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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恩格斯（200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 回忆恩格斯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2005年10月第1版 由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前言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卡·马克思〕 忆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威·李卜克内西〕 我们的孩子〔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忆恩格斯〔保尔·拉法格〕 “这里有我景仰的一个人”〔威·李卜克内西〕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将军的家庭生活〔爱德华·艾威林〕 一个工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回忆〔弗·列斯纳〕 关于恩格斯〔乔·朱·哈尼〕 才智超群的非凡人物〔格·维尔特〕 恩格斯在巴黎〔斯·波尔恩〕 我第一次在伦敦逗留〔卡·考茨基〕 80年代初期的人物和运动〔厄·贝·巴克斯〕 我和恩格斯的初次会晤〔格·亚·洛帕廷〕 第二次英国之行〔爱·伯恩施坦〕 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康·施米特〕 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沙·拉波波特〕 我认识了恩格斯〔尼·谢·鲁萨诺夫〕 和恩格斯的谈话〔阿·沃登〕 回忆与恩格斯的会面〔H.伊森〕 回忆录片断〔范·马·克拉夫钦斯卡娅〕 回忆录片断〔巴·波·阿克雪里罗德〕 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会见〔卡·施坦哈德〕 社会民主党的伟人〔赫·冯·格尔拉赫〕 “请您告诉比利时同志们……”〔艾·王德威尔德〕 回忆录片断〔彼·德·博博雷金〕 最后一个除夕〔维·伊·查苏利奇〕 令人伤心的消息〔赛·穆尔〕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维·阿德勒〕 悼念恩格斯〔卡·考茨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爱·伯恩施坦〕 在恩格斯的灵柩前〔威·李卜克内西〕 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卡·考茨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梅林〕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维·阿德勒〕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白》 恩格斯家谱和恩格斯家谱说明 注释 人名索引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全二册；1998年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全二册；1998年版） 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98年7月 翟厚隆编选；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上编 前言（翟厚隆） 1．象征主义 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Д．梅列日科夫斯基） 颓废主义与象征主义（А．沃伦斯基） 论真实——起因与迹象（В．勃柳索夫） 象征主义诗歌浅谈（К．巴尔蒙特） 打开秘密的钥匙（В．勃柳索夫） 象征主义是世界观（А．别雷） 关于象征主义的一些想法（В．伊凡诺夫） 知识分子与革命（А．勃洛克） 象征主义 2．阿克梅主义 象征主义遗产和阿克梅主义（Н．古米廖夫） 阿克梅主义的早晨（О．曼杰利什塔姆） “失掉了神性，失掉了灵感”——评阿克梅派公会（А．勃洛克） 阿克梅主义 3．未来主义 自我未来主义（N．伊格纳季耶夫） 向立体未来派挑战（M．罗西扬斯基） 最后说两句（В．舍尔舍涅维奇） 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 鉴赏家的陷阱 词本身——论文艺作品（А．克鲁乔内赫、В．赫列勃尼科夫） 火星人的喇叭（В．赫列勃尼科夫等） 一滴柏油（В．马雅科夫斯基） 我们为什么要化妆？（И．兹达涅维奇、М．拉里奥诺夫） 超理性语宣言（А．克鲁乔内赫） 关于未来主义的一封信（В．马雅科夫斯基） 致卢那查尔斯基的公开信（В．马雅科夫斯基） 给艺术排水（О．勃里克） 日记摘录（А．勃洛克） 论俄国未来主义（М．高尔基） 一勺解毒剂（А．卢那察尔斯基） 诗集《稞麦的话》前言（А．卢那察尔斯基）【卢氏专栏】 《俄国未来派宣言和纲领》序（〔美〕V．马尔科夫） 未来主义（В．马雅科夫斯基） 4．列夫 纲领 “列夫”为什么而斗争？ “列夫”咬住谁？ “列夫”警告谁？ 未来主义的前景（С.特列季亚科夫） 读者！ 祝新年好！祝“新列夫”好！（С.特列季亚科夫） “列夫”社纲领（Н.阿谢耶夫） 在“列夫还是投机？”辩论会上的发言（В.马雅科夫斯基） 作家须知（Н.楚札克） 新列夫·托尔斯泰（С.特列季亚科夫） 论作家和生产（В.什克洛夫斯基） 列夫如何准备远征（С.罗多夫） 苏维埃花布缝制的黄衫（Л.索斯诺夫斯基） 艺术创作与社会阶级——评社会订货论（对批评家的答复）（В.波隆斯基） 列夫 5．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无产阶级与艺术（А.波格丹诺夫） 论无产阶级文化的倾向——无产阶级文化概略（А.加斯捷夫） 无产阶级创作道路（А.波格丹诺夫）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 “文学阵线”作家联盟宣言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宣言 国家教育委员会会议记录 论“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Я.雅柯夫列夫） 在第一次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А.卢那察尔斯基） 必要的更正（А.卢那察尔斯基） 再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苏维埃文化工作（А.卢那察尔斯基）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6．锻冶场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锻冶场》发刊词 “锻冶场”社莫斯科无产阶级诗人和作家宣言 论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道路（В.亚历山大罗夫斯基） 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特征（Н.利亚什克） “锻冶场”无产阶级作家宣言 对“锻冶场”代表的指示——致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无产阶级文学问题委员会的代表 提纲 《“锻冶场”作家文学写照》序（Г.雅库鲍夫斯基） 锻冶场 〔附录〕创造！ 7．岗位派 《在岗位上》社评三篇 昔日鹰之首，今朝蛇之王——论革命题材、蛇的才智、思想的奴隶、无辜的小鸭等……兼论马克西姆·高尔基（Л.索斯诺夫斯基） 论党的“文学”政策问题（Н.奥新斯基） 关于党的文学政策（Л.阿维尔巴赫） 论活人（С.英古罗夫） 回忆片段（С.罗多夫） 《在岗位上》影印版后记 《在岗位上》 附：诗选 我们（В.基里洛夫） 且慢高兴（В.马雅科夫斯基） 致同志的敬礼，马雅科夫斯基（В.马雅科夫斯基） 警钟（И.洛基诺夫） 工人的节日（В.亚历山大罗夫斯基） 机器天堂（А.萨莫贝特尼克） 无产阶级诗人（С.奥勃拉多维奇） 致“锻冶场”诗人（В.基里洛夫） 《列夫》二首（В.马雅科夫斯基） 本书人名表 下编 前言 1．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 工人之春（诗集《工人之春》前言摘录） “青年近卫军”宣言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第一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资料 无产阶级作家团体“十月”社的思想纲领和艺术纲领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文学和各个中间派的态度 关于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 关于召开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的决议 等待作者选用的题材（Ю.李别进斯基）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彼得堡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协议 莫普理事会和瓦普理事会在联合问题上的争执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体会议关于成立瓦普临时理事会的决定 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理事会的通告 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所谓的理事会的通告 1924年4月5日旧瓦普理事会和瓦普临时理事会协商会议记录（摘录） 第二次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的前前后后 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瓦普新理事会全体会议材料 关于思想战线和文学的任务问题的决议 关于瓦普理事会活动的决议 无产阶级文学的策略 关于列列维奇同志就召开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问题所作报告的决议 沃隆斯基被摔倒在地（Д.富尔曼诺夫） 莫普及所属组织简介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 “十月社” “青年近卫军”社 “工人之春”社 2．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瓦普） 思想战线与文学——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根据瓦尔金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福尔曼诺夫日记摘抄 瓦尔金在鼓动（1925年3月25日） 罗多夫主义的恶劣表现（1925年3月31日） 关于富尔曼诺夫的背叛（1925年4月18日） 我的“右”倾（1925年4月22日） 斗争（1925年4月23日） 阿维尔巴赫和李别进斯基的电报（1925年4月24日） 战斗之前（1925年5月5日） 我在莫普党团会上关于罗多夫作风的报告（1925年5月5日） 致莫普和瓦普理事会党团（1925年12月11日） 反对“左”倾取消派——瓦普全苏非常代表会议根据共产党党团会议上阿维尔巴赫同志的报告和列列维奇同志的副报告以及李别进斯基同志在代表会议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通过 瓦普理事会（1926年）十一月全会 瓦普的岗位派少数派（关于无产阶级文学内部形势的声明） 3．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 文化革命与当代文学（摘要）（Л.阿维尔巴赫） 关于瓦普理事会在1928年4月30日开幕的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决议 无产阶级文学的康庄大道（А.法捷耶夫） 打倒席勒！（А.法捷耶夫） 赞成做辩证唯物主义的艺术家（А.法捷耶夫） 号召工人突击队员进入文学界（Л.阿维尔巴赫、В.基尔顺、Ю.李别进斯基） 争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大艺术 关于改进拉普工作的目前任务——根据阿维尔巴赫同志在拉普全会上的报告通过的决议（П.梅赫利斯） 改造拉普的工作 拉普 4．诗语研究会 艺术是一种手法（В.什克洛夫斯基） 谈谈“形式主义者”的问题（Б.艾亨巴乌姆） “形式主义方法”论（Б.艾亨巴乌姆） 艺术科学中的形式主义（А.卢那察尔斯基） 诗语研究会 5．意象主义 宣言 意象主义（А.马里延戈弗） 2×2=5（В.舍尔舍涅维奇） 马利亚的钥匙（С.叶赛宁） 生活与艺术（С.叶赛宁） 几乎是一份宣言 八条 关于我自己（节录）（С.叶赛宁） 意象主义是否存在？（В.舍尔舍涅维奇） 意象主义 6．“谢拉皮翁兄弟”社 谢拉皮翁兄弟自传 给联盟出版社的回信（摘录）（К.费定） 高尔基在我们中间（К.费定） 关于我自己，关于批评家，关于我的创作（М.左琴科） “谢拉皮翁兄弟”社（М.高尔基） “谢拉皮翁兄弟”（Е.扎米亚京） 关于左琴科与大文学（В.什克洛夫斯基） “谢拉皮翁兄弟”社 7．“山隘” 论一句尖刻的话和古典作家（关于我们文学观点上的分歧问题）（А.沃隆斯基） 作为对生活的认识的艺术与当代现实（关于我们文学上的分歧问题）（А.沃隆斯基） 给俄共（布）中央报刊部的报告 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山隘”宣言 观察世界的艺术（А.沃隆斯基） 寻找伽拉忒娅（Д.戈尔鲍夫） “山隘”社 8．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 构成主义诗人的誓言式构成物 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宣言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和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的协议 论构成主义派（К.泽林斯基） 构成主义的末日（К.泽林斯基） 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 9．全俄农民作家协会 农民作家纲领 全俄无产阶级集体农庄作家组织 10．苏联作家联盟 苏联作家联盟声明 联盟声明 苏联作家联盟和苏联作家协会联盟 11．综合评论 高尔基的评论 谈谈“形式主义者”的问题——致沃隆斯基 致革拉特珂夫（摘录） 致波隆斯基（摘录） 论文理通顺的好处（摘录） 论无产阶级作家（摘录） 论被捧起来的作家和“初学写作者”（摘录） 致芮加（摘录） 论文学（摘录） 文学游戏（摘录） 俄罗斯诗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В.勃柳索夫） 关于俄共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提纲（А.卢那察尔斯基） 当代俄罗斯文学流派（А.卢那察尔斯基） 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Н.布哈林） 在俄共中央文学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М.伏龙芝） 文学札记（Д.富尔曼诺夫） 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在国际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的报告）（А.卢那察尔斯基） 伟大的十年的文学（П.柯甘） 十月革命与文学（В.波隆斯基） 〔附〕苏俄文学：作家和问题（1917-1977）（М.斯洛宁） 本书人名表
在汉斯·狄芬巴赫牺牲后致汉斯姐姐葛丽特（191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在汉斯·狄芬巴赫牺牲后致汉斯姐姐葛丽特 （1917年） 我亲爱的缪勒夫人： 多谢您的通知。假如，在如此的痛苦中还有任何可堪抚慰的，那就是您的话语。我们想到一块儿了。早在收到您的来信之前，我已决定，一旦被释，我要到斯图加特去见汉斯的姐姐。我现在觉得，自己好像需要去世间的某个所在，去找寻，去收集他留存于世的印迹——除了您，我上哪儿找到更好的所在？汉斯多次向我讲述，他年少时对您的深深的手足之情，以及你们共度的威尼斯之旅。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您失去了什么；因为我想几乎没有人更了解他了。 您说得对；汉斯内心的高贵、纯洁、善良，胜于我所知道的任何人。于我，这绝非通常必得对死者表达的颂辞。我只在最近，在最末一次狱中，给他写信——因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的特殊事情——汉斯，他的思想是如此令人安慰、令人平静，他决不可能做任何不光彩的事，即便在无人察觉时，即便在他内心最隐秘的角落。任何卑劣的东西都有悖于他的性格，仿佛他是由人类最纯净、最优良的材质所制成。他的弱点——这他当然也有——是那种小孩儿式的，怀着内心的恐惧，尚未准备好去应对真实的人生，应对争斗，以及其中所有不可回避的惨酷。我总怕他一直懵懂于生活，而遭到生活的暴风雨的摧残；我考虑过，尽我所能，温和地施压，让他多少在现实中掌控自己。现在一切都消逝了。 与此同时，我失去了最亲爱的朋友，没有人像他那样，对我所有的情绪和感觉都深深理解并感同身受。音乐，绘画，正如文学，是他的生命之泉，也是我的。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发见。 此刻，为着放松，我正读着默里克写给未婚妻的信。习惯地，每到动人的篇章，我便想道：“得叫汉斯留意这一段！”我无法习惯这样的想法，他已经消逝了，不留一点痕迹…… 罗·卢 热烈地紧握您的手。 （胡雅莉译）
致汉斯·狄芬巴赫（未署日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汉斯·狄芬巴赫 ［未署日期］ 汉森！我疯狂期盼着你的到来！别制造惊喜。如有必要，来时请发个电报。另：（1）穿工作服来；（2）在这儿尽可能自然，像我们在家里一样。我也不会放弃那例行的见面吻；因为你若拘谨、忸怩，我必然更甚，那这次见面我们俩都会一无所获。好吧，耐心地等着你！ 你热烈的罗 （胡雅莉译）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1918年4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 （1918年4月22日） 最亲爱的蒂尔德： 正要给你写信，你的小篮子送到了。多谢你上次的包裹和信。面包非常可口，书也一样。你简直不知道自己送来了什么样的珍宝：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戏剧使命》，这可是歌德文献学者搜寻已久的《学习年代》的原稿。人们以为它失传了，直到七年前在苏黎世，一次完全偶然的机会，从拉瓦特圈子[1]里一位歌德的老朋友，芭芭拉·舒尔特斯的手抄本里找到了它。当时，这一发现引起巨大的轰动；毕竟，这是歌德在《意大利游记》之前写成的作品，而《学习年代》就在那次旅游之后面世，并经过长达20年的修改。好啦，你能想象，这太让我好奇了。 《威廉·麦斯特》根本买不到，你想知道这说明什么吗？很简单：它就不适合公众来读，这也是为什么它不再单独出版；只有文献学者与歌德专家还能对付它。他那副大腹便便的枢密院长官模样[2]，也实在折磨我的神经。 你丈夫送来的植物学的书，使我非常高兴。当然这是一本大众读物，对我来说自然没什么新东西。但它的表述和整体倾向是如此美妙，让我读来津津有味；很想多看些这样的书。我的流感还没完全好，但我尽可能忽略它的存在；更令我高兴的是，你又生气勃勃啦。 你的罗莎 （胡雅莉译） 注释 [1]约翰·拉瓦特（1741—1801），歌德在法兰克福时期的朋友。 [2]歌德曾任魏玛公国的枢密顾问。他于1776年首次赴魏玛，正是当年开始《威廉·麦斯特》的创作。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1918年1月于布累斯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 （1918年1月于布累斯劳） 蒂尔琛！ 我只想就蒲鲁东[1]作一点儿说明，因为很不幸，昨天太不舒服了，根本讲不出话。再说，我也不能给你完整的讲稿，这在旁观者看来或许会显得可疑。 好了，你在米尔柏格的书中可以查到蒲鲁东生平和著作年表。必要的话不妨查查狄尔的书（要么德意志国会图书馆，要么皇家图书馆里，一定能找到他的蒲氏三卷本）。 有这么三个方面可以用在你的讲稿中：（1）“直接交换”理论，这是蒲鲁东理论及实践系统的核心；简而言之，废除货币而保留商品生产。就是说，蒲鲁东相信，正是货币的使用掩盖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交易（劳动力交换工资）的“不公”：只须引进这一主张，让商品交换直接以劳动时间为依据，这样其中内含的剥削就再无可能了。自然啦，彻头彻尾的乌托邦思想。 依蒲鲁东的观点，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并不止于生产工具的资本私有化，更在于工资付酬的欺诈；货币的使用使之成为可能的欺诈。因此，他引进简单票据查核每件商品所含的劳动时间；一单平衡的交易必将导向整体的经济平衡。 他全然忘了，无产阶级并不向资产阶级出售商品，而是出卖其自身惟一的商品——劳动力。结果，剥削依旧，尤其当劳动力报酬以其价值和生存费用为依据时。这个乌托邦最致命、最反动之处在于，它将劳动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欺诈上，使他们从政治斗争，从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中背过身去。这被视为失望于法国大革命中纯政治斗争的众多反动之一。 顺便说一下，别忘了，这一理论并非肇始于蒲鲁东，早在二三十年代，英国的欧文已经提出了这种设想（参《哲学的贫困》恩格斯序）。蒲鲁东不过是阐述该理论的最亮眼的一位。 （2）二月革命中该理论的实践：建立“交换银行”的尝试，及其很快自然而然的破产。蒲鲁东理论加上路易·勃朗[2]的“劳动组织”，构成1848年革命的主流。与这两类乌托邦经济试验相对立的布朗基派[3]，是唯一一个真正的革命无产阶级组织，它直接以二月革命时的社会革命和夺取政权为导向。 顺便一提，“交换银行”也在英国试验过，我想大概是1936年在曼彻斯特。自然，几个月内它也告破产了。 （3）虽说蒲鲁东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加上1858年经济危机爆发，但直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蒲鲁东对法国以至整个拉丁国家劳工运动一直影响深远。在第一国际，马克思不得不首先对抗以托伦（后来成为叛徒、议员）为首的蒲鲁东主义。这你大概得再查查耶克的《第一国际史》。蒲鲁东的理论显然比他本人影响更大，直至19世纪80年代，随着公社的坍毁，法国劳工运动的新基石一一马克思主义登堂入室，才将蒲鲁东理论推向后台。 尽管如此，别忘了，蒲鲁东最重要、最直接的影响并不在于他那套商品交换和货币的错误理论之幽微处，而在于他将劳工运动的注意力从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导向纯粹的经济补救。尽管如此——再说一遍——别忘了，历史的评价：蒲鲁东，和路易·勃朗以及所有经济派别一样，是失望于法国大革命及雅各宾派统治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动。直到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建立了政治、经济间的正确关系（带来了我们今天所见证的光荣战绩……[4]）。 （陶媛译） 注释 [1]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领袖，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其最著名的作品为《贫困的哲学》，就此马克思著《哲学的贫困》对其进行批驳。 [2]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社会主义者，1848年参加法国大革命，其后反对巴黎公社的创立。 [3]奥古斯特·路易·布朗基（1805—1881），在狱多年的法国革命者，探索通过政治叛变促成革命的道路，曾参加1830和1848年革命。 [4]结尾颇具讽刺意味。卢森堡认为，正是党向工会运动的倾斜，对其开展更为革命的行动造成了阻碍。
号召工人突击队员进入文学界（Л.阿维尔巴赫、В.基尔顺、Ю.李别进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号召工人突击队员进入文学界 Л.阿维尔巴赫、В.基尔顺、Ю.李别进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1930年10月30日《真理报》。 关于如何根据改造时期的要求改造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的问题，我们议论得很多。我们正在进行文学政策方面和创作方面的热烈讨论。我们花在讨论这部或者那部有争议的作品上的热情和气力之大，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同时，我们却没有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新的一代无产阶级作家，新的工人干部，来自突击队员的作家，来自车床旁的文学工作者。因此：创作辩论常常变成了公式化的引经据典，或者成了各组织间的互相谩骂。因此，常常不是帮助这种改造，而是给其设置种种新的障碍。因此，对正在进行的改造，对它的真正成就和实际存在的缺点，人们常常是视而不见。其实，拉普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形式，它的作用正是在最近才得到了空前的增长。 早在一九O五年列宁就写道：“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党的文学政策永远遵循列宁的这些原则。拉普的工作问题总是在执行列宁这一指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拉普才成功地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真正的工人作家，提出了工人核心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学中取得主导作用的任务。但是，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和加里宁工厂最近的呼吁（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迅速而又大胆地支持这些呼吁，并且还决定同拉普一起号召王人突击队员进入文学界），只有工人写作浪潮的真正高涨，才开始从愈来愈多的方面揭示了列宁这一指示的内容。 无产阶级文学界，工人读者的运动，组织工人评论家的最初的步伐，在中央九月三日号召书的基础上把所有的拉普小组和团体都吸收到为完成生产财务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来，一一所有这一切，只有在文化革命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这一革命的成就提出了如克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这样一些总任务。马克思赋予从事生产的学校以这样的作用，认为它应该“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个手段，并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难道我们的突击运动就没有开始发挥这种作用吗？企业式的学校和在文学方面正在实现专业化的、但是还没有变成专家的工人突击队员，难道这些不正是在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的意义上的同一类型的现象吗？ 不考虑在这方面迈出的那些步伐，——暂时还是最初的！——难道能对新的一代无产阶级作家的特点有所理解，对在培养另一种（同原来的比较）类型的作家——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作家方面出现的新东西有所认识吗？ 对大家来说，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显然成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形式，虽然它还存在着毛病和弱点，虽然它还没有足够的群众性，虽然它还按有进行充分的改造。 拉普书记处的著名呼吁，参加完成生产财务计划工作给改造这个协会的推动，上面已经提到的对工人突击队员的号召，将按新的方式提出拉普的许多工作问题。不仅是因为工作范围在数量上是另一个样子了，不仅是因为运动在广泛发展。一个本质上崭新的局面将要在拉普内形成，并且正在形成，——如果它确实能够领导新的一代工人作家！——因此，应该更迅速地深入。运动如不向深度发展，只讲究广度会导致浅薄。拉曾应该使工作广泛而又深入地发展。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总的任务，才应该大胆依靠工人作家的新骨干，毫不迟缓地吸收他们参加领导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将当前在创作问题上的分歧交给他们讨论。一般地说，不考虑工人作家的文学实践而拟订的那些创作纲领，其价值是微不足道的！ 在提拔工人新干部出现“跃进”的情况下，散布尾巴主义情绪、谄媚和虚伪的“爱工人”、模仿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声调的危险正在成为现实的危险。对这些情绪（而这些情绪是存在的）应该狠狠打击。在这方面缺乏明确性，就可能导致一味地过分称赞，掩饰每个初学写作的作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使其妄自尊大，也就是说，有可能使这些新干部传染上严重的病症。然而今天主要的危险并不在这儿。对新干部的成长估计不足，不重视新的一代，轻视面向突击队员来改造拉普的实践，一一这就是主要危险之所在，这就是主要火力要集中对准的地方！ 号召工人突击队员进入无产阶级文学界应该提供什么东西？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回忆一下我们工厂的报刊。除墙报之外，我们看见企业里铅印的厂报数量越来越多，这些刊物出版得越来越经常，越来越定期。这些刊物并没有忽视文学，因为在企业的生活里，文学和文学小组已经占有一定的地位——不是在旁边，也不是在侧面，更不是多余的附属物！一些优秀的小组（不好的和比较坏的小组也还不少!）是工厂报刊始终如一的和极为积极的参加者。 而在工厂的刊物中，还有多少这样一些正在进入文学界的工人通讯员？比如说，由于列宁格勒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工作的提高，产生了多少新的工人作家？苏联工会出版社为布尔什维克的出版工作树立了应给予最大支持的榜样，它能够相当迅速地发现多少新的工人作家?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工厂里——有时甚至是在同时存在一些讲究词藻的风气盛行、中学生小组的工作方法占优势的不好的小组，而不是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支部的情况下一一还有多少新的工人作家在成长？ 今天只说“拉普到企业里去”已经不够了。今天，“面向突击队员”这一口号是使拉普工人化的关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人物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文擎运动的中心人物，并且一定会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心人物。但是突击队员进入文字界的号召，应该不只是产生一批新的作家。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从拉普方面采取紧急措施。拉普应该改造自己的报刊系统。 迁到莫斯科的《文学学习》杂志，与其说应该成为指导个人创作的工具，不如说应该成为对各小组的领导者和可以造就为领导者的那些积极分子实行有系统领导的机关刊物。《十月》和《成长》杂志应该给新作家的创作以更重要的地位和重视而《成长》杂志应该在事实上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同整个文化革命。尤其是同整个艺术战线的目前任务相联系的工具。《文学报》应该由职业文学家的机关刊物变成以无产阶级文艺界为对象的报纸，成为无产阶级文艺界影响整个苏联文学的工具。《在文学岗位上》也应该改组。应该创办一个“大型的”拉普的理论月刊。而《在文学岗位上》则应该成为一个通俗的、大量发行的、指导工人评论家运动的和.具有战斗性的文艺政治旬刊。 我们重提一下，因为号召突击队员进入文学界不仅应该使拉普运动有新的高涨，而且必然会使组织工人读者和评论家方面出现明显的进展。在这里图书馆被提到了首位。把图书馆运动同拉普结合起来是当务之急！每一个图书馆都应该成为我们的据点。我们已经有了签订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各图书馆之间的互相援助和实行这种或者那种措施的合同的经验。为了共同把工人读者、评论家、作家的统-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推向前进，就应该与图书馆的大军打成一片！ 改造拉普的报刊仅仅是改造拉普工作系统的一部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工会和无产阶级作家首先联合的运动。拉普应该刻不容缓地印刷一批传单，为报告本出版一批提纲和参考资料，为各种类型的小组出版一批系统的指导性资料，还要出版一批无产阶级文学史的普及读物[3]，出版一批教学用的通俗读物，等等。（为了这一切，应该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让它们归拉普使用，群众性的文艺运动的工作在高等文学院校应该视为生产实践。） 各地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都应该成为实现号召的司令部。认为地方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也象拉普的书记处一样）可以自己胜任面临的任务是可笑的。需要同工会有效地共同工作！需要有党组织的有效帮助！需要最大胆地提拔新干部担任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实际工作。这样的时刻正在到来，拉普的积极分子人数已经不是用十位数来计算——应该说有数百个、数千个！所有这些组织任务决不应该依靠拉普的主要作家和理论队伍放弃创作工作来解决。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可能有效地解决组织任务。工人与文艺团体挂钩的作法，应该在实践上得到利用。 我们是否因为号召突击队员进入文学界而使工人阶级的力量脱离其面临的极为重要的任务呢？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有生产财务计划，而你们都在搞文学！但是要知道，企业的生产财务计划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财务计划的一个环节，可是不实现文化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要知道，我们谈的是支持下边工人的首创精神！不过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应该立即和直接用新的方法给为实现生产财务计划而进行的斗争提供援助！但是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对突击队员的这样的号召，其结果会创作出许多专门描写先进企业的经验、先进工人的经验、把劳动变成“荣誉、光荣、豪迈和英勇的事业”（斯大林）的经验的作品。然而要知道，我们谈的是这样一个运动，它立刻会成为在文学中描写共产主义劳动和为这种劳动而进行的斗争的手段！ 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将因号召工人突击队员进入文学界而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拉普正在开始认真地起着整个苏联文学的领导者和主力部队的作用。然而拉普在面向工人突击队员的时候，不能忘记做同路人的工作[4]。相反，正好应该利用拉普面向突击队员这一转变来改造同路人。苏联作家联盟应该在拉普的领导下成为进行这种改造的工具。 无愧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时代的文学正在发展。文学——对人的材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正在发展。向正在去建立真正布尔什维克化文学的工人突击队员们致敬！ 秦溪译 [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7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591页。 [3]还有关于拉普历史的读物！新干部应该知道本组织的历史，了解形成和确定这一组织的路线经过哪些思想上的战斗。——原注 [4]农民作家协会应该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得出特别重要的结论。——原注原注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得教训（吴雨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得教训 吴雨铭 中国的职工运动，以铁路工人为最早，自有职工运动以来，所有的铁路工会，经过许多经济斗争，虽然在这些斗争中，遭过几次失败，得着许多胜利，铁路工人，从未曾因胜利而骄傲，以失败懊丧，他总是再接再厉的，领导着工人阶级和全民众，向国民革命，及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途程上走。他们从某路的机器匠组合，进而至于全路的生产组合，由全路的生产组合，进而至于全国的产业组合，更于直系军阀吴佩孚“二七”屠杀京汉工人后第一年，组织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他们领导着全中国工人，与全世界的工人结合，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作了许多争自由，反军阀及资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他们的团结力因每次斗争而愈稳固，在社会上的革命的领导地位，因此更增高了。 工人阶级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死对头，有组织的铁路工会，领导着全民众向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国内军阀进攻的铁路工会，当然为敌人所深痛绝，“二七”之役，英美帝国主义者嗾使其走狗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五卅”运动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嗾使其走狗张宗昌封闭了胶济铁路总工会，枪杀了李慰农，并逮丁子明、孙义昌、韩文玉、伦克忠……等多人，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未开前几日，英、日、美……帝国主义者的驻津领事，联袂见国民第三军军长孙岳，要求孙岳禁止铁路工会在天津开会，幸孙氏是尊重工人自由的军长，不允其请，弄得这些帝国主义者，没有得着好下场，这次大会居然在天津开了，各路代表的踊跃莅会，天津数十万工人的热烈拥护，讨论议案的审慎周详，只使资本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惊寒战栗！破坏之计不得遂，乃在他们的报纸上大放谣言，《顺天时报》竞揭载“共产党徒！冒牌工人！在天津召集会议，讨论愚弄工人的政策……”这种无耻下贱的手腕，真是可笑亦可悲，在这些地方，更看出资本帝国主义的心劳日拙了！ 我们不否认这次到会的全国铁路代表，没有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政党，他是要实行阶级革命，建设工农政府的，真正革命的工人领袖，加入共产党，是势所必然的，我们绝对否认这次赴会的代表都是共产党员：因为赴会的代表，是每一工会，工人群众所选举出来的，非由共产党所指派；且工会的代表大会；并不是党的代表大会，绝对没有全体共产党员出席的可能和必要，至于污蔑这次的代表是冒牌工人，更是大笑话，是欺骗瞎子的勾当，这次出席的十六条铁路，五十八位代表，那一个不是铁路工人呢？那一个不是由工人中选出来的呢？再说到共产党愚弄工人，更不值得识者一笑，在工人阶级每次的斗争中，共产党总是领导工人阶级，帮助工人阶级奋斗，胜荣败戚，相与俱共，那一件事实是共产党愚弄工人的政策呢？且这次大会中所有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宣传问题决议案、工人与政党的关系……都是各路代表，聚精费神讨论得来的，我不知道那一件是共产党愚弄工人的政策？资本帝国主义及其所豢养的军阀、走狗、工贼等，一味的造谣中伤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和中国共产党。无非是看见工人的团结力太大，足以制他们的死命，想造些谣言，蛊惑一少部分意志薄弱的工人，破坏工人的组织，以达其永远剥削工人的欲望，资本帝国主义的巧技，我们已领教过了，工贼走狗，几段造谣的数闻，又何能摇动有组织的铁路工会和有觉悟的铁路工人呢？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到全国十八条路五十八个代表，从二月七号开幕起，至十五号止，共开会九天，全中国全世界的工会及农会贺电交驰，不独是在这次大会中，全中国的工会和农会与铁路工会建立密切关系，即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亦与铁路工会建立了密切关系，缔结了一致向我们的敌人——资本帝国主义者进攻的密约，会场里面，布满了革命精神，代表的态度，俱各正肃庄严，所有各种决议案、章程、宣言、文电……久相讨论，精神异常统一，所以这次各地赴大会的代表，没有一个不承认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国目前的国民革命，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国际工农联合地位，有极大的成功。大会指出了过去一年的各路工会运动的缺点，给了一些补救的方法，怎样对付工贼？如何促成国民革命？怎样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如何帮助农会的发展，认清楚了工人的政党，明白了工人的仇敌——资本帝国主义者、军阀、反革命派（第二国际、工团主义、国民党右派、交通系……）及一切妨害革命进展的蟊贼。同时商定了应付或打倒他们的策略这些的决议，更足以使我们的敌人发生恐怖，他们也许积极的或消极的向我们实行破坏式的进攻，因此我们的争斗，也更形激烈。 工人阶级是革命军中的一支主力军，在“二七”屠杀与“五卅”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是工人阶级；勇敢杀贼的是工人阶级；百折不挠的是工人阶级。至于大商家，他是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利害为利害，他不独是不能帮助民众的国民革命运动，反破坏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小商人——小资产阶级；他虽在某种过程中，可以赞助国民革命；然而摄于威权，惮于利害，不敢彻底去的实行或赞助国民革命，过去的事实，已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中的主力军。因为他有革命的需求，所以他的组织，亦日形扩大而渐趋统一，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起源，只有北方五大干路，成立的时候，有组织的，仅只于十路，第二次代表大会，增至十三路，及这次大会，又增加至二十路，十余万铁路工人，都站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旗帜之下，可见富有革命性的铁路工人无论是工贼的破坏也好，军阀的压迫也好，帝国主义的造谣中伤也好，他们的组织，绝对不因此而涣散，定因此更团结。自这次大会以后，我们相信铁路工会运动，定有极扩大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定基于此。
人生的出路（吴雨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人生的出路 吴雨铭 群众的叫喊声，摇撼着宇宙。 敌阵的枪炮声，震昏了天日。 他们的鲜血，染遍了全球。 写出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狰狞，描尽了军阀的罪恶。 这样的黑暗社会，那有人生的出路呢？ 革命吧！彻底的革命啊！ 革命的先锋队，我们的死者将热血流尽了。 看那河海似的赤血，山陵样的白骨， 决定人生的出路。
第一章妇女在原始社会的地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一编过去的妇女 第一章妇女在原始社会的地位 1．原始社会的主要时代 2．家庭的形式 3．母权制 1．原始社会的主要时代 妇女同工人一样，都是被压迫者。压迫的形式在各个时代和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但压迫却始终存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被压迫者往往会认识到自己在受压迫，这会促使他们有所觉醒，并且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缓解自己遭受的困苦。但是，从压迫的原因中认识压迫的真正本质，无论是对妇女的压迫，还是对工人的压迫，只有今天我们才能得出答案。首先，必须认识社会本质以及这个社会发展所依据的法律，然后才可指望卓有成效地广泛开展消除不合理状况的运动。开展这一运动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在被损害的阶层中传播知识的程度，以及这些阶层享有行动自由的程度。在这两方面，妇女不论是由于习俗和受教育的程度，还是由于她们所享有的自由的程度，都不及工人。还有另一种情况：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各种情况最终形成了习惯，遗传和教育使这两部分人把这种习惯看成“自然而然的”。特别是到了今天，妇女仍然把她们的从属地位视作理所当然。因此使她们明白了这种地位使人失掉了尊严，她们必须努力争取使自己成为同男人平等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社会上势均力敌的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妇女与工人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妇女又先工人一步，就是说，妇女是人类中最先成为奴隶的人。妇女早在奴隶问世以前，就已经成了奴隶。 社会上的一切依附与压迫都来源于被压迫者对压迫者在经济上的依赖。妇女在很久以前，在经济上就处于从属地位，这一点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当然，对这一发展的认识还是比较新的。《圣经》上所说的那个创造世界的神话难以继续流传，因为同它争锋相对的是以研究尘世、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为依据的、难以批驳的无以数计的事实。同样，《圣经》上所说的关于创造和发展人类的神话也是站不住脚的。的确，人们还没有解释清楚发展史中的全部问题，有些已经弄清楚的部分在研究这种或那种现象的意义和关系方面，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但从总体上看，问题已经基本澄清，意见已趋于一致，可以肯定，人，决不像《圣经》上提到的第一对人那样，是作为文明人出现在尘世的，人是在无限漫长的时期，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才逐渐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在这期间，不论人的社会关系还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都发生了极其不同的变化。 不论涉及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还是涉及到贫富关系，一些无知者和骗子每日每时都把那种牵强附会的看法塞进我的耳朵里。他们说：“这都是一成不变的”，是“永存的”。这种看法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浅薄的和具有欺骗性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粗略地阐述一下原始时期以来的两性关系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这样就可以证明：如果说在迄今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关系已随着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发展程度而发生过变化，那么在生产和分配方式继续发生变化的同时，两性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是不言而喻的了。从而进一步证明，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不论在大自然中，还是在人类生活中都没有。永远长存的只有变化和转换。 只要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就会看到，人类的第一个共同体叫作部落[1]。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和获取草木树根、浆果和果实等食物的困难，导致部落分裂或解体，于是人就不得不去寻找新的住所。 毋庸置疑，通过我们对历史上的各文化阶段的认识，或对仍然生存的野蛮部落的了解，这种几乎类似动物的状况是存在的，尽管我们对此缺少有文献记载的证据。人，不是按照造物主的号令，作为高级的有文化的动物来到人世的，人主要是在无限漫长而缓慢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种各不相同的阶段，经过上升和低落的文化时期，经过同类之间的不断分化，才在所有的大陆上和一切地带逐渐攀登到目前的文化高度的。 在世界上一部分地区和大部分民族拥有最先进文化的同时，各不相同的地区的其他一些民族却处于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切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人类过去的图景，也给我们指出了人类在其漫长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各种道路。如果人们一旦能成功地提出共同的、众所公认的观点，并且在文化研究中根据这些观点来进行各项考察工作，那就会发现大量事实，这些事实会使人用崭新的眼光来认识过去的和当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后，我们就会了解今天还不能理解的、被浅薄的评论家一口咬定是不合理的和“有伤风化”的各种事情，我们就会把这一切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事。自巴霍芬以来的一大批享有声誉的著名学者，如泰罗、马斯·勒南、鲁伯克等人进行的各种研究揭开了人类最早期发展史的面纱。摩尔根以其重要著作加入了这些人的行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又用一系列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历史事实补充了摩尔根的这部著作。最近，库诺确认了其中的一部分，并对一些问题作了更正。[2] 弗·恩格斯在其出色的著作中对摩尔根的书作了明确而有说服力的阐述，从而澄清了一些令人费解的问题及一部分具有高和较低文化发展的各国人民生活中看来是荒谬的问题。只有今天我们才能洞察人类社会在各个时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迄今人们对婚姻、家庭和国家的各种观点都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些观点成了缺乏真实基础的空想陈列馆。 凡在提到婚姻、家庭和国家的地方都特别提到妇女的作用，妇女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所占的地位，同样也与那些把这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人的看法大相径庭的。 受到恩格斯赞许的摩尔根把迄今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他把前两个时代的每个时代又分成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一个阶段同另一个阶段的区别在于：获取生活资料和食物的方式有显著改善。摩尔根的看法完全符合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认为，在某些时代，由于生产过程即获取生活用品过程中的进步而导致的各族人民生活形式的变化，是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人类的童年。在这个时期，有一部分人生活在树上，主要以野果和草木树根为生，但在这个时期，人类已开始有清晰的预言。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人们开始以小动物，如鱼类和虾蟹等充饥，并开始使用火。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武器制造场。人们起初用木头和石块制造枪和棍子，再用枪棍打猎，似乎也拿枪棍同临近部落争夺食物，强占住所，或在捕猎时当作打仗的武器。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食人现象。这种事就是今天在非洲、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的个别种族和民族中仍然存在。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特征是以弓和箭完善了武器；出现了手工编织。人们用皮子和纤维或芦苇编筐子，制造磨光的石器工具。用这些工具加工木制小船和房屋。这就构成了生活中的多种多样的内容。用已经制造好的各种工具和辅助用品完全有可能获取更加丰盛的食物，从而供养更多的人类社会。 摩尔根认为，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以采用陶器为开端。这个阶段开始驯养动物，从而生产肉类和乳品，并将动物的皮、角和毛分别用在各个方面。人们在这一阶段还逐渐开始培养植物。在西方种植玉蜀黍；在东方，除玉蜀黍外，还种植了所有粮食品种。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在东方盛行饲养家畜；在西方，利用人工灌溉培植粮食作物。这个时期还用太阳晒干的砖瓦和石头建造房屋。饲养动物的结果是畜牧成群，因而形成游牧生活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则必须为人和牲畜生产大量粮食。这一切意味着住处要宽敞、粮食品种要多，数量要大。此后便逐渐消除了使人现象。 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以冶炼铁矿和发明文字为开端。不久，发明了能够进行大规模田间耕作的铁犁，继而开始使用铁斧和铁锄采伐树木。随着各种铁制品的加工，各种各样的活动开始出现，使人的生活变成另一种形态。铁制的各种工具可以建造房屋、船只和车辆；五金加工的出现使精巧的手工制品应运而生，使制造武器的技术更加完善；此外，还可以修筑围城的墙。在这个阶段，建筑业已成为一种艺术。由于发明了文字，使神话、诗歌艺术及历史文献得以保存和传播。 首先，在东方、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如埃及、希腊、意大利等国，开始了为改变社会生活奠定基础的这种生活方式，社会生活的这些变化在历史长河中，对欧洲甚至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家庭的形式 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有其独特的两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同后来文明时代的此类关系有很大区别。 巴霍芬和摩尔根在他们的深入研究中，对这些关系作了探索。我们从神话、传说和历史记载中，惊异地看到各种现象，其中包括这些现象和后来发生的事件的某些相似之处，甚至还包含着当今时代的某些东西。为了认清这些现象的本质，巴霍芬对古代著作进行了极其细微的研究。摩尔根在定居纽约州的印第安人易洛魁部度过10年之久，这期间，他通过自己的感受对印第安人的生活、家庭和亲属关系等有了崭新的和意想不到的认识，在这一基础上，他进一步对其他方面作了考察，从而对这些问题作了正确的论述和解释。 巴霍芬和摩尔根按照他们各自的方式发现，在人类发展的原始时期，各部族的两性关系与历史已知时期和现代文明民族的两性关系相比，基本上是不同的。特别是摩尔根长年生活在北美洲易洛魁人中间，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促使他开始进行比较学研究。他从中发现，不论处于文明时代，还是处于十分落后的时代，任何民族都有家庭和亲属制度，当然它们同当今的这种关系有所不同，但在从前，在早期的文明时代，各民族的此类关系确有相似之处。摩尔根发现，在他生活在易洛魁人中间的那个时代，有一种双方便于离异的一夫一妻制，摩尔根把它称为“对偶家庭”。他还发现，尽管按亲疏程度来确定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作法对我们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他们那里却是按完全不同的情况来运用的。一个易洛魁男人不仅把自己的孩子称作儿子和女儿，而且还把自己兄弟的所有孩子称作儿子和女儿，这些孩子都称他为父亲。同样，一个易洛魁女人不仅把她自己所生的孩子称作儿子和女儿，而且把她姐妹所生的孩子也称作儿子和女儿，这些孩子称她为母亲。她把自己兄弟的孩子称作外甥和外甥女，这些孩子又称她为姑母。兄弟的子女们相互称兄弟或姐妹，同样，姐妹们的孩子也如此。一个妇女和她的兄弟的孩子之间互称表兄弟和表姐妹。令人奇怪的是，同我们一样，他们不是根据亲疏程度，而是根据亲属的性别来确定称呼。 亲属制度不仅完全适用于美国的印第安人、印度的土著居民、德干的达罗毗荼人部落和印度斯坦的戈拉人部落，而且根据巴霍芬以来所进行的各项研究表明，在原始时期，到处都有类似的情况。如果说我们在牢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采纳了对蒙昧民族或野蛮民族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各种研究成果，那么，这就表明，巴霍芬对古代无数民族的研究，摩尔根在易洛魁人那里，库诺在澳大利亚人之中和其他人在其他民族中所发现的一切就是形成世界各族人民基础的社会群体和两性群体。 摩尔根在研究中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有趣的事实。如果说易洛魁人的对偶家庭同它所确定的亲属称呼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那么，与此相反的结果表明，还在本世纪前半叶，在夏威夷群岛就出现了同亲属制度相适应的家庭，而这种亲属制度在易洛魁人那里仅仅在名义上存在。不过，在夏威夷群岛通行的亲属制度又同那里事实上的家庭形式不相符合，但这种亲属制度却证实了古老的、更加原始的、但已不复存在的家庭形式。在那里，兄弟姐妹的所有孩子毫无例外地、统统被视为兄弟和姐妹，他们不仅被看成是母亲和母亲姐妹的共同孩子，或父亲和父亲兄弟的共同孩子，而且毫无区别地被看作他们双亲的所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夏威夷群岛的亲属制度符合比现存家庭形式更早的发展阶段。它所证实的特点是：在夏威夷如同在北美印第安人那里一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亲属制度，这两种亲属制度都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而是以一种较高级的形式超越了现状。关于这个问题，摩尔根是这样解释的：“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向较高级阶段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不过在一个长久的时期把家庭逐渐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急剧变化了的时期，它才发生急剧的变化。”[3] 现在还有一些人坚决维护直至今天还流行的观点，即目前存在的家庭形式从原始时代起就已存在，而且如果不想使整个文化受到损害，必须不断延续下去，他们认为这一观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根据研究者的上述发现，可以证实，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和不能坚持下去的。远古历史的研究使人确信，在人类发展最低阶段的两性关系同以后各个时代的两性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所形成的两性关系状况，在现时代人看来，就是淫乱，是伤风败俗的下流行为。不过正如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生产条件一样，各阶段也有自己的道德习俗，这种种道德习俗仅仅是社会状况的反映。凡合乎道德者就是习俗，习俗又仅仅是符合最内在本质的东西，就是说，习俗符合一定时期的社会需求。 摩尔根得出结论说，在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人类集团内部就已经有了两性的交往，在交往中一个女人属于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属于一个女人，当然，在这种交往中存在普遍性的混合杂交。一切男人同许多女人同住，一切女人同许多男人同住。妻子和丈夫都是共有的，孩子当然也是共有的。斯特拉伯〔公元前66年)报告说，在阿拉伯人那里，兄弟们可以同自己的姐妹和母亲同房。原始时代的人类繁殖除乱伦这条路之外，决无其他可能，更不像《圣经》上所说的那样，是由一对男女来传宗接代。《圣经》在这个棘手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圣经》上说，该隐在杀死自己的弟弟亚伯以后，离开了上帝，住在挪得。他在那里认识了一名女人，她成为该隐的妻子，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的妻子是从哪里来的？不是说该隐的双亲是世上的第一批人吗？根据犹太人传说，该隐和亚伯的母亲还给他们生了两个姐妹，这两个姐妹是他们乱伦所生的孩子。翻译《圣经》的基督教徒似乎把这些对他们不利的事实给抹煞了。原始时代的杂交乱伦，即部落内部的通婚同部落内部的性交没有任何区别，从印度神话中也可以看出来。博拉马同他的亲生女儿萨拉瓦斯梯结婚；同样的神话在埃及人那里，在北欧的埃达都有流传。埃及神阿蒙就是他母亲的丈夫，他还以此自豪；根据古代冰岛神话诗集《埃达》，奥丁是他女儿弗丽加的丈夫。[4]阿道夫·巴斯提安博士阐明：“在斯维根瓦拉，拉雅的女儿们有自由选择丈夫的特权。在卡皮拉普尔安家落户的四个兄弟提出让这五姐妹中的老大普丽亚为母后，而同其他的姐妹结婚。”[5] 摩尔根认为，从两性一般混杂状态很快会发展为性交的较高级形式，他把这种形式称作血缘家庭。目前，是按照辈数来区分婚姻集团的。在一个两性集团里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孩子们也同样组成一个共同结婚的圏子，下一辈，即孙子辈只要到了结婚年龄也如此延续。它同最低阶段婚姻集团中不加区别的性交是相对立的，即同辈人可以性交，这一辈人同另一辈人禁止性交。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再远的和更远的表兄弟姐妹都属同辈人，都有性交关系。这些人相互都是兄弟姐妹，但同时他们又都可以互为夫妻。从名义上看，这种家庭形式符合上世纪前半叶夏威夷群岛的亲属关系，但事实上这种家庭形式已不复存在。相反，根据美国和印度的亲属制度，兄弟和姐妹永远不能成自己子女的父母，但按照夏威夷的亲属制度是可以的。他在报告中还提出，血缘家庭在古希腊希罗多德时代的玛萨格人中间就已存在，他写道：“每人都可以娶一个妻子，但也允许大家去使用她……如果一个男人看上一个女子，他就可以把自己的箭袋挂在车上，毫无顾忌地住在这个女人那里……同时，他还把自己的手杖插在地上，作为自己行为的标记……而公开同居。”[6]巴霍芬还提出了类似情况，如在吕齐亚人、伊特拉斯坎人、克里特岛人、雅典人、勒斯波斯人和埃及人那里。 摩尔根提出，血缘家庭的家庭组织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比较高级的形式叫作普那路亚家庭。普那路亚的意思就是亲爱的男女伙伴。 摩尔根认为，血缘家庭是建立在按辈数组成的婚姻等级组织基础之上的，是出现普那路亚家庭前的原始家庭组织，而库诺在他的著作中则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迄今所发现的性交形式不是最原始的形式，而是同两性团体一起出现的居中形式，即向纯氏族组织过渡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所谓血缘家庭的划分是以年龄级别，过了一段时期又以其它不同形式为依据。此外，还以图腾联盟[7]为划分血缘家庭的依据。库诺接下去还提出：所谓级别就是指每个男人或女人都有自己的级别名称和种族联盟名称，划分级别的目的不是为了禁止平辈亲属间的性交，而是阻止上下辈亲属间的性交，即阻止父母与子女、姑母与侄儿、叔伯与侄女等人之间的性交。所以说级别是显示阶层的名称。 库诺列举一些例证，以说明自己看法的正确性并批驳摩尔根的观点。但他像批驳摩尔根一样，面对韦斯特马尔克和其他人的攻击却极力为摩尔根辩护。他说：“尽管摩尔根的假设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在其他方面也仅仅具有有限的适用价值，然而他是第一个提出北美图腾团体同罗马人的氏族组织具有同一性的人，其次，他证明了我们今天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是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他的这一功劳任何人都不能否定。正因为上述成果，他才有某种可能进行各种较新的研究，才有可能奠定供人们进一步建立学说的基础。”库诺在他的著作前言中还强调，他的这本书有一部分是对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补充。 不论韦斯特马尔克和斯塔尔克（齐格勒主要是引用他们的著作）愿意还是不愿意，必定会相信，家庭的起源和发展都不是由资产价级的偏见所决定的。库诺对齐格勒的权威们提出的这种批驳必定使他们的狂热追随者认清，反对摩尔根是毫无价值的。 3．母权制 摩尔根认为，普那路亚婚姻开始排除兄弟姐妹之间的性交关系，并且首先是排除母系的兄弟姐妹们的性交关系。一个女人如果有各种各样的丈夫，则不可能证明父系。父系是虚构的。今天，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下，才有父系。歌德在他的《学习时代》[8]中借用弗里德里希的话说：这种父系“仅仅是建立在良好的信任基础之上”。如果说父系在对偶家庭中还经常发生疑问，那在多次婚姻中父系根本不可能得到证实。所以，只有母系血统是毫无疑问的和不存在争执的，因此，在母权制度下，孩子被视为播下的种子。如果说在比较原始的文化阶段，在人类的各种社会关系中，一切彻底的变革都是缓慢完成的，那么，毫无疑问，在普那路亚家庭中，所谓的血缘家庭的变化也是要经历较长的时期。一些倒退现象还使这种变化受挫，当然，这些倒退现象是后来才发现的。普那路亚家庭发展的必然性还有下面的外在原因：由于人口猛增就需要分配人口，也需要得到新的土地，以便饲养牲畜和耕作农田。似乎还有一条理由：在较高的文化阶段，兄弟姐妹之间和近亲之间性交的有害性和有失体统的概念慢慢形成并发生了作用，人们从而要求建立另一种婚姻制度。有一段美丽的传说，足以证明上述论点，比如库诺提到，加松在南澳大利亚的一个种族，即第耶利人那里发现一个关于穆尔杜（一个氏族联盟）起源的美丽传说。其中是这样写的： “上帝创造了万物之后，父亲们、母亲们、姐妹们、兄弟们及其他所有近亲都可以毫无区别地相互结婚，直到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性交造成的各种有害结果为止。于是头头们进行商议并考虑采用什么途径才能消除这种弊端。商议的结果是祈求穆拉穆拉（大圣灵）。他命令：一族应分为各种分族，各分族应有各自不同的名字，以便于区分，名字可按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命名，例如叫野狗、老鼠、鸸鹋、雨和大蜥蜴等等。同一个群体的成员之间不准结婚，但是这个群体的成员可以同另一个群体的成员结婚。比如野狗族的儿子不能同野狗族的女儿结婚，但他们俩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同老鼠族、鸸鹋族、黑家鼠族或其他一个家庭的人结亲”。 这一传说比《圣经》传说更易使人接受。它用最简单的方式，阐明了氏族联盟的诞生。此外，保尔·拉法格在《新时代》[9]上非常尖锐地证实了我们坚持的观点：亚当和夏娃的名字不是个人的名字，而是史前时期，犹太人集居的氏族名称。拉法格用他的论证解决了一系列《创世纪》第一章中难以理解和充满矛盾的问题。接下去M·贝尔在《新时代》[10]上同样注意到，今天就是在犹太人中间还流行一种婚姻习俗：新娘和新郎的母亲决不可同名，否则全家会遭灭顶之灾，疾病和死亡就会闯进家门。这是对拉法格观点的正确性进一步提供的证明。氏族组织禁止出生于同一氏族的人结为夫妻。因此，新娘和新郎的母亲同名，按照氏族法规就是属于同一血统的人。当然，今天的犹太人已不再知道，诸如禁止近亲结婚等古老的氏族法规同他们的偏见有什么关系。制定这一法规的目的在于避免因近亲婚配而造成后代退化。尽管该法规在犹太人那里几千年来已不复存在，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传说在偏见中保持至今。 从前，人从饲养动物中获得许多经验，并从中看到了近亲婚配的害处。我们从《圣经·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三十二节中可以看出，这些经验使用了多久：据说雅各知道欺骗他岳父拉班的办法，所以他提出，由他为身上有斑点的绵羊和山羊接生，拉班表示同意后，所有这一品种的绵羊和山羊就归雅各所有。古代的以色列人在达尔文以前很久，就已经在实践中研究过达尔文主义了。 我在这里论述古代犹太人的状况之后，还必须提出其他一些事实来阐明，实际上继承关系在远古时代已经发生作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关于女人是这么说的：“你要服从丈夫，他是你的主人。”在这一节中还提到：“女人应离开父母跟随丈夫。”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中说道：“男人应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话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七节中以及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三十一节中不断重复。事实上，这是产生母系继承关系的号令，而《圣经》的编者们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 母系继承关系在《民数记》第三十二章第四十一节中也有所阐述。那里提到，睚珥有一个出身于犹太族的父亲，但他的母亲却是玛余西族人，睚珥被明确称为玛余西的儿子并继承了她的祖业。在古代的犹太人那里，关于母系继承关系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这在《尼希米记》第七章第六十三节中可以找到。那里讲的是，一个祭司从犹太族巴西莱家的女儿中选出一人为妻，他的孩子们都叫作巴西莱，就是说，这些孩子不是跟随父姓，而是跟随母姓。 摩尔根认为，在普那路亚家庭中，一个家庭联盟的一个或一些姐妹可以同另一个家庭联盟的一个或一些兄弟结婚。同胞姐妹或第一等级、第二等级和更远的表姐妹都是他的共同丈夫的共同妻子，但这些姐妹的丈夫不准是她们的亲兄弟。同胞兄弟或各种远近亲的表兄弟都是他的妻子的共同丈夫，但这些兄弟的妻子不准是他们的亲姐妹。由于杂交乱伦的终止，新的家庭形式无疑迅速而有力地促进了各氏族的发展，并使采取这种新的家庭结合的氏族比仍然保持旧形式关系的氏族更加优越。 普那路亚家庭的亲属关系是：我母亲姐妹们的孩子也是我母亲的孩子，我父亲兄弟的孩子也是我父亲的孩子，所有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相反，我母亲兄弟的孩子是她的侄儿和侄女，我父亲姐妹的孩子是他的侄儿和侄女，所有这些孩子是我的堂兄弟和堂姐妹。再者，我母亲姐妹们的丈夫也是她的丈夫；我父亲兄弟的妻子也是他的妻子，但是我父亲的姐妹们和我母亲的兄弟们却禁止建立共同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们都是我的堂兄弟和堂姐妹。[11] 随着文化的提高，禁止兄弟姐妹间性交之风已经兴起，它逐渐蔓延到禁止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之间发生性交关系。新的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就是这样产生的。起初，氏族是由母方的同胞姐妹或远亲姐妹连同她们的子女及母方的同胞兄弟和远亲兄弟组成。氏族中有一个宗母，氏族就是从她开始历代相传女继承人。妇女的丈夫们不包括在这个血缘亲属集团之内，即不属于其妻子的氏族，而是属于其姐妹的氏族。相反，她的丈夫的子女则属于母方的家庭集团，因为要确定母系继承关系。母亲是一家之主。“母权制”随之产生，它在很长时期成为家庭和继承关系的基础。与此相适应，由母方承认血统关系的妇女们有权出席氏族会议，有权选举和平时期的首领和战时的长官，也有权废黜他们。当汉尼拔（即迦太基统帅）同高卢人缔结反罗马联盟时，在缔结联盟双方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应由高卢的年高望重的妇女们来进行仲裁。汉尼拔对她们的不偏不倚是给予极大信任的。 希罗多德关于承认母权的吕齐亚人是这样写的：“他们的习俗一部分来自克里特岛，一部分来自加里亚。然而他们有一种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习俗。如果你问一个吕齐亚人，他是谁，他就会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即他母亲的名字，以及母系家谱的其它事情。还有，如果一个自由民妇女同一个奴隶结婚，他们所生的子女都是自由民。但如果一个自由民男子同一个外国女人结婚或娶一个小老婆，那他们所生的子女则丧夫一切公民权，哪怕这个男人是国家的高级人物。” 那个时代的人不说父的财产，而说母的财产，不说家庭之父，而说家庭之母，把故乡称作亲爱的母亲之国。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家庭形式那样，氏族也是建立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之上，叫作共产主义的经济方式。妇女是这个家庭合作社的带头人和首领，因此她不论在家或在涉及宗族问题的家庭事务中都享有很高威望。妇女是发生争执时的仲裁人和法官，是促进宗教发展的女祭司。在古代，屡屡出现女王和女诸侯，妇女在她们的儿子执政期间还有决定性影响（例如在埃及），这是母权制发展的结果。那个时期的神话故事主要以妇女问题为题材，比如阿斯塔尔塔、得密特、赛莱斯、拉托娜、埃西、弗丽加、弗莱雅、格尔达等等。妇女神圣不可侵犯，谋杀母亲是罪大恶极的罪行，它会唤起所有的男人去复仇，报仇是这一宗族男人的共同事业。当家庭共同体的一名成员遭受另一种族的人侮辱时，这个家庭的每个男人都有复仇的义务。保护妇女促使男人发挥高度的勇敢精神。母权的作用就这样在古代各氏族的所有生活领域展示出来，例如在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希罗多德时代前的希腊人、建立罗马前的意大利各民族那里，以及在斯堪特人、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康泰布利阿人和日耳曼人那里等。在那个时代，妇女占有了她们此后永远不能占有的地位。塔西佗在他的《日耳曼志》中说：“德国人相信，有些神圣的东西和未卜先知的东西存在妇女身上，因此他们重视妇女的建议，遵从她们的命令。”生活在凯撒时代的狄奥多对埃及妇女的地位非常气愤；他得知，在埃及不是儿子，而是女儿赡养双亲。所以他对尼罗河畔的对女性奴颜婢膝的男人嗤之以鼻，因为他们不论在家庭还是在公众生活中都能让女性成员拥有权利并给她们以各种自由，这一切对于一个希腊人或一个罗马人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怪事。 母权制使局势保持和平稳定，各种关系密切，联系范围狭小，生活质朴简单。各宗族之间相互分离，但都尊重双方的领地。如果有一族发起攻击，男人们则有义务进行防御，他们内部的有力支柱就是妇女们。据希罗多德论述，在斯堪特人那里妇女们也加入了战斗行列；他还提出，处女在消灭一个敌人之后，才被准许结婚。一般说来，在古代，男人和女人在体力和智力的差别方面比我们当今社会的这种差别要小得多。在几乎完全处于蒙昧状态的和生活在野蛮时期的各氏族中，大脑大小的差别比起文明时期各氏族在这方面的差别就很小。在那些民族中，妇女的体力几乎同男人的体力不相上下。关于这一点，不仅论述母权制统治的各民族的古代作家可以作证，而且以勇敢粗矿闻名的阿山蒂斯和西非女王达霍姆的妇女大军也可作证。塔西佗对古代日耳曼妇女的评价和凯撒关于伊比利亚和苏格兰妇女的论述也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哥伦布在到达桑塔·克卢兹以前，曾同印第安人沿海行驶的船只交战，在这场战斗中妇女同男人一样勇猛善战。我们从哈弗洛克·埃利斯的著作中也可进一步找到证明这一观点的论据：“H．H．约翰斯顿提到，刚果的安多比斯族妇女劳动艰辛，身负重担，然而她们生活得很幸福。她们往往比男人更强壮，发育得更好，因此都有优美的身材。关于当地阿鲁维米的马于奈马族，派克是这样说的：‘这里的人身材十分漂亮，特别是妇女更加可爱，她们同男人一样身挑重担。’北美的一位印第安人首领对海阿内说：‘妇女生来就是劳动的，她们当中的每个人都能挑起和举起两个男人承担的重量。’谢隆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在德国保护区新几内亚的诺右伊那对头发鬈曲的黑人进行过仔细研究，从而发现妇女的身体比男人更强壮。人们在澳大利亚中部地区发现，男人往往出于嫉妒殴打自己的妻子，可作妻子的不需要任何帮助就能起而反击，打败丈夫，这种事并非罕见。在古巴，妇女同男人并肩作战，她们因得到独立而欢欣鼓舞。印度的一些种族以及北美的贝伯罗人和巴塔哥尼亚人的妇女都像男人一样高大，而俄国人两性身长的差异，也不像英国人和法国人中间那么大。”[12] 但在氏族中，有的男人太懒或者太笨，不能维持普通的生活，妇女对这类男人往往实行严格统治，把他们轰出氏族。他们要么回到原来的氏族，然而在那里他们也是不受欢迎的人，要么就加入另一个对他们比较宽容的氏族。 利文斯顿在他1857年于伦敦出版的著作《在南非洲的传道旅行和探险》中提到，他惊异地发现，直到今天，在非洲土著居民的婚姻生活中还具有上述特征。他在萨姆俾西河边遇到一些美丽、健壮、从事农业耕作的巴尤达族黑人，因而使他相信了原本难以相信的事实，即葡萄牙人所说的妇女享有优越地位的事实。那里的妇女常常坐在一起议事；结了婚的年轻男人必须离开他的村子跟随妻子到她的村庄居住；他对妻子的母亲有终生奉养的义务，如果离了婚，子女永远归母亲所有，但是，妻子必须养活丈夫。利文斯顿写道，尽管在丈夫和妻子间有时发生小小的争执，这时丈夫并不对妻子发火。利文斯顿还亲眼看到，那些愤怒地对待妻子的男人会使自己的胃受到惩罚。他说，男人为了吃饭必须回家去，可他的妻子却把他赶到其它地方。结果这位丈夫一无所获，只好在村子里人最多的地方蜷缩在一棵树上，可怜巴巴地说：“大家听听！听听呀！我是和女人结了婚的人，可她们统统是妖魔！我现在成了光棍，一个妻子也没有了，这样对待我这么一位绅士，难道公平么！” [1]“天赋人权论和民约学说提出，人类发展初期，人是孤立的。这种说法是脱离实际的臆造，因此，对人类生活形式的理论分析和对历史的认识都是毫无价值的、错误的。人是群居动物，是生活在不断紧密相联中的动物类的个体”。爱·迈耶尔：《关于国家的开端及其同性别团体及氏族的关系》，1907年版。 [2]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由克莱斯和霍夫曼出版社1861年在斯图加特出版。摩尔根的重要著作《古代社会》的德译本由狄茨出版社于1891年在斯图加特出版。这是一部研究从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发展过程的著作。该出版社还于1892年出版了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于1894年出版了亨利希·库诺的《澳大利亚人的亲属组织，家庭发展史论丛》。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页。——译者注 [4]齐格勒在他的著作前言中嘲笑说，人们给神话添加了所谓文化史的意义。他的这种观点表现出自然科学家的全部偏见。在神话中蕴藏着深刻的意义，神话产生自“民族精神”，是以原始时代人们的风俗和习惯为基础的，但这些东西巳逐渐消失，只是在宗教灵光的包围下还留在神话中。如果人们接触到神话所说明的事实，就会掌握神话历史意义的重要基础。 [5]阿道夫·巴斯提安博士：《在马来群岛、新加坡、巴达维亚、马尼拉和日本的游记》，1869年耶那版第12页。 [6]巴霍芬：《母权论》。 [7]图腾联盟是指种族联盟。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动物，如大蜥蜴、袋鼠、鸸鹋、狼和熊等。各联盟根据图腾动物确定自己的名称。图腾动物享有特殊荣誉，联盟把它视为神圣者，而联盟成员既不准杀它，也不准吃它的肉，图腾动物具有和中世纪的行会守护神类似的意义。 [8]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分为两部，即《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这里指的是前者。——译者注 [9]第9卷〈1891年）第224页。 [10]第12卷（1893—1894年）第119页。 [11]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 [12]哈弗洛克·埃利斯：《男人和女人》，1894年莱比锡版第3—4页。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序言 来源：《妇女与社会主义》，倍倍尔著，沈端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2月第1版 我们生存在一个每天不断进展的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精神的不安和动摇日甚一日，显著地表现在社会所有的阶级之间，要求着彻底的改造。每个人都感到脚下的地面在摇动。发生了许多问题，日益为广大范围的人们所注意，而关于这些问题之能否解决都是从各自的立场来议论。其中最重要问题之一，而且日益显著的，便是妇女问题。 那就是要使妇女向各方面展开她们的才能和力量，享受一切平等的权利，进而成为社会上完全而有用的成员，那便是她们在现代社会须占有如何的地位才行的问题。从我们的立场来说，这个问题是和另一问题——为了使个人与社会都能实现生理的以及社会的健全，来代替种种形态的压制、剥削、贫困、穷乏，那末人类社会须采取如何的形态和组织才行的问题——相符合的。所以在我们看来，妇女问题今天占据着一切稍具有思考力的人们的头脑，而使一切精神动摇着，这不过是一般的社会问题的一面而已。所以这个问题之终结的解决，只有除去现在的社会的对立以及起因于这个对立的弊害才有可能。 虽说如此，但特别地处理所谓妇女问题这件事，还是必要的，理由是：妇女的地位过去是怎样的、现在是怎样的、将来又当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一方面，至少在欧洲，因为女性占有人口的过半数，所以是有关社会成员之大多数的问题，另方面，数千年来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发展的世俗说明，都是远与事实相违背的，因而阐明这个问题对于理解现在和将来是一件很必要的事。实在的，当观察这个不断地向前成长的运动时，在各种人们之间，而且甚至在妇女们自己的伙伴之间往往也存有偏见，大部分都是因为不知道和不理解妇女的地位而造成的。许多人们甚至主张妇女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就是说，妇女从来所采取的而将来也当采取的地位，乃是由其“自然的职分”而定的，从而她们乃被命运注定要做贤妻良母，局限于家庭生活之内；在她们居室以外的东西，或与她们的家庭任务毫无关系的东西，都与她们无关，她们是毫不知道的。 所以就妇女问题来说，也和一般的社会问题——在这场合却以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为主要的问题——相同，有若干党派对立着，其中有企图把一切都保持和从来一样的一派，随时备有极容易的回答。就是他们相信，只要指定妇女们尽她们的“自然的职分”就算已经尽到能事了。他们忘却因为后面将详述的理由，使数百万妇女陷于无法完成分派给她们的作为家庭主妇、分娩者以及子女养育者的“自然的职分”的境遇。他们又忽视了，其他数百万妇女视结婚为束缚和从属，不能不在不幸和缺乏之中过着悲惨的生活，以致她们的这个“天职”广泛地失去了它的机能。不过这些“贤者们”对这件事却向来是毫不关心的。同样地还有数百万妇女，为了苟延残喘而从事种种职业，往往不得不用极不自然的方法，担负她们的力量所不能胜任的劳役，对于这种事实他们也是毫不关心的。他们对于不合自己口胃的这些事实，就如同对于工人阶级的贫困一样，掩蔽着耳目，说什么至今既然“不断地”是如此，今后也当“永远地”是如此，来安慰自己和别人。至于说妇女也有权利从现代文化的成果享受充分的分配，利用它来改善她们的状况和减轻她们的负担，并且发展精神上及肉体上的所有能力，同男子同样地使用这些能力来求谋她们的利益，这是他们绝不愿意承认的。如果有谁向他们说，妇女若想不依赖男性的慈悲及恩惠来求身体及精神的独立，那末也非谋经济上的独立不可，这话马上就会使他们忍耐不住，大发雷霆，跟着就是对于“现代的颓废”和“疯狂似的解放运动”加以猛烈的非难。 无法脱出偏见的狭隘领域的男女俗物们，实在是这样的。他们在黑暗所支配的场所，到处可以栖止，假使一旦有一道光线投射入他们安之若素的黑暗之中时，就会忽然发出惊愕的叫声，简直成为一种鸱枭了。 可是反对这个运动的另一派，却不能够面对着那般明显的事闭目不顾。他们承认多数妇女，差不多从来没有像现代这样，处于与文明的一般进步相形见绌的状态的时代。从而他们也认识到必须研讨怎样才可以提高妇女们的地位，达到她们能够进而自谋生活的程度。可是，这些反对派竟以为社会问题，就早已逃入结婚避难所的妇女们来说，却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了。 所以这派的人们要求，为着未婚妇女，开放适合她们的力量和才能的劳动领域，使与男子作自由竞争，若干少数人们则更进一步，主张自由竞争不必限于低级的营业及职业的范围，而应该扩张到更高级的职业、艺术及科学的领域。他们要求应当把千百年间对妇女们闭门不纳的一切高等教育机关，即大学，都能给妇女开放。有的人们又进一步地提倡，容许妇女能就公职（邮政、电信、铁道的业务）。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特别适合妇女的职业，并指出迄今所曾得到的实际的结果，尤其是在美国因使用妇女所得到的成绩的结果。甚至还有两三人要求应给妇女以参政权。就是他们承认妇女也和男子同等，是人，是国家的成员，但从来在男子独占的统治之下的立法，就说明男子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独占其特权，而在所有关系上把妇女当做被监护人看待的，所以今后务必把它废除。 关于以上所略述的这些运动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些运动都不出乎现代社会秩序的范围之外。至于能否凭籍这些运动，一般地能否做到将妇女的地位如何本质地或彻底地改善这一问题，却不曾提起。只站在资产阶级即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基础上，把男女在社会上的平等看做问题的决定性的解决。只要使妇女自由地从事工商业成为事实，那末这个目的已经现实地达到，而且如后所述，统治阶级方面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正在极力加以奖励，这些运动中人对于这种事实或是不知道，或是故意置之不问。可是，在现在的条件之下，使妇女从事所有工商业的职业，只有使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愈形激烈，而且结果会使采取工资及薪给之形式的男女职工对劳动力的收入减少。 这种解决显然是不正确的。所谓妇女的资产阶级的平权，不单是站在现代社会的秩序上来同情这些妇女运动的男子们的最后目标，而且参加实际运动的资产阶级妇女们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她们以及同她们想法相同的男子们都是一样的，和那些一部分由于顽固的偏狭、一部分又——在使妇女受高等教育并就高级公职一事尚成问题时——由于卑劣的利己心及竞争心，对这运动怀抱有敌意的男子们相比，在他们的要求上是站在反对的立场的。但在这里却不存在像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的对立。 即使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者，把欲与男子平权的要求全部贯彻，为无数妇女着想，恐怕如现时结婚那样的从属、卖淫以及大多数已婚妇女对丈夫的物质的从属，依然还是不能废除吧。纵令有属于稍稍幸福的阶级的几千女性，在高等学科、医术及其他某些科学的业务或官吏生活方面有所成就，但为大多数妇女着想，那却是毫无关系的事情。女性的一般状态不能因此有所变更。 大体上女性受着二重的痛苦。就是：第一，妇女因在社会上为男子的从属而感受痛苦——这由于法律上及权利上之形式的平权已经多少减轻，但尚未完全消除；其次，妇女因在经济上的从属而感受痛苦。这却是一般妇女，尤其是无产妇女，与无产男子所共同陷入的状态。显然，对一切妇女却不问其社会的身分如何，在“性”的方面向来在社会的发展途径上始终为男子所压制、所统治、所污辱，所以必须改变现在的国家政体和社会组织以及法律的制度，以消除这种状态，这是妇女全体共通的利害关系。绝大多数的妇女却具有更加紧要的利害关系，即为了废除使无产妇女疲惫不堪的工资奴隶制度，以及与现代财产和产业制度结合最深的性的奴隶制度，必须根本地改造现在的国家制度及社会组织。 参加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妇女们，不理解这样根本的改造之必要。她们受着自己的优越身分的影响，把更进一步的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看做不可容许的危险运动。介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跟着他们关系的迫切而猛烈地发展着的阶级对立，在妇女运动之间亦复表现出来。并且在从事着这运动的人们的目的和手段上面也看出相应的表现。 可是，这些不和睦的姊妹，在阶级斗争中却比自相分裂的男子们有着更多的一致的地方，所以即使各自进攻的路径不同，但仍能团结起来斗争。近代社会内部，在男女平权成为问题的一切领域都有这种情况。因而妇女只要她们的力量才能所及的也可以参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并且也包括着妇女在私权上及政治上与男子的平权的领域，那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如后所述的极其广泛的领域。不仅如此，尤其就无产妇女来说，为了争取足以防止劳动妇女们在肉体上及道德上的颓废，并确保作为母亲及子女养育者的能力的一切方策及制度，而与无产男子并肩斗争时，尤其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又如前所述，为了要依据使一切人们都能享受人类所已完成的一切文明成果那样的社会制度，导致一种情况，使两性相互间在经济上和在精神上的完全独立成为可能，而与同一阶级和同一命运的男子们协力，为社会的根本改造而斗争，这是无产妇女的职责。 所以，目标不仅在于实现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所要求的以现在国家制度及社会组织为基础的男女平权。它更要撤除一切使人从属人而造成的一性从属他性的障碍。所以，妇女问题的解决是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完全一致的。因此，企图达到涉及妇女问题的整个范围的解决者，必须与在其旗帜上揭出作为全人类文明问题的社会问题之解决的人们，即社会主义者携手前进才行。 在所有党派中，只有社会民主党对完全的男女平权，即把妇女从一切从属及压制中解放出来，不是为了宣传而是出于必要，并且从原理上将其纳入纲领中的唯一的政党。如果没有两性相互间的独立和平等，那末人类的解放就不可能。 关于上述的观察，我想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是和我们的意见相同的。可是，关于我们作为终极目的来描写的方法问题，即可以达成所指向的两性一切成员的独立和平等的尺度和制度究应如何形成的问题，却不能一定说是意见相同的。 一旦离开现实的根据来描写将来的想象远景，马上就有广漠的原野在幻想的前面展开。争论的开始就是关于它像真实的，还是不像真实的问题。因此，关于这一点，在这本书中所述的不得不只视为著者个人的见解。如果有什么反对意见，那就应该只向著者一个人提出，因为关于书中所述的只由著者个人负责。 凡客观的而且正直的驳论，都是我们所欢迎的。但对于引用本书内容加以曲解，或依据错误的前提的驳论一概不予以回答。在以下的叙述内，因研讨事实的结果或将引导出所要求的一切结论。因为没有偏见才是认识真理的第一要事，对于现存的东西，以及将来应当存在的东西的自由发言，才是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
女性问题之社会基础（柯伦泰，190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柯伦泰 女性问题之社会基础 柯伦泰1909 译者：蓝巴勒 编者按：柯伦泰是早期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国际共运中女权脉流之重要一人。诚然，作为一个世纪前的“女性主义者”（她十分反对“女性主义”一词），她的文章不如后现代派般“华丽”，甚或有些“政治不正确”。但她的文章于当代女性主义，尤其是如何理解、处理性别与阶级关系的问题上，依旧意义重大。更重要者，她是布尔什维克妇女部（Zhenotdel）之创立者，是一度使苏联在世上于女性权益走得最前的人。若要使女性主义回归到其革命根源，让女性主义真正成为解放政治的一部分，这段历史，这些思想资源，仍值得承继。 《女性问题之社会基础》是柯伦泰在1909年所著的一本小册子，是她首篇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品。要理解这篇文章，先应了解当时沙俄女权运动。 俄国的女性解放运动肇始于1861年的农奴解放。当时的启蒙贵族与中产女性争赴外国（主要是瑞士）留学，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巴枯宁（MikhailBakunin）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她们回国后，有的投身俄国民粹派，有的加入当时方兴未艾的社会民主党。简的来说，起初俄国的女性运动是具明显工农倾向的。然而，自1904年后，中产女权派眼见芬兰女性普选权运动的成功，开始投向主张君主立宪的自由派，成立了妇女平等联盟（UnionforWomen’sEquality），尝试推动一个“统一女性运动”。参与者不仅有社会显达、慈善家与中产专业人士，亦有不少社会民主党人。这篇文章不单尝试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性别政治理论，亦是对运动的双重批判：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普世女性”观念；另一方面，批判于女性问题上与“女性主义者”合流，鼓吹阶级合作的党内人士，借此抗击当时于俄国影响力日增的修正主义潮流。时至今日，文中不少对自由派女性主义批评依然十分合时。 柯伦泰（1872—1952） 让资产阶级学者在那些关于性别优越性，或是较量男女大脑重量和心理结构的讨论中自得其乐吧。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随者完全接受每种性别的自然分殊，只要求每个人，或男或女，享有最完全和最自由的自决，以及最广泛地发展及实现他们的自然倾向。 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随者拒绝承认有任何独立于当下普遍社会问题而存的特别女性问题。女性之从属地位背后的是特殊之经济成因，而自然属性只是这个过程的次要原因。只有这些成因彻底消失，只有在过去某些节点征服女性的力量更迭，才可根本地影响和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换言之，只有在一个基于新的社会及生产路线组织的世界之中，女性才能变得真正自由和平等。 然而这并不代表不可能在现代体制框架下局部改善女性的生活。工人问题的激进解决方案只在完全重构现代生产关系时才有可能实现，但这是否必然意味着我们不可以着手推动那些满足无产者最迫切利益的改革吗？相反，工人阶级的每一战果都代表着人类迈向自由王国与社会平等的一步：每一项女性争得的权利都使她们接近全面解放的目标。 社会民主党破天荒的于其纲领内要求女性平权；党何时何地也在演说和出版物中要求取消一切对女性的限制；正是党的影响力使其他政党和政府都推行利于女性的改革。而在俄国，这个党并不只在理论立场上捍卫女性，它在每一方面也奉行女性平等的原则。 那是什么令我们的“平权份子”无法接受这个强大且久经历练的党的支持呢？事实是，不论这些平权运动份子有多“激进”，他们依旧忠诚他们所属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现正是俄国资产阶级成长和力量的必要前提，没有了它，后者的经济福祉之基础便会极为脆弱。对女性而言，对政治平等的诉求是脱胎自生活的必然性。 “专业就业”的口号已不再足够；只有全国直接参与政府事务才能保证对提高女性经济境况的支援。因而中层资产阶级的女性才如此渴望获得公民权，亦因而她们如此敌视现代的官僚制度。 但是，我们的女性主义者在要求政治平等时就像她们的外国姊妹般，对社会民主知识所拓展的广阔视野依旧十分陌生和不明所以。女性主义者在现有阶级社会的框架下寻求平等，她们绝不攻击这个社会的根基。她们为自己争取特权，而不挑战现有的特权和优裕。我们不会因为资产阶级女性运动的代表无法理解这个问题而指责她们，她们对事物的观点无可避免的从其阶级立场派生。 1917年彼得格勒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游行 经济独立之斗争 首先我们一定要问问自己，究竟在一个基于阶级矛盾的社会以内，是否可能存在一个联合的女性运动。每个不带偏见的看倌都很清楚，参与解放运动的女性并不代表一个同质的群众。 正如男性的世界，女性的世界也是分为两个阵营的；其中一组女性的利益与目标使她们向资产阶级靠拢，而另一组与无产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对解放的要求包含了彻底解决女性问题的方案。因而即使两者都跟随着“女性解放”这普通的口号，她们的目标与利益是不同的。每一群人也无意识地以其所属的阶级利益作为其她们的出发点，这使她们自我设定的目标和任务无不染上特殊的阶级色彩。 无论女性主义者的诉求怎样貌似激进，都不能忽视因其阶级立场，女性主义者不能为当代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之根本转化而战——而这正是彻底的女性解放所必须的。 即便在某些环境下各阶级的女性的短期要务一致，两个阵营的终极目标最终亦会因为长期上受其决定的运动方向及策略而南辕北辙。当女性主义者视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框架下达至与男人同等权益为已足够具体的自足目标时，对无产阶级女性而言，现时的平等权益不过是推进工人阶级与经济奴隶制斗争的一种手段。女性主义者视男性为主要敌人，因为男性为着自己不公地夺去了一切权利与特权，除了锁链和责任，再没为女性留下什么。对她们而言，只要把此前仅为男性享有的特权让与女性，这已算取得胜利了。无产阶级女性有着另一种态度。她们并不视男性为敌人与压迫者；相反，她们视男性为与她们共负每天苦差，与她们一起为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奋斗的同志。女性和她的男性同志被同样的社会条件奴役；他们所痛恨的资本主义锁链压迫着他们的意志，剥夺他们生命中欢乐和美好之处。诚然，当代体制在某些特殊方面使女性担负了双重的压力，而雇佣劳动的条件亦有时把女工变为男性的竞争者和对手。但在这些不利的境况之下，工人阶级深知错在谁身上。 女性工人的苦况并不比她们的兄弟少，她们痛恨那头利牙镀金的怪物——它对男性、女性和孩子同样贪婪，只想从受害者吸干一切，牺牲几百万条人命来壮大自身。千条万绪使劳动者互相走近。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女性的目标却看起来十分奇怪、难以理解。她们没打动无产者的心；她们并不向无产阶级女性许诺一个所有被剥削者青眼相看的光明未来。 当然，无产阶级女性的最终目标并不阻止她们改善其地位，哪怕是在现行的资产阶级体制框架内，但这些欲求之实现却经常被由资本主义本质的衍生问题所窒碍。女人只有在一个社会化劳动、和谐和正义的世界中才能拥有平等权益和自由。女性主义者不愿，亦不能理解这一点；于她们看来，当法律在形式化的一纸空文接受平等时，她们便可以在充满压迫、奴役、束缚、血泪与苦难的旧世界中赢得安身之所。而这于某程度上亦是正确的。因为对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女性而言，与男性平权只意味着平等地共负不平等；但对“被选中的一小撮人”而言，对资产阶级女性而言，这真的可以迎来此前只为资产阶级男性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但资产阶级女性所赢得的让步都使她们取得利器以剥削妹妹们，并会使两个对立的社会阵营中的女性持续分化。她们的利益冲突会愈趋尖锐，她们的目标之矛盾性会愈趋明显。 那么，普遍的“女性问题”究竟在哪？女性主义喋喋不休的统一任务和目标究竟在哪？清醒地看待现实，便会发现这种统一性并不存在，亦不能存在。女性主义徒劳无功地试图说服自己“女性问题”与政党无关，以及“其解决方案只有所有政党和所有女人参与其中时只可能实现”；正如一个激进的德国女性主义所言，事实的逻辑迫使我们拒绝女性主义者这种循规蹈矩的幻觉。 通观人类历史，生产条件及形式都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逐渐把她们编配到被压迫与依附的地位上，而至今当中很大部分依然存在。 在女性可以开始重拾她们失去的重要性与独立性之前，整个社会及经济结构必须出现一次巨大的裂变。一度连最天才的哲人亦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已被无生命却全能的生产条件所解决。这几千年奴役女性的力量，于新的发展阶段中，已领导她们走上自由与独立之路。 约在十九世纪中叶，女性问题对资产阶级女性日益重要——这距离无产阶级女性登上劳动舞台已有一段时日。在资本主义惊人的成功下，人口内的中产阶层受到一波又一波需求的冲击。经济变化使小资产阶级与中层资产阶级的财务状态不稳，而资产阶级女性便面对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不是承受贫穷，便是取得工作权。这些社会群体的妻子与女儿便开始叩谒大学、艺术沙龙、编辑部和办公室，潮涌进那些向她们开放的职位。 资产阶级女性取得科学与文化优势的欲望并不是一种突然、成熟中的需求，它同样脱胎自“讨生活”的问题。资产阶级女性首先便遭罹男性死硬的抵抗。执迷于其“安逸小工作”的专业男性与刚开始讨生活的女性之间便爆发了一场恶战。这场斗争使“女性主义”得以冒起——这是资产阶级女性团结合力对抗敌人，对抗男性的尝试。当她们登上劳动舞台，这些女人便自傲地自号为“女性运动的先锋”。她们忘记了于赢得经济独立上，她们不过是在步其妹妹的后尘，并收割她们那对疱裂的双手中之成果。 所以当各国成千上万无产阶级女性于资产阶级女性运动诞生以前已涌入工厂与作坊，占据一个又一个工业分支时，我们真的可以说女性主义者开拓了女性工作的道路吗？只有在女工的劳动受到世界市场认可时，资产阶级女性才能在社会占上女性主义者引以为傲的独立地位。 我们甚至觉得很难指出在无产阶级女性的斗争史中，一般的女性主义运动对提高她们的物质条件有什么突出的贡献。每当无产阶级女性在改善自身生活标准的方面上有所成就，这都是普遍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她们自身——的奋斗成果。女工为着提升劳动条件及改善生活的斗争史，便是无产阶级为了解放自身的斗争史。 若然不是恐惧无产者之不满危险的爆发，还有什么驱使工厂主提高劳动价格、减少工时，并采择更好的劳动条件？若然不是害怕“工人骚乱”，还有什么可说服政府为限制资本剥削劳工而立法？ 世上没有一个政党如社会民主党般以捍卫女性为务。女工首先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而无产阶级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地位和一般福祉愈叫人满意，长期而言，对工人阶级的利益便愈大。 面对日深的社会困局，为了解放事业，真诚的战士必不可陷于悲痛的困惑。她不能不看到一般的女性运动对无产阶级女性那么少的贡献，它对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及生活条件是多么的无力。在那些为平等而奋斗，却仍未采纳无产阶级世界观，或未发展出一个更完美的社会制度将至的坚定信念的女性而言，人类的未来或许灰暗无光、了无生气、无法预料。在当代资本主义仍未被改变时，解放对她们一定看似不彻底，亦无所偏向。绝望会勒紧那些思想更深邃、更敏感的女人。只有工人阶级能在这个社会关系扭曲的现代世界中保持士气。它已坚定和谨慎地往目标迈步前进。它把女性工人带到战列之中。无产阶级女性勇敢地于工人那荆棘满途的道路上出发。她的双脚压弯了，她的身躯业已破损。路上仍有危险的绝壁，残暴的野兽近在咫尺。 但只有在这条路上，女性才可以达成那个遥远却可人的目标——她在一个劳动者的新世界之中真正解放。于这场通往光明未来的苦难行军，直至最近还是被受凌辱蹂躏而毫无权利的奴隶的无产阶级女性，开始学会了抛弃紧捏着她的奴隶心态，一步步把自己转化为一个独立工人、一个于爱情上自由的独立人格。正是在无产阶级战列中奋斗的她，为女性赢得工作权；正是她，这个“妹妹”，为着未来“自由”与“平等”的女性奠基。 因此，为何女性工人应寻求与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结盟呢？谁，在实际上，会在这个同盟中获利呢？肯定不是女性工人。她是她自身的救世主；她的未来就在她手里。女性工人捍卫她的阶级利益，并不被那些言称“所有女性共有的世界”的伟大演说所蒙骗。女性工人一定不可忘记，亦没有忘记，当资产阶级女性的目标是要在一个反对我们的社会框架中保障她们自身的福祉，我们的目标便要在这个老旧过时的世界中，建起一座普世工人、同志情谊与自由之乐的辉煌圣殿。 “农民妇女！开始重拾你一直被践踏的权利吧！”，乌兹别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27） 婚姻与家庭问题 让我们回到女性问题的另一方面——家庭问题。这迫切而复杂的问题之解决方案对真正的女性解放之重要性已广为人知。为着政治权利、博士学位及其他学位，以及同工同酬的斗争，都并非平等之战的总和。欲真正变得自由，女性需要舍弃现时陈旧而压迫性之家庭形式的沉重锁链。对女性而言，家庭问题之解决的重要性，并不比达至政治平等与经济独立为低。 在今天的家庭，家庭结构由习俗与法律所确定，女性不只作为一个人——同时亦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受尽压迫。在大部分文明世界中的国家，民法都把女性置于一个或多或少依附于其丈夫的地位，而同时不只给予丈夫处置妻子财产的权利，而亦给予他以道德和物理上宰制她的权力。 当于官方与法律上终结了女性被奴役的境况，我们称之为“公众舆论”的力量便发始了。这种公众舆论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神圣产权制度”而创造及支持的。“双重道德”的虚伪则是另一件武器。资产阶级社会以野蛮的经济罪恶辗压女性，仅以很低比率偿付其劳动。女性被剥夺了她用来捍卫自身权益的市民权：反之，却只赋予了她被婚姻束缚或被卖淫紧缠——一种在公众会被唾弃及迫害，而在暗地里却被鼓励和支持的贸易——的美好选项。我们还有必要强调当代婚姻生活的黑暗面和女性于其现有家庭结构的地位中所经历的痛苦吗？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已写了很多，说了很多。文学经常抑压地描绘婚姻与家庭生活的陷阱。多少心理剧在上演着！多少生命因而残缺不全！于此，我们仅仅需要注意现代家庭结构，或多或少，都在全人口里各个阶级各个层面上压迫女性。不论一个年轻的母亲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习俗与传统也处罚她；法律把资产阶级女性、无产阶级女性与农民女性一律置于她们的丈夫的管辖下。 难道我们至此仍未觉察到所有阶级的女性能就哪一方面的女性问题而联合在一起吗？她们能不团结地与压迫她们的环境抗争吗？难道女性于此共负的悲痛与苦难不可能软化阶级对立的掣肘，并为不同阵营的女性提供共同的目标和一致的行动吗？在共同愿望与目标的基础上，难道不会催生出资产阶级女性与无产阶级女性合作的可能性吗？女性主义正为了更自由的婚姻形式与“母亲权”而奋斗；她们为了保护被所有人迫害的妓女而高呼。看看那些丰硕的女性主义文学如何寻觅新型性关系，并热衷地要求性别间的“道德平等”。虽然于经济解放方面，资产阶级女性远远落后于作为“新女性”先驱的无产阶级女性大军，但于争取解决家庭问题上，女性主义者难道不应获得嘉奖吗？ 在俄国，中层资产阶级的女性——于1860年代被投入劳动市场的独立雇佣劳动者——很久以前已在实践上解决了婚姻问题里很多疑难。她们果敢地以更弹性，且能满足那社会层面的性关系形式取代了传统宗教婚姻的“固化”家庭。但个体女性对这问题的主观解决方案并不会改变情势，亦不会纾缓整个家庭生活的惨象。假如有什么力量正破坏现代家庭的形式，那并非相互割裂、较强的个体所作的极大努力，而是毫不妥协地在新基础上孕育新生、无生命而极大的生产力。 资产阶级世界里个别的年轻女性向社会发起挑战，要求没有秩序亦没有枷锁，“敢于去爱”的权利。外国那些更自由的女性主义者与我们这里进步的平权份子都在说教：所有饱受家庭枷锁之苦的女性都应效法这种英勇奋斗。换言之，在她们看来，婚姻问题能在不指涉外部情势下得到解决；它能独立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变革而得到解决。单靠这种勇敢的个人努力便足够了。只要女人“敢作敢为”，解决婚姻问题便势如破竹了。 但没那么英勇的女性会怀疑地摇摇头。“作家精心的在小说里给了那些女中豪杰很大的独立性、无私的友人和非凡的魅力，她们才得以此挑战社会。这都不错。但那些没有资本、工资不足、没有朋友和魅力微弱的女人又如何做到呢？”而母亲问题亦在妨害那些欲争自由之女性的心灵。“自由恋爱”可能吗？在我们社会既定的经济结构下，它能作为一个普遍现象，作为一种得到广泛接受的现象，而非个别的例外而实现吗？有可能忽视当代婚姻中的私有制元素吗？在一个个体论世界里，有可能在不损害女性权益的情况下，忽视形式化的婚姻契约吗？因为婚姻契约就是在她们成为母亲时，好使困难不至全落在女方一人身上的唯一保证。曾在男性工人身上发生的事，现在难道不会再发生于女工身上吗？在未订立限制行会师傅的新行为守则时移除行会规则，终使资本全权驾驭于工人之上。“为了劳工与资本的契约自由”这个诱人的口号变成资本赤裸裸地剥削工人的手段。不断传入当代阶级社会里的“自由恋爱”不能从家庭生活的困局中解放出来，却必然使她负上新的重担——独自而无助地照顾自己的孩子。 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全数的根本改革——使责任从家庭转移至社会及国家的改革——才会创造出可能使“自由恋爱”原则于某程度上得以实现的环境。即使有个多么好多么民主的现代阶级国家，我们能真的期望它负起现正由现代家庭的个体论单位所负起的对母亲与孩子的责任吗？只有所有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型才会创造出社会前提，保护女性免受“自由恋爱”公式之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现况下的腐败与反常正急以这个便宜的标签矇混过关吗？看看那些坐拥和管理工业企业的绅士们，如何以解雇胁迫劳工与文员中的女性满足他们的性欲吧。他们不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实践“自由恋爱”吗？那些强奸家佣，并在她们怀孕时逐出家门的“一家之主”，不也是遵行着“自由恋爱”的公式吗？ 自由婚姻的倡导者反对道：“但我们不是在说那种‘自由’。相反，我们要求接纳一种平等地约束两性的‘单一道德’。我们反对现时的性放荡，并只视基于真爱的自由结合为合符道德的。”但我亲爱的朋友，你认为在现时社会的条件下实践你“自由婚姻”的理想，不会产生与扭曲地行使性自由相差无几的结果吗？只有卸去现时那些产生女性对资本及丈夫双重依附的物质负担时，“自由恋爱”的原则才可以贯彻而不给女性带来新的悲痛。当女性出外工作并达至经济独立，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薪金较为优渥的女性，都有遇上“自由恋爱”的可能性。但女性对资本的依附仍然存在，而且这种依附会随着愈来愈多无产阶级女性出卖劳动力而增强。“自由恋爱”的口号能改善那些挣扎求存的女性之惨况吗？无论如何，工人阶级里“自由恋爱”不是早已广为实践，以至于资产阶级不止一次警告并反对无产阶级的“堕落”和“不道德”吗？请注意，当女性主义者歌颂那些资产阶级解放女性都加以考虑的新型婚外同居时，她们大谈“自由恋爱”，但当谈及工人阶级，她们便会蔑称为“性滥交”。这已概括了她们的态度。 但对无产阶级女性，不论现时的性关系是否受教会认可，最终都是同样残酷的。对无产阶级妻子和母亲而言，家庭与婚姻问题之症结不在于外在的神圣或世俗问题上，而于随之而生的社经问题，界定无产阶级女性那些复杂责任的条件。当然，丈夫有没有权力管理她的收入，有没有法律权利强迫她与他同居，能不能强行带走她的孩子等等，对她来说亦很重要。然而，民法中的条文并未决定女性的家庭地位，它们也不是使家庭问题变得混乱和复杂之原因。只有在社会免去女性现时无法避免的家务（基于个体、分散的家庭经济），负起照顾年轻一代的责任，保护母亲并在孩子出生后的头几个月让她们待在一起，性关系问题才不会如此痛苦。 在反对合法和神圣的教会婚约时，女性主义者是在打击拜物教；而无产阶级女性则是向现代婚姻与家庭形式之条件发动战争。在力图根本地改变生活条件时，她们清楚她们同时也是在改革两性关系。这里我们便看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处理家庭难题时的主要之别。 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女性主义者与社会改革者天真地相信于她们可能在当代阶级社会的绝景中创造新型的家庭和婚姻关系，因而在寻觅这些新形式时迷失了。她们似乎在想，若然生活没有生出这些形式，那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想出来。她们相信一定有一些现代性关系形式，可以在现有社会体制下解决复杂的家庭问题。而资产阶级世界的空想家——记者、作者与女权斗士一个接着一个提出他们的“家庭万灵丹”，他们新的“家庭配方”。 这些婚姻配方听起来多么的乌托邦啊。想到我们现代家庭结构的灰暗现实，这些缓和疗法是多么的无用啊。在这些“自由关系”与“自由恋爱”的公式可以付诸实行之前，必须根本地改革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再者，道德与性规范，乃至整个人类的心理皆须彻底进化，当代人在心理上真的能接受“自由恋爱”吗？那连最好的灵魂亦会一并吞噬的嫉妒又怎样呢？那不只要拥有对方的身体，更要拥有对方的灵魂，深植其中的财产观念又怎样呢？无法尊重对方之个体性又怎样呢？不是服从于爱人，便是要驾驭爱人的习性又怎样呢？因爱人离弃而历经那苦涩绝望的孤独，陷入无垠的寂寞，这又会怎样呢？一个骨子里的个人主义者在孤独时可以从何寻求慰藉？个人情感和智力的最佳出路便是那众人共享着欢乐、沮丧和抱负的集体。但现代人能够与这个集体合作，以至感受大家的相互影响吗？直至目前为止，这种集体生活真的能取代个人的小确幸吗？没有这“独特”、“独一无二”的双生灵魂，即便是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也会在现在这个对立的世界里感到寂寞；只有在工人阶级中我们才能瞥见未来，及更和谐更社会化的人际关系。婚姻问题就如生命一般复杂和多面向。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能力解决它。 其他的婚姻公式亦被提出来了。一些进步女性和社会思想家视婚姻结合不过是一种繁衍后代的方法。他们坚信婚姻自身对女性并没有任何特别价值——成为母亲才是她的要旨、她神圣的目标、她一生之重任。多亏像路芙·彼尔（RuthBray）与爱伦·凯（EllenKey）这些启发人心的倡导者，视女人为女性而非人类的资产阶级空想取得一种特别的进步光环。 外国文学热切地高举这些进步女性提出的口号。即使在俄国这里，在（1905年）政治风波以前，在社会价值被重新检视以前，母亲问题也吸引到报纸的注意。“母亲权”的口号并不会在最广泛的女性人口中激起什么回响。因此，虽然女性主义者就此提出的建议无不异想天开，但这个问题本身十分重要，十分合时，女性不得不关心。 “母亲权”是一个不只关乎资产阶级女性，亦触及无产阶级女性的问题。成为母亲的权利——这些是会直接打进“所有女人心”，并使她们心跳加速的至言。以自己的乳水喂养“自家”孩子的权利、见证他苏醒一刻的权利、照料他细小的身躯，从生命首步的荆棘中保护他柔嫩的灵魂，以免他受苦的权利——哪个母亲不会支持这些诉求？ 看来我们又碰上可以使社会各阶层的女性团结一起的议题了：看来我们最终发现了连结两个敌对世界中的女性的桥梁了。让我们看清楚进步资产阶级女性对“母亲权”的理解是怎样。这样我们才得看到事实上无产阶级女性能否接受资产阶级平权斗士预想的解决方案。在其热心的辩护士眼中，母亲拥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性质。为了粉碎那些因法律仍未认可而给进行自然活动——分娩——的女性贴标签的虚伪偏见，争取母亲权的斗士便把棍子折向另一面折：对她们来说，母亲已成为女性生命的目标。 爱伦·凯对母亲及家庭责任的投入令她认为即使在一个以社会主义路线转型的社会里，孤立的家庭单位仍会继续存在。她眼中会变的，便只是随之而来的各种便利，或是物质利益被排除于婚姻以外，并通过双方意愿而非仪式或是礼节结合两者——爱情与婚姻会真正的变为同义词。但这种孤立的家庭单位正是现代个体论世界中的竞争、压力与孤独的结果；家庭是可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然而爱伦·凯却希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家庭续命！诚然，现时血亲连系往往是生活中的唯一依靠，于困难与不幸中唯一的避难所。但在未来它们于道德上于社会上是必要的吗？爱伦·凯没有解答这道问题。她太热衷于“理想家庭”了，而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拥护者都会很崇敬这种中层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单位。 但不只这位天才却古怪的爱伦·凯在社会矛盾中迷失方向。在社会主义者之间，大概没有一个问题比起婚姻与家庭问题可以产生更大的分歧了。假使我们尝试在社会主义者里进行调查，那调查结果很可能十分有趣。家庭会消亡吗？认为现时的家庭失序只是过渡危机的想法有根据吗？在未来社会中，现有家庭形式会得到保留，还是会与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一同被埋葬？这些问题都会换来很不同的回应。 当家庭的教育功能转移至社会时，维系着现代独立家庭的最后一结将会被松绑；瓦解的过程甚至会加速，而未来婚姻关系的模糊轮廓将逐渐浮现。我们可以怎样描述这些深受当下影响而潜藏的模糊轮廓呢？ 还要重复地说，现行强迫的婚姻形式将会被爱人的自由结合所取代吗？那些解放奋斗的女性所渴想的自由恋爱理想，无疑与社会即将建立的两性关系规范相呼应。然而，社会影响太复杂，而其互动又太多样，以至我们不可能预言当整个体制彻底改变时，未来的性关系将会如何。但两性关系慢慢转趋成熟的演化已清楚表明了，仪式婚姻与强迫性的独立家庭将注定消失。 “工农女性一起去投票！在红旗下，与男性一起叫资产阶级吓得屁滚尿流！”（1925） 为政治权利而斗争 女性主义回应我们的批评，说：即使在你看来，我们捍卫女性政治权利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对女性主义者与工人阶级代表同样迫切的诉求的重要性会因而削弱吗？为了她们共同的政治抱负，两个社会阵营的女性就不能跨越分隔她们的阶级对立障碍吗？她们一定能对包围她们的敌人枪口一致的抗争吧？女性主义者幻想，虽然在其他问题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无可避免地对立，但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社会阶级的女性却没有什么不同。 女性主义者一而再，再而三，怨恨地、疑惑地回到这些论题上。在工人阶级代表拒绝与她们为女性政治权益共同作战时，她们只看到先入为主、忠于派系的观念。真是这样一回事吗？ 存在着一种彻底的政治身份吗？抑或如在这个和其他例子中，对立正窒碍着一队不可约化、高于阶级的女性大军之形成？在概括无产阶级女性于争取政治权利应采取什么策略之前，我们应先厘清这些问题。 女性主义者号称站在支持社会改革的一方，有一些甚至自称欢迎社会主义——当然是在遥远的未来了——但她们并不打算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加入到无产阶级战列的斗争中。她们当中的佼佼者很天真地相信，只要她们能取得议席，她们便能使社会的痛楚痊癒，因为在她们看来，问题在于自私自利的男人一直是掌控局势的人。不论这些个别的女性主义团体对无产者抱有多么良好的意愿，每当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时，她们便吓得从战场落荒而逃。她们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希望在别的事业参一脚，只想与使她们感到舒适又熟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待至终老。 不，无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如何尝试压抑她们真正的政治目的，无论她们如何向其妹妹保证参与政治生活能为工人阶级女性带来难以估量的好处，贯穿于整个女性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精神都会在与男性政治平权的诉求上染上阶级色彩，即使这看起来像个普遍的女性诉求。不同的目标与对如何使用政治权利的不同理解，都会在资产阶级女性与无产阶级女性间划下鸿沟。这并不与两个女性群体的当务之急颇有重合的事实相悖，因为所有拥有政治权力的阶级代表都力求重新修订或多或少歧视女性的民法。女性推动着能创造出对她们更有利的劳动条件的法律改革；她们一起反对卖淫合法化的法规，等等。然而，当务之急的重合全然是在形式上的。因为阶级利益决定两个群体看待改革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 阶级本性——无论女性主义者怎样说——经常证明自己比那些“跨阶级”政治的高尚情操更为有力。只要资产阶级女性与她们的“妹妹”仍然平等地共负不平等，前者便仍可以完全真诚地为普遍的女性福祉付出努力。但一旦障碍倒下，而资产阶级女性可以参与政治活动，那么最近那些“一切女性权益”的卫士便会转而热衷于捍卫自身的阶级特权，即便妹妹们无权可言也没有所谓。因此，当女性主义者向女性工人宣说，为了实现一些“普遍的女性”原则而需要共同抗争时，工人阶级女性自然不会信任她们了。
天津各界妇女联合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天津各界妇女联合会祝词 全国铁路代表大会公鉴： 觉悟勇敢的铁路工友们，为争工人阶级的自由，在四围残恶军阀的郑州，直然不惧地奋斗，留下“二七”工人奋激的纪念日，这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的第一声。敝会虽是受礼教束缚的女子，但对于“二七”诸烈士的奋斗精神，是十分欣佩的。今当贵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很诚恳的向贵会上这点敬礼；并高呼工人胜利万岁！尤望尽力合作非打倒一切仇敌不可。 附白：尚有各铁路六十余分工会及其他工会，农会，革命民众团体祝词多起，因原稿两次被敌人掠去，未能一一发表，特此致歉，尚希鉴原！ 编者
天津总工会工人小报社的赠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天津总工会工人小报社的赠礼 明灯一盏，表示贵大会光明的前途，同时亦表示敝报的责任，特制赠贵大会，望即收纳，并将敝报传播于广大的贵会所组织的群众中。此上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注）代表大会开幕，天津总工会工人小报社送小红灯百个为赠礼，恐阅者不明了其意义注于此。（188-201页原稿看不清晰）
天津救国日报社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天津救国日报社祝词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敝报社谨以最诚恳热烈的来庆贺你们的奋斗胜利！希望你们今后更努力领导国民革命，以期民族解放早日实现，旧社会的毁灭与新社会的产生早日告成。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万岁！
4．列宁1915—1923年对辩证法的探讨：矛盾的、隐蔽的黑格尔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传记·回忆·评论->〔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4．列宁1915—1923年对辩证法的探讨：矛盾的、隐蔽的黑格尔主义
国际工人后援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国际工人后援会祝词 现在不论是已有了几十年奋斗历史的外国工人，或是比较落后的中国工人，其奋斗的目的是相同的，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阶级——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谋人类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帝国主义是世界的国际的，也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仇敌，同时也就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仇敌，所以我们要推翻帝国主义，也必须要有国际的组织，必须东方工人与西方的工人团结在一条战线上，才能够成功，可是帝国主义者也非常的聪明，也深知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们立刻就要死，所以他们便在他们本国内拼命的捏造谣言，说中国工人是如何的野蛮、排外、无理取闹……来破坏离间我们的联合，于是他们本国的工人阶级，一时便受了他们的蒙蔽。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壮举，春笋一般勃发起来了，帝国主义者无法侮蔑掩蔽了，于是西方工人，才知道东方的劳动状况，而开始联合的工作。 现在帝国主义者已无法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并统治全世界，据最近的调查仅英法等国已有四百五十万工人无工可作——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将要宣布死刑的预兆，我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当赶快团结起来，勇猛的向他们进攻，把我们的世界夺回来，最后我们代表国际工人后援会欢呼：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
第七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集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片山潜->《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1918） 第七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集团 ↘东京市内电车大罢工中的活动 ↘现在和将来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东京市内电车大罢工中的活动 这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集团，则还继续在工人阶级中从事和缓的宣传活动。这就是说，仅仅是举行一些演说会而已，不过我们在这种演说会中，对于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实和事件，都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说明。我们的演说会常能吸引相当多的听众，其中大部份都是工人。这种宣传，一直继续到1911年（明治44年）年底东京市内电车大罢工开始的时候。我们在10月、11月和12月三个月中间，曾在东京市内举行了多次的集会，在极广泛的范围之内，把劳动问题和东京市内电车公司的工作人员相联系了起来。这次的大罢工，可以说是我们运动的最高潮。 这次的大罢工，是从1911年（明治44年）12月31日起，一直继续到次年的1月4日为止，动员了六千名的电车司机和售票员。使这一个人口达二百万的东京市，在一年之中人民们最忙的时候，无论在工作上或是社交上最忙的年初年底时，竟没有一辆电车行驶。因为这罢工使全市的交通陷于停顿，所以除了工人以外，所有的人们都会感到极大的不便和麻烦的；因此指导罢工的人们就决定在这时候采取决然的行动，同时，为了和资本家方面进行交涉起见，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工会。这样，他们不但达到了目的，而且还从老奸巨滑的电车公司手中，取得了二十七万圆作年终奖金。这是工人阶级最伟大的胜利。 与从事罢工的人们有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者们，见到这结果当然更是喜欢。可是在罢工结束之后，政府当局就开始陆续逮捕这次罢工的领导人；被捕的人数达六十名之多。1912年（明治45年）1月15日，我们之中有五个人被逮捕，送到东京地方法院，经过调查以后，就被控以煽动工人罢工的罪名而下狱；后来，我们三个人又经过审判，被判处徒刑，我因而入狱达九个月之久。这对我们的运动是一种打击，我入狱以后，虽然由藤田同志继续的工作着，但毕竟已不能再有像过去那样的生气和有力了。 现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还在像野兽般的政府手中，受到苛酷的待遇；他们却还不时的加以反抗，企图避开那种野蛮官僚们的压力。赤旗事件和大逆事件，就是这种苦恼所产生的结果。由于镇压的影响，使我们同志们逐渐忘了过去在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战术上的不一致；而中立派乃至稳健派的同志们，也由于他们的宣传，而在给予资本家们以沉重打击的市电大罢工事件发生以后，更形亲密了。现在，只有一个，唯一的社会主义者的集团存在，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们，都将为着这同一的目的而活动着。 现在和将来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908年（明治41年）的赤旗事件，使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上的信誉，降落到最恶劣的地步；这种信誉的下降使政府当局在镇压、社会主义运动上得到了最好的借口，因此就有虚构的大逆事件发生。可是，那种对我们同志所作的有罪判决，又使全国的人民对这样处置的目的发生了怀疑，并且还有“太苛酷了！”和对之表示异议的呼声可闻。然而，到发生市电大罢工的时候，因为罢工的时候正当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期，所以使东京市的人民感到了极大的不便；于是在社会主义者被当作罢工的领导人而在法庭上受审时，社会上又发生了一种流言说：社会主义者不仅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从事报复社会的恐怖份子，而且还是煽动老老实实的工人发起暴动的煽动者。于是，把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坏事都加在社会主义者的头上；所以，社会主义者在日本，是并没有什么人望的。 在山梨监狱中，有一个强盗犯，因为受到了同伴的侮辱而企图自杀；所谓侮辱是称他为社会主义者。某一份东京的报纸记述了这件事以后，就说，这个强盗，自己相信他还比社会主义者要胜一筹，所以称他为社会主义者时，就会感觉是受侮辱了。在美国的日本侨民之间，也同样把社会主义者当作在日本最受人厌弃和轻蔑的人。去年秋天，西雅图的某一份日文日报上发表了一个消息说，当地著名的日本商人古屋，是被西雅图日本领事所非法驱逐的社会主义者太田的同类；就在这一则不正确的谣传下，这位绅士在他的银行中失去了总数达十六万美元的存款。因为西雅图的日侨都觉得把他们的钱存在社会主义者的银行中，总有些不安的感觉，所以在几天之中都提了出来。从这些事实上，可以说明日本政府，对于社会主义者是怎样憎恨和厌恶的了。 这种情形，能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吗？ 我认为，这种情形是不会继续多久的。当然，最近我国的官僚制度之更趋向于反动这件事是不能加以否定的；官僚们，为了要独占陆海军，也为了要扩张军备，所以向人民作最大限度的课税。这虽然不是什么值得鼓舞欢欣的事，但我们如果能翻一下日本的历史来看，那么就可以得到安慰了。日本的历史上显示着，过去的一些发展常常是由革命所促成的。未来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人阶级，也会由将来那种对剥削他们的剥削阶级的新的人民革命，而完全摆脱资本家的铁锁吧！
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后记 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这本译作，其原著是译者五年前在伦敦街头一家特别的书店里遇到的一本小册子。从发现它，到阅读它，再到翻译它，已经是一个跨越大洲的故事。而要回顾从遇见它到懂得它的历程，也应该追溯比五年时光更长的往事…… “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欧洲学习交流”，这是我的导师郝立新教授多年前对我的勉励，也是我念书时心里默默种下的一颗种子。记得郝老师还把他珍藏在办公室里的一幅英文版的欧洲地图赠送给了我，我每次打开它，除了按图索骥地将世界文明史的大事记对号入座之外，就是好奇地遐想社会主义的故乡、马克思主义的摇篮今天究竟是什么样子？当我有机会跟随导师的足迹来到英国访学时，同时到访伦敦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臧峰宇博士。他到伦敦国王大学访学，很快制定了整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术地图，寻访马克思的足迹，采访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马克思主义专家，浏览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书店和图书馆。正是在他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伦敦街头的一家左翼书店BOOKMARKS。这家书店的橱窗就摆放着马克思的头像，每年七月还会贴上激进左翼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Party）主办的马克思节（MarxismFestival）的广告。臧峰宇博士有着新闻传播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学科背景，因此他很自然在书架里挑岀了一本写有AMarxistanalysisofthemedia标题的小册子给我。 我当时正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媒体中心访学，该校的传播和媒体研究所（CAMRI）实力雄厚、名师云集，我在各种课程学习中得以深入了解西方媒体的各种面向。最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学校发展历史上有着“工人的大学”美誉的左翼传统，该校新闻传播的左翼批判研究源远流长。随着几代学者接力打造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主题，还有其创办的杂志《媒介、文化和社会》日益占领学术高地，逐渐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标识性的“威斯敏斯特媒体研究学派”。翻开这本小册子细细读来，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我在课堂上聆听到的对媒体的批判，在某些程度上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在这个最早发展起报业等新闻媒体的国度里，有了这些理论武器，才能在电视上收看BBC创意发达的各类节目时，在地铁等公共场所里浏览标题花哨的各大报纸时，还有遭遇无孔不入的广告铺天盖地袭来时，可以透过纷纭复杂的表象把握媒体的本质而不至于迷失。回国之后，与从美国访学回来的任孟山博士等几位同事交流时，迸发出了翻译一套西方左翼媒体批判前沿丛书的念头，于是有了之后的一系列策划选书、申请经费、联系出版等后续环节。 整个过程得以顺利开展主要是得到了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付教授的鼎力支持，她听到我们的动议后，高度重视、周到安排、全速推进，希望达成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标志性年份岀版这样一套具有标志性译著的愿望。更难忘之前与张教授一起探访伦敦北郊海格特公墓，瞻仰马克思墓碑时的动情时刻。我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共同的初心，促成了这本小册子和这套丛书的成形。 翻译是一件让我觉得妙不可言也苦不堪言的事情。作为非英语专业的学习者，我那点浮潜功力得益于从当学生时开始在《英语沙龙》杂志上一篇又一篇的小豆腐块开始起步练习，这要感谢吴龙森社长对年轻人给予的信任和历练。从翻译清新短文到长篇著作的历程，注定充满了无数次化蛹成蝶的蜕变。每一次对自己的那一丝信达雅的期许近乎崩溃的时候，我就会向英语科班出身的同学加好友徐莹博士发出求援呼唤。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的博士，也讲授《媒体外交》等课程，对她来说每一个挑战仿佛都是一次绝佳的磨砺，得到她第一时间斗志昂扬的回应，我总能体验到绝处逢生、满血复活的感觉。我将对她的感佩之情嵌进了字里行间，其中也渗透着我们友情的点点滴滴。 译稿完成之后，还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老先生的关切指导。他虽然年届九十，仍笔耕不辍。尽管他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人大的校园，却通过丰富多样的媒体渠道保持着宽广的视野、通畅的资讯。之前我从英国给他打越洋电话问候，他总是能一语中的地评点媒体报道中的英国时事。更难得的是，他一直对新媒体等技术工具跟进得很快，毫不落伍。现在他迷上了微信，经常用微信指导晚辈，还给大家的朋友圈点赞，玩得和年轻人一样溜。他对这本小册子里讨论的西方媒体的蓬勃表象和重重危机深表赞同，并伏案敲字在电脑上完成了审读意见。感谢陈老师亲力亲为地对一代又一代后辈的大力指导！ 最后要感谢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编辑部的曾靖娴老师，她是二胎妈妈，仍能面不改色、有条不紊地按照计划进度安排合同签署、书稿校审等等繁复艰辛的工作，还经常四两拨千斤巧妙地化解了险情。我无法想象超级妈妈的工作状态，唯有奉上我的敬意。在校对书稿的过程中，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生白宇、姜娜、黄晓虎、刘丽晓、张彬、回梦晨、许梦菲、刘婷、李洁、张洋、许博卿等同学也参与了讨论和校对，其中刘丽晓同学还试着翻译了本书附录的相关部分。这样安排，也是希望培养他们的理论素养、国际视野、前沿意识，期待他们能从中获益良多。 每一次遇见的背后都有一张隐秘的路线图，每一种懂得都是坚守者蓦然回首的相识相知。翻译出版这本小册子，我确实没有精心策划过故事的开场，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如既往地收获了恩师、同仁、学生们以实际行动表现岀来的关爱与支持。我想有了中文版的面世，这本小册子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引来更多的读者加入对话，希望这个故事因此而远远不会结束…… 杨倩 2018年8月
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导论 ↘唯物主义 ↘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的危机 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1] 本书立论的基础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为了了解生态学的起源，必须理解随着17世纪到19世纪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关于自然的新观念。此外，本书的重点是论述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发展如何促进了生态学思维方式的产生——实际上是使这种思维方式成为可能，而不是像当代绿色理论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把唯物主义和科学简单地描绘成那些早期的、据说是更可取的自然观的敌人。 本书的全部讨论是围绕19世纪两位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著作而展开的。不过，正是后者构建了本书的主要关注点，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理解和发展一种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运用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属于生态学的方法将社会变革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变革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思想在这方面的关键作用——对此还存在着争论——在于他发展并改造了伊壁鸠鲁关于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原有传统，而这些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对于现代科学和生态思想的兴起是不可或缺的。[2] 在这篇导论中，我将尝试着通过分别论述唯物主义和生态学问题的方法来澄清这些问题，尽管本项研究的全部主旨在于二者必要的结合；然后再简要评析一下这篇批判性分析最终所针对的间题：当代社会生态学的危机。 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关于万物本质的理论起源于最初的希腊哲学。“它一直延续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在本世纪〔20世纪〕初曾说，“尽管只有极少数杰出的哲学家赞成它。它已经和很多科学的进步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在某些时代，它几乎成了一种科学世界观的同义词。”[3]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起源和发展都取决于自然和“物质”，也就是说，取决于独立于思想并先于思想而存在的物理实在的水平。根据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伊·布哈斯卡（RoyBhaskar）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作为一种复杂世界观的理性的哲学唯物主义包括： （1）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对生物存在（更为普遍的是物理存在）的单方面依赖，强调前者源于后者； （2）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强调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和超越事实〔即因果关系和自然规律〕的活动——至少是某些研究对象； （3）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的变革力量在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形态再生产中的本质作用。[4]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关注于“实践唯物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是通过行动建立起来的关系”。[5]但是，在他更普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中，他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追求科学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而且在他那个时代人们也是经常这么理解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不必然是指一种僵化的机械决定论，就像机械论（即机械唯物主义）中的那样。马克思自己对待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即古代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启发。“伊壁鸠鲁”，用罗素的话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决定论者”。[6]他的哲学致力于说明一种关于万物本质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如何为人类的自由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兴趣来源于他早期对宗教和启蒙哲学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受到了培根和康德的影响——他们两人都把伊壁鸠鲁作为他们各自哲学的发展基础。后来，在马克思研究黑格尔的过程中，他的这一兴趣得到了加强，因为黑格尔将伊壁鸠鲁看成“经验自然科学的创始人”和古代“所谓启蒙”精神的化身。[7]此外，由于许多青年黑格尔分子重新对唯物主义学说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是在19世纪30年代初从费尔巴哈开始的——马克思的这种兴趣就更加浓厚了。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中所说：“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就是说，推回到像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培根、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休谟（Hume）以及法国的拉·美特利（LaMettrie）、狄德罗（Diderot）和霍尔巴赫（Holbach）等思想家那里。正如马克思所完全认识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家的唯物主义的共同基础都是伊壁鸠鲁的哲学。首先，伊壁鸠鲁主义代表了一种反目的论的观点：拒绝一切根据终极原因、根据神的意图而对自然所作出的解释。正是在这一点上，唯物主义和科学取得了一致。 如果要了解所有这一切的意义，那么，极有必要对19世纪初期所有哲学讨论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有所认识。这个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 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8] 由于反对目的论的解释，这种唯物主义通常被人们与人类认知理论中的感觉论和经验论联系在一起。因此，唯物主义和感觉论就经常被置于唯心主义和唯灵论的对立面。正如伟大的德国诗人（和散文作家）亨利希·海涅（HeinrichHeine）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所述，“唯灵论”，在其纯粹的哲学意义上，可以被定义为“对精神的不公正的假设，这种假设在只寻求对自身赞美的同时却要粉碎物质或者至少诽谤物质”。相反，“感觉论”则可以被定义为“旨在恢复物质名誉并为感觉的权利进行辩护的积极的反对力量”。前者的另一个名字是“唯心主义”，后者的另一个名字是“唯物主义”。[9] 然而，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面临着大卫·休谟的经验论和伊曼努尔·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哲学所共同具有的怀疑论的挑战。康德承认，在我们的感觉之外确实存在着一个只有通过感觉才可以间接感知的实在。对康德来说，这个实在就是“本体”或“自在之物”的王国——是不可感知和超越经验的。因此，康德认为，对确定性的需要要求我们不仅要依靠我们从未曾确定的（基于经验的）后验知识，同时也要依靠先验的确定知识（来源于我们的理解范畴，比如时间和空间的），这种作为逻辑的知识在秩序上必须是可靠的，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经验成为可能。康德对任何建立在“自在之物”的因果关系力量上的观点所作的批判，似乎都削弱了建构一种连贯一致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努力。无法感知的物质的真正结构和力量（比如古代唯物主义者的“原子”以及其他描述物质的非实际但又是真实的构成和力量的所有努力）成了康德理性主义的牺牲品——正如绝对唯心主义者假设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的所有企图一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最后很短的一章“纯粹理性的历史”中写到，“伊壁鸠鲁可以被称为杰出的感性哲学家，柏拉图可以被称为卓越的理性哲学家”，而康德自己的批判哲学则是同时超越二者的一种尝试。[10]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辩证哲学的重要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就在于它在唯心主义观点所可能的范围内找到了超越康德“自在之物”的两难困境的出路。黑格尔是通过这样的论证而做到了这一点：把人类与外部世界分离的对象化和异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认知问题，正在通过历史中精神的发展而得以克服。[11]我们对于世界的正确看法，我们理性的确定，都在我们改造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过程中随之而建立起来。正是这一矛盾和超验的过程，以及消除异化的过程，才构成了辩证法的本质。然而，对黑格尔来说，所有这一切只单独发生在思想发展领域，而且最终趋向于加强了唯心主义的（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写道：“有限物是观念的这一命题”，这种有限物不存在于它本身或不是它本身，而仅仅通过思维而存在。这一命题 构成观念论。哲学的观念论无非是不承认有限物是真的有的东西。每一种哲学本质上都是观念论，或至少以观念论为原则……哲学如此，宗教也如此；因为宗教也同样不承认有限性是真的有，是一个最后的、绝对的，或者是一个不曾建立起来的、不曾创造出来的、永恒的东西。[12] 然而，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将物质实在/存在置于思维之下——这构成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特征——的企图，恰好导致了一种宗教世界观，导致了对人道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的否定。因此，要使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并与黑格尔有关的一种辩证的总体性概念真正具有意义，则必须将它置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背景之中，以超越黑格尔运用辩证法恢复17世纪的形而上学但却以牺牲启蒙唯物主义为代价的整个工程。[13]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应该通过行动，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物质实践来改变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并超越我们与自然界的异化——从而创造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人类—自然的关系。 如果对康德来说，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是伊壁鸠鲁和柏拉图的话，那么对马克思而言，它们的代表就是伊壁鸠鲁和黑格尔。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古代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在一种辩证的实在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现象才被理解为现象，即被理解为本质的异化”，而且他“承认人类的自我意识为最高的神性”。马克思声明：“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14]在这里，渎神包括对人类的自主意识和自由的否定，以及对生命的有限的、物质基础的否定。 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有限性，强调一切生命和存在的暂时性。它最基本的原则是：“无”无以产生“有”，被毁灭的“有”也无以化为“无”。所有的物质存在都是相互依存的，都来源于原子（又回归于原子）——原子能够以无穷的方式组织起来而产生新的实在。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哲学的深奥之处表现在这样一种事实，即在这种哲学之中——以及在原子本身的概念之中——“自然界的死亡就成为自然界的不死的实体；卢克莱修（Lucretius）也就有理由高呼：‘会死的生命被不死的死亡夺去了’”。[15]因此，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中，不需要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原因；相反，它强调的重点是被认为有限而短暂的（不死的死）自然本身内部所存在的永不停息的变化排列。 青年黑格尔分子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所作的唯物主义批判，最有力地表现在他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之中，他的批判思想与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观点相吻合——马克思以伊壁鸠鲁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仅比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早一年完成。尽管费尔巴哈摒弃了霍布斯和笛卡尔（物理学中）抽象的、机械的或者“纯粹的唯物主义”，但在其早期作品《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现代哲学》（1833）中——马克思在他以伊壁鸠鲁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中曾经提到过——他却一直在努力发展一种唯物主义的理性态度。费尔巴哈决心发展一种替代机械唯物主义同时又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哲学，这最终引起了他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书中对感觉论的重视，在这本著作中，他将人类的本质同抽象的精神本质对立起来，并以此作为辩证法发展（和超越自在之物）的关键。然而，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样，同所有早期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一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成了一种纯粹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牺牲品（由于根本没有任何积极的伦理内容，实际上，同伊壁鸠鲁相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更为抽象，更为直观）。马克思认为，需要沿着实践的方向将唯物主义转变成一种能动的原则。[16]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对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来说，无论是在“社会存在对生物存在（更为普遍的是物理存在）的单方面依赖，强调前者源于后者”的意义上，还是在“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和超越事实的活动——至少是某些研究对象”（指布哈斯卡唯物主义分类的前两个组成部分）的意义上，唯物主义都是必不可少的。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背后隐藏着一种激进唯物主义对所有目的论思维方式的批判。 在这个方面，马克思采取的是现在被认为属于“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观点，强调外在的物理世界相对于思维的独立存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理性唯物主义的前两个组成部分，就像布哈斯卡所命名的那样，实际上为布哈斯卡自己的“批判的实在论”构建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起点。从一种公开承认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马克思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既属于实在论又属于普遍联系（也就是辩证法）的方法。正如我们所知，黑格尔试图通过辩证法来克服康德自在之物所表现出来的自相矛盾。然而，根据布哈斯卡的观点，在黑格尔哲学中，这涉及 对物质自为存在的实际否定；也就是，涉及到对物质存在的否定，除非把它看成Geist〔精神〕发展的一个瞬间，即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相反，对马克思来说：“思想和语言……都不能形成它们各自的领域，它们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意识只是被意识到的存在”。[17] 这种观点对后来相关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不能够被夸大。作为实在论的一种形式，它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以及物质观/自然观与社会观之间应该保持着一种持久而紧密的联系。因此，马克思一直把他的唯物主义定义为属于“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唯物主义。[18]与此同时，他强调社会历史的辩证关系特征和社会实践对人类社会的根源性。因此，任何把唯物主义与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中相分离的企图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反对。与此同时，他的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实践的特征，这反映出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的自由（和异化）。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无可争议的，但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个事实，即它提出了布哈斯卡称之为“自然主义的可能性”的假设，也就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着一种本质上同一的方法”——无论这些领域有多么的不同。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把社会科学从一方面是“超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和另一方面又是“反自然的解释学”的二分法中引导出来。[19]西方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连同许多当代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特征就是拒绝19世纪的那种企图把机械论和简化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为科学发展史上的某些著名的科学成就所证明）应用到社会存在领域的不成熟的实证主义。然而，在拒绝包括机械生物主义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变种在内的机械论的同时，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思想家们，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都逐渐拒绝了实在论和唯物主义，而把人类社会看作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显然包括影响人类社会的那些自然方面——因此简单地否定了不及物的知识客体（自然的和独立于人类和社会结构存在的知识客体）。 在马克思主义当中，这代表着向唯心主义方向的一种转变。特别是，人们普遍认为辩证法只与实践有关，因而也只与社会-人类世界有关。这种观点与恩格斯的观点相反，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好像只有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存在负责。[20]由于这一原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渐渐远离了自然科学，尽管自然科学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传统得以相当独立地存在着。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明确表达的自己的思想，即把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一种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自然历史的所有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被认为是违背理性的。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性结果在于：唯物主义观越来越成为抽象的、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概念，而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范畴”，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指出的那样，最后被归结为生命繁殖和经济存在对诸如思想等这类“上层建筑”的优先权。[21]唯物主义因此就与一个著名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个比喻的具体化概念分不开了，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是离不开这个比喻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地（至少是除了结构主义的传统之外）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个比喻，但是由于缺少更彻底和更全面的唯物主义哲学，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依赖这一比喻——如果唯物主义还有要保留些许意义的话，这样一种更彻底的唯物主义观，正如其与生产性存在相联系一样，只有将它与现实的自然/物理条件——包括感觉领域——因而实际上是与更大范围的自然界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产生。只有这样，诸如生与死、再生产、对生物圈的依赖等最基本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 “现在有长达一个年代之久”，雷蒙德·威廉斯在1978年写道，“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不安宁状态”，这是非常遗憾的，“不仅因为那时在科学知识和它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失败之间存在着种种鸿沟，而且因为通过整个鸿沟，并且从鸿沟的两旁，都涌入了唯物主义的敌人”。[22]在自然科学内部，针对生物主义或者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活，只有通过一种非机械论的、非简化论的、坚持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保持联系的批判的唯物主义才能有效地与之斗争——就像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理查德·雷文廷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所充分证明的那样。[23]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如此，针对唯心主义将实在归纳为先天理念和抽象的文化概念（不同于与雷蒙德·威廉斯有关联的那种文化唯物主义），唯一作出真正反击的就是发展强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因为否认物质存在的自然-物理方面而使它的唯物主义一贫如洗。 马克思因此认为：如果一门自然科学要完全成为科学的，那么，它一定应该是唯物主义的。根据这种观点，任何对变化的历史发展和可能性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对自然-物理科学的研究。因此，马克思呕心沥血，终其一生，不懈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保持一致。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这只是恩格斯的固有做法，而与马克思无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与许多证据相矛盾的——在马克思的另一批关于自然科学的笔记出版之后，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比在十年前就更加清楚了。 生态学 虽然指责马克思缺少生态意识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经过数十年的争论，现在已经十分清楚的则是这种观点与证据完全不相符合。相反，正如意大利地理学家马斯摩·奎尼（MassimoQuaini）所观察的那样，“马克思……在现代资产阶级生态意识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指责对自然的掠夺行为”。[24]以此为起点，马克思关于人类劳动异化的概念就与一种人类对自然异化的理解联系起来。首先需要作出历史的解释的，正是这双重的异化现象。 因此，许多对马克思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评者最近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大量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然而，批评者现在并非简单地在这个方面随意地指责马克思，他们通常采用如下六个紧密相连的论据。第一，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观点与其著作的主体内容没有系统性的联系，因此被作为“说明性旁白”而抛弃。[25]第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被认为是不成比例地来源于他早期对异化现象的批判，而在其后期作品中则较少出现。第三，我们被告知，马克思最终没有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没有将其融入他的价值理论），而是采取了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支持技术的、反生态的）观点。[26]第四，作为“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论据的一种必然结果——他们坚持认为，这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经解决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并且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将存在于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之中。因此，正像经济学家阿历克·诺夫（AlecNove）据说是运用马克思的逻辑所写到的那样，无需“对稀有资源的分配问题采取认真的态度”或者提出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27]第五，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或者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不感兴趣，因此他并不具备研究生态问题所需要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基础。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迈克尔·雷德克利夫特（MichaelRedclift）和格雷厄姆·伍德格特（GrahamWoodgate）都认为，马克思曾提出了如下这种观点，即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在具有社会属性的同时，也是“无所不在而且是没有任何改变的，贯穿于社会存在的每个阶段……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技术的作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28]第六，马克思一直被视为“物种主义者”，即把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并认为前者优于后者。[29] 所有这些批评均受到随后出现在本书中的分析的坚决批驳——本书致力于系统地重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在对马克思的这些批评当中，许多批评都是将马克思与马克思本人所批评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相混淆，因此，根据早已确立的马克思的批判传统，用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的话来说，“某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是某种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明显复苏”。[30]因此，马克思之所以遭受攻击，就在于他被假设为技术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即使他本人强烈地反对这样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观点也被他自己批评蒲鲁东（Proudhon）的《经济矛盾体制》这本著作所抵消了。同样，马克思被指责为没有认识到自然对财富的作用，即使他尖锐地批评过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alle）所采取的“超自然的”观点——这种观点把劳动作为财富的唯一源泉，并因此而忽视了自然的作用。 然而，在对马克思的这些批评当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受到更为根本的质疑。在这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据说已经导致他强调一种类似于“培根式的”支配自然和发展经济的思想，而不是维护生态价值。这样，马克思便成了一名与崇拜自然的辉格党人相对立的激进的托利党人，成了与浪漫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功利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这种批评存在的问题，就像众多的当代社会经济学思想一样，就是它没有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实质。生态问题首先而且最主要地被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而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也因此就被完全忽略了。从一贯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问题——实际上，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存在的、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并无裨益——而是一个两者共同进化的问题。仅仅关注生态价值的各种做法，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讲，就像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灵论，都无益于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与所有这些“从天国降到人间”的观念相反，必须“从人间升到天国”。[31]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精神概念，包括我们与现实的精神联系，是如何与我们的物质的、现实的状况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不只是马克思，这里还有更多的问题存在争议。其实，真正存在争论的问题是唯物主义对待自然和人类存在的方式的全部历史。在当代绿色理论内部已经出现一种很强的倾向，这种倾向将生态退化的整个过程归结为以弗兰西斯·培根的作用为首要代表的17世纪科学革命的出现。培根被认为是“支配自然”的主要支持者——这一观点通常是根据培根的某些格言而不是对他的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之后而得出来的。因此，“支配自然”的思想被认为是一种朴素易懂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具有机械论的特征，它可能遭到浪漫主义、社会有机论、生机论以及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反对。[32] 然而，由于关注机械论与生机论或者唯心主义之间的冲突（并且看不到唯物主义更加基本的问题），一些人陷入了一种二元论的观念之中，这种观念认识不到这些范畴与它们的片面性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必须被一起超越，因为它们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正如20世纪30年代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ldwell,1907—1937）——在他那一代人当中，毫无疑问，他是英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指出的那样，机械论者“由于注重经验而被推向了对立面，这个对立面仅仅是同一个错觉的另一个方面——被推向了目的论、生机论、唯心论、创世进化论，或者无论如何命名但都肯定属于腐朽资本主义的时髦的意识形态。”[33] 对这种二元论观点的坚持是当今许多绿色理论的本质特征，并使这种传统总是武断地拒绝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也拒绝启蒙运动和大多数革命运动——这是一种已经注入到当代许多后现代思想中的反理性主义倾向。这样，从17世纪到20世纪，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少数的诗人、艺术家和文艺评论家除外，都因为坚持反对生态价值和将发展进步加以神化而遭到谴责。[34] 在这种奇怪的、只涉及价值问题的唯心主义背景中，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消失了，而且伟大的历史和理性斗争都成为了空话。很明显，或者应该很明显的是，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虽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并不必然是指对自然或者自然规律的极端漠视。培根本人论证道，控制自然的思想根植于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遵从。虽然马克思将这一思想主要作为使自然符合资产阶级发展需要的一种“诡计”而加以谴责，但是，这种简洁的表达方式确实反映了人类状况的真实矛盾。[35] 因此，从“支配自然”这个概念出发，考德威尔在他的《幻想与现实》（1937）中写道： 人类，在他们与自然的斗争过程中（例如在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相互结成某些关系去赢得自由……但是人类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自身。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相互贯通的自反运动的完整理解——通过社会这个众所周知的不断发展和不可或缺的关系总和作为媒介，就是对不仅存在于自然而且存在于我们自身因而也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必要性的认识。客观地看待这种主客观能动关系的是科学，主观地看待这种关系的则是艺术；但是，正如意识主动地与实践共同出现一样，这种关系就是具体的生活——就像一个人全部的工作、感觉、思想和行为过程，而这个人则生活于由众多个体和自然所组成的世界之中。[36] 在这样一个强调“自反性”的辩证概念之中，所谓的“支配自然”就进入了一个无穷的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之中。因此，在《遗传与发展》——这部著作起草于《幻想与现实》出版不久之后，但却在半个世纪之后的1986年才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当中，考德威尔将要为采用共同进化的方法研究根植于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自然-人类关系建立一个有力的案例，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上述论证，一旦我们认识到，在“支配自然”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可持续性概念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根本性矛盾，那么，“支配”和“可持续性”这两个概念都来源于同一个培根哲学的传统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培根哲学的“改进者”也包括第一批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人就不是偶然情况了，比如约翰·伊夫琳（JohnEvelyn）在他的著作《森林》（1664）中强烈要求保护森林以及在他的著作《驱散烟雾》（1661）中抨击空气污染——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唯物主义对空气污染的最重要的批判。约翰·伊夫琳不仅是一位培根哲学的改进者，也是卢克莱修《物性论》——古代伊壁鸠鲁学派的唯物主义（这也是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的一个起点）的杰出诗作——部分章节的翻译者，伊夫琳对了解这里涉及到的很多相当复杂的问题都有帮助。[37] 事实上，整个19世纪生态学思想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凸显，其中伴随着与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中世纪，事实上直到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是目的论的“存在之巨链”（theGreatChainofBeing）的思想（后来被修正为自然神学），这种世界观首先根据神圣的天命来解释宇宙万物，其次才根据上帝为了“人”而有目的地创造了地球的思想对宇宙万物加以解释。所有的物种都是分别被创造出来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且时间和空间都是有限的。这种世界观的最大敌人，从一开始，就是古代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在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科学当中再次复活。 在质疑亚里士多德式经院哲学观点的同时，唯物主义也质疑居于目的论中心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已被取代；时间和空间被发现是无限的（即便是地球的历史也被发现深陷于时间的“深渊”〔“deepabyss”oftime〕之中）；并且最后，人类被证实与猿源于共同的祖先，是从同一进化树上分支而来。在科学发展，也就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每一点上，上帝都被从物质的宇宙中驱逐出去——从太阳系当中，从地球的演化当中，最后从生命本身的进化过程之中。因此，上帝在现代科学的眼中，就像伊壁鸠鲁眼中的众神，实际上逐渐隐居于星际空间之中，隐居于世界的毛孔之中，而与物质的宇宙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同样重要的伟大发现——这对于研究生态学是至关重要的——便是人类与地球在整个物质进化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不再被假设为占据完全的统治地位，或者最高地位，在“存在之巨链”当中不再居于低等有机物和最高天使（或者上帝）之间固定的中间位置。相反，人类与物质世界——人类属于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值得关注的。人类对自然的关系，就像培根所强调的那样，是自然历史现象；或者，像达尔文所强调的那样，是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38] 达尔文本人对自然的进化论解释来源于他那种固有的、不妥协的（关于自然界的）唯物主义。它同时也代表了“目的论的终结”（正如马克思所强调）和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成长壮大。可以说，现代生态学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基础就是达尔文在生物历史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以及其他科学家在生物物理学领域的发现，比如德国伟大的农业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所强调的土壤肥质的循环及其与动物新陈代谢的关系。虽然达尔文主义经常被转变成另一种机械论观点，但是考德威尔写道： 在达尔文著作中所发现的达尔文主义，与当时发现的新生物学的大量事实相比较，仍然具有新意。到目前为止，这种理论没有将有机生物同环境尖锐地对立起来，生物网依然与现实的其他部分保持着动态的相互渗透……达尔文所揭示的生命中极其丰富的变化、历史和冲突的演变过程，给他的著作以及像赫胥黎这样直接的追随者的著作带来了一种反叛的革命力量。[39] 达尔文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的重要意义，首先被雷切尔·卡逊（RachelCarson）所强调，她写道：“今天，很难发现任何受过教育的人会否认进化论事实。但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否认这种显而易见的必然结论：人类通过进化纽带与成千上万种其他物种相互联系，而人类则受到控制着这成千上万种其他物种的同一环境作用的影响。”[40] 这一结论对生态学思想发展的更为广泛的含义以及唯物主义对生态学思想的全部意义，都可以通过巴里·康芒纳（BarryCommoner）广为人知的生态学四条“非正式规则”而从生态学的角度清楚地加以理解。这四条规则是：第一，万物皆相互联系；第二，万物皆有归属之地；第三，自然知晓最多；第四，“无”无以产生“有”。[41] “非正式规则”中的前两条和最后一条是伊壁鸠鲁物理学的主要原则，卢克莱修在《物性论》第一卷中就已经强调过这几条原则——他试图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42]第三条“非正式规则”乍一看好像隐含着自然主义的、目的论的决定论，但是根据康芒纳的论证，“自然知晓最多”被更好地理解为“进化知晓最多”。也就是，通过进化过程——不应理解为僵化的决定论过程或者目的论过程，而应该理解为一个在各个阶段都包含着无数偶然性的过程——所有物种，包括人类，都经过亿万年各种先天变异的自然选择过程而逐渐适应了环境。根据这种观点，那么，我们在进行各种根本的生态改变的过程中就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就应该认识到，如果我们把新的合成的化学品而不是经过长期进化的物品引入环境之中，那么我们就是在玩火。 最后，人类当然不是完全由自然条件所决定的（死亡例外，用伊壁鸠鲁的话说，死亡“对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人类自由，即一种“转向”的能力，但始终是建立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这些物质条件作为前提而存在并随之带来某些限制。因此，就像伊壁鸠鲁所强调的一样，人类存在于一个受不适者则灭亡的规律（并非达尔文的那种得到充分论证的自然选择理论）所支配的世界之中，存在于一个以人类与生活必需品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为特征的世界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偶然性，并且在人类这个问题上，还跟伦理选择有关：包括社会契约的形成（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卢克莱修的伟大诗篇的第五卷中找到）。 这正是马克思为之奋斗的最基本的唯物主义哲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奋斗始于他的早年。甚至当马克思还是一名大学预科生的时候，那时他对黑格尔还不熟悉，他就开始研究伊壁鸠鲁对宗教世界观的批判。后来，伊壁鸠鲁主义成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使他同时关注于早期的唯物主义理论、人类自由的概念、启蒙运动的起源、黑格尔自然哲学问题、宗教批判以及科学发展等问题。 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哲学的主要局限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它的唯物主义只是“直观的”唯物主义，这个问题后来同样出现在费尔巴哈身上。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法中的积极因素，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但是，在他的著作当中，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同他思想中固有的那种深刻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相分离。这给马克思的著作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巨大的理论力量。正是这一原因才能够解释马克思如此迅速地肯定李比希和达尔文的研究成果的事实。此外，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如何——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能够在李比希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理解可持续发展而在达尔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理解共同进化。 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同那种倾向于把自然界看作符合某些目的论意图的唯灵论的、生机论的自然观相反，唯物主义者把进化看作一种无限的自然历史过程——虽然受偶然性所支配，但却也可以用理性加以解释。一种在本质上也属于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非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则把这一过程看成是在排除了所有绝对差异的相互关联的背景之下的各种形式的演变过程。生命（有机生物）和物质世界，正如雷切尔·卡逊一贯强调的那样，并非存在于“孤立的隔间”之中。相反，“在有机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统一体”。[43]一种辩证的方法促使我们认识到，有机生物一般不是简单地适应它们的环境，它们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环境，并且通过影响环境而改变环境。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关系。例如，“土壤经历了巨大而持久的发展变化，这是生长于其中的植物活动的直接结果；反过来，土壤的这些变化也会反馈到这些有机物的生存状态”。[44] 因此，一个生态群落和它的环境必须被当作一个辩证的整体来看待。在这个整体中，不同层次的存在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并且不存在一个总的目的指导着这些群落。即使各种假想的全体人类的目的也因为它们有限的特征而受到质疑。马克思指出，人类赋予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以普遍的、“有用的”特征，“虽然羊很少显示出它能够被人类所吃这种‘有用的’特征”。[45]这种辩证的复杂性在理解生态关系中的作用在于超越所有片面的、简化论的观点。 正如理查德·利文斯（RichardLivens）和理查德·雷文廷在《辩证的生物学家》中所解释的那样： 生态学内在的理论需求和我们要有计划地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社会要求，都使理解这种复杂性成为中心问题。生态学必须妥善处理以下问题，比如相互依存与相对自主，相似性与差异性，一般与特殊，偶然与必然，稳定与变化，连续与非连续，以及诸多矛盾过程等问题。它必须逐渐自觉地认识到它自己的哲学，并且在同时成为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哲学的意义上，这种哲学将是有效的。[46] 社会生态学的危机 大多数当代社会科学对环境问题的分析都集中在人类与地球关系中存在的一种全球性危机这个现在被普遍承认的问题，并且这些分析可以被理解为对这种危机的一种反应。然而，在理论层面上，社会科学往往没有能力解决生态危机所涉及的如此众多的问题。直到最近，多数普通的理论分析都集中于绿色理论中的两个最突出的问题，即自然对人类扩张的制约思想和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古典社会思想（即主要从19世纪继承而来的社会思想）在传统上被环境社会学家指责为一种“激进的建构主义”，这种“激进的建构主义”否认自然界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优先权，并把自然视为人类发展的产物。这被看作是对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对待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以及无法对自然的限制（包括对增长的限制）进行解释的一种反映。[47] 这种批评的有效性来源于其固有的实在论，即它坚持自然界在本体论意义上（以及物质上）的优先性；承认人类对地球的最终依赖；以及对不可改变的变化（时间之矢〔thearrowoftime〕）之存在的理解。这种批评最终表明，我们正处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转折点。社会理论确实受到重视，但由于它缺少关于人类对环境依赖的有价值的理论，因此，它仍然缺少坚实的物质基础。 不过，尽管这种批评有其自己的显著特点，但是环境社会理论在将社会理论改造成更具生态意识，更具现实主义方面，还远非是唯物主义的、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典型的环境社会学家好像是半人半马的怪物：头属于一种动物，而躯体却属于另一种动物。[48]作为社会学家，他们坚持源于马克思、迪尔凯姆（Durkheim）和韦伯（Weber）的伟大的古典传统。作为环境学家，他们却把这种传统当成一种因为“自然似乎无关紧要”才形成的传统而加以拒绝。[49]与此同时，对这些思想家中的很多人来说，从历史上追溯社会理论的根源，并发现丢失了什么而需要加以恢复，以及需要辩证地超越什么，这一复杂的任务，由于缺少一种理性的批评遗产，而被排除在外。因此，环境社会学领域中的争论仍然陷在建构主义的（主要指文化主义的）观点与反建构主义的（深层生态学的）观点相分歧的泥潭之中；而与此同时，超越这种二元论的努力也只产生出了“谨慎的建构主义”这个概念——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但是缺少任何实质的内容和清楚的理论方向。[50] 结果，现在存在着一种在圆圈内无休止地作圆周运动的倾向，所有的分析又回到了起点，这对于解决真正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起不到任何作用。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问题，已经有了无数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是说这个思想家就是说那个思想家，不是说这种文化就是说那种文化，不是说这种文明就是说那种文明，反正或多或少，都认为他们/它们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51]尽管，这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些经常被忽视的问题，但是，这里永远存在的二元论观念往往妨碍了知识和有意义的实践的真正发展。实际上，这种观点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而在很多方面，这种观念正是上述问题的根源。因此，尽管不可否认，“支配自然”的观念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一个不变的主题，但是，（就我们所知）关于这种观念本身却缺少哪怕是最简单的解释，即使那些采纳这个术语的人也常常按照复杂的辩证的方式——涉及相互作用的本质——来看待“支配自然”这个观念。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差异，就被解释为空洞的抽象概念——仅仅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 我们也无法理解自然的限制或者“增长的限制”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没有经过分析其出现的方式就已经进入西方文化——这些问题是在重大的政治经济学争论中和在就像19世纪所理解的农业和土壤的问题中经过几个世纪才历史性地出现的。回到19世纪（或18世纪或17世纪），理论的原因超出了理解逻辑推理链条起点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古典理论对社学科学家的重要性来源于社会理论本身固有的历史本质。古典理论是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以及中世纪经院哲学向现代科学转变的背景中形成的。由于这一原因，古典社会理论中以研究不断变化的人类与自然关系为特征的理论观点便与理解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变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在一生当中都始终无法理解这一道理，那么，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后来知识领域的过分细化，另一些部分原因则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重建社会思想的过程中，在所有的领域，比如在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着一种发展纯粹建构主义观点的倾向，而忽视了社会思想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或者简单地采取“人”将不断取代自然这种必胜论的观点），因此，切断了社会理论与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反应之间的真正联系。人类成为“制造的人”，但却不是在革命的普罗米修斯的意义之上，而是在被重新定义为技术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意义上（在19世纪就被蒲鲁东所预言）。神话中为“火”而进行的斗争不再代表人类与自然关系和权力组织（如在埃斯库罗斯、雪莱〔Shelley〕和马克思那里）而进行的斗争，而仅仅成为技术不断取得胜利的一种象征。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解决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巨大的潜在优势，正是因为它所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不仅在于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这因此就说明了一种生态的唯物主义或一种辩证的自然历史观的必要性。虽然这与后来被称之为（恩格斯之后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有些重合，但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本人的分析可能是一个错误，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说，二者的范畴并没有什么区别。全面考察马克思在这一领域中的思想发展，将为重新批判性地审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争论提供一个基础——始终承认正是在这里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空白。[52]既然本书所做的研究是围绕着马克思（以及达尔文）的生平和著作而展开的，并且也应该随着19世纪两位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在1882年至1883年间的去世而结束，因此，对其后关于自然辩证法概念的全面研究已经超出了目前的分析范围。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领域中的最新发展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经典时期的悲剧性命运的反思，在本书的结束语中都将有所论及。 毫无疑问，这种分析由于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因素，因此会受到那些仅仅了解现代生态学观点而缺少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历史性考察的人的批评。但是，这样的批评完全误解了作者的意图，因为作者并非有意通过“将马克思绿色化”以证明他在“生态问题上是正确的”。相反，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示当代绿色理论本身的弱点，当代绿色理论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与同时属于唯物主义也属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难以协调一致，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兴起时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首先导致生态学（更重要的是社会生态学）的发现。换一种说法，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恢复马克思著作中的中心内容（也是达尔文著作中的中心内容，其后将论证），也就是马克思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所进行的深刻批判，从而超越当代许多绿色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唯灵论和二元论。 马克思对生态的见解通常都是相当深刻的，这些见解并不只是一位天才瞬间闪烁的火花。相反，他在这方面的深刻见解来源于他对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9世纪的环境所进行的系统研究，而这种系统研究又是通过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种深刻的哲学理解而进行的。比如，马克思在其早年（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从生态的角度详细地分析过人类与自然的异化问题。这种趋势由于马克思对人类生存和人类与土壤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农业的全部问题的关注而得到加强。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关于城乡对立问题。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些主题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并没有消逝；相反，在马克思最后十年所写的人类学著作中，随着他试图解决史前问题和原始公社的形式问题，这些主题又呈现出新的意义。 目前，关于重新解释马克思的调查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奇异的、至今仍然令人费解的现象：马克思为什么选择古代原子论者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主题？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根源是什么（比如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肤浅本质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缺陷）？马克思与启蒙运动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解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极力推崇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的研究成果？为什么马克思终其一生热心于对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的系统研究？在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进行综合的持续性批判的背后蕴藏着什么？如何解释马克思对蒲鲁东（Proudhon）的态度从朋友到敌人的急剧转变？马克思为什么声称，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来说，李比希比所有政治经济学家之总和还重要？为什么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53]为什么马克思晚年主要致力于人类学的研究，而不是完成《资本论》？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卷帙浩繁的马克思全集的分析者们，本书则提供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这些答案更加证实了如下观点：如果不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是与生态学世界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经典引文除个别未查到的其他均采用中译本——译者注） [2]让-居伊·瓦扬古（Jean-GuyVaillancourt）几年前就在一本关于马克思生态观发展的著名提纲中，指出了伊壁鸠鲁对马克思的生态学的意义，以及李比希和达尔文对马克思的生态学的重要性。瓦扬古清楚地指明本书这种分析的方向。见让-居伊·瓦扬古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相对圣方济各会而言更属于本笃会》一文（“MarxismandEcology:MoreBenedictinethanFranciscan”），载特德·本顿（TedBenton）编：《马克思主义的绿化》（TheGreeningofMarxism,NewYork:Guilford,1996），第50—63页。 [3]见波特兰·罗素：“导论”（“Introduction”），载弗雷德里克·阿尔伯特·兰格（FrederickAlbertLange）：《唯物主义的历史》（TheHistoryofMaterialism,NewYork:HumanitiesPress,1950），第V页。 [4]见罗伊·布哈斯卡：《唯物主义》（“Materialism”），载汤姆·博特莫尔（TomBottomore）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ADictionaryofMarxistThought,Oxford:Blackwell,1983），第324页。 [5]见卡尔·马克思：《方法论文集》（TextsonMethod,Oxford:BasilBlackwell,1975），第190页。 [6]见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AHistoryofWesternPhilosophy,NewYork:Simon&Schuster,1945），第246页。又见乔治·E.麦卡锡（GeorgeE.McCarthy）：《马克思与古代人》（MarxandtheAncientsSavage,Md.:Rowman&Littlefield,1990），第42—43页。 [7]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ontheHistoryofPhilosophy,Lincoln: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1995）第2卷，第295—29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第224——225页。 [9]见亨利希·海涅：《散文集》（SelectedProse,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93）第238—240页。 [10]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ofPureReas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第702—703页，第117页。 [11]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超越康德的自在之物中的作用，见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黑格尔与现代社会》（HegelandModern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第47—49页。 [12]黑格尔：《逻辑学》（ScienceofLogic,NewYork:HumanitiesPress,1969），第154—155页。 [13]见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全集》（CollectedWork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75）第4卷，第125页。 [1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2页。在纯哲学领域，马克思在给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的信中写道，与“较容易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此处相对应的译文为“较晚的”——译者注)。与伊壁鸠鲁相比，他更喜欢古代哲学家中的亚里士多德和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然而，马克思却对伊壁鸠鲁有投入了“专门的研究”，因为他的“[政治的]”意义——大概是因为伊壁鸠鲁的自由概念以及其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联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7、540页。(上述引文中的“政治的”一词之所以加了方括弧,因为它是编辑重新解释的结果——马克思实际上所运用的词汇由于手稿的损坏已不清楚。) [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页。另见卢克莱修：《物性论》（OntheNatureoftheUniverse,[Oxfordversetransla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第93页（1865—870）。 [16]这里所提到的“能动原则”意将实践唯物主义与之相联系而与其更加直观的形式加以对照。这绝不意味着自然对人类强加于他们在其中仅仅是“被动的”各种关系，也不意味着“在经验之中”存在一个“被动的因素”，这个不幸的术语被被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SebastianoTimpanaro）在他的另一本有价值的批判著作《论唯物主义》（OnMaterialism）中所采用。这种错误可以在廷帕纳罗的思想中发现其辩证的对应物：在某种意义上他有一种把自然本身看作“被动的”倾向，把自然简化为一系列对人类的限制性条件。这种假设的决定论本质融合到廷帕纳罗的极端悲观主义之中。见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论唯物主义》（OnMaterialism,London:Verso,1975），第34页；另见雷蒙德·威廉斯：《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ProblemsinMaterialismandCulture,London:Verso,1980），第107—109页；另见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ConsiderationsonWesternMarxism,London:Verso,1979)，第60、91页。 [17]罗伊·布哈斯卡（RoyBhaskar）：《自然主义的可能性》（ThePossibilityofNaturalism,AtlanticHighlands,NJ.:HumanitiesPress,1979），第100页。 [1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19]见布哈斯卡：《自然主义的可能性》，第3页；另见罗伊·布哈斯卡：“总论”（“GeneralIntroduction”），载玛格丽特·阿彻（MargaretArcher）、罗伊·布哈斯卡、安德鲁·科利尔（AndrewCollier）、托尼·劳森（TonyLawson）以及艾伦·诺里（AlanNorrie）合编：《批判的实在论》（CriticalRealism,NewYork:Routledge,1998），第xiii页。 [20]乔治·卢卡奇（GeorgLukács）在其主要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andClassConsciousness,1922）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用卢卡奇的话说： 恩格斯对辨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 与这些观点同样重要的是，卢卡奇自己著作的结果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以及历史与自然的根本分离——好像自然-物理领域可以被转让给实证主义。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London:MerlinPress,1971），第24页。因此，用布哈斯卡的话说：“卢卡奇在马克思主义当中开创了一个很长的传统，即把自然科学与它的实证主义的错误解释结合在一起。”见布哈斯卡：《恢复现实》（ReclaimingReality,London:Verso,1989），第139页。 [21]见威廉斯：《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第104页。 [22]威廉斯：《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第105页。另见E.P.汤普森：《创造历史》（MakingHistory,NewYork:NewPress,1994），第98页。 [23]见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人的不可测量》（TheMismeasureofMan,NewYork:W.W.Norton,1996）；另见R.C.雷文廷（R.C.Lewontin）、史蒂文·罗斯（StevenRose）和利昂·J.卡明（LeonJ.Kamin）编：《不在我们的基因之中》（NotinOurGenes,NewYork:Pantheon,1984）。 [24]见马斯摩·奎尼：《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GeographyandMarxism,Totowa,NJ.:Barnes&Noble,1982），第136页。 [25]见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Goldblatt）：《社会理论与环境》（SocialTheoryandtheEnvironment,Boulder,Colo.:WestviewPress,1996），第5页。 [26]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AContemporaryCritiqueofHistoricalMaterialis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1），第59—60页。另见特德·本顿：《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的限制》（“MarxismandNaturalLimits”），载《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第178期（1989年，11—12月份），第51—86页。 [27]阿历克·诺夫：《社会主义》（“Socialism”），载约翰·伊特韦尔（JohnEatwell）、默里·米尔盖特（MurrayMilgate）和彼得·纽曼（PeterNewma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TheNewPalgraveDictionaryofEconomics,NewYork:Stockton,1987）第4卷，第399页。 [28]见迈克尔·雷德克利夫特（MichaelRedclift）和格雷厄姆·伍德格特（GrahamWoodgate）：《社会主义与环境》（“SociologyandtheEnvironment”），载迈克尔·雷德克利夫特和特德·本顿编：《社会理论和全球环境》（Soci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NewYork:Routledge,1994），第53页。 [29]见安娜·布拉姆韦尔（AnnaBramwell）：《21世纪的生态学》（EcologyintheTwentiethCentury,NewHaven,Conn.:YaleUniversityPress,1989），第34页。 [30]见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寻找方法》（TheSearchforaMethod,NewYork:Vintage,1963），第7页。另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导论”（“Introduction”），载厄恩斯特·菲舍尔（ErnstFischer）：《如何阅读卡尔·马克思》（HowtoReadKarlMarx,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6），第7—30页。 [3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32]关于这一方面的经典而卓越的例子，见卡罗琳·麦钱特（CarolynMerchant）：《自然之死》（TheDeathofNature,NewYork:Harper&Row,1980），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著作，因为它深刻地批判了17世纪许多科学所具有的机械论的和家长式的趋势，尽管它对培根主义的传统采取了片面的对待。 [33]见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布景与情节：未出版之手稿》（ScenesandActions:UnpublishedManuscripts,NewYork:Routledge&KeganPaul,1986），第199页。 [34]比如，见韦德·西科尔斯基（WadeSikorski）：《现代性与技术》（ModernityandTechnology,Tuscaloosa:UniversityofAlabamaPress,1993）。 [35]关于来源于培根的“支配自然”的这个复杂概念的本质，以及马克思通过更为复杂的辩证的方式所认识到的这种本质，见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Boston:BeaconPress,1974）。关于马克思对培根式的“诡计”所进行的批判，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Grundrisse），第409—410页。 [36]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幻觉与现实》（IllusionandRealit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7），第279页。 [37]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关于约翰·伊夫琳的〈驱散烟雾〉的导论》（“IntroductiontoJohnEveyln'sFumifugium”），载《组织与环境》（Organization&Environment）第12卷，第2期（1999年6月），第184—187页。 [38]对培根的改良和17世纪“自然历史”概念的历史分析，见查尔斯·韦伯斯特（CharlesWebster）：《伟大的复兴》（TheGreatInstauration,London:Duckworth,1975）。 [39]考德威尔：《布景与情节》，第187—188页。 [40]见雷切尔·卡逊：《失去的森林》（LostWoods,Boston:BeaconPress,1998），第245页。 [41]见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TheClosingCircle,NewYork:Knopf,1971），第37—41页。虽然康芒纳本人称第四项非正式规则为“没有免费的午餐”，但俄国生态学家阿列克谢·亚布洛科夫（AlexeiYablokov）仍将此更为概括地翻译为“天天以产生有”。见罗尔夫·埃德贝里（RolfEdberg）和阿列克谢·亚布洛科夫：《明天将太晚》（TomorrowWillBeTooLate,Tucson:UniversityofArizonaPress,1991），第89页。 [42]瓦扬古强调了伊壁鸠鲁（以及卢克莱修）与康芒纳之间的紧密联系，见瓦扬古：《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第52页。 [43]见卡逊：《失去的森林》，第230—231页。 [44]见理查德·雷温斯（RichardLevins）和理查德·雷文廷（RichardLewontin）：《辩证的生物学家》（TheDialecticalBiologis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第134页。 [45]见马克思：《方法论文集》，第191页。这样一种复杂的辩证观点不同于传统的克莱门特式的生态学，这种生态学所具有的机械的目的论的系统理论将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按照单线向——通过稳定和多样性——发展的超有机体。 [46]雷温斯和雷文廷：《辩证的生物学家》，第160页。 [47]当代环境社会学可以说起源于威廉·卡顿（WilliamCatton）和赖利·邓拉普（RileyDunlap）于1978年对两种“范式”之间的区别的介绍。一种是“人类例外论范式”（humanexemptionalistparadigm，最初称为humanexceptionalistparadigm），他们说这种范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多数社会学的特征，并且这种范式否认人类依赖于自然。另一种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新环境范式”（newenvironmentalparadigm），这种范式承认人类对环境的依赖。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前者被理解为一种激进的建构主义的形式，而后者则被理解为反映式的实在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实在论虽然在美国成为环境社会学的特征，但是最近却发现自己在来源于欧洲（反映了激进文化主义和后现代思想为增长）的更加极端的建构主义解释方面处于防御地位，迫使前者把自己重新定义为一种弱的或者“谨慎的建构主义”（以与后者的强的建构主义相对照）。迄今为止，这整场争论中所显著缺少的仍然是：任何对人类与其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共同进化和辩证的本质进行理解的真正尝试。见威廉·卡顿和赖利·邓拉普：《环境社会学：一种新范式》（“EnvironmentalSociology:ANewParadigm”），载《美国社会学家》（TheAmericanSociologist）第13卷，第4期（1978年11月），第252—256页。 [4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更加全面地论述这种观点，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环境社会学的经典基础》（“Marx'sTheoryofMetabolicRift:ClassicalFoundationsofEnvironmerilalSociology”），载《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第104卷，第2期（1999年9月），第370页。关于环境社会学总体状况的讨论，见弗雷德·布太尔：《环境社会学的新方向》（“NewDirectionsinEnvironmentalSociology”），载《社会学评论年刊》（AnnualReviewofSociology）第13卷（1987年），第465—488页。 [49]见雷蒙德·墨菲（RaymondMurphy）：《社会学和自然》（SociologyandNature,Boulder,Colo.:WestviewPress,1996），第10页。 [50]见赖利·邓拉普：《环境社会学的发展》（“TheEvolutionofEnvironmentalSociology”），载迈克尔·雷德克利夫特和格雷厄姆·伍德格特：《环境社会学国际手册》（InternationalHandbookofEnvironmentalSociology,Northampton,Mass.:EdwardElgar,1997），第31—32页。 [51]比如，见罗宾·埃克斯利（RobynEckersley）：《环境主义与政治理论》（EnvironmentalismandPoliticalTheory,NewYork: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2）。 [52]布哈斯卡很好地陈述了确定马克思与后来“自然辩证法”的争论之间关系的传统困难，他写道：“虽然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同意对恩格斯的介入所进行的普遍批判，但是，他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既没有以自然辩证法为先决条件也没有留下任何自然辩证法。”见布哈斯卡：《恢复现实》，第122页。 [5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1页。
〔附录〕默多克丑闻——他们的媒体和我们的媒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附录〕 默多克丑闻——他们的媒体和我们的媒体 丑闻事件时间表 有那么一刻，某个单一事件，犹如闪电一样照亮天空，揭露了过去一直隐藏在黑暗下面的整个景象。《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丑闻就是这样的事件，它吞没了默多克和他的整个“新闻集团“的媒体帝国。其揭露的真相是多么惊人！ 我们生活在世界各地由人群中的少数人控制和掌管的社会里。这些掌权的少数人并非一小撮，不是一些阴谋委员会，而是由非常富有的人组成的特定社会阶级，实业家、银行家、金融家、大将军、法官、警务局长等——他们合起来在人群中大概占1%、最多2%。 这个阶级，在追逐利润、剥削工人、捍卫资本主义上有着共同利益，他们利用工人并且定义资本，通过分工来掩盖其统治，将其成员分布到声称彼此互相独立的各种机构中去。 法官是独立的，警察是独立的，政客是独立的，国家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或者爱尔兰广播公司）是独立的，公务员是独立的，报社编辑是独立的，由独立的法官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是独立的。除了政客，他们都是不涉及政治的。 此外，他们都彼此制约、互相制衡，所以没有某个个人集团或派别获得过多的权力，一切都是公平和民主的。 电话窃听事件所揭露的，是彼此连接的阴暗世界，在现实中将所有这些机构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多么黑暗的世界——关键的当权派人物几乎没有遮羞布来掩盖他们的耻辱。“暴君，伪君子，骗子！“正如帕特里克·皮尔斯描述上一代英国统治阶级时所说的。 正如下面的时间表所显示的，丑闻的核心仅仅是为默多克效劳的记者们习以为常地非法窃听公众的电话。他们监听皇室家庭成员被发现，由此丑闻事件东窗事发。他们窃取被谋杀的受害儿童米莉·道勒的电话记录，这件事浮出水面时，世界炸开了锅——那太可怕了，以至于他们不能编造或掩盖事实。 然而，在丑闻还未揭晓时，很显然他们都是团结一致的——英国高层政客、高层警察和高层媒体制片人。他们有着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交往。卡梅伦和默多克进行过无数次私人会晤，两人是邻居和朋友，他们都互相保护，像极了美国政府保护它的傀儡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的样子，直到最后一刻，完全不顾及任何道德或体面的考虑。 我们必须明白，这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系统的的确确就是这样运作的。在爱尔兰，查理·豪伊由于窃听丑闻而辞职，此事件与本·邓恩和“银行家学会会员”有着收买关系。伯蒂·埃亨与豪伊同样深陷其中，就像布赖恩·科恩与纳·菲次帕特里克、迈克尔·劳里与丹尼斯·奥布赖恩，这些人与托尼·奥赖利一起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媒体。 像大卫·麦克威廉斯等一些评论员，称这种现象为“裙带资本主义”，并非“真实的”资本主义。事实并非如此。它是资本主义如何在从西到东的现实世界中运作的。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同样和默多克有联系。乔治·布什和迪克·切尼都涉足石油行业。 资本主义显示出腐败就像运动员岀汗一样，原因很简单，它是一个自始至终受利益驱使的系统，它不只是受堕落的个体统治，而且是受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的阶级统治，在此基础上，这个阶级占据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 与此同时，该丑闻同样表现出我们的统治者并非法力无边。他们被自己群体中的矛盾和对抗所包围并且惧怕民众。面对或明或暗的反抗，他们阵前撤退、丢卒保帅，比如库尔森和布鲁克斯。面临严重的叛乱或革命，像在埃及发生的情形，他们甚至会牺牲最顶层的人来挽救现政府。但他们是可以被打败的。 每一次对腐败的打击都会令我们向前迈进一步，而最终，正是作为制度本身的资本主义，才是我们必须连根拔起的毒瘤。正因为如此，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者需要我们自己的媒体。 这是因为，主流媒体不仅是自私的、欺诈的和腐败的，而且是系统化地助长了有利于资本家的世界观种完全理所当然地认为必须为利润而组织生产的观念，认为“市场”必须保持良好态势的观念，以及认为“企业家”，即资本家，是真正的财富创造者的观念。 我们需要一种像《社会主义工人》那样的报纸，它报告和反映劳动人民的斗争——他们在这和其他国家举行的罢工、示威、运动、起义——这是爱尔兰广播公司和《先驱晚报》绝不敢采用的方式。 但比起只是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报纸必须做得更多。它同样必须去培育和传播一种不同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它必须不仅揭露资本主义的邪恶而且还要阐明该制度是怎么运作的。它必须对抗分化工人运动的反动观点，例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症，以及支持受压迫者，例如移民和难民，这些资本主义媒体喜欢拿来做替罪羊的群体。 它必须作为工人阶级的记忆，为保留我们阶级过去的斗争历史而服务，例如巴黎公社、都柏林封锁、俄国革命以及爱尔兰独立战争中的工人委员会段如果不这么做就被忽视和忘却的历史。它必须用政治争论武装读者来与政客们的宣传对峙，为社会主义的选择作准备。 它同样必须扮演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的角色，把工人团体联合起来，在每条战线上团结一致、抵抗统治集团。最后，它必须扮演一种脚手架的角色，在这样的脚手架中一个工人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得以构筑并成长。 当然，其他的媒体——脸书、推特、YouTube、电影等——所有都能够且应该为这些目标而发挥作用，但是报纸仍然是关键，因为卖报的方式确保了社会主义者同工人运动的互动，还有同其他工人面对面的交流。 丑闻事件时间表 2000年——《世界新闻报》编辑贝丽卡·布鲁克斯发起了抵制恋童癖和供公众查阅的性侵犯者登记册（在8岁的萨拉·佩恩被杀害事件发生之后被称为“沙拉法则”）。 2002年——女孩米莉·道勒被谋杀。 2003年——布鲁克斯转任《太阳报》主编，安迪·库尔森成为《世界新闻报》的主编。布鲁克斯向一位议员承认它曾向警察买过信息，新闻国际公司说这“不是公司的做法”。 2005年——在拦截到的电话信息的基础上，《世界新闻报》发布了威廉王子膝盖受伤的故事。此举遭到皇室官员控诉，警察介入调查。 2006年-2007年——《世界新闻报》的皇家编辑克莱夫·古德曼和私家侦探格伦·穆凯尔因为窃听皇室电话被拘捕，认罪后，分别被判以4个月和6个月的监禁。安迪·库尔森辞去编辑职务，但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2007年5月——库尔森成为戴维·卡梅伦领导下的保守党的通讯总监。 2008年——新闻国际公司支付给“职业球员协会”的戈登·泰勒700,000英镑来解决电话窃听的索赔问题。 2009年——布鲁克斯成为新闻国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尔森2003至2007年任主编期间发生过《世界新闻报》中熟悉高级职员的记者窃听名人和政客电话的事件，而报社曾花了超过100万英镑来解决窃听事件。苏格兰场（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宣布不会对指控开展新的调查。 《世界新闻报》的编辑科林·麦乐、库尔森（又一次）和莱斯·辛顿（道琼斯股票的主席和默多克的得力助手）都否认除了法院判决的案件外的电话窃听证据。“新闻投诉委员”会接受了该否认。 2010年——1月下议院媒体委员会说，《世界新闻报》管理层对电话窃听不知情是难以置信的，但是5月库尔森成了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的通讯总监。 窃听指控堆积如山：来自于女演员西耶娜·米勒（她赢得了100,000英镑的调解费）、乔治·盖洛威议员、工会领袖鲍勃·克劳、前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议员克里斯·布莱恩特、职业球员瑞恩·吉格斯和记者布兰登·蒙塔古。 2010年12月——皇家检察署声明不会继续进行起诉，尽管普利斯科特和其他人强烈呼吁库尔森辞职，但卡梅伦首相坚持为他辩护。 2011年——1月库尔森辞职：3月三位《世界新闻报》的资深记者被捕，但到了9月份被保释出来。新闻国际公司开始致歉。压力继续增加。瑞恩·吉格斯开始了法律行动，安迪·格雷接受了20,000英镑的协调费。普雷斯科特呼吁一场公开调查。 7月4日——电闪雷鸣！他们窃听处于失踪状态的米莉·道勒的电话的证据浮现，并误导她的父母一直认为她仍然活着。 7月5至6日——有关苏哈姆父母、7/7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牺牲的士兵的家属索赔形成。但是默多克依然支持布鲁克斯。 7月7日——新闻集团宣布关闭《世界新闻报》。 7月8日——库尔森被拘押，前皇家编辑克莱夫·古德曼也被拘押（拖欠警察的罚款）。 7月12日——苏格兰场助理局长约翰·耶茨（负责2009年不重启调查的决定）对议会说他不会辞职。 7月13日——默多克撤回了对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的投标。 7月14日——前《世界新闻报》执行编辑尼尔·沃里斯被拘押。默多克在属其所有的《华尔街日报》上说，“一些小的错误已经铸成。” 7月15日——布鲁克斯辞职。 7月17日——大都会警察局局长保罗·斯蒂芬森爵士辞职了，紧随其后的第二天助理局长约翰·尤亭也辞职了。现在据传恋童癖受害者沙拉·佩恩的妈妈——回到这个事件的起点——曾被她的“朋友”布鲁克斯窃听电话。 首版发行于《社会主义工人》（爱尔兰），2011年8月
第二章为生存而斗争（1799—182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会运动史（1920） 第二章为生存而斗争 （1799—1825）
第二十一章波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巴枯宁传（1961） 第二十一章波兰 起义前夕。巴枯宁上阵。沃德·杰克逊号的航行。后果。
6、资本主义之后的媒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6、资本主义之后的媒体 预测和详述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体将会如何组织或者将采取什么形式的具体细节是不可能的。这将取决于这样的社会变为现实时所处的环境与享有的技术，还取决于未来的人们的意愿与选择。这两者目前都不可知晓，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写它呢？ 首先，因为尖锐地批评了现行的资本主义媒体，又因为驳回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实质性变革或改革媒体的可能性，似乎我应义不容辞地至少提供一个我乐于视为可选方案并倡议为之努力的宏观脉络。其次，我对一种明显而又标准的右翼反诘形式心知肚明，针对这个论点表示反对的意见是：换句话说，不管莫利纽克斯或者任何其他激进的媒体评论家怎么说，唯一能真正替代由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竞争所支配的媒体的，只会是一种由国家主宰的媒体，这结果会像共产主义俄国一样，是整齐划一的政党或政府宣传。 这一反驳源自于为资本主义辩护和反对社会主义而提出的核心论点之一，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和自由是彻底互助共存的，而唯一可能代替“自由企业”和私有制企业的是与官僚压迫和专政联手的国有企业。这反过来时而公开时而隐晦地落脚于一种假设，即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地实现民主社会，似乎都是毫无可能的，除了在最有限的意义上每隔四年或五年选举一个议会政府；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民主地控制工业或学校或医院、民主地建立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他们的知识能力欠缺（这一点现在鲜有公开谈论），而是因为人性被预设为贪婪的和分等级贵贱的（这一点备受议论）。 现在很明显，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们不信这套说辞。与之辩论是一项基础的工作，我虽不能在此一一赘述（我对此已经在别处发表过观点——约翰·莫利纽克斯，《人性是社会主义的障碍吗？》，伦敦，1993），但基本的观点简单明了。第一，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证据表明，在超过95%的人类历史中，人类作为釆集狩猎者生活在没有利益驱动、没有市场、没有等级的平等社会中，依靠分享收集和狩猎的食物为生。因此认为人类注定或者与生俱来是贪婪、不平等、缺乏民主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验表明，普通人既可以贪得无厌又可以无私奉献，既可以自私自利又可以慷慨团结，既可以奴颜婢膝又可以不屈不挠地坚持他们的民主权力。两种行为模式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哪一种占上风更多地取决于环境和社会条件。釆集狩猎的社会条件有利于分享和平等；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则有利于贪婪和（巨大的）不公——对于执政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确使其成为必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将积极鼓励集体、民主、自觉抵制特权和不民主的等级制度。 因此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媒体是怎样的？我的意思是指在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下。让我们暂且同意（我稍后将证明这一点）今天的主要媒体集团——默多克帝国、罗瑟米尔报团、天空广播公司、独立电视台等——将采用诸如国有制的公有形式。这将会产生一个公开、民主的媒体吗？这都取决于占有和控制它的国家的性质。 依据巴黎劳动人民接管城市政权长达天的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写于1871年的文章构想了一些民主工人国家的基本原则。首先，他注意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宁可解散旧国家机器代之以自己的。“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2] 公社由城镇各个选区普选产生的市议员组成，实行短期任免制。它的成员中的大多数人自然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融行政和立法于一身的议行合一的工作机关。 代替继续担任中央政府的机构，警察部队立刻被剥夺了其政治属性，变成随时可以任免的公社机构。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也是如此。从公社成员往下，公共服务必须按工人的工资水准发放。国家高级政要们的既得利益和代表津贴也随之消失。 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有官员和代表的撤换制，还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参照工人工资发放。这些是为防止追求名利和任何新精英岀现而特意设计的措施。我认为这些原则在今天仍然有效，可以作为一个高度民主和平等的后资本主义行政管理的基础。另一个因素来自俄国革命的工人委员会——苏维埃的成员选举主要不是来自于地理划分的选区，而是工人厂区和士兵营区，也就是来自集体组织，这些可以进行辩论的地方和比在议会选区更容易召集选举集会的地方。这些创新大大加强了罢免原则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在本书的前面，我提出BBC不是中立国家的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因此是坚定地支持资本主义立场的。但是与私营媒体如福克斯新闻、默多克新闻或《每日快报》相比，当然毫不逊色，而且它的言行不容置疑地更为民主和多元-因此没理由说在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公共服务媒体不应办得比这更好。 当然必须会有一些限制。目前在英国公开煽动的种族仇恨是不被媒体和社会容纳的（这不意味着没有大量策划的或者秘密的煽动）举例来说，我不相信种族主义会被新社会的媒体所容纳。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些限制会比现在更严格，因为新社会非常需要团结，不能容忍种族或民族或宗教阵线派别的分裂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辩论不会发生。在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中，可能有必要禁止。煽动反革命，尤其是如果新社会面临严重的军事干涉或者企图暴力复辟的威胁时。但我认为长此以往就没有必要如此了，因为一旦新社会牢固建立起来，尤其是当它变成全球性的事情时，人们提倡回到过去的做法会徒劳无益也无关痛痒，就像现在的人们不想恢复封建社会和中世纪的浪漫一样。即使是这些受限制的媒体，事实上也会比完全被亿万富翁控制的媒体更自由。 同样，尽管中央媒体渠道会被公开占有，它们也将会被无数独立的小型合资企业伴随和包围着，这些企业由社区团体、工会、学生联盟、老弱协会、政党、集体、各种各样的个人组织起来，是获得援助或者是自筹经费的。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大多数拥有技术优良（因为有更雄厚的资金投入）、广告优厚等优越条件的媒体来说，这些媒体已经存在，只是“独立性“处于劣势。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将会制造更高水准的竞技场°而且，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新传播技术，比20世纪占优势的技术（出版、电影、电台和电视）更具交互性，这样无形中是有利于民主的。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社会，需要积极地鼓励政治参与，而积极参与决策制定将会在社交媒体中找到有用的工具。 目前，大多数劳动人民极不喜欢“政治”，是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话语和想法总是被忽略——这些不能改变什么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种异化使许多人看待媒体，比起把它当作为了信息、新闻或论辩的手段来说，更多的是为了娱乐。如果普通人积极地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制定——我们是否应聚焦于盖学校和医院而不是宾馆？目前托儿所或中小学教育是否应优先？我们需要有轨电车或公共汽车或新地铁线等吗？——这将改变他们对政治的态度，从而改变他们对媒体的态度。 长远来看，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建立将会使人们的教育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克服某种异化，这种异化滋生了当下媒体的一些丑陋特征。我认为这意味着，《太阳报》《星报》低俗肮脏的哗众取宠、OK！Hello！的名人崇拜、《老大哥》的窥探欲望、《英国偶像》的白日梦，这些特征都会逐渐改变直至消失殆尽。 正如反对现存资本主义媒体的斗争不能与更广泛的变革社会斗争隔离一样，创建新的媒体将会是创造一个新社会的一部分。但是考虑到这项事业的成功，我们不能高质量地创造一个大众的、民主的、真实的、互动的媒体是没有理由的，这种媒体将会与我们目前看到的媒体泾渭分明、迥然不同。 [1]资料来源：KarlMarx，“TheCivilWarinFrance”,inTheFirstInternationalandAfter(London,1974),p.206。 [2]资料来源：KarlMarx，“TheCivilWarinFrance”,inTheFirstInternationalandAfter(London,1974),p.209。
5、与媒体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5、与媒体斗争 在我们的头脑中与媒体斗争 利用资本主义媒体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 群众斗争 政治组织 毋庸讳言，从这本小册子到目前为止写的一切事情来看，任何想看到真正的社会改变的人都必须有应对媒体的策略。本章我想着眼于这样的策略中的五个因素：（a）在我们的头脑中与媒体过招；（b）利用资本主义的媒体；（c）脸书、推特和所有新媒体；（d）群众运动；（e）政治组织。我将按顺序逐一讨论这些因素，但它们本来就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它们或多或少地总是需要根据情形变换重点。 但我想一开始就排除三点：一是仅仅联合媒体本身和以自己的方式就有可能实现变革；二是通过议会立法，媒体就能发生实质性的变革或者保持中立；三是停止读报和关掉电视，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大规模排斥媒体。 如果你是一名主流的职业政客，有志于促进职业生涯更上一层楼，那么成为“媒体达人”、学会如何在帕克斯曼的访谈或者在《提问时间》的节目中表现自如、获取焦点小组的建议去找出什么样的简短引述和哪一款发型在《六点新闻》中受欢迎、了解如何获得植入报纸中的故事、获得报社编辑的电话号码或者最好是去同他们共进晚餐，所有这些可能都非常管用。如果你涉及激进运动——工会会员或者学生激进分子，反抗裁减计划、保卫一所医院、同种族主义或参战作斗争——这些技能中的一些可能也迟早会派上用场，尽管你将用到它们的机会要少得多，尤其是同《每日邮报》的编辑共进晚餐。 但指望这样的方法能提供一套媒体或者社会变革的战略或方法就大错特错了。个人之力或者激进运动在媒体上的影响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奏效，但是不能改变或者说真正转换它根深蒂固的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和普遍的右翼角色。走得太远，或者不加鉴别地频频亮相的话，这一套抛头露脸的方法有可能导致屈服于媒体——内化和接纳它的标准和价值——因此削弱或者放弃了运动或组织的目标。 新工党的媒体战略就是一个玩过了火的极端案例。它用的是全方位的手段：在低层对记者恐吓威胁（尤其是布莱尔的新闻秘书——阿拉斯泰尔·坎贝尔部署操作）和在高层由布莱尔亲自出马对默多克及其他人阿谀奉承、软硬兼施。这一套战略在巩固有利的媒体报道方面被玩得出神入化，而这样一来它帮助布莱尔赢得了选举，但作为交易的条件一直都是这样：工党丢掉了以任何方式威胁资本主义的任何政策。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任何相对较小规模的运动。试想一下，举例来说，你是一名代表着委屈叫冤的工人小组的工会委员，假设你受到了减薪的威胁，与媒体套近乎的种种技巧可能有所帮助，但如果那变成了主要战略，它就会危害工人的斗争。因为资本主义媒体实质上总是反对罢工或者激进的工人行动，无论工会官员有可能非常上镜或者非常精通媒体。 有时，特别是当媒体行为的丑闻曝光时，约束媒体行为、限制侵犯隐私的立法呼声就会高涨。新闻发言人则一成不变地抛出抗议言论，说这样的法律只会有助于限制新闻自由和保护进行肮脏交易的政客免于新闻追踪而已。这些案例中的问题基本上是：双方都不遗余力地揭露对方的真面目却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罪行。换句话来说，媒体经常以应该被制止的方式表现得令人失望，但是试图达到这种目的的法律将可能被用来妨碍或者阻止调查性新闻并保护政客和其他的高层。但无论哪种方式，它都解决不了主要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存在由议会制定的法律会挑战或者能够挑战根本的资本主义控制，因此大部分媒体是资本主义倾向。 如果目标是改变社会的话，拒绝与媒体过招也不实际。正如我们看到的，宣传的艺术并非仅关于世界的谎言。它在于半真半假、虚实混合，以这样一种方式让观众和读者难以分辨。甚至在最蹩脚的小报中也有大量的信息确实是真实的：报纸的日期千真万确；电视节目列表准确无误；体育比赛的结果正确无疑。如果《太阳报》报道女王去世了或者首相辞职了，那会是真的——因为若是谎言它将太容易被揭穿。电视新闻，或像《金融时报》或《卫报》那样大张宽幅、稳重严肃的报纸，不乏大量关于这个世界既真实又有益的信息。要进行变革世界或者呈现世界之与众不同的尝试，无法置身于这种信息之外。任何“替代的”“独立的”或者激进的力量来源，也无法与大公司集团和国家广播公司的金融、技术、政治力量来源相匹敌，直到社会秩序被改变。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在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媒体，同样地，除非资本主义被推翻，否则在资本主义商店购物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在我们的头脑中与媒体斗争 “我个人认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应该保证一种理智自卫的过程，以保护自己免受操纵和控制”（诺曼·乔姆斯基）。[1]我们所有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学会读懂违背事实的媒体：能够判断什么时候有可能吐露真相，什么时候有可能谎话连篇；能够从纷纭的意见中甄别是非；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种种主张意图何在，即它们代表着什么偏见、立场和利益；能够理解为什么特定的报纸或新闻公报中特定的新闻取舍是按照已有套路来部署编排的。 这其中的部分问题的关键是弄明白媒体有规律地使用的特殊伎俩。例如，那些节目或者报纸的看法事实上是向一般公众或者特定个人发布的，然后作为事实进行报道：“昨天一场关于X的暴风雨爆发了”，或者，“昨晚在威斯敏斯特有Y暴行”。在很多情况下，在公众中根本没有“暴风雨”和“暴行”，尤其是甚至在事件或问题被报道之前，且经常也是在它已经被报道之后——不如说“暴风雨”只是由记者杜撰的。当“暴风雨”被来自政客或公众人物的引述夸大其词或者作为例子时，就有必要警觉这样的人最有可能是媒体特意打电话安排的。的确有一些政客因“引述得当”而颇负盛名。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媒体用语的影射作用：罢工时期总是“失去”而非“获得”，始终不变地导致“毁坏”或给公众带来“不便”，罢工者从不被看作“公众的一员”。解读“极端”和“温和”的用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听到或者读到一篇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冲突的报道，尤其是你一无所知的某些地方——蒙古或者巴拉圭——还有某一派别、政党或者领导被形容为“温和”而其他人被称为“极端”，你马上明白：（a）我们的政府站在哪一边；（b）你被指望站在哪一边。如果在工会中出现同样的字眼，这一套同样通行。 最明显的媒体误导用语的例子一列就是一长串：警察“粗鲁地”对待“暴力的”抗议者但是警察从来都不是“暴力的”；“我们的”士兵始终如一如何“勇敢“而敌人/恐怖分子总是如何“懦弱”；政客裁减教育经费或者社会福利是如何进行“困难的抉择”和做出“艰难的决定”，但是每一个人，且不说恐怖分子，都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那儿“不得不裁减”等。它不只是用语的问题：有必要弄清楚照相机最有可能撒谎，镜头角度可以让空着一半的会场看起来满满当当，或者一小群人看起来像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公报板上新闻条目的排放顺序也影响着读者的感觉，而本无关联的事情（如在火灾、旱涝、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之间）也能变得恰好有所关联那样地重要。 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中与媒体斗争所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识破它们的诡计和还原它们的用语，它还包括接触不一样的信息源和观点，还意味着最终培养一种不一样的世界观。 总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信息源：书本、图书馆、激进杂志和报纸——从马克思和乔姆斯基的学术大部头，还有像《新左派评论》或者《国际社会主义》这样的杂志，到像《社会主义工人》那样在街上售卖的流行小册子和报纸的任何来源。当然接触到这样的信息源颇费周折——比BBC播报的或者装在盘子里端上来的《太阳报》这些唾手可得的新闻要费劲，比为很多忙于生计的人准备好了投其所好的内容要费劲；虽然如此，需要批判解读媒体的信息大体上就在那里。毫无疑问互联网带来了不少便利，尤其是在可以全球性获取信息方面。只要轻点几下鼠标我就能找到发生在希腊、埃及或者澳大利亚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否BBC或者我的报纸已经有所选择地屏蔽掉了今日世界的那一部分信息，我也可以接触到基本的事实信息——日期、统计数据等——非常便利，我还可以通过种类繁多的博客选摘一系列观点。而且，如果我准备追根溯源，网络上的调研资料极其充足可以随意调用。 然而，互联网也加剧了已经存在的问题：信息泛滥、过犹不及。一本书在图书馆上架之前，它至少经过了几重质量控制的过滤关卡。互联网的海量资料就不一样了。因此，个人如何在互联网提供的大量信息和观点中拎出主线、辨明真伪？解决之道有两个：一是，单打独斗是很困难的，如果通过分享信息和观点的小组、社区或者组织等团体共同努力的话，效果要好得多（我会回到这一点）；二是，它需要培养不一样的世界观，或提供一种多少对世界连贯的理解和一种让各种特定事实和故事能在其中定位的框架理论。这样至少有可能屏蔽掉大量废话。 符合这一理论需要的例子在当下很盛行，我们一般称之为“阴谋论”。“阴谋论”的主要特征有：（a）声称世界由很少数的人操纵，这些人团结起来或多或少地控制着发生的任何事情；（b）这种阴谋论的知识既深藏不露又广为人知，当然包括与之相关的阴谋家也是如此。这些主张大错特错，使人误入歧途。 诚然如此，英国、美国等一些国家由少数人控制，而且这一小部分人非富即贵。但事实不可能是他们仅为一小撮神秘个人。没有现代社会、甚至没有政权能够由一小撮人掌管，即使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也不能——有必要让成千上万人组成整个层级或者社会阶级，因为他们不仅要能够控制庞大、复杂的国家机器，而且要能够控制主要的经济生产过程，如工厂、矿山、商店、公司等场所。其次，统治阶级不是由神秘操纵的等级组织起来的，而是由共同的既定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本质上是靠获取工人劳动创造的利润份额。这就意味着，尽管他们有共同的阶级利益，但当对抗我们其余的人时，这些统治者发现他们的联合体被无数冲突、矛盾所破坏、瓦解而断层：美国对中国，英国石油公司（BP）对壳牌，特斯科（TSCO）对赛恩思伯里（Sainsbury），《每日邮报》对《每日快报》，甚至到个人之间的竞争，他们持续面临种种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人民的从下到上的反抗。结果，虽然他们支配世界且大多数时候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但这些统治者绝不可能控制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实际上，历史是由相互冲突的合力而非单个意志或力量产生的结果。了解世界与应对媒体所需要的，不是隐藏着的某些秘密阴谋，而是对这些力量及其驱动原因的现实分析。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成为迄今为止最重要、最持久和最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它代替了垄断主流媒体的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成了读懂自相矛盾的媒体最有效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不是阴谋论而是阶级斗争理论。它认为任何社会的建立取决于它组织生产的方式——生产方式或者经济基础。今天，资本主义将人们分为靠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生活的人（包括诸如教师和当地政府部门工人等所谓白领工人的工人阶级）、靠从工人劳动中攫取利润的人（形成统治阶级的资本家或者雇主），以及他们之间各种各样的中产阶级。这些阶级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统治阶级由互相熟知并时不时打交道的现实人群组成，但是驱使和约束他们的是竞争性的利润追逐。 主流媒体从这些统治者的角度呈现世界（即使在它使用工人阶级的口吻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则从相反的角度分析世界，从工人阶级的立场看问题，从而为它的批判奠定了良好基础。 利用资本主义媒体 我已经花费了不少时间在讲述我们如何自己与媒体作斗争，但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挑战媒体的一般社会影响力。我已经申明了反对以自己的方式与媒体合作，但那不意味着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应利用它。只要我们别忘了主流媒体是敌人的地盘。别纵容媒体主宰我们行动的绥靖策略，以不同的方式干涉媒体对于想变革的人们来说则是非常必要的。 利用媒体的方法很多，从非常简单地给报纸写信（一般比给首相或者部长写信更有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到代表运动发布新闻稿、接受关于游行示威的采访、还有在观众前露脸或者出席谈话节目的小组。所有这些行动都会奏效，当然也是被广泛釆取的方式，但应该注意到这些机会对于激进派来说可能作用相当有限。还应该注意到，除了简单地写信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采取且依赖于集体的政治组织的某种形式。 当谈论到利用资本主义媒体时，有必要记住媒体生产者，像这个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车间、公司或者机构，都采用一种基本组织原则，即从老板和高管的顶层到看门人、清洁工的底层延伸的阶级等级制度。这里重要的是大多数在报社、电视台、电台等地方工作的人都是工人阶级，他们靠出卖劳动力谋生，与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或工厂工人一样被雇主剥削。这包括记者中的大多数，不是全部，当然一些人晋升后成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全国记者工会”是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有时候会出现相当左倾的总书记。 这就意味着对某些人来说成为报社或电台里的左翼记者是完全有可能的，从而对媒体的整体舆论导向施加一些影响。这多半发生在食物链的相当底层，屈服于各种各样的助理编辑、编辑、制作人等的控制。然而也有屈指可数的记者例外，他们部分因能力出色而在事业上步步高升、声名鹊起，同时坚持他们的原则和批判精神：保罗·福特，约翰·皮尔格，埃蒙·麦卡恩和罗伯特·菲斯特都是榜样。同时媒体界也有在另一条线上肩并肩奋斗的类似人物，如从事电影制作的肯·洛奇。迈克尔·摩尔或者从事电视喜剧的马克·托马斯和马克·斯蒂尔。但是，不可避免地，靠这样势单力薄的少数个体无法改变全部媒体的资本主义性质，对于每一位这些有原则的人来说，还有其他一些人，像克里斯多夫·希钦斯或者朱莉·伯奇尔，当他们小有名气之后，或者为了沽名钓誉、财运亨通，他们就改弦更张了。 这也意味着媒体工作者有可能在自己的工资和条件之外的问题上进行集体行动。1972年，希斯保守党政府因罢工纠察拘留了五名码头工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本顿维尔五”事件。码头工人转而去寻求印刷工人的支持，而整条旗舰街（所有的全国性报纸）团结一致关门停工——这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为由“英国总工会”召集的但终因政府投降而中止的总罢工创造了环境。在1984年到1985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中，《太阳报》企图发布头版声称会曝光矿工领袖，亚瑟·斯卡吉尔，行纳粹礼（事实上他只是向某人打招呼），还辅以标题《我的元首》呼应配合。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直接拒绝排版，而《太阳报》发行时“开了天窗”。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在上述一些记者的支持下，一个名为“反对战争的媒体人”的组织建立了，它总体上对反战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媒体工作者的这种斗争相对罕见，它往往发生在更大的阶级斗争和运动的环境中——我回头会说这一点。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 考虑到脸书和推特已经铺天盖地得到大肆宣扬——它们几乎不需要在本书进行赘述彰显其作用，强调它们的局限性更重要。不过我知道有很多仍羞于使用这些技术的左翼人士，因此我想一开始就简要地说：它们就是交流工具，不会使用它们就和刚开始时拒绝使用电话一样，没有太多的区别。 而且，一般意义上的互联网，特别是脸书、推特，对于激进者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相对通常所指的电视、报纸、电台、电影等大众媒体，互联网等运作时的去中心化更难控制。取代了只是极少数的人（享有高度特权的）能够向大众发言的工具，它们是大多数人能够互相交流的工具。另外，尽管它们绝不是免费，但相对于创办一份报纸、一家电视台或者电台、甚至打电话的成本来说，使用它们的费用是微乎其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潜在的民主化力量。它们在促进普通人快速地进行互联网交流的方式上尤其有用。正如乔尼-琼斯在他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第130期的精彩文章《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中评论的那样： 信息穿越各大洲的速度，部分是由积极分子利用互联网推动的，已经可以使得这样的图片——塔利尔广场的抗议者，四周环绕着埃及旗帜，高举“埃及支持威斯康星州工人”的标语——在全世界传播。[2] 另一个说明新技术力量的极佳案例是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来自巴塞罗那的“愤怒者”运动。2011年6月15日反裁减抗议在加泰罗尼亚议会举行。直到那时，运动一直是和平的，但是在这样的场合，它出现了暴力倾向，当然也因此被主流媒体严厉地谴责。然而，抗议者捕捉到了证明暴乱是被潜伏在人群中的警察密探煽动挑起的录像片段。[3]数小时内，这段视频在YouTube视频网站流出并且病毒似地传播蔓延。6月19日，星期六，西班牙全国上下有高达数百万人游行支持抗议者。 因此，很明显，最好的物尽其用的方式应该是由所有这些新的交流工具发挥作用，正如它应该由像口头语言和书本这样的老式工具发挥作用一样。但是局限性何在呢？ 第一，将2010年的英国学生反抗、西班牙叛乱或者任何其他群众运动归功于这些新技术是错误的，弄得好像它们是事件的原因或者主要因素一样。1789年的法国革命采用的鼓动工具是报纸（马拉的《人民之友》），但它不是“报纸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也是利用报纸，接着在事件发生之后，釆用了电影的形式（举例来说有埃森斯泰因的《战舰波将金号》），但它既不是报纸革命也不是电影革命。1968年5月巴黎使用丝网印刷海报，然而它不是“丝网革命”。这样的剧变或者大型的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是推动它的人民及其社会地位状况——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上升的资产阶级及“无套裤汉”，俄国革命中的工人和农民，等等。 第二，尽管脸书、推特和YouTube视频网站经常被称为“社交媒体”，实际上它们像迪士尼、时代华纳或者新闻集团一样属于资本主义媒体。我前面说过它们在运作中相对地去中心化，但是它们在最终占有和控制上不是去中心化的。谷歌公司是美国跨国集团，拥有雇员24,400人，2010年利润为85亿美元，总资产达到578亿美元。脸书由脸书公司私营，部分归高盛投资集团拥有。它有雇员2,000人，2010年估计收入是20亿美元。推特在2006年启动，2010年有450名雇员，预计收入1.4亿美元。YouTube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创立，2006年被谷歌公司以16.5亿美元收购。 这些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因为所有这些公司都通过广告挣钱，如果它们想被审查的话，所有人都可以审查它们制作的产品内容。同样地，它们都会受到国家制裁。对于公司和政府来说，都存在着不这样做的经济动机，但如果到了紧要关头，两者都将会如此这般进行到底。因此，2010年7月谷歌为了更新它的互联网许可证而接受了北京的要求，保证不提供非法信息，想必是因为它不想失去有利可图的中国市场。YouTube不时地多次被摩洛哥、泰国、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封锁。最引人注目的是埃及在1月25日完全把自己从互联网中抽身出来与世隔绝，力求阻止革命分子的互相联络以及与全世界的联络。 所有这些都表明把社交媒体的作用置于任何促使社会变革的战略中心将会是错误的，但是最后的例子也表明了为什么根本没必要这么做。 第三，事实很简单，这种技术可以从左派的立场出发被用来对抗或者绕过主流媒体的影响，它也可以从右派的立场出发（实际上一直是这样）为了同样的目的被加以运用。对于每一个激进的博客或者网站，都可能有一个右翼博客或者网站。如果抗议的学生活跃在脸书上，“英国国家党”和“英国保卫联盟”也会如此。有胡萨姆·厄尔。哈马拉维和吉吉·易卜拉欣（埃及革命分子和博客），就会有我没有听说过的“萨拉菲教派博客”（萨拉菲是伊斯兰反革命的右派）。如果网络可以连接威斯康星州和塔利尔广场，它也可以连接带有德国新纳粹性质的三K党和带有“英国保卫联盟”性质的安德斯·布雷维克。 目前大家对新媒体的潜力赞不绝口，是因为近年来相对于应激性的运动和右翼运动来说，变革运动总体上在增长；最终，在现实世界发生的而非在虚拟世界发生的事情，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第四，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伴随着在线交流而出现，这些苗头对于左派来说很成问题。一方面，在脸书和博客圈出现一种宗派互相攻击和粗鲁侮辱的倾向（完全可以放心，你的鼻子不会挨揍），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另一方面，这发展下去可能会形成一种文化，在这种氛围下为了事业和团体在网络空间注册、承诺在事件中出席却没有实际现身，都成为一种取代任何实际行动的坐而论道。 因此，我愿赞同琼尼·琼斯平衡的判断，“网络和社交媒体经常是左派传统上从事的行动主义类型的有益补充。在线行动主义被视为原先这种行动的替代品，它注定是不会成功的。”[4] 群众斗争 反对资本主义媒体力量和影响的斗争，不能与更广大的社会变革斗争相割裂。两者的核心都是群众行动，最终都是群众革命行动。目前为止我论述的所有事情都指向这一结论。媒体偏向是它的运营之道，因为它是整个社会力量结构的一部分并且是整个社会力量结构的反映。媒体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在群众反抗的时候最薄弱，而大众自己是事件中的、被报道的“新闻”中的行动者。群众斗争的条件也是人们的思想最有可能为另一种世界观开放的条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能使他们解读相互矛盾的资本主义媒体的方式。 群众斗争让劳动人民感觉到自己的潜在力量——媒体及其余社会力量在通常情况下否定这种潜力——这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自信心。有了更强的自信心，他们就会变得眼界开阔、运筹帷幄、敢于创新；偏见和固执荡然无存——在群众斗争中，真正的敌人无处可藏，找替罪羊的花招逐渐露出马脚。 埃及革命还为大众被动员起来时如何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提供了绝妙案例。当成百上千人占领一个巨大的广场时，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去哪儿上厕所，不过当成百上千的人中有水管工人和建筑工人时，他们就能搭建起临时公共厕所。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给手机充电，不过人群中有电工和通讯电话工程师，不愁没人能挖开人行道接入地下电缆。 在革命行动中的大众参与使反对资本主义媒体的斗争有可能提高到全新的水平。最好的例证来自1974年-1975年的葡萄牙革命。几乎没有40岁以下的人还知道有葡萄牙革命这样一回事，这充分证明了媒体排斥任何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它始于反对萨拉查和卡埃塔诺长达40年之久的法西斯专政的左翼军事政变，而后转化为一场来自底层的工人和士兵的群众运动，由此可见1936年-1937年西班牙内战以来西欧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最高水平。 在这个小国家里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超过五十万。在工人阶级酒吧里政治议论和争辩紧张激烈……工人们讨论法国、英国、阿根廷、巴西的形势，他们俨然干了一辈子的政治专家。拥护武装暴乱的海报是合法的，甚至公共汽车票上都有政治口号° 国家的指挥官不再依赖它的军队。坦克沿着鹅卵石街道隆隆作响地行进，载满了示威的工人。占领工厂的规模让人们回忆起1936年和1968年的法国——不仅工厂被接管，受欢迎的诊所和文化中心如雨后蘑菇般遍地冒出来。在一家医院里，工人们从修女们手里接管事务，并邀请她们来群众会议投票。[5]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托尼·克利夫在那时观察到的，“最重要的工人阶级战争之一——经济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超越了媒体的控制”[6]。这包括工人罢工和占领法西斯掌管的《贸易日报》长达5个月之久，从1974年的4月一直持续到8月底。在占领期间，工人们发行了一份罢工报纸，得到了其他的里斯本日报一日总罢工的支持。随后，这份报纸被信息部部长和社会主义党（亲资的）的党魁保罗·雷戈编辑的《共和国报》占领。最重要的是工人们在1975年早期接管了天主教堂的“复兴广播”（葡萄牙数一数二的电台），电台被工人阶级掌握在手里。克利夫在那时写下文字形容它的播出为： 电台的节目策划由大会部署，全世界各地的斗争报告定期播送，在工厂、租户委员会等进行的斗争被广泛地倾听。[7] 当然，随着1975年年底革命的崩溃，葡萄牙恢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这些媒体业务也回到往日，一切照旧。 很显然，媒体控制的斗争有可能成为任何现代革命的关键问题，并且各种类型的创新显然都是有可能的。 政治组织 在与媒体的影响斗争和挑战媒体的力量中，群众斗争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最终，它只靠自己是不够的。大众斗争需要政治组织的辅助和全程陪伴。政治组织，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从工会，到地方性和全国性运动，到羽翼丰满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 目前控制媒体的和媒体基于其阶级利益运作的阶级，在政治上是极有组织性的。首先，它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工具——武装部队、警察队伍、司法部门——所有部门都有极好的机会接近媒体并与媒体有着紧密的工作关系。然后它有像CBI英国工业联合会和英国企业董事学会、智库、专业协会等无数的商业协会——所有这些组织都能影响媒体。当然，还有它的政党。在每一个国家，资产阶级至少有一个主要的政党提供财力支持，或者毫不含糊地为资产阶级追求利益。在英国，当然它就是保守党；在德国是基督教民主党；在法国是人民运动联盟。在一些国家有两个主要的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因此，劳动人民和反资本主义的力量也需要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他们的政治组织在各个层面上反对媒体的斗争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显然，与其他人联合起来比起单打独斗地与媒体对抗更有效。任何组织、工会或者运动都会是另一种不一样的资源，并能产生和分享它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方面最有效的是社会主义政党，因为它能够全面地展现一种可替代的信息和视角，而不只是针对单独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的问题。这将依次影响、告知和加强对资本主义媒体的利用程度，从写信到现身电视节目，使用互联网、脸书、推特和整体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他强调统治阶级力量总是“强制和认可，强权和领导权”[8]的联合，而且在两个层面都必须进行竞争，同时他也坚持政党展开斗争是必不可少的。“现代君主（参考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文中他呼唤一位意大利民族国家的领袖出现）……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复杂的社会要素。在这个社会中，集体意志已经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显示威力，开始呈现具体的形式。历史已经提供了这个有机体，那就是政党。”[9] 这样的政党的功能之一就是创立自己的媒体和出版机构，它们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国家或阶级，也不依赖广告或赞助，但能提出一个清晰明确、毫不妥协的批判系统。历史上，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政党最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创办一份新闻报纸。让·保罗·马拉的《人民的朋友》堪称模范，紧随其后的是19世纪上半叶宪章派的《北极星》和《红色共和》，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的《新莱茵报》，还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真理报》，葛兰西的《新秩序》，英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日报》（后来的《晨星报》），社会工人党的《社会主义工人》。[10] 所有这些报纸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努力为了另一种可能选择的世界观而与组织他们的支持者和那些在他们影响下釆取行动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战斗。这两种任务都必须在多层面上开展工作。对当日主要事件的评论和对统治阶级的胡作非为所进行的颇受欢迎的揭露，必须辅以更广泛的历史和理论文章来补充。通过信件和罢工报道吸引工人们来创办和认同报纸，需要携手致力于会议和示威游行、竞选活动的宣传，统一分歧，以及通过回答“下一步需要干什么？”这一问题来提供具体的行动指导。 最近，有些评论提出，因为电子媒体的出现，报纸的时代终结了。但是，对此有两个实质性的反驳意见出现。一是很多工人阶级继续读报纸而无法接触到在线资料，二是卖报纸可以与工人、学生和积极分子进行个人亲身的接触和对话，这种方式无法在赛博空间实现。然而，也很明显，当代激进政党都不会只是单独通过它的报纸开展交流联络，而是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现代技术。 我想总结的主要观点就是，这里列出来的五项战略要素需要以这种互相加强的方式结合起来。 [1]资料来源：NoamChomsky,NecessaryIllusions(London,1989),p.viii。 [2]资料来源：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722&issue=130。 [3]资料来源：http://www.youtube.com/watch?v=ZTONyRPId-U。 [4]资料来源：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722&issue=130。 [5]资料来源：PeterRobinson,“Portugal1974-75:PopularPower”，inColinBarker(ed),RevolutionaryRehearsals(London,1987),p.83。 [6]资料来源：TonyCliff,“PortugalattheCrossroads”,inTonyCliff,InternationalStruggleandtheMarxistTradition(London,2001),p.235.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cliff/works/1975/portugal/3-masses.htm。 [7]资料来源：Cliff,asabove,p.237。 [8]资料来源：AntonioGramsci,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London,1971),p.l70。 [9]资料来源：AntonioGramsci,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London,1971),p.l29。 [10]克里斯·哈曼在《革命的新闻》中提供了有价值的关于这些报纸和其他激进报纸的历史综述，《国际社会主义》（第24期，1984夏），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1984/xx/revpress.html#top。
4、媒体有多强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4、媒体有多强大 媒体与统治阶级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我们？ 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媒体在与我们社会中其他权力中心（即政府、国家、所有大公司）的关系中有多强大？媒体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普通大众的想法？我将逐一思考每一个问题。 媒体与统治阶级 当我们看到布莱尔飞到地球的另一边去毕恭毕敬地会见默多克，或是看到政治家们整日因某项政策为如何与《每日邮报》周旋得当而忧心忡忡，很容易会以为媒体是“无所不能”的。默多克电话窃听丑闻期间，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中，托尼·本（工党左翼领袖）形容默多克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也是在丑闻的处理期间，我发送了一条视频信息，戈登·达夫在里面肯定地陈述，“默多克承认现在已经控制了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二十来年。他有着选择国家领导、制定政策、随意推动法案通过的能力”。这些来源在价值观上是不一致的。托尼·本是一名经验丰富、非常受人敬重的左翼人士，戈登·达夫是一名有一点反犹倾向的、疯狂的阴谋理论家，但是他们两位都阐述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却是我不同意的一个观点。 很明显，总的来说媒体在世界上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同样明显的是，一些最大的媒体集团——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贝卢斯科尼的帝国——是主要的经济政治玩家。然而，正如我们从上面达夫的引述中看到的，人们很容易错误地夸大这种能力并且将媒体全部或者特别的媒体人物看成是世界的统治者。的确，最近的电话窃听丑闻恰恰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默多克真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或者真的控制着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他就不会被迫关闭《世界新闻报》，罢免他的得力干将莱斯·辛顿和他的得力下属丽贝卡·布鲁克斯，或者飞往英国低声下气地在议会委员会面前出庭作证。同样地，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尽管贵为意大利总理并拥有三大电视台，也在意大利法庭上面临多项贪污受贿的指控和质疑。迄今为止，他经历所有这些事情仍屹立不倒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权力，但如果他真的是无所不能，即使在意大利，更不用说全世界，他都根本不必面对他们。 为了评估媒体权力的范围和极限这两个方面，我们需要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通常是如何运作的。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马克思说的有关政治权力的基础。马克思开宗明义地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从这个起点开始，他接着往下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 政治权力，因此，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这不是简单的机械关系，但经济是基础。正如恩格斯所写：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3] 对马克思而言，社会通常由占有和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的社会阶级统治，而现代社会由资产阶级统治，“现代资产阶级，即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就像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定义的。资产阶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他们就像在“敌对的兄弟”，为了盈利互相竞争但是又在压制工人阶级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为了使社会管理的一般事务符合自身利益，资产阶级创造并运用了国家机器。“现代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国家必须既克服资本家之间的分裂又维护资本主义对抗任何来自底层的威胁。 媒体是怎样与这些状况相吻合的？首先，正如我们知道的，媒体压倒性地由诸如“时代华纳”“迪士尼”“OrganizachoesGlobo电视台（巴西）”“日本电视网络公司（日本）”“布依格公司（法国）”“新闻集团”等大公司集团占有和掌握，所有这些大公司集团的老板都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以公众名义占有的那些媒体，则由代表着资本的集体利益的国家控制。 然而，媒体绝不是统治阶级的支配部分。让我们从纯粹的经济角度开始讨论。有若干衡量公司规模的办法——通过收入、利润、资产、员工等——还有种种世界顶级公司的排行榜。但无论以何种标准，在所有的排行榜上，最大的媒体集团比起最大的跨国公司来说都相形见细。维基百科前200强排行榜是根据收入来排列的，沃尔玛（4,210亿美元）置顶，紧跟其后的是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3,700亿美元）和荷兰皇家壳牌（3,680亿美元）。[4]在这个榜单上，没有媒体公司进入前200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也是根据收入来进行排名的，它将沃尔玛（4,210亿美元）、皇家荷兰壳牌（3,780亿美元）、埃克森美孚国际公司（3,540亿美元）排在前三强的位置，然而排名最高的媒体公司迪士尼（380亿美元），出现在226名，紧跟其后的是新闻集团（327亿美元），出现在284名；时代华纳公司（268亿美元）排在363名。如果范围限制在美国，财富500强将迪士尼排在65名，新闻集团排在83名，而时代华纳在95名。[5]《金融时报》全球500强通过“市场价值”来排名，在这份榜单上媒体公司的排名靠前一些：迪士尼（810亿美元）排在75名，新闻集团（470亿美元）排在171名，时代华纳公司（390亿美元）排在211名。但从全部500强来看，与76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75家银行相比，只有12家媒体公司跻身其中。[6]维基百科和《金融时报》的一份综合排行榜也可以让我们根据员工的人数来比较这些公司。迪士尼雇用149,000人、新闻集团雇用5,150,000人、时代华纳31,000人，对比沃尔玛的2,150,000人、特斯科492,000人、西门子405,000人、大众汽车329,000人和汇丰集团302,000人，相差悬殊。 在统治阶级内部，规模相对较小（当然，相比起小型的或者中等的商业来说，它们是巨头）对媒体公司的影响力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举例来说，它们通常不属于那种“太大了以致不能倒闭”的公司之列。当默多克关闭《世界新闻报》的时候，主要的后果是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而不是经济上的影响（除了失业的工人之外）。同样地，一般而言，媒体公司不能以搬迁换址来要挟政府。默多克不能将《福克斯新闻》或者《太阳报》搬到印度尼西亚，或者将《华尔街日报》搬到墨西哥边境。 那么，媒体的政治力量是什么呢？在这里，有必要将政客个人、政党、政府和国家区分开来。很显然，媒体偶尔能损害（或者大大地抬高）政客个人，特别是如果他们一致行动的时候。但是这往往涉及政客被发现有某些严重的不端行为，像尼克松的水门事件——20世纪80年代，媒体竭尽全力地诋毁托尼·本和肯·利文斯通，极有可能玷污了他们，但是没能摧毁他们。我也从未找到媒体内部及由自身发起的运动扳倒政府的例子（不像人民力量那样能够致使政府垮台，从路易十六到胡斯尼-穆巴拉克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处于严重危机中的政府，有可能得益于或受制于媒体报道的倾向，而媒体可能在选举中施加重大影响（这一点在下一章节会继续讨论），这就是为什么政党要釆取种种办法去逢迎和讨好媒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态度只是众多因素之一（比如经济的状况和政党的声望）。 而且，政要人物只是国家的一部分。尽管名义上他们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国家机器（军队、法院、行政部门、警察等），实际情况却往往是截然相反。我们能肯定的一件71事就是，总的来说媒体更像是国家的仆人而远甚于国家的主人——因为国家代表着资产阶级的一般利益。 大多数时候，统治阶级的不同部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等——虽然名义上互相独立，事实上背地里紧密勾连、沆溪一气。从默多克丑闻泄露事件中可以对这种勾结窥见一斑：卡梅伦政府、默多克帝国和伦敦市警察局之间紧密联系。但是丑闻也表明了情况不妙的时候，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社会等级和权力等级，而媒体并不处于这个等级结构的顶端。 正如我们看到的，媒体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鞍前马后冲锋陷阵，为其合法性提供系统的重要服务、不断地强化其统治的天然性和必然性，而这让它在拥有绝对的经济实力背景下更好地挥舞拳头。“新闻集团”排在上面引用的《金融时报》排行榜第171名，但是很显然它比排在169名的“梯瓦制药”和排在170名“大都会人寿保险”更有实力、政治分量更重。然而，如果一部分媒体的行为——同样的情况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既有BBC和档案事件的那种方式，也有默多克丑闻的那种方式——开始破坏这种到合法性，然后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守护者，就会履行职责干涉调停以遏制局面。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我们？ 我们生活在媒体的包围中。几乎每个人都至少拥有一台电视，而电视每天覆盖4,400万人，每周以平均26小时的时长覆盖5,400万人。[7]报纸的读者数量也居高不下——《太阳报》每天卖300万份，《每日邮报》200万份，《每日镜报》120万份。[8]我们每天都听到人们谈论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或者在报纸里读到的，经常不加辨别地重复这些内容。 1845年，在任何现代大众传播媒体悄然出现之前（那时最畅销的报纸是大概每周发行8万份的《伦敦新闻画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9] 今日媒体巨大的影响，就像它经常被谈及的，只不过是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支配地位或者霸权地位这一普遍事实的主要形式。在马克思的时代，和之前的几个世纪，教会是意识形态统治的主要手段。今天电视节目主持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神父——尽管神父仍然在起作用，还有从幼儿园到大学也是很重要的教育系统。 但是，即使对马克思自己而言，“统治社会物质力量的阶级同时也是统治社会精神的力量”的说法也不会是其理论的全部，否则，这个说法会使他一生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即其认为工人阶级可以从统治思想中解放自身的信念。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独立的运动”。 因此，我们都完全被媒体洗脑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落空了，因为我们的情况是，如果我没能写这本小册子，而作为读者的你，不会正在读它，很显然你我不会是唯一“逃离”的人。更重要的是，大量证据证明。有时很多人不接受媒体向他们宣传的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在序言中，我引用了大量反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例子，尽管媒体压倒性支持（主要的大报只有《每日镜报》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而且也只坚持反对到战争开始而已）。 从一个更世俗的层面来看，在报纸的政治立场和读者的实际投票行为之间的一致性程度方面有很多迹象可循。 《每日快报》19921997 200120052010 %% %%% 估计投票率 636967 保守党6849 434853 工党1529 332819 自由民主党1516 191818 其他26 5610 保守党领先+53+20 +10+20+34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16.5 +5.0-5.0-7.0 《每日邮报》19921997 200120052010 %% %%% 估计投票率 656973 保守党6549 555759 工党1429 242216 自由民主党1814 171416 其他38 479 保守党领先+51+20 +31+35+43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15.5 -5.5-2.0-4.0 《每日镜报》19921997 200120052010 %% %%% 估计投票率 626368 保守党2014 111116 工党6372 716759 自由民主党1411 131717 其他33 558 保守党领先-43-58 -60-56-43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7.5 +1.0-2.0-6.5 《每日纪事报》19921997 200120052010 %% %%% 估计投票率 676965 保守党1412 8712 工党5557 595565 自由民主党710 10166 其他2421 232217 保守党领先-41-45 -51-48-53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2.0 +3.0-1.5+2.5 《每日电讯报》19921997 200120052010 %% %%% 估计投票率 717781 保守党7257 656570 工党1120 16137 自由民主党1617 141718 其他16 555 保守党领先+61+37 +49+52+63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12.0 -6.0-1.5-5.5 《金融时报》19921997 200120052010 %% %%% 估计投票率 （*样本太小以至于不能提供有力的测算）6465 * 保守党6548 4847 工党1729 3029 自由民主党1619 2121 其他24 13 保守党领先+48+19 +18+18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14.5 +0.50.0 《卫报》19921997 200120052010 %% %%% 估计投票率 687378 保守党158 679 工党5567 524346 自由民主党2522 344137 其他53 898 保守党领先-40-59 -46-36-37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9.5 -6.5-5.0+0.5 《独立报》19921997 200120052010 %% %%% 估计投票率 697679 保守党2516 121314 工党3747 383432 自由民主党3530 444444 其他37 6910 保守党领先-12-31 -26-21-18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9.5 -2.5-2.5-1.5 《每日星报》19921997 200120052010 %% %%% 估计投票率 484643 保守党3217 212122 工党5366 565435 自由民主党5366 565435 其他35 61023 保守党领先-21-49 -35-33-13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14.0 -7.0-1.0-10.0 《太阳报》19921997 200120052010 %% %%% 估计投票率 505257 保守党4530 293343 工党3652 524528 自由民主党1512 111218 其他46 81011 保守党领先+9-22 -23-12+15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15.5 +0.5-5.5-13.5 《泰晤士报》19921997 200120052010 %% %%% 估计投票率 667180 保守党6442 403849 工党1528 282722 自由民主党1925 262824 其他25 675 保守党领先+49+14 +12+11+27 保守党-工党在选举中的摇摆+17.5 +1.0+0.5-8.0 来源：益普索·莫利调査机构大选总集[10] 这些数字说明了一些情况。首先，大多数鲜明而坚定的右翼报纸的读者，即《每日快报》《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的读者们，2010年投票给保守党，而且几乎总是这样做。但因为保守党选民选择读那些报纸的可能性至少与因为他们受报纸的影响而为的可能性同样多，还有可能更多。然而，甚至就相当偏激的《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来说，也有引人注目的少数派选择工党和自由民主党一一《每日快报》2010年有37%而在工党大胜利的1997年有45%，《每日邮报》2010年有32%而1997年有37%。这表明甚至是这些非常右倾的报纸的读者也受到可能所谓国家“政治气候”的影响。 《泰晤士报》和《太阳报》之间的对比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同属于“新闻集团”和默多克，根本上踩着同样的政治路线般来说居中偏右、在2010年倾向保守党——尽管《太阳报》自然更加亲民得多。然而，2010年22%的《泰晤士报》读者投票给工党（加上24%自由民主党），同时28%的《太阳报》读者投票给工党，加上18%投给自由民主党，这些票数和投给“其他政党”的票数加起来意味着有57%选民没有按其报纸建议的那样去投票。《泰晤士报》和《太阳报》之间数据的区别肯定与读者普遍的社会阶级地位相关。我们应该注意到，在1997年和2001年《太阳报》支持布莱尔和新工党的时候，52%的读者也这么做，这隐含着重大影响，但也有可能是报纸在某种程度上跟随它的读者的个案。 《每日星报》也颇有意思。它是最“低档廉价”和“蹩脚”的小报，提供最少的政治新闻报道且发行量最低（意味着大多数工人阶级需要更好的东西）。它的老板是理查德·德斯蒙德，他也拥有《每日快报》（长期以来以反移民、反寻求庇护者的故事为特色）。2011年2月《每日星报》比其他全国性报纸更加右倾，刊登基本赞同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保卫英国联盟”的头版文章，并且以值得高度怀疑的声明结束报道，“在《每日星报》昨日的电话民调中，98%读者说他们同意’保卫英国联盟’的政策”[11]。然而以上的益普索数据显示，在所有投票的《每日星报》读者中，工党已经持续得票最高而在2010年也是如此，尽管它的票数减少到35%，而可能包含“英国国家党”在内（接近于“保卫英国联盟”）的“其他”项票数已经上升为23%。 总的来说，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报纸不能轻易操纵读者的政见。它们确实施加了一定的影响，但那种影响是动过手脚的，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被其阶级立场和阶级忠诚抵消掉。事实上，尽管布莱尔竭尽全力，工党仍然被广泛地视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右翼小报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持续给工党投票，还解释了为什么像在支持工党的《每日镜报》那样政治和阶级相辅相成的地盘，工党的票数是可观的——1997年是72%而2010年是59%。 这反过来得出一个更广泛的观点。媒体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能的。大多数人的政治观念由多种因素塑造，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统治阶级下达的世界观（通过媒体、教育系统、政治家、教会等——重要性可能按照这个顺序）和自身的社会经验。一般来说这两种力量往往朝着相反的方向拉扯而产生了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谓的“对立的意识”——他们相信理论上的利益动机但认为他们的老板是一个贪婪的家伙，他们是爱国的并“信任国家的”但实际上想移居他国等。 由此断定，媒体的影响力将会依据事件和环境而起伏不定。当应对直接个人经验的事件时它将趋于最弱，当应对人们没有或者不会有相关经验的事件或过程时它趋于最强。 以大量失业的问题为例可窺见一斑。太多人有过直接的或者通过亲朋好友得来的有关失业的个人经历以至于不能把它转变成一件好事，即使统治阶级确实有些时候，就像保守党的财务大臣诺曼·拉蒙特1991年所说的，认为它是“很值得支付的代价”。因此，所有的公众人物，还有媒体，别无选择地像对待灾难一样对待失业，甚至当他们事实上正在解雇大量人手或者正在推行必然加剧失业的经济政策时也是如此。失业的潜在原因则另当别论，这通常无法直接感知而是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迷宫内。因此到了追究失业责任时，媒体和政治家们有很多空间移花接木，如将移民、黑人、寻求庇护者或者临时充当替罪羊的任何人作为造成失业的根源。 与此相反，很少（英国人）有寻求庇护者的亲身经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们。于是乎，给寻求庇护者编造没完没了的故事是有可能的，一周领500英镑，由“我们”出钱在奢侈的酒店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或者跳到申请住房的队伍前面的同时“抢了我们的饭碗”——而且，至关重要的，相当多的人相信了这些故事。将孤立事件渲染为典型事件的手法，如果定期为之则可制造一个完整的假象。 同一情况的另一个例子，是地方性报纸和全国性报纸的风格和基调不一样。地方性报纸比全国性报纸更少地偏向攻击、羞辱和侵犯其社区成员的隐私。这是因为受害者个人有可能就是很多读者熟悉的人，然而到了全国范围内认识当事人的读者寥寥无几，因此全国性报纸可以无所顾忌地随意攻击。 当事件超出人们的直接经验时，他们接触到不同信息源的程度将产生很大的差异。举例来说，当读者读到有关阿富汗的单篇报道或同一事件的系列报道时，尽管他们意识到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观点，他们也更容易相信所读到的内容。而如果他们是分享一种“反对的”观点的团队、组织或者社区的成员，那么他们极可能接触到这样一些不同的信息源。从W.L.米勒1987年大选的媒体研究中可得出结论： 媒体只为读者中的一部分人设置议程：那些高度依赖特殊新闻来源的人，那些较少接触政治参与和政治信息的人，和那些通常相对不关注政治的人——一句话，就是政治的边缘人群。[12] 同样地，大卫·莫利关于不同群体解读英国广播公司BBC全国新闻时事节目的方式的研究报告认为： 正是（工会）工厂工人代表自发地对节目进行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最充分的反向解读。他们拒绝节目告诉我们“我们抱怨”什么并试图建构国家的“我们”。这个小组完全符合反向解读的标准，准确地说，它重新定义了节目所呈现的事件。小组成员对他们所看到的诸如在经济学讨论中明显缺失的情况持批判态度。[13] 所有这些对于资本主义媒体的影响处在最弱的情形时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它可能是人数可观的大众在大规模的示威抑或罢工中被卷入直接的行动或者斗争的时候。在这些条件下，数百万人的直接经验，他们的亲力亲为，将会是新闻故事。如果媒体拒绝报道斗争，它们将注意到它并且得出结论；同样地，如果媒体妄图曲解篡改抗议者或者罢工者的议题和行为，它们也会如此。斗争中的大众也必定是小组的、网络的、组织的一部分，这些场合提供其他信息，还会发出并且支持反对性的观点。 关注列夫·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定义在这儿是有帮助的： 一种革命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群众直接干涉历史事件。在平时，国家——不论是君主的还是民主的——总在人民之上，而历史则由这一行业的专家：君王、大臣、官僚、议员、新闻记者所创造。但在这些紧急关头，即当群众再不能忍受旧制度之时，他们就会打破将他们排斥于政治舞台之外的壁垒，撇开他们的传统代表，以他们自己的干预创造新政权的初步基础。[14] 在示威游行中，无论什么时候爆发暴力冲突，无论什么时候人们与警察斗争，所有资本主义媒体的例行做法就是一味责备、无情抨击游行示威者们，如：1968年格罗夫纳广场反越战游行，1989年人头税暴乱，1994年威灵“反纳粹联盟”与警察对峙，还有2010年11月的学生示威游行，等等。 总而言之，大众传媒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特别是当大多数人处于被动的时候，但它绝不是万能的。它的影响力波动取决于所涉及事件还有如何与人们的亲身经历相关联。当它遭遇大规模抵抗时，媒体的影响力最弱。 [1]资料来源：KarlMarxandFrederickEngels，TheGermanIdeology(London,1985)，p.48。 [2]资料来源：KarlMarx，“PrefacetoAContributiontothe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inDMcLellan，KarlMarx：selectedWritings(Oxford，1997),p.389。译文参考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一译者注。 [3]资料来源：FrederickEngels，LettertoBorgius,1894,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94/Letters/940125.htm。译文参考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9页。——译者注。 [4]资料来源：http://en.wiki/List_of_companies-by_revenue。 [5]资料来源：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global500/2011/full_list/。 [6]资料来源：http://media.ft.com/cms/33558890-98d4-11e0-bd66-00144feab49a.pdf。 [7]资料来源：FigurestakenfromtheBroadcasters’AudienceResearchBoard,http://www.barb.co.uk/report/weeklyViewing？_s=4。 [8]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newspapers_in_the_United_Kingdom_by_circulation#Circulation_in_the_2000s。 [9]资料来源：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l845/german-ideology/ch01b.htm。 [10]资料来源：http：//www.ipsos-mori.com/researchpublications/researcharchive/2476/Voting-by-Newspaper-Readership-19922010.aspx?view=wide。 [11]资料来源：http://www.guardian.co.uk/media/greenslade/2011/feb/10/dailystar-english-defence-league。 [12]资料来源：WLMiller,MediaandtheVoters:TheAudience,ContentandInfluenceofthePressandTVatthe1987GeneralElection(Oxford,1991),pp.164-165。 [13]资料来源：DMorley,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London,1988),p.l17。 [14]资料来源：LeonTrotsky,TheHistoryoftheRussianRevolution(London,1977),p.l7。
第二章17世纪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斯基->《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1936） 第二章17世纪 一 将17世纪称为天才的时代可谓实至名归。即使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一世纪中所有发现的深远意义也尚未穷尽。不过，我们最好不要太过强调17世纪与前一世纪的泾渭分明。从一个世纪向另一世纪的演进是渐变而非突变，一个世纪的规则可以说仅仅是前一时代播下的种子所开的花朵而已。牛顿、笛卡儿、霍布斯、洛克、帕斯卡、西德纳姆（Sydenham）和拜尔（Bayle）等人只是天才般地发展了先驱们的主要洞见。17世纪与16世纪的差别与其说是态度上的泾渭分明，不如说是在奋力向前的程度和规模上的超越。在16世纪时，虽然胜利在望，但人们尚需努力去获取战果。在17世纪，新思想的胜利是如此全面，以至于人们在思想领域中几乎无法发现敌人所在。 17世纪所赢得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胜利呢?这在英国可以最清楚地看到，人们并没有误解这场胜利结局的意义。这场胜利在道德上是功利主义的胜利，在宗教方面是信仰自由的胜利，在政治领域则是宪政政府的胜利。在经济领域，国家变成了商业的附庸，国家的习惯也被商业所要求的新环境所改变。甚至国家间的战争也是为了市场，为了权力，也就是为了间接地增加国家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殖民地是国家对外征服的战利品，殖民地的获得意味着国家有机会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从事商业贸易。市民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到政治当中。在这一时代的后期，他们已经在“英格兰银行”（theBankofEngland）建立了一套制度，并且认为这是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基础。政治党派已经产生，内阁制度已具雏形，国王则处于法律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财产的影响范围明确地从农村转到城市。成功的商人不再哀求君主的支持，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可以对宫廷内的王权运作产生影O向。17世纪的英国象征着资产阶级美德的胜利。[1]资产阶级勾画出了一个帝国的轮廓，其商业规模已经超出同一时代的竞争者。它让国王和贵族认识到，他们的特权是与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的。一旦资产阶级完成了其所要求的国内的行政统一，它就必然会决定这种统一的目标是什么。在这一时代，英国中产阶级发挥集体智慧，按照自身的目标重建了国家的框架，即使是同牛顿和霍布斯这种天才比起来也毫不逊色。在迈向成功的过程中，它引导了同代人的精神，不仅为下一代，而且为未来的两个世纪设定了方向，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脱它所引发的革命。在建立最高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它改变了人们思想的内容和方式。 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看到这种变化。例如，从多恩（Donne）和安德鲁斯（Andrewes）的经院式的渲染到蒂洛森（Tillotson）和维克（Wake）简单的道德告诫，说教者关注重点的变化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一时期之初培根的论文到这一时期结束时斯威夫特（Swift）和艾迪森（Addison）的轻松文章，都可以看出这期间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沃恩（Vaughan）和克拉肖（Crashaw）杰出的神秘主义，经由弥尔顿（Milton）喉舌式的宗教注释，最终转变为教皇的理性主义式的自信。社会也许依然接受严格的等级差别，但是，像牛顿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弥尔顿和德赖登（Dryden）这样伟大的文学家，以及像洛克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开始行使一种独立于宫廷和庇护人的权威。优雅的风格开始走进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的居所、家具、餐盘开始采用最新的奢华形式。在他们的财富和自信面前，禁止奢侈浪费的法律也显得苍白无力。资产阶级呈现出对艺术的兴趣，尽管是在荷兰而不是英国，资产阶级制定了艺术产出的标准。同样重要的是，继莎士比亚以后，戏剧的素材几乎全部涉及人间的情感，宗教矛盾几乎不能引起戏剧的兴趣。甚至在伊丽莎白时期，德克尔（Dekker）在《鞋匠的假日》（Shoemaker'Holiday,1600）中也对资产阶级的志向表现出同情。在这部戏剧中，热情的学徒贏得了富人的女儿，尽管他的对手是伯爵和绅士。虽然17世纪的英国戏剧仍然集中在中产阶级之上的生活领域，但重要的是，在王朝复辟以后，它已经不再需要服从教会界定的标准。戏剧的主题是智慧的运用、世俗社会中美与恶的斗争、对快乐的追求和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矛盾等。戏剧是否得到认可，完全取决于舞台能够获得自由而无须遵从教会意旨的程度。当有人反对戏剧的粗鄙，正如杰里米·科里尔（JeremyCollier）所主张的那样，新戏剧开始颂扬资产阶级的典型道德，并把成功当做至高无上的目标。威奇利（Wycherley）、德赖登和康格里夫（Congreve）应该让位给利洛（Lillo），这是商人赢得声望的衡量指标。实际上，在17世纪，文学共和国（theRepublicofLetters）已经开始采用现代民主的形式。内战极大地促进了期刊的兴起，而期刊的兴起又产生了双重的影响，它既可以使普通人成为评论其周围世界的评论员，又可以使其成为至少是间接地成为政治家和大臣所生存的大世界中的具有批判性的知己。在这一时期，公共舆论这一新生力量日益重要，以至于没有任何权威能够有效地实行新闻审查。在18世纪开始的几年里，斯威夫特和笛福（Defoe）已经为政党提供了权威的宣传工具。正如教皇充满仇恨地埋怨道，期刊的兴起可能靠“新的废话”和“旧的丑闻”生存下去。但是，期刊的普遍影响实现了艾迪森的雄心，"使哲学从密室、图书馆、学校和学院中走出来，进入俱乐部、茶馆和咖啡店"[2]。文人将自己定位于向大众传播新知识的诠释者，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德赖登指出，人类应该“学习多种学科的知识，应该有理性、哲学和某种程度上的数学头脑……他们应该有各方面的经验，有幽默感和礼貌，应该熟练掌握谈话技巧，应该了解人类的众多基本知识"[3]。总之，17世纪不但具有知识日益丰富这一项16世纪的特征，而且开始有意识地、在更大程度上使自己适应新观众的要求。拉丁语不再是知识分子的通用语言，资产阶级开始进入这一王国。 新教育观的发展也同样重要，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在教育方面，洛克总结了一个世纪的进步结果[4]首先，最重要的是，洛克认为环境将对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孩子就像蜡一样，可以按照一个人的意愿进行塑造。显然，这里充分展现了新的权力观念，即科学赋予人类的超越自然的力量。儿童既没有原罪观念也没有宿命论的信仰，如同“一页白纸，没有任何性格”，可以对其进行任何方式的培养。其次，重要的是，洛克假定，孩子将由适合的老师在良好的环境中培养。对洛克来说，教育是只有富人才能支付得起的奢侈品。他所推荐的最典型的培养方式是绅士教育，但是新精神已经扎根于他的观念之中。孩子将学习宗教知识，但是，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中，应该保证他们远离迷信思想。教授的课程注重世俗的基本知识和专门科学知识，强调“在世界上有远见地管理自身事物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就算是绅士的儿子也应该学习一门手艺。如果将这一理论同洛克所论述的穷人教育的特色理论相比，他关于穷人在共同体内地位的观点就十分明显了。他写道，“一般知识和科学知识只是那些生活闲适安逸的人应该重视的事情”。也就是说，它适合于那些拥有一定财产，因而享有一定地位的人。对于穷人的孩子就不一样了。洛克认为可以让这些孩子学习宗教和诸如织布、编织等手工技艺，这样就可以在现世找到一份有用的工作，也可以保证他们来世的命运。也就是说，对洛克而言，世界已经根据教育的发展状况，分化为富人和穷人两大基本阶级。对富人来说，教育的目的是获得管理的能力，而不论是管理国家事务还是个人事务；对穷人来说，实现虔诚和有益的服从是教育存在的最终目标。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新教育观更能体现资本主义兴起的含义。因此，对洛克来说，资产阶级在经历战争以后获得了与绅士分享统治权力的资格。以后，他的问题就是探索一些教育手段，来维持已经取得的权力平衡。 此外，17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一种看待宗教的新态度。从其特征来看，它变得理性，甚至有些世俗化。人们对神秘主义和宗教狂热缺乏兴趣，讨论的重点从教义问题转到了行为问题。当然，自然神论的兴起（其本身就是宗教精神衰落的一个证据），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另外的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已经厌倦无休止的宗教派别争斗，转而重点讨论彼此的统一性，而不是差异性。波舒哀（Bossuet）在宗教改革以后，对基督教的论述尤其反映了王朝复辟以后英国的真实情况。他写道：“有些基督教徒剥夺了基督教所有的神秘感，他们将基督教变成了一个只适应感觉的哲学派别……也就是说，他们对自然神论这种伪装的无神论敞开了大门。”司这种倾向在洛克的著作中充分展现出来。洛克坚持认为，将内心意识（innerlight）和热情作为信仰的基础是危险的。显然，从洛克开始，18世纪英国的自由思想家得以涌现。事实是，在16世纪末期，宗教原则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差异日益变大，以至于有必要重述宗教的约束力。这种重述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17世纪，而不是在16世纪进行。因为那时，商业革命的重要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中产阶级的兴起不再是一个受到挑战的主张，而是一个被人接受的事实。宗教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秩序。 关于这一适应过程是如何完成的，托尼教授已经在其经典的分析中阐明。[6]他写道，”清教徒作为对圣礼主义徒然卖弄的蔑视者，其平凡的艰苦工作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圣礼”。我们不需要用韦伯的方法，找出各种分散的文本，来证明清教徒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做准备。首先，清教徒没有做过任何这样的工作；其次，在调适其教义框架以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清教徒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要服务于新神。在任何情况下也没有一条清教教义提出组成统一战线以适应经济的要求。这一世纪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清教徒，如约翰·本仁（JohnBunyan）、乔治·福克斯（GeoegeFox）甚至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都不是出卖物质财富的人。他们中的前两位为了获得拯救的权利，犹如中世纪的圣人，同魔鬼展开了狂热的斗争。他们没有世俗的倾向，在他们的头脑中有根深蒂固的原罪信仰。诉诸恩泽拯救自身，让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充满拯救精神，盼望自己得到拯救，这些都成为了他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他们憎恶懒惰，因为懒惰能诱使人们接受脆弱的死亡，而放弃应该走的路。他们拒绝能带来世俗享受的消遣和娱乐，认为精神境界的愉快更重要。宗教的心境使他们成为坚强刚毅、具有坚定信仰的人，这些人只有在付出努力的事务中才能取得成功。 在他们遭到迫害的情况下，这种精神状态会转化为不可挫败的决心。在弥尔顿为反对沃杜瓦（Vaudois）大屠杀而创作的充满激情的十四行诗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种高亢的愤慨。这只是漫长而骇人听闻的历史记录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经常记起，无论清教徒在什么地方与国家对抗，他们都认为国家不仅是一部镇压的机器，更是一部镇压上帝圣徒的机器。直到宽容法令（TolerationAct）颁布前，他们所认识的国家，都是一个折磨和攻击他们的工具，难怪他们开始怀疑国家行为的动机。在清教徒看来，国家所采取的行动要么总是强制贯彻与上帝教诲相违背的真理，要么就是惩戒那些坚持信仰的同道兄弟们。对他们来说，国家意味着监禁、没收财产、让他们及其依赖者限于贫困。他们从弗兰德斯（Flanders）和法国的被流放者那里了解到流亡国外意味着什么。他们又怎能不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国家所拥有的权力越小，掌控的领域越小，他们可能享受的自由就越大?对他们来说，竭力要求宽容是从日常生活中总结的简单教训。宽容的国家就是确立自由信仰真理的国家，并且建立这样的国家，就是为上帝赢得一场胜利。因此，为反对全能的国家而战，以及建立一套限制国家权力的哲学，这是比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手段。这也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之所以在英国和法国的异教徒中得到广泛的认同，这就是根本的原因。[7] 这种态度与清教主义的宗教精神在某一点上结合起来，并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从他们的信仰中可以推论，他们应该将自己的全部精神力量投入到日常生活中，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赢得上帝的帮助．但是，我们怎么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获得上帝青睐的证据就是获得成功?我们怎么能不进行这样的推断：既然财富与努力如影随形，那么获得财富的人就是上帝所选择的子民?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倾向：在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不顾一切的斗争中，只要是获得了成功的方法，就因为其导致成功而被认定为是得到了上帝的保佑?我们不能假定，对于经济行为必须获得宗教的认可，这些清教徒不如圣公会（Anglican）和天主教那样严格地坚持。埃姆斯（Ames）、巴洛（Baro）和巴克斯特所关注的就是如何获救，而不是为商人构建一套世俗的伦理道德。但是，清教徒的道德家，特别是巴克斯特，认识到他的说教将被应用到一种人生之中，这种人生恰巧因为人类本性而充满悲痛。在强调宗教规则的至高无上方面，他的保守比起其宗教对手来说毫不逊色。但是，由他的生活经历而产生的德行，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削弱了他的规诫的影响力。例如，“诡诈而被诅咒”的高利贷行为，通过微妙的例外和精细的差别找到了立足之地。由内心意识构成的私人领域和由商业行为构成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别开始受到重视。一种对待贫穷的心态产生了，这种态度开始将失败同有失体面等同起来。尤其是在1660年以后的整个清教主义的观念中，到处流行私人利益构成公共利益的思想。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到了17世纪末，清教徒已经为财产所有者制定了一个标准，同时为靠工资为生的人制定了另一个标准。当清教徒在工业领域的支配性立场为人们所铭记以后，其所展现的二元论就变得意义重大。 一般而言，17世纪的国家习惯产生于清教主义中的某些要素。这些要素使清教主义成为推动一系列世俗观念发展的媒介，尽管这与其内在原则是相矛盾的。此外，由于清教总是少数人信仰的宗教，这使其具有个人主义的倾向。出于对作为迫害者的国家的憎恨，清教徒很容易转而宣传这样的教义：人必须依靠自己，个人幸运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宗教迫害使清教徒提出了对财产的权利要求。他们甚至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反对圈地的国家行动是不可接受的。从人与人之间的唯一联结就是金钱关系这样的观念中，清教徒都能看到美德的存在。虽然清教徒有时会强调其对邻居有博爱和施舍的义务，但他们对提高工资等问题并不感兴趣。虽然清教徒可能反对敲诈、勒索的罪恶行径，但正如笛福所说的那样，他们会从靠工资为生者的“奢华、骄傲和懒惰”中看到其直接原因。在王朝复辟以后，清教徒成了商人阶级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商人阶级正在将自己的存在建立在荷兰和法国这种经济帝国的征服之上。为了取得这一胜利，它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不应该就此认为，清教徒的二元性在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随着17世纪的进程，它以不同的表现方式，代表了一种在整个欧洲获得重要地位的世界观。它在英国比除荷兰以外的任何地区都具有更加显著的意义，只是因为英国1640年至1688年的革命，在更早时候就给予商人阶级在政治上完全被承认的地位。但是，如果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17世纪的法国，我们就能看到这种观念所波及的范围。因为法国在战胜投石党（Fronde）以后，迎来了君主统治的黄金时代，所有的机构和思想都被重塑，以服务于最高统治者。那是一个宗教广泛变革的时代一一是耶稣学院的时代，是皇家港口（PortRoyal）的时代，是奥拉托利会（Oratorians）的时代，是教会施舍的时代（在以往法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教会施舍）。而且那也是天主教和清教传教士的伟大时代。在这一鼎盛时代中，处于同一阵营的波舒哀、布尔达卢（Bourdaloue）、马西隆（Massillon）、弗莱切尔（Fléchier）和菲纳伦（Fénélon）与处于另一阵营的克劳德（Claude）、索兰（Saurin）和朱里厄（Jurieu）都经历了观念的重大转变。那还是一个产生了一一在帕斯卡的《思想录》（Pensees）中体现的一一也许是自宗教改革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为自己辩护的基督教的时代。那也是一个围绕宗教的最高权威展开激烈斗争的时代，其激烈程度延伸至欧洲的其他地区，而在为正统性斗争的背后，是王室的权威。 但是，在明确强调基督教原则的背后，资产阶级精神的发展也是清楚无误的事实。我们可以在无数的方面看到这种发展，在詹森主义（Jansenism）中，它隐约地表现了出来，尽管詹森主义有其错误的夸张之处，但它是对侵犯教会的尘世所提出的一种高贵抗议。我们也可以在莫里哀（Molière）对自然伦理的呼吁中看到资本主义精神的成长，他是拉伯雷和蒙田信条的直接继承者。[8]拉·罗什福科（LaRochefoucauld）竭力鼓吹一种不加掩饰的成功信条，一方面是投石党运动造成的灾难，另一方面是他那无休止的雄心，二者的结合使得拉·罗什福科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马基雅维利也不会否认的思想。拉·罗什福科所描绘的真理得到了拉布吕耶（LaBruyère）含蓄地确认[9]，因为拉布吕耶的《性格论》（Carateres）的全部本质就是，他们承认世俗的王廷已经取得胜利，并且他们还对将资产阶级排除于特权之外的主张表示不满。从拉·罗什福科和圣·埃弗雷蒙（SaintEvremond）的享乐主义（Epicureanism）中，我们还能看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说，明智的人就是根据冲动而生活，并将获取快乐作为生存的终极目标。我们在笛卡儿（Cartesian）的哲学和拜尔的怀疑主义中也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正如波舒哀所看到的，笛卡儿“我思故我在”（JePense，donc，jesuis）这种不容置疑的说法，使人类，而不是神，成为宇宙的主人。[10]与此同时，拜尔的巨大影响则完全体现在对传统信念的侵蚀上。17世纪的法国为捍卫宗教原则的战斗，在对方军队占领阵地之前就已经输掉了。 当然，这是一个在基本教义之间进行的斗争，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时代法国传教士的布道充分重视了资产阶级的美德。他们不知疲倦地强调，人们有工作的义务，需要接受纪律的规束和服从上级。波旁王朝几无厌烦地坚持认为，人们有义务接受分配的职位，并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社会的秩序是神圣的，并且条件的差异，甚至是穷人的存在都是上帝的意图。这些说教者们公开反对反叛，认为叛乱是邪恶的。他们认为，社会不和谐的存在将危害到宗教本身。他们的这些抗议恰恰表明，他们阻碍新秩序到来的举措已经遭到失败。对财富无止境的追求、不知满足的野心、对炫耀的热爱、实现安全和安逸的渴望、对建立家庭的向往、对个人预见能力的自信代替了对上帝旨意的信赖，将现世生活从基督教的生活中独立出来，接受高尚者（honnétehomme）的道德观而不是教义中的道德，这一切都是他们所要攻击的不道德行为。他们不断为信仰的流失而痛心疾首。不过，他们承认有一种伦理道德正在兴起，这种道德知道如何保证人们行为高尚而不必再援引基督教的许可。教会不再主宰人们的命运。人们只要对比一下从波舒哀到马西隆的布道内容，就可以看到风气的变化，以及新精神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胜利。因为在相信上帝旨意的波舒哀和怀有美好理性观念的马西隆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在波舒哀对上帝旨意的认识中，上帝那令人敬畏的天命是人们不敢予以检视的，宇宙之中那令人痛苦的神秘感也不是可以交由人类去解开困惑的。而对于马西隆来说，他追求的是将人们讨论的问题从教义领域转变为伦理道德领域。波舒哀与马西隆二者观念之间的差距，就如同多恩的激情神秘主义与蒂洛森平静而仁慈的观念的差距一样。多恩认为，只有在悔悟的痛苦中才能发现上帝。17世纪的法国也许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但是，信仰是无力的，无法影响历史进步的无情潮流。 那些在英国支持资本主义精神的力量，在法国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比英国来得迟缓一些。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封建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治地位上升的阻碍比在英国持续了更长的时间。除了政治因素以外一一尽管政治因素非常重要一一两个国家都取得了同样的进步。同英国一样，宗教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设下的障碍在法国瓦解了；同英国一样，宗教纷争的代价是法国无宗教信仰群体的增长；同英国一样，法国科学与哲学开始逐渐地摆脱了对神学监督的服从。在这两个国家中，对利润的追求和经济企业规模的扩大，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导致了控制贫困的新国家规范的出现。在这两个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兴起在艺术和文学领域都留下了印迹，尽管在法国不如在英国明显。在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一股公共舆论的新力量，一股试图理解和控制政策的力量。在这两个国家，都发展了一套更加宽泛的行政管理技术，使一些具有崭新观念的新人进入了国家各个部门。如英国的皮姆、克伦威尔、萨默斯（Somers），法国的黎塞留、马萨林、科尔伯特，他们的目标完全是世俗化的。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像圣西门（St.Simon）那样善于写日记的人，可能懊悔新人被吸纳到政府机构中，并制定一份政府计划，以恢复古典权威的崇高地位。[11]他明智地看到，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是没有前途的。 但是，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更加清楚地显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尽管在与英国和荷兰并行发展的道路上，存在着表面上的各种差别，正如路易十四在其统治的最后20年遭到批评所显示的那样。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伟大的军事工程师沃邦（Vauban）和著名的牧师菲纳伦，与布吉尔贝尔（Boisguillebert）和布兰维利耶（Boulainvilliers）这样的官员团结起来，强调他们的观点：专制政府和帝国主义冒险正在消耗国家的资源。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拉布吕耶对农民生活状况的令人心酸的描述中。批评者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同样的治世良方。他们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立宪政府，结束宗教迫害。这些批评家认识到，世俗的美好生活是与专断的权威不相容的。他们认为撤销令（revocation）的结果只是增加了法国的竞争者的财富。一个理性的财政制度，保障财富的安全，为有能力对国家财富作出贡献的人提供表达不满的途径，对自由贸易的许可至少是暗许，这些都是他们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同一时代的英国人已经最终成功实现了的要求。他们在所有方面都与希望有一个好政府的简单请求，有显著的不同。这一要求，除了克劳德．乔利（ClaudeJoly）以外[12]，是对投石党运动中的大量政治小册中的观点的总结和完整体现。他们的观点与充满激情的颂词的调子也有显著的不同，在这些颂词中，勒布利特（Lebret）和波舒哀等人都对路易十四时代所创立的制度予以赞赏。批评者深陷于里切利尔（Richelieu）的以国家利益为托辞的理由之中，还深陷波舒哀对神圣权利的辩护中。到1700年，全能国家的基础已经遭到了决定性的破坏。留给18世纪去做的事情就是，探索如何将信用证授予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当然，我绝不接受这样的观点：17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同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在根本上是相同的。我所论辩的是，尽管产生结果的时间不同，但原因是类似的。两个国家的最大不同在于渗透在整个英国人思维习惯中的个人主义思想。17世纪英国的立宪主义在两个方面对自由思想作出了特别贡献。一方面是它寻求确立权威人物必须遵守的规则，另一方面它试图将这样的观念灌输到规则当中，即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保护公民免受来自法律之外的干预。为了保护立宪政体，它进一步从君主手中剥夺了可能导致专制的两个主要手段，即对国家军事力量和财政的控制。1688年的革命，仅仅是完成了由克伦威尔领导的中产阶级的反叛运动所试图达到的目标（这场反叛运动是针对企图实行专制统治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人身保护权，由政党（其中一个政党将是商业利益的持续同盟者）控制的三年一届的议会，广泛的宗教自由，消除政府对新闻出版的控制，一个在履行法律职能上独立于行政权力的司法系统和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控制的财政和军队。只有实现这些目标，英国商人才能高枕无忧。同样，他们的财产也是安全的，可以免受国家和教会以一个简单理由就可能产生的侵犯。同乡村绅．一样，他们现在终于可以把自己的手放在政治权力的杠杆上。就充分的意义而言，他们既能够组成政府，也能够解散政府。他们不仅能按自d的意志建立秩序，还能决定构建这种秩序的目标是什么。正是由于在17世纪成功实现了这些目标，英国的商人才能够在如此高的程度上阐述有效的自由主义思想，结果是自由主义思想在18世纪以成熟的面孔展现在世人眼前。 在此必须补充说明两件事情，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国家理论，它的轮廓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时代英国的实践勾画出来的，而荷兰的贡献要比英国少一些。需要注意的是，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妥协。通过一场革命使自由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在克伦威尔当政时期，革命的进程似乎比革命的发起者追求的还要深入。他们追求一种有限的君主政体，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但仅仅是在共和主义的短暂实践以后。通过建立有限的君主政体，这些革命者们在贵族和中产阶级联盟的基础上探索出了解决方案。地主和商人为了利用潜在的机会，在革命中建立了伙伴关系，而城市工人和无地农民的利益只是间接地被涉及。1688年后，英国中产阶级不再对当时生效的政治妥协基本路线形成威胁。其次，由学徒、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军队为中产阶级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在战争过程中这些人产生了激进的思想，其果敢性似乎更合乎19世纪而不是16世纪的要求。[13]我们绝不能忽视社会革命的重要意义；在清教徒的反叛运动中，社会革命遭到了失败。当时的平等派和农业共产主义者，以及（在较低的程度上）后来的浸信会（Baptists）和第五王国派*的人士，已经预示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生。他们清楚表明，已经获得的胜利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已经获得的宪政自由也许更加适合有产阶级，而没有满足那些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的梦想。 *第五王国（FifthMonarchy），指以基督为王的千年王国。第五王国派认为只有在此王国里才能伸张正义，它是17世纪英国清教徒中最激进的一个派别。一一译者注 二 17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经历了某些特殊的阶段，从詹姆士一世继位到内战爆发，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旋律就是限制君主的权力。[14]敌对观点之间的和平妥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从1642年开始直至1660年，我们看到了一场革命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保皇党人遇到了失败。但是，正如以往任何革命所发生的那样，随之而来的问题同革命者的最初目标大相径庭。因为，当议会为了将自身建设成为有效立法权力中心的时候，军队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军人对其所完成的事业的高度使命感，使其开始寻求将一场政治革命转变为一场社会革命。[15]持不同意见的人失败了。他们既没有成员数量上的优势，也没有必要的组织以保证他们的目标实现。而且，那一时代的总体政治氛围也对他们不利。但是，他们的努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要看看他们为自己所参与的运动的有限革命性所作的贡献即可。在克伦威尔之后发生的王朝复辟，只不过是为他成功建立的新基业提供了一个传统的影子而已。自此以后，人们认识到政治权力是一种委托，委托目的要由议会来界定。詹姆士二世试图逃避这样的结论，其结局是导致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这场革命明确地阐释了克伦威尔式的妥协。此次革命的哲学家是洛克，他的理论为将近两个世纪的自由主义学说勾画出了基本轮廓。 当然，这只是用表面性的简约来总结一场事实上性质非常复杂的争论。保皇党和议会都不是持有单一的观点。在国王阵营里的是君权神授和功利主义君主制理论的鼓吹者，以及倡导传统和秩序，反对革新和叛乱的鼓吹者。像劳德（Laud）那样持这些观点的主要人物，代表的完全是中世纪的社会关系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国王和英国国教间的伙伴关系简单地取代了罗马对制定社会行为规范的权利要求。另外一些人，如克拉伦登（Clarendon），认识到国家需要比神授权力所能提供的更加广泛的合法性基础。但是，他们较之霍布斯的严密逻辑明显退步：正如菲尔默（Filmer）所观察到的那样，霍布斯的逻辑能证明克伦威尔的正当性，就像其可以证明查理一世的正当性一样。他们的目标毫无共同性可言。绝大多数查理一世的教会拥护者们歌颂君主制，将其视为战胜议会的手段，因为，议会的胜利就是不信奉国教者的胜利。像马修·黑尔（MatthewHale）爵士这样的法律拥护者们所看到的是，在君主和议会的联合政权中，不仅存在对秩序的有效保障，并且实现了王国的基本法律，取消这一法律则意味着社会混乱。不同的理论依据特定教义的社会理想而发生变化。像亨顿（Hunton）这样的温和保皇主义者就在不同社会主张之间进行调和。他们看到了议会要求分享政府权力的影响力，绝对统治的邪恶使他们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对他们来说，废除王权将会破坏某些基本的原则，法律和历史显示这些原则是非常宝贵的。保皇党人处于困境当中，以至于他们不敢同霍布斯一起单纯地坚持秩序本身就是最高利益的观念。他们对秩序所能带来的东西产生了兴趣，他们认识到菲尔默所谓的“混合君主政体的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但是查理一世的实践经验迫使他们鼓吹一种主权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主权的属性是由一部旨在限制任意行使主权的基本法律所控制的。他们站在君主这一边，一部分是由于历史因素，也有一部分是由于心理因素。从历史角度来看，是由于他们尚未准备好打破传统，这是共和主义所蕴涵的精神。从心理角度来看，是由于对他们来说，君主政体似乎意味着对社会和平的保障，而其他任何政体都不能为社会和平提供这样的正当性。这就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关键所在。正如菲尔默所认为的那样，去除这一关键因素，甚至会将服从的理由建立在完全世俗的基础之上，使人们没有理由不对传统观念提出疑问（只要他们认为这种质疑是适当的），而这种质疑将对财产和安全造成致命的后果。黑林（Heylyn）、费恩（Fearne）、菲尔默和亨顿都流露出了这种沮丧的情绪。[16] 这一派别中的克莱门特·沃克（ClementWalker）在1661年这样写道：“他们已经把政府的所有神秘和秘密呈现在平民面前”，并且“教导军队和人民去调查他们，并让所有政府回归自然的首要原则”[17]。理解这种抱怨的含义就是17世纪英国所面临问题的本质所在。在1641年以前，同斯图亚特王朝的对抗反映了人们对该王朝政治控制的不满，这一王朝对社会领域的控制至少不亚于对宗教领域的控制。在这些年中，政府不仅进行宗教迫害，还控制工资、价格、外汇以及农业和工业的一般状况。贫困法、圈地运动和垄断，在政府的严格行政管辖范围之内。商人按照自身的方式处理自身事务的愿望横遭干预。例如，在1620年，纺织厂的雇主试图裁掉工厂的工人，议会却命令这些雇主保留工人的工作。[18]不管一个政权多么的缺乏效率，劳德依然描述出它充满活力的原则。他写道：“如果有人痴迷于私人事务而忽略了公共的国家，他就缺乏一种虔诚的观念，只能徒然地妄想自己的和平与幸福。”[19]斯特拉福德（Strafford）没有对此观点持有异议。他对受其压制的人的社会重要性无动于衷。[20]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主义孜孜以求的就是为了一个共同体的美好利益而控制人类的全部生活，它认为特定公民的个人利益完全从属于公共利益。按照劳德对政府职能的设计，这种共同的美好利益解释了高等委员会（HighCommission）所进行的无休止的干预活动的原因。冒险精神不仅由带着刑具示众的普林（Prynne）和巴斯特威克（Bastwick）表现出来，由无数移民到新世界的清教徒表现出来，还从对私有财产的权利主张进行的严厉打击中表现出来，甚至波及印刷业因工作不力而受到的批评。 试图进行的控制具有严重的缺点。对斯特拉福德来说，控制也许能带来效率，而且没有偏见。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控制都是怀有偏见、令人烦恼、代价高昂和主观专断的。它强制推行干预商业运行的假日和圣徒节。在1640年的金条危机中，政府的干预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21]在农业方面，正如皮尔波因特（Pierpoint）对下院所说的那样，政府的控制威胁到了财产的安全。[22]克拉伦登证实了由劳德的高压手段所引起的敌意。垄断行为是令人厌恶的，它不但应该为物价上涨负责，而且使整个国家充满了腐败。垄断行为也因为干预私有财产权利而受到攻击。社会上存在一种对大型商业企业的厌恶情绪，因为，他们否认“所有自由的主体”“生来具有自由从事工业活动”的机会。[23]商业自由是贸易取得效率的基本条件。一个商人曾经这样写道，最好把规章制度交给“那些为自己谋利而工作的，但其行为却有利于国王、国家和国民的有见识的商人”来制定和实施。[24]如果说，社会上存在着对政府控制工业的广泛不满有点言过其实的话，那么，人们对查理一世及其代理人所采用的特别控制手段的憎恨则是毫无疑义的。人们认定政府已经干涉了本应放手的领域，不满由此产生的腐败和专断，并认为这样会导致贫穷和混乱。正是这些动机导致了内战的出现，而内战是特定不满情绪的积累所导致的后果。这些不满由于政府治理不当而激增，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人们要求赋予自由内涵以新的制度基础。为了保障自由，议会要求控制军队和财政，而且，君主特权必须依附于议会的意志而存在。一旦查尔斯拒绝这些条款，除了发生冲突之外，就别无选择。 在1641年，治理不善并未演变为暴政，因为清教徒们对民主政府怀有一片赤诚之心。当时出现的宪法体系无法表达他们要用公众同意来界定政府目标的愿望。清教主义中有民主的成分，并且作为国家基础的公众同意的观念已经在清教的政治理论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除此之外，我不能再多说什么，因为除了这些，已经没有什么证据允许我再多说一些。发动17世纪革命的人正在寻求限制权力运作的途径，这些途径将给他们带来人身和财产安全。在他们的概念中，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多种多样，并且他们常常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改变方向。在1641年尚可满足他们需要的事物，到了1644年也许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了，更不必说在1646或是1653年了。17世纪的革命者一旦投入到战争当中，他们所有的兴趣就会集中于构建一个规划。正如一切战争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所构建规划中的不相容性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在推行的过程中就会充满了监禁和杀戮。克伦威尔所领导的革命同利本（Lilburne）所热切构想的革命相去甚远，然而可以满足利本的东西对于杰拉德·温斯坦利（GerardWinstanley）来说始终是不够充分、完整的。因此，要想抓住这场争论的特征，我们必须重点关注他们所表现的差异，而不是共同之处。 这些差异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他们的差异首先存在于清教党徒的社会构成上。如果他们一致同意反对不受限制的王族特权，反对热衷宗教迫害的教会，反对垄断行为，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可以有一致意见的了。克伦威尔和艾尔顿（Ireton）如同其他保皇分子一样，急切地盼望国家能为拥有稳定资产的人土提供安全保障。利本是城市小人物的代表，认为商界中的大人物同国王和主教一样，都是他们的敌人。温斯坦利则为新的失地无产者疾呼，这些无产者突然间认识到财产本身就是敌人。战争期间的境况又加剧了这种社会差距。生活的高成本、税收的新标准、牟取暴利、拖欠军费的陆军和海军，贯穿整个时代的是痛苦的理想破灭情绪。这些情绪在弥尔顿最后的政治小册子中开出的悲观救世处方中无情地表现出来。像诺福克（Norfolk）这样的绅士贵族阶层都在大声疾呼，“贸易的普遍衰落不仅导致了大规模的破坏和人民的饥饿，并且还正逐步扩散至整个国家”[25]当人民听到这种呐喊声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思考自己的特殊利益。富人开始渴望意味着繁荣和自信的秩序。他们开始憎恨由穷人和缺乏教养的狂热者组成的乌托邦，因为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把国家权力想象成可以维持生计的基金。在这种情形之下，一种包容的精神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发展，才使得1660年的妥协成为可能。 简言之，一旦内战清楚表明新的分配制度将不会波及不受限制的王权和独裁专制的教会，那么，清教徒之间的分裂对于他们对权力之维系就将是致命的。拥有财产的人害怕激进分子会颠覆财产这一概念本身。他们不打算用一个由查理一世和劳德统治的国家去换取一个由利本、怀尔德曼（Wildman）和圣乔治山的迪格斯家族（theDiggersofSt.George'sHill）执掌的国家。我们可以在无数的言论中看出这种态度的发展。一位独特的作家曾经这样写道，“谨慎的富人在上帝的庇佑下起床并凌驾于他的邻居之上”。另一作家则说：“穷人的仁慈是真正的善意，是美丽的，但是，富人的仁慈则更加引人瞩目，也更加实用。”[26]还有一位作家写道，“仁慈而又有宗教信仰的显贵达人要比贫穷和低贱者为上帝奏出更加甜美和谐及悦耳的旋律”[27]。贵格会的教徒们同情穷人的遭遇，因此招致人们的抱怨，他们将贵格会说成是由普通人的渣滓组成的。[28]即使是在像哈特利布（Hartlib）这样热情的社会改革家看来，那些身强体壮的游民不是社会的牺牲品，而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社会负担，他们应该受到惩罚。[29]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朝复辟就是各个阶级中的有产者联合起来反对一场社会革命，因为他们隐约地感觉到这场革命将是一种威胁。由他们热情选举出来的保王党议会立即使查尔斯二世意识到，不管被恢复的是什么东西，世间旧的秩序已经无法复辟。新的英国已经断然是霍布斯和哈灵顿（Harrington）的英国，是佩蒂（Petty）和贵族社会的英国。正如一位敏锐的法国观察家所评论的那样，这是一个”在周日祈祷和静坐“进行宗教活动的英国[30]，这是一个从不怀疑哈灵顿自然法则（政治权力遵从经济权力）的英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人接纳了他的格言：没有宗教自由的公民自由是不存在的。[31]即使是斯图亚特王朝后期君权神授的复兴，也仅仅是一个短暂的阶段。[32]一旦詹姆士二世威胁到英国教会安全的时候，歇洛克教长（DeanSherlock）就会表明，一个好的圣公会教徒可以从问题的另一面提出不同的观点。[33]在17世纪上半叶，人们对那些不是发源于议会的社会生活准则的热情已经消失。人们已经尝试过，并且发现这些热情是不安全的。它破坏安全，并削弱了人们的创造精神，由此威胁到繁荣的出现。[34]这种热情阻碍了那些拥有自由的人们获得成功的道路。议会则是另一回事，当它有所作为的时候，就站在国家中一部分拥有雄厚资产的人士的立场上。人们几乎不憎恨议会的统治，因为议会的统治是一种自我控制，至少当其掌握在负责任的代表手中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17世纪出现了两次有效的革命。第一次革命的重要领导人物是克伦威尔，这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次革命的社会基础是广泛的社会不满，其现实结果是将英国转变成为一个回应有产者所确立的目标的国家。尽管有过犹豫不决，但最终他们赢得了所要求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如果他们想征服世界就必须贏得这些自由。这场革命终结了教会对经济法规的监督权。它拒绝接受在贫穷和获救之间存在任何天生联系的观念，而且建立了与此相反的理论，即富人才是公众的恩人。它将富人从国家随意征税和监禁的危险中解放出来，保证富人对军队的控制。它衡量美好事物的标准被霍布斯采用，尽管坦率承认这一点有些令人羞愧。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在开拓新的财富时充满了激情和力量。人们终于摆脱了纪律、宗教和君主这些挡在获得财富路上的束缚。 另一次却是遭到失败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所要攻击的罪恶更为明确，但却不知道该开出怎样的药方来医治这种罪恶[35]这是那些在新出现的社会秩序中严重受苦受难人们所作的努力。他们曾经站在克伦威尔这一边反对专制的国家和教会。当把克伦威尔推上权力宝座以后，他们愤怒地发现，新的分配制度并未比旧的制度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始终存在着一套为富人创建的法律和一套为穷人创建的法律。[36]土地仍然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不是他们原先期盼的“共享大地果实的古代共同体”。正如利本所熟知的那样，“年轻人和伦敦的学徒”意识到，他们的雇主在处理地位低下的普通人的利益时并不比以前好多少。[37]1649年制衣工人抱怨道：“我们同行的富人……将我们这一类人变得更加贫穷。”，[38]这些工人的抱怨反映了许多城市和行业中普遍存在的情绪。平等派呼吁工作权利和维持生计，要求每年选举一次议会和普选制，取消食品税和因负债受到监禁。他们的这些要求在军队中得到了广泛的回应。激进主义者认为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自由，自由不是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可以购买的。因此，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普通人掌握主权，国家的权力应该用来实现宇宙中自然存在的某些道德原则。他们也并未完全同意这些原则。利本的理想可能是建立一个属于小资产者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保证宗教信仰自由，为穷人提供慷慨的供应。在温斯坦利的农业共产主义中，生产资料为整个社会所有和使用。无论他们的观点存在何种分歧，激进主义者都相信，国家必须扮演积极的角色。一旦社会存在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国家就不能达到统一。他们看到，在一个存在差别的社会中，国家所做的努力仅仅是保护财产的安全。他们已经反对一种专制，不希望再去忍受另一种专制。正如彼得·张伯伦（PeterChamberlin）所说的那样，激进主义者认识到，那些在1641年“为了使自己的钱包和良心都舒坦”而背弃国王的人，也一样愿意“出于同样的原因抛弃自己的伙伴"[39] 这次社会革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时机尚未成熟。它的领导层既缺乏足够数量的成员，也缺乏必要的组织以保证革命的连续性和力量。经济条件的整体影响也有利于另一方。这些条件产生了财产所有者的整体统治，这些财产所有者，正如哈灵顿所看到的，就因为他们对经济权力的掌控而成为一个贵族群体。为了自己的目标，他们不需要一个积极的国家。他们需要的是远离权威的自由，而不是从属于这个权威。对他们最有帮助的是社会纪律，根据这一纪律，财产受到高度尊重，懒惰受到惩罚，征收的税收足以支付维持秩序的成本，但也不能太高，以允许节俭和积累。我们看到这一态度成为了这一时代的主流。这种态度获得了胜利，是因为所有的有利因素都集中在它这一方。它使财富成倍增长，人口增加，并为有产者提供了安全和自由。从1660年一直到工业革命期间，这种态度的内涵从未受到挑战。如果说它对失败者施以严重的惩罚，它对成功人士提供的机会也是有限的。这些成功人士代表的是国家。明白无误的是，当沉醉于自由当中的时候，他们也应该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了普遍的真理。 这当然是他们当中最具代表性的预言家的心境。洛克《政府论》中充满欢欣鼓舞的记录和《论宽容》（LetterconcerningToleration）中激动人心的普遍感觉，所宣称的无非是新信仰的广泛传播。当时促进这种信仰产生的思潮是非常重要的。作为锡德纳姆（Sydenham）、玻意耳（Boyle）和牛顿的朋友，商业帝国的大臣，因自身的观点而遭到流放和没收财产的人，洛克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浓缩。理性主义、信仰自由、宪制政府、保守中庸，这些都是他的格言。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陈述他的论点，要在特殊和普遍之间建立一座桥梁，而这又始终是那些能够意识到胜利的学说之迹象。他对“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的强调，是他坚持了一个世纪的信仰，即人类付出的努力不应该没有得到回报。他所倡导的原子社会观认为，一些个体生活在一起，就是为了彼此的便利。这种观念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的职能应受到人民所赋予国家的权力范围的限制。他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人通过努力积累财产，而国家就是保护个人的利益。洛克告诉我们，因为上帝赋予世人“勤奋和理性”，因此，他们一致同意的是国家就应该保护财产的开发和利用。它完全认同懒惰有罪的观点，相应地坚持认为，每个人都有劳动的义务，并且认为成功人士的财富是对共和国繁荣的贡献。如果财产是劳动的产物，那么显然，它也应该受到保护，因为这是“人们与共和国结盟的最重要的目的”。 人们因为拥有财产而获得安全，因此，他们将是自由的。洛克所倡导的自由意指的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同意，人们就不会受到束缚。他眼中的国家简直就是这样一份契约，它由一群构成有限责任公司的商人签订。这一公司的合作备忘录禁止其董事从事那些迄今仍使斯图亚特王朝背上罪名的行为。很自然地，洛克列出了种种政治罪恶，禁止国家采取这些罪恶行为，准确地说，正是这些罪恶才导致革命的出现。同样不是偶然的，洛克构建了一个非主权国家。他太了解菲尔默和霍布斯的理论的后果了：这些理论允许一个全能国家的出现。并且，洛克设想的宗教应该属于纯粹的个人事务，除非宗教导致社会失序，否则，国家都不应该干预。这种例外存在于，当接受某种观念会动摇这一时代的道德风俗时，应该拒绝实行宗教宽容。简言之，洛克构建了一个社会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地主和农民、商人和店主都有信仰的权利。洛克所说的安全就是为这些人提供的安全。他所提倡的自由，就是这些拥有财产、渴望成功的人可能获得的自由。他所构建的政府机器就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操作的机器。在设计时，他已经把特定的习惯强加到这部机器当中。 毫无疑问，在洛克的社会哲学中也有一些意义不够明确的目标，就像他形而上学体系中不明确的目标一样。他的形而上学使贝克莱成为理想主义者，使休谟成为一名怀疑主义者，使康德成为先验的绝对律令的领袖人物。他的社会哲学则在经济学上影响了李嘉图和马克思，在政治学上使戈德温成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宗教领域，洛克的社会哲学使国家对一切形式的宗教主义都漠不关心，正如卢梭所看到的那样，从而使一些民间宗教形式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但洛克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的影响力。他的同时代人被告知，大自然给他们的社会要求提供了正当性。洛克为他们提供了理由，他给他们提供了维持秩序的特别之物，即秩序的约束，而这一秩序约束恰恰承认他们所渴望的自由。洛克为他们创造了一个信仰自由的理论，这一理论允许他们从习惯中排除那些他们渴望排除的东西。他为他们建立了一个财产理论，使财产所有者值得受到保护，因为他们的努力涉及财富的积累和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他调和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矛盾，从而为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他们正在寻找的思想观念。难怪作为同时期的人，艾迪森竟然赞扬洛克为“英国民族的光荣”。 英国政治思想的丰富和广度是17世纪的欧洲大陆无法企及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斯宾诺莎之外，他们之间的差距更多体现在思想内容的重点，而不是思想的质量上。法国的波舒哀和普芬道夫（Pufendorf）甚至是莱布尼茨（Leibniz），只不过是用大量的知识和华美的词藻重复显而易见的老生常谈而已。这一部分归因于德国和法国尚未充分实现国家统一，还在同封建主义的破坏势力做斗争。法国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完成统一以后，宪政主义就马上出现了。[40]在荷兰，斯宾诺莎因其将霍布斯严厉的现实主义为自由思想所用而闻名于世。他呼吁，否认公民权利和良心自由，国家就会处于危难当中，即使在国家有权力这样做时。他的呼吁不仅是对哥马里斯特党（GomaristParty）的反动原则的抗议，也是关于荷兰将政治自由和商业繁荣相联系的经验总结。这一观点对佩蒂和威廉·坦普尔（WilliamTemple）爵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宾诺莎认识到，理性证明自由是美好生活的条件。他拒绝接受一切不能用理性予以展示的原则。在同代人当中，斯宾诺莎是无可匹敌的。他完全具有霍布斯的洞察力，同时还具有霍布斯不具备的对正义的热烈追求。但是，斯宾诺莎并未在他那一时代产生重大影响。正如莱布尼茨所说的那样，这部分地是由于他那“令人无法忍受的思想自由”，部分地也是由于威廉三世禁止发行他的著作，使其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他所宣传的思想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流传开来，或者由其他思想家以更加符合当时人们的口味的方式表现出来。 通常来说，17世纪的欧洲大陆的国家理论并不是从正面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而是走的偏门。它寻求将政府权力完全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之上。它强调契约和财产等范畴，坚持君主拥有已经获得的绝对主权，并将其作为一种规则。但是，它也试图建立一个自然权利体系，为法律观念注入一个理性的目标。其缺点是简单明显的，就是想同时追求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一方面，国内政府对统一的要求使国家不得不加强君主的权力，另一方面，废除教会主权义使它试图用道德原则限制王权。这意味着在政治原则的演化过程中强调生活与实践的分离，将会对创造性思维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卢梭重新阐释欧洲大陆的国家理论后才告结束。就算是像阿尔修斯（Althusius）这样的激进思想家也是如此。[41]在其复杂的思想体系深处，不过是将君主政治理论运用于荷兰的特殊国情而已。由于过于具体而显得有些不自然和乏味枯燥，阿尔修斯的影响大多局限在从事技术实践的律师行业里，并未触及主流政治思想。因为，尽管在其工作生涯中，他的著作再版四次，但那个时代的主要人物都认为没有必要研究他的思想。拜尔只用很少的笔墨将其一笔带过；卢梭也只在一个场合引用他的话。这一事实似乎也只是表明，这位了不起的一知半解者只是阅读了拜尔的著作而已。[42] 的确，在17世纪，比正式的政治论文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思想出现的间接方式。部分地说，这可以从神学论文，特别是在耶稣教会所编撰的文章中的新人文主义表现出来。现在很少有人会说帕斯卡对或然论的攻击是正当的了。即使是帕斯卡的最博学的崇拜者之一也可能说詹森主义关于仁慈的教义所导致的结果是骇人听闻的。[43]也不会有哪个虔诚的学生会用像《耶稣会会士的道德神学》（ThéologieMoraledesJesuites）一书中如此诽谤的语言来谴责耶稣会的道德。[44]事实是，自莱布尼茨以后，社会已经具备一定的洞察力，从而能够认识到，中世纪准则的过于严格使其没有希望成为新世界的行为准则。作为具备一定阅历的人，他们尽其所能保存旧世界里的美好事物，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在那些不会危及本质的地方做出让步。贝拉明（Bellarmine）、苏亚雷斯（Suarez）、莱修斯（Lessius）和德·卢戈（DeLugo）所做的工作令人瞩目，首先在于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是为了探索世俗社会的基础。在这样的世俗社会中，可以在教会和国家之间达成一种实际的妥协。他们中没有人怀疑教会的要求是重要的，也没有人怀疑需要尽其义务为这种重要性而奋斗。但是，他们所有人都认识到，在新的舆论氛围下，要求过多就要承担失去过多的危险。世俗人士对他们所作出的让步的滥用，与其说是他们的理想有所松弛的证明，还不如说是与加尔文和博克斯特（Boxter）的情况有些类似。这只能证明世俗态度已经完全赢得了这个帝国。要公正地评判他们，我们必须将他们教义的最终影响同那些完全宣传世俗道德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做一下对比，同英国的霍布斯和法国的拉．罗什福科相比较一下。比较之后，令我们惊讶的是，耶稣会士所作的让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防卫战，在这场战争中，宗教信仰的力量已经不足以阻止它试图控制的世俗人士的野心和希望所驱动的要求。 但是，这一时代的基本观念是在一个仍然不同的领域中表现出来。耶稣会士要表明的是，即使是最有能力的讲究实际的狂热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世俗的政治拥有制定世俗行为标准的权利。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也看到，在堂而皇之的欧陆专制主义外表背后，新的政治思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些新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浪漫气息的伪装背后，他们明确地批判所处的社会，并建议用更加充实的原则来管理这个社会。他们的著作表明，这一探索过程已经对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如何，这一点可以从哈克里特（Hakluyt）和德·布赖（deBry）的作品广受欢迎中明显地表现出来。阿特金森（Atkinson）教授在他的巨著中已经说明，这种影响嵌入到了勒罗伊（Leroy）、布丹和蒙田等人著作的字里行间。[45]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CityoftheSun）已经表明，从旧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但是，17世纪法国作家的“特殊旅程”具有另外一番重要意义：他们是传递社会批判思想的载体。富瓦尼（Foigny）、维拉斯（Vairasse）和他们的前辈不仅预示着菲纳伦著作的问世，而且还预示着两个时代以后像卢梭这样的思想家的出现。对他们浪漫文学的翻译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的受欢迎程度。他们表明了人们是多么深刻地接受了一个新的世界。[46] 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这些作家的特点。首先，他们明确地倾向于理性主义精神，对基督教徒之间的战争予以批判，怀疑超自然的真理和宗教启示本身的正当性。他们不认为战争和理性的生活是相容的。富瓦尼赞扬自由是人类个性的本质，并坚持认为人要拥有自由必须获得同等的社会地位。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并且重要的是，他将宗教信仰变成人们不会在公共场合进行讨论的事务。根据他的观点，这是唯一可以避免因观点不同而引起无休止争论的方法。他甚至在轻微的掩饰之下批判旧约的可靠性一一正如波舒哀告诉理查德．西蒙的那样，这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的时代是一种危险的冒险行为。他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男女平等，一切限制人身自由的事物都将引起人们的不满。在《南方大陆》（TerreAustrale）一书中，我们不免看到一种理性化的自由主义的自觉宣言的存在。 这种精神更加明显地表现在丹尼斯·维拉斯（DenisVairasse）的《塞瓦拉比人的历史》（HistoiredesSévérambes）一书中。书中对塞瓦拉比人着意进行了赞美，他们身体健康、精神安宁、享受自由、受过良好教育、遵守道德，正直善良的人们组成各种社团……住着舒适的房屋。这些都是一个虚构中的共同体给予她的公民的，这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形成了对照。塞瓦拉比人的性伦理读起来就像是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攻击。和富瓦尼的著作一样，在这里也有同样引人注目的女权主义。城市规划、选举的君主政体、国家对文艺和科学的鼓励、上下有序的国家官员关注的是所有人得到工作和生活必需品、不存在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这些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详尽的描述。没有死刑惩罚，并且虽然只允许举行某种单一宗教的活动，但是允许对所有宗教的信仰自由。温和、仁慈和理性的自然法观念，有意识地反对当时欧洲文明社会的严厉管制力量。上帝被认为是不可知的，塞瓦拉比人的简单宗教因为它“符合自然理性”而备受称赞。在书中，作者还对教育以及一些提高居民物质条件的发明予以热烈颂扬。 像《特里马克历险记》（Télérnrnaque）和《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Crusoe）那样的著作出版，标志着“特殊旅程”文学发展到了顶峰，不过我无法在此进入这个话题。我也不打算展示书中所使用的科技是如何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不同的人，如年轻的丰特内尔（Fontenelle）和西班牙人格拉希安（Gracian），都为这种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到过东方和西方的旅行家们从这些幻想文学作家们所作出的贡献中受益良多。我所要强调的是这些作品所蕴涵的含义。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急切地用自然的光辉来对照文明社会的罪恶，用自然人对比当时的欧洲人。他们所批判的是财富、等级和尊严，是传统形式的宗教，是缺乏宽容，是旧世界的习俗。他们所热烈追求的是科学和教育、自由的有益影响以及社会关系中平等主义因素的价值。毫无疑问，这些作家的影响是有限的，人们读这些书不是对他们所要阐述的社会哲学感兴趣，而是对他们所描述的奇观感兴趣。但是，他们的重要性也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证明，这些探索发现之旅已经打破了那种将自身观念等同于普遍和最终原则的中世纪主义的地方特性。他们也表现出一种不断上升的甚至是狂热的理性主义，一种对社会结构的相关事务进行试验的可能性的重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们重视对自由的祈盼，特别是当叙述者是那些像维拉斯这样曾经游历过英国的清教徒时更是如此。他们展现出一种对待政府原则的新态度，尽管这些原则在表达时是模糊和缺乏自信的，但即将发生的变化却是重要的。“特别旅程”文学一方面同拜尔这样倡导信仰自由的思想家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同菲纳伦这样的社会改革家的作品密切相关。它们的重要意义甚至由于它们处在社会原则的主流之外而愈加引人注目，最终表明，自由主义哲学的吸引力，已经超越了这些有意宣扬某种新政治信念的鼓吹者。 三 17世纪的哲学思想明确表明，人类的思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神学权威的依赖，其显著特征是世俗化和理性主义。它所面对的是对自然进行机械论的新阐释，并且它也发展出一套学说，以适应这种阐释的基本原理。如果说上帝的意志仍然贯穿于17世纪的哲学思考中，那么，上帝同正统的教会主义的武断要求已经没有什么联系，这么说也不失公允。[47]17世纪的哲学思想打破了教会赖以维持自身权力的基本传统。即使17世纪的哲学发展出一套神秘的观念，就像剑桥的柏拉图主义（CambridgePlatonists）者和菲纳伦所徒劳对抗的寂静派（Quietists）那样，这一趋向的内在重点却是一种个人主义思想。因此，其结果必然是摆脱对社团权威的依赖。该世纪哲学思考的真正难题在于，必须重新思索和用新的术语来构建宇宙运行方式的法则。 新哲学的全部影响在于解放了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像波舒哀和牛津的帕克主教这样不同的人都从笛卡儿主义那里看到了与教会发生严重冲突的战场。这也是为什么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可以禁止教授那些不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哲学。笛卡儿所推理出来的世界，是一个人们通过理性的研究可以发现其规律的世界。因此，限制人们思想的自由发挥，就是限制人们掌握这些规律的知识，以及这些规律可能赋予人们的力量。新哲学也同样导致了怀疑主义的出现。帕斯卡曾经用充满激情的语句，永久地记录了怀疑主义所产生的令人极度痛苦的结果。它也产生了一种批判精神，一种怀疑人类知识的认识。这使得宽容思想看起来是一个哲学家所采纳的唯一理性立场，他们知道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受到欺骗。 心理学也同样在这方面产生了影响。正如霍布斯和洛克认为的那样，心理学的本质就是它开始将人的欲望看成一件自然的事情。他们认为，在一个我们生存的社会里，理性应作为人类欲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的衡量标准。因此，心理学终结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存在理由，因为它是建立在拒绝原罪教义的基础之上的。心理学所强调的是享乐主义，并且它主张个人有权利同世界达成某种协议，个人主张的实现仅仅受到他对于一个理性的人将试图获取哪些目标的知识的限制，这就塑造了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氛围。心理学的影响是强烈的个人主义。对于人类来说，生活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求能够带来权力观念的满足感。我们可以从像斯宾诺莎这样的圣人身上看到这种倾向，也可以在拉·罗什福科这样世故的贵族身上看到这一点。他们认为人类被迫为生存而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只有具有驾驭环境的能力，才能获得胜利，并且，权力又反过来成了欲望得到满足的产物。在霍布斯看来，个人对权力的追求是无情的，只有专制政府的强有力手段才能控制它的运行。也就是说，理性将我们从激情中拯救出来，因为理性为我们指明了节制个人要求的道路。理性教导我们创造一个利维坦式的政体，这样我们就可以改变残酷的环境，获得安全。在这种思考的整体氛围中，明智的个人利益成为社会建构的关键所在。 这种观点的约束力和中世纪观点约束力之间的鸿沟是惊人的，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它所遇到的环境的性质都加剧了这种差别。17世纪的哲学观念是理性的，是唯物主义的，它很自然地抑制除个人自身权威以外的权力，并倾向于通过考察这种权力对个人欲望的影响来评价权力的合法性。因此，正如洛克认为的那样，将政府权威视为人民同意的产物，与上述观点的距离，也就是一步之遥了。也因为如此，人们可以很容易确定其所关心的事物的内容，很自然地同意其需求清单，这些需求是人们在洛克时代感受最为深切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那些在方法论上同洛克极为不同的哲学家，也认为政治自由是一个理性人过上他所向往的生活的唯一途径。他们要么像霍布斯那样，将国家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要么像斯宾诺莎那样，将自我保护作为自己伦理标准的基本前提。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纪的哲学的大量篇幅中，发现人们为将个人从其所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不懈努力。哲学家赋予人们为自身阐释宇宙的权利。伦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起来告诉人们，只要是他的理智告诉自己这么做是明智的，他就应该追随本性的召唤。在这二者的影响下，神学权威遭到破产，因为它不允许人们自由阐释，确立理性的个人利益。即使是基督教也变得理性化，人们也越来越没有必要坚持宣称接受基督教信仰。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基督教的历史目标将会更加明显地处于守势。 这一时代的理性主义实际上就是攻击教会的中心地位一一这种中心地位是依赖历史证据为教义提供最终的有效性。这些历史依据从多方面受到了激烈的批判，甚至是直接的攻击。卡佩尔（Cappel）发现《旧约》是古希腊文章的阿拉姆语（Aramaic）修订版。[48]正像布克斯托夫（Buxtorf）看到的那样，这一发现是对《旧约》神灵感应说的一个致命打击。像莱特富特（Lightfoot）和欧文（Owen）这样的清教徒对布克斯托夫的猛烈攻击，仅仅证明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在16世纪最后25年中，凡·马埃什（VanMaes）已经指出《旧约全书》首五卷具有混合而成的特征。此时，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则走得更远。霍布斯不费吹灰之力就指出摩西不可能创作出《旧约全书》的首五卷，因为《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远在它们记载的事件发生之后才产生。他为《诗篇》和《约伯记》提供了新的解释。如果他的理性之手阻止自己触及《新约》的话，那么他的小心谨慎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刺激性结尾的故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宾诺莎已经为《圣经》的科学诠释奠定了现代方法的基础。有了他发明的方法，人们得以不顾一切地将其批判性的激进主义付诸实施，神灵感应说为之消失。除了这些工作所产生的影响之外，理查德．西蒙的探索也促成了这一结果。这位被德赖登称为“无可匹敌的作家”在结束教堂牧师生涯之后，使人们更易于出于虔诚而不是理性去接受传统的主张。斯宾塞指出，犹太人的仪式更多是受到了相邻异教信仰仪式的影响。甚至是对年代学的讨论，也因为地理发现所提供的证据使人们意识到其问题所在，这都显示了成规之见所遭到质疑的程度。 毫无疑问，在英国，17世纪确实是一个对圣经充满狂热的典型时代。我们完全相信大众对《圣经》钦定英译本的新魅力会感到满意，即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关于此书主题的讨论尚在进行当中。但是，只有当人们看到当时信仰自由的发展时，才能正确理解这种学术工作的重要意义。许多学术流派都对此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影响。美国的例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宗教自由在一个新的世界里的成长为旧世界树立了榜样，其影响立即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过高地估计个人的推测能力就会因之使人走向灭亡。”蒙田的这句名言所代表的精神在16世纪可能只能找到一个支持者，但在17世纪可能能找到一百个。这种发展不是由单一因素促成的。在齐灵渥斯、杰里米·泰勒（JeremyTaylor）和剑桥柏拉图主义者的努力下，从鲜活的感觉中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宗教迫害是同慈爱的宗教精神所不相容的。到了佩蒂和威廉．坦普尔爵士那里，人们意识到信仰自由同经济繁荣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荷兰的经验凸显了这一点。在普芬道夫的著作中表现出权宜主义精神，这是基于勃兰登堡选帝侯（theElectorofBrandenburg）的明智经验。[49]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厌倦了宗教派别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有文化的人对各种启示录表现出日益增加的冷漠。塞尔登（Selden）认为：“讨论异教徒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因为一个人不能光想还要能做。”他的话代表了那一时代里蓬勃发展的状态。科学和哲学的主张也为宗教自由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并且人们越来越广泛地认识到教会和国家占据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这种认识也为上述发展提供了支持。当像罗杰·威廉斯（RogerWilliams）这样虔诚的基督教徒说，“所有的公民国家在其宪法和行政管理体系内均有司法机构，这样的国家在本质上被证明是属于公民的，因此也就不属于法官、地方长官和精神王国的辩护者”，他是在为欧洲将要采纳的解决办法奠定基础。欧洲国家接纳受到路易十四迫害的避难者，这一事实表明，到了1685年不容异说的旧观念已经失去了影响力。到那时为止，人们已经把宗教当成一件私人的事务，而不是公共的事情。虽然在表达时还需要谨慎，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才得到放松，但在17世纪结束的时候，人们发现没有宗教自由的代价过于高昂，而无法从事自然的探索活动。 确实，宗教迫害带来了毁灭性的高昂代价。宗教宽容的出现是因为缺乏宗教宽容会阻碍人们通往财富的道路。出于良知而移民，不管是从英国移往美国，还是从欧洲的另一半地区移往英国、普鲁士、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迅速在人们的内心树立了这样的观念：移民对于宗教宽容的民族是收获的来源，而对于实行宗教迫害的国度则意味着损失。王朝复辟以后，理性主义以前所未有之势迅速发展起来，其根源是来自这样的观念：同和平与秩序无法兼容的宗教迫害，是走向繁荣的最后障碍。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人们从多种角度广泛审视宗教想要控制人类行为的要求，而不管这些要求是来自于教皇还是清教。正是由于宗教为人们带来了高昂的代价，人们才去审视它的含义，权力的基础才从权利转为功利。17世纪的权威危机几乎不是对权威本身的攻击；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是一种独特的观点。这个危机的产生源于探寻权威性行动的基础，后者将使人们的行为与新世界的秩序相兼容。对于所有商人来说，强迫人们服从国教是令人厌恶的，一个存在宗教迫害的国家就意味着商业上的损失。因此，他们很容易推断出宗教迫害是同基督的法则相对立的。在经历一个半世纪的宗教斗争以后，商人会很感激洛克，因为洛克认为国家只要关注一下生来就困扰共同体的宗教信仰模式就足够了。 像莱特朗日（L'Estrange）这样的作者可能倾其全力证明，不信仰国教的清教徒所持观点产生了邪恶的影响。他们可能搜集大量的证据证明异教同反叛是可以互换的词语。正如一个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作者给邻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监狱……挤满了最富有的商人和居民，还有服装商……被迫离开家园，还有那些他们曾经雇佣的、即将饿死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女人”[50]当时的舆论充斥着理性主义，因为信仰的代价总是偏爱那些因攻击宗教迫害而获得安全的教义。随着商人阶级和贵族联盟的加强，这种态度逐渐深入人心。政府的浪费和低效又促进了这种态度的成长。荷兰独特的经验，加之人们认识到政府管得越少就越能带来繁荣，也滋养了这种倾向的发展。大臣和教土们也许会对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所提出的权利要求感到惊讶。正如莱特朗日所认为的那样，他们感觉到中产阶级正准备质疑所有的传统原则。但是，远比莱特朗日的论点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旦商人获得了自由，资金雄厚的商人就会成为法律和秩序的堡垒。帕克也许认为，商人团体就是“无数的派系斗争和煽动叛乱的老巢”[51]。但是，当詹姆士二世采取政策要削弱议会政府和英国国教的地位，对它们产生威胁时，商人团体的态度并非如此。不信奉国教的人所显示的忠诚和一般国教徒同样强烈。政治推论是清楚的：异教徒值得奖励。人们发现，“神圣的教规”可能会抵制主教统辖制，但是这意味着努力、节俭和头脑清醒。不信奉国教的人对社会美德的提升并不亚于国教徒，且有助于促进国家繁荣。人们也发现，资金雄厚的清教徒商人并不比国教地主更急切地拥护社会和政治激进主义思想。这些清教徒所反对的只是威胁到他们事业的社会秩序。他们不明白为何要维护王室的利益，而使自己蒙受损失。他们憎恨的是，为了维持一个铺张浪费纵情享乐的政府而向他们征税。他们已经准备好同乡绅地主那样，为一个好的政府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但清教徒坚持认为，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满足他们的利益，并且他们也准备着为实现这一原则而奋斗到底。一旦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就会像曾经批判他们的忠诚度的人那样，变成一个虔诚的国教信仰者。 这就是17世纪哲学发展所处的环境。它的基础是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个人主义，因为国家的干预阻碍了物质潜在价值的充分实现。它努力将经济从伦理道德中剥离出来，因为二者的结合为个人的成功平添了某些破坏性的规则。尽管这一过程有些缓慢，但还是获得了成功。这一世纪的哲学逐渐采用原子式的术语描绘社会关系。它是一种消极的激进主义，人们只是认识到，如果没有受到干预，他们就能拥有征服世界的力量。人们反对神权理想，不论这种理想的上帝是教会还是国家，因为17世纪的神权政治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他们履行自己的使命。在这种处境下，人们找到了斗争的武器。他们用自己发现的新机会反对罗马、英国教会、国王和大臣。他们需要在某一领域中获得自由，结果却发展出一套应用于所有领域的自由哲学。这种内在的迫切需要产生了一个逻辑的必然性，如果像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那样用直率的一贯性将其阐述出来，其含义一定令他们感到惊讶，就像它会让对手感到震惊那样。但他们跟其他人一样，不能逃避将自身的特别需要提升为普遍原则的义务。他们并不是刻意去寻求世俗主义。他们所要做的是促使人们接受世俗主义，因为其他术语无助于他们实现目标。并且，对世俗主义的接受被迅速地罩上了宗教认可的光环。选择获得而不是选择失去成为履行基督教责任的途径。但是，当教会或国家挡在路上阻碍人们选择获得的时候，就必须铲除它。一句话，自由主义需要的是一个融合资产阶级需求的学说。这是他们发展所要求的必然条件，信条的形成方式取决于他们的需求。 所以，在资产阶级向前奋进、地位上升的过程中，他们接纳了那些不是他们有意发展的观念和原则。他们追求的是一个世俗和宽容的国家。但是，为了建立这样的国家，他们不得不摧毁以往的国家所依赖的单一神学框架，随着这种神学框架的慢慢分崩离析，新的国家逐渐出现在地平线上。为了实现摧毁神学框架的目标，他们不得不接受新的哲学，一种最终会毁灭他们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原则的哲学。在宗教领域中，巴克斯特和霍布斯之间的反差，以及笛卡儿和波舒哀之间的反差，有根本性的不同。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像一切中世纪主义者那样，渴望为理性的研究和世俗事务帝国设立边界，他们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自己正在从事一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天主教的哲学家和英国的自然神论者会为这一时代的传统责任献上一份虚有其表的赞赏。他们可能会用谨慎，甚至有些胆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但是，在半传统外表的掩饰下，他们每个人实际上都陶醉于无限的理性帝国的观念中。在这里，人们不必根据神的启示而是按照自己的探索，不必遵从信仰而是通过自我探究，成为世界的主宰。这个时代的哲学家像商人一样，意识到他可能获得的权力。他也知道，获得权力的条件就是远离干预、获得自由，经济个人主义同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是相配套的。他们关切和要求的都是，免除对他们特定活动领域内的权威干预。他们都准备证明，如果权威不对他们的要求横加干预，这对社会是有利的。经济个人主义的目的是获得财富，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的目的是获得知识。但是，人们探索知识与其说是出于无用的好奇心，不如说是出于强烈的信念，即相信知识是通往权力的钥匙。因此，限制人们探索知识，就是限制人们获得权力，而权力可以带来财富和荣耀。 重要的是，这是17世纪科学进步所产生的影响。我不想在此追溯这一时代科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成就的意义，而不是成就的本身。最重要的是，科学对世界的阐释，表明与其相竞争的神学观点已经变得过时。因此，科学建立了理性的自足性，使得理性无须考虑教会认可的形而上学规则，这是一种坦率的唯物主义观念。17世纪的科学征服了这一时代的人，因为它向人们表明，接受科学观点就能获得超越自然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科学所获得的地位可以从一系列机构的建立上表现出来，如英国皇家学会（TheRoyalSociety）、法国科学院（TheFrenchAcademyofSciences）、皇家林琴学院（TheAccademiadeiLincei）等。[52]科学赢得了政府对其重要性的承认。科学还获得了社会资助，人们要求它能解决商人所遇到的现实问题。科学发现的魅力迷住了这个时代的人，并广泛地流行开来。早在1665年的时候，格兰维尔（Glanvill）就能够这样描述英国皇家学会：“自从亚里士多德创办哲学学园以来，科学所做的事情已经超越了纯理论的哲学。“[53]科学期刊和博物馆增强了科学的威望。人们很自然地将巴黎和格林尼治天文观察台视为控制自然的必要投资。人们认为科学界的巨人是国家荣耀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为那个时代增加了光辉。莱布尼茨、惠更斯（Huyghens）和玻意耳都沉浸在科学发现的狂喜当中。这种狂喜的程度非常之大，以至于斯普拉特（Sprat）可以在1667年的时候宣称，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如此浓厚，“以至于在整个欧洲，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科学更流行了”。我们可以在当时佩皮斯（Pepys）和埃弗兰（Evelyn）的作品以及莫里哀有关蓝色长筒丝袜的讽刺作品中看到这种兴趣，也可以从科学领域的工作日益受到欢迎这种现象一一正如丰特内尔（Fontenelle）在《世界的多样性》（PluralityofWorlds）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一看到这种兴趣。 科学的进步产生了一种新的自信气氛。德赖登写道：“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几乎是一个全新的自然界一一学校中的更多错误被人们发现；在哲学领域中，人们做了更多有用的实验；光学、医学、解剖学和天文学也发现了很多惊人的奥秘。这些发现比亚里士多德以来所有时代的偏执、轻信都要多。"，[54]这种优越感体现在很多人身上。如约瑟夫．格兰维尔相信：“没有哪个时代比这个时代充满因探索自由而带来的更多快乐。”[55]康帕内拉和托马斯．布朗爵士也表达了同样的喜悦。甚至像弥尔顿这样的虔诚派教徒，在《复乐园》（ParadiseRegained）中警告人们不要陶醉于新知识当中的同时，也反映了对科学的重要性的广泛认知。伊丽莎白时期文学作品与卡罗琳（Caroline）时期文学作品在重视科学方面的差异，本身就是新的天地已被发现的证明。 我们可以得出的有效推论是进步观念。[56]新的知识如此丰富和重要，以至于人们产生了一种优越的信念。逝去的时代不再美好，它的金色光辉正黯淡下来。人们更加确信，世间存在更大的智慧和成功，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各种机会足以使他们展望未来而不是回顾过去。人们告诉自【ALERT】，自己才是自然界的主宰。从这种驾驭自然的能力出发，他们推断出理性的权利、塑造自身环境的能力以及不再需要信仰原罪的教义。这就是在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发生冲突的真正意义[57]。现代人获得胜利的实质上是科学的成就感。在丰特内尔以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承认，每个时代的人都丰富了前一时代所积累的知识。就算是像布瓦洛（Boileau）那样强硬的历史辩护者，也不得不向他的对手做出极大让步。绝大部分批评进步思想的人士，要么像坦普尔那样采取友善的文学写作方式，要么像斯威夫特那样因为野心挫败而对人类发泄怨气。也许正是对这场战役的充分评论才注意到了一点，即仅仅在其著作出版几年后，斯威夫特对进步观念的最为凶猛的攻击，就已经沦为保育员给小孩讲述的故事题材。 进步的观念又推动了乐观主义的增长，这反过来又证明新的综合正在取得成功。追求自由和理性的人们现在认识到胜利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已经将世界简化为一个机械结构，而知识可以揭示其中的运行原理，他们可以将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时代的后半部分，正如格兰特（Graunt）和佩蒂所做的那样，对自然进行统计分析的思想正在运用于揭示社会领域的成果。这种演化所带来的显著成果是理性精神的胜利。并且，理性主义又进一步同世俗主义倾向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找到认可自身成果的氛围。当1660年同宗教达成根本的妥协以后，新的安全保障导致了新的乐观主义。而且，这种安全又产生了这样的信仰：通过掌握自然变化的知识，人们可能从自然中获得幸福。这种幸福抑制了怀疑精神，帕斯卡的痛苦不再重现。这种功利观念弥漫于精神环境当中，所有的价值观都根据这一基调予以调适。它远离迷信，着迷于实验。它日益相信人们的个性中存在天生就有的尊严，很难相信这种尊严同统治者进行宗教迫害的权利是相容的。和地理大发现一样，科学也同样重塑了人类的思维习惯。 当然，除了这种演化所传递的信息以外，我们不能再得出其他的结论。世界上尚有不可思议的迷信行为存在，特别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宗教迫害还有非常广阔的舞台。除了荷兰和英国以外，热切追求制约专制政府的人士还很少。持这种主张的人士，通常都是跟朱里厄相类似的人士，他们阐述少数派的事业，并且自然而然地从一种准民主理论中寻找能够支持其权利要求的理由。[58]最典型的是为了达到妥协而付出的努力，因为这种妥协已经成功确定了自己的界限。我们可以在拜尔的作品中看到这种倾向，这也许是最典型的形式。之所以说它典型，是因为他广泛地预见到了此后一个世纪的整体氛围。[59]关于政治制度问题，他是一个君主专制主义者，这部分地是因为他是一个忠诚的法国人，但也部分地是由于他看到，在所有盛行的人民主权理论中都存在对秩序的威胁。但他的君主专制主义是建立在为信仰自由热情辩护的基础上，这一辩护自豪地接受了科学和哲学上的发现，并坚持认为，这些发现对教条主义的宗教要求是致命的打击。浩瀚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或工艺详解《辞典》（Dictionary）一经问世就成为那一时代最流行的著作，它简直就是一部宽容一切的大百科全书，在记录所有领域知识的时候，它追求的是理性这一权利主张，并通过伏尔泰式的归谬法，总结对手的荒谬，使人们接受这些知识。是1680年出版的《关于彗星的思考》（ThoughtsontheComet），以及几乎与它同时出现的贝克（Bekker）和刚格拉（Gongora）的作品，而不是其他任何著作，标志着关于自然一致性的假设对旧迷信予以致命打击的程度。[60]吉本（Gibbon）评论道，“拜尔是将错误的宗教放在怀疑论天平的两端，让它们的重量互相抵消，归于消失”。这是对拜尔影响力的有效总结，它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指出这种平衡的影响在于道德已经不再需要宗教的支持。拜尔留给基督教徒的难题是，如果他们想要保留主要的教义，就必须真正含蓄地接受摩尼教。相较于拜尔的著作，几乎没有出现过比他更有力地对信仰予以解构的作品。在拜尔的作品中，有一种对传统信仰的轻蔑和挑战。这表明人们不再依靠过去的信任关系来寻求老式的避风港湾。 这就是说，科学革命是社会革命在寻找行为范畴过程中的一种体现。尽管科学革命所展现的奇迹激起了人们的想象，就像今天征服天空而引起人们的想象那样，但是，科学革命广受欢迎不仅仅是出于自身的原因。它的流行还因为，它的成功所要求具备的条件也是经济成功所需要的氛围。它为资本主义理性化力量提供了强有力的心理支持。它还使科学革命的献身者养成了这一新的科学事业所需要的品质和性情一一精确、实验、果敢和在事实本身中寻找权威。它的胜利赢得了赞助者，而且这至少含蓄地意味着知识启蒙政策。科学革命的成功再一次给人们带来了人类对顽劣自然的征服感，这也是商人在其事业获得利益回报，证明其合理存在后所产生的感觉。如果科学领域的工作表明了组织在获得成果方面的价值，那么，对于大众来说，那些最驰名的发现却都和个人的名字相关。作为最重要的有意识的媒介，科学通过强调新事物的影响，摧毁了旧的权力。因此，它的精神特质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渗透到最分散的众多生活领域。其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形成了进步的观念。它最终似乎想要证明，理性的信仰就像一把最终将打开所有大门的钥匙。因此，它鼓励乐观精神，并在乐观精神的鼓励下使人相信，只要存在自由，就可以不断地期望改善他们的境况。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由此推理下去必定会得出另一个结论。如果理性可以在自然领域将混乱转化为规则，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理性也一定有能力在社会领域中胜利完成这项使命。实际上，到了18世纪人们才充分认识到这种可能性。正如休谟所看到的那样，到那时人们的自信已经不以结果的保证为前提。但是，在17世纪，霍布斯已经尝试建立一个普遍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学有其适合的位置。毫无疑问，哈灵顿、斯宾诺莎和政治算术家们（politicalarithmeticians）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尝试从社会的混乱现实中总结出一套规律来，并且暗示人们，遵守这些规律就可能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成为可能。17世纪的科学不认为应该在宇宙中为专制留下空间。并且，尽管前进的步伐有些缓慢，但那一时代的政治的确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科学否定的是信仰的权威，而正如洛克所阐述的那样，政治需要否定的是君主试图要求民众顺从其无限意志的权限。在格劳秀斯以后，社会领域中主张限制专制权力的愿望派生出了自然法的观念。它将形成一套自然“权利”体系，人们谨慎地说这些权利与实体法律有巧合，但却寻求公开主张将这些权利视为理性的人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权利绝大多数都是试图保护从事日常商业活动的个人，它们的特定用途就是保证繁荣。如果商人需要将企业的风险降到最低，就需要这些权利。实际上，社会领域中的自然法最初不过是对君主提出的一个圆通的劝诫，是由英格兰之外和欧洲大陆个别思想家提出来的，包括阿尔修斯、克劳德·乔利和朱里厄。这也正如波舒哀提出的，“绝对”君主制不同于“专制”君主制。但是，随着这一世纪的结束，情况已经远不止如此。就像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后期那样，自然法正在改变自身，要求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18世纪的法国就如同17世纪的英国那样，当社会制度的框架抵制自然法的要求时，革命就会采用暴力来实现那些通过劝说无法达到的目标。 四 人们习惯地将从宗教改革到法国大革命这段时间称为重商主义时代。事实上，直到18世纪后期，在经济领域尚未出现对自由主义的广泛认同。但是，我们绝不能用19世纪的传统经济思维将重商主义视为具有一致性的学说。正如亚当．斯密谨慎地提到的：“政治经济学被当成是为政治家和立法者服务的一门分支科学”，而没有被看成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科学。[61]它假定出现一个管理共同体经济事务的政府是无法避免的，也许还认为这是可欲的，并且重商主义通常针对政府管理应该采取的原则展开论述。它所讨论的东西大多围绕着干预主义问题展开，因此，它自然地缺少对基本原理的分析。这也就不难理解此时的专制政府为何接受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产生于中世纪的社会，继承了经济生活从属于社会规则的观念。为此，我们所说重商主义的教义就是一种明确地为政府干预进行辩护的学说。例如，对于那些为了应付无休止的战争而追求充实国库的统治者来说，他们最明显的目标就是获得大量的贵金属。军事目的也解释了许多重商主义者希望获得大量人口以保证兵力来源的热情。国家之间的对立紧张解释了为什么自足应该被视为一种目标，特别是当商人急切地将爱国主义同逐利精神相结合的时候。李斯特和费希特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想，以及这一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复兴，使我们清楚地理解了他们的贸易平衡理论。那种认为在商业事务中，邻国之所失未必是我们之所得的观点，是最难说服人们接受的真理之一。 要想抓住重商主义的本质，就必须强调它某些方面的内容。重商主义的学说反映了人们争相劝说政府支持某些商人而不是另外一些商人利益的相互混淆和矛盾的努力。衣料出口商所希望的政策同制造商的要求存在着差异，绵羊饲养者则又持另一种态度。政府时常在鼓励和禁止垄断之间摇摆不定。在某一段时期来自外国的移民受到鼓励，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们却受到冷漠的对待。有时候，金条的出口得到热烈提倡，有时候金条出口却被视为国家财富的损失而予以攻击。我们要想理解重商主义，就必须将其看成是对环境的反映。在这种环境中，各种利益不断地展开竞争，以确保法规对自身有利。同样，我们无法理解重商主义，除非我们这样看待国家，即国家从教会那里继承了界定经济行为的许可范围之职能；而由此产生的重要推论是，政府越是强大，人们就越自然地期望政府来履行这一界定职能。17世纪的国家从16世纪的混乱中赢得了秩序，而那时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革命。倘若不采取明确的手段控制那些导致混乱秩序的因素，就会产生异常严重的影响。导致混乱秩序的因素包括：通货、就业条件、贸易与移民的流动、穷人的救助、贵金属供应、商人同国外市场和殖民地的关系、明确推动海上霸权的航海法、同战争的进行直接相关的重工业等。法规的产生源于时代的不安仝。在这样的时代中，人们通常会前往能提供安全的国度。他们从最高强制性权威那里寻求足以保护其财产的法规。这是更早时代的人，也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人的经验总结。 因此，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在17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缺乏，而是它应该有能力发起挑战这一事实。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挑战是伴随着宪政政府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首先改造了宗教，然后再改造文化以适应自己的目标，国家是资产阶级所要征服的最后一个领域。资产阶级不将追求自由作为最终目标，而是作为享受它所创造的财富之手段。它在对手最薄弱的环节展开攻势。在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先是将国家作为同盟者，然后再视为敌人。它受到中世纪经济秩序的抑制，但它通过攻击教会，运用世俗的力量摧毁了中世纪的原则。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斗争里，君主同中产阶级合作建立了新的原则以代替旧的原则。在这个阶段里，资产阶级尚未准备好重新阐述法律关系。君主是强大的，地主贵族也有雄厚的实力。规则中的传统信仰始终暗含在主要的社会活动中。只有在新的秩序建立了牢固的根基以后，只有在能从其他领域获得的自由中推导出经济自由的时候，资产阶级才发起最后的攻击。到那时，它手中已经掌握了最高的强制权力。对资产阶级来说，国家的主要作用是充当警察机构。现在，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主张处理经济事务，要求国家退出经济活动领域。 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倾向在刚进入17世纪时就主要出现在英国，而在王朝复辟以后又开始在英国成为主流。在共和政体时期，这种倾向是激烈的宪政争论之一，也是最显著的革命骚乱之一，由其带来的不幸不仅没有带来国家干预的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干预。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是如此，雅各宾派的掌权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干预主义。同样，在1917年，列宁的胜利就是利用国家权力实行最大化经济控制的政策之胜利。17世纪的历史就是反对干预主义的历史，直到内战爆发方告结束。同前面两个斯图亚特王朝所引起激烈反对的国家干预相比，这一时代的国家管制范围更广，这是对由冲突引发的不幸的回应。在王朝复辟以后，朝向自由放任的运动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到17世纪末，人们形成了自由放任的态度。在这一基础上，休谟才得以极力主张，而亚当．斯密也才得以展现经济自由主义的系统哲学。 我们必须注意到，重商主义者深深意识到在国家利益和商人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着对立。福特雷（Fortrey）写道：“个人的利益经常会妨碍公共利益。”[62]罗杰·库克（RogerCoke）和蔡尔德（Child）也经常强调这种矛盾。甚至我们也必须记住，亚当．斯密本人也关注这一点[63]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种矛盾的存在，人们才尝试引入国家的管制。国家控制了进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劳动的条件，以免商人追求利益的欲望伤害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共和政体期间有人说：“商人为的是成为富人，他怎么会关心公众的贫穷?就让共和政体消失吧，这样商人就可以获得利润。”我们必须把当时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看成是反对主流的一股微弱的逆流。没有干预就意味着贵族输给了商人，工人输给了雇主，国内的生产者输给了国外的竞争者，制造商输给了进口商，垄断者输给了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本国的雇佣工人输给了国外移民。这些团体都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支持国家管制。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认为公共利益存在于免遭任何干预的自由，这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多种因素联合起来迫使国家管制不再受到欢迎。管理缺乏效率，在走私面前软弱无力[64]，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控制工资以及无法规范学徒的身份，这些都导致了不断的抱怨。诸如鱼苗节（fishdays）的失败和布料法令（aulnage）的取消之类的事情，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65]定居法（thesettlementlaws）也遭到人们的深恶痛绝，他们感觉到这些法律阻碍了工业组织所需要的劳动力流动。同样重要的是，在1660年以后，枢密院的权威大大降低[66]，这不仅是因为它是重要的国家管制机构，还因为它作为政策发起者的地位被议会取代，而在议会中，商人的利益获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封建占有权的废除，地主对圈地运动的热情，垄断者在利用自身特权时的无能，尤其是科克恩（Cockayne）的倒霉的计划的破灭[67]，以及不能有效实现工业标准化的意图，所有这一切都朝着共同的方向发展。行会的衰落，在行会权威较小或根本影响不到的地方繁荣起来的工业，以及摆脱了行会控制的新的流程的增长，这些也都朝着相同的方向迈进。在这一世纪里，几乎没有一种国家管制没有遭到广泛而愤怒的抗议。对国家管制的抗议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每一个抗议都反过来引起某种反抗议。确实如此，人们反对的不是国家管制本身，但是，它所积累的力量必然会得出那样的结论。国家控制需要的是一部管理机器，这部机器能够创造出实施成功控制的必要手段。而这正是17世纪所缺失的，并且这种缺失日益加剧。因此，人们感觉到国家的控制逐渐阻碍了企业获得成功。它阻碍了人们获得唾手可得的财富。到1700年，这些抗议已经转变为一种思想态度。在18世纪，它们发展成为一种哲学。 在政治算术家开始分析的时候，我们也开始看到了这种态度的发展。当商业在借贷资本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对高利贷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培根这样写道：“毋庸置疑，大部分的贸易都是年轻的商人通过支付利息的借贷发展起来的。“[68]这种认识使得塞尔登评论说：“认为钱不能生钱是一种徒劳的想法，因为毫无疑问，这是可以实现的。”[69]洛克曾经简练地写道：“出借钱财以获得利润同出借土地收取租金一样，都是公平、合法的，对借贷人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70]马林尼斯（Malynes）、巴尔本（Barbon）和达德利·诺思（DudleyNorth）显然都认同这种观点。这也就是说，出现了一种新的观念，即风险应该得到回报。这一观点引出这样的疑问：国家干预并控制利率是否是明智之举。关于这一点，佩蒂走得更远，他谴责道：“用实体的民法来反对自然法，这是自大而无益的。”他明确地认识到，总体经济情况使得货币的价格只是供给和需求的一个简单结果。这种观念在一个世纪以后以不可阻挡之势由边沁（Bentham）阐述出来。这种倾向同银行业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它所开拓的可能性对于国家轻易地维护有关规章制度的命题，可谓获益匪浅。在这一世纪中，利率方面的立法数量表明，旧的控制观念已经失去了支持。 查尔斯·达文南特（CharlesDavenant）写道：“贸易的本质是自它靠自己能找到最好的航向，一切规范、指引以及限制贸易的法可能符合私人的特殊目的，但却很少有利于公众。”[71]这一说法是对长期以来所取得进步的总结。早在1641年，罗宾逊（Robinson）就已经看到了限制进口的愚蠢之处。[72]在王朝复辟后的15年中，罗杰·库克[73]论述了自由贸易立场的主要原则，而巴本和达德利．诺思在大革命后只是重复了这些观点。乔赛亚·蔡尔德（JosiahChild）写道：“那些为某件产品付出高价的人就应该拥有这件商品。”[74]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禁运政策对自由贸易来说是致命的打击。皮革商人站在相似的立场上，他们希望能自由地雇佣数以下计的工人，这对国家也是有利的。早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慕恩（Mun）就已经要求获得出口金条的权力，将就业条件的规定描述为“远比疾病更坏的补救措施”。[75]罗杰·诺思坚持认为，用司法评估手段对工资实施管制毫无益处。[76]枢密院本身也注意到，《学徒条令》“被绝大多数法官视为阻碍贸易并且不利于促进发明创造”[77]。正是因为有很多人站出来请求实施传统规则，下院才在1702年做出决议，认为“贸易应该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78]，这是对蔡尔德所主张的新观念的采纳。他认为，“要促进和发展贸易……应该从正确的方式开始，摒弃那些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错误规则”[79]。他对试图使生产方法标准化的图谋所作的抗议，更值得强调。他写道：“我们所有的法律……在我看来，如果正式地付诸实施，那么，它们所产生的危害将大于它们带给我们的好处。”[80]行会以及它们的限制性行为同样受到了激烈的谴责。罗杰·库克将城镇的衰落归因于行会的影响。[81]《大不列颠贸易论文》（BritanniaLanguensoraDiscourseofTrade）的作者将行会称为“暴虐的寡头统治集团”[82]。蔡尔德认为，主张工业生产应仅限于行会成员，这是一种粗俗的错误。[83]王朝复辟以后，议会和法院都对海关提出的限制贸易的主张不予理睬。[84]确实可以认为，大法官霍尔特（Holt）在我们的法律传统中赢得了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他积极地赋予自由放任理论以法律的力量。贫困法（thepoorlaw）因被视为工业社会的负担而受到攻击，用罗杰．库克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对勤奋劳作的人的打击，而此时，那些懒惰、闲混的人可以继续享受勤劳的人所创造的果实”[85]。诺思特别地攻击了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因为这伤害了“我们称之为工作者的人，正是他们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而成为公众中有用的人”[86] 达文南特所做的两段评论总结了这个新思想的含义。他写道：“认为贸易将受到权谋和规章制度的限定，这种观念比任何一种想法都要愚蠢。贸易必须允许按照自己本来就有的方式发展。”[87]他又写道：”今天，法律很少不是以自我执行的方式得到遵守。“[88]甚至在半个世纪以后，迪安·塔克（DeanTucker）也不会反对这种观点，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个人主义观点。他们认为经济自由是事物的本性，并且认为，如果管制需要最高权力赋予它们权威的话，那这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在这种哲学的指引下，托尼教授所谓的“经济道德的胜利”终于成功实现。[89]正如斯蒂尔（Steele）所认为的那样，商人们感觉到“世界就在他们眼前”[90]。就像皮斯托尔（Pistol）那样，他们将抽出自己的佩剑打开这个世界。但是，现在他们手中的剑是一把经济之剑，持剑的人拥有一套独立的世俗学说，可以正当地使用此剑。布尼安（Bunyan）认为，如果他是一个“实干家”而不是一个“空谈家”，他就必须将自由作为奋斗的条件。毫无疑问，为上帝工作，他将是自由的。但是，犹如变戏法般，上帝的工作变得似乎是私人的信念，而非经济工作。后者的准则是理性，这意味着节俭、努力、精明，同时也是保持记录的美德，在账目的信用方面保持平衡。正如诺思所强调的那样，这种想法将知识变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机械的”。人们已经建立了一种研究事物经济本质的科学，这种科学独立于经常变化的人类本性之外。从这种科学的“可见的基础”中，能够看出新行为标准的轮廓，就像佩蒂和格兰特（Graunt）在他们的统计图表中展现的那样。他们所制定的法规就是自由的法规。如果法律的实施只是用来保护成功人士的话，那么，这就是对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辛劳的回报。我们将会有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财产的自由持有者和商人可以界定他们财产的条件。正是在这种繁荣中，可以看到国家的脱贫之道。 约瑟夫·李（JosephLee）在英国处于共和政体时期写道：“个人的进步也就是公众的进步。”[91]但是要想进步，就必须拥有财产和社会投机冒险的条件；并且在一个世纪的持续危机之后，必须确保个人的财产安全不会受到国家干预的危害。财产被充公并且度过十年流放生活的洛克毫不迟疑地认为，不受国家干预是绝对需要的，这种信条是洛克留给18世纪人类的宝贵遗产。在自然状态下，理性已经进行统治，私有财产通过自然法而存在，而后产生了国家，使一些人拥有这项权利。洛克写道：“未经本人同意，最高权力不能从任何一个人那里拿走任何财产。”那些身强体壮的穷人被认定是懒惰的流浪汉，他们的贫穷是一种错误而不是一种不幸。我们可以充分理解，当相信上述说法的人看到洛克的学说时会有多么感激。在洛克为人们构建的国家中，不经人们的同意，就不能有国家的规制。已经建立起来的哲学可以让人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智慧限制国家的规制。一种新的国家已经形成，在这样的国家中，财产就是公民身份的有效体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自爱和成为社会动物是相互等同的。 即使是在17世纪，这种不干预主义也不仅仅是英国才有的现象，虽然那里的条件更有利于它的发展。瑞士商人也同样强调不干预主义。正如皮朗（Pirenne）所指出的那样，低地国家从16世纪开始，相继产生了不干预主义。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的法国，就开始出现反对科尔伯特主义（Colbertism）的浪潮，而且，这种浪潮很快就呈现大范围扩散的势头。菲纳伦支持自由贸易，沃邦（Vauban）和阿吉尔贝尔（Boisguillebert）则开始提出理由反对过分管制。[92]撤销令（TheRevocation）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使人民看到了一个积极国家（positivestate）的罪恶。关于高利贷问题又重新引发了争论，尽管争论的主要意义在后来才出现，但这已经显示出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欧洲观念的特性。只要读几页萨瓦里（Savary）的著作，我们就会注意到，在法国商业界中，“高尚的人”的出现带有典型的英国资产阶级特征。[93]他们有同样的理想，有同样的雄心。正是由于这种新氛围，使路易十四（即使是间接地）为商人敞开了通往贵族阶层的康庄大道。同在英国一样，法国已经为自由铺好了舞台。自食其力的人也不愿受到那些阻碍他们进步的规则的束缚。他们与统一的君主制所赋予的新安全保障密切相关，以至于那时还无法挑战君主制的基础，但是，在路易十四死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关于17世纪尚有最后一点需要加以阐述。随着17世纪接近尾声，自由主义哲学的基础已经完全建立。世俗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科学和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不再受到严重的挑战，即使是有关宗教自由的观点现在也仅仅引起一些零散的质疑。但是，随着这种哲学的出现，它与有产者之间的联系也是一目了然的。有产阶级的目标是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得到这种哲学考虑的那些人，就是已经获得成功的人。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随着时代稳定地向前发展，这些有产者会冷酷无情地对待穷人。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公共救助体系的瓦解中体现出来，而且，也隐含在属于一个世代的斯蒂尔和下一世代的笛福对待慈善事业的新态度中。《宗教商人》（ReligiousTradesman）认为穷人不是命运不济的牺牲品，而是他们自身“懒惰、不守规则和邪恶行为方式”所导致的结果。[94]我想，当中世纪的基督教徒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定会感到惊讶。如果说我们会偶尔看到对高工资的赞美，那么，随处可见的却是商人极其厌恶工人提出过多的要求。在他们采取联合行动以寻求自我保护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其日渐增长的对工人的怀疑。议会和法院也越来越觉得雇主同雇员之间的关系纯粹是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意味着相互承担社会责任的关系。 虽然人们对出身和特权存在崇拜，但同时也有对财富和自身权利的崇拜。国家变成了成功人士的联合体，它的规则就是用来保护成功的人。这就是那些共同体的“狂热传道士”们遭到失败的真正原因。当谈起国家的民主思想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种占上风的思想不是利本（Lilburne）的，也不是温斯坦莱（Winstanley）的，更不是雷恩斯伯勒（Rainsborough）上校在军队辩论（Armyde'oates）中热烈支持的观点。这是艾尔顿的理想，对他来说国家是一个财产所有者的协会。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洛克的思想。[95]对规制的厌恶就是不喜欢对财产权利所施加的限制，就是不喜欢限制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良好的公民就是那些已经获得或者正在获得财富的人。法律就是良好的公民根据自身的需要而设立的，自由也是他们所需要的自由，引起他们警惕的是那些威胁到他们安全的危险。自由主义确实是从17世纪的道德危机中产生的，但是，它同信仰成功的含义是协调一致的。 这种信仰在一个时代和在另一时代并没有显著的不同。这是宗教形式主义者（Pharisee）的信条，它认为外在占有是身份的体现。并且，它还将社会价值同遵从法律联系起来（法律也是按照有产者的目的建立起来的）。我们无须否定其真诚，但我想，我们有理由反对其观点的狭隘性。这种信仰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环境，并且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权力，以至于无法意识到瘸子和瞎子会不同意他的观点。实际上，自由主义想要告诉这些人的是，如果他们是富人就可以分享依据其原则所建立的国家的利益。自由主义缺乏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洞见，不能认识到它所构建的阶级关系使得这种努力无法实现目标。圈地运动将农民和土地分离开来，商业上的所有制规则使产业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出卖。在将不平等列为自身信仰所固有的组成部分以后，它又吸引那些无法获得自由的人去追求自由。 一句话，自由主义的普及是一个没有意识到自身缺陷的特殊逻辑所产生的特定情况，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由其所构建的公共利益。如果人们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那么就可以获得特权。但是，证明自身价值所需要的证据却是在社会中获得特殊的地位，而现存社会体制的本性却使大多数追求特殊地位的人无法如愿。当然，要想理解自由主义者的世界观并不困难。他们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因巨大成功而足以引以为傲的时代。和其他人一样，自由主义者从中得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被新的财富所施加的咒语催眠了，他们看到了暴发户拥有的巨额财富，而就在几天前，他们可能是一无所有。他们很自然地推论，认为职业是对有才能的人开放，根据他们的利益制定规则，也就符合公共的利益。他们重新整理了基督教原则所包含的内容，为他们的热情提供了新的支持。哲学，甚至是自然科学都被用来为他们服务。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将人类本性限制在很小的范畴内，因而无法容纳它。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那些被他们用来衡量人类目标的标准，从根本上说是用经济术语构建出来的。那些怀疑或者反对他们目标的人要么是失败者，比如利本和他的追随者们，要么是那些像波德隆（Bourdalone）那样坚持古代习俗的人。正像他们自以为的那样，他们已经发现了调和个人雄心和社会利益的方法。只有到下一个时代，古老的真理才会重新得到肯定，它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赢得自己的灵魂，就必须失去整个世界。 但是，即使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在前进当中仍然保持了方向感。政治权力不可避免地在自然法则的影响下遵从经济权力，这种观念是哈灵顿的核心论点。尽管在他的建议中带有一种自由主义的味道，但这些建议的基调仍然假定应该由有影响力的人统治国家。作为一个激进分子，理查德·欧尔顿（RichardOvcrton）在纽盖特（Newgate）坐牢的时候仍用神圣的个人主义表明了自己的信仰。他写道：”大自然赋予自然界每一个人一份私有财产，任何人都不能侵占和夺取这份财产。“[96]在1710年所著的作品中，理查德·哈利（RichardHar-ley）就毫不迟疑地认为财产分配的变化是内战爆发的原因。他写道：“特权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靠不住的权力，不能长期地反对真实、自然的财产权。财富的这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人民，在他们找到利用这种力量以处理自身事务的途径并且感受到这种权力以后，他们就能征服眼前的任何事物。"[97]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权力，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国家的结构将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在讨论重建上议院提案的时候（1657年2月3日），我们了解到，“共和国的人们认为并且表明，上议院的存在理由没有了，影响也必须消除。上议院的财产额曾经占据了整个国家财产的5/6，所以它自然地拥有最高权限。而现在，公众拥有整个国家99%甚至更多的财产，所以公众更加自然地拥有这一最高权力。因此，人们形成动议，如果他们有另一个议院，它的构成应该符合人民的利益”[98]。 很显然“人民的利益”就是商人的利益，他们不会为君主和贵族作出牺牲。有产者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他所拥有的一切”[99]。为了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他们必须征服国家机器。一旦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就可能作为“英国的国民，感谢上帝的仁慈，因为是上帝使我们绝对拥有我们所享有的一切事物。所以，我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必依赖或臣服于单一精神或君主的意志”[100]这足以表明，一种风行的学说已经对洛克假说的形成产生了如此明显的影响。当洛克说“未经本人同意，最高权力不能从任何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101]时，他只是总结了上述观念，而不是发明了新思想。他与其同一时代的人一样，都认为拥有财产的人才是社会天生的统治者。约翰·霍顿（JohnHoughton）认为：“大多数的穷人都胡乱花钱，懒散，尤其是制造业的工作者。”[102]洛克能够理解他的看法。由此观点而推理出来的结论在大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被清晰地阐释出来，呈现在艾迪森的眼前。他在《观察家》上这样写道：“在英国出现了一种特别的语言，以作为他们独特的教养。当我们谈到某人的优点时，我们可能会说这是‘拥有条件的人，。对财富的考虑已经占据了我们的思想，正如我经常抱怨的那样，在我们的思想中，贫穷和富有已经取代了犯罪和清白。"[103] 17世纪的革命并不是反对君主制度本身。德赖登指出，他们所反对的是他们认为“阻碍了贸易活动”的君主们。[104]正是因为商人群起反抗对其经济机会的横加干预，导致财富的弹簧在紧绷弯曲后猛烈回弹，重击政府。[105]一种关于自然的概念发展起来，它的主要前提对人们很实用，即认为国家的运作必须符合具有经济权力的人的意志。因此，正如洛克认为的那样，自然权利观念意味着只有当商人同意被控制的时候，财产才可以被控制。因此，自由变成了政府的责任，要限制政府运用有产者所憎恨的方式来对财产权利进行干预。法律可以被用来“规定财产的权利”，土地所有权也可以“由正式的法律决定”。[106]但是反过来，这些法律是由财产所有者制定的。宗教戒律无法再有效地反对法律的规定，因为，就像洛克认为的那样，教会被适当地视为自愿加入的协会，只要他们不影响公共秩序，国家就应该少理会他们。理查德．哈利认为，当教会同国王站在一起反对商人的时候，教会的权威和声望已经荡然无存。[107]一种“自然的”社会秩序已经找到了它所要求的社会制度，以影响它的内在目标。它形塑了文明世界的轮廓，以容纳获取利益的欲望，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不受限定的。 [1]关于商人对共同体的价值，参见CharlesDavenant,Works(ed.cf.1771)，I,p.31. [2]TheSpectator,No.I. [3]NotesandObservationstotheEmperorofMorocco(1674). [4]J.W.Adamson在其著作中与人方便地集中讨论了洛克的教育观点，参见TheEducationalWritingsofJohnLocke(1922). [5]HistoiredesVariations(1688),v,p.31. [6]Tawney,op.cit.,esp,p.198f. [7]对这一时期的宗教迫害描述最好的始终是ElieBenoist的HistoiredelaRevocationdel'EditdeNantes(1695)。在英国，H.F.RussellSmith的ReligiousLibertyunderCharlesIIandJamesII和A.A.Seaton的Tolerationunderthelater,Stuarts(1911)有效总结了这些文献，但他们未能充足地说明宗教迫害与经济变化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在R.L.Poole的TheHuguenotsoftheDispersion(1887)一书中找到有用的资料。 [8]关于波舒哀对莫里哀世俗观点的认识，参见Correspondence(ed.LevesqueandUrbain),vi,p.2560. [9]关于拉布吕耶尔和他的世界，M.Lange的LaBruyere,CritiqueSocial(1909)是不可或缺的读物。 [10]Correspondence,in,p.370. [11]ProjetduGouvernementinEcritsinedits（ed.Faugere）,Vol.IV,p.191f. [12]关于ClaudeJoly,J.Brissaud写过专著，UnliberalduXVIlmeSiecle（1896），在H.See的HistoiredesIdiesPolitiquesenFranceauXVllmeSiecle（1923）一书中，对Mazarinades做了简要的论述。但仍需要更多的论著。 [13]关于平等派，最好的书是T.C,Pease,TheLevellerMovement(1916)。关于农业共产主义，则是L.H.Berens的TheDiggerMovement(1906)一书，尽管他的论述因其热衷单一税收制而显得逊色。关于浸信会和第五王国派，有一本很好的专著，即LouiseF.Brown的BaptistsandFifthMonarchyMen(1912)。但对研究所有这些运动最好的介绍是MargaretJames的SocialPolicyandproblemsduringthePuritanRevolution(1930)。关于平等派对克伦威尔的不满，在AS，H.Hill的一篇未曾发表的论文中做了很好的论述，参见ModerateRoyalistDoctrinesintheSeventeenthCentury(1932)。Gooch博士的EngtishDemocraticIdeasintheSeventeenthCentury(1898),对整个运动的一般性框架有记载。 [14]在试图对这一妥协产生影响的企图中，根据环境来调整布丹的思想以使其适应英国的环境这种做法就发挥了很大作用。关于这种企图，请参见Hoe和Hill，上引书。 [15]接下来的辩论可以参见ClarkePapers(ed.Firth),4vols.(1894)。 [16]关于总结性的论述，见Hoe,上引书，尤其是对Hunton的论述。 [17]HistoryofIndependency(1661),p.216. [18]James,op.cit.,p.3. [19]Laud,Works(1847),1,pp.28-29. [20]Cf.RR.Reid,TheKing'sCouncilintheNorth(1921),esp.pp.408f.,412. [21]Cf.W.P.Scott,JointStockCompanies(1912),1,p.216f. [22]引自James,op.cit.,p.800. [23]Scott,op.cit.,1,p.119f.引自Sandys在议会的一篇演讲。 [24]LewisRoberts,TheTreasureofTraffic(1641). [25]ALetterfromtheGentryofNorfolkandNorwich(1660). [26]GoodWorkforaGoodMagistrate(1660).TheVanityandMischiefofmakingearthlyTreasuresourchiefTreasure(1655). [27]TheNobleman'sPattern(1653). [28]Cf.Gooch,op.cit.,p.2300. [29]参见他的TheParliament'sReformation(1646);London'sCharityE,p.189.Enlarged(1650). [30]ACharacterofEngland(1659)inHarleianMiscellany(1813),X,p.189. [31]关于Harrington和他的影响，参见H.R.RussellSmith,HarringtonandhisOceana(1914). [32]像NathanielJohnston，JohnNalson和其他作家的作品曾广为流行，但到1665年这类作品几乎很快不再流行。关于他们的思想，J.N.Fiffis的DivineRightofKings(ed.1914)仍然是主要的权威作品，尽管这部作品只是局限于政治神学的范围而没有充分论述这一主题。 [33]关于Sherlock，见我的PoliticalThoughtfromLocketoBentham(1920),ChapterIl。 [34]关于规则的无效性，参见Lipson,EconomicHistoryofEngland(1931),vol.Ill,ChaptersIVandV,这里有大量有用的材料。 [35]对于这一时代改革的规划，参见James，见上书,p.303f. [36]共和国时代的法律改革运动仍需要充分的历史研究。一些已有的论述见James，上引书，p.326f，以及F.A.Inderwick的TheInterregnum(1891)一书第4章第2节。克伦威尔的名言仍然很出名：“当今制定的法律都只是为律师服务的，并鼓励富人压迫穷人。”参见Ludlow,Memoirs(ed.Fifth,1894),1,p.246。Holdsworth的HistoryofEnglishlaw(VI,p.429)一书认为整个运动尚未成熟，但小册子和议会的辩论表明不满是十分显著的。 [37]AnOutcryoftheYoungMenandApprenticesofLondon(1649). [38]James,op.cit.,p.205. [39]ThePoorMen'sAdvocate(1649). [40]在他的名著Montesquieuett'atraditiondelaConstitutionFrançaise（1932?）中，M.Carcassone已经充分表明这一传统拥有多么丰富的历史。 [41]阿尔修斯的PoliticaIvlethdiceDigesta一书已经由C.J.Friedrich教授重印，后者和Gierke一样，对阿尔修斯著作的高度评价超过了我所能做的。他们对阿尔修斯进行了很好的讨论，但相对来说，其他作者很少这样做。从这方面来说，拜尔对他的略微关注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Real在ScienceduGouvernement(1756),Vol.VIII中对阿尔修斯的关注也显示出同样的方向。 [42]关注一下卢梭的旅游年表，看不出他参观了任何在图书馆中藏有阿尔修斯作品的城市，在大英博物馆中有一部阿尔修斯的作品，但没有证据表明卢梭曾经参观过那里，他的朋友的私人图书馆中也不可能有阿尔修斯的作品。因此，我想，卢梭关于阿尔修斯的知识只是来源于拜尔的文章。LettresEcritesdelaMontagne中的参考文献也只是一个脚注而已。 [43]H.F.Stewart,TheProuincialesPascal(1920),p.xxxiv.f. [44]正如H.M.Robertson想要做的那样，参见EconomicIndividualism(1933),p.88f。参见Fr.Brodrick,TheEconomicMoralsoftheJesuits(1934)中的具有决定性的答案。 [45]NonueaurHorizonsdelaRenaissanceFrançaise(1935). [46]Cf.G.Atkinson,TheExtraordinaryVoyageinFrenchLiterature(1913)andhisRelationsdeVoyages(1925);G.GhinardL'Ameriqueetlareveexotique(1913). [47]参见CarlBecker教授在他的HeavenlyCityoftheEighteenthCenturyPhilosophers（1932），第31页中的令人钦佩的评论。在Spectator一书注293中，Steele引用了ArchbishopTillotson的一句话，这支持了Becker的讨论。正如Burnet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暴民来说，宗教不过是无神论，或者至少是自然神论”，这成为了1700年以前人们的普遍态度。 [48]ArcanumPunctationumRevelatum(1924).关于17世纪对OldTestament历史的批评，PreservedSmith作了有用的总结，参见其令人赞叹的著作HistoryofModernCulture(1930),vol.I,pp279-298. [49]TheRelationsofReligiousLibertytoCivilLife(1687)是他最不出名但却是最好的作品。 [50]ToryismandTradeCanneveragree,p.12. [51]DiscourseofEcclesiasticalPolitic(1670),p.xxxix. [52]关于科学团体和它们在17世纪的作用，参见Ornstein,TheRoleofScientificSocieties(1913). [53]PlusUltra(1688). [54]AnEssayofDramaticPsesy（1688）inEssays（ed.Ker,1926）,1,pp.36-43. [55]EssayonModernImprovements（1675）. [56]Cf.J.B.Bury,TheIdeaofProgress（1924）. [57]E.Cillot,LaQuerelledesAnciensetModernes（1914）,andR.F.Jones,TheBackgroundoftheBattleoftheBooks（1920）.InUniversityofWashingtonStudies,VII,p.97. [58]我们极其需要对Jurieu进行充分研究。对他的政治观点的最好阐述是F.Puaux所著的LesPrecurseursdelaTolerance（1881），但这本书受到了宗派主义的不良影响。Jurieu对拜尔的论述充分表明，他对宗教自由的相信只是对他认为的正确意见而言；就像St.Bartholomew后的人所暗示的那样，他的民主理论也仅仅是抗议对跟他持同样宗教信仰的人士进行迫害。作为一个间谍，他同英国政府的联系，可以参见J.Dedieu的有趣发现，见LeRôlePolitiquedesProtestant（1920），pp.173-2480. [59]在HowardRobinson的BayletheSceptic（1931）一书中有关于拜尔的一个令人愉快的英文论述，但Dclvolve的著作仍是对其思想的最好分析，参见PierreBayle（1906）. [60]B.Bekker,TheSignificanceofCornets（1683）；Gongora是墨西哥大学的一名教授，他写了一个具有同样效力的警告。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对彗星的恐惧消失了。 [61]WealthofNations,BookIV,Introduction. [62]England'sInterestandImprovement（1663）,p.18. [63]E.Ginzberg针对亚当．斯密对商业利益的怀疑作了有用、有趣的总结。参见他的著作TheHouseofAdamSmith(1934),p.llf. [64]Cf.Lipson,op.cit.,III,p.25f. [65]Ibid.,p.328. [66]Ibid.,p.265. [67]lbid.,p.374f. [68]Essays,OfUsury. [69]Table-Talk（ed.Pollock）,p.135. [70]Works（ed.of1801）,V,p.36. [71]Works（1771）,1,pp.98-99. [72]England'sSafetyinTradesEncrease（1641）. [73]ATreatise,etc.（1671一1675）. [74]ANewDiscourseofTrade,p.157. [75]ADiscourseofTrade,p.54。原文引自England'sTreasurebyForeignTrade（1664）,p.870 [76]ADiscourseofthePoor,p.64（ed.of1753）. [77]Unwin,IndustrialOrganization,AppendixA. [78]JournalsoftheHouseofCommons,XIIl,p.783. [79]ANewDiscourseofTrade,p.3. [80]Ibid.,p.159. [81]ATreatise,etc.（1671）,1,p.70. [82]BritanniaLanguens（1680）,p.97. [83]ANewDiscourseofTrade,p.182. [84]参见Blackstone的评论，Commentaries,I,p.415f。 [85]ATreatise,etc.（1671）,1,p.74. [86]ADiscourseofthePoor,p.62. [87]Works（1771）,11,p.226. [88]Ibid.,p.205. [89]Tawncy,op.cit.,p.228f. [90]TheTradesman'sCalling（1684）,p.35. [91]AVindicationofaRegulatedEnclosure（1656）,p.9. [92]关于路易十四后期法国的政治思想，一般论述可参见KingsleyMartin，TheFrenchLiberalTraditionintheXVlllthCentury（1929）。关于Vauban，最好的研究是F.K.Mann的DeiMarschallVauban（1914）。关于Boisguillebert，最好的研究是HazelRoberts的Boisguillebert（1935）。后者尽管是一篇有价值的总结，但为其英雄提出了过分的索求。 [93]LeParfailNégociant(1675),Introduction. [94]TheTradesman'sCalling(1684),p.22.参见TheGrandConcernofEngland(1673),p.60;Davenant,op.cit.,I,p.100;T.E.Gregory在其作中对整个主题作了很好的分析，参见TheEconomicsofEmploymentEngland-I，Economica,p.37f. [95]ClarkePapers(1891-1894),11,p.217f. [96]AnArrowagainstallTyrants(1646),p.4. [97]RichardHardley,FaultsonBothSide(1710)inSomersTracts,Vol.XII,p.679.我们对作者全然不知，不知他的名字是不是Defoe的笔名。 [98]ATureandImpartialNarratice(1659),inSomersTracts,VoLVI,p.477. [99]EdwardChamberlayne,AngliaeNotitia(1669),p.447. [100]England'sMonarch,etc.(1644). [101]CivilGovernment,II,XI,p.138. [102]ACollectionforImprouvnentofHusbandryandTrade,April16,1698. [103]Spectator,No.294. [104]AbsalumandAchitophel(1681)inSelectPoems(1901),ed.Christie,p.104. [105]Ibid.,p.101. [106]CivilGoverrrment,II,V,p.50. [107]Op.cit.,pp.682-683.
3、只给读者他们所需要的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3、只给读者他们所需要的吗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媒体选择 一勺糖…… 那种认为媒体的新闻报道保持政治中立或者只是“报道事实”的观点禁不起片刻仔细的推敲；同样地，正如我们看见的，那种认为轻娱乐节目是没有政治性内容或者与政治毫不沾边的想法也不可信。然而，媒体的辩护者有一种更狡猾的诡辩：他们可以声称，媒体提供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观念，明的也好暗的也好，不是媒体产业强加给公众的东西，而是公众已有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观念的反映。换句话来说，他们“只是给了人们他们想要的”。 如果我也像默多克一样被尖锐的访谈者刁难，我也会进行这种诡辩。我会说：“《太阳报》是英国最畅销的报纸。它一天卖出300万份，它与《卫报》卖出的不到30万份形成对比。至于代表工人声音的所谓左翼报纸，我怀疑它们是不是一周才卖出3万份。没有人强迫大家去买《太阳报》，他们买是因为他们喜欢，因为《太阳报》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这种辩护如果被接受，将用来证明几乎所有的大众媒体产品——《福克斯新闻》、《英国偶像》、“诺丁汉大学学生电视台”和《古怪》，任何媒体只提供流行畅销的内容。 我们相信这样的辩护有一些道理。如果一大摞《太阳报》挨着差不多高的一大摞《社会主义工人》或者《晨星》放在报亭的柜台，而消费者被邀请随意免费领走一份的话，毋庸置疑，领走《太阳报》的人会比领走任何一份左翼报纸的人要多得多。同样地，如果两场音乐会在电视黄金时段的同一时间播岀，一场是约翰·科特兰的，而另一场是碧昂丝的，后者吸引众多观众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在这些辩护中找到一些事实，不意味着接受这种辩护全部都是真实的。举例来说，布什和布莱尔无休止地重复的那些辩词，什么因为萨达姆·侯赛因是残酷的暴君，所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正义的，这种辩护包含着萨达姆是暴君的些许事实，但是总的来说是一个谎言，因为包括萨达姆是暴君的事实在内的众多原因并不是挑起战争的真正原因。 既然这样，“只给读者他们想要的”这一宣言至少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议题：（1）为什么人们想要那些东西？（2）为什么媒体给予人们那些他们想要的东西？（3）媒体是真的只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吗？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媒体选择 公众的口味是由什么塑造的？这明显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绝不可能、当然也不适合在这个小薄本里充分讨论。然而，关键的是，很多人更喜欢《太阳报》或者碧昂丝的原因，与他们的社会条件有关，而不是与他们的先天能力或者任何与生俱来的右翼倾向有关。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大多数普通人能完全理解严肃的政治观念，还会欣赏高雅艺术：俄国革命时数以千计的工人涌进彼得格勒圆形现代体育馆去听文化委员会委员卢那察尔斯基讲希腊悲剧；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置顶畅销榜；斗志昂扬的工会成员阅读《金融时报》去了解“另一方”正在想什么。 我认为人们的社会条件是指他们从出生以来的整体生活经验：从他们的婴儿哺育时期，经过念书时期到成人后工作和生活中的任何事情，还有文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呈现给他们的方式。 大量的社会学和教育学研究表明，从小学到大学任何一个阶段的教育成就，都与社会阶级背景紧密相关并且深受其影响。人们长期以来对到底哪些阶级经历的特殊方面一一收入、父母的态度、同辈的压力、学校和老师的倾向等——是造成上述关联的最重要原因而争论不休，但是对这种关联本身没有产生质疑。举例来说，《卫报》在2006年曾经报道： 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的学者的研究为一种观点提供了支撑性的统计数据，这种观点就是孩子们的表现是否优异不是取决于他们上了什么类型的学校——而是社会阶级…… 这份报告采用了之前教育与技术部没有披露过的信息，比对了大约100万名11岁和15岁的学生的家庭地址和考试成绩…… 这项史无前例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孩子的社会背景是学业成绩的关键因素。另外，一所学校的成功不是取决于它的老师、它运营的方式或者它属于什么类型的学校，而是取决于它的学生的阶级背景。[1] 再者，2008年的《独立报》也曾报道： 政府的教师培训主管今天承认，在公立学校，孩子们的社会阶级仍然是决定他们学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培训和发展机构的主管格雷厄姆-霍利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说，“一58所学校的业绩和其中一个孩子的成绩都与社会阶级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果时光倒转15年，对今天学校里的学生，你可以根据他们的出生地点预测他们的成就，你完全可以做得到。”[2]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应该是很明显的。父母的收入与阶级相关，会影响孩子们接触到的书本数量、接触到的学习空间、参加丰富的假期活动的机会。阶级偏见，尽管这点很少被公开承认，却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潜意识或者半意识的层面），会影响着一所学校对一个孩子成绩的期待和评估。早已料到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往往最后干的是工人阶级的工作，这一点既会影响父母也会影响学生对待教育的态度。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和很多其他因素，会以一种恶性循环的方式互相加固，很大一部分能力绰绰有余的孩子成就平平，然而同时，人们却很可能以孩子们自己的能力欠缺或者智商不足为理由来解释这种情况。与此相反，上层阶级能够花钱让他们的孩子获得大量的教育优势，包括所谓的公立学校，还有随之而来的顶尖大学的学费、名额。 这种情况转而对他们的媒体和文化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的“经验”已经制约了他们，他们感觉到某些报纸、杂志、电影、书籍、音乐、音乐会等“不是面向像他们这样的人的”，然而，他们会对其他的媒体感到“亲切舒服”得多，这是双向过程——所有媒体产品都是有意识地针对特定社会群体来设计的。回到《太阳报》的例子，它与《泰晤士报》一样属于同一个公司和个人（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有着基本一致的右翼政治立场，但它是为工人阶级读者量身定做的——它几乎是以工人阶级的语调来写的——然而《泰晤士报》则同样强烈地表现岀对中上阶层的忠心耿耿（向中上层阶级示意效忠）。 工人阶级生活的不能回避的事实——时间冗长、高压强度、繁重单调的工作——是另一个因素。很多人，在工厂、办公室，或者应付孩子筋疲力尽地度过一天之后，只会觉得太过于劳累而不能应付需要太过专注或者费神的报纸、书本、电视节目，而提供新闻和娱乐的集团当场奉上简单轻松的阅读、声音、视频简直是正中下怀。这不是单单投工人阶级所好。每一个人，包括教授和博士生，都会时有同感——正如人们说“我只是喜欢看一些不伤脑筋的废话”——但工人阶级生活的本质意味着工人阶级的人们，即大多数人，比起中上阶层的人来说产生那种感觉的时候要更多。 在这里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明白激进和富于挑战性的想法总是显得比维护现状的想法更麻烦。考虑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女王？”保守派和保皇派们五花八门的答案——因为她代表英国、因为这于国家有利、因为她吸引全球游客、因为君主制维持政权稳定——种种理由解释起来只需要轻描淡写的只言片语，而真正的答案则牵扯到历史教训。 然而，这里还涉及某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这是一个需要稍加解释的哲学术语，但是与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日常生活经验息息相关。马克思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初期写《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陈述他的异化理论的，这对他之后所有的理论工作来说一直极为重要。他的出发点是，改造自然的劳动，对我们成为人类和对人类历史的全部来说都是首要的。人类正是通过劳动、生活资料的生产，将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开创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从采集业到农业和工业——与单纯的自然史大不一样。人类正是通过改造自然的劳动真正创造了他们居住的世界，从而也创造了他们自己。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们，尤其是工人，无法掌握他们的劳动和自身劳动的产品。工人的劳动是异化的，也就是被他人（如雇主）操纵，变成某些异化物反过来摧毁工人：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的效应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工作寿命”：我们同我们自身的本质，也就是我们有意识地改造周遭世界的能力相异化；我们同他人，也就是与我们相对立的竞争者相异化；我们同自然界和我们的环境一一正在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威胁的生死存亡境况相异化。 这种一般社会的、个人的异化如何体现在我们讨论的主题中，即在媒体中“人们需要什么”？首先，它意味着，他们有可能需要堕落的、有破坏性的，包括损害自己的内容。毫无疑问他们果真如此。供不应求的有：（a）无端的暴力——动作片、漫画书、电子游戏等；（b）无缘无故的色情——不只是色情产业这样、连主流电视也是（经常冠以“纪录片”来加以掩饰）；（c）一般以一种偷窥的方式来表现的“怪诞秀”内容。它也意味着，人们按照人类的渴望和特性来创造上帝的形象和天堂的景象，因此那些在他们的劳动中同他们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的人们，也赋予了金钱和商品半神半人的力量。而大部分媒体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种拜物教，正如我们所见，不仅通过游戏娱乐节目和广告这些表现得最为明目张胆的方式，而且通过很多诸如生活专题和产品植入等别的方式来进行。 异化的整体效应是人们不能控制他们的世界或者生活。他们常常感到无能为力和备受轻视，像《摩登时代》里的查理·卓别林一样无可奈何地沦为“机器的附属”——甚至，应该说，在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当宽裕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就产生了幻想拥有权力和获得认同的需要——能在《英国偶像》中为贏者投票或者在《舞动奇迹》中“挑战”评委去力挺约翰·萨金特，或者与像苏珊·鲍尔、仙黛尔那样有朝一日成为超级明星，等等。很明显，这是媒体非常乐意满足的需求。 异化也会产生某种抵抗，甚至是敌意，对物质的——艺术的或者政治的抵抗——确实能威胁到异化。服刑时间长的囚犯经常变得“循规蹈矩”而不能适应监狱之外的生活。类似地，很多人对他们所默默忍受的异化习以为常，很多人心甘情愿任由摆布还抱着维持现状的生活态度，发现媒体报道在指出或者分析他们承受的异化或者号召他们反抗或者展示他们的潜力时——比如比利·哈乐黛的一首歌或者品特或布莱希特的一出戏或者肯·洛奇的一部电影——会感到痛苦不堪并心生排斥。媒体再一次乐于效劳，将这些令人不适的内容播出量控制到最少。 一勺糖…… 如果媒体正在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必须要问，不仅要问为什么人们需要它，还要问为什么媒体会投其所好。这样的问题非常简单，答案也相当明显，但是它事关重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页中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品。”[4]如果人们不需要任何特定的商品，如果它没有“使用价值”，像马克思说的，资本家就卖不掉它。但是，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销售商品；相反资本家是为了盈利而销售商品，一旦利润停滞就会叫停销售和生产。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人们需要某些东西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会被生产或者人们一定会得到它。世界上有数以百万的人急需食物，但是因为他们穷，给他们供应食物获得的利润是微薄的，因此他们只能忍受饥饿。有人需要便宜实惠的房子，也有人需要豪华奢侈的酒店，但如果满足豪华奢侈的酒店这种需求更有利可图，那就往往被优先建造。 这有点像媒体产业，几乎所有的媒体产品都釆用商品的形式。首先，它意味着社会上存在着名目繁多、五花八门的需要，控制着99%大众媒体的资本家们（或者政府任命者们）可以决定满足或忽略某些需求。举例来说，如果在公众中有一种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新闻进行简明而准确的报道的需求，那么有可能响应这种需求的是浅显易懂但不在乎它是否确凿（就像任何的市井小报）的新闻播报，或者有可能是提供相对精良严谨的新闻报道但却以一副曲高和寡的面目出现（像《金融时报》）。 另一种情况就是向人们提供他们还真想要的东西——娱乐节目、喜剧和梦幻片等——但捆绑别的一些观众并不需要的东西，而且休想讨价还价。当然，这是贩毒者的策略，我将烟草公司归为此列。但《太阳报》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尤为突出的。《太阳报》的读者毫无疑问需要一份轻松、简练、直白地统揽世界的报纸——他们可能也很需要一份符合他们口味的报纸——但是，他们需要一份该报老板鲁珀特-默多克所支持的无论哪个政党宣扬的宣传精神混在其中的报纸吗？ 同时，默多克所关心的不只是一个《太阳报》的直接销量的问题。这是一个有着全球业务利益的全球集团巨头，还有着强烈的政治或者阶级本能。因此事关《太阳报》编辑方针的重大决策，反映了包括避开给左翼以安慰言论，也就是避免以任何方式挑战默多克支持的和确保新闻集团利润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 只是必须强调的是，默多克有多么直接地玩弄政治，尽管常常是暗中运作。从杜鲁门开始他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有过私人会晤。2008年他与奥巴马在纽约的华德福·阿斯托里亚酒店会见。根据迈克尔·沃尔夫（默多克的传记作家）在《名利场》中所记载： 从默多克的角度来说，他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与奥巴马分享。他可能认识很多国家领导人，几乎认识任何一位今天健在的……而这是他所了解的：没有人有这么多时间让人留下深刻印象。领导能力与头半年的行动有关。 然后，在他说完之后，默多克换了地儿让他的特殊客人——罗杰·艾尔斯（福克斯新闻的总裁）与奥巴马促膝交谈。 奥巴马痛批了艾尔斯。他说福克斯已经无情地把他描述成可疑的、外国的、可怕的——就是恐怖分子之类，如果福克斯只是想继续丑化他和他的妻 子的话，他不想浪费时间与艾尔斯谈话。 艾尔斯镇定地说，如果奥巴马更愿意来露脸而不是经常对福克斯甩手，情况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一种试探性的休战，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重大历史意义，在那一刻达成了协议。[5] 20世纪80年代，他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交往甚密，所有他的报纸都极力支持她。在梅杰任内继续支持保守党，众所周知，《太阳报》宣称为梅杰赢得1992年大选立下了汗马功劳（标题是《〈太阳报〉知道会赢》）。然后默多克在布莱尔飞到澳大利亚与他进行私人会面之后转而效忠布莱尔。交易的条件看起来应该是默多克会支持布莱尔，他反正可能会赢，工党作为回报，停止限制英国媒体的外国持有权（也就是默多克的所有权）的提议。但是，当然，布莱尔的右翼、新自由主义、亲美立场也与默多克情投意合。2008年8月在默多克的游艇上大卫·卡梅伦前来与他会面（免费航班，承蒙默多克的女婿马修·弗洛伊德的好意）。默多克和他的报纸在那之后迅速掉头回来支持保守党，而《世界新闻报》前编辑安迪·库尔森岀任卡梅伦的联络主管，一直到电话窃听丑闻爆发为止。 默多克如何操纵《太阳报》和他麾下的其他畅销报纸，其中当然包括2011年7月之前的《世界新闻报》，只是最为明显地反映了大量媒体如何运作的冰山一角一一右翼，包裹在运动、色情和名流丑闻的糖衣炮弹里的倾向资本主义的政治。这样一来，作为所有媒体的“借口”，也就是媒体只提供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然而，值得补充的是，对统治集团来说，存在像这样一种以虚实参半、鱼龙混杂、庄谐一体的所谓“西式民主”，正如《欢乐满人间》中说的，“一勺糖有助于服下苦药”，此言不虚！ [1]资料来源：“It'sofficial：classmatters”Guardian,28February2006。 [2]资料来源：“Socialclassdetermineschild'ssuccess”,Independent，18September2008。 [3]资料来源：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4/manuscripts/labour.htm。 [4]资料来源：KarlMarx,Capital,Vol1(London，1974)，p.41。 [5]资料来源：http://www.vanityfair.com/culture/features/2008/10/wolff200810？intcmp=239#gotopage2。
结论：后续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斯基->《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1936） 结论：后续发展 一 19世纪是自由主义获得胜利的时代，从滑铁卢战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期间没有什么学说能获得同它一样的权威，或产生相同的影响。毫无疑问，它的胜利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说其复杂仅仅是因为，在它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很多对它给予最重要奉献的人士都认为，他们是在对一个不同的祭坛顶礼膜拜。自由主义所征服的领域是巨大的，以至于就连亚当．斯密这样重要的自由主义学说的缔造者都认为，它在百年间所创造的世界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它是工业主义的主要提倡者，它将大不列颠变成了世界工厂；它是自由贸易的鼓吹者，创造了一个世界市场，甚至打破了最边远地区的人们所处的孤立状态：它是宗教宽容的倡导者，它打破了罗马的教会权力，并终结了宗教所把持的定义公民身份界限的权力。它认为，一般来说，国家的地位应该同国家的边界联系起来。并且，在它的帮助下，意大利、希腊、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它建立了普选制和议会制政体，几乎将其作为自然法的原则。在西欧，那些反对这些原则的人总是处于防御地位。事实上，有人认为，过去一百年间的美国文明，必须被公允地视为自由主义理想的实现。美国和古老东方的觉醒为自由主义向世界范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确实，不论是作为一种实践还是作为一种理论，自由主义的胜利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消退以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自由主义都不断地在两个方面展开斗争。一方面，它要面对经过革新的保守主义。像麦斯特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就试图以权威的名义限制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这种权威，不论是国家还是教会，都会阻止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后者是自由主义思想中所固有的。[1]另一方面，自圣西门开始，以自由放任的状态呈现自我的个人主义开始遭到攻击。理由是在残酷的现实当中，只属于有产者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国家有意和积极的干预下所营造的平等环境中，才能产生真正的自由。在政治哲学史上，这种观点同以往所推崇的观点都不一样。[2]有一个学派试图将个人的权利限制在同中世纪观念直接相关的基督教原则的框架之内，这一流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拉芒内（Lamennais）。还有一个学派对自由放任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是如此恐惧，以至于设想了一个有义务为所有失去应享权利的人提供服务的国家，这一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是西斯蒙第（Sismondi）和布里特（Buret）。[3]孔德和他的门徒以科学的名义反对自由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科学使国家应该根据一个有机共同体的利益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管理社会生活的责任；这一共同体的权力高于它的任何一个成员。[4]在英国，科尔里奇（Coleridge）、卡莱尔（Carlyle）、索西（Southey）和迪斯累利（Disraeli）以出色的洞察力发展了国家观念，他们认为国家超出了金钱关系的范围，进而有意识地缓和不平等所带来的后果。[5] 但在19世纪，对自由主义思想最根本的攻击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场可以简单总结的运动。它的思想是从根本不同的各种来源中产生的。但我认为，我们可以确切地强调，这种攻击的本质是起源于人们对一点的认识，即自由主义理想保证了中产阶级可以彻底地享有特权，却没有解除仍然套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枷锁。社会主义所付出的努力就是为了纠正这种不足。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论述中可以看到，他们所坚持的观点是，资产阶级革命仅仅是将有效的政治权力从土地所有者手中转移到了工业财产所有者手中。在他们看来，国家不是一个尽最大努力寻求所有社会成员幸福的中立组织，而是将有产者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所要求的社会规范强加到工人阶级身上的一种强制性权力。他们否认一个正义社会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存在。他们还认为，既然中产阶级已经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统治，那么，工人阶级也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利益推翻其统治者以获得国家的统治权。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有效的革命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描绘了一幅不朽的画面，认为自由放任国家就是利用强制性权力使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要求合法化，从而通过组织的力量迫使大众接受；这种强制性权力总是同经济所有权存在直接的联系。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将经济权力转移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手中，人们才能在完整的意义上获得他们的天赋权利。 社会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思想，因为他们看到自由主义不过是伪装成普遍规律的历史特例而已。事实上，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终极思想，只不过是在人类同环境的不断斗争中出现的一个不规则和暂时的学说阶段。在19世纪的前半部分时间里，它们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正确的。直到1849年，欧洲都还没有从阴谋和革命的阴影中解放出来。1848年所发生的奇迹表明，在正式的政治主张背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总是力图展现自我。在1848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自由主义思想似乎已经完全进入了自己的王国。它所创造的财富使其可以对大众让步，就算这些让步并未阻止社会主义的发展，但至少在政治民主已经取得稳固地位的大多数国家中削弱了革命热情。自由主义并未放弃对生产方式私有制有效性的信念，它所征服的领域非常引人注目，特别是在美国，以至于这种放弃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方面，它至少接受了工会压力的教训；另一方面，它也碰到了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挑战，比如英国的格林（Green）和马修（Matthew）[6]、法国的托克维尔[7]以及德国重要的社会主义者。所以，自由主义必须采用积极的国家概念。根据大众的利益而提出的累进税收的概念，变成了自由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就像张伯伦所说的那样，革命的挑战可以通过“赎救”的信条来得以避免。从本质上说，这种信条试图通过为穷人提供合理福利的措施而证明财产占有的正当性。因此，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社会服务型国家（socialservicestate）。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坚持认为，生产方式的私有制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将会持续下去，而另一方面，它又准备根据那些靠自己的工资无法购买福利的人的利益来控制私有制的不利影响，因为这些福利已经被认为是维系生活的一种合理标准。 至少在1914年战争爆发以前，除了那些受马克思哲学影响的人以外，这一阶段的自由观念已经主宰了所有欧洲人的思想。它的主导程度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阶段的失败中看出来，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控制英国人的思想。典型的英国社会主义是费边主义，在这种思想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观点比马克思的观点要重要得多。费边主义认为，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方式已经过时了。这么说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由于费边主义是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高贵自信中产生，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因此，它相信，让多数选民转而接受社会主义，就可以简单地控制议会，这样就可以通过宪政民主机器，将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8]其次，费边主义接受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原理，认为没有理由预期战后年代会出现经济崩溃。经济崩溃将不但会给获利动机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之征税能力造成一定限制，而且，一旦无法获利就会说服（如意大利和德国）经济权利所有者为了他们获得利润的权利，而抛弃社会的民主根基。然而费边主义者和进步的自由主义者都没有认识到议会政府的成功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它需要能从持续创造利润的能力中获得安全感，这样就能从剩余财富中继续对大众进行福利分配。第二，它也要求各政治党派在所有基本的社会制度问题上达成一致，以确保每一个党派都有可能战胜其他党派而获得执政地位，却不会产生暴力情绪。如果不能实现这两个条件，议会政府就无力在理性的基础上解决异议。总之，自由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依赖于经济环境的发展态势，而这种经济环境的持久存在就能够保证政治体制发挥有效的作用。[9] 在19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圣西门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对于国民的幸福来说，规定权力和政府形式的法律还不如规定财产及其使用的法律重要。”[10]他认为议会制政府要比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好，但从根本上说，它始终是一种政府形式。并且，“规定财产的法律才是赋予它真正特征的东西”[11]。这就是自由主义从未认识到的重要事实。它没有认识到由它所产生的政治民主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隐含的假设之上的，即它不会触及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它可能向所有者提出一些需求条件，当营利制度的结果令人满意时，它也可以使有产者做出让步，这也许会让施惠方比受惠者更为惊讶。但是，政治民主以及表现政治民主内在目标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都无法超越限制它的框架，就像封建社会也无法超越自己的基本原则一样。15世纪末阶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要求一场革命，同样，如今，如果阶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想要有效改变生产力的特征，那么，它也要求进行一场有关财产观念的革命，即改变国家就是财产的守护者这一观念。 二 这可以解释我们这一时代自由主义权威的衰落。它全神贯注于它所创造的政府形式，而无法充分认识到这些政府形式所依赖和代表的经济基础。自由主义告诉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公民，他们才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并且，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应该满足作为统治者的人民的愿望。但是，自由主义者没有告诉人们，他们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附有条件的，概括来说，在观念和财产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必须承认资产阶级革命为最终结果。19世纪的经验已经教育人们在国家中去理解一个组织，在充足的压力下，人们就能从这个组织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质利益。科学使更先进的生产力成为可能，它的魔力似乎能使人们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们把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作为自然法则，从这个法则的运用中，他们就可以要求得到属于他们的全部份额。随着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就会使用由普选所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力来保证这一份额。 随着这一发展进程，经济制度中的缺陷已经被人们遗忘。它所建立的阶级关系使分配能力无法赶上生产能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处于矛盾当中。创造利润成了经济制度的全部动力，对利润的追求使生产工具的所有者被推到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始出现殖民地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以及经济民族主义。后者使世界的政治格局不会受到经济格局的鲜明影响。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经济制度尽管存在缺陷，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具备了自我调节的能力。当时出现了危机，出现了战争，还有因为贪婪地追逐新财富而出现的战争。但早在19世纪80年代，在资本主义衰退时期，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就观察到它的灾难性程度，但显然只是在战争之后，经济制度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恢复能力才不断消失。 随着这一能力的消失，资本主义为大众增加物质利益的能力也消失了。于是人们不得不停下来要求制定社会法律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因为根据资本主义的假设，这样做是对人们获取利益途径的干预，而获取利益是整个经济体存在的理性原因。自由主义国家的有产者也同封建社会的有产者一样，都不准备放弃自己的特权（所有权）。他们可能试图劝服工人阶级做出牺牲，并且坚称这种牺牲只是暂时的。很清楚，就像托克维尔几乎在一个世纪前所看到的那样，这仅仅是他们为了保持正当性而提出来的一个理由。[12]人们应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这是自由主义所固有的观念。资本主义越来越发现自己正陷于困境当中，一方面，如果它坚持自由主义的道路，就等于是与别人一起自掘坟墓；另一方面，如果它摧毁自由主义，自己就只能在未知的海洋中航行，只能通过经济上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而经济上能否成功却是不确定的。在这种困境中，它所有的自信和安全感都消失了。面对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的出现显著地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实力）的挑战，资本主义陷入了恐慌的情绪中，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它就受到过这种恐慌情绪的困扰。它正确地认识到，新的精神氛围已经将它的传统价值扔到了熔炉当中，它也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挑战正危及自身权利的基础。资本主义做出了每个经济制度在其基础遭到挑战的时候都会做的事情，即它将自己武装起来以捍卫它所认为的自然权利。 因为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些的确是它的权利，在超过四个世纪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利用国家的最高强制权力，将这些权利渗透到了它所控制的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法律、教育、宗教和家庭，这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它的受益者不但出于历史上所有人类的习惯行事，而且还使他们赖以成长的机构适应社会基础的需求。他们真心实意地认为，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特权所进行的攻击，实际上就是对文明社会的基础的攻击。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中英勇奋斗的人士，或是试图将列宁推离权力宝座的俄国资产阶级一样，他们也丝毫不怀疑自己的道德正确性。它们已经变成了捍卫传统社会观念的武装起来的思想，然而，当思想有了武装的翅膀以后，自由主义在社会中就失去了立足之处。 简言之，要想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就必须回到宗教改革或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来思考自己。当一个制度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时候，它是无暇顾及充满争论的社会习惯的。斗争的狂热将理性变成了自己的奴隶，那些准备使用各种手段实现自身目标的人主宰着政治舞台。在这样的时代里，几乎不能指望有宗教宽容或理性主义的存在。首先，那些认为统治是由他们的目标决定的人将会牺牲一切，并且，不能容忍对自己的目标提出批评和反对。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立宪政府的自由理论不可能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种理论的固有观念认为，公民有权质疑制度的根本原则。而在专政国家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专政国家排斥自由主义哲学，理由很简单，因为一旦允许自由主义哲学存在，那么专政国家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迄今为止，在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权会有意纵容自己的倒台，即使是自由体制也只有当其未处于危难中的时候才会允许争论的存在。 这方面的证据不用追溯很远就能找到。从某种程度上讲，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含意就最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另外，从美国最高法院对待罗斯福新政的态度上也可以同样清楚地体现出来。从本质上说，法西斯主义就是要摧毁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制度，它代表的是那些拥有经济权力手段的人的利益。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它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清晰明白的。无论它在哪里获得了权力，它首先要做的都是摧毁工人阶级的防御手段一一他们的政党、他们的工会和他们的联合社团。与此相对应的是，它镇压了除法西斯政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取消了言论自由和罢工的权利。在获得权力之前，法西斯主义者总会公开赞扬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他们总是在符合军队和大企业利益的情况下获得权力；其次，在获得权力后，法西斯主义者会一成不变地保留原有生产方式的所有制形态。总之，法西斯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手段处于衰退的时候出现的，它摧毁了资本主义扩张期所允许的自由主义，以便将社会规范强加到大众身上，法西斯主义者希望这些社会规范所创造的条件可以让他们重新获得利润。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法西斯国家，自从镇压了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以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会不断地下降。[13] 美国的情形尽管微妙复杂，但却朝着类似的方向发展。罗斯福在1933年的危机中开始执政，自美国建国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机。他根据自己接手的特殊局势在联邦立法上做了大量的探索。他所提出的措施在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在这些措施中，至少是那些试图帮助穷人的措施在农村获得了广泛的欢迎。然而，他的两个主要措施，即《国家工业复兴法》（NationalIndustrialRecoveryAct）和《农业加工税》（AgriculturalProcessingTax）都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其所持的理由在性质上极为宽泛，以至于人们可以怀疑，根据现有对宪法解释，联邦政府是否已经被授予足够的权限以承担这些职能；而现代工业国家受其本性的驱使，授权自己去承担这些功能。[14] 从表面上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无疑只是对国会所制定的一些法案是否符合宪法所做的纯粹的法律解释。最高法院在“美国诉斯喀特”（U.S.v.Schecter）一案的判决中表明[15]，实际上属于立法的权限不能转授予总统，人们认为，总统被授予的是一种执行职能，他不能违背作为宪法之基的分权原则。关于《农业加工税》，最高法院认为根据宪法，将近五千万农业人口的福利只是各州的事务，不管在什么紧急情况下，联邦政府都不能千预这项事务。我们必须在早先禁止立法的判决背景中来理解这些判决。例如，一些寻求强迫铁路部门向雇员提供养老金[16]和禁止雇用童工[17]的立法。这些判决所依据的真正基础，更多的是社会哲学而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它们取决于法院，或者说取决于绝大多数法官如何解释像“理性”、“契约自由”和“法律的正当程序”这些词语。[18]实际上，这些判决是用法院对这些词汇的含义的见解，通过一般讨论后，取代了州或联邦政府的立法机构所选择赋予这些词汇的意涵（即法院的观点取代了州或联邦立法机构的观点）。[19] 从本质上说，美国立法权威的真正源泉是联邦最高法院中的大多数法官；当然，这是受制于联邦宪法修正案的权威的。正如最高法院所解释的那样，这样就不会导致宪法的最高目标被突发事件所控制[20].由此，这就意味着选举出来的美国政府只能制定那些法院可能同意的措施。既然法院所同意的立法在本质上多是基于限制政府干预私有财产权力这一理念，法院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使国会的主张能够符合霍尔姆斯法官（JusticeHolmes）多年前所评论的国家理论。霍尔姆斯法官当时在他的不同意见书中，着重提醒联邦最高法院在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并未使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SocialStatics）成为法律。广义上说，这些判决显示出来的是，美国自1906年所通过的主要社会立法已经超过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如果这些决定交由不同的州来制定，那么，它们的正当性就主要取决于它们与“理性”标准的一致程度，而对这种“理性”标准的控制纯属联邦最高法院的权限。 因此，在美国，总统和国会所拥有的制定自由主义措施（或偶尔为之的社会主义措施）的政治权利受到了有关财产权利的司法观念的限制，后者只有凭借总统任命权的偶然行使才能予以控制。这种对总统和国会立法权的限制在世界上堪称绝无仅有。这种限制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将财产权利的解释权委托给了一个法律阶层，而这个阶层主要通过对其被授予进行审查的财产权利进行辩护才能赢得声望。在宪政体制的框架下，没有什么比政治服从于经济权力更显著的事例了。但是，这一体制也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政治民主被剥夺了确保其自身本质的机会后，这样的政治民主还能走多远，持续多久。例如，如果大众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不满，从而选举出一个支持社会主义的总统或者一个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议会，那美国的体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它还能试图实现自己的规划吗?并且，如果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现在所诠释的宪法的范围，这个规划在法律上不可行，那么，一个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议会，甚至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占多数的议会，就不会受到某种力量的驱使，尝试大幅度地修改宪法吗?一个经济寡头集团，如果它已经习惯于相信联邦最高法院对它试图实施的新原则判定为“不合理性”，那么，它还会平和地接受对宪法所做的大幅度修改吗?[21] 美国的资本主义似乎和欧洲的资本主义一样，已经进入了一个危急的衰退期，结果是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特征上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它试图满足已经形成的大众期望，但是，这又与拥有经济权力手段的人提出的分享国家红利的利益主张相矛盾。民主的权威想要加强自己的意志，至少有可能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表达这一意愿，但这在目前都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阻挠。在欧洲也出现了同样的结局，甚至以更野蛮的方式，由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人的出现来实现有产者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利益攸关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哲学，一种关于国家收入应该以哪种方式来进行分配的观点。总统和国会试图运用国家的最高强制力量来贯彻自己的主张，但宪法挡住了它们的去路。在这种困境中，政治舞台上所上演的就是根本性的冲突，并且，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这种冲突的最终结果。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美国资本主义的困境在150年前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就已经暴露无遗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中写道：“人类才能的多样性产生了财产权利，它是达成利益一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保护这些才能是政府的首要目标。保护这些能够创造财富的独特的才能，就会立即产生不同程度和种类各异的财富占有。并且，从不同财产所有者的情感和观点所产生的影响出发，可以将社会分化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财产分配的差异和不平等，是党派存在的最普遍和最持久的源泉。拥有财产和没有财产的人在社会中不断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债权人和债务人也出现了类似的区别。地主的利益、工厂主的利益、商人的利益、金融家的利益以及许多次要的利益，是文明社会的必然产物，由于情感和观点不同，促使他们分化为不同的阶级。对不同类型和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管理就成了现代立法的根本任务，并且，在政府的必要和日常管理中，涉及党派精神。"[22] 当时很多人都与麦迪逊持同样的观点，如杰斐逊、马歇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通过对宪法解释，在马歇尔担任首席大法官时期，财产权利就确立了其在美国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他们所有的目标就是阻止大众侵犯这些权利，并且，他们在付诸努力后也成功实现了这一点。只要美国处于扩张当中，对资源的开发就可能创造巨大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掩饰了这种扩张的结果。而在今天，这种扩张的含义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和旧世界的经济制度一样，美国的经济制度也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当中。旧世界的矛盾对自由主义哲学的威胁，与当今社会对其的危害如出一辙。在美国，经济演变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其对所有制的要求同政治民主的要求发生了矛盾。要想实现基本的利益目标，美国要么必须改变阶级关系，要么必须被迫改变社会的民主基础。 这种矛盾不是我们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现象。19世纪早期对民主的恐惧，主要是害怕民主的扩张将会破坏有产阶级的安全。这种恐惧隐含在麦考利（Macaulay）对下议院有关普选将造成社会后果的警告之中。[23]后来，在白哲特（Bagehot）和亨利·梅因（HenryMaine）爵士对民主的分析中，这也是一个中心议题。[24]在法国，它奠定了罗耶一科拉德和基佐（Guizot）[25]哲学的社会基础，而且，它的含义也成为托克维尔所提出的最惊人、最富有前瞻性的警告目标。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德国的俾斯麦试图通过社会保险计划来阻止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在国家内部，一个小范围的有产阶级和许多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的存在，必定会导致矛盾的出现，这种矛盾只有靠政府的极为英明的决断才能克服。对工会的敌意、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第一国际的恐惧以及对工人选举权的长期搁置，从这些事实中，都可以看出这种矛盾的存在。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政府都将自己定位为有产者的防御堡垒，以保护有产者的特权不会受到穷人的侵犯。对于有产者来说，直到戴雪（Dicey）所称的“集体主义”来临之前，在本质上，国家的主要功能仍然是亚当·斯密在不够谨慎的情况下所主张的那样，国家让富人可以在自己的床上睡个安稳觉。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度解释了李嘉图赋予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的独特形式。他的方法可以说非常简单，尽管他的观点在实际运用当中产生了相当不同的影响。他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宪法原则，即私人土地财产与资本不受侵害；个人之间的自由契约应该作为神圣的东西予以实施。他认为，在这两个原则基础上，只要有产者充满干劲并连续工作，那么，他们就可能为社会中的其他人提供维持生活的工资。有产者也会将他们的剩余收入作为资本用来投资，这就可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李嘉图没有对他自己和他的同代人隐瞒这两个原则将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他也没有怀疑，这种悬殊差距会引起民众严重的不满。但是，由于他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理想极度破灭的时代里，所以对他来说，任何其他前景都是乌托邦。就像奥斯汀（Austin）、老纳索（NassauSenior）、麦卡洛赫（MacCulloch）和马尔萨斯那样，李嘉图认为社会已被限制在所设定的原则范围内，没有其他现实可行的选择。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李嘉图这一代人没有认识到建立一个积极国家的可能性呢?我想，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距离资产阶级战胜国家的时代太近了，以至于他们无法看到国家的干预具有什么创造力。当时有超过2/3的欧洲国家依然在同腐朽的封建残余作斗争。在李嘉图这一代人看来，国家的行为就是对工业施加的令人厌恶的管制，在不同程度上还是一种政治和宗教迫害，所以，他们将国家视为需要战胜的敌人而不是需要与其结盟的伙伴；在他们的眼中，国家就是一股保护旧事物、反对新思想的力量。并且，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可以显示行政管理技术的能力。在李嘉图所处的时代，罗伯特·皮尔爵士（SirRobertPeel）还没有改革警察力量。国家看起来就像是一部机器，一方面保护城市生活的大量腐败行为，另一方面保护像斯宾汉姆兰制度*这样的“罪恶利益”。在李嘉图时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本身还没有被发明出来）[26]的事物，更像是一种心灵的呐喊，而不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学说。即使是在李嘉图之后的一个时代，由于社会主义混合了傅里叶（Fourier）和圣西门所提出的影响广泛的浪漫乌托邦主义，从而使得清醒和注重实效的人士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值得信仰的思想。值得记住的是，密尔直到晚年的时候才从他早期信仰的李嘉图思想中完全解放出来，并在社会主义中找到唯一能够消除苦难的方法，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了这些苦难了。[27] *斯宾汉姆兰制度（Speenhamelandsystem）是对《伊丽莎白穷人法》的修正。英国卷入1793~1815年法国战争期间颁布了这一制度，这一制度允许雇主（主要是农场主）支付低于生存标准的工资，其得名于斯宾汉姆兰这一地名。一一译者注 其结果是在19世纪的形成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使契约自由大放异彩（由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即缺乏对任何资本主义企业的有效监督），并且全面和一致地拒绝承认国家是社会利益的潜在源泉。毫无疑问，当时也确有反对者存在，比如在政治学方面有奥斯特勒（Oastler）和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在文学领域有索西（Southey）、科尔里奇（Coleridge）和卡莱尔（Carlyle）。但是，利用科学发现的成果，契约自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以至于人们已经遗忘或者不再考虑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事实上，直到19世纪的最后1/3的年代里，也没有什么比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对该学说的全然忽视更能清楚地呈现后李嘉图时代的经济学家的高亢态度，他们认为，事实上没有什么现实可行的方案能够替代契约自由的基本原理。当社会主义不能再被忽视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因为此时的资本主义已经通俗化，渗入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并形成了无论如何也不会冒险牺牲的既得利益。正如凯恩斯所写的那样，它已经“绝对不具备宗教信仰的特点，既没有内部的统一，也没有多少公共精神，虽然不是永远，但也经常只是一个由有产者和财富的追求者构成的组合体"[28]。正如在《凡尔赛和约》起草时期他所预见的那样，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而这个原则“所依赖的是不可能令它获得重生的不稳固的心理条件”。人口在大幅度地增加，而只有很少的人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这是不自然的事情。战争向所有人展现了消费的可能性，也向大多数人展现了禁欲的空虚。因此，骗局被揭开了。工人阶级再也不愿意放弃这么多的东西。资产阶级也不再相信自己的未来，只要还活着，他们就会尽情地享受消费的自由，从而加速了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的时刻的来临[29] 应该再附加说明一下，现实情况比凯恩斯所描绘的要严峻得多，因为尽管他的洞察力很有预见性，但他也无法预测到战后一些因素的全面影响。世界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与其对1790年后的法国的态度，同样缺乏理解；在世界市场的条件下，经济民族主义将会重新发现重商主义思想的谬误，然后又强化这些谬误；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关系将会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资产阶级即使放弃消费也找不到安全的投资地区；通过战争为民主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将给世界上超过一半国家的民主基础造成破坏；正如法国在杜尔哥问题上所经历的那样，尝试适度的创新将使资产阶级陷入对极端保守主义经济（reactionaryeconomy）的恐慌之中；美国的扩张也将结束；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的十年中，对世界财富的狂热争夺产生了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又笼罩在新的战争阴影之下。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在敌视状态结束后看到短暂希望的人很难预见到的，他们幻想，人类最终可以运用新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三 他们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但这却写在了自由主义的历史当中。实际上，作为一种学说，自由主义就是中产阶级在为赢得令世人瞩目的地位的努力过程中所产生的副产品。一旦获得了解放，中产阶级就会像其先驱者那样，完全忘记社会的公正主张还没有胜利实现。资产阶级遇到的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锡格纳·德·鲁杰罗（SignordeRuggiero）写道，资产阶级“长期以来被幸存下来的外在形式和自由主义所创造的历史制度所掩饰，在完整的外表下面掩藏着的是内部的腐朽；只有当罪恶延伸到了外表，并摧毁或分解了它的某些部分以后，资产阶级的全部危机才会显现出来”[30]。但是，这种内部的腐朽可以追溯到自由主义学说的基础。因为，正如我在这里试图要表明的那样，法国大革命前的自由主义者都只有一套否定国家的理论。对于他们来说，出于理智的原因，国家是他们试图躲开的暴君。自由主义者在获得革命胜利以后，就把国家当成了保护自身财产不受社会底层人士侵犯的手段。以后又把国家当成一种向挑战资产阶级最高地位的人分配利益的工具。这样，自由主义者可以在更大在范围内维持统治秩序。而关于对公正的需求，他们则通过提供慈善来作出回应。 毫无疑问，这样描述对那些心胸更为宽广的思想家是不公平的，比如格林、托克维尔和霍布豪斯。但是，把它看成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学说之演变所做的解释，特别是把自由主义看成是社会环境和一系列立法的表现时，这样的描述就不会有失公允了。自由主义始终受其认识倾向的影响，即认为穷人之所以失败是他们咎由自取。它总是无法认识到拥有巨额财富就意味着拥有统治男人、女人和世间万物的权力，总是无法认识到，没有经过平等协商的契约自由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它也没有尽力去领会工业对人类个性所造成的扭曲后果，即工人从一个人转变为一只“手”（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对农业的处境所产生的影响。在农村，自由主义已经开始打破大的土地财产，但它没有看到由此会产生一个农业有产阶级，这一新的阶级没有有效的经济独立手段，也没有凝聚力和闲暇时间提出改善公共事务的观点。整个自由主义哲学不过是它关注权力和自由企业家可能性的结果。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自由企业家相伴随，为此，企业家的需要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形成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自由主义的目标总是用普遍的术语表达出来的，但是，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这些术语不过是为社会中的某个阶级服务，正是这一阶级的要求主导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形成过程。 事实上，由于自由主义国家形成过程中利益的介入，国家的目标受到了限制，不足以实现社会的普遍幸福。国家的基本目标就是为有产者服务。毫无疑问，自由主义通过这种方式扩展了私有制思想，将法律规定的权利赋予所有提出有效需求的人。它摧毁了人们对与生俱来的特殊权利的要求，它阻止了土地所有者在国家中对任何特权的要求。但是，它的基本范围并未超越这种成就。这可以从自由主义对待穷人的态度中体现出来，可以从它对待工会的兴起的态度中看到，也可以从它为建立教育、卫生、住房和劳动保护的公平标准所进行的必要斗争（这一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中表现出来。鉴于自由主义国家的本质，所有的问题都最终会涉及建立自由主义国家的根本动机，即追逐利润的动机。 正是为了创造利润，自由主义者打破了中世纪基督教共和体所制定的规范。正是为了阻止对其发展机会的干预，他们建立了立宪政府；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艰苦斗争以后，自由主义承认了宗教宽容的经济必要性。正如功利主义所表现的那样，即使在自由主义信徒接受（至少在理论上接受）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的标准并且在他们运用这些标准的时候，他们也始终假定，商人就是麦考利所说的中产阶级，是“人类的自然代表”。作为一个组织化的社会，除了创造财富以外，自由主义国家在根本上没有其他明确的目标；除了获取财富的能力，没有什么标准来衡量国家的职能和地位。例如，在英国，在刚开始的时候，自由主义允许偶尔有一位诗人、科学家或医生获得上议院的席位，但到19世纪中期以后，自由主义便将商人提到与上议院议员同等的地位，从而使上议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自由主义将中世纪手工业者的地位贬低为工厂的一只“手”，或者是看管机器的人，所以，它认为，一个“成功”的人就只能是创造财富的人。自由主义已经痴迷于自己的物质财富，以至于无法认识到其他任何形式的成功。 自由主义认为，创造利润就是社会的根本动因，所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被迫对人类的关系施加影响。这就意味着需要阶级国家（class-state）运用最高强制权力，将可以产生利润的社会条件强加到所有人身上。不仅如此，由于人们本能地为自己的生活观念寻找一个道德基础，所以，道德和宗教也被自由主义拿来为其服务。对于狄更斯在《艰难时事》（HardTimes）中所描述的残酷现实，麦考利可以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过分的、动人的、令人心裂的故事，剩下的就是沉闷的社会主义”[31]。这就是19世纪的典型特征。到了90年代，一位美国著名大学的代表可以在基金会上发言，反对在大学中教授社会主义，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对一些人士的不恰当的攻击，而这些人的慷慨行为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出现。[32]这也是19世纪出现的代表性观点。私有财产的权利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伯纳德告诉我们，即使是像亨利．西奇威克（HenrySidgwick）这样善意和持怀疑态度的人，都以不道德为借口在不列颠协会（BritishAssociation）中拒绝倾听土地国有化的呼声。[33]萨克雷（Thackeray）、特罗洛普（Trollope）、巴尔扎克（Balzac）、普鲁斯特（Proust）、阿诺德（Arnold）和贝内特（Bennett）为我们描绘的都是生活在残酷社会现实中的人。索姆斯·福赛特（SoamesForsyte）、巴比（Babbit）、克莱亨厄（Clayhanger）和庞德罗沃（Ponderovo）也没有为我们建立一个公平正义得到认可和伸张的世界。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思想，自由主义试图超越它所依赖的生存环境。自由主义被人们急切宣导，有助于缓解它所帮助建立的社会的所有负面结果。而一旦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启发制度习惯的精神，试图影响制度的根本变革，它将发现自己命中注定会成为自身目标的囚徒。因为那些为自由主义服务的人，不相信自己的主张可以同目标相分离。他们所看到的通常是自由主义所创造的成就，而从来没有对等地看到人们为自由主义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已经习惯于以征服者的身份自居，以至于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不愿意放弃他们相信自己所享有的“自然统治权利”。因为他们活着，所以他们就有思想；在他们看来，在他们成功之际，对他们生活的批评仅仅是失败人士的无知攻击而已。 在追求权威的过程中，自由主义者发动了战争和革命，而这些他们已经记不起来了，或者说是他们选择忘记这些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也追求理解、正义和怜悯，不过他们对这些也回忆不起来了。恰当地说，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自由，是不对他们的绝大多数同胞开放的，这点很少能够进入他们的思考范围。他们不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要么意味着人们对公共福利财富拥有平等的权利，要么意味着收入差异至少应该同公共财产相适应才是正当的。自由主义非常乐意地认为，一个追逐利润的社会就会创造可观的财富，由此就可以用物质上的让步来收买对手，这就如同科学家将自己的发明成果奉献给了人类一样。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就无法预见到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将会产生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危及已经塑造了他们生活习惯的连续性。19世纪的发展历程已经预示着这种矛盾的到来。但是，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都拒绝采取措施来减轻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危害。 所以，当矛盾发生的时候，自由主义者还没有为它的到来做好准备。和前辈们一样，他们也陷入了愤怒的恐慌之中，并且坚信，只要能够保留他们的特权，任何高昂的代价都可以付出。即使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摧毁自由主义精神，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证明这种牺牲是正当的。他们宣称，这种牺牲是为了共同的幸福，是为了维持秩序，为了保护文明生活。他们不承认社会中充满活力的原则已经是穷途末路。即使证据就鲜明地摆在眼前，他们仍不相信人类已经准备在新型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他们有权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但是，他们彻底地被追逐利润的动机束缚着，以至于他们以博爱的名义，盲目地选择了战争，而未能认识到，他们所宣称的博爱只不过是贪婪而已。因此，同16世纪一样，人类似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冬天。我们只能从对下一代的期望中获得一些慰藉，期望着下一代人能够发现这一严酷的序幕将导向一个更加明媚的春天。 [1]关于deMaistre，参见我的ProblemofSovereignty（1917），ChapterV. [2]参见我的AuthorityintheModernState（1919），ChapterIII。 [3]Sismondi的最重要的文章是NouveauxPrincipesd'EconomiePolitique（1819）和DelaRichessedanssesrapportsaveclapopulation（1820）。在他的思想同Herrenschwand的著作一一Del'EconomiePolitiqueModerne（1786）一一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Buret的主要著作是DelaMiseredesclassesouvrieresenAngleterreetenFrance（1842）。目前尚未对这两个议题进行过充分讨论。 [4]关于孔德的政治思想，参见Alengry,LasociologiedeComte（1910）andR.H.Soltau,FrenchPoliticalThoughtintheNineteenthCentury（1931）,ChapterVIII。 [5]对于Coleridge的政治思想，参见Cobban,op.cit.。Macaulay在其论文中对Southey的Colloquies的分析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6]Cf.E.Barker,PoliticalThoughtinEnglandfromHerbertSpencer（1914）,ChaptersIIandIVandCraneBrinton,EnglishPoliticalThoughtintheNineteenthCentury（1933），ChapterIV.格林的根本思想体现在他的著名演讲LiberalLegislationandFreedomofContract（1881）中，收录在CollectedWorks,VoLIII，p.315。MatthewArnold的立场在他有关民主和平等的论文中有很好的总结，参见MixedEssays（1879）；Friendship'sGarland（1871）。 [7]对托克维尔思想的概括性的总结，可参见我的演讲SameRepresentativePoliticalThinkersoftheVictorianAge（ed.Hearnshaw）（1933）。对托克维尔的最好论述是P.Marcel的EssaiPolitiquesurTocqueville（1913）。 [8]特别参见BernardShaw给FabianEssays重印版写的序言，现在已经收到他的作品中：Works（1931），Vol.30,p.299f.也可参见他为E.R.Pease的HistoryoftheFabianSociety（1916）所加的注释，p.258。 [9]Cf.myDemocracyincrisis（1933）. [10]Vuessurlaproprieteetlalegislation,ed.Rodrigues（1832）,p.255. [11]Ibid.,p.257. [12]Recollections（Eng.ed.1896）,pp99-102. [13]Cf.myStateinTheoryandPractice（1935）,pp188ff. [14]参见我于1936年1月14日在ManchesterGuardian上发表的评论。 [15]295U.S.,495. [16]RailroadBroadv.AltonR.R.，295U.S.，330.关于这个问题，参见T.R.Powell在其著名的文章：49HawardLawReview,I第193页所作的评论。 [17]Hammerv.Degenhart,247U.S,,251. [18]参见JusticeHolmes所提出的著名异议，见Lochnerv.NewYork,198U.S,45,74。 [19]参见JusticeHolmes的观点，见NobleStateBankv.Haskell,219U.S，104。 [20]U.S.v.Schecterutsupraatp.503. [21]关于最高法院和它的功能，现在有很多文章，我特别贸然地从中参考了相关的文献：E.S.Corwin,TheTwilightoftheSupremeCourt（1935）;LBBoudin,GovernmentbyJudiciary（1932）；以及BrooksAdams的著名作品TheTheoryofSocialRevolutions（1913）。 [22]No.10. [23]1842年3月3日的演讲。 [24]Cf.hisWorks,Vol.m,p.109f;Maine,PopularGovemment（1885）. [25]参见我的AuthorityintheModernState（1919）一书第四章中论及Roger-Collard的内容。Guizot，E.Faguet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篇出色的文章，参见PolitiquesetMoralistes（1896）,Vol.I,p.307. [26]它第一次是刊登在1827年的TheCo-operativeMagazine上。参见M.Beer,HistoryofBritishSocialism,（1919）,Vol.I,pp185-187。 [27]关于密尔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参见I.Stephen，EnglishUtilitarians，III,pp.224-237。 [28]EssaysinPersuasion（1931）,p.306. [29]TheEconcrmicConsequencesofthePeace（1919）,p.165. [30]HistoryofEuropeanLiberalism（Trans.Collingwood,1927）,p.417. [31]G.O.Trevelyan,LifeandlettersofLordMacaulay（Nelson'sed.）,Vol.II,p.382. [32]JosephDorfman,ThorsteinVeblenandhisAmerica（1935）,p.122f.,esp.pp133-134. [33]Pease,op.cit.,p.258.
第三章启蒙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斯基->《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1936） 第三章启蒙时代 一 18世纪自由主义思想最具创造力的中心是在法国。在那里，解决问题所需要付出的努力越大，要求变革的呼声就越强烈。而在英国，自由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氛围已经形成。立宪政府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尽管其基础比立宪政府的崇拜者所追求的要狭窄得多，但是同其他大陆人民的政府相比，它为英国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70年中，英国的政治思想除了对洛克哲学加以阐释以外并没有多少建树。我们可以不失公允地说，亚当．斯密所发展出的备受关注的学说的基本原理早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关于伯克，他确有创新之处，但其学说真正强调的东西却带有保守倾向。他所关注的是，劝说当时的人们接受革命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并且，伯克用其超群的才智来保护，而不是扩展革命的内涵。普赖斯（Price）和普里斯特利（Priestley）也只不过是要求正式承认非国教徒的地位，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英国社会的现实。[1]他们对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深怀敬意，但是他们的努力不过是一种语言上的姿态，而不是追求新奇事物。这种努力也并没有在它所服务的对象那里获得广泛的回应。我们可以使用一种看似矛盾却十分正确的话语来形容18世纪普通的英国人：即使是处于战争时期，他们也是平静的。英国人认为自己同命运已经达成了协议，他们更关注的是细节，而不是关心自己生活所处的体系的原则。辉格党的妥协在其允许的范围内为资产阶级发展提供了空间。在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前，没有必要扰乱他们的发展。 但是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充满动乱的社会，而新思想对社会的压力却是源源不断的。旧制度受到了新思想的挑战。这一时代的所有天才都站在新事物这一边。新事物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是在革命以后损失惨重的人也接受了它。当时的制度已经无法面对这样的挑战。新思想反对旧观念的约束，旧观念的权威因其与国内的破产和在国外的失败之间的关联而丧失殆尽，最后君主被迫同中产阶级谈判，并且一旦君主拒绝接受中产阶级提出的条款，结局就是君主被推翻。就像英国清教徒在反叛斗争中表现的那样，人们发现如果不经历一场大的冲突，传统制度就无法彻底根除。正如汉普登和皮姆成就了利本和温斯坦莱，米拉博（Mirabeau）和穆尼耶（Mounier）也催生了巴贝夫和恩纳吉（Enrages）。在王朝复辟以后，克伦威尔建立了新的平衡，所以拿破仑也在宪章（Charter）中做出了妥协。1688年这一年英国中产阶级已经在国家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样，在经历了一个时代的激烈斗争以后，在1815年法国资产阶级也实现了同样的目标。同时，在美国，即使是处于特殊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2]19世纪的历史就是中产阶级的权力普遍上升的历史。 当然，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场突发的事件，在它爆发前的一个时代，就有人预料到了它的发生。人们感觉自己正处在一个危险的年代里。为革命的最终爆发所做的准备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对社会中各种特权的一致攻击推动了这一过程的发展。实际上，在1789年之前，法国并未出现对君主制的直接攻击，甚至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在进入国民议会的时候也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但是教会却彻底分裂了。它的神学理论和社会伦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无情批判。贵族的主张、法律体系、政府习惯和社会经济基础，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重新审视。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它们所代表的大部分传统是充满罪恶的。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哲学家用理性批判这一武器来宣扬自由是美好的事物，而管制天生就是邪恶的事物。人们有意识地避免任何限制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生活事务的权利的东西。他们不会忽略任何一种形式的努力，也不管一个制度是多么令人尊敬，他们都试图影响和触犯它。就像杜尔哥（Turgot）提出的那样，他们已经渗透到政府之中。这些哲学家们将教育变成了宣传的喉舌，小说和戏剧也成了他们战斗的武器。在17世纪教导人们说优雅文明语言的沙龙，发展到18世纪则热衷于介绍社会的改革思想。政府可能将他们送进监狱，但在监狱服过刑的人却能得到获取社会尊重的通行证。教会或者索邦神学院激烈地谴责这些哲学家，但这听起来不过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娱乐而已。记日记的人、年代史编者甚至是警察报告，都在向我们描绘着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挣扎中产生的场景。他们的描绘更加真实，因为就连他们自身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所蕴涵的意义。这是一个摒弃陈旧信条的社会，因为社会产生了这些信条无法满足的新需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在刚出现的时候就将对手原来的自信打得粉碎。在17世纪确定和坚信的事物，到18世纪就已经变得含糊和犹豫起来。在这个时代，没有像黎塞留和马萨林那样为法国政权提供统治臣民智慧的巨匠，甚至都没有像科尔伯特（Colbert）这样的人来提高一下政府部门的效率。旧制度之所以消亡是因为对它们的批评都是确实无误的，就连统治者自身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作为管理出版机构的最高官员，马雷戴尔伯（Malesherbes）支持大百科全书的出版，这表明旧的制度已经受到了削弱。在新社会主张所提出的要求面前，旧秩序已经显得无能为力。 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将哲学家看成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也具有一套共同的观念，他们的影响力其实是零星而且偶然的。伏尔泰的追求完全不同于卢梭的理想，如果说在杜尔哥和重农主义者之间有相通之处的话，在他们的思想中也存在重大的差别。霍尔巴赫（Holbach）和爱尔维修（Helvetius）的思想和伏尔泰的观念大体相同，但是，他们二人的规划和方法却同伏尔泰不一致。马布利（Mably）可能赞同伏尔泰所追求的大部分目标，但他的核心观点却否定了伏尔泰哲学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阿贝·梅叶的思想代表了这个世纪最显著的思想倾向，如果他加入哲学家阵营去推翻旧秩序的话，他肯定也将与其他哲学家们发生论战，就像布尔什维克为努力实现其自身的目标而与社会民主党人做斗争那样。[3]哲学家们看待英国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对伏尔泰来说，英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灵感来源，而在卢梭和霍尔巴赫看来，它是一个警示，而不是榜样。在这一时代里，还有一些重要的思想流派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任何模式的思想体系中，比如狄德罗的形而上学和林奎特的社会理论。这是一个充满混乱的时代，人们感受到了自己的不满，但又无法确切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些不满。他们知道自己想要自由，却不知道追求自由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限定自由的范围。关于这些问题，他们还没有拿定主意该如何处理。 对新思想的抵制也是存在的。宗教可能已经处于守势，但至少它还在积极地自我防卫。我们往往会忘记，哲学家每发起一次攻击，都会出现多次的反抗，有时这些反抗还会得到人们的拥护。有些辩护者的能力和坚定程度是不容置疑的，弗热伦（Fréron）[4]、伯杰尔（Bergier）、阿比·顾尼（AbbeGuenee）和律师莫罗（Moreau）都不是平庸之辈。对佩里索（Palissot）称之为“哲学”（Philosophes）的新思想的攻击是这一时代最成功的举动。像卢梭和勒克这样的人，都很骄傲地为宗教存在的必要性进行辩护。赫洛特（Henault）校长认为，伏尔泰的不虔诚行为是对社会的危害，这体现了一种非常普遍的态度。如果说社会存在像杜·德芳夫人（duDeffand）这样不了解宗教情感的伟大女人，那么还是有很多像德．蒙特利尔夫人（dcMontbarey）这样的人，一生对宗教的虔诚不会让皇家港口（Port-Royal）的耶稣门徒为之蒙羞。克罗伊（Croy）公爵的回忆录也同样如此。像哈迪（Hardy）这样的书商和莫罗（J.N.Moreau）这样的历史学家都使我们认识到，一个简单的虔诚行为是如何可以不受新思想的影响。从勃列东（RétifdelaBretonne）为其父亲所作的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活舒适的农民中广泛存在由信仰而激起的反革命情绪。[5]虽然戏剧很流行，仍然有很多观众在看到从传统角度对道德进行抨击时热情鼓掌。即使封建行为有所减少，但在大革命之后的几年里，人们对奇迹的信仰却愈发强烈。[6] 这还并不是全部。保存下来的政治文献大多是描写胜利的党派的。我们所熟知的作者都是左派的。但在1770年，比奥雷（LefevredeBeauvray）出版了广受欢迎的《社会和爱国辞典》（DictionaireSocialetPatriotique）。这本书拒绝接受所有新的思想，并将自由描绘成"导致了所有社会秩序的倾覆”。像金（Gin）和杜布耶一南柯（Dubuat-Nancay）这样的作者找到了接受他们为传统君主制度进行辩护的读者。将杜尔哥称为愚蠢动物（unsotanimal）的德芳夫人完全结束了对哲学家们的幻想，对于这些哲学家们的世界观，她曾经不遗余力地予以发扬光大一一保守主义的永久性策略一一以至于这些哲学家们错误地接受了特许而不是自由，傲慢而不是平等。我们可以看到嘲讽哲学家的小说，也可以读到赞扬哲学家的小说。有些小说还警示我们，越是渴望读到新书，就越倾向于忽视自己的妻子。旧制度和旧思想的道德约束力越来越弱。毫无疑问，人们迫切需要思想和习惯上的新鲜事物。但毋庸置疑，旧事物也具有保全自身的顽强毅力。后者一方面由权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得到了赞同传统方式的大众的支持。自由主义的缔造者们不得不为最后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但是，斗争总是朝着必然的结果向前发展。毕竟，这一时代的人是认可伏尔泰的。1778年他最后一次造访巴黎，总结了其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作。甚至是卢梭的反影响（counter-influence）也间接地支持了伏尔泰，并延续到大革命以后，因为卢梭提倡建立一种情感的宗教而不是一种教条的宗教，他代表了清教传统的主流。我们无须通过评价伟大人物的立场来表明新精神的胜利。新精神已经获得绝对的权力，这一点可以从它们的反对者身上随处可证。作为旧思想化身的克罗伊公爵（上文所提到的）就曾经在野心的驱使下，在个人的习惯中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7]这一时代的卫道土充满对世俗主义的抱怨和对旧事物的哀悼。慈善行为不再受到尊敬，富人们也不再认为拥有财富就要面临来世得不到拯救的危险。放弃私人财产权已经不再是神圣的行为，取而代之的是对世俗利益充满了无止境的欲望。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见到人们那无休止的野心，这种野心不允许人们在生活上安于现状，故步自封。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同教会认可的观念完全不同，只要获得成功，他们就会对谴责赚钱的声音无动于衷。克若瓦塞（Croiset）神甫叹息道，人们太想成为有钱人了，他们夜以继日地追求财富，“以至于已经没有闲暇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基督教徒”[8]。牧师们认为，对财产的热爱和对舒适生活的渴望，使得人们完全忘记了应该用宗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9] 从17世纪后期开始，关于高利贷问题的辩论明显又重新流行起来。像里格（Liger）[10]和盖斯奎（HyacinthedeGasquet）[11]这样有能力、有学识的教士不断地出版书籍，试图告诉人们遵从那些伤害人类灵魂的原则以换取商业利益是毫无益处的。不过他们也清楚自己的主张是徒劳的。如今每当人们读到他们愤怒的谴责篇章时，所有人自觉地意识到这些支持教会的道德家们正在维护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他们甚至想告诉人民（即使这些人无法读到他们的书），即使艰苦地工作，但自己创造出来的利润最后自己却没有份。他们攻击放高利贷的人，把他们说成是将穷人的血和肉摆在了贪婪的祭台上。但他们在谴责商人的时候也留有余地。商人们可能忽视了福音书的权威，然而他们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值得信任和有价值的人。他们的一位批评者认为：“没有哪个商人或银行家，也没有哪个单纯的商人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对高利贷的理解会比罗马教皇和神学家们少。对商人来说，后者完全不了解实际事务，他们了解的仅仅是从书上找到的，而这些书对解决商业问题毫无用处。"[12]商人们持这种观点只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一位倡导新秩序的人说道：“神学家们认为商人应该停止一切依赖借贷的商业行为……既然不能通过不含有利息的契约来维持一种社会秩序......（这么做）将会立即瓦解社会中的阶级，消除正在获得的自由和连续的交易行为。而在交易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特殊利益。”[13] 事实上，支持教会的道德家们失败了，因为他们不能有效地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的批评者问道，如果商业能养活世界上至少1/3的人口，那么金钱产生利息是不是必要的呢?资产阶级的回答是明确的。《致莱昂斯大主教的一封信》（ALettertotheArchbishopofLyons）的作者这样写道：“我的信仰的独到之处在于，在这个世界上，当我的财产尚未得到保证之前，我不会得到最终的幸福。”[14]简单地说，就是在商人的权利和天主教的信仰之间存在终极矛盾。商人所需要的道德规范不是来自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所推理出来的观点，而是源于商业企业的特定需求。教会拒绝适应企业的这种需求，并且，十分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家已经为商业企业提供了教会拒绝提供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商人来说，伏尔泰的价值是难以衡量、极为重要的。伏尔泰既富有又具有商人的习惯，并参与了很多重大的事务，他的世界观是成功人士所具有的实用而符合常理的哲学。这种哲学并不微妙和精炼，它并不深究过于琐碎的差别。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对财产充满了正常的尊重。从最好的意义上说，它是高尚人士的世界观。它认识到了节俭、谨慎和进取精神的价值。它也寻求能够为这些品质服务的自由。例如，热忱地追求英国式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由陪审团审判所保证的人身和财产自由，这些都是它所追求的。伏尔泰认为，在英国，“异教徒”这个词只适用于描写那些在股票交易中走向破产的人。[15]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是世俗道德，并且，当这种道德不能在古代典籍中找到它的原则时，它会很自然地转向新书以寻找自己的原则。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18世纪从根本上伏尔泰化了。中产阶级从伏尔泰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在根本上是一种公民自由主义。正如勒克在其作品中所写的那样，中产阶级真正献身于宗教信仰是基于将宗教限定于适当位置的理解。这就意味着两件事情。首先，它不会建议允许宗教去干预创造财富的纯粹商业事务。其次，它想保留宗教的原则以获得充分的道德约束力，并以此使工人阶级安于自己所获得的地位。也就是说，它敏锐地意识到那些被剥夺了财产的人需要某种安慰。它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答应人们，只要他们在今生遵守秩序、努力工作并很好地表现自己，他们就可望在来世获得拯救。对伏尔泰来说，宗教的规范可以作为令大众遵守秩序的手段，这是他这个世俗之人一直持有的犬儒观点。对于巴比尔（Barbier）这样的人来说，宗教还不只是这样。18世纪实现了宗教和道德的分离，这使得它们的本质对不同的社会阶级有不同的含义。对于那些有安全保障的人来说，宗教变成了一种公民和上帝或教会之间的私人事务1而对于穷人来说，宗教则成了一种社会环境所需要的维护公共秩序的机构。从这个角度看，宗教被灌输了一种功利主义的标准，这个标准会根据它所适用的阶级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然，这并不仅仅局限在法国，在英国和美国，甚至在德国也同样如此。汉娜·莫尔（HannahMore），沃森（Watson）主教、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Edwards）甚至是康德，他们都完全理解伏尔泰。尽管他们的道路不同，但是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一类型的社会。 商人们在哲学家的著作中发现了他们正在寻求的新道德规范，但他们所发现的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当时社会的文献中存在的氛围是实证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结合，也代表了他们的态度。人们完全相信，在社会领域中可以找到一种自然的政府形式，同自然科学中牛顿的伟大定律相适应。由于二者出奇地相符，这种自然的政府形式就会提出商业繁荣所需要的原则。人们会发现，促使英国繁荣起来的自由环境就是自然的环境。个人的财产应该是自由的，随意征税以及任何专断的干涉都是不可取的。个人应该自由地评论公共事务，更不用说去讨论他自己喜欢的事务。社会对伏尔泰所说的“愚民”和伯克所说的“粗野的民众”怀有正常的担心或戒惧。人民应该像一个坚定的资产阶级分子那样，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不管是在商业领域中还是像伏尔泰那样著书立说，都应如此。个人应该在宗教的事务中保持自由，认为宗教迫害对人的良知有利这种观念得到理性人士接受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个人应该生活在法律的保护之下，而不是任由他人处置。这就是孟德斯鸠以后的大部分作者所热切盼望建立的某种宪政体系。人们将会发现像达加里德（Darigrand）那样的人，即那些超脱于商业之外的贵族只为国家作出了少得可怜的贡献。[16]人们从邦瑟夫（Boncerf）那里可以听到有关封建特权的弊病。[17]人们也可以从经济学家那里读到社会如何遭到旧的财政体系的损害。如果有人说农业比商业更重要，那么伏尔泰和加利亚尼（Galiani）的嘲弄也会令人们放下心来。严谨的律师会钻研古籍，以证明专制主义才是新出现的事物，而自由本身却是古老的传统，正如德·斯达尔夫人（deStael）的著名格言所说的那样。像丽莎迪尔小姐（MademoiselledeLezardière）这样害羞的女孩都用八部有力的著作证明这一点[18]，甚至连国王都屈尊阅读她的著作，尽管事实上他读到的是缩写本。工业联合所带的危害、对统一法典的追求、改革当时严厉的刑罚制度、现代的度量和计量方式、有限政府的价值、确信通过改革能带来安全保障，所有这些主张都能在她的书中找到。像布里索（Brissot）这样的人也会告诉人们，在美国，老一套的欧洲社会的阶层划分是毫无意义的。[19]人们也会感觉到，深受法国社会热忱欢迎的富兰克林就是他们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美德的化身。法国人为富兰克林所代表的美国而参加战斗，他们为什么就不为自己追求自由之梦而去斗争呢? 正是哲学家的怀疑主义帮助他们获得了解放。这些哲学家们怀疑教会的权威以及贵族特权的合法性，甚至对专制的君主制度也提出了谨慎的怀疑。这种怀疑主义的背景是理性的功利思想。伏尔泰向人们表明，教会寺院体系的成本是高昂的，它的盛宴和斋戒对工业来说是奢华的，生活在一个自己料理自家园地的社会才是明智的。教会告诉人们彼岸世界的繁盛。但是大百科全书的六次出版，记录了科学和贸易的进步，及其同物质利益的密切关系。人们可以感受到字里行间的热忱，也可以感受到理性的进步所带来的美好结果。而且人们也认识到这些大百科全书的编者的目标同自己的追求是一样的。当人们发现大百科全书对于一些著名的与忏悔有关的争论予以轻描淡写时，他们就会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世间万物，并且人们可以对比一下大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中对机器的热情描述和对宗教原则的马虎处理。在书中，人们也发现了摆脱了过去束缚的无限自由。封建主义受到了彻底攻击，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各个领域建立起来。宗教信仰的不自由被彻底地抛弃了，因为它“在上帝和人们的眼中，都是一种令人憎恶的非正义行为”[20]。 毫无疑问，所有的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都是间接的，而不是立即产生作用的。自由主义的要点并不是来自本身的论证，而是源于它所形成的环境。信仰不自由、破产、腐败和专制等导致的结果是，人们自觉地感受到，已经到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了。从1715年到1789年，法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了四倍[21]，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识到当时的政府机构和惯例阻碍了对外贸易更大规模的扩张。例如在采矿业，中央政府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进步的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考察，人们在杜尔哥的作品中都看到了土地贵族的特权是如何抑制了商人们的雄心。《货币利息理论》（LaTheoriedel'Interetdel'Argent）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即“王国的资本家可能有1/3不敢将资金投入到贸易中”[22]，那么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发现一种重要的利害关系，即王权和教会的勾结将成为资产阶级幸福生活的真正障碍。哲学家所说的良心和思想自由可以很容易转化到财产观念中。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可以构建一种有约束力的但又不会干扰到自己目标的社会道德规范。资产阶级追求财富，它看到失去权势的贵族和得到资助的教会也同自己一样渴望获得财富。此外，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所坚持的道德规范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不会干预他们的活动，而且处处鼓励他们的事业发展。资产阶级从伏尔泰那里认识到，宗教迫害只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使邻国更强。一种新的风气可以使资产阶级发现，所有旧的承诺，还可以为其提供旧制度下所不能给予的事物。当面对一个约束的哲学和一个解放的哲学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二 我已经提到，英国在王朝复辟时期就出现了向自由放任发展的趋势，这种倾向在18世纪变成了一种运动。议会越来越不愿意通过工业规制的方式来干预经济。这种态度从塔克院长（DeanTucker）的坚决言辞中就可以看出来。他曾经以强硬的口吻写道：“斯图亚特王朝对工资和价格的管制是另一种荒谬的行为，这对贸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第三方在买方和卖方尚未同意的情况下就强行将价格固定下来是荒唐和愚蠢的事情。因为，如果雇工不愿意以固定好的或法令规定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者雇主不愿以同样价格购买劳动力，那么制定一千条法律又有什么用呢?不仅如此，像工作成果的多寡、供给品的贵贱、城乡居住条件的不同、燃料、房租等，对于这些事务，国家又怎么能够人为地制定适合、理性的价格。并且，像工人质量的好坏、工人熟练程度和工作节奏的差异、工作所需原料的质量不均、制造业的不同状况、产品在国内或国际市场是有需求还是需求不足，又该如何根据这些因素的不同制定合理的价格呢?……就算可以制定出价格，仍然会出现很大的难题，那就是，除非双方彼此一致同意，要不然，你又能强迫谁、或者又能怎样强迫雇工去工作，以及让雇主为雇工提供工作呢?并且，如果他们一致同意的话，你或者是其他人又为何非要干涉他们呢?"[23] 这是一种为实现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契约自由而发出的全面呼吁，而且，这种呼吁来自一位信奉英国国教的神学院长。这也是雇主们自身的态度。他们告诉下议院，对工资的管制面临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他们想让个人解决问题。他们说道：“用法律来规定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都有相同的价值，这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公平的。”这个制度忽视了工人能力的个体差异。它试图发给能力差的工人超出他本应得到的工资，这样总会提高商品的价格。工资必须由供求法则这个不受人为控制的规律来决定。议会对学徒条令的看法也与此相同。一个下议院的委员会在1751年发表报告指出：“最实用、最获利的制造业正处于发展当中，贸易在那些不受伊丽莎白条例束缚的城镇和地区发展得最为成功。”[24]在这一世纪里随处可见的是不断准许贸易活动的特别条令。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解释道，司法裁决的精神与对商业的约束相对立，自柯克爵士（Coke）以来，这种倾向就越发明显。对殖民体系的反抗也基本是出于同样的原因。1779年一位作家指出，贸易发展得最繁荣的地方都是那些最易被人们忽视的城镇。[25]当时像塔克、伯克和亚当．斯密这样充满智慧的人，很容易对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财政关系产生同样的态度。伯克告诉他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选民：“此时，一个伟大的帝国是不能仅依靠一个狭隘、严厉的商业体制或政府体制支撑下去的。”[26] 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亚当·斯密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要想理解这本书的伟大意义，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国富论》不过是一个不完整的社会哲学体系中的一部分。“将自然原则联结起来的科学就是为了使自然的舞台更加连贯，因此也就更加宏伟壮观”[27]。亚当·斯密试图在混乱状态中建立秩序，让受教育的人接受财富的原理。这本书的主旋律是什么呢?它的基调是世俗主义，方法是理性主义，在观念上是个人主义。它首先提出了这样的假设：每个人都最适合于判断自己的行为。正像他在《道德情操论》（MoralSentiments）所写的那样，“每个人都会出于本能首先也是首要地关心自己”[28]。这是人类的真正工作和命运。当人类专注于自身需要的时候，他就“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最终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29]。对亚当．斯密来说，个人的不同本能行为只是为了最终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和目标。然而，在一种神秘力量的影响下，个人的行为却产生了公共利益。同我们有意识地设法增加社会的利益相比，这种“简单自然的自由体系”能使社会获益更多。世界结构的基础是同情，同情使他人的利益同自我利益结合起来，由此产生了国家的“主要支柱”一一正义。它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可以使人分清善恶，并害怕因做错事而受到惩罚。个人是受到道德约束的，并且从长远来看，只有遵守这些规范，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令他产生了乐观的观念。贫富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如果人们是自由的，他就会努力拯救自己。不管是什么扰乱了自然的秩序，其结果必定是罪恶，而不是好处。 因此，亚当·斯密产生了厌恶国家行为的情绪。最高强制性权力的主要用途是保护我们不会受到不公正和暴力的侵犯，特别是对财产的侵犯。国家可以在教育或者在个人无法从中盈利的公共事业上采取行动。但是，除了这个狭窄的范围以外，它的最高目标就是保护个人的自发行为。当那些“阴险狡诈的动物（百姓将其称为政治家或政客）”给予我们国际和平和国内秩序以后，他们的主要工作就完成了。[30]远离了最高权力，我们可以根据“公正和独立于所有实际机构之外的自然法则”，而不再受到后者的干预，就可以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亚当．斯密似乎想说，只要获得了安全，就几乎不再需要政治行为了。政治行为是有意谋划的，是不自然的，是同“简单的体系”对立的。它侵犯了个人的自然权利，通常剥夺了个人的劳动成果。大部分为公益而热衷贸易的人从政治行为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只要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追逐个人利益，那么，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也会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现实的结果又如何呢?除了像《航海法》这样一两个显著的例子以外，亚当．斯密对那个时代盛行的工业管制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反对关税保护，反对行业联合（不管是资本联合还是劳务联合），还反对津贴、劳工法律和垄断。他认为，工业生产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个人活动组成的，只要个人信守承诺、禁止侵犯，就能非常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且，竞争越是充分，公众就能获得越大的利益。只要有自由体制的存在，每个人就会有最大的诱因去工作，因为他确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获得最大的回报。亚当·斯密认为人天生所具有的禀赋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慷慨的上帝创造出一个自然的秩序，它要求个人财产所有者应该按照自己的目标为公共利益付出自己的努力。因为他必须生产出用来交换的产品，为了生存，他就必须满足其他人的需求。在人际关系中存在一种具有天生利益的互惠关系，而干涉只能是破坏这种关系。亚当．斯密费尽苦心，用翔实的历史材料向世人证明，任何干涉都只是有利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而这些人主张自己的利益同公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以此来欺骗整个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亚当·斯密完成了一个自宗教改革以来的思想演化过程。宗教改革用君主取代教会成为了规范社会行为的统治源泉。洛克和他的学派用议会取代君主，让其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亚当．斯密则向前更进了一步，他补充说，排除极少数的例外情况，社会根本不需要议会的干预。他说，事实上，只要自然赋予人们六种动机，即同情、自利、礼貌、交易习惯、防止生产过剩的正常劳动习惯和热爱自由，只要欺骗和暴力行为受到惩罚以及国家能够抵御外来的侵略，那么人们的需要就能得到满足。总之，政府的真正用途是保证安全。保证了这一点，就没有理由猜疑个人的习惯行为，除非个人联合起来或者要求某种特权。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对这一点认识得越充分，人们就越自由。 这种思想对当时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一点不需要过分地强调。它告诉商人们说他们是公众的恩人，并且极力主张，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商人们受到的限制越少，他们为公众带来的利益就越大。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提出了很多实用、有远见的观点。他对每一个有文化的人都会经历的事实进行了权威性的总结，承认这些观点的理性特征就很难否定他在书中的结论。每一个读者都认识到努力奋斗就能改变自己的境况，所有的读者也从自己的日常经历中看到，在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总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制约，大部分读者都充分认识到了亚当·斯密所蔑视的政客的腐败和无能。将自身的渴望提升到自然法则这样的地位，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这样做原来并非为了自己”（Sicvosnonvobis）可以说是对《国富论》的公允总结。如果《国富论》对商界的行为习惯表露出了一种谨慎，对沉默的股东表现出一种真实的厌恶，对理智的工人怀有真实的热爱之情，对用具体条件比用抽象条件更难界定对国家干预的限制这一事实表现出一种不安情绪，那么这本书的普遍影响就是，它不可阻挡地朝自由放任的方向发展，并通过对自由放任政策提供自然和理性的权威来予以支持。对生活在18世纪的人士，特别是对亚当．斯密来说，自然就是一系列遵从科学法则的有规则的现象，理性就是从过去的无数错误中探索新的真理的武器。在亚当．斯密的影响下，商人们获得了信用证。现在自由主义已经有了经过透彻分析而推理出的经济使命：让商人首先解放自己，而后解放整个人类。但是要想解放自身就必须将国家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在，商人们认识到，要想利用国家实现自己的最大目标，除了迫使国家尽量限制自己的职能以外已经别无选择。工人们可能会抱怨，在稍晚时候，被宠坏的土地垄断者，即农场主可能也会抱怨，但他们却没有领悟到这一庄严的进步法则所具有的意义，即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在亚当．斯密的影响下，商业企业的行为准则获得了类似神学的地位，而国家变成了一个工具。在以后的70年中，这些行为准则将被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当然，亚当·斯密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就像社会思想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伟大的人物即爱默生所说的代表人物，所要做的就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前辈的思想进行总结，提出一套学说。休谟的思想虽不及亚当．斯密那样丰富，但他却以其同样的远见卓识指明了同样的方向。至于塔克，虽然缺乏亚当．斯密那样的广博和想象力，但他以更强的逻辑表达了同样坚定的信念。[31]伯克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们从亚当·斯密那里可以了解到这些内容，尽管我们将看到，伯克思想中的某些内容是亚当·斯密所没有的，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比对重农主义思想的分析更能使我们清晰了解亚当．斯密的普遍特征。[32]亚当．斯密同重农主义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显著的，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毫无疑问，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彼此间是完全独立的，提出的治世方案也是不同的，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思想的基础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都寻求将国家变成仅仅是自然法则的诠释者，也就是说，国家可以扭曲自然法则，却不能改善自然法则。因此，他们都努力追求将财产所有者从国家管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农主义的洞见力不如亚当·斯密，特别是就斯密认识到商业重要性的观点而言。但是，重农主义者推动的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却同亚当．斯密不相上下。和他的思想一样，重农主义也是从18世纪国家的错误、无能和腐败中出现的，不过，同亚当．斯密思想不同的是，它所追求的目标和所获得的结果并不一样。 重农主义者是革新者，但他们的身上还承载着历史的传统。亚当·斯密直接继承了17世纪洛克和托利党自由贸易者的传统，也间接继承了当时由哲学和科学共同塑造的自然法学派。而重农主义者的起源可以直接追溯到路易十四统治后期的重商主义，并且间接受到了笛卡儿哲学的影响。笛卡儿主义者与其中世纪的先驱不同，赋予法律全然不同的意义。重农主义经常被比作一个宗教派别，这样做是有其现实正当理由的。它有自己的代言人，如魁奈（Quesnay）；有自己的信条，如《经济表》（TableOeconomique）有自己的倡导者，如米拉博（Mirabeau）和梅西耶（MercierdelaRiviere）；有自己的总结性论文，如梅西耶的《基本秩序》（OrdreEssentiel）；有自己的传教士，如包杜（Baudeau）；有自己的信仰刊物，如《日历》（Ephemerides）；还有自己的宣传机构，如农会和地方学院；甚至有与其相联系的政治家，如杜尔哥。 我在这里所关注的不是重农主义思想的技术层面，只想重点探讨一下这种思想的基本含义。就像亚当．斯密那样，重农主义从自然秩序这个概念开始论述，后者同“简单自然的自由体系”有很深的渊源。重农主义者认为（就像亚当．斯密一样），人生来就有一种追求幸福的冲动，所以必须有一种贯穿事物规则的秩序，才可以提供成功所需要的原则。他们关注的是将事物的规则从人类以及人为设计所掩盖的纠缠不休的乱象中分割开来。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可以有效组织起来，运用法律的力量保护这些原则，人们的幸福就有了保证。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应该遵守这些原则，因为这是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这是对人们生活的世界所赋予人们的自然法则的遵守。重农主义者毫不怀疑地认为，这些法则就像物理规律一样永恒和不可侵犯。事实上，他们认为自己在社会制度方面所作的贡献，可以同17世纪伟大的科学家在物理领域所作的贡献相媲美。他们为政治家们提供了一套行为准则。违背这一准则就会带来风险。杜尔哥在《古尔奈之颂》（ElogedeGournay）一书中写道：“要想认识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那些首要而独特的规律（通过这些规律使得商业中所有的价值彼此间相互平衡，并最终固定在一种明确的价值上）……要想理解贸易和农业之间的互惠互赖……它们同法律、道德即所有的政府事务间的密切联系……就要从政治家和哲学家的视角来看待。"[33]实际上，统治者更多的是宣布法律，而不是制定法律。他应该辨明各种现象间存在的固有和永恒的联系，并从这样的联系中，推导出国民生活所需要服从的规则。把这些规则强加到他的臣民身上，他就可以保证国民的幸福；超越了这些规则所描绘的行为的边界，就会给他的人民带来不幸。 据我所知，重农主义者都是开明专制主义的拥护者。但重要的是认识到，对他们来说，专制君主并不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专断统治者。这些君主们必须服从自然规则施加到他们身上的法律约束。事实上，所有好的政府都是宪政政府，这并不在于宪政政府不是一个专断的政府，其法律不是源于立法机关的错误的一时冲动，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政府是自然法则的必然产物，这些法则一旦被人们发现，就对所有的人都具有约束力。总之，最高主权属于自然法则。如果人们逃避自然法则的制约，结果只能是牺牲接受自然法则所带来的幸福。 重农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呢?杜邦·德·奈莫尔（DupontdeNemours）曾经说：“他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学说，清晰地规定了人们的自然权利、社会的自然秩序和对团结在社会中的人最有利的自然法则。”[34]正如魁奈说的那样，它的目标就是“要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大可能增加的快乐”，这就是“尽善尽美的经济”[35]。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一学说的世俗和功利的目标。这一经济学派所关注的是劳动所带来的直接和世俗的回报。它的基础是对节俭、谨慎这些资产阶级典型美德的赞扬。其主要前提是自利，即人们有权利做那些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有权利获得可以令其满足的东西。这些权利源于自我保护法则的“迫切需要”。在面临痛苦甚至是死亡的约束下，我们必须遵守这些法则。要遵守这些法则，就必须知道它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人类的理性和自利行为，把握事物的本质，来得知这些要求是什么。这一研究使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才能，了解什么才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必须遵从这些研究在社会领域中发现的规则，．就像我们必须遵循物理世界的规律那样。从这些已经获得的洞见出发，我们认识到需要自由贸易，需要一项税收制度来将政府的开支加于地主身上，需要保证财产权利的绝对安全（不完全符合逻辑）。重农主义者并不是要提出平等理论。人类能力的不平等是自然的，不平等的收获不过是服从自然规律而已。他们赞同为了教育和穷人的利益允许国家干预，甚至准备建立一种由有产者组成的委员会，来为政府建言献策。但是，这种制度的本质是契约自由。正是这种要求指导他们支持杜尔哥的项目，并废除了国内对玉米贸易的限制。也正是这种要求，使得他们强烈地支持1786年签订的英法商业条约。[36]重农主义思想的主要前提是，认为重商主义会导致一种人为的供应不足。政府的管制毁掉了农业，却使那些对国家财富增长没有作出丝毫贡献的特权阶级从中受益。他们实际上是在说，废除政府管制的政策就必定会带来国家财富的增加。 简言之，重农主义使主权和土地私有财产权两者统一起来。让土地所有者和农民都获得了自由，并且只要允许他们发挥自身的优势，就能实现社会和谐。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个观点的谬误所在。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重视这样的事实，即重农主义者关注于制定一个纲领，这一纲领的作用就是对路易十四所推行的同自然法则相对立的社会政策予以谴责。当然，这是一种为地主服务的哲学，而亚当．斯密可以说已经为商人构建了另一种哲学。重农主义试图证明的是，如果地主可以自由地追逐自我利益的话，那么他也必定会为了公共利益而工作。它试图缩小制定法的范围，因为这些法律是腐败的、多变的和错误的。而自然法则，即理性的地主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则是仁慈和慷慨的。相应地，重农主义认为，地主越是自由地摆脱了各种限制，他就越能生产出充足的产品。并且由于地主为了国家也为自我利益而奉献自己的努力，他们的富裕也就是国家的繁荣。即使重农主义对商业缺乏热情，但这一点可以得到弥补，因为他们强调，国家管制对商业是有害的。他们从这些规章制度中看到，对特权的准许影响到了财富的积累，造成物资的匱乏，其结果是使少数人获得特别利润从而危及真正的繁荣。公正地说，对于穷人阶层，除了关注他们在农场的工作以外，重农主义者根本就没考虑过他们。如果这些穷人是手工业者，那他们也仅仅是转化一下农业生产者为他们提供的原材料而已。如果他们是仆人，那他们的利益就被包含在主人的利益当中。魁奈和他的学生从未将工人阶级看成国家内的一个自觉和积极的要素。工人劳力的供应要受到他们无法改变的规律的调节，虽然他们并没有增加公共利益，但这些规律还是有利于他们的。他们只是“不结果实的”阶级中一个大的组成部分而已。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重农主义的大体形象就是18世纪法国的理想化写照，如果每一个地主都有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且，每一个农民都了解农业科学的最新发展情况，那么，这幅理想的画面早已成为现实。重农主义所关注的是土地的利益，而不是工业和商业的利益，理由很简单，因为法国始终是一个半封建国家，土地的重要性要比英国大得多。重农主义的产生源于以下这种感觉：重商主义所要摧毁的是一个可以很容易带来繁荣的体制。重农主义出于很多理由敌视民主。部分是由于民主信奉者的狂热，就像信仰宗教信条的传教士通常所表现的那样，他们相当急于将他们的信仰强加到别人身上，而不是冒着争论以后被拒绝的风险。部分是由于重农主义提出的将财产作为最高权力的主张，非常符合它所从中诞生的封建环境。部分也是因为重农主义有一种对商业和金融的现实恐惧，认为它们是通货膨胀、腐败和特权的根源，这些行政惯例的出现对农业利益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重农主义者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提供了一个在以自由为生活法则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良机，他们要求将特权转变为机会。他们认为，要想自己富裕起来，就需要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标准。他们未能实现眼前目标，但他们在将经济自由主义变为同代知识分子的部分思想底蕴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重农主义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领会亚当·斯密和杜尔哥已经察觉到的东西，即封建主义正在向资本主义转变，与此相适应，经济理论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对土地的关注上。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杜尔哥的洞察力都是卓越的。他非常清楚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益的本质。[37]他看到，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他认识到资本积累和资本流动的根本区别，这就使他理解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不同。在这个基础上，他就能够抨击对待金钱的教条态度的整个基础。他曾经写道：“被人当做一种有形物质和一堆金属的货币不会产生任何东西，但是货币如果被用于推动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它就会产生一定的利润。一个人可以用货币购买地产，并可以获得一定的回报。把货币借出去的人不仅放弃了对金钱没有回报的占有，他也失去了这些金钱本应为他产生的利润收入。因为他失去了货币的所有权，所以为他提供利息补偿应该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38]杜尔哥有关边际生产力的概念，使他可以证明，通过增加储蓄，进而降低利率，资本家可以帮助社会。考虑到这些规则所产生的作用，他总结道：”除了土地的净产出以外，一个国家不存在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39]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国家有责任去除一切对工业和商业、借贷资本和农业的负担与约束，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地主最应该承担这些负担和纳税，因为一个国家中的所有阶级都要向地主缴纳租金。地主是“拥有财产权的阶级，也是唯一不会被特定劳动者的生存需要所束缚的阶级，他们可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40]。根据他的观点，其他阶级获得的报酬同他们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回报是成正比的。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源于他对资源的占有，他并没有让这些资源增加任何东西。他这一理论的影响就像他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那样，最终将税收的负担施加到那个时代的贵族身上。比重农主义理论更有意义的是，他试图将耕种者和工业家从管制和特权中解放出来。根据他就各个阶级对社会提供的服务所做的解释，他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劳动者的收入应该根据预示着工业革命的那些标准来进行评判。他写道：“只剩下劳动力可供出卖的工人的工资是由契约所决定的，而这个契约是工人同尽量少地为他们支付报酬的雇主共同制定的。当雇主可以在大量工人中进行选择的时候，他当然会选择最便宜的那个。因此，在互相竞争中工人被迫降低自己的价格，每一种类型的工作都是如此，事实上，工人的工资被限定在仅仅能够维持生计的水平上。”[41] 詹姆斯·穆勒曾经写道：“重农主义的目标是在不发生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建立一些简单的理论原则来改造社会。”[42]如此描述他们的目标并不过分。让我们看一下它的基础为何是基于自由观念的。梅西耶认为：“个人的特殊利益根本无法同公共利益分离开来，这是秩序的本质。我们可以在完全的自由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中找到确切的证据，这种完全的自由必须在商业中占据主导优势，以保证财产权不会受到伤害。”[43]因此，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只有在完全自由和公正的体制下“[44]，国家才能繁荣起来。因为只有当所有阶级的利益都是平等和完全相同的时候，反对干预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从这一新的信条出发，一个政府只有当它放手的时候，才能做到最好。也许这个世界上会有罪恶，但是同自然界的巨大力量相比，政府纠正罪恶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让每一个人管好自己，因为他比任何政府都懂得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事物，因此，还是让他自己制定自己的行为规范吧，尤其是在有关商业交往的事务方面。在这种利益一致的原则下，除了秩序、实施自愿订立的契约和一个有限政体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更为重要。实现了这些，我们就得到了两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们既拥有自然状态为国家制定的最好的规则，也获得了进步的文明带给我们的好处。就像杜尔哥认为的那样，我们已经穿越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时代，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只要获得了自由，我们就可以认定，随着科学的发展，道德和知识的进步自然会实现。 我所总结的观点也可以通过参照边沁的《为高利贷辩解》（DefenceofUsury）一书恰当地表达出来。该书于1787年出版，正是在法国召集三级会议的前两年。它的主要论点最终完成了我们已经讨论的发展过程。边沁曾经认为，从总体上说，贸易自由是有利的。他所关注的是，证明自由的原则也应该扩展到金融领域。如他所言，“所有成年和心灵健全的人士，行动自由，可清晰辨明对他有利的事情，均不应该受到限制，而应该让其进行议价，追求其获取金钱的最佳途径；没有人的供给应该遭到限制，只要后者认为其条件是合理和可接受的”[45]。边沁让其论辩对手的观点难以立足：这些要么是基于对财富持有偏见神学观点的结果，要么是源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钱不能生钱的错误观点。第一种观点不过是一种传统的迷信行为，第二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钱代表了对丰富自然力量的利用。他接下来证明了针对高利贷立法所带来的危害。这些法律迫使个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出卖自身的劳动力，这导致人们逃避法律的规定并因此轻视法律。它们违背了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一普遍真理。由于使用了错误的表达方式，从而将一种罪恶的声誉带到了有价值的公共服务中。它们简直就是对一些“完全清白甚至有功之士的谴责"[46]。这些人将消费从眼前推迟到未来，这对自己和他人都是有利的。但他们受到了谴责，就像投机者受到的谴责那样，用来描述他们的都是一些不好的词语。事实上，亚当·斯密已经证明中世纪囤积居奇者和垄断者是发挥有益作用的中间人，同样，放高利贷的人和投机者可能会促进社会价值的发展。他们从事的贸易越自由，社会从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大。[47] 这一切在莫雷莱（Morellet）写给谢尔本（Shelburne）的信中进行了精辟的总结。我们知道，莫雷莱正是边沁的庇护人。他写道：“因为自由是自然状态，相反，限制则是一种强制状态，所以，只要重新获得自由，万物就能重回最佳位置；只要能不断捉住盗贼和杀人犯，世界就是和平的。”[48]有财产的人受益了（Beatipossidentes）；国家的功能就是为有产者创造安全的环境，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个人来处理。其他所有干预都是邪恶利益的普遍无知所造成的后果，比如反巫术法。莫雷莱高兴地指出：“在贸易中我们需要良知上的自由。”[49]利益上的一致性可以使我们有权对结果持乐观态度。在自由条件下，只要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劳动的成果，人们就会实现他们的自然权利。进取心和创造力将会受到鼓励，对美德、知识进行控制的那些腐败与无知的权力将会被制止。就像潘恩（Paine）所说的那样，社会是我们自身美德的结果，政府是我们自身邪恶的结果。将政府的职能限定在最狭窄的范围内，我们就可以为有道德的人提供最广阔的机会。 要理解一种信念是如何被设计出来以适应当时的精神氛围的，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至少像在成功人士身上体现的那样，它所有的经历都朝着经济学家所指定的方向发展。限制性的法律无疑是对财富生产力的一种压制，这种法律被废除掉的越多（或者让其自然消亡），就越能带来国家的繁荣。甚至那些在失去美洲以后担心殖民体系瓦解的人也很快接受了塔克的观点及其中包含的真理，即解放以后的殖民地将同样容易成为贱买贵卖的市场。边沁也建议法国议会解放它的殖民地，这看起来既是出于理论的教条，也是源于实际的经验。在这个时期，每一次采纳自由放任的改革看起来都是对生产力的解放。至少在马尔萨斯（Malthus）时代之前，人口的增长看来是经济自由主义已经建立起坚实基础的另一证明。人们将每一次违背经济自由主义的例外行为都看成是一种“对人民的偏见”，而在亚当·斯密看来，这是政府“为了保持公共安全”而必须付出的代价。[50]只要有了安全，商人就不会怀疑经济学家是正确的。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他们将会赋予这个信念一种宗教正统的地位。 经历一个半世纪以后，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种思想的缺陷。事实上，它的公民概念要比它所知道的狭窄得多，因为它的前提是假设值得尊敬的人应该是那些在国家中拥有一定地位的人。它所颂扬的契约自由并未考虑到人们交易能力的不平等。它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时候，忽视了人们起点的层次差异，也没有考虑到如果有人是从较低层次发展起来的，那他们就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甚至亚当．斯密也懂得，“社会稳定”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仪仅是保护财产使其免于履行社会责任，它对中产阶级的影响自然会小于对其他阶级的影响。事实上，经济自由主义即使实现，它也只是一种局限于为社会上小部分人服务的学说。使这种学说付诸实施的代价是由工厂主和无地的工人支付的，后者被禁止联合起来，大部分又被剥夺了投票权，受制于把保护资产阶级所有制作为终极目标的法庭[51]在新的分配制度面前，他们更多的是无助。而我们既不应怀疑经济学家在热切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真诚，也不应怀疑商人和政治家在追求自我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所具有的崇高信仰。我们也不应该怀疑，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自由要比规制体系产生更好的结果。但事实依然是，这个规制体系的利益没有公平地加以分配。对这种缺陷的真实批判不仅在于社会主义的兴起，而且在资产阶级获得解放之后不久，它也需要以博爱的名义提出一种新的干预主义。当商人们看到童工的出现所造成的结果，看到他们所生存的城镇破乱不堪，看到格林（T.H.Green）所说的自由概念似乎可以为食不果腹的人提供去任何酒吧消费的选择时，商人们也会反对他们自己提出的学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统治权以后，新的自由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但可以从雪莱、拜伦、胡德、狄更斯、金斯利和加斯克尔夫人身上看出，也可以在大量的政府文件中发现它的存在，这些文件的起草者用不屈不挠的公正态度记录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52]确实，经济自由主义使中产阶级摆脱了国家奴役的枷锁，但同样，接受经济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是获得解放的中产阶级又将这些枷锁套到曾经帮助他们获得自由的工人身上。 三 英国政治哲学的重大分水岭是埃德蒙·伯克，因为正是伯克超越任何其他思想家，为洛克国家理论的形而上学框架提供了流传至今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伯克主要强调的观点是保守的，那么其思想的功利主义基础则包含‘可以从自由主义的角度予以阐释的因素。伯克观点的重要内容，在今天就像他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那样富有活力。正如人们已经公认的那样，他是英国第二帝国的真正奠基者，因为当他为美洲殖民地免于税收和印度帝国免于专制统治进行辩护的时候，他就为后世制定了法则。他是大不列颠第一个支持建立政党体系的人。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党派政府就是代议宪政体制的基本原则，除了那些要抛弃代议宪政政府基础的人以外，这种观念没有受到过任何挑战。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本质上仍然是最正确的，依然是当今我们挑战俄国实验的基础。他认为A然权利应该符合时宜；政府就是一种信任；他坚持认为，为逻辑而牺牲生命是危险的；他强调法律规定和财产权限定了国家的现实轮廓；他认为判断政治家身份的标准是“维持秩序的倾向和做出改善的能力”。伯克的这些思想已经深入到英国人的思维当中，怎么评价它都不过分。至少直到今天，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政治哲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广伯克思想的影响。[53] 从根本上说，伯克无疑是一个伟大而胸怀宽广的人，他的同情心广博而深切。然而，要想完全理解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就必须稍微衡量一下他是怎样对待他所接受的传统。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记住，他所继承的思想实质是洛克的思想。这是一个有关英国社会的理念：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拥有财产并关注财产的安全保障。这一理念在洛克提出时尚属于不切实际的空想，但它还是符合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的。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托马斯·史密斯（ThomasSmith）爵士就曾写文章指出，没有必要考虑劳动这类事情[54]，劳动者本就应该受到统治和管理。在共和国时期，哈灵顿看到，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并驾齐驱这一事实，将国家分为两个阶级，对于仆从或附属阶级来说，他认为他们的地位是“同自由或参与共和国的管理相矛盾的”[55]。这也是《平等的标准》（StandardofEquality）[56]一书的无名作者所持的观点。他这样写道：穷人“是贫困的人，对国家不感兴趣，由于并未获得大量财富，所以他们不会对国家心存感激”。艾尔顿为军队辩护的时候也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对他来说，工人、商人和佃农对国家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他们只是对活着感兴趣。他们就像定居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有权利居住和工作，但是，他们也必须像外国人那样，把制定法律的权力交给拥有财产的人（他们的财产使他们对法律的内容感兴趣）。[57]因此，由于同样的传统，亚当·斯密也认为正义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保护财产。他说道：“有钱人的富裕刺激了穷人，穷人经常会出于需要或嫉妒而侵犯富人的财产。只有处于政府执法官的保护之下，那些辛勤工作多年甚至是靠几代人而积累下来的财富的所有者，才能安然地睡个好觉。”[58] 伯克对这个传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财产权，特别是土地财产权在国家处于无可争议的显要地位。民众在国家中是没有地位的，他们不过是“粗野的大众”。下议院“实际上代表”了他们，并且，他认为，“这种代表权……在多数情况下要比实际行使这一权利好得多”[59]。对他来说，人民的权利仅仅是接受上级的统治。他们是“悲惨的绵羊”，表现出“被激怒的乌合之众的狂怒”，如果不受到法律的约束，他们那无知的热情看起来就会为最残酷的暴政提供合法的理由[60]伯克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将“道德”的法国从“地理”的法国中分离出来，由此，他坚信法国人民的真正意愿不是由国民议会来体现，而是与移民到科布伦茨（Coblentz）的人士相一致。他对“无知粗野的地方省份利益的辩护者……小地方司法机构的办事员……乡村争斗的煽动者和行动者，，充满了蔑视，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却敢为社会立法。[61]对伯克来说，有产者的统治权利，是他全部思想中的“不言而喻的主要前提”。他写道，"在人民和统治者之间发生的争论中，最后定论的依据至少应该对人民有利”，并且同萨利（Sully）一样，他甚至坚持认为大众的暴乱是他们遭受苦难的结果。但是，从根本上说，他认为大众是不适合自治的，也是不值得信赖的。他也许承认公共舆论的力量，甚至可能已经认识到了当时政府的腐败，然而，他并没有考虑做一些可能会危及权威的变革。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部分是由于他对理性的不信任和对“我们祖先的智慧”的信任感，也部分是由于他对政治进行了宗教的阐释。他认为秩序是美好生活的条件，而法规是对秩序唯一有效的保障。但是，我想在《关于稀缺的思考》（ThoughtsonScarcity）中，我们可以正确地发现伯克思想的中心思路，这与当时的环境非常吻合。这些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注意，它们显然受到了亚当·斯密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马尔萨斯思想的出现。一方面，伯克的思想反映了18世纪的乐观主义，相信如果“天然自由的简单体系”能够发展起来，那么一切都会很好；另一方面，它们结束了关于未来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情绪是从马尔萨斯攻击戈德温的时候一直到人们普遍接受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段时间出现的。 他们的学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呢?首先，它认为政府相对来说是重要的。伯克写道：“政府是没有能力为我们提供必需品的，政治家们也不要徒劳地认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政府的权力能够阻止大部分的罪恶，在这些事情上它也只能提供很少的积极利益，在其他事务上也是如此。”[62]同富人对抗并不会为穷人带来多大的利益。富人是“劳动者的委托人”，他们的积累就是“穷人的银行”。所以，应该劝告穷人们“耐心、勤奋、节制、简朴和虔诚”，要求他们做其他的事情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国家的行为无法帮助工人阶级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劳动者同其他商品一样都是商品，劳动力价格的涨跌都应依据需求的变化”。实际上，工资“是同他们的劳动成果完美匹配的”，任何试图干涉劳资关系的国家行为不但都不会产生好的结果，而且会对雇主的权利造成侵犯。伯克争论道：“在任何职业中，在劳工和雇主之间都存在一个隐含的契约，这个契约比任何一个有形契约的条款都具有说服力。只要劳动投入到生产当中，他就应该为雇主生产出资本的利润，以及补偿雇主所冒的风险。总之，劳动力应该生产出同工资相等的利益，除此之外就是直接的税收。并且，如果税收数量是根据另一个人的意愿和享乐来确定的话，那么，这种税收就是专制的税收。" 但伯克走得更远。一个无知的立法机关干涉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是愚蠢的。在幸福的环境中，两者的利益通常是一致的。伯克坚持认为：“谈到农民和工人，他们的利益通常是相同的，要说他们之间的自由契约对任何一方是一种负担，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农民的利益就是高效而快乐地工作，如果吃不饱，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得到了生活的必需品，以他们的习性来说，他们也会浑身是力、精神饱满。”由此他得出了一个重大的结论。他认为，整个农业“处于自然和公平的秩序当中”，干涉这种秩序就是一种鲁莽和愚蠢的行为，因为这会伤害到劳动者本身。因此，伯克认为：“农民应该完全占有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和利润，这是农民最重要、最根本的利益所在。这一论断是不证自明的。除了恶意、刚愎和人类不加控制的狂热，特别是人们对他人财产的嫉妒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妨碍人们认识和承认这一点。人们怀有对仁慈而英明的万物之主的感恩之情，万物之主要求人们，不管人们是否愿意，都要追求自身利益，并将普遍福利与他们的个人成功结合起来。"事情应该顺其自然。伯克认识到，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不同的。“毫无疑问，从任何实例和任何角度来看，权威的独占都是一种罪恶。但是，资本的垄断却与之相反，它会带来极大的好处，尤其是对穷人来说。”在这一体制的运行过程当中，有些地方发生了不幸，但我们的商业目标是清晰的。我们“应该果断地拒绝接受这样一种最初的观念，不管它是源于思索还是源于实践。这种观念认为，政府甚至富人对穷人提供生活必需品，是其能力范围内的事情。而有时候拒绝给穷人提供这些必需品，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商业法则就是自然的法则，也就是上帝的法则。因此，我们应该明智地认识到，在指望缓和上帝的不悦，以去除我们所遭受的或是悬在我们头顶上的灾难时，不能打破这种法则”。 根据这样的观点，伯克就有信心提出对国家行为进行限制的建议，尽管他承认（正如他经常这样承认）在他的原则中允许例外的存在。他的原则“大多是永恒的，一些是偶然的”。他写道：“国家应该将自己限制在自己应该关心的事务r，或者管理好国家机器，包括国家宗教的外在机构、地方行政官员、财政收入、陆海军事力量，由业绩决定其存在的市政机关，总之，一句话，应使国家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恰当的，都是为了公共和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公共繁荣。在预防性的警察队伍中，国家应该减少自己的努力，其利用的手段应该尽可能的少，不经常使用，而又是强有力的手段，绝不能过多和频繁地使用。当然，如果国家过分地增加警力的使用，其结果将是效能的下降，无力维护公共秩序。"应该补充的是，伯克并不否认应该帮助那些“根据商业法则和司法原则而无权获得任何东西”的人。但是，这同国家没有任何的联系，这属于“仁慈的管辖范围”。伯克认为：“在这一领域中，执法官什么也不能做，他的任何干预都会对它的机构所要保护的财产构成侵犯。”他毫不怀疑基督教有义务施舍穷人，但是，这是私人事务，与国家无关。就算是人们大声疾呼，也不会引起政府的注意。“尽管不幸的是，人们对城镇居民的呼声给予了最多的关注（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和团结），但事实上，他们应该是最少受到关注的对象，因为公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得温饱的。除非通过非常间接的方式，否则，他们就只为自己的生计作出了很少，甚至是没有作出任何贡献。他们是真正的寄生虫（frugesconsumerenati）”。 从广义上说，这就是18世纪重要的思想家所接受的“简单自然的自由体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估计》（Estimate）一书的作者布朗断定，人民在塑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是无关紧要的。他写道：“领导人的行为方式和原则……而不是被统治者的行为方式和原则……将决定一个国家是强大还是弱小，因此，也就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团结的还是分裂的。"[63]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洛尔默（Lolme）认为地位低下的人仅仅拥有被统治的权利。他认为，“为了国家的安全，被动的分担（passiveshare）是赋予这种人的唯一职责”，因为，“民众中绝大多数的人专注于维持生计，既没有充足的闲暇时间，也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所以他们不能获得信息，也就不能要求他们履行这样的职能”[64]。这同样解释了为何布莱克斯通可以认为，拥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同时拥有财产。上议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存在，就是为了阻止人们对贵族特权的侵犯；而由在上议院没有获得席位但又拥有财产的人组成下议院。[65]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解释帕利（Paley）在《满足的理由一一致不列颠劳工大众》（ReasonsforContentmentAddressedtotheLabouringPartoftheBritishPublic）一书中所阐述的令人惊异的观点。在书中，那位著名的教士居然可以证明（至少令他自己感到满意），贫穷（如果劳动人民的条件必须这样称呼）所带来的匮乏和需求不但不是艰辛，反而是一种愉悦；而饱食生厌、感官倦怠、四肢无力的富人的悲惨境况则值得怜悯。从伯克到帕利的距离比一般人所认为的要直接得多，虽然承认这一点不那么令人轻松。 当然，毫无疑问，18世纪也包含着一种不同的传统。这个世纪中期以后，受法国思想的影响以及乔治三世对美国宪法的攻击，唤起了更加深刻的激进主义，美国革命对此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都是表面的，而不是深切的。[66]普赖斯、普里斯特利、卡特赖特和杰布都是激进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关注的是政治的形式，而不是隐含在其背后的社会内容。普赖斯和普里斯特利反对把非国教徒排除在完整的公民身份之外。他们敌视议会的狭窄基础，在这种敌意的引导下，他们坚持人民主权理论，其推论的基础是人们有权推翻治理不善的统治者，这一推论在1776年和1789年是备受关注的。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激进主义有任何的社会内容。他们所说的一切并不表明他们意识到了财产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相反，正因为他们感觉到未经其同意就将重要财产利益置于政府的统治之下的事实，从而走进了改革派的阵营。当读到他们作品的时候，根本就感觉不到社会问题的存在。自由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由此，也就意味着公民拥有被选举的权利和完全自由的宗教信仰权利。他们二人都接受亚当·斯密的基本原则，但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原则留下了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他们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同伯克差别不大，但由于其特殊的宗教利益，所得出的结论却存在差异。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英国政治思想存在着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缺乏，至少是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意识。几乎没有人关注威廉·奥格尔维（WilliamOgilvie）的小册子[67]、华莱士（Wallace）博士散乱的见解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在其作品《论慈善学派》（EssayonCharitySchools）中带有讽刺性的批评，而这些都是对当时社会问题的主要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问题表述最清晰的是伯克的《对自然社会的辩解》（VindicationofNaturalSociety）一书。他在书中试图通过归谬法推翻对社会秩序的攻击。他写道：“在一个不自然的国家中，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法则，那些最辛苦的人却享受最少的成果，而那些根本不劳动的人却能享用最多的东西。这样的体制真是超乎想象的奇怪和滑稽。“[68]但是，伯克的整个人生都是在捍卫这种“奇怪和滑稽”的体制，因为他自己认识到：“政治家将会严肃地告诉你，劳累的生活使得大多数人类不适合探索真理，并且他们只有一些平庸和不适当的思想。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我为何谴责这些制度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伯克活跃的政治生涯中，他恰恰成为了他所攻击的政客的典范。 事实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关于国家对财产的支配权力的问题尚未进入英国政治的视野，当然，人们已经把它当成了一个问题。像科登（Gordon）这样的记者，像哥尔斯密（Goldsmith），詹姆斯．汤姆森（JamesThomson）和克拉贝（Crabbe）这样的诗人，还有像菲尔丁（Fielding）这样的小说家，他们都隐约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些都无法同发生在法国的那场大辩论相比。在英国，没有林奎特，没有梅叶，也没有马布利和摩莱里（Morelly）。同大陆的国家相比，英国人的相对自由、当时伟大帝国的胜利和生活水平的提升，都意味着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除了一些细节以外），而不是倾向于重新讨论洛克所界定的契约的条件。在1789年以后，一旦工人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就开始在法国大革命引发的不安全的战争氛围中讨论这些条件了，其影响对原先的慷慨宽容气氛是致命性的。就像康宁（Canning）对乔治·本廷克（GeorgeBentinck）勋爵所说的那样，有产者愿意为贫民法律付出成本以确保不会发生叛乱。[69]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为未来40年左右的事情做准备。在这些年里，可以说，“简单自然的自由体系”的最坏特征被凝结成一套标准。伯克引人注目的同情心堕落成沃森主教和汉娜．摩尔油腔滑调的自满情绪。当时流行的是埃尔登（Eldon）、锡德茅斯（Sidmouth）、布拉克斯菲尔德（Braxfield）和埃伦伯勒（Ellenborough）的观点。在滑铁卢战役以后，英国开始从长期的紧张反应中清醒过来，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已经成为了有产者的规则，而大众的幸福同这个规则没有关系。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工厂体系的出现产生了城市无产者，农业劳动力被驱逐出土地。当他们寻求自己的自由时，社会不得不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作为他们诉求的基础。 这就是说，一种为了解放中产阶级而提出来的学说，在1789年以后则变成了一种控制工人阶级的方法。有产者所追求的契约自由将他们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当他们获得自由以后，却使那些一无所有、只有劳动力可供出卖的人处于奴役之中。胜利者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教手段来证明自己的胜利是正当的。他们宣称他们的自由就是国家的自由。有产者坚信，如果不能同时实现那些依靠他们的人的利益，那他们自己也无法追求自己的利益。正像我所要表明的那样，这种观点暗含在所有思索社会法律问题的人的学说当中。当他们面对自己的哲学成就时，他们很容易同哲学的推论保持一致。他们要么像福音复兴运动（Evangelicalrevival）的发起者那样，想要为穷人提出一种学说，将穷人对社会苦难的反抗视为对神的旨意的攻击；要么像皮特（Pitt）和他的继承者那样，无情地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恐吓那些针对他们的批评者，迫使他们服从。在1806年，帕特里克·科尔克霍恩（PatrickColquhoun）用一种简洁的形式总结了令胜利者满意的辩护，他写道：“没有大多数人的贫穷，就不会有富人的存在，因为财产是劳动的产物，而劳动仅仅是在贫穷的状态下发生的。贫穷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没有剩余劳动，备而不用，或者换句话说，个人没有财产或生存手段，而只有在不同职业的位置上从工业的不断运行过程中获得生活必需品。因此，贫穷是社会中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贫穷，国家和社会就不能以文明的状态存在下去。"[70] 这是一个令人慰藉的观点，至少对于那些稍稍摆脱了贫穷重担的人来说是这样的。至少从曼德维尔时期开始，这种观点就成了一个时代的特征。从这一观念出发可以推导出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劝诫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其中最简单的观点要属约翰逊（Johnson）博士提出的独特结论，他认为，服从是社会所需要的。而最可憎的观点是由卫理公会的教徒提出来的一一卫斯理（Wesley）和他的同事们不停地主张今生的被动服从可以换取来世的拯救。[71]但是，没有谁比阿瑟·杨（ArthurYoung）更好、更简洁地描述了这种新观念的动机。作为一名谨慎的观察家，一个具有人文和自由倾向的人，他愿意进行试验，并能够认识到（正如他对法国所描写的）一点，即从某种角度说革命是国家治理不善的必然结果。他对英国的研究比任何一个与他处于同一时代的人都要彻底。他在1771年写道：“如果有人认为下层阶级必定是贫穷的，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勤奋上进，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白痴。”[72]这种英国自由主义的因素，可以充分解释接下来一百年中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 四 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突出特征就是缺乏独到的见解。人们太满足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能从陈旧的路线中走出来，甚至连激进分子也回到了17世纪自由主义的主流中。在法国，则正好与之相反，由于法国政治哲学流派众多，以至于我们无法用一个简单的结论对它做一个完全公正的评价。在法国的政治哲学中，有孟德斯鸠的自由保守主义，也有建立在为平等进行道德辩护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马布利和摩莱里，但乌托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还远不止他们两个。[73]梅叶自成一派，他是一个令人信服和不屈不挠的革命者，不过，他的思想基础同经济决定论存在密切的联系。经济决定论的悲观主义特征使林奎特成为一个极端保守分子，因为他不敢存在任何期望。卢梭的观点又与他们所有人的观点不同。在理论上他是激进派，在他的思想中甚至还有一种无产阶级的微妙意味，但他对当时社会的积极建议却很少。他的独特影响并没有决定人们在处理社会体制问题时该如何思考，而是深深地打乱了人们的思想，以至于为人们的思想提供了新的基础。卢梭本身就代表了当时社会所有的不满，他告诫人们应该用新的视角来看待自身的错误。但是，他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一个整体，很难说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如果说马拉（Marat）和罗伯斯庇尔是属于一个世代的卢梭的弟子，那么，黑格尔和萨维尼（Savigny）就是下一世代卢梭最伟大的门徒，而卢梭具有直接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就像在历史上永恒不变的规律那样，寻找任何简单的模式都容易造成对事实的亵渎。 然而，这一时期的法国政治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伏尔泰。[74]同以往一样，他并没有新的发现，但也同以往一样，他异常精确地代表了当时的思想。他的独特性在于他觉察到了即将到来的重大事件，也在于他不仅关注政治的基础，还更关心现实问题的具体补救措施。伏尔泰是出色的社会改革家，他不关心制度的构建和连续性，只追求实现直接的政治结果。他是协调不同思想的中间人，而不是一个制度的缔造者。尽管他认识到了整体思想的重要性，但还是在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面前退缩了。宽容、不可战胜的自由主义、折中主义，这些都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并且总是向他发出政治学是次佳的哲学（aphilosophyofthesecondbest）之警告。在伏尔泰思想的背后，总存在着这样的观念：为了公平正义的逻辑，人们付出的代价可能太高了。他是一个有产者，对他来说，维持秩序是自然的第一法则。他所关注的是那些不会危害到国家基础的改进措施。对环境的敏感是他的重要特征，因此，他感觉到他所关心的国家基础正在遭到破坏。这就是为什么伏尔泰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增加他所感觉到的风险的社会哲学。 当然，从根本上说，在伏尔泰眼中，政治本身就是第二位的事情。他所倡导的变革总是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他坚持认为：“我并不关心政治……政治并不是我的事情，为了使人们减少愚昧和更加正直，我一直致力于做出我自己微不足道的努力。”[75]这就是伏尔泰内心真实的想法。他所关心的不是建立一个思想体系，而是实现可能的改进。他几乎同伯克一样，蔑视那些坐在书房的扶手椅上构建政治制度的人。攻击狂热和迷信，为可能实现的改革而奋斗，这就是他所领悟到的自己的使命。如果他有时陷入理论思考，那也绝不是他最感兴趣的工作。更清楚的是，正因为孟德斯鸠和卢梭全神贯注于一般观念，伏尔泰就发现了他们的主要弱点。伏尔泰出色地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精明而人道的资产阶级所持有的正常观点。他们认识到社会存在着显著的不道德行为，为了保护自己的幸福，而急于不断地改变这些错误的行为。但是，在伏尔泰的思想深处，总有一种害怕在变革的方向上走得太远的恐惧。他害怕一旦打开闸门，当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能不受到这股潮流的冲击。因此，他需要的是能满足直接需要的补救措施。他不愿意去更深入思考那些他因感到恐惧而不想面对的事情。 尽管他认为人们很少值得管理自己，但伏尔泰并不反对共和主义与民主，他知道法国的制度降低了人民的地位。他写道：“阿姆斯特丹的公民是人，而在几英里外的公民则是身背重负的动物。”[76]但是，一旦涉及法国的问题，他就是一个明显的君主主义者，并且，他对律师专制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君主专制的恐惧。他告诉达朗贝尔：“我宁愿服从一只远胜于我的优秀的狮子，也不愿服从与我同类的两百只老鼠。[77]当然，他追求的是英国式的自由，也从未将君主制同专制混为一谈。像英国那样的宪政体制（伏尔泰称之为“君主共和制”），已经可以满足他的主要政治抱负。[78] 但是，如果说伏尔泰热切关注宪政体制下的公民自由，那么，他也是一个有产者，也会同样认真地关心自己的权利。他厌恶宗教狂热，然而他确信，如果富人不想被杀死在自己的床上，宗教就是人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一个为了社会的目标而惩恶扬善的上帝。他在《A.B.C》中写道：“我希望我的代理人、我的裁缝、我的女人本身都相信上帝，而且我也会少一点倒霉事情。”[79]伏尔泰眼中的上帝是为了满足维持秩序的社会需要。如果没有上帝，人类的行为就会失去控制。他写道：“至于其他哪种约束能够抑制人们的贪欲和逍遥法外的违法行为，这其实是一种我们要加以研究和判断的甚至更加神秘的永恒主宰思想。”[80]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使得他追求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他不是基于形而上学的原则接受上述这两样东西。但是，正如他对爱尔维修（Helvetius）[81]所说的那样，社会考量迫切要求为这二者进行辩护，仿佛它们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一样。 从本质上说，伏尔泰没有为平等发挥任何作用。平分财产不过是一个幻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只能通过不公平的掠夺方式。[82]他写道：“在一个不幸福的世界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不被分成富人和穷人两个阶级是不可能的。”[83]事实上，没有穷人就没有文明，因为人们必须工作，社会才能存在下去。我们的才能是不平等的，而一般来说，财产就是对才能的回报。自称人人都应平等的社会成员，或者像让．雅克（JeanJacques）所说的那样，认为一个君主应该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娶一个刽子手的女儿，这简直就是野蛮人般的欺骗行为。[84]服从是一种社会需要，并且，富人对社会的补偿就是为穷人开放更多的机会。不管怎样，财产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被严重夸大了，因为一个牧羊人常常可能比一个国王还要幸福。[85]我们应该为穷人提供增长财富的机会，但是超过这些就没有必要了。 事实上，伏尔泰对普通人怀有深深的蔑视，认为他们是狂热和迷信的源泉。[86]尽管有时候他会热情地写一些关于国家教育的潜在价值的文章，但在很大程度上说，他都认为这是不值得的。“愚民”（伯克所说的粗野的大众）是不值得启蒙的。[87]当拉．查洛泰（LaChalotais）禁止向穷人提供教育的时候，伏尔泰表示了对他的赞扬。[88]他这样写道：“在我们的土地上，需要的是工人，而不是秃顶的牧师。”他对达密拉维尔（Damilaville）说，让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生存下去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所有拥有财产和需要仆人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89]他在写给达朗贝尔的信中提到，所有为教育仆人和鞋匠而付出的努力都是在浪费时间。[90]只要像哲学家这样的人在自由地思考，即使裁缝和杂货商仍旧处于教会的统治之下也无关紧要。实际上，伏尔泰害怕大众启蒙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他写道：“当人们胡乱争论的时候，一切都失去了。”[91]他确实希望理性的力量能够一点一滴地从重要的公民传递到穷人阶级手中，在写给林奎特的信中，他似乎相信熟练的工匠师可以接受教育。但是，从本质上看，伏尔泰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不愿过分猛烈和广泛地破坏这种秩序的原则。 越是仔细地审视伏尔泰的改革计划，就越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即他所要求的改革大部分都是富裕的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他要求自由，但他所要的自由与为有产者提供的最佳机会相一致。在曼德维尔的影响下，他写下了一篇为奢侈辩护的文章。[92]他在商业的发展中发现一种与商业的成果分配无关的社会利益。他反对禁止奢侈浪费的法律，因为这是对财产权利的侵犯。他反对教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会的戒律同国家的繁荣是互不相容的。他对穷人的关注仅仅是一种同情，希望能明显地改善一下他们的命运。在伏尔泰的思想中，看不到他对不公社会秩序的强烈义愤，而这种义愤感却贯穿于卢梭的整个思想中。甚至，伏尔泰从来不会像狄德罗那样，有时候还会质疑人们的直觉是否能认识到社会的不合理行为。当然，他所要建立的世界要比他所继承的世界会更加美好。然而，这种进步仅仅是有利于有产阶级。尽管伏尔泰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积极和坚定的原则，但他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的需要。 事实上，与伏尔泰领导的启蒙运动关系密切的思想家们也持这种思想。毋庸置疑，在狄德罗身上，存在着广泛的激进主义色彩，但这只是不时发生的激情爆发，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知性原则。他攻击爱尔维修所提出的减少不平等的建议，他认为，这将损害到财产，并将破坏整个工业。他蔑视普通人，并这样写道：“普通老百姓是整个人类中最愚昧最危险的人，是招人讨厌还是变得更受欢迎，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93]他将财产权看成是一种绝对的权利，并发展到了一种无可复加的地步。他认为：“社会中的有产者已经拥有了一定比例的一般财产，成为后者的绝对主人，他有权像国王那样使用甚至是滥用自己的财富。只要他愿意，一个地位低下的公民也可以选择耕种或者不去耕种，政府没有权利干预他们的事务。因此，如果政府干预了财富的滥用，它也会很快干预财富的使用。一旦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就会终结财产和自由的真正概念。”[94]狄德罗对梅西耶的热情是出了名的，并且，他对重农主义的敬意也是坚定不移的。的确，他与伏尔泰不同，他不喜欢奢侈，并拒绝相信在贫穷和幸福之间很容易达成一致。甚至，他还猛烈攻击当时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这几乎反映了卢梭的精神。但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狄德罗的经济观念更多的是属于重农主义。他同情穷人，然而，他并没有对自由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提出批评[95]。 尽管狄德罗在其重要著作《谈话录》（Entretiendel'aumonieretd'Orou）和更加著名的《叶子花纪行增补》（SupplémentauvoyagedeBougainville）一书中抨击了文明社会的基础，这似乎已经超越了卢梭，但是，我想上述结论依然是成立的。[96]因为，就算是将这两部作品同他收录在《百科全书》中的其他激进的作品放在一起阅读的话，它们也都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希望世界会更好的虔诚愿望。累进的税收、更加平等的财富分配、少一些奢侈、多关切一下穷人、更加广泛地关注教育，除了这些，很难在狄德罗的作品中读到更多的东西。《增补》一书中的哲人并不要求任何根本性的变革。狄德罗说：“我们应该攻击坏的法律，直到它们得到改善；同时，我们也应该遵守法律。为了个人自身的权威而违反一个坏的法律的人，也为人们违反好的法律提供了正当的依据。对一个疯子发狂要比个人独处时保持睿智的心态方便得多。”[97] 实际上，狄德罗所谓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怀疑的感觉，每一个敏感和宽宏大量的人土，在面对社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无情反差时都会产生这种怀疑。正是这种怀疑使狄德罗在道德上摆出了反对社会结果的姿态。然而，这并不会令他走得更远。对爱尔维修同样也可以这么说。爱尔维修认为，适度的工作不难得到穷人的支持，富人也不会厌倦。对他来说，社会问题是以一种肤浅方式进行感悟的知识问题，即一个贵族气派人士的仁慈心肠。虽然如此，他对自己所面临的环境感到不安。[98]他不喜欢奢侈，也讨厌不平等的经济条件，他认为，这将会导致国家的毁灭。不过，除了建议扩大所有权以外，他也没有其他的补救办法，而且，就算是为了实现扩大所有权这一目标，他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只是希望明智的议会能保证它的实施。他认为应该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但是，这一计划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侵犯了所有原则中最神圣的财产权利”。他写道，财产是“帝国的道德上帝”，它使国家的统一成为可能。它是那些如果没有它们，国家就不会维持下去的法则之一。因此，我们应该致力于幸福的平等，幸运的是，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国家里，不需要在根本上改变经济制度的本质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爱尔维修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不准备面对变革所带来的代价。从根本的政治原则来看，霍尔巴赫男爵（Barond'Holbach）的观点也是保守的。[99]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霍尔巴赫可能承认政府的制度完全是罪恶的，罪恶到将人们自身变成了罪犯。他认为应该限制奢侈浪费。他说，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在于多数人的舒适，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民众获得面包比一个君主拥有一座华丽的宫殿重要得多。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这样的倾向，即富人总是竭尽所能地追逐他能够获得的东西。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慈善团体和工厂，这样穷人就能找到谋生的手段。但是，霍尔巴赫还是赞同不平等。他认为，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他害怕一切可能伤害到私有财产神圣原则的手段。从根本上说，当社会的悲惨景象引起他的不安的时候，他仅仅摆出了一副道德的姿态对社会结果予以批评，这么说并不有失公允。同当时大多数思想家一样，他也明显地受到了卢梭攻击社会基础适当性的影响。但在他的作品中，他对卢梭的攻击所做的回应只占很少的篇幅。对他来说，只需清楚地指出罪恶的存在就足够了，至于解决的措施，他并没有作深入系统的研究。 可以说，这种态度广泛地代表了这一时代的特征。毫无疑问，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社会存在的问题，仅就贫困问题而言，就存在大量饱含深情和创造精神的文献。但是，任何文献的分析都不愿抓住私有财产这一中心议题。社会中出现了平等精神和对富人慷慨救助穷人的责任的颂扬。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事件，比如巴黎的大主教不得不训斥有些教士们对这一问题过于激进。甚至，还有很多计划（有些还制定了大量的细节）提出建立国家工厂，这样，失业的工人就可以在那里工作。但是，即使是最激进的计划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付给他们的工资不能同私有企业所要求的工资水平相冲突。一言以概之，穷人就应该自己承担贫穷的代价。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都急切地减轻穷人的贫困，然而，他们的努力也是有限制的。就像马布利那样，即使是为社会组织的共产主义框架辩护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都承认自己正在描绘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甚至林奎特也无比清晰地描述了文明社会所遭遇的贫困的根源，并且预言，穷人的苦难将会导致一个新的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出现，但他自己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赞扬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因为人民盲目的服从叮以维持国家的安全。他曾经对伏尔泰说，在他看来，艺术和文化知识对工人阶级来说是危险的。在他写给伏尔泰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社会条件迫使一个人仅仅可以利用身体的力量。一旦他知道自己还有一颗头脑，那么，所有的东西都将失去。”[100]总之，林奎特预见到，在社会的不公正中隐含着不可避免的灾难性结局，但是他也不知该如何阻止这场灾难，而且他还认为摧毁旧的制度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在大革命爆发之前，除了梅叶以外，没有哪个法国人能像他那样强烈而无情地撕掉旧社会的罪恶面纱。然而，经过分析以后，他能做到的也仪仅是举手投降而已。[101] 简言之，法国旧制度的批评家们试图完成两件事情。法国需要一种新的宪政制度，以便能在旧的政治制度和新的经济权力分配制度之间保持平衡。这些批评家们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描绘这一新制度的轮廓。在构建新制度的过程中，他们也试图将制度的文化基础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组织化的宗教始终束缚着文化的基础。他们敌视宗教和贵族，批判这些在社会中不劳而获的人。他们同情穷人的遭遇，经常会慷慨解囊帮助他们。但是除了施舍以外，他们并不准备严肃地面对穷人的问题。他们无法在第三等级的背后发现第四等级：这一等级的要求跟资产阶级的要求一样广泛，但其利益同后者相比又截然不同。他们认为自己解放了也就意味着工人获得了好处，他们对此已经感到心满意足。除了施舍，他们也找不到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因此，他们也就不再关注这个问题。伏尔泰以其一贯精确的风格总结了他们的现实态度，他在《哲学辞典》（PhilosophicDictionary）[102]中写道：“人类应该分成两个有很多分支的阶级：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由于习惯和惯例，以及缺乏闲暇时间，导致大部分的被压迫阶级无法认清自己的境况，等他们认识到以后，紧接着就会爆发内战，但内战只能是以人民受到奴役而告终，因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是金钱。”他在另一部著作《路易十四的世纪》（SiècledeLouisXIV）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伏尔泰写道：“如果工人和手工业者想要得到工作，就必须削减消费，维持基本生活必需品而已，这是人类的本性。大多数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穷人，但也没有必要认为这是一件悲惨的事情。“[103] 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曾指出，所有读过伏尔泰讨论经济问题的作品的人都会认为，伏尔泰对自己的结论并不轻松自在。这就能够解释伏尔泰的逃避和玩世不恭，也可以解释在不得不对欠缺宽容予以批评的时候，为什么他的分析中缺少高尚的愤慨。这种评论是公正的，尽管应该附加说明一下，这一评论不仅仅适用于伏尔泰一个人，所有18世纪法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持这种态度。事实上，所有自由主义的倡导者都要求整个国家的解放，但当他们将这一计划的细节运用到自己身上时，他们的想象力就只是局限在为有产者提供自由，他们也不准备超越这个范围。自由主义者为自己辩护的理由非常复杂，在某种程度上说，就像他们所解释的那样，他们回避了公正问题，却直面慷慨的责任。国家为穷人提供救济在他们的讨论中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另外，也部分是由于他们具有不可阻挡的个人主义倾向。他们所知道的国家是专制、腐败和无能的。他们努力将自己从国家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并为国家的行为设立限制，不想在新的制度下再次受到国家的控制。另一部分理由是，自由主义者害怕和不信任工人阶级，害怕他们的无知和野蛮，不相信他们能为国家的价值作出贡献。而自由主义者从一无所有变成了拥有一切。他们对社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将他们的道德主张转变为法律权利。自由主义者将自己的主张变成了普遍的规范，因为他们就像1832年的英国改革家那样，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才能获得胜利。但是，他们不认为自己的胜利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半个世纪以后的英国改革者也是这样认为。他们的观点是非常明智的，因为我们知道，直到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才开始有组织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一个阶级只有在法庭上成为原告的时候，它才真正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在18世纪，只有资产阶级拥有这一地位。很少有思想家能够认识到，革命要求所获得的仅仅是人类发展的舞台，而不是发展的条件。法国自由主义以其伟大的力量和洞察力，系统阐述了新的权利主张者所提出的人权要求，但却没有看到，当人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后，他们仅仅是为一场新的冲突准备了条件。但历史就是通过这种办法，不让人们看到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最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也许，他们之所以走了这么远的路途，就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此番旅行的目的地是在何方。 五 没有什么可以比法国大革命本身更能决定性地导出这里所谈及的论点。无论是国民议会的构成，或是对路易十六提出的《诉苦清单》（CahiersdeDoleances）的特点，还是拿破仑出现之前标志着大革命进程的立法，或是不断涌现的小册子和期刊，从中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中产阶级对自身本质的肯定。在这种肯定中，工人的需求找不到有效的位置。法国贵族德·莫雷（deMoret）在1789年所写的文章中对此有一段精确的描述。他说：“我们错误地认为第二等级是一个单一的阶级，它应该是由两个利益不同甚至是对立的阶级所组成。"[104] 实际上来说，工人被排除在选择代理人的选举会议（electoralassemblies）之外，这些会议都是由纳税人构成的。没有证据表明工人阶级参加过会议，或者有人考察过工人阶级的需求。比如，在巴黎，被选举出来的人主要是一部分专业人士、律师和医生。正像约雷斯（Jaures）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工厂主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抱怨他们没有被充分地代表，那么，他们的这种态度所假定的是，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105]从《诉苦清单》中我们发现不了任何的东西，它所提出的关于穷人的建议仍然停留在慈善事业阶段，它首先关注的是那些不会伤害到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利的救济措施。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实质上仍然持一种敌视态度，这是旧制度下议会的典型特征，正如后来的《制帽工人法》（loileChapelier）所总结的那样。这些态度也有一些具体的体现，例如在朗格多克（Languedoc）就规定，雇主可以强求任何一个想要工作的工人面对雇主的组织回答问题。如果没有看到它们所体现的有限经验和需求，那么就没有人能从《诉苦清单》中读到，尽管反对封建贵族特权，但那些人一直在为资产阶级财产权利进行辩护。他们害怕破产，因为这将损害已经投入资金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想要一部终结专制统治和特权的宪法，特别是在财政事务方面。他们希望，国家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代表来控制税收制度。他们寻求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哲学家已经教会他们理解这些东西。不过，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农业和商业自由，希望能从限制所有制权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每当关于劳动保护的问题出现的时候，解决这一问题都是从公共援助的角度出发，而根本不会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劳动阶级也是国家中拥有权利的阶级。有产者一直以来都是想当然地认为，雇主和农场主的幸福包含了那些依赖于他们的人的幸福。[106] 当然，原因是很清楚的。工人阶级尚未意识到利益的一致性，有关大革命的基本文献显示，他们只是孤立的团体，只提出一些特定的问题，还未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直到旧制度崩溃以前，他们对理想的胜利感到满足，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只有间接的意义。直到战争和反革命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灾难，才使得他们形成广独立的目标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当时已经取得胜利的革命所无法促成的。之后，在昂哈杰（Enragés）和巴布韦斯特（Babouvistes）出现了一些人士，就像克伦威尔当政时期的平等派和农业共产主义那样，这些人开始认识到，已经取得的胜利不管多么重要，都不是他们的胜利，已经颁布的法律并未触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同英国的先驱者一样，他们也感觉到自己赢得了一场运动，但胜利的果实被他人窃取了。不过，认识到这一点要么是为时已晚，要么或许还为时尚早。 要检验这一假设的正确性可以采取很多的标准。我想，最简单的办法是分析一下《拿破仑法典》的态度，因为它用立法的形式将革命的经验积淀下来。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巴纳夫（Barnave）对大革命的看法，閃为在这场革命中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前者而言，同以往的革命重建一样，《拿破仑法典》的形成是一个缓慢努力的最终结果，这些努力的部分内容可以追溯到盖伊·科奎尔（GuyCoquille）、卢瓦泽尔（Loisel）和波蒂埃（Pothier）等人在纷繁复杂的古代法律传统中对一系列普遍原则的探寻。路易十四时期的拉莫娃涅农（Lamoignon）以及他的后继者德·阿格索（d'Aguesseau）都为统一付出过努力。早在1790年8月，制宪会议（ConstituentAssembly）就投票表决制定了“一部一般性的法典，其所涵盖的法律简单明了，符合宪法”[107]为最终实现这一目标所付出的能力持续了11年之久。毫无疑问，只有像拿破仑这样的天才统治者才能坚持将如此巨大的工程即刻付诸实施。这部法典被它的制定者称为“普遍的道德规范”[108].拿破仑本人也在圣·海伦娜（St.Helena）称这部法典“没有什么能将其抹掉”[109]。这部法典的明晰度，几乎可以震撼1789年获得胜利的法国自由主义的有效原则。通过对其几个重要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洞察到这部法典的本质和局限性。 这些告诫的观点就是，自由主义所说的自由存在于财产环境中，两者的并列关系是《拿破仑法典》最主要的特征。它记录了商人和农场主反抗封建特权的胜利，总之，它体现了大革命的原则。《拿破仑法典》的倾向也是那些在1793年将农业法的倡导者处以死刑的人的倾向，这也是巴黎公社的倾向，在1791年，巴黎公社就警告工人阶级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会打扰市民，劝说富人从城市中搬出去”[110]的举动。每一部革命性的法律都宣布财产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11].因此可以认为，《拿破仑法典》为这一原则提供了充分的法律程序保障。它将50年来尽管急迫但却不够明确的宣言变成了一个有保障的有机体系，其基本纲领足以抗拒时间的挑战而不过时。 《拿破仑法典》的起草者们都清楚他们正在做的是什么。卢威特（Louvet）说：“它的主要目标就是规定财产的原则和权利。”[112]乔伯特（Jaubert）在拿破仑时期的立法机关中谈道：“《拿破仑法典》的每一页纸上都体现着对财产的尊重。”[113]拉阿里（Lahary）法官写道：“它最宝贵的真理就是将财产权利神圣化，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一事实的逻辑结果。”[114]在法律范围内，享受和处置财产是一种绝对的权利，有产者没有义务以有用的方式处置财产。有产者甚至得到保障，不必因为资产得到了改善而对其租用者进行补偿。在处理未成年人和婚姻事务时，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对财产的保护。在处理契约问题时，不会控制作为资本的财产的使用，并且，服务类契约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保护。尽管在借贷中禁止实行高利贷，但并没有禁止收取过高的租金和支付不可能的工资。在组建陪审团的时候，其成员仅限于拥有财产的人。在更强调技术性的程序中，福雷（Faure）概括性地阐明了《拿破仑法典》的实质，那就是，“一句话，它就是为了保护财产”。 在《拿破仑法典》中，对劳动条件的规定只占了有限的篇幅。终身服务契约是被禁止的。一旦主人和受雇者发生口角，经过宣誓以后，主人所说的话“就能够决定工资的数量、上一年的支出和本年度的全部会计账目”[115]。佣人可以在发生争论后12个月内提起诉讼反对他们的雇主，但产业工人只有6个月的时间。在承租人对不动产的口头契约问题提出诉讼时，出租人在宣誓以后，他所陈述的观点就被认为是可信的，除非承租人要求由专家展开调查，但这个费用是任何一个穷人都支付不起的。一切罢工和工会都是被禁止的，罢工的发起人可以被处2~5年监禁。另一方面，允许商人组建自己的商业团体。但如果雇主为了胁迫工人接受其条件而采取联合行动，不准工人进厂，则可能被处以六天监禁或处以2000~3000法郎的罚金。还应该再加上一点，工人在工作中的某些行为权利也被制定出来，但事实上，围绕这些权利而产生的程序难题使得这些规定起不到任何的效果。这种保护财产的动机也可以从对《拿破仑法典》的另一个条款所做的评论中表现出来，“那些增加了企业家财产的人”[116]正当地享有利益。 法国历史学家格拉森（Glasson）写道：“老实说，在《拿破仑法典》中，工人完全被遗忘了。”[117]事实上，这样评价《拿破仑法典》是不公正的。工人并没有被遗忘，从法律的内容和程序来看，它都刻意规定，工人的权利要服从雇主的权利。工人不能组织工会，不能罢工，但对雇主却没有这样的限制，这就像《1749一1800年英国联合法案》（BritishCombinationActsof1749一1800）所规定的那样。在工人的所有工作物质条件方面，雇主的话要比工人的话具有更大的可信度。工人的行为权利是有限的。如果他是个佃农，那么，一切好处都在地主这一边。实际上，我们所看到是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而制定的法律。必须说明的是，没有人试图掩盖这一事实。布莱·德·梅特（BoulaydelaMeurthe）坦率地指出，只要那些有极大兴趣维持法律秩序的人士了解法律，他们就会根据其需求程度，让民众知道法律的存在。他写道，因为“这些人有时间，也有合适的手段确保法律的制定和实施”[118]。总之，就《拿破仑法典》的起草者而言，当博瓦西·德·安格拉斯（Boissyd'Anglas）作为报告人将第三年度的宪法（ConstitutionoftheYearIII）介绍给国民公会（Convention）的时候，他所做的精彩演讲就解释了一切。他告诉他的成员们：“我们应该受到最优秀的人的统治，而这些人是那些受过最好的教育、对维护秩序最感兴趣的人。现在，除了相当少的例外，这些人只能在有产者中寻找。因此，有产者是同他们的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保护他们财产的法律，以及维护他们财产的社会安全密切相关的……由有产者统治的国家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而由无产者统治的国家则陷于一种自然的状态之中。"[119]确实，这种说法同《拿破仑法典》的作者贬低工人阶级大众的地位是类似的。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使这样做，他们也没有怀疑自己正在实现革命的目标。 在一直被人忽视的《法兰西革命导论》（IntroductionàlaRevolutionFrançaise）一书中，我们能发现与《拿破仑法典》观点相同的理念。此书出版于1845年，是在巴纳夫死后根据他的手稿编写而成的。巴纳夫曾经是法国国民议会中自由派的领导人之一。[120]从广义上说，他的奋斗目标同雅各宾派失败以后法国社会所接受的原则是相当一致的。不仅如此，仔细聆听巴纳夫演讲的学生将从其内容中发现，他的思想同另一种观念存在着切实的联系，在王朝复辟以后，在罗耶一科拉德（Royer-Collard）和本雅明（Benjamin）的努力下，这种观念了变成法国自由主义的精华。《法兰西革命导论》一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大部分内容并非从公共影响的角度撰写，我们在书中所看到的是巴纳夫对自己所经历事件的分析，而在这些事件中，他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因为他是国民议会的成员，没有资格参加制宪会议的选举，所以，他就利用这段迫不得已的闲暇时间，在多芬（Dauphine）钻研大革命头三年中所发生的激越事件的意义。正如手稿本身所表现的那样，我们可以清楚地领会他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他脱去制服以后的思想，因为这次出版的巴纳夫的著作，更像是一本为书稿所准备的笔记，而不是经过精心润饰的句子。在逝世之前，他本来也可以同意这本手稿的出版。 巴纳夫将重大事件分为偶发事件和有深厚的历史原因引发的事件。在大革命的环境中，他只关注其历史原因。他确信，大革命的根源就是革命爆发前所发生的巨大经济变化。就像一位18世纪的优秀哲学家那样，他追溯了财产的演变过程，从原始的共产主义发展到一种土地制度，在这种土地制度中，高深的知识赋予贵族以控制经济财富的无比优越地位。[121]随着个人所有制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新的分配经济权力的制度，并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分配权力越来越大，这也反映在这种制度的特征上。巴纳夫写道：“当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土地的时候，巨大的财产就会一点点地吞噬小的财产，这是一个确定的原则。“[122]在这样的情况下，弱小的财产所有者会更加依赖富人，并最终被富人兼并。在面对自己的需求时，弱小的财产所有者是无法保持独立性的。他认为：“如果农民继续愚昧下去，或者忽视技术，并且土地的所有权继续成为财富的源泉，那么，权力就仍然会掌握在富人手中，贵族的统治也会持续下去。”[123] 但是，当工业开始发展的时候，不管那些适应土地贵族要求的制度如何阻碍，变化还是发生了。巴纳夫认为，“一旦技术和商业成功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当中，并且为劳动阶级提供了新的财富源泉，那么，就已经准备好发生一场政治法则的革命。一种新的财富分配制度会产生一种新的权力分配制度。就如同对土地的占有产生了贵族政治，工业财产也提升了人民的力量。他们获得了自由，并不断获得数量上的优势，开始在各种事务中发挥影响”[124]巴纳夫评论说，在一些小的国家，这些新的财富产生了一个“新的贵族政治，一种资产阶级和商人的贵族政治”[125]。他们的财富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在一些大的国家，“它的各个部分通过交往互利联系在一起，因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民阶级，他们拥有巨额财富，对维持国内秩序带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他们通过税收为国家提供了必要的权力以推动法律的实施。大量的税收、人口在中心和周围地区之间的流动、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庞大的资本、大量的政府部门，这一切都成为保障国家统一和提升内部凝聚力和生命力的众多纽带”。 这种观点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就像在他之前一个半世纪的哈灵顿那样，巴纳夫也认为，一种新的经济分配制度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直接相关。商业经济的出现意味着在一个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民主取代了农业的贵族统治。他写道：“在欧洲政府中，贵族统治的基础是土地所有制，君主制的基础是公共权力，而民主制的基础是流动资本。”[126]除此以外，他还说：“随着工业和商业使工人阶级富裕起来，使大土地所有者陷入了贫困，这就使得各个阶级在财富上日益均等，而教育的进步也使各个阶级在知识上趋于平等。长时间被遗忘之后，原始的平等观念又盛行起来。”，[127]巴纳夫认为，从对欧洲的制度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大革命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通过劳动而富裕起来的公社首先购买了自由，然后购买了土地，由此，贵族阶级相继失去了帝国和财富，作为一种公民国家形式的封建制度已经被剥夺了合法的效力。在第二个阶段中，工业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强化了这一过程，将所有的欧洲国家从教皇的世俗权力中解放出来，并从教皇的手中夺取了一半的精神权威。[128] 第三个阶段是最重要的阶段，我应该用巴纳夫自己的话来描述比较恰当。他写道：“流动财产的增长是欧洲民主制发展的动因，也同样是将国家的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的黏合剂，由此，它成功地改变了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由于地理位置都或多或少地对它有利，因此，它所建立的政府体制也就多种多样。在小的国家中，人民拥有强大的力量，因此那里就建立了共和国，而在另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它只能通过征税收权力来维持君主的权力，以反对国王和人民共同的敌人一一贵族，也就是说，它所建立的是绝对君主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它支持君权，反对大贵族，其后，一旦它能够再向前发展一步，它就变成了革命者（革命已经爆发），并取代君主在政府体系中的地位，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只有在它的发展比较薄弱的地方，贵族制和联邦制的封建政府形式才得以生存下来……在法国，正是这种发展（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如此）才使人们准备进行一场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终于在18世纪末爆发。"[129] 我不需要强调这种分析的非凡洞察力。巴纳夫比马克思提前60年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整体特征。他按照经济基础来理解意识形态。他以全方位的视角观察大革命，不是局限在一些地方性的事实上，而是把它恰当地看成更大范围的欧洲运动的一部分。他认识到，财产特征的改变也要求改变政治制度的特点，并且，革命对于实现必要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对他来说，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而是一种普遍和世俗趋势的体现。他说，事实上，财产关系才是至高无上的，并且从长远来看，它们注定要征服政治的帝国。 因此，对巴纳夫来说，法国大革命显然可以被描述成历史发展进程的巅峰。经过人们长期的艰辛努力，经济力量终于获得了控制政治的权利。它顷刻间废除了国王和封建制度的权力，进而建立了民主，而在封建制度下，农民和商人处于土地所有者权威的奴役之下。对巴纳夫来说，新的民主就是使自由和平等处于统治地位。他认为，在获得这个胜利以后，就再也看不到更远的目标了。经过人们的努力而获得的工业资本同土地财产是对立的，后者是通过暴力而获得的。极为重要的是，他的观点根本没有认识到，工业资本可能产生于特权，它又反过来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特权体制，而这一体制的危害性比它所取代的体制并不见得逊色。就像约雷斯描述的那样，在巴纳夫的所有分析中并没有讨论工薪阶层，也没有一句话能够表明他认识到了工薪阶层的存在。尽管巴纳夫拥有出色的洞察力，但他并没有能设想出另一场革命的发生，而这场革命超越他以一种如此以众不同的方式参加的革命。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存在。大革命以工业资本家的胜利而告终。他看到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工业资产阶级，他认识到，在他们的力量尚未体现为征服国家权力之前，他们是不会满足的。但是，他没有料到，在工业资产阶级以外，还有一个新的阶级正准备登上历史舞台。他没有想到，这一新的阶级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对抗就像后者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敌对一样激烈。他也从未预测到，这一新阶级将会采取与旧阶级的类似方式，变成革命派。所以说，巴纳夫的自由主义受到了他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视野的限制。他将中产阶级的要求和主张转化为政治制度，做完这件事以后，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但是，当新的阶级以同样的方式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以后，就会要求新的阐述者按照他们的利益来勾画一种新哲学的轮廓。历史只是让巴贝夫和圣西门播下种子，而让马克思和恩格斯来收获这丰硕的果实。 [1]普里斯特利确实否认任何人拥有以反社会的方式利用财富的权利。他的语旬是有力的。“任何社会都有权利运用它所发现和所要求的财产，实现整个社会所真正要求的公共利益。”参见AnAccountofaSocietyforencouragingtheIndustriousPoor（1787）,p.13。但这几乎不是普里斯特利思想的要旨，除了强调社会对穷人的责任之外，他并没有发展它的内涵。 [2]关于美国宪法诞生的环境，参见CharlesBeard教授的重要著作AnEconornicInterpretationoftheAmericanConstitution（1913）. [3]关于阿贝的Testament，参见CharlesRudolf为其1856年出版的全集所撰写的导论。 [4]E,Cornu的ElièFréron（1924）一书对Freron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5]ViedeMonPère（1927）. [6]参见我在StudiesinLawandPolitics（1932）一书第一章题为“理性时代”（AgeofReason）的论文。 [7]JournalInédit（1906）. [8]R.P.Croiset,ReflexionsChrétiennes（1752）,I,p.79;andcf.hisParallèledesMoeursdeceSiècleaveclaMoraledeJesusChrist（1743）. [9]BGroethuysen的著作Originesdel'EspritBourgeoisenFrance第一卷（1927），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出色的论述。 [10]LettresCritiquesetdissertationsurlepretdeCommerce（1774）. [11]L'UsureDémasquée（1776）. [12]DeL'Usure,intérêtetProfit（1710）,p.458.作者为J.A.delaGibonais。 [13]LaTheoriedel'Intérêtdel'Argent（1762）,p.243.据说此书是由Gouttes和Turgot合著的。 [14]LettreaL'ArchêvequedeLyon,p.45. [15]LettressurlesAnglais. [16]LaNoblesseCommercante（1756）.对于这本著名小册子所引起的争论，参见H.Carré,NoblessedelaFrance（1920）,p.141f. [17]LesInconvénientsdesDroitsFeodaux（1776）. [18]参见她的著作TheoriedelaConstitutionFrançaise（1792）。从她未出版的手稿中产生的这一选集是在1930年由M.Carcassone编辑的。 [19]DelaFranceetdesEtatsUnis（1787）.关于Brissot，参见E.Ellery教授的著作，BrissotdeWarville（1913）。 [20]关于大百科全书，最好的概括性著作是L.Ducros的LesEncycIopédists（1900）。 [21]Cf.H.Sée,TheEvolutionofModernCapitalism（1928）,p.84f. [22]Op.cit.,p.180. [23]Instructions（1757）,p.34. [24]HouseofCommonsJournals（1751）,XXVI,p.292. [25]Cf.Lipson,op.cit.,in,p.292. [26]Letterof1778inLatimer,MerchantVenturersofBristol,p.196. [27]Essays（1790）,p.20f. [28]TheoryoftheMoralSentiments（1759）,p.181. [29]WealthofNations,（1776）,ed.Cannan,I,p.421. [30]WealthofNations,ed.Cannan,I,p.432（BookIV,ChapterII）. [31]塔克院长的作品现在很难看到。但其作品的一个很好的选集由R.L.Schuyler（1932）出版。关于塔克的经济思想，最好的论著还是W.E.Clark的JosiahTuckerasanEconomist（1903）. [32]关于重农主义，主要作品是G.Weulersse的LeMouvementPhysiocratique（1910）。HenryHiggs的ThePhysiocrats（1896）是用英语写的简短而富有吸引力的著作。极其需要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他们的自然法概念进行充分的研究。 [33]Oeuvres（ed.of1808）,Vol.III,p.321. [34]Schelle,DupontdeNemours（1888）,p.44. [35]Dialoguessuelestravaurdesartisans（ed.Daire）,p.192. [36]Higgs,op.cit.,p.144. [37]Réflexionssurlaformationetdistributionderichesses（1767）.Cf.Cassel,NatureandNecessityofInterest（1903）,p.20. [38]Ibid.,Sec.73. [39]Ibid,,Sec.95. [40]Ibid.,Sec.15. [41]Ibid.,Sec.10. [42]ElementsofPoliticalEconomy,p.76. [43]L'OrdreNatureletEssentieldesSociétés（1767）,ChapterXVIIL [44]TheoryoftheMoralSentiments（1759）,p.190. [45]Works（Bowringed.）,III,p.3. [46]Ibid.,p.10. [47]Ibid.,pp.28-29. [48]Lettresdel'abbéMorelletàShelburne,p.102. [49]lbid. [50]WealthofNations,V,I,p.11. [51]Cf.Acton,LetterstoMaryGladstone（1906）,pp.194-195. [52]这些难以令人忘却的影响已经由Hammond先生和夫人在他们的经典名著中描述出来。他们的观点总结在RiseofModernIndustry（1926）一书中。 [53]关于Burke，最概括性的阐述依然是LordMorley的EdmundBurke,AnHistoricalCriticism（1867），但在A.Cobban博士的EdmundBurkeandtheRevoltagainsttheEighteenthCentury（1929）中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材料。也可以参见我的LocketoBentham（1920）一书的第六章。 [54]DeRepublicaAnglorum（1583）,BookI,aap24,ed.Alston（1906）,p.46. [55]Oceana（1656）,p.147.Cf.RussellSmith,HarringtonandhisOceana（1914）,pp.46-47. [56]TheStandardofEquality（1647）.HarleianMiscellany,IX,p.114. [57]ClarkePapers,I,pp.299-345. [58]WealthofNations,BookV,pp.I,ii. [59]Works（Bohned.）,III,pp.334-335. [60]AnnualRegister（1781）.Cf.SelectLetters（World'sClassicsed）,p.213. [61]ReflectionsinWorks（1815）,Vol.V,p.93. [62]此处以及接下来的引用均来自ThoughtsonScarcity. [63]EstimateoftheManners,etc.（1757）,p.86. [64]TheConstitutionofEngland（ed.cf.1817）,p.243. [65]Comrnentaries（1765）,I,p.171. [66]参见G.S,Veitch教授的经典著作TheGenesisofParliamentaryReform（1913）。 [67]关于Ogilvie和Wallace，参见我的LocketoBentham（1920）一书的第五章。 [68]Works（1813）,Vol.I,pp.69-70. [69]B.Disraeli,LifeofLordG.Bentinck（ed.Whibley,1905）,p.127. [70]ATreatiseonIndigence（1806）,p.7. [71]W.J.Warner博士已经在WesleyanismintheIndustrialRewlution（1930）中提出了反对这一观点的论点。参见J.L.andB.Hammond,TheToumLabourer（1918）,ChapterXIII。 [72]EasternTour（1771）,IV,p.361. [73]关于18世纪的法国社会主义，经典著作是A.Lichtenberger的LeSocialismeFrançaisauXVIIImeSiècLe（1895）。然而，读者应该注意到，M.Lichtenberger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大量东西，与Rousseau和Diderot的观点一样，不过是对社会不公正的极度愤慨，并没有以任何严密的经济分析作为基础。 [74]关于Voltaire的社会思想，用英语写得最好的作品是H.N.Brailsford的名著Voltaire（1935），也有G.Pellissier写的优秀法语著作VoltairePhilosophe（1908），这本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75]LettertoFrederictheGreat,November,1769.Oeuvres（ed.Beuchot）,LXVI,p.76． [76]Penseessurlegouvernement.Ibid.,XXXIX,p.427. [77]LettreaSt.Lambert,April7,1771. [78]SiècledeLouisXIV.Oeuvres,XIX,p.461. [79]Oeuvres,XL,p.134. [80]DieuetlesHommes.Oezrures,XLVI,p.102. [81]LetterofSept.llth,1738. [82]Diction.Philos.,s.v.Egalite,XXIX,p.10. [83]Ibid.,p.8. [84]SiecledeLovisXV,XXI,p.431. [85]PremierDiscourssurl'Homme,XlI,p.45f. [86]参见他1765年4月27日写给d'Argental的信。 [87]参见他1757年2月4日写给d'Alembert的信和1757年1月5日写给Frederick的信。 [88]1763年2月28日的信件。 [89]1766年4月1日的信件。 [90]1768年9月2日写给d'Alembert的信。 [91]1766年4月1日写给Damilaville的信。 [92]LeMondain（1736）.关于这一点，以及它所涉及的争论，参见A.Morize在L'ApologiedeLuxe（1909）一书中的批评，以及F.BKaye博士对Mandeville的FableoftheBees进行编辑时的有价值的评论。 [93]Oeuvres（ed.AssezatetTourneux1875-1877）,m,p.263（EssaisurlesregnesdeClaudeetdeNeron）. [94]Ibid.,VI,p.449andcf.Ibid.,V,p.298.（Fragmentsduportefeuille;Entretiend'unpèreavecsesenfants）. [95]Cf.Oeuvres,II,p.419. [96]Ibid.,n,p.225. [97]Ibid.,II,p.240. [98]关于爱尔维修，参见Lichtenberger,LeSocialismeauXVIIImeSiècle,p.261f（1895）. [99]关于霍尔巴赫，参见W.H.Wickwar的TheBarond'Holbach（1935）一书中对他的观点所做的令人折服的叙述。 [100]OeuvresdeVoltaire（ed.Beuchot），XLV,p.123.关于这位杰出人物，还真的没有充实的著作出现。最好的著作是JeanCruppi的UnAvocatJournaliste（1894）。H.R.G.Greaves在《经济学》（Economica）第10卷第40页总结了他的政治思想。也可参见Lichtenberger的上引书，288~305页。 [101]关于Meslier，见他的Testament（1864）一书的编者在编订中所做的研究。Lichtenbeger在上引书中对他的思想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p.75f。 [102]Oeuures（Beuchot）,Vol.XVIII,p.473. [103]SiecledeLouisXIV,Ibid.. [104]QuotedbyJaurès,HistoireSocialistedelaRevolutionFrançaise（1927）. [105]HistoireSocialistedelaRevolutionFrançaise（ed.Mathiez,1927）,I,p.173. [106]关于《抱怨清单》和工人阶级，参见E.Champion，LaFranced'AprèslesCahiers（1906）,ChapterXI;R.Picard,LesCahiersde1789,etlesclassesouvrières（1910）,esp.ChaptersII-V。也可参见Jaurks在上引书，Vol.I,BookII中的睿智讨论。 [107]参见P.Sagnac的LaLégislationCivildelaRevolutionFrançaise中对革命的法律结果进行的概括性讨论。 [108]Locre,LaLégislationCivildelaFrance,I,p.589. [109]RecitdelaCaptivite,I,p.401. [110]ArrêtéofMay4,1791.参见1791年宪法第87条和1793年宪法第16条。 [111]关于这一时期对财产的基本态度，参见Jaurès,EtudesSocialistes,p.91。 [112]Locré,Ibid.,XXXI,p.169. [113]Op.cit.,l,p.357. [114]Op.cit.,XVI,p.499. [115]Art.,1781. [116]Art.,1789. [117]LecodeCivildtlaquestionouvrière,p.68;cf.Pic,TtaiteElementairedelegislationIndustrielle,pp.81-83. [118]Locré,op.cit.,I,p.515. [119]关于第三年度的宪法，参见Moniteur（ed.of1842），Vols.XXIVandXXV:Lavisse,HistoireContemporaine（1920）,Vol.II,p.274f.;Aulard,HistoirePolitiquedelaRev.France（1901）。 [120]关于巴纳夫，E.D.Bradby的Barnave（1915）一书是主要的权威。但是她几乎忽略了巴钠夫思想中的经济因素，对于这一点，我是因为Jaures在上引书中的卓越论述才有所注意的，通过他我才熟悉了《导论》的内容。 [121]OeuvresdeBarnave（1843）,Vol.II,p.4f. [122]Ibid.,p.9. [123]Ibid.,p.12. [124]Ibid.,p.13. [125]Ibid.,p.14. [126]Ibid.,p.18. [127]Ibid.,p.19. [128]Ibid. [129]Ibid.,pp.19-20.
2、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2、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游戏节目 肥皂剧：《东区人》的案例 广告 媒体行业大量提供的不是新闻报道或者教育产品，而是生产“娱乐化”节目。它的目的是让人们沉迷享受，还指望人们不是因为迫不得已去消费，而是乐意而为之。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从整个音乐产业，包括主要或者全部播出音乐的电台，到出自好莱坞、迪士尼或者宝莱坞的电影，再到小说作品、儿童漫画、色情文学、大量的电视节目和相当一部分的报纸（尤其是所谓的小报和通俗报刊），无不充斥着这一逻辑。 明显例外的是，比如约翰·伯杰从1992年开始写作的《观看之道》系列书籍，或者肯·洛奇从1966年开始的话剧《凯茜回家》，这些娱乐内容引人发笑，但不能激发起太多的理性思考和情感需求，也不会导致过多的伤感。假定既然大多数人家里家外地忙了一天，一般都会感到身心疲惫，他们想从媒体中得到的是“轻松”，也就是能提供简单的刺激（如普通的动作片）或者舒缓放松（如访谈节目或者家庭情景喜剧）的视听或者阅读内容。 既然政治话题是相当不受待见和普遍令人生厌的——充满了争议、冲突和难题——整个“娱乐”领域就表现得非政治化。实际上，这是欲盖弥彰。当然它不聚焦当天的议会或者谁去为了下一次竞选投票，这些事情通常被定义为政治活动，但是它所做的，绝大多数地表现了从那些掌控和支持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世界观。媒体又一次暗度陈仓，把它混合到人们确实感到轻松愉悦的成分中，只会让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更强大。 拿《太阳报》第三版的特写为例。这个栏目主要提供给它的男性读者们少许窥视快感——司空见惯的迷人裸胸少妇的意象。这一点被《太阳报》称为“只是少许情趣”而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指责为假正经和煞风景。工党首相克莱尔·肖特，在1986年曾发起反对第三版的运动，结果被报纸特意贴上“煞风景的克莱尔”的标签。事实上，《太阳报》心知肚明而它的读者也心照不宣，关键的是它反映了妇女的社会角色和性别的整体观念。它将妇女贬低为只有身体的存在，剥离她们的智力、个性和真情实感（图像搭配的题注是其中一部分），还将她们当成主要是为了取悦男性的存在。尤其是它鼓励一种特殊的、既有的、男性在餐厅或酒吧等场所谈论妇女的方式。同时它给妇女加压去试图实现难以达到的人工化“完美”的标准。 另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是电影《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1997年上映，詹姆士·卡梅隆改编和执导）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而我选择它是因为本书的读者看过电影的可能性很大。《泰坦尼克号》给观众提供了一连串的卖点：重构了一段著名的历史情节；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艺术特效的最新技术；窥见统治阶级的高雅和奢侈；跨越阶级的浪漫爱情故事。最后这一点是经久不衰、一再出现的文学主题：从“灰姑娘”那样的童话故事，到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再到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部分原因是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太少见了（在流行文化中提供的愉悦通常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被剥夺的——想一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弗雷德-阿斯泰尔的音乐剧，或者詹姆士·邦德的电影）。然而嵌入这些成分里的正是高度政治化的世界观。 美利坚合众国于1776年在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革命中诞生，总是将自己展示为被压迫者的自由和机会的乐土。“那些疲乏的、贫困的、蜷缩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人们来我这吧”，自由女神在19世纪对贵族欧洲说。19世纪美国还有奴隶制或种族主义，这还有点说得过去，但是当美国由庞大的非正式经济帝国变成了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力量时，这套说辞在整个20世纪的冷战，甚至“反恐战争”中依然维持不变。移民不再受到同样的欢迎，但是标榜“自由”的宣言一直存在。美国在这一神话宣传上受益于没有封建制度历史，因此没有君主制、没有世袭贵族、没有元老院。这样一来，尽管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美国还能够维持自身“无阶级”的形象。 《泰坦尼克号》系统地认可了这种美国的观点。这艘船从南安普顿发出，驶向纽约——一种文学手法象征着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旅程。在船上，露丝·德威特·巴克特（凯特·温斯莱特饰演），一位上层阶级的年轻女子，与一位更加上层阶级的卡尔·霍克利订婚。这本质上将是一桩家庭包办婚姻，目的是为了解决巴克特一家的债务问题。露丝绝望低落而想逃离。她一度想跳船但是被另一位乘客救了起来，他叫杰33克·道森（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是一位来自二等舱的流浪艺术家，接下来他们坠入爱河。霍克利被刻画为冷酷无情、傲慢自大、复仇心切的人，他对此大为恼火。他派男仆诬陷杰克并把他拷在船舱，然后想开枪杀了他，但是没有成功。露丝和杰克逃离了霍克利的魔爪，但当船沉没的时候没能登上救生船。他们最后掉进大海，杰克被冻死而露丝被救后像普通人那样到达美国过上新的“自由”生活（她改名露丝·道森）。 从陈旧不变的、保守顽固的、冷酷无情的、贵族特权的社会逃往自由、平等的现代美国，这样的故事梗概在一系列从属的场景和情节设计中被强化了：上层甲板冷酷僵化的气氛与下层甲板轻松、活泼、灵动的舞蹈（露丝加入的）形成鲜明对比；在船长舱杰克遭遇了明显的势利对待，这种情形被象征着美国新贵的莫利·布朗逆转；邪恶的斯派瑟-拉夫乔伊（卡尔的仆人）由一位非常英国味的演员大卫-华纳扮演；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对待乘客不加掩饰的阶级偏见。 换句话说，凭借努力获得11项奥斯卡奖的《泰坦尼克号》，向美国人自己和全世界表明的正是它的经济和政治统治集团愿意选择的美国风格。很明显，这种分析将在无数大众媒体的文化产品中重复。然而，应该注意，正如我在第一章开始时所说的，这些内容在政治上不是同质的。在好莱坞和美国文化产业中出现的一些人无疑是右翼分子，他们在文化倾向上同于乔治·布什和共和党——举“兰博”电影为例——但是一般来说，就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和巴拉克·奥巴马、保罗·纽曼还有泰德·肯尼迪34是自由主义者而言，好莱坞是温和自由派；偶尔它是更激进的自由派，比如在奥利弗·斯通的电影或者乔恩·斯图尔特主持的电视节目《每日秀》。只有迈克尔·摩尔（出现在《科伦拜恩的保龄》《华氏9/11》《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真真正正的左翼，但即使摩尔也在《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结尾中说，“有一种可以选择的资本主义，它叫……民主”——这也不是社会主义。 但考虑到详尽地分析大量的相关内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做的，是朝着一种普通情况而努力，通过仔细审查两种大众传媒类型即娱乐节目和肥皂剧，每一种类型都在当代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后检验广告的效果，也就是贯穿、支撑和影响大部分当代媒体的广告。 游戏节目 自从开创以来，各种各样的游戏节目已经成为电台和电视台的一部分，同时随着这些媒体的蓬勃发展而行情高涨。维基百科的英国娱乐节目列表显示[1]已经达到146档，根据不同风格分类，我们可以看到它包括31档智力竞赛节目、6档相亲节目和13档称为“真人秀”的节目。很明显，这些节目表现出并且通常被看作完全“非政治化”，除了当它们由于一些丑闻加身而变得富有“政治”意味时。例如，杰德·古蒂和希尔帕·谢蒂2007年在节目《名人老大哥》中闹出的种族歧视丑闻，导致了下议院提起议案以及印度发生示威运动；或者当某一位政客到场时，就像倒霉的乔治·盖洛威2006年在节目《名人老大哥》中现身那样。游戏节目同样明显地显示了：（a）资本主义企业本质上通过广告、商业赞助和向电视台卖节目来盈利——恩德莫公司，《老大哥》和同样成功的节目《一掷千金》的制造商，被西班牙电信公司在2000年以55亿欧元收购（尽管后来在它的运势下滑之后不得不被亏本岀售）;（b）它完全被资本主义精神和价值观所垄断。 游戏节目的制胜之道在于参加者是争先恐后去获奖的人们。他们竞争的游戏从多少纯粹靠运气的系列（《正确岀牌》或者《一掷千金》）到一些知识测验的益智系列（《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再到更为肉搏上阵的系列（《角斗士》和《大挑战》）；奖金从生活消费品（这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更普遍）到现金，再到就业机会（尤其是才华展示的节目，如《英国偶像》）不等。通常参赛选手是不具备专业知识或技能的“普通”人。其中的创意就是让观众，也就是其他“普通”人，感同身受地与参赛者共同经历并陶醉于想象他们将要赢得汽车、免费假期或者金钱。有趣的是，在益智节目《足智多谋》中，这档“才高八斗”而行情走俏的游戏节目，多少是精准锁定了中产阶级的观众，却没有金钱奖励；身份或者名誉上的精神回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大学挑战》节目中。 当然所有这些竞赛都被认为仅仅是人性使然。既然不论是否在人性中存在些许竞争本性是一个复杂的辩论，我不打算在此论述，但是游戏节目高度聚焦于竞争，就是作为经济系统的资本主义的高度反映。资本主义受商业竞争驱动而不是受生产者之间的合作驱动——即使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前提——因此资本主义逻辑，在教育领域或其他工作领域，相对来说其重心大部分放在了竞争而非合作上。这样一来，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的评价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而合作通常被斥为“欺骗”。 在一些游戏节目中显示出的资本主义消费刺激是明目张胆和无所顾忌的。观众在颁奖的时候被安排发出“哦”和“啊”的声音，或者甚至当某人胜岀时发出模拟狂喜的欢呼和尖叫。更有甚者，为了在电视上露脸参加者被要求自我愚弄甚至甘于被羞辱或丢面子，这加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资本主义文化产业是“王道”，所有的一切在它面前必须卑躬屈膝。 近些年来，最具文化意味的游戏节目是《老大哥》。《老大哥》在现成的游戏节目类型中增加了一些亮点。首先，它以“真人秀”为噱头打响牌子。其次，参加者们不是依靠技能，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技能，而是依靠在公众中的“人气”来竞争。最后，作为“名人”奖励不是那么丰厚。这里的每一个亮点都需要被审视一番。 宣称给“真实”下定义或者代表“真实”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宣言。这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媒体话语的层次上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你是否频繁地听到一位电视主持人、记者或者谈话节目中的嘉宾说“在现实世界”或者“像某人一样在现实世界工作”？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指的是商业世界或资本主义商业，而不是学术世界或政治世界（议会政治）。而且他们所指的是从资本家的视角出发的商业世界，而不是从工人的视角。至于“真人秀电视”，噱头就是我们将观看“普通人”真实过日子的场景，与戏剧和情景喜剧中看到的演员或表演截然不同。 这种声明完全是误导。《老大哥》节目的参加者被置于百万人的严密监视之下而且是在他们心知肚明的情况下角逐：他们因此从第一天就开始表演而远非展示“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完全人造的并且是被节目制作组高度监控的。电视节目制作中运用的控制水平，尤其是在《老大哥》节目中，是被精心掩盖而通常被大众忽视的。这种控制从挑选参加者的时候就开始了。与其说只是“普通”人，不如说他们是从大量参加者中根据是否能制作出“好电视节目”而专门选出来的，如制造出戏剧效果和冲突情节。接着，他们被各种各样的花招作弄、摆布，比如削减口粮、众目睽睽之下压力陡增、互相为敌。与此同时它还会滞后播出，因此节目呈现是经过审查的，不只是为了减少被骂或者诋毁，而且还是为了“政治”，也就是防止参加者陈述他们的政治观点。 《老大哥》节目的参加者拼的是人气，这一事实尤为重要。而且，这种竞争有着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与共处一室的同伴友好相处而避免被点名出局；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讨好一般的观众，以便即使被提名还能保住不出局。为了在竞赛中坚持到最后，他们因此必须同时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出卖”他们的个性：为了不冒犯同屋或投票者而对两者俯首称臣，而为了从参赛者中脱颖又要表现得与众不同。 《老大哥》节目的胜岀者获得现金奖励（通常是大概10万英镑，数额可观但算不上巨额），但是真正的奖励是“成名”。名气类似于声望——众所周知——但是也有所不同。声望可以千古流传：亚历山大大帝、莎士比亚、拿破仑和马克思曾经令世人瞩目，声望至今长盛不衰，但是他们的声望靠的是某些功绩而世代不朽——征服已知的世界或者写下鸿篇巨作。名气是一个相对新的现象而且与现代媒体紧密相连。当然，名气是分等级的，在它的更低等级——所谓名流的C或者D排行榜——只是为了出名而出名；它不需要出众的才能或者成就。诸如OK!、Hello！和Heat这些杂志，专注于鼓噪名声，但关键仰仗于电视这种一直垄断的大众媒体。在电视上出镜几次的人多少沾上了名气的概念。在电视上露脸，即使只是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将使你成为杂志的八卦人物，还会给你提供别的职业机会，比如超市开张和圣诞节哑剧的角色，在那里你将会被贴上“在电视上见过”的标签。 因此，只要岀现在《老大哥》节目上，就是通往名人之路的第一步。胜出，人人向往（尽管希望不总是能实现），至少提供了暂时获得名流身份的入场券。有失众望的失败经常同样奏效，就像“讨厌的尼克”贝特曼和杰德·古蒂。 较低级别的名人对年轻的工人阶级来说有着看似唾手可得的诱惑，这些“普通”人占据了《老大哥》节目和其他“真人”秀参赛者及其观众的大多数，但是这得付出一定的代价。较低级别的名人必须乐意并且随时准备让他们的私人生活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公共话题。如果他们实在希望保留他们的名气，像乔丹和彼得·安德鲁，乐于向媒体狗仔队奉上私人生活的详尽记录，这些人会像秃鹰捕食一样赖着他们讨生活。 然而，还有一种情况是，《老大哥》节目是现代媒体消极地面对那些深陷其中的公众从而进行羞辱与作践的一部分表现。另一个尤其令人不快的例子是《杰里米·凯尔秀》，这个节目专门列举那些所谓“下层社会”的成员的生活加以讽刺嘲笑，非常像贺加斯记录的在18世纪疯人院的住院者为了贵族而游行——区别是疯人院的住院者是违背他们的意志被监禁和摆布的，然而凯尔的“客人们”和《老大哥》节目的参加者们是不惜以蒙羞来换取在电视上露脸的志愿者，电视几乎是伟大的上帝。 想到所有这些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让《老大哥》节目如此流行（至少直到这套制胜法则过气了）；观众从中得到什么？就像在任何游戏节目中一样，对普通的乔赢得梦寐以求的奖励很明显有几分认同，而同时也可能因幸灾乐祸有所争议，即对那些这样或那样摔了大跟头的人幸灾乐祸。然而，比这两个因素中任何一个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是在这种方式下，人们把节目当成了一种谈判和辨别社会行为标准的手段。这与他们在肥皂剧中的手法高度雷同。他们在节目中观察某些人的行为——讨厌的贝特曼的欺骗行径、杰德·古蒂的种族歧视和无知、布莱恩-道林的同性恋倾向——以及这些行为是如何被其他同屋接受的。然后，最要紧地，他们和家里人、朋友和同事对此津津乐道。这个过程通过谈话节目的产物《老大哥的小老弟》在后期有意地得到了滋长放大。 我已经评论过了《老大哥》节目的两个制胜法宝：首先是“真实”的幻象，其次是比拼人气。这样一来，观众逐渐相信通过观看和讨论这个节目，他们了解了如何避免社交排斥和如何变得大受欢迎。而且正是因为他们运用了这种方式植入搭建和监控房间，以及节目整体之中的意识形态是影响深远的。 那种意识形态是什么？毫无意外，它是倾向资本主义的自由个人主义。这样一来那些模仿《老大哥》节目行为套路的人们作为个体将会为了名利而互相竞争。他们会“公平”地竞争，意思是他们将不会同别人达成任何契约和联盟；他们将根据从一开始就给出的游戏法则竞争，并且不会去质问那些法则。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有种族或者性别歧视，但是超过这一层，他们就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观点，如果他们有的话也不会谈及。这多少是21世纪早期大不列颠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写照。 我不是说，在游戏中“植入”这些意识形态立场要么是处心积虑的，要么是节目的主要动力。节目的目标显然应该是盈利（通过吸引大量的观众），隐含的意识形态对于节目制作人来说应该看起来“明显”和“客观”。很可能唯一实际的争论应该是在“认同”领域一一种族、性别和性中，这些问题应该是：（a）如何吸引年轻的当代观众；（b）如何避免招惹法制机构。 肥皂剧：《东区人》的案例 电视收视率，一周/截止到2011年5月29日 BBC1百万 1。《东区人》（星期一20：02）9.73 2。《东区人》（星期二19：30）9.06 3。《东区人》（星期四19：29）8.86 4。《学徒》（星期三21：00）8.62 5。《东区人》（星期五19：59）7.79 6。《神秘博士》（星期六18：45）6.72 7。《滑铁卢大道》（星期三19：29）6.12 8。《十点新闻》（星期二22：00）5.74 9。《霍尔比市》（星期二20：02）5.31 10。《十点新闻》（星期一22：00）5.30 ITV1 百万 1.《英国达人秀》（星期天19:30）9.88 2.《加冕街》（星期一20:30）9.38 3.《加冕街》（星期一19:33）9.31 4.《加冕街》（星期五20:29）8.49 5.《加冕街》（星期四20:31）8.38 6.《重案组女警》（星期日21:02）8.31 7.《加冕街》（星期五19:32）8.30 8.《加冕街》（星期日19:01）7.59 9.《爱默戴尔农场》（星期四20:00）7.36 10.《欧洲冠军联赛直播》（星期六18:59）7.23 如2011年5月22日至29日的电视收视排行榜显示，肥皂剧，特别是《东区人》和《加冕街》，作为电视上的主导风格保持着垄断地位，电视反过来说又是大众媒体的主导。对肥皂剧如此风行的最浅显解释，是普通工人阶级能够认同这些电视剧里的角色，认同他们的生活、希望和困境，因为这些角色是像他们一样的“普通工人阶级”。换句话来说，在真人秀电视前我们只是旁观，而在这里营造着一种对“现实”的诉求和归属感。正如《东区人》的合伙人茱莉娅·史密斯说的，“我们没有制造生活，我们只是反映它”。[2] 对日常生活的现实反映，从字面意义上看，在肥皂剧或者任何别的戏剧里，显然是不可能的——且不说“现实生活”发生在平时，而且现实生活太过于平凡无味远远不能达到娱乐话题的要求一一但这当然不是其所要表达的。恩格斯曾经写道，“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 根据这一个标准，《加冕街》和《东区人》远比包括所谓的真人秀在内的大量电视节目要现实得多。角色是“普通人”，不是近乎完人的英雄，或者像在各种美国肥皂剧里的富有幻想的人物，也不是像《欲望与都市》中风情万种的上层阶级，或者像在《老友记》里的那种过度地清闲逍遥、舒适惬意的人群。他们被设定在当代英国，不同于一些怀旧题材，如简-奥斯汀、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或者《楼上楼下》。重要的是，他们是都市里的本地人，这里是大多数英国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居住的地方，而那种老观念要以居住在乡间和村庄为标志来代表英国和“英国风格”（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康斯特布尔的绘画、捕猎狐狸的神话和村庄草地上的板球，而且这种倾向已经在媒体上通过《弓箭手》《杀机四伏》《马普尔小姐》和其他大量电视剧浓墨重彩地体现出来了）。为了营造出悬念重重的结局，生活中的戏剧化程度被大大夸张， 这起到了扣人心弦的效果，而且这些危机的主题还聚焦于人物角色的家庭生活和个人关系。虽然如此，它们比警匪片和医患剧更平衡和更“现实”，警匪片在风格类型上主要关注罪犯这一方面（更有甚者，如“超现实的”《火线》），医患剧同样单方面聚焦于病人。 这一相对的现实主义让观众看待这些电视剧的方式与看待《老大哥》这类娱乐节目有相似之处。重要的是，在观看这些电视剧且和家人、朋友、工友等讨论它们时，观众会将它们作为判断举止的准则和标准，尤其在这些观念正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若在有一位成员是同性恋或者被诊断为HIV阳性之类的家庭和社区，我们应该对离婚、背信弃义、家庭暴力、未成年怀孕问题如何作出反应？而且应该说，制作这些电视剧的人深谙此道，因而对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也心知肚明。20世纪90年代的《东区人》中，有关马克·福勒是艾滋病患者的剧情在维基百科上被归纳如下： 在主流肥皂剧中，马克成为第一位被诊断为HIV阳性的角色。剧情响应的是政府的一项“传播相关信息”的倡议。马克的故事也帮助消除了携带艾滋病病毒必死无疑的传言。他在因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去世之前携带病毒生活了13年。泰伦斯·希金斯基金会与制作团队在这部电视剧播出期间有合作。所有与艾滋病病毒相关的公共卫生宣传如火如荼地开展，在英国要求检测的人数最多时出现在1991年1月，即马克·福勒被诊断为HIV阳性之时。卡蒂（马克·福勒的扮演者）曾经评论，“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在人们对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存在很多误解的时候向大家进行了知识普及……我主要关心的是节目正确地反映了事实，总的来说，我相信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它显示了某些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仍活着，而不是死于病毒疽。”[4] 最近涉及家庭虐待儿童的剧情因提高了人们对“隐形性虐待”的意识得到了“英国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学会”的赞扬。正是这种作为道德仲裁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电视剧偏离了特定意识形态意义的“现实主义”。有关《东区人》的三个特点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它的主人公们并不是地道的工人阶级。伦敦东区是工人阶级居多的区域，而《东区人》通常被假想为以工人阶级角色为主并代表工人阶级的生活。事实上，它的大多数主要角色是小业主。登和安吉·瓦特拥有和经营着“维多利亚女王”，和佩吉·米切尔还有现在的凯特和阿尔菲·穆恩一样。佩吉·米切尔经营一个汽车修理厂和一家夜总会，伊恩·比尔是一位有着一家小店和一个市场摊位的“私营业主”。布兰尼兄弟拥有一家汽车经销行和一家拳击馆，甚至19岁的惠特尼·迪恩也经营着一个市场摊位。那些真正干工人阶级工作的角色，像里基·布彻或者卡罗尔·布兰尼，通常为上述的商人或者别的本地公司打工。尽管马苏德·艾哈迈德受雇为邮政工人，对比起大排档和小餐馆的家庭自营者，这样的背景也大大不一样。 这是明显的虚假描述，不仅对东区的生活而且对英国的总体生活来说也是如此。在全国范围内自营者占工人总数约12%；在伦敦它稍微高一些，达到15%，但仍然是势单力薄的少数派。造成这种曲解的一个原因无疑是电视剧的戏剧效果所要求的，所有的角色应该互相熟知并且家喻户晓（然而大城市的生活现实是，你通常不认识你隔壁的邻居，从不留意与你同住在一条街道和广场的所有人）。可是，它的影响是《东区人》一剧系统地排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主要生活经验，也就是受聘于与他们没有私下联系，也不熟知的雇主（主要是中等规模雇主或者大老板）。 这样一来，尽管它很火，但是《东区人》沿袭而不是挑战工人阶级的普遍缺席状况，遍布在我们的文化中，从好莱坞电影到小说比比皆是。 其次，是少数族裔代表不足。恰恰因为东区长期以来居住着工人阶级和穷人，自17世纪的胡格诺派教徒和19世纪的爱尔兰人和犹太人以后，它也是一个外来移民高度密集的地区。它现在是英国文化最多元的社区。因为阿尔伯特广场和沃尔福德都不是真实的地址，《东区人》一剧没有真实的地点，但很清楚它设定在哈克尼区和陶尔哈姆莱茨区一带的某一处地方。让我们来简单看看这些地方城镇人口的种族构成。 哈克尼区由48.45%的英国白种人、13.36%的其他白种人（白种人总共61.81%），大概12%的亚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和中国人等）和大概22.5%黑人（英国黑人、加勒比海人和非洲人）构成。也有7%的沙迪犹太人（哈西德派或者极端传统的），6%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被归入“白种人“当中去。[5]陶尔哈姆莱茨区有44%英国白种人、8%其他白种人（白种人总共52%）和30%孟加拉国人。[6]这与英国92%白种人、7.9%少数族裔，还有大概4.4%亚洲人和2%黑人的数字形成对比。[7] 显然，东区的少数族裔人口在《东区人》一剧中大大地被忽略了。2002年“种族平等委员会”的一份研究发现，超过四个星期有色人种在《东区人》中露脸的平均比例是9%。这意味着种族代表不足？客观地说当然是的。对此最有可能的解释，在我看来，制片人将其归因于他们的观众（全国上下）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温和的”种族主义，这样的种族主义会导致他们不认同或者不观看几乎一半的角色是非白色人种的节目，而不是任何有意的歧视。然而，它所表明的是，面对合理而准确地体现少数族裔和电视剧的成功（取决于收视率）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时，前者往往因后者而被牺牲掉了。 这种选择在已经露脸的少数族裔角色出场的方式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指这些非白种人角色是否得到了正面的、积极的呈现，而是指他们通常被描述为孤立的家庭，而不是孟加拉人、西印度人或者土耳其人的社区的或者社交范围的一部分。我们在《东区人》中看到的唯一的“社区”是白种人的，非白种人在其中即被“接受”或者与之融为一体。通过白种人塑造角色，也使得针对个人的种族问题减少（或多或少接受它、或多或少容忍它）。这样一来，就回避了少数族裔经受的许多种族歧视的主要形式：来自警察、法院、教育系统、雇主、移民局等的制度化种族歧视。《东区人》在某些方面没有“大胆地”处理那些与性别和性爱有关的事件，这几乎不成问题，但种族歧视事件则不一样，种族歧视在真实的东区不仅在现在而且一直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它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掉了。 最后，代表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经历的这些缺失直接导致了第三个关键特点：《东区人》显示了一幅东区生活中几乎完全非政治化的图景，暗含的意思是，这也显示了英国的工人阶级生活。在开播的26年里它最接近严肃政治的故事情节发生在2009年佩吉·米切尔身上，她是酒吧老板，因此属于中产阶级，她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代表议会，随之附上从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的一个视频博客中的建议，还有一位客串友人鲍里斯·约翰逊露脸。[8]据笔者所知，一位重要的具有左翼政治主张的角色从来没有单独出现过。 现在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普通人、中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并不“介入”政治，这一点是绝对真实的，即政治不是他们生活的重心。但大多数人多少有些政治观，还有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总是包含着至少一个左翼少数派、社会主义、激进工会主义者和积极活动分子，这也是真的。除非这种情况属实，要不然在英国就永远不会有工会和劳工运动（或者极左派）一一所有这些显然是存在的。而且，伦敦东区长期以来是格外政治化的区域，这在英国的劳工运动历史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尤其是在反法西斯和反战斗争中。这方面的例子包括：1888年的火柴厂女工罢工和1889年码头工人六便士罢工；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和东区妇女参政权论者；乔治·兰斯伯里和波普拉区议会；极负盛名的1936年“凯布尔街战争”，当时东区的人们主要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制止了莫斯利法西斯主义者的游行企图；1972年的码头工人大罢工，保证了“本顿维尔五人”被释放；还有1978年“反纳粹联盟”/与“冲突”乐队一起反对“种族主义狂欢的摇滚”。而且这是一种传统，在《东区人》播放期间并且一直到现在都在持续的一种传统。1986年在沃平看到警察与纠察队战斗；2003年东区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主力军；2011年8月哈尼克区和贝思纳尔格林区的骚乱，还有2011年9月3日“保卫英国联盟”游行经过陶尔哈姆莱茨区时被制止。 然而这些事情无一在《东区人》里出现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拒绝面对政治的态度不是政治中立。这是安于现存政治，即资本主义政治，完全不挑战现实。一名“无政治倾向”的工人阶级正是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东区人》不仅是肥皂剧的典型，而且是所有电视剧的典型，还是整个大众媒体的典型。当然也存在奇怪的例外，但是例外的罕见程度真的足以证明规则。 广告 广告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而且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它不可避免地与日俱增。它带来两种效应。首先，它直接影响媒体和制造商的选择：在《制造认同》一书中，爱德华·赫曼和诺姆·乔姆斯基在大众媒体功能的“宣传模式”中赋予了广告一种重要角色。他们将它排列在五种“过滤器”中的第二位（其他则为：媒体拥有者的规模和财富，作为信息来源的媒体对政府和商业的依赖度，“高射炮抨击”——敌意评论和强权行动——作为媒体管控的一种方式，还有作为国家宗教和控制机制的“排共”言论），他们认为，它确保并且强化了媒体大力维护资本主义的倾向。 爱德华·赫曼和诺姆·乔姆斯基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大众媒体的主要广告商是大型集团公司，因为只有它们才能玩得起大型的广告战。对于大多数大众媒体来说，广告是它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至于商业电视台、电台、脸书、推特和优途，广告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至于报纸和杂志，源自于广告的收入远远超过销售所得。正如爱德华-赫曼和诺姆-乔姆斯基所言，这产生了两方面的主要影响。 首先，独立的或者反对资本主义的媒体几乎不可能在市场上与维护资本主义立场的媒体集团竞争。后者会接到大量的广告而前者接到的广告聊胜于无。这反过来使得媒体集团能有更高的生产价值、更优的分配系统来运营，还有最致命的是，能以远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去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或者越来越多地去发起免费赠送。没有与之匹敌的广告收入，反对资本主义的媒体根本不能与其较量。它也意味着，比起那些面对较穷的工人阶级读者群的较高发行量来说，面向具有强大购买能力的富裕阶层、高端读者的相对低的发行量更加吸引广告商（因此获利更多）。 《每日先驱报》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在实践中如何发挥这些作用的绝佳例子（摘录自爱德华·赫曼和诺姆·乔姆斯基，但以詹姆斯·卡伦和珍·西顿1985年在伦敦出版的《不承担责任的权力：英国出版与广播》为基础）。《每日先驱报》1910年起家于印刷工会“伦敦排字工人社团”的《每日罢工公报》。之后，在码头工人的领袖本·蒂利特、左翼工党政治家乔治·兰斯伯里还有其他激进工会分子的支持下，它发展为永久的工人运动日报。1922年“英国劳动联合会”统领了该报，直到1929年该报一直效命于它们的官方机构。1930年“英国劳动联合会”将该报51%的股份卖给了俄德汉姆出版社，也就是《人民》的出版商，但是它明显保留了维护工人运动的导向。1933年之前它可能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报纸，1964年之前它拥有470万的读者，“《每日先驱报》几乎是《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三家读者总数的两倍”。[9]但是在1964年，该报拥有8.1%的全国性日报发行量却只得到了3.5%的净广告收入，被迫停刊。它改名为《太阳报》东山再起，1969年被默多克接管——后果大家可想而知。类似的命运发生在英国的其他两家左翼倾向的高发行量报纸身上，《年谱新闻》和《雷诺兹新闻》。支持自由党的《年谱新闻》，在I960年停刊后被右翼的《每日邮报》接管。《雷诺兹新闻》周刊（后来的《周日公民》）与合作党有联系，转而隶属于工党。它在1967年被迫停刊。 其次，电视台和报社二者对广告的依赖为主要广告商（即大集团）提供了政治方面实实在在的否决权。如果有媒体播放或者出版材料不对广告商的胃口，它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取消了合同。（这当然，不是任何形式的审查——但愿老天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既然集团公司有着完全的权力决定在它们觉得合适的时候花钱。）爱德华·赫曼和诺姆·乔姆斯基对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公共电视台WNET1985年在播放纪录片《追求利润》之后失去了来自“海湾+西方”公司的基金，这部纪录片揭露了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的行为。甚至在节目播出之前，预感到公司反应不妙，电视台高管就“竭尽所能地删减处理”（根据电视台的一则内部材料）。“海湾+西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埋怨电视台说该节目“如果不是反美就是反商业”，电视台播放这样的节目不是公司的“朋友”应有的行为。伦敦《经济学人》说“大多数人相信WNET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10] 这儿最重要的话是来自《经济学人》那最后一句，而且关键之处不是这种权力有多么频繁发威，而是在大多数时间里它无需出招。它只需要不动声色地作为一种内化于所有的媒体从业者心里的威胁就足够了。正如《太阳报》的记者知道编辑所需要的，而编辑知道默多克所需要的，因此三者都知道广告商需要的是什么，并且尤其清楚广告商不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那些任何损害它们的特殊利益或者任何“反商业”之类的内容。 然而，除了这种对新闻和时事的报道多少有直接的影响之外，广告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功能就是塑造媒体，通过媒体，又塑造了我们的整体文化氛围。这是总体事实，广告自身占据了媒体产出的很大一部分，并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见的全部视觉图像中占据了相当比例。在每一档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除了BBC和其他公共服务广播）播出时，都有广告穿插其中；每一份报纸、每一种彩色增刊、每一本杂志上都遍布广告；广告出现在每一个城镇的街道的每一个公告板上，在每一个大型购物中心中，在每一个火车站、汽车站和每一个酒店前台，环绕每一个大型露天足球场的四周和每一名足球运动员的背上，在每一辆赛车的底盘上和这个社会其他每一处人们有可能聚集的地方。除了它试图说服我们购买商品的内容之外，每一则广告几乎毫无例外都在为资本主义打广告。 对此最好的解释之一，是约翰·伯杰在他杰出的艺术著作《观看之道》（1972年）的最后一章提出的。我在此提供一些精选的语录（请注意我称之为“广告“，伯杰称之为“公示”）： 在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所有人每一天都看见数以百计的广告图像，没有其他图像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历史上没有过其他社会形式曾经如此注重图像，视觉信息还如此密集。 一个人可能会记住或者忘掉这些信息，但是只要这个人短暂地让它们进入过脑海，过了一会它们就会通过记忆或者期待的方式来刺激想象…… 我们现在是如此习惯于接收这些图像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整体冲击……我们接受广告图像的整个体系就像我们接受气候变化…… 广告通常被解释和证明为一种竞争性的媒介，它大体上有益于公众（消费者）和大多数有能力的制造商——从而也有益于全国经济发展。它与某些有关自由的观念密切相关：对于购买者的选择自由、对于制造商的创业自由……广告被认为提供了一种自由选择。 没错，广告可以制造品牌、公司间的竞争；但是，每一幅广告图像也确实是在认可其他的广告……推动广告商去制造同样的大致提案。广告在这种奶油和那种奶油之间、这种汽车和那种汽车之间提供了选择，但一套体系里的广告却只制造了一种单一的提案。 它建议我们每个人通过多买一些东西改变自己，或者改变我们的生活…… 广告越来越多地用性感手法去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在你能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的好生活中。 广告用消费替代了民主。一个人吃的（或者穿的或者驾驶的）选择取代了重要的政治选择。广告有助于掩盖和补偿所有那些社会里的不民主……但是相对于它推荐的广泛选项，它提供的选择实际上非常有限。除了获取的利益之外它什么都没有提供…… 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是通过强迫大多数人，那些它剥夺的人，去尽可能狭隘地定义他们自己的利益。[11] 这几行文字写于1972年，过了四十多年后这些文字甚至显得更真实、更中肯。娜欧米·克莱恩的《拒绝品牌》一书披露，美国的年广告支出总量从1979年的50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2,000亿美元[12]，而目前估计到达3,000亿美元，而且，正如作者一起披露的，这些广告支出与大集团公司尤其有关，并且是由它们驾驭的（耐克、盖普、汤姆·希尔费格等），同时也与品牌的增多有关。宣传这些巨型公司就是宣传资本主义。 约翰·伯杰在上文提到，广告的司空见惯掩盖了它的极权特征。面对这种情形我们有必要阐述几点。首先，当偶尔有反对资本主义观点的文章（一篇约翰·皮尔格写的或者一篇舍马斯`米尔恩写的）见诸主流媒体时，还有这样的人物非常罕见地出现在《提问时间》或者《新闻之夜》时，反对资本主义的广告是不会岀现的。这样做确实不是出于什么阴谋使然，而仅仅是因为经济原因。他们有钱；我们没有。同样地，大集团公司可以覆盖整个城市的公告板海报，为这种或那种商品造势。而任何想宣扬反对资本主义的事业和运动的人可能只发得起（非法地）小传单一一这再次说明仅仅是因为经济拮据。 广告文化是一种惯常“撒谎”的文化。鉴于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者被默默忽略，我们必须加以强调。广告业裹挟着人为策划的痕迹。当然，大多数时间里它通过建议、暗示而不是通过法律上有迹可循的弄虚作假来撒谎，但无论法律上是否能确证，它们都是谎言。产品根本不是新的，在广告中也被当作新的来包装；食品明明不是自制的，广告也说成是自制的。如果有六种牌子的洗衣粉，它们不可能都洗得最白。每一家汽车保险公司都承诺省了钱——省在哪呢？省了你可能与所有其他保险公司较劲的功夫罢了。航空公司报出的廉价航班标题——仅仅9.99英镑起步！“起步”是关键词——有一趟价值9.99英镑的航班在早晨四点起飞，这个时候得花50英镑去机场，而加上税前的费用、订票费、行李托运费和其他七七八八的费用，价格高达60英镑。这些案例和数以千计的其他骗局变得理所当然、见怪不怪了。 更重要的是，广告的语言——哄骗人们掏钱的花言巧语一一总是被大为赞誉。在“营销”的名义下，它变成了我们都应该去做的某些事情。政治家们应该推销他们自己，亮出“准备好改变”“是的，我们能！”，或者“让我们回去工作！”的口号。大学和学院必须推销自己，吹嘘它们是“全国和全世界认可的顶级中心”（如果没那事也照夸不误）。慈善机构应该推销它们自己，从而获得慈善市场更大的份额。 当然，也会有事与愿违的时候。在媒体的影响下（参考第4章），被广告滋生出来的消费主义会导致那些买不起鼻子前晃动的商品的人怒火中烧，“就像在电视上看到的”，出现2011年8月伦敦骚乱中的打劫。然而，广告的整体效应加深了贯穿在媒体中的拥护资本主义的倾向。 [1]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lList_of_UK_game_shows。 [2]资料来源：CGERAGHTY，WomenandSoapOpera：AStudyofPrime-TimeSoaps（London，1991），p.32。 [3]资料来源：FEngels，LettertoMargaretHarkness,April1888,http://www.marx/works/org/archive/marx/works/1888/letters/88_04_15.htm。当然，在文学和文化方面，有更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参考GeorgLukacs，TheMeaningofContemporaryRealismandFilm”，InternationalSocialism116（autumn2007）。 [4]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_Fowler。 [5]资料来源：http://stats.bis.gov.uk/UKSA/tu/TUM2010.pdf。 [6]资料来源：http://www.towerhamlets.gov.uk/lgsl/901-950/916_borough_statistics.aspx。 [7]资料来源：http://www.statistics.gov.uk/cci/nugget.asp?id=455 [8]我猜这是BBC的政治平衡观点：一名工党、一名保守党一两名右翼。 [9]CURRANJ.AdvertisingandthePress[MJ//HERMANE.andCHOMSKYN.ManufacturingConsent.Roman:Pantheon,1988:15. [10]CURRANJ.AdvertisingandthePress[MJ//HERMANE.andCHOMSKYN.ManufacturingConsent.Roman：Pantheon，1988:17. [11]资料来源：JohnBerger.WaysofSeeing（London,1988）,pp.129-154。伯杰所写的观点可以对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对“金钱的权力”所作的分析。 [12]资料来源：NaomiKlein.NoLogo(London，2000)，p.11。
1、媒体偏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1、媒体偏见 媒体偏见的实质 媒体偏见的根源 偏见的影响 作为一名长期的活动家，我经常被釆访或者在媒体上露脸，大多数与游行和运动有关。时不时地，我会向记者提到媒体偏向的问题。几乎是千篇一律地，他们彻底否定这样的指责，坚持他们只是报道事实和代表所有的观点。我从来都不是很清楚他们是否被训练好了来说这一套，更有可能像呼叫中心里的工人有一个手册一样，里面列有他们不能偏离的守则，或者他们真的相信这一套。很简单，如果你收看诸如BBC的政治谈话节目《提问时间》，你可能会注意到，若嘉宾席上或者观众中任何一个人质疑节目的政治中立，主持人大卫·丁布尔比或者无论谁，马上跳起来维护他们的雇主——放弃任何他们伪装起来的中立一一去坚持节目的绝对公平和毫无偏见。 然而，事实上，不管怎么否认，媒体都深陷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偏见之中。这一点不只适用于某些媒体——《每日邮报》但不是《独立报》，报纸但不是电视，美英国家但不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一而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所有媒体。我想讨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点，确定无疑。我对此不是在抱怨，事实就是如此。 这里面的理由非常简单。制作不带偏向的布告栏、报纸、杂志、电台节目等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或多或少都会发生数不尽的事情，它们不可能都被报道——事实上其中只有很少的一些事情能被报道。相反，包含关于重要性、“新闻价值”、趣味性等判断的严格挑选过程是不存在的，那些判断天然地带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甚至这样做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作判断的人（编辑、制片、记者）越不认同这一点，越认为他们的选择是“明显”和“中立”的，他们的偏见就越多。 让我举几个例子。英国每年大约有235,000对新人结婚一一那就是大概每天644对。这些婚礼的大多数根本不会被媒体报道。然而，2011年4月29日威廉·温莎和凯特·米德尔顿结婚，婚礼举行前、进行中、结束后一定会被媒体大幅报道。这当然是因为威廉·温莎是査尔斯·温莎的儿子，而后者又是女王伊丽莎白·温莎的儿子，所以这是“皇室婚礼”。皇室婚礼与普通婚礼在报道上的悬殊，反映了同时也加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几乎为所有媒体、政府、主要的反对党（目前是工党）和大多数英国的统治集团所共持，即皇室的任何事情和每一件事情或多或少地比我们其他人的同样事情更重要和更有趣。换句话来说，它反映了媒体连同国家和统治集团对君主政体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信守之道。这就是政治偏见。 另一个例子是：就在我写作的这一刻，巴西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洪灾。这是巴西数十年来最惨痛的自然灾害，已经超过500人死亡。在BBC新闻网站的主页（对应世界新闻）上这条新闻是第三则，排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未成年舞者的绯闻下面，仅仅在教皇计划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举行宣福礼的新闻上面。《卫报》网站有更多的报道，《太阳报》《每日镜报》《每日邮报》几乎只字未提。这没什么值得惊讶——它又一次反映了这些不同媒体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倾向。如果这一事件发生在英国就明显会得到大量报道，而如果发生在美国则会比发生在巴西得到的报道要多得多。这是因为大多数英国媒体已经普遍默认，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比发生在世界上除了英国本土之外任何别的地方都更重要和更有趣。 这两个例子所表明的是，甚至在我们讨论故事是如何被报道之前，媒体就把偏见放进了所报道的内容里，这是难以避免的。面对立场偏向的指责，一种媒体代表们和辩护者们屡屡提到的观点岀现了。他们说我们因左倾而被右翼攻击，又因右倾而被左翼攻击，因此表明我们几乎处于不偏不倚的中心。这样的情况确实会发生，我稍后将对此进行详谈，但是结论绝不能照搬。首先，有必要搞明白，所谓中心，被称为马路中间，本身是一个方位——一种偏向——因此这个观点与其说是否认偏向还不如说是证明偏向。其次，认为真相会处在那些主要反对意见中间的某个地方，这样的看法依据不足。比如，哥白尼和伽利略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而天主教坚持太阳围绕地球运行。真相并没有处在两者的中间。纳粹集中营里数千幸存者证明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惨遭灭绝；大屠杀否认者，如大卫·欧文，宣称这是骗局。双方都自说自话，莫衷一是。医学证据表明抽烟是导致癌症的致命原因，烟草公司千方百计否认。他们不是正误对半，是在撒谎。而且烟草公司玩世不恭地利用“平衡”的媒体概念，包括采用骑墙态度来隐瞒抽烟的真相，这与石油公司和别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通过资助气候怀疑主义的伎俩如出一辙。[1] 既然媒体有所偏向是无法自拔的事情，关键问题就是，偏向的本质是什么和它是怎样运作的？ 媒体偏见的实质 媒体不能一概而论。国内外有众多不同的报纸、电视台、杂志、电台、个人节目、电影公司、影音公司等，每一家媒体对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看法。在英国，《每日电信》正如它一贯表现的那样与保守党紧密配合。《太阳报》在撒切尔夫人时期倾向保守党，在布莱尔时期倾向工党，而现在又一次倾向保守党（一切都在老板鲁珀特·默多克的操纵之下），《每日镜报》传统上倾向工党（但属于工党右翼），而《卫报》则居中偏左并带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在美国，《福克斯新闻》属于右翼和共和党（也是由默多克把持），《好莱坞日报》通常倾向自由主义和民主党。在意大利，大量的媒体，包括三家国家电视频道和国家最大的出版社，由首相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所拥有并支持他的政见。在法国的日报中，《费加罗报》右倾，《世界报》微左。 很明显这样的清单或多或少可以永远列下去，但我想简要突岀的重点，这也不属于我的论证，有一些秘密阴谋或者隐匿权力控制所有的媒体和保证媒体遵循一些政党路线或者特定章程。 科林·斯巴克斯已经在《国际社会主义》（第98期，2003年春）上发表的《媒体内部》一文中提供了一份非常复杂和细致的说明，解释为什么存在这些区别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2]然而，我想强调，有一种特别的偏见，即使不是99%的媒体，也有95%，在英国和在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点：倾向资本主义。这太普遍了，太顺其“自然”了，以至于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我的意思是，绝大多数的媒体简单地假定普通资本主义商业活动是正当合法的、的确也是令人期待的事情，他们对此丝毫不觉得有任何加以专门讨论的必要。它假定，一般来说如果商业发展顺利，即创造高额利润和扩大生产，那就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它假定，商业人士在各种各样的话题上都是正当合法的代言人，而教育除了特别事项外应该迎合商业的需要（它通常称为“经济”）。它假定，如果出口提高，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好消息，而不只是对从中获利的公司而已；如果公司开了工厂或者呼叫中心，那就是“创造”或“提供”了工作；如果股市上涨，对我们大家而言就是好消息，如果下跌则是坏消息。 为了说明这点，看看下面这段摘录，它来自BBC新闻网站2011年6月7日的一篇文章，尼克·罗斯写的《中国超级富豪的世界》。[3] 谁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领导者？他们来自何方？他们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一百年前，是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他们在创造未来。 随着中国逐步逼近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下一个世纪属于谁。 我们最好习惯这一点。 当我读到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时，如它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以及新富中产阶级的消费狂欢，我想找到正在引领这些转型的人们…… 我从政府或政党的领袖方面进行探讨，他们正引领着社会发展。我在寻找国家爆发式经济増长背后的人们——顶级企业家。 是他们建立全球的公司，引导中国的出口所向披靡并创造了百万个工作机会。 三十年前，企业家被形容为“个体户和小商贩，那些行骗、贪污、贿赂和逃税的人”。 接着路线改变了。邓小平提出“致富光荣”。 马克思对企业家的看法有怜悯之心。在《资本论》中，他断言工人被资本家剥削，资本家从工人劳动的附加值中赚取利润。 但他辩称说，企业家，尽管仍然是资本家，但通过他们的新创意和把握机会的能力来增加他们自己的价值。 企业家，至少那些好的企业家，是良心资本家，马克思说。那就解释了如今中国的重新复兴。 我想在企业公告和精心维护的公众形象背后了解中国超级富豪的真实生活，听听他们的真实想法，尝试了解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他们13亿的同胞跃升到社会顶层。 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他们如何处理财富？ 他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当他们公开谈论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致富之道、他们对自己下一代的希望和对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的预期时，我感觉我只是开始穿透神秘的面具。 除了他们凭借一己之力成为迷人的角色，他们允许我们通过他们的眼睛一睹新中国风采，了解那将塑造我们未来数十年生活的力量。 关于这篇文章需要说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不留神它就被全盘通过了，我确定它应该是被作者和BBC都认定为政治上无争议和“无偏见”。我选择它不是因为它有多么不寻常，而恰恰是因为它再普通不过了。其实，它对这些“超级富豪”们极尽阿谀奉承之吹捧能事（因为篇幅的原因，我删掉了一些“他们垂涎三尺的5万美元的手表”等用语），文章包含关于对中国人的描写，和关于马克思的言论——马克思既没有“对企业家的怜悯之心”，又没有在《资本论》中辩解他们“通过新鲜创意和把握机会的能力来增加他们自己的价值”（显然罗斯没有读过《资本论》）。[4]但这些是小问题。其主要的问题是，整篇文章绝对理所当然地以资本主义的基本假定为前提，这个假定就是企业家们，尤其是大企业家们，是财富的首要创造者、震撼世界经济的建设者，是塑造未来和“我们的所有生活”的人。 同样地，西方媒体几乎完全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我不是指布莱尔或者埃德·米利班德的“社会主义”，他们在现实中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延续并且对现有体制根本没有威胁，我指的是站在代表消灭资本主义和代表社会所有制并对生产进行控制的社会主义。既然媒体假定资本主义是自然法则，它也就假定了社会主义是离经叛道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很少见诸于媒体，当他们露脸时通常被主持人描述为怪异的还可能是可恶的。讨论社会主义理想的文章或者段落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它们偶尔出现也通常是被搁在边边角角的位置（晚上11点30分，内版尾部的零落专栏里）。媒体是“温和”的，就像我们注意到的一样；它站在道路的中间，但那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者们被看作极端分子和肇事者，有几分类似拦路抢劫的强盗或者路边敲诈的恶棍。 对比下面就同一事件报道的两个（虚构的）版本，想象一下在六点钟新闻主播的嘴里是怎么播报的： 德国汽车制造工厂——大众汽车，今天宣布计划在米德尔斯堡地区建设将有2,000个新工作岗位的新厂。当地社区领袖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将给受经济衰退困扰的地区提供投资和就业机会，解了燃眉之急。 德国汽车制造工厂，大众汽车，今天宣布计划在米德尔斯堡地区建设新厂。他们希望剥削2,000名工人。显然他们被这个地区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和产生高额利润的机会所吸引。工会领袖敦促所有工厂的新雇员们组建一个工会，认为该公司因残酷无情的劳资关系而臭名昭著。 第一个版本，倾向资本主义的观点，听起来完全“正常”和司空见惯，至关重要的是，它听起来是中立的；其实它将大众汽车包装成了社会慈善之辈。第二个版本，同一事件的社会主义观点，听起来真的古怪荒诞——它不可能被BBC或者ITV播出——而它听起来有失偏颇，尽管（在我看来，当然）它比第一个版本更接近真相。 媒体偏见的根源 这种倾向资本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偏颇的主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的媒体，英国的和全球的，都是由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创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像沃特·迪士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和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公司这样的大巨头，自然支持资本主义和商业。你可以反驳说，写报道和制作电视广播节目的记者、编辑、制片人不是资本家，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些媒体公司是等级森严的，不是民主的，为他们效劳的记者们知道如果他们想保住饭碗或者谋求晋升就要将某些潜规则谨记在心。[5]假想你是《太阳报》的记者：你了解你提交的每一个故事会到达助理编辑手上，他们会检查和改编它，你也了解助理编辑为编辑打工，了解编辑需要的风格和政治路线，而编辑知道老板默多克的路线要求。任何人想在公司混迹生存或者飞黄腾达，不仅必须接受审查而且很快就学会了自我审査。 显然也有例外。很多国家有国有电视台，目前最突出的就是BBC，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着重要角色。BBC是政府也就是国家通过收取许可使用费筹措资助的公司，它不靠为股东们赚取利润来经营，而是靠维持明确规定的政治中立的角色来管理。它在国内外的地位与它运营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声誉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是意味着，它不像一些国有电视台，不是简单的英国政府的喉舌，而政治中立意味着它本来釆取的也就是大致介于保守党和工党前座议员之间的居中立场而已。所有关于亲资本主义偏向的争论非常适用于BBC，就像它们适用于其他媒体一样。 这是因为政府是国家的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状机构，它对社会行使终极法律权力，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包括使用合法暴力的垄断专政。国家机构的中心是军队、警察、司法、监狱和行政部门掌管的上层机构（那些执掌政府部门的人等，而不是在救济金办公室或者职业中心上班的人）。在英国，国家的领导人名义上是女王——在大多数国家这几乎就是礼仪性的总统——但真正操纵国家大权的人物通常不这样公开亮明身份。 几乎每个现代国家都宣称自己代表“全体”民族国家。它通常通过媒体和教育系统将自己描述为独立于任何既得利益集团并服务于全体人民，同时一致地宣称自己是最高政治当局且“非政治”！军队为“国家”而战，警察“服务于公众”，法官是“独立”的，行政部门为“当选的政府”效劳。 这种国家中立的概念是英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论调的核心，然而这不过是神话而已。很久以前，马克思就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补充道，“现代国家不管它釆取什么样的形式，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国家资本的理想人格化”（Socialism：UtopianandScientific，1880）。无数理论和经验研究——最显著的是拉尔夫·米利班德（埃德-米利班德的父亲）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表明：一百六十多年来的经历已经一再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的正确论断。无论什么时候普通百姓试图抵抗资本家老板的力量或者挑战资本主义体系，从19世纪早期宪章派到1871年巴黎公社，从1926年的大罢工到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到2010年希腊和法国工人还有爱尔兰和英国学生的抗议，国家都动用警察、军队和法庭岀面维护这个体系和富人的财富。手段经常是极其残忍的，包括谋杀和拷打。此外，国家驱使工厂在资本家的管理下与别的公司竞争而获得利润最大化，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煤炭委员会或者私有化之前的英国铁路公司，就像资本主义工厂一样运行。 这样看来，BBC是国有广播公司的事实并不能消除它维护资本主义的倾向，这样的事实倒不如说确证了这种倾向。BBC由它的总裁控制，也是它的总编辑。目前[6]的总裁是马克·汤普森，毕业于斯通尼赫斯特学院、牛津大学莫顿学院，他是英国收入最高的公职人员，每年收入在80万到90万英镑之间。除此之外，他已经通过支持在《提问时间》节目中邀请英国国家党党魁尼克·格里芬现身，而拒绝播出加沙灾难紧急委员会呼吁人道主义援助，来表明他的“中立”。总裁由BBC信托人理事会（直到2007年管理委员会）任命，实则由女王在政府部门的建议下任命。被任命为总裁的人显然会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有着可靠的履历，即倾向资本主义——积极的反对资本主义者或者激进分子从不会被任命一一但即使如此，信托人理事会总是在那干预，防止总裁变得“特立独行”或者“越线”，这可是意味着与权力集团的利益即资本主义的利益严重抵触。 这种操纵非常清楚地表现在2004年因吉利根/凯利事件导致总裁格里戈·代克被罢免的过程。这关系到布莱尔政府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的声明（被证明是假的），声明中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BBC记者安德鲁·吉利根炮制了一份报告，声称情报显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这样的武器的政府档案曾经被政府“篡改”（特别是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他的消息来源是大卫·凯利博士，一位资深的联合国武器巡视员。当吉利根受到坎贝尔和政府的攻击时，格里戈·代克为他辩护。接着，凯利在紧张的政治、媒体和特务机关的压力之中自杀身亡。布莱尔任命哈顿勋爵领导对这一事件公开调查，而当哈顿调査以一种公然倾向政府的粉饰形式谴责吉利根和BBC时，BBC董事们撤回了他们对总裁的支持，代克被迫辞职，吉利根被解雇。 关键是，该事件不只是关系到布莱尔政府，还关系到英国和英国整个统治阶级：它不可能公开承认，国家因为一个精心策划的谎言而参与战争，尽管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在这样的氛围里，一位总裁和一名记者没有抓住他们的“责任”所在就可能轻易被免职。而且，整件事情可能通过组织结构精心策划，且组织结构的每一部分都声称是“独立的”、“公正的”、服务“公共利益”的。 这并不意味着BBC像《每日邮报》那样有着明显的党派偏向。作为一个组织机它知道有两个因素可有效地抵制公开的右翼偏见：（1）它的国内外信誉取决于能否维持一定的中立形象；（2）它的很多最佳记者、调查员、制片人可能有个人进步观念，而且他们需要给予一定的退路来留在这个行业。这些兼顾各方的行动显示，BBC不是像福克斯新闻那样的不加掩饰的右翼宣传机构，也不是像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电视台那样的斯大林主义的宣传机构；在一种公正的表象后面，它相当于温和的亲资本主义者、拥护当权集团的宣传机构。 偏见的影响 在英国，有意识的社会主义者人数不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论争也不是政治话语的中心议题，但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媒体亲资本主义倾向的观念输出微乎其微。相反它绝对是塑造整体风格和内容的中心。 首先，这种偏见完全决定了所有新闻和实时报道的构成状况。如此一来，普通百姓之上那些顶级政客的言行得到了大量的优先关注。除了一些特殊领域例外——犯罪、“名人”和体育娱乐——人物的新闻价值或多或少地与他们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中的地位相关。有关犯罪的报道例外，因为媒体总是小心翼翼地报道涉及权贵的罪行，特别是考虑到他们起诉的能力，但是对待平民的罪行却幸灾乐祸，大书特书骇人听闻的报道，仿佛这样既能使他们描述处于不利环境的平民，以此去加固人性本恶的资本主义观念，又能为呼吁“法律与秩序”和更多的刑罚煽风点火，以此来增强国家的镇压权力。名流运动明星是例外，因为他们的关键作用之一是说服我们相信“平民”能跻身上层，虽然绝大多数名人都没有够到真正的社会顶层。英国时下的百人富豪榜单全部由资本家占据，没有一名娱乐界名流或者体育明星。 亲资本主义的偏见影响着整个故事选择的过程，这在本章开篇就讨论到了。它决定着报道中的用语，媒体称之为“劳资关系”，而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罢工”或者“工会斗争”。这样无论在哪里报道可能的争议和罢工，媒体都会根据它们对公众的“影响”（来确定报道方向）：如果铁路工人罢工，媒体会釆访因回不了家而牢骚满腹的上班族；如果是空勤或空中交通指挥员罢工，他们会寻找计划泡汤的度假者；而争端总是会搁在工人身上。相反，争端的真正根源，即工人的冤情，如果他们能逃得过惩罚的话，报道完全会忽略不计以至于造成某种印象，那就是罢工行动只是任性的意气用事。如果事件必须被报道，管理部门会被说成“提议”或者“恳求”别人（特别是工人）取消他们的“破坏”行动；而工会则被描述为“拒绝谈判提议”或者提出各类“要求”。工会经常性地被形容为“权力过大”和“要挟国家”。雇主几乎从来不会受到同样的批评，尽管事实上他们显然比起工会来权力更大而且更富有，屡屡还动则以威胁关闭工厂和搬迁离开来要挟政府和工人。当谈到劳资纠纷，甚至是极端左翼的商业媒体如《卫报》和《每日镜报》也通常对罢工者和“激进”的工会分子怀有敌意。大量的可以支撑这些论断的有力证据，于20世纪70年代被格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收集（当时劳资关系一贯是国内新闻的中心议题），还呈现在三个系列的先锋研究中：《坏新闻》（GlasgowMediaGroup，RontledgeandKeganPaul，1976）、《更多的坏新闻》（GlasgowMediaGroup，RontledgeandKeganPaul，1980）和《糟糕透顶的坏新闻》（GlasgowMediaGroup，WritersandReadersCo-operative，1982）。 左翼抗议示威的遭遇也差不多，媒体在这玩了一个等同于“第22条军规”的巧妙花招。如果示威进展顺利，即使规模很大，媒体也常常矢口不提。我曾亲身参加过有10万人或者规模更大的反种族和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新闻界却完全不予报道。然而，如果发生一些冲撞或者“擦枪走火”，媒体会铺天盖地大肆渲染，但是只会完全专注于对示威者口诛笔伐。同时，他们会强调“激进分子”要对已经造成损坏后果的暴力事件负责，而对他们示威的原因却顾左右而言他——媒体对此要不然就是置之不理。 我第一次参加的示威游行，是1968年3月27日的反越战游行示威，事件最后以在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前发生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激战告终。报纸对游行示威者的暴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且不说他们从没有考虑过警察（他们出动马匹驱散人群）也可能难逃其责的事实，人们会以为对与骑马的警察对峙、战斗的一些学生的“暴力”如此心惊胆战的编辑们，会对美国在越南村庄进行的地毯式轰炸和凝固汽油爆炸的“暴力”有疑问。然而他们显然不会。从那时起，媒体对多起示威游行掀起类似的风暴已经日渐疲惫，包括1977年在刘易舍姆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反法西斯者与国民阵线分裂的游行，1984年在欧格里夫发生的矿工群体武装纠察，1990年的人头税暴乱，1993年反纳粹联盟尝试行进到英国国家党威林总部时与警察对抗，还有，最近的2010年11月、12月学生示威。此外，这些风暴无一例外地得出锁定和起诉示威者个人的结论，同时也为“惩戒性”判决埋下伏笔。 亲资本主义的偏见塑造着每一个辩论节目的嘉宾组。在这方面最令人瞩目的节目《提问时间》，其嘉宾组经常是这样构成的：一名保守党党员，一名新工党党员，一名自由民主党党员，一名商业人士（经常也是保守党人），以及一名其他人士。这里面的前四位几乎总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非常罕见的工党左翼人士是例外），而那位其他人士经常只是来自娱乐圈的无党派自由主义者。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严肃的左翼才会出现在第五个位置上。因此通常是有两位保守党，总是资本主义占大多数，而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远多于社会主义者，大概10或者20比1。 这种偏见也影响了访谈如何被引导。如果访谈者是“受尊重的”主流政治家，与访谈对象是“极端分子”或者“反对人士”的代表——也就是反资本主义者相比，当然，对之采用的口吻和态度往往大相径庭。一旦访谈开始出现咄咄逼人的语调，就是向观众示意：这是一位“坏”人。时不时地，英国当局认定一些人为严重的政治威胁分子。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对于媒体而言，这个人就是可以随意被攻击的——或多或少都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似乎是工党正式左转的时机）的托尼·本和肯·利文斯，通矿工大罢工时的阿瑟·斯卡吉尔，伊拉克战争时的乔治·加洛韦（程度轻微），都遭受到类似的媒体妖魔化。对于年轻读者来说，这可能很陌生，因为现在他不再是威胁，托尼·本被作为友善大叔和国宝级名人对待，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曾经被描绘成危险的极端分子。[7] 有必要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些观察并没有隐含阴谋论。媒体人——成功的记者、编辑、主持人、制片人等各司其职，通过他们的能力去把脉、感知环境，与其说是揣摩公众，但绝不会是工人阶级，不如说是讨好中产阶级而且首先是当权派。他们与实力强大的政客和商人保持专业和社交来往，在介绍会、午餐、聚会等场合，就像国际新闻集团的丽贝卡·布鲁克斯和卡梅伦都在“奇平诺顿组织”中一样。他们靠的是在行的暗示和透露内部消息，而且知道他们的上级需要什么。像特雷弗·麦克唐纳、费奥娜·布鲁丝、安娜·福特和柯斯蒂·华克这样的人，也知道什么时候得听起来高兴、什么时候得听起来低落，他们甚至于挑一下眉毛都会被注意到。 最重要的是，亲资本主义的偏见绝不限于新闻和时事，它弥漫于整个媒体。想一想，比如像《学徒》这样的节目通过高呼“企业家精神”而充斥着明显的利商宣传。显然，不会有像《如何成为工会代表》或者《本年度杰岀年轻工人代表》这样的节目。那将会是滑稽可笑的！但这只是隔靴搔痒而已——真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社会思潮渗透到了甚至是媒体中公然标榜最不关心政治和反政治的部分，比如轻娱乐和广告。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领域。 [1]资料来源：SuzanneJeffery.WhyWeShouldbeScepticalofClimateSceptics[J]。IntemaionSocialism129，2011（winter）。 [2]资料来源：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8/sparks.htm。 [3]资料来源：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3346599。 [4]事实上，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明确地宣言，所有的价值源自劳动而不是企业家的聪明才智。这是小事情，但是我已经注意到，多年来，在大多数媒体，人们完全接受这个说法去杜撰引言或者观点，而随意归责于马克思（列宁或者托洛茨基）。这样做的时候，检验事情的真实性几乎毫无依据或者毫不费神。 [5]想了解关于这些登记的细节和复杂性的更全面分析。请参考科林·思巴克斯特，《媒体内部》（ColinSparks，InsidetheMedia）。 [6]这里的“目前”指作者约翰·莫利纽克斯撰写本书期间，马克·汤普森于2004-2012年任BBC总裁。译者注。 [7]关于媒体对托尼·本妖魔化的详细描述，参考格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糟糕透顶的坏新闻》，第67至112页。
九、小资产阶级的统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意﹞布鲁诺·里齐《世界的官僚化》（1939） 九、小资产阶级的统治
人名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 人名索引
恩格斯家谱和恩格斯家谱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 恩格斯家谱和恩格斯家谱说明 恩格斯，约翰·卡斯帕尔（Engels，JohannCasper）恩格斯的曾祖父，1715年生于巴门，1787年卒于巴门。工厂主。有二子（本杰明、约翰·卡斯帕尔）。 ※※※ 恩格斯，本杰明（Engels，Benjamin）恩格斯的伯祖父，1751年生于巴门，1820年卒于巴门。工厂主。 恩格斯，约翰·卡斯帕尔（Engels，JohannCasper）恩格斯的祖父，1753年2月28日生于巴门，1821年7月20日卒于巴门。工厂主。约1789年同君士坦蒂·科尔滕结婚。1791年9月1日在鲁尔镇同伊达·路易莎·弗里德里卡·诺特结婚。有三子（卡斯帕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科尔滕，君士坦蒂（KortenKonstantie）恩格斯的祖父的第一个妻子。 诺特，伊达·路易莎·弗里德里卡（Noot，IdaLuiseFriedrike）恩格斯的祖母，1762年10月7日生于鲁尔镇，1822年7月26日卒于巴门。 ※※※ 恩格斯，卡斯帕尔（Engels，Casper）恩格斯的伯父，1792年12月30日生于巴门，1863年11月25日卒于巴门。工厂主。先后同尤莉娅·奥弗贝克和阿尔维娜·普拉茨霍夫结婚。有三子三女（卡斯帕尔、卡尔、尤利乌斯、尤莉娅、埃米莉、阿德琳）。 奥弗贝克，尤莉娅（Overbeck，Julie）恩格斯的伯父的第一个妻子。 普拉茨霍夫，阿尔维娜（Platzhoff，Alvine）恩格斯的伯父的第二个妻子，在前夫彼得·坎佩曼1839年死后，再嫁卡斯帕尔。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Friedrich）恩格斯的父亲，1796年5月12日生于巴门，1860年3月20日卒于巴门。工厂主，虔诚主义者。1819年9月9日在哈姆同伊丽莎白·弗兰契斯卡·毛里齐娅·范·哈尔结婚。有五子四女（弗里德里希、海尔曼、玛丽亚、安娜、埃米尔、海德维希、鲁道夫、威廉、爱莉莎）。 哈尔，伊丽莎白·弗兰契斯卡·毛里齐娅·范（Haar，ElisabethFranziskaMauritiavan）恩格斯的母亲，1797年4月22日生于哈姆，1873年10月29日卒于巴门。 恩格斯，奥古斯特（Engels，August）恩格斯的叔父，1797年6月25日生于巴门，1874年4月26日卒于巴门。普鲁士王国商务参事，工厂主，1860年贵族院议员。1820年同路易莎·克雷布斯结婚。有一女一子（伊达、奥古斯特）。 克雷布斯（Krebs，Luise），路易莎·恩格斯的叔母。 ※※※ 恩格斯，卡斯帕尔（Engels，Casper）恩格斯的堂兄，1816年生于巴门，1889年卒。工厂主。有一子（卡斯帕尔）。 恩格斯，卡尔（Engels，Karl）恩格斯的堂兄，1817年9月12日生于巴门，1840年12月7日卒于巴门。 恩格斯，尤利乌斯（Engels，Julius）恩格斯的堂兄，1818年10月8日生于巴门，1883年2月28日卒于瓦尔特斯多夫。骑士地产所有人。1846年在巴门同奥蒂莉娅·坎佩曼结婚。 坎佩曼，奥蒂莉娅（Kampermann，Ottilie）恩格斯的堂嫂。 恩格斯，尤莉娅（Engels，Julie）恩格斯的堂妹，1821年5月19日生于巴门，1875年1月6日卒于波恩。1844年同卡尔·安东·约瑟夫·迪尔结婚。 迪尔，卡尔安东约瑟夫（Diehl，KarlAntonJoseph）恩格斯的堂妹夫，美因兹酒商。 恩格斯，埃米莉（Engels，Emilie）恩格斯的堂妹，1825年10月27日生于巴门，1906年卒于波恩。同卡尔·奥古斯特·布罗伊歇尔结婚。 布罗伊歇尔，卡尔·奥古斯特（Broicher，KarlAugust）恩格斯的堂妹夫，科隆政府顾问。 恩格斯，阿德琳（Engels，Adline）恩格斯的堂妹，1827年2月16日生于巴门，1901年8月14日卒于巴门。同弗里德里希·洛伦茨结婚。 洛伦茨，弗里德里希（Lorenz，Friedrich）恩格斯的堂妹夫。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Friedrich）1820年11月28日生于巴门，1895年8月5日卒于伦敦。 白恩士，玛丽（Burns，Mary）恩格斯的第一个妻子，1823年生，1863年1月7日卒于伦敦。纺织工人。1843年成为恩格斯的妻子。父亲迈克尔·白恩士。 白恩士，莉迪娅（莉希）（Burns，Lydia（Lyzzy，Lizzie））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1827年生，1878年9月12日卒于伦敦。纺织工人。玛丽的妹妹。1864年9月成为恩格斯的妻子，1878年9月11日在伦敦同恩格斯在结婚登记处办理了正式结婚手续。 恩格斯，海尔曼（Engels，Hermann）恩格斯的大弟，1822年10月29日生于巴门，1905年3月18日卒于巴门。工厂主。1855年5月3日同恩玛·克龙结婚。有三子二女（海尔曼·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瓦尔特、莫里茨、伊丽莎白、安娜）。 克龙，恩玛（Croon，Emma）恩格斯的弟妇，1834年生于门兴格拉德巴赫，1916年卒于巴门。父亲泰奥多尔·约翰·克龙（TheodorJohannCroon）工厂主。 恩格斯，玛丽亚（Engels，Marie）恩格斯的大妹，1824年7月13日生于巴门，1901年4月5日卒于巴门。1845年6月3日在巴门同卡尔·埃米尔·布兰克结婚。有三子一女（弗里德里希、埃米尔、鲁道夫、玛丽亚）。 布兰克，卡尔·埃米尔（Blank，KarlEmil）恩格斯的大妹夫，1817年生于巴门，1893年卒于巴门。商人，40至50年代持社会主义观点。 恩格斯，安娜（Engels，Anna）恩格斯的二妹，1825年12月5日生于巴门，1853年7月9日卒于恩格尔斯基兴。1848年5月16日同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结婚。 格里斯海姆，阿道夫·冯（Griesheim，Adolfvon）恩格斯的二妹夫和四妹夫，姨表弟，1820年12月21日生于哈姆，1894年10月16日卒于波恩。工厂主。 恩格斯，埃米尔（Engels，Emil）恩格斯的二弟，1828年3月9日生于巴门，1884年11月卒于恩格尔斯基兴。机械专家、公司股东。1853年5月10日在巴门同夏绿蒂·布雷特结婚。有一子一女（埃米尔、伊丽莎白）。 布雷特，夏绿蒂（Bredt，Charlotte）恩格斯的二弟妇，1833年生于巴门，1912年卒于恩格尔斯基兴。父亲埃米尔·布雷特（EmilBredt），巴门工厂主。 恩格斯，海德维希（Engels，Hedwig）恩格斯的三妹，1830年1月3日生于巴门，1904年9月10日卒于戈德斯贝格。1850年8月20日在巴门同弗里德里希·博林结婚。 博林，弗里德里希（Boelling，Friedrich）恩格斯的三妹夫，1816年生于巴门，1884年卒于巴门。商人。 恩格斯，鲁道夫（Engels，Rudolf）恩格斯的三弟，1831年3月8日生于巴门，1903年2月15日卒于巴门。工厂主。1856年5月20日同玛蒂尔达·雷姆克斯结婚。有二子（保尔、鲁道夫·莫里茨）。 雷姆克斯，玛蒂尔达（Remkes，Mathilde）恩格斯的三弟妇，1831年生，1905年卒于巴门。父亲约翰·保尔·雷姆克斯（JohannPaulRemkes1793-1875），克雷弗尔德市第二市长。 恩格斯，威廉（Engels，Wilhelm）恩格斯的四弟，1832年10月21日生于巴门，1833年8月11日卒于巴门。 恩格斯，爱利莎（Engels，Elise）恩格斯的四妹，1834年8月6日生于巴门，1912年3月9日卒于波恩。1854年10月3日同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结婚。 恩格斯，伊达（Engels，Ida）恩格斯的堂妹，1822年11月16日生于巴门，1884年10月26日卒于巴门。1842年在巴门同阿尔伯特·莫利内乌斯结婚。 莫利内乌斯，阿尔伯特（Molineus，Albert）恩格斯的堂妹夫，1814年3月27日生于巴门，1889年2月13日卒于巴门。工厂主。 恩格斯，奥古斯特（Engels，August）恩格斯的堂弟，1824年7月12日生于巴门，1855年6月12日卒于巴门。工厂主。1849年同伊丽莎白·维歇尔豪斯结婚。后同玛丽亚·德·维尔特结婚。 维歇尔豪斯，伊丽莎白（Wichelhaus，Elisabeth）恩格斯的堂弟媳妇。1852年卒于巴门。 维尔特，玛丽亚德（Weerth，Mariade）恩格斯的堂弟奥古斯特的第二个妻子。 ※※※ 恩格斯，卡斯帕尔（Engels，Caspar）恩格斯的堂侄，1841年生于巴门。克雷弗尔德的商人。 恩格斯，海尔曼·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Engels，HermannFriedrichTheodor）恩格斯的侄子，1858年生于巴门，1926年卒。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学生，后为工厂主。 恩格斯，瓦尔特（Engels，Walter）恩格斯的侄子，1869年生于巴门。医生。 恩格斯，莫里茨（Engels，Moritz）恩格斯的侄子。 恩格斯，伊丽莎白（Engels，Elisabeth）恩格斯的侄女，1874年生于巴门。1895年同阿尔图尔·舒哈尔德结婚。 舒哈尔德，阿尔图尔（Schuchard，Arthur）恩格斯的侄女婿，1862年生。商人。 恩格斯，安娜（Engels，Anna）恩格斯的侄女，奥斯卡尔·耶格尔的妻子。 耶格尔，奥斯卡尔（Jaeger，Oskar）恩格斯的侄女婿，1856年生。 恩格斯，埃米尔（Engels，Emil）恩格斯的侄子，1858年生于巴门，1907年卒。公司股东。妻子约翰娜·克拉拉·勒里希。 勒里希，约翰娜·克拉拉（Röhrig，JohannaKlara）恩格斯的侄媳妇，1862年生于巴门。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勒里希（FriedrichWilhelmRöhrig）巴门工厂主。 恩格斯，伊丽莎白（Engels，Elisabeth）恩格斯的侄女，1861年生于巴门。1882年同卡尔·亚历山大·埃尔布斯勒结婚。 埃尔布斯勒，卡尔·亚历山大（Erbslöh，CarlAlexander）恩格斯的侄女婿，1854年生于巴门。父亲奥古斯特·埃尔布斯勒（AugustErbslöh），巴门工厂主。 恩格斯，保尔（Engels，Paul）恩格斯的侄子，1857年生于巴门，1883年卒。商人，后为军官。 恩格斯，鲁道夫·莫里茨（Engels，RudolfMoritz）恩格斯的侄子，1858年生于巴门，1893年卒。莱比锡大学和波恩大学学生，职员，工厂主，公司股东。 布兰克，弗里德里希（Blank，Friedrich）恩格斯的外甥，1846年生于巴门。 布兰克，埃米尔（Blank，Emil）恩格斯的外甥。 布兰克，鲁道夫（Blank，Rudolf）恩格斯的外甥。 布兰克，玛丽亚（Blank，Marie）恩格斯的外甥女，1869年卒于恩格尔斯基兴。1866年8月在巴门同罗伯特·巴泰尔斯结婚。 巴泰尔斯，罗伯特（Bartels，Robert）恩格斯的外甥女婿。 恩格斯的亲戚 哈尔，格尔哈德·伯恩哈德·范（Haar，GerhardBernhardvan）恩格斯的外祖父，1760年4月6日生于威塞尔，1837年2月20日卒于哈姆。中学校长，虔诚主义者。1788年同弗兰契斯卡·克里斯蒂娜·斯内特拉格结婚。 斯内特拉格，弗兰契斯卡·克里斯蒂娜（Snetlage，FranziskaChristina）恩格斯的外祖母，1758年8月23日生于特克伦堡。父亲斯内特拉格是特克伦堡的牧师。 哈尔，路德维希·范（Haar，Ludwigvan）恩格斯的舅父，1812年为施特罗姆贝格林务官，反拿破仑时期的志愿兵。 斯内特拉格，卡尔·威廉·莫里茨（Snetlage，CarlWilhelmMoritz）恩格斯的表舅1792年生，1871年卒。巴门的牧师，后为柏林宫廷牧师长。 斯内特拉格，路易莎（Snetlage，Luise）恩格斯的表妹，1822年10月4日生，1878年10月30日卒于巴门。1841年同克里斯蒂安·海尔曼·济贝耳结婚。 济贝耳，克里斯蒂安·海尔曼（Siebel，ChristianHermann）恩格斯的表妹夫，1808年9月21日生于巴门，1879年12月12日卒于巴门。工厂主。 济贝耳，卡尔（Siebel，Karl）恩格斯的远亲，1836年生，1868年卒。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格里斯海姆，亨利希·威廉·冯（Griesheim，HeinrichWilhelmvon）恩格斯的姨父，1779年生，1859年卒。普鲁士陆军上尉。同弗里德里卡·范·哈尔结婚。儿子阿道夫。 哈尔，弗里德里卡·范（Haar，Friederikevan）恩格斯的姨母，1789年1月10日生于哈姆，1880年11月19日卒于波恩。 博伊斯特，安娜（Beust，Anna）恩格斯的表妹，1827年生。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冯（Beust，Friedrichvon）恩格斯的表妹夫，1817年生，1899年卒。普鲁士军官，《新科隆报》编辑之一，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流亡瑞士，后任教授。 博伊斯特，阿道夫（Beust，Adolf）恩格斯的表外甥，医生。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弗里茨）（Beust，Friedrich（Fritz））恩格斯的表外甥，中学校长。 ※※※ 白恩士，迈克尔（Burns，Michael）恩格斯的岳父，爱尔兰工人（染工）。 白恩士，玛丽艾伦（Burns，MaryEllen（彭普斯Pumps））恩格斯的内侄女，约1861年生。1881年同派尔希·怀特·罗舍结婚。 罗舍，派尔希·怀特（Rosher，PercyWhite）恩格斯的内侄女婿。英国商人。 白恩士，威廉（威利）（Burns，William（Willie））恩格斯的内侄。迁居美国，铁路职工。
本书人名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本书人名表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 Ａ 阿达利斯（Адалис,А.1900-1969），叶弗隆（Ефрон）的笔名，苏联女诗人 阿达莫维奇（Адамович,Г.B.1892-1972）俄国诗人 阿德勒（Адлер,Φ.1879-1960）奥地利社会党人 阿杜耶夫（Адуев,Н.1895-1950），拉宾诺维奇（Рабинович）的笔名，苏联诗人 阿尔斯基（Арекий,Л.А.1886-1969）苏联诗人 阿尔塔莫诺夫（Артамонов,Н.Д.1888-1958）苏联诗人 阿尔塔乌津（Алтаузен,Я.М.1907-1942）苏联诗人 阿尔塔托夫（Артатов,Б.И.1896-1940）苏联批评家 阿法纳西耶夫（Афанасьев,Л.1865-1920）俄国诗人 阿菲诺根诺夫（Афиногенов,А.Н.1904-1941）苏联剧作家 阿芬那留斯（Aвенариус,P.1843-1896）瑞士哲学家 阿赫玛托娃（Aгматова,А.A.1889-1966），戈连科（Горенко）的笔名，苏联女诗人 阿加巴鲍夫（Aгабабов,未详）苏联诗人 阿加波夫（Aгапов,Б.Н.1899年生）苏联诗人 阿捷夫（Aзеф,Е.Ф.1869-1918）政治内奸 阿克肖诺夫（Aксенов,И.A.1884-1935）苏联诗人 阿克雪里罗得（Акельрод,Л.И.1868-1946）苏联哲学家和文学研究家 阿库利申（Акульшин,Р.不详）苏联作家 阿里奥斯托（Ариосто,1474-1533）意大利诗人 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Г.B.1892-1938）苏联作家 阿列克谢耶夫斯基（Aлексеевский,Н.未详）苏联作家 阿罗谢夫（Aросев,А.Я.1890-1938）苏联作家 阿穆尔斯基（Aмурский,Д.未详），罗曼年科（Романенко）的笔名，苏联作家 阿尼奇科夫（Аничков,E.B.1866-1937）俄国批评家和文艺学家 阿尼西莫夫（Анисимов,Ю.1886-1940）苏联诗人 阿普赫京（Апухтин,А.H.1840-1893）俄国诗人 阿普什金（Апушкин,Я.B.1899-1989）苏联作家、诗人 阿恩穆斯（Асмус,В.Ф.1894-1975）苏联文艺理论家 阿斯塔霍夫（Астахов,И.Б.1906年生）苏联文艺学家 阿提拉（Аттила,?-453）匈奴王 阿维尔巴赫（Aвербах,Л.Л.1903-1939）苏联批评家 阿谢耶夫（Aсеев,H.H.1889-1963）苏联诗人 埃尔别尔格（Эрберг,未详），苏联诗人 埃尔德曼（Эрдман,Б.Р.1899-1960）苏联画家 埃尔德曼（Эрдман,H.P.1902-1970）苏联诗人 埃尔金（Эркин,E.）苏联作家 艾亨巴乌姆（Эйхенбаум,Б.М.1886-1959）苏联文艺学家 艾亨瓦尔德（Айхенвальд,Ю.И.1872-1928）俄国批评家 艾利斯涅尔（Эльснер,B.1886-1964）俄国诗人 爱尔维修（Гельвеций,1715-1771）法国哲学家 爱伦堡（Эренбчрг,И.Г.1891-1967）苏联作家 爱森斯坦（Эйзенштейн,С.М.1898-1948）苏联电影导演 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ев,А.未详）苏联诗人 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ев,Л.Н.1871-1919）俄国作家 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ев,Е.未详）苏联诗人 安年斯基（Анненский,И.Ф.1855-1909）俄国作家 安托科尔斯基（Антокольский,M.M.1843-1902）俄国雕塑家 奥勃拉多维奇（Обрадович,C.A.1892-1956）苏联作家 奥楚普（Oцуп,H.A.1894-1954）苏联诗人 奥多耶夫采娃（Одоевцева,И.B，1895-1990）苏联女诗人 奥尔明斯基（Ольминский,М.С.1863-1933），亚历山大罗夫（Александров）的笔名苏联革命活动家，批评家，文史学家 奥格尼约夫（Огнёв,И.1888-1938），罗扎诺夫（Розанов,М.Г.）的笔名苏联作家 奥克斯基（Окский,К.未详）苏联作家 奥库洛夫（Окулов,А.И.1880-1939）苏联作家 奥列吉（Оредж,И.未详）苏联诗人 奥列沙（Ореша,1899-1960）苏联作家 奥列申（Орешин,П.В.1887-1938）苏联诗人 奥斯特罗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А.H.1823-1886）俄国剧作家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Острогорский,H.未详）苏联批评家 奥斯特路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H.A,1904-1936）苏联作家 奥索尔金（Осоргин,М.A.1878-1942），伊林（Ильин）的笔名，俄国作家 奥新（Осин,Д.1906-1983）苏联诗人 奥新斯基（Осинсий,Н.1887-1938），奥波连斯基（Оболенсий）的化名苏联政治家、批评家 B 巴别尔（Бабель,И.Э.1894-1941）苏联作家 巴尔科娃（Баркова,A.A.1901-1976）苏联诗人 巴尔蒙特（БальМонт,К.Ф.1867-1942）俄国诗人 巴尔苏科夫（Барсуков,M.H.1899-1963）苏联作家 巴尔特鲁沙伊季斯（Балтрушйтис,Ю.К.1873-1944）俄国诗人 巴尔扎克（Бальзал,1799-1850）法国作家 巴甫连柯（Павленко,П.A.1899-1951）苏联作家 巴格里茨基（Багрицкий,Э.Г.1895-1934）苏联诗人 巴赫梅季耶夫（Бахметьев,В.М.1885-1963）苏联作家 巴枯宁（Бакунин,M.A.1814-1876）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巴拉基列夫（Балакирев,М.А.1836-1910）俄国音乐家 巴拉丁斯基（Баратынский,Е.А.1800-1844）俄国诗人 巴鲁哈蒂依（Бaлухатый,С.Д.1892-1945）苏联文艺学家 巴特拉克（Батрак,И.1892-1938），柯兹洛夫斯基（Козловский）的笔名苏联作家 柏格森（Бергсон,А.1888-1941）法国哲学家 拜伦（Байрон,1788-1824）英国诗人 鲍勃里谢夫-普希金（Бобрищев-Пушкин,A.B.1875-1937）俄国作家 鲍勃罗夫（Бобров,C.П.1889-1971）苏联诗人 鲍格达诺夫（Бигдаков,Н.В.1906-1989）苏联作家 鲍利沙科夫（Большаков,К.А.1895-1938）苏联诗人 鲍罗廷（Бородин,А.П.1833-1887）俄国作曲家 鲍威尔（Бауэр,О.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贝多芬（Бетховен,1770-1827）德国作曲家 贝凯尔（Беккер,Павел,1882-1937）贝多芬传记作者 贝科娃（Быкова,К.未详）苏联女诗人 贝努瓦（Бенуа,1886-1962）法国作家 贝兹莱（Бедслей,О.1827-1898）英国画家 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Билль-Белоцерковский,В.Н.1885—1970）苏联剧作家 彼得拉日茨基（Петражицкий,Л.И.1868-1931）俄国法学家 彼得罗夫（Петров,Е.П.1903-1942）苏联作家 彼得罗夫斯基（Петровский,Д.B.1892-1955）苏联诗人 彼尔米京（Пермитин,Е.Н.1896-1971）苏联作家 彼列古多夫（Перегудов,А.1894-1989）苏联作家 彼列卡基-波列（Перекати-Поле，未详）苏联作家 彼列维尔泽夫（Переверэев,В.Ф.1882-1968）苏联文艺理论家 彼什科夫斯基（Пешковский,А.М.1878-1933）苏联语言学家 彼特拉克（Петрарка,1304-1374）意大利诗人 彼特尼科夫（Петников,Г.Н.1894-1971）苏联诗人 别德内依（Бедный,Д.1883-1945），普里德沃罗夫（Придворов,Е.А.）的笔名苏联诗人 别尔德尼科夫（Бердников,Я.П.1889-1940）苏联诗人 别尔嘉也夫（Бердяев,1874-1948）俄国哲学家 别尔科维奇（Беркович,С.未详）苏联作家 别尔什泰因（Берштейн,С.И.未详）苏联文艺学家 别尔谢涅夫（Берсенев,未详）苏联批评家 别加克（Бегах,未详）苏联作家 别克（Бек,А.A.1903-1972）苏联作家 别雷（Белый,А.1880-1934），布加耶夫（Бугаев,Б.H.）的笔名，苏联诗人 别利诺（Белино,Ю.未详）苏联作家 别连德戈弗（Берендгоф,Н.未详）苏联诗人 别连松（Беленсон,A.）俄国诗人 别列佐夫斯基（БЕрезовский,Ф.А.1877-1952）苏联作家 别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В.Г.1811-1848）俄国批评家 别洛皮亚特金（Белопяткин,未详）苏联剧作家 别纳尔（Бенар,Н.1902-1984）苏联诗人 别萨利科（Бессалько,П.К.1887-1920）苏联诗人 别斯帕洛夫（Беспалоб,И.М.1900-1937）苏联批评家 别泽缅斯基（Безыменский,А.И.1898-1973）苏联诗人 波德亚切夫（Подьяцев,С.П.1866-1934）苏联作家 波格丹诺夫（Ботданов,1873-1928），马林诺夫斯基（Малиновский）的笔名，苏联哲学家，经济学家，医生 波捷勃尼亚（Потебня,А.А.1835-1891）俄国语文学家 波利瓦诺夫（Поливанов,Е.Д.未详）苏联语言学家 波列塔耶夫（Полетаев,Н.Г.1889-1935）苏联作家 波隆斯基（Полонский,В.П.1886-1932），古辛（Гусин）的笔名，苏联文艺理论家 波隆斯卡娅（Полонская,Е.Г.1890-1969）苏联女诗人 波洛西欣（Полосихин,И.未详）苏联作家 波莫尔斯基Поморский,А.Н.1891-1977），利诺夫斯基（Линовский）的笔名，苏联诗人 波特莱尔（Бодлер,1821-1867）法国诗人 波特列索夫（Потресов,А.H.1869-1934）孟什维克领导人 波兹涅尔（Познер,B.C.1905-1992）法国作家 勃雷金（Брыкин,Н.А.1895-1979）苏联作家 勃里克（Брик,О.M.1888-1945）苏联批评家 勃柳索夫（Брюсов,В.Я.1873-1924）苏联诗人 勃罗茨基（Бродский,Д.未详）苏联作家 勃洛克（Блок,А.А.1880-1921）苏联诗人 薄伽丘（Боккаччо,1313-1375）意大利作家 博马舍（Бомарше,1732-1799）法国剧作家 布丹采夫（Буданцев,C.Ф.1896-1940）苏联作家 布尔加科夫（Булгаков,М.А.1891-1940）苏联作家 布尔加柯夫（Булгаков,C.H.1871-1944）立宪民主党人 布尔加林（Булгарин,Ф.В.1789-1859）俄国记者和作家 布尔柳克（Бурлюк,Д.Д.1882-1938）苏联诗人和画家 布尔柳克（Бурлюк,Н.Д.1890-1920）苏联诗人 布哈林（Бухарин,Н.И.1888-1938）原俄共（布）领导人之一 布琼尼（Будёный,С.М.1883-1973）苏联著名将领 布吕纳介（Брюнетьер,1849-1906）法国批评家 布瓦洛（Буало,1636-1711）法国诗人 Ｃ 采伊特林（Цейтлин,А.Г.1901-1962）苏联文艺学家 茨维列夫（Цвелев,В.未详）苏联作家 茨维塔耶娃（Цветаева,М.И.1894-1941）苏联女诗人 楚多夫斯基（Чудовский,B.A.未详）俄国文艺学家 楚尔科夫（Чулков,Г.И.1879-1939）俄国作家、批评家 楚科夫斯基（Чуковсий,К.И.1882-1969）苏联文艺学家 楚科夫斯基（Чуковсий,H.K.1904-1965）苏联作家 楚曼德林（Чумандрин,M.Ф.1905-1940）苏联作家 楚扎克（Чужак,Н.Ф.1876-1937），纳西莫维奇（Насимович）的笔名，苏联文艺理论家 D 达尔文（Дарвин,Ч.P.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 达里（Даль,B.И.1801-1872）俄国语言学家 大流士一世（ДарийI）波斯国王 大仲马（Дюма,A.1802-1870）法国作家 但丁（Данте,А.1265-1321）意大利诗人 德·曼（Гендрикдеман）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 德波林（Деборин,А.М.1881-1963）苏联哲学家 德鲁日宁（Друшинин,П.未详）苏联作家 德罗任（Дрожжин,С.Д.1848-1930）俄国诗人 德米特里耶夫（Дмитриев,Т.П.1893-1963）苏联作家 邓南遮（Д’Ануннчио,1863-1938）意大利作家 第欧根尼（Диоген,约前400-约前325）古希腊哲学家 迪贝利乌斯（Dibelius,W.1883-1947）英国文艺学家 迪恩尼克（Дынник,В.А.1896-1971）苏联作家 狄更斯（Диккенс,1812-1870）英国作家 蒂尼亚诺夫（Тынянов,Ю.H.1894-1943）苏联作家 杜勃罗留波夫（Добролюбов,H.A.1826-1861）俄国批评家 都德（Доде,1840-1897）法国作家 多罗戈伊钦科（Дорогойченко,А.Я.1894-1947）苏联诗人 多罗宁（Доронин,И.И.1900年生）苏联诗人 多斯·帕索斯（ДосПассос,1896-1970）美国小说家 E 恩格斯（Энгельс,Ф.1820-1895）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 F 法捷耶夫（Фадеев,A.A.1901-1956）苏联作家 法朗士（Франс,А.1844-1924）法国作家 法伊科（Файко,А.M.18931978）苏联剧作家 凡尔纳（Верн,1828-1805）法国科幻和冒险小说家 菲比赫（Фибих,Д.1899-1975）苏联作家 费定（Федин,К.А.1892-1977）苏联作家 费多罗夫（Федоров,A.M.未详）俄国诗人 费多罗夫（Федоров,E.A.1897-1961）苏联作家 费多尔钦科（Федорченко,С.З.1888-1959）苏联作家 费尔巴哈（Фейрбах,1804-1872）德国哲学家 费特（Фет,А.A.1820-1892），申升（Шеншин）的笔名，俄国诗人 菲利普诺夫（Филимонов,К.未详）苏联作家 菲利普钦科（Филипченко,И.Г.1887-1939）苏联作家 富尔曼诺夫（Фурманов,Д.А.1891-1926）苏联作家 福尔什（Φорш，未详）捷列克（Терек）的别名，苏联作家 福法诺夫（Фофанов,К.К.1894-1958）苏联诗人 福法诺夫（Фофанов,К.М.1862-1911）俄国诗人 福楼拜（Флобер,1821-1880）法国作家 福明（Фомин,С.Д.1881-1958）苏联作家 弗拉索夫-奥克斯基（Власов-Окский,П.未详）苏联诗人 弗里契（Фриче,B.M.1870-1929）苏联文艺理论家 弗鲁格（Фруг,С.Г.1860-1916）俄国诗人 弗洛罗夫斯基（Флоровский,Г.1893-1979）欧亚派作家 弗洛依德（Фрейд,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 弗维坚斯基（Введенский,А.1904-1941）苏联作家 伏龙芝（Фрунзе,М.В.1885-1925）苏联军事领导人 G 高尔察克（Колча́к,A.B.1873-1920）白卫军首领之一 高尔基（Горьлий,A.M.1868-1936），彼什科夫（Пешков,А.）的笔名，苏联作家 高兹涅尔（Гаузнер,Г.1906-1934）苏联诗人 歌德（Гете,1749-1832）德国作家 戈蒂耶（Готье,1811-1872）法国诗人 戈尔巴乔夫（Горбачев,Г.Е.1897-1942）苏联批评家 戈尔巴托夫（Горбатов,Б.Л.1908—1954）苏联作家 戈尔鲍夫（Горбов,Д.А.1894-1967）苏联批评家 戈尔布诺夫（Горбунов,К.Я.1903-1986）苏联作家 戈弗曼（Гофман,М.Л.1890年生）俄国诗人 戈罗杰茨基（Городецкий,С.М.1884-1967）苏联诗人 戈洛德内依（Голодный,М.1903-1949），艾普施泰因（Эпштейн）的笔名，苏联作家 戈洛文钦科（Головенченко,Ф.М.1899-1963）苏联文艺学家 格尔曼（Герман,Э.1850-1909）俄国诗人 格尔曼诺夫（Германов,А.未详）苏联诗人 格拉阿里-阿列尔斯基（Грааль-Арельский,С.С.1889-1937），彼得罗夫（Петров）的笔名：俄国诗人 格拉巴里（Грабаль,Л.未详）苏联作家 格拉蒙（Граммон,未详）诗歌理论研究者 格拉西莫夫（Герасимов,М.П.1889-1939）苏联诗人 格里鲍耶多夫（Грибоедов,А.С.1795-1829）俄国作家 格里戈里耶夫（Григорьев,М.C.1890年生）苏联文艺学家 格里涅夫斯基（Гриневский,А.С.1880-1932）苏联作家： 格里申-恰尔特（Гришин-Чарт,М.未详）苏联诗人 格列鲍夫（Глебов,А.Г.1899-1964）苏联作家 格鲁齐诺夫（Грузинов,И.В.1893-1941）苏联诗人 格鲁兹杰夫（Груздев,И.А.1892-1960）苏联作家 格洛巴（Глоба,А.П.1888-1964）苏联诗人和剧作家 格罗斯曼-罗辛（Гроссман-Рошин,И.С.1883-1934）苏联批评家 格梅列夫（Гмырев,А.未详）苏联诗人 格涅多夫（Гнедов,В.И.1890-1978）苏联诗人 革拉特珂夫（Гладков,Ф.В.1883-1958）苏联作家 古别尔（Губер,Б.A.1903-1937）苏联作家 古米廖夫（Гумилев,Н.С.1886-1921）俄国诗人 古契科夫（Гучков,А.И.1862-1936）俄国反动政治家 果戈理（Гоголь,H.B.1809-1852）俄国作家 H 哈尔姆斯（Xapмc,Д.И.1905-1942）苏联作家 哈宁（Ханин，1903-1937）苏联批评家 海涅（Гейне,1797-1856）德国诗人 贺拉斯（Гораций,前65-前8）古罗马诗人 赫勃尔（Гебель,1760-1826）德国民间诗人 赫拉斯科夫（Херасков,М.М.1783-1807）俄国作家 赫里斯提安辛（Христиацсен,Б.未详）不详 赫列勃尼科夫（Хлевинков,B.B.1886-1922）苏联诗人 赫马拉（Хмара,A.Л.未详）苏联作家 荷马（Гомер,约前9-8世纪）古希腊诗人 黑格尔（Гегель,1770-1831）德国哲学家 惠特曼（Уитман,1819-1892）美国诗人 霍达谢维奇（Ходасевич,В.Ф.1886-1939）俄国诗人 霍尔巴赫（Гольбах,1728-1789）法国哲学家 霍凡斯卡娅（Хованская,А.未详）苏联作家 霍夫曼（Гофман,1776-1822）德国作家 霍赫洛夫（Хохлов,К.П.未详）苏联作家 J 季尔-图曼内依（Дир-Туманный,1903-1973），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帕诺夫（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Пано́в）的笔名，苏联现代派诗人 季霍米罗夫（Тихомиров,Н.未详）苏联诗人 季米里亚捷夫（Тимирязев,К.А.1843-1920）苏联植物学家 季莫菲耶夫（Тимофеев,Л.И.1904-1984）苏联文艺理论家 季纳莫夫（Динамов,C.C.1901-1939）苏联批评家 季诺维也夫（Зиновьев,Г.Е.1883-1936）俄共（布）党内反对派首领之一 季斯连科（Тисленко,Я.未详）苏联作家 吉洪诺夫（Тихонов,H.C.1896-1979）苏联诗人 吉洪诺夫（Тихонов,А.Н.1880-1956）苏联作家 吉里金（Гильдин,Х.1844-1944）苏联作家 吉皮乌斯（Гиппиус,З.Н.1869-1945）俄国女诗人 基尔萨诺夫（Кирсанов,С.И.1906-1972）苏联诗人 基尔顺（Киршон,В.М.1902-1938）苏联剧作家 基里洛夫（Кириллов,В.Т.1890-1943）苏联诗人 基谢利斯（Киселис,П.Ю.1890-1940）苏联画家 基辛（Кисин,В.未详）苏联诗人 加邦（Гапон,Г.А.1870-1906）牧师；内奸 加勃里洛维奇（Габорилович,Е.И.1899-1979）苏联剧作家 加尔金（Галкин,A.未详）苏联诗人 加利佩林（Гальперин,M.未详）苏联诗人 加尼申（Ганьшин,C.未详）苏联诗人 加斯捷夫（Гастев,А.К.1882-1941），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的笔名，苏联诗人 杰尔查文（Державин,Г.P.1743-1816）俄国诗人 杰格佳列夫（Дегтярёв,Н.未详）苏联诗人 杰加耶夫（Дегаев,С.П.1854-1908）沙俄警察局暗探 杰克·伦敦（ДжекЛондон,1876-1916）美国作家 杰米多夫（Демидов,А.А.1883-1934）苏联作家 杰缅季耶夫（Дементьев,Н.И.1907-1935）苏联作家 杰缅季耶夫（Дементьев,A.Г.1904-1986）苏联文史学家 杰什金（Дешкин,Г.1891-1963）苏联诗人 杰耶夫-霍米亚科夫斯基（Деев-Хомяковский,1888-1946）苏联诗人 捷连季耶夫（Герентьев,И.1892-1937）苏联诗人 津克维奇（Зенкевич,М.А.1891-1973）苏联诗人 久宾（Дюбин,В.1902-1974）苏联作家 居伊（Кюи,Ц.А.1835-1918）俄国音乐家 K 卡达耶夫（Катаев,В.П.1897-1986）苏联作家 卡达耶夫（Катаев,И.И.1902-1938）苏联作家 卡尔波夫（Карпов,M.Я.1898-1937）苏联作家 卡尔平斯基（Карпинский,В.А.1880-1965）苏联作家 卡津（Казин,B.B.1898-1981）苏联诗人 卡拉姆津（Карамзин,Н.М.1766-1828）俄国作家 卡拉瓦耶娃（Караваева,A.A.1894-1979）苏联作家 卡里宁（Калинин,Ф.И.1882-1920）苏联作家 卡缅斯基（Каменский,В.В.1884-1961）苏联诗人 卡纳特齐科夫（Канатчинков,С.И.1879-1937）苏联作家 卡萨特金（Касаткин,И.M.1880-1938）苏联作家 卡维林（Каверин,В.А.1902-1989）齐尔贝尔（Зпльбер）的笔名，苏联作家 卡赞斯基（Казанский,Б.1889-1962）苏联文艺学家 凯尔任采夫（Керженцев,П.M.1881-1940）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理论家 凯勒曼（Келлерман,Б.1879-1951）德国小说家 凯泽林（Кайзерлинг,1880-1946）德国作家 康德拉申（Кондрашин,未详）苏联诗人 康捷米尔（Кантемир,А.Д.1708-1744）俄国作家 考茨基（Каутский,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 克德林（Кедрин,Д.Б.1907-1945）苏联作家 克尔日让诺夫斯基（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Г.M.1872-1959）苏联学者 克拉弗科夫（Кравков,M.1887-1937）苏联作家 克拉西科夫（Карсиков,未详）苏联诗人 克拉依斯基（Крайский,А.П.1891-1941）苏联诗人 克雷洛夫（Крылов,И.А.1769-1844）俄国寓言作家 克雷奇科夫（Клычков,1889-1940）苏联诗人 克里尼茨基（Криницкий,А.1894-1937）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克里切夫斯基（Кричевский,Б.Н.1866-1919）经济派首领 克利亚钦（Клячин,К.未详）苏联作家 克列切托夫（Кречетов,C.1878-1936）俄国诗人 克柳奇科夫（Крючков,Д.А.1887）苏联诗人 克柳切尼科夫（Ключников,Ю.В.1886-1936）“路标转换派”分子 克柳耶夫（Клюев,Н.А.1887-1937）苏联诗人 克罗申（Крошин,И.未详）苏联诗人 克鲁乔内赫（Круценых,A.E.1886-1968）未来派诗人 克尼亚泽夫（Князев,В.В.1887-1937）苏联诗人 柯尔（Кор,Б.未详）苏联批评家 柯尔涅依奇克（Корнейчик,Т.未详）苏联作家 柯尔卓夫（Кольцов,A.B.1809-1842）俄国诗人 柯甘（Коган,П.С.1872-1932）苏联文史学家和批评家 柯列涅夫（Коренев,Г.未详）苏联作家 柯洛格里夫斯基（Кологривский,И.未详）苏联作家 柯洛科洛夫（Колоколов,Н.И.1897-1933）苏联作家 柯罗廖夫（Королоёв.未详）苏联诗人 柯南·道尔（КонанДпйл，1859-1930）英国作家 柯诺别耶夫（Конобеев,Е.未详）苏联诗人 柯萨辽夫（Косарев.A.B.1903-1939）共青团领导人 柯斯捷林（Костелин,А.E.1896-1968）苏联作家 柯瓦连科（Коваленко,未详）教科书编者 柯兹廖夫（Козырев,M.1892-1942）苏联诗人 柯兹洛夫（Козлов,未详）俄国诗人 科尔巴西耶夫（Корвасьев,C.未详）苏联诗人 科尔布齐埃（Корбюзье,1887-1965）法国建筑师 科托姆卡（Котомка,Л.未详），泽连斯基（Зеленский）的笔名，苏联作家 科瓦列夫斯基（Ковалевский,В.А.未详）苏联诗人 库比科夫（Кубикор,И.H.1887-1944）苏联批评家 库珀（Купер,1879-1951）美国作家 库达舍夫（Кудашев,B.未详）苏联作家 库德列伊科（Кудрейко,А.未详）苏联作家 库普林（Куприн,А.И.1870-1938）俄国作家 库斯柯娃（Кускова,Е.Д.1869-1958）俄国政治家 库斯托夫（Kустов,H.未详）苏联诗人 库西科夫（Кусиков,А.Б.1896-1977）苏联诗人 库兹明（Кузьмин,М.А.1875-1936）俄国诗人 库兹涅佐夫（Кузнецов,M.M.未详）苏联作家 库兹涅佐夫（Кузнецов,Н.А.1904-1924）苏联诗人 库兹涅佐夫（Кузнецов,И.未详）苏联诗人 L 拉宾（Лабин,Б.М.1905-1941）苏联诗人 拉德洛娃（Радлова,А.1891-1949）俄国诗人 拉狄克（Радек,K.Б.1885-1939）原俄共（布）活动家之一 拉法洛维奇（Рафалович,С.1875-1944）俄国诗人 拉斐尔（Рафаэль,1483-1520）意大利画家 拉封丹（Рафонтен,1621-1695）法国作家 拉甫列尼约夫（Лавренёв,Б.А.1891-1959）苏联作家 拉弗罗夫（Лавров,Л.未详）苏联作家 拉季莫夫（Радимов,Л.未详）苏联诗人 拉萨尔（Лассаль,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派别首领 拉斯科尔尼科夫（Раскольниов,Ф.Ф．1892-1939），伊林（Ильин）的化名，《红色处女地》编辑 拉扎列夫（Лазрев,В.未详）苏联作家 莱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М.Ю.1814-1841）俄国诗人 莱热（Леже,1881-1955）法国画家 莱伊斯涅尔（Рейснер,Л.1895-1926）苏联作家， 朗费罗（Лонгфелло,1807-1882）美国诗人 勒贡特·德·利尔（ЛегонтДеДиль,1818-1894）法国诗人 雷巴茨基（Рыбацкий,Н.1880-1920）苏联诗人 李别进斯基（Либединский,Ю.Н.1898-1959）苏联作家 利弗希茨（Лившиц,В.1889-1939）苏联诗人 利金（Лидин,В.Г.1894-1979）苏联作家 利普斯凯罗夫（Липскеров,К.1889-1954）俄国诗人 利亚什科（Ляшко,Н.Н.1884-1953）苏联作家 里姆斯基柯尔萨科夫（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Н.А.1844-1908）俄国作曲家 里亚霍夫斯基（Ряховский,В.Д.1897-1951）苏联作家 梁赞诺夫（Рязанов,Д.Б.1870-1938）原俄共（布）活动家之一 列昂尼多夫（Леонидов,О.未详）苏联新古典派诗人 列昂尼多夫（Леонидов,M.1902-1959）苏联建筑师 列昂诺夫（Леонов,Л.М.1899-1994）苏联作家 列别杰夫-波梁斯基（Леведев-Полянский,П.И.1881-1948）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 列宾（Репин,И.E.1844-1930）俄国画家 列尔涅尔（Лернер,Н.Н.1884-1946）苏联剧作家 列凡托夫斯基（Левантобский,未详）苏联诗人 列夫曼（Левман,未详）苏联批评家 列季科（Редько,А.M.未详）俄国批评家 列列维奇（Лелевич,Г.1901-1945），卡利曼松（Кальмансон,Л.Г.）的笔名，苏联批评家 列米佐夫（Ремизов,A.M.1871-1967）苏联诗人 列宁（Ленин,В.И.1870-1924）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 列日涅夫（Лежнев,А.З.1893-1938），戈列利克（Горелик,А.З.）的笔名苏联批评家 列日涅夫（Лежнев,И.未详）时事评论家 列斯科夫（Лесков,Н.C.1831-1895）俄国作家 列维（Леви,Б.未详）苏联诗人 列维特（Левит,Т.未详）不详 列维亚金（Ревякин,А.И.1900-1983）苏联文艺学家 隆茨（Лунц,Л.Н.1901-1924）苏联作家 鲁杰尔曼（Рудерман,М.1905-1984）苏联作家 鲁卡维什尼科夫（Рукавишников,И.C.1877-1930）俄国诗人 卢戈夫斯科依（Луговской,В.А.1901-1957）苏联诗人 卢那察尔斯基（Луначрский,A.B.1875-1933）苏联文艺理论家 卢兹金（Лузгин,М.1899-1942）苏联作家 罗多夫（Родов,С.А.1893-1968）苏联诗人和批评家 洛基诺夫（Логинов,И.С.1891-1942）苏联诗人 洛津斯基（Лозинский,М.Л.1886-1955）苏联诗人 洛奇（Лодж,1851-1940）英国物理学家 罗马绍夫（Ромашов,Б.С.1895-1958）苏联剧作家 罗曼（Роман,P.B.未详）波戈尔热尔斯基（Погоржельский）的笔名，苏联作家 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П.C.1884~-1938）苏联作家 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М.В.1711-1765）俄国学者、诗人 罗诺夫（Ронов,未详）苏联诗人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B.A.1895-1977）苏联作家 罗斯托夫斯基（Ростовский,Д.1651-1709）俄国作家 罗依兹曼（Ройзман,М.Д.1896-1973）苏联诗人 罗扎诺夫（Розанов,В.В.1856-1919）俄国作家 M 马尔丁诺夫（Мартинов,А.1865-1935），皮克尔（Пикер,А.С.）的化名，经济派首领 马尔林斯基（Марлинский,А.H.1797-1837）即别斯图日夫（Бестужев）俄国诗人 马尔特尔斯泰格（Мартерштейг,М.未详）德国批评家 马哈伊斯基（Мхайский,В.К.未详）俄国十九世纪末小资产阶级流派首领 马赫诺（Махно,H.H。1884-1934）无政府主义者 马卡里耶夫（Макарьев,И.C.1902-1958）苏联批评家 马卡罗夫（Макаров,И.未详）苏联作家 马卡罗夫（Макаров,А.А.1898-?）苏联作家 马卡维伊斯基（Макавейский,H.未详）苏联诗人 马卡维伊斯基（Макавейский,B.未详）苏联诗人 马科夫斯基（Маковский,С.К.1877-1962）俄国诗人 马克思（Маркс,К.1818-18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 马拉霍夫（Малахов,C.A.1902）苏联诗人 马拉什金（Малашкин,С.И.1888）苏联作家 马雷什金（Малышкин,А.Г.1892-1938）苏联作家 马利涅蒂（Маринетти,1876-1944）意大利未来派作家 马里延戈邦（Мариенгоф,А.B.1897-1962）苏联诗人 马列耶夫（Мареев,A.未详）苏联诗人 马奇焦特（Мачтет,Т.未详）苏联诗人 马什罗夫-萨莫贝特尼克（Маширов-Самовытник,А.И.1884-1942）苏联诗人 马雅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B.B.1893-1930）苏联诗人 马兹宁（Мазнин,1902-1938）苏联诗人 玛泽利（Мазель,И.未详）苏联作家 麦尔科夫斯基（Меловский,Л.未详）苏联作家 曼杰利什塔姆（Мандельштам,О.Э.1891-1938）苏联诗人 梅赫利斯（Мехлис,Л.З.1889-1953）苏联政治家 梅列日科夫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Д.С.1865-1941）俄国诗人 梅特涅（Меттеринх,1773-1859）奥地利首相 梅耶荷德（Мейерхольд,В.Э.1874-1940）苏联导演 蒙勃利特（Мунблит,Г.未详）苏联作家 弥勒（Mюллер,未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明斯基（Минский,H.M.1855-1937）维连金（Виленкин,H.M.）的笔名，俄国诗人 莫泊桑（Мопассан,1850-1893）法国作家 莫德扎列夫斯基（Модзалевский,И.未详）苏联诗人 莫尔恰诺夫（Молчанов,И.Н.1903-1984）苏联诗人 莫里哀（Мольер,1622-1673）法国剧作家 莫佐尔科夫（Мозольков,E.未详）苏联作家 穆兰（Mуран,H.未详）苏联作家 穆斯坦戈娃（Мустангова,Е.未详）苏联作家 穆索尔斯基（Мусоргский,М.П.1839-1881）俄国作曲家 N 纳德松（Надсон,С.Я.1862-1887）俄国诗人 纳尔希特（Нарбут,В.И.1888-1944）苏联诗人 纳谢特金（Наседкин,B.Ф.1895-1940）苏联诗人 尼采（Ницсе,1844-1900）德国哲学家 尼古拉耶夫（Николаев,Б.未详）苏联诗人 尼基福罗夫（Никифоров,Г.К.1884-1937）苏联诗人 尼基京（Никитин,Н.Н.1895-1963）苏联作家 尼基京（Никитин,Н.C.1824-1861）俄国诗人 尼基京（Никитин,И.И.未详）苏联作家 尼坎德罗夫（Никандров,Н.Н.1878-1964）苏联作家 尼佐沃依（Низовой,П.Г.1882-1940），图皮科夫（Тупиков）的笔名，苏联作家 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Н.А.1821-1878）俄国诗人 涅利季亨（Нельдихен,C.1891-1942）苏联诗人 涅恰耶夫（Нечаев,Е.Е.1859-1925）苏联作家 涅维罗夫（Неверов,A.C.1886-1923），斯科别列夫（Скобелев）的笔名，苏联作家 诺维科夫-普里波依（Новиков-Прибой,А.С.1871-1940）苏联作家 O 欧·亨利（O.Генри,1862-1910）美国作家 P 帕尔纳赫（Парнах,В.1891-1951）苏联诗人 帕尔诺克（Парнок,C.1885-1933）俄国诗人 帕年特列伊格尔（Панентрейгер,C.未详）苏联作家 帕斯捷尔纳克（Пастсрнак,Б.Л.1890-1960）苏联诗人 帕乌斯托夫斯基（Паустовский,К.Г.1892-1968）苏联作家 潘菲洛夫（Панферов,Ф.И.1896-1960）苏联作家 潘菲洛夫（Панферов,E.未详）苏联作家 潘斯基（Панский,B.未详）苏联作家 佩平（Пыпин,А.Н.1833-1904）俄国文史学家 皮里尼亚克（Пильняк,Б.А.1894-1937），沃加乌（Вогау,Б.A.）的笔名，苏联作家 皮萨列夫（Писарев,Д.И.1840-1868）俄国批评家 皮亚斯特（Пяст,B.A.1886-1940）苏联诗人 坡，爱伦（По,Аллан,1809-1849）美国作家 普拉弗杜欣（Правдухин,В.П.1892-1938）苏联作家和批评家 普拉托夫（Платов,Ф.）苏联诗人 普拉托诺夫（Платоков,А.1900-1941），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П.А.）的笔名，苏联作家 普拉托诺夫（Платоков,A.П.1899-1951），切洛维科夫（HenoneroD）的笔名苏联作家 普里贝舍夫斯基（Прибышевский,С.1868-1927）波兰作家 普里舍列茨（Пришелец,А.1893），霍达科夫（Кодаков,A.И.）的笔名,苏联诗人 普里什文（Пришвия,M.M.1873-1954）苏联作家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Преовраженский,Е.A.1886-1937）原俄共（布）活动家之一 普列汉诺夫（Плеханов,Г.В.1856-1918）俄国理论家 普列特涅夫（Плернев,В.Ф.1886-1942）苏联批评家 普鲁斯特（ПрустМ.1871-1922）法国作家 普罗斯库宁（Проскунин,М.未详）苏联作家 普希金（Пушикин,А.С.1799-1837）俄国诗人 蒲宁（Бунин,И.А.1870-1953）俄国作家 Q 契尔潘诺夫（Челпанов,未详）不祥 契诃夫（Чехов.А.П.1860-1904）俄国作家 齐诺夫斯基（Циновский,Л.1894-1970）苏联诗人 奇切林（Чичерин,А.Н.1894-1960）苏联诗人 恰茨基（Чацкий,П.未详）苏联作家 恰培京（Чапыгин,А.П.1870-1937）苏联作家 切特维里科夫（Четвериков,Д.未详）苏联诗人 丘赫尔别克尔（Кюхельбекер,В.К.1797-1846）俄国作家 丘特切夫（Тютчев,Ф.И.1803-1873）俄国诗人 R 日尔蒙斯基（Жирмунский,В.М.1891-1971）苏联文艺学家 荣格（Юнг,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 茹尔巴（Журба,П.1895），斯克里普尼克（Скрипник,П.Т.）的笔名，苏联作家 茹科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B.A.1783-1852）俄国诗人 芮加（Жига,И.1895-1949），斯米尔诺夫（Смирнов,И.Ф）的笔名，苏联作家 S 萨多菲耶夫（Садофьев,И.И.1889-1965）苏联诗人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Салрыкоб-Щедрин,М.E.1826-1889）俄国作家 萨季科夫（Садиков,未详）苏联诗人 萨库林（Сакулин,П.Н.1868-1930）苏联文艺学家 萨兰（Саран,未详）文艺学家 萨维茨基（Савицкий,П.Н.1895-1968）欧亚派作家 萨文（Савин,М.未详）苏联诗人 萨亚诺夫（Саянов,B.M.1903-1959）苏联诗人 塞万提斯（Сервантес,1547-1616）西班牙作家 桑尼科夫（Санников,Г.А.1899-1969）苏联诗人 森科夫斯基（Сенковский,О.И.1800-1858）俄国作家 沙金孃（Шагинян,М.C.1888-1982）苏联女作家 沙莫夫（Шамов,П.未详）苏联诗人 沙普金（Шапкин,未详）不详 莎士比亚（Шекспир,1564-1616）英国剧作家，诗人 舍尔舍涅维奇（Шершеневич,В.Г.1893-1942）苏联诗人 舍尔文斯基（Шервинский,С.未详）俄国诗人 舍米亚金（Шемякин,Ф.未详）苏联作家 舍维列夫（Шевелев,Н.未详）苏联诗人 圣-波尔·鲁（Сен-Поль,Ру,1861-1940）法国诗人 申格利（ШангелиГ.А.1894-1956）苏联诗人 什捷伊曼（Штеиман,З.未详）苏联作家 什克洛夫斯基（Шкловский,В.Б.1893-1984）苏联文艺学家 什库列夫（Шкулев,Ф.С.1868-1930）苏联作家 什曼凯维奇（Шманкевич,Б.未详）苏联诗人 什曼凯维奇（Шманкевич,В.未详）苏联诗人 什里亚耶维茨（Ширяевец,А.В.1887-1924），阿勃拉莫夫（Абрамов）的笔名，苏联诗人 什列依科（Шилейко,В.К.1891-1930）俄国诗人 什莫宁（Шмолин,C.未详）苏联诗人 施本格勒（Шпенглер,1880-1936）德国哲学家 施特里希（Штрих,Ф.1882-1963）德国文史学家 舒宾（Шубин,А.И.1901-1966）苏联作家 舒勃（Шуб,З.未详）电影导演 舒霍夫（Шухов,И.П.1906-1977）苏联作家 斯宾塞（Спенсер,1552-1599）英国作家 斯大林（Сталин,И.В.1879-1953）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 斯蒂文生（Стивенсон,1850-1894）英国作家 斯基塔列茨（Скиталец,С.Г.1869-1941），彼得罗夫（Петров）的笔名，苏联作家 斯捷普诺依（Степной,H.A.1878-1947），阿菲诺格诺夫（Афиногенов）的笔名，苏联作家 斯库拉托夫（Скурагов,М.未详）苏联作家 斯列托夫（Слетов,П.В.1897-1981）苏联作家 斯洛尼姆斯基（Слонимский,М.Л.1897-1972）苏联作家 斯洛宁（Слонин,М.1894-1976）美国文史学家 斯米尔诺夫（Смирнов,Н.П.1898-1978）苏联作家 斯米尔诺夫（Смирнов,А.А.1883-1962）苏联诗人 斯莫林（Смолин,Д.П.1891-1955）苏联剧作家 斯帕斯基（Спасский,С.1898-1956）苏联诗人 斯塔夫斯基（Ставский,B.П.1900-1943）苏联作家 斯塔索夫（Стасов,В.В.1824-1906）俄国艺术评论家 斯腾（Стэн）不详 斯特恩（Стерн,1713-1768）英国作家 斯符列尔尼科娃（Стрельнцкова,未详）苏联作家 斯托利察（Стлища,Л.未详）苏联诗人 斯维尔斯基（Свирский,А.И.1865-1942）苏联作家 斯维尔德洛夫（Свердлов,Я.М.1885-1919）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 斯维特雷依（Светлый,Г.未详）苏联诗人 斯维特洛夫（Светлов,М.A.1903-1984）苏联诗人 司各特（Скотт,1771-1832）英国作家、诗人 司汤达（Стендаль,1783-1842）法国作家 苏鲍京（Субботин,А.1890-1961），亚历山大罗维奇（A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A.）的笔名，苏联作家 苏蒂林（Сутырин,В.A.1902-1985）苏联作家 苏尔科夫（Сурков,А.A.1899-1983）苏联诗人 苏弗钦斯基（Сувчинский,Г.未详）欧亚派作家 苏哈列勃斯基（Сухаребский,Л.М.1899-1986）苏联诗人 苏霍京（Сухотин,П.1884-1935）苏联诗人 苏里科夫（Суриков,В.И.1848-1916）俄国画家 绥拉菲莫维奇（Серафимович,A.C.1863-1949）苏联作家 梭伦（Солон,前638-前559?）古希腊诗人 索波里（Coболь,1886-1926）苏联作家 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А.未详）苏联诗人 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И.未详）苏联诗人 索科洛夫-米基托夫（Соколов-Микитов,И.С.1892-1975）苏联作家 索林（Сорин,В.1893-1944）俄共（布）中央报刊部副部长 索洛古勃（Сологуб,Ф.К.1863-1927），捷捷尔尼科夫（Тетеринков）的笔名，俄国诗人和作家 索洛维约夫（Соловьёв,Б.И.1904-1976）苏联作家 索洛维约夫（Соловьёв,B.C.1853-1900）俄国哲学家、批评家 索洛维约夫（Соловьёв,C.M,1885-1941）俄国诗人 索洛维约夫-涅柳金(Соловьёв-Нелюдин,А.）苏联诗人 索洛维依（Соловей）莫斯科市委报刊部工作人员 索斯诺夫斯基（Сосновский,Л.С.1886-1937）苏联批评家 索斯诺文（Сосновин,М.未详）苏联作家 索特尼克（Сотник,未详）苏联作家 T 塔拉索夫（Тарасов,Е.未详）苏联诗人 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Тарасов-Родионов,А.И.1885-1938）苏联作家 泰戈尔（Тагер,1861-1941）印度作家 泰洛夫（Таиров,А.Я.1885-1950）苏联导演 特里申（Тришин,И.未详）苏联作家 特列季亚科夫（Третьяков,С.М.1892-1939）中文名铁捷克,苏联作家 特列尼约夫（Тренёв,К.А.1877-1945）苏联剧作家 特鲁别茨科依（Трубецкой,Н.С.1890-1938）欧亚派作家 特维里亚克（Тверяк,А.А.1900-1937）苏联作家 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И.C.1818-1883）俄国作家 图曼内依（Туманный,Д.1903-1973）,潘诺夫（Панов,Н.H.）的笔名，苏联作家 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А.Н.1883-1945）苏联作家 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Л.Н.1828-1910）俄国作家 托洛茨基（Троцкий,Л.Д.1879-1940）托洛茨基集团首领 托马舍夫斯基（Томашевский,Б.В.1890-1957）苏联文艺学家 托姆（Тоом,Л.1921-1969）苏联批评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Ф.M.1821-1881）俄国作家 W 瓦尔金（Вардин,И.B.1890-1941），姆格拉泽（Мгеладзе）的笔名，苏联批评家 瓦尔策尔（Вальцель,О.1864-1944）奥地利文史学家 瓦赫坦戈夫（Вахтангов,Е.Б.1883-1922）苏联戏剧家 瓦基诺夫（Вагинов.К.1900-1934）苏联诗人 瓦拉伊季斯（Валайтис,C.未详）苏联作家 瓦列伊基斯（Варейкис,И.М.1894-1939）俄共（布）中央报刊部部长 瓦西里科夫斯基（Васильковсий,未详） 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П.Н.1910-1987）苏联作家 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И.未详）苏联作家 瓦西连科（Василенко,В.未详）苏联作家 维尔比茨卡（Вербицкая,А.А.1861-1928）俄国作家 维尔哈伦（Верхарн,1855-1916）比利时诗人 维尔特曼（Вельтман,А.Ф.1800-1870）俄国作家 维尔托夫（Вертов,Д.1896-1954）苏联电影导演 维赫列夫（Вихрев,Е.未详）苏联作家 维诺格拉多夫（Виноградов,В.B.1895-1969）苏联语言学家 维诺库尔（Винокур,Г.О.1896-1947）苏联语文学家 维特罗夫（Beтров,B.未详）苏联作家 维肖雷（Весёлый,А.1899-1939），柯齐库罗夫（Кочкуров,Н.И.）的笔名，苏联作家 维谢洛夫斯基（Beселовский,A.H.1838-1906）俄国文艺学家 维亚泽姆斯基（Вяземский,П.А.1792-1878）俄国诗人 魏列萨耶夫（Вересаев,В.В.1867-1945）苏联作家 威尔斯（Уэллс,1866-1948）英国作家 沃尔弗林（Вельфлин,未详）德国文史学家 沃尔科夫（Волков,М.И.1886-1946）苏联作家 沃尔科维斯基（Волковыский,М.未详）苏联作家 沃尔诺夫（Вольнов,И.В.1885-1931）苏联作家 沃尔恰涅茨卡娅（Волчанецкая,В.未详）苏联女诗人 沃尔施斯基（Волжский,未详）苏联作家 沃林（Волин,Б.М.1886-1957）苏联批评家 沃隆斯基（Воронский,А.K.1884-1941）苏联批评家 沃洛申（Волошин,М.A.1877-1932）苏联诗人 王尔德（Уайльд,1854-1900）英国作家 温格尔（Унгер,Р.未饼）不详 乌兰德（Уланд,1787-1882）法国诗人 乌沙科夫（Ушаков,Н.Н.1899-1973）苏联诗人 乌斯宾斯基（Успенский,Г.И.1843-1902）俄国作家 乌斯宾斯基（Успенский,H.B.1837-1889）俄国作家 乌斯季诺夫（Устинов,Г.1889-1932）苏联作家 乌斯特里雅洛夫（Устриялов,Н.В.1890-？）“路标转换派”分子 乌特金（Уткин,И.П.1903-1944）苏联诗人 X 席勒（Шиллер,1759-1805）德国诗人 希里亚耶夫（Ширяев,П.未详）苏联作家 希罗多德（Геродот,约前484-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 希姆凯维奇（Шимкевич,М.1885-1942）苏联文史学家 希绍夫（Шишов,В.未详）苏联诗人 西塞罗（Цицерон,前106-前43）古罗马演说家和作家 西瓦切夫（Сивачев,М.Г.1877-1937）苏联作家 西维尔斯（Сиверс,未详）文艺学家 肖洛霍夫（Шолохов,М.A.1905-1984）苏联作家 谢尔盖耶夫-青斯基（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С.Н.1870-1958）苏联作家 谢尔加江（Сеергаджан,未详）苏联作家 谢尔文斯基（Сельвинский,И.Л.1899-1968）苏联诗人 谢芙琳娜（Сейфуллина,Л.Н.1889-1954）苏联作家 谢克尔斯卡（Секкерская,未详）不详 谢利瓦诺夫斯基（Селивановский,А.П.1900-1938）苏联批评家 谢麦诺夫斯基（Семеновский,Д.Н.1894-1960）苏联诗人 谢苗诺夫（Сененов,С.А.1893-1943）苏联作家 谢维里亚宁（Северянин,И.1887-1941），洛塔列夫（Лотарев,И.B.）的笔名，俄国诗人 Y 雅杭托娃（Яхонтова,M.未详）苏联作家 雅科勃松（Якобсон,Р.О.1896）语言学家和文艺学家 雅柯夫列夫（Яковлев.Я.A.1896-1938）真姓为艾普施泰因（Эпштейн）苏联批评家，曾任俄共（布）中央报刊部部长 雅科夫列夫（Яковлев,А.C.1885-1953）苏联作家 雅库宾斯基（Якобинский,Л.П.-1946）苏联语言学家 雅库洛夫（Якулов,Г.Б.1884-1928）苏联美术家 雅罗斯拉夫斯基（Ярославский,Е.М.1878-1943）苏联政治家、学者 雅罗沃依（Яровй,И.未详）苏联作家 雅南（Жанен,1804-1874）法国作家和批评家 雅斯内依（Ясный,А.1903-1945），雅诺夫斯基（Яновский,A.M.）的笔名，苏联诗人 雅斯内依（Ясный,M.未详）苏联诗人 雅新斯基（Ясинский,И.И.1850-1931）俄国作家 亚历山大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В.Д.1897-1934）苏联诗人 亚里斯多德（Арисготель,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 叶尔马科夫（Ермаков,И.1875-1942）苏联批评家 叶尔米洛夫（Ермилов,В.В.1904-1965）苏联批评家 叶弗多基莫夫（Евдокимов,И.B.1887-1941）苏联作家 叶弗列莫夫（Ефремоб,Б.Е.未详）苏联作家 叶弗列莫夫-戈列梅卡（Ефремов-Горемыка,С.Г.未详）苏联诗人 叶罗申（Ерошин,И.Е.1894-1965）苏联作家 叶罗申（Ерошин,П.未详）苏联作家 叶赛宁（Есенин,C.A.1896-1925）苏联诗人 伊奥诺夫（Ионов,И.И.1887-1942），别尔恩施泰因（Бернштейн）的笔名，苏联诗人 伊凡诺夫（Иванов,Вс.Вяч.1895-1963）苏联作家 伊凡诺夫（Иванов,Вяч.И.1866-1949）苏联诗人 伊凡诺夫（Иванов,Г.В.1894-1958）俄国诗人 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Иванов-Разуминк,1878-1945）苏联文艺学家 伊弗涅夫（Ивнев,Р.A.1891-1981），柯瓦廖夫（Ковалёв,M.A.）的笔名，苏联诗人 伊格纳季耶夫（Игнатьев,И.В.1882-1914）俄国诗人 伊古姆诺娃（Игуманова,Т.未详）苏联作家 伊里弗（Ильф,И.А.1897-1937），法伊利齐尔贝尔格（Файльзнильберг）的笔名，苏联作家 伊林娜-谢费梁茨（Ильина-Сеферянц,А.未详）苏联女诗人 伊列什（Илеш,Б.1895-1974）匈牙利作家 伊斯巴赫（Исвах,А.1904-1977）苏联作家 英贝尔（Инбер,B.1890-1972）苏联女诗人 英古洛夫（Ингулов,C.Б.1893-1938）苏联批评家 于依斯芒（Гюисманс,1848-1907）法国作家 z 詹姆斯（Джемс,В.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泽林斯基（Зелинский,К.Л.1896-1970）苏联文艺学家 泽缅科夫（Земенков,未详）苏联诗人 扎鲍洛茨基（Заболоцкий,H.А.1903-1958）苏联诗人 扎顿斯基（Затонский,Д.未详）苏联作家 扎哈罗夫-门斯基（Захаров-Менский,Н.1895-1942）苏联诗人 扎鲁金（Зарудин,Н.H.1899-1937）苏联作家 扎罗夫（Жаров,А.А.1904-1987）苏联诗人 扎米亚京（Замятин,Е.И.1884-1937）苏联作家 扎莫什金（Замошкин,Н.И.1896-1960）苏联作家 扎莫伊斯基（Замошкий,П.И.1896-1958），泽瓦尔金（Зевалкин）的笔名，苏联作家 扎瓦多夫斯基（Завадовский,Л.1888-1938）苏联作家 扎瓦利申（Завалишин,А.1891-1938）苏联剧作家 兹达涅维奇（Зданевич,И.М.1894-1975）苏联诗人 宗杰洛维奇（Зунделович,Б.未详）苏联诗人 佐尔根弗列依（Зоргенфрей,В.1882-1938）俄国诗人 佐尔斯基（Зорский,А.未详）苏联作家 佐宁（Зонин,А.И.1901-1962）苏联批评家 佐祖利亚（Зозуля,Е.Д.1891-1941）苏联作家 左拉（Золя,1840-1902）法国作家 左琴科（Зощенко,М.М.1895-1958）苏联作家
〔附〕苏俄文学：作家和问题（1917-1977）（М.斯洛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附〕 苏俄文学：作家和问题（1917-1977） М.斯洛宁 编者按：本文选译自马克·斯洛宁《苏俄文学，作家和问题（1917-1977）》，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33-40；44-60；99-108页。作者生于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教书和编杂志。1941年移居美国，在耶鲁，费城、芝加哥等大学讲授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主要著作有：《俄罗斯文学史诗：从起源到托尔斯泰》（1950）、《现代俄罗斯文学从契诃夫到今天》（195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恋爱》（1965）、《俄罗斯文学大纲》（1958）、《俄罗斯戏剧：从沙俄帝国到苏维埃》（1961）.《从契诃夫到十月革命》（1962）和《苏俄文学》（1984）等。 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未来派表示愿意为共产主义政权服务，但作为报偿，要求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内享有特权地位，即为对革命精神的独一无二的阐释者。相当多的党的领导人包括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他本人是一个剧作家和评论家，对先锋派心慈手软——在内，都同意将桂冠诗人的头衔授予某些未来派。因为他们和形形色色的左倾艺术流派一起牢固地控制了戏剧和绘画艺术。在苏维埃时代的早期，梅耶荷德、泰洛夫和其他一些同“列夫”运动成员合作的导演们，在舞台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在大街和公共广场上的演出，主要是由未来派和实用主义的先锋派的画家、设计师和剧院的演员们尝试着组织的。例如，梅耶荷德将《宗教滑稽剧》当作一出大型戏搬上舞台。在戏剧和电影艺术方面，在革命后最初几年里，一些进步的团体占明显的优势。这里顺便指出，实际上在西方有与它们相似的流派，即象征主义以后的艺术思潮，其中包括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一九二三年前后，“列夫”运动达到了高潮。以后它就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马克思主义者攻击它“意识形态上自相矛盾”；无产阶级作家批评它是“资产阶级诡计的怪诞的残余”；党的官员们抛弃它，因为发现未来派“太无纪律”；同路人对他们的态度也很坏，因为同路人不愿意使文学变成政治的“婢女”。“列夫”派分化成些小宗派，它们或者继续不稳定地存在，或者被吸收参加其他集团。一九二七年，马雅可夫斯基将他的刊物改名为《新列夫》，但是，这也无济于事。一九三〇年他去世时，“列夫派已不起积极作用，它后期的追随者仅仅被称为马雅可夫斯基的学生。这个过程与党对艺术界的先锋派进行全面镇压和在文艺方面采取保守路线是一致的。 “列夫”派受到无产阶级作家最强烈的反对，他们痛斥前者的“颓废”本质，称它的成员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作家们表现为可怕的竞争者，他们确确实实在进行夺权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象一场内战中的敌对者，把残酷无情和寸步不让的做法带进了文学界。 他们开创的那些方法和论战的风气，后来成为苏联艺术界最特殊的特征之一。无产阶级作家运动的理论基础包含在“存在决定意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之中，就是说，每一种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反映和某一特定阶级的产物。文学、艺术、科学被看作是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在俄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无产者作为获胜的阶级，有义务去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从此，文学、艺术和科学被掌握在无产者手中，必须渗透着无产阶级意识，就如它们过去曾一度由上层人物，贵族和市民所创造并反映过他们的意识形态一样。这个运动的领袖们希望他们的工作能使文学革命化进行得非常彻底，就象布尔什维克改变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那样彻底。类似的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文学战线上要象在战场上一样，进行同样的反对资产阶级倾向和反革命的战争，于是，在艺术方面也要象在日常生活中那样使用相同的强制、恐怖、压迫和惩罚的办法。某些无产阶级作家争辩说，革命后的文学应从零开始，不需要去考虑传统问题。小说家别萨利科写道。“我们不需要填补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空白。”“让我们干脆抛掉过去。对于老一代和政治上被认为可疑的作家采取了迫害的政策，限制行动、审查、诋毁、指摘和强制都被用来对付这些“阶级敌人”。 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宗旨一经明白地确定之后，下一个问题便是去寻找尽快地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和办法。最初认为，用加强教育的办法去唤醒无产阶级潜在的创作可能性似乎已经足够了。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中进行了这种尝试。一九一八年九月，在该组织的第一次大会上，波格丹诺夫（A.马林诺夫斯基的笔名，1873-1928），这个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和《艺术与工人阶级》的作者，在一致通过的次议中，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目的：“艺术依靠生动的形象，不仅在理性知识的范围内，而且也在感情和意志的领域内来组织社会经验。因而，它是将集体和阶级的力量组织成阶级社会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对于无产者来说，为了组织力量进行社会工作、争和建设，具有自己的阶级艺术是绝对必要的。劳动集体主义是这种艺术的灵魂，这种艺术应该从工人集体的观点来反映世界，表达出它的思想感情、它的战斗的和创造性的意志的结合。”这个决议还提醒工人阶级不要消极地吸收古代的艺术财富，而是要以无产阶级批判的学说来检验它们。无产阶级文化派从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构获得大笔津贴费，并通过它的刊物《未来》宣告说：“当资产阶级文化正在崩溃之时，无产阶级却在创造出新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派集中精力在全国各地建立训练班，这些训练班的成员是一些最年轻的工人和工匠（只有出身于无产阶级并具备“阶级观点”的人才被接收）；他们被鼓励去写诗歌和小说，在“工人俱乐部和类似的组织内生产剧本。 一九二〇年，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支持下，管理三百个训练班，其成员达八万四千人，并出版了一个刊物《无产阶级文化》：它实际上控制者小城市和乡镇的几千个业余剧团和剧场。有些例子反映出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某些先锋派集团之间的古怪的关系。因为年轻的无产者常带被形式方面的革新所吸引，把它们误认为是一种新的共产主义艺术的标志。可是，不久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依靠实验室和温室来培植文学运动的方法注定是要失败的。要教练一支红色战士的军队是可能做到的，但想训练出一大群诗人却是不可能的。在最成功的情况下，也只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成员们学会如何阅读，但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很少达到大学新生作文的水平。更令人泄气的事实是，训练班学员中最有表达力的人也只能生产出拙劣地模仿高尔基是那些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而后者是他们应该取代并超越的人。一九二〇年末，列宁给予无产阶级文化派一次致命的打击，他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到一九二二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单位减少到了二十个，而到一九二四年，减少到了七个，总人数不到五百人。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派为大量地迅速生产具有“阶级觉悟”的作家而进行的一场改革运动的结束。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失败，并未能阻止由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组成的其他各种集团在同样方向上的努力。他们都认为需要建立能够反映革命变化的新文化，但对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和技巧发生了争论。他们收编了不复存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留下来的最优秀的单位。大多数无产阶级集团对诗歌感兴趣。在这里，抒情诗的形式再次被认为是迅速反映当前时事的最恰当的形式。这些集团的主要创作基调是自豪和意气风发的悠扬情调。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被正式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并被描绘成是在城市无产阶级领导下劳苦群众所完成的革命，这个胜利的阶级的代表们被称颂为“当今的统治者”，“他们过去一无所有，而现在要敬天下的主人”。因而实现了十九世纪的革命赞美诗——《国际歌》——的预言。尤其在苏维埃政权最初的十年内，隶属于无产阶级，就如先前能成为贵族社会的成员一样，是一种很大的特权。 二十年代初，在无产阶级作家中占显著地位的是那些年轻的新手。基里洛夫（1890—1943）歌颂那“人数众多的劳动大军，他们征服了陆地和海洋，并且成为他们自己的上帝、·法官和法律”他许诺要“为我们的地球”寻找“一条新的光明之路”；他在一九一八年时就曾写道：“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拆毁博物馆，踩烂艺术的花朵”。生物宇宙派诗人萨多菲耶夫（1899-1965）在他的《发动机的诗》中，称他的朋友们是“未来时代的先驱者”；按照他的说法，宇宙“红光满面，象一个等待着新郎——新的阶级——的新娘”。这些狂放的夸张的诗作的绝大部分是模仿革命前在俄国享有盛名的比利时诗人埃米尔·维尔哈伦的，有些还和惠特曼的诗歌有隐约的相似之处。在二十年代初，最重要的两个团体就是“锻冶场”和“十月”。“锻冶场”的成员有：卡津（1898年生）[2]、格拉西莫夫（1889-1939）、加斯捷夫（1882-1941）、桑尼科夫（1899-1969）。他们对颂歌和史诗深感兴趣，但是在他们尝试创作“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时，却表现出受到象征派和未来派的影响。在惠特曼的影响下，加斯捷夫称颂机器是“铁的救世主”和“铸工场盛开的铁花”；他为体力劳动写下赞美诗，并且把宇宙描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他的书名都清楚地表明它们的性质：《工人锤声之诗》，《我们从钢铁中成长》，《工业威力的赞美诗》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他对现代技术的一切成就深感兴趣，并极端崇拜科学。他于一九三八年被捕，死在劳动集中营。有些“锻冶场”诗人模仿勃柳索夫，他是一个象征派大师，曾经加入共产党，赞美城市和机器。相当多的“锻冶场”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开始他们的文学生涯（加斯捷夫生于1882年，小说家利亚什科生于1884年）他们实际上比自己愿意承认的更墨守传统。他们大多数属于共产党，但这并没有能使他们避免在三十年代后期作为“极左派”被监禁、处死或流放。“十月”社的成员年轻得多。他们大多数才二十几岁，尽管阶级成分较杂，但是这个包括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社团却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富于战斗性和进攻性，坚持内容先于形式，并期望年轻的共产党人能创造出一种受到新的社会秩序鼓舞的文学。他们也认为自己应该为反对诗歌和散文创作中的“资产阶级态度”而斗争。这一社团中最主要的诗人有扎罗夫（1904年生）、乌特金（1903-1944）、斯维特洛夫（1903年生）[3]、多罗宁（1900年生）、戈洛德内依（1903年生）[4]和别泽缅斯基，他们用叙事体写社会题材的诗，整个二十年代，苏联各种杂志上都充斥着他们的作品。他们中的某些人，例如乌特金和斯维特洛夫写的诗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不过在他们创办起《在岗位上》杂志（1923年）和《十月》月刊（1924）后，这个团体的作用增长了，后一个刊物成为在莫斯科起领导作用的文学刊物之一。“十月”社还企图取得无产阶级文学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为达到这个目的，它压垮自己的对手们（如“锻冶场”），或者征服了一些尚存的作家组织（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在它的全盛时期曾拥有三千多名成员）。“十月”社在它活动的这第二个阶段是由以下这些人领导的：别泽缅斯基，小说家李别进斯基（1898-1960）和批评家罗多夫，拉波里·卡尔曼松（列列维奇）后来还有瓦尔金（姆格拉泽）。到三十年代“锻冶场”）（以及“十月”的一部分）的作家们被看作“颓废派”或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从苏维埃政权开始起，尽管作出一切努力，发表各种宣言和给予官方的支持，却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出现任何一个杰出的诗人。事实上，所有的主要革命诗人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或来自知识分子（帕斯捷尔纳克）或来自农民（叶赛宁）。一九二〇年间被宜称为“胜利阶级的真正使者”的那位诗人也是如此。叶菲姆·普里德沃罗夫（1883-1946）是一个大公爵的私生子，他以杰米扬·别德内依（即穷人杰米扬）作为笔名。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三〇年间，他是个享有盛名的讽刺作家。甚至帕斯捷尔纳克都曾认为自己在他身上发现了“人民的精神力量”，并赞赏他的诗作。杰米扬·别德内依早在革命前就曾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作出贡献，他的措词巧妙的政治寓言曾使沙皇的审查制度感到束手无策。作为党内显要成员们的朋友和新政权所信任的游吟诗人，他得到了罕有的突出的地位。他用讽刺短文、寓言和宣传小品评论时事，解释党的口号，采用通俗易懂的流行歌曲和工厂对联的体裁，这是红军士兵和工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这些作品的粗放的坦率、粗卤的机智、夸张的讽刺手法，以及对西方资产阶级和政客的攻击，在群众中造成了广泛影响。可是，它们的影响范围逐渐缩小了，到三十年代初，它们显得过于粗劣和庸俗了。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斯大林领导下盛行起来时，杰米扬·别德内依犯了一次大错误，他写了一个奚落俄罗斯历史的讽刺喜剧《壮士》。由于他的粗鲁无礼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受到了独裁者的严厉的谴责。这标志着他的垮台，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所献出的反对希特勒的高度爱国主义诗歌，都未能使他恢复在党内的地位。这位诗人兼新闻记者所发表的三十来部作品，作为历史资料是有用的，作为一种政治表演是有意思的，但总的看来，文学价值很小。一九六三年党的官员们为使杰来扬·别德内依重新受到注意而发起的反对“形式主义者”的行动，并未能引起对他的诗歌的任何兴趣。 至于杰米扬·别德内依按照克雷洛夫和其他俄罗斯寓言家的传统进行创作，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来自·工人群众并引进体力劳动和阶级热情的新主题的无产阶级诗人，也模仿过去，主要是模仿象征派，其至是贵族诗人。他们决不能被认为是文体风格的革新者。唯有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的未来派、构成深和少数受赫列勃尼科夫影响的诗人（如吉洪诺夫），他们是唯一将对新秩序的忠诚和在韵律、节奏和诗的结构方面的创新结合起来的诗人。但是，他们未能保住自己在苏联文学中的领导权。 这些事实是十分重要的。革命未能创造出新的革命文风，它的最忠诚的保卫者——工人阶级的代表和共产党员们，宁可通过传统的、几乎是守旧的途径来表现他们自己。这种便向随着苏维埃政府的巩固日益加强。在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之间，这个曾经宣称要在各个领域中领导全人类的国家，却培育和支持了可以被称为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最偏狭最反动的一种艺术派别。 五新经济政策和二十年代 新经济政策和二十年代在二十年代，新经济政策是由“文化战线”上的事态发展来配合的。在这个高度敏感的领域内，“一个文学上的新经济政策”，同时代人是这样称呼它的，反映了党内的一切混乱和转变的情况。尽管对作家和艺术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新政策也未能解决革命时期的文学上和美学上的许多问题。关键问题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统治的问题。因为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使自己的目标局限于建立一个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新制度，而是要把他们的囊括人类知识一切领域的哲学体系强加于俄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苏联公民的智力活动和精神活动，象他们为生产粮食和机器而进行的工作那样，都从属于同一个可控制的计划体系。辩证唯物主义被认为可以提供解决科学、教育、诗歌乃至绘画问题的一种确实可靠的方法。问题在于怎样用新兴阶级进步的、健康的成就去取代颓废的资本主义文化。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这一点引起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难题。新文化在怎样的限度内可以吸收过去的遗产？举例说，在不放弃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情况下可以从资产阶级的文学中吸取些什么呢？谁可以被称为新文化的真正代表人物——是只有无产阶级血统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呢，还是其它社会阶层的子孙后代，假如他们接受革命的话，也可以算呢？最令人为难的问题是新艺术的思想（假定说是革命的）内容，和它们的形式或者说表现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 为了促进文化革命，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已采取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这包括预防性的，如新闻书刊审查制度和惩罚性的措施。没有审查员的橡皮图章在苏联任何出版物那时都不能（今天也不能）发行。每本书那时都不得不（至今仍然不得不）在背页上载明法定机关许可证的号码。对戏剧、电影、展览、广播和所有其它通讯媒介，那时都采用（至今仍然采用）这同样的制度。惩罚性措施——逮捕、监禁、流放、处死——用来处置那样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流露了反革命倾向，不管是真的，还是假想的。有迹象表明，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之间，这一类作者的人数相对来说是不多的。但是，另一类作家的人数却大得多，他们只是从专业性的组织中被开除出去，道到排斥，勒令沉默，或被剥夺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谋生的可能性。当然，不少作家由于他们与政治党派的联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例如著名诗人古米廖夫由于是一起反苏阴谋案的参加者于一九二一年被行刑队枪决，其他一些人也作为“人民的敌人”被判处极刑。后来，在斯大林统治下这种罪名被扣到了“托洛茨基分子”、“西方间谍”和“内部异端分子”头上。 为了加强对印刷出版机构和报社的控制，随之而来的对所有日报、杂志和图书出版企业的控制，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一九二一年国家出版局和它的图书发行网的建立，为图书行业的全部国有化奠定了基础。但是，直到一九二五年，这项目标还没有实现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莫斯科有二百二十家私人出版企业其中一些变成了合作社的或团体经营的出版企业。它们都受国家或党代表的监督。新经济政策取消时，它们的活动受到了压缩。到一九三〇年，它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个属于大的组织所有的还在活动（如受作家协会控制的苏联作家出版社）。、各种组织出版月刊，由他们选举或任命刊物的编辑人员，但一律由中央文艺事务委员会向每一个出版机关委派一名代表。日报的编辑人员通常是由党的当局委派的。 为解决教育问题采取了又一批措施。这包括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一些在沙俄帝国就已开始），从推行新的正字法和新历，到采用公制度量衡，扫除文盲和改革整个学制。新制度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许多新成就中，应该提到的有：实行初等义务教育，大力发展中等学校和大专院校，在苏联各民族和人民中促进文化活动的开展（有相当数量的民族当时甚至还没有文字）。确定对历史文物、艺术珍品和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经历了各种苦难的科学利艺术机构，都实行保护。苏维埃政府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作出的值得高度赞许的努力中，还应该列举的有：为争取专家、学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而作出的努力，以及为发展戏剧，音乐和芭蕾舞并使它们面向群众而采取的种种措施。 镇压措施是“阶级斗争”和同反对派作斗争的一个方面。对所有通讯手段的控制，是实行思想统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行社会主义化的总蓝图的一个必要项目。发展教育事业和同无知作斗争（基至包括反宗教运动，宗教被认为是一种“麻醉人民的鸦片”），是一古脑儿地从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中接收过来的。 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是可以指望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的。而在文学艺术领域推行一种建设性政策的问题，就比较困难得多更容易引起争论了。什么种类的艺术，特别是什么样的散文和诗欢，对于新文化来说是适宜的呢？在新经济政策有利的条件下，文艺生活的恢复使多得令人为难的文学流派涌现出来。党支持哪一些、解散哪一些呢？这个问题从一九一八年起就开始了争论，但由于意见分歧经过多年的犹豫不决，直到一九二五年，党才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列宁和他的大多数朋友，不仅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敌人，不仅反对用人为的方法去培育共产主义作家，而且赞成保护那些能够把精力献给革命的旧知识分子。高尔基是这种观点的不屈不挠的支持者。他主张对作家、艺术家和学者采取仁慈的态度。在散文和诗歌领域，这意味着不仅对共产党人和那些公开宣扬自己对事业忠诚的人，而且对所有由于各种不同原因也接受新制度并准备合作的复杂分子，都要兼收并蓄。这些复杂分子被泛称为“同路人”——托洛茨基杜撰的一个名词。一九二一年，创办了第一个重要的苏维埃月刊《红色处女地》，作为共产党人、同路人和老一代作家聚会的园地。又是在高尔基的请求下，列宁批准由批评家沃隆斯基（1884-1943）担任这个新期刊的总编辑。高尔基自己为世界文学出版社庞大的出版规划筹集基金，这一规划为数以百计的年老的和年轻的文学界人士提供了工作和生计。分配他们从事翻译、注释和编写作品介绍等项工作。这两个事业被认为是以卢那察尔斯基为首、并得到列宁支持的党内稳健派的一个胜利。 文艺上的新经济政策，或者说放松控制，给同路人带来了表现方式上相当大的自由。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之间发表的小说、短篇故事、诗歌和小品文，显示出比较多样化，含有比较独立的见解，甚至包含对当前形势的批评意见，苏联作家后来就不准那么自由表现了，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斯大林死后的解冻。可以说是短时期的例外。同战时共产主义阴暗的年代相比，总的说来，情况是改善了。文艺上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重建艺术生活，这就给作家个人发挥主动精神敞开了大门。和经济上的重建比较，它们是惊人地相似，唯一的不同是这里“社会主义”成分——无产阶级作家，在艺术上比较“私人”成分——同路人薄弱得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文学界的整个形势就以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关系如何为转移。在这些年代里，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出现了许多文学组织。数十个团体和小组象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遍布整个俄国，他们都拼命地争取发展和扩大影响。他们要求得到出版书刊的许可证，举行各种集会，发表声明，签署宣言，请求地方苏维埃拔款；千方百计力图影响政府机关制定文化政策的工作。一些大的组织，象“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它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分支，“作家协会”和“未来派左翼中心”[5]相互间的竞争，在党内也有反响。每一个组织根据它在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中间获得支持的程度，对官方文艺政策的发展进程施加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也利用这些团体来贯彻克里姆林宫作出的决定。 无产阶级作家并没有产生出伟大的作品，但他们组织得很好，并有严格的纪律。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遭到了失败，他们仍然渴望夺取统治地位。他们得到了一些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支持，如艺术科学院院长柯甘（1872-1932）和弗里契（1870-1929），后者主张无产阶级的诗歌只能由工人们来写，并断言“社会主义的和工业主义的文化应该是完全理性主义的”。象《在岗位上》、《十月》和《青年近卫军》（共青团的机关刊物）那样一些期刊，代表了“意识形态上的纯洁”，他们的编辑部在“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瓦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素斯诺夫斯基、列列维寄和罗多夫的率领下，《在岗位上》的卫士付大肆攻击同路人（那些小资产者”和“文学上的自满情绪”。他们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瓦尔金宜称，“所有作家都应进政治扫盲学校”。列列维奇写道：“共产党人太仁慈了。我们应当要求并迫使文学界接受党的路线。”他们从主张意识形态上决不妥协的极端出发，排序一切不是为党的目的服务的作品。在他们看来，高尔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宠儿”。他们责难国家出版局出版“象阿·托尔斯泰和爱伦堡那样一些假革命作家”的书。他们破坏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皮里尼亚克和“谢拉皮翁兄弟”的名誉。他们嘲笑沃隆斯基、波隆斯基和其他“纵容守旧派和耐普曼分子的自由派人士”。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能说服党的领导人。布哈林告诫他们在能够指望赢得承认以前，应该去创造赢得承认的条件。托洛茨基在他那争论性的有巨大影响的书《文学和革命》中驳斥《在岗位上》卫士们的攻击时说。“如果我们排斥皮里尼亚克，‘谢拉皮翁兄弟’、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那么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除了一些不能兑现的期票以外，还会剩下什么呢？”无产阶级的作家应该用“优质多产，而不是靠发表宣言去赢得优势”，因为“资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争论结果，是凭质量决定的”。但是，这种符合常识的态度并不妨碍托洛茨基鼓吹“实行一种警惕性的革命的审查制度和在艺术领域内推行一种广泛的灵活政策”。他主张用铁的手腕对付“公开的或隐蔽的敌人”而用天鹅绒手套对付“同情者和懦怯的人”。事实上，他在“专政的鞭子”那吓唬人的标题下写成的恶毒文章（针对敢于为古米廖夫写赞歌的批评家艾亨瓦尔德），导致了一九二二年逮捕艾亨瓦尔德和其他一些知名的文人，如哲学家别尔嘉也夫和布尔加柯夫，小说家奥索尔金，新闻记者库斯柯娃和其他许多人。但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这种总的方针是和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相吻合的，因此这个方针由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二五年通过的一项听起来象英国大宪章那样的决议中明确地肯定下来了，决议说： 无产阶级作家现在还没有掌握领导权，党应当帮助这些作家取得掌握这个领导权的历史权利……在对“同路人”的关系上，周到和关心爱护是必不可少的。党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转变中的意识形态。应当与那些对旧的文化遗产和文学专家的轻率和霞视的态度作坚决的斗争。共产主义批评应当在文学上避免使用命令的语气——党绝对不能支持文学形式方面的任何独特的倾向而使自己受到束缚……新的风格将用别的方法创造出来，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还不是很迫切的——因此，党应当主张这方面的各种集团和倾向的自由竞赛。党不能容许以相令或布告使某一集团或文学组织对文学创作事业实行合法的垄断。不能把这种垄断地位给予任何集团——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集团也不允许。[6]### 大约三十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宣布在艺术与文化领域内让“百花”齐放的涵义时，一定是以这个决议为样板的。但是，在六十年代，他们又认为这是“有害的修正主义”而抛弃了。 中央委员会的声明给所有同路人，甚至“中间”作家的作品以合法的地位，只要后者能够被列为“转变中的意识形态的代表”。那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词儿，可以而且曾经被任意地加以解释。这个声明也意味着官方拒绝采纳《在岗位上》的立场。这个集团的领导人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宣布辞职，由比较不那么过激的一些人（如小说家李别进斯基）接任，把杂志改名为《在文学岗位上》。在他们能够重新提出对领导权的并且成功地推行自己好斗的政策以前，他们不得不等待三年之久，知道新经济政策结束和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时。同路人暂时好象已赢得了全线胜利，党被迫承认，文艺的复兴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后来，从三十年代末期到斯大林逝世，苏联评论界在他们“修改历史”的尝试中否认这一事实，干脆将共产党统治头十年内实际发生过的一切置之不理。除了微不足道的少数例外，对二十年代的公正估价以及它在俄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苏联报刊从不提起。共产党理论家们总是责难美国和其它西方评论家，其中包括本书的作者，“夸大了二十年代的重要性”。他们忘记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确实发生过一次复杂的多方面的文艺复兴，散文和诗歌方面许多最有趣味的作品，正是在那些具有决定性的年头问世的。 这次文艺复兴的实质表现是出版事业的极大高涨，这里包括合作性质的团体和组织拥有的许多企业，如苏联作家出版社、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土地和工厂出版社、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和几十个其他团体和组织的出版机构。出版物的范围惊人地广泛—重印古典名著，翻译欧美古今诗人和小说家（从大仲马到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作品，出版当代苏维埃作家的著作、诗歌汇编，以及相当多的回忆录和文艺评论。图书出版数量增长很快，到一九二七年时差不多已达到了战前水平，次年就超过了。代替旧期刊的是许多新的杂志和文学月刊。《红色处女地》《新世界》、《十月》、一九三〇年创刊的《旗》、《星》、《报刊与草命》·报纸发行量一九二八年相当于一九二一年的三倍。 生活条件的改善。内战结束后国家获得的喘息，以及正常学术活动的恢复，促进了文学研究。博物馆、档案馆、大学，以及学术团体纷纷出现，成为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强有力的机构。可能会有人争辩说，这种发展主要是数量上的。广度和声势有余，而深度和提高不足。但是这种轻率的议论不能概括整个问题。虽然俄罗斯文化的所谓“民主化和通俗化”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弊端和简单化，但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间，苏联确实产生了许多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富有想象力的优秀著作。有人指出，为了迎合愚昧无知的大众的需要，艺术和科学都不得不降低水准，这样说是不公正的。“庸俗化”只是在前罗曼诺夫帝国发生的文化革命中庞大过程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革命青年”这一代新人中间无比兴奋激动和追求新奇的气氛，他们的浪漫主义激情给这个时期增添了罕有的风趣，并以强烈的创造精神使文学充满了活力。 与西方关系的恢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允许作家和艺术家出国，在柏林、巴黎和布拉格逗留，他们在那些地方会见了白俄侨民，并出版他们的一些著作。大量翻译各种欧洲语言的著作，反映出莫斯科和欧洲国家首都之间在艺术和学术领域里的交流。白俄侨民创办的出版社发行苏维埃作家的小说和诗歌，并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些出版物输送到俄国去。当局很快就终止了这种危险的做法，但是旅游者和一些决定返回祖国的侨民不仅随身带回了书刊，而且也带来了有关西方文学、音乐、戏剧和绘画方面的生动报道。许多苏联作家，象爱伦堡、A.托尔斯泰、皮里尼亚克、利金等，不论是写旅游观感，还是把欧美作为他们故事和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所有这些作品都显示出对西方抱着一种心胸开阔的态度。 二十年代中期的文学运动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和内战年代相比，文风方面发生了回潮，散文在数量上超过了诗歌，风格上的创新和讲究“精雕细琢”的倾向日益普遍不论是散文还是诗歌，都继承革命前的倾问和流派。 毫不奇怪，一些老作家，象绥拉菲莫维奇、魏列萨耶夫和整个高尔基集团，都继续他们一向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勃柳索夫和索洛古勃仍忠实于象征主义，曼杰利什塔姆和库兹明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仍坚持阿克梅主义的精确性或“美妙透明”的原则。比较令人惊奇的是，年轻作家——不管是同路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处于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之下。共产党批评家戈尔巴乔夫在一九二八年被迫承认：“新经济政策开始时；俄罗斯散文是在别雷的《彼得堡》的指引下向前发展的，有一部分是在列米佐夫的作品以及托米亚京的《岛上居民》的指引下向前发展的。”别雷的小说是象征主义在散文方面获得的最高成就！在皮里尼亚克以庞杂的丰满形象和有节奏的优美风格写成的片断的富于激情的作品中，在马雷什金关于克里木地区内战烽火的描写中（《攻克达伊尔》，1923），在李别进斯基的（《一周间》（1922）关于革命斗争场面的描绘中。以及后来维肖雷[7]包罗万象的全景画（《我的祖国》和《俄罗斯在血泊中》，1926），都很容易看出受过别雷小说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许许多多次要作品，也都分明带有别雷的印记。象征主义的光辉在苏维埃散文的最初几年是光彩夺目的，但后来逐渐暗淡，到了三十年代就几乎消失殆尽。从一九一七年革命到一九三四年逝世，别雷写作和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有《回忆勃洛克》（1922），自传体小说《柯季克·列塔耶夫》，历史札记《莫斯科》三卷集（《一个莫斯科怪人》，1926；《遭受打击的莫斯科》，1920《假面具》，1932）和一系列非常有越的珍贵回忆录（《在世纪交替的年代》，1930；《一个世纪的开端》，1933；《两次革命之间》，1934）。这些著作提供了一幅表现过去五十年间俄国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和艺术倾向的彩色画面。 列米佐夫[8]和扎米亚京[9]这两位杰出艺术大师的影响，在一些青年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都有反映。这些青年作家在创作中仿效老一辈的名家，采用对位式的写作方法，把抒情和叙事在一起，并运用各种语言技巧和讽刺手法。列米佐夫的滑稽和扎米亚京的幽默感，确定了整个二十年代的识刺潮流。左琴科的短篇小说、卡达耶夫的《盗用公款者》、伊里弗和彼得罗夫无与伦比的传奇小说《十二把椅子》和《小金犊》，以及其他许多苏维埃青年作家写的故事和剧本，创造了新制度下从来没有产生过的最优秀的喜剧文学。共产党俄国也从来没有再见到过这么繁荣的幽默和讽刺文学。对这一潮流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谢拉皮翁兄弟”社，以及卡维林、伊凡诺夫、尼基京，也爱安排幻想故事，强调荒诞、离奇，这一点在埃尔德曼、布尔加科夫和特列季亚科夫的戏剧中，当然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也都有不谋而合之处。象征派、未来派、“谢拉皮翁兄弟”以及其他许多不屑于任何固定派别的作家，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进行实验的渴望所驱使。正象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或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实验一样，梅耶荷德、泰洛夫和其他许多导演，在剧院里也从事同样的实验；皮里尼亚克、费定、卡维林、列昂诺夫、巴别尔、爱伦堡和维肖雷，也都试图在小说材料的创作构思、人物塑造以及进行字句处理上探索新的技巧。新经济政策时代的文学界曾经洋溢着的这种创新和探索精神，在三十年代就被扼杀了，直到现在苏联文学界在表现形式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的丰富性和多样化的成就。后来，共产党批评家把这整个运动说成“颓废的形式主义”，不承认二十年代的这一切“特技和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正反映了人们要使艺术重新获得活力的根本愿望，是革命的一个合乎规律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与西方先锋派文艺更自由奔放、粗犷有力的结构形式同出一源。新时代的儿女努力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在探索中他们是从革命前的革新者和造反者止步的地方开始起步的。 这种努力是与更新语言的尝试同时发生的。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试图更新语言的尝试也导源于列米佐夫、别雷和未来派。这些尝试是循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是语言游戏，包括创造各种新词，句法和语法结构的翻新。二是使用口语和方言土话。前一种尝试到三十年代就是得精疲力尽，逐渐消失，而后一种却表现出较大的抵抗力。第一种潮流导致了“华丽”散文的兴起，在那些散文作品中作家沉湖于各种字句上的修饰和润色，主要是借用诗歌语言的调式。这一点贯穿于二十年代从伊凡诺夫到列昂诺夫这些最杰出作家的作品中，但是到了五年计划的年代，就逐渐稀少，失掉了势头——不管是自发地，还是在外力打击下。另一方面，从马雅可夫斯基用街头语言和群众集会的习惯用语写成的诗句开始，方言土话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巨大影响，许多苏联小说作品充满了大量的农民言语和地方惯用语，使这些作品简直没法翻译。通常被共产党报刊誉为苏联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肖洛霍夫的小说，也正是这样。地方色彩带常和“华丽文风”相结合，象在伊凡诺夫、维肖雷和一些不大知名的西伯利亚作家创作的某些故事里看到的那样，产生了奇妙的效果。当然，关于坚决主张再现真正的农民言语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民粹派文学，但是地方成语（包括地方话和方言土语在文学上的复兴，是同居民中的下层群众进入文化生活有联系的。政治因素——艺术和人民的结合——在这个几乎是普遍的现象中，也起着某种作用。对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小说家来说，运用普通口语和地方特殊的说话风格写作，正是用群众的语言表现他们艺术的一种新的媒介。某些批评家对这种意见是那样的热衷，他们非常欣赏“废除上层阶级的文学语言”和“创造独特的苏维埃成语”。毋庸多说，持有那样一种见解的人，完全不了解口语和书面语言之间存在者根本差别，不了解语言学的和其他的一些常规惯例对小说文学的正常发展具有的必要性。此外，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青年作者一心想尽可能接近群众口头语言的愿望，导致了拙劣的、粗俗的、全然不妥当的文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千百万俄国人，现在说一口中下层阶级粗俗平淡的土语方言，充满了下流的陈词滥调和官僚政治的术语。 但是，二十年代文艺中地方色彩和大众化因素的汇合，有一部分是由于可以称之为文艺界人员的补充造成的。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六年之间，一百五十多名新作家登上了文坛，他们占苏联散文和诗歌作者的大多数。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是在暴风雨期间长成的青年男女，现在转入了文艺界。他们出身于社会各个阶层，来自全国各地。这两个事实完全打破了俄罗斯文学的社会结构和地区分布。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国文学基本上是由贵族和几乎全是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中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所创立。俄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大部分诞生在大俄罗斯的中部地区。而今所有地区，甚至最偏僻的地方，在文艺界中间都有他们的儿女；农民和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人数日益增多苏维埃政府为发展全苏各民族的文学艺术所作的努力，促进了过种文学上的社会结构和地区分布日益扩张的过程。虽然其中有一些民族，如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鞑靼，有着悠久的坚强的文学传统，而另一些民族，如中亚细亚的（吉尔吉斯、土库曼）和西伯利亚的一些民族（雅库特人、布里亚特蒙古人），过去只有民间口头文学，采用书面文字在他们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显然，用俄语写的散文和诗歌对所有这些民族的文学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俄罗斯文艺影响的范围在革命以后大大扩展了。后来，所有卫星国家都被列入俄罗斯文艺的势力范围。 对新样式的实验首先导致了固定类型的某种蜕变，在散文中明显地引入了诗歌手法。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的作品，多半是浮夸的，怪诞的，不是结构松散，就是用牵强附会的、常常是生硬的方式拼凑起来的，风格上激情高昂，满纸悲怆哀婉的词句。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很明显地回到界限分明的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上来了。巴别尔的短篇小说结构严密紧凑。“情节安排得很好”的长篇小说的恢复，是由费定的情节复杂的小说《城与年》开始的，这是自皮里尼亚克的《荒年》和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以来的第一部具有重要性的大型长篇叙事作品。接着有列昂诺夫的《獾》、革拉特珂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爱伦堡的《贪图私利者》——其中每一部都有明确的情节和生动的故事。 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各种类型也重新涌现：作家抛弃了按照马雅可夫斯基《宗教滑稽剧》的样式写成的道德剧，或者象特列季亚科夫的《怒吼吧，中国》那样一些严格说来纯属宣传的节目而重新回到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上来。特列尼约夫的《柳鲍芙·雅罗瓦娅》，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号》，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拉甫列尼约夫的《决裂》和《突围》，都是描写国内战争的，这些作品由于表现一种英雄浪漫主义精神，都带有强烈的色彩（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例外）。象征派、新现实主义派和许多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所共同具有的总的基调，很明显地是浪漫主义的。巴别尔、列昂诺夫和奥列沙，把这一点强调到如此的地步，以致人们完全可以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心理浪漫主义潮流。这个基调表现在许多方面，如用自然造反精神和人的不合理性的冲动来解释革命，各种违反理性的看法，以及一种富于激情的风格，其中充满着夸张的言词，刺目的画面和强烈的对比。这种浪漫主义潮流，贯穿着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篇，吉洪诺夫和巴格里茨基的歌谣、未来派作家写的抒情诗，以及皮里尼亚克、巴别尔、费定、列昂诺夫、奥列沙、卡维林、蒂尼亚诺夫、拉甫列尼约夫和其他许多人写的故事和小说。浪漫主义倾向在格里涅夫斯基（1880-1932）和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年生）[10]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格里涅夫斯基用格林的笔名写了关于爱情、惊险和神秘的短篇小说，显示出受了西方名家作品的影响。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苏联文学中占着重要的位置。革命后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普里什文（1879-1954）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基调在无产阶级作家和共产党员作家的作品中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他们的思想体系分明是理性主义的，他们厌恶“唯心主义的废话”和“无生命力的幻想”。但是，尽管他们对事态发展的解祥建循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模式，而且用阶级斗争的术语加以表达（革拉特珂夫、潘菲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李别进斯基），然而他们在塑造自己小说的英雄人物时却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这一点在革拉特珂夫的印象主义作品《水泥》和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为数众多的作家，从富尔曼诺夫的文献主义到涅维罗夫和谢芙琳娜等农民作家的自然主义，或者使罗曼诺夫一九二五年前后名噪一时的那些速写镜头，都是遵循了现实主义传统的。以写奇闻轶事闻名的大师阿·托尔斯泰，以创新派的门徒开始、后来由于几乎成为遵命派而受到创伤的爱伦堡这个折衷主义者，以及许多次要的走中间道路的作家，都表现了追随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明显愿望。总的看来，大多数新老共产党员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尽管时常受到象征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文体风格方面创新派的影响，他们仍然忠实于十九世纪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风格，特别是高尔基的现实主义风格。 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法捷耶夫、李别进新基和一些比较次要的小说家们的心理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中托尔斯泰学派的领袖肖洛霍夫铺平了道路，并且为注定要获得显要位置、在一九三四年盖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式官印的整个集团铺平了道路。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们的影响并不很大。文学界那些实验者、浪漫派、“谢拉皮翁兄弟”和其他同路人处于支配地位。在诗歌领域里，马雅可夫斯基和未来主义者、帕斯捷尔纳克和超现实主义者、吉洪诺夫和后期阿克梅主义者、叶赛宁和意象主义者、巴格里茨基和构成主义者，居于舞台的中心；而皮里尼亚克、巴别尔、扎米亚京、伊凡诺夫、费定、卡维林、奥列沙、列昂诺夫和一大群其他小说作者，正在散文领域内进行着他们自己的试验。 所有这些作家，尽管千差万别，并且往往相互对立，但是不管他们敢治上的忠诚和美学上的偏爱，他们都有着某些共同点：他们都在描写革命。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所有这一切五颜六色的作品中，主题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二十年代在时间顺序上同那个由知识分子、无知的农夫和风雅的贵族组成的旧俄国，还很靠近哩。随后几十年间将大大流行的话题——社会主义建设，对工作和成就的宗教狂，新社会中的新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过去时代的残余势力之间的冲突，党在伟大转变中的作用——这一切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只不过是未来的预兆要了。毫不奇怪，大多数苏联作家都处理有关革命和当代现实生活的题材。他们这样办，并不是象某些评论家所错误地暗示的那样，是由于什么社会要求和政治压力（尽管这两个因素都确实存在，并且肯定在起作用），而是出于一种完全自然的愿望，在这种愿望的驱使下他们渴望表达他们那一代人激动人心的、惨痛的、而且常带使人目瞪口呆的经历。同路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解释那些经历。象绝大多数的俄国人一样，他们不是共产党员，甚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种矛盾的历史现象，他们是那些准备跟着党走，却并不是赞同党的全部信条的非共产党居民的代言人。同时，他的又同旧知识分子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很接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也反映了准备建设一个新俄国的那些新群众的感情和理想。 但是，观点上和艺术方法上的多样性，只能够在二十年代盛行一时。后来，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共产党的和无产阶级的文艺派别组织的压制下，并且由于整个国家机器变得越来越荒谬绝伦，文艺观点和创作方法上的多样化就日益狭隘，逐渐收缩、归并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支配和统治集团的完全胜利，在造成风格上和创作方法上的僵化的同时，导致了更大的一律化。转折期的二十年代所特有的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文艺，到下一个十年就大都最终消失了。文艺变成了遵守纪律、按计划行事、受严格控制、穿着拘束衣的工具了。那时，一些知名的同路人，象巴别尔、皮里尼亚克和扎米亚京，已陷于沉默；而另外一些人，为了活，也不得不改变调子了。 十一“谢拉皮翁兄弟”、“山隘”和“奥贝里乌” 一九二一年冬，由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很强，又赶上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一些主要是从红军中复员的年轻人，在扎米亚京和高尔基的赞助下，在彼得格勒聚集在一起了。彼得格勒（于一九二四年改名为列宁格勒）那时是一座荒凉的城市，暴风雪肆虐，在零度以下的严寒支配下，连电车都不通行。青年作家们为了出席在“艺术之家”或某个私人住宅举行的集会，往往不得不徒步行走好几英里路。他们的鞋子都已破旧不堪。他们的衣衫褴褛；并很单薄。大多数人由于常年忍饥挨饿而体弱多病。但是他们决不会因为什么事而错过这些晚间的集会。因为在这些集会上，他们可以朗读自己的作品，和几位老一代的名家就美学问题进行讨论。 这些年青人终于组成了一个团体，取名为“谢拉皮翁兄弟”他们都非常崇拜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1776-1822），并且把他作品中的一位主人翁的誓言作为自己的誓言。这位主人翁是一位伯爵和外交官，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而信仰能征服时间和空间的幻想的力量，声称他是谢拉皮翁，生活在罗马皇帝统治下的埃及的一位圣人；后来他成了一位隐士。当他的同时代人，几位以前的同学决定定期集会，在艺术自由和独立的气氛中来交流一些离奇的故事时，他们就推举他为他们的庇护人，并且集体采用他的名字。他们的故事编成六辑，在霍夫曼作品集中就题名为《谢拉皮翁兄弟》。 俄国的“谢拉皮翁兄弟”多数是散文作家，在发起人中间只有两位是诗人，即吉洪诺夫和波隆斯卡娅（这个群体中唯一的女成员），什克洛夫斯基和格鲁兹捷夫是文艺批评家。他们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伊凡诺夫、左琴科、尼基京、斯洛尼姆斯基、卡维林和隆茨都是二十来岁，波兹涅尔[11]才十八岁。这个团体中年纪比较大的成员是三十岁的小说家费定。这就是说，他们大体上在革命前就受过教育，但是却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机会开始他们的文学生涯。另一些和他们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也被这个团体所吸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渴望自由表达思想的共同愿望、某种浪漫主义情调、和对文体风格与作品结构进行试验的浓厚兴趣。他们都欢迎革命，并且描写革命，但他们拒绝别人指定他们写什么和怎么写。 “一九二一年二月”，这个团体的一位成员写道，“在大搞规章制度、注册登记和实行兵营式整顿的时期，在给所有人规定一个铁一般的枯燥的章程的时候，我们决定聚集在一起，不订章程，不推主席，不搞选举和表决。我们是在革命斗争极其紧张的日子里，在政治活动极其紧张的日子里聚集在一起的。‘谁不跟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人们从右边和左边向我们说——‘谢拉皮翁兄弟们，你们跟谁在一起呢？跟共产党人在一起呢，还是反对共产党人？拥护革命呢，还是反对革命？’我们，谢拉皮翁兄弟，跟谁在一起呢？我们跟谢拉皮翁隐士在一起。” 强调艺术的形式和技巧，主张诗人有权梦想和幻想，抵制庸俗的社会控制——这一切都在这个团体的宣言中表达出来了：“我们自称谢拉皮翁兄弟，因为不愿受到强制和感到气闷，不愿大家都写得一模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各敲各的鼓。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异常地规矩、古板和单调。我们可以写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冗长乏味的剧本，——不管是用旧的文体，还是用新的文体，都可以，但一定要求写日常生活，写当代的题材。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一个艺术作品必须是有机的、真实可靠的，艺术作品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生命。”尼基京补充说：“不应该要求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个社会的地震仪，这不是艺术的主要目的。一个作家有他自己的听觉，有他自己特殊的活动方式。”这个宣言是由隆茨（1901-1924）签署的。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作家，写过短篇小说和两部很有趣味的悲剧。他的作品最初刊登在《文学纪事》杂志上，后来发表在《谢拉皮翁兄弟文集》（1922）里，左琴科、卡维林、费定、斯洛尼姆斯基和尼基京都在这个文集里发表了他们的短篇小说，吉洪诺夫和波隆斯卡娅发表了他们的诗歌。 尽管反对政治干涉，所有“谢拉皮翁兄弟”却都是革命的儿女。他们接受革命，并参加了革命。年方二十六岁的左琴科，用这些生动的统计数字来总结他的经历：“被捕六次，被判死刑一次，受伤三次，自杀两次被毒打三次。其他的人，如伊凡诺夫和吉洪诺夫。也都和白匪打过仗，备尝困苦，常常挣扎在死亡线上，在为生存而进行拼命斗争中曾从事过几十种行业。他们都可以被说成是为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建立一个无阶级的集体化的社会而努力的同路人和同情者，虽然那时他们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描写内战和革命，事实上，正是他们在苏联散文作品里广为传播这些主题，但他们都坚定地相信青年作家应该继承革命前的美学潮流。他们各人的见解大不一样，而他们都赞赏并珍爱这种多样性。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坚定的西欧文化崇拜者——隆茨把自己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做《面向西方》——他们在使一些欧美作家家喻户晓方面是起过作用的。隆茨（扎米亚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主张俄国作家可以向西方学习情节结构和有生气的叙述的技巧。他特别要强调戏剧性效果和宕笔法的原则。费定的作品也留下了西方影响的痕迹。但另一些谢拉皮翁兄弟，如伊凡诺夫和尼基京，则比较倾向于“乡土作家”团体所表示的那样遵循民族传统。 作为扎米亚京的门徒，“谢拉皮翁兄弟”团体的成员和扎米亚京一样很关心文艺技巧。对他们来说，写作按巧和手法，似乎比作品的思想性问题具有更大得多的吸引力。他们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文风上的创新，离奇的想象力和把在革命中发生的事用一种独特的，往往是奇妙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占一个独特的地位：费定是继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使小说复兴的先驱，伊凡诺夫的华丽的教文代表了具有地方色彩的“亚细亚”流派，这种流派被白俄侨民称为“欧亚”流派，左琴科作为一位幽默家，继承了由扎米亚京开创的料风格，吉洪诺夫开始是富有古米廖夫风格的一位雄浑有力的诗人，后来既受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同时外来的作品又对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都进行过试验，要使作品有复杂的情节和故事结构，以及别出心裁的结尾（他们发现欧·亨利的作品结尾曲折，很合他们的口味）。费定在他的小说中，尼基京在他的短篇故事中，卡维林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是这么处理的。 尼基京（1897-1968）在对革命的理解方面，和皮里尼亚克很接近。他描写俄国北部国内战争的一些短篇（《催吐炮台》，1922；《石头》，1923，《飞行》，1925，《奥勃扬斯克的故事》，1926），都具有浪漫的激情，片断的乐章和词藻华丽的优美散文，其中点缀着抒情的插曲与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尼基京的遭遇是他那一代的许多作家的典型；在外界的压力下，他们逐渐抛弃了他们那种鲜明的色彩，下笔更加稳重，更加墨守陈规，常常力求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风格和精神符合一致。尼基京的描写共产主义青年道德问题的小说《基里克·鲁坚科的罪行》（1927）和描写社会主义建设的剧本《巴库》（1937），是他在文艺创作上走下坡路的例证。他的长篇小说《北国曙光》（1951），描写了一九一九年英国武装干涉军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戏剧性场面，穿插了对他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的一些回忆片断，和描写战后一代人的小说《第三条林萌道》（1963），都几乎没有能提高他的声望。 斯洛尼姆斯基（1897-1972），论才华和独创精神都不及尼基京，最初写过一些印象派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给人以新鲜感和希望（《女演员》、《埃米利的机器》，1924）。接着就转向写那种老式的、忠实的，但却觉长乏味的编年史式作品，描写那些力图使自已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知识分子（《拉夫罗夫一家》：1927《福马·克列什涅夫》，1931），描写在行政部门和工业部门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区苏维埃主席》，1943）。他的《工程师们》（1950），唤起对一九一三年圣彼得堡的回忆，这部作品由于他那种人为的反西方的偏见而完全失败了。 卡维林（齐尔贝尔的笔名，1902年生）的生涯是比较始终如一的。他的早期短篇作品《师与徒》（1923），《九死一生》（1926）和精彩描绘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底层的《哈扎的末日》，都带有霍夫曼那样浪漫主义幻想的印记。卡维林对激动人心的情节极感兴趣在他专写列宁格勒知识分子的一些小说中充分显露了出来，如描写学术界的《争吵者，或瓦西里耶夫斯基岛上的夜晚》（1928）对富有创造性的人物及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道德问题进行成功的心理探索的作品《艺术家不知名》（1931），以及把具有吸引力的情节同大学生的素描和著名学者相当清晰的肖像结合起来的《愿望的实现》（1936）。当作家们被要求去描绘英雄的画面时，卡维林满足了这种要求，但没有牺牲他作为艺术家的诚实。他创作了《船长与大尉》（1940-1944），这是关于革命前一个北冰洋探险队的非常动人的惊险故事，其中充满了各种阴谋诡计和神秘事件，还谈到这一切难题在革命后是怎么解决的。这部作品是苏联青少年最爱读的书之一，成年人也非常欣赏。他写的关于战争的小说，在主题和情调上都同常见的战争小说不一样：在《七对不纯洁的人》这部小说中，他描写了罪犯们为了取得为祖国栖性的权利所作的斗争在《斜雨》这部小说中，他描绘了在斯大林统治下普遍的猜疑和恐惧的气氛。《镜子前》（1971）是用一位苏联学者和一位女画家之间的书信来往的形式写成的一部非常大胆而又不寻常的小说，这位女画家为了追求言论自由和真正的爱情而移居巴黎，并和一些被流放国外的白俄有往来（其中有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和艺术家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在三部曲《一本打开的书》（《一本打开的书》，1949；《弗拉辛柯娃医生》，1952；《追求与希望》，1957）中，卡维林唤起了对革命前夕俄国外省生活的回忆，接着安排他的女主人公、未来的医生弗拉辛柯娃经历了从医学院到学者和科学官僚之间长期不和、勾心斗角的生活道路。在这部编年史式的长篇小说后，卡维林转向写回忆录。关于他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他写了不少有趣而动人的篇章，特别是自传体作品《明亮的窗子》（1974）。 卡维林体现出“谢拉皮翁兄弟”和文学批评中形式主义潮流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样，什克洛夫斯基（1893年生）既是“谢拉皮翁兄弟”团体的成员，同时又是主要由“诗歌语言研究会”（1914-1923）的创始者们所发展起来的形式主义理论的鼓吹者。他是一位尖刻的爱诡辩的批评家，又是一些引起争议的论文和回忆录的作者（如《伤感的旅程》，1923；《动物园或不是关于爱情的书信》，1923；《第三个工厂》。1926年；《汉堡记事》，1928）。作为斯特恩、罗扎诺夫和圣彼得堡语言学派的门徒，他坚决主张，使用新的词汇和新的手法是文艺技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艺术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把大家熟悉的联想转化成陌生的、新鲜的东西，从而重新发现现实。只有通过这种使手法和风格不断更新的过程，改造旧文学的任务才能完成。形式主义理论家和著名的文艺学家艾亨巴乌姆在一九二四年写道：“马克思主义并不能靠自身保证在宇宙学和艺术上占领革命的阵地。在文艺科学这个领域内，形式主义是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它把这一学科从陈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并促使它重新审查所有的基本概念和体系。”什克洛夫斯基在他写的《关于散文的理论》（1925）和《作家的技巧》（1928）两本书中，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什克洛夫斯基对文学所作的那种采取攻势的、高有挑战性的解释，对一些年青的同路人，特别是“谢拉皮翁兄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后来什克洛夫斯基参加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新列夫，并竭力主张除“事实”外，应为消灭任何虚构而斗争。从他称之为“纪实文学”的理论出发，他进而修正了他以前所持的观点，说那些观点是“年幼无知的错误和浮夸”而加以抛弃了，并且承认，使他发生一种出乎意料的兴超的，是社会学方法（这已经在他四十年代写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论著中表露出来）然而他在一九六二年连续发表的回忆录，却是用他惯用的讽刺风格写成的，把二十年代描绘得栩栩如生。 “谢拉皮翁兄弟”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它的实际成员中。各不相同的作家，如：奥列沙和佐祖利亚，列昂诺夫和布尔加科夫、巴甫连柯和卡达耶夫，不是靠拢“谢拉皮翁兄弟”，就是受到他们文艺见解的影响。事实上，几乎所有一切主要的苏联小说家和短篇故事作家，不是属于“谢拉皮翁兄弟”，就是和他们有联系的。在二十年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是得到公认的。但是，到了三十年代，特别是四十年代，对形式主义，对文学革新者，以及稍晚一些时候对西方文化发动总攻击时，共产党评论家们竟宣称，“谢拉皮翁兄弟”远离了苏联文学的康庄大道而陷入歧途，说什么他们的作用显然被夸大了，还说他们代表了一种资产阶级精神面貌。“谢拉皮翁兄弟”对艺术家独立性的要求则被指责为不过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派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当费定在他的《高尔基在我们中间》（1943）中大胆地写道：“在文学史上‘谢拉皮翁兄弟’决不会默默无闻地被忽略过去”时，他这一段话竟被指责为“很成问题，毫无根据”。“谢拉皮翁兄弟”作为苏维埃文学的开拓者和有才华的代表，他们是站在苏联文学的大门前的，这一事实至今还未为官方所承认，因此，如果想在教科书中找到它，那将是白费气力。 二十年代另一个引起兴趣的团体，叫做“山隘”，是在著名的共产党评论家、《红色处女地》月刊的编者沃隆斯基指导下成立的。这个月刊成了同路人聚会的场所。沃隆斯基赞同托洛茨基的这样的论点，认为在俄国不存在无产阶级文艺，在创造出足够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以前，无产阶级文艺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当前的任务不是追赶幻影，而应很好地吸收过去的文学。沃隆斯基还对思想在艺术中的作用提出疑问，他认为，印象、直觉和无意识的感觉，作为创作过程的因素，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他那两卷文学素描中，他以同情心和洞察力分析了他同时代人的作品，显示出他对文学的理解和爱好，以及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才能。他作为托洛茨基的一个党徒，于一九二七年被捕、流放，并开除出党。几年以后，他又被允许回到首都，恢复文学活动，但是在三十年代后期清洗时，他又成了秘密警察的牺牲品，从此，他再也没有在莫斯科露过面。 “山隘”成立于一九二四年，由青年作家们组成，他们大多数是内战时期的老战士，对革命理想和改造世界抱有信心。最初这个团体的成员梦想成立一个庞大的组织，后来在沃隆斯基和几位老一代作家如普里什文的影响下，逐渐把他们的主要兴趣转向了艺术标准问题。一九二七年“山隘”发表了由这个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列日涅夫和戈尔鲍夫为主所起草的宣言。他们在宣言中攻击那种单调乏味的“无想象力的日常生活描写”和“社会控制”下进行的虚构，并且批评了列夫和构成派作家的那种干巴巴的唯理主义。他们高呼在艺术中要运用直接印象、真实和遵循“莫扎特路线”，并向苏联青年推荐俄国和世界文学名著。这个大胆的声明被正统的共产党评论家们污蔑为“有害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然而“山隘”仍继续出版它的《作品集》，撰稿人有普拉托诺夫、维肖雷、巴格里茨基、斯维特洛夫、卡拉瓦耶娃、戈洛德内依和其他许多作家。不过到了一九三〇年前后，在粗暴的连续不断的运动压力下，在成立宣言上最早签署的那六十个人之中。大部分离弃了“山隘”（包括普里什文、巴甫连柯、马雷什金和他们的数十个朋友）。不过，这个团体在一些优秀的散文作家领导下，两三年内仍继续保持一些活动，这些散文作家有：扎鲁金（1899-1937），他的作品《葡萄园里的三十个夜晚》（1932）是一组连续的八篇故事，充满了“宇宙”精神，但也充满了隐蔽的政治暗示，是用词藻华丽的文体风格写成的，令人想起皮里尼亚克的短篇小说！卡达耶夫（1902-1939），他的《牛奶》和《诗人》，都是十分动人、富有人情味的，斯列托夫（1897-1948），他那都尖锐而有趣的《远方的共和国》是苏联外省日常生活的一幅讽刺画，和以维护艺术自由为题材的《控制》，这两部作品都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古别尔（1903-1937），他的短篇小说描写了“多余的人”在新社会中的命运，并且创作了有丰富文献资料的关于俄国和法国的历史小说。所有这些作家在斯大林统治时期都被处死了，到一九三七年，作为一个团体的“山隘”就已经不存在了。 “山隘”还包括了几位诗人和两位有才华的批评家，戈尔鲍夫（1894年生）[12]和阿勃拉姆·列日涅夫（1897-1938），他在三十年代后期清洗时也被处死了（不要把阿勒拉姆·列日涅夫和伊赛亚·列日涅夫相混，后者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时事评论家）。还有一个文学团体，很不公平地被人遗忘了，这个团体现在引起了研究二十年代问题的历史学家们的注意。它是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之间在列宁格勒成立的，它取了一个很怪的名称叫“奥贝里乌”（根据俄语“真实艺术协会”这几个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缩略语译音）。他们自称为“美术、戏剧、电影、音乐和文学领城内革命左翼的新先锋”。他们要引进“一种新的语言、新的生活感受”，强调在表现客观事物时，必须清除陈旧的含义和文化上的残余。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部分未发表，以手稿形式保留下来），他们运用无条理的一连串的词儿和形象，运用简单的、但是荒诞的情节，对当前现实作一种不加渲染的讽刺描绘，来进行创作的试验。在苏联第一流诗人扎鲍洛茨基（不久就脱离了“奥贝里乌”）的作品中，这个运动的表现主义倾向就变成荒诞离奇了。事实上，“奥贝里乌”这个团体包含了许多根本互不相同的、而且常常互相对立的分子。例如：康士坦丁·瓦基诺夫（1900-1934），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是小说《山羊之歌》的作者，这部小说在期刊中连载过，但从未出版单行本。有一段时期，他还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穷愁潦倒，患病死了，终年三十四岁。他的朋友们的命运也同样悲惨。丹尼尔·哈尔姆斯（1905-1942）在他那些精致的短篇小说里（几乎是袖珍小说），运用一种言简意赅的、富有表现力的成语，有些作品于一九七一年在国外发表了。他曾被流放到一个集中营好几年，后来在列宁格勒的一座监狱中饿死了。亚历山大·弗维坚斯基（1904-1941），他的剧本（《叶莉扎维塔·鲍姆》、《伊凡诺夫家的圣诞树》在今天会被视为是“荒诞派戏剧”，一九四一年他从一个集中营里被释放后，自杀了。这个团体的十五个创始人中，只有极少数人幸免于监禁或流放。扎鲍茨基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劳改营里度过了八年。 到二十年代末，“山隘”、“奥贝里乌”以及其他一些小文艺团体，包括“新列夫”和构成派，都逐渐衰弱，直至最后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主要由政治上和文学上表现不同程度的不妥协性的、形形色色无产阶级作家们组成的一些大的群众性组织。这些组织搞阴谋诡计、争权夺利，终于在一九三二年也被取消，成立了一个在共产党严密控制下的单一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君智、华夫、于在鑫译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8页。 [2]卡津已于1981年去世。 [3]斯维特洛夫死于1949年。 [4]戈洛德内依死于1964年。 [5]应为左翼艺术阵线，即列夫 [6]这一段系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的决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节录，英译与俄文原文有出入。 [7]维肖雷在三十年代遭“清洗”。——原注 [8]参看马克·斯洛宁《从契诃夫到十月革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原注 [9]参看上书第九章。——原注 [10]帕乌斯托夫斯基已于1968年去世。 [11]波兹涅尔后来到了巴黎。在那儿成了法国共产党员，用法语写小说和小品文。——原注 [12]戈尔鲍夫已于1967年去世
十月革命与文学（В.波隆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十月革命与文学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 В.波隆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波隆斯基《论当代文学》，苏联国家出版社，1929年。第253-269页。 一 过去的几年，在我国文学史上，可以称之为“恢复时期”。革命在破坏旧秩序的同时，几乎也把旧文学破坏殆尽。但是过不了几年，在遭到暴风雨摧残的地方，又长出了一片嫩绿的树林。 “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意味着“恢复”旧的。用“复辟”的概念来偷换“恢复”的概念是不合适的。这样来理解上面的话，如果不是说明完全没有理解，就是说明没有理解对。正如国内战争结束后我国经济曾经历过一个恢复各种工厂等等的阶段一样，文学在中断一个时期后也重新产生了。也正如我国“经济”在“恢复”后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一样，我国的新文学也与从前不同了。它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再生的，任务不同，面貌也不同。过去许多人曾经觉得文学要再生是不可能的，它被永远埋葬了。逃往国外的人幸灾乐祸地为它唱送终歌，得意洋洋地说：布尔什维克的天下是不允许艺术存在的！但是尽管敌人幸灾乐祸，文学还是再生了。甚至连最凶恶的敌人都承认：苏联文学是存在的，不仅存在，而且有成绩；它有它自己独特的面貌。并且它很有才华，引起了苏联国外很多地方的重视。 只不过八年的时间（时间很短），登上文坛的就有：弗.伊凡诺夫、列昂诺夫、谢芙琳娜、吉洪诺夫、别泽缅斯基、李别进斯基、扎罗夫、乌特金、多罗宁、阿库尔申、扎瓦多夫斯基、卡津、萨亚诺夫、斯维特洛夫、乌沙科夫、戈洛德内依、费定、斯洛尼姆斯基、蒂尼亚诺夫、左琴科、潘菲洛夫、奥列沙、H.尼基京、B.卡达耶夫、维肖雷、卡拉瓦耶娃、法捷耶夫、尼基福罗夫、肖洛霍夫、马雷什金、巴格里茨基、谢尔文斯基等等。在这时期，“大显身手”的有别德内依、巴别尔、皮里尼亚克、革拉特珂夫、莱伊斯涅尔、富尔曼诺夫、克雷契科夫、叶赛宁、利金、格拉西莫夫等。 我还可以再举出一些人来，但上面的名单足以堵那些悲观主义者的嘴了。 艺术不仅证明集体的才能。它还说明这个集体的内心世界，它的需求的水平，它的企求和渴望，气魄和胆略。艺术的伟大反映集体在历史上的伟大。当集体的生活愿望趋于衰退时，艺术也趋于衰落。所以，在向上飞跃的苏维埃时期，年轻的文学得到蓬勃的发展，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二 当然，实质不在于年轻的文学是否有“才华”。指出这点只是为了驳斥信心不足和牢骚满腹的人，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学的灿烂光辉，不愿意看到年轻人的热情和希望。苏维埃时期俄国文学的面貌根本改变了。革命前的“思想的主宰”已下了台，一去不复返了。在新旧之间横着一条不只是时间上的鸿海。只有个别人稳步登上了新岸。马克西姆·高尔基不必说，他与众不同。勃柳索夫和绥拉菲莫维奇最先向革命伸出了手。勃洛克也与革命站在一起。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的未来主义者的队伍，在左翼进行曲的乐曲声中排成整齐的战斗队形，参加了革命。后来参加我们的文学运动的，还有普里什文、谢尔盖耶夫-青斯基。他们并不是旧文学最后一批引以为荣的人。接着A.托尔斯泰、“年轻的”И.索科洛夫-米基托夫、阿列克谢耶夫等人也从“彼岸”过来了。魏列萨耶夫、沙吉娘、恰培京、罗曼诺夫正在勤奋地工作。站在诗人前列的是帕斯捷尔纳克。还可以举出一些人来，但我们这里仅限于列举在革命前开始创作的最大的散文家和诗人。可是这些没有与灭亡的旧制度同归于尽的散文家和诗人毕竟为数不多。尽管他们有高超的技巧和杰出的才能，但是为近年来的文学运动增添光彩的不是这些人。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观点、新的情绪，新的处世态度和新的人物。 三 新阶级掌握政权后，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创作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问题。正是这个问题，成了过去几年争论的中心。无产阶级文化派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对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探索是不对的，很多方面是错误的）。岗位派的全部作法，尽答有过分、过火和错误，也是为了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怎么看待岗位派（不能责备笔者在认为岗位派蛮干的作法不对时没有提出反对），都无法否认他们发动这场斗争的巨大历史意义。事情就坏在岗位派试图解决这些任务时所采取的手段上，这些手段对无产阶级及其艺术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现在还和岗位派的追随者争论的话，那么矛头不是指向无产阶级文学或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这个组织在革命文化方面发挥的杰出作用，现在未必会有人提出异议。沃阿普的领导人动不动把为制订正确的文学政策而进行的斗争说成是反对整个无产阶级文学，把反对沃阿普某些领导人有害的、反社会的权术的斗争说成是反对沃阿普本身，也们之所以这样做，只能说明他们是在蛊惑人心。 但是这只是顺便提一下而已。前一时期最重大的现象之一，是自称为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作出了成绩，固守住了文学阵地。不错，直到今日“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术语还不完全明确。有时，只有闭眼不看事实，才能把那些打着无产阶级文学旗号的人称为无产阶级作家。 因此，不把无产阶级文学队伍看成是单一的，而是根据其中无疑也存在的社会分化过程把它分成几个部分，这样做可能恰当些。我们习惯于把文学团体分成右翼、中间派和左翼。这里也准备利用这些术语。 预先说明一下，这样的划分我们仅仅只是从政治观点出发的。这里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作家队伍的划分的。我们的时代向一个作家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你拥护还是反对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学范围内，这个问题变成了这样。“你与无产阶级文学还是与非无产阶级文学在一起”同时，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作家作这样或那样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言”而是“行”，也就是说，不决定于口头宣布自己属于无产阶级文学，而决定于创作的性质。如果认真研究一下自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庞大队伍，就可毫不费力地看到，这个队伍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组成的。下面请允许我先讲几句离题的话。 四 《读者与作家报》第五〇——五二期上，甚至展开了一场题为《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的争论。直到最近列为“革命的同路人”的构成主义者团体，现在反对给他们的文学实质下的这个定义。泽林斯基代表该团体宣称，他不想再当同路人了。“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这一名称比较合他的心意，好象实质只是在于贴什么标签似的！ 如果问题只是换“标签”那么就不值得费口舌了。有些作家自称为“无产阶级”，但他们身上“无产阶级的”本质用显微镜也找不到。也有些不愿意去掉“同路人”头衔的作家，他们早就在某个中间站下了革命的列车。问题不在于标签。问题在于实质。 不能不令人高兴的是，在非无产阶级作家当中，有一种向无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靠拢，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强烈愿望。但即使他们有向“无产阶级”靠拢的愿望，我们仍然不应忽视问题的“实质”。这种愿望可能很强烈，尽管如此，单单只有这种“愿望”，就要我们来满足泽林斯基的要求，毕竟还是不够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显然，这还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不然，他要这个啰嗦的名称干什么？而本身为非无产阶级，但同无产阶级一起走的作家，正就是“同路人”。捷林斯基同志认为，“同路人”早晚一定会落伍。这不尽然。同路人可能落伍，正因为他是同路人。但这不是说任何同路人都会落伍。我们时代的领导者无产阶级正在为未来奠基，这种基础愈坚实、愈稳固，革命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联系也就愈紧密、您牢固。此外，也不应把“同路人”作为个人和作为派别的两个不同概念混淆起来。后者是一个常数（当然是相对地！），前者是一个变数。有的同路人可能向右转或向左转，新的同路人可能来自右面或来自左面。但“同路人”作为成分变化不定的文学流派，将长期跟着革命走。 就某一部分最有才华、最正直、对革命和无产阶级最忠诚的同路人来说，彻底转到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不是不可能的。但这种转变，只有当这些作家（如果说不是大批的，那么哪怕是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也好）不仅在思想意识上，而且在心理上无限接近于无产阶级时才能发生。在政治领域，有来自非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艺术领域，这个过程的产生由于一定的文化历史原因推迟了。但这个过程是可能产生的，它正在我们眼前产生着：无产阶级取得的成就愈大，这个过程就会发展得愈快。因此，从事情的“实质”上看，问题不在于贴一个新的标签——“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也好，其他别的标签也好，而在于改变自己的观点，重建作家内在的思想结构和心理结构，并在艺术作品中加以反映。 如果把“问题的实质”放在一边而赞成捷林斯基同志的观点（不愿做“同路人”，要做“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的话，那么他所说的，也只不过是不想当一般的“同路人”而愿当“无产阶级文学的同路人”的想法而已。捷林斯基同志下保证说，他和他的战友将一直走“到底”。听起来使人感到高兴！但是把“言语”化为“行动”的保证在哪里呢？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英贝尔的话呢？为什么要相信巴格里茨基和谢尔文斯基呢？譬如说，凯尔任采夫同志断定，谢尔文斯基在《毛皮生意》中表现出了右倾。如果这是真的，那怎么办呢？右倾和“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这一称号是相容的还是不相容的呢？我认为是不相容的。结果“标签”归“标签”，“创作”归“创作”，各不相干。须知这就意味着：口头上是“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作家”。文学和文学上的名称应当不建筑在个别文学家和文学团体的主观愿望和要求上，而应建筑在他们创作的实际情况上。不建筑在言语上，而建筑在行动上。因此我说：你们不是想当左翼同路人吗？你们不是想当“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吗？好极了！拿出你们的创作来，亲爱的同志。只有你们的创作能证明你们当中谁是右翼“同路人”，谁是左翼“同路人”。我毫不怀疑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人，他们将要得到打，已不是自称为“与无产阶级合作的作家”（这个模棱两可的名称）的权利，而是简单而明确地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权利。 五 我们认为可以归到左的、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一翼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在作品中反映了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处世态度，具有独特的题材，试图创造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的风格。无产阶级文学中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这个“左”翼作家创作的。这些人里，散文作家有法捷耶夫、维肖雷、革拉特珂夫、利亚什科，诗人有早期的别泽缅斯基、格拉西莫夫、萨亚诺夫。 在无产阶级作家队伍的“中间派”那里，无产阶级的成分被革命知识分子的心理成分冲淡了。这些作家思想意识上接近于工人阶级，但在心理上则与之格格不入。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值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就这一点说，他们的理智和心灵不相协调。他们的特点是具有成为无产阶级处世态度的表达者的真诚愿望，但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能力。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处世态度，而是一种有时与左翼“同路人”没有多大区别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挫折”、“下降”、“偏差”。这一类人中，散文作家有李别进斯基、巴赫梅季耶夫、卡拉瓦耶娃、尼基福罗夫，诗人有乌特金、扎罗夫、多罗宁。 我们认为右翼是由“无产阶级文学的同路人”组成的，这些作家同样有权利存在于无产阶级文学之外。这里包括无产阶级文学的“农民部分”和具有小资产阶级明显特点的、无疑是知识分子的部分。这些“同路人”中的一部分人，一遇到认真的“清洗”，就会丧失“无产阶级作家”的光荣称号。这类人有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磨刀石农庄》的作者潘菲洛夫、别列佐夫斯基、格拉巴尔、马拉什金、尼佐沃依。 六 无产阶级文学随着它本身（不是在决议上，而是在真正的创作上）不断的发展和壮大，越来越引起社会的重视。法捷耶夫的《毁灭》是一个重大的文学现象。革拉特珂夫的《水泥》、巴赫梅季耶夫的《马尔丁的银行》在当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但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作家都前进了。有的人向后退了一步。特别是诗人。如果说无产阶级散文作家最近创作了一系列重大作品，那么无产阶级诗人就不能这样说了。 甚至沃阿普本身的评论家们也不止一次地发现无产阶级诗人的创作水平降低了。 但这些现象是成长中的毛病，不用说是由于我们历史道路的特点引起的。 上述的一切，并不排除无产阶级文学队伍正在向前发展的事实。就在最近，一个很有才华的哥萨克——肖洛霍夫获得了盛誉，他的作品《静静的顿河》具有一系列毋庸置疑的和突出的优点。从一开头就可明显看出史诗的气魄、对环境的熟悉和写生画家的才能。这一切表明，肖洛夫是一位大艺术家，他只缺乏压缩自己的材料，进行去芜取精的本领。现在要谈整部史诗还为时过早，因为它还没有完成。但肖洛霍夫已经写出的东西已使得苏联文学界感到欢欣鼓舞了。 不错，“无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加在肖洛霍夫身上，听起来觉得有些言过其实。在他的作品中，农民的自发势力是十分刺目的。在他的艺术视觉中，在形象和色调中，来自哥萨克村镇、来自静静的顿河两岸辽阔地方的东西太多，这样要让无产阶级观点在作者所展开的这部实质上是农民的史诗中占主要地位就困难了。但在评论作家时，我们说话通常是有一定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肖洛霍夫目前尚可保留“无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 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也远不是坏作品，尽管我们觉得评论界夸大了它的艺术意义。材料的性质和加工的方法也象肖洛霍夫一样，便得我们对该书作者的“无产阶级本质”产生了疑问。这本书农村的气味太浓，作者要“赚得”无产阶级作家的头衔，必须彻底克服这一点。上面已提到过革拉特珂夫、巴赫梅季耶夫、尼基福罗夫，他们的创作继续保持着原先的水平。卡拉瓦耶娃的情况就不同了。成为多产作家后，可借她的优点正在夹失。多产在成长缓慢或技巧没有长进的情况下，是一种消极现象。卡拉瓦耶娃发表最初几篇作品后，人们对她抱很大希望。《木材加工厂》和《在格里亚兹纳雅的青春》尽管也有这位作家通常有的某些优点，但缺乏分寸感，色调平淡和叙述上患一般的“水肿病”等现象，使人感到吃惊。 七 上述情况使得有根据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现阶段带有危机的性质。同时可以更有充分根据地说，危机也发生在所调“同路人”的队伍内。“同路人”这个术语大大地过时了。但它已在文学中扎了根，目前还不能不使用它。 “同路人”的队伍比起“无产阶级作家”的队伍来，成分还要复杂。当“同路人”登上舞台时（1921-1922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即在艺术上反映国内战争，写出参加战争的激情和流血牺牲，写出胜利和失败。这一点把同路人联合在一起，尽管他们在风格和思想上都有区别。正因为如此，巴别尔和谢芙琳娜，皮里尼亚克和布丹采夫，Bc.伊凡诺夫和叶夫多基莫夫，列昂诺夫和利金，吉洪诺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罗曼诺夫和A.托尔斯泰，爱伦堡和A.雅科夫列夫等等，——下面不再一一列举了——当时能成为一家人。但是写国内战争的文学阶段过去了。国家已从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国内阶级斗争采取了新的形式，艺术上反映阶级斗争的形式也改变了。由此产生了作家在思想上的分化，并直接引起文学上的分化，也就是说，开始探索新的表达形式和手段。因此可以断定，过去恰当地称之为“同路人”的那个统一的文学队伍已没有了。代替它的是几个文学队伍，由于目前条件要比几年前复杂得多，与此相适应，这些队伍也很不相同。 首先必须分出来的，是我们文学中的农民部分。现在有一个农民作家协会。它与沃阿普关系非常紧密。甚至《磨盘》杂志有一个时期成了这个协会的机关刊物。可是与农村息息相关、用艺术手段反映着农村面貌的农民文学，却在一边独自发展着。如文学史家要讲前一时期的农民文学，他将讲到的不是杰耶夫-霍米亚科夫斯基。甚至不是扎莫依斯基，而是克雷契科夫，这是俄国农村中涌现出来的最著名和最出色的艺术家（当然如果把肖洛霍夫和潘菲洛夫算做“无产阶级的”作家的话）。如文学史家要写革命时期农村诗歌这一章，他将要写到的，不是拉季莫夫，而是叶赛宁和叶赛宁派——奥列申、德鲁日宁等。还可以再举出很多当代农村中涌现出来的人的名字，但上面列举的人就足以说明苏联文学中存在着一个具有很高文学水平和艺术上自主的农民部分，这个部分独立存在着，并走着自己的道路。一部分过去的同路人倾向于这个部分。文学史家在写到农民文学这一章时，不提弗·伊凡诺夫的名字是不行的。游击队小说和他的其他作品，实质上是革命农民的创作。某些无产阶级作家，例如潘菲洛夫和诗人多罗宁，也倾向于农民的自发势力。如对农民部分作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象无产阶级文学一样，也分左、中、右。左派是伊凡诺夫（第一个时期）、奥列申、多罗宁，右派是克雷契科夫，中间派是德鲁日宁、纳谢德金、扎瓦多夫斯基。左派或倾向于无产阶级（多罗宁），或倾向于革命知识分子（伊凡诺夫、奥列申）。右派爱“向后”看。例如，克雷契科夫似乎向往中世纪。这当然是因为通过克雷契科夫的嘴说话的，不是农村中先进的和革命的阶层，而是落后阶层，他们不愿意与故事和传说中常说到的茂密的森林分手，顽固地拉向后退，拉回到古时候去，拉回到过去去。 中间派企图求得稳定，他们在反映生活的同时，用诗歌大发尘世间一切易逝的议论。农民部分没有过去，但是有现在和最近的将来。它也是苏联农村中阶级变动在艺术上的反映。属于这个部分的作家所具有的才华和他们反映社会的能力，使得他们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受到很大的重视。 八 下面剩下要讲的，是所谓的“同路人”，这部分人成分复杂，要加以区分。如果我们把其中的“左派”与“右派”和“中间派”分开，那么就可清楚地看到，“同路人”这个术语能使我们产生错觉，看不清事情的真相。今天的“同路人”是由各种作家混合而成的，其中一部分人是革命的，倾向于无产阶级，另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一翼）或者倾向于农民，或者自成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派别，这个派别所反映的，部分是保存下来的革命前的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部分是新产生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再就是人数众多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代表有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的文学，这些知识分子部分是旧的，部分是新的，他们主要靠自己一技之长生活，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左右摇摆。这里还可分为中左和中右。 在这个混合体中，属于左的、革命的一翼的有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特列季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谢尔文斯基和构成派、“山隘派”作家（其中上面已提到的农民作家除外）、巴别尔、谢芙琳娜、吉洪诺夫。属于右翼的有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左琴科，别雷。属于中左的有，蒂尼亚语夫、皮里尼亚克、列昂诺夫、费定、奥列沙、普里什文、沙吉娘、奥格尼约夫。属于中右的有：A.托尔斯泰、魏列萨耶夫，最近一个时期的Bc.伊凡诺夫、Г.阿列克谢耶夫、谢尔盖耶夫-青斯基、尼坎德罗夫、曼德尔什塔姆。 上面所作的，自然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我们把作家“分门别类”,只是出于举例说明的需要。把这理解成给作家贴“标签”或看作是把他们划成一定的文学“等级”，这就大错而特错了。作家并不在原地踏步，他既受外部发生的过程的影响，也受内心发生的过程的影响而运动着。上面划的界限是相对的，这一点应该记住。我们不得不作这样大致的划分。只是应当把它看成是“工作上的假说”,不要把它变成一成不变的和固定的公式。 九 现在这些作家创作的情况如何呢？为前一阶段文学增添光采的，正是这些作家的作品，如巴别尔的《骑兵集团军》、马雅可夫斯基的许多作品、谢芙琳娜的中短篇小说、列昂诺夫的《獾》、费定的《城与年》、皮里尼亚克的《饥馑的年份》[1]及其他作品、吉洪诺夫的《家酿麦酒》、马雷什金的《达伊尔的陷落》、弗·伊凡诺夫的短篇小说、谢尔文斯基的《乌利亚拉耶夫叛乱》、巴格里茨基的《奥巴纳斯之歌》、奥格尼约夫的《柯斯佳·里亚希采夫的日记》、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九〇五年》和《施米特中尉》、费多尔钦科的《战场上的人》、爱伦堡的《胡里奥·胡列尼托》、雅科夫列夫的《自由民》等。这里列举的，只是最主要的作品，这些作品将进入文学史，不会从中被勾销掉。在这个书单中，并不是所有作品都同等地鲜艳夺目，不少作品在思想上还含糊不清，但总的说来具有革命的色彩，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革命知识分子对我国文学作出的贡献，这将成为难忘的篇章，但这些篇章已经写好了。而今天他们给文学添写的东西，却说明他的热情在减退，创作能力无疑也削弱了。 有些作家，他们的创作似乎曾经是典范，现在一蹶不振，创作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降低了。这样的作家，首先是马雅可夫斯基。他曾写过《左翼进行曲》和一系列闪耀着真正的革命的和艺术的光辉的作品，现在变成了为报刊写小诗的平席的低能作家，这些诗很难读到底，该过了也就忘了。皮里尼亚克写了国内战争，发表了大型的、多半比较出色的作品，此后，到世界各地跑了一趟，最近几年没有写出一部堪与《荒年》、《黑面包的故事》相匹敌，或者哪怕与《过去的干酪》相比拟的作品。他所写的《城市下面的斜坡》这部作品，我们认为是有损于这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声普的。巴别尔暂时保持沉默。他的《日落》是一个很好的剧本，但回到了这位作者似乎已经克服的《圣经》故事题材，在这个剧本之后他什么也设有发表。谢芙琳娜的中篇《该隐酒馆》远不是坏作品，但结构上有缺点，这篇作品发表后，她的名字也从杂志上消失了。她发表在《新世界》一九二九年一月号的新作（短篇小说《夸奖吧》）值得注意，甚至可以说很出色，但是没有为作者已确立的声誉增添什么东西。没有向前迈进，而没有前进就会后退。 奥格尼约夫的《柯斯佳·里亚布采夫的日记》的续篇比第一部弱。谢尔文斯基的《毛皮生意》尽管用的全是现在的材料，水平却比《乌利亚拉耶夫叛乱》低，显得灰色，晦涩难懂。不错。费定、伊凡诺夫和列昂诺夫并没有“衰老”。费定的《兄弟们》就场面和技巧来说，不逊于《城与年》。列昂诺夫的《贼》虽有些拖宕和冗长，但意味深长和有力。伊凡诺夫作为一个匠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集子《秘密中的秘密》里的短篇小说，有时不同凡响。可是，在这些作家的上述著作中，透过技巧显示出一种衰退的情绪，这使得这些作品的社会意义与同一作家在前一时期创作的作品有显著的不同。在费定身上，这种情况表现在唯美主义和个人主义情绪的增长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列昂诺夫的影响加强了，这是由手列昂诺夫思想上为个别人并且是小人物的命运所吸引，看不到整个的前景，这样就把个别当作一般，偏离了不久前走过的道路。伊凡诺夫的变化最大。如果把他《秘密中的秘密》中的故事与他最初的、写暴动者的小说加以对比，那就不会相信这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随着精巧的、细致入微的技巧的形成，他的观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了。伊凡诺夫从一个笔调豪迈奔放、色彩大胆泼辣的革命农民诗人，变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的珠宝匠，他制作的小说，讲的是人的心灵的毁灭和在内心无形地掌握着人的命运的黑暗势力。就在最近，伊凡诺夫试图重新回过头来写革命的材料，创作出了《铁师的覆灭》和《阿历克谢·契莫丹诺夫的功绩》等小说，可是，尽管他这几年技巧有所提高，但已不会写革命的作品了，因为他用来创作《秘密中的秘密》的观点和方法，不适于写革命的材料。原先的伊凡诺夫。《游击队员》的作者消失不见了。来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写劫运和死亡、与革命毫无关系的诗人。 可见，这些作家没有埋没自己的才能，他们用自己的创作说明了在出身于革命知识分子的文人当中所发生的极其复杂的过程。这自然是我们在发展中出现的现象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革命速度的缓慢，前进道路上碰到的困难，需要克服的矛盾，再就是尚未结束、但采取了新的和多种多样形式的阶级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对现在参加文学运动的人的心理产生着作用，改变着他们的心理，从而在文学中，在题材的选择上，在对待题材的态度上，甚至在色彩、比喻、形象的选择上，都引起了相应的、非常微妙的变化。只要分析一下作品的艺术结构，就能揭示出文学中发生的过程的复杂性。这些过程，决定了上面所说的作家队伍必然要产生的和日趋成熟的分化，这种分化，在苏维埃时期进入第二个十年的今天，已经可以感觉得到。 十 所有这些现象都具有内在的联系，而这种内在联系只有通过科学的文艺批评才能揭示。在我们“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面前，就摆着这个任务。它能完成这个任务吗？很难说。在“批评”战线上，情况的确是很危急的。艺术的这个类别（批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艺术）要求有高深的文化修养，可能比艺术本身的要求还要高深。在艺术创作中，文化修养（即真正的知识和高超的本领）不够，还可以用天赋来弥补。我们很多辉煌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天赋的人，即使文化修养不高，也能（虽然不是任何时侯都如此）取得胜利，而胜者为强，是不会受到挑剔的。批评则是另一回事。这里只靠“直觉”是干不出大事的。批评是艺术的一个科学门类。它作为艺术，需要有才能和鉴别力；作为科学，需要有丰富的和深邃的知识，不是拼拼凑凑，从通俗的小册子中得来的一般知识，而是真正的、专门的，深遣的知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除了要得艺术及其方法外，还需要懂得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这就使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更加困难了。这里象在艺术领域中一样，人数很多，但比较突出的要比艺术领域少。 我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自己欺骗自己。文化革命时代的目的，是要提高这个不高的水平。文化上的落后也表现在我们年轻的文学批评上。它的历史是一部犯错误的历史，是不适当地挥舞斧子的历史，是用“道听途说的”马克思主义偷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那种文化修养不高，表现在我们无休止地争少上，表现在交锋时只有语言没有思想，争论变成了谩骂，把文学上的对手说成是阶级敌人，用巴枯宁的话来说，把手中拿着笔的斗争变成了动手不动笔的斗争。 但是，对我们的文学批评的这种甚至有些过分渲染的描绘，不应该使我们灰心丧气。一切都会过去的，文学批评的幼年时期也会过去的。还应指出，我们年轻的批评家象长在田野中的一棵树一样，无人照看。没有人关心它，文学战线的这个部门可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它可以说不是在“受教育”而是在进行“自我教育”。在后一种情况下，所付的费用要大得多。 十一 所以，文学上新时期的开始，是以作家队伍的大变动为标志的。旧的联系正在破裂，观点正在改变。观点变了，题材和艺术工作方法本身也发生变化。文学当前的任务也不同了，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正在破坏旧的组织，为新组织的建立奠定基础。在一种情况下，昨日的同志分道扬镳了，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昨日的敌人开始握手言欢。 所谓的“左翼阵线”，即“列夫”刚刚发生了分裂，这可作为有趣的例证。一九二七年五月笔者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一个实际上没有任何真正的根据称自己为“左翼阵线”的文学团体以“左翼阵线”的名义而存在是否正常？生活证明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一年半前，当《新列夫》还在张牙舞爪并得到瓦普领袖们最坚决的支持时，有人党得这些话有些过分。现在已没有争论了。《新列夫》曾经存在过。随着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和勃里克退出《新列夫》，《列夫》——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再也不存在了。 “列夫”的解体，产生了一个我们去年提出过的问题。一个无权使用“左翼阵线”名义的团体下了台。但建立一个艺术和文学的左翼阵线的需要不会消失。在目前的条件下，在文学新时期的开始，作家队伍正处于某种涣散状态，危机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同路人中，前且出现在无产阶级作家中，在这种情况下，特别使人强烈地感到有把苏联革命的文学艺术活动家联合成一个强大的（不是冒充的，而是真正的）“左翼阵线”的必要。 只有建立这样的“左翼阵线”，才可以认真地帮助文学消除它暂时的、偶然的和非偶然的危机。 龚长捷译 [1]应为《荒年》（《Голыйгод》）。
伟大的十年的文学（П.柯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伟大的十年的文学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 П.柯甘 编者按：本文选自《伟大的十年的文学》，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27年版。作者柯甘（1872-1932）苏联文艺学家和文史学家，写有《西欧文学史纲》、《现代俄国文学史纲》等著作。曾任艺术科学院院长。 无产阶级文学 一 一九一八年，加斯捷夫（И.多佐罗夫）的诗歌和小说集《工人锤声之诗》出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把这本书列为无产阶级小说家和诗人丛书的第一种。就在当年，即一九一八年七月，《无产阶级文化》第一期问世，而在该杂志第四期上刊登了如下通告。“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定于九月十五日下午一时开幕。一九二〇年五月，无产阶级作家机关刊物《锻冶场》创刊。同月，在莫斯科召开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作家约一百五十名，分别代表大约二十五个城市。在五月十四日的会议上，莫斯科的二十五名作家奠定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基础。除《无产阶级文化》和《锻冶场》之外，尚有《汽笛》、《熔炉》、《未来》、《生活导报》、《火光》及一系列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杂志等刊物出版。可见，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立刻就具有群众运动的性质，这与革命前关于文学的概念是相反的，那时把文学当作是贵族的现象，是少数上等人的世袭领地。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与无产阶级文学相联系的理论思想和文学批评思想的发展。它发动的第一个运动，是力图以纯粹的形式揭示出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并将其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立起来。无产阶级杂志的领导人当时宣传的主要思想如下： 文学不是上等人的所有物。“创作是每个人的基本要求；创作在人们克服实际生活中（如是工人，则首先是在劳动生活中）所碰到的矛盾的过程中，在作用于外部自然界时表现出来；而当逻辑连贯性的联系遭到破坏时，也在思想方面表现出来”（卡里宁）。 旧知识分子不能帮助无产阶级创造出它本阶级的文学，因为“艺术创作主要地、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下意识的过程，只是在后来，在表现出来时，才受意识的控制；而下意识主要是以生活作为基础的，因此，知识分子的下意识几乎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卡里宁）。 在无产阶级文学中，思想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要创作新的诗歌，首先要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识。形式上的不完美将要被超越，必须眺望未来的远方。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应当首先针对它的内容（A.波格丹诺夫）。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说，无产阶级为了在社会工作、斗争和建设中组织自己的力量，需要有自己的阶级的艺术。需要使文学摆脱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关于文学的观念的残余，抛弃各种“直觉主义的哲学”反对任何神秘莫测和晦涩难懂。所有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想出来用以破坏意识的力量，“给人造成一种它的统治的悲惨结局来临的时刻已推迟了的错觉”（卡里宁） 无产阶级文学在开始阶段，并不一定追求独特的形式。它乐意借用老作家现成的形象和习惯的修饰语，因为新的内容和火热的感情给旧词增添了新的诱惑力。“没有新旧之分，没有模仿和非模仿之分，有的只是真和假（即伪造）之分”（波列塔耶夫）。 这些早期理论主张的性质，是由那个时期的特点决定的。当时新的阶级正在进行革命，迫切需要一种促进事业成功的文学，一种作为武器的文学。这种文学只能靠自己锻造，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才能着手创立它，因为当时不能指望知识分子。 无产阶级文学在初期就是这样理解它本身的使命的。至于另外一些文学团体是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学的使命的呢？革命前的时代的作家，还遵循着这样一些遗训，认为诗人-预言家这些阿波罗的祭司们是直接从天国获得诗才的，认为文学是独立自在的，因此对创立阶级的艺木，创立以服务革命为己任的文学这样的想法本身，采取了敌视的态度。我们看到，列季科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二等品，它对劳动群众来说，在他们养成象他那样的精细鉴赏力之前，才是适合的。同样，扎米亚京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仅仅只是整个文学走向衰落的证明。诚然，在杰出的诗人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已猜到这种产生于下层的文学的意义。例如，无产阶级诗人菲利普钦科的诗集曾由勃柳索夫和巴尔特鲁沙伊季斯作序，他们不仅高度评价了这本书（《光荣的纪元》）的作者，而且还感觉到了书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对雄伟性的企求，这两点对无产阶级诗歌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巴尔特鲁沙伊季斯写道：“在分析书中任何一个形象时，不能不清楚地感觉到，作者在世界上贪婪地寻求的，不是对个人的事的感触，而是对公共的事的欢欣；不是溪流甜蜜的细语，而是山崩的轰鸣和海潮的呼啸，他没有看到（或者是不想看到）一块地里一棵孤零零的矢车菊，只看到整块土地，只看到宽阔无际的田野，在那里，在黑麦地里，麦穗不住地点着头，一件疾风过去，卷起了几俄里连续不断的麦浪……诗人只是在整体之中领会和认识光荣的花朵和生活的争斗，他把这个整体理解为能创造万物的行为的真实的和必然的总和。” 无产阶级文学在初期，不仅与老作家，而且还与未来主义发生了敌对冲突。一位有才华的无产阶级作家别萨利科曾在《未来》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未来主义与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里，狂烈抨击了当时未来派的机关刊物《公社的艺术》杂志。在别萨利科看来，未来主义是长在资产阶级艺术之树上的木瘤。未来派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创作，仅仅只是一个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影响另一阶级的心理并以臆造的东西替代真实的东西的一种企图。他们诗歌的内容平淡无奇，是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内容，他们激烈的言辞是装样子的，无产阶级应当毫不调和地向这种伪造革命的现象宣战，不让他们“给工人文化的身体穿上未来派的服装”。 这场冲突是初次交锋，是后来列夫派和岗位派之间多次争斗的开端。对消极旁观的艺术的优视和为创立积极的艺术而进行的斗争，使得未来深和无产阶级作家接近起来。但也有深刻的分歧：未来派从反对诗歌的旧形式开始起来造反，无产阶级作家则从反对旧内容开始。未来派“造新的语言”发明新词、新的韵律、新的表现手段。无产阶级作家首先努力使文学充满革命内容，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二 新经济政策引起了无产阶级作家队伍的分裂。这种分裂在《在文学岗位上》杂志（1923年6月创刊）[1]问世后完全表面化了。这份杂志担负起了捍卫激进思想的任务，把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独立存在和不可侵犯的思想从逻辑上一贯到底。头几期很少谈到形式，倾向问题被提到首位。杂志反对任何有一点类似永久性的东西，基至反对艺术概括，反对越出今天界限外的一切。凡是能够吸引人们离开当前工作的一切，即使只离开一会儿，也应当作为一种有害的幻想从文学中驱逐出去。其次，与过去一刀两断，抛弃任何传统，在空地上进行建设。诗人被介绍去读《经济生活》，但任何地方都不提了解典范的艺术作品和伟大的先辈的益处，不提掌握技巧的必要性。杂志的一个撰稿人喊道：够了，文学家再不能在政治上无知了。没有政治就没有当代的文学。需要懂得历史情况，需要了解历史前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武装起来——“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文学才可以变为新世界的强有力工具”。要成为一个作家，“需要以最平淡无奇的方式受政治常识教育”和“与俄共取得紧密联系”因为如果不与这场革命的主脑、灵魂、杠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就不能完完全全地为革命服务。“非党的”文学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学。“如果文学的代表们不能与共产党共呼吸，那么这种文学永远不会符合伟大时代的要求。”这家杂志几乎不考虑有在艺术上体现另外某个阶级的愿望的可能性。在我们时代，只有“竭尽全力硬往千百万人意识中灌输那种认为过去不可能复返的思想”的人，才是艺术家。 岗位派对待先辈的态度是毫不妥协的。他们把以前各个时代的文学看作是一定的阶级思想的产物，他们仔细研究了落到无产阶级手中的文学遗产，断定说，无产阶级要建设自己的文学，这种文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完全区别于过去的文学”。只有“既在思想方面，又在形式方面辩证地摆脱过去的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学得到巩固”。 这些急进思想引起了人们的愤慨，岗位派才稍稍缓和自己对待以往的文学的敌对态度，开始比较详细地研究过去的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列维奇的文章《我们拒绝遗产吗？》）。列列维奇写道，所有现存的文学形式，都是作为表达这个或那个阶级、这个或那个时代的思想的内容的方法而出现的。所有这些形式的社会根源，与无产阶级诗歌的根源有深刻的区别。因此其中任何一种形式都不是适合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形式。这个论断在不同程度上既适用于荷马的史诗形式和薄伽丘的小说形式，也适用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的形式。但无产阶级作家可能需要所有这三者作为出发点，以形成符合作品内容的形式手法。 不仅对过去的文学，而且对整个当代文学，岗位派都采取敌对态度。首先，岗位派向“锻冶场”的诗人们宣战。这里需要说一说分裂的原因。在分裂前，“锻冶场”联合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作家。[2]分裂可以认为开始发生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在这一天，一批无产阶级作家在《青年近卫军》杂志社集会，决定成立“十月”社。参加该社的有：退出“锻冶场”的罗多夫、多罗戈伊钦科、马拉什金；“青年近卫军”社成员阿尔焦姆、维肖雷、别泽缅斯基、扎罗夫、舒宾、库兹涅佐夫；工人之春”社成员索科！洛夫、伊斯巴赫、多罗宁，此外，还有李别进斯基、列列维奇。后来这个团体在人员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它的基本核心保持不变。 思想分歧如下。“锻冶场”的诗人——这是第一批无产阶级诗人，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他们在自己的诗歌中保留了许多浪漫主义的和幻想的东西。在他们的诗歌中，很少写工人的生活，很少写今天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他们这些曾经放声歌唱过世界革命的诗人，感到大失所望，并且由于对革命发展的新阶段不理解，便失去了立足点，把新经济政策差一点看作是对十月革命理想的背叛。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在谢尔盖·英古洛夫的文章《衰退》中作了很好的说明。他写道，“某些无产阶级诗人，他们被裹进革命节日的狂欢晚会中而不能脱身，看不到和理解不了已经到来的革命日常生活的伟大意义。”“他们直至今日仍在抵制我们的今天，因为今天与十月革命时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日子相比，感到不那么光彩夺目。他们不愿意从英雄的奥林匹斯山[3]上下来，以便响应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关于‘注意小事’和‘苏维埃戈比积成社会主义卢布’的口号。这平淡无奇，这不是他们该干的事。英古洛夫辛辣地识刺了“锻冶场”诗人英雄的罗曼蒂克精神，笑了他们对地下工作、对革命斗争的美好时刻的回忆，并引用列宁的话说，热情和突击开始从优点变成危险的缺点。文章的作者带着嘲讽的口气指出。第一个时期的无产阶级诗人，他们在革命中只领会街垒和机枪子弹带的语言，只知道两个时间：过去和未来，在他们的词法中没有现在时，他们的思想怎么也不集中到比宇宙小的东西上。这种诗歌不能接受今天，因为今天实行着新经济政策，它糟糕之处就在于它不能理解新经济政策，因此不能接受。“既然有咖啡馆和甜点心，这就是说革命完蛋了把旗帜卷起来吧，因为它已褪色了。” 文章作者把新的任务和摆在无产阶级诗歌面前的新的责任，与实行新经济政策前的时期无产阶级诗歌的抽象的和浪漫主义的性质加以对照。他问道：难道诗人不能从火星和天琴星座下来，到我们苏维埃土地上，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朝“我们的旗帜上”啐唾沫，然后再回到“搏动着闪电似的血”的世界去，而只是为了从我们苏维埃生活中汲取力量后，能在我们土地上留下来。 三 岗位派抛弃文学遗产并与“锻冶场”诗人断绝关系后，在所有别的文学团体中也没有为自己找到同盟者。他们对所谓同路人的文学持否定的态度，也就是说，否定这样一些作家，这些作家虽没有参加无产阶级的组织，然而接受了决议，他们尽管没有直接加入它的战士的行列，但没有成为它的敌人。他们做着重要的事情：描写着丰富多采的苏维埃现实，描绘着组成苏维埃联盟的各民族和阶级的生活和习俗，反映着在十月革命后的年代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岗位派冷酷无情地仇视同路人。他们把同路人称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照他们看来，同路人虽然没有去为资产阶级公开效劳，但也不能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他们是资产阶级从中为其日益枯竭的力量取得补充的天然后备军，假如没有这场革命，大多数现在的同路人早就与蒲宁们和梅列日科夫们，吉皮乌斯们和库普林们沆瀣一气了。沃隆斯基想把同路人组织起来，让他们这些行家们用他们的作品能够哪怕是部分地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岗位派则认为他的这种做法对文学是极其有害的。在岗位派看来，不仅没有能够把同路人纳入革命的轨道，恰恰相反，同路人都依然故我，并开始把当代俄罗斯文学引诱到市侩的泥潭中去。 岗位派要求让无产阶级作家起领导作用，要求建立由“思想上完全与无产阶级思想一致的作家”组成的基本核心。只有实行这个核心的领导，才能迫使同路人向无产阶级文学看齐，阻止他们恢复与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学已经中断了的联系。对岗位派想在文学中取得一定程度的领导权的这些要求，无论是同路人还是其他文学团体，都表示强烈的反对。正是这个要求，成了岗位派和《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辑沃隆斯基争夺文学中的优势地位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这场延续多年的争论，暴露出了革命后文学批评思想方面的两股基本思潮。如果说，一方在文学上把思想因素提到首位，那么，另一方则坚持技巧具有首要意义。如果说，岗位派强调使艺术创作与社会活动的其他形式接近起来的东西，那么，沃隆斯基突出的是使文学成为区别于其他创作形式的特殊形式的东西。岗位派认为重要的是文学的感化作用，而沃隆斯基认为重要的主要是认识作用。由于这场争论，看来是第一次这样清楚地阐明了文学和政治的问题以及环境和作家的问题，第一次这样深刻地思考了文学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这样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概念本身和艺术宣传的本质。 岗位派既与老一代无产阶级诗人和同路人划清界限，也认为文学中的未来派是与革命不相容的和敌视革命的流派。根据他们的意见，未来派就其思想来说，是一个艺术名士派类型的、脱离劳动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团体，这个团体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艺术流派进行纯美学的反抗。革命前，未来派没有给自己提出过任何直接的革命的社会任务，其首领曾持“为艺术而艺术”。“为反抗而反抗”的观点。未来派的斗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美学方面的斗争。他们的历史使命在于，通过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进行斗争，把这种艺术推向它的合乎逻辑的结局，也就是说，使其分解，分成各个组成部分。未来派的失败就失败在他们不写活人而写物，不重视实际生活而重视材料，不创作能发挥组织作用的艺术作品而作美学的练习和试验。未来派已经过时了，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叛逆带有无政府主义式的革命色彩，但他们中资产阶级的毒太深，过多地吸进了资产阶级腐烂的臭气，以至于不能和已经取得胜利的阶级——无产阶级一起进行建设了。 四 为解决岗位派提出的问题，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中央报刊部专门召开有政治活动家（布哈林、拉狄克、托洛茨基、梁赞诺夫、奥新斯基等）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本身就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也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利用艺术为政治目的服务，如何把阶级的利益和技巧的需要结合起来，如何证明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并找出正确对待两者，使之能自然地和毫不勉强地相结合的方法。自从梅列日科夫斯基们和巴尔蒙特们侈谈彼岸世界以来，总共才过了十年，那时揭露他们的意图曾是文学的唯一任务。如今如果有人重提这些观点，大概会被认为是疯子。如果说在这次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的话，那么争论是在与会者具有共同的立场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个一致公认的共同立场就是，承认文学是武器，是各阶级斗争的有效力量，可以争论的只是如何利用这个武器的问题。两种无法调和的观点——岗位派观点和沃隆斯基的观点——被从各个不同方面来加以论证。 提到首位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是否可能存在的问题。托洛茨基、沃隆斯基和其他一系列批评家反对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根据他们的意见，无产阶级是在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掌握政权的。新的文化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至今已经过了五个世纪，到十九世纪才达到了繁荣。无产阶级不会有这样多的时间，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进入共产主义前短时间的过渡时期。在这短时间内，无产阶级将忙于存取政权的斗争它顾不上进行文化建设，所以任何“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为此而惋惜确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为了永远消除阶级的文化，为人类的文化开辟道路”。根本谈不上创立新的文化，“也就是说，没有必要谈论巨大历史规模的建设”。只要专政的铁一般的强制的必要性一消失，那时“过去的任何东西无法与之比拟的”伟大的文化建设“就已经不再具有阶级性了”。换言之，当人类没有在短短的过渡时期内创立特殊的文化就进入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时代时，他们将从资产阶级文化过渡到未来的共产主义文化。 这个观点遭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捍卫者一系列激烈的反对。按照布哈林的意见，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忽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托洛茨基夸大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速度。他把事情想象成这样，似乎所有阶级都同时向共产主义前进，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减弱的速度要比实际情况快得多，于是无产阶级的特点就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全人类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特点。根据托洛茨基的意见，未来共产主义文化这个特点的发展速度，要比纯无产阶级文化破壳而出的速度快得多。布哈林反驳这些思想，他断定存在着文化的无产阶级特点，这些特点必然要巩固下来和固定起来，而且绝不是所有这些特点在全人类意义上都是共产主义的，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和未来的共产主义文化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开展斗争以反对他人的心理，阶级的战士的心理不是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特点。无产阶级所固有的特点，如大都市主义情绪、城市特点，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共产主义将解决城乡之间的矛盾。 五 岗位派提出的问题，随着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文件——《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这一著名决议的公布而得到了解决。党承认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这种群众文化成长的一部分是新文学的成长——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文学的成长，从它的尚在萌芽状态的、但同时范围空前广泛的形式（工人通讯、农村通讯、壁报等）起，直到思想性很强的文学作品为止。”决议说：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虽然一般艺术的阶级性，特别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与政治相比较要更为无限地多样。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中夺取阵地的任务，与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别的任务相比，要更为无限地复杂。如果说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掌握着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的话，那么，对于有关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都还作不出这样确定的回答。 因此党对待文学问题特别慎重，并建议对这些问题采取谨慎态度，以创造尽可能快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的一切条件。党反对偏袒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派别而使自己受到束缚，主张各种不同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赛，党毫不怀疑无产阶级迟早将取得文学方面的统治地位，然而认为无产阶级作家现在还没有掌握领导权，党应当帮助这些作家赢得掌握这个领导权的历史权利。 党的决议为无产阶级文学思想指出了新的方向。旧的杂志《在岗位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文学岗位上》杂志，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贯彻党在决议中规定的路线。这家新杂志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创刊，它放弃了它的前身所坚持的不妥协性和要求。在这期杂志开头的社论中，编辑部（阿维尔巴赫、沃林、李别进斯基、奥尔明斯基和拉斯柯尔尼科夫）宣布“注意的中心应转移到创作方面。学习、创作和自我批评成了无产阶级作家的基本口号。”根据党的决议的指示，杂志打算为争取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而斗争。坚持旧杂志《在岗位上》所采取的不妥协立场的岗位派人物，如瓦尔金、列列维奇和罗多夫，退出了瓦普，与大多数人分道扬镳了。《在文学岗位上》进行着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过去的左的同志：又反对沃隆斯基。上述社论中写道：“在我们面前既存我们当中的各种倾问，也有披着用马克思主义辞藻缝成的保护色伪装的小资产阶级批评。为了反对各种泛阶级的和超阶级的理论，反对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和事佬，反对那些中央决议称之为投降派的人，我们一如既往坚守着岗位。同时为了反对‘左’的取消派，反对说空话和说大话的英雄们，反对搞庸俗化和简单化的人——我们也坚守着岗位！” 杂志宣布把为提高文学作品的质量而斗争作为当前的口号。第五、六期社论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现在，当我们党在我国巨大建设的各个部门都强调和提出提高质量的任务时，必须笔无保留地着重指出：在文化建设这一部门，在无产阶级文学方面，提高质量的问题解决得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曾有一个时期，战斗的形势要求拿出某种自己的东西以与同路人和非同路人的自发势力的对抗，口号是：“不怕粗糙，然而要的是自己的东西”。现在需要提出另一个口号：“拿出自己的东西，但不要粗糙的。” 无产阶级文学思想发展上最近一个阶段的情况就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学已经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通过有才能的人的自由竞赛，夺取文学上的决定性地位。十年来，棱角似乎在开始被磨平，俄罗斯文学的各个不同流派正在显露出某种互相接近的愿望。在党的决议提出的纲领的基础上建立苏联作家联盟的计划，已有可能实现。我们是这个联盟已迈出的最初几步的目击者。联盟的成立进展缓慢。已参加联盟的，有所有主要的组织：瓦普、全俄农民作家协会、全俄作家协会、列夫等。今后还会发生不少摩擦，还不是所有分歧都消除到了能够齐心协力进行工作的程度，但是无产阶级文学已在苏联文学的前列占有地位，它正在快步额进，以便为自己“赢得”领导权。力量的对比一年年地变得对它有利。如果说，几年前无产阶级文学能拿出“自己的、尽管是粗糙的东西”与有才华的同路人相对抗，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几年从中涌现的有才华的大作家不止一个，可以指出系列反映工人阶级内心深处的望的“自己的”作品。 同路人 一 在无产阶级文学史中，必须特别指出下列几个主要方面。无产阶级文学尽管经历了许多变化，尽管它内部各个团体之间曾发生过斗争，但它一意是以同一思想为标志而发展的，这个思想就是：文学是阶级的现象，因此无产阶级文学把自己理解为无产阶级愿望的思想表现，理解为无产阶级处世态度在艺术上的体现理解为能引导无产阶级的思想并指导它的意志去采取一定行动的因素和无产阶级用来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思想工具。尽管各个无产阶级团体之间存在着各种分歧，但是没有一个团体试图复活某种超阶级的文学，更不必说复活独立自存的、自有价值的、不依赖于生活的文学了。无产阶级文学来自生活，而不是来自文学性。不错，随着无产阶级作家眼界的扩大，随着他们从写直接斗争的题材转而注意心理和道德问题，注意描写感情和激情，刻画人的心灵的细致感受，注意写通常称之为永恒的和全人类的题材的一切——随着这些变化，“文学性”也开始占有越来越光荣的地位，艺术手法、表现手段和技巧的重要意义开始被提到首位，学习、研究艺术本身及其技巧被宣布为当前的口号，这样一来，有时往往觉得文学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所谓的“同路人”文学，经历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从文学走向生活，他们是从自有价值的技巧开始的。他们把革命首先看作是文学作品的情节；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任何倾向性的敌人，他们设想了一个作家们（不问他们的主张如何）的自由共和国。可是就是这些“纯粹的”文人——尤其是因为这些人大多是年轻人——最后也不能不卷入各条战线上如火如荼的斗争，并参加了进去。毫不奇怪，到革命成功后第一个十年的末尾，从革命的现实生活出发走向文学的无产阶级作家和从文学走向革命的现实生活的“同路人”会师了，也正在这个时候，作了建立苏联作家联盟的声势浩大的尝试，让各个团体能在联盟里并肩前进。 “谢拉皮翁兄弟”的第一次会议，可以算作“同路人”产生的表面上的日期，这次会议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的艺术之家召开的。参加这个团体的有。左琴科、隆茨、尼基京、格鲁兹杰失、什克洛夫斯基、卡维林、斯洛尼姆斯基，此外还有诗人波兹涅尔和波隆斯卡娅。一个月后参加的有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费定，再晚一些则有吉洪诺夫。后来皮里尼亚克等人也加入这个团体。实质上，在直接意义上说，这个团体不是什么学派或流派。把这些“兄弟们”联合在一起的，是关于自由艺术的思想，他们反对任何的纲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纲领的话，那么这个纲领就是否定任何纲领。左琴科说得最为坦率。“从入了党的人看来，我是党外人士。就算这样吧。关于我自己，我本人要这样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社会革命党人，不是保皇党人，我只不过是一个俄国人。而且是一个政治上没有道德的人。就总的气质来说，我感到布尔什维克与我最接近。我同意和他们一起当布尔什维克……我爱的俄国是农夫的俄国。” 实质上这是所有“兄弟们”的纲领。他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达他们对革命中无政府主义和游击习气的因素的赞同，而对革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建设阶段，则持否定态度。 “最怕的是丧失独立性，担心突然变成‘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谢拉皮翁兄弟社’，或附属于任何其他机关。”（斯洛尼姆斯基语） “曾坐在肃反委员会里，和各位政委吵架，而且还将吵下去，但是我知道这样一点。现在存在的唯一的俄罗斯就在这里。而其余的俄罗斯，包括书本上的、外国的、袖珍的，我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我热爱这里的俄罗斯，决心保卫它。我的思想基础是无政府主义，为了这一点，将来总有一天会把我吊死。”（吉洪诺夫语） 对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对当局所进行的有计划的工作的这种不知是讽刺还是敌对的态度，别的“兄弟”也有所显露。费定嘲笑了自己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讲课，嘲笑了在市执会的秘书职务和“很多别的东西”。隆茨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在大搞规章制度、注册登记和兵营式整顿的时期”，投入了“谢拉皮翁兄弟”自由的怀抱。 在世界上，“兄弟们”最怕受到强制和感到气闷，最恨各种纲领、宣言和大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貌和自己的文学趣味。我们不是学派，不是流派，不是训练班。” “谢拉皮翁兄弟”尽管否定任何纲领，但是象他们溶化于其中的整个同路人文学一样，具有自己的纲领，更正确地说，具有一定的倾向、一定的观点和艺术主张。毫无疑问，同路人文学有其本身的社会任务，这就是表现被革命的浪潮冲击、旋转和通出待贯了的老巢的那个巨大的、五光十色的和十分复杂的俄罗斯。如果说无产阶级诗歌的历史是革命先锋队的历史，那么同路人的文学则是这个先锋队应当在其中做工作的那一些人的历史。在同路人的小说中，日常生活和民族的风俗文化的描写占优势地位。在短时间内俄罗斯被描写得非常切合实际，非常鲜明和细致，俄罗斯文学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大多数小说家本身曾在无数条战线上待过，在大城市和穷乡僻壤担任过各种负责的职务，亲眼看见过饥饿、国内战争中惨无人道的暴行和艰苦卓绝的伟业，看见过分裂派教徒、迷信和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古老风习，还看见过其他许多奇迹，这些奇迹构成了一个叫做苏维埃联盟的整体，在这块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燃起了正在蔓延到其余的六分之五的火焰。文学与科学研究接近了起来。必须用心研究在这辽阔无际的原野上生活着。感觉着和思想着的所有的人既要研究信教的人、分裂派教徒和疯僧，也要研究千百万劳动农民。 小说家们甚至似乎已经感觉到，要研究这样大的国家，一个人是不能胜任的，他们好象分了工，把俄罗斯分为不同地区和阶级，甚至还分成不同问题。地方的小说文学十分流行。作家的语言也受他出生的或他所描写的地方的语言的影响。格拉特珂夫的《红鬃马》的某些篇章，没有工具书就无法读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中也有很多哥萨克的土语，阿尔焦姆·维肖雷的作品中水手的行话也不少。搜集材料，照亮蓄积在苏联过阔无际的土地上的所有力量，包括潜在的和明显的，保守返祖的和前进的，破坏过去的和创造未来的，使之显现出来——这就是同路人文学的不自觉的口号。 二 同路人的作品，大多数发表在沃隆斯基编辑的《红色处女地》杂志上，这位批评家写了一系列文章保护同路人，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极端派分子对他们的攻击。沃隆斯基不仅在岗位派指责同路人反动的时候保护他们，而且为一种与传统的文学概念密切相关的思想奠定了更加深刻的理论基础。一九二一年沃隆斯基还这样写道，作家的任务现在在于与新的市侩习气作斗争，“维护旧日的光荣遗训，坚持行之有效的革命口号，这是主要的，其余的也就迎刃而解了”。到一九二三年，《红色处女地》第五期刊登了沃隆斯基的一篇题为《作为对生活的认识的艺术和当代生活》的文章，文中已把文学的认识成分，而不是把感化成分放在首位了。这就引起了沃隆斯基与岗位派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斗争。如果说，岗位派对研究文学中具有革命的迫切性的方面的本质上作了不少工作的话，那么沃隆斯基把客观的、艺术认识的方面放在注意的中心。他进行细致研究的，正是文学创作的这个方面。 请看他是怎样表述他的基本思想的： “首先，艺术是对生活的认识。艺术不是想象、感觉和情绪的任意游戏，艺术不只是诗人生观的感觉和感受的表现，艺术不首先以激起读者‘善良的感情’为目的。艺术象科学一样，是认识生活的。很明显，沃隆斯基的这个定义模糊了艺术的宣传作用。 由此产生了对艺术客观性的要求。在沃隆斯基看来，艺术家应当放过，应当不去注意没有认识价值的、偶然的、乏味的和已知的东西。艺术家要善于抓住别人容易忽略的东西。他应有自己的眼力，应该不象常人那样去看和听，这就叫做艺术家的个性。艺术象科学一样，揭示客观真理。真正的艺术要求准确性，因为它研究的是客体，它是由经验而来的。不错，沃隆斯基也指出艺术中感化成分的存在。他说，认识行为完全不象怡然自得的直观或好奇的观察，意志往往作为必要成分参与这个行为。紧接着认识过程的是感化过程。人先进行认识，然后付诸行动，进行建设。无论是岗位派还是未来派，他们把认识因素当作是建设生活和改造生活的辅助因素，都不能同意沃隆斯基赋予认识的那种作用。列夫的一个批评家楚扎克是这样说明上述两种观点的阶级涵义的：“艺术作为认识生活的方法（由此产生消极的直观）——这就是旧的资产阶级美学最高的、然而是经过细心压缩的内容。艺术作为建设生活的方法（由此产生对物质的克服）——这是无产阶级的艺术概念所用的口号。”在旧艺术的本性中，包含着消极、直观和使人“失去意志”的因素。 沃隆斯基不仅与未来派及其关于艺术的学说有分歧，而且也与岗位派的观点不一致，因为他强调艺术的客观价值的看法，是与岗位派关于艺术的阶级性的思想相矛盾的。沃隆斯基抨击岗位派，是因为对他们来说，“阶级斗争已变成目的本身，它独立存在，已不充当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工具”。不用说，岗位派是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的，在他们眼里，胜利地进行阶级平争，同时既是目的本身，又是对社会向前发展的促进，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如果引用马克思所说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的话，那么沃隆斯基强调这个公式的前一部分，岗位派则强调后一部分。 沃隆斯基保护受到无产阶级作家和未来派攻击的同路人，这是很自然的。他这样做，决定于他的关于文学的认识作用的学说。我们在上文已指出，同路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多是认识世界的作家。他们与其说是号召人们在革命后去改造那个旧罗斯，不如说是本能地帮助人们了解这个罗斯，认识和照亮它，全面地描写它，而且他们经常描写成这样，似乎罗斯过去赖以支撑的基础全都是不可动摇的，甚至可以说是合法的。沃隆斯基在分析同路人各个团体的思想立场时，没有否定与同路人作品中暴露出来的反动倾向和苟且偷安心理作斗争的必要性。但是他断言，同路人“给读者提供了真正的艺术材料，他们描写着，表现着”。从认识的观点出发的文学论必然会使沃隆斯基把现存事物置于应有的事物之上，把认识现存的力量置于认识、动员和组织那些负有消灭现存事物的历史使命的力量之上。他说，“我们俄国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共产党人的同路人，这一点不能不影响新文学的命运。我们的杂志不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对他们有特殊的和不能允许的偏爱而亲热地向敞开激开大门的，而是因为俄罗斯当代文学不能只有杰米扬·别德内依和李别进斯基的中篇《一周间》就够了。 最近几年，沃隆斯基眼里只看到同路人，只看到“作为对生活的客观认识的艺术”，因此他开始产生悲观主义的倾向。他把同路人与伟大的古典作家相比较（这里也反映出他受文学传统的支配）并得出结论说，同路人还没有写出任何可与古典作家相美的东西。他说：“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是一个蹩脚的设计师”，皮里尼亚克“全都由碎块组成”，“尼基京、涅维罗夫、谢芙琳娜的作品从构造的完整和成熟的角度上说，写得不好”，他们大家还远远不及果戈理、托尔斯泰、谢德林。沃隆斯基为当代文学没有激情、没有热情、没有丰富的内容、没有激越和充沛的感情而感到伤心，因为文学还没有转到进行综合，塑造英雄人物上来。艺术家们没有把贪婪地收集到的丰富生活素材纳入、写到“一幅巨大的、完整的和和谐的图画中来，通过个别的分散的特点的描写，让我们时代的那种生活上完全真实的和艺术上完全逼真的新英雄站立起来”。沃隆斯基的敌手们公正地指出，他的悲观主义的原因在于他没有在激情、热情、丰富的内容和激越的感情真正存在的地方去寻找它们，在于他忽视象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叛乱》和《恰巴耶夫》、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等这样一类作品，在于艺术创作的真正激情现在不是描写个别英雄人物，而是描写集体，在于沃隆斯基没有寄希望于无产阶级文学，而把自己关闭在同路人的圈子里，这样他就必然会失去对前景的正确估计。 十一 在“同路人”流派当中，引起争论最多的是未来派。当代文艺学两大原则（消极旁观原则和急功近利原则）的斗争中，未来主义是后一原则的突出表现。过去的文学是按照“说明”的方向发展的。未来派需要的却是“命令”的艺术。未来派是认识的艺术这个思想的最彻底的反对者和建设的艺术这个思想的捍卫者；未来派同岗位派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打破一切传统，急进到消灭许多世纪以来人们所理解的艺术本身的程度。未来派认为，“当真正的现实生活发出成千上万种最动听的韵律和声音，现实生活的舞蹈比艺术的最巧妙的夹带要独出心裁得多的时候”，必须“把戏剧当作某种箱子里的有机动作，把音乐当作手摇风琴凝聚的噪音，把语言艺术当作某种言语的实验室”统统抛掉。 未来主义理想的要点如下： 艺术的任务不是创作新的图画、诗歌和小说，而是利用艺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而生产新人。未来主义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现象。这是某种生活的意向。所以未来派的第一个思想就是：艺术是生产。艺术不是关于生活的叙述，而是生活本身的建设。与这个思想紧密相连的是未来主义的另一个思想，即艺术家象所有其他从事劳动和生产的人一样，是工匠和工人。他应当脱离创作者的帮会，加入相应的生产者联合会，与所有其他联合会一起参加改造生活。艺术家的任务是制作有用的和合适的东西。艺术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神圣的殿堂，那里人们只是懒洋洋地消极旁观，而是给大家生产艺术品的劳动和工厂”。未来派说：“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制造图画的人在精神上高于制造布匹的人。我们认为，一个人精神的高度不决定于他做的是什么，而决定于他的创造才能的高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都是和工程师、五金工人、纺织工人、木器工人等一样的工人，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他们的劳动是创造性的，以区别于别的、非创造性的劳动。所谓艺术生产我们只不过是指对生产过程的自觉的创造性的态度而言。我们想要使每个工人在赋予物体以一定的形式和颜色时懂得，为什么需要的正是这种颜色和这种形式。我们想要使工人不再成为某种他们不知道的计划的机械执行者。他应当成为制造物品的创造性过程的自觉的、积极的参加者。那时就会不再需要专门做美工的艺术家了，艺术性将溶合到物品的制造过程本身中去。” 现在不能否定未来主义在俄罗斯文学中所起的革命作用。未来派给了知识分子的书面语言，给了所调有教养的人应有特殊语言（即通常称之为文学语言的东西）的想法本身以致命打击。未来派与名人的魅力作斗争，使艺术产品普及到一般生活之中，反对对艺术的盲目崇拜。在这方面，未来派同岗位派做的是同一件事。他们从另一方面试图解决使艺术接近于群众的问题。他们剥夺了神秘论、直觉和灵感的光荣，要求从事生产的艺术和制造的工作，使艺术家的工作接近于手艺，这样一来，他们无疑与无产阶级艺术的思想家卡里宁的观点非常接近了，后者断言，一个天才的工作与一个普通工人的劳动之间，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十二 未来派虽然在改革文学语言和诗法上有巨大功绩，但这个文学流派包含着一定的内部矛盾，妨碍未来主义成为群众性的文学运动。未来派把“制造街头语言”作为自己的目的，但他们不在街头制造它，而用实验室的途径，在自己书斋里制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制造出来的东西有许多虽然已在语言中扎了根并将继续扎根，但是有更多的东西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生造和脱离实际的发明的原因。改造语言需要整整几代人的努力，这种改造工作应当与生活和概念的改造相符合。这里不能操之过急，需要和时代一起前进，否则有脱离生活和为群众所不理解的危险。不管未来派的理论家之一阿尔瓦托夫如何因勃柳索夫的“反动”诗句——“用火的圣水盘为我们举行洗礼”——而感到愤慨，但这个形象是由大家完全懂得的词构成的，完全能振奋起革命情绪来。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瓦西里·卡缅斯基的《我是阿拉姆巴》不可能有什么积极作用（尽管这可能成为列夫实验室制造的未来诗歌语言的基础）正如克鲁乔内赫的“дырбулмыл”不可能被任何人了解一样。未来派从为生活和现实而斗争，从反对任何死啃书本、不切实际和脱离群众开始，不知不觉地走向知识分子的贵族作风和发号施令，走向闭门造车。未来派承担了生产无产阶级语言的任务，仿佛在总的建设中给自己分配了一项创造群众语言技巧的工作。内容不是他们要操心的事。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手艺，并把自己的技巧用来为当前的实际需要服务。革命爆发后，他们开始为革命服务。他们几乎达到了承认可以为生活提出的任何任务服务的地步。可见未来派原来只不过是运用语言的专家，如同任何专家一样，他们把自己的本领出卖给订货者。如果说未来派仇恨资产阶级艺术的话，那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技巧不适合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的缘故。 对于无产阶级诗歌，未来派开头采取否定的态度，因为“无产阶级诗人的整个活动，至今仍有关于艺术和艺术创作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明显影响”，因为“俄国无产者诗人还完全受城市手工业者的爱好和兴趣或农村落后生活的观念的支配，他们的艺术与工业无产阶级的艺术还有很大的距离”。批评家早就确定了未来派的长处和短处，确定了他们的语言工作具有不符合实际的，纯粹闭门造车的性质。例如，托洛茨基曾提出，列夫派的一系列思想具有重要价值，这些思想是：关于艺术与机器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想，关于艺术不用于装饰生活，而用于建设生活的思想，关于有意识地影响语言的发展的思想等，并且指出，这些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具有重大作用。托洛茨基说：“列夫的理论家们在正确勾画艺术或生活这个或那个方面发展的总倾向的同时，他们把历史的预见变成一个公式和处方，并将其和现存的事物对立起来。他们没有通往未来的桥梁。在这方面他们象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后者预见到将来没有政权，于是把这个公式与现存的事物对立起来，要想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掉（自然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国家、政治、国会以及其他某些现实存在的东西。” 后来未来派显示出与无产阶级文学接近的倾向。但总的说来，未来派在其实践中不一定都能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未来派最大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永远也不能给人们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假如他的作品的价值仅仅只在于他们所进行的文学革命的话。当然，马雅可夫斯基也利用了列夫派创作活动取得的成果。可能他引入俄罗斯文学的许多词和表达法，是书斋里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结果。但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他的诗歌对听众或读者直接所起的作用，首先是由于他的作品的内容。可以说得更重些。假如马雅可夫斯基没有在当代文学中占有与其巨大才能相适应的一席之地，假如未来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宗派主义运动，那这完全可能是由于马雅可夫斯基没有足够的“内容”造成的。在文学中只有技巧是不够的。世界闻名的诗人之所以能闻名于世，是因为他们有深刻的世界观，有重大的社会观点或哲学观点。批评界曾多次指出，马雅可夫斯基最好、最积极的作品，不是那些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形式方面的作品，而是那些充满革命的、讽刺的或全人类的内容的作品。马雅可夫斯基与他列夫里的同道相比，纯粹的技巧或纯粹的手艺要少些。为了达到最高的表现力而需要利用旧手法、旧的形象和词（这些旧东西还有足够的力量，还不能立刻用新的加以代替）的时候，诗人的嗅觉往往能给他以暗示。在马雅可夫斯基全部诗作中，看不到满地乱扔的砖或方木，看不到建筑物的个别部分，他给与读者的总是完整的建筑。制造新的、更完善的材料，不属于他的活动范围。他有很高的诗人才华，不能只成为语文学家。托洛茨基说得对，他指出，马雅可夫斯基这位公认的诗人“通常从达里词典汲取词汇，只在有时才从赫列勃尼科夫和克鲁乔内赫那里汲取，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任意造的词和新词，越到后来就越少了”。 十五 从未来主义——不错，是从未来主义的一个名叫立体未来主义的分支——产生了意象主义流派，其首领是舍尔舍涅维奇和马里延戈弗，叶赛宁有一个时期也参加了这个流派。意象主义的实质是崇拜形象。意象派于一九一九年发表的宣言中宣布与未来派断绝关系，因为在他们看来，未来派注意内容过多。宜言说“我们感到好笑：人们在谈论着艺术的内容问题。需要花很长时间学习做一个文盲，才会提出要求说：‘写城市吧。’”宣言的作者说，未来派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写得“更城市化一些”上。以内容为基础的艺术，以直觉为依据的艺术，被习俗框住了的艺术，由于癔病发作该死亡了。意象派发表下列纲领而与以前的各种流派——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相对立： “我们是真正的艺术师，我们琢磨着形象，我们替形式清扫内容的灰尘，比街上擦皮鞋的擦得还要干净。我们肯定地说，艺术的唯一规律，唯一的无与伦比的方法是通过形象和形象的节律性来显示生活……形象，也只有是形象。立足于类比、排偶、比拟、对照的形象，简洁的和扩展的修饰语、多题材的多层结构的附件——这就是艺术大师的生产工具。任何其它的艺术只是《田地》杂志的附刊。形象好比撒满作品的樟脑粉，只有它才能使作品免受时间的蠹蚀。形象是诗行的铠甲，是画幅的甲胄。是戏剧的要塞炮。艺术作品的任何内容都是愚蠢和无意义的，就象从报纸上剪下后贴到图画上去的标签一样。” 批评界曾完全正确地指出，认为形象是基础的看法，和诗歌本身一样古老，早就有了。意象派的新学说，是他们把形象变成了自的本身。他们的形象不是作品中起联接各个形象为完整地表达一定内容服务的作用的成分。舍尔舍涅维奇在其题为《2×2=5》一文中写道，对象征主义者来说，形象（或象征）是思维的方法；对未来主义者来说是加强视觉形象的手段。对意象主义者来说就是目的本身。 正统的意象派甚至与叶赛宁发生了分技，叶赛宁在承认形象是目的本身的同时，也承认它的功利主义的一面——表现力。艺术从属于生活这一点，意象派是不承认的，因为“生活是按艺术的要求形成的，因为生活发源于艺术。现在有人要求诗人‘表现无产阶级思想’，这是可笑的，因为向母亲‘要求’给她晚一些躺下睡觉的权利的三岁小纽莎是可笑的。解决吃饭问题的革命完全从属于精神方面的革命……与形象发展的历史相比，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以及人类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一个插曲而已…… 这样一来，艺术作品就变成不过是一个贮藏形象的匣子。很自然，这种理论，这种对奥斯卡·王尔德的观点达到荒谬绝伦地步的简单叙述，不可能对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影响，因而意象派也就没有在当代文学中留下任何一点明显的痕迹。 最后，未来主义的分支是以奇切林和有才华的诗人谢尔文斯基为首的构成主义流派。实质上，构成派只是强调了未来派的思想而已。他们在宣言中说：“构成主义作为绝对的创作的（技术熟练的）流派，确认诗歌技巧的多面性，如果说现代的各个流派各喊各的，有的叫喊音，有的叫喊节奏，有的叫喊形象，有的叫喊杜撰语，等等，那么我们就强调一个‘也’字，即也讲音，也讲节奏，也讲形象，也讲杜撰语，也讲任何新的、可能出现的手法，要是在创造构成物时确实需要这种手法的话。我们知道，世界是无法包罗的、数不清的和不可重复的。人类的生活和目的——坚定不移地达到——创作；创作：迫切性——运动——生活。我们创作的基础——组织生活——组织定位。构成主义是最高的技巧，是关于材料的一切可能性的深刻的、完全的知识，是凝结于其中的本领。构成主义是构成主义者把自己组织在形式的形式之中。” 构成派在下面的话里，把他们的文学思想与当代生活联系起来“构成主义是一个立足于科学的、机器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学派，就其实质来说，是共产主义的。它通过组建构成物来培养同志式的团结友爱和兄弟般的联合。结构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说明‘形式’能够‘包含’统一的必要性和力量。” 构成派的理论，更多地具有技巧手法体系的性质，这个体系与其说可以用它理论的说服力来证实，不如说可用实践来证明。构成派造就了一位无疑是很有才能的诗人——谢尔文斯基。他最好的作品是史诗《乌利亚拉耶夫叛乱》。这部史诗是构成主义手法的第一部有说服力的和天然完美的作品。多种多样的风格和手法，人荷马的自然而朴素的美到《伊戈尔远征记》的热情与和谐悦耳，在这部长诗中非折衷主义地放射出了光辉。作者证明构成主义的要求（“为了完成任务，应当知道一切，精通一切”）是正确的，过去的手法现代化了，一切都充满着目前为大家所注意的问题，一切都用来让人们能感觉到我们时代的美和伟大。长诗的内容并不复杂，写的是乌利亚拉耶夫叛乱（一场半自觉的和半土匪式的运动）的覆灭。行军和战斗，激情和英雄写得自然而朴实无华。没有一个不准确的音符，没有任何高昂的调子，但读者的思想不知不觉地被带到阿希尔和齐格弗里德那里，带到勃伦基尔达或安德罗马哈那里。也许这是出自未来主义的第一部这样的长诗，其中的新词不是在列夫实验室内通过化合的途径发明的，而是由诗人自由的灵感产生的。无论是“抽打大鼓”无论是“半圆鼓的鼓声”无论是“飞着的轰鸣”，无论是“榴弹的打击”，这些都不觉得是凭空臆造出来的。一些拟声词，如“жнх-жах”、“ввв”，以及被鼓声、机枪声、军号声、矿井和工厂的嘈杂声所组成的爵士乐所分割的《国际歌》歌声，也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这是最——军号吹，鼓声响！ 后的斗争——是的，奴隶们！ 团结起来——жнх-жах！ 到明天——田野和矿井！ 英特—机关枪——耐雄 дзум——пыйхь——纳尔 就——军号吹——一定要——鼓声响 实现——дун！ввв… 关于词具有独立的音响价值的理论缺乏说服力，暂时还只是理论，但在这部长诗中确定不移地得到了证明。哥萨克的行动，尤其是特种任务部队追击乌利亚拉耶夫匪徒的场面，是用这样的诗句写的，很难说这些诗句的哪一方面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是鲜明的形象和词的音调，还是其中发出回声的马蹄声： 可是从清早整天在草原上跑着， 保持着十俄里的距离， 在强盗的口哨声、喊叫声和催促声中， 匪徒的马匹向远方爬去。 当暗灰色的夜象一顶毛茸茸的皮帽 低低地盖住眼睛的时候， 马儿用力鼓起了眼窝， 跑肿了的腿一软就摔倒了。 早晨又重新在草原上跑着…… （如此等等，以至无穷） 这种手法完全是前所未有的。重复产生了少见的强烈印象。作者通过“如此等等，以至无穷”这句话，似乎给读者一种倾听特别任务部队不断前进的脚步声的可能，直到追击达到目的为止。在其他的手法中，不能不指出作者利用散文写成的文件的技巧，他几乎逐字逐句地把这些文件写入这部诗歌的杰作中。第七章开头的报告就是这样，列宁向打字员口授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著名法令的场面也是这样。这项法令传到全国，产生了魔术般的作用，农民的暴动象海上暴风雨后的波浪一样平息了，仇恨消散了，手里的武器放了下来，和平的劳动重新全面展开，死灭的田野又重新一片嫩绿，国家充满着血液和生命。 这部长诗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使用乌克兰话。这些用另一种语言写成的诗句，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总的印象。 乌利亚拉耶夫是这样一个人——眼睛鼓鼓的。 下巴上有一个坑，耳朵上戴着耳环， 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人， 象谢尔加·乌利亚拉耶夫一样。 张捷译 [1]应为《在岗位上》杂志。 [2]刊登在《锻冶场》第9期上的撰稿人名单如下：亚历山大罗夫斯基、阿尔斯基、别尔德尼科夫、沃尔科夫、格拉西莫夫、叶罗申、多罗戈伊钦科、卡津、基里洛夫、克拉依斯基、卡萨特金、利亚什科、马什罗夫-萨莫贝特尼克、马拉什金、穆兰、涅维罗夫、尼佐沃依、诺维科夫-普里波依、涅恰耶夫、奥勃拉多维奇，普列特涅夫、波列塔耶夫、普罗斯库宁、波莫尔斯基、罗多夫、萨多菲耶夫、桑尼科夫、斯捷普诺依、西瓦切夫、季霍米罗夫、季斯连科、乌斯季诺夫、菲利普钦科、霍赫洛夫、什库列夫，什里亚耶维茨、雅罗沃依等。——原注 [3]古希腊神话中诸神居住的地方
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А.卢那察尔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 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在国际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А.卢那察尔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2卷，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362-367页，首次发表于《在文学岗位上》杂志1927年第23-24期（11-12月号）。这是卢那察尔斯基在第一次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这次会议于1927年11月16-16日在莫斯科举行。 俄罗斯帝国发生的变革，把这个帝国变成了苏联，这种变革当然不能从根本上毁灭文学，或者降低它在这个国家的各族人民眼中的价值。 但这场变革改变了整个局面，给文学提出了完全新的要求，如果把作家生活状况的暂时恶化撇开不说的话，甚至这样也应当承认，旧文学面临着极难解决的问题。 让我们看一看十月革命发生时文学的状况。 首先，当时的文学几乎仅仅只是俄罗斯文学。甚至用文化高度发达的民族的语言创作的文学，也横遭各种压迫：许多人口较多和文化上稳定的民族，完全没有本民族的文学。 十月革命解放了苏联境内各个民族，使他们能在文化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用几十种语言创作的文学的产生和完善打开了大门。单是这一点，就已经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后在文学的内容上所发生的变化和进展。 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积极性的主要体现者和领导阶级，它在文学方面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为这个阶级深刻的自我认识的过程服务。无产阶级需要通过一些既是综合性的、同时在艺术上又是十分具体的形象，去认清本阶级所有各个集团和各种人物的面貌。无产阶级必须深刻地表达出自己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理想主义，认识和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的杂质、行会习气和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恶习，同时把可以作为榜样的正面人物提到首位。 然而无产阶级不能仅仅局限于解决艺术上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的任务。无产阶级所寻求的文学，除上述作用外，还应使它清晰地、形象地认识到，哪些社会力量是它的同盟者和它的组织工作的对象，还有哪些社会力量成了它的敌人。 可见，无产阶级在文学方面所要解决的任务是非常巨大的，它必须根据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及其目标得出的专门观点，艺术地认识整个新生的国家以至于整个当代的世界。还有，坚定地和通过各种途径引导全国各个阶级和阶层、推动整个世界走向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目标的无产阶级，应该把文学作为说服教育和改造它周围的各个社会集团的强有力工具。 毫无疑问，创立这样的文学，不仅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是苏联全体公民的利益所在，因为这件事在不同程度上包括在苏联建设的范围之内。 看来似乎很自然，最有希望在我国创立这样的文学的人可能是：一、才能出众而且技巧高超的职业作家；二、无产阶级本身的队伍中涌现的作家。 最理想的作家，当然是集文学的内行和专家的高超技巧以及无产阶级作家的明确世界观于一身的人。 可是革命发生时，几乎完全没有它所需要的文学力量。 但绝对不能说，新的国家当时自发地给文学提出的那些要求完全是与俄国文学的传统根本不相容的。 从实质上说，这里是以更深入，更扩大和完全新的形式提出了俄国先进贵族、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提过的要求；俄国先进贵族觉醒后对生活持批判态度，造就了一批贵族古典作家，而小资产阶级觉醒时，从中涌现了一批民粹派的现实主义作家。 但糟糕的是，在革命发生时，社会现实主义文学——贵族的文学（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的巨大浪潮已经成为过去。 不错，高尔基当时还活着而且现在还健在，正是他和几位与他相近的别的现实主义作家（例如绥拉菲莫维奇）在某种程度上作了从旧文学通向新的、革命后的文学的地峡。但他们在革命前被认为是过去的文学的模仿者，而且过时了。大而时髦[1]的文学走的是纯唯美观点、悲观主义和虚无缥缈的象征主义以及毫无内容的未来主义的道路。俄国文学令人瞩目地改变了自己旧的面貌，并宣布不为社会服务。 正是在这个时刻，这股逆流碰到了革命后的社会所提出的新的和坚决的要求的墙壁。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大部分作家，至少在十月革命刚刚成功后不久，曾经为二月革命的命运感到伤心，他们倾向于把这次革命看作是一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后在老作家中仅仅只争取到了个别几个人的原因，这也是很多老作家跑到国外，而另一些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感到自己象扔到陆地上的鱼一样的原因。 革命后要立即在无产阶级当中培养出具有足够创作能力的作家是异常困难的。有人说，无产阶级要进行政治革命已完全成熟，但要在文化的精巧形态（文学也应该认为属于这种形态）方面进行了创作，还特别缺乏锻炼，这些说法，当然也有部分道理。 因此，苏联文学在最初几年是相当贫乏的。在头几年，只有少数找到了通向革命的道路的高尔基学派的现实主义作家创作了少量作品，第一批无产阶级作家在创作上刚迈开步子，他们写的主要是口号式的和群众大会发言式的社会抒情诗。 应当指出，个别未来主义者（马雅可夫斯基）积极地和卓有成效地参加了头几年开展苏联文学的工作。 此后苏联文学的发展，第一，通过新出现的所谓同路人，第二，通过成长起来的新的无产阶级作家，现在他们已大大接近于主要任务的解决，即接近于文学上的社会现实主义了。 在这个过渡时期，可以看出存在着同路人的三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类，有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有时是不真诚的，有时因自己的过错而发生误解，这些人力图创立为新的读者所能接受的文学，但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其中夹进了某种欺骗。我在这里不想列举这类作家的名字以免得罪人，只想举国外人所共知的爱伦堡[2]作为例子，他正好是这一类最坏的苏联作家的最好典型。第二类同路人应当次为是那些大体上有经验和熟练技巧的作家，他们开始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新的国家，他们是抱着同情的态度这样做的，而且已着手自觉地和努力地适应新的建设的需要。属于这一类型的，当然有象A.托尔斯泰那样离我们较远的作家[3]，也有象几乎与无产阶级文学完全靠拢的列夫派那样更为接近的作家。最后，第三类同路人是青年，革命到来时他们还是孩子，他们被革命抛来抛去，他们也可说是十月革命的孩子或者至少是十月革命的养子。这第三类作家，远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在某种程度上指望得到无产阶级作家的称号的，但他们的作品上打有革命感受的特殊印记。这一批人中间经常可以看到革命热情（虽然不是绝对纯洁的）与巨大的革命本领[4]的结合，就这一点说，他们大概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类作家。我认为属于这一类作家的有，列昂诺夫、谢芙琳娜、拉甫列尼约夫以及一大批同一年龄和同一风格的其他作家[5]。 也许在这过渡时期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作家队伍人数要少得多，他们作品的分量要小得多。尽管如此，无产阶级文学发出的声音已相当响亮，于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嗅觉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严格地和准确地确定自己的、相近的、可接受的、仿造的和直接敌对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这就是有名的《在岗位上》杂志所领导的一场激烈的运动所以产生的基础。党和苏维埃政权关心新文学的创立，希望把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这一方面来，因此对所有作家，即使是仅仅只在表面上对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稍稍表现出好感的人，都采取了清醒的态度。 这个当时具有一定理由的策略，就由过渡时期文学生活的主要组织者沃隆斯基同志加以彻底贯彻，他的做法不久变成了文化方面明显的政治错误。对待接受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态度，由亲切周到发展到了奉承巴结的地步，过高地估计他们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他们的弱点和作品中发出的不正确调子以及他们有些鄙视正在迅速成长的纯无产阶级文学幼芽的态度。 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开始产生一些相反的思潮，这些思潮表现在岗位派运动和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占统治地位的倾向中。岗位派在激烈的争论中，也许对某一类同路人态度有些生硬，也许夸大了无产阶级作家成长的速度和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的质量，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做法对那种卑躬屈节自以为明智地否认出身于无产阶级或与无产阶级完全同化的人能创建文化的精巧形态的行为，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在这基础上产生的派别之争，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后[6]大大缓和了，决议中明确规定了党的文学政策的主要方面。这个对理解苏联文学的命运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决议。现已印发给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因此我就不详细讲了。 我不准备讲新旧分歧后来的结局，因为在我看来这项决议大体上解决了所有的争论。 指出文学本身今后发展的进程要重要得多。 第三个，即当前这个时期文学的主要特点，是彻底转向社会现实主义，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的新作家，他们出现了一种不到离我们最近的八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后的文学中寻找根源，而到古典作家和民粹派的文学中去寻找根源的热潮，它完全可由我在报告开头指出的情况来解释。看来甚至连列夫派，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也开始突然放弃任何杜撰，即不再玩无内容的语言的游戏，放弃了卖弄空洞无物的技巧，改变了纯外部的技巧是文学的唯一实质的说法，在保留某些形式特点的同时，直接转向用诗歌写热情洋溢的政论，对此这个流派的首领马雅可夫斯基一直都有相当大的爱好。 无产阶级中篇小说的繁荣，几部大部头长篇小说的问世，直接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抒情诗和史诗，新的社会剧——这就是我国文学纯无产阶级的一翼现在拥有的东西。莱拉特珂夫、李别进斯基、法捷耶夫[7]、乌特金、扎罗夫、别泽缅斯基以及其他许多人，现在甚至就作品形式上的完美程度而言，几乎也成了我国文学中先进的一部分。 左翼同路人也在继续成长，尽管速度可能并不那么迅速。我国文学青年中的大作家们在这期间写出了新的大部头作品。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人们寄以巨大希望的名字，例如奥列沙及其相当新颖的半长篇小说《妒忌》[8]。 同时，戏剧也一直在不断成长[9]，它使得我国强大的舞台艺术——形式上右的、左的和混合的——有更大可能走上同样的社会性的道路和同样对总的建设起作用的道路。 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在它的旗帜下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令人注目的成就——所有这些消除了苏联作家各个团体之间的矛盾，把成立统一的作家组织的措施提到了日程上。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步骤是成立苏联作家联盟[10]，国家给了这个组织大量的授助以便开展出版工作和建立作家的互助基金。在不久前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改善作家的生活状况[11]，而不久的将来将要修订版权法、工资和作家与出版社之间合同的形式等，这些都对作家极为有利。 个别攻击性的论调，个别的、大多是微不足道的误解，这些还是存在的，但对我国相当统一的文学的总的画面，并无影响。 这当然并不是说，我国作家不存在各种不同的情绪，其中包括热情的共产主义者，怀疑主义者以及几乎对实现革命任务丧失信心的悲观主义者。作家联合会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把我国文学健康的因素，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因素，扩大到它的整个躯体上去。 最后想提一下书刊检查问题。有时可以听到有人抱怨它，说它的笑话。不过政府曾几次调查了我们的书刊检查机关（图书检查总局）并吸收作家本人参加这项工作。每次调查都发现我们的书刊检查工作是做得完全合适的，只有数量极少的作品被禁止发行，而且都有重大的理由。 张捷译 [1]卢那察尔斯基指的是唯美主义颓废派的文学家所作的评价。——原编者注 [2]二十年代，爱伦堡的创作以其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尖锐批判而吸引了苏联读者，但他也以怀疑态度看待苏联现实，他对现实的看法很多方面是完全错误的。——原编者注 [3]A·托尔斯泰于1023年回国，到1927年还没有发表重要的作品。——原编者注 [4]显然是印刷错误，这里说的是职业的、作家的本领。——原编者注 [5]卢那察尔斯基在《我们艺术的成就》一文中曾这样讲到同路人作家：“一大批享有盛誉的作家属于同路人阵营，他们无疑是革命的非主力部队。可以在这里举出一长串名字，但只要举出列昂诺夫，拉甫列尼的夫，劳谢沃洛德·伊凡诺夫、谢芙琳娜、利金、索波里、阿历克谢·托尔斯泰等人就够了。费定的《城与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人们谈论得很多。”（载《艺术的生命》1926年第19期，5月11日，第4页。）——原编者注 [6]指俄共（布）中央1225年月10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卢那察尔新基曾参与这一决议的起草。——原编者注 [7]卢那察尔斯基在讲稿《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中写道：“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就其手法的真实性，就其风格的清新平易来说……完全证明。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法捷耶夫本人就很年轻）如何在前进。这样的作品，就形式说，托尔斯泰才能写得出来……书中塑造了生动的典型，没有任何人为的紧张，没有压力，读了这本书，就会变得精神振奋，心情愉快。——这是不容置疑的。从个别段落到整个章节，从每一个典型的塑造到把这些典型溶合为一个集体，所有这些，都处理得非常巧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2，登录号1，保管单位426。——原编者注 [8]这部长篇于1927年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第7-8期），卢素尔斯基1829年在回答《星火》的调查时写道：“在同路人的作品中，我认为奥列沙的《炉忌》名列第一。”……后来奥列沙根据小说《妒忌》所写的剧本在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时，卢那察尔斯基在题为《感情的阴谋》一文（载《红报》，晚刊，1929年3月23日，Иo.74）中，也谈到这部小说以及评论界对它的评价。——原编者注 [9]卢那察尔斯基在《我们艺术的成就》一文中曾谈到苏联剧作家的作品。他说在话剧这一专门领域里，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纯无产阶级的和手法新颖的剧本《暴风雨》和《左舵》在最近获得了无疑的成功，作者在第一部作品《回声》发表后成了知名作家，而这两部作品又把他提到了很高的高度。格列鲍夫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写成的历史幻想作品《扎格穆克》在小剧院上演十分成功、为了说得全些，我不能不提到我的剧本《毒药》一直都在列宁格勒和外地上演，这三位作者都是共产党员。罗马绍夫卓有成效地在社会喜剧方面继续进行工作，写了《克里沃雷利斯克的末日》。在革命历史剧方面获得了丰收。加邦、阿捷夫、杰加耶夫等人为新的剧作家提供了情节，这些剧作家的剧本也很受欢迎。斯莫林、列尔涅尔等人的剧本，不管怎样总对当前人人关心的问题作出了反应，这些作品使得戏剧创作明显活跃的画面更加完整了。我列举的只是最近一年发表的剧本，但在这里也应当重视那些已成为革命后的戏剧的面定成分的作品。这里应当把埃尔德曼的《委任书》列为第一。（《艺术的生命》1928年第19期，5月11日，第4页）卢那察尔斯基在1926-1927年所写的其他文章中，特别提出了特列尼约夫的《柳鲍芙·雅罗瓦娅》、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法伊科的《猎奇家叶夫格拉弗》、列昂诺夫的《獾》、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原编者注 [10]苏联作家协会联盟于1926年12月成立，参加联盟的有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俄农民作家协会和全俄作家协会。后来参加联盟的文学团体有：列夫、“山隘”、“锻冶场”和“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卢那察尔斯基曾在《论作家在国家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到这个联里（此文载《记者》杂志1929年第4期，4月）。1927年11月21日在革命剧院举行联盟成立仪式，卢那察尔斯基在会上致祝词汇。——原编者注 [11]1927年，苏联人民委员会成立以Г.克尔日让诺夫斯基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以制订改善作家生活状况的措施。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拨款建立苏联作家联盟的出版社和作家互助基金，对版权法作了修改，并决定作家按照工人的同样标准偿付房租等。卢那察尔斯基曾在《改善作家状况的措施》一文（载《真理报》1927年第224号，10月10日）中谈到这一点。——原编者注。
文学札记（Д.富尔曼诺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文学札记 Д.富尔曼诺夫 编者按：选自《富尔曼诺夫文集》第4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392-398页。 ﹝文学笔记﹞ 艺术是对群众的心理和意识起作用的方法。 “老”作家在革命年代在何处和做了些什么？ 无产阶级文学的声音是永远与革命相适应的。 更加接近具体的现实生活！ 无产阶级浪漫主义万岁！ 需要有与时代并驾齐驱的史诗作品。 应当扩大和加深内容，研究新的、综合的形式。 我们正在与停滞不前、重复自己的老调和过分迷恋形式的现象作斗争。 新经济政策使我国文学中的资产阶级流派得到复苏。 爱伦堡：《尼古拉·库尔鲍夫》[1]，中央，契卡，地下工作者，契卡工作人员，淫书。 尼基京：《催吐炮台》，性的变态，诬蔑。 勃里克的[2]《非同路人》——是关于，关于义务和女人等的庸俗的格言。 未来主义是一门可以向任何方面射击的曲射炮。 我国未来主义者离开了旧未来主义，只是由于因循守旧才抓住它不放。 未来主义者是脱离劳动阶级的知识分子，名士派。 他们在美学上起来造艺术流派的反，但没有给自己提出革命的社会任务。 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他们曾谈论过形式的独立的意义 现在未来主义者已放弃了很多东西，变得与我们比较接近了。 “世界的艺术是旋转木马……和词句叮当响的无目的。”（卡缅斯基） 一般地描写革命，没有写出活人——这是无产阶级文学已经过去的阶段。 未来主义者不需要这样的艺术： 一、外表上和从一边为生活伴奏的艺术。 二、只是进行鼓动和唆使，但不创造需要的模型和样式的艺术。 三、跳到“遥远的国际”和掩盖现在的矛盾的艺术。 不能只着眼于过去和将来（“锻冶场”），——应当着眼于现在。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必经的阶段，用不着号召进行新的十月革命。 写我们的生活吧！ 各种象征和空谈已经够了——写人吧！ “十月”社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我们的文学想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 不能神秘地对待文学——这是斗争的工具。 文学家再也不能政治上一无所知了！ 觉悟——这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东西。 更加靠拢俄国共产党！ 帮助群众理解革命。 把它写成全世界的革命！ 写出历史的前景来！ 应当用工人阶级的眼睛来观察生活。 党员在艺术战线上的意见非常多：奥新斯基、沃隆斯基、索斯诺夫斯基、楚扎克、“锻工们”、“十月”社等。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五——十七日召开莫普第一次代表大会。 文学战线上的基本队伍是无产阶级文学。 我们反对宗派主义。 赞成利用同路人，但按一定的百分比。 联合无产阶级的所有创作力量。 无产阶级作家还设有广泛的读者。 我们的俱乐部和小组内（艺术）工作进行得很盲目，不受任何人监督。 文学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 需要有艺术改策。 同路人有害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文学晚会、评论、活报和情报、辩论会、手抄杂志、朗诵、训练班的工作——一切都应面向无产阶级文学。 涅克拉索夫的诗能激起战斗的情绪——这是它的功绩。 我们的批评家什么人都谈论，就是不谈无产阶级作家（例如谈谈绥拉菲莫维奇也好）。 艺术中的朴素——不是低级，而是高级阶段。 应当爱护我们从第一流大师们那里继承过来的俄语的典范。 创作上的形式手法、语言等，都取决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实质。（普列汉诺夫） 模仿皮里尼亚克的这种时髦是全俄性的。 皮里尼亚克写的农村是腐朽的。 “十月”社的纲领。 关于同路人。 真正的同路人为我们所承认。 只有两条战线：反动的和革命的！ 工人通讯员与我们在一起。 耐普文学的浊流。 沃隆斯基们正在加剧我们队伍内的分歧，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 青年反对沃隆斯基们。 只有在无产阶级作家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才应当把同路人组织起来，而沃隆斯基被他们俘虏了。 文学遗产不能变成拴住我们的脚的脚镣。 所有文学学派都有在历史上存在的权利。 我们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进展，不能不产生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新的文学种类。 以前各个时代的文学，对我们来说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内容的改变，必将引起形式的改变。 皮里尼亚克的形式是无政府主义式地混乱的，不简练。 现存的形式，对无产阶级作家来说，只是创造新形式的出发点。 整个旧世界我们也能阐明（不仅是使之现代化！），但是用的是自己看问题的角度。 各种“主义”的通病 一、对过去挖苦嘲弄。 二、否定别的学派和流派的功绩 三、期望实行垄断。 四、指望能永垂不朽。 五、杜撰和玩弄“玄妙的”术语。 六、自吹自擂，装成伟大的样子。 七、昙花一现。 八、寻衅好斗、傲慢自大的“创始人”都毫无才能。 九、别出心裁，标新立异。[3] 未来主义 《给社会意味一记耳光》。 反对接受遗产。 动摇了旧的句法。 诗人有丰富的词汇。 所写东西如何排列具有很大意义。 造词。 词自有价值。诗歌是词的配合的艺术，正如音乐是音的配合的艺术一样。 开头未来派穿着丑角的服装，缀着小铃铛上场，一身戏装打扮，卤莽逞勇。 形式高于内容。 内容仅仅只是用来表达美妙形式的一种口实，自身没有意义。 每个词都有自己的气味。 诗人的任务不是把词-音（слова-звуки）组合起来，而是把词-气味（слова-запахи）组合起来，对此情节只是一种背景（而且不是任何时候都必需的）。 没有为了表达意思、表达思想的诗歌！ 把诗的韵律提得很高，还有末尾的协音和韵脚。 未来派便得在技巧中重视（фокс，клякс，крукс）…… 我们是城市的孩子，歌唱城市，而大自然对我们来说是虚构的东西。 只写熟悉的东西。 必须使语言现代化！ 未来主义是旧文学的分支。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名士派阶段。 走上革命轨道的途径。 它的积极性。 与无产阶级艺术的接近。[4] 立体未来主义 他们“自身的”语言，其中词没有确定的意义，如“дыр-бул-шыл”[5]…… 他们组合起来的不是词，而是音。 完全取消情节和一般的内容。 意象主义 替形式清除掉内容。 通过形象和形象的节律性显示生活！ 随便表达什么都行， 但要用现代的节律性。 诗人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激起内心的紧张状态。 任人摆布的生活节律把艺术引向意象主义。 自由诗。 神秘主义是可以接受的。 形象就是目的本身。 无产阶级艺术是一个时髦的、臆造的数值（？） 诗可以从尾到头倒读，结果是一样的。 反对诗的节律性，赞成形象的节律性。 我们的诗不是为“鼹鼠”写的。 形象战胜意义，词脱离内容。 每一部作品都有其特殊的分节法。 打倒动词——最好还是闻闻没有动词的芳香。 感情的极度紧张，是由此及彼的过渡。 意象主义是宇宙的诗歌。 对意象派来说，涅克拉索夫是我国诗歌技术衰落的根基。 意象主义不是学派（就实质说），而是技巧手法。 “谢拉皮翁兄弟”[6] 我们不是学派，不是流派。 我们不想让所有的人都写得一个样，不愿受强制和感到气闷。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貌。 我们反对选举和表决，章程和主席（小资产阶级性，无政府主义）。 我们是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但也承认其余的一切。 够了，不要再让社会舆论支配文学了！ 艺术——从来都是没有目的和意义的！ 我们不是同志，而是兄弟！ 我们经常是充满矛盾的，是冒险家，是知识分子，然而是自由地进行创作的知识分子！ “无为派”[7] 留里克、罗克、阿加巴鲍夫、罗诺夫、苏哈列勃斯基、埃尔别尔格、苏桑娜·马尔、泽缅科夫、萨季科夫等。 创作者对素材必须有自己特别的处理方法。 什么也不要写，不要读，不要说，不要发表。 精雕细刻将把艺术化为无，化为“乌有”。 “锻冶场” 成立于一九二〇年二月。 一九二一年参加报告会和辩论会的有：柯甘、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萨库林、格罗斯曼-罗辛、库比科夫等。 成员有：桑尼科夫、利亚什科等。 锻冶场出版社，他们的集子。 他们的会议，朗读作品。 “锻冶场”的纲领宣言。 在党中央干预下与莫普的一系列谈判。[8] 新经济政策时期思想上的混乱。退党。 “锻冶场”成员意见不一致。 “锻工们”不尊重俄共。 轻视城乡的结合。 聚集在这里的似乎是一些单个的人。 张捷译 [1]指爱伦堡的长篇小说《尼古拉·库尔鲍夫的生和死》（1924年），作者未能在其中塑造出正面人物。——原编者注 [2]勃里克（1888-1945），文学家，与列夫有联系，中篇小说《非同路人》（1923年）的作者，这部小说曾受到报刊的尖锐批评。——原编者注 [3]这里作者列举了文学中各种冒充革新的流派（如未来派，意象派等等）的共同点。——原编者注 [4]关于未来主义的这些看法，是未来派自己的说法。实际上未来主义与无产阶级艺术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原编者注 [5]未来派诗人克鲁乔内赫“作品”中的一行诗。——原编者注 [6]富尔曼诺夫的笔记，叙述了隆茨《为什么我们是谢拉皮翁兄弟？》一文的论点。文中声明不接受俄国古典文学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宣布了无思想性和不问政治的艺术的口号。——原编者注 [7]“无为派”是二十年代的一个昙花一现的团体，它是文学完全衰落的表现。参加这个团体的“作家”早就被人完全遗忘了。富尔曼诺夫这里转述了他们的《宣言》。——原编者注 [8]这些谈判谈的是“锻冶场”加入莫普的问题，是在1925年初进行的。——原编者注
在俄共中央文学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М.伏龙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在俄共中央文学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 М.伏龙芝 编者按：本文选自波隆斯基《革命时期文学运动概论（1917-1927）》，第265-269页首次发表于《在文学岗位上》杂志1926年第50期，后收入《伏龙芝文集》第3卷，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伏龙芝当时任俄共（布）中央文学委员会主席，他的这次讲话为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定下了基调。 在文学问题上，我认为自己是个门外汉，不过，我还是要讲话，因为，首先，这些问题现在已经不仅具有艺术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了，其次，因为现在你们作为文学活动家感到兴趣的问题，是同苏联建设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哪怕就拿我们的军事来说，情况也不例外。我应该说，你们现在所体验到的东西，我们在军事上先于你们体验过了。你们之中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那也有许多人大概知道，我在几年前就提出过所谓的“统一军事理论”。我的意见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从无产阶级观点的角度重新审查军事科学和作战艺术的全部间题，确定无产阶级战争学说的原理。我的这一意图遭到了托洛茨基同志的激烈反对。当时我没有展开广泛的斗争。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的原因。 我同列宁同志的一次谈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列宁，他也象答复布哈林同志那样答复我说。“你们（共产党员、军人）在这方面是不对的。从远景上看，你们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不用说，你们现在应准备去完成完全掌握军事的任务，并进行相应的工作。你们学习吧，提拔年轻的力量吧。如果你们现在就提出无产阶级军事艺术理论的话，你们就有犯共产党员妄自尊大错误的危险。我认为，我们共产党员军人要想领导全部军事，现在还不够成熟。” 这就是当时列宁同志对我说的大概意思。 至于谈到文学，我应当说，我个人在文学问题上大致持布哈林同志现在所发挥的那种观点[1]。这里在座的普列特涅夫同志应该是记得很清楚的。我同样也可以证实布哈林同志这里谈到的关于列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这方面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列宁同志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文化看作是今天的实际任务的理论。 我们的军事方面的问题后来怎么样呢？我在表述军事学说的基本原理时所提出来的任务，实际上我们大部分都完成了。如果不是百分之百完成了的话，那么至少也完成了百分之七十五。军事上的一切基本阵地我们都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红色总参谋部。但是在理论上，建立无产阶级战争学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只有在现在，如你们所看到的，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实际成就之后，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若干理论著作，但这还仅仅是开端。在这方面我们以后还有庞大的工作要做，在工作中我们要同一些按其基本观点来说常常即使不是敌对的，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和我们完全一致的人合作共事。而且，我们要千方百计地使用这些人，因为我认为，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因此，从问题的一般提法的观点上看，我们认为，坚持无产阶级文化观点的同志们是正确的。应当提出建立这种文化的课题。我们在文学领域里，也象在所有艺术领域里一样，无疑应当努力使无产阶级争得牢固的地位。这一原则性的路线我认为是正确的，并且子以支持。不过，我觉得，现在意见分歧的实质，与其说在原则方面，毋宁说在工人阶级掌握文学艺术领城中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的方法策略方面。在这里，我和岗位派的同志们有分歧。我认为，他们所持的是一种在政治上有害的和危险的立场。 尽管瓦尔金同志坚持文学领域中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必要性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对我们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里这一事实缺乏明确的和充分的估计。在这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实现着政治领导和一切其它的领导，对一切负有责任。在这种形势下，强调阶级矛盾于我们常常是完全没有好处的。相反，不是加剧而是缓和这些矛盾才是有利的。 我所说的矛盾是指发生在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中的矛盾。关于这一点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且令人信服。在我们与我们的同路人之间，也就是在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裂缝自然是有的；这裂缝有时裂得是够大的。我们很明白，工人阶级的基本立场应该是怎么样的。从这一事实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同样也要考虑下面一个事实，即农民是同盟者，他们要求我们特别善于对待他们，所以，在文学领域里，过分突出我们的无产阶级口号，决不能使我们接近农民，而是相反，使我们离开他们。 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许多其他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存在：如教师、医生、工程师、技术员等等。 不久前举行了一系列这些劳动阶层的代表大会。这些代表大会的举行在政治上意味着工人阶级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它们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得到了巩固。 这些阶层能不能、该不该在我们的苏联文学艺术中找到自己的反映呢？当然是应读的。在文学和整个艺术领域里推行那种使这些集团脱离我们的路线，对我们是绝对没有好处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做到这样：在保持我们的充分的思想领导权的条件下，使这些集团也象农民群众一样越来越紧密地跟着我们走。 在代表大会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这些阶层的政治立场的变化决不是偶然的。我国经济的增长以及一般地我们的政治上的巩固对这些代表大会的工作性质产生了影响。苏维埃农村建设问题，农业经济体制问题以及农业发展的途径问题等等——是现在我国对内政策的基本问题。关于在一定的限度内容许农村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性问题，目前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从直线式的社会主义观点来者，这似乎是歪曲了我们的政策，但这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在政治上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因此，现在在运用策略方面比过去要自由得多。行政压制的路线可以而且应当让位给国家通过国营经济和合作社施加经济影响的做法。现在我们在一切方面都可以比过去更少地使用强制手段。 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对待文学同题，首先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即岗位派对待所谓的文学同路人的立场是错误的。他们所推行的实际上是行政强制的路线，是通过打击的途径把文学抓到自己手里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不对的。通过这样的途径是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倒是有损于无产阶级的政策。瓦尔金同志说，《红色处女地》以其活动使同路人离开了无产阶级阵营，成为（按他的说法）变节者的中转站。这是不对的。根据军事方面的类似情况我知道，吓跑同路人的与其说是《红色处女地》，毋宁说是《在岗位上》杂志所宣传的那套策略和那些方法。 我根据自己的军事经验知道，青年军人过分突出意识形态等领城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因素，对于我们的非党专家以及甚至一般的非党军人起着多么有害的影响。我们也经常犯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所犯的同样性质的错误。 在对待非党人士上，必须表现出更大的宽容，对他们采取更巧妙的方法。在这些场合我个人总是坚决地和断然地纠正我们那些易受诱惑的青年军人。批评当然应该有，但是，这种批评应当有一定的界限。 我们的文学策略应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那些还要在长时期里在文学中起巨大作用的同路人的策略，另一方面是对无产阶级作家，对所有正在从下层自发地成长起来的青年的策略。 我认为，沃隆斯基同志现在对于我国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估计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在实践上，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他却犯了错误。实质不在于，瓦普联合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作家，事实是它团结了这些作家，团结了几百几千人。 对这一过程袖手旁观，更有甚者，把瓦普看成是敌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瓦普群众对沃隆斯基同志所推行的路线充满敌意，这一情况我认为就是沃隆斯基犯了某种错误的毋庸置疑的证明。我看，这些错误在于沃隆斯基的不正确的组织路线，他必须改正这些错误。 同“面向农村”的口号一样，我认为，沃隆斯基同志需要完全面向无产阶级青年，另一方面，我们的岗位派则必须面向同路人。在这里，两头都必需加以纠正。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在掌握文学的事业中同心协力。经常被采用的激烈的派别斗争的方法，现在应当受到我们的坚决谴责和唾弃。 我们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全力地制止这种趋向。 关于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问题说几句。我仔细地听了“锻冶场”代表的宣言，并认为，这个宣言就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表现。 宣言中说的是什么呢？“锻冶场”的同志宣称，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根本没有什么可向同路人学习的，并且说，谁要是不这样看，谁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这种立场我认为是十分错误的。这就是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表现。怎么我们没有什么可学呢？我们每个人在浏览新书，翻阅我国的杂志时，都会看到，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成果是何等的少。当我们有时间读点书时，却不由自主地或者是去找古典作家，或者恰好就是去找象列昂诺夫这样的文学同路人。顺便说一下，我认为，列昂诺夫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大作家。他也还需要学习，他正在成长，如果我们不把他毁了的话，他将来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大文学家。其他许多人，乃至皮里尼亚克，也都是这样。我个人不是他的崇拜者。我不喜欢他的写作风格。但无疑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某些东西。马雅可夫斯基所领导的那个流派，我在理智和心灵上都不大理解。我更多地喜欢现实主义的方法。但我认为马雅可夫斯基那个流派在苏联文学中也是一种完全合法的色度，我没有在这个流派中发现任何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认为，这个流派的错误在于它过分地把形式提到首位，而把内容推到后面。 （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形式，而是生产。） 生产与形式是相联系的。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恰恰必需突出内容。那些敌视我们的文学集团的代表们可以提供很美的形式，但是他们的作品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却是不能接受的。在这些作品中，革命是得不到反映的。我宁可要具有我们的内容的作品，尽管在形式上还有缺陷。自然，这并不排尽严厉地批评这些形式上的缺点的必要性。我们大家有责任这样做。但不管怎么样，这样的内容——是我们的、自己的，这一点起着重大的作用。 我们今后的任务就在于把形式同内容结合起来。这也将是我们的成绩的桂冠。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些意见。 在原则方面我是完全以布哈林同志在这里的讲话的观点为依据的，这些观点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李辉凡译 [1]指布哈林1925年2月在俄共（布）中央文学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第二章母权同父权之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二章母权同父权之争 1．父权的产生 2．母权在希腊神话和戏剧中的反映 3．雅典的合法妻子和娼妓 4．各民族习俗中的母权制残余 5．国家制度的产生与罗马氏族的解体 1．父权的产生 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便产生了一系列姐妹氏族，姐妹氏族又使女儿氏族诞生。对于这些氏族来说，母系氏族成为一个种族分支。一定数量的种类分支构成了种族。这种社会组织坚固无比，致使它在古代氏族结构已经瓦解后，仍然是古代国家建立军事组织的基础。 一个种族又分裂成许多种族，所有这些种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法则，从中可以使人找到老的氏族。氏族的法则禁止兄弟姐妹和母方亲属以及最远的亲属之间结婚，随后这一法则本身便自行废除。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氏族间的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要想制止不同的氏族之间联姻便逐渐产生了困难。氏族本身不是崩溃就是被驱散，只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处于低级阶段，仅仅为了满足很简单的需要，男人和女人的活动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但随着劳动分工的增多，两性不仅在日常劳作上有所区别，就是在职业上也有了区别。打鱼、狩猎、饲养牲畜、农业耕作都要求具有特殊知识，而制造归男人所有的工具和器具就要有更高的水平。于是站在发展前沿的男人就成了真正的主人和财富源泉的所有者。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努力谋取更大的牧场和农业用地，不仅出现了强占和争夺优良土地，而且还出现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数量越多，所获得的产品和畜牧品财富就越多，从而最初导致掠夺妇女，继而让战败的男人充当奴隶，而从前是处死战败者。于是便把这两种因素引进古代氏族结构之中，然而这两种因素又不能长久同氏族结构相调和。 还要阐明另一件事。由于各种各样活动的较大差别，人们就需要工具、器具和武器等等，所以出现了独立发展的手工业，它逐渐同农业脱离。于是产生了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居民，他们以全然不同的利害关系对待财产和继承财产的问题。 只要血统关系主要按母系延续，氏族亲属就继承母方氏族去世者的遗产。财产永远在氏族中。在这种新的情况中，父亲是财产所有者，即牧群和奴隶、武器和储藏品、手工业者或商人的拥有者，但只要他还属母系氏族，那么在他死后，他的财产不能留给他的子女，而是留给他的兄弟和姐妹以及他姐妹的子女或者他姐妹的后代。他自己的子女却一无所得。但是想改变这种状况的要求十分强烈，它终于被改变了。首先是对偶家庭代替了群婚。一个固定的男人同一个固定的女人生活，他们所生的子女都是他们自己的子女。由于氏族制关于禁止结婚的规定使结婚比较困难，此外还有上面提到的经济理由也促使人们愿意采用这种新的家庭生活形式，于是对偶家庭迅速增加。以共有经济为基础的种种古代状况已经不适应个人财产私有制。等级和职业使人选择住所成为绝对的必要。从当时出现商品生产为出发点，人们便开始同邻近的民族和外来民族进行交易，因此货币经济必然接踵而来。领导和控制这一发展的是男人。男人的私人利益基本上已不再同古代氏族相一致，相反氏族组织的利益往往与他们的利益针锋相对。这样一来，氏族组织的意义便日益下降。最后，氏族除了对家庭实行宗教职能外已没有什么作用；其经济意义已荡然无存，氏族制度的全部废除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随着古代氏族制的瓦解，妇女的影响和地位也迅速下降。母权制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父权制。男人作为私人财产所有者对其子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把子女看作嫡亲，可以继承其财产，因此他强迫自己的妻子服从，下达不许同其他男人交往的禁令。 与此相反，他除了原配或一些妻子外，还可以娶许多小老婆，只要他的境况许可。小老婆所生的子女同嫡亲子女一样对待。我们从《圣经》上找到的两个例子足以对此作重要证明。《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和第二节中说：“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撤莱的话。”第二个有重要价值的例子在《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一节和那下面的一段中。那里说：“拉洁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生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洁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拉洁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拉洁就把她的使女辟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她同房。” 雅各不仅娶了拉班的女儿，即两个姐妹为妻，她们俩人还把自己的使女给他作妾。这些事，按当时的风俗是完全“符合道德标准”的。雅各为姐姐侍奉其父7年，又为妹侍奉其父7年，用挣得的工钱买了这两个正妻。当时，在犹太人中买妻是普遍的习俗，但是，除买几个妻子外，他们还在被战败的民族中抢夺妻子，比如，本雅米尼人就抢了西罗的女儿们[1]，被抢来的妇女成为女奴或小老婆。不过她们也可以升为正妻，只要她们能做到下列几件事：剪掉头发和指甲；脱掉被抢来时穿的衣服，换上送给她的另一件衣服；她再为自己的双亲服丧一个月，这样就表明她已同自己的族人一刀两断，并把他们视为陌生人，然后她就能登上伉俪之床。著名的所罗门王妻妾成群，根据《列王记（上）》第十一章记载，所罗门王有妃700人，有嫔300人。 只要父权，即父系血统在犹太氏族组织中占统治地位，女儿们的继承权就被取缔。后来，至少在父亲没有儿子的情况下，这件事才能改变。关于这个问题《民数记》第二十七章第二节至第八节有所阐述：西罗非哈死在旷野，他生前没有儿子，死后女儿们坚决提出申诉，由她们继承父亲的遗产，说这份遗产应当重归约瑟族。于是摩西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女儿应当继承遗产。但是当她们打算按照老风俗同另一族的人结婚时，约瑟族就告发她们，因为她们结婚以后约瑟族便丧失了那份遗产。摩西对此作出的决定是：女继承人可以自由择夫，但她们有义务在其父亲的族内结婚。由于财产的原因，古代婚姻制度就这样受到冲击。其次，在旧约时代，也就是在有成文历史的时代，在犹太人中父权已经占统治地位，同样在罗马人那里，氏族组织也是建立在父系继承基础之上的。女儿的继承权因此被废除，这在《民数记》的第三十一章第十四和十五节中有所记载：拉班的女儿利亚和拉洁抱怨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么。还有我们的产业么。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么。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 犹如所有父系继承代替母系继承的民族一样，犹太族妇女也处于完全无权的境地。婚姻是买卖婚姻。女人要最严格地保守贞操，相反，男人却可以无拘无束，并有权娶很多老婆。假如在新婚之夜，丈夫发现妻子在婚前已不是处女，那么他有权把她轰走，也可以用石头将她砸死。这种惩罚对通奸的女人也适用，但是对于男人只在他同犹太巳婚女人通奸时才适用。《申命记》第二十四章第一至四节还提到，初婚的女人如得不到丈夫的宠爱，哪怕仅仅出于不感兴趣，丈夫也有权把她赶走。“他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后来，犹太族妇女的地位很低，我们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出她们的地位低到何等程度：就是今天在犹太教会堂中，也不能同男人同在一间室内作礼拜，她们也不能参加祈祷。[2]根据古代犹太法则，妇女不属于教区，她们在宗教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地位等于零。只要有10个男人出席就可以举行礼拜，而妇女人数往往很多，但也不准作礼拜。 梭伦在雅典颁发的类似命令中说，一个女继承人必须同其父系最亲近的人结婚，哪怕两个人同属一个氏族，然而这样的婚姻按照从前的法律是予以禁止的。梭伦还命令，财产所有者如没有子女，在他死去后，其财产不能像迄今那样传给他的氏族，而要按照他的遗嘱指定某个继承人。我们看到，不是人统治财产，而是财产统治人，使人成为它的奴隶。 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就注定了妇女遭受男人压迫。此后随之而来的是轻视，甚至蔑视妇女的时代。 实行母权制意味着共产主义，意味着人人平等；父权的出现意味着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同时意味着妇女遭受压迫和奴役。保守主义者阿里斯托芬也承认这一点；他在其喜剧《妇女代表大会》中提到，妇女在国家当统治者时，她们所推行的是共产主义，国家为了贬低妇女，把共产主义勾画得犹如一幅可笑的漫画。 人们采用了什么方式在一个一个问题上完成了这种变化已很难证明。人类在婴幼儿时期进行的第一次大革命并非同时在所有古代文明民族中爆发，似乎也不是采用同一种方式完成的。在希腊，各民族首先要求实行新制度的是在雅典。 弗·恩格斯认为，这一重大变革完全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为了使父权制代替母权制，新权利的所有条件具备以后，只需要在氏族内进行一次简单的投票。与此相反，巴霍芬根据古代作家的观点，认为妇女对这次社会变革曾进行过十分激烈的反抗。他特别从亚马孙族的传说中，看到了妇女为反对新制度进行斗争和反抗的证据，这类传说在亚洲和东方的历史中可以找到，在南美洲和中国也发现过。 随着男人掌权，妇女在公共团体中也失去了地位，她们被排除在议事会议之外，失去了一切具有重要影响的势力。男人强迫她们忠实于连男人自己都不承认的婚姻；假如妇女对婚姻不忠，她就可能生出新的居民，就要进行最大的欺骗；于是她把别人的子女弄到家里来，充当她丈夫的财产继承人。因此，在所有古代民族中对不忠于婚姻的妇女不是处以死刑，就是让她沦为奴隶。 2．母权在希腊神话和戏剧中的反映 如果说，妇女就这样离开了她们从前的领导岗位，那么，几百年来，同古老的风俗紧密相联的崇拜习俗却仍然控制着人的情感，尽管其深刻意义已逐渐在各氏族中消失。今天才有人努力重新研究这些古老风俗的意义。在希腊，流传下来的宗教习惯是，妇女只向女神请教和祈求帮助。一年一度的崇奉农业女神得密特庆典的诞生也要归功母权时代。希腊妇女就是在此后的时代也要举行为期5天的崇奉得密特的庆典，而且不准男人参加。古罗马也举行类似活动，去祭祀赛莱斯和得密特，赛莱斯是丰收女神。就是在德国，很久以后直到进入基督教中世纪也还举行这样的庆典，祭祀古代德国的丰收女神弗丽加，这里同样禁止男人参加活动。 母权制让位给父权制最早发生在雅典。但是那里的妇女似乎经过激烈反抗才终于让权。埃斯库罗斯在他的悲剧《奧列斯特》三部曲中的《厄默尼德》里，以令人感动的笔触描绘了这一变革。剧情梗概：迈肯尼王亚加米农是克丽达妮斯特拉的丈夫，他遵照神的旨意，在前往特洛伊的远征途中牺牲自己的女儿伊菲姬妮充当祭品。母亲对此非常愤怒，按照母权制，女儿不该属于其父。亚加米农的妻子在他外出不在时又同亚格斯都结为夫妻，根据古代法律她这么作丝毫不受任何指责。当亚加米农几年以后重返迈肯尼时，克丽达妮斯特拉在亚格斯都唆使下，杀死了他。而亚加米农和克丽达妮斯特拉所生的儿子奧列斯特在阿波罗和雅典娜的怂恿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亚格斯都，为其父报仇雪恨。古代法律的代表依理逆司等复仇女神们因奥列斯特杀母对他提出控告。阿波罗和雅典娜根据神话故事都是没有母亲的，后者身穿甲胄是从宙斯头上跳出来的，他们都代表新的父权制，所以庇护奧列斯特。雅典最高法院开始进行判决，判决前双方进行了辩论，我们从下述双方怀有敌意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依理逆司；是先知神（指阿波罗）唆使你去杀害母亲的吗？ 奥列斯特：对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依理逆司：如对你判决，你很快就不会这么说了吧！ 奥列斯特：我相信，父亲会从坟墓中走出来帮助我的。 依理逆司：你倒想寄希望于死人，你为了他才杀母亲吧！ 奥列斯特：她的罪孽深重，犯了双重罪！ 依理逆司：你说什么？你教训起法官来了！ 奥列斯特：她杀死了她的丈夫，即杀死了我的父亲。 依理逆司：她杀人已赎罪，而你还活着。 奥列斯特：她在世时，你为什么不告发她？ 依理逆司：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 奥列斯特：但是你说我同我母亲有血缘关系。 依理逆司：你这个杀人狂！难道她不是把你怀在她身上，生出了你？难道你要诅咒你母亲高贵的血？ 依理逆司等复仇女神否认父权和丈夫的权利，只承认母权。在她们看来，克丽达妮斯特拉让人杀死丈夫是平平常常的事，因为他是个外来人，同他没有血缘关系；相反，她们要求惩处杀母凶手。奥列斯特犯的是杀母罪，他杀死生身母亲是古代氏族制度中最为严重的罪行。阿波罗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他奉宙斯的委托让奥列斯特杀死生身母亲为父报仇，所以他在法官面前为奥列斯特辩护，他说： 好，现在我对这件事说句公道话： 母亲不是孩子的生育者， 她只是蕴藏着播下的种子而已； 父亲才是孩子的生育者。 如果上帝没有损害孩子，母亲只是为其朋友保存幼苗的女友。 我要以确凿的证据证实这件事。 因为一个人没有母亲也能成为父亲。 证据是：那里的雅典娜就是威严的宙斯自己的女儿， 她没有在阴暗的母胎中度过，可她比任何女神更高贵。 阿波罗认为，生育孩子的权利非父莫属，从而推翻了迄今通行的观点：给予孩子血与生命的母亲是孩子的唯一所有者，孩子的父亲则永远是个陌生人。因此，依理逆司复仇女神们对阿波罗的看法回答说： 你剥夺了自古以来的权利…… 你这个幼辈的神想要击败我们这些老人。 法官即将宣布判决，一半人赞成维护旧有权利，一半人赞成新的权利，致使票数相等。这时雅典娜从圣坛上拿起投票石块，扔进票箱里，她说： 宣布最后的判决是我的职责，为了奧列斯特，我投了这块石子； 因为我不是母亲生出来的， 不，我真心实意赞美所有男性， 我完全是父亲的，直到结婚。 因此我现在赞成对杀掉那个女人的人减轻处罚。 因为她杀了自己的丈夫，家庭之宝。 哪怕票数相等也要判奥列斯特无罪。 另一个传说是这样描绘雅典母权制的没落的：“在科克罗普斯统治时期出现两个奇迹。在同一个时间，一个地方从地上长出了橄榄树，另一个地方喷出水来。受惊的国王派人前往特尔斐，去求神灵说明这是怎么回事。回答是：橄榄树意味着密纳发（智慧女神）、水意味着尼普顿（海神），现在要由市民决定，他们打算从两个神中选出哪一个作为他们城市的名字。科克罗普斯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男人和女人都有投票权。男人赞成城名叫尼普顿，女人则赞成叫密纳发，但因为女人这方面多了一票，所以密纳发获胜。尼普顿对此大发雷霆，便让大海淹没了雅典整个地区。为了祈求海神息怒，雅典人这时对妇女作出下述三种惩罚：她们应当没有选举权；她们的子女不应长期使用母亲的名字；她们本人不再被看成雅典人。”[3] 于是新的权利得胜。结婚后父亲为一家之长，父权制就这样战胜了母权制。[4] 3．雅典的合法妻子和娼妓 雅典完成了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当时只要文化发展到类似雅典那种程度的地方都完成了这种过渡。于是，妇女统统被赶回家里，让她们住在与世隔绝的专门房间里，古希腊把它称作妇女幽居室。人们禁止妇女同到她家作客的任何男人交往。隔离妇女的主要目的就是断绝他们同男人来往。 各种习俗发生的变化，在《奧德赛》中有所表露。特里曼珠训斥他的母亲潘奈洛佩不要总是呆在求婚者之中，并命令她： “你还是回到自己房间做自己的事吧， 回到你的织机和纺锤那里做好你能做的事。命令和教导你的使女干她们自己的活吧，谈话是男人的事， 首先是我的事，因为我是一家之主。[5] 这一观点当时在希腊已很普遍。甚至远不仅如此。就是寡妇也要受其家庭最近的男性亲属控制，她根本不能再选择丈夫。求婚者长期等待机智的潘奈洛佩已经感到厌倦，他们借安提诺之口告诉特里曼珠并向他要求： 你还是把你母亲送走， 命令她嫁给她父亲赞成的、 她自己也喜欢的人吧。”[6] 至此妇女的自由宣告完结。妇女离家外出，必须戴上面纱，以免引起其他男人的情欲。在东方，由于气候炎热性欲要求强烈，所以直到今天还流行蒙面纱的隔离方法。就这样，雅典在古老的民族中成为新秩序的典范。妇女可以跟丈夫同床，但不能同桌进餐；她对丈夫的称呼不是名字而是“主人”；她是他的婢女。不准她在公共场合的任何地方出现，上大街始终要掩面，衣着要十分简单。如果她犯了通奸罪，依据梭伦法她应该用生命和自由抵罪。丈夫可以把她当作女奴卖掉。当时希腊妇女的地位在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7]中表达得一目了然。美狄亚抱怨说： “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人算是最不幸的。首先，我们得用重金争购一个丈夫，他反而成为我们的主人；但是，如果不去购买丈夫，那又是更可悲的事。而最重要的后果还要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好丈夫，还是一个坏丈夫。因为离婚对于我们女人是不名誉的事，我们又不能把我们的丈夫轰出去。一个在家里什么都不懂的女子，走进一种新的习惯和风俗里面，得变作一个先知，知道怎样驾驭她的丈关。如果这事做得很成功，我们的丈夫接受婚姻的羁绊，那么，我们的生活便是可羡的；要不然，我们还是死了好。 “一个男人同家里的人住得烦恼了，可以到外面去散散他心里的郁积（不是找朋友，就是找玩耍的人）；可是我们女人就只能靠着一个人。他们男人反说我们安处在家中，全然没有生命危险；他们却要拿着长矛上阵：这说法真是荒谬。我宁愿提着盾牌打三次仗，也不愿意生一次孩子。”[8] 对男人来说，一切都完全不同了。丈夫严格禁止妻子同其他男人交媾，以便证明她所生育的是他自己的子女，但是他却不愿意恪守同样的禁令不去同其他女人交媾。于是娼妓制应运而生。一些貌美机灵的女子同男人不正当交往，她们宁愿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也不当婚姻的奴隶，这些女人通常是异国人。然而她们的行为丝毫没有让人厌恶之处。同希腊第一流人物有不正当关系的娼妇参加他们的各种学术谈话以及宴会等，她们的姓名和名气一直流传至今。相反，这些名流的合法妻子的名字大多已被人遗忘和无影无踪了。比如，美丽的阿斯珀西亚就是著名的伯利克里[9]的情妇，后来他收她为妻；娼妓普吕南的名字成为为了金钱而卖身的妇女的职业名称。普吕南同胡珀里得斯有不正当关系，她还给希腊的一流雕刻家之一普拉西特勒斯当过阿芙罗狄蒂[10]的模特儿。丹纳是伊壁鸠鲁的情人，阿尔里纳莎是柏拉图的情人。其他名妓还有科林斯城的莱斯和格娜塔南等等。没有一个希腊名流不同娼妓交往。这已形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古希腊的大演说家狄摩西尼在他批驳奈拉的演说中，当提到雅典男人的性生活时是这样说的：“我们娶妻的目的，第一是为了得到法定婚姻的子女；第二，家里需要有一个忠实的看门人；我们找些女人同房是要她们侍候和日常照顾；讨娼妓是为了享受爱情。”合法妻子仅仅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和一条看家的狗。相反，一家之主则生活得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就是今天往往也是这样。 为了能够满足，特别是满足青年男性对出卖肉体妇女的要求，出现了在母权继承关系统治下鲜为人知的卖淫。卖淫同自由性交的区别在于，不论对方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些男人，女人只要得到物质好处就出卖自己的身体。只要女人以出卖美色为职业，就叫卖淫。梭伦为雅典制定了新法典，作为新法典的创始人他受到人们的颂扬，也正是他建立了一些公开的妇女之家，即国家妓院。这种妓院的价格对所有嫖客完全一样。据菲列蒙说，价格定为一分钱（指古希腊货币），按德国货币换算大约25芬尼。国家妓院像希腊和罗马的神殿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堂一样受到国家保护，不容侵犯。大约到公元前150年，耶路撒冷的神殿还是妓女们日常聚会的地方。 由于梭伦建立了国家妓院，为雅典的男人提供了娱乐场所，所以他同时代人之中的一个颂扬他说：“梭伦，我们赞颂你！因为你为了这座城市的安宁，为了一座城市的正当习俗，给人提供了公开的娼妓，如果没有你这聪明的创举，这座城市年轻力壮的男人非去骚扰和追随良家妇女不可。”我们将看到，在当今时代，人们还用这些理由为卖淫和国家妓院的必要性进行辩解。于是，按照国家法律，男人有这些行为被认为理所当然，合情合法，而女人有这些行为则被人鄙视和被视作罪大恶极。众所周知，今天也有不少男人不愿带着合法妻子参加社交活动，宁愿找个漂亮的不规矩的女人作伴妇，这些男人往往是“国家栋梁”、“社会支柱”以及“保护婚姻和家庭的神圣卫士”。 希腊妇女似乎经常想对其所遭受的压迫在她们的丈夫身上实行报复。如果说卖淫在一个方面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补充，那么，妇女通奸，男人戴绿帽子则是在另一个方面的补充。在古希腊戏剧中，欧里庇得斯被看成妇女之敌，因为他在自己的戏剧中，非常喜欢把妇女当成攻击的对象。他对妇女的种种攻击，从阿里斯托芬《费斯莫佛里节日中的妇女》[11]中一个希腊妇女反驳欧里庇得斯的一篇演说里看得清淸楚楚。这个妇女说： “我之所以站起来讲话，并不是因为我爱出风头，而是因为我看见你们长期被欧里庇得斯——一个女菜贩的儿子——欺负，用各种各样的话辱骂，哎呀，我真难受！还有什么恶行他没有利用来糟蹋我们？哪里有剧场、悲剧演员和歌队，他就在哪里诽谤我们，管我们叫淫妇、男人迷、酒鬼、叛徒、长舌妇、废物、丈夫的大祸害；因此他们刚从剧场里回来，就瞟我们一眼，随即到处查看，怕有奸夫藏在屋里。这样一来，我们从前搞惯了的事，现在不能搞了。是他把这样一些很坏的念头传授给我们的丈夫的：如果有妻子编织花冠，她就被认为是在同别人搞恋爱；如果有妇人在屋里走动的时候把一只器皿掉在地下，她丈夫就会问：‘这只瓦罐是你由于思念谁而打烂的？难道不是由于思念那个科林斯客人吗？’”[12] 显而易见，这位能言善辩的希腊妇女用这种方式成为女性的起诉人，而欧里庇得斯对上述控告难以反驳。假如男人稍微懂得，这些控告是正义之声，他们就会因此不再信任欧里庇得斯了。从控吿演说的最后几句话中可以判断，从前在德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流行的那种主人把自己的妻子或女儿让给客人过夜的风俗已不存在。穆尔纳说过，这种风俗在15世纪的荷兰仿在流行，他写道： “在荷兰流行这样一种风俗：只要主人有一位可爱的客人来过夜，他就让自己的妻子与客人同床。”[13] 希腊国内阶级斗争的加剧和许多小团体处境的艰辛促使柏拉图着手研究国家最好的法规和制度。他在其自称理想国的《国家》一书中，要求看门人和享有平等地位的妇女都应当是第一等级的公民。她们应当同男人一样参加使用武器的各种训练，同男人一样承担一切义务，只是“由于性别关系体力较弱”而应承担较轻的使命。他认为，在自然素质方面男女双方是相同的，只是妇女在各方面比男人稍弱。他进一步提出，对男人来说，女人应当是共有的，同样子女也应如此，所以父亲既不认识他的孩子，孩子也不认识他的父亲。[14] 亚里士多德设想得更加市民化。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到，妇女应有自由择夫的权利，但是她应服从他，不过她也应有“进忠言”的权利。修昔的底斯有一种为所有小市民称赞的观点。他说，那种在外面没有人说她好，也没有人说她坏的妻子最值得称赞。 鉴于这种种看法，人们对妇女越来越轻视。由于人口过剩人们甚至避免同女人不正当交往，于是就以违反自然的方式满足性欲。希腊各城市的规模较小，人口超过一定数量就难以正常供应粮食。人口过剩使亚里士多德提出，丈夫们要远离妻子，劝她们去找年轻男子求爱。苏格拉底在他之前就称赞与少男相爱是具有较高教养的标志。最后，希腊最重要的人物都沉湎于这种违反自然的纵欲之中。对妇女的重视一落千丈。同女人卖淫场所一样，还出现了男人卖淫的楼堂。在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中，修昔的底斯大声疾呼道：妇女比暴风雨冲击的海浪更加可恶，比火焰、比山崩水泻更加歹毒。他说：“假如创造女人的神还在，还住在原处，那就告诉他，他是制造最大灾难和给人带来厄运的人。” 如果说希腊的男人沉醉于男色，那么，女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她们也搞起了同性恋。勒斯波斯岛的女性居民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所以人们又把这种误入歧途的行为叫作勒斯波斯式恋爱，而且一直到现在还这么称谓，因为这种行为至今犹存，还在人们之间流传着。此种恋爱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女诗人，写作《勒斯波斯的夜莺》的萨宝，她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00年。她热情奔放的感情在献给阿芙罗狄蒂的颂歌中流露出来，她向这位爱神祈祷说： 至高无上的女神啊，你的宝座在鲜花上， 噢，你这从泡沬中生出的人，宙斯的女儿，巧计多谋的人，听听我的呼喊： 噢女神，不要让我在悲伤和极端痛苦中被战胜啊！ 还有更加热情洋溢的思想，在她致美丽的阿特西斯的颂歌中也表现了出来。 父权制统治雅典和希腊的其余地方的同时，同雅典争夺势力的斯巴达城还处于母权制统治之下，对多数希腊人来说这个城市简直就是外国。传说有一天一个希腊人问斯巴达人，在斯巴达犯了通奸罪如何处置。这个斯巴达人回答：“外国佬，在我们那里没有什么通奸罪！”“假定有，怎么处分呢？”斯巴达人戏弄他说：“一定要惩罚他就送给他一头水牛，这牛很大很大，它的头比泰格鲁斯山还高，它还能把欧罗塔斯的河水吸干。”对此回答大为吃惊的外国人说：“水牛能有这么大？”斯巴达人笑着回答：“那么斯巴达怎么会有通奸的人！”与此相反，斯巴达妇女的自觉性在列奧尼达斯的妻子骄傲地回答一个外国人时表现了出来，那个外国人对她说：“你们拉克德莫的女人是统治男人的唯一女人啊！”她对此回答说：“我们也是生产男人的唯一女人。” 在母权制度下，妇女的自由处境使她们美丽、骄傲、自尊和独立。所有的古代作家都认为，妇女的这些特征在母系继承时代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后来出现的不自由处境必然对她们不利。这两个时代的变化，甚至从服装的差别上都有所表现。多利斯妇女的服装是自由轻松地披在肩上，两臂和小腿都露在外面，这是黛安娜穿的衣服，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她显得那么自由、勇敢。相反，爱奥尼亚的服装把人的全身包得严严实实，难以活动。妇女如何衣着打扮，其内涵远比人们通常设想的要更多。直到今天服装式样都是妇女依赖他人的象征和软弱无力的原因。妇女服装的式样在当今社会仍然使妇女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致使她们情感脆弱，这一切最终表现在她们的行动举止和性格气质等方面。按照斯巴达人的习惯，女孩子到了成年时期仍可以裸体外出，只要当地气候允许。古代作家们认为，这种习惯基本上使她们明白要养成纯朴的风气，对外要注重礼仪规矩。此外，这种习惯按当时的看法，丝毫不会损害少女的羞耻心，也不会刺激人的情欲。当时不论女孩还是男人都参加体育训练。她们被教育成深知自身价值的、强壮有力的、自觉的女性，正如列奧尼达斯的妻子在回答外国人时表现出的那个样子。 4．各民族习俗中的母权制残余 同已消失的母权制紧密相关的是某些风俗的出现，现代作家们根据这些风俗的意义完全错误地把它称之为“卖淫”。在巴比伦，成年的未婚女子有一次在米莉塔神庙里献身给一名男子的宗教义务。下述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孟斐斯[15]的赛累彼斯神殿；在阿尔明尼亚崇奉阿娜伊蒂斯女神时；在塞浦路斯、泰尔[16]和西德尼崇奉阿斯塔尔塔或阿芙罗狄蒂时等等。诸如此类的习俗在埃及人及埃西[17]节中也有。处女作出这种牺牲是为了她在婚姻中专一地献身于一个男人而向女神赎罪。“大自然给于女人以所拥有的一切魅力并不是为了使她在一个男人的怀抱中枯萎。物质法规谴责各种限制，仇恨一切束缚，并把那种专心于一人的行为看成是对神的犯罪。”[18]处女必须作出委身于陌生人的牺牲，才能赎回女神此后对她的宠爱。利比亚的少女以出卖肉体为代价去置办嫁妆就是按这种古代观点行事的。根据母权制，她们在未结婚之前，有性自由，男子对此并不厌恶，他们倒是可以在姑娘中间挑选最中意的人为妻。在英雄时代的色雷斯人中也有类似情况：“他们不看管少女，而是让她们有充分的自由去同自己所爱的人交媾。相反，他们对已婚妇女就十分严格，因为他们是用高价从她们双亲那里买来的。”哥林多的阿芙罗狄蒂神庙里希腊教堂中的女仆们远近驰名，上千名的少女聚集在这里，此地成为最吸引希腊男人的地方。传说基俄普斯王的女儿是用出卖色情赚来的钱建造了金字塔。 直到今天在马利安纳群岛、菲律宾群岛和坡里内西亚群岛，以及根据瓦茨所述在非洲各种不同的民族中都还存在类似的情况。在巴勒阿尔岛还有另外一种习俗存在到很晚的时候：同新娘有血缘关系的男人，按年齡顺序在新婚之夜与新娘同床，最后才轮到新郎，这种习俗表现了一切男人共同占有女人的权利。这一习俗在其他民族中逐渐变成祭司或族长（国王）代表本族男人行使对新娘的特权。在马拉巴，男人雇用一些祭司为他们的妻子破身……最高的祭司在国王结婚时行使这一义务，国王为此要付给他50枚金币。[19]此后印度和大洋洲诸岛时而由祭司，时而由族长（国王）承担这一职务。[20]在塞内冈比亚也有类似情况，在那里，为少女破身是族长应尽的义务，他因此还能得到一份礼物。在其他一些民族中过去和现在为少女破身，有时甚至为仅仅几个月的女孩破身，这个任务由为此目的而设置的偶像来完成。人们把这称为初夜权，直到中世纪末叶在我们德国和欧洲还流行初夜权，它的出现与上述情况是相同的。把自己当成仆役和男女农奴主人的地主，掌握了族长遺留下来的这种权利。下面再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南美洲各种族通过一种特殊的习俗显示出他们对母权制的向往：丈夫代替产妇躺在床上，犹如即将临产并让产妇照看他；巴斯克人是一个还保留着太古风俗和习惯的民族，那里也流行这种习俗。这一习俗意味着，父亲承认新生儿是他的孩子。在中国的一些山区民族中，也有这种习俗。后来在科西嘉岛也流行这种习俗。 德帝国政府在致帝国议会（1894—1895年度）关于德国殖民地问题备忘录的第二百三十九页记载了关于西南非洲的问题，其中写道：“如果没有由年龄最大的人和财富最多的人组成参议会，一个赫洛罗人村的族长连最微不足道的决议也不能作出，不但男人，而经常还有不少妇女，甚至仆人都提出自己的建议。”第二百五十四页还有关于马绍尔群岛的报告：“统治整个马绍尔群岛的权力从来没有落在一个族长手中……因为这个阶层（伊洛迪）的女性成员无一在世，而只有母亲才能授予儿女以贵族身份和地位，因此，伊洛迪阶层就随同族长一道灭亡了。”写这报吿的人所使用的表现方式和描述方式反映出，他们对自己列举的这些情况相当生疏，所以感到茫然。[21] 亨里希·冯·乌里斯罗齐博士曾长年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山的吉普赛人中间，最后由一名吉普赛人把他收为养子，这位博士在报告中写道[22]：当他还在吉普赛人那里生活的时候，在四种吉普赛种族中只有阿赛尼和萨勒两个种族还仍然坚守古老的法规，因为在这两族中，母权继承占统治地位。假如流浪的吉普赛人要结婚，他就必须加入妻子的氏族，妻子拥有吉普赛家庭的全部设施。现有的财产归妻子所有，属于妻子氏族，丈夫是陌生人。根据母权继承法，子女永远在母亲氏族内。甚至在今天的德国还有母权制。1902年6月10日的《西部德国评论》第二版上报导说，在威斯特伐伦的哈尔特尔区，关于公民财产的继承还仍然通行上古时代氏族的母权制。子女继承母亲的财产。至今人们还竭力废除这种“老规矩”，但一切徒劳。 现存的家庭形式和一夫一妻制婚姻根本不能算作最古老的和永恒不变的制度，买卖婚姻和抢劫婚姻，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蔓延更证明了这一点。 在希腊，妇女也成了商品。妇女只要一踏入夫家之门，对她娘家人来说她已不复存在。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明显象征是，新娘乘坐一辆装饰得十分漂亮的喜车去夫家，而这辆车一到婆家门前就被烧掉。在西伯利亚的俄斯提阿克人那里，就是在今天还有父亲卖女儿的事；父亲同新郎的代表共同商定出卖女儿的价钱。同样，在非洲各不相同的种族那里还存在着雅克伯时代的习俗：向少女求婚的男人要在未来岳母家干活。众所周知，买卖婚姻就是在我们这里也没有绝迹，它在资产阶级社会甚至比以往有增无减。在我们现有的阶级当中普遍流行的金钱婚姻无非就是买卖婚姻。按照当前需要，新郎要赠给新娘一批结婚礼物，作为新娘的私有财产，这也正是买卖婚姻的象征。 除买卖婚姻外，还有抢劫婚姻。掠夺妇女不仅在古代犹太人中间流行，而旦在最古的时代处处都有，这种行为甚至在一切民族中都能看到。这里只举出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那就是罗马人抢劫赛拜恩妇女。在那些缺少妇女的地方或通行多妻制习俗的地区，如在东方等抢劫妇女是随手可得的事情。在东方，特别在阿拉伯帝国当政期间，即公元7至12世纪，抢劫妇女是一件广为盛行的事。 今天，在智利南部阿劳加尼亚人居住的地方，，还存在着典型的抢劫妇女的婚姻。当新娘的朋友们同新娘的父亲聊天的时候，新郎就悄悄窜入附近的房中作好抢劫新娘的准备。只要他抓住新娘，立即把她扔到备好的马背上，带着新娘一块逃之夭夭，直奔临近的森林。男女老少，对此大喊大叫，试图阻止他逃跑。但是，只要新郎带着新娘到达密林深处婚事就算告成。哪怕这种诱逃行为违反了双亲意志，也无济于事。类似的习俗在澳洲的各民族中也存在。 在我们这里，新婚旅行的习俗使人想到了抢劫妇女；新娘是从她的娘家被诱拐的。交换戒指使人联想到妻子对丈夫要俯首听命和甘受禁锢。这种习俗起源于罗马。新娘从她丈夫手里得到一只铁质戒指，表明她情愿受丈夫的束缚。后来，这戒指变成金的，很久很久以后，才以新郎新娘相互交换戒指作为双方结合的标志。 一夫多妻制是我们从东方各民族那里了解到的，这种制度直到今天仍然有效，但是妻妾成群就要大量开销，只有特权阶层和财主们才能这么做；相反，一妻多夫制的情况也如此。这种制度主要通行于西藏高原各民族、印度和中国交界地区的格拉斯人、格特瓦那的拜加斯人、印度最南端的奈尔斯人以及爱斯基摩人和阿留西安群岛人居住地区。血统只要没有其他可能就按母亲血统确定，子女属于母亲。妻子的丈夫们通常都是兄弟。假如大哥结了婚，那么，其余的兄弟也都是大哥妻子的丈夫，但是这位妻子也有权选择其他丈夫。同样，男人也有权娶更多的妻子。一妻多夫制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至今还难以阐明。由于一妻多夫制的各民族都毫无例外地住在高原地带或寒冷地区，所以一妻多夫现象似乎按塔尔诺夫斯基的报告[23]可以解释清楚。塔尔诺夫斯基从可靠的旅行者那里得知，较长时期住在高原地带，人的性欲就会减退，新的力量会使性欲增强。塔尔诺夫斯基认为，性活动的减少似乎可以阐明高原地区居民生殖能力低下的原因，他们代代相传，退化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性感觉反常。 所以，尽管一妻多夫，但由于长期住在高原和严寒地带，丈夫们不会对一个妇女提出过度要求。与此相适应，由于妇女的生理特点，她们的身体在高原和寒冷地带也受到了影响，关于这一点，可用下面的事实来说明。爱斯基摩人少女通常在19岁才开始有月经，而热带地区的少女在9岁或10岁，亚热带地区的少女在14岁和16岁中间就已经有了月经。如众所周知，气温高的地区对性欲施加一种相当剌激的影响，所以多妻制主要在这样地区的国家中传播，而在寒冷地区和高原地区的国家，人的性欲必然受到强烈遏制。根据经验，那些同很多男人有性交关系的妇女也很难受孕。因此，在一妻多夫制地区，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要在寒冷地区和高原地区得到生活用品也相当困难。因此可以证明，在这种对我们如此陌生的多夫制状况下，所采用的生产方式对两性关系是具有重要影响的。还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居住在高原地区或寒冷地带的一些民族有杀害女性儿童的习俗。 5．国家制度的产生与罗马氏族的解体 废除母权制氏族以后，父权制取而代之，但其各种职能不健全。它的主要任务是照管公共的宗教事务和殡葬事宜以及尽到互相保护和互相帮助的义务；特别是一些富有的女继承人或孤女，有权利，在某种情况也有义务在氏族内结婚。氏族还管理现有的公共财产。 伴随着私有财产以及与私有财产相关的继承权的出现，进一步出现了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产生了有产者团结一致去对付无产者。前者试图在新的团体里把管理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世代相传下去。必然出现的货币经济造成了从前对人陌生的借贷关系。反对外来敌人的斗争和国内的利益冲突以及各种利害关系，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间的相互矛盾必然使法律程序变得十分复杂，并要求一些机构保证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以及解决一些争端。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主人和奴隶、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因此必然有一个权力通过保护和惩罚来进行干预，来统管、引导、调整、处理所有这些关系。于是产生了国家，国家是在新社会制度下出现的利害冲突的必然产物。国家的领导权自然而然地落在通过建立国家受益最大，而依仗自己的社会权势又对它的建立有重大影响者的手里，也就是落在了有产者手中。正因为如此，有财产的贵族同民主相互对立，甚至在那些政治权利完全平等的地方也不例外。 在古代母权制度下，没有成文的法律。当时的关系简单，习俗神圣。在新的复杂得多的制度下，制定成文的法律就成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且必须建立执行法律的特殊机关。但是当法律的各种关系和法律的种种情况越来越错综复杂时，就由一些以研究法律为己任、最后获得专门利益使法律程序越加复杂的人组成了特殊阶级。于是出现了法律学者，即法学家，他们为整个社会制定的法律具有重大意义，他们本人也成了最有影响的人物。新的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在罗马国家的各个时代表现得最为典型，因此，罗马法律一直影响到当今世界。 由此可见，国家制度是一个在其较高的分工阶段分裂成许多各种各样职业的社会的必然结果。这些职业有着各自的、往往互相对立和互相斗争的利益，因此，必然会出现对弱者的压迫。 阿拉伯的一个种族那巴泰人也承认这一点，狄奧多尔说，这个种族发布命令：不准播种，不准种植物，不准喝酒和不准建筑房屋，而应该住在帐篷里，因为假如他们干了上述那些事，就很容易遭受一个高级权势（国家暴力）的强制，要去听命于它。在摩西岳父的后裔拉赫尔比顿人那里，也有类似的规定。[24]摩西制定的法律主要提出，不准犹太人超越从事农业耕作的范围，因为不这样做，立法人担心他们民主—共产主义的公共团体将会遭到毁灭。因此，他们一方面至少在有山区的边缘地区选择“迦南”，那就是黎巴嫩；另一方面，特别在东方和南方同那些不肥沃的地带和一部分不毛之地相隔的地区选择国家，这样便会与世隔绝。正因为如此，犹太人都远离大海，难以从事贸易、开拓殖民地和积蓄财富；此外，他们还进一步制定了严禁同其他民族交往以及同外人联姻的法律。他们还以贫民救济法、农业法以及周年纪念等各种措施，来阻止个人积累大量财富。犹太人被阻止成为建立国家的民族。所以，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种族组织一直保存到氏族完全解体为止，不过，有一部分至今仍然存在。 已超越母权制发展阶段的拉丁氏族显然参与了罗马的建立。这些氏族缺少女人就从赛拜恩人那里掠夺妇女，自称库里亚。很久以后，在国民大会中还有人把罗马市民叫作库里亚。罗马的普通人主要指罗马的自由居民，但称作库里亚的罗马普通人则代表罗马市民的血统和地位。罗马氏族已盛行父权制。亲生子女是直系继承人；无子女则由男系亲属继承；如男系无亲属，则由氏族继承。妇女结婚后就失去了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而由父亲的兄弟继承这份财产。妇女由于结婚便脱离了该氏族，不论是她还是她的子女都不能继承其父或其父兄弟们的财产。否则，父系氏族就失掉了这部分财产。划分氏族和部落，在罗马数百年间还为建立军事组织和行使公民权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父权制氏族的崩溃及氏族意义的消失，罗马妇女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好；到后来，她们不仅可以继承财产，而且还可以管理自己的财产，所以说，罗马妇女远比希腊姐妹们的处境好得多。罗马妇女逐渐获得的自由地位使公元前234年出生的老卡托抱怨说：“假如每个一家之长都按照前辈的先例，设法让自己的妻子唯唯诺诺，唯命是听，那人们显然不会同整个女性闹出这许多麻烦。”[25]当有些罗马护民官在公元前195年提议，废除从前颁布的反对妇女服装和手饰上过分奢侈的法律时，他咆哮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注意在自己妻子面前维护丈夫的权利和尊严，那么，我们在这里同所有女性打交道就不会十分困难；今天，我们在家中失去的自由，在此地、在法庭上又被妇女的蛮横给彻底剥夺，并遭到践踏，因为我们连对她们个别人都无力反抗，所以她们聚集在一起就更加可怕……我们的前辈想到，妇女没有监护人在场，不能办任何一件事，哪怕是件私事。她们应当受其父、其兄弟和丈夫的管理。我们甚至容忍她们掌管共和国，主持国民代表大会……人们放纵她们追求权力的天性，不去管这些蛮横的家伙，却还希望她们自己会控制一下自己的肆无忌惮的行为。在心怀不满的妇女认为受习俗或法律之害的事情中，这还是微不足道的。说实话，她们期望自由，不仅如此，期望在一切事情上都能无拘无束。如果说她们今天开始同我们平起平坐，那么，过不了多久，她们就会骑在我们头上。” 在卡托上述演说中提到的那个时期，只要父亲健在，他就是女儿的监护人，哪怕女儿已经结婚也应如此，除非他委托另一个监护人。父亲去世，则由另一个最亲近的男性亲属监护，哪怕这个人是个没有能力的父系亲属。监护人有权在任何时候将监护权让给第三者。因此，罗马妇女起初在法律上没有自己的意志。 缔结婚姻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在几个世纪中有很大变化。结婚的最隆重的形式是：在最高级的祭司面前举行婚礼，在场的证婚人至少要有10个。新婚夫妇要共同吃一块由面粉、盐和水烤制的糕点，以显示他们已合二而一。我们看到，这种礼仪同基督教圣餐时大家共吃圣饼的情景十分相似。结婚的第二种形式叫作占有婚姻：只要这位妇女的父亲或监护人同意，她就可以同自己的意中人同居一年，婚姻就此完成。结婚的第三种形式叫作相互买卖式婚姻。要想结婚的人，双方互相以金钱和婚约进行交换。在西赛罗时代，一般说来，双方已经可以自由结婚，甚至开始争论是否有必要宣告离婚。关于通奸的尤利安法规定，离婚必须郑重宣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犯了通奸罪并被追究责任的妇女经常声称自己已经离婚。查士丁尼一世[26]禁止离婚，除非双方都想进寺院。但他的继承人查士丁尼二世认为，有必要再次允许离婚。 随着罗马权势逐渐强大和财富的不断增长，种种最恶劣的行为和放纵代替了从前的严厉习俗。罗马超出当时整个文化地区，成为传播淫乱、狂饮无度和享受感官快乐的中心。特别在帝制时代，狂饮欢宴、纵情享乐更加受到皇帝青睐。男男女女争先恐后，在狂欢淫乐中一比高低。公开卖淫的妇女数量越来越多。此外，希腊式恋爱，即贪恋男色在男人中越发流行开来。一时间罗马的男妓甚至比妓女的数量更多。[27] 妓女和她们的嫖客招摇过市，到处游荡，经常出没于游乐场、马戏团和剧院。妓女往往躺在黑奴抬着的床上，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却珠光宝气，手里还拿着一面镜子，照来照去；手拿扇子的奴隶跟随两旁；一群男童、宦官和乐师围在四周；怪模怪样的侏儒走在队伍的最后。 荒淫无度在罗马帝国的无限蔓延，甚至直接危害到帝国的存亡。妇女疯狂追逐男人的许多例子，可从塞涅卡[28]的报告中看出，他说，有的女人惯于不按执政者的年号，而是按照她情人的数量来计算年代。通奸极为普遍，犯通奸罪的妇女必须依法重罚。为了逃避法律，她们，其中包括罗马的贵妇们都以妓女名义到罗马市政当局登记注册。 除荒淫纵欲外，内战和大地产制度、独身和无子女等现象与日俱增，致使罗马市民和罗马贵族的数量急剧锐减。因此，奧古斯都于公元前16年颁布了所谓的尤利安法[29]，该法对罗马市民和贵族生儿育女予以奖励，对独身者给以惩罚。凡有子女的人，都应比无子女的人或独身者优先占据高级职位。独身者不应继承遗产。无子女者只能继承一半财产，其余财产归国家所有。有通奸行为的女人，必须将其一部分嫁妆交给她的丈夫。有些男人就因为这条规定，而同明知有通奸行为的女人结婚。普鲁塔克对此写了一条注释：罗马人结婚不是为了得到遗产继承人，而是为当遗产继承人。 后来，尤利安法更为严厉。提比利乌斯提出，祖父、父亲或丈夫曾经是，或者仍然是罗马骑士的妇女不准卖淫。在妓女名册上已登记在册的已婚妇女应视为通奸者并驱逐出意大利。对于男人当然没有制定相应的惩罚条款。据尤维纳尔报告说，用毒菜杀夫在他那个时代（公元前1世纪前半叶）在罗马是司空见惯的事。 [1]《圣经·司师记》第21章第20节及以下。 [2]在布拉格最老的城区，有一座小犹太教会堂，它创立于6世纪，是德国最古老的犹太教会堂。来访者大约往下走7个阶梯就进入一间昏暗的房间，这时人们发现在对面的墙上有一些类似打靶用的洞口，穿过洞口就进入一间完全是黑暗的房间。有人问这些洞口通往何处，导游回答说，是通往妇女作礼拜的地方。现代的犹太教会堂建筑得好一些，但妇女同男人分开作礼拜仍然没有改变。 [3]巴霍芬：《母权论》。 [4]1899—1900年的冬天在柏林、维也纳等地，上演了由冯·维拉诺维奇—摩伦多尔夫先生重新改编的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观众和批评家都无法理解这一悲剧的深刻意义，他们对它感到陌生。 [5]参见荷马史诗《奥德赛》卷一。 [6]同上书卷二。 [7]由A·维尔勃兰特翻译，第230节及以下。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年生于萨拉密斯。 [8]参见《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一，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9—70页。——译者注 [9]古希腊的雅典国务活动家和战略家。——译者注 [10]希腊神话中的爱情女神和美丽女神。——译者注 [11]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第三卷《费斯莫佛里节日中的妇女》第385节亦译为《地母节妇女》。译者是希罗尼姆斯，F.A.布鲁克豪斯1846年莱比锡版。 [12]参见《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译者注 [13]约·谢尔：《德囯文化和风俗史》第9版，菜比锡奥托·威干德1887年版。众所周知，休德曼的话剧《名誉》就是以此为题材的。——译者注 [14]柏拉图：《国家》第5编第17章，1870年柏林版。译者弗里德里希·施来厄尔马赫，注释J.H.冯·克尔希曼。 [15]古埃及首都。——译者注 [16]腓尼基首府。——译者注 [17]埃西，埃及神话中的女神。——译者注 [18]巴霍芬：《母权论》。 [19]卡尔，考茨基：《婚姻和家庭的起源》，1883年宇宙出版社版。 [20]曼特加萨：《人类爱情》。 [21]类似情况在殖民地喀麦隆和西非其他地方都存在。一位按照自己的观点研究那里的国土和人情的德国舰队医生曾写道：“有相当多的种族还在实行母系继承权。父亲无足轻重；兄弟姐妹仅仅是母亲的子女。一个男人死去，其财产不属于他的子女，而是属于他姐妹的子女，即属于他的外甥和外甥女，因为这些子女是他最亲的血缘亲属。旅客中有一位酋长用很糟糕的英语对我说：我的姐妹和我肯定都是血缘亲属，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子女；我的姐妹又确实同其儿子是血缘亲属，因此她们的儿子是我的继承人，假如我死去，他们就是我的城市的王。我问他：‘那么你们的父亲呢？’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作我的父亲。我又问他，他是否因为没有孩子才这么做。他一面回答，一面捧腹大笑说：‘我们男人哪有孩子，只有女人才有’。”我们这位证人继续写道：“我可以向您保证，在喀麦隆，贝尔王的继承人是他的外甥，而不是他的任何一个儿子。住在德国一些城市求学的所谓贝尔的子女们只是他妻子们的子女，他们都不认识自己的父亲；如有可能，我也许能为自己要回一个儿子。”通过最近的这篇描述，那些否认母权继承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的这位证人是个善于观察各种事物本质的人；但是生活在这些半野蛮状态民族中的人到底有多少人能作到这一点呢？因此，出现不少关于那些土著人“不讲道德”的描述。 [22]亨·冯·乌里斯罗齐：《特兰西瓦尼亚山吉普赛人生活图景。历史、人种学、语言和诗歌。》，1890年汉堡版。 [23]塔尔诺夫斯基：《性感觉的病态现象》，1886年柏林版。 [24]约·达文·米夏埃利斯：《摩西法律》，1793年劳伊特林根版第2版第1卷。 [25]卡尔·海恩岑：《妇女的权利与地位》。 [26]拜占庭皇帝，生于公元527年，卒于公元565年。 [27]见圣·保罗的《致罗马人书》第1章第26、27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 [28]生于公元2年，卒于公元65年。 [29]凯撒的养子奥古斯都属尤利安氏族，因此该法以尤利安法命名。
五十版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五十版序 来源：《妇女与社会主义》，倍倍尔著，沈端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2月第1版 从本书的初版到今年初，已经过了三十周年了。像九版的序文上所述，这书是在特殊的情况下问世的。数月前反社会主义法令的颁布，使一切社会主义的书籍都因此被禁。谁要企图发表违禁的书文或敢于任这种东西出版，那时就要获得被捕及监禁六个月的报酬。然而竟这样地做了。 初版在来比锡刊行，但它是在伪装的旗帜下发表的。发行者是用通俗书刊行者沮利克·霍丁根的名字；那里又发刊德国所禁止的“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第二版却发生了障碍。直到一八八三年我才把它出版。在这以前，因为个人的障碍，我没有完成这件事情。第二版在沮利克的发行所（沙贝里茨）出版，从现在起到一八九〇年又发行了六版，每版各二千五百册。反对书籍流布的许多障碍都被克服了。实际上寄赠本到处都落在警察官之手，书册多在家宅搜査时被没收。然而此等书册并没有遗弃，不过更以无代价的送到别一部分人的手里——警察官，他们的家族，友人们，恐怕比我们同志还要热心地在那里读着。 到一八九〇年，反社会主义法令废止，我决定将本书整个改写和做重要的增补。这便是第九版，于一八九一年在现在的发行所发行。这第五十版内容有显著的改订。 本书现在已译成十四国的语言；有许多国家，例如意大利、美国，是改版的。因有了塞尔维亚语言的翻译，本书现在已译成十五国的语言在刊行。 本书这样开拓了自己的道路，不夸张的说，我想实在可以说是先锋。但是反对者违反了他的意志而传播本书的功劳，也不能不说是很多的。 然而本书又得到许多的评价。奥古斯特·福莱尔教授在他的《性的问题》[1]中，称本书为“一部重要的和值得注意的书”，“大体上不得不认为有可以无条件地赞同的意义的著作”。虽然照他在别处所说，他的意见未必与我相同，甚至在许多地方是相反的。 这是对于一八八三年第二版的批评。福莱尔教授仿佛不知道以后的根本改订和增补的版本。因这理由，我不能不再说到对于一八八三年版的批评。 英国著述家霍瓦特，在他的著作《婚姻制度史》[2]上说起“倍倍尔在他的优秀著作《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向现今的婚姻关系加以重大的攻击”。他简单叙述了内容后作一结论道：“关于社会主义的著述家提出的救治策应该怎样看法，还有，我们的唯一的希望是否必须应当寄托在协作的共和体上面，虽然难说，但有一件事却是确实的。就是社会主义者能够忠实地考察事实而大胆地述说出来。他们对于社会尽了有价值的职分。他们无情地揭发在现代国家我们的家庭所苦恼的缺陷。他们明白地表示：婚姻及家族的问题，只有联系着现时的经济制度才能解决。他们更说明了只有靠妇女的完全解放和两性在婚姻上的绝对平等才有进步的可能。通过这一切他们已经做到使今日一般人形成了关于婚姻生活的更加高远的理想。” 妇女运动——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从本书出版以来，三十年间，在地球上的文明国都有了很大的成就。在这样的短时日里面赢得这样好的结果，恐怕是别种运动所没有的。妇女的政治的和公民的平权的承认，妇女入专门学校的许可及从前排除妇女的职业之容许妇女加入，都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像天主教中央派和福音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前从他们原则的立场反对现代妇女运动的党派，也从禁遏她们的地位而转向承认有变更的必要。然而在接近他们的妇女的中间，还没有完全失却势力。 有人问：“这现象该怎样说明呢？”可以答道：“这是在现今我们的一切关系中的巨大社会的及经济的变革所招致的。”例如从前一位普鲁士无产的牧师，要使七个女儿保持相当的身分时，冷酷的事实使他必然具有推理力和辨别力。现代的所谓上流社会的多数，不得不赢得相当的身分，虽然没有女儿的时候，事情也还是一样。 在指导地位的妇女的鼓励工作，对于进展的大贡献是不必说的。然而所以能够得到成功，正如社会民主党一样，是现代社会的及经济的发展的帮助。即使是天使的舌，也只有在对于所说的和音板存在的时候才有效果。当然的，倘使这和音板越适当，那效果便越确实，我们虽然生活于社会主义之中，然大多数人还没受到这气味。愚眛的处女还没有灭尽呢！ 最后我要在这里对于鲁萨诺夫同志在五十版修改时所尽的巨大的助力，不得不表示最热烈的感谢。他做了这工作的大部分。没有他的助力，要把本书这样根本改订出版，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疾病，显著地减弱了我最近二年间的著作能力，并且还有别种更重大的工作消费着我的时间和精力的缘故。 一九〇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奥古斯特·倍倍尔于柏林赛耐堡。 [1]AugustForel，DieSexuelleFrage，BuchdruckereiM.Müller&Sohn,München4.und5.August.s.587-589. [2]G.S.Howard,AHistoryofMatrimomialInstitution.S.234-235.London.1904.
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 妇女与社会主义 WomanandSocialism 〔德〕奥格斯特·倍倍尔 （AugustBebel） 德文第一版印行于1879年 此书据德文版译出 译者:朱霞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 说明：增补了1955年沈端先译本中倍倍尔的三篇序言。 【chm电子书下载】 DIEFRAUUNDDERSOZIALISMUS 译者后记 这是一部出于革命前辈之手的、论述妇女问题的经典著作，也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妇女问题专著。 作者倍倍尔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在书中展示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妇女社会生活图景，揭示了妇女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密切关系，以及妇女在创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妇女与社会主义》到1973年为止，仅在德国就出了62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在我国，早在1927年就由夏衍同志把它从日文翻译过来介绍到了中国，当时的书名是：《妇人和社会》，到1955年已出了6版，但是，尚没有根据德文原文译成的文本。……（此书据德文版译出） 译者1995年7月 ·序言 ·三十四版序（1902年9月15日） ·五十版序（1909年10月31日） 第一编过去的妇女 第一章妇女在原始社会的地位 1．原始社会的主要时代 2．家庭的形式 3．母权制 第二章母权同父权之争 1．父权的产生 2．母权在希腊神话和戏剧中的反映 3．雅典的合法妻子和娼妓 4．各民族习俗中的母权制残余 5．国家制度的产生与罗马氏族的解体 第三章基督教 第四章中世纪的妇女 1．日耳曼妇女状况 2．封建主义与初夜权 3．城市的繁荣。寺院和卖淫 4．骑士风尚与妇女崇拜 第五章宗教改革 1．路德 2．宗教改革的结果。三十年战争 第六章18世纪 1．德国的宫廷生活 2．重商主义与新婚姻法 3．法国大革命与大工业 第二编当代妇女 第七章作为性生物的妇女 1．性欲 2．独身与自杀频繁 第八章当代婚姻 1．当作职业的婚姻 2．出生率下降 3．金钱婚姻与婚姻交易所 第九章家庭的解体 1．离婚增加 2．有产者的婚姻与无产者的婚姻 第十章婚姻作为生活保障手段 1．结婚的减少 2．杀婴与堕胎 3．为了婚姻的教育 4．当今婚姻生活的贫乏 第十一章婚姻的机会 1．两性人数的比例 2．婚姻的障碍与婚姻的阻力。妇女过剩 第十二章卖淫是资本主义世界必需的一种社会行业 1．卖淫与社会 2．卖淫和国家 3．买卖少女 4．卖淫增加。未婚母亲 5．道德犯罪和性病 第十三章妇女的职业地位 1．妇女就业的发展和推广 2．已婚妇女的工厂劳动。家庭工业和损害健康的工业 第十四章妇女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 1．家庭生活中的革命 2．妇女的才智 3．男子和妇女在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上的差别 4．达尔文主义与社会状况 5．妇女和自由职业 第十五章妇女的法律地位 1．争取民法范围内平等权利的斗争 2．争取政治平等权利的斗争 第三编国家与社会 第十六章阶级国家与现代无产阶级 1．我们的社会生活 2．阶级矛盾的计划 第十七章资本主义工业的集中过程 1．工业给农业带来的变化 2．继续无产阶级化与大企业的统治地位 3．财富的集中 第十八章危机与竞争 1．危机的根源与影响 2．中间贸易和物价上涨 第十九章农业革命 1．海上竞争与农业人口外流 2．农民与大地主 3．城乡矛盾 第四编社会的社会主义化 第二十章社会革命 1．社会变革 2．剥夺剥夺者 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 1．有劳动能力者人人劳动 2．利益一致 3．劳动组织 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5．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6．消费能力的提高 7．在劳动义务上人人平等 8．取消贸易。改变交通面貌 第二十二章社会主义与农业 1．废除土地私有制 2．土壤改良 3．耕作方式的变化 4．大规模经营与小规模经营。电气化的发展 5．未来的葡萄种植 6．防止地力耗竭的措施 7．消灭城乡差别 第二十三章国家的消亡 第二十四章宗教的未来 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 第二十六章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学与艺术 第二十七章个性的自由发展 1．无忧无虑的生存 2．食品的变化 3．共产主义的厨房 4．家庭生活的变化 第二十八章未来的妇女 第二十九章国际关系 第三十章人口问题与社会主义 1．可怕的人口过剩 2．人口过剩的形成 3．贫穷与繁殖力 4．人口减少与粮食过剩 5．社会状况与人口增长力 ·结束语
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Н.布哈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相关链接：布哈林 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 Н.布哈林 编者按：本文译自英国普瑞德克斯出版社的俄文版单行本，1979年版。原载《红色处女地》杂志1926年第4期。本文是作者1925年2月在俄共（布）中央讨论文学问题的会议上发言的速记稿。 同志们！在对文学政策的若干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先对下述情况有所认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剃刀的刀刃上行走——如果一般来说，这种提法是对的话，那么，向其它问题比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就要更加善于在刀刃上行走。你们可能站在完全正确的立场上，但只要你们执行政策时差之毫厘，就会在政治上干出蠢事来。为了不致作出某些轻率的决定，我打算用这一警告开始我的发言。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深思熟虑，必须完全根除那种通常说的“大轰大嗡”的方法。然而，事实上，同志们你们现在却正在按此方法行事。瓦尔金同志说“在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到处充满了中央委员会的精神。对不起，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在你们的代表会议上，毫无中央委员会的精神。我们还知道，你们公开提出了抗议，反对关于让沃隆斯基同志重返《红色处女地》杂志工作的决定。每逢作出实事求是的决定时，你们就反对一气，还说什么中央委员会的精神在你们头上缭绕。这种说法似乎不符合实际。你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纠集了一群无产阶级作家，打着中央委员会精神的旗号，尽管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其次，为什么你们要滥用老头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名义呢？我想，而且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好的。我将在这里谈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我所持的立场，然后，我再讲一下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立场。 我首先要谈的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我将尽可能地把我当时的观点说清楚，然后我再谈谈列宁同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在这次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明确地论证了他自己对文学，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喊声：“那么，波特列索夫呢？”）没有必要把波特列索夫也牵连进来，因为他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提出这一问题的。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他完全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长期性。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忽略了在各个不同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平衡性。比如说，我们已经夺取了国家政权，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有许多敌人包围的具体条件下存在着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将是漫长的，因为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平衡的。在一个国家中已经夺取了政权，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尚未夺取政权等等。在这方面，先决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延长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平衡。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总的来说，以统治阶级的形象和面貌为标准形成起来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将具有自己的特征。这个意思还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夸大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建度，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这个理论体系中，夸大了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速度。他的理论错误就在这里。他正是从这一政治错误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他把事情设想成这样：所有阶级都同时向共产主义迈进，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削弱得最快，比实际情况快得多，于是无产阶级的若干特点便起了变化，变成人类共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特点。未来共产主义文化的这一特点发展得相当快，比脱壳而出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快得多。然而，还可以提出第二个问题：一般米说，在文化方面是否有无产阶级独有的特点？我认为有，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谈论过多次了。我要说，波格丹诺夫在这方面说的并不全是坏东西——他有一些很正确的好的想法。似乎可以说，有一种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波格丹诺夫是这样称呼它的，你们怎么称呼它都可以）同正在进攻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特征结合起来了。从人类共性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特点并不全都具备共产主义性质[1]。其次，无产阶级还有一些特点，都市主义的情绪，城市的特点——这些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特点，因为共产主义是要解决城乡矛盾的。这些特点立即会清清楚楚地把人类共性和无产阶级性区别开来。一方面，这些特点是这样一种结合，即这种集体主义加上革命性，加上城市，另一方面，它又是另一种结合，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都市主义，不同于马利涅蒂等人的未来派的都市主义。这是完全清楚的。在文化方面，无产阶级是有其特点的。毋庸置疑，这些特点将不可避免地被固定并记录下来。在城乡矛盾尚未完全解决的那一段历史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未能完全解决城乡矛盾也是自然的事情——这个时期将给整个文明打上烙印，包括文学在内。不管我们如何实行消除城乡矛盾的政策，无产阶级文化的成长过程还是比它消亡的过程快得多。在这里，无产阶级文化的消亡和积累这两条曲线相互交叉。托洛茨基同志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消亡比形成快，而我认为正相反，无产阶级文化的形成比它的消亡过程更快。自然，这里说的不是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部过程，而是指相当长的一定的发展时期。 现在我应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反对这种无产阶级文化观点的。他同这种观点作斗争是事实。我曾经维护过我现在在这里谈过的立场。现在你们都点头同意我说的：那就让我讲下去吧。而且你们自己也知道，归根结底，我没有任何理由诬蔑自己。所以，我要说明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最坚决地反对这一系列观点的，他在同我的几十次谈话中都提出过反对意见。他给我写过一些便条，甚至“怂恿”雅柯夫列夫同志写文章。雅柯夫列夫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指示写那篇文章的，事先。列宁读过那篇小品文。瓦尔金同志！我就这件事曾同列宁谈过。当时我提出了最后通牒，我说，如果他坚持要在《真理报》上刊载雅柯夫列夫的小品文的第一稿，那么，我将给以极其尖锐的反击。于是，弗·伊劝雅柯夫列夫在自己的文章中删去一些段落。这曾经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你们还要站出来说伊里奇是“同意我们的意见的”。何必这样呢？我谈谈我对弗·伊的立场的理解。他在有些地方曾经谈到过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他写过几篇就民族问题反驳李普曼和谢姆柯夫斯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曾谈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化。如果我们想全面研究这个问题，那么就应该仔细想一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说出下面这句话时，他是怎样想的，“你们带着你们那些废话见鬼去吧，等等。”我谈谈我是怎样自己为自己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的。也许（我不说想必，而说也许）弗·伊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时代会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高谈阔论，大喊大叫并引起公众的注意，那么，我们反而会把这一事业葬送掉。时机尚未成熟。现在还必须从字母学起，学会洗手等等。他认为没有必要高谈阔论，因为我们在实践中还未能实现它之前，高谈阔论依然还是高谈阔论。在我同弗·伊争论过的所有问题中，有两个问题至今我也不同意他的意见，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不过，应该说一下，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弗·伊在自己最后写的论合作社的文章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以前他认为，还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有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小岛，而其余一切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这个小岛也被淹没了。现在他认为，我们正在壮大起来。如果把这种观点继续阐明下去，那么，他会这样说：“是呵，如果我们的小伙子们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没有问题啦，那么，他们肯定不会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所以，应该往后面拉他们一下，喂，别骄傲自满，我国还没有社会主义呢。”正是这种想法决定了他的论据，他的论据应成为解决教育我国干部这一重大的社会教育任务的行之有效的推动力，这一教育目的是必须使干部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骄傲，有的放矢并用尽全身之力拉车前进。这就是弗·伊的实际指示。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理论上的提法，但我完全同意其实际结论。应该接受这一指示，在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时，应该重视这一指示。没有必要说什么列宁曾经支持过我们，这是胡扯。 让我们实际运用一下这个标准。我举瓦普的宣言，根据瓦尔金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为例加以说明。第一点是： 一、“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强有力工具。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指示是正确的话，那么无可争辩的是，无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同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非无产阶级文学的统治并存。如果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期内不能逐步掌握一切思想阵地，它就将不再成为统治阶级。在阶级社会中，文艺不仅不可能是中立的，而且它还积极地为这一个或那一个阶级服务。” 这是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的原则。下面接着写道。 二、“如果这一点对于一般阶级社会来说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各阶级之间进行最激烈的战争的时代来说，就更加正确。正因为如此，那种认为文学领域各种文学思想流派似乎可以和平合作、和平竞赛的议论是反动的空想。布尔什维主义一贯为反对这种反动的空想而斗争。” 在这里就有理论上的错误了。第一个大前提是，文学不可能不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规律。这绝对正确第二个前提是，如果这一切对于一般阶级社会来说是对的，那么，它对于战争和革命的现时代就更加正确。这一前提对不对呢？对。接下去谈的是什么呢？接下去谈的是苏维埃社会内部的政策。这个问题讲得就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这很简单。我国社会有两个摩擦面——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我国社会面对的是资产阶级世界，在这方面，阶级斗争是尖锐化了。对内应如何提出问题呢？在这方面暴露了对下述情况的无知，即在国内，我们的政策一般来说不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而是相反，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这是基本的。根据中央委员会的直接指示，在同托洛茨基同志辩论时，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在论反对派的经济纲领的文章中正好谈到过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提出过坚决反对的意见。相反，所有的人都承认我说得对。阶级斗争正在消失吗？没有。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说的呢？他说过：我国社会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合作的社会，资产阶级也可以参加这一合作。过去什么时候提出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同无产新级合作呢？从来也没有提出过。那么，这里出现了什么情况？出现了阶级斗争职能的某些辩证的改变，正因如此，我们才允许资产阶级参加合作。我请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实际情况吧。我们曾经不得不让步，以便让这些阶级去填补我们无力填补的漏洞。他们是在一定意义上，一定时期内来填补漏洞的。我们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对待这些阶级的。如果你们把小商贩赶跑，这也会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这些理论原则对不对呢？（喊声：“这也是相对的”我认为这是对的。为了弄清楚这一切，应该把这个同题同另一个问题，即领导问题区别开来，这是不同的两个问题，大家都必须记住这一点。我在这里谈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被大纲庸俗和肤浅地加以解释，正如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正是在这方面需要在剃刀的刀刃上行走。我想对你们谈谈关于奥托·鲍威尔的情况，虽然这与本题无关，但还是很有意思的。他是这样来描述我们的社会的。他说：开始时，确实出现了那种情况，即在苏俄确实存在过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这一专政已经被苏维埃共和国的三种力量的联盟——即农民、工人和新资产阶级的联盟所代替。苏维埃政权反映的正是这种力量上的平衡，而且重心不断地从无产阶级一边移向其他阶级一边，于是，他举出新经济政策之类为例，说什么重心从无产阶级移向庄稼汉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为什么不对？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被简单地混为一谈了——即社会上的联盟和政权中的联盟。我们在社会中同农民结成联盟，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权是依靠庄稼汉的，但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它可能有官僚主义弊病等等，但它毕竟还是工人阶级专政。我们可以允许新资产阶级在我们社会中出现，允许它跟我们合作，但决不允许它按近政权。我们作为主体，作为政权，可以机动灵活地行事。我们对待农民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对待新资产阶级的态度，我们正是通过这一办法来维护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在我们当前面临的条件下，在现在这个时候作为领导力量的专政的职能。 所以，同志们，大家都很清楚，事物发展的总的前景同一般形式下的战争与革命时代提供的前景完全不同。这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呢？从你们的提纲的观点看，这就是加剧阶级斗争。 瓦尔金：不对。 布哈林：那又作何解释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又何必把这一切写成文章，推行自己分裂社会的路线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将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一点。在你们的说法中，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同苏维埃国家的观点区别开来。如果你们说这指的是苏维埃国家，那么我就要说，难道对资本主义国家不也可以这样说吗？完全清楚的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大错特错了 罗多夫：形式各不相同。 布哈林：形式各不相同——这是什么意思？形式各不相同这首先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采取的是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式，而在苏维埃国家中则完全相反。这一点本来是应该说清楚的，这两者是迥然不同的。 我应该继续说明的是，由此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结论。阶级斗争在进行，但形式不同了。我又提出了一个准确的公式。对待农民采取改造这个农民的方针，而对待新资产阶级，如采取利用，加上从一定时期起和平排挤的方针。当然，我们不号召采取暴力行动。所有这一切在我引用过的那些文章里有非常准确的表述。这一事实在你们的什么文章中有过反映吗？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你们要来决定政策，那么这一重要的说法航应该在你们的提纲中有所反映。我现在要问，有这个反映吗？我断定，没有这个反映。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我们对待各阶级的一般政策也应该适用于我们的文学界，但应作很大的“修正”，因为文学界有其它领域中所没有的根重要的特点。对比一下，各不相同。专政不是消失了。一般来说，瓦尔金的下述说法是对的：在文学界必须提出领导权问题，但是，恰好在这方面应该注意我提出过的在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作用条件下各个阶级的结合问题。 领导权问题无疑是存在的，它甚至日益重要了，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系列麻烦。麻烦存在于下面一些事实中。同志们，请你们注意地听我对这一基本区别的解释。不只是现在，还在很久以前，当我问“岗位派”辩论时当我作了那个“岗位派”的许多同志们常常提到的报告时，我就提出了一个应该说明一下的理论上的想法。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怀抱中，我们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由此出现了下述情况：当我们取得政权时，我们通过自己的斗争和直接的革命变革，我们便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权。我们已经有了这个领导权。我们是在巷战中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得这一领导权的，这一斗争已经作出总结，总结了我们过去的组织工作的成就，政治上的磨炼和政治经验，总结了为进行胜利的革命而必备的一切特点。然而，当我们接触到艺术、科学和其它领城时，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独掌领导权了呢？我确信，还没有。既然我们还没有成熟，既然我们正处于虽已取得政权，却尚未成熟到可以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同志们，完全清楚的是，我们应该提出取得这一领导权的任务。或者象我说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文学和文化等领域中争得社会领导的历史性权利（喊声：“对呵”）。 于是，从这里就产生了关于取得领导权的方法，关于不致在这方面犯错误以及关于与同路人的斗争等等问题……如果我的话确实是对的，那么，十分清楚，不应提出“岗位派”提出过的提纲，说什么把国家出版社交给我们好了，我们将把文学界整肃一番（瓦尔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你们早就采取这样的态度了，而且你们自己的全部活动和方针都有这种倾向（听众席上的喊声：“我们一直承认领导权原则”你们承认的是瓦普的领导权原则。不要自欺欺人了。（瓦尔金：“要拿出证据来，而我们有证明文件。”）就这样，你们提出了这种垄断原则，尽管你们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应该这样提出问题的：“请先建设，然后再领取报酬”，在这里，在目前情况下，领导权问题同政治领域中的情况不同，那么，在这方面它同政治有无一定的共同点呢？我认为有。有工人阶级及其无产阶级评论家们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的毫无争议的领导权。这是一开始就有的。这是我一开始就能够看到的东西，尽管我不是什么专家，对艺术形式和风格问题一窍不通。从社会革命的观点，我可以看出来并说出来，这个人是黑帮分子，那个人是自由主义者。一般来说，从总的情况看来，我们已经成熟到有权掌握历史性领导权的程度。在这里我还是要区别对待不同的问题。各种专门性的问题。这是一回事，基本问题，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在对社会进行批判性领导的一些问题方面我们已经成熟了，与此同时，在其它问题方面我们尚未完全成熟。整个问题在于，要提出一些可以使我们成熟并取得在历史上存在下去的权利的方法。 现在，这里就出现了“同路人”的问题，非无产阶级作家问题。这里立即涉及两个问题。对他们的政治态度问题和同他们在文学上的联合问题，这是同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我们自身的自我教育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同时解决，因为他们是互相以某种社会关系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岗位派”的错误何在呢？首先，我们对待“同路人”的态度怎么样？第一个方面是社会评价方面。我们对待同路人的态度是由对待有关社会政治力量的总的态度决定的。与加剧阶级斗争有关。在这里我们是否应该加剧阶级斗争呢？不应该。对农民，我们必须改造他们，对明显的黑帮分子，则应彻底消灭之。对同路人也应该这样——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应该改造，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应予以“驱逐”。这样做对不对呢？如果这完全正确，那么，在组织上就不应象农村党支部的某些共产党员所做的那样：他们对待农民就象对待牲口一样。你们的立场就是农村党支部那些人的立场，他们由于农民未交统一的农业税，就去“压榨”近半数的农民。（瓦尔金和罗多夫“拿出证据来。”当人们又喊又叫的时候，你们却说，拿出证据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证据可言呢？罗多夫同志，您怎么啦，还是小孩子吗？如果这样辩论下去，当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瓦尔金：“应该拿出证据来进行辩论。”）（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不是批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是批评问题，因为批评是政治的一部分。在改造人的问题上，应该有一定的分寸感，但你们既没有丝毫的分寸感，还采取了过火的策略。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自我教育，教育我们自己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一般方针是什么呢？应该首先指出自己的缺点。我可以这样来归纳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学政策中有两大偏向：一是共产党员妄自尊大，一是丧失立场。不能说其中哪一种偏向好一些，这两种偏向都有害。但是，如果有时可以说我们的某些同志犯了那种可以称之为丧失立场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并非客观环境所使然，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偏向是共产党员妄自尊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们最近这次代表会议，你们在会上攻击了我对杰·别德内依的文章所作的注解（瓦尔金：“我今后还要攻击。”）您用这个可吓不倒我。问题的实质在于，基本错误就在这里。所以必须同这种共产党员妄自尊大进行斗争。要反对这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恶痛绝的共产党员妄自尊大。这是他的政策的核心。这种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现在对文学界比对任何其它部门都更危险。为什么比其它部门要更危险呢？原因根简单，我们在这一领域中尚无自立能力。如果你们举一个我们已经取得99%的成就的部门来比较一下，那么我们在这一部门中什么也没有，尽管我们吹嘘说取得了50%的成就，而在这个我们还没有什么成就，尚无自立能力的部门中，却出现了共产党员妄自尊大——这意味着，我们从开步走的时候起便可能把事业毁掉。所以，如果让我们选择，让我们说，哪一个更有害或更有利，是那个骂我们的弟兄，说我们还一无所有的人呢，还是那个说你们是大地的精华的人呢？我看，更有害的恐怕是那个说你们是大地的精华的人。因为，如果我骂无产阶级作家，这绝不意味着我暗中否定他们有权发展自己，这只不过表示，请注意，不要骄傲，因为骄傲是最危险的东西。罗多夫同志，难道不是您把几个人毁掉的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您周围的那些人和弟兄在一切方面都在沿着最普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文丐道路进行自己的探索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 罗多夫：我们正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 布哈林：关于这个问题您还是住嘴吧。这里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我现在谈谈与领导问题有关的组织工作和谈谈有关这一领导的界限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在岗位上》杂志的同志们把领导问题简单化了。关于领导问题，我应该说，我们暂时还不可能实行全面领导，因为我们还有一系列东西不值，而且我确信，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也不可能学会这些东西。我举一个别的领域的例子——新生活领域的例子。能够说我们在这方面是否认一切领导的吗？中央监察委员会甚至曾试图逐章逐节地制订一个文件，但是，后来还是不得不把这些章节收回来了。必须原则上说，这件事是由我们领导的。但是，难道能够这样说：让政治局作个快定，规定每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有几个妻子吗？扎尔金德同志曾试图这样做。他说，如果一个共产党员遗弃了妻子，就让他的妻子出席支部大会，支部大会将作出决定，这个共产党员是否站稳了阶级立场。我认为他这是胡闹，这是市侩的劣根性，是多管闲事，那么，在文化领城中，我们有没有类似问题呢？肯定是有的。我说不上来，未来的家庭形式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男共产党员可以有几个妻子、而女共产党员可以有几个丈夫。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党来“领导”是不可理解的。是不是原则上可以说，我们永远也不过问这个问题呢？不可以。对文学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可以说，从总的方面可以决定一系列问题，党将在这方面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在一系列艺术的形式问题上，在形式、风格的创造等问题上不能做这样的结论。如果你们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你们说事情就是这样，那么，请允许我斗胆地由此作出结论，而结论将是下面这个样子。你们曾力求避的形式向题对艺术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吗？我要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是否应该说，我们对下述这些问题是很感兴趣的，诸如创造新风格问题，这些不同风格的共存问题，多样化的可能性或者是否有可能建立综合性的艺术形式问题？我们对这一切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呢？感兴趣。但是，我们能在这方面提出详尽无遗的指令吗？不能。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由政治局直接进行领导，那么，我们将如何加强这一工作进程呢？也许你们以为可以通过无产者的无性妊娠达到吧？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只能在分子的运动过程中成长，我们将在这里开屏最广阀的竞赛天地（听众席上的喊声：“正确。”）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你们在这方面就要放弃自己的所有主张。瓦尔金同志声言，似乎在上次会议上，就在这个会议厅中我说过，政治局未给普希金下达过如何写诗的指令，因此，瓦尔金得出结论说，似乎我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也应该通过贵族文学那样的方法来培植（瓦尔金：“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内容上。”）我说过，政治局未给普希金下达过任何如何写诗的指令。既然如此，请你们好好地想一想。我说过，关于新的风格问题，这是个非常重要和专门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老在下述情况下得到解决，即党不是把所有人都攥在一个拳头里，而是使大家有可能展开竞赛。“岗位派”的同志们，如果把权力交给你们，你们将提供一些什么可能性开展竞赛呢？（听众席上的喊声：“我们是宽宏大量的”。）如果你们先证明，你们确实能够宽宏大量地对待别人，就可以把权力交给你们，但是，要知道，你们那里明明写着。说布尔什维克的美德就在于不可以宽宏大量地待人。你们听见了关于“不可宽宏大量”的说法，但你们并不知道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的，为什么而发的：（听众席上的喊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但是，文学形式问题等等——难道这不是意识形态领域吗？我承认，迄今为止我并不知道，这是属于经济基础或者生产力领域。 不过，要知道，其它一切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我再重复一下主要意见。我想，不应煽动斗争的激情；我想，不应加剧瓦尔金同沃隆斯基之间的阶级搏斗，在这些搏斗中沃隆斯基代表的是女性的消极一方，而瓦尔金则代表积极勇敢的另一方。然而，在不点出具体人名的情况下，我必须非常明确地指出，现在应集中注意力进行反对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斗争，在这一战线方面，我们应铁面无情。我们应在提纲中提出为竞赛开辟最广阔的天地。为什么你们认为，中央委员会一定要把自己象发针一样别在某一个团体身上呢？组织起一千个、两千个团体吧，除莫普和瓦普之外，能成立多少文学小组和团体就成立多少吧。你们以为，政治局必须跟在每一个文学团体身后并把它们都象别针一样别在鼓动部身上吗？第一，这样一来，瓦列伊基斯会因此而患精神病；第二，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我认为，党的一般路线是应该有的，这一路线在精神上大致应与我刚才讲过的话一致。至于谈到具体问题和课题，那么。这方面需要最广泛地展开竞赛。我在这里应该说，瓦尔金同志并未站在他原来想站的岗位上。您在文艺政策方面所处的地位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经济政策方面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主张进行一般的领导和开展最广泛的竞赛。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我们才能解决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 王燎译 [1]比如：同人们进行斗争的心理，阶级战士的心理并不是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特点。
当代俄罗斯文学流派（А.卢那察尔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 当代俄罗斯文学流派 А.卢那察尔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2卷，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282-286页。首次发表于《红色青年》1925年第2期（2月号）。 俄国革命爆发时，俄罗斯文学正处于某种衰落状态。在这之前的时期，就可以看到转向纯形式主义的技巧和对社会生活丧失兴趣的现象。已经有些褪色的象征主义和五光十色的阿克梅主义占据了文学的前台。象征主义在散文方面的代表是轰动一时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别雷，在诗歌方面是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和勃柳索夫，阿克梅主义的代表则是古米廖夫等人。阿赫玛托娃有时相当细腻、但总是娇嫩柔弱和缠绵悱恻的诗歌也很受欢迎。更受欢迎的是勃洛克。现实主义诗歌则由原来聚集在知识出版社周围的那些人为代表[1]，但高尔基保持沉默，因而整个团体的作用也就减弱了。阿历克谢·托尔斯泰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也是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和扎米亚京等人一样，追求没有严肃的社会思想的所谓“纯艺术目的”。未来主义开始胡闹。革命给了整个的文学以严重打击，结果所剩无几。一部分作家出了国并在国外定居，在他们褪色的作品中稍微有所反映，而另一部分则在彼岸和此岸之间折腾，就是靠不到任何一个岸上。甚至连高尔基也多多少少有点这样，至死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的勃洛克、还有别雷[2]和其他许多人，则更是如此。 旧文学的某些部分，自从著名的“路标转换”[3]时期以来，投到了新的、苏维埃文学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此而高兴。沃隆斯基同志根据党的原则指示，创办了《红色处女地》杂志和圆环出版社，两者的任务是尽可能地把过去较为重要的文学力量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从形式上说，取得了成功。然而在实质上这些年来，老作家们没有写出能使新的读者在美的享受上和“社会道德”教育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同时都感到满足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革命所产生的最大作家之一鲍里斯·皮里尼亚克却与路标转换之类的同路人亲密无间。他们这些人合起来，组成一个有名望的、无疑是人才济济的团体。列宁格勒的一批在革命中产生的年轻作家，曾有一个时期成立了一个名叫谢拉皮翁兄弟的团体，他们大致也走上了同一道路。实质上这是同路人的基本核心，后来为了他们在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罗多夹、列列维奇、瓦尔金等同志认为沃隆斯基对待同路人有些过分，认为他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文学才能，而同时对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学则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他们也许有些夸大这些同路人可能给各个劳动阶级正在形成的阶级自觉所带来的有害影响，因而提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这些代表人物进行阶级斗争的口号。 正确的做法似乎是取其中。毫无疑问，沃隆斯基同志有时受托洛茨基的诱惑，在自己的某些论断中，有一些在我看来非常不正确的提法，如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学不可能产生和发展他还指出，似乎现在无产阶级只能学习，不能创作。他心目中的老师，恰恰是上面所说的同路人，这些人实质上只是古典作家的模仿者，他们在很多方面不如古典作家，歪曲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法和语言，而古典现实主义的语言对无产阶级来说，比同路人矫揉造作的东西暂且还要适合得多。另一方面，向十至十五个形式上已从白色营垒转到我们方面的有才能作家发动阶级斗争，显得有些可笑。结果当然是与岗位派代表人物的意志相反，进行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两个文学团体之间的内哄。 反对上述同路人和其他作家的错误倾向（因为即使是无产阶级作家也可能会发生有害倾向）的斗争，应当通过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来进行。不能否认，路标转换派之类的同路人，他们接受革命是非常有条件的，反映革命往往是不正确的。一个人如果掌握了他们的世界观，尽管本人是工人或农民，就会使人看起来觉得可悲。但如果以为上述作家不革命的传统能产生实际的害处和能吸引某些人，则大可怀疑。相反，经过他们程度不同地发挥才能进行加工后所提供的材料，正可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极好的对象。 甚至例如象鲍里斯·皮里尼亚克所带来的反面的好处，也足以证明允许他的作品存在和出版是对的。我觉得，整个说来党所持的正是这种观点，对待路标转换派一类的同路人的这种态度，既表现在中央宣传鼓动部召集的会议上[4]，也表现在最近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5]。我认为，瓦普最近召开的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过于严厉，调门太高，是用大炮轰麻雀。 紧紧靠拢革命的那一批同路人，要重要得多，甚至可说更富有才华，他们引起的争论要少得多。这些人也是革命所产生的，但他们与上述路标转换派一类的岗路人相比，在与革命打成一片的程度上、无可比拟地要紧密得多。其中特别是我国文学中的两位有巨大才能的小说家：年轻的列昂诺夫和谢芙琳娜。列昂诺夫的《獾》[6]和谢芙琳娜的《维丽涅雅》[7]——他们所达到的顶点——是对俄罗斯文学作出的最宝贵的贡献，这样的作品，路标转换派自从产生以来的全部时间内，当然未曾写出来过。 对这些既不是共产党员又不是无产者，然而是最好意义上的同路人的作家，大家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出现和成长，大家是欢迎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这里也应作好准备，以便同志式地帮助这些作家提高认识，以关心和爱护的态度注视他们卓越的才能如何进一步得到发挥。 但是无产阶级文学本身也已经绝对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庇护了。证明这种文学的存在的做法，是荒谬可笑的，并且应当对那些居然能否定这一点的人的近视感到惊谢。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已写出了很有分量的作品，至于象绥拉菲莫维奇那样著名的老作家，则更不必说了，他参加了党，赠给了我们象《铁流》那样具有特殊感染力的诗篇。李别进斯基的《一周间》当时曾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但就某种内在的无产阶级坚定性和处理情节的某种能力来说，富尔曼诺夫的《怡巴耶夫》又超过了《一周间》。无产阶级的刊物《十月》、《锻治场》、《山隘》等，每一期都登有程度不同的大作品。《山隘》文集第二集[8]虽然登了一些比较差劲的诗和几篇写得不很成功的半政论性文章，但其中小说这一部分却证明我们的小说文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有重大的提高。 在诗歌方面，无产阶级诗歌老的和成绩卓著的代表人物中间，如格拉西莫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以及其他许多人，无疑是有才能的，现在可以说已经有青年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多罗宁的优秀作品《用拖拉机耕地的人》以及他另外一些大大小小的农民叙事诗，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别泽缅斯基虽然不能始终如一地对自己持批判的态度，但经常能写出新颖的和充满生活勇气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共青团的情绪。年轻的扎罗夫大有希望。我不能在这里一一列举我们时代所有第一流无产阶级作家的名字，因为无产阶级方阵的第一横队人数很多。再说一遍，现在在美学上来卫护无产阶级文学没有必要。现在象无产阶级文学无疑必将出现繁荣这样的话，已经变成老生常谈。可是无产阶级作家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活都很贫困，很少有可能获得他们所必需的知识和技巧。这样看来，他们与一般的文学家相比，需要得到帮助的程度要大得多。关于这种帮助，谈论得很多，有时带有使人感到不舒服的那种故意说给人听的性质（如在瓦普代表会议上宣读的和刊登在外国报纸上的文学家短简）。 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的未来派团体有些单独自成一家，它出版着《列夫》杂志。这些人完全是诚心诚意地聚集到共产主义旗帜下来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一时一刻的怀疑。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第一流的人才。他的有些大喊大叫、象群众大会上发言的诗歌，过去过分地玩弄手法，其目的想使唯美主义者惊讶得发呆，现在逐步摆脱了这种做法，变得与新的听众愈来愈接近了，这些听众中的许多人很乐意接受他的诗歌。 群众最欢迎的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和马雅可夫斯基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我们这些人都是见证人。[9]可是实际生活要比某一流派的拥护者所想的显得宽广得多。杰米扬·别德内依用的是最有说服力的、朴素和清新的俄语，这种语言特别易于为已成年的一代革命者，包括红军、农村等地的革命者所接受。[10]而马雅可夫斯基能发现生活中新的节拍和比较年轻的城市居民群众中产生的新的用语，我觉得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他的话在青年心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我想，如果到成年人那里调查，赞成杰米扬·别德内依的人将占巨大的优势，而在青年当中，则大致将各占一半。但马雅可夫斯基需要下功夫努力摆脱他身上还存在的过去遗留下来的某些乖张作法。纯形式主义的装饰品以及玩魔术似的词和韵脚，沉积在特别重要的和深深激动着诗人的情节上，对读者毫无帮助，反而成了某种累赘。如果我们面前的不是小丑，而是谈论着极其严肃的事的诗人，那么为什么在他帽子上非要缀上这些小铃铛呢？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团体里，有几个很有才华的诗人——阿谢耶夫、特列季亚科夫。他们所有的人要走新的道路看来不太容易。革命带来的丰富的题材和强烈的感情，难以纳入他们过去作为资产阶级文化余孽而形成的精巧讲究的形式中去。 旧的资产阶级读者对一切都厌腻了，他们扑向各种精巧讲究的东西，其中包括实际上非常讲究形式的未来派假装的粗鲁。在象征主义的糖果之后，给资产阶级端上了用他们的特别佐料做成的白菜。我们那些信奉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义者很难理解这些纯粹是形式主义颓废派的手法现在是有害无益的。这样说我并不否定展示在我们的信奉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义者以及整个列夫面前的某些道路。他们比别人对城市有更敏锐的感觉，而在俄国，城市当然应起巨大作用。农村在我国文学中占有非常大的地盘，这是令人惊讶的。城市可以说被挤到了一边。这不好。向四周看看，可以说所看到的最强大的大都市主义的团体仍然要推列夫。随着列夫面向象无产者、象我们的高等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出来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成长，变得要求更加严格）那样严肃的读者，它将抛弃革命前的和处于革命之外的吵吵嚷嚷的资产阶级市场所造成的某种刻板公式。这里可能会取得重大的成就。 在一篇短文中值得一提的我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就是这些。 腐朽的颓废派的一些明显表现，譬如说意象派，从过去偷偷钻入现在，对此简直不值一提。 张捷译 [1]指聚集在高尔基所领导的知识出版社周图、并在该出版社出版的文艺集子（1904-1913）上发表作品的现实主义作家。——原编者注 [2]卢那察尔斯基曾就别雷以及与他接近的文学家们在十月革命后所持的立场写道：他们“狠跟地抖落了一下自己身上的侨民思想，看来也力图想让革命满意，但由于他们整个心理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因此怎么也做不到这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2，登录号1，保管单位31，第37-38张）——原编者注 [3]“路标转换”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白俄侨民知识分子的一个流派，他们指望苏维埃国家蜕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因而主张与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了名为《路标转换》的文集：参加这个集子的人有，克柳切尼科夫、乌斯特里雅洛夫、鲍勃里谢夫-普希金等人。卢那察尔斯基曾撰《知识界的路标转换》一文评论路标转换派。（此文载《文化与生活》杂志1922年第1期，2月号）——原编者注 [4]1924年5月，俄共（布）中央出版部召开会议，讨论党的文学政策问题。沃隆斯基和瓦尔金做报告。卢那察尔斯基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记录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书名为《关于俄共（布）的文艺政策问题》，红色处女地出版社，莫斯科、1624年。——原编者注 [5]指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报刊》的决议。 [6]这部长篇小说于1924年出版，卢那察尔斯基（在它于1927年改编成话剧在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时）曾写道：它“为我国革命后年轻的文学增添了光采……中表现出对农民的生活（包括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具有丰富知识。刻画了他们的面貌，揭示了他们思维、感觉和表达的方法——这一切，如果一方面注意到列昂诺夫还年轻，另一方面注意到他在小说第一部分中表现出来的对城市生活的丰富知识的话，那么真令人感到惊奇”。（《红报》，晚刊，1927年10月14日，第278号）在这之前两年，卢那察尔斯基曾肯定地说过：“列昂诺夫尽管年轻，当然是当代俄国的大作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2，登录号1，保管单位31，第40张）1925年2月9日，卢那察尔斯基在一次辩论会上作题为《新文化的基石》的总结发言时，曾把列昂诺夫连同其他年轻的苏联现实主义作家与列夫派进行了对比：“就以列昂诺夫为例。他走遍了整个罗斯，而且是怎样的罗斯！走遍了革命后的罗斯。他带来了丰富的内容，力图认识它，自己理解它。他年轻，他渴望得出正面的结论。他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这点，他碰到很多可怕的东西，但他逆流而上。他忠实地反映生活中一切可怕的现象，但力求不降低自己对党、对觉离的人民的信心。这很有意思。很富有生气。很好，与它相比，甚至列夫最好的作品由于其中缺少现实主义的材料而显得苍白无力。”（发表于《文学造产》第85卷，第33页。）——原编者注 [7]这部小说于1924年发表，在小说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剧本，并于1925年由瓦赫坦戈夫戏剧学校上演。卢那察尔斯基曾在《戏剧和生活中的正面典型》一文中，对两者作了评价（《红报》。晚刊、1928年1月20日，No.19）。他把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中维丽涅雅的形象，称作“革命后的艺术所塑造的最明朗、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形象之一”，他在别的文章和讲话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谢芙琳娜，把她列入“最卓越的具有文学才能的人”之中。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2，登录号1，保管单位31，第40张） [8]这个文集于1924年出版，由维肖雷、卡津、马卡罗夫和纳谢德金担任编辑.文华刊登的小说有下列中篇和短篇：克拉弗科夫的《插曲》费多罗夫的《诉讼案件》普列合列茨的《枞树晚会》里亚营夫新基的《泥泞》、别利诺的《加尔金先生》、普拉托诺夫的《废钢甲堆》和德米特里耶夫的《小村庄》。——原编者注 [9]杰米扬·别德内依在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19251年1月9日上午的会议上，指责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中歪曲伊里奇的形象。——原编者注 [10]卢那察尔斯基曾不止一次地评价过作为诗人的杰米扬·别德内依（如可参见他于1931年6月27日在共产主义学院发言的速记记录）。在《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这篇讲演中，卢那察尔斯基在讲到杰米扬·别德内依与无产阶级诗歌的另一些“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曾是热情洋溢的”代表人物的不同点时。曾经肯定地说：“别德内依很少写饱含热情的诗……他的嘲讽短诗、书信、小品文和寓言写得尤其成功，在运用这些体裁上，他可与这方面最优秀的大师克雷洛夫并列而无愧。这位善于冷嘲热讽的大作家始终保持着他的特色。他在革命前很早就开始自己的工作（虽然从前发出的声音不那么响亮），现在很受工农的欢迎，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2，登录号1，保管单位426，第21张）——原编者注
关于俄共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提纲（А.卢那察尔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 关于俄共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提纲 А.卢那察尔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遗产》第74卷，苏联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29-37页。原为打字稿，收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42，登录号1，保管单位31，第36-48张）。这份提纲是卢那察尔斯基在1925年初起草的，供俄共（布）中央文学委员会制订《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时参考。 一 目前在文学方面，对文化的继承性问题，幸好已经完全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可以理所当然地称之为列宁的观点。列宁曾经讲过不少关怀备至的话，向共青团和所有其余的人说明这样一个思想：尽管人类已经拥有的文化具有阶级性，但依靠它是绝对必要的。列宁强调指出在精密科学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这样做的必要性，在后一方面，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考古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等，应当作为供我们作出自己结论的材料。他坚决主张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所有成分作极缜密的研究，认为只有从这些成分经过革命特殊折射后的进一步发展中，才能逐步产生叫做无产阶级文化的东西。列宁竭力告诫人们不要搞那种速成的、臆造的、人为的“无产阶级文化”，不要以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为借口，自己以为是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而妄自尊大。列宁尽管完全直截了当地把教授称为“资产阶级的”但当我们的那些在高等学校内政治上很好的支部与教授发生冲突时，甚至在这些教授举行有害的罢工时，列宁总是站到他们一边，当我在中央的会议上谈到，这些支部由于对资产阶级教授充满着仇恨因而不由自主地妨碍同他们和解和同他们建立多少有点正常的工作关系时，列宁回答道，“学者是我们绝对需要的，该狠狠地揍这些支部，揍得让它们失去知觉为止。”这句非常突出的话，当然我是不会记不住的。 目前只有在戏剧方面蛊惑人心的宣传非常盛行，而且比任何一年都厉害。某些同志患了严重的左倾病，他们用这种左的眼光看待戏剧中的阶级斗争，将旧戏剧艺术的代表人物当作阶级敌人，把这些观点灌输给工人通讯员，这些观点都是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的指示背道而驰的，甚至是与他专门对戏剧所说的两句话完全不协调的。[1] 但是至少可以说，在文学领域这方面的情况相当令人满意。可能有某些极左分子，他们否定研究古典作家和向他们学习的必要性，但这样的现象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整个瓦普（和过去的岗位派）在这方面，从一开始就持有文学继承性的观点，并且他们的这种观点最近变得更加坚定。因此，在真正的文学领域里，关于我国文学是在古典作家和民粹派作家基础上有机地发展起来的这一基本问题上，没有什么争论。这样说，当然象大家所理解的那样，并没有责备我们的文学家追随和模仿我们的古典作家和民粹派作家的意思，这只是说，俄罗斯文学在其最繁荣时通常具有的出色的语言，对社会现实尖锐的观察和广泛的思想概括，应当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其结果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就，当然，由于生活条件、原则和理想完全是新的，也就会带有另一种色彩。 重要的正是要确定这样一点；最适合于广大读者的、从无产阶级和农民内部产生的文学，应是一种接近于我们古典作家和民粹派作家典范作品的文学。总之，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争论。事实上我国革命文学的优秀作品无疑正是与古典作家和民粹派作家相联系的，这种联系部分地是通过高尔基和他的一派人实现的。 二 关于现在还健在的、过去有时在文学上享有盛名的老作家的问题，争议要多得多。这一类人有别雷、孔米亚京和A·托尔斯泰以及其他一些老作家，包括完全属于他们这一类人并跟着他们学坏了的皮里尼亚克，以及谢拉皮翁兄弟等。这里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方面是沃隆斯基同志，在我看来，他无疑夸大了这些宣布自己为同路人的人的作用。其中的某些人，内心里无疑是与我们敌对的。另一些人（如别雷）也许竭力想取悦于革命，努力地想抖掉自己身上的侨民习气，但由于他们整个心理具有完全另一种构造，因此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在这一批转换路标的作家中，未必能找到一个能真正自觉地为革命从事文学事业的人。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给予他们完全的言论自由，如果作出他们无论写什么都将不受惩罚的保证，那么他们笔下将会写出对我们整个制度和生活进行恶毒攻击的东西，而他们主观上当然觉得这些东西是真正的艺术真实。对这些作家来说，以不问政治作挡箭牌，坚持艺术和政治没有而且不应有任何共同之点的主张，当然要有利得多。扎米亚京当年曾对“谢拉皮翁兄弟”社的年轻作家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些作家（吉洪诺夫、左琴科、尼基京等）经历过激烈的革命风暴，饱览了革命的真实情况。就他们生活的步调来说，就他们已受过革命锻炼的神经系统的特点来说，他们能成为革命者，同时他们作品中有时可以看到完全可以接受的篇章。但是大家都记得，这些作家曾对当代的伟大政治采取多么令人厌恶的轻视态度，他们宣称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2]而且时至今日，在这些有才华的作家中的很多人（这特别表现在吉洪诺夫身上），无疑还没有我到其正的道路。在吉洪诺夫的诗集《家酿麦酒》中，有一些很好的诗，这些诗在社会政治方面很有意义而且形式上很美，可是现在他却写一些文学上乱七八精的东西，因此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编辑部怎么会刊登这些病态的东西。[3]毫无疑问，吉洪诺夫深受老作家的坏榜样之害，特别是受了很有才华、但极端糊涂和不适合于我们时代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 沃隆斯基认为，这些大“同路人”可以说能够构成我国革命后的文学的背景，这个论点是完全不对的。推举他们当笔法、风格、方法等方面的导师，是绝对不行的。甚至他们之中最可接受的和最接近于古典作家的A·托尔斯泰，他也以某种狡黠的轻浮态度对待生活素材。他的才华使他有时能机敏地觉察到某些社会相互关系，但由于完全缺乏理论修养或者甚至没有严肃的思考能力，使得他的作品读起来令人不快，这样，认为他似乎可以起我们新作家导师的作用，也就值得怀疑了。[4]因此，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把路标转换派作家看作我国文学的主要成分。 但是，另一方面，把这些人当作能量很大的阶级敌人，当作资产阶级坏影响的危险传播者等等加以攻击，限制他们的出版权，对他们的作品实行更严格的检查，国家不给他们以任何支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贯穿在岗位派的论点之中），这些看法我也根本不赞成。 我们需要广泛的、繁荣发达和多种多样的文学。当然书报检查机关不应放过明显的反革命。但除此之外，一切有才气的东西，都应得到尽可能自由地进入书籍市场的许可。只有拥有这样广泛的文学，我们面前才会有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所有阶层和集团可以讲话的话筒，只有那时，无论是作为这些集团代表的作家们的主观言论方面，而且在以各种不同观点对我国现实所进行的客观观察方面，我们都将会有足够的材料。下面我将专门讲书报检查和批评，那时就会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认为文学发展的这种自由是有益的。 结论：路标转换派作家应认为是文学上很有价值的成分，对他们不仅应当给予创作自由，而且应给以一定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一个作家在我们现在几乎不能执行其职能。不过与此同时，这批作家应当看作是敌视我们的社会异己分子，看作古典作家的模仿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浸透了革命前产生于西方和俄国的资产阶级颓废派文学的毒汁。 三 我觉得，所谓“真正的同路人”（沿用瓦普的同志们的术语）的那批作家，引起的争论较少。属于这类作家的，首先是两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最杰出的文学明星：列昂诺夫和谢芙琳娜。——通过这两个人可以确定我现在所说的这一作家类型的特点。他们人数不少。 假若我们把导师的位置让给扎米亚京和皮里尼亚克，那么这些有才华的作家就有走弯路的危险，这些作家通过感觉嗅出了正确的道路，但是还完全不能作为共产主义文学的首创者而成为技巧熟练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存在，再好不过地证明，假如把文学的范围仅仅限于共产党员，或仅仅限于那些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符合党的一切期望和党的实际纲领的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后面的要求，甚至对共产党员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来说，也是极其有害的，这在下面还要讲到。在个人主义小市民的子弟中，在非党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出现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出现了。 列昂诺夫尽管还年轻，他当然是当代俄国最大的作家。争取这些人，将要经历不小的斗争。他们还胸怀二心。可能在某个方面，路标转换派可以在这里扮演诱惑者的角色，但这个斗争如果完全公开进行将要好得多。路标转换派伪善地或笨拙地适应着我们时代的需要。但是真正的同路人尽管与我们要靠近得多，无疑也与敌视我们的阶级有某种联系。他们不能不左右摇摆，就让他们摇摆吧。要制止自然发生的现象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更加有力地影响他们，特别是象下文讲到的通过组织得当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途径。 四 列夫派，即过去的未来派，是这些“真正同路人”的一个独特团体。我认为未来主义无疑是资产阶级颓废文艺的产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上世纪末，从法国开始，部分地也始于意大利，艺术发生分解，它分解为一些主要的成分，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描写作用，脱离了思想性，脱离了正常的感情。开头这种艺术还具有沮丧的或脱离实际的抽象的性质，后来才有了某种热情。未来主义给这种艺术增添了城市的急速步调，带来了积极性和较强的生活感。这种情况是与资产阶级由于进入自身发展上的帝国主义阶段所引起的情绪高涨相吻合的。 未来主义无疑是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阶段生命力提高的产物。它的无内容和无思想性，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冷酷和内在的不合理，帝国主义没有任何理想，它只不过是服了兴奋剂，为迎接必不可免的战斗而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抽搐而已。 但资产阶级并不到处都承认自己的这个儿子——未来主义，它由于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常常坚持旧的艺术形式。这一点就会在有利条件下把打开了未来主义旗帜的青年知识分子推向资产阶级敌人的队伍。就实质说，典型的未来主义青年极端藐视政治。他们需要用色彩、音响和词句写出愉快的增杂声，从而反映城市活跃的生活。象俄国这样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的国家，或者在无产阶级几乎接近于取得胜利的德国，未来主义的名士派经常跟在无产阶级旗帜之后，并打算为之服务。同时当然丝毫也不能否定，其中个别人，特别是在象我们这样的炽热的革命气氛中，会回炉再炼成为完全真诚的同路人，或者甚至成为党员。 在列夫的意图中有两点是极其有害的。第一，假装否定艺术，企图用所谓的生产原则来取代。 我们完全不否定制造产品式的艺术，同时也不能不指出，无产阶级对引导它的思想感情的思想艺术确实有很大的要求。信奉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义者来自资产阶级世界，还受这个世界的无思想化的毒害，自然感到自己无力引导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感情。因此，他们容易站到给人定做东西的技师的立场上。根据这个观点，勃里克的说教曾经是特别有害的，而且现在还是这样。信奉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义者的第二个有害的特点，是他们藐视过去，力图割断新旧文化之间的联系，割断新文化与旧文化最好的表现以及和古典作家等等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和号召人们去做的，正是列宁竭力告诫大家不要去做的事。 在这两点上，必须给列夫派们以最有力的反击。但同时应当指出，列夫派作为城市文化的产物，他们是一些年轻人，对统治阶级的命运并不关心，无疑是能和无产阶级作家建立起亲密关系的。他们的创作情绪，他们总想取得效果的渴望，他们鲜艳的色彩，他们吵吵嚷嚷的诗歌中充满着群众大会上的大喊大叫等等，不应当被我们完全摒弃。所有这些特点，很容易成为资产阶级夜总会的点缀，但也能在无产阶级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只有在各种意见和思潮的冲突中，无产阶级文化才能成长。因此不应压制列夫派的创作自由。相反，如果某些无产阶级作家吸收了未来派艺术的某些发现和特点，也是毫不足奇的。否定马雅可夫斯基的巨大才能和在文学上的巨大意义，否定特列季亚科夫、阿谢耶夫等人无可怀疑的才华，都是荒谬的。未来派（特别是俄国的）在实践上，一般说要比在理论上好得多。他们的实践经常是与他们的理论截然对立的，这种现象当然只能表示欢迎。从他们的队伍中最后能产生出我们大家渴望的革命文学的十分完整和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五 关于无产阶级作家，似乎争论不大。大家都承认，他们之中已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大诗人，其中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年轻人（别泽缅斯基、扎罗夫多罗宁）他们很好的小说文学也开始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作家正在成长。大家也都一致认为他们的成长不能不是艰难的，在工人通讯员中当然不无有才华的人，但要让他们掌握写作技巧，需要时间。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即对无产阶级作家应当给以大力支持。瓦普联合所有无产阶级作家团体的做法，都应表示热烈欢迎。这种联合说明，瓦普（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它的核心团体岗位派）已放弃了他们过分不妥协的立场。当然，可以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成长速度和它未来的规模作不同的估价。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属于抱乐观态度的人。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正在迅速发展，并开始具有重大的意义。我想，与先进的农民结合，是非常合乎需要的和可能的。这些共产党员作家，或者至少是苏联的革命者，能够很快就建立起我国文学的核心团体。当然正是从这里，将输送出强大的电流，作用于外围，包括作用于非党人士中的大作家（列昂诺夫、谢芙琳娜等人）。从这观点看，瓦普给这个文学规定的作用，我不觉得是夸大的。国家为这些作家集团，尤其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做的事情不多。 我不认为，无产阶级作家反对路标转换派，尤其是反对资产阶级文学（尽管它用普遍人性的假面具掩盖起来）的那种情绪是有害的。这里反映了正常的阶级本能。需要千方百计地告诫瓦普、共产党员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叫他们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功劳，不要有妄自尊大的任何表现，不要对我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伟大的典范作品抱不愿认真学习的态度，也不要产生诸如此类在目前条件下完全是很自然的品质。当然岗位派在开头采取过分尖锐的论战立场，毫无根据地在党的政策中，特别是在沃隆斯基的活动中发现了某些危险倾向。总的说来，沃隆斯基同志所遵循的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现在的路线，这条路线我认为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而且完全是实际上为党所赞同的路线。本来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坚持纯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者的权利，但是突然的攻击（不能不看到其中有左倾病的某种发作）引起了对方的不良反应。沃隆斯基同志突然站到理论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存在的可能性的立场上。他异乎寻常地过高估计同路人的右翼，显然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年轻的幼芽估计不足。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造成了党内关于无产阶级作家的争论的假象。如果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我觉得这里找不到任何可以争论的题目。特别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争论变得特别激烈时，正好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这个决议我认为完全确认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以及所有贯彻文学政策的党政机关的路线是正确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新的东西，仅仅只是一项应特别重视工农作家的需要和要求的建议。[5] 我看到瓦普为上报党中央所写的报告。我完全同意这个报告。[6] 然而，为避免误会起见应当说，最近瓦普的某些观点使我感到不安。例如，杰米扬·别德内依的文章，《真理报》发表时认为有必要加按语，这篇文章也完全应该加这样的按语。文章中无疑有过火的地方。[7]总之，对最近召开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的无条件支持（这种支持完全是很自然的），有些冲昏了瓦普领导人的头脑，促使他们重新进行蛊惑宣传，而他们理应竭力避免搞这样的宣传。《真理报》作为报道发表的瓦普的决议，显得过分尖锐，[8]它毫无根据地把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与沃隆斯基的、甚至包括所有不赞成瓦普观点的党内同志的路线混为一谈。托洛茨基主义当然是对党的一种危险，并已遭到党应有的回击，但是企图通过把对方的观点定为托洛茨基观点的途径来消除任何分歧的做法，是完全要不得的。在这方面，瓦普和“十月”社的领导人应该彻底调整自己的策略，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搞蛊惑宣传和妄自尊大。（……） 六 关于批评。如果我们能组织好有威信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么我们所必需的相对的文学自由将会是无害的，甚至是非常有益的。 在我们队伍中有足够数量的人，他们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面，开头就必须有极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这里我们不能允许有各自为战的现象，不允许个别批评家过分的严格和不与人为静的吹毛求疵，也不允许放纵共产党员的那种态度暧昧的自由主义。应当稍微放宽书报检查，但应当使马克思主义批评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在现在这个时期，整个文学和每一个文学家，既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作用，也受到小市民生活和旧文化中坏的方面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批评有责任帮助人们弄清这点。每一部多少有些分量的文学作品，应当得到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价，而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除极少数例外），也不要一味赞扬（除极少数例外），而应对这部作品的社会因素和形式因素加以分析，给读者解开新旧的东西交错在一起的结子。目前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这样的结子。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应当在一系列明确的和权威性的文章中，重新研究过去主要的有价值的东西，既要研究正面的如古典作家和民粹派），也要研究反面的（如各种颓废派、形式主义、未来主义等）。我不能立刻指出这样做的实际途径。办一份专门的批评杂志未必就是这样的途径。它产生的影响的范围将会是狭小的。比较正确的做法是在我们所有报刊杂志上开辟一个很好的完整的批评专栏，这个专栏至少开始时应受到严格的监督。也许合理的做法是为这些专栏建立一个中央编委会，以便审阅有关的稿件，使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得到严格遵守。应当毫不怜惜地让三四位有较高权威的同志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用在这项工作上。总之，我清楚地知道，我们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文章，发表时署的固然是作者的名字，但是应当具有党的领导集团的权威，因此应当经过党的审查。比较不太重要的文章和评论，至少应当由受到充分信任的编辑来负责。文学开始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我们现在需要有文学批评家，谁也不能保证向我们提供别林斯基或杜勃罗留波夫那种类型的批评家，批评家的类型不取决于我们，但我们的批评所起的作用应当近似于俄国知识分子的这两位导师所起的作用。我只是大致地指出可能的途径。我认为按照革命戏剧家联盟[9]的样子成立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联盟是一个完全必要的步骤，不过范围要狭些，只吸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立这样的联盟，能更易于摸索健全我们的批评的途径。还有一点我不能不涉及到。目前我们相当混乱的批评令人奇怪地遭到共产党员作家异常激烈的反对。这令人大惑不解。假定说，某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思想上或艺术上提出……[10] 一九二五 张捷译 [1]显然，卢那察尔斯基指的是列宁在与他私下交谈中谈到必需保留国内最好的戏院时所说的话。（见《列宁论文学和艺术》，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91、592页）——原编者注 [2]1922年，谢拉皮翁兄弟在《文学纪事》第3期上发表了隆茨的文章《为什么我们是“谢拉皮翁兄弟”？》一文和各人的自传，其中有反对政治干涉、捍卫艺术创作自由的内容。 卢那察尔斯基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谢拉皮翁兄弟故意庸俗地卖弄无思想性的做法（例如1923年，在刊登于《艺术》杂志1923年第1期的《威廉·豪森施泰因》一文中）但他清楚知道，这个团体大多数成员的艺术实践要比他们的宣言进步得多。 1924年，卢那察尔斯基在一次辩论会上发言时说，这些年轻作家，“经常以自己对社会的无知和不问政治而自豪，尽管如此，他们拥有巨大的才能有时甚至才气焕发，因而在反映新生活的我国当代文学中，占有一个完全确定的地位”。（《文学和戏剧问题》，在国立模范小剧院的辩论，列宁格勒，科学院出版社1924年版，第11页。） [3]指吉洪诺夫二十年代中期的这样一些作品，如《道路》、《面对面》、《阿拉斯克的红军》等，其中把诗歌形式故意弄得很复杂，显得不自然，结果有时造成语言不可理解，破坏了形象。——原编者注 [4]A.托尔所泰在这之前不久才回国，在国外于1921年加入过路标转换派团体“在前夜”。在本《提纲》写成时，他还没有写出那些把他提到第一流苏联作家地位上去的那些作品。翌年，即1926年，卢那察尔斯基就谈到A.托尔斯泰“无疑是革命的辅助部队”中的一员（《真理报》，1926年第100号，5月1日）。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他称托尔斯泰是一位“以艺术形式激动人心地提出当前的问题”的大作家。——原编者注 [5]在1924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报刊》的决议。决议第十九条指出：“无产阶级作家和农民作家（……）应大力提拔他们和在物质上帮助他们。” [6]这里讲的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决议草案，该草案于1925年2月呈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专门委员会，受瓦普和莫普委托签署这份草案的是：瓦尔金、拉斯科尔尼科夫，别泽缅斯基、桑尼科夫、李别进斯基、革拉特珂夫、别列佐夫斯基，雅库鲍夫斯基、富尔曼诺夫和列列维奇。——原编者注 [7]指杰米扬·别德内依1925年1月6日在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发表于1925年1月15日《真理报》，题为《论无产阶级文学》）。《真理报》编者按语指出，杰米扬·别德内依对无产阶级文学提出了象“哪怕是三个黄口孺子，只要是自己人就行”的要求，并以轻蔑态度把许多文学家当作敌人看待，因而陷入了“共产党员的妄自尊大”和“岗位派的虚无主义”。——原编者注 [8]1925年1月举行的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的决议，作为报道刊登于1925年2月1日《真理报》（第28号）上，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其中某些条文是不正确的，特别是这样的论点：“同路人文学其实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原编者注 [9]卢那察尔斯基积极参加建立革命戏剧家联盟的工作，并且是该联盟主席。1925年4月27日《消息报》上刊登了该联盟宣言。——原编者注 [10]打字稿到此中断。
俄罗斯诗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В.勃柳索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俄罗斯诗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В.勃柳索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勃柳索夫文集》第6卷，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493-532页。 作者的话 亲爱的沃隆斯基同志： 我接受《报刊与革命》编辑部的委托，给五年来（1917-1922）的俄罗斯的诗歌写一篇简评，我意识到，作为这样一篇简评的作者，特别是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近几十年来诗歌运动的参加者，自己肩上的责任是重大的。首先，要把这篇评论写得完备无缺是困难的，因为评论的是这样一个时期，书籍的正常发行遭到了破坏，往往在彼得堡出版的书，尤其是在外省出版的书，在莫斯科就无从知道。很有可能我会把许多有趣的现象给忽略过去。并且五年来毕竟还是出版了大量的诗选、大大小小的诗集和诗歌的小册子。这些东西并不是都能重新搜罗到手的。这就迫使我只好凭记忆来讲许多东西。要对数百种出版物作出力所能及的估价，有时做出的判断论据不足是完全可能的。对所有遗漏和欠妥的地方，我事先不单请求读者原谅，更重要的要恳请诗人同志们原谅。 但是，另一种责任却更为重大。要评述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间的俄罗斯诗坛的生活，我就必须谈一谈它的所有流派，即象征派及其附属流派，未来派及其有关的团体，以及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研究这些流派中的每一个流派，对我个人来说，都是殊为困难的。 评价象征派的诗歌，照我的极端君法，应该否定他们近年来的活动。其实，作为一个诗人，我自己同象征主义运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我对象征派提出来的一部分责难，也要落到我身上来。当然，我并不认为我自己评论自己的诗歌是合适的。但在这里，在这篇前言中，既然我能对自己持批判态度，我确实承认，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七年间我写的诗也没有摆脱那个时期象征派诗歌的通病。然而，我仍然坦率地承认，我并没有走上某些把象征派引向毁灭的绝路，并且近五年来，我写的诗（《在这样的日子里》1920年，《一瞬间》，1922年，《远方》，1922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但这一问题当然不应由我来解决。 相反，我倒是应该承认，那个时期未来派所做的工作是断为重要的。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与我在一十年代初在报刊上对我们的未来主义所作的估计有所不同。我不同意这种意见，第一这五年间俄国未来主义变化颇大，现在，在一九二二年，它远不是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的未来主义了，就其思想体系来看，也是如此，第二，我本人（我不认为对此有加以隐瞒的理由）也改变了自己对诗歌的一些观点，十年前，我大概是不会说这些我今天觉得是正确的话的。其实，凡是读过我先前文章的人，都应记得我从来就不同意象我们评论界一部分人所做的那样，对俄国未来主义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而且从一开始，我就指出，在未来派中间有几个无疑是很有才能的人物。 对我来说，另一难处是怎样评论无产阶级诗歌。因为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评价无产阶级的诗歌只有无产者和工人才能胜任。我决不能把自己说成贵族，因为我父亲一生下来就是农奴，但是我也不能认为自己是工人，因为我没有在工厂做过工，并且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但是（且不提我一生都从事劳动和现在同工人阶级分享着一切美好的希望这一点）我认为，只有仔细研究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文学，才有充分论据对我们时代创作出来的无产阶级诗歌做出自己的判断。顺便指出，从文章结构本身来看，从作为文章基础的思想来看，我主要是从形式方面的成果的观点来研究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的无产阶级诗歌（以及其它流派的诗歌）的。 一 其实，在欧战之前的那些年代，俄罗斯诗歌只有两个流派，至少可以说只有两个活跃的流派：象征派和未来派。 不错，可以说出象征派产生以前诗坛一些代表人物的名字。但是他们为数不多，对诗歌发展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大部分是一些象弗鲁格这样活到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八九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一代人当中，所有多少重要一点的诗人，从明斯基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福法诺夫，无不受到象征主义运动的影响。少数人，例如蒲宁、费多罗夫等，对这一运动持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就诗歌精神说接近于法国的高蹈派诗人。被看作是象征派诗人的有，索洛古勃、吉皮乌斯、巴尔蒙特、笔者本人、伊凡诺夫、别雷、勃洛克、库兹明、巴尔特鲁沙伊季斯以及其他许多人。一些较年轻的诗人把自己从象征派中分出来，自称是阿克梅派。这些诗人有古米廖夫、戈罗杰茨基，稍晚一些的有曼杰利什塔姆等，但是，他们的革新理论同实际做法不符，早期的阿克梅派在实际做法上纯粹是象征派的一套。 象征派的激烈反对者——未来派，组成了一个对立的阵营。在那个时代，在一十年代的前半期，未来派还未摆脱最初的进攻时期，还处在无秩序、无组织的反抗阶段。未来派的“宣言”五花八门，他们的理论原则矛盾百出，缺少论据，主观随意而又粗鲁离奇。除那些作者确实试图在文学中有创新的作品外，未来派的书里废话连篇，把这个基本流派弄得含混不清。未来派本身分成了许多与其说是争吵不休，不如说是相互谩骂的“派别”，什么立体未来派呀，自我未来派呀（鼓吹“全世界的利已主义”）心理未来派呀，“离心机”派呀，等等。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始之于《鉴赏家的陷饼》（1908）、《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等，继之以《彼得堡的喉舌》的非固定的联盟（在这里，索洛古勃、勃柳索夫、阿法纳西耶夫的诗同革新派的诗并驾齐驱）直到形形色色的《诗人冠军赛》为止，几乎所有未来主义的活动家都已出头露面了，象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谢耶夫等等，关于这些人，我们后面还要更详细地谈到。但是，也有许多想要领导整个流派的人，如伊格纳季耶夫、普拉托夫、克柳奇科夫、奥列吉、格涅多夫、格拉阿里-阿列里斯基、约芬·翰特·多尔萨依里等等，现在，六七年已经过去了，他们未必能向最热心的诗歌读者讲出什么东西来。 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战前和战争初期的那些年代，无产阶级诗歌就已露出了最初的萌芽。我们这样说，指的不单单是偶尔发表的出自工人手笔的诗集。这样的诗歌当然早就出现了，但是，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将要作为明确的“流派”而出现的独特的文学派别，在这方面则已开始形成。出版了萨莫贝特尼克（马希罗夫）和其他一些人的早期诗集。但是，第一，这些诗歌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第二，这些诗人本身还处在早期尝试中，还远远没有定型，并且这个运动也没有影响到当时总的文学生活。农民诗人的出现稍微引人注目一点。在他们当中，克柳耶夫以第一部诗歌《松树齐鸣》的鲜明性显得出类拔萃。后来，“农民诗歌”在阿谢耶夫。叶赛宁、奥列申、阿尼西莫夫的诗中都得到了表现。 这就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这五年之前，或者更正确地说，在欧战开始之前的那些年代俄罗斯诗歌的状况。总的说来，那是一幅相当暗淡的画面。占据着这幅画面中心的，是象征派以及依附于它们的那些流派（如阿克梅派）。但是，象征派营垒已经明显地感觉到疲意不堪，前进的运动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停滞不前，这种停滞不前显然有可能把上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反抗急流变成一个腐烂的泥潭。象征派的创作显露出了死板的公式化的痕迹；他们的情绪中，总的说来，充满着高枕无忧的自满自足，他们的全部诗歌离生活急来愈远，温情脉脉地时而陷入考古学，时而又陷入神秘主义之中。在这幅画面的前景上，未来派运动的浑水还在翻腾。在这里，感到了生命之水的奔流和达到彼岸的可能。也感到了一股从当代现实、从真正生活之中吹拂而来的清风。然而，进一步比较，就可以说，污泥浊水的急流同清激的溪水掺混在一起。彼岸还掩翳在烟雾缭绕之中，当时，就连俄国未来主义空气本身，还充满着有害气体的恶臭。其实，这就是早期未来派提出的一些思想前提，它们被从西方借用过来以后，就使未来派走上了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效劳的绝路。这幅画面的背景是由这样一些诗人构成的，他们抱着旧现实主义陈旧过时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对表现当代生活的情绪则更加不适用了。最后，是“农民”、工人和无产阶级诗歌的首批拓荒者，他们由于还无力占据显著地位，就只好聚集在一旁。 战争开始后，这幅画面就变得更加阴暗了。大多数诗人争先恐后地去写爱国主义和战争题材的诗。对这类作品（不仅来自低级趣味的周报，而且也来自严肃的、大型的文学杂志）的“需要”产生了“供”过于求的现象。这些描写战斗的、斯拉夫主义的，——呜呼，——往往是超君主主义的诗篇，大多数都是按照一定的、一成不变的药方炮制出来的。诗人们写这些诗歌时，把自己“流派”的全部传统和遗训抛到了九霄云外。每当根据需要安排诗歌出版时，要把原来的未来派同原来的象征派或原来的现实主义者区分开来，常常是困难的。他们全都成了“一个面孔”，在硝烟（当然只是在文学的硝烟）弥漫中，“所有的猫都变成了灰色”。纯艺术问题完全不受重视，并且退居到次要地位……这样的作品多如牛毛，暂时把真正的诗歌统统淹没了。真正的诗歌当然依旧存在，但是不知何故，却被读者和评论界置之脑后。 战争的延宕引起了诗歌领域的某种清醒。一九一六年，文学的天空晴朗了，重新出版了一些诗集，它们由于解决艺术课题而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如阿谢耶夫的《奥克萨娜》、马雅可夫斯基的《象牛叫一样平常》、《亚美尼亚诗歌》、《缪斯诗选》和随后出现的柏斯捷尔纳克的诗集《栅栏之上》等，都是如此）。但是一九一七年初那几个暗无天日的月份很快就来临了，那时，俄罗斯语言“顾不上诗歌”（丘特切夫语），接着是两次革命，它们对诗歌生活的外在表现来说，具有不可避免的、然而是严重的后果。二月革命是我们的大多数诗人力所能及的，它“唤醒”“歌手们”迅速调好“人民自由”之弦，象战争之初一样，用这种陈腐的诗歌淹没了报章杂志。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十月革命却象晴天霹雳。我们诗坛那些习惯的声音沉默了。后来，伴随着俄罗斯整个艺术生活的停滞，俄罗斯诗歌也象由各种细胞组成的活的机体一样，整个儿止息了。只有其中的一些细胞还有微微搏动的脉息。 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新俄罗斯、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任务，比起诗歌的正常发展来，毋庸置疑不知要紧迫和迫切多少。在几乎整个欧美都在暗中反对我们的对外战争时期，在关系到苏维埃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国内战争时期，在新制度的奠基时期，在社会生活进程和政治进程提出的问题面前，一切都应该退避三舍。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思想要求采取这一十分明确的策略。时代就是这样，诗歌应该缄默。 三年多来，俄罗斯诗歌的进一步变化，仿佛是在地下进行的，几乎不为广大读者所觉察。那些旧的文学杂志已经不复存在了，原先的读者通常都是从这些杂志上来了解新的诗歌现象的（根据作品本身或者评论）。可以发表诗歌的新杂志寥寥无几，大部分出一两期就停刊了，而且由于交通中断没有流传开来。先前的大部分出版社暂时或者永远关闭了，而文艺性的出版社则首当其冲。一九一九年底和一九二〇年，由于纸张短缺，书籍（甚至不仅仅是文艺书籍）出版本身也一度中断。因此，属于各政府机关的出版社，勉强给文艺书刊以微不足道的地位，而给诗歌的地位则尤为可岭。出版的书籍象出版的杂志一样，遭到同样的命运，只能在出版的城市内销售。中央国家出版局也只能给出版诗歌拨发很少一点纸张，因为连印报纸、教科书和宣传品的纸张都还不够。这样，出版一本新诗集就变成了一个罕见的现象，而在战前却是平均每月要出版三十部诗集，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出版一部诗集。事情简直弄到出售手抄本的地步，也就是说，又倒退到了十五世纪以前的时代！ 与此同时，各个流派的诗人，先前就已存在和当时刚刚产生的所有“流派”的诗人，一直还在继续写作，并且写得很勤奋，而且一批批初出茅庐的诗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甚至国家出版局的柜架上也堆满了买来的诗稿，虽然它们的作者都被事先告知诗的出版可能要排到最后。邮局把诗稿到处递送，送到了与文学有关的所有机关，诸如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教育人民委员部文学司所属各处以及其他主管部门的出版局，甚至包括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出版局，还有形形色色的期刊、甚至是技术期刊的编辑部，剧院的管理处等等有多少这样的笔记本通过诸如此类的途径，落到了多少有点名气的作家手里！只要哪里一办起“文学训练班”，这种训练班一度办得相当多，——马上就挤满了初学写诗的人。到一九二二年，开始抓紧出版前几年写出的全部东西，这一年证实，在俄罗斯诗歌看来整个沉默的那五个年头里，确确实实写出了很多诗篇！ 当然，俄罗斯诗歌并没有完全沉迷。第一，无产阶级的诗人还在呐喊。无疑，他们也经受了纸张短缺、交通瘫痪造成的全部困难，许多作品还放在作者自己的书桌里，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毕竟还是相当乐意地出版了一些诗集，有许多杂志都发表了无产阶级诗人的诗。与此同时，在个别情况下也出版了其他流派的些诗，约在一九一九年，人面鸟出版社的许多出版物登载了彼得堡象征派的诗，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意象派出版了一整套小丛书，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未来派也在梯弗里斯出版了一些东西，等等。除了那些纯无产阶级的刊物外，有时也出现一些普通的文艺期刊：一度出现了《莫斯科》，后来出版了两期《艺术语言》（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文学司）《创作》以及其他刊物也不只是为无产阶级诗人开辟了版面；在外省（科弗罗夫）出版了《黎明》，等等。如果有人一味根据报刊来了解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间的俄罗斯诗坛生活的话，那么，他得到的就只会是一幅极不完整的画面。这样做，就会漏掉无产阶级诗人的许多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当时虽已写出，但是到后来才发表出来，当时也没有象征派和未来派的许多书籍，他们那时还在徒劳无益地寻找印刷的门路，就会完全不提初学写作的诗人，因为他们还不能进入无产阶级诗人的行列。 同时，诗人试图用作者当众朗诵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刊物。这样的朗诵，早在十月革命前就流行开了，但只是在革命初期才发展了起来，当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都离开了印刷机，而热表于到各种咖啡馆去即兴赋诗。因此，有人把俄罗斯诗歌的这一时期叫做“咖啡馆时期”。诗歌咖啡馆在被得格勒和外省城市不断出现，而在莫斯科则出现得特别多。在这里，继形形色色的“鼻烟壶”、“第十个缪斯”等等之后，“全苏诗人协会”咖啡馆活动了很长时间。在这个咖啡馆朗诵诗歌的有各派诗人（无产阶级诗人也不例外）后来，还有一个“飞马栏”（这是意象派的论坛）和无产阶级诗人的独家咖啡馆。在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少数保留下来的私人团体举办的晚会上，这种朗诵自己的诗的做法起了类似的作用。举办这类晚会的单位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莫斯科各区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文学司、诗人之家、出版之家、艺术宫、作家协会以及彼得格勒的文学家之家、艺术之家等。在莫斯科，当诗人们把这些朗诵会移进综合技术博物馆大厅时，就吸引了更多的听众，由于“新诗晚会”海报的招徕，这里不止一次地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有过这样的晚会，听众当场为优秀的诗歌颁发奖金。 一些关于当代诗歌的消息，通过这样的途径，毕竟还是传到了读者当中。但这些消息是有局限性的、支离破碎的、不连贯的，从报刊上只能了解到点滴的东西。根据道听途说来评价诗歌（这种做法从前在古罗马非常流行）是异乎寻常的。直到最近为止，还缺少一些评论家的系统指导。因此，大部分观众看到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贴出将要举行“新诗晚会”的海报时，就感到摸不着头脑，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些海报上，开列了一长串很少为人熟悉的名字，并且还有一系列大都无人知道的“派别”和“流派”，比如有新古典派、现实主义派和新现实主义派、新浪漫主义派、象征派、阿克梅派和新阿克梅派、未来派和新未来派、离心机派、意象派、表现派、现在派、偶然派、选题派、绝对抽象派、无为派、折中派，后来，还有“无派别诗人”，无产阶级诗人也出现过一两次，不过，他们后来拒绝在上述晚会上朗诵。所有对像国诗坛的内幕不加过问的人，所有不参加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诗坛工作的人，都会认为这许多“流派”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必要的，认为一些人是荒谬地追求扮演“派别头目”的角色，另一些人则是出于怪诞的愿望：我一定要在这方面比大家“更左一些”。 但是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快到一九二二年时，我们诗坛分裂成了五花八门的流派、派别、团体和宗派，这之所以显得突如其来，可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在帷幕后边度过了整整五个年头。 二 现在大家都已明白，当代俄罗斯诗歌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诗歌向来是自己时代的反映。我们的时代，战后和十月革命之后的时代，同以前的时代迥然不同：我们生活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我们正在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满怀着新的希望，给自己提出新的目标，另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成了领导阶级，在可能的范围内，它逐渐使所有其他的阶级接受自己的意识形态。在我们的生活中，一方面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现象，另一方面，许多过去习以为常和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已经成为历史，正在消失，最后，我们亲眼看到诗人的基本材料语言本身正在发生变化。不管怎样，诗歌都要体现这个历史关头的情绪，抓住这个历史关头提出要问题，并对它们做出自己的艺术答案。 真正的当代诗歌，是表现我们今天赖以生活的新事物的那种诗歌。但是如把这个任务放到艺术领域，它就包含着另一任务，分为两个方面：不仅要表现新事物，而且要找到表现新事物的形式。在艺术中，形式受内容的制约，思想只有表现得当，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否则它就会僵化而失去效能，对新事物的任何探索，都是从探索新形式开始的，并且以此为归宿。在这里，关于瓶子与酒的古老寓言是一个恰当的比喻：新酒不能装到旧瓶子里去，新思想也不能用旧形式表达。我们诗歌中富有生命力的、能够回答历史要求的一切，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间都集中于探索“新事物”。虽然有些诗人还没有自觉认清给俄罗斯诗歌提出的任务多么重大，但既然他们是诗人，到底感觉到有同旧事物决裂的必要。对一些诗人来说，首先当然是对无产阶级诗人来说，这种感觉是作为表现新的世界观，表现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明确形成的，对另一些被革命运动吸引过来的诗人来说，则不那么明确，它是作为表现革命和新生活方式给予他们的感受的渴望而产生的！对第三部分人来说，也许只是作为用艺术形式来表达周围的现实生活的愿望，但是对所有的诗人来说，这种感觉却应与探索新的麦现方法的必要性相联系。由此可见，过去五年间我们的全部诗歌都贯穿着各种各样技巧上的探索，它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形式问题。过就导致当代诗联分成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深别（当然是纯表面上的划分）这些派别明显地揭示了进行这些划分的理论技巧方面的根据。 不言而喻，制定新形式这个第二位的、辅助性的目标，比起表现我们当代生活这个第一位的、基本的目标来，有可能更容易取得成果。包括在“无产阶级诗歌”概念中的思想，是一个极为困难而复杂的任务。归根结底，“无产阶级的”诗歌应该是那样一种一般的“诗歌”，它应该取代几千年间叫做诗歌的一切东西。因此，毫不奇怪，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二二年这五年当中，我们在这方面仅仅获得了一些初步经验，才刚刚看到了奠基石。相反，改变和完善艺术技巧，使之能够更好地表现当代的情绪，这虽然非常困难，但只是文学史上通带的例行的任务。五年来，在这方面已可看出一些明显的成就，这是很自然的。当然，新创的形式远不是无产阶级诗歌所需要的那种东西（这是由于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的缘故）。但是，过去时期在技巧探索方面有一定的成就，致力于这种探索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自己应做的事”，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对于他们的工作，已经可以来做历史的分析。因此，也必须承认他们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这五年的主要活动家。 从这种观点出发，近五年来我们诗坛的全部流派可以划分成三个派别，这就是昨天派、今天派（指1917-1922年而言）和明天派。第一派是我们文学的过去，这一满的诗人包括那些觉察不到时代的要求，对诗歌技巧方面的革新运动采取自觉疏远态度的人，包括所有“右的”（在文学涵义上）流派，直到象征派和阿克梅派为止，第二派是我们文学的今天，其中包括首先迷恋于创造新形式、新的表现方式、手法和新的诗歌语言，即着力于解决当前诗歌演变所提出的任务的诗人，还有来来主义者和所有产生于未来主义的流派。第三派是我们文学的未来。这一派诗人直接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基本目标——表现新的世界观，为此目的，他们试图对新的和传统的形式一概加以利用。这一派诗人也就是无产阶级诗人。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形式主义观点进行这种划分时，诗人的派别也是根据他们作品的精神（当然有个别例外）来排列的，从第一派讲到第三派，你就会感到革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不仅是文学革命的趋势，而且是政治革命的趋势。 有关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间极右翼诗人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可谈的。我国那些过时的高蹈派诗人，许多人都离开俄国移居到国外去了。蒲宁、A.M.费多罗夫、马科夫斯基、斯托利察、艾利斯涅尔等人在国外发表的新诗，与从前的诗毫无区别：写得巧妙整齐，但却枯燥乏味，毫无用处。莫斯科的新古典派是一个好斗的派别，他们的活动平淡无奇，他们对任何革新都拒之千里，力图把诗歌推回古典模式的标准上去。这种愿望象任何逆转历史车轮的企图一样，当然是不能实现的。新古典派的首领是列昂尼多夫，在这个流派中他是表现出自己个性的唯一诗人；然而，他同本派的倾向背道而驰，曾在一个地方声明。“我看不出能退回到过去，——我不希望它静止不动……”另外一些人抱怨说：“应该说的一切，别人在我们之前都说完了……”（杰什金）所以，他们祈祷“神秘的上帝”（加利佩林），回忆起“基督降生在牲口槽上”（沃尔恰涅茨卡娅），向“圣像顶礼膜拜”（扎哈罗夫-门斯基）等等…… 莫斯科“诗人之家”的诗人和彼得堡诗人协会的相当一部分诗人，接近于新古典派，并具有同样的成果。对于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可以略而不论；他们有一部分人发表了一些诗集（如马列耶夫的《锻造的勺子》，1921年），另一部分人编了一些诗文集，有时是应未来派之约而编的（《外省的缪斯》，喀山，1919年，《讲究情节的人》，库尔斯克，1921年；《篝火》，1920年；《抒情诗集》，1922年，等）。但是，应该特别重视某些诗人，比如同“右派”理论格格不入的拉季莫夫（1920年喀山出版的译自鞑靼文的译作，《外省的缪斯》及其他出版物），他写得朴实无华，但却栩栩如生，还应注意彼得堡的“岛上人”诗人，如吉洪诺夫（《汗国》，1922年）和科尔巴西耶夫（《公海》，1922年），他们的诗中散发着某种“新鲜气息”要根据初步习作评价他们还为时尚早，此外，还应注意外省诗选当中的两三个诗人（如，库尔斯克诗人协会的《诗选第一辑》1922年；《远方的闪光》，大乌斯丘克，1920年；《黎明》，科弗罗夫，1920年和1921年），在这些诗选里，有时也能看到有才华的迹象。 象征派的活动要明显得多。不错，他们大多数曾被迫沉默了好几年。但他们作品中的一些东西到底还是散播到了报刊上。在革命时代，勃洛克的书出版得最多（长诗《十二个》，1918年在几份报刊上发表；《抑扬格》，1919年；《在昔日的边缘外》《白范范的早晨》，1920年；剧本《命运之歌》、《卡捷琳娜》、《拉姆克斯》，还有一些论文和海涅作品的译本等）但是，也有伊凡诺夫（《幼年》、《普罗米修斯》，人面鸟出版社出版）、别雷（《公主与侠客》，同上）和巴尔蒙特（《宝石戒指》，创作出版社出版）等人的一些东西……一九二一年末和一九二二年，又先后出版了一大批书（当然是过去写的）其作者是勃洛克、别雷（俄国国内和国外出版的《黑里康山》）、古米廖夫（遗作）、索洛古勃、库兹明、阿赫玛托娃和霍达谢维奇等以及其他许多人。当时，在一些刊物（《文学导报》、《文学家之家年鉴》《文学纪事》）上发动了一场运动，冒在证明这些作品是当代文学的态作。他们写道：勃洛克是普希金继承者中最出色的诗人，古米廖夫的诗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别雷是新时代文学的开拓者，霍达谢维奇是我们诗坛最光辉的代表，阿赫玛托娃是诗坛的骄傲，而索洛古勃则是我们诗坛的首领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本人否定上述诗人的功劳是最不应当的了。他们都一度是笔者的战友，在许多方面笔者都赞同他们的理想和志向；笔者在报刊上就象评论卓越艺术家一样，对他们展次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在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初登文坛时，笔者都给了协助（勃洛克、别雷、古米廖夫）。但是，这一切都不应该、也不可能迷惑住评论家的眼光；从承认一个作家是真正的诗人，到把他推上整个俄罗斯文坛的第一把交椅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现在谁也不否认象征派过去的功绩和他们的历史意义，无可争议，巴尔蒙特、索洛古勃、伊凡诺夫、别雷、勃洛克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十年诗歌领域的先进活动家。但是，在评价他们在一十年代和二十年代初的作用时，就大可另做别论，这与原来的结论一点也不矛盾。问题不在于重新估价诗人的才华，而是要对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做一个比较。如果说，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象征派的出版物还基称是一个文学事件的话，那么近十年来，它们仅仅是一则图书新闻，有时——唉！——很象从前读过的某种东西。 象征派作为文学流派，它的前进运动早在一十年代初就停止了，那时，先前曾给象征派诗歌以力量的那些基本原则，就显出了明显退化之势。同七十至八十年代的诗作相比，如果说在繁荣兴旺时期这种对“全人类”思想的追求使这种诗歌更加深刻化和复杂化的话，那么，在衰落时期，这种追求则导致劝善，导致用诗的形式阐述从尼采那儿借用来的题材。如果说从前象征派善于通过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神话）的形象来艺术地表现当代生活问题的话，那么，现在这样做则变成了对考古学和民俗学资料的巧妙歪曲。象征派的这种强有力的概括手法本身被偏重理性的、枯燥无味的隐喻所代替。对形式的关心变成了拿技巧的难题做空洞无聊的游戏。甚至语言也在已成为俗套和习惯的词汇方面化了，象征派在造词造句和整个语言结构上一年一年地变得愈来愈马虎。这样，象征派诗歌就逐浙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拿来一个历史事件、一个民间传说、一个哲学上的奇谈怪论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用具有“丰富的”韵脚（多半是外国词杂以俄语词）的诗行来加以叙述，最后，归结为一个用抽象的思想或者动人心弦的感叹形式表达的结论。这样的诗数以百计地制作出来，在当时所有的杂志上，甚至包括在那些最大型的文学杂志上（除了《俄国财富》）都颇为常见。并且这种刻板的作品被看作货真价实的诗歌。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七年是象征派崩溃的时代。未来派从外部向它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费尔科夫等）、阿克梅派（戈罗杰茨基、古米廖夫）、“古利斯坦”派的诗人（格洛巴、В.什曼凯维奇和Б.什曼凯维奇等）和教堂个人主义者（戈弗曼），则从内部抛弃了它。在仍然失忠于这面旗的作家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还保持了原来的创作水平，有很少几个人前进了一步，大部分人则不可遏止地沿着刻板公式的斜坡滑了下去，同时，也把当时充实了象征派队伍的青年人引进了泥沼。在革命年代象征派这支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它失去了许多领袖人物，近年来也没有获得任何一个象样的战友。而且，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这五年间，没有一部杰作是由象征派队伍中的诗人署名的。 对于一些从前颇有名声的人，我们几乎可以略而不谈。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早在一九一七年前好久，就把自己排除在诗作者之外了。巴尔蒙特在十五年前就开始变成平庸的写作狂，他在革命年代出版的诗集，由于内容和形式贫乏简随，简直使人难以率读，甚至连他从前那卓越的才华的一点影子也设有了。吉皮乌斯无论在国内（《最近的诗》，圣彼得堡，1918年），还是在国外，只发表了谩骂苏维埃政权的东西，这些东西技巧拙劣，语言粗鲁，暴露出他的艺术鉴赏力和诗歌创作能力完全枯竭了。其他一些原象征派诗人写的诗也有同样的症状。对这些诗是不值得更详细地来谈的，因为它们被人们忘记是有理由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比方说克列切托夫的诗（在国外出版）就是如此。 关于其他许多诗人，只可以说他们写了一点与原来诗作相类似的东西，不过更加苍白和软弱无力。遗的是，在这些诗人中，不得不提一提索洛古勃，在他新写的诗集（《教堂的钟声》，1921年，《一次恋爱》，1921年，《芦笛》1922年，等）里，有许多早年发表的诗，这些诗始终都是名篇。作为一个诗人，别雷的所有新诗都大大损害了自己的威信（《公主与侠客》，1921年，《第一次相逢》，1921年；《时代的召唤》，柏林，1922年，作为数文家的别雷，我们不加涉及）。我们偶尔碰到库兹明的一些诗，它们都是老调重弹（《小树林》、《回声》，1921年，《彼得堡诗选》，1922年，等）。关于其他许多诗人，如鲁卡维什尼科夫（《八行诗》1922年）、利普所凯罗夫（《金手掌》，1922年）、拉法洛维奇（《西蒙·沃尔赫夫》及其他出版物，梯弗里斯，1919年），也应该这样说。还有许多诗人也是如此，如巴尔特鲁沙伊季斯、英贝尔、帕尔诺克、索洛维约夫、皮亚斯特、阿达莫维奇、苏霍京、舍尔文斯基，他们的诗或者以单行本出版，或者发表在象征派诗选上（《龙》，1921年《幻想家礼记》1919年开始）。但是，有些人则倒退得很远，如深受当代一部分评论家称赞的阿赫玛托娃就是这样；在她早期的诗歌中，有某种独特的心理描写，这种心理描写是用适合于它的那种不规则的韵律来表现的，在她的新近的诗（《在海滨》、《车前草》、《AnnoDominio[1]》，1922年）中，只是无能为力地拼命表现同一事物，这些诗连任何一个教导有方的“艺术训练班”的学员都为之害臊。 如上所述，有些象征派诗人保持了很高的创作水平，或者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前进。沃洛申的新诗（诗集《在我们的时代》，1922年，以及其它出版物中引用的诗）与原来的长诗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并且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经常涉及当代生活的题材。其实，在很久以前，格洛巴就用美好的诗句写出了一首长诗《泰罗是什么人》（作为剧作家的格洛巴，我们且不论述）。伊凡诺夫依然保持着原来达到的水平，无论是他的长诗《幼年》（1918年）、剧本《普罗米修斯》（1919年），还是《冬天的诗篇》，对他作为诗人的形象来说，都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光彩。另外一些人，作为创作的个体和匠师，也可能有所前进，然而他们并没有超出十年前就已划定的界限，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他们都没有提供任何富有独创性的东西。茨维塔耶娃（《里程碑》，1922年）、霍达谢维奇（1922年的《粮食之路》和一些杂志上发表的诗。不知何故，后者突然被别雷吹得天花乱坠）、楚尔科夫（《诗集》，1922年）等，就是如此。某些初出茅庐或者半初出茅庐的象征派也是如此。他们写了一些题材同他们象征派的前辈相似、用前辈的风格、手法、语言写的不坏的诗。十年前，这一切在类似的作品中可能是需要的；现在则是无益而又乏味的了，因为时代已经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情象征派的评论界特别推崇勃洛克的功绩。但是，他最近的一些诗集（除了上述提及的以外，不算重版的《文集》等，还有1922年版的《报复》）十之九都是重复过去的东西。勃洛克用同一个模子写了数千首诗，互相之间区别很小。他从五六种题材、三四种手法繁殖出数以百计的短诗，这些短诗虽然不错，但却雷同。写的仍旧是同样的事，仍旧用同样的手法，连格律、韵脚，甚至用词都一模一样，什么“黄金的岁月”，“倾诉哀肠”，“暮色苍茫”“水落了”，等等，不一而足。有些东西来自费特，有些东西来自勃洛克，有些东西则来自其他的人。勃洛克的新诗读过就忘了，而“美丽的太太”呀，“陌生的女子”呀，“春天的生灵”呀，却使人迄今不忘。勃洛克的新剧本，讽喻性的《命运之歌》，有学历史情理的《拉姆吉斯》都写得很差。勃洛克在革命时期写得最好的作品，仍然要推长诗《十二个》，当然从精神来看，它是反对革命的，但是诗人在此毕竟接触到了革命的自发势力。勃洛克当然大体不失为一个诗人，但是，如果把《十二个》排除在外，那么即使没有他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间写的那些诗，他在文学史中的形象也仍然还是那个样子，即便没有他这些诗，俄罗斯诗歌史也依然如故。 总之，象征派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这五年间写了一些诗，有些诗很精糕，有些诗则比较好，比起先前的并不逊色，还有一些就其本身而论，甚至是非常出色的，然而在这方面并没有前进。象征主义还停留在原地，如果说有进步，那也只是就广度而言，而且幅度不大。把这个方法运用到从前没有研究过的、或者没有完全研究过的某些题目上去的例子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这种范例是根据过去的模式制造的。这就是象征派所提供的一切。 象征主义的产儿——阿克梅主义在历史上起积极作用的权利要稍为多些。其实，把这两个流派的两个奠基人——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直接列入象征派会更正确些，因为这两个人只是打出了新的旗帜，并没有在创作中背弃象征派的原则。但是，他们两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虽然处在两个直接对立的流派中，却比本派的同事更有生命力。 古米廖夫的遗作（《篝火》、《诗集》、《棕榈树的影子》、《火红的柱子》等，1922年，《米克》、《细瓷展览馆》再版本等）表明，直到晚年，他仍然是一个塑造形象的巨匠。描写他相当熟悉的异国风光和完全从这里借用来的异国情调，给古米廖夫的诗增添了独特的色调，甚至与勒贡特·德·列尔或者波德菜尔比起来，也毫不逊色。古米廖夫晚年的长诗之一《星夜惨状》包含着真正的力量。可见，阿克梅主义至少很长于技巧。但是，渗透在古米廖夫艳词丽句之中的那种异国风光、考古学和雅致的唯美主义，毕竟都是我们的诗歌业已经历过的阶段。在他的诗里表达了一个具有高雅审美感的人的感情，这个人就想避开对他来说过分粗陋的当代生活。读着古米廖夫的诗，你就仿佛在欣赏一件古色古香的、有着古典式样的精工仿制品。 阿克梅主义的第二个奠基人戈罗杰茨基则迥然不同，他是积极反映当代生活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是在前进，而不是在原地踏步。这表现在他写的是新的题材（1921年版的《镰刀》和巴库出版的诗等）。对戈罗杰茨基本人来说，他创作技巧中的新颖之处就在于他吸收了他先前感到格格不入的一些手法（如维尔哈伦的自由诗）但是，总的说来，还是象征派的老一套。戈罗杰茨基在这方面并没有超越他自己，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没有摆脱小品诗的约束，这种小品诗毁了他创作的整个时期。他与象征派决裂而得救，只表现在他能够把自己的诗歌纳入我们时代的生活轨道之中。 至于谈到真正的阿克梅派或新阿克梅派，就应该把他们同古米廖夫和戈罗杰茨基截然区分开来。新阿克梅派的诗可以叫做奇谈的诗。他们按照象征派的传统，以较为自由的格律和韵脚，对自己的诗精雕细刻，总是企图一鸣惊人。他们的诗是穿在形象上的格言的念珠。自然，这样的格言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对阿克梅主义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样的格言能为奇巧乖僻之谈或意想不到的韵脚提供借口，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同样有用。 要给新阿克梅派划定一个范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杂志或别的机关刊物。显然，可以把曼德里什塔姆看作是他们的无冕之王，他的诗总是很优美，而且长于推敲。但是，下面的许多诗人热怕是要愤怒抗议把他们列入新阿克梅派的。我们认为，象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奥德萨和基辅的出版物中发表作品的许多诗人，如巴格里茨基、B.马克维伊斯基和H.马卡维伊斯基、奥列沙等，象相当早就登上文坛的纳尔布特、申格利、利弗希茨等；象一部分被得堡“公会”的诗人如拉德洛娃（《舰船》，1920年），Г.伊凡诺夫、洛津斯基、奥楚普等以及另一些开始写作或初学写作的诗人（他们的处女作未引人注目就消失了）格尔曼（《熔化的极地》，1918年；《斯基福之岸》，1920年）、别连松、佐尔根弗列依、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都是这样的诗人。这些诗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接近新阿克梅派的原则，有的人近一些，有的人远一些，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超越不出新阿克梅派的文学界限。同时，许多“晚一辈”象征派，如在上边提到的霍达谢维奇（他也向往“普希金风格”和“丘特切夫风格”）、利普斯凯罗夫（经常变得象千篇一律的“高蹈派”）以及其他人也比较接近。 还有许多诗人，既不依附于未来主义，但同产生象征主义的一切流派也都格格不入。这样的人，有明显受惠特曼影响的涅利季亨（《钢琴的多声部》1922年）；有蹩脚的叙事短诗的作者奥多耶夫采娃（《神奇的宫殿》，1922年）还有近年来沾染上故作粗糙之风以代替原来明晰工整诗句的爱伦堡（不过在他1922年柏林版的最新诗集《空虚的爱情》里，又回到了象征派的通常手法）等。 三 同一九一七年前就已瓦解的象征派相反，未来派在进入革命年代时才刚刚开始形成。未来派没有统一的纲领，把各个分散的派别广泛联合起来的，只是同一切诗歌传统作斗争的含糊不清的口号，诸如，“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等作家，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呀，“扯下勃柳索夫纸做的铠甲”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1913年），或者，“在我们看来，普希金已经成了杰尔查文”呀，“对现代生活来说，普希金已经老朽了”等等（谢维里亚宁）。在对理论原则的探索中，我们的未来派心甘情愿诉诸现成的东西，也就是说诉诸西方的未来主义宣言、马利涅蒂及其同伙（《意大利未来主义宣言》，1914年舍尔舍涅维奇译）这就成了非常不幸的误会。西欧未来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后期的嫡子，是它意识形态的反映，由此便产生了西方未来派对现代城市的讴歌（大都市主义），对机器和机械化的赞颂，对各种工厂的赞赏（并不是同工人阶级相联系！）和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辩护（“战争是对世界的独特的扫除”）。然而，俄国的未来派却在那些同这种立场本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马雅可夫斯基、阿谢耶夫等）大量招兵买马。在战前，未来派究竞无组织到了何种地步，这从下列事实就可看出：他们在当时的一些出版物中，对很快就要成为这个运动首要活动家的那些作家，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比如在1914年出版的《俄国未来派第一份杂志》中，就曾对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谢耶夫进行攻击）而同时，对两三年后就要成为未来派基本敌人的那些人，却大力吹捧（在同一杂志中，曾对舍尔舍涅维奇进行热烈赞颂）。 然而，早在一九一七年，就已形成了这样一些以未来主义相标榜的团体，它们显然脱离了普遍的潮流，而在以后的年代，即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这五年间，再也不起任何明显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指的并不是形形色色的死在娘胎里的“心理未来派”、“胡闹派”的成员们等等，——他们同自己最初出版的纲领性刊物一起销声匿迹了，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一度引起批评界注意的一些联合组织，比如谢维里亚宁小组就是这样的机构。谢维里亚宁作为一位诗人，是从写一些饶有趣味的、意味深长的作品登上文坛的。他一度曾在读者中享有显赫一时的声望（《喧腾的锦标赛》，1910-1912年的诗）但他很快“文思枯竭了”，往往由于老调重弹而使他的一些独特手法变成了陈规旧套，在最近的诗作中，他把自己的诗歌弊病发展到了极端而丧失诗歌优点之后，便成了一个甜蜜蜜的扭捏作态的诗人，而且他把自己的“诗歌”题材缩小到了一个狭小的范围，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快节律的欢快”和“您这样漂亮啊”之类的感叹，这无非是贵族沙龙的色情主义和缺乏生命力的唯美主义。冠之以自我二字（谢维里亚宁被称做“自我未来派”就是对他自己的一个报复。谢维里亚宁革命年代在克里木和列维尔[2]写作和发表的一切，都不过是他早期集子中的瑕疵败笔的翻版。谢维里亚宁的弟子们（有这样一些人！）也同他一块退出了文学舞台。另一个支派“全世界”自我未来派，由奥利姆波夫（K.福法诺夫之子）领导，曾一度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过大约十来个追随者的诗，这一派诗人也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且不说这些青年人才疏学浅，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对极端个人主义的狂热是同时代的共产主义潮流背道而驰的，仅此一点，就不能不被扫下舞台。 最不妥协的未来派团体，事实证明要重要得多它时而称作“立体未来派”，时而称为“未来人”（“будетляне”,来自词根“будy”，类似“futur”[3]），时而叫做“杜撰派”。这个团体的稳固性取决于，它给自己提出的课题首先是技巧方面的，可见它是符合时代需要的。“杜撰派”这一术语指明了这一派诗人希望创造新的诗歌语言——“杜撰语言”的愿望，同口语相比，这种语言能给诗歌提供更加完美的创作材料。这个意图本身就有自己合理的内核。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正象绘画是一种色彩和线条的艺术一样。从语言中吸取隐含在语官当中而为日常用语和学术著作（为追求实用和学术目的）远未采用的一切可能成分，这就是“杜撰派”的真正用意。可能存在同现存词汇相类似的大量词汇，而这些词汇之所以未被人民创造出来，只是因为尚未产生对这些词汇的需要。诗人由于需要更准确、更详尽或者更形象地进行表达，因此他就有权创造这样的词汇，当然，要按照语言和词法的特性来创造。比如，从词根“мочь”就能构想出派生词“могун”、“могач”、“мо-гелец”、“могатырь”、“можество”、“моганствовать”、“моженята”等等一类的词（这些词都是赫列勃尼科夫构制的）。从原则上讲，诗人创造新词源学、新合成词、新后级、新词尾的权利是无可指责的。不过随之而来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诗人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改变了句法，引入了词的从属关系和并列关系的新方法，产生了新短语、新句子结构等等。这一切，都是诗人在语言范围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诗歌为使语言更好地为其目的服务，它对语言这一基本材料是有权这样加工的。 但是，所有这些在理论上可以接受的原则，一接触到实践按照这个方法写诗，就变得极端危险了。诗歌象任何艺术一样，可能是由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和阐释自我感受的需要而产生的（波捷勃尼亚的理论）；然而，象任何艺术一样，诗歌之可贵，就在于它能使领会它的读者有所得。诗人也象学者一样，可以时而面向更广泛的读者，时而面向范围有限的读者（比如象专门学术著作所面向的那样），但如果诗歌根本不能叫人领会，那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整个意义。只能为作者本人所理解的诗，或者甚至于只能为五六个“专门家”所理解的诗，都是一种反社会的现象。因此，作家如沿着“创造新词”和“词语革新”的道路走，只有权利走到一定限度。就算阅读诗歌要求某种知识修养（比如，象读外国作品需要学习语言一样）但是一部诗作毕竟还是读者范围越广，它所起到的作用就超大。然而，最初的杜撰派诗人，由于热衷于编造新词新语，写出来的诗大多除他们本人之外，谁也不懂。批评界莫知所措，不知该怎样对付这些“дыр——бул——щыл——убешур”或者“бобэ——оби——вээомч——пиээо——лиэээй”[4]之类的东西；对读者来说，这也是最空洞无聊的章节。更槽糕的还在于，杜撰派在加工语言材料的同时，作为一条原则还规定，单词的形状要同它的涵义相符（H.布尔柳克等人）坚决认为，使用的字体和印刷字母的式样，在诗中几乎与推敲词语一样重要。在杜撰派的书籍中，有些单词印得较大，有些单词印得较小，有些斜躺着，有些弯曲着，还有些两脚朝天，这些印刷上玩的花招，涵义很少为人明白。而且，——这也不能忘记——创造新词不单要求才能和敏锐的语感，而且也要求语文学方面的知识。由于许多杜撰派人物缺乏这样的知识，结果，编造出来的词儿在操俄语的人听来往往觉得不堪入耳。 杜撰派从未来主义的始初阶段就开始鼓吹自己的主张。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整个时期，他们仍继续这样做，同时，常常发表一些“杜撰语”的新标本。在所有这些鼓吹者当中，只有一个人达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个人就是同伴们一致公认的导师，杜撰语的点击人，不久前逝世的赫列勃尼科夫。只是在他这里，创造新词的专门才能和无可怀疑的诗歌真赋（虽然不算太高），才同相当渊博的科学知识结合了起来。赫列勃尼科夫在语文学上发表了许多荒谬的奇谈怪论，这些东西一经科学批评，就土崩瓦解了；他署名发表的许多东西，都只是一些草稿和习作，里面有价值的东西与多余无用的东西掺杂在一起；然而除此之外，他对文学毕竟还是有真正贡献的。在他的优秀诗篇中（如1922年出版的长诗《跳铃鼓舞者》，这是他最后的一部长诗），赫列勃尼科夫的确善于在多方面改造语言，善于揭示出先前未为诗歌采纳、而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诗歌创作的一些有用成分，也善于表现新的手法一怎样用语言发挥艺术作用，尽管这样做，他写的东西经过读者起码的努力，还仍然是“可以理解的”。这还不是杜撰派所设想的任务的实现，但这已是走向解决这一任务的起步。赫列勃尼科夫最亲近的志同道合者所做的各种尝试，效果都很不妙，都没有获得成功，比如彼特尼科关的剧本，克鲁乔内赫（《纠缠不休的人》，第119册，1922年）、卡缅斯基、兹达涅维奇、H.布尔柳克和Д.布尔柳克等人的诗，都是这样。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间，只有赫列勃尼科夫一个人前进了，同时将其探索深化了一步，其他杜撰派人物都在原地踏步，不论在他们莫斯科的刊物上，还是在梯弗里斯的刊物上，都一直重复着先前在印刷上玩弄的那些花招（文集《索菲娅·麦莉尼科娃》，梯弗里斯，1919年，捷连季耶夫的《一件事》，梯弗里斯，1919年；等）。 可是，赫列勃尼科夫思想之富有成果，并不仅仅局限于他个人创作的成功和克鲁乔内赫等人写作的失败，因为这些思想不是象用杜撰语写诗这样明显的形式整个贯穿在未来派创作中的。重要的是要一般地认识到，语言是诗歌的材料，这个材料可以而且应该依照艺术创作的任务由诗人进行加工。这也是俄国来来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把这个思想付诸诗歌实践，这正是我们未来派的主要功劳。这一工作的成功也是我们诗坛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这五年中间所取得的主要的（形式上的）成就。参加这一运动的不仅有杜撰派诗人，而且自觉不自觉地也有附属于革新派的所有诗人：他们由于猜测到了时代的要求请应赫列勃尼科夫的倡导（正象未来派头目自己证实的那样），因而全都把自己的艺术注意力集中到了语言上。先前对待语言象对传外来事物那样，只能对它进行细小的局部改动（正统派诗歌的态度），这种态度被人们抛弃了。现在对诗歌“形式”的研究，不仅成了对恰当的诗格、成功的诗节结构、富有表现力的韵脚的寻求和非日常用语的谨慎吸收（象征派的态度），而且同时首先成了是对语言、词汇、词法和句法的研究。 有两位诗人处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间未来派活动的中心，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俩在广泛的程度上实现了未来派的这个遗训，但这两位诗人的主要程度却超出了一个派别的范围，他们活动的意义绝不局限于完成某一当前的任务，哪怕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他们的创作本身在一个五年的范围之内是容纳不了的。 早在一十年代初，马雅可夫斯基就一跃而表现出是一个拥有巨大热情和敢于写作的诗人。他属于那样一类诗人，他们不是象对待首先妨碍诗人写诗（有很多人尽管诗中歌颂革命，却持这种态度）那样的外在力量来对待十月革命，而是象对待与他们有血肉联系的伟大生活现象那样来对待十月革命。早从战争时代[5]起，马雅可夫斯基就发表了一系列响应现代生活、后来又热情欢迎革命的诗作，这些诗作有：《战争与世界》、《革命》、《我们的进行曲》（《马雅可夫斯基著作大全》，1919年），《宗教滑稽剧》（1920年为剧院重新改写）、《一亿五千万》（1921年）、关于国际的一些诗（1922年）和有时成了地道宣传品的诗（《马雅可夫斯基的认识》，1922年）不过同时，他还继续着其他各种题材的创作（见《大全》和1922年的《我爱》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是这五年间最美好的现象之一他那朝气蓬勃的文体和别开生面的语言，是我们诗坛富有生命力的发酵剂。在后来的诗歌创作中，马雅可夫斯基吸收了招贴画的风格粗线条和大喊大叫的色调。同时，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技巧——独特的变相的“自由诗”；这种“自由诗”没有明显失掉韵律，但却给韵律的多样性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可能。他还是目前流行的、比传统的（普希金等人的）韵律更适合于俄语特征的新韵律的开创者之一。而且在语言范围里，马雅可夫斯基由于怡到好处地采用了赫列勃尼科夫的那些原则，就找到了一种能把浑厚质朴同独特性相结合、能把小品文的尖刻泼辣同艺术分寸相结合的语言。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缺点在于，这种高度的尖刻泼辣有时居优势，而浑厚质朴有时则失之于过分平淡；有些韵脚太矫揉造作，有些诗格只有通过排版才能同最平常的抑扬格和扬抑格区别开来，而且招贴画式的风格还比较粗糙等等，不过主要的在于甚至连马雅可夫斯基也已开始形成一种刻板的老套套。但无论如何，对他来说，危险还在前头，而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还是他活动的极盛时期。马雅可夫斯基对新诗影响很大，然而遗的是，人们往往从外表上摹仿他，但却没有他的力量，没有他的灵感，没有他语言的准确性和词汇的丰富多采（目前正出版马雅可夫斯基诗集《十三年集》，莫弗出版社，莫斯科，1922年）。 从外表上看，帕斯捷尔纳克的活动要少得多。除了有时发表在革命时期发行量不大的各种杂志和文集上的诗篇以外，他近年来只出版了一本唯一的诗集《阿妹，我亲爱的》（1922年），这是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写的诗的汇集，少数几篇写得较晚，是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间写成的。尽管如此，帕斯捷尔纳克对青年诗作者的影响几乎可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相匹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获得了大约从普希金时代起诗歌作品（沙皇书刊检查机关查禁的除外）未曾遇到过的那种荣誉：用手抄本的形式传播。青年诗人们对帕斯捷尔纳克在报刊上还从未发表的诗篇，就能熟悉到倒背如流的地步。而且较之马雅可夫斯基来，对他模仿得要更下功夫，因为都试图抓住他诗歌的本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爽之感，他有处理题材的独特方法，他看待事物总有自己独到之处。在形式方面，他笔下的节律丰富多彩，大部分可纳入传统的诗格；他也有同样新颖的韵脚，同马雅可夫斯基相比，甚至他更可称之为这种新韵的创造者。在语言创造上，帕斯捷尔纳克也很谨慎，比较起来很少创造新词，但在采用新的句法结构和独创性的接格关系上很大胆。就其诗歌情调讲，如果说马雅可夫斯基同无产阶级诗人十分相似，那末帕斯捷尔纳克无疑是一个十足的知识分子诗人。这部分地造成他创作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历史掌故和当代生活，科学资料和当前引人注意的事件，书本与生活，——这一切，都以平等的地位，进入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并且按照他处世态度的独有特性，被放到了同一平面上。可是那种过度的文化修养却又部分地使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变得苍白无力，促使他着意于非诗意的反省，把些诗篇变成了哲理性的议论，有时候甚至用一些机智的奇谈怪论偷换生动的形象。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单写革命的诗篇，但是他的诗，也许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就充满了当代的精神，帕斯捷尔纳克的心理不是从旧的书本中学来的；它表现着诗人本质，并且只有在我们现实生活的条件下才能形成。 就诗歌特点而论，阿谢耶夫很接近帕斯捷尔纳克。他起初是一个“农民”诗人，后来明显受到了赫列勃尼科夫的思想影响（《列托列伊》1915年，《奥克萨娜》，1916年）。他是在远东地区度过革命岁月的（《炸弹》，海参崴，1921年），只是近来才回到了莫斯科未来派大家庭中来（《钢铁的夜莺》莫弗出版社，1922年）。这样一来，有关他直接受到帕斯捷尔纳克（此人在1917至1921年之间几乎什么作品也没有发表过）影响的问题，就不一定要提出来。然而，阿谢耶夫却几乎采用了同《阿妹》[6]作者一样的形式和手法，并且评述帕斯捷尔纳克的许多话，也同样适用于阿谢耶夫。不过，阿谢耶夫樱脱了知识分子式的反省，相反地，他却有接近大自然的那种人对世界的正常感受。大自然经带作为“花园”或“凉台”进入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也作为“草原”和“森林”融进了阿谢耶夫的诗篇。革命直接为阿谢耶夫所接受，他作为革命的卓越歌手之一，将永存于文学的史册。而且，阿谢耶夫在语言上，特别是在词汇方面所下的功夫，要比帕斯捷尔纳克更大胆一些（比如，在优美的长诗《狗拉雪橇队》中，那个会要变形术的人在北方乘狗拉雪橇旅行的画面）。 应当提到的未来派核心中的第四个诗人，是特列季亚科夫。他参与了杜撰派运动，还没有克服这个流派的极端片面性。他的诗与前面提到的三个诗人相比，更少实施的成分，在许多地方只不过许下了一些诺言。不过，特列季亚科夫毕竞还是提供了一些未来派通过自己途径所能达到的完美的范本，这些范本显然没有受到头目们的直接影响（诗集《开朗的人》，赤塔，1922年）。由于特列季亚科夫在语言上下了艺术功夫，这就使民间俚语，甚或农家土话在他诗里用得频为频繁。他的一些优秀作品是在新俄罗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远东共和国革命和生活的启示下创作出来的，比如优美的对话长诗《母亲的痛哭》，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间未来派的事业，主要是通过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谢耶天和特列季亚科夫的活动表现出来的。然而，在他们当中，只有马雅可夫斯基一向占据显著地位：赫列勃尼科夫在未来派同伴之外几乎无人所知，帕斯捷尔纳克只是为诗作者们津津乐道，阿谢耶夫和特列季亚科夫却生活在远离中心的远东地区。因此，批评界和读者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另一个团体周围，它虽然脱胎于未来主义，但却是同未来主义截然对立的，这就是意象派。意象派的全部活动都局限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二年这个期间，它发端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二年便衰落下去了，现在还不知道它有没有东山再起的希望。意象派属于这样一些派别之列，他们甚至在无书的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也成功地出版和发行了各种书籍，这不仅有他们自己的各种诗集，甚至也有论述他们本派的一些书籍（《狂暴的骑兵队》，第1-2册，1920年；利沃夫-罗加切夫斯基。《意象主义》，1921年，格鲁齐诺夫：《意象主义要点》，1921年舍尔舍涅维奇：《2×2=5》，1921年，等等）。 意象派出版了不少“宣言”这些纲领中的许多东西，都是对未来派的言论重复，或者是对他们所作所为的模仿。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一派的头头”舍尔舍涅维奇本人就长久处在未来派的行列里。当我们抛开这些重复别人的话和各种怪诞不经之谈（比如要求诗歌正读倒读都是一个意思）和各种技巧上的细枝末节，那么我们就能得出意象派的一个主要思想：诗歌不是别的，无非就是形象的艺术。这个思想是从波捷勃尼亚的理论中（日前学术上对这个理论还有争议）借用而来的，但意象派照自己的意思一解释，就把它推到了极端。首先，这个原则明显地把意象主义同未来主义加以区别：未来派以词作基础，意象派却以形象作基础其次，意象派推断说，如果诗歌的本质是形象，那末对它来说，第二位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声音的谐和（如诗的响亮动听和“音乐性”）和节奏性等等，而且是思想性。意象派说。“作曲家需要的是音乐，哲学家需要的是思想，经济学家需要的是政治，而诗人需要的是形象，而且仅仅只是形象。不言而喻，在实践上作这种划分是不可能的，可是在理论上，意象派却坚持要这样做。显然，意象派在回避一般思想性时，连诗歌同社会生活的联系也给抛弃了，其中也否认了诗歌是革命思想的表达者。 如果意象派的诗歌照他们的理论那样去做，他们在我们时代就必然很快为人们所忘却。实际上，只有“这个流派”的奠基人和主要理论家舍尔舍涅维奇才多少遵循了自己的纲领。然而就连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卖幸福的货郎》，基辅，1920年，《马就是马》，抒情诗第3集，莫斯科，1920年，《快乐的合作社》，莫斯科，1922年）也经带地、甚至比诗歌所要求的还多地运用了抽象的思想。连这个运动的第二号领袖马里延戈弗（《我以诗歌自夸》，莫斯科，1920年，《充满灵感的放荡不羁》，莫斯科，1921年，《失望》，莫斯科，1922年；等）也未能摆脱这一点。他们两人仍然在下列意义上遵循着意象派的基本原则：力图在每一行诗中放进尽可能多的视觉形象，这些形象大多都很牵强附会，然而却异常精巧；舍尔舍涅维奇的诗是一种不整齐的“三音节诗格”；马里延戈弗的诗则是一种“自由体”，但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相比，更明显地不同于韵律诗，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明显的散文。第三个著名的意象派诗人叶赛宁，起初是一个“农民”诗人。从这个时期起，他比他的同伴保存了更多的直感；在叶赛宁的诗集（《扫墓日》，1915年，《鸽子》，1918年，《变容节》，1921年，《三圣节》，1921年；《无赖的自白》，1921年，《普加乔夫》，1922年；等）中，有一些优美的诗作，比如他那些为“钢铁之客”（工厂）所摧段的农村的裤亡诗，和那些纯粹抒发情绪的抒情诗，叶赛宁的形象明晰，诗句动听，韵律里则单调，但却轻快，可是所有这些优点都同意象主义相抵触，并且后者的影响勿宁说对叶赛宁的诗是有害的。在别的意象派人物中，值得一提的是库西科夫（《长诗之长诗》。1920年；《科耶万格利耶兰》，[7]1920年，《无处可去》，1921年等），他也同这个派别有一点联系，在讲到亲爱的高加索时很能引人入胜。由于某种误会，在意象派的名单中有一个从阿克梅派向未来派过渡的伊弗涅夫（《死去的太阳》，1921年）。其他意象派人物，如格鲁齐诺夫、埃尔德曼等未必值得单独加以评述。 总而言之，意象派在某些方面象未来派一样作了一些工作深入研究了自由诗的新韵脚、新形式等，在有些方面，还继续着对语言的加工锤炼，虽然进行得要谨慎得多。至于谈到它对文学的独立贡献，那只有意象派后来提出的一条原则：诗人必须“组织好”形象结构。其他流派的诗人（其中也包括未来派）没有有意识留心过一部作品中形象的统一，意象派则把它作为一个原则提了出来，认为所有形象都应该服从于诗歌作品的基本风格。这一思想就其实质而言是正确的，它是意象派提供的最可宝贵的东西其所以宝贵，不单单是就其理论而言，而且是就其诗歌实践而言顺便指出，这一思想为许多年轻的无产阶级诗人所掌握，目前成了他们正在形成的诗学法则的组成部分。 与意象派同时并存的，还有另一个脱离了未来主义基本原则的流派——“离心机”派，但他们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这五年间，几乎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东西。鲍勃罗夫（《钻石林》和《七弦琴之诗》，1917年）在这里扮演着理论家的角色，他的诗把未来主义色彩同普希金一代诗人的传统离奇古怪地接混到了一起。阿克肖诺夫（《欣慰》，未出版）是这个团体最善于标新立异的代表。这个团体的纲领很不明确，有许多未来派人物参加了、或者目前正答应参加文集《离心机》的工作，在这些未来派人物中，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谢耶夫名列前茅，其次是鲍利沙科夫（起初很有才华，但在1917-1922年间几乎未在报刊上露面）和伊弗涅夫等人。 有些诗人没有加入什么团体，但都明显地依附于未来主义。这些诗人包括布丹采夫（《永生的汽船》，未出版）、科瓦列夫斯基（《哀歌》，1920年），别纳尔（《启航的舰艇》，1922年）、津克维奇（《坦克的耕耘》，1921年）、宗杰洛维奇（《诗集》，1922年）、伊林娜-谢费梁茨（《土祭》，1922年）、帕尔纳赫（《热风》，巴黎，1919年，《技巧运动员攀高》，巴黎，1922年）希绍夫（《盲目产生的垂直线》，1920年）马奇焦特（诗集《诗的苦泉》，梁赞，1920年，其中也有图曼内、基辛、阿普什金等人的诗）、别连德戈弗（有诗尚未出版）等。有趣的是，彼得格勒出版的诗受未来主义的影响要比在莫斯科出版的少得多，这在瓦基诺夫那里（《岛上人》，1922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 有几个有时称作“新未来派”的年轻诗人，建立了一个似乎是单独的团体，他们力图利用未来主义技巧上的所有成果，但却企图或者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诗歌，如在技巧上深具匠心和有鲜明个性的诗人阿达利斯（《当代人》杂志，1922年，《第一次警告》，未出版）所做的那样，或者建立在浪漫主义基础上，如初出茅庐、善于走自己道路的拉宾（《行如闪电的人》，1922年）所做的那样。 当然，程度不同地接近总的革新运动的诗人，并不限于这些人。此外，还有在表现主义旗帜下露头角的列维特（《瓦格朗的笛子》，1921年）、索科洛夫（《表现派的造反》，1921年，等）、C.斯帕斯基（《表现派》，1921年）等人，曾有过一个无为派（诗集《给你们》，1920年），这一派中唯一记得的一个名字叫留里克·罗克（《留·罗克朗通会》，1921年）还有一个现在派（季尔-图曼内依）和选题派等，它们部分是实际存在的，部分是虚有其名的。 四 与那支由从极右的新古典派到极左的新未来派组成的诗人大军相比，年轻的无产阶级诗歌只有一支比较小的队伍。在诗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论坛》（1922年）中，汇集了无产阶级诗人近五年来的代表作，总共包括三十五名诗人，其中一些诗作者一般写得很少。如果仍然只考虑那些多少定型一些的诗人的话，那么对这个相当完整的名单就只能再补充进八到十个诗人。自然，一般说来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刊物上发表诗作的人，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要多得多（虽然整个说来，同其他流派的诗人相比，仍相当少）但远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文坛上留下哪怕是小的痕迹的这是十分自然的。对我们知识界来说，写诗早在十八世纪的贵族沙龙就象家常便饭一样，只是六十和七十年代，写诗的风气方才稍微低落了一些，但从上世纪末以来，又几乎每一个中学生都试图想当诗人。对于出身于工人阶级的现代青年来说，写诗是一件新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这既是因为周围没有写诗的习惯，也是因为对文学的态度谨慎了一些（我们且不说那些不完全自觉的人，即便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他们投给编辑部的诗稿时而模仿涅克拉索夫，时而模仿阿普赫京，时而模仿巴尔蒙特。——在地方图书馆里偶然读到谁的作品就模仿谁）。我们的无产者是缓慢地登上文坛的。但注定能够长久存在的事物，总是从容不迫地成长壮大起来的。 其实，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无产阶级诗歌从工人阶级开始在俄罗斯产生之日起，就已出现了。但最初只是一些个别诗人的零散作品，比如什库列夫、萨文、罗津费利德、格梅列夫（见弗里契：《无产阶级诗歌》，1920年），还有涅恰耶夫和什莫宁等。涅恰耶夫早于一八九二年就已发表作品，现在还在继续写作；什莫宁（《红旗》，诺夫戈罗德，1920年）一九〇四至一九一〇年就有诗作出现，只是到一九二〇年才得以发表。以后接着出现的许多诗人是被一九〇五年革命推上舞台的，其中以塔拉索夫最有艺术才华。然而，那些在十月革命后参加“无产阶级诗歌”组织这一独立文学运动的诗人，只是在欧战之前才开始崭露头角的，捷足先登者有萨莫贝特尼克（马什罗夫）、基里洛夫和格拉西莫夫。十月革命后，很快有另一批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诗人开始从两个方面组织起来：第一，围绕着一些固定的中心，围绕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教育人民委员部文学司无产阶级处、《锻冶场》杂志等直到无产阶级诗人协会；第二，围绕着一定的艺术原则，从起初只是思想意识的联合，到文学技巧上的联合。这样，无产阶级诗人在其他许多流派当中，便成了一个暂时的文学“流派”。 同其他团体相比，无产阶级诗人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间所处的条件更为有利。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这整个五年间，相当乐意出版各种诗集。同时也不时发行一些载有诗歌的文集。这样的集子有，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文学文集》（1917年）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火翼工厂》（1920年）、萨拉托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挥手》（1919年）和雷宾斯克、雅罗斯拉夫、特维尔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些集子；还有其他各种诗集——《无产阶级诗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1918年）、《在暴风与烈火中》（雅罗斯拉夫尔，1918年）等。也存在过一些多少算是连续出版的文学杂志：《未来》（彼得堡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熔炉》（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汽笛》（同上）、《洪炉》（萨拉托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未来文化》（坦波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工厂的火光》（萨马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红色的早晨》（奥廖尔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火焰》（彼得格勒苏维埃，卢那察尔斯基编辑）、《创造》（莫斯科苏维埃）、《红色星火》、《红色农夫》、《红军伤员》等等；从一九二〇年起，《锻冶场》（起初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文学司）开始出版。《无产阶级文化》杂志（1918年创刊）和稍后的《书籍与革命》（1920年创刊），对评价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相当关心。 上面曾经提到，只有定形的内容，也就是说，只有在诗歌特有形式中得到体现的思想，才能在诗歌中存在；如果没有适当的形式，诗歌中的思想就不会生动感人，也不可能发挥作用。无产阶级诗人要表达的那些思想，没有现成的形式，无论古典的、现实主义的和象征派的诗歌的旧形式，对这些思想和现代情绪来说，都不适用了。这就不得不去创造新形式，只好部分地去干未来派做过的那种工作，因为应该表现当代生活，就不得不部分地去改变这种技巧，因为应当有另一种内容。由于这个巨大任务都落到了一批没有这种技巧修养的作家身上，加之他们又热衷于尽快地说出自己的见解，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深思熟虑地、从容不迫地解决这一任务。十月革命后的年代对无产阶级诗人来说，不是平心静气地讨论技巧和诗学问题的时代，因为应当说话，应当呐喊，应当自成一体。 因此，从一开始，无产阶级诗人的队伍就出现了两种流派：一些人满足于一时偶得的形式，认为无论什么形式，只要能表达思想感情就行；另一些人坚持做到诗的外观要同他们写入诗中新领域相适应，为此，时而创造新形式、新韵律、新语言，时而又准备从任何流派那里吸取新技巧，——无论是象征派的、未来派的，甚至是意象派的。只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把各种不同形式和技巧混杂在一起的做法才为研究问题的自觉态度所替代，也仅仅是现在，我们才看到人们在制定无产阶级的诗学原则。 至于说到诗歌的基本内容，用“无产阶级诗歌”这一术语似乎就能对它作出说明。自然，一些诗人也涉及到了诗歌中一般的常用的题材：大自然、城市、死亡、爱情，但是，数量最多的诗是写同无产者历史作用直接相关的题材：有关革命和革命领袖的赞歌、起义的画面、各种工厂的图景等等。在这里也反映了早期的发展阶段，曾有人（卡里宁）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创作的基本主题，一般来说应是先进工人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在处理任何题材时都是可能被揭示出来的。而且，题材在当时取得太抽象了一些，比如描写的并不是特定的“起义”——一九一七年莫斯科或其他城市发生的十月革命，而是一般的起义，或者是超时代、超地区的“劳动的胜利”。只是近来，无产阶级诗歌才开始转向健康的现实主义，出现了一种力图在喊出一切想说的话语之后，把题材具体化的倾向。 在第一批无产阶级诗人中，萨多菲耶夫是在形式上最富有独创性的诗人，他没有白白给自己的诗集加上《发动机的诗》（1918年）的标题。他的诗确实有一种动力，一种来自发动机中的东西。萨多非耶夫是一位感情炽烈、热情洋溢、具有巨大革命激情的诗人，他为这种感情找到了恰当的表现形式；对他来说，长篇诗歌《两轮车》是很有特色的，它大胆打破格律，语言遒劲高亢，而且不乏新颖的句式（《喷泉》《飞船》等）。萨多菲耶夫优秀的诗篇，如《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火炬》、《走向明天》等，大概是目前无产阶级诗歌仅有的最接近典范的作品了。 加斯捷夫的诗在形式和语言上也很有独创性。他的诗收集在标题就很有特色的一本书中（《工人锤声之诗》，1919年）。这些诗所依据的外在范本是惠特曼的长诗，但一些优秀的篇章却是按照机器的图纸构思的，一切都是为着一个目标，没有任何一点多余的东西。有些诗，加斯捷夫写得特别成功，在这些诗中，诗人仿佛同机器的生活浑为一体，成了它们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卡里宁把这些诗称作是“用钢铁锻成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可惜的是，加斯捷夫近年来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新诗。 波莫尔斯基的独创性就差得多（《起义的花朵》1919年）。他的诗往往摇摆不定，缺乏加工，里面有许多旧的书本上的老套和早就无用的程式化的东西。这就使波莫尔斯基的诗歌大为失色。无产阶级的评论界认为，他是一位具有“自己的自发精神的诗人”但这只就波莫尔斯基的部分诗歌而言是对的，就另一部分诗歌来说，他善于从个别的偶然事件，从偶然目暗到的、以明晰线条描绘出来的画面，升华到一般的思想，——这是一种纯粹的象征主义的手法。按照这样的解释，波莫尔斯基对城市的描写是出色的当然，他是以新的世界观来看待城市的。《政论家的葬礼》写得很好，几乎是用维尔哈伦式的诗句写成的在作品形式上，萨莫贝特尼克（马什罗夫）更没有独创性，他早期的诗写于一九一〇年（《红旗下》1921年）。他自认为仅仅只是未来无产阶级诗歌的先驱（“我们未曾见过太阳，还不应由我们因骄傲的顶峰而扬名……”）。萨莫贝特尼克是用各种传统的诗格和所谓“文学语言”写作的，在他笔下，大自然的画面和幻想诗——关于必然降临的黎明或“自由幻想的孤岛”，大都没有生气（这些诗的手法都来自象征派）而一旦涉及较为迫切的题材——城市和工厂，他就精神抖擞起来；《机器的天堂》虽然是用巴尔蒙特的语言写成的，但却是一篇很好的诗。 上述这四位诗人，虽然是新生的无产阶级诗歌的开拓者，但却不是运动的组织者。无产阶级诗歌之成为一个固定的文学“流派”主要是在围绕着《锻冶场》杂志聚集起来的那些作家中间形成的，在这些作家中，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和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占居着最显著的地位 基里洛夫早在革命前就开始写作了，但作为一位诗人摸出自己的路子，还只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未来的曙光》，1919年，《诗集》，1920年；《帆》，1921年）。基里洛夫最好的诗，写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这五年之初，关于这些诗，作者自己曾说“我是在工厂的嘈杂声中，在钢铁的喧嚣声中，在传送带的凶狠的簌簌声中谛听到这些诗歌的……”当时，他成功地写了一些斗争的诗篇，比如，优美的诗作《给水手》就是。在他最近的诗中（他写得愈来您少），基里洛夫已经达不到那种力量了（较好的是《红色的克里姆林》）。形式问题显然很少使诗人感兴趣，这是应引以惋惜的，因为他在这方面可能是会有创见的。 格拉西莫夫的诗流传得特别广（《春天的召晚》1917年，《莫娜·丽萨》，1918年；《春天的工厂》、《铁花》1919年；《长诗四首》、《电气化》、《黑色的浪花》1921年，《永恒的力量》，1922年，等）。这五年间，格拉西莫夫一跃而成为一位一般意义上的大作家，他给自己提出了各种纯文学的课题，探索着解决这些课题的正确方法。在格拉西莫夫初登文坛的时候，评论界对他“表达集体感情的本领”、“概括工厂画面”的能力等等，都很器重；现在这一切，只不过是格拉西莫夫诗歌诸因素之一；他的诗艺长进很快，因此：目前对他的诗作出评价是困难的。同基里洛夫相反，格拉西莫夫密切关注着技巧问题，他是我们今天自由诗的匠师之一，这种自由诗毕竟比传统格律诗更容易容纳现代情绪。 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起义》、《北方》1919年，《早晨》，1921年；《阳光普照的道路》、《星星之火》1922年，等）还不太定型。他笔下还有许多东西来自旧物；除维尔哈伦的自由诗外，他还明显地重弹着涅克拉索夫的老调。亚历山大罗夫斯基的主题，不少是纯主观的，在爱情诗中，他达到了重复情诗的陈词滥调的地步。但在优秀作品中，亚历山大罗夫斯基无疑不失为一个诗人；在他笔下，“无产阶级”的题材，如觉悟工人的形象，无产者未来的作用，十月革命的意义，引人入胜的长诗《莫斯科》等等，要比其他题材提炼得更加精萃一些。 在《锻冶场》的年轻撰稿人中，有一个前途无量的诗人卡津（《工人的五月》，1922年）特别引人注意。卡津的韵律感很强，在他的诗中，独创的艺术手法已在形成；比如工作过程和大自然的画面，在他笔下别致地统一了起来，他对城市有独特的感受，并且通过隐秘生活对城市作了描绘（诗集《手风琴》）。菲利普钦科（《诗集》，1921年）无疑也是一个有天赋的诗人，他因青年人的大胆而引人入胜。此外，参加《锻冶场》的驰名人物还有，荣尼科夫（《抒情诗集》，1921年）、奥勃拉多维奇（《变动》，1921年；《一挥之间》，1921年）、罗多夫（《我的播种》，1918年；《闪电跳动》、《在飓风中》、《突破》，1921年）。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诗作的有：波列塔耶夫、季斯连科、多罗戈伊钦科、沙莫夫、杰格佳列夫等。在《锻冶场》上也发表了涅恰耶夫的一些新诗。 克拉依斯基仿佛是老一辈诗人，在《锻冶场》之外的一些诗人中，他在许多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他也是对新形式下过功夫的诗人之一。他在构思上视野广阔，几乎有宇宙的视角（《天神之死》）；在激情上，他同萨多菲耶夫很相近。相反，克罗申（诗集《火翼工厂》，特别是《罗曼·罗兰》这一首诗）和尼古拉耶夫（同上）在写作中整个采用的是象征派的手法。巴尔科娃（《女人》，1922年）摸索到的技巧更为独特，她的诗值得注意之处是试图把女声汇入无产阶级诗人的合唱。卢那察尔斯基为巴尔科娃的诗集写了序言，这篇序热情介绍了这位初学写作的诗人。 应当指出，在这些诗人中，许多人特别成功的作品，恰恰是他们从一般题材转入具体描绘各种工厂和特定生产部门的那些诗篇。比如，克拉依斯基在描写机器生活时（《迎着未来》），就获得了特殊的表现力，加斯捷夫和萨莫贝特尼克的这类诗（《机器的天堂》）上面已提到了；萨多菲耶夫（《在工厂》）、基里洛夫（《我们》和格拉西莫夫（《钢铁之歌》等）也都写出过一些优美的代表作品；雷巴茨基的诗作一般都是毫无生气和平淡无奇的，连这个诗人也写了一篇美丽的《锻冶场之歌》（《在光明的道路上》，1919年）。 题材能对诗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有时能大大激发他们的独创风格，只要他们摆脱了把他们引上迷途的传统诗格。在这方面，马拉什金的习作（《肌肉》，1918年）是很有特色的，他成功地用维尔哈伦和惠特曼式的诗句鲜明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的情绪，此外，别泽缅斯基（《向着北方》，1921年）、戈洛德内依（《顶房柱》，1922年）、舍维列夫和格里申-恰尔特（诗集《焊铁》，1920年）、斯维特雷依（《太阳反叛与铁锈》，塔什干，1920年）等人的习作也很有特色。克尼亚泽夫（《钟在唱什么》，1920年）的其他诗作苍白无力，而在《给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一诗中采用了完全的自由体，就变得光彩照人。 上述诗人大约还没有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间作为无产阶级诗人出现的全部诗人的十分之一。在上面没提到的诗人当中，还应提一提写当前迫切问题的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以及包含在诗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论坛》中的那些诗人，他们是：洛基诺夫、阿尔斯基、伊奥诺夫、奥克斯基、别尔德尼科夫、齐诺夫斯基、И.库兹涅佐夫、马兹宁、E.安德列耶夫等。对有些人，我们在这里很难加以评论，因为他们的诗就其狭窄的主观题材或抑郁的情绪来说，明显地脱开了一般色调，但对这些作者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他们今后是能够加以克服的。象在文集《在暴风与烈火中》的库斯托夫、柯罗廖夫等人，《洪炉》中的列凡托夫斯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诗集》中的科诺别耶夫，其他诗集中的A·斯米尔诺夫、加尼申等人，都是这样。П.卡尔波夫、柯兹磨夫（《关于克里姆林宫的传说》）、克雷奇科夫、季霍米罗夫等人，也应当提上一笔，但是，就其诗歌的特性来看，他们更接近于“农民”诗人。 有些诗人还远没有定型，不便对他们进行评论，他们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这五年间写的诗还只是一些未成熟的初步习作（比如，1920年《焊铁》上的几乎全部诗人，还有目前在莫斯科和其他报纸上发表诗作的那些诗人等等）。有一些诗集，特别是外省和革命初期出版的，无疑还未为我们所知。还有为数不少的诗人（他们的诗集我们看到了，或者他们的诗我们在杂志上碰到过），只是由于误会才开始写押韵的句子的。至少，《无产阶级文化》、《锻治场》和其他无产阶级报刊上的评论，对无产阶级诗人的许多诗集是责备得很严厉的，什么“写得差极了”呀，“读起来枯燥乏味”呀。“无助于无产阶级文化观念的传播”呀等等，不一而足。 农民诗人比无产阶级诗人开始组织得要晚些，他们往往尺是参加一些刊物的工作。农民诗人没有制定出独立的诗学原则，迄今为止，他们的特点仍然是重复柯尔卓夫和尼基京的老调。新生的农民的罗斯还没有创造出自己的诗歌，虽然由于十月革命而经历了改变全部制度的极其深刻的变革。 相当一部分农民诗人聚集在诗集：《黑土》（1919年）、《闪电》（1920年）和部分地在《春播》（1920年）的周围。无论是老一辈诗人德罗任、阿尔塔莫诺夫（《亲爱的土地》1919年，《钟响的时候》1917年，《工厂之街》，1918年），还是年轻诗人和初学写作者，都在这些诗集中发表诗作。这些诗绝大多数在形式上都很缺乏独创性，在内容上则是对他们可爱的旧农村崩溃的怨诉。这样的调子，叶赛宁早已唱过了（“我是最后一个农村诗人……）。处理题材的方法比较独特，情绪比较饱满的有：加尔金（《结婚礼服》，1918年）克柳耶夫（《赞美歌》，1919年；《第三罗马》，1921年，《狮笼》，1922年）——这是一个保持着早期诗集中一部分清爽气息的诗人；还有奥列申（《红色罗斯》1919年；《彩虹》，1922年；《鲜红的庙堂》，1922年）、克雷奇科夫、П.卡尔波夫。不过，卡尔波夫按其情绪讲，可以算是无产阶级诗人，如同叶罗申（可是他喊道：“我要抛开城市！留着自由的歌儿回到您的怀抱，农村的田野！”）、季霍米罗夫（《红桥》，1919年）叶弗列莫夫-戈列梅卡（捐射故场的士兵）等人一样。或许还应提一提弗拉索夫-奥克斯基（《红宝石般的明天》，1920年）、福明（《诗集》，1920年）、索洛维约夫-涅柳金（《飞翔》，1920年）、杜多罗夫、格尔曼诺夫、苏鲍京等人。 总结这篇评论，可以确定不移地说，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这五年在俄国诗歌中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时期。 这五年间，右的诗歌流派表明自己完全无能为力。象征派逐渐退出了舞台；这一派的主要活动家一部分去世了（勃洛克、古米廖夫），一部分几乎沉默了（梅列日科夫斯基、伊凡诺夫），一部分则失去了诗人的全部意义（别雷、索洛古勃）。由象征派产生的阿克梅派，处于文学的基本轨道之外，但仍然是“纯艺术”的仆人（曼德里什塔姆等）。 未来派和由未来派产生的各个流派，是这五年间的主要活动家。在这些派别中，以极端个人主义原则为其思想支柱的那些派别（自我未来派之流）都寿终正寝了。那些程度不同地能接受革命精神的人（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阿谢耶夫、特列季亚科夫，还有帕斯捷尔纳克等人），都站住了脚，并且赢得了发展的可能；相反，意象派（舍尔舍涅维奇等）在这方面不太敏锐，起初被推到了前台，后来又退到了次要地位。未来派的基本任务是实行这样的原则：语言作为诗歌的材料，应由诗人来加工提炼。未来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实行了这一原则，这样，它在俄国文学中也就可以算是大功告成了。 对无产阶级诗歌来说，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这五年间是一个组织的时期。因为运动的思想原则预先确定了，那末，这五年的任务就是确定新的诗学原则和新的技巧。在基本核心当中，已经出现了诗歌的巨匠和具有颇大思想气魄和作诗技巧的诗人（萨多菲耶夫、加斯捷夫、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等，在年轻诗人中有卡津）。在他们的优秀作品中，无产阶级诗歌正接近于在形式上形成独特的风格，然而，如果还用我们前面所打的比方，那就可以说，无产阶级诗歌是我们文学的“明天”，正象未来派对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这个时期来说，是文学的“今天”，而象征派是我们文学的“昨天”一样。 一九二二年 秦溪马龙闪译 [1]拉丁文：耶稣纪元。——译者 [2]今塔林 [3]法文：将来。 [4]这是未来派诗人的“诗句”，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懂。 [5]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6]指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阿妹，我亲爱的》。 [7]这个词由“福音书”和“可兰经”两个词构成。
高尔基的评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11．综合评论 高尔基的评论 ↘谈谈“形式主义者”的问题——致沃隆斯基 ↘致革拉特珂夫（摘录） ↘致波隆斯基（摘录） ↘论文理通顺的好处（摘录） ↘论无产阶级作家（摘录） ↘论被捧起来的作家和“初学写作者”（摘录） ↘致芮加（摘录） ↘论文学（摘录） ↘文学游戏（摘录） 谈谈“形式主义者”的问题 致沃隆斯基 编者按：译自《高尔基档案》第10卷，第2册，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16页。 亲爱的沃隆斯基同志： 一月十七日拉斯科尔尼科夫来函邀请我参加《红色处女地》的编辑工作，由子我对他的居心存疑，故作如下回复：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我对语言艺术的态度与您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党中央报刊部召开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的态度不一致。[1]因此，我不能参加编辑那份看来将由您主办的杂志。高尔基。” 可惜的是，我的预见得到了证实。我认为“岗位派”的立场是反对革命，反对文化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则是一个愚昧无能之辈，因而对您离开《红色处女地》，我深感遗储，我可以断言，“岗位派”会把这个杂志断送掉。您在《红色处女地》所做的工作对我国文学的巨大意义，我就不说了，对于您被排除在您自己所创建的事业之外这件事，毫无疑问，正直的文学家们大概都会为之受惊的，就象我这个衷心尊敬您的人感到震惊一样。您为《红色处女地》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我是知道的。 最近有几篇“札记”寄给您。除巴别尔和列昂诺夫外，我还建议您把费定也吸引过来，他的小说的确是好。[2]还有两个最大的诗人吉洪诺夫和卡津。这样，您就把当前文学最有代表性、最强大的力量团结起来了。 而拉斯科尔尼科夫同没有才华的奥库洛夫和文笔恶劣得令人愤慨的《罗斯》的作者罗曼诺夫在一起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早在《俄国思想》杂志时期我就知道这两个人。从他们那里是不能指望得到什么东西的，革拉特珂夫也是如此。[3] 衷心祝您精神旺盛，相信您的事业定会胜利。 A.彼什科夫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于索仑托 张羽译 致革拉特珂夫（摘录）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索仑托 编者按：译文采自高尔基《文学书简》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第98-99页。 您问：我同您“完全一致吗”？我不能同那些阶级心理变成等级心理的人们“完全一致”，我也决不会同这样的人们“完全一致”，他们说“我们是无产者”的时候所带的情感同另一些人曾经说“我们是贵族”的时候是一样的。我在俄国已经看不见“无产者”，而是看见以工人为代表的俄罗斯大地的真正主人和它的其他一切居民的导师。第一，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并以这一点自豪，第二，要细心地对待每个人，使得“每个人”都没有权利说：工人不是新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是同任何其他独裁者一样的暴君，并且是一样愚蠢的。例如，工人所站的立场决不要求他去偷盗、耍流氓行为、强奸少女、殴打医生。 但是，我是同这样一些人“完全一致”的，他们不顾生活的困难，不顾个人的痛苦，正进行着伟大的事业，要把俄国建成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应当而且正在把创造性的精力倾注在整个由人们所重建的我们的大地上来。我是同这样一些人“完全一致”的，他们在五年的时间内就已经学会了创办各种企业，而这些企业在旧制度下二十年也未必能够完成。我是同这样一些人“完全一致”的，他们感觉到诗意，并且了解自由劳动的意义…… 曹葆华渠建明译 致波隆斯基（摘录） 索仑托，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编者按：本文摘译自《高尔基档案》第10卷，第2册，第102页。 收到宣传画和您的两本书，由衷感谢。《论当代文学》一书十分精致。我们的出版工作做得非常好。请允许我说，您同“列夫”和“岗位派”的争论，是您的一大功绩，您认为“列夫”是虚无主义的胡闹，它的散文是平庸的。当然，您是完全正确的。在最近一期的《在文学岗位上》，我读到一篇评论乌特金的诗的幼稚得出奇的文章。乌特金是一位应该以非常关怀爱护的态度对待的有才能的诗人。但是，就在同一期上，头脑极度混乱的楚扎克受到了正当的、咎由自取的指责。 张羽译 论文理通顺的好处（摘录） 编者按：本文最初发表在《读者和作家》1928年3月17日，第11号上，后收入《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24卷。译文采自高尔基《文学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8—41页。收入本书时，个别字句有所更动。 在跟文学家谈话和阅读杂志时，很明显地感到一种非常有害的“小圈子习气”的腐朽气息，固守派别利益的狭隘的固步自封倾向，以及不顾一切、力图爬上“领导地位”的意图。在“列夫”这样一个机构里，过种特征特别显著，几个吹牛专家在那里宣传文学无用的理论，迷惑年轻的文学工作者。 如果某一个人属于乙派，那么除乙派以外，所有其他的人在他看来都是敌对的，或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形从前也有过，但并不象今天这样，而且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现实主义者”和“象征主义者”也曾经是相互敌视的，然而他们所以如此是有更充分的理由的。安德烈耶夫在自己的一封信里讲得很不错，他说，象征主义者是“为商人制造文学作品，他们把魏尔伦搬到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莫斯科河对岸区去坐着，在那里，一些胖子老是下跳棋和玩牌，玩腻了”。“现实主义者”很明白，为什么E·阿尼奇科夫教授对知识出版社的《绿叶文集》在书店里消失公开表示高兴，为什么会有另一种论调的文艺作品选集来代替定。然而彼此敌对的人也要相互阅读，相互了解，如果勃洛克写一篇评论，譬如说，评论高尔基吧，那么，高尔基也会在这篇评论中找到一些在技术上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敌人是一个很好的教师。我觉得，朋友与朋友之间也应该相互阅读和相互了解，朋友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批评家。这一点一般人都忽略了。 例如，绥拉非莫维奇讲到格拉西莫夫和基里洛夫时，断然说：“他们完啦。”我觉得老作家过于匆忙地把这些有才能的工人诗人从文学中一笔勾销，这样严厉的声明已经不是批评，而是类似“死刑判决书”了。我认为，这样蔑视人是不行的，这样的判决书对于年轻的批评家是一个很坏的榜样。很可能，有一个叫哈宁的，显然十分年轻，他在《在文学岗位上》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短评《论约瑟夫·乌特金的创作》里，正是仿效这种榜样。他责备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乌特金时说道：没有一般的人，人总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这个发现不是很新的了。让我对它作一点邪说式的“修正”吧。共产党内就有不少来自其他阶级的人了这一点哈宁一定会知道。党的首创人和天才，就不是一个工人。人除了“阶级意识”外，还要认识阶级意识的真实性和创造力，认识它成为新国家新文化的创造者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这种认识把其他阶级的人吸引到工人的生活里来了，并给他们以力量来组织党。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唯一和彻底革命的。它的目的是要消灭阶级的社会、阶级的人。 共产党员作家和批评家应该为反对“全人类共有的东西”这个词的旧的含义而斗争，这是无可争论的；但这种斗争就是要反对低估人的价值、反对藐视劳动、反对体力和智力上的懒惰和对现实漠不关心的态度、反对自夸、反对藐视妇女、反对小市民的淫荡生活（它错误地被称为“兽性”，因为牲畜是不淫荡的）这种斗争就是要反对阶级国家培养下来的那些卑鄙的恶习。所有这些卑鄙龌龊和其他许多习气都是“全人类共有的东西”，然而也是古老的和注定要灭亡的东西。 世界上已经产生了另一种“全人类共有的东西”，旧的概念正被新的意义所充实。对于这个事实来说，“旧皮囊不装新酒这句说语是不适宜的，因为在这里酒和皮囊都是新的。在这个国家里，工人成为国家的全权主人，在许多“人类共有的”没用人当中，具有惊人的创造力、心地纯洁和有才能的人正在日益增多，——在这样的国家里，我觉得，应该很好地记住，新的和真正的“全人类共有的东西”正在诞生。 孟昌译 论无产阶级作家（摘录） ——给波克罗夫斯克职业技术学校文学小组成员的一封信 编者按，本文最初同时发表在1928年4月21日《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后收入《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24卷。译文采自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25-226页。 亲爱的同志们！对于批评家们说我是“无产阶级的”作家或者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的争论，我个人是不感兴趣的。在我从苏联各地工人们那里所收到的大量祝词里，工人们一致称呼我为“我们的”、“无产阶级的”和“同志”。对于我来说，工人们的声音当然比批评家们的声音更有力量。我非常引以自豪的是，工人们认为我是自己人，是自己的“同志”，这是我真心的自家，这对于我是莫大的荣誉。 可是，在我看来，“无产阶级的”这个字眼已经不能完全符合苏联劳动群众的实际情况了。 你们知道，被称为“无产阶级的”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凭个人工资生活，没有其他的生活资料。但是这个名称对于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对于夺得了我国政权并且现在正在逐渐掌握全部经济和全国宝藏的劳动群众，难道是适当的吗？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自己去解决。 你们会问道：“凭什么标记可以确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呢？”我认为那样的标记是不多的。这些标记是作家积极地憎恨一切从人的内部和外部压迫人的东西，憎恨一切妨碍人的能力自由发展和增长的东西，无情地憎恨所有懒汉、寄生虫、庸人、马屁精，总之，各种各样的坏蛋。 作家尊重人，把人看作是创造力量的源泉，是地球上一切事物、一切奇迹的创造者，是反对自然的自发力量的斗士，是新的“第二”自然的创造者，这种自然是由人的劳力、他的科学和技术创造出来，以便把人从无益的体力消耗中解放出来，——这种消耗，在阶级国家的条件下，必然是愚蠢和无耻的。 作家把集体劳动加以诗化，而集体劳动的目的就是创造新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完全排除人对人的统治以及对人的力量的无理剥削。 作家把妇女不仅评价为生理上的快感的源泉，而且评价为劳动生活中的忠实的同志和助手。 作家把儿童看作是这样的一些人，在他们面前我们大家要对所做的一切事情负责。 作家力求以一切方法提高读者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使读者对自己的力量抱有信心，对自己能够克服心里和身外一切阻碍人们了解和感到生活的伟大意义和劳动的最大意义与欢乐的东西抱有信心。 这就是我对劳动大众所必需的作家的简单看法。 曹葆华译 论被捧起来的作家和“初学写作者”（摘录） 编者按：本文最初发表在1928年5月1日《消息报》上，后收入《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24卷。译文采自高尔基《论文学》续集，第237-238页。 “不斗争就活不下去”，弗·伊·列宁说过。他总是说出“应当说的”话，这是他最好的习惯！ “我们不否定遗产”，在三十五年前他就这样说过，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都证明了：他的确不否定资产阶级文化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他认为一切劳动部门以及文学部门的技术、“技巧”就是资产阶级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是的，“不斗争就活不下去”。因此，各文学团体中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是非常自然的。如果“公认的天才”和文学牧师不以自己的自尊心和傲慢来强调自己的意见，不把我在上可说过的害怕丧失地位的恐惧心加到自己的意见里去，这些意见就会更有教益一些。大家知道，“歌曲全靠调子”。各个文学团体的代表彼此进行争论时所采用的语调，不是同志间、从事共同的集体事业的那些人之间所应采用的。如果进行文学论争时所用的语调在思想上更严肃、更认真和更心平气和，不那么傲慢，而且没有粗暴的人身攻击，那么，地方文学团体就不会写出这样公平的报告： 文学团体和派别的剧烈斗争，对我们的学习是一种阻碍。在不断争吵和倾轧中，写作和学习写作都是十分困难的。 这种牢骚我知道很多。它们全都清楚地说明，由于这种争吵的腔调，青年不了解争吵的意义，可是相互间的“倾轧”，青年却很清楚地感觉到了。这是自然的，因为在争吵中，个人的原则暴露得很明显，而且令人讨厌，使一个工人通讯员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出这样一句话：“在这种喧嚣里，一个正直的无产阶级的人很清晰地听到闹市的喧嚣和杂沓的叫卖声。” 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在人们中间建立新的、更“合乎人情的”相互关系，很显然我们就应该在自己当中创造“新文化”。新文化是由尊重劳动人民、尊重劳动而产生的…… 孟昌译 致芮加（摘录）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五日，莫斯科 编者按：译文采自高尔基《文学书简》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09-210页。 责难一些杂志，说“它们脱离生活”，这也未必是公正的。它们彼此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也不是别的，而是生活。所以造成这种斗争，是因为在我国现在还没有一支完整的、统一的、思想上组织起来的文学大军，而仅仅存在着游击队式的文学团体，例如，“锻冶场”、“山隘”等等就是这样的团体。 革命前的文学分为两支敌对的大军——资产阶级的大军和我们所说的“民主主义的”大军，这是正确的。我国当前的文学，就其革命性的标志而论，也应该分为两支大军。我们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战线反对正在复活的小市民阶层，它的思想和情绪正向各个方面渗透着。这个过失应由大家来负，“锻冶场”说“各个杂志都不愿研究新事物”是毫无根据的。杂志就是文学工作者所写作的书。您用自己的这种说法仅仅断言，在同一阵营的文学家中间是没有一致意见的。这个事实非常令人忧虑和危险。证实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是采取您所使用的那种方式，您是用自己的笔调加深了革命者当中的愤怒和敌意…… 曹葆华渠建明译 论文学（摘录） 编者按：本文最初发表在《我们的成就》杂志1930年第12期上，后收入《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25卷。译文采自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6-27页。 我国有很多批评家，他们的数量正在增加。这是很好的，如果这不是因为贪图容易的工作的话。批评家绝大多数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很好的，因为这表示他们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一致的。 然而我获得这样的印象，就是批评家们对于文学，不如对于互相教育那样注意。他们都要“端正方针”，由于他们努力的结果，方针反而奇怪地被歪曲和弄乱了，以致很难明白正确的统一的方针究竞在什么地方。 批评家们分成小集团，猛烈地互相争论、攻击，同时把许多明显的偏私、傲慢、私情、嫌恶，归根到底，把个人主义带到这个未必有成果的工作中来。 人们会很奇怪而且很痛心地看到。基本上意见一致的人们的争论，是用仇视的语调进行的，充满着最粗野的人身攻击；在这些争论中，缺乏同志的感情和对一致的主要方针的认识。彼此责骂对方使用欺诈伎俩和对思想及语言态度不忠实，企图刺痛争论者的鼻子和肚脐，露骨地暗示他的愚笨，以及舌战中常用的其他毁灭性的手段，对于那些在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国度里选择了“生活教师”的职业的人们，未必是值得赞美的和必要的吧。“有名的”批评家们这些互相贬低和侮辱的手段，会在新进批评者——目前还是书评家——中间造成同样粗野有害的风气。 批评家没有阐明文学是一种集体工作，一种专门的工作，在文学迅速而多样地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一年一度地把文学的成就加以概括的评论。作为专门家的文学家，并不能使批评界发生什么兴趣；看来，批评家首先在他身上寻找的是这个或那个集团的拥护者，并把他当作自己小队里的兵士，而不是当作统一的大军的战士来培养。这种态度是使他走到个人主义方面去的推动力。 孟昌译 文学游戏（摘录） 编者按：本文摘译自《高尔基文集》三十卷集第27卷，第248-249页。 我认为谈谈文学风气问题是有必要的。在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的前夕和组织作家协会的时刻，谈谈这个问题是非常适时的。 我们的风气，说得轻一点，是不好的。不好的原因首先是，至今仍未根除宗派情绪，文学家还被分成为“我们的”和“非我们的”，这种状况就造成这样一种人，他们以自己的单部的私利为转移，既为“我们的”服务，也为“你们的”效劳。派别不是按“党性”和“非党性”的标志形成的，也不是由于“创作上的”分岐而必然出现的，而是由于爱好虚荣的人肆无忌惮地要充当“领袖”的欲望造成的。“领袖欲”——这是一种病态，这种病起源于集体主义情感的衰竭，表现为“个人的因素”的膨胀。“个体经营”在农村正在迅速地根除着，在这个时候，它在作家队伍中却变得日益突出。不应该只用下面这个原因解释这种现象，这就是，动物式的个人主义积习深重的农村居民把文学看作比在工厂，在机床旁干活更轻松的“临时工作”而迈进文学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匆忙地学会一点列宁、斯大林的词汇，就能够巧妙指挥内心空虚的人物。这种人物的毫无原则的精神使他们可以成为“忘我的”，也就是无耻地今天为“我们的”服务，明天又为“你们的”效劳。过去的“拉普派”的某些人，把从“我们的”到“你们的”这种跳来跳去的轻浮性表演得非常精彩。这种轻浮性表明，跳跃者的思想行装是微不足道的。“拉普派”的某些人认为党中央的决议对自己是奇耻大辱，于是就脱离了文学，谈论起文学来，就象是谈论别人的事情，说它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反对社会的、反对党的行为。但是，我认为必须说明，根据我的看法，当“拉普派”还是同志式地团结一致地活动的时候，当他们还没有染上“作威作福”的病症的时候，尽管他们还没有掌握必不可少的广泛而又深刻的文学和文学史的知识，但他们却具备了真正的党的工作者的洞察力和敏感，能够清楚地辨别敌人和思想糊涂的人，辨别摹仿布尔什维克的声音和姿态的鹦鹉和猴子。我觉得，在“拉普派”的时期文学青年的风气还没有如此堕落。 张羽译 [1]俄共（布）中央报刊部于1924年5月9日至10日开了讨论党的文艺政策的会议各文学派别的代表和党的活动家在会上发了言。围绕《红色处女地》和《在岗位上》两杂志的立场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拉斯科尔尼科夫发言反对在苏维埃的和党的刊物上发表“同路人作家”（A.托尔斯泰和皮里尼亚克）的作品，他指责《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者沃隆斯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编者注 [2]高尔基指的是费定的长篇小说《城与年》。——原编者注 [3]《红色处女地》1925年第1期开始刊登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水泥》（第6期才刊登完）。后来高尔基改变了对革拉特珂夫的小说的态度。——原编者注
苏联作家联盟和苏联作家协会联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苏联作家联盟和苏联作家协会联盟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286-289页。原载《十月》杂志1925年第8期。 俄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后，许多作家团体和某些作家产生了在决议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愿望。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四日苏联作家联盟（ФСП）成立，并于七月二十二日在《消息报》上发表声明，在声明上签名的有瓦普、全俄农民作家协会、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和一些未参加团体的作家。声明说明了成立苏联作家联盟的目的，并号召一切“赞同俄共（布）中央决议的原则”的团体和个人加入联盟。 联盟联盟成立后，没有起多少实际作用。瓦普内部在联合问题上也产生了意见分歧。多数人赞成建立广泛的联盟，而列列维奇、戈尔巴乔夫等人则主张成立“左翼联盟”。瓦普理事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全会谴责了少数派的立场。与此同时，一些知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又提出了苏联全体作家联合起来的问题。一九二七年一月初，苏联作家协会联盟（ФOСП）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参加联盟的有三大作家组织：瓦普、全俄作家协会和全俄农民作家协会。会议选出了联盟理事会，当选为理事的有：李别进斯基、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绥拉非莫维奇、扎罗夫等（瓦普）；魏列萨耶大、基里洛夫、沃隆斯基、格拉西莫夫、span>A.吉洪诺夫、斯维尔斯基等（全俄作家协会）杰耶夫-霍米亚科夫斯、扎莫证斯基、多罗宁（全俄农民作家协会）。会议还通过了联盟章程。后来参加联盟的还有“列夫”、“山隘”、“锻冶场”、“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等组织。 编者
联盟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联盟声明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289-291页。原载1927年11月8日《十月报》。 大量的创造性工作正在苏维埃文化的各个部门展开着，它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促进因素，有助于团结那些愿意积极参加苏联的建设并认为我们的文学在这一建设中能起重要作用的不同的作家流派。 尽管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使作家分属许多阵营，可是与残存的意见分歧相反，所有已参加联盟的作家团体都认为，他们的基本任务是一致的，这些任务追切要求齐心协力地和协调一致地工作，它们高于一切分裂苏联作家队伍的分歧意见。 对我国文学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能够而且应该起到的作用的明确认识，促使一切作家团体都来参与共同的工作，把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这一具有指导性的和对所有人共同的方针作为合作的基础，这个决议以必要的精确性和灵活性，把具有各种不同表现和色彩的文学（这些表现和色彩能保证文学生动白然、丰富多彩）的专门任务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任务结合起来。 因此，联盟丝毫无意按照这种或那种刻板公式把处于复杂的相互关系中的、以活生生的现实为素材的作家的创作机械化或简单化。恰恰相反，联盟认为苏联作家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地揭示现实和它的动力。但与此同时，联盟也不能对这样的作家创作漠不关心，他们人为地和专门地收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反面特征，并进行歪曲，腐蚀读者群众。正因为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很强大的，所以作家道德上的责任也是很重大的。因此，联盟认为必须与这类非同一般的倾向展开思想上的斗争。同时联盟也强调指出，它将密切注意不使这类原则性的斗争变成吹毛求疵的批评，尤其要注意不使它变成对某些作家和作家团体的诽谤攻击。 正因为我们的文学是面向广大读者的（革命胜利后他们第一次接触到文学，并以充分的信赖接受了它的影响），所以联盟同样面临着为争取高度的文学技巧而斗争的明确的任务。这一任务之所以更为重要，还因为初学写作的人源源不断地涌进我们的文学队伍，他们尚缺乏用批判的态度来认识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手法。 在这一方面，联盟注意到整个古典文学、其中包括俄罗斯古典文学在内的巨大意义。各种文学传统的密切联系，把那种结合我们日常生活的新本质和新形式对这种联系进一步进行研究的工作提到了应有的高度，也就是说，把文学青年为创立新的文学形式而进行的正常的和合乎需要的斗争提到了应有的高度。 联盟认为，老一代作家以及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都有责任接近文学青年，并把掌握写作所必需的一切传投给他们。 在所有的作家组织的相互关系中创造一种同志式的健康的气氛，连同上面所提到的一切，这些都是联盟同心同德地进行工作的基本的和必要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把我们文学中存在的思想上和艺术形式上的不同意见人为地掩盖起来。联盟认为，积极的讨论和互相批评同样是推动联盟工作和促进文学进步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全俄作家协会 全俄农民作家协会 “山隘” “锻冶场” “列夫” “构成主义者” 胡湛珍译
1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1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唯物主义和早期马克思 ↘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与科学和理性的革命 ↘马克思和伊壁鸠鲁 1837年，年轻的达尔文刚刚从皇家海军舰船“贝格尔号”为期五年的航海发现中归来，就打开了他关于“物种的变异”的系列笔记本中的第一本，开始了对这一难题的系统研究。一年多后，1838年的秋天，在达尔文看到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时，他从中获得了重大的启示：物种的变异是根据因生存竞争所引起的自然选择而发生的。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在不受限制时会按指数级增长，因此需要对人口的增长有一种自然的限制，以便在人口和生存资料之间保持平衡。达尔文受这一思想的启发，从自己的笔记中发现，对物种数量增长的限制是作为“一种像数十万将各种适应的结构挤入自然经济空隙中的楔子一样的力量”发挥着作用，这是他二十多年后在其巨著《物种的起源》中重复使用的一种表述形式。[1]如同达尔文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一伟大时刻所做的回忆： 1838年10月，正是我开始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后的第15个月，我偶然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当时，我的脑海里已经孕育了生存斗争的思想。根据对动植物生活习性长期不断地观察，我发现这种斗争无处不在。马尔萨斯的著作立刻吸引了我。在有限的空间里，只有适者才能够继续存在，而不适者势必遭到淘汰。这种结果有可能形成新的物种。于是，我终于找到了一种继续工作的理论基础，但是，为了避免主观偏见，我决定在一段时间内哪怕连一个简短的概要都不写。1842年6月，我第一次允许自己写了一篇令自己满意的有关我的理论的35页提纲，然后在1844年夏天将其扩充到了230页，将其工整地誊写下来并仍然保存着。[2] 实际上，直到1858年，达尔文才公布了他的发现，第一次是在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RussellWallace）共同举行的一次讲演会上，然后是次年通过《物种起源》的出版，此书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出版是科学编年史上的重要谜团之一。他为什么要等待整整20年才将自己的思想公之于众，他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因为当时一个年轻的对手华莱士要抢先发表他的成果吗？[3] 当然，人们一直猜想，达尔文推迟发表他的思想的主要因素是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所代表的观点亵渎了既有观念。但是，他在什么程度上亵渎了既有观念，以及这种亵渎在什么程度上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这方面的实际证据是慢慢显现出来的。1896年达尔文的妻子艾玛去世后不久，在肯特郡达尔文家的楼梯下的一个柜橱中发现了一摞笔记。这些笔记包括在自传中提到的那两部手稿——一部日期为1842年，一部（篇幅很长）日期为1844年——达尔文在这两部手稿中已经形成了他的理论的早期版本。此外还发现了达尔文于1836年到1844年写的一系列笔记（不过这些笔记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出版），在这些笔记中他从各种著作中作了许多摘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并最终形成了他的理论的1844年版本。在这些笔记中，不仅包括一系列论述“物种的变异”的笔记，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还包括“关于形而上学的探讨”的笔记（就是大家所知道的《M和N笔记》）。 正是在《M和N笔记》中，达尔文证明自己是一个敢于献身的唯物主义者，而唯物主义在他那个时代是一种极为叛逆的思想，尤其是如果涉及人的发展和思维的发展时，就更是如此。正如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所说： 这些笔记证明达尔文对哲学感兴趣，并意识到哲学的意义。他知道，他的理论不同于所有其他进化理论的首要特征是它的不妥协的哲学唯物主义。其他进化论者谈到了生命力、定向的历史、固有的驱动力以及思维本质上的不可复位性——一整套传统基督教可以以妥协的方式接受的华丽概念，因为他们允许一个基督教的上帝以进化替代创世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达尔文只是谈到了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4] 达尔文那个时代关于自然世界的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尽管在科学家和哲学家中间的影响日渐衰弱，但仍然是一种根植于神圣天意的目的论的观念。传统的观念是“自然层级”或“存在之链”的观念，这种观念不仅认为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奇妙的自然层级或自然等次，而且认为物种是永恒不变的——所有物种最初都是由上帝分别创造出来的。这个层级基本上是静止不变的。一种普遍的假设是，人类虽然不比最低等的天使低多少，但他实际上是居于这个层级的中间位置，高等天使高于人类的距离和人类高于那些较低等的生物的距离是一样的。正如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佩蒂爵士（SirWilliamPetty）在其写于1677年的哲学论文《生物的层级》中所说的一样：“考虑生物层级的主要用途就是让人类知道，在上帝之下有无数高于人类的生灵。而人类却总是把自己看成是万物之首，是仅次于上帝的。”[5] 18世纪和19世纪初，随着进化论思想的日渐引人注目，出现了一种企图将“自然层级”“世俗化”的尝试。然而，绝大多数科学家和文学家根据18世纪伟大的生物分类学家卡洛斯·林奈（CarolusLinnaeus）的观点，认为虽然物种的某些“改进”是可能的（比如农业中的人工选育），但一般来说，这是非常有限的。[6] 只有到了18世纪末期，法国解剖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Cuvier）和其他人才找到了明确表明物种绝灭的证据，与此同时，古生物学也诞生了，这些都严重动摇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自然层级的信仰。而且只有到了19世纪初，特别是随着查尔斯·莱尔（CharlesLyell）的《地理学原理》（1830—1833）一书的出版，人们才明确放弃了地球只有几千年历史的观念，地质年代的观念才被牢固地确立起来，这就使缓慢进化过程的观念变成一种可以被人理解的观念。 但是，宗教观念仍然干扰着大多数研究自然进化之真实状况的努力。在地质学上，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都采取了灾变说的形式——一种在圣经创世说和关于地质构成的不断发展的科学知识之间的妥协，由此人们假设，地球的历史突出表现为形成不同地质时期的不间断的灾难性剧变，在这个过程中，生命被毁灭然后又接着被创造出来。与地质学中的灾变说密切相关的是生物学中的进步论，进步论把自然层级世俗化，认为生命在随后的整个创造时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直至“人”的出现的过程。这种观点与进化论中的“变异遗传”（descentwithmodification）不同，它不包括种系遗传的观念，而是取决于每一阶段神的创造——只与上帝的意志相关的连续创造。[7] 随着科学的发展，自然层级的传统观点以及根植于圣经的基督教观念有所削弱，出现了一种自然神学的传统，这种传统被用来“既攻击基督教又捍卫基督教”。[8]这样，英国科学革命中的领军人物，如罗伯特·波义耳（RobertBoyle）、艾萨克·牛顿和约翰·雷（JohnRay），就将自然神学引入到他们自己的观点之中。根据这种观点，上帝的真实性和对世界的一种目的论的理解不是来源于圣经，而是来源于对统治自然的天意的神圣规律的确认，这种规律往往包括上帝创世的直接行为（特别是在生物学的领域）。自然神学是伴随着科学一起长大的，但同时它也反对唯物主义，正是这一事实使自然神学具有了自己的灵活性。 正是在生命科学仍然受到源于宗教目的论的观念所支配的复杂背景下，达尔文试图发展自己的理论。在这一斗争中，他得到了以前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以及启蒙运动中得到发展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帮助。在英国，远在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时代，唯物主义就被认为是与宗教相融的（特别是自然神论者对宗教的解释）。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在科学中还是在社会中，唯物主义的发展都被传统的教会视为一种威胁。 到了18世纪，唯物主义的离经叛道往往是与革命的泛神论的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有关的，唯物主义在英国革命期间是激进的大众运动（平均派、掘地派、马格莱顿教派，等等）的特征，也是后来法国激进的启蒙运动（在霍尔巴赫和其他人的著作中）的突出之处。虽然在18世纪的英国，支配英国辉格党的寡头政治的“牛顿归纳法”的机械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破除了以前的宗教观念（经院哲学的或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但它也反对更加激进的唯物主义和英国革命中的泛神论的观点。在牛顿的世界观中，自然被认为是受由神圣天意所决定的外在的机械法则所支配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则相反，他们认为无需从自然界的外部去解释自然。此外，比较温和的启蒙思想家倾向于保留（作为精神的）思维与肉体之间的差异。因此，任何从机械论和唯物论简单解释思维的尝试，一般都被看作异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的证据。[9] 尽管受到了某些限制，但仍然具有威胁的唯物主义在大卫·哈特莱（DavidHartley,1705—1757）的生理心理学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他在其《观察人类》（1749）一书中采用了通常是唯物主义者对待知识的方法（尽管他坚持“灵魂的非物质性”的说法）。伟大的化学家、物理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Priestley,1733—1804）受到了哈特莱的影响，他采取了更加明确的唯物主义立场，在像《关于唯物主义学说的自由讨论》（1778）的这类著作中，他就表现出了这种立场。总的来说，普里斯特利的观点与约翰·洛克（JohnLocke）在其《人类悟性论》（1690）中提出的试探性的设想是一致的，这种设想是，思维只是上帝“额外赋予物质”的一种属性——而不是灵魂的一种纯粹的、非物质的展现。[10]对于普里斯特利来说，心理学本质上只是神经系统的生理学。虽然一般说来，普里斯特利关于人类的观点是机械论的和决定论的观点，但是，他把这种观点当作献给创世的上帝的颂词而加以捍卫，并且批评像霍尔巴赫一样攻击宗教的彻底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在这一方面上，他代表了在较大程度上统治着英国科学的自然神学的传统以及从17世纪到19世纪早期的神学，而像功利主义的观点所揭示的一样，神圣天意是可以在自然规律中找到的。因此，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实行重大转变是可能的，即承认物质世界是按其自身规律运动的，与此同时，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可以发现上帝存在的“证据”。[11] 查理·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1731—1802）也接受了唯物主义的观念，而且同样是受到了哈特菜的影响。作为一个早期的进化论的理论家，他提出过这样一种思想，即所有生命都繁衍于上帝所创造的一缕生命的细丝。[12] 在法国，由于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1709—1751）、保尔·亨利·蒂里（PaulHenriThiery）、巴龙·霍尔巴赫（1723—1789）和德尼·狄德罗（1713—1784）等人的工作，唯物主义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形式。拉·美特利提出了机械唯物主义，主张一切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物质和运动，相信思维只是大脑的一个功能，而且在这一点上，思维与身体的其他功能没有什么不同。人类和其他动物，甚至和植物一样，本质上都是机器。 霍尔巴赫主要因其著作《自然的体系》（1770）而闻名。他认为自然不过是物质和运动，而运动是受到诸如抵抗力、吸引力和排斥力之类的力量制约的，霍尔巴赫运用这一思想，坚持认为灵魂实际上就是大脑，此外什么也不是。不过，因为他抨击根据宗教观点看待自然的所有企图，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就表现出了一种在政治上更有意义的形式。对于霍尔巴赫来说，在自然中去寻找上帝，是一种不必要的重复，因为自然可以用它自身的术语得到解释。他认为，灵魂不死的理论使人类分散了对自己的目前状况的注意力，也削弱了人类按照自身的自由和需要去改变世界的需求。他写道：“道德和政治都能够从唯物主义中获取唯灵论永远不能提供的种种好处，唯灵论甚至排斥唯物主义的思想。对于那些本来就带有形而上学的眼光固执地观察人的人来说，人永远是一个谜。”[13]在霍尔巴赫看来，神学把自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先于自然存在的“自然力”，它叫做上帝，另一部分是缺乏力量的没有活力的自然。 《百科全书》的编辑狄德罗受到霍尔巴赫的影响，接受了和他那种唯物主义相类似的思想，不过，他还从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那里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历史中汲取了营养。对于狄德罗来说，最终的实在是被同时赋予了运动和敏感性的原子。灵魂只是在原子的某种结合中才能表现出来。自然完全在于它本身——不需要一种宗教自然的目的论的原则。单个的物体在无穷尽的循环中是以原子的特殊组合的形式而出现，然后再消失的。[14] 因此，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唯物主义可以被认为采取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形式。一种是更多地根据机械论来强调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更容易与那些神灵在自然之上并超越自然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因此是一种折中的自然神论），另一种是更关注于有机的相互作用（和感觉经验）的观点，有时候这会导致一种宇宙活力论，并且往往带有泛神论的特征。后一种被认为是自然主义、活力论或者泛神论，并往往与仅仅被解释成机械论的唯物主义相分离。但是，唯物主义作为对于这些理论的宽泛的指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对自然界中的神圣法则（或多或少）的共同批判。具有较多泛神论色彩的唯物主义的经典范例是法国伟大的生物学家乔治·布丰（GeorgesLouisLeclerc,CometdeBuffon,1707—1788），他把全部自然看成是由“有机分子”组成的。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不是一个庞大的机器，而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可以根据其自身得到解释而无需借助于超自然的上帝。[15] 虽然这些思想家有一些分歧，但他们共同的主张是这样一种激进的倾向，即把实在，甚至是人类思维看成是依赖于根据物理学术语所能理解的自然；并且在理解与他们相关的自然方面，避免求助于神的指引或目的论的原则——虽然有时这仅仅意味着将神意替换成自然或由神圣天意所确立的外部规律。总的来说，和牛顿联系在一起的机械论和一种更加彻底的唯物主义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从何处去觉察神的影响？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的复杂性在某些方面同古代伊壁鸠鲁的哲学有些相似，因为尽管伊壁鸠鲁关于宇宙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原子的排列，但是他最终还是给了上帝一席之地——只要在世界之间存在着空间。 自相矛盾的是，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知识文化中，不仅科学、唯物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发展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且在神学内部向自然神学的转变也非常突出。在自然神学看来，神圣天意是在被认为是支配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律和功利主义原则中发现的。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建立揭示自然和“权宜之计”当中的目的论原则（因此也是上帝存在的证据）的科学神学或功利主义神学的倾向，这种倾向的鼎盛时期的代表是威廉·柏利（ArchdeaconWilliamPaley,1743—1805），他的《自然神学》（1802）和其他著作是达尔文在剑桥学习时的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威廉·柏利来说，“设计的标记太明显以至于难以忽略。设计必须有一个设计者，而设计者必定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上帝”。[16]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神学观念是处于防御地位，因为现在它只是试图通过上帝的作品（正如自然和科学所揭示出来的一样），而不是通过神的启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越来越隐藏在幕后——这位世界的最终设计者，在柏利看来，只是这样一个设计者：他创造的自然如此巧妙，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自己组织起来的一样。随着科学和唯物主义的进步，在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将这些进步与神学对世界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倾向。但是由于与科学和自然的对立，这种将自然的创造直接归因于神圣天意的解释在不断地削弱，并对基督教神学和与此相关的特权制度造成了永久性的危机。 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尽管神学教义表现出了灵活性，但是毋庸置疑，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被既成秩序看成是一种威胁——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会遇到抵制的一种威胁。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1548—1600），这位帮助发展了哥白尼宇宙学说的意大利唯物主义者之所以被天主教会处以火刑烧死，不是仅仅因为他追随了哥白尼，而是因为他在反对神学的意义上坚持了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虽然布鲁诺被指控有众多的异端邪说，但他最严重的异端邪说却是在宇宙的无限性方面（通过卢克莱修）采用了伊壁鸠鲁的观点。根据历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的观点，布鲁诺对科学的“主要贡献”是他承认并详细说明了哥白尼学说和伊壁鸠鲁原子论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一旦被人们所认识，原子论就成为几次知识潮流——在17世纪这些知识潮流将哥白尼的那个有限的宇宙变成了一个无限的和多样性的宇宙——中最有效和最具深远意义的因素。”因此，在被指控为神学的异端的布鲁诺是否应该被看作“为科学而献身的烈士”的问题经常被人提起的时候，在被指控的这些异端中，有一个事实似乎没有留下怀疑的余地，这就是他坚持伊壁鸠鲁关于宇宙是无限的观念。布鲁诺的命运是达尔文知道得很清楚的一种命运。[17]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中，甚至到了19世纪，国家与教会之间的紧密关系意味着，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指控构成了非常严重的攻击——针对单个的科学研究者。1819年，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一位讲师威廉·劳伦斯（WilliamLawrence）发表了他的《生理学、动物学和人的自然史演讲录》，其中表现出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这本书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怒，以至劳伦斯不得不收回已经出版的书。三年以后，一位出版商出版了一个盗版，劳伦斯对这个出版商提出起诉。但是，法庭判决，劳伦斯的书具有煽动性和邪恶性，因此作者不得对此书拥有版权，也就是说，根据追溯到17世纪的一条古怪的英国法律，出版商在没有付给作者版税的情况下却合法地拥有盗版的权利。 劳伦斯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位思想深奥的生物学思想家，他认为，比起那些没有生命的自然物来说，活着的有机体遵循着更高级的自然规律。然而，他否认超越物质组织和身体器官的任何“生命的法则”，因此，他否认独立于大脑的任何精神特质的存在。对于英国的权力机构来说，这简直是太过分了。托利党人的《每季评论》提出了要严惩“这种唯物主义的学说，它是劳伦斯先生在不列颠帝国的大都市中在公权掩盖之下所进行的讲座中发表的公开声明”，要求将一些冒犯性的段落从书中删掉。劳伦斯因此不得不收回该书，并辞去了讲师的职务。[18] 查理·达尔文在写关于物种变异的笔记时，内心充满了与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冲突，他完全认识到了针对劳伦斯所发生的事情。他有一本劳伦斯的书，并在书的页边上做了标记，他在关于物种变异的笔记和以后的《人类的由来》中都提到了劳伦斯。就在劳伦斯遭到迫害的短短几年之后，年轻的查理·达尔文又亲眼看到了一次压制唯物主义思想的类似事件。1827年，达尔文参加了普林尼协会（PlinianSociety）——一个由爱丁堡大学的大学生组成的专门宣读关于自然历史的论文的俱乐部的——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叫威廉·布朗（WilliamBrowne）的学生会员提交了一篇论文，提出生命仅仅是组织肌体的方式的一种产物，“思维，就一个个人的感觉和意识而言，是物质的”。这篇论文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以致布朗的发言从协会记录中被删除，后来布朗减少了自己对非哲学问题的研究。[19] 大脑是所有精神机能起源的器官，这种观点在18世纪末在弗朗兹·约瑟夫·盖尔（FranzJosephGall,1758—1828）的著作中得到了有力支持。虽然今天人们把盖尔与长期得不到人们相信的颅相学“科学”联系在一起，但当时却不是这样，正是由于盖尔开创性地坚持对身心关系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才导致1802年他在维也纳的讲座以危害宗教为由而被禁止。1807年，盖尔移居巴黎，在那里他的著作被列入图书馆的禁书目录，他死后也没有得到宗教的葬礼。[20] 达尔文在关于形而上学的笔记中，对自然界采取了明确的唯物主义的立场。就像笔记的编辑们所看到的一样，“他热情地拥抱着唯物主义，用联想的语言表达了思想起源于感觉的思想”。“什么是智力？”达尔文在他的笔记中有一次问自己，“智力只不过是组织，难道还要用神秘的意识来取代吗？”正如他在《C笔记》中所言：“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愿望）是具有遗传性的——除了是大脑结构的遗传之外，很难想象它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哦，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21] 这些发展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在达尔文正在出现的物种变异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柏拉图，”他写道，“在斐多篇中说，我们那些‘必要的思想’来源于先前存在的灵魂，而不是来源于我们的经验。——从猴子那里去看前世吧。”[22]他同意弗兰西斯·培根在《论学术的尊严和进步》中的主张：任何关于根植于终极原因的自然的论述，都是“无果之花，正如献身上帝的贞女不会生出任何孩子一样”。看到马尔萨斯从自己对终极原因的论证走向了诉诸神意，达尔文在他的笔记中注明道：正是由于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防止了自己在这方面去追随马尔萨斯。“对我来说谈论终极原因是一种反常，它使我想到——想到这些不育的贞女。”[23] 达尔文敏锐并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看法的异端性本性，并在唯物主义是否必然导致无神论的问题上苦苦挣扎——他的主张是唯物主义并非必然导致无神论。[24]在达尔文时代，唯物主义在大众的眼里不仅与无神论而且与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联。有专门的法律用来针对激进的自由思想家们的亵渎性和煽动性的言论。在1837年和1842年间，报纸中充斥着宪章运动、欧文主义以及其他在社会改革中支持唯物主义的活动。同时也有一些激进的唯物主义者（特别是集中在伦敦的医学界）信奉进化的观点，但是他们那些带有极端反教会和反国家特征的看法对达尔文来说则是诅咒。[25]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不至于在上层圈子中被禁止，达尔文采取了绕道去明确地表达唯物主义思想的策略。他写道：“为了避免表明自己离唯物主义有多远，我只说情感、直觉和智力水平等具有遗传性，因为儿童的大脑都是继承了父母的。”[26] 达尔文认识到，在他所处的时代，这种吸引住他的亵渎神灵的思想是最为异端的，因为它不仅废黜了宗教的目的论，而且也否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在自然层级说看来，上帝是为“人”创造了世界，精神被认为是与物质截然分离的。达尔文一方面将人类的起源归结为低等的物种，从而降低了人类在自然层级中的地位。猴子和猿的地位——在自然层级中一直被看得稍微低一点，但由于它们和“人”是分别创造的，所以和人之间有不可测度的差距——现在可以看作是和人享有一个共同的即使是十分遥远的祖先。另一方面，达尔文提升了其他物种相对于人类来说的地位，因为在达尔文看来，动物也以有限的方式表现出智力。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会对如此异端的唯物主义产生什么样的敏锐反应，达尔文从来就不抱幻想，因此，达尔文在其笔记中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这个问题，他至少在其笔记中不可思议地重复过六次他的观点，但是每次都清楚地表达出他对传统的自然层级说的挑战：“如果所有的人都死了，那么，猴子就成为人——而人就成了天使”。[27]达尔文的观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事实上也造成了传统层级说的双重批判），一方面，如果人类都死光了，达尔文在他的笔记中暗示会有其他的物种，比如说“猴子”，会进化来填补一种有智力的原始人类消失后留下的生态学位置；当然，达尔文明确地表明，这种填补后产生的新物种不会是“人类”，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另一方面，人类正在演化并且也能够演化成为其他的物种，这也是确实的。借用传统的自然层级说，人被视为处于创造的层级的中途，达尔文写道：“人类变成天使”——因此暗示人类可以进化成更高级的物种（根据达尔文非宗教的观点，“天使”并非宗教中的“天使”）。通过这种方式，达尔文与自己的思想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着斗争：人类是偶然进化的结果；假如人类消失，会有其他的原始人类进化从而替代人类的位置；人类正如其他物种一样，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仍然处于适应环境的过程之中。 达尔文在他后来关于物种演变的著作中，试图通过将问题进行区分并将更危险的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的办法来避开对他的太多的批评。于是，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的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几乎将人类进化的问题完全排除在了书外未加处理，直到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几乎将要消失的时候，达尔文才在《人类的由来》（1871）中加以论述；而关于人类和动物之间心智和情感的关联性问题则是在他的《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1872）一书中才被以唯物的观点所论及。达尔文后期的作品有点激进，因为，从字面上，达尔文否决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对“牲畜创造”的解释，即认为地球和生活于其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上帝为人类专门创造的，并且由于缺少智力而与人类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但是，达尔文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因为共同的物质关系和进化规律而被联合在一起。用著名的达尔文主义学派的学者约翰·杜伦特（JohnDurant）的话说：“达尔文在一种更大的视野中，精心论述他关于一个连续地产生着新的生命和心智形式的世界的观点。这是唯物主义，达尔文知道这一点；但这是一种自然主义，它将自然的每一点都人性化，就像将人自然化一样。”[28] 唯物主义和早期马克思 1839年到1844年期间，正当达尔文在英国为进化论和唯物主义而斗争的时候，一位比达尔文年轻9岁的德国青年学者卡尔·马克思（其作为19世纪思想家的声誉最终和达尔文相媲美），却以相当不同的方式为他自己正在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作斗争，他试图从实际上是神学观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解脱出来。在柏林，作为一名学生，马克思难免要着迷于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1770—1831）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种哲学旨在解释精神（或心智）在历史中的发展。但是，马克思在其作为第一篇完整著作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写于1840—1841）中，虽然起始于左翼黑格尔派的观点，但却因为提出了思辨哲学（或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冲突，从而超越于左翼黑格尔派。[29] 对马克思博士论文讨论最多的是，马克思本人和青年黑格尔派学者总体上受到古希腊哲学（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论）的吸引，因为这些哲学紧紧跟随亚里士多德全部哲学的足迹，就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前身，因为他们现在紧紧跟随着黑格尔全部哲学的足迹。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并没有过多地受到伊壁鸠鲁哲学的影响，以至把它看作是反映时代的某种“精神”。与此紧相关联的另一个假设是，马克思在写作其博士论文期间仍然深深地局限在黑格尔的世界观里。于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被看作是一种（用黑格尔的术语）描述伊壁鸠鲁关于自我意识辩证法的努力，而伊壁鸠鲁主义与启蒙时代和英法唯物主义之间的关联则尤其被忽视了，仿佛这是一个无关的主题，或者超出了他的注意范围。[30]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强调了伊壁鸠鲁是古代的启蒙人物——这一点也为黑格尔所主张，但却不是以积极的形式。进一步，马克思在其以后的著作中认为伊壁鸠鲁是17世纪和18世纪发展唯物主义观点的那些思想家们的核心。于是，如果看到论文是在超出了纯粹黑格尔主义的更加广泛的知识背景下写成的，那么，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传统解释就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了。[31]在这里，记住马克思与黑格尔体系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他最初的倾向是将黑格尔体系看作是对曾经给予他如此多启发的启蒙思想的威胁。他提到过深陷“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提到过建立了“自己讨厌的观念的偶像”；并且提到了他几番试图逃离“怪诞离奇的旋律”。[32] 与标准的解释相反，下面将要论证的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仅仅是他在黑格尔影响时期留下的奇异之作，而且他还进行了这样的努力：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达成一致，既从黑格尔哲学系统的观点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其观点的意义上达成上述一致。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是以间接的努力去理解英法启蒙的唯物主义传统（极大地从伊壁鸠鲁那里获取他们的灵感）向黑格尔哲学提出的问题。原子论哲学对英法唯物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同詹姆斯·怀特所看到的：“原子论哲学……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马克思在1840年开始着手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已经清楚这一点。”[33]马克思在1837年研究过培根（就在这一年他熟悉了黑格尔哲学），并且深知伊壁鸠鲁对培根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的广泛影响。马克思对伊壁鸠鲁主义与启蒙运动特别是英法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兴趣，不仅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而且体现在1839年他写作论文时完成的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以及他其后与恩格斯合著的著作——《神圣家族》（1845）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中。 正如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MaxirmilianRubble）和玛格丽特·玛娜丽（MargaretManale）所说，马克思决定去做关于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是 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转向……马克思的注意力被伊壁鸠鲁的自然观以及他关于心灵和肉体自由的阐述所吸引，这种自由来自于神和教义，它们降格而碰巧在人类的生活中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犹如必需品那样。个人意志得以确信；对理解的认识成为生命智慧的核心。人类从迷信和恐惧中获得自由，并且能够创造自己的幸福。[34] 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是雅典公民，出生于公元前341年的萨摩斯岛，恰巧是在柏拉图于公元前347年去世的六年之后，也是在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建立学校的六年之前。伊壁鸠鲁在公元前306年建立哲学学校“花园”，在他去世的公元前271年，“花园”已经在全希腊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伊壁鸠鲁生活在马其顿帝国霸权统治所留下的悲惨后果之中，其间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为了其帝国而不断进行征战，这是一个政治活动似乎毫无效力的时代。因此，伊壁鸠鲁试图为其跟随者寻求一种深沉的唯物主义，也是一种更激进的、其实践意义可以被理解的唯物主义。伊壁鸠鲁的哲学对包括罗马时代的古代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当他和他的继承者被宜布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异端时，他的著述便在中世纪丧失殆尽。因此，现代社会对他的著作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第二手资料而取得的，其中最重要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巨著《物性论》，正像现代学者所展示的，卢克莱修（前99—前55）忠实地再现了大师伊壁鸠鲁的思想甚至于语言风格。[35]（卢克莱修也经历了像罗马共和国崩溃之类的政治危机的严峻时期。） 伊壁鸠鲁受到了古希腊原子论者留基伯（Leucippu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430年）和德谟克利特（鼎盛年约在公元前420年）的启发，他们认为，现实中的一切都是由无数的固定不变的原子组成的，原子由于太小而不能被看见，但具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并存在于虚空之中。这些原子具有运动的属性，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和分离从而构成不同的物质。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原子具有两种根本的属性：大小和形状。许多关于德谟克利特（古代的资料中是冲突的）的解释还认为，德谟克利特赋予原子以重量的属性，因此，原子才得以向下运动并且是直线的（尽管这些属性看起来更像是伊壁鸠鲁的观点）。关于原子，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新主张：原子并非是按完全固定的方式运动的，一些原子会突然转向，从而产生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从而为自由意志留下空间）。[36]黑格尔写道：“正是原子论使科学第一次体会到从没有对这个世界提供基础的感受中解放出来。”[37] 伊壁鸠鲁哲学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因此一旦最初的几个假设得以确立，那么随后绝大多数的其余内容都会通过演绎而得到。其中，最著名的推演是无限空间（包括无限数量的世界）和无限时间的观点。伊壁鸠鲁也考察了物种的灭绝和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人类。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似乎预见了科学发现的非凡水平，并且确实是对17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中的许多前沿科学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首要假设是，“任何东西都不可由来自虚无的神力所创造”和“自然……决不会将任何东西归于无”。这两个假设构成了现在我们所知的“守恒定律”。[38]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哲学将神力——一切目的论的原则——从自然中驱逐出去。诸神即使仍然存在，也是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间中。而且，在如何看待自然的问题上，伊壁鸠鲁反对一切形式的目的论和一切彻底的决定论。他写道：“与其成为自然哲学家构建的所谓命运的奴隶，还不如相信关于诸神的神话；因为，如果相信后者，意味着人们还可以通过敬拜获得神的安慰，而相信前者，则只会陷入连安慰都没有的必然性当中。”[39] 根据伊壁鸠鲁的观点，（建立在纯粹事物性质基础上的）决定论和本质论无法解释那些被“做”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是属于偶然（意外）的领域： 因此，你可以看到，事件绝不能 像物质那样靠其自身而存在，也不能 被说成是能够像虚空一样的方式而存在。 但是你可以正确地称它们为物质和地点的意外 事情就在物质和地点中发生。[40] 伊壁鸠鲁反对任何形式的简化论，而这种简化论通常被归之于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点可以在其精深的认识论著作《正典》（这本著作形成了他全部体系的导言）中找到证据，他提出不能只简单地相信感性，而且也要依赖他著名的概念：“预期”（有时候也称作“预想”）——这是他发明的一个概念。[41]根据西塞罗的解释，伊壁鸠鲁的“预期”说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依靠心智而先行构想，如果没有这种预期，理解、询问和讨论这些人类活动都是不可能进行的。”于是法林顿（Farrington）看到：“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对主体在获取知识的每一个阶段的活动都有着清楚的理解。”[42]这就是说，人类实实在在地被赋予了包括推理能力在内的众多特征。虽然感觉本身没有思想的内容，但思想的过程是从它起源的，思想过程中所使用的一般范畴就是在不断重复的感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感觉一旦获得了在思维中稍具独立的存在时，就成为将资料组织成现成范畴的基础。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伊壁鸠鲁称之为“预期”。如同法林顿所注意到的，“‘预期’并非先于所有的经验；但却先于所有系统的观察和科学的讨论，先于理性实践活动。‘预期’标示着主体获取知识的活动。”[43]有了这些看法之后，对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专注于“感觉预期”就不会感到奇怪。康德写道：“一切这样的认知，通过它我能先天地认识和确定什么属于经验的观察，这样的认知就可称之为预期，毫无疑问，这正是伊壁鸠鲁称之为预期的意义之所在。”[44] 伊壁鸠鲁的道德观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视野，他强调人的死亡和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言：“对如伊壁鸠鲁派而言，自然观的原则就是不朽的死亡，就如同卢克莱修所说的那样。”[45]唯物主义道德观的本质起点就是克服由传统宗教和迷信而诱发的对死亡的恐惧。伊壁鸠鲁在他的《格言集》中写道：“死亡对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生命的消融就是失去感觉，而缺乏感觉对我们来说就什么都无所谓了。”个人的自由仅仅开始于这样的时候，他靠“自然科学”的手段确知包括个人在内的世界之必然死亡。[46] 伊壁鸠鲁推进了一种主要是思辨型的唯物主义，它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的那种对思辨的唯心主义式的热爱。如同乔治·潘切斯（GeorgePanichas）所写道的：对伊壁鸠鲁有关系的“是思索人在生存时能够实现些什么，而不是什么不可企及的永恒”。伊壁鸠鲁的道德观建立在避苦趋乐的基础之上，提倡在现实世界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伊壁鸠鲁并不是在一种短视的、粗糙的享乐主义的意义上主张这些的，而是基于存在的整体基础之上，在这种整体观看来，那种即时行乐的自我中心主义只会产生更大的痛苦。因此，伊壁鸠鲁主张俭朴的生活，拒绝追求财富。他写道：“基于本性的对财富的需求，既是有限的，也是容易获得的，而基于闲暇想象的需求则是无限的。”[47] 对于伊壁鸠鲁来说，美好的人生最重要的追求是友谊，因为友谊是人生和社会能够有序的原则。“由智慧所获的能使一生都幸福的所有东西中，最重要的是友谊。”这不仅是一个主要涉及个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而且还蕴含着更大的政治理念。埃·朗（A.A.Long）和大卫·塞德利（DavidSadly）指出：“在现代社会理论中，友谊这个概念的用法并无政治的含义，但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它却具有政治含义……在希腊，爱均被看作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在伊壁鸠鲁学派的团体中和哲学讨论中，妇女是受到欢迎和尊重的成员。在伊壁鸠鲁最伟大的贡献中，有一个是其关于正义的概念（它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他写道：“正义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但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正义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事情上，以及在任何时候，它都是这样一种契约：既不伤害别人也不让自己受到伤害。”假如法律“并没有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益处”，假如它不再是被遵守的普遍理念，而且如果它不再与物质环境相一致，“那么，它就不再具有正义的本质特征”。由于否认了唯心主义将法律视为具有脱离人类社会交往需要的超越性，因此伊壁鸠鲁在这点上也表现出是个唯物主义者。正如马克思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正是伊壁鸠鲁第一次产生了社会契约的观念。[48]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把“守恒原则”作为其出发点，因此具有生态世界观的倾向。这一点，在卢克莱修的著作中表现得相当明显，用著名的古代生态学思想史家唐纳德·休斯（J.DonaldHughes）的话来说，卢克莱修“问了一些现在认为是生态领域的问题”。卢克莱修提到了空气污染是因为采矿，提到收成的减产是由于土壤的退化，还提到森林的消失；同时他也论述到人类与动物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49] 朗和塞德利写道：“伊壁鸠鲁的宇宙观完全摒弃了目的论的观念，而选择用进化的和实验的理由来解释人类的制度的起源和发展。”[50]因此，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就导致人类进步的概念。伊壁鸠鲁在给希罗多德（Heredotus）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假设人性仅仅由于环境的教导和迫使去做许多的事情；以后通过用理性去详细阐述自然的启示，做出进一步的发明，在某些方面快一些，在另一些方面则慢一些，在某些年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另一些年代则少有成就。”[51]人性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而会自身变化的；友谊和交际是社会紧密关系的产物，而这种紧密关系产生于人类生存的物质手段得到满足的过程之中。[52] 通过卢克莱修可以看到，关于进化观念的精确表述还是在伊壁鸠鲁那里被发现的，这些观念包括物种的适应和生存问题。进化的思想最早是由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哥拉（约前500—前428）提出的，亚里士多德在其《物理学》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抨击。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恩培多克勒的观点时写道： 那么为什么它应该和自然界中的各个部分不同呢？比如说，既然不是因为吃饭的目的，而仅仅是因为偶然的巧合，那么，我们的牙齿为什么应该是符合吃饭的需要呢——尖锐的门牙有利于撕裂食物，而宽阔的臼齿利于咀嚼；那么对于其他的部分我们都假定其存有目的吗？无论什么地方，所有的部分之所以像它们所是的那个样子出现，是它们碰巧像是为了某个目的，于是存活下来，被组织成一种适合的方式，而按其他方式出现的东西则消失了，或行将消失，就像恩培多克勒所说的“人面牛身”消失了一样。[53] 亚里士多德以重申终极原因的重要性来对此加以回应，他写道：“很明显，自然本性就是一个原因，一个为了一定目的而运作的原因。”[54]伊壁鸠鲁虽然反对恩培多克勒的“人面牛身”的怪物，把它看作反自然的奇怪的随机组合，但与亚里士多德相反，他捍卫了唯物主义进化论的观点。卢克莱修解释道，那些存活下来，并能够不断延续后代的物种是这样的物种：它们能够在其环境中为了生存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出保护自己的特殊性状，“而那些没有这种自然资产的物种则处于无序的博弈中，并极易成为被捕食的对象，直到其种群被自然所淘汰”。因此，正是通过恩培多克勒、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进化论分析（后来出现在达尔文的理论中）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才被认为是已经产生了。[55] 像卢克莱修所阐述的，伊壁鸠鲁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生命来源于地球，而不是来源于上天（或神创的结果）。卢克莱修写道：“动物不可能从天而降，那些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也不可能从海水中诞生。我们剩下的结论是，地球获得了母亲的称号，万物自地球而生。”正如研究古代进化思想的权威古瑟瑞（W.K.C.Guthrie）所言，“在没有现代生物学知识和可靠的进化论思想基础的情况下，这可能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也就是说，地球自己对“万物之母”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56] 托马斯·霍尔（ThomasHall）在《生命与物质的观念：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900年的哲学通史》中论述到：伊壁鸠鲁是远古时代关于生命起源于物质组织的“突现结果”的主要代表（而这是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所预言过的）。霍尔写道：“在古代，伊壁鸠鲁明确地将生命作为突现的例子，坚持认为从身体的原子单个地去考虑是不合适的。”因此，在伊壁鸠鲁看来，物质的存在只是变化（也就是进化）的证据。[57] 这种进化的观点同样体现在伊壁鸠鲁关于人类社会的论述中。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随着《物种起源》的发表和人类化石的科学发现首次被普遍接受，紧随人种学时代的革命，达尔文学派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如约翰·卢布克（JohnLubbock）和亨利·摩尔根（HenryMorgan），开始普遍地追溯卢克莱修关于人种发展的一些讨论，这种发展涉及到了人类从石器和木器时代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其中还结合了语言的发展、相互帮助、使用火的革命等的讨论。[58] 伊壁鸠鲁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获得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解，也就是认为，科学的进步将消除由宗教造成的恐惧。卢克莱修写道： 能驱散这个恐怖、这心灵的黑暗的 不是太阳的光芒， 也不是早上闪亮的箭头 而是自然的面貌与规律 因此，当进化论生物学家米歇尔·罗斯（MichaelRose）指出“卢克莱修应被看作现代科学的最伟大的古代先驱”时，[59]就不足为奇了。 伊壁鸠鲁与科学和理性的革命 伊壁鸠鲁哲学在英法思想启蒙运动过程中，对唯物主义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采取了一种反对亚里士多德派哲学的斗争形式，后者认为自然从本质上是在基督教教义之下发展的。[60]根据17世纪仍然在英国大学中教授的基督教化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经院哲学，物质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气、土、火和水。这种繁琐的经院哲学的分类包含了这样一种观点：自然在本质上是静止的和没有新意的。然而，由于中世纪的社会制度迅速消失，而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秩序在英国社会的农业和工业中急速涌现出来，这种自然观在17世纪物质世界不断变化的背景之下是很难站住脚的。结果，主要的科学家都转向古希腊的原子论，尤其是转向伊壁鸠鲁的思想。托马斯·霍尔写道：“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后文艺复兴时期的生理学（从笛卡尔到现在），就会看到伊壁鸠鲁比任何古代科学家都更加接近于现代突现论机械唯物主义。”[61]总体上说，在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Hariot）、弗兰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罗伯特·波义耳、艾萨克·牛顿都深受古希腊原子论的影响，特别是从培根开始，主要受到伊壁鸠鲁哲学的影响。[62]物质被理解为是由原子组成的，因此，根据伊壁鸠鲁的思想，由于物质可以简单地用大小、形状和运动来解释，就形成了一种很容易导致本质上机械论的观点。 托马斯·哈里奥特（1560—1621）是英国科学革命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通过布鲁诺而接受了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影响。在给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Kepler）的信中，他写道：“我现在带你进入自然之物的门里，里面有自然的奥秘。假如因为门太窄你进不去的话，你就把你自己收缩成一个原子，这样就容易进去了。等你出来的时候请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奇迹。”[63]1591年，哈里奥特被指责为是一个伊壁鸠鲁派的无神论者，1605年被毫无根据地怀疑是异端而被捕入狱，此事紧随盖伊·佛克斯（GuyFawkes）策划议会爆炸之后。通过此事，他与古代像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一样的无神论唯物主义者的联系就凸显了出来。[64]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也深受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包括卢克莱修）的影响，他尝试着运用宗教的语言证明古希腊的原子论的正确性，因为他在发展自己学说的过程中大量地借鉴了原子论的精华，他争辩道，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在这一方面远远优越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可变的四元素，加上不可变的第五元素，在不需要上帝的情况下可以适时地和经常地被放置，远比一群无穷无尽不能放置的小部分和小种子可信一千倍，它们无需神的安排而产生了这个世界的秩序和美丽。”[65]更重要的是，在其著作《论学术的尊严和进步》（1623）中，培根论述到：古代唯物主义者如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也包括卢克莱修）的自然哲学 把上帝和心智从事物构造的过程中驱逐出去，代之以大量的对自然的分析和证明……并且把特殊事物的原因归之于物质的需要，而没有丝毫的终极目的掺杂其中。这种思想对于我来说（就我所能够从他们遗留下来的哲学残片所进行的判断而言）是基于自然的物理原因，因而更加可靠，并且比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自然的领悟更加具有穿透力。仅从这一点上看，前者在终极原因上浪费的时间最少，而后者却在喋喋不休地讨论终极原因。[66] 在《论古人的智慧》里论及普罗米修斯的一文中，培根把普罗米修斯描写成为希腊神话中两种神意的代表：一种代表神，一种代表人。其后，培根在他的文章里用德谟克利特的形象取代了普罗米修斯，认为他和伊壁鸠鲁一起，代表了在唯物主义装束下真正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英雄品质。在培根看来，伊壁鸠鲁不如德谟克利特，因为他将自己的自然哲学屈从于道德哲学，拒绝接受与自由理念相对立的任何事物。然而，培根却把伊壁鸠鲁对迷信的攻击看作启蒙运动的实质。在这里，培根引用伊壁鸠鲁致美诺的书信中的话：“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67] 培根同样也追随了伊壁鸠鲁的进化思想，他所针对的是“物种的变异”的现实。在其《西尔维亚森林：10世纪的自然史》中，培根写道：“在庸俗的哲学看来，物种的变异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种变化的存在，物种变化不可能的想法就被拒绝了，各种证明的手段也随之被找到了。”[68] 在中世纪销声匿迹的卢克莱修的手稿，于1417年被重新发现。从1473年首次印刷到17世纪初，共有约30个版本出现。然而，直到17世纪中叶的初期，伊壁鸠鲁主义才对欧洲的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1647年到1649年期间，法国牧师、神学家、数学家，也是同时代机械哲学（如霍布斯和笛卡尔）的支持者皮埃尔·伽桑狄（PierreGassendi,1592—1655），创造出一种重要的伊壁鸠鲁和基督教的综合体系。伽桑狄的明确目的就是要推翻陈旧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69]正如马克思所注明的，对伽桑狄来说，伊壁鸠鲁用理性“预见到了经验，按照经验，一切物体尽管重量和质量不大相同，当它们从上往下坠落的时候，速度却是一样的”，这真是太令人震惊了。[70] 马克思看到，伽桑狄作为伊壁鸠鲁的重建者，成为了笛卡尔体现在其著作《方法论》（1637）和《沉思录》（1641）中的形而上学哲学的主要反对者。在其1644年撰写的《怀疑论》中，伽桑狄批评了笛卡尔把先天观念作为起点的形而上学理论：“我思故我在。”伽桑狄对笛卡尔体现在思维概念上的唯心主义的批判采取了唯物主义的立场（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不同于他的机械论自然观的物理学）。伽桑狄强调物质世界和感觉的基础性，他坚持认为：如果先前不知道任何东西，如果你的感觉被堵塞起来，思考的结果就只能是无穷无尽的“我，我，我”，因为“你不能够在思维中获得任何事物的属性，因为你从不知道任何属性，你就不会知道动词‘是’的力量，因此，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存在以及存在和非存在之间的区别”。[71] 在英国，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时代的医生沃尔特·查尔斯顿（WalterCharleston,1619—1707），从他的朋友托马斯·霍布斯那里得知了伽桑狄的工作，便将伽桑狄的研究结果传播到了英国的科学界，并进一步发展成他自己关于纯化的伊壁鸠鲁主义与基督教相一致的观点。[72]在《伊壁鸠鲁-伽桑狄-查尔斯顿的生理学》（1654）一书中，查尔斯顿第一次在英国把伊壁鸠鲁和机械论哲学融合在一起。1656年，紧跟着查尔斯顿的著作，约翰·伊夫琳（JohnEvelyn）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第一卷翻译成英文。而在托马斯·斯坦利（ThomasStanley）的著作《哲学史，包括每个时期哲学家的生活、观念、活动和论述》中，伊壁鸠鲁占了最大的篇幅，远远超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的篇幅的总和。[73] 约翰·伊夫琳（1620—1706）不仅是伊壁鸠鲁的仰慕者，而且是“皇家学会”组织的重要幕后人物之一，是17世纪英国保守派的最著名的支持者。在自己的《森林，或论上帝神圣统治下的树林和木材的生长》（1664）中（此书是皇家学会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物，在伊夫琳的一生中出了四版），伊夫琳批评了因为海运、玻璃工厂和炼铁炉等对木材的需求而对英国森林造成的巨大破坏。他说道：“这种破坏变得如此流行，除非我们现在采取有利的措施，严肃而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未来而修复严重的破坏，否则，我们这个国家最引以自豪的屏障将在不远的将来化为乌有。”伊夫琳推崇关于禁止砍伐的伊丽莎白法规：禁止砍伐“一英尺见方”的树木，在伦敦22英里的范围内则执行得更加严格，大型房产周围需要种树。 更重要的是，伊夫琳写作了一部伟大著作《驱散烟雾：弥漫于伦敦之烟尘和空气难题》（1661），并将其呈递给了查理二世。在书中伊夫琳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热情同对培根派哲学一样明显。卢克莱修在他的诗集的第六册中写道：“令人昏昏欲睡的烟雾和木炭的气味如此轻易地进入我的大脑。”伊夫琳将这句话引用在他著作的扉页上。伴随着谴责伦敦的一般污染，伊夫琳进一步去关注空气污染。他认为这不是居民厨房用火的结果，而是 仅仅属于酿酒、印染、石灰、盐业和肥皂业及其他一些私人行业的问题……当这些行业喷出它们乌黑的烟尘时，伦敦城就成了埃特纳火山（MountAetna）、斯特朗博利火山（Stromboli）或者地狱之郊……正是由于这〔可怕的烟尘〕到处散布，使那些黑色的污染的原子附着在所有它能遇到的物体上。 他写道：“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导致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死于伦敦城中的人有一半是因肺结核和其他肺病；咳嗽总是困扰着这里的居民”。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明伊夫琳受到了卢克莱修诗集第六册中关于流行病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影响，它强调物质的某些原子是“疾病和死亡的原因”。[74] 在克伦威尔时期，伊壁鸠鲁学派的复兴意味着它激进的反宗教的意义总是要爆发出来。霍布斯的一位朋友，著名诗人爱德蒙·沃勒（EdmondWaller）为伊夫琳写了一首诗，诗中宣扬了卢克莱修的无神论世界观： 卢克莱修有着鹳一样的命运， 出生在一个混乱的时代 他用诗文来宣称 没有君主统治着宇宙， 万物都来自于原子和机遇， 为了民主， 无需设计、命运和暴力。[75] 科学界尽管接受了机械唯物主义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更纯化了其中的无神论因素），但占支配地位的传统仍然拒斥激进的唯物主义，经常把它和英国革命视为一样。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7）是牛顿之前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作为一个培根派，他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基督教化的机械论哲学，依赖原子论来建立其物质的终极概念。他是从培根传统的主要推动者萨缪尔·哈特利波（SamuelHartlib）那里首次了解到伽桑狄关于伊壁鸠鲁的著作的，那是在其出版前的1648年。[76]波义耳的温和的机械论哲学明显是在反对与英国革命的激进因素相联系的泛神论唯物主义中发展起来的。1660年后，波义耳和他的同伴依附于复辟的君主政体。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它行将成为使科学建制化的正式机制，采取了一种致力于折中科学与宗教的英国国教的意识形态。[77]这种折中是以波义耳抛弃古希腊原子论中的反神学内涵为标志的： 我简直不能想象，按伊壁鸠鲁学派的说法，在无限空间偶尔相遇的原子仅凭它们自己就能创造一个世界以及其中的所有现象。我也不能想象，当上帝把一种恒量的运动放入整个物质世界时，他就不需再做更多就创造了宇宙；物质通过盲目的运动就能将自己抛入一个有序的体系。我的哲学所涉及的不是纯粹有形的东西；而是要区分事物的最初起源和自然的后续过程，上帝确实将运动赋予了物质，但是在初期，他引导各种运动，以使运动按他设计的样子进入世界；上帝确立了运动的规则，使有形的事物形成秩序，我们称其为自然法则。这样，上帝创造了宇宙，确立了运动规则，通过他永恒的汇聚力也就是普遍的神意支撑了一切；同样的哲学也表明，世界中的现象是由物质中的机械特性所产生，这些现象相互之间按照机械规则运作。[78] 于是波义耳试图把源于物质原子观的自然规律的机械观同神学立场结合起来，以把物质的起源和自然运动的规律都归功于全知的上帝的杰作。 事实上，波义耳所写的神学著作同他所写的科学著作一样多，他可以称为自然神学的一个主要倡导者。他的《专论自然事物的终极原因》（1688）代表了一种从设计的角度论证上帝存在的早期看法，这场由波义耳和他的同代人约翰·雷（JohnRay）发动起来的讨论预示了一个世纪以后威廉·柏利（WilliamPaley）的思想。因为波义耳说“伊壁鸠鲁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不考虑事物的终结〔最终成因〕，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万物是偶然形成的，所以没有任何事物的终结是可以被有意地去想象的”。[79]其实这里的偶然并不是像掷骰子那样的纯粹的偶然，而更是关于宇宙可能性的观点，也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历史可能性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同一切源于设计的论点直接对立的。因此，当波义耳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那里吸取了一定的设想以构建他的机械论时，他已完全拒绝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取而代之的是，正如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JayGould）所写的那样，他“巧妙地将机械论和宗教联姻，成为一个连贯的体系，从而对两者都赋予了更高的地位”。[80] 伊萨克·牛顿（1642—1727）以他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使科学发生了革命，在书中他采用了几乎和波义耳一致的观点。[81]牛顿在伊壁鸠鲁原子论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始了他早期的工作，但后来则抛弃了其中一些关于原子论的早期思考，无疑是由于古典伊壁鸠鲁学派中的反宗教内涵。仅仅是在科学界普遍接受这种观点之后，牛顿才在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提出了关于物质的微粒或原子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伽桑狄、查尔斯顿和波义耳的著作而获得发展的机械论哲学，使得科学界被植入了反对任何伊壁鸠鲁哲学之恶劣变种的立场。 牛顿的自然哲学及其同自然神学的关系最清楚地体现在他1692年至1693年间写给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Bentley）的四封信中。本特利在他八个关于自然神学的布道演说（波义耳讲座）的最后两个中，针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所引起的威胁，呼吁牛顿提供科学原理以期帮助。这些信件连同其他的信件都表明，牛顿即使在认为有必要同唯物主义作斗争以捍卫他的宗教信仰时，也没有放弃他对机械论哲学的执著。这样，在他写给托马斯·伯内特（ThomasBurette）的信中，为了使圣经中七天创世的故事与远古地球的地质情况相符合，他曾设想开始时地球的自转十分缓慢，以便使一天的时间可以任意延长。[82] 还没有任何人想去限制具有向传统宗教观挑战意义的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影响，因此也无法消除古代原子论对牛顿和早期皇家学院的科学家们的根本性影响。正如科学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RobertKargon）所写道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的许多内容可以而且也确实被看作是代表了原子运动的机械论的观点”。事实上牛顿的同代人埃德蒙·哈雷（EdmundHalley）在那时就是这么认为的。卡根接着说，“尽管这部著作”本身“主要是针对可见的物体”。哈雷用卢克莱修的词句（沿着基督的足迹“被净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开头附上给牛顿的颂词，以此向读者介绍牛顿的工作。[83]正像艾伦·库克（AlanCook）在他的哈雷新传中所描述的那样，哈雷和很大程度上的牛顿，像“伽利略和伽桑狄一样……将他们的形而上学追溯到伊壁鸠鲁，而不是亚里士多德”。[84]同样地，写有多部权威的关于启蒙思想历史研究著作的作者彼得·盖伊（PeterGay）写道：“伽桑狄的微粒子物理学明显地影响了波义耳，并通过波义耳影响了牛顿……当伊壁鸠鲁在虚空中旋转的原子世界模型还比较粗糙和随意的时候，它就成为对统治了基督教文明几个世纪的科学的世界图景的一种有用的纠正。”[85] 1662年，由查理二世成立皇家学会后不久，一首打油诗冒了出来，它把上述的一切加以了刻画：“这些学者使我们确信，/亚里士多德比起伊壁鸠鲁来就像个傻瓜。”[86] 17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力的下降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古代同现代的直接冲突的结果。正如玛格利特·奥斯勒（MargaretOsler）和莱蒂齐亚·帕尼扎（LetiziaPanizza）所写的，“早期现代的思想史也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古代模式同另一种古代模式之同相互影响的历史”。[87]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对宗教的挑战导致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工作中的奇妙调和，如波义耳和牛顿，他们发展了一种物质世界的机械观，但在物质世界中仍把上帝完整地放在自然的第一原动力的地位上。 在17世纪和18世纪引起激烈争论的不仅是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原子论，还有同古代唯物主义者们（尽管用卢克莱修的话，同宇宙相对立的地球明确地被认为是“新创造的”）相联系的“深层时间”（deeptime）的概念，这个概念威胁到了基督教世界观，而且好像随着科学的进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许多著名的自然神学著作，像爱德华·斯蒂林弗利特（EdwardStillingfleet）的《神圣性的起源》（1662）、约翰·沃德华德（JohnWoodward）的《论地球的自然历史》（1695）和萨缪尔·舒克福德（SamuelShuckford）的《神圣史和亵渎史》（1728），都把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和之后的霍布斯作为他们的主要论敌。宗教反对现在所称为“地质时间”（geologicaltime）的概念，就如同反对它们的宿敌伊壁鸠鲁唯物主义者一样。[88] 伊壁鸠鲁学派的异端自然观意味着伊壁鸠鲁对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扬姆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Vico,1668—1744）及其《巨著》和《新科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维科的思想有很多来自于卢克莱修，特别是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思想可以在卢克莱修的伟大诗篇中找到。然而这不得不被隐藏起来，因为那不勒斯的宗教法庭把维科的几个朋友投入监狱，仅仅是因为他们提到了伊壁鸠鲁或卢克莱修。那种认为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们被打入但丁在《地狱篇》中所描述的第六层地狱，在那里的无数半开并燃烧着的坟墓里可以找到他们的宗教看法仍盛行着。维科自己也因采用了卢克莱修的关于人类起源的观点而受到打击。结果，现代学者最终证明，维科表面上“假装批判卢克莱修”，其实却确立并改进了卢克莱修的观点。[89] 18世纪，伊壁鸠鲁学派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对唯物主义的发展继续起着重大作用。科学的发展似乎仅仅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提供了证明。[90]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在他的《人类理解探究》（1748）一书中，虚构了一段伊壁鸠鲁的带有挑战性的演说，在故事中他因否认“神的存在”和破坏伦理道德而被投入雅典监狱。通过古代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之口，休谟也表达了他的自我辩护，以回应那些给予他同样指控的人。[91]在休谟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因为以重读卢克莱修和琉善（Lucian）的著作来面对死亡而感到愉快。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也十分看重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因此在他的书架上保存了这本书的六种不同的版本和译本。[92]他写道：“卢克莱修因他的序言、他的论述、他的伦理观和他为反迷信所说的每一句话而得到尊敬。”只有了解到“启蒙”的各种思想时，才能更好地了解卢克莱修对伏尔泰的影响，因为启蒙思想在18世纪，正如盖伊所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卢克莱修的启发。“当卢克莱修谈到消除夜幕，驱散阴影，或澄清思想时，他指的是用科学征服宗教。”[93]然而，伏尔泰更多的应算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和接受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牛顿学派，受彻底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影响，伏尔泰在18世纪40年代初（此时他刚刚接受牛顿的思想）对布丰和霍尔巴赫这样的唯物主义者发起了一系列猛烈的抨击。[94] 法国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爱尔维修（Helvetius）、霍尔巴赫和狄德罗的著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看作是源于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在他们的著作中明显的带有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伦理观、对活生生自然的讨论、对宗教的批判以及对待死亡的态度。在拉·美特利生命的最后，他写了一部论述一系列与卢克莱修有关的唯物主义者的书，名字叫《伊壁鸠鲁的体系》（1750）。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1770）沿用了卢克莱修的思路，在它刚出版的那一年就被议会法令判为有罪而付之一炬，对其加以的控告清楚地说明他的理论起源于伊壁鸠鲁。[95] 年轻的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1755）是他对科学的宇宙学的伟大贡献，他不仅发展了关于地球和整个太阳系的形成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革命性思想，而且促进了关于深层时间的主张，以之和无限的空间观念相协调。使康德感兴趣的主要是宇宙进化的说法。这样的观点同伊壁鸠鲁唯物论有着广泛的关联，它使康德宣布： 我将……不会否认卢克莱修的理论，或者他的前辈伊壁鸠鲁、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该理论同我的非常相似。我同这些哲学家们一样认为，自然的初始状态是由在空间中到处散布的物体的原始物质所组成的，或者，这种原初物质像这些哲学家们所称呼的那样就是物质的原子。伊壁鸠鲁认为是重力或重量促使这些基本的粒子下降或沉落；这同我所接受的牛顿的万有引力没什么不同。伊壁鸠鲁还认为原子在下降运动中会偏离垂直的路线，但他对这种现象的原因和结果提出了荒谬见解。原子的偏离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其在垂直降落过程中的改变，我们将其归因于粒子之间的斥力。[96] 然而，康德反对伊壁鸠鲁把这些都归因于“偶然”；他认为更应该是一定的“必然法则”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有序整体”。如同牛顿的机械论哲学与他的自然神学的形式相配对一样，康德也把这种法则的存在称为是“宇宙的最高智慧”。[97]在他的《判断力批判》，特别是在他对目的论判断的批判中，成熟的康德作为批判哲学的作者，倾向于反对纯粹的自然目的论，这种目的论将目的或终极原因归结为作为本体上实在的自然。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发源于伊壁鸠鲁的带有强烈的反目的论倾向的唯物主义传统。然而康德认为目的论的判断作为一种启发式的（即解释性的）策略是必要的，因为科学需要有一个可理解的、有法则的和有目的的宇宙的先在的假设。于是，当物质世界没有为上帝的存在提供证据时，去检查这个物质世界的背后似乎存在着精神就成为必要的了。这样，康德试图使唯物主义方法与目的论的判断概念作为知识调节原则的看法相符合。康德认为，伊壁鸠鲁哲学属于这样一类理论：目的性和可理解性是存在的，但不是被设计出来的。[98]尽管康德批判伊壁鸠鲁学派的“超自然”倾向，但他仍用机械观分析物理世界，而抛弃了自然神学（他称之为“物理神学”）。丹尼尔·达尔斯特伦（DanielDahlstrom）说：“康德为机械论的解释敞开了大门，这并不奇怪，他将其放在首位，并不断按照这种解释进行重复。他强调，只有在自然的机械论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从根本上洞察到事物的本质，没有机械论就没有自然科学。”[99] 对康德来说，伊壁鸠鲁的重要性在他的第一批判和第二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有同等明显的表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强调，正是伊壁鸠鲁才在认识论中与柏拉图形成辩证的对应。他写道：“伊壁鸠鲁被称为最重要的感觉论哲学家，而柏拉图是最突出的理智论哲学家。”康德认为，伊壁鸠鲁作为感觉论哲学家，“比亚里士多德和洛克更加坚信自己的感觉系统（因为他的推论从没有超出经验的范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对此再度强调，指出伊壁鸠鲁和柏拉图分别代表了认识论的两个基本分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感觉论和理智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试图通过对先天知识的分析来超越这种分歧，以期使认识论在实践理性、神学和道德支配方面获得更彻底的发展。[100] 康德的《逻辑学》在他死前四年即1800年出版。在书中，康德把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者们称为“古希腊思想家中最杰出的自然哲学家”。康德认为，哲学“应将其在近代的发展部分地归功于对自然的深入研究……自然在现代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学生是维鲁兰男爵培根”。[101]伊壁鸠鲁和培根之间固有的关系无疑被包含在其中。 同康德对伊壁鸠鲁的极大而又带有批判性的推崇形成对照的是，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Schelling,1775—1854）在他泛神论的浪漫哲学中，把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描绘成无生命的机械论哲学，一种需要向其注入一种神秘精神的自然哲学。谢林对唯物主义所作的精神性回应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就是“汉斯·布里托贝克（HansBritlleback）的伊壁鸠鲁式的忏悔”，其中虚构的主角布里托贝克在长长的忏悔中，突然从一个不信教的伊壁鸠鲁派唯物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德国唯心主义者，并发现了感性的背后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在同残酷的环境作斗争，最终通过人类的出现而获得了胜利，而人类就是“精神计划的结果和成就”。[102] 在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庞大哲学体系中，更大程度上是在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中（马克思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与之相联系，当时最突出还是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KarlFriedrichKoppen〕），伊壁鸠鲁派同斯多亚哲学和怀疑论一起，被看作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代表着“自觉”的发展。[103]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自觉就是寻求自我意识和自我满足的抽象主体自由的原则，并认识到所有外在之物都是思想同自身的分离。这样，哲学批判就意味着暴露所有那些与人类自觉的自由发展相对立的那些力量，认识到他们是思想或心智的异化。这种自觉的最高形式就是启蒙自身。 在黑格尔的《哲学史》中，伊壁鸠鲁学派被描述成代表着抽象个性的发展，斯多亚派则代表抽象的普遍性，而怀疑论却使两者都失去价值。在黑格尔眼中，伊壁鸠鲁的物理学“不是别的，而恰恰是现代物理学的基本原理”。黑格尔发现，“伊壁鸠鲁是经验自然科学和经验心理学的发明者……伊壁鸠鲁的物理学是……由于介绍了有关什么是自然的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并抛弃了对神的敬畏而闻名的”。在古老的外衣下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所谓启蒙性的”抽象的个人主义者。是的，在黑格尔看来，尽管伊壁鸠鲁代表了现代科学的观点，但他还代表了科学中的哲学贫困。于是他写道（同他以前所说的并不完全相符）：“我们可以不推崇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或宁可认为他根本没有值得我们推崇的思想。”[104]这种观点后来被青年黑格尔学派沿袭下来，他们坚持认为伊壁鸠鲁学派从特殊意义上已经预示了欧洲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启蒙运动，而这几个世纪也被看成是一段由不断生长的自觉、抽象性和在自然界拒绝神力的思想所组成的时期。[105] 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普鲁士1740年到1786年间的国王、伏尔泰和拉·美特利的资助人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theGreat,1712—1786），以“带着王冠的唯物主义”而著称，用亨利希·海涅的话说，他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的现代信徒。1840年，马克思的朋友科本（比马克思年长10岁）出版了一本题为《弗雷德里克大帝和他的对手》的书，其中的观点和德国浪漫主义形成对照。德国浪漫主义已经成为“18世纪后半期哲学的主流，尤其是在法国”，像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FriedrichSchlegel）就曾攻击过“伊壁鸠鲁的拙劣唯物主义”，也曾为在现今“随着自然科学的现代发现使伊壁鸠鲁的学说得到扩展和补充”的事实而感到悲痛。与此相反，科本——后来他承认在这段时期内他的全部思想都来自于马克思——将希腊原子论同启蒙运动之间的联系视为一种美德：“启蒙运动中所有的人物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同伊壁鸠鲁有联系，就如同他的反对者所认为的，伊壁鸠鲁学派主要地使自己表现出是古代的启蒙人物。”有意义的是，科本把他的书献给了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06] 马克思和伊壁鸠鲁 在马克思1841年提交的博士论文（之后不久就被接受了）的前言中，他高兴地提到了科本的《弗雷德里克大帝》。但是，在他的论文中，马克思回顾了伊壁鸠鲁的哲学，为的是揭示伊壁鸠鲁的哲学是怎样预示了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唯物主义、人文主义和抽象的个人主义的兴起的。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是无愧于卢克莱修的称颂的”。[107]（卢克莱修在《物性论》的对伊壁鸠鲁的颂词中，提到了他是理性或启蒙的培育者，他被认为是一种内在精神之光，比阳光更能驱散迷信的阴影。[108]）他的论述中还暗示，不仅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怀疑论为希腊哲学的整体发展提供了一条线索，而且伊壁鸠鲁学派尤其是了解欧洲现状的钥匙。[109]马克思曾在他转向系统研究黑格尔之前就研读了培根的《论学术的尊严和进步》（1623），因此他非常了解培根对伊壁鸠鲁“把自己的自然哲学服从并适应于伦理哲学”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却要把伊壁鸠鲁哲学的这种格局变成一种力量（当同德谟克利特哲学比较的时候）。[110]而且，马克思毫无疑问是受到培根对自然神学用终极原因去推理的批判的影响，还受到培根关于古代唯物主义者论述的影响，即认为这些唯物主义者如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自然哲学优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恰恰是因为他们拒绝讨论最终成因并将“上帝和精神从事物的结构中”驱除了出去。[111]像培根在他的《论古人的智慧》中一样，马克思也在他的关于希腊原子论者的论文中引用了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只不过马克思是把伊壁鸠鲁而不是德谟克利特比作普罗米修斯。 在马克思研究培根的时候，他还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德国的自然神学家（即后来的自然神论者）赫尔曼·萨缪尔·赖马鲁斯（HermannSamuclReimarus,1694—1768），特别是他的《论动物的艺术本能》（1760）。赖马鲁斯因他的遗著《片段》（1774—1777）最为著名，他还写了一部题为《自然宗教的基本原理》（1754）的书，从自然神学的立场出发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进行了有影响的批判。这本书的德文版再版了六次，到1791年还被翻译成荷兰文、英文和法文。在其英文译本中加入了副标题，读作：“无论卢克莱修、布丰、莫泊丢（Maupertuis）、卢梭、拉·美特利和伊壁鸠鲁的其他古代和现代的追随者在哪里有异议，就在哪里对他们的说法进行回应。”在《论动物的艺术本能》和《自然宗教的基本原理》中，赖马鲁斯都寻求从设计所获得的论据来显示上帝的存在，于是18世纪后期他的德国追随者柏利也这样去做。也正是这样一些问题，即唯物主义及其与自然神学的冲突，成为马克思后来转向的目标，——假如还有点间接性的话——在马克思选择博士论文主题的时候。[112] 博士论文的论点是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区别为轴心的，这种区别已超出物理学而指向认识论。作为将伊壁鸠鲁的著作翻译成英文的著名的伊壁鸠鲁研究学者，塞利尔·贝利（CyrilBailey）在1928年宜称：“现在回顾他〔马克思〕的著作，几乎令人震惊地发现，就他当时所得到的资料而言，他居然做出了这么深入的研究……他作为一个开拓者拒绝了自古以来的传统看法，即在他那个时代十分流行的历史观——认为伊壁鸠鲁全盘照搬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并随意更改而使其显得更糟。”根据贝利的说法，马克思通过集中研究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也许是第一个认识到”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体系之间真实区别的人，“他正确地指出……两位思想家的真正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基础性的‘知识理论’”。德谟克利特简单地接受了这样一个悖论：当表面的真理被发现时，原子的真理仍在人的感觉之外，因此它从根本上是遥远的和不可知的。相反，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却使他自己能够深入探究人类感觉和存在的本质。[113]正如本杰明·法明顿（BenjaminFarmington）在他的《伊壁鸠鲁的信念》一书中所写的： 非常奇怪的是，正是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法并得出了结论……马克思转换了他们的角色，使伊壁鸠鲁成为两者中更深刻的一个〔同德谟克利特相比〕，因为他努力使他的体系既为生命体也为非生命体，既为自然也为社会，既为物质世界的现象也为道德意识的需求提供空间。 在别的论著中，法明顿发现“当柏拉图发起同科学的唯物主义者作斗争时，伊壁鸠鲁〔如同马克思所表明的〕却把他的哲学建立在唯物主义之上，所拒绝的仅仅是机械决定论的理论。”[114] 事实上，马克思第一个发现了被现代学术界所证实的东西，那就是法明顿在他的《古代社会的科学与政治》（1939）一书中所观察到的：伊壁鸠鲁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机械论体系；正是伊壁鸠鲁在物理学领域的独创，才捍卫了作为进化产物的人的意志自由”。在“给希罗多德的信”中，伊壁鸠鲁阐明了人性原本被自然环境所限制，“以后通过用理性去详细阐述自然的启示，做出进一步的发明……在某些年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另一些年代则少有成就”。伊壁鸠鲁认为，由于这些变化，尤其是环境的变化，语言本身也得以进化。他的分析接着就指向了人类文化的进化，认为它代表了一种历史生活的合理组织的自由，这种历史生活建立在首先由物质世界确立的限制的基础之上。法明顿写道：“这样，目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就表现出来了。它并不是形而上学地而是历史地获得的人类的特性。”[115]这一点在1938年被阿姆斯特朗（A.H.Armstrong）在《经典季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加以有力的论证，他写道： 我们看到，伊壁鸠鲁所做的似乎就是独创性地将偶然—必然这对传统概念分开，这样，一方面严守自己体系的范围，不陷入任何非实质的或推理性的〔即目的性的〕解释原则之中，另一方面他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规则和秩序的框架或背景，以包含世界中反常的、不稳定的因素……在这种区分中可以看到他是有意试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为柏拉图的宇宙学提供一种合适的替代品。[116] 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马克思是从如下的发现开始的，即发现“黑格尔总体上正确地界定了”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怀疑论哲学的一般方面，他是从自觉的发展这个角度来观察问题的，但对这些体系缺乏一种充分的解释。[117]对伊壁鸠鲁占统治地位的解释是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内部的解释，即认为他只是德谟克利特的可怜的模仿者，他只在德谟克利特的理论中增加了“任意的怪想”，马克思与此相反，认为伊壁鸠鲁的哲学体系通过把经验世界看作原子世界的“客观现象”（而不仅仅是德谟克利特“主观的假象”），从而与更具怀疑性的德谟克利特的哲学体系绝交。[118]伊壁鸠鲁哲学中包含着这样的看法，即原子（为感觉所不能察觉）世界和感觉实在的知识都由人类理性的内在需求所唤起，而这种理性体现在抽象的个性和自由（自我决定）之中。马克思认为，在伊壁鸠鲁那里，德谟克利特的单向决定论被超越了。对德谟克利特来说，必然性就是一切，但伊壁鸠鲁还认识到了偶然性、意外性和自由的可能性。[119] 马克思的正文论述是从原子偏斜说开始的，它使伊壁鸠鲁哲学同德谟克利特哲学相分离。马克思认为，把伊壁鸠鲁在这个领域对德谟克利特的改进看作是“任意的怪想”是“一个古旧而顽固的偏见”。伊壁鸠鲁的偏斜学——一种轻微的偏向——创造了一个偶然（从意外的意义上）的王国和逃离决定论的可能性。正如卢克莱修所写的，它使世界本身成为可能，否则将不存在原子的碰撞，并且“世界永远也不会被创造出来”。马克思认为，就像在西塞罗的例子中一样，那些认为没有原因可说明原子的偏斜运动，从而要求原子论持有绝对的决定论的人并不更加合乎逻辑，因为原子本身就是没有原因的。况且，一个人仅仅给这场争论加入一定程度的精神因素——如有“原子的灵魂”的说法——从中得到的只是一个添加的单词和非唯物主义的原则。[120] 使马克思着迷的是，伊壁鸠鲁哲学“偏离”了存在的所有受限制的方式，就像在伊壁鸠鲁哲学中神偏离了世界一样，这是一个自由和自我决定的世界，诸神在其中没有任何权力。伊壁鸠鲁认为“原子规律”就是“排斥”，是原子间的碰撞；它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固定不变。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在这方面同康德一样）伊壁鸠鲁“最先理解了排斥的本质”。因此，马克思说：“卢克莱修正确地断言，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121] 根据马克思的研究，伊壁鸠鲁整个哲学的基础在于把知觉看作是一个暂时的过程。“人的感觉是……形体化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的存在着的自身反映。”通过感官获得起码的感觉是唯一的可能，因为感觉体现了一种同自然的积极的关系——事实上是自然同它本身的关系。“是自然在听的过程中听到它自己，在嗅的过程中嗅到它自己，在看的过程中看到它自己。”但是，一旦事物被感觉，它同时就必然会被经验为正在“流出”，因为根据伊壁鸠鲁主义，感觉是被外部刺激所激发出来的，而这种外部刺激是短暂的。因此，“现象世界的纯粹形式是时间”。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现象才被理解为现象，即被理解为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本身是在它的现实性中作为这种异化表现出来的”。[122] 古代唯物主义总是被描绘成这样一种观点：把思想归结为“被动的感觉”，如同年轻的悉尼·霍克（SidneyHook）所写道，这种感觉本身“仅仅是一种无从把握的力量的产物，其根据是德谟克利特的观点：除了‘原子和真空’别无他物”。相反，唯心主义却获得了这样的荣誉：它为“辩证的感觉”提供了“能动”的方面。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这种能动性早在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中就已经出现了，是同与变化和“逝去”相联系的感觉的概念一同出现的。这里已经有了对异化的自我意识之存在的理解，有了对知识既牵涉到感觉也牵涉到理智的抽象的理解（这是一种复杂的关系，马克思在他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称之为“感觉确信的辩证法”）。[123]而且，在伊壁鸠鲁哲学中甚至还发现这样的观点，我们对世界（例如我们的语言）的觉知是随着支配生存的物质环境的演化而发展的。 因此，“在伊壁鸠鲁那里，”马克思认为，“……原子论连同其反对学派一起，已经被发展并完成为关于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因为把现象世界的现实当作“本质的异化”，伊壁鸠鲁认识到人同人类世界的疏远。马克思在伊壁鸠鲁的基础上发现，当人类不是同一些“别的存在物”而是同其他的个体联系起来时，人类就不再仅仅是自然或超自然力量的产物。[124]不只是反映了黑格尔、伊壁鸠鲁所描述的“普通逻辑学”，马克思已经提出了自我意识的辩证法，只不过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思辨的形式。[125] 马克思强调，伊壁鸠鲁哲学的显著特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既与德谟克利特物理学的决定论的对立，也来源于宗教目的论的对立。伊壁鸠鲁写道：“相信神的故事也比做物理学家宿命论的奴隶好得多。因为如果尊敬神还会给我们留下侥幸的机会，但后者只留下无情的必然。但是大众都相信，我们必须接受的正是偶然，而不是神。”[126]伊壁鸠鲁说，“献身于哲学”，就是寻找“真正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哲学的核心就是他所强调的没有最终限制的自由。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是很明显的，塞涅卡（Seneca）在他的《书信集》中引述了马克思的话：“‘在强制下生活是错误的；但是没有人是被强制生活在强制之下。’当然没有。在各个方面有许多简短的途径通向自由；让我们感谢上帝没有人能在活着时被强制。我们可以唾弃阻碍我们的强制性。你可以回答：‘伊壁鸠鲁这样说过。’”[127]就像马克思在几乎20年后向费迪南·拉塞尔（FerdinandLassalle）所解释的，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理论彻底地改变了”——这个事实不仅西塞罗和普卢塔克（Plutarch）加以回避，甚至黑格尔也避而不谈。 近些年来，在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菲洛泽穆斯（Philodemus）图书馆的纸莎草纸的炭化保留物中，发现了伊壁鸠鲁的伟大著作《物性论》的部分内容，它们对马克思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推测和辩证理性基础上的见解提供了有力和直接的证明。在《物性论》的第25卷中，伊壁鸠鲁批判了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他写道：“第一批对原因给出充足解释的人，通常是那些不仅超越了他们的前辈，而且超越了很多代以后的后辈的人，尽管后辈们在许多方面也缓解了一些重大的问题，但却不去看他们自己，以便把所有的责难都推到必然性和偶然事件上。”（伊壁鸠鲁坚持认为，人类所做的事情是人类自由的产物，不仅仅是必然事件，也不仅仅是偶然事件。）当然伊壁鸠鲁从来没有试图完全否定必然性（这意味着如同他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是有起因的），而只是强调自由的可能性，打破这种必然性的束缚。因此，尽管他要捍卫唯物主义，但也反对一切形式的僵硬的决定论，因为如果决定论坚持这样的观点，生命本身将变得毫无意义。[128]伊壁鸠鲁在《物性论》中写道：“从一开始，我们总有指引我们的根源，它们在数量上或多或少，指引着我们的行为、思想和性格，一些指引我们这样，一些指引我们那样，一些既指引我们这样又指引我们那样。因此，我们的这样或那样的性格最初绝对地取决于我们自己。”[129] 事实上，伊壁鸠鲁尽管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据马克思所说，如果有错的话，就主要错在把可能性抽象化，这种抽象的可能性夸大了偶然和自由意志，从而反对了真实的可能性，真实的可能性也承认必然性，因此是受限制的可能性。由于坚持判断力不能与感觉相抵触，他宁愿保留一个概念清晰的可能性，即使其保留开放性和非决定性（甚至冒险使可能性成为抽象的可能性）。用马克思的话说，伊壁鸠鲁的坚定的非决定论的思想模式通过他的如下立场表现出来：“断然地判断那种仅仅从假设推出的东西是轻率的。”[130]伊壁鸠鲁因此有时轻视实证科学的片面主张，并嘲笑简单的经验主义。[131]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附有一篇《评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这篇文章仅仅留下了一个片断。但是马克思还留有大量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其中大部分是对普卢塔克的批判和对伊壁鸠鲁从前遭受的攻击的反击，这些与附录中现存的内容是紧密相连的。就是在这里，马克思多少是受了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影响，第一次提出了他对宗教的批判，呼吁把一切超自然的、目的论的原则从自然中赶走。普卢塔克批评伊壁鸠鲁通过把上帝从世界中赶走从而把所有的快乐也从世界中赶走了。他还批评伊壁鸠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试图赶走对死亡的畏惧，而这正维持着对不朽灵魂的信仰。对普卢塔克自己而言，这种畏惧是信仰上帝的一种重要因素。[132]马克思在他论文的这篇附文的笔记中（笔记比文章片断本身更广博），引用了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中的一句话。霍尔巴赫沿着卢克莱修的脉络论证道，统治世界的神权的观念“总是同对它的畏惧相联系的……因此，没有什么比劝服人们相信有高于自然的存在更可怕了，在这样的存在面前理性必须沉默，而人们必须对它贡献出一切以换取幸福”。[133]马克思根据伊壁鸠鲁的观点写道，在“恐惧中，特别是在无法消除的内心的恐惧中，人像动物那样受动”，自我决定被完全剥夺。[134]对马克思来说，这是宗教的最大的罪过。揭示了这一切的伊壁鸠鲁哲学被基督教的支持者们如此痛恨就一点儿也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卢克莱修歌颂伊壁鸠鲁是最先打倒众神和脚踹宗教的英雄；因此从普卢塔克直到路德，所有的圣师都把伊壁鸠鲁称为头号无神论哲学家，称为猪。也正因为这一点，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才说，当保罗激烈反对哲学时，他所指的只是伊壁鸠鲁的哲学。”[135] 马克思把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本质看作他关于人类和宇宙都有死的概念。卢克莱修写过，“一旦凡人的生命不再由不死的观念所充斥，这个人将不再会受苦，也不会与一个没有出生过的人有什么不同”。对马克思来说，这是研究伊壁鸠鲁哲学的钥匙：“可以说在伊壁鸠鲁哲学中，正是死亡才是永恒的。原子、虚空，偶然性、任意性和它们的合成物都会死亡。”伊壁鸠鲁对物质“条件”的强调就是一种对永恒的死亡的理解，也就是理解了偶然和先行条件的作用，这是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由赖以发展的背景。[136] 在批判普卢塔克的时候，马克思指出他反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德国唯心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谢林。马克思把谢林早期对“客观上帝”的批判同他当时为宗教辩护的反动立场对立起来，而这种地位成为谢林后来同样是反动的自然哲学的基础。重要的是，谢林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教长标志着德国大学的大门对青年黑格尔派关闭起来了，青年马克思的学术生涯也明显地受到挫折。[137]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如果只在附文中）站在了伊壁鸿鲁和霍尔巴赫一边，表达了“古代启蒙思想”和现代启蒙思想反对普卢塔克和谢林。马克思认为，普卢塔克表明了“神学化的理智对哲学的态度”。[138]相反，伊壁鸠鲁使上帝从世界上消失了。用马克思的话说，伊壁鸠鲁的确对那些不了解自身的人毫无用处。[139] 在马克思为他的博士论文的出版而写的前言中，他称赞伊壁鸠鲁把神赶出了自然世界，并反对所有的迷信。“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这里马克思故意模仿了培根，培根（正如我们所见）也对伊壁鸠鲁的同样段落表示赞同。[140] 从伊壁鸠鲁反对把自然归为目的论的“呼喊”中，马克思开始研究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挑战，被缚于宙斯山上的普罗米修斯回答众神的信使海尔梅斯（Hermes）说： 我绝不愿像你那样甘受役使，来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 你好好听着，我永不愿意! 是的，宁可被缚在崖石上， 也不为父亲宙斯效忠，充当他的信使。[141] 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象征着带来了光明或启示，这种启示就是对自然宗教观的拒斥，就是一种唯物主义，也是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一种形式。伊壁鸠鲁哲学强调感觉和经验的世界，也看到理性在解释那个世界中的作用，因此在理性对世界的解释中无需生活在世界之间的夹缝中的诸神。 然而，在如下的看法中，马克思也采取了黑格尔的框架：“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论……有了最后的结论……是原子论的取消和普遍的东西的有意识的对立物。”[142]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纯粹原子论的基础之上的），还有机械论，其本身就是一种单向的扭曲，这种扭曲将其置于反对普遍性的位置，并贴上自我消解的标签。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最大缺点是伊壁鸠鲁“除了机械的自然外不承认任何别的自然”。伊壁鸠鲁——马克思写作时也参考了卢克莱修的伟大诗篇——赞美感觉这一点确实是真的，但在这里也隐藏着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奇怪特点，那就是它“从感觉的层次上受益”，但是又对原子设置得“像原则一样抽象”。[143]如同马克思在他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强调的，尽管伊壁鸠鲁在相当的程度上超越了机械唯物主义，但这种张力从未完全解决过。正如法林顿所说： 假如伊壁鸠鲁能够将希腊世界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院派影响下拯救出来的话，恢复德谟克利特物理体系的原貌就不是他的本意。在他看来，由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建立的那种原子体系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它确立了一种普遍的决定论的教条，人和无生命的物质一样都被置于同样的机械的因果链条之中。在伊壁鸠鲁的眼中，机械决定论的教条比起对神秘性的信仰来说，对于人类是一种更坏的梦魇。[144] 马克思偶尔也保留了机械论，这是伊壁鸠鲁从德谟克利特那里维承下来的。但马克思并没有抹杀伊壁鸠鲁力图超越机被论的真正贡献，也没有抹去卢克莱修的这种贡献，马克思称卢克莱修是“世界上新颖的、敏锐的伟大诗人”。[145]最具持久影响力的并非伊壁鸠鲁（或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而是由伊壁鸠鲁古代哲学革命所预示的启蒙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和人文主义。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部过渡时期的著作。在那时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黑格尔学说统治着精神领域（尽管在物质领域少得多），马克思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学派如布鲁诺·鲍威尔（BrunoBauer）都认为黑格尔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哲学。他们认为，黑格尔的真正精神在于它的反宗教（即使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实质，在于它将体现为观念状态的理性融入激进的启蒙思想。黑格尔学说的超越性把在此之前的所有哲学体系当作自身发展的一部分，有鉴于此，马克思才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将伊壁鸠鲁的革命性的自我意识和英法唯物主义视为一致，尽管马克思仍然把这看作是一种片面的、还没有同理想形式下的理性原则相统一。但是，事实上，唯物主义和思辨哲学之间的矛盾并不容易解决，马克思已经果断地走上了唯物主义之路，他是如此坚决，以至于尽管他的思想在外在形式上是思辨的（或唯心的），但在本质上却越来越符合唯物主义。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也采取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哲学的形式（也许是对后来谢林的浪漫主义思想的回应）。[146]同时他热情地吸收了思想家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培根、休谟和霍尔巴赫等广博的唯物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的观点（在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147] 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他对伊壁鸠鲁的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别人的观点。他对伊壁鸠鲁的详尽的知识（尤其是关于伊壁鸠鲁的自由观）是摘自他人如塞涅卡和塞克斯都·恩披里克（SextusEmpiricus）著作的篇章（然而，现在从提供给我们的多得多的伊壁鸠鲁的著作中发现，马克思的理解大体上是正确的）。马克思后来在一封于1858年5月31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承认，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充分认识到伊壁鸠鲁的同抽象个性相关的整个思想体系在这个伟大思想家所遗留的残片中“并不明确”，尽管如此，他仍然确信这个体系是正确的。这样，马克思不能“证明”他对自己满意的解释，也不能把他从伊壁鸠鲁那里得到的东西轻松地向他人表达出来，因为它是建立在无数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的深厚知识的基础之上的，明显地不同于现有的哲学解释。因此，他好像已把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很像黑格尔的辩证法）内化到他自己的思考之中，只是偶尔明确地提及它。 马克思后来的分析中包含了对唯物主义起源的洞察，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关于现代科学的起源于伊壁鸠鲁和培根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看法已被普遍接受。事实上，与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使哲学与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相调和密切相关的尝试，被发现于俄罗斯民粹派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Herzen）写于1845年至1846年间的《自然研究通信》中。赫尔岑在调和科学和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尝试中，也转向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培根、休谟、霍尔巴赫和最后的费尔巴哈，尽管同马克思相比他缺乏深度（和辩证的洞察力），但由于采用了清晰的分析而有所弥补。赫尔岑认为，“伊壁鸠鲁学派给异教信仰（指古代宗教）以致命一击”。伊壁鸠鲁于是预示了培根和现代科学。伊壁鸠鲁学派也不缺乏辩证法。“卢克莱修按黑格尔的方式从存在与非存在开始，将其作为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积极的首要的成分。”他不仅描绘了“对所有生命物的深切感情”，而且还“推测到化石的存在”。赫尔岑认为，在这里存在着唯物主义（特别是以它更加辩证的古代形式）的力量。相反，对现代唯心主义者而言，“自然是荒谬的……是不值得注意的瞬时形象”。[148] 马克思在这一领域中的贡献并没有到博士论文而止。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注意到了伊壁鸠鲁哲学的更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书中他们认为在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中，物理学的唯物主义伴随着精神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这种来自于笛卡尔形而上学的17世纪的观点，像它的自然的反对者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一样，被伽桑狄加以重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始终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伽桑狄这个伊壁鸠鲁学派的复兴者，同霍布斯一起，是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最大的敌人。[14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伊壁鸠鲁学派在这次斗争中占了中心地位，仅仅是因为伊壁鸠鲁“是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而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本身。伊壁鸠鲁声明：“世界必须摆脱欺骗，即摆脱对神的恐惧，因为世界是我的朋友。”确实，他们指出，“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起源于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150]卢克莱修描述了社会契约随着国王的死去而在自由个体之间形成的过程： 因此国王被杀，然后死去了 古老的帝位和王权被颠覆 政府首领的沾满血污的伟大王冠 被暴民踏在脚下 所有的荣誉失去了，只有巨大的悲哀[151] 尽管伊壁鸠鲁自己要求他的信徒远离希腊的市民生活，但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氛围中，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煽动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就像他们是古代的评论员一样。普卢塔克批评伊壁鸠鲁试图“废除法律和政府”。[152]实际上，正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比纯粹的原子论（甚至比反对神）更能在物质世界中形成一种力量，而且从更积极的立场上看，它代表了古代生活中真正的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自觉发展，所以它对启蒙运动的影响才如此巨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强调，启蒙运动中的唯物主义并不仅限于法国，事实上在英国革命的前后它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他们写道：“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然而，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唯物主义“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是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但是，是洛克在《人类悟性论》中“论证了培根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像哈特莱（Hartley）和普里斯特列（Priestley）一样，科学家还抨击了“洛克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认为，洛克的重要意义，在于他“论证了……的哲学，就是说，他间接地说明了，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153] 然而，如何使唯物主义进入社会领域的问题被留给了像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这样的法国思想家。通过历史的斗争，这最终导致了更激进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出现。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154] 到马克思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时，他已经具有了唯物主义者应该具有的立场，不过这种立场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立场不同，它带有非机械论和非决定论的特征（是基于对伊壁鸠鲁主义的不同解释）。然而，正如他后来的回忆，他的观点还带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色彩”。[155]他同伊壁鸠鲁主义和英法唯物主义者们的相遇，使他和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了一种面对面的关系。马克思对忽视了理性的实际作用的庸俗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任何倾向都十分警觉。[156]受伊壁鸠鲁和培根的启发，马克思把反目的论作为唯物主义的核心。正如达尔文在19世纪40年代所做的，马克思把他批判性的注意力集中在培根所说的“不育的处女”上。1842年他写道：“培根说过神学的物理学是奉献给上帝的处女，但是她是不育的，当他把物理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后，它就成为多产的了。”[157] 认识到马克思的哲学在某些方面同康德的相似性（似乎确实受其影响），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发展。如我们所见，康德认为“伊壁鸠鲁是最重要的感觉论哲学家，柏拉图是最重要的理智论哲学家”——这一对立是康德的先验批判哲学的出发点。（我们注意到，康德还把培根当作自然界的最好的现代学生。）伊壁鸠鲁发现了人类对世界的异化，还发现了基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科学（启蒙）的必要性，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他仍是最重要的感觉论哲学家。然而，在马克思的观念中，黑格尔取代了柏拉图成为最重要的理智论哲学家。在下面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我们将看到，黑格尔发现了历史中劳动的异化——尽管是以抽象的观念劳动的形式。正是通过对这些观点的批判性超越，马克思自己的以实在论本体论（即自然的唯物主义观）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观念实现了一种辩证的超越。在下一章中将会讲到，费尔巴哈，在明确的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进行了类似的批判（受培根和伽桑狄的启发而不是直接受伊壁鸠鲁的影响）。但是，像伊壁鸠鲁一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具有思辨的味道，而马克思的目的是使它具有实践性。 1893年，在马克思写他的博士论文半个世纪之后，一个俄国人阿列克谢·沃登（AlexeiMikhailovichVoden,1870—1939,19世纪90年代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去伦敦拜访了恩格斯，并进行了一系列长谈。沃登回忆说，在他们最后的几次谈话中， 恩格斯问我是否对希腊哲学史有兴趣，并向我讲解了马克思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详细说明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参看手稿，他不仅能凭记忆引用卢克莱修和西塞罗的话，而且引用许多希腊著作，如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Laertius）、塞克斯都·思披里克和克勒门特（Clement）等。 恩格斯继续解释，在西塞罗和其他人的水平上对伊壁鸠鲁的批判，即认为他的理论否定任何因果性解释的努力在事实上是错误的。伊壁鸠鲁的著作说明了辩证的自我意识“要求从各个方面探讨因果联系，如果它们同基础理论不相矛盾的话”。[158]沃登进一步回忆说： 当我问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马克思是否曾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时，恩格斯回答说，这篇关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区别的论文使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学术生涯则开始的时候，他就已完全掌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没有因研究的进程而迫使他去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取而代之。马克思在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是完全独立的，尤其是在黑格尔最注重的精神的历史这个领域。黑格尔并没有发扬伊壁鸠鲁学派固有的辩证法，而是对此持鄙视态度。相反，马克思发扬了伊壁鸠鲁学派固有的辩证法，但是并没有使它理想化，而是在与亚里士多德的比较中显示出它的不足。……他提到，马克思想继续他的希腊哲学史的研究，甚至后来向他说出了这件事。在研究过程中，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对唯物主义的偏好，而是特别地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为基础。[159] 沃登的谈话回忆直到1927年在俄国出版时才得以公之于世，并且一直被所有评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人所忽略。在当时恩格斯曾请沃登调查在当前的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是否有人对伊壁鸠鲁的观点同马克思相同，然后向他通报。沃登是否按要求做了已无证可查。（1893年沃登在巴黎接到警报，说任何有关革命活动的文件都有被搜查的危险，就在警察到来前的几分钟，他于仓促中将恩格斯给他的信件烧掉了。[160]）马克思的论文最终被20世纪的伊壁鸠鲁学家如贝利当作对伊壁鸠鲁学派的第一个真实的理解，这无疑会引起恩格斯的极大兴趣。所有这些都表明恩格斯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些标准解释有极为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不仅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就表现出他是独立于黑格尔的，而且在他接受了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古代唯物主义后仍是如此。最后，恩格斯的评论表明，马克思的论文既不属于黑格尔主义，又不属于完全的唯物主义，而是一部过渡期的著作，其中马克思已经开始考虑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但还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替代黑格尔辩证法。 1842年，在马克思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之后不久，达尔文在英国也完成了他的形而上学笔记（《M和N笔记》）的工作，并大胆地用铅笔起草他的物种变异论的最早简本。正是在那一年，完成了关于伊壁鸠鲁论文的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接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政治经济现状越来越引起马克思的注意，并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不仅促使马克思更坚决地转向唯物主义，而且催生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更加深刻的总结。 [1]见查理·达尔文（CharlesDarwin）：《笔记（1836—1844）》（Notebooks,1836—1844,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7），第375页。 [2]查理·达尔文：《自传》（Autobiography,NewYork:Harcourt,Brace,1958），第120页。 [3]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一篇令人钦佩的论文中解答了这一问题，见斯蒂芬·杰伊·古尔德：《达尔文的延迟》（“Darwin'sDelay”），载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EverSinceDarwin,NewYork:W.W.Norton,1977），第21—27页。 [4]同上，第24—25页。 [5]佩蒂引自亚瑟·O.洛夫乔伊（ArthurO.Lovejoy）：《存在之巨链》（TheGreatChainofBeing,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4），第190页。 [6]关于自然层级思想的整个历史，包括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对其进行“世俗化”倾向，见洛伦·艾斯利（LorenEiseley）：《达尔文的世纪》（Darwin'sCentury,NewYork:Doubleday,1958）。 [7]同上，第66—69、88—89、94、353页。 [8]见约翰·赫德利·布鲁克（JohnHedleyBrooke）：《科学与宗教》（ScienceandReligion,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第193—194夜。 [9]见玛格丽特·C.雅各布（MargaretC.Jacob）：《激进的启蒙运动：泛神论者、共济会会员与共和党人》（TheRadicalEnlightenment:Pantheists,FreemasonsandRepublicans,Boston:GeorgeAlien&Unwin,1981），以及《科学文化与工业西方的形成》（ScientificCultureandtheMakingoftheIndustrialWes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 [10]见约翰·洛克：《人类悟性论》（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NewYork:Dover,1959），第2卷，第193页。 [11]见查尔斯·科斯顿·吉利斯皮（CharlesCoulstonGillispie）：《创世记与地质学》（GenesisandGe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6），第33—35页。 [12]见亚伯拉罕·沃尔夫（AbrahamWolf）：《18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的历史》（AHistoryofScience,TechnologyandPhilosophyinthe18thCentury,NewYork:Harper&Brothers,1952），由道格拉斯·麦基校对的第2版，第784—787页；另见约翰·W.约耳顿（JohnW.Yolton）：《思考的物质：18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ThinkingMatter:MaterialisminEighteenth-CenturyBritain,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3），第xi页，第14、107—125页。 [13]见保罗·亨利·蒂里和巴龙·霍尔巴赫：《自然体系》（TheSystemofNature,NewYork,GarlandPublishing,1984）第1卷，第138页。 [14]见沃尔夫：《18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的历史》，第787—791页。 [15]同上，第791—793页。 [16]威廉·柏利：《自然神学》（NaturalTheology,London:R.Faulder,1803），第473页。 [17]见霍华德·E.格鲁伯（HowardE.Gruber）：《达尔文论人类》（DarwinonMa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1），第37页；另见约翰·赫德利·布鲁克：《科学与宗教》，第74—75页；另见托马斯·S.库恩（ThomasS.Kuhn）：《哥白尼革命》（TheCopernicanRevol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第199、235—237页。库恩强调布鲁诺发现哥白尼学说与伊壁鸠鲁原子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他对科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但好像没有意识到伊壁鸠鲁学说的异端性在教堂对其审判处于中心内容的这种程度。因此，库恩本人质疑布鲁诺是否真是一位优于神秘主义的“为科学而献身的烈士”。这里，布鲁克的对待方式很重要。 [18]见格鲁伯：《达尔文论人类》，第204—205页。 [19]见雅内·布朗（JanetBrowne）：《查理·达尔文：远航》（CharlesDarwin:Voyaging,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5），第72—78页。 [20]见格鲁伯：《达尔文论人类》，第204页。 [21]见桑德拉·赫伯特（SandraHerbert）和保罗·H.巴雷特（PaulH.Barrett）：《M笔记导论》（“IntroductiontoNotebookM”），载达尔文：《笔记（1836—1844）》（Notebooks,1836—1844），第519页；另见达尔文《笔记（1836—1844）》（Notebooks,1836—1844），第291、638页。 [22]见达尔文：《笔记（1836—1844）》（Notebooks,1836—1844），第291、551页。 [23]见弗兰西斯·培根：《哲学著作集》（PhilosophicalWorks,NewYork:Freeport,1905），第473页。另见达尔文《笔记（1836—1844）》，第637页。达尔文正部分地对自然神学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Whewell）的布里吉瓦特论文作出反应，这篇论文对培根的声明作了评价。见威廉·休厄尔：《根据自然神学加以考虑的天文学和普通物理学》（AstronomyandGeneralPhysicsConsideredwithReferencetoNaturalTheology,London:WilliamPickering,1834），第355—356页。 [24]见达尔文《笔记（1836—1844）》（Notebooks,1836—1844），第614页。 [25]见詹姆斯·R.穆尔（JamesR.Moore）：《达温宅的达尔文》（“DarwinofDown”），载大卫·科恩：《达尔文的遗产》（TheDarwinianHeritag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第452页；另见阿德里安·德斯蒙德（AdrianDesmond）：《进化政治学：形态学、医学和激进伦敦的改革》（ThePoliticsofEvolution:Morphology,MedicineandReforminRadicalLond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9），第412—414页。 [26]见达尔文《笔记（1836—1844）》（Notebooks,1836—1844），第532—533页。 [27]同上，第213页。 [28]见约翰·R.迪郎（JohnR.Durant）：《在达尔文〈人类的起源〉中自然地位的上升》（“TheAscentofNatureinDarwin’sDescentofMan”），载科恩编：《达尔文的遗产》（TheDarwinianHeritage），第301页。 [29]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以不完整的形式传到我们手中的。根据目录我们得知，最重要的差别是第一部分缺少了最后两章（第四章和第五章），题目分别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在原理上的一般差别》（“GeneralDifferenceinPrincipleBetweentheDemocriteanandEpicureanPhilosophyofNature”）和《结论》（“Result”）（然而，我们确实拥有关于第四章的笔记）。另外，我们现在几乎遗失了他论文附录的一个片断，其题目为《对普卢塔克与伊壁鸠鲁神学的争论》。（“CritiqueofPlutarch’sPolemicAgainsttheTheologyofEpicurus”）（即使这里我们再一次拥有关于附录部分的笔记）。 [30]关于传统的解释，见H.P.亚当斯（H.P.Adams）：《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KarlMarxinHisEarlierWritings,London:GeorgeAlien&Unwin,1940），第27—41页；以及大卫·麦克莱伦（DavidMcLellan）：《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MarxBeforeMarxism,NewYork:Harper&Row,1970），第52—68页。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从未超越黑格尔的观点，这种解释以麦克莱伦关于马克思“皈依黑格尔主义”的先前主张为判断基础。这种解释通过把马克思简化为只是一个“皈依者”而明显地淡化了（尽管这份博士论文本身足以强调）他所从事的思想斗争。见《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第46—52页。麦克莱伦在这里的解释在某些方面与弗朗茨·梅林（FranzMchring）相似，梅林在其经典性传记中论证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完全保留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础”。梅林对此论断的唯一证据就是马克思拒绝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唯物主义，而喜欢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模式，因为他重点强调自由行动。然而，马克思赞赏伊壁鸠鲁（一直持续到其晚期作品）远非证明他是一位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这只是指向一个比普遍预想更加复杂的对唯物主义的关系，即使在这种早期阶段。见弗朗茨·梅林：《卡尔·马克思》（KarlMarx,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62），第30页。 [31]当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已经倾向于唯物主义，这种观点可以从以下写于1837年的这首讽刺短诗中发现：“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遨游，/寻找一个遥远的未知国度；/而我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6页。 [32]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CollectedWork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75）第1卷，第18—19页。 [33]见詹姆斯·D.怀特：《卡尔·马克思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起源》（KarlMarxandtheIntllectualOriginsofDialecticalMaterialism,NewYork:St.Martin’sPress,1996），第42页。正如诺曼·利沃古特（NormanLivergood）所提到的那样：“马克思早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对唯物主义感兴趣……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对唯物主义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自由的能动性这个概念。”见诺曼·利沃古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能动性》（ActivityinMarx’sPhilosophy,TheHague:MartinusNijhoff,1967），第1页。 [34]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MaximilianRubel）和玛格丽特·玛娜丽（MargaretManale）：《没有神话的马克思：马克思生平和著作的编年研究》（MarxWithoutMyth:AChronologicalStudyofHisLifeandWork,Oxford:BasilBlackwell,1975），第16—17页。马克思早在其年轻时代的高级中学的考试中就把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看作基督教神学的敌人。见卡尔·马克思：《根据约翰福音论信徒与基督结合为一体》（“OntheUnionoftheFaithfulwithChristAccordingtoJohn”），载罗伯特·佩恩（RobertPayne）：《不为人所知的卡尔·马克思》（TheUnknownKarlMarx,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1971），第43页。 [35]伊壁鸠鲁现存著作的主体部分可以在西里尔·贝利（CyrilBailey）的著作中发现，见西里尔·贝利：《伊壁鸠鲁：现存残篇》（Epicurus:TheExtantRemain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26）。惠特尼·J.奥茨（WhitneyJ.Oates）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版本，包括贝利对伊壁鸠鲁现存残片的翻译，见惠特尼·J.奥茨：《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家们：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卢克莱修、马克·奥勒留的所有现存著作》（TheCompleteExtantWritingsofEpicurus,Epicteus,Lucretius,MarcusAurelius,NewYork:RandomHouse,1940）。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已经数次被翻译成英语的诗歌和散文。由于翻译说教式长诗所存在的难度，英语读者因此可以同时在诗歌和散文中发现其价值。关于诗歌式的翻译，见罗纳尔德·梅尔维尔（RonaldMelville）：《物性论》（OntheNatureoftheUnivers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关于散文式的翻译，见R.E.莱瑟姆（R.E.Latham）（约翰·葛德文校）：《卢克莱修：物性论》（Lucretius,OntheNatureoftheUniverse,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94）。其后，在通常引用莱瑟姆诗散文式翻译的同时，偶尔也引用梅尔维尔牛津版的诗歌式翻译（标明卢克莱修原文的书籍和诗行同样也会被引用）。应该注意，从马克思那时起，伊壁鸠鲁另外的一些著作的原始资料已经被发现。1884年，也就是马克思去世的后一年，法国和奥地利的考古学家在现代土耳其古石墙遗迹的内部发现了伊壁鸠鲁教义的哲学碑刻，这些教义涵盖了大量伊壁鸠鲁著作的残篇。在第欧根尼（DiogenesofOenoanda，大约在公元200年）这位伊壁鸠鲁的追随者的鼓动下，这些碑刻把原文刻成120块，甚至更多，沿着城墙延伸四十多米。见第欧根尼：《残篇》（TheFragment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另外，伊壁鸠鲁思想在意大利的主要支持者，生活于赫库兰尼姆城（Herculaneum）的古代巴勒斯坦加大拉镇的菲洛德穆（PhilodemusofGadara），他学校的图书馆被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所淹没。在18世纪发掘赫库兰尼姆城的过程中，他的图书馆被重新发现。在过去两百年对其数以百计烧焦了纸莎草纸卷的仔细发掘，逐渐产生了一些信息。伊壁鸠鲁《物性论》（OnNature）的大量内容都是在这些遗迹中发现的，并且现在正通过这些烧焦了的纸莎草纸卷对其进行仔细的重建。关于伊壁鸠鲁《物性论》的提纲和全面评价，见大卫·塞德利：《卢克莱修与希腊智慧的转变》（LucretiusandtheTransformationofGreekWisdo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第94—133页。通过对照卢克莱修诗篇与伊壁鸠鲁原文的仔细研究，塞德利证明了学者们的长期假定，即卢克莱修对伊壁鸠鲁的观点甚至这位大师的语言都进行了“正统的”复制，虽然个别地方从伊壁鸠鲁的著名论文的整体结构中（对观点的辩证安排）偏离。另见本杰明·法林顿：《伊壁鸠鲁的信仰》（TheFaithofEpicurus,NewYork:BasicBooks,1967），第xi—xiii页；见马尔切洛·吉根特（MarcelloGigante）《菲洛德穆在意大利：来自赫库兰尼姆城的书籍》（PhilodemusinItaly:TheBooksfromHerculaneum,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90）。第三种来源是梵蒂冈全集中的残篇，不适合于马克思，这是一系列的教义语句，主要是一些警句，介绍了伊壁鸠鲁的伦理理论。这本全集也被称为《伊壁鸠鲁言论集》，于1888年《马克思去世之后五年》在14世纪的梵蒂冈手稿中被发现，这个手稿也包含伊壁鸠鲁的《手册》（Manual）和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Meditations）。见伊壁鸠鲁：《书信、主要原则和梵蒂冈言论集》（Letters,PrincipalDoctrinesandVaticanSayings,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4），第89页（英译者注）。 [36]见西里尔·贝利（CyrilBailey）：《古希腊的原子论者与伊壁鸠鲁》（TheGreekAtomistsandEpicuru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28），第128—133页，第287—317页；另见A.A.朗（A.A.Long）：《希腊哲学：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派》（HellenisticPhilosophy:Stoics,EpicureansandSceptic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第14—74页。在伊壁鸠鲁的现存文献本身实际上并没有发现这种突然转向。而且关于突然转向的知识全部是以卢克莱修和各种各样的第二手资料。伊壁鸠鲁“给希罗多德的信”的许多编辑在原文中的某些地方加上这种突然的转向，只是为了让这种原文更加便于理解。在赫库兰尼姆城的菲洛德穆的图书馆中发现的伊壁鸠鲁的《物性论》给予人们以希望，希望能够发现伊壁鸠鲁对这种突然转向的讨论。但是，迄今为止，对这本书的恢复工作还没有产生这种结果。见伊壁鸠鲁：《书信、主要原则和梵蒂冈言论集》，第12页（英译者注）；又见吉根特：《菲洛德穆在意大利》（PhilodemusinItaly），第43页。 [37]见格奥尔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ontheHistoryofPhilosophy,Lincoln: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1995）第1卷，第306页。 [38]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3—15页（1.145—214）；另见A.A.朗与D.N.塞德利：《希腊哲学家：对带有哲学注释的主要原始资料的翻译》（TheHellenisticPhilosophers:TranslationsofthePrincipalSourceswithPhilosophicalCommenta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7），第25—27页。守恒定律并非伊壁鸠鲁的独创。法林顿指出，“作为关于实体世界的科学思想的第一原则”，德谟克利特是“第一位把它置于适当位置的人”。见本杰明·法林顿：《古代科学》（ScienceinAntiquit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69），第46页。 [39]见伊壁鸠鲁：《致美诺寇的信》（“LettertoMenoeceus”），载西里尔·贝利：《古希腊的原子论者与伊壁鸠鲁》，第318页。 [40]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牛津翻译版本），第17页（1.475—485）。 [41]见朗和塞德利合编：《希腊哲学家》（TheHellenisticPhilosophers），第88—89页。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笔记的开头，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预想（预期，预念）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在关于塞克斯都·恩披里克（SextusEmpiricus）和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ofAlexandria）的笔记中也同样如此。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5—406、428、487页。 [42]西塞罗，见朗和塞德利合编：《希腊哲学家》，第141页；另见伊壁鸠鲁：《伊壁鸠鲁的读者》（TheEpicurusReader,Indianapolis:Hackett,1994），第51页。 [43]见法林顿：《伊壁鸠鲁的信仰》，第108—109页。另见第欧根尼·拉尔修：《杰出哲学家的生平》（LivesofEminentPhilosopher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LoebClassicalLibrary,1925）第2卷，第563页；贝利：《古希腊的原子论者与伊壁鸠鲁》，第245—248页；朗：《希腊哲学》，第23—24页。关于伽桑狄对伊壁鸠鲁“预期”的概念的解释，见林恩·苏密达·乔伊：《原子论者伽桑狄》（GassenditheAtomis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7），第169页。关于最近的解释，见吉泽拉·斯特赖克（GiselaStriker）：《关于希腊的认识论和伦理学》（EssaysonHellenisticEpistemologyandEth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第150—165页。 [44]见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90—291页；又见霍华德·盖吉尔（HowardGaygill）：《康德词典》（AKantDictionary,Oxford:Blackwell,1995），第74—75页。 [45]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39页；又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88页。 [46]见奥茨：《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家们》，第35页。 [47]见乔治·A.帕尼卡斯（GeorgeA.Panichas）：《伊壁鸠鲁》（Epicurus,NewYork:Twayne,1967），第83页；另见布拉德·尹伍德（BradInwood）和L.P.格尔松（L.P.Gerson）：《希腊哲学》（HellenisticPhisolophy,Indianapolis:Hackett,1988），第65页；又见奥茨：《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家们》，第35—39页。 [48]同上；另见帕尼卡斯：《伊壁鸠鲁》，第116—117页；另见朗和塞德利编：《希腊哲学家》，第137页；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41页。 [49]见J.唐纳德·休斯（J.DonaldHughes）：《牧神潘的痛苦：古希腊和罗马的环境问题》（Pan’sTravail:EnvironmentalProblemsoftheAncientGreeksandRomans,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4）第60、123—124、130—131、144、196页。见克朗朗·J.格拉肯（ClarenceJ.Glacken）：《罗德斯岛海滩的印痕：从古代到18世纪末期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TracesontheRhodianShore:NatureandCultureinWesternThoughtfromAncientTimestotheEndoftheEighteenth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7）第62—67、134—140页，格拉肯在讨论古代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重点强调了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早在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随笔作家、怀疑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自然神学家米歇尔·蒙田（MicheldeMontaigne）多次重复提到卢克莱修关于人类和动物之间本质上的相似的论述，见米歇尔·蒙田：《为雷蒙德·塞朋德辩护》（ApologyforRaymondSebond,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93）。 [50]见朗和塞德利：《希腊哲学家》，第134页。 [51]见伊壁鸠鲁：《致希罗多德的信》（“LetterstoHeredotus”），载奥茨编：《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家们》，第13页。 [52]见伊壁鸠鲁：《物性论》，第154—155页（5.1011—1027）。关于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见法林顿：《古代科学》，第40—43页。 [53]亚里士多德：《基础作品集》（BasicWorks,NewYork:RandomHouse,1941），第249页（第2卷，第8章，第198b节）。 [54]同上，第251页。 [55]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49—151页（5.791—895）；另见罗伯特·J.查理兹（RobertJ.Richards）：《进化论》（“Evolution”），载伊夫琳·福克斯·凯勒（EvelynFoxKeller）和伊丽莎白·A.劳埃德（ElisabethA.Lloyd）合编：《进化生物学的关键词》（KeywordsinEvolutionaryBi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2），第99页；另见塞德利：《卢克莱修与希腊智慧的转变》，第19—20页；另见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HenryFairfieldOsborn）：《从希腊到达尔文》（FromtheGreekstoDarwin,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s,1927），第36—68页。 [56]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49页（5.791—800）；另见W.K.C.格思里（W.K.C.Guthrie）：《起初：关于生命起源和人类早期状况的一些希腊观点》（IntheBeginning:SomeGreekViewsoftheOriginofLifeandtheEarlyStateofMan,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57），第28页。 [57]见托马斯·S.霍尔（ThomasS.Hall）：《关于生命和物质的思考：普通生理学历史研究（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1900年）》（IdeasofLifeandMatter:StudiesintheHistoryofGeneralPhysiology600B.C.to1999A.D.,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9）第1卷，第19—20、128页。另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59页（2.865—885）。 [58]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52—166页（5.916—1448）。 [59]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牛津版翻译），第7页（1.145—150）；另见米歇尔·R.罗斯（MichaelR.Rose）：《达尔文的幽灵》（Darwin’sSpectr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8），第217页。 [60]正如乔纳森·肯普（JonathanKemp）所写：“伊壁鸠鲁的著作统治着早期的唯物主义。”见乔纳森·肯普：《狄德罗：自然的解释者》（Diderot,InterpreterofNature,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63），第343页的编辑注释。 [61]见霍尔：《关于生命和物质的思考》（IdeasofLifeandMatter）第1卷，见136页。 [62]见罗伯特·休斯·卡根（RobertHughKargon）：《从哈里奥特到牛顿的英国的原子论》（AtomisminEnglandfromHariottoNewt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66）。 [63]哈里奥特，引自同上，第24页。 [64]同上，第27—29页；又见J.A.卢秀（J.A.Lohue）：《科学传记词典》（DictionaryofScientificBiography）第6卷，第124—129页。 [65]见约翰·M.罗伯逊编的弗兰西斯·培根：《哲学著作集》（PhilosophicalWorks,Freeport,N.Y.:BooksforLibraiesPress,1905），第754页。另见托马斯·富兰克林·梅奥（ThomasFranklinMayo）：《伊壁鸠鲁在英国（1650—1725）》[EpicurusinEngland(1650—1725),Dallas:SouthwestPress,1934]，第19—23页。 [66]见弗兰西斯·培根：《哲学著作集》，第471—472页。 [67]同上，第848—853页，第444—446页。另见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Laertius）：《杰出哲学家的生平》（LivesofEminentPhilosophers）第1卷，第2649—2651页（X，123—124）。以上关于培根对普罗米修斯的解释要感谢里德·巴伯（ReidBarbour）的卓越分析，见里德·巴伯：《英国的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们：早期斯图亚特文化中的古代遗产》（EnglishEpicuresandStoics:AncientLegaciesinEarlyStuartCulture,Amherst: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Press,1998），第79—91页。关于培根的唯物主义，见安德森（F.H.Anderson）：《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ThePhilosophyofFrancisBacon,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48）。 [68]见弗兰西斯·培根：《哲学著作集》（PhilosophicalWorks,London:Longman,1867）第2卷，第507页。 [69]见卡罗琳·麦钱特：《自然之死》，第201—202页；另见霍华德·琼斯（HowardJones）：《伊壁鸠鲁的传统》（EpicureanTradition,NewYork:Routledge,1992），第166—185页；另见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Cobban）：《寻找人性：启蒙运动在现代历史中的作用》（InSearchofHumanity:TheRoleoftheEnlightenmentinModernHistory,NewYork:GeorgeBraziller,1960），第75页。 [7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71]见皮埃尔·伽桑狄：《选集》（SelectedWorks,NewYork:JohnsonReprint,1972），第207页。莱恩·笛卡尔：《方法论和沉思录》（DiscourseonMethodandtheMeditations,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68）。 [72]见乔治·A.帕尼卡斯：《伊壁鸠鲁》，第140—141页。霍布斯和洛克都受到伽桑狄对伊壁鸠鲁原子论进行恢复的影响。见伯纳德·普尔曼（BernardPullman）：《人类思想史上的原子》（TheAtomintheHistoryofHuamnThough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第144—145、166页。 [73]见霍华德·琼斯：《伊壁鸠鲁的传统》，第204—205页。 [74]见约翰·伊夫琳：《森林：论上帝神圣统治下的树林和木材的生长》（Sylva,OraDiscourseofForest-TreesadnthePropagationofTimberinHisMajestiesDominions,London:RoyalSociety,1664），第2—3页；另见约翰·伊夫琳：《驱散烟雾：弥漫于伦敦之烟尘和空气难题》（Fumifugium:Or,theInconvenienceoftheAerandSmoakeofLondonDissipated），载詹姆斯·A.洛奇编：《伦敦的烟雾：两种预言》（TheSmoakeofLondon:TwoProphesies,Elmstead,NewYork:MaxwellReprint,1969），第15—17、22页；另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87页（6.808—829），第194页（6.1065—1091）；麦钱特：《自然之死》，第236—242页。 [75]沃勒，引自卡根：《从哈里奥特到牛顿的英国的原子论》，第92页。 [76]同上，第95页。 [77]见雅各布：《激进的启蒙运动》，第70、81页。另见麦金托什（J.J.Macintosh）：《罗伯特·博伊尔论伊壁鸠鲁的无神论和原子论》（“RobertBoyleonEpicureanAtheismandAtomism”），在玛格丽特·J.奥斯勒（MargaretJ.Osler）编：《原子、元气和宁静：伊壁鸠鲁与斯多亚在欧洲思想中的主题》（Atoms,Pneuma,andTranquility:EpicureanandStoicThemesinEuropeanThought,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第197—217页。 [78]博伊尔（Boyle），引自约翰·C.格林（JohnC.Greene）：《亚当之死》（TheDeathofAdam,Ames,Iowa:IowaStateUniversityPress,1959），第11—12页。 [79]见罗伯特·博伊尔（RobertBoyle）：《著作集》（Works,London:A.Millar,1744）第4卷，第515页。 [80]见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伦纳德的哈蚌山河蠕虫食谱》（Lenardo’sMountainofClamsandtheDietofWorms,NewYork:CrownPublishers,1998），第287—298页；另见米切尔·塞勒姆·费希尔（MitchellSalemFisher）：《罗伯特·博伊尔：一位虔诚的自然主义者》（RobertBoyle,DevoutNaturalist,Philadelphia:OshiverStudioPress,1945）。 [81]见格林：《亚当之死》，第12页。 [82]见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Bentley）：《博伊尔演说中宣扬的训诫》（SermonsPreachedatBoyle’sLecture,London:FrancisMacpherson,1938），第1—50、146—216页。当博伊尔在1691年去世的时候，他留下遗嘱，每年提供50英镑建立一个讲师席位，以证明科学为基督教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和最真实的辩护。这笔钱将分配给“那些神圣的布道牧师”，这些牧师每年要进行八次布道，攻击“名声狼藉的无信仰者、无神论者、自然神论者、异教徒、犹太教徒以及伊斯兰教徒”。理查德·本特利被选为这份遗嘱条约下的第一位讲师，他在《驳斥无神论》（AConfutationofAtheism）的题目下进行了八场系列布道，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成为其中的首要标靶。理查德·本特利后来成为一位神学博士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见塞耶（H.S.Thayer）：《牛顿的自然哲学》（Newton’sPhilosophyofNature,NewYork:HafnerPublishingCompany,1953），第63—64、187—188页；另见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干草堆中恐龙》（DinosaurinaHaystack,NewYork:RandomHouse,1995），第25—26页。 [83]见卡根：《从哈里奥特到牛顿的英国的原子论》，第129页；另见雅各布：《科学文化与工业西方的形成》，第69页；另见多布斯（J.T.Dobbs）：《牛顿世界体系中的斯多亚和伊壁鸠鲁原则》（“StoicandEpicureanDoctrinesinNewton’sSystemoftheWorld”），载奥斯勒编：《原子、元气和宁静：伊壁鸠鲁与斯多亚在欧洲思想中的主题》，第221—238页。 [84]见艾伦·库克：《埃德蒙·哈雷：为天空和海洋绘图》（EdwardHalley:ChartingtheHeavensandtheSea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第198页。 [85]见彼得·盖伊：《PeterGay》：《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NewYork:AlfredA.Knopf,1966）第1卷，第306页。 [86]见梅奥：《伊壁鸠鲁在英国》，第129页。 [87]见玛格丽特·J.奥斯勒和莱蒂齐亚·A.帕尼扎：《导论》（“Introduction”），载奥斯勒编：《原子、元气和宁静：伊壁鸠鲁与斯多亚在欧洲思想中的主题》，第9页。 [88]见保罗·罗西（PaoloRossi）：《时间黑渊：从胡克到维科的地球史和民族史》（TheDarkAbyssofTime:TheHistoryoftheEarthandtheHistoryofNationsfromHooketoVico,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第25—28、217—227、251页；另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37页（5.326—336）。 [89]见吉诺·比丹尼（GinoBedani）：《重访维科》（VicoRevisited,Oxford:Berg,1989），第132页。 [90]见科班：《寻找人性：启蒙运动在现代历史中的作用》，第140页。 [91]见大卫·休谟：《人类理解和道德原理探究》（Enquiries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andConcerningthePrinciplesofMoral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第132—142页。琉善（Lucian,120—180）是一位希腊讽刺作家和叙述大师，以其对宗教的机智讽刺而闻名。他是伊壁鸠鲁的仰慕者，虽然其本身并非伊壁鸠鲁主义者。 [92]见盖伊：《启蒙运动》第1卷，第98—107、365页。 [93]盖伊：《启蒙运动》第1卷，第102—103页。正如我们所将要见到的那样，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指向同一个结论，把伊壁鸠鲁描写成一位古代的启蒙者，并突出地将此与普罗米修斯神话故事联系起来，埃斯库罗斯描写了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带来了火（光），并公开反抗奥林匹斯山的众神。 [94]见雪莉·A.罗（ShirleyA.Roe）：《伏尔泰和尼达姆：无神论、唯物主义和生命的起源》（“VoltaireversusNeedham:Atheism,Materialism,andtheGenerationofLife”），载约翰·W.约耳顿（JohnW.Yolton）编：《17和18世纪的哲学、宗教和科学》（Philosophy,ReligionandSciencein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Rochester,NewYork:UniversityofRochesterPress,1990），第417—439页。 [95]见朱利安·奥弗林·梅特里（JulienOffraydeLaMettrie）：《机器人与其他著述》（MachineManandOtherWriting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第91—115页；另见肯普：《狄德罗：自然的解释者》，第21页；另见普尔曼：《人类思想史上的原子》，第153页。 [96]见伊曼努尔·康德：《宇宙的起源》（Cosmogony,NewYork:Greenwood,1968），第12—13页；另见詹姆斯·W.埃灵顿（JamesW.Ellington）：《伊曼努尔·康德》，载《科学传记词典》第7卷，第224—235页。 [97]同上，第14页。康德在其《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etaphysicalFoundationsofNaturalScience,1758）对希腊原子论采取更多的批判观点，却没有全部否定它。见伊曼努尔·康德：《物质自然的哲学》（PhilosophyofMaterialNature,Indianapolis:HackettPublishing,1985）第2卷，第90—93页。 [98]见伊曼努尔·康德：《判断力批判》（CritiqueofJudgement,Indianapolis:Hackett,1987），第257—317、324—326、369—381页；另见弗雷德里克·科普尔斯顿（FrederickCopleston）：《哲学史》（AHistoryofPhilosophy,London:Burnes&Oates,1960），第6卷，第349—356、370—379页；另见詹姆斯·G.论诺克斯（JamesG.Lennox）：《目的论》（Teleology），载福克斯·凯勒和劳埃德合编：《进化生物学的关键词》，第324——333页。 [99]见伊曼努尔·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72页；另见丹尼尔·O.达尔斯特伦：《黑格尔对康德关于自然中的目的论的解释的利用》（“Hegel’sAppropriationofKant’sAccountofTeleologyinNature”），载斯蒂芬·霍尔基特（StephenHoulgate）：《黑格尔与自然哲学》（HegelandthePhilosophyofNature,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8），第172页。 [100]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702—703页；另见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ofPracticalReas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第117页。 [101]见伊曼努尔·康德：《逻辑学》（Logic,NewYork:Dover,1988），第34—56页。在他的《人类学》（Anthropology）一书中，康德反对在满足感官方面，也就是在追求快乐方面，伊壁鸠鲁的方法比斯多亚的方法优越。见伊曼努尔·康德：《实践观点的人类学》（AnthropologyfromaPragmaticPointofView,Carbondale:Southern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78），第54、136页。 [102]见乔赛亚·罗伊斯（JosiahRoyce）：《现代哲学的精神》（TheSpiritofModernPhilosophy,Boston:HoughtonMifflin,1920），第186—189页，在那里，谢林的诗句被大量引用。 [103]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32—236页。 [104]同上，第235—246页，第295—298页。米歇尔·伊伍德（MichaelInwood）具有辩护性地认为，马克思写作他的论文就是“纠正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不公正”。见米歇尔·伊伍德：《黑格尔词典》（AHegelDicctionary,Oxford:BasilBlackwell,1992），第262页。 [105]在这样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盖伊写道，作为一位哲学家，“伏尔泰是一位折中主义者，他综合了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主义者的思想，并将之带入近代”。见彼得·盖伊：《启蒙运动的聚会》（ThePartyoftheEnlightenment,NewYork:W.W.Norton,1963），第11页。 [106]见亨利希·海涅：《诗选》（SelectedProse,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93），第256页；施莱格尔（Schlegel）和克彭（Köppen），引自怀特（White）：《卡尔·马克思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起源》，第122—123页；另见亚当斯：《卡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第26页。然而，关于伊壁鸠鲁对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影响，那里的反应更倾向于泛神论和自然神论，而不是唯物主义，见托马斯·P.塞恩（ThomasP.Saine）：《现代之问题：德国对从莱布尼兹到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运动的追求》（TheProblemofBeingModern:OrtheGermanPursuitofEnlightenmentfromLeibniztotheFrenchRevolution,Detroit:WayneStateUniversityPress,1997）。 [10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108]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67—168页。 [109]难道不是他们的本质如此充满特征，如此强烈和永恒，以至于现代世界本身都不得不把他们接纳为精神上的公民？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页。 [110]见培根：《哲学著作集》，第443—444页。 [111]同上，第47—72页。 [112]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9页。见赫尔曼·萨缪尔·赖马鲁斯：《自然宗教的主要原理》（ThePrincipalTruthsofNaturalReligionDefendedandIllustrated,inNineDissertations;WhereintheObjectionsofLecretius,Bufon,Maupertius,Roussau,LaMettrie,andotherAncientandModernFollowersofEpicurusareConsidered,andtheirDoctrinesRefuted,London:B.Law,1766）；另见查尔斯·H.塔尔伯特（CharlesH.Talbert）：“导论”，载赫尔曼·赖马鲁斯：《残篇》（Fragments,Chico,Calif.:Scholar’sPress,1970），第6页；另见弗雷德里克·兰格：《唯物主义的历史》（TheHistoryofMaterialism,NewYork:HumanitiesPress,1950），第123—124页；另见塞恩（ThomasP.Saine）：《现代之问题：德国对从莱布尼兹到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运动的追求》，第193—205页。 [113]见西里尔·贝利：《卡尔·马克思论希腊原子论》（“KarlMarxonGreekAtomism”），载《经典季刊》（ClassicalQuarterly）第22卷，第3—4号（1928年7—10月），第205—206页。贝利强调马克思在其《笔记》中提到的“伊壁鸠鲁永恒的辩证法”。 [114]见法林顿：《伊壁鸠鲁的信仰》7—9卷，第113—114页；另见法林顿：《古代科学》，第123页。 [115]见奥茨编：《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家们：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卢克莱修、马可·奥勒留的所有现存著作》，第13页；另见本杰明·法林顿：《古代社会的科学与政治学》（ScienceandPoliticsintheAncientWorld,NewYork:Barnes&Noble,1965），第146、159、173页。 [116]见A.H.阿姆斯特朗（A.H.Armstrong）：《柏拉图、普罗提诺与伊壁鸠鲁的神》（“TheGodsinPlato,Plotinus,Epicurus”），载《经典季刊》第32卷，第3—4号（1938年7—10月），第191—192页。 [117]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30页。 [11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11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7页。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研究了卢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现代哲学的历史》（HistoryofModernPhilosophyfromBacontoSpinoza,1983），费尔巴哈在其中强调了伊壁鸠鲁和伽桑狄的原子论中偶然性的作用。“把原子作为万物的原则就是把偶然性作为世界的原则。”引自马克·W.瓦托夫斯基（MarkW.Wartofsky）：《伊壁鸠鲁》（Feuerbach,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7），第72页。 [120]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49—53页。关于突然转向问题，在伊壁鸠鲁哲学中是用其解释偶然性的，没有突然转向，宇宙的本质作为证据对于我们的感觉来说就是难以理解的了，乔治·施特达赫（GeorgeStrodach）曾经指出：“真实如此巧合，突然转向理论与现代物理学中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竟然如此完美地相似。根据这种理论，在物质的核心部分，有一个基本的不确定性（有时被解释为一种因果关系）。亚原子粒子的活动不是一致的，也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即使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之下。”见乔治·施特达赫：《伊壁鸠鲁哲学》（ThePhilosophyofEpicurus,Evanston,111.: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3），第88页。 [1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6、38页。 [122]同上，第52、53、54、56页。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如下的话而获得所有这一切的意义，亦即，对伊壁鸠鲁来说，我们通过感观所获得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同时也就是对“时间之矢”的认识。 [123]见悉尼·霍克：《通向理解卡尔·马克思》（TowardstheUnderstandingofKarlMarx,NewYork:JohnDayCompany,1933）；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8页。 [124]见霍克：《通向理解卡尔·马克思》，第52、73页。 [125]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365页。 [126]见第欧根尼·拉尔修：《杰出哲学家的生平》第2卷，第659页（X,134—135）；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43页。关于对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表现出来的决定论的更加详细的批判，见朗和塞德利编：《希腊哲学家》，第102—104页。从《物性论》本书中选出来的这一部分证明了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理解是多么准确，尽管那个时代马克思所能够获得的资料是那么缺乏。 [127]见塞涅卡（Seneca）：《道德书简》（AdLuciliumEpistulaeMorale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27）第1卷，第71—73页（EpistleXII）。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3、82页。 [128]关于《物性论》中的伊壁鸠鲁，引自塞德利：《卢克莱修与希腊智慧的转变》，第142、88页。 [129]伊壁鸠鲁，引自朗和塞德利编：《希腊哲学家》第1卷，第102页。 [130]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页。 [131]同上，第44—45页。伊壁鸠鲁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足以证明他的哲学与实在论决不矛盾，即使强调抽象的可能性。 [132]见普卢塔克：《道德论集》（Morali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第14卷，第137—149页。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的批判主要包含在《道德论集》中的两篇文章之中：《伊壁鸠鲁实际上使快乐的生活成为不可能》（“ThatEpicurusActuallyMakesaPleasantLifeImpossible”）以及《回复克里提斯》（“ReplytoColotes”），马克思在其《笔记》以及其博士论文的附录残篇中都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了广泛的应答。 [133]霍尔巴赫，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2页。 [134]同上，第174页。 [13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页。 [136]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8、473页。另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88页（3.861—70）。 [137]见梅林：《卡尔·马克思》，第26—27页。 [13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139]同上，第446页。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观点的这种解释非常类似于一句后来他对“喜欢的格言”：“人类的一切我无一例外”（“Nothinghumanisalientome”）。另见卡尔·马克思：《坦白》（“Confessions”），载特奥多尔·沙宁编（TeodorShanin）：《晚年马克思与俄国之路》（LateMarxandtheRussianRoad,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83），第140页。 [14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141]埃斯库罗斯，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马克思认为，卢克莱修和琉善最全面地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对宗教的批判，但是，他蔑视那种认为这些思想（比如，破坏古代神话）降低了古代文明的观点。他问道：“如果科学研究对宗教的谬误默不作声，如果罗马当局……取缔卢克莱修和琉善的著作，那么古代世界就能免于毁灭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马克思当然意识到琉善激烈的传记体叙述《亚历山大这个骗人的先知》（“AlexandertheQuackProphet”），琉善在其中将伊壁鸠鲁描写为迷信和宗教骗术最勇敢的反对者，后者以亚历山大（AlexanderofAbonoteichus）为标志（亚历山大通过焚烧伊壁鸠鲁的《主要原则》以及试图用石头打死伊壁鸠鲁的一位追随者作为对这种对立的反应）。见琉善：《讽刺选集》（SelectedSatires,NewYork:WW.Norton,1962），第267—300页。 [14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143]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471页。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声称，原子规律本身就是对有限性的否定，对“唯心主义原则”的否定，也就是对理智的否定。见黑格尔：《逻辑学》，第155页。 [144]见法林顿：《古代社会的科学与政治学》，第148页。 [145]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8页。 [146]马克思在进行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写了一个关于黑格尔《自然哲学》（PhilosophyofNature）内容的大纲。 [147]休谟也因为其反对神学的立场而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序言中得到了表扬；康德也因其在《纯粹理论批判》中反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而同样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附录中得到表扬（虽然比较模糊不清）。培根则早在1842年就在马克思对宗教进行批判的时候被提到过。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104、201页。 [148]见亚历山大·赫尔岑：《哲学著作诗集》（SelectedPhilosophicalWorks,Moscow: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1956），第103、205、221—223页。 [14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1页。对马克思来说，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hniz,1646—1716）代表着17世纪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传统的进一步发展。莱布尼兹形而上学的一致性来源于它对伊壁鸠鲁、伽桑狄、霍布斯以及洛克的唯物主义的坚定反对，以及它对“终极原因（上帝）”的辩护，还有它的普遍的唯心主义立场。见莱布尼兹：《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Essays,Indianapolis:Hackett,1989），第245、281—282、292、318、329页。 [15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6—147页。关于伊壁鸠鲁（通过卢克莱修）对霍布斯社会契约观点的影响，见梅奥：《伊壁鸠鲁在英国》，第121页。马克思在修改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在一段中提到了政治契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151]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牛津版翻译），第169页。 [152]见普卢塔克：《道德论集》第14卷，第313页。 [15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3页，第164—165页。另见鲍里斯·黑森（BorisHessen）：《牛顿〈基本原理〉的社会和经济根源》（“TheSocialandEconomicRootsofNewton’sPrincipia”），载尼古拉·布哈林等：《十字路口的科学》（ScienceattheCrossRoads:PapersPresentedattheInternationalCongressof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1931,London:FrankCass,1971），第181页。黑森论证道，在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因为针对教育和科学群体而变得更加容易被接受，但宗教则继续统治着大众。“活人被排除在唯物主义之外，因此它变得对人类充满了敌意。这种抽象的、精于计算的、在形式上属于数理的唯物主义不可能激发革命行动。” [1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6—167页。 [155]见卡尔·马克思：《早期作品集》（EarlyWritings,NewYork:Vintage,1975），第424页。 [156]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FeuerbachandtheOutcomeofClassicalGermanPhilosoph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41），第67页。 [157]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01页。 [158]见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沃登（AlexeiMikhailovichVoden）：《与恩格斯的对话》（“TalkswithEngels”），载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缅怀马克思和恩格斯》（ReminiscencesfromMarxandEngels,Moscow: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n.d.），第332—333页。 [159]同上，第333页。 [160]同上，第326页。
苏联作家联盟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10．苏联作家联盟 苏联作家联盟声明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286-289页。原载《十月》杂志1925年第8期。 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历史性决议（见1925年7月1日《真理报》）为苏联整个革命的文学的顺利发展和统一打下了广泛的基础。 如果说以前各派间的斗争难免有过偏激，对于动摇不定的人们来说可能是团结和联合一切无产阶级的和真正革命的文学力量的一种表面的障碍的话，那么，俄共（布）中央的决议在杜绝极端化的同时，现在消除了通向这一联合的一切障碍。 创立苏联作家联盟的时机现在来到了。 决议消除了当前文学状况所引起的一切无产阶级的和真正革命的文学家们的担心。它谴责了“对争取无产阶级作家的思想领导权的斗争的重要性本身估计过低”的投降主义倾向，这不能不放起无论是无产阶级作家，还是农民作家和其他一切愿意与无产阶级文学一起同心同德地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革命事业的真正的革命作家的极大喜悦。决议指出了“排除反无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并跟一部分路标转换派的‘同路人’中间正在形成的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的必要性，鼓舞了那些不止一年进行这一斗争的人们。 另一方面，决议也消除了某些文学家的恐惧心理，他们以为，争取无产阶级文学的领导权的斗争和依靠后者的方针，似乎就意味着“某一集团或文学组织对文学出版事业实行合法的独占”，似乎这种斗争和方针意味着“消灭”和蔑视革命的、虽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 对农民作家的“友好的接待和无条件的支持”，“对一切可能而且一定会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的文学集团表示最大周到、慎重和宽容”，——这就是决议所制定的对农民作家和其他真正的革命作家的路线。 中央的决议不仅规定了文学中党的政策的一些原则，而且也指出了最近一个历史时期内文学发展的前景和趋向。 无产阶级的、农民的和其他真正的革命力量的因结，在这一决议之前早就开始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同列夫和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的联盟，以及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同全俄农民作家协会的联盟，同乌克兰农民作家协会“犁”的联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文学战线上进行共同斗争和建设革命的文学而团结起来的明显表现。 如上所述，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为团结一切不是“反无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以及设有形成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作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甚至偏见和成见也不再是阻挠建立革命的文学统一战线的理由了。 下列签名者组成苏联作家联盟，本联盟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议行事，它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 一、共同参加文学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二、根除投降主义和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情绪； 三、交流理论和创作经验（通过开展报刊上的和口头的业务讨论、联合举办晚会、在专门的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等途径）； 四、共同协商出版事宜； 五、有组织地帮助青年提高文学艺术技能。 每一个参加联盟的文学组织和各个文学家当然完全保留创作探索上的自由。 在着手工作之际，我们号召一切文学团体和作家个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只要他们赞同俄共（布）中央决议的原则，愿意参加有组织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农民的以及其他真正革命的文学的建设。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于莫斯科。 受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理事会委托：李别进斯基、拉斯科尔尼科夫、杰米扬·别德内依、列列维奇、别泽缅斯基、瓦拉伊季斯。 受全俄农民作家协会委托：杰耶夫-霍米亚科夫斯基、扎莫伊斯基、菲利莫诺夫。 受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委托阿加波夫、泽林斯基、英贝尔、谢尔文斯基。 未参加任何组织者，拉甫列尼约夫、切特维里科夫，叶弗多基莫夫、瓦西连科。 评论家和文学艺术研究工作者：卢那察尔斯基、奥尔明斯基、阿维尔巴赫、勃里克、佐宁、格罗斯曼-罗欣、沃林、阿尔瓦托夫。 胡湛珍译
第三章革命时代（1829—184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会运动史（1920） 第三章革命时代 （1829—1842）
第二十二章瑞典插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巴枯宁->巴枯宁传（1961） 第二十二章瑞典插曲 瑞典人和芬兰人。凤凰饭店的宴会。退出。
全俄无产阶级集体农庄作家组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全俄无产阶级集体农庄作家组织 编者按：本文选自《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6卷，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71年，第395-396页。 全俄无产阶级集体农庄组织是除拉普外群众性最广泛的苏联文学团体（根据1929年统计有成员705人）。它以不同名称存在于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二年间：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称为全俄农民作家联盟（ВСКП），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称为全俄农民作家协会（ВОКП），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称为全俄农民作家组织（BOKП），从一九三一年起改称全俄无产阶级集体农庄作家组织（ВОПКП）。机关刊物有：《劳动田地》（1923年）、《磨盘》（1925-1928年）、《苏维埃大地》（1929-1932年）、《转折》（1930-1932年，列宁格勒分会出版）。组织原则和创作原则在章程（1921年通过，1924年和1929年作了修改）和文学纲领（1924、1928年）中得到了规定。类似的团体也存在于乌克兰（“犁”）和白俄罗斯（“火焰”）。 全俄无产阶级集体农庄作家组织在其存在的十年中，广泛地讨论了谁能算作农民作家的问题。该组织的领导人认为，“不是写农民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是真正的农民作家……应当把这样一些作家看作是农民作家，他们在无产阶级思想的基础上，借助他们艺术作品里所特有的农民形象，把劳动农民阶层和一切劳动者的思想和感情引导到为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为经济的集体化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引导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归根结底，引导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方面来”。（《磨盘》，1928年第6-7期，封底）这些原则为第一次农民作家代表大会（1929年6月）的决议所确认，卢那察尔斯基代表联共（布）中央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也谈到这些原则。全俄无产阶级集体农庄作家组织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们在积极探索苏联文学发展的道路，捍卫文学和创作的阶级观点的同时，未能避免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三十年代初，这个组织与拉普之间的联系有所增强，不少作家同时是两个组织的成员。拉普对全无产阶级集体农庄作家组织中的文学批评家们——阿穆尔斯基（罗曼年科）、阿斯塔霍夫、科托姆卡、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苏鲍京等——影响特别明显。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全俄无产阶级集体农庄作家组织中央理事会（杰耶夫-霍米亚科夫斯基、菲利莫诺夫、罗基）基本依靠“人民中自学成才的作家”。中央理事会提出把揭露农村生活的缺点作为首要的创作任务。在艺术作品中占优势的是短篇小说、生活速写、抒情诗。卡尔波夫的长篇《第五次爱情》、多罗戈伊钦科的长篇《大石头炉子》、扎莫伊斯基的短篇小说、扎瓦利申的剧本曾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兴趣。参加全俄无产阶级集体农庄作家组织的，还有什库列夫、波德亚切夫、德罗任、恰培京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选举了新的中央理事会（扎莫伊斯基、多罗戈伊饮科、卡尔波夫、杰米多夫，不久又推选了巴特拉克、卡尔平斯基、列维亚金等人），修订了组织原则和创作原则。进入这个新阶段时，正连群众性的农业集体化开始。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给了全俄无产阶级集体农庄作家组织的成员以良好的影响，成了他们反映的主要对象。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间，发表了勃雷金的《被俘的大地》、戈尔布诺夫的《流冰》、扎莫伊斯基的《树皮鞋》（第1-3部）、马卡罗夫的《钢筋》、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第1、2部）、彼尔米京的《陷阱》和《爪子》、舒霍夫的《仇恨》等中长篇小说，以及鲍格达诺夫、И.瓦西里耶夫、П.瓦西里耶夫、多罗宁、久宾、茹尔巴、佐尔斯基、克利亚饮、麦尔科夫斯基、И.尼基京、里亚霍夫斯基、特维里亚克、恰茨基等人的作品。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发表后，全俄无产阶级集体农庄作家组织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宣布自行解散，后成为建立作家协会的发起者之一。 龚长捷译
农民作家纲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9．全俄农民作家协会 农民作家纲领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十七日全俄农民作家协会中央理事会扩大会议通过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265-271页，原载《读者与作家》1928年第27号。 关于农民作家问题 一、苏联多数作家从农村为自己的作品吸取材料。正如农民阶级本身的社会成分不同一样，这些作家就其思想创作原则来说也各不相同。农村贫民、农业无产者在文艺上都有自己的反映者。 同时，在文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格格不入的文学批评家及文学史家，还按照传统继续泛泛地谈论来自民间的作家，把富农的露骨讴歌者与农村的无产阶级作家统统称为农民作家，这从实质上说显然是不对的。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必须划清界限和搞得十分明确，因为这决定着作为群众性文学运动的农民文学今后的命运。并非写农民的任何作家都是真正的农民作家。 二、应当把这样一些作家看作是农民作家，他们在无产阶级思想的基础上，借助自己艺术作品里所特有的农民形象，把劳动农民阶层和一切劳动者的思想和感情，引导到为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为经济、生活和心理上的集体化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引导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归根结底，引导到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方面来。 三、因此，农民作家与那些在自己作品中反映现代农村中的剥削者——富农的思想和愿望的作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同时，农民作家认为，下面所说的那些作家的创作是过去的遗毒，这些作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农村阶级斗争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仍继续习惯子停留在革命前的民粹主义主题上，消极地领会和反映自然界，把宗法制的生活和农村的旧秩序——宗教、所有制、民族主义等理想化。通过积极劳动认识和反映自然界以及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农民作家在创作方面的特点。 四、同时，农民作家还在思想上把自己与所谓的同路人区分开来。 但是，对于同路人则必须考虑到他们成分的极端复杂性和思想上的动摇性。路标转换派的右翼同路人力求成为新资产阶级在文学上的思想代表。摇摆不定的中间的同路人，尽管他们成分很复杂，实质上他们都是一些农民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力求在自己的作品里以各种不同的色彩体现特殊的苏维埃民粹主义思想，这些思想是过去的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回光反照。 五、农民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区别决不表现在思想方面。农民作家不应当持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不一致的自己的思想。在思想上完全认识了自己的农民作家，应当成为并且必然成为农村的无产阶级作家。 苏联文学已拥有一系列这样的作家。 六、不过，从整体上说，农民作家，其中包括不断从农村通讯员、共青团、工人速成中学以及高等学校等处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文化修养不高，还没有完全确立自己的世界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不同类型和分支的民粹主义的流毒，对他们的影响，在程度上远比对无产阶级作家的影响大得多。在农民作家的心理上还深深地潜伏着个人主义和私有观念的残余。因此，农民作家的领导机关针对其成员的思想所应当解决的经常的和主要的任务是。“在于把他们日益成长的干部转移到无产阶级思想的轨道上来，但是决不要使他们的创作失掉农民文学的特色。因为这些特色是影响农民的必要前提”。（联共（布）中央决议） 关于创作问题 一、创作，即创作有价值的艺术作品，是农民作家的基本任务。 只有创作出作品的人才有权获得作家的称号。这不仅决定于文学的利益，而且决定于我们现实生活的总的条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各领域的革命创造过程，这一过程洪有文化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过程中，为加速这个过程，农民作家的任务是在文学领域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成为不脱离生产的作家。 农民作家应当完全和绝对地把联共（布）中央决议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础，决议在提到从事艺术创作的作家时说：“对于创作家，必须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真正的文学作品方面..而且利用现代庞大的材料。 二、艺术上的现实主义道路是根本的道路，农民作家创作的开展和深入必须沿着这条道路进行。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不应理解为形式方面的文学学派，而应当看作是总的创作方法，它使作家通过研究生活本身所提供的素材，——从生活的发展过程及其多样性中研究，研究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及其与环境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研究生活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能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对自己的时代作出客观的和深刻的描写，通过艺术上完美的生动的和概括的（综合的）形象，体现自己时代的基本思想。 当然，这并不排斥在农民作家的作品中有过去的和将来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成分，甚至不排斥有历史特点的艺术作品。 三、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们常常自发地接近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一些有才华的作家有时能掌握它并创作出典范作品。然而，只有那种处于现代文化顶峰的、确立了完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处世态度并达到了很高写作技巧的作家，才能自觉地掌握整个艺术上的现实主义方法。 正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必要的写作修养，一些作家的创作变得肤浅和软弱无力，在现代文学中出现了许多病态现象与歪曲，例如：粗制滥造、悲观失望情绪、乏味的宣传品、简单化、写日常生活等等。因此，创作本身坚决地向农民作家提出了在创作上进行顽强的、经常的学习的必要性。有人可多学一些，有人可少学一些，有人须在这方面学习，有人则要在另一方面学习，但学习对每个农民作家来说，毫无例外都是必要的。这里不容许有过于自信、妄自尊大、隐瞒自己缺乏修养以及某些农民作家以“自修成名”自考的现象。需要的倒是：“应当给自己提出‘学习’这个口号，并且应当反击自己中间的一切废话和胡说。” 四、关于要把古典作家“从现代生活的大船上”抛掉的叫喊，不过是一句空话。但从另方面说，农民作家不能向古典作家卑躬屈节。 批判地吸收无论是俄国的还是外国的古典文学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是必要的。 在承认他们十分擅长于创作一些反映他们时代的大作品的同时，必须认真地仔细研究古典作家，向他们学习，利用他们的艺术成就，必须向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学习。向同路人学习，主要是学习他们在形式上的成就。但学习要根据我们时代的要求，符合农民艺术创作的特点，决不可机械地把他们的手法和技巧搬进自己的作品中来。 五、农民作家在为自己的作品选择题材上是自由的。有时规定农民作家应当只描写农村，这种要求应坚决予以否定。但就其创作实质来说，农民作家不能不涉及我们时代所提出的基本主题全面地广泛地描写处于建设时期的现代农村，描写其中新与旧的斗争，描写农村的新生活和活生生的新人。 然而，象同路人那样对农村采取简单化态度，是与农民作家不相容的，在这种场合作家没有看到农村所发生的变化过程的全部复杂性与深刻性，就用甜得发腻的虚伪的农民语言把农村描绘得一片节日景象，或者描绘得一团漆黑。 六、在创作的深入过程中，已经产生和将会产生农民文学的风格。在艺术作品所采用的形式的寻求上不加任何限制的同时，农民作家还应当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力求做到艺术风格的朴素与语言的纯洁。现代文学中的俄语往往被故意地、不必要地、不顾艺术性地复杂化了，因而人为地堵住了广大读者理解艺术作品的道路。农民作家不可忘记：必须创作“给真正广大的读者工人和农民读者阅读的作品”，“应当更大胆和坚决地打破文学上的贵族偏见，并且在利用旧技巧的一切成就的同时，要创造出为千百万人所能理解的适当形式”。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庸俗地理解。任务不在于把创作的作品降低到初学写作的农村通讯员的技术方法的水平，而在子把在文学方面工作的农村通讯员的创作提高到最大限度。 七、综上所述，农民作家领导机关的活动应当去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应当去最正确和毫无损害地聚集、深造、发挥和显示农民作家的创作力量。不要按行政命令和原始启蒙活动的方式组织起来，而应当按照生产创作的原则进行组织。 金丕良译
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 编者按：本文节译自《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3卷，第712-714页。 构成主义（源于拉丁文constructio——构成），产生于二十世纪（形成于二十年代）的一种艺术风格和文学流派，构成主义与工业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表达了这种文明的精神的、技术的、工业的激情；在艺术感染的手段方面，则提出了纯理性的合理性的思想和经济性的、数学般精确的计核和言简意赅的要求。由于竭力把创作与生产搞得相仿，构成派拒绝在功能上不能证明是有理的美观，把艺术语言摘得图式化、逻辑化、机械化。构成派的极端表现，是倾向于取消作为独立的精神领域之一的创作，倾向于用工程师，设计师来取代艺术家，把艺术创作溶解于“建设生活”的事情里，溶解于理智上合理的“东西”的制造中；有时，构成派在客观上赞同技术主义的倾向。构成派占领了各种不同的艺术，如绘画、文学、音乐，而在建筑艺术中（因为其中现代的建筑与设计方法证实了构成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这个流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勒·科尔布齐埃、И.列昂尼多夫的创作中，构成主义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在文学中，构成派的倾向最初出现在未来派、立体派等所谓左的流派之中。在苏联艺术里，这些倾向得到文学团体列夫的支持。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为结构取代风格而斗争》，见《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7卷，1958年版，第85页）和梅耶荷德的创作实践中，可以找到与构成派相近的倾向，后者对有机动作、戏剧工程学感到入迷，并使舞台动作充满杂技演出与体育表演的成份（观剧《宽宏大量的戴绿头巾的人》在1922年就是按照构成派的精神演出的）。二十年代初，爱伦堡曾是构成派的拥护者，他的小说（《胡里奥·胡列尼托》、《D.E.托拉斯》等）表现了对这种风格的倾心。按照最广义的解释，“构成主义”的概念当时曾被运用于世界艺术的各种表现之中——从查理·卓别麟到艺术家莱热，从“电影小说”到“电报语言”，它在内容上摇摆于要求取消美学的极端功利主义的结论与技术唯美主义和在纯形式方面所进行的自有价值的试验之间。 作为独树一职的文学流派，构成主义形成于一九二三年，以诗人谢尔文斯基和奇切林（后来离开了这个团体）为首。一九二四年，成立了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参加者有谢尔文斯基、泽林斯基（该团体的理论家）、卢戈夫斯科依、巴格里茨基、英贝尔、阿加波夫、阿杜耶夫、加勃里洛维奇、图曼内依（潘诺夫）等人（这个团体存在到1930年）。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确认自己是适应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需要的、“文学中有组织的理性主义文学流派”。（《生意》，1929年，第6页。）在与列夫进行争论时（实际上，列夫的很多思想构成派都是赞同的）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把自己“以建设的观点”看待艺术的立场与以革命的否定为标志的“军事未来主义”的时代对立起来。（同上，第7、9页）针对未来派“破坏性的”倾向，构成派提出了“苏维埃西欧主义”纲领；这种西欧主义被理解为“需要掌握欧洲文明的技术装备”。（同上，第44页）这个团体摈弃农村的民族自发势力，主张依靠具有熟练技能的知识分子。 从这种立场出发，为了显示与马雅可夫斯基有倾向性的、意在宣传的创作的不同，构成派热心于更加“复杂的”和“极其讲究的”诗的形式，以致在不少情况下丧失了社会政治标准。“……他们重复未来派的错误——完全拜倒在技术面前……”（《马雅可夫斯基全集》第12卷，1959年，第409页。） 在诗学方面，构成派坚持“词的重负荷化”和“材料结构性分配”的原则，即“材料的每个单位要求有最大限度的负荷，即——简短、紧凑，少中见多，一点之中包含一切”。（《交换一切》，1924年，第8页。）在实践中，有时（例如在奇切林的试验中）这导致语音的奇特的“几何化”，诗的“无内容化”，使诗成了字体符号的体系（空洞无物的诗的变种）。另一方面，那种要求题材“由其基本的思想成份”构成的密集的“定位法”（见《国家文学计划委员会》1925年，第26页。），即选用与情节最接近的词汇和韵律等这样种方法，成了构成主义的基石。作这一类尝试的是谢尔文斯基（例如他的诗《贼》为了与情节协调一致，全部都是用贼的黑话写成的。）“定位原则”这里理解为“最大限度地利用题材的体系”。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构成派诗人们开始“入侵散文”，在诗的形式中采用散文的叙述方法，着手开采诗中尚未开采的语言层（技术上的术语、行话、黑话等等）。他们在摈弃“抒情诗式的激情这类令人厌恶的东西”（同上，第110页）的同时，倾向于精确的情节编排，比较起来更喜欢有情节的诗和叙事体裁。但整个说来，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这个团体没有达到构成派想象的“时代的风格与时代的处世态度”的高度，而仅限于在形式方面搞一些革新（在这方面列夫走得更远）。有些作家（巴格里茨基、英贝尔）只部分地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在二十年代里，最彻底地表达这一流派的创作原则的是谢尔文斯基的诗歌。 绍宗译
构成主义的末日（К.泽林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构成主义的末日 К.泽林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俄苏文学批评读本》，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50-51页。原载《在文学岗位上》杂志，1930年第20期。 构成主义结束了它的活动。它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流派而产生，以其本身的命运展示了企图保持“中间”状态的各个小资产阶级流派的命运。任何“处于中间状态者”，不管他们主观上如何真诚地和热烈地希望向无产阶级靠找，但是如果他们想把“中间状态”固定下来并加以确保的话，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被阶级斗争的进程抛向敌对的边缘，甚至客观上使他们站到街垒的另一边。我的这篇文章以《构成主义的末日》为题，不想以此说明它整个说来已完结了，产生它的客观原因已经消除了。构成主义还是一种现实的危险，这种危险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还将会不止一次地遇到。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干部将会从了解我们构成主义的历史之中受到教育。 曾经作过把原来的构成主义者集合起来组成工作队、离开无产阶级文学群众运动的总的战线单独进行改组的尝试，这种尝试也失败了。由此应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改组不应当用单独地改换脑筋的方式进行，而应当成为把自己的力量和创作用到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战线上去的结果。 我用《构成主义的末日》作为文章的题目，除了上面所讲的以外，还想特地表示一下我主观上要求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对它采取战斗的立场的决心。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帮助无产阶级文学彻底揭露构成主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继续反对构成主义，详细分析我自己在《作为意义的诗歌》一书中的错误，揭露构成主义创作方面的缺陷是我的责任。只有这样，我才能做一些消除有害的东西的工作，尽管构成主义者主观上是忠诚的，但是我们的《波特》、《生意》、《毛皮生意》之类的东西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各种情绪，带来了客观的害处。阶级斗争把知识分子分为截然不同的、进行流血斗争的、敌对而不可调和的两个阵营。文学上的构成主义的创作探索在客观上（尽管有所不同）原来同从事破坏活动的知识分子的理论思想上很“接近”因为在不问政治和埋头业务的幌子下，这些知识分子当中的某些高级技术人员做了最卑鄙、最闻所未闻、最可恶的事，他们竟然破坏千百万劳动人民在伟大斗争中用巨大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想到这一点，我羞愧和痛苦得满面通红，无地自容。要知道我们在文学中反映的正是这种埋头业务（在《生意》里），正是这种专家的特殊性（《毛皮生意》）。 我在这里讲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但是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正是主观愿望与创作结果之间的脱离是我们的主要缺点之一。原来的构成主义者今后要在创作上改弦易辙，应当首先消除这种“脱离”。今后任何改弦易辙的做法，只能根据这种客观的创作结果来评价。同时只有根据我们是否用自己的创作真正参加文学战线上阶级斗争这一点，才能确定我们向无产阶级文学靠近的程度。 我们之中大多数人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自己的创作争得无产阶级作家的称号，这个任务从理论上说，当然可以完成。但是我个人想着重指出在这方面不切实际的幻想所包含的危险。在这问题一味进行猜想和作某种预测是不适宜的，而且谢尔文斯基在《宣言》上的失败证明，这条道路远不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很容易走的。再就是除了一些个人的成就外，这里起作用的还有一些“外部的”原因，即苏联舆论界对原构成主义的创作的理所当然的苦场，我之所以强调理所当然四个字，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过去说明，主观愿望不能保证构成主义者不遭到最严重的失败。在这里同志式的、然而是严厉的批评能给我们大家以真正的帮助。 龚长捷译
论构成主义派（К.泽林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论构成主义派 К.泽林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262-264页。原载《读者与作家》1928年第3号。作者К.Л.泽林斯基（1886-1070）是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的主要理论家。 你曾经注意到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即文学曾经和焰火制造术有密切联系吗？ 新的流派出现在读者面前，就象靡非斯托非勒斯在烟雾和蓝色烟火中吵吵闹闹地出现在浮士德面前一样。俄国象征主义派来到人世如同是一个先伸出双脚的不正常婴儿，勃柳索夫的名言：“噢！藏起你那苍白无力的双脚”——长期以来几乎被认为是象征派的战斗口号。而未来派呢？关于未来派又说些什么呢？请问，有多少读者记得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并且请数一下，又有多少人听说过他那黄色的短上衣。瞧，作家的命运真是艰难啊！ 但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空前未有的革命的十年，已把所有“双脚”和“短上衣”远远地扫到一边去了，把长发剃光了，而把诗的红领巾给了孩子们。我们已经对这些旧有含义上的文学流派生疏了。把它们忘记了。而新的读者、大学生或青年工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些东西。只是在近年来，在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开始形成的同时，文学才开始深化与划分。在文学界曾经历了一场由《在岗位上》杂志发动的阶级冲突。同时也出现了对文学形式的探索。这些探索是由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革命的建筑师探索过自己的风格。所有这些探索都是在新的社会阶层、新的工人读者、新型知识分子成长的基础上进行的，后者从俄国空前未有的、积极的、结构性的、显示出坚强意志的文化中汲取了自己创作的激情。 于是，三年前产生了文学上的构成主义。它的诞生与时代相称，没有“苍白的双脚”，没有带条纹的短上衣，它诞生在朴素而实际的环境中，它是一个为了共同研究新的诗歌风格和我们时代的本质所产生的新的文学原则而结合在一起的诗人的组织。简而言之，这些原则是我们时代下列特征独具一格的摹本：材料使用上的节省，明确的目的性，活动性，构筑上的理性主义。 每一个文学流派带来的不仅是一些形式上的口号。相反，这些口号本身是在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的基础上产生的。构成主义对文学（主要是对诗歌，因为大部分构成主义者是诗人）提出的要求，同样是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文化领域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它本身表达了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从事文化工作的渴望，他们都希望能找到机会（最紧密地）参加到共同的建设事业中去。可以说，构成主义的出现，说明我国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已经诞生，他们无论在思想上和处世态度上，都和过去俄国的寻神派的或虚无主义的，奥勃洛莫夫式的和奥涅金式的等等软弱无力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截然不同。 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是构成主义者在组织上的联合，其中包括诗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 他们之中的诗人有：谢尔文斯基、巴格里茨基、英贝尔、卢戈夫斯科依、阿加波夫、阿杜耶夫、图曼内依（潘诺夫）；散文作家有：加勃里洛维奇、高兹湿尔，文艺理论家有：阿思穆斯、阿克肖诺夫、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泽林斯基。构成主义者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相互之间截然不同的个性，尽管如此，构成主义者的创作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具有基于构成主义原则的共同风格。这些共同特征是：（一）作品有情节。（二）表现手段的节省。（三）写主人公、景色，以及一切所描写的东西时使用与所选题材相近的词汇（定位语义学原则）。（四）诗歌中运用散文手法作为一种帮助集中读者注意力、引向合乎自己需要的方面的组织手段。 同任何诗人一样，我是统计学的心脏， 我赤裸的语言是人群的呼声。 ——谢尔文斯基 喜欢用数字和应用文，引用文件，爱好符合实际的事实和描写事件——所有这些都是构成主义的特点。这些最明显地表现在流派首脑、诗人谢尔文斯基的作品里，他用某种独特的理性主义把富饶的语言和丰富的塑造手法同过于丰富的色彩的内部组织结合起来。如他的《乌利亚拉耶夫叛乱》就是一部显示计划战胜自发势力、工人阶级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农民反抗的史诗。 构成主义取代作为文学流派和作为虚无主义处世态度的未来主义。未来主义已经做了自己应做的事。它曾经是革命前资产阶级颓废派文学的掘墓人。以列夫派这种新面目出现的未来派，正在做着过去做过的事——与腐败的残余做斗争。然而新的事业、新的文学、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经不是用他们的双手来创造了。这一新的文化正在创造出自己新的风格，新的方法，这就是构成主义的方法。 章若男译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和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的协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和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的协议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260-261页。原载《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消息报》（1925年8月）。 为了团结无产阶级和真正革命的文学力量以自己的创作有组织地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相互之间达成下列协议： 协议双方同意： 一、在继续研究组织艺术形式方面符合现代生活要求的诸原则的同时，把全部创作活动集中于把读者的心理和意识引导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任务方面上来。 二、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不间断地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的和假同路人的文学流派的各种残余势力，这些势力借口要同艺术中思想上的“强权”作斗争，以艺术家对技术自由（“创作自由”）的要求作拖护，企图模糊时代的意义，从而事实上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的建设。 三、有组织地与出版企业、出版机关和各种文学艺术联合会建立相互联系，反对反动的和假同路人的团体在其中进行把持，并以消除这些团体占优势的影响作为参加的条件。 四、双方避免相互间的论战，同时并不排斥讨论和实事求是的同志式的批评。 五、为了真正实施这个协议，每一个团体各派出三名代表组成常设协商机构。 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代表： 别泽缅斯基、列列维奇、李别进斯基、罗多夫（签名） 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代表： 阿加波夫、泽林斯基、谢尔文斯基、图曼内依（签名）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章若男译
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宣言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258-260页。 构成主义的基本原理如下： 一、当代生产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它经济而又容量很大，其性质对意识形态观念的方法亦产生了影响，使一切文化的过程都从属于这些内在的形式-组织上的要求。 构成主义就是对技术-组织问题的高度关注的表现。 二、在我们苏联，构成主义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是由子要在较短的时期内消灭无产阶级的文化落后与当代高度发达的技术以及整个发达的文化上层建筑体系之间的距离的必要性造成的。在全世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这些上层建筑也被资产阶级作为斗争的技术武器来使用。 三、构成主义就是上述任务的组织形式。 四、因此，构成主义是自成体系的思想和社会思潮，它鲜明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不得不在农民国度里建设经济和奠定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基础时所进行的有组织的进攻。 五、这个在文化领域的进攻，主要集中在知识和技能各个领域的技术上，从简单的识字开始。 六、构成主义的（即有坚强组织性的）和文化运动的代表，首先应当是无产阶级，然后才是受无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的中间社会集团。 七、构成主义应用于艺术领域，就从形式上变为最大限度利用题材的体系，或者变成一个各种艺术构成要素在功能上相互证明其必要的体系，也就是说，整个说来构成主义是一种证明有理由的艺术。 八、在形式方面，这种要求依靠所谓的重负荷化原则，即要求增大每单位材料的负荷。 九、右翼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集团把构成主义形式上的要求当作美学掩体，企图坐在里面躲避那个力求在艺术题材中固定下来的革命现实所发动的进攻。这样构成主义就会变成特殊的架商，即变成无原由地显示手法。这点无论在绘画还是在诗歌中都是如此。 对于左翼社会阶层来说，这种最大限度利用题材的要求，与划时代的大题材及其所需紧凑形式的探索自然而然地溶合在一起，这样就通过情节的逻辑把散文手法引进到诗歌领域里。 十、重负荷化原则应用于诗歌，就变成把诗建立在定位语义学上的要求，即从题材的基本思想内容展开诗的全部结构的要求。 十一、以上述诸原理为自己旗帜的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就是以共产主义建设为共同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人组织上的联合，这一联合的任务是通过对构成主义的形式-技术方面和理论方面作共同的实际的研究，赋予文学、尤其是诗歌以当代文化环境中的积极意义。 构成主义者认为，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其技术要求上，必须积极表现革命的现代生活。 谢尔文斯基、泽林新基、英贝尔、阿加波夫、 加勒里洛维奇、图曼内依、阿克肖诺夫 章若男译
构成主义诗人的誓言式构成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8．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 构成主义诗人的誓言式构成物 编者按：本文选自《俄苏文学读本》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0页。原载文集《交换一切》，1924年版。 潜藏的略图式凝聚物（“内容”的胚胎）在其定形时，按照人的心理的基本规律（节省力气）每一次都要求采取与它本身相适应的、为组成它的材料所特具的合乎规律的方法。因此为了用实际生活设施或艺术概念来表达任何印象和印象的组合，必须在中心进行准备和解决问题（剥离出图形的内核），所用方法应在职能上决定于被组成物以及与它直接有关的东西。 在中心的准备和解决问题，在没有与任务无关的（无意的）因素参与的情况下，是通过定位法实现的。 我们所说的定位法，是指向心地组织材料的做法。 用这种方式组织的材料，我们称之为构成物，组织者称为构成主义者，而组织的原则则称为构成主义。 构成主义是材料的向心的、按等级顺序的排列，这材料在构成物中事先确定的地方被强调出来（成为中心）。 构成主义排列材料的原则要求材料的每个单位承受最大的负荷，也就是说，要求简短、紧凑，少中见多，一个点之中包含一切…… 构成物的样式可以要求一系列多种多样的、对它来说最适用的修辞方法，构成主义者为了完成任务，应当知道一切，精通一切，我们没有两部相同的作品和两种相同的构成物，我们摈弃形式的标准。 构成主义作为一个绝对的创作的（技术熟练的）流派，确认诗歌技巧的多面性；如果说现代的流派各喊各的，有的叫喊音，有的叫喊节奏，有的叫喊形象，有的叫喊杜撰语，等等，那么我们就强调一个“也”字，也讲音，也讲节奏，也讲形象，也讲杜撰语，也讲任何新的、可能出现的手法，要是在创造构成物时确实需要这种手法的话…… 在机器里，一个螺丝钉帮助另一个螺丝钉。根据客观的、自然的、科学所发现的规律制造的机器提醒我们注意必然性和天然性，此外还让我们看到同心协力的好处。 构成主义是一个立足于科学的、机器的坚实基础之上的流派，就其实质来说，是共产主义的。它通过组建构成物来培养同志式的团结友爱和兄弟般的联合。 构成物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说明“形式”能够“包含”统一的必要性和力量。 各个时代的巨匠们预感到了构成主义，只有我们才认清它是材料的定位化；我们穿过形式走向形式的形式之中——我们正在成长。 我们内部包含的东西是天生的：天然的本性迫使我们通过词把这些东西加以物质化，我们用这些东西来构成我们成长的道路。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 阿列克谢·奇切林 一九二三年三月 埃利·卡尔·谢尔文斯基 莫斯科 龚长捷译
“山隘”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山隘”社 编者按：本文选自《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5卷，第654页。 文学团体“山隘”于一九二三年底——一九二四年初在莫斯科成立，附属于《红色处女地》杂志。起初这个团体人数不多，所联合的是过去参加过文学团体“十月”、“青年近卫军”的年轻作家。在定期出版的文集《山隘》（1924-1928，共出了六集）发表作品的有：维肖雷、戈洛德内依、斯维特洛夫、A.雅斯内依等人。后来，这个团体人数增加，并在《红色处女地》（1927年第2期）上发表了“山隘”的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有六十位作家，其中包括普里什文、И.卡达耶夫、巴格里茨基、奥格尼约夫、H.杰缅季耶夫、卡拉瓦耶娃、马雷什金、阿尔塔乌津等人。宣言反对文学中的“缺乏想象的日常生活描写”，赞成保持“与俄国和世界的古典文学艺术技巧的继承性联系” “山隘”的美学纲领到二十年代末才最后形成。“山隘”的理论家戈尔鲍夫（在《寻找伽拉忒娅》一文中）和A.列日涅夫（在《代前言》一文中）发挥了沃隆斯基的著作《观察世界的艺术》中的某些思想，如关于创作活动是“取下外罩”的过程的思想，关于“直接”印象是艺术创作的基础的思想。他们提出了“真诚”和直觉主义的原则——创作的“莫扎特化”。使作家脱离当前迫切任务的唯心主义倾向和这个团体自成一统的渴求——所有这一切使得部分作家（巴格里茨基、普里什文、巴甫连柯等人）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离开了“山隘”。 与“山隘”关系最密切的是И.卡达耶夫、扎鲁金、巴尔苏科夫、斯列托夫。斯列托夫的中篇小说《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山隘”关于创作的“莫扎特化”的基本思想之一。被认为是“山隘”的纲领性作品，照A.列日涅夫的说法，反映了这个团体的“社会激情”的，是И.卡达耶夫的中篇小说《心》，尽管这位作家的创作要比“山隘”的美学原则更为宽广。 二三十年代的批评界把“山隘”看作是与苏联文学敌对的组织，而没有考虑到“山隘”形成时文学和政治环境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决定了这个团体的参加者创作上的矛盾性。“山隘”派的美学观点，反映了二十年代某些知识分子集团思想上的不坚定性。与此同时，这些观点又是对列夫派和构成派的“纯理性主义”的反拨。由于“山隘”遭到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到三十年代初变得更为严厉）这个团体就开始瓦解，到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发表后就不复存在了。 龚长捷译
寻找伽拉忒娅（Д.戈尔鲍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寻找伽拉忒娅 Д.戈尔鲍夫 编者按：本文选自《苏联美学思想简史（1917—1932）》，艺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320-326页。原载文学论文集《寻找伽拉忒娅》，1929年版。这是戈尔鲍夫于1928年10月在“山隘”和拉普积极分子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摘录。作者Д.А.戈尔鲍夫（1894-1967），苏联批评家和文艺学家。是“山隘”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 一个只重仪式的人虽然抛弃“多神教的”偶像，但是在自己的宗教里除了仪式和“神器”外什么也看不见。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完全取代了他也许真诚地赞同的学说的主旨。 阿维尔巴赫同志的团体抛弃了艺术观上的多神教偶像。这个团体似乎并不相信艺术中形式是一回事，而内容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不认为，更正确地说，不想认为艺术是政治的附属品。他们不否认艺术的某些特殊规律的存在（并且似乎并不反对认识这些规律）。据我所知，他们不相信艺术会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到来而化为乌有。他们反对列夫派所理解的“社会定货”（而戈尔巴乔夫同志的立场却与它很接近）。他们反对把艺术降低到宣传品的水平（而在弗里契和戈尔巴乔夫看来，艺术的作用正是如此）。他们赞成写“文学中的活人”（而根据弗里契的看法，文学中的人首先应当是“纯理性主义的”）。他们反对构成主义者提出的“当代英雄”的那种单纯追求实际利益的美国化（这种美国化无非是体现于生活之中的纯理性主义的人）。他们赞成向古典作家学习，把这理解为似乎不仅只是掌握单纯的文学技巧，还有“观察世界”的某种本领甚至艺术（而戈尔巴乔夫同志却最后得出“把普希金从现在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的经典结论）。 不错，阿维尔巴赫同志的团体放弃了“多神教的”偶像。他们是否因此而变得象基督教徒那样了呢？样子看来是基督教徒的样子，这确实如此。不好的是仅仅只是样子相似而已。这些人的灵魂照旧是“戈尔巴乔夫和弗里契的”、多神教的灵魂。 他们虽然不同意把艺术看作利用形象写成的政论这样的露骨的庸俗化观点，但是他们自己认为艺术只是物和人的单纯展示，此外什么也不是。他们不愿意跟着那些主张文学应直观地证明抽象原理的人走。他们清楚知道，这是偶像崇拜。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学不是现实的简单展示（即使是从某一时刻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事物的远景上展示）文学不是对现实中存在这样那样事实（即使是进步的事实）的直观证明。 ……有人根据艺术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农民或工人的生活、是否在描写富农的同时描写了与他作恰当对照的贫农这一点来判断这部作品，这种判断本身实质上无非是那种政治性的判断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不能整个抓住艺术作品的本质。根据诸如此类的判断作出的指示，无法把年轻的艺术家引上正确的道路。虽然在作出这个判断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艺术的特点以及它与政论的区别，虽然重点已不放在作为口号的思想上，而放在描写上，虽然不仅对描写什么，而且也对如何描写给予更大的注意，总之，虽然已向艺术的实质跨进了几步，但是这种判断仍然是政治性的。 跨进了几步，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最后的一步才具有决定意义，它对情况不是作部分的和表面的改善，而是作根本的和实质上的改善。这一步是：不再把艺术看作现实的展示，牢记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即艺术的外貌还不是它真正的本质。 那么艺术的真正本质（不懂得它就无法做艺术工作）是什么呢？ 著名的诗人兼思想家、聪明的艺术家巴拉丁斯基有一首诗，叫《雕塑家》： 深刻的目光凝视石块， 艺术家看出了藏着的女神， 热情之火顺着血管流动， 他的心飞向了那个神灵。 他虽满怀无限的热望， 仍能控制住自己： 雕刻刀不慌不忙 一刀一刀地从隐秘的女神身上 去掉石头一层又一层。 在愉快而又沉闷的工作中 度过的不是一小时，一天和一年， 但是最后的外罩还覆盖在 预先猜到的、一心盼望的女神身上 直到伽拉忒娅懂得了爱情， 在雕刻刀的曲意奉承的爱抚下， 她产生了情欲而满面通红， 用含情的目光迷住贤者， 这时外罩才最后落下。 当然这首诗同艺术中的所有东西一样，有明确的阶级性。要弄清它的“社会学等价物”并不很困难。然而我不准备这样做。原因有二：第一，大多数瓦普的同志自己在求社会学等价物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毫不困难，因此就让他们去做。第二，如果我现在做这项工作，诗中最重要的东西就会从我的手指缝里漏走，我就会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要知道这首诗是贵族的，地主的诗——这一点连小孩子都清楚。它是个人主义的、唯美主义的等等。而我引用它，很抱款，不是无意的，而是别有用意的。我想宣布这首诗是任何时代和任何阶级的任何艺术家必须经历的艺术过程的明确公式……我大声地宣布，对任何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上面所引的巴拉丁斯基的诗是人人都应遵守的创作公式。 我还要承认一个做得不对的地方。在瓦普的青年作家们写的所有东西中我真正地、毫无保留地喜欢的，只有下面法捷耶夫的一段话： “他悄悄地在阴燃的篝火中间穿过，极力避免踩在熟睡的人们的大衣上。靠最右边的一堆篝火燃得正旺，值班人蹲在火旁，出手在烤火。他显然是在出神，——黑羊皮帽滑到后脑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好象在沉思，脸上还露出善良的、孩子般的笑意。‘多好啊！……’莱奋生想道。他看到这些微燃的蓝色火和微笑的值班人，又想到在黑夜中朦胧地等待着他的一切，一阵隐隐的、宁静而又有些骇人的喜悦，预时涌上心头，他不知为什么恰恰要用这句话来表达他的喜悦。 “于是他把脚步放得更轻，走起来更小心——并不是怕被人觉察，而是怕把值班人脸上的微笑惊走。但是那人始终在出神似地对着火光微笑。大概是这火光和原始森林里传来的马儿吃草的清脆的声音，使他回忆起童年夜牧的情景：一弯新月照着满是露水的牧场，远远地传来村中的鸡啼，安静下来的马群不时把绊绳弄得发出声音，篝火的活泼的火苗在孩子们迷惘的眼睛前面晃动。……那堆篝火早已熄灭，因而它在值班人的想象中就显得比眼前的更为明亮、更为温暖。” 在这个片断里有“展示”。换句话说，其中展示了某种东西。然而展示的东西在时代的背景上显得过于无足轻重。我喜欢的不是这个片断里展示的东西，而是喜欢没有展示的东西。我喜欢这个片断是因为在这画面上“隐秘的女神”伽拉忒娅迈着轻快的步伐暗暗地同我们能看得到的莱奋生并排走过。 能找到地，这是作家的巨大幸福。须知作家的工作的全部意义在于不辞辛劳地寻找她。而且只有这种“预先猜到的、一心盼望的”见面能使一位平常的作家成为艺术家。因为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展示现实，而在于从现实出发，用现实生活的材料建造一个新的世界——审美的、理想的现实的世界。建造这个理想的世界正是艺术的社会功能，这功能使它有别于其他各种类型的社会创作。正是艺术家所创造的理想的审美的现实，正是“隐秘的女神”伽拉忒娅的这个世界，才是艺术家倾注全部心血力图揭示的社会存在的特殊形式。 艺术作品所“描写”或“展示”的现实中的事物和事实，没有独立的意义。因为它们不能作字面上的理解。它们被艺术家引入伽拉忒娅的世界后，便获得了新的、非现实的意义，在那里它们作为艺术家构造出来的理想的、审美的体系的符号出现。 上面引自法捷耶夫的《毁灭》的片断在我们面前出现时，就是这样一种完整的、完备的体系，其中的各个部分都通过艺术家的审美构思结合和协调起来。整个《毁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这样的审美体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它列为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巨大艺术成就。从《毁灭》开始，属于瓦普的艺术家第一次走出了刻板公式和单纯展示现实的世界而进入审美地表现现实的世界，进入伽拉忒娅的理想世界。 如果瓦普按另一种方针开展工作，那么这样的突破当然会更多些。因为瓦普之所以缺少突破，亚不是由于有才能的人太少造成的。巨大的艺术才能一般说来并不多见。然而拥有三千人的作家组织不可能完全缺乏人才。问题不在人才上，而在于没有正确的方针上。 瓦普正采取展示现实的方针。无论是自我批评还是向古典作家学习——一切都从这个角度着眼。但是，如果不先弄清古典作家创作工作的实质本身，不了解评价各种现象的内在过程（对它来说，展示本身只是附带的事）那么古典作家展示现实的本领是学不到手的。 古典作家把艺术当作社会存在的特殊类别来看待，向他们（而且不仅是向他们）学习应该首先学这种观察问题的角度。需要向他们学习寻找伽拉忒娅的毅力和本领。在古典作家和其他艺术家那里，甚至在我们称之为颓废派（尽管我们经常弄不清这个词的意义）的艺术家那里，可以找到不止一种用来揭示把作为素材的现实变为审美的、理想的现实的内在过程的说法。 举例来说，李别进斯基同志谈论向古典作家学习谈得很多，不知他是否弄清了普希金这样一个说法的含义和意义？这个说法是如此地有代表性和如此地重要，同时又是如此地为人们所共知，它使得研究掌握文学遗产问题的人无法置之不理，要求他确定对它的态度。我指的是普希金的著名十四行诗《致诗人》中的下面几行诗： ……你是沙皇，独自生活吧。按照自由理智的指引， 沿着自由的道路前进。 不断完善喜爱的思想的果实， 不为这高尚的行为谋求奖赏。 奖赏在你本身之中。你是最高的法官， 你一定会最严格地评判你自己的作品。 李别进斯基同志，您认为怎么样，这个说法是否确定了每个艺术家（也包括无产阶级艺术家）内心里想走的道路呢？是值得利用这遗产呢，还是最好让它锁在“文学更感反响表现”的档案库里？这种说法能够促进无产阶级艺术家向古典作家学习呢，还是相反，它会使艺术家传染上异己的思想？我预见到李别进斯基同志会作这样的回答：“普列汉诺夫已经讲清楚，普希金的这篇作品不外是诗人与他周围的人无法共处的结果，这些人由于一系列社会原因对他是敌视的。他的这种说法是个人主义的，因此无产阶级应当在思想上加以排斥。”李别进斯基同志如果想做到前后一贯的话，他应当作出的正是这样的回答，因为他所关心的，只不过是向古典作家借用展示现实的手法，可是当一个艺术家公开同自己周围的人断绝往来，避开现实，专注于自我，那还有什么展示可言呢。 在我看来，普希金的说法是人人必须遵循的公式之一，不掌握这些公式，没有一个作家能在本质上成为艺术家。需要教给我们的无产阶级作家的，首先是普希金的这种对自己的高傲的严格性，需要教给他们不理会任何“社会定货”的本领。因为任何艺术家（包括无产阶级艺术家在内）只有不再理会它，只有完全倾听自己，只有自己冒着风险创作，只有自己“高傲地”承担升降的责任，才能最好地，即最忠实地、最深刻地和最诚实地完成他的阶级和他的时代给予他的定货。普列汉诺夫的看法是对的，他用普希金同周围的人的决裂来解释诗人这些毫不掩饰地和危言耸听地表示高傲的话。这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些话的内容本身是诗人所处的恶劣处境强加给他的。处境只不过起这样的作用，它迫使普希金极其尖锐地说出艺术工作的基本的、典型的特点，不具备这种特点就没有和不可能有任何创作。 ……现在讲另一种说法，这不是普希金提出的，而是一位小得多的艺术家提出的，这个人不是古典作家，是一个普通的“颓废派”。我现在就说这个人的名字，它一定会引起愤慨。我说的是费多尔·索洛古勃。他写道：“我拿来一部分粗糙的和贫乏的生活，用它创造出甜蜜的神话，因为我是诗人。试问，是否可以把索洛古勃的这些话作为对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学进行艺术教育的基础？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关系特别重大，因为如作肯定回答，就意味着承认无产阶级作家不仅可以向古典作家（似乎全是上升阶级的代表）学习，而且可以向代表所谓“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象征主义者学习。而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应作这样的肯定回答：是的，每个年轻作家，包括无产阶级作家在内，应当领会索洛古勃的这些话。李别进斯基同志！请您教给无产阶级作家把简单的和粗糙的生活素材变为甜蜜的神话的本领吧！神话里所包含的生活要比乍一看见时所感觉到的多！一个甜蜜的神话所反映的痛苦的生活真理，要多子对生活中的事实的单纯展示！ 我就讲到这里为止。我谈的题目很大。在一个简短的报告里不可能完全讲清。我的任务是把它提到日程上来。我国年轻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这个题目。瓦普的领导人应当懂得这一点，否则文学将不照他们的方向去发展。我们阶级的新生的文学应当是有武装的。美学素养是艺术学的武器。无产阶级作家们！用美学知识和技巧武装起来吧。你们都去寻找“隐秘的女神”伽拉忒娅吧，不要因为她是“神”而动摇。要知道“神”是人创造的。其中远不是所有的神都是对人无益的。 张捷译
观察世界的艺术（А.沃隆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观察世界的艺术 （论新现实主义） А.沃隆斯基 编者按：本文节译自《沃隆斯基文学论文选》，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0-424页。原载论文集《观家世界的艺术》，1928年版。 普列汉诺夫断定说，理智很难同艺术相处。普希金认为，诗歌应当笨拙一些。别林斯基写道：“在我们丧失理智的短短几分钟里我们感到痛快。”这一切不是失言，不是奇谈怪论，是真正的和深刻的真理。那些只维护“纯理性主义的描写”的人，对艺术的本质不可能有一点甚至是间接的认识。 艺术的秘密在于再现最原始的和直接的感觉和印象。最细腻的心理分析专家之一马赛尔·普鲁斯特通过观察对创作过程的实质说了一段确实很好的话。普鲁斯特在思考画家艾尔斯蒂尔的创作时说： “我们用来称呼物品的名字，永远与一定的理智的概念相符，这种概念同我们真正的生动的印象格格不入；它迫使我们去掉印象中不包括在这个概念之内的一切。” “我住在巴尔贝克旅馆时，每天早晨当弗兰西莎拉开遮光的窗帝时，或者每到贷晚，当我等待桑-卢，以便同他一起出去时，我站在窗前，由于光线不寻常地闪动，我看到遥远的海岸深处一部分昏暗下来的大海或者高兴地凝视着天际线上一条模糊不清的浅蓝色的带子，不知道它是属于海的还有属于天空的。过了不久，我的理智恢复了在我的直接印象中被消灭的水天之间的界限，我在巴黎时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我在房间里听到激烈的争吵逐渐变为愤怒的叫喊，这些感觉是在我思想上尚未注意它的来源（譬如说是一辆逐渐驶近的马车发出的隆隆声）和我的意识尚未从这隆隆声中排除刺耳的嘈杂声时产生的，我的耳朵清楚地听到这些尖叫，但是我的理智认为，这些叫声不能由车轮的滚动发出。艾尔斯蒂尔的创作中所抓住的，正是我们看见大自然充满诗情画意时那个难得的刹那间。从现在立在他身旁的海景图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隐喻之一，是他把大地比作大海，抹掉了它们之间的任何界限。他在每幅画中默默无言地和始终一贯地作的这种比拟，使得画面色调丰富而又高度统一……” 他接着说：“艾尔斯蒂尔努力把物体画成不象他意识里存在的那样，而是按照我们视力直接感受到的视错觉来画，这使得他揭示了透视的某些规律，在当时这些规律是惊人的发现，因为艺术第一次揭示它们……艾尔斯蒂尔在面对现实的情况下丢开自己理智的一切概念，这一意图之所以值得惊叹，是由于这个人在拿起画笔之前，有意地变成一个完全无知的人，老老实实地把一切都忘了，——因为我们知道的东西可以认为不是我们的东西——而他恰恰拥有只有他一个人所独有的丰富的智力。” 普鲁斯特承认，由于艾尔斯蒂尔所运用的基本手法和“隐喻”，他喜欢不易察觉的或勉强可以察觉的立体的移动、液体的变形和色调鲜明的闪变。他在最普通的物体中，在“死的实物”“深处的生命活动”中也找到了艾尔斯蒂尔的“隐喻”。 这些意见极有教益。要使艺术的潜力自由地发挥出来，需要成为无知的、愚笨的人，需要丢开被理智加到最初的感觉中的一切。艺术家应当善于用普通的目光观察世界，好象是第一次看见一样。理智给我们最初的感觉所作的理性的修正，在科学活动和实际活动中是很重要的和必需的，没有这种修正，我们不能在对世界的分析性认识中前进一步，但是在艺术中它们不仅不是经常需要的，而且恰恰相反，往往是有害的。现在举几个明显的例子。一个明白事理的、有很高智力水平的成年人读库珀、司各特、仲马、凡尔纳、贝努瓦的作品，到电影院去看《巴格达窃贼》，去看歌剧《萨特科》、《看不见的城市基杰日的故事》，到艺术剧院看《青鸟》，这在实质上把他带回到了孩提时代，要求他相信神奇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但他丝毫不感到受了侮辱。而且他高兴地让自己处于这种愚笨的状态，他希望这些作品能紧紧抓住他，征服他他压住自己内部的理智的声音，这声音冷静地和执拗地提醒他，他所相信的童话，是不存在的和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艺术是如何把聪明人变成疯子、把成年人变成孩子的呢？它迫使理智保持沉默，它做到使人相信自己最原始的、最直接的印象的力量。只要观众、读者的理智一开始起作用，审美感的全部迷人之处和全部力量就会消失。最有理智的人在艺术上经常是最迟钝、领会能力最差的人。 这里所说的不仅适用于以幻想为主的作品，而且适用于整个艺术。如果不变得悬笨，如果不暂时变成无知的人，如果不承认最不寻常的东西，那么就不能相信艺术。任何隐喻和修饰语，任何艺术手法、俏皮的性格描述、典型的描写、处境、弯张、情节结构等，从理智的角度来者，都包含着不象真实的东西。实际上过去和现在既不可能有“维”，不可能有《鼻子》里发生的事，不可能有“黑桃皇后”，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宗教裁判者、泼留希金和赫列斯达科夫，谁也没有见过巴别尔的骑兵集团军和皮里尼亚克写的“荒年”。河不会玩耍，海不会笑，魔鬼和暴风雪不会一窝蜂地奔跑，褴褛的衣衫不会有激情，槭树不会在朝霞的火堆前坐下。这一切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我为虚构而流泪。”但是他如果有一刹那间不相信，不成为孩子，不变得无知和丧失理智，那么是不能为虚构而流泪的。艺术在驱赶理智的同时，强迫人们相信虚构。我们的意识在可以感觉到生活的不和谐现象的地方出现；它发出有关这些现象的讯号，要求消除它们。艺术好就好在它使我们摆脱这种不协调感，而理智活动总是同这种感觉相联系的。艺术恢复我们和环境之间的平衡（当然它是相对的）而在理智活动中这平衡经常遭到破坏。审美感的内容首先可归结为这种恢复平衡的感觉，尽管它并不止这一点。艺术好象游戏一样，其中一切都建筑在假定性上。象在游戏中一样，在艺术中需要相信一切假定的东西，以便能得到充分的愉快。艺术从我们的感受中去掉一切最有理智的东西，其结果就使得我们把假定的东西当成真正的东西。 艺术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并不限于我们。顺便说一下，艾尔斯蒂尔是一位虚构的画家，他靠他的无知识的隐喻，发现了透视的新规律，教会人们在周围的事物中，在他之前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发现美。为什么艺术家的幼稚可笑的、毫无意义的做法会有这样重要的结果呢？理智任何时候都在做消除差异的工作，它进行着概括，把一切有明显的个性的东西排除掉、这种情况首先发生于科学。我们在科学中拥有的概念包括一般的特征和特性，它使我们脑子里产生公式化的看法。科学的语言是抽象的，而且不可能不这样。理智在修正我们的感觉时使它们失去其体的物质性以及颜色和色调的独特性。在平常的、非科学的理智活动中，我们也经常需要丢开最直接的和最独特的感觉。艺术则相反，它只是在具体的、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现象之中寻找一般的、典型的东西的表现。抽象对艺术来说意味着死亡。艺术家的世界、物质世界整个地存在于气味、颜色、色调、可触摸到的东西、声音之中。一个艺术家愈听任他的直接感觉的力量的摆布，他根据一般的、抽象的理性范畴所作的修正愈少，他就能愈具体和愈独特表现这个世界。在我们一般的、平常的、被理智修正过的世界的形象里，最独特的、最典型的、最特殊的和最具体的东西常常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不见。要发现这些特性和特点，需要有艺术家的视觉和听觉。在最直接的感觉中，这些特性和特点最容易找到，而且找到的次数最多。由于这个原因，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的视觉和听觉的错觉经常能导致许多发现的产生以及就其具体性来说最新颖和最迷人的世界幻象的出现。作家在马车的隆隆声中听到的争吵和叫喊，能产生最有表现力的和最生动的形象。 有人会说，这样的手法完全是主观的。如果艺术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印象上，而不集中在人上和不依他为转移的物上，那么它确实可能变成主观的。而当艺术家集中注意世界时，当他（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再现自在之物而不是再现为我们之物时，它就不会是主观的。艺术家受他源源而来的最初的、非理性的感觉的支配，本身发生着变化，他仿佛把自己的“我”熔化在这些感觉中，但不是为了逃离自己，而是为了得到如同本身实际存在的、以最生动和最美好的形式出现的世界。因此这种手法也可能是最客观的。一切都取决于艺术家的观点，取决于他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情绪、感觉和思想上，还是集中在现实本身上。 总之，艺术家把抓住、收集、贮存我们的艺术感受和审美感受的工作做得愈无意和愈自由，那么这些感受就愈接近现实。这里还应再加上一点：某个系列的艺术感觉被另一系列的感觉修正得意少，这个系列的感觉就愈强烈。歌剧只有在它排挤掉视觉的、嗅觉的、触觉的印象，即排除听觉印象之外的一切时，才能给我们以充分的愉快。画家的画愈使我们只注意视觉的感受，那么我们就觉得它愈完美。在这方面，艺术的情况同科学有所不同。在科学活动和实际活动中，我们经常不自觉地用一些感觉来修正另一些感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比艺术家正常。艺术家比较狭隘，他经常除了自己职业的印象（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之外，对生活中的其他印象漠不关心。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艺术家都是非常片面的人。他们作为艺术家，观察世界通常用的是一个感觉器官，而他们的其他感觉是被压制着的，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上。 艺术创作就其起源来说是直觉的。然而艺术家不应忽视智力世界。恰恰相反，根据我们的理解，艺术创作的实质和心理坚决要求艺术家具有很高的智力水平。我们上面所说的“无知的”、“愚笨的”手法只有在艺术家不仅具有敏锐的审美感，而且具有发达的智力时才有可能运用。要弄清自己的一般印象是不容易的，而弄清直接印象更要困难百倍。艺术家应善于找到、理解、深化自己的基本方法和自己对生活的特殊理解。不进行巨大的、非常顽强的和复杂的理智活动，不了解艺术史和自己的先辈，艺术家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的方法。要遵循这种方法，他应当是一个心理学家；要在自己的感觉中找出其中最重要的，要净化和浓缩它们，应当成为一个敏锐的分析家。最无知识的方法同时也是智力性最强的方法。 在感知和收集素材的过程之后，紧接着应该对素材进行加工并赋予一定形式。这里艺术家的智力水平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构筑情节骨架，运用词语、声音、颜色、线条、比例等手段赋予素材以一定形式，使主要方法隐而不露——所有这些都要求智力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有人说，作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沉重的肌肉劳动，这说法也有重要的含义。但是除此之外，艺术家应该站在自己所属时代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科学认识的水平上。永恒应当表现在暂时之中，为此应该知道和懂得这个暂时。现在如不确定自己对当代革命斗争的态度，就不能写小说、诗歌和作画。谁要想在这一点上欺骗自己和读者，最终谁就将自己受欺骗。这里只有嗅觉、直觉、本能是不够的。 张捷译
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山隘”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山隘”宣言 编者按：本文译自《文学宣言》，第276-282页。 十月革命在文化方面，尤其在文学方面引起了变革。读者有所改变，读者的兴趣和精神需要也有所改变。这些兴趣和精神需要的复杂及对艺术的自发的爱好，要求作家以新的态度来对待现实。找到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的渴望，首先反映在大批文学组织和团体的建立上。它们许诺要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学来。可是它们却没能创作出多少有点价值的文艺作品。 “山隘”的作家们没有把领导权据为已有，尽管他们中多数人在革命中受过社会教育，根据他们实际上属于革命这一点，本来可以占有领导权。 “山隘”成员从革命斗争的英雄时代中继承了表达自己社会观点和情感的全部坦率与直爽，极其尖锐地提出关于社会定货与创作个性有机结合的必要性问题。 “山隘”成员在自己的队伍中拥有与当代血肉相连的作家，他们认为必须从革命的一切成就出发，把这些成就作为无限多样的人的个性进一步形成的基础。“山隘”的成员反对把人公式化的一切企图，反对任何简单化和死板的标准化，反对为了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描写而降低作家个性的任何做法。 “山隘”成员把从生活中寻求和发现越来越多的活动范围，寻求和发现思想和感情的越来越多的细微差别，看作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基本特性。他们认为必须以组成复杂创作过程的艺术方法揭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山隘”的作家们虽然否定一切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概念，但是他们仅把那种思想和感情的成分具有新的美学形式的作品看作是文学作品。 “山隘”把现实主义地描写生活看作是自己唯一的传统。“山隘”以俄国和世界古典文学的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为根据。“山隘”把自己的工作与人类艺术思想的优异成就联系起来。关于文化的继承性问题，掌握技巧问题以及发现与这种或那种作家个性最相近和最亲近的美学源泉问题，所有这一切对“山隘”说来，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山隘”成员在组织工作中把发现新的创作力过和形成真正的文化界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在摈弃所有本身不能在创作上体验十月草命，只表面上屈从于十月革命的威望，却没有勇气拿起笔来写新人建设的真正题材的作家的同时，“山隘”成员不拒绝和那些还未最后确定道路，但正在进行探索并努力在创作上接近革命的作家接触。 另一方面，“山隘”认为必须造成这样一种社会舆论，这种舆论应不使作家感到畏惧，而且不推动他们去象记事栏编辑那样表面地反映事件。 有的作家还没有认识自己的使命，经常遭到不负责任的批评，因此决心照阻力最小的方针去作，不真实地反映“美满幸福的”现实，或者反之，同意相反的结论，从种种臆造出来的阴暗形象中理解周围的现实。由此便产生了“苟安的”情绪、颓废的心理、腐化和对我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这种缺乏信心的表现是：一些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开始背离自己的内心题材，用表面的措词和形式主义的卖弄来措饰自己精神上的空虚。 缺乏对艺术综合的志向，用表面上鼓动性的喊叫来掩盖自己对革命的疏远，这一切都是上述现象的不容置疑的明显迹象。这些对列夫等派别来说是有代表性的。这些文学派别在散文上没有拿出一篇内容上多少有点价值的作品来。他们的活动范围只限于诗歌，当然这很有典型性，因为诗歌中最适宜于滋生表面的形式主义的“规范”。 “山隘”成员首先主张所有艺术家应有革命的良心。这种良心不容许隐瞒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艺术里艺术感情的因素使一切其他因素都服从于自己，在这里社会定货与作家的内心情绪不应当脱节。 “山隘”从来没有和瓦普团结过，因为瓦普的理论体系本身包含着明显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观点的因素，并企图用由瓦普掌握领导权的观念来取代“无产阶级掌握文学的领导权”的概念。“山隘”一向认为，瓦普的批评思想的体系把艺术家公式化，破坏艺术家内心的艺术独立性，压制与作家的认识和感情相近的这种或那种形象在美学上定形的一切可能性。瓦普和岗位派的批评把许多无产阶级作家和诗人作为新的、“无产阶级的”创作的代表提出。然而他们的作品中没有反映任何新的世界观，人的概念和感情没有在美学上定形。 瓦普在同所有文学派别和团体中一些作家的艺术个性进行最残酷的和前后不一致的斗争时，企图提出自己的成就来反对他们。由于瓦普摆出的是一些拙劣而粗糙的作品，结果现在损害了“无产阶级作家”的这一概念的声誉，这一概念变成了无想象力的倾向性、陈腐的宣传品以及艺术上束手无策的同义词。公式主义，空洞的日常生活描写，缺乏技巧和在内心的热情上与时代的伟大理想相符合的深刻思想内容，从文学发展的观点上说，语言、形式和风格上都后退了一步——这就是我国文学中瓦普这一支派所拥有的东西。 “山隘”在自己的作品质量上不追求什么优势地位，它主张自由的创作竞赛的观点。“山隘”将永远坚持斗争，为培养出参加造就战土和建设者这样的新人的、独特的、自成一家的作家而努力，并以此与瓦普相对抗。 “山隘”成员将号召所有准备把自己的全部才干和感情都献给革命的现代生活的作家，都来造就这样的人。 目前，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山隘”正在外地开展工作，力图把所有现代实际的文学力量都团结在自己的社会文艺方针的旗帜之下。 “山隘”在联合作家时，不发给他们任何文学的委托书。“山隘”号召他们首先去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的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将易于认识展现在新的读者精神需要面前的整个无限广阔的活动范围。 “山隘”把自己的艺术观点归结为以下原则： 一、苏联已进入了文化革命时期，文化革命追切要求在文艺创作上表现新的阶级——工农的力量。 二、苏联文学负有完成十月革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所给予它的社会定货的使命。它应当去影响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为社会解放的目的去组织他们，使他们革命化。 三、上面提出的任务，只能在具备高度发展的艺术语言、形式与风格时，才能实现。丰富的内容要以最完善和最多样化的形式来表现。由此产生了与俄国和世界古典文学的艺术技巧保持继承性联系的必要性。 四、“山隘”否定任何简单化的倾向性，因为它把艺术创作贬低为无想象力的日常生活描写，轻视艺术形象的感染力。 五、“山隘”认为作家有权自行选择题材，条件是他在自己的创作中要与现代生活和我们时代的社会定货有机地联系起来。 六、“山隘”慎重而热切地关心每一个艺术家，努力对他施加影响，支持和引导那些动摇不定的人。 七、与此同时，“山隘”排斥一切停留在革命前的文学阶段上的、按其实质来说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派别以及所有那些处于与不断发展的艺术思想相抵触的、僵死的稳定状态中的新文学团体。 八、为实现宣言所规定的目标，必须建立一个艺术中心，以便让苏联一切富有生命力的作家在联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的基础上，在保持各自创作上的独立性的同时，团结在这一中心的周围。 九、我们坚信建立这一中心的可能性，因此号召所有赞成我们观点的作家在今后的创作工作中团结在“山隘”的周围。 “山隘”莫斯科中央分部 “山隘”莫斯科中央分部成员名单： 普里什文、马拉什金、古别尔、扎鲁金、叶弗多基莫夫、扎瓦多夫斯基、巴尔苏科夫、H.杰缅季耶夫、巴格里茨基、戈尔鲍夫、奥格尼约夫、希里亚耶夫、A.列日涅夫、A.雅斯内依、索斯诺文、德鲁日宁、拉扎列夫、鲁杰尔曼、扎莫什金、H.斯米尔诺夫、勃罗茨基、戈洛德内依、雅杭托娃、谢尔盖耶娃、纳谢德金、卡萨特金、彼列古多夫、阿尔塔乌津、维赫列夫、埃尔金、维特罗夫、斯库拉托夫、柯尔涅伊奇克、季亚科诺夫，伊古姆诺娃、阿库利申、谢尔加江、霍凡斯卡娅、库达舍夫、拉弗罗夫、扎顿斯基、菲比赫、普拉托诺夫、谢麦诺夫斯基、克德林、别尔科维奇、蒙勃利特、卡拉瓦耶娃、迪恩尼克、马雷什金、帕年特列伊格尔、库比科夫、普里舍列茨、И.卡达耶夫、特里申[1] 金丕良译 [1]宣言发表于1926年，年，从那时起在“山隘”的成份上发生了变化，而宣言本身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了，目前“山隘”正在起草新的宣言。——原注
给俄共（布）中央报刊部的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给俄共（布）中央报刊部的报告 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272-276页。原载《探照灯》杂志1925年第4期。 “山隘”社系工农作家团体，参加者以赋予现实以艺术形式为目的，把自己的命运和任务完全与革命的任务和命运联系起来。 “山隘”的艺术家们认为只有贯彻和在战斗中捍卫列宁的观点，才是艺术文化发展的途径以及其他因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途径。工人阶级只有在与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紧密结合的条件下，才能保持住政权，保持住求得自己艺术文化发展的前提。 由此得出了“山隘”对待所调“同路人”的策略观点。“山隘”社虽承认这些中间的作家不坚定和政治上完全无知，但是认为必须对他们采取深思熟虑的和小心谨慎的态度，避免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和责难；同时承认这些创作了反映我们现实的杰出的文学典范作品的作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文化成就。“山隘”社认为，在掌握过去的文化成分和古今大师们在形式方面的成就方面加紧和深入工作，对于任何一个出身于无产阶级、正在接近那种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新生活有机结合的文化的作家来说，是一个首要的条件。 “山隘”认为自己是一个在社会方面与工农的社会主义建设完全融合的团体，坚决地无条件地拒绝任何这样的责难，如指责我们站在中间的“同路人的”立场上等等。 我社成员百分之七十由党团员组成。所有成员都是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是经过这种严酷的考验成长起来的，在自己的工作中坚定地面向工农群众，面向群众的文化代表：工人通讯员、农村通讯员和高校学生。 我社成员在所有最好的苏维埃的和党的刊物，如《红色处女地》、《青年近卫军》、《探照灯》、《工人青年》、《十月》等杂志上发表作品。 “山隘”社首先认为培养读者和工农青年是可能做到的群众工作，不做到这点，一个同本阶级紧密联系的艺术家就不可能得到有机的发展。 我社首先把与外省建立联系作为自己的组织任务和文化任务之一，其目的是要把那些在工人阶级和农民显露创造力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 另一方面，我社的任务是宣传那些与作家的任务紧密结合的一般的文化创举。 我社认为生产作品的工作是主要任务。从这方面说，我社作家不受任何形式主义框框、宣言等的限制。 我社认为无法推测未来的文学形式上的表现，在注意到一切软弱无力、迁就姑息、讲究漂亮的现象的同时认为：深化的艺术现实主义道路是机体健全的和上升的阶级的艺术家唯一的道路，这种现实主义使一个艺术家能锻造出合乎那种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内心生活的当代人的心意并为他们理解的个人风格。 “山隘”不准备在任何程度上干预与那些企图垄断“无产阶级”称号的团体所进行的完全多余的论战，它认为在国家经济状况发生困难的条件下，只有互相支持、各组织紧密联系并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才能与青年作家中形形色色的频废的和反动的创作团体作斗争。 “山隘”社认为这样的措施有： 一、必须切实注意作家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这种状况使得他们简直完全无法进行创作工作。在这方面“山隘”认为必须在中央立即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便在经济上给作家以法律保障。属于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住宅问题，这对作家具有决定性意义。“山隘”的百分之五十的成员生活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其中部分人根本没有住房。应当特别注意基金的问题，基金的分配至今尚悬而未决，尽管许多作家没有固定工作，简直是一贫如洗。 二、工农作家的法律地位没有完全确定，按照现行法律他们等同于僧侣、经纪人、律师等所谓“自由职业者”。必须用法律保证参加工农团体的作家具有与工人同等的地位。 工资问题对作家来说也相当尖锐，更不必说付给作家的少得可怜的劳动报酬了，差不多所有的编辑部和出版社都认为自己有权迟迟不付稿费，有时要拖延几个月，而且只付很少一点。 三、除作家写作工作的困难条件外，还应加上出版自己著作时所遇到的困难。大多数文学出版部门的领导人在自己的工作中往往维护本团体的利益，使一般工农作家的作品得不到出版。各出版社存在着严重的随心所欲的作法，这种现象完全是由个别人的趣味、情绪和好恶造成的。 四、批评对作家个性的形成具有巨大意义，可是在我们这里却带有偶然的和毫无系统的性质。我们认为必须更加重视文学作品。应当扩大报刊杂志上的有关专栏，使批评完全负起责任来，严禁个别团体在具有总的指导性的刊物上刊登自己争论性的攻击和结论，在这种刊物上只能作不会使普通读者产生误解的客观评价。 “山隘”理事会；维肖雷、柯-斯捷林、扎鲁金、纳谢特金、彼得罗夫斯基。 龚长捷译
作为对生活的认识的艺术与当代现实（А.沃隆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作为对生活的认识的艺术与当代现实 （关于我们文学上的分歧问题） А.沃隆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苏联美学思想简史（1917-1932）》，艺术出版社，1980年，第290-299页，原载《红色处女地》杂志1923年第5期，是针对列夫派和岗位派的理论而写的。 ……让我们从艺术的一般原理讲起，对这些原理，目前经常有人提出异议，或者只在口头上承认，实际上不承认。 艺术是什么呢？ 首先，艺术是对生活的认识。艺术不是想象、感觉、情绪的任意游戏，艺术不只是诗人主观的感觉和感受的表现，艺术不首先以激起读者“善良的感情”为目的。艺术象科学一样，是认识生活的。艺术同科学一样，具有同一个对象，这就是生活、现实。但科学是进行分析的，艺术则进行综合，科学是抽象的，艺术则是具体的；科学诉诸人的智力，艺术则诉诸人的感性。科学借助于概念认识生活，艺术则借助于形象，以生动的感情的直观的形式认识生活。别林斯基就这样说过：“诗歌是用直观形式表达的真实；它的作品是具体化了的思想，是看得见的、可观察到的思想。因此，诗歌就是同样的哲学，同样的思维，因为它具有同样的内容……诗人用形象思维，他不证明真理，而是展示真理……最高的现实就是真实，诗歌的内容就是真实，所以诗歌就是最高的现实。诗人不装饰现实，不是按照应该有的样子，而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描写人。”（引自《智慧的痛苦》一文） 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艺术家是看见思想的人。别林斯基对艺术创作的这一实质，曾有一段生动的描写，他的看法至今还是正确的。他说：“当艺术家的创作对于大家还是一个秘密，他还没有拿起笔来的时候，他已经清楚地看见他们，已经可以数清他们衣服上的褶襞，他们额上的犁刻着热情和痛苦的皱纹，已经熟识他们，比你熟识你的父亲、兄弟、朋友、母亲、姐妹、爱人更清楚些，他也知道他们将说些什么，做些什么，看见那缠绕他们、维系他们的全部事件的线索。”（引自关于果戈理的文章）[1] 艺术家认识生活，但不复制生活，不给生活摄影；他不是摄影师，他用“自己的感觉所具有的洞家一切的眼睛”，把生活重新体现出来。德国批评家、温和的表现主义者马克斯·马尔特尔斯泰格提到歌德的一句俏皮话：如果画一只和真的哈巴狗一样的狗那么结果只是世界上多了一只哈巴狗，此外就不会增加任何东西。艺术家看到思想，但他不是什么都看到，他应当放过，应当不去注意没有认识价值的东西，放过一切偶然的、没有意思的、已知的东西。在这种场合下，主张艺术家要善于做一个瞎子，做一个睁眼瞎的人的意见是对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以新颖取胜，永远是引人入胜的，永远是出人意外的新发现。我们周围的生活沿着熟悉的、习以为常的河床日复一日地流动，甚至当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当它最坚固的堤坝遭到破坏时，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情在其自身发展中也总是不可避免地落在后面；它们与新生事物不相适应；我们还处于旧的东西的支配之下，我们的眼睛还不善于观察，不善于看清在轰鸣声中、在洪水中、在交替中、在灾难惨祸中正在诞生的东西。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这种熟悉的五光十色的生活现象中，或在这种令人头昏目眩的生活旋风中，能用自已的眼睛、自己的耳朵、自己的“本能”抓住被我们放过和没有被记住的东西，抓住还不明显的东西。他把碎的、小的东西综合起来，创造出重要的、大的东西来，他用自己的艺术显微镜把事物和人放大，而不理会已知的、已认识的东西。他把生活提高成为“创造的珍品”；他把分数和抛撒在周围的特点、特性集中成为一个整体，突出最重要的东西。这样，在想象中就形成一种凝聚的、净化的、筛选过的生活——比原来的更好的、比最现实的现实更接近于真实的生活。于是我们和艺术家一起开始看到原来不加理会、没有发现的东西，这种东西存在于我们周围或者正在对未来的预见中成熟起来。 这就是艺术家应该具有自己的眼睛的原因！这就是艺术家应当不象通常一般人那样地看和听的原因，这叫做艺术家的个性。 象受惊的雌鹰。 张开有预见力的双眼…… 艺术是以感性的、形象的直观的形式对生活的认识。艺术象科学一样，提供客观真理，真正的艺术要求确切性，因为它表现的是客体，它由经验而来。 然而别林斯基关于诗人“不是按照应该有的样子，而是按照来的样子来描写人”的论断，需要作重大的修改。当诗人或作家不满足于周围的现实，自然他努力描写的不是这种生活本身，而是它应该有的样子；他试图撩起未来的帷幕，展示理想中的人。开始通过理想的“明天”的棱镜来观察今天的现实。幻想、渴望、对完全伸直腰板的人的思念，过去和现在都是优秀艺术家创作工作的基础。这与“艺术是以生活的感性的直观形式对生活的认识”这一定义绝不矛盾。理想的“明天”、明天的现实、替代始祖亚当的新人等，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幻想，如果这个“明天”与今天的对立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明天”成熟于当前现实的内部，如果未来的形象、个别特性和特点已具雏形，“已在空中飞翔”。不然就会成为童话，成为梦幻，成为幻景它一与生活，一与现实接触就会消失。不错，人把对未来的幻想完全当作对未来的思考，不过严格的思考或真正有理解力的感觉看到的是这样的未来，它真正是会来接替过去和现在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艺术家是认识生活的。他工作的基础是经验。 艺术认识象任何学科一样，可以是客观的和精密的。表达诗人内心的感受和感情的抒情诗，并不与此相矛盾。诗人的感情和情绪、思想和感受应当对一定范围的人，对阶级、阶层等具有价值，如果不是现在就有的话，那么将来应该有。否则诗人就有象松鼠蹬轮子似地瞎忙一样，沉溺于他自己的那种为人所不需要的、不理解的、不感兴趣的情绪中而不能自拔的危险。在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铁蹄》中，工人领袖埃佛哈德与旧世界的代表们争论时说：“你们是思想领城的无政府主义者。你们大家都是特殊世界的疯狂创造者。你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这个小天地是你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和想象创造的。你们当中找不到两个在任何问题上意见相同的人。你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意识中寻找对自己本身和自然界的解释。用意识解释意识，恰似你们打算拉着耳朵把自已提起来一样。”完全可以理解，这样的个人主义者，特殊小天地的这一类创造者，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日益腐烂解体、分崩离析的时代，成为常见的、正常的现象，他们也创造完全主观的艺术，——表达只有他们感兴趣的“莫名其妙的”感情的变动真正的抒情诗，与所有这些主观的精巧乖戾的东西设有任何共同点。真正的抒情诗所表达的诗人的感情，具有全人类的或阶级的意义。它也是由经验而来的，不过这里出发点不一样：抒情诗人观察自己，小说家观察存在于他之外的对象；这里只是作家的艺术注意力有所变动而已。 正如各种科学学科领域内存在伪科学一样，艺术中也存在伪艺术。艺术家可能脱离现实（理想的或实际存在的），可能陷入想象的任意游戏，表达谁也不感兴趣的情绪。这样就在艺术中产生了与哲学和科学中的唯心主义相应的唯心主义流派。艺术家可能不再利用形象而利用象征。他可能不再用形象思维而改用推论的思维。在这些情况下，作品充斥着议论、政论之类的东西。接着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染上相应的思想的色彩，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歪曲人物典型、画面、事件等。于是作品就为具有倾向性的了。 普列汉诺夫曾指出政论入侵艺术的必然性，阿纳托尔·法朗士也说过这样的话。这种入侵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在某些时代是极其合乎需要的和有益的。有人认为艺术领域与其他科学学科相比，更容易包含主观的东西，这种说法也是对的，因为它涉及到人的感情，但这里的区别不是质的区别，而是量的区别。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里，这种主观的东西的入侵也很厉害。甚至还不能断定究竟哪里主观的东西比较多，是在艺术里呢，还是在这些科学学科里？然而主要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不使主观的东西、思想、政论去歪曲作家的艺术创作，而使主观情绪符合于客体的本性，使政论和政治同时处在人类美好理想的水平上。 这里关于艺术所说的一切，没有任何新发现。这个把艺术看作认识生活的特殊方法的观点，被马克思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最优秀的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从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接受了下来。但是这些最起码的道理现在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大家注意，因为我们有人不时地、甚至可以说经常地打着用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旗号，却竭力贩卖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相容的观点，为防备万一，还嘲笑那些爱提起“我们的神父普列汉诺夫”的人。 ……未来派同志们否定艺术是对生活的认识，陷入了完全的主观之中。特列季亚科夫同志说：“不说‘内容’，而说‘效用’，后一术语已在未来主义书刊中运用。”（《列夫》第1期）这就是主观主义。这里无须再加说明，只需再提一个马克思针对那种把个人变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的艺术所说的警句。未来主义的理论家们正在把艺术引上这个方向。有时这也是有益的，但这将不成其为艺术。 我们的未来主义者让马克思下面这一句话给弄糊涂了。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不是认识生活，而是建设生活。但是只要稍微注意读一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会相信，这个论断与未来派提出的不是认识生活而是建设生活的要求毫无共同之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而不是由理论的抽象来证明——这就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话。 强调艺术中的客观的、精确的、来自经验的因素的人，“如今”事先应有思想准备，准备被指责为守旧，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小市民、宣扬纯艺术等等。说你是资产阶级和市侩之类的指责，可以置若罔闻而不会受到特别的损失，至于纯艺术问题，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应当讲一讲。 根据纯艺术论最经典的说法，艺术家象“圣经”里的耶和华，样，能从“无”中创造出有来：神秘莫测的灵魂深处——这就是艺术创作的开端和归宿；艺术是自有价值的，它的任务在于“使美丽的虚构具有魅力”等等。我们的观点则是与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论断对立的。真正艺术的基础是经验。艺术家是实验者和观察者。他的作品永远为时代精神所决定，受他所属的阶级、阶层、集团的思想的制约。不管艺术家思意不愿意，他的作品总是为一定的生活利益服务的。在同等程度上，美并不是一种独立自在的有价值的东西。艺术归根结底是实利主义的。然而由此不能得出特列季亚科夫同志得出的那些结论，他说：“……未来主义应当利用它（指艺术——本文作者），并在它的领城内把宣传感化与日常生活描写，把积极的语言加工与抒情诗，把惊险的灵活的小说与美文学的心理描写，把报纸的小品文和宣传品与纯艺术对立起来。（《列夫》第1期）由此发出“在艺术内部用艺术本身的方法进行斗争而置艺术于死地”的号召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共产主义还完全没有任何理由把破坏艺术或以宣传品取代艺术作为自己的目的。宣传品是有用的和极其有价值的东西，但这是实用艺术；现在宣传品、小品文之类的东西的比重特别大。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放弃作为认识生活的手段的艺术？无论从哪里也得不出这个结论。普列汉诺大做得很对，他不止一次反对过皮萨列夫的实利主义。但皮萨列夫在实利主义方面并没有走得象特列季亚科夫同志们那么远。皮萨列夫要求诗人、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带来真正的益处，而不搞为感染而感染。“我们要求诗人的作品能在我们的面前鲜明地和清楚地画出人类生活中这样一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我们为了切实地进行思索和行动所必须知道的。”（《现实主义者》）皮萨列夫并不否定作为认识生活的手段的艺术。我们的未来主义者的立场要更左一些，达到了比合理的看法更左的程度。把自己搞得糊里糊涂。 如果有人在艺术中说，“打倒认识，宣传品万岁”，那么他在科学中也应说“打倒精密科学，打倒理论，科学宣传品、通俗小册子、直接追求实利目的的实用科学万岁”。特列季亚科夫等同志是一些非带勇敢的人，他们之所以勇敢，仅仅是因为把一切都看得很容易。 这里回想一下季米里亚捷夫同志就理论认识和实用认识的争论所说的一段很好的话应该是切合时宜的；这段话完全适用于我们关于艺术的争论。 “在想象中不由自主地浮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大约四十年前，一位愤怒的道德家到了Ecolenormale[3]的阁楼里，看见那里个脸色苍白、身体有病的人，周围有无数试验用的曲颈瓶，于是滔滔不绝地揭露起来。 “他对这位科学家说：‘您不感到羞耻吗？在您周围是一片贫穷和饥饿，可是您在折腾糖和白粉揽成的糊糊。在您周围人们因生活条件恶劣和疾病流行而受苦，而您关心的却是曲颈瓶底灰色的沉淀物从何而来。死亡在您周围踟蹰，带走了父亲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从母亲怀里夺走了婴儿，而您却在绞尽脑汁，想弄清楚您显微镜下的一些小点点是活的还是死的问题。您应该感到差耻，赶紧砸了您的曲颈瓶，跑出实验室，与劳动者一道干活儿去，去帮助感到痛苦的人，到大夫的医术已无能为力的地方去进行安慰。’ “当然，这位愤怒的道德家暂时可以扮演一个漂亮的角色，而科学家只有嘟囔几句，来卫护自已这种无益的、利已主义的游戏。但是，如果四十年后我们想象中的这两个人物重新见面的话。他们的角色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那时科学家可能会说大致下面这样的话：‘您说得对，我那时没有和劳动者共同劳动，但我便这些劳动者有成百万工资可挣；我当时没有去帮助病人，但我使各国全体居民免受疾病之苦；我当时没有去安感无法安慰的人，但我挽救了本来无法幸免、必然要死亡的孩子，把他们还给了成千上万的父母。最后我们的科学家会带者宽厚的微笑补充说：‘这一切都来自那个装着糖和白粉的曲颈瓶，来自这个曲颈瓶底灰色的沉渣，来自显微镜下运动着的小点点。’我认为，这时感到羞耻的会是那位充满义愤，但目光短浅的道德家。 “是的，问题不在于科学家和科学应不应该为自己的社会和人类服务，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存在。问题在于哪一条道路更短和更正确地通向这个目标。问题在于科学家是朝生活中常有的讲究实际的聪明人和短视的道德家指的方向走，还是不理会他们的指示和叫喊，沿着为事实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支配着科学的发展）所决定的唯一可能的道路走；是顽强地、但束手无策地围着复杂的、科学尚不能分析的、虽然是重要的现象兜圈子，还是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提上日程的现象上，这种现象虽然看起来高生活的需求较远，但弄清它后则能找到解开一系列实际存在的谜的钥匙。谁也不会争论，科学上也有一些无味的小事，还有一些被有闲的人用来练习自己技巧的无聊的游戏，并且科学象任何一种力量一样，在它周围也会有缠住不放的谄媚之徒和吸它的血的寄生虫。当然如此，但是生活中常见的聪明人和短视的道德家都无法弄清这一点，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那个狭隘的眼前利益的外表不是真正的科学的标准，伪科学的信奉者最容易用这种外表掩盖自己，他们能毫不费力地使自己的赝品得到承认，使人们承认它具有实际价值，甚至承认它对国家有好处。”[4] 在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同志的这些说得很好、很正确的热情的话里，如把“科学”、“科学家”等词换成“艺术”、“艺术家”，那么这段话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反对我们当代的极端实利主义者。经常有这样的时代和时期，实用艺术、实用科学、宣传品，小品文、说教等占有合法的优势，那时艺术家、科学家应当首先是鼓动家、政治家，而理论认识或具体认识的任务退居次要地位。还有更为严酷和更单纯的时刻，科学家和艺术家如果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如果他们想与未来的创造者齐步前进的话，他们还得放弃搞宣传品，放下笔杆拿起枪杆，站到机关枪旁边。在这样的时刻搞宣传品也是犯罪行为。但是，不能由此得出艺术和科学已不复存在的结论，得出这个结论的人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头脑极为简单的人。 ※※※ ……读者当然已经发现，这里有意地、特别突出地强调艺术中客观的，也可以说是精确的因素，而把与艺术理论有关的其他重要问题，如关于创作中有意识和无意识问题，关于灵感问题关于形式问题等放在一边。这样突出强调有其相当重要的理由。现在关于艺术是对生活的精确认识的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性质，而且具有实践性质；我们正在进入这样的社会时期，现在除了制造宣传品外，应该重视对生活进行严肃认真的艺术认识。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充斥着许多相当奇怪的观点。革命不仅起了良好的震动作用，而且也使很多人丧失心理的稳定性，使他们忘记了过去被认为是起码常识的东西。有一位同志在投给编辑部、至今尚未刊登的一篇稿子里，针对最近十年长大和成熟起来的人的现有情绪说了这样一段有教益的话：“仔细看看我们每一个人吧。要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在夹缝中、在屋檐下长大的。是偷偷地在偏僻地方成长起来的，一辈子都是养子，我们与唯利是图的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没有被任何东西所驯服，没有被豢养，我们对‘昨天的人’来说，正象是从某个不为人知的岛站上运来的人。我们的一切都不一样，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我们好象是在救火一样的匆忙中、在疯狂的追逐中、在一辈子的贫困中成长的。因此我们对待一切的态度是严厉的、急如星火的、非常焦急不安的。”这些话说得很对，很中肯。在这种“急如星火的”、“严厉的”态度的基础上，极端的相对主义救火火一样的匆忙等现象在艺术和科学问题上有所滋长，这一点在心理上变得可以理解了。救火一样的匆忙本身倒没有什么，而由这种匆忙造成的害处毕竟是害处；我们已经看到未来派批评家同志们达到了否定客观现实，取消艺术和科学的地步。在我们文学界当前的形势下，《在岗位上》杂志的立场也导致同样的结果。特列季亚科夫同志等人由于不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而误入歧途；他们只掌握了辩证法的一点皮毛，陷入了不可遏止的相对主义。《在岗位上》杂志的批评家们由于没有正确理解阶级艺术而误入歧途，噗通一声掉入了同样的相对主义，但情况有所不同…… 张捷译 [1]引自《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一文，见《别林斯基选集》，第卷（原文如此——录入者），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7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9页。 [3]法语：师范学院。 [4]参见《红色处女地》1923年第2期（总第12期）期）刊登的扎瓦茨基的文章《季米里亚捷夫研究》一文。
论一句尖刻的话和古典作家（А.沃隆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7．“山隘” 论一句尖刻的话和古典作家 （关于我们文学观点上的分歧问题） А.沃隆斯基 编者按：本文节译自《沃隆斯基文学论文选》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297页。 由沃林、列列维奇和罗多夫编辑的新杂志《在岗位上》创刊了，它在文学批评方面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其用意和目的在于在文学问题上确立统一的共产主义路线，给同路人指定他们应站的位置。这些同志在进行批评时毫不留情，借用屠格涅夫笔下的一位女主人公的话来说，叫做“态度非常严厉”。不过态度的严厉倒是无关紧要的事。重要得多的是，他们有一系列失策和疏忽之处。关于这些失策和疏忽以及这家杂志的总的立场问题，我想稍晚一些在另一个地方详谈，[1]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现在立即加以阐明。这就是关于旧的、资产阶级的艺术的问题，更加确切地说，是我们共产党人应如何评论它、指出它在当前苏联现实生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规定它在当代共产主义文学中占什么样的地位的问题。 我们拥有欧洲文学和俄国文学的巨大遗产，因此谁都懂得上面提出的问题的全部重要性，那么《在岗位上》杂志的批评家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杂志第一期没有刊登有关这些问题的专文，但是在各个不同地方在谈到不同问题时说了不少相当明确的话。例如，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章《编者的话》这样写道：“我们将同旧脑筋斗，他们摆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不进行充分的批判却站在旧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文学的花岗石纪念碑前发呆，不想从工人阶级的肩上卸下这种文学思想重荷。”然而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讲的不仅是思想重荷，因为前面写道：“首先，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在思想方面和形式方面彻底摆脱过去的影响。读者可以从瓦尔金同志的《关于政治常识》一文中读到这样的话：“过去各个时代的文学渗透着剥削阶级的精神。它反映王公贵族和富翁阔佬——简言之，即‘上层的一万人’的习惯和感情、思想和感受。当然不是‘专门’这样做的，但是任何时候都带有‘自觉的倾向’。”列夫曼同志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之间应当确定一条分界线。清除旧理想被推翻后遗留在无产阶级现代生活中的碎片——这件事虽然困难，但是必须做。”塔拉索夫-罗吉昂诺夫大谈被我们破除的时代遗留下来的被熨平的旧格律和韵律，而别尔谢涅夫则痛斥那些认为“某些资产阶级作家”可能演变到“无产阶级的生活建设方面”来的人的天真。 如果说一句公道话，那么就应指出，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关于杰米扬·别德内依的文章就有所不同。例如读者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含义深刻的话：“我们有一些怪人，他们认为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语言已经过时，认为现在应该把这些语言大师扔到现代生活的轮船之外。啊，这些勇敢的中学生，他们打算带着铅笔刀到非洲去猎大象。”这些话是针对列夫的，不过似乎可以对它作更广泛的解释，说得缓和点，它无论如何也与上述的论断不完全协调，听起来感到“不和谐”。 读者大概已注意到，在所有这些言论中，都是拿同一尺度来看待地主资产阶级文学的，是把它当作某种统一的、完整的东西来解释的。只要翻开杂志就不难相信，编辑部的整个立场贯穿着这样一种一般的、不加区别的观点。对旧文学的这种不加区别的态度是否对头呢？地主资产阶级文学当然是有它本身所固有的总的特点；尽管如此，把它完全当作某种统一的、完整的东西来看待，意味着事先就陷入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一般的空话和套话之中。这是最好的情况，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样的观点会导致一系列最可悲的误解和错误。资产阶级文学同它本阶级一起存在和发展。曾有一个时期，资产阶级曾经同封建主义作过斗争，它曾经是革命的。当时的科学和艺术也都是革命的；胜利后有过一个成熟、稳定、生气勃勃、健康、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在文学上，资产阶级都在思想感情方面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典范作品；最后到了现代，这是资产阶级社会解体、衰落、腐朽、垂死的时代，与此相适应，科学和文学中也都出现了衰落、倒退和反革命性。狂飙突进时代的文学和最近几十年的文学之间的差别，大约如同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和柏格森、凯泽林、施本格勒的现代哲学之间的差别一样。把现代同资产阶级成熟和鼎盛的时期相比较，大致也可看出这样的差距。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费尔巴哈、达尔文等人的著作，至今仍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莫里哀、博马舍、海涅、歌德，更早的如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人所起的良好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把这种文学同当代的马利涅蒂、邓南遮等人的作品等量齐观，把所有这些人混为一谈，统统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这就是回避这个严肃的问题而用一句空洞的、尖刻的话进行搪塞。 再以我们的俄国文学为例。认为旧文学只反映富翁阔佬和王公贵族的习惯和感情是不对的。比方说它也反映平民知识分子“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厨娘的孩子”、下级神职人员和城里贫苦小市民的儿子——的习惯和感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六十年代起，我国文学的主体是由平民知识分子创作的。我们相信，谁也不敢说这种文学所反映的是富翁的情绪或者说它是地主资产阶级文学的附庸。它是反对富翁和地主的。我们的平民知识分子不仅仅只写他们自己的习惯和感情，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农民和贫民身上，集中在沙皇制度的总的情况上。只要回想一下涅克拉索夫、乌斯宾斯基、柯罗连科以及批评家和政治家中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雷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就足以了解这一点。当然，我们的启蒙者民粹派在描写地下室的、农民的、遗失街的罗斯和号召推翻沙皇制度的同时，也总是使他们的作品染上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这种情调对我们今天来说已过时了，但是这归根结底遮不住他们的艺术作品和政论作品对我们今天的客观价值。例如，乌斯宾斯基尽管有他主观主义的一面，但是他在描写俄国农民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至今未被超越的艺术作品。甚至当德国的知识分子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后变得“聪明”起来而离开革命时，他们的文学同平民知识分子文学的继承性和联系也从未中断。高尔基、什梅廖夫、魏列萨耶夫、沃尔诺夫、绥拉菲莫维奇、斯基塔列茨等人就是以六七十年代社会活动家的宝贵遗训为出发点的。 我一时一刻也不怀疑，《在岗位上》杂志的编辑对这一切知道得并不比我们差，但是不问场合随便使用“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等字眼的习惯，普遍的公式主义，对使用失刻的话的热衷，对待过去和现在的文学生活的漫不经心和疏忽大意的态度，在问题带要过细地和谨慎地处理的地方不经深思熟虑就大刀阔地干的做法，大胆放肆，认为只要是一道热菜读者就会吞下去的自信——所有这些产生了许多套话和大道理，这些话说得斩钉截铁和非常绝对，可惜的是没有充分的根据，如果不把一个军士所说的“履行职责的轻松愉快”和不怕在三棵松树之间迷路的坚定不移的决心算作充分根据的话。总的说来，所有这些成了“一颗倒悬着的热烈的心自白”。 顺便说一下过细的问题。上面我们曾把俄国和欧洲的古典作家同资产阶级衰落时期的文学加以对比。就是在这里也需要过细。否则就可能会把威尔斯或凯勒曼，其至把阿纳托尔·法朗士列入彻头彻尾的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我怎么也忘不了别尔谢涅夫同志对那些天真地相信“某些资产阶级文学家”会按各自的方式转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的人的严厉训斥。 现在继续往下讲。 格里鲍耶多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是贵族阶级的诗人和作家。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作品没有客观价值，意味着无产阶级作家和读者首先应当在“思想”方面（即内容方面）和形式方面摆脱他们的艺术的影响？这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是对的，假如我们的古典作家在艺术上完全是主观主义者，假如他们的创作完全没有客观的成分。但是他们确实是伟大的艺术家。而真正的艺术在于借助于形象进行思维。这种思维能象借助于概念进行的科学的、推论的思维一样地客观。这种真正的艺术从现实中汲取素材。它绝不是创作的想象、情绪、习惯、感情的游戏的产物，它同主观的毫无根据的判断、同唯心主义的玄学毫无共同之处，它的基础是现实的，它永远应当是真实的，即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与现实相符合。艺术作品不是现实生活或理想的现实（即明日的现实，其成分和潜能已在现在之中）的精确摄像，但是其中描写了、记录了现实的最典型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我们的其他导师都不厌其烦地说，诗歌是以直观的形式出现的真理，诗人用形象思维，而不是自己任意地进行幻想，艺术同样是哲学，同样是科学，只是它以形象表现的思想的直观形式出现。我们的古典作家的艺术也是这样的。由此产生了他们天才的艺术概括：法穆索夫、莫尔恰林、奥涅金、彼乔林、梭巴凯维支、罗士特菜夫、马尼洛夫、彼埃尔·别祖霍夫、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娜塔莎等。所有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真理，是真正的发现，其客观意义经常不亚于任何科学的、通过分析的途径得到的真理。诚然，我们的古典作家们对法穆索夫和梭巴开维支的阐述是片面的；他们没有把这些角色写成骑在农民脖子上的人（尽管这样说时也应该作一些重要的说明）；但是他们描写上的片面性象实际存在的那样，仅仅只是不全面、不充分而已。他们揭示的不是全部真实，而只是一部分真实。不过这种情况在科学中也经常发生。当然，艺术作品（就连现实主义作品也一样）带上主观色彩出人类知识的各个科学部门带上这种色彩更为容易。但是各门科学学科在这方面彼此之间的差别也相当大：数学是一门比较客观的，最“纯”的学科，而给生物学增添主观成分却非常容易：（让我们回想一下围绕达尔文的争论）然而生物学并不因此而被排除在精密科学之外。 假如我们那些团结在《岗位上》杂志周围的同志们能注意到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创作中的客观成分，我们在同路人问题上的文学分歧就会大大缩小。遗憾的是，在第一期上没有发现我们的批评家们已考虑到这一成分的任何迹象。 由于古典作家们生活的时代的现实并不对贵族有利，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暴露出消极的方面，因此我们的艺术家们作为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者，不能不经常置自己的主观情绪于不顾，而去反映这个消极的现实。别林斯基对格里鲍耶多夫的责备是对的。后者在其著名喜剧中号召“象中国人那样排外”，因为他认为一切坏事都由于俄国社会奴颜婢膝地模仿外国人造成的。格里鲍耶多夫的结论是反动的。尽管如此，《聪明误》因为塑造了法穆索夫和莫尔恰林之流的形象，过去起过而且至今仍起着革命的作用。果戈理、托尔斯泰以及其他许多别的第一流艺术家也是如此。这些例子也说明，主观情绪经常被加到作品里面去。不过也有这样的情况：形象、典型本身被有意无意地歪曲了。这样的作品就是带倾向性的作品。假如《在岗位上》的批评家指的是反对这些有意无意的歪曲或作者本人对典型、形象以及他创作的全部产品的错误解释。那么我们准备全力支持他们。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在艺术作品中主观的和客观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线，因此他们所说的“思想”完全同内容相吻合。 我们的古典贵族作家们塑造了马尼洛夫、梭巴开维支、奥涅金们的形象，尽管他们把自己的那种有时是反动的情绪带进作品，但是他们不仅在这些典型和形象里看出、发现、捕捉住、描绘出、揭示出所属阶层的心理特点，而且也能揭示出不同阶层在不同时代里共有的特点。《在岗位上》的同志们对那些认为存在着这些特点的人大发雷霆。这完全是毫无理由的。如果象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那样用绝对的观点来谈全人类的感情，那么在分为阶级的社会里这种永恒的全人类感情是没有的。但是现在、过去和将来都有相对共同的、相对稳定的全人类感情……这些感情的分量各个时代均有所不同。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时代，特别是在革命的时代，象我们这样的时代更是如此，它的分量减少到最低限度。而在“有机的”、相对和平的阶段，它的分量会扩大。我们的古典作家恰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意识方面的阶级划分在俄国还处于最初的萌芽状态。人民：即农民，顺从地忍受着地主的压迫。因此很自然，我们的伟大艺术家们尽管属于贵族阶级，他们在自己作品中反映这个阶级时，能够发现和赋予他们所塑造的典型和形象以人所共有的、相当稳定的心理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梭巴开维支们、科罗皤奇加们、莫尔恰林们等等至今仍然是普通名词。由于这个原因，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刻的告别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奥瑟罗》尚能影响和感染我们，泰戈尔的祭祀诗、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以及其他许多作品也都与我们的感情很“相投”。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在关于托尔斯泰的出色著作中正确地谈到这位俄国伟大作家的创作，她说：“这位巨匠能在不脱离现实生活基础的同时，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文明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共同特点、思想和感情。”（第16页）阿纳托尔·法朗士关于天才的秘密的话说得很好：“伟大作家没有鄙俗的灵魂。这就是他们的秘密。他们襟怀恢廓。他们有一颗能容纳一切的心。他们对任何痛苦都表示间情。他们劳动是为了抑制这些痛苦。”（《法朗士谈话录》）这些话如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作一些修改，是可以同意的。 世界不是照施本格勒的设想，而是照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发展的。没有完全封闭的文化。当一个阶级让位给另一个阶级，一种杜会制度被另一种制度所代替时，如果不发生“文化的毁灭”，那么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成果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和规模从旧的拥有者转给新的拥有者。不然就不会有任何的进步，不会有任何“向前和向上”的前进运动。 可见，对资产阶级文学也不能一概而论；，资产阶级文学拥有大量的艺术的、客观的真理，拥有大量发现和观察所得的材料，资产阶级文学（还有贵族文学）在上升时期通过其优秀的代表人物体现了人类在各个时代所具有的共同心理特点，不过阶级的心理当然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 从这一切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在岗位上》杂志的同志们深信不疑地认为，“各种同路人”不能在引导无产阶级和苏联公民、使他们的情感同最终的（即社会主义的）目标相适应方面提供有效的帮助。但是与革命同路的人不仅只是现在的伊凡诺夫们，首先是俄国和欧洲的古典作家。我们的批评家向同路人举起拳头，自然也是向这种文学举起拳头，从而提出摆脱过去的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不加区别地把这种艺术看作一个整体。说这种话就同说下面这样的话差不多，因为资产阶级在俄国已被推翻，因为无产阶级掌着权，所以应“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科学，包括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化学等，理由是：它是资产阶级动脑筋创立的，它是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产物。工人阶级朋友中的任何人，如果他有健全的理智和牢靠的记忆的话，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他会说，为了“彻底”摆脱资产阶级，为了“彻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肉体上战胜资产阶级之后，紧接着首先就需要去“彻底”掌握无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去掉其中反动的东西和资产阶级学者的主观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创立新的无产阶级科学。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升和鼎盛时期，当时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或者说，还不反动。这样说才是对的。这些话作某些修改，也可用到一般的艺术、尤其是文学上。如果我们想象中的这位同志继续说下去，指出把“摆脱”放在首位的另一种观点是“彻底的”荒谬、糊涂和混乱，那么我们觉得他也是对的。 《在岗位上》杂志编辑部的话主要是说给工人和青年一代的工农听的。在编辑部文章和其他文章里既然谈到了过去各个时代的文学，首先就应当说上面那位想象中的同志说过的和我们共产党人现在随时随地应当说的话。他们没有这样做，却连篇累牍地大谈什么“摆脱”、“抛掉”，大谈富翁和贵族的文学等等。《在岗位上》的批评家们象果戈理笔下的霍马·布鲁特，他们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有魔力的圆圈，以防资产阶级的维[2]不把俄国革命出卖给各种妖魔鬼怪。这值得称，但是这需要做得合理：那个圆图应当有一定的半径，而且莎士比亚和歌德、果戈理和普希金、谢德林和乌斯宾新基的文学完全不象纠缠那个可怜的神学生的漂亮的女妖。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编辑部说的是未作“充分的批判”。不难相信，编辑部所说的这种充分的批判不是辩证地、结合资产阶级的成长发展和命运来分析地主资产阶级文学，不是要求首先学习和吸收伟大的巨匠的天才作品，而是在把一切混成一堆之后，提出尽一切可能把过去各个时代的据说是已经死亡的艺术（“花岗石的纪念碑”）的形式和内容全部清除掉。 我再一次表示相信，如果问题提得比较具体些，编辑部不会作出这样的结论。确实，只要我们的批评家们从对地主资产阶级文学不问青红皂白的抨击的山顶上下来，到尘世中来，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他们对当代文学流派（例如列夫）的批评尽管也有些片面。然而是根据遗训进行的，即以过去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进行的。某些地方也可看出（尽管不明显他们在古典作家时代和衰落时代之间画了一条界线。尽管如此，发表宣言式的声明以及经常歪曲使用革命术语的做法，仍使人怀疑他们站在彻底摆脱旧艺术的思想和形式的立场上。 啊，可恶的墨水， 吸干了我们的心， 还有纸和笔 使我们伤心绝望。 至于我们所认为的充分的批判是什么，从以上所述已可明显看出。而更详细说明，可参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的著作。 需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在大力介绍资产阶级古典作家的作品时，同样需要对衰落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学展开最无情的斗争，但是，再说一句，这里也需要小心谨慎，而不要走过分卖力的别尔谢涅夫们的路…… 张捷译 [1]参阅《作为对生活的认识的艺术与当代现实》一文。 [2]果戈理同名小说中地神们的首领
“谢拉皮翁兄弟”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谢拉皮翁兄弟”社 编者按：本文译自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6卷，第771-772页。 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一九二一年初成立于彼得格勒世界文学出版社内，这个团体的许多参加者当时正在那里在什克洛夫斯基和扎米亚京的指导下学习。加入这个团体的有，Bc.伊凡诺夫、斯洛尼姆斯基、左琴科、卡维林、尼基京、费定、隆茨、吉洪诺夫、波隆斯卡、格鲁兹杰夫。接近这个团体的有什克洛夫斯基。团体的名称取自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的同名著作。作为“谢拉皮翁兄弟”活动的基础的，是“……对掌握新素材（当时新素材就是已经过去的战争和革命）的手法的探索，是对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费定，《高尔基在我们中间》，1967年版，第3页） “谢拉皮翁兄弟”把掌握“作家这一行的手艺”（什克洛夫斯基语）作为自己的目的。这个在思想、创作上还远远没有定型的团体，在其活动中以“形式上”和“技巧上”的因素把它的参加者引到了特别引人注目的不向政治的道路上（特别表现在这个团体主要的善辩者隆茨的文章中），不过这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表现较少。在“谢拉皮翁兄弟”社里，各人的创作并不一致：有人醉心于试验并在情节和语言中寻找不平常的东西（如隆茨、卡维林），有人却对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感兴趣（如费定、尼基京）。“谢拉皮翁兄弟”反对原始派，反对简单的招贴画式，反对仅仅因为政治“倾向”而宽恕“坏的”文学。他们整个团体所发表的唯一的共同的理论意见，是他们给《艺术的生活报》编辑部的一封信——《谢拉皮翁兄弟给戈罗杰茨基的答复》（戈罗杰茨基的文章《霉下面的绿色》载《消息报》1922年第42期）。信中虽然包含着寻衅论战式的和错误的论点（例如信中说：“‘谢拉皮翁兄弟’根本排斥任何倾向。”），但那时并没有（象当时的报刊经常评价“谢拉皮翁兄弟”所发表的理论意见那样）无条件地否定艺术中的思想：“艺术需要艺术思想，而不是倾向性的思想，正如国家政权要公开的宣传，而不需要用拙劣的文学伪装起来的宣传一样。”（《艺术的生活报》1922年第13期，3月28日，第7页）在“谢拉皮翁兄弟”们的自传（见《文学纪事》杂志1922年第3期，8月1日，第25-31页，第二次编的页码）中，除了故事引人注目地宣称不问政治外，也清楚地承认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创作为革命服务（例如左琴科这样写道：“就总的气魄来说，我和布尔什维克最为接近。并且我同意和他们一起于布尔什维克的事……我喜欢农夫的俄罗斯。在这点上我也和布尔什维克是同路的。”同上，第28页）。 “谢拉皮翁兄弟”的“工艺研究”，仅仅只在一个集体的文集《谢拉皮翁兄弟》（1922年，年，在柏林重版时曾作了某些修改）中得到反映，在文集中他们发表了实验性的、有的是不成熟的作品，狗的眼中的世界（费定的《狗的心灵》），士兵和农民的自述体故事（左琴科的《维克托莉雅·卡齐米罗芙娜》），通过文件、电报和剪报展示情节（尼基京的《德齐》）等。在每个“谢拉皮翁”的命运中，他们的团体起了最初的创作“大学”的作用。高尔基（见他与费定、左琴科、卡维林等人的通信）在“谢拉皮翁兄弟”社里看到了积极的因素，但“谢拉皮翁”的某些作品并不都能使他满意。一九二三年，高尔基在一家比利时的杂志上发表了《“谢拉皮翁兄弟”社》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他期望着他们来“革新文学”。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社的作家二十年代的主要作品（Bc.伊凡诺夫的《游击队的故事》、费定的《城与年》，吉洪诺夫的浪漫主义短篇叙事诗等）中，已经没有“不成熟的观点”。Bc.伊凡诺夫曾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说，在过去的十二年内“谢拉皮翁”经历了从否定“文学中的任何倾向性”到发自内心地承认“布尔什维克倾向性”的道路。（参见《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span>1934年，第229-230页）“谢拉皮翁兄弟”社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了苏联文学的大师。 龚长捷译
关于左琴科与大文学（В.什克洛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关于左琴科与大文学 В.什克洛夫斯基 编者按：本文选自《M.左琴料，论文和材料》，第15-26页。 我有一个熟人，他的一本书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他踌躇满志，就去了解读者是些什么人。原来左角上盖有机关的大印与书记的签名，书是在各机关之间分配的。 书写得很不坏，在图书馆里，人们也许会争相阅读。但它是否受欢迎，却更多地取决于书记的趣味而不是读者的趣味。 这里出书的办法很多。譬如，书记与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然而作家另有所盼。他需要的是我书读的读者，买书读的读者，需要的是对书的贪婪，对书籍出版的期待。 俄国文学现在与其说已经上市，不如说还在生产之中。作家也在造就之中。 读者读外国作家的书。读古典作家，如托尔斯泰的作品，不过共青团里不读屠格涅夫的书，但听说少先队员喜欢读。 有一种文学，在大型文学杂志上讨论和登载，这种文学，也许可以用汽车行业中的术语，称之为“内勤”。 在杂志上登载，在杂志上讨论。这段时间内进入广大读者市场的是：爱伦堡、谢芙琳娜（只有一部作品）和左琴科的书。 左琴科个头不高。他有一张暗淡无光的，现在又有点发黄的脸。一双乌克兰人的眼睛。步履谨慎。说话噪门很低。具有希望以礼平息一场风波的那种人的风度。 左琴科呼吸也很留神。对德战争时中过毒瓦斯。虽受读者欢迎，但这并没有使他能够去医治心脏，恢复元气。 左琴科大体就是这个样子。这不是一个性格柔和、温存亲切的人。 他小心谨慎地待人处世。 譬如，他不是薄伽丘。也不是列昂诺夫，甚至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薄伽丘曾出过差错。他写了各种各样的书。但《十日谈》写得并不严肃认真。当时，他有一个编书的同事，名叫彼特拉克，《十日谈》就没有读完。薄伽丘感到很不好意思。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诉苦说：“请照屠格涅夫的标准付，我将写得不比他坏。”他写得较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把自己不完全列入大文学之中。为了把警察小说引入艺术，我们把一些作家死后奉为典范，于是进展也就消失了。 小艺术比大艺术更加活跃。勃洛克的作品之所以令人费解，不仅是因为不熟悉茨冈人的情歌，而且也因为不熟悉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那种逗人发笑的诗，而不懂《十二个》则是由于对滑稽歌曲演唱家的艺术缺乏分析。 就象列宁从来不曾生活在列宁格勒一样，也不存在活的古典文学。当然，在小杂志上是很难看到文学的。在那里，人们竞争角逐了三年。 人们在啤酒馆里读左琴科的作品。在电车上读。在硬席车厢的上层铺位上谈论他。把他的小说当成了真人真事。 左琴科本人也许很想写长篇小说。他需要的只是空气。 如今评论作家采用两种方法。譬如关于左琴科，就可以这样写：“故事问题”，还可以说，故事是用口语写成的幻觉。下面就分析故事。或者可以说。“左琴科的阶级意识问题”，接着就动手纠正他。好象一切器具都应具有钉子的形状似的。 问题不在这里。对于方法没有争论，有争论的是对象。不能把作家所写的情节与风格分开加以分析，然后断定左琴科是不是“庸人”。 左琴科，文如其人，就象您读到的那样。 他的平庸问题不能和故事问题分割开来。 列斯科夫写了《左撇子》。写得很好。整篇是用故事体写的。故事采取爱夸口的爱国者叙述的形式。这样的块块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也有（《白痴》）。这是一篇寓言，描写了一个聪明的俄罗斯男子。 但故事只阐明作品的第二层意思。任何地方都没有明说，但又使人深信不疑：钉了掌钉的跳蚤不会跳舞了。这里就是作品的情节。故事体使艺术作品复杂化了。有了两层意思：1）人所叙述的东西，2）仿佛无意间钻入他叙述里的东西。人在讲述中流露出来的东西。在这方面，柯南·道尔的《队长热拉尔的功绩》写得很出色。队长叙述了由于勇敢所创造出来的奇迹。十分动人。但所有这些作为都是仿他人的，他做的是不必要的事，结果得出了作品的第二层意思。这就是这些故事通常都写一个智能有限的人物的原因。他往往不理解事件的意义。人们取了巴别尔的《盐》与《信》的第一层意思，就把他确定为一个革命作家。 左琴科被定为平庸的作家，但并不是由于书记们没有理解第二层意思。 读者理解了。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故事的第二层意思是用另一种语言的传统表达的。 这样的例子可以在笑话中找到。例如，有一个写德国人的笑话，这个德国人不知道该怎么说，是“Урыбейнетзубей”和“Урыбовнетзубов”呢，还是“Урыбметзуб”。[1] 这里利用的是语言倾向的冲突，利用出现的另一些语言习惯。 因而这个笑话十分动人。 现在，在俄罗斯文学中，“故事”的变化是非同寻常的。对故事的作用有了另一种理解。在给奥斯卡尔·瓦尔策尔的一本非常浅易的读物（瓦尔策尔著：《诗歌里的形式问题》）写的前言中，日尔蒙斯基表现了他不常有的绝对性，说了如下的错话。“当然，存在着纯美学的阿拉伯图案，靠词汇表现的故事的手法，挤掉了不取决于词汇的情节因素……（结果是，有情节的散文本身不是纯美学的，这个发现是顺便作出的。——本文作者）但正是在这些例子的背景上，非常清晰地出现了一些当代小说的范本（如司汤达的，托尔斯泰的），其中词在艺术方面是个中立因素。 这整一段话是折衷主义者典型的托词，而这种人相信，只有当牛顿看着苹果时，苹果才会按照力学定理落到地上。 托尔斯泰所用的词当然不是中立的。且不说他那种不用隐喻、而是采用另一个语义学系列的词（例如棺材——写成四角带流苏的匣子）的描写方法，就是《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法文与俄文交替使用的方法本身，丝毫也不表明“词的中立性”，因为作者此处是在运用语言形式的对比。 托尔斯泰有时自已替读者把一种语言的形式投射到另一种语言的范围内。就举彼尔·别祖霍夫与阿纳托尔·库拉根的对话（关于抢娜塔莎的事）这个例子吧。 “我亲爱的，”阿纳托尔用法语回答（整个对话都用法语），我不认为自己必须回答用那种腔调提出的问题……” “您这个坏蛋和恶棍，我不知道是什么控制着我，使我不能痛痛快快地用这砸烂您的脑袋。”——由于彼尔用的是法语，所以说起话来显得那么造作。 我注意到：（1）交谈一开始用的就是法语；（2）我所引的彼尔最后的一些话，也是用法语说的：（3）这些话是托尔斯泰翻译的，他通过翻译，用一种语言逐行注释另一种语言，使树种语言传统相碰。 假若托尔斯泰强使彼尔用拙劣的俄语来讲所引的那一席话，让他替自已作翻译，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纯粹的“故事”的现象。托尔斯泰没有那样作：而是采用了无所闸明的故事。 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建立当时所用的语言结构。“讲故事的人”并非要写故事，而是要闸明它。采用故事常常是为了体现所调的“民间词源学”，在这种情况下采用的是艺术的词源学。 让我们看看，现代艺术家是怎样运用故事的。 现从高尔基“记事性”作品《火灾》中举一个例子。 “海上起了火……” “当然大家都去看了，甚至连一局朴列费兰斯牌没打完就去了，人们处于长途航行中，任何鸡毛蒜皮的事都能激起他们的兴趣，甚至看看海豚也感到心满意足，尽管这种不能吃的鱼象猪一样，事情的整个可笑之处也就在这里，所以我也在观着着：那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象浴池里一样闷热的夜晚，天空象罩了一块黑毡一样，毡毛那么厚实，就象这个海一样。不用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远离我们的地方，五彩缤纷地燃烧着一堆不大的篝火，你知道那火舌冲向天空，中向大海，差不离象一只竖起背毛的刺猬一样，不过很大，有绵羊那么大。火焰动着，越烧越旺。并不感到怎么有趣。再说，打牌时我正在走运。” 这一段，正如大家看到的，颜具故事的色彩。 用了“平平常常的”、“不用说”、“你知道”、“差不离”、“并不感到怎么有趣”这些话，在段落的开头和结尾两次提醒是在打牌，我想这些都不是为了故事，面是为了减轻画面的份量，为了使人感到画面是顺便出现的。这种故事的第二层意思抛给我们一幅用心描绘出来的画面，但不十分动人，我们不感到是“强加”给我们的，而仿佛是自己找到的一样。 有关海豚的描写，出色之处在于不合逻辑，它使人感到有趣的不是把海豚与猪相比，不是故意错误地把海豚称作鱼，并且还说它是不能吃的（“不能吃的”这个词减轻了鱼这个词的份量，把它塞给了我们），而在于纯粹的文字游戏本身。医士——讲故事的人在这里不是用自己的词汇来描写，而只是明这些词汇出现的用意 为了给自己的著作加进一些与上下文无关的技术用语和套话，现代作家广泛地运用了故事体裁。 结果搞成了现成套话的游戏：巴别尔的《盐》就是用报章杂志的、行话的、歌词中的（有时是“故事的”）现成套话写成的。 亲爱的编辑同志。我想代那些没有觉悟的、对我们有害无益的女人们给您说一说情况，她们希望，您在走遍国内各条您所采访的战线时没有绕过那个固守旧俗的法斯托夫车站，它在一个非常道远的地方，在某一国度，在一个人所不知的边远地区，而我当然到过那里，喝过私酿的啤酒，浸湿了胡子，但没有进到口中。上述这个车站，有许多可写的东西，正如老百姓日常生活里所说的那样，上帝的东西拿也拿不完。所以，我要给您讲的只是我亲眼所见的事。” 同样，巴别尔在他的《精兵集团军》一书中也使用了军事术语，如“处于炮火、枪弹、飞机的有效火力之内”。平常，这些现成套话被用在故意进行对比的上下文之内。 “故事”应在诗歌语言的锤炼方面加以研究，而不应从人物或暗指的人物的作用方面来研究。 左琴科有时从事更为复杂的工作。他的作品经得起反复多次的阅读，因为其中有大量的对素材作不同处理的手法。 在大的布局方面，即在情节方面，左琴科则利用了平庸的讲故事的人说话时自已对自己的揭露。 例如《贵族小姐》。 这里读者不是按照给他讲述的那样来理解事件的，讲故事的人的手忙脚乱及其注意小事，说明了他对事物视而不见的原因。他开头忙于自来水和厕所，然后叉忙于奶油点心。他没有从旁观的角度看到自己。 读者观察到了具有两层意义的人，体会到一种优越感，对象得到了“突出”。读者好象自己精测到可以用另一种方法看到对象。 在作品的不同地方重复使用同样的用语，加重了作品的特性。 现举短篇小说《澡堂》为例。 它是利用对美国的不正确叙述写成的。美国是用俄国的观点描写的，不过有所改善。 “这个美国人洗完澡，回到原处，递给他干净的衬衣——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展展的。包脚布大概比雪还要白”，等等。 接下去，是经过仔细思考而运用的场面的滑稽性；一个赤身露体的人拿者小牌号。这场面被利用了四次。 再往下，我们看到如何利用语言自然的重复而产生的滑稽性。 在不同的上下文中重复者“真不该”、“听我说，又不是在戏院里”等等一类的话。 运用套话，但加进了具体细节，使它带有不同一般的新颖的作法，有过一次。 “对你说，真想用术盆打你的飘头”…… 对此的回答是： “听我说，现在不是用木盆打人额头的那种沙皇制度了、听我说，多么自私啊，听我说，也该让别人洗个澡。听我说，又不是在戏院里。” 我的引文比我打算引的长了一些。 在利用套话以后，左琴科在这里用口头语“听我说”和毫无意义的解释不是在戏院里”等形成一种结结巴巴的言语，这里他就开始运用纯语言性的故事了。 从滑稽的不合理性的观点看来，与澡堂服务员的对话是具有特色的。 讲故事的人认不出自己的裤子了。 “‘公民们，听我说。在我那条裤子上，听我说，这里有一个窟窿。而这一条上在哪里呢？’ 澡堂服务员说： ‘我们，对你说，不是派来给你看守窟窿的。又不是在戏院里，对你说。’” 这里场面的滑稽性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窟窿是东西的标志，而在这第二种情况下却成了所需要的东西。 结果得到了自然的延续。这东西开始成为现实的，并脱离现实延续下去。 丢了牌号的人，递上原来系牌号的绳子。情况是明白的。 服务员说： “对你说，我不能凭绳子给。” 然后是描写外套，这我就不分析了。最后： “他还是给了，并且没有要绳子。” 这里又是自然重复——绳子变成了牌号的代替物，就象窟窿变成了发问的对象一样。 作品的结尾： “习惯于注意形式的读者当然会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样的澡堂？’ ‘它在什么地方？地址在哪里？’ ‘什么样的漂堂？普普通通的，洗一次澡花十戈比的澡堂。’ 我没有整个分析这篇作品。 如同我们看到的，它建立在场面的滑稽性和语言套话的自然重复上。 在这里，造成第二层意思的故事式的自述仅仅用于开头和对偷盆企图的描写中。 如果把它翻成另一种语吉，左琴科的这篇东西没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含有第二层意思的东西，通常都采用更简单的形式，很少有语言的变形。 《幸福》这个短篇小说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其中幸福是很小的。这个作品的构成不在于事物的描写，而在于这种幸福与真正的人类幸福所作的对比。下面这段话就描写得很好。 “喝着糖茶，我要一份酸白菜焖鱼，然后要了拉塔图伊。我吃完了一切，摇摇晃晃地从茶馆出来。手中还是分文不少的三十卢布。如果愿意——就把它喝掉，如果愿意一想买啥就买啥。 唉，我那时就喝酒。喝了两个月。此外，还买东西：买了银戒指和暖暖和和的鞋垫。还想买一套衣服，但钱不够了。” 当然，如果认为这就是左琴科对幸福的想象，那就错了。这里左琴科描写的是不幸。 在纯语言方面，在语言的滑稽方面，左琴科是很有发明能力的。 他的一个主人公曾被“狮子狗式的一只狗”咬伤了。 这个用语的滑稽性在于，它是接“哈巴狗式的左轮手枪”的模式组成的。 纯粹基于场面的滑稽性的作品，左琴科写得不多。这样写的只有《沉没的小房子》。 为了不让小偷偷走，居民们把“水平线”钉在二楼上。 这样，“水平线”变成不是一种标记，而是一件应该保管起来的东西。 左琴科的作品比较完善，包含着第二层意思，具有很好的、机巧的语言结构，这些使左手科成了最受欢迎的散文作家。他不象金钱，而象物品那样通用。如同火车那样通行无阻。 绍宗译 [1]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鱼嘴没牙。”之所以产生这个笑话，是因为德国人不知道俄语中рыбa（鱼）和зуб（牙）这两个词的复数第二格如何说，他的三种说法却不完全符合俄语的习惯，正确的说法是：“Урыбметзубов”。
“谢拉皮翁兄弟”（Е.扎米亚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谢拉皮翁兄弟” Е.扎米亚京 编者按：本文译自《文学纪事》杂志1922年第1期，第7-8页。作者Е.И.扎米亚京（1884-1937），俄国作家。革命前的创作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十月革命后，曾担任世界文学出版社编委，并参加《艺术之家》、《当代西方》等杂志的工作，他曾在世界文学出版社举办的翻译训练班任教，是“谢拉皮翁兄弟”的老师，对他们产生过一定影响。” 艺术之家里有一间狭长的、带圆柱的房间——这里就是训练班。在这里他们围着一张绿色的桌子坐着：性情极为温和的左琴科；象我的那个美极了的长毛绒小熊的隆茨；老是坐在圆柱后面某个地方的斯洛尼姆斯基；还有尼基京，你朝他一看，就觉得他买上戴着一顶看不见的、活动的、骑自行车的人戴的鸭舌帽。在冬天电车不通的夜晚，我从卡尔波夫卡步行来到这里，给他们讲语言、情节、韵律和作诗时的选音；在漆黑的夜晚他们是从工艺学院，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寺院，从瓦西里耶夫斯基岛到这里来的。所有这些人我都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其中Bc.伊凡诺夫和费定除外，他们两人是外来的；还有卡维林我记得只是在训练班行将结束时才见过几次。 我们老一辈的作家中，谁也没有上过这样的学校，我们大家都是无师自通的。当然上这样的学校总是有危险的，会培养出一批整齐划一和容貌衣着相同的人来。但谢拉皮翁兄弟已脱离了这种危险：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面貌和自己的笔法。他们从训练班得到的共同的东西，是用九十度的浓墨水写作的技巧，是去掉一切多余的东西的技巧，这可能比动手写还要难。 费定是他们之中最可靠的一个；直到如今他手中还牢牢地拿着上面印有明确规定的行车时刻表（毫不迟到）的旧现实主义旅行指南。并且知道他买的车票所要到达的站名。 其余的人都多多少少离开了轨道，沿着枕木跳着跑着，不知道他们结局如何，有些人可能会退险。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它是真正的道路。 在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第一个文集的七个人当中，最危险的是三个人：隆茨、卡维林和尼基京。 隆茨整个被搅匀了，他身上每一个小分子都处于悬浮状态，等到他身上的一切沉淀下去时，不知道得到的溶液是什么颜色。他成功地写了一个模拟圣经的作品（《荒漠》）后到悲剧上，又从悲剧跳到抨击性文章，再从抨击性文章跳到幻想小说（我读过他的这些作品）。他要比其他的人粗糙和笨拙，错误犯得比其他的人更为经常，其他的人听觉和眼力比他好，他目下思考能力比别的人强；他决定进行广泛的综合，而最近的将来的文学一定会脱离色彩画（不管是可敬的现实主义的，还是时髦的），脱离生活（不管是旧的，还是最新的、革命的）走向艺术的哲学。 我觉得卡维林身上也有同样的倾向。这在《莱比锡市记事》中不象他另外还没有发表的作品中那样明显。卡维林选择了一条困难的路线，通向霍夫曼的路线，目前还没有翻过这座山，但可以想象他是能翻过去的。如果说左琴科、伊凡诺夫、尼基京大多是在语言材料上下工夫的话，那么卡维林感兴趣的，则是情节的试验，是把幻想和现实进行综合的问题以及一种先破坏幻想然后重新创造它的巧妙的游戏。他玩这种游戏是很熟练的。但是由于醉心于这种游戏，他有时丧失了语感，句子都是歪歪斜斜的。不过（正如不久前霍罗舍娃大夫在我家当着谢拉皮翁兄弟的面所说的那样）这治疗起来很容易。卡维林有一种好象别的谢拉皮翁兄弟谁也没有的武器——这就是讽刺（《莱比锡市记事》中的教授，第6章和第7章开头）。这种又苦又辣的谷物在我们俄罗斯的土地上至今还很不容易生长起来；这样，播种它就越有价值，它就能给作者的面貌带来更多的独特性。 左琴科、Bc.伊凡诺夫和尼基京是“写生画家”、民俗学家和色彩画家。他们并不寻求新的建筑形式和情节形式（不过尼基京最近有所表现）而仅采用现成的形式：故事体。 左琴科暂时还只采用故事体中最简单的一种：用第一人称叙述。他整整一组《西湿勃留霍夫的故事》（文集中的那篇故事是这一组中的一篇）就是这样写的。左琴科能出色地运用民间土语的句法，在词的排列、动词的形式、同义词的选择等方面，没有一个错误。他善于用错误地（看来似乎如此）选择同义词、同义词有意地叠用的方法，给那些用得最俗的、用渣了的词增加滑稽可笑的新颖的味道。[1]尽管如此，在这一站上左琴科是不能长久停留下去的。应当向前走，哪怕是沿着枕木走也要。 尼基京在文集里发表了对他来说不十分典型的短篇小说《德齐》。这是他脱离故事体轨道的第一个尝试，企图写出我曾称之为精选的无杂质的“描写”（故事——自述体故事——描写）的东西：这象是一些单独的块块，似乎没有用任何混凝土联结起来，只有在远处才能看到，每一块发出的光集中在一点上。这种结构非同寻常，但对作者来说是力所不能及的，因此在《史诗》、《天空》的后半部分他不自觉地回到一般的故事上去了。结果变成一列一半由飞机组成，一半由车厢组成的火车，飞机自然也就不会飞了。但是即使这是大的失败，即使作者碰得鼻青眼肿，这仍然是很好的，这说明尼基京不愿意一辈子安安静静地定居下来，不愿意做一个好的文学地主。而定居的苗头他已经有过了，这就是那篇很好的、经得起推敲的、富有新鲜形象的短篇小说《木桩》。这篇小说本应是文集中最好的一篇小说，没有收进去仅仅是由于一些不决定于作者的情况。 Bc.伊凡诺夫的能力大得很，但暂时他的工具要比左琴科和尼基京的钝些。故事体的形式没有一贯到底。有时作者忘记他应该用叶里马的眼睛来观察一切（《蓝色的小兽》）并用他的脑子想问题，有时在某个地方突然跳出“白桦树在天空冲压出的一片叶子”。他的那种企图用原始的自然主义的方法，通过记录各民族的语言从而再现民间土语的做法，既不需要，令人看了也不舒服。[2]为了用交响乐再现农村的早晨，完全不必要在乐队中在第一把提琴手旁边放上一只活的公鸡和一头小牛犊。伊凡诺夫也完全不需要所有这些土语，况且他也没有把从实记录民族语言的原则坚持到底，在同一页书上，同一个叶里马用不同的土语说话。这只是写作时马虎。我觉得伊凡诺夫写东西太着急，写得太多，没有象文集中其他人那样进行紧张的和激动的探索。这很可惜，因为他并不比他们缺少才华。只要他愿意，他能找到极妙的新形象，如“屋里又照又闷，人在里面好象烤进面包里的苍蝇一样”，“土墩之间的水饱饱的”，话沉重而有力，“好象伊尔比特的大车”。 斯洛尼姆斯基象隆茨一样，还在进行探索，他还处于阿格斯菲尔[3]的状态之中，写戏剧、军事小说、怪诞作品、当代生活。他和卡维林和隆茨一起组成谢拉皮翁兄弟中的西方派，他们倾向于主要运用建筑的、情节的材料，比较不大能体会和爱好俄国词及其音乐性和颜色。这点“东方”派（包括尼基京、左琴科和Bc.伊凡诺夫，费定也多少是这样）要好些。在那篇动作很多、经常接近于“描写”的短篇小说《野人》中，作者随着某些人物的出场和情节的紧张程度，成功地变换了节奏（第1章：阿弗拉姆—lento，第2章：劳动的伊凡—allegro第7章—Presto）。[4]斯洛尼姆斯基没有象尼基京和伊凡诺夫那样丰富的形象，有些形象错误地被染上作者的颜色，而不是染上出场人物的颜色（“阿弗拉姆……看到自己……象永恒一样”，把裁缝阿弗拉姆和永恒放在一起。这是有问题的）。 费定，我再说一遍，在整个团体里似乎持独特的态度。他的大部分同志以新现实主义为旗帜，而他却仍然完全带留在高尔基那里。我记得他的优秀的短篇小说《花园》（曾在文学家之家征文评判委员会上读过）。他暂时还没有写出比《花园》更好的作品。在《狗的心灵》中，狗经常不按狗的想法考虑问题，而按费定的想法。既然已有人写了《小狗卡施坦卡的故事》和《白牙》[5]，那么作家们，特别是青年作家，应当避免写狗。 在大部分谢拉皮翁兄弟身上，暂时还有这些和那些大文学家的影子。但用不着去寻找出生证。关于列宁，有人说他出身于萨拉托夫的贵族，难道这能改变事情性质吗？只要他们各有各的才华，年轻，努力工作就行。有的人可能会写出能上俄罗斯文学史的作品，有的人可能只给俄国革命史提供材料…… 张捷译 [1]例子从略 [2]例子从略 [3]古犹太传说中一个注定永远要流浪的人 [4]lento——徐缓，allegro——快速，presto——急快。 [5]《小《小狗卡施坦卡的故事》是契诃夫的小说，《白牙》是杰克·伦敦的小说。
“谢拉皮翁兄弟”社（М.高尔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谢拉皮翁兄弟”社 М.高尔基 编者按：本文译自《文学遗产》第70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第561-563页。首次用法文发表在比利时杂志《ZeDisquevert》（《绿环》）1923年第4-6期上，标题为《“谢拉皮翁兄弟”社。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封未发表的信》。随后，《艺术生活》杂志1923年第22期摘要刊登了该文的俄文译文，标题改为《高尔基论青年作家》。该文收入《文学遗产》第70卷时，根据高尔基手稿副本排印，与法文本稍有出入。法文本开头还有这样几句话：“亲爱的同行，短篇小说《花园》的作者——康斯坦丁·费定——属于一个俄国年轻作家的团体，它的名字叫‘谢拉皮翁兄弟’。这个团体在下列情况下诞生于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世界文学出版社以出版十九—二十世纪欧美所有文学家的优秀作品供俄国读者阅读为目的，成立了一个“翻译训练班”，以便培养有文艺修养、能够（这样一般是能做到的）向俄国读者介绍欧洲文学的语言的秘密和形象的美的翻译干部。这个任务的提出带有某种空想的性质，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俄国最不怕空想。 “训练班”招收了大约四十个年轻人，充当导师的是“世界文学”编委会的成员：短篇小说家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对俄语有高深的造诣；评论家柯尔涅依·楚科夫斯基、语文学家洛津斯基[1]、什列依科[2]、什克洛夫斯基和有才华的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 不久，发现“训练班”学员中有几个人无疑具有文学才能。这些人是：米哈依尔·左琴科、列夫·隆茨、尼古拉·尼基京——擅长散文；评论家楚科夫斯基的儿子尼古拉·楚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波兹涅尔[3]、叶菲扎维塔·波隆斯卡娅、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4]——善于写诗。“训练班”的导师们把这些人单独分成一个组，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 后来逐步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康·费定、米·斯洛尼姆斯基、维尼阿明·齐尔贝尔格[5]、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尼古拉·吉洪诺夫，于是这个团体就称作“谢拉皮翁兄弟”，这个名称是从浪漫主义作家和幻想家霍夫曼那里借用来的。他们全都动手写小说和诗，互相之间对所写的作品进行严格的批评，并请导师们派出详尽的讲评。这样做的结果，很快就使他们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口号： “写作很难。” 他们时刻记住这个口号，在见面时互相之间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好，兄弟！写作很难”这些年轻人的才华加上导师的循循善诱，使他们通过两年共同的劳动，取得了我敢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出色的成果。“谢拉皮翁兄弟”真正地和深深地爱上了文学家的劳动，并以年轻人充沛的精力，醉心于创作的研究。他们全都生活在不可忍受的困难条件下，其中某些人由于挨饿受冻身体非常虚弱，经常不得不整天躺着，以减少一些饥饿的感觉。在他们中间，面包和鲱鱼被当作是珍馐，有时几个星期只吃干菜。这样的生活条件对以前健康受过损害的人，譬如在战场上中过毒气的左琴科等人来说，后果尤其严重。所以，他们之中，几乎每一个人在倾心于文学之前，已经经历了过多的艰难困苦。他们岁数不大，但在登上文坛时已经是成年人，对人有很好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 在那些饥寒交迫的艰苦岁月里，如果“兄弟们”之间没有一种真诚和牢固的真正友谊，如果他们不是以自我牺牲精神互相帮助的话，那么，他们之中很多人无疑都会死去。他们善于这样做。在俄国文学严酷的历史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作家团体，他们彼此充满着这样的兄弟情谊，互相之间对才华和成绩毫不嫉妒，而是同心协力，对自已的事业抱有这样无私的热爱，他们的这种感情，我找不到别的字眼加以形容，只能称它为神圣的感情。 文学——诗歌和散文——是写人、写人灵魂的痛苦和欢乐的圣书。即使一个人往往只是在卑鄙中显得英勇和伟大，即使一个人经常在其英勇气概中显得卑鄙和残酷——艺术家不是他的法官。我们还没有学会不在污秽和血泊中建设生活，但我们正在一点一滴地学着理解和爱。我们知道，大地上除了人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爱的，除了人的所作所为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表示愤慨的，除了人创造的生活和美的新形式外，没有什么可以欣赏的。 我正怀着巨大的希望，注视着“谢拉皮翁兄弟”精神上的成长。我觉得这些青年能在俄国创造出没有无为主义、没有列夫·托尔斯泰消极的无政府主义的文学，陀思要耶夫斯基的阴暗和残忍的折磨以及屠格涅夫苍白无力的抒情都会从中消失。俄国的“斯基福人派”[6]、“欧亚派”[7]以及隐蔽的斯拉夫主义和爱夸耀的民族主义的其他类别，在“谢拉皮翁兄弟”中，不会有什么追随者。“谢拉皮翁兄弟”不问政治，但他们是积极的，喜欢意志坚强，深刻理解劳动在文化上的意义，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本来面目的人，是超出阶层、党派、民族和信仰之外的人。他们十分懂得，俄国只有在与西方的精神和天才进行不断交流之中才能正常生活。列夫·隆茨，他是模拟性的短篇小说《荒漠》以及剧本《法律》和《别尔特兰·德·博恩》的作者，不久前曾斩钉截铁地做了一个奋激的报告，题为《面向西方！》[8]他在这个报告中，也许不那么有说服力，但坚信不疑地说，俄国象需要空气一样，需要与西方进行精神上的交往。隆茨刚从彼得堡的一所大学毕业，并作为语文专业学生由学校派送到西班牙去学习拉丁语系国家的，特别是西班牙的文学。 在“谢拉皮翁兄弟”中间，维尼阿明·齐尔贝尔格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他是一个幻想家，霍夫曼的崇拜者，具有非常敏锐的想象力，富于幽默，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他还很不成熟，这对维尼阿明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已经具备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家的一切必要条件。 另一位重要作家是米哈依尔·左琴科，他是独具一格的《纳扎尔·伊里奇·西湿勃柳霍夫先生的故事》这一组短篇小说的作者。这是一位几乎成熟的作家，他有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语言，这一点我希望你们能从他的短篇小说《维克托莉雅·卡齐米罗夫娜》（译本名为《阿波罗和塔玛拉》[9]）中看出来。西涅勃柳霍夫是个俄国士兵，曾参加过倒霉的欧洲战争，这是一个类似遇见唐·吉诃德之前的桑科·潘扎那样的人物。 米哈依尔·斯洛尼姆斯基也大有希望；他暂时也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但从本质上看，具有一位探索者的顽强而谨慎的性格。他的短篇小说集《第六步兵团》写得非常成功。 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和尼古拉·尼基京在当前俄国文学中已有确定的地位，他们两人——特别是伊凡诺夫——是多产作家，很受欢迎。他们脑子里充满着俄国生活给予的杂乱无章的印象，可是尚未完全学会利用这些丰富的素材。起妨碍作用的，还有他们爱用地方土语的解好。他们太容易受俄国各种各样方言的诱惑，因为几乎每个省份都有本省的语汇。这就便得他们的小说几乎无法译成欧洲的语言。幸好他们没有因所取得的成绩而陶醉，相反，他们倒是被成绩吓坏了，全都写信给我说。“我们被夸奖得太过分了，我们觉得这样做对我们没有好处。”这些话是诚恳的。同时我看到他们两人正在努力克服杂乱的印象。 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的短篇小说《天使长加夫里尔的火盆》说明，他深刻理解俄国愚昧无知的人的心理。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俄国十分常见的探求坚信不疑的真理的人。这一类人不善于用自己的意志去创造真理，常常一生到死都沉没在对真理的幻想中，到处流浪去寻找真理，象等待奇迹一样等待真理，有时因为在生活中没有遇见这个实质上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真理而成为厌世者，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革命消灭了消极等待幸福的人，取而代之的是试图通过自己个人的意志力努力争取得到幸福生活的人。因此——再说一遍——年轻的俄国文学的功绩在于：它正确地估价了意志的首要意义，然而同时又不丧失对公正地改组生活的幻想的爱好。幻想和虚构在艺术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与假说在科学上所起的作用相同。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发表了长篇小说《天蓝色的沙子》。这本书显得有些冗长，但描绘了西伯利亚国内战争鲜明的和广阔的画面，充满了真正艺术家的客观态度。 康士坦丁·费定是一个严肃的、沉思得出神的作家，工作小心谨慎。他属于不忙于说出自己的话，但能说得很好的那种人，他正在写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并且据我知道，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他曾在德国的大学里学习，并在比利时住过一段时间。[10] 隆茨、费定是大学生，齐尔贝尔格也是东方语系的大学生，他专门学习阿拉伯语。伊凡诺夫是西伯利亚人，当过印刷工人，左琴科当过兵，尼古拉·吉洪诺夫也是红军士兵。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熟悉俄国诗歌的内行，但根据行家们的共同意见，吉洪诺夫很有才华。他喜爱坚强的人，向往英雄主义和积极有为——所有这一切，正是俄国非常需要的东西，而旧文学却没有在俄国人民中培养过这些品质。 据B.霍达谢维奇（我认为他是当代德国的优秀诗人）说，年轻的楚科夫斯基[11]大有希望；他的长诗《小山羊》刊登在《谈话》杂志的第一期上。 我很喜欢波兹涅尔的短篇叙事诗，这位青年现在住在巴黎，在索尔蓬纳[12]（索邦）学习，春天毕业后，将回到俄国与“谢拉皮翁兄弟”重聚。他写自由诗，有幽默感，他的长诗中，讽刺和激情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伊琳婷·奥多耶夫采娃的短篇叙事诗很有意思，并别具一格。 这就是这些人的大致情况，期望他们来革新俄国文学的，不止是我一个人。俄国文学花了很大的力气来阐述社会生活问题，可是对人本身太不重视。目前，人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正在日益增强，我们整个困难时期的历史正在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向我们说明这一点。 （萨罗，1923年3月15日） 张捷译 [1]洛津斯基，米哈依尔·列昂尼多维奇（1886-1955）——诗人和翻译家。——原编者注 [2]什列依科，弗拉基米尔·卡齐米罗维奇（1891-1930）——亚述学家。——原编者注 [3]波兹涅尔——法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在“谢拉皮翁兄弟”社里开始文学活动，1922年回法国。——原编者注 [4]奥多耶夫采娃并未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社。——原编者注 [5]应为齐尔贝尔，即卡维林。 [6]“斯基福人派”（“скифство”）的团体形成于十月革命前，参加这个团体的有：象征派诗人别省和勃柳索夫，“农民诗人”克柳耶夫、叶赛宁、奥列申以及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作家普里什文，捷列克（福尔什）、列米佐夫，扎米亚京。第一个集子《斯基福人》出版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后参加这个团体的有勃洛克、什里亚耶维茨、恰培京，离开的有勃柳索夫。十月革命前这个团体的政治倾向不明确，十月革命后可以明显感到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联系。“斯基福人派”持民粹派立场，主张面向农民，面向农村，他们企图把宗教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斯基福人派”虽然不承认与斯拉夫派有联系。而以“国际主义”相标榜，但他们的思想是“翻转过来的斯拉夫主义”。 [7]“欧亚派”（“евразийство”）形成于一九二一年。当时一批俄国侨民在索菲亚出了一个集子，名为《走向东方。预感和成就。欧亚派的主张》，其中收了萨维萨基、苏弗钦斯基、特鲁别茨科依公爵、弗洛罗夫斯基的文章。这个集子在内容上，充满着宗教的探求。重复着斯拉夫派的思想，宣扬俄罗斯伟大使命的民族主义主张。“欧亚派”曾在俄国侨民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8]这里指的是隆茨的短篇小说《荒漠》和剧本《不受法律保护》。《面向西方！》一文，刊登于《谈话》杂志1923年第3期。——原编者注 [9]《阿波罗和塔玛拉》是左琴科的另一个短篇。——原编者注 [10]这里高尔基所用的传记材料不确初。一九一四年春，费定到德国去进修德语。战争爆发后，他在那里被扣留、这几年他没有在比利时住过。——原编者注 [11]即尼古拉·柯尔涅耶维奇·楚科夫斯基，柯尔涅依·楚科夫斯基之子。 [12]巴黎最古老的著名学府，原为神学院，自一八五二年起成为巴黎大学的一部分，包括文理两学院和许多研究所。
关于我自己，关于批评家，关于我的创作（М.左琴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关于我自己，关于批评家，关于我的创作 М.左琴科 编者按：本文选自M.左琴科。《论文和材料》，科学院出版社，1928年，第7-11页。 前言 我的这篇文章不是为一本书写的。写这篇文章的来由纯属偶然。 有人在艺术史研究所作有关我的文学工作的报告。请我在报告之后讲话。 我拙嘴笨舌，讲起话来有些杂乱无章，因此在报告前的半小时内，草草地写了这么几行。 文章引起了争论。我本人现在对它也不尽赞同。但那天，我的感觉恰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小说家。很遗憾，这个特性我从来都不曾丧失过。 我告诉读者这些情况，是希望读者对我这篇无意中产生的文章多加宽容。 ———————————————————— 我的文学创作在评论家之间多少引起了一些惶惑。 评论家们不知道该把我划入哪个营垒为好——是划入高等文学呢，还是划入也许是不配受评论界光顾的小文学呢。 因为我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以不受人尊重的形式——杂志小品和小小说的形式写成的，所以我的命运通常也就注定了。 评论家们常常把我说成是一个幽默作家，一个逗人发笑的作家，一个为了发笑本身，鬼晓得会拿俄罗斯的国语搞什么名堂的作家。 这当然不对。 如某说有时我歪曲了语言的话，那也是有条件的，因为我想要表现我所需要的一种典型，而这种典型从前在俄国文学中几乎未曾出现过。 不过，我是不反对小文学的。还不清楚，现在小文学的涵义是什么。 你看，文学中就存在着所调“社会定货”。我认为现在这个定货定得并不对。 有一种看法说，现在定的是红色的列关·托尔斯泰。 看来，这个定货是由某个漫不经心的出版社定的。因为整个现实生活、社会舆论和作家在其中生活的周围的人，所定的当然不是红色的列夫·托尔斯泰。如果说定货，那么定的是用不受人尊重的小形式写成的那种东西，这种形式至少在过去是与最坏的文学传统相联系的。 我承包了这项定货。 我想，我没有弄错。 我无意跻身于高等文学之列。高等文学的作家已经够多的了。 但是，评论家们通常把我的作品分为两个部分，据他们说，我的中篇小说是真正的高等文学，而这些小小说——则是杂志上的滑稽作品，资刺作品，是一文不值的废话——这样划分，是不对的。 无论是中篇小说，还是小小说，我都是用同一只手写的。我没有作那么精确的分类；膏如说我现在要写的是一文不值的废话，而换一个时候就是在为子孙后代们写中篇小说了。 诚然。从外表形式看，我的中篇小说与所谓高等文学的模样更为接近。中篇里面，可以说，文学的传统比我幽默的短篇小说里多些。不过，对我来说，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问题在于：中篇小说（感伤主义的中篇小说）里，我取的人物仅仅是知识分子。在小小说里，我描写的则是更为普通的人物。任务本身，题材本身以及塑造的典型，给我规定：了形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作品似乎截然不同地分成两个部分的原因。 然而，评论受了表面特征的欺骗。 全部问题在于：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因为感到有些疲劳和极度的优郁，而每周又有必须作的工作。因此我耍滑头写了许多很坏的小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不比杂志上通常的短篇小说高明。这就更把评论家们弄糊涂了，为了以后不再和我纠缠，他们很乐意地几乎要把我赶进新闻采访人员的圈子里了。 但我仍不表示反对。 我只想承认一点。这一点也许令人感到惊奇和意外。问题在于：我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更确切地说，我是在以自己的作品模仿想象中的、然而是名符其实的，而且设想能在现时的生活条件下和现在的环境中存在的无产阶级作家。当然，那样的作家不可能存在，至少现在不可能有。当将来存在时，他周围的舆论，他周围的环境，在各个方面都将显著地改善。 我仅仅是进行模仿。我暂时替代无产阶级作家。因此，我的短篇小说的题材里渗透了正好能为我的读者所理解的天真幼稚的哲理。 我在大部头作品中也是在进行模仿。我既模仿当代红色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或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粗笨、臃肿的（卡拉姆津式的）风格，也模仿现在盛行的感伤主义的题材。我模仿现时的知识分子作家，这种作家现在也许并不存在，但是假若他能不折不扣地完成现在被提到第一位的那个环境和那种社会舆论所提出的社会定货，而不是出版社的社会定货的话，这种作家是应该能存在的。 我还想谈一下语言。多数当代作家的书，我现在读起来简直感到吃力。对我说来，他们的语言几乎是卡拉姆津式的。他们的句子是卡拉姆津式的长复合句。 普希金时代的某个人读卡拉姆津作品所感到的困难，可能就象我读旧文学流派的现代作家的作品一样。 也许俄罗斯文学中唯一理解这种情况的人是什克洛夫斯基。 他第一个打破了文学语言的陈旧形式。他缩短了句子。给自己的文章“注入了新鲜空气”。因而读起来使人感到方便和容易。 我也干了同样的事。 我写得十分紧凑。我的句子很短。穷人都可理解。 也许正因为这样，使我拥有很多读者。 绍宗译
三十四版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三十四版序 来源：《妇女与社会主义》，倍倍尔著，沈端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2月第1版 本书二十五版以来，我把做补遗或部分的修改的工作耽搁下来了。但对本书的继续的需要，使我感到有再把内容修订的必要。 关于以前本书发表的根本的见解，我找不出有什么可以变更；只是考虑到二十五版出版以来所知道的许多新的事实，并且把含有值得注意的意见的新著收入研究范围之内而已。此外，更考虑到从本书读者所送来的许多报吿与指示——这是我所万分感谢的。 为了本书的分量不能过分扩大，我不得不把搜集来的材枓加以有限度的选择。照现有的材料的分量，即使把内容增一倍也极容易，但因种种的理由不许这样的扩大。 作为本书的目的并正像我能说的，对反对妇女平权的偏见进行的斗争，还有对于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思想才能保证妇女的社会解放这件事的宣传，已在很高的程度上达到了，而甚至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正如我所希望的，它将能够达到更高的程度。没有一天不在给思想家以新的例证，来说明只有对国家与社会加以彻底的改造，才能够终止我们的国家与社会情况的日益扩大的混乱状态。 这样改造的必要的认识，不但浸润于无产妇女的广大的范围，就是资本主义的妇女运动，也因为那努力而更为扩大并提出了从前只是进步分子才敢提出的讲要求。妇女运动，几乎在所有的文明国，逐年地得到扩大地盘；即使在这运动里面还可以看到许多不明朗、不彻底的现象，但这种不充分，在那运动中的活动分子身上，是不许其长久留存的。他们将不管自己是否愿意而更向前进。 这运动进步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征是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献的大量增加。这种忠实的追求，超越了个人的力量。虽然只有很少的质量和数量是相符合的，但此等文献确是精神活动的标志。结局，在精神活动的别的领域，这区别仍然很大。运动的进行，最要紧的是增加个人的见识，改善群众的本能，使这运动不要走错了路。. 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五日，奥古斯特，倍倍尔，于柏林赛耐堡。
第三十章人口问题与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三十章人口问题与社会主义 1．可怕的人口过剩 2．人口过剩的形成 3．贫穷与繁殖力 4．人口减少与粮食过剩 5．社会状况与人口增长力 ·结束语 1．可怕的人口过剩 有人把人口过剩问题看成是一切问题中最“重要和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据说“人口过剩”的确是一种威胁，实际上，目前也确实存在着人口过剩问题。这个问题必须从全球观点出发进行专门的研究，因为人口供养和人口分布日益成为国际性问题。从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规律问题以来，人们对此有过很多争论。马克思说，马尔萨斯著名的，同时又是声名狼藉的著作《人口原理》不过是对“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1]他在这部书中说，人类是按着几何级数增长（即1，2，4，8，16，32……），而粮食却按着算术级数增长（即1，2，3，4，5……）。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人口的数量和粮食的储备量之间将很快比例失调，其结果将最终导致大批人口死于饥荒。因此，必须提倡“节欲”，控制生育。没有足够的财产养活家庭的人不准结婚，否则，他的后代将因此而在“自然的餐桌”上没有席位。 对人口过剩的恐惧已经不是新问题了。正如本书前面所述，早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以及在中世纪末期都曾出现过这种恐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罗马人以及中世纪的小市民都受过这种恐惧的支配，伏尔泰也是这样，他在18世纪初就曾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后来仿效他的还有许多作家，一直到马尔萨斯，后者最确切地表述了对人口过剩的担忧。 对人口过剩的恐惧往往发生在现存社会制度处于崩溃的时期。人们把这个时期出现的普遍不满，首先归咎于人口过剩和生活资料短缺，而并没有考虑到如何增加粮食产量和如何分配粮食。人剥削人的基础是阶级统治，而阶级统治最初的和最主要的手段是抢占土地。土地逐渐地由共同占有变为私人占有。多数人因此成为无产者，他们为了糊口又不得不替有产者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每增添一口人，或者说来个新的争吃争喝的人都势必成为沉重的负担。一个人口过剩的幽灵出现了，土地越被垄断占有，生产率越低，它到处造成的恐怖就越厉害。由于没有深耕细作，或者由于良田变成了牧场，变成了供老爷们娱乐的狩猎场，土地再不能为人们提供粮食了。在罗马和意大利，当土地集中在大约3000名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时，粮食便开始严重匱乏。因此，有人惊恐地呼喊：大地产在毁灭罗马。意大利的土地不是变成供豪门贵族娱乐的巨大的狩猎场和公园，便是一片荒地，因为从非洲和西西里岛输入粮食比用奴隶耕田更加便宜。这种形势为谷物高利贷者提供了有利可图的良机。而罗马的财主们又争先恐后地加入了粮商的行列。这就是当地土地荒芜的主要原因。土地占有者从谷物高利贷中比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粮食获利更多。 面对上述情况，罗马市民或不富裕的贵族都逃避结婚，也不愿生育子女，尽管采取一定的奖励办法，鼓励结婚和生育，以防止统治阶级的人口下降，但完全无济于事。 中世纪末，由于几百年来贵族和僧侣采用各种阴谋手段及暴力掠夺农民的财产，把公社土地攫为己有，也发生过类似上面所说的现象。农民不堪忍受残酷的虐待而奋起反抗，但最终遭到镇压。这样一来，反而使贵族的掠夺行径变本加厉，改宗新教的王公贵族也随之而来，把教会的财产攫为己有。因此强盗、乞丐和流浪者的人数空前骤增。宗教改革以后，他们的人数之多竟难以计算。被掠夺了土地的农村人口潮水般地涌向城市。但是，从上面所提到的原因中可以看出，城市的生活状况也日益恶化，“人口过剩”就是这样到处蔓延。 马尔萨斯正是在英国工业发展时期出场的，当时由于哈格里沃斯、阿克莱和瓦特的新发明，使机械和技术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主要对棉纺业和亚麻纺织业影响最大，并使在有关的家庭工业中劳动的几十万工人失业。英国在这个时期，土地高度集中，大工业迅速发展。一方面是某些人大发横财，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饥寒交迫。本来，资产阶级可以理直气壮地把现存社会看作表美无缺的社会，但是现在他们必须对诸如处于财富迅猛增长、工业高度发达时期的人民大众却一贫如洗等矛盾现象作出令人信服，又能推卸责任的解释。于是，他们把这种矛盾现象归罪于生育子女使劳动者过多，而不是归罪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土地高度集中的大地主手里所造成的劳动者过剩。没有比这种解释更加方便的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尔萨斯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为现存弊端提出了论证，它正好表达了统治阶级内心的想法和愿望，为当时的社会弊端找到了并公开陈述了理由。马尔萨斯的主张一方面受到空前的欢迎，另一方面也遭到尖锐的抨击。马尔萨斯在关键时刻说出了英国资产阶级想要说的话，所以，尽管他的著作“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但是，他本人却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人物，他的名字成了人口学说的代名词。[2] 2．人口过剩的形成 促使马尔萨斯发出紧急呼叫并且针对劳动阶级提出残酷无情理论——他就这样既使劳动阶级遭受损害，又对他们冷嘲热讽——的这种状况从那时起，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不仅在马尔萨斯的祖国——大不列颠，而且在世界所有国家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土地掠夺制和使群众受机器和工厂的奴役。其结果象我们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使工人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分离，土地、工具和资金全部由资本家操纵。同时，这种制度还不断地建立新的产业部门，使这些部门不断发展和集中。与此同时，又经常把人民群众抛向街头，使他们成为“过剩”者。象在古罗马一样，这种制度往往造成大庄园及其一系列后果。爱尔兰是欧洲受英国掠夺制度侵害最为严重的典型国家。1874年，爱尔兰拥有12378224英亩草地和牧场，但却只有3373508英亩耕地，人口逐年减少，耕地又逐渐变成地主饲养牛羊的草地，变成牧场和大地主狩猎的场所。[3]1908年，那里有草地和牧场14805046英亩，耕地2328906英亩。此外，爱尔兰的大部分土地都是租给无力使用现代耕作手段的小佃农和非常小的佃农。这样爱尔兰就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一个经营畜牧业的国家。因此，人口从19世纪初的800万人下降到如今的430万。即使如此，仍有几百万“过剩”的人口。所以，爱尔兰人奋起反抗英国就不言自明了。苏格兰的土地占有和土地耕种情况同爱尔兰的情况非常相似。[4]最近几十年来，在进入现代化发展时期的匈牙利也有类似现象。匈牙利是欧洲为数不多的一个拥有沃土良田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负债累累，人民贫困不堪，高利贷者主宰了国家的命运。大批居民由于绝望，流落异国他乡。土地完全集中在一批现代的大地主手里，他们采用最卑劣的手段掠夺林业和农业资源，致使匈牙利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不能出口粮食的国家。意大利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意大利同在德国一样，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皮蒙特、伦巴第、托斯卡纳、罗马尼阿地区和西西里岛的勤劳的农民却越来越贫穷，甚至濒临死亡。几十年前的小农精心种植的果园和农田如今又重新变成了沼泽和荒地。罗马城门前那块被称为坎帕纳的地方有几十万公顷的土地被荒废，而这个地方是古罗马时期最繁华的一个地区。沼泽覆盖着土地，散发出有毒的瘴气。假如采取适当的方法，彻底改造沼泽地，排出污水，修建灌溉设备，那么，罗马的市民就可以得到丰富的食品和幸福的源泉。但是意大利当局却攫取强权、野心勃勃，由于国家管理混乱，一味热中于军事装备和海上武装，还要搞“殖民地化”，致使人民陷入了悲惨境地，因此，他们没有经费用来解决类似把坎帕纳重新开垦为肥沃地区的文明事业。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也同样存在着坎帕纳那样的状况。从前堪称罗马粮仓的西西里岛，如今则一贫如洗。在整个欧洲，没有比意大利的人民更受压榨、更加贫困、更遭受苦难的了。欧洲最美丽的国家的一些安分守己的子弟跑遍半个欧洲和半个美洲，去那里充当廉价的劳动力，或者结伙永久移居异国，因为他们在故土一无所有，他们不想饿死在家乡。疟疾这个可怕的热病蔓延整个意大利。1882年，惊恐万状的政府不得不对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可怕地表明，意大利69个州中有32个州疟疾病害严重，32个州受到了传染，只有5个州未受侵害。这种疟疾病过去只在农村流行，现在已经侵入到了城市，这是因为大批的农村人口拥进城市，使城市无产者聚增，密集的人口成了传染疾病的病源。 3．贫穷与繁殖力 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观察，我们都可以发现，广大群众的贫穷和悲惨生活不是由于粮食和生活资料短缺，而是由于不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生活资料，也就是由于不合理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使一部分人占有过多，使另一部分人又十分匮乏。马尔萨斯的主张仅仅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出发才有意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迫使人们多生孩子，因为资本家的工厂和作坊需要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在无产者看来，多生一些孩子似乎也划得来，因为他们必须挣钱养活自己。从事家庭工业的无产者甚至不得不生育很多孩子，那样才能使竟争能力有所保障。这确实是一种可怕的制度，它加剧了工人的贫困化和对雇主的依赖性。无产者被迫为挣到少得可怜的工钱而拼命劳动。由于经营家庭工业的企业家不必履行任何劳动保护条例，他也不必为这种或那种社会义务支付额外的款项，这就使他扩大了自己经营的家庭工业范围，因为这种企业给他带来了采用其他企业形式难以得到的好处，当然，这是假定，根据生产过程的特性，发展家庭工业是有条件的。 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不仅造成商品和劳动力的过剩，而且也使知识分子过剩，使知识分子终于因为供过于求而难以找到工作。在资本主义世界，只有一种东西不过剩，那就是资本和资本的占有者，即资本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出发信仰马尔萨斯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不应该用这些资产阶级的奇谈怪论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约翰·斯图加特•穆勒说过：“人们恰恰可以期望，在共产主义的情况下，舆论将极其强烈地反对这种利己的无节制状况。任何会改变人民舒适的环境，或者加强人民劳动强度的人口增长必定给联合体中的每一个人带来直接和明显的不良后果，那时我们不能把这一不良后果归罪于雇主利欲熏心，或者富人的不公正的特权。在发生如此变化的情况下，社会舆论提倡控制人口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舆论难以奏效，那就要对这样或那样的对社会有害的无节制行为给以某种惩罚。但是，无论如何不能采取特殊的方式指责共产主义理论造成了人口过剩的危险。相反，恰恰是共产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防止这一灾难的倾向，因此是受到欢迎的。”阿道夫•瓦格纳教授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76页上是这样写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原则上是最不会准许结婚自由或生育自由的。”可见这两位经济学家都认为，人口过剩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固有的，但他们两人也确信，社会主义比其他任何社会形态都更能使人口和粮食的比例趋于平衡。后一种看法是正确的，而前一种看法则是不正确的。 诚然，也确有某些社会主义者受到了马尔萨斯思想的影响，他们担心，人口过剩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但是，现在这些信仰马尔萨斯的社会主义者已经销声匿迹，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深刻认识使他们改变了看法。地主们怨声载道，说我们生产的食品太多（当然这是从世界市场的角度上看的）造成了价格下跌，致使他们无利可图，这种抱怨也使我们大受教益。 马尔萨斯主义者凭空臆想，资产阶级代言人纠集的合喝队毫无头脑，只知道随声附和，叫嚷什么可以自由恋爱、大家都能过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成为一个“兔子窝”；在那里淫欲无度，人口会大量繁殖。然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迄今，子女平均数量最多的不是生活境况良好的阶层，而是处境贫困的阶层，甚至可以毫无夸张地说，无产者阶层的状况越贫穷，他们子女的平均数越多；当然也不能排除个别情况。微耳和也证实了这一论断，他在上个世纪中叶曾经写道：“英国工人堕落无度，精神空虛，他们仅仅知道两种享受：饮酒和性交，同他们一样，上西里西亚的居民近几年也把一切愿望，一切追求集中到这两件事上面了。狂饮烧酒和满足性欲成了他们的第一需要，所以，人口飞速增长，但是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则明显地退化了。”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类似的叙述，他写道：“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廖的。它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5]马克思接着引用了兰格的话：“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么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6]可见兰格同马尔萨斯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优越的生活状况不会增加出生率，只会减少出生率。赫伯特•斯宾塞也有同样观点，他说：“不论何时何地，优越的环境和繁殖的能力都是成反比例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类不断进步发展似乎将减少人的繁殖。”可以说，在其他方面持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在这一点上是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的，我们也同意他们的看法。 4．人口减少与粮食过剩 可以说，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再也不必为人口过剩而忧虑不安了，到那时，过剩的是粮食。每年的过剩甚至有越来越多之势，因此关于应把这笔财富放在什么地方的担心，比关于食品是否是够的担心更加恰当。生产粮食的人看到消费者的数量剧增简直是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是，我们的马尔萨斯信徒们仍然对这个问题喋喋不休地进行谴责，为了不给他们提供说我们不能回答他们的借口，我们必须对他们的谴责予以批驳。 他们扬言，不远的将来的人口过剩危险的原因在于“土地产量递减”法则。他们说，我们的耕地已“疲惫不堪”；根本不能期望再把产量提高，而要开垦新的耕地，又苦于土地太少，因此，继续增加人口必然导致粮食匮乏。关于这个问题，已在本书有关农业方面利用土地的章节中作过论述。我们已在那里说明，可以有把握地指出，即使从当前的土地经营学说出发，人类在进一步获取大量食物方面完全可以取得巨大进步，不过我们还想对此举出更多例证。有一位相当能干的地主兼著名的经济学家，总之，一位在这两方面都远远胜过马尔萨斯的人物，早在1850年当农业化学还处在襁褓状态时就说过：“原料生产的生产力，特别是食品原料的生产力将来不会再落后于工业产品和运输业的生产力。……今天用于农业化学才刚刚开始给农业提供美好前景，毫无疑问，在这方面还将走许多弯路，但最终必定使食品原料生产置于社会控制之下，正如今天的社会，要生产多少布疋就有多少布疋一样，只是必须储备必要的羊毛原料。”[7] 农业化学的创始人尤斯图斯·冯·李比希认为：“假如人类付出巨大劳动，肥料又十分充足，那么，土地就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人们可以不断获得大丰收。”只是在农业生产很不发达的时代才能被人接受的马尔萨斯的土地产量递减法谬论，早已受到科学和经验的批驳。最佳的法则是：一块土地的产量的提高同所付出的人力劳动（包括科学与技术）以及恰当地用于其上的肥料成正比。例如在小农经济的法国90年当中，农业产量增长4倍多，而人口增加还不到两倍。所以，展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状况定会更为可观。此外，马尔萨斯主义者没有看到，今天，不仅要考虑到我们的土地，而且还要考虑到全世界的土地，即大部分国家的土地，它们的土地比我们同一面积的土地要肥沃20倍、30倍和更多。人类确实占去了地球相当大的部分，但是除一小部分外，土地并没有像它能够被开垦和利用的那样得到开垦和利用。不单单是英国，还有法国、德国、奧地利和欧洲其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比今天生产更多的粮食作物。就是在小小的符腾堡的879970公顷种植粮食的土地上，只要使用蒸汽犁，粮食产量就可以从614万公担提高到900万公担。 按照德国人口的情况衡量，俄国的欧洲部分将不是养活当前的大约一亿人口，而是可以供养4.75亿人口。今天，俄国的欧洲部分每平方公里约有19.4人，而在萨克森一平方公里已超过300个人。 如果反驳说，俄国领土广阔无垠，而由于气候原因要想提高产量又不可能，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在俄国南部，气候和土地肥沃程度都是德国不能相比的。此外，由于人口稠密，以及因此而更多地开垦土地，将引起当今难以预料的气候方面的变化。可以说，凡在人口稠密之处，都将出现气候上的各种变化。我们对于这些现象竟然毫不重视，也不能充分测定这些现象所涉及的范围，因为今天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必要，而且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也不可能去进行大规模的试验。今天，在人烟稀少的国家，如瑞典和挪威也可以利用其广阔的森林、蕴藏丰富的矿山、大量的河流和很长的海岸为人口稠密的国家提供大量食品。然而在目前状况下，尚不具备开发这些国家财富的相应手段和设施，所以，甚至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也有一部分人移居国外。 我们所说的北欧情况，对于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以及多瑙河沿岸各国匈牙利、土耳其等更是如此。那里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几乎美国最好的地区也不能与之相比，曾经给无以数计的人口提供最丰盛的食品。正是那些国家腐败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使欧洲几十万人不能安居故土或在近处更舒适的国家定居，而是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只要在这里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就需要有新的数百万人口，使那些广阔而物产丰盛的国家达到更高的文化阶段。 为了使欧洲基本上达到较高的文化阶段，在一段较长时间内，我们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匮乏，在这种情况下，还去惧怕什么人口过剩真是荒谬之极。[8]同时，还应当时时刻刻看到，通过科学的发展、劳动力的增多，以及充分地利用现有粮食资源，增加粮食产量是根本没有止境的，每天都有增加粮食产量和发掘粮食资源的新发现和新发明。 假如我们离开欧洲去地球的另一部分看看，就会发现，有许多人口匮乏，土地过剰的地方。地球上拥有最肥沃、最丰盛土地的国家，其土地却完全或者几乎完全处于尚未被人利用的荒芜状态，因为着手开垦荒地和耕耘土地不是几千人的事，而是要求有数百万人的大批移民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征服富饶茂盛的大自然。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就属这类地区，它们所拥有的土地竟达几十万平方英里之多。再如1892年，阿根廷全国共有9600万公顷肥沃土地，但仅仅耕种了500公顷，在南美，适合耕种小麦而未被利用的土地至少有2亿公顷。美国、奧匈、英国，爱尔兰、德国和法国统统算在一起，可以耕种谷物的土地也只有大约1.05亿公顷。卡雷在40年前就已提出，仅仅在委内瑞拉的奥利诺克河谷的长达360英里的土地上，生产的粮食作物就养活整个人类。我们就是把它打上五折，那粮食产量也是相当多的。反正仅仅南美洲一个地方，所生产的粮食也足够比当今地球上居住的多几倍的人口食用了。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种香蕉树或是种小麦，两者的卡路里含量的比例是133：1。我国的小麦如果种在较好的土地上，收获量是种子的12至20倍；大米在其本国种植，要比种子多收80—100倍；玉米比种子多收250—300倍。可是在有些地方，比如在菲律宾群岛，大米的产量要比种子多出400倍。此外，问题还在于在烹调所有这些粮食作物时尽量保持各种食物的营养成分。化学在营养问题上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尤其是国土面积之辽阔简直可以同整个欧洲相比的巴西——巴西的国土是8524000平方公里，人口是22000000，而欧洲的国土是9897010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是430000000——土地如此丰润肥沃，令所有旅游者惊羡不已。此外，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所有国家的矿石和金属矿藏又十分富饶。但是，这些国家对于世界来说都是几乎还未开发的国家，因为那里的人懒惰，人口又太少，文化也十分落后，所以要想征服硕大的自然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也仅在近10年来才对非洲情况有所了解。尽管非洲内陆的大部分地区对欧洲的农业很不适用，但是只要运用合理的殖民原则，范围广阔的其他地区还是完全可以利用的。另一方面，亚洲也有可以养育大量人口的良田沃土。过去的经验表明，虽然今天那里还是不毛之地，然而只要人们懂得引进赐福的水，温和的气侯就会使这些土地生产出丰盛的食物。在西亚地区，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的河沿岸各国，由于历次残酷战争和对人民的疯狂压迫使卓越的引水工程和灌溉设施遭到破坏，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变成了荒无人烟的沙漠。[9]同亚洲这种情况相类似的还有北非洲、墨西哥、秘鲁等。如果能有几百万文明人迁移过去，定会开发拥有无数宝藏的粮食资源。再者，亚洲和非洲的椰枣树生长得茂盛异常，而且所需土地面积不大，一摩尔根土地可以种植200株椰枣树。在埃及，玉米的收获量比其种子多达3000倍以上，可埃及仍旧是个穷国。穷困的原因不是人口过多，而是因为几十年来使荒芜的土地越来越多的掠夺制度。但是欧洲中部的农业和园艺将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造成多么了不起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根据当今农业生产的标准来衡量，北美合众国完全可以为现有人口（8500万）的15倍至20倍，即12.5亿至17亿人口提供粮食；加拿大按同样标准来衡量就不是仅仅为600万人口，而是为几亿人口提供粮食了。此外，澳大利亚拥有太平洋、印度洋中的岛屿，其中一部分很大而且特别肥沃。因此，我们以人类文化的名义高呼，人口要增加而不要减少。 造成贫困和痛苦的原因不是人口过剰，而是世界各处的社会制度，即产品的现行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连年不断的丰收把粮食作物的价格越压越低，致使有些农民遭灭顶之灾。所以，很大一部分农民把今天的大丰收看成是一种不幸，因为丰收使价格下降。这种社会状况难道是合理的吗？为了抵制其他国家丰富的农产品，我们竟抬高粮食关税，这样外国的粮食就很难进口，藉以提高本国的粮食价格。我们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如同工业产品一样，也大大过剰。几百万人需要各种各样的工业产品；但是他们在现有的财产和收入情况下，又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同祥上百万人甚至缺少最必需的食品，因为他们不能承受这些产品的价格，尽管食品过剩。情况就是如此荒诞。在大丰收年景粮食投机者常常故意烧毁粮食，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歉收才能哄抬粮价，而我们却还担心什么人口过剩。俄国、欧洲南部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每年都要销毁几十万公担粮食，因为那里缺少合适的粮仓存粮，也没有相应的交通手段运粮。由于各种收割设施不完善，或者在关键时刻缺乏抢收的劳力，每年都使上百万公担的粮食蒙受损失。人们甚至放火把成堆的谷子和装满粮食的仓库，以及整个农场烧掉，因为拿保险金比那些东西更能赢利。出于同样理由，人们甚至将满载食品的船只连同船上的水手和耗子一块沉入海中。[10]在每年的军事演习中也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持续几天的军事演习，一次就要支出几十万马克，众所周知，这种估计还已是相当保守的，这类的军事演习每年要进行几次。为了进行军事演习，要把几个村子夷为平地，破坏大面积的种着各种庄稼的良田。 人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所列举的财富资源也有大海的一份，海水面积同陆地面积的比例是18：7，也就是说，前者比后者大两倍半，然而海洋中的大量丰富食物尚未得到合理利用。因此，未来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同马尔萨斯之流所描绘的阴暗景象全然不同的画面。 谁能断定，我们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的认识是有限的，终极在哪儿？谁敢预言，未来几世纪的人类为了彻底改变各国的气候以及对土地的利用会作出多么巨大的尝试？ 今天，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世纪以前认为不可能办到的和荒谬的各种尝试。掘通了广阔的地峡，使海洋连成一片。被高山峻岭隔绝的国家，由于在地球的胸膛上开掘了几英里长的隧道而得到沟通；为了缩短距离、避免干扰和防止危险，还挖通了海底隧道，从而使被大海分隔的国家有了相互交往的可能。谁能说出何处是：“至此停步，不再前进！”的地方呢！根据我们今天的经验，不仅要否定“土地产量递减律”，而且要看到尚有大量宜耕土地，等待千百万人去开垦。 假如所有的文化事业都同时开展起来，那么，我们的人口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人类要真正完成自己的所有任务，就必须大量增加人口。因为应当利用的现有耕地尚未充分利用起来，此外，还有几乎四分之三面积的土地需要开发。今天，资本主义制度制造了相对的人口过剩，使工人和社会都受到损害。而这在将来更高的文化阶段会成为一件好事。人口数量尽可能大幅度增加不会成为文化进步的一种阻力，而是它的一种手段，正像商品和食品的生产过剩、由于现代工业使用妇女和儿童而造成的婚姻破裂以及大资本对中等阶层的剥夺等等一样，都是创造更高的文化阶段的先决条件。 5．社会状况与人口增长力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人们是否可以随意增长人口数量以及他们是否有此需要？ 为了证明人类巨大的繁殖能力，马尔萨斯信徒宁愿援引个别家庭和某些民族的各种变态情况。但这样做证明不了任何问题。同这些情况相反，还有其他的情况，有些人的生活条件相当优越，但是在很短时期后就根本不能生育，或者仅有很少的繁殖力。令人吃惊的是，不少有钱人家庭往往很快就会绝种。尽管美国比其他国家在增加人口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每年都有几十万年轻力壮的人迁入，但美国的人口每30年才能增加一倍。有人认为，人口增长周期是每12年或20年增长一倍，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对此作出证明。 微耳和和马克思都曾指出过，人口增长最快的是最贫穷的地方，因为正如微耳和所说，穷苦的人除了饮酒以外，剩下的唯一快乐就是满足性享受。当教皇格里高里七世强制僧侣们坚守独身时，正象我们所提到的那样，美因兹教区的下级僧侣们抱怨说，他们并非像主教那样享受一切可以享受到的东西，他们唯一的快乐就是女人。缺乏多种多样的活动，也许也是乡村牧师通常以结婚和生儿育女为幸福的原因。此外，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德国最贫穷的地区，即西里西亚欧伦山脉地区、劳齐茨、埃尔茨和菲希特山脉地区、图林根森林以及哈尔茨山等地是人烟最为稠密的地区，那里的居民以马铃薯为主要食品。此外，患肺痨的人性欲非常强烈，他们往往在相当衰弱、人们认为他们已不再可能生育的阶段，照样生儿育女。 这就是海尔伯特·斯宾塞和朗格所说的：以量代质的自然法则。长得高大，身体最壮的动物，如狮子、大象、骆驼等，还有我们的家畜像马、驴、牛之类的繁殖力都较弱，而低级动物却正好与之相反，繁殖力特别强，如所有昆虫、大部分鱼类以及兔、玄鼠和老鼠等小哺乳动物。另一方面，达尔文还指出，有一些动物一旦被人捕获驯养，就丧失了生殖能力，例如大象。由此可以证明，生活条件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于繁殖力的强弱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恰恰有些达尔文主义者也在担心人口过剩，现代的马尔萨斯信徒就把他们当作权威来依靠。我们的达尔文主义者只要把达尔文学说用到人身上，便处处碰壁，因为他们单凭粗略地经验行事，而不去考虑一下，人尽管是最高级的动物，但与动物相反，是懂得自然法则的，并且能够目标明确地驾驭和利用这一法则。 生存斗争理论是这样一种学说：新生命的萌芽远远多于在现有生存手段条件下所能维持的生命。假如人类像动物一样吃草，像猴子一样无节制地满足性欲，也就是说自己也成了猴子，而不是常去动脑筋，去借助技术而目标明确地利用空气、土地和水，那么这一学说对人也是会适用的。顺便提一下，事实上，除了人以外，只有猴子的性冲动不受季节限制。这是两者亲缘关系的一个重要证据。尽管两者亲缘关系很近，但他们却完全不一样；不能把他们置于一条水平线上，并用同一标准去衡量他们。 在迄今的所有制和生产状况下，每一个人过去和现在都在进行生存斗争，许多人没有得到必要的生活条件，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其原因并不是由于缺乏生活资料和这些人没有找到生活资料，而是尽管生活资料绰绰有余，但现存社会却不把这些东西分给这些人。假如有人由此推论说由于迄今为止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这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是永远必须如此的，那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达尔文主义者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误入岐途。他们只知道研究自然史和人类学，而根本不去研究社会学，所以，不得不茫然地被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牵着鼻子走。他们的错误结论也正是这样得出来的。 人类的性欲冲动经久不衰，性欲是人最强烈的欲望，只要不损害健康，就应当得到满足。正象食欲旺盛和消化良好的健康的胃一样，人越健康，发展得越正常，性欲越强烈，这些都是健康身体的基本前提。但是，满足性欲和怀孕不是同一个问题。关于人类生育问题曾提出过各种差别极大的理论。总的说来，我们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还知之甚少，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非常荒唐地羞于考察人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及彻底研究生育和发育的规律。这种情况只能逐渐有所改变，而且必须大幅度地改变。 一方面，有人提出这样一种理论：高度的精神发展和紧张的精神活动，总之，就是高度的神经活动可以对性欲起抑制作用，并使生殖能力减弱。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对这一理论提出异议。反对者指出这样的事实：富裕的阶级平均说来，子女都较少，而且并非仅仅采取预防措施的结果。紧张的精神活动的确对性欲会起抑制作用，但是，对于我们的有产阶级当中多数人会从事这类活动的说法是应当反对的。此外，过度的体力活动同样也能对性欲起抑制作用。伹是，不论哪一种活动，只要过度都是对人体有害的，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另一些人认为，除了妇女方面的某些身体状况以外，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状况，是决定生殖能力和妊娠率的。用相应的食物在动物身上作试验，就可以看出它们对生殖力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东西的影响都大。事实上，食物在这方面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食物的种类对某些动物的机体的影响，在蜜蜂身上惊人地得到证实。蜜蜂可以通过提供某种特殊的食物任意培育出一个蜂王来。看来蜜蜂对性别发展的认识要比人类进步得多。其原因可能在于，几千年来没有人开导蜜蜂说，关心性方面的事是“下贱的”和“不道德”的。 众所周知，植物在大量施肥的好土地上生长得根深叶茂，但却不结种子。对于人来说，食物的种类对男子精液的成份和妇女卵子的受孕能力都会产生影响，这几乎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所以说，人口增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物的种类。其他一些因素同样也起作用，不过这些因素的性质尚很少为人所知。 将来，在人口问题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的所有妇女毫无例外地都将获得的更高级、更自由的地位。有学识的和有才干的妇女（不包括少数例外）一般说来并不情愿把自己的一生消磨在“上帝的恩赐”——许多孩子身上，也不情愿把宝贵年华耗费在妊娠或哺乳上。甚至现在，大多数妇女都不愿意有过多的子女，将来，尽管社会主义社会对孕妇和母亲关怀备至，可她们反对多产的情绪肯定会有增无减。我们认为，很可能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的增长要比资产阶级社会的人口增长缓慢。 我们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似乎没有理由为将来的人口增长大伤脑筋。迄今只有因人口减少而灭亡的民族，却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是因为人口过多而灭亡。总之，在按照自然规律生活的社会里，对人口增长的调节不必采用有害的节制手段，也不需要采用违反自然的预防手段。卡尔·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论述对于未来也是正确的。他认为，在每一个经济发展时期都有其特殊的人口规律。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统治时期也会得到证实。 H.费尔迪在他的题为《人工节育》一书中曾写道：“社会民主党反对马尔萨斯主义是一个大骗局。人口大幅度增长加速了群众的贫困化，进而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假如能够制止人口过剩，那么，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扩张，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连同它一切美好前景就会永远消亡。这里我们除了有许多旧的手段之外，还有致社会民主党于死地的新手段，那就是马尔萨斯主义。”[11] 有些人担心人口过剩，因此要求对工人的婚姻自由和居住自由特别加以限制。阿道夫•瓦格纳教授也是其中之一，他抱怨说，同中等阶级相比，工人总是早婚。同其他持有这些看法的人一样，他忽略了中等阶级的男人要在一定的年龄，获得独立生活的地位以后，他们才能操办符合他们身份的婚事。但是，未结婚以前，他们是靠卖淫制度来满足自己的性欲。如果有人对工人的婚姻加以刁难，那也会把他们推到这条路上去。但是到那时，可不要对这种结果发出抱怨，也不要唱什么“丧失了伦理道德”的高调，如果男人和女人——女人同男人一样也有性冲动——非法同居，以满足各自的需求，并使城市和农村充满了非婚生子女，即“私生子”，那可不要愤世嫉俗。不过瓦格纳和他的同行的观点是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我们的经济发展相矛盾的。因为资产阶级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手，以便拥有使他们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劳动力。用目光短浅、狭隘的市侩见解和倒退的说教是不能医治时代的弊病的。在20世纪初，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无力制止和阻挠社会的自然发展。一切这类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发展的潮流如此汹涌澎湃，它将沖破一切淤泥暗礁。我们的口号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有人以为可以阻挡发展的潮流，那纯粹是自欺欺人。 人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他们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并且站在自然的基础上的时候，才会有意识驾驭自己的发展。人类在迄今为止的一切时代里，无论在生产和分配方面，还是在人口增加方面都对发展的规律没有认识，也就是说，它的行动是无意识的。在新社会，由于人类认识了自身和发展的规律，他们的行动也将是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 社会主义是适用于人类活动一切领城的科学。 结束语 从我们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实现社会主义时，问题不在于任意破坏和任意建设，而在于自然历史的演变。一切因素，也就是一方面在破坏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在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都将产生它必定要产生的影响。不论“天才的国务活动家”，还是“煽动群众的鼓动家”都不能任凭自己的意志支配客观事物，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推动者，实际上他们自己是被推动的。但是我们离“成功的时刻”已不远了。 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不止一次地谈到引起历次危机的商品过剩，这是一种以往任何一个发展时期未曾有过的，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 资产阶级社会不仅造成商品和工人过剩，而且使知识分子也过剩。德国是在整个社会发展阶段造成知识分子过剩的典型国家。资产阶级社会也不懂得应当重用知识分子，让他们在重要岗位发挥作用。几个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不幸状态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许多小邦各自为政和这一政治体制对大资本发展的阻碍。小邦林立的现象使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处于分散状况并造成许多对整体产生影响的精神生活的小中心。同单一的中央政府相比，许多小邦要有庞大的，其成员又必须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的官吏机构。于是出现了大批的高等学校和大学，而这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未曾有过的。各邦政府之间的妒嫉和虚荣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某些政府在开始实行国民义务教育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不甘落后于邻邦的努力一度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当教育水平随着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而提高时，对知识分子的需求就增长起来，人们也就产生了参与人民代议机构和地方自治的政治生活的要求。这些都是一些小邦和小地区的机构，不过所有这些却促使上层阶级的子弟竭力在其中占据一个位置，使他们所受的教育适应这一要求。 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科学方面，而且也反映在艺术方面，欧洲还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有那么多的美术、艺术和技术学校、博物馆和艺术收藏品。其他国家仅仅在其首都可以炫耀一下艺术珍品，但是，德国的艺术珍品则遍布整个帝国。在艺术方面能与德国相媲美的只有意大利。 整个科学艺术的发展对德国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没有大的政治斗争就有了足够的闲暇时间去过沉思冥想的生活。当别的国家热衷于争夺世界市场，瓜分世界，进行国内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时，德国人则呆在家里过梦幻般的和思辨哲理的生活。然而，深居简出和努力思考的生活为幻想、冥思和推究哲理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造就了批判的和观察事物的才智。凭借这种才智，德国一旦醒悟过来时就开始显露锋芒。 英国资产阶级在17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在18世纪末叶就已经能够对国家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德国资产阶级只是在1848年才能对国家政权施加微弱的影响。不过，德国资产阶级正是在1848年这一年成为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自觉的阶级；今天，它已经作为独立的政党登上了舞台。这里也表现出德国发展的特殊性。过去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工厂主、商人、贸易家和金融家，而主要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贵族、教授、作家、法学家和大学各系的博士。他们都是德国的思想家，他们的作用在这以后就消失。1848年以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暂时沉默；但是，它充分利用50年代政治上死一般沉寂的时期，扎扎实实地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奧意战争爆发和普鲁士开始摄政促使资产阶级重新把手伸向政权。于是，民族统一运动开始兴起。这时资产阶级已得到了充分发展，它已经不能容忍许多小邦内部政治上，同时也是经济上的各种限制再存在下去了。它于是装出一付要革命的姿态。冯·俾斯麦先生看清了这种形势，并且以他特有的方式，利用这一局势使资产阶级和普鲁士王朝言归于好，本来资产阶级对普鲁士王朝就不曾有过敌意，因为它惧怕革命和群众。最后，阻碍资产阶级物质发展的种种限制统统被取消，使资产阶级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占有了德国的财富，如煤矿和铁矿，同时还控制了有知识又知足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就这样获得了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除美国外，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条件下都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德国因此很快成为欧洲名列第二的工业和贸易大国，并力争名列首位。 不过，物质上的这种迅猛发展有利也有弊。在德国统一以前，德意志各邦都实行封锁制，至今仍存在着无以数计的手工业和小农阶层。他们由于一切保护层被突然冲破，而一下子暴露在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面前。这种状况使他们陷入了绝望的境地。70年代初，正是繁荣兴旺时期，因此，这一危险起初表现得还不十分明显，但是，当危机爆发时它就很容易被觉察到了。资产阶级充分利用了这段繁荣时期大力发展自己。目前，由于大规模的生产，资产阶级的压力比过去残酷十倍。从此，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急剧加深。这一解体和吞并过程一方面由于物质力量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又由于反抗力量的减弱，使整个整个的阶级陷入日趋贫困的境地。他们看到，他们的生活处境越来越险恶，并且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 在这场绝望的斗争中，很多人想方设法改变职业，寻求生路。老年人对改变职业已经无能为力，同时又没有财产留给子女，于是，他们就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子女安插一个既不需要经营资本，又有固定收入的工作。这一类工作包括为帝国、各邦政府和地方行政机构服务的官吏、教育、邮政和铁路部门的职员，还有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在事务所、货栈、工厂工作的高级职员即办事员、保管员、化学家、技师、工程师和造船技师等等，此外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诸如律师、医生、神职人员、作家、艺术家、建筑师、男女教师等等。 从前，成千上万从事某种手工劳动的人，如今也都因为无法自立和维持小康生活而想在上述职业中寻找一个位置。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接受高等教育和深造。实科中学、高级文科中学、技术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而且各校的学生全部超额；同样，在大学里的大学生、在化学和物理实验室里的见习生、在艺术学校、工业学校和商业学校以及各种各样的女子高等学校里的学生的人数也都在大量增加。各专业学校无一例外都达到饱和的状态，但涌向学校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因此，人们不断要求创办新的高级文科中学和高等进修学校，以便使所有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能就学。当局和私人一再发出警告时而提醒人们不要学习这―专业，时而又提醒人们不要学习另一专业。甚至几十年前由于缺少报考者而濒于灭亡的神学专业也由于人满为患，而交了好运，牧师的职位也都填满了。“只要给我一个可以谋生的位置，我可以教人相信一万个神和魔鬼。”这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呼声。甚至教育大臣也往往反对新建高等学校，“因为现有的学校已完全可以容纳各专业的报考者”。 资产阶级彼此间的竞争和你死我活的斗争迫使他们的大批子弟谋取公职，这样，就更加剧了这一事态的发展。另外，大批军官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状态难以晋升，他们之中的多数人还在壮年就退伍，而国家又要帮助他们在各种行政部门寻找职位。下级军官中一大批文官候选人又争夺其他阶层的饭碗。此外，帝国和各联邦政府以及地方行政部门的一大批官员都首先针对上述职业向他们的子弟进行就职教育，而且非进行这种教育不可。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和需求，不允许他们的子女去从事所谓低级的、而且也已人满为患的职业。 1年义务兵役制（在达到一定教育程度，并在物质上作出某种牺牲的情况下，服役期限可以从2年或3年缩短为1年）进一步使各种官职的候补人数猛增，特别是其中的许多富裕农民的子弟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去继承父业。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德国的学者和艺术家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得多，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从事所谓的自由职业的无产阶级，他们同时还把对现状的不满和骚动的情绪带进了上层社会。这些青年人对现行制度进行猛烈抨击，从而大大加速了普遍崩澳的进程。这样一来，现存事物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和破坏。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德囯社会民主党在未来的伟大斗争中担负起首要的领导责任。德国社会主义者发现了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并且科学地论证了未来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首先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然后是斐迪南·拉萨尔追随他们并且通过鼓动唤醒了群众的觉悟。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德国社会主义者，他们也都是在各国工人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锋战士。 半个世纪前，布克尔在深入研究了德国的文化教育情况后写道：德国虽然有许多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是，这里的学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却比任何国家都大。今天这种说法已不再是正确的了。而当德国的科学活动仅限于在远离实际生活的学术界中进行时，情况确实如此。自从德国发生了经济革命以来，科学必须为实际生活服务。科学本身也成为实际的东西。人们认识到，只有当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迫使科学成为生活的手段时，科学才能充分发挥价值。因此，近几十年来，德国的各门科学专业越来越得到普及，首先有一大批为从事高级职业而受过训练的青年人努力把科学知识传授给人民群众；其次，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德国的普及教育水平比较高，这就使广大群众容易接受丰富的人类精神产品。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它通过文献、新闻报道、结社和集会、议会中的代表并且利用这一切因素不断地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出批评，从而十分明显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水平。 连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78至1890年）也丝毫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只不过缩小了一点运动的活动范围，减缓了一点运动的发展速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反社会党人法又促使运动深入开展，使反对统治阶级和反对国家权力的情绪更加激烈。反社会党人法的最终废除，只是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时期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得到发展的必然结果。运动就是这样勇往直前的，在目前的条件下它也必然会勇往直前。 像在德国一样，近几十年来，社会主义运动在所有文明国家也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出席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 各文明国家就这样掀起了一场伟大的精神斗争，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除了社会科学外，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医学、文化历史学和哲学等也都为这场斗争提供了武器。现存制度的基础遭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旧社会的支柱也受到了猛烈的打击。革命思想渗透到最保守的阶层，并使我们敌人的阵营发生了极大的混乱。手工业者、学者、农民、艺术家、商人和官吏，甚至工业家和银行家，总而言之，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对这支为胜利而战和必将胜利的大军的主力——工人深表同情，所有的人都在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一般说来妇女，特别是无产者妇女在这场争取解放和拯救妇女的斗争中是不甘落后的。她们一定会证明：她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在运动中、在争取美好未来的现实斗争中的真正地位，并决心参加斗争。男人必须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偏见，支持她们参加斗争。任何人都不应当低估自己的力量，不要以为个人无足轻重。在争取人类进步的斗争中，任何一种力量不论多么微小都是不可缺少的。不间断地滴水终究会穿透坚硬的石头。聚滴成溪，聚溪成河，再聚河而成巨流。最后，任何阻力也不能抵挡奔腾的江河。人类的文化生活也是如此。如果深感身负使命的人都竭尽全力投身于这一斗争，他们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每一个人越是热情洋溢地、富于牺牲精神地沿着已经指明的道路前进，最后的胜利就越是伟大。尽管人们要作出牺牲和艰苦的努力，但是谁也不会为是否能够活着看到崭新的更加美好的文明时期的到来，是否能享受胜利的果实而畏缩不前，更不会因此而放弃已经开辟的道路。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在争取最高目标的斗争中所必须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持续时间和性质，正如我们没有把握知道自己能活多长一样。伹是，如果我们对生活充满渴望，我们就会同样满怀经历这一胜利的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使一切敌视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的敌人发抖。 关于社会主义思想迅速发展和日益广泛传播的新鲜事例层出不穷。一切领域都在动荡，都在前进。美好日子的曙光已冉冉升起。我们将不遗余力，奋勇向前，不必顾及“何时”，“何地”才会竖立人类新的、美好时代的界标。如果我们在这场解放人类的伟大斗争中牺牲，那么，自有后来人接替我们继续战斗。我们深知，我们是尽了人的义务而牺牲的，也是怀着不论反对人类进步的势力如何抵制和反抗，目的一定会达到的信念而牺牲的。 “未来属于社会主义，而首先属于工人和妇女”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6页。 [2]达尔文和其他学者也都曾支持过马尔萨斯的观点，这一点表明，缺乏经济学知识会在自然科学领域形成极为片面的观点。 [3]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在一首令人惊心动魄的名为《爱尔兰》的诗歌中是这样描绘的： 是地主要他的农民 精心照料鹿和牛， 去养肥它们，任大地干枯。 您明白了吧，这就是爱尔兰的泥土！ 是地主要土地荒芜 五谷原本在沃土上飞舞， 而今那是水鸡、水鸟、野鸭柄身之处。 啊！上帝诅咒吧 千百万良田变成了沼泽和荒土！ [4]“包括苏格兰某些最肥沃的地区在内的200万英亩土地完全变成了荒地。格伦—提尔恃的野草是佩特郡最富于营养的牧草之一；本—奥尔德的鹿林曽是巴登诺克广大地区内的最好的草地；布拉克山森林的一部分曾是苏格兰最适宜放牧黑脸羊的牧场。为了狩猎爱好而变成荒野的土地面积，比整个佩特郡的面积还要广阔得多，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出，这种荒野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了。本—奥尔德森的土地可以养活15000只羊，而这个森林的面积不过只占苏格兰全部猎区的三十分之一……所有这些猎场都完全是非生产的……结果等于是沉到了北海海底一样。”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2页。 [5]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5—706页。 [6]同上书，第706页注。 [7]洛贝尔图斯：《社会问题阐述》，1850年版。 [8]这句话对德国也特别适用。在德国，尽管人口在不断增长，移居国外者却不断减少，例如，1891年是120089人，而1907年仅仅是31696人。另外，由于各工业部门缺乏本国工人，移入者又在增多。例如1900年是757151人，而1905年则上升为1007149人。 [9]凯尔格尔估计，在小亚细亚，歉收年景的产量是900公斤到1300公斤，平均产量是2640公斤到3900公斤，适当施肥和灌溉的良田是6600公斤。引自古斯塔夫·卢兰教授：《农业方面的国际竞争，一个资本主义问题》，1901年柏林版。 [10]早在圣巴西利乌斯（死于公元379年）时代，肯定就已经有类似的情况，他因此向富人发出呼吁：“你们这些不幸的人，你们面对神的审判，能回答什么？你们竟然用毛毯围住你们家光秃秃的墙壁，却不肯把衣服送给赤裸裸的人们！你们用责重的软垫子装饰自己的马，却看不起衣着褴褛的弟兄。你们任凭粮食毁掉，把粮仓里的粮食喂老鼠，却不去看一眼那些没有面包的人。”对统治者进行道德说教从未见过任何成效，将来也不会有丝毫益处。人们必须改变社会的各种制度。这样，就不会有人不公正地对待他人，那时候整个世界将变得幸福安乐。 [11]社会主义者的死敌费尔迪对社会民主党一无所知，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著作第40页上的一段论述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写道：“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相比，社会民主党的要求会走得更远。社会民主党会要求，毎个工人生育孩子的数目要根据社会提供粮食的状况，并以此为前提来确定最低工资……一旦社会民主党最终贯彻了自己的主张并废除了私有制，那时头脑最简单的人也会提出：我为什么就应该拖长时间干又苦又累的活呢？难道说仅仅因为我的邻居给社会增添了一打新公民吗？”既然敢于描写社会主义，最好还是先弄清楚社会主义的ABC，以免说出这些蠢话。
第二十九章国际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二十九章国际关系 人人都能过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不是哪一个优越民族的生存方式。这个优越民族如果同其他所有民族隔绝，那么它既不能造就也不能维持上述状况。我们的全部发展都是各族人民、各国人民以及各种关系通力合作的产物。尽管民族意识还广泛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还是维护政治和社会统治的手段，因为这种统治只有在民族范围内才有可能实现，但我们已深深地置身于国际主义氛围之中了。 通商、关税、航海条约、世界邮政联盟、国际博览会、国际公法代表大会、国际度量衡代表大会、国际科学代表大会及有关的各种联系、还有以研究为目的的国际旅行、我们的商业与交往，特别是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些工人代表大会是新时代的体现者，正是由于它们在道德上的影响，1890年春，才在德国的邀请下，在柏林召开了首届国际劳工保护立法会议），上述的全部活动证明，尽管各个文明国家自成一体，伹这种隔绝状态已日益被突破，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具有了国际性质。我们不说国民经济，而是说世界经济，并且认为后者的意义更重大，因为各国经济的繁荣昌盛主要依赖后者。我们自已产品的大部分要同外国的产品进行交换，如果没有那些外国产品，我们也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如果其他工业部门损害了一个工业部门的经济发展，这个部门就会逐渐衰落下去，同样，如果其他国家的生产陷于困境，那么一个国家的生产也会受到很大冲击。”各国之间的关系将不顾任何一时的干扰，如战争、民族敌对心理等而越来越趋向密切，因为各国都受一切利益中最强烈的一种，即物质利益支配。任何一种新的交往途径、任何一种交往手段的改善、生产过程中任何一种使商品价格下降的发明或改革都会使这种关系更加牢固。在彼此相隔很远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建立起一些个人关系，则是便于进行联系的一种新的重要因素。移居和殖民是另一个有效办法。各国人民为了胜过他国，就必须相互学习，相互竞争。除了相互之间进行各式各样的物质产品交流以外，还要进行精神产品的交流，包括原文的和经过翻译的作品。学习外国现行的语言对于几百万人来说都是必要的。除了物质先决条件外，没有比精通外国语言、熟悉外国精神产品更能消除反感，唤醒同情心。 各国之间逐渐完成了在国际层次上相互接近的过程，就促使各个不同的国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状况具有相似之处。在那些最先进的，因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文明国家那里，这种相似之处已经相当明显，致使一个人只要了解到其中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就会基本上了解所有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状况。这很像在自然界中，同类的动物在机体组织和结构上具有同样的框架，人们只要掌握其中一种的某些部分，便能够从理论上构想出整个动物一样。 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具有同样社会基础的地方，也必定会由此产生同样的影响，比如积蓄大量财富及其对立面即雇佣奴隶制、用机器奴役群众、少数有产者统治群众，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 事实上，我们看到，德国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已经震动了整个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在欧洲，从俄国到葡萄牙、从巴尔干诸国、匈牙利、意大利到英国和爱尔兰，无处不是笼罩在不满的气氛之中。这些国家共同的征兆是社会骚动不安、人们普遍不满和分崩离析状态。表面上看，由于各国的发展程度、人民的特点和政治制度形式的不同，这些运动也有差异，然而它们的本质在各国都是一样的。逐年加剧的严重的社会矛盾是这一切的起因。骚动与不满越来越深入到社会机体之中，并在其中扩散发展，直到也许由于某种无关紧要的原因而引起爆发，这种爆发如同闪电一般迅速传遍整个文明世界，并要求才智之士作出赞成还是反对的抉择。 新世界反对旧世界的斗争打响了。群众登上了舞台。这场斗争中所运用的聪明智慧之丰富，是世界上任何一次斗争中都从未有过的，也不会在一场相似的斗争中第二次见到。因为这是最后的社会斗争。我们正处在20世纪初期，我们看到，这场斗争正在越来越接近它的最后阶段，即新思想能够赢得胜利的阶段。 那时，新社会也将在国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各国人民将成为兄弟，他们将互相携起手来，努力争取使崭新状态逐渐扩展到地球上所有民族。[1]一个民族不再把其他民族当作敌人来进行剥削和压迫，也不再作为外来信仰的代表强令一个民族接受其信仰，而是要作为朋友把所有的人都教育成为有文化的人。新社会的文化工作和殖民工作从实质上和方法上都有别于目前这方面的工作，正如两种社会制度从本质上就有根本差别一样。人们既不使用炸药和子弹，也不使用酒精和《圣经》；完成文化使命只采用和平手段，这种手段使野蛮人和蒙昧人不把文明人看作敌人，而看作行善的人。富于理智的旅行者和研究工作者深知，这是一条硕果累累的道路。 一旦各个文明国家结成一个大同盟，那么，“狂风暴雨的战争将销声匿迹”的时刻就会到来，永久的和平再也不是梦想，而身着军服的大人物们今天就是“用和平只是梦想而已”来愚弄世人的。只要各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这个时刻肯定会到来。不用战争，不用争吵，也不使国家和人民毁于军备，而是采取和平协商和共同促进文化进步的方法就可以获得这些利益。此外，正如上面所阐述的那样，就是统治阶级及其政府会把事情做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军备和战争会由于代价大得惊人而必然结束。这样，最后一批武器也像从前的许多武器那样，被送到文物博物馆充当陈列品，以便向未来的男男女女证明：人在最终征服自己身上的兽性之前，他的祖先们在几千年中是怎样像凶猛的野兽一样厮杀的。 统治阶级人为地培植民族特殊性，挑起种种利害冲突，以便利用时机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来为国内各种危险倾向提供发泄渠道，所以，引起战争的仅仅是这些民族特殊性和种种利害冲突。已故的大元帅毛奇的一段论述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关于1870—1871年德法战争的遗著第1卷序言中写道： “只要各个民族都过着各自特殊的生活，那么，势必存在各种争端。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这些争端，但是，从人类的利益出发，我们希望，最好少进行一些已经变得如此可怕的战争。” 这里所说的各民族的特殊生活就是一个国家处于与其他国家敌对的隔绝状态。虽然有人极力主张保持这些特殊性，但它们仍然在逐渐消失，消失得越来越多，以致未来的几代人不必花费力气就可以完成从前的一些天才人物想要解决并试图解决，却未能达到目的的那些任务。比如，孔多塞曾经有过普遍使用世界语的想法。已故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一次演说中提到：“由商业、教育、电报和蒸汽机迅速促进的思想和物质进步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我相信，上帝已经准备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民族，说一种语言，达到再也不必动用陆军和海军舰队的完善境界。”当然，在一个纯血统的美国人那里，亲爱的上帝必须发挥调节作用，这种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唯一产品。人们对此大可不必惊讶。美国在宗教问题上，既虛伪又无知，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赶上它。国家越不通过它的组织去领导群众，宗教和教会就更加需要做这些事。因此，凡是国家权力最松弛的地方，资产阶级对于宗教就最虔诚。除美国之外，还有英国、比利时和瑞士都是这样。大家知道，那位对待贵族和僧侣的脑袋就像玩九柱戏的球一样的革命家罗伯斯比尔也是笃信宗教的，所以在法国国民公会宣布取缔至高无上的神不久，他又十分庄重地使神恢复原位。取缔神又恢复神这两种作法同样都是无聊的。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的贵族既轻率又肤浅，他们常以自己是无神论者而自吹自擂，于是罗伯斯比尔误把无神论看成是贵族的东西并在国民公会上表示反对。他在关于至高无上的神的演讲中说：“无神论是贵族的东西。至高无上的神想要保护无辜受压迫者，惩罚得逞的罪犯，这完全是人民的想法。如果没有上帝，人们必须创造出一个上帝。”讲道德的罗伯斯比尔知道，他那个讲道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缓解社会矛盾，因此，要信仰至高无上的神，神可以报答人和调解人们在那个时代还不能调解的一切问题。所以，这种信仰对第一共和国来说是必要的。 时代在前进。一种文化的进步将推动其他文化的进步，人类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任务，并把这些新任务引导到文化发展之中，从而使人不再知道什么是各民族间的仇恨、战争、宗教争执和诸如此类的落后陈腐的东西。 [1]“今天，民族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处于相互敌对状态。在文化发展到更高阶段时，这两种利益才能达到一致和统一起来。”冯·图南：《孤立的国家》。
第二十八章未来的妇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二十八章未来的妇女 这一章我写得非常简短。综上所述，本章只是对未来社会的妇女地位作出结论，这些结论现在就是读者本人也不难得出。 新社会的妇女在社会上、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她们不再遭受任何统治和剥削，同男人一样，她们享有自由和平等，并且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她们除了性别和性功能的差别外，都同男人一样，应受到同等的教育，因为她们是在健全的生活条件下生活，所以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充分发挥和显现她们在体力和智力这两方面的能力；她们可以选择那些符合自己的愿望、爱好和条件的工作，在同男人一样的条件下进行活动。她们可以在一个生产部门当实际的工人，同时把一天的另一部分时间用于教育工作，当教师、做保育员，第三部分时间用于研究艺术或科学，第四部分时间，再担任一项行政职务。只要她们情愿，只要给她们提供机会，她们就会从事研究、进行工作、享受娱乐，以及同妇女或男人进行各种交谈。 象男人一样，她们可以自由地、独立自主地选择爱人。她们可以自由求爱或接受爱。除了凭自己的感情以外，她们在最终结成良缘时不受任何制约，这种结合如同直到中世纪时的婚姻是私人契约一样，完全是一种没有官方介入的私人契约。在这方面，社会主义没有什么新创造，它只不过使那些在私有制统治社会以前所公认的东西，在高级文明阶段、在新的社会形态下，重新恢复起来罢了。 人只要在不损害他人或给他人造成不利的前提下，可以尽情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性冲动的满足同任何其他自然需要的满足一样，都是个人的私事，不需要同任何人解释，更不允许无关者干涉。我怎样吃，怎样喝，怎样睡觉以及怎样穿衣，完全是我个人的事，同样，和异性交往也是个人的事。在未来社会中，通过教育和社会联系，人的见识和教养、人的充分的独立等一切素质都会任其自然发展，这一切将会促使每一个人不去做于己不利的事情。未来社会的男人和女人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比当今社会的男人和女人更能克制和认识自己的本性。而对于性问题羞于启齿和可笑的神秘感等现象也将不复存在，从而使两性之间的交往比今天更为自然和健康。假如已经结合的男女变得不和、产生了失望甚至厌恶，那时他们就会要求解除这种不正常的婚约，因为这是符合道德规范的事。由于迄今造成许多妇女独身或卖淫的情况已经统统消失，所以男人也不可能再占统治地位了。另一方面，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变也将消除婚姻生活中的许多障碍和干扰，这些障碍和干扰今天仍然影响着婚姻生活，使其无法维持下去。 当今妇女所遇到的重重障碍、矛盾和违反自然的现象，越来越被广大公众所认识，而且这方面的情况无论在社会学著作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表现得十分生动，不过人们常常采用不恰当的表达方式。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能否认，当今的婚姻日益和婚姻的目的不相适应，因此，我们对那些认为恋爱自由和离婚自由是天经地义的，却并不因此主张改变现存社会状况的人，自然不需要感到惊异了；这些人认为，只应当为特权阶级索回两性的交往自由。马蒂尔德·莱希哈尔特—施特罗姆贝格在同主张妇女解放的女作家范妮·勒瓦尔德进行辩论时这样说过：[1] “假如您（指范妮·勒瓦尔德）要求妇女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同男人完全平等，那么，乔治·桑在为争取妇女解放所做出的努力也必定是正确的，因为她竭力追求的无非是男人长期以来绝对占有的东西。为什么只让妇女在理智上平等，而不许她们在感情上也平等，为什么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自由地爱人和自由地被人爱，这方面确实找不出任何合乎理性的原因。然而，如果妇女按其天性应有最充分地发挥聪明才智的权利与义务——我们不应当埋没我们的这些天才——，以便同异性在智力方面展开竞争，那么，她们同样也应当有激发感情冲动的权利，以便用适当的方式保持理智和感情的平衡。这里，我们以歌德这位最伟大的人物来作例证，他经常地、一再地把自己炽热的感情和发自伟大心灵的爱慕倾注给各种各样的妇女，然而我们读了这一切却没有产生一点点道德上的反感。明智的人把这些看作理所当然，因为歌德具有难以满足的伟大心灵，只有狭隘的道德说教者才对此持谴责态度。可您为什么要讥笑妇女中间的‘伟大人物’！……我们假定，所有的妇女个个都是乔治·桑那样的伟大女杰；所有妇女都象卢克勒蒂·弗洛里安妮一样，她们所有的孩子都是同情夫所生之子，在这些孩子身上她们不仅倾注了全部纯真的母爱和心血，而且还以智慧和理智培育孩子们成长，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怎样的呢？勿庸置疑，那时的世界同今天的世界一样，照样存在，照样进步，也许还会更加美好。” 但是，为什么只有“伟大人物”才可以这么做，而那些不是“伟大人物的”人就不能这样做呢？假如歌德和乔治·桑——像他们俩那样做过的和正在那样做的人是很多的，我们只不过选择了他们两个人——可以随意流露自己的感情，尤其是描写歌德爱情生活的书大量出版，崇敬歌德的男男女女的读者又都是虔诚而狂喜地一口气把这些书读完，那么，为什么歌德和乔治·桑这样做就博得狂热的赞美，而其他人这样做就遭到非难，就有人如此大惊小怪呢？ 的确，在资产阶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恋爱自由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有所论述。不过，只有在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类似今天上等人在物质上、精神上所享受到的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才能得到恋爱自由。乔治·桑在她的《雅克》一书中描写一个男人，对他的妻子同别人通奸的事，得出了这样的评论：“没有一个人可以驾御爱情，爱或者不爱完全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使妇女卑贱的是欺骗；通奸的构成不在于她委身于情夫之时，而在于她后来同丈夫的共眠之夜。”基于这一观点，雅克认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情敌薄勒尔是他的义务，他还从哲理上对这件事做出推论：“薄勒尔假如处在我的地位，他一定会心安理得地殴打他的妻子，然后就去拥抱遭到殴打又被他亲吻的、因而受到侮辱的妻子，绝不脸红。”还有一些男人，按照东方的习俗，干脆杀死自己不忠的妻子，因为他们把妻子看作是自己法定的财产。也有一些人则同情敌决斗，杀死他或战胜他，然后向他们自已认定所爱的女人要求亲吻，要求爱抚，这时妇女要么惶恐地逃跑，要么就无可奈何地顺从。一般说来，这也是夫妇生活中通常采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在我看来，猪的爱情方式也不会象这些人那么卑劣，那么粗暴。”[2]勃兰德斯在评论这一段话时说：“今天，在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看来，这是尽人皆知的真理，而在50年前，它却被人看做是骇人听闻的诡辩。”但是，那些“有财产，又有教养的人”至今仍然没有勇气公开承认乔治·桑提出的原则，尽管他们事实上是按照那些原则生活的。这些人同他们在道德和宗教方面是虚伪的一样，在婚姻方面也是伪君子。 如今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做歌德和乔治·桑做过的事，虽然这些人不能同歌德和乔治·桑的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因此在社会上失去尊严。人们只要有显赫的地位，就可以为所欲为。不过，从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点来看，歌德和乔治·桑的自由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破坏了社会所规定的道德准则，触犯了今天社会制度的本质。强制婚姻在资产阶级社会是正常的婚姻，是唯一的“合乎道德的”两性结合，任何其他的性结合都是不道德的。我们已经确凿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婚姻是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结果，因为它是同私有制和继承权紧密相关的，所以，这种婚姻不过是为了能有“合法的”继承人罢了。这种婚姻在社会制度的压力下，即使没有任何财产可继承，也要受到强制[3]。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法规，违反这一法规，不论男女，只要他们私通或离婚都将受到国家监禁的处罚。 在社会主义社会，除非人们愿意把个人和家庭的日常用品看成遗产，就不再有任何可以继承的物品。从这一点来看，今天的婚姻形式也将会消失，同时，继承权问题也将随之解决：社会主义甚至没有必要去废除继承权，因为私有制已不复存在。就是说，妇女自由了，她们的孩子只会给她们增添生活的乐趣，却不会妨碍她们的自由。她们一旦需要帮助，那么，保育员、教师、女朋友和女年青的姑娘都会成为她们的帮手。 将来，也许会有一些男人讲出类似亚·洪堡讲过的话：“我并非为了当一家之主而生。在我看来，结婚是一种罪恶，生孩子则是一种罪行为。”这有什么了不起呢？自然本能的支配力会设法在其他人那里找到平衡。不论洪堡的敌视婚姻，还是叔本华、麦兰德或V.哈特曼的哲学悲观主义（他们认为，在“理想国”中，人类将自行灭亡）都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这里，我们同意拉策尔的观点，他非常正确地写道：“人类已不再把自己看作是超脱自然规律之外的，人类终于开始寻找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中合乎规律的东西，并且竭力使自己的生活符合自然规律。人类同自己的同类已经不是依据几个世纪形成的原则，而是依据对自然认识的理性原则去安排他们的共同生活，也就是建立家庭和国家。迄今仍由一切可能的来源所维持的政治、道德和法律的原则，将来只能依据自然法则来塑造。人类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符合人的尊严的生存终将成为现实。”[4] 这个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各个发展阶段，终于达到了能够起步走向共产主义所有制、完全的平等和博爱的境界，不过，这一切已不再仅仅是为了上等人，而是为了整个人类。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进步。资产阶级社会徒劳地企求而未能做到的、也肯定是不能做到的就是确立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一点将由社会主义来实现。资产阶级社会只能提出理论，而实践，像其他许多问题方面的情况一样，同理论是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将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 但是，当人类返回到自己发展的起点时，它已经处在比原来的起点更为高级得多的文明阶段上。如果说原始社会在氏族和部落中还有公有制的话，那也仅仅是最原始的形式和处于不发达阶段。自那时以来所完成的发展过程使公有制消失到只剩一部分，而且是无足轻重的残余。氏族解体了，最后整个社会也分成许多个体，但是，在各个不同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满足了多方面的需要，各氏族和部落组成了民族和较大的国家。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状况，它与社会提出的各种需要发生尖锐的矛盾。将来的任务是在极其广泛的基础上，把财产和劳动资料重新变为公有，以解决这些矛盾。 社会将收回原本为它所占有并且由它创造的东西，社会可以使所有的人按照重新创造的生活条件在最高级的文明阶段生活，也就是说，社会将把在比较低级的状态下，只有个别人或个别阶级才有的物权提供给一切人。今天，妇女又重新发挥她们从前在原始社会发挥过的那种积极作用，不过她们已不是作为女主人，而是作为同男人有平等权利的人发挥着作用。 巴霍芬在他的《母权论》一书中写道：“国家发展的终点正是符合人性的生存的起点。原始的平等又重新出现。人类社会的循环是以母权的物质存在开始，又以母权的物质存在告终。”摩尔根对这一点写道：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范围。社会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 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5] 这样，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人，依据他们各自的科学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妇女完全解放、男女完全平等是我们文明发展的目的之一，地球上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这一目的的实现。但是，这一目的只有在消灭人对人的统治，也就是消灭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的变革中才能实现。只有那个时候，人类才能获得最充分的发展。人们几千年来所梦想和渴望的“黄金时代”终将到来。阶级统治将永远消亡，而男人对妇女的统治也将随之告终。 [1]见《妇女的权利和义务。对范妮·勒瓦尔德的书信<支持和反对妇女>的答复》，1871年波恩第2版。 [2]乔治·勃兰德斯：《19世纪的文学》，莱比锡1883年版第5卷。 [3]谢夫勒博士在他的《社会机体的结构与生活》一书中提出：“由于离婚容易而使婚姻关系疏松的确不是好事，它违反人类联姻的道德使命，既不利于保持人口，也不利于教育子女。”根据上面所述，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不但是错误的，甚至应当认为是“不道德”的。谢夫勒博士也承认，在文明程度远比当今社会更高级的社会中，实现或坚持违反该社会的道德观点的制度都是不可能的。 [4]海克尔：《自然造物史》，第4版。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4页。
第二十七章个性的自由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二十七章个性的自由发展 1．无忧无虑的生存 2．食品的变化 3．共产主义的厨房 4．家庭生活的变化 1．无忧无虑的生存 人应当得到全面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化的目的，因此，人不应该迷恋故土，永远把自己束缚在偶然出生在那里的地方。我们了解人和认识世界不应仅仅限于书本和报纸，还必须作一些个人的观察和实际研究。未来社会必须为所有的人提供当今社会许多人业已得到的这种可能性，尽管目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冲动是为困难所迫而产生的。在一切生活关系中是对变动的需要深深地打上人类本性的烙印的。这种需要是出自一切生灵内在的自我完善的欲望。被放在黑暗的房间里的植物似乎也能意识到，也要朝透过缝隙射来光线的地方延伸、生长。人类也如此。对于人类生来固有的欲望，必须采取合乎理性的方式给以满足。人类渴望变革的欲望，在新社会不但不会受到压抑，而且只有在新社会才能使所有的人充分满足这一欲望。在新社会，极其发达的交往关系使人易于满足这一欲望，此外，各种国际关系也为此提供了便利条件。和过去相比，将来会有多得多的人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去周游世界。 此外，为了满足各种需求，社会需要采用一切方式储存大批生活必需品。社会根据需要相应地调整劳动时间；劳动时间时而长些，时而短些，这要按社会需要和季节变化灵活掌握。在有的季节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其他季节又以工业生产和工艺品生产为主，社会按各季节所需人力适时调整劳动力：社会能够把大批劳动力同最完善的技术设备结合成一体，轻松地完成各种生产计划，而这一切在今天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 社会不但对青年承担照料义务，对老年人、病人和残疾人亦然。一个人因某种原因丧失了劳动能力，全社会都会帮助他。这样做完全不是慈善行为，而是出于责任，也并非出于恩赐，而是由无微不至的体贴而产生的义务和帮助，这是对那些在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年代曾对社会尽了自己义务的人应有的关怀。社会为老年人提供一切能提供的东西，使他们的晚年十分美好。人人都可期望自己在暮年享受到他曾供养过的老人所享受到的一切。那里，老年人不必担心在他死后会有人等着继承遗产，也不必害怕在自己又老又无依无靠时会像一只被榨干的柠檬一样，给扔到一边。老年人既不必依靠乐善好施和子女的供养，也不必像乞丐似的向教区讨钱。[1]大多数父母在暮年依靠子女过活到底处于何种境地是众所周知的。对继承遗产的希望往往使子女，尤其使一些亲戚堕落不堪、心怀邪念，甚至犯下各种罪行：谋杀、侵吞、诈骗遗产、制造伪誓以及恐吓勒索等。 未来社会的道德和体力状况、劳动和衣食住行的方式以及社交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助于防止事故、疾病和久病不愈现象的发生。自然死亡和生命力的逐渐消逝将越来越形成规律。天国就在地上，死亡是人生的最后归宿，这些信念可以使人有理智地过活。长寿者是最有福气的人。正是那些为人的“来世”而操劳的僧侣们深知长寿最宝贵。他们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这有可能使他们的平均寿命最长。 2．食品的变化 饮食是生活的第一需要。那些所谓“顺其自然而生活”的朋友们常常提问，社会民主党为什么不主张素食主义。是的，每个人都愿意按自己的愿望生活。素食主义是依靠植物养生的学说，它起初在生活优越者的圈子里通行，因为只有富裕者才能作出以素食为主还是以肉食为主的选择。但是，绝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是不能作出这种选择的，因为他们不得不按目己的收入生活，由于收入微薄几乎只能靠素食度日，并且经常处于营养十分不足的境地。在西里西亚、萨克森和图林根等地，我们的广大工人是以土豆为主食，面包甚至居第二位；肉类很少能摆到餐桌上，即使有那么一点，质量也极差。虽然大部分农民饲养牧畜，但却很少吃肉，为了挣钱来满足其他需要，他们不得不把牧畜卖掉。 对无数的、不得不充当素食主义者的人来说，哪怕一片美味煎牛排或一块上等小羊腿肉都可以大大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2]素食主义者反对食肉过度，当然是对的；但他们如果从往往极其多愁善感的理由出发，认为享受肉食会使道德败坏，会带来灾难，那是错误的。例如，他们的理由之一是自然感情禁止屠宰动物，禁止吃“尸体”。但是我们如果期望过安逸的、毫无干扰的生活，就必须强迫自己去向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为害于人的生物宣战并消灭它们；为了不使自己被吞食，我们必须杀死那些猛兽，并使它们灭绝。如果把家畜当作“人类的好朋友”任其繁殖，那么，过不了几十年，这些“好朋友”就会多到可以把我们“吞掉”的程度，那时它们就会同我们争夺食物。有人主张，吃素食可以使人的性情温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性格温顺、喜食植物的印度人在受到英国人的虐待而怒不可遏、起而反抗时，也会表现出“凶猛的兽性”。 一种食品的营养价值不能仅仅按蛋白质的含量作出判断。人们还必须注意，有关食品中所含的蛋白质有多少尚未被消化。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作一比较，例如，肉类、大米或土豆的蛋白质未能消化的比例是2.5、20或22，也就是说，100克肉中，被吸收的蛋白质尚有2.5克随粪便排出，同样，在100克大米或土豆中有20克或22克蛋白质被排出。俄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及其弟子指出，消化面包过程中排出的酵母比消化肉时排出的酵母多得多。此外，巴甫洛夫还指出，胃腺分泌出来的消化液从量上看由两个数值构成。一部分是食物刺激胃粘膜而分泌出来的胃液；另一部分是食物刺激感官系统而分泌出来的“食欲液”。食欲液的多少首先由精神状态，如饥饿、悲伤、气愤和快乐等因素决定，其次也由有关食品的特性决定。经实验表明，有一些食品，例如面包、熟鸡蛋白或纯淀粉食物等，如果没有食欲的帮助，几乎难以消化，人们应当在有食欲时，或者同其他食品并用时食用这类食品，那样才能被消化。相反，就像巴甫洛夫指出的那样，哪怕没有食欲液，食用的肉类有一部分也能消化，但求助于食欲液，消化速度之快可高达5倍。“所以，我们必须注意涉及到人的精神状态的各种事情。这里，在营养生理学的事实与社会环境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现代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不得不在没有正常食欲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在令人窒息的工厂里劳动、为每日的面包而忧虑不安、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消遣、缺乏愉快欢乐的心情以及体力上的疲备不堪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使人没有食欲的主要原因。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们不能有消化素食必须具备的食欲液。相反，我们说只有肉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唯一可以自行消化的食品；就是说，人们不仅在没有食欲的情况下可以消化大部分肉类食品，而且由于肉类是诱人的美味食品，它还能大大刺激我们的食欲。肉类与素食同时并用十分有助于消化，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肉类来摄取素食的各种成分。这样看来，对现代人来说，食用肉类食品是大有裨益的。”[3] 宗德雷格尔真是说了句至理名言：“不必把食品分成等级层次，但食品原料的搭配上却有不容变动的法则。”任何人都不能单靠肉类食品生存，但只要适当选配植物食品却能生存下去。另一方面，任何人也不能单食一种固定的植物，哪怕它的营养价值最高，也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就连所有食品原料中营养最高的蚕豆、豌豆和扁豆等豆类食品也不行。但如果不得不专食这类食品——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那就是一种酷刑，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智利的矿主们硬是让他们的工人一年到头总是吃蚕豆，因为蚕豆能使人力大无穷，能担扛很重的东西，任何食品也不能与其比美。工人虽然知道蚕豆的营养价值，但不愿吃它，然而人们仍旧强迫他们用蚕豆充饥。人的幸福和安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像狂热的素食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单靠某一种食品就可维持。气侯、社会环境，习惯和个人爱好都是举足轻重的。[4] 当然由于文化程度的某种提高，一律食用肉类的习惯也有所改变，例如以打猎和游牧为生的民族，也增添不少植物食品。培植多种植物是文化层次较高的标志。在一块农田上种植蔬菜可以比在同一块土地上放牧家畜来生产肉类得到更多的营养品。这一发展使素食食品越来越占优势。目前，我们从遥远的国度，特别是从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用掠夺的方法往德国运送肉类，过不了几十年，这一切就会消失。另一方面，饲养家畜的目的不单单为了食肉，而且还为了利用它的毛、鬃毛、皮革、奶和卵等等。很多工业部门和人类都离不开这些东西。再说工业部门和家庭的大量废物几乎都是饲养家畜的上好饲料。将来，大海也能比迄今更多地为人类提供财富，即海里的肉类食品资源。今天，往往由于运输困难和仓库设备问题而无法储存大批鱼类；或者由于运费太高难以销售，而把捕捞上来的鱼整船地当肥料使用。将来，就很难出现这种情况。到那时，城乡对立业已消除；大城市的居民迁往农村；工厂的工人同从事农业的农民联合一致，肉类食品再次退居蔬菜食品之后是完全有可能的。的确，菜类食品对人缺乏诱惑力，但在其中加上各种香料，再作些适当而合理的烹调，也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不过，在未来社会，那种纯粹素食主义的生活方式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3．共产主义的厨房 在营养方面，质的问题远比量的问题重要得多。不好的东西吃得再多也无助于营养。但是，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烹调方法来改善食品的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烹调食品也同样必须采用科学方法，以使食品尽可能有益于身体健康。做到这一点要具备知识和必要的设施。当前，主要从事烹调食品的妇女往往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也不可能掌握这种知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型厨房的技术目前已达到设备最好的家庭厨房也不能达到的完善地步。理想的厨房特别在加热和照明设施方面要电气化。这样厨房里就不会再有烟雾、热气和水蒸气。这种厨房更像一个沙龙，而不像工作间，在这里，一切技术和机械设备应有尽有，各种最麻烦、最难制作的食品可以立刻加工完成，犹如在作游戏。土豆和水果电动削皮机、除核器、香肠填塞机、榨油机、切肉机、绞肉机、烤肉机、咖啡和各种香料粉碎机、切面包机、搅冰机、拔塞器、压塞器以及其他上百种机械用具和机器，应有尽有，使用这些电气设备和机器只要用很少的人力便可备好几百位客人的膳食。消除污垢和刷洗餐具等同样使用各种机器。 家庭厨房对数百万妇女来说是最累、最消耗时间、最浪费的设施之一，那里对她们的健康不利，使她们的情绪不佳。尤其对那些收入微薄的大多数家庭，厨房简直成了它们每天都要忧虑的对象。废除家庭厨房对广大妇女就意味着一次解放。家庭厨房同小手工业作坊一样，都是落后而必须淘汰的设备。这两种东西造成经济上的最大浪费，大量消耗了时间、体力、燃料和照明材料以及食品原料等等。 食物的同化越容易，营养价值就越高，所以，同化能力十分重要。[5]只有新社会才能为所有的人提供合理的营养需要。卡托赞誉古罗马城时说，一直到罗马城建成的第六个一百年（公元前200年）为止，那里确实有不少精通医术的人，但没有应用的机会。由于罗马人生活得有节制又很简朴，所以他们很少生病。人因衰老而死，属自然死亡。然而到了后来，一方面由于懒惰奢侈的放荡生活，另一方面由于贫穷和过度劳累，人们健康情况完全变了样。将来，不论奢侈懒惰和生活放荡，还是贫穷困苦和生活拮据统统不复存在。到那时，所有的人都会过上好日子。正为亨里希·海涅歌颂的那样： “为了世上的众生 大地上有足够的面包， 玫瑰、常春藤、美和欢乐， 甜豌豆也不缺少。 人人都能得到甜豌豆 只要豆荚一爆裂！ 天堂嘛，我们把它留给 那些天使和麻雀。”[6] 尼迈耶尔曾经引用过意大利人考尔那罗在16世纪说过的一句话：“少食者长寿”。将来就是这样。到那时，会采用迄今鲜为人知的方式生产出又新鲜又可口的食品。而当前却有人滥用这种科学，去生产伪劣产品。显然，采用化学方法制作的具备天然食品一切特点的食品，也是符合我们的目标的。先决条件是：一定要使产品达到各种要求，而获得产品的方式是次要问题。 4．家庭生活的变化 我们整个的家庭生活同厨房一样，都将进行一番革命，使现在还非作不可的无数项劳动可以节省。将来要以食品加工中心彻底地代替家庭厨房，使后者成为多余，同样也将由取暖中心和电力照明中心使迄今用火炉取暖、维修灯具和照明设备所需的劳动成为多余。除冷水管道外还有热水管道，人人都可随意享用热水洗涤和沐浴，不需要别人帮助。洗涤中心和烘干中心既可把送洗的东西洗净又可把它烘干；清洗中心既洗衣服也洗地毯。在芝加哥，用洗地毯机仅需很短的时间就可清除地毯上的灰尘，这些机器在展览会上受到参观的妇女们热烈欢迎。电动的门只要用手指轻轻一按即可自动开关。电动装置还可把信件和报纸分送到各层住户家中；电梯可以使人不必爬楼受累。此外，家庭内部的所有设备，如地板、护墙纸以及家具等都可轻而易举地用机器除掉附在那上面的灰尘而使其洁净如新。垃圾等一切废物也像污水一样通过室内管道排出户外。目前在美国、在欧洲一些城市，比如在苏黎世、柏林及其近郊、伦敦、维也纳和慕尼黑等地都已经有了这种精心装备的住宅，很多富裕家庭已住在其中，并享受上述大部分优越条件，但其他人则因承担不起费用还住不进去。[7] 这里，我们可以再次证明，资产阶级社会已经为家庭生活方式的革命化铺平了道路，但仅仅是为了被它选中的人。不过，如果家庭生活按上述方式进行彻底改造，那么，仆人，即“喜怒无常的主妇的奴隶”就会消失。女仆也没有了。冯·特赖奇克先生惊慌失措，滑稽可笑地慷慨陈词，高喊：“没有仆人就没有文明。”他不能想象社会上没有仆人会是什么样子，正如亚里士多德不能想象，社会上没有奴隶一样。令人惊讶的是，冯·特赖奇克先生把我们的仆人看成是“文化的支柱”。特赖奇克可能像欧根·李希特尔一样，担心没有仆人，不能人人都亲自动手擦皮鞋和洗衣服吧！今天，显然有十分之九的人都是自己动手干这些事，或者妻子帮丈夫做，或者子女帮家庭做。所以人们完全可以回答说，迄今，十分之九的人动手干的活，剩下的十分之一的人也能干。但似乎还有其他办法。将来，为什么不可以不分性别地培养青年做这些或者类似的必须完成的事？劳动并不丢人，即使擦皮鞋也不丢人。有一些旧贵族出身的军官已经有过体会，他们因负债累累而逃往美国，在那里当仆人或者靠擦皮鞋为生。欧根·李希特尔先生甚至在他的一本小册子里说，擦皮鞋问题会使“社会主义的国家总理”下台，使“社会主义的未来国家”涣散。又说，由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总理”拒绝亲自动手擦皮鞋，这是他的不幸。反对我们的人对这类描述还拍手称快，欢迎之至，但这仅仅证明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在幼稚可笑。欧根·李希特尔先生还不得不经受下述痛苦：就在他的小册子出版后不久，他所在党的一个党员在纽伦堡发明了擦皮鞋机，不仅如此，1893年芝加哥国际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用最完善的方式处理擦鞋问题的电动擦鞋机。就这样，李希特尔和特赖奇克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论据实际上是被资产阶级社会的上述发明彻底驳倒。 由此可见，使人类生活的各种关系，特别是使妇女地位发生天翻地覆的彻底变革，已发生在我们面前。社会着手大规模地实施这一变革、加速变革的进程，并进一步普及这种变革，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能毫无例外地分享无以数记的、多种形式的优越条件，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1]“一个把毕生精力投入紧张工作一直到老的人，在他的晚年生活中，应当能既不依靠子女，也不依靠资产阶级社会的恩赐而生活。独立的、无忧无虑的、轻松的老年生活是对他在强壮的和健康的时候不断坚持工作的完全理所当然的酬劳。”见冯·图南《孤立的国家》。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情况到底怎样呢？几百万人都面对着在自己到了暮年、老态龙钟时将被拋向街头的威胁。我们的工业制度又使人老得很快。在德意志帝国对老人和残疾者的照料虽然享有盛誉，但对他们提供的补助实在微乎其微，就连那些最热心为此辩护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救济金比社会发给大多数官员的养老金还要少得多。 [2]两位意大利专家最近关于营养学的报告证实了这一事实。他们研究了自古以来仅仅靠素食为生的居民的新陈代谢。在意大利南部，即阿布卢齐山区，有一些在经济相当落后的状况下生活的农民是这样做的。他们吃的东西是玉米面、蔬菜和橄榄油。他们享受不到什么牛奶、奶酪、鸡蛋，一年当中，肉在餐桌上只能见到三、四次。为了作些实验，开始在他们的饮食中增加肉类，起初15天每天给每人100克肉，随后15天每天给每人200克肉。食肉结果表明，“同化作用，即肠胃吸收营养的情况大大改善。从前各种营养成份大量损失，得不到身体的利用，而经过同化作用，这种情况大大减少。不仅新增加的动物蛋白质，能够被完全消化，而且利用肉类共进的素食也比从前消化得更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素食过去是很难消化的，几乎统统是含植物纤维过多的玉米。”医学博士A.李普舒茨：《我们的食物要改革吗？》，载于《新时代》第27年卷第1册第915页。 [3]A.李普舒茨，同上书，第914—915页。 [4]“大多数固定的食品几乎都是在素食中加上少许肉类，混合食用。农民经常只吃很少一点肉类。今天几乎没有人否认，用这种方式也可以生活得不错。是的，哪怕单纯素食，但通过内行的选择，使之不断变换而更加可口，也会完全有利于健康。但不可否认，所有各大洲的人都广泛提出了另外的要求，即不要单吃固定而简单的大众食品，力求加添可口的调料和增加食物品种，而在厨房中可以用上百种方法烹调的肉类就属于此类。人们处处可以看到这种追求口味翻新的现象。正像简单的风俗、习惯以及民间的服装式样在不断消失一样，老一套饮食方法也在遭受冲击。所有国家都难以避免这种变化；比如在日本，向来由其独特的民族食品一统天下，而今欧洲餐饮排挤了旧的一套，甚至海军也采用新的食品，因为这种食品更简单，对于工作人员来说更加方便。人们普遍认为，务必使食品更加浓缩、脂肪丰富和口味浓烈。”V.鲁伯内尔：《关于大众食品问题》，1908年莱比锡版第31—32页。 [5]“食物的同化能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见尼迈耶尔：《健康学说》。 [6]亨里希·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译者注 [7]1908年，在维尔姆斯多尔夫建造的2521处住宅中，全部有煤气设备，具备其他设施的百分比如下： 其他设施百分比 暖气1001或39.71% 热水供应1373或54.46% 电照明1288或51.09% 浴室2063或81.83% 电梯699或27.73% 吸尘器304或12.06% 在柏林及柏林郊区，也已有许多只有一间厨房的大住宅。所有住在那里的居民都可以在公共厨房就餐。所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领域已经具有社会主义变革的萌芽。“未来的花园城市，除了有煤气、供电和取暖设备的市政厅、学校和召开大会的会议厅外，还要配备供整个市镇使用的中央厨房。到那时，埋设电线和取暖管道的地下通道可以扩大成纵横贯通的井巷，行驶装满食品的自动小车，犹如在各大城市的一些重要官厅之间通过地下通道用电力传递邮件一样；只要打个电话，便可以把食品直接送到各家享用。所有这一切在将来完全有可能做到，而且似乎比解决不久前还被认为是空想的航空问题更加容易得多，遇到的困难也要少得多。”E.里利恩塔尔：《家庭劳动的变革》，载于《进步文献》1909年第9期。
第二十六章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学与艺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二十六章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学与艺术 新社会把后代教育到成年为止，此后，每个人的深造完全靠自已。各人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选修课目，钻研课程。他们可以为自己确定一门日益辉煌发展的自然科学学科，例如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以及考古学等等，或者专修历史学、语言学和研究艺术等。他们如有激情还可以当音乐家、画家、雕刻家和演员。在未来社会，既没有专业的艺术家，也没有专业的学者和手工工人。迄今受压制的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材都有发挥才干、显示知识和能力的机会。那时不会再有人把音乐家、演员、艺术家和学者当作职业，人们做这些工作更多的是出于灵感、才智和禀赋。如同未来社会在工业、技术和农业方面超过当今社会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一样，在文学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同样也会超过当今社会。 世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和科学的新纪元诞生了，它将创造出累累硕果。 人类在符合自己尊严的状态中生活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艺术复兴，这是已故的理查·瓦格纳早巳预料到的。1850年他在其《艺术与革命》一书中就已对此有所论述。这部著作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它是在瓦格纳亲身参加的，革命刚刚失败以后出版的。瓦格纳预言未来社会将是怎样的；他在书中直接向工人阶级提出请求说，工人阶级必须帮助艺术家们创造真正的艺术。他说：“我们未来的自由人已不再把获取生活资料当作人生的目的，而且通过活跃的全新信仰，或者更正确地说，通过新的知识，使我们毫不踌躇地把获取生活资料同与其相适应的自然活动进行比较，总而言之，工业不再是我们的主人，而是我们的奴仆，所以我的人生的目的是生活的乐趣，并且通过教育，努力使我们的子女有能力，也有本事去真正享受这种欢乐。锻炼体力的教育和形体美教育以它充满对儿童的全部爱心为出发点为他们的美的发育而感到喜悦，所以说这种教育是一种纯真的艺术教育。每个人在某一个方面都将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人们天生具有的各种各样的爱好都将向广阔的不同方向发展，并成为难以预料的财富！”瓦格纳的这种见解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我们所论述的观点不谋而合。 将来，社会生活将越来越公共化。我们站在同从前相比已经发生彻底变化的妇女立场上，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社会的发展方向。家庭生活节制在最必需的范围内，相反，将为社会需求的满足开辟广阔的天地。大会堂是用于各种演讲和研讨会，以及将来由全体居民商讨一切国家大事和作出权威决定的地方；这种大会堂、食堂、游戏室和阅览室、图书馆、音乐厅、剧院、博物馆、操场、公园、专供散步的大道、公共浴场、各种形式的教育机构以及实验室等等都应当尽可能地设备完善，应当为艺术、科学和各种讨论会提供很多机会，使其取得重要成果。同样，为老弱病残设置的机构也必须符合最高要求。 与此相比，我们当今这个一度如此声名显赫的时代将显得多么渺小。对上司给予的恩赐和器重报以阿谀奉承；卑躬屈膝无耻之极；为争夺要职采用最卑鄙、最下贱的手段，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压制真正的信念，嫉贤妒能；扭曲性格、隐蔽思想、虛情假意等等，总之，以人们视之为怯懦、品质恶劣的这些特点层出不穷、日益泛滥。独立独行、不随波逐流、恪守信念以及光明磊落等使人向上和崇高的优良品质在当今社会统统被视为瑕疵和缺陷。于是，具有这些美德的人往往走上绝路，因为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这些品质。有许多人甚至对自己低三下四毫无察觉，因为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要知道，一条狗会把他的主人在情绪不好时抽它一鞭子视为理所当然的。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所有出版物也将发生彻底变化。当前在出版物中占很大的比重的是有关神学的著作，将来这类著作和法学方面的著作都会消失殆尽。因为人们对宗教书已失去兴趣，对法学书认为没有必要了。此外，以国家制度的日常斗争为题材的书也因有关制度的消失而消失了。上述这些著作将作为研究文化历史的参考书而供人使用。被淘汰的还有许多以低级趣味为特色的浅薄著作，出版这些东西往往只是由于书商作出某些牺牲去迎合作者的虚荣心。甚至从我们今天的情况看，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出版物中有五分之四可以从市场上消失，而不会因此使文化兴趣遭受任何损失。因为在出版领域内，浅薄的或有害的质量低劣的东西太多了。 美文学和报刊作品也处于同样状态。今天，报纸上登载的东西不是空洞乏味就是浅薄无聊。如果我们根据我们的报纸内容，来衡量我们的文化成果和科学观点的水平，就会认为这个水平是很低的。因为这些报纸仍然用几百年前的、并早由我们的科学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观点来判断人的活动和事物的状态。我们的绝大多数记者都是俾斯麦相当正确地所说的那种“找错了职业”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的立场必须维护资产阶级在生意方面的利益，他们也只有这样才能拿到所希望的工资。此外，这些报纸同大多数文学期刊一样，也把在广告栏目中刊登最肮脏的广告当作自己的任务；在交易所栏目中，又从另一个侧面为资产阶级利益效劳。企业主的物质利益决定报纸的内容。美文学总的说来不比报纸文章好多少：尤其在性欲方面大肆宣传淫乱；有些作品鼓吹极其浅薄的虚假文明；有些作品又竭力赞美偏见和迷信。其目的在于，置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切缺点于不顾，把它描绘成世界上最美好的社会。 未来社会必须在这一广阔而重要的领域进行最彻底的清算。只有科学、真理和美好的事物，以及为最理想事物而进行的思想交锋才能统治这一领域。有才干的人，不论是谁都有机会参与。到那时，作者再也不必依靠出版商的恩宠、金钱利益和偏见行事，而是由不偏不倚的专家来评定作品。作者还可以参与决定，他也可以随时针对专家作出的不能令他满意的决定，向全体人民提出呼吁。而所有这一切，目前对作者来说，不论在报纸编辑部，还是在唯利是图的出版商那里，都是不可能办到的。有人竟天真地认为，似乎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同体中，不同意见的争论会受到压制，所以就把资产阶级社会当作最完美的社会，并怀有敌意地诽谤和贬低社会主义。我们说，一个完全建立在民主的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决不容忍任何压制行为。因为，只有最充分的思想自由才能使社会不断进步，这是社会的生存原则。假如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真正主张思想自由的社会，那是十分荒谬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各政党只准许人们在报纸上发表不损害这种阶级利益的言论，否则，当事者便没有好下场。识时务者都知道，他的社会地位就注定要给毁掉了。出版商如何粗暴地处理不合其口味的著作，作家们是尝过滋味的。最后还有我们的出版法和刑法，它们也表明执政的和领导的阶级是受什么样的思想支配。在这些阶级看来，真正的思想自由是一切罪恶中最危险的。
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 已故国会议员拉斯克博士70年代在柏林发表过一次演说，他在这次演说中作出的结论是：对社会的所有成员进行同样水平的教育是有可能的。但拉斯克博士是一位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一个坚决拥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人，而今天的教育问题归根到底就是金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所有的人进行同样水平的教育是不可能的。个别人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发挥许多人所不具备的最大能量，可望受到高等教育。而大多数人只要他们在社会上还受压迫，处于依附地位，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1] 新社会的生存条件是人人平等的。人的需要和爱好各不相同，而且永远也不会相同，因为人的需要和爱好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不过每个人都能按照平等的生活条件去发展自己。有人说，社会主义主张毫无差别的平等，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社会主义果真这样主张，那是缺乏理性的，因为它这样做是违反人类自然本性的，它也就一定不愿意看到社会按照自己的原则发展。[2]的确，如果社会主义果真做到冲击社会并且硬把社会纳入违反自然的状态，那么，显然，过不了多久这些使人感到是桎梏的新状态就会被冲破，社会主义也将永远被置于死地。社会将按照其内在法则发展下去，并依据这些法则行动。[3] 新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必须相应地对后代进行教育。所出生的每个孩子都是受到社会欢迎的一份子；社会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了自身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有义务竭尽全力保护每个新生的小生命。首先要照顾养育孩子的人——母亲。舒适的住宅、愉快的环境以及与怀孕阶段相适应的各种设施，对母亲和孩子进行精心照料是首要前提。只要有可能，当然必须由母亲给婴儿哺乳。莫列肖特、宗德尔艾格以及所有卫生学专家和医生都一致认为，任何食物都不能代替母乳。 欧根·李希特尔之流一想到，那时年轻的母亲将会住上今天只有富人才能住上的设备齐全、环境优美的产科医院（甚至连富人也不能提供专门设立的医院所提供的一切）就大发雷霆。他们这些人倒是应当好好想想，当前至少有五分之四的人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和状况下出生的，这种条件和状况对我们的文化和文明是多大的讽刺！而在其余五分之一的母亲中也只有少数人可以多少享受到一个妇女在分娩时应当得到的某些照料和舒适。实际上，今天在很多城市中，已经具有了设备完善的妇产医院，只要感到产期临近，不少妇女都可以住院等待分娩。但是住产院的费用相当高，因此只有少数妇女才能在医院分娩；其他妇女当然对这些优越条件望而生畏。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事例，可以说明资本主义世界无处不在孕育着未来社会的萌芽。 多数高贵的妇女都尽快地把作母亲的义务转交给一位无产者的乳母去承担。这一事实使她们的母性带上一种怪味。例如索布族人居住的劳齐茨（即施普雷瓦尔德），就是一个提供乳母的地区。柏林的资产阶级妇女如果不想或者不能亲自哺乳，便从这一地区找来乳母。充当乳母已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农村姑娘为了在孩子生出以后，能到柏林舒适的家庭当乳母，愿意让自己怀孕。她们为了当乳母生下三、四个私生子都不足为怪。她们从事这种营生所赚到的钱愈多，施普雷瓦尔德的年轻男人就愈乐意娶她们为妻。从资产阶级的道德立场出发，这种行为应当受到谴责，但是从资产阶级的家庭利益出发，它又是值得称赞和期望的好事。 儿童稍大一点就需要在共同监护下，与同龄的伙伴一起玩耍。凡是根据儿童的智力和需要能够为他们的身心发展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儿童对有所观察的任何人都知道，在儿童与和他们相同的伙伴交往中教育儿童是最容易的；儿童具有喜好交际的本性，模仿能力相当强。尤其是较小的儿童喜欢把稍大的儿童看作自己的榜样和范例，愿意跟随他们甚至胜过跟随自己的父母。所有这些特性都应该很好地运用在对儿童的教育上并从而获得益处。[4] 儿童们在游乐场和幼儿园玩耍时就已经开始学习知识和各种各样的职业活动。同他们在游戏场、操场、滑冰场和游泳池上体育课和自由活动结合起来，作些适当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是必要的；演习行军、摔交和操练对于男女两性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应当训练出身心健康并能正常发展的一族。在各种各样的实际活动中逐步将园艺、农业、工业和生产技术传授给他们。不可忽略在各种不同的知识领域中进行精神教育。 教育体系也象生产体系一样，也同样有净化和改良的过程。阻碍儿童身心发展的过时的落后方法和教学内容必须废除，适合儿童理解水平的自然科学知识更能激起求知欲，比那种使一门课程同其他课程发生冲突、并从而丧失教学效果的教育体系（比如，一方面在宗教课上讲授《圣经》，另一方面又在讲授自然科学和自然史）要好得多。应当适应新社会的更高文化水平而建立教室，购置教学设备和教学用品。教学用品、服装和食品等都由社会提供；任何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都不会受到歧视。[5]这又是我们的资产阶级的“维护秩序的大人物们”感到无比愤慨的一件事。[6]反对我们的人大声疾呼，说我们把学校变成了兵营，剥夺了父母影响子女的权利等。可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这种话。比起今天，在未来社会父母会有很多自由时间可以利用。只要回顾一下当前大多数工人，以及在邮政、铁路、监狱和警察局工作的官员等等，每天要工作10小时或10小时以上，还有工匠、农民、商人、军人和许多医生工作的时间都很长，就可以明了今天和未来劳动时间上的悬殊，所以说未来的父母在孩子们身上作出的奉献，对今天的父母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办到的。此外，未来的父母可以掌握教育制度，决定应当采用和实行的教育措施和各种安排，因为那时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完完全全民主的社会中。由父母们，即男人和女人们还有教育者们共同组成教育委员会。难道有人相信，这些教育委员会会同上述那些人的感情和利益相抵触吗？这在当今社会倒确实存在，因为在这个社会，国家为了维护其在教育方面的利益根本不去考虑大多数父母的意愿。 反对我们的人还说什么，整天让孩子呆在身边，教育他们，是作父母的最大快乐。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作父母的人不论今天还是从前，都十分清楚，教育孩子有许许多多的困难，要花费巨大精力。尽管有些孩子很容易管教，但他们也要让人付出劳动和精力，特别对母亲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管教孩子的重担都是由母亲承受，所以在孩子到上学年龄时，她很乐意送孩子上学，以便抽出一部分时间供自已支配。大多数父母也不能把精力完全放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绝大多数父母的确没有时间教育孩子；父亲们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母亲们即使不需要自己外出工作，也要忙于家务。尽管有些母亲有时间教育子女，可她们又苦于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到底有多少父母能够密切注意自己子女的学校课程并且负起教学任务呢？可以说很少。母亲们在许多情况下倒是最有可能做到的，但她们却很少具备这种能力，因为她们在教学方面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此外，教学方法和教材经常变化，使父母无法插手。 另外，大多数孩子的家庭学习条件相当差，既缺乏必要的舒适环境，又没有一定的秩序和安静的氛围，好去完成家庭作业或者得到必要的帮助。在学习方面，这些孩子往往缺乏一切必要的条件。家庭人口多，住宅又很小，拥挤不堪，全家人聚集在一间狭小的房间各干各的事；由于家具残缺不全，孩子作起功课来就十分不便。没有必要的照明设备、空气不好、缺少取暖设施的家庭相当多；教学和工作所需的材料即使有一些，其质量也相当低下。许多小家伙因为饥寒交迫，而不得不放弃学习，失去学习兴趣，不参与任何活动。此外，还有几万名儿童不得不去干一切家务琐事及就业劳动，使他们丧失了欢乐时光，要想完成起码的学业也无能为力。有些孩子为了拿出时间去学习和玩耍，还常常同眼光狭隘的父母作一番斗争。总之，各种各样的障碍数不胜数，而青年人居然还能受到如此良好教育，这只会使人感到惊讶。这就是人类的健康本性及其内心渴望进步、追求完善的一个证明。 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对这些弊端也有些认识，所以试图通过免费就学，有时也通过免费提供学习用品使青年更加容易受到教育，而在80年代中期，当时的萨克森文教大臣还曾针对社会党邦议会议员声称，这两件事是“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要求”。在法国，长期忽略国民教育之后，在这方面确有明显进步，至少在巴黎又进了一步，由市政当局供应儿童共同就餐。穷学生可以免费就餐，有钱人家的学生必须向市政厅财务部门交纳很少的就餐费，就是说，这是一种共产主义设施，它可以很好地使父母和子女得到满足。 今天的教育制度很不健全；常常不能完成已确定下来的一般任务，再者，成千上万的孩子由于营养不良，难以承受学校的各项任务。在大城市中，每到冬季，不吃早点就赶往学校的孩子何止数千名。患有营养不良症的孩子多达数万人。假如由公家对所有这些孩子供给伙食和衣服，那真是功德无量；这样他们就会在受到正常照料、不愁衣食的环境中学习，过上人的生活，而不知“苦役监房”是何物。资产阶级社会也不能否认这种悲惨现象，所以，一些怀有同情心的人联合起来，以便开设一些早点铺和简易的就餐场所，试图通过慈善途径来完成社会应尽的义务。近来，也有一批市政当局采取行动，拿出经费为贫穷的孩子供给最必需的膳食。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很不健全，而且它们把人们有权利享有的东西当作了慈善事业。[7]我们的学校理所当然地应尽量减少所谓的家庭作业，因为人所共知，在父母家里要完成作业相当困难。可是有钱人家的学生完全同穷人家的学生不一样，他们不仅家庭环境十分优越，而且还常常得到保姆和家庭教师的帮助和支持。正因为如此也养成了富裕子弟的懒惰和放荡。父母的财富使得孩子放松学习，常常在他们面前展示道德堕落的榜样使他们受到诱惑。谁若每天、每时每刻听到和看到的是官衔、地位和财富意味着一切，那么他对人、对人的义务乃至对国家和社会的种种制度定会产生特殊的概念。 严格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毫无理由因社会主义者努力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而感到愤慨，因为资产阶级社会也在其特权阶层中的一部分人那里，进行这种教育，只是采取了歪曲的方式。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军事孤儿院、士官学校、寄宿学校、神学院及僧侣学校等就会看得一清二楚。成千上万名儿童，其中也有一部分上等阶层的子弟，在这些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最偏颇、极不正常。此外，还把这些孩子置于僧侣们最严格的监视之下，培养他们从事一定的职业。有很多医生、神职人员、官吏、工厂主、资本家和大地主等有产阶级的家庭住在没有高年级学校的农村或小城市，便把子弟送往大城市里的寄宿学校，在整个学习期间，最多只能在节假日才能同孩子见面。 反对我们的人对共产主义的儿童教育、对子女同父母分离大发雷霆，然而他们自己也采用同样的教育手段，只不过是对他们自己的子女采用了有害的、错误的和不健全的方式，这样看来，他们是多么自相矛盾！富裕阶层把教育子女的事交给乳母、保姆、家庭女教师或家庭教师去管，诸如此类的事值得好好写一下，让人看到他们的生活的离奇之处。这会表明在这些方面伪善也往往占主导地位，不论对教育者或对受教育者都根本谈不上尽善尽美的状态。彻底改造了的教育制度着眼于青年人体力、智力的发展和教育，与此相适应，必须增加教学人员的数量。对社会后继者的教育应当考虑采用军队中训练士兵的办法，比如由一名下级军官照管8—10名士兵。假如将来由一名教师给8—10名学生上课，那么一定能达到必须达到的教学效果。对青年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进行一些机械操作的训练，如在一些设备完善的教学工厂学习技术；在公园和农村学习园艺和农业劳作等。为了使人尽可能地得到全面发展，应当使所有的学习内容交替变换，不要使学生过度劳累。 此外，在教育方面，必须使男女两性享有平等权利和同在一处受教育。只有在由于性别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可实行两性分离的作法。美国在这方面已远远超过了我们。在美国，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男女同校。不仅免费就学，而且连学习教材和用品等等也一律免费，其中包括手工用具、烹调课用品、化学和物理课的用具以及学生进行实验和在工作台上操作所必要的一切用品。大多数学校有体操大厅、浴场、游泳池、游戏厅等设备。在高年级学校，女生也能受到体操、游泳、划船和竞走等训练。[8] 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将会更加完善，教育的成果更加丰硕。教学可相应地作出调整和整顿并在充分的监督下进行。学生直到社会宣布其已到成年年龄时为止，可享受各种教育。男女两性成年后已具备一定能力，能够在各个方面享有权利并尽各种义务。到那时，社会可以有把握只培养出既有才干又全面发展的人，他们通达人情，既了解社会本质和社会状况，又对自身的天性和自身的本质有自知之明，他们就这样作为有充分资格的人步入社会。 于是，面临堕落和崩溃的当今社会的天然产物——日益增多的现代畸形青年就会绝迹。今天，粗野残暴、肆无忌惮、伤风败俗以及粗俗的享受欲等尤其在我们的文科中学、工艺专科学校、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青年中泛滥成灾。由于家庭生活支离破碎、动荡不安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道德堕落的人越来越多；同样，工厂体制和住宅狭小等方面的种种恶劣影响，以及听任处于最需要约束和教育才能自律和自我控制的年龄段的青年自行其是的恶果，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未来社会不必采取强制手段便会消灭所有弊端，因为未来社会的各种组织设施以及从中产生的、支配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不可能使这些弊端继续存在下去。在自然界，只有存在腐败过程的地方才会出现有机体的疾病和毁灭，在人类社会，情况也是如此。 勿庸置疑，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甚至已病入膏肓，尽管有不少高等学校和教育设施，但水平低下。一所农村学校同一所文科中学相比，堪称道德健全的典范；一所为贫穷的孩子开办的女子手工学校同许多上层寄宿学校相比，确是道德高尚的榜样。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在上层社会，追求任何较高的目标都会受到压制，在这些上等阶层中，已经不存在任何理想。由于失去了理想，又没有较高的目标，他们便沉湎于放纵享受和荒淫无度，使肉体滋生毒瘤，道德彻底败坏。难道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青年，会是另外一种人吗？他们所见所闻都是毫无节制、任意挥霍的物质生活享受。有了父母的财富，努力奋斗已成多余，那么还要追求什么目标呢？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子弟受教育的最大限度就是通过一年的志愿兵的考试。他们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便以为自己已经登上高峰，感到自己成了半个神仙。如果他们果真拿到了预备役军官证书，便会骄横傲慢，目空一切，简直不可一世。这一代当中的大多数人不学无术，品质恶劣，但却很有心计，野心勃勃，他们的影响使当前这一时期成为预备役军官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满有心术，但既无知识也缺乏操守，对上阿谀奉承，对下蛮横无礼。 上流阶级家庭的女孩子们，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培养成爱好修饰打扮的人、狂热追求时髦的人以及沙龙里的贵妇。她们尽情享受，最后因厌倦而百无聊赖，甚至染上各种各样的想象出来的和真正的疾病。她们到了老年便成为伪善的祈祷家、施降神术的人和向基督祈求健康的人。诅咒邪恶、提倡禁欲主义的当权者试图降低对下层人的教育水平。否则，无产者就会很聪明，不甘于忍受奴隶般的处境，并起而冲击这些地上的神祇。因为群众越愚蠢，就越便于统治和管理。易北河以东的大地主在他们的大会上翻来覆去说的就是“最蠢的工人是我们最喜欢的人”这句话。这么一句话道出了整整一部纲领。 情况就是如此，当今社会在教育问题上正像在其他所有社会问题上一样，也是毫无目的和无计可施的。那么怎么办呢？这个社会一面挥舞整人的大棒，一面忙于宗教说教，就是说要那已经很驯服、很知足的人更驯眼、更知足，要那些因为一无所有已经相当节俭的人更节俭。如果有人粗暴地起而反抗，他们就把这些人关进充满虔诚精神的所谓的“改过自新所”里。因此，当今社会在教育学方面的智能已日暮途穷。那些担任领导的人物在所谓的教养院中制造的无数虐待案件，以及他们因此而受到的处罚表明，他们对处境恶劣的无产者子女采用的教育方法是极其腐朽的。这里所揭露的正是最狂热的、假仁假义的宗教如何以施淫威为快所犯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他们对公众到底掩盖了多少此类恐怖事件，只有鬼知道！ [1]“文化和福利达到了某种程度是哲学精神发展的一种必要的外在条件……因此我们发现，只有在福利和文化有了巨大发展的一些民族那里才开始谈论哲学。”——塔纳曼语，引自布克尔《英国文明史》第1卷第10页注。“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是相辅相成的。有此无彼皆不能存在。在两者之间犹如在肉体和精神之间一样有一种统一；把两者分割开来就意味着死亡。”——冯·图南：《孤立的国家》。“不论特殊地对个人来说还是普遍地对国家来说，最美好的生活是既具备高尚的遒德又具备丰富的外在财产，这样，才有可能积极地参与美与善的行动。”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2]欧根·李希特尔先生在他的《谬论》一书中总是翻来覆去地重复那些陈腐的空话，说什么社会主义者想建设一种“强剝的国家”——本书读者应当很清楚，我们到最后已经不再提什么“国家”了；于是他期望社会自称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违背自身利益的社会制度。然而，与从前的各种国家根本不同的国家或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不能任意创造的，因为这样做是违反国家和社会据以构建和发展自己的一切法则的。欧根·李希特尔先生和他的忠实信徒们尽管放心好了；如果社会主义企图做他们所说的那些荒谬的事情，那么这种社会主义不用他们费劲也必然会灭亡。李希特尔的如下说法也同样站不住脚，要实现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那种社会状态，人必须使人成为“天使”才行。众所周知，哪有什么天使，我们也不需要任何天使。一方面人受环境影响，另一方面环境也受人的影响。如果人对自己所创立的社会的实质认识得越深刻，越是把人们自己的经验有目的地运用于自己的社会组织，人对环境的影响就越大。这就是社会主义。我们不需要另一种人，但是需要比今天大多数人更加聪明、更有见识的人，为了使他们更聪明，更有见识，我们要进行宣传鼓动并发表著作，本书即其中之一。 [3]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社会主义的敌人极端愚蠢，但还没有一个人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得到同样份量的食品，穿同样尺寸的内衣、外衣等等，以便使无差别的平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4]尽管傅立叶阐述自己思想时往往陷于空想之中，但在教肓儿童方面，他的论述却相当精彩。见奥·倍倍尔：《沙尔·博立叶传。他的生活和理论》，1907年斯图加特第3版。 [5]孔多塞在他的教育计划中要求：“教育是而且必须是免费的、平等的、普遍的、兼頋肉体、精神、工业和政治等方面的，并且必须以达到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为目的。”同样，卢梭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也提到了这样的要求：“特别在教育方面必须是公共的、平等的和共同的，必须培育人和公民。”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类似要求：“如果说国家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必须使其所有成员都受到同样的教育，用心考虑教育问题必须是国家的事，而不是哪个私人的事。” [6]欧根·李希特尔在他的《谬论》中就是这样说的。 [7]“当前，在巴黎的20个区里，都设立了学生食堂，为学生提供包括肉类和蔬菜的午餐。供给学生午餐是学校的义务，有许多区也供应早餐和午餐后的茶点。”见海伦娜·西蒙：《学校和面包》，1907年汉堡版第44页。1906年在英国，有一份关于学校供应膳食条例的议案交给一个委员会去研究，在这方面应当感谢英国工党提出的有关倡议。 [8]艾米尔·豪斯克奈斯特教授：《美国的教育制度》，引自《柏林市立第二实科中学年度报告学术附件》，1894年复活节盖尔特奈出版社出版。
第二十四章宗教的未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二十四章宗教的未来 上面关于国家所论述的那些情况完全适用于宗教。宗教不是被“废除”，“上帝”不会“被赶下台”、不会“从人的心灵中夺走宗教”！有人就是用这些和另一些荒唐无稽的陈词滥调来控诉持无神论观点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把这种胡说八道留给资产阶级空想家去说，这些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使用过这种伎俩，当然，他们遭到可悲的破产。人们不必用暴力去攻击和压制各种思想，宗教组织和教会会逐渐消失。 宗教是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的超验反映。人类的发展进步到了何种程度，社会变化到何种程度，宗教也随之进行相应的变化。正像马克思所说，“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1]但只要人们认识到真正的幸福，人民群众又有可能得到这种幸福时，宗教便消失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极力阻止人们认识这个问题，并试图把宗教当作维护其统治的手段而永远保持下去。下面这句名言：“为了人民，必须保留宗教”对这一切表达得最为透彻。在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中，维护宗教是官方的一项重要职能，为此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来履行并完成这一职能，这个阶层凭着它的全部聪明机智来维护和扩充这座大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扩大自身的权力和提高它自身的威信。 在最低的文化阶段，即在原始社会状况下，宗教处于崇拜偶像的初级阶段；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宗教教义是多神论；在文化更加进步的阶段，宗教的教义是一神论。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和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而不是相反。一神论也已消融在包罗万象、渗透一切的泛神论中，而且消失得越来越快。自然科学使6天之内创造地球的学说变成了神话；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使天国变成了幻象，把天使们在其中就位的苍穹星座变成了它们难以栖身的恒星和行星。 当今的统治阶级同迄今任何统治阶级一样，在看出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时，便抓住宗教，把它当作保护一切权威的稻草。[2]资产阶级甚至没有任何信仰，它通过自身的全部的发展，通过由它自身产生的现代科学粉碎了对宗教和对一切权威的信仰。所以说，资产阶级的信仰仅是表面信仰，而教会本身又需要有人帮助，于是就接受了这个虚情假意的朋友的帮助。而“宗教对人民是必需的”。 新社会没有任何顾虑。人类不断的进步和纯真的科学是它的旗帜。如果有人还有信仰宗教的需要，那它完全可以同他的伙伴共同满足这一需要。社会不会在意。牧师为了生存也必须工作；由于他学会了工作，那么对他来说，那种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人是至高无上的时刻必定到来。 没有了宗教，伦理和道德依然存在；反对这种看法的人不是呆子就是伪君子。伦理和道德所表述的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指导人的行为的概念，而宗教所包括的是人同超感觉的存在的关系。但是同宗教一样，关于道德的种种概念也是从人类各个时期所处社会状况中形成的。[3]例如，食人肉者把吞吃人肉看成是一种道德；希腊人和罗马人把奴隶制看作符合道德的制度；中世纪封建主的道德标准是实行农奴制；雇佣劳动制似乎是现代资本家的最高道德标准，这种制度无非是以劳动就业为名剥削妇女和使儿童堕落。[4]在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有四种道德概念，但没有一种是完美的。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其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原则在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中世纪的人靠家谱，当今时代的人靠财产来决定其地位，未来社会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未来属于社会主义。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 [2]亚里士多德在下面的表述中谈到了古代人对宗教问题的一些想法，他说：“暴君（古希腊对统治者的称呼）表面上一定要装出对宗教无比虔诚的样子。因为如果臣仆相信统治者的举止是出于对上帝的虔诚和畏惧，他们对他的违法行为就不大会去介意。另一方面，臣仆们也就不会轻易起而反抗他，因为他是受神庇护的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对一位君主来说，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君主论》第15章所指的良好品质——译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晴更甚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因为后者受到国家最高权威的保护……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4—86页。 [3]参看卡尔·考茨基：《伦理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1905年斯图加特迪茨出版社版。 [4]如果一个有产者在寻找理由为自己的不得体行为辩解时遇到困境的话，那么人们可用一千对一打赌说：他一定要援引“伦理”。1894年春，甚至在一次新教徒集会上，柏林高等法院的一位“自由主义派”顾问官宣称：只有纳税的人才享有教区联合会选举权的规定是符合“道德”的。
第二十三章国家的消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二十三章国家的消亡 只要看一下前面的叙述，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劳动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和将其变为社会所有，资产阶级社会渐渐表现出来的、越来越使人难以忍受的大量弊端就会消失殆尽。于是，阶级统治便告终止，社会按自行确定的计划开展所有活动，并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监督。正象消除了人剥削人的工资制度一样，欺诈、食品掺假、交易所投机等恶劣行为也会统统根除。财神庙里的各殿堂则变得空空如也，因为公债、股票、抵押债券、当票等等全成了废纸。席勒说过的那句话：“我们的抵押债券全部被废除，整个天下一派太平景象”就会成为现实。《圣经》上的那句话：“你脸上的汗水证明你可以吃面包”对交易所的好汉们和资本主义的懒汉也开始适用了。到那时，这些人作为社会上的平等成员开始参加劳动，劳动不但不使他们受苦，而且会对他们的健康水平有很大提高。我们的雇主和资本家们总是为他们经过保险的财产担惊受怕，甚至比生活既无保障又很穷困的工人更受折磨，现在好了，他们再也不必为自己的经纪人财产忧心忡忡了。交易所的经纪人由于经常遭受投机骚扰，不是患心脏病就是中风或者得了神经衰弱症，此后他们完全可以从投机造成的过度兴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后代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上舒服日子了。 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阶级矛盾的消失，国家也在逐步消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 “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统治阶级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 随着国家的消亡，国家的众多代表如内阁成员、议会、常备军、警察和宪兵、法院、律师和检察官、监狱官员、税务局和海关等等，总之，全部政治管理机构也必然消亡。兵营和其他军事建筑、司法和行政管理的衙门以及监狱等可以保存下来，别作他用。千百条法令、命令、条例统统成为废纸，仅仅留下一点历史价值而已。那些伟大的但又是如此渺小的议会斗争，连同其中的那些舌战能手，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其演说统治世界、驾驭世界的人物统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管理委员会和行政代表机构，这些部门将致力于采用最良好的方法组织生产和分配、确定必要的库存额，并在艺术、教育、交通事业以及工农业生产过程中实行和运用同预期目的相适应的改良措施。所有这一切都是实际的、看得见和摸得到的东西，因为不论对谁来说都不存在任何同社会敌对的个人利益了。每个人除共同的利益外，没有其他利益。而共同的利益在于，在组织和生产方面都要做到极其完善，最符合目的，能取得最大的好处。曾一度是国家的代理人的成千上万的人将转而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们可以用自已的才智和力量，帮助社会增加财富，为社会造福。将来，人们既不知道什么是政治犯罪，也不知道什么是刑事犯罪。偷窃再也不会发生，因为私有财产已不复存在，每个人在新社会都可以轻而易举又舒舒服服地用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游手好闲的人和流浪汉”也会绝迹，因为这些人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产物，私有制一经废除，他们当然也不存在了。会不会还有谋杀？为什么还会有呢？到那时谁也不会为了使自己发财去加害他人。过去因私恨或复仇去杀人，直接的或间接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社会的社会状况。伪誓、伪造文书、欺诈、诈骗遗产和假造破产之类的事还有吗？所有制已被废除，不会有人去犯这些罪了。那么放火呢？还有谁会以放火为生或满足私欲呢？因为社会已排除任何引起他仇恨的可能性。伪造货币罪呢？“啊，金钱只是个幻影”，有谁会在这上面花力气！宗教方面的诽谤还有吗？毫无意义，如果还有人为上帝是否存在而争论，那么侮辱上帝，就让至高无上和大慈大悲的上帝去惩罚他吧。 就是这样，目前的“制度”的一切基础变成了神话。以后，父母亲向孩子们讲这一切就像讲述古老的童话故事一样。将来，孩子们听人讲述具有新思想的人物遭受追捕和迫害的事时，他们的想法一定同我们听到异教徒和巫师遭受火刑时的心情一样。所有那些因迫害新思想著称并得到其思想浅薄的同时代人赞许的“大人物”，他们的名字会被人遗忘，最多只有历史学研究工作者在翻阅古代著作时会对他们稍加注意。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生活在能自由呼吸的幸福时代。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5—306页。
第二十二章社会主义与农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二十二章社会主义与农业 1．废除土地私有制 2．土壤改良 3．耕作方式的变化 4．大规模经营与小规模经营。电气化的发展 5．未来的葡萄种植 6．防止地力耗竭的措施 7．消灭城乡差别 1．废除土地私有制 土地是所有人类劳动的最原始材料，是整个人类生存的基础，它同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一样属于社会。社会在最进步的发展阶段将收回原本属于它的东西。所有达到一定文明程度的民族都实行土地公有制。公有制是所有原始社会的基础，没有公有制原始社会就不能存在。我们知道，由于私有财产和与私有财产相联系的统治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人们才经过艰苦的斗争取消了公有制，代之以私有制。掠夺土地、把土地变为私有财产是产生奴役现象的最初原因，奴役现象从奴隶制到20世纪的“自由”雇佣劳动制贯穿了所有阶段，直到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被奴役者重新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 土地对于人类生存极为重要，因此，在印度、中国、埃及、希腊（克利奥米尼）、罗马（格拉古兄弟）、基督教中世纪（宗教教派、闵采尔、农民战争）、阿兹台克和印加帝国以及近代的社会运动等世界上所有的社会斗争中，斗争者的主要要求都是占有土地。即使现在人们也认为土地公有制是完全合理的，例如阿道夫·萨姆特、阿道夫·瓦格纳、谢夫莱博士和亨利·乔治便这样认为，对其他方面的公有制他们则不感兴趣。[1] 人民的幸福首先取决于土地的开垦和利用。把土地耕作提高到最高水平对于共同利益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前面已经阐明在私有制形式下不可能达到这种高度发展。同时，土地的高度充分利用不仅与土地的耕作有关，而且还受到一些无论是最大的个人占有者还是最强大的联合都无法左右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会超出国家的范围，需要在国际范围内来看待。 2．土壤改良 社会必须概观土地的全貌，概观山脉、平原、森林、湖泊、河流、池塘、草原、沼泽和泥潭等地形学上的特性。这种地形学上的特性与不可变更的地理位置一起对气候和土壤的性质产生影响。在这方面有着极其广泛的研究范围，在这个研究范围里很多经验有待于积累，并且必须进行很多实验。而到目前为止国家在这个方面所做甚微。一方面国家对这种有利于文明的任务只投入很少的资金，另外，即使它愿意全面插手此事，在立法中有着决定权的大私有者也会阻止它这样做。然而，如果不严重侵犯私有财产，在这个领域就一事无成。但是国家的生存是以宣布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为基础的，大私有者是国家最重要的支柱，因此，国家便失去了在上述领域采取行动的力量。要使土地肥沃高产，就必须全面大规模地改良土壤、造林和砍伐树木、灌溉和排水、混合土壤、改变地形、种植等等。 根据科学的原则建设大规模的、系统的河流和运河网络是改良土壤耕作条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对于今天的社会十分重要的水路运输价格低廉的问题虽然可能对新的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水路作为方便的、动力和材料消耗极少的运输方式仍将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河流和运河系统的利用对于全面的排水灌溉系统、对于运送肥料和改良土壤的材料以及运走收获的作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验清楚地表明，缺水的国家比水源丰富的国家更多地受到寒冷的冬天和炎热的夏天的困扰，沿海国家仅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极冷或极热的气候便是这个原因。这种极冷或极热的气候无论对植物还是对人类都没有好处。广泛的运河系统与造林措施相结合无疑会产生十分有利的影响。运河系统和贮存大量河水的蓄水池在融雪以及暴雨造成河水上涨和泛滥时将发挥很好的作用。对于山区的河流和溪流来说，运河系统和蓄水池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可以避免洪水泛滥及洪水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大面积水面的蒸发还将有利于形成有规律的降雨。此外，一旦需要大面积地灌溉土地，这些设施还为安装抽水装置和闸门装置提供了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几乎仍是不毛之地的大片土地将来都有可能通过使用人工灌溉设施变为肥沃的土地。现在有些地方羊群几乎找不到食物，顶多有几棵病态的赤松将瘦弱的枝桠伸向天空，这些地方将来都有可能长出繁茂的作物，为稠密的人口提供丰富的食物和享受。例如，要使被称作“神圣德意志帝国的沙粉盒”的马尔克地区大片沙地变成丰饶的乐土不过是花费多少劳动的问题。关于1894年春季柏林德国农业博览会所作的一个报告也指出了这一点。[2]但是马尔克的地主们没有能力根据需要开凿运河、修建灌溉设施、改良土壤、混合土壤，因此，在帝国首都大门前的大片土地仍然处于令后代人不可思议的状态。另一方面，开凿运河可以使大片的湿地、沼泽和沼泽地通过排水变成可以耕作的土地，德国的北部和南部便是如此。运河还可以用来养鱼，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此外，没有河流的乡镇还可以利用运河修建漂亮的浴场。[3] 下面几个例子说明了灌溉的作用。在魏森费耳斯附近有7.5公顷的水浇草地，产干草480公担，相邻的5公顷草地土壤性质相同，但是无水灌溉，仅产干草32公担。有水灌溉的草地上的收获是无水灌溉的草地的十倍多。在萨克森的里萨，65阿克尔的草地经过灌溉，纯收益从5850马克增加到11100马克。根据布亨本格尔的计算，为灌溉利珀河右岸博克荒原上的贫瘠沙地投资124000马克，可使这片从前的不毛之地每年总收入达到400000马克左右。在下奧地利，改良土壤花费了1百万克朗，产值则增加了6百万克朗。花费大量资金修建这种设施是合算的。而在德国，除了马尔克之外，仍有广大地区土壤以沙土为主，只有当夏天十分湿润时，才能有较好的收成。如果在这些地区开凿运河，进行灌溉，改良土壤的性质，那么在短时期内，产量将是原来的五至十倍。在西班牙，有很多例子证明了充分灌溉的土地比没有灌溉的土地产量高三十七倍。因此，有了水，就能从土地中生长出大量新的食物。 德国的各个省和各个邦国几乎每年都发生一次、两次或者多次大大小小的河水和溪流泛滥。大片肥沃的土壤或者被强大的洪水冲走，或者被沙石瓦砾覆盖，使这些土地在很多年里或者永远变成了不毛之地。数十年经营起来的果树林全部被连根拔起。房屋、桥梁、道路和堤坝都被冲垮，铁道被毁坏，人类付出生命的代价，牲畜被淹死，土壤遭到破坏，秧苗被毁坏。在经常受到洪水威胁的大片土地上，人们什么也不种或者只种些价值不高的作物，以免一再遭受损失。在山区，私有财产占有者大肆砍伐林木加大了洪水泛滥的危险。有人认为，为了赚钱愚蠢地毁林是造成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克恩滕、施蒂利亚、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俄国等地土壤肥沃程度降低的原因。 在山区，毁林的后果往往是洪水泛滥。莱茵河、奥得河、维斯瓦河的洪水泛滥主要是由瑞士、加利西亚和波兰毁坏森林所造成的。这也是造成意大利、尤其是波河经常发生洪水泛滥的原因。马德拉群岛、西班牙大部分地区、俄国最富饶的省份、近东最富足多产的国家都失去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也是这个原因。[4]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也终于认识到，在这个方面不能再放任不管，可以全面采取合理的措施，将破坏种植的力量变为促进种植的力量。因此，人们着手修堰，将大量的水积聚起来，把水力用于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尤其是巴伐利亚，它对山区的河流和溪流大规模地修筑了堤堰，为铁路和所有工业设施的电气化提供动力。以农业为主的古老的巴伐利亚因此逐渐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区。 3．耕作方式的变化 这个伟大的任务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是，新的社会将全力以赴地承担这个任务，因为克服一切困难，促进文明进步是它的唯一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社会将能够完成现在的社会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业和任务。 通过上述措施和类似的措施，整个土地耕作将采取更加有利的方式。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提高土地利用率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今天大面积的土地都种植马铃薯，以便大量生产几乎仅供我们的贫困人口消费的烧酒。烧酒是他们负担得起的唯一的刺激之物和“消愁之物”。新社会的文明人将不再消费烧酒，这样便为生产健康的食物腾出了土地和劳动力。我们也曾经提到为了出口而进行的甜菜种植和砂糖生产。在我们这里，每年有400000多公顷适宜种植小麦的肥沃土地都被用来种植甜菜，以便向英国、瑞士、美国等地供应砂糖，气候适宜种植甜菜的国家都参与了这场竞争。我们的常备军队、分散的生产、分散的交通和分散的耕作等等需要数百万马匹以及用来饲养马匹、抚育幼马的土地。将来社会和政治状况都将发生彻底的变化，用于这些方面的绝大部分土地都空出来了。这样又为其他的文明需要赢得了大片土地和众多的劳动力。近来，由于新的远射程武器的发明和作战方式的变化，需要可供整个集团军演习之用的射击场和练兵场，所以占用了许多平方公里的大片农业土地，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将来同样不再会发生这种情况。 土地、森林和水利的广泛领域很久以来便已成为大量文献的探讨对象。人们涉足所有领域：植林、排水灌溉、谷物种植、豆类种植和块茎植物种植、蔬菜种植、果树和浆果植物栽培、花卉和观赏植物栽培、牲畜食用植物种植、草类种植、牲畜和鱼的合理饲养、家禽和蜜蜂的合理饲养、肥料、经济上和工业上的废料的利用和使用、土壤的化学研究和对于各种作物的使用和修复方法、种子的性质、轮作、农机具、各种建筑物的合理建造、气候条件等等，科学讨论和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所有这一切。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经验，使各个不同的领域趋于完美得到改善。土地耕作方式从塔埃尔和J.冯·李比希开始成为一种科学，而且是一流的、最重要的科学之一，达到了只有极少数物质生产活动领域能够达到的规模和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各种各样的高度进步与我们农业的现实状况相比较，就会得出结论：迄今为止，只有一小部分私有者尚能够利用一下这些进步成果，而他们所有的人只看到个人利益，根本不考虑公共利益。我们的绝大部分农民，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农民由于缺乏资金或缺乏知识或者两者都缺乏而完全不可能利用科学和技术发展为他们提供的所有便利条件和进步成果。在这个方面，新的社会将找到一个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作好充分准备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只需要加以组织，便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4．大规模经营与小规模经营。电气化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者中间甚至也有人认为，小规模经营的领导者及其成员只要勤奋努力，小规模经营也可以与大规模经营竞争。而长期以来，专家们则持另一种观点。农民及其家人通过付出过度的劳动也许会取得他所希望得到的结果，但是从文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处境是很可悲的。农民过度劳动和节俭所达到的最高功效也赶不上土地耕作的现代科技所达到的功效。首先，利用科学技术本身就能够使农民成为十足的文明人，而现在他则是自己地产的奴隶，受到债权人的奴役。 农业大规模经营通过合理利用所有先进的东西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首先，由于零散的地产所需要的大量车道、人行道和地界消失了，大规模经营便意味着可利用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此外，地界的消失还节省了许多被浪费掉的时间。撇开大规模经营中劳动资料更有效这一点不谈，大规模经营中50个人的劳动效率比小规模经营中50个人的劳动效率要高得多。只有大规模经营能够最合理地组合和调度劳动力。此外，使用和充分利用各种机械和改良的设备、收获物的工业利用以及合理养殖牲畜和家禽等等还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尤其是在农业中使用电力所带来的收益使所有其他耕作方式都相形见绌。 P.马克[5]确信，使用机械劳动可以节省相当于一匹马5000日以上的劳动，在不考虑实行深耕法和机械的准确耕作和作用的情况下，一次性投资40000马克可以降低产品成本12000马克，即每公顷降低43马克左右。[6] P.马克认为深层耕作将使谷物的产量增加20%至40%，使需加薅锄的农作物的产量增加50%。如果假设平均增产20%，那么有关农场每公顷收入将增加55.45马克，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节省的48马克，共计103.45马克。假设每公顷土地的收入为800马克，那么这份额外收入则占13.5%。应该建立必要的维持生产的电力中心。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所有可供使用的机械运转起来，而且还可以为取暖和照明供电。有了电力设施，将来不仅住宅和街道可以使用电灯照明，而且厩棚、谷仓、地窖、库房和厂房也可以使用电灯照明。在必要时，人们可以在夜晚收割。根据马克的计算，农业经营普遍实行电气化将能够节省2/3的用于耕作的牲畜（相当于1741300头），每年可以得到1002989000马克的纯利润。如果从中扣除电力支出，那么，每年大约节省741794000马克。 利用电力使农业越来越具有纯技术工业方式的特征。农业经营中利用电气的各种情况概括如下[7]： 用电动机驱动的机械有：1.可以提高总产量的机械：a.耕种方面：选种机、筛谷机、电动铧犁（已研制出来）；b.收割方面：自动打捆的收割机（正在进一步改进）、马铃薯挖取机（几乎已经尽善尽美）、灌溉装置。2.减少额外开支的机械：起重装置、谷仓的卸货装置、将谷物和稻草堆成垛或运送到谷仓以及将干草堆放在地上的起卸机、袋式升降机、粪肥吸泵；b.运输工具：运送谷物的输送槽、传送带和鼓风机、窄轨铁道、运送重物的绞盘和绞车；c.物尽其用：茎杆压捆机、磨坊、切草机。3.农村工业机械：a.烧酒酿造机械和淀粉制造机械、各种用途的抽水机；b.牛奶加工：牛奶冷凝器、牛奶离心分离器、搅乳器、掺和搅拌机、压榨机等等；c.锯木厂、圆盘锯、排锯；d.车辆制造机械、带锯、钻床、车床、齿轮机械。4.为饲养家畜准备饲料的机械：切草机、切菜机、粉碎机、马铃薯和燕麦碾压机、抽水机。据调查，已经有15%的农业劳动能够通过电动机来完成，经济地利用了时间和经营资金。 人们对1000公斤谷物的脱粒和包装所需要的手工劳动进行了调查，情况如下： 劳动时间（小时） 1.全部劳动用手工完成……………………………………………………………………………………………104 2.使用带绞盘和分离机的小型脱粒机…………………………………………………………………………41.4 3.使用功率为20马力的电动脱粒机……………………………………………………………………………26.4 4.使用带有扬谷器、糠草风选机、茎杆压捆机和起卸机的功率为60马力的大型脱粒机……………………10.5 农业经营中电动铧犁的普遍使用现在已经不会遇到任何障碍。电动犁田装置同电动运输轨道一样已经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笨重昂贵的蒸汽犁仅在大面积的土地上使用和合理地用于深耕。使用蒸汽犁往往仅仅是为了提高需要薅锄的农作物的产量。而电动铧犁既可以用于深耕也可以用于浅耕，还能够在中等面积的地产上使用。它还能在连牲畜拉的犁耕作起来都有困难的陡峭的斜坡上耕作。从下列使用电动铧犁、马拉的犁、牛拉的犁、蒸汽犁的费用对照表中可以看出，电动铧犁可以大大节省劳动。 每摩尔干土地中等深度耕作时的犁地费用 4英寸6英寸 8英寸11英寸14英寸 马2.503.00 4.207.7013.30 牛3.654.65 5.807.9010.20 租用蒸汽犁最低6.006.70 7.609.1510.70 租用蒸汽犁最高7.508.40 93.511.0012.55 自备蒸汽犁最低4.505.00 5.857.308.85 自备蒸汽犁最高6.006.70 7.609.1510.70 40马力电动铧犁2.703.55 4.606.257.95 60马力电动铧犁2.653.40 4.305.707.10 80马力电动铧犁2.503.15 3.905.206.50 电力易于输送，可以分配，电气机械的操作和维修极为简便，这一切为拥有广袤土地的农业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一条细细的金属线便可以解决农业的动力供给问题。因为使用电气机械的前提是建立全国性中心网络和有计划地建立电力网，所以农业电力很容易与电气耕作和电对植物生长的直接影响联系在一起。 近几年来，植物生理学家和注重实践的农学家都十分热心地致力于研究电对重要人工培植植物、尤其是对谷物品种的生长和授粉的作用方式。1906年去世的K.S.莱姆施特勒姆教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一大片耕地上拉起电网，电网在大部分情况下借助感应起电机带正电荷，负极接到地上，让无光放电在整个植物生长期或部分生长期作用于这片试验田，同时让另一片相同的作为对照的土地不受电的作用。试验在不同面积的土地上进行，在操作正确的情况下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第一，产量增加了，增加的幅度在30%和100%以上之间；第二，缩短了成熟所需要的时间；第三，质量有很大提高。但是，这种方法还存在一些实践上的缺陷，英国农学家纽曼弥补了这些缺陷。他成功地使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奥利弗·洛奇对莱姆施特勒姆的方法产生兴趣。洛奇用自己设计的水银整流器代替了以前使用的感应起电机，根据他的最新报告，从1906年至1908年连续在10公顷的土地上进行通电试验，从中得出了重要的测定结果，即电网应当距地面5米，这样不会损害对产量的有利影响。这个可允许的高度使满载收获物的车辆能够顺利通过，而且对需加薅锄的作物的耕作等农业劳动不会产生任何妨碍，而莱姆施特勒姆所规定的却是电网与所作用的植物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40厘米。[8]不同的磨坊主还进行了烘烤试验，加以比较，结果发现，电作用下的小麦生产出的面粉比未经过电作用的小麦生产出的面粉质量好得多。因此，这个方法已经成熟，可以成功地应用到农业实践和园艺实践中去。 要合理地充分利用有两个复合机车的福勒式蒸汽犁就需要5000公顷面积的土地，也就是说需要比大部分农庄的耕地面积还要大的土地。据计算，1895年时的可耕地如果利用机械和其他所有便利条件耕作则可以节省16亿马克。鲁兰特认为[9]，只要成功地消除谷物的病虫害便可使德国现在不再需要进口谷物。沃尔姆斯的医学博士索嫩贝尔格在《我们牧场及田地中的杂草》一书中说，根据巴伐利亚的官方调查，巴伐利亚由于田地中杂草丛生每年收成减少30%。诺瓦茨基在一块长有杂草、一块没有杂草的两块4平方米的土地上得出下列结果： 禾秆稻谷稻草 有杂草的土地216克180克 239克 无杂草的土地423克528克 1077克 布雷斯劳大学农学院教授冯·吕姆克尔博士说，几乎整个德国都缺少在农业统计学基础之上对土壤养分的精打细算。人们往往完全按照老一套播种和耕作，根本不动脑筋，而且使用的工具很不完备很不合适，结果付出了很多辛劳而收获甚微。德国农民甚至连挑选种子这样很容易做到的事情都不去做。冯·吕姆克尔教授用下列表格说明通过挑选种子每公顷产量可以提高多少： 小麦未经选种时每公顷选种后每公顷 选种后增产 产量（公斤）产量（公斤） （公斤） 总收获量800010800 +2800 麦粒16682885 +1217 麦秆和秕糠63327915 +1583 每百升收获物重量77.278.7 +1.5 根据上表，通过选种每公顷麦粒的产量可增加1200公斤，按每公担15马克计算，可增加收入180马克。如果按每公顷选种费用最高4.40马克计算，那么仅麦粒每公顷仍可增加60马克的纯收入，麦秆和秕糠所增加的产量尚未计算在内。此外，冯·吕姆克尔还从多次种植试验的结果中发现，根据每个地方的情况选择最高产的品种可以平均提高产量，增加总收入，一些作物的增产增收情况如下： 黑麦麦粒每公顷增产300—700公斤或增收42—98马克 小麦麦粒每公顷增产300—800公斤或增收45—120马克 大麦麦粒每公顷增产200—700公斤或增收34—119马克 燕麦麦粒每公顷增产200—1200公斤或增收26—156马克 如果将经过选种所增加的产量与正确选择小麦品种所增加的产量加在一起，那么仅小麦生产每公顷就可以增产麦粒1500至2000公斤的产量或增加220至295马克的收入。 《德国农业的未来》[10]一书证明，如果充分地和正确地使用肥料，如使用可以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酸性磷酸盐、碱性转炉渣粉、钾盐和磷酸等矿物化肥，那么所有农产品的产量将大大提高。那时，德国小麦地每公顷平均产量很可能会达到36公担，黑麦地每公顷产量很可能会达到24公担。现有黑麦地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通过精心施肥和精心耕作也将能够用于小麦生产，这样一来，生产用来做面包的谷物（2/5是小麦，3/5是黑麦）的耕地平均产量将达到每公顷218公担。除去种子和质次的谷子之后，仍有26公担可以用来哺育人民。现在生产小麦和黑麦的土地有790万公顷，将来还有150万公顷的牧场、休闲地和荒地（荒原和沼泽地）可以变为耕地，这样，在每公顷平均产量为26公担、种植面积为940万公顷的情况下，小麦和黑麦的产量将达到25192万公担。按照每人每年的消费量为175公斤计算，则可以为14400万人提供小麦和黑麦。根据1900年的人口统计，德国大约有56345000人口，因此，甚至在德国，当时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上就应该已经能够为人口量两倍半的人口提供小麦和黑麦。目前分散的私有地产的经营方式使德国小麦和黑麦需求的1/9需要从外国进口。即使在目前的经营方式下达到了类似的产量，也会造成食品价格上涨，使大部分人都无力购买，这样还是不能达到目的。只有共产主义经营方式的最高阶段能够获得这样的结果，此书的作者自然没有想到这一点。根据他们的计算，德国农业实行集约耕作的增产情况如下： 小麦和黑麦14510万公担 马铃薯44400万公担 燕麦、大麦、豌豆和菜豆7870万公担 牧草14620万公担 干草和饲料11000万公担 饲用甜菜22600万公担 如果我们把前面列举的马克关于通过使用电力减少大量力畜的建议也考虑进去，那么肉畜的饲养量将大大提高，或者用来种植力畜饲料的土地将可以用来种植人类需要的食物。 另一个可以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加以充分利用的农业活动领域是家禽饲养和蛋类生产。德国每年蛋类进口额为14970万马克（1907年），活禽进口为4000万马克。在这些方面，饲养设备和种植设备还非常落后。此外，集中的大规模经营所带来的厩棚、各种仓库、酒窖、饲养用具和饲料加工设备、放置肥料处所的集中不仅意味着再次节省了时间、劳力和材料，而且也为合理利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中小规模经营则完全不具备这种有利条件，大规模经营也很少具备这种有利条件。现在绝大多数厩棚的卫生设施都很欠缺，饲料加工设备、牲畜和家禽的管理都很差。动物和人类一样需要清洁、空气和阳光，清洁、空气和阳光对它们的状态会产生有利的影响。20世纪的农民对这个事实尚缺乏认识。将来会在更合理、更健康、更有利的条件下生产牛奶、黄油、奶酪、禽蛋、蜂蜜、肉食，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除耕作之外，还可以巧妙地结合和利用现有人力和机械力，在人们所料想不到的范围内从事田中作物的收割。修建大规模防护棚和烘干房等等使人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天气都能收割，将谷物迅速收获进来可以避免现在常常出现的巨大损失。例如，根据戈尔茨的计算，仅在一次天气恶劣的收割季节梅克伦堡就损失了800万至900万马克的收成，柯尼斯堡专区损失了1200万至1500万马克的收成。 5．未来的葡萄种植 果树种植、浆果种植和园艺将来也将获得现在几乎不可想像的发展，产量将成倍地增加。虽然德国的气候非常有利于栽培果树，尤其是苹果树，但是每年仍需进口4000多万马克的新鲜水果和2000多万马克的晒干的水果，这表明我们在果树栽培上犯了很大的错误。看一看德国绝大部分地区、甚至像符滕堡这样的以果树种植而闻名的地区果树的恶劣状况，便会使人感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地区的大片土地都用于农耕和园艺。浆果种植同样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通过在有遮蔽的大棚中人工保持温度和湿度，基本上在任何季节都可以种植蔬菜、水果和浆果。我们大城市中的花店在严酷的冬天也花团锦簇，那里的鲜花可以与夏日的鲜花媲美。人们在人工栽培果树方面取得了伟大进步，例如，在西里西亚的布里格，果园管理人豪普特建起了人工“葡萄园”，随后有很多人模仿，英国等其他国家很早就已经有人这样做。1890年9月27日的《福斯报》对葡萄园及其成果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摘要如下。报纸写道： “在近似正方形的500平方米即1/5摩尔干的土地上建起了4.5米至5米高的玻璃房，四壁正对东西南北。从南至北树立着12排双层葡萄架，互相间隔1.8米，这些葡萄架同时也用来支撑平屋顶。在25厘米厚的坚固的碎石层上是1.25米厚的苗床，在碎石层中有排水管和供土壤通风透气的垂直细管，苗床的厚土中搀入石灰、建筑碎料、沤出的肥料、骨粉和钾盐，苗床因此变得疏松、透气和肥沃。豪普特先生在这种苗床的双层葡萄架上种植了360种葡萄，这些葡萄在莱茵区能生产出最名贵的葡萄酒，如：李斯陵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特拉明葡萄酒、白麝香葡萄酒和蓝麝香葡萄酒、勃艮第葡萄酒等。 “这个房子除了四面墙壁上有几个通风口之外，房顶还有一个长20米的天窗供通风之用。天窗用带有螺旋轴和曲柄的杠杆装置开启和关闭，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防风防雨。有26个喷水装置用于浇灌葡萄藤，这些喷水装置固定在从水位较高的水源上垂下的1.25米长的胶皮管上。豪普特先生在他的‘葡萄房’和‘葡萄园’中还使用了一种设计十分巧妙的、能够迅速彻底地进行灌溉的装置：人工降雨器。在房顶下面安装4根长长的铜管，铜管上每隔半米就有一个小孔。从小孔向上喷出的细细的水流遇到用窗纱做成的小筛子，在通过筛子时变成细细的喷泉：用胶皮管充分地灌溉总是需要几个小时；而现在人们只需要打开水龙头，整个宽敞的房子中就下起了清新的蒙蒙细雨，水从高处均匀地落在葡萄藤、土壤和花岗岩石板小路上。不需要另外人工加热，仅仅由于玻璃房的特性就能使水温比外面空气的温度高8至10列氏度。如果出现最有害、最危险的敌人葡萄根瘤蚜，那么，只要关闭垂直细管，打开所有的水龙头，就能防止葡萄藤受到损害。众所周知，这样将葡萄藤浸在水中便可以使这个敌人丧失抵抗能力。人工葡萄园的玻璃房顶和四壁可以抵御狂风、严寒、霜冻和过量的雨水；葡萄园上面的铁丝网可以抵御可能出现的冰雹；人工降雨设施可以抵御旱灾。这种‘葡萄园’的种植者可以自己制造天气，因此可以蔑视‘冷漠的’或残酷的自然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喜怒无常和恶作剧的危险，它的喜怒无常和恶作剧常常使葡萄种植者所有辛勤劳动的果实毁于一旦。 “豪普特先生的预想完全实现了。葡萄在稳定温暖的气候下长势极好。葡萄十分成熟，完全达到了适合真菌发酵的程度，1885年秋便生产出糖分大酸度小的果汁，这种果汁与莱茵地区以普通方式生产出的果汁相比毫不逊色。这些葡萄在随后几年和年景不好的1887年都同样长势极好。在葡萄藤高度达到5米、直到顶端都结出鼓胀的果实的情况下，这个玻璃房每年能生产2000升葡萄酒，一瓶名贵葡萄酒的成本不超过40芬尼。 “总体上来看，估计没有什么情况能够妨碍完全大规模地实行这种新的带来高产稳产的葡萄种植法。这里的玻璃房占地1/5摩尔干以上，毫无疑问，人们也可以在1摩尔干以上的地皮上建起具有相同的通风、灌溉、排水和降雨设施的玻璃房。在这些玻璃房中葡萄的生长期将比在露天提前数周，开花的时候可以免受五月霜、雨水、寒气的影响，在果实生长期可以免受干旱的影响，在果实成熟期可以避开偷食的鸟类和偷葡萄的贼，并且免受湿气的影响，全年都可以免受葡萄根瘤蚜之害，在11月、12月之前，果实可以一直挂在藤上。我在描述豪普特的‘葡萄园’时所用的一些技术用语摘自豪普特1888年为园艺促进协会所作的报告，这位‘葡萄园’的发明者和奠基者在报告的结尾处还展望了未来的诱人前景：由于这种葡萄种植法可以用于整个德国，尤其是可以用于沙质的、多石的、但是可以开垦灌溉的原本不能带来收获的土地（如土质极差的马尔克地区的土地），所以‘玻璃房里的葡萄种植’具有全国性的重大意义。我想把这种种植法称作‘未来葡萄种植法’。” 随后撰稿人又描述了专家们如何对用这种葡萄酿造的酒赞不绝口，并补充道：“葡萄园中还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同时种植其他有利的附带作物和中间作物。例如豪普特先生就总是在每两棵葡萄中间种上一棵玫瑰，4月和5月开满了花朵，在东墙和西墙排列着桃树，当4月桃树开出绚丽的花朵时一定会使这座玻璃葡萄宫殿里面看上去像仙境一般充满诱惑力。”最近尤其是比利时对这种果树栽培法予以极大关注。在德国这种种植法也被应用于更大的范围，如用于种植菠萝。 在更大的规模上建立类似的设施种植各种作物已不存在任何障碍，因此我们可以享有许多农产品的两倍或三倍的收获。今天，这些种植园首先关心的是是否能够赢利，只有社会的特权阶层能够得到它们的产品，只有他们能够买得起。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则仅仅是是否有足够的劳动力的问题。只要有了足够的劳动力，这个事业就能为所有的人带来好处。 6．防止地力耗竭的措施 我们看到，在目前状况下，已经形成彻底变革食物状况的开端。但是，所有这些发现的利用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因为强大的阶级——大地主阶级及其社会和政治支柱——强烈地阻止人们利用这些发现。虽然在所有教堂里，人们在春季的每个礼拜日都祈求五谷丰登，但是，教徒们在向保佑人们免遭火灾的神圣的弗洛里安[11]祈祷时却有一个没有言明的共同条件：神圣的弗洛里安，保佑我家不起火，让别人家起火。如果所有国家都获得丰收，那么，价格就会大幅度下跌，这正是地主们所害怕的事情。对其他所有人有利的事情会给他带来损害，因此他暗暗地反对所有不仅使他受益而且也能使别人受益的发明或发现。我们的社会处处自相矛盾。 保持和提高地力首先需要充足的肥料。获得肥料也是新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12]正像人类需要食物一样，土壤需要肥料，而且正像对于人类每种食物的营养不同一样，每种肥料对于土壤也具有不同的价值。必须给土壤补充那些被收获物吸取而损失掉的那些化学成份，并且在种植某种作物时，必须大量补充这种作物特别需要的那些化学成份。因此，化学研究和化学的实际应用将达到现在不可预知的范围。 人类垃圾和动物垃圾中有适宜于再生产人类食物的化学成份。因此，必须努力充分利用和合理分配这些垃圾。在这方面人们目前犯了很多错误。尤其是城市和工业地区，那里得到大量供应的食物，但是，宝贵的垃圾和排泄物只有极少部分又送回到地里。结果，每年将自己的大部分产品供给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距城市和工业地区较远的农场十分苦于肥料的缺乏，农场的人和畜所提供的肥料往往不够用，因为这些人和畜仅仅消费地里收获物的一部分，于是滥耕方式便有了立足之地，如果不施用人工肥料以代替所缺少的天然肥料，那么，地力将逐渐丧失，收成将逐渐减少。所有出口农产品但是不回收肥料的国家必然迟早因为土地贫瘠而垮掉，如匈牙利、俄国和多瑙河两公国的情况便是如此。 李比希在上世纪中期阐明了耕地物质补偿学说，随之浓缩肥料得到使用。舒尔策—卢皮茨证明了尽管某些植物没有得到氮肥，但是它们却能使土壤中的氮增加，后来黑尔里格尔解释和弄清了这种现象。他指出，有数亿芽孢杆菌可以与某些豆类植物共生，它们直接从空气中获得氮，供给植物。[13]如果说始于李比希的农业化学构成了土地科学耕作的一个方面，那么，农业细菌学则构成了另一个方面。此外，德国拥有钾盐、碱性转炉渣粉、酸性磷酸盐和磷酸等许多用之不竭的矿物肥料资源，正确利用这些资源和土地的合理耕作将能够生产出大量的食物。 1906年德国使用了3亿马克左右的人工肥料，其中硫酸氨5830万马克、智利硝石1.2亿，其余数额为碱性转炉渣粉、酸性磷酸盐、钾盐、海鸟粪和其他肥料，从中可以想象出各种人工肥料的重要性。在这些肥料中，氮肥是最重要的一种肥料。下述事实说明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据瓦格纳调查，在黑森的一片耕地里，与肥料充足时的情况相比，燕麦的产量在缺少磷酸时减少17%，缺少钾时减少19%，而在缺少氮时则减少89%。从所有试验及试验年度的平均情况来看，按一年一公顷计算：肥料充足时纯收入为96马克，仅缺钾时纯收入为62马克，仅缺磷酸时纯收入为48马克，仅缺氮时纯收入为5马克。据计算，如果德国加倍使用氮肥，那么不仅德国对粮食和马铃薯的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而且还有许多剩余可供出口。智利的硝石和海鸟粪等宝贵的氮肥主要来源都很快面临着枯竭，而德囯、法国、英国、前10年中还包括美国对氮制品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英国化学家威廉·克鲁克斯早在1899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声称这个情况比英国煤田即将枯竭的可能性重要得多。因此，他把从空气这个氮的巨大贮藏库中生产氮以解决这个问题视为化学的主要任务。想想看，覆盖每平方厘米土地的空气量约为1公斤，其中4/5是氮，由此可以算出地球大气层中氮的含量大约是40亿吨。现在每年耗费大约相当于300000吨氮的硝石。即使氮完全得不到补充，按照现在世界对硝石的需要量计算，它的化合物也足以满足140亿年的需求。 这个问题今天已经得到解决。早在1899年，A.弗兰克和N.卡罗就通过大气层中的氮与碳化钙（石灰和煤）在高温下的作用生产出含氮14%至22%的氨基氰化钙。这种新的肥料以石灰氮的名称投入市场。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挪威人C.比尔克兰特和S.艾德1903年成功地将空气中的氮直接通过电气燃烧转化为硝酸。这第二种方法的产物在各个方面都可以与智利硝石相媲美，对于某些种类的土地来说其作用甚至略胜一筹。几年前，它以挪威硝石的名称进入德国肥料市场。1905年奧托·舍黑尔又成功地发明了一种方法，与比尔克兰特—艾德法相比在技术上更加先进。这种方法除了电力之外只需要极其廉价的物质，即水和石灰石。而生产石灰氮还必须要有煤，因为所需要的氮不能以空气的形式使用，而是必须从空气中专门分离出来。因此，农业有了新的肥料，这种肥料可以用纯粹技术工业的方法生产出来，而且可供使用的数量多得无法计算。[14] 据A.米勒计算，健康成人平均每年排出415公斤大便和438公斤小便。如果这些物质在使用时没有因气味难闻等因素使价值受到损失的话，那么，根据目前的肥料价格水平，大约值15马克。充分利用这些物质的巨大困难主要在于修建合理的、广泛的收集设施和昂贵的运输费。城市中的大部分粪便都被倒入我们的河流中，污染了河流。同样，可以用作肥料的厨房、手工业企业和工业垃圾也都被轻率地浪费掉。 新的社会将找到对付这种浪费的手段和方法。它将更容易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因为人口分散，大城市逐渐消亡，这个问题也容易得到解决。 7．消灭城乡差别 没有人会认为我们今天大城市的状态是健康的产物。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和经济体系使大量人口不断地迁往大城市。[15]那里是工商业的主要所在地，那里汇聚了许多交通道路，那里有大资产所有者、中央机构、军事指挥部、高等法院。那里拥有大型教育机构、艺术家协会、大型娱乐场所、展览馆、博物馆、剧院、音乐厅等等。成千的人为了求职来到大城市，还有成千的人为了享乐来到大城市，更有不止成千的人抱着赚钱容易、生活舒适的希望来到大城市。 然而，这些大城市给人的印象形象地说就像一个腹部日益膨胀而下肢越来越细的人一样，最终将不堪重负。紧邻这些城市的所有乡村也同样具有城市的特征，那里聚集着无产阶级。这些一无所有的乡镇为纳税不得不竭尽全力，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满足纳税的要求。一旦它们终于接近了城市或者城市接近了它们，它们便像非常靠近太阳的行星一样飞入城市。但是这样一来双方的生活条件都得不到改善。这些城市由于许多人聚集在十分拥挤的住房中生活条件反而越来越差。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在今天的发展状况下是必然的现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革命的中心。在新的社会他们将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将不可避免地逐渐分散，那时与现在的情况相反，人口将从大城市迁往农村，农村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将形成新的乡镇，这些乡镇将把工业活动与农业活动结合在一起。 一旦城市居民通过扩大交往手段和生产设施等能够将他们所习惯拥有的文化需求扩展到农村，在那里也拥有自己的教育机构、博物馆、剧院、音乐、图书馆、社交场所等等，迁移便会开始。生活将达到以往大城市生活的舒适程度，并且没有大城市的弊端。居民们将生活得更加健康和愉快。农业居民将参与工业劳动，工业居民也将参与耕作和园艺劳动。目前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享受这种职业上的调剂，而且多数情况下他们这样做需要付出过多的劳动时间和精力。 像在所有方面一样，资产阶级世界在这个方面也为发展作好准备，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迁往农村。大城市不利的生活条件、昂贵的租金、较高的工资使许多企业主被迫迁移。另一方面，大地主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工业家（糖厂厂主，烧酒酿造厂厂主，啤酒厂厂主，水泥、陶器、砖瓦、木料加工、造纸工厂厂主等等）。现在已经有数万人居住在大城市的郊区，便利的交通工具使他们能够采取这种生活方式。 现存的城乡人口之间的矛盾也将因人口分散而消失。 农民这个现代的奴隶，迄今为止他们在乡村过着孤寂的生活，与所有高度文明发展相隔绝，到那时，他们将因为是十足的文明人而成为自由人。[16]俾斯麦公爵曾经希望看到大城市的灭亡，他的愿望将得到实现，但是，是在与他所期待的不同意义上的实现。[17] [1]在公有制仍占统治地位、但是对公有财产的掠夺范围不断扩大的数百年间，连基督教神学家、教皇和主教们也禁不住向共产主义方向努力。然而，在十九世纪的教会禁书目录和教皇通谕中已经不再有这种倾向，罗马教皇也听命于资产阶级社会，反对社会主义者，自命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热心的维护者。克勒门斯一世主教（死于公元102年）这样说过：“世界万物都应该由所有人共同使用。这个是我的，这个属于我，那个属于他，这样说是错误的。这样会造成人类相互之间的不和。”生活在374年前后的米兰的安布罗西乌斯主教呼吁：“自然给予所有人共同的财产，因为上帝为了使所有人共同享受，为了使土地成为共有的财产而创造了万物。自然创造了共同权利，无理的非分要求（强占）创造了所有权。”圣约翰尼斯·克里索斯托姆斯（死于407年）在针对君士坦丁堡居民的道德沦丧进行布道时说：“任何人都不能把任何东西说成自己的；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共同享受的一切，我的和你的都是谎言！”圣奥古斯丁（死于430年）说道：“因为有了个人财产，所以出现了诉讼、敌意、不和、战争、暴动、罪恶、不义、谋杀。这些灾祸从何而来呢？仅仅来源于财产。兄弟们，克制我们自己，不要把任何东西当作财产占有，至少克制我们自己，不要喜爱财产。”600年左右在位的格雷哥里教皇宣布：“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所生长的土地是所有人共有的土地，因此，在这块土地上生产出的所有果实应该毫无差别地属于所有的人。”死于1704年的梅斯的著名主教博胥埃在《根据经文论政治》一书中说：“假如没有政府，土地及其财富将像空气和阳光一样共同属于所有的人；根据自然原始权利，任何人都没有占有任何东西的特殊权利。人人拥有万物；财产产生于资产阶级政府。”最后一句可以更明了地表述为：因为公有财产变成了私有财产，所以我们有了资产阶级政府，资产阶级政府必然保护私有财产。近代人察哈里埃在他的《国家论四十篇》中说：“文明民族必须与许多不幸做斗争，所有这些不幸皆来源于土地私有制。”以上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地正确认识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圣奥古斯丁说的完全正确，私有财产从存在时起就给世界带来了诉讼、敌意、不和、战争、暴动、不义和谋杀，这些弊端将随着私有财产的废除复归于消失。 [2]“关于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一份官方报告也这样写道：“利用水源种植水果和蔬菜是日见有利的事情，为此目的建立水利合作社或许在我们这里会使沙漠变成乐园。” [3]“在奥地利君主国最适宜耕作的地区波希米亚有65600公顷耕地缺少排水设施，占耕地总面积的1/4，在174000公顷草地中有1/3的草地或者过于干燥或者过于潮湿。在加利西亚等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地区情况自然更为严重。”欧根·冯·菲利波维希：《国民经济政策》，1909年蒂宾根版第97页。 [4]施瓦帕赫认为，森林可以固定土壤，尤其是在山区森林可以防止土壤流失，在平原森林可以稳固松散的沙土，因此森林具有高不可估的价值。在俄国，砍伐森林是耕地被沙土覆盖的主要原因。 [5]退伍骑兵上尉和骑士封地所有者阿尔特霍夫—拉格尼特·P.马克，：《生产成本降低给我们农业带来的发展。关于农业机械技术和电气化服务的调查》，1900年柯尼斯堡版。 [6]近几年来深土夯实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说在北美少雨的地区这种机械的使用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为了节省劳动力，人们还设计了脱粒机的扬谷器和筛谷装置等等。劳动力的缺乏还促使人们使用节省劳动的机械，如马铃薯拣选机、马铃薯培植机、马铃薯栽种机、滚筒干燥机、干草装载机、打捆机等等。 [7]库尔特·克罗内：《电力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载于《电气技术杂志》，1908年第39—41期。 [8]M.布莱斯劳尔：《电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载于《电气技术杂志》1908年第38期第1915页。布莱斯劳尔正在柏林附近领导修建小规模的示范点。 [9]G.鲁兰特博士：《现行农业政策的基本原则》，1893年蒂宾根劳普出版社版。 [10]商务頋问亨利希·阿贝特—比伯利希著，农学教师霍穆特参与写作，1901年费里德瑙—柏林版。 [11]保佑人们免受火灾的圣徒。——译者注 [12]“有一个办法可以保持耕地肥沃和永远带来收获，如果一贯地运用这种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将表明比以往农业所掌握的所有方法都更为有利。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每个将一袋粮食或一公担油菜籽、萝卜、马铃薯等运往城市的农民都应该像中国苦力那样，从城市中带回同等数量的（也许更多的）田中产物所需要的土地成分，将从耕地中取走的成分再还给耕地；他不应该小看马铃薯皮和麦秆，而应该想到，他的马铃薯需要这个皮，他的麦穗需要这个秆。这种输入的支出很小，这种投资保险可靠，任何储蓄银行都不比这样做更保险，任何资本都不能确保使他得到比这更高的息金；他的耕地表面在10年内产量将翻一番，他不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更多的时间，就可以生产更多的谷物、更多的肉类和更多的乳酪，他将不必为寻找其他保持土地肥沃的新的、不存在的、未知的方法而总是处于不安之中……经过萃取或未经萃取的剩骨头、煤灰、烟灰，动物的血和各种垃圾都应该收集起来，为运送作好准备……各城市的政府和警察机构应该关心合理修建厕所和下水道，防止这些物质的流失。”李比希：《化学书简》，1865年莱比锡和海德堡版。 [13]《德国本世纪末的农业》，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博士1900年1月120在皇家农业科学院所作的节庆演说。 [14]依据伯恩森教授在伦敦第七次国际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空气中的硝酸》，载于《应用化学杂志》1909年第24期。由于新的工业为了生产电力需要水力，所以与比尔克兰特—艾德建立的挪威—法国公司有联系的巴登苯胺和碳酸纳工厂及德国的其他化学工厂都从挪威弄到合适的水力。为了利用挪威的水力和生产硝酸，人们建立了两个股本均为16000000克朗的公司。除此之外，巴登的苯胺和碳酸纳工厂还请求巴伐利亚政府批准从阿尔茨得到50000马力的电力和在巴伐利亚东南部的布格豪森附近建立工厂的计划。 [15]根据1907年6月12日的职业统计结果，当时德国有42个人口在100000人以上的大城市。1816年时德国仅有两个人口在100000人以上的城市。1871年时仅有8个这样的城市。柏林的人口1871年为826000人左右，1900年为1888000人，1905年为2040148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多（147%）。“大柏林”的人口1871年为875328人，1900年为2459009人。1907年42个大城市共有11790000居民，现在占总人口的19%左右。一些大城市认为必须把与它们紧邻的工业郊区划归自己的城市，而这些郊区从人口来看本身已构成城市。这样一来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一下增加了许多。从1885年至1905年莱比锡的人口从170000人增加到503672人，科隆从161000人增加到478722人，马格德堡从114000人增加到240633人，慕尼黑从270000人增加到538983人，布雷斯劳从299000人增加到470904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从154000人增加到334978人，汉诺威从140000人增加到53274人，纽伦堡从115000人增加到294426人，克姆尼茨从111000人增加到294927人，矣森从65074人增加到239692人等等。 [16]阿道夫·瓦格纳敎授在前面引用过的、他改写的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道：“小型农村私有土地所有制构成了人口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即独立自主的农民阶层及其特有的社会政治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是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替代的。”作者如果不是为了讨其保守派朋友们的欢心而不顾一切地推崇小农，那么他一定认为我们的小农是最可怜的人。小农在现有条件下几乎完全享受不到高度文明，他们从事繁重的劳动，起早贪黑地辛勤劳作，而他们的生活状况甚至还不如一条狗。他们享受不到他们自己生产的肉类、黄油、鸡蛋和牛奶，他们为别人生产，他们在目前状况下无法努力上进，因此成为阻碍文明进步的因素。只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希望开倒车的人才会对这个社会阶层的继续存在感到满意。人类的进步以这个阶层的消失为条件。 [17]1850年奥托·俾斯麦在爱尔福特联盟议会中猛烈抨击大城市，称大城市是“革命的策源地”，必须将大城市夷为平地。他说得对，资产阶级社会使无产阶级成为它的“掘墓人”。
2真正的现实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2真正的现实问题 ↘费尔巴哈 ↘自然与人类的异化 ↘联合与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于1841年4月获得通过，但是由于当时普鲁士政府开始对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采取镇压措施，他想在大学任教的希望很快破灭了。1842年3月，马克思的亲密伙伴布鲁诺·鲍威尔因散布异端学说而被逐出大学讲坛。马克思被迫放弃在大学谋职而转向新闻工作，并于1842年8月在莱茵地区的主要报纸《莱茵报》担任编辑。《莱茵报》代表科隆地区上升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那时该报的编辑工作却被青年黑格尔派所控制。在马克思做编辑之后所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是他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坚持认为，这是“真正的现实生活问题”。[1]这是马克思第一次站在穷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且为之倾注了所有的热情，这种热情在他以后的工作中一直持续了下去。马克思后来回忆道，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知识令人“苦恼的”贫乏以及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性。[2] 在从事林木盗窃问题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并不是在解决一个小问题。在那个时期，普鲁士有5/6的诉讼案都是跟林木有关的，而在莱茵地区这个比例则更高。[3]其中所争论的问题就是农民在公共用地上的最终权利被废除的问题——这项从远古时代就存在的权利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私有财产制度的形成正在逐渐消失。按照传统，人们有权捡枯枝（森林中枯死或掉在地下的枯枝）以取暖做饭。然而，土地所有者却逐渐否认老百姓对森林中的枯枝以及其他一切东西的权利。盗窃林木以及私自狩猎和非法侵入都将受到极端严厉的惩罚。 马克思通过搜索调查发生在莱茵省议会中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些争论主要是关于大土地所有者的森林是否享有小土地所有者的森林所拥有的同样的保护。后者可以守卫他们的森林以防非法侵入、私自狩猎、砍伐树木和捡拾枯枝，因为他们的土地小而且他们自身都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相反，大土地所有者则依靠森林看守来保护他们的土地，但是只有在穷人的行为，包括捡拾枯枝，成为刑事犯罪时，这种保护才能够成为可能。穷人自身的利益无论在哪里也不会被议会辩论所考虑——马克思却要在他的论文里承担起这个任务。[4] 马克思发现，捡拾枯枝现在已经被归于偷窃的范畴之中，并将同砍伐和偷盗木材一样受到严厉指控。通过这种方式，森林所有者试图使枯木成为有“价值”（私有财产的一种来源）的，虽然以前从未被卖过也从未有过市场价值。现在甚至在森林中采摘酸果也被认为是盗窃，尽管这是穷苦孩子的一种传统活动。穷人对土地的所有惯例（包括所谓的“非法侵入”）都被禁止，并且这些惯例被视为对森林所有者对土地垄断权的侵犯。根据这些野蛮的森林法规，“林木窃贼”——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而继续行使了他们的习惯权利——被交给森林所有者并被强迫为森林所有者劳作，从而为森林所有者提供利润。马克思无情地批判了这些私人森林看守的两面性，尽管他们表面上是森林的守卫者，即林务员，实际上却只是一个“估价员”——他们在誓言下的估价只是留给了森林所有者自己，因为利益使然。马克思认为，正是政府通过支持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法律，才把行使习惯权利（实际上是理性法律的“预期”）的普通公民变成了“森林的敌人”这样一种罪犯。这样，穷人对自然的任何关系都被否定了——即使是为了生存——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将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可调和。从此以后，终其一生，马克思都反对把整个地球分割成部分然后再分配给私有财产所有者。[5] 然而，马克思最后总结道，他所有关于理性法律和习惯权利的辩论并没有揭示森林所有者们无情的剥削过程的原因。实际上答案恰巧就应该在政治经济学中寻找，对此他将投入无与伦比的极大热情。但是这时，由于政府的压制和缺少股东们的支持，在经历了五个月暴风骤雨般的编辑生活之后，马克思于1843年3月不得不辞去《莱茵报》编辑一职。 费尔巴哈 然而，在马克思开始认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前，必须在哲学上同黑格尔体系进行更坚决的决裂，因为黑格尔把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作意识发展过程的反映。对马克思来说，这次决裂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研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Feuerbach,1804—1872）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而完成的。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位中心人物，费尔巴哈早在1833年他的《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现代哲学历史》一书中，就转而把唯物主义作为反对实证主义宗教的有力武器。在这本书中费尔巴哈表现出对培根哲学的推崇，他把培根描述为“真正的科学之父”，并将其作为定性哲学（同定量哲学或机械哲学相反）的创始人。费尔巴哈写道，培根“是第一个认识到自然的创造力的人：认识到自然不是源于机械的或逻辑的或神学的前提或推测，而是也应该被认为和解释为源于它本身”。费尔巴哈认为，在这一点上，培根的自然哲学（和科学）远胜于笛卡尔哲学。“培根按自然的本样来描述它，是积极的，而笛卡尔却是消极地认为自然是精神的对立面；培根研究的是真实的自然；笛卡尔研究的却是抽象的、机械的、虚假的自然。”[6] 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使费尔巴哈声名大作，他在书中论证到：上帝只是现实的、真正的人类感觉的倒置；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上帝。尽管通常都认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这本书（恩格斯本人提出的解释），事实上并没有证据。对马克思来说，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的论证除了令人感到吃惊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新的内容，因为青年黑格尔派中早已有人提出同样的理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卫·施特劳斯（DavidStrauss）在《耶稣传》（1835）中所阐述的观点。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批判黑格尔“曾经把这一神学的证明〔上帝的存在〕完全弄颠倒了，也就是说，他推翻了这一证明，以便替它作辩护”。[7]对马克思来说更加重要的——事实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8] 《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最脆弱的部分——自然哲学体系——实现了与黑格尔的决裂。在黑格尔哲学中，自然本身并不包含其自身自我决定的方法，不能进行其自身有意义的活动；在它完全作为精神存在之前，自然只是思想被迫经历的从抽象到一般这种形式的隔离。自然，由于其本身没有任何能动的因素，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自然仅仅是一个机械的存在，或者作为一个分类学的范畴。 费尔巴哈坚决地同这种理论决裂，他坚持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是现实存在的，包括其中的人类及其对世界的感觉。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将本质从存在中分离了出来，因此， 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是人和自然的本质，但是却没有本质、没有自然、没有人……因此只有存在与本质结合、直观与思维结合、被动与主动结合、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经院派的热情原则与德国形而上学的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9] 在这一点上青年黑格尔派认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内在本质是反神学的；事实上批判宗教构成了他真正的目的。尽管黑格尔在其体系发展过程中曾明显地借鉴过路德教派，并且当时黑格尔的著作被看作是对信仰的庇护，但是青年黑格尔派仍坚持这种解释。但是，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及后来的《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认为思辨哲学非但没有构成对神学的批判，事实上反而却成为后者“最后的理性支柱”：“正如旧教神学家为了与新教作斗争，曾经事实上成为亚里士多德派一样，现在新教神学为了与‘无神论’作斗争，依理也必须成为黑格尔派。”笛卡尔所首创的人类思维的抽象性以及人性源于自然的思想为费尔巴哈构建了现代思辨哲学的基础。它创造了一个本质（思维）与存在相分离的二元世界，其中囊括所有思维发展条件下的存在成为哲学的最终归宿。[10] 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哲学体系达到了对感知世界的否定；从世俗哲学而不是宗教神学的角度来看，黑格尔哲学仅仅是复制了人类与自然的分离——这是阻碍自由发展的最大障碍。思辨哲学，像其之前的神学一样，以本末倒置的形式得到发展，“从观念到存在……只有认识事物和生命的客观现实性，才能使人类获得自由，并摆脱所有偏见。从‘观念’到存在的转变只能发生在实践哲学中”。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哲学所引以为豪的自我意识仅仅是被异化的自我意识（因为它对抽象的启蒙思想所作的所有伪装），因为它是从人性，也就是真正的感知世界中抽象出来的。它是“没有现实的抽象”。事实上，“人类是有自我意识的”，但是自然是人类的基础。[11] 费尔巴哈认为，“除了人性自身的本质之外，人类不可能把其他任何本质思考、梦想、想象、感受、信奉、希望、热爱或者崇拜为绝对的了”。在这里他还引入了“外在自然；因为，人类属于自然的本质，这同庸俗唯物主义相反；因此，自然属于人类的本质——同主观唯心主义相反；这也是我们的‘绝对’哲学的秘密，至少是在同自然的关系上。把人类与自然联系在一起，仅仅通过这项措施我们就战胜了基督教超自然的自我主义”。[12]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批判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证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在为神学世界观作理性的辩护。在神学世界观中，人的自我意识和物质存在，以及那里可能存在的自由的可能性，都被供放在抽象的精神的祭坛上。因此，思辨哲学的模式必须被更加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所替代。正如马克思在1842年写道： 我劝你们，思辨神学家和哲学家们，假如你们愿意明白事物存在的真相，即明白真理，你们就应该从先前的思辨哲学的概念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你们只有通过火流才能走向真理和自由，其他的路是没有的。费尔巴哈，这才是我们时代的涤罪所。[13] 对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关注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逐渐增长的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继他的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文章之后，他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人类对自然的物质占有问题的钥匙。 另外，不仅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而且，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的感知特征以及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对马克思来说都很重要。费尔巴哈在反对黑格尔的过程中，同时作为替代品为融合哲学批判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观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框架。费尔巴哈写道：“一切科学必须以自然为基础。一种学说在没有找到它的自然基础之前，只是一种假设。这一点特别对于自由的学说有意义。只有新哲学才能将直到如今仍然是一种反自然主义的、超自然主义的假设的自由自然主义化。”费尔巴哈将在物质本身中找到了自然的基础。他宜布：“物质乃是理性的一个主要对象。如果没有物质，那么理性就不能刺激思维，就不给思维以材料，就没有内容。如果不排除理性，就不能排除物质，如果不承认理性，就不能承认物质。唯物主义者乃是理性论者。”[14]费尔巴哈认为，真正的世界是有限的，有限的世界不能融入绝对精神，也就是有限（根据真正的伊壁鸠鲁的观点）不可能变成无限。 马克思对发源于感觉论认识论的人本主义唯物论反应热烈。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感觉的真实性。伊壁鸠鲁的这个方面在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者米歇尔·蒙田（MicheldeMontaigne）的《为雷蒙德·塞朋德辩护》（1580）一书中被突出出来，而洛克的感觉论又赋予了它新的生命。[15]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同样强调感觉论，因此，它绝不带有机械性。更确切地说，它与马克思本人在《神圣家族》中所称作产生于感觉经验的唯物主义分支相关联，感觉经验在现代哲学中起源于洛克，但是在古代哲学之中则可以追溯到伊壁鸠鲁。尽管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但他对人类感觉的强调并没有否定自然。他在《未来哲学原理》中写道：“新哲学创造了人，并一起创造了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人是哲学的唯一、普遍和最高目标；它还创造了人类学，并一起创造了作为普遍科学的生理学。”[16] 马克思在1843年写给青年黑格尔派卢格的信中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像在16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17]马克思辞去《莱茵报》编辑一职之后的第一部伟大著作便是广博而严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中他试图把费尔巴哈创造性的方法引入政治领域。 自然与人类的异化 但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仍然没有完成。1843年秋天，马克思同燕妮·封·威斯特华伦结婚后不久就移居巴黎，开始在那里创办一种新的刊物——《德法年鉴》，并准备在巴黎出版，这样可以避开普鲁士政府的审查，然后将刊物寄回德国。这个新刊物是短命的。只在1844年出了一期合刊。这个刊物一开始就被普鲁士政府查禁，并在进入德意志国界的时候就被当场没收。普鲁士政府发出了对马克思和其他主要编辑的逮捕令。同时刊物在法国也引起了一些注意。 然而，正是在那时巴黎更激进的政治环境中，马克思通过认真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开始了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工作，这是他涉猎广泛的批判性研究的第一部真正的综合成果。这部著作因发展了劳动异化概念而闻名。但是劳动者（1）与劳动对象的异化，（2）与劳动过程的异化，（3）与自己的类本质（即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特有的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的异化，（4）与劳动者之间的异化——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概念——都与人类对自然的异化不可分割，包括他们自身的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 马克思写道： 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18] 在自然通过劳动产品直接进入人类历史这个意义上讲，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在其后的生命中总是把自然作为人类身体（即人类的“无机的身体”）的延伸来看待。根据这种观念，人类同自然的关系不仅可以通过生产来调节，而且可以通过更加直接的生产工具（它们本身也是人类通过生产活动改造自然的产物）来调节——这使得人类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改造自然。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明显地属于有机关系——不仅在生理上超越了同时在实践上也扩展了人类实际上的身体器官——因此他把自然称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 根据这种观点，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产生了与自然的历史性联系。自然因此而对人类呈现出实践的意义，因为自然作为一种生命活动的结果，也就是生产生活资料的一种结果。马克思写道：“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但是人类得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实践活动并不仅仅是通过狭窄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由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异化既是人类对自身劳动的异化，也是对人类自身改造自然的积极作用的异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异化“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而且，这是一种社会异化：“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19]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发展了人类劳动异化概念的人。但他是在唯心主义领域内发展的，他只把异化看作是脑力劳动的异化。因此，黑格尔没能认识到人类实践活动的自我异化是人类异化的基础，这种异化不仅包括人类对其自身的异化，而且也包括人类对其自身的真实的感性存在的异化：也就是人类同其与自然关系的异化。[20] 马克思关于自然异化的概念——他认为来源于人类的实践生活——其本质并不比他的劳动异化概念更加抽象。两者都立足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经济冲突的理解。劳动异化反映了劳动（劳动力）实际上已经完全演变成为一种商品，受到供求规律的控制。虽然，劳动的无产阶级化，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尔所坚持的那样，依赖于人类和土地之间关系的改变。但是，“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马克思写道。但是人类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很快地被加以改变，这就是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原始积累”，其中包括圈地运动、大地产的出现，以及农民的流离失所。 根据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统治土地本身具有复杂的辩证含义。它既意味着那些垄断地产因而也垄断了自然基础力量的人对土地的统治，也意味着土地和死的事物（代表着地主和资本家的权力）对大多数人的统治。因此，土地的异化以及它对多数人口的统治（它被异化只对极少数人有利）就成为私有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的封建地产（这是“私有财产的根源”）中就早已经存在。他注意到，“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土地“仿佛是它的主人的无机的身体”，封建领主成为土地的主人并利用土地来统治农民。然而却是资本主义社会把统治土地（通过对土地的统治而统治人类）驱向完善，并且资产阶级在表面反对地产制度的同时却在其发展的关键时期依赖于地产制度。这样，“大地产，像在英国那样，把绝大多数人口推进工业的怀抱，并把它自己的工人压榨到完全赤贫的程度”。[21]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大地产在土地垄断过程中的作用——因而使土地异化——同资本对金钱的统治作用相类似，被理解为“死的物质”。俗语“金钱没有主人”仅仅“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类的完全统治”。这完全表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土地也像人一样”，已经降到“买卖价值的水平”。[22] “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马克思于1843年《论犹太人问题》中写道，“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托马斯·闵采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下列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但是，生灵也应该是自由的。’”这里，马克思从16世纪初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中革命的领导者那里获得灵感，他们把物种转化为如此多的财产形式视为对人类和自然的打击。正如闵采尔进一步提出：“睁开眼睛吧！什么是罪恶？是高利贷、偷窃和掠夺，还是我们的贵族和王室把所有的物产据为己有？”[23] 对马克思来说，闵采尔所描述的自然异化是通过金钱崇拜表现出来的，金钱崇拜使金钱变为“异化的本质”：“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24] 然而，私有财产制度与自然的敌对不只发生在农业和大地产领域。生态环境的退化也发生在大城市当中，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到“在大城市中发现的普遍性污染”。[25]在这样的大城市中，马克思解释道： 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他不能踏踏实实地住在这洞穴中，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从他身旁脱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交不起房租，他就每天都可能被赶出洞穴。工人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26] 大城市中工人的异化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在那里，光、空气、清洁都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黑暗、污浊的空气和未经处理的污水构成了他们的物质环境。由于人类和自然的异化，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性工作，而且失去了生活本身的基本要素。 如果费尔巴哈的自然哲学为马克思提供了自然及其异化观，这一观点也只是通过对比强调了黑格尔体系中的缺陷——黑格尔认为自然从精神中分离出来并退化为“粗劣的唯物主义”。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中写道：“自然界的目标就是自己毁灭自己，并打破自己的直接的东西与感性的东西的外壳，像芬尼克斯那样焚毁自己，以便作为精神从这种得到更新的外在性中涌现出来。”因此，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体系中，自然（以及更加特定的物质）“被剥夺了其现实性，以符合人类的意愿”或精神——其独自就可赋予自然以意义。[27]同时，人类被黑格尔看作非客观的精神存在。 于是，对黑格尔来说，异化就成为非物质的精神存在对没有生命的物质的异化——这些都表现为精神对其本身的异化。最后黑格尔通过否定客观世界（实在论）——从其自身自我调节的精神意识中分离出来的物质或存在——而超越了这种异化二元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稍微超越“存在之巨链”，形成一种依据逻辑学原理而将自然人为地分成不同层次的自然观——其中，自我意识精神被弱化，缺乏任何的真实生活或自身发展。这样，本体论问题，或者存在问题，就完全从属于认识论，亦即人类的认识和自我意识。 这种观点最明显地体现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对进化的评论当中。黑格尔认为，自然是“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但这些阶段是以思想的发展来划分的。“形态的变化只属于概念本身，因为唯有概念的变化才是发展。”这样，唯心主义辩证法使黑格尔否认自然的物质进化——这种物质进化是独立于人类的认识能力的。“思维的考察，”他写道，“必须放弃那类模糊不清的、根本上是感性的概念，例如，特别是所谓动植物产生于水，尔后较发达的动物组织产生于较低级的动物组织等的观念。”[28] 这位唯心主义者把真实世界置于绝对理念之下的企图产生了许多明显的荒谬之处——一个古典目的论的变种。正如奥古斯特·科尔纽（AugusteCornu）在他的《马克思思想的起源》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虽然“在概念之间建立理性的联系和辩证的秩序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但在历史领域这样做就相当的困难了，因为突发事件和偶然因素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当我们达到自然王国的时候，只能通过极端武断的方式将现实同化为理性”。因此，黑格尔《自然哲学》的缺陷直接源于他将自然现象简化为辩证理念的企图。黑格尔通过论证自然是理念外化或者异化为理念自身以外的一种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对理念的否定——试图说明自然没有体现绝对理念的原因。自然是理性的异化，受制于盲目的偶然性和盲目的必然性，反映了机械的（矿物）、无意识的（植物）和本能的（动物）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像人类活动，是在有意识有目的的意志支配之下进行的。但是，自然作为理性现实的一部分，黑格尔认为，这与理性的本质形式是一致的，并且展示了理性秩序，一种内在的目的性，需要的只是精神将其融为一体。 但是，就是在这里，费尔巴哈的批判最具毁灭性，因为它就是为了揭露这个奇异的自然哲学——脱掉这个皇帝的所有外衣。正是因为黑格尔不能提出真正的自然主义，以及他企图将外在自然（被认为是机械的）置于绝对理念之下的权宜之计，所以他的思辨哲学——他的辩证法——惊人地失败了。[29] 马克思继费尔巴哈之后认为，重要的是把客观世界以及人类的存在作为客观存在，也就是，真正的实在论和自然主义。 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而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得到温饱，他需要在他之外的自然界、在他之外的对象……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30] 对马克思来说——那时他正力图展示自然主义、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一致性，“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然而，人类同其他物种是有区别的，因为他们欲望的对象——人类的需求，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变——在人类历史中以不同于人类的方式，即人类“真正的自然史”中。其实，马克思主张：“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31]在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背景中，马克思描绘了伊壁鸠鲁关于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论述，其中伊壁鸠鲁认为“死亡对我们来说只是无”，马克思也认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类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我们关于自然的观点仅仅是由“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所组成。[32] 马克思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在他的这段论述中十分明显：“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不仅仅是这些，历史对马克思来说也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的批判现实主义表现在他对人类和世界（即它的本体论基础）的客现性的认识上，表现在他对相互联系的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认识上。“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他认为，自然科学是运用实践的方式通过改变工业本身来改变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因而“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33]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之所以值得称赞是因为他在三个方面同黑格尔体系发生决裂：第一，说明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并没有取代唯灵论——用哲学语言来说即为神学，到最后只不过是恢复了唯灵论而已；第二，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第三，反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原理，这个原理通过黑格尔本人所说的“启示”——“自然万物只是思维的存在”——而描述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联系。[34] 通过费尔巴哈，马克思使自己完全彻底地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尽管他早期对唯物主义非常感兴趣并对神学观进行了持续一贯的反对，但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还是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继续拒绝对异化问题的纯哲学解决方案。而且，在马克思看来，试图超越客观与非客观之间的区别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只有在理论上而不是感性地或者根据实践的观点提出同世界的关系时才会出现。人类在客观上被其自身所分割，因而是一种受苦的生物，因为他们发现客体都外在于他们自身而且是无限的。因此，自然不能被看作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或者精神的）“思维的存在”。但是，人类也不只是受自然所限：正如伊壁鸠鲁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发明改变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在实践的王国中，在人类历史中，才能发现解决人类对自然异化的方案。人类对其自身的类存在和对自然的自我异化——构成了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同样在相同的人类历史中找到了解决方案——通过努力而超越这种自我异化。 联合与政治经济学 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引入了“联合”或“联合生产者”这个概念。这是他从对地产的批判中得出的观点，对他后半生的共产主义理论起了鲜明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土地私有财产的废除将通过“联合”而实现，“联合一旦应用于土地”， 就享有大地产在经济上的好处，并第一次实现分割的原有倾向——平等。同样，联合也就通过合理的方式，而不再借助于农奴制度、老爷权势和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来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脉脉的关系，因为土地不再是买卖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自身的财产。[35] 马克思认为，大地产总是用诡辩的方式把大农业在经济上的好处同大地产混为一谈——“仿佛这种好处不是恰恰通过〔这种〕财产的废除，才能一方面最充分地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第一次成为社会的利益”。[36]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联合的方式积极废除私有财产。这种积极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人的这种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道主义本质只为联合体（完全社会性的）而存在。共产主义之下的社会，不再因为把私有财产制度和积累财富作为工业的推动力而被异化，“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对照了社会中的“工人普遍卖淫”和大城市中的“普遍污染”——大城市是“死的物质”以金钱的形式统治了人类的需求和自身发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是无法直接获得的，这是一个“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社会——构成了历史过程的本质，但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这样，马克思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观同时成为一种历史的超越——征服了异化社会。[37] 在晚年，费尔巴哈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忠实崇拜者——马克思可能并不知道这个事实，他在1868年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批判”。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自然异化的论述。费尔巴哈这样说： 如果人们挤住在一起，如像英国的工厂中和工人住宅——假设能把猪栏也叫作住宅的话——中，如果人们甚至缺乏足够量的新鲜空气（关于此，请参照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在这一著作中至少提供了大量的最富有兴趣的同时也是使人战栗的不可争辩的事实），那么也就完全谈不上道德了，那么道德最多也不过是工厂主和资本家的专利品了。[38] 因为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过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以，他在写这些话的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已经发展了他对19世纪40年代大城市中“普遍污染”的批判——这是他早期研究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结果。 尽管马克思在其后来的著作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思辨的、非历史方面的内容，但是，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仍然回响在马思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并且，在费尔巴哈学说中，就像在伊壁鲁主义中一样，马克思找到了对宗教的批判——这成为他自己发展唯物主义世界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见大卫·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KarlMarx,NewYork:Harper&Row,1973），第56页；另见弗朗茨·梅林：《卡尔·马克思》（KarlMarx,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62），第41页。 [4]见悉尼·霍克：《通向理解卡尔·马克思》（TowardstheUnderstandingofKarlMarx,NewYork:JohnDayCompany,1933），第259—261页。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290页。 [6]费尔巴哈，引自马克·瓦托夫斯基：《费尔巴哈》（Feuerbach,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7），第436页。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培根和笛卡尔的观点与费尔巴哈非常相似，他对培根与霍布斯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样如此。 [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8]见梅林：《卡尔·马克思》，第52—53页；阿尔弗雷斯·施密特（AlfredSchmidt）：《马克思的自然概念》（TheConceptofNatureinMarx,London:NewLeftBooks,1971），第22页。 [9]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诗集》（TheFieryBrook,GardenCity,N.Y.:Doubleday,1972），第164—165页。 [10]同上，第115页。 [11]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燃烧的布鲁克》（TheFieryBrook,GardenCity,N.Y.:Doubleday,1972），第161、171页。 [12]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TheEssenceofChristianity,Boston:HoughtonMifflin,1881），第27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34页。 [14]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第172、198页。 [15]见米歇尔·蒙田：《为雷蒙德·塞朋德辩护》，第170—175页。 [16]费尔巴哈：《燃烧的布鲁克》，第243—245页。 [1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2—44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19]同上，第195—197页。 [20]见马克思：《早期作品集》，第386页。 [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83—86页。 [22]同上，第85页。 [2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见托马斯·闵采尔：《全集》（CollectedWorks,Ednburgh:T.&T.Clark,1988），第335页。另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ThePeasantWarinGerman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26），第68页。 [24]见马克思：《早期作品集》，第239页。 [25]同上，第302页。 [2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134页。 [27]见马克思：《早期作品集》，第174页；见黑格尔：《自然哲学》（PhilosophyofNature,NewYork:HumanitiesPress,1970）卷1，第212页。黑格尔又补充道：“这部演讲录[关于自然哲学]的宗旨就是要提供一幅自然图画，以便制胜普罗丢斯，在这种外在性中只寻找我们自己的明镜，在自然界中看到精神的一种自由反映——这就是要认识上帝”。见黑格尔：《自然哲学》卷1，第213页。 [28]黑格尔：《自然哲学》卷1，第212页。 [29]见奥古斯特·科尔怒（AugusteCornu）：《马克思思想的起源》（TheOriginsofMarxianThought,Springfield,I11.:CharlesC.Thomas,1957），第37—4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8页。 [31]同上，第167页。 [32]同上，第178、179页。 [33]同上，第128页。 [34]同上，第158页、162页。 [35]同上，第85—86页。 [36]同上，第8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122页。 [38]见费尔巴哈：引自瓦托夫斯基：《费尔巴哈》，第451—452页。
第四章新精神与新模范（1843—186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会运动史（1920） 第四章新精神与新模范 （1843—1860）
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 1．有劳动能力者人人劳动 2．利益一致 3．劳动组织 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5．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6．消费能力的提高 7．在劳动义务上人人平等 8．取消贸易。改变交通面貌 1．有劳动能力者人人劳动 当社会占有全部劳动资料的时候，不分性别，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具有劳动义务，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不劳动，社会就无法生存，因此社会有权利要求每一个希望满足自己需求的人根据自己的智力和体力为生产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物品而工作。认为社会主义者想取消劳动是荒谬之极的看法。游手好闲者和懒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产。 《圣经》中说：不劳动者不得食。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与《圣经》所言是一致的。但是，劳动还应该是一种有用的、生产性的活动。新的社会因此要求每个人从事一定的工业、手工业、农业或其他有用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为满足现存需要付出劳动：要享受必得劳动，不劳动不得享受。 在每个人都负有劳动义务的同时，每个人都希望满足三个劳动条件。第一，劳动时间应有适当限制，不应使人过度劳累；第二，劳动应尽量使人愉快，不应单调乏味；第三，劳动应尽可能多产，因为劳动时间和享受程度都取决于此。但是，这三个条件又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力、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以及社会所要求达到的生活水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要让人们过无产阶级式的生活，而是要废除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社会努力最大限度地使人们过上愉快的生活，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问题：社会要求达到多高的生活水平？ 为了确定这一点，就需要一个统管社会所有活动领域的行政机关。对此，我们的市镇构成了非常适宜的基础；如果市镇太大了，不容易统观全局，那么，人们还可以将它们划分为区。像从前在原始社会中一样，所有已成年的市镇成员，不分男女，都可以参加选举，选出领导行政机构的可以委以重任的人。领导所有地方行政机构的是中央行政机关。需要说明的是中央行政机关并不是拥有统治权的政府，而是一个行政执行委员会。中央行政机关是直接由全民委任还是由市镇行政机构委任，这一点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个问题将来不会再像今天这么重要，因为这不再意味着占据某个职位、拥有较大的权力和影响并得到较高的收入，而是意味着让那些最有用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担任重要的职务，可以根据需要和选举人的愿望解除他们的职务或重新选举他们担任某个职务。所有职位的任期都有一定限制。拥有这些职位的人不具有特殊的“官吏资格”，不存在长期任职的情况和按等级晋升的制度。从所阐述的观点出发，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构之间是否设立一个中间等级机构即省级行政机构的问题也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人们认为有必要就建立，如果认为没必要就不建立。从实践中产生的需要决定一切。如果社会发展的进步使旧的制度变成多余的东西，那么由于它的存在与任何人都没有个人的利害关系，人们可以不声不响地无可争辩地废除它，然后建立新的制度。这种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之上的行政机构与今天的行政机构有着根本的不同。今天，为了行政机关或政府的一点小小的变动，报纸上竟大动干戈，议会中竟唇枪舌剑，办公处的公文竟堆积如山！ 主要任务首先是确定可供使用的力量的种类和数量，确定工厂、车间、交通工具、土地等等劳动资料的种类和数量以及生产能力。然后需要确定为了一定时期的需求应该有多少库存和所需物品的数量。正像现在国家和各种公共团体每年要作预算那样，将来也要对整个社会需求作预算，并考虑到要根据扩大了的和新的需求更改预算。在这个方面统计学具有重要作用，它为所有社会活动提供标准，是新社会的最重要的辅助科学。 今天，统计学已经广泛地被用于类似的目的。国家预算，各邦预算和地方预算都以各个行政部门每年所作的大量统计调查为基础。长期经验和经常性需求的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减轻了这些部门的负担。对于一个较大工厂的工厂主或一个商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他在正常情况下能够准确地确定自己在下一季度的需求以及需要采取的生产方式和购买方式。如果没有太大的变化，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这些计算出来。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盲目混乱的生产由于生产时不了解世界市场各类商品的锗备、销量和需求情况，必然导致危机。这个经验使各个工业部门的大工业家们在近几年里以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式联合起来。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确定价格，另一方面是为了根据经验和订货情况调节生产。他们根据每个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可能达到的销售量确定未来数月各个企业的产量。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高额罚款并被开除出去。企业主订立这种契约只对他们自己有利，对公众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他们的目的就在于利用联合的力量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通过调节生产将在各个企业主互相竞争状态下所永远达不到的价格强加给公众。他们靠牺牲消费者的利益发家致富，消费者不得不按照他们所索取的价格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工人们也同消费者一样因卡特尔和托拉斯等组织的存在而受到损害。企业主调节生产使一部分公职人员和工人无事可做，为了生存，他们只能满足于领取低于有工作的同伴的工资。此外，卡特尔的社会势力极其强大，工人组织也往往不能与它抗衡。企业主获取双重利益，他们既可以提高物价又可以降低工资。这种通过企业主联合调节生产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社会调节生产的方式截然不同。现在是企业主的利益起决定作用，将来则是公众利益起决定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是组织得最周密的卡特尔也不能统观和估计到所有因素；尽管有了卡特尔，竞争与投机仍然继续在世界市场上肆虐，因此人们会突然发现在计算时出现了漏洞，人为的结构崩溃了。 同大工业一样，商业也拥有全面的统计。较大的贸易场所和港口每周都提供煤油、咖啡、棉花、砂糖、谷物等储备的大致情况，当然，由于货主为了个人利益往往隐瞒真实情况，这些统计数字往往不够精确。但是，从总体来看这些统计数字还是相当可靠的，使感兴趣的人可以据此预测今后市场状况。但是，在这方面也要考虑到投机因素，它会使所有计划成为泡影，并往往使所有公平买卖都无法进行。正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普遍调节因成千私人生产者利益冲突而不能实现一样，分配（产品的分配）的调节也因商业和大量从事商业的人的投机本质及其利益冲突而不能实现。但是，现在的状况表明了当个人利益消失、共同利益统治一切的时候可能达到的状况。例如，为国家利益所作的收成统计便证明了这一点。各个文明国家每年都进行收成统计，由此推断产量多少，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国内需求，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价格。 在一个社会化社会，社会状况是井然有序的，整个社会协调一致。一切都按照计划和规章进行，因此容易确定不同需求的大小。如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那么整个过程轻而易举。例如，如果根据统计结果确定了面包、肉类食品、鞋类产品和衣物等的平均需要量，同时人们又确切地知道有关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那么，人们就可以从中得出平均每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此外，人们还可以从中知道是否需要建立更多的生产某种商品的企业，或者是否应该撤销某些多余的企业或使之转产。 每个个人都能够决定自己从事哪种工作。工作部门种类繁多，因此各种愿望容易得到满足。如果一个部门劳动力过剩，另一个部门劳动力缺乏，那么行政部门就可以妥善安排，保持平衡。组织生产与合理使用各种劳动力是被选出的干部的主要职责。随着各种劳动力共同熟悉了工作，相互间的配合也就更加默契。各个劳动部门选出维持秩序者，担任领导。他们不是像现在的劳动视察员和领班那样的监工，而是由履行生产者职能变为履行人们委托于他的管理职能的同伴。在组织十分先进和所有成员平均素质较高的情况下，也有轮流任职的可能性。每个成员，不分男女，都可以按照一定的周期担任这些职务。 2．利益一致 按照充分自由和民主平等原则组织起来的劳动将是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劳动，并充满了团结协作精神，这种劳动将激发人们在现在的经济体系中所从未有过的创造欲望和竞争热情。这种乐于创造的精神也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 此外，因为所有人都互相为彼此而劳动，所以，他们都希望尽善尽美地生产所有产品，同时尽可能地减少人力和劳动时间的浪费。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节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是为了赢得时间生产新的产品，满足更高的需要。这种共同的利益使所有人都设法改善、简化和加快劳动过程。这样便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发明和发现的争强妤胜之心，每个人都努力使自己的建议和想法超过别人。[1]那时的状况将与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所断言的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多少发明创造者被断送！又有多少发明创造者被榨取之后又遭到排挤！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不是财产而是智慧和天才，那么绝大部分企业主将不得不让位于工人、工长、技术员、工程师和化学家等等。百分之九十九的发明、发现和革新都是由这些人来完成的，而有钱人却榨取了他们的成果。成千上万的发明创造者因找不到人为他们的发明创造的应用提供资金而被埋没，还有许多有贡献的发明创造者因日常生活的困境而受到压制。这样的发明创造者真是数不胜数。世界的主人不是那些头脑清醒目光敏锐的人，而是那些资产丰厚的人，这并不是说清醒的头脑和殷实的财产不可能同属于一个人。 每一个置身于实际生活中的人都知道，工人们现在对每一项革新和每一项新的发明都抱不信任的态度。这是合情合理的。通常从中受益的不是工人，而是应用者；工人不能不担心新的机器和革新会使他变成多余的人而遭到解雇。对于一项为人类争光、给人类创造利益的发明，工人不是欣然赞同，而是百般诅咒。有些由工人发现的生产过程革新方法也未能得以实行。工人们对此保守秘密，他们担心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会因此遭受损失。这是利益矛盾的必然后果[2]。 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利益的对立。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样做同时也有益于社会。今天，个人利己主义与社会幸福往往互相对立，互相排斥；新的社会将消除这种对立，满足个人利己主义与推动社会幸福将协调一致，合二为一。[3] 这种道德状态的伟大作用可想而知。劳动生产率将有很大提高。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结束使劳动力十分分散地遍布于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极不完备的数十万数百万小企业中的状况，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前面已经谈到德国工商业十分分散，有很多大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合并为具备一切最先进技术的有利条件的大企业将大大减少目前人力、时间、各种材料（照明、取暖等）和场地的浪费，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1890年马萨诸塞州的工业调查说明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生产率的不同。这份调查将10个主要工业部门中的企业分为三类。产值在40000美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产值在40000和150000美元之间的为中型企业，产值在150000美元以上的为大型企业。调查结果如下： 企业数占企业总数的百分比 同类总产值（美元）占三类企业总产值的百分比 小型204255.2 516606179.4 中型96826.2 10686863519.5 大型68618.6 39081730071.1 3696100 549346552100 小型企业的数量比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都多一倍多，但是其产值仅占总产值的9.4%，大型企业的数量仅占企业总数的23%，其产值却几乎是所有其他企业产值的两倍半。而大型企业还可以安排得更合理一些，使整个生产都采用高度技术化的生产方式，这样一来将可以进一步大大提高产量。 关于最合理的生产将节省多少时间，1886年Th.海尔茨卡在《社会发展规律》一书作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计算。他要研究一下用大生产的方式生产出能够满足当时奥地利2200万人口需求的产品需要多少劳动力和时间。为了这个目的，海尔茨卡对各种部门大企业的生产能力进行了调查，并以此为依据进行了计算。他计算出为了满足上述人口对农产品和肉类的需求，需要经营1050万公顷的耕地和300万公顷的牧草地。海尔茨卡进而对住宅建设进行了计算，结果是为使每个家庭拥有一套150平方米的五居室住宅尚需要50年的时间。海尔茨卡得出结论：农业、建筑业、面粉生产和砂糖生产、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机器工业、服装工业和化学工业需要615000个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按照现在通常每天的平均劳动时间必须全年劳动。这615000个劳动力，如果将所有妇女和16岁以下、50岁以上的男性人口排除在生产之外，仅占奥地利有劳动能力人口的12.3%。如果当时奧地利所拥有的500万男子像这615000人那样工作，那么，他们毎个人只需要工作36.9天，即6周左右，便能够生产出2200万人的生活必需品。按每个工作日为11小时来计算，如果我们假设每年有300个工作日而不是37个工作日，那么，要满足必需的需求每天只需要工作1 3/8小时。 海尔茨卡还计算了上流社会对奢侈品的需求，他发现为了满足2200万人口对奢侈品的需求还需要增加315000人的劳动。海尔茨卡在考虑到奧地利工业部门尚不充足的情况下，估计这样一来，如果把16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人除外，要用60个劳动日满足人口的总需求将需要100万个劳动力，占有劳动能力的男性人口的20%。如果按所有劳动力的男性人口来计算，那么，他们需要每天平均劳动两个半小时。[4] 任何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为这个计算结果感到吃惊。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工作时间适度的情况下，除病残者属特殊情况之外，如果50岁以上的男子和16岁以下的少年也能够工作，并且大部分妇女也从教育子女和做饭等事情中解脱出来，还可以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或者使需求大大提高。任何人也不会怀疑，在完善生产过程方面的巨大的和难以预料的进步还将带来其他好处。另一方面，今天少数人的需求将来将成为所有人的大量需求并得以满足，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总有新的需求产生，这些需求将同样得到满足。必须反复强调，新社会不是要让人们过无产阶级式的生活，而是要让人们过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民族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将贯穿社会上下各个部分。但是，社会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还要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用于休养身心和提高各种艺术和科学的修养。 3．劳动组织 即使在其他十分重要的方面，社会主义共同经济也与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有所不同。“质次价廉”的原则对大部分资本主义生产都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由于绝大部分购买者只购买不耐用的便宜商品这个原则也必然起决定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原则将不复存在。人们只生产最好的、因而也是较耐用的、极少需要替换的产品。庸俗无聊的和造成浪费的狂热地、愚蠢地追赶时髦的现象将会消失。人们的着装无疑要比人们现在的着装更得体、更给人以美感（顺便提一下，上世纪的时尚尤其是男人们的时尚极其庸俗），但是人们不会一个季度推出一种新的时髦样式，这是一种与妇女相互间的竞争和炫耀、虚荣心、显示财富的需要密切相关的愚蠢作法。现在有很多人靠盲目地追求时髦为生，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助长和大力推进这种风气。随着在服装上盲目地赶时髦的现象消失，在住宅风格上赶时髦的现象也将会消失。在这方面现在追求怪异的风气极其盛行。各种风格的发展经历了数百年时间，它们产生于不同的民族（现在人们不再满足于欧洲的风格，而是转而对日本、印度和中国等国的风格感兴趣），而这些风格没有几年便会过时而被搁置一旁。我们那些从事工艺美术设计的人简直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所有设计和模型。他们刚刚为一种“风格”备好货，以为能够赚回花去的费用，结果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风格”。他们又需要重新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精力和体力。这种从一种时尚匆匆地赶往另一种时尚、从一种风格匆匆地赶往另一种风格的现象极其突出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紧张不安状态。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种忙乱的状态是有意义的和合乎理性的，任何人都不会将此视为社会健康的征兆。 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社会的生活习惯重新达到较大的稳定性；它将使人感受到安宁和快乐，并将人们从目前忙乱不安的状态下解放出来。 但是劳动也应该尽可能地令人愉快。这方面包括生产场所应该高雅实用，针对各种危险采取保护措施，清除难闻的气味和烟雾等等。简而言之消除一切有害健康和令人不快的影响。新社会最初利用旧有的辅助资料和劳动资料从事生产。但是这样做是不够的。大量分散的从各方面来看都极不完备的厂房、已不能继续使用的不完备的工具和机器既不能满足大量工人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他们对舒适性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修建大量宽敞、明亮、通风、设备齐全、装饰一新的厂房。艺术和技术、脑力劳动技巧和手工劳动技巧很快便会有广阔的活动天地。机器制造、机床生产、建筑和与内部设施有关的所有劳动部门都提供了充分的工作机会。发明家在舒适的建筑以及相应的通风、照明、取暖、机械设备、技术设备和清洁装置方面所能进行的所有发明都能得到应用。为了节省动力、光源、热能和时间以及为了方便所有人的劳动和生活，劳动场所应适当地集中在某些地点。住宅应与厂房分离，以便免除工商业活动的干扰。还应该通过各种合理的设施和防护措施将这种干扰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并最终消除这种干扰。目前的技术水平已经能够提供完全消除矿山、化学企业等职业中的危险因素的手段。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这些技术没有得到应用，因为这将耗费巨资，而且人们也没有义务除必不可少的条件之外再为工人提供更多的保护措施。例如矿山劳动中的危险可以通过大力改善通风条件、使用电灯照明、大大缩短劳动时间和经常更换劳动力等另一种开采方式而予以消除。人们同样并不需要特殊的洞察力便可找到杜绝建筑工地事故发生的保护措施，使建筑劳动成为一种令人十分愉快的劳动，例如在最大的建筑工地和露天工作场所，人们完全可以针对曝晒和下雨采取充分的防护措施。 在劳动力充足的社会主义社会容易经常更换劳动力，使某些劳动集中在一定的季节和时间来进行。 消除灰尘、烟雾、煤烟和异味的问题今天也已经可以通过化学和技术完全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或仅仅部分地得到解决是因为私有企业主不愿意为此投入必要的资金。而未来的生产场所无论处于什么位置，无论是在地上还是在地下，条件都极其优越，和目前的生产场所不同，是否采用改良的设备对于私有经济来说首先是钱的问题，即：企业是否能承受得起，是否合算？如果不合算，那么工人们就得牺牲自己的健康。资本不参与无利可图的事情。交易所里没有人的行情。[5] 在社会主义社会利润问题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它只考虑其成员的幸福。凡是对成员有利的保护成员的措施都必然得到实施，凡是对他们有害的事情都必然停止。没有人会被迫参与危险的事情。而预计会有危险的活动肯定会有许多志愿者参加，因为这些活动不会毁灭文化，而是不断促进文化的发展。 4．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动力与完备的机器和工具的广泛应用、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和劳动力的巧妙组合将提高生产率，大大缩短生产满足生活需要所必需的产品数量的劳动时间。提高生产对每个人都有好处；产品中个人所得份额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并且生产率的提高又能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未来动力的应用中，电力将占有重要地位。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努力将电力用于所有地方。电力应用的范围越广、设备越完备，对普遍进步的意义就越大。这种最强大的自然力的革命影响只会更快地打碎资产阶级世界的枷锁，为社会主义敞开大门。这种力量只有在社会化社会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最广泛的使用。它将作为动力和光热的来源为改善社会生活条件作出极大贡献。自然界中有着极其丰富的电力资源，这是电力与其他力量相比的突出特点。我们的河流、海洋的落潮和涨潮、风、阳光都提供了大量动力，我们必须首先懂得充分地和合理地使用动力。 “地球表面某些部分经常吸收大部分未得到利用的甚至被认为可恶的太阳热，能够提供远远超过需要量的丰富能源，人们可以经常利用太阳热从事科技活动。一个国家现在便确保自己占有一部分这种区域并非过分谨慎之举。人们甚至并不需要太大的面积，北非几平方里的地面也许就能够满足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的需要。将太阳热集中起来可以产生很高的温度，由此又可以产生可传送的机械功、可以给蓄电池充电、可以产生光和热、或者通过电解直接用作燃料。”[6]发表这种设想的不是一个幻想家，而是一位很有身份的柏林大学教授，他曾担任德国物理技术学会主席，是一位一流科学家。英国著名物理学家S.汤普森爵士在英国协会温尼伯（加拿大）第79次大会上的开幕词中说：“利用太阳能对我们的生活实行一场革命的日子不太远了，人们将从对煤和水力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所有大城市的周围都将安装巨大的自动日光捕捉装置，用来收集太阳热，并将所得到的能量积蓄在巨大的储存器中……太阳的力积蓄在煤、瀑布和食物里，完成世界上的各种功。我们只要看一看晴天正午时地球所接受的热量便可以清楚地知道太阳向我们倾泻下来的力多么巨大，根据兰利的研究结果，这种热量相当于每英亩7000马力。尽管我们的工程师们尚末找到充分利用这种巨大的能源的方法，但是，我毫不怀疑他们终究会成功。如果将来地球的煤炭储备枯竭了，如果水力不能满足需要，那么，我们将从这个源泉获取全部能量，而能量对我们完成世界上的工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到那时，工业中心将迁往灼热的撒哈拉沙漠，一块土地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安装巨大的‘日光捕捉装置’将成为衡量这块土地价值的依据。[7]由此看来，我们也许不必再担心有一天会缺少燃料了。蓄电池的发明使大量动力可以集中起来，并且可以为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的使用贮备动力，这样一来，除了太阳、落潮和涨潮所提供的动力之外，人们也可以得到风和山中溪流所提供的间歇性的动力并加以利用，因此，最终任何需要动力的人类活动都能找到动力。 只有借助电力才能大规模地扩大水力。根据T.克恩的统计结果，欧洲8个国家可利用的水力情况如下： 马力每1000居民利用量 英国96300023.1 德国142590024.5 瑞士1500000138 意大利5500000150 法国5857000169 奥匈帝国6460000454.5 瑞典67500001290 挪威75000003490 在德国诸邦中，巴登和巴伐利亚可利用的水力最多。巴登仅在莱茵河上游便可获得200000马力，巴伐利亚除了已得到利用的100000马力之外，尚有300000马力未得到利用。据卡尔斯鲁厄的雷伯克教授估计，从理论上来讲，整个地表流动水源的能量为80亿马力。其中即使只有1/16能够得到合理的充分利用，也仍然能够获得5亿马力持续有效的动力，这5亿马力的能量大约是1907年采煤量（10亿吨）的10倍多。尽管这暂时还是理论上的估计，但是它却预示了在遥远的将来我们利用这种“白色煤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率。仅尼亚加拉河上的瀑布所提供的水力就比英国、德国和瑞士的水力之和还要多。[8]尼亚加拉河起源于面积为231880平方公里的湖区，这个面积相当于整个德国面积（540000平方公里）的43%左右。根据一份官方报告中所引用的另一个计算结果，美国可利用的水力至少有2000万马力，相当于每年使用3亿吨煤的动力。[9]而且靠山间湍急的溪流和瀑布的动力从事生产的工厂既不需要烟囱也不需要火。 电力还将使火车的速度增加一倍以上。上世纪90年代初，巴尔的摩的米姆斯先生认为有可能制造一种每小时跑300公里的汽车，林恩（马萨诸塞）的埃利胡·汤普森教授相信可以生产一种电力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在适当加强铁道路基以上部分、改良信号系统的情况下，可以使火车达到每小时260公里。他们的设想几乎已经实现。1901年和1902年在柏林—措森军用铁路上试车时车速已经能够达到每小时150公里。在1903年进行的试验中，西门子电车的速度达到每小时201公里，大众电气公司的电车达到每小时208公里。在随后几年中，高速蒸汽机车的试验也达到了每小时150公里或更高的速度。 现在的奋斗目标是达到每小时200公里。奥古斯特·舍尔已经带着他的新的高速火车设计图登上了竞技场，他计划将现有铁路用于货物运输，用时速200公里的单轨火车联结各个大城市。[10] 铁道部门电气化的问题在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人们已经计划在费城和纽约之间修筑一条速度可达到每小时200公里的高速铁路。 海轮的速度也在提高。在这方面汽轮机起了决定性作用。[11]“这是科技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它似乎能够在广阔的应用领域取代活塞式蒸汽机。当大部分工程师仍然将发明汽轮机看作未来使命的时候，它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并以它的成功吸引了整个科技界的注意力……电气技术及迅速运转的电气机械为新的动力机械创造了广阔的应用领域。现在运转着的汽轮机绝大部分用来驱动直流发电机。”[12]汽轮机优于较老的活塞式蒸汽机的地方尤其表现在航海上。例如装备了汽轮机的英国“路斯塔尼亚”号远洋轮船1909年8月用4天11小时42分钟从爱尔兰到达纽约，平均速度为每小时25.85节（约48公里）。建造于1863年的“美洲”号轮船当时是速度最快的轮船，时速仅为12.5节（23.16公里）。[13]电动螺旋浆将令人满意地解决大船的驱动问题，这一天已经不远了。电动螺旋浆已经应用于小船。汽轮机易于维修，操作十分安全，有较好的自动调节功能，运转平稳，是在船上生产电能的理想的传动力。整个造船业的电气化将与整个铁道部门的电气化携手并行。 电力也给起重技术带来彻底变革。“如果说蒸汽动力从根本上为利用自然力制造起重机提供了可能性，那么，就电能首次实现使机器活动自如并且总是处于可启动状态这一点而言，电能传递为起重机制造业带来了彻底变革。”电力发动机使吊车制造发生进一步转变。“蒸汽吊车那压在沉重的长方形基座上庞大而弯曲的用轧制钢材做成的喙、迟缓的动作、排出蒸汽时的吼叫声，都令人想到原始时代的怪兽。它抓住货物之后，便使用巨大的提升力量，但是它需要人类充当帮手，用链条将重物固定在它的钩子上。因为它不能抓住货物，并且行动迟缓笨拙，所以它只适用于沉重的货物，而不能用于快速地搬运大量货物……而新式的电动钢铁起重机仅从外观上来看便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我们看到一根纤细的钢制格构大梁伸展在大厅上方，从大梁上伸出一个细长的可以向各个方向活动的钳臂，整个机械由一个人控制，他轻轻地按下操纵杆，控制电流，通过电流使起重机细长的钢臂迅速活动起来，这样它不需要任何帮手就能抓住炽热的钢块，在空中摆动；除了电动机轻微的嗡嗡声之外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14]没有这种机械的帮助就不能解决持续增加的大量运输问题。将波拉船厂起重机与基尔船厂起重机在起重力大小方面进行比较便可看出从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在加大起重力方面的发展。波拉船厂起重机的起重力为60吨，基尔船厂起重机的起重力为200吨。贝塞麦转炉钢厂只有使用运转迅速的起重机械才能生产，否则短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大量钢水就不能运送到铸模中去。仅埃森的克鲁伯钢厂就有608个起重机，整个起重力为6513吨，相当于一辆有650个车厢的货车。如果不是由于卸货迅速、在轮船上的投资得到充分利用，作为当今世界贸易生存条件的海运货物的成本将不会如此低廉。在船上装备电动起重机使每年的经营费用从23000马克减少到13000马克，几乎减少一半。而这个对比仅仅概括了大约10年的进步。 在交通技术的各个领域也每天都有开创性的成就。20年前仍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飞行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可控制的飞艇和其他飞行装置现在仅用于体育和军事方面，尚未用于简便便宜地运输大批货物，将来它们必将提高社会的生产率。电报术和电话术的无线体系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其工业价值与日俱增。因此用不了几年整个交往将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 整个采矿业除了开采之外都处于彻底变革之中，这种变革在1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排水设施、通风设施、水平巷道采掘和竖井采掘都采用了电动发动机。电动发动机革新了工作机械、泵、绞车和采掘机械。 法国前文化大臣贝特洛教授（1907年3月18日逝世）1894年春在化学品制造者辛迪加的一次宴会上发表了一个关于未来化学重要意义的演说，展望了美好的前景。贝特洛先生在演说中描述了2000年左右时化学的状况。尽管他的描述中有一些幽默的夸张，但是也有许多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下面扼要地加以介绍。贝特洛先生阐明了化学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指出其中包括“制造硫酸、制造苏打、漂白和染色、甜菜制糖、医用生物碱、煤气、镀金和镀银等等；后来又出现了使冶金学发生根本变革的电化学，为矿业和军事战争提供了新的能量的热化学和爆炸物化学，在生产颜料、香料、医疗及防腐药品等方面创造了奇迹的有机化学。”他说、这仅仅是个开始，不久将有许多重要的问题得到解决，到了2000年左右将不再有农业和农民，因为化学将取消以往的土地耕作，那时将不再有矿井和煤矿工人的罢工，燃料将被化学和物理方法所取代，关税和战争将被取消。因为以化学材料作为推动手段的飞艇已宣告了这些旧制度的死刑。工业的问题就在于寻找动力来源，这种动力来源应该取之不竭，再生时耗费尽可能少的劳动。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通过燃烧煤的化学能量制造了蒸汽；但是煤开采起来很困难，并且其贮藏量也日见减少。人们必须考虑利用太阳热和地心热。人们已经证实可望无限使用这两种源泉。钻一眼3000米至4000米深的井对于今天的工程师来说已是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未来的工程师来说更是如此。这样便可以开辟所有热能和所有工业的源泉；如果再把水力利用起来，那么，人们就可以使地球上所有能够设计出来的机器都运转起来，水利资源在几百年之内几乎都不会明显减少。 地热可以解决许多化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化学问题是用化学方法生产食品。这个问题原则上已经解决了；人工合成脂肪和油早已为人们所熟悉，人们也已经认识了糖和碳水化合物，不久人们还将发现氮元素的合成方法。食品问题是纯粹的化学问题。当人们可以廉价地获得动力的时候，人们将能够用从碳酸中得到的碳、从水中得到的氢和氧以及从空气中得到的氮生产各类食品。从前植物所做的一切将由工业来完成，而且工业比自然做得更加完美。到了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口袋中都装着一只盛着化学品的罐头，无论何时何种季节，无论干旱还是下雨，无论霜冻、冰雹还是害虫成灾，这个罐头都能满足他对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需要。那时将发生现在想象不到的变革。果园、葡萄园和牧场将会消失；人类将变得温和并富于道德，因为人类不再以屠杀和毁灭生物为生。到那时也将不再有富饶地区和贫瘠地区之分，也许荒漠将变成人类喜居之地，因为那里比现在用作耕地的那些充满病菌的滩地和潮湿腐烂的平原更有益于健康。到那时艺术和人类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将得到充分发展。地球将不再会因为现在耕地的几何图形而被丑化，地球将变成一个花园，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让花草、灌木和森林在地球上生长，人类在地球上丰衣足食，生活在黄金时代，因此，人类不会陷于懒惰和腐化堕落。劳动是一种幸福，每个人还像从前一样从事大量劳动，因为他是为自己劳动，是为了使自己的精神、道德、审美观的发展达到最高境界而劳动。 读者在贝特洛的报告中也许会赞同他所希望和所肯定的一点，即将来各种进步将极大地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丰富产品的品种，子孙后代生活的舒适程度将得到难以想象的改善。 埃利胡·汤普森教授同意威纳尔·西门子在1887年柏林自然科学家大会上所表述的观点，即利用电能够将元素转化为食品。威纳尔·西门子认为即使是在遥远的将来，总有一天人们将能够人工合成碳水化合物，如葡萄糖，而后是与葡萄糖近似的淀粉，这样一来便可以“从石头里制出面包来”，与此同时，化学家V.迈耶尔博士认为，可以从木质纤维中提取人类的食物。在此期间（1890年）埃米尔·菲舍尔真的人工制成葡萄糖和果糖，从而完成了威纳尔·西门子认为“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够完成的发现。从那以后化学又有了更大的进步。靛蓝、香草醛、樟脑现在都可以人工制造。1906年，W.勒伯通过高压电的作用使碳酸在植物之外发生同化作用制成糖。1907年，埃米尔·菲舍尔又得到了一种与天然朊（一种蛋白质）非常相似的复杂的合成物。1908年，R.维尔施泰特和本茨制造出纯粹的叶绿素，并证明了它是一种镁化合物。此外，还有一系列对繁殖和遗传起作用的极其重要的物质也已经能够人工制造。因此，萃取蛋白质这个有机化学的主要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5．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选择职业的自由和变换职业的可能性是人类理所当然的需要。正如即使是美味佳肴不断重复也会使人厌烦一样，每天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的活动也会使人厌烦，使人变得麻木和懈怠，只是机械地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没有高涨的热情，没有更多的乐趣。每个人都有各种能力和欲望，只要唤起他的欲望和发挥他的能力，便能使他的能力和欲望发挥作用，产生良好的效果。直到此时，这个人才成为一个完善的人。社会主义社会将为满足这种对多样性的需求提供最充分的机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劳动过程日益简单化，这一切不仅大大缩短了劳动时间，而且也使人们更容易学会各种技能。 旧的学徒制度已经过时了，但是它依然存在，并且只能存在于像小手工业这样的落后的和陈旧的生产方式之中。而在新的社会，小手工业消失了，所有小手工业的特有的制度和形式也随之消失了。它们被新的制度和形式所取代。现在每个工厂中仍然以所学手艺为职业的工人很少。工人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们往往只需要较短的时间便能够熟悉部分工作，在工作中为了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剥削制度的需要，他们长时间地紧张劳动，没有任何调剂，人们也不管他们兴趣何在，他们在机器旁工作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机器。[15]这种状况在变化了的社会组织中也将不复存在。人们将有大量的时间学习手工技能，进行工艺美术方面的训练。在大规模的、舒适的、技术设施十分完备的学徒车间里，无论老幼都更容易学会一种技能。人们将根据对化学科学和物理科学状况的所有要求建立化学和物理实验室，并配备足够的教学力量，直到此时人们才会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有多少能力和欲望受到压制或得到畸形发展。[16] 但是，不仅存在着考虑对多样性需要的可能性，而且满足这种需求也必定是社会的目的所在，因为人的和谐发展同样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天我们社会中所存在的职业性外貌特征将逐渐消失，这种职业性外貌特征或者是由职业的某种单一性劳动造成的，或者是由懒惰造成的。现在极少有人能够经常变换工作。有时候，也有一些幸运的人在付出体力劳动之后，能够摆脱日常单调的职业劳动，使自己通过精神劳动而得到休养和恢复。相反，我们也时常看到一些脑力劳动者从事园艺等手工劳动。每一个保健学家都能够证明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交替进行的职业会产生有益的效果，只有这样的职业才合乎自然规律。这里的前提是，任何一种活动都适量进行，适合个人的能力。 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他的著作《科学和艺术的意义》中抨击了艺术和科学因社会违反自然而具有的畸态和违反自然的特征。他尖锐地谴责了对在当今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体力劳动的轻视，提倡回归自然状态。每个希望过自然、快乐的生活的人都应该这样渡过他每日的时光：第一，在耕地中从事体力劳动；第二，做手工劳动；第三，从事脑力劳动；第四，进行高雅愉快的社交活动。人的体力劳动不应超过8小时。托尔斯泰实践了这种生活方式，他说，从他以这种生活方式生活开始，他才感到自己是个人，他仅仅忽视了这样一点：对于他这样一个独立的人来说能够做到的事情，在现在的条件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为了勉强维持生存每天必须从事10至12小时有时甚至更长时间繁重劳动、在无知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无法按照托尔斯泰的生活方式来生活。那些为生存而斗争、不得不服从生存需要的人也做不到这一点，少数人能够像托尔斯泰那样生活，但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却没有这种需求。相信可以通过说教和示范来变革社会，这只是托尔斯泰的一个幻想。托尔斯泰从他的生活方式中所获得的经验证明了这种生活方式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要想将这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普遍的习惯来加以推广则需要另一种社会状态，即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未来的社会将具有这种状态，它将拥有无数的各类学者和艺术家，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将每天的一部分时间用于体力劳动，在其余时间里随心所欲地从事研究、艺术和社交。[17] 统治阶级为了确保自己拥有实行统治的精神手段，竭力加剧现存的脑力劳动和手工劳动之间的对立，而将来必然消除这种对立。 6．消费能力的提高 此外，从前面的阐述中还可以看出，在将来的社会中将不可能有危机和失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受到利润的刺激，没有任何衡量真正需求的可靠标准，于是导致了商品市场饱和和生产过剩，危机便起源于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产品具有商品的性质，其占有者努力促成商品交换。这个特征使商品消费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但是，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报酬都低于他们的劳动价值，雇佣他们的人如果不能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也就不会雇佣他们，他们的购买力因此受到限制。在资产阶级世界，购买力和消费能力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知有几百万人有购买新的衣服、鞋、家俱、内衣需求和购买饮料食品的需求，但是他们没钱购买，因此他们的需求，即消费能力没有得到满足。商品市场呈饱和状态，而大量的人却在挨饿；他们想工作，但是却找不到出卖劳动力的对象，因为企业主不能从中赚钱。资本家认为即使他们死去，沦为流浪汉或罪犯，我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我不能购买没有销路、不能使我得到适当利润的商品。资本家持这种态度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新的社会将消除这种矛盾。新社会所生产的不是以“买”或“卖”为目的的“商品”，而是供人使用和消费的生活用品，否则便失去了意义。在新的社会中，消费能力不像在资产阶级世界那样受个人购买力的限制，而是受全社会生产能力的限制。如果有了充分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那么，任何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社会消费能力仅仅受消费饱和的限制。 而如果新的社会中不存在“商品”，那么，最终也将不再有货币。货币表面上看是商品的对照物，其实货币本身便是商品！然而，尽管货币本身是商品，但是它同时也是其他所有商品的社会等价物形式和价值尺度。新的社会所生产的不是商品，而是需求对象和使用价值，生产这些需求对象和使用价值需要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生产某种物品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是衡量它的社会消费的唯一尺度。生产某种物品所需的10分钟社会劳动时间与生产另一种物品所需的10分钟社会劳动时间相等，而不是更多或更少。社会并不想“赚”钱，而仅仅是想设法促成其成员之间同等质量和同等使用价值的物品的交换，最终，它甚至不需要确定使用价值，它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例如，如果社会认为生产所有必需的产品需要实行3小时工作制，那么，它就规定实行3小时工作制。[18]如果通过改良生产方法，在两小时之内就能生产出所需要的数量，那么社会就规定实行两小时工作制。相反，如果社会全体要求满足更高的需求，而尽管劳动力增加了，劳动过程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在两小时或三小时之内的生产仍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那么，社会就规定劳动更长的时间，社会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 生产一种产品需要多少社会劳动时间很容易计算出来，[19]根据社会劳动时间可以算出部分劳动时间与全部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一张印着字的纸片、一块黄金或金属片等证件将证明一个人劳动了多少时间，这个证件的持有人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时间换取各种必需品。[20]如果他发现自己的需求少于他付出的劳动，那么他可以适当地缩短劳动时间。如果他愿意白白奉送未消费的部分，那么也没有人阻止他；如果他自愿为他人劳动，使他人享有清闲，或者与他人分享他有权得到的那部分社会产品，那么也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任何人都不能扣留他的劳动所得。每个人都能够考虑满足自己所有可以满足的愿望和要求，但是不能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他所得到的不多不少恰恰相当于他为社会所作的贡献。所有来自第三者的剥削都不复存在。 7．在劳动义务上人人平等 “但是，懒惰与勤奋、聪明与愚笨之间的区别何在呢？”这是我们的反对者的主要问题，而已有的答案使他们深感困惑。这些机灵的和聪明透顶的人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官吏等级制度中并没有“懒惰”和“勤奋”、“聪明”和“愚笨”之分，工作年限决定薪水的高低，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除非某个较高的职位要求具备特殊的专业知识，工作年限也决定晋升与否。教师和教授（后者尤其是最天真的喜欢提出问题的人）任职时的薪水不是由他们学问的高低来决定，而是由这个职位来决定。同在许多情况下一样，在我们的军事等级制度、官吏等级制度和学者等级制度中，晋升的机会不属于那些最精明强干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出身高贵、有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受妇女青睐的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甚至财富的多少也不能以勤奋和才智来衡量，这一点在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度中得到有利的证明。参加一级选举的是柏林的店主、面包店老板和屠户，他们有时连第三格和第四格都分不清，而柏林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帝国和普鲁士邦的高级官员则参加二级选举和三级选举。懒惰与勤奋、聪明与愚笨之间没有区别，因为我们所理解的这些词的意义已经消失了。例如社会所说的“懒汉”指的是那些失业后到处流浪最终真的变成流浪汉的人、那些在成长中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堕落的人。而谁要是把那些无所事事大吃大喝消磨时光的有钱人称作懒汉的话，那便是一种冒犯行为，因为这些人是“令人尊敬”的人。 新社会的情况如何呢？所有人都在相同的生活条件下发展自己，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技能选择工作，因此，成就的差异很小。[21]激励每个人胜过他人的社会环境同样有助于消除这种差别。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在一个领域内的成就不如别人，那么，他可以选择其他适合于他的能力和力量的领域。在一个企业中与很多人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有时一个人表现得不能胜任并且不适宜做某种工作，而当他调到其他岗位时，却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任何具备正常资质的人一旦找到适合于他的位置都能够完全胜任一种或另一种工作。一个人有什么权利要求自己与众不同呢？如果一个人受到老天的亏待，心有余而力不足，别人能做到的事他却做不到，那么，社会不能为老天的错误而惩罚他。反之，如果一个人天生具备超过他人的能力，那么，社会也不应当为了这个不属于他个人的功缋而奖赏他。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将进一步考虑到使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条件，使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资质和爱好增长自己的知识，培养自己的能力，这样一来也就保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不仅知识和能力高于资产阶级社会，而且知识和能力将更加丰富多样，其分布将更加均匀。 歌德在莱茵河之旅中研究科隆大教堂时从建筑档案中发现，古代的建筑师一律按照时间付给工人工钱，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希望工人们认真出色地完成任务。这在资产阶级社会往往被看作反常的现象。资产阶级社会实行计件工资制，通过这种制度迫使工人互相竞争，过度地劳动，以便使企业主更易于支付较低的工资或降低工资。在物质劳动上如此，在精神劳动上也是如此。人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歌德如果不是生在18世纪而是生在4世纪，那么，在同样有利的发展条件下，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使圣奥古斯丁相形见绌的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而不会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和自然科学家。如果歌德不是诞生在一个富有的法兰克福贵族家庭，而是诞生在一个贫穷的法兰克福鞋匠家庭，那么，他几乎不可能成为魏玛大公的大臣，而极有可能仍做鞋匠，以令人尊敬的鞋匠师傅的身份死去。歌德自己也承认与生俱来的有利的物质地位和社会地位对他的发展大有裨益。在《威廉·迈斯特》一书中他便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拿破仑一世晚10年出生，那么，他就永远做不了法国皇帝。如果没有1870—1871年的战争，甘必大也就永远不会那样飞黄腾达。如果让一个由聪明父母所生的天资很好的孩子置身于野蛮人中间，那么，他也将变成野蛮人，是社会造就了人。思想不是来源于个人头脑高度灵感的产物，而是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以及“时代精神”在他头脑中的产物。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具有达尔文的思想，而达尔文的思想方法必然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每个人的思想都必须符合时代精神、即他所处的环境及其现象的要求。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会发现，不同的人会同时产生同一种思想，在两处相隔很远的地方会同时进行同一种发明或发现。由此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什么一种思想50年前公开时无人问津，而50年后再次提出时却震撼了整个世界。1415年，西吉斯蒙德皇帝竟敢对胡斯食言，在康斯坦茨将他烧死；而到了1512年，更加狂热的查理五世在沃姆斯议会中却不得不对路德网开一面。思想是社会共同作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对社会来说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对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构成社会的不同阶级来说则具有特殊性。因为每个阶级都有其特殊的利益，它还拥有其特殊的思想和观点，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充满了人类已知的各个历史时期，并在近代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达到高峰，因此，一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不仅取决于他生活在哪个时代，而且还取决于他在某个特定时代中生活在哪个社会阶层。 没有现代社会也就没有现代思想。我们似乎都明白这一点。此外，在新的社会中，每个人发展自己所使用的手段也是社会财产。社会对此没有专门酬报的义务，因为是社会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它是社会自己的产品。 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能力问题我们谈了很多。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劳动不应有贵贱之分，例如，今天的机械工人就往往自以为优于做筑路等工作的短工。社会只让人们完成对社会有益的劳动，因此每种劳动对社会来说都具有同等价值。如果令人不快和厌恶的劳动不能通过机械方法或化学方法来完成，或者不能通过某种转化过程变成令人愉快的劳动（从我们在技术和化学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来看，做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而且又不能通过自愿的方式找到所需要的劳力，那么，每个人在轮到自己时都有义务完成一定量的劳动。那时错误的羞愧感和对有益劳动的荒唐的轻视都不复存在。只有我们这种寄生虫国家才会存在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中，无所事事被看作令人羡慕的好运，而工人所从事的劳动越费力、越辛苦、越令人不快、对社会来说越必不可少，就越受人轻视。今天，越令人不快的劳动收入越低。原因是我们有许多文化水平很低的劳动力，生产过程的不断革新使他们遭到解雇，成为后备军，这些劳动力为了生活只好非常廉价地出卖自己，从事那些最低贱的劳动，使这些劳动使用机械反倒“不合算”。例如敲石子便是一种人人皆知的收入最低、最令人不快的劳动。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用机械敲石子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但是，我们有这么多廉价的劳动力，使用机械太不“合算”了。[22]我们今天的发展状况已经能够借助机械和技术设施清扫街道、清理下水道、运送垃圾、从事地下工程劳动等等，使这些劳动给工人们带来的不快不复存在。严格地讲，抽空下水道的污水、使人们免受有损健康的瘴气之害的工人是社会极其有用的一员，而那些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讲授被歪曲的历史的教授或者用超自然的和超越感观直觉的学说蛊惑人心的神学家则是极其有害的人物。 我们今天身居高位的学者阶层中大部分表现为一帮受雇于人、领取佣金、专门用科学的权威为领导阶级的统治辩护和辩解的人，他们给人们造成这种统治是正确的和必不可少的印象，并保持已有的先入之见。其实，这帮人中大部分人都为了资产阶级以及受资产阶级庇护的人的利益大搞伪科学，毒害人的思想，从事敌视文明的工作和精神上的雇佣劳动。[23]将来的社会状态将使这种分子无法生存，将使人类获得解放。 另一方面，真正的科学又往往与非常令人不快和令人厌恶的工作有关。例如，医生解剖正在腐烂的尸体或者给化脓的肢体做手术；化学家研究排泄物。这些工作往往比短工或非熟练工人所从事的最令人厌恶的工作还要令人厌恶。没有人想到应该承认这一点。它们的区别在于一种工作的完成需要广泛的研究，而另一种工作却是不需要多少研究人人都能做的工作。这就是对两种工作的评价根本不同的原因。但是在一个人人都享有最好的受教育机会的社会，现存的受过教育者和没有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因此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就消失了，技术的发展将使所有手工劳动都能够用机械或技术方法来完成。人们只需看一看我们的铜版雕刻、木刻等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便可以清楚这一点。正如最令人不快的工作常常是最有用的工作一样，我们关于令人愉快和令人不快的工作的概念以及资产阶级世界的许多其他概念也是仅仅与表面现象有关的肤浅的概念。 8．取消贸易。改变交通面貌 一旦新社会的整个生产建立在与前面所概述的相同的基础之上，社会生产的将不再是商品，而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消费品，因此贸易也停止了。仅仅在与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必须使用贸易这个陈旧形式的民族的交往中存在贸易，贸易只有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才有意义，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取消贸易使大批男女为生产活动作好准备。这些人腾出手来从事生产，他们生产需要的物品，使人们能够更多地消费这种物品，他们投入生产也有利于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现在，这些人或多或少地像寄生虫一样靠别人的劳动产品养活自己。毫无疑义，他们必须辛苦备至苦心经营，即使如此，仍然过不上像样的生活。新的社会不再需要这些商贩、店主、经纪人、中间人。现在每个乡镇根据其大小所拥有的数十、数百、数千个各种商店和贸易场所都将被只需要较少管理人员的乡镇大仓库、漂亮的集市和完整的展览会所取代。现在的整个贸易机构都将转变为集中的、纯粹管理性的工作部门，这个部门只需要做极其简单的工作，而且通过所有社会机构的集中化还将日益化繁为简。整个交通事业也将发生类似的变化。 电报局、电话局、铁路、邮局、内河轮船、远洋轮船、有轨电车、货车、客车、飞艇和飞机等促成社会交往的设施和工具将来都是社会财产。邮局、电报局、电话局、大部分铁路在德国已经归国家所有，转化为公有财产只是形式问题。在这方面不会损害私人利益。国家最好按照目前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但是，这些国家管理的企业并不像人们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社会主义企业。这些企业同私有企业主手中的企业一样，同样受到国家的资本主义剥削。无论公职人员还是工人都不能从中得到特殊的利益。国家对待他们就像私有企业主对待他们一样。例如，帝国海军和铁路管理部门的一些企业将作出规定，不雇用40岁以上的工人，这个措施明显地带有剥削者国家的国家阶级特征，工人必然起来反对这个国家。由国家作为雇主采取的这类措施远比私有企业主采取的这种措施更为有害。私有企业主相对于国家来说永远是小企业主，他拒绝提供的工作也许别的企业主可以提供。而国家作为垄断的雇主通过这种措施可以一下使成千的人陷入贫困。这不是社会主义的行为，而是资本主义的行为，社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对将现在的国有企业看作社会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实现表示抗议。 像集中化的大机构取代了数百万各种私有企业主、商贩和中间人一样，整个运输业也会改变面貌。每天向数百万所有者发送数百万份货物，这意味着劳动、时间和各种物力的巨大浪费，将来将发展为向乡镇仓库和集中生产场所大批运送货物。在这个方面劳动也大大简化了。例如正像向一个有上千工人的企业运送原料比向数百个分散的小企业运送原料容易得多一样，生产场所和分配场所集中化也可以使所有乡镇或部分乡镇在各个方面都大大地减少浪费。这不仅有益于社会，而且也有益于每个个人，因为到那时，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我们的生产场所、交通工具、尤其是我们的住所都将因此改变面貌，呈现出更加令人愉快的景象。在我们的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各类交通工具所产生的噪音和拥挤混乱的状况都将基本上消失。街道建筑、街道清洁工作、整个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有些卫生措施根本无法实行，或者实行起来费用太高，只能部分地实行，因此往往只对上流社会居住区实行这些卫生措施。而将来，实行这些卫生措施将是很容易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交往手段也将高度完善。那时，飞艇也许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交通工具是把作为血液循环的产品交换输送到整个社会的血脉，它们能够促成人类人与人的联系和人与人精神上的联系，因此它们极其适用于在同等水平上向整个社会普及健康和教育。让极其完备的交通工具扩展和分布到最偏僻最落后的地区是非常必要的，是社会普遍利益之所在。新社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远远超过现有水平。这种极其完备的交往体系还将有利于将目前大城市和工业中心非常密集的人口分散到全国各地，这对于健康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竞争热情能够使人为了得到别人的赞扬和钦佩作出巨大努力。经验处处证明竞争热情的力量是有益的，当人们公开互相竞赛时如此，甚至当人们为了并不能使公众受益的轻佻的事情互争高低时也是如此。比比谁为共同利益做得最多的竞赛实际上是一种竞争，社会主义者不否认这一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由遵循共同目标和志向的人们组织起来的各个社团也提供了大量的较高追求的实例。它们并不谋求物质成果，而仅仅谋求精神成果。有竞争热情的人受好胜心和为共同事业服务的欲望驱使，努力使自己出类拔萃。这种好胜心是一种美德，它致力于所有人的幸福，同时也使个人得到满足。好胜心只有在给整体带来损害和牺牲他人的利益时才是有害的。 [2]杜能在《孤立的囯家》（罗斯托克版）一书中说：“只要利益冲突依然存在，它就永远是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互相敌对和不能和解的原因。不仅雇主的富裕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国民收入也通过工业发明、修筑公路和铁路、建立新的贸易关系与日俱增。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制度下，这一切没有涉及到工人，他们的处境依旧，全部增加的收入都归企业主、资本家和地主所有。”最后一句话与1864年格莱斯顿在议会中的讲话几乎完全相同，他当时这样说道：“在过去的20年中英国所经历的收入和权力的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仅仅使有产阶级得到好处”。杜能在书中第207页写道：“工人与产品的分离带来弊端。”摩莱里在《立法原则》一书中说：“财产将我们分为贫富两个阶级。富人们热爱自己的财产，不愿保卫国家，穷人们则无法爱国，因为祖国馈赠于他们的仅仅是贫困。但是，在财产共有情况下，每个人都会热爱自己的祖国，因为财产共有使每个人都能够生存和得到幸福。” [3]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评论共产主义的优劣时说道：“共产主义联合比任何地方都更有利于这种观点（公共利益也就是个人利益）的发展。今天人们用于实现个人利己主义利益的一切好胜心和所有精神活动和体力活动都将具有不同的作用范围，都将自动地用于谋求社会的普遍幸福。” [4]欧根·李希特在《错误的学说》一书中嘲笑我们关于在每个人都负有劳动义务以及生产过程的组织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相一致的情况下劳动时间将大大缩短的预言。他企图低估大企业的生产率，夸大小企业的重要性，由此断言要达到所要求的生产量是不可能的，为了使人相信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现存制度的拥护者不得不贬低自己社会制度的长处。 [5]《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利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动动乱和纷争。”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975年中文版第1卷第829页（注250）。着重号是倍倍尔加的。 [6]《功的能量和电流的应用》，Fr.科尔劳施著，1900年莱比锡版，东克尔—洪堡出版社。 [7]早在1864年，奥古斯坦·穆肖就曾经尝试将太阳热直接用于工业，并设计出一种太阳能机械，后来皮弗雷又对这种机械进行了改良。最大的太阳能机械（日光发动机）设在加利福尼亚，它被用作抽水机。这种抽水机以每分钟11000升的速度将水从井中抽上来。 [8]T.科恩：《关于欧洲几个较大水力装置及其经济意义》，载于《电气工程学杂志》1909年第38期。 [9]《棉花的供应和分配》，1908年华盛顿版第37页。 [10]1904年11月4日的铁路建设和运行法规规定：仅在大站停靠的普通客车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100公里。1908年普鲁士公共劳动部决定将莱比锡—比特费尔德—马格德堡一线和莱比锡—哈雷一线的蒸汽机车改为电动机车。 [11]从前的蒸汽机以间接的方式转动飞轮和主动轮（借助于左右摇摆的活塞），汽轮机则像风转动风车一样直接作旋转运动。 [12]C.马特绍斯：《蒸汽机的发展》，1908年柏林版第2卷第606—607页。 [13]“50年代帆船驶达纽约需要6星期，轮船到那里需要两星期，90年代轮船到那里需要一星期，现在只需要5天半。由于这个进步，世界两个半球之间比100年前的柏林与维也纳之间靠得更近了。”E.莱耶尔：《力》，1908年莱比锡版第173页。 [14]O.卡默勒：《起重技术的过去和现在》，1907年柏林版第260页。 [15]“英国和大部分其他国家的广大工人都很少能够自由选择职业或居住地，他们实际上像在除了真正奴隶制之外的任何一个制度下一样受固定的规则和他人的意志的支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1864年汉堡版。 [16]一位从旧金山回国的法国工人写道：“我过去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够从事我在加利福尼亚所从事的各种职业。我确信自己除了印刷厂的工作之外什么都做不了……那时我置身于冒险家们中间，对他们来说换工作就像换衬衫一样容易，真的！我于是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因为矿工赚钱不多，所以我离开矿山来到城市，在那里，我先后做过版式设计员、屋面工、铸铅工人等等。由于体验到自己有能力做各种工作，我感到自己是人，而不是软体动物。” [17]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既是出色的画家，又是著名的雕刻家、故意标新立异的建筑家和工程师、杰出的军事建筑师、音乐家和即兴诗人。本韦努托·切利尼既是著名的金匠，又是杰出的服装设计师、优秀的雕刻家、公认的军事建筑师、优秀的士兵和出色的音乐家。亚伯拉罕·林肯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曾经做过伐木工、农民、船工、装卸工和辩护律师。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有利的发展条件下，一个人将大有作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多数人的职业都不是与自己能力相当的职业，因为不是自由的意志而是环境的压力迫使他们选择了这种职业。一些差劲的教授如果当鞋匠也许会干得很出色，同样，一些能干的鞋匠也许能成为出色的教授。 [18]人们一再注意到，由于在最高科技水平上组织整个生产，并且人人劳动，所以，每天工作3小时也许都太长了。当过大工厂主、因此有资格充当鉴定人的欧文认为，在19世纪最初25年中，两小时工作制便能满足需要。 [19]“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釆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里，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旳、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互相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 [20]欧根·李希特先生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将自行消失这一点感到如此吃惊（货币将自行消失而不是被人取消，因为随着劳动产品失去了商品的特征货币也变成多余的了），以致他在《错误的学说》一书中用了一章专门论述这个现象。他尤其感到不解的是印着字的纸片、一块黄金或金属片用作劳动时间的证明时都是一样的。他说：使用黄金将会使现存世界秩序的魔鬼再次潜入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因为黄金具有独立的金属价值，容易保存，因此拥有黄金便有可能使人积累价值，用交纳黄金免除劳动义务，甚至发放有息贷歉。李希特先生顽固地忽略了这样一点：最终仅存在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存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这样一来，他的论战中的很大一部分便失去了立足点。一个在读者面前就黄金这样胡说八道的人肯定以为他的读者都是大傻瓜。李希特先生总是不能摆脱资本概念，他当然也不能理解，没有资本也就不会有商品，“货币”也就不会存在；没有“资本”和“货币”，也就不会有利息，李希特先生如此顽固地抱住资本概念不放，以致一个没有“资本”的社会对他来说简直无法想像。我们倒想知道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将如何“积攒”他的金质劳动证明，或干脆借给别人谋取“利息”，因为到那时，所有其他人都同样拥有一个人所能够提供的并以此为生的一切。 [21]“所有处于一般健全状态的人天生具有几乎相同的智力，但是，教育、法律和环境使他们互相之间产生差别。正确意义上的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相一致。”爱尔维修《论人及其教育》。对于绝大多数人爱尔维修是正确的，但是毎个人从事各种职业的天赋不同。 [22]“如果人们必须在共产主义及其所有机会与目前社会状况及其所有苦难和不公正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的制度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劳动成果的分配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几乎与劳动成反比——最多的部分归那些从来就不劳动的人所有；其次的一部分归那些所从事的劳动几乎仅仅有名无实的人所有，再往下，拫酬几乎与劳动的繁重程度和令人不快的程度成比例地减少，最劳累、最粍费精力的劳动所得的拫酬甚至不一定能够满足最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如果我们说选择的可能性是：这一切或共产主义，那么，对共产主义的大大小小旳所有怀疑都毫无价值可言。”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穆勒曾经竭力“改良”资产阶级世界，使之合乎“理性”。他当然徒劳无获。因此，他像每一个认清现状的明智的人一样最终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在生前不敢承认这一点，而是让人们在他死后发表他的自传，他在自传中承认自已信仰社会主义。他的情况同达尔文一样，达尔文生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资产阶级社会使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釆取这种掩人耳目的作法。资产阶级佯装信仰忠诚、宗教和权威，因为他们的统治就以广大群众承认这些“美德”为基础，而他们内心却在取笑这些“美德”。 [23]“学问往往既服务于进步也服务于无知。”布克尔：《英国文明史》。
第二十章社会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四编社会的社会主义化 第二十章社会革命 1．社会变革 2．剥夺剥夺者 1．社会变革 潮水汹涌，冲刷着我们国家和社会建筑的基础。所有的人都感到了这个基础正在动摇，只有强有力的支柱还能挽救这个基础。但是，这要求统治阶级作出巨大牺牲。这样一来便出现了障碍。任何在实践过程中会真正损害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威胁到其特权地位的提案都遭到其强烈反对，并被冠之以企图颠覆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罪名受到严厉批判。然而，如果不触及并最终取消统治阶级的特权和优先权，就不可能治愈这个病态的世界。 “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决不是谋求特权的斗争，而是争取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以及为消灭所有特权而进行的斗争”，社会民主党纲领中这样写道。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彻底的措施和微小的让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但是，统治阶级认为其拥有特权地位是自然而然、理应如此的事情，对于这一点的合理性和永久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他们否定和反对任何动摇其特权地位的企图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连既不会使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础也不会使他们的特权地位有丝毫改变、而仅仅让他们出钱或有可能让他们出钱的提案和法律也会使他们大为恼怒。议会中印出的讲演稿堆积如山，直到这座临产的小山终于分娩出一只小老鼠。人们抵制劳动保护方面的最理所当然的要求，就好像社会的生存也维系于此。如果经过无休无止的斗争使他们作出一些让步的话，那么，他们的行为举止就好像牺牲了很大一部分财产一样。在承认被压迫阶级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以及在劳动契约问题上允许被压迫阶级以平等的身份与之谈判这一点上，他们也同样采取强硬的反对态度。 对极普通的事情和最理所当然的要求采取反对态度，证实了一个古老的经验之谈：一切统治阶级都是不可理喻的，只有现状的强大力量可以迫使他们认清形势和顺应形势。而现状的强大力量来自我们现状发展过程中被压迫者的认识的不断提高。阶级对立日益尖锐，日益明显。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阶级逐渐认识到不能继续维持现状；他们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他们迫切地要求变革现状，使之更符合人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达到这种认识，这种认识终将在与这场变革有着最直接的利害关系的社会绝大多数人之中产生影响。随着群众对不能继续维持现状、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变革的认识的不断提高，把政权建筑在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盲目无知基础之上的统治阶级的抵抗能力将不断减弱。这种相互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一切对此起促进作用的事物必将受到人们的欢迎。对现存社会制度与人民大众幸福之间矛盾的认识的加深与资本主义的巨大进步是并驾齐驱的，尽管解决和消除社会矛盾需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是，这些矛盾在迅速发展，一旦它们发展到顶点，就必然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各个发展阶段所采取的措施取决于当时的状况。对于在具体情况下必须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无法预见的。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位大臣，无论多么强有力，都不能预知明年必须做什么。那些视不能肯定地估计到和预见到的情况而定的措施更是如此。手段问题也是斗争策略问题。而策略是针对对手和双方都可使用的辅助手段而制定的。对于今天来说十分出色的手段，明天也许会是有害的手段，因为前一天有理由使用这种手段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确定目标之后，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人们必须在时间和情况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最行之有效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手段。人们在参与设想未来的情形时，可以采用假定的方法；人们必须假设可能出现的前提条件。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设想在某个时候，上述所有弊端都发展到顶点，大多数民众都请楚地看到和感觉到这些弊端，它们令其无法忍受，于是普遍产生了彻底变革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认为必须合乎时宜地迅速采取补救措施。 任何社会弊端都毫无例外地有其社会制度的根源，正如所指出的那样，现存社会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资本家阶级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土地、矿山、原料、工具、机器、交通工具等所有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并借此对人民大众进行剥削和压迫，导致了被剥削阶级生存没有保障，处于被压迫、被侮辱的地位。因此，普遍剥夺资本家的财产，使之变为社会财产（公有财产）是最迅捷的手段。商品生产将变为社会主义的、由社会组织的和为社会服务的生产。从前作为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贫困根源的大规模生产和社会劳动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现在将成为每个人享受最高福利与和谐发展的源泉。 2．剥夺剥夺者 变劳动资料为公有财产将使社会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这时男女两性在工业、农业、交通、教育、婚姻、科学、艺术和社交领域中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都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人类的生存拥有了新的内涵。国家组织也逐渐失去了影响，国家消失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行消亡的。 在本书的第一编曾经谈到国家产生的必然性。它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而解体。在私有制兴起的同时，社会内部出现互相对抗的利益。于是出现了各阶层的对立和各阶级的对立，这种对立必然导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阶级斗争，使新制度的存在受到威胁。为了镇压新制度的反对者和保护受到威胁的所有者，就需要建立一个组织来阻止这种攻击，并宣布财产是“合法的”和“神圣的”。这种保护和维护财产的组织便是国家。它用法律保障所有者拥有自己的财产，以法官和惩处者的身份对付法定制度的攻击者。占统冶地位的所有者阶级的利益和国家权力的利益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始终是保守的。国家组织只有在财产利益要求变化时才发生变化。如果说照此看来国家是一个以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必不可少的组织，那么，一旦阶级对立通过消灭私有制而消失，国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当人们不再信仰超自然的神灵或不再信仰有理性的无形力量的时候，宗教便完结了，同样，随着统治关系被消灭，国家也逐渐完结。词句必须具有内容，失去了内容，词句便不再能够构成概念。 对此，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读者也许会责问道：很好，可是，社会有什么“法律根据”可以表明这种彻底的变革是正确的呢？这个法律根据与发生类似变革时总是存在的法律根据相同，即社会幸福。法律的来源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国家不过是社会的店员，负责管理和衡量法律。统治阶级社会迄今为止不过是极少数人，但是他们却以全社会（人民）的名义行事，他们把自己标榜为社会，正像路易十四把自己标榜为国家一样：朕即国家。我们的报纸这样写道：旺季活动开始，社会涌向城市；或：旺季活动结束，社会回到乡间。但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民众，而是成千上万最上层的人物，他们构成了“国家”，也构成了“社会”。而公众是庶民百姓、贱民、下等人，也就是民众。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以社会的名义为“社会幸福”所做的一切都是首先有利于统治阶级。法律也是为他们的利益制定的。“社会幸福是最高准则”，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古代罗马的法律原则。但是，是谁构成了罗马社会呢？是被奴役的各个民族和数百万奴隶吗？不是！是为数较少的罗马公民，而首先是那些靠被奴役者养活的罗马贵族。 在中世纪，王公贵族们在掠夺公有财产时都是“根据法律”和“为了社会幸福”而进行的。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每一页历史都记载了他们多么彻底地掠夺了公有财产和无助的农民的财产。过去几千年的农业史是所有欧洲文明国家的贵族和教会不断掠夺公有财产和农民财产的历史。后来法国大革命“以社会幸福的名义”剥夺了贵族和教会的财产，构成资产阶级法国支柱的800万地产所有者中的大部分人借助这场剥夺得以生存下来。西班牙多次以“社会幸福”的名义没收了教会的财产，意大利将教会财产全部充公，博得了竭力维护“财产神圣”的人们的喝采。英囯贵族在数百年间不断窃取爱尔兰和英格兰人民的财产，并且在1804年至1832年“为了社会幸福”“合法地”将至少3511710英亩的公共土地据为己有。当伟大的北美解放奴隶的战争宣布数百万奴隶获得自由的时候，他们的主人损失了这些合法获得的奴隶财产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这一切的发生也是“以社会幸福的名义”。我们整个资产阶级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地剥夺和没收的过程，工厂主剥夺手工业者，大土地占有者剥夺农民，大商人剥夺小商贩，最终资本家剥夺所有其他的人，也就是说，强者剥夺和吞并弱者。按资产阶级的说法，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社会幸福”，都“对社会有利”。 拿破仑的追随者在雾月18日和12月2日“挽救”了“社会”，社会祝福他们；如果将来社会把自己创造的财产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以这种方式拯救自己，那么这在历史上将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因为它这样做不是为了取悦于一部分人而压迫另一部分人，而是为了给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生存条件，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这是社会在道德上实行的最了不起的措施。 这个伟大的社会剥夺过程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将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对此我们不能作出任何预言。谁也不知道那时会是怎样的状况。 洛贝尔图斯在《资本》[1]一书第117页致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公开信中说：“赎买所有土地资本的所有权决不是幻想，这在国民经济学中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而且这肯定将是拯救社会的最根本的办法，简而言之，社会正受到息金——地租——资本增加的困扰。因此赎买将是取消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的唯一形式，而且赎买也不会造成国家财富的交易和增长突然中断。”我们大庄园主的代表们对自己从前的同党的这种看法有何评论呢？ 我们无法明确地描绘出实行这种措施之后会出现怎样的状况。任何人都不能知晓后代人将创造怎样的社会制度，他们将如何充分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在社会中同在自然界中一样，万物都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有生也有灭，旧的和僵死的东西将被新的和充满活力的东西所取代。人们进行多种多样的和大量的发明、发现和革新，它们的影响和意义往往不可预见，它们发生作用，其重要意义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带来革命和变革。 在以下几章中，我们只是探讨一下普遍原则的发展，这些普遍原则从前面的阐述中已经自动确立起来，其实行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社会从来就不是个人可以领导和支配的存在物，尽管它往往给人以这种假象——“人们以为可以推动社会，却被社会所推动”——社会是一个按照一定的内在规律发展的有机组织；直到将来才能真正杜绝个人意志左右和支配社会的现象。到那时，社会将是一个民主政体，它将阐明自己本质的奧秘，将揭示自己发展的规律，并将这些规律有目的地用于自己未来的发展。 [1]1884年柏林版
第十九章农业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九章农业革命 1．海上竞争与农业人口外流 2．农民与大地主 3．城乡矛盾 1．海外竞争与农业人口外流 我们工商业中的经济革命也极大地影响到农业。工商业危机也波及农村。数十万农村家庭成员间或或者完全在各种工商企业中劳动，劳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小农场主及其家属在自己的农场中没有太多的活可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农场主发现在自己的农场中将其大部分农产品立即转化为工业成品是有利可图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节省运输原料的高昂费用，例如，将马铃薯和粮食加工成酒精，将甜菜加工成糖，将谷物加工成面粉或啤酒等等；此外，他们还可以使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之间发生某种转换，能够更好地充分利用现成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比城市或工业区的劳动力更便宜更顺从。同样，建筑和租金也便宜得多，捐税也较低，因为农村的地主可以说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他们从自己中间选出大量代理人，掌握着行政权和警察力量。这便是农村工厂年年增加的原因。农业和工业建立起了越来越密切的相互关系，主要对大规模农业有利。 德国大地产的资本主义发展部分地导致了与英国和美国相同的状况。在农村已看不到几十年前仍然存在的那种田园般宁静安逸的状况了。现代文明逐渐渗入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军国主义产生了与其本意相反的革命影响。常备军的大量增加尤其加重了农村的负担。常备军中的大部分人员都是从农村人口中招募的。而当这些农民的儿子、雇工或临时工在对他们来说道德水准不高的城市和兵营气氛中生活了两三年之后回到农村时，他们希望他们所学到的许多新的观点和文化需求在将来仍然能够得到满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首先要求得到较高的工资；以往的知足者常乐的思想在城市中陷入危机。或者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干脆离开农村，尽管人们在军事当局支持下作出种种努力使他们重新回到农村也无济于事。交通工具的发展和改善也有助于提高农村的需求。通过与城市的往来，乡下人认识了一个崭新的充满诱惑力的世界，他受到各种观念的影响，认识了迄今为止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文化需求。这使他对自己的境遇感到不满。国家、地区和乡镇对农民和农业工人征税越来越高，使他们更具有反叛意识。 此外，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因素。 欧洲农业，尤其是德国农业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之前，各民族都以本国农业的农产品（如英国）或邻国的农产品（德国和法国）为生，从这个时候起，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和大大改善（航海、北美铁路的修建），欧洲开始从北美进口食品，使这里的粮价下跌，致使中欧和西欧的主要粮食品种的种植开始变得不合算，除非改变整个生产环境，才能结束这种状况。此外，国际粮食生产范围扩大了。除了竭力增加粮食出口的俄国和罗马尼亚之外，阿根廷、澳大利亚、印度的粮食，偶尔还有加拿大的粮食也进入市场。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利因素。小农和农业工人开始向外流动，他们受前面所提到的原因的诱惑，或者移居大洋彼岸，或者成群结队地迁往城市或工业区，造成农村劳动力的缺乏。陈腐的家长式状态（尤其是在德国东部）、恶劣的待遇以及农业工人和雇工极不自由的地位加剧了农业人口外流。 在1840年至1905年进行人口调查期间人口流失达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列数字中得到说明：普鲁士省的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萨克森和汉诺威流失4049200人，在同一时期，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和阿尔萨斯—洛林流失2026500人，而在同一时期流入柏林的人数为100万人左右，流入汉堡402000人，流入萨克森王国326200人，流入莱茵兰343000人，流入威斯特伐利亚246100人。[1] 2．农民与大地主 与所有这些变化相联系，农业开始受到资本短缺的困扰，从前大地产购买和吞并中小地产的发展方向让位于一种完全相反的趋势。在此期间这种压力也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即农村的经营者逐渐改变了自己迟钝的特性，他们看到过去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需要行动起来，采用新的经济方式。国家和各个邦国力图以整体利益为代价，通过相应的关贸政策和直接支出各种用途的费用，帮助“农业”“摆脱”“困境”。尤其是以较高程度的科技方法经营的大中地产又变得十分有利可图，近几年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便说明了这一点。 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要使农业繁荣就必须同样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尤其是农业也要同工业一样，应当以机械和较高的科学技术代替和辅助人的劳动。在1882年至1895年期间，德国农业中蒸汽犁的数量从836台增加到1696台，车床从75690台增加到259364台，这一切说明了机械和科学技术代替和辅助人的劳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是，同农业机械的使用所应该达到的程度相比，这一切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农业处于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资金缺乏和单独经营的土地面积太小使人们至今不能使用机械。要想合理地充分利用机械，就必须在较大的面积里种植同一种作物。大部分小农和中农的经营方法与此发生矛盾，他们土地分散，并且种植不同种类的作物。 德国农业土地面积的分配方式见第350页上的表格。[2] 农场数 增减情况 农场规糢1882 18951907 1882—18951895—1907 2公顷以下30616313236367 3378509+174536 +142142 2—5公顷9814071016318 1006277+34911 -10041 5—20公顷926605998804 1065539+72199 +66735 20—100公顷281510281767 262191+2157-19576 100公顷以上2499125061 23566+70-1495 52763445559317 5736082+281973 +177765 农业耕地面积（公顷）增减情况 农场规模1882 18951907 1882—18951895—1907 2公顷以下18259381808444 1731317-17494 -77127 2—5公顷31902033185984 3304872+95781 +18888 5—20公顷91583989721875 10421565+568477 +699690 20—100公顷99081709869837 9322106-38333 -547731 100公顷以上77862637831801 7055013+45538 -776788 3186897232517941 31834873+648969 -683068 1907年有农场5736082个，其中至少有4384786个农场面积在5公顷以下，占所有农场数量的76.8%，这些农场如果不是以园圃形式经营的或者没有肥沃的土地，那么其经营只能维持贫困的生活。而其中大部分农场甚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因为有2731055个农场只有1公顷或者更少的土地。 但是，在5公顷以上的农场中，也有许多农场由于土壤贫瘠、气候恶劣、地理环境差、缺少交通工具等等，使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即使长时间地辛苦劳作也只能维持贫困的生活。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种植者中十分之九都缺乏尽可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土地的资金和知识。而且他们没有将自己的产品卖出本来可以卖出的价钱，他们与中间商打交道，受中间商的控制。这些商人在某些日子或季节到农村四处采购，然后通常再卖给其他中间商，从中得利；零散地收集比向大地主大批购买要费力得多；因此中农和小农的货物比大农场主卖得便宜，而且中小农原始的经营方式往往会造成产品质量欠缺，他们不得不在价格上将就一些。此外，农民和佃农往往没有时间耐心地等待自己待售的产品涨到最高价。他要支付佃租、利息、税，他必须偿还所接受的贷款和清偿拖欠小商贩和工匠的债务，这些债务都有一定的期限，因此尽管时机还未成熟，他也必须卖出这些产品。为了改良土地或者为了清偿共同继承人或子女所应得的部分，他接受了抵押贷歉，但是，他在贷款人中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因此条件不利。高利息和固定的偿还期限使他吃尽苦头；欠收或者错误地推想某种作物会卖出可观的价钱都会使他陷入崩溃的边缘。农产品购买人和资本贷款人往往是同一个人，于是他要受债权人摆布。整个村庄或地区的农民都以这种方式受几个债权人的控制，德国南部和莱茵河畔种植啤酒花、葡萄、烟草和蔬菜的农民以及德国中部的小农便是如此。债权人榨干了他们的血汗，他让他们成为其耕种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实际上这些土地已经不归他们所有了。资本主义的吸血鬼发现用这种方法经营比自己保留土地亲自耕作或出卖土地更有利可图。因此成千的农民在土地登记册上都是所有者，而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是所有者。当然，也有一些大地主由于不懂得经营，或者运气不好，或者在不利的条件下买下了地产，而成为牟取暴利的资本家的牺牲品。资本家成为地产的主人，为了牟取双倍的利润，他任意宰割这些地产；他将地产划分为小块土地，这样一来他可以获得比整个出卖这些地产高得多的利润。此外，他还很有希望成功地向为数很多的小土地占有者放高利贷。众所周知，在城市中将房屋分成许多小住房出租时租金收入最为可观。一些小人物争相购买土地，买下了已化整为零的地产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的施主还非常乐意让他们付较少的钱而得到一块较大的土地，欠付的钱可以用高利息的抵押贷款的形式分期偿付。这便是症结之所在。如果小土地占有者运气好，经过竭尽全力地苦心经营地里产量还不错，或者破例地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土地，那么，他还可以拯救自己，倘若不然，他就难以摆脱前面所描述的厄运。 死了几匹家畜对小农或佃农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事，同样，女儿出嫁会使他因置办嫁妆而背负更多的债务，并丧失一个廉价劳动力；儿子结婚则会要求得到他那份土地或钱财。他常常不得不放弃必不可少的土壤改良。如果他饲养的牲口不能为他提供足够的肥料（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那么产量就会减少，因为他买不起肥料。他甚至常常无钱购买优良的、能带来高产的种子；利用机械增加收益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他也无法根据土壤的化学成分实行轮作。他同样不能利用科学和经验提供的种种好方法，改善家畜饲养状况。缺少合适的饲料、缺少适宜的牲口棚、缺少其他一些相应的设施使他做不到这一点。因此，造成小农和中农生活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3] 数量较少而所占面积很大的大农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从前面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23566个农场拥有用于农业的土地7055013公顷，比4384786个面积在5公顷以下的农场所拥有的土地还多出2019824公顷。 但是，农场统计与财产统计并不完全相同。例如，1895年大大小小的单纯的租佃农场至少有912959个，自己的土地和租佃的土地各占一部分的农场有1694251个，以作为实物津贴的土地、作为恩俸的土地以及乡镇土地的一个部分等等其他形式经营的农场有983917个。 相反，也有一些个人拥有许多农场。德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是普鲁士国王，他有83个农场、98746公顷土地，在他之后依次为： 普勒斯侯爵75个农场70170公顷土地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亲王24个农场59968公顷土地 乌耶斯特公爵52个农场39742公顷土地 霍亨洛埃—厄林根侯爵——39365公顷土地 拉提勃尔侯爵51个农场33096公顷土地 1895年，普鲁士有世袭土地1045块，所占面积2121636公顷，即占土地总面积的6.09%。这1045块世袭土地掌握在939个所有者手中，他们所拥有的世袭土地比面积为1915000公顷左右的符滕堡王国还要多206600公顷。1903年1034个所有者拥有1152块世袭土地，也就是说有人拥有几块世袭土地。世袭土地的面积1903年为2197115公顷，1904年为2232592公顷，其中90%是1000公顷以上的整地。世袭土地占有者的10%左右都拥有5000公顷以上的世袭土地，占世袭土地的53.3%。[4]中等土地占有者和大土地占有者自然而然地愿意维持现状。小土地占有者则不同，他们通过合理地改变现状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事物的本质在于大土地占有者力图不断地扩大自己，把所有能够得到的农民土地据为己有，例如，从上西里西亚、劳齐茨、黑森大公国等地不断传出大规模购买农民土地的消息。 在奧地利，大土地占有者比在德国和普鲁士占有更大的优势。在这里，除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外，天主教会也获得了掠夺来的地产的主要部分。奧地利的圏地运动也兴旺发达。在施蒂利亚、蒂罗尔、萨尔茨堡、上奧地利和下奧地利、苏台德山区，人们不择手段地把农民赶出家乡的土地，把农田变成贵族的土地。从前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所上演的一幕现在又发生在奥地利风光秀丽的地区。个人和公司买下大片土地，即使暂时不能买下的土地也被租下来，以便改为猎区。通向山谷、高地和村庄的关口被新的主人禁止通行，一些不愿俯首听命的态度强硬的田庄和牧场的所有者会受到种种刁难，迫使他将自己的财产出让给富有的牧场和森林的所有者。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靠耕种这些土地为生，而现在这些古老的耕地被变成荒野，牡鹿和狍子在此安家，而那些被贵族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资本家据为己有的山陵则变成羚羊的居所。所有乡镇都因为很难到牧场草地上放养牲畜或者干脆被剥夺了放牧权利而陷入贫困。谁是剥夺农民财产和独立的罪魁祸首？是罗思柴尔德和迈耶—梅恩霍夫男爵，是科堡公爵和迈宁根公爵，是霍亨索伦的王侯们，是列支敦士登亲王，是布拉干萨公爵，是罗森堡女侯爵，是普勒斯侯爵，是舍内费尔德伯爵、费希泰提奇伯爵、沙费哥奇伯爵、特劳特曼斯多尔夫伯爵，是卡罗伊伯爵狩猎协会，是古斯塔特男爵狩猎协会和布吕恩巴赫贵族狩猎协会等等。大土地占有者到处扩展自己的土地。1875年，下奧地利拥有5000约赫以上土地的仅有9人，共占有土地89490公顷，而1895年已增加到24人，共占有土地213574公顷。 在整个奥地利，大土地占有者共占有土地8700000公顷，而小土地占有者仅占有土地21300000公顷。297个家族占有世袭土地1200000公顷。几千名大土地占有者拥有占奧地利面积29%以上的土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数百万小土地占有者所耕种的土地占总面积的71%。没有大土地占有者的地产的纳税区极少。在多数纳税区有两个或好几个大土地占有者，他们起着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几乎半数的大土地占有者在国内好几个区拥有地产，许多人还在好几个帝国王室世袭领地中拥有地产。在下奥地利、波希米亚地区、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地区，每个区都有大土地占有者。只有工业能够使他们受到一些排挤，例如在北波希米亚地区和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的交界地区便是如此。除此之外，大土地占有的范围在所有地方都在不断扩大，例如在所有王室世袭领地中农民最富裕的上奥地利，在格尔茨、格拉迪斯卡、施蒂利亚、萨尔茨堡、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便是如此，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下奥地利等本来就已是大土地占有者领地的各州没有明显的变化。 下奥地利总面积为1982300公顷，其中540655公顷属于大土地占有者（393人），79181公顷属于教会。1000公顷以上的地产有13份，共占有土地425079公顷，占总面积的9%，其中霍约斯—施普林岑施泰因伯爵占有土地33124公顷，摩拉维亚的面积为2181220公顷，其中81857公顷属于教会（3.8%）。1000公顷以上的地产有116份，占有土地面积比占地产总数92.1%的500000份10公顷以下的地产占有面积还要多，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地区面积为514677公顷，其中50854公顷归教会所有，204118公顷归79个占有者所有。波西米亚面积为5194500公顷，有大约1237085个土地占有者。这里的地产分配表现为面积极小的地产很多和大地产的面积很大。不足半公顷的地产几乎占所有地产的43%，而4/5以上的地产在5公顷以下。这些占81%的地产有703577份，它们仅占波西米亚面积的12.5%。相比之下，仅占地产占有者总数的0.1%的776个土地占有者却拥有占总面积35.6%的地产。如果人们分析一下拥有“200公顷以上”地产的各类大土地占有者的情况，便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财产分配的不均。这方面的情况如下： 公顷共占有面积（公顷） 380人每人占有200—500116143 144人每人占有500—1000101748 104人每人占有1000—2000150567 151人每人占有2000以上1436084 最后一类中有31人的地产在5000至10000公顷之间，有21人的地产在10000至20000公顷之间，Mor.洛普科维茨侯爵、斐迪南·金斯基侯爵、卡尔·施瓦岑贝格侯爵、阿尔弗雷德·文迪施格雷茨侯爵、恩斯特·瓦尔德施泰因伯爵、约翰·哈拉赫伯爵和卡尔·布科伊伯爵的地产均在20000至30000公顷之间，克拉姆—加拉斯和Sar.切尔宁的地产均在30000公顷以上，列支敦士登亲王Joh.的地产为36189公顷。马克斯·埃贡·菲尔斯滕贝格侯爵的地产为39162公顷，科洛雷多—曼斯费尔德侯爵的地产57691公顷，施瓦岑贝格侯爵Joh.Ad.的地产为177310公顷，占波希米亚总面积的3.4%。皇室占有地产35873公顷。这64位大土地占有者占有地产总数为1082884公顷，即波希米亚总面积的20.9%。教会占有150395公顷，即波希米亚总面积的3%。[5] 这是1896年的情况。在此期间，这种状况又有所加剧。根据1902年的统计结果，18437个农场（占总数的0.7%）占有9929920公顷土地，即占有总面积的1/3！ 在施瓦茨区有7个牧场、在釆尔区有16个牧场从前是放牧的草地，现在被新的地主据为己有，并被改作狩猎区。整个卡尔文德尔山区都禁止放牧。富裕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奥地利和德国的上层贵族在阿尔卑斯山区买下了70000约赫或者更多的土地，并且圈起来作为猎区，整个村落和数百个农庄都消失了，居民们被从土地上驱赶出去，狍子、牡鹿和羚羊占据了人以及为人提供食物的牲畜的地方。而这些以这种方式使半壁江山变为荒芜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事后却出现在议会中，大谈“农民贫困”，滥用权力，要求国家牺牲无产者的利益来予以援助，即对谷物、木材、畜类和肉类收取关税和对烧酒收取附加税。 在奥地利，逼迫小产业的是特权阶级的奢侈需求，而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逼迫小产业的则是为了生产出日益稠密的人口所需要的大量食物而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必要性。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比利时便是如此。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在《1834年至1899年比利时的地产状况》一文中引用了统计年鉴，其中这样写道：唯独5公顷以下、尤其是2公顷以下农场的数量有所减少，而10公顷以上的农场则增加到3789个。与大农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合理饲养牲畜相应的地产集中是显而易见的。从1880年起，出现了与1866年至1880年完全相反的运动。1880年尚有910396个农场，而到了1895年仅剩下829625个农场，在15年里减少了80771个农场，即减少了9%。而且减少的都是5公顷以下的农场，相反，5公顷至3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675个，10公顷至2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2168个，20公顷至3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414个，30公顷至4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164个，40公顷至50公顷的农场增加了187个，50公顷以上的农场增加了181个。 3．城乡矛盾 土地及其耕作状况对我们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们的生存首先取决于土地及其产物。土地不能随意增加，因此如何耕作和利用土地对每个人来说越发重要。德国人口每年增加870000人，如果要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保持在人们负担得起的水平上，就必须大量进口面包和肉类食物。 但是这样一来，农业人口和工业人口利益的尖锐对立便显露出来。非农业人口希望得到便宜的食品，因为这关系到从事工商业者的生存和发展。食品涨价必然导致供给状况的恶化，除非同时相应地提高必须购买农业产品的那部分人口的工资和收入。而提高工资又往往会造成工业产品价格上涨，这样一来从世界市场的状况看则会带来出口工业品滞销的后果。如果农产品涨价而工资没有提高，那么这将意味着其他需求必须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遭受损失的也是工业和商业。 对农民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农民和从事工业的人一样也希望从自己的经营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从哪种产品中获利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从外国进口谷物使他们不能从种植谷物中得到相当的利润，那么他们可以在土地上种植其他使他们获得更多利益的产品。他们可以不种植用来做面包的小麦和黑麦，而是种植用来生产砂糖的甜菜和用来酿酒的土豆和谷物。他们可以将大片最肥沃的土地不是用于种植蔬菜水果，而是用于种植烟草。还有一些人将几千公顷的土地改作养马场，因为用于军事和战争目的的马匹很值钱。另一方面，广阔的可以用于耕作的林区被留作供达官显贵们享乐的猎场，在这些林区本来可以砍伐几百或几千公顷的林木，使这些土地变为耕地，而且树木的减少也不会对这些地区的湿度带来不利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囯还有数千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可以用作耕地。但是，将这些土地变为耕地不仅违背了部分官僚统治集团的物质利益和林业官员们的物质利益，而且还违背了不愿意放弃狩猎场和狩猎享乐的大地主的狩猎利益。当然，这种砍伐树木只有真正有利可图时才是可行的。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还有大片地区可以用于造林，尤其是山地和大片荒地。 近来，人们对森林在保持土地湿润方面的巨大作用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帕尔乌斯和列曼博士所著《饥饿的俄国》一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森林对土地的湿润和土壤的肥沃具有很大影响。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确信，俄国土壤最肥沃的省份毫无节制地和无计划地毁林是造成歉收的主要原因，它在近几十年给这些从前多产的地区造成损失。除了其他很多事实之外，他们还发现在这些年里，斯塔夫罗波尔专区有5条小河和6个湖泊干涸了，在布祖鲁克专区有4条小河和4个湖泊干涸了，在萨马拉专区有6条小河干涸了，在布古鲁斯兰专区有两条小河干涸了。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和新乌津斯克专区有4条河流甚至筑堤蓄水也未能保持下来。许多过去有河水从附近流过的村庄现在不再有河流，而且井水的水位也降到地下40米至60米。结果土地坚硬龟裂。砍伐森林造成泉水枯竭，降雨减少。 资本主义对土地的剥削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状态。例如，一部分农民长年从甜菜种植和与此相关的砂糖生产中获取可观的利润。征税制度有利于砂糖出口，而且对甜菜和糖的消费征税所得的很大一部分又用作出口奖励。 糖厂老板出口1公担糖所得到的补偿比他们为此交纳的甜菜税要高得多，这种奖金使他们能够牺牲国内纳税者的利益，把大量的糖运到国外廉价销售，不断扩大甜菜种植面积。糖厂从这种征税制度中每年获利3100多万马克。从前用来种植谷物等作物的数十万公顷土地（1907—1908年为450030公顷）被用来种植甜菜，一个又一个工厂建立起来，其后果是发生经济危机。甜莱种植的高收入也对土地价格产生有利影响，使土地价格上涨。结果小块土地被收买，其所有者受到较高价格的诱惑，出卖了这些土地。这些土地被用于工业投机，谷物和马铃薯的种植仅限于贫瘠的土地，这样一来对国外进口食品的需求量就增加了。这种不良状况产生于制糖奖励政策，并逐渐具有了国际特征，它终将迫使政府和议会取消奖金，以便重新恢复基本正常的状态。 根据现状，小农甚至许多中农尽管竭尽辛劳，勤俭持家，仍然达不到一个文明国家的公民所应有的社会地位。为了使构成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的这些阶层能维持生存，国家和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鳞半爪。农产品进口税对这部分农民来说弊大于利。绝大部分农民的生产都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他们必须通过工业劳动或其他辅助劳动挣钱购买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很多小农的子女在工业部门和交通部门谋生，他们为自己的子女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和收入，因此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业和交通状况，而不是农业。收成不好时，被迫购买农产品的农民的数量便增加了。农民无可出卖或者仅有少量农产品可以出卖，有些人有时甚至被迫购买很多农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征收农产品进口税、禁止进口和采取限制农产品进口揹施对农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至少有80%的农户处于这种境地。 在私有制时代，农民如何耕作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可以种植自己认为最有利可图的作物，而不必顾及社会的需求和利益，也就是说，可以自由放任。 工业也是如此。人们出版淫秽的图片和伤风败俗的书籍，建造给食品掺假的工场。这些行为和其他许多行为都对社会有害，它们败坏道德，使腐化更为严重。但是它们能够赢利而且比出版正派图片和科学书籍、出售不掺假的食品更容易赢利。唯利是图的工业家只需躲避警察的视线，在经营卑鄙行当的同时，他可以确信，他从中赚到的钱会使他赢得社会的钦佩和尊敬。 我们时代的拜金特征最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交易所及其活动中。地产和工业产品、交通工具、天气情况和政治气候、匮乏和丰盈、普遍贫困和天灾人祸、公债、发明创造、有影响人士的健康状况或病况和死亡以及常常为金钱目的而制造的战争和战争叫嚣，所有这一切和其他许多事情都成了投机的对象，都被用来进行剥削和互相诈骗。资本巨头们对整个社会的状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利用雄厚的资金和特殊关系积累了巨额资财。大臣和政府成为他们手中的玩偶，必须通过这些交易所巨头们的幕后操纵才能登台表演。不是国家权力控制交易所，而是交易所控制国家权力。大臣不得不违心地为他很想拔除的“毒树”施肥，为它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由于弊端的扩大，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些事实，对此需要迅速采取彻底的补救措施。但是社会对这些弊端就像某些不会登山的动物站在山前一样束手无策；像拉磨的马一样总是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转圈子，一副可怜和愚蠢的样子。想有所作为的人尚势单力薄；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尚缺乏认识；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人却不想有所作为；他们相信权力，像蓬巴杜夫人那样抱着侥幸的想法：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如果洪水在他们有生之年到来了怎么办？ [1]《德国统计学季刊》1908年第1期第423页。 [2]卡尔·考茨基：《农业问题》，1899年斯图加特版；《1901年6月12日农场统计结果》，载于《德国统计学季刊》1909年第2期。 [3]A.霍弗尔：《农民教育者》，载于《新时代》1908—1909年第2卷第714、786、810页。 [4]康拉德：《世袭财产》，载于《政治科学手册》第3版第4卷第120—123页。 [5]详细情况见T.W.泰芬所著《奥地利的有产者和无产者》，1906年维也纳第一人民出版社（伊格纳茨·布兰特）版。
第十八章危机与竞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八章危机与竞争 1．危机的根源与影响 2．中间贸易和物价上涨 1．危机的根源与影响 发生危机的原因是没有一个能够用于随时衡量和统观商品真正需求量的标准。资产阶级社会没有能够调节整个生产的力量。一方面一种商品的购买者十分分散，决定消费量的购买者的购买力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单个生产者是不能左右这些因素的。再者，除了每个生产者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生产者，他不了解他们的生产能力。每个人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击败所有竞争对手，如廉价销售、广告、提供长期贷款、派出旅行推销员等等。他们甚至还采取隐蔽、奸诈的手段使竞争者产品销量下降。这种手段在危机时期尤其盛行。整个生产都依靠个人的主观推测。每个企业主都必须销售一定量的商品才能继续生存；但是他还想销售更多的产品，这样不仅可以使他增加收入，而且还可以使他具有战胜竞争者、守住阵地的可能性。这一切导致了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不仅一个企业主而且所有企业主都力图抓住有利时机作出同样努力。生产远远超出了需求。市场突然出现商品饱和现象。销售停止了，价格下跌，生产受到限制。一个部门缩减生产就必然要减少工人和降低工资，造成工人消费能力降低。这样又必然带来其他部门生产和销售停滞的后果。以工人为主要买主的各种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店主、面包师、屠户等等也失去了他们商品有利的销路而同样陷入贫困。 柏林工会1902年1月底所作的对失业者的统计调查说明了危机产生的影响。在柏林郊区有7万多人完全失业，大约有6万人部分失业。1909年2月13日柏林工会对失业人数又作了一次统计，结果是有106722名（92655名男子和14067名妇女）失业者。[1]在英国，1908年9月有失业者750000人。这些工人想工作，但是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他们却找不到工作。人们可以想象得出他们的社会境况多么悲惨！ 因为一种工业向另一种工业提供原料，一种工业依赖于另一种工业，所以一种工业不得不承受另一种工业的打击。这样就扩大了受害者的范围。人们无法履行过去在预期现存状况能维持较长时间情况下所承担的许多义务，危机因此加剧，并愈演愈烈。大批囤积的货物、工具、机器都几乎变得毫无价值。商品以大大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这种廉价抛售不仅使商品的所有者破产，而且还迫使其他许多人同样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自己的商品，从而造成了这部分人的破产。尽管在危机期间，为对付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生产方式也在不断改善。然而这种手段本身又蕴藏着新的危机根源。危机持续数年之后，通过廉价抛售产品、缩减生产和小企业主的破产，逐渐消除了生产过剩的现象，社会开始慢慢恢复。随着需求的增长，生产也很快增加了。起初的生产增长缓慢而谨慎，但是在有利的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生产立即重新开始活跃起来。人们打算挽回损失，希望在新的危机到来之前养精蓄锐。但是，由于所有企业主都抱着同样的想法，每个人都在改良生产手段，以便使自己“胜过”别人，所以导致了灾难以更快的速度重新到来，灾难的后果也更为严重。无数的人们像手中的球一样一会被抛向天空中一会儿又落到地上，从这种交替影响中产生了我们在每次危机中所经历的可怕状态。随着不仅个人之间而且国家之间的大量生产和竞争的不断加强，危机也在累积。小范围内争取买主的斗争和大范围内争取销售地位的斗争日趋激烈，最终以巨大的损失而告终。大批的商品和存货堆积如山，然而大量想买而无购买力的人们却在忍饥挨饿。 1901年和1907—1908年再次证明以上阐述是正确的。在商业不景气的几年之中大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不断取得进步，此后，主要在军队和海军需要改造和扩充的剌激下，生产又开始有所上升。在此阶段，无数各种新的工商企业平地而起，其他许多企业也纷纷扩大生产，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发展提高生产率。在这个范围内还有许多企业从个别资本家手中转归资本主义合作社（股份公司）所有，在转换过程中企业总是或多或少地得到扩充。新成立的股份公司有数十亿马克的资产。另一方面，各国资本家都力图建立国内和国际协约组织。卡特尔、买卖联盟和托拉斯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为了避免生产过剩和压价，它们固定价格，根据精确统计的容纳量控制生产。在全部工业部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垄断，它牺牲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使企业主获益。很多人以为这样一来便拥有了使资本全面控制市场、损害公众利益而对自己有利的手段。但是这是迷惑人的表面现象。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总是比那些自以为掌握了这个制度的调节权的这个制度的最狡滑的代表们更为强大。危机还是发生了，并且再一次表明，最聪明的打算也不过是一些幻想，资产阶级社会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 但是，资本主义秉性难移，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须采取的活动方式推翻了所有资产阶级的经济规律。自由竞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它应该使最优秀的人站在企业的前列。然而经验表明，自由竞争往往只能使那些最不讲道德的最精明狡猾的人领先。股份分司也消灭了所有个性。更有甚者，在卡特尔、托拉斯和买卖联合组织那里，不仅单个企业主作为独立的人消失了，就连股份分司也不过是以压榨和掠夺公众为已任的资本家董事会所操纵的链环上的一个有用的环节。一小撮垄断资本家自命为社会的主人，将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以及工资标准和生活条件强加给社会。 这种发展表明，私人企业主已经被淘汰，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导向国家和国际高度的生产。与现在不同的是，有组织的生产和分配最终将不仅有利于资本家阶级，而且还将有利于全社会。 上述促使资产阶级社会迅速达到其发展顶点的经济革命通过不断出现的新的重要事件而进一步深化。欧洲在自己的销售市场和各自的国家内一方面面临来自北美日益强大的竞争威胁，另一方面东方的敌人也出现了，他们使世界经济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更加危急的状态。 正像《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那样，竞争驱使资本家跑遍整个地球。他们到处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即寻找那些可以销售自己的商品、唤起新的需求的民族和国家。近几十年来，各国谋求殖民地的狂热表明了这种努力的一个方面。德国虽然占据了很大的地盘，但是在这些地方居住的都是最原始的民族，对欧洲商品的需求微不足道。这种努力的另一方面是要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带给那些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但是至今仍或多或少地断然拒绝接受现代发展的民族，如印度人、日本人，尤其是中国人。这些国家不仅占世界人口的1/3，而且正如日俄战争中日本人所表现的那样，一旦它们受到激励，有了可效法的榜样，它们自身就能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发展的条件甚至会给先进的民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上述这些民族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们崇尚俭朴（这主要是气候造成的），具有在迫不得已情况下使自己适应环境的技巧。在这些地方，包括美国在内的旧世界遇到了经济对手，它将向全世界证明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亟待改进。 在此期间，各个互相竞争的国家——首先是美国、英国和德国——为了超过对手，使用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获得统治世界的权力。争夺世界市场统治权的斗争使这些国家推行世界政策，干涉所有重要国际事件，并且为了使干涉富有成效，它们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充海军军备，这样一来又导致了新的巨大政治灾难的危险。 因此，随着经济竞争范围的扩大，政治竞争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国际领域的矛盾在不断升级，使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相同的现象和相同斗争。导致这种不可救药的状况的原因不仅在于生产形式，而且还在于产品的分配方式。 2．中间贸易和物价上涨 在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越高，这种联系就越复杂多样。一旦出现紊乱，人类社会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生产上的紊乱会影响到分配和消费，反之亦然。 资本主义生产的显著特征是生产资料集中于日益扩大的生产场所，而分配则具有明显相反的特征。一些生产者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被驱逐出独立生产者之列，他们为了勉强维持生存十有八九会挤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作商人。[2] 商人、小摊贩、买卖中间人、经纪人、代办商、店主等中间人显著增加便是出于这种原因。这些人的显著增加在前面的统计结果中已得到证实。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其中有很多身为独立的女业主的妇女）通常都过着充满忧虑的穷困生活。许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利用周围人的最卑贱的欲望，诱其上钩。这就是满足享乐欲广告不断增多的原因。 现在无可争辩的是追求生活享受己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人类开始认识到，作为一个人必须活得合乎人的尊严，他们力求以与生活享受概念相应的形式来满足这种需要。但是从社会财富状况来看，这个社会比从前任何一个阶段都更富于贵族色彩。最富有的人与最贫穷人之间的差距比以往加大了，而社会思想和法律却更加民主。[3]广大群众要求更多的平等，但由于他们毫无经验，尚未找到实现平等的途径，所以，他们甚至错误地追求平等，他们试图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平起平坐，尽可能地使自己得到一切享受。为了充分利用这种欲望，人们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刺激手段，后果显然是令人担忧的。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本身合理的追求步入歧途，甚至导致犯罪，社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干预，但是收效甚微。 中间人大量产生带来很多弊端。尽管他们费心尽力地工作，但是他们大部分人却构成了一个寄生的阶级，这个阶级是非生产性的，同雇主阶级一样靠他人的劳动产品生活。生活必需品涨价是中间贸易不可避免的后果。生活必需品涨价的幅度往往是生产者售出价格的两倍和好几倍。[4]但是，如果商品涨价会减少消费，因而是不合算和不可行的，那么，人们为了得到不能得到的利润便会采取搀假、减少数量和份量的手段，人为地降低商品质量。化学家舍伐利埃说，他知道食品的各种各样搀假方法，其中咖啡32种，葡萄酒30种，巧克力28种，面粉24种，烧酒23种，面包20种，牛奶19种，黄酒10种，橄榄油9种，白糖6种。一种常用的欺骗手段是在小杂货铺中出售已称量好的商品时做手脚。一公斤的商品往往只有900克或950克，店主试图以这种方式加倍地收回在价格上所让出的利润。最倒霉的是那些靠赊欠购物的工人和小人物，他们即使亲眼目睹了这种欺骗，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在出售焙制食品时也常常出现缺斤短两的现象。欺骗同样不可避免地与我们的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某些国家制度，如高额间接税和关税，助长了欺骗。打击食品搀假的法律收效甚微。生存斗争迫使欺骗者采取更加精明狡搰的手段，而我们往往缺乏彻底的和严厉的控制措施。而且人们声称，为了发现搀假行为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和昂贵的行政机构（确实如此），这样一来“合法生意”也将受到损害，这个借口使所有严厉的控制措施都陷于瘫痪。但是，如果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那么物价将大幅度上升，因为只有通过对商品搀假才可能维持较低的价格。 为了消除商业中这些使各地群众无时无刻不深受其害的弊端，人们开始建立消费合作社。在德国，军事人员和公职人员消费合作社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商店因此而破产。工人消费合作社近10年来也有很大发展，部分工人消费合作社还过渡到自己生产某些消费品。在汉堡、莱比锡、德累斯顿、斯图加特、布雷斯劳、维也纳等地，消费合作社已成为模范的制度，德国消费合作社的年营业额为数亿马克。近几年来，汉堡还为德国工人消费合作社建立了采购中心，它大量买进商品，以便以最便宜的价格向各个合作社供货。这些合作社证明分散的中间贸易是多余的。除了提供货真价实的商品这―点之外，这是它们最大的好处。对于合作社成员来说，物质利益并不十分可观，消费合作社所减轻的负担也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但是，消费合作社的建立却是绝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不需要中间贸易的一个征兆。社会终究会建立一种使贸易成为多余的组织，使产品除了运输和分配所需要的人和社会服务人员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中间人便可到达消费者手中。在共同领取生活资料之后，共同大规模地准备膳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步要求，这样一来便会再次大大地节省人力、空间、材料和各种费用。 [1]《1908—1909冬季失业者和失业者统计》，1909年柏林前进出版社版。 [2]“古老手工业的衰落不是小规模零售贸易过度增加的唯一原因。国家不断加强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虽然有向批发贸易发展的趋势，但是总是首先要为零售生意创造条件。一些发明开辟了新的工业部门，为了销售其产品也必然出现新的零售贸易，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正如德累斯顿商业和手工业工会在向萨克森政府呈递的一份书面拫告中所阐述的那样，‘零售贸易是大量走投无路的人的蓄水池’，这是零售贸易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保尔·朗格：《零售贸易与中产阶级政策》，载于《新时代》第25卷第2册第695页。 [3]阿道夫·瓦格纳教授在第一次改写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第361页写道：“社会问题是人们所意识到的国民经济发展与作为理想产生的、在政治生活中有待实现的自由平等社会发展原则之间的矛盾。” [4]E.査克斯博士在《蒂宾根的家庭工业》一书中谈到，1869年石笔产量为2.445亿支，工人收入为122000至200000古尔登，而最后售价却达到1200000古尔登，至少是生产者收入的6倍。1888年夏，5公担鳕鱼的直接售价为5马克，零售商以15马克批发，最后以125马克的价格卖给公众。还有大量食品由于运输费用高、不合算，而任其腐烂。例如，有一年鳕鱼捕捞过量，整船的鰭鱼被用作肥料，而内地成千上万的人在生活中却买不起鳕鱼。1892年加利福尼亚土豆丰收时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1901年，糖价大幅度下跌，一家专业拫刊曾郑重其事地建议，为了提高价格，可以将大部分存货倒到河里。此外，众所周知，傅立叶在土伦一家商行中做学徒时，商行为了提价，曾经让他将一船大米沉入海底。正是这件事激发了傅立叶建立群体社会制度的思想。他对自己说，一个采取如此野蛮和荒谬的手段的社会必定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于是，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第十七章资本主义工业的集中过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七章资本主义工业的集中过程 1．工业给农业带来的变化 2．继续无产阶级化与大企业的统治地位 3．财富的集中 1．工业给农业带来的变化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仅支配着社会组织，而且还支配着政治；它影响和支配着社会感情和思想。资本主义是领导力量。资本家是无产者的主人和统治者，他们把劳动力当作商品，购买、使用和榨取劳动力，购买时的价格也像任何一种商品一样由供求关系来决定，时而高于生产成本，时而低于生产成本。但是，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并不是奉“上帝的意旨”，也不是为了取悦于工人，尽管他们总是装扮成这样，而是为了从工人的劳动中赚取剩余价值，他们以经营利润、利息、租金、地租的形式将剩余价值据为己有。这些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或者用于挥霍，或者在企业主那里重新转化为资本，使企业主能够不断扩大生产，革新生产过程，雇用新的劳动力。这样一来又使他们能够像全副武装的骑兵对付手无寸铁的步行者一样，迎击和消灭比他们弱小的竞争对手。这种力量悬殊的斗争在各个领域中不断发展，妇女作为除童工之外的最廉价的劳动力，在这场斗争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状况导致了为数较少的强大的资本家与没有资本、每日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广大一无所有者之间差距越来越大。中等阶层在这种发展中处于越来越令人忧虑的境地。 一个又一个从前一直是小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被资本家所吞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他们必须不断地为剥削寻找新的领域。资本“像一头咆哮着的狮子一样”走来，“寻找着可以吞食的对象”。弱小者将被吞掉，如果他们不能在另一个领域中拯救自己（这一点越来越困难无望），那么，他们就会沦为雇佣劳动者或一无所有的人。一切想通过从过去的废物堆里捡来的法律和制度避免手工业和中等阶层衰落的努力都证明是毫无成效的；这些法律和制度也许能够暂时使某些人对自己的处境视而不见，但是这种错觉很快便会在暴露出来的事实的冲击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大企业吞并小企业正如强大无情的自然法则一样，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目共睹、显而易见的。 从1882年至1895年和1895年至1907年，在这短短的25年期间德国社会结构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可以将这些年的手工业统计结果加以比较。情况如下： 从业者情况 1882年1895年 1907年1882年以来增减蜻况 农业82364968292692 9883257+1646761=19.99 工业63964658281220 11256254+4859786=75.98 商业运输15703182338511 3477626+1907308=121.46 家庭服务397582432491 471695+74113=18.63 公务及自由职业10311471425961 1738530+707383=68.56 无业13544862142808 3404983+2050497=151.40 总计1898649422913683 30232345+11245851=53.95 从业者及家属情况 1882年1895年 1907年1882年以来增减情况 农业1922545518501307 17681176-1544279=18.18 工业1605808020253241 26386537+10328457=64.25 商业运输45310805966846 8278239+3747159=82.69 家庭服务938294886807 792748-145546=15.57 公务及自由职业22229822835014 3407126+1184144=53.33 无业22462223327069 5174703+2928481=130.36 总计4522211351770284 61720529+16498416=34.27 外加佣仆13249241339318 1264755-60169=4.53 这些数字表明，在上述25年当中，人口及其职业发生了很大变动。以工业（采矿和工矿企业）、商业和运输为生的人口有所增加，而以农业为生的人口则有所减少；几乎所有增加的人口，即1882年至1895年增加的6548171人和1895年至1907年增加的9950245人都从事于工业、商业和运输。虽然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人口增加了1646761人，但是，这个数字远远低于整个人口的增长率，这类从业者的家属的人数甚至减少了1544279人，即减少了8%。 而工业（包括采矿和工矿企业）、商业和运输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这两类从业者及其家属的人数大大增加，高于全部人口的增长率。工业从业者的人数早在1895年就已赶上农业从业者的人数，现在又超出了1372997人，即超出了15%。其家属的人数超出农业从业者家属的人数8705361人，即超出了49%（1895年超出1751934人）。商业和运输从业者及其家属的人数增长得更快。 结果说明，作为人口中真正保守部分和旧秩序主要支持者的农业人口日益减少，并且被从事工业、商业和交通的人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远远地抛在后面。虽然1882年以来从事公务和自由职业的人及其家属数量也急剧增加，但是这一点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除此之外，还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从最后一个统计数字来看这部分从业者人数的增加速度相对地有所减缓，1895年相对于1882年的增长率为38.29%，而1907年相对于1885年的增长率只有21.96%，但是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数无论是1895年与1882年相比还是1907年与1885年相比都在持续增加。无业者及其家属人数的大量增加可以归因于享受意外事故保险金、伤残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人数的增加，还有各类学生和在贫民院、疗养院、精神病院和监狱中生活的人增多。 另一个特征是从事家庭服务的人只有少量增加，而佣人则有所减少，这一方面表明了收入情况允许雇用这类人的家庭数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争取自身独立的无产阶级妇女越来越不喜欢从事这个职业。 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人1882年占43.38%，1895年占36.19%，到了1907年仅占32.69%。整个农业人口1882年占42.51%，1895年占35.74%，1907年只占28.65%。与此相比，以工业（包括采矿和工矿企业）为主要职业的人1882年占33.69%，1895年占36.14%，1907年占37.23%。加上其家属1882年占35.51%，1895年占39.12%，而到1907年已经占了42.75%。有关从事商业运输的人及其家属的情况见下列数字： 1882年1895年 1907年 包括家属10.0211.52 13.41 不包括家属8.2710.21 11.50 我们由此看到，现在德国整个人口的56.16%（在萨克森甚至人口的74.5%）以工商业为生，而农业人口只占28.65%（在萨克森甚至只占10.07%）。 2．继续无产阶级化与大企业的统治地位 考察一下职业人口中独立劳动者、职员、工人是如何分配的、在这三种职业中男女所占的比例如何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关数字见第324页上的表格。 此表说明，农业部门独立劳动者的数量虽然从1882年到1895年增加了280692人，即增加了12.5%，但是从1895年到1907年又减少了67751人，结果与1882年相比独立劳动者的数量仅增加了212941人，即仅增加了9.2%。相反，农业工人的数量从1882年至1895年减少了254025人，即减少了4.3%，但是从1895年起却增长很快，增加了1655677人，即增加了29.4%。如果我们对这种增长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增长主要归因于作辅助劳动的女性家庭成员的增加（男性增加了170532人，女性增加了1820398人，共增加了1990930人）。仅就农村的临时工和雇工而言，结果是男性减少了381195人，女性增加了45942人，农业工人总共减少了335253人。在农业方面不仅独立劳动者有所减少，而且临时工和雇工也有所减少，农业部分与前一个统计数字相比有所增加，这是家庭辅助人员尤其是女性家庭辅助人员大量增加的结果。 工业的情况有所不同。在25年的时间里，工业部门独立劳动者的数量减少了234024人，即减少了10.6%（从1882年到1895年减少了139382人，即减少了5.2%），而工业人口却增加了48%（从1882年到1895年增长了14.48%）。单独经营者和雇用一两个雇工的工厂有所减少。工人的数量从1882年到1895年增加了1859468人，从1895年到1907年又增加了2637414人。仅就不包括作辅助劳动的家庭成员在内的真正工人而言，他们的数量也从1895年的5899708人增加到了1907年的8460338人。在所有从事工业职业的人中，有1/3是工人（75.16%）。 独立劳动者 职员工人 1882年1895年 1907年1882年1895年 1907年1882年1895年 1907年 农业男20108652221826 21727406076378066 8254836299593239646 3028983 女277168346899 328234588118107 1626422518602388148 4254488 总计22880332568725 25009746664496173 9881258818195627794 7283771 工业男16216681542272 149983296807254421 6220713551014 49634097030427 女579478519492 47729022699324 63936545229992302 1562698 总计22011462061764 197712299076263745 6860074096243 59557118593125 商业男550936640941 765551138387249920 426220582885836042 1354482 女150572202616 246641316111987 79689144377365005 605043 总计701508843557 1012192141548 261907505909727262 12010471959525 总和男41834694405039 4338123295957 5824071130839 77638589071097 13694160 女10072181069007 10521651131139418 1598892941466 37454554161961 总计51906875474046 5490288307268 6218251290728 1070532412816552 17856121 商业和运输的情况相反。在这方面就连独立劳动者的数量也同工业中职员和工人的数量一样有很大增长。尤其是商业独立劳动者中妇女的数量有所增加，她们当中一部分是以零售商业谋生的寡妇，一部分是以这种方式补贴丈夫收入的妻子。独立劳动者的数量从1882年到1907年增加了310584人，即增加了44.3%，但是，职员和工人的数量增加更多（分别增加了364361人，即258.8%和1232263人，即196.4%）。这一点有力地证明批发贸易尤其在1895年到1907年期间得到了巨大发展。职员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其中女性职员的数量翻了6倍。 在所有三个类别中，独立劳动者的数量从1882年到1907年共增加了5.7%，大大低于人口的增长率（36.48%）。但是职员的数量却增加了325.4%，这说明在各个部门需要职员的大企业都有很大发展。工人的数量增加了39.1%。同时，在5490288名独立劳动者当中，大部分人都过着纯粹无产阶级的生活。例如在2086368个工业企业中，至少有994743个单独经营企业和875518个雇用5名以下工人的企业。在商品贸易方面，1907年在709231个主要企业中，至少有232780个单独经营企业，此外，在商业和运输部门的独立劳动者当中，有35306个零售商是单独经营企业，有5240个是服务人员、临时工等等，有几千人是保险代理人、书籍兜售商等等。 此外，必须注意到，在所有这三个类别中，独立劳动者的数量与企业的数量并不一致。例如，像在烟草和香烟贸易中所常见的那样，如果一个公司的所有者有几十个分号，或者一个消费合作社有许多分店，那么这些分号和分店都算作单独的企业。工业企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一个机器制造厂同时拥有铸造厂和细木工场等等。因此，所列出的数字不足以说明企业集中和生活水平的情况。 尽管存着在所有这些缺陷，但是，1907年6月12日的工商企业最新统计结果却仍然可以使人们了解到资本高度集中的情况。这些结果表明，随着整个经济体系工业化的提高，整个生产资料迅速落入少数人手中。 单独经营的独立劳动者1882年尚有1877872人，从1895年开始持续减少；1895年有1714351人，到了1907年仅有1446286人，减少了431586人，即减少了22.9%。在所有统计中，小企业的从业者数量一次比一次明显减少。1882年小企业的人数占所有从业者的59.1%，1895年占46.5%，1907年仅占37.3%。大企业的情况恰恰相反，大企业从22%增加到29.6%，1907年又增加到37.3%。企业越大，增长的速度就越快。1895年到1907年，小企业人员增加了12.2%，中等企业人员增加了48.5%，大企业人员增加了75.7%。在1907年的5350025名从业人员中，大企业的人员占绝对多数，而在1882年，大企业的人数还大大少于单独经营企业的人数。在七种行业中，大企业人数过半，占主导地位： 采矿业96.6% 机器工业70.4% 化学工业69.8% 纺织工业67.5% 造纸工业58.4% 制陶工业52.5% 肥皂和油脂工业52.3% 在其他行业中，1895年大企业便已占多数。现在，它的地位到处都得到进一步巩固（在金属加工业中占所有从业人员的47%，在印刷业中占43.8%，在运输业中占41.6%，在建筑业中占40.5%）。几乎所有行业的发展都对大企业有利。 企业集中，也就是资本集中，在资本主义企业完全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地方得到了极其迅速的发展。以啤酒酿造业为例。德国除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和阿尔萨斯—洛林之外交纳酿酒税的地方的情况如下： 酿造厂总数其中经营性酿造厂数 酿酒量（单位10万升） 18731356110927 19655 18801156410374 21136 189089698054 32279 190069036283 44734 190559955602 46264 190657855423 45867 190755285251 46355 从1873年到1907年酿造厂总数减少了8033个，即减少了59.3%，经营性酿造厂的数量减少了5676个，即减少了51.9%，而啤洒产量却增加了26.7亿升，即增加了135.7%。这意味着中小企业的破产和大企业的规模扩充及其效率的成倍提高：1873年平均每个酿造厂生产145000升啤酒，1907年平均每个酿造厂生产838500升啤酒。所有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的情况都是如此。在奧地利，1876年有2248个酿造厂，生产啤酒1167127800升，1904—1905年只剩下1285个酿造厂，却生产啤酒1909854000升。 德国煤炭工业和整个矿冶工业的发展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煤炭工业中主要企业的数量1871年至1875年平均为623个，1889年减少到406个，而同一时期产量却从34485400吨增长到67342200吨，平均每个企业的职工总数从172074人增加到239954人，下列表格显示了到1907年为止的石煤和褐煤开采业的集中过程。 石煤褐煤 年度主要企业总数职工平均数 产量（千吨）主要企业总数 职工平均数产量（千吨） 1900338413693 109290.2569 5091140498.0 1905331493308 121298.6533 5496952512.1 1906322511108 137117.9536 5863756419.6 1907313545330 143185.7535 6646262546.7 在石煤生产中，70年代以来企业的数量减少了49.8%，而企业职工的数量却增加了216.9%，产量甚至增长了420.5%。 整个矿冶工业的情况是： 主要企业总数职工平均数 产量（千吨） 1871—18753034277878 51056.0 18872146337634 88873.0 18891962368896 99414.0 19051862661310 205592.6 19061862688853 229146.1 19071958734903 242615.2 可以看出，企业数量减少了35.5%，而企业职工的数量却增长了164.4%，产量增长了374.5%。 企业主的数量较少，但是他们却十分富有，与无产者数量的大大增加形成对照。1871年至1875年平均每个企业有无产者92人，1887年增加到160人，尽管1907年企业数量从1906年的1862个增加到1958个，但是1907年平均每个企业的无产者数量仍然增加到307人！ “虽然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1907年尚有煤矿156个，但是，其中的34个煤矿（21.8%）却占了采掘量的50%以上。尽管企业统计表上登记了156个鲁尔矿区，但是仅有76个成员的煤炭辛迪加几乎控制了所有煤矿；煤矿的集中已达如此高的程度。根据1908年2月的报告，煤炭辛迪加的产煤量已送到7790万吨。”[1] 1871年有306个熔矿炉在运转，雇用工人23191人，生产生铁1563682吨，到了1907年则有熔矿炉303个，雇用工人45201人，生产生铁12875200吨，1871年每个熔矿炉的平均产量为5110吨，到了1907年便已达到42491吨！“根据1896年3月发表的‘钢铁’一览表，当时德国只有一个冶炼厂即奧伯豪森的好运冶炼厂能够在24小时之内生产生铁820吨。而到了1907年，能够在24小时之内生产1000吨以上生铁的冶炼厂就已有12个之多。”[2] 在制糖工业部门，1871—1872年有311个工厂，加工甜菜2250918吨，1907—1908年则有工厂365个，加工甜菜13482750吨。1871—1872年平均每个工厂加工甜菜7237吨，而1907—1908年平均每个工厂加工甜菜的数量已达到36939吨！1871—1872年的糖产量为186441吨，占甜菜加工量的8.28%，而1907—1908年糖产量为2017071吨，占甜菜加工量的14.96%。 不仅工业发生了这种技术革命，而且运输业也是如此。有关德国海上贸易情况见下列数字： 年度帆船数载重量（登记吨） 船员人数 18714372900361 34739 19012270525140 12922 19052294493644 12914 19082345433749 12800 19092361416514 12844 比1871年滅少2011438847 21895 帆船运输大大衰落了，即使在还有帆船运输的地方，船只的载重量和船员的数量都有所减少。1871年平均每艘帆船载重量为205.9登记吨，有船员7.9人，1909年帆船平均载重量为176.4登记吨，只有5.4个船员。德国轮船海运则是另一种情况： 年度海轮数载重量（登记吨） 船员人数 187114781994 4736 190113901347875 36801 190516571774072 46747 190819222256783 57995 190919532302910 58451 比1871年增加18062221006 53715 轮船不仅数量在增加，其载重量增加的幅度更大，相对而言，船员数量却减少了。1871年平均每艘轮船载重量为558登记吨，有船员32.1人，而1909年平均每艘轮船载重量为1230登记吨，只有29名船员。 电动机动力的迅速增加也说明了我们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根据费班的统计结果，1861年关税同盟地区的工业使用了99761马力。[3]1875年在德国5人以上企业中，在25152个地方共使用了1055750马力，1895年在60176人地方共使用了2938526马力，几乎是原来的3倍。铁路（和电车）交通以及轮船运输未列入这项统计。 普鲁士使用动力情况如下（单位：马力）： 年度固定蒸汽机可移动蒸汽发生器和蒸汽机 18798800047000 18962534900159400 19003461700229600 19054684900315200 19064995700334400 19075190400363200 由此可见，1907年普鲁士所使用的马力数几乎是1879年的6倍！在普鲁士，固定蒸汽机的数量从1896年到1907年增加了35%，整个机器的效率在此期间甚至提高了105%，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1895年的统计之后工业发展取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1898年用于驱动发电机的蒸汽机共有3305台、258726马力，1907年增加到6191台、954945马力，即蒸汽机数增加了87%，马力数增加了269%。[4] 下列数字以马力为单位表明了蒸汽动力在重要工业部门的使用情况： 工业部门1897 18791907 矿业和冶金业5160001430000 2284000 采石和砖瓦业29000132000 255000 金属加工业2300057000 113000 机械2200061000 329000 纺织88000243000 323000[5] 尽管生产力有了如此巨大的发展，资本集中达到了这么高的程度，但是有些人仍然试图否认这些事实。在1907年8月哥本哈根国际统计学会第11次大会上，法国经济学家伊夫·居奥就作过这种努力。他根据一次草率的统计建议从统计学中删去“集中”一词。卡尔·毕歇尔回答他说：“企业数量的绝对增加很有可能与企业高度集中同时出现。但是，在对企业进行调查时往往不可避免地进行大量重复计算。一家银行有100个储蓄银行，也许会被算作101个企业；一个啤酒酿造厂有50个由它提供地方和存货的啤酒店，也许会被统计为51个企业。这种统计结果对证明所调査的现象毫无意义。 “从迄今为止所进行的调查来看，似乎只有农业没有出现集中过程；在采矿、贸易、运输业、保险业和建筑业等其他领域集中都十分明显；工业领域的集中由于每一个努力发展的文明民族都必须扩大工业生产而不那么显而易见，具体来讲有4个原因：1.工业取代了从前的家庭经济职能；2.在消费中工业产品取代了自然产品（铁代替了木材，焦油染料代替了靛青和茜草等等）；3.有了新的发明（汽车）；4.有了出口的可能性。因此，恰恰在工业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中，而同时企业的数量并未减少，甚至有所增加，在工业制造出便利的商品的所有地方，独立经营的小企业都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迅速渗透各个最重要的经济领域。社会主义者关于集中程度不断加深的断言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反对社会主义者并非明智之举。”[6] 世界上所有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都与德国相同。所有文明国家都努力向工业国家迈进。它们生产工业品不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还供出口。因此人们不仅关注本国经济，而且还关注世界经济。世界市场调整着无数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左右着各个民族的社会地位。对世界市场关系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地区是美国，从现在起，彻底变革世界市场关系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推动力将产生于美国，近30年的调查结果如下： 投入工业的资本额（百万美元）： 18802700 18906525 19009813 工业产值（百万美元）： 18805369 18909372 190013000 当今美国在世界上位于工业国家首位，其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出口额年年增长，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势必到国外寻找投资机会，并极大地影响欧洲的工业和交通。这种发展的推动者已不再是单个的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和企业主财团以及资本家联合，它们的活动所及之处，实力极其雄厚的私人企业也会被压垮。面对这种发展大企业主尚且不得不偃旗息鼓，中小企业主又能怎么样呢？ 3．财富的集中 随着企业的集中和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数量相对减少，而财富按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计算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是经济规律。 不同文明国家收入的分配情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德国各大邦国中，萨克森拥有最古老、相对而言最合理的所得税统计方式。现在使用的是1879年开始生效的法律。但是由于最初几年的平均征税额过低，所以我们应该以后来的征税额为准。从1880年到1905年萨克森的人口增加了51%，从1882年到1904年纳税人增加了160%，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23%。直至90年代初，年收入在300马克以下者不纳税，此后，改为年收入在400马克以下者不纳税。1882年，免纳所得税者的人数为75697人，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6.61%，而到了1904年，免纳所得税者的人数为205667人，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11.03%。应该说明的是，在萨克森妻子和不满16岁的家庭成员的收入都算入丈夫和父亲的收入之内。 收入在400—800马克之间的纳税者1882年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48%，1904年仅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43.81%，一部分人升到了高收入阶级。收入在400—800马克之间的纳税者在此期间的平均收入从421马克增加到582马克，即增加了37%，但是仍低于600马克的平均收入。收入在800—1250马克之间的纳税义务人1882年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12%，1904年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24.38%，而收入在1250—3300（从1895年起改为3400马克之间的纳税者的数量1882年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20%，1904年仅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16.74%。1882年收入低于3300马克的人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97.6%，1904年收入低于3400马克的人占纳税评估对象总数的95.96%。据拉萨尔计算，1863年普鲁士收入在3000马克以上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而在此期间房租、税和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价格都提高了，生活费用也增加了，由此看来广大群众的境况相对来讲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在3400—10000马克之间的中等收入者1904年仅占纳税评估对象的3.24%，而10000马克以上者所占比例还不到1%（0.80%）。收入在12000—20000马克之间的纳税者人数占0.80%。收入在12000马克以上的人，1882年为4124人，1904年增加到11771人，即增加了188%。最高收入1882年为2570000马克，1906年为5900600马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低收入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部分还不足以抵偿物价的上涨，中等收入按百分比计算毫无改善，而极其富有者的人数和收入却大大增加了。阶级对立日趋尖锐。 阿道夫·瓦格纳教授从对普鲁士1892年到1902年国民收入分配情况的调查中得出以下结论。他将普鲁士人口分为三大阶层：下等阶层（最低420马克以下，中等420—900马克，最高900—2100马克）、中等阶层（最低2100—3000马克、中等3000—6000马克、最高6000—9500马克）和最高阶层（最低9500—30500、中等30500—100000马克、最高100000马克以上)。总收入几乎平均分配给这三个部分。占人口3.51%的最高阶层拥有总收入的32.1%，包括免税者在内的占人口70.66%的下等阶层同样拥有总收入的32.9%，占人口25.83%的中等阶层拥有总收入的34.9%。如果仅就应纳税的收入而言，人们就会发现，收入在900—3000马克的纳税者1892年占所有纳税者的86.99%，1902年占所有纳税者的88.04%，有稍多于半数的应纳税收入归这部分人所有，即1892年为51.05%，1902年为52.1%。收入在3000马克以上的一人1892年占所有纳税者的13%，1902年占所有纳税者的12%，他们的收入1892年约占全部应纳税收入的49%，1902年约占全部应纳税收入的48%。在全普鲁士，低收入纳税者的平均收入1892年为1374马克，1902年为1348马克，即减少了1.89%。而高收入纳税者的平均收入1892年为8811马克，1902年增加到9118马克，即增加了3.48%。最高阶层1892年仅占所有纳税者的0.5%，1902年占所有纳税者的0.63%，这部分人的收入1892年占总收入的15.95%，1902年占总收入的18.37%。增加最少的是中等阶层的最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其次是下等阶层的最高收入，而中等阶层的最高收入和整个最高阶层的收入增加得最多，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其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一个阶层的纳税者收入越高、越富有，相对而言其人数就增加得越多。较高和最高收入的纳税者人数是在不断增加，但是，他们本身的平均收入也越来越高，换句话说，仅仅在个别特别富有的人那里会出现收入高度集中的现象，而且在虽然始终是绝对和相对的少数、但人数却在大大增加的较高和最高经济层次那里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经济发展虽然有利于全民收入的提高和每个社会经济阶层成员数量的增加，但是增加的程度极不相同，增加最多的是富有阶级和下层阶级，中间阶级受益最小；因此基于收入多少之上的阶级差别也越来越大。”[7] 根据1908年所得税的估定，在普鲁士有104994个收入在9500马克以上的纳税者，其总收入为3123273000马克。其中收入在100000马克以上的3796个纳税人的总收入为934000000马克。有77个纳税人收入在100万以上。收入在9500马克以上的104904个（占人口1.78%）纳税人的总收入竟与3109540个（占人口52.9%）收入在900—1350马克之间的纳税人的总收入相同！ 在奥地利，“收入在4000—12000克朗之间的人平均占纳税者的12%到13%，应纳税纯收入中的24%左右为他们所得。如果将收入在12000克朗以下的人一起计算，那么这部分人占纳税者的97%，其收入占74%。剩下的3%的纳税人拥有应纳税收人的26%。”[8]免去纳税义务的收入最低限为1200克朗，即1014马克，高于普鲁士。收入在1200—4000克朗之间的低收入纳税者1904年占所有纳税义务人的84.3%。收入在200000克朗以上的极其富有者的人数1898年为255人，1904年为307人，占所有纳税人的0.032%。 在英国和爱尔兰，据L·G·蔡奥莎·莫奈统计，国民收入中的一半（166亿多马克）归占人口1/9的人们所有。他将人口分为三部分：收入高于700英镑（14000马克）的富人，收入在160（3200马克）—700英镑之间的小康阶层和收入低于160英镑（3200马克）的穷人。 包括家庭成员在内收入（英镑）富人 富人2500001250000 585000000 小康阶层750000 3750000245000000 穷人5000000 38000000880000000 43000000 1710000000 由此可见，国民收入的1/3以上归不到人口1/30的人们所有。蒲斯对伦敦的调查和朗特里对约克的调查证明，总人口中有30%的人终生挣扎在永久贫困的魔爪之下。[9] E·勒瓦瑟尔根据遗产统计，对法国的情况作了如下比较：“国民财富中的2/5归占人口98%的、财产不足100000法朗的人们所有；国民财富的1/3属于占人口1.7%的少数人，而全部国民财富的1/4的占有者则为极少数人，他们仅占人口的0.12%！”[10] 无产者之多和有产阶级人数之少是显而易见的。 G.施穆勒说道：“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毫无疑问，从1300年到1900年中欧的分配不均现象日益严重，尽管各个国家的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近年的发展在促使阶级对立日趋尖锐的同时，也大大加剧了在财产和收入上的分配不均。”[11] 但是，发生于所有文明国家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和集中过程在无政府主义生产方式不能阻止托拉斯和联合组织出现的情况下，必然会引起生产过剩和滞销。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危机。 [1]奥托·胡埃：《矿冶工业发展史》，《新时代》第27卷第1册第665页。 [2]奥托·胡埃，同上书，第666页。 [3]A.黑塞：《工商业统计》，1909年耶拿版第168页。 [4]A.黑塞，同上书，第163—164页。 [5]S.雷尔教授：《动力。关于各邦权力发展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史研究》，1908年莱比锡版第348页。 [6]《国际统计学学会通报》第17卷第183—184页，1908年哥本哈根版。 [7]阿道夫·瓦格纳：《论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统计方法及普魯士1892至1902年最新收入统计基础之上的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载于《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1904年版。 [8]F.莱特尔：《奥地利收入的分配情况》，1908年莱比锡版第123页。 [9]L.G.蔡奥莎·莫奈：《富有与贫困》，1908年伦敦版第41—43页。 [10]E.勒瓦瑟尔，同上书，第617页。 [11]G.施穆勒：《一般国民经济学说概论》第2卷，第454、463页。
第十六章阶级国家与现代无产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三编国家与社会 第十六章阶级国家与现代无产阶级 1．我们的社会生活 2．阶级矛盾的计划 1．我们的社会生活 近几十年，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里，社会以十分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它又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各个活动领域的进步。我们的社会关系因此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动荡不安和分崩离析的状态。 统治阶级失去了巩固的基础，各种制度日益发生动摇，难以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不快、不安和不满的感觉侵袭着包括最高阶层和最低阶层在内的所有社会阶层。统治阶级想竭尽全力通过对社会机体的修修补补来结束这种令其难以忍受的状态，但是，这种努力无济于事，因而徒劳无获。由此产生和增加的不安使他们更为焦虑和不快。他们刚刚以某种法律的形式为这座摇摇欲坠的房屋打进一根木桩，就发现还有10个地方更需要这样修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己内部就总是争论不休，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当一个党派认为有必要对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民众略示安抚与和解时，另一个党派却认为这样做太过份了，并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软弱和迁就，只会激起民众争取更大让步的欲望。所有议会中毫无休止的协商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协商总是制订出新的法律和制度，而人们依然不能平静和满意。在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在一定程度上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激化了社会斗争。 不仅仅是德国，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都像风中的芦苇一样摇摆不定。它们必须有所依靠，无依无靠便无法生存，因此，它们时而俯身于此方，时而俯身于彼方。在所有先进的欧洲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占有肯定可以信赖的议会多数。社会矛盾造成多数派的分崩离析，方针路线不断变换，毁灭了统治阶级残存的自信，德国尤其如此。今天这个党派是铁砧，那个党派是锤子，明天就换了位置。一个党派刚刚苦心经营起来的局面又被另一个党派毁坏。混乱越来越严重，不满情绪持续增长，冲突日益增多，数月之内所毁灭的力量比从前数年之内所毁灭的力量还要多。除此之外，人们还以各种捐税的形式提出越来越高的物质要求，公债无限制地增加了。 国家根据其本质和特性是阶级国家。我们已经看到，为了保护已出现的私有财产，通过国家的制度和法律调整有产者之间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财产占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财产的性质都决定了最大的有产者是国家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塑造国家。但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就是个人对私有财产的贪得无厌，因而不择手段地增加私有财产。他将努力将国家塑造成有利于最充分地达到他的目的的样子。因此，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可以说就自动地变成了阶级的法律和阶级的制度。但是，如果对维护现存国家制度不感兴趣的群众认识到了现存制度的真正性质，那么，国家政权和所有对维护现存国家制度感兴趣的人将不能长久地对抗群众，维护现存国家制度。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掩盖这种性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民众对现存状态了解得越少越好。不仅如此，人们还必须教导他们，现存制度过去是永恒的，将来仍将是永恒的。取消这个制度就意味着反对上帝亲自实行的制度，宗教便是为这个制度服务的。民众越无知越迷信，便越有利可图。使他们处于这种状态符合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也就是说符合把现存国家看作自己阶级利益的保护伞的那些阶级的利益。这是有产者、国家和教会的统治制度，它们联合起来，共同保护它们的利益。 但是，获得财产的努力和有产者的增加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努力进取者的圈子在不断扩大，他们都想参与已取得的进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一个新的阶级便在新的基础上产生了。但是，统治阶级不承认这个阶级具有平等权利和同等价值。这个阶级于是全力以赴，争取平等权利和同等价值。最终便出现新的阶级斗争，甚至出现暴力革命。新的阶级通过暴力革命迫使人们承认其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且往往采取充当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群众的维护者的方式，依靠他们的帮助获得胜利。 但是，一旦新的阶级得到了分享政权和统治地位的权利，它便与过去的敌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过去的同盟者，不久，又再次开始进行阶级斗争。在此期间已经给整个社会打上自己的生存条件烙印的新统治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利和财富，只能让受到它的压迫和剥削的阶级也分享它的部分文化成就，因而提高了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能力和认识。这样一来，它便向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提供了武器，导致了自己的灭亡。现在，群众斗争的矛头指向任何形式的阶级统治。 上面所说的后一个阶级便是现代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不仅争取自身的解放，而且还要争取其他所有被压迫者和妇女的解放。 阶级国家的性质不仅决定了被压迫阶级处于无权地位，而且决定了维持这个国家的费用负担首先落在他们肩上。当征募这些费用和负担的方法采取可以掩盖其真正特点的形式时，这样做就更加容易。如果从收入中征收用于公共支出的高额直接税，那么征收对象的收入越低，越容易产生对抗情绪，这是明摆着的事。于是统治阶级采取了聪明的作法，在这方面掌握分寸，用间接税代替直接税，也就是说把税加在生活必需品上，这样一来就将负担分摊在日用消费上，它体现在商品价格上，但是大部分人都从价格上看不出来，他们弄不清他们付多少税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每个人交纳了多少面包税、盐税、肉税、糠税、咖啡税、啤酒税、煤油税或关税等等，而且很难算清楚。他们没有料到，他们被别人狠狠地敲了竹杠。这种税与家庭人口数量成正比，是可以想到的最不合理的征税方式。而有产阶级反倒夸耀他们所交纳的直接税，并按纳税额的大小来分配政治权利，并且拒绝给予无产阶级以政治权利。此外，有产阶级还借助国家的资助和支持，通过纳税补贴和对所有食品征收的关税以及其他补助金的形式，每年从大众那里得到数亿之多。不仅如此，大资本家的企业主组织还通过联营、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形式抬高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物价，实施极其严重的剥削，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鼓励或默许这种做法，甚至亲自参与，予以支持。 只要不让被剥削阶级了解所有这些手段的本质，他们就不会对国家和统治者构成威胁。然而，一旦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受损害的阶级（大众政治修养的提高使他们越来越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这些显然极不公正的手段就会激起他们的愤慨和怨恨。对统治力量的正义感的最后一丝信任破灭了，使用这种手段的国家的本质和支持使用这种手段的社会的本质将为人们所认清。结果是人们进行斗争，直至二者的灭亡。 为了调和不同利益的矛盾冲突，国家和社会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制度，但是，旧的制度得不到彻底的废除，新的制度得不到彻底的实施。人们采取行动时总是动摇不定，任何一方也满足不了。如果不想孤注一掷，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从人民生活中所产生的文化需求，而哪怕是凑合地满足这些需求也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由于到处存在着许多寄生虫，这种代价更为巨大。此外，所有与文化目的相矛盾的机构不仅得以维持，而且由于现存的阶级对立反而得以扩展。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它们越来越被人视为无用之物，因而越发令人感到窒息和厌烦。警察制度、军事制度、法院组织、监狱、整个行政机构日益扩大，费用越来越高，然而，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并未因此而加强，而是恰恰相反。 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方面逐渐形成一种完全不正常的状态。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扩大、商品交换借助于逐渐完善的交通手段变得越来越容易以及经济和科学成果成为所有民族的共同财富，国际关系也在不断加强。人们订立贸易和关税条约，借助国际资金修筑耗资巨大的交通要道（苏伊士运河、圣哥达隧道等等）。各个国家都以巨款资助有利于改善地球上不同国家之间交通状况的轮船航线。人们建立了世界邮政协会（这是第一流的文化进步），召开具有各种实用目的和科学目的的国际会议，把各民族的最优秀的精神产品翻译成主要文明民族的语言加以推广，力争使各个民族国际化，使它们之间亲如兄弟。但是，欧洲和文明世界的政治和军事状况与这种发展却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各方都人为地助长民族仇恨和沙文主义。各国的统治阶级都试图使人们相信，各个民族之间都充满了敌意，它们只是在窥伺可以袭击另一个民族、灭亡另一个民族的机会。各个国家之间资产阶级的竞争在国际领域具有一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另一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性质，在群众的政治盲目性的支持下，导致了世界上闻所未闻的军备竞赛。这场竞赛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军队，制造了用于陆战和海战的完善的杀人工具和破坏工具，只有在我们这个科技高度进步的时代才有可能达到这种完善程度。这场竞赛造成破坏手段的发展，而它终将导致自我毁灭。维持陆军和海军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年年增长，最终将使一个极其富有的民族垮掉。1908年，德国仅为陆军和海军的经常性支出和一次性支出（包括退休金和用于战争目的国债的利息）就支付了15亿马克。这个数目还将逐年增长。根据内马尔克的调查，欧洲国家的支出情况如下： 1866年1870年 1887年1907年 （百万法郎） 陆军和海军30003500 45006725 国债6600075000 117000148000 利息24003000 53006000[1] 依此表所示，欧洲每年要为陆军和海军支付67.25亿法郎（54.48亿马克），为主要用于战争目的的债务支付利息60亿法郎（48.6亿马克）！这是多么惊人的状况！ 美国和亚洲也以欧洲为榜样。美国1875年耗费了3.868亿马克，1907—1908年耗费了14.369亿马克。日本包括退休金在内的陆军和海军一般性支出1875年为2050万马克，1908—1909年为2.204亿马克。 这些支出使教育目的和文化目的受到极大损害，迫在眉睫的文化任务遭到冷落。国防支出过于庞大，甚至危及到国家的目的。日益庞大的军队收罗了国家中最健康最强有力的部分，为了军队的发展和训练，调动了所有脑力和体力，就好像大屠杀训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头等大事。同时，人们还在不停地改良战争工具和杀人工具，这些工具在速度、飞行距离和破坏力上都达到完美程度，使朋友和敌人都感到恐惧。一旦这个庞大的体系运转起来，欧洲互相敌对的力量将把1600万至2000万人送上战场，那么，人们将会看到，这个体系变得难以控制和难以驾驭。任何一位将军都无法统帅如此庞大的军队，任何战场之大都不足以排列这样的军队。任何行政机构都无法长期供养这样的军队。在会战时将缺少医院安置众多的伤员，而要埋藏大量的死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此外，考虑到未来的欧洲战争将给经济领域造成可怕的干扰和破坏，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下一次大战将是最后的战争。破产的数字将是前所未有的。停止出口将造成数千工厂停产；停止食品进口将带来食品价格猛涨，数百万家庭的供养者都在战场上作战，这些家庭都需要救济。而资金又从哪里来呢？以德国为例，在战争状态下，维持陆军和海军的费用每天就需要4500万至5000万马克。 欧洲的政治军事状况的发展很容易以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告终，这场灾难将把资产阶级社会拉向深渊。当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到顶点的时候，这个社会所处的状态将使自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它用自己开始作为迄今为止最革命的社会所创造的手段准备了自己的灭亡。 我们的大部分城乡由于不知道如何才能满足年年增长的要求而逐渐陷于绝望的境地。尤其是我们那些迅速崛起的大城市和工业区，人口激增提出许多要求，而多数财力不足的城镇要想满足这些要求，只能依靠高额课税和借贷。修建学校和公路的费用、用于照明、筑坝和水利设施的费用、保健福利和教育支出、警察和行政支出都年复一年地增长。除此之外，少数养尊处优的人还处处对公共事业提出极其奢侈的要求。他们要求建立高等教育机构、修建剧院和博物馆、为上流社会居住的城区和公路安装相称的照明设备和铺设相称的道路等等。虽然居民的大多数对这种特权表示不满，但是这是现状的本质所决定的。少数人掌握着权力，他们利用权力，以整体的代价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本身并无可非议，这是一种进步，错误在于它们主要使有产阶级受益，而不是由所有的人分享。另一个弊端是行政机构往往不得力而且费用很高。行政官员往往高高在上，没有掌握足够的知识，难以满足多方面的、尤其是业务知识方面的要求。而城镇的顾问们则大多为自己的生存奔波忙碌，不能为彻底履行自己的义务作出必要的牺牲。这些职位还往往被用来营私舞弊，给公共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后果却由纳税人来承担。社会没有办法彻底地多少令人满意地改变这种状况。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征税，都会使人们更加不满。用不了几十年，大部分城镇将不再能够以目前的行政管理和征税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城镇领域同在国家生活中一样都急需实行彻底的变革，人们向城镇提出了极大的文化要求，一旦具备了意志和权力，它就会构成开始实行社会变革的核心。 但是，在目前个人利益统治一切，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的情况下，这一点如何能够实现呢？ 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它不过是社会状况的反映。 2．阶级矛盾的激化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生存斗争日益艰难。人人为己而战，爆发的方式是激烈的，而且往往冷酷无情，不择手段。“走开，让我坐下”，这句话在生活实践中以猛烈的拳打脚踢的方式得以兌现。弱者必须让位于强者。在物力、金钱和财力不足以达到目的时候，人们动用了最狡诈、最卑劣的手段。撒谎、捏造、欺骗、伪造票据、作伪证，人们不惜进行严重的犯罪，以达到梦寐以求的目的。在这场斗争中，不仅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而且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一个性别反对另一个性别，一个年龄层次的人反对另一个年龄层次的人。人类关系的唯一调节因素就是利益，其他一切都可以置之度外。只要有利可图，人们可以解雇成千上万的男工和女工，使他们在耗尽其最后所有之后，不得不依靠社会救济生活和被迫去流浪。工人们可以说是成群结队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在全国各地到处闯荡，长期失业使他们从外表上看形容憔悴、衣衫褴褛，进而导致他们内心的堕落，社会对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深深的厌恶。数月之久得不到起码的整洁，饥肠辘辘地四处漫游，而且往往遭到被称作这个制度的支柱的人们不加掩饰的厌恶和轻视，体面的人们全然不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些穷人的家庭忍受着极其深重的苦难，依靠公共贫民救济度日。父母因绝望而对自己和对孩子犯下谋杀和自杀的可怕罪行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危机时期，这种绝望的行为更是多得惊人。但是统治阶级却视若无睹。在同一张报纸上，一边是对因贫困和绝望而导致这类行为的报道，一边是有关喧闹的欢宴和盛大的官方庆典的消息，似乎到处是欢乐富足的景象。 普遍贫因和日益艰难的生存斗争驱使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少女以卖淫为业，走向沉沦。堕落行为、野蛮行为和犯罪层出不穷。只有监狱、牢房和所谓的教养所空前繁荣，人满为患。 犯罪与社会状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社会并不承认这一点。它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不愿正视令人抱怨的状况，并且自欺欺人地将这种状况归咎于工人的“懒惰”和“游手好闲”以及缺乏“宗教信仰”。这是最严重的自欺欺人和最卑劣的伪善。社会状况于多数人越是不利，犯罪的数量就越多，犯罪的严重程度就越大。生存斗争采取了粗暴的和残忍的形式，它导致人人以他人为敌的状况。[2] 统治阶级不会或不愿从根本上看问题，它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对付这些弊端。贫困、苦难和因此产生的堕落和犯罪日益增长，人们不是去探究这些弊端的根源，找出阻止的办法，而是去惩罚这种状况的产物。他们认为弊端在扩大，犯罪人数在增加，因而必须使用更加严厉的刑罚。他们相信可以召魔驱鬼。甚至海克尔教授也认为以极其厉的刑罚对付犯罪、坚决采用死刑是可行的。[3]在这一点上，他与一向与他的观点水火不能相容的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一拍即合。海克尔认为，不可救药的罪犯和无用的人必须像清除杂草一样被清除掉，不能让这些杂草夺去植物的阳光、空气和土地。如果海克尔不是单纯地研究自然科学，而是同时也涉猎一下社会科学的话，那么，他将会知道，只要社会为这些罪犯提供相应的生存条件，他们是可以转变为对人类社会有用的人的。他将会发现，正像人们除去地里的杂草时忽咯了清除根和种子一样，除掉个别的罪犯，使他们不再为非作歹，并不能阻止新的犯罪的产生。人类永远不能绝对防止自然界中有害有机体的产生，但是，改造自己的、由它亲自创造的社会组织，使之具备对每个人都有利的生存条件，使人人享有自由发展的平等权利，使一个人不需要牺牲他人的利益便可解除自己的饥饿、满足自己的财产欲望和野心，这是能够办到的事情。人们应该探究并清除犯罪的根源，只有这祥才能杜绝犯罪。[4] 主张通过消除犯罪根源杜绝犯罪的人当然不会赞成采用暴力镇压手段。他们不会阻止社会以自己的方式对罪犯采取自卫行为，社会不能任罪犯为所欲为，但是，他们非常迫切地要求社会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消除犯罪的根源。 统计学家与社会政治家已多次证明违法犯罪与社会状况之间具有内在联系。[5]在不景气时期，最常见的犯罪是乞讨，我们的社会无视基督教关于行善的所有教义将乞讨视为犯罪。萨克森王国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德国始于1890年、1892年至1893年达到高峰的严重的倾销危机中，随着危机程度的加深，因乞讨受到法庭惩罚的人数也在增加。因此罪受罚的人1890年为8815人，1891年为10075人，1892年为13120人。奥地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奥地利因流浪和乞讨而被判刑的人1891年为90926人，1892年为98998人。[6]增加的幅度很大。 一方面大批的人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财富在不断增加，这几乎成为我们这个时期的标志。在美国，J.D.洛克菲勒、不久前去世的哈里曼、J.皮尔庞特·摩根、W.K.范德比尔特和J.古尔德5人1900年共有资产32亿多马克，他们的影响足以控制美国的经济生活和欧洲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事实表明了我们所处的发展方向。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大资本家联合成为近代令人瞩目的现象，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 [1]A.内马尔克：《国际有价证券统计》，载于《国际统计学学会通报》第17卷第405页，1908年哥本哈根版。 [2]怕拉图很早就认识到这种状况的后果，他这样写道：“一个国家如果有阶级存在，那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穷人的国家，一个是富人的国家，二者在一起生活，总是在互相窥伺……统治阶级终究不能发动战争，因为这样一来，它就必须使用那些一旦武装起来比敌人更加令它惧怕的人。”柏拉图：《国家篇》。亚里士多德说：“众多的人贫困化是一个弊端，因为这些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动乱的制造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3]《自然创造史》第4卷第155页和第156页，1873年柏林修订版。 [4]柏拉图在《国家篇》中也有类似的阐述：“犯罪的根源在于缺乏文化教养，在于国家教育和制度不健全。”柏拉图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比2300年后他的许多博学的追随者更为深刻，这可不是令人可喜的现象。 [5]M.苏尔斯基：《关于刑事犯罪的经济根源的最新文献摘录》，载于《新时代》第23年度第2卷。 [6]H.海尔茨：《奥地利的犯罪现象与犯罪阶层》，1908年蒂宾根版第49页。作者写道：“当时的经济形态对犯罪行为具有主导作用，生产和消费组织与经济财产分配都从方方面面对犯罪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
第十五章妇女的法律地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五章妇女的法律地位 1．争取民法范围内平等权利的斗争 2．争取政治平等权利的斗争 1．争取民法范围内平等权利的斗争 一个种族、一个阶级或一个性别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总是体现在有关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中。法律是上升为国家权力的、以条款形式表述的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妇女作为从属的、被压迫的性别，在国家法律中也处于与此相应的地位。法律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的法律在分配权利时丝毫不考虑被压迫者，积极的法律指定他们的被压迫者的地位，并说明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况。 我们的普通法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罗马法把人仅仅看作财产的所有者。对妇女较为尊重的古日耳曼法仅有一部分仍然适用。在法语中，人和男人都用“l'homme”这一个词来表示，同样，在英语中都用“man”这个词来表示，因此，法国的法律把人仅仅看作男人，几十年前在英国也是完全如此，在那里，妇女像奴隶一样从属于男人。很久以前罗马也是如此。当时只有罗马公民和罗马公民的妻子，而没有女公民。 在德国，统一的民法取代了五花八门的规定，这样一来，妇女在不同地方所具有的权利就变为普通的权利，妇女的法律状况因此得到改善。未婚妇女相应地得到了不受任何限制的监护人身份；妇女获得了在结婚时和立遗嘱时充当证人的权利；此外，妇女迷获得了完全的法律行为能力，即获得了签订契约的权利，但是，除非她（作为妻子）本人负有某种义务，不经过丈夫的同意仍然不能接受任何监护权。只要对方的要求不是滥用自己的权利，双方都对共同的婚姻生活承担义务。但是，如果夫妻双方对此有不同意见，那么丈夫有决定权，在居住地点和住房问题上也由丈夫作主。丈夫滥用权利时，妻子不必服从。执掌家政是妻子独有的权利；她具有所谓家政上的当家权，凭借这个权力，她可以在家务范围内处理丈夫的事务，代表丈夫行事。丈夫必须承担当家权所要求承担的责任。但是，丈夫可以完全取消或限制妻子的当家权。如果他滥用了这个权利，那么监护法庭可以取消这个限制。妻子有义务承担管理家政和处理丈夫事务的工作，但是，只有在这种工作根据丈夫的生活状况是习惯性的工作时才是如此。 帝国议会拒绝了将夫妻财产分别占有权作为规定加以提倡的要求。夫妻财产分别占有权只能通过婚姻契约来实现，而人们在缔结婚姻时往往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后来便导致了令人不堪忍受的状况。与此相反，财产的共同管理权却得以采用。根据共同管理权，丈夫有权管理和受益于妻子的财产，但这仅限于妻子的陪嫁财产，而妻子却有权管理和使用婚姻期间自己的劳动和经营所得。丈夫没有权利通过法律行为让妻子对她的陪嫁财产承担责任。妻子在有理由担心自己的陪嫁财产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也可以要求提供担保，但是当她发现时往往为时已晚。当丈夫的行为严重威胁到妻子和子女的生计时，妻子也可以起诉，要求取消共同管理权。丈夫要对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损失负责。 在离婚时，妇女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离婚时，夫妻共同劳动所得归丈夫所有，即使丈夫是有过失的一方，并且大部分是妻子所得，情况也是如此。然而，妻子却只有在不能通过自己的财产收入或劳动所得负担与她的身份相当的生活费用时才能提出贍养要求。此外，离婚时，由妻子财产收入中没有使用的部分积聚起来的财产也归丈夫所有。 父亲的权力被父母双方的权力所取代，但是，当父母意见不一致时，则采纳父亲的意见。如果父亲死了，那么就由母亲行使父母的权力，并受益于子女的财产。一个离了婚的妇女即使由她负责子女教育也丧失了子女的代理权和子女财产的代理权，而父亲却享有所有的父母权利。 在英国，1870年以前习惯法规定妻子财产的动产归丈夫所有。妻子只保留对不动产的所有权，但是丈夫有权管理和受益于这些不动产。在法庭面前英国妇女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人；她们不能有任何法律行为，她们甚至不能起草一份有效的遗嘱；她们是丈夫的附属品。如果她们当着自己丈夫的面犯了罪，那么，要由她们的丈夫承担罪责；她们被视为无法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她们给别人造成损害，那么，她们的丈夫将受人指责，就好像这是家畜干的一样；丈夫必须赔偿损失。J.N.伍德主教1888年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所作的演讲中说，100年前妇女不能在餐桌上吃饭，不许在别人提问之前说话。在床的上方挂着一条作为婚姻崇高权力象征的鞭子，妻子有所不从时，丈夫便可以动用这条鞭子。只有女儿才听从她们的命令，在儿子眼中，她们只是奴仆。 根据1870年、1882年和1893年的有关法律，妇女不仅成为她们所有陪嫁财产的唯一所有者，而且还成为她们通过劳动或者遗产继承和馈赠所获得的一切财产的所有者。只有夫妻之间的特殊契约能够改变这种法律关系。在这方面，英国的立法仿效了美国的立法。根据1886年的未成年人监护法令，父亲死后，父母的权力就转给母亲。在执行1890年未留遗嘱死亡者遗产法案以来便通用的经过改良的继承法中，丈夫始终处于优先地位。夫妇双方都有立遗嘱的自由。如果妻子没有立遗嘱，那么丈夫可以保留亡妻的全部动产。然而寡妇却只能继承三分之一的动产和获得三分之一的地租，其余部分都归子女所有。1908年新的已婚妇女财产法规定，已婚妇女应该付给父母和丈夫生活费。还有许多中世纪古老法律的残余仍然有效，这些残余极大地影响了已婚妇女的处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离婚法至今仍然对妇女十分不利。妇女仍然不能把丈夫通奸作为离婚的理由，她们只有在虐待、重婚、强奸等情况下才有理由离婚。[1] 在法国和所有深受法国民法典影响的国家或仅对法国民法典作了一些修改至今仍在使用这个法典的国家（大部分为拉丁语系国家），民法对于妇女的规定总的来说仍然非常落后。例如在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俄属波兰、荷兰和瑞士的大部分州便是如此。关于拿破仑一世对于妇女地位的看法有一句仍然十分流行的名言：“一个妇女能随心所欲地行事，这决不是法国人的作风。”[2]妇女一旦结婚，便受丈夫的监护。根据民法典第215条，不经过丈夫的同意妇女不能上法庭，即使她参与了公开的争执也是如此。根据第213条，丈夫应该保护妻子，妻子应该服从丈夫。丈夫管理妻子陪嫁的财产，他不需要妻子的参与或同意便可变卖、出让和抵押这些财产。结果是妻子往往完全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丈夫可以和放荡的妓女鬼混或在酒馆中消磨时间，大肆挥霍妻子的收入，或者欠下债务，拿妻子的收入去赌博，让她和孩子忍饥挨饿，是的，他甚至有权要求从雇主那里得到妻子的工钱。难怪妇女在这种状况下不愿草率结婚，在法国便往往如此。 此外，妇女在大多数拉丁语系国家中也不能充当签订契约、立遗嘱和签署公证书时的证人，法国在1879年之前也是如此。然而，在她们的证词或许可以使某人被处以死刑的所有刑事案件中，人们却允许她们在法庭上充当证人，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在刑法上，她们处处被视为与男子具有同等价值的人，她们所犯的每一种罪行都用衡量男子的标准来衡量。我们那些负责立法的先生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矛盾。一个寡妇可以对她的遗产立下遗嘱，但是在许多国家，妇女却不允许充当遗嘱的证人，而民法典第1029条规定，妇女可以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意大利从1877年起允许妇女充当民法范围内具有完全价值的证人。 在离婚的立法上，男子优先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民法典，在法国，一旦妻子犯了通奸罪，丈夫就可以申请离婚，然而，根据第230条，妻子却只有在丈夫将情妇带到自己家中的时候才能提出离婚申请。1884年7月27日的离婚法删去了这一条，但是，法国刑法中对于法国立法者来说十分典型的区别对待依然存在。如果妻子被证明犯有通奸罪，那么，她将被判处三个月至两年的监禁。而根据民法典原有的第230条，丈夫只有在把情妇供养在夫妻同居的家中并且妻子对此起诉时才受到处罚。但是，即使他被认定有罪，也只是被处以100至2000法郎的罚款（刑法典第337条和第339条。）假如妇女能够进入法国议会，也许就不会有这种法律上的不平等了。比利时也有类似的法律。对犯通奸罪的妇女的处罚与法国相同，丈夫只有在夫妻住宅中犯有通奸罪时才受到处罚，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将被判处一个月至一年的监禁。虽然比利时比法国公正一些，但是，无论在比利时还是在法国，都为男女制订了不同的法律。在受法国法律影响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有类似的规定。1865年的意大利普通法（民法）规定，只有当丈夫在家中供养情妇或者在有严重侮辱妻子嫌疑的地方供养情妇时，妻子才能离婚。1907年，7月13日法令与修改了民法典中许多有关结婚条款的一项法令（6月21日法令）一起在两院获得通过。7月13日法令使妇女成为她独立挣得的或通过继承和馈赠获得的所有财产的唯一所有者。丈夫失去了对妻子的这部分特殊财产的支配权。这是法国立法的第一个突破，现在，法国妇女也获得了英国妇女根据1870年的法律所获得的地位。 1907年12月10日通过、1912年1月1日生效的瑞士新民法典无论与法国民法典相比还是与德国民法典相比都有很大的进步。在此之前，各个州有不同的法律，日内瓦、沃州和意大利语区借鉴的是法国民法典，伯尔尼和卢塞恩借鉴的是奧地利法律，施维茨、乌里、翁特瓦尔登等州借鉴的是古习惯法，现在瑞士以统一的法律代替了各个州的不同的法律，妇女和儿童的自由得到了保障。新的法律规定，即使妇女的身份仅仅是助手或家庭妇女，也有权获得一部分婚姻收入（收入的三分之一）。与德国法律相比妇女在继承法中的地位也有所改善。例如，妇女不仅可以和丈夫的父母平分遗产，而且除了自己这一半遗产之外，还可以终身享有另一半遗产的用益权。对于那些不关心妻子和子女的丈夫，法官可以命令丈夫的债务人将债务偿还给妻子。禁止离了婚的丈夫与和他一起犯了通奸罪的女子结婚一条没有收入婚姻障碍部分。（法国1904年也删去了民法典中与此有关的第298条。）对婚姻中夫妻共同财产权的规定基本上与德国民法典相同。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婚姻之前以及婚姻期间订立的婚姻契约。如果母亲曾经得到结婚许诺，非婚子女不仅可以像德国法律所规定的那样要求获得抚养费，而且还可以归入父亲的户籍，这样他们便获得了和婚生子女相同的权利。 瑞典1874年12月11日的法律使已婚妇女获得了对自己个人劳动所得的支配权。丹麦也在1880年将同一原则上升为有效的法律。丹麦的法律还规定，不能用妻子的财产偿还丈夫的债务。挪威1888年的法律和芬兰1889年的法律中也有完全类似的规定，即已婚妇女可以与未婚妇女一样具有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只是法律中还规定了几种例外的情况。挪威的法律宣布，妇女因婚姻而受到约束。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围绕着已婚妇女的劳动所得这个共同的问题开展了要求扩大妇女‘特殊财产’范围的广泛的运动，英国也围绕着这一点开展了这个运动。统治阶级更愿意牺牲小人物对劳动者的家长式的统治地位，而不愿意牺性他们自己阶层的男子对其所占有的妇女的父权制的统治地位。”[3] 丹麦的立法在1908年5月27日的法律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果丈夫或父亲逃避抚养义务，那么妻子或子女在行政机关确定应提供的抚养费数目之后，可以要求从公共资金中预支抚养费。 在大多数国家的现行立法中，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作出有关子女教育的决定权都归父亲所有；有些地方允许母亲以从属的身份参与对子女的教育。在与母权时代截然相反的情况下形成的古罗马时代父亲拥有对子女的全部权力和权利的原则在各个地方都构成了立法的基调。 在俄国，已婚妇女仅对自已的财产拥有支配权。而在职业活动问题上，她们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丈夫。没有丈夫的同意，人们不能给她们签发护照，而每次迁居时护照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想接受某个职位或者从事某个职业也同样必须得到丈夫的许可。现行法律使离婚非常困难，妇女能够达到离婚目的的情况极少。从前在旧有的农民公社中，妇女的地位要独立得多，这多亏了尚存的共产主义制度或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追忆。妇女是自己财产的管理人。母权时代的阐述已经向我们表明，共产主义是最有利于妇女的社会状态。[4]在美国，妇女们通过斗争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民法权利，她们还阻止了英囯卖淫法或类似法律的引进。 2．争取政治平等权利的斗争 妇女与男子在法律上的明显差别促使进步妇女为了通过立法获得平等权利而提出政治权利的要求。工人阶级也基于这种想法展开争取政治权力的宣传。对工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对妇女来说也肯定是合情合理的。妇女被压迫、不受法律保护、处于完全无足轻重的地位，她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起来保护自己，采取一切有利的手段，为自己争得独立的地位。当然这种努力肯定又会招来反动的冷言冷语。让我们看一看，人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天资过人的妇女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中都曾起到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作用，即使在她们不是以王侯的身份大权在握时也是如此。甚至连教皇的教廷也包括在内。如果她们不能直接地和通过她们的合法权利产生影响，那么，她们便通过才智上的优势，甚至通过阴谋诡计来产生影响。数百年里，她们在法国宫廷中的影响最大，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宫廷中的影响也不小。例如17世纪末，在西班牙菲力浦斯五世宫廷中，皇室侍从长、布拉恰诺的女公爵、乌尔金斯的女侯爵特雷穆耶的玛丽曾经是西班牙的首席大臣，在任首席大臣的13年间，她出色地主持了西班牙的政治。王公贵族的姬妾们也熟知如何使自己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我们只需提到两个早已为人所知的名字：路易十四的情妇曼特农、路易十五的情妇彭帕杜尔。18世纪由孟德斯鸠、伏尔泰、达兰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拉美特利、卢梭等人发起的思想运动对妇女也产生了影响。她们中也许有许多人是为了赶时髦，或者怀着投机的心理，或者抱着其他不光彩的动机，参加了这场怀疑并推翻国家和封建社会一切基础的合理性的伟大运动，但是她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出于对伟大目标的浓厚兴趣和热情而参加这场运动的。在这场像荡涤一切的暴风骤雨一般席卷法国的、使整个文化界的英才都为之欢呼雀跃的摧枯拉朽的大革命爆发几十年之前，大批的妇女便已经涌进科学和政治俱乐部，参加那里的讨论。在这些俱乐部中，人们以前所未闻的勇敢精神探讨哲学、自然科学、宗教、社会和政治问题。当1789年攻克巴士底狱终于拉开了这场大革命的序幕的时候，无论是上层社会的妇女还是平民妇女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无论是赞成的人还是反对的人都对这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她们借此时机参与了好坏两个极端的行为。多数历史学家对革命中的过激行动记录较多，对革命中的壮举记录较少。过激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它们是民众对统治阶级难以形容的腐败、卑鄙、对人民的剥削、欺诈、凌辱和出卖愤怒之极所产生的后果。席勒受了这种片面的描述的影响这样写道“……那时妇女变成悍妇，恐惧被人取笑。”然而在那些年代里有许多事例表现出她们的英雄主义、崇高的思想和令人敬佩的献身精神。为此，一部声称描写“大革命中的妇女”的公正的书在很大程度上为她们树立了纪念碑。[5]甚至米希勒也把妇女描述为革命的先锋。在波旁王朝巧取豪夺荒淫无度的统治之下，法国人民普遍遭受着苦难，任何时候妇女在同样情形下都首当其冲。法律几乎不允许妇女从事任何正当的职业，数万名妇女沦为娼妓，再加上1789年的饥荒，妇女及其家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饥荒迫使她们在10月冲击市政庁，大规模地向朝廷所在地凡尔赛挺进；饥荒还促使她们向国民议会请愿，要求“恢复男女平等，允许妇女自由选择工作和职业，给予她们能够尽其所能的职位”。她们懂得，要想获得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掌握政权，而只有组织起来，团结在一起，才能掌握政权。于是，她们在整个法国成立了妇女协会，有些协会的人数之多出人意料，妇女们还参加男人们的集会。如果说罗兰夫人更愿意在吉伦特派的革命“男政治家”中间起政治领导作用的话，那么，热情善辩的奥利珀·德·古格则成为平民妇女的领袖，以她的性格所赋予她的全部热情为平民妇女而斗争。 当1793年法国国民议会发表人权宣言（lesdroitsdel'homme）的时候，她立即看出，这里的人权仅仅是男人的权利。于是，她与罗斯·拉孔布等人一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17条妇女权利。1793年她们在巴黎公社面前对这些权利作出了详细的说明，并进行了阐述，她们的阐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是完全合理的，其中有一句反映当时状况的话是这样说的：“如果妇女有登上断头台的权利，那么，她们也必须有登上讲坛的权利。”她们的要求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而她对妇女也许不得不登上断头台这个权利的暗示反而得到了血腥的证实。一方面因为她倡导妇女权利，另一方面因为她进行了反对国民议会的暴行的斗争，国民议会决定将她送上断头台。她在当年的11月3日惨遭杀害。五天之后，罗兰夫人也被处死。她们二人的死都富于英雄气概。在她们死前不久的1793年10月30日，国民议会还作出了解散所有妇女协会的决定，证实了它对妇女的敌视。后来，当妇女们继续抗议她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国民议会甚至变本加厉地禁止妇女参加国民议会和公众集会，并把她们当作叛乱者论处。 当欧洲君主势力日益逼近，国民议会宣布“祖国处于危险之中”，并大量招募兵力的时候，巴黎妇女像20年后意气高昂的普鲁士妇女所做的那样，拿起武器，保卫祖国，同时希望以此证明自己具有平等权利。然而这时，激进的肖梅特又在巴黎公社中阻拦她们，他对她们说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妇女被允许放弃自己的性别而去充当男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们习惯于不再虔诚地料理家务，抛弃孩子的摇篮，跑到公共场所去，在讲坛上演说，加入军队的行列，简而言之去履行造物主仅赋予男子的义务？造物主对男子说：做个男人！赛跑、狩猎、耕作、政治和各种劳苦的事情是你的特权！造物主对女子说：做个女人！抚养孩子、琐碎的家务、母亲甜蜜的焦虑，这些是你的工作！——不明智的妇女们，你们为什么想变成男人呢？人类不是划分得挺好吗？你们还想怎么样呢？以造物主的名义，继续做你们的女人吧，不要羡慕我们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的种种危险，而要将孩子们在你们体贴入微的照料下幸福生活的令人陶醉的情景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在家庭的怀抱中忘记这些危险，你们应当满足于此。” 毫无疑问，激进的肖梅特说出了我们大多数男人的心里话。我们也认为，让男子去保卫国家，让妇女建设家园是合理的分工。除此之外，肖梅特的高谈阔论都是胡说八道。他所说的男子在耕作上的辛苦并非如此，从古至今妇女在耕作上所起的作用都不是无足轻重的。狩猎和赛跑的劳累决非什么“劳苦的事情”，而是男子的娱乐方式。政治仅对那些逆流而上的人来说是危险的事情，而对其他的人来说至少是半劳累半消遣。这番演说表露出男子的自私自利。 当美国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制定了民主宪法的时候，也同样产生了由百科全书派的出现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所激发的追求。在这方面站在最前列的是默西·奧蒂斯·沃伦和后来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夫人的亚当斯夫人以及与她们志同道合的妇女们，她们主张政治上权利平等。她们的影响至少使新泽西州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但是这个权利1807年又被取消。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1787年），后来成为吉伦特派成员的孔多塞就写过一篇出色的散文，赞成给予妇女投票权，主张两性在政治上完全平等。 在邻国大事件的鼓舞下，出生于1759年的勇敢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海峡的对岸高声呐喊。1790年，她写了一部驳斥法国大革命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伯克的书，她在书中为人权要求进行了辩护。不久，她又转而为自己的同性争取人权。这体现在她发表于1792年的《女权辩护》一书中。她在书中尖锐地批评自己的同性，要求为了整体的利益给予妇女完全平等的权利，并为此进行了勇敢的辩护。但是，她自然而然地遭到了极其激烈的和极其不公正的攻击。由于内心的苦闷，她在同时代人的误解和嘲笑声中与世长辞（1797年）。 然而，最引人注意的是，大约就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开始认真追求妇女政治上的平等的同一时期，在当时十分落后的德国有一位名叫泰·哥·冯·希佩尔的作家也匿名出版了《论妇女公民地位的改善》（1792年柏林版）一书。他在书中赞成给予妇女平等权利。在这个同样有理由写一部《论男子公民地位的改善》的书的时期，他的勇气尤其令人敬佩。他在书中得出必须使男女具有社会平等权利和政治平等权利的结论，并且巧妙和风趣地为此进行了辩护。 此后较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不再提及妇女与男子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却逐渐成为所有文明国家进步妇女运动的先决条件，并在一些国家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在法国，圣西门的信徒和傅立叶的信徒都主张两性具有社会平等地位。傅立叶的信徒孔西得朗1848年在法国议会宪法委员会中提议给予妇女政治平等权利。1851年比埃尔·勒鲁在议会中再次提出这个提案，但是都毫无结果。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从那时到现在，整个发展状况和所有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妇女的地位也有所改变。她们的全部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与社会的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她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主动地参与社会的发展进程。我们看到，在所有文明国家，数十万和数百万的妇女同男子一样从事各种职业，自食其力、进行生存斗争的人的数量在逐年增多。对于我们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如何，妇女同男子一样不能漠然视之。诸如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一次战争是有利还是有弊，国家是否每年需要几十万健康男子从军，并且把数万名军人派往国外，是否可以通过税收和关税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因为在大多数人只得到很少的生活资料的时期，税越高，对家庭的打击就越大，类似的问题不仅与男子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妇女密切相关。妇女也要从她们的生活费用和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交纳直接税和间接税。教育制度是她们最为感兴趣的问题，因为受教育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地位；身为母亲的妇女对此倍感兴趣。 此外，从事数百种职业的数十万数百万妇女都非常积极地亲自关心我们的社会立法状况。有关劳动时间长短的问题，有关夜班、星期日劳动和童工劳动的问题，有关支付工资期限、解约通知期限的问题，有关工厂和车间的保护措施问题，简而言之有关劳工保护的问题以及整个保险方面的立法、工商业仲裁法庭等等也是她们极为感兴趣的问题。工人们对只有女工或女工占多数的许多工业部门的状况不甚了解或者一无所知。企业主们总是极力掩盖应归咎于他们的弊端，而工业视察员往往不负责视察只雇用女工的工业部门，即使视察也是敷衍了事，而恰恰是这些部门最需要保护措施。人们只要想想我们大城市中缝纫女工、女裁缝、制帽女工等等挤作一团的工作场所，便可了解这种状况。她们没有申诉，至今也没有人到那里进行调查。从事经营活动的妇女还对贸易立法和关税立法以及整个民法感兴趣。她们与男子一样十分关注通过立法对我们的现状施加影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她们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必将极大地加强这种影响，从而形成新的气象。 人们对于这种要求给予简短的否定回答：妇女对政治一窍不通，大多数妇女也不想过问政治，她们也不知道如何行使投票权。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妇女们至今确实尚未大范围地要求政治平等权利，至少在德国情况如此。第一位早在70年代就在德国主张妇女政治权利平等的妇女是海德维希·多姆夫人。最近，主要是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女工们为此进行了有力的宣传。 指责妇女迄今为止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并不能成为论据。迄今为止妇女不关心政治并不能证明她们不必关心政治。反对给予妇女投票权的理由在70年代上半期也曾经是人们反对给予男子普选权的理由。本书的作者1863年还在反对普选权，而4年之后，多亏有了普选权，他才被选入帝国议会。数万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由反对者转变为赞成者。许多男子仍然不利用或者不懂得利用自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权利，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不给予他们政治权利的理由，而且可能也没有人打算取消他们的政治权利、在议会选举中通常有25%至30%的选民不投票，这些人来自所有阶层。而据我们看来，70%至75%的参加选举的人中的大部分人如果明白自己真正利益所在也许就不会投票了。他们不明白自己真正利益所在是缺乏政治修养的结果。 要想提高群众的政治修养，让他们远离公共事务是不行的，应当允许他们行使政治权利。熟能生巧。迄今为止，统治阶级懂得，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让大多数民众在政治上处于幼稚状态。因此少数有阶级觉悟、目标明确的人目前的任务就是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为大众的利益而斗争，唤醒麻木的群众，带领他们奋发向上。迄今为止所有伟大的运动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妇女运动也不会例外，对此我们不必惊奇和失望。目前已取得的成就表明，辛劳和牺牲不会是徒劳的，将来的胜利属于我们。 当妇女们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的时候，她们也将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在人们请她们投票时，她们扪心自问：为什么投票？投谁的票？在这种时刻，男子和妇女之间会产生一系列起推动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但不会损害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而且反而会极大地改善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孤陋寡闻的妇女必然会向见多识广的男子求教。由此可以交换看法，互相学习，迄今为止男女之间极少存在这种状况。而这种状况会给他们的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两个性别之间不幸存在着的修养上和理解力上的差别也将逐渐消除，这种差别往往导致意见分歧和争执，使男子面对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义务无所适从，有害于共同利益。男子非但不会受到阻碍，而且还会得到志同道合的妻子的支持；如果妻子因负有义务不能亲自参与，那么，她将鼓励丈夫尽职尽责。她还会愿意拿出一小部分收入，订阅报纸或用于宣传，因为报纸也会给她带来启迪和娱乐，她明白，为宣传所作的捐献是必要的，这样做会使她、她的丈夫和子女过上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而这正是他们所缺少的。 因此，双方维护与个人幸福密切相关的共同利益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产生良好的效果。这样一来所产生的结果，将完全不同于目光短浅的人或反对建立基于人具有完全平等权利之上的国家的人所断言的情况。随着社会的各种制度把男子和妇女从物质上的忧虑和过重的劳动负担中解放出来，两性之间的这种关系还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在这一点上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需要教育和锻炼。不下水就永远学不会游泳；不学习外语，不练习外语，就永远不会说外语。每个人自然都懂得这个道理，但是许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国家和社会事务。在北美，人们承认地位极其低下的黑人具有政治上的平等权利，难道我们的妇女在能力上还不及这些黑人吗？或者，难道像无知的后波美拉尼亚的临时工或信奉教皇极权主义的波兰管道工这样的粗鲁的和毫无教养的男人仅仅因为他们碰巧生为男人就应该比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妇女享有更多的权利吗？儿子比母亲有更多的权利，然而，也许恰恰是母亲素质的遗传才使他成为现在的样子。真是令人大惑不解！ 此外，我们不必再冒闯入黑暗、未知世界的风险。北美、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芬兰已经开辟了道路。关于这种举动所产生的影响，金曼法官1872年11月12日在从拉勒米城写给芝加哥《妇女报》（Women'sJournal）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我们这个准州，妇女享有投票权和与其他选民一样的任职权已经3年了。在此期间，她们参加公职选举和被选举担任种种公职；她们曾经担任陪审员和初级法院的名誉法官。她们普遍参加了我们的所有选举。虽然我认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原则上不赞成妇女参与，但是，我确信任何人都不能拒不承认妇女参加我们的选举产生了富有教益的影响。选举因此进行得平静而有秩序。在此期间，我们法院能够处理和惩罚在此之前不受制裁的各类犯罪。 “例如在我们这个准州成立之初，几乎所有人都随身携带手枪，稍有争吵便动用手枪。在我的印象中，由男子组成的陪审团从未判处过开枪的人有罪；但是，当陪审员中有两三名妇女时，陪审员们便会接受法庭的指示（instruction）……” 1894年11月12日怀俄明州议会致世界所有议会的信说明了该州实行妇女投票权25年之后，人们是如何看待妇女选举权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怀俄明州妇女拥有和行使投票权不但没有任何不良后果，而且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这种作法不需要采取任何强制手段，为本州摆脱贫困和犯罪作出了突出贡献；这种作法有助于进行宁静而秩序井然的选举，有助于实行贤明统治，有助于达到引人注意的文明程度，有助于维护公共秩序；我们充满自豪地指出下列事实：妇女拥有投票权之后25年以来，怀俄明州没有一个区存在贫民院，监狱几乎闲置，犯罪现象近乎绝迹。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敦促地球上所有文明国家毫不迟疑地给予妇女选举权。” 在完全承认怀俄明州妇女的政治活动的同时，我们并不像那里议会中妇女投票权的热情辩护者们那样，认为这种令人羡慕的状况仅仅归功于妇女有了投票权（从信中的描述来看，这个州为这种状况感到欣喜），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因索共同决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怀俄明州妇女行使选举权伴随着极其令入欣慰的后果，没有出现任何弊端。这是为妇女获得选举权所作的最好的辩护。 怀俄明州的榜样得到人们的仿效。在美国，妇女们1893年在科罗拉多州获得政治投票权，1895年在犹他州获得政治投票权，1896年在爱达荷州获得政治投票权，1908年在南达科他获得政治投票权，1909年在华盛顿获得政治投票权，她们还马上选出了一些女代表。1899年，科罗拉多州改革5年之后，国会以45票对3票通过了下列决议： “在科罗拉多州两性具有平等的选举权已经5年了，在此期间，妇女同男子一样普遍行使了选举权，并且获得成功：选出了合适的公职候补人，改革了选举方式，完善了立法，文化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由于女性的影响政治责任感有所增强，考虑到上述情况，下议院决定，鉴于这样的结果，建议各个州及北美联盟的各个准州釆取立法措施，给予妇女政治平等地位，这将有利于创造更优良的秩序。” 在一些州，议会决定给予妇女选举权，但是公民投票却否决了议会决议。例如，堪萨斯州、俄勒冈州、内布拉斯加州、印第安纳州和俄克拉何马便是如此；在堪萨斯和俄克拉何马巳经进行了两次公民投票，在俄勒冈州甚至已经进行了三次公民投票，尽管多数人反对女性政治解放，但是反对者的人数在逐渐减少。 “妇女们在地区范围内所获得的权利是极其不同的；总的说来她们在这方面的成就并不十分显著。在妇女获得政治选举权的4个州她们自然拥有完全的地区性公民权。除了这4个州之外，却只有堪萨斯州给予妇女地方代表机构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中还包括学校管理机构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和税收问题的公民投票权。在密执安州，妇女从1893年起拥有地方代表机构的选举权，但是，妇女要凭受教育程度的证明参加选举，因而不是普遍权利。路易斯安那、蒙大拿、衣阿华和纽约各州都已经给予妇女地方税收问题的表决权。妇女们在学校管理领域比在一般地区性事务上施加了更多的影响。在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伊利诺斯州、马萨诸塞州、明尼苏达州、蒙大拿州、内布拉斯加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北达科他州和南达科他州、俄亥俄州、俄勒冈州、佛蒙特、威斯康星州、华盛顿州和亚利桑那准州，妇女都得到了学校管理机构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马准州，妇女只拥有学校管理机构的选举权，但是肯塔基州仅仅在某些条件下给予某些阶级的妇女这种权利。加利福尼亚州、衣阿华州、缅因州、路易斯安那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罗得岛州给予妇女学校管理机构的被选举权，但是她们只允许被选举担任学校管理机构中的某些职位。”[6] 在新西兰，妇女从1893年开始拥有政治选举权。她们十分积极地参加了议会选举，甚至比男子还要积极；但是，她们只拥有选举权，只有男子才拥有被选举权。1893年在139915名达到法定年龄的妇女中至少有109461人上了选举人名单，即每1000人中有785人上了选举人名单。90290人参加了选举，即每1000人中有645人参加了选举。1896年参加表决的人数达到108783人（68%），1902年达到138565人，1905年达到175046人。 在塔斯马尼亚，妇女们1884年获得地方代表机构的选举权，1903年获得政治选举权。妇女们在南澳大利亚从1895年开始拥有政治选举权，在西澳大利亚从1900年开始拥有政治选举权，在新南威尔士从1902年开始拥有政治选举权，在昆士兰从1905年开始拥有政治选举权，在维多利亚从1908年开始拥有政治选举权。这些殖民地州的联邦还在1902年给予妇女联邦议会的选举权。在承认选举权的同时也承认了被选举权，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位妇女被选入议会。 成年妇女被赋予与男子同等条件下的议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关于地方行政机构的规定却不这么民主。参与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利与兵役义务联系在一起。从1889年开始，纳税妇女可以被选入市镇和乡村的济贫委员会。妇女们还可以被选为贫民院的院长，此外，她们也可以被选入教务监督委员会和学校领导机构。 由于1905年10月的大规模的总罢工和俄国革命的胜利，芬兰恢复了宪法。工人阶级由外部施加压力，使等级议会通过了普选权（包括妇女普选权）的法律。享受救济金的人或者欠付国家人头税（男子2马克，女子1马克）的人没有选举权。1907年有19名妇女被选进人民代议机构，1908年有25名妇女被选进人民代议机构。 在挪威，妇女们从1889年开始参与学校管理。在城市中，妇女可以由区代表大会委派到教务监督委员会中工作。有孩字的妇女在选举学校行政机构时可以参加投票。在乡村，凡是缴纳教育税的人，不论男女都有权参加教师、家长和学生全体大会。妇女可以担任督学。在其他地方性事务上妇女可以发挥作用。1901年，符合下述条件的所有挪威妇女都获得了地方代表机构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本人为年满25岁的挪威公民，在国内居住满五年，在上一个课税年度缴纳了国家税和地方税（农村地区年收入在337.50马克即300克朗以上或者城市年收入在450马克即400克朗以上的人需要纳税）或者与丈夫一起生活，夫妻财产共有，丈夫按规定的所得税税额纳税。20万名妇女得到了选举权，其中仅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就有3万名妇女得到选举权。在第一次有妇女参加的选举中。90名妇女被选进乡村议会和城市议会，160名妇女被选为代表，其中克里斯蒂安尼亚有6名妇女当选为市议会议员，1名妇女当选为代表。1907年7月1日，挪威妇女还获得了政治选举权，但是她们所获得的不是与男子在同等条件下的政治选举权。对妇女地方性选举权的限定也同样适用于妇女的政治选举权。将近25万名成年的无产阶级妇女还没有政治权利。 在瑞典，1862年以来，未婚妇女在省议会和地方代表机构的选举中具有与男子同等条件下的选举权，也就是说，如果她们达到了法定年龄，收入在562.50马克以上，因而有纳税义务，并且已缴纳税款，那么她们就有选举权。1887年，62000名妇女中只有4000人参加了表决。起初，妇女完全没有被选举担任地方职务的权利，1889年，法律规定她们具有被选进济贫委员会和教务监督委员会的权利。1909年2月，瑞典妇女得到了所有乡镇议会和城市议会的被选举权。1902年，下议院以114票对64票否决了给予妇女政治选举权，1905年以109票对88票再次否决。 在丹麦，经过长期的宣传之后，妇女们在1908年4月获得了地方代表机构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是年满25岁，在城市中自己的年收入在900马克以上（农村地区略少），或与丈夫共同生活，夫妻财产共有，其夫按照规定的所得税额纳税的妇女都拥有选举权。此外，食宿费算作工资的女佣也有选举权。在1909年进行的第一次选举中，哥本哈根有7名妇女被选入市议会。冰岛妇女从1907年起拥有地方代表机构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在英国，妇女获得选举权经历了确乎漫长的历史。根据古代法律，中世纪身为地主的妇女拥有选举权，身为地主，她们还行使法官的职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失去了这种权利。在1832年的选举改革法案中。使用了“人（person）”一词，在英语的概念中，这个词包括男女两种性别的人。但是这项法律在有关妇女的地方被加上了限制性的解释，妇女参加选举的努力遭到拒绝。在1867年的选举改革法案中，人们又用“男人（man）”一词取代了“人（person）”一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提议将“男人（man）”一词改回“人（person）”一词，理由很明确，即这样一来妇女就与男子在同等条件下具有选举权。这次提案以194票对73票被否决。16年之后（1883年），下院中有人再次提议给予妇女选举权。这项提案仅以16票的多数被驳回。1884年所做的另一次努力由于下院成员力量悬殊，以136票的多数被否决。但是少数派并不服输。1886年，在他们的努力下，经过两读，通过了给予妇女议会选举权的提案。由于议会解散，未能作出最终的决定。 1888年11月29日，索耳斯贝里勋爵在爱丁堡发表演说，他这样说道：“我衷心希望妇女与男子分享议会选举的投票权、参与决定国家政治方针的一天很快到来。”著名自然科学家、达尔文的拥护者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也就同样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男子和妇女都拥有顺应自己最好的冲动的自由的时候，当二者受到良好的教育的时候，当公共舆论由最贤明和最优秀的人引导，青年人受到系统的教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类优胜劣汰的学说得到了实现，这个学说必将带来焕然一新的人类。只要妇女仍然被迫把婚姻作为摆脱贫困、逃避孤独的手段，她们与男子相比就处于并且仍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就是消除妨碍她们在工业和职业各个领域中与男子竞争的种种限制。但是，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允许妇女行使她们的政治权利，如果在议会中早就有妇女的直接代理人，那么，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使妇女们痛苦至今的限制了。” 1892年4月27日，A.罗利特爵士的一个提案又以175票对152票被否决，未能进入二读。1897年2月3日，下院通过了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但是，由于反对者使出种种手腕，有关草案未能进入三读。1904年又重复了同样的过程。1906年选出的下院成员中，大多数人在选举前都表示赞成给予妇女选举权。1908年6月21日在海德公园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2月28日，斯坦杰要求在今天适应于男子选举权的限度内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以271票对92票通过。 在地方行政管理领域，妇女的选举权在不断扩大。在教区全体居民大会上，妇女同男子一样拥有参加权和投票权。自1899年以来，英国妇女在乡镇代表大会、区代表大会和郡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具有与男子同等条件下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农村的乡镇代表大会和区代表大会以及贫民救济机构的选举中，所有居住在该乡该区的占有人和承租人（包括女性)都有选举权。每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居民，不论男女，都拥有被选进代表团的权利。在教务监督委员会的选举中，妇女拥有与男子同等条件下的选举权，从1870年开始又有了被选举权。但是，1903年，反动的英国教育法又剥夺了妇女被选入伦敦郡学校管理机构的权利。从1869年开始，独立的未婚妇女拥有枢密院的投票权。1907年的两个法律规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未婚妇女可以被选进郡代表大会和乡镇代表大会。但是，当选为大会主席的妇女却不允许担任大会主席应当兼任的初级法院名誉法官的职务。此外，她们还可以被选进教区委员会和济贫委员会，1908年11月9日在奧尔德堡选出了第一位女市长。1908年在英国济贫委员会中有1162名妇女，在英国教务监督委员会中有615名妇女。在爱尔兰，独立纳税的妇女从1887年开始拥有地方代表机构的选举权，从1869年开始又拥有济贫机构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大部分省都与英国在同样的条件下给予妇女在地方范围内的选举权。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也同样给予妇女在地方范围内的选举权。 在法国，1880年2月27日的法律第一次向前迈进了一小步。根据这个法律，形成了由女校长、女首席视察员、收容所的女视察员组成的选民团体。这个选民团体致力于国民教育。1898年1月23日的另一项法律规定允许经商的妇女参加商事法庭的选举。1907年3月27日的法律对工商业仲裁法庭进行了革新，也给予妇女这个机构的选举权，从1908年11月25日起，妇女还获得了被选举权。 在意大利与德国不同，妇女们从1893年开始就被承认在工商业仲裁法庭选举中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她们还拥有被选为医院、孤儿院、教养院和校务委员会领导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成员的权利。 在奧地利，因自己的财产而划入大地主阶层的妇女在国会和州议会的选举中亲自行使或者通过男性全权代表行使选举权，在市镇中，年龄在24岁以上、属于市镇成员、并为她们的实际财产、企业或收入交纳直接税的妇女拥有市镇代议机构的选举权；已婚妇女通过自己的丈夫行使投票权，其他妇女通过全权代表行使投票权。至于州议会，大地主阶级的妇女在任何地方都拥有选举权，但是，她们不必亲自行使选举权，下奧地利除外。仅在王室世袭领地下奧地利，1896年的法律规定，大地主不论男女都必须亲自参加表决。在选举工商业仲裁法庭时，同荷兰一样，妇女仅拥有选举权。 在德国，妇女完全没有真正议会机构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在个别州以及部分地区的乡镇代表大会的选举中拥有投票权。在所有市镇或村镇中妇女都没有被选举权。在城市中她们甚至没有选举权。只有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大公爵领地属下的城市、施瓦茨堡—鲁多尔施塔特和施瓦茨堡—松德斯豪森侯爵领地所属的城市、莱茵河东岸巴伐利亚的城市和吕贝克的小城市特拉沃明德例外。 巴伐利亚城市的所有女房主和萨克森—魏玛地区和施瓦茨堡地区的所有女市民都拥有投票权。但是她们仅在特拉沃明德拥有亲自行使投票权的权利。[7]至于村镇在以地产或一定的纳税义务为拥有投票权条件的所有乡镇中，妇女几乎总是拥有投票权。但是，她们必须通过代理人行使投票权，此外，她们也没有被选举权。在普鲁士、不伦瑞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萨克森—魏玛、汉堡和吕贝克便是这种情况。在萨克森王国，根据村镇条例，身为土地所有者的妇女和未婚妇女可以行使投票权。结婚以后，投票权转归丈夫所有。在乡镇的投票权以乡镇居民权为条件的各邦，妇女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投票权。在符滕堡、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巴登、黑森、奧尔登堡、安哈尔特、哥达和罗伊斯新系侯爵领地便是如此。但是在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科堡、施瓦茨堡—鲁多尔施塔特和施瓦茨堡—松德斯豪森，妇女不仅拥有与男子同等条件下的公民权，而且还拥有平等的完全独立的投票权。然而，她们在这些地方也同样没有亲自行使投票权的权利。 在妇女拥有有限的地方性选举权的普鲁士地区，有选举权的妇女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县级代表机构县议会的选举。在大地主、矿山企业和工商业企业的代表的选举联盟中，妇女可以直接选举县议会议员，但是在村镇中，妇女则只能间接选举县议会议员，因为在村镇中，乡镇全体居民大会或乡镇代表大会本身不能选举这类代表，而只能选出可以选举议员的选举人。由于县议会可以选举省议会议员，所以，为数不多的有选举权的妇女可以对省行政管理施加极其有限的影响。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救济贫民和抚养孤儿的工作，并且成绩斐然，只有巴伐利亚除外。在一些城市，妇女还被吸收到校务委员会（普鲁士、巴登、符滕堡、巴伐利亚、萨克森）和住房调查委员会（曼海姆）中。疾病保险机关仍然是妇女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唯一公共领域；在工商业仲裁法庭和商业法庭的选举中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 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上述情况中，选举权几乎毫无例外地不是取决于人，而是取决于财产。这对于人们理解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道德和现行法律是颇有启发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金钱和财产，他在政治上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聪明才智，而是财产。 实际上，将妇女视为没有法律行为能力的人而不给予她们投票权的原则已经被打破。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拒绝承认她们拥有全部权利。据说，因为妇女容易受宗教偏见的影响，是保守的，所以给予她们投票权是危险的。但是，她们之所以如此，仅仅是由于她们无知；人们应该教育她们，使她们了解她们的真正利益所在。此外，人们还夸大了选举中的宗教影响。教皇极权主义的宣传在德国之所以如此卓有成效，仅仅是因为这种宣传把社会利益与宗教利益结合在一起。教皇极权主义的神甫们长期以来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竞相揭露社会的腐败。因此在民众中产生影响。随着文化斗争的结束，这种影响逐渐消失。僧侣们被迫放弃与国家政权的对抗，同时，日益加剧的阶级对立迫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天主教资产阶级和天主教贵族的利益，因此，他们在社会领域不得不保持较大的克制。这样一来，他们便在工人当中失去了影响，尤其是当他们因顾及国家政权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得不赞同或容忍有悖于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和法律的时候，更是如此。同样的原因最终也使僧侣们在妇女中的影响减弱。如果妇女从集会和报纸上听到、从自己的经验中领悟到其真正利益所在，那么，她们会同男子一样使自己从宗教势力的影响中解放出来。[8] 在教皇极权主义几乎仍然完全统治着广大民众的比利时，部分天主教僧侣把给予妇女投票权看作对付社会民主主义的有力武器，他们因此要求给予妇女选举权。在德国也有个别保守议员，每当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议会提出给予妇女投票权的要求时，他们都因为把妇女拥有投票权视为对付社会民主党人的武器而表示赞成。毫无疑问，在妇女没有政治经验，受到宗教势力统治的情况下，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拒绝给予她们投票权的理由。目前仍有几百万工人违背自己阶级的利益选举资产阶级和教会政党的代表，由此证明了他们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但是并没有人打算出于这个原因剥夺他们的投票权。不给予投票权或者剥夺投票权并不是因为人们担心群众（包括妇女）无知，群众无知恰恰是统治阶级造成的，而是担心他们会逐渐聪明起来，走自己的路。 有一个时期，德国诸邦还很落后，妇女甚至没有政治结社权。在普鲁士、巴伐利亚、不伦瑞克和其他一些德国邦国，她们被禁止组织政治社团，在普鲁士，1901年高级行政法庭甚至明确判决不允许妇女参加政治社团的庆祝活动。1901年秋天，柏林大学校长甚至采取了在人们看来非常不体面的做法，禁止妇女在大学生社会科学社团中发表演讲。同年，不伦瑞克警方还禁止妇女参加新教社会问题大会的辩论。1902年，普鲁士内务大臣仁慈地表示愿意给予妇女在政治社团大会上旁听的权利，前提是，她们必须像犹太妇女在犹太教堂中那样在大厅的指定的地方入座，这件事表明了我们社会状况的狭隘性。直到1904年2月，波萨多夫斯基仍然可以在帝国议会中郑重宣布：“妇女不应过问政治。”就连资产阶级政党也不满意当时的状况。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彻底清除了争取结社权的障碍。1908年4月19日，新的帝国结社法终于使妇女获行了结社和集会的平等权利。这是唯一根本的改革。 有了选举权自然还应该有被选举权。“让妇女登上帝国议会的讲坛，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声。实际上，她们在其他国家已经登上了议会的讲坛，我们对于妇女登上妇女大会和各种集会的讲坛也已经习以为常。在北美，她们还可以布道和出任陪审法官，她们为什么就不能登上帝国议会的讲坛呢？第一位进入帝国议会的妇女会懂得如何使人心悦诚服。最初工人进入议会时，人们也认为可以把他们作为笑谈，并且断定，工人们很快便会认识到，他们选举这种人是多么愚蠢的行为。但是，他们的代表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现在人们担心的是，他们的代表太能干了。轻佻的、喜欢说风凉话的人们提出反对的理由：“可是，你们想想看，让孕妇们站在帝国议会的讲坛上多不‘雅观’！”但是，在这些人的眼里，让怀孕的妇女去从事那些有损于妇女的尊严、体面和健康的极不雅观的工作却是正常的。能取笑怀孕妇女的男人是十足的无赖。只要想一想他自己的母亲在他出生之前也曾经是这种样子，他就应当感到脸红，再想一想他这个粗鲁的嘲讽者本人从妻子同样的状态中期待着最大愿望的实现，他应该羞愧得无地自容。[9] 生儿育女的妇女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决不小于用自己的生命抗击侵略成性的敌人来保卫家园的男子；她们还生养和培育了未来的男子，令人遗憾的是，他们过多地血洒“光荣的战场”。不仅如此。妇女每当一次母亲都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的每一位母亲在我们出生时都面临着死亡，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死于生育。“例如在普鲁士，产褥期死亡妇女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伤寒病的死亡人数，其中有的人死于产褥热。1905年和1906年，每10000名妇女当中死于伤寒病的人分别为0.73和0.62，而死于产褥期的人则分别为2.13和1.97。如果同等数量的男人遭遇这种痛苦的话，那么，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他们还会袖手旁观吗？”海尔夫教授有理由指出这一点。[10]由于生产而死亡或久病不愈的妇女的人数远远多于在战场上死亡或失踪的男子的人数。从1816年到1876年单死于产褥热的妇女就不止321791人，平均每年5363人。在英国，从1847年到1901年死于产褥期的妇女的人数为213533人，尽管采取了种种医疗措施，平均每年仍然不少于4000人。[11] 这个数字比在这个时期内各种战争中被打死或者死于伤痛的男子的数字要大得多。而由于坐月子的缘故长期患病或过早死亡的妇女的数字又比死于产褥热的妇女已经相当可观的数字要大得多。[12]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妇女也有权要求享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尤其是必须向那些喜欢用男子保卫国家的义务来反对妇女的人说明这一点。此外，因我们的军事制度之故，大部分男子从未尽过这种义务，这种义务对多数人来说有名无实。 如果两性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两性之间不存在人为加强的对抗，那么，所有这些反对妇女参加公共活动的理由都将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人们从青年时代起就在社会交往和教育中将两性分离开来。尤其是由基督教造成的对抗，它始终使两性互相隔离，一方不了解另一方，这种状况妨碍了自由愉快的交往、相互间的信任、性格待征的相互补充。[13] 一个合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的首要任务必定是消除这种不可救药的矛盾，给予自然其应有的权利。违反自然的事情始于小学。先是性别隔离，然后是颠倒黑白或者是不教授与人类性别有关的内容。在每个还算不错的学校也教授博物学：孩子们从中了解到鸟类下蛋，然后孵化；他们还知道，交配期从什么时候幵始，公鸟和雌鸟必须共同筑巢、孵化和哺育雏鸟。此外，他们还了解到，哺乳动物胎生幼兽；他们听说了发情期和发情期中公兽追求母兽的搏斗；他们还知道一般产仔数，也许还知道母兽的怀孕时间。但是，人类自身的诞生和发展却裹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中，对此他们茫然不知。后来当孩子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由于不敢求教于老师而向父母、尤其是母亲提出问题时，父母总是用荒唐幼稚的童话来诓骗他们，使他们得不到满足，并且加重了他们日后得知自己原始本性时的厌恶感。12岁时还不了解这些的孩子极少。除此之外，在每一个小城镇，尤其是在乡村，孩子们从小就在院落里、大街上和放牧中极近地观察到家禽交尾和家畜交配。他们听到，父母、仆人和兄姐把各种家畜发情期的满足和生育行为当作重要的谈论对象，无拘无束地不厌其详地加以描述。这一切使孩子对父母所描述的自己出生的情况产生怀疑。终于有一天他们了解了真相，但是了解真相的方式不是通过自然合理的教育。孩子的秘密导致孩子与父母的疏远，尤其是孩子与母亲的疏远。人们得到的结果，与人们在不明智的、目光短浅的情况下所希望得到的结果相反。人们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和幼时的伙伴就会明白通常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一位美国妇女[14]在一本书中写道，为了回答她7岁的儿子关于自己从哪儿来的追问，她向他透露了他出生的真实情况，因为她不想用童话诓骗他。孩子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述，他知道了自己曾经给母亲带来多少担忧和痛苦，从这一天起，他以从未有过的温柔和敬意眷恋着母亲，并且还将这种温柔和敬意扩展到其他妇女。作者从正确的观点出发，认为只有通过自然的教育才能改善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使男性更加尊敬女性，更好地自我克制。毫无偏见地思考问题的人都会得出这个结论。 在批评我们的现状时，人们无论从什么观点出发，最终总是又回到这一点上：“对我们的社会状况进行彻底的变革并借助于它对两性地位进行彻底的变革是十分必要的。妇女为了迅速达到目的，必须寻求自己的同盟者，她们必然会在无产阶级运动中遇到同盟者。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很早就开始冲击维护一个性别统治另一个性别的阶级国家的堡垒。我们必须用壕堑从四面八方围困这个堡垒，用各种口径的火炮迫使对方交出这个堡垒。围攻部队将从各个方面找到自己的军官和合适的武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历史学、教育学、卫生学和统计学会为这个运动提供弹药和武器。哲学也不示弱，它将宣布，“理想国”即将在大陆国家的“拯救哲学”中得到实现。 虽然阶级国家的一些维护者为了共同的利益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他们为了分配战利品也互相明争暗斗。他们的分裂有助于对阶级国家的征服和变革。一个阶层的利益与另一个阶层的利益相对抗，此外，敌人队伍中的反叛者日益增加，这一点也对我们有利。在敌方的士兵当中大部分都是与我们血肉相连的同胞，过去由于误解和误入歧途而反对我们和他们自身，但是，他们会逐渐觉悟，加入我们的行列。不仅如此，在从前敌对的思想家的队伍中，一些正直的已经觉悟的人也弃暗投明，渊博的学问和深刻的认识促使他们超越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为实现自己追求正义的理想，将自己与渴求解放的大众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 国家与社会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但是，很多人还不曾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阐述。 [1]A.查普曼和M.查普曼：《妇女在英国法律中的地位》，1909年伦敦版。##### [2]L.布里德尔：《夫权》，1879年洛桑版。 [3]玛丽安妮·韦贝尔：《法律发展中的妻子和母亲》，1907年蒂宾根版第377页。 [4]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公民大会妇女》（希尔罗尼姆斯·米勒翻译，1846年莱比锡版）中也可以看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阿里斯托芬在这部喜剧中叙述道：雅典的国家制度已濒临崩溃，所有人都朿手无策。元老院的议员们在国民大会上让雅典公民讨论如何拯救国家。一个装扮成男子的妇女对此建议让妇女掌握国家领导权，这个建议“因为是雅典唯一前所未闻的事情”而获得一致通过。妇女掌握了国家大权，立即实行了共产主义。当然，阿里斯托芬是要嘲笑这种状况，但是，他的作品的独到之处却是让妇女在掌握了公共事务的决定权之后，从她们的立场出发，立即把共产主义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来加以推行。 [5]见埃玛·阿德勒：《法国革命中的著名妇女》，1906年维也纳版。 [6]克拉拉·蔡特金：《论妇女选举权问题》，1907年柏林版第64—65页。1909年，妇女在南达科他州和华盛顿州也获得了选举权。 [7]《妇女政治手册》，1909年版第86页。 [8]僧侣们很快看出会出现这种危险。资产阶级范围内妇女运动的重要作用和规模使天主教中央党的首脑们认识到否定已经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完全改变了阵线。他们以教会奴仆历来特有旳狡诈，支持他们从前反对的事物。他们不仅拥护让女性享受高等教育，而且还同意给予妇女充分的结社和集会自由。有远见者甚至表示赞成给予妇女投票权，企盼教会会从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同样，他们还赞助女性组织，甚至赞助佣人的组织。但是，他们赞助这些组织并非出于正义感，而是为了防止妇女们倾向于教会中和政治上的敌人。 [9]“芬兰女性议员中有半数是身为母亲的已婚妇女……在社会民主党的已婚女议员当中有3人是在州议会工作期间成为母亲的，她们仅仅是数周未能出席会议，并未造成其他不利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她们在议会工作期间怀孕是很正常的事情，既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也不会惹人注目。人们甚至可能认为，这种状态对大会很有教育意义。从狹义上看，关于妇女在议会中的工作值得强调的是，她们还被自己的政党选进专门委员会。这一点证明了这些政党相信妇女的工作能力。在负责制订有关工人保护、工人保险法律和新工商业管理法的工人事务委员会中除12名男子之外，还有4名妇女，其中有3位妇女被选为代表。在法律委员会和宪法委员会中各有两名妇女被选为正式成员，各有一名妇女被选为代表。妇女在各种专门委员会中都占据了重要位置。”芬兰州议会成员H.佩尔西南小姐：《芬兰的妇女投票权和妇女对议会工作的参与》，载于《进步文献》，1909年7月出版，第542—548页。10奥托·冯·海尔夫教授：《与产褥热的斗争》，1908年莱比锡版第266页。 [10]奥托·冯·海尔夫教授：《与产褥热的斗争》，1908年莱比锡版第266页。 [11]W.威廉斯：《产褥期的死亡情况》，1904年伦敦版第6—7页。 [12]“现在，有一个死于产褥期的妇女就有15至20个或多或少地严重感染、下身器官失调、身体健康受到影响的妇女，她们往往一生都因此而体弱多病。”医学博士H.B.亚当斯夫人：《妇女手册》，南德出版社，1894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363页。 [13]1902年，莱茵河畔诺伊斯市的代表们拒绝为修建公共游泳池提供津贴，理由是男孩们只穿游泳裤，彼此看到棵露的身体，有伤风化。 [14]《妇女，她的圣洁与忠诚》，伊莎贝拉·比彻一胡克著，1874年波士顿纽约版，李、谢泼德和迪林厄姆出版。
第十四章妇女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四章妇女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 1．家庭生活中的革命 2．妇女的才智 3．男子和妇女在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上的差别 4．达尔文主义与社会状况 5．妇女和自由职业 1．家庭生活中的革命 尽管妇女地位的极大改善是显而易见有目共睹的，但是，人们每天仍然听到有人把家务事和家庭说成是妇女的“天职”。每当妇女试图跻身于高等职业圈子，例如进入高等教育和管理专业、行医、从事法律职业、研究自然科学等等，这种论调就叫得特别响。这些人找出可笑之极的反对理由，并在博学多才的外表下为这些理由进行辩护。那些学识渊博的先生们像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在此也引证科学来捍卫这些荒谬绝伦的观点。他们的主要王牌是所谓妇女在才智上不如男人，她们在思想领域做不出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 这些反对意见恰恰迎合了大多数男人对妇女就业和才能的偏见，这些反对意见一经提出，便会得到他们的赞同。 在今天受教育程度和认识程度还普遍很低的情况下，尤其是当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使知识和教育局限于自己阶层的时候，新思想总是遭到激烈反对。因此，最初接受新思想的只是极少数人，他们往往受到讥笑、诽谤、甚至迫害。但是，如果这些新思想是有益的和合理的，是现存状况的必然产物，那么它们就会得到传播，接受它们的人终将由少数变为多数。在历史进程中，以往的所有新思想都是如此，为妇女带来真正完全解放的思想也必将获得成功。 当初信仰基督教的人不也是极少数吗？宗教改革者和现代资产阶级不是都曾经面对极其强大的对手吗？尽管如此，他们都胜利了。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帝国遭到12年非常法的镇压，难道它就因此被消灭了吗？人们认为它已经被铲除的时刻，恰恰是它最坚信胜利之时。 援引理家生子是妇女天职作为论据与关于有史以来就有国王、因此国王必须永远存在的论据如出一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第一个国王，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第一个资本家，但是，我们知道且看到，君主政体经历了几千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的趋势是王权日益被剥夺，直到有那么一天，君主政体变为多余的东西，而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像君主政体一样，每个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都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改造之中，最终走向衰亡。我们从本书的历史阐述中看到，现行婚姻形式和妇女地位决不是历来如此和“永恒”的，二者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并没有结束。如果说，大约2350年之前，狄摩西尼可以把“合法生儿育女和忠实地维护家庭”称作妇女唯一的职业，那么，今天人们已经放弃了这种立场。现在，谁敢把这种立场说成是“合乎天性”的而不招来贬低妇女的指责呢？然而，今天仍然有些怪癖的人暗暗赞同这位古代雅典人的观点，但是敢公开谈论几千年前被希腊一位最重要的人物自由和公开地称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的人却一个也没有了，这就是进步。 现代的发展摧毁了几百万婚姻，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对婚姻产生有利的影响。几十年前，虽然妇女缝纫、编织和洗涤已经很不时兴了，但在市民和农民家庭中这些仍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仅如此，她们还理所当然地要烤面包、纺纱、织布、漂染、酿酒、煮皂、制蜡。到外面请人做衣服被认为是过度浪费。当时，人们对自来水、煤气照明、煤气灶或煤油炉等（更不用提电了）以及无数其他现代家庭和厨房设备尚一无所知。虽然现在还存在着过时的情况，但那只是例外。大部分妇女都放弃了许多从前被认为理所当然要做的家务，因为工业所提供的比家庭妇女做出的东西价廉物美、更为实用，因此，至少是在城市，这些家务都省去了。可见，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我们家庭生活发生了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我们认为这个革命是理所当然的而没有注意到而巳。发生于眼前的变化，若非突然发生并且扰乱了习惯的秩序，人们往往不去注意它。但是人们却反对使他们不再能墨守成规的新思想。 我们家庭中发生的、并且仍在进一步深化的这种革命，也使妇女的地位朝另一个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妇女变得更自由和更独立了。从前，对于我们身为师母的袓母来说，在某个工作日不再照顾工人和学徒的饮食起居，而去剧院、音乐厅和其他娱乐场所，是不允许有也不会有的想法。像现在许多妇女那样关心公共事务是这些善良的旧时代的妇女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现在，妇女们建立多种多样的协会，订阅和创办报纸，召开大会。女工们加入了工会，参加男人们的集会和协会。就德国而言，在有些地方，她们已经有了被选入工商业仲裁法庭的权利，而守旧的帝国议会多数派又在公元1890年剥夺了她们的这个权利。 虽然光明面之外还有阴喑面存在，后者与我们正在发酵和腐烂的社会状况有关，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光明面仍然是主要的。想要消除上面描述的变化，这是多么陈腐的观念！妇女们自身尽管从整体上看至今仍有保守倾向，但是，她们也决不再希望回到过去时代那种陈旧的、狭隘的、家长式的状态中去。 美囯社会虽然也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但是，它不必与欧洲古老的偏见和过时的制度纠缠不清，因此，它更易于接受大有裨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很久以来，那里的人对妇女地位的看法就与我们不同。例如，那里富有阶层早就认为妇女自己烤面包、酿酒不仅费力麻烦，而且一点也不省钱。人们感到妇女在自己的厨房里做饭也是多余的。公共食堂的集体厨房代替了自家的厨房，集体厨房中配备着能用到的各种机器和实用的辅助工具。合作社的妇女们轮流值班，饭菜更便宜、更好吃、更丰富多样，这样做饭可省去不少力气。我们的军官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他们在食堂中成立了经济合作社，任命一个管理员，负责批量购买食品，大家订好菜单，在营房蒸汽厨房中把饭做好。他们生活得比在旅馆中便宜得多，而且吃的也不差。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数千富裕家庭全年或一年中的部分时间都住在包伙公寓或旅馆中，丝毫不留恋自家的饭菜；他们从自家的厨房中解放出来，感到非常舒适安逸。妇女，特别是有钱的富裕的妇女对在厨房中忙碌和与厨房打交道的抵触情绪，说明了这些活动并不是妇女的“天职”。一些王公贵族、显贵家庭和较大的旅馆都雇用男厨师做饭，这个事实甚至说明了烹饪是男人的职业。这一点应该引起那些总是把妇女与挥动着的厨勺联想在一起的人的极大注意。 在建起了集体厨房的同时，接下来要做的应该是开办供一般人使用的中心洗衣店，并配备相应的干燥设备。在所有大城市中，富裕的个人和投机商已办起了这样的洗衣店，证明是极好的办法。此外，在有了集体厨房的同时，还应修建集体锅炉房，除了安装冷水自来水管道外，还应安装热水的自来水管道，这样一来，将省去许多耗时费力的劳动。大旅馆、许多私人住宅、医院、学校、兵营和其他各种公共建筑都有了这些设施和电灯、浴室等类似的设备。缺陷在于，只有公共机构和富有阶级享受这些好处。如果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些好处，那么，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节省时间、精力、劳力和物力，每个人的生活状况和舒适状况都会得到极大改善。1890年夏，报纸对美国在集中供暖和提供新鲜空气上的进步进行了描述，其中这样写道： “近来主要在美国北部进行了从某个地方向整个居住区或整个城区供暖的试验，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试验在设计方面十分周密合理，鉴于有利的经验和相当的经济利益有望继续推广。最近，人们还进一步尝试从中心向相距不远的城区不仅提供暖气，而且还提供或温暖或凉爽的新鲜空气。” 从前的设想，今天得到了更好的实现。小市民的狭隘和局限性使我们对这种计划和类似的计划总是抱怀疑态度，尽管我们德囯也正处于技术革命时代。正像机器和现代技术使手工劳动变得多余了一样，技术革命也使自家的厨房和其他以往要做的家务显得多余了。19世纪初，甚至连拿破仑也把用蒸汽推动船只看作疯子的想法；建造铁路的想法被人们眼中的聪明人说成是胡闹，据说没有人能够从这种交通工具上生还，行驶的高速度会使乘客窒息。至今仍有许多新的思想遭到同样的冷遇。假如有人在100年前向我们的妇女建议，用自来水代替井水，那么，他肯定会受到想使妇女和佣人变懒的指控。 但是，伟大的技术革命正在各个领域突飞猛进地进行着，任何东西也不能阻止它，资产阶级社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它唤起了这场革命，还必须把这场革命推向高潮，在各个领域使变革的萌芽破土而出，使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广泛发展，成为所有人的共同财产。 我们社会生活发展的方向与那些家庭生活的狂热信徒的想法不同。他们像沙漠中的犹太人怀念已经失去的安逸生活那样寻求和希望将妇女重新束缚在家庭中和灶台上，我们却要求妇女走出家庭的狭小圈子，全身心地参与公共生活（这将不仅是男人的事情），参与人类的文化使命。拉弗勒是正确的，他这样写道：“随着我们习惯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的逐渐增长，虔敬的感情和家庭的束缚将逐渐削弱，并且对人们的行为不再产生什么影响。这个事实是很普遍的，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规律。”[1]不仅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儿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逐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尤其是在美国，培养个人独立自主性的教育达到了比我们高得多的程度。当然，今天这种发展形式也有不利的一面，但是，它与这种发展形式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与我们时代的社会状况有关。 资产阶级社会带来的新的可喜的现象并非没有其阴喑的一面，正如傅立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进步都具有两个方面，有利有弊。 谢夫莱博士也同拉弗勒一样，认为我们时代家庭特征的变化是社会发展影响的结果。他说： “在第二章中所阐述的使家庭回归到它的特有职能的倾向贯穿了整个历史。家庭逐渐放弃了临时性的和代理性的功能，因为这种功能不过是社会功能空缺的填充，一旦法律、秩序、权力、宗教、教育、技术等独立机构都建立起来，这种职能便消失了。”[2] 2．妇女的才智 妇女们在进取，尽管最初只是少数人在进取，而其中只有一部分人具有明确的目标。她们不仅要在手工业和工业领域与男人比高低，她们不仅要在家庭中取得自由独立的地位，她们还要以较高的社会身份在公共生活中发挥自己的才智。人们总是喜欢以她们天生就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为由而提出反对意见。在今天的社会，虽然从事高等职业活动的问题仅仅涉及到少数妇女，但是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具有重要性。绝大部分男人都郑重地认为，妇女在才智上也始终比男人低下，她们没有权利要求取得平等地位，因此，这些人是要求平等的最坚决的反对者。 但是这些人却不反对妇女在极其繁重、通常有危险的工种中谋得职位，这些工种严重威胁到她们的身心，极大地损害了他们作为母亲的义务。对于那些困难和危险要少得多、更适合她们身体状态的职业，他们却要把她们排除在外。 在德国，为允许妇女上大学而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宣传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对，他们尤其反对妇女学医。波赫哈默尔、费林、S.宾德、黑加尔等人便是如此。冯·贝伦巴赫甚至认为，妇女至今还没出现一个天才，她们显然没有能力学哲学，因此，妇女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才能。如果世界上有了足够的男性哲学家，那么，没有女哲学家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说妇女中还没出现天才的反对理由也是毫无根据和不能令人信服的。天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必须有接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而迄今为止，妇女们缺少这样的机会，几千年来，她们受到压迫，被剥夺和逐渐丧失了发展智力的机会和可能性。如果人们认为，在为数不少的知名妇女中还没有天才，并因此断言妇女不具备成为天才的素质，那么，正像人们断言在被视为天才的人之外的男人世界中不再有天才存在一样，同样是不正确的。每个乡村教师都知道，由于缺少发展才能的机会，他的学生中有许多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是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遇到过这样的人，我们不能不说，如果境遇更顺利一些，他们也许能施展他们的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天才人物。男子中的天才和人才的数量也许要比迄今人们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女性也是如此，何况女性几千年来在精神上比男性受到更严重的压迫、阻碍和摧残。男子和妇女的智力和才能一旦能够在合乎本性的条件下得到发挥，将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对此我们还没有一个能够作出精确判断的标准。 今天，人类世界就像植物世界一样。大量珍贵种子的幼芽由于种植的土地不肥沃，或已被占据，幼苗缺少空气，阳光和养分，因而不能成长。自然界的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生活。假如一个园丁或农夫不去尽力培育他的植物，却断定这棵植物不会开花结果，那么，每个明白事理的邻居都会把他当作傻瓜。同样，如果他既想得到良种牲畜，又拒绝让他的母畜与良种公畜交配，邻居也会认为他是傻瓜。 现在不再有居然看不到以合理的方式种植作物和饲养牲畜的好处的、如此无知的农夫了。现在的问题是，他的资金是否允许他采用更好的方法；但是在人类世界，甚至那些有识之士也不承认他们当作自然界的颠扑不破的法则的东西也适用于人类世界。然而，任何一个人，不一定是自然科学家，都可以在生活中做一些富于启发性的观察。农民的孩子与城市的孩子有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呢？富有阶级的子女通常在脸型、体型和某些精神特征上与穷人的子女有区别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由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条件的不同造成的。 侧重一个方面的职业教育会使一个人具有特殊的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牧师或教师很容易被人从他的行为举止和面部表情识别出来，一个军人即使穿着便服也容易识别。鞋匠和裁缝、木匠和锁匠都很容易区分。两个孪生兄弟，小时候长得很像，如果长大以后，从事完全不同的职业，一个从事繁重的手工劳动，如打铁，另一个在大学学哲学，那么他们的相貌也会有很大不同。和动物界一样，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遗传和对环境的适应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人在所有生物中可塑性和适应能力又是最强的。如果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和职业，那么只需几年便可使他变成另一个人。当一个人从贫困狭隘的环境中走出来，置身于优越得多的环境中时，其外表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他也许在精神修养上还保留着许多过去的痕迹；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在精神上不再努力进取，而且往往也没有这个必要。暴发户不会因为这个缺陷受到任何损害。在我们这个崇尚金钱和物质财富的时代，人们宁愿拜倒在有钱人的膝下，而不愿意拜倒在学识渊博、富于智慧的人面前，尤其是当这些人不幸身为一文不名的普通人的时候。任何时代都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崇拜金钱。而我们是生活在“最好的时代”里。 工业区中的实例对于人们生活条件和所受教育的天壤之别最具有说服力。在那里，工人和资本家从外表上看如此不同，就好像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人种一样。这种反差在1877年冬天一个埃尔茨山区工业城市的选举大会上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劳资双方有同等数量的代表出席了这个与一个自由主义教授进行辩论的大会。大厅的前排被工人的对手们占据着，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很健康、强壮，多数身材高大，大厅的后排和顶层楼座站立着工人和小市民，十分之九是纺织工人，他们大部分人都身材矮小、瘦弱、脸色苍白，从他们的面部可以看出痛苦和贫困的痕迹。一方是资产阶级世界饱食无忧肠肥脑满的代表，另一方面是像蜜蜂和驮载牲口一样辛勤劳作的人们的代表，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使那些先生们看上去如此健康。如果让一代人在同等优越的生活条件下生活，那么在大部分人身上这种反差将会消失，而到了他们的下一代，这种反差则肯定会被消灭。 一般说来，确定妇女的社会地位要比确定男子的社会地位困难一些，她们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较快地接受更好的生活习惯。她们的适应能力比迟钝的男子强得多。 正像植物需要肥沃的土壤、阳光和空气一样，人类也需要健康的社会环境，使自己的精神素质和身体素质得到发展。俗话说：“吃什么样的东西做什么样的人。”这句话虽然有些过于片面，但是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这不仅与一个人吃什么有关，而且还与他的整个生活状况和他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环境有关，与社会环境是阻碍了还是促进了他的身体和精神发展，是对他的情感、思想、行为产生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影响有关。我们天天看到，在较好的物质条件中生活的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却走向堕落，这是因为在其家庭或私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之外，社会因素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影响的作用极大，使他们步入歧途。人们置身其中的普遍状况甚至比家庭状况重要得多。如果男女两性的社会发展条件是相同的，对每个性别都不存在任何障碍，这个社会的社会状况是健康的，那么，妇女也将使自己的本质达到高度完善，对此我们还不能确切地想象出来，因为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史中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社会状况。在某些时候个别妇女所取得的成绩说明她们是可以成就大业的，因为正像男性天才在其众多的同性伙伴之中鹤立鸡群一样，这些妇女在其众多的同性中也同样十分出类拔萃。如果用人们通常用来衡量王侯的尺度来衡量，那么，妇女的统治才能甚至平均高于男子。例如，加斯梯里亚的伊萨伯拉和布朗歇、匈牙利的伊丽莎白、米兰和伊莫拉的女公爵卡塔琳娜、斯福察、英国的伊丽莎白、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奥地利的玛丽亚·铁列西亚等等。根据在各个种族和世界各地，甚至在最野蛮喧嚣的原始部落中妇女都是杰出的统绐者这个事实，布尔巴赫指出：“所有可能性似乎都表明妇女比男子更适宜从政。”[3]1901年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一家英囯大报建议，在英国只让女性继承王位，因为英国历史表明，英国的女性国王比男性国王统治得更好。 历史上的一些伟大人物，如果人们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凭借自己的力量，又在多大程度上借助他人的力量的话，那么他们将远非那么伟大。德国历史学家（如济贝尔）将米拉波伯爵看作法国大革命最伟大的天才人物之一。然而，研究结果表明，他的演讲的提纲几乎全部是几位热心的学者帮助起草的，这几位学者默默地为他工作，他很会利用他们。另一方面，苏格拉底时代的萨福、狄奥提玛、亚历山大城的希帕蒂娅、罗兰夫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奥林珀·库格、冯·斯塔尔夫人、乔治·桑等人物理应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与她们相比，一些男性明星也都变得黯然失色。妇女作为著名男子的母亲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妇女们在从总体上来看对她们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做出了所能够做出的成就。它使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为较多妇女铺平了道路，她们才被允许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与男子竞争。她们取得的成果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假定妇女的发展能力一般不如男子，在她们当中没有天才和大哲学家，那么，男人们为什么要认为根据法律条文给予妇女与“天才”和“哲学家”完全平等的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呢？否定妇女有较高才能的学者也同样否定手工业者和工人有较高才能。如果贵族在他们面前夸耀自己“贵族”血统和家谱，那么，他们会报以讥讽的微笑和耸耸肩膀；然而，与较低阶层的人相比，他们却视自己为一种贵族，他们将自己的出人头地不是归功于较好的生活状况，而是仅仅归功于他们特有的天才。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在一些地方没有丝毫偏见，决不赞成那些思想不开明的人的任何观点，而在另一些地方，一旦涉及到他们阶层的利益或阶级的利益，涉及到他们的虚荣心和自尊心，他们就变得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充满盲目的敌意。上流阶层的男子以轻蔑的态度评判下流阶层的男子，而几乎整个男子世界又以同样的态度评判妇女。大多数男子都把妇女仅仅看作供他们使用和消遣的工具，将她们视为“具有平等权利的人”有悖于他们的偏见。妇女应当谦恭顺从，她们应该把自己关在家中，其他事情都交给“万物之灵长”的男子去办。妇女们应该严格约束自己的思想和倾向，要听命于她们的现世命运之抻——父亲或丈夫的安排。她们越服从这种要求，越能得到“理智、贞淑、有德行”的称赞，哪管身体和道德痛苦重负的强制后果是否使她们走向毁灭。将占人类半数的妇女排除在外而谈论“人人平等”是十分荒唐的。 妇女在发挥和自由使用自己的能力上与男子具有平等权利，她们和男子一样，也是人，她们应该和男子一样拥有主宰自己的自由，碰巧生而为女人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让权利和自由取决于宗教或政治观点的偶然性是荒唐的；两个人因其碰巧生为不同种族或不同民族便互相视为仇敌也是荒唐的；同样，妇女因其生而为女人而不是男人（在这一点上男子与妇女同样无辜）便被剥夺了平等权利也是荒唐的。对于一个自由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有损于人的尊严的观点。人类的进步就在于消除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性别与性别之间的所有隶属关系。除了自然为了达到自然目的所设置的两个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别之外，一切差别都是不合理的。但是，每个性别都不能逾越自然的界限，因为这将使这个性别失去其自然目的。 3．男子和妇女在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上的差别 反对妇女与男子具有平等权利的人打出的主要王牌是女子的大脑比男子的小，在其他素质上也不如男子，并据此证明她们总是低能的。可以肯定的是，男子和女子是两种不同性别的人，每种性别都有与其性别目的相适应的特殊器官，由于每个性别都要履行达到自然目的的义务，二者在生理和心理状态上都有许多不同之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和不会否认的事实，但是这并不能成为男女在社会和政治上不平等的理由。人类和社会由两性构成，这两性对人类和社会的继续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最天才的人物也是由母亲所生，他所具备的最优秀的素质往往归功于母亲。人们有什么权利拒绝给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呢？ 根据杰出的权威人士的观点，男女在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上有以下重大差别：根据哈弗洛克·埃利斯的测量，在身高方面，男子平均身高为170厘米，女子平均身高为160厘米（根据费尔罗德的测量，男子为172厘米，女子为160厘米，根据克劳泽的数字，北德的男子为173厘米，女子为163厘米）。平均相差10至12厘米。身高的比例为100：93。成人的平均体重分别为65和54公斤。女性的躯干较长是一个早已为人所知的差别；然而精确的测量结果表明，多数情况下，差别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一位中等身高女子的腿长比同样中等身高男子只少15毫米。普菲茨讷怀疑，这个差别在身材上是否能令人察觉。“将身长划分为躯干长和腿长仅受身材影响，与性别毫无关系。”但是，女子的胳臂却比男子短得多（100：91.5）。男子的手除了大而宽之外，其无名指一般要比食指长，女子则相反。因此，男子的手更像猿人的手，其胳臂较长也是猿类的一个特征。 至于头的大小，男女头高的绝对值比例是100：94，而相对头高的比例为100：100.8，结果是女性的头绝对值较小，而相对值又较大一些。根据普菲茨讷的计算，头长的绝对比例是100：96.1。男女相对头长的比例为100：103；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女子的相对头长大于男子。女子的骨骼小、细和精致、表面光滑，因为肌肉系统较弱，不需要粗糙的表面来衔接。肌肉系统不发达是女子最突出的特征。它表现为每块肌肉的厚度较小，此外，女子的肌肉更加柔软和富于水分。（据毕伯拉认为，肌肉中的水分男子为72.5%，女子为74.4%。）脂肪组织的比例恰恰相反。女子的脂肪比男子的脂肪要发达得多。女子的胸腔相对来说要窄和短一些，其他差别则直接与性别目的有关。不同作者提供的内脏的绝对重量和相对重量的数值差异很大。根据费尔罗特的说法，男子的心脏重量与体重的比例为1：215。根据克罗伊丁宁的说法，则为1：158。女子心脏重量与体重的比例根据这两个作者的说法分别为1：205和1：149。总的来说，可以推测，女子的内脏虽然按绝对比例多数情况下较小，但是相对于体重来说较重。男子心脏重量为350克，女子心脏重量为310克。 女子的血液含水分较多（80.11%比78.15%），血细胞（血球）单位体积的数量较少（每立方毫米4.5比300万），血色素的含量较低（根据埃利斯的说法相差8%）。女子的心脏较小，血管系统较细，很可能还有血液的水分含量高，这些都使养分的消耗小，因而也就只需较少的食物。女子腭床组织较弱大概也是这个原因。“这说明，文明化的男子在某些地方比女子更近似于动物，尤其是近似于猿猴，他的‘猿类’特征除发达的面部骨賂之外，还可以指出的是四肢的长短。” 至于两性头骨的差异，不得不指出的是，巴特尔斯认为，至今尚未发现一个绝对的、在具体情况中得到证明的特征能够确定一个头骨是男子的还是女子的，也许这种特征根本就不存在。绝对地说，从整个大小来看，男子的头骨比女子的头骨要大。头颅的内部空间和重量也就相应较大（比例为1000：888）。而如果对颅骨和面部头骨分别进行观察，则会得出不同结果。男子的面部头骨不仅绝对值而且相对值都比女子大。而颅骨的尺寸则不然，女子的颅骨相对说来毫无例外地大于男子的颅骨。从头骨组成部分的这些数量中也可以得出女子的头骨相对地大于男子头骨的结论。 成年人一般大脑的平均值是男子（根据格罗瑟的统计）大脑重1388克，女子大脑重1252克。[4]大多数男性（84%）脑重在1250和1550克之间，大多数女性（91%）脑重在1100和1450克之间。但是这些重量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因为女子身体比男子小。我们要用相对脑重来进行比较。相对于体重来说，男子每公斤体重的脑重为21.6克，女子每公斤体重的脑重为23.6克。对此的解释主要是女子的身材较小这样一个事实。[5] 将身高相同的两个不同性别的人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根据马汉德的说法，在所有身高等级中，女子的脑重都毫无例外地轻于同等身高男子的脑重。但是，这个方法与身高比较都是不正确的。他把有待证明的身高与脑重的直接关系当成了已经得到证明的前提。布莱克曼、阿莉斯·李和卡尔·皮尔逊根据英国的数据和测量结果断定，男子和女子的脑重不存在明显的相对差异，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男子与一个普通女子的身高、年龄和头的尺寸相同，那么他们的脑重也没有什么差别。[6] 马汉德甚至也强调指出，女子的脑重较轻也许是其神经更为纤细所致。“然而，这尚未得到微观证明，因而也很难断定是否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采取类推的方法。女子的眼球和耳的迷路都比男子的小一些，而这却丝毫无损于这些器官的敏锐性和这些器官的功能。女子的大脑较轻的另一个，也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女子的肌肉系统不太发达。”[7] 上述男女两性的差异是与生俱来的，自然不能改变。对于其他生活方式（营养状况、精神和体力活动、职业等等）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变更这种血和脑的差异，暂时还没有明确的判断。现代的妇女同原始时代的妇女或落后民族的妇女相比，与男子有着更大的区别，这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并且从过去1000至1500年里文明民族妇女的社会发展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 哈弗洛克·埃利斯统计的女子与男子头骨容积的比例如下（设定男子头骨容积为1000）： 黑人女子984 霍屯督女子951 印度女子944 爱斯基摩女子931 荷兰女子919（909） 俄国女子884 德国女子838至897[8] 中国女子870 英国女子860至862 巴黎女子（19岁时）858 从德国女子的几个不同的数字中可以看出，测量结果是根据数量和质量都十分不同的资料得出的，因此并不是绝对可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从这些数字中得到肯定的。这就是黑人女子、印度女子、霍屯督女子的头骨容积比德国女子、英国女子和巴黎女子要大得多，而后面这些女子更聪明一些。 比较已故著名男子的脑重也表现出同样的矛盾和奇异之处。根据雷克拉姆教授的研究，自然科学家居维叶的脑重为1830克，拜伦的脑重为1807克，著名数学家高斯脑重为1492克，语文学家海尔曼的脑重为1358克，巴黎省长豪斯曼的脑重为1226克。后者的脑重低于女子平均脑重。甘必大的脑重也比女子的平均脑重低得多，仅重1180克。据说但丁的脑重也低于男子的平均脑重。我们在哈弗洛克，埃利斯那里还能找到类似的说明。根据他的说明，比朔夫称量的某个普通人的脑重是2222克，作家屠格涅夫脑重2012克，重量上位居第三的则是汉特伯爵领地内的一个白痴。比朔夫还测量了某个普通工人的脑子，其重量为1925克。女子脑量最重的是在1742和1580克之间，其中包括两个患精神病的妇女的脑重。在1902年8月于多特蒙德举行的德国人类学大会上，瓦尔德耶教授申明，对1716年去世的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头骨的研究表明，其头骨的容积只有1450立方厘米，相应的脑的重量为1300克。根据汉泽曼对蒙森、本生和阿道夫·冯·门采尔的头脑的研究结果，蒙森脑重1429.4克，也就是说并没有超过成年男子的平均脑重。门采尔的脑重只有1298克，而本生更少，只有1295克，低于平均脑重，而且并不比妇女的脑重高多少。这些令人吃惊的事实完全推翻了可以用头骨容积衡量才智的观点。 雷蒙德·皮尔在研究了英国的数据资料后，得出以下结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才智与脑重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9] 英国人类学家W.达克沃斯指出：“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人类脑量重，才智也就高。脑重、头骨容积和头围无论如何测定都不能用来作为衡量才智的尺度。”[10] 近几年以对各人种的头脑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而闻名的科尔布吕格说道：“智力高低与脑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量。即使是人们常常提到的著名人物脑重较高这一点，也可以以证据不足而予以否定，因为这些著名人物的脑重也许超过了普通人的平均脑重，但是却并没有超过所有这些著名人物所属的较高社会阶层的脑重。我这样说，并不想否认脑量能够通过青年时代的过度用功而增加，较高社会阶层的人或好学生的头脑（头骨容积）都较大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此外养尊处优的人们的营养过度，也会使脑量增加。这种由精神过度疲劳而带来的脑量增加也有其众所周知的不利的一面：精神病人的头脑往往都很重。总而言之，无法证明智力（与工作成就是两回事）与脑重有任何关系。即使在外部形状上，至今也不能证明一定的形状与较高的精神修养、较高的天赋或智力之间有什么联系。[11] 可以肯定，正像我们不能由身高推断体力一样，我们也不能以脑的重量推断智力。大象、鲸鱼、海豚等大型哺乳动物都有大而重的脑子。在相对脑重上，大部分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超过了它们。许多很小的动物（如蚂蚁、蜜蜂）在智力上却远远超过了较大的动物（如羊、牛），同样，往往身材高大的人在智力上却远远落后于身材矮小而且不引人注意的人。问题极可能并不在于脑量的多少，而是在于脑组织结构和脑力的训练和运用。 L.斯蒂达教授说道：“神经细胞，中间物质，血管的排列，神经细胞的特性、形状、大小和数量，还有神经细胞内的营养和代谢，我认为这些脑皮层的精致构造是造成精神功能差异的无可争辩的主要原因。”[12] 要使脑力得到充分发展，就必须像每个其他器官一样，经常使用大脑，并使之得到相应的营养；如果不经常使用大脑，或者使用不当，那么，大脑就不能正常发展，不仅会出现障碍，而且还会直接造成残废。一个方向的发展往往以另一方向的发展为代价。 马诺维里等许多人类学家甚至证明，从形态学上来讲，女子优于男子。这未免言过其实。“如果我们将两性加以比较”，达克沃斯说道，“那么得出的结论是并不存在使一个性别在形态学上优于另一性别的永久差别。”[13] 哈弗洛克·埃利斯只同意一个限定条件。他认为女性特征的变异范围比男性特征的变异范围小。但是，卡尔·皮尔逊在一篇反驳文章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不过是伪科学的迷信。[14] 凡是稍微了解妇女发展史的人都不会否认，几千年来，妇女一直是遭到损害的，而且现在仍然遭到损害。比朔夫教授断言妇女过去完全可以和男子一样发展自己的大脑和智力，这种断言表现出他对研究对象的不可原谅的和闻所未闻的无知。本书对文化发展过程中妇女地位的阐述，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几千年来的男人统治从根本上导致了精神和身体发展上的巨大差别。 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应当承认，他们的科学定律也可以完全运用于人类。遗传和适应不仅适用于其他一切生物，而且也适用于人类。既然人类不是自然的例外，那么，发展学说也必然可以运用于人类，发展学说使原来模糊不清、成为科学神秘主义或神秘主义科学的对象的东西变得昭然若揭。 两性脑部结构的发展也与男女所受的不同教育相适应（教育一词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不能用于妇女的，抚育一词更确切一些）。生理学家一致认为，在脑的各个部分中，靠前的部分影响理智，脑的中间部分主要影响感情生活。男子的前脑较发达，女子的中脑较发达。由此而形成了对男子和女子的审美观念。根据至今仍有很大影响的希腊审美观念，女子的额头应该窄小，男子的额头应该高而宽大。这种审美观表现出对妇女的轻视，它对我们的妇女产生了很大影响，她们因此而认为高高的额头是丑陋的，并且试图让头发覆盖额头，使额头看上去窄一些，以这种方法人为地矫正本来面目。 4．达尔文主义与社会状况 没有证据证明妇女因其脑量小而劣于男子，因此人们也就不必为当今妇女与男子一样有文化教养而感到惊讶。达尔文说得对，将一份在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科学和哲学领域中杰出男子的名单与同样一份在这些领域中杰出妇女的名单相互比较，会发现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伹是，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形吗？假如情况不是如此，那么反倒令人吃惊了。多德尔·苏里希博士也回答说，如果连续几代人，妇女和男子都接受同等教育，学习各种技能和学科，那么，情况将有所不同.[15]妇女一般在体力上也比男子弱，而在许多野蛮民族中，情况却并非如此。[16]从小进行的训练和教育可以改变这一点。例如马戏团和杂技团的女演员的勇气、胆量、灵活性和体力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因为这种发展有赖于生活条件和教育，用自然科学上的话来说也就是“培育”，所以可以肯定，一旦人有目的地介人自己的发展，人的身体活力和精神生活就结出最丰硕的成果。 植物和动物依赖于它们的生存条件，有利的条件会促进它们生长，不利条件会阻碍它们生长，强制环境不是使它们死亡便是迫使它们改变自己的本质和特性。人类也是如此。人获得和维持自己生存的方式方法，不仅影响到他的外部气质，而且还会影响到他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如果说不利的生存条件（社会状况的缺陷）是造成个人发展缺陷的原因，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改变他的生存条件，即改变他的社会状况，也会改变人本身。这就是说要改变社会状况，使每个人都具有使自己的本质得到充分的毫无阻碍的发展的可能性，使以达尔文的名字命名的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和适应法则有目的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但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这种可能性。 作为有思想的和有认识能力的生物，人类必须有目的地改变和完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即改变自己的社会状况以及所有与社会状况有关的一切事物，并且使每个人都具有同等有利的生存条件。每个个人都应该能够为个人幸福和全体的幸福发展自己的天资和才能，但是，他无权损害他人或全体。他个人的利益应该同所有人的利益协调一致。利益和谐必须取代支配现代社会的利益冲突。 达尔文主义像所有真正的科学一样，是非常民主的科学[17]；如果说这个学说的部分代表人物并不这样认为，那么，这是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判断自己的科学而产生的影响。反对者、尤其是僧侣们（事情一旦与他们有利害关系，他们的反应总是敏锐的）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指控达尔文主义是社会主义或无神论的学说。在这一点上微耳和教授也同意激烈反对他的人的观点。他在1877年于慕尼黑举行的自然科学大会上反驳海克尔教授时说，达尔文学说导致社会主义。”[18]微耳和因为海克尔要求将发展学说收入教学计划而极力贬低达尔文主义。在学校教授类似达尔文主义和其他自然科学新发展的主张遭到了所有想维持现状的人的反对。这些人了解这些学说的革命影响，因此他们要求使这些学说仅供少数人研究之用。我们则认为：如果像微耳和所认为的那样，达尔文理论将导致社会主义，那么，这并不证明这些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证明了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应该关心一种科学是否会导致这种或那种国家制度，这种或那种社会状况或者是否可以为某种社会状况进行辩解，他们应该考察的是这些理论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就应该不顾一切后果地接受它们。谁为了个人利益、为了上面的宠信、或者为了阶级或党派的利益不这样做，他的行为就是可鄙的，就是为科学抹黑。然而，专业科学代表，尤其是我们大学中的专业科学代表仅在极少的情况下有要求独立性和个性的权利。由于害怕丢掉饭碗、失去上面的宠信、被迫放弃头衔、勋章和提升机会，这些代表中的大部分人都明哲保身和掩饰自己的信念，甚至公开发表违心之论。杜布瓦—雷蒙在1870年柏林大学的效忠庆典上说道：“大学是为霍亨索伦王朝培养精神卫士的场所”，杜布瓦—雷蒙尚且这样说，其他为数众多的知名度远不如杜布瓦—雷蒙的人又会怎样看待科学的目的便可想而知了。[19]科学被贬低为权力的仆从。 可以理解，海克尔教授和O.施米特教授、冯·赫尔瓦尔德等追随者坚决反对达尔文主义帮了社会主义的忙这种可怕的指责，他们认为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即达尔文主义是贵族化的，它宣传自然界中到处都是高度有组织的强大的生物压迫低等生物。据他们认为，有产阶级和有教养的阶级是这个社会中的高度有组织的强大的生物，因此他们把这些阶级的统治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我们的达尔文主义者中的这个派别根本不了解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受这种经济规律的盲目统治，爬到社会上层的既不是最优秀的人也不是最有本事的人和最有所作为的人，而往往是最狡猾的人和最堕落的人，他们能够为他们的后代安排最舒适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他们的后代为此不必付出任何劳动。唯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品质善良高贵的人飞黄腾达、居于上层的希望才如此渺茫。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繁荣发展，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仍在加剧。在选择和运用手段上的冷酷无情、丧尽天良的态度是比人类美德的总和远为有效、更易达到目的的武器。只有对这个社会的本质和特性的了解等于零的人或者那些被资产阶级的偏见所左右而丧失思想和推理能力的人才会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视为“最有能力的人和最优秀的人”的社会。生存斗争存在于一切有机体之间，这里有机体不了解迫使它们进行斗争的状况，因此这种斗争是在它们不知不觉中进行的。生存斗争也存在于人类世界和失去团结的或尚未团结起来的社会的各个部门之中。这种生存斗争根据发展过程中人们互相之间社会关系所采取的形式而发生变化；它具有阶级斗争的特性，阶级斗争在不断升级。但是，阶级斗争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了解社会本质，最终使人们认识到左右和制约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的地方。最终人们必须将这种认识运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并相应地改造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我们的大部分达尔文主义者由于他们的片面性并不理解这一点。因此，他们作出错误的循环论证。[20] 海克尔教授及其追随者也否认达尔文主义导致无神论，因此，他们在动用他们的所有科学阐述和证明将“造物主”清除出去之后，又竭尽全力想从后门把他弄回来。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宗教”，他们称之为“更高道德”、“道德原则”等等。1882年，在爱森纳赫自然科学大会上，面对魏玛大公爵家族，海克尔教授不仅企图挽救宗教，而且还把他的导师达尔文描绘成宗教人物。这个企图破产了，任何一个读了那份报告和其中引用的达尔文的信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21]达尔文信中所表达的意思与海克尔教授的观点恰恰相反，虽然达尔文的表述是十分谨慎的。达尔文当时不得不顾及他的同胞即英国人对宗教的“虔诚”，因此，他从来不敢公开阐明自己对宗教的真正看法。但是，正像魏玛大会之后不久人们所得知的那样，他私下里却向L.毕希纳博士阐述了自己对宗教的真正看法。他告诉毕希纳博士，他从四十岁开始，即从1849年以来就没有信仰了，因为他不能证明那些信仰。达尔文在他的晚年还资助了一家在纽约出版的无神论报纸。 5．妇女和自由职业 妇女还应该在思想领域与男子竞争；她们不能等着男子们在他们愿意的时候为她们开发大脑功能，替她们开辟道路。这个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妇女们已经清除了许多障碍，走进了思想的竞技场，在许多国家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妇女要求进入大学及高等院校学习，要求允许从事与学业相当的职业的运动越来越引人注目，但由于我们社会情况的性质局限于资产阶级妇女界。无产阶级妇女因为暂时不可能上大学和在这一基础上就业，所以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这个运动及其成功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先前提出的是有关妇女相对于男子世界的一般地位的要求，现在需要证明妇女在目前总的来讲对她们的发展极为不利的环境里能够做些什么。此外，妇女们感兴趣的还有，例如在生病的时候，如果她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让女医生为她们治疗，她们认为女医生比男医生更随和，更值得信赖。对我们的大部分妇女来说，由女医生治疗是件令人快慰的事，因为她们在生病时和身体有各种各样与性有关的不适时不得不向男医生诉说，这种状况妨碍了她们经常及时地就医，或者使她们根本不去求医问药。由此造成了许多烦恼，不仅给妇女而且还给她们的丈夫带来了严重后果。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抱怨妇女们这种有时几乎是罪恶的矜持和不愿坦陈病情的态度。可见，男人们，特别是还有许多男医生不能理解让妇女学医合理性和必要性是不明智的。[22] 女医生并非新现象。在大部分古老的民族中，尤其是在古代德国人中，就有妇女从事医疗职业。在9世纪和10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尤其是在阿拉伯人（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都曾经有过很著名的女医生和女手术医生，她们在科尔多瓦大学学习。妇女们还在博洛尼亚和巴勒莫等地的各个意大利大学中学习，这也多亏了摩尔人的影响。后来“异教”的影响在意大利逐渐减弱，妇女被禁止在大学中学习。例如，1377年博洛尼亚大学全体教师宣布： “由于女子是罪恶之首，是魔鬼的武器，是逐出伊甸园的根源，是败坏古老法律的人，因此应该极力避免与之交谈，所以，我们坚决禁止任何人介绍任何一个女子到我们的教师中来。如果有人仍然这样做，那么他将受到校长的严厉处罚。” 让妇女进入大学学习的主要结果是女性的竞争能大大激发男生的学习热情，正如各个方面所证实的那样，男生在学习热情上还有令人感到不足之处。仅此一点便获益匪浅。男生的品德也将因此得到极大改善；我们在校青年的酗酒、惹事生非、酒会生活也将受到激烈的撞击；在这些输送国家领导者、法官、检察官、高级警官、宗教代表和人民代表的场所将充满更加符合办学目的的气氛。据公正专家的一致判断，改善现在这种气氛是十分必要的。 允许妇女到大学和高等院校学习的国家的数量在近几十年内正在迅速增加。任何一个想成为文明国家的国家都不能不理睬这个要求。走在最前面的是美国，紧随其后的是俄囯，这两个国家在任何方面都与众不同。在这个北美的合众国中，所有的州都允许妇女上大学；犹他州始于1850年，衣阿华州始于1860年，堪萨斯州始于1866年，威斯康星州始于1868年，明尼苏达州始于1869年，加利福尼亚州和密苏里州始于1870年，俄亥俄州、伊利诺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始于1871年，此后，剩下的所有各州也都纷纷仿效。随着妇女上大学的范围的扩大，妇女在美国也获得了相应的地位。根据190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已经有女医生和女外科医生7399人、女作家5989人、女建筑家1041人、女神职人员3405人、女检察官1010人、女教师327905人。 在欧洲，瑞士首先向妇女敞幵了大学校门。包括男女旁听生在内的学生总数为： 学生总数其中女生 包括女旁听生在内 1896—18974181391 728 1900—19015301854 1429 1905—190676761502 2757 1906—190785211904 3156 1906—1907年冬季学期女生在各个系中分布情况为法律系75人，医学系1181人，哲学系648人。从国籍来看，有172个瑞士人和1732个外国人。在那里学习的德国妇女的数量因德国大学从现在起也招收女生（虽然还有一定限制）而有所减少。1906—1907年注册的正规女生大约占所有注册学生的30%，包括旁听生在内，则占所有学生和旁听生的37%。在英国，妇女允许到大学听课，但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仍然拒绝授予妇女学位。在法国，1905年有33168名在校生，其中有1922名女学生（774名外国女学生）。她们的分布情况是：法律57人，医学386人，自然科学259人，文学838人，其他382人。允许妇女上大学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俄国、德国、奧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瑞士、法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印度、阿比西尼亚、波斯、摩洛哥、中国等国家允许妇女行医。女医生尤其是在东方各国有着更加广阔的立足之地，在这些国家中宗教和道德强加在妇女身上的限制使女医生看病成为非常令人快慰的事。 德国经过漫长的斗争和付出巨大努力之后，尽管开始还有些迟疑不决，但是也终于踏上了新的道路。根据1899年4月24日联邦参议院的决议，妇女得以与男子在同等条件下自由参加医学考试和牙医考试以及从事药剂师职业的考试。根据1900年7月28日联邦参议院的第二个决议，身为帝国国民的在囯外行医的女医生也被允许在德意志帝国行医，女医生在国外开始的学业也被视为有效。早在1898年之前，德国的个别大学就允许妇女就读，如海德堡和格丁根的大学就是如此。在1901—1902年冬季学期，大学名册上就已经登记了1270个女旁听生。在卡尔斯鲁厄、斯图加特、汉诺威、柯尼斯堡、汉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布雷斯劳、柏林、舍内贝格、曼海姆等一些德国城市还建立了高级女子文科中学和实科中学。直到1902年春天柏林大学评议会才再度拒绝了准许拿到高级中学毕业证书的女生注册入学的请求。在德国很有影响的人士对妇女入学的反对仍未减弱。例如，1902年3月普鲁士文化大臣在普鲁士邦议会中发表了一个演说，他在演说中谈到：高级女子文科中学是一个实验，教学管理部门必须拒绝这种实验；他担心自然赋予的、通过文化发展而形成的男女有别的状况将因妇女进入高级文科中学和大学而遭到破坏。他认为，为了德国的家庭，必须尽可能保持德国妇女的特点。这完全是因循守旧的想法。尽管一些德国教授承认许多被允许入学的妇女都完全达到了对她们的要求，有些妇女甚至表现得十分出色，但是，大部分德国教授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女子上大学表示反感。至于一部分男学生，也很可能是绝大部分男学生对妇女入学有何感想，1902年3月哈雷实习医科学生的抗议书便是一个证明。为了得到德国实习医科学生的支持，他们发表了这份抗议书。他们在解释了柏林“妇女教育——妇女学习”协会为允许妇女学医而进行的鼓动宣传是发起这次抗议的原因之后，这样写道：“在通过这个步骤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之后，我们寻求与这个问题的评判息息相关的人们，即德国大学中的实习医科学生的支持，他们或者从亲身体验中了解所提到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情况，或者能够想像得出共同上临床课有时会导致多么尴尬和羞惭不堪的局面，这种局面非常令人厌恶，如果在这里详加描述，必将引起人们的反感。哈雷大学医学系是德国最早尝试允许妇女学医的医学系之一，这一尝试被认为完全失敗了。在这些真诚地追求知识的场所，因妇女的存在而出现了玩世不恭的气氛，使教师、学生及病人都感到反感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里，妇女解放将带来灾祸，在这里，妇女解放与道德发生冲突，因此，在此必须阻挠妇女解放的实现！同事们！鉴于这些事实，谁还能采取反对我们的合理要求的立场！我们要求不让妇女同上临床课，经验告诉我们，男女听讲者共同上临床课既不符合全面学习医学的需要，也不符合礼貌和道德的原则。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已不再具有地区性。上级机关已经透露，将决定允许妇女学医。你们所有的人现在都和我们一样关注这件事，因此我们要求你们：表明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与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提出抗议。” 这份“抗议书”有力地证明了在校实习医科学生的狭隘和竞争中的忌妒心，他们在道德上的顾虑便由此而来。几十年来大部分文明国家所允许的、并且对学习者的道德和礼貌感未造成任何伤害的事情对于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危险。德国学生并不享有特别一本正经的名声，大可不必开这种玩笑，女护士在有男医生在场时目睹男女患者的各种各样的手术，做大量的辅助工作，难道这就无碍道德和礼貌吗？许多年轻男子为了学习的目的站在产妇床前或者观看女病人的手术，难道这就有道德有礼貌吗？由此看来，不愿意给予女学生平等权利是非常可笑的。 已故比朔夫教授在反对允许妇女学医时提出的理由与哈雷实习医科学生的完全不同，即：男学生是粗野的！他对此当然很有判断力。但是，不管狭隘的、有忌妒心的男人们如何看待妇女上大学，问题的解决还是有利于女性的。1908年8月18日发表了一个公告，宣布允许妇女进入普鲁士的大学学习，在此之前，普鲁士的大学只允许妇女旁听。普鲁士的大学在将对男学生的规定用于妇女的同时还附加了一个规定，即本国女子在某些情况下入学时需要得到大臣的批准，外国女子在任何情况下入学时都要得到大臣的批准。[23]1908—1909年冬季学期在德国各大学中注册学习的妇女的总数为1077人，而1908年只有377人，1906年只有254人。其中柏林400人，波恩69人，布雷斯劳50人，埃尔兰根11人，弗赖堡67人，吉森23人，格丁根71人，格赖夫斯瓦尔德5人，哈雷22人，海德堡109人，耶拿13人，基尔2人，柯尼斯堡17人，莱比锡44人，马尔堡27人，慕尼黑134人，蒂宾根6人，维尔茨堡7人。只有斯特拉斯堡、罗斯托克和明斯特的大学尚未接收女生。1908年夏季学期女旁听生的人数为1787人，1908—1909年冬季学期的女旁听生人数为1767人，其中柏林313人，斯特拉斯堡249人，布雷斯劳168人，慕尼黑131人，波恩120人，柯尼斯堡116人，莱比锡95人，吉森93人，格丁根73人，蒂宾根67人，哈雷54人，弗赖堡50人以及其他城市不到50人。在注册入学的妇女中有3人学习神学，有31人学习法律，有334人学习医学，有709人学习哲学。 允许妇女进入大学学习就需要对高级女子学校实行彻底的改革。1899年3月31日的规定将高级女子学校的学制定为9年，在特殊情况下为10年。但是时势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在高级女子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固定地设置10年级。根据1901年的统计，在213个公共高级女子学校中九年制学校为90个，十年制学校为54个，然而到了1907年10月，九年制学校的数量从90个减少到69个，十年制学校的数量却从54个增加到132个。1907年10月，私立高级女子学校中除了110个九年制学校之外，十年制学校也已经达到138个。这时，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正式承认这种事实的发展，尽可能地挽救“德国妇女的特点”。自1908年8月18日的改革之后，高级女子中学成为十年制的学校。为了“完善德国妇女未来使命方面的教育”，预计将建立一种一年制或两年制的女子中学。为使上层社会的年轻女子能够为从事教师职业作准备还将计划建立研究机构。这种研究机构与高级女子学校归同一个领导机构领导。 因此，由于经济发展所迫，1902年3月教学管理部门还拒绝进行的实验6年以后仍然由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让我们昕听官方的根据： “我们文化的高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状况、就业状况和教育状况的变化造成了恰恰是中上阶层的女子没有生活来源的状况，许多对社会整体来说十分宝贵的妇女力量仍然闲置着。女性人口相对于男性人口的过剩，上层社会独身男子的增加迫使较大百分率的有教养的女子放弃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天职。我们应该为她们从事与受教育程度相当的职业开辟道路，同时为了使她们大部分人掌握必要的谋生手段，她们不仅可以有首席教师生涯，而且还可以拥有可以考虑提供给妇女的、以大学学业为基础的其他终身职位。”人们简直会以为这些话出自我的书中！ 无论如何，妇女上大学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情。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甚至尚不属于文明国家的国家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女医生。已故的李鸿章就曾经聘请请一位中国女医生做自己的家庭医生，她在自己家乡福州的一个妇产医院中当医生。已故著名女数学家柯瓦列夫斯卡娅夫人从1889年至1891年去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数学教授。在美国，女教授为数众多，在意大利、瑞士、英国、法国也有个别女教授。法国有著名物理学家玛丽·居里，她与她的丈夫一起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和钋，现在，她在1906年丈夫去世之后，接替了他在大学中的位置。我们看到，妇女在公共或私人机构从事医生、牙医、法学家、法官、化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高等教师等职业。她们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证明她们和男子一样能够出色地认真地完成委托给自己的工作。1899年夏在苏黎世州的公民投票中，多数选民甚至赞成允许妇女担当律师职务。有关决议以21717票对20046票获得通过。在美国，有34个州允许妇女当律师，此外，在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芬兰、俄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允许妇女当律师。 促使许多男子，尤其是有学问的男子反对妇女上大学的原因是他们害怕这样一来会辱没了科学，如果连妇女都能从事科学研究，那么一般说来科学的声誉必然会受到损害。他们视科学研究为只有男性中的佼佼者才可以享有的待权。 遗憾的是我们的大学和整个教育都还处于不完备的状态。公立学校剥夺了孩子们的宝贵时间，向他们灌输一些既不合乎理性又不合乎科学知识的东西，孩子们被加上许多对他们的生活无用的累赘，这些累赘其实阻碍了他们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中学也是如此。在大学预科，人们填鸭式地向学生们教授一大堆枯燥乏味、毫无用处的教材和必须熟记的东西，这些东西占用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最宝贵的脑力。在大学通常继续采用这种教学方式。学生们除了学习有用的和有益的东西之外，还要学习许多传统的、过时的和无用的东西。一个学期接着一个学期，大部分教授都是按同一个讲义照本宣科，连插入的诙谐话都不曾有什么改变。高等教师的职业在许多人那里都成了一种平常的手艺，学生们并不需要什么洞察力便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此外，传统的大学生活概念也使年轻人并不认真地对待大学时代，想认真对待的一些人也因为许多教授的迂腐的和令人不堪忍受的教学方法而兴味索然了。学习热情的减退是我们大学和中学中处处可见的事实，这个现象甚至引起了权威界人士的忧虑。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追逐名利、阿谀奉迎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我们这个毫无特色的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越来越盛地在高等学校中蔓延。门第关系和“优良品质”取代了学问和才能而非常吃香；爱国者，即毫无主见、小心谨慎地按照上面的意旨行事、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人比性格刚强的人和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更受人器重。在考试阶段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些善于钻营的人便在数月之内迅速地将勉强及格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死记硬背下来。一旦终于幸运地通过了考试，并且获得了一个官位或职位，这类学有所成的人大多数只是纯粹机械地、像手艺人一样地工作。然而，如果哪个“白丁”没有对他们毕恭毕敬，没有把他们当做高人一等的人来对待，他们便会大发雷霆。我们的检察官、法官、医学家、教授、官员、艺术家等高等职业中的大部分人都仅仅是愉快地过着优裕生活的手艺人。只有积极进取的人后来才发现他学了多少无用的东西，而往往是恰恰没有学到那些最有用的东西，于是他才开始学习。在他生命的最美好的时光中，人们用许多无用的或有害的东西困扰着他，在他生命的另一部分时间里，他必须摆脱这些无用的和有害的东西，并且使自己达到时代观念的高度，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许多人不能超越第一个学习阶段，另外一些人滞留在第二个阶段，只有少数人有能力达到第三阶段。 但是，礼仪要求保留中世纪的废物和无用的教材。而以前妇女由于性别的原因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上预备学校或学校的预科，现在往往仍然如此，这种状况便成为大学把妇女拒之门外的方便借口。70年代在莱比锡，一位非常著名的医学教授曾经直言不讳地向一位女士表白：“虽然文科中学教育对于理解医学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为了不损害科学的声誉，它必须是入学的先决条件。” 在德国也逐渐出现了反对学医必须接受古典教育的意见。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及其对整个生活的意义决定了揭示自然科学秘密的必要性；文科中学教育侧重于古典语言，即希腊语和拉丁语，轻视和忽略自然科学。这就造成了未来的大学生们缺乏必需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而这些基础知识对医学等某些学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就连教师界也对这种片面的教育提出反对。在国外，例如在瑞士，人们早就把重点放在自然科学的学习上，一个人即使没有受过所谓的古典基础教育，但是掌握了充分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数学知识，也被允许学医。 俄国、美国等国家也是如此。 在俄国，迫害犹太人，使他们不受法律保护是国家的准则。沙皇1897年的敕令中规定，在新设置的女子医学院中只允许招收5%的非基督教旁听生。而这5%的位置中只有3%可以提供给犹太女子，其余2%留给穆斯林的旁听生。这是俄国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倒退。俄国政府完全没有理由作出这种规定，因为一方面俄国这个大国还非常缺少医生，另一方面，俄国的女医生无论其宗教信仰和出身如何都表现得对自己的职业极其富于献身精神。因此，在俄国工作多年的教授埃里斯曼博士在奧尔滕第54次医生协会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在最初的这些年里，女医生行医获得了十分有益的经验。这些女医生从一开始就知道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在与她们的男同事所进行的高尚竞争中，她们甚至是获胜者；不久结果表明，女医生平均每年比男医生诊治更多的病人，尽管男医生也非常尽职尽力，大量有病的妇女仍然愿意向女医神求医。”[24] 另一方面，令人关注的男人们所十分惧怕的妇女在医生诊所的竞争并没有对他们造成明显的不利。一方面，女医生接诊的都是极少或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找男医生诊治的女病人，另一方面，事实也表明，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大学学习的妇女，后来一旦结了婚，或者根本就没开过诊所；或者在短时间内就关闭了诊所。资产阶级赋予已婚妇女的家庭义务是非常沉重的，尤其是有了孩子时更是如此，许多妇女都不可能身兼两职。尤其是作为一个女医生必须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准备接诊，这对许多妇女来说都是办不到的事情。[25] 英国[26]、美国和法国率先使用女性作为工业视察员，情况表明，女工的数量逐年增加，只雇用女工或以雇用女工为主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因此，对女性工业视察员的需要量很大。德国各邦也效法这个榜样。巴登、巴伐利亚、黑森、萨克森王国、魏玛、符滕堡等都为工业视察员配备了女助理，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通过自己的工作获得了极大的好评。普鲁士为工业监督配备了女官员，柏林有3名女官员，杜塞尔多夫、布雷斯劳和维斯巴登各有一名女官员。这个事实证明，普鲁士在这个方面也远远地落后于必需状态。在波茨坦（有32229名女工）、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有31971名女工）和利格尼茨（有31798名女工）以及其他许多非常需要女性助手的地方却连一个女助手都没有。在此也可以看到女工更加信任她们的同性代表，女性视察官员能够了解到一些她们的男同事所了解不到的情况。这个制度还存在着缺陷，即这些助理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有她们的工作所要求的独立地位，薪金也不尽如人意。大多数邦的政府对这个新的制度只是采取试探性的和犹豫的态度。[27] 在德国，由于军方每年都有许多退伍军官和退役军士成为各邦和城镇中所有空缺职位的候补者，其他方面的劳动力几乎找不到工作，所以，对使用妇女担任公职的怀疑以及对随之而来的竞争的敌视尤为强烈。如果尽管如此仍然雇用了妇女，那么她们的薪水也是很低的，因此，这就使忌妒的男子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她们是低能的，是廉价劳动力。 女子的多才多艺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崭露头角。不仅陈列妇女艺术品和工业品的漂亮建筑是由女建筑师设计建造的，而且完全出自妇女之手的展品也因其美观和精巧的设计而令人赞叹不已。在发明创造领域，妇女也做出了显著的成就，将来还会更加大有作为。例如，美国的一家专业报纸发表了一个妇女发明创造一览表，上面列出了以下几项发明：改良纺织机；是普通织布机效率的三倍的轮转织布机（rotaryloom）；链式升降机；蒸汽机螺旋桨推进船的曲柄；发生火灾时的救生器；羊毛计量器（是以往发明中最灵敏的仪器，对羊毛工业具有高不可估的价值）；用于灭火的便携式水箱；用石油代替木材和煤充当蒸汽机燃料的操作方法；改良火车头的火花档；铁道上过街道路的信号；车厢无火取暖装置；在铁路运行中减少摩擦的润滑毛毡（lubricatingfelt）；一种打字机；海军的信号；深海望远镜；高架铁道的减音系统；电动吸烟器；纸袋制造机械等等。特别是缝纫机械的许多改良都是由妇女完成的，例如，用来缝帆布和厚布的代用品、机器运转中的穿针引线装置、改良缝制皮革的机器等等。最后这项发明是一个在纽约经营马具店多年的妇女完成的。深海望远镜是由马瑟夫人发明的，她的女儿又进行了改良。这项发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使人们不必让巨大的船只进入干船坞便可检查船的龙骨。借助于这种望远镜，人们可以站在船上察看沉没船只的残骸，发现航行中的障碍物和水雷等等。 纸袋制造机械因其构造复杂设计巧妙在美国和欧洲引起轰动。在此之前，许多男子，其中有杰出的机械师都曾经试验生产过这种机器，但是都没有成功。一位名叫玛吉·奈特小姐的妇女发明了这种机器。在那以后，这位妇女又设计了一种可以取代30个人的劳动的纸袋制造机械；她亲自在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领导安装了这种机器。 [1]《原始所有制》，第20章《居民集体》，1879年莱比锡版。 [2]《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命》第1卷，1878年蒂宾根版。 [3]哈弗洛克·埃利斯博士：《男人和女人》，经作者同意由汉斯·库雷拉出版的德文版，1894年莱比锡版，格奥尔格·H.维干德出版社。 [4]平均脑重的不同统计结果如下： 男子女子 比朔夫（巴伐利亚）13621219 博伊德（英国）13251183 马汉德（黑森）13991248 莱齐乌斯（瑞典）13881252 [5]“天才人物往往身材较小、头脑较大，这也是儿童的两个主要特征。他们的一般面部表情和性情也会令人想到儿童。”哈弗洛克·埃利斯：《男人和女人》，1894年版第392页， [6]J.布莱克曼、阿莉斯，李和K.皮尔逊：《英国人脑重生物统计学常数研究》，载于《生物统计学》，1905年版第4卷。 [7]讲师奥托·格罗瑟博士：《<男人和女人>中描述的女子的身体结构》，由柏林的科斯曼博士和维也纳的S.瓦里斯博士出版，1907年斯图加特版第40页。 [8]5位不同作者统计的数字分别为838、864、878、883、897。普鲁士女子（根据库普菲尔的数字）为918，巴伐利亚女子（根据劳泽的数字）为893。 [9]雷蒙德·皮尔：《脑重的变异或伴随关系》，载于《生态学》第4卷，1905年6月版第83页。 [10]W..达克沃斯：《形态学与人类学》，1904年剑桥版第421—422页。 [11]科尔布吕格：《各人种大脑沟痕研究》，载于《形态学与人类学杂志》1908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3册第598页。 [12]L.斯蒂达：《一个语言专家的大脑》，载于《形态学和人类学杂志》1907年版第11卷第1册第135页。 [13]达克沃斯，同上，第422页。 [14]卡·皮尔逊：《男人和女人在死亡可能性上的差异》，1897年伦敦版第1卷第376页。 [15]《新创作史》。 [16]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哈弗洛克·埃利斯在那部被多次引用的书中提出了这方面的证据。据说许多野蛮和半野蛮部落的妇女体力和身高不仅与男子相同，有时甚至超过了男子。另一方面，埃利斯又同意其他人的观点，即我们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加大了两性头骨容积的差别。 [17]“科学的殿堂是民主的神庙。”布克尔：《英国文明史》第4版第2卷第3章，由阿·卢格翻译，1870年莱比锡和海德堡版。 [18]齐格勒，同上书第11和12页，齐格勒否认微耳和的论述是这个意思。然而，他自已对微耳和的论述的说明却恰恰证明微耳和就是这个意思。微耳和说道：“您们想像一下，现在，进化论在社会主义者的头脑中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笑声。）是的，先生们，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可笑，但是，这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希望，进化论不会像类似的理论给邻国真正造成恐慌一样也给我们带来恐慌。无论如何，这个理论一旦被彻底地运用起来也有非常令人担忧的一面，社会主义与这个理论有联系，但愿您们没有忽视这一点。”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微耳和所担心的事，我们从达尔文的理论中得出了达尔文及其大部分追随者没有作出的或镨误地作出的结论。微耳和警告人们注意这种学说令人担忧的一面，因为他预见到，社会主义将会而且必定会从中得出结论，这些结论就在这种学说之中。 [19]杜布瓦—雷蒙在受到攻击之后，又在1883年2月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生日庆典上重复了这句话。 [20]恩利科·费里教授写了一部著作，书名为《社会主义和现代科学，达尔文——斯宾塞——马克思》（由汉斯·库雷拉博士翻译和补充，1895年莱比锡版，格奥尔格H.维干德出版社）他在书中专门针对海克尔指出，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海克尔直到不久前仍认为达尔文主义是贵族化的，这是根本错误的。我们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同意费里书中的观点，尤其是不同意他评价妇女的特点时的立场。他在这方面主要采取了隆布罗索和费雷罗的立场。埃利斯在《男人和女人》一书中指出，即使男子和妇女的特点不同，这些特点也具有同等价值，这证实了康德的男人和女人共同构成人类的说法。我们完全可以顺便提到费里的著作，只是翻译者也许不必在第10页提到齐格勒的注中谈什么“倍倍尔的轻率主张”。要证明这种“轻率”也许会使库雷拉先生感到为难，而这里相当轻率地插进这个关于费里的话的注释，我们完全同意费里的话。 [21]海克尔教授在《未来》第8期（1895年柏林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呈交帝囯议会的变革草案的文章，他在文章的末尾写到：“我绝对不是倍倍尔先生的朋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我，并在那部关于妇女的书中直接对我进行了诽谤。”海克尔先生在此对我的指责是人们所能做出的最严厉的指责，他的指责意味着我违心地对他进行了攻击，海克尔教授似乎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不知道自己曾经做过这种事，因而不得不耐心地等待海克尔教授证明他的这个说法，只要他不加以证明，我就认为这种说法是轻率的，应予以否定。 [22]根据布拉施枓的统计，性病在各种职业中的流行情况如下：排在首位的是私娼，为30%，其次是学生，为25%，商人为16%，工人为9%。 [23]出于特殊原因，经过大臣批准，某些课可以不允许妇女听讲。 [24]《俄国大城市的免费门诊医疗组织。（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载于《德囯公共卫生季刊》，不伦瑞克版。 [25]关于妇女在有了家庭，同时又想或者不得不从事某个职业时所遇到的困难，在阿德勒·格尔哈德和海伦·西蒙所著的《母亲身份与精神劳动》一书中有着丰富的令人感兴趣的资料。女作家、女艺术家、女歌唱家、女演员等在书中畅所欲言，根据亲身体验发表自己的看法。她们的看法说明了社会必须彻底变革其社会关系，使现有的和力争得以发挥的女性的大量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极大地关系到社会自身的利益。 [26]根据1908年的最新报告，英国有16位女性工业视察员，M.A.安德森小姐为总管，其余15人为助手。 [27]从1907年巴伐利亚任命了第一个女官员以来，到1909年女官员的人数增加到26个。有14个邦尚未任用女官员。
第十三章妇女的职业地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三章妇女的职业地位 1．妇女就业的发展和推广 2．已婚妇女的工厂劳动。家庭工业和损害健康的工业 1．妇女就业的发展和推广 在某种程度上，资产阶级社会也承认，妇女追求职业自主和人格独立，就象工人要求开展自由运动一样是合理的。迎合这些要求的主要原因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为了使生产能够高速发展，资产阶级需要解放男女劳动力。随着机器和技术的不断完善，劳动过程分得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对技能和力量的要求都不太高。另外，各工业部门的相互竞争和各工业地区的相互竞争，如国家和国家，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相互竞争日益激烈，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也就日益增多。 上面已经论述过，一些职业部门乐于雇用妇女劳动力的特殊原因。妇女往往与男人同工或者代替男工，因为妇女物质方面的要求比男人低。妇女的自然特性和女性的特殊情况迫使她们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男人相比，妇女比较经常因身体不适而中断劳动，这在劳动力组织严密，协同劳作的大工业部门很容易造成整个工作的中断。怀孕和生产又使中断劳动的时间更长。[1]雇主利用了这种情况，认为由于这种干扰给他造成烦恼，他应该通过大大减少工资支付來获得双倍的补偿。此外，妇女都是在居住地或附近地区择业，她们同大多数男人不同，不能改变住处。 正象前面我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雇用已婚妇女劳动，对雇主来说具有特殊的诱惑力。作为女工，已婚妇女比未婚妇女“更加专心，更加温顺”；她们为了养活子女，不惜付出全部力量去赚取最必需的生活费用。因此，她们的劳动量比未婚妇女，甚至比男工都要大。一般说来，女工不敢同自己的劳动伙伴联合起来，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这在资本家心目中也提高了已婚妇女的身价；她们甚至经常成为资本家手中压制男工的一张王牌；另外，她们比男人更有耐性，手指更灵巧，兴趣更广泛。这些特点使她们比男人更适合于做很多工作。 有德行的资本家十分赏识妇女的这些品德，于是随着工业一年年的发展，妇女就业的范围越来越大。伹最重要的是：她们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任何明显改善。凡是雇用女工的地方，男工往往失业。但被排挤掉的男工为了生活，又去寻找工资较低的工种，这样一来，女工的工资又低了下来。工资的下降就象一只螺旋，它围绕着劳动过程中不断改进的技术转动，尤其是在这种改进过程中由于节省了劳动力，女工也受到了排斥，“人手”又处于供过于求的情况。新出现的工业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但要想持续地使劳动条件改善是根本办不到的。例如，在新兴的工业部门中有电力技术工业，女工就是在这个行业中排挤了男工。又如，通用电力公司的所有小发动机工厂的大部分机器都是由年轻女工操纵的。如果工资提高超出一定范围，雇主就会设法改进自己的机器，以使用自动化的机器代替人的双手和大脑。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只有男工之间的相互竞争，而现在则在性别之间，甚至在不同年龄之间都存在着竞争。妇女排挤男工，而年轻人和儿童又排挤女工。这就是现代工业中的所谓“符合道德的秩序”。 假如工人不组织起工会去同这种局面作斗争，这种局面最终会变得不堪忍受。女工单凭个人的力量，同男工相比，反抗雇主更加困难，所以对女工来说，更有必要加入工会组织。女工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德国自由工会会员的人数如下： 年代人数年代人数 18924355190574411 1899192801907136929 1900228841908138443* *在德国所有工会中，有会员168111人。 1892年女工仅占全体工会会员的1.8%，1908年占16%。根据第五次国际工会会议关于工会运动的报告，工会女会员人数如下： 国别工会女会员人数 英国201709 法国88906 奥地利46401 雇主为了从工人那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千方百计设法延长劳动时间，女工则不敢轻易起来反抗雇主的这一举措。因此出现了下列情况，比如在女工数量占全体工人半数以上的纺织工业部门，劳动时间最长，所以国家劳保部门不得不在这些部门依法限制劳动时间。妇女在家务劳动中习惯于不受时间限制，所以她们对延长劳动时间也不反抗。 在其他的一些部门，比如在装饰品工厂或制花工厂[2]等等，女工可以把未完的工作带回家去做，这无形中削减了工资，延长了工时。她们并没有觉察，这样做是自己在同自己竞争，干16个小时的活丝毫不能多得工资，得到的照例是10小时的钱。 我们从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妇女在各个文明国家就业的情况，该表指明了男女就业者同全体居民的百分比。[3] 就业人口国別 国別调查的 年代人口总数就业人口 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男女 共计男女 共计男女 共计 德国190730461100 3125942961720529 185992369492881 2809211761.1 30.445.5 奥地利190012852693 1329801526150708 82572945850158 1410745264.2 44.053.9 匈牙利19009582152 967240719254559 61622982668697 883099564.3 27.645.9 俄国189762477348 63162673125540021 259952375276112 31271349①41.6 8.424.9 意大利190116155130 1632012332475253 109884625284064 1627252668.0 32.450.1 瑞士19001627025 16884183315443 1057817498760 155657765.0 29.546.9 法国190118916389 1953389938450788 129105656804510 1971507568.2 34.851.3 比利时19003324834 33687146693548 2123072948229 307130163.8 28.145.9 荷兰18992520603 25835355104138 1497159433548 193070759.4 16.837.8 丹麦19011193448 12560922449540 7525593539801106539 63.128.245.2 瑞典19002506436 26300055136441 1422979551021 197400056.8 21.038.4 挪威19001066693 11547842221477 599057277613876670 56.124.039.5 英格兰和威尔士190115728613 1679923032527843 101559764171751 1432872764.6 24.844.1 苏格兰19012173755 22983484472103 1391186591624 198281264.0 25.844.3 爱尔兰19012200040 22587354458775 1413943549874 196381764.3 24.344.0 大不列顛和爱尔兰190120102408 2135631341458721 129621075313249 1827535664.5 24.944.1 美国②190039052242 3724414576303387 239561155329807 2928592251.3 14.338.4 ①包括独立手工业者。②该统计包括91219名在调查期间驻在国外的陆、海军官兵。 这张表还表明，职业妇女在所有文明国家的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尤其在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职业妇女人数最多——估计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统计不仅仅限于人们所从事的主要职业，而且还包括了妇女个人从事的副业——职业妇女最少的是美国。 然而，重要的是把人口就业的增长情况同从前各个时期的情况进行比较。我们先从德国开始： 调查的年代人口总数 就业者就业者在总人口 中所占的百分比就业男女 人数的百分比 男女 男女男 女男女 18822215074923071364 134154155541517 60.5724.02 71.2428.76 18952540916126361123 155318416578350 51.1324.96 70.2529.75 19073046110031259429 185992369492881 61.0630.37 66.2133.79 这张表表明，就业者的人数远比人口数量增长得快；流入生产中去的妇女劳动力增长幅度更大；男性就业者的人数比较稳定，而女性就业者的人数则呈相对和绝对的增长趋势，这样一来，妇女劳动日益排挤男子的劳动。 1882—1895年，就业者人数提高了16.6%，1895—1907年提高了19.34%，其中男性为15.8%及19.35%，而妇女就业者人数1882—1895年提高了18.7%，1895—1907年竟提高了44.44%！1882—1895年人口增长率只是19.8%，1895—1907年仅增长19.34%，可见就业者人数是绝对增加了，但是，就业男性数量的增加同人口的增长几乎处于同步增长状态，而女性就业者的数量则增长得最快。这说明生存斗争要求作出比从前更大的努力。 1882—1895年和1895—1907年德国男女就业者增（+）减（—）情况及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如下： 年代妇女就业者男子就业者 1882—1895+1005290=23.60% +2133577=15.95% 1895—1907+2979105=56.59% +3077382=19.85% 女仆男仆 1882—1895+31543=2.46% —17151=40.35% 1895—1907—64574=4.91% —9987=39.38% 就业者所属行业及人数分布如下： 行业年代女男 18822534909 5710587 农业和林业18952753154 5539538 19074598986 5284271 18821126976 5269489 工业和矿业18951521118 6760102 19072103924 9125330 18822981101272208 商业和运输1895579608 1758903 19079313732546253 各种短工1882183836 213746 1895233865198625 1907320904150791 公共服务和自由职业1882115272 373593 1895176648618335 1607288311799025 陆海军1882--542282 1895--630978 1907--651194 就业者在下述行业增减数字如下： 行业1882—1895年 1895—1907年 女性百分比 男性百分比女性 百分比男性百分比 农业和林业+2182458.60 +1620492.80 +184583267.04 —2552674.61 工业和矿业+39414235.00 +149061328.30 +58280638.31 +239222835.39 商业和运输+28149898.40 +48669538.30 +35176560.69 +78735044.76 短工50029 21.20—15120 7.10+87039 37.22—47835 24.08 公共服务和自由职业+6137653.25 +15428533.25 +111663--+180690 -- 陆海军---- +17915339.65 ----+20216 -- 总计+100529023.60 +213357715.90 +2979105-- +3077382-- 就业者的职业是： 职业1895年 1907年 女百分比 男百分比女 百分比男百分比 独立经营106900722.1 440503931.3 1052165--4438123 -- 职员394180.81 5824074.1159889 --1130839 工人等（仆人除外）374545577.09 907109764.6 6422229--11413882 -- 总计4853880=100.00 14058543=100.00 7634283=100.00 16982854=100.00 1907年同1895年相比，独立经营的妇女数量如下： 行业1907年1895年 工业（家庭工业）477290519429—42202=8.10% 商业和运输246641202616+44025=21.77% 农业328237346896—18659=9.04% 妇女就业最多的职业及人数如下： 职业年代 19071895 农业45857492745840 服装和洗涤业883184713021 商业545177299829 纺织工业528235427961 旅店和饮食业339555261450 食品和装饰品业248962140333 五金加工业7303936210 石料和陶瓷工业7227039555 造纸工业6732239222 木材工业和木材加工业4802830346 在德国，女工数量明显超过男工的行业和人数如下： 行业女男 农业42171322737768 纺织工业466210390312 服装业403879303264 洗涤业85668458035 旅店和饮食业266930139002 家庭服务27920836791 保徤和看护病人12919778520 这些数字把德国的现状勾划得一清二楚。显然，就业人数比人口的增长幅度更大，流入生产部门的妇女劳动力使这些数字更加提高了，妇女就业在一切领域迅速增长。男性人口的就业数字比较稳定，而女性人口的就业数字不断增长，呈绝对增长趋势。此外，女性就业人口的增长占整个人口中就业人口增长的主要部分。在女性人口数字中，属于女性家属那部分人，从1895年的70.81%下降到1907年的63.90%。这说明妇女工作的规模扩大、妇女就业者增多，凡夫俗子所说的“妇女围着锅台转”成了一句可笑的空话。 在英国，从事工业劳动的人数如下： 年代人数总计男 女在100个就业者中男女人数 男女 1871115934668270186 3323280---- 1881111875647783646 340391869.59 30.41 1891127519958883254 401623068.09 31.91 19011432872710156976 417175170.09 29.91 在30年当中，就业的男人增加了1886790人，即22.8%，就业的妇女增加了848471人，即25.5%。上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1881年是危机之年，就业的男人比1871年减少486540人，但就业的妇女却增加了80638人。1901年妇女劳动力相对减少，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承租人的妻子和女儿大多数都被统计为无职业者，她们都被算入农业人口数字之中，同1891年的相应数字难以作出比较。此外，近20年间在男性劳动力占优势的各工业部门就业者的人数猛增，而纺织工业部门的人数相对减少，从1891年起呈绝对减少趋势： 行业18811901 增长百分比其中妇女人数 石料和陶瓷工业528474805185 535006 五金加工和机械工业8129151228504 5261233 建筑业7649111128680 472485 纺织工业10946361155397 5663222 尽管如此，在牺牲男劳动力的情况下，妇女劳动力还是有所增加，只是增长的幅度不高；1851—1861年是12.6%；1871—1881年是7.6%；1891—1901年是1.8%。1907年在纺织工业作出的统计表明：男工407360人，即占36.6%，女工679863人，占63.4%。 相反，妇女劳动力在服装制造业和商业部门增长的幅度相当大。同时，情况进一步表明，年轻的女工逐渐排挤掉年长的女工。由于25岁以下的妇女大多数是未婚者，而年长的妇女多数是已婚者或寡妇，于是年轻妇女代替了已婚妇女或寡妇。 在英国，女工多于男工的行业如下： 行业女工人数男工人数 家庭服务业1690686124263 服装制造业711786414637 纺织工业663222492175 纺织工业中的棉纺工业328793193830 纺织工业中的羊毛和棉紗工业153311106598 纺织工业中的大麻、黄麻纺织10458745732 紡织工业中的丝绸工业225898966 纺织工业中的刺绣业289628587 几乎所有行业对同样的劳动时间付给妇女的报酬大大低于付给男工的报酬。最新调查表明，在纺织工业部门，1906年平均每周付给男工28先令1便士（28.55马克），而付给女工的仅仅是15先令5便士（15.66马克）[4]。由于近几年采用机器生产，在自行车工业部门，妇女劳动力迅速增多，然而妇女每周只得到工资12—18先令，而在那里干活的男人则拿30—40先令。[5]同样的现象在造纸、装订和制鞋工业部门也都存在。在衬衣制造业劳动的妇女所得工资特别低：每周10先令已是很不错的收入。“一般说来，一个妇女只能赚到一个男人每周工资的三分之一或一半。”[6] 在邮政部门及教育部门，男女工资也有类似差别。只有在朗卡郡的棉制品工厂，两性干同样的劳动时间几乎得到同样的工资。 在美国，妇女劳动的发展情况如下： 行业年代 18801890 1900 农业594510678884 977336 自由职业177255311687 430597 家庭和个人服务11813001667651 2095449 商业和运输业63058228421 503347 工厂6310341027928 1312668 妇女总数26471573914571 5319397 及所占比例14.7%17.4% 18.8% 男人总数1477494218821090 23753836 及所占比例85.3%82.6% 81.2% 合计1739209922735661 29073233 100%100% 100%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妇女从业人数从1890年的3914571人增加到1900年的5319397人，就是说，这一数字的增长比整个人口的增长还要快，整个人口从1890年的62622250人增至1900年的76303387人，仅仅增加了21%。同样，男子从业人数也逐渐减少，受到妇女劳动力的排挤。1880年从业妇女在劳动者中所占比重不超过14.7%，而现在已增长至18.8%。 在312种行业中，没有妇女从业的仅有9种，就是说，几乎所有职业中都有妇女。根据1900年的调查，在妇女中甚至有5名领航员、45名火车司机和司炉、185名锻工、508名机工、11名钻孔工和8名锅炉锻工。“当然，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些数字没有多大意义，它们只是证明，绝对没有妇女介入的职业确实很少，不论从妇女的自然体质上看，还是从法律上考虑都是如此”。[7] 尤其在下列职业中，妇女就业者人数最多： 职业人数 使女及女侍者1213828 女装制造338144 农业女工497886 洗洚工332665 教师327905 农场主307788 纺织女工231458 家务管理147103 售货员146265 缝纫工138724 护士及乳母108691 职业不固定106916 在上表12种职业中共有3583333名妇女从业者，占全体从业妇女的74.1%。此外，还有速记员85086人，制帽工82963人，办事员81000人，司帐员72896人等等，在有50000名妇女以上的19个职业中，共有妇女4293894人，占全体就业妇女的88.8%。下表所列各种职业中也是妇女居多。男女工人的百分比如下： 职业女工男工 衬衣制造业99.40.6 装饰品制造业982 裁缝96.83.2 制领工77.622.4 编织工72.827.2 手套制造业62.637.4 装订业50.549.5 纺织厂工人5050 家务管理94.75.3 护士89.910.1 洗涤业86.813.2 侍者81.918.1 房屋出租者83.416.6 速记员76.723.3 教师73.426.6 音乐教师56.943.1 16岁以上的就业妇女共有4833630人，其中3143712人未婚，769477人已婚，857005人寡居，63436人离婚。 一份来自美国的报告说：“已婚妇女就业者的百分比增长最快，其百分比在1900年比1890年增长四分之一。1890年22名就业者中仅有1名妇女，而1900年18名就业者中就有1名妇女”。 寡妇和离婚妇女的相对数字和绝对数字都是很大的。在2721438名寡妇中，1900年有857005人就业，占寡妇总数的31.5%。离婚妇女的就业者比例比这还要大，1900年114935名离婚妇女中有占55.3%的人就业，而1890年仅有49%。从中可以看出，妇女就业人数逐年增加。 在妇女从业的303种职业当中，妇女在如下数量的职业中的人数如下： 人数职业数 100名妇女以下79 100—500名妇女以下59 500—1000名妇女以下31 1000名妇女以下125 5000名妇女以上63 16岁以上就业者每周所得的工资数及其百分比如下： 男女 7美元以下18%7美元以66.3% 7—9美元15.4%7—9美元19.6% 9—20美元60.6%9—15美元13.2% 20—25美元4.8%15—20美元0.8% 25美元以上2%20—25美元0.1% 平均每周工资11.16美元平均每周工资6.17美元 我们看到，所有男人中有60%的人每周可以拿到9美元以上的工资，而女工拿到9美元以上者仅占14.1%，她们当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占66.3%）只能拿到7美元以下的工资。[8]平均每周男工的工资是11.16美元，而女工工资是6.17美元，两者几乎相差一倍。 在政府的官员中，同样也存在这种差别。文官总计有185874人，其中男性172053人，占92.6%；女性13821人，占7.4%。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哥伦比亚，妇女工作人员较多，占29%。然而，所有妇女工作人员中有47.2%的人只能得到720美元以下的收入，与此相反，男人得到720美元以下者仅仅占16.7%。[9] 在法国，1901年的调查表明，就业者总数是19715075人，其中男性12910565人，女性6804510人。各种行业就业人数及百分比如下： 行业男百分比 女百分比 农业551761772 265895228 商业113262165 68999935 家庭服务22386123 79117677 自由职业22656157 17327833 工业369521363.5 212464236.5 “女性工人是男性工人的一半。”[10] 象在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凡在需要重体力劳动的行业，女性所占比例最小，例如，在矿山，男女比例是100：2.03，在采石场是100：1.65；在五金工业是100：1.06。与此相反，在妇女人数众多的纺织工业，男女比例是100：116，在服装制造业和洗涤业是100：1247，在衬衣制造业是100：3286。[11] 正象C.米约夫人所说，总的看来，妇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是那些劳动时间长、工资低的地方。“一个悲惨的事实是：在劳动时间短的工业部门，就业妇女只有几千人，而在劳动时间长的部门，就业妇女有数十万人。”[12] 关于工资，E.勒瓦瑟是这样说的：“几乎在所有部门，妇女的工资还不到男工的三分之二，而大多是男工工资的一半。”[13] 2．已婚妇女的工厂劳动。家庭工业和损害健康的工业 在女工当中，一般说来已婚女工所占比例很高，这对于工人的家庭生活来说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事。已婚妇女的就业人数始终不断增加。1899年，德国工厂视察员接受委托，对劳动时间和已婚妇女就业的原因作了一番调查。[14] 这次调查表明，在工厂劳动的妇女总共有229334人。此外，根据普鲁士矿务局的报告，在矿山劳动的妇女一天就有1063人。在巴登，在隶属工商监督的工厂中，1894—1899年，已婚妇女的人数从10878人，即占整个就业妇女的27.05%，增加到15046人，即占整个就业妇女的31.27%。 据调查，在主要工业部门总共有229334名已婚女工，其分布情况如下： 行业人数 纺织工业111194 食品和奢侈品工业39080 石料和陶瓷工业19475 服装和洗涤业13155 造紙业11049 五金加工业10739 木材和木料加工业5635 复写4770 机械工业4490 化学工业4380 其他5363 总计229334 除纺织工业外，食品及奢侈品工业所占人数最多，其中首先是在烟草和卷烟厂就业的妇女特别多，其次是在造纸工厂（尤其是在破碎布片加工场）和砖瓦窟。“已婚妇女主要从事紧张而费力的职业（如在采石场、砖瓦窟、洗染厂、化学工厂和糖厂等处），她们的工作环境肮脏、劳动强度大，而21岁以下的年轻女工则在瓷器厂、纺纱厂、编织厂、造纸厂、烟草工厂和服装制造厂劳动。所以说，年长的女工，特别已婚女工所干的都是别人不爱干的又脏又累的苦活。”[15] 关于为什么有那么多已婚的、离婚的和寡居的妇女就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在波茨坦地区，人们说妇女去工厂劳动主要的原因是男人的收入不能养家糊口。在柏林，有两位视察员报告说，协助丈夫养家糊口的妇女占就业妇女的53.62%。各地的视察员，如西普鲁士地区、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地区、中部弗兰肯地区、符腾堡二区以及下阿尔萨斯等地区的视察员都提出过类似的报告。马格德堡地区官员的报告指出，大多数妇女之所以就业都是出于这一原因；但其他一些妇女不得不去打工，是因为丈夫挥霍浪费或过度放荡。还有一些妇女是由于她们有劳动习惯，可是又没有受过任何职业训练。应当承认，这些理由对一小部分妇女来说是站得住的，而大多数妇女却因为必须劳动而劳动。斯图加特的木材工人工会在1900年所作的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下阿尔萨斯的官员指出，已婚妇女从事劳动的主要原因要从现代文化、交往手段和由于无限制地进行竞争而造成的工业部门要求使用廉价劳动力等方面去探索。人们乐意雇用已婚妇女，因为她们更加可靠，更能保持劳动关系的连续性。巴登的一位工厂视察员沃里斯霍弗尔博士说：“在任何地方都有愿意用女工的雇主，这首先因为女工的工资低。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工资最低的工业部门雇用了大量的女工……因此，大批女工才有可能在这些工业部门劳动，事实上工人家庭也不得不让她们外出劳动。” 科布伦茨的官员说；“已婚妇女总的来说比年轻姑娘更可靠，劳动起来更卖劲。年轻女工不爱干不清洁、不愉快的活，这类劳动就只好让那些不会挑肥拣瘦的妇女去干了。比如，有很多已婚妇女在破碎布片加工厂劳动。[16] 关于工资问题，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不论在任何地方，包括在男女同工的地方，女工的工资总比男工的工资少。在这方面，不论是私人雇主，还是国家和行政区都没有任何区别。妇女在铁路和邮政部门劳动，虽同男人做同样的工作，但收入却比他们少。任何行政区女教师的工资都比男教师少，因为妇女不提任何要求，在所有事情上都得不到他人的帮助。她们就业的目的大多只是为了用自己挣来的钱补充丈夫或父亲的收入；她们参加劳动的特点是随意、临时和偶然；由于女工从事工业劳动的后备军人数数不胜数，因此她们更没有多大反抗能力；在缝纫、装饰品制造业、制花和造纸工业部门，所谓的“中等阶层”的人也参加了“不正当的竞争”；妇女通常又受到住处的限制。因此，假如没有法津的保护，妇女的劳动时间最长。 已故的沃里斯霍弗尔博士在1893年对曼海姆工厂工人的工资情况作过一次调查，通过这次调查，他把工人每周的工资分成三等[17]：最低等每周最多15马克，中等每周15—24马克，最高等每周24马克。 工资分布的具体情况和百分比如下： 工厂工人最低等的百分比中等的百分比 最高等的百分比 全体工人29.849.8 20.4 男工20.956.2 22.9 女工99.20.7 0.1 女工绝大多数人赚的是难以维持生活的工资，她们每周工资收入和人数的百分比情况如下： 每周工资占女工人数的百分比 每周工资在5马克以下者4.62 每周工资5—6马克者5.47 每周工资6—8马克者43.96 每周工资8—10马克者27.45 每周工资10—12马克者12.38 每周工资12—15马克者5.38 每周工资15马克以上者0.74 根据柏林工商监督局的报告，女工每周平均工资是11.36马克。6马克以下者占4.3%；6—8马克者占7.8%；12—15马克以下者占27.6%；15—20马克以上者占11.1%；20—30马克以上者占1.1%。大多数人的工资在8—15马克之间，占75.7%。卡尔斯鲁厄全体女工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02马克。[18] 在家庭工业部门劳动的工人，不分男女，工资都低得十分可怜，然而女工的工资就更低。在这种部门，劳动时间是无限的，而且不分季节，一年到头都一样。此外，在家庭工业中，实行一种血汗制，就是说，由中间人把工作分配给工人，这个中间人，或叫工头、师傅，从雇主付给工人的工资中扣除大部分归己，作为辛苦费。 妇女在家庭工业劳动中所得工资低到怎样可悲的程度，可以从柏林的下列情况中看出：1889年缝制一打花色男衬衣，雇主付给女工2—2.5马克，而到1893年只付给1.20马克。一个中等水平的缝纫女工从早干到晚，每天也只能完成6—8件衬衣；她每周所得的工资也只是4—5马克。缝围裙的女工每周工资是2.50—5马克；制领女工的工资是5—6马克；一个熟练的缝制女装的女工每周工资是6马克；一个最能干的缝制儿童服装的女工每周工资是8—9马克；缝制男上衣的女工每周工资是5—6马克。一个相当熟练的专门缝制高级男衬衣的女工，在生意兴隆时，每天从早上5时一直干到晚上10时，每周也只能赚到12马克。能够独立设计式样的装饰品制造女工毎月的工资是30马克。工作多年的、缝制花边等服饰的熟练女工在旺季每月可赚50—60马克。旺季在全年中仅有5个月。制造洋伞的女工每天干12小时，每周可赚6—7马克。这些工资连维持起码生活水平都不够，女工们不得不去卖淫，因为在柏林，一个女工按最低生活水平，每周赚不到9—10马克就难以生存下去。 上面列举的事实表明，现代化的发展使妇女越来越同家庭生活和家务劳动脱离，使婚烟和家庭破裂。从这些事实看，要使妇女回到家务劳动和家庭中去是荒谬的。有这种想法的人如果不是昏了头，就是对自己周围发生的变化熟视无睹，视而不见。 专门雇用女工的工业部门很多，女工占多数的部门也相当多，其余大多数劳动部门也或多或少地雇用女工，她们的数量将越来越多，并且涌入越来越新的职业部门。 1891年的德国工商管理条例规定，在工厂劳动的成年女工每日的正常劳动时间是11个小时，然而这一规定往往被官方允许的一大堆例外所冲垮。尽管也禁止女工在工厂从事夜间劳动，但是特殊情况很多，比如联邦议会准许连续生产的工厂是例外，季节性强的工厂（如糖厂）也是例外，1906年9月26日在伯尔尼召开的国际会议规定，对工厂工人实行夜间11小时休息制；社会民主党多年以来一再强有力地提倡禁止妇女从事夜间劳动，并把她们的每日劳动时间减至8小时。直到这时，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在长期抗拒后才被迫有所让步。此后，才从扣压在委员会的工商管理条例中找到了有关妇女劳动时间的规定条文。除这一条文外，1908年12月28日的法令规定，在所有雇用1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妇女劳动时间最长为10小时。法令还规定：在星期天和节假日的前一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女工在分娩前后8周内不得参加劳动；女工复工，要出具产后至少已过6周的证明；不应在耐火砖制造业和建材运输业雇用女工。尽管社会民主党极力反对，“最高管理当局可以批准50天额外劳动”的提案仍然获得通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137款第1条，这一条首次提到家庭劳动的剥削问题。该条写道：“女工和未成年工人工厂从事法定的劳动的工作日，除在工厂劳动外，不得接受雇主分配的或第三者交给的工作。”尽管这条规定还有缺陷，但是新法令在当前状况下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工业部门就业，不是因为这些部门适合体力较弱的妇女，而是因为在所有部门，剥削者都可以通过雇用妇女获取高额利润，而妇女干的这些活不是最累的，就是最脏、对健康最有损害的。不少诗人和作家把妇女当作男人发泄情欲的工具，把她们描写得温柔、细嫩和弱不禁风，上述事实表明这完全同她们的真实情况相反，作家们的描述仅仅是幻想而已。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必须用事实来说明问题，这样才能避免产生错误的结论和从感情出发夸夸其谈。正象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事实告诉我们，雇用女工的部门主要是：纺织、化学、五金加工、造纸、机械、木材加工、食品以及奢侈品制造、露天矿等。在比利时，21岁以上的女工不仅在露天矿劳动，而且在坑内劳动。雇用女工的部门还有：园艺、农业、牧畜业以及同这些行业相关的工业部门。此外，还有一些很久以来就以招收女工为主的各种部门，如缝制内衣和女装、制造流行用品的各部门以及售货员、会计、教师、保育员、女作家、女艺术家等职业。中下等阶层的成千上万名妇女主要在商店里干些苦力活和在市场上就业，所以几乎没有时间做家务，特别是不能对子女进行教育。最后，越来越多的年轻美貌的妇女被招募到公共酒店充当女侍、歌女和舞女等，成了供男人消遣的玩物。这种地方对妇女个人的危害最大，最可怕的各种弊端在这里无处不有，买卖白人奴隶的贩子在这里大发其财。 在上述各种行业中，有许多相当危险的行业。比如，在制造草帽和清洗漂白草帽过程中，要释放出大量硫酸和碱性气体，这个工种有很大危险；在漂白植物材料时存在吸入氯蒸气的危险；在制作彩色纸张、加色胶泥和人造花时，在生产着色印制用品、毒药和化学剂时，以及为铅制品如玩具士兵和其他玩具着色时，都有中毒的危险。孕妇如果为镜面灌注水银，胎儿就有死亡的危险。 如果说在普鲁士，刚刚出生的婴儿在1岁时的死亡率是22%，那么，根据希尔特博士的调查，可以看出： 婴儿之母所从事的工种婴儿死亡率 镜面注水银工65% 玻璃磨削工55% 制铅工40% 1890年在威斯巴登地区制造活字的女工中有78名孕妇，其中正常生产者仅有37人。希尔特博士认为：下列各种行业对于妊娠4个多月的妇女特别危险：彩色纸张制造、人造花制造业、所谓的用铅粉镶边的布鲁塞尔花边厂、镜面镀汞、橡皮工业部门以及在那些使女工能吸入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碳酸、硫化氢等的所有工厂。危险性最大的是磷头火柴制造业和操纵丝屑再纺机。1893年巴登的工厂视察员报告说，历年女工流产的年平均数如下： 年代数量 1882—18861039人 1887—18911244人 经产科医生施行手术分娩者： 1882—18861118人 1887—18911385人 如果在整个德国对这种情况作一番调查，就会发现更加令人惊讶的事实。但是，工厂视察员在他们写的报告中往往振振有词地写道：“在工厂劳动的妇女，不会受到什么特别危害。”这些视察员在工厂逗留的时间很短，又不听取医生的意见，怎么能了解到实情？可以肯定，特别是在纺织工业部门、在爆破商品制造业以及在农业机械制造部门都有伤及肢体，甚至危害生命的危险。此外，上面提到的那些劳动部门，劳动强度很大，劳动条件十分恶劣，甚至男工也难以忍受。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眼不完整的报表就可以一清二楚。倒是有人常常说，这种和那种职业对妇女不合适，但是假如不给她们提供其他合适的工种，说这种话又有什么用？ 希尔特博士[19]指出，年轻的女工根本不应该在一些会危害其健康，特别是会损害其性功能的工业部门做工或者操纵机器，这些部门是青铜色彩制造、天鹅绒纸和砂纸生产、制帽厂的刷毛工序、研磨玻璃制品、清扫石印物的铅屑、操纵梳麻机、马毛梳理、绒布修整、白铁皮镀锡、亚麻纺织车操纵及乱绒再纺机操纵等。 如果有必要的保护措施（如通风设备等）、女工可从事下列职业：生产壁纸、陶瓷、铅笔、散弹、醇精、明矶、钾化物、溴、金鸡纳霜、苏打、石腊、绀青、（有毒的）彩色纸张、（有毒的）胶泥、变色颜料、磷头火柴、[20]施维恩福尔特绿及制造人造花等行业。此外，还有一些行业也适合妇女劳动，如：裁剪并分类整理碎布片、分类并挑选烟草叶、弹花、纺织羊毛和绢丝、清洗填充床垫用的羽毛、分类并挑选制笔用的羽毛、用硫磺洗涤草帽、溶解橡皮使之加硫硬化、为毛料染色和印花、为铅制士兵模型上色、包装鼻烟、为金线织品上光、为镜面镀汞、研磨缝衣针及笔尖等。 妇女甚至在怀孕时也还同男人竞争，她们在铁路工地推着很重的运货车，用手搅拌洋灰和石灰，搬运很重的石块，或者洗煤，洗铁路地基石块等，这些的确不是什么好现象。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失去了女性的气质、女性应有的风度，正象男人在许多职业中丧失了男子汉的气质一样。这些都是社会剥削和社会激烈斗争造成的后果。我们的腐败的社会状况使一切事物都本末倒置。显然，在各种职业的所有领域，妇女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很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大，这对男人来说是件不太痛快的事。毫无疑问，妇女就业者不断增加，势必使工人的家庭生活越来越趋于瓦解；婚姻和家庭解体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此外，伤风败俗、道德下降、颓废堕落、各种各样的疾病、儿童死亡率急剧升高统统应运而生。根据德意志帝国的人口统计，在近几十年成为真正工业城市的那些城市中，儿童死亡率剧增。此外，在一些农村乡镇，由于那里的牛奶涨价，婴儿营养不良，死亡率也在上升。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是上普法尔茨、上巴伐利亚和下巴伐利亚以及在一些地区政府所在地如里格尼茨和布勒斯劳及克姆尼茨的某些区域。1907年新生儿在1岁内死亡的百分比如下： 地区百分比 施塔特阿姆霍夫（上普法尔茨）40.14 帕尔斯堡（上普法尔茨）40.06 弗里德堡（上巴伐利亚）39.28 克尔海姆（下巴伐利亚）37.71 慕尼黑37.63 格劳豪（萨克森）33.48 瓦尔登堡（西里西亚）32.49 克姆尼茨32.49 赖兴巴赫（西里西亚）32.18 安娜堡31.41 在有很多大工厂的村子里，情况更糟，那里婴儿死亡率竟高达40%到50%。尽管这个社会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然而从社会发展来看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所进步，如营业自由、迁移自由、婚姻自由等。所有这些都对大资本的发展有利，但却把我们的中等阶层置于死地。 小手工业者感到无路可走，力图限制营业自由和迁移自由以及恢复行会组织，以便人为地保存他们的小手工业，可是工人并不想帮他们的忙。同样，要让妇女按老样子干活也是办不到的，但是这决不是说没有必要严格执行防止过度剥削妇女劳动和禁止学龄前儿童就业的法令。在这方面，工人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和人类普遍的文化利益是一致的。比如，正象最近几十年来多次出现的情况一样，1893年要再次大量扩军时，由于我们经济制度造成种种退化，应征当兵的青年中身体不合格者越来越多，这时，所有的人都关心起采取各项措施保护工人问题。[21]最终目的是消除因使用机器、使用改良了的劳动工具和现代劳动方式所产生的弊端。另一方面，必须通过人类劳动的相应组织，使全体社会成员利用他们已经为人类创造出的，今后还将更多地创造出的巨大有益的东西。 文化进步和各类成果是全体人民所制造的产品，而它们却仅仅为那些掌握物质财富的人效劳。与此相反，成千上万的勤劳的男女工人、手工业者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当他们听说，人类的精神又创造出胜过手工劳动数倍的发明时，他们就预感到，他们将被看成无用的东西，看成多余的东西被抛到街头。[22]于是，应当人人兴高采烈地欢迎的东西，却成了在几十年前曾多次引起工厂暴动和捣毁机器的那种令人极端敌视的对象。还有一种类似的敌对心理今天还经常在男女工人之间存在。这种心理同样是一种违反自然的情绪。[23]所以，必须建立一种不分性别、人人平等的社会。 只要把全部劳动资料归社会所有，这种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一定会实现的。到那时，通过运用技术上和科学上的一切有利因素和辅助手段，将在劳动过程中使劳动生产率达到最高水平；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有义务完成满足社会的需求所必需的一定的劳动份额，社会则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满足生活需求提供物质保证， 妇女同男人一样，应当是有益的和平等的社会成员，她也应当同男人一样，能够充分发挥其体力和智力方面的全部能力，并在履行自己的义务的同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妇女是自由的、同男人平等的人，完全摆脱受人歧视的状态。 当前的社会的发展正日益推动着社会朝着这种状况前进。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巨大而严重的祸害，这个祸害必定引起一种新制度的诞生。 [1]工厂视察员舒勒尔对毎年每人生病的情况作过调查，从他开列的清单上看，疾病储金会会员生病的天数是：女性7.17日，男性只是4.78日。个別疾病持续的天数是：女性24.8日，男性21.2日。见O.施瓦尔茨：《从公共卫生管理角度看已婚妇女在工厂劳动的结果》，载于《德国第三季度公共卫生管理》1903年第35卷第424页。 [2]“成衣工厂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其他一些工厂仍然有上述情况。例如，索内堡的各玩具工厂、洗衣厂、烟草工厂、制鞋工厂、造纸厂等。”R.威尔布朗特：《女工保护和家庭劳动》，1906年耶拿版第84页。 [3]《政治学简明辞典》第3版第2卷第832页。见F.萨恩：《职业和职业的统计》。 [4]《1906年的纺织工会》，1909年伦敦版。 [5]E.卡德伯里、E.马西森和G.萨姆：《妇女劳动和工资》，1906年伦敦版第121页。 [6]E.卡德伯里和G.萨姆：《血汗制》1907年伦敦版第76页。 [7]《妇女劳动统计》，1908年华盛顿版第31页。 [8]《工薪者的收入》，见1908年华盛顿调查局公报第93号第11页。 [9]《美国的行政机构》，1908年华盛顿版。 [10]C.米约：《法国工人》，1907年巴黎版第4—5页。 [11]E.勒瓦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工人和工业问题》，1907年巴黎版第275—276页。 [12]C.米约：《法国工人》1907年巴黎版第522页。 [13]勒瓦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工人和工业问题》，1907年巴黎版第537页。 [14]《已婚妇女在工厂劳动。帝国内务部工厂视察员1889年度报告集》，1901年柏林版第18、21、23、49、62和63页。 [15]“在纺织工厂集中的地方，已婚妇女的人数在工厂女工中巳经超过26%，例如在萨克森—阿尔滕堡是56%，在罗伊斯是58%。”R.威尔布朗特：《当今的织工》，1906年耶拿版第143页。 [16]同上书，第57、63页。 [17]沃里斯霍弗尔：《曼海姆工厂工人的社会状况》。 [18]玛丽·鲍姆：《卡尔斯鲁厄城工业和商业部门女工工资的三个等级》，1906年卡尔斯鲁厄版第60页。 [19]《妇女的职业活动》，1878年版。 [20]1906年9月26日经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瑞士等国通过的国际条约规定，禁止在这些国家使用用白磷制作的火柴。此条约自1911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在德国，自1907年1月1日起就已不再生产这种火柴；自1908年1月1日起，不再经营、贩卖或交换此类产品。1909年，英国也颁布了类似法令。 [21]应征当兵青年身体合格，办理入伍手续者的百分比是： 年代百分比 190258.5 190357.1 190456.4 190556.3 190655.9 190754.9 入伍后由于不适合军队的需要被军队解除兵役者的百分比是：1881—1885年2.07%；1891—1895年2.3%；1901—1905年2.47%。W.克拉森：《1902—1907年德意志帝国城乡缩减军备情况》，载于《种族和社会生物学文库》1909年第1期。 [22]1871年12月底，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在布莱得弗德新机械学会作的一次报告中说：“若干时间以来，使我惊讶的是，毛纺织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从前工厂里都是妇女和儿童，现在看来一切工作都由机器做了。一个工厂主对我提出的问题用了如下解释：‘在旧制度下，我雇用63个人；采用改良的机器以后，我把工人减少到33人，最近，由于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使我又能够把工人从33人减少到13人。’”就是这样，在很少几年以内，劳动力减少了80%，而生产规模至少同从前一样。无数的类似有趣的资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可以找到。 [23]勒瓦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工人和工业问题》，1907年巴黎版第537页。
第十二章卖淫是资本主义世界必需的一种社会行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二章卖淫是资本主义世界必需的一种社会行业 1．卖淫与社会 2．卖淫和国家 3．买卖少女 4．卖淫增加。未婚母亲 5．道德犯罪和性病 1．卖淫与社会 婚姻是资本主义世界性生活的一个方面，卖淫是另一个方面。婚姻是奖牌的正面，卖淫是奖牌的反面。男人在婚姻中得不到满足，通常都在卖淫的地方寻求补偿。男人出于某种原因放弃了婚姻，他也在卖淫的地方得到满足。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不结婚的男人，以及结了婚但不称心如意的男人在满足性冲动方面都比妇女容易得多。 男人一向把利用卖淫满足性欲看作“法律”给予他们的特权。因此当他们发现一个不是当娼妓的妇女“失足”时，就更加苛刻，更加严厉地管教她，指责她。男人并非糊涂到不知道，女人也同男人一样有性欲冲动，她的性冲动在一生某些时期甚至十分强烈。男人依仗自己的统治地位强迫她们压制强烈的性冲动，并把她们的贞操当作她们社会声望和结婚的前提。同样是满足同一种自然欲望的问题，却有着根本不同的解释和评判，这最有力地表明，妇女完全屈辱地依附于男人。 种种情况对男人极其有利。自然让妇女承担生殖行为的全部后果，而男人除了享乐以外，既不费力也不负责任。同妇女相比男子的这种优越地位更加助长他们在性关系方面的放纵无度，很大部分的男人就是这样。同时确实有许许多多原因阻止或限制性欲得到合法满足，结果造成了满足性欲方面的粗野杂乱。 因此，卖淫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必需的一种社会行业，如同警察、常备军、教会和企业界一样。这并不是夸张，下面将予以证明。 上面已经说过，古代社会是怎样看待卖淫的。古代社会不仅把卖淫看成是一种必要的制度，并且，例如在希腊和罗马，卖淫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前面也说过，中世纪时基督教对卖淫抱什么看法。圣奧古斯丁被认为是保罗之后最著名的基督教支柱并热心传播禁欲主义，他也禁不住说出：“假如废除公娼，性欲的巨大力量将毁坏一切。”至今仍是神学领域最大权威的圣托马斯·阿奎那说得更厉害：“城市的卖淫如同宫殿中的阴沟；堵塞阴沟，宫殿便会成为臭不可闻之地。”1665年，在米兰的长老会上，也有人提出同样看法。 让我们听听现代人的意见。 F．S．许格尔博士说：“随着文明进步，卖淫将逐渐以适当形式隐蔽进行，但不到世界末日，它是不会从地球上消失的。”[1]这是一种大胆的见解。但是，只有一种人赞同许格尔博士的看法，这种人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去观察问题，因而不明白，当今社会必然被改造成既符合健康，又符合自然的社会。 具有同样看法的人还有柏林大学教授兼卫生学研究所所长、著名的卫生学家麦克思·鲁伯纳，他提出：“妇女卖淫在地球上的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那里都存在，是不能根除的，这是因为卖淫是为性交服务的，它完全来源于人的天性；同时又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把卖淫看作是某些妇女天生的缺点。正如同在一个民族中常常会有天才也有白痴，有巨人也有矮子和其他一些畸形的人一样，由于生育的戏弄，也生出一些要去卖淫的变态者。”[2]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人去想想为什么另一种社会制度能够消除卖淫；也没有一个人试图研究一下卖淫的原因。一些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也想到过，无数妇女的悲惨的社会状况也许是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出卖肉体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们谁都不想得出只有建立另一种社会制度才是当务之急的结论。其中只有少数人认识到，卖淫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关系问题，Th．巴德[3]是仅有的少数者之一，他认为：“卖淫女郎道德上极端堕落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状况……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瓦解及其生存的艰辛，尤其是今天只有一小部分仍在进行独立劳动的手工业者阶层的瓦解。”巴德在他的论述之后得出结论说：“物质生活的贫困使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家庭已经崩溃，一部分家庭也濒临灭亡，还使家庭的道德沦丧，特别使女性的道德沦丧。”[4] R．施穆尔德认为：卖淫“按照人的判断，是永远跟随人类的伙伴。”[5]但是，卖淫并非如他所说是自然所制造的一种制度，而是一种社会制度，没有它资本主义社会不堪设想。 莱比锡警察局的医官J．屈恩博士说：“卖淫不仅是可以容忍的坏事，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坏事，因为它保护了妇女不忠（只有男人才有权不忠——作者），使美德（当然是妇女的美德，男人可以不需要这种美德——作者）免遭伤害（原文如此！），从而避免沉沦。”[6]这些话赤裸裸地说出了男人明显的利己主义的实质。屈恩完全是站在警察局医官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因为他的任务是监督卖淫，使男子免遭性病折磨。人们只为男人着想，因为独身生活对男人来说的确苦恼悲凉；但是数百万的独身妇女必须安分守己。同样一件事对男人是合理合法的，对女人则是违法的，不道德的和有罪的。 另外一位有趣的先生是福克博士，他认为卖淫是“我们文明制度的必然产物”[7]。如果大家结婚后都要生儿育女，他担心人口过剩，因此他把国家“允许”卖淫看得十分重要。他认为，国家监管卖淫，就可使男人无忧无虑地同没有梅毒的妓女来往，这是合情合理的事。他主张最严厉地监管所有生活放荡的女人。如果“生活放荡”的女人属于上流社会，那么他的这一主张行得通吗？这是老调重弹。福克博士还要求征收卖淫税，把卖淫的女子集中安排在固定的街区。换句话说，就是基督教国家在为了男人的利益组织和保护卖淫的同时，应当从卖淫中创造收入来源。关于这件事弗斯帕西安皇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Non（没有臭味）！亨里希·塞维路斯博士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同样赞成法律对卖淫的认可。他也把这一制度看成是非常有利的制度，因为卖淫是婚姻的必要补充现象，没有卖淫，结婚自由就受限制。在他看来，卖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保险阀。他认为：“当今如此危险的社会状况就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穷困不堪，其原因在于：结婚双方没有考虑一下，将来必要的生活费用从哪里来，也就是说，他们不考虑存在什么问题，就盲目地结了婚。国家打算制止这类婚姻，因为上述婚姻所生的孩子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有的生活保障，而有父母的孩子又不能送进孤儿院，于是造成危及社会安全的因素。”卖淫可以防止“在自然法则强制下结婚，这种结婚导致在居民中增加这样的分子，他们由于贫困失去教育的机会，没有快乐的童年，因而对国家产生敌对情绪，成为社会的敌人”。因此，在国家监管下卖淫甚至会成为对付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有益的预防手段，这似乎至少是一种别出心裁的看法。 果真如此吗？我们仍然认为，卖淫正像警察、常备军、教会和企业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制度。 2．卖淫和国家 德意志帝国不像法国那样，由国家组织和监管卖淫，而仅仅是容忍卖淫。正式的公开的妓院受法律禁止，引诱卖淫受到严厉惩罚。但迄今为止并不能阻止德国的大部分城市，如美因兹、马格德堡、阿尔特那、基尔、纽伦堡、乌尔姆、布赖斯高的、弗莱堡、莱比锡、罗根斯堡、汉堡、奧格斯堡、维尔茨堡等城市一如既往，照样有许多公开妓院，警察局对这些妓院采取容忍态度。[8]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状况，我们国家的掌权者，显然了解这种状况同法律是相矛盾的。德意志《刑法》也规定：向卖淫者提供住宅应予以惩罚。但是另一方面，警察又不得不容忍数千名妇女充当卖淫妇。只要她们到警察局登记注册，并执行有关娼妓的规定，例如定期由医生检查身体等，警察就保护她们的卖淫营生。如果国家对卖淫女人让步并支持她们经营这种行业，那么卖淫女人必须有一处所；是呀，她们在一个固定住址经营卖淫行业，对于公众的健康和社会秩序都有裨益。自相矛盾到何种地步！国家一方面公开承认卖淫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迫害、惩处卖淫妇和引诱卖淫的人。此外，国家的这种态度证明：卖淫对现代社会来说是个谜，国家不能解开这个谜底。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和道德反对卖淫；法律惩罚纵容卖淫，可国家却容忍和保护卖淫。换句话说，我们的以道德习俗、宗教信仰和文明风尚引以为荣的社会必须容忍伤风败俗和淫乱放荡象慢性毒药似的侵蚀自己的肌体。这种状态的形成还有一点要提到。基督教国家承认，仅仅结婚还不够，男人有要求非法满足性欲的权利。在这样的国家里，妇女只有在同意满足男人的非法欲望，也就是只有在成为卖淫妇的时候，才有人过问。对登记在册的娼妓行使监督和检查职能的那些国家机构从不过问上门寻找卖淫妇的男人，而只有在警察局医官进行身体检查，并要对检查取得良好结果时才是例外，才要求当事者双方，即男女双方都按法律要求进行检查。 国家如此这般保护男人，实在是本末倒置。结果，似乎男人是弱者，女人是强者；似乎女人是诱惑者，而可怜又软弱的男人是被诱惑者。夏娃在极乐园中引诱亚当的神话今天仍在我们的观念和法律上发生作用，并且确证了基督教所说的话：“妇女是最大的诱惑者，罪恶的渊薮。”男人应当对自己这一可悲可怜和很不体面的角色感到羞耻。可他们偏偏甘于充当这种“弱者”和“被诱惑者”的角色，他们受到的保护越多，犯的罪过也就越多。 男人聚会时如果没有娼妓在场，似乎很不痛快。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890年夏天在柏林举办的德国射击节发生的事件。这一事件引起2300名妇女联名向德意志帝国首都——柏林市市长写了请愿书，其中写道：“请阁下准许我们陈述7月6日至13日在潘克举行本年度德国射击大赛时发生的事，此事经报界和其他方面作了报导，已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我们怀着极其愤怒和无比厌恶的心情读了这些报导，报道称德国第一流的传令兵、世界上最伟大的歌妓一百名女士和四十名先生，还有小歌舞厅和射击场，女人从那里冲出来把男人拉到里面去。此外，还有‘自由演唱室’，身穿薄纱女侍用诱人的笑容，厚颜无耻、色胆包天地邀请上至为人之父下至莘莘学子同她们一起作‘射击休息，……恐怕只有‘汉堡的秘密或在圣·保利的之夜’的使者——一丝不挂的‘女士们’邀人去那两处小屋时，才会引起警察注意而去赶走他们吧。还有更令人惊愕的事，外省的普通男女市民未必能想象得出著名的帝国首都是这般样子。请看下述披露的消息：射击节的主办人提议，不用付酬，让‘年轻少女，代替雇用的侍者充当敬酒女郎……我们德国妇女作为妻子、母亲和姐妹，利用种种机会把自己的丈夫、儿子、女儿和兄弟送到柏林，让他们在那里为祖国效劳，因此我们以无比尊敬和完全信赖的心情，向阁下提交请愿书。望阁下作为帝国首府的最高官员，能以您巨大而重要的影响对这类有伤风化的事件作些调查，颁布行之有效的命令，杜绝在宴会上，特别是在即将举行的色当庆祝会上再发生此类无耻的狂欢……（！！！）” 许多男人出席的所有盛大的甚至所谓国家的庆典一再发生此类事件。[9] 德国政府一再试图解决在卖淫方面存在的国家实际监管同法律制裁相矛盾的问题。政府制定的法律草案中规定，警察局有权决定妓院在其指定地点营业。人们承认，不能压制卖淫，所以，把妓院设在指定地点，让它们集中起来加以默认是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实际上，这个为不少人赞同的法律就是让上个世纪40年代在普鲁士公开禁止的妓院重新开张，因此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概和强烈反对。有人在抗议中指出，国家本身成为卖淫的保护者，就必然使人相信，逛妓院并不违反道德，因为卖淫是国家准许的行业。这些法律草案曾在帝国议会全体会议上和委员会的会议上引起激烈争论，所以时至今日尚无最后定论。但是，能够把这类草案提出讨论就足以说明，人们正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国家管理和监督卖淫不仅使男人确信，卖淫是由国家提供的，而且还使他们相信，卖淫经国家监督势必减少疾病，可以更加助长卖淫业，也使男人越发轻浮。其实妓院不仅不会使人减少疾病，反而使男人更加轻浮，更加大胆。在英国，按照卖淫法，人们把登记在册的妓女戏称为女王的姑娘，因为她们受女王签发的法律保护，这一事实说明，国家保护卖淫会使人们形成怎样的观念。经验证明，不论警察局监督建立卖淫场所（宽容之家、妓院）也好，还是警察局规定由医生进行定期体检也好，都不能防止性病的传染。 1898年，枢密医学会议员阿尔伯尔特·欧伦堡博士在致反对国家监管卖淫的维也纳妇女委员会的质疑时说：“我对于警察局监管卖淫问题原则上完全赞成贵会在请愿书上提出的看法，当然我并不否认立即执行起来还有许多困难。我认为，迄今在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办法是不恰当的、没有价值的。再说要确确实实达到既定目的，也是完全不适用的。” 1892年7月20日，柏林医学协会声明：不论从卫生学角度还是道德角度都不应重建妓院。 这些性病的性质多种多样，很难立即确诊，为确保安全，必须每日检查多次。但是要作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妓女的人数太多，经费又不足。要在一个小时内检查三、四十名妓女，纯属“例行公事”，所有这种检查最多也只能算作小小的闹剧。同样，每星期作一、两次检查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布拉施克[10]博士说：“认为对妓女进行监管就可以防止疾病的蔓延，可惜这是一种非常错误而有害的看法。可以肯定地说，凡与妓女或卖淫的少女有所接触的人，每次都要冒很大的危险。” 在女人中间传播病菌的男人不受任何检查，所以上述措施根本不能取得任何成效。刚刚作过检查的妓女还是健康的，可只要与有性病的男人性交，她立即就会被染上疾病，这样，她在被查出病毒之前，同一个又一个男人性交，疾病于是传染开来。这样的监管不仅是脱离实际的幻想，而且由于为她作检查的不是女医生而是男医生，结果极大地伤害了妓女的羞耻心，以致完全失去羞耻感。一大批参加监管的医生都可证明这一事实。[11]甚至柏林警察局官方的管理报告上也了提到这种事，该报告中说：“不能不承认，让有关人员登记在册，使她们在道德上更加堕落。”[12]卖淫的妇女竭尽全力想取消这种监管。警察采取这些措施接踵而来的后果是，这些妓女很难，甚至不可能重新成为良家妇女。一个被警察监管的妇女受到社会的遗弃；用不了几年，她便一贫如洗。在日内瓦召幵的反对以警察监管卖淫来消除恶习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中肯而明确地发表了下述声明：“强制医生为妓女检查身体是对妇女的一种野蛮刑罚，这对她们来说就是把最不幸的人完全置于毁灭境地，因为这样一来，使她们这些最堕落的人身上仅有的一点羞耻心也消失殆尽。让警察监管卖淫的国家忘记了对两性都有同等的保护责任，它在道德上伤害妇女，在人格上贬低妇女。官方监管卖淫的任何制度都会使警察专横肆虐，以致违反对任何人，及至重大罪犯不得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法律条文。这种违法行为只对妇女不利，更加使男女之间违反自然的不平等现象加剧。妇女被贬低为一种工具，而不再被看作是人。她们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警察强制由医生进行身体检查来监管卖淫实难奏效，英国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在1867年法律开始生效之前，根据陆军报告，在军队里每1000人中有91人传染上了性病。但是在1886年，即法律生效19年以后，每1000人中有110人传染上了性病，而在1892年，即废除法律六年以后，每1000人中只有79人染上性病。1879——1882年，即法律生效期间，在有教养的人当中每1000人中有10人患上梅毒；1885—1889年，即废除法律以后，每1000人中有8.1人患梅毒。 但是，这项法律对受检查的妓女所造成的结果，同对军队造成的结果完全不同；1866年每1000名妓女中有121人染上性病；1868年，即法律生效两年以后，每1000名妓女中有202人染上性病；随后人数逐渐下降，但是1874年数字又有所上升，比1866年多出16人。在法律生效期间，妓女死亡人数猛增得令人惊讶。1865年，每1000名妓女中死亡9.8人；1874年，则上升为23人。60年代末期，英国政府试图将检查妓女性病的措施在全国各城市推广，但遭到英国妇女界的强烈反对。她们认为这样做是对全体女性的侮辱。英国实行的人身自由保护法，即保护英国公民免遭警察侵袭的基本法对妇女却不加任何保护；该法准许任何粗暴的、有报复心的或者怀有其他不良动机的警官干涉享有盛誉的妇女，只要这个警官怀疑她有卖淫嫌疑，而对于荒淫放荡的男人则不闻不问，甚至提拱法律保护和照顾。 在约瑟芬·布特勒领导下，英国妇女支持被人抛弃的姐妹，尽管这一举动遭到偏狭的男人的误解和轻视，但她仍然用最大的力量反对推行上述法律。对法律表示“赞成”和“反对”的文章在报纸上和小册子上展开辩论，直到1886年废除这项法律时，广泛展开的辩论才告结束。[13] 德国警察也有同样的权利。柏林、莱比锡、科隆、汉诺威和其他城市经常在公开场合发生的事都证明，行使这种权利时，很容易出现滥用或“误用”现象，但是在我们德国很少有人对这种权限提出有力的反抗。[14]甚至小资产阶级的国家挪威，也于1884年关闭了妓院，并于1888年在主要城市克里斯蒂安废除了强制妓女登记及进行性病检查的制度，1893年，1月向全国颁布了这一法令。古伊劳梅—沙克夫人关于国家采取的“保护措施”只是为了男人这一说法非常正确。她说：“例如国家都把伤风败俗说成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坏事，我们何必教育自己的儿子讲什么道德和礼仪？国家不是在年轻人的精神尚未成熟之前，就把妇女当作商品提供给他们，作为发泄的玩物了吗？” 一个因荒淫无度得了性病的男子把性病传染给许多可怜的女人，而她们大多数人是因为贫困交加或受人引诱而从事这种可耻的营生的。患性病的男人照样无所顾忌的放荡，但患了性病的妓女由于不能立刻求医治疗而十分痛苦。要塞和大学城市，以及海港城市等地是强壮而健康的男人密集的地方，也是卖淫和传染危险疾病的大本营，这些疾病从这里一直传播到全国最远的角落，到处泛滥成灾。大学生中的大多数人道德水平低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反对公开的道德沦丧通讯》[15]的报道中看得出来，其中写道：“当前，大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道德观如此低下，已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或者可以说他们已腐化透顶。”而这些“德意志精神”、“德意志风尚”的代表人物却是未来的行政官员、国家轮师和法官的候选人。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的状况已恶劣到何等程度。1901年秋，一大批教授和医生，其中包括一些一流专家向德国大学生发出呼吁，提醒他们，对性放纵造成的悲惨后果应予以极大的注意，不要过多饮用在许多情况下能促使性兴奋的酒精。人们终于认识到，对这种事不应再保持沉默，而必须直言不讳地把事情挑明，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无形的灾祸，对其他阶层的人也必须提出这类警告。 “你的罪恶将要传给你的第三代、第四代子孙。”《圣经》上说到这句完全适用于那些因放纵而患上性病的人，遗憾的是，也适用于完全无辜的妻子。“青年男女的麻痹症、脊椎症、大脑软化症、各种神经痛、视力减退症、骨疽、肠炎、不孕症和虚弱等症，其主要病因不外乎古老的被人忽略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说不出口的梅毒。……今天的情形就是这样，无知和轻浮使我国的妙龄女郎身体衰弱，萎靡憔悴；她们不得不为其丈夫在婚前和婚后的淫乱行为承担身染骨盆炎的痛苦。[16]A．布拉施克博士也提到：“霍乱、天花、白喉、伤寒病等和传染性流行病对人的危害程度和传染速度都远不及梅毒厉害，但却能突如其来地直接传染给每个人，所以，人们都很害怕这些疾病……相反，梅毒却与社会共存，可怕的是人们对它持无所谓的态度。”[17]问题在于，人们认为公开谈论这种事会被人看作“有伤大雅”。德意志帝国国会从来也没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性病同其他疾病一样，必须从疾病基金中支付治疗费。国会也没有在这方面制定出相应的法律。[18] 梅毒的毒素在一切毒素中最顽固、最难以彻底清除。经过多年医治，患者以为这一疾病的所有痕迹已经消灭，但是，不良后果往往在自己的妻子或新生儿身上表现出来。大批病人，不论妻子还是子女，所患的性病的根源都在丈夫和父母身上。1899年秋，保护青年协会在致帝国国会的一份请愿书上写道：德国大约有30000名儿童因患有遗传性淋病而天生失明；有50%的妇女也因性病终身不育。[19]无子女夫妇的数量之多实在令人惧怕，而且他们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儿童身体衰弱或者白痴往往也是这种疾病造成的后果。在种痘时，梅毒患者的一滴血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凡此种种，这里不一一列举。 受性病折磨的人很多，所以有人一再倡议，颁布一项专门为性病患者治疗的法律，但至今无人实际办理，他们也许害怕这样做会使这个如此巨大的灾祸更加不可收拾。专家们普遍确信，从前把淋病看成是一种无害疾病，而今天看来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疾病。这种病往往似乎痊愈，却在人体内继续发生作用。正如1898年2月20日布拉施克博士在柏林作的一次报告中指出的那样：风纪警察在柏林所作的调查表明，只有四分之一，最多三分之一的妓女被查出患有淋病。事实上，绝大多数妓女患此病，但是检查身体时仅仅在少数人身上能够查得出来。在这少数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治愈。因此。社会面对的是一种目前尚不能医治、但又给居民特别是女性带来严重后果的灾害。 3．买卖少女 男人不是出于自愿，就是由于被迫放弃了结婚，便以不正当的方式来满足性欲，这样一来诱惑妇女的事也就日益增多。这给那些采用不道德手段的企业带来一大笔利润。这些企业用这笔钱引诱大批唯利是图的商人，叫他们利用各种狡猾手段去诱惑顾客。他们根据顾客的身分、地位、财力和慷慨程度考虑顾客的需求。假如“公开的妓院”容易泄露秘密，就让那些出身微贱、未受过多少教育、缺乏教养，但极有魅力、极有性感的妓女同社会上的要人、高级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男人秘密勾搭。除世袭贵族、金融界和工商界的贵族以外，大臣、高等军事要人、枢密官、人民代言人以及法官等等都是她们的常客。这些男人在白天，在社会上都是“道德、秩序、婚姻与家庭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威风凛凛、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他们也是一些基督教慈善事业部门和“遏制卖淫”协会的头头。在柏林某大街上，有一些经营和接待此类人物的酒店，其中一家酒店的老板甚至出版一种印有插图的刊物，上面描绘了在他酒店出入的一些社会名流的活动。据该刊物介绍，这家酒店共有400个席位，每天晚上都有一批高雅的顾客，“台柱顾客”，光顾此地。这些人都是上流社会的世袭贵族和金融贵族。喧闹和贪欢达到了可怕的地步。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女演员和著名交际花到场。善于经营的酒店老板为了使顾客玩得尽兴，竟别出心裁地在深更半夜举行捉鳗游戏。……酒巴间的美女把衣服高高掖起，围着水池跑来跑去。作捉鳗鱼的游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警察对这种活动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们就是不去干扰社会名流的娱乐活动。柏林舞剧协会邀请社会名流参加的活动，也无非是淫乱作乐而已，邀请书写道：“本狩猎大厅管理局董事会推荐您，尊贵的先生为狩猎爱好者。专此荣幸地向您，尊贵的阁下介绍一处新开设的、猎物丰富的精美的豪华猎场并郑重地邀请您出席于本年度8月26日在狩猎大厅举行的首次红鹿狩猎大会。新狩猎区环境特殊，能使人感到极度欢乐和舒适：猎场设在首府的中间地带，猎物随便捕猎。”我们的资产阶级社会如同一个大狂欢节的聚会，在那里人们相互愚弄欺诈，把他人看作傻瓜。每个人都威风凜凛，身穿官袍，以便于未经官方准许也能任意放纵，无所顾忌地满足性欲。表面上看，一切都符合道德、宗教和习俗。当今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虚伪。预言家的数量天天增加。 供人淫乐的妇女供大于求。日益恶劣的社会状况、贫困、对表面辉煌和自由的生活的迷恋和追求，——所有一切使娼妓从各个社会阶层涌现出来。汉斯·瓦亨胡森在他的一部小说[20]中颇有特色地描绘了德意志帝国首都的一些状况。作者就这部小说的目的写道：“我的这本书着重阐述：由于我们的社会关系和市民关系违反自然，由于妇女本身的罪过，由于她们荒废教育，由于奢侈的需要，由于生活市场上这种轻浮供给的日益增长，女性牺牲者日益增多，女性的身价大大地贬值了。这本书还要阐述女性日益过剩，每天每日那些在出生和长大的女性的命运越来越暗淡无望……我就象写一名罪犯的生平，以便给他定罪的检察官一样，写了这本书。如果人们认为小说都是违反事实的虚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不是小说，而是不加任何润色的真实生活的写照。”柏林的状况同其他城市相比，不能说更好一些，也不能说更坏一些。不论信奉希腊东正教的彼得堡还是信奉天主教的罗马、不论信奉基督教的柏林还是信奉异教的巴黎、不论清教徒的伦敦还是生活放纵的维也纳，这些地方到底哪一个更象古代的巴比伦，那是很难断定的。同样的社会状况产生出同样的社会现象。“卖淫有自己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令，有自己的资金来源，有自己的招募地——从最为贫穷的茅屋直到光辉夺目的宫殿——有自己的从最低等到最高等、直至最有文化教养的阶层的无数等级，有自己特殊的娱乐和公开的聚集的场所，还有自己的警察、病院、监狱，甚至有自己的文学著作。”[21]“我们已不再举行奥西里斯神的庆典和春季的巴卡斯酒神祭以及印度的狂欢节，但是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人们夜晚在公开妓院或私人妓院，沉醉于祭酒神和狂饮汪欢之中，再大胆的笔也不敢去描写此情此景。”[22]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肉体的交易市场规模极大。交易活动组织得极好，地点显然都设在市中心的文化场所，却能逃过警察的眼睛。一伙男女经纪人、代理商和贩运者就象买卖任何商品一样，冷漠无情地作成一笔笔贩卖妇女的生意。这些人伪造出身证明书，并将每件“商品”的质量详细写在证明书中，然后把这些证明书连同“商品”一起交给贩运者，由他转交给买主。每件商品的价格根据质量来确定；商品的去向根据顾客的口味和要求，被送往各不相同的地点和出口到有关国家。妇女贩子用十分巧妙的手段逃避警察的注意和追查，但是也有不少人送上巨款，以掩人耳目，贿赂执法人。尤其是在巴黎，这类事情也数不胜数。[23] 德国作为向半个世界输送妇女的市场，享有可悲的荣誉。德国人热衷漫游的本性，似乎使一部分德国妇女兴奋起来，除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妇女外，比起其他国家，德国妇女从事国际卖淫者所占的人数最多。不论在土耳其人的后宫，还是西伯利亚的公开妓院，直到孟买、新加坡、旧金山和芝加哥的妓院都有德国妇女。W．约斯特在他的游记《从日本经西伯利亚到德国》中，谈到了德国买卖少女的问题，作者写道：“在我们这个讲道德的德国，人们常常对西北黑人首领买卖奴隶或对古巴和巴西发生的类似事件感到愤怒，其实这些人倒应当看看自己的国家。因为除了德国和奥地利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国家买卖白皮肤的女奴，再也没有任何国家输出如此众多的活生生的商品。这些少女所走的路线十分容易查明。她们乘船从汉堡出发前往南美洲，其中一部分人被留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但大部分人被送到蒙得维地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剩下很少一部分人穿过麦哲伦海峡被运到瓦尔帕莱索。另一条路线是经英国或者直接运往北美洲，但是在北美同正宗国货的竞争相当激烈，因此又把她们分到密西西比河下游直到新奥尔良和得克萨斯或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从那里，再把她们供给巴拿马沿岸的人，而古巴、西印度群岛和墨西哥则从新奥尔良获得定货。还有一些德国少女被称作“波希米亚女人”，她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被输入到意大利，接着再向南输入到亚历山大、苏伊士、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甚至一直被卖到香港和上海。在荷属印度及东亚，尤其在日本，妇女交易市场非常不景气，因为荷兰不准许在它的殖民地收留白种少女，而在日本，本国的女人比白种女人漂亮，价格也便宜；此外，美国从旧金山运来的妇女也在这里竞争。 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波兰的妇女供给俄国。第一站基本上设在里加。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商人在这里对商品进行分类，之后把大批商品运往下诺夫戈罗德，再穿过乌拉尔山脉到伊尔比特和克列斯托夫斯克，甚至一直运到西伯利亚。比如，我在赤塔就遇到一个这样买来的德国姑娘。这种大规模的交易活动组织得十分完善，以代理商和商务旅行者为媒介展开活动。假如德意志帝国外交部要求其驻外领事就该问题写出报告，那一定可以制成许多十分有趣的活动表格。” 在象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一再阐述的那样，这种买卖十分繁荣。 从加里西亚、匈牙利一直到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的其他城市，妇女肉体的交易特别兴旺，尤其是许多犹太妇女向来不在公开妓院露面，而今她们也被弄到这里出售。路费和其他必要的开支都是先汇给代理商。为了逃避当局的追查，蒙骗官方，他们使用暗语电报同买主联系，通知有关事宜。 有一些电文是这样写的：“有五桶匈牙利葡萄酒将于某月某日运抵瓦尔那”，意思是说有五名漂亮的姑娘将要运到；有的电文写：“有三袋马铃薯由米奈尔瓦号轮船运出。”这时指的是三名并不太漂亮的姑娘或者“普通商品”。另一封电报上写：“星期五乘克伯拉号到达，船上有上等丝绸两捆。” 4．卖淫增加。未婚母亲 妓女的数字难以计算，根本不知道她们到底有多少人。警察能掌握主要以卖淫为业的大概人数，但有大批以卖淫为副业的人又有多少则无法得知。从所掌握的大概数字看是相当惊人的。根据冯·奧丁根的统计，本世纪60年代末伦敦的妓女有8万多人。1906年1月1日巴黎登记在册的妓女达6196人，但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妓女是逃避警方医生检查的。 1892年在巴黎，大约有60家妓院和600—700名妓女；1900年仅剩42家妓院。妓院的数量呈减少趋势（1852年有妓院217家）。相反，秘密卖淫的女人却越来越多。1889年巴黎市议会作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卖淫妇女的数量至少有120000人，巴黎警察局局长列夫林估计，登记在册的妓女有6000人，还有70000人是秘密卖淫者。从1871到1903年，警察局拘留725000名妓女，送进监狱坐牢的妓女是150000人。1906年，被拘留的妓女至少有56196人。[24] 在柏林警察局登记在册的妓女人数如下： 年代数量年代数量 18863006人18975098人 18904039人18994544人 18934663人19053287人 1890年，在警察局工作的医生有六人，每人每天检查性病两小时。以后，医生增加到12人。最近几年，许多男性医生提出抗议，故而增加一名女医生参与检查。在警察局登记在册的妓女仅仅是在柏林卖淫妇女中很少的一部分。据有关专家估计，在柏林卖淫的妇女至少有50000人。其他的人，例如据莱塞尔估计有24000—25000人，据劳姆尔估计有30000人。1890年仅仅在柏林酒家工作的女招待就有2022人，这些人几乎全部是卖淫女郎。此外，由于违反警察局规定的惯例而受拘留的妓女人数逐年增多，这表明柏林的卖淫行业始终呈上升趋势。受拘留的人数如下： 年代数字年代数字 188110878人189626703人 189016605人189722915人 1897年被拘留的妓女中有17018人受到法庭判决，从那以后，法庭在开庭日每次大约审讯57人。 在整个德国到底有多少妓女呢？有人认为，这个数目大约在200000人以上。据施特罗姆贝格估计，德国公开和秘密卖淫的女人在92000人以上或者在75000和100000人之间。1908年卡密罗·卡尔·施奈德打算推测一下登记在册妓女的准确数字。他的调查是在1905年，调查的范围包括全国79座城市。“在较大的地区不会漏掉登记者，所以他认为，可望准确掌握大城市妓女的数字。他指出总计15000人是相当准确的数字。如果居民大约有60600000人，那么平均在4040居民中就有1人是登记在册的妓女。”下面是几个城市居民同妓女人数的比例： 城市名居民同妓女的比例 柏林608：1 布勒斯劳514：1 汉诺威529：1 基尔527：1 但泽487：1 科隆369：1 不伦瑞克363：1 受监管检查的妓女人数肯定要少些。[25]各方面的调查结果表明，公开卖淫者数字同秘密卖淫者数字的比例是1：5到1：10。所以说，以卖淫为生的人数相当可观，与此相适应的是牺牲者、病人和死亡者的数字也很多。[26] 所有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妓女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从心里感到厌倦，甚至厌恶到作呕的地步。然而只要跳入卖淫火坑，就很难找到得救的机会。不列颠大陆和全联邦汉堡分会于1899年对卖淫妇女进行过一次调查。虽然仅有少数人回答了提出的问题，但是这些人的回答却击中了要害。提到的问题有：假如您有其他谋生的办法，您还想仍然干这种营生吗？一个妓女回答说：一个人受一切人轻视，这个人该如何是好？另一个妓女回答：我曾经请求医院帮帮我。第三个妓女说：我的朋友代我还了债，把我赎了出来。所有的妓女都在妓院向老板借债，在债务的奴役下痛苦度日。有一个妓女说，她欠妓院老板娘700马克的债。服装、洗漱用品、化妆品等所有日常用品都是由老板用高价卖给她们使用的，同样，她们的饮食也是用高价供应的。此外，她们每天还必须向老板支付一定的房租。每天的房租一般是6、8、10马克，有的还在10马克以上。有一个妓女写道，她们每天总要向老板支付20至25马克。不能还清债务，任何一个老板也不会放过她。公正地解决这种问题就得看警察的态度了，然而警察都站在老板的一边，根本不为呼天不应的妓女们说话。总之，我们虽处在基督教文明之中，却面对着最残忍的奴隶制度。妓院老板为了更好的保护他们这个阶层的利益，甚至建立了具有国际性的专门机构。 在各种工业部门和工商部门做工的女工为得到一点点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时工钱而拚命挣扎，她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随之不断增加的是卖淫妇女的人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的工业危机，促使成千上万的家庭贫困，灾难重重，同时也促使妇女卖淫。1895年10月31日，波尔顿警察局长在发表当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的一封信上写道，北美奴隶解放战争造成英国棉织品的危机。在整个危机期间，“年轻的妓女数目比过去25年增加了”[27]但是，卖淫者不只是女工，就是在较高级的职业者中也有人卖淫。隆布罗索和费雷罗在他们的著作[28]中引用了马瑟在谈到巴黎时说的话：“高级的或低级的女教师得到的证书不能给她们弄到面包，只能使她们自杀、盗窃和卖淫。” 帕伦特—杜哈特尔特当时进行过一次统计，统计结果表明，在5180名妓女中卖淫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从下表可以看出原因和人数分布情况： 卖淫的原因人数 贫困所迫1441人 无父母，无资助者1225人 养活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86人 被所爱的人遗弃1425人 被军官或士兵引诱，流亡巴黎404人 被雇主引诱，遭解雇的侍女289人 去巴黎谋生280人 布特勒小姐是为最贫困的、最受苦的同性姐妹奋斗的战士，她说：“偶然事件，父母死亡、失业、工资过低、穷困、欺诈婚姻、被人诱惑都是为了使她们堕落而撒下的网。”卡尔·施奈德在他的小册子《柏林女侍者的困境》[29]中，对于常常有人把妇女投入卖淫火坑的原因阐述得十分精彩。令人吃惊的是有一大批使女成了女侍者，也就是说，这些人几乎都沦为卖淫女郎。施奈德向女侍者提出了她们为什么当妓女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人回答说：“因为我的雇主使我生了一个孩子，所以我必须赚钱。”另一个人回道：“因为我的证件被毁坏了。”还有一个人说：“因缝制衬衣和干些诸如此类的事赚钱太少。”或者说“我本来就是个女工，但是被工厂解雇了，之后再也没有找到工作。”有的人说：“因为父亲去世，留下三、四个兄弟姐妹。”众所周知，尤其是使女，在遭受其雇主惑后都成了牺牲品，相当多的人成了妓女。麦克斯·陶伯博士在他的一部著作[30]中，满怀正义感描述了雇主或雇主的儿子诱惑使女的大量事实。但是在比较上等的阶层中，也有不少妇女去卖淫，不过不是出于贫困，而是受到诱惑和爱好轻薄的生活或生性放荡。在《堕落的少女和风纪警察》[31]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其中写道：“假如正直善良的市民、牧师、教师、高级官员和高级军官等人听说他们的女儿在秘密卖淫，一定会目瞪口呆。我们如果把他们女儿的姓名公布于众，那么不是引起一场社会革命，就是使人民的婚姻观和道德观遭受严重打击。” 上面提到的上层社会的妓女主要在上流社会范围内从事卖淫。还有很大一部分女演员，自己的薪俸不够置办衣饰，[32]也从这种肮脏的买卖中赚钱，供自己挥霍。在很多女售货员和从事类似职业的妇女中，也有同样情况。而她们的雇主却无耻地藉口她们有“朋友的”的支持，而降低她们的工资。 成千上万的手工缝纫女工、女裁缝、饰品制造女工和工厂的女工大都处于类似状态。雇主及他们的职员，商人和地主等等往往认为，女工和女佣人供他们玩乐是自己的一种特权。我们的虔诚的保守主义者很喜欢把农村道德关系同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状况加以对比，结果把农村的情景描绘成田园诗般美好。但凡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农村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个大地主在1889年秋天曾作过一个报告，萨克森的报纸曾报道过，从这个报告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报道说：“格里姆马大地主冯·魏希特博士在罗克尼茨召开的一次教区大会上，作了关于我们农村行政区内的不良性风尚的报告，同时还描绘了当地的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报告人在演讲时十分坦率地承认，有些雇主本人虽然已经结婚，却同他们的女佣保持十分亲昵的关系，其后果不是用金钱掩盖起来，就是用犯罪手段加以消灭。遗憾的是，对下述事实不能不予以揭发：农村行政区内的不良风尚不只是那些在城里当褓姆，受了城市恶劣的毒害的姑娘带回来的，不只是那些在军队当兵时学会淫荡的小伙子带回来的，而且令人惋惜的是，也是有教养的人士、地主的管家和到农村演习的军官们带来的。正象冯·魏希博士先生所报道的那样，事实上在农村，17岁以上的姑娘没有堕落的仅有少数人。”这位不顾社会谴责敢于正大光明地讲述真理的报告人，所得到的回答是被那些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的军官们的排挤。在普利茨艾尔伯，瓦格纳牧师在其著作《农村的道德风尚》中阐述了一些使大地主们感到不痛快的真情实况，因此，这位牧师在他的教区也受到了同样的谴责。[33] 大多数卖淫女子，在她们还不到具有判断能力的年龄就已经开始卖淫。1878—1887年在巴黎逮捕的暗娼中，有12615人是未成年少女，占总数的46.7%；1888—1898年有14072人是未成年少女，占总数的48.8%。莱·皮乐尔对此作了简明而令人悲伤的总结，它反映出巴黎绝大多数卖淫妇女的情况：16岁破身，17岁卖淫，18岁染上梅毒。[34]1898年在柏林发现，在846名新登记的妓女中有229人是未成年少女，具体情况如下： 年龄人数年龄人数 15岁7人18岁59人 16岁21人19岁49人 16岁21人19岁49人 17岁33人20岁66人[35] 1894年9月，在布达佩斯发生一起头等闹剧，有400名12至15岁的少女成了一群放荡公子哥的牺牲品。我们的“有产阶级和有教养阶级”的子弟更是把引诱和遗弃平民的女儿当成自己应有的权利。那些既没有欢乐也没有朋友更没有生活经验，但又轻信的平民女儿，一旦受到外表俊美又善于阿谀奉承的诱惑者，就极易受骗上当。从失望到绝望，最后是犯罪，这就是她们的结局。1907年在德国出生的2060973个婴儿中，有179178个婴儿是私生子。可以想象，这些私生子的母亲在生这些私生子女时，心中是多么忧虑和痛苦，尽管有一部分孩子后来被他们的父亲确认为合法子女。妇女自杀和杀婴的主要原因在于被遗弃的妇女生活贫困和灾难重重。因此，因杀婴受法庭审讯的情景既催人泪下又给人以启迪。1894年秋克雷姆（下奥地利）陪审法庭审讯一名年轻姑娘，她在产后8天抱着她的婴儿被维也纳妇产医院给赶到大街上，因为她无钱住院。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于是被法庭判处绞刑。而对那个作恶的父亲竟无人过问。1899年春来自波兹南的一篇报道说：“一名22岁的女工卡特琳娜·哥尔芭吉于星期一因被控犯有谋杀罪站在波兹南的陪审法庭上受审。她出生于瓦尔特那河畔诺伊斯塔特附近亚历山德鲁，从1897年至1898年在诺伊斯塔特城副主教麦尔克家中当使女。由于同雇主发生关系，她于本年6月生一女孩，随后把女孩寄养在亲戚家中。副主教在前两个月每月给孩子7.5马克作为养育费，但他似乎不想继续支付这笔钱，至少哥尔芭吉是这么认为的。她为了抚养孩子，不得不给人家洗衣赚钱，但养育孩子开支太大，于是她决定除掉这个女孩。在去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她用枕头将孩子闷死。陪审官们宣布她犯有故意谋杀罪，但可酌情减刑。检察官提出对她按最高徒刑判决，即判以5年监禁。法庭按杀人罪判她3年监禁。”就这样，一个被诱惑被污辱被抛弃、绝望无援的女子不得已而走向极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骨肉，因此受到指控，被投进监狱或被判死刑。那个没有良心的真正杀人凶手却逍遥法外，他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同一个出身于“赫赫有名而又诚实可靠”的家庭女子结婚，去当一个十分体面又十分虔诚的丈夫。一些人采用上述方法玷污自己名誉，又对不起自己良心却受到一些人的尊敬和重视，这并不足为奇。假如法律对妇女说上一句好话，整个情况就会是另一种样子。显然，有许许多多谋杀婴儿的人尚未被人发现。1899年7月底，在莱茵河畔弗兰肯塔尔有一名使女把自己刚刚生下来的私生子扔进莱茵河里淹死，因此有人告发了她。检察机关要求，从路德维希港沿莱茵河下游直到荷兰边境这整个地区的警察当局，调查一下是否在一定时期内有婴儿尸体漂出河面，并对此写出报告。调查结果十分惊人，警察当局在一定时间内从莱茵河里打捞上来的儿童尸体不下38具，至今也没有查出这些死婴的母亲的下落。 按照法国的法律，禁止追查私生子父亲的下落，并成立保育院收留私生子，这条规定是相当残忍的。1793年6月28日国会的有关决议是这样写的：“国家应当承担对被遗弃儿童身心的教育工作。对这类儿童只准用孤儿这一名称。”这条规定是男人所希望的，因为他们可以把个人的义务转嫁给国家，便于对公众和妻女掩饰自己的过失。国家建立了国家孤儿院和保育院。孤儿及弃儿的人数1833年达到130945人；每10个孩子中有一个是婚生子，因为其父母不愿抚养而进了孤儿院。但孩子在这里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照顾，死亡率很高。10岁孩子的死亡率是59%强，就是说死亡率超过了半数：12岁的孩子的死亡率是78%，就是说，100个孩子里只有22个人能活到10岁。60年代初，还有175所保育院。1861年收容弃儿42194人，孤儿9716人，有78066名孩子公费抚养。1905年收容3348名弃儿。被遗弃的孩子总共84271人。总的看来，近10年中弃儿的数字几乎没有下降。 奧地利和意大利也建立了由国家出资的保育院。“这里有人杀死儿童”是一位大公为保育院写的恰当题词。但是奥地利的保育院逐渐减少，到今天只有8所，在90代初，那些保育院甚至养育9000多个儿童，在院外还有30000个儿童。用于这方面的经费超出200万古尔登。最近几年，保育院的孩子逐渐减少，1888年在奧地利包括加里西亚就收养40865名儿童，其中10466人在院内抚养；有30399人在院外由私人抚养，支付的经费是1813372古尔登。院内的死亡率比院外的死亡率低，尤其是在加里西亚。在加里西亚，1888年院内收养儿童的死亡率是31.25%，而在其他国家要高一些。但是私人照看的孩子的死亡率高达81.21%，真可谓大批杀人。这似乎可以同波兰快速屠杀兽类的屠宰场相媲美。 意大利从1894年至1896年共收容118531名儿童，即每年平均收容29633人，其中男孩58901人，女孩59630人；私生子113141人，婚生子5390人（只占5%）。死亡率之高，我们可以从下面的统计[36]表格中看得出来： 年代收容的儿童数其中一岁儿童 的死亡人数百分比意大利私生子 死亡人数百分比婚生子的死亡 人数百分比 1890—1892年9155434186 37.325.018.0 1893—1896年10989941386 37.627.217.5 1897年266619711 36.423.415.9 那不勒斯的桑塔·可萨·德尔兰农察塔保育院的记载表明：1896年在853名婴儿中死亡850人。1907年几所保育院共收容18896名儿童。1902—1906年这些不幸的孩子的死亡率是37.5%，即被收容的孩子有三分之一以上在一岁死亡。[37] 众所周知，私生子的死亡率总是大于婚生子的死亡率。根据普鲁士统计，每一万名儿童死亡的人数如下： 年代婚生子 私生子 城市农村 城市农村 1881—1885年211186 398319 1886—1890年210187 395332 1891—1895年203187 385336 1896—1900年195185 374336 1904年179172 333306 “私生子母亲的职业可以有力地证明，卖淫与女佣和农村使女悲惨处境有着紧密的联系。1906年94779个私生子母亲所从事的职业是：家庭女佣21164人；农村使女18869人，共计40033人，占42%。农村使女、农村女短工占30%，而工业和手工业的女工占14%，即总共13460人。”[38] 婚生子和私生子的死亡率差别，在一个月婴儿身上表现得最明显；这么大的私生婴儿的死亡人数是婚生子的三倍。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母亲怀孕期间营养不足，婴儿先天体弱，出生后又得不到起码的照料。声名狼籍的“制造天使”，即虐待婴儿，助长了婴儿的大量死亡。死胎的数字也是私生子多于婚生子，这可能是因为母亲在怀胎时就有意弄死胎儿；此外，还要考虑到被杀死的孩子。杀婴到底有多少，难以计算。因为被杀害的孩子都被统计在死婴之列。倍尔蒂伦认为：“在法国的有关法律文献上记载有205例杀婴案件，但除这些数字外，起码还要再加上1500名死胎和1400个被有意饿死的孩子。”[39]下表说明了每100个新生儿比死婴的数目： 国别年代婚生子 私生子 德国1891—19003.15 4.25 普鲁士1900—19023.02 4.41 萨克森1891—19003.31 4.24 巴伐利亚1891—19002.98 3.61 符滕堡1891—19003.30 3.48 巴登1891—19002.62 3.35 奥地利1895—19002.64 3.86 瑞士1897—19033.40 6.14 法囯4891—18954.40 7.54 荷兰1891—19004.38 8.13 丹麦1893—18942.40 3.20 瑞典1891—18952.46 3.30 挪威1891—19002.47 4.06 芬兰1891—19002.54 4.43 意大利1891—18963.89 5.16 *F．普林钦：《死胎的原因》，载于《1907年统计总文库》第7卷第43—44页。 那些幸免于死的孩子由于自己所受的虐待对社会进行报复，结果在各阶层罪犯中，这些人所占的比例异常高。 5．道德犯罪和性病 这里还必须阐述一下经常出现的另外一种祸害。性享乐过度比性享乐不足更为有害，因为性行为过度会毁坏整个身体。有一些疾病，如阳萎、不孕、脊髓炎、痴呆症、精神衰弱等等都是性行为过度造成的。节制性交如同节制饮食和节制其他人类需求一样，都是十分必须的。但是，要让精力过剩的青年节制性欲特别困难。因此，在上流社会有一大批“未老先衰的青年”。年纪轻和年纪大的浪荡公子特别多，他们由于荒淫无度而显得痴呆，并且需要得到特别的刺激。除了那些同性恋（性变态）者之外，还有许多人迷恋希腊时代的违反自然的性行为。好男色流行之广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一些警察局保存的秘密案卷中，有许许多多这方面的惊人事实。[40]另外在古希腊妇女间流行的违反自然的性行为也死灰复燃。妇女间的同性恋在巴黎的已婚妇女中相当流行。据塔克泽尔说，在巴黎的贵妇人中甚至更甚。在柏林，有四分之一的卖淫妇女是同性恋者，在上流社会妇女也有萨福的门徒。 另一种违反自然地满足性欲的行为是强奸儿童，近10年中，这方面的事实呈骤增趋势。在德国，因道德罪被判处徒刑的人数如下： 年代人数 189510239 190513432 190613557 其中违犯第174条者，即对儿童有猥亵行为者1902年58人，1907年72人；违犯第176条者，即对14岁以下未成年男女有猥亵行为者1902年4090人，1906年4548人，1907年4397人。在意大利这方面的犯罪人数如下： 1887—18894590 19038461（或者说100000居民中有19.44和25.67人） 奥地利也有同样的事实。胡果·海尔茨说得非常正确：“1880—1890年，道德犯罪案件迅猛增长的事实表明，造成道德堕落的重要原因在于当今社会的经济结构连同单身汉数量的上升和他们只能在国内流动的局限。”[41] 在德国，“自由职业”基本上是上流社会人士，他们在刑事犯罪方面约占5.6%，但在犯强奸儿童罪的方面则约占13%。这些人的犯罪方式十分诡秘，所以这个百分比显然比事实上的犯罪率要低。《巴尔·马尔报》揭露的关于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猥亵儿童的可怕事实表明“自由职业”这一领域的现状。 关于花柳病及其增长的情况请看下表，有关数字来自德意志帝国一些收治过此类性病患者的医院： 年代淋病患者人数梅毒患者人数 1877—18792334467750 1880—18822870079220 1883—18853003865980 1886—18883227553664 1889—18914138160793 1892—18945054178093 1895—18975358774092 1898—190183374101225 1902—19046835076678 如果我们按每年的平均数计算，那么在25年中，淋病患者从7781人增加到22750人；梅毒患者从22583人增加到25559人。人口总数仅仅增加了25%，而患淋病的人数增加182%，患梅毒的人增加了19%！ 我们还作了一种统计，这项统计不包括许多年的数字，而仅仅限定在一日之内，即统计一下1900年4月30日这一天，淋病患者、下疳病患者和梅毒患者各有多少找过医生诊治。这项统计是由普鲁士文化部进行的。统计前曾向普鲁士的所有医生发出调查表。其中仅有63.5%的医生作了答复，询问的结果是，1900年4月30日在普鲁士共有41000名性病患者到医院进行治疗，其中11000人是新感染上梅毒的患者。仅仅在柏林，这一天就有11600个性病患者，其中新传染上梅毒者有3000人。在每100000名成年居民中因性病经医生治疗的情况是： 地区人数 男女 柏林1419457 拥有10万居民以上的17个城市999279 拥有3万至10万居民的42个城市584176 拥有3万居民以下的47个城市450169 其余城市及地方行政区8027 整个德国28292 在所有城市中，情况最为严重的是海港城市、有高等学校的城市、有驻军的城市、工业城市以及工、商、兵皆有的城市（如每100000居民中患性病的男人为2152人，患者在柯尼斯堡为男人2152人，妇女为619人；在科隆男人1309人，妇女402人；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男人1505人，妇女399人）。在谈到柏林时，布拉施克说道：“象在柏林这类大城市，每年在20至30岁的每1000名青年中，就有几乎200人，即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患淋病，大约有24人是新染上梅毒的患者。传染上危险性病的青年男人患病期都在一年以上，有些阶层的人在5年或10年以上，甚至更长。这就是说，一个年轻男人过上5年的独身生活就必定染上一次淋病，过上10年就得染上两次淋病。过上4至5年独身生活，每10个年轻男人中必然有一人染上梅毒；过上8至9年独身生活，每5个人当中必定有一人染上梅毒。换句话说，30岁以上才结婚的男人，每人患过两次淋病；每4个或5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患过梅毒。这个数字是经过十分精密的计算得出来的，甚至连医生们都认为这个数字没有任何夸大，因为患者对自己的不幸往往对世人闭口不谈，而对医生却作了忏悔。” 军医施维宁博士于1907年起草了一份详细的调查表，就普鲁士军队中的状况进行调查。这次调查证实了[42]1900年4月30日的调查结果。 结果表明，每年都有一批患有花柳病的新兵被分派到各军团地区，其患病率同省辖地区的患病率基本相等，但又不完全一样。在一些军团中，患病率相当高。患者最多的是从勃兰登堡征来的第三军团。从柏林召来的新兵组成的军团中有2%的人患有性病。所以，柏林在第九军团由阿尔托纳（汉堡）代替，在第十二军团由德累斯顿代替，在第十九军团由莱比锡代替。这些新兵在当普通百姓时就已染上性病，施维宁仔细地计算了每个政区患花柳病人的新兵的百分比。每1000名应片入伍者患花柳病的人数如下： 地区19031904 1905 柏林40.937.2 45.2 10万居民以上的27个城市14.916.7 15.8 5万至10万居民的26个城市11.69.6 9.5 2万5千至5万居民的33个城市8.26.8 9.1 2万5千居民以下的城市和乡镇4.35.0 4.0 全国7.68.1 7.8 除普鲁士的几个大城市以外每1000名入伍新兵患花柳病的人数如下： 城市患花柳病的人数 （居第一位的是）休纳堡58.4人 汉堡29.8人 莱比锡29.4人 德累斯顿19人 克姆尼茨17.8人 慕尼黑16.4人 G．V．迈耶尔指出，从1903年到1904年，平均每1000名士兵中每年患花柳病的人数如下： 国別人数 普鲁士19.6 奥地利—匈牙利6.3 法国27.1 意大利85.2 英国125 比利时28.3 荷兰31.4 俄国4.5 丹麦45 花柳病患者在水兵中特别多。1905—1906年德国水兵每1000人中花柳病患者的人数如下： 地域人数 驻外舰队113.6 领海以内58.8 在陆地上57.8 英国水兵中1905年有花柳病患者12155人，1906年有12194人。 从上面所列数字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状况使恶习、淫荡、过失和各种各样的罪行滋生蔓延，愈演愈烈。全社会因此处于惊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妇女遭受的苦难最深重。 妇女越来越感到痛苦，并寻找出路。她们首先要求经济独立自主。妇女应当象男人一样，有权参加其力所能及的各种活动；她们尤其要求从事被称为“自由职业”的各种职业。她们的要求合理吗？她们的要求行得通吗？她们的要求有益吗？这都是问题，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答复。 [1]R．许格尔：《卖淫的历史、统计的规则》，1865年维也纳版。 [2]麦克斯·鲁伯纳：《卫生学教程》，1907年莱比锡第8版第654页。 [3]Th．巴德：《拉皮条和公开的跳舞娱乐》，1858年柏林版。 [4]柏林警察局对1871—1872年度已登记在册的卖淫女人的出身进行了调査，结果表明： 家庭出身人数百分比 手工业者阶层101547.9 工厂工人阶层46722.0 小官吏阶层30514.4 商业及交通业阶层22210.4 农业阶层874.1 军事阶层261.2 父亲职业不详102 [5]R．施穆尔德：《警察局惩罚、处理的职业淫乱案件》，1892年杜塞尔多夫版。 [6]J．屈恩：《从警察局医宫的角度看19世纪的卖淫》，1892年莱比锡版。 [7]福克博士：《卖淫同伦理和医学的关系》，载于《德国大众健康季刊》第20卷第1册。 [8]保尔·康普夫迈耶尔：《卖淫是社会阶级现象和社会政治斗争》，1905年柏林版第41页。 [9]“农民联合会在布施马戏团集会或柏林举行大型会议时，人的肉体价格猛涨……。”萨图尔：《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欢乐之夜》，1907车柏林版第16页。 [10]见Th．韦尔医学博士主编的《卫生学手册》第10卷《卖淫卫生学和花柳病》，A．布拉施克博士编辑，1901年耶拿版第111页。 [11]但事实上，全部监管系统所使用的任何方式都不能有效地制止花柳病的传染或者仅仅是减少一点点。给男人提供的这种虛假保障却使他们更加不注意节制；不断地交叉性交所扩大的传染疾病的危险，至少同医生把一些病重患者排除在外所减少的危险相当。见奥古斯特·福雷尔：《性问题》，1907年慕尼黑版第338—339页。 [12]《柏林帝国警察局1881—1890年第二次监管报告》，第351—359页。 [13]妇女最可靠的帮手是英国工人。约瑟芬·布特勒在她著名的著作《十字军历史》中写道：“我们决定向国家发出呼吁。1869年秋，我们曾致函两院的每位议员和宗教与非宗教界各党派的众多领导人。然而在我们收到的所有答复中，很少有人表示支持我们。……我们原本希望这些人会对我们的事业感兴趣，但事实上得不到他们的赞助，子是我们便求助于国内的工人，他们对待我们同那些人完全不同。我确实知道劳动阶级有缺点，同样也象其他阶层的人那样不能摆脱利己主义；但是，我更加相信，他们一旦受到正义的呼唤，就表现出忠实可靠的精神。”保尔·康普夫迈耶尔：《卖淫是社会政治现象和社会政治斗争》，第69页。 [14]“1901年在维也纳，一名名叫诺伊霍弗尔警察在人群不断吼叫声中虐待一名法国妇女，把她拖入监狱，进行强制性病检查。这件事在帝国议会有人提出5次质问。1902年在汉堡和基尔有几名女子因涉嫌卖淫而遭逮捕，受到粗暴对待。此事导致9月8日在汉堡举行大规模的示威集会，与会者有所有党派的成员。”保尔·康普夫迈耶尔，同上书，第66页。 [15]1893年8月15日柏林版。 [16]奥斯卡·拉尔博士：《卖淫损害健康的后果》，1892柏林版，出版者奥古斯特·席尔施瓦尔德。 [17]《疾病基金会和医院治疗性病》，1890年柏林版，由费舍医药出版社出版。 [18]《疾病保险法》第6项第1条规定：行政部门可以决定对性病患者一般不予支付医疗费或仅仅支付一部分金额。这项规定被1903年5月25日制定、1904年1月1日生效的附则取消。 [19]盲人教养所收容的盲人中，有许多因生育感染的天生盲人，据统计柏林有21.3人；维也纳有31人；布勒斯劳有35.1人；布达佩斯有47.9人；幕尼黑有73.8人。见Th．韦尔：《社会卫生学》，1904年耶拿版第62页。 [20]《什么东西吞食了街区》3卷本社会小说。A．霍夫曼和克姆普出版社柏林版。 [21]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博士：《道德教育》。 [22]曼特加萨：《人类爱情》。 [23]警察对卖淫的态度在许多方面是十分有趣的。1899年在柏林审理一件诉讼案时查明，一名警察曾利用妓女去监视和侦察一名大学生，因为警方怀疑这个大学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1902年8月，布拉格的警察局通知当地拫纸说，那里的一名下等警官由于虐待一个囚犯，而把这位警官妻子经营妓院的许可证吊销。布拉格警察局实际上是把经营妓院作为对其警官的一种酬劳。这是妙绝旳办法！ [24]西卡尔德·德·普劳措勒斯博士：《性的功能》，1908年巴黎版第67页。 [25]卡密罗·卡尔·施奈德：《卖淫与社会。社会伦理学研究》，1908年莱比锡版第40—41页，第188—189页。 [26]柏林工人疾病储金会每千名成员中，感染疾病的人数如下： 年代淋病软性下疳 梅毒 男女 男女男 女 1892—189534.69.8 8.81.510.2 7.7 1896—190042.48.4 11.91.612.1 4.5 1901—190245.86.7 13.02.015.9 7.0 [27]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2页。 [28]隆布罗索、费雷罗：《犯罪和卖淫的妇女》，1894年汉堡版第458页。 [29]1893年柏林版，现代出版社出版。 [30]麦克斯·陶伯医学博士：《保护未婚子女》，1893年莱比锡版，韦特和康普出版社出版。 [31]1889年柏林版，威廉·伊斯莱伯（古斯塔夫·舒尔）出版。 [32]弗兰茨·梅林博士在他的著作《资本与报刊》（1891年柏林版）中指出，一家著名的剧院每月发给一名不合格的女演员100马克，但是她仅仅用在服装上的开支每月就要用掉1000马克，只好由她的一位“朋友”为她添上不足的款项。 [33]由瓦格纳牧师倡议在1894年9月20召开的道德风尚联合会的代表会议上，决定进行一次调查。调查的结果发表在《1895—1896年德意志帝国新教派农村居民的性道德状况》两卷本中。 [34]S．贝特曼教授：《医生对妓女的监管》，见《社会医学手册》1905年耶拿版第8卷第82页。 [35]S．贝特曼，同上书，第794页。 [36]S．图尔斯桑于和S．恩格尔：《意大利的保育院》，载于《1903年公众保健季刊》第35卷第771页。 [37]见《囯家科学手册》1909年第3版第4卷刊载的文章《保育院或保育设施》。 [38]G．V．迈耶尔：《统计总文库》，第140页。 [39]见施纳波尔—阿伦特，《社会统计》第81页。 [40]人们意料不到的是，对毛奇、吕纳尔、欧伦堡等人的案件审理简直就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它们证明，违反自然的性行为在上流社会，特别是在军队和宫廷内也广泛流行。 [41]胡果·海尔茨博士：《奥地利的犯罪和罪犯》，1908年蒂宾根版第65页。 [42]陆军上将军医舒姆堡教授：《性病及其实质与传播》，1909年莱比锡版。
第十一章婚姻的机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一章婚姻的机会 1．两性人数的比例 2．婚姻的障碍与婚姻的阻力。妇女过剩 1．两性人数的比例 有人劝告妇女说，结婚是她们的使命，是她们的幸福所在，有一大批男人也不加思索地随声附和，殊不知这些劝告者和附和者的所作所为恰恰与此相反。这真是何等尖刻的讽刺！哲学家叔本华对妇女、对妇女地位的看法没有超出凡夫俗子的眼界。他说：“妇女干不了什么大事。妇女的特性不是有所作为，而是受苦受难。她们用分娩的苦痛、对子女的操心和对丈夫的服从去偿还一生的债务。生命力和感情的最强有力的表现同她们无缘。妇女的生活应该比男人的生活平静和无事。妇女的职业就是照料和教育子女，因为她们本身就象孩子，一生永远是大孩子，介于子女和真正的人——丈夫之间……少女应当受料理家务和顺从丈夫的教育……女人是最不折不扣的、最不可救药的俗物。” 隆布罗索和费雷罗在他们的著作《犯罪和卖淫的妇女》[1]中有与叔本华同样的思想。据我所知，这是一本最厚的（有590页）学术著作，从题目上看，也是一本最缺乏说服力的书。统计资料大部分空洞贫乏，但根据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却很大胆。两位作者往往满足于举出一打实例就得出最坚决果断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最有价值的资料是从一位叫做托尔诺夫斯卡雅的女博士那里转引来的。他们根本不注意社会关系和文化发展的影响，而只是从片面的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评判。他们不对大量的关于各种民族的人类学报告进行实质性的深入研究，却把这些资料统统编入论据之中。两位作者同叔本华一样，认为妇女是个大孩子，说谎能手，无判断能力，爱情摇摆不定，干不出什么英雄业绩。他们还用大量的生理差异和特征来证明妇女不如男人。“妇女的爱情从根本上看，无非是母性的第二属性；妇女对男人的依恋不是出于性的冲动，而是出于从适应环境中获得的顺心本能和舍身的本能。”[2]至于“这些本能”是怎样获得的，是怎样从适应环境中获得的，作者们却不去研究；他们如果研究一下几千年来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好了，因为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把她们造成了什么样的人。虽然作者描绘了妇女在各个不同民族和各个不同文化阶层处于被奴役和从属的地位，但他们是达尔文主义者，带着眼罩，仅仅从生理学方面寻找原因，而不是从对妇女的生理和心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去查找原因。 作者还提及妇女的虛荣心。他们认为，在文化较低时期的一些民族中，男性是有虚荣心的性别，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在一些地区还可以看到，比如在新赫布里底群岛、马达加斯加岛、在奥利诺科诸民族那里、在玻利尼西亚的阿尔西波尔海诸岛以及非洲和南海各民族的居往地等。相反，在文化较高时期，女性是有虛荣心的性别。这是为什么？原因何在？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在文化较低时期的一些民族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母权制，或者母权制还没有完全消失。在这些民族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妇女，妇女没有必要为讨好男人修饰打扮，男人却要讨好妇女，为此修饰打扮，于是有了虚荣心。在文化较高时期的一些民族那里，尤其在所有文明民族那里，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是妇女讨好男人，而不是男人讨好妇女，尽管妇女主动向男人求婚是罕见的事。所谓的礼节体面不允许妇女这么做。但事实上，妇女以她们的言行举止、衣着打扮、奢侈饰品以及在社交中卖弄风骚的办法去追求男人。女人比男人多，而从社会上看又有必要把婚姻当作谋生的手段，或者当作满足性欲和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这一切迫使妇女有上述举动。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时而男人有这种特性，时而女人有这种特性，人们通常认为与社会经济原因无关，实际上纯粹是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社会中不再是一性从属他性，而是两性完全自由平等，那么虚荣和盲目追求时髦的愚蠢行为就会消失，那些似乎是生而有之、我们今天认为根除不了的许多陋习怪癖就会绝迹。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叔本华，这位哲学家在评论妇女的时侯，象大多数人类学家和医学家一样片面，仅仅把妇女看作是性生物，根本看不见妇女同时又是社会生物。叔本华一生没有结婚，所以他没有为妇女偿还他规定妇女一生都要偿还的债务作出过丝毫贡献。这里我们要谈谈奖章的另一面，但这另一面也不是好看漂亮的一面。 人人都知道，许多妇女是因为不能结婚而没有结婚。风俗禁止妇女求婚；她们必须任人选择，而自己却不能去选择人。如果连一个求婚者也没有，她们便落到那些不能履行自己的生活使命，没有物质生活保障，贫困交加还常常因此受人嘲笑的不幸者大军的行列。但是两性人数比例失调是怎样产生的呢？许多人立即回答说：“就是因为女孩生得太多。”显然，这个答案是错误的，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另外一些人则根据大多数文明国家女人比男人多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不管是好是坏，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实行多妻制。然而多妻制不仅违反我们的风俗，而且对妇女是一种侮辱。当然这不妨碍轻视妇女的叔本华主张：“总的说来，实行多妻制对女性是件大好事。” 许多男人认为自己不能体面地养活一个妻子和几个子女，所以不结婚。养活两个妻子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其中有些人有两个或更多的妻子，即一个正妻和一个或几个小妾。这些有钱的特权人物可以为所欲为。 在东方，几千年来都按照法律和习俗实行多妻制，然而有一个以上的妻子的男人仍然很少。人们在谈论土耳其人的后宫生活的伤风败俗的影响，却忽略了只有很少的男人即只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才能有这种后宫生活，大部分男人都是一妻婚姻。在阿尔及尔市，19世纪60年代末，总共有18282件婚姻，其中一妻者17319件，二妻者888件，二妻以上者75件。在土耳其帝国的首府君士坦丁堡，情况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在东方的农村居民中，一妻婚姻更明显。象我们这里一样，在东方各国，限于物质条件，大部分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3]但是，即使所有男人都具备物质条件，多妻制仍然不能实行，因为妇女人数不够。在正常情况下，两性的入数几乎相等，所以到处都实行一妻制婚姻。 我们引用毕歇尔在《统计总文库》中发表的一篇论文[4]列举的数字来作证明。 地区男人数女人数 居民总数1000个男人所比的妇女人数 欧洲170818561174914119 3457326801024 美国4164338940540386 82183775973 亚州177648044170269179 347917223658 澳大利亚21977991871821 4069620852 非州69940646771360 13765424968 总计399301857394366865 793668722988 上述数字可以使许多人惊讶，除了欧洲是1000个男子对1024个妇女外，世界各地的男女比例正好相反。假设世界其他地区也作过人口调查，但对女性人口数字往往有所遗漏，比如在有穆斯林居民的各国，女性的统计人数往往比实际人数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除欧洲的个别国家外，女性人口大大超过男性人口的地方几乎没有。 此外，柏林的帝国统计局在1900年进行过一次人口数目调查，根据这次调查对欧洲及欧洲以外的一些国家的人口情况得出了最新结论。这一结论表明，人口总数已达8.38亿之多。该统计报告提出：“有些国家的人口数字尚未掌握，尚未包括在这个总数内，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意大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德兰士瓦、奧伦治自由邦、塞浦路斯、福摩萨和佩斯卡多雷斯。如果考虑到这一情况，那么世界人口总数就会增加到8.82亿，男女人数平均比例是1000：991……这一比例表明：从上述世界人口情况看，男女人数几乎完全相等，男人似乎只是稍微多一些。”[5] 在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欧洲，情况有所不同。除了欧洲东南部的国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以外，几乎在欧洲各国，都是女性人口大大超过男性人口。在一些大国中，匈牙利和意大利这方面的情况最有利：男女居民的比例是1009：1010；其次是比利时，男女居民的比例是1000：1013。相反，情况最不利的是葡萄牙和挪威，男女比例分别是1000：1093和1000：1082。稍差的是英国和爱尔兰，男女比例是1000：1063。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这方面的情况适中，男女的比例分别是1000：1033、1000：1032、1000：1035、1000：1029。[6] 最近20年来，德国的女性多于男性的情况稍有扭转，如： 年代女性多于男性的人数 1885年12月1日988376 1890年12月1日966806 1895年957401 1900年892684 1905年12月1日871916（男女数量比例为1000：1092） 比例比较接近的主要原因是移居国外的人数锐减，而移居国外的绝大部分是男性。这可以从北美的两性状况中明显看出：由于大批男性居民移居美国，就象德国妇女过多一样，美国妇女则过少，1900年美国男女比例是1000：953。德国移居海外者1881年是220902人；1901年减少到22073人；到1908年则是19883人。大批男性居民移居海外首先引起男女两性人口比例的悬殊。40年代初，意大利还是个男性过多的国家，但由于大批男人移居他国，又成了女性过多的国家。 另外，在农业、手工业、工业和交通业中，男人所遭遇的不测也比女人多。此外，在国外而不在国内的男人如——商人、海员和水兵等也大大多于女人。 统计表明的另外一种现象十分重要：妇女的平均年龄高于男人，所以老龄妇女多于老龄男人。根据1900年的人口调查，两性的年龄状况如下： 年龄人数妇女超出总数 男女 男子超出女子超出 10岁以下69047326871599 33133 10-15岁29259182912573 13345 15—21岁31798133162448 17365 21—30岁42512044293775 42571 30—40岁36696563731556 61900 40-50岁27704512923228 152777 50-60岁20530852320273 267188 60-70岁13006371545808 245171 70岁以上681751868671 186920 总计2773724728629931 63843956527 892684 这张表显示了，21岁以下的男孩比21岁以下的女孩多。[7] 男孩居多首先由于男孩的出生率高。各国的男孩出生率都比女孩高，例如在德意志帝国的比例是： 年代女孩数男孩数 1872年100106.2 1884年100106.2 1900年100106.0 1905年100106.3 1907年100106.3 但是男性比女性死得早；就是在童年，男孩也比女孩死得多所以统计表明，从21岁起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 中等居民男女死亡的百分比如下： 年代男女 1872—1875年29.526.3 1876-1880年27.824.5 1881-1885年27.324.2 1886-1890年25.823.1 1891-1895年24.621.1 1896-1900年22.620.0 1901-1905年21.018.8 《德意志帝国健康和人口统计关系》，1907年柏林版第29页。1907年男女死亡人数的比例是109.3：10。 上面列出两性年龄状况的统计表表明，在21至50岁的结婚年龄段中女性比男性多出257248人；1890年多出422519人，50至70岁以上甚至多出699279人；1890年多出566400人。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德国，老年妇女的人数逐年增多。 两性人口比例的巨大悬殊逐年变化，女性比男性人数越来越多。此外，从鳏寡者和离婚者的人数也可以看出同样的问题。1890年和1900年的人口调查表明，鳏寡人数如下： 年代鳏夫寡妇 寡妇比鳏夫多 1890年7749672157870 1382903 1900年8092382352921 1543683 鳏寡者的年龄状况如下： 年代年龄鳏夫 寡妇 1890年40-60岁222286 8429201 60以上506319 1158712 1900年40-60岁225191 900357 60岁以上537116 1299905 离婚者的人数如下： 年代人数 1890年男女 2527149601 1900年3127960738 离婚者的年龄状况如下： 年代年龄男 女 1890年40-60岁13825 24842 60以上4917 7244 1900年40-60岁16976 30385 60以上5713 8452 这些数字更进一步告诉我们，首先，寡妇和离了婚的妇女虽然是在最适宜结婚的年龄却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再结婚。 年代年龄鳏夫 寡妇 1890年15-40岁46362 156235 1900年15—40岁46931 152659 1890年离婚的男人是6519人，离婚的女人是17515人；1900年离婚的男人是8590人，离婚的女人是21901人。这些数字证明，离婚对妇女十分不利。 1900年独身者情况如下： 年龄男女 15—40岁67003525824464 40—60岁426388503406 60岁141416252134[8] 上表表明，在15至40岁独身男性比独身女性多出875888人，这似乎对后者十分有利。但男性在15至21岁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不能结婚，这个年龄段的男女比例是3175453：3064567。同样，21至25岁的男子大部分人没有能力成家立业，哪怕仅仅是指士兵和大学生等，而妇女在这个年龄段都有结婚的能力。此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一大批男人根本就不结婚，仅仅40岁以上的独身男性就有567804人，还有一些鳏夫和离了婚的男人；而面对着这些男人的独身女人却有812181人，加上还有200多万寡妇和离了婚的女人；假如人们承认这一事实，就会了解，离婚对女性是十分不利的。于是，一大批妇女在当今状况下，不得不放弃正常满足性欲的要求；相反，男人则在卖淫中寻找并找到了满足性欲的办法。只有通过对现今社会的改造，消除当前几十万男人不能成家立业的重重障碍，妇女的处境才会改观。 以上所述，移居海外使两性人数过分悬殊。另外，服兵役的义务使很多年轻力壮的男人不得不开赴外国。根据帝国国会在1900年公开发表的关于陆军征兵结果的报告，有135168人由于擅自移居国外而受到处罚；有13055人因同样的理由受到追查。这都是45岁以下的男人。在德国，因未经许可移居国外，男性人口损失巨大。尤其是在大战后的几年，即1866年和1871—1874年，移居国外者剧增。 此外，一些意外事故也使男性生命损失惨重。在普鲁士，死于灾祸者在1883—1905年至少有297983人，其中仅1905就有11792名男人和2922名女人死于事故。在1886—1907年，在工业、农业以及国家与行政管理部门参加保险的工厂中死亡人数总计150719人，其中有些人是妇女。在这些厂就业的另外一大部分人，则因意外事故致残或无力养家糊口；在1886—1907年这类人共计40744人。其他一些人则过早死亡，他们给家庭留下的是贫困与灾难。男性人口在航海国中也遭受较大损失。从1882—1907年初，有2848艘航海船只遇难；有4913名船员因此丧命，这些船员，除极少数外，统统是男性，此外还有1275名乘客。 如果社会充分珍视人的生命的价值——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那就能够预防大部分这类意外事故，包括航海事故。无数事故的发生就是由于企业家阶级过于吝啬，不惜牺牲人的生命或人的躯体造成的。还有其他许多事故是由于劳动强度过大，人员过于疲惫所致。人肉便宜；一个工人死了，还有其他工人顶替。 尤其在航海领域，经营管理方面十分不负责任。70年代中期在英国议会揭发出来普里姆索尔一案，使下面的事实众所周知：许多船主利欲熏心，罪恶的谋取暴利，竟为不具备航海能力的船只作高额保险。并昧着良心地让这些船只连同船员在很小的航海事故中毁沉，以便贪到巨额保险金。实际上，这就是人们听说的棺材船，这种船在德国也不是不为人知的。航海官员每年都要就大量的航海事故作出判断，但把事故归罪于船龄太大、装载过量、状态不良、装备不足或者许多这类原因。很大一部分失事船只是根本不可能确定其沉船原因的，而且因为这些船只是在公海上航行失事的，连一个能够详细报告沉船原因的幸存者也没有。在航海领域中犯罪行为特别严重。在岸上也十分缺乏救护遇难船只的保护措施，因为设立这种保护措施全靠私人慈善活动。在遥远的异国海岸，救助退难船只的情况更加令人绝望。一个以促进人人平等为其最高任务的共同社会，将设法使所有这些不幸的意外事故大大减少。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掠夺性的经济制度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常常把人命当数目计算，只为多赚一个塔勒就不惜毁掉一条人命。 2．婚姻的障碍与婚姻的阻力。妇女过剩 但是还有其他因素造成结婚困难或不能结婚。国家阻挠一大批男人结婚。人们很注意指责天主教僧侣独身生活，而对于众多士兵不能结婚的事却不置一言。军官的结婚不仅要经他所在部队长官批准，而且没有自由选择妻子的权利，按照规定，妻子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例如，1889年奥地利军官团的社会待遇得到“改善”。从那以后，作为结婚候选人的军官被提高了身价。一名30岁以上的上尉身价提高到8000古尔登；而谁要嫁给一名30岁以下的上尉很难，因为嫁妆费不能低于30000古尔登。在“改善”之前，要想结婚的军官如果已经过了30岁，那么他必须证明自己拥有12000古尔登的总资产或者拥有600古尔登的额外收入；并且，人们对这小小的额外收入有时还看不上眼，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并不加计较。新规定的结婚条款更加严格。30岁以下的军官必须交纳30000古尔登保证金，30岁以上的军官要交纳20000古尔登；参谋部的军官直至上校交纳16000古尔登，同时仅仅准许四分之一的团级军官结婚；至于新娘，则必须婚前历史清白、地位与未婚夫的身份相当。这种规定适用于部队中的军官和军医。新规定的结婚条款对于其他有军官军衔的军事官员比较宽松，而对总参谋部的军官更加严格。分配到总参谋部的军官后来几乎不准许结婚，因为30岁以下的总参谋部现役上尉必须交纳36000古尔登的保险金。30岁以上者则交纳24000古尔登。在德国，从1902年起开始实行下述规定：如果低于一级薪金的上尉（骑兵上尉）、军官或军医官要想获准结婚，他们必须事先证明他们有军官或军医的职务以外的收入，这些收入的金额至少是：二级薪金的上尉（骑兵上尉）和薪金4500马克的地方宪兵部队的军官每年1500马克；薪金3300马克的地方宪兵部队的军官每年2100马克；中尉、少尉，包括骑兵部队的列兵班长和野战部队列兵班长每年2500马克。此外，军士也受到这种结婚限制，申请结婚者须经其所在部队的最高上级批准方可结婚。这就是国家在婚姻问题上持唯物主义观点的有力证据。舆论一般认为24或25岁以下的男子不应结婚，因为人通常在这个年龄才获得公民独立性。只有那些生活优越，不必获得独立地位的人，如王公贵族出身的人，才被认为可以不在此列，这些人中男子18或19岁，女子15或16岁就可以结婚。王侯18岁就算成年人，就有能力统治无数人民。普通人21岁才算成年人。 上述关于适合结婚的年龄和各种不同看法表明，这些看法只以社会考虑为标准，而同人作为性生物这一点无关。但是，人的自然冲动不取决社会状况和从中产生的各种见解。人只要到了成熟期，性欲就会十分强烈地表现出来。 女性进入性成熟期因个人的体质、气候及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在热带地区，成熟期在9至11岁即已开始。人们在那里可以遇到一些这个年龄的妇女已经怀抱孩子，但他们在25至30岁便开始衰老。[9]在温带地区，进入成熟期通常是14至16岁，有些地区甚至还要大几岁；此外，城市女孩同农村女孩的性成熟期不同。健康、粗壮、能干的农村姑娘的月经初潮比营养不良、弱不禁风、神经过敏又患贫血的城市姑娘来得较晚。在农村，性成熟一般正常发展，而在城市，性成熟的正常发展则属特殊情况，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态，甚至医生对此都感到绝望。医生常常不得不说，只有结婚才是根治这些病的方法。但是怎样应用这个方法呢？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摆在面前，这一建议如何实行得了！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必须寻找改革的途径。一方面，必须彻底改造生理和智力的教育；另一方面，必须全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但是要在这两方面取得成功，只有完全改变社会状况才有可能。 我们的社会关系造成作为性生物的和作为社会生物的人之间的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象今天那样表现得如此明显，它产生大量主要是女性遭受的灾难和疾病。首先女性的身体结构与性使命的联系，比男性紧密得多，并受其影响。比如月经周期。其次，女性用自然的方式满足其最强烈的自然欲望受到极大阻碍。自然需要和社会压制之间存在的这种矛盾导致她们违反自然行事、养成秘密行淫的恶习和放荡纵欲，这又损害她们不够强健的身体。 违反自然地满足性欲的行为受到不知羞耻的怂恿。渗入到家庭的报纸和消遣刊物常常刊登广告推荐一些用具，这些用具得到一些人的绝非隐秘的青睐。但青睐者主要是社会上家境富裕的人，因为这种用具的价格很高，家境不富裕的人未必有能力购买。同时淫画（尤其是整整一系列的照片），也指望得到两性的青睐，这些淫画印在描写类似内容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上，这些作品光是标题就足以激起性冲动，因此引起警察和检察官的追查。但是警察和检察官都忙于对付破坏“文化、婚姻和家庭”的社会民主党，哪里还有闲暇来注意这些事情。有一部分小说也是这种诲淫读物。如果这种人为地激起的性放纵不会变成一种社会疾病，那才是怪事。 有产阶级的许多妇女过着懒散阔绰的生活，用极其精巧的方法刺激神经。沉湎于某种温室培植起来的、被一部分过于多愁善感和神经兴奋的女性常常视为高雅的闲谈和教育话题的艺术享受，——所有这些都增强着性刺激，并不可避免地导致行为放荡。穷人要劳动，有些令人疲劳的姿势，尤其是坐着的姿势，容易造成下身充血，从而激发性冲动。这方面最危险的作业是目前极为广泛地用缝纫机缝纫。这种劳动非常损害身体，每天这样缝纫10至12小时，用不了几年，最强壮的身体也会垮下来。长时间在持续高温下劳动，例如在制糖、漂白、印花作坊的劳动以及夜里点煤气灯在拥挤的车间劳动，特别是男女在一起的劳动最容易激发性冲动。 所有这些现象再次表明当今的社会状况的不合理和不健康。但是深深植根于当今社会制度中的祸害，不是那些社会和宗教的廉医用现成的道德说教和治标的药剂所能消除的。必须用利斧砍除祸根。这就是必须创造一个使符合天性的教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以及每个人的自然健康欲望的正常满足成为可能的社会制度。 男人没有女人的那些重重顾虑。男人利用其占居的统治地位，只要不超出社会限制的范围统统享有选择爱情的自由。妇女把婚姻当作谋生手段，她们的人数多于男人，习俗又阻止她们表达自己的意志，所有这些都迫使妇女不得不坐等求婚者来临。她们通常乐于抓住任何机会，找到一个能够使她免遭像可怜的“老处女”所遭受的那种社会歧视和蔑视的丈夫。她们常常以蔑视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一些姐妹，这些姐妹出于人的尊严情感，不愿为婚姻卖淫，把自己卖给随便的一个人，而宁愿孤身一人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走完一生。 另一方面，想在婚姻中满足爱情需要的男人也受到社会种种约束的限制。他们不得不问自己是否不必太操心就能养育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他对结婚的看法越理想，他出于爱慕去娶一个妻子的决心越大，他就越是要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在当今的职业和财产状况下，许多男人对这个问题不能给予肯定的回答，所以他们干脆一辈子不结婚。其他人对结婚并不这么认真，他们另有打算。数以千计的男人比较晚才能得到独立的、与其需求相应的地位，但他们要：“符合身分地”养活一个妻子，前提只能是这位妻子必须拥有大量财产。当然，许多青年男子对所谓的有身分的生活有很不切实际的看法。但是他们要想结婚就必须作好思想准备，满足妻子由于受到错误的教育和受到不良社会习惯的影响会提出一些远远超过他们的力量的要求。这些青年往往不能结识那些不苛求的善良妇女，因为这些妇女深居简出，很少在男人选未婚妻的地方抛头露面。男人遇到的妇女，大多竭力以外貌和容颜取悦男人，而在人品及物质地位方面蒙骗他们。这些女人越是到了不得不急于嫁人的年龄，就越是起劲地耍弄各种各样的诱惑手段。如果她们成功地逮到一位丈夫，那么她们已经养成的好打扮爱修饰、好虛荣爱享乐的习惯，婚后也不想改变。这对于男人来说简直是碰到万丈深渊，所以不少男人见到悬崖边上盛开的鲜花，宁可视而不见，决不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去采摘。于是他们独自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一份自由，自己给自己寻找快乐和享受。欺骗和撒谎是资产阶级社会交际场合到处流行的伎俩。因此在婚姻方面也耍弄这种伎俩不足为奇，但是这些伎俩一旦获得成功，就会给双方造成巨大的不幸。 统计表明，社会地位比较高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结婚的平均年龄高于下层阶级。根据魏斯特加尔德的统计，1878—1882年在哥本哈根，结婚的平均年龄如下： 职业结婚平均年龄 自由职业者、企业家大商人和银行家32.2岁 手工业者、小商人31.2岁 商店老板和店员29.7岁 佣人、仆人28岁 工厂工人、海员和短工27.5岁 1881—1866年在普鲁士，男性结婚的平均年龄如下： 职业结婚平均年龄 矿工27.6岁 工厂工人11.7岁 五金工人28岁 石工28.2岁 建筑工人28.6岁 木器工人28.7岁 机器制造工人29岁 教育界、教师29.1岁 农业工人29.6岁 运输业人员30岁 商业30.9岁 卫生、教会工作人员和官员31.8岁至33.4岁 根据安泽尔统计，1840-1871年英国的具有优越地位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平均结婚年龄是29.95岁，但1871年以后，这一阶层男性的结婚年龄更大，从1880—1885年各种职业者的结婚平均年龄如下： 职业结婚平均年龄 矿工23.56岁 纺织工人23.88岁 制衣工人24.42岁 手工业工人24.85岁 短工25.06岁 店员25.75岁 小商人26.17岁 佃户28.73岁 自由职业者和食利者30.72岁 这些数字再次有力地证明，社会境况对婚姻的影响。如果说在19世纪后10年中，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结婚平均年龄都有所下降，那是社会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结果。例如在德意志帝国、奥地利和瑞典，结婚的青年人不断增多是与工业工人迅猛增加紧密相关的。相反，在法国和英国这些老的工业国家，结婚的平均年龄都有所提高。俄国是个例外，那里的结婚年龄的提高是村社的财产被强占的结果。 出于种种原因，放弃结婚的男性数目日益增多。其中主要是那些所谓层次高、职业好的男人。这些人一方面因为要求过高，另一方面不结婚也可找到快乐和享受，所以往往不结婚。此外，在那些许多退休者同家人住在一起，年轻男人很少的地区，妇女的处境非常不好。那里不能结婚的妇女占20%到30%，甚至更多。有些阶层的妇女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对男人要求较高，而自己却没有能力给男人一份可观的嫁妆，她们一般都很难找得到未婚夫。这尤其对无数靠薪金生存的家庭的姑娘更加不利，这些姑娘在社会上受到敬重，但没有财产。这个阶层的妇女的生活是最悲惨的。这些阶层的妇女主要从事令人担扰的竞争职业，如从事刺绣、洗涤、缝纫、制花、擦洗、手套编织和草帽编织等，总之她们是那些企业主乐意让她们在自己家里劳动的工人。她们的工资最低，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并不是为了挣到全部的生活费用，而只是为了赚点钱买些衣饰和奢侈品。企业主偏偏乐意利用这些妇女的竞争劳动，以达到他压低贫困的无产阶级女工的工资，榨取她们最后一滴血的目的，这些女工就这样被迫消耗力量，直到筋疲力尽。还有许多官员的妻子，由于她们的丈夫薪水很少，不能让她们过上“合身份”的日子，便利用她们的空闲时间参与这种可恶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广大无产阶级妇女的担子更加沉重。 资产阶级妇女协会开展了提高妇女劳动地位和准许妇女从事高级职业的活动，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使上流社会的妇女获得好的生活。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些协会都乐于投到地位较高和地位最高的夫人女士们的麾下，得到她们的保护。在这方面资产阶级的妇女只是仿效资产阶级的男人，这些资产阶级的男人也爱好寻找这种保护，也热情洋溢地追求，但成效甚微，即使有些微成效，也不是在大事方面。人们所干的是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干的劳而无功的工作，他在彻底改革的必要性问题上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他们不允许对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基础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保守主义本性妨碍着这些协会具有所谓破坏性的倾向。1894年春，在柏林召开了妇女代表大会，会上，少数派提出，资产阶级妇女应当同无产阶级妇女，也就是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妇女携手并进。多数派却暴跳如雷地反对。但是资产阶级妇女靠自己拉自己的辫子，是不能把自己从泥潭中拉出来的。 那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而放弃婚姻生活的妇女到底有多少，难以确定。 德国妇女过剩，无论是从各邦各地区的分布情况来看，还是从年龄段来看差别都很大。根据1900年人口调查（见《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50卷第92页）具体情况如下： 地区1000名男人比下述年龄段的妇女人数 15岁以下15—40岁 40—60穸60岁以上 柏林10121044 11911659 萨克森王国10151030 11071360 莱茵右岸巴伐利亚王国10151024 10831163 莱茵左厗巴伐利亚王国986997 10701157 符騰堡王国10151041 11341179 巴登1000974 10791173 汉堡9991031 10381454 布兰登堡州9931015 10891276 波美拉尼亚州9891035 10991214 莱茵兰州991954 10091120 德意志帝国9951008 10871218 上表表明，15至40岁这个最适宜结婚年龄段的妇女的人数同男人的人数，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是1008：1000，即妇女多出8人，在这个年龄段中，男性居民是11100673人，女性居民是11187779人，就是说女性居民多出87106人。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1900年，在11146833名育龄（18至45岁的）德国妇女中已婚妇女只有6432772名（占57.71%）；寡居妇女283629名（占2.54%）；离异妇女31176名（占0.28%）；独身妇女4399286名（占39.47%）。 在其他国家，上述4个年龄段中的男女比例如下（见《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50卷第91页）： 国别年代1000名男人比下述年龄段的妇女的人数 15岁以下15-40岁 40-60岁60岁以上 德国19009951008 10871218 奥地利18901005 104610791130 匈牙利19009981029 9821033 塞尔维亚1896969 952925804 意大利18819631021 1005980 瑞士18889991059 11031148 法国18969981012 10291108 卢森堡1900992853 9881063 比利时1890992984 10181117 荷兰18999861031 10311145 丹麦18909781080 10731179 瑞典18999711016 11461252 英格兰和威尔士18911006 107510961227 苏格兰18919731073 11651389 爱尔兰19019681073 11031032 美国1900979969 889987 埃及1897943996 9431015 日本1891978962 9511146 新南威尔士1891978 827679665 昆士兰1891976698 559611 塔斯马尼亚1891977 877898632 新西兰1891979927 661654 好望角18919891008 9391019 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经济结构一样或类似的国家，从年龄段上看男女人数的比例基本相似。因此，在所有这些国家，哪怕抛开上述各种理由，多出来的那部分妇女也不能指望结婚。1901年，在1000名15岁以上的妇女当中，结婚者在英国仅仅有496.4人，在苏格兰442.8人，在爱尔兰370.9人，在瑞典和挪威分别是468.2和469.9人。 那些极力反对妇女具有独立、平等的生活地位，同时又要她们结婚和主持家务的人，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这么多的妇女没有结婚，这根本不是因为她们有什么恶意。 但是，现存社会制度的这些牺牲者遭受着什么样的命运呢？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天性的报复在面容和性格的特征上表现出来了。这样在一切国家和各种不同气候的地区，所谓的老处女和禁欲主义的老童男的面容和性格都同其他人不同。在这些老处女和老童男的身上都有压制自然欲望的毁灭性影响的烙印。所谓的妇女的求雄狂和各种歇斯底里大多渊源于此。此外，在婚姻生活中得不到满足也会引起歇斯底里，因为这种不满足常常是不能生育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我们当今的婚姻生活及其后果的主要特征。结论是：今日的婚姻同现存社会状况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同生共灭。但是，这种婚姻恰恰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一样，正面临着瓦解和灭亡。关于资本主义的婚姻，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①尽管整个人口在增加，出生人数却在下降，这足以证明，家庭的生活状况在恶化。 ②提出离婚的人数增多，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长的数目。提出离婚者大多数是妇女，尽管她们在离婚后，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会遭受的苦难更多。这足以证明，各种不利因素在增加，婚姻陷入瓦解和破裂状态。 ③虽然人口在增长，而结婚人数却在减少，这证明婚姻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不再符合其社会目的和道德目的，而且成为毫无价值或令人生疑的东西。 ④几乎在所有文明国家，男女人数比例失调，而处于不利地位的是女性。男女人数比例失调的原因不在于出生率，不在于出生的男孩平均比女孩要多，而在于国家和社会制度造成的不良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 所有这一切不自然的，首先是损害妇女的状况，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这些状况就会日益恶化，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无力消除这一祸害和解放妇女。为此必须建立另一种社会制度。 [1]译者是H.库雷拉博士。1894年汉堡版。 [2]同上书第140页。 [3]“多妻制在印度各地总的说不很流行。根据1901年的人口调查，在全国各地已婚男子同已婚妇女的人数比例是1000：1011；因此多妻制对单妻制的平衡的破坏在这里并不大。”格奥尔格·冯·迈耶尔：《统计学和社会学》，第77页。 [4]卡尔·毕歇尔：《世界两性人口分布情况》。这是他1892年1月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地理和统计学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载格奥尔格·冯·迈耶耳博士编辑出版的《统计总文库》第2卷1892年蒂宾根版。 [5]G.V.迈耶尔，同上书第36—37页。G.施纳波尔—阿伦特博士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总的说来，两性数量完全相等”《社会统计》，1908年莱比锡版第105页。 [6]根据G.施纳波尔·阿尔伦特《社会统计》第107—108页的资料，主要是本世纪末较新的调查结果。 [7]根据1890年的人口调查，仅仅在10岁以下的年龄男性人数多于女性；而1895年的调查表明16岁以下的男性多于女性。 [8]《1900年12月1日德意志帝国的人口调查》，载于《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50卷，第98、99页。 [9]E·梅特什尼科夫：《人的无性研究》，1904年莱比锡版第118页。
第十章婚姻作为生活保障手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 第十章婚姻作为生活保障手段 1．结婚的减少 2．杀婴与堕胎 3．为了婚姻的教育 4．当今婚姻生活的贫乏 1．结婚的減少 不必列举更多证明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上述情况下，不把婚姻当成乐园和对结婚怀有疑虑的人数在增加。因此，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出现结婚数目减少或停止增长的现象。经验证明，某一年度粮价上涨对结婚和出生的数目就有不利影响。但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越是向前发展，结婚和出生的数目就越是受整个经济形势好坏的制约。经济危机和整个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必然不断造成不良后果。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婚姻统计都证明这一点。 根据最新的政府调查材料，美国在1887—1906年这一时期的结婚数目是12832044。 年代结婚数年代 结婚数 1887年483096 1902年746733 1891年562412 1903年786132 1892年577870 1904年781145 1893年578673 1905年804787 1894年566161 1906年853290 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由于1893—1894年的危机，1894年结婚数目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2512。1904年重新出现这种现象，这一年结婚数减少4987。 法国的结婚情况如下： 年代结婚数年代 结婚数 1873—1877年299000 1893—1897年288000 1878—1882年281000 1898—1902年296000 1883—1887年284000 1903—1907年306000 1888—1892年279000 以上均为各年间的每年平均数。1873年的结婚数321238，是历年的最高数目，此后结婚数下降，而随着经济生活的好转又呈上升趋势。1907年是1873年以后法国结婚数最多的一年，数目是314903。数目增多在某种程度上是1907年6月21日生效的新法律促成的，因为该法简化了结婚的必要手续，并使贫困地区的结婚数目剧增。 在各国的中等阶层居民中，每千名居民的结婚数目每年平均如下： 1871-1875年1876-1880年 1881—1885年1886—1890年 1891-1895年1896-1900年 1901—1905年1907年 德国18.8415.68 15.4015.68 15.8816.83 1616.2 其中：普鲁士18.8815.86 15.9216.32 16.4016.86 16.216.4 巴伐利亚18.9214.65 13.6413.96 14.7616.09 15.215.4 萨克森19.9617.70 17.6218.64 17.5218.76 16.616.8 奥地利18.3015.52 15.8815.40 15.7616.04 15.815.8[1] 匈牙利21.5019.30 20.2417.72 17.9216.05 17.219.6 意大利15.5415.06 14.0817.64 14.9614.40 14.815.4 瑞士16.0514.90 13.8014.00 14.7215.59 1515.6 法国16.9615.16 15.0414.48 14.9015.14 15.216 英格兰和威尔士17.0815.34 15.1414.70 15.1616.14 15.615.8 苏格兰14.9813.76 13.7618.02 13.6814.94 1414 爱尔兰9.729.04 8.668.669.48 9.8710.410.2 比利时15.4413.94 13.9414.34 15.2416.45 16.215.2 荷兰16.6415.76 14.2814.04 14.4814.88 1515.2 丹麦15.8815.54 15.3813.94 13.8414.79 14.415.2 挪威14.5814.40 13.8212.75 12.9213.73 12.411.8 瑞典14.0413.20 12.8412.20 11.4512.04 11.812.0 芬兰17.6815.72 14.9014.40 12.9815.34 1313.6 俄国欧洲部分 （魏克瑟尔对地区除外)19.6217.62 18.0617.94 17.0817.80 ―― 保加利亚―― 18.0417.24 16.07―― ― 塞尔维亚22.8023.32 22.1421.76 19.80―― ― 大多数国家的结婚数目随工业的繁荣或危机而上下波动，在这方面，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德法战争之后的1872年，像1873年的法国一样，德国的结婚数最多（423900）。从1873年开始，结婚数减少，到危机最严重的1879年，数目锐减至最低（335113）；一直到1890年即经济繁荣昌盛的那一年，结婚数目又慢慢上升；但是1892年数目再次下降，而在繁荣年代又有上升，在工业繁荣达到最高峰的1899年和1900年，结婚数也增至最高点（1900年为476491，1899年为471519）。而新的危机又使这一数目下降。1902年的结婚数又减少到457208，而1906年和1907年又分别增至最高点（498900和503964）。如果说1906年结婚数比1905年增加13004，那么1907年的经济危机的影响表现在结婚的绝对增长数减少（同1907年相比，1906年仅仅增加4974）和结婚数相对减少（每千名居民的结婚平均数从8.2减至8.1）。 但总的看来，大多数国家的结婚数都呈下降趋势。在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结婚数达到最高点只是一种例外，我们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远远落在后面。 但是，对结婚产生重大影响的不仅是职业状况，而且还有财产状况。《施莫尔年鉴》1885年第一卷报道过维腾堡王国的人口统计资料，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25至30岁的已婚男人的人数随着大地产的增加而减少了，而40至50岁之间的未婚男人的人数却增加了。请见下表： 地产的百分比 男子的百分比 地区1-5公顷5-20公顷 20公顷以上25-30岁已婚男子 40—50未婚男子 纽伦堡行政区79.620.4 0.063.64.4 斯图加特东部地区78.917.7 3.451.38.1 斯图加特南部地区67.624.8 7.648.68.7 斯图加特北部地区56.534.8 8.850.010.0 黑森林50.242.2 7.648.610.1 上奈卡43.640.3 16.144.310.8 通往东部地区39.547.6 12.848.710.0 除哈雷以北的东北地区22.250.1 27.738.810.6 士瓦本阿尔卑斯山区20.340.8 38.338.87.5 上士瓦本北部19.748.0 32.332.59.7 从哈雷到东部地区15.550.0 34.532.513.8 巴登湖地区14.261.4 24.423.526.4 上士瓦本中部和南部地区12.641.1 46.330.019.1 小土地占有有利于结婚，可以维持不少家庭的生活，虽然是清贫的生活。相反大土地占有则对婚姻生活不利。随着地区工业化的发展，在城市就业的人的结婚数目也增加。例如在瑞典，1901-1904年从事各种职业的每千人结婚平均数目如下： 农业4.78 工业和矿业7.17 商业和交通7.75 自由职业和其他职业6.33 平均5.92 以上所有数字证明，不是道德原因而是物质原因对结婚起决定性作用。结婚数目同社会道德状况一样完全取决于物质基础。 2．杀婴与堕胎 害怕贫困和担心不能合乎身份地教育子女，这是驱使所有阶级的妇女去做违反自然规律，而且往往触犯刑法典的事，这类事就是用各种方法避孕，如达不到目的就堕胎。如果认为采用这种方法的仅仅是那些轻薄和失去良知的妇女，那是错误的。有许多十分尽责的妇女也想控制子女的数目；她们为了避免两难处境宁可铤而走险使用堕胎的办法，而不拒绝丈夫的要求或逼他走上外出淫乐的邪路。此外，有些妇女是为了隐瞒“失身”，有些妇女是由于厌恶妊娠、生产和教育子女，有些妇女是害怕会迅速失去姿色，在丈夫或男士面前失去魅力才这样做，并且不惜重金请医生和助产士帮助。 种种迹象表明，人工堕胎越来越盛行。在古代，各个民族就常常实行堕胎。今天，无论是最文明的民族还是野蛮的民族都有堕胎的事发生。古希腊人公开堕胎，不会同法律相抵触。柏拉图时代准许由助产婆堕胎；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已婚者在“妻子采取各种预防措施无效而怀孕”[2]的情况下可以实行人工早产。按照于勒·鲁耶的说法，罗马妇女有许多堕胎的理由。第一，消除不许可的关系造成的后果；其次，贪图淫乐；最后是希望避免身材体态因妊娠和生产发生变化。[3]在罗马人眼里25至30岁的女人已算年老，所以女人千方百计地避免损害自己的容貌。在中世纪对堕胎者处以很重的肉刑，甚至死刑，堕胎的自由妇女变为女奴。 当前，最盛行堕胎的国家是土耳其和美国。“土耳其人认为，不足5个月的胎儿没有真正的生命；他们毫无顾忌地堕胎甚至在堕胎犯法的时代，堕胎也不见减少。1872年仅仅在半年内，在君士坦丁堡就有3000起人工流产事件。”[4] 在美国，堕胎更是屡见不鲜的事。美国所有较大的城市都有为少女和妇女做早产的机构；许多美国报纸都为这些机构刊登广告。[5]在美国社会，谈论人工流产如同谈论正常生产一样。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对此则持另外看法。例如德国《刑法典》规定，对帮助堕胎的人可能处以监禁。 堕胎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十分严重的后果，导致死亡并不罕见，在很多情况下是伤害身体，终生不得复元。“妊娠和生产的莫大艰难，同人工流产造成的痛苦相比，根本不算什么。”[6]终身不孕是其最普通的后果之一。尽管如此，堕胎在德国也仍然频繁发生。因堕胎被判刑的情况如下： 年代人数年代 人数 1882—1886年839 1902-1906年2236[7] 1897—1901年1565 近几年的《丑闻记录》屡屡刊登堕胎事件，引起极大轰动，因为在这当中扮演主角的是有名望的医生和上流社会的太太们。从报纸越来越多地刊登这类建议来看，供已婚和未婚妇女完全秘密地消除“失身”后果的地方和机构也越来越多。[8] 考虑到现有财产状况和教育子女的费用，所有阶级和人民都对子女过多产生恐惧心理，从而把采用种种预防措施发展成为一种会成为公众祸害的制度。众所周知，在法国，几乎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实行双子女制。在世界各文明国家，结婚人数像法国那么多的很少，而出生的孩子像法国那么少、人口增长那么缓慢的囯家却没有。法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都遵循这一制度，法国工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在德国有些地区，独特的农村环境也造成类似状况。在德国西南部地区有一片风景宜人的地带，每个农户的院子里都种有色芬树，这种树含有用来堕胎的药物成份。在德国其它地区，长久以来在农民中就流行只生两个孩子的制度；因为农民不愿意拆分自己的庄园。在德国，兜售和推荐“随意绝育法”的书籍的销路之广和销量之大，十分触目。当然，这些书总是打着“科学”的幌子，并危言耸听，宣称所谓人口过剩了。 除堕胎和人工避孕外还有犯罪行为。.在法国，杀婴和弃婴这两种犯罪行为日益增多。这是法国民法禁止查明父亲身份的规定助长的。《民法典》第三百四十条规定：“严禁査明父亲身份”。而第三百一十四条却规定：“允许查明母亲身份”。就是说禁止查明谁是孩子的父亲，但准许查明谁是孩子的母亲。显然这是对被引诱的妇女不公平的法律。法国男人可以引诱许许多多的妇女和少女，能引诱多少就引诱多少，却不负任何责任，也不必支付子女养育费。这些条文是以必须防备女人引诱男人为借口制定出来的。这样，男人这个强壮的性别的成员居然成了处处被人引诱而引诱不了别人的孱弱男人。《民法典》第三百四十条的问题由第三百一十二条解决，这一条规定：“妇女在婚姻期间怀孕所生的孩子，以该妇女之夫为父。”既然禁止查明父亲，那么头戴绿帽子的丈夫就合乎逻辑地必须把妻子与外人通奸所生的孩子认作自己的孩子。人们至少无法否认法国资产阶级的一贯性。设法废除第三百四十条的一切尝试，时到今日完全徒劳。 法国的资产阶级通过法律使受骗的妇女不能向孩子的父亲索取养育费，同时又试图以建立育婴院来弥补他们的这种残酷行为。这又使新生儿不但没有父亲，还失去了母亲。根据法国的法律，育婴院的儿童一律算作孤儿。法国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私生子当作“祖国的孩子”，由国家出钱抚养教育。这真是美妙绝伦的办法。德国也越来越往法国的轨道上走。德意志帝国《民法典》的规定所包含的关于私生子法权关系的条文，同从前生效的较为人道的法权相冲突。例如，其中写道：“私生子与其父不算有血亲关系。”但过去约瑟夫二世就曾下诏，宣告非婚生子女同已婚生子女地位平等。现在的德国法律又宣称：“如母亲怀孕期间曾与多个男子发生关系，其所生之私生子是无父之子。”母亲的轻浮、软弱或贫穷在孩子身上受到惩罚。而法律却不管浪荡的父亲。“母亲有照料私生子的权利和义务，但无家长的权利。私生子的父亲有义务向不满16岁的孩子提供与其母的生活状况相适应的生活费，包括教养和教育费。如果这个孩子在他16岁以后由于身体上的缺陷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其父仍应继续承担上述义务。父亲有义务向孩子的母亲支付分娩费、分娩后6周的生活费，以及怀孕和分娩所必需的各种费用。”如此等等。根据普鲁士邦的法律，名声无可指责的婚外受孕的未婚妇女或寡妇如有权从使其受孕的男人那里获得与该男人的地位和财产相应的一笔赔偿，但赔偿总额不得超过该男人财产的1/4。不论私生子的母亲的名声好坏，私生子有权要求其父提供生活费和教育费，但数额只能与农民或一般市民为其婚生子女支付的教养费用相等。如果婚外性交关系是在许诺将来结婚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官应当宣判那弱女子享有那个使其受孕的男人的姓名、身份和地位，判她是无辜的一方，享有一个离了婚的合法妻子的一切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所生的私生子有权享受合法婚姻所生子女的同等权利。但是这些法条文现在已被废除。倒退是当今立法的主旨。 在1831—1880年这一时期，法国陪审法庭受理的杀婴案共计8568件，并且其数字从1831—1835年的471件上升到1876—1880年的970件。在同一时期，判处堕胎案1032件，仅在1880年这一年就100件。[9]当然，法院办理的人工堕胎案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如果不造成重病或死亡，法院通常难以发现这类案件。杀婴在农村居民中占75%，堕胎在城市居民中占67%。城市的妇女有许多办法阻止正常生产，因此堕胎事件很多，杀婴事件相对很少。农村的情况刚好与之相反。在德国，因杀婴判罪的人数如下[10]： 年代人数 1882—1886年884 1897—1901年887 1902—1906年745 3．为了婚姻的教育 无可争议，当前女性在智力方面平均低于男性。巴尔扎克完全不是妇女的朋友，然而他强调说：“一个受到同男人一样教育的妇女事实上拥有为自己和丈夫创造幸福生活的极其卓越、极其有效的精神素质”歌德十分了解他同时代的男女。他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一个美丽的灵魂的自由》）中尖刻地说：“人们嘲笑有学问的妇女，也不容忍受过教育的妇女，看来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让那么多的无知男子感到难堪是件无礼的事。”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妇女的智力普遍落后于男人的事实。这种差别势必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妇女仅仅是她的当主人的丈夫让她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人。很早以来，妇女的教育比无产者的教育更被忽视，现在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还远远不够。我们今天是生活在各界思想交流需求日益增长的时代，忽视妇女的智力教育是一大缺陷，这也给了男人不好的回报。男人教育的目的，人们至少认为是发展悟性、提高思维能力、扩大实际知识和增强意志力等，总之是发展理性职能，虽然使用手段常常没有达到目的，甚至不能达到目的。妇女教育正好与之相反。妇女的高等教育主要是良好性情的培养，仪表风度和优雅爱好的教养，如音乐、文学、艺术和诗歌等方面的教养，从而仅仅提高她们的神经敏感度和幻想力。这真是莫大的荒谬。这表明，妇女教育方面的权威决策人士，是遵循着他们对妇女的特质和妇女生活地位的局限性所抱的各种偏见行事的。妇女的情感生活和幻想力不宜再发展，那样只能使她们更加神经过敏，她们最好是像男人那样发展理性，洞悉实际生活的各种现象。如果妇女不再有常常使自己烦恼的过多情感，而具有敏锐的理解力和精确思维的能力；如果妇女不再神经过敏和胆小怕事，而是性格坚强和天生勇敢；如果妇女不只是具有她们通常具有的美感知识，而是具有关于世界、人类和自然力的知识；那么这对两性都会有很大裨益。 总的说，迄今为止，妇女的情感生活和心灵生活过分饱满，而她们的理性发展却受到阻碍，受到了严重忽视和压制。因此，她们简直是患了情感和幻想过度症，她们许多人因此容易接受迷信和魔法，从而给宗教骗子和其他江湖术士开辟了一块求之不得的地盘，并成了一切反动势力的驯服工具。目光短浅的男子常常对此抱怨不已，因为他们深受其害，但是他们都不改变这一切，因为他们大多数人自己都深深地陷入偏见之中。 正如上面指出过的，妇女对世界的看法一般不同于男人，而这就是两性差异的重大根源。 今天，参与公众生活是每个男人最重大的义务之一；虽然许多男人还没有理解到这一点，但也改变不了这一点。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会制度同每个人的私人生活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认识到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与不幸更多地是依赖于社会制度的状况，而不是个人的特性和行为。人们认识到个人无论作出多大努力去反抗现存的并决定着其状况的各种缺陷，都是软弱无力的。另外，生存斗争要求比从前付出多得多的努力。今天普遍要求男人付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和力量。但无知和冷漠的妻子对丈夫毫不理解。甚至可能说，男女间智力的差别今天比从前更加巨大了，因为从前社会关系比较简单、紧密，妇女比较容易理解。此外，今天各种公共事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需要大批男人办理，这就扩大了男人的眼界，但也使他们越来越疏远家庭的小圈子，妇女因而感到被冷落在一旁。于是，分歧有了新的根源。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丈夫才认为有必要向妻子作解释并说服她。丈夫通常认为，他要做的事与妻子不相干，她也不懂。但他又不想费神去开导她。妻子抱怨丈夫不理睬她时，丈夫就生硬地回答说：“你懂什么！”大多数丈夫的这种不理智态度，只会造成妻子的不理解。在无产阶级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好得多，他们双双懂得，他们的目标一致，为了争取自己合乎人的尊严的未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彻底改造社会，使所有的人都成为自由人。在无产阶级妇女中，随着这种认识越来越普及，她们尽管贪穷困苦，而她们的婚姻生活却是理想化的。男女双方现在有为之共同奋斗的目标，他们在并肩战斗中不断交换意见，从而得到了相互鼓励的永不枯竭的泉源。有这种认识的无产阶级妇女人数逐年剧增。对人类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运动在这里发展起来。 在其他婚姻中，夫妇间的教育和思想差别，在结婚初期因情欲还十分炽热而容易忽视，随着年龄增大，就越来越感觉得到。性生活的热情越是减退，就越需要用思想精神的一致去弥补。不管丈夫是否有应尽公民义务的概念，不管他是否尽了这种义务，但他因职业关系和经常同外界交往，势必不断在各种场合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观点，因而总是处在不断扩大其眼界的精神筑围之中。他在精神上可以经常脱毛更新，而他的妻子却相反，从早到晚忙于家务，受教育的时间完全被剥夺，智力也就萎缩凋谢。 资产阶级思想家格哈尔德·冯·阿明托在他的《生活之书的旁批》[11]一书中，非常正确地描述了大多数已婚妇女目前家庭生活的悲惨处境。在本书的《蚊螫致命》一章中，他是这样写的：“并不是丈夫亡故、爱子堕落、重病缠身、倾注心血的计划成了泡影这些人人难免的令人撕心裂肺的事消磨着她们（家庭主妇）的朝气和活力。而是那些细小琐碎、日日操心、伤神费力的家务事……有许许多多数以百万计的朝气蓬勃、精力旺盛的家庭主妇在家务操劳中逐渐失去生活的勇气，逐渐毁坏自己玫瑰般红润的脸庞和充满魅力的笑靥，直至变得满脸皱纹，骨瘦如柴，变得像一个木乃伊。她们天天重复的一个问题是：“今天做什么饭吃？”她们日复一日必须做的清扫洗刷、擦污拍尘，像水滴石穿一样，永远不停地逐渐而又确确实实地毁坏着她们的身心。灶台是她们愁眉苦脸地计算收支、垂头丧气地思量物价日见飞涨而必要的钱日益难赚的地方。她们把自己的青春、天真、美貌和快乐奉献给了这个火光熊熊、汤锅滚沸的祭坛。谁能认得出，这个人老珠黄、腰弯背驼、烂眼漏泪的厨娘，竟是头戴桂冠、花容月貌、千娇百媚、神彩飞扬的新娘？灶台本来是古代人的神圣之地，她们在灶台旁供奉家宅的守护神和众保护神。但愿灶台也成为我们的神圣之地，忠于职守的德国女公民在这里逐渐逐渐地全部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便家庭舒适，餐桌丰盛和合家安康。 这就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给那些在现存制度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妇女的安慰。 那些由于其社会地位而比较自由的妇女，通常能受到片面和肤浅的教育，这种教育同传统的女性性格特征结合在一起十分突出。她们大多数人仅仅注重外表，只关心跳舞和化装打扮，并在满足低级趣味和沉湎于五花八门的骄奢淫欲中寻找生活目的。她们对自己的子女和子女的教育几乎毫无兴趣；她们认为孩子太累人，令人厌烦，就把孩子交给保姆&女佣看管，等他们长大一点就把他们送到寄宿学校。她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把女儿培养成花枝招展的娇小姐，把儿子训练成花花公子。于是产生出一批纨袴子弟，一类受人鄙视的男人，一类可以把他们同娼妓相提并论的男人。这些花花公子的主要消遣是引诱劳动人民的女儿；他们把无所事事和挥霍浪费看作是自己的使命。 妇女的各种特性就是在上述条件下形成的，这些特性一代代地日益发展完全。男人总是喜欢喋喋不休地议论妇女的这些特性，但他们忘记了，他们本身正是造成妇女具有这些特性的原因，他们本身的行为起着助长作用。喜欢拨弄是非、飞短流长、没完没了地谈论一些无聊琐事、满脑子想的只是外表、爱打扮好虚荣以及因而狂热地追求一切时髦——这就是常常被人非议的妇女特性。此外，对同性容易产生嫉妒猜忌、虚情假意和装腔作势。 这些特性普遍表现在妇女身上，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且早在幼年时期就有所表露。这些特性在社会环境的压力下产生，通过遗传、仿效和教育不断发展。一个受到非理性教育的人当然不能用理性去教育他人。 为了阐明两性和整个民族的各种特性产生的原因和发展情况，必须采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生物及其特性的产生和发展所运用的那些方法。物质生活条件给每一种生物的特性打上了烙印。每一种生物都必须适应现有的生活条件，于是这些生活条件最终成了这一生物的本性。 自然界中适用于一切生物的东西，毫无例外也适用于人；[12]人并没有处在自然法则之外，从生理学角度看，人是表达程度最高的动物，虽然人们不想承认人是动物。几千年前的古代人虽然不了解现代自然科学，但他们对许多人类的事情比现代人有更加合理的看法。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从经验中获得的种种看法运用到实际当中。人们对希腊男人和女人的美和力赞叹不已，却忽略了这并不是由于这个濒海多港湾的国度良好的气候和迷人的自然景色有利于居民的性格和健康的发展，而是由于国家推行的体育和教育的准则。这就是把身体的美和力以及敏捷同智力的敏锐和灵活结合起来。虽然在那个时候，妇女的智力教育同男人相比，也已经不被重视，但在身体发展方面情况并非如此。[13]在两性的体育最为发达最为先进的斯巴达，少男少女在成年之前裸体行走，一起锻炼、玩耍、搏击、角逐，赤裸裸地展示人体和以自然对待自然具有避免感官过敏的作用，因为感官过敏主要是由于两性交往从少年时期起就被人为地隔断引起的。一性的身体对于他性不是秘密。因此这里不会有任何意义双关的游戏。自然就是自然。一性为他性之美而高兴。 人类必须回到从前两性间无拘无束和完全自然的交往状态。人类必须抛弃当前占统治地位的不健康的唯灵论观点，并创造出能使身心再生的教育方法。 在我们这里，尤其是在妇女教育问题上还是十分落后的概念占据统治地位。妇女也应当有力量，有勇气和果断，这种看法被看成是异端，是“女人不该有的”，尽管谁也不能否认，妇女有了这些特性就可以避免许多损害和不快。 妇女的身体发育像她们的智力发展一样，也遇到重重障碍。在这方面不合理的服饰也起着重要作用。不合理的服饰不仅严重地妨碍她们的身体发育，还常常直接毁坏她们的健康，而很少有医生对此敢于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医生们因害怕女患者不满而缄口沉默，甚至还对她们的蠢举奉承几句。现代服装严重地妨碍着妇女应用自如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拫害着她们的身体健康，使她们自我感觉软弱无力。此外，这种服装对她周围的人的健康也是一种危害，因为她穿着这种服装，无论在家还是上街都是扬尘器。两性在学校和在社会交往中严格分离，是与深深植根于基督教的唯灵论观点完全相适应的，同样也阻碍着妇女的发展。 妇女之所以不能发挥她们的自身的天赋，是因为她们的思想被禁锢在极其狭小的圈子里，几乎只能与同性交往，从而不可能超出日常琐事的范围。她们的智力视野仅仅限于身边杂事、亲戚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所有这一切，全力助长着她们喋喋不休地谈论无聊小事和好拨弄是非的毛病，因为她们身上的智力要表现，要练习。这些毛病常常使男人不快，甚至招致男人绝望的咒骂，但是这些毛病的产生主要应当归罪于男人这个“造物主”本身。 应当承认，最近，树立比较合乎理性的生活观的倾向大大加强了，但这仅仅是开始，而且也仅仅是涉及人数很少的一些社会阶层。 4．当今婚姻生活的贫乏 我们的社会关系和两性关系决定了妇女把自己生存的一切途径寄托在婚姻上，因此婚嫁之事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她们谈话和心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体力较弱、按照习俗和法律从属于男人，她们对付男人的重要武器只有舌头，她们当然要利用。那些遭人横加指责的好虚荣的癖性也与此类似，这些癖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越来越变成追求时髦的怪癖，常常使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十分窘迫难堪。这一点往后再详细说明。妇女对丈夫来说首先是享受的对象；她们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没有自由，必须把婚姻看作谋生的手段，必须依赖丈夫，成为丈夫的一份财产。妇女的人数通常多于男人，这对她们的处境更加不利，关于这一点下面将有一章详细论述。男女人数不对应，使妇女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加上总有一批男人由于各种原因不结婚，竞争就更加激烈了。为了在争夺男人方面与同性竞争，妇女不得不尽量打扮自己的外貌。 如果注意到妇女的上述状况已持续了许多世代，那么毫不奇怪，在这些原因的长期影响下，这种现象今天已达到极端。应该补充指出，也许没有一个世纪像今天那样，妇女争夺男人的竞争是如此激烈，其原因有一部分上面已经指出过，有一部分往后还将论述。此外，由于勉强维持生存也变得日益困难，而社会要求却日益提高，妇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把婚姻当成“谋生的手段”。 男子乐于看到这种状况，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主人的角色符合他们的傲气、虚荣心和利益，他们扮演着主人的角色，他们就像所有统治者一样，根本不可能懂得什么合理的根据。因此，从妇女的利益出发，越发需要争取确立能够把妇女从这种低贱地位中解放出来的制度。正像工人不能期望得到资产阶级的援助一样，妇女也不能期望得到男人的援助。 如果再考虑一下，在其他领域，比如在工业部门，业主们相互对立，他们为了争取优越地位发挥什么样的特性，他们在相互斗争中采用怎么样恶劣的，甚至下流的手段，他们怎么样相互仇恨、嫉妒和诽谤，那就很容易明白妇女在争夺男人的竞争中表现出的类似的特性。因此，比起男人，妇女一般更难和睦相处，甚至最好的女友，一旦竞相吸引某个男人，一旦遇到某个令人倾心的男子就很容易发生争吵。因此人们注意到两个互不相识的妇女相遇，通常像两个敌人一样相视。只要看上一眼，她们就会相互发现，对方衣着的色彩不协调，装饰品用得不得当或其他类似的“大过失”。在她们相互交流的眼神中可以不由自主地看出一方对他方的评论，好似一方对他方说：“我比你更会打扮，更会引人注目。” 另一方面，妇女生性比男人容易感情冲动，不像男人那样左思右想。妇女无邪、天真，所以她们受巨大激情支配，可以去作出真正英雄般的牺牲——抚养子女、照料家人、看护病人，这时她们真是光彩照人。但在她们盛怒的时候，这种激情就令人极其厌恶。这好与坏的两个方面，首先受社会环境影响，由社会环境促进、阻止和改变。同样的一种冲动，在不利的环境下是一种缺点，而在有利的环境下却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幸福泉源。傅立叶的功绩在于出色地证明了人类的同一种冲动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14] 除了错误的智力教育造成的后果外，从自然目的角度考虑，错误的或者缺乏生理教育也造成重要后果。所有的医生都认为，妇女教育最缺乏的，是她们担任母亲和儿童教育者的职责所必需的教育。“要教士兵学会使用武器；要教手工业工人学会使用工具；任何官职人员都要培训；甚至僧侣也有时间修行。唯独妇女不能受到做母亲的严格教育。”[15]年轻妇女，10个有9个在快要结婚的时候还根本不知道婚后怎样做母亲，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母亲们不负责地羞于启齿向长大成人的女儿讲述如此重要的性功能问题，使女儿对自己和对她丈夫的义务一无所知。妇女刚结婚时通常是进入了一个她完全陌生的领域；她们对婚后生活只有虚幻的想象，而这些虚幻想象大多是从一些不入流的小说的描述中获得的，根本不符合实际生活，[16]尽管以前认为妇女理所当然要做的家务事大大减少了，但是缺乏婚后生活仍然必需的家政知识，也会引起家庭矛盾。她们当中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家务事，因为她们认为，要她们去操心这种事太过分了，那是仆人要做的事。其他妇女，即广大妇女，她们要为生存而斗争，无法受家务训练，她们不得不从早到晚在作坊或工厂里劳动。越来越明显，随着社会状况的发展，各家各户单独的家务越来越失去存在的基础，维持这种家务已完全成为金钱和时间的无谓牺牲。 不少男子不愿结婚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妇女生理发育不健全。我们的饮食、居住、劳动和消遣的方式，总之，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与其说是增强，不如说是损害我们的健康。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是个患精神病的时代，而神经质同身体退化是并行的。贫血和精神病尤其在女性中广为流行。这种疾病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灾难。这种疾病如果持续存在几个世代，而我们的社会组织又不能建立在比较正常的发展条件之上，就势必毁灭我们的种族。[17] 从性的使命考虑，妇女的身体需要得到特别照顾，尤其需要得到丰富的营养，在特殊时期还需要得到精心的保护。而这些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并未得到，在现今的社会情况下也未必能够得到。同时妇女习惯过苦日子。例如，许多妇女认为，让丈夫吃好是做妻子应尽的责任，自己吃点剩饭就行了。同样，男孩就比女孩吃得好。妇女可以不仅比男人吃得少，而且吃得差成了普遍看法。因此，年轻妇女在行家面前展现的是一幅悲惨图画。[18]大多数年轻妇女身体虚弱，贫血和神经衰弱严重。其后果是月经不正常、性器官患病，致使不能生育和哺乳，甚至危及生命。“假如我们的妇女像迄今那样继续不断地退化下去，那么，怀疑文明的人类能否还算是哺乳动物的时刻，恐怕很快就会到来了”。[19]于是丈夫不是拥有一个健康欢快的妻子，一个有能力的母亲和一名能干的家庭主妇，而只是拥有一个多病而神经质的妻子，一个离不开医生，弱不禁风，忍受不了一点响声的妻子。我们不必再说了，每一个人都可以继续描述，因为在自己的家庭和亲朋好友中有许许多多这类的例子。 许多经验丰富的医生证明，大多数已婚妇女，特别是城市中的已婚妇女多多少少都处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之中。夫妻生活中的不幸往往是由疾病和双方的性格所造成的。夫妻有病和性格不合就造成婚姻的不幸，又使丈夫在社会舆论中获准有婚外自由的权利，而妻子一旦得知，自然极为懊恼。有时双方的性生活要求差异过大，也会引起很深的隔阂，但又不能满意地离婚。 这里还必须提到妻子在婚姻生活中忍受巨大的生理痛苦是很大一部分丈夫的罪过。很大一部分男人因荒淫无度而患有慢性性病，由于这种疾病没有给他们造成多大的不便，他们往往很不重视。他们同妻子性交时，便把疾病传染给妻子，使她感到非常不适，最为不幸的是造成妇科疾病。有的人结婚后即染上此病，结果往往使她们不能妊娠和失去生育能力。这些疾病使她们心情忧郁、生活困苦，甚至婚姻破裂。但一般说来，这些不幸的妻子并不知道患病的真正原因。她们于是责怪自己，抱怨环境，其实正是丈夫应该对这一切负责。一些风华正茂的妇女几乎一结婚便染上性病，但不论是她本人还是她的家属全然不知原因何在，因为医生必须守口如瓶。 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不生育的原因之一是淋病所致。这种疾病使男人的精液中没有精子，因此这种男人一生都无生殖能力。这才是夫妻不育的真正原因，而古老的对造物主合适的传统反而把不生子女的罪过完全推到女人身上。[20] 可见，当今的婚姻生活大多不能如人所愿，这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一些学者劝告妇女结婚，放弃妇女解放斗争。这种劝告的价值实在令人怀疑，因为我们的社会状况越来越使婚姻成为一出讽刺剧，越来越不符合婚姻的真正目的。 [1]1906年的数目。 [2]E.梅特什尼科夫：《人类天性研究》，1904年莱比锡版第135页。 [3]于勒·鲁耶：《古罗马医学研究》1859年巴黎版。 [4]E.梅特什尼科夫：《人类天性研究》第134—135页。 [5]P.布鲁阿德尔：《早产》，1901年巴黎版第36—39页。根据官方资料，纽约有200人从事堕胎职业， [6]Ed.赖希：《堕胎的历史和危害》，1893年莱比锡第2版。 [7]《德意志帝囯统计资料》第85卷《1906年刑事统计》。 [8]在瑞典的每10万居民中，因堕胎触犯法律而受法庭追究的人数是：1851-1880年3.04人，1881—1890年6.66人，1891—1900年19.01人。见F.普林钦《医学手册》第44页。 [9]A·普佐尔：《查明父亲身份》，1902年巴黎版第134、471页。 [10]《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85卷。 [11]萨姆·卢卡斯：《艾尔伯斐特》。 [12]这是克拉夫特—艾宾的意见（见本书中文版第96页——译者）。 [13]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要求，“妇女与男人受同样的教育”，他还要求精心筛选；他了解精心筛选对人类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作为教育的基本原则提出这样的意见：“体育第一，智商第二。”而在我们这里，人们把体育放在后边，把它看作只是智育的必要工具。 [14]奥·倍倍尔：《沙尔·傅立叶传——他的生平和理论》，1907年迪茨出版社斯图加特版。 [15]伊尔玛·冯·特罗尔—鲍罗斯特亚尼：《本世纪的使命。妇女问题研究》，普累斯堡和莱比锡版。 [16]亚历山大·小仲马在《杀人的妇女和表决的妇女》中说道：“一位高级天主教僧侣告诉他，他从前的女弟子有上百个人结了婚，但婚后一个月，至少有80人又回到他那里，并对他说，她们对婚姻感到大失所望，后悔不该结婚。这是非常真实的事。具有伏尔泰思想的法国资产阶级出于良心，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受教育。他们认为，无知识的妇女比有知识的妇女更便于诱导。这里必然产生争执和失望。拉布雷直截了当地劝告说：妇女一定要无知，因为“男人一旦被看透，我们的统治就会垮台”。 [17]患进行性麻痹（脑软化病）的妇女人数比男人增加迅速，例如在普鲁士，在每100个病人中，患麻痹性精神错乱的情况如下：年代1876-18791880-18911892-18941895-1897：1898-1901男17.017.317.718.516.2女3.75.46.87.67.5见F.普林钦的《医学统计手册》第177页。 [18]H.S.亚当斯：《妇女手册》，斯图加特版。 [19]F.B.西蒙博士：《妇女的健康保护》，迪茨出版社1909年斯图加特第7版第240页。 [20]F.B.西蒙博士：《妇女的健康保护》第267页。西蒙广泛研究过这个课题以及与这个课题相关的课题。他研究为什么许多已婚妇女结婚后就生病，但却不知生病的原因。我们的男士们在他的研究中可以像照镜子一样看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