他的「劳动力」，当成是一样跟陶匠本人有别的事物；其次，要发展出某种方式把那样的能力「注入」规格齐一的时间容器中——时、日、轮班——这样才能用现金购买。注90对一般雅典人或罗马人来说，这样的观念恐怕太怪，是外邦作法，甚至太过神祕。时间怎么有办法买？时间是抽象的！注91他所能想见最接近的观念，大抵是把陶匠当奴隶，并租用一段有限的时间，譬如一天；期间陶匠就跟其他奴隶一样，主人要他做什么，他就必须去做。但正因为这个理由，他多半会发现，不可能找到愿意投入这种安排的陶匠。去做奴隶，被迫放弃自由意志，变成别人的区区工具，就算只是暂时，当时的人还是认为这是人类所能遭受最屈辱的际遇了。注92结果，我们在古代世界遇到的工资劳动的例子，已是奴隶之身的人占绝大多数。譬如，奴隶陶匠未尝不可跟主人讲好，让他去制陶厂工作，一半工资送交主人，自己留下另一半。注93奴隶有时会做自由契约工作，譬如在码头搬行李；但自由的男人和女人不会这么做。像中世纪的工资劳动，常见于通商口岸诸如威尼斯（Venice）、马六甲（Malacca）或桑给巴尔（Zanzibar），由不自由的劳动者执行，很少有例外。注94这样的旧惯一直维持到相当晚近的时期。
今天，民主国家的自由公民按上段所述的方式出租自己，而一个老板因为员工在「老板的」时间里没有时时刻刻工作而生气，这些都被当成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我们是怎么走到这种境况的？
首先，一般人对时间到底是什么的概念势必有所转变。天体总是依照确切又可预测的规律运行，透过观测天象，人类很早就熟知绝对或恒星时间的概念。然而，天空通常被当成至善的领域。一般人认为牧师或僧侣或可按照天体时间过日子，但俗世生活则紊乱得多。苍天之下，行事没有绝对的准绳。我讲一个好懂的例子：假定日出到日落一共分成十二个小时，而你不知道某人旅行的季节，那么对他说某地是步行三小时的距离，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冬季的一小时只有夏季的一半长。我在马达加斯加生活的时候，发现乡下人（鲜少用时钟）还是常常用老派的方式描述距离，他们会说走路去另一个村庄要煮两锅饭那么久。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也会用类似的方式，说某事要「三遍主祷文」或连煎两颗蛋那么久。这类说法十分普遍。在没有时钟的地方，人们以行动衡量时间，而不是以时间衡量行动。人类学者伊凡普理查（EdwardEvansEvans-Pritchard）对这个主题发表过一段经典的陈述，他谈的是努尔人（Nuer），东非的放牧族群：
努尔人没有等同于我们语言里「时间」的说法，所以他们没办法像我们这样，把时间当成某种实际的东西谈论。对我们来说，时间流逝，时间可以被浪费，可以被节省，诸如此类。但努尔人主要是以活动本身为参考点，而他们的活动一般来说闲散不拘。因此，我不认为努尔人体验过赶在时限内、或必须根据时间抽象的流逝来协调活动的感觉。事件遵循逻辑的次序，但不受某个抽象体系控制，没有一个自主的参考点，活动不需要准确地服膺参考点。努尔人是幸运的。注95时间不是拿来度量工作的绳墨，因为工作就是度量本身。
英国史家汤普森（E.P.Thompson）写过一篇杰出的专论，探讨现代时间感的起源，发表于一九六七年，篇名是〈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Time,WorkDiscipline,andIndustrialCapitalism）。注96文中指出：道德和科技的变革同步发生，相互促进。到了十四世纪时，大多数欧洲城镇都已经建起钟楼了——通常是由地方商会出资与游说。同样是这些商人养成在书桌上摆设人类头骨的习惯，意思是「勿忘人终有一死」（mementomori），钟每敲一下，离死亡就又近了一小时，提醒自己要善用时间。注97家用时钟以及怀表的传播扩散，则花了更长的时间，大抵跟一七○○年代末期开始的工业革命的进程重合。随着工业革命开展，类似商人的态度得以在更普遍的中间阶级传开。恒星时间，天上的绝对时间，不得不降到地上，就连最亲密日常事务都开始受其规制。然而时间同时也是固定的绳墨，是一种所有物，这样的感知促使每个人像中世纪商人那样看待时间，把时间当成有限的财产，量入为出审慎运用，彷彿金钱。还没完呢，新科技也让人能将任何人在世上的定额时间切分成统一的单位，论单位买卖，换取金钱。
时间成了金钱，才有可能说出「花时间」而不只是「渡过」时间，才有可能浪费时间、杀时间、省时间、损失时间、跟时间赛跑，诸如此类。不久，清教徒、卫理派和福音派的传道人开始指引他们的羊群「善用时间」（husbandryoftime）的方法，倡言道德的精义就体现在审慎规划时间。工厂开始装设打卡钟，要求工人上下班都要打卡。以前是慈善学校立意教导穷人纪律和守时，如今在公共学校体系里，来自所有社会阶级的学生一听见每个小时的钟响就要起身，从一间教室移到另一间教室。这样的安排，就是设计来把孩子训练成工厂僱佣劳动力的后备血轮。注98现代的工作纪律和资本家的监督技术也有来历：最初在商船和殖民地的奴隶种植园里发展出来的全时控制形式，被资本家用在殖民国国内的穷困工人阶级身上。注99然而，这些控制形式是因为有新的时间概念，才有可能施行。此处我想强调的是，这段过程既是一场科技变革，也是一次道德改观。变革与改观的成因通常归于新教思想，新教思想也肯定牵涉其中；但若有人主张喀尔文派煞有其事的苦行形式只是新的时间感浮夸过头的版本，那同样说得通。新的时间感以各种方式，重塑了基督教世界中间阶级的感知方式。结果，在十八世纪走向十九世纪的过程中，从英格兰开始，旧时间歇的工作风格愈来愈被时人视为是某种社会问题。中间阶级逐渐认为，穷人就是缺乏时间纪律才会是穷人；他们浪掷光阴那副浑不在乎的模样，就跟他们把钱赌光时如出一辙。
同时，工人也采用相同的语言对压迫的工作条件发起抗争。许多早期的工厂不准工人带自己的钟表，原因是业主会对工厂的时钟动手脚。岂料工人不久后就跟僱主计较时薪，要求固定工时的合约，加班费、一倍半加班费、十二小时工作日，继而是八小时工作日。衡诸当时的局势，固然可以理解要求「自由时间」，但这个行动本身滴水穿石地加强了工人是「做钟点」的观念；他的时间不折不扣地属于买下他的时间的那个人——这概念会让工人的曾祖父觉得不合常理、欺人太甚。老实说，曾经存在这世界上的人，多半都跟这位曾祖父有同样的想法。
注83：我写出来的当然是席勒的哲学经过极度简化后的版本。
注84：从法律方面来说，大部分蓄奴社会都是在法律上虚构「奴隶是战争造成的囚犯」，以为制度开脱。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许多奴隶都是从军事行动掳获的。罗马的种植园使唤了第一批链锁群犯，这批人因为不服从或意图逃跑，被下放种植园的ergastulum，即监狱。
注85：当然有作品探讨过中国、印度、古典世界的道德家及其对工作和怠惰的概念——例如罗马人对otium〔闲暇〕和negotium〔日常事务〕做的区分——不过我这里谈的是实作的问题，譬如什么时候、在哪里，就连无用的工作在人们眼中都比完全不工作更可取。
注86：写到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织布工时，汤普森告诉我们：「只要是人自己控制自己的工作活动，工作的模式总是密集劳动和怠惰的规律轮替。（今日一些自僱者——艺术家、作家、小农，或许也包括学生——仍延续这套模式，还招致这不是『自然的』人类工作节律之议。）根据传统，星期一或星期二，手织工边做边缓缓吟道『时间还～够，时间还～够』，到了周四和周五，『还有一～天，还有一～天』」（1967:73）。
注87：我还在唸高中的时候，最酷的学生之间有一种阳刚较劲的游戏。考试前，他们会吹嘘自己事前没有不眠不休地抱佛脚，长达多少小时：三十六、四十八，甚至六十小时。阳刚之处在于，如此吹嘘意味这样的学生把心思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事前才完全没有用功。我马上想通了：如果人把自己消减成不思不想的活尸，那额外用功多少小时都不会有实际的帮助。我怀疑这是我现在身为教授的原因之一。
注88：狩猎与采集的对立再次成为堪为典范的例子。照顾孩童可能是最戏剧化的例外：这多半是女人家的事，却不断生成故事。
注89：此处我忽略营运其物业的经营管理功能，不过当时是否把这种事情视为劳动，未有定论。我猜想不算。
注90：从历史来说，僱佣劳动是一个晚近的、十分复杂的制度。僱佣劳动这个观念包含两种不同的概念步骤。第一，它需要把人类的劳动从其个人及其工作中抽象出来。你跟古代的工匠买东西，并没有买工匠的劳动，而是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工匠在他自己的时间、他自己的工作条件下生产的。然而，当你采购一种叫作「劳动力」的抽象事物，是采购者决定要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用之（而且通常是他消费该劳动力之后才支付报酬），而不是由劳动力的「所有人」决定。第二，为了支付，僱佣劳动体系必须建立一种衡量人们所购买的劳动的方法。作法通常是引入第二种抽象事物，即劳动时间。M.I.Finley,TheAncientEconom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3),65–66：「就社会面而非智识面来说，我们不该低估这两道概念步骤的份量，就连罗马法学家都感到困难。」
注91：早起的基督徒会被彻底冒犯，因为时间确切来说只属于上帝。
注92：不过，荷马笔下的thes，或短期农业僱工，命运其实比奴隶还惨。短期农业僱工也以正文所述的方式出租自己，但奴隶至少是一体面家户的成员（Odyssey11.489–91）。
注93：这条规则唯一显著的例外，是民主政体的自由公民经常愿意暂时受政府聘用，从事公共事务：不过这是因为人们把政府看成一个集体，该公民也是成员之一，归根结底可以当成是为自己工作。
注94：参阅DavidGraeber,“TurningModesofProductionInsideOut:Or,WhyCapitalismIsaTransformationofSlavery(ShortVersion),”CritiqueofAnthropology26,no.1(March2006):61–81.。
注95：E.E.Evans-Pritchard,TheNuer:ADescriptionoftheModesofLivelihoodandPoliticalInstitutesofaNiloticPeople(Oxford:ClarendonPress,1940),103.MauriceBloch,inAnthropologyandtheCognitiveChalle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2),80–94主张伊凡普理查言过其实。若说伊凡普理查真的作出跟有时归到他头上的主张同等基进的论证，那布洛赫（MauriceBloch）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不认为伊凡普理查真的作过那样的主张。无论如何，反论主要是跟历史时间的感知有关，跟日复一日的活动关联较浅。
注96：E.P.Thompson,“Time,WorkDisciplineandIndustrialCapitalism,”Past&Present38(1967):56–97.
注97：参阅JacquesLeGoff,Time,WorkandCultureintheMiddleAge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这篇经典的专文将汤普森的洞见拓展到中世纪中期。
注98：设计现代全民教育体系的那些人，对这一切直言不讳，汤普森自己也引用了一些。我记得读到过某人调查美国的僱主，问他们在征才广告上指定工作者必须具备高中学历，到底期望什么。某种水平的读写能力？计算技巧？绝大部分僱主都说不是的，他们发现高中教育并不保证这些事情——他们主要是期望员工会准时到班。话说回来，有趣的是，教育水平愈高，学生愈是自主，古老的断节交替（episodic）模式愈容易重新浮现。
西印度群岛的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EricWilliams,1966）首先强调后来在工厂用来控制工人的技术，受到种植园的历史所塑造。MarcusRediker,TheSlaveShip:AHumanHistory(London:Penguin,2004)还加上船只，聚焦于奴隶贸易中活跃的商船是商贸资本时期，另一个实验凡事从合理性考量的工作纪律的主要区域。军用船只也与此有关，尤其军船也时常征用不自由的劳动，许多水手是被「押」上船服务的，并非出于自愿。上述全部都涉及的脉络是，由于缺乏长远的传统，人们不清楚可以或不可以要求受僱者什么事情，监督密切的工作本身有可能依据分秒必争的效率重新安排。反之，比较直接从封建关系茁生的领域，人们还觉得应该遵循传统。
注99：这一切之所以不明显，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思考被制约了。当我们想到「僱佣劳动」的时候，首先是就想到工厂作业，想到工厂作业就想到生产线的工作，由机器设定劳动的速度。其实，向来只有极小比例的僱佣劳动是工厂作业，其中相对小比例才离不开输送带式的生产线。这种错误的概念的效应，我会进一步在第六章交代。
谈时间的道德与自然工作节律的冲突，及其创造的怨恨
不了解这段历史，就不可能理解现代工作的精神暴力。不意外地，这段历史让僱主的道德观跟僱员的常识产生了直接冲突。即使小学教育把工人的时间纪律制约得一板一眼，要求工人不管有没有事做，都要以稳定速度一日工作八小时，但这样的要求在工人看来就是违背一切常识——至于上面指示要做到的、装个样子的闲冗，则让人火冒三丈。注100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滨的意大利餐厅洗碗盘。我是夏季开始时餐厅僱用的三个青少年之一。第一次遇到大批人潮涌入时，我们情不自禁把它当成一场游戏，决心证明我们是有史以来最能干也最威猛的洗碗工。我们宛如一台神速的机器般合作无间，在创纪录的时间内产出一大落一大落白得发亮的碗碟。然后我们稍事休息，彼此邀功，或许停下来抽了根菸或囫囵吞了一条大虾——直到，你猜到了，老板现身，问我们怎么闲着没事干。
「我不在乎现在有没有盘子进来，你的时间就是我的钱！你自己的时间要玩要闹随便你。回去工作！」
「那你要我们做什么？」
「去拿钢丝绒，把踢脚板刷干净。」
「可是我们已经刷完踢脚板了。」
「那就好好再刷一次！」
我们当然学到了一课：如果你是做钟点的，别太有效率。不但没有奖励，老板甚至不会含蓄点个头，表示知道了（我们本来只预期这样）。反之，老板会拿没有意义的瞎忙工作惩罚你。我们还发现，被迫假装工作是彻头彻尾的羞辱——因为不可能假装它除了羞辱之外，还能有其他意思。被迫假装工作就是不折不扣的降格，老板的权力赤裸裸地被运用，目的只是展现它有这权力罢了。我们只是假装刷踢脚板没错，但重点不在那里；假装刷踢脚板的每一刻，我都感觉校园里的恶霸在我们身后幸灾乐祸，只是这一次，法律和习俗的全部力量都站着恶霸那一边。
所以，下一波客人涌入时，我们从容应付，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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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理解员工为什么用「狗屁」来为这类闲冗差事下脚注，我收到的许多证词都长篇细数闲冗产生的怨恨。底下米契的例子或可称为「传统闲冗」，他之前在怀俄明州的牧场帮忙。米契写道，牧场工作繁重但成就感也高，如果幸运跟到好相处的僱主，那通常是在激烈喷发气力跟只是四处闲晃之间愉快地交替。米契没那么走运，他的老板是「非常老又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摩门教会的区域常委」，象是坚持中心德目般，坚持没事可做的时候，闲下来的人就必须花时间「捡石块」。
米契：他把我们载到某处鸟不生蛋的田地，叫我们把石块全部捡起来堆成排。他的说法是，这样做可以把土地清干净，才不会卡住曳引机的附挂作业机。
我当初就说这太废了。我人到之前，那些田都被犁过好多次了，何况日子一久，严冬里的霜涨只会把更多石块推上表层。然而，捡石块可以让我们这些付钱僱来的帮手有事「忙」，教导我们恰当的工作伦理（意思就是服从，这条原则在摩门教教导的思想里地位崇高），如此这般。
好嗷嗷嗷哦。一百平方英呎的泥地，拳头大小或再大些的石块大概有上百块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人花了好几个小时在一片田地里捡石块，完全明白再怎么捡都徒劳无功，但还是老老实实，想尽我所能（天知道为什么）。累到腰都快断了。后来老头子回来载我去做别的事，看了我堆成排的石块，不甚满意，宣称我根本没做多少事。简直象是说，只为了干低三下四的活儿这个目的而被叫去做低三下四的活儿不够羞辱人，还要告诉我，说我完全徒手进行、不用手推车或任何其他工具、几个小时的辛苦工作，就是做得不够好。是喔，谢谢指教。还有，根本没人来把我堆到一处的石块运走。从那天起，石块好端端杵在那块田里，就在我本来堆的地方，分毫不差；要是到今天都还堆在那里我也不意外。
到他进棺材为止，我都恨那个老头。
米契的故事点出了宗教的因素，也就是下述想法：在他人的权威下，恭谨服从即便是无意义的工作，是一种道德自我规训，能让你成为更好的人。这毋庸置疑是新教思想的现代变体。不过，我暂且只想强调：在「怠惰是偷窃别人的时间」这种悖离常理的道德观上，宗教因素简直火上加油。纵然受辱，米契还是不由自主地，把最无谓的差事当成一场要克服的挑战，同时又别无选择、只能奉陪这场始作俑者不是他的假装游戏，并为此发自肺腑地愤怒。毕竟按照游戏规则，他是绝对赢不了的。
被迫毫无目的地工作会摧毁灵魂，但被迫什么事都不做几乎是同等的摧残，某个方面来说还更糟，如同任何一个监狱里的受刑人都宁可整年上镣去做碎石工作，也不愿整年独自盯着墙那般。
有时，非常有钱的人办派对，会聘请人类同胞在草坪上装成雕像。注101某些「真实」工作相去不远，尽管不需要站着一动也不动，却必须撑上更久的时间：
克雷伦斯：我替一家规模大到遍及全球的保全公司工作，担任博物馆警卫。这间博物馆有一间展示厅没有使用，差不多可以说是永久闲置了。我的工作是看守那间空房间，确保博物馆的游客不会碰到……呃，碰到厅内的空无一物，并确保没人纵火。上头禁止一切类型的心智刺激方式，象是书、手机等，才能保持我脑袋清晰不分心。
从来没人经过那间展示厅，我上班就是坐着不动七个半小时，闲得发慌，等火灾警报响起。要是真的响了，我就淡定起身走出去。就这样。
我可以为他的证言背书，因为我也经历过可资类比的情况。在那样的情境下，很难不杵在那里，一边这般计算：「如果我在这里读小说或玩接龙，到底会晚多少才留意到火灾？两秒？三秒？我还先假定我其实不会更快看到——毕竟我的心智不像现在这样被无聊捣成汁，实质停止运作了。就算假设是三秒钟，那单单为了消除这假设出来的三秒间隔，已经从我这里拿走多少秒的生命了？一起算算看吧（反正我手上有大把时间）：一轮班两万七千秒，一周十三万五千秒，一个月三百三十七万五千秒。」除非上层的某人垂怜，给他们点别的事做，否则不管是谁被指派这种全然空洞的劳动，鲜少能撑过一年。例子看多了。
克雷伦斯待了六个月（约莫两千万秒钟）。他后来做的工作薪水只有一半，但提供了至少一丝丝的心智刺激。
上面显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不过我们已经对「你的时间就是我的钱」这种道德观太习以为常，多数人学会的是从餐厅业主的观点看世界，积习之深，让公众成员都理所当然以公务员的老板自居。别说泡茶聊天，如果公务员做事漫不经心、慢条斯理，老百姓都会愤愤不平的。有个叫温蒂的，把她最无谓的几份工作写成长长的历史寄给我。当中她反省到，是因为业主无法接受该公司真的怕需要的时候没有人，才付钱给人随时待命：
温蒂：例一：我在一家小型贸易杂志做接待，在坐着等电话铃响的时候，常会被人交付任务。很合理——不过任务几乎清一色的狗屁。其中一个我这辈子都会记得：广告业务那边的某人到我桌边，倒出几千只回形针在我桌上，要我按照颜色分类。我以为她在开玩笑，但她是认真的。我把那些回形针都分类了，但就我所见，她后来没注意过回形针的颜色，拿了就用。
例二：我祖母独力在纽约市的一幢公寓住到九十几岁了。不过她确实需要帮忙，于是我们僱用一个亲切的女人跟她一起生活，顾着她别出事。照理讲，我们僱她只是怕祖母跌倒或需要帮忙，另外就是帮她采买、洗衣服。如果一切平安，她大抵没事可做。但我祖母就抓狂了。「她来就只坐着！」祖母这样抱怨。我们解释说我们的用意也只是如此。
我们问女人是否介意没事的时候把橱柜整顿一下，给我祖母留点面子。她说没问题。但公寓那么小，衣柜和斗柜一下子就整理好了，又没事情可做了。又一次，我祖母因为她只坐着而抓狂。折腾几次后，那个女人不干了。她辞职时，我母亲对她说：「为什么？我母亲气色很好啊！」那女人回得妙：「是啊，她气色好。但我已经掉了十五磅，还掉发。我再也受不了了。」工作不狗屁，不过创造那么多狗屁瞎忙的事情，做表面功夫，这样的需求根本不把她当人看。我认为替长辈工作的人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顾小孩也会遇到，只是问题的样态截然不同）。不只如此。只要你认出其中的逻辑，就很容易了解各式各样的工作、职涯，甚至产业都可能逐渐服从这套逻辑。才不久前，这套逻辑走到哪都让人觉得光怪陆离，但它也散播到全世界了。例如年轻的埃及工程师拉马丹，他在开罗的公营事业工作：
拉马丹：我从敝国顶尖工程学校之一的电子元件与通讯学系毕业，选了一门繁杂的主修，所有学生都满心期待做研究和发展新科技的职涯。
嗯，至少我们学的东西让我们这样想，只可惜事与愿违。毕业后，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民营化的政府公司做控制与HVAC（暖气、通风和空调）工程师。这才发现，我不是以工程师的身分受僱，事实上更接近某种技术官僚。我们做的全都是文书工作，检核清单和表格勾好填满，而且没有人真的关心文书有没有妥善归档。
正式职位描述如下：「领导工程师和技师团队，执行预防维修和紧急维修作业，以及打造新的控制工程系统，实现最大效率。」实际上，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每天简短检查系统效能，然后发出例行文书和维修报告。
简言之，这家公司其实只需要一组工程师每天早上来检查空调有没有运转，然后这组人就在四周闲晃，以防突发状况。管理阶层当然没办法承认实情。只要某个对流散热器故障时，拉马丹和他的组员有立刻准备好着手修复，那他们整天围坐玩牌也无不可，甚或——谁知道？——搞几样他们大学时代勾勒的那些发明。实则不然，这家公司发明无止尽的表单阵法、演习和打勾仪式，算过后好让他们能一天忙八个小时之久。所幸公司职员里没有人有心检查他们是否如实照办，因此拉马丹逐渐弄清楚哪些繁文缛节必须完成，哪些就算忽略也没有人会注意。省下来的时间，他泡在愈来愈感兴趣的电影和文学里。
然而，这个过程让他备感空虚：
拉马丹：以我的经验来说，每个工作日都必须去上我觉得毫无意义的班，让我心累又沮丧。慢慢地，我逐渐对工作失去兴趣，开始看电影、读小说来填满空洞的轮班。现在我变本加厉，每个轮班都离开办公处所好几个小时，也没人注意到。
再一次地，结果纵然令人恼怒，却还不算无可救药的差，尤其当拉马丹想出钻漏洞的办法之后。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不能把整件事想成把卖给企业的时间偷回来而已？装装样子和欠缺目的，为什么会把他消磨殆尽？
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开头的同一个问题，不过推进至此，找寻答案的我们已经准备得更周延了。若说监督严密的工资劳动差事最让人恨之入骨的一面，是必须假装做事、取悦吝啬的老板，那么拉马丹（和艾瑞克）的工作究其本质，也是根据相同的原则安排的。我的经验是不得不花好几个钟头（漫长得就像有几个小时）拿钢丝绒刷洗一尘不染的踢脚板，但两位的工作或许比我的宜人万倍。这类工作多半不是付时薪工资，而是固定薪资，也许连个颐指气使的实质老板都没有——其实常常没有。无论如何，说到底，会需要去玩一场自己没有参与设计的假装游戏，而游戏的存在，只是要把权力横加在你头上，这从一开始就让人灰心丧志。
归根结底，拉马丹和艾瑞克遭遇的情境，跟我和洗碗工同侪假装清理踢脚板没有根本的差别，只是把大部分工资劳动糟糕透顶的面向抽出来，以一门职业代换之，而这门职业本来应该要让你生存得有意义。灵魂当然要呼号了，因为人之所以身为人的一切，都被毫无保留地打了脸。
注100：不相信我吗？你可以从这个网站僱用他们：www.smashpartyentertainment.com/living-statues-art
注101：一九○○或一九一○年左右出生的人已经把这样的态度内化，我略感惊讶，于是问温蒂，她的祖母有没有当过某种主管或僱主。她当下不认为有，后来才发现许多年前，她祖母曾短暂协助经营一家连锁食品杂货店。 |
第二章狗屁工作有哪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第二章狗屁工作有哪些？
↘五大类狗屁工作
↘一、帮闲在做什么
↘二、打手在做什么？
↘三、补漏人在做什么
↘四、打勾人在做什么
↘五、任务大师在做什么
↘论复杂的多重型态狗屁工作
↘顺便讲一下二阶狗屁工作
↘最后提点，简短回顾一个问题：有可能做着狗屁工作而不自知吗？
我的研究找出了五种狗屁工作的基本类型。本章会逐一描述，勾勒其核心特征。
先稍微交代一下这份研究。我从两大批资料取材。首先，二○一三年的专文〈论狗屁工作现象〉发表后，不同国家的数家报纸都以投书形式刊登该文，也有几个部落格转载。这催生了大量在线讨论，过程中，许多参与讨论的网友都援引个人经验，谈论他们认为荒谬绝伦或格外无谓的工作。我下载了其中一百二十四则，并花了点时间耙梳。
第二批资料则是积极征求来的。二○一六年下半，我创了一个电子邮件账号，专门用于本研究，并用我的推特账号敦请网友，若有目前或曾经做过狗屁工作的人，请将第一手见证寄来。注42回应之多出乎我意料，最后有超过二百五十则这样的证言等着我整理；短则一段、长则有十一页的专文，详述数段狗屁工作的始末，还推敲产生狗屁工作的组织或社会动力，又描述其社会和心理学上的效应。这些证言多半来自英语系国家的公民，不过我也收到来自欧陆、墨西哥、巴西、埃及、印度、南非和日本的证言。有些读来触动人心，有些甚至不忍卒读，让人绝倒的更不在少数。不消说，几乎所有回应者都坚持隐去其名。注43
梳理回应，删去离题的材料，我得到了一个逾十一万字的数据库，按部就班标色编码。这样的结果不能满足大多数类型的统计分析之要求，但对质性分析来说却是罕见的丰富来源，尤其我还能对许多个案另行追问，其中有少数状况我甚至跟报导人进行了长篇对话。在这样的对话中，我首次提出本书各章将逐步推敲的关键概念，有时是我受对话启发而想出那些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堪称协作计划。下文的分类逻辑正是从这样的对话中直接发展出来的。与其说是我自己的凭空发想，我更乐意想成是一场进行中对话的产物。注44
注42：我的做法是建立一个电子邮件账号（「doihaveabsjoborwhat@gmail.com」），在Twitter上面征求分享。Gmail不允许「bullshit」这个字出现在地址中，堪称迷人的老派。
注43：因此名字全都是杜撰的，我也避免点名任何特定的员工或地理信息，以免泄漏身分。举例来说，「康乃狄克州纽哈芬的一所著名大学」，或「总部设在英格兰达文郡的一家小型出版社，为柏林的一家财团所有」。部分案例中，我更动了这类细节；其他案例则直接略过。
注44：除非另行说明，否则接下来的引文全都取自这个数据库。我让引文大致维持我收到时的面貌，只做了一些轻微的编辑——将缩写改成完整的词、调整标点符号、些微文法或风格的细修，以此类推。
五大类狗屁工作
没有万无一失的分类逻辑。而且若划分方式不同，每种划分方式都能揭露不同的面貌。注45只是，经过这番研究，我发现把狗屁工作的类型拆成五大类最实用。我称这五大类狗屁工作为：帮闲（flunky）、打手（goon）、补漏人（ducttaper）、打勾人（boxticker）和任务大师（taskmaster）。
让我们逐一探讨。
注45：我注意到一则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影片，将「无谓的工作」分成三种类型：「工作时没工作做」、「管理阶层的经理人管理经理人」和「负面社会价值」。“DoYouHaveaPointlessJob?,”BBConline,lastmodifiedApril20,2017,www.bbc.com/capital/story/20170420-do-you-have-a-pointless-job
一、帮闲在做什么
帮闲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或主要是让某人看上去或感觉上举足轻重。
这一类或许也可以叫「家丁」。历史上，有钱有权的男女，身边多半围绕着仆人、侍从、马屁精和各式各样的走狗。这批人不见得都在这位显要人士家里供职，多半也被指派了一点实际工作；可愈往金字塔顶端，少不了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工作说穿了只是站在老板四周，教人看了不敢轻忽。注46没有一批随扈在身边，怎么可能显赫得起来；真正显赫的人让那批穿制服的家丁在身边打转，正是以其无用彰显自己的伟大。即使都步入维多利亚时代好一阵子了，英格兰望族仍会僱用男仆，而设置这类穿制服的仆役就只有一个目的：跟着马车跑，确保前方路面没有隆起。注47
这类仆役通常会获派一些微不足道的任务，不然设置这些员额就不合情理了。但别被障眼法骗了，实情是这样的：大费周章，只是要僱用俊俏的小伙子，穿光鲜亮丽的制服，当你掳获宾客目光时在门边站好，站出皇家风范，或在你进入室内时，先大踏步为你开道。家丁的服装用品通常是军事风格，让人一看就觉得僱用他们的有钱人宛如皇家贵冑。注48在一个经济体当中，搾取租金后分赃的规模愈大，家丁这一类的角色就成倍增加。
就如同一则思考实验：想象你是封建领主，每个农奴户百分之五十的产出都被你征收。征收顺利的状况下，你坐拥的粮食可是堆积如山，多到足够养活一群人，规模跟为你生产粮食的农奴一样大。注49这么多粮食，你总得用来做点什么事——但世上封建领主能设置的厨师、酒侍、洗衣妇、侍寝太监、乐师、珠宝匠，诸如此类的职务，就只有那么多；你还特意吩咐了，确保有足够的人手受过训练、能用兵器压制一切潜在叛乱。尽管如此，恐怕还是有一大堆粮食吃不完。结果，贫困潦倒的、逃离故乡的、孤儿、罪犯、走投无路的女人，还有其他流离失所的人，都难免会渐渐聚到你的庄园前（没办法，食物就在你家呀）。你大可驱离他们，但这么做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形成危险的流寇阶级，假以时日难保不会成为一股政治上的威胁。显而易见的作法，是扔一套制服在他们身上，再指派一些微不足道或根本不需要做的任务给他们。于是你看起来像个大善人，还能多少盯着他们。
好，稍后我会指出，眼前存在的资本主义形式，有一种跟上述思想实验不见得搭不上边的动力。不过我暂时只想强调，指派人去做微不足道的事，并以此为借口留他们在身边，让人目不转睛，这种作法可是有一段漫长又值得赞扬的历史。注50
那么，现代堪与之比拟的会是什么？
§
有些旧式封建形态的家丁工作仍然存在注51，门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至少从一九五○年代以来，门房就在巨富之家执行其他人用电子对讲机即可达成的功能。一位前门房向我抱怨：
比尔：另一种狗屁工作——在这其中一幢大楼当门房。我花一半的时间替住户按钮开大门，他们通过大厅时打声招呼。如果我没及时按下按钮，哪个住户不得不伸手开门，那我就要被主管训话了。
诸如巴西等部分国家，这类大楼还配有着制服的电梯操作员，其工作不多不少就是替你按按钮。从这类明明白白的封建遗绪，到尽管现场显然不需要、但还是候在那里的接待员和柜台人员，是有一个连续谱的。
葛蕾特：我二○一○年时在一家荷兰的出版公司做接待员。电话一天可能才响一次，所以上面派给我其他几项任务：
·糖果碟随时放满薄荷糖（补薄荷糖的在公司里另有其人，我只要从糖果碟旁的柜子抓一把糖放进碟里）。
·一周一次，我要替一间会议室的落地钟上发条（这件事反而让我压力颇大，因为他们跟我说，如果我忘记或拖太久才上发条，钟里的垂重都会掉落，到时我就要独力负责修理落地钟这项艰巨的任务了）。
·耗费最多时间的事务是处理另一位接待员做雅芳（Avon）的订单。
明显地，既然一天只有一通电话打进来，出版社大可以照多数人家中的作法处理即可，也就是由刚好离电话最近、手边又没事的人接起来应对。何苦付一份全职薪水外加福利，让一个女人（照这案例，恐怕是有两个女人）成天坐在柜台，也不派给她像样的事情做？答案是：不这样做会让人却步、错愕。一家公司没人坐柜台，就没人会当它是一回事。本来有机会合作的作者、经销商或包商遇到明摆着不照规矩来的出版社，会难免自问：「如果这家出版社不觉得有必要设一位接待，那其他出版社照规矩该做的事，他们会不会也自己决定可豁免？比方说，付我钱？」注52
即使接待员无事可做，公司还是需要他们当「正经徽章」；其他帮闲则是「重要徽章」。下面的陈述来自杰克，他受僱在一家低阶的证券商做电话销售。这类券商，杰克解释道，「靠偷来的企业目录经营，也就是公司内部的电话簿，里头的某个人偷了实体复印件出来，然后卖给好几家公司。」接着，经纪商打给公司高层员工，尝试把股票推给他们：
杰克：我做电话销售员的工作就是打给这些人。我打去，不是尝试卖股票，而是提供「针对即将公开募股、前景看好的公司的免费研究材料」，同时要表明我是代表某位经纪商打这通电话的。我受训时，讲师特别强调这一点，背后的道理是：经纪商本人赚钱赚得不可开交，才需要一个助理帮他打这通电话，这样还没成交的客户才会觉得经纪商神通广大。这份工作的主旨，就是让坐我旁边的这位经纪商显得比实际的情形更成功。
我一周领现金两百美元，钞票不折不扣是从经纪商的皮夹里掏出来的，就凭我让他看起来敢玩敢搏。这么做不只为经纪商累积面对客户时的社会资本，就连在办公室里，自己有电话销售员，对一个经纪商来说也是地位象征，尤其我们这行的办公室环境超级阳刚、超级竞争，电话销售员可是重要的地位象征。对他来说，我就像某种图腾人物。有没有我替他做事，有时会是能不能跟来访的区域代表开到会的差别。不过，僱用我，多半只是把他推上工作场所的社会阶梯再高一些些梯级罢了。
这类经纪商的终极目标是让他们的老板刮目相看，才能从低三下四的「喊价交易场」（tradingpit）搬到楼上自己的一间办公室。杰克的结论是：「这间公司完全不需要我的职位；我的职位让直属上司看起来、感觉上像个大咖，除此之外别无目的。」
这就是帮闲工作的绝妙定义。
此处卑微的格局——两百美元即使在一九九○年代都不算大钱——有助于彰显其中的动力。在较大、较复杂的企业环境，我们或许更难看穿这种动力表现的方式，却常会遇到一些职位，没人能完全确定当初是怎么创设、维持那些职位，又为什么要那样做。奥菲莉娅任职于一家代操社群营销广告活动的组织。听听她怎么说。
奥菲莉娅：我目前的职衔是「组合规划师」（PortfolioCoordinator），每个人听到都会问那是什么意思，或问我到底在做什么，但我毫无头绪。我还在找答案。我的职位描述写了一大堆促进伙伴等等之间的关系，不过据我所知，其实就只是偶尔回答问题罢了。
我有想过，我实际的头衔大概算是狗屁工作。然而，我的工作生活就是做总监的个人助理。担任这个角色时，我确实有工作上的事务要去做，毕竟我辅助的人要嘛太「忙」，要嘛太重要，不该由他们自己做这些杂事。其实在我们办公区，我多半是唯一手头上有事做的人。有些日子我忙翻了，多数中阶经理却坐在位子上，盯着墙，一脸快无聊死了的表情，净做些无谓的事情看能不能杀时间（好比有个男的每天都会花半小时整理一次背包）。
谁都看得出来，没那么多工作让我们忙，可是——基于某种诡异的逻辑，可能只是让他们全体更加感受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我们正在招聘另一位经理。或许招聘才能维持事情做不完的幻觉？
奥菲莉娅怀疑她的工作本来就只是填充员额的。创设这份工作，某人才能吹嘘在他底下工作的员工数字。可这份工作一创出来，便启动一股本末倒置的动力，这股动力让经理人将愈来愈多职责卸下，交给最低阶的女性从属人员（她）。给人他们忙得没空自己做那些事情的印象，理所当然导致他们能做的事情比以往更少——高潮来了，他们做了让人百思不解的决定，亦即再招聘一个经理来，整天瞪着墙发呆或玩宝可梦（Pokémon），因为招这个新人，才不会有人发现其他人整天瞪着墙发呆或玩宝可梦。结果，奥菲莉娅有时会忙得不可开交，一部分是因为完全属捏造、设计来让低阶职员穷忙的职责，把寥寥几项必要事务（已经交给她做了）放大了：
奥菲莉娅：我们同仁分属两个组织，位在两幢建筑。若我老板（其实就是整个地方的老板）要去另一幢建筑，我就必须填一张申请表格，帮她留个房间。每一次都要。这实在是不可理喻，但这显然会让另一幢的接待员一直有事忙，有事忙就显得不可或缺。这项规定也让她显得井井有条，文件进进出出，她一格都不漏。于是我想到，这不就是招聘广告上写的，希望你让办公室的种种程序更有效率吗：要你创造更多繁文缛节来填时间。
奥菲莉娅的例子点出一处常见的暧昧：谁的工作才真的废？是帮闲，还是老板？有时明显是前者，譬如杰克的例子，帮闲的存在只是要让他或她的直属上司乍看之下有份量，或让人觉得有份量。在那种状况下，帮闲不做事也没有人在意：
史蒂夫：刚毕业的我，新「工作」基本上只有接收我老板转寄来的电子邮件，他会写「史蒂夫，下收」，而我则回信告诉他那封电邮无关紧要或根本只是垃圾邮件。
至于其他状况，象是奥菲莉娅的例子，帮闲实际上替老板做了他们的工作。没错，这就是二十世纪大半时间，为男性主管工作的女性祕书（现在职衔换成「行政助理」）所扮演的传统角色。虽然祕书理论上只是等着接电话、速记口授内容，以及做一点简单的档案整理，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做了老板的八、九成工作，有时非狗屁的面向百分之百都是祕书做的。若有人写出一种历史，揭露哪些有名男人挂名的书籍、设计、计划和文件，其实是祕书写的，一定引人入胜——但我看是不大可能。注53
好，这样的案例中，是谁在做狗屁工作？
对此，我还是认为我们必须退回主观要素。奥菲莉娅办公室的那位中阶主管，每天重新整理一次他的背包，一次整理半小时，他不一定愿意承认他的工作无谓；不过，只为了让他这样的人显得有份量而僱来的那些人，恐怕每一个都知道他的工作无谓，而且满心怨恨——就算不致横生非必要的瞎忙也一样：
茱蒂：我做过的唯一一份正职——在一间私部门工程公司人力资源部——完全是不必要的。那份工作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人资专员懒惰，不想离开座位。我是人资助理。我的工作——没唬烂——每天只花我一个小时——顶多一个半小时。剩下的七个多小时，我都在玩2048或看YouTube。电话没响过，资料不用五分钟就输入完毕。人家付我钱来让我觉得无聊。再说一遍：我老板轻轻松松就可以做完我的工作——肏，根本懒得像坨屎。
§
我在马达加斯加高原做人类学田野调查时，注意到一件事。著名贵族的墓冢正下方，必定有二或三个简陋的坟。我每次问这些简陋的坟葬了谁，对方总告诉我，那些是贵族的「士兵」——其实是「奴隶」的委婉说法。意思很清楚：身为贵族就意味着有权力号令周围的人。就算人已经死了，但没有下人，就没办法真的自称贵族。
在企业的环境，可资类比的逻辑似乎也发挥作用。那家荷兰出版公司为什么需要接待员？因为一家公司必须有三个指挥层级，人家才会当它是「真的」公司看待。最低限度，一家公司必须有老板，有编辑，而编辑必须有某种下属或助理——再不济也要有那位接待员，一个充当上面所有人的共同下属，否则你们就只是某种嬉皮团体，称不上是法人组织。僱用毫无必要的帮闲，到头来有没有派事情给帮闲做，完全是次要考量——其取决于一长串外部因素：例如到底有没有工作可做、上司的需求和态度、性别动力和制度约制。若是组织规模成长，人们却总以手下员工总数衡量高层的重要性，这就会回过头来为组织阶梯顶峰的人创造一种更有力的诱因，令他们先僱用员工，接着才决定要拿这些员工怎么办。甚至，高层还会阻挡那些试图消去多余职位的努力。这种情形更常见。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当主管终于明白，在大公司作效率革新的效应之一，就是他有一大批下属会被自动化科技取代，他随即会流露出别扭的沉默和毫不遮掩的敌意。这方面的证言来自受僱为大公司（譬如银行，或是医疗器材公司）作效率革新的顾问。若真的实施，无疑是把经理人化为无物，一群麾下空荡荡的王。说到底，没有帮闲，他们还能比谁「高级」？
注46：于是，柏金斯（WilliamPerkins）于一六○三年写道：「若非照料位阶崇隆之人，普通称从仆者，除侍应之职外，还须加诸繁重之务……凡侍应之仆役，因其浪掷光阴于吃喝，夕食毕赌，正餐后寐，不论在教会与共和国均不事生产，无出其右。及其良主谢世，或因劣行而不见容于位，则诸务无一适合其人，四体不勤，竟沦于乞讨偷盗」（Thomas1999:418）。至于「侍者」一词的历史参见第六章。我还应强调：我并没有说真实的封建家丁是现代意义上的「狗屁工作」，毕竟他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庶几不会觉得有必要宣称自己是其他身分。就算说他们曲解自己，那也是假装自己做的比实际做的少，而不是多。
注47：他们不时也做些杂事。读者若要对这类角色曾经多么普遍有一点概念，不妨看看有多少不同的字可以称呼他们：不只是男仆，还有帮闲、侍从（henchman）、帮差（gofer）、小厮（lackey）、亲信（crony）、近侍（menial）、侍应（attendant）、佣人（hireling）、僮仆（knave）、跟班（myrmidon）、家丁（retainer），还有贴身男仆（valet）——这些还只是立刻浮上脑海的。凡此不可跟下述混淆：谄媚者（toady）、亲信（crony）、副手（sidekick）、马屁精（sycophant）、寄生虫（parasite）、黑手（stooge）、应声虫（yes-man）及类似的说法。后面这一类要归到不依赖主子，只是来巴结逢迎的大类。值得强调的是，欧洲宫廷里没有执行实用功能的是廷臣，着制服的侍应没有在仪典大礼列站的时候，其实做了形形色色古怪的差使，但重点就是看上去神色自若。
注48：原文「Oftenretainersaregivenmilitary-stylecostumesandparaphernaliatocreatetheimpressionthattherichpersonwhoemploysthemhassomethingresemblingapalaceguard.」应为笔误。原文字面意思是有钱人像皇宫守卫，但应该是指把家丁装扮得像皇宫守卫。
注49：我清楚征收率那么高的状况极其稀罕，不过如我所说，这只是一个思考实验，旨在带出这类情境中容易茁生的动力。
注50：这么说也不为过：从历史的角度，构成我们称之为「荣誉」的事物，这是其中之一。
注51：北大西洋国家的家仆数量从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陡降，不过这个位阶大部分是被替换掉了。换上来的首先是「服务工作者」（例如「侍者」本来是一种家户仆役的名称），其次是企业部门不断成长的行政辅助人员和其他同类的基层人员大军。旧式封建作风的不必要的劳动，渗进当前时代的例子，不妨试读以下的说法：「我的朋友在赫特福德郡的片场工作，片场设在一幢旧庄园大屋。他办些小事之外，就是确保剧组不要毁了古色古香的建物。每天下班前，他都要花结结实实的两小时『守烛』。那幢房子的老爷和夫人交代班底，主屋里的蜡烛熄灭后，必须有人守着至少两个钟头，确保蜡烛不会自己烧起来，把整幢屋子都烧掉。他们不准我的朋友淹熄蜡烛或以任何方式『作弊』。」至于为什么他不被允许直接把蜡烛插进水里，他回答：「他们没有解释。」
注52：只是要讲得清清楚楚：许多接待员担纲的职能是必不可少的，本书只谈并非如此的接待员。
注53：附带一提，时至今日，事情仍是如此。我个人熟识的一个年轻女人，是某北约官员的个人助理，虽然没有任何类型的军事经验，却因缘际会地实际撰写了多份战地任务的战略计划书（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她写的计划书会比任何北约〔事务〕总长〔general〕拿得出手的计划书来得差，也许犹有过之）。
二、打手在做什么？
「打手」当然是个隐喻用法，我用这个词并不是指真正的帮派分子或其他类型的佣兵，而是指某一类人，其工作带有侵略成分，但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追根究底只是因为其他人有僱用。
国军是最容易懂的例子。一国只是因为他国有军队，才需要军队注54；要是各国都没有军队，那就不需要军队了。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套用于大多数说客、公关专员、电话销售员和企业法顾。这批人跟真正的打手一样，对社会有负面影响。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假使电话销售员消失无踪，世界会变得更好。甚且，我认为多数人还会同意，假使所有公司法顾、银行说客或营销大师同样化为一缕轻烟，世界会变得稍微可以忍受一点。
那你一定会问：上述这些真的能算是狗屁工作吗？不会更接近上一章讲的黑手党杀手吗？毕竟，在多数情况下，打手明显是在做促进僱主利益的事情，就算这一行存在的整体效应对全人类来说是有所危害的。
又一次地，我们不得不再度诉诸于主观。有时候，谁都看得出某一类工作终极的无谓，连从事这类行业的人都懒得否认。目前，英国的大学几乎都设有公共关系处，处里的职员数比规模相当的银行或车厂常设的人数多上好几倍。牛津大学非要僱用超过一打公关专员，才有办法说服民众该校是顶级大学吗？我的想象是，这么多公关人员得至少花上好几年，才有办法说服民众牛津不是顶级大学；即使做到这一步，我看也只能证明这种任务从一开始就是枉然。我写成这样显然太浮夸了，公关部门不会只做这一件事。以牛津来说，该校公关处每天念兹在兹的肯定是更实际的事，譬如从他国招揽石油大亨或腐败政客的子女就读该校，不然他们会弃牛津而就剑桥。话虽如此，英国许多菁英大学的公共关系、「策略沟通」等部门的主事者仍旧毫不掩饰地把证言寄给我，他们诚心觉得自己的工作大部分都不知所为何来。
正因为有太多做类似工作的人觉得他们的工作毫无社会价值、不该存在，我才把打手纳入，成为狗屁工作的一个类别。还记得序言提到的那位税务律师写的信吗：「我是企业法律顾问……我对世界毫无贡献，无时无刻都满腹牢骚。」可惜，我们大概不可能弄清楚有多少企业法顾私底下也有同感，YouGov的调查结果没有照职业细分；而我固然从自身研究确认这样的感受绝非孤例，可是道出这种态度的人，职等都不是特别高。任职于营销或公关业的人也是一样的状况。
打手找不到正向价值，甚至认为自己的工作根本就是操弄人心、侵略好斗，这才让各式各样的打手对其工作心生疑虑：
汤姆：我的公司在伦敦，老板是美国人，是规模很大的后制公司。公司从电影工作室接案，我让汽车飞起来，建筑爆炸，让恐龙攻击外星宇宙飞船玤，为全球观众提供娱乐。这些环节一直让我乐在其中，很有成就感。
可是最近，顾客当中广告公司的占比攀升，他们带来知名品牌的产品广告，有洗发精、牙膏、保湿乳霜、洗衣粉等，要我们用特效的把戏，让产品看起来象是确实有效果。
我们的工作也涵盖电视节目和MV。我们消减女人的眼袋，刷亮头发，美白牙齿，让流行明星和影星看起来更苗条，诸如此类。对皮肤用「喷枪」除斑，遇到牙齿就一颗一颗分开来校色，看起来就会更白（洗衣粉广告上的衣物也用同样方式处理）。遇到洗发精广告，发梢分岔要涂掉，头发要增添闪亮的高光，还有一套变形工具组专门替人物瘦身。这些技术原汁原味地用在电视上的每则广告，以及大部分综艺节目和很多电影；在女演员身上用得特别凶，但男性也会比照办理。说到底，观众在看主要节目的时候，我们让观众觉得自己不够好，接着进广告，我们又夸大了「解方」的效果。
我每年领十万英镑做这些。
于是我问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狗屁（而不是，比方说，就只是在害人），汤姆答道：
汤姆：我心目中值得去做的工作，是能满足某项既存的需要，或是创造某种世人从没想过的产品或服务，却能帮助或改善他们的生活。很久以前，大多数工作都是这样的，但我相信那个时间点已经过了。在多数产业里，供给都远超过需求，于是现在反而是需求要被加工。加工需求，再吹嘘卖来迎合需求的产品多么有用。两个环节结合在一起，就是我的工作。说真的，你要说在整个广告产业里做事、或帮这个产业做事的每一个人都在做同一种工作，也不是太离谱的说法。为了卖产品，首先你得拐到人，让他们觉得自己需要这项产品。在这样的时代，我很难说这些工作不狗屁。注55
在广告、营销和公关业，这类不满甚嚣尘上，以至于催生出一本叫《广告克星》（Adbuster）的杂志。业内有一批人抱怨他们为赚取温饱不得不做的工作，也希望他们做广告这一行得来的能力可以用来为善而非作恶，譬如设计吸睛的「犷吿」（subvertising）注56来攻击整个消费文化。
单就汤姆而言，他不是因为反对消费文化本身，才认为自己的工作狗屁。他认为自己做的「美化工作」（用他的话说），骨子里有强迫和操弄的成分。他试图区辨（姑且可称为）诚实的幻术和不诚实的幻术。你让恐龙攻击宇宙飞船玤，不会有人以为那是真的；就像观赏台上的魔术师表演，乐趣有一半来自于每个人都知道台上在变把戏，但就是没人确切知道把戏是怎么实现的。反之，当你机妙精巧地强化名流的外貌，你是想改变观者对「日常生活的实在应当如何」（在此是对男女身体）的无意识预设，让观众感到不快，因为他们所生活的现实竟然是不够好的真货替代品。诚实的幻术为世界增添欢乐，反观不诚实的幻术立意则是让世人打从心底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某种俗艷又可悲的地方。
我从电访中心的员工那边收到大量证言，情况差不多。其实这一行的行业情况似乎有云泥之别，有的监控程度犹如噩梦，有的松得让人意想不到，但没有人是因为僱佣条件而觉得自己的工作狗屁，全都是因为工作涉及诱骗或施压，要人去做不见得对他们最有利的事情，才会这样觉得。以下是取样：
·「我做过一大堆超废的电访中心工作，要人购买他不见得想要／需要的东西，代理保险索赔，参加无谓的市场研究。」
·「那是『献饵掉包』（baitandswitch）：先说是『免费』服务，再要你缴一．九五英镑（约新台币七十九元）试订两周，不然没办法帮你完成流程，拿到上网站才能取得的东西，最后帮你登录自动更新，变成月缴订户，但月费是一．九五英镑的十倍有余。」
·「那不只是无正面贡献，根本是对别人的生活造成积极的负面危害。我打电话过去，要他们为不需要的没用狗屎付钱，其中最绝的是取得『信用分数』的门路。明明从其他管道可以免费得到，我们却要人付六．九九英镑取得信用分数（和一些莫名其妙的附加产品）。」
·「支援范围内的基本计算机操作，顾客大部分都能轻易google到。支援服务专吃老年人或知识有限的人。我的看法啦。」
·「我们电话中心的资源几乎全花在教访员怎么教人购买他们不需要的东西，而不是解决他们打进来想处理的真正问题。」
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当真让人坐立不安的是（一）那种侵略态度，和（二）欺骗。尽管为时短促，但我也做过这类打手工作，容我基于个人经验说几句：被迫昧着良心，试图说服别人做出违逆常识的事，实在太让人过意不去了。下一章，我会更深入探讨这个精神暴力的议题，读者暂且只要留意：这就是做为打手、为虎作伥最核心的感受。
注54：退万步言，这对高科技军械而言属实。人们也许会辩称，大多数国家也维持一支足以绥靖真实或潜在内乱的武力，但很少用得上喷射战机、潜水艇或MX飞弹〔即LGM-118A和平守护者飞弹〕。历史上，墨西哥曾有不浪费钱在这类昂贵的玩具上的公开政策，理由是，墨西哥的地理位置使然，比较可能开战的国家不是美国就是危地马拉。如果跟美国打仗，墨西哥会输，跟军备没太大关联。如果跟危地马拉开战，墨西哥会赢，有没有喷射战机无关紧要。据此，墨西哥仅维持程度足以压制国内异议的军备。
注55：我不是很能平心看待这样的对话，因为从一九八○年代以来，「消费者的需求是市场操弄的产物」这样的观念已经大半被学院人士放弃，我也不例外。众人转而认同下述想法：消费者大抵是利用消费财，把疯衲（crazy-quilt）的种种身分拼补在一起，而利用这些消费财的方式则是〔生产者〕始料未及的（好比美国的所有人都变成史努比狗狗〔SnoopDogg〕或露波〔RuPaul〕）。我不讳言自己一直对那种叙事十分保留。不过，在该产业工作的许多人，相当肯定自己真的是每个人在一九六○和七○年代所设想的他们，这点倒是很明显。
注56：原文为subvertising，这个字是subvert（颠覆、破坏、动摇）和advertise（广告）的结合。
三、补漏人在做什么
补漏人是指这样一类员工，因为组织有某种小错或故障，才需要他来工作，负责解决本来不该存在的问题。我从软件业借来这个术语，但出了软件业还是普遍适用。我这边有一则来自某软件开发者的证言，他这样描述他的产业：
帕布罗：基本上，我们这一行有两种工作。一种人做的事情是开发核心技术，解决困难又引人入胜的问题等等。
另一种人是拿到一堆核心技术，用防水胶布捆在一起，让它们一起运转。
业界大致认为前一种人有用，后一种常显得没那么有用，甚至是完全没用；不管哪一种状况，后者都不比前者让人有成就感。这样的感受八成是因为后者观察到，若按部就班完成核心技术，就不必捆那么多、或完全不需要防水胶布了。
帕布罗的主要论点是，当人们愈来愈仰赖免费软件，支薪的工作内容就渐渐溃缩成捆胶布跟补漏洞。入夜后，码农常乐于开发免费核心技术，那是有趣又有成就感的工作，不过这也意味着他们愈发没有诱因去思考最后要怎么让这些创新彼此兼容，于是同一个码农白天就只能做沉闷（但支薪）的工作，也就是把这些核心技术拼装起来。这是个掷地有声的洞见，稍后我会用足够篇幅探讨它的一部分意涵，但眼前我们暂且只考虑捆胶布这个想法本身。
清洁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职能：东西仅仅放着就会生灰尘，平凡的生活起居也很难不留下需要整理的痕迹。不过，要是有人制造莫名其妙、不必要的脏乱，任谁来打扫都会火大。跟在这种人后面替他擦屁股，这种全职工作只会令怨恨不断滋长。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甚至发明一个词叫「家庭主妇精神官能症」（housewife’sneurosis）。他相信，受这种症候所苦的女人会逼自己全心全意跟在别人后头清理，于是她愈来愈挑剔居家卫生，引以为一种报复形式。补漏人的道德煎熬往往就在其中：正是因为位高权重的人没办法放手，补漏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工作生活安排成只能关注某一项价值（譬如清洁）。
工作是替粗心大意或不济事的上司擦屁股，这样的基层人员是最能说明补漏人的例子。
玛葛妲：我曾在一家中小企业做「测试员」，上面要求我校阅他们家金童写的研究报告，这人是个研究员，也是统计学者。
这人根本对统计一窍不通，连写出文法正确的句子都难为他了。他习惯不用动词。如果我找到一段文意连贯的段落，我就想赏自己一块蛋糕；他就是烂到这种地步。在那家公司做事，我掉了十二磅。我的工作就是说服他对每份产出的报告进行重大修正，他当然一概拒绝作任何修改，重跑统计根本天方夜谭，我只好带着报告去找公司总监。他们也是统计文盲，但好歹是总监，比较推得动金童。
上司凭着跟工作能力无关的原因占着位子，却似乎有一整大类的工作，内容不外乎导正这种上司捅出的娄子（这跟帮闲多少有些重叠，做帮闲工作的人也必须做上司的工作，但两者不尽然相同）。下面是另一个程序设计师的例子：他拿到一份工作，公司经营者是一位自己捧成旧式科学革命家的维也纳心理学家，他发明了一种算法，公司内管叫「至尊算法」。至尊算法旨在复制人类的口说内容。该公司将至尊算法卖给药师，在其网站使用。可是不管用：
诺里：创办公司的「天才」是这位维也纳的研究心理学家，他宣称他发现了至尊算法。好几个月来他都不准我看程序码，我只是写点使用那套算法的东西。
这位心理学家的程序码一直没办法给出看得懂的结果。典型循环如下：
·我把一个基本到不行的句子喂给他的程序码呕吐物。
·他的眉毛挤成「困惑挑眉」的表情符号那样：「噢…真怪……」，彷彿我刚发现死星的一处细微弱点。
·他消失在他的洞窟里，两个小时…
·凯旋归来，修复了臭虫——现在它完美无瑕了！
·回到步骤一。
最后，这位程序设计师无计可施，只好在网页上用非常原始Eliza脚本语言注57模仿说话内容，只为了掩盖至尊算法根本是一团糨糊的事实。他后来还发现，那家公司是个纯属虚荣的项目，由外借的CEO经营，而这位CEO以前是管健身房的。
许多补漏人的工作，都是系统的一处小错，只是没人愿意更正——例如可轻易自动化的事务但没人照章处理，或经理想维持尽可能多的下属，或某些结构性混淆，或三者的某种结合。这方面的证言，我这边要多少有多少。以下是取样：
·「我在旅游公司当程序设计师。有些可怜人的工作是从电子邮件收取更新过的航班表，手动复制到Excel里，一周要做好几次。」
·「我的工作是把本州油井的资料从一组笔记本转入另外一组笔记本里。」
·「我整天都在影印荣民的健康纪录，一天七个半小时……这边的工作者一直不断被提醒，买数字化所需的机器太昂贵了。」
·「我曾被交办一项职务：监控一个收件匣，公司员工会用特定格式寄电子邮件过来请求技术支援，收到这样的信，我就复制贴上到另一份不同的表单。在可自动化的工作当中，这是教科书等级的例子，更扯的是，其实这件事本来是自动化处理的！几个经理间有些意见不合，导致更高层发布标准化作业流程，取消了自动处理。」
就社会层级而言，捆胶布、补漏洞传统上是女人的工作。有史以来，显要的男人漫不经心，四处闯祸，此时通常是他们的妻子、姐妹、母亲或女儿执行情绪劳动，逐一安抚被惹恼的人，好言相劝，商量怎么解决男人捅的娄子。从更贴近物质的意思来说，甚且可以把捆胶布当成是历久弥新的工人阶级职能。纸上看来让人肃然起敬的草图或许是建筑师发想的，却是建筑工人必须想办法在圆形房间安装插座，或按照蓝图指示的组合模板，拿真实的防水胶布，把现实中就是组不起来的东西固定在一块儿。
就后面这种情形而言，我们未必是在讨论某种狗屁工作，毕竟交响乐团指挥诠释贝多芬的交响曲乐谱，或一位女演员饰演马克白夫人，也不见得在我们所谓狗屁工作的范围内。蓝图、草案和计划及其在真实世界的实行方式之间，永远会有一道鸿沟，所以也一定得有人负责做出必要的调整。只是，当计划明显行不通，而任何一位称职的建筑师都该预见此事的时候，做必要调整的职责就很废冗了。系统设计得如此愚蠢，连它会怎么崩解都能料得一清二楚，但这个组织不修复问题，宁可僱用全职员工，该员主要或全部的工作就只是收拾损害，那这个收拾损害的职责就很废冗了。就好比一个屋主发现屋顶漏水，但因为僱用铺屋瓦的工人来重铺屋顶太费事，因此他决定放个水桶在底下接水，再僱用某人来做全职工作，内容是桶子一满就把水倒掉。
补漏人很难不察觉自己在做狗屁工作，而且通常很愤怒，这就无庸赘言了。
我在一所知名英国大学当讲师的时候，遇过一个补漏人的经典例子。有一天，我办公室的壁架塌了，书本散落一地，原本固定层板的金属框半脱落，悬在我书桌上方晃呀晃的，边缘都裂了。一小时后木工现身，检查了损坏状况，却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由于满地都是书，基于安全守则，他不能进办公室采取行动。我必须先把书叠起来，不可碰到其他东西，他一有空档就会尽早回来移除悬着的框。
我遵照指示把书叠好，不过木匠再也没回来过。于是，人类学系办天天打电话给总务处，有时一天打好几次询问木工下落，但他总是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忙。一个礼拜过去，我已经接受现实，用掉下来的书堆了一个小窝，在地板上工作，而我们也了解到，总务处僱用了一个男的，他的工作内容就是为木匠没到的事实道歉。这男的似乎人挺温和，过分谦恭又稳重，不时流露一丝追悔的感伤，这让他颇适合这份工作，但我很难想象选择这份职涯能快乐到哪里去。最重要的是，学校大可省掉这个职位，把钱拿去僱用另一位木工，这样一来就根本不需要他做的这份工作了。
注57：一种粗糙的自然语言脚本，可追溯到一九六○年代末期。
四、打勾人在做什么
我用「打勾人」这个词来指一种员工，其存在只是（或主要是）为了让一个组织能宣称它有在做某件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底下的证言来自一个受僱于安养之家、负责排程闲暇活动的女人：
贝荠：我的工作绝大部分就是访谈住户，填写一份休闲活动表格，表上纪录了住户的偏好。接下来，那份表格被登录进一台计算机，之后就被完全遗忘。基于某种原因，纸本表格会保存在一本资料夹里。在我老板眼中，目前为止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填妥表格，一旦拖延我就要见阎王了。常常我替短期住户完成表格后，隔天人就退房，我扔掉的纸都不知道堆几座山了。访谈对住户多半只会是一种打扰，毕竟他们知道那只是废冗的纸本作业，根本没人会关心他们每个人的偏好。
打勾工作最悲惨的地方在于，员工通常都察觉到，行礼如仪的打勾不仅对完成那些装模作样的目的毫无帮助，还根本就在扯后腿，因为用于目的本身的时间和资源都被分掉了。正如我们的贝荠明白，她花在处理「住户希望享有何种娱乐」表单的时间，恰恰就是没有用于娱乐住户的时间。她设法跟住户一起投入一些闲暇活动（「所幸每天晚餐前，我还能为住户弹钢琴，那是一段有歌声、笑声和泪水的优美时光」），可在那些场合，她时常有种感触：这样沉溺的时光是她完成了优先职责（填妥并依规定处理表格）才授予她的奖励。注58
打勾是我们都熟悉的治理手法。倘若政府僱员做丑事被逮到，譬如收贿或在临停区定期偷拍市民，政府第一时间的反应铁定是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来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这样做会达成两种功能。首先，这是一种宣示的作法：除了一小撮老鼠屎，没人会对发生的事有半点了解（这当然鲜少属实）。第二，这样做就意味着，一旦事实查齐了，自然就会有人做出某些处置（这多半也不是真的）。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是要告诉民众，政府正在虚与委蛇。然而有人揭发大型企业旗下成衣工厂僱用奴隶或童工，或倾倒有毒废弃物，它们的处理方式也会跟政府一模一样。政府或大型企业做的这些都是狗屁，但要真的能归进狗屁工作的类别，就不只是对公众行缓兵之计而已（至少对公司来说，这还算尽到某种有用的目的），还得在组织内部粉饰太平。注59
企业合规产业大致可看成是一种中间类型，由（美国）政府监管明文创制：
蕾拉：我服务的产业正在成长中，这产业是由联邦的监管措施《海外反腐败法》（ForeignCorruptPracticesAct）所催生的。
简单说，美国公司为确保不与腐败的海外公司往来，就必须做尽职调查。客户都是大公司——科技业、车厂等——它们在像中国（我负责的地区）这样的地方，多少会有庞杂的小规模往来，不论是别人找上门，还是一起做生意。
我们公司替客户建立尽职调查报告：说穿了只是在网络上查找一到两小时，接着把找到的东西编辑成一份报告。为了确保每份报告立论一致，制作报告的过程少不了大量行话和训练。
有时从网络上就能找到一些该直接发红牌的资料——譬如该公司老板有刑事案件在身——但我只能说真实／瞎掰的比例是二十／八十。除非有人被起诉，不然我的部门在布鲁克林，怎么有办法知道在广州的厂商是不是收了塞满现金的信封袋。注60
当然，但凡科层组织，在某个程度上都照着这条原则在运作：不论做什么事情，一旦引进衡量成果的形式标准，对该组织而言「实在」就只存在于纸上了，背后关乎人类的实在顶多放在第二顺位考虑。有一段没完没了的讨论，我至今记忆犹新。是这样的：我在耶鲁大学当新进教授时，考古学系有个一年级的研究生，她丈夫在学期第一天车祸过世。出于某些原因，此事的冲击造成她对填写文件患有某种心理障碍。她仍旧出席课堂，积极参与班上讨论，报告不但有交，还拿到优秀成绩。不过课上到一个阶段，教授总会发现她没有正式选课，而该系的「幕后掌权者」在系务会议指出，他们只管有没有选课的纪录。
「注册组的人只关心你有没有在时限内把表格送进来，没有就是没选课。你的表现怎样完全不重要。」其他教授只会嘟哝或扯些不相干的事，偶尔有人小心翼翼地点到她的「个人悲剧」——从头到尾没有厘清到底是怎样一桩悲剧（我也是后来才从其他学生那边知道的），但就是没有一个人从根本上批评注册组的态度。木已成舟——从行政的观点来看是这样。
结果，让她填写一叠延迟申请的请愿文件等最后关头的努力也碰了软钉子，研究所所长数度发表冗长的独白，说这学生怎么这么不识相，大家只是想帮她忙注61，她却让事情这么难处理。之后，这个学生就被剥夺学籍，理由是没有能力处理文书作业的人，显然不适合走学术。
随着政府安排其职务的方式越来越像一家公司，上述心态似乎不减反增；至于公民，举例来说，就被重新界定为「顾客」。英国地方政府「质量与表现」部门的资深官员马克写道：
马克：打从我离开在第一线面对顾客的岗位后，我大部分的工作不外乎打勾，对资深经理粉饰太平，用无意义的数字「对牛弹琴」，数字给人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幻觉。我做的事根本对该地市民一点帮助也没有。
我听过一则来路不明的故事，说一个执行长开启火灾警铃，于是全体职员都聚集到停车场。接着他告诉全体职员，警铃响起时正在服务客人的人，请立刻返回楼内。如果应对客人的职员当中有人需要帮手，负责相应职务的职员可以返回，以此类推。如果这故事发生在市政府，我恐怕得在停车场待上很久！
马克接着描述地方政府。在他笔下，地方政府只比围绕着每月「目标数字」没完没了的流水帐打勾仪式好一点。目标数字列在办公室里的海报上，标绿色是「进步中」，琥珀色是「稳定」，红色是「衰退」。主管似乎连随机统计变异等基本概念都一无所知——不然就是假装不懂——所以才每个月奖励绿标数字的人，敦促红标数字的人把工作做好。这些措施对提供服务来说根本无关紧要：
马克：我经手过一个项目，要发想一些住房的「服务标准」。这个项目要做的事包括口头敷衍顾客，跟经理开会，进行冗长讨论，最后写成一份报告，让经理在会议上赞许（主要是因为报告和诉说的方式引人入胜）。接着，束之高阁——这份报告好歹也花了承办人许多钟点，却对居民全然无关痛痒，还不说居民自己花了好几个钟头填写问卷或参加焦点团体。就我经验所及，地方政府大部分的政策都是这样进行的。注62
请注意，报告有形的吸睛效果，是此处的重点。这个主题频频出现在关于打勾作业的证言中，企业部门犹有过于政府。如果经理手下有多少人为他工作，可以衡量他的位子是否稳固如昔，那么他发表和报告时的视觉效果质量，就能直接从物质面展现出这位经理的权力和声望。将这类文饰展示在众人面前的会议，堪称企业界的崇高仪式。封建领主会在随扈中带上一些仆役，其角色注63就是擦亮领主坐骑的冑甲，在竞技或行进前修整他的八字胡；同理，今日的主任也会养几个员工，专门为他准备PowerPoint简报、雕琢地图、漫画、照片或配图，替他的报告增色。这些报告多半只是歌舞伎般的企业剧场中的道具，意思就是没人会去细读。注64尽管如此，谁都拦不住雄心勃勃的主任笑嘻嘻地花公司的钱，浪掷一个员工一年薪水的一半，只为了能说出这句话：「喔当然，我们特别制作了一份报告来说明。」
汉尼拔：我担任全球规模的制药公司的营销部数位顾问，时常与全球公关公司共事，撰写报告，报告标题都长得像「如何提升关键的数位健康照护利害关系人之参与」，全都是不折不扣的瞎扯，只能替营销部门打上一个勾。不过写狗屁报告，轻松就能收取很大一笔钱。最近我替药商客户写了一份两页的报告，让他们在一场全球策略会议中发表，我请了差不多一万两千英镑。结果，药商客户在发表时限内来不及讲到那一点，那份报告没派上用场，不过他们团队还是很满意。
有一整批小型产业之所以存在，就只是为了让这样的打勾动作得以完成。我在芝加哥大学科学图书馆的馆际调阅处工作过几年，那边至少九成人做的事情就是从类似《细胞生物学》、《临床内分泌学》和《美国内科学刊》那些医学期刊中影印文章再寄出（我很幸运，做的是别的事情）。头几个月，我还傻呼呼地以为这些文章都寄去给医生了，直到一个困惑的同事向我说明：实则不然，文章绝大多数都寄给律师了。注65我怎么没想到，要吿医生不当医疗，会有一场戏是凑出一叠厚得让人肃然起敬的科学论文，遇到适当的戏剧时刻才能砸在桌上，然后检视证据。虽然大家都知道没人会真的去读那些期刊论文，但辩方律师或他传唤的专家证人还是有可能随机挑一篇来检视，所以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确保你的助理把文章一篇篇都找到，不然怎么说服其他人这些文章在某方面支持本案。
在后面的章节我们还会了解到，私人公司有各式各样的方法，聘人以便告诉自己，他们真的有在做其实没在做的事情。例如许多大型企业会办自家的杂志，甚至是电视频道，表面上说是要让员工跟上有趣的消息和发展，但其实这种杂志别无用处，只是让主管经验到，在上头看到一篇对贵公司赞许有加的报导时，那种暖心怡人的感受；或是让主管了解，由一举一动都跟记者没两样的人来访谈你，却绝对不会提出你不想回答的问题，又是什么感受。每逢这类安排好的场合，通常写手、制作人和技术人员的酬劳都十分优渥，通常是市价的两、三倍，只不过全职做这类工作的人，每个都跟我说这差事是个狗屁。注66
注58：这我有个人经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师都必须填写繁琐的时间分配报告，该报告将每周专业活动拆解到小时的程度。对于不同种行政活动，表单载有数不尽的精细区分，但没有给「阅读与撰写书籍」明确的分类。我指出这一点，被告知我可以把这类活动置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资之研究」之下。也就是说，从校方的观点来说，作研究重要的是（一）我没有去找外部资金来支付阅读与写作活动，以及（二）因此虽然我只是做我真正的工作，学校可是付我钱来做。
注59：来自IT产业内部的证言，相当典型：「我经常见到设计来模糊责任的项目。举例来说，要评价一个IT系统。目的是不要影响决策，决策是在某个走廊上作成的，但要宣称每个人都听见了，没有敷衍任一件要紧事项。由于项目只是做做样子，花在上面的工夫全都白费，不久人们搞清状况，就不再认真看待了。」这种虚假的寻求共识的方式，常见于宣称共同决策的机构，如大学或NGO，不过在比较阶序取向的企业也不罕见。
注60：让读者感受一下这个产业的规模：花旗集团于二○一四年公布，到二○一五年时，该集团将有三万个员工从事合规相关的工作，约为总员工人数的百分之十三。SitalS.Patel,“CitiWillHaveAlmost30,000EmployeesinCompliancebyYear-end,”TheTell(blog),MarketWatch,July14,2014,http://blogs.marketwatch.com/thetell/2014/07/14/citi-will-have-almost-30000-employees-in-compliance-by-year-end.
注61：当然，还有一招是尝试另加安排，允许别人代她做文书作业。这样的作法通常不会被质疑，原因不明。
注62：公共／私人的打勾勾产业还有一个好例子是营造业。试看下面的证言：
苏菲：我做「顾问」这行，专门申请计划许可，很有赚头。一九六○年代时，申请计划许可差不多只要一种顾问提呈的相关信息，也就是建筑师。现在大到一个程度的建筑要申请计划许可，都要一并提出顾问（包括我！）制作的报告，列出来是一份冗长的清单：
环境冲击评估
地景与视觉冲击评估
运输报告
风微气候评估
日照与采光评估
文物周边环境评估
考古学评估
地景维护管理报告
树木冲击评估
洪水风险评估
……族繁不及备载
每份报告约五十到一百页不等，然而说也奇怪，造出来的建筑都是丑陋的盒子，跟我们一九六○年代盖的那些，说有多像就有多像，所以我不认为这些报告有任何作用。
注63：或只限于表面上的角色。
注64：一个企业顾问曾写道：「我期待有一天，我这个产业有谁采取行动，来个全面的索卡事件——也就是提交全是含糊其词的商业时髦术语写成的顾问报告，其实结构化的信息一个字都没有。说真的，我怀疑这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只是提交这种报告的顾问不觉得怎么样罢了。
注65：回头想想，这是合理的。如果你是医学研究者，图书馆里都有这些期刊，或者有数位的版本供你取用，没有理由退而求馆际合作。
注66：比较企业杂志跟劳工工会发行的刊物，会很有意思。就文学形式而言，我猜后者比前者更早。后者当然也不乏歌功颂德的文章，却还会探讨严肃的问题。我父亲是平板印刷工联合会纽约第一分会的会员，该会是印刷工的工会。我记得他们的内部杂志《碣言》（Lithopinion）让儿时的我十分骄傲，因为那时我没看过更美丽的杂志，这要归功于他们急于炫耀新的印刷技术。那本刊物里也有真正直言不讳的政治分析。
五、任务大师在做什么
任务大师可分成两个子类。第一类人的职务完全是指派工作给别人。如果这个任务大师本人认为，即使她人不在场，底下的人也完全有能力推动事务，不需要她插手，那这份工作就可说是狗屁。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一类任务大师当成帮闲的对立面：任务大师是不必要的上司，帮闲是不必要的下属。
任务大师的第一种变化只是没有用处而已，第二种变化就会造成实际的危害了。第二类任务大师首要的职责就是创造狗屁任务，让其他人去执行；他们监督狗屁，甚至创造崭新的狗屁工作，不妨称他们为狗屁产生器。第二类任务大师除了任务大师的角色外，或许也有实在的职责；然而，假使他们做的事情十之八九都是创造狗屁任务给别人，那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工作归类为狗屁工作。
读者可以想见，从任务大师那里搜集证言格外困难。就算他们私下认为自己的工作一无是处，承认的机会也远低于从事其他类型狗屁工作的人。注67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小批愿意自首的人。
班堪称第一类的经典例子。他是个中阶经理：
班：我的工作是狗屁工作，是中阶管理层级。我底下有十个人，不过照我的判断，就算没有我监督，他们都能胜任愉快。我唯一的功能就是交办工作，但实际把工作生出来的人自己就能做了（照我看，大部分状况下指派过来的工作都是其他做狗屁工作的经理的产物，结果我的工作变双重狗屁）。
我刚升官来接这份工作，花很多时间观望，疑惑我该做什么。说好听点，上面期待我激励员工。这份薪水我赚得有些忐忑，不过我是真的有在上班！
班算过，他至少花百分之七十五的时间排任务，然后监督下属执行。说是监督，他压根不信哪个下属的行为会因为自己在场或不在场而改变。他还说，他一直尝试不动声色地搜罗货真价实的工作来做，不过他本人的上司终究会留意到，然后要他别分心。话说回来，班寄出证言时才上任两个半月，不然他能不能这么耿直，还未可知。如果他最终屈服了，接受他在生活中的新岗位，总有一天会明白其他人的证言所谓「中阶管理工作不外乎是确保低职阶的人达成他们的『生产力数字』」，于是开始炮制诉诸形式的统计指标，而他的下属就能尝试作假了。
其实蛮常有人抱怨自己被迫监督不需要监督的人。譬如底下这位奥方索的证言，他是本地化业务的助理：
奥方索：我的工作是监督、协调一支由五位译者组成的团队。问题是这支团队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自己：需要用到的工具，他们了然于胸，当然也有能力管理时间和待办事项。所以我通常扮演「事务守门员」的角色。外部要求会从Jira（一个管理繁琐待办事项的在线工具）先到我这里，我再发给相关人等。除此之外，我负责交定期报告给我的主管，他会再把我交的报告融入上呈CEO的「更重要的」报告。
中阶管理的精髓，看来就是像这样，结合了任务大师和打勾人。
在奥方索的案例中，他确实有一项用处——但那只是因为他的译者团队在爱尔兰，而日本的中央办公室指派的工作太少，他只好不断想办法在报告中动手脚，显得团队每个人都很忙，不需要解僱任何人。
§
那就让我们接着讨论任务大师的第二类：制造狗屁工作给其他人做的人。
不妨先讨论克罗伊，她是英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教务长，专门为问题重重的校园提供「策略领导」。
先打个岔。我们这种在学院磨坊里拖磨，却还勇于自认是老师、学者的人，愈来愈怕听到「策略」这个词。管理企业的招术首先就是通过「策略任务书」（更糟的是「策略愿景文件」）在学院生活中生根。建立可量化的方法来评估绩效，迫使教师和学者耗费愈来愈多时间评估自己做的事，再为自己找理由，当真做事的时间却愈来愈少，所以听到这个词就让我们油然升起一股明确的恐惧。但凡反覆使用「质量」、「卓越」、「领导」或「利害关系人」的文件，我们同样提防。这就不能怪我一听到克罗伊的职责是「策略领导」，马上怀疑她的工作是狗屁工作，不仅如此，这份工作恐怕还积极地把烂事安插到其他人的生活中。
根据克罗伊的证言，我料得一点都没错——但理由姑且跟我一开始想象的不尽相同。
克罗伊：大学里面非常务的事务长、佐校长（Pro-ViceChancellor）和其他「策略」职位都是狗屁工作，同理，我的教务长岗位也是狗屁工作。大学里真正有权力和责任的岗位都离不开钱在组织里的流向。常务佐校长或事务长（换句话说，她或他管预算）可以用钱当棍子（或胡萝卜），劝诱、强迫、怂恿、霸凌学系，或跟系上斡旋，以达成他们能够、应该或也许想要做的事。策略事务长和其他类似岗位没有胡萝卜也没有棍子，非常务就是这样，不管钱，只有（以前有人这样描述给我听）「说服与影响的权力」。
既然我在领导班子里没有位子，也不是茶会邀请的对象，那整体策略、绩效量表、审计等，也都不关我的事。我没有预算，校舍、时间表或其他任何运营事务都不归我管。我只能发想新策略，但其实只是大家已经同意的大学策略的老调重弹。
于是，她首要的职务就是发想一份又一份〈策略愿景书〉。英国的学术生活重心已日渐变成跟数字周旋和打勾，其根据就在按时出炉的愿景书里。注68但克罗伊没有实权，她所有的作为只是在搬演一齣皮影戏，毫无意义。今日大学高阶管理人员都会收到的荣誉勋章，她的确也拿到了：自成一个微型帝国的行政班底。
克罗伊：配给我相当于百分之七十五全职的个人助理，一个相当于百分之七十五全职的「特殊项目与政策支援官」，一个全职的博士后研究学人，外加一份二万英镑的「开销」零用金。也就是说，很大一笔（公共）钱财就这么拿来支持狗屁工作。项目与政策支援官是要在项目和政策上协助我；个人助理聪明伶俐，但难免沦为杰出的旅行专员和行程祕书。研究学人只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因为我是独来独往的学者，实在不需要助理。
所以，我花了两年生命，制造工作给我自己和其他人。
说实在，克罗伊算得上是十分宽宏大度的主管。她明知策略会被束之高阁，还是花自己的时间构思。构思期间，她的特殊项目官「忙不迭地制作情境时间表」，搜集有用的统计数据，个人助理管理她的行程，研究学人则把时间用在她自己的个人研究工作上。这样的安排还能有什么不妥，好歹每个人都没有给别人找麻烦，说不定研究学人还独力为人类知识作出重要贡献呢。照克罗伊的说法，是她顿悟到，如果她被授予实权，恐怕真的会造成危害，这时她才真正为全盘的安排苦恼了起来。事情是这样的，当了两年教务长后，她还是没有长智慧，接了一个短期职缺，担任她旧学系的系主任，这下她有办法从另一面看事情——直到六个月后，她又惧又厌地辞职：
克罗伊：我暂代系主任的短暂时间，足以让我铭记这份职务有百分之九十是狗屁工作，不能再少了。系主任要填写系务长递来的表格，让她去写她的策略文件，这些文件再上缴指挥链。为了稽核并监督研究教学活动，我要产出洋洋洒洒的文书。为叙明系上为什么需要已足额的钱和职员，我要产出一份又一份计划，再一份五年计划。该死的年度考核一执行完，扔进抽屉就不会再看一眼了。而且，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身为系主任，你会请同仁帮忙。狗屁工作不断增长。
你问我的想法？在复杂组织里，将管理主义的意识形态付诸实行，才产生了狗屁工作，跟资本主义本身无关。注69管理主义落地生根，随之而来的是一整批学院职员，他们的工作就只是维持管理主义的碟子转个不停——策略、绩效目标、稽核、检讨、考核、更新策略，族繁不及备载——这些事情跟教学和教育这两道维系大学存续的血脉彻底脱节。
对于这个主题，克罗伊的的最后一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克罗伊还好，职员已经配给了她，之后她才想办法让职员有事情忙。曾在公私部门连续担任任务大师工作的塔尼雅，提供了另一套解释，让我们得以明白崭新的狗屁职位是怎么诞生的。最后这则证言明白涵括了本章铺陈的分类原则，因此独一无二。研究接近尾声时，我在Twitter上说明那时才粗具雏型的五分法，藉此引发评语、增补或回应。塔尼雅认为我的术语切中她的经验：
塔尼雅：照你的狗屁工作分类法，我大概是任务大师。我曾是某祕书室的两个副主任之一。祕书室处理两个局的人事、预算、补助、合约和差旅，总资源约六十亿，一千人。
担任经理人（或说协助填补业务漏洞的补漏人）的某些时候，你会了解得僱用一个新人，才能满足组织的某项需求。我试图填上的多半是我身为打勾人或补漏人的需求，或其他经理的需求，有时是僱人做非狗屁工作，或是僱用定额的打手和帮闲。
我之所以需要补漏人，通常是因为我得为运作起来漏洞百出的方案管理系统（既有自动的也有人力的工作流程）善后。有些状况下，漏洞百出的是打勾人，甚至是做非狗屁工作的下属。这种下属从历来的前主管那里得到二十五年的杰出绩效评分，他的职位是终身聘。
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如果下属年资深厚，长期保持良好的绩效考核纪录，即使不济事，还是很难排除他，即便在企业界也一样。以政府科层组织的状况来说，处理这种人最简单的方式通常是「向上踢」，帮他们升到更高的职位，让他们成为别人的麻烦。不过塔尼雅已经在所属阶序的顶层，再怎么把不济事的人往上踢，仍旧会是她的麻烦。她只有两个选择。她可以把不济事的人调去某个狗屁职位，职务无关紧要，或者，假使当下没有这类职位可调，只好把人留在原处，另外僱人实际做他的工作。若采后一种作法，问题又来了：不济事那人已经卡着位子，你不能招募别人来做他的工作。你只好杜撰一份新工作，尽管你其实是要僱人做别的事情，明知职务描述根本是狗屁，还是要写得煞有介事。接下来，虽然你压根没要他或她去做，还是要假装新人跟你杜撰的工作是天作之合。上述的每一步都是一大堆作业。
塔尼雅：工作分类和职位描述都井井有条的组织里，一定要先把职务建档、归类完成，才能招聘人（自成一整个狗屁工作和穷耗瞎忙的宇宙，类似撰写赞助申请书或投标书的人所处的世界）。
那么，要创造一份狗屁工作，通常包含创造一整套狗屁叙事，细述该职位的目的和功能，还有胜任这份工作所需的资格，同时要遵循人事处和敝机关人事同仁制定的格式和专属的公文套语。
完成后，还要准备一份征人启事，格式相仿。申请人递交的履历，必须涵括启事中所有要旨，用字遣词也要若合符节，这样敝机关用的招聘软件才认得出申请人的资格文件。此人受聘后，还要再一份文件详述其职责，这将是年度考评的依据。
我亲自重写候选者的履历，确保履历能唬过招聘软件，准许我面试并录用候选人。如果履历没通过计算机那关，我就没办法选聘他们了。
容我将塔尼雅的证言改写为寓言版。请再次想象自己是封建领主。你找了一个园丁。园丁勤恳工作二十年后，养成严重的酗酒问题。蒲公英到处发芽，莎草即将枯萎，而你三不五时就发现园丁蜷着身子，倒在花圃边。然而，园丁人脉甚好，开除他会得罪你觉得不宜得罪的人。所以你找来一个新仆人，表面上要他擦亮门把或做些没什么意义的活儿，暗地里你确保找来的擦亮门把员其实是经验老到的园丁。到此为止还好。麻烦来了，你不可以径自招来新仆人，为他起个派头的称号（「玄关大管家」），再告诉他，他真正的工作是在园丁醉倒的时候接手。在职场上，你不可以这么做。你必须想出天花乱坠的内容，描述擦亮门把员着实会去做的事情，指导你的新园丁怎么装成王国境内首屈一指的擦亮门把员，再按他的职务描述进行绩效检讨，逐项打勾。
而且，如果园丁清醒过来，不愿来路不明的年轻小伙子打搅他的大事——那你手上就有个全职的擦亮门把员了。
根据塔尼雅的证言，以上只是任务大师不得不创造狗屁工作的诸多原因之一。
注67：举例来说，最近的调查结果，有百分之八十的员工觉得他们的主管毫无用处，不需要主管，他们也能把工作做得一样好。该调查不象是有纪录多少经理人同意，无论如何还是会假定数字低很多吧。（“ManagersCanbeWorsethanUseless,SurveyFinds,”CentralValleyBusinessTimes,December5,2017,http://www.centralvalleybusinesstimes.com/stories/001/?ID=33748,accessedDecember18,2017.）
注68：我们会看到，这对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来说都是一样。
注69：此处克罗伊似乎在回应我原本专文的一个版本的标题。哪个版本刊登在evonomics.com，标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创造无谓的工作」。这个标题不是我想的。原则上，我会避免将能动性归在抽象事物上。
论复杂的多重型态狗屁工作
这五大类并未包含所有狗屁工作，人们肯定还能提出新类型。我听过一个类别，很想加进来，是「想象朋友」。表面上，「想象朋友」是受僱来让人情淡薄的职场多些人味，可惜实情多半是强迫人捱过冗长的装假游戏。稍后我们还会听闻强迫的「创意」和「专注」研讨会，还有强制参加的慈善活动。有些工作者整个职业生涯都离不开扮装，不扮装就设计天真的游戏，试图在办公室环境中建立人与人的交情，其实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大概都觉得被放生比较开心。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工作当作某种打勾人，但视为自成一格的现象同样有道理。
从前文的例子就能看出来，有时一份工作毋庸置疑是狗屁工作，却很难判定它属于五大类中的哪一类。乍看之下，难以归类的狗屁工作往往包含许多元素。打勾人或许也是帮闲，要是组织的内规改变，说不定下场就只是个帮闲；帮闲或许兼任补漏人，要是问题大条了，老板又认定重新指派闲闲没事的手下收拾善后比修复问题来得轻松，帮闲或许就变成全职的补漏人。
想想非常务教务长克罗伊。上头为了多半的象征性的原因设立她的职位，就某方面来说她也是个帮闲；不过对她的下属来说，她又是任务大师了。她和下属没多少事好做，于是她投入一些时间寻找可以姑且封补的漏洞，最后才明白，即使她被赋予某种权力，做的事情也不外乎是打勾勾的工夫罢了。
我接到一个男人的证言，他在一家电话销售公司工作，这家公司跟一家信息科技大厂有签约（就说是苹果吧。我不知道是不是苹果，他没告诉我是哪一家）。他的工作是打电话给公司，试图说服他们跟某位苹果的销售代表敲个时间见面。问题是，他们会打过去的公司，全都已经有一位持续配合的苹果销售代表了，常常是在同一间办公室。还没完呢，他们全都心知肚明。
吉姆：潜在顾客的总部已经有一位我们的科技巨擘顾客的销售代表了，再跟同一家科技巨擘的销售代表开会，到底有什么价值？我时常拿这个问题去问经理，有些经理跟我一样毫无头绪，不过绩效比较好的经理耐着性子说明给我听：我搞错重点了，约开会的电话是一种礼尚往来的游戏。
潜在顾客不是认为开会可能有助于解决某项业务问题才开的会，他们只是怕不接受会显得不礼貌。
这真的无谓到无以复加了，但确切来说，你会怎么归类这个案例？吉姆身为电话销售员，当然符合打手的界定，不过他这个打手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操弄人去打勾勾。
又如客诉代表这一类工作，也掺杂了多重形态，可以当他们是帮闲和补漏人的结合，却自有某些特征，别无分号。客诉代表这样的下游人员，受僱来承接时常是其来有自的客诉，但上面指派他们这个角色，正是因为他们毫无处理客诉的权能。
不消说，客诉代表在所有科层组织里都是司空见惯的岗位。那个「工作是为没来的事实道歉的男人」就堪称一种客诉代表，只是照这个思路，他的职位还真是非比寻常地好混，毕竟他真的只需要跟大学教授和行政人员交谈，这些对象不大可能会咆哮、拍桌，喜怒不会形之于色。在其他脉络下，客诉代表可能会涉险，这不是开玩笑的。二○○八年我刚到英国，印象深刻的头几件事，一个就是公共场合四处可见到告示，提醒公民不要对低阶政府官员动粗（我以为这应该是心照不宣的事情，但显然不是，因此印象深刻）。
有时客诉代表也很明白他们的用途，纳萨纽就是如此。纳萨钮报名了加拿大一所学院的半工半读方案，被派去注册组办公室，打电话通知对方某些表格填得不正确，必须重填。（「所有第一线工作人员都是学生，一般人遇到学生，再生气也有个限度。要是有人要发脾气了，你第一句台词就是：『大哥抱歉，我知道这根本是狗屁。我也是学生。』」）其他客诉代表更显得无邪，几乎让人动容：
提姆：夏天时我在一所学院的宿舍工作，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三年了，但做到现在，我还是没完全搞懂职务究竟是什么。
占据柜台的空间是我的第一要务，耗费约七成的时间。一边占据柜台，我可以自由「投入我自己的计划」，我理解成打混，用小屋里找到的橡皮筋做橡皮筋球。要是没忙着做橡皮筋球，我或许在检查办公室的电子邮件信箱（没人教过我要怎么处理这些邮件，我当然也没有行政权力，所以只能把信件转给我老板），把投在门边的包裹搬去收发室，接电话（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打进来的人很少从我这得到满意的答案），在抽屉里发现二○○五年的番茄酱包，打给事务组，报告某位住宿生扔了三把叉子进厨余处理机，这会儿腐烂的食物从槽里喷出来了。
此外，人们时常为了明显不能归咎到我身上的事情，冲着我大吼大叫。譬如住宿生把三把叉子扔进厨余处理机的事实，附近在进行装修工程的事实，或他们迟缴租金的事实，而老板禁止我收一千四百元的现金，自己周末又不上班。又或者是没有方便的电视能看《钻石求千金》（TheBachelor）的事实。我猜冲着我大吼大叫有某种宣泄的效果，毕竟我才十九岁，还是个窝囊废。
负责上述职务，我拿十四元注70的时薪。
表面上，提姆好像只是个帮闲，如同荷兰出版社不必要的接待员，只是因为没人坐在那里实在不体面，才坐在那里。其实，提姆让愤怒的学生有对象出气，他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为僱主提供了服务，否则为什么都三年了还把提姆蒙在鼓里？正因为这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服务，我才迟迟不把客诉代表列为狗屁工作的一个类别。提姆跟那个工作是为木匠没到的事实而道歉的男人不同，他不是在弥补某个结构性的瑕疵。他之所以占着柜台，是因为当一大票青少年聚在一起，总会有几个为鸡毛蒜皮的事情闹脾气，提姆的僱主可不要他们把怒气出在自己身上。换句话说，提姆的工作是屎缺，却不尽然是狗屁工作。
注70：币值不明，若为加币，约合新台币三百二十元。若为美元，则约为新台币四百二十元。
顺便讲一下二阶狗屁工作
最后一种模稜两可的类别所涵盖的工作，本身绝对不是无谓的，只是为了支援某家无谓的公司而执行其业务才沦于无谓。清洁工、保全、维修工人和其他支援狗屁公司的职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说阿寇的办公室吧，该处提供德国士兵把计算机搬过走廊几步路所需的文件，又如诺里的公司，吹捧一套无效的算法，或是上百家造假的电话营销或合规公司中的任何一家。这些办公室统统需要人替植栽浇水，要人清理大小便斗，要人防治害虫。诚然此处讨论的公司多在大型商务大楼里办公，承租的企业林林总总，任何一个清洁工、电工或喷驱虫药的人员，都不大可能只为那些自认身陷无用职业的人提供服务。然而，真要算清楚终究是支援了狗屁工作的清洁工或电工的总比例，数字恐怕很高（其实如果YouGov的普查准确，我会估计是百分之三十七注71）。
如果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工作是狗屁工作，剩下百分之六十三当中还有百分之三十七在支援狗屁工作，那么全部劳动中，可归入最宽松定义下废冗部门的，就略微过半了。注72再把有用职业的废冗化（办公室作业至少百分之五十，其他种类的工作可想而知比例较低），以及根本只是因为人人都太辛勤工作才存在的各种专业（只提两个：洗狗员、大夜班的披萨外送员）并入计算，何尝不能把真实的一周工时降到十五小时——甚至十二小时——谁都不会察觉有异。
注71：必须如此假定，除非有什么理由相信，无谓的职业会比有用的职业需要较多抑或较少的支援工作。
注72：这个数据显然不精确。一方面，很大比例的清洁工、电工、建筑工人等，是为私人个体工作，跟公司无瓜葛。另方面，我有算进自称他们不确定工作是狗屁或非狗屁工作的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十这个数字（实为百分之五○．三）奠基于这两个因素差不多会互相抵销的假设。
最后提点，简短回顾一个问题：有可能做着狗屁工作而不自知吗？
狗屁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主观判断的问题、又有多大程度上客观实在？二阶狗屁工作的概念再次带出这个争议，而我相信狗屁工作是非常实在的——尽管我说我们只能仰赖工作者自身的判断，但意思是我们身为观察者，只能藉由工作者的判断了解狗屁工作。我也要提醒读者：特定工作者的业务内容到底有没有做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这种事实问题，我相信留待该工作者回答是正确的。不过，要是涉及比较细致的争议，即此处讨论的工作做的事有没有价值，我就认为留待该产业工作者的总体意见才是最妥当的。不然，我们恐怕会沦于颇为可笑的立场，譬如去计较同一间办公室里，执行相同任务的三十位法务助理，有二十九位在做狗屁工作（因为他们自认如此），唯有一位坚定的信徒不然（因为他不能苟同）。
人们对自己在做的事情，可能会有错误的认知。我们无需否认这样的可能性，除非你主张个体感知之外绝无实在，但这个立场在哲学上问题重重。正好，我在意的大多是主观要素，所以对本书宗旨而言，人们可能会有错误的认知不见得是问题。我的首要目标倒不是说明一套社会效益或社会价值的理论。反之，我们当中有这么多人，私底下相信自己的工作缺乏社会效益或社会价值，却还是为这份工作而劳动，去理解这个事实的心理、社会和政治效应，才是我的目标。
我也假定人们不会时常是错的。所以，若有人真的想琢磨出经济中哪些部门是实在的，哪些是废冗的，最好的作法还是检视哪些部门占多数的工作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无谓，哪些部门则不然。更进一步就要抽丝剥茧，尝试厘清工作者心照不宣的社会价值理论，因为是这样的理论引领他得出他对工作的看法。如果有人说「我的工作完全不知道在干嘛」，此人没说出口但已经套用的判断准则有哪些？有些人，譬如特效师汤姆，彻头彻尾想过这些事情，转眼就能告诉你。其他个案里的工作者没有能力铺陈一套理论，但你就是知道势必有一套理论在，而工作者没有完全意识到。所以，你必须审视人们使用的语言，观察他们对自身工作不假思索的反应，从中捻出理论来。
这对我来说不成问题。我是个人类学者，人类学者接受的训练，就是剔出人们的日常行动和反应背后隐含的理论。接下来的问题是，人们的理论不见得都一样。举例来说，我做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很多从事银行业的人私下都深信银行业务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狗屁工作，怎样都不会造福人类。我只能假定其他从事该产业的人不同意这样的评估。这当中有任何模式吗？跟年资深浅有关吗？高层会不会比较相信银行业务对社会有益处？还是他们私底下大都同意自己的工作没有社会价值，只是毫不在意？或许他们知道自己的业务不能造福民众，还会沾沾自喜，自作多情地把自己想成是海盗或金光党？这是不可能论断的（然而前一章结尾，萨克斯的证言至少说明了，金融界顶层有许多人只是觉得，能拿得到手的，自己都有资格拿到手）。
有些行业是这样：业外人人都习惯拿来当成狗屁工作的精选案例，业内人士却似乎不会那样看待自己的工作。遇到这种行业，我研究狗屁工作的方式才真的碰上了问题。一样，这方面没有人做过详尽的比较调查工作，但我的资料中有某些模式确实引起我的兴趣：回覆我的职业当中，只有一小撮律师（可是有为数众多的法务助理）、两个公关专员，说客则是一个都没有。根据这样的模式，我们是不是要推论这些行业多半是不狗屁的职业？不尽然。这些行业的沉默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举例来说，或许这些人用Twitter的比较少，又或许做这行的更习惯说谎。
容我再补充一点：有一群人不但否认他们的工作无谓，更痛斥「我们的经济中充斥狗屁工作」这样的想法。这些人不意外是企业主，以及负责招聘和解僱的人（就此而言，塔尼雅似乎是个例外）。其实，这几年来，我定期会从义愤填膺的实业家和行政主管那里接到不请自来的讯息，指出我的整个前提都是错的。他们坚称，没有人会花公司的钱去请不需要的员工。这类讯息鲜少提出够细腻的主张，多半只是一些常见的循环论证：在市场经济中，本章描述的事情统统不会真的发生，所以也真的不曾发生，可见自认工作一无是处的人，一定全都被拐了，不然就是敝帚自珍，或者就只是不明白他们真正的功能，唯独上面的人才看得一清二楚。
你难免会想从上述回应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有一类人是打从心底不明白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当然，CEO的作为未必是狗屁，他们的行动确实造成世界的不同，更好或更坏则见仁见智，只是他们对自己制造的所有狗屁事务统统视而不见。 |
第一章狗屁工作是什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第一章狗屁工作是什么？
↘为什么黑手党的杀手不适合用来说明狗屁工作
↘论主观要素的份量，还有，为什么可以合理假定自认在做狗屁工作的人大致是对的
↘论大家常误以为狗屁工作多半局限在公部门内
↘为什么美发师完全不适合说明狗屁工作
↘论部分狗屁工作、大半狗屁工作和纯粹又彻底狗屁工作的差异
让我们从一则堪称狗屁工作之典范的例子说起。
德国军方有家分包商，阿寇为这家公司工作。呃，其实是这样的，德国军方有家分包商，分包商有家分包商，分包商有家分包商，最后这家分包商僱用了阿寇。阿寇如此描述他的工作：
德国军方把IT事务发给分包商做。
这家IT公司把后勤事务发给分包商做。
做后勤这家公司再把人员管理事务发给分包商，也就是我工作的公司。
好的，现在有个士兵甲，要搬到隔壁再隔壁的办公室。但他不能把计算机搬过去就了事，他必须填一份表单。
IT包商收到表单，有人会审核，再转发给做后勤的公司。
做后勤的公司核准换办公室乙事后，再向敝公司发需求。
敝公司坐办公室的人接手做他们该做的事，这时我登场了。
我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C时间到军营B。」这些军营多半离我家一百到五百公里远（六十二～三百一十英里），我会租台车，开到军营，跟调度员说我到了，填表，卸下计算机，装进箱子，封箱，请后勤公司的某人把箱子搬到隔壁房间，我到隔壁房间开箱，填另一份表单，把计算机组起来，打给调度员告诉他我花了多少时间，将所有文件寄给调度员，领钱。
对，不是士兵把计算机搬动五公尺的距离，而是两个人开合计六到十个小时的车，填约十五页的文件，浪费纳税人宝贵的四百欧元。注4
海勒（JosephHeller）有部一九六一年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把这种荒诞的军中繁文缛节写到家喻户晓。阿寇的故事乍听之下是同一类的经典实例，但有一个关键处不同：故事里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为军方做事，其他人技术上都算私部门的一份子。当然，有段时期，各国国军都自有通讯、后勤和人员部门，只是到了今天，这些事情全都层层转包给私部门去完成。
阿寇的职务堪称狗屁工作的范例，原因很简单：消去他的职位，没有人会发现世界有什么改变。而且，德国军事基地恐怕不得不以较为合理的方式移动设备，十之八九事情还会改善。重点来了，阿寇比谁都清楚这份工作很荒谬。（其实，阿寇发这篇文章的网志下方旋即冒出一票自由市场的爱好者——在网络论坛上，他们老是这样冒出来——坚称：既然是私部门创造这份工作，按定义，它势必服膺于某个正当宗旨。为了维护这份工作堪称莫名其妙的主张，阿寇还得跟这群自由市场的爱好者辩论。）
我认为这就是适合界定狗屁工作的特征：狗屁工作彻头彻尾没意义，就连每天做这件事的人都找不到一个好理由说服自己去做。他不见得能向同事坦白——不坦白多半都有很好的理由——无论如何，这份工作没意义，他是心知肚明的。
因此，姑且将之当作初步的临时定义：
临时定义：完全无谓、不必要或有所危害，甚至连受僱者都没办法讲出这份职务凭什么存在，这种僱佣类型就叫狗屁工作。
有些工作无谓到，担任该职的人消失了都没人发现。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公部门：
西班牙公务员翘班六年研读史宾诺莎
《犹太时报》，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西班牙媒体报导，一位公务员至少六年来领薪水却没工作，利用公务时间成了犹太裔哲学家史宾诺莎（BaruchSpinoza）作品的专家。
新上线的euronews.com上周报导，贾西亚在西班牙南部的卡迪斯水利处（AguadeCadiz）旷职，卡迪斯法庭上个月对六十九岁的贾西亚（JoaquinGarcia）处以三万美元罚锾。贾西亚自一九九六年起受僱该处，职位是工程师。
二○一○年贾西亚因长年服务获颁奖牌，此时才有人注意到他的缺席情形。副市长费南德兹（JorgeBlasFernandez）展开调查，最后发现六年间办公室不曾有人见过贾西亚。
亲近贾西亚、不愿具名的消息来源接受《世界报》（ElMundo）采访，指出贾西亚在二○一○年之前全心全意研读史宾诺莎。史宾诺莎是十七世纪的异端犹太人，住在阿姆斯特丹。《世界报》的另一消息来源则说，贾西亚已成为史宾诺莎专家，并否认贾西亚不曾上班的说法，说他每隔一阵子会进办公室。注5
这则报导在西班牙上了头条。当时该国正经历苛刻的财政紧缩，失业率高，竟然有公务员胆敢翘班多年，还没人发现，简直胆大包天。然而，贾西亚的辩词并非全无道理。他解释说，他尽忠职守地监控该市的污水处理厂多年，谁知水利处后来换了主管，主管厌恶他的社会主义政治观，迟迟不指派任何职务给他。他落得这样的处境，一蹶不振，终因忧郁症被迫就诊。最后，他不愿继续坐在办公室里装忙，经谘商师同意后，他决定说服水利处让他归市政府管，再说服市政府让他归水利处管，出状况时才打卡，不然就回家做点对生命有益的事。注6
每隔一段相近时间，关于公部门的类似报导就会浮上台面。最出名的一则是报导决定不送信的一群邮差，改把信件扔进柜子、储藏室或垃圾子车，结果大量信件和包裹多年来堆积如山，无人闻问。注7华勒士（DavidFosterWallace）的小说《苍白之王》（ThePaleKing）讲伊利诺州皮奥里亚（Peoria）税务局里的生活，故事推得更远：小说的高潮是查税员死在书桌前，僵挺在椅子上好几天才有人发现。乍看之下，这种情节纯属荒谬主义的讽喻，但在二○○二年，赫尔辛基发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一个芬兰查税员在一处密闭的办公室工作，在他的书桌前以坐姿死去，维持逾四十八小时，其间有三十位同事在他周围持续忙碌着。「大家以为他想安静工作，没人打扰他，」他的主管说——想想看，大家还蛮体贴他的。注8
像这样的报导，当然会让世界各地的政客见猎心喜，呼吁让私部门担纲更重的职责——政客老是说，若是私部门才不会发生这种离谱的事情。的确，迄今我们不曾听闻报导说FedEx或UPS的员工把包裹堆在庭院边的储藏间，但阿寇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私有化产生了自成一格的疯狂，教养扫地的程度时有过之。多年来，军方受到诸多指责，但恐怕没被追究过效率低落，然而节节高涨的狗屁事务仍旧坏了一锅粥；我必须说，阿寇为这样的德国军方做事，其中的反讽不言而喻。到了二十一世纪，就连装甲部队都被子、子子和子子子包商等泛滥的魍魉团团包围，坦克指挥官必须执行复杂又陌异的科层仪式，才能把设备从一间房移到另一间；无奈的是，张罗文件的那些人私底下还把冗长的抱怨文贴在网志上，大谈整件事有多蠢。
倘若上述个案都不是单一案例，公私部门主要就不是差在哪一方容易产生无谓的工作，也不尽然在于产生哪一类的无谓工作，而是私部门的无谓工作多半受到更严密的监督，但不见得总是如此。接下来我们会了解，银行、制药厂和工程公司里，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更新Facebook个人档案的员工数出奇的高，只是私部门还是有个分寸在。如果阿寇贸然旷职，致力研究他钟爱的十七世纪犹太裔哲学家，那他马上就会被解僱。如果卡迪斯水利处私有化，厌恶贾西亚的经理恐怕还是会剥除他的职责；可不管怎样，他还是得乖乖坐在办公桌前镇日装忙，否则就得另谋高就。
事情就是这样，该不该算是私部门比公部门长进，就请读者自行判断了。
注4：“BullshitJobs,”LiquidLegends,www.liquidlegends.net/forum/general/460469-bullshit-jobs?page=3,lastmodifiedOctober1,2014.
注5：SpanishCivilServantSkipsWorkfor6YearstoStudySpinoza,”JewishTelegraphicAgency(JTA),lastmodifiedFebruary26,2016,www.jta.org/2016/02/26/news-opinion/world/spanish-civil-servant-skips-work-for-6-years-to-study-spinoza.
注6：JonHenley,“LongLunch:SpanishCivilServantSkipsWorkforYearsWithoutAnyoneNoticing,”Guardian(US),lastmodifiedFebruary26,2016,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feb/12/long-lunch-spanish-civil-servant-skips-work-for-years-without-anyone-noticing。史宾诺莎主张，一切存有都努力最大化自身的力量（power），但这股力量同等地包含对其他存有起作用的能力，以及被其他存有影响的能力。从史宾诺莎学派的观点来说，做一份既不影响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影响的工作，恐怕是最糟糕的僱佣处境了。也许史宾诺莎的主张启发了他。
注7：邮差明显不属于狗屁工作，然而这则故事的含义，似乎是他们选择不投递的信件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垃圾邮件。既然如此，邮差可能也一度是狗屁工作。这不大可能是实情，但这则故事反映公众的态度。关于对邮务工作者的态度变化，请参阅我的《规则的乌托邦》（商周出版，2016），页二三二─二四八。
注8：http://news.bbc.co.uk/1/hi/world/europe/3410547.stm?a,accessedApril7,2017.
为什么黑手党的杀手不适合用来说明狗屁工作
前情提要：职务内容的大半或全部事务，都让做这份工作的人认定是无谓、不必要，甚或有所危害，就是我所谓的「狗屁工作」。这种工作哪天消失了，也都没有差别。最重要的是，做狗屁工作的人自己都觉得这份工作不该存在。
这样的工作似乎充斥在当代资本主义。我在前言提过，YouGov的民调发现，英国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全职工作者毫不怀疑自身工作对世界有某种具意义的贡献，百分之三十七则深信没有。至于思腾（Schouten&Nelissen）在荷兰做的民调，后一个数字高达百分之四十。注9仔细想想，这些统计数字其实很惊人，毕竟三百六十行有绝大多数都是不可能让人看不出目的的工作。「你的工作会对世界作出有意义的改变吗？」护士、公交车司机、牙医、清道夫、农人、音乐老师、维修员、园丁、消防队员、场景设计、水管工、记者、安检员、音乐家、裁缝、导护等铁定都会打勾。此外，我自己的研究也指出，店员、餐厅侍应和其他低阶的服务提供者，鲜少自认做的是狗屁工作。许多服务工作者恨透了自己的工作，可是恨归恨，他们也察觉到自己的工作确实对世界造成有意义的差别。注10
好，如果一国的工作人口中有百分之三十七到四十坚称自己的工作无关紧要，又有好一批人怀疑或许真是如此，那么，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你疑心某个坐办公室的人搞不好私底下怀疑自己做的是狗屁工作，那不必疑心了——他就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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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章的主要目标是界定我所谓的狗屁工作，下一章我会说明一套分类方式及其逻辑（typology），来整理我心目中狗屁工作的主要类型。藉此，我们得以在后续章节中着手考虑狗屁工作的心理、社会和政治效应。我笃定，这些效应会在不知不觉中蔓延。我们已经创造出这样的社会，其中的多数人虽就业却无用武之地，并逐渐怨恨、唾弃在社会中做最有用的工作、甚至是无偿工作的人。不过，我们有必要先回应一些潜在的反驳，才能分析当前处境。
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我的初步定义有一处模稜两可。我笔下的狗屁工作少不了当事人认为「无谓、不必要或有所危害」的事务，但一份对世界无谓或不必要的工作，造成的影响当然还是不同于一份对世界有所危害的工作。善恶相抵之后，一个黑手党的杀手在世上为恶多过为善，这样说多数人都会接受；然而，你能说黑手党杀手是份狗屁工作吗？听起来就是不对劲。
听起来不对劲的时候——当我们对自身定义所产生的结果，在直觉上感到不对劲——照苏格拉底的教导，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察觉自己真正的想法（所以他有一说：哲学家的当行本色是告诉众人他们已经知道、只是不明白自己知道的事情。有人还说人类学者，譬如我本人，做的事情也类似）。「狗屁工作」这个词汇显然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焉，他们就是觉得有某种道理在其中。这意谓他们心里有一条准绳，至少在某种直观的层次上，才有办法说出「那还真是个狗屁工作」或「那份工作烂归烂，但我不会说它彻头彻尾是个狗屁」。工作会危害世间的人，很多都觉得用「狗屁」拿来形容他们的工作恰如其分，其他人却完全不会这样想。要抽丝剥茧，找出准绳为何，最好的方式是审视一些难以界定的案例。
好，为什么说杀手是狗屁工作会感觉不对劲？注11
我猜想理由有很多。其中一个是，黑手党的杀手不会假惺惺（不像，例如，外币投机者或品牌营销研究者）。黑手党成员时常声称他只是个「做买卖的」，话是不错，但只要他愿意多少坦承实际的职业性质，就不大可能假装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一丁半点益处；就连坚称自身工作对某团队的成就有贡献，而该团队供给某些实用产品或服务（药物、娼妓，诸如此类），这种说法也很难站得住脚。要是他真的不嘴软，这番说词只怕一戳就破。
既然如此，我们的界定就可以进一步精练。狗屁工作不只是无用或造成危害的工作，反之，典型的狗屁工作少不了某种程度的作态和诈欺。即使担任该职位的人私下觉得话术荒唐可笑，还是必须假装他的工作有很好的理由存在。作态跟实在之间，肯定横着某种鸿沟（从字源学来说也说得通注12：「说狗屁」〔bullshitting〕说到底就是一种不诚实的类型。注13）
如此，我们就能提出第二版：
临时定义二：完全无谓、不必要或有所危害，连受僱者都没办法讲出这份职务凭什么存在，却又觉得有必要假装其实不然，这种僱佣类型就叫狗屁工作。
当然，不该把杀手视为一份狗屁工作的理由还有：杀手本人并不认为他的工作不该存在。黑手党员大都相信自己属于一个古老而光荣的传统，不管对更广泛的社会良善有没有贡献，这门传统秉持自成一格的价值。顺道一提，这也说明了「封建领主」不是狗屁工作。人们会说，国王、伯爵、皇帝、帕夏（pasha）、埃米尔（emir）、乡绅、柴明达尔（zamindar）、地主注14这一类人一无是处；许多读者直言（我也倾向同意）这类人危害人类事务，可是他们并不苟同。照这个道理，除非国王是不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和党员，你大可笃定地说「国王」不是一份狗屁工作。
这一点很管用，值得读者放在心上，因为在世上作恶多端的人，大部分都受到周全的维护，无从得知自己作恶多端的实情。另一种情况是，拿钱办事的帮闲和马屁精势必围着他们转，编出他们其实在做好事的理由，而他们放任自己相信那些无止尽孳生的借口（今天，这类人有时被称为智库）。这点道理适用于金融投机的投资银行CEO，同样适用于北韩和亚塞拜然（Azerbaijan）等国的军事强人。黑手党家族的不寻常，或许在于他们鲜少装模作样——毕竟黑手党本来是西西里地方地主的打手，日子久了，自己当家。注15到头来，他们仍旧是相同封建传统下具体而微、于法不容的版本。
最后一个不该把杀手视为狗屁工作的理由是：杀手到底是不是工作实有疑义。没错，地方犯罪首脑很可能僱用这位杀手担任某个职位，说不定是在他的赌场里为杀手安插一份有名无实的保全工作。那样的状况，我们当然可以说那份工作是狗屁工作，但他不是因为杀人的能耐而拿这份薪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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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让我们能更进一步精练定义。我们讲狗屁工作，一般是指拿钱为别人做事的僱佣关系（工资或固定薪资注16，大多数人还会纳入收费的顾问服务）。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自僱人士有办法从他人那里得到钱，手段是谎称要给他们好处或服务（我们通常称为骗子、金光党、江湖郎中或白贼）；同样地，也有自僱人士伤害人或恫吓要伤人来取财（我们通常称为拦路盗、窃贼、敲竹杠的或盗贼）。前一类状况中，我们铁定会说那些行为是狗屁，却不会说那些是狗屁工作，因为那些行为根本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工作」。这档事是一种作为，不是专业。江洋大盗亦然。我们有时会说职业窃贼，不过这只是说明盗窃是该窃贼的主要收入来源的一种说法而已。注17可没有人按时付窃贼工资或固定薪资，让他侵入民宅。基于这个理由，你也不能说窃贼确切来说是份工作。注18
我想，我们能从上述这些考量提出一个定义，当作最终的工作定义：
最终工作定义：完全无谓、不必要或有所危害，连受僱者都没办法讲出这份职务凭什么存在，但基于僱佣关系的条件，却又觉得有必要假装其实不然，这种有支薪的僱佣类型就叫狗屁工作。
注9：“Vieroptienwerknemersnoemtwerkzinloos,”http://overhetnieuwewerken.nl/vier-op-tien-werknemers-noemt-werk-zinloos/,accessedJuly10,2017.
注10：典型评语，来自鲁弗斯：「我很乐意告诉你，我做过最没有价值的工作，是帮口味又刁又怪的人做拿铁，不过回想起来，我知道他们之所以能撑过一天工作，我功不可没。」
注11：合先叙明：下文主要取材自通俗文化所再现的杀手，不是对真货的什么民族志或社会学分析。
注12：耐人寻味的是，「bull」〔公牛〕不是「bullshit」〔鬼扯〕的缩略，不过「bullshit」是二十世纪早期从「bull」加油添醋来的词。追根究底，这个短语衍生自法语的bole，意思是「诈欺或骗局」。「狗屁」（bullshit）这个短语〔的语料〕初见于艾略特（T.S.Eliot）未发表的诗作。「胡说八道」（bollocks）是「bole」的另一个衍生字。
注13：我本来是想说「说谎」，不过哲学家法兰克福（HarryFrankfurt,2005）出名的主张是，说狗屁跟说谎不一样。其间的差异，好比谋杀跟过失杀人的差异；一个是蓄意欺骗，另一个是轻率地漠视实情。我不确定法兰克福的区分在这个文脉下是否全然有效，但我不认为涉入这个主题的辩论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助益。
注14：帕夏是奥斯曼帝国的高阶官员。埃米尔是伊斯兰社会的高层文武官员头衔。柴明达尔是波斯语中的地主，在印度次大陆上是一种贵族，有权对大片土地上的农民征税。
注15：还请读者玩味一下「柯里昂」（Corleone）这个名字，以完全领略跟封建制度的关联。「柯里昂」是普佐（MarioPuzo）的小说、柯波拉（FrancisFordCoppola）的电影《教父》（TheGodfather）里虚构的黑手党家族名，其实来自西西里一座城镇的名字。这座城镇是许多著名的黑手党的家乡，所以恶名昭彰。在意大利语中，「柯里昂」的意思是「狮心」。渊源似乎是这样：一○六六年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也征服了此前被阿拉伯人控制的西西里，而且将阿拉伯行政的诸多特色纳为己用。读者还记得，大多数罗宾汉故事里的大反派是诺丁汉的治安官，远在天边率领十字军的国王是「狮心理查」（RichardtheLion-Hearted）。「治安官」（sheriff）这个字，其实就是盎格鲁化的阿拉伯语sharif，乃是西西里的行政制度所启发的职位之一。柯里昂跟英国国王之间的确切关联仍聚讼纷纭，但肯定存在一些关联。所以，马龙．白兰度（MarlonBrando）在《教父》里的角色，承袭了狮心理查的名字——尽管承袭得百转千回。
注16：原文为onawagedorsalariedbasis，是两种不同的支薪方式。前者是以小时或日计费，视每次工作的份量计酬；后者是每一段固定时间支付固定费用。
注17：许多人都是在空闲时间闯空门。我曾经住过一区公寓大楼，一度接连不断遭小偷，不胜其扰，而且都发生在星期一。最后对证出小偷是个美发师，此人通常休周一。
注18：许多窃贼，从艺术品窃贼到寻常的商店扒手，都会出售自己的服务。不过即使出售自己的服务，他们仍只是独立的承包商，因此是自僱者。杀手的情形比较模稜两可。有人主张，如果一个杀手执业多年，但一直是犯罪组织的从属成员，那就算得上一份「工作」，不过待在这种位子上的人是不是这么看事情，我的印象（我当然不会真的知道）是不然。
论主观要素的份量，还有，为什么可以合理假定自认在做狗屁工作的人大致是对的
我认为上述定义还堪用，总之对本书的宗旨来说够用了。
仔细的读者或许会发现，还有一处疑义待解，即上述定义主要诉诸于主观。我给狗屁工作的定义是，工作者认为无谓、不必要或有所危害——但我也暗示该工作者是对的。注19我假定〔工作者的感受〕底下埋藏着真实。我还真得作这样的假定，不然，光是某个善变工作者的情绪变动，就会令完全相同的一份工作今天狗屁、改天就不狗屁了，而我们只能默认而自打嘴巴。我真正要说的是，既然社会价值这种跟市场价值截然不同的事物是存在的，但又从来没人想出够周延的办法来衡量社会价值，那么要准确估量工作者的处境，工作者自己的观点已经是最可靠的了。注20
这其中的道理不难想见：如果一个办公室职员真的花八成时间设计猫咪迷因，一旁隔间的同事未必会察觉端倪，但她对自己的行为不可能一点察觉都没有。即使是复杂一些的情况，工作者到底对组织有多少贡献不得而知，我还是认为假定工作者对自身的认识最深刻，是说得过去的。我踩住的立场在几个领域里会有争议，这我清楚。经理人和其他大人物会如此坚称：大公司里的小螺丝钉多半没办法完全理解自己的贡献，因为从高处才看得清楚大局。这不见得是假话。低阶员工往往没办法看见大局的一些小节，或根本没被告知这些；当公司打着不法的算盘时更是如此。注21不过我的经验是，基层人员帮同一组人做事一段时间——就说一、两年吧——正常状况下，不管是谁都会被拉到一旁，获知公司的祕辛。
没错，有例外。有时经理人蓄意把事务拆开，以致让员工弄不清楚他们的血汗是怎么浇灌整个事业的。银行很爱搞这套。我还听过美国工厂的例子是，许多生产线的工人浑然不知厂区到底在制造什么；当然，类似案例十有八九，后来都发现是业主刻意僱用不会说英语的人。可是在那些案例中，设想自己的工作必有用处的工人还是比较多，他们只是不知道发挥了什么作用。大致而言，员工不会不知道办公室或生产现场都发生了什么，当然也清楚他们的工作对企业有何贡献，或没有贡献——好歹比其他人都明白得多。注22至于他们的上司，他们就未必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了。我在研究过程中频频遇到的情境是，基层人员打从心底怀疑「我花八成的时间设计猫咪迷因，主管真的知情吗？他们只是装作没注意到，还是真的浑然不察？」愈是指挥链上层的人，底下的人愈有理由知情不报，让上层愈是高处不胜寒。
我们接着问：特定种类的工作（例如电话销售、市调、顾问）是不是狗屁，亦即能不能说这类工作确实产出任何一种正向社会价值。这时问题就棘手了。对此，我只能说最好还是留待做那种工作的人来判断，毕竟人们设想社会价值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有什么状况是其他人的立场更适合判断的？就此而言，我会认为：如果吃某一行饭的一大批人私底下都相信工作不具社会价值，你应该假定他们是对的，再继续往下走。注23
至此，吹毛求疵的人铁定也会提出反驳。他们或许会问：你哪有办法斩钉截铁地知道在某个产业工作的多数人不为人知的想法？答案明摆在眼前：你就是没办法。就算有可能对说客或财务顾问作调查，你也不知道会有几个人老实回答。在《迸！》的那篇专文里泛泛地讲到无用产业时，我以为说客和金融顾问其实对他们的工作无益于他人这样的情形心里有数——坦白说，我假定他们摆脱不了下述认知：倘若他们的工作径自消失，世界上有价值的事物可是一样也没少。
我的想法可能是错的。企业说客或财务顾问可能打从心底服膺一套社会价值理论，这套理论认为国家的健全与繁荣仰赖他们的工作成果。这套理论可能会让他们夜夜安心入睡，深信周遭每个人都因他们的工作而受惠。我不知道。不过，我怀疑愈往食物链顶端移动，上述想法愈有可能符合实情，毕竟有权有势的一丘之貉在世上积恶愈深，马屁精和擦脂抹粉的公关专家愈会聚集在他们周围，提供各式各样的理由，支持他们真的在做好事——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也愈有可能会听信，不会全都无动于衷。注24当然，在人类对世界造成的伤害（至少涵盖专业职责所需而造成的伤害）中，很大一部分都跟企业说客和财务顾问脱不了关系，也许他们真的不得不强迫自己相信工作内容。
果真如此，推销生财之道和游说他人毋宁就更像杀手，而完全不算狗屁工作了。在食物链高高的顶端，情形似乎就是如此。举例来说，我在头先二○一三年那篇文章里提到，我认识的企业法顾全都认为她或他的工作是狗屁。可是，我当然也是从我可能会认识的那种企业法顾身上去反思，才写出那段话——曾经是诗人兼音乐家的那种企业法顾，而且位阶还不够高，这一点影响更甚。凭我印象所及，真正有权有势的企业法顾认为他们的角色正正当当，又或他们压根不关心自己是做好事还是造成伤害。
在金融食物链顶点，当然就是这么一回事。二○一三年四月，我阴错阳差出席了一场会议，题目是「永久修复银行体系」，办在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议程之一是跟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者萨克斯（JefferySachs）视讯连线，他最知名的事迹是设计「休克疗法」等改革措施并应用于前苏联。萨克斯提出一份评估报告，惊呆全场，连措辞谨慎的记者都只能婉言「异常直白」。这份报告评估的是经营美国金融机构的那批人，他们以为萨克斯跟他们立场一致（未尝没有道理），所以十分坦率；萨克斯反覆强调这一点，他的证言也因此格外难得：
请注意，我目前固定会跟许多华尔街人士会面……我了解他们。我跟这批人一起吃午饭。接下来我话会说得非常不客气：我认为华尔街的道德环境病入膏肓。〔这批人〕没有纳税的责任感，对客户没有责任感，对交易对造也没有责任感。他们顽强、贪婪、充满狼性，觉得自己毫不受控（差不多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而且他们跟体系博弈到了一种明目张胆的地步。不论合不合法，他们能到手多少钱，就要拿走那么大笔钱（而且多半能到手），因为他们打从心底相信那是上帝赋予的权利。
查查选举献金吧，我昨天因为别的缘故才看过，目前金融市场是美国体系中的头号选举献金金主。我们的政治烂到根了……两党都深陷其中。
不过这一切养出的逍遥法外的感受，才真的让人错愕，目前我在个人层次上领教过了，而这非常、非常恶劣。我已经等了四年……不，五年了，我在等华尔街会不会有哪个人吐出几句道德辞令，但我一次都没听过。注25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萨克斯说的不错——坦白讲，还有谁能更逼近真相？——那么金融体系发号施令的高层，跟我们讲的狗屁工作根本无关，他们也不是前面讲的那种，把自家的宣传辞令当真的人。我们这会儿谈的其实是诈骗集团。
在此还要记得另一组重要区分：无谓的工作跟就只是糟糕的工作也不一样。我会把后者称为「屎缺」（shitjob），因为大家时常这样说。
我要提这件事，只是因为常常有人混淆两者——说来奇怪，两者一点都不相像，甚至可说正好相反。狗屁工作的薪资通常很不错，工作条件偏优渥，但就是无谓。屎缺则多半不见得是狗屁，典型的屎缺是必须有人去做的工作，对社会明显有益，只是顶着屎缺的工作者领的钱少，待遇也差。
当然，有些工作让人不快、难以排解，但在其他方面令人满足。（有则老笑话，说的是一个男人，他的工作是在马戏团表演完后清理大象的粪便，身上沾满那股气味，做什么都摆脱不掉。换了衣服，洗了头发，上下前后刷洗，还是臭气熏天，女人都敬而远之。他的一个老友终于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糟蹋自己？明明还有其他那么多工作能做。」男人答道：「啥？要我放弃演艺事业！？」）不论工作内容如何，我们都不能把这类工作当成屎缺，也不能当成狗屁工作。其他工作——例如例行清洁——没道理本来就糟蹋人，只是很容易被人糟蹋。
举例来说，我目前服务的大学里的清洁员，待遇就很糟。如同今日多数大学，这份工作已经外包了；清洁员不直接受僱于学校，而是受僱于派遣公司，公司的名字就绣在清洁员穿的紫色制服上。清洁员的薪资微薄，被迫使用危险的化学药剂，时常伤手，受不了的时候只好请假养护（这段时间不计酬）。主管对待他们的态度一贯专断跋扈，但根本没道理用这么过分的方式对待清洁员。然而，清洁员知道大楼需要他们来打扫，而且少了他们，大学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他们至少为此略感自豪——其实我敢说，这份工作最让他们自豪的就是这一点了。注26
屎缺蓝领居多，领时薪；反观狗屁工作白领居多，领固定薪资。做屎缺的人常被轻蔑对待，他们工作勤奋，但工作勤奋正是他们的自尊屡屡被压低的原因。不过，他们至少知道自己做的是有用的事。反观做狗屁工作的人常有荣誉和声望锦上添花，身为专家而受人敬重，领高薪，人们以其为高成就人士而礼遇之——高成就人士不是理所当然该为他们做的事自豪吗。然而，自己的一事无成，他们心里有数；他们拿消费性玩具填满生活，却觉得是不劳而获，觉得整件事全建立在谎言上——的确如此。
屎缺和狗屁工作是两种大相迳庭的压迫形式，肯定不能划上等号。我认识的人当中，愿意拿无谓的中阶管理职换挖路工的屈指可数，就算明白坑是非挖不可，还是不会愿意作这样的交换（但我确实认识辞掉狗屁工作改做清洁员的人，而且这个决定让他十分开心）。在此，我想强调压迫的形式虽然不同，但两类工作都是货真价实的压迫。注27
一份工作有没有可能既狗屁又是屎缺？按理来说是有可能的。平心而论，如果试着想像一个人所能承担的最糟糕的工作型态，势必是两者的某种结合。杜斯妥也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期间，想出了一套理论：天下最严峻的酷刑，莫过于强迫某人无止尽地做一件显然无谓的事务。照理讲，遣送西伯利亚的罪犯都被判「苦役」，不过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眼里，劳役不见得多苦；大多数农奴的工作要繁重得多，但农奴至少一部分是为自己操劳，反观劳改营里，劳役的「苦」，苦在劳动者一无所获：
我想过，如果有心要击垮一个人——严刑拷打，还没动手就令最顽强的杀人犯颤栗跪地——其实只需要派给他性质完全无用甚至荒谬的工作就够了。
眼前不得懈怠的苦役，对罪犯而言完全没好处，可是它本身有功效。罪犯烧砖、挖土、建造，他所操劳的事务有其意义和目的。甚至偶有犯人做出兴趣，于是有心把工作做得更洗练、更犀利。但你只管他把水从一桶倒到另一桶，只管他捣沙，把一堆土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再马上移回来，我敢说不出几天，犯人就会自尽，或犯下该杀千刀的罪，宁可一死也不愿忍受上述羞辱、耻辱和折磨。注28
注19：我没有说这样一份工作是「一种有支薪的僱佣劳动类型，让人感觉完全无谓、不必要或有所危害，连受僱者都没办法讲出它凭什么存在」，我说它是「一种有支薪的僱佣劳动类型，其为完全无谓、不必要或有所危害，连受僱者都没办法讲出它凭什么存在」。换句话说，我不只是说受僱者相信他的工作狗屁，连带还主张他的信念既有效又正确。
注20：容我拿自己的处境当例子。我目前受伦敦政经学院聘为人类学教授。有人认为拿人类学界定狗屁学科最好不过。二○一一年，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史考特（RickScott）甚至点名敝学科为该州大学不如剔除比较好的首要范例（ScottJaschik,“FloridaGOPVs.SocialScience,”InsideHigherEducation,lastmodifiedOctober12,2011,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1/10/12/floridagovernorchallengesideaofnonstemdegrees）
注21：有人告诉我，二○○八年次贷丑闻时的要角之一，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Financial）内部大抵有两个等级——比较低等的「宅宅」和知情人士，后者就是有被告知骗局的人。我自己做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更离谱的例子：一个女人写信告诉我，她曾经工作将近一年，推销机上杂志广告，后来才逐渐明白这本杂志压根不存在。她发现，自己明明还蛮常搭飞机，却从未在飞机上见过这本杂志，办公室里也没有，才起了疑心。最后，她的同事平静地跟她确认，这全部的营运活动都是一场骗局。
注22：但凡规则都有例外，这条也不例外。稍后我们会看到，许多大型组织，譬如银行，高阶经理会僱用顾问或内部稽核员，来查清楚人们到底在做什么。一个银行分析师告诉我，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银行员工做的都是不必要的差事，而且他觉得大多数人都浑然不觉，因为从整个组织的角度观之，他们都没有被告知自己扮演什么角色。不过，他说，他们的上司也不见得比较清楚，而他的改革建议无一例外被驳回。这里也要强调：不是人们错信他们的工作狗屁，而是工作狗屁，但人们不见得相信是这么一回事。
注23：就连这里，人也想象得到反论。山达基教徒怎么说？准备e-meter讲习，让人发掘过往生活的创伤的那些人，似乎深信自己的工作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即使绝大多数的人口都认定他们若非受骗上当，就是在诈骗别人。但这仍旧无关宏旨，毕竟没有人真的说「信念治疗师」是个狗屁工作。
注24：理由可能是，表面上立意愚弄局外人的宣传，真正的头号目标经常是平抚宣传者本人的良心。
注25：评语即席发挥，没有写下来。本段节录一部分是从拜恩（JohnAdamByrne）的书引用的段落重建的。JohnAdamByrne,“InfluentialEconomistSaysWallStreetIsFullofCrooks,”NewYorkPostonline,April28,2013,http://nypost.com/2013/04/28/influential-economist-says-wall-streets-full-of-crooks。一部分从塔瓦克力（JanetTavakoli）发表在《商业内幕》（BusinessInsider）的誊写下来，JanetTavakoli,www.businessinsider.com/i-regard-the-wall-street-moral-environment-as-pathological-2013-9?IR=T,accessedApril21,2017，还有一部分来自我当时作的笔记。
注26：其实在我的研究过程中，遇到一些有大学学历，但自己能做的办公室工作如此无谓，让他们气馁，于是真的去当了清洁工，只是觉得这才象是在做一份老实的正职。这样的人，人数出乎我意料（呃，三个）。
注27：说屎缺通常有用又有丰富产出，意思不是所有有用又有丰富的工作就容易是屎缺。我发现总是会有读者基础逻辑不大灵光，不然实在毋庸指出这一点。
注28：HouseoftheDead,1862,trans.ConstanceGarnett(Mineola,NY:Dover,2004),17–18。我的朋友古巴奇区（AndrejGrubacic）告诉我，一九五○年代，狄托（Tito）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劳改营，就是这样对付他祖父的，这是虐囚的手法之一。狱卒明显有读经典。
论大家常误以为狗屁工作多半局限在公部门内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把工作分成三大类：有用的工作（可能是屎缺，也可能不是）、狗屁工作，和为数甚少但不足为外人道的魍魉工作，诸如帮派分子、恶房东、顶尖企业法顾或避险基金的执行长，这票人骨子里就是自私的混帐，也不怎么假装自己不是。注29不论是当中的哪一类，我认为任职的人最明白自己属于哪一类，而这样的信任并非空穴来风。接下来，我想厘清几项常见的误解，之后才谈分类的逻辑。如果你向一个没听过「狗屁工作」这术语的人抛出狗屁工作的想法，那人可能会以为你其实在谈屎缺。你进一步说明，他多半会退回到那一、两个常见的刻板印象上：他会假定你在谈政府官僚。要是他凑巧是亚当斯（DouglasAdams）写的《银河便车指南》（TheHitchhiker’sGuidetotheGalaxy）的粉丝，可能还会假定你在讲美发师。
官僚最容易处理，我先讨论。世上的无用官僚不虞匮乏，众所皆知。不过今日的私部门和公部门一样充斥着无用官僚，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譬如你遇到西装笔挺的小个头男子，气急败坏地读出让人一头雾水的规章；这地方可能是银行或手机卖场，但也可能是领事事务局或土地规划局，何况公私科层组织交织愈来愈密切，时常难以区分。我之所以用那则故事为本章破题，这是一个原因。一名男子为私人公司工作，该公司承包德国军方的业务：这样的故事不但表明「狗屁工作大半存在于政府科层组织里」的假设大错特错，更凸显「市场改革」十之八九会创造出更多繁文缛节，而不是省去。注30我在前一本书《规则的乌托邦》（TheUtopiaofRules）指出，向银行反映重重部门把你当皮球踢，银行的人很可能会告诉你错在政府管太多，然而，如果你细究那些管制措施真正的来源，多半会发现大部分是出自银行的手笔。
话说回来，政府必然头重脚轻，行政阶序叠床架屋、充斥冗员，而私部门则精实又节吝——这样的定见早已在人们脑中根深蒂固，举证历历也难以翻转。
想也知道，上述误解有些来自对苏联之类国家的记忆。苏联有完全就业的政策，不论有没有需求，都必须为每个人生造工作。结果，顾客走进苏联的店家买一条面包，要经过三名店员，而巡回演出的工作人员无时无刻都有三分之二在喝酒、玩牌或打盹。人们拿这些事情替资本主义说嘴，说是资本主义底下绝不会发生这种事。私人企业要跟别的私企竞争，才不会僱用其实不需要的人。真要说，人们通常是抱怨资本主义太有效率，私人的工作场合会以「快还要更快」、工作配额和监视，无孔不入地鞭策员工。
我当然不会否认后者才是常态。事实上，自一九八○年代的合并和收购狂潮以来，企业承受瘦身和提升效率的压力节节高升，但压力的矛头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金字塔底层的人，指向真正在制造、维护、修缮、运输货物的人。每天执勤被迫要穿制服的人，多半都被逼得很紧。注31FedEx和UPS的物流士，送货的行程都经过设计，效率「合乎科学」，根本操死人。但同一家公司的上层，事情就不一样了。何以如此？我们大可回溯经理人崇拜效率的罩门（你也可以称之为阿基里斯腱）：经理人每每试图提出科学研究，佐证就时间和精力而言最有效的人力部署方法，但他们从来不会身体力行；或者他们身体力行同样的窍门，却收到反效果。结果，毫不通融地施行流程加速、蓝领部门裁员的同一段时期，所有大型厂商里无意义的管理和行政职位也迅速增殖。简直像事业体在生产现场毫无底限地减重，却用省下的额度僱用更多不需要的员工进楼上办公室（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有些公司的状况确实是如此）。最后，就如同社会主义体制创造了数百万虚有其表的普罗工作，资本主义体制也领衔了创造数百万虚有其表的白领工作。天知道是怎么发生的。
本书稍后会检视这是怎么发生的。暂且容我先强调一件事：后面要细述的动力，发生在公部门的，在私部门几乎悉数发生过。这也是意料中之事，毕竟今日几乎不可能区别这两个部门了。
注29：这份三分清单当然不周延。举例来说，人们经常称作「戍守劳动」的类别就被漏掉了。戍守劳动多半（不见得是监督者）是狗屁的，但多半也只是惹人厌憎或恶劣。（译注：戍守劳动（guardlabor）是指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的僱佣劳动或其他活动，譬如经理阶层、警卫、军事人员、狱政官等。）
注30：我称之为「自由主义的铁则」：「任何市场改革、任何政府打算减少文书作业并强化市场力运作的计划，最后都只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法定规则、文书作业与政府官僚的总体增加。」大卫．格雷伯，《规则的乌托邦》，页三十四。
注31：其实这就是让人穿制服的大部分用意，毕竟制服经常穿在公众完全见不到的人身上（譬如在旅馆洗衣间工作的人）。让人穿制服，就是换种方式说：「你应该要觉得自己在当兵。」
为什么美发师完全不适合说明狗屁工作
听到狗屁工作就想怪政府，这是一种常见反应；但另一种令人费解，是去怪女人。才刚替听众厘清你在讲的不只是政府官僚，许多人就会转而假定你讲的肯定是祕书、接待，还有各式各样（通常是女性）的行政人员。好，按照本书阐述至此的定义，这类行政工作确实是狗屁，无庸置疑；可是，假定接掌狗屁工作的主要是女人，这样的成见不但是性别歧视，在我看来更透露出此人对大部分办公室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事情往往是这样：这位辅佐（男性）副校长或「战略网络经理」的（女性）行政助理，是办公室里唯一做实事的人。她的老板才是泡在办公室里玩魔兽世界（WorldofWarcraft）的那个人，噢，搞不好他此刻正在玩。
下一章细讲帮闲的时候，我会再回来讨论动力。在此我只强调，性别方面是有统计证据的。YouGov的调查结果没有按职业分群，令人失望，所幸有按照性别分群。结果显示，男人远比女人容易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无谓（百分之四十二之于百分之三十二）。一样，我合理假定受访者是正确的。注32
终于要来讲美发师了。不得不说，亚当斯恐怕要为此负起大部分责任。有时不免会想，每次我提出「我们社会中很大比例的工作是不必要的」这样的想法，一些男人（向来是男人）会弹起来说：「喔我懂，你指的是像美发师，对吧？」接着他通常会解释，他指的是亚当斯的科幻讽刺小说《宇宙尽头的餐厅》（TheRestaurantattheEndoftheUniverse），里头有一颗叫苟嘎芬春（Golgafrincham）的星球，领导人决定要砍掉他们最无用的住民，办法是假称该星球即将被摧毁。要对付这个危机，领导人造了「方舟舰队」，有三艘船，一号、二号、三号，一号船载了最富创意的三分之一人口，三号船上则是蓝领工人，二号船则装满剩下一无用处的人。全部乘客都进入冬眠，载往新世界，不过只有二号船真的被造出来，设定的航程将会跟恒星对撞。该书的主角群意外上了二号船，探到一座大厅，摆满数百万具宇宙石棺，装满上述无用的人，主角群起先以为他们都死了。每具石棺旁都有铭文，主角群之一朗声读出：
「这里写着：『苟嘎芬春方舟舰队，二号船，七号舱，二级电话清洁员』——还有编号。」
「电话清洁员？」亚瑟说。「死掉的电话清洁员？」
「最好的一种。」
「但是他在这里干嘛？」
福特瞥向棺盖下的人影。
「没干嘛，」他说，然后突然露出总是让人觉得他最近太操劳应该试着多休息的那种笑容。
他走向另一具棺椁。用毛巾奋力擦了一会儿之后，他宣布：
「这是个死掉的美发师。唷呼！」下具棺椁是个广告AE注33的安息所；接下来则是个三级二手车业务员。注34
这下我们就明白，为何头一次听到狗屁工作的人或许会联想到这则故事，只是那份清单实在让人费解。别的不说，世上根本没有专业电话清洁员这一行注35，而广告AE和二手车销售员虽然存在——而且少了这些工作，社会会更好也不一定——但基于某些原因，这些亚当斯达人回想故事的时候，总是只记起美发师。
我就直说吧。我没有特别要挑剔亚当斯，我喜爱这部英国一九七○年代科幻小说流露出的种种幽默，但话说回来，这段幻想情节纡尊降贵的姿态让我格外忧心。首先，这份清单实在算不上无用职业的清单；反之，清单上的人，属于当年在伊思灵顿（Islington）过着波西米亚生活的中间阶级注36会略感心烦的类型。这样就该死吗？注37我自己也会幻想，幻想消灭那些工作，而不是必须做那些工作的人。为了让灭绝的设定合情合理，亚当斯似乎刻意选择在他眼里不仅无用，且别人容易设想他们会乐于接受或认同自己所作所为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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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反思美发师的地位，再接着讨论。为什么美发师不是一门狗屁工作？嗯，最明显的理由正是因为大多数美发师不这么认为。为人剪头发，而且剪得有型，就是在世界中造就人人可鉴的差异。若有人认为这只是爱慕虚荣，那纯粹是他的主观想法：对做头发的内在价值所下的判断，谁能说哪个判断是正确的？亚当斯的第一本小说《银河便车指南》（TheHitichhiker’sGuidetotheGalaxy）出版于一九七九年，蔚为文化现象，而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还是纽约的青少年，一小撮人群时常聚集在阿斯特街（AstorPlace）的理发店外，看庞克摇滚乐手给人吹整紫色庞克头，我就在旁观察整段经过。难道亚当斯的意思是，为他们做头发的人也该死，还是发型品味不合他意的美发师才该死？发廊在工人社区时常被当成聚会场地，大家都知道，某个年龄层和背景的女人会在街坊的发廊耗上大把时间，发廊于是成为交换地方消息和飞短流长的所在。注38对于把美发师当成无用工作头号范例的人来说，女人聚在发廊就是问题所在。一口咬定他们会这样想，我也很为难，但在他们的想象中，发廊内似乎就是顶着金属头盔的中年女人，一群蠢妇，无所事事净嚼耳根子，而没顶头盔的就煞有介事地搞些无关紧要的美化工作，对象（据说）不是太胖就是太老，或是太像做工的人，在她身上下再多工夫，也不可能让她更吸引人。说穿了，这般言论只是势利眼，再奉送一点莫名其妙的性别歧视。
按逻辑来说，基于上述理由反对美发师，其讲理的程度跟声称开保龄球馆或吹奏风笛是狗屁工作相去不远。这只是因为你个人不爱打保龄球或风笛音乐，连同乐在其中的人也让你看不顺眼。
走笔至此，有些读者可能觉得我论断偏颇。他们或许会这样反驳：你怎么知道亚当斯下笔时想的是为穷人做头发的人，也许是替富豪做头发的人哪？收费夭寿贵，让金融巨子的女儿或电影的执行制作跟上尖端时尚而看上去有点怪的超高档美发师，你又怎么说？搞不好他们不能说的祕密，就是怀疑自己的工作毫无价值，甚至有所危害？果真如此，那他们不就符合做狗屁工作的标准了？
就理论而言，上段的质疑当然有可能是正确的。但且慢，我们再多想想这个可能性。显然没有人能拿出一套客观的衡量标准，据此标准，剪发型甲值十五美元，发型乙值一百五十美元，发型丙值一千五百美元。在最后一种状况，客人付钱多半没别的理由，只是为了跟别人说嘴：她花了一千五百美元剪这颗头，或他的头是金卡戴珊（KimKardashian）或汤姆克鲁斯（TomCruise）御用的设计师剪的。我们谈的是大剌剌地展现铺张和浪费。好，浪费铺张跟狗屁有着深层的结构亲和，这样的主张稀松平常，范伯伦（ThorsteinVeblen）、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巴塔耶（GeorgesBataille）等经济心理学的理论家都曾指出：在财富金字塔尖端——不妨想想川普（DonaldTrump）的镀金电梯——极尽奢华跟彻头彻尾的狗屎只有一线之隔（做梦时，排泄物时常是黄金的象征，反之亦然，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还没完呢，岂能错过漫长的文学传统——从法国作家左拉（ÉmileZola）的《妇女乐园》（AuBonheurdesDames，TheLadies’Delight，出版于一八八三年）到不胜枚举的英式喜剧桥段，俯拾皆是。在英式喜剧桥段里，零售店铺的商贩和销售员时常打从心底鄙夷客人和他们卖给客人的产品。既然零售员工真心相信他们给客人的东西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可否说零售员工其实是在做狗屁工作？根据我们的工作定义，答案必须要是「对」，然而真这么想的零售员工其实相当少，至少根据我自己做的研究是如此。贩售昂贵香水的商家或许会认为自家产品价格太离谱、客人都是不入流的傻瓜，但他们从来不觉得该废止香水产业本身。
我的研究显示，这条规则在服务经济中只有三个显著例外：信息科技（IT）供应商、电话销售员和性工作者。第一类当中很多人和第二类中的不少人都确信，自己大抵是在做诈骗。最后一例比较复杂，恐怕也会把我们带向「狗屁工作」确切范围之外的领域，牵涉更多危害世间的事，但我想无论如何都值得记上一笔。研究进行期间，有几个女人写信或亲口告诉我她们做钢管舞者、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兔女郎、「多金欧爸」（SugarDaddy）网站常客，诸如此类的经历，她们的意思是我应该把这类职业写进书里。对于这类职业的影响，最强而有力的主张来自一位前脱衣舞孃（现在是教授）。她主张大多数性工作都该被当成狗屁工作，说法是这样的：她同意性工作无疑回应了消费者的实在需求，可是，性工作存在于一个社会，不啻是告诉绝大多数女性人口：十八岁到二十五岁在台上跳舞，会赚得比人生接下来任何时刻都要多，她们的才能或成就根本无关紧要。这样的社会肯定有什么地方病入膏肓了。同一个女人脱衣服赚的钱是她身为世界肯定的学者、教书所得的五倍之多，这难道还不够说明脱衣舞这份工作有多废吗？注39
她的主张如此有力，难以忽视（或许还可以附议：性产业中服务的供给方与使用方互相鄙视的程度，在最华贵的精品店也见不到）。在此，我只想提出一个异议，也就是她的主张恐怕没办法推进太远。也许，问题不尽然出在脱衣舞者是狗屁工作，上述境况反而是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狗屁社会。注40
注32：奇怪的是，调查结果有依据政治投票偏好分群（保守党选民最低，英国独立党的选民最有可能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狗屁工作），也有按照地区分群（伦敦外的南英格兰以百分之四十二的狗屁工作居冠，苏格兰最低，百分之二十七）。年龄和「社会等第」似乎相对无关紧要。
注33：AE是AccountExecutive的缩写，台湾一般称为「业务执行」。广告AE如果在具有播送广告能力的单位工作，工作内容通常是负责拉广告业务、贩售广告版面。如果在广告公司，通常负责执行客户的广告预算。
注34：TheRestaurantattheEndoftheUniverse(Hitchhiker’sGuidetotheGalaxy,book#2)(London:MacmillanPanBooks,1980),140.译注：台湾已有译本，本段直接取自丁世佳译，《宇宙尽头的餐厅》（时报文化，2008），p.174。
注35：你可以想见，亚当斯的粉丝对这个主题有些争论，不过共识似乎是，一九七○年代的一些工作会涵盖清洁电话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但不存在跟其他行业毫无瓜葛的一门「电话清洁员」行业。这并未阻止亚当斯跟蒙提．派森（MontyPython）的查普曼（GrahamChapman）合作，创作一部叫《纳瓦隆的电话清洁员》（TheTelephoneSanitisersofNavarone）的电视特辑，有林哥．史达（RingoStarr〔披头四的鼓手〕）特别出演。可惜，这部电视特辑从未发制作。
注36：middleclass，又称中产阶级，本书一律写为中间阶级。
注37：说句公道话，我们后来会知道，真正倒大楣的是苟嘎芬春上的人，因为一具没有妥善消毒的电话机，整颗星球的人终于都死于一场瘟疫。不过后面这一段好像总是没有人记得。
注38：移民社区的发廊经常担纲这个角色，对男女而言都一样。甚至我有些朋友成了伦敦大型占屋区域的专任理发师，他们发现自己也开始经历正文的记述：新到城里的人都会驻足修容，了解地方上最近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注39：更别提，她又补上一句，下述事实：投进来让他们继续在台上跳舞的钱，如果导入其他地方，金额轻易就足够阻挠气候变迁的威胁。「性产业让我们看得很明白：许多女人拿得出手的、最有价值的事物，就是她们年纪正轻的时候当作性商品的身体。这就导致许多女人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挣的钱，就是她们一辈子的顶点了。我自己的生命就是清楚的案例。」——说这话的人是成功的学人和作者，但一年赚的还是比不上她曾经一年脱三个月所赚的。
注40：权充这一通则化的证据：如果电话销售员或无用的中阶经理人被列为非法，恐怕不会有取而代之的黑市茁生。揆诸历史，非法化性工作的案例就明显会催生黑市。有人说问题在于父权制度本身，原因就在这里——太多财富和权力集中在男性手中，这些男性又被搁在性欲未能宣泄的状态，或是被教导要去寻求某些形式、而非其他形式的满足——于是就成了比社会本身性质还根本的东西了。
论部分狗屁工作、大半狗屁工作和纯粹又彻底狗屁工作的差异
最后，我必须扼要回应一个闪不掉的问题：只是部分狗屁的工作，该怎么说？
这问题很棘手，毕竟哪份工作没有一、两个无谓或愚蠢的要素。某种程度上，这恐怕是所有复杂组织运作时难以避免的副作用。可是，问题明摆在那儿，情况还愈来愈糟。我认识的人当中，同一份工作做三十年以上的，无不感觉狗屁的比重与日俱增。容我补一句：我自己的教授工作也是如此，高等教育的教师耗费愈来愈多时间填写行政文件。这样的变化其实都有纪录可稽，因为我们被要求（而且以前从未被要求）要做的无谓事务之一，就是每季填写时间分配问卷，这份问卷要我们翔实纪录每周在行政文件上耗费多少时间。一切迹象都显示这股势头愈来愈猛。二○一三年，《石板》（Slate）杂志法文版指出：「经济的废冗化（bullshitization）才刚开始。」注41
然而再怎么难以抵制，废冗化的过程仍是十分不均匀的。废冗化影响中间阶级的工作类型远多过工人阶级的工作类型，理由很明显；而在工人阶级内，则是传统由女性担任的照护工作首当其冲：举例来说，许多护士向我抱怨，如今他们有多达百分之八十的时间被文书、会议等事务占据，反观卡车司机和泥水师傅照样过老日子，几乎不受影响。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是有统计资料的。图一撷取自《企业工作报告，二○一六～二○一七》（2016-2017StateofEnterpriseWorkReport）的美国版。
图一
根据这份调查，美国坐办公室的工作者自陈投注于实际业务的时间量，从二○一五年的百分之四十六降至二○一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九，减少的比例可归咎于处理电子邮件的时间（从百分之十二升高到百分之十六）、「浪费的」会议（百分之八升高到百分之十）和行政事务（百分之九升高到百分之十一）。照这种趋势下去，不出十年，美国的办公室工作者就没有一个真的在做事的了，所以骤升的数字必然有一部分来自随机的统计噪声。但除此不论，这份调查清清楚楚显示：（一）美国办公室里，超过一半的工时都花在废冗的事情上，而且（二）这个问题每况愈下。
可见，确实有可能区分部分狗屁工作、大半狗屁工作，以及纯粹又彻底的狗屁工作，可惜本书只谈最后一种（或精确来说，只谈狗屁得彻底或铺天盖地的工作——指针才逼近百分之五十的大半狗屁工作，本书不碰）。
如此安排，当然不是否认经济全面废冗化是个至关重要的社会议题。请想想前文引用过的数据。假使有百分之三十七到百分之四十的工作完全不知为何而做，而并非无谓的办公室工作中有至少百分之五十的事务，人们同样不知为何而做，那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我们社会有人去做的工作中，砍掉至少一半也不要紧。认真说来，这个数字只会更高，因为这里引用的数据甚至还没算到二阶狗屁工作，亦即做的是实在工作，但内容是支援那些身陷狗屁事务的人（第二章会讨论到这类工作）。晋身闲暇社会本非难事，一周工作二十小时也可以制度化，说不定十五小时就够了。然而，我们却发现大半的时间都耗在工作上，净做些自己觉得对世界没有影响的事，而我们共同组成的社会迫使我们忍受这一切。
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让人忧心的窘境？这本书接下来的篇幅，我会探究这个问题。
注41：“L’invasiondes«métiersàlacon»,unefatalitééconomique?,”Jean-LaurentCassely,Slate,August26,2013,www.slate.fr/story/76744/metiers-a-la-con.Accessed23September,2013. |
【前言】论狗屁工作现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前言】论狗屁工作现象
二○一三年春天，我不小心引发了一场茶壶里的国际骚动。
事情是这样的：那年有本新发行的基进杂志叫《迸！》（Strike），编辑要我写篇专文，愈引战愈好，最好别家都不敢登。这种题目我向来都有一、两个在酝酿，于是我打了草稿给他过目，标题是「论狗屁工作现象」。
文章是从一个直觉起头的。有一类工作，在圈外人眼里闲闲没事，而且每个人都不陌生：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人、公关研究员、财务策略师、商务律师，或是把时间花在给委员会充人头、而这委员会是要检讨委员会浮滥问题的那种人（学院里比比皆是）。这类工作的清单简直可以没完没了地开下去。那时我想，会不会这些工作真的毫无用处，而且做这些工作的人都心知肚明？总有人会觉得工作漫无目的又无足轻重，你肯定遇过这样的张三李四。不过，要是成年后的人生每周五天，早上都不得不爬起来把他们私底下深信根本不需要去做的差事做完——那些差事只是浪费时间或资源，搞不好还害世界变得更糟——这也未免太让人气馁了吧。这对我们的社会难道不是一种心灵重创吗？果真如此，却从来没人试着谈论这道伤口。据我所知，问大家是否乐在工作的问卷不计其数，但却没有一份问我们，是否认同这世上理当该有自己做的这份差事。
无用的工作说不定在我们的社会里到处都有，人人却避而不谈，但其实也不是说不通。「工作」这个题目处处是禁忌。大多数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乐于找借口不上班，就连这样的事实人们也不好在电视上大方说出口——电视新闻铁定不适合，所幸纪录片和情境喜剧还勉强可以含沙射影。我本人就经历过这种禁忌：我曾经担任过行动倡议团体的媒体联络人，当时谣传该团体为抗议一场全球经济高峰会，正在策划公民不服从的运动，其中一步是要瘫痪华盛顿特区的运输系统。离峰会时间愈来愈近，我走到哪都像个安那其（无政府主义分子），公务员喜孜孜地上前问我：礼拜一他们是不是真的不用上班了。可在同一时间，电视台的人也没闲着：他们采访市府公务员，其中几个想当然尔跟上前问我的是同一批人，他们知道上电视该讲什么，开口就说要是没办法上班该多惨。看来，没有人能大方表示自己对这类议题的想法——至少在公共场合是如此。
都说得通，只是当时我还没想明白。我多多少少是抱持实验的心态写下那篇文章，一心想看看文章会激起什么样的反应。
以下是我为《迸！》二○一三年八月号写的内容：
论狗屁工作现象
一九三○年，凯因斯预测二十世纪尾声时，科技将有长足的进步，所以像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一周只要工作十五小时就够了。单就科技面来说绰绰有余，谁都相信预言会成真，然而预言就是没有成真。科技反而被整饬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更多事。这可得凭空造出实质上不知所谓的工作才行。成千上万的人把他们的职涯，全部拿来做他们压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在欧洲和北美尤其严重。这种情形使人离心离德，是划过我们集体灵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对此表示意见。
直至一九六○年代，人们都还殷殷期盼凯因斯担保的乌托邦，但为什么没有成真？今天的标准答案是，他没料到消费主义暴涨；一边是工时减少，一边是更多玩物和快感，我们集体选择了更多玩物和快感。这则道德故事说来动听，但稍加省思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没错，二十世纪以降，我们目睹新工作和产业凭空诞生，类别多得数不完，但其中几乎都跟寿司、iPhone或潮鞋的生产与分销毫无关联。
那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么名堂？最近有一份报告，比较美国一九一○年和二○○○年的就业状况，让我们得以一窥全豹（提醒各位：英国的状况半斤八两）。二十世纪当中，受僱为家仆、受僱于产业界和农场部门的工人数遽降，同时「专业、经理、办公室行政、销售，以及服务人员」翻了三倍，成长幅度「从总受僱人数的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换句话说，凯因斯预言得不错，生产性质的工作多半自动化了（即使将全球工业工人的数量都计入，包括印度和中国的血汗大众，但投身生产部门的工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还是下降了）。
尽管工时大幅减少，这世界上的人还是不能自由致力于自己的计划、寻欢、追逐愿景和点子；反之，我们经历的是「服务」部门膨胀，行政部门甚至更肿大，还没算上凭空创造出来的全新产业，象是金融服务或电话销售，或企业法务、学院和医疗行政、人力资源，还有公共关系等行业前所未见的扩张。而为上述产业提供行政、技术或安全支援的人，乃至于整批附随产业（帮狗洗澡的人、大夜送披萨的人），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忙着做其他同类型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甚至还没呈现在上述的数字里。
我提议把这些工作叫「狗屁工作」（bullshitjobs）。
简直象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乖乖上班，有一只幕后黑手造出不知所谓的工作来。妙就妙在这里。资本主义底下恰恰就不该发生这种事情。我当然知道像苏联那样过时、效率不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就业既是权利也是神圣的责任，该体系不得不编造出诸多工作来迎合就业（所以苏联的百货公司要三个店员来卖一块肉）。可是，市场竞争不是理当修正这种问题吗？至少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谋求利润的厂商万万不会把钱浪掷在无需僱用的工人身上。奇怪的是，事情还是这样发生了。
企业有时要狠狠瘦身。一旦遇到这种事情，被资遣的、被要求无偿加班的，无一例外是实际从事生产、搬运、修理和维护东西的人，而到头来，领薪水送公文的人数节节攀升，这箇中离奇的炼金术没人可以解释。越来越多员工发现自己越来越像苏联时期的工人，账面工时每周四十甚至五十小时，但实际上如凯因斯所预言，只做了十五个小时，因为剩下的时间都花在筹备或参加激励士气的研讨会、更新Facebook个人档案，或下载全套影集上。
显然答案非关经济，而是关乎道德和政治。统治阶级想通了：快乐又多产的人口，要是有余裕自由支配时间，就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想想这种现象初露苗头的一九六○年代都发生了什么事）。另一方面，人们能从工作本身感受道德价值，若是不情愿一起床就投身紧凑的工作纪律，谁就没饭吃，这样的想法对统治阶级来说实在是方便得无以复加。
有一次，我本来在思索英国学术部门里俨然不断增加的行政职责，突然想到一种可能的地狱景象。所谓地狱，就是一批人个个耗费大把时间，做他们不喜欢也不特别擅长的差事。就说他们本来是优秀的橱柜师傅，于是被僱用好了，一来才发现上头要他们多花一大堆时间煎鱼，而且还不是非煎不可，毕竟需要煎的鱼总数有限。岂料，一想到有些同事做橱柜的时间说不定比自己多，却没煎好份内的鱼，他们就放不下一股怨恨；不久，工场就堆满了根本不能吃、料理得很差劲的鱼，而且所有人真的就只煎出这些鱼。
说真的，上面这段拿来描述我们经济的道德动力，我认为还算准确。
走笔至此，我明白诸如此类的主张都会碰上不假思索的反驳：「你有什么资格评断工作是否真的『必需』？你所谓的『必需』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是人类学教授——人类学教授的『用处』是什么？」（而且，许多八卦板乡民确实会认为敝人这份工作之所以存在，就是浪费社会开销的明证。）社会价值没有客观的尺度，这在某个层面上显然为真。
如果你打从心底认为自己对世界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我不会失礼到跟你说不是这么回事。然而打从心底认定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的人，又该怎么说？不久前，我跟一个十五岁之后就没联络的同校朋友重新联络上，惊讶地得知他在这段时间里先成了诗人，后来又在一支独立摇滚乐队当主唱。我曾在广播上听过他的几首歌，那时完全没想到我竟然会认识这位歌手。他显然曾经才华洋溢、锐意创新，他的作品也肯定点亮、提振了世界各地听众的生活。好景不常，几张专辑销路不佳，导致他失去合约，债务缠身，还要养刚出生的女儿。结果，用他的话说，他「走上好多漫无方向的人不假思索的选择：法学院。」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向我坦承他的工作毫无意义、对世界了无贡献，照他自己的估量则根本不该存在。
这段故事可能会让你满腹疑云。首先你会问：我们的社会对才华洋溢的诗人——乐手的需求似乎极其有限，反观对公司法专家的需求显然不知餍足，由此可见得我们社会的什么特征？（答：倘若百分之一的人口控制绝大部分可动支的财富，那我们所谓的「市场」会反映他们认为有用或重要的事物，其他人怎么想则无关紧要。）更耐人寻味的是，从这段故事看来，做着不知所谓工作的人，到头来多半自己心里有数；坦白说我遇过一百个公司法律师，有一百零一个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狗屎。上面提到的新兴产业几乎全都一个样。有一整类的领薪水专家是这样的：你参加派对时遇到他们，自承做的事情还有点意思（比方说人类学者），但他们避而不谈自己是做哪一行的；杯觥交错之后，他们才喋喋不休地讲起自己的工作其实有多无谓、多愚蠢。
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暴力。如果你私底下觉得你的工作不该存在，谈劳动尊严未免太奢侈。如果你承受这样的心理暴力，能不满腔盛怒和怨恨吗？但这就是我们社会格外机巧之处：主导社会安排的人想出一套办法，确保那股怒气对准真的能做有意义的工作的人，就像煎鱼手的例子。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社会似乎有条通则，亦即一个人做的事情愈是明显地造福别人，就愈是不容易从这件事中获得酬劳。又来了，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尺度，不过下面这个问题会让你比较容易有个概念：如果这一整类人凭空消失，会发生什么事？你平时不会关注护士、垃圾清运员或技师，但若他们化作一阵轻烟消失，你会立即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后果。少了老师或码头工人，世界马上要遭殃；就只是少了科幻小说写手或斯卡音乐家，也会是更糟的世界。至于私人企业执行长、游说员、公关研究员、保险精算师、电话销售员、法警或是法律顾问，他们消失后人类会承受怎样的损失，一时半刻还看不出来（很多人断定人类会变得更好）。注1话说回来，除了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少数例外（医生），你实在很难去驳倒这条通则。
更离谱的是，很多人觉得事情就该是这样，这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神祕力量之一。譬如，地铁工人在合约争议期间瘫痪伦敦交通，小报就把怨恨之情算在工人头上；然而地铁工人有办法瘫痪伦敦，这就说明了他们的工作实在不可或缺，但人们正是因为这个事实恼羞成怒。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甚至更直白：共和党人成功动员群众去怨恨学校教师和汽车工人（却不是实际捅娄子的学校管理人员或汽车产业的经理人，这现象值得深思）拿的薪水和福利太浮夸，简直象是在对他们说：「你好歹还有机会教小孩！有机会制造汽车！有机会做真正的工作！你有这些机会，还敢指望中间阶级的年金和医疗照护？」
假如是有人完美地设计了一套工作体制，用来维护金融资本的权力，那我看这人已经做到淋漓尽致了。这套工作体制无止境地压榨、剥削实实在在生产出东西的工人，把剩下的工人切成惶恐的阶层和较大的一个阶层；人人唾骂的失业者属于惶恐的阶层，较大的阶层说穿了就是拿钱吃闲饭，分派到的〔社会〕位置让他们认同统治阶级（经理人、行政主管等）的观点和感知模式，其阔绰的代言人更让他们痴迷。但在此同时，这套工作体制又煨养着一股蠢蠢欲动的怨恨；谁的工作具备清楚又难以否认的社会价值，怨恨的矛头就指向谁。不用我说，这套体系从来不是谁有心设计的，而是从近一世纪的试误中茁生。我们的科技如此发达，理当每个人每天只工作三到四小时才是；何以不是如此，恐怕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要是一篇专文提到的假说，能用读者读完该文的反应来验证，那就对了。〈论狗屁工作现象〉刊出后的回响一发不可收拾。
无巧不巧，拙文刊行后的那两周，我的伴侣跟我正好决定带一筐书，在魁北克乡间的一幢小屋里作伴两周，还约好要找个没有无线网络的地方。那篇专文一发就如病毒般扩散，我坐困僻地，只能在手机上旁观后续。数周间，该文就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包括德文、挪威文、瑞典文、法文、捷克文、罗马尼亚文、俄文、土耳其文、拉脱维亚文、波兰文、希腊文、爱沙尼亚文、加泰隆尼亚文和韩文，瑞士到奥地利都有报纸转载。《迸！》贴出文章的原网页迎来破百万次点击，流量太大屡次当机。部落格遍地开花，留言区写满了白领专业人士的自白；人们写信给我寻求开导，也有人告诉我他们受该文激励，辞掉工作找更有意义的事做。下面这则激昂的回应（我收到上百则）来自澳洲《堪培拉时报》的留言区：
哇，一针见血！我是企业法律顾问（确切来说是税务律师）。我对世界毫无贡献，无时无刻都满腹牢骚。我不喜欢鲁莽地说什么「那何必做？」，因为绝对没那么一翻两瞪眼。至少我别无他法，眼前只能为那百分之一效犬马之劳，让他们赏我一幢雪梨的房子，才能养我那未来的小孩……因为科技，现在我们能用两天做完以前要花五天做的事；但因为「嗡嗡嗡」的生产力症头，上头仍旧要求我们将自己被埋没的企图心搁在一旁，为他人的利益做牛做马。管你是信智能设计还是信演化，反正人不是生来工作的——对我来说，这一切不过就是贪婪，由生活必需品膨风的标价撑起来的贪婪。注2
某日，我接到不愿具名的粉丝传讯息来：他被拉进金融服务社群的人组成的松散圈子，里头在传这篇文章，一天之内他就收到五封夹带了拙文的电子邮件（当然也反映不少从事金融服务的人无所事事）。不过，有多少人真心认同他们的工作超废——而不是，比方说，分享拙文其实暗藏机锋？上述现象无助于回答这个问题，但不久还真的有统计佐证发表了。
文章刊出后一年多，二○一五年一月五日，新年的第一个星期一，伦敦人纷纷收假，返回岗位。某人取走伦敦地铁列车里的数百张广告，换上一系列游击海报，上面写着从原文摘出来的句子。他们选了下面这几句：
·成千上万的人把他们的职涯，全部拿来做他们压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
·简直象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乖乖上班，有一只幕后黑手造出不知所谓的工作来。
·这种情形使人离心离德，是划过我们集体灵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对此表示意见。
·如果你私底下觉得你的工作不该存在，谈劳动尊严未免太奢侈。
海报战的回响又在媒体上引起一波讨论（我在《今日俄罗斯》上匆匆露了脸），影响所及，民调机构YouGov自发性地测试文章的假说，用截取自该文的字句，对英国人作了民调，问题如下：你的工作是否「对世界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岂料，有超过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七）的受访者回答「否」（答「是」的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十三的受访者不确定）。
这几乎是我预期结果的两倍——我本来设想狗屁工作差不多会占二十个百分比。还没完，稍后在荷兰又有个民调，结果几乎一模一样，其实还高了一些：有百分之四十的荷兰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下子，不只公众的反应核实了文章的假说，连统计调查也核实了，白纸黑字。
§
事实摆在眼前：我们正面临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却几乎没有人去彻底关注过它。注3仅仅只是打开一种讨论它的方式，很多人就觉得如释重负了，接下来人们一定会多方探索之。
二○一三年的文章是写给一本探讨革命取向政治的杂志，内容侧重狗屁工作问题的政治意涵，本书的体系会比原本的专文更严谨，毕竟该文只是我当时酝酿的一系列主张之一。我当时在思考的是，撒切尔和里根当政时主导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跟官方宣称的完全相反：它其实是一个经济皮、政治骨的计划。
不这样想，我没办法解释当权者的实际作为。新自由主义的说词三句不离释放市场的魔力、经济效率理当凌驾其他价值云云，可是自由市场政策的总体效果，却是让世界各地的经济成长率都慢了下来，仅印度和中国除外；科学和科技进展停滞；在最富有的国家，年轻世代过的日子恐怕不比双亲丰裕，这是好几个世纪以来首见。然而，市场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观察到上述效应后，千篇一律地呼吁不用改药方，只需加重剂量，政治人物也从善如流。我只觉得莫名其妙。假设一家私人公司聘个顾问来制定商业计划，结果利润陡降，那顾问就会被开除。就算不开除，僱主也会要求顾问另拟一份计划。可是自由市场改革从来不是这样玩的；改革跌得愈重，执行愈是不遗余力。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驱动计划的，不是对「拼经济」的迫切需求。
那驱动计划的是什么？我把脑筋转向从政阶级的思维套路上。当前做关键决策的人，十之八九都是在一九六○年代念的大学，那时的校园是政治躁动的震央；他们念兹在兹，同样的事绝不可重演。这导致他们尽管顾念经济指标衰退，但更乐见全球化、掏空工会权力和催生朝不保夕又过劳的人力，三者共同产生的效应把财富和权力同时输往富人，并将组织起来挑战其权力的基础摧残殆尽。他们一边任其发生，一边油条地赞许六○年代号召的享乐主义式个人解放（后来大家都说是「生活风格自由行，财政预算都不行」）。这样的政策在经济上不见得是帖良药，但在政治上简直是灵丹妙药；如果没出什么乱子，他们完全没有诱因罢手。拙文只是跟紧了一个洞见：你发现某人打着经济效率的招牌，却做着在经济上完全没道理的事（好比说付一笔可观的酬劳请人来整天不做事），最好效法古罗马人，先问：「Quibono?」——「谁得利？」——又是怎么得利的。
本书接下来要提出的，与其说是一套串谋理论，不如说是反串谋的理论。我在书中追问的是人们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经济趋势发生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如果趋势是给有钱有权的人找麻烦，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就会对体制施压，令其进场收拾局面。二○○八到○九年的金融危机后，大型投资银行获得纾困，拿不动产去抵押的老百姓则不然，道理就在这里。接下来的章节，我会带读者了解，狗屁工作的增生事出有因，我真正质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人介入（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说「暗助」）此事，有所作为。
§
我相信，废冗聘僱现象还是一面窗，让我们得以窥见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只要问：怎么会有这么大比例的人力为他们自己都认为无谓的差事穷忙？更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认定这样的事态是正常、势不可免——甚至值得追求的？更让人不得其解的还有：就算他们确实大致同意上述意见，还相信为无谓工作劳动的人比做他们认为有用的事的人该拿更多薪水、获得更多荣誉和肯定，但倘若这辈子就待在拿钱不做事、或者做的事对他人毫无助益的位子上，难道不会觉得沮丧而酸苦吗？此中肯定有形形色色矛盾的想法和冲动在起作用，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着手理出头绪。所以，我要提出一些务实的问题，诸如：狗屁工作实际上是怎么发生的？我也不免要问一些深邃的历史问题，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怎么逐渐相信创意理当伴随着痛苦？或是：我们究竟是怎么产生一个念头，认为一个人的时间是有可能出售的？到头来，我提出的大哉问也离不开「人性」二字。
撰写本书也有其政治目的。
我把本书写成一支射向我们文明核心的箭，因为我们所塑造的自己，有些地方已病入膏肓。我们迎来一个建立在工作之上的文明，为工作而工作，工作本身就有意义，甚至不求成果丰硕。我们逐渐相信，对职务淡漠、心存侥幸、不勤奋工作的男女是坏胚子，不值得获得社群的关爱或协助。我们彷彿心照不宣地向我们自身遭受的奴役倒戈。明知有一半的时间投身毫无意义的工作，甚至从事有碍绩效的活动（号令往往来自某个我们厌恶的人），但我们的政治反应不外乎放任怨恨化脓；这股怨恨来自于一个事实，亦即这个社会总有些人未曾陷入同样的困境中。结果，憎恶、怨恨和猜疑成了串起社会的黏着剂。灾情惨重，但愿这一切能终止。
倘若能为狗屁工作的终止略尽绵薄之力，写作这本书就值得了。
注1：我对精算师成见很深，而今我认为过去对他们并不公允，有些精算工作确实有所建树。但我仍旧相信，其余精算师即使消失，也不会有负面后果。
注2：DavidGraeber,“TheModernPhenomenonofBullshitJobs,”Canberra(Australia)Timesonline,lastmodifiedSeptember3,2013,www.canberratimes.com.au/national/public-service/the-modern-phenomenon-of-bullshit-jobs-20130831-2sy3j.html.
注3：据我所知，迄今探讨狗屁工作这个主题的书只有一本：《狗屎工作》（BoulotsdeMerde!），作者是驻巴黎记者JulienBrygo和OlivierCyran，出版于二○一五年。作者告诉我，该书是直接受我的文章所启发。《狗屎工作》是一本好书，不过涵盖的问题跟我颇有差别。 |
【推荐短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推荐短语】
作家、自由学者李明璁
根据英、美近年调查显示，有近四成的受薪阶级觉得自己的工作『存在这世上其实没有太多意义』；但多数有此认知的人却又无奈表示，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转换职涯。本书精准归纳了这些「狗屁工作」，并非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关切、异化的低技术性体力劳动，相对的，反而是存在于那些被视为专业、甚至拥有管理权力、从事贩售或提供服务的白领僱员身上。他们都有社会认可的稳定职务，但拨开来看，实际工作内容却可能都是缺乏意义的反覆。
作者犀利指出，之所以会造成无意义工作不断扩张，吊诡地竟是透过教育所形成的社会共识：强调自我实现立基于工作表现。这导致「就业机会成为左右派都追求的口号」，却没有多思考创造这些工作本身是否存在意义价值。解方或许在于：采行全民基本收入（UBI），由政府无条件提供国民最低生活给付，这呼应了近年席卷全球引发热议的社会改革方案。作者倡议以此赋权人们有更多机会从无意义工作中解放出来，去探寻自己更想要、更适合的生活方式。 |
8．1954年至今：列斐伏尔、科莱蒂、阿尔都塞和杜纳耶夫斯卡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传记·回忆·评论->〔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8．1954年至今：列斐伏尔、科莱蒂、阿尔都塞和杜纳耶夫斯卡娅 |
关于资料来源和缩写式的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传记·回忆·评论->〔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关于资料来源和缩写式的说明 |
【推荐序】重新理解工作的意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推荐序】重新理解工作的意义
文化与政治评论家张铁志
你正在，或曾经，有过狗屁工作（bullshitjobs）吗？
这不是说这个工作多辛苦或低薪，而是这个工作非常没意义，对世界毫无贡献，更让你质疑自己的价值。
人类学家格雷伯（DavidGraeber）是二○一一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关键的推手，那一年他出版了一本深具影响力的书《债的历史》；第二年，他总结占领华尔街的经验，出版了一本关于民主的书《为什么上街头》（TheDemocracyProject:AHistory,aCrisis,aMovement）。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说，「从他的积极行动和著作来看，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
的确是，二○一三年，他在网络上写了一篇短文：「OnthePhenomenonofBullshitJobs」（论狗屁工作现象），被疯狂转发，甚至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在那篇短文之后，他设立了一个email账号，请大家寄来他们的真实故事。
五年后，他把那篇文章扩张成一本这本新书「BullshitJob:ATheory」（狗屁工作：一个理论），书中不只包含寄给他的上百个故事案例，也尝试提出理论解释这现象，再度引发英美各大媒体讨论。
他的问题意识起点是，在一九三○年代，伟大的经济学家凯因斯就预言，以科技进展的速度，到世纪末英美国家的人民应该只需要每周工作十五个小时。但你我都知道，此刻世界的样貌并非如此。都已经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不但没有过着短工时的爽日子，反而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在为狗屁工作卖命。这些工作之没有意义或者无用，连工作者自己都很清楚，只是不愿意谈起。「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疤」。
狗屁工作不是「屎缺」（shitjobs），后者指的是辛苦或者低薪的工作如清洁工，劳动者当然觉得这些屎缺很糟，但他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狗屁工作却可能是高薪或钱多事少离家近，但对工作者自己和对世界都毫无意义，只是他们却必须伪装这工作有意义。实际上，一旦这工作明天消失了，世界也依然不会改变（但若清洁工的工作明天消失了，世界会很不同）。
这个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事：资本主义不是应该是最有效率的吗？不是应该消除一切累赘与浪费吗？原本是只有苏联式的经济体才会为了维持充分就业而制造大量无意义的工作，如今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竟然也会如此？！
这正是本书的重点：除了提出一套他的狗屁工作理论，他更要质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如何运作的动力。例如一般认为，在这个时代，服务业取代了过去的农业和制造业，但他认为我们忽视了真正重要的第四部分：信息工作，而正是狗屁工作的主要领域，这又跟他在之前作品提出的，起自一九七○年代的「资本主义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ofcapitalism）时期紧密相关。
更进一步来说，他观察到在当代企业组织出现了一种类似封建主义的状态：每个人（或每个部门的主管）都想要获得更多资源与权力，所以会增加或维持他所管理的工作职位。这是他所谓的「管理封建制」（“managerialfeudalism”），是狗屁工作的组织性肇因。
还有一个文化与政治的因素是，这个社会把「工作」当成一种重要的目的，一种道德，所以人们会觉得有人不工作是不正常的。工作本身已经变成一种信仰。
「根据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持续创造职位：根据马尔萨斯——达尔文的理论，人必须证成自己存在的权利，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受僱去做某种单调沉闷的工作。」这是他引用几十年前哲学家巴克敏斯特富勒所说的话，而至今似乎仍是真理。
所以我们该如何解决？尤其，如今我们面对的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在取代人类的工作，劳动型态正出现颠覆性的改变。有些人似乎欢欣鼓舞「零工经济」（gigeconomy）的出现——这似乎让人可以做自己更喜欢的工作，或者有更多自由时间；但也有许多人担心，这种弹性化对劳动者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削。
格雷伯提出的政策解方是这两年全世界讨论的热点——从左派到硅谷创业家如伊隆．马斯克（ElonMusk）或脸书共同创办人克里斯．休斯（ChrisHughes）都支持的基本收入制（UniversalBasicIncome）。这是让所有公民都能有基本的收入保障，从而可以追求自己更多的志业和兴趣。只是目前虽然有若干试点实验，但尚未有大规模推行。
如同刚过两百岁诞辰的马克思，格雷伯点出了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的问题（当然他没有马克思般提出系统性的理论），虽然未能提出如何真正改变它。但至少，他让我们意识到如何重新理解「工作」的意义，以及如何重新看待自己的狗屁工作——如果你有的话。
或者，如果你有一份很有意义但不高薪的工作，不论是诗人、编辑或环保工作者，或许可以更骄傲一点。 |
【导读】米虫人生的代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2018）
【导读】米虫人生的代价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何明修
在低薪化与非典型劳动盛行的当今社会，事少轻松的工作恐怕是许多人所梦寐以求的。你只要付出很少的努力，就可以坐享比许多辛劳基层劳工更优渥的待遇、更稳定的就业保障，这种爽缺肯定会是就业市场的热门首选。很多人可能认为，这种好康的凉缺只会在被认为没有效率的公部门出现，私人企业有营利压力，不会容忍人事冗员之情事。要不然台湾为何到处可以看到考公务员、考国营事业的补习班，却没有补教名师可以教人如何考进台积电？难道，那些有志「拥抱公职」的考生真的是充满了满腔热血，想要贡献国家吗？米虫人生虽然可耻，但却十分管用。
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在《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BullshitJobs）一书打破了这样的刻板看法。无论其待遇如何，事少的工作往往缺乏意义，不仅剥夺了当事者的满足感与成就感，他们还必得费力假装忙碌，或甚至瞎忙于一些琐碎无聊的细节。当然会有人为了维持生计，愿意忍受这些不断否定自我存在感的工作，但是格雷伯强调，也有不少人宁愿为了自我尊严与自我实现，而决定放弃这些职位。
政府部门的「铁饭碗」当然是传统的凉缺，以往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计划经济，其结果是效率低落与浪费。「他们假装付我们薪水，我们则是假装工作」是广为流传的笑话；不过，格雷伯特别指出，同样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仍是明显可见，而且私部门才是晚近凉缺迅速扩张的主因。自动化减少了生产线上所需要的劳工，新增加的职位是属于管理、行政、监督的性质。营业版图的扩张越来越不是招揽更多的基层生产性劳工，而是僱用更多的客服、公关、营销、法务等专员。金融资本主义的到来，也使得越来越多人是靠提供规划、咨询、稽核等充满象征符码的服务为生。换言之，实质做事的人并没有增加，反倒是越来越多人在一旁摇旗吶喊、敲锣打鼓；其实没有这些「不事生产」的工作，社会也不会面临匮乏。
格雷伯将这一类的凉缺称为「狗屁工作」，因为它们是没有实质贡献，也是没有必要性的；重要的是，当事者都是心知肚明，且基于种种的理由而配合演出。根据英国民调，有三成七的受访者坦诚自己的工作是没有真正作用，因此格雷伯估算当代社会约有四成的工作是属于这一类。狗屁工作包括一些点缀性质的门房、电梯操作员、公司接待人员、行政助理。除了这些日常例子之外，看似需要专业能力的公关、营销、法务、会计人员也被他胪列其中，原因在于私人企业招聘这些职缺，不是反应内部的需要，而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有这样的部门。《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一书精彩之处在于，格雷伯收集了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真心告白，等于是现代职场的大揭露。
无论是在蓝领或在白领，这种「狗屁工作」都快速蔓延，甚至一些原本具有生产性的工作，其从业人员也得花更多时间投入纯粹为应付上级的表面工作。格雷伯在伦敦政经学院任教，他也举了许多大部分学院工作者都熟悉的情境：大学里行政人员成长的幅度远超过教师，教授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撰写绩效评估、申请计划、成果报告，而不是从事实际的教学与研究。虽然格雷伯没有提到，但警察、消防员、医护人员等也面临相同的现象：不断滋生的表单、更严格的评鉴、更加密集的实地访察等「业务」，甚至取代了最首要的「勤务」。工作表现不再是关于你真正做了什么，而是督导人员看到了什么，这样一来，上班时间越来越像一场真人实境秀，重点在于迎合上级的期待，实际的产出反而成为次要的考虑。
格雷伯发现，「狗屁工作」的登场导致薪资与其社会贡献成反比的现象。如果没有清洁工人、公交车司机、保姆、幼教老师，现代社会社就无法运作，但是这些「非狗屁工作」却往往待遇微薄。相对地，如果少了一些营销高手、公关大师、王牌律师，或许我们可以减少无谓的过度消费、不实广告、滥兴诉讼。事实上，有些「狗屁工作」反而是误国误民。二○○八年的金融海啸之所以爆发，起因即是过度的金融化，一些不良授信的债务被包裹成为投资理财的商品，而信用评等、金融监理、理专人员都将应有的把关工作当成无关紧要的文书作业，彼此相互放水，马马虎虎，才酿成如此大祸。
在《债的历史》一书，格雷伯从非洲民族志谈到当前的债务危机，他试图证明债不只是一项经济的范畴，而是与人类的伦理观念紧密连接。追根究柢，我们的经济生活不应被视为一种自成一格的专属领域，完全由供给与需求定律所决定。相对地，人类学出身的格雷伯采取了道德经济（moraleconomy）的观点，认为人类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行为其实是座落于广大生活的一环，也同样受到其道德规范的约束。也因此，如何看待事少轻松的凉缺，当事人的想法不会只是计较其物质回报，也会考虑相关的精神代价。米虫工作或许是付出最少、收益最多的选项，但诚如本书所强调，废材工作的结果就是废材人生，许多人宁愿选择去拥抱更真实的自我。
从相同的道德经济观点出发，《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强调当代工作被加诸了各种道德的意涵，有一份工作并投入工作，被视为是积极正面的人格之展现，无论其工作到底带了何种贡献。瞎忙可能伤天害理、误国误民，但总被认为是比终日悠闲、无所事事更好的选项。也因此，政治人物总是在竞选时打出「创造就业」的口号，他们不会在意更多的工作是否真正提升整体的福祉。
格雷伯是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其成名之部分原因在于他亲身参与了二○一一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无政府主义者向来认为国家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而无法带来真正的解放，《为什么上街头》的读者应该都清楚他的政治倾向。在本书最后，格雷伯主张要避免狗屁工作的危害，可以从降低工时与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basicincome）着手，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人被迫去从事那些害人害及的工作。不过，这两项诉求是否有可能不透过国家的法律与政策而达成，这本身就充满了疑问。
「狗屁工作」一词的确是点出许多人觉得工作很「废」的心声，读完这一本书，一定有很多读者觉得本书非常中肯，讲出自己深刻体验的心声。但除此之外，这个词汇是否有增进我们既有的知识理解，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本书所列举的例子而言，我认为至少可以再细分三类。首先，从古时候的王公贵族到现代的商业大亨，他们的公开与日常生活本来就是被一群随侍人员所包围，而他们所负责的不外乎是仪式性的狗屁工作。其次，现代的科层体制采取层级负责、业务分工的组织原则，因此免不了冗长的公文旅行，这可以姑且称之为官僚性的狗屁工作。最后，随着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增加，各种专业知识滋生，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专家协助各种公私部门的治理。而专家治理的问题即是，我们无法直接知道受委托专家的实际表现，只能另外再请专家再来评估其成效，如此即是创造出许多专家性的狗屁工作。
或许更细腻地拆解与分类上既有的凉缺，而不是将其一股脑儿称为「狗屁工作」，才能进一步解答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只要有社会不平等，仪式性的狗屁工作就很可能永远无法根除，这是炫耀性消费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彰显某些人属于高等人，有别于芸芸众生。透过更理性化的管理，官僚性的狗屁工作或许可以被减少或避免，毕竟这违害了组织运作的效率，也是领导者所关切的事项。我个人认为，最难处理的即是专家性的狗屁工作，因为我们必得依赖专家提供各种最新的专业知识，但是我们又无法避免专家之间会产生共谋，联手剥削社会公众。面对这种困境，我们得深入推动科技民主化，要求专家真诚与公众对话，以增进其决策的可课责性。如此，「狗屁工作」的问题才能有积极解决的契机。 |
二、如阿格拉曼特的军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意﹞布鲁诺·里齐《世界的官僚化》（1939）
二、如阿格拉曼特的军营
第三国际的流放者们内部并不相合，他们相互争执，简直比得上阿格拉曼特的军营。自从托洛茨基言道：“他们用尖叫代替科学分析”，他也不回应他的极左反对派了。分裂，开除，拒绝抗辩，按计划讨论。这一切等等都没有成功压制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绝少现形，但从未消失，哪怕这个圈子不断缩小又缩小，这个问题还是不断侵蚀第四国际的元气。每当这颗大树刚刚繁茂，这把斧子就会不断落下，砍掉它的枝干。
有两位同志——由于姓名未详，暂时称他们为某甲和某乙——对于他们，托洛茨基是这样回应的：他写作了一篇文章，题为“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1]。
这就是他的回应，一篇对于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相当多余的信。“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改造为工人国家，历史是不存在所谓中间路线的”[2]。
的确，马克思确实能说出这样的话，就像他预言过但是并未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声明反对他，正好相反，马克思一方面教会了我们如何对既有社会事实进行分析，一方面向研究者提供了诠释历史的绝妙方法，这是我们认为的他最大的优点。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现有的事实，而不是局限于检查这些事实是否与伟大的思想家或其伟大的弟子们所预测的一致。这种方法毫无益处，马克思主义者在采用这种方法时，就是把自己变成了卫道士。他们要是缺乏论据以反对你的观点，就会用所谓圣人之言来淹没你。要是你敢说圣人也可能出错，那么这些腐儒就会大发脾气，认为你怀疑圣人的预言，扣你不是圣人门徒的帽子，认为和你进一步讨论这是完全浪费时间。
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被塑造成了神。所以要是你的研究结论不符合这位特里尔的犹太人的预言，你就是个邪魔外道下九流，哪怕你基于社会现实的研究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式的。
我们的同志某甲和某乙认为，如果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苏联已经不再作为工人国家而存在，也否定了它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存在的可能——对于苏联的性质，我们过去也曾进行过研究。然后这两位同志承认，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可以……被表现为若干不同的政府形态”，他们进一步声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首先并非经济层面的，而是政治的……目前为止，无产阶级的统治机关和组织都被破坏了，这就意味着专政的终止。”[3]
当然啦，同志某甲和某乙的理论中也有一些混乱，这说明他们的思想还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
托洛茨基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是一个政治概念，并且他宣称政治仅仅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一个抵抗帝国主义同时国有经济的政权，无论它的政治形态如何，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我想我们对此应该列出一个例外，就是在官僚阶层已经固化为一个阶级，并且凭借国有资产牟利的时候。
在谈及一个政权本质特征的时候，难道可以抛开政体不谈吗？当一个政权推翻前一个政权时，难道财产分配和生产关系是已经完全改造完成的吗？财产的分配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这两项任务，与之相反，显然应该是新的统治阶级需要做的。法兰西的第三阶级，是不是在封建经济体系下就已经存在了呢？在这样的时代中，经济的集中表现显然并不是政治，而政治更应该说是潜在地集中在掌握控制权的社会阶层和正在实施的计划中。
托洛茨基甚至承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无产阶级依旧操控着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他做出这样的言论，显然不是为了支撑我们的理论，而是只在阐述特定状况下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间存在的矛盾。他从而得出结论如下：
“无论是官僚阶级对权力的掌握，甚或是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这两者本身是无法改变国家和社会的阶级状况的。”
但是我们看来主要的观点是，假若帝国主义仍然存在有生力量，那么苏俄被征用和国有化的财产将以什么样的目的来抵御帝国主义。谁能向我们保证，侵略者，无论它是帝国主义与否，就一定会改变苏联的财产形式呢？
要是托洛茨基所言不虚，也就是苏维埃政权草创初期的经济形式是由无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当下在国家和经济之间存在与之相反的阶级矛盾，那么这一事实可以支撑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仍旧存在的理论吗？以及，就此认定这一对互斥矛盾一文不值？坦白来说，这样的论断是多么奇怪啊！换言之，要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和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共存，那么非无产阶级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存在国有经济呢？要是对这一点进行否认，那是因为从没有过这一现象，还是因为马克思本人没有对此做出预言呢？照我们看，我们的理论是最合乎逻辑的——毕竟在斯大林的国家里，所有其他可以用来描述国家性质的事实都是颠倒的。而对于托洛茨基，上文所提及的两个问题，甚或是第二个命题的反命题都支持他自己的理论无疑。（我们可以指出，第一点对大家都很明白显然，而第二问题根本不应该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内。）
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并没有进行国有化，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要是大家都认同这一点，那么就说明，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个政治概念，然后才是经济概念，至少在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如此。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建设时期工人阶级的政治形态，然而在特定产品不再出现之后，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停止存在也是符合逻辑的。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之前，政治因素都将在权力类型的分类中有自己的发言权。有一条大家广泛认同的真理就是，即使苏联进行了资产国有化，但是社会主义在苏联仍非一个既定事实。在我们看来，资产国有化以及计划经济显然并不能用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证明其存在的应当是无产阶级与此同时对权力的掌握——这一事实不言自明。这样的条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或者是第三等级得以驾驭封建经济。但是，历史并未展现与之相反的情况。现在的苏联并不能让我们信服，即使进行过国有化，但是它既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也不能说得上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仍旧认为，在实现国有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依旧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然而甚至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所有人都认同，苏联并未贯彻落实这一路线。那么问题出现了，我们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又是什么呢？一个踢走了革命者，由谋杀犯和叛徒组织起来，蓄意破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吗？亦或是是一个更进一步加剧了阶级分化的独裁专政？
托洛茨基告诉我们：“苏联并不能符合我们提出的工人国家的定义，……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工人国家逐步堕落的过程。”但是，在工人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堕落之外，还有什么遗留给我们了呢？“国有资产和计划经济。”托洛茨基答道。这确实不错，但是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吗？显然不是，甚至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就此得出什么？我们可以明白的是，如果这两者依旧存在，那么只能说明它们符合当权者的利益。从政治层面看，苏联的官僚们可以借它们来愚弄工人群众，从社会层面看，他们也无法不去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甚至连资本主义国家也对他们的主义进行了修正，在本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资产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通过这样的举措，他们削弱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不过在这一举措彻底贯彻的地方，这一权利有被削弱的需要吗？如果只是为了这个，俄国新的反向的资产方面的转变也就不令人担忧了。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官僚阶级在现今苏联国内确实存在，他们存在的太久，以至于与其他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而他们在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举措都是为了保存和强化自己的权力。而托洛茨基并不认为现今垄断苏联政府的官僚是一个新生阶级，并认为这一观点是不科学的。
他告知我们，“这并不是新生资产阶级的问题”，或者说还没有到达这样的境地，因此官僚并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一群雇员，尽管传统上来说，相当数量的雇员最终都跃迁成了主人。身处在阿格拉曼特的内乱之中，他们并不能想象出有个阶级会独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外，尽管后者已经垂死，而前者目前被新的主人鞭笞着。苏联内部的官僚，所谓的小雇员们无疑是世界帝国主义，同时也包括德意日匪帮的走狗。
我们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会导向这样的谬论。尽管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得到了普世性的结论，但是将事物简单化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缺点。马克思无法预料到这样一个首先曾由小集团领导，而后由一个固化为阶级的社会阶层支配的极权国家。然而事实如此，之前提及的种种观点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即使是在阿格拉曼特的营地中，这样的理论也是很珍惜的，昭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
自诩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不满足于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去研究事实，而是要求事实背后的东西。他们英明地发现，任何像我们一样推理的人都是被幻景冲昏头脑的受害者，而实际上正是他们像过去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一样将世界搞得一团糟。他们提供给我们的的知识装饰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花边。我们认为这种辩证法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但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却忽视了全世界正在形成的新一阶级。托洛茨基是希望无视或者忽略当权的官僚阶级的，为了阐明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对我们这样说道：
“有充分理由说明，在一个落后而孤立的国家里，执政的无产阶级还是受到压迫的。这种压迫的根源在于世界帝国主义，而以官僚主义作为传递机制。”
得益于他的头脑和能力，托洛茨基知道如何使最不切实际的理论看起来现实，而一个肤浅的观察者很容易被这位公认的思想家的美妙解释所诱惑。这样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被影响。事实上若是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泊和罪恶中击败了帝国主义，我们现在就会有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认为压迫的根源是来自于帝国主义，但最重要的是确定苏联的官僚机构是否是起传递之外的机制。
被资本主义围困的苏联越来越堕落了，而这一过程体现在它的官僚机构中。但是这样的倒退导致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果？或许这还不是这个“传动机构”的全部威力？也许不是无产阶级政权被剥夺，为所谓的帝国主义代理人让路？也许甚至可以设想这个所谓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其实是在捍卫十月革命果实？正好相反，我们认为这个仆人会去服侍新的主子，这意味着把革命的征服者草草埋葬。我们看到，官僚们实际上掏空了苏维埃的阶级内容，并把无产阶级束之高阁，且从肉体上摧毁了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它与帝国主义进行了区分，以便加入最强大和最古老的集团。我们还看到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这并非为了把资本主义重新引入自己的国家，而是为了换取对它目前奴役制度的保护。要是它好战并且洋溢着爱国主义，也只是出于对自我的保护。
托洛茨基并没有否认这些事实，但是他补充到苏联政权依旧保留并捍卫了国有资产：
“鉴于它仍旧是分配模式而非生产阶段的问题……这个国家依旧是无产阶级的。”
托洛茨基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不能想象出一个既不姓资也不姓社的社会。所以对他们来说，在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新的社会形态，即使在分配领域采取的措施是反社会主义的，也大体上是无产阶级的！据我们所知，俄国的无产阶级只有一小段时间掌握了权力，现在他们只不过是换了个头上的主人。今天的官僚主义国家之所以还保持集体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形式，只是因为它们符合其性质，就像罗马帝国是因为利益主义才以基督教代替多神教一样。这样的新生经济力量从最不能抵抗资本主义消失趋势的弱小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全球不断涌现。既然资本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胜利，那么世界就不得不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继续进化，尽管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这种形态，尽管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也没有注意！
[1]原文引用自《苏联，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下文托洛茨基的其他言论也都引自这篇文章。
[2]此句引言与其说是托洛茨基的原话，不如说是布鲁诺·里齐对托洛茨基观点的概括。
[3]托洛茨基本人在文章中的引用。 |
﹝意﹞布鲁诺·里齐《世界的官僚化》（193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意﹞布鲁诺·里齐《世界的官僚化》（1939）
TheBureaucratisationoftheWorld
世界的官僚化
﹝意大利﹞布鲁诺·里齐（BrunoRizzi，1901—1985）
首版：1939年4月
月桂翻译自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前言
一、苏联的本质特征
二、如阿格拉曼特的军营
三、阶级财产
四、官僚剥削
五、无产阶级
六、国有化
七、资产阶级复辟
八、苏联的定义
九、小资产阶级的统治 |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会运动史（1920）
序言
英国工会运动发展最早，而后来的发展却很缓慢，这是英国工会运动的重要特点。
英国工会运动是随着英国的产业革命而出现的，到现在已将近有二百年的历史。就是从1824年产生第一批合法的工会组织时算起，也有一百三十五年了。
英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大量掠夺殖民地人民以外，还依靠残酷地剥削本国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在产业革命过程中，工人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极为沉重。这样就激起了工人的剧烈反抗。最初的集体反抗是破坏机器的运动。后来工人们觉悟到破坏机器并不能摆脱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于是又采取了罢工的斗争形式。在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简单的工人组织，最初是秘密的，后来就转变为早期的工会组织形式。
资产阶级和贵族政权对工人的反抗行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769年颁布了破坏机器处死刑的法令；1799年又颁布了旨在禁止工人组织会社、禁止工人罢工的“结社法”。对组织工会者往往处以徒刑、流刑以至死刑。但这并不能停止工人的反抗，斗争的规模反而更为扩大了。工人在斗争中更加坚决和团结，迫使资产阶级和贵族政权不得不在1824年废除“结社法”，因而产生了第一批合法的工会组织。
英国工人在争取到工会的合法地位以后，就进一步展开了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斗争。1836—1848年的宪章运动，基本要求是扩大人民的普选权，也就是工人阶级要求参加政权，工人同时也提出了经济要求。在运动中，工人曾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全国宪章派协会”；工人曾采取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如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等，并曾准备在1842年发动总罢工。列宁曾说过：英国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这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很大进步，就是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
宪章运动的结果是失败了。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利用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迫使贵族让步，并且和贵族妥协，逐步取得了全部政权。
英国资产阶级根据1824年以来工会运动的情况和在宪章运动中取得的经验，认识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和在英国社会中的作用。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运用自己的政权，实行改良主义政策，采用欺骗工人群众的办法，诱使工会运动离开阶级斗争的道路。而走向工联主义的道路。而英国工人阶级，下非常好工会运动已经从非法进展到合法、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的重要关头，由于缺乏一个工人政党的正确领导，没有能够正确的总结斗争经验，终于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走到工联主义的道路上去。
长时期以来，英国工会运动在工联主义的影响之下，发展极为缓慢。
韦伯夫妇合著的这本《英国工会运动史》，对英国工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作了详实的记述，是研究英国工会运动史的一本重要参考书，韦伯是费边社的创始人之一，夫妇二人都是工联主义者。他们写这本书的本意，并不是要揭露英国工会运动走上工联主义道路的原因，恰恰相反，他们企图通过对英国工会运动的这么多历史材料的分析和论述，来证实他们的工联主义观点。韦伯夫妇在写这本书时，从英国各公立图书馆所藏旧日报纸中，从下院、枢密院的议事录中，从早期工会的议事录和出版物中收集了丰富的材料；他们还亲身参加过许多重要城镇的各行业工会的会议，了解工会组织的实际活动，因此书中除了系统地介绍工会活动的史料外，对当时工会活动的具体情况也有很多生动的叙述。这些材料对我们研究早期英国工会运动，特别是英国工会运动如何走上工联主义的道路，是很有用处的。
英国工会运动如何走上工联主义道路的呢？主要是：第一，工会的组织原则采取了行会组织的原则，工会组织成为只保卫本行业工人的利益，不顾整个工人阶级利益的狭隘的组织。这种行会组织就在本行业中也仅是保卫少数手艺工人和熟练工人的利益，而把广大的非熟练工人排斥在外。第二、工会组织的官僚化。工会制定了复杂的、繁琐的规章制度，实行中央集权。如一个行业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有中央的执行委员会，各地有许多分会，各地区设立地区委员会，但在分发福利金时，各分会、地区组织无权过问，而在处理争端时，各地区组织必须向中央的执行委员会报告，最后由中央作出决定。发罢工津贴的权力完全在中央组织。这就限制了工人的斗争活动。
由于处理工会组织的内部事务，必须按照复杂的、繁琐的规章制度办事，工会里就产生了一批脱产干部，逐渐掌握了工会的领导。他们的职位终身化，如阿兰担任机器工联合工会书记达二十多年，直到1847年死时为止。他们很多人蜕化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会组织内部的代理人。第三、工人贵族的形成。在宪章运动失败后，非熟练工人的工会组织暂时消失，剩下的就是没有积极投入宪章运动斗争的手艺工人和熟练工人的工会组织。在英国进入“世界工厂”时期中，资产阶级通过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办法，来迅速积累资本。他们为了攫取国外贸易的大量利润，就将手艺工人的熟练工人作为收买的对象，满足这些工人的经济要求，扶持他们的地位，如废除实物工资、承认工厂法、十小时工作日等。少数被收买的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起来了。第四、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英国工会运动中的行会组织是以承认资产阶级统治为前提的。他们斗争的目的就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斗争的方式就是放弃罢工斗争，而主要采用谈判、调解、仲裁的方式。这样，它在工会运动中就断然背弃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战斗传统，而采取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
英国工会运动在工联主义的影响之下，虽然发展极为缓慢，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有波澜起伏。从本书叙述的新工会运动和1890—1920年间三十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工会组织的重大变化。在新工会运动以前，上面已说过，英国工会的群众是熟练工人，工会的领导完全掌握在工人贵族的手中，工会没有战斗性，它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统治工人的工具。但是由于新工会运动的崛起，大批非熟练工人和一般工人参加了工会，就使英国工会开始成为群众性的工会。工会的领导虽然有的后来被工人贵族所夺去，但还有不少是从群众中涌现的领袖。工会冲破了原来的狭窄的圈子，并且具有战斗性，勇于以罢工来争取自己的合法要求。新工会运动实际上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会运动的高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产业工会的雏形也在新工会运动中产生，英国行业工会逐步走向产业工会的过渡，也是从新工会运动开始的。特别是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工会开始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就为英国工会运动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陆象贤
1959年8月
[1]《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6页。 |
第十七章俄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巴枯宁传（1961）
第十七章俄国
《忏悔书》。监狱内外。上诉和流放。 |
出版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会运动史（1920）
出版说明
韦伯夫妇〔伟特立斯·韦伯（BeatriceWebb），女，1858—1943；锡德尼·韦伯（SidneyJ·Webb），男，1959—1947〕是著名的英国社会活动家。1883年与萧伯纳等人共同建立费边社，倡导工联主义和改良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英国工会运动史》是韦伯夫妇合著的一部主要著作，初版于1894年，1920年增订再版，增订本补述了从1890年至1920年这三十年间的英国工会活动。作者的观点是改良主义的，但书中所列的史料对我们研究英国工会运动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书在1935年曾由本馆翻译出版，译文有若干错误。现据1956年伦敦版将旧译作了订正。旧译本还有一大缺点是，文句十分陈旧，不合现代汉语的要求，如果彻底修改，就要费很大力气，等于重译，因此修订时没有一一订正，这是要向读者声明和致歉的。
旧译本对原书内容无所评介，趁此出版修订本的机会，我们请陆象贤同志为本书写了一篇序言，一并供读者研究参考。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59年8月 |
英国工会运动史（192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会运动史（1920）
TheHistoryofTradeUnionism
英国工会运动史
﹝英﹞韦伯夫妇（SidneyandBeatriceWebb）
1920年
陈建民译；林相周、周围校订商务印书馆，1959年·北京
出版说明
序言
初版原序
增订版原序
第一章工会运动之起源
第二章为生存而斗争（1799—1825）
第三章革命时代（1829—1842）
第四章新精神与新模范（1843—1860）
第五章领导小组及其盟友
第六章局部发展（1863—1885）
第七章旧工会运动与新工会运动（1875—1890）
第八章工人世界（1890—1894）
第九章30年来之发展（1890—1920）
第十章工会运动在国家中所占之地位（1890—1920）
第十一章政治组织（1900—1920）
附录
一都柏林工会与行会间之假定的关系
二全国各业统一总工会之规则及章程
三工资随价伸缩表
四第一届工会年会召集书
五英国工会会员之颁布状况
六工会会员人数增加之统计
七关于工会之出版物
八工会运动与产业管理之关系 |
给凡里·沃格洛·阿赫默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
给凡里·沃格洛·阿赫默特
来源：《五十朵蕃红花》
拿瑞姆·希克梅特（NazimHikmet）著名土耳其革命诗人，伟大的和平战士，曾长期被土耳其反动政府拘禁。全世界进步人民舆论的抗议使他获得了自由。由于他的诗歌对和平运动的贡献，诗人在一九五〇年获得了“国际和平奖金”。一九五二年九月他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也参加了我们的十月一日国庆典礼。这几首诗是诗人在北京写的。现从英文译稿转译。
这首诗是写给给凡里·沃格洛·阿赫默特的，他是一个在朝鲜的土耳其兵士，在克拉克的指挥下当步兵。
今天是十月一日，星期三。
今天，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开始了它的新生命的第四个年头。
在歌声欢腾里，在今天的北京城，
谁也不能站在这儿不动心啊！
人们，从七岁到七十岁，都涌到了街头。
他们穿着蓝布衣服。
在北京，阳光照耀在古塔上，
白鸽飞翔在朱檐间。
阿赫默特，我和李昌成[1]谈着话，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巨像下。
他是个湖南的农民，
雪白的长髯飘拂在胸前，
额上的皱纹好像中国的书法。
他对我说：
“我从前没有地，
现在有了。
我从前没有牛，
现在有了。
我从前不被当作人，
现在是个人了。
大家说，我们会有更好的日子过。
这话不会假啊，
我们一定会这样。
“我
李昌成，
为了不让那穷得精光的日子再来，
为了不让那已经得到的，重新丢掉，
为了我们的更加美好的将来，
我把一个儿子送去上学，
把另一个送去朝鲜……”
这就是李昌成的儿子去朝鲜的原因，
可是，阿赫默特，你呢？
北京，光彩焕发，阳光普照。
朝鲜在下雨吗？
你是不是拖着一支枪，
在泥泞地里爬？
硝烟蒙住了你的灰色的眼睛，
血管爆起在你的额上，
阿赫默特，你跑去杀害谁呢？
你远隔重洋，背弃了祖国，
背弃了家庭。
今年，他们再也上不起税了。
黄牛死了，
你的姪子被迫离开家园。
阿赫默特，你远隔重洋，背弃了祖国，
背弃了你的故乡，
你跑去杀害谁呢？
今年，他们为了向地主阿里汗要土地，
立刻和宪兵起了冲突，
你同村的杜生[2]被他们枪杀了，
你的老娘也受了伤，
许多人给拖进了牢监，
阿赫默特，你跑去杀害谁呢？
你看看自己的双手吧，
从这双手里，他们抢去了犁耙。
这双手，过去，在夜晚的时光，
在点燃着的松明的火光里，
掰开桌上的农家的面包。
这双手，过去常常以同样的爱去抚摩
你的黄牛的脸庞，
你的小女儿爱希的双颊。
这双手，在地主面前，
由于无可奈何和愤怒，
常常搔着你的头皮。
这双手，当行人走过村边，
常常指点他们方向，
给他们水喝。
当你在最悲伤，
最疲劳，
最困懒的时候，
它们仿佛不是你的，
依旧继续自个儿思索和劳动。
可是，现在，它们——你的双手
却浸在鲜血里，一直齐到手腕。
阿赫默特，你跑去杀害谁呢？
你去到的那个国家，
曾经出现过另一种军队。
那是从辽阔的北方来的，
他们像许多果树一样，
在那片土地上，
撒下了无数幸福的种子。
他们不求报答。
当他们要回到自己祖国去的时候，
人们用这些话向他们致敬：
“兄弟们，
要是我们不能如愿地
用语言来表达
我们对你们的感激，
请原谅吧！
我们忘不了你们，兄弟们，
记忆将永存在工厂烟囱的烟里，
记忆将永存在庄稼的金黄波浪里，
记忆将永存在我们微笑的眼睛里。”
阿赫默特啊，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吧，
在明媚的春天的早上
当你一脚跨出屋门，
一个令人惊讶的愉快的世界突然出现在眼前。
北朝鲜人民所看见的自己的国家就是这样，
每天这样，
无论黄昏，早晨，
还是在夜晚的时光。
自由来到了人间。
农民分到了土地。
铁路，
银，
金，
煤，
矿沙，
平原上的雨，
山野里的风，
街道，
云，
太阳，
幼稚园，医院，学校，工厂，
都属于人民。
他们是多么幸福啊！
阿赫默特，你跑去干什么呢？
这片土地上所实现的，
也就是你所希望的事啊！
难道你要去斩杀你自己的希望吗？
朝鲜在下雨吗？
孩子的家给你烧光了，
孩子是不是扑在死去的母亲身上，
在雨里哭泣呢？
还是，你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呢？
难道你已经看惯了这些吗？
你是不是和美国兵一起到仁川的？
你有没有看见被剥光了农服的人
用汽油烧死？
你是不是也用日本刀砍人的头？
你是不是在沙里院，
也把人用头发吊在树上，
然后枪毙他？
你是不是也强奸了孕妇，
然后杀死她？
我知道有这样的事：
他们照了一张孩子的照片，
他的眼珠已经被剜掉，
当做纪念品。
我知道有这样的事：
他们把武玛苏[3]钉在墙上，
钉子穿过他的前额，额上盖一张纸。
他是个工人，十一个孩子的父亲。
那张钉在他额上的纸
就是他的劳动英雄的奖状。
今天还有谁不知道吗？
你烧了他们的庄稼！
你毁灭了他们的城市！
你自己也变成了最廉价的制造死亡的工具，
阿赫默特，你比他们的满身疫菌的老鼠还要下贱啊！
朝鲜在下雨吗？
总有一天会停的。
要不是你自己退出，
就是被赶下海去。
阿赫默特，你不要说：
“倒霉啊，可是我有什么办法？”
快投降吧！
如果你还有一点儿爱你的家，
爱你的村子，
爱你的祖国的心，
就投降吧！
如果你要算账，阿赫默特，
要和那出卖你的家，
你的村子，
你的国家给羊贩子的人们算账，
就投降吧！
如果你在填满儿童尸体的坑里，
还没忘记自己是个人，
就投降吧！
我们土耳其人是勇敢的。
如果你还有一丝儿勇气，
就投降吧！
投降！为了你的母亲，
投降！为了你的土耳其同胞，
阿赫默特，我的兄弟
你向你的兄弟们投降吧！
拿瑞姆·希克梅特
一九五二年十月于北京
[1]译音，作者所遇到的一个中国农民。——译者。
[2]译音，土耳其人名——译者。
[3]译音，朝鲜劳动英雄名。——译者。
（袁水拍译） |
北京近作七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
北京近作七首
知春亭
昆明湖上的知春亭美丽得有如梦境，
专横的慈禧曾穿着黄袍在这里赏春。
如今我也在这里看游艇穿过荷花，
湖上传来了东方红的歌声。
聪明又强悍
万寿山到处有精雕的大理石、象牙和黑檀，
它们在匠师的手里变得柔如锦缎。
我看见穿着蓝制服的北京女郎，
也有同样的手，聪明又强悍。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和冬宫前的英烈
北京打扮得好像一朵金枝的郁金香。
灿烂的人群流过天安门广场，
干旱的土地将被这长河灌溉肥壮。
那冬宫前最先倒下的英烈，布尔什维克伊凡，
站在毛泽东身边亲热地眺望。
*伊凡是俄罗斯民族常用的一个名字。这首诗的最后两行
描写十月革命爆发时牺牲的革命者的英灵，在看到新中国
第一个国庆节时，他十分高兴。
新的长城
我看见了新中国的长城，
那砖石就是千千万万团结的人民。
它的大门为朋友而开，
敌人还没有爬近台阶，就折断了他的头颈。
（袁水拍译）
昆明湖中的石船
昆明湖中有一只船，
船身是石头所雕成。
中国所有的风帆
都充满了风，
只有这只船感觉得孤凄——
它走不动。
北京的鸽子
我的鸽子比母亲的奶汁还白。
为了你作巢，北京
给你最好的地方：
在鲜红的大柱上。
鸽子和三十八个树枝
在大会场有三十八树国旗，
这是一棵大树的三十八个树枝。
白鸽在这三十八个树枝中间
自由地振翼而飞翔。
（萧三译） |
别让人动他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
别让人动他们
要砍橡树，
就得从根上砍起。
斩断了翅膀的老鹰，
再也不能飞。
请你们记住：
已经有多少次，
总是从他们身上开始。
法国人，
如果你们不说：
“管他妈的法兰西！”
如果你们不愿意
明天
跟在坦克后面走，
肩上扛着“自由”的尸首
那么就别让人
动共产党员们。
（罗大冈译）
*这一首诗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日的《人道报》星期墀刊上，是为反对法国反动政府逮捕了法共领袖杜克洛与法国著名怍家、法共党员斯梯而作的。. |
那齐姆的儿子梅汉麦特对法国人讲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
那齐姆的儿子梅汉麦特对法国人讲话
心地善良的法国人，
我是一个三个月的小男孩子，
我是一个蓝眼珠的小男孩子。
我还不会使用我的手，使用我的脚，
可是我已经学会笑，
向光明，干净的尿布，奶汁的香味微笑，
我爱生命，
我很容易地、而且很快地爱上了生命。
心地善良的法国人，
我出生在离开法国很远的地方，
可是法兰西就在我们家里，
被刺死的玛拉和遍体弹痕的贝理，
就在这里，并排地安眠在他们的英勇的贤智里，
他们都是为了生命而牺牲的，
活着，这是件极重要的事，
我很容易地、而且很快地爱上了生命。
心地善良的法国人，
我还不会说我祖国的语言，
可是将来我还要学你们法国话，
我愿意那些棕色的、贤智的、响亮的和伟大的声音：
第特罗、巴尔扎克、阿拉贡、艾吕霞
巴比塞、毕加索、左拉，弗洛贝尔
约里奥—居里、杜密亦、巴士德、勒诺瓦，
等我长大以后，请他们跟我谈谈你们。
谈谈你们的战斗，
谈谈你们的爱，
你们的城市，你们的乡忖，
谈谈你们的树林和你们壮美的劳动，
谈谈你们的河流和你们不倦的逻辑，
谈谈你们过去的和未来的日子。
心地善良的法国人，
我是一个蓝眼珠的孩子，许多孩子中的一个，
我们向你们伸出小小的手，
从世界的四面八方。
我们不要战争，
我们不愿意被残杀。
我们很容易地、而且很快地爱上了生命。
心地善良的法国人，
选举那些代表和平、代表希望的人吧
为了让我们活下去，
为了让法国活下去。
[1]这一首诗发表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的法共的文艺周刊《法兰西文学》，当时法国议会正在改选，这首诗就是结合着这个政治事件而写的。
[2]玛拉（1748—1793），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激进派领袖之一。（即马拉——录入者）
[3]加卜里艾·贝理，《人道报》编辑，法国共产党在议会中的代表；一九四一年被法西斯分子枪毙。
[4]第特罗（1718—1814），十八世纪法国的伟大思想家，百科全书的主编人。（即狄德罗——录入者）
[5]巴尔扎克（1799—1850），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现实主义作家。
[6]阿拉贡（1897—），法国现代大诗人，共产党员。
[7]艾吕霞（1895—1952），法国现代大诗人，共产党员。（即艾吕雅——录入者）
[8]巴比塞（1874—1935），法国大作家，共产党员，反法西斯战士，一九三五年在苏联去世。
[9]毕加索（1881—），原籍西班牙，现代大画家，已入法籍，法国共产党党员。
[10]左拉（1840—1902），十九世纪法国大作家。
[11]弗洛贝尔（1821—1880），十九世纪法国大作家。（即福楼拜——录入者）
[12]约里奥—居里（1900—），现代世界科学界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曾荣获一九五〇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13]杜密亦（1808—1879），十九世纪著名政治讽刺画家。
[14]巴士德（1822—1895），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科学家，近代细菌学的创立者。
[15]勒诺瓦（1841—1919，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法国大画家。 |
本书出版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希克梅特诗集
本书出版说明
和平战士土耳其诗人那齐姆·希克梅特的这一本诗集，是我们在不够充裕的时间内编译出来的。
这儿所收的译诗，有一部分是报刊上已经发表过的，大部分是编辑部临时请人译出的。所有译文，除《北京近作七首》外，都经孙玮同志和编辑部对照原译文校订过。
这些译诗所根据的底本，除了其中两篇是从法文翻译的，其余都是从各种俄文出版物译出的。现在将原文出处注明如下：
《从东方来的人与苏联》、《我坐在大地上》，见《新世界》杂志，一九五二年四月号；《我们的歌》，见希克梅特的《诗选》，一九五〇年出版的星火小丛书；《你们的手和他们的谎话》、《理解》，见《保卫和平》杂志，一九五一年二月号；《高尔克的一所房子》，见《消息报》，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我想念你》，见《真理报》，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拈着一朵石竹花的人》，见《苏联妇女》，一九五一年四月号；《诞生》，见《文学报》，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从法文译的两篇是：《那齐姆的儿子梅汉麦特对法国人讲话》，见《法兰西文学》周刊，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别让人动他们》，见《人道报》星期专刊，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日。
其余二十八篇是从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国家文学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希克梅特的《诗集》译出，校对时曾参照《星火小丛书》的希克梅特的《诗选》。《北京近作七首》是据原稿译的。
编排的次序，大体以写作的年代为先后，有些诗下面没有注明年代，则参照俄译希克梅特的《诗集》的目次，适当排列。
凡注解下面没有说明谁注者，皆为译者或编校者所加。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五二年十月七日 |
希克梅特诗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相关链接：【PDF】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译（译者：吴季）
希克梅特诗集
[土耳其]那齐姆·希克梅特著
（NazimHikmet，1902-1963）
【CHM电子书下载】
出版说明
这儿所收的译诗，有一部分是报刊上已经发表过的，大部分是编辑部临时请人译出的。所有译文，除北京近作七首外，都经孙玮同志和编辑部对照原译文校订过。
这些译诗所根据的底本，除了其中两篇是从法文翻译的，其余都是从各种俄文出版物译出的。
编排的次序，大体以写作的年代为先后，有些诗下面没有注明年代，则参照俄译希克梅特的诗集的目次，适当排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52年10月7日
Ø关于1952年版《希克梅特诗集》中译本（吴季，2022年8月）
Ø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希克梅特的斗争（〔土耳其〕桑格尔·萨夫兰（SungurSavran））
Ø本书出版说明
Ø我的心
Ø诗人
Ø饥饿的人们的瞳孔
Ø从东方来的人与苏联
Ø我坐在大地上
Ø帝国主义的墙
Ø安那托里亚的传奇
Ø在铁笼里奔走着的狮子
Ø告别
Ø金色眼睛的姑娘，淡紫色的紫罗兰花和饥饿的朋友们
Ø乐观主义
Ø像凯列姆那样
Ø一个兵士的死
Ø声音
Ø我们的歌
Ø没有点着的烟卷
Ø关于便帽和呢帽
Ø信
Ø寄自狱中的信
Ø在哈米达王的时代
Ø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
Ø我的心不在这里
Ø二十世纪
Ø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
Ø我的诗加入战斗
Ø理解
Ø你们的手和他们的谎话
Ø世界，朋友，敌人，你和土地
Ø对将要坐牢的人几句忠吿
Ø致保罗·罗伯逊
Ø绝食第五天
【未录入】高尔克的一所房子
Ø那齐姆的儿子梅汉麦特对法国人讲话
Ø诞生
Ø我想念你——献给乌斯久盖尔同志
Ø拈着一朵石竹花的人
Ø别让人动他们
【未录入】卓娅
Ø北京近作七首
Ø给凡里·沃格洛·阿赫默特
Ø“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萧三）
Ø希克梅特生平及死后
1951年，刊有诗人希克梅特（左）照片，并刊文号召人们往他脸上吐口水的土耳其报纸。（图片来源Radikal.com.t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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