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
|---|
京绥铁路总工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京绥铁路总工会祝词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钧鉴：
贵总工会，于我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日，在张家口召集全体大会，拥护贵代表大会并纪念“二七”大会全体一致议决致贺代表大会努力，并祝成功，从此后集中我们铁路工人力量，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旗帜之下，最后我们一致高呼：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中华民族革命万岁！ |
京奉铁路总工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京奉铁路总工会祝词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公鉴：贵会在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光荣的“二七”纪念日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敝会以极诚恳热烈之精神祝贵会努力！团结全国铁路工人，继续“二七”勇敢奋斗之精神，与全国被压迫民众，一致努力，以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之使命，铲除压迫工人之军阀、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争得工人阶级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一切自由。敝会愿以全付精神在贵会指导之下，努力进行，拥护贵会之一切主张，以促其成功。
中华全国铁路工会万岁！中国工人阶级联合万岁！全世界工人阶段联合万岁！ |
河南全省总工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河南全省总工会祝词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贵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工人阶级最初步最光荣的革命运动之“二七”纪念日，在天津开会，真能使无产阶级的健儿欢忻鼓舞，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战栗发抖！他们知道，在这次大会中，能使无产阶级的战阵，整顿了更严密，战略规划了更微妙。这是无产阶级的抬头，有产阶级崩溃的征象，两阶级的利害关系，□发生了欢忻与恐怖的结果，望贵会本“二七”的精神奋斗，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工人阶级的，我们率领河南全省的劳动同胞高呼：
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
广州工人代表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广州工人代表会祝词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鉴：贵会为中国工人阶级之先驱，“二七”奋斗精神至今犹存。现闻革命潮流高涨，贵会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于天津，决定革命方略，继续努力奋斗，民族与阶级之解放端为马首是期！谨申电祝努力。广州工人代表会（苛） |
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祝词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当全国一致感动之“二七”三周年纪念日；而贵会乃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于天津，虞电南下，不胜欢跃，既追继先烈颈绝之光荣，复深佩继起的努力，从此全国铁路工会统一，又形成一革命坚垒矣，特电驰贺，并祝努力！ |
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祝词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在凶暴阴狠的军阀压迫之下，不稍畏却始终奋斗的贵会，现在又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整顿自己的队伍，规划一切策略了！遥想规模的宏大，组织的完善，以及各路代表，济济跄跄，萃于一堂；这种声势煊赫，勇敢而团结的精神，一定要使封建社会威服，万恶军阀夺气，各帝国主义者心惊胆碎！敝会虽处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洋资本家充满实力的大连中，那能的擂鼓助威，祝贺奋斗的成功！
回溯一九二三年的今天，诸先烈遭万恶军阀萧吴的摧残，多么可惨！现在的大会，公开于天津，多么可贺！因感到诸先烈为我们争自由平等而牺牲的精神，是历万古而不磨的，贵会本着“二七”的精神，惨淡经营，努力奋斗，得到这样的进步，诚是中华全国铁路工友的明星，中华全国劳动阶级的指导者。
至于这个纪念日上，借公开的讲演，传单的鼓吹，以及舆论的宣传，使全国的民众，得有相当的影响和教训，而直趋于我们的战线上，作普遍的争斗。尤是贵会的劳绩了！
敝会是同志中的弱者，本着地位之可能，追随于同等战线上，期达到目的，夺得最后胜利！今天的盛会。不能亲身祝贺。略将所感触的几句话，简单写出，作为我们的一个祝愿吧！遥祝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全世界劳动阶级解放万岁！ |
上海总工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上海总工会祝词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中国的铁路工友是中国工人中最先进最革命的一部分，铁路工友的鲜血所拼染出来的“二七”为中国劳动运动初史最光荣的日子。从一九二三年的“二七”以到今年的“二七”，铁路工友以英勇的奋斗，从险阻艰难的环境中，幸能战胜一切，成立了全国铁路工人的统一的组织，站在中国革命工人群众之前面，愤发前进！敝会不胜钦佩！敝会所领率之上海二十余万工人，步铁路工友所指示的道路，与一切压迫阶级——国外的国内的——强顽抗争！在去年“五卅”一役中艰苦坚持，即系继续你们所做法的“二七”之工作，今兹贵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三年前留有悲壮纪念之同日举行，即表示贵会奋斗之胜利。敝会代表上海二十余万工友敬谨庆祝贵代表大会万岁！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
北京总工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北京总工会祝词
全国铁路代表大会：本会谨以同阶级极热烈之态度，敬祝贵代表大会在此“二七”三周纪念之时，一方追悼历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致被难的战士，将被难战士的精神，普遍于所有工农群众，努力奋战，竟先烈未竟之志业，一方规定目标，筹商今后进行大纲，扩大工人组织。赞助各铁路沿途农民组织农民协会，集中反奉反吴反帝国主义之势力，推翻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行为，提携左派政党组织人民政府，要求颁布工会条例与农民法，废除治安警察条例与罢工刑律，保障工人农民绝对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自由。
我们除已派代表到会庆祝外，谨在北京召集大会，高呼：贵代表大会的成功！打倒奉系媚外军阀！枪毙“二七”祸首——吴佩孚！工人解放万岁！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赤色职工国际万岁！ |
天津总工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天津总工会祝词
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公鉴：三年前的今日，是铁路工友们代表全国工人争自由的日子，是最觉悟最勇敢的铁路工友们赤手空拳与军阀斗争的日子，这个争斗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都占极重要的地位：即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很光荣的一页。现正当国民革命运动之怒潮高涨时，贵会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于天津，一方面增“二七”本身的价值，同时最重要的是坚固工人阶级的团结，速获最后的胜利！本会代表天津二十万产业工人很诚恳地向贵会表示敬意！并愿与贵会携手共同奋斗！ |
开滦五矿工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开滦五矿工会祝词
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公鉴：
工友们！你们在一九二三年的勇敢奋斗，已经开始了中国工人革命运动光荣的历史，“二七”所流的血，已经使全国工人兴奋起来，领导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现在奉直各系军阀内部之破裂及国民军之接近民众，均足以表示中国民众势力之日益扩大及军阀统治之渐次崩溃，正我们为自己利益努力奋斗之时机。敝会六万余在此矿务局借端停工，饥寒交迫之中，益感觉工人阶级一致团结以争自己利益之必要，愿在最近国民革命运动中与贵会共同努力，以取得工人阶级生活之保障及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一切自由。
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全国工人阶级胜利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
农民国际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农民国际祝词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农民国际委员会代表四十国的革命农民，对于贵大会敬致农民的弟兄的庆祝，我们希望自三年前起，凶猛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作无产阶级战斗而得历史的教训的中国工人，将注意努力于组织你们的农民弟兄，共同作战，因为中国的解放与自由，若没有工农联合，是不可能的，中国工农联合起来啊！
农民国际委员秘书东八诺夫涯时聂金斯基 |
赤色职工国际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赤色职工国际祝词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
中国自有劳动以来，铁路工人就是主力军，当反动势力横行之时，第一件事最猛烈的进攻，就是对于铁路工人。现在你们的四周还包围有许多的危险。倘若铁路工人没有有力的全国总工会，团结在一个阶级的集中的组织之内，中国的革命胜利是不可期的，你们应该运用目前的时机，坚固并发展你们的组织，在广大的铁路工人群众中，努力宣传与组织，尤其要在那些不仅有黄色分子，且有新的改良色彩的危险侵入的群众里，努力领导。本国际以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名义，很诚恳的祝望贵大会各种工作的成功，并且敢于相信，贵会将实现更强壮的组织，更接近于革命的行伍继续前进！领导中国的劳动运动。中国铁路工人——促进中国革命，以与东方及西方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之联合万岁！
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 |
中华全国总工会祝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五、祝词
中华全国总工会祝词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诸君：接到你们“二七”在天津开会的电告，本总工会对于贵会有无限的希望和祈祷，贵会有广大的群众、精密的组织、勇敢的战士，在“二七”“五卅”两次大运动中，更证明了铁路工人为工人阶级的急进先锋队，可是北方的铁路工人，有许多是在最反动的军阀积威压迫之下，如何警惕，勇猛奋斗，继续二七的精神，完成目前的第一步工作——国民革命，同时更应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努力前进，本总工会有厚望焉。 |
大会闭幕通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大会闭幕通电
北京国民新报，上海各报，转全国各工会农会革命民众团体及各报馆均鉴：本代表大会于二月七日在天津开会迄十五日闭会，通过重要决议案二十八起，于十五日上午十时，由大会选举罗文虎、吴雨铭、孙云鹏、康景星、王荷波、丁子明、史文彬、周振声、韩金波、刘文松、傅景阳、李连、邓培十三人为正式执行委员，施衡清、杨纪六、潘玉华、沈干城、唐复星、李万春等七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本会当本一切决议与“二七”精神，继续与帝国主义军阀奋斗，特此电闻诸希鉴察。 |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词
本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闭会了，计这次所到共有中华全国十八条铁路代表，代表全国十四万铁路工友，在向来奉直军阀霸占的北方的天津举行了盛大的会议，形成最紧张的革命空气，实为中国空前所未有！我们相信铁路工人为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主力军。他已有很长的奋斗光荣史，在过去一年中参加各种运动，扩大组织与分量，五卅以后对各处罢工工友，与以经济的援助，政治的斗争，使帝国主义者惊惶失措，嗾使其走狗直奉军阀到处屠杀，然而工友的奋斗仍勇往直前，使铁路工会益臻坚固！本代表大会所负的重大使命及今后各路工会奋斗的策略与计划，内部的宣传与组织等，在本届大会均有详细的讨论与决议，本大会在闭幕之日，深望各代表秉受本会重要决议案，回各工会努力继续“二七”奋斗精神，领导国民革命，同时更要亲密的与西方工友相互提携，以期打倒共同仇敌—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中国工人阶级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工农兵联合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媚外军阀！打倒“二七”残杀凶手——吴佩孚！反奉战争胜利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 |
电中华全国总工会慰勉香港罢工的工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电中华全国总工会慰勉香港罢工的工友
中华全国总工会转香港罢工工友均鉴：资本帝国主义者，揭破了他们的假面具，用最残暴的手段，惨杀了汉、粤、寻、宁、青、津等地工友，我工人阶级，一致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这种运动，除粤港工友，得国民政府的帮助未受摧残外，其他各地，都被反动军阀的势力与帝国主义者的勾结，压迫下去了，独香港工友，与帝国主义者斗争，血肉相搏，将正十月，帝国主义者，摄于工人威权之下，由强硬而软化而屈服了，我们对于勇敢作战的香港工友，无任钦佩，极表赞助，并盼望坚持到底以完成我工人阶级的最大使命。 |
复农民国际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复农民国际电
莫斯科农民国际公鉴：正当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怒潮高涨时，我们的农民弟兄们已经觉醒，并已与工人阶级在战斗中联合了。本会议事日程中有关于农民运动与铁路工人关系之报告，大会定努力扶助与联络农村中弟兄们，为民族自由而战。工农密结万岁！农民国际万岁！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叩 |
致全世界无产阶级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致全世界无产阶级电
亲爱的各国工友同志们，在双层压迫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跟随着“二七”“五卅”的血镜已经严密的组织起来了，在过去的努力奋斗所得到的胜利使帝国主义者恐惶警惕，积极屠杀消极造谣者，实在以怕中国工人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而立刻治他于死命；然而中国工人敢毅然决然的向帝国主义猛烈进攻，而能够得到胜利，实为我亲爱的国际工人所援助。“二七”奋斗，“五卅”屠杀在战斗策略上，经济上，都得到你们莫大的帮助，终于战胜帝国主义与其工具的军阀，使战线扩张到全国，使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反抗他们共同的仇敌，使中国无产阶级变成领率国民革命的先登勇士，敝代表大会为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主力军，在今年的光荣的“二七”三周年纪念日举行了，我们相信要使革命的重大使命完成，要民族解放与自由，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我们的共同仇敌——国际帝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才是无上的勇力！
亲爱的工友同志们！中国过去的工人奋斗的胜利，受你们莫大的援助，以后仍请你们更进一步的与我们共同提携，以求完成世界革命。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
6自然历史的基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6自然历史的基础
↘《物种起源》
↘达尔文、赫胥黎以及目的论的失败
↘马克思和恩格斯：劳动与人类进化
↘唯物主义者们的困境
↘人类学时代的革命：摩尔根与马克思
↘一位年轻的达尔文主义者与马克思
在1842年，达尔文用软铅笔写下了物种演化理论的第一份短稿。两年之后他写了一份更长的草稿，大约有五万字，并且严格命令他的妻子爱玛（Emma），只有在他死后才能出版这份草稿。直到1858年——离他在《笔记》中第一次明确地阐述他的理论长达20年之久——在他与他的年轻的竞争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RussellWallace）联合发表的论文中，他才将之公布于众（第二年就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他是在华莱士明显要抢先于他而发表同样观点的时候才这样做的。这就引起了一个如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所说的“达尔文耽搁”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一个使研究达尔文的学者们日益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他早期关于演化理论的笔记的出版。
对这种耽搁的传统解释是：作为一位理性的科学家，达尔文只是为了构建一个较为坚实的理论而一直在慢慢地收集证据。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必须能够说明：为什么在这些年间他一直忙于这样一些活动，比如写作有关蔓足亚纲动物的分类和自然历史等多卷本著作。在达尔文的《笔记》所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科学历史学家最近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而且现在研究达尔文的学者们几乎普遍持这种观点：达尔文是一位“痛苦的进化论者”、“不情愿的革命者”和惊恐的唯物主义者，他试图把他的科学发现与他的辉格党和英国国教徒的信念调和在一起，同时也担心在精英圈中失去尊敬和地位。[1]尽管如此，如果把达尔文的耽搁归之于怯懦，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一个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不能仅仅把他理解为一位自然科学家，而是要把他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演员来看待——既要尝试着倡导他的根植于唯物主义的科学见解，同时又要为特殊的阶级地位辩护。作为实业家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Wedgwood）的外孙，依靠他在肯特郡达温宅的不动产为生，他的钱（以及他妻子的钱）都投入到铁路公司的股票上，因而，达尔文是一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坚定的信仰者。他的科学是革命的，但他本人却不是，他内心的矛盾就在于此。[2]
在达尔文时代，英国是一个怨声鼎沸的国家。1839年8月，当他出席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伯明翰召开的一个会议时，他发现这个城市处于军事管制的边缘。宪章运动会议在这里举行，同时社会主义者和红色拉马克进化论者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共散发了50万份谴责所有权、婚姻和不合作政府的小册子。在1842年，正当达尔文忙于他的进化论纲要的时候，宪章运动者组织的总罢工使整个英国处于瘫痪状态。很多工业城镇宣读了《取缔闹事法》，一些示威者被射杀或杀害。同时，无神论者那时创办了一个非法的一便士报——《理性的预言》，出售了数千份。该报以地质学专栏花絮和革命的拉马克主义来攻击宗教。为《理性的预言》写作的威廉·契尔顿（WilliamChilton），以革命阶级的语言和革命思想阐述了唯物主义：“人只不过是组织起来的原子的堆积。”《理性的预言》攻击柏利的自然神学是对现状的“有害的”辩护。1842年8月，《理性的预言》的编辑乔治·霍利约可（GeorgeHolyoake）被公开审判，并且发表了一些亵渎性的语言，比如，上帝是不存在的，以及在经济不景气时贫穷者无力支持教区牧师。其间，达尔文正在阅读威廉·科贝特的《乡村漫游》，包括其对马尔萨斯牧师和谷物法的攻击。因为害怕起义，老“铁公爵”，亦即惠灵顿公爵召来了卫队和警察别动队。动物学家理查德·欧文（RichardOwen）——达尔文的一位同事和合作者，在荣誉炮兵连受训过，后被调出以加强警察力量。日复一日，多达万名来自首都的示威者逐渐集中在下院。在总罢工的第四个星期，达尔文和他的妻子爱玛为了减缓压力而离开伦敦，开始居住在肯特郡达温宅新家的那种乡间环境当中。[3]
然而，新的环境并没有减弱达尔文陷入的两难困境的程度，那时他开始详细地撰写他的理论。正如艾德里安·德斯蒙德（AdrianDesmond）和詹姆士·摩尔（JamesMoore）在他们的传记《达尔文：一位痛苦的进化论者的生平》（1991）中所说的那样：
达尔文当然不能出版。唯物主义把他吓呆了，并且人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因为政教合一的力量谴责它是对基督教土地法亵渎性的嘲弄。他太精于世故，不至于感觉不到这种危险，即具有毁灭性的阶级冲突。他对自己可能遭受到怎样的对待不抱有任何幻想……由于把人和猿联系在一起，他就是在冒险——他会被看作是无神论的低级生命，或者被看作是极端的诅咒“通奸的”教堂的不服从国教的新教徒。没有他的帮助，“整个的建筑”随时都会被摧毁。因为旧世界已经“摇摇欲坠”，但他不能被看成是在帮助这种毁坏。归根结底，他担心失去他那可尊敬的社会地位。对于一个生活于传统学术氛围和特权社会之中以反对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者而保护人类灵魂为己任的绅士来说，出版就等于背叛：对旧秩序的背叛。[4]
进化论思想长期以来一直就与唯物主义相联系——他们相互包含——并且被认为是最初起源于古代唯物主义者恩培多克勒、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正是在卢克莱修那里，物种通过适应环境而生存的观念，更重要的是由于物种不能适应环境而灭绝的观念（通常所谓的“淘汰理论”），在古代被非常明确地表述出来。卢克莱修死于公元前55年，关于生命起源的进化论思想直到18世纪中叶才再次出现。因此，正如保罗·西尔斯（PaulSears）在《查理·达尔文：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博物学家》中所说：“在卢克莱修之后，关于生命起源和发展的思索沉默了十八个世纪”，只有像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Lamarck,1744—1829）和伊拉兹马斯·达尔文（ErasmusDarwin）这样的思想家才使这种思索得以复活。然而，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之前，这些观念主要被局限于唯物主义的秘密思想之中，而被排斥在体面的科学和宗教思想之外。另外，它们对进化的机制也缺少清楚的解释。[5]
我们现在知道，达尔文是从他散步的同伴和早期的导师、拉马克主义的生物学家罗伯特·格兰特（RobertGrant）那里接受了唯物主义进化理论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在爱丁堡学医的年轻学生。而且，正是在爱丁堡，他看到了唯物主义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在普林尼学会（thePlinySociety）内部所受到的审查。虽然稍后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发现他仍然为柏利的《自然神学》所吸引——迷恋于论证的逻辑和物种对环境完美适应的强调（被看成是设计的证据）——但是这些唯物主义-进化论的疑问一直在他的头脑中徘徊。
在剑桥的岁月里，达尔文把自己看成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毫无疑问，他直系亲属的家庭影响则赋予他倾向于自由思考的动力，之后他始终都呈现出这种自由思考——在贝格尔（theBeagle）号上的环球旅行之后，他的这种自由思考更为强烈。他的祖父伊拉兹马斯是一位不坚定的自然神论信仰者，他的父亲罗伯特是一位无宗教信仰者，他的伯父韦奇伍德是一位基督教唯一神教派的教徒，他的哥哥伊拉兹马斯（在达尔文的环球旅行返回之前）也是一位无宗教信仰者。这样，达尔文的自由思想的家庭背景就把他置于与他那个时代居于领导地位的博物学家们（naturalists）的潜在冲突之中，因为——用恩斯特·迈尔（ErnstMayr）的话说——“事实上那个时代英国的所有博物学家都是受职牧师，就像在剑桥大学教植物学的J.S.亨斯楼（J.S.Henslow）和教地质学的亚当·塞奇威克（AdamSedgwick）教授。”[6]
通过阅读查尔斯·赖尔的《地质学原理》，达尔文对进化理论的思考得到极大的促进，他带着其中的第一卷在贝格尔号上进行环球旅行——在贝格尔号上他担任船上的博物学家。赖尔认为，地质变化是一个极其缓慢的统一过程，这个变化在那时看来几乎经历了无限的时间。正是赖尔的这种观点，为达尔文能够逐渐地建立物种演化的观念奠定了基础（尽管赖尔本人那时拒绝物种演化的假说）。在他的《笔记》中，达尔文继续进行这些思考，一次又一次地勾画他的理论，但是，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形势看来对他公布成果并不有利。所以，他在树立科学声望的同时——他出版了在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上的环球《考察日记》（这使他在科学领域和非科学领域一下子变成了知名人物），并且撰写了关于南美洲的地质概况、珊瑚礁、火山岛等作品——达尔文继续发展他的最重要的思想，即自然选择的理论，并期待着最终的发表。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JosephHooker），达尔文很少的知己之一，1847年给他写信说，任何“没有详细地描述很多物种的人”都无权“研究物种问题”。虽然胡克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达尔文本人，但是，达尔文个人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且部分是由于这种原因而感到应该对藤壶科进行全面的研究——由此争取在这方面具有物种演化的发言权。考虑到这种理论和科学革命就像哥白尼革命一样意义重大并且威胁到社会公认的观点，因此，达尔文首先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种无懈可击的、经验主义的、科学研究者的名声。于是，这种做法本身就成为一种名不副实的延缓策略，因为，达尔文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感觉到由于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而无法发表他的理论。[7]
到1854年为止，达尔文已经完成了对藤壶科的研究，并再一次转向自然选择的研究工作。在1856年，他开始写作有关物种演化的著作。这一次他的任务变得容易了，因为自从他第一次勾勒出他的理论以来，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851年伦敦世博会举行的时候，“革命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则是“资本的时代”。世博会赞颂了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霸主地位。而五年之前谷物法的废除则反映了制造业资本对英国经济日益加强的统治优势。这些情况意味着唯物主义-进化论的科学就不能再轻而易举地被压制了——只要它与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相协调。
正如托马斯·赫胥黎（ThomasHuxley,1825—1895）在1859年《物种起源》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演化理论，正如它所被称谓的，是‘壁橱里的骷髅’”，总是威胁着要破门而出。人们经常追问，为什么生物学领域、生命领域，作为“统一整体”的一部分，不能遵循那些已被证明支配着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的物质规律相呢？
在19世纪50年代的十年期间，演化问题一直徘徊不去。这种情况引起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爱丁堡的出版商罗伯特·钱伯斯（RobertChambers,1802—1871）匿名出版了《创造的痕迹》（1844）。钱伯斯的书很快成了最畅销的书——在最初的七个月里再版了四次，最后一共再版了十次。到1860年就已经卖掉了24000册。钱伯斯出版《创造的痕迹》的对象不是科学家，更不是他所说的“僧侣的狗”，而是只受过普通教育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他的观点尽管有缺陷，但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进化论学说第一次普遍地成为受过教育的公众公开讨论的话题。《创造的痕迹》当然地充满了缺陷，因而受到了野蛮的对待，攻击者不仅有牛津的主教萨姆·威尔伯福斯（SamWilberforce）以及剑桥的地质学家和自然神学的辩护者亚当·塞奇威克（AdamSedgwick），还有托马斯·赫胥黎——他后来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牛犬”。然而，这本书在吸引不良反应并因而为达尔文后来的成功铺平道路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德斯蒙德和摩尔提起《创造的痕迹》时写道：“到40年代中期演化理论正离开街道，走出破旧的解剖室，而进入客厅。”伟大的英国浪漫主义者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曾经按照目的论的观点看待自然，但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他则为许多疑惑所困扰：“要是地质学家不管我就好了，”他在185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可以做得很好，但是这些讨厌的音锤！在圣经诗篇每一节奏的结尾处，我都听到了它们的叮当声。”[8]
19世纪50年代末期，达尔文决定大规模地发表他的观点，通过他所搜集到的大量自然事实去战胜所有反对意见。到1858年，他已经为确定为《自然选择》的伟大著作而写下了若干章节。但在1858年6月，阿尔佛雷德·华莱士·拉塞尔给他寄了一封厚信，信中简要地介绍了他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自然选择理论，这一观点和达尔文1842年的大纲非常相似。因此，惊慌失措的达尔文在那年被迫发表了他的理论——与华莱士的文章一起，以共同介绍的形式（在两个负责人不在的时候，查尔斯·赖尔和约瑟夫·胡克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在第二年迅速完成了他的《物种起源》——达尔文坚持认为这本书仅仅是一部从未完成的巨著的“摘要”。
《物种起源》
像许多伟大的发现一样，达尔文著作的基本思想非常简单——尽管其内部的结构和分枝纷繁复杂，著作的全名是《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方法的物种起源》。本书的基本要论在开头的几章中如此展开：所有的生物都具有“超级繁殖能力”，或者说，具有生产出超过能够生存数量的后代的倾向。这些后代相互之间并不尽相同，它们不仅仅是简单地复制原始的形态。这种变化部分地传给了未来几代（在遗传学发展起来之前，达尔文并不知道遗传规律，但是非常清楚遗传事实）。达尔文总结道，既然并不是所有的后代都能存活，那么，在大量的后代当中必然存在着生存竞争。据统计，那些通过内在的变异机制使之最能够适应它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有限的当地环境条件的后代，总是具有较高的存活率，因而把这些变化（至少是在某些程度上）传给它们的后代。这些有利的变异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的积累可以导致物种的进化——或者说是有所修正的演化。[9]
达尔文在导言中清楚地说道，他的著作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提供了物种变异的基本原理，因为这种观点已经被提出来无数次了，比如在《创造的痕迹》的作者的著作中，他的贡献在于解释物种演变得以发生的这种特殊机制——通过内在变异的方式而进行的自然选择。另外，他的理论的目的也在于解释自然界中到处可见的对环境的不可思议的适应（相互适应）现象——这也是自然神学教义所着重强调的现象。
达尔文的陈述策略简单而高明。在第一章中，他首先从他的读者最熟悉的内容开始——植物和动物在“家养状态下的变异”条件，这些都是从人类漫长的植物栽培和动物养殖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在这里，他证明了人工选择造成了变异——这种变异比区别人们通常所认为属于不同物种的变异还要大得多，同时这些变异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然后，他在第二章中转向了“自然条件下的变异”问题。问题不在于自然界中存在无数的变异，问题在于自然界中是否存在某种机制，这种机制相当于饲养者的活动，能够产生同样的结果——尽管要在更大范围之中并经过漫长的时间跨度。
达尔文在题为“生存斗争”的第三章中给出了答案，在本章中达尔文开始清楚地说明这种机制的工作原理。这种机制在第四章中以“自然选择”原理的术语得到更为详尽的阐述。其余章节则致力于探讨在生存竞争的背景下自然选择的一般原理所引起的问题的所有复杂性。比如，在第六章中，达尔文分析了极端完美的器官的进化问题，例如眼睛，这是柏利的自然神学着重强调的例子。在第七章中，他开始讨论复杂的本能行为的发展问题，比如蜜蜂的筑巢行为。在每个案例中，他都解释了所有这些行为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而产生了如此无数的等级。结果，自然神学把生物完美的适应性作为建立神干预自然的无可反驳的证据的论证最终被推翻了。达尔文对于自然界中生物的变异和适应性的论证比自然神学更进了一步。但是，他如此做的时候并没有求助于终极原因。
整个论证的中心就是“生存斗争”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尔萨斯的启发。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导言中声明：
这正是马尔萨斯理论在整个动、植物界的具体应用。由于每种生物繁殖的个体数，远远超出其可能生存的个体数，因而常常引起生存斗争。于是，任何生物的变异，无论如何之微小，只要它在复杂多变的生活条件下对生物体有利，能使生物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因而便被自然选择上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下来的变种，将会繁殖其新的变异了的类型。[10]
在关于“生存斗争”本身的这一章中，这一原理的表述有所不同。达尔文写道：
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其个体的倾向，这必然会导致生存斗争。在自然生命周期中要生产若干卵或种子的生物，往往在生命的某一时期、某一季节或某一年里肯定会遭受灭亡的。否则，按照几何级数增加的原理，这种生物的个体，将因数量的迅速增加而无处存身。由于生产出的个体可能多于存活下来个体间的数目，那么自然界中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生存斗争：同物种个体与个体间的斗争，或是不同物种生物间的斗争，或是生物与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斗争。其实这正是马尔萨斯的学说，此学说应用于整个的动、植物界时具有更强大的说服力，因为在自然界里〔与马尔萨斯关注的人类社会相对立〕，既没有人为的食物增加，也没有谨慎的婚姻限制。虽然某些物种目前是在或多或少的增加数量，但并非所有的物种都如此，否则这世界将容纳不下它们了。毫无例外，如果每一种生物都高速率地自然繁殖而不死亡的话，即便是一对生物的后代，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将地球挤满。就是生殖率低的人类，人口也可在25年内增加一倍，以这个速率计算，用不了一千年，其子孙后代将在地球上无立足之地了。[11]
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是如此得激烈，以至于达尔文除了用生动的比喻（在他的《笔记》中第一次使用）之外而无法对之加以说明：“自然的面部可以比作一个柔顺的表面，有一万把尖锐的楔子紧密地捆扎在上面，而且还有不断的敲击使它们深入内部，有时候一个楔子正被敲进去，而另一个拥有更大的力量。”达尔文所反复使用的楔子这个比喻，用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话说，就是：“一个完全塞满楔子的表面这个比喻，在明显标有‘客满’（NoVacancy）标志的自然经济体系中代表着各类物种。只有一种物种设法通过挤出（楔入）其他物种而使自己挤进这个表面的时候，进化的变化才发生。”所有的有机体，达尔文认为，都正在“为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奋斗”，并且每一种有机体都被迫“在它生命的某些阶段，在一年的某些季节，在每一代或者隔代中……为生活而奋斗，并遭受巨大的毁灭”。[12]
然而，达尔文仔细地解释到：“生存斗争”的观念不能被看成只是简单地（甚至是主要地）代表单个的有机休和/或者物种之间的直接斗争。他说：
我使用生存竞争的概念作为广义和比喻使用的生存斗争不但包括生物间的相互依存，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包括生物个体的生存及成功繁殖后代的意义。在食物缺乏时，为了生存两只狗在争夺食物，可以说他们真的是在为生存而斗争。可是生长在沙漠边缘的植物，与其说是为了生存而与干旱作斗争，不如说它们是依靠水分而生存……檞寄生依附于苹果树和其他几种树木生活，说它们是在和寄主作斗争，也勉强说得过去。因为如果同一棵树上檞寄生太多，树木就会枯萎死去。如果同一树枝上密密缠绕着数株檞寄生幼苗，说这些幼苗在互相斗争倒更确切。因为檞寄生靠鸟类传播种子而生存，各类种子植物都得引诱鸟类前来吞食和传播它的种子。用比喻的说法，各种子植物之间也在进行生存斗争。以上几种含义彼此相通，为了方便起见，我就使用了一个概括性的术语——生存斗争。[13]
“生存斗争”概念的使用——达尔文经常在比喻意义上而不是在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它，使他的理论带有“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腔调——这在很大程度上容易使人误解。尽管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确给达尔文以灵感，但是，他直接来源于马尔萨斯的学术思想是非常有限的，几乎没有超出如下假设：自然增长的几何级数必然受到与生存斗争相联系的一些外部限制的制约。
的确，马尔萨斯似乎启发了达尔文对进化论生物学家所称之谓的“种群思想”（populationthinking）的研究。用恩斯特·迈尔——新达尔文合成论（neo-Darwiniansynthesis）的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称之为“我们最伟大的仍然健在的进化论者”）——的话说，种群思想是“这样一种观点，它强调有性繁殖的物种中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物种真正的可变性”。马尔萨斯对人口几何级数增长（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论述强调了单一物种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斗争，并把这一思想应用到人类这种占据统治地位的物种身上——因为，就人类物种而言，也没有超出一般规律之外。通过把这种见解与种群思想结合在一起，并强调变异以及由此而来的特定种群内部（不仅仅是不同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达尔文能够设想出一种进化过程中的全部力量，而这一进化过程是通过无数小的遗传变异（innatevariations），或者如达尔文所说的“诱发变异的遗传”而实现的。但是，尽管达尔文自己把他的理论突破（他获得灵感的瞬间）归功于阅读马尔萨斯的著作，然而，正如迈尔所指出的那样，后者拒绝承认那种可以超越某种严格限制的物种可变性的观念，因此也就拒绝承认“改善”适应性的任何可能性。其实，马尔萨斯残酷的算术级数——他将之应用到植物和动物身上——最初是建立在如下这个非常消极的假设的基础（从它有一个基础的意义上来说）之上的，即农业生产率无论在土地状况还是在人类依之为生存基础的动植物物种方面都受到无法改善的制约，从马尔萨斯自然神学的观点看，适应性是神赋予自然的礼物——上帝固有设计的一部分——而不是物种变化的结果。因此，在他的理论中没有进化分析的痕迹。另外，“种群思想”——现在就其从生物学的意义来讲——在马尔萨斯的思想中完全地缺失了。迈尔本人在这一点上非常清楚：“奇怪的是，当我们读完马尔萨斯的著作之后，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种群思想的痕迹。在马尔萨斯的那些使达尔文产生指数级增长思想的章节中，没有一点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内容。”[14]
然而，即使马尔萨斯对达尔文的直接理论影响非常之小，人们却也不能否认：达尔文运用马尔萨斯的比喻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这种做法对其学说的被接受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是对应用于自然界的“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发现。[15]事实上，鉴于马尔萨斯的观点在英国上层阶级中具有普遍性，对生存斗争进行马尔萨斯式的解释可能就是不可避免的。达尔文本人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熟悉程度既属于理论上的那种熟悉，也属于亲密的家庭关系上的那种熟悉（反映了他所属于的那个阶级）：哈里埃特·马蒂诺（HarrietMartineau），是一位重要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并且和马尔萨斯本人也非常熟悉，他与达尔文的哥哥伊拉兹马斯保持着长期的联系。达尔文的表兄弟（他妻子爱玛的哥哥——爱玛属于韦奇伍德家族并且是达尔文的表姐）亨斯雷·韦奇伍德（HensleighWedgwood）娶的是范妮·麦金托什（FannyMackintosh）——经济学家詹姆士·麦金托什爵士（SirJamesMackintosh）的女儿，这位经济学家是马尔萨斯的亲密朋友并在黑利伯瑞的东印度学院担任讲师。马尔萨斯的女儿艾米丽（Emily）在范妮和亨斯雷的婚礼上担任女傧相。所有这一切实际上保证了马尔萨斯成为庞大的韦奇伍德—达尔文家族在餐桌上讨论的永恒主题。[16]
达尔文对马尔萨斯理论的解释比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解释更进了一步，为最终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开创了一条道路。通过在186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勉强采用“适者生存”的概念，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于1864年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大致作为“自然选择”的同义词。[17]在生物学中，“适者”（the“fittest”）的概念最终是指个体生物的生存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它可以把自己的基因遗传给后代。然而，在斯宾塞主义哲学或者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意义上，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概念开始被运用到人类社会之中——的意义上，它似乎为强权法则和上层社会的优越性提供了辩护。马尔萨斯的理论是一个18世纪式的均衡论，目的是为了证明社会领域中的改良或者进步是不可能的，因为严格的自然法则强化了生存斗争以使人口增长与生存资料保持平衡。然而，斯宾塞和布罗（J.W.Burrow）一样，在他对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介绍中指出：“通过把他的〔马尔萨斯的〕理论作为一种基于‘不适者’灭亡的人类进步理论的基础，马尔萨斯被完全颠倒过来。”[18]
在美国，这一观点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GrahamSumner）所接受，他认为“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这种观点对强盗资本家极具吸引力，如约翰·D.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詹姆士·J.希尔（JamesJ.Hill），以及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洛克菲勒曾在主日学校班上讲道：“大企业的成长只不过是适者的生存……只不过是自然法则和上帝法则的结果。”从国际上讲，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被用于证明帝国主义大规模暴力和灭绝政策的合法性，关于这一点，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在《黑暗之心》中通过库尔特（Kurtz）简要总结为“消灭所有的野蛮人”。[19]所有这一切都是达尔文本人所诅咒的，确切地理解，都违背了他的理论。然而，这种印象是如此强烈，并且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直到今日它仍然支配着大众对进化论的印象。
如果说“适者生存”的思想以及斯宾塞哲学-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似乎有时候颠覆了达尔文的科学内涵，那么“进化论”的概念同样如此，这一概念就像“适者生存”一样，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并没有出现。在首版中，达尔文只是提到了“自然选择”、物种的“突变性”和“诱导变异”（他只使用了一次动词的“进化”〔evolve〕——从来没有使用名词的“进化”〔evolution〕）。由于“进化”（evolution）同时具有“展开”和“进步”的含义，因此就包含了一种近似于目的论的观点——一种方向感，在整个有机过程中不断地趋向更加完美——这种观点与达尔文坚定的唯物主义观点相对立。他在其所拥有的《创造的痕迹》的页面空白处讽刺地写道：“从未有高级或低级之分。”
达尔文理论中的自然选择理论只与适应当地的环境有关；如果环境变了，一个非常适应于旧环境的物种（如长毛猛犸）可能就不会成为新的物种。对变化着的当地环境的适应性决不意味着优越或者低劣。然而，这里也有一个更加具有斯宾塞带哲学特点的观点的胜利——这种观点明显地把进化论和一般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因而，达尔文的理论很快就变成了另一种不属于他的理论——一种特别强调资产阶级进步理念的理论。他理论中更加革命的唯物主义观点就这样被忽略了，然而，事实上这些观点又不得不被后来的生物学家所重新发现。今天的生物学家不再认为进化有高级和低级之分，但是，普通大众却继续在斯宾塞哲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20]
不幸的是，达尔文偶尔也允许这种矛盾潜入到他的分析中——这种矛盾可以追溯到他的阶级地位。因此，他自己也把进化论观点作为构成进步观点的一部分。在《物种起源》倒数第二段中（这一段降低了他学说中的革命性本质，并且安抚了他的动摇的读者），他写道：“由于自然选择只对各个生物发生作用，并且是为了每一个生物的利益而工作，所以一切肉体上的，以及心智上的禀赋必将更加趋于完美。”对于一位持有如此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也就是，反对实在论/反对目的论的立场——不仅在他的著作中，而且在他的理论笔记中更加如此——的思想者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假装糊涂的例证。
达尔文、赫胥黎以及目的论的失败
尽管如此，达尔文思想的革命性并没有被轻易地湮没，并且开始进行坚决地反抗。1860年6月，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召开会议，迎来了科学史上最具有纪念意义的对抗之一。在6月30日，星期六，也就是《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大约七个月，约有700到1000名公众涌进牛津新的哥特复兴式博物馆。托马斯·赫胥黎、约瑟夫·胡克和主要的达尔文主义者也都在其中。带着白色领结的牧师们占据了屋子的中心。在讲台上的是牛津的主教萨姆·威尔伯福斯（SamWilberforce）（由于他的演说技巧而被他在牛津的学生起了个外号“肥皂萨姆”），他是一位数学家、鸟类学家和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副主席。在充分地讨论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主教把讽刺的目标对准了当时在听众席上的赫胥黎，问他猿在他家族中属于母系的一边还是属于父系的一边。其用意显然在于通过揭示赫胥黎冒犯了维多利亚女士（theVictorianlady）的神圣而证明其正确。赫胥黎没有简单地否定（或肯定）其问意而使自己有可能陷入使用粗俗语言的圈套，他回答道（正如他后来在一封信中对这一事件的描述那样）：
我好像没有提出这样一个讨论我自己的话题，但是，我仍然十分乐意就那个问题面会主教大人。如果那时，我说，针对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愿意有一个可怜的猿作祖父，还是有那么一位天赋极高并拥有巨大影响力、然而却将其天赋和那种影响力只应用于把嘲讽和奚落带入庄严的科学讨论中的人作祖父，我会毫不犹豫地优先选择猿。
大厅中的学生们不禁轰然大笑。这种针对把地位和财富作为科学评判者的攻击被再也清楚不过地表达出来。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Fitzroy）——在达尔文进行著名旅行的时候担任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的船长，后来精神失常，并因为达尔文攻击目的论而自责——在这场伟大的论战中四处昂首阔步，并把一本《圣经》举在头顶，叫喊着：“看看这书，看看这书。”在这场混战中，各方对于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的理解自然是各不相同的，但是，赫胥黎、约瑟夫·胡克和达尔文主义者的“新模范军”却确信他们赢得了这场争吵——并很快把他们的胜利通知了居住在达温宅的达尔文。历史将记录，自然神学遭到确凿无疑的失败。[21]
达尔文革命打击了传统思想的两个基本信条：本质论和目的论。迈尔写道：
在被达尔文理论挑战的意识形态当中，没有比本质论哲学更不容易改变的了……本质论，作为一种确定的哲学，通常被归功于柏拉图，即使他不像其后来的追随者一样教条地对待它……柏拉图关于世界的洞穴寓言为世人所熟知：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现象只是真实的物体被火光投射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子。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真正的本质。变异只是对潜在的永恒本质进行了不完美反射的表现。[22]
达尔文在剑桥的老师都是本质论者（同时也是目的论者），他们接受的是柏拉图哲学和经院哲学的教育，遵从自然神学。即使查尔斯·赖尔，这位伟大的地质学家和达尔文后来的良师益友，也认为“存在着固定的限制，超出这些限制，源于共同祖先的后代则永远不能脱离一种特定的类型。”同样，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也写道：物种是自然的“种类……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超越的界限”。相反，在达尔文看来，所有的物种都是可变的，事实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物种命名具有探索性的作用，但在本质上具有任意性和变动性。“一个物种，一旦产生，”赫胥黎写道，“即不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物，而是这个物种据以进行繁殖的祖先”——这对所有物种本身都同样适用。事实上，这就是“演变假说”的本质。[23]然而，达尔文对本质论进行批判的最终含义远非如此——对人类所假定不变的高贵地位以及“人类本性”的永恒性提出质疑。
达尔文对神学的革命性批判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指向了自然神学的核心信条。正如托马斯·赫胥黎在1864年所指出的那样：“神学，如一般人的理解，在达尔文那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赫胥黎看来，神学论证是按照如下逻辑进行的：
一个器官或者物种（A）完全适合于完成一项功能或者目的（B）；因此，它是为完成那项功能而专门构建的。用柏利的著名例子来说就是，手表各个部分对显示时间的功能、或者目的的适应性，被作为手表是特意为那个目的而发明的一个证据；在这种背景中，我们所知道的唯一原因——能够产生像手表指示时间一样的效果——就是一种发明智慧使这种装置直接适应那种目的。
但是，如果能够证明一个完全偶然的自然过程产生了同样的结果，而不是由于某种意图或者某位发明者的作用，那么，神学关于“物种神造论教义”的观点将被驳倒。在赫胥黎看来，这才形成了达尔文的伟大功绩。[24]
目的论的观点认为，猫之所以如此地适合于捕捉老鼠，因为它们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特意设计出来的。然而，从赫胥黎的观点来看，这种目的论观点，“作为一个辩证问题……并不是非常难以克服”。“远非想象中的那样，即猫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捕捉老鼠，”赫胥黎断言，“进化论认为，猫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够更好地捕捉老鼠——捕鼠不是它们生存的目的，而是它们生存的条件。”为了回击那些想把达尔文和目的论统一起来的人——以及那些把他们的观点建立在达尔文令人误解语句之上的人，即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结尾处关于生物具有向“完美”进化的倾向的语句——赫胥黎坚持认为：“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了《物种起源》的精神，那么，就没有任何理论像达尔文理论那样完全而绝对地反对目的论——正如目的论所被通常理解的那样，”赫胥黎对达尔文所提出的关于物种“趋于完美”的发展倾向没有给予重视，他坚持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如果被正确地理解的话，不同于任何线性进步观、或者有目的性的目的论过程：
决不是趋于完美的逐渐进步思想构成了达尔文主义信条的任何必要组成部分，相反，据我们所知，它却完美地与在一种状态中无法确定的持续性保持一致，或者与一种逐渐退化保持一致的。比如，在冰川时期再次出现以及极地气候条件遍布全球的情况下。在这种条件下，自然选择的作用在总体上将倾向于消灭高等生物而保存低级的生命形式。
环境能够剧烈地变化，因此使以前极好地与环境相适应的生物，比如长毛猛犸，已不再能够很好地适应于环境（最终导致了它的灭绝），这一事实本身就与任何简单的进步观相矛盾。[25]
对赫胥黎来说，达尔文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消灭了“终极原因说”。而且，达尔文并没有借助拉马克的假设就做到了这一点——拉马克认为，物种“通过锻炼而诱发变异”，并且把所产生的诱发变异遗传给下一代。（比如，拉马克曾经错误地评论道：“某种短颈鸟在捕鱼时坚持不把自己弄湿，这种长期不懈的努力便产生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苍鹭和长颈涉禽类。”）。然而，在赫胥黎对《物种起源》最早的讨论中，仍然存有一个问题，即达尔文是否“过高估计”了自然选择的作用。在赫胥黎看来：
我们认为，达尔文先生可能夸大其词，如果他并没有因为“自然从不跳跃”（Naturanonfacitaltum）这句格言而感到窘迫不安的话——这句格言经常出现在他的著作当中。我们认为……自然偶尔也产生跳跃，并且承认这一事实对于处理许多微小的关于演变理论的反对意见不是没有任何意义。[26]
达尔文只强调自然选择的缓慢过程是进化的唯一机制，而对此观点的怀疑一直都存在着——甚至在达尔文的最伟大的追随者当中——而且在他的晚年，这些怀疑变得更为强烈了。在临终前，达尔文本人已经放弃把自然选择作为进化性发展的唯一原因——这是由于后来针对他的理论的三种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集中于化石记录的不完全性以及物种之间中间类型的缺失。在赖尔的均变说地质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赖尔的均变说在对地质变化的解释中排除了灾变性事件，因而极大地延长了不得不通过缓慢的递增量方式来实现的地质时间的长度——达尔文排除了自然界中的任何“跳跃”。然而，那时正在很快地被揭示出来的古生物学记录似乎预示了许多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科学家现在承认进化史上突然而急剧的变化，并且通过像“间断性均衡”〔punctuatedequilibrium〕这样一些概念，利用自然选择理论把这种变化与进化历史统一起来。）
第二种批评来自于物理学。达尔文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WilliamThomson，也就是后来的开尔文男爵〔LordKelvin〕），根据假定的地壳冷却速度进行计算（在这种计算中，太阳被比喻成为一个巨大的煤堆），认为地球大约有1亿年的历史（鉴于在他估算过程中各种假设的简化，他有时要把这一数字扩大到2000万年到4亿年之间）；很明显，这一历史比圣经中所说的6000年要长得多，但是，比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中解释所有已知物种通过偶然变异（chancevariation）的缓慢积累而进行的进化所需时间则要短得多。（根据法国物理学安托万·亨利·贝克勒耳〔AntoineHenriBecquerel〕1896年发现的放射性，汤姆逊的估算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根据不充分的知识——并且地球的估算年龄再一次扩大到赖尔的数字。）
最后，一位工程学教授弗莱明·詹金（FleemingJenkin）提出一种观点，正如那时所假设的：如果双亲的遗传特征都融合到后代之中，那么，在后代中重复一种重大变异的现实可能性就非常微小，因为，在下一代中这种可能性就会减半，而在接下来的一代中又会减半，依此类推——这种假设就是：任何既定种群都按照逐渐减半的方式分配其变异，并最终被淹没从而彻底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经给出来了，但是，直到20世纪初期，科学界才知道并承认这个答案——以孟德尔遗传学的形式，它证明了遗传因素就像看不见的粒子，在遗传时并没有淡化自己。[27]）
面对物理学家汤姆逊的批评，赫胥黎回击道：“生物学从地质学那里获得了时间证明。我们相信生命形式缓慢变化的唯一理由，其实就是这些生命形式通过一系列沉积物而保持下来的事实，地质学告诉我们，这些沉积物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如果地质学时钟是错误的，那么，所有的博物学家将不得不相应地改变他们对急剧变化的看法。”然而，这种防御最多也只能算作一种阻滞战，因为，赫胥黎手边没有其他能够代替自然选择理论的理论去解释进化过程。关于地质学，他暗示，需要放弃关于地质变化的绝对纯粹的均变论，而要增加一些与灾变说传统相联的因素。至于生物进化，在那时能够代替自然选择理论并加快进化变化时钟的唯一替代理论似乎只有拉马克主义或者一些大突变或突变理论。但在回应汤姆逊的过程中，这两种理论赫胥黎都没有提及。[28]
达尔文自己并没有太在意这种修辞游戏，但是，汤姆逊和詹金噩梦般的反对意见迫使他一步步地退回到他年轻时代所持有的拉马克观点（他的祖父也持有这种观点）。逐渐地，他采用了拉马克关于后天习得特征遗传的观点，尽管他总是在努力地保持尽可能多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可能性。即使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拉马克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更多的却是存在于背景之中，而中心舞台还是被自然选择理论所占据。然而，到第六版的时候，拉马克主义已经开始在达尔文的论述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原因很简单，用这种方法，他能够加快生物学时钟，以符合地质学所允许的较短时间——使地质学与托马斯的物理学保持一致。[29]
然而，尽管在达尔文临终前，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甚至被他最著名的追随者所抛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他自己所抛弃——而且在那个世纪的剩余日子里，其影响不断下降（直到后来20世纪新达尔文主义的出现，其影响才完全恢复），但是，进化论的普遍观点最终还是获得了胜利，而自然神学则被彻底击败了。唯物主义者赫胥黎在1860年宣布：“被消灭了的自然神学家，横尸于每一种科学的摇篮身旁，就像赫拉克勒斯摇篮旁边的死蛇。”[30]赫胥黎战斗性地倡导达尔文的诱发变异的遗传理论，用赫胥黎的一位传记作家的话说，就像是“对僧侣主义的猛烈进攻”。查尔斯·赖尔也是一个倡导者，尽管他没有赫胥黎那样好战，但后来也成为进化论者。他同样也看到了这些语言所描绘的事实，有一次他在美国对一个朋友抱怨说，他自己的国家是“除西班牙之外比欧洲的任何国家都遭受僧侣折磨的国家”。他反对地质学问题受制于三万神职人员的声明。因此，达尔文革命被它的支持者看成是科学（以及某些唯物主义）对自然神学的胜利——后者试图把科学和宗教捆绑在一起。不是推翻宗教，这场科学革命像以往其他科学革命一样，只是力图把宗教推到幕后（就像伊壁鸠鲁哲学中把神限制于介乎灵与肉之间），而把科学作为物质世界的唯一仲裁者。[31]
对唯物主义科学家来说，比如托马斯·赫胥黎和英国物理学家约翰·丁铎尔（JohnTyndall），“卢克莱修华丽的诗歌，”——如保罗·舒利（PaulShorey）在《柏拉图哲学：古代与现代》中所说——正是“科学精神和科学诗意的最真正的表达”。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诗人阿尔弗雷德·坦尼森男爵（AlfredLordTennyson）在1892年逝世，坦尼森相传因他预示了“达尔文的”思想而为人所知（通过他著名的提法“大自然，腥牙血爪”）。赫胥黎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精英分子为其举行的葬礼，并在葬礼上宣称：坦尼森“作为卢克莱修以来第一个理解科学要旨的诗人”，有权享有科学的荣誉。多年之前就被理查德·欧文（RichardOwen）攻击为“卢克莱修式的”暴发户的赫胥黎，永远都是一位斗士，他提醒世人（通过卢克莱修）记住达尔文进化论所代表的唯物主义对目的论的胜利，并通过此种方式来纪念坦尼森充满功绩的一生。正如之后赫胥黎在另一个场合中所说的那样，卢克莱修“比古代和现代的任何诗人都更深刻地汲取了科学精神，歌德除外”。[32]
赫胥黎与之保持紧密联系的另一位思想家就是德国的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1834—1919），他是达尔文在德国的主要追随者，他把卢克莱修作为他自己的科学前辈之一。[33]海克尔在1866年他的《普通有机体形态学》中创造了“生态学”（ecology）这个单词，那一年是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的前一年。他在创造这个单词的时候吸收了表示“家庭”的希腊词根“oikos”（eco），而经济学一词（economy）也采用了同样的词根。在海克尔看来，生态学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说的“自然经济学”相关联。因此，1866年他在定义“生态学”时写道：
通过生态学这个词汇，我们意指关注自然经济学的这种知识体系——关于动物与其有机和无机环境之间总体关系的调查；它首先包括那些与之直接和间接接触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有害和敌对关系——简而言之，生态学就是对达尔文所称之为生存斗争条件的那些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这样，这种在狭义上经常被不准确地称之为“生态学”的生态科学，其形成了通常所说的“自然历史”的主要内容。[34]
海克尔的“生态学”概念慢慢地被人们所理解，但它并没有马上被包括在达尔文主义的文献之中，直到20世纪它才风行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非常熟悉海克尔的著作，他们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人类看作动物界的一部分（拒绝了那种把人类看成是世界中心的目的论观点）——后来采纳了“自然历史”（正如海克尔所说，这一概念是他所创造的“生态学”这个新词的同义词）这个旧概念而不是较新的“生态学”本身。同时，他们是以培根的方式来运用“自然历史”概念，即把人类的“自然历史”集中在与生产的关系上。与此相反，海克尔的“生态学”概念则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与他的哲学“一元论”相关联。这一点在后来更加明显，在他的《作为联结宗教和科学的一元论：一位科学人的信仰声明》（1892），他写道：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星球上的整体有机界只有通过一切反对一切的无情战争才能够生存。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动物和植物必须死亡，为的是少数被选中的个体能够维续生存和享受生活……人类社会中为利益而进行的疯狂战争，只是统治整个生物界的、无休止的、可怕的生存战争中的一幅模糊画面。关于上帝在自然中的仁慈和智慧，50年之前作为孩童我们是如此虔诚地聆听的美丽梦想，现在再也没有人相信了——至少在能够思考的、接受过教育的人们当中。在我们深入地了解了各种有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学和社会学的进步，以及寄生生命和病理学的知识之后，这个美丽的梦想就已经消失了。[35]
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意味着海克尔的思想最终会在悲剧的方向上对国家社会主义产生影响。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写道：
他的具有进化论性质的种族主义；他对德国人进行的种族纯化和致力于一个“正义的”政府的呼唤；他对残酷无情的统治人类文明和自然界的进化法则所给予优势民族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力的信仰；与他对客观科学的伟大语言始终保持着奇怪的交流的非理性神秘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对纳粹主义的兴起起到了作用。他创立并领导的一元论联盟（TheMonistLeague），尽管是包括和平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组成的一种派别，但却轻松地转向对希特勒的积极支持。[36]
马克思和恩格斯：劳动与人类进化
当马克思进入他一生中最多产时期的时候（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1859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在1867年出版），整个的英格兰都为达尔文的进化论革命所震撼。马克思当然不能忽视这种科学领城中的革命，他利用这个机会为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或者研究自然历史的方法）增添确切性，使它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系更加具体。对马克思来说，他后来所称之为达尔文“划时代的著作”的这种影响最终涉及到它所必须解决的人类进化观问题——导致马克思形成了关于人类劳动与人类进化之间关系的确切理论。为了正确评价这个反应的复杂的、决定性的本质，有必要一步一步地从1859年到1867年（从《物种起源》问世的时间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间——在此期间马克思调整了他与达尔文之间的关系）观察马克思对达尔文的看法，接下来还要仔细考察这种理论观点在后来是怎样形成的（主要是由恩格斯完成）。
《物种起源》第一版是在1859年11月底出版的，一共只印了1250本，并且在出版当天就销售一空。恩格斯拿到了这1250本中的一本，他在1859年12月12日向马克思通报说：
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当然，人们不能不接受笨拙的英国方法。
一年之后，马克思本人开始研究达尔文，他在1860年12月19日写给他的朋友的一封回信中说道：“在我经受折磨的时期——最近一个月〔在他的妻子燕妮重病的时候，马克思一直在照顾她〕——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一个月之后，马克思对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说：
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37]
正如马克思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朋友和同事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所回忆的那样，达尔文的著作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当达尔文从他的研究工作中得出这个结论并使之成为大众的知识时，几个月之内，我们〔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除了达尔文和他的科学发现的巨大意义之外再没有谈论任何其他东西”。[38]
保罗·海尔（PaulHeyer）在他的《自然、人类自然和社会》（1982）中暗示，伊壁鸠鲁“既允许决定论同时又允许偶然性存在”的这种开放自由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吸引力，有助于解释他对达尔文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通过自然选择方式而进行的达尔文进化论，能够满足马克思哲学敏感性的一个方面，”海尔指出，“就是它强调了随机偶然性、机会主义和环境决定论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尽管很多达尔文的批评者错误地把他的方法看成是机械主义的——哲学家有时候称之为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却认为达尔文提供了与自己的观点相一致的唯物主义观点，虽然它正被应用于解释一组不同的现象。”[39]
1862年6月，马克思重温了《物种起源》，他写信对恩格斯说道：
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40]
在此期间，马克思和他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朋友威廉·李卜克内西参加了托马斯·赫胥黎对英国工人听众发表的关于达尔文和进化论的“通俗演讲”。这些演讲，尽管是针对工人而发表的，但仍然极其具有理论深度，而且赫胥黎对1863年的这些演讲非常满意，并且把它们收录在他临终前的《达尔文文集》之中。另外，在1860年到1864年间，马克思和他的一位来自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德国朋友弗里德里希·列斯纳（FriedrichLessner）一起，有时也参加赫胥黎和丁铎尔在伦敦大学的演讲。尽管马克思赞赏赫胥黎的唯物主义，但是他却批评后者总是有为宗教观点留下“后路”的倾向——在肯定唯物主义在所有科学分析中的绝对完美的同时，他实际上甚至把哲学唯物义作为思辨哲学（在这方面并不比宗教好）而加以否定。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中，赫胥黎——似乎和他以前的很多说法相矛盾——声明道：“我个人不是唯物主义者，相反，我相信唯物主义中包含着重大的哲学错误。”[41]最终，赫胥黎似乎接受了康德哲学观点中的唯物主义，正如兰格（Lange）在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中所分析的那样。[42]
恩格斯继续研究达尔文革命以及古生物学和那时刚出现的民族学上的突破，他花费了1863年春天的部分时间读了查尔斯·赖尔的《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考证》和托马斯·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两本书在同一年出版，并且恩格斯认为这两本书都“很好”。[43]“赫胥黎的著作证明了人类和猿在解剖学上的相似性——紧密的血缘关系，赖尔的著作则代表了与达尔文革命同时发生的民族学时代的革命。在这本著作中，赖尔提供了人类物种是非常古老的相关证据。与当时的科学舆论相反——包括他自己的《地质学原理》——赖尔勉强地被迫承认：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不只是几千年，而是几千个世纪。[44]
在1866年8月，马克思读了比埃尔·特雷莫（PierreTremaux）的著作《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该书出版于巴黎。尽管特雷莫的著作中包含过多惊人的错误，而且没有太大的科学意义，但是，他试图把生物进化看成是由地质演替条件和土壤变化状况所决定的，这一点最初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它存在着各种缺点，但它却代表了“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因为它把进步和“达尔文不能解释的退化”解释为地质变化所引起的结果。它还指出了与物种相当缓慢的发展相比“纯过渡类型迅速消失”的问题，“因此，那些对达尔文有妨碍的古生物学上的空白，在这里是必然的”。从这些尝试性的评论当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似乎正在寻找一种与地质演替相联系的进化性变化理论，而且这种理论强调土壤的影响；并且他把古生物学记录的断裂看成是进化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然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特雷莫缺少地质学知识以及他的荒诞的种族思想。恩格斯在这个方面的观点似乎说服了马克思，因为在1866年10月之后，马克思再也没有提及特雷莫。[45]
因此，直到《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通信中都对达尔文著作中的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达尔文在自然历史领域给予目的论以致命打击的事实；达尔文在马尔萨斯/霍布斯关于植物界和动物界关系的发现上的反讽（正如达尔文没有理解马尔萨斯以植物界和动物界不发生进化为条件的理论一样）；以及达尔文理论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历史“基础”的事实。（另外还提到下列问题，诸如地质演替与进化的关系以及古生物学记录的不完整等问题。）
在当今的批评者看来，马克思强调达尔文的理论在自然历史上为他自己的分析提供了“基础”的事实令人不解，因为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信中并没有详细地说明他所谓的这个“基础”指的是什么——导致了对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与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各种推测。达尔文学者拉尔夫·科尔普（RalphColp）曾经问到：“确切地说，自然选择理论怎么能被证明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呢？”[46]
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找到，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在两个脚注中）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达尔文的理论与他自己通过不断变化的生产和技术而对人类历史发展所进行的分析之间的关系。参考了达尔文“划时代的著作”，马克思采用了达尔文对植物和动物特殊器官的发展与专门工具的发展（见《物种起源》第五章“变异的法则”）之间的比较以帮助说明他自己的观点，即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过程是如何“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多样化”。（工人已经通过劳动分工而加以区分）。在《资本论》的稍后部分中，马克思利用了与达尔文同样的区别过程，以此来区分植物和动物的自然进化过程中“自然技术”的发展与人类历史过程（人类进化）中人类技术的发展之间的不同之处：
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47]
在对“自然技术”和人类技术进行比较的过程中，马克思理所当然地注意到希腊词“器官”（organon）也意味着工具，而且器官最初被认为是动物们“逐渐增长”的工具，正如人类的人造器官。[48]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他们躯体的四肢。”[49]因此，人类技术不同于自然技术，因为它不是由这种动物贴生的器官所构成的，而是通过工具的社会生产而产生的：这种工具就是“人在社会中的生产器官”。只有建立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概念——这一点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很明显了，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把工具看成是人类的外部延伸，也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以及达尔文的分析结果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才能够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术语来定义劳动过程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最终形成了他关于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的观点）：
（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但是它在农业上要起劳动资料的作用，还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tool-making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50]
于是，在马克思看来，研究人类进化不得不追踪人类工具的发展，工具的重要性要远远地超过化石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工具代表了人类生产组织的发展——人类对自然关系的进化——就像动物的器官代表着动物已经适应了当地环境的器具一样。用这种非常成熟的方法，马克思——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八年之后，在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1871）发表四年之前——力图详细说明人类发展和进化的特殊本质。而且，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周密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仔细阅读了赖尔的《古代人类的地质学证据》一书，并在书边上作了注释；同时仔细考察了赖尔对人类史前工具制造的发展分析，并对赖尔关于“野蛮部族不愿采用新发明”的假设提出了质疑。[51]
如果要把所有这一切都置于历史的视野之中，关注一下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在1864年写的一篇有影响的论文是很有帮助的。华莱士与达尔文共同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华莱士的论文名称为《根据“自然选择”理论推导出来的人类种族和古代人类的起源》。根据达尔文所提出的并且后来在进化理论中被广泛采用的观点，华莱士认为，动物只能通过改变身体结构来适应在它们的环境中所发生的变化。“动物如果要改变它的食物、它的皮毛或者它的攻击和防御性器官，它只能通过相应地改变其身体结构和内部组织来实现这一点。”然而，他却主张人类可以通过“制造武器和工具”来改变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就“取走了自然所赋予所有其他动物的改变外部形态和结构的力量”。在华莱士看来，人类身体（不同于思维）对进化过程具有相对的免疫力，这是人类具有制造工具的能力或者人类技术的结果，人类技术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动力。（即使在他这种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华莱士也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认为思维或者智力是与肉体相分离的——所以他没有同样地谈论大脑的进化问题——这种倾向后来导致他走向唯心论的道路，并且导致他与达尔文始终如一的唯物主义立场的根本决裂。[52]）
仅仅三年之后，马克思用更加接近于达尔文而不是华莱士的语言，力图区分自然技术和人类技术——通过指出制造工具的特殊性，马克思承认甚至某些动物也显示出这种能力，但制造工具只是属于人类的“特征”。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力图为自己的关于劳动（当然它与制造工具的发展相联系）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普遍理论提供自然-历史基础——与达尔文相关联。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这篇开创性论文中（写于1876年，第一次出版于他逝世后的1896年），恩格斯将这种分析发展得更远。根据恩格斯的分析——这一分析来自于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但也受到几年前海克尔所发表观点的影响——构成人类祖先的灵长类动物从树上下来之后，首先发展了直立行走（先于人类大脑的进化），使双手获得自由以便制造工具：
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的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53]
结果，早期人类（原始人类）能够改变他们与当地环境之间的关系，这迅速提高了他们的适应性。那些在制造和使用工具方面最具有创造能力的早期人类最有可能生存下来，这意味着进化过程对脑量的增加和语言（对劳动的社会过程来说是必要的）的发展施加了选择性压力，最终导致了现代人类的形成。这样，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大脑，就像手一样，其进化过程也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交互式的关系而实现的，也就是现代进化生物学家所称之为的“基因-文化共同进化”。斯蒂芬·杰伊·古尔德认为，迄今为止，所有关于人类大脑进化的科学解释都是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理论，而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做出了19世纪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最好例证”。[54]
一直到20世纪早期，科学界都一致从根本上反对恩格斯提供的这种解释（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恩格斯的推理——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推理没有对进化科学的发展产生可以觉察到的影响）。大多数生物学思想（恩格斯把它归因于唯心主义观念的优势地位）的思维关注点都压倒性地把大脑的发展强调为人类进化背后的推动力。他们期望能够发现原始人类和人类之间“缺失的环节”，并且这些“缺失的环节”能够呈现出一种中等发展水平的大脑。这些期望随着20世纪20年代初期南方古猿的发现而崩溃了，南方古猿最多可以存在于400万年之前。南方古猿的大脑只是稍微大了一点，而且其与身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基本上等同于猿的比例。但是，南方古猿明显地属于原始人类，他们直立行走，拥有进化了的双手（和双脚），并且已经会制造工具。[55]
最近几十年的古生物学的伟大发现以及20世纪南方古猿的各种遗迹的发掘，共同导致了人类进化理论的发展——这些理论与恩格斯在19世纪的分析非常一致。人类学家舍伍德·L.沃什伯恩（SherwoodL.Washburn）于1960年9月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论文《工具和人类进化》就展示了这些发展所带来震撼：
一系列的最新发现把存在于人类50万年之前的灵长类动物与石制工具联系起来。若干年来，调查者们一直都在从非洲的古代沉积物中发掘出最简单的工具。最初他们认为这些工具是拥有较大脑量的、完全直立行走的人存在的证据。现在他们发现这些工具更多地与原始人类有关，即与那些不能完全直立行走的、脑量较小的人类近亲或者类人猿有关。在这些发现以前，主流观点都认为：人类先进化到预定的结构状态，然后才有可能发明工具和新的生活方式。现在证据表明，类人猿——一种能够奔跑但还不能直立行走，其大脑还没有现存的猿的大脑大的生物——已经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现代人类的结构，根据自然选择理论，肯定是使用工具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56]
这种分析后来被写进了1974年舍伍德·沃什伯恩和鲁斯·摩尔（RuthMoore）共同发表的论文《工具创造了人》之中。“当少数几只猿离开从林”，两位作者解释道：
其中最能够两脚直立行走的猿在新的地域中生存下来，他们的腿变长了，脚和骨盆发生了变化。但起初头的前盖骨（thelowdomeofthehead）没有太大的变化，脑量较小；躯干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躯干的宽度以及腰部的短小都没有变化；而且手臂的长度也几乎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多数骨骼、关节和肌肉都和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猿一样而保留下来。接着，双手开始变化。那些最能使用磨制石器并为自己找到较多食物的猿具有了决定性的优势。利基（Leakey）在欧杜瓦伊峡谷（OlduvaiGorge）发现的手骨在形状上处于当代人类和现代猿类之间。大拇指正在变长，并且能够强有力地抓握。[57]
在沃什·伯恩和摩尔看来，理解人类进化的关键在于怎样解释手的发展——与制造工具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相联系的手的发展。通过这种方式，许多现代人类学理论回归到恩格斯在19世纪首先倡导的唯物主义-共同进化的观点。正是劳动，从一开始就不仅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秘密，而且还构成了“从猿到人转变”的秘密。另外，正是劳动规定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的生态地位。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共同进化的观点来看待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这种观点对生态认识理性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它使我们认识到：人类不是完全根据他们的选择来改变他们的环境，而是在自然历史所提供的条件的基础上来改变他们的环境。
在以后的著作中，恩格斯继续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来看待自然历史，即使达尔文理论遭到的攻击不断增强的时候，恩格斯仍然是达尔文理论的有力辩护者。在他1878年对欧根·杜林（EugenDühring）的“科学革命”的批判之中以及其他著作（包括《自然辩证法》当中，恩格斯都极力反对歪曲达尔文的各种观点，并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社会领域利用达尔文来宣传马尔萨斯的观点）的倾向——特别是在这些苗头的发展已经影响到新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地方。在他对杜林的回应中（所有的回应他都在出版之前读给马克思听过），他为针对杜林的指控而为达尔文进行了辩护，杜林认为达尔文只是简单地把马尔萨斯的理论搬到了植物和动物界；认为他从来没有超出一个牲畜饲养者的观点；并且认为《物种起源》中任何有用的内容实际上都来自于拉马克。
恩格斯非但不反对把动物界和植物界看成是一种生存斗争的观点，而且强烈地支持这种观点。然而他也认为，根据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并不能把“生存斗争”只是看成个体之间和物种之间的直接斗争，而且也应该（更重要地）看成是为了生活的斗争，比如植物为了获得空间和阳光而进行的斗争。恩格斯继续指出：
其实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
恩格斯反对杜林所谓的达尔文没有超出一个“牲畜饲养者”的眼界的指控，他一步一步地讨论了达尔文思想的发展过程，解释了达尔文思想是如何起源于他在贝格尔号上的旅行，他又是怎样利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却又把真正的分析集中于自然变异和自然选择而不是家养变异和人工选择。最后，恩格斯对杜林试图把达尔文说成是拉马克第二的观点给予毁灭性的打击。恩格斯认为，拉马克的重要性只是被曾经发生过的达尔文革命所充分赞扬。但是，拉马克关于后天获得性特征的遗传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在拉马克时代，胚胎学和古生物学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不足以使正确的科学进化理论成为可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恩格斯认为，杜林自己的方法（即使乞灵于拉马克的咒语）仍然带有自然神学的目的论味道，即牧师式的思维方式。[58]
恩格斯对达尔文理论的全面坚持，尤其表现在他对俄国民粹主义理论家们的回应中，这些民粹主义理论家们试图沿着合作和互助论的方向对自然进行分析——这场运动最终以其代表人物彼得·A.克鲁泡特金（PetrAlekseevichKropotkin,1842—1921）的著作而闻名。在1873年，一位主要的俄国民粹党思想家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PyotrLavrovichLavrov,1823—1900）在激进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拉甫罗夫试图把马尔萨斯主义从达尔文理论中清除出去，并反对那些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因为这些批评建立在如下观念之上：生存斗争就是生命规律，因此社会主义绝无可能。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拉普罗夫对达尔文的“生存斗争”概念进行了结构式分析，他认为斗争发生在不同的水平上，最低水平的斗争就是同一物种或者谱系的个体之间所存在的生存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他写道：“伤亡无以计数，自然界充满尸体。”然而，最高形式的生存斗争则都是各自组成群落的不同物种之间的斗争，比如“昆虫群落”。在这样的“群落”当中，其主要特征就是“团结”和“互助”。拉甫罗夫主张，这样的自然互助就是对那些认为在达尔文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人的最后回答。[59]
拉甫罗夫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讨论了他的分析，1875年后者写了回信：在赞成拉甫罗夫反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愿望的同时，恩格斯提醒拉甫罗夫说，片面地强调诸如“生存斗争”或者“合作”这样的表达公式而丧失了辩证的相互联系的观点，就会使注意力过分地分散。在这一方面，恩格斯指出，“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氧和食物，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碳酸气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些观点在达尔文之前已经被一些同样的科学家所强调——“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人”——他们现在“只看到生存斗争”。恩格斯认为，“这两种见解”——亦即，一方面主要来源于李比希，而另一方面主要来源于达尔文——“在一定范围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的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对恩格斯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关于生存斗争的观念，亦即，把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或者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从社会搬到生物界（尽管这种观点趋向于形成对自然的片面理解），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些理论家试图“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60]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的、共同进化的视角出发，支持有机界（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是以和谐和斗争为特征的观点：这一视角便产生了这些与李比希和达尔文相关联的见解。
在1873年，也就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问世两年之后，《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出版。马克思把新版《资本论》送给达尔文一本，里面题写道：“敬赠给查里·达尔文先生——您真诚的钦慕者（签名）卡尔·马克思，1873年6月16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1号”。在10月，达尔文给马克思写了回信：
亲爱的先生：
感谢您所给予我的荣誉——送给我你的关于《资本》的伟大著作；并且我衷心地希望，通过更多地了解这门深刻而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以使我受之无愧。尽管我们的研究是如此得不同，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殷切地渴望拓展知识面，并且这种做法最终能够为人类增添幸福。
我亲爱的先生/您永远忠诚的/查理·达尔文[61]
唯物主义者们的困境
约翰·丁铎尔（1820—1893），这位“科学界中的民主主义者泰斗”以及赫胥黎最亲密的朋友，于1874年就任英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时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开始向教会宣战，并发表了关于唯物主义发展——从伊壁鸠鲁到达尔文——的长篇评论。之后，丁铎尔和赫胥黎去了爱尔兰，正如丁铎尔后来所说：“就像路德（Luther）去沃尔姆斯（Worms）”，是去会见“那儿的地狱中所有的恶魔”。[62]
丁铎尔出生于爱尔兰新教家庭，起初他是一名铁路检查员。后来他去德国在伟大的化学家本生门下学习化学，因此，至少在表面上，他开始对德国哲学有所了解。在1851年，丁铎尔去了伦敦，不久他在英国皇家科学会成为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Faraday）的助手，并最终取代了法拉第的位置。丁铎尔是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并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的科学教师和普及者，作为赫胥黎的战友，他是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狂躁气氛中倡导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唯物主义科学家小组的成员之一。丁铎尔闻名于登山运动以及作为一个富有诗意的唯物主义者——这在他的思想中扮演了人本主义的角色，即使在他提出经常与机械论相关联的观点时，也是如此。[63]
在他的“贝尔法斯特演说”中，丁铎尔发表了恩格斯称之为“丁铎尔的开幕词是迄今为止在英国〔原文如此〕的这类集会上所发表的最大胆的演说”。他力图提出一种连贯一致的唯物主义哲学——追溯到伊壁鸠鲁——以支持科学上的革命性进步。在弗雷德里克·阿尔伯特·兰格（FrederickAlbertLange）《唯物主义的历史》（1865）的影响下，丁铎尔重新回顾了科学的整个历史。他提到了培根“对德谟克利特的高度评价”，以及“培根认为德谟克利特是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加重要的人”这一事实。在苏格拉底之前，正是恩培多克勒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和“适者生存”的概念。然而，在丁铎尔看来，古代唯物主义在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著作中发展到了最高点。就像培根在《论学术的尊严和进步》和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序言中一样，丁铎尔把伊壁鸠鲁对传统宗教挑战的实质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他不仅是一个拒绝众神的无神论者，他更是一个接受众神的人。”[64]
在丁铎尔看来，伊壁鸠鲁——通过卢克莱修——在他对原子和虚空的态度以及对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认识中，已经提出了现代科学观的本质。丁铎尔认为，作为伊壁鸠鲁（经过卢克莱修）对布鲁诺思想施加影响的结果——使他通向“世界无限性的观点”，布鲁诺是最早转而信仰哥白尼天文学的人之一。伊壁鸠鲁关于“原子永恒运动于空间之中这一含糊而重要的观念向康德暗示了星云假说——康德是星云假说的创立者”。的确，古代原子论者还没有磁力和电力的概念，因此他们也就无法理解分子力：“分子具有吸引和排斥的两极”这一事实。在假定原子的突然转向过程中，卢克莱修放弃了物理学领域以使原子能够一起运动，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丝毫没有感到困惑，因为他的直觉使他走向了正确的方向——从现代科学的立场来看。托马斯·迈尔（ThomasMayer）和19世纪其他科学家们所称之为能量守恒的最初发现背景是由古代唯物主义者如此清楚地表达出来的物质不灭性而首次建立起来的。[65]
丁铎尔虽然称赞17世纪笛卡尔和霍布斯的工作，但是他解释说，尽管伽森狄有天主教信仰，但却正是他首先为建立在伊壁鸠鲁基础上的现代唯物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在伽森狄那里，丁铎尔写道：“每一变化的原理都存在于物质之中。在人工产品中，运动原理不同于作用其上的原料；但在自然界中，动因作用其中，成为原料本身最积极活跃的组成部分。如此一来，这位大胆的神甫，在没有招致教会和世俗社会的谴责的情况下，设法超越达尔文先生。”[66]
在丁铎尔的概念中，达尔文的伟大成就在于：即使考虑到那些据推测已经构成目的论者的证据的所有细节，但他仍然“拒绝了目的论，并力图把那些奇迹归之为自然原因”。然而，达尔文遗留下来的问题则是“原始形态”：生命如果不是来自于一个造物主，那么它又来自于什么呢？卢克莱修认为“自然界自然而为，没有神的干预”；布鲁诺认为物质是“宇宙之母”，丁铎尔坚持卢克莱修和布鲁诺的这些观点，而且进一步断言科学需要纯粹的唯物主义解释并把这等同于科学自身的发展。“科学牢不可破的地位可以用几个单词来描述。我们要求得到，并从神学中夺取，宇宙学理论的整个领域。”[67]
尽管丁铎尔——还有巴斯德（Pasteur）——因为对自然发生论进行了决定性的科学批判而著名，但是，他在很多场合中都坚持认为：在深邃的时间之渊中，生命产生于物质；生命的起源与太阳系的起源——康德和拉普拉斯（Laplace）的星云假说解释了太阳系的起源——紧密相连。因此，生命同时来源于非生命，尽管使之成为可能的这些条件已经属于太阳系的历史，并且现在都已经不再存在了。仅仅在四年之前，赫胥黎在1870年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主席演讲中就已经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虽然他没有明确地与星云假说（与当今的科学观在大致轮廓上惊人地相似）相联系，但他宣布：“如果我能够超越地质学记录的时间之渊，看到地球正在经历物理和化学状态——远不及一个人可以回忆到他的婴儿期一样再次看到这种状态——的更为遥远的时期，我就有希望成为活的原生质从无生命的物质中发展出来的见证人。”因此，威廉·托马斯——达尔文的敌人——在回应赫胥黎时不恰当地指责他支持“自然发生论”。[68]
丁铎尔的“贝尔法斯特演讲”引起了一阵抗议浪潮。他因为对“物质……是各种生命形式与生命性质的基础和潜力”的判断而受到特别的攻击。他被指责为加速了人类的“毁灭”并助长了对神灵的亵渎。他发现自己正在保护自己以避免遭受无数的打击。[69]恩格斯读了丁铎尔和赫胥黎在贝尔法斯特发表的演讲之后，向当时尚在德国的马克思通报说，所有这一切再次暴露出“这些人完全没有能力认识自在之物，因而渴求一种解救的哲学”。写道丁铎尔的演讲产生的“强烈的印象并引起了恐惧”，恩格斯告诉马克思关于丁铎尔对教会的勇敢挑战，并且补充道：“他对伊壁鸠鲁的推崇会使你发笑。毫无疑问，就回到真正合理的自然观而论，在英国这里要比在德国认真得多，在这里不是到叔本华和哈特曼那里去，而至少是到伊壁鸠鲁、笛卡尔、休谟和康德那里去寻求出路。对他们说来，18世纪的法国人自然依旧是禁果。”恩格斯考虑了如何克服像丁铎尔和赫胥黎这样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们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并指出出路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哲学全书缩写本》，因为其中的论述比较“通俗”，许多分析相对来说没有唯心主义并且“是为这些人写的”。很少有人怀疑，正是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开始规划他自己的宏伟计划，这一计划形成了他所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70]
恩格斯更加宏伟的计划在1878年他的《〈反杜林论〉旧序》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该序言是他为《反杜林论》第一版最初所写的序言草稿，而在正式出版的《反杜林论》中他决定使用该序言的简缩本。在《〈反杜林论〉旧序》中，恩格斯发现自然科学家在写作时往往处于对哲学史的无知状态——部分地通过马克思提供给他的笔记。其结果，
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已在哲学上被废弃了的命题，常常在研究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而且在一个时候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自从物理学和化学又几乎专门从事于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必然地重新出现在最前列。但是它甚至被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处理得何等肤浅呵！例如，凯库勒……说，原子论哲学的创始者不是留基伯而是德谟克利特，并且断定，道尔顿最先承认在质上不同的元素原子的存在，并最先认为这些元素原子具有不同的、为不同的元素所特有的重量。可是我们在第欧根尼·拉尔修……那里就可以读到：伊壁鸠鲁已经认为各种原子不仅在大小上和形态上各不相同，而且在重量上也各不相同，就是说，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知道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了。[71]
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对古希腊哲学的无知是与德国（其他地方同样如此）自1848年以来无法理解辩证法和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联系在一起的。辩证法知识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古希腊人和黑格尔。由于不能理解他们的哲学，辩证法因而成为可以满足现代自然科学需求的一种哲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恩格斯注意到，那些仅仅因为古希腊人没有“经验自然科学”就“傲慢地看待希腊人”特别是古希腊原子论哲学（即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残篇的自然科学家“愈来愈少了”；希腊人整体论观念的力量最终开始强迫当代自然科学接受自己。然而，迄今为止，在接受辩证法知识的第二个伟大源泉——也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方面，自然科学甚至还没有迈出第一步。[72]
从恩格斯的立场来看，行动的目标就是创立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他在写《反杜林论》之前就已经得出结论：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对这一目标毫无用处，因为他们发展的唯物主义属于“完全机械的”。从它们可以在哲学史中被发现的意义上讲，问题的答案存在于古希腊唯物主义者以及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至于伊壁鸠鲁，这个由第欧根尼·拉尔修所提出的古老观点——认为伊壁鸠鲁蔑视辩证法——无疑是个绊脚石。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解释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论述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热情，因为其中包含有关于伊壁鸠鲁“内在的辩证法”的阐释。[73]
对恩格斯来说，尽管古希腊人在经验知识方面远不及18世纪的自然科学，但是，他们卓越的直觉在总体概念方面要比后者优秀得多，因为古希腊人本能地把物质世界理解为从混沌之中发展、进化而来。只有在19世纪，特别是随着达尔文革命，这种总体概念才在自然科学的范围脱颖而出。尽管如此，达尔文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们在哲学上仍然是软弱的，并且在每一点上都被哲学和神学的对手所包围。因此，他们需要构成了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主要遗产的辩证法的继承权。[74]
人类学时代的革命：摩尔根与马克思
在1859年，这一年不仅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它第一次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进化理论；而且这一年与“人类学时代的革命”紧密相连，它有着独立于达尔文分析之外的诸多原始资料，并且，它在改变维多利亚时代的自我观念和世界观点的许多方面都与达尔文的工作本身同等重要。这就是科学界在英国西南部托尔拜（Torbay）附近的布里克瑟姆（Brixham）山洞所发现并接受的结论性证据，证明了人类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这把人类存在的时间，正如赖尔后来的推断，向后推延了几千个世纪。[75]
要理解这一革命的重要意义，理解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尽管地质学的发展以及对古代生物演替的了解早已摧毁了古老圣经中的创世时钟——创造了时间几乎是无限的感觉，并因而使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成为可能，但是，一直到1859年，这种古生物学的观点几乎没有例外地没有延伸到人类身上：人类仍被认为只是在最近才出现在地球上，也就是说，只是在几千年之前。因此，化石记录也没有运用到人类身上。居维叶认为，“不存在人类骨骼化石”。更确切地说，或许，像圣经中描述的大洪水之前的人类这种事情就根本没有存在过。[76]
事实上，各种人类遗迹（有时还伴随着原始工具）在欧洲的山洞里被发现了，包括1856年在尼安德山谷发现的尼安德特人遗迹。其中一些遗迹经过了19世纪主要地质学权威的研究，包括威廉·巴克兰（WilliamBuckland）和查尔斯·赖尔，但是，这些发现的重要性受到怀疑。尽管有关古代人类遗迹的证据在不断增加，但仍有足够的疑点来否认这些证据。挖掘这些发现的简陋方法——偏离了地质学工作所要求的缓慢而细致的过程，经常不能保护固有地层的环境——使科学观测者们认为：不同地质层的遗迹相互混合在一起了。在1837年，《布里吉瓦特论文集》的作者之一巴克兰得出结论认为：根本没有发现与已经灭绝的动物相关联的人类遗迹。在1855年的时候，赖尔还在重复这种观点。
但是，后来改变赖尔观点的却正是在伦敦地质学会的监督下对布里克瑟姆山洞进行挖掘的发现，而不是与德国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附近尼安德特人的发掘相联系的最终更为重要的古生物学发现；而且，鉴于他的权威性，这些发现带来了一场地质学时代的革命。在研究了布里克瑟姆的发现之后，赖尔于1859年9月在对英国科学促进会地质分会的主席演说中宣布：他转而相信人类在远古时期就存在于地球之上了。此后的三年时间中，他加强收集更多的证据，其中他重新审查了在法国洞穴中的诸多发现，这导致了他的令人惊奇的著作——《古代人类的地质学证据》（1863）一书的出版，这本书在理解人类学时代的时候使这种革命更加清楚。赖尔的这本书与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本比较解剖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在同一年出版，赫胥黎研究了来自于尼安德特人头骨的解剖学证据，并得出如下结论：人类和猿起源于同一祖先。这两种发展以不同的方式强化了达尔文革命的影响，使这一革命向人类本身的延伸更为清楚。[77]
要夸大人类学时代的这种革命对19世纪中期那些思想家的意义，这还是有困难的。约翰·卢伯克（JohnLubbock）——这位主要的达尔文主义者，他对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他的《史前时代》的首页中写道：“第一次出现在欧洲的人类，其时间是如此遥远，以至于既没有历史也没有传说可以将其起源或者生活方式解释清楚……〔A〕新的科学……已经在我们当中产生了，这种科学所研究的时间和事件比任何属于考古学家领城中的科学所研究的时间和事件都要古老得多。”[78]回顾发生在1881年当中的这些发展，有影响的地质学家詹姆士·盖基（JamesGeikie）写道：
若干年前，在赞成人类具有远古时代的背景下，当人们宣布在索姆河（Somme）河谷的一些冲积物中发现了无疑属于人类工艺的粗糙石器时，地质学家们普遍地怀着怀疑的态度接受了这一消息。人类的出现仅仅是昨天的事情，仿佛就是这样，并且只有年代学家和历史学家才适合于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直到最近还被告之要相信这种论断。事实上，这种信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尽管类似随后法国大发现中——这些发现最后还是受到地质学家们怀疑性的冷漠对待——我们人类遗迹的证据……随时都可以发现，但是……这些证据只有在经过解释而加以排除的时候才会被发现。[79]
没有任何思想家比美国的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HenryMorgan,1818—1881）更好地理解人类学时代革命的意义，他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在《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的序言中，摩尔根写道：
地球上之有人类，始于太古时代，这一点已是确实无疑的了。但其证据直到近三十年来才被人们发现，而且，这样重要的一个事实直到我们这一代才开始被人们认识，这倒似乎有些奇怪。
现在已经知道，在冰河时代，甚至上溯到冰河开始以前，欧洲即已有人类生存，他们的起源多半是在更前一个地质时期。与人类同时生存的许多动物已经灭绝了，人类却继续生存下来，并且在人类的若干支系中都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经历和它的进步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人类所可能经历过的时间与地质学上的时代相关联，所以无法用有限的时间来衡量它。从北半球冰河的消失以至现在，估计已有十万年或二十万年之久，这并不夸大。对于一个实际年限不明的时期作出任何估计都会使人们产生种种疑问；尽管如此，人类存在的历史却可以不断地上溯，其至渺渺漫漫的远古时代。[80]
在《古代社会》中，摩尔根试图提供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包括这种更加久远的人类学时代概念，其中他力图超越发展的地方性特点，在理论层面上——由人类学提供丰富的资料——寻求人类社会制度和观念发展的共同基础，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社会制度的三个领域上：政治、家族和财产。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摩尔根采取了坚定的唯物主义历史学方法——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来理解这几个领域中的进化，即“生存的技术”的演进——在不同的发明和工具中，并且他把这些发明和工具看成是由人类学记录所揭示出来的指示器。[81]同其他试图重新概括人类所经历的漫长时间发展的思想家一样，摩尔根返回到卢克莱修的主要论点，即人类最初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依靠指甲、牙齿、木头和石头，然后学着——在形成“相互联盟”并掌握了火的使用之后——从铜、青铜和铁中成功地锻造出工具和武器。卢伯克在其《史前时代》（1865）中将人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他这是引用了卢克莱修的观点，因为，卢伯克发现卢克莱修“谈到了这三个时代”。[82]
摩尔根描绘了不同的“人类时代”：漫长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每一时期又可分为初期、晚期和中期——以及文明时代。在蒙昧时代的初期，他认为（他把卢克莱修看成他的经典来源——关于这一时期的生存技术），人类主要靠水果和坚果为生——以采集为基础的生存技术。尽管可信度很低，但摩尔根还是引用了卢克莱修的观点：人类在其生存的最初阶段，他们居住在地穴和山洞里——这是他们与动物共同争夺的领地。[83]在蒙昧时代的中期，“用火知识”使鱼类食物的增长成为可能。相对而言，在蒙昧时代的晚期，弓箭的出现则是其重要特点。
在野蛮时代的初期，代表生存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制陶技术的使用。根据摩尔根的观点，野蛮时代的中期，其特点在东半球是饲养动物，而在西半球（适合驯养的大型动物非常罕见）则是农业灌溉以及在建筑中使用土坯和石头。蒙昧时代的晚期开始于铁器的制造，结束于表音字母的发明以及使用文字来写文章。
在摩尔根看来，从野蛮向文明的伟大转变象征着一个文化巨大进步的时代。尽管如此，伟大的野蛮时代也已经孕育了丰富的文化传统。他发现，在希腊的英雄时代，“语言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水平：结构极好的诗篇几乎能够表现天才的灵感了”。语言和任何其他的事物一样，已经同人类文化一起发展起来。他观察道：“人类的语言似乎是由最粗糙、最简单的表达形式发展起来的。必然是先有思想而后才有语言；同样，必然是先用姿态或手势表达语意而后才有音节分明的言语，正如卢克莱修所隐约提到的那样……这个大题目本身自成一门学科，不属于本书研究范围之内。”[84]
相反，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的分析焦点始终如一地集中在根据生存水平而建立的人类社会制度的物质基础之上。他坚持认为，铁犁开创了一个“无穷食物”的时代，这是除写作外的文明时期的又一个特征。随着铁犁的发明，摩尔根——引用卢克莱修的观点——观察道：“人们开始产生开发森林和垦种辽阔的田野的念头。”摩尔根从此得出的结论则有点夸大其词，他认为：“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类才能说对食物的生产取得了绝对控制权；但在最早的时候，人类在这方面也并不比其他动物高明。”[85]
摩尔根所描述的不同时期现在仍然被人类学所普遍采用，尽管其名称发生了变化——反映了与“蒙昧”和“野蛮”这样的词语相关联的消极含义。摩尔根的“蒙昧时代”现在一般指采集（以及很少的狩猎）社会——整个旧石器时代所获得的生存方式。而“野蛮时代”，现在则一般是指实行园艺种植的社会。培育植物通常与大约一万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相联系。（“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术语最早是由卢伯克所使用，以区别原始的砍制石器时代和随后的磨制石器时代。然而现在，这些术语则重点强调摩尔根所说的不断变化的生存方式。[86]）
摩尔根暗示了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基本理论，这一理论关注工具或者“发明”的发展。
随着发明和发现的产生，随着制度的发展，人类的心灵也必然因之而愈来愈开豁；我们由此认识到人类的头脑本身也在逐渐变大，尤其是大脑部分。在蒙昧阶段，人们要从一无所有的环境里想出最简单的发明，或者要在几乎无可借助的情况下开动脑筋，这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当时人类心智发展之迟缓自属不可避免的现象。
摩尔根的这一观点与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的观点非常相似。[87]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猜想摩尔根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进化论方法来源于达尔文，因为，摩尔根了解达尔文，并且达尔文对摩尔根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然而，更多最近的学术成果集中在卢克莱修（因此也有伊壁鸠鲁）对摩尔根关于人类社会进化观念的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上。正如托马斯·R.特劳特曼（ThomasR.Trautmann）在《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与血族关系的发现》中所说，摩尔根“把达尔文的理论当作进化论的一个特殊，离创新还差得很远，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贺拉斯（Horace），以及最重要的卢克莱修——对摩尔根来说，卢克莱修是第一位进化论的理论家”。这种观点的基础就是摩尔根的论文本身。在《古代社会》的手抄本（标为1872—1873年的手稿）中有一章，题目便是“人类发展的罗马起源”，这一章就介绍了卢克莱修的思想体系。在《古代社会》这一较早的手抄本中，摩尔根写道：
那些接受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一种四足动物的理论的人，以及那些虽然缺乏这种理论但却接受进化论的人，都同样认识到这一事实：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而逐渐走向文明。无论哪一种情况，人类的早期状态都是极端原始和蒙昧的，其准确状况，尽管并非完全不可想象，但却也是难以理解的。[88]
在特劳特曼看来，上述
章节清楚地表明，在摩尔根的概念之中，达尔文的理论只是进化理论的特例。在他自己的观念之中，他刚才所从事的著作中的知识创新，并不是达尔文的发明，而是贺拉斯和卢克莱修的发明，其中主要是后者。他在《古代社会》草稿的第二章专门评价了“人类发展的罗马起源”，并把这一章作为预示现代进化论出现的前兆。[89]
实际上，同样的观点早已经出现在卡尔·雷萨克（CarlResak）关于摩尔根的重要传记当中。在提到《古代社会》的早期手稿草稿的时候，卡尔写道：“他〔摩尔根〕继续说，进化理论并非真正地属于达尔文，像贺拉斯和卢克莱修这样的古代哲学家认识到这种事实：人类始于蒙昧时代，并经历了一个缓慢而曲折的上升过程。”[90]
在这些基础之上，摩尔根继续发展他对政治思想、家族思想和财产思想的起源的研究——他著作的其余部分被分成这三部分内容。摩尔根的研究后来引起马克思的兴趣，他仔细阅读了赖尔关于《古代人类》的伟大著作，核查了其对待史前史的方式，并在书的空白页边处加注了重要评论。[91]早在1857—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就已经观察到：“只要知道一个民族用什么金属——金、铜、银或铁——制造自己的武器、工具或装饰品，就可以事先确定该民族的文明程度。”在这里，他引用了卢克莱修关于青铜早于铁而被人类所认识的事实。[92]之后，在《资本论》第一卷当中，马克思在注释中谈到（此处可能指赖尔）关于“史前时期”划分的研究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对马克思来说，史前史的研究者们所采用的这种方法比“历史研究者”们迄今为止所采用的分类方案优越得多，因为，后者“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93]
马克思在其1880—1882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写下了大量的摘要，其中主要是关于摩尔根，但也有关于约翰·勃德·菲尔（JohnBuddPhear）和亨利·萨姆·纳梅恩（HenrySumnerMaine），以及约翰·卢伯克的著作。马克思去世之后的第一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中采用了马克思的这些笔记——以及摩尔根的著作——以发展他自己的观点。恩格斯写道：“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恩格斯在摩尔根之后认为，私有财产以及阶级斗争现在统治着以前只有在书本中才存在的历史；之前，在卢伯克以及其他作者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称之谓的“史前史”中，社会都是围绕家族而组建的。然而，正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所有这一切始终构成了一系列定义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决定性条件。[94]
然而，由于这种分析所引起的关于家庭、私有制以及国家的起源的争论的重要性，倾向于使支撑着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在这一领域中的著作的某些关键因素变得模糊。理解以下事实是极为关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史前史”的早期研究者，都是被1859年开始的人类学革命推向这些研究的。另外，至于马克思，这与他关注农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也就是关注农业与土地的长期关系，这是他最后十年的研究中所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他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之间持续地做了数百页关于地质学和农业化学的笔记），既与《资本论》第三卷相关联，也应归因于他对俄国发展方向的关注——这反应在俄国民粹主义的争论当中。关于俄国的争论就是关于原始的俄国公社中土地制度的命运问题，以及所有这一切与革命前途如何相联系的问题。最后，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源问题，这就需要追溯到古希腊之前，人类历史记载之前，以及哲学研究之前。那么，所争论的问题就是：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制度的起源问题——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时代。在最后的这些年中，马克思也试图摆脱殖民主义文献的束缚——通过这些殖民主义文献，他很自然地不得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并逐渐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对现在所称谓的“外围世界”进行渗透的历史。因此，他尝试着构建一种规模宏大而完整的世界编年史，以打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马克思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的关注点，特奥多尔·夏宁（TeodorShanin）出色地将其描述为“晚年马克思”。[95]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斗争以及其与马克思所在时代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关于人类进化和人类社会起源的争论是多么紧密而重叠地联系在一起。在1871年，达尔文已经出版了其长期等待的《人类的由来》这部著作，其中试图解释人类的生物进化问题，并且在此过程中涉及重要的人类学问题。然而，《人类的由来》这本书并没有产生它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影响力，因为在它之前已经出版了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1863）、赖尔的《古代人类的地质学证据》（1863）、卢伯克的《史前时代》（1865），以及许多其他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的十年之内出现的，并且布里克瑟姆山洞的发现已经使人们对人类发展的看法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中所关注的四位思想家，达尔文在其《人类的由来》中就提到了其中三位最重要的——摩尔根、卢伯克以及梅恩（Maine）。
那么，一个人应当怎样看待历史记载之前的人类发展问题呢？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带着极大的热情研究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还有农业化学和人类学。他被《古代社会》所吸引，毫无疑问是因为摩尔根将其注意力集中在生存的技术问题上。摩尔根——他在人类学问题上独立于（但是考虑到）达尔文的分析而采用了唯物主义的方法，将注意力集中于生存技术的发展——甚至包括达尔文关于生存所必需的发明和人脑发展之间关系的暗示。与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的分析相比，生存技术的轮廓则经过了精心雕琢。马克思，根据他对卢克莱修的深刻了解，仔细地记录下摩尔根涉及到卢克莱修的参考文献，并且意识到这种对待生存问题的方法所隐含的深刻含义——它所包含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对生存技术的关注——通过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转变而表现出来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如摩尔根所提出来的那样，在关注人类与环境共同进化的意义上讲，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指出：工具作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96]摩尔根对生存技术的关注——其中他挑选出许多工具的发展——确保他的分析沿着相似的轨道——同时使之与家庭/家族关系、财产和国家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然而，马克思不同意摩尔根的观点——摩尔根认为人类已经“发展了对食物生产的绝对控制”。相反，与生存技术相联系的生态问题一直存在到资本主义时期（其中的矛盾已经变得相当严峻），并且会比资本主义本身更为持久——这就提出如下问题：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将不得不通过理性的方式建设而成，并且是建立在理解人类与地球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基础之上。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人类学中人类生态学领域的崛起，这是人类学家试图理解根植于现在已经灭绝或者受到威胁的文化之中“传统的环境知识”；不仅是为了重新获得以生态危机为特征的时代中那种必要的知识，而且也是为了强调那些现在被资本主义渗透所威胁的本地文化生存下去的重要性。在这类文献当中，生存被像尤金·哈恩（EugeneHunn）一样的主要人类生态学家们理解为群落与土地之间的长期关系。他们认为，这种关于基本生存关系的知识是生态认识方面的无价遗产——不是建立在人类与自然隔绝的基础之上。马克思通过他的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以及他最后十年的著作当中——持续地强调传统公社关系以及与土地的非异化关系的重要性，这被一些人类生态学家看作是这一新兴领域继续发展所必需的根本而重要的出发点。正如哈恩最近在《生存方式对世界未来的价值》所论述的那样，马克思“非常重视以劳动为中介的人类群落与他们的土地之间的有机统一，通过劳动他们生产生活资料，并且同样地在生产他们的种群”。[97]对马克思来说，他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部分——通过这种方式与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相联系，也就是，与它在自然历史中的基础相联系——始终都是：土地异化的发展是如何与劳动异化相关联，这是当今激进的人类生态学（以及更加普遍的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所解决的一个问题。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更加先进的工业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的革命危机之后占据主导地位——之下，要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通过财产形式的发展——经历了人类生态学广阔的时间跨度——而学习更多的关于人类与自然和生存方式之间关系的知识就成为极其必要的事情。这样，马克思就被自己的研究所制定的唯物主义规则驱回到考虑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设想一种更为彻底的超越异化存在的潜在能力的方式。
在1882年，也就是马克思去世的前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的序言中提出了如下这个问题：原始的俄国公社是否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一个基础——根植于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之中，以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他们强调，争论的问题在于：不仅仅是公社这种社会形式的存在，而且存在着一种与自然的非异化关系——这种非异化关系将与资本主义美国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制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社会的物质发展就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中，历史都不只是直线型的，而是遵从一种复杂的、矛盾的、辩证的模式。在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发展中蕴含着革命性变革的全部力量。[98]
一位年轻的达尔文主义者与马克思
马克思在其晚年对人类学问题的兴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最后几年与年轻的达尔文主义者E.雷·朗凯斯特（E.RayLankester,1847—1929）保持亲密友谊的秘密。朗凯斯特那时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进化论生物学家及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后来成为他那个年代中英国所有科学家中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从1898年到1907年，他担任大英博物馆（博物史）的馆长，这是他所在领域中的最高点。朗凯斯特从童年时代就熟知达尔文、赫胥黎和胡克，并且会见了赖尔、海克尔和丁铎尔。他自己处处仿效赫胥黎，赫胥黎也把朗凯斯特视为知己而对他予以保护。虽然主要是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但在政治上，从某种程度上讲朗凯斯特却是一位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这表明，他自己作为一位知识精英，在他生命最活跃的时候对进步思想具有同情心（其晚年趋向保守）。因此，朗凯斯特时常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并且他的朋友中有许多激进分子（包括他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以及后来的H.G.韦尔斯〔H.G.Wells〕和J.B.S.霍尔丹）。他精通德语，因此，他带着极大的热情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自己正沉浸在“您的《资本论》这部伟大的著作当中……拥有最大的快乐和收获”。几十年之后，也就是泰坦尼克号灾难之后，朗凯斯特给《时代》撰文指出，工商协会“在本质上必然缺少良心”，并且是“受供求规律驱使”的非个人机构。在他为1905年有影响力的“自然与人类”演讲所准备的那些便笺中，他断言：“资本家需要廉价的劳动，他宁愿看到英国人民在受穷并随时准备为其工作，也不愿看到他们生活得富裕而美好。”他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俄国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虽然随后的十月革命使他感到困惑。最后，就像他的朋友韦尔斯一样，他十分反对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位知识贵族，朗凯斯特在他的观点中，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他经常表现出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观点，甚至是保守主义的观点。用他的传记作家的话说，“他不认为妇女应该拥有投票权，并且他实际上认为，投票人越少越好”。另外，在朗凯斯特的所有作品当中，他对“军事人道主义”更为普遍的责任也很明显。[99]
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朗凯斯特是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一位达尔文主义者，以及宗教和迷信的反对者。就像马克思在其晚年，他对关于人类的早期人类学发展特别感兴趣。在青年时代，他拜访过佩尔德斯（BoucherdePerthes）这位法国史前史领域中的先驱。他的《人类王国》（1907）力图将人类远古的估算时间向后延伸——建立在据信是极为原始的石器时代工具（或者原始石器）发现的基础之上。朗凯斯特的唯物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经常使他不仅与宗教而且也与其他科学家产生冲突，著名的有威廉·汤姆逊（开尔文男爵）和华莱士。朗凯斯特反对汤姆逊在讨论生命的时候求助于生机论。更为重要的是，在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中，他是首先注意到放射性的发现可以推翻汤姆逊对地球年龄的估算的人之一，他在1906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主席演讲中强调了这个事实。朗凯斯特批评了阿尔佛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在关于人类大脑进化的问题上求助于“形而上学的”解释，认为这些发展可以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这种观点类似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的观点）。[100]
在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当中，朗凯斯特因为反对人类所导致的土地生态退化而闻名。在他的通俗短文《人类对自然的淡忘》中，针对“由野蛮和文明人类共同进行的不经计算的、不计后果的行动对生物界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和毁损”，他写出了他那个（或者任何）时代中最有力量的生态批判之一。朗凯斯特特别关注物种的灭绝以及物种灭绝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扩张所造成的破坏性结果当中，最令人厌恶的，”他写道：
就是对江河的污染，以及随之而来的江河中的鱼和几乎所有的生物的灭绝，霉菌和腐败草例外。在泰晤士河，人类通过其肮脏的行为赶走了美丽的大马哈鱼，谋杀了无辜的鳗鱼，而这将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然而，甚至在其最肮脏的时候，泰晤士河中的泥土都是血红色的（真正的“血红色”，因为这种颜色是由将我们的血液变成红色的同样的血晶所引起的），因为其中生活着成群的像蚯蚓一样细软的小蠕虫，他们具有在脏水中生活的超常能力，并通过腐殖土而获取营养……在较小的河流中，特别是英园的矿业区和工业区中的小河流，现代以牟利为目的人类已经将自然界中最美丽的事情——生产鲑鱼的溪流——变成了绝对死寂的腐习性化学药品的排水沟。当下列世界图景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出现的时候——所有的江河和海岸水域都这样因为腐蚀性物质而变得无法生养一物，所有的草场和山坡都浸透了令人恶心的化学肥料，那么，在这些遭受死亡打击的、黑色的、垃圾排水沟当中，任何其中之一的景象都会使人战栗。事物的这种状态可能是为未来的人类所储备的！并不是“科学”应该为这些荣誉而受到责备，但是，这些荣誉应该改变为：他们将被归因于不计后果的贪婪以及只是像昆虫一样增长的人类。[101]
马克思在1880年会见了朗凯斯特，之后在马克思生命中的最后三年，坚定的友谊好像在两人之间发展起来。没有人知道马克思和朗凯斯特是如何认识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和熟人，包括朗凯斯特在伦敦大学的同事，历史学教授——E.S.比斯利（E.S.Beesly），比斯利教授多年来一直是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为了给他的夫人燕妮——后来死于乳腺癌——看病曾于1880年9月求助于朗凯斯特。朗凯斯特推荐了他亲密的朋友、内科医生H.B.唐金（H.B.Donkin），唐金医生对燕妮·马克思和马克思本人最后的疾病进行过治疗。朗凯斯特后来成为马克思家中的常客，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爱琳娜（Eleanor）也曾受邀到朗凯斯特的居所中拜访过他。当马克思在1883年去世的时候，朗凯斯特是他的葬礼上一小群哀悼者之一。因为在马克思认识朗凯斯特期间，马克思正致力于《人类学笔记》的写作——这本著作要解决人类远古问题，并深入研究那些与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的观点相重叠的、研究人类学问题的著名人物的著作——也就是卢伯克、摩尔根和梅恩，因此，他们肯定讨论过这些问题，也讨论过更加广泛的唯物主义和进化论问题。马克思曾代表朗凯斯特询问过后者的《论退化》这本宣传达尔文主义的小册子是否已经译成俄文。虽然，马克思与朗凯斯特的关系长期以来都被作为一件神秘的事情，但是，在马克思终生都对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感兴趣的条件下，这种关系是最正常不过的了。正如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所说，马克思在其晚年像朋友一样帮助一位拥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他无疑从中获得了快乐，达尔文称这位年轻人为他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但是，与朗凯斯特的友谊也象征着马克思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强烈责任，以及他持久的信念：达尔文“为我们的观念”提供了“自然历史的基础。”[102]
在1881年9月28日，达尔文在“达温宅”招待了爱德华·艾威林（EdwardAveling）（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丈夫）和一群自由思想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来自德国的路德维希·毕希纳（LudwigBuchner）。在随后的讨论中，达尔文承认，他最终在40岁的时候彻底放弃了基督教。但是，他坚持认为自己对上帝问题属于“不可知论者”，并且不愿意从科学的立场上攻击宗教。在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段，他对待自然历史仍然坚持一贯的唯物主义态度，但却拒绝对宗教发表评论；相反，他采用了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所称之谓的“非重叠教权”（NOMA）的规则，据此，人们可以认识到：科学和宗教从事于完全不同的领域，一个在物质领域，另一个在道德领域。[103]达尔文去世不到一年，马克思就在1883年3月14日去世。在马克思去世的第二天，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提及马克思已经习惯于引用的伊壁鸠鲁的一段话：“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104]马克思通过这样的方式至死都忠实于伊壁鸠鲁关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如卢克莱修所表达的那样：不死的死。马克思不同于那种哲学的地方就在于：他导召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物质关系——这就超越了纯粹的思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1]“痛苦的进化论者”这个词来源于阿德里安·德斯蒙德和詹姆斯·摩尔：《达尔文：一位痛苦的进化论者的生平》（Darwim:TheLifeofaTormentedEvolutionist,NewYork:W.W.Norton,1991）。“不情愿的革命者”一词——也用来描写达尔文——来源于米歇尔·罗斯：《达尔文的幽灵》。
[2]在这一方面，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就没有遇到达尔文的两难困境。
[3]德斯蒙德和摩尔：《达尔文》，第291—298页。
[4]同上，第296页。
[5]罗斯：《达尔文的幽灵》，第49—50页；保罗·B.西尔斯（PaulB.Sears）：《查理·达尔文：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博物学家》（CharlesDarwin:TheNaturalistasaCulturalForce,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s,1950），第20页；亨利·弗尔菲尔德·奥斯本：《从希腊人到达尔文》，第37—43、57—63页。恩斯特·迈尔与西尔斯相类似，但不及西尔斯有影响力，他认为：“在卢克莱修和盖伦（Galen）之后，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前，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结论。”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第91页。
[6]恩斯特·迈尔，《漫长的争论：查理·达尔文与现代进化论思想的起源》，第3、13页。
[7]德斯蒙德和摩尔：《达尔文》，第341、369页。
[8]托马斯·H.赫胥黎：《达尔文文集》（Darwiniana,NewYork:D.AppletonandCo.,1897），第13页；德斯蒙德和摩尔：《达尔文》，第320—323页；洛伦·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133页；约翰·罗斯金，引自J.W.布罗（J.W.Burrow）：《编辑的介绍》（“Editor’sIntroduction”），载查理·达尔文：《物种起源》（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68），第20页。
[9]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精英荟萃：从柏拉图到达尔文》（FullHouse:TheSpreadofExcellencefromPlatotoDarwin,NewYork:ThreeRiversPress,1996），第138页。
[10]达尔文：《物种起源》，第68页。
[11]同上，第116—117页。
[12]查理·达尔文：《物种起源》，第119、129页；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八只小猪》，第302页。
[13]达尔文：《物种起源》第116页。
[14]迈尔：《漫长的争论》，第79—81、184页；古尔德：《精英荟萃：从柏拉图到达尔文》，第4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2页。
[16]德斯蒙德和摩尔：《达尔文》，第201页。
[17]戴安娜·保罗：《健康：历史的观点》（“Fitness:HistoricalPerspstives”），载伊夫琳·福克斯·凯勒（EvelynFoxKeller）和伊丽莎白·A.劳埃德（ElisabethA.Lloyd）合编：《进化生物学的关键词》，第112—114页。
[18]布罗（J.W.Burrow）：《编辑的介绍》第33页。
[19]萨姆纳，引自理查德·康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inAmericanThought,Boston:BeaconPress,1955），第58页。另见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EnglewoodChiffs,NJ.:PrenticeHall,1963）。约翰·D.洛克菲勒，引自艾伦·蔡斯（AlanChase）：《马尔萨斯的遗产：新科学种族主义的社会代价》（TheLegacyofMalthus:TheSocialCostsofthe,NewScientificRacism,NewYork:AlfredA.Knopf,1977）。关于康拉德及其对灭绝主义的批判，见斯文·林奎斯特（SvenLindquist）：《消灭所有野蛮人》（ExterminatealltheBrutes,NewYork:NewPress,1996）。
[20]斯蒂芬·杰伊·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第34—38页；布罗：《编辑的介绍》，第33页。
[21]阿德里安·德斯蒙德：《赫胥黎：从魔鬼的信徒到进化论的主数》（Huxley:FromDevil’sDiscipletoEvolution’sHighPriest,Reading,Mass.:PerseusBooks,1997），第276—280页；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第33页；哈尔·赫尔曼（HalHellman）：《科学中的大争论》（GreatFeudsinScience,NewYork:JohnWiley&Sons,1998），第81—85页。
[22]迈尔：《漫长的争论》，第40—41页。
[23]赖尔和米尔，引自迈尔：《漫长的争论》：第41页；赫胥黎：《达尔文文集》，第42、54页。
[24]赫胥黎：《达尔文文集》，第54、82—85页。
[25]赫胥黎：《达尔文文集》，第57、85—91页。
[26]赫胥黎：《达尔文文集》，第6、12、20、77页。
[27]布罗：《编辑的介绍》，第46—47页；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211—216、233—244、252—253页；赫尔曼：《科学中的大争论》，第105—119页。
[28]赫胥黎：《布道、演说和评论》（LaySermons,AddressesandReviews,NewYork:D.AppletonandCo.,1871），第246页。
[29]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239—242页。
[30]赫拉克勒斯（Hercules）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为主神宙斯与忒拜王安菲特律昂之妻阿尔克墨涅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出生后，神后赫拉无意中给他喂了奶，使他获得了超人的力量。赫拉为了报复，派去两条巨蛇要把他咬死在摇篮里，但都被赫拉克勒斯扼死在摇篮边。——译者注
[31]詹姆斯·A.西科德（JamesA.Secord）：“导论”，载查尔斯·赖尔《地质学原理》，第xxiv页；赫胥黎《达尔文文集》第52页；德斯蒙德：《赫胥黎》，第271—272页。
[32]保罗·舒利：《柏拉图哲学：古代与现代》（Platonism:AncientandModer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38），第17页；德斯蒙德：《赫胥黎》，第595页；赫胥黎：《布道、演说和评论》，第346页。赫胥黎没有因为采用自然发生说的观念而批评卢克莱修以及早期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关于坦尼森在1850年创作的含有“大自然，腥牙血爪”诗句的著名诗篇《悼念》的历史背景，见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干草堆中的恐龙》，第63—75页。坦尼森也写过一首题目为“卢克莱修”的长诗——一种关于这位伟大的罗马诗人死亡的富有幻想的解释，同时也对卢克莱修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见阿尔弗雷德·坦尼森男爵：《坦尼森的三卷本诗集》（ThePoemsofTennysoninThreeVolume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7）第2卷，第707—721页。
[33]恩斯特·海克尔：《与宗教和科学相联的一元论：一位科学人的信仰自白》（MonismasConnectingReligionandScience:TheConfessionofFaithofaManofScience,London:Adam&CharlesBlack,1895），第4页；安娜·布拉姆韦尔：《20世纪的生态学》，第44页。
[34]海克尔，引自弗兰克·本杰明·格雷（FrankBenjaminGolley）：《生态系统概念在生态学中的历史》（AHistoryoftheEcosystemConceptinEcology,NewHaven,Conn.:YaleUniversityPress,1993），第207页。
[35]海克尔：《作为联结宗教和科学的一元论：一位科学人的信仰声明》，第73—74页。
[36]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个体发生学与植物发生论》（OntogenyandPhytogeny,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第77—7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0—131、574—575页。马克思的话是对康德的“目的论判断的批判”的回顾。目的论已经被否定；但是，对真正的自然过程提供一种理性的解释这个根本任务却得到肯定。
[38]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ReminiscencesofMarx”），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院编：《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106页；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48年前后》（“Before1848andAfter”），载《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161页。
[39]保罗·海尔：《自然、人化自然和社会》，第12—13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1—252页。
[41]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第106页；赫胥黎：《达尔文文集》，第303—47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3页。赫胥黎：《布道、演说和评论》，第130—139页。值得注意，燕妮·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女儿们也参加赫胥黎的演讲，并留下了关于这些演讲的报告。
[42]弗雷德里克·阿尔伯特·兰格（FrederickAlbertLange）：《唯物主义历史》（TheHistoryofMaterialism,NewYork:HumanitiesPress,1950）。
[43]哈尔·德雷珀：《马克思—恩格斯编年史》（TheMarx-EngelsChronicle,NewYork:SchockenBooks,1985），第116页。
[44]弗朗西斯·C.哈伯（FrancisC.Haber）：《世界的年龄》（TheAgeoftheWorld:MosestoDarwin,Ba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59），第285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251、258—263、534页。马克思对特雷莫的错误表扬（虽然他注意到后者“地质学上的错误”以及缺少“历史文献方面的批判”）最近被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所强调，古尔德对特雷莫的著作评价道：“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比它更可笑或者更加缺少文献的论文。”斯蒂芬·杰伊·古尔德：《马克思葬礼上的达尔文主义者》（“ADarwinianGentlemanatMarx’sFuneral”），载《自然历史》（NaturalHistory）第108卷，第7期（1999年春季），第64页。
[46]小拉尔夫·科尔普（RalphColp.Jr.）：《卡尔·马克思与查理·达尔文之间的联系》（“TheContactsBetweenKarlMarxandCharlesDarwin”），载《思想史期刊》（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第35卷，第2期（1974年4—6月份），第33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9、409—410页。
[48]安东·潘涅库克（AntonPannekoek）：《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MarxismandDarwinism,Chicago:CharlesH.Kerr,1912），第50页；季米利亚泽夫（K.Timiryazeff）：《达尔文与马克思》（“DarwinandMarx”），载戴维·梁赞诺夫（DavidRyazanoff）：《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和革命者》（KarlMarx:Man,ThinkerandRevolutionist,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27），第170—173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73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204页。
[5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院：《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藏书》（ExLibris,KarlMarxundFriedrichEngels,Berlin:DietzVerlag,1967），第132—133页；查尔斯·赖尔：《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考证》（TheGeologicalEvidencesoftheAntiquityofMan,Philadelphia:GeorgeWChilds,1863），第376—379页。
[52]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根据“自然选择”理论推导出来的人类种族和古代人类的起源》（“TheOriginofHumanRacesandtheAntiquityofManDeducedfromtheTheoryof‘NaturalSelection’”），载《伦敦人类社会学研究期刊》（JournaloftheAnthropologicalSocietyofLondon）第2卷（1864年），第clxii—clxiii页。关于制造工具在进化中的作用以及它在使人类的身体与变化相隔绝方面的影响，华莱士的观点属于更加可疑的解释人类起源的尝试的一部分。他认为，人类解剖学上的相似性可以通过如下事实加以解释，即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类进化采取了几乎不包括人类“思维”发展的形式——他认为“思维”将具有较高智慧的白种欧洲人与其他“低等种族”区分开来。作为一位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者，华莱士并没有坚持那个时代欧洲教育阶层中所共同具有的许多特殊的种族信仰，但是，在这篇论文中，他仍然论证道：
“《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导致所有那些与欧洲人接触的、低等和智力不发达的种群的不可避免的灭绝。北美和巴西的印第安人，南半球的塔斯马尼亚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他们都死光了，这并不是因为一种特殊的原因，而是智力和体力斗争不平衡多导致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欧洲人的智力条件和道德品质，还有身体素质，都是优等的……〔而且〕使他们在与野蛮人接触的时候能够在生存斗争中获胜……正如欧洲的杂草优于北美和澳大利亚——通过与生俱来的组织上的活力，以及更强的生存和繁殖能力，它们正在消灭当地的产物。”
同上，第clxv页。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有助于使帝国主义种族统治政策合理化，正如约瑟夫·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通过库尔特所简要总结的那样：“消灭所有的野蛮人。”见林奎斯特：《消灭所有野蛮人》。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0—511页。
[54]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暴风雨中的顽童》（AnUrchinittheStorm,NewYork:W.WNorton,1987），第11—12页。恩格斯首先提出了基因一文化共同进化理论的方法，人类学家后来把它作为古生物学新发现的一种结果，这种方法仍然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社会生物学方法的最佳替代品——查尔斯·J.拉姆斯登（CharlesJ.Lumsden）和爱德华·O.威尔逊使后者闻名。见查尔斯·J.拉姆斯登和爱德华·O.威尔逊：《普罗米修斯之火：关于思维起源的反思》（PrometheanFire:ReflectionsontheOriginofMind,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3）。
[55]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第207—213页。
[56]舍伍德·L.沃什伯恩：《工具与人类进化》（“ToolsandHumanEvolution”），载《科学美国人》第203卷，第3期（1960年9月），第63页。
[57]舍伍德·沃什伯恩和鲁斯·摩尔：《从猿到人》（ApeintoMan,Boston:Little,Brown,1974），第186页。另见肯尼思·P.奥克利（KennethP.Oakley）：《作为制造工具者的人类》（MantheToolmaker,London:BritishMuseum,1972）；罗斯：《达尔文的幽灵》，第156—158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4—81页，第509、643页。
[59]达尼尔·P.托蒂丝（DanielP.Todes）：《没有马尔萨斯的达尔文》（DarwinWithoutMalthus:TheStruggleforExistenceinRussianEvolutionaryThough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第36—39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164页。
[61]马克思和达尔文，引自玛格丽特·A.赞伊（MargaretA.Fey）：《马克思和达尔文：一个文学的侦探故事》（“MarxandDarwin:ALiteraryDetectiveStory”），载《每月评论》第31卷，第10期（1980年3月），第41页。这是马克思和达尔文之间的唯一一次接触。根据在马克思的论文中发现的达尔文在1880年写给马克思的这封信，多少年来，人们一直确信，马克思给达尔文写过信，并题献给后者一卷《资本论》。然而，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这封来自达尔文的信并非寄给马克思，而是寄给马克思未来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EdwardAveling）——他与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EleanorMarxAveling）一起曾经负责保管马克思的论文（在马克思逝世之后），艾威林在伦敦大学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并在伦敦医院作过比较解剖学方面的系列讲座，他有很多机会碰到达尔文并向后者题献他的著作——《研究者的马克思》（TheStudent’sMarx,1881）。达尔文早些时候曾就这本书中汇编的一些文章作过评论。然而，达尔文拒绝了艾威林激进的世俗主义，并且不希望与之发生联系。见同上。
[62]廷德尔，引自德斯蒙德：《赫胥黎》，第445页。
[63]伊夫（A.S.Eve）和克里西（C.H.Creasey）：《约翰·廷德尔的生平与著作》（LifeandWorkofJohnTyndall,London:Macmillan,1945）；罗伊·麦克劳德（RoyMcLeod）：《约翰·廷德尔》，引自《科学传记词典》（DictionaryofScientificBiography,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s,1976）第13卷，第521—524页；詹姆斯·R.弗赖迪（JamesR.Friday）和罗伊·M.麦克劳德：《约翰·廷德尔：自然哲学家，1820—1893：通信、期刊和论文集目录》（JohnTyndall,NaturalPhilosopher,1820—1893:CatalogueofCorrespondence,JournalsandCollectedPapers,London:Mansell,1974）；埃尔贝特·哈佰德（ElbertHubbard）：《廷德尔》（Tyndall,EastAurora,N.Y:Roycrofters,1905）。
[64]约翰·廷德尔：《科学的碎片》（FragmentsofScience,NewYork:A.L.BurtCo.,n.d.），第443—44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6页。
[65]约翰·廷德尔：《科学的碎片》，第450、458、478、484—485页。
[66]约翰·廷德尔：《科学的碎片》，第462页。
[67]约翰·廷德尔：《科学的碎片》，第475—476页，第485—486页，第491页。
[68]约翰·廷德尔：《科学的碎片》，第500、641页；赫尔曼：《科学中的大争论》，第112—113页。
[69]约翰·廷德尔：《科学的碎片》，第499页；伊夫和克里西：《约翰·廷德尔的生平与著作》，第185—194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6—127页；德斯蒙德：《赫胥黎》，第444—446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3—384页。恩格斯引自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论哲学家的生平》，这是唯一一本流传下来的古代哲学故事，它不仅是伊壁鸠鲁传记的主要资料来源，同时也是伊壁鸠鲁流传下来的三封信的来源。见第欧根尼·拉尔修：《论哲学家的生平》（LivesofEminentPhilosopher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LoebClassicalLibrary,1925）第2卷，第572—575、590—593页（第欧根尼·拉尔修，第X、43—44、61页）。这里对恩格斯这些评论的注释好像是对《自然辩证法》中的那些片段的注释。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编辑们不可能鉴别这份片段所创作的年月，但是，它恰巧包含在恩格斯所引用伊壁鸠鲁（还有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那些章节的事实表明，这个片段与“旧版序言”相联系。这个方面的意义在于这样一种事实，即这些注释，特别是关于希腊原子论者的注释都是马克思的笔迹，这就说明了他给予恩格斯以直接的帮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3—386、637页。至于A.凯库勒（A.Kekule），恩格斯引自一本小册子，即《化学的目标和成绩》（AimsandAchievementsofChemistry），1878年出版于伯恩。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5—386页。
[73]同上，第597页。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沃登：《与恩格斯的对话》，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院编：《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332—333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65、370页。
[75]“人类学时代的革命”这个词来源于托马斯·R.特劳特曼（ThomasR.Trautmann）：《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及血族关系的发现》(LewisHenryMorganandtheInventionofKinship,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7），第35、220页。关于布里克瑟姆山洞，见雅各布·W.格鲁佰（JacobW.Gruber）：《布里克瑟姆山洞与人类古代》（“BrixhamCaveandtheAntiquityofMan”），载麦尔福·E.施皮罗（MelfordE.Spiro）编：《文化人类学的背景和意义》（CotextandMeaninginCulturalAnthropology,NewYork:FreePress,1965），第373—402页；以及唐纳德·K.格雷森（DonaldK.Grayson）：《人类古代的建立》（TheEstablishmentofHumanAntiguity,NewYork:FreePress,1983），第179—188页。
[76]居维叶，载格雷森：《人类古代的建立》，第51页。
[77]格鲁佰：《布里克瑟姆山洞与人类古代》，第382—383页；格鲁佰（JacobW.Gruber）：《布里克瑟姆山洞与人类古代》。
[78]约翰·卢伯克：《史前时代》（Pre-historicTimes,London,Williams&Norgate,1890），第1页。
[79]盖基，引自格鲁佰：《布里克瑟姆山洞与人类古代》，第374页。
[80]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AncientSociety,OrResearchesintheLinesofHumanProgressfromSavageryThroughBarbarismtoCivilization,NewYork:WorldPublishingComnpany,1963），序言。
[81]摩尔根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他在《古代社会》中努力建立一种人类共有的关于发展一般理论的临时纲要——以与现实中详细地描述这种发展的细节相对照——的意义被伊曼努尔·泰雷（EmanuelTerray）所强烈重视。见曼努尔·泰：《马克思主义与“原始”社会》（Marxismand“Primitive”Societies,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2）。摩尔根的一般理论，正如埃莉诺·利科克（EleanorLeacock）所强调的那样，并非是指忽视地区差异和文化特征。实际上，《古代社会》对这些差异表现出最密切的关注。但是，它有意要为人类的人种学革命提供一种绕一的观念——这种观点与当时流行的种族现点相对立。见埃莉诺·利科克：“导论”，引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OriginoftheFamily,PrivatePropertyandtheState,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72），第11页。
[82]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54—156页（5.1010—1296）；卢伯克：《史前时代》，第6页；格林·丹尼尔（GlynDaniel）和科林·伦弗鲁（ColinRenfrew）：《史前史思想》（TheIdeaofPrehistory,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88），第9页；格雷森：《人类古代的建立》，第12页。
[83]见摩尔根：《古代社会》，第9—10、20页；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52—153页（5.925—975）。
[84]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42页；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55—156页（5.1031—1091）。
[85]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9、26—27页；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61—162页（5.1280—1296）。
[86]埃莉诺·利科克：“导论，第1部分”，引自摩尔根：《古代社会》，第lxi页。
[87]摩尔根：《古代社会》，第36页。一些分析者把这句话与19世纪的种族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比如，见特劳特曼：《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及血族关系的发现》，第30页。但是，因为摩尔根在这里讨论的是旧石器时代，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早期，因此，这样的结论缺少逻辑依据。关于人类大脑经过亿万年的发展而逐渐增大的问题，到那个时候已经成为达尔文进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达尔文本人的著作中一点也不缺心。
[88]特劳特曼：《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及血族关系的发现》，第32、172—173页。特劳特曼在另外一些地方写道，在摩尔根的藏书中，“卢克莱修——他[摩尔根]后来认为卢克莱修是第一位支持进化论的人，远在达尔文之前——的著作属于摩尔根最早购买的拉丁文本之一”。除了拥有一本拉丁语的《物性论》之外，摩尔根还分别拥有这本书的英语散文体和诗歌体译本。托马斯·R.特劳特曼和卡尔·桑福德·卡贝拉奇（KarlSanfordKabelac）：《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藏书》（TheLibraryofLewisHenryMorgan,Philadelphia: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1994），第41、198页。
[89]特劳特曼：《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及血族关系的发现》，第173页。然而，特劳特曼在本书随后一页的内容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写道：“在达尔文和摩尔根的思想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大家只有指出他们两人在人类大脑进化理论方面的联系就可以得出以上判断。
[90]卡尔·雷萨克：《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美国学者》（LewisHenryMorgan,AmericanScholar,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0），第100页。贺拉斯（就像维吉尔[Virgil]）在年轻的时候深受伊壁鸠鲁的影响，欣赏卢克莱修的诗篇。
[91]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院：《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藏书》，第132—133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券（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
[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
[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29—30页。
[95]见特奥多尔·沙宁：《晚年马克思与俄国之路》。马克思在1869年从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中摘录了大量的笔记，随后在19世纪70年代又从众多的地质学和化学著作中摘录了许多内容，见E.科尔曼：《关于马克思未出版的有关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及其历史的著作》，载尼古拉·布哈林等：《十字路口的科学》，第233—235页。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
[97]尤金·哈恩：《生存方式对世界未来的价值》，载维尔吉尼娅·D.纳泽雷亚（ViginaD.Nazarea）：《人类生态学》（Ethnoecology,Tuscon:UniversityofArizonaPress,1999），第23—36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6页。
[99]约瑟夫·莱斯特（JosephLester）（彼得·J.鲍勒附加了一些资料）：《E.雷·朗凯斯特与现代英国生物学的形成》（E.RayLankesterandtheMakingofModernBririshBiology,Oxford:BritishSocietyfortheHistoryofScience,1995），第10—11、51—52、183—192页；E.雷·朗凯斯特：《来自安乐椅》（FromanEasyChair,London:Archibald&Constable,1909），第117—123页。
[100]莱斯特：《E.雷·朗凯斯特与现代英国生物学的形成》，第89、173、179—181页；E.雷·朗凯斯特：《人类王国》（TheKingdomofMan,London:Watts&Co.,1912），第9—13、34—37、45页。朗凯斯特的唯物主义也让他预测到奥巴林和霍尔丹关于生命起源理论的某些方面。见莱斯特：《E.雷·朗凯斯特与现代英国生物学的形成》，第90—91页。
[101]E.雷·朗凯斯特：《来自安乐椅的科学》（SciencefromanEasyChair,NewYork:HenryHolt,1913），第368—369页。
[102]莱斯特：《E.雷·朗凯斯特与现代英国生物学的形成》，第185—187页；古尔德：《马克思葬礼上的达尔文主义者》。
[103]德斯蒙德和摩尔：《达尔文》，第657—658页；霍华德·艾威林；《查理·达尔文与卡尔·马克思：一种比较》（CharlesDarwinandKarlMarx:AComparison,London:TwentiethCenturyPress,n.d.），第12—13页；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岁月之岩》（TheRockofAges,NewYork:Ballantine,1999）。
[1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 |
电苏维埃俄国工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电苏维埃俄国工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体工人均鉴：中国工人阶级在赤色职工国际政治指导之下，频年以来所做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之运动。到处感受全世界工人阶级弟兄的同情。尤其是苏维埃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当我们每一次的争斗，无论他成功或失败，很迅速的均予给我们以至高之鼓舞和亲密之安慰。中国工人阶级因得到俄国无产阶级之无限援助，遂益坚其反对敌人之决心与自信，本代表大会深愿在未来不断的反资本主义长期争斗中与苏俄工人永远建立弟兄的友谊，共同努力打倒工人阶级的共同仇敌。 |
致北京农商部请颁工会条例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致北京农商部请颁工会条例电
北京农商部寇总长均鉴：全国工人所极切盼望的工会条例，去年奉系军阀走狗莫德惠妄为草拟，与国反对，至今仍未颁布，近闻总长将莫德惠所拟工会条例撤回，另请于右任先生重新拟定，即日颁布，可见先生维护劳工之至意，但重新拟定，旷日废时，难慰渴望，望即将去年全国所拥护的上海总工会所定之工会条例草案逐条宣布，本代表大会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叩 |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复赤色职工国际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复赤色职工国际电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已于二月七号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革命战斗之纪念日，在天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五十八人，代表十八条铁路工会，并受天津总工会十万工人之热烈欢迎，本会当本初衷，继续国民革命运动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统一革命工人的战线，反对黄色国际买办阶级的行动，以期扑灭资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完成全世界革命工作，赤色职工国际——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之参谋部万岁！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会议。 |
第三次大会开幕通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第三次大会开幕通电
北京国民新报，晨报，京报，益世报，世界日报，顺天时报，上海商报，民国日报，申报，国民通讯社，广东国民政府，民国日报，中华全国总工会，各工会，各农民协会，各报公鉴：本会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于“二七”三周年纪念日，在天津第一台举行开幕典礼，到全国各路代表五十八人，来宾数万，远地代表，来致祝词，并受天津十万劳动群众，热烈拥护，本会当一本初衷为民族自由解放奋斗，拥戴全国总工会，促进全国工人阶级，一致团结，大会并抗议军阀压迫各地工会，暗杀工人领袖等残暴行为，同时励勉国民政府，与北方国民革军，扫荡反革命势力之英勇工作。并愿赞助，特闻。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叩（虞） |
反对吴佩孚侵豫通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反对吴佩孚侵豫通电
全国父老民众公鉴：直系军阀吴佩孚，勾结英日帝国主义者，压迫民众，剥夺民众言论集会结社……一切自由权，十二年“二七”惨杀京汉工友，其穷凶极恶，已昭然在人耳目。天人共怨，遂酿成国民公讨，吴逆一败涂地，潜逃湖北，熟料该逆野心不死，近又勾结英日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进窥豫省，以图死灰复燃，再祸北方，蹂躏民众。本代表大会，代表全国铁路工友，对工仇吴佩孚之卖国殃民，决与以最严重之反抗，檄告全国民众，督促国民一二三军，一致声讨，以清余孽。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
致南北讨贼将领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致南北讨贼将领电
广东国民政府，张垣张督办，直隶孙督办，开封岳督办钧鉴：敝总工会已于本月七日在天津举行开幕典礼，八日开代表大会预备会，九日，正式开大会到会之全国十八条铁路代表五十余人，际此奉系军阀未尽扫除，吴佩孚在鄂蠢动之际，盼望国民政府即日出师北伐，北方国民军宜与广东国民革命军，更亲切联合，扫灭民众共同敌人，以完成国民革命工作。敝会愿率领十余万革命的铁路工人作国民革命前驱，临电不胜愤慨之至！ |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四、文电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词
到会诸君们：今天是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回想三年前的今天，京汉铁路全路工人完全卷在直系军阀屠杀的血泊中，是役工友死难者，五十余人，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先导，为劳动运动之新纪元。民众公仇的直系军阀，自经此二七血腥的阶级斗争后，凶恶面目，暴露无遗！国人对于曹吴都有不共戴天之概，是以十三年之政变，不徒是军阀自身之崩坏，而是民众革命势力发展所必然的结果。由一九二三年的二七屠杀至一九二四年的二七一周年纪念，在这一年的过程中，全国的铁路工人，依然高压在直系军阀铁蹄之下，各路工会，惨淡经营，不得公开，经济的剥削，政治的压迫，全国数十万铁路工人，饮辛茹苦，呼吁无门。各铁路工会代表，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秘密在北京开会，而我国铁路总工会于兹诞生。直至一九二四年十月国民军倒戈反直，全国铁路工人运动开始复兴起来，凡被直系军阀狱囚之工人首领，都先后出牢，全国铁路工人随得在郑州举行轰轰烈烈之二七第二周年纪念——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莅会之代表六十余人，代表十五条铁路数万工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各路代表各携大会一切重要决议案，努力于各路工会运动之工作，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及各路总工会分工会之组织基础，日趋巩固，工作之发展突进雄飞。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迄今年二七之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一年中经各站工友努力之结果，全国十八条铁路工人，均加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
去年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爆发之后，全国铁路工人，领率各地民众，实际参加了各地民众反帝国主义之政治战斗！
今日为本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日。回首既往，瞻顾未来，愈知吾全国铁路工会历史使命之重大，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吾全国十四万铁路工人当紧紧与被压迫之民众携手，以谋民族自由解放之实现。 |
铁总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三、铁总宣言
铁总宣言
半殖民地的中国弱小民族，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宰割和军阀积威压迫之下，痛苦呻吟呼号载道，想霸绊愈脱离霸绊而固，想解除压迫而压迫更深，我工人愈霸绊奋斗，愈压迫愈反抗，帝国主义者遂利用军阀之争夺地盘，造成频年之国内战争，攫得政权统治了全中国，而造成国际共管之形势。我中华全国铁路工人，积极的反抗帝国主义之侵略和军阀之压迫，“二七”的流血，是中国铁路工人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一幕惨剧，在去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决定了统一政策，邀集国内产业工会，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于广州，组织了中国工人统一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更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者猛烈进攻的策略，促成了去年五月三十日的大运动，是时中国民族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之热烈能使上海、汉口、而广州……普遍了全国，而波及于全世界，冲锋陷阵，坚持到底，知道帝国主义在华之特权大受打击！而我铁路总工会尤为北方反帝国主义之重心。我们深知道，打倒军阀，必先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的途径，必须以民众的力量，与一部分武力结合，扫清最反动的军阀，完成国民革命的第一步工作，故含有国民革命意义的反奉反直的战争，我铁路工人亦为其有力之先锋队。反帝国主义的策略，只有采用统一战线政策与全世界革命的工人阶级联合打倒共同的敌人。我中华全国铁路工会，又加入全世界工人联合战线——赤色职工国际——以期很迅速的扫灭资本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恶氛。
自国民革命政府，统一了广东，扫清了反革命的势力至反奉战争开始，全中国国民革命之火焰，高烛云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已到了完全崩溃时期，以国民革命自任之郭松龄将军，倒戈反奉直捣沈阳，日本帝国主义者，发生绝大恐慌，以全力扶起已经失败之张作霖，致使郭军全军覆没。帝国主义者，更进而形成进攻中国民众的联合战线，以图消灭中国之国民革命之实力，保存他们在华之共同利益。所以在这次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我们目前最急切的工作，在破坏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联合战线，扫灭奉系军阀与直隶余孽之残余劳力，继续国民革命的工作。本代表大会，自七号起在天津开幕，迄十五日，到会代表五十八人，代表十八条铁路，十四万铁路工人，在这次会议中，中国的、国际的工会，贺电祝词纷至沓来，全世界工人的联络，因这次大会中，更密切而强健了。一切的政治斗争，更重新规划我们奋斗的方略，从此后，革命铁路的工人要完成目前的国民革命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肃清最反动的媚外军阀的残余势力！
反对猪仔议员恢复法统！
夺取革命的政权！
争回工人阶级的一切自由！
工兵农联合万岁！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
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
赤色职工国际万岁！ |
各处委员会组织法及办事细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各处委员会组织法及办事细则
第一条各处委员会（如大厂委员会、机务委员会、车务委员会、电务委员会、工务委员会等，以下所称仿此。）由该工作部分全体会员大会或小组代表会选出之，此项选出委员，须报告上级工会得其批准。
第二条委员会正式委员人数由五人至七人（依本工作部分全体会员人数多寡而定）。任期至多半年，得连选连任，候补委员三人。
第三条委员会受上级工会之命令和指导。执行各项会务，不得因各工作部分委员会之分立而防碍工会权力集中之原则。
第四条委员会委员中互推书记一人，为委员会主席，宣传及组织委员各一人，均受上级工会各部命令分别兼任各项事务。其余委员工作由委员会斟酌决定之。
第五条委员会每周开会至少一次，一切会务均由书记提交委员会议解决之。
第六条委员会开会由书记主席，遇必要时上级工会应派员参加指导，会议时应置议事录，详细记载各项决议事项，呈报上级工会查核。
第七条遇有重要决议，或关于其他工作部分事项，应于会议毕后，随时报告上级工会，其批准，才能实行。
第八条委员会应注意严密指导监督各小组干事会底工作，经常派人出席小组干事会议或小组会。对于上级工会应常有报告，凡各处委员会不能解决之事均应提交上级工会取决之。
第九条委员会开会须到全体人数过半数才能开议。
第十条委员会书记，组织委员或宣传委员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须预先向委员会声明得其同意，另由委员会中推代理一人代行职务，并将情形报告上级工会。委员不能列席会议时，应先向委员会请假得其允许。
第十一条委员出缺至委员会开会不足法定人数时，应即补选之。
第十二条委员会如违反工会章程及上级机关命令，上级工会得改选之。
第十三条此项细则施行如遇有障碍，各上级工会得提出修正条文，但须经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之许可。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部印发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 |
各级工会常务委员会办事细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各级工会常务委员会办事细则
第一条常务委员会开会由书记主席，每次会议议程须由书记先行提出之。
第二条常务委员会会议每日举行一次，除常务委员列席外，上级机关特派委员亦应列席，有发言权与表决权。各委员会主任于必要时亦得列席，本会文书干事为便于工作起见亦得列席，但无表决权。
第三条常务委员会议时，应先由书记及各部主任报告各该部工作，然后讨论议案。
第四条常务委员会分工如下：
（一）书记书记管理一般工作，对内对外代表执行委员会负责，书记之下设文书、务庶、会计三科。
（甲）文书科总干事一人，文书干事一人管理起草、缮写、印刷、收发及保管来往公文信件。如事务繁多时，得增设技术书记一人，助理之。事务不多，则以总干事兼任文书干事。
（乙）会计科总干事一人，收支干事一人，专司收款、付款事项。记帐干事一人，司登记出入账项。事务不多时，总干事可兼任一干事之职。
（丙）庶务科总干事一人，采买干事二人至四人，共司采买会内物件。杂务干事一人至三人，管理会内各项杂物，及清洁、卫生、消防等事。
（二）组织部组织部管理统计、调查、登记、交通、纠察队、自卫团、工会集会、计划并审定组织工作等件。（如发起组织、整顿及改造组织）组织部主任之下设组织指导干事一人至五人，常常被派往各工会出席会议，及指导一切关于组织上的事务，与临时发生之问题，组织部内设登记科，统计调查科，纠察科，交通科。
（甲）登记科总干事一人，登记干事一人至二人，（主任亦可兼任干事职务。）专司会员入会，出会，及移转时的登记事项。此项会员登记应包含下列各项：1、姓名；2、籍贯；3、年龄；4、工作部门及技能；5、每月工资若干；6、本人所受教教育程度；7、家庭状况；8、登记年月；9、入会介绍人；10、住址及通讯处。
（乙）统计调查科总干事一人，调查干事一人至二人（总干事可兼任干事职务）专司调查本会工人生活状况，本产业盛衰情形，以及各项关于工会组织事项。统计干事一人搜集上项登记。及调查之材料，编成本会统计表册。
（丙）交通科总干事一人，交通干事一人至七人。专司传达工会命令，以及各工会间与各处委员会间之联络。此外一般普通交际事务，亦由交通干事接洽。
（丁）纠察科总干事一人，纠察干事一人至七人。专司纠察队与工人自卫团之编制，训练，调动，改编，遣散等事务。
（三）宣传部管理编辑、发行、教育、游艺、俱乐部、通讯社及一般关于宣传事务。本部设主任一人，主任之下设编辑发行、游艺等科，每科设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人分别办理各该项事务。
（四）工作介绍委员会，调查工人失业情形，及介绍工作事务。
（五）经济争斗委员会，调查工人生活状况，经济争斗条件，决定争斗策略等事务。
（六）合作委员会，决定合作社进行计划及章程，指导合作社经常工作。
（七）救济委员会，调查并计划实施救济等事务。
以上各委员会均须推定主任委员一人，负各该委员会全责。
第五条依照上列分工原则办理各项工作时，对各级工会分别由各部及各委员会主任签名负责。
第六条除上项规定工作分别由各部及各委员会主任签名负责，此外一般对内通告文件，俱由书记签名负责。对外普通交电单用工会名义发表，若有重要政治宣言及关系重大之文告，则由书记及全体常务委员签名负责。
第七条各部及委员会每月须做工作报告二次交给书记，由书记召集各项报告编制该月份总报告，寄呈上级工人查核。
第八条书记因故请假或离职时，须由常务委员会推定常务委员代理之，各部主任及各委员会主任因故请假或离职时，应由书记提出常务委员会，就常务委员中决定代理其职务之人。
第九条各部各委员会办事细则，由各该机关另定之。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部印发
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印 |
某路总工会某某地分工会章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某路总工会某某地分工会章程
第一章总纲
第一条本会定名为某路总工会某某分工会。
第二条本会的宗旨是：
（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
（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及职艺之歧视，排除工人相互的争端，谋工会之统一。
（三）增进智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和团结的威力，热心拥护工会。
（四）联络本路所有工友完全加入各分工会，拥护本路总工会和组织本路总工会，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促进全国各业工人联合，并与世界工人建立亲密关系。
第三条本分工会由某地某方（东南西北）某号道房至某地某方（东南西北）某号道房范围之工人组织成立，会址设于某站。
第二章会员
第四条凡在本分会管辖界内工作者，须由一人以上之会员介绍，可加入本分会为会员，亦即本路总工会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会员。
第五条凡为本分会聘请或雇用的服务人员，必须加入本分会为会员。
第六条会员的义务：
（一）有必须遵守本会章程，规约及各种议决案与命令的义务；
（二）有尽力拥护本会，为本会尽忠服务的义务；
（三）有缴纳会费及捐助本会之义务。
第七条会员的权利：
（一）会员对于本会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和被选举权。
（二）由本会谋得一切利益，本会会员均有享受之权。
（三）会员得享有本会一切教育机关（如学校、阅看书籍报纸等）、经济机关（一切消费合作社等）、娱乐机关（如音乐、戏剧等）职业介绍所，救济机关等所规定之应有权利。
第八条会员的处罚：
（一）不遵守本会章程规约及各种议决案与命令者。
（二）无故不缴纳会费三月以上者。
第三章基本组织
第九条本会各工作部分基本组织，依照全国铁路第三次代表会议之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等级如下：
（一）各处委员会。
（二）小组。
（三）小组分组之团。
第四章大会或代表会
第十条本会每半年举行大会一次，如遇特别事故发生，得由执行委员会召集大会或临时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人数，由执行委员会按比例法决定之。
第十一条本会由全体大会或代表会议决定一切进行方针及大体计划。
第十二条大会或代表会一切议决，应赋予执行委员会办理。
第十三条大会或代表会有检举及议处执行委员会之权。
第五章执行委员会
第十四条由每次常期代表大会，选举正式执行委员会□□人，候补执行委员□□人组织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每星期须开会一次，并得开临时会议。
第十五条由执行委员会，互举常务委员□□人组织常务委员会，推定候补常务委员□人，任期均一年，如遇常务委员会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得由候补常务委员充补之。
（注）执行委员人数视本会会员多寡酌量定之，正式常务委员通常为三人或五人。
第十六条常务委员会，推书记一人，和组织部主任、宣传部主任各一人。书记之下设文书、庶务、会计等科；组织部设统计、调查、登记、交通、纠察等科；宣传部设编辑、教育、游艺、发行等科。
第十七条执行委员会得选派人员，设立特别机关，如财政委员会，经济斗争委员会，救济委员会，工作介绍委员会，协作委员会等。
第六章经费
第十八条会员入会时，须纳一天所得工资为入会费，每月缴纳一天所得工资二分之一（半工）为常月费。如遇特别事故，经执行委员会议决者，得举行特别募捐。
第七章附则
第十九条章程经代表大会之决议，及上级工会之批准，得酌量情形，变更之。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组织部发印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 |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简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四）附录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简章
第一条本会由全国铁路工会组织而成，定名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
第二条本会的宗旨：
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福利；
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及职艺之歧视，排解工人相互争斗，谋工会之统一；
三、提高知识，促进工人的阶级自觉；
四、协助各铁路工人组织各铁路工会，及分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会和世界革命工会建立密切关系。
第三条本会地址由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年代表大会或执行委员会决定之。
第四条本会每年举行代表大会一次，如遇特别事故发生，得由执行委员会集临时代表大会，各路工会，派赴代表大会人数，由执行委员会按比例法决定之。
第五条由每次常年代表大会，选举正式执行委员十三人，候补执行委员七人，组织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每六个月须开会一次，并得开临时会议。
第六条由执行委员会，举常务委员五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并推定候补常务委员三人，任期均一年，如遇常务委员会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得由候补常务委员充补之。
第七条常务委员会，推书记一人，和组织部主任、宣传部主任各一人。书记之下设文书、庶务、会计等科；组织部设统计、调查、登记、交通、纠察等科；宣传部设编辑、交通、发行、教育、游艺等科。
第八条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得选派人员组织各种特设委员会。
第九条本会代表大会，为本会最高机关，审议本会过去工作，预算决算及一切重大事件。
第十条代表大会闭会后，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其职务如下：
一、决定预算案；
二、执行大会决议事件；
三、议决代表大会未决定之一切问题；
四、征收会费：
五、办理对外交涉；
六、审定各路工会章程和组织及其行动，并实际促进各路的组织。
第十一条执行委员会闭会后一切重要事务，均由常务委员会议商酌执行之，并执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
第十二条常务委员会受执行委员会的指挥，办理一切事务，其办事细则由常务委员会自定之。
第十三条本会为各路工会最高机关，各工会须按期将该会进行事宜报告本会，本会须时常指挥各路工会进行事宜。
第十四条如各路有罢工等事件发生必须先得本会同意，如得本会同意，本会及各路工会，均须协助之，如未得本会同意，不得举行，但因特别情形经本会事先允许得变通之。
第十五条本会经费由各路工会缴纳该会每月常费收入五分之二，为本会常费，如遇特别事故，经本会执行委员会之议决，得向各路微收特别经费。
第十六条本简章经过代表大会通过后即宣布实行，并得由下次代表大会过半数通过修改之。 |
对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救济“二七”死伤失业报告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对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救济“二七”死伤失业报告决议案
全国铁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曾经有过下列的决议：“全国铁路总工会应即日调查全国各路‘二七’以来被死伤失业的工友人数、家庭状况，设法斟酌情形分别救济，至于失业工友由工会负责恢复其工作。”
一年来铁总已设法将“二七”京汉失业工友恢复其工作。并成立救济委员会，从事调查与救济“二七”死亡（每人六十元），入狱（每人三十元），失业（每人十元）诸工友，计派往江岸发款者：有曾裕隆、汪胜友、吴清安三君，派往北段发款者有史文彬、张士汉二君，其余凡已调查明白，应得之款亦由委员会负责人曾裕隆君分别汇寄。虽然因种种客观事实的困难，没有完全办到上次大会的决议，可就是上列二点看来，却是很努力的表示，大会认为满意。大会并认为一般工友幸福的保障，完全建筑在工会的坚固团结力上，而经常的救济殉难的战士，亦为不可忽视的工作，希下届委员会继续此工作不辍。
附告：上面二十八个决议案外，各铁路代表团尚有临时提案若干起，由大会决议交主席团审查，审查结果，认为其中有不必成立一决议案者，有可互相归并者，故未单独一一发表。各路代表团所提出之经济要求最为重要，决交下届铁总中央委员会斟酌办理。
编者识 |
上海总工会报告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上海总工会报告决议案
上海总工会五卅以来领导上海工人所作广泛之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一方面普遍深入全国的民众，使中国国民革命，有突起猛进的发展，一方面使帝国主义侵略受了很重大的损失。上海总工会在这个运动中并扩大了他的宣传和组织，筑成坚固的战垒，成为一个群众革命的工会，所以数月以来他虽然在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严重压迫之下，仍能进行不懈、不断的向敌人进攻，这是大会最满意的。大会深愿上海总工会以后更能继续奋斗，永远追随“二七”和“五卅”争斗之精神，实行工人阶级在中国和国际的最后使命。 |
关于中国济难会之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关于中国济难会之决议案
（一）中国现正在民族独立战争的状态中，中国人民现正从事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是战斗队伍中的最勇敢，最能牺牲的主力军，这在事实上不但我们自己是这样认定，即是帝国主义也更看得清楚，所以他们现在只认中国工人阶级是他们唯一的死敌，除了用他们的宣传机关，诋毁工人，污蔑工人，用卑污的手段破坏工人的组织，或造谣中伤，使工人阶级失去其他各阶级的同情而外，更直接的压迫工人，间接的指挥封建军阀，残害工人，工人的进步愈速，他们摧残工人的方法也愈周；工人的觉悟愈深，他们压迫工人的手段也愈毒。从“五卅”起直到现在，遍全国的戕害、杀伤、鞭打、逮捕、监禁……到处现出只是为工人阶级而发的，而发于这些戕害、杀伤、鞭打……的悲惨境遇中，又只听见工人阶级的哭泣声，呼吁声，悲悼声，这不是别的，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已入于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短兵相见互斗生死的悲惨时代，而且这个时代从“五卅”起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加剧！
（二）中国工人阶级认定这种剧烈斗争是中国工人在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工作过程中必然应有的现象，是无可避免的事实。在这种斗争当中所产生出来的种种流血惨剧，也是当然的结果。而且这个斗争方才开始，将来由更进一步剧烈斗争，演出来帝国主义或军阀对于工人阶级与全中国的革命民众更猛烈的凶杀，也是我们意料必有的事实，因之我们只有充分的准备我们的实力，而且必然要这样准备，才能与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作战，才能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达到我们最后的成功。
（三）中国工人阶级积极充实自己的力量，准备与帝国主义和军阀作长期的战斗，以期达到民族的和自身的解放，这是万分应该的。不过仅有这种单方面的准备，还嫌不够。因为政权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手里，他们在社会上豢养着种种附属机关，替他们效忠尽死，作他们的辅助者；如法院、警察、律师、伤兵院、救护队……等于每次争斗的时候，予帝国主义与军阀种种便利，增加我们许多困难（对于我们革命民众，特别留难）。所以我们单凭我们的团结气力，只注意到正面的战斗，我们的困苦是特别多的。自然，在民众没有政权的时候，要想把一切辅助我们战斗的机关，如权力阶级所有的那样完备，事实上不容许我们有这种可能。但我们应尽力之所能，把能辅助我们战斗的机关，组织起来；或是社会上有这种同样意义的机关，我们便加入进去，扩大他的组织，拥护他的存在以充实我们多方面的战斗能力。
（四）中国工人阶级是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没有国界，是整个的，这不但在理论方面如是，在事实上已经充分表现这个理论是绝对真的。我们拿“二七”流血发生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同情声，与“五卅”惨案发生后，各国劳动者拥护中国工人阶级的热烈，他们的救护机关，帮助中国工人的尽力，——按“五卅”惨案发生，旅法中国共产党员与华工为声援国内民众运动被法帝国主义驱逐，衣食旅费无着者达百余人，均由法、德、俄各国红色救济会救护出险，而他们捐款救济中国工人不与焉——便可证明各国无产者彼此相互救援关系的深切，全世界劳动者这种深切的关系，绝不容我们忽视的！并且现在正是世界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全世界白色的反动势力，正在想集中起来，向世界无产阶级进攻：如保加利亚专制魔王察可夫的白色恐怖，至今未息，他们国内的革命党人，仍是一批一批地押进牢狱里或执行枪决！如波兰法西斯党之残杀无产者的首领与同谋者，前后不下三万余人，现还继续着他们的凶杀！如德国资产阶级的政府警察用枪弹扫射要求减税的劳动者，他们为劳动者利益而被监禁的政治犯，至今还有七千余人！如日本政府之用极刑拷打朝鲜的革命领袖……这种遍全地球的现在的或将来的白色高压政策，均是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以无量摧残，中国工人应该组织或参加有继续性的团体，来反抗这种白色的强暴，而予各国被压迫的革命群众以物质的或精神的充分同情。
（五）中国济难会在中国的任务，适足以满足所述上列各种要求。因其所标宗旨，为救济一切解放运动之被难者并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之团结精神；而其所担负事业，如物质方面、法律方面、政治方面、精神方面，皆予革命的前线战士以实际援助，现可以增进革命者之勇气，又可以充实革命队伍的后防，其要点尤在乎能与世界救护革命的团体联络，故这种组织，不单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救护队，尤其是发展世界革命民众团体精神的总枢扭，所以中国济难会在目前的中国，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眼前最需要的一个组织。
（六）中国济难会切合于中国工人阶级的需要，已如上述了。本会现在对他的结论是：我们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当中占最重要位置的工人，因之凡有利于中国工人阶级以至全世界无产者的事业，本会当竭力提倡、拥护其组织，扶助其发展，以为全国工人的倡导。本会认定中国济难会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团体之一种，故郑重决议：
本会当竭全力谋中国济难会之发展，借以扩大工人阶级的救护事业，凡本会有工会所在的地方，有济难会之组织的，本会会员须全体加入，以扩大其组织；无济难会之组织的，本会会员当促此项组织之实现，使这种救护机关，因本会之努力而能普及全国，不但于工人阶级的救护事业收莫大的效益，亦所以充实我们战斗力量的一种有效方法。在铁路各级工会出版物上经常宣传济难会工作亦为促进此项组织之道，宜注意之。 |
铁路工人与农人的关系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铁路工人与农人的关系决议案
工人阶级感受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最利害，为着要从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的残暴榨取之下解放出来，只有团结自己的阶级，用革命的手段奋斗之一法，但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单独可以成功，必须与革命的被压迫阶级联合，共同打倒压迫者。
中国是农业的国家，农民占全国人民之大多数，农民直接受地主、军阀的榨取和蹂躏，间接受帝国主义的侵掠，所过的生活比奴隶牛马更苦，在客观上农民如果不革命，前途只有死路一条，但因历受专制愚民政策的束缚，居住散漫，致使农民觉悟不易，组织缺乏。至近年来因强暴的军阀苛微杂税、勒捐夺取。逼迫农民向革命道路上猛进，各省农民的暴动就是实证，但因缺少健全的组织。没有革命的经验，和奋斗的方法，以致多归失败。
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压迫，地主的剥削，结果使农民加入革命的怒潮，是工人阶级得了一个得力的革命帮手，工人阶级应当很诚恳的与农民合作，农民要谋自身的解放，除了与工人阶级共同奋斗，也是不能得胜利的。
在政治争斗时铁路工人为最有力量，因为交通可以左右政局。因此铁路工人在革命中占最重要的地位，铁路工人所负革命的使命实极重大，铁路工人应明了自己的责任，努力领导帝国主义和军阀暴压之下的劳苦者，走上革命的道路，促成革命的成功。
铁路普遍的穿入农村，铁路工人时刻能与农民接近，尤其工务处的工人多是本地的农民出身，与农民的关系更为密切，我们应改正农民的依赖军阀官僚恶劣的心理。因此铁路工人应与农民建立兄弟的关系，向农民努力宣传，并帮助农民组成革命的团结；贡献农民奋斗的经验，援助农民作经济的争斗，领导农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为实行这个决议，各工会应酌量情形设置办理此项事务的特种机关。 |
国际工人后援会报告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国际工人后援会报告决议案
林同志代表西方无产阶级来给了我们十分亲密良好的印象，本会已加入国际工人后援会，愿与国际工人阶级作共同的奋斗，反对资本的进行，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会特训令下届执行委员会以后务更密切的作国际工人后援会的事业，并竭力赞助中国分会的工作。 |
合作社问题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合作社问题决议案
合作社的举办可以促成工会的强健，保护工人利益。惟铁路各工会现在在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雏形的合作社，如购置煤面等物，并得到路局车皮的帮助，工人可以得到好些经济利益，惜未采取合作社方法，往往办理不善，流弊百出；因此在工人群众中发生一种不好的现象。合作社为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与工会政党同一重要。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工人经济利益奋斗的利器，就是说工人以消费合作社减少敌人或商人从中的渔利，生产者直接售与消费者，工人可以减少一层剥削，由此就不免有一种危机，恐工人发生改良的倾向；所以我们要把合作社作为阶级争斗的武器，不要以改良的观念参进去。就是将合作社拿在工会指导之下，工人得到经济的帮助，于是增长工人的团结，工会的经济亦得到相当帮助，并要使工人借合作社学习生产消费的管理，但此中有一点宜注意的，就是合作社为工会所主办，合作社所得利益唯工会会员始能享受；反是，则不是代表阶级利益的合作社，甚则累及于工会，兹提出几条为办合作社必须的原则如下：一，合作社要受工会的指导和管理；工会应设立合作委员会；二，合作社须防止改良派的倾向应运用其成为阶级争斗的武器；三，合作社利益唯工会会员始能享受；四，合作社使工人学习生产消费的管理。 |
工贼与工人自卫团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工贼与工人自卫团决议案
（一）工贼之产生
资产阶级握据所有的生产机关——铁路、矿山、工厂……和政府，在这些生产机关下的工人，既受资本剥削，复遭政治的压迫，积极的谋解决自身的痛苦，而作种种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于是发生了工会运动，工贼就是在这些工会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浊物，因为工人阶级的势力集中。愈能使资产阶级及附属于资产阶级之势力，发生绝大的恐慌，结果乃不得不使用种种工具，以图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工贼便是其有力工具之一，工会愈发达的地方，工贼势力亦随之发展，所以工贼的势力，每因工会之发展与否，而成正比例。
（二）工贼之派别下之工贼
（甲）各反对政团
此类工贼大半由于反动军阀，或资本家所收买反动政团，用以破坏工会运动，最著者，略举如下：
1、交通系——交通系在政治上，有极长远的历史，所以在各铁路局，各工厂里，都有他的爪牙，交通系首领叶恭绰、郑洪年组阁时。用尽了方法欺骗工人，并沿线设了职工学校，美其名为提倡工人教育，实际上为制造工贼机关。有许多头脑简单的工人，堕入他们的奸计中，为他们所利用，居然背叛工人阶级，冒天下之大不讳，充交通系的走狗，戴上工贼的头衔，来破坏工人的组织。一部分脑筋清白的工人，更进而作反交通系的运动，现在各路反交通系运动一天高似一天。交通系虽奸猾，亦无所用其武力。
交通系除利用各路职员及工人造成他的正统派外，更收买一部分工贼，充他的役使，这部分工贼，就是工团联合会，他们不能够领导群众，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和自由而斗争，专打出几块空的招牌，骗钱，造谣，破坏工人组织，早为一班工人所鄙弃，在社会上并无地位。
2、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右派：实际是国民党一部分败类，他们的工会运动，并不站在工人本身的利益上，专站在个人的利益上，只图利用工人，以遂其个人升官发财的欲望，如马超俊、谢作舟、傅汝霖……等，更与交通系走狗张德惠、杨德甫……等互相勾结，破坏工人的组织，使工人阶级永远不能脱离资本家帝国主义的羁绊。
（乙）工业资本家走狗
此类工贼，大半为资本家直接或间接所雇用和收买，还有一班工会中之败类利用办工会机会，图谋个人利益以压迫工人，这种工贼随地都可发现。
（丙）法西斯特
（破坏工人同盟罢工，暗杀工人首领）资本帝国主义者，采用法西斯特政策收买工人，组织法西斯特，铁路上虽没有法西斯特的组织出现，但在郑州豫丰纱厂罢工时。豫丰纱厂厂长，收买一些流氓，捣乱工会，打死表同情于纱厂工人罢工的铁路工人二人，这种办法就是法西斯特的组织。
（三）工贼活动方法
工贼的活动，能够遍及于各工业区，他们秉承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的意旨组织一些御用的工会，使工人在厂中，受资本家的压迫。在工会中，又受工贼的欺凌，引起工人向黑暗的路上走。
工贼常用威吓的手段，利诱的方法，造谣的本领，使一般工人真假莫辨，无所适从，他们自鸣得意的第一宣传方法，就是所有工会中的首领，比较是为工人利益而奋斗的，就冠上一个共产党的头衔，殊不知道这种方法，不仅不能使共产党人的活动发生阻碍，反帮助了共产党的发展，因为这样，促成这些工人首领，趋向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路上走。
（四）工贼之势力
工贼是资产阶级的爪牙，是资产阶级破坏工人的团结。而防止工人运动发展之有力工具，工贼都是由工人队伍里收买而来。或不是工人，而戴了工人的面具。混入工人群众中，以使其破坏之手段。
（五）工贼最猖獗之域区
工贼之猖獗与否尽以政治势力为转移，最近国民政府以下之广东工贼不敢作祟，国民军势力所及，及政治环境不复杂的地方，工贼亦不敢明目张胆的出现，逞其捣乱的手段，现在工贼之最猖獗者即上海、汉口，在直系军阀反动之下，又为资本帝国主义者侵掠中国之大本营，北京为政治环境最复杂，且为帝国主义政治势力之中心，故这地方工贼均易发现。 |
对于国民军态度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对于国民军态度决议案
全中国境内，除了广州国民政府。能保护工人，并尊重工人的种种自由外。北部国民军的范围内，亦能给予工人以自由。故在去年的反奉，今年的反吴佩孚战争中，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率领各路总分工会，赞助国民军完成国民革命工作，如国民军，能不变更原来的宗旨，始终与民众的势力结合，以争全民族的解放和自由为己任。本会当率领有组织的铁路工人，极力赞助。以图谋得工人阶级的自由与福利。 |
工人与政党报告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工人与政党报告决议案
本大会听了工人与政党的报告之后。承认报告中所分析中国政党的情形，十分确当。负民族革命责任之中国国民党，本会应与以便利于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工作之各种帮助，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过去政治上的一切指导，已表现他的势力于中国革命与世界世命，他虽受帝国主义，军阀与资本家之层层压迫，但到处明显的勇敢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使中国工人阶级占领中国国民革命的主要地位。故大会毋忘目前赞助国民革命工作之外。更应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予以最高之同情和援助。 |
关于劳动立法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关于劳动立法决议案
在工人尚没有取得政权之先，劳动立法问题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工作。五卅以后段政府曾拟颁布一种工会条例，和绥工人之反对，后来遭军阀资本家之反对，事遂中止。现在我们应该继续为劳动立法而奋斗，要求工会合法的保障，同时要提防政府颁布箝制工人的工会条例，要力争工会法的内容，使工会前途的障碍减少。为着达到这个目的起见，铁路总工会应命令各路工会并联合各业工会做大规模的劳动立法运动，在我们的工会出版物上，应特别注重宣传此项意见，使形成一致严重的空气。 |
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告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告决议案
中华全国总工会一年以来领导全国工会剧烈的与帝国主义及军阀争斗，充分表现他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切争斗中有很正确的指导。尤其是对于上海香港工人每次反帝国主义争斗中的政策运用适当，促成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的伟大联合战线，给予帝国主义以巨大的打击。因此大会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认为是最好的代表工人利益及民族利益的争斗机关，誓当竭诚拥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之下继续向前奋斗。 |
会费征收及支配问题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会费征收及支配问题决议案
工会会员每人每月缴纳会费至多半日工资，本路本地分工会每月支用该分工会每月经费总数百分之卅五，本路总工会每月支用全路经费总数百分之十五，全国铁路总工会每月支用全国各路经费总数百分之十，其余由该路总工会财政机关保管作为该路总工会基金。 |
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
教育宣传工作之重要，在去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问题决议案上已有详细之说明，大会认为教育宣传工作，刻不容缓，提出种种教育宣传的方法与策略并规定了七大项教育宣传工作的目标：这个宣传计划，一年以来在事实上，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原因不是宣传计划规定的不好，而是铁总及各路工会负责人员，没有依据决议案，向前努力！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教育宣传工作，更应当有进一步的，扼要的，实际的明确规定。新的教育宣传计划的产生，应该考量过去工作的得失，对症下药，将来的工作才有进步的希望。这个决议案，第一应先把过去教育宣传工作，大体批评一下再接着提出新的方策。
一年来教育宣传工作批评
过去一年的宣传工作，最大缺点，就是没能深入群众，一切政治斗争指导，和实际工作的教育，处处得使工会之下的群众明了。全国十八条铁路工会，以前因为教育宣传的工作没作好，有的工会就发生少数揽权的倾向，这是最大危机！过去的教育宣传工作太不系统化，一切教育宣传工作，多半是一时的，感情冲动的而无远大计划，少实际工作方策，宣传工具不良，工作经验太少，《工人周刊》之编辑太不通俗，各路工会日报不能按期出版，甚至出版半途短命，工会负责人员，不能深切了解工人群众客观的要求，以决定工会的宣传方针。过去工作的缺点自然不止这些，现在只好扼要的指出，根据这些缺点，提出新的工作计划。
教育宣传工作的新计划
我们在主观上都能感觉到从前的教育宣传工作之一切缺点，群众在客观方面自然更能指出过去宣传工作的种种错误。宣传工作若不从速改良，不止是群众接受不了工会教育的简单问题，恐因此撼拔了工会的群众基础。
（甲）经济争斗与政治争斗
世界上无论那一国的工人阶级的经济争斗的行动上，都包含着政治争斗的意义。最近英国海员大罢工，起因本是经济争斗。结果因为英国帝国主义的法律要保护资本家，结果把工人阶级的经济争斗，变作政治争斗了。美国的矿工与法国的电工的大罢工，本都是经济的原因，结果都变成了政治争斗。特别是在中国，只是在工会运动初起来的时候，中国工人还作了儿次纯粹的经济争斗，但自“二七”屠杀之后，中国工人阶级即卷入政治战斗的怒潮了。由二七至现在。工人阶级已取得民众革命战斗的领袖地位，尤其是在五卅之后，越发表现的清楚。在这种长期政治争斗的过程里发生了一件事实—就是一般幼稚的工友对于参加政治运动发生疑问，这般工友完全把工会看作是一个要求加薪的工具，而不知工会是工人阶级政治战斗的机关，很明显的一个例：京奉路不发薪是谁不发，京汉、京绥、津浦是谁不发？可以说全国各路一般索薪风潮，在主观方面固是经济争斗，其实在行动上完全是政治的战斗，政治争斗就是阶级争斗，工会就是阶级争斗的武器。不过我们要注意今后在一切政治争斗的行动上，不要忘却了阶级的经济利益—作经济斗争；因为只有经济斗争的促进，才能增长政治斗争的力量；同时在一切经济斗争的行动上也不要忘掉了政治的意义—政治斗争；因为中国的政治自由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在工会组织幼稚的地方，应该以经济争斗，引起群众走上政治争斗的坦途，至于一切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生命保障、劳动保护法、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等等，每个政治问题，及政治争斗发生，工人阶级绝不可取消极旁观态度，我们应当领导全体工人群众积极参加以取得工人阶级的利益。政治的争斗，各路工友要猛勇参加，不过在未作这些工作之前，如果没有好的宣传工作，群众不明白参加种种政治战斗的意义，这种战斗永远得不到良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后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教育工作，是刻不容缓的了。我们要知道铁路工人在政治上占最重要的地位，铁路工人的一切行动，都有政治方面的影响。譬如某条铁路在国内战争中罢工，马上就起了极大的政治作用，广东得肃清反革命派杨希闵、刘震寰等，多借重于铁路工人的力量！我们可以说，铁路工人，一发生了战斗，差不多都是政治战斗，交通工人在革命工作上的作用可想而知了！
（乙）群众的宣传与鼓动
工会运动的宣传工作，是一种革命教育的工作；这种工作应该有远大的目标，明确的系统。过去的宣传工作的缺点与错误，前面已指出，现在我们应该深切明了宣传工作的意义，宣传不是煽动，更不是鼓动，今后的宣传工作，各路工会应该做系统的各路工人总要求的宣传，即如减少工作时间问题，过去很少作此宣传，更应该注意阶级争斗的浅显理论的宣传，与工人政党的宣传。过去的宣传工作，多半流于高兴主义的鼓动，遇到一个问题发生，马上就鼓躁起来，不多一回，即归泡影，如此作去，多么危险！鼓动是应付一时的问题，宣传是久远的工作，在过去的一年中，可以说偏重了鼓动的工作，忽略了宣传，宣传与鼓动。两种工作不可偏废，每遇到一个紧急问题发生，应马上开大会。开不成群众大会，可开小会，但必须在广场中或工会俱乐部内开会，报告讨论。
（丙）统一战线
全世界无产阶级，无国家民族的界限，敌人只是一个。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作，是一个整个世界革命的工作，完成这种历史使命的革命武器，就是国际间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欧洲卖阶级的少数工贼——第二国际的罪恶，已昭昭在人耳目，肃清无产阶级的反动派，谋全世界战线的统一，这是世界工人目前重大工作。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交通工人也负有此等重大责任，统一国际间战线的方法；首先要统一各国工人战线，中国工人阶级的战线，事实上已统一了，所不统一的就是被少数工贼及高级工人所霸据的几个工会如长辛店工贼工会、交通系、传习所、沪宁工人协进会、中东路工业维持会，工贼是无希望了，但在工贼所霸据的工会之下的工人，仍然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联合他们作一个共同目的之下争斗。对这般的工友应好好作宣传，使他们觉悟，与工贼分道扬镳，一方面联合其首领，一方面从下层联合，参加全国工人的统一战线，高级工人我们不应说他们不是无产阶级，不过他们现时的经济生活比较宽裕，故表现有不革命的倾向，其实他们仍然可以加入我们的战线，我们应该设法使高级工人的工会消灭，使工会的组织统一，战线统一。中国工人阶级应该一致携手，拥护中华全国总工会，全世界工人大本营—赤色职工国际；中国工人阶级只有在赤色职工国际，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之下，从事于政治斗争，才可得到解放。
（丁）技术工作的要点
宣传的技术工作，不止是文字方面的，言语的宣传尤为重要，无论发生了什么重大的政治问题，或本路的某项问题。工会应马上召集大会对群众作宣传。使工友们对于某项问题都有一个明确的观念，有了明确的观念，才会有战斗的决心与勇气。欧洲工人在反动政治高压之下，不得开大会时，有所谓“飞行集会”。“飞行集会”的方法，就是在下工吃饭时，在工厂门口，或其他地方工人群众聚集散走时，迅雷不及掩耳的开会。报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这种方法，我们尽可采可用。
技术工作，在整个的宣传工作上，占极重要部分，过去的宣传工作无成绩，大部分是技术工作的不好，铁总出版的《工人周刊》及其他一切宣传品，内容都太高深，工人不易领会，各路工会出版之工会日报及其他通电、宣言、传单、文词语调，都不能切合工人的脾味；发行迟缓。出版延期，各路工会一年以来，长足发展，《工人周刊》应改为日刊，每期加插画。画报改为不定期刊，日刊之编辑，当力求通俗才失掉不了宣传的意义，并整顿发行工作，使普遍而迅速。
各路总工会要尽可能的出版周刊。（仿京绥）分工会必须出油印日刊，各路总工会，更当办俱乐部和通讯社，播传本路劳动新闻。各工会应将所有之训练班，重新整顿起来，未组织者，应马上进行组织，以上所举的都是教育宣传技术方面的工作，如果这种种的技术工作不力加改良，宣传工作永不工作好，工会的根基，亦不得巩固。
（戊）对于敌人造谣中伤的辟正
中国工人阶级，已变作帝国主义媚外军阀反革命派的仇敌了，反动派向工人阶级进攻的策略，就是“反共产”与“反赤化”的宣传，工会应该指示工人：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主张用阶级争斗的手段夺取工人阶级的政权，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就是阶级争斗的理论。阶级争斗的理论，是工会的宝鉴，必须有了这种理论，方能与敌人战斗，方能有战斗的策略；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因为客观事实的压迫，渐渐认识了自己的党，反革命派——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党，工人阶级也必须有个极强大的党，才能和敌人对抗，专靠工会是不够的，全世界工人阶级就有一个党，在这个党，就是现在反动派、帝国主义、军阀、工贼所痛恨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自己的党，工人阶级的敌人见了他恐怖。工人阶级不必随着他们大惊小怪，我们应该深深记住。工人阶级的革命战斗，没有党的指导，永远难得到胜利！
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工人阶级的政党，都是共产党，中国因为有工人阶级，自然也要有工人阶级自己的党，工人阶级是革资产阶级命的被压迫阶级，工人政党自然是指导工人阶级革命的政党，工人阶级被帝国主义、军阀、工贼、反革命派诋毁，杀戮，攻击！工人政党他的一切行动，完完全全站在工人阶级的利益之上，自然也要遭帝国主义、军阀、工贼、反革命派的诋毁，杀戮，攻击！帝国主义与军阀、工贼、反革命派一致向我们进攻，我们应战的策略，就是要和我们的党结盟携手共同奋斗！
工人阶级最大的敌人，当然是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至于工贼、反革命派，都不过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工具，他们一切反“共产”反“赤化”的宣传，不过是为帝国主义作留声机器，报效主人的专门工作。我们应该在群众中间解释“反赤化”“反共产”的意义与作用。应该说赤化就是革命，“反赤化”就是反革命，革命民众的队伍者是赤化的，帝国主义的狗辈，都是反赤化的，赤化是跟着光明走，“反赤化”是往黑暗走！ |
（三）组织问题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三）组织问题决议案
（一）一般的发展
一年以来全国铁路工会，已有很显著的发展。所有国内各铁路，差不多全体均有组织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在这样中国革命潮流最高的过去一年中，全国铁路工会，究竟没有充分的发展，全国各路现在还有不少工人是没有加入工会的。当此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交通系等联合压迫工人的时候，我们应注意积极的发展各路组织，凡已有工会的地方，应使全体工人都加入工会；在没有完成组织的地方，应立刻使工会组织起来，这样。才能使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变成一个群众的组织。
（二）工会基本组织
现在铁路工会除数量发展外，尤应注重内部的组织，工会基本组织问题是最重要的；因为工会没有良好之下层组织。一旦遇着外力的压迫，很容易使工会破坏！
现在各铁路工会的组织，一般是很松懈的，工人与工会关系，并不密切，工会会务多半是推在少数负责人身上。工会下面虽有一部分充当代表的下级领袖，他们的职务，也不过是工会与会员间的居间人，除代征会费、传达命令外，并没有十分注意到本工作部分工人的切身利益问题，或作些教育训练工人的工作，这样大多数工人对于工会的关系便日趋于疏远，工会的实力。亦随之而减少。
上届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局虽然规定了一种工厂小组的办法，各路也有照行的。但是多数工会负责者，并没有尽力的按照实行。所以成效也是很少的。这些工会组织的形成是改变了，实质上并不见有多大进步，所谓小组组长及书记仍不能行使固有规定的职权，仍是代表制的变象，工人对于工会依旧是极散漫的。
以上所举组织上的缺点。最大的原因固然是客观的环境上有许多的困难，但是工会负责者，缺少对于工会基本组织的认识和努力，也是最主要的原因。茲为一般工会会员，对于工会基本组织问题有明了的观念起见，详细决定如下：
（甲）小组的意义和系统
1、工会是领导一切争斗的机关，他的组织应该集中而严密，才能担负阶级争斗的工作，所谓严密，即是要工人群众在工会中加紧团结起来：所谓集中，就是工会的上层组织与下层组织，要有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使工人群众，万众一心的结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机关。小组组织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
2、小组无论在公开和秘密的地方，均应承认为工会基本的组织，因为在同一工作部分的工人，彼此均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小组的作用，在平常是训练工人的单位，可以任工人变为明白勇敢而活动的分子，在战时，这些经过训练、有胆有识的战士使能与敌人持久的争斗。
3、在工会不能公开的地方，应先从各下层工作部分中（如大厂之铆工，车房之司机等）找得觉悟的革命分子，组织小组，这个小组是绝对秘密的，可以避免外力的压迫。在每处工作部分（如车务、大厂、车房、工务等）底下扩大这些小组，便是成立（各处委员会）的准备。在工会已经公开的地方，工会下层的组织，也是依照小组办法实行，此种组织对外也应该守秘密。
4、小组从每一个下层工作部分起，在那些工作部分只要有三人以上，就可成立小组。小组人数不定。人数不多时只须设一组长，人数较多不便指挥和开会时，可组织小组干事会，干事会之下依工作地段或值班分组团。（不限定十人一团）并应尽量罗致许多活动分子，参加干事会工作。
5、在同一上层工作部分有二个相连以上之小组，经上级工会机关之允许，便可成立各处委员会（如车务委员会、大厂委员会、车房委员会、电务委员会、工务委员会等）。
6、联合相邻之二个以上的各处委员会经上级工会之批准，便可成立该站分工会。
7、各级工会委员会及小组即在公开时，其内部组织亦应对外严守秘密。为防御压迫起见，应常常有特别的秘密组织的准备，如秘密办事机关、秘密交通队、危急时的候补办事人员、储藏重要文件及工会款项的地方等。
附表：
（乙）小组书记或组长的职任
1、书记或组长对于本组工人应负积极指导训练之责，对于上级各处委员会之一切计划负有切实执行之义务。
2、书记或组长是工人群众与各处委员会间的媒介，一方面要与群众接近，明白工人群众的情形和他们的心理，同时要与各处委员会生密切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各处委员会洞悉工人群众的情形，使工人了解上级机关的政策。使工会有一致集中的精神。
3、干事会及无干事会的小组全体会员大会每星期开会一次，有干事会的小组全体会员大会每月至少一次，小组下每团之全体会员大会至少每星期应举行一次，每次会议中应报告工会工作、时事要闻；讨论执行上级机关命令事项与工厂、车站临时发生的问题，或讲演职工运动、政治问题、劳动常识、铁路生产情形、工友个人批评等。
4、遇有每个斗争的机会发生，书记或组长应唤起全体工人热烈的参加，不要放过了每次斗争的机会。
（丙）各处委员会的意义
1、各处委员会，是职工会的中坚组织，在各国及无产阶级柄政的俄国同样重视此种组织，视为职工会根本工作。
2、凡一切参加经济争斗及政治争斗之积极行动均为各处委员会最重要之工作。
3、各处委员会应领导工人学习管理生产事业，他应该做本铁路产业管理的一切秘密工作，应当洞悉铁路一切技术上、管理上、贸易上的种种内情，此等工作即为打倒资产阶级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准备。
4、各处委员会的工作，应受上级工会之指挥，不得因各处委员会之分立，而妨碍工会权力集中的原则。
5、各处委员会，应注意严密指导监督各小组工作，经常派人出席小组会议，敦促工作之进行。
（三）工会各级委员会
工会各级委员会为工会执行机关，首宜有最强健的组织。在过去一年中工作经验上证明工会各级委员会并没有合于科学的办事方法。委员会中所设各科，大多是有名无实，不能执行各项职务，全国铁路总工会与各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多散居各站，很不容易召集一个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这都是使工会各级委员会不能健全的原因，所以今后应该即刻纠正这类现象。
全国铁路总工会及各路总工会，应注意使全体执行委员会在某一定期间内能够召集会议，所以委员人数不能太多。全体委员会中应互选常务委员若干人执行经常会务，常务委员会中应推举书记一人为常务委员会主席，管部委员二人，分任组织部及宣传部事务，常务委员会书记下面可分设文书、会计、庶务收发……等科。组织部下面可分设调查、统计、登记交通、纠察……等科。宣传部下面可分设编辑、通讯、发行、教育、游艺……等科，办理各该项事务。此外常务委员会应斟酌情形设立各特种机关，如财政委员会，经济斗争委员会、救济委员会、工作介绍委员会、协作委员会等。此等委员会，各设主任一人，由各常务委员兼任之，委员若干人或就执行委员中选任，或聘请执行委员会以外有学识经验之人员担任，由常务委员会斟酌情形决定之。
本各路分工会之组织及分工情形，应与全国铁路总工会一致，工会各级委员会均应有候补委员，此等候补委员通常均能出席执行委员会会议，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各处委员会不设常务委员会，亦不必分部办事，由该执行委员会举书记一人，宣传组织委员一人，受上级工会之命令与指导分任各项工作。
（四）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与各路工会
全国铁路总工会对于各路总工会应有经常的指导。全国铁路总工会应派遣特派委员，分赴各路总工会及分工会经常驻会指导各项工作。此项特派委员出席各所在地执行委员会，有发言权及表决权。此外应常派委员巡行各路指导工作，各路总工会对于本路分工会，应实行负指导工作之责，务使本路工会成为真正群众化的工会。并应树立工会经济基础，严密征收会费，照章向各上级工会缴纳会费。
各工会应注意培养多数干部人才，使一般会员中进步份子均有参加工作之机会，平常应注意多数生活比较困苦之会员之地位，对于青年工人尤应特别重视，予以各种教育，不能稍加歧视，致使工会势力因而损失。
（附）铁路工会小组细则（此系铁总组织部议决的因甚重要故刊布于此。）
1、小组的意义
（1）工会是领导一切争斗的机关，他的组织应该集中而严密，才能担负阶级争斗的工作。所谓严密，即是要工人群众在工会，加紧团结起来；所谓集中，就是工会的上层组织与下层组织，要有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使工人群众，万众一心的结合成功一个强有力的机关。小组组织，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
（2）小组无论在公开和秘密的地方，均应承认工会的基本组织，因为在同一工作部份的工人，彼此均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小组的作用，在平常是训练工人的单位，可以使工人变为明白、勇敢而活动的份子，在战时，这些经过训练有胆有识的战士，便能与敌人持久的争斗。
（3）在工会不能公开的地方，应先从各下层工作的部份中（如大厂之铆工，车房之司机等）找得觉悟的革命份子，只要有三人以上就可组织小组，这个小组是绝对秘密的，可以避免外力的压迫。在每处工作部分（如车务、大厂、车房、工务、电务等）底下扩大这些小组，便是成立各处委员会的准备，在工会已经公开的地方，工会下层的组织，也是依照小组办法实行，此种组织，对外也应该守秘密。
（4）小组既是工会基本组织，就好像军队中的一棚一排一样，工会或各处委员会的一切计划和方略，有了这个小组，才能传布给工友全体，使全体工友遵行，这些计划和方略因此才有效力。
（5）在一般开大会时，因为时短和人多的缘故，不能使每个工友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思，在小组会中可以补救这个缺点。每个工友有发表意思的机会，并且可以借此练习开会，演说及种种办事的能力。
2、小组的组织法
（1）每下层工作部份之小组，在二十人以内推举组长一人，担任全组工友训练及禀承上级机关命令工作之责，其任期以三个月为限。
（2）超过二十人之小组，因人数较多，指挥不便，可由全体推定三人组织干事会，负训练本组工友及禀承上级机关命令工作之责。底下依工作地段，或值班分组团，（不限定十人一团），每团举出团长一人，均隶属于干事会，团长及干事会干事，任期均三个月。
（3）小组干事会于干事三人中推举书记一人，负主持干事会工作之责，其余干事二人辅助之，组下之团长也须协助干事会工作。
3、小组干事会书记（以下简称书记）或组长对于该组的责任
（1）书记或组长对于各处委员会一切计划，负有执行之义务。对于组内工友总要使他们互相亲悦，使之团结一致。
（2）组长或书记对于本组工友的思想和行动，要有深刻的认识，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得着正当的实际的训练方法。
（3）为要每组工友都能团结一致，和对于本组工友深刻的认识，书记或组长必在本组内努力上进，使组员认识他自己确是一组的指导者。
（4）书记或组长是各处委员会与工人群众间的媒介，他一方面要与群众接近，明白工人群众情形和他们的心理，同时要与各处委员会有密切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各处委员会知道工人群众的情形，使工友了解各处委员会一切的政策，工会才有一致的精神。
（5）书记或组长不但只注意训练本组小组，同时应努力介绍会外工友加入工会。
（6）书记或组长应努力使工友们明白下列条文的意义，努力实践：（甲）要牺牲个人利益，热心为工人阶级谋幸福。（乙）要服从工会纪律，不得违背上级机关命令。（丙）做事要有规矩，振作精神，不准任性乱为。
（7）书记或组长应注意下列事项：（甲）调查本组工友思想与行动，合于团体宗旨否，并随时设法纠正促进之。（乙）向工友劝阅工会出版物，及其他有益于工友之书报杂志。（丙）注重本组工友间的冲突或不和睦的地方，应速使之解决，使之和好。（丁）书记或组长绝对禁止工友间的争吵。（戊）每次小组会中报告工会工作及政治要闻，讨论上级机关命令事项，工厂或站上临时发生的问题，讲演职工运动，时事问题，劳动常识，个人批评等。（己）每次小组会议书记或组长应作简单记录以备查考。（庚）书记或组长应常向工厂委员会报告本组工作情形，并归纳本组工友意见，向工厂委员会建议应与应革各事项。（辛）在每一次争斗中，书记或组长应唤起全体工友热烈参加，不要放过了一次斗争的机会。
4、小组会议
（一）小组干事会议每星期举行一次。（二）二十人以内的小组全体会员大会，每星期开会一次。（三）二十人以上的小组全体会员大会，每月至少举行一次。（四）小组下每团之全体会员大会至少每星期应举行一次。（五）以上各项会议，每次会议议程包含下列各项：甲、报告一周间政治方面的情形。乙、报告一周间本组的工作及工会工作。丙、讨论问题，可分三层：（1）上级机关命令执行事项；（2）书记提出的问题；（3）组员自由提出的问题。丁、各组员的工作批评。戊、组员轮流演说。己、余兴（如说故事、唱歌与笑话）。（六）会议时主席应注意启发会员自动说话与讨论，引起到会者的兴趣。 |
（二）各路工作报告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二）各路工作报告决议案
（1）京汉路代表团报告决议案
自二次代表大会后，各地分会虽然恢复了，江岸在萧耀南直系余孽压迫之下，长辛店为工贼盘据的地方，均未恢复，往后对于长辛店，应把工贼的根据地铲除，江岸应极力进行秘密的组织，以期统一全路。工厂小组，除了信阳、郑洲、黄河南岸、彰德、保定实行组织了以外，余均未按章组织，这是极大缺点，往后应按铁总组织大纲组织起来，并按时召集会议。宣传方面：教育宣传班和俱乐部均没有组织，以后各工会应组织教育宣传班和俱乐部。政治斗争方面，认为满意，其余所没有办到的，望更加努力。
（2）京绥路代表团报告决议案
京绥路工会，在二次代表大会时，分了许多界限。甚至于全路工会都瓦解了，京绥工会首领，能先用宣传政策，把反动派——交通系——的势力打倒，组织成一个真正合乎产业组合的工会，对于宣传工作，政治争斗，经济争斗，领导工友奋斗，不遗余力，且该路总工会，能够指挥全路工会行动一致，这是旁的路所不及的，惟道棚小工，未能全线全体加入，不无微疵，京绥路工会，应注意道栅小工，使他们全体加入工会并加以相当教育。在这个组织完备的时候，宜极力注意教育工作，又京绥纠察团，素极称骄傲，这个弊病，宜纠正过来。
（3）京奉路代表团报告决议案
听了京奉代表团的报告，因为在奉系军阀严重压迫之下，全路组织，不十分完密，且不统一，往后应依照铁总所规定的组织系统，严密的注意下层组织。实行统一政策，将全路统一在京奉铁路总工会旗帜之下，使他成为一种真正的产业组合。
京奉路对于宣传工作，并未十分注意，从这次大会之后，应极力做宣传工作，现在这个时候，宣传比组织还要注意。
京奉路对于政治斗争的工作，并未十分注意，要经济斗争得到胜利，必要先从事政治斗争。
（4）胶济路代表团报告决议案
大会对于胶济路从去年“二七”到现在的工作，大体是很满意的。在这一年中胶济路的工作，好的方面有下列几点：（一）组织方面有较严紧的组织，并且很普遍。（二）宣传与鼓动工作，近于群众化，确能影响大多数工人。（三）胶济路总工会对于全路工作均有指导，其领导全路工人所作之援助青岛纱厂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等工作，发动山东全省之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为其领导，大会尤为重视。在这次运动中胶济路忠勇之领袖李慰农、伦克忠，先后被军阀惨杀，其余入狱、失业、逃亡都不可胜数，此为全国铁路工会极重大之损失。大会深致悼惜！
该路组织工作，过去多以机务工人为中心，未免忽视了多数生活较苦之工人。此点极宜纠正。今后首先应恢复全路的公开组织，努力防御工贼势力之侵入与发展。继续反对奉系军阀之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之压迫，亦为胶济路工会目前最该注重之事。
（5）津浦路代表团报告决议案
津浦铁路工会，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有密切的关系，并受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指导，统一全路组织，可惜处在奉系军阀铁蹄践踏之下，和军阀间互战之中，不能公开的进行，但能保守自己的秘密组织，这是津浦铁路工会的好精神。
津浦铁路工会，反对帝国主义政治斗争，认为满意，唯对于反军阀的工作——反奉——未顾及到，这是缺点。
经济斗争，未曾积极的去做；在工会运动中应当常引导工人，作部分的经济斗争，工会才可以发展，不一定要等着全路统一之后，才作经济斗争。
组织方面，未能按铁总的组织大纲，严密的去组织。宣传方面：除济南、浦镇二工会作了些工作外，其余均未做宣传工作，以后应极注意于宣传和组织方面的工作，并宜在最近的将来，成立津浦铁路总工会。
津浦铁路，天津方面，有交通系要组织什么同人会，破坏工会的组织，津浦各工会极宜做反交通系的工作。扑灭同人会，不让其产生。
（6）广三、广九、粤汉南段三路代表团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了广三、广九、粤汉南段三路代表报告之后，作下列之决议：
广三路过去工作，组织上，经济争斗上均有显著之进步。近来所做统一全路工会工作尤有成绩。
广九路工会能以极少数之先锋组织扩大全路工会，并于反对工贼得到胜利之解决后，争到经济条件，大会甚为满意。粤汉路南段工会基本组织工作已经完全，并能实际成功一个阶级性之组织。宣传亦有极良好之效果。经济争斗所得胜利颇多能改善工人一般之生活，大会均认为满意。
以上三路对于历次政治争斗均曾十分努力，表现铁路工人在革命运动中最积极之力量。于此并足证明政治争斗之胜利，即经济胜利之保障。
在国民政府范围下面之三路工会，大会认为有下列应注意之点：（一）在较好政治环境下面之铁路工会工作目前应更进一步做参预管理生产实现社会主义之准备工作。（二）工会组织应积极发展与巩固，并注重训练多数会员使工会成为一个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三）三路工会对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应建立密切关系。（四）应扩大纠察队之组织，普遍施工人以军事政治训练，渐次使全体工人武装为自卫及参预政权之准备。
（7）中东路代表团工作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了中东路工会报告之后提出下列各点：
（一）中东路工人生活状况是较国内各路工人为优胜，亦较前俄时代为优胜，证明现在苏俄政府对于铁路工人确能站在工人的利益上施政。
（二）对张作霖媚日卖国压迫工人是中东路工人之死敌，此次罢工反张，表现中东路工人对于政治有明确之认识。
（三）中东路组织工会虽有发展，但就全路工人数量，所差尚远。以后第一步应用小组方法发展并巩固全路各站之组织。渐次形成全路公开的总工会。
（四）对于现有在工贼手中之各反动工会，应设法加入活动，代表多数下层工人之利益。指明工贼勾结军阀违反工人利益之种种反对行为，渐次夺取他们的群众。
（五）中东路工会应注意引起工人参加政治争斗之兴趣，应经常号召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因为这种恶势力，时有可以威胁苏俄政府破坏工人祖国之施政。
（六）宣传工作过去做得不多，以后应设法扩大，并须深入群众。
（8）南满路代表团工作报告决议案
南满铁路在日本帝国主义高压之下工作十分困维，但是这一年中该路工作却有明显之发展，该路处特殊政治环境，故没有做较大之政治争斗，惟经济争斗却有较好成绩。内部组织教育情形，亦颇完备，以后应注意的工作：（一）扩大全路组织；（二）宣传深入群众；（三）应十分注意引起全路工人参加政治争斗；（四）南满路工会应合于纯粹产业的组织；（五）应与日本工人有极密切之连合；（六）继续作反对基督教破坏工会之运动。
（9）正太路代表团工作报告决议案
正太路工友一年以来与法国帝国主义、交通系、工贼的争斗连续不断，充分表现工人阶级在工会运动中十分革命的精神。该会秘书高克谦为工会被奉系军阀所害尤为最光荣的牺牲，大会表示十分哀悼的敬意。正太总工会过去所做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运动，引起工人对于政治争斗的明确认识，这都是该工会有良好指导的结果，大会认为正太铁路工会目前最切要的工作是：根本铲除工贼的势力，努力扩大全路的组织。
（10）沪宁沪杭二路代表团工作报告议决案
沪宁铁路工会，在五卅运动时，才开始组织，而沪杭铁路工友，处在直系军阀势力之下，不得不有这样灰色的俱乐部的组织，但往后宜努力奋斗，务使之成为真正的工会。
沪杭铁路的俱乐部，还要部分的机务处组织，其他各站，均未组织，往后务宜使组织扩大并注意政治的宣传，引起工人的参加政治斗争的兴趣。
沪宁铁路工友，宜奋起与工人协进会奋斗，指明协进会过去违反工人利益之种种行动，努力推翻之。
此外沪宁之南京、常州、上海北站，沪杭沿路重要各站，均应采秘密小组办法，从速发展组织。此二路组织宜先从事分途进行而后宜尽力打破工人现有之互相依赖心理。
（11）南浔铁路代表团工作报告议决案
南浔路在军阀高压最盛之下形成组织，是很难得的。现在工作政治环境上及产业上虽然有许多困难，但是工人生活客观上却有革命的要求。经济争斗与政治争斗的宣传，应双方注重，引起争斗而扩大巩固其组织。
现在该路虽还没有工贼发现，但是要竭力宣传防止工贼势力之形成。
（12）株萍路工会报告决议
株萍铁路工会过去加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虽有很好的成绩，但是没有注意到坚固本身组织的独立工作。所以一遭外力压迫，几乎完全瓦解。今后首先应注意恢复全路组织，其次便是坚强此等组织，利用一切斗争机会扩大工会的宣传和组织。
（13）道清路代表团工作报告决议案
道清路工人，共八百余人，现加入工会仅四百余人，可见组织上不十分健全，其的原因由于工会不能领导工人作经济斗争，一般工人对于工会失了信仰，往后道清路工会宜与矿工联合，领导工人作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并注意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压迫阶级——交通系、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打倒，工会就可以发展起来了。
（附）陇海、宁阳、湘鄂、潮汕四路代表未及参预大会，其工作决议由由执行委员会办理。 |
（一）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报告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二、铁总决议案
（一）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报告决议案
大会承认一年来中国铁路工会运动确是有很大的进步，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多数工会和会员，过去铁路工人的一切争斗全国铁路总工会在政策上有很适当的指导。这是大会认为满意的。不过有许多地方仍没有利用争斗机会充分做发展及巩固组织的工作，一般的宣传亦感缺乏，这是大会应该郑重指出的。
现在工贼、交通系在铁路上尚有小部份的势力，这是我们工作前途的最大障碍，应设法将他们消灭，使一部份深陷于工贼压迫下面之铁路工人得早与我们自由联合。
大会希望下层执行委员会本过去工作的精神。更继续为组织与宣传的扩大。 |
（六）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六）结论
以上将一年来的铁总工作大概报告过了，因为种种关系自然还有许多遗漏。从一年来的工作经验上，我们遇到许多困难，也遇到许多愉快，我们感觉最主要的困难：
第一是铁路工人比较其他产业工人最不同的，就是他们受政治势力的压迫最甚。因为现在中国境内铁路，均是各大小军阀财政上军事上的命脉，他们是丝毫不放松的，工会组织正与这伙大小军阀的性命关系冲突，他们那得不竭尽平生的气力来压迫工会？况且军阀后面又有狡猾的帝国主义者为之设计运谋，于是工会便直接成为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攻击目标了，组织尚在幼稚的铁路工会，与此辈强敌周旋，不用说，自然要遇到不少的困难了。
第二是于军阀与帝国主义两个强敌外，在在与铁路工会为难的就是历年霸占交通部政权的交通系。该系主要人物如叶恭绰、郑洪年等虽然在政治上时起时仆，而彼辈走狗分布全国各路，上至局长，下至员役，为数极众，他们根深蒂固，并不随着叶郑等为进退。这一伙奸徒，朝秦暮楚，随和政局而转移，他们的主要目的便是营私舞弊，榨取工人血汗以自肥，所以可做任何军阀的走狗，而誓死与工会为敌。尽力分裂工会的组织，因为工会正是防碍他们的营私剥削的对头，他们不得不如此。所以该系势力不除，工会将永受其牵制，是不容易完整的。
第三铁路工人的经济状况，路与路之间，及同路机务工人与工务工人之间，其中等级悬殊，利害不能一致，加以交通系采用分裂工会政策，愈使一部少数工人贵族化了，这些贵族化的工人有的消极不赞助工会，有的积极被破坏工会，有的在交通系指导之下组织团体与正式工会抵抗，这些都是工人阶级营垒里面的敌探，工会中的叛将，他的破坏力比敌人方面从外施来的攻击还要可怕。
虽然如此，可是铁总因为一年来国际与国内政治的变动，及主观上不断的努力，无量的牺牲（从去年“二七”到今年“二七”计死者十余人，入狱者六十余人，失业者二百余人），确已建筑好了他的社会基础了。像交通系的势力现在已削弱不少，（如京绥路工人几将著名交通系员司及工贼都打走了），工贼的势力大不如去年“二七”以前的猖狂了。铁总的组织已经成全国铁路工人公认为保障机关，他在政治争斗中，更时时处处表现他是最革命的，最澈底的，领导一切的民众而前进。总之他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两方面均已占有相当的位置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最后我要引用那我在本届大会日刊上面发表的那篇文字中（题为《一年来铁路工会发展之回顾》）的几句话来作这段结论的结论：
“现在帝国主义虽在联合向中国进攻，压迫中国的工人阶级，但是因为（一）一年来世界左派职工会统一运动日有进步，他们国内的阶级斗争一天一天的紧张起来；（二）东方殖民地的反抗帝国主义争斗，已使帝国主义的基础根本动摇；（三）帝国主义间本身有不断的冲突。所以帝国主义要联合用武力压平中国革命的事实，毕竟办不到，至于国内军阀此兴彼仆，自相灭亡，更永远没有建设武力统一专政的可能，而国民革命政治上军事上的建设，随着民众革命的呼声日益激增。所以最近中国革命运动，已经由普遍的反抗帝国主义而至于实际建设革命政权的争斗，在这个争斗中，进步的中国十余万铁路工人，实负有很重大的责任。他们将本着过去奋斗的精神，政治的热望，继续为更努力的争斗，打出一条血路，去与世界革命战壕的无产阶级战士为亲密的连合，实行向国际资本主义作一最后的决斗！”
（附注）关于铁路工会运动牺牲人名调查，据本会出版之《革命战士集》所公布，一年以来约计五十余人，其中有名姓可征者二十一人。而最近京汉路死于吴佩孚残杀之下者尚未查明，近接报告郑州工友汪胜友、司文德，复于十月中旬忽被吴军斩首，读者至此，想亦必泪下无已矣。
编者再版时痛识 |
（五）全国各路工作情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五）全国各路工作情形
京绥路
当去年“二七”大会时，京绥路各工会（只车务一部分组织有精神）被冯玉祥军队封闭，铁总闻讯，即于三月间派专员前往挽救，并决定扩大整顿该路全部工作。打倒交通系在该路之势力，统一各部分的组织。当时第一步工作即开始联络车务、机务，大厂几部分工会，但因机务工会张济海、王守充等均系交通系走狗，不断从中破坏，故久无成功。此时一面与交通系走狗奋斗，一面则积极联合下级工人群众，经过一月工夫，全路已有头绪，并正式恢复。过了几天南口工会恢复，并有机务会友一部分脱离交通系羁绊而加入这边的工会。南口工会进行既速，遂触交通系之怒，嗾使张济海等收买流氓痛打加入工会工友，并威胁铁总特派员何子静君，后经一番极大之努力才将张济海、王守充、邢富瑶三工贼铲除，工会基础便告稳定，工会统一至此也就去了一个大障碍。
在不断与交通系奋斗中，京绥全路八大站工会均组织好了，计为西直门、南口、康庄、张家口、大同、平地泉、绥远、包头等重要工会，均由铁总派员专为整理其内部工作，现在合计全路工友无一不加入工会，共有会员一万九千余人，每月每人纳会费半工，均能按月收齐，经济基础十分确定，全路总工会遂于去年九月宣告成立，为全路工会最高指导机关。
此时交通系在京绥路之势力并未全部覆灭，工会一方面与其走狗直接的奋斗，一方面运用适当策略，根本消灭该系在该路之潜势力，此项奋斗经过很长的时间，可视为该会的日常工作。该路总工会成立后。目睹京绥全路工友生活困苦，（尤以工程为甚）曾提出三个条件要路局承认：（一）小工每日一律加薪一角，（二）取消工程处包工制度，（三）发给上年十二月份奖金及三个月欠薪。当时路局阳为允诺，但随后小工只增薪二分，包工也只取消一部分，花红欠薪则延不发给。于是工人因愤而馁，对于工会信仰为之降低不少，各地分工会会务随而废弛，益以路局与交通系之挑拨离间，总工会威名大不如前了。
自十三年至十四年十一月止，路局积欠工人工资有五个月之久，工作时间则特别延长，并为国民军额外制造军事用品，工人困苦情形殆难名状，然当时工会政策：竭力援助国民军以阻遏最反动奉系军阀之胜利，故隐忍待时，令工人挨饥受饿，对国民一军不采积极抵抗政策。在这个时期内工会内外受逼，丛垢集怨，应付艰难，情形甚为纠纷，然亦反奉战争中应有之牺牲也。后来北仓战事告终，国民军乘胜入天津，一月十五日总工会遂毅然提出发给欠薪条件，以解全路工人于倒悬，同时恐路局故施狡狯，一面预备总罢工以资抵制，路局见工会来势汹涌，没有经多大波折，便完全应允总工会的要求了。工会要求条件胜利后，会务进行遂日益千里，全路基本组织亦于此时积极进展，该路著名之交通系份子候景飞，王弼等亦先后为工会所驱逐。
在工作过程中总工会居于绝对有权威的地位，工友群众的唯一口号是服从总工会命令，上项争斗初起之时，各会工会皆已组织强有力之纠察团，十人一队，南口有二十余队，张家口有十余队，其余康庄，大同等分会亦皆有纠察队之组织，持木棍铁器大刀等为武器，佩以红色为标记，拥护工会，严究破坏党。开会维持秩序。如有不到会者立即拘捕，工厂出入要道，毕派队把守维护尽至，甚得社会民众赞许。
工会在全国反奉运动中。主张工人积极参加，彻底铲除最反动的奉系军阀，同时又主张在行动中去影响比较接近民众的国民军，使他认识民众的力量。在这个原则之下，当国民军形势危急时，工人实尽了他们的最大的努力和牺牲，过去几次军阀内战中，铁路工人大多弃职逃走，此次京绥工人自由赴前线应战者百余人，为免影响国民军军事胜利起见，有许多日常的争斗均缩小范围解决了。工会并且不断的给予工友以政治的认识，聪明的走向政治争斗的路。在沿路各大城市，均领导市民做许多次数的政治示威。当去岁十一月北京市民暴动时，该总工会曾提出下列的政治口号。（一）推翻助奉系军阀压迫国民爱国运动卖国段祺瑞安福政府，由国民裁判。（二）组织国民委员会。（三）保障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自由。（四）招集国民会议。（五）废除不平等条约，宣布关税自主。并立派南口、西直门两处工人队伍积极参预那次运动，得到很好的成绩。
该路总工会有规模伟大的俱乐部，图书馆和劳动学校，各分会俱有上项的设备。对于教育宣传工作很有成绩。该会曾详细分析中国工人阶级实际情形订定教育工友的大纲，从工友群众中采取实际与目前各种材料，去教育工友。所以得到他们真实的了解与接受。今将宣传教材内容分别录后：（一）工人的地位。1、工人是社会主人与世界创造者。2、手工业工人与机器工人。3、工人之所得（工钱）与所失（剩余价值）。4、现代中国工人所受的几层压迫。5、资本家的牺牲品与机器的奴隶。（二）工会。1、工会的起源（自卫）。2、工会的意义。3、工会组织：工厂小组，执行委员会（权力集中），财政委员会（经济集中）。4、工会要统一扩大。5、工会是工人第二生命。（三）工人阶级之友和敌。1、阶级之分别。2、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3、农人与工人阶级。4、帝国主义与工人阶级。5、苏俄与工人阶级。（四）工人阶级与政治。1、政治是什么。2、现在的政治是压迫束缚工人阶级的。3、工人阶级要参加过问政治。4、参加民族革命就是工人阶级目前的政治运动。5、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进一步的政治运动。（五）工人阶级与政党及世界工人阶级。1、政党是什么。2、工人阶级与国民党。3、工人阶级与共产党。4、中国工人与世界工人。5、赤色职工国际。
此外关于工人目前的生活改善，经常做的是下列条件的宣传：
（一）火车房工匠工资原薪与机厂工匠同等。（二）车务每年十一月加薪，今年尚未实行。（三）工程处工友取消包工制，由路局直接开支。（四）学徒小工上班最低限度工资三角（起码）。（五）重新制定订各部工友工资最低限度表。（六）各路工友按级提升表。（七）职工扶轮学校收归工会办理，路局照给经费。（八）每年每人增加工资一角。（九）车务机务露天跑车每年冬季发给皮大衣一件。（十）小工提升工匠。
以上各条均为目前最迫切的口号，工会现正考虑一般的经济条件，预备于较远的时候取得此项利益，其重要内容摘述如次：（一）承认工会与路局立于相等的地位。（二）十元以下者，增加工资百分之三十，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者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二十元以上三十元以下者，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三十元以上四十元以下者，增加工资百分之十，四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者，增加工资百分之五。（三）每年每人增加工资（最低标准之规定）。（四）每日工作八小时，星期日休息，须发给工资。（五）每年每人给与三星期官假，给与工资。（六）因工得病或受伤，停工期间，须完全给与工资。（七）铁路医院须大加扩充，整顿。（八）工厂须设置保险、卫生消毒、清洁等器具。（九）南口张家口以及各车房所在地，须建筑官房。（十）恢复无故被革工人工作。（十一）肃清交通系余孽。
京汉铁路
第二次大会后，京汉首要工作就是恢复各分工会，因当时京汉全路的政治情形不在一个局势之下，故恢复工会的进行不能全路同时并进，只能择其在政治环境下有可能的地方开始工作，当时京汉的政治情形可分三段，第一段由石庄以北（即直隶界）在奉军割据之下，第三段由武胜长以南（即湖北界），在肖耀南掌握之中，第一段与三段都在最反动压迫工人的军阀势力范围之内，并且这两个万恶的军阀，是工人唯一的敌人，无时无刻不向工人进攻，因此暂不能公开的进行恢复工会的工作，而是秘密的从事活动。第二段由彰德以至信阳，都是国民军的势力之下（河南界），在政治方面工会有公开的可能。故当时京总恢复工会的工作即由河南境开始进行，郑州、信阳、彰德、黄河南岸、新乡、许州、郾城、驻马店，不久都渐次恢复成功，这八个工会，共有基本会员六千九百余人为全路工人中坚，在反奉战争以前，实是京总的根本基础，在恢复的当中曾经费许多奋斗，因为吴佩孚虽倒，而吴佩孚的余孽——传习所犹存，传习所见工会恢复起来，将于彼不利，故多方设法从中破坏，同时交通系的一般工贼，也是同样的想出种种阴谋，来捣乱工会的进行。但因群众要求工会甚切，和这班反动派除去政治的保障，以及各分会职员之努力，致使反动派破坏工会的目的不能达到。自反奉战暴发后，强暴的奉军由京汉路退出，京总遂派得力职员前往北段巡行恢复工会工作，保定、高邑、石庄、高碑店、顺德各分会遂各正式恢复，唯北段长辛店，南段江岸，目前比较困难，仍只能不公开的活动。
这个时候京汉路工会要算是很有威权的工会了。除极少数吴佩孚派的传习所工人，交通系的工贼，全路十三大站工人均在京汉总工会指导督率之下前进。他是北方社会上最大的一个革命势力，他一方面是京汉工人生活的保障者，同时又是北方革命的政治推动者。这一年来京总所作的工作，千条万绪一言难尽，大概谈来，可以从全路各分会的组织和工作表现出来，现在择其重要者分别简单叙述如下：
◎长辛店辛店自二次大会后，工会分裂为三：（一）为交通系走狗工贼张德惠、杨德甫等召号之“长辛店铁路工会”。（二）为京反局长王乃模雇用走狗李懋银等欺骗少数工人组织之“自治工会”。（三）为革命派工人组织的青年武术会。辛店工人自“二七”惨杀以来，经过很长的畏惧消极时期，后张德惠等受交通系收买，组织机关，发行报纸，多方朦蔽工人，工人受其愚弄，颇有附和之者，然交通系终为铁路工人的死对头，工人见他们仰面事仇，所以该会也决不能取得多数工人的信仰。不过张等本来就无意组织工人群众，所以也就不甚着急，只是存着一块空招牌可借以向交通系骗钱吃喝罢了。后来王乃模为京汉局长，因与交通系喑斗，自觉势孤，于是袭用交通系政策，又收买一班工人贵族为他创办自治工会，以“遵守路章，为国服务”为口号，但是主其事者办理并无能为力，工人群众虽有入会的，多属对上司的交际态度，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势力，这个时候铁总工作员在辛店已团结了一部分工友，王乃模见自治会势力不振，曾向铁总有所表示，铁总秘书文虎在京晤王时，当面劝他取消自治工会，主张辛店工会统一于京汉路总工会，共同消灭交通系势力。但是他有所顾虑，不敢这样作，过了几个月王因故去职，自治会乃无形消灭。张德惠等的罪恶也就在辛店工人的面前一天一天的暴露尽了，他们不单是不能为工人利益而主张，所行所为，多是压迫工人的事，所以去年十一月间辛店一般工人叫出“恢复老工会”的口号（即“二七”以前辛店工会），张等害怕的很，为和缓群众攻击起见，曾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致铁总一电说：“本会前因阻碍，故未早日加入铁总，甚歉！兹特电请正式加入，以后接受各项指挥”。辛店众工友才停止攻击他。
张等的末路可知要随此电而临到了，不幸后来别发生一场波折。去年十一月二十八九两日北京群众反段的争斗中，辛店工友与北京工友因误会发生冲突，张等乘机作反宣传，谓：“共产党打工人！”主张该会不加入带赤色色彩之铁总，以示抵制，同时复利用反动政治防害我们在该处的工作，于是加入之事又形搁浅了。现在该处除须多方解释此次误会外，仍在不断工作以冀成立完好之工会。
◎保定保定工会，自一九二五年一月，史文彬出狱，复工保定，即着手组织。是时加入者卅余人。后以史文彬出席第二次全国铁路代表大会，负责无人；兼以国民三军赴陕，李景林接收保定，受政治影响，更加工贼从中破坏，消沉多时。至五卅事件发生，工人复起，先由火车房工人组织演剧团，为外案捐款，又联络车务工务两处工人，组织沪汉案后援会，本站加入者七十余人，正计议推举代表赴所属各小站组织分会，适自治会起而捣乱，史君被殴，反动政治压迫不已，公开工会，遂无形停顿。不过暗中团结，待时发展。至十月二十四日，民军到保，工会始得公开恢复，推举执行委员，廿七日委员会成立，先后加入者共四百七十余人。（按保定工会范围内本站共有工人二百十余人，所属上下各站各道棚三百余人），计本站火车房工人约百人，车站工人约百一十余人，外站工人约二百六十人。第一月收会费廿余元，二月卅余元。（因欠支太多，又值年关，故收不齐）兹将工会内部，及争斗情形，分述于下：
（A）组织，本会基本组织，根据全国铁路总工会通告办理。组织法以小组为单位，每一工作部门，无论人数多少，只组一组，斟酌人数，组织小组干事会，人数过多者，分组若干十人团，每团有团长一人负责，组以上分组车事务委员会，车房委员会，电务人不多，附属车务内，另成一组，与普通小组同。车房内分扣机匠、擦车、司机、升火、抬煤、加油及其他——一如打更、看水、上水匠、铁匠——六组。车务内分吊车、司旗、挂钩、长夫、南司闸、北司闸，及其他如听电话、看门、听差、送信夫。七组。工务每棚成一团，徐水、定州、保定，三监工下分成三组。各组组长及各团团长，均已分配，有人负责。
（B）纠察队——由车房车务两处募选二十五人成立，分成五组，由纠察队正副主任指挥，以委员长作总指导，以收事权统一之效。每次集会，分配一组巡风或守门，并随从办事人员出入，以资保护。
（C）宣传队——原由廿人组织，后改名为训练班，先教育他们，使之明了，以便向外宣传。自成立后，适国军进兵，保定工作，特别加忙，惟因晚间戒严。颇多不便，曾在“二七”纪念时。用演剧团、纠察队等向城内外散放传单一次，又解释反奉战争之意义一次，关于抑止军事行动期间工贼发起之罢工运动宣传亦甚有力。
（D）演剧团——团员廿余人，每星期一三五排演。中间曾停顿一时，后因筹备“二七”演剧，乃恢复起来，隔日排演，在“二七”纪念会余兴时演剧二本，颇受来宾欢迎。此外说到工会争斗情形，其关于经济争斗者，工会成立后适当工人欠薪三月之时，工会曾向路局交涉发欠薪，得到胜利。关于政治争斗，则情形较为复杂，兹述之如下：
自五卅惨案发生，即发起捐款作实力援助，后组织演剧团，宣传惨案真象，继续组织后援会，作长期之援助，按月捐款接济。郑州豫丰工潮曾奉铁总命令停止装卸转载该公司之原料及成货，以示抵制，又以后援会名义，参加发起保定国民示威游行大会。是日到会者之人，学生、商民、妇女，约两万余人，工会委员长主席，登台演说，声泪俱下，群众俱为感动，一时掌声雷鸣，响震四野，保定铁路工会，因此遂为各界所重视。后又与保定各界，发起反帝主义殉难诸烈士追悼大会，并参与游行。
反奉战争发起保定工人曾预备交通工作（破坏与修理）并刺探敌方虚实报告友军。国军入保后，更发起各种市民宣传大会，要求当局取消鸦片公卖、邮包等苛税，均经达到目的。后国民军前进至杨村时又复公开组织交通队，预备出发，只以郑州总工会来人颇多，加之车辆缺乏，致未成行。
◎石家庄该会去年十一月初即从事筹备，当时尚处于奉系军阀压迫之下，后来反奉战争已起。该会计划为国民军布置便利交通事务，十一月二十三四日奉军败退，国民军抵石，该会遂正式恢复。自十二月四号推出委员后，并议决于十日内各工友重新报名，并加盖自己图章，次日起本站工友人会者极踊跃（以机务为最好），前三日入会者达三百余人，直到现在，继续加入会者六百七十六人。尚有少数车务未及加入，新乐站及附近道棚则因工头阻碍，且彼处有同善社（新乐工头是同善社社长），故对工会极反对，工友亦不敢加入，故人数极少。
该分会组织，悉依铁总议决案工厂小组法组成。执行委员会，各种会议均能按时举行。开会时间于星期一开纠察团会；星期三开执行委员会；星期五开小组干事，执行委员联席会（每次大概都有政治报告），星期二、四、六，则为训练班成立后之开课时间。现在工人中尚有大多数不明了工会，工人地位者；故工会决定专为找出一批思想活泼的工友来，特别给他们讲些工会之意义；组织方法，现在工人地位，国际地位，及工人应有之觉悟等，一面使这一部分工友明白，并使这部分人到工人中去切实的为不明了的工友解释一切，以求工人文化程度提高，全部都有深刻的觉悟。工人周刊每期销二百余份。
该分会成立后所办之重要事件：（1）一月十号与正太铁路总工会开联席大会，反对日帝国主义进兵满洲，并欢迎国民军，地点在正太铁路总工会，成绩甚佳。（见京报一月二十日）（2）与正太铁路总工会共同筹备高烈士追悼会，到者九千五百余人。（3）二次援助正太总工会惩办工贼，派代表面见筹备司令促其严办，并发快邮代电通知各地社会团体一致援助。（4）成立中国济难会分会。（全体工会会员组织成立）（5）与正太总工会，国民三军，共同发起工兵联欢会，作一极大宣传。同时帮助大兴纱厂工会成立。
工会开会次数：执行委员十一次。财政委员会二次，全体委员会三次，纠察团全体会五次，全体大会一次，十人长会二次，小组干事执行委员联席会三次，与正太总工会联席会一次，与正太开追悼会筹备会三次，工兵联欢会筹备会一次。
该分会现在客观的环境亦无若何阻碍，现在注意整饬内部组织；以前开会缺席者极多，现在已逐渐减少，开会时各委员亦能各自发表意见，促进工会之组织，以前工友来会者极少；现在亦日益增加，对工会有相当认识。如长此以往，训练班继续成立，俱乐部组成后，该分会自有很好成绩，该会现时可收会费一百六十元（半工），因刚才成立，一切器俱，诸待急速设备，故一时不能有余款，俟后每月总可有六十余元的基金存蓄。
◎高邑该分会于“二七”前，原未设立，所辖地段，本属正定分会及顺德分会，迄去年五月惨案发生，借募捐助款之机，得以进行工会组织，惟该分会，地处直境，“二七”而后，历受军阀之压迫。先之以直系的曹吴，继之以奉系军阀，工人因饱尝军阀之肆意压迫，在军阀屠刀之下，心神战战，虽想组织工会，军阀则施以至毒狠之摧残破坏，故其时只能进行些极秘密的宣传与联络，自国民军由豫北上，驱奉系于京汉线外时，该分会乃于十二月五日宣告正式公开成立，会员人数计工务处工人二百七十三人，机务处工人二十九人，电务处工人二人，车务处工人一百零四人，其他五人，共计会员四百十三人，多能收费，其尚未入会之工人人数不过工务处五人，机务处二五人，车务处二十人，共计未入会之工人者五十人而已，彼等不入会之原因：机务处之二十人一则因多系贵族工人，以为不需工会。二则有二三个员司的党羽，假其工头地位，不负责任的放出“莫入工会”的空气，一般小工，遂不敢入会。车务处之二十人，系因在外站，——官庄、鸭鸽营、临城，——情势散漫。一时不及加入，该分会执行委员会一月以来的工作为努力从事工会根基之建树，如进行小组组织，普遍的进行初步的教育宣传。（工刊可销数十份）纠察团计团长三，团员十八人，曾施以若干训练，工作方面，尚有成绩。
◎彰德该分会之会员共有四百五十余人，计机务一百六十人，工务二百人，车务九十人。每月交费大约可收有八十元。该会发达情形约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恢复时期，那时工会才恢复，工友对工会很害怕，简直没有人来工会，会费也收不上来，每月亏欠房钱不能支持。
第二个时期是“五卅”运动时期，那时全国工人对日本英国帝国主义罢工，各地工会，都有反帝国主义之表示。彰德工会曾竭力声援，发传单，宣言，号召示威，精神为之一振，工会会员对工会会费均能缴纳，每月会费可以支持会中费用，并代制纠察团衣服。工友屡次整队出发，游行示威，工会之势力渐为社会一般人所认识，工会地位也日益增高。工会此时并与当地学生及农民建立亲密的联合战线，而对于当地纱厂及六合沟矿工运动，处在积极赞助的地位。
第三个时期是反奉战争时期，这时期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卖国军阀张作霖交通系时期。张作霖交通系到处收买侦探工贼散布谣言，破坏反奉战线，工会内部工作幸未受影响。该会组织对于工人教育与娱乐均无相当设备。开车升火的工人，未加入工会而自立传习所，亦为最大缺点。
◎黄河该会于京汉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后，即于六月十五日正式恢复，工会所辖地段北至亢村驿，南抵荣泽县，当时有会员二百七十余人，计工程处一百五十名，桥工厂五十一名，机务二十人，车务五十人。会员每月纳费半工、经费均能收齐（约八九十元）。该会各级组织均能照章执行，委员会办事，颇有力量，当“五卅”运动发生时，该会曾经召集两次露天大会，计：第一次各工友捐出援助费洋八十七元九毛一分，第二次各工友捐出援助费一百二十元九毛四分，均交京汉总工会代为沪汇。前次江浙战起，该会亦曾召集全体会议，决定一切力量赞助同情于民众利益的反奉军队（国民军）之一切反奉工作。一月十四日又举行反对日本进兵南满露天大会。议决用大会名义出公函召集各界参加市民大会，市民到者六百余人。各代表的演说，莫不注意于十五年来外而帝国主义，内而军阀官僚买办阶级之一切破坏中国共和独立的反革命情状，施以严重攻击。当日所用的重口号为实行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列强；打倒一切反动军阀；武装的民众化；集会后随即出队游行，列入队伍中的有工人，有小学生，有兵士，有农人，而随着队伍游行的又有很多商人，精神十分振奋。该会虽地处较僻，政治压迫很少，对于上级机关命令及通告均能遵守不违。
◎郑州郑州为京总所在地，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该会便已公开恢复了。全体工友俱加入工会共约一千二百人左右。内部组织尚称完善，惟交通系余孽尚存不少，故第一个时期几次用群众力量驱逐工贼，并将交通系员司某处长痛打一次，工会基础才增稳固。该会第一次参加豫西胡憨之战，帮助国民二军作战，很有劳绩。去年八月七日郑州豫丰纱厂四千余工人发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厂长不允，郑州工会遂发起援助，该厂收买流氓武装殴打罢工工人。郑州工会遂出与抵抗，结果，会员韩玉山、王长保被纱厂厂主的雇役打死，后该会经过很艰难的奋斗封锁豫丰纱厂，卒使纱厂工潮工人胜利解决，（厂主承认工人十六条件），并赔偿被害工人一万一千五百元了事。九月五日陇海路十四条件要求提出未得允许时，郑州工人亦曾为有力的援助。自此以后，京汉北路南路战争，郑州工人的宣传与组织均为极主要的力量。
该会内部置设有俱乐部、学校、阅览室等，除推销工刊每期五百份外，并自印工会日刊销行本站。此外纠察队的组织极为严整。并施以军事及政治的训练。
◎郾城该分会管辖区域北至小商桥，南至西平县，“二七”前只有机务处加入工会，车务处另组有慈德公益会，工务处无组织，亦有出月费缴入黄河工会者。去年“二七”后，三月间工会恢复，机务工人完全加入工会，工务处工人完全加入工会，车务处工人同时加入者过半数，共有会员三百三十八人（机务五十九人，工务百十九人，车务百六十五人），去年四月工务二二三号道棚工人闾毛与乡人发生讼案，被乡人势力所迫，解送郾城县署羁押，并受责打，报告工会，工会派人营救，达到完全胜利，于是工会很有信仰，车务工人尚有三分之一未加入者，负责人急急进行继续使其加入工会，五月车务押运工人与京汉火车货捐局稽查员冲突，工会负责人出头交涉完全胜利，车务未入会者继续加入四十余人，尚有二十余人未加入者（如司旗、司钩、小商桥、孟庙村等站小工），工会委员会对于组织和宣传工作，加意进行，如巩固十人组，组织纠察团，均有成绩。
五卅惨案发生，接得铁总通告，开全体大会报告，宣布奉系军阀罪恶，反对帝国主义残酷手段，发表宣言，警告各界。工会并发起组织郾城市民沪案后援会，游行示威，勒令标明英日洋商一律停止仇货，督促商学各界每日派人上车严查往来英日货物，其他各小商店，附贩之仇货限期停售，筹募捐款。同时由该分会同人捐款，及经工会捐出之款共达一千三百余元。后该地商会勾结教职员和少数学生破坏市民的联合，以致后援会停顿，同时路局方面义国监工更与黄河总段长勾结将参加示威行列之工人呈请路局处罚，共罚二十六人（本站二二七道棚十七人，二三零、二三一号道棚二人，工务泥木小工七人），每人一元，但工人并不因此丧气，仍继续组织武装纠察团，随信阳，驻马店工会纠察团北上宣传。
八月工会改选后，特派委员巡行沿途各处，组织孟庙村，小商桥二站站友，二站站友始于九月正式加入工会，该工会所辖之地总计只四五人未加入工会。外电务工人三人。九月上海总工会被封，该分工会开全体大会两次讨论游行示威运动未果，因受该地学生牵制群众太少只在该分工会全体会时宣布奉系军阀之罪恶，发表宣言。十月反奉战争发起，该分工会接得上级工会通告召集全体大会，发表宣言，表示反奉反直，拥护保障人民利益之国民军队。十一月接得铁路总三十号通告巩固内部组织，该分工会召集全体大会，解释通告上组织的意义，再召集机车工务各全体大会，选举各厂委员会的委员，组织机车工委员会，分配小组，各工厂委员会均每星期开会一次，后因各工厂委员会提议车机工三处工厂委员会合并开会，每星期一次，因人数不能到齐之故（如日夜班行车等），小组会议多难按时实行。执行委员会并促工务急急进行小组之组织，但路棚工人多不认字，或者一棚无一个人认得字者，十二月该分工会整理工友欠月费问题，促工友将费交齐，并将车务未加入之工友五人及电务工友三人一并加入，内车务四人月费由三月起补齐，至是该分工会所辖之区，除“二七”前吴佩孚所派之副班梁金生一人未加入工会，其余均加入工会。工人周刊销路达一百五十份。该分工会（郾城区域）曾决定协助人力车夫及其他工作工人的组织，但该地学生多不能协作，故少成效。
◎许州该分工会自“二七”失败后，直至去年（一九二五）三月间恢复，起始有机务处一部，继续又加入工务及车务两部，从事改组，至去岁六月京汉总工会派人来许正式成立，此后会务日益进步，该分会所辖地域南至临颖，北至新郑，沿路共五小站，该分会之人数共三百四十三人，全体均加入工会，工友每人每月交纳会费半工工薪，均能收齐，每月收入约七十余元，除本会支出外统由会计收存，会内设置有阅报室，除本路工会机关报外，又有《国民新报》、《工人周刊》、《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九二五年中国铁路工会》等书。俱乐部设有三弦、啸、笛、象棋及留声机等，以助工友暇时之愉乐。学校设有工人补习学校，学生尚为发达。又设有救济会，议决凡工友病故者，全体工友出半日工薪以助其家，已实行一次。工会基本组织系依照铁总干字三十号通告办理，（即工厂小组组织）执行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其余会议均遵章举行，该会对内既很谋振作，对外运动亦未稍懈，对于铁总及京总之命令均次第执行，总之许州分会全体工友确有誓死拥护工会服从工会以谋本阶级之利益而与万恶军阀及帝国主义奋斗之决心。故工作颇为可观。
◎驻马店该分会在去年三月间即恢复，初成立时不过本站机务处车务处工友加入工会，道棚及各小车站未及加入，后开会议决派代表往各道棚及各小站接洽，于四月间道棚及各车站工友们完全加入工会，全体工友对于工会的表示均好，此时驻马店工会会员共四百二十人。内计：车务处本站四十九人，外各小站五十人，共九十九人，机务处七十四人，分车头部、内厂、平车房、灰棚、四部、工务处共二十三个道棚，工友二百二十一名，黄山坡、造林场二十六号车房亦加入，每月会费可收九十余元（半工），工会下层组织采用工厂小组法，现在工务处道棚已组织小组，但尚未成立工务处委员会，车务处各小站已组织十人团及小组，本站车务处机务处还没有完成此种组织。工务和车务两处虽有此种组织，因为是很散漫的未能照章开会。该分会一年来共开代表大会四次（因道棚工友多不能开全体会），人数却很齐全，执行委员会每两星期开会一次。
五卅案发生以后，英日帝国主义大屠杀遍于全国，驻马店青年工友们，看着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和学生，义愤所激，遂发起组织纠察团，制定服装，检查英日货，付之焚烧以与奸商奋斗，当时英、日货完全停售，并邀集信阳青年工友组织纠察团，沿路——郾城、许州——北上宣传。及到郑州，已组织百余团员，到卫辉，彰德等处即在该地帮助打倒工贼巩固工会。纠察团出发才告一段落，不久又接着反奉战争，工会下令一班工友们，露天演讲张作霖之罪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并沿街张贴反奉之传单，和口号，及反对吴佩孚武力统一之传单和宣言，不断号召许多次数的示威运动。后来吴佩孚欲活动侵豫，暗中勾结驻马店土匪扰乱秩序，该分会尽力保护铁路，使国民军便利攻击。
◎信阳信阳工会管辖地域：为柳林、双河、新店、李家寨、彭家湾、长台关、三官庙、李新店、新安庙、明港十站。有会员八百余人，内机务三百六十七人，工务二百七十三人，车务一百七十人，此中青年工人占半数，工人文化亦较他处为高。每期定阅工人周刊五百多份，并自印工会周刊，每期六百份，既没有不在会的工人，又没有交通系吴佩孚的组织，该会精神最好，月费每月收讫一百六十余元，各级组织照铁总颁发章程办理。委员会按星期举行，各股委员会亦每星期一次，大会均能到齐。该会工人觉悟程度很高，纠察团组织尤为有名，在五卅运动中，该会号召信阳市民发起沪案后援会，进行捐款排货，示威的运动最力，并邀集当地卅余公共团体，组织“豫南救国会”为经常反对帝国主义的机关，此外并协助该地人力车夫组织工会，助厨夫组织厨业工会，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共有三处），对于学生与商民则竭力推其左倾革命，因此信阳工会成为豫南最有力的团体。
反奉战争起时信阳工农学商均在该会领导之下从事广泛的宣传，该会并派大队纠察队沿陇海京汉二路作热烈的宣传。一面到处肃清工贼，联络农民以为反奉战争之实际准备，去年年底吴佩孚侵豫的时候，即开始妨吴佩孚的工作，保护交通，捉拿敌探，维持地面秩序，国民军战斗力为之增加不少，现工会正在计议参预战事之实际计划。
附白：京汉路顺德，新乡二分工会亦为全路组织很好的工会，江岸虽没有公开工会，却有秘密组织，此外如琉璃河、高碑店，及其他分工分等均因报告材料两次遗失，未及编入坑候将来有机会时补入。
津浦铁路
该会在“二七”前曾有工人联合会之组织，全路大站均设分会，不过彼时联会虽名为工人组织，而实际乃为工头员司所包办，名为工人利益实际乃系工头员司监视压迫工友之工具。迨“二七”惨剧发生后全路工友均主罢工援助，而会长张元和等，被交通部收买（予张以副段长职），竭力反对，因此总罢工未能实现，只浦镇工友作部分的援助。“二七”失败后，接着就是反动政治的压迫，此刻不得不暂取保守态度，迨上次大会决定，先从浦镇、济南、天津各地组织，然后统一全路的政策，铁总遂努力执行此项决议案，于是济南、浦镇两大分会因得于二月间先后成立。
自济南、浦镇两分会成立后，即继续宣传各站工友发起组织。六月铁总复派专员分驻济南浦镇两分会，一方面帮助两分会的工作，同时负责进行筹备全路总工会的组织。经一月联络宣传乃于七月五日开全路总工会筹备会于浦镇，当时到有七个大站，代表十六人，此即议决总会分会章程等案，并成立总会筹备会举出筹备委员十三人。筹备会设于济南，负责进行一切工作，多数委员分驻各站负责进行各该站分会之组织。
筹备会闭会后，筹备委员即进行各站组织，不遗余力，于是浦口分会、蚌埠分会、徐州分会、衮州分会，相继成立，而临城、泰安、德州、沧州、天津，亦均将成立分会，此时奉系军阀张宗昌、杨宇霆，见工会勃兴，遂决心施以高压，于是胶济铁路总工会惨剧、天津裕大纱厂惨案，相继发生，而上海总工会又被解散，浦口、浦镇两分会遂不能公开进行，而全路总会工作，乃受极大影响。
此时铁总计划进行组织，仍不稍懈，因派人亲至各站整顿原有分会，期于十二月二十后，开成立会于徐州。各分会及各站均已同意，忽江浙战争适于此时暴发，津浦铁路适当其冲，南北交通断绝，总会之企图至此又归停顿。
不过该路已经有了基本力量，全路有组织工人已达四千五百余人。现在虽因交通断绝不能正式成立总工会，统一全路组织，但这不过迟早间事耳。现在将各分会过去组织及工作情形大略述之如下：
1．济南分会——该会在“二七”前即有工人联合会之组织，系交通系与员司工头等所主动，工友在彼时并无工会经验及阶级觉悟，以故均是盲从的附合的。迨“二七”失败联合会瓦解后，反动政治亦随之到来，厂中压迫亦继之增高。工人即时思反抗，因而感觉团体组织之重要，不过山东适在曹吴势力之下，不能公开活动。迨第二次全国大会后经铁总予以许多指导，并派干事秘书等帮助，经一个月的工作，乃于三月末按照铁总新章正式成立分会。选出委员十九人，加入会员共九百六十四人。
该会成立后，一秉铁路命令，按照铁总通告，征收会费，进行种种工作，成立工人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刊印《工会周报》等，并参加一切市民运动，如发起追悼孙中山，捐款援助青岛罢工工友，五卅惨案发生举行游行示威，组织募捐队、讲演队，汇款接济上海工友，该会会员亦均每人捐一天工资寄沪。六月二十五日全国总示威运动该会更号召济南全埠市民学生游行示威等运动，联络济南市民组织市民雪耻大会，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等工作，后张宗昌自天津会议回济后，更严厉施行压迫，摧残民众团体，因之学生会、市民雪耻会、人民外交协会等团体相继封闭，该会乃大受影响，及七月二十六日青岛纱厂及胶济铁路总工会、沪青惨案后援会等团体领袖被逮捕枪决后，山东全部入于黑暗恐怖时期，该会至此遂陷于保守状态，因将工会地址改设工会食堂暗中进行经常工作。
2．徐州分会——该会于去年七月成立，会员四百人，都是车务工务电务诸部分工友。
3．蚌埠分会——七月间由车务工务电务诸部份工友组织成立。会员三百五十人，会费收齐。
4．浦镇分会——该分会自“二七”第二周年大会代表回镇后即努力进行，于三月十五日正式成立。当时加入该分会为会员者，共三百三十八人，机务处三百二十人，工程处十八人，自此成立会开后，遂分派职员，向各方接洽，结果于四月间，有车务处长夫、打旗、挂钩加入该分会为会员者计五十二人，道棚工人加入该分会为会员者计三十五人，于五月间车房工友加入该分会者计二十八人，自该分会成立后至五月间会员显著发展，机务、车务、工务、道栅陆续加入该分会者，共计一千一百二十七人，会内设置极称完备，有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合作社等，嗣后道棚工人自浦口至小溪河，因交通不便，该分会特委派人赴徐州组织本分会支部，会员一百五十三人，直至九月间因政局变动，直系军阀失败，奉系军阀压迫又来，张作霖的走狗杨宇霆南下，路经浦镇，当时路局警备队队长为维持其饭碗及地位起见，想讨走狗杨宇霆的好，尽量的挑拨，怂恿走狗杨宇霆消灭该分会，嗣经该会开会一再讨论，迭派代表往返交涉，无较好结果，卒将该分会之牌摘去，改为工人补习学校校牌。后正委员长身故，因此会中负责无人，进行颇受影响。
该分会组织及进行工作——该分会在未成立前，曾组织工会筹备委员会，在该分会开正式成立大会时，到会者约一百二十人，公推张正诚为正委员长，于五卅惨案时曾开三次大会，到会群众，拥挤一室，计一千数百人，两次过江在南京作游行示威大运动，二次援救工友田玉龙被捕事，在此期内，组织爱国募捐团、检查仇货团、爱国讲演团、纠察队等组织，检查仇货进行的事件，查获奸商私运大米货物接济英日帝国主义；募捐接济上海爱国同胞，又查获奸商私运日货，罚大洋两千伍百元，捐助南京下关和记爱国同胞，并逮捕奸商吴元龙老板，（此人是江苏省省议员，又浦镇东门商会会长）在浦镇浦口下关，游行示威，因此奸商衔恨入骨，遂花费三万余元贿买地方赃官派警逮捕该分会职员田玉龙君入狱，经该分会一再交涉，又派代表赴津与路局交涉，始得释放。
宣传工作——该分会在十四年十二月间，曾出版《浦潮工报》，继续出五期，后因经费问题已停止。又在十四年十二月间圣诞节，曾组织反基督讲演队，游行讲演，印传单三百份，当时反基督颇有影响。
5．浦口分会——于去年七月成立，会员六百余人，分为四十五组，有纠察队五十人，杨宇霆南下，曾下令封闭，反奉战起工人自动于十月二十五日启封工会，所作宣传极多，因此触孙传芳之怒，重将该会封闭，但工会组织丝毫未受影响。
6．天津分会——九二五年九月铁总派人开始从新组织，彼时正值奉系军阀李景林在直，又值天津裕大工潮刚过，天津工人受严重压迫和监视，进行非常困难。只可秘密进行活动，稍一不慎，且遭逮捕。至十月间西沽厂厂警发生诬工人偷盗厂中材料事，把工人拘押警局，致引起群众公愤，在这时期有组织的工人，不过六十余人，推举代表与路局交涉，要求撤换警官，惩办当事警察，交涉十余日，结果工人胜利，工会进行稍称得手，十一月增加百余人，反奉战争发生，工会进行复现停顿，更加以交通系走狗崔子良百计破坏，用种种卑劣手段，离间工人，后来复有毁名投函警厅津浦工人要在奉军进兵时，全体罢工，拆毁铁轨，以断奉军后路等语，致使工会进行顿受打击，至后奉军败北，国民军进占天津，工会始能公开活动，会员增加现有五百余名，均照小组组织法组织。大厂和车房成立委员会。
此外如泰安、衮州均先后组织，但均被张宗昌武力禁止不能公开活动。
南浔铁路
南浔铁路，系商办的公司。借日本资本将近千万，每年收入，颇不够缴偿日债息金，以故营业不振。路政腐败，在全国铁路产业中，要算极落后的产业，铁路线自九江达南昌长二百六十里；工人生计，非常困苦。公司对工人待遇，视同奴隶，稍不遂意，即任意开除。近来生活程度飞涨，公司压迫，愈加厉害，工人们遂感觉非组织工会，团结自身力量，永无出头之日。尤其是车务工友，在路上供职年数较久，感受痛苦更深，遂于去年九月间由铁总派员着手组织工会，经过两月筹备，乃于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九江正式成立，并正式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只是江西政治势力，（方本仁）对工人阶级压迫非常厉害，进行很受防害。
工会组织法是遵照全国铁路总工会所颁发的组织法组织成的。因为路线太短，没有设立分会，工会底下只设三个支部。现在会员人数，有二百七十四人，纯系车务工友。机务工友，因生活上比车务较好，故不感觉工会需要，间有一二人能表同情于工会的，亦因工头……曹云汉极端压迫，亦不能加入工会。工务工人，其生活真是牛马不若，工头压迫与剥削，更是惨无人道！向因畏惧工头开除，马上就无饭吃，亦尚未参加工会的阵线。
共余会内经济情形，亦颇困难，每月收入会费，合计十七元（每月每个会员平均一角）。工人们文化程度幼稚，第二支部工友做事最为热烈，其他较次，因为第二支部地点在德安，工友们除做工外，没有其他副业可做，经济地位非常恐慌，阶级意义，亦很明白，所以此时工会最切要任务，就是教育宣传工作。
他如工贼情形，此时虽还没有明白发现，实在是要替公司作驯狗而破坏我们组织者，早已就有两人，不过工会组织还未扩大，尚不十分遭公司的嫉视，工友中热心拥护工会的人很多，故工贼尚无所施其伎俩。
道清铁路
该路为福中公司运煤之路，完全受治于英帝国主义之下，工人所受痛苦极甚，工人工资及生活情形亦很坏，当“二七”前该路工会组织很严密，“二七”罢工该路亦同情罢工，后受“二七”影响遂遭封闭。第二次铁路代表大会决定在该路扩大工会秘密组织，并联络矿工一致组织，五卅事件发生，该路遂号召焦作煤矿工人开始反对英帝国主义，此次罢工坚持很久，在北方给英帝国主义者一大打击，英帝国主义者十分怀恨，遂将该会领袖工友开除，后工人群众一致起而反对，然仍恢复工作。工会会员以机务为中坚，会中设有俱乐部和学校及图书馆等，过去政治争斗的分量多于经济争斗，故工人的政治认识极明白。
沪宁铁路
沪宁路在去年“二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尚没有工作可说，铁总政策决定首先从该路最大之站，吴淞发起组织，次及于南京、常州等站，今将该路情形大概述之如下：
（一）工人生活情形
沪宁路吴淞工人，比其他各路工资较高，生活较好，工人颇认为满意，因此在他们的主观上，以为没有经济斗争的要求的必要，还有几种特殊情形：1．大部分工人多是工头自己招来的人，多是工头的亲戚、朋友、子侄之类，最受工头的压迫，不仅在厂内听工头的说话，即出厂还要受工头的约束。2．在这些工人当中有并不情愿受工头的约束，工头却有几个最亲信的暗探，如有一个工人说了一句反对工头的话，或有不利于工头的行动，马上报告工头，工头即加以种种手段来对付；因此一般工人没有一个不怕工头。3．吴淞共有七百余工人，而工人所住的地方，共分四处，上海住一百余人，农村中住一百余人，张华滨住二百余人，和蕴藻滨住二百余人，在这四处中工会的集中势力，只有张华滨，和蕴藻滨这两处的两百余人。4．沪宁路在英国人的管理之下，英国人用种种的手段来压制工人，最厉害的手段，是收买工头，令工头出而组织一种监牢式的团体，来枷锁工人：例如在张华滨即由张华滨的工头组织一个佛学会，凡在这个工头之下的工人，没有一个不加入里面的，在蕴藻滨即由蕴藻滨的工头组织一个救火会，凡在这个工头之下的工人，都加入在里面，工人的加入，是出于工头的强迫并且他们的规矩极严，每晚工人必须去报到，签名，如有一个工人不去报到的，第二天工头即责问，工人畏惧工头的权威不敢与抗。5．因为工资较高，工人最怕失业，所以工人都是战战競競的唯恐工头开除他们的工作。吴淞的铁路工会，难于组织，难于发展，完全在于上面的五个原因。其实在客观上，他们所受工厂的压迫，是极厉害的，例如机器工人每人每月须将自己的血汗工资五元给工头，开除工人是常有的事，罚工资更平常得很，客观上经济斗争实在是他们极迫切的事。至于工务处工人工资甚低，每月不过十余元，由包工头发给，除去四元的伙食，还要孝敬一元给工头。结果每月仅得工资五元，在客观上他们的经济斗争之需要，实在十二分的迫切！
（二）工会成立后的工作
沪宁铁路有正式工会组织的工会在五卅后不久的时候，那时铁总特派员乘五卅的革命高潮在吴淞号召工会组织实行参加五卅运动。这个组织的起初，是联合各种工人工头的一个普泛的组织，定名沪宁铁路工人协进会，会员七百余人。因为有工头在内所以这个会自然减少了他的革命性，这是工人们所难忍受的，所以虽然开始还能与工头合作，可是到后来，协进会就渐为工头所腐化了。协进会既没有代表工人半点利益，只是征收会费，协同厂方压迫工人，于是真正革命的工人遂离协进会而自己组织一个俱乐部。
该部自成立以来即站在全国铁路总工会指导之下代表工人的利益，一方面与改良所的协进会奋斗，一方面又与当地军警反抗，协进会遂因此无形取消了，虽然加入俱乐部的不是全体工友，可是大部分的觉悟份子都已加入了。该会成立以来对于地方政治及民族革命工作均站在积极参加的地位，虽然没有机会做过普遍的经济争斗可是日常的反对厂长、员司、工头的压迫是不断的进行，所以很为一般工人所信仰。
该部现办有工人学校一所，为工人补习及工人子弟就学之所，分日夜两班，有学生八十余人，工人周报一种，（沪宁半周刊）每期发行五百份，为全路的宣传机关报。
在常州，南京各站没有形式的工会组织，不过有许多经常的联络，并与沪杭路工会有相当的关系。
正太铁路
正太铁路工会以石家庄为主脑，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到反奉战争起时，该路工会虽受奉系军阀高压没公开恢复，但该会很努力活动，曾包围过石门警察厅以群众的力量保释出该会领袖孙云鹏，在“五卅”惨案运动中并领导正定石家庄各界游行捐款，抵制英日货，作过很剧烈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并曾痛打工贼谢恩霖等头破血流……因此法帝国主义者、（正太路局）奉系军阀、工贼……遂大起恐慌，而互相勾结，于去年九月二十三夜半秘密残杀了该会的领袖高君克谦。
高君克谦被害后，该会处于奉系军阀高压之下，又有工贼作心腹之患，遂不得不暂时停止表面上的公开活动，而切实努力更秘密的组织、宣传、教育……及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工作。由全国民众所促成的反奉战争爆发后李景林去职了，该会便于十二月四日轰烈的恢复起来。
工会恢复后，法帝国主义者更勾结当地官绅及工贼、流氓四方八面的向工会进攻，全体工友为自卫计便立刻将工贼谢恩霖、田清莲、赵恩章等三人大打一顿，绑送石庄警备司令部，促其依法严惩，该工贼等现尚在县署拘押，其余工贼刘绍棠（正太路局弹压）、斐洛臣、萧连发、刘廷元等俱闻风潜逃，该工贼等非常的辣毒，以前孙君云鹏之被捕、高君克谦之被残杀无一次不是他们当奸细，他们前后吞并公款四千余元，时千方百计来陷害工人，简直比杨德甫、张德惠、袁正道、马超俊都可恶，可是现在正太路已没有他们立足的余地了。
工贼铲除后，该会即派宣传队，协助石庄大兴纱厂工友组织工会，该会男女、童工共三千余人，已于上月（按系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正式宣告成立，而该会根基因得纱厂工会的提携，遂日臻稳固，此外在石庄举行的高克谦君追悼会、国民大会、工兵联欢会，……等，该会均处于领导地位。
现该会太原石庄两处的分会已都公开恢复，共有纳费会员一千五百余人，每月收费三百九十元。其受工会影响者约千人。石庄工会以大厂、车房、工务为基础，未加入工会者只三人。工会下层组织系遵照铁总通告，按工作部分，一律组织成立工厂小组，共有四十余组每组人数少者六人，多者一百八十人，均按时缴纳会费。在工头指挥下所组织的工人研究会，现已令工头退出会并入工会，工贼所把持不灰渣费（每年收入一千元左右）亦归工会管理，至在法资本家卵翼下的工人俱乐部（员司与一部分机务工人所组织），原分三处：太原阳泉各六十余人，石壮百余人，现大部分已从醉梦中惊醒，知道工会是他们的保障，而要求加入工会。
工会有纠察队一百卅人。训练极佳。并出有《正太工人周刊》，每期印百份。俱乐部在筹备中。
惟阳泉分会因在晋阎高压之下，并受当地官绅及工贼的包围，仍未公开恢复。
沪杭铁路
沪杭路在去年大会时也没有工作，直到五卅后铁总才开始决定派人前往活动，该路工人状况与沪宁颇多类似之点。一九二五年七月闸口铁路工人俱乐部开始筹备，八月十二日正式成立，该地共有工人五百六十九人，加入俱乐部者三百余人，多为大厂工友，司机、升火及工程等尚未加入。每月收会费依百二十分之一计算共收五十余元，俱乐部内分书报、音乐、奕棋等项，另设有学校一所，教育工人及工人子弟。去年九月该地基督教青年会见俱乐部发展情形，屡思愚弄工人，宣传他们的教义，终被俱乐部严词拒绝。俱乐部设备内容尚好。甚能团结工友。数月以来从事训练内部及唤起一般工人的觉悟，渐进而谋发展全路工作。政治宣传做得很多，经济争斗亦断续的小规模做过，工友日常生活赖俱乐部保障之力居多。
俱乐部出版《工余报》一种。销行全路，影响颇大。
胶济铁路
一九二四年冬，胶路工友即秘密组织，但大半注意于四方机厂，不免忽略车工等处，适一九二五年二月三号乘路局南北派冲突，北派员因耸动车务处罢工的机会，于是一面至各段运动，一面率机厂全体工友提出五件要求！（1．承认工会为工人代表机关，2．恢复因办工业圣诞会失业工友工作；3．每人加薪三元；4．每年发连运免票二次；5．立发资金），举行罢工，并在此罢工期间，将支部、小组、纠察队组织妥当，张店、青岛、济南、高密相继拍电路局要求从速圆满答复，当时路局虽用收买工会首领、工贼、威吓等手段，终于一、二、五条立时答应实行，三、四条请交部批准限一周答复，十一号乃停止罢工，但自罢工停止，路局对三、四条后来迟不答复，工会急忙催促，始于胶总后援会成立之后，实行每人每日加薪七分，这还是胶总在五卅运动没忘了继续要求经济利益的结果。
自罢工胜利后，就积极筹备胶济铁路总工会，遂于三月十五号在四方开全路代表大会，青岛、四方、高密、张店、济南都有代表出席，共三十六人，通过简章，选举委员宣布胶济总工会正式成立。
胶总及各分会酝酿时期，纯系机务处工友，并全体加入工会，胶总曾为联络车务处工友起见，划分车工务工友所属各分会。通告分会负专责连络该分会所辖车工务工友，因各分会的努力及加薪的要求胜利的关系，车工务及材料处有一部份加入。青岛段全体工友共五百四五十人，加入工会者三百六十余人，四方机厂一千五百五十余人。全体加入工会，高密段三百余人，加入工会者一百七十余人，张店千人左右，加入工会者五百七十余人，济南共四百余人，加入工会者二百三四十人，共计约三千人。
坊子段在胶济路的中心，工友千人左右，但因该段员司手腕比较圆滑，且有夏敬堂（司机领班）、张美（务员）二工贼一手把持，胶总虽屡次派人至该段联络，但终于无效。
以上各会员均能严格交纳会费，不稍延缓，胶总常月费每人每月纳月薪百分之一五，高密因会员少遂增收月薪二分之一（即每月半工），会员全体交纳，除高密分会经济支绌外，其余各分会皆能维持，四方分会很宽裕，张店因建筑会址稍感困难，胶总用费除收到青岛、四方、张店、济南各分会各二十元，高密十元外，皆赖四方分会之供给，这是因为各分会成立伊始，用费较多的关系，并非各分会不交胶总。现四方分会存款四百八十元，济南青岛两分会各存九十余元，高密存八十余元，张店无存。说到教育宣传工作，胶总会在铁总指导之下努力进行，至教育宣传的材料：为《工人周刊》、《劳动青年》、《向导周报》、《胶路工人》，铁总所出一切小册子及通告宣言等，其方法：举行小组会、组长书记联席会、阅报室、讲演班、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及推销刊物散布传单等，此项工作成绩检查结果，如《工人周刊》全路分发五百余份，《劳动青年》四百余份，《胶路工人》出至十期，每期五百余份，其余《向导》、《中青》及小册子（《马克思主义浅说》、《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九二五年铁路工会》、《二七纪念册》等）无法统计，工友自行订报者，只四方一处，百份左右。组长书记联席会是特别教育组长书记机关，在工会初成之时，每周开会一次，适五卅案发生，工作甚忙，即改每月开一次，小组会是训练一般工友的机关，原定每周开会一次，并收组会报告表。
胶济路工友因经过四五月的公开宣传，多半有阶级觉悟及政治的认识，多半明白工人不分国界与工作部份，非用团结的力量不能解除本身的痛苦。
青岛，济南有阅报室、讲演班，高密有阅报室，四方有阅报室、讲演班、工人子弟学校、组长书记特别训练班、教育宣传班（工人补习学校），各分会都已预备妥当，张店工人子弟学校亦已开班。
胶总成立以后，凡铁总所通告及其他应作的工作，（如“二七”纪念，五一节示威大会，争工会条例及各种通电宣言等），均能努力进行，兹只将其比较重要者叙述如下：
（1）援助四方日本三纱厂罢工
四方三纱厂罢工在酝酿时代，胶总即竭力秘密帮助其组织与宣传，及罢工实现，乃通电援助，并组织罢工救济委员会，（沧口纱厂未见效果）帮助纱厂罢工得到胜利，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因此不但切恨纱厂工友，并决意摧残胶总，遂以政治的经济的势力唆使温树德于五月二十九号惨杀纱厂工会会员。同日封闭胶总，当时青岛特别戒严，日本资本家的经济势力，又笼罩了青岛，这场惨剧，当时未能传布出来，胶总因政治环境恶劣，虑有举动必遭极大的牺牲，决议暂取守势，秘密组织，秘密宣传，并秘密营救纱厂在狱代表，救济死伤失业，只是胶总牌子摘去，工会工作，并未一刻停顿，并且青岛、高密、张店、济南各分会，本会的内部工作，还是公开的，只是不能作积极的斗争。
（2）参加五卅运动
青岛是饱受帝国主义直接宰割的地方，一般人都有些洋奴化，少反抗精神，虽惊天动地的五卅案传到那里，市面上也很少动静，胶总乃乘机公开起来，以胶总沪青惨案后援会的名义，率四方机厂全体工友，及青岛机段四方纱厂一部分工友四千余人，于六月九日，作过一次极威壮愤慨的示威大游行，青岛的市民运动受这次游行的震动，才振作起来！
这次示威以后胶总遂公开进行，但官厅仍不准有工会的名称，才挂起了胶总沪青惨案后援会的牌子来，名义上虽是后援会，其实就是工会，一方面指挥各分工会参加各该分会所在地市民运动，一方面进行内部组织及教育训练的工作，在参加五卅运动中，胶总各分会，都站在领导市民运动的地位，尤其是青岛、高密及张店，若无胶总及青岛、四方、高密、张店各分会之发动，则各该地都无所谓市民运动，胶总并通告各分会每人纳月薪一日，援助沪青惨案，五月份执行结果，无一会员不纳，六月份虽有走狗从中作梗，仍能执行，但未收齐，胶总即遭惨杀。
胶总后援会为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起见，派出讲演募捐队三大队，沿路讲演募捐及联络，自后援会成立之日起至流血之日止，未曾一日少停，因胶总讲演队募捐队之努力，即墨、胶州、高密、周村等地市民大会继续成立后援会，并时派代表与胶总接洽，捐款亦都寄交胶总，胶总几占了山东运动的中心，共计收捐款七千余元，分配汇于上海、广州、汉口各地及抚恤四方纱厂工人。
青岛因胶总的努力，遂于六月十五号举行市民大会，在市民大会筹备席上胶总即主张援沪援青，排英排日，但因其他各界代表，半多是知识份子、官僚、绅士，竟议决了排英不排日，援沪不援青。胶总乃在市民大会讲台，指出筹备会的罪恶，重新通过胶总的主张，这样以群众的力量，逼着他们执行很革命的决议。
青岛经此次市民大会的结果，市面上渐现出活的现象，渐入于革命化，青岛官厅遂在警察厅召集各界代表大会，官厅一手包办，首先推翻“对英对日”、“援沪援青”及“组织纠察队”等市民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胶总遂率青岛工界代表全体退席，学生会亦与我们一致行动，结果官厅的奸计未遂，官厅这种圆滑的手段失败，就进一步压迫禁止市民团体开会，不准调查英日货。胶总乃号召青岛工界团体，组织青岛工界援助各地惨案联合会，加入者有胶路总工会、水导局工人俱乐部、各地惨案沧口纱厂救济会、港政局工人沪青惨案后援会，这个团体内部完全按照工会的组织，一方面是青岛总工会的雏形，一方面真正代表民意的青岛各界沪青惨案后援会的发起者领导者。四方纱厂失业工友，不下千名，全赖胶总的救济，及七月三号第二次大罢工发生，一切救济的维持胶总完全负责，并通电要求各地援助，日本纱厂厂主更恨入骨髓。
胶总因以上奋斗的历史，深遭日本帝国主义（日纱厂主及领事等）、官僚（路局局长等）、军阀（张宗昌等）、资本家（隋石卿等）之忌，相互勾结，于七月二十七号，封闭胶总，逮捕十一人（一系纱厂失业工友，一系铁总特派员宣传干事李慰农），三人押解济南，八人监禁青岛。二十九号，枪决铁总特派宣传员李慰农，此次工人失业者五十二人。（入狱在内）当时受胶总之连累而枪毙者，还有新闻记者胡信之，被捕者还有曲春芳等八九人。
惨杀以后，各分会相继停止进行，山东全境水深火热，杀气沉沉，乃派代表赴上海、北京各地宣传，赴京代表伦克忠、韩文玉，竟在京被捕。押解济南，韩文玉以年轻关系，决判二年有期徒刑。伦克忠又暗遭枪毙。
京奉铁路
该路总工会成立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现在已有四年的历史，在这四年中对于政治经济斗争已有数次，曾得相当胜利，但以组织之不完善和宣传之缺乏，以致一经工贼之破坏，及政治压迫，而不能有继续之奋斗力。“五卅”以前受了奉系的压迫，全国工会均遭蹂躏，唐山工人最多，势力亦很雄大，使奉系军阀害怕，故唐山工会得维持其现状。及“五卅”案发生后，该会遂借机组织，并捐款援助沪案，成立各分会，乘机发展组织，会务遂日形发达，而丰台、唐山、皇姑屯等分会亦立即宣告成立，天津分会近日亦即成立，沟帮子及山海关亦设有办事处以便组织，现亦均有成绩。
该路现在进行虽较去年发达，但以种种障碍，发展甚迟，最碍事者为邦界之分，交通系之压迫，工贼之破坏。
该路全路组织，完全立足于大厂及火车房，而其他部分完全没有加入，且司机方面多数是立于交通系旗帜之下，就更形难于发展，故现在该会会员约五千余人，不及全路工人之半。兹将各分会情形分别报告如下：
唐山分会——该路各分会以唐山历史最长，为全路之大本营，自上次代表大会后，作过经济争斗，如要求煤炭，加薪等。先是工人有官煤，但只限高等工人，故并要求小工亦与官煤，一律同等待遇，数次争斗全得成功，而走狗亦进攻甚力，该分会中坚人才较多，故虽历经摧残，尚仍可保持其一部分势力。近实行改组，组织小组，成立一百余组，现仍在继续进行中。
丰台分会——现在情形甚好，人数一百七十人，小组除非会员外，已完全组好，现在进行组织工厂委员会，但以向有工贼从中破坏，现在进行尚不能十分顺利，幸该分会团结坚固，尚可支持。
皇姑屯分会（在奉天省城）——大厂一百二十余人完全加入，遵照总会组织进行，火车房亦有一部分加入，但成立不久，故会员之训练尚乏人才，近日各种会议，甚少开会。
沟帮子分会——原有会员六十余人，皆大厂工人，现在因工作很少故被调他往者数十人。现在只有二十余人，现有一办事处。
天津分会——现已成立约有会员三百名。内部组织很完整。
中东铁路
在未报告该路工会运动状况以前，先要说明东省政治环境与东路工人觉悟的程度，在那种状况之下是很不容易进行工会运动的。首先说东省政治状况：谁都知道东三省在张作霖势力的下面，人民什么自由都没有，自然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没有了，工人要集会那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工人想组织工会常常受当地警厅严重压迫。其次东路工人的觉悟，比较关内工友亦有较逊之处，这是因为社会上一般文化较为落后的原故。该路现在已成立的工会共有四个：即三十六棚、地包、横道子、五站，兹将三十六棚与地包情形分述于下：
a、三十六棚，在东路上算是第一个大厂。活忙的时候，须用三四千人作工，该处有一个公开的工会，名工业维持会，成立好几年了，与铁总有联谊的关系，中国会员有五百余人，白党三百余人，该会职员，尽是一般工人贵族，他所结合的人：有路局的官僚——吴子嘉，无政府党的党员——秦抱朴，俄国华侨流亡的领袖——张永奎及一般白党的厂长、监工、工头、探访局的侦探等，在工会职员方面是要建立联合战线反对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苏俄，所以他们就利用中国人排外的心理去反对苏联的工人。但是工人确全都明白了苏联的工会是真正为工人谋利益的，中国工会不过是官僚、警察破坏党的走狗，所以工人们——尤其是青年工人们暗中加入苏联工会的很多很多。三十六棚的会章上订明小工、短工、青年工人皆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由此就可以证明该工会并非全体工人的工会，充其量说，不过是一部分贵族工人的工会。
b、哈尔滨地包工会，以前操在工贼徐子明的手中，去年徐子明被工人驱逐了，一般革命的青年工人遂起而组织。后来更产生一工贼刘人镜极力阻止青年工人参加，他当时所订的章程与三十六棚工会的章程是一样的，并且他还勾结警察律师作他们的护身符，所以青年工人们又把他驱逐走了，去年十月间秘密组织了“青年工人协进会”，吸收些最觉悟的分子，作将来改造全路工会的准备。
中东路的小官僚、无政府党和俄国的白党，看中国工人皆暗地加入苏联工会，于是想利用三十六棚工会维持会会长萧世平出来组织中东路中国工人总工会去抗抵俄国职工会，他们以三十六棚工业联合会为工业维持总会，以各站各厂为工业维持分会。各分会代表有选举总工会职员权而无被选权。各分会只须选举会长一人，无须会所及俱乐部等之设置。各分会发生任何事件，交与总会解决办理，各分会所收入，尽数交总会处理，萧某曾在东铁沿线奔走多日，然而响应者寥寥。请立总会一事，曾得路局官僚同意，但卒为最反动的警察管理处批驳。所以他们的铁路总工会运动，便从此停顿。当时我们在东铁决定进行的步骤：第一是联络各厂各站最觉悟的分子，派人往满洲里、长春、五站接洽，结果甚为圆满。第二由各站推选（以该站工人多寡为比例）代表，召集全路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议决一切重要议案，成立东铁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在进行适遇郭松龄失败，反动势力高涨，于是机关被军警查抄，重要职员三人悉被捕入狱，遂又重返于秘密工作时代。
湘鄂铁路
该路工会因长期在湘鄂二军阀高压之下，工作成绩极少，长沙的新河工会于去年五月成立，小吴门车站则有运输工会亦是隶属铁路工会的，此二处情形颇好，岳州工人仍纽于南北界限为员司分离，不易有公开工会，徐家棚则因工贼防碍，仅有秘密组织。
该路去年六月十二日在岳州举行全路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新河七人，徐家栅七人，岳州四人，大会决议：（一）要求实行办俱乐部；（二）一致行动驱逐压迫工人之厂长；（三）实行上届要求条件；（四）组织全路总工会；（五）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并决议以实际行动向路局要求上列条件之实现。但是因为全路组织很难统一，所以尚未实现。
广东各铁路
广东境内铁路工人，往岁在军阀专政下生活十分困苦，直到国民政府肃清全粤军阀，铁路工人稍得解放，广东大小铁路共有七线，现重要的五线：粤汉、广三、广九、潮汕、阳宁均已把工会完全组好。会员人数计：粤汉二千三百六十五人，广九一千零六十五人，广三九百八十人，宁阳二千人，潮汕五百六十人，共有会员六千余人，在历次国民政府讨平军阀战争中，广东铁路工人都是积极参加并且得了很好的成绩。自国民政府巩固后，广东铁路工人生活较前改善不少。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五路工会议决合组广东铁路工会联合办事处于广州，直隶铁总管辖。该会已遵照铁总通告改造各级组织，关于会容一切设备如俱乐部、学校、教育宣传班、纠察队等亦照铁总所指方法进行，办理均有成绩。
陇海铁路
陇海铁路的工人受法帝国主义的统治在一九二一年（民国十二年）因为生活上受法国资本家种种不堪忍受的压迫。曾成立了陇海铁路总工会，向帝国主义反攻，举行七天的罢工，要求得了十项改良生活的条件。自从这次罢工后，工人生活虽曾改良，工会领袖却一部分腐败了，工会的工作，无形涣散，又加以当时曹吴军阀横加压迫，因此所要求得的十项条件，不久遂遭取消。从此，陇海路的工人仍然在牛马不如的困苦中度生活。
不但如此！后来又换来了一位机务总管（法国人，名卜理格乃尔）反而变本加厉，对于全路的工人更添上许多虐待的条款，压迫工人的程度比从前的若里越发高涨。
去年铁路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我们的决议，便是推翻旧的工贼势力，创造新的工会，当二三月间河南军事未定，工作很缓慢，后来豫西平定，铁总遂派人全路活动，于是洛阳、开封及徐州各处的铁路工会相继恢复，便在去年七月中就正式恢复陇海铁路总工会。同时并将旧派工贼完全驱逐会外去了。陇海总工会成立后接着召集第一次全路代表会议通过提出下列十四条，九月五日向陇海当局要求承认。
（一）前允许工人等每年支双薪一月，每月大礼拜两日及三大节均给双薪。现在完全背约，每年只支双薪半月。大礼拜日强迫作工，非礼拜日强迫休息，并以大礼拜日工资抵折休息日之工资，须仍照前议执行，切勿变更。（二）车头办工十点以外者应给加点工资。洗炉歇工，不得扣除工资，此乃旧制，今则名虽加点而实则减少工资，歇工时间扣除加点所得。工人万不能承认。（三）生活程度日高，工人所得不足维持生活，每日每人应加工资一毛。（四）出差伙食，太不公平，应改为司机一元（京汉有例可援），工匠一元，升火五毛，小工五毛。（五）前允许每年给工人家属免票一次，工头司机是二等免票，工人等三等免票。今路局发票一律只给三等，须仍照前例。（六）路局洋员损机误路，妄责工人，其事实如下：1．车头所用观音堂煤煤质甚劣，以致常发生停滞误路之弊；2．不发擦机器楂棉洋油；3．车头常载过重，以致时有误点。凡由上面可生之过失，工人不能负责。（七）洛阳路洋员对于有病之工人妄加虐待，如：1．必须本人持病条告假；2．不问病之轻重缓急皆限定只在八点诊看。以后应允许工人有病随时可以诊看并废除本人亲持病条告假制度。（八）洋员不得殴辱打骂工人。（九）道班、加油、台煤、打旗、挂钩等工人，应发雨衣雨帽。开车、升火工人应发给制服。（十）小工进级，须按资格，年较长久者先提。（十一）工人在路局服务二十年以上，年满五十五岁不能工作者，公司按原工价给予养老金三分之二。（十二）路局为工人设立公共宿舍，工人仍照纳房金。如此非特路局全体便利，工人亦免去难寻住所之痛苦。（十三）废除工资最高度限的规定，按年级之长久，技术之优劣，比照生活程度随时增加。（十四）每年须给工人十二天官假。
这个条件提出后，路局十分恐慌，交通系便乘机挑拨国民二军对工人之恶感，河南政府岳维峻态度亦未确定，铁总便召号京汉路工会起而援助，并为罢工之准备以求达到胜利，岳见势不对，遂召集铁总代表及京汉陇海二路工人代表会商解决，结果条件略加修正，由路局、政府、铁路工人三方面签字胜利解决。
此次争斗虽没有实行罢工，可是当日形势则十分紧张，罢工胜利后全路气象一新，西自陕州，东达海州，全路工人均行加入工会，计交纳会费者四千余人。就中尤以洛阳工会为最革命而且最有力量。该总工会在河南境内的政治地位亦好重要，屡屡领导河南民众作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不过开封和徐洲两处的工会领袖，不久又要蹈了前届工人领袖覆辙，渐渐的不能为工人群众做事，他们与官僚、员司勾结甚至做出许多违反工人利益的事，这样工会会务不觉就涣散起来。
洛阳工会却是群众最多的所在，颇有监督领袖的力量，所以情形也就好些。该会在政治上不断的努力活动，直到现在仍为全路重心。
南满铁路
南满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部之干线，全路共有日本及中国工人一万六千五百四十人，内中国工人约一万人。该路处日本及其走狗奉系军阀压迫之下，工人文化低落，政治无丝毫自由，故工会运动发生较迟，一九二三年冬季始有雏形组织。此项组织发生于工友最多之大连车站，初为一种反抗日本之爱国运动，自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以后（即上次全国铁路代表大会以后）才开始与内地各铁路工会连合进行，加入铁总；该会便带有明显的阶级意识了，自是该会代表工人利益，不断与日资本家反抗，深为群众所认识，即日本资本家亦不敢如从前无限制欺侮工人。工会进行十分顺利，发展到三倍以上，大连有组织的满铁会社，工人已达四千余人（均能收缴会费，每人一毛）。
当“五卅”惨剧发生时，曾由该会召集当地五团体于剧场内公开追悼，此次参加追悼者约万人，为大连空前未有之举。后组织临时沪案后援会，该会捐款一千一百五十元，资助上海罢工工友。于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同时南满大厂工人于五卅惨案后复向满铁会社提出要求共四条：（一）工人应有无限制乘车免费证书。（二）每人每月增加宿舍料三元五毛。（三）每月工资按小银元发给。（四）此后会社不得任意裁人及减落工人薪金。以上各条均争得胜利。
去年十月十日工会又连合大连各业工人自动罢工一日举行游行示威，并助小野田洋灰厂中国工人罢工使得胜利解决。于是大连工会益进而为反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心。尔后工会为谋中国工人与日本工人联合起见曾发起中日工人联欢会，双方到者极众，不幸为日本官厅尽力破坏，致阻碍此连合的进行。
复次说到工会的内部组织，工会会员以大厂为中心，机务段仅有一部分成立小组。车务因大多数为日本工人，故无组织。工会委员会由各工作部分二十厂各厂一人及见习四班。每班一人，共二十四人所组织。例会每两周一次一切决议案交干事会执行，干事会委员长一人总干事二人及各部主任七人共十人所组织，每周开会一次，归委员会指挥。基本组织为支部，按小工作厂为单位，设支部书记一人，干事一人，实行委员会的通告及应付本工作厂所发生的事件。各工作厂之工会会员每十人为一小组，设组长一人，受支部书记之指挥。干事会内设音乐体育二部，以为青年工人游戏娱乐之用。体育部下之足球队凡大连举行运动会均行参加。教育宣传部之下附属一补习夜校，分高级二班，高级多为工会会员及办事人，即训练班形式，教科不定，多半选用《工人周刊》、《向导》上之文章及工人实用的知识，如罢工战术及铁路代表大会决议案等，初级则为程度较低的会员而设，间亦有工人子弟。此补习学校之设立，与基督教曾发生冲突，因从前基督教在工厂附专为工人设了一补习学校，以图麻醉工人之用，及工会学校成立后，该校学生大半退学而入工会夜校，因之基督教青年会非常愤恨，曾用种种方法破坏，但毫无效果，而基督教面目反被工人揭破，自此工会与基督教仇恨日甚。工会经常宣传的刊物，有一《工会周刊》，每期印五百份，一九二五年十月的统计调查，《工人周刊》销售三百五十份，《向导》四十份，《中青》三十份，《劳动青年》二百份，在宣传部之下有专人负推销责任。
此外沿南满线有工作之站如下：
1．瓦房店，车务工人三百五十人及路工共五百人，于去年六月间曾秘密组织分会，后被日本警署得悉，将工会首领开除，并警告工人此后不得加入工会，但会员精神仍无退缩，现正秘密进行，不久即可成立。
2．鞍山大厂分会，于四月间曾公开一次，后被满铁会社压迫工人取缔加入工会，并反用种种笼络手段破坏工会组织，而该处工友奋斗的精神，勇敢非常，现亦在秘密组织中。
3．大石桥车务大厂组织已渐完善，于九月间该会秘书受工会派遣赴奉天及南满沿线活动，行至瓦房店骤被警严惩盘诘外，并检查携带行李内有工会印刷品数份，遂被日警扣留，同时电告大石桥车务系，开除热心工友一人。
株萍铁路
株萍全体职工一千一百人，前系与安源萍乡煤矿工人联合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这组织之下已有三年奋斗的历史，至去年九月忽被方本仁军队强迫解放，结果机关封闭，负责的工友被开除七十二人，工会情形涣散，铁总认此一千余已有组织及训练的铁路工人，不能放任涣散，故于去冬十二月特派专员驻株萍负组织专责。进行计划：先将株萍组织一总工会，又组织安源、醴陵、株州，三分工会，各分工会以工厂小组为单位，在安源分工会执委下分组五个工厂委员会，（机车修理厂、客货车修理厂、火车房、车务处、工务处）各工厂委员会以下则为工厂小组。在株州、醴陵，二分工会因人数太少则不设工厂委员会，自分工会执委下即为工厂小组。
现株州已成立七组，上次组长会议，选出临时干事三人，决定下次会议即可成立株州分工会。
醴陵因工人开除太多，进行稍滞，现有四组（电务、车务、总务、打水）即日可告成立。
安源进行各组全赖各热心工友进行，日内可成立十五组，但安源因压迫太甚，开会为难，只能于休息日召集热心工友赴醴谈话，原拟一月内将总工会秘密成立，现在要至二月份或可成立。
该路在去年九月曾有一度争斗，结果胜利，路局承认工人的三条件：（一）被裁五十余工人中有作工十年以上者即日复工，（二）于裁后六个月须复工，（三）由路局发给失业者休养金。
附白：以上各路报告因原编稿件两次被敌人所掠，简略与挂漏之处在所不免，读者幸体会此意，毋视为有意轩轾可也。 |
（四）铁总的宣传与文化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四）铁总的宣传与文化工作
宣传工作在头一个时期，（从二月中到五月）大部分是恢复工会与扩大组织的积极努力，这个时候正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渐次发动的时候，铁总的宣传首先是宣传上次大会决议案并唤醒工人认识政治，并且如何应付政治，给群众以普泛的政治教育。一方面则对于工会自身利益的问题不敢放松。五月青岛纱厂惨杀以后，接着是五卅事件，国内社会发生一种新的变化，工会站在一种进攻局面之上，此时铁总的宣传，对政治上更进一步提出许多积极的口号，对于工会本身则厉行教育工会会员，由铁总拟宣传教育大纲，除解释目前政治及铁总政策外，注意施工会会员以一种经常的教育，最重要的内容，是要使每个工人学习什么是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国际职工运动；工会的组织法；罢工战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实际。
铁总对于每一个政治变动或重要的社会事件，都向外发表宣言，或通电，并通令全国铁路工会一致行动，就中遇有较大的问题或纪念节日（如“五一”，“五五”，“二七”，“九七”，“十月革命节”……等）则由铁总草定宣传大纲，指示宣传的政策和方略。并号召全国铁路工会为相应的群众示威运动，举行种种之集会，发散传军，综计一年来铁总所发宣言，传单等印品约五十万份以上。小册子约二万份。铁总工人周刊每期由三千份增刊到八千份，仍不能应付各地的需要，自去年十月后又增刊“工刊画报”一种，每期印五千份。铁总在郑州设立广大的俱乐部一所，内有种种娱乐武术及电影机的设备，有藏书四千册的图书馆一座。并决定创办大规模的劳动学院于郑州，为造就北方职工运动人材的预备，后因故停顿，致未实现。此外全国各路工会有俱乐部十六所，阅报室五十六所，图书馆八所，工人学校三十五所，各路工会日刊二种，各路工会周刊八种，各路工会教育宣传班前后十八班。 |
（三）铁总的组织工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三）铁总的组织工作
（1）组织工作的扩大：当第二次大会时全国铁路不过三数个正式工会，当时决定两大原则：第一是恢复“二七”以前被封的工会，第二是统一各路工会使之一致。我们现在检查，便知道“二七”以前的工会一年以来差不多完全恢复了。这一年在新增加的有广东的广九、潮汕、宁阳三路；江浙的沪宁、沪杭二路，江西的南浔路，其次如粤汉、广三的工会以前是分裂的，现在完全统一了。京绥、胶济二路以前原没有统一，现在是全没有裂痕了。又如旧有之京奉路的关外段，南满路的瓦房店、鞍山、大石桥等站，中东路的绥芬、横河等站都是一年来组织扩大的结果。综计全国有组织铁路工人已达七万余人，受此等工会影响之铁路工人约十余万余人。
（2）组织的整理：从二月七日大会后直到六月终止，这五个月内全国铁路工会组织工作剧烈的发展，事务十分繁忙，我们的人力与时间多注重广泛的发展，直到七月间才告一段落。那时候我们觉得各路王会有一普通现象，便是每个工会大抵只有少数人负责工作，工人群众不能集体化使工会的内容充实起来。于是在七月二十六日铁总扩大会议时，通过一个关于基本组织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虽然是一种创作，却是集合过去许多经验做成功的；里面俱是一般工作时具体的办法。他的目的是使工会群众化，养成领袖和中坚的份子，使工会会员个个变成明白，勇敢的战士，为工会增加战斗力。
但是这个决议案，因为许多负责人不易了解的缘故，颇经过了两三个月宣传才得一般工人了解，所以通告实行时（干字第三十号通告及附件三）已是十一月下旬了。自此以后，各路工会的基本组织，才有一个模型，也许本届大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仍将要采用扩大会这个组织决议案的意思的。
总之，这一年来的组织工作，铁总是根据下列几个观念决定方针的：（一）统一性的联合。反帮分裂，反对分邦分派，使每一条路只准有一个工会。（二）阶级性的工会。使工会变成真正革命的工人组织，不搀入上级员司，和工贼，以免工会腐化。（三）权力集中。使工会真能成功一个作战的机关，不致徒有其表。（四）严密组织。使工会会员得到好的训练和教育，树立工会下层的可靠基础，这虽然是一件不容易做的工作，但是铁总确是这样的主张，并且这样的行动了。 |
（二）铁总的政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二）铁总的政策
铁总本身是全国铁路工人的一种经济组织，同时又因为他处在中国目前革命的环境中间，所以又是社会上一种很伟大的政治势力，况且中国铁路的产业，比欧美的铁路根本不同，欧美的铁路多属私人（资本家）经营，（尤以美国为甚）中国的铁路差不多全归国有，（实际乃是军阀霸占，交通系代为管理。）而间接又受英、日、法、比等帝国主义的宰制。所以中国的铁路工人，与帝国主义及军阀，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自一九二三年“二七”以来，更有不可解的仇恨。
□□□□□□□□□□□□□□□□□□□□□□□□□□□□□□□□□铁路，所以他应决定适当的经济争斗的政策，又因为他与军阀，及帝国主义立于对抗的地位，所以他更要机警的，勇敢的应付眼前变幻不定的策略局面。关于这二点，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案，和宣言里都有很明白的规定，而对于政治的态度，是主张不断的，积极参加反军阀，与反帝国主义的战争。
现在先说一年来经济争斗的大概情形：
自“二七”屠杀以来，全国铁路工会俱被军阀破坏，工人失掉了保障，于是前此一切罢工流血争来的条件等于一张废纸了，如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陇海铁路罢工胜利的十条件，次年八月二十五日京汉铁路罢工胜利的八条件，山海关罢工胜利的六条件，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正太路罢工胜利的十四条件……等，都被路局否认了。所以那时候的铁路工人生活的痛苦，是不可以言词形容的。一年以来，铁总将各路工会恢复，首先就是怎样解除多数铁路工人的痛苦。此时路局方面，有害怕工会势力，便自动将以前条件恢复的；有经工会交涉和平得到的；有以罢工取得胜利的。所以一年来，铁路工人的生活，一方面是改进了若干，他方面因国内战事延长，工作时间延长，欠薪的事极为普遍，而生活程度日高，又属得不偿失，一年来铁路工人的痛苦，可说是仍与国内一般劳动者所遭相若。计此期内的经济争斗，属于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者有去年九月五日陇海工会的十四条件，去年二月三日胶济工会罢工要求的六条件，京绥路工会的三条件，京汉路工会的恢复“二七”以前条件，及小工加资三元的条件，南满路的改良待遇四条件，中东路横道河子的要求加薪五条件，株萍路去年九月关于工人失业的三条件，粤汉、广三、广九、潮汕等路，加薪改良待遇的条件等。以上所举都是工会方面胜利解决的。此外如北方各铁路索取欠薪，以及其他日常经济争斗，相持不久，随起随决者，更不知有多少，也不必详细说了。
说到政治工作，可以按时期分开的叙说：
去年“二七”大会后，正是全国国民会议运动发动的时候，铁总为促进这个运动，并在这个运动中宣传工人阶级的利益计，曾号召全国铁路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命令沿路各工会举行广大的群众集会。当时的重要口号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向帝国主义者示威，乘此机会争取集会结社的自由，这一个运动虽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却是后来许多伟大运动的试演，民众借此接受了很多政治运动的训练。
五月间青岛四方三个日本纱厂罢工，铁总认为应即号召一个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争斗，于是决定胶济总工会竭力援助纱厂工人，并唤起山东人民作一种联合行动的抗议，这一场争斗，得到了相当的胜利后，日本帝国主义继起反攻，于是惨杀纱厂工人，引起上海学生工人的同情响应，因响应而演出五卅的大屠杀，而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以起。
五卅事起，全国国民革命的潮流，奔腾澎湃，不可御止。上海总罢工后，全国城市乡村为之震动。铁总此时认为又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时期。这时铁总为扩大反帝国主义战线，领导民众走上革命的路起见，决定工作策略：（一）关于宣传的：反对抛却日本，主张并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指明军阀的罪恶，不能因反帝国主义，而予以宽恕。而于同情中国民族运动的苏俄，及国际劳动团体之援助，多方予以说明，借此证明阶级争斗的理论。（二）关于组织的：主张在一般工人、农民、商店店员还没有组织的地方，由各铁路工会协助他们，组织援助青岛上海惨案的团体，由这种临时的团体渐次改组工会，农会或店员会，以厚民众的势力，其在各种人民已有组织的地方，铁路工会须与建立亲密的联合战线，增加其革命的倾向。在这个原则之下，全国铁路工人，有的乘机扩大自身的组织，有的借以发展或推动了其他民众的组织。在北方各大铁路如京汉、陇海、道清、正太、京绥、京奉、津浦、胶济等路沿站城市，莫不以各该铁路工会为此次运动之中心，做长期的排货，示威，经济绝交，及捐款救济等事。铁路工会的革命影响，实深入于北部的民众而收有良好的效果。同时广东各铁路工人更积极援助国民政府削平杨刘，拥护省港罢工，而为南方革命运动之先锋。
五卅以后的继续运动，实乃殖民地的革命先导，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所以他很有世界的意义。欧洲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对于这个运动均表示热烈的援助，只有改良派黄色国际的工会却仍旧弹他们的老调，有意无意间，认为是殖民地的叛变，不肯予以同情，铁总会曾经一再揭发亚姆士特丹黄色国际的罪恶，并与之来往文电公开辩论，结果，西方改良派工会的真面目，更为中国工人们所认识，所憎恶了。
在五卅后，全国工会的势力既日增浩大，当时的段政府很为惶恐，颇思颁布一桎梏工人的法令，铁总此时努力令各工会，并联合一切民众团体向段政府示威，请其宣布有利工人的工会条例，段祺瑞快要允许了，后来上海的大商资产阶级，从中阻挠，终未实现。这是继“二七”争自由的延续运动。于工人群众有很深的影响。
铁总的组织与宣传，在六月至七月两个月内，既有很大的发展，为讨论继续扩大工作，决定新的政策起见，便于去年七月二十六日，召集干事局扩大会议于郑州，委员长秘书干事，和各部主任全行到会，在这个重要会议里面（会期为两昼夜）决定下列各要案：（一）对于目前政治状况决定。1、在不断的政治争斗中发展铁总的工作。2、争取言论，出版，组织工会，罢工之自由。3、反对军阀压迫，提出民众利益之普泛口号（口号不要太高）。4、提倡兵工农大联合。（二）关于整顿并扩大各路工会工作问题，凡十四起。（三）铁总扩大干事局办事机关设立北京办事处，处理北方各路工作及主要的政治宣传工作。（四）确定工会小组办法。（五）整理宣传工作。（六）设立救济委员会，首先募款救济“二七”死伤失业诸工人。（七）继续工会法运动。（八）对付交通系余孽及一般工贼。——以上的决议从过去一年的工作过程观察，他是结束既往，启发将来的重要关键。
正是开会的那一天（七月二十六日）奉天军阀封闭胶济铁路总工会，二十八，开始屠杀该会顾问，铁总特派员李味农，及青岛公民报记者胡信之，八月六日下午六点四十分在烟台枪毙学生马纳川、李小坡等六名，青岛工人四名。八月二十七日，张宗昌派人在北京东城，学府公寓捕去胶济铁路总工会委员伦克忠、韩文玉，伦克忠便于一星期内在济南被杀害了。九月十九日清晨又有郑州工会会员韩玉山、王长保二人被资本家殴毙之事。九月二十三日夜半，李景林部下受石家庄路局，商人的贿买，无端将正太铁总工会秘书高克谦于深夜杀害了，这些惨杀发生的缘故，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反帝国主义的怒潮，因旷日持久已见疲乏；一般资产阶级又感于工人阶级势力的澎涨于他们不利而离开反帝国主义战线；奉系军阀与段政府地位已经粗安的时候，所以我们敌人的气馅又张盛起来了。铁总此时决定的政策是：“为保全组织及已得胜利起见，在策略上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是必要的。除一部分在政治不很感压迫的工会情形如旧外，在反动势力压迫下面的工会，第一：注意保全其组织，毋使松散，其次是要明白保守只是未来进攻的准备，万不能因此疏懈其工作。”在这个原则下面，铁总的主要工作，是注重坚强各工会内部的组织，而在政略上预备布置一个反奉的联合战线。
果然到十月间反奉战争的一幕开始了。这个战争由孙传芳发难，全国民众义愤所薄，纷起响应，不到几个星期，郭松龄革奉天的命，奉系军阀整个动摇，乘这个运动而起，投机攫位的又有直系军阀的吴佩孚也起来讨奉天了。
铁总当日态度，一方面反对吴佩孚的再起，指明他“二七”残杀工人是工人的终身仇敌，不能借讨奉以掩饰其罪恶。他方面则积极参加这次战争，其工作情形如下所记述：
（一）向全国铁路工人宣传反奉战争中工人的责任，要积极往前参加，表示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战争胜利后，工人阶级才能有自身利益的主张不为军阀所左右。说明在反奉战争中，工人应协助与民众接近之国民军合作才能早日得到胜利。说明我们的口号是：“反奉的联合战线！”“打倒奉系军阀！”“工兵农大联合！”“反对关税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革命的民主政府！”
（二）当日铁总致全国铁路工会干字第三十二号通告，便是应付那次战争的。大意说：“现在正是反奉战争最盛的时候，这一次战争虽然是军阀间的冲突，却也有很浓厚的国民色彩。铁路工人过去对于许多政治的争斗，都曾积极参加过的，现在也应该积极参加这次的军阀争斗，使这次的军阀争斗，变成革命的战争，奉系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又是最反动的军阀，为全国工人及其他人民的所反对的，如果任其存在，全国人民受苦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工人决不能袖手旁观的。还有一层，便是这次工人若不积极参预战争，即令奉系军阀倒了，他派军阀（如直系军阀）继起，也是要压迫工人的。所以我们要在战争中，表显工人阶级的力量，乘机增进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后来的野心军阀不能再实现他们的武力专政底企图。一方面我们在争斗中可以取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树立工人运动的基础。我们要从上面的出发点，一直做到建立革命的民主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各工会接到此通告后，望即实行以工会的力量积极削弱奉系军阀之势力，并赞助同情于民众利益的反奉军队（如国民军）之一切反奉工作。”
这个通告发出后，各工会全体动员，实行参加战争。那时候京绥、京汉、陇海等路都有临时组织的交通队，并令战区中各工会随时准备以助反奉战争。故京汉路北段保定之国奉战争，南段信阳之直国战争，陇海东路及津浦中段之国奉战争，京奉之北仓战争，均有铁路工人的交通队积极工作。死伤入狱，在在都有。此外京汉又两次组织工人宣传队，慰劳团，沿京汉北上宣传工农兵联合及战争中的各种口号，到处发起人民的示威运动，铁总与河南各公团于豫东战争起时，亦有宣传队的组织派遣到兖州、泰安一带从事宣传。去年十一月二十八九日北京民众示威运动日，京绥路工人亦为参加该项运动之主力军。铁路工人在这次战争总算是很努力的了。
反奉战争剧烈的发展，北洋军阀整个发生动摇，去年十二月中旬中国社会又到革命的最高点了，我们认为这个战争快到最后的一幕，但不能存过分的乐观，于是进一步探取更革命的策略，当时的政治主张是：（一）催促国民军领袖打倒段政府，成立临时国民革命政府。（二）临时国民革命政府应不妥协的以实力肃清一切反动的军阀解除其武装。（三）临时国民革命政府应于最短期间，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而产生合法的国民政府。（四）临时国民革命政府对内应允许国民一切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对外应立刻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主张关税自主，解散现在北京的关税会议。
正当民众与军阀最后搏战之际，也正是英日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存亡绝续之际，于是日本出兵满洲，打倒了郭松龄，英日帝国主义强迫奉直联合，而胜利的反奉战争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目前政治的局面了，现在我们的政策就在竭力反对直奉联合；反对这班军阀的讨赤计划，而目前最紧要的事，便无过于努力反抗“二七”杀人凶手的吴佩孚侵豫了。
以上是一年来政治工作作的大概情形。
铁总同时更注意援助沿铁路工农自身组织的发展与联合。如京汉路郑州、信阳、石家庄工会协助该埠纱厂工人、八作工人、人力车夫等组织工会，协助近郊农民组织农会，而郑州工会于豫丰纱厂风潮牺牲尤大。道清工会协助焦作煤矿工人反英的罢工。彰德工会帮助该地纱厂工人，六合沟矿工组织工会。京绥路张家口工会领导该地人力车夫，电灯工人组织工会并助其奋斗。陇海工会扶助开封铜元局兵工厂工人及沿线农民争斗与组织。南满路大连工会为满洲民众争斗之主脑。唐山工会领导该地矿工，胶济铁路工会领导青岛、济南、博山等处纱厂、水道、面粉、煤矿等工人及沿线农民组织，并助他们争斗。粤汉、广九、广三诸路帮助沿线农民发展组织，拥护省港罢工均为成绩最显著者。此外铁总于去年五月一日曾会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广东工人代表会，汉冶萍总工会三团体发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自该会举行后，去年三月间工贼号召之各省区工团联合会遂告消灭。而北方铁路沿线城镇一切革命政党之建设与发展，各铁路工会亦为其主要之原动力，其意义尤为重大。 |
（一）铁路工人的一般状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一、铁总报告
铁总报告（铁总乃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省称，下文仿此。此报告自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一九二六年二月）——文虎
一年来的铁路工作可分下列几部分来报告：
（一）铁路工人的一般状况
（二）铁总的政策
（三）铁总的组织工作
（四）铁总的宣传与文化工作
（五）全国各铁路工作情形
（六）结论
今顺序述之如下：
（一）铁路工人的一般状况
全国铁路现已通车的就其里数较长者言，合计有二十五线，大半属外资建筑，工人数目因无精确统计（交通部统计仅限于有技能的熟练工人，大部分小工俱未算入）。大约言之，就其加入铁总的路线说，有工人十三万六千余名（小工在内）。尚有东三省四铁路无从计算，以意度之不过三千余人，云南省之滇越铁路工人数不详，未能算入。合计全国有工人约为十三万九千人列表如下：
1粤汉2360
2广九1065
3广三980
4宁阳2000
5潮汕560
6京汉24000
7津浦20000
8京绥19000
9京奉16000
10中东6000
11南满10000
12正太3000
13胶济5000
14沪宁6000
15沪杭4000
16南浔1000
17道清1000
18湘鄂3000
19株萍1100
20陇海10000
小计136065人
21泗洮
22吉长
23天图21—24共计3000
24安东
25滇越？
合计139065人
注：1、此指中国工人数目；
2、南满路有中日工人16540人，内日本工人6540人。
以上各铁路因散布中国全境，所以他的政治环境，不仅是在时间上随时有变迁，就地域说也可以说很有几等，每等不同。如表中1—5的五条铁路，均在广东省境内，与内地十分隔绝，他的政治环境，在去年六月国民政府未成立以前，同样受军阀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的压迫，直到广东军阀打倒之后，他们的政治生活，就比较他路最自由了。表中的6（京汉路）去年“二七”大会后，北段在奉系军阀李景林手里，南段在直系军阀肖耀南、陈嘉漠手里，均是最反动的压迫工人的军阀，只有河南省境内（自彰德到信阳），归国民二军管辖，工会还可以公开活动。表中的7（津浦路）综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前一个时期，在奉系军阀姜登选、杨宇霆、李景林、张宗昌压迫之下，后一个时期，南段则属反对工会最烈的孙传芳，北段的天津则仅最近极短时期内为国民第三军范围，工人又比较自由一点了。表中的8（京绥路）一年来均属国民一军治地，工会是有相当自由的，但是当去年二三月间，冯玉祥态度还未确定的时候，也曾封禁该路工会。表中的9（京奉路）长期受奉系军阀压迫，只有去年国民军攻下天津的三个月内，京津一段稍得自由。表中的10、11（中东、南满二铁路），乃素属张作霖辖境，又加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毒辣，不用说，是绝对不容自由活动的。表中的12（正太路）长期受奉系军阀摧残，只最近二月前，奉军才退去。表中13（胶济路）第一时期，为直系与奉系冲突最烈之时，对于工会未遑顾及，后来张宗昌势力稳固，就严厉对付工会了。14、15、16（沪宁、沪杭，南浔）久在奉直军阀高压之下，至今不能有公开的工会。17与20（道清路、陇海路）虽在国民军境内，然英法二帝国主义之摧残最为横暴。18、19（湘鄂路、株萍路）一年来备遭湘鄂军阀之严行禁止，工人行动一切是不能自由的。
以上是说各路的政治环境，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面，工会的进行，自然也不是循简单直线走的。
现在再大概叙述一点各铁路工人的经济生活：
铁路工人，普通分为三大部份，即机务工人、车务工人、工务工人，不仅这三种工人间的工资、待遇等，有相差极巨的（小工工资与高级机务工人工资，为六与一百六十之比），便是全国各路工人的工资、待遇等，彼此也有很大的差别。像中东路、南满路，现在广东的各铁路可算为甲类，一般的工人的经济生活，是比较好些的；胶济路、南浔路、株萍路、湘鄂路、道清路等路，算为乙类，一般工人的经济生活，都是很坏的。京奉路、京汉路、津浦路、京绥路、陇海路，则可算为丙类，工人的经济生活，介乎甲乙二类之间。至于沪宁路与沪杭路的工人，可算丁类，他们的经济生活，则又比丙类稍微优厚一点。现各类中择数线，举例如下：
（甲类）中东路
工人工资：有技术的工人，自四十元至一百五十元。平均每月有六十元。没有技术的工人，自三十元至四十余元，每月平均工资三十六元。长工每月皆有房金煤火钱，约十元左右。每年给假一月，到休养所去游玩，假期中照样发给工资，此外还有一部分工人可以领工衣，雨衣，寒衣。劳动时间为八小时，如有多做者，以双工计算。
工人及工人子弟教育机关，均由路局设置，此外如工人医院，工人抚恤金，休养金，均很优待。
（甲类）南满路
该路中日工人待遇不一，日本工人工资通常三倍于中国工人。中国工人以大厂机匠为多，车务工务次之，司机绝少。大厂工人初入厂为见习生，每月工资（均系小洋）十元余，四年毕业后称工人，月得工资十八元，以后每年加薪两次，每次加薪三分至一毛，此项工人工资最高为四十四元一毛（日本工人最高至一百二十六元）。在车站服务之中国工人，最低工资为十元余，最高工资为六十元。此外按生活程度情形分全路为四等区域，头等车站（为大连）工人每月另给房租四元，二等月给三元，三等月给二元，四等月给一点二元。工人疾病医药费治疗。见习生及车务工人年发冬夏制服二套。工作时间九小时。星期休息，给工资半日。
（丁类）沪杭路
A、机务
1、司机：三十元—八十元；
2、机匠：平均工资三十元；
B、车务：平均十五元；
C、工务：平均十二元。
每日工作九小时，每星期休息一天（给工资），全年休假日十五天（给工资）。
（丙类）京奉路
A、机务处
1、司机自三十元—八十元（出差每日饭费六毛）；
2、升火自二十四元—三十元（出差有饭费）；
3、修车匠自十八元—三十六元；
4、机器匠自二十四元—五十一元；
5、小工自十元八毛—十四元二毛。
B、工务：自九元—十三元
C、车务：自十五—二十五元
工作普通十小时半，星期休息给工资，每年有两星期例假。工人因工受伤，医药由路局担负，工资照给，因工死亡抚恤工资六个月。
（丙类）京汉路
A、机务
1、司机：三十元—八十元；
2、机匠：平均二十五元；
3、工匠：平均二十二元；
4、帮匠：平均十三元；
5、小工：平均十元；
6、学徒：三元—九元。
B、车务：十元—二十一元
C、工务：平均十元
工作时间十小时至十一小时，车务、工务工人昼夜轮班，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每两星期休息一天（给工资）全年官假十四。年假开双支，及月薪四分之一的花红。每年工人回家给免票一次。司机升火，每年发衣服两套，长夫发油布衣一套，每月有免运费购米一次。
（丙类）京绥路
A、机务处
1、司机：分头二三等，头等工资月计七十元，二等月计三十余元，三等二十余元。出差每日得饭资六毛（头二等可出差，三等只在本站倒车），工作时间系轮流。平均每日约十小时左右。
2、升火：亦分头二三等。
工资：头等月计十八元，二等月计十五元，三等十三元，出差饭资与司机同，工作时间与司机同。
3、机匠：（在厂内修理机器的）分头二三等。
工资：头等月计六十余元，二等月计四十余元，三等二十二元。
4、小工：（帮着机匠铆工匠作零活的）每月按大礼拜休息。工资极小，月计九元，亦无零钱可得，工作时间与机匠同。
5、擦车：（擦车头的小工）工资月计九元，每年可加工资五毛。工作时间：早六点—十一点。晚一时半至七时，每日计十时半，但工作忙了要加点，惟不加钱。擦车小工系预备提升升火的，按年数提升，但以人情贿赂随时即可提升。
6、煤工匠：分头二三等。
工资：头等月计四十元，二等月计二十七、二十八元，三等十七、十八元。
7、抬煤：小工
工资：七元半起码，满一年加洋五毛。工作时间分两班，白班早九点—十二点，晚一点—七点，夜班晚七点至次日早六点。
8、上水：每月工资十元左右。
B、车务处
1、司旗挂钩：工资每月均八、九元。工作时间，分昼夜两班交换。
2、烧油
工资：十五元左右。
3、长夫：（脚行）每月九元，每日接送客人可得酒钱三、四毛，工作时间分昼夜两班交换。
C、工程处：
1、大头：每月工资十元，但是包工制，利益很多；
2、二头：每日十元，稍有利润；
3、小工：每月七元。工头扣去一块二元，但须交包饭费五元（每月五元只吃小米两次），故极苦，每年可加五毛，惟至多不能作至两年，因工头虑年越多工资即大故也。年底原有一月花红，亦被工头扣去。工作时间，自晨至晚终年无假日。
此外，司机者有官房可住，每年路局发衣服两套、皮鞋两双，升火者衣服与靴亦各两套，长夫打旗、司旗者，每年雨衣一套，煤台，则仅发给粗麻布包一个当雨衣。
每年冬天路局允开车一辆免运费运煤（较市价便宜）。小工可买半吨，其余工人均可买一吨，车务机务年节开双支。全体（工程在内）每年回家有往返免票一次。
在前两年每月路局允开车一辆，免费运米一次，工人可买米四、五元（较市价便宜），但近一年来均未实行。
以上系生活情形。至一般工人生活程度，据现在调查所得如下：
每月房租一间一元五毛，米饭十二元，杂费须二元。
以此统计，小工所得工资，不能维持生活。故所吃之米粥，尚系最下等者。
（乙类）南浔路
该路各项工人工资平均每月十元，为各路中最低者。故工人，多赖营副业以生存。 |
再版附记（文虎〔罗章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再版附记
文虎〔罗章龙〕
本书重要责任在使全国铁路工人及一般革命民众得以了解全国铁路过去一年的工作，及今后工作的使命，故原定内容：包含第三次代表大会全部报告和决议。大会闭幕后即拟将材料整理印行，适遇三月下旬国民军退兵南口，京津一带，战雾弥漫，不克如愿。自是以后，编者役于工作，南北奔走前后四月，迄无定所。以臻大会文件材料等，因典守者不慎之故，在兵乱中有所遗失，七八月间编者将重返北京，将存稿整理就绪，极思付印，正当奉鲁军阀盘踞京城，对吾人工作，防闲备至，在军警高压之下，承印无人，于是搁置又阅兼旬。嗣多方交涉，始觉得一小印局，担任承印，秘密工作历时一月有余排印竣事。全书印成后，方装订间，讵八月三十一日铁总机关忽被军警破获，同事宣传干事王君鹤绶被逮入狱，印局亦被抄封，全部印成之书册、底稿、印机，俱为警厅掠夺而去，至是第一次印刷计划，功亏一篑，全成泡影！
王君被逮时编者转展脱险，仍从事再版计划，先将残剩不全之稿件就其可能范围加以整理，重新编辑，总不失原有精神，其中全部遗失者则宁阙置之，经二星期后，第二次稿始整理就绪，遂从事印行，但军警防卫森严如昔，印局规模狭小，工作迟滞，中经两月，始获竣事，故本书延至今日始与读者相见已有后期之感！然追思过去曲折经过，及鹤绶君且因此被罪入狱至今生死莫测，又不禁为之感喟无已也。
遗失的重要材料内有中国职工运动报告，国际职工运动报告，中国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报告，上海总工会报告，工人与政党报告，及统计、图表、文电、祝词、照片之一部，这都是很珍贵的材料，特并志于此。
文虎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世界革命节记 |
自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自序
二十世纪全人类的历史是“世界革命”时代的历史，所以在今日世界人类一切革命的斗争，均系世界革命整个进程中之一部。举凡吾人今日所有的革命活力和行动，大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小而罢工、示威、暴动的集合，不问表现形式之如何繁复，地域之如何差异，无一不含有超越国家的世界性，既无一不含有推翻旧社会资本主义建立新社会的历史性。所以生当世界革命支配历史的新时代的我们，为着了解某种革命的事象，决非囿于偏隅断章取义，所以征信，还当进而追求形式此类事象之广大环境，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历史的解释。
这样，故我们愿于读者阅览此书之先，试略一说明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之历史的、国际的意义。过去的一年（一九二五年）我们谥为编革命的年，在此一年中世界革命有种种惊人的发展，整个资本主义的组织发生强烈的震动。摇撼资本主义的最大动力就一般观察：有属资本主义组织本身颓败的，如英国的工业危机，法国的金融恐慌，（法国左派连合内阁起仆十数次，无术稳定佛郎价格。）德国失业问题的日趋严重即其明证。以及欧陆诸国生产颓废，失业人数激增（去年全欧洲失业工人五百余万，被连累生活无着者二千万人。）等现象，足资证明。有属帝国主义间互相冲突的如英美，英日，日美间的冲突，欧陆债务国对美的冲突，在过去一年中，自洛加诺会议至日内瓦会议，充分说明这一夥帝国主义的凶徒，互相吞噬，互备厮杀的险恶局势愈趋愈紧张了。有属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的争夺战斗的，如一年来中国、印度的反英运动，摩洛哥、西利亚民族的武装革命，均近代史上极伟大的极有意义的战争。
虽然，就以上所举三端固足以给资本主义以强大打击，然更直一步求之，我们认为最足以制世界资本主义于死地，使一九二五年政象在近代世界史上更加革命化者尤当溯源于此一年中世界左派职工运动的突飞进展。
关于一年来世界左派职工运动的发展，我们在这里自然不能为充分的叙述，扼言要之：在此期内世界资本主义已届日暮途穷，日即墟墓之境了。他们为苟延残喘计，舍加倍剥削工人外，并没有其他的出路。于是欧洲工人生活在最流行的减资加时（破坏八小时制）之下，困苦已达极点，而发生普泛的左倾现象。此种左倾运动就其意义最严重者说，约有下列数事：
（一）英国左派工会的发展（即少数派）在过去的一年中已超过一百万人。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的创立、为国际职工统一运动辟一新纪元。最近四百万人的同盟总罢工及其后持续的矿工争斗。即为左派工会征取黄色国际的崛强争斗。
（二）德国工人在道斯计划严重榨取之下血枯泪干，幻梦已觉，一般工人意识俱已回复到一九二三年十月革命时代的状况，左派势力无限高涨！
（三）法国工人的左倾尤为急进，可以于守旧的劳动总同盟中形成强大的反对派一事证明。并且左派工人不仅是数量上有巨额的增加，他的政治影响已普遍深入法国的工人群众，去年左派工人发起抗议反摩洛哥战争的政治罢工，参加工人达一百二十万人。
（四）此外如美国，扎克，意大利，印度，荷兰，北欧诸国左派职工运动均有相称的发展，而苏维埃俄罗斯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步，更引起全世界工人的信赖，使左派的职工运动发展更为兴奋。
从右观之，便可知道此一年来左派职工运动的增进，实开数十年未有之胜利局面。
世界职工运动左倾之结果，为资本主义作伥的国际职工协会（即黄色的阿姆士特丹国际）在世界十数年的霸权便完全坠落！欧洲数百万革命的左派工人或直接投奔赤色职工国际的营垒为旗帜鲜明的奋斗；或仍潜伏于右派工会的保沟从事反对派的工作，如此内外策应，声势日盛，遂令资本主义惶骇无计，愈沦于窘困之境。此际资本主义国家既失其旧有的掩蔽（阿姆士特丹国际），复遭遇新的强敌，于是国内生产危机，政象杌陧，愈无挽救之术；国际关系，彼此敌视日深，牵制更繁；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的叛变，到此也就被迫放弃其单纯的炮舰政策，返于兢兢自保，以图苟安旦夕了。凡此诸端均足说明资本主义失其维系旧社会的力量，全世界民族的、阶级的革命遂如怒潮汹涌，向他猛扑，一发而不可抵御。此无数革命潮流，交相激荡，纵横泛滥于二十世纪的广大社会，便造成最繁复的革命之年，影响及于中国，遂成为革命的中国！
所谓革命的中国其显著的政象是些什么？事实告诉我们：即过去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与西欧左派职工运动遥相呼应，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工人阶级驰骋于远东政治舞台，曾为推动民主革命积极号召许多伟大的斗争。（如上海工人领导之五卅运动，北方铁路工人领导之反奉战争，广东工人领导之对英杯葛运动。）不断给予帝国主义及军阀以强烈的袭击。并且这些战争在继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尤为锐猛，从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从民族争斗到阶级争斗，从国内连合到国际连合，所有国际职工运动史上长远的距离，繁复的方式，均于极短期间内实现了。这样连合各种争斗一致的发展，缩短他的历史过程，其意义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加紧革命战斗的阵容，表现出此革命巨流中最汹涌的中国革命现象；他方面实际解答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有怎样密切的关系及中国工人在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中所负的双重使命。这些历史的实际说明，均可视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政治的总解释。
此项总解释，于观察中国各部分职工运动是很有帮助的，读者果能于此意有真切的认识，那么，进而阅本书所载一年来中国铁路工人的争斗史，便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了。我们观往察来，深信今后世界革命征程的速率是有加无己的，自“二七”以还有历史光荣的中国十数万铁路工人将永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战士，我们应该经常的集中自己的力量，更勇猛的，更智慧的，努力尽自己的责任，直到世界革命的最后胜利！
一九二六年，五月，于南海舟中。 |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1917年12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
［明信片。邮戳为1917年12月17日于布累斯劳］
最亲爱的蒂尔德！
收到了你的卡片，得知那令人悲痛的消息，斯塔特哈根逝世了。我现在耐心地期望着你能用这次许可时间来看我。你丈夫如此消沉，使我非常忧伤。亚瑟［·斯塔特哈根］的逝世也使我深受打击。尽管如此，那种流行的悲观主义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别让它击垮你，扬起头来。通过黑透镜是看不清事物，看不清生活的。所以好好打起精神，勇敢地直面未来。同时送上我深挚的问候。
你们的罗
（胡雅莉译） |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1917年2月16日于佛龙克要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
（1917年2月16日于佛龙克要塞）
最亲爱的蒂尔德：
信、卡片和饼干收到——多谢了。别担心，无论你的防守反击多么莽撞，甚而至于向我宣战，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喜爱你。我不由微笑：你想跟我“交战”。年轻人哪，我可大占上风。没有人击倒过我，我倒挺想看看谁能办到。但我的微笑还另有原因：其实你甚至并不想跟我“交战”，而且你在政治上比你情愿相信的更其依赖于我。我会一直充当你的罗盘，因为你率直的秉性告诉你，我有着一贯正确的判断力——因为所有扰人的细枝末节都会给我抛诸脑后：焦虑、制度、议会白痴，这些东西阴翳了别人的判断力。你针对我的口号——“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所作的全部辩论总计如下：好，随你便，但大众太怯懦，太软弱，不可能这么英雄主义。因此，得与他们的弱点，与这样的真理作战略配合：“小心驶得万年船。”
多么狭隘的历史观啊，我的小羊羔！再没什么比人的心理更无常的了。大众的心魂就像无边的海洋，永远承载着一切潜在可能性：死一般的平静和咆哮般的暴风雨，最消沉的怯懦和最狂野的英雄主义。大众从来都应时代环境的必需，大众从来都会随时变成全然不同的模样。一名好船长只能是那种依水面的瞬间变化制定海图，而不是那种懂得如何依天象或海水深度来预知暴风雨的人！我的小姑娘，对于政治领袖而言，“对大众的失望感”从来是最羞耻的陈词。一名成功的领袖，其战略不会顺应大众一时的情绪，而会顺应事物发展的铁律；他坚守自己的战略，不顾任何的“失望感”，而至于别的，静静地交给历史去瓜熟蒂落罢。就此，让我们“休战”。我会很高兴继续做你的朋友。是否，如你所愿的，继续做你的老师，这可取决于你。
你让我回忆六年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一起去施拉哈特湖观彗星。奇怪——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但你唤醒了我的另一个回忆。当时，10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汉斯·考茨基（那位画家）坐在哈韦尔河边，与孔雀岛遥遥相对，我们也在等彗星。深深的暮色里，天际犹然闪耀着一线深紫色的微光，在哈韦尔河的倒映下，水面幻成了一朵硕大的玫瑰花瓣。一阵无形飑掠过，水上漾起幽幽的鳞纹，散布着密密麻麻的黑点。那是野鸭们。漫漫征途中，它们停在哈韦尔河上稍事休息，低沉的叫唤声一直传到我们耳畔——那声音充满了渴望，充满了豪气。
在如许美妙的氛围中，我们静静地坐着，仿佛被施了魔法。我看着哈韦尔河，而汉斯偶或看我一眼。突然，他惊骇地起身抓住我的手，叫道：“你怎么啦？”瞧，一束流星在他背后划过，我沐浴在绿荧荧的磷光中；我看上去一定苍白得像鬼一样。而因为我突然暴跳起来，去看那幅他一无所见的奇特景观，他大概不得不以为我快死了。（后来，他为那晚的哈韦尔河绘了一幅美丽的大图画。）
你如今除了那“单一问题”即党的窘境而外，既无时间、又无兴致做任何事情。这是场灾难。这种片面，也会阴翳一个人的判断力；在任何时候人都应该活得丰满。
可是瞧瞧，女士，既然你去翻书的次数如此稀少，起码你得只看好书，而不是像你送给我的《斯宾诺莎小说集》那种粗俗之作。从这位犹太人的特殊遭遇中你想获得些什么呢？那些普图玛约[1]橡胶园里可怜的受害者，和那些身子被欧洲人拿来玩传接球游戏的非洲黑人，他们离我同样的近。你可记得那位大总参，其著作中关于喀拉哈里沙漠中特洛萨战役的言辞？[2]“那些濒死的呻吟声，那些行将渴死之人的疯狂叫唤声，渐渐消逝于死亡那庄严的沉默。”
噢，“死亡那庄严的沉默”，那么多尖叫声消逝其中，无人听闻。它在我心中响得如此强烈，使我的心脏没法留出专门的角落给那位犹太人：呆在家里，不管世间有什么云朵、鸟雀、以及人们的眼泪……
你的罗
（直接把封口信件寄到这儿，别标上“战俘”字样。）
（胡雅莉译）
注释
[1]南美洲哥伦比亚的一条河流名。一一译者注。
[2]20世纪初，在南非，德国将军冯·特洛萨（vonTrotha）发布臭名昭著的灭绝令，要求手下部队对于任何敢于逃出喀拉哈里沙漠，企图回到被抢占的土地上的异族人，包括儿童和妇女，格杀勿论。——译者注。 |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1916年12月28日于佛龙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夫妇
（1916年12月28日于佛龙克）
最亲爱的蒂尔德：
我要马上回复你圣诞节的来信，因为它唤起了我心中的怒火。是的，你的信令我勃然大怒，因为，它尽管短，字里行间却处处表明，你何其严重地再次深陷在环境的影响之中！这种抱怨的腔调，这种“唉呀”“哎哟”，关于你所体验的“失望感”——这失望感你归咎于别人，而决不照照镜子，看看全人类的弱点是何其惊人的相似！你现在说“我们”，是指你那些沼泽样的、蛙样的朋友，而先前，当你和我在一起，曾意味着我这个友伴。你且等着，让我来款待“你们”。
在你忧郁的眼里，我总在埋怨你们这些人不向着炮口前进。“不前进”就算好了！你们这些人不前进；你们甚至不走路；你们爬行。不仅是量，而是质的区别。总而言之，你们这些人是与我不同的动物物种，你们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胆小懦弱，半心半意，这些品性从未像现在这样与我格格不入，令我厌憎无比！你们以为肆意而为定会令你们满足，但因了它，人会被送进冷却器，会“一无用处”！啊！你们这些可悲的惟利是图者！你们时刻准备着拍卖那点可怜的“英雄主义”——可是只兑“现金”，哪怕只卖三枚铸铜便士。毕竟，“用处”在收银台上立竿见影。
对于你们这些人而言，正直高尚者的隽语从不曾有人说起：“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所以拯救我吧，上帝！”[1]万幸，直至此刻，世界史并未由你们这种人书写。否则，我们不会有革命，我们很可能还活在旧制度之中。
至于我，虽说我从不软弱，最近更坚硬如钢，决不再于政治或私人交往中退让半步。一想到你们的英雄，我就毛骨悚然：迷人的哈泽；迪特曼[2]，有着可爱的胡须和可爱的国会演说辞；那位朝秦暮楚的牧师考茨基，你的伊曼对其甘苦与共，惟命是从；高贵的亚瑟［·斯塔特哈根］——啊，无穷无尽！
我向你们起誓：我宁愿把牢底坐穿——在此并不是说，相较先前那些所在，我如今身处天堂；而是说，我宁可呆在亚历山大广场日日夜夜不见光亮的监狱里，被塞进“C”（而无“W”）和铁槛之间的11立方米的单人房，在这儿，吟诵我的默里克——而不愿与你们的英雄（原谅这一措词）“并肩战斗”，或者，总而言之，与他们扯上任何关系！即便康特·韦斯塔普[3]也胜似他们——并非因为他在国会里谈到我的“丝绒般的杏眼”，而因为他是个男人（man）！
告诉你们，一旦把鼻子再度探出墙外，我将用集合的号角、用鞭子的噼啪声、用大猎犬，来追猎你们这伙蛙类——我原想说，就像彭特西勒亚那样，但是老天作证，你们中可不止一个阿喀琉斯[4]！
这份新年问候分量够了吧？那就瞧瞧你如何做个好人！做好人是当务之急！那意味着坚定，清醒，愉快。不错，愉快面对每件事、任何事——而抱怨是弱者的事。做个好人，意味着必要时快乐地将自己的生命投入“死亡的怀抱”，而与此同时，醉心于每一个明亮的日子，每一朵美丽的云彩。噢，我没法为做好人的问题替你开一张处方。我只知道一个人成其为好人是什么模样，你原本也知道的，当我们在绥登南的田野上一连几小时漫步的时候，其时，夕阳鲜红的光芒正落在麦穗上。
这世界是如此美丽，即便恐怖重重。若无懦弱者和胆小鬼，它会更加美丽。来，仍给你一吻，因为你是个真心诚意的小人儿。新年快乐！
罗
（胡雅莉译）
注释
[1]这是马丁·路德在查理五世面前演说的名句，演说引发了宗教改革。
[2]威廉·迪特曼（1874—1954），德国社会民主党人，USPD领袖，1918年任人民委员，1920年后重返SPD。
[3]康特·韦斯塔普，国会保守派势力的领袖，后成为德国民族主义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在信中表达的观感，说明极左与极右偶有调和，
[4]见亨利希·冯·克莱斯特的剧作《彭特西勒亚》，这位亚马逊女王杀死了自己所爱的阿喀琉斯。 |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11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
（1917年11月9日）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我是如此想念您：相信是再会面的时候了。我们从未分开过这么久——4个月了！——这怎么可能呢，我感到非常伤心。我们之间有什么和先前不一样了，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也不知这变故是怎么产生的。我并不仅仅指我们久未见面这一点，还有，您的来信也似乎游离在别处。真想了解您的心情，像在佛龙克的时候一样感同身受。我多想常常给您写信，这点您确信不疑吧；只是不被允许……
汉琛曾经非常热衷于霍普特曼的《愚人》[1]。……最亲爱的，我想写的要多得多，还想问您许多问题，可我得收尾了。您什么时候来？多次拥抱您，热烈地吻您。
您的罗
（胡雅莉译）
注释
[1]指德国剧作家、诗人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及其著名的中长篇小说《信奉基督的愚人：埃曼奴爱儿·昆特》。——译者注。 |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9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
（1917年9月18日）
亲爱的玛蒂尔德：
我接到要塞总部的通告，说我通信太繁。请一周只写一封来，尽量简短。另外，通知汉斯、克拉拉和露易莎，请他们别再来信，也别再等我去信。今天收到您9号的来信。以后信件再也不用编号了。我已将手稿的另100页寄给您[1]。请勿在信中或别处提及受限一事。问候您。
您的罗
（胡雅莉译）
注释
[1]指卢森堡所译的柯罗连科著作。 |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8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
（1917年8月18日）
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就在此刻，收到您15号的来信。您似乎想要我在拷刑台上多呆些时间！您一遍又一遍地说咪咪病了，却只字不提她到底怎么啦。真要命！我必须知道她生了哪一种病！她还活着吗？或者她已经死了很久了，而您只是一直在误导我！要真是那样，我不会原谅您的。我要知道真相，全部的真相，马上！
送去吻和问候
您的罗
5月1日那天，咪咪出了什么事？
（胡雅莉译） |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明信片邮戳］1917年7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布累斯劳狱中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
（［明信片邮戳］1917年7月26日）
自：卢森堡博士，监狱
至：玛蒂尔德·雅可布，布累斯劳四季旅馆
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昨天到这儿的时候，我累得半死；毕竟，我已经不习惯于众人或骚乱了。第一眼看到我这新居所时，我心都碎了，好不容易忍住眼泪。和佛龙克差别太大了。不过，当然要尽我所能让这儿的生活明亮点儿；这点毋庸置疑。最糟糕的要数饮食问题——对我来说这可是致命点！今天我被告知，没有一家餐馆会给我送饭。后果如何，我还不太明了；或许单单意味着我得挨饿，既然严重的胃病让我没法消化监狱的伙食！因此，万一这儿真的一无所有，我们得立刻紧急申请换到别的地方去！首先，我自然渴望马上见到您，和您说话！一千次拥抱您。
您的罗·卢
请送报纸来！
（胡雅莉译） |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6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
（1917年6月13日）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痛得太厉害，结果给您写了那封信，一定也使您非常难过。信一寄出，我马上后悔了。我已经好点儿啦，偏头痛过去了。您来这儿的时候，我们谈谈医生的事。记着申请22号，那又是个星期五；毕竟，那一天最适合您不过了。立刻写信告诉我您申请没有。到时候，希望我已经恢复得足够好了，可以全然快快乐乐地和您在一起……一千次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罗
（胡雅莉译） |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6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
（1917年6月8日）
……噢，玛蒂尔德！我多么想念您啊！说真的，我痛苦到了极点。有时我觉得自己会疯掉的。不过别太当一回事儿。都有过那么多次了，想来我会再度克服它。在最痛楚的想念中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罗
（胡雅莉译） |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1917年6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
（1917年6月1日）
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
您没生我的气吧？！……要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让我感激不尽，可是……一直以来，您一定早已习惯和宽容了我的“可是”，对不？昨天您送来的元帅玫瑰，让整个房间洋溢着芳香。我躺在沙发上做白日梦，直到10点，没熄灯便睡着了。现在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有着无穷无尽的晨夕光影，每到黄昏，鸟儿就再没有片刻安静。直到夜里9点半（按鸟儿的时间，就是8点半），还能听见那些好动的小精灵们快活的啁啾。暮色中，隐隐约约可见紫丁香花穗的幽光，周遭如此安静，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在屏息以待。要强迫自己离开窗口实在太难了，我真想整夜站在那儿，啜饮鲜美的清芬。
晨安，我最亲爱的玛蒂尔德。愿您旅途愉快，且一直喜爱我，无论如何。
您的罗
（胡雅莉译） |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未署日期，佛龙克狱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佛龙克狱中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
［未署日期］
我亲爱的玛蒂尔德！
昨天接到巴尔尼姆监狱的来电，我的物品得清理出去，因为那间狱室要被征用。烦请您直接去那儿把我所有家当装箱。打包的物品或可在哪儿寄存更长时间。
更紧要的请求：请别去找最高司令部或地方司令部。别为我作任何的请求或要求，这是我坚决的愿望。
多次问候您。
您的罗莎·卢森堡
（胡雅莉译） |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未署日期，于柏林女子监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玛蒂尔德·雅可布
［未署日期，于柏林女子监狱］
最亲爱的弗罗林·雅可布！
在即将来临的周日，让我送上一份快乐的冬日问候。并请致信克拉拉［·蔡特金］，告知我已获悉她儿子的消息，请她不必担心。
我想听听您对《皮特与狐狸》[1]的看法。周日您将收到我刚完工的《布瓦洛诗集》[2]，我应允您好久了。布瓦洛相当乏味，可是依据“传统教育”，非得读过他的书不可。有时他也还算幽默；如《讽刺诗之六》的开篇写得很好，《之七》的结尾也挺精彩。——您找到《阿纳托尔·法朗士文集》[3]了吗？还有个问题：您家里可有迈尔的《百科全书》？若有，我想请您帮我定期抄点儿东西过来。绥登南太冷了，我自己这本根本用不上。需要的资料不能马上查阅时，工作起来可讨厌了。热烈拥抱您和咪咪。
您的罗
（胡雅莉译）
注释
[1]弗里德里希·胡赫（1873—1913）著。
[2]尼古拉·布瓦洛（1636—1711），法国新古典主义诗人、批评家。
[3]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人文主义者，德莱弗斯的拥护者，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
致弗兰茨·梅林（1918年3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弗兰茨·梅林
（1918年3月8日）
……简直没法告诉您我是多么难过，看到您最后这封信，得知您这可怕的事故。通常我还能忍受我这苦役——都四个年头了——怀着小羊羔的耐性。可是这一次，这消息给我如此的重创，使我陷入疯狂的焦躁和烧灼的渴望之中，一心想马上离开，赶到柏林，亲眼看看您的感受，握着您的手，和您聊一聊。但我做不到，但我得守在这阴郁的牢房里像只上了锁链的狗，永远对着这边的男子监狱，那边的疯人院，我要发狂了……尽管如此，我坚信，明年我们终将聚在您身边，为您庆祝生日。不能想象战争会捱过明年，所以——我期待着历史的逻辑最终冲破所有这些混沌，开辟一条伟大的新路。我深信，您会同我们大家一起，呼吸着比现在更纯净的空气……
（胡雅莉译） |
致弗兰茨·梅林（1917年12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弗兰茨·梅林
（1917年12月30日［于布累斯劳］）
多好啊，你们的《马克思传》就要出版了[1]——一束光芒，在这悲伤的年代里。希望这书会激励许许多多人。它让人缅怀那曾经美好的岁月，那时候，谁也用不着因身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员而感到羞耻。
（胡雅莉译）
注释
[1]卢森堡负责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二卷的部分。 |
致弗兰茨·梅林（1917年9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弗兰茨·梅林
（1917年9月8日）
……我殊无诚意地顺着考茨基不倦的笔端无穷无尽的源流走，平心说，他以蜘蛛般的耐心源源吐丝，结成一个又一个“主题”。每件事儿都用小章细目安排得妥妥贴贴，每件事儿都“以历史的观点”来认识和思考；也就是说，肇始于雾蒙蒙的创世纪之初，一直绵延到今时今日。独独在本质上，很不幸，他并不了解所自认为了解的东西。我总想着弗里茨·阿德勒[1]，他最后一次来看我时告诉我，他完全赞同《尤尼乌斯小册子》[2]；我说我以为他接受的是考茨基的观点，这时他答道：“怎么可能？考茨基自己都不接受自己的观点。”可是，［菲利普·］沙伊德曼[3]的人依然很快会将他塑造成殉道者，随即让他那光秃秃的荣耀再度大放异彩……
（胡雅莉译）
注释
[1]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879—1960），维克多·阿德勒之子，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1911年至1916年任奥地利党委书记。为表示对战争和党内改革的抵制，他于当年行刺奥地利首相，经特别审讯入狱，其后在1918年革命中获释。作为著名的“第二半国际”的精神领袖，1923年，他率队返回第二国际
[2]1915年，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和梅林合写《尤尼乌斯小册子》，揭露和批判军国主义制度。——译者注。
[3]菲利普·沙伊德曼（1856—1937），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是他在一次演说中宣布魏玛共和国成立并第一个任职。 |
致弗兰茨·梅林（1917年8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弗兰茨·梅林
（1917年8月11日［于布累斯劳］）
在这悲伤的年月里，在那伟大的“国会化”期间，其后，《前进》党报为我发出新的大笑提供了滔滔不绝的源泉。
罗
（胡雅莉译） |
致露易莎·考茨基（1918年7月25日于布累斯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露易莎·考茨基
（1918年7月25日于布累斯劳）
最亲爱的露露！
今天4点半就起床了。我久久凝视着远远的蓝天上那白灰相间的细碎的晨云，而监狱大院静悄悄的，仍在梦乡之中；然后我细细查看我那些花盆，供上清水，摆好瓶瓶罐罐，其中永远蓄满了插条和野花。然后，这会儿，6点钟，我坐在书桌前写信给你。
啊，我的神经，我的神经。根本睡不着。连最近去看的牙医——虽说我一直表现得温驯如绵羊——也突然评道：“那，你的神经一定崩溃了吧？”不过别提了。
只谈谈这个，无药可救的：这么久没收到我的信，你一定抱着上千种疑问和想法吧？……我得直视着你的双眼，犹如童话里勇敢的骑士面对着巨兽；一转过身就完蛋了。
自然，这段时间，我无数次想着你。一想到最近在你心里唤起的猜疑，我忍不住顽皮的笑意。——但我写不了。部分因为，经过书稿校样的狂轰乱炸，加上与凯斯腾贝格[1]勤快的换函，我的通信额早已严重透支，部分因为——“别的”。
眼下，凯斯腾贝格在瑞士；印刷工人也在校对火力之中进行战略稍息——不知道为什么——而我在想着，8月11号快到了……这次我要提前确定，到你生日的时候，我该上哪儿牵念你。你在柏林么？去过维也纳了？打算去哪里休养不，现在感觉怎样？想听你说说这个，还有别的许许多多事情。
克拉拉［·蔡特金］沉默许久了。甚至没有答谢我的生日贺信，这种事在她是闻所未闻的。我遏抑不住一种可怕的念头。你能想象那意味着什么，假如她哪一个孩子出了事，更别提两个了？如今两个都在前线，可怕的日子就在眼前……
与我有关的任何事情，我都有勇气面对。可不得不隐忍别人的悲伤，说克拉拉不会有什么的，说“苍天不容”那种事发生——我缺乏那样的勇气和力量。但这些只不过是我的想法，幻象……
当你在监狱里呆得太久，这种心理就会自发地滋长：每过一段时间，你便受着强迫性想象的煎熬。你突然惊醒，在幽独的木栅房里坟墓般的沉寂之中，顽固地确信某种灾难已降临在你最亲爱的这个或那个谁谁身上。通常你会突然明白那不过是你的想象，一个噩梦——可有时不会……
就在今天我也突发奇想，我正小心翼翼地摆弄花儿，时而查查植物图册来确定某个小问题——忽然间我想到，我正在故意误导自己，哄骗自己以为我仍过着正常的生活，而实际上我周遭是死亡世界的气息。或许特别影响我的是昨天在报上读到的莫斯科那200例“赎罪处决”……可是，抛开这些想法吧，最亲爱的！我不会让你沮丧！振作起来，我们要继续面对未知的生活。我敢保证，我们会一同战胜这一切，而且决不会忘记以感恩之心，享受余下的美和善的点点滴滴。
附上一朵小花，是我最近去看牙的途中为自己采的一大把花束中摘下来的。你认识吗？它有着如此美丽的俗名：“卷发新娘”，“翠衫少女”，“丛林中的格雷琴”。它定是农家花园里一种古老的装饰品，因为在这片地区，它是用来防止牲畜“中魔”的。
你的男孩们在做什么呢？我真喜欢你上封信里那朵盛开的茉莉花，它还保养得好好的。我念头转到这上面，因为想到了最大的“男孩”，伊格尔爷爷。他在做什么呢？宋娅［·李卜克内西］送给我一册精彩的佛兰德故事集，是岛屿出版社出的。里面有些东西让人联想到特尼尔斯[2]的作品，还有彼得·布洛尔[3]的。你知道这本书吗？
回信得短，不过得快！得短，因为，你瞧，我不是惟一的阅信人……噢对了，我想起有样好东西给泽西，不过还得等一等。再见了亲爱的，要好好的，高高兴兴的。
多次拥抱你！
你的罗
（胡雅莉译）
注释
[1]罗莎·卢森堡的出版商。
[2]可能指宗教画家老大卫·特尼尔斯。
[3]可能指彼得·布洛尔（1525/30—1569），绘画宗教方面的悲惨题材。 |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未署日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
［未署日期］
我最亲爱的玛琛！
去波森找我的私人医生，波森，维多利亚街26/27号，雷曼医生。记下他说的每句话，以完全相同的途径传给我（别散播出去）。吻你。
你的罗
（胡雅莉译）
（） |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6年5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
邮戳为：1916年5月11日
最亲爱的玛尔塔：
多谢你来明信片问候，也多谢你的来佶。以前因为没有你的地址，所以没法给你写信。另外，我整天跑来跑去，赶这个会那个会的，忙得连想问题的时间也没有。你想象不到，自从五一令后，要做的事情竟然会有那么多！当然啦，你可能最想知道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近况如何。不幸的是，值得一说的不多。调查仍在进行之中，判决还没有下来，前景不容乐观。但是，如你所知，在这类案子中，最关键的是政治原因，所以我们还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整个资产阶级国会，都拒绝给他豁免，这点是确定无疑的。这样反倒更好，因为它标志着议会主义的政治自杀。五一节的示威活动，举行得非常成功，超出了我们的预想，特别是因为我们在筹办的时候，手里没有多少力量，时间也非常紧迫。我们曾经请过独立社会民主党来帮忙，但被拒绝。
我又一次得到了关于克拉拉［·蔡特金］的坏消息。自从进了一次城（她住在郊外）后，她就感觉很不好，现在医生严格禁止她出门。你也许已经从《前进日报》上，了解到了柏林这个茶壶里掀起的风暴吧。危机还在继续，何吋结束，不得而知；会议多多，差不多夜以继日。不幸的是，正因为此，我不能安静地工作，空闲时间，一分钟也没有！
你的杜鹃花开了，美不可言。眼下，它开得正盛。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春天的美丽和魅力，但是我连走马观花欣赏一下的时间都没有。希望你正在彻底康复，根除那难以忍耐的胳膊病痛。
好好照顾自己，不要为本地“战区”的报道而心烦。
你的卢
[1]玛尔塔·罗森鲍姆，卢森堡的女友
（郭颐顿李映芳译） |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5年3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
1915年3月12日
亲爱的罗森鲍姆同志：
终于有机会给您写几行字了，不过您给我的下一封信里最好别提及这回事儿。由衷感谢您5号的问候和那些花儿，它们还在我的小桌子上呢。说真的，花儿开得出奇的好。我也视它们为掌上明珠；每一瓣雪花莲、每一朵水仙，每一天都受到检阅。的确，这些都是“禁品”，可毕竟送到我这儿了。事实上，5号，出人意料地——仿佛事先安排好似的——我收到这么多信和花儿，它们自己一举冲毁了严厉的“制度闸”。
至于我这里，突如其来的，像电话聊天中途被掐的境况，起先我很是慌张，却又不由发笑。这样我有些计划被破坏了，但愿不是全部的。终于，两周后，我收到了我的书籍，以及工作的许可。您能想象吧，这话可用不着他们说第二遍！
我的身体终将适应本地那多少有点古怪的饮食。重要的是，它不再影响我的工作。想象一下，我每天5:40准点起床！当然，晚9点我得上床——假如您能称这器具为“床”的话。我每天早上将它撑起，晚上再铺下来；白天，它像块墙板贴墙而立。
报纸是我与世界历史之间惟一的联系方式，在报上，我看到日新月异的进展。您那么偏爱哈阿兹［·胡戈］[2]，大概对他倍加关注。可是，他对时政的所有不满和批评，都随着他的投票记录而一举坍塌，轰然作响——此外，他决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声音，若非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州议会上强有力的音调，使人民回想起那曾感动过他们的声音，且表明我们的所作所为，还有些什么可堪一表。
大体上，我状态良好，满怀信心。历史的确掌握在我们手中。附上对库尔特［·罗森费尔德］的问候。就这些，感谢您做的每一件事。不时写几行字来。毕竟，我只被允许“每月写一封”。
您热烈的罗·卢
又及：在电话里谈及我和此信时，请务必谨慎。
（胡雅莉译）
注释
[1]玛尔塔·罗森鲍姆（1867—1940），罗莎·卢森堡最好的朋友之一，SPD（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库尔特·罗森费尔德是其侄。
[2]哈阿兹［·胡戈］（1863—1919），SPD元老，倍倍尔死后成为领袖。本人虽反战，却遵党纪投下战争的赞成票。1915年，他辞去领导职位并加入USPD（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遭暗杀。
（） |
致海因里希·迪茨（1916年7月28日于柏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海因里希·迪茨[1]
1916年7月28日于柏林
亲爱的迪茨同志！
您或已知悉，我又有了大量富余的“闲暇时光”，得以完成那些未竟的书稿，准备出版。不知您是否有意出版我的如下书目：
1．经济学书稿，题为《资本积累与帝国主义——反批判》。是应党报的抨击，为我在《前进日报》社出版的那本书所作的辩护。但它也是一部独立的作品，采用通俗的解说表述观点，数学公式则弃而不用。要论述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来龙去脉，据我所知，这种通俗的解说方式尚属首次……
2．一些普及性论文……以《国民经济学入门》为总标题。每篇论文围绕其中某一特定论题。（①什么是政治经济学？②社会劳动。③—⑤经济学史［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经济、中世纪城市及行会系统］。⑥商品生产。⑦雇佣工人。⑧资本利润。⑨经济危机。⑩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前两篇已准备付梓，其他仍是讲义形式，可以陆续完成。
这一系列原是写给《前进日报》出版社的，他们现已出让了包括前述那部作品在内的所有权利，必要时，他们会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
最后，
3．我正在翻译一本［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的书，《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这是柯罗连科的自传，不仅是一流的艺术品，也是那个“大改革家”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的文化史的宏伟写照。它以灵动的笔法描写俄国从旧农奴制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改革。这部作品对当代德国读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故事就发生在沙皇统治下的西部边境，在这里，俄国、波兰、乌克兰——三个国家的人们不可思议地杂居在一处。我相信德国的广大读者会对它充满兴趣。因而，在向一位资产阶级出版商提出要求之前，我想先听听他本人的意见：您，作为俄国形势的研究专家，是否乐意引介我心爱的柯罗连科——在思想上，他是如此靠近我们，靠近德国的读者大众。我会写一篇译序，就柯罗连科及其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个梗概介绍。您可以先试读书中的一部分，因为一年半以前，我为《平等》杂志增刊翻译过两个小章节。《平等》的编辑们自然会应您的要求，查找详细内容。
致以党的敬礼
罗莎·卢森堡
于柏林巴尔尼姆街10号皇家女子监狱保护性监管中
（胡雅莉译）
注释
[1]约翰·海因里希·威廉·迪茨（1843—1922），社会主义出版公司J·H·W·迪茨公司的创始人，1881—1918年担任议会代表。 |
致《新时代》全体编辑的信（1915年12月25日于柏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书信集
致《新时代》全体编辑的信
（1915年12月25日于柏林）
同志们：
2月，弗兰茨·梅林将年届七十。我想征询各位，是否希望我为此写一篇约一页半的短文，及何时截稿。文章须在我被释前送至你们手中，而我希望避开这里的审查，故不能直接向各位公开征询意见。（当然，此文在我恢复自由后方可面世。）
基于上述原因，请以同样的途径予以回复。
致以社会主义者的问候，
罗莎·卢森堡
（胡雅莉译） |
《新莱茵报》第23号（1848年6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23号
（1848年6月23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1号
科隆，星期四，6月23日
1848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23号.科隆，星期五6月23日.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于6月1日起每天发行。请尽快完成下一季度（即7月到9月）的订阅。
德国境内所有邮局都接受订阅。
在亚琛的皇家最高邮局接受法国的订阅服务；皇家邮递署和比利时列日市的邮政办公处负责比利时和荷兰的订阅服务。
科隆地区的订购价格为每季度1塔勒15银格罗申[1]，普鲁士其余地区为2塔勒3银格罗申9芬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广告登载费用：第四版广告版面8磅活字[2]每行或相同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各种广告都能通过报纸普遍的联系得到最广泛的传播。
〔第一版上部一栏〕
概览
德国。科隆（康普豪森[3]内阁的垮台。——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的第一件事迹）。柏林（康普豪森内阁重组失败。中间派左翼内阁。内阁垮台的原因。普富尔[4]前往彼得堡。——汉泽曼[5]和奥尔斯瓦特[6]的解释。赖辛巴赫[7]的提案。洛贝尔图斯[8]。康普豪森内阁的对外政策。——纳茨梅尔[9]。羊毛市场。——妥协会议。中间派左翼开始反对左翼党派。埃塞尔第一[10]对内阁的渴望。据说纳茨梅尔开枪自杀。——康普豪森再次退位）。法兰克福（从巴黎来的汇款。——10,000士兵投身于“高贵的”加格恩[11]。——民主大会。——6月20日召开的国民议会会议）。布勒斯劳[12]（尼斯[13]的官僚主义——市长的选举）。来自上西里西亚[14]的消息（未来几天内，俄罗斯肯定会发起入侵；需为此做好准备）。阿尔滕堡[15]（小型革命）。莱比锡（与阿尔滕堡调停）。维也纳（皇帝在因斯布鲁克[16]抱恙，卡尔大公[17]被派到维也纳暂代其位——布拉格无条件投降）。
波兰[18]。伦贝格[19]（库林尼基〔Kuliniky〕被捕）。
法兰西共和国。巴黎（6月30日召开的国民议会会议。——巴黎的排版工人和印刷工人抗议保证金。——有关萨伏依[20]暴动的谣言。——执行委员会[21]反对卡尔·阿尔伯特[22]。——推诿疑云。——其余杂项）。
大不列颠。伦敦（通讯社和政府与人民的斗争。——上议院与下议院。——一名维也纳代理人即将抵达）。
意大利。维琴察[23]（有关攻占的详情）。来自布伦纳[24]的消息。（特雷维索[25]，奥地利人）。帕多瓦[26]（奥地利人入侵）。威尼斯（政府呼吁法国提供帮助）。罗维戈[27]（佩佩[28]集合他的部队）。那不勒斯（驱逐西西里人）。瓦莱焦[29]（奥地利人的野蛮行径）。
商业消息。
德国
**科隆，6月22日。[30]
“不管太阳多么亮，
它总是要落的。”[31]
染满了波兰热血的3月30日[32]的太阳也落下去了。
康普豪森内阁曾经给反革命穿上他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服装。现在反革命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扔掉这副累赘的假面具。
一个无生命力的中中间派左翼的内阁也许可以代替几天3月30日的内阁。但是它的真正继承者却是普鲁士亲王[33]内阁。荣誉属于康普豪森，他赐给封建专制政党一个天然的首领，赐给自己一个继承者。
为什么还要继续同资产阶级保护人周旋呢？
难道俄国的军队不是驻扎在东方边境上，而普鲁士的军队驻扎在西方边境上吗？难道波兰人没有准备好用霰弹和硝酸银来替俄国宣传吗？
难道没有采取一切措施，准备像轰击布拉格一样，来轰击莱茵省的几乎所有的城市吗？
在丹麦的和波兰的战争中，在军队同人民之间的一系列小小的冲突中，难道军队没有足够的可能性使自己变为横行霸道的暴兵吗？
难道资产阶级没有厌倦革命吗？那海洋
〔下转第二栏〕
〔第一版上部二栏〕
〔上接第一栏〕
之中隆起的岩石（英格兰），不正是反革命想要把自己的教堂建立的地方吗？[34]
康普豪森内阁还企图乞求一点声望，它断言内阁离开国家活动的舞台是由于受骗，想以此来博得社会的同情。果然，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受了骗的骗子手。为了给大资产阶级效劳，康普豪森内阁必须竭力用欺骗的手段来消灭革命的民主成果；在同民主派的斗争中，它必须同贵族政党结成联盟，并成为这个政党的反革命野心的工具。贵族政党充分壮大了，于是就抛弃了自己的保护者。康普豪森先生根据大资产阶级的精神播种了反动的种子，而根据封建政党的精神收获了反动的果实。这就是这个人的善意，这也就是他的厄运。对于失望的英雄，即使一点声望也是好的！
即使一点声望也是好的！
“不管太阳多么亮，
它总是要落的。”
但是它又从东方升起。
〔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12—113页《康普豪森内阁的垮台》，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注34涉及的译文有改动〕
**科隆，德国国民议会终于稍微动起来了。它终于通过了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的决议：它干预奥意战争。
而它是怎样来进行干预的呢？它宣布了意大利独立吗？它已派遣信使把命令送到维也纳，要拉德茨基[35]和韦尔登[36]立即撤退到伊松佐河[37]后面去吗？它向米兰临时政府[38]致过贺词吗？
没有的事！它声明说，它将把对的里雅斯特[39]的任何攻击看成是宣战的理由。
这就是说，德国国民议会，在联邦议会的欣然同意下，允许奥地利人在意大利横行霸道，掠夺屠杀，允许他们把大量燃烧弹扔向每一个城市，扔向每一个村庄（参看本报意大利栏），然后安全地退到德意志联邦的中立地区！它允许奥地利人随时从德国的土地上派克罗地亚人和潘都尔兵[40]去蹂躏伦巴第[41]，但是却要禁止意大利人追击躲避在隐蔽所中的被击溃的奥地利人！它允许奥地利人从的里雅斯特封锁威尼斯，封锁皮亚韦[42]、布伦塔[43]、塔利亚门托[44]各个河口，可是却严禁意大利人对的里雅斯特进行任何敌对行动！
德国国民议会通过这样的决议，说明它的胆怯行为已经是无以复加了。它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批准对意大利作战，它更没有勇气禁止奥地利政府进行这种战争。在这种困难的情形下，它通过了（并且发出了赞成的叫喊声，以便用震耳的喧嚣声来抑制内心的不安）关于的里雅斯特的决议；从形式上看，这个决议既不赞成也不谴责反对意大利革命的战争，但实质上却是赞成这个战争的。
这个决议是对意大利的间接宣战，而这种宣战对德国这样一个有4000万人的民族说来是特别可耻的。
法兰克福议会的决议在整个意大利引起了愤怒的风暴。哪怕意大利人只有一点自豪感和毅力，他们也会用炮轰的里雅斯特和进军布伦纳来回敬。
法兰克福议会在盘算，而法国
〔下转第三栏〕
〔第一版上部三栏〕
〔上接第二栏〕
人民却在部署。威尼斯向法国请援；在这个决议之后，法国人也许很快就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莱茵河畔看到他们。
有一个议员谴责法兰克福议会毫无作为。恰恰相反，它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使我们在北方进行一个战争，在南方进行另一个战争，而西方和东方的战争也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我们面临着一幅令人愉快的景象：既进行反对沙皇的斗争，又进行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斗争，既进行反对反动派的斗争，又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国民议会还关心让俄国、法国、丹麦和意大利的士兵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中举行一次会面。可是有人还说议会毫无作为！
〔作者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14—115页《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的第一件事迹》，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其中四条河流译名有改动〕
⋎柏林，6月20日。由于没有人愿意和内阁主要首脑一起接管国家事务的管理，内阁垮台了。事实上，人们已尽一切努力，特别是其他人要对米尔德[45]和洛贝尔图斯拟任的内政部职位赢得好感，另外是冯·奥尔斯瓦特应当接管文化事宜。这两件事都落空了。前天汉泽曼甚至亲自前往洛贝尔图斯下榻的王子酒店。但一切都是徒劳的，洛贝尔图斯太过精明，所以他不能接受这个提议，永远都不可能。在内阁大臣更迭之际，人们也想要摆脱博奈曼[46]的控制，或许这些先生们认为他走得太远，因此局促不安，并且有人把目光投向了埃塞尔第一，但这种联系更加威慑了人们，特别是洛贝尔图斯曾宣称他与埃塞尔第一永远不会合作。所以埃塞尔先生不得不再次被剔除。那些负责组建新内阁的人还没有对此发表任何看法，但很可能从中左翼透露一些迹象。一部分右翼成员已经转向中左翼，期待在那里能得到大臣职位。由中左翼组成的内阁是否能坚持下去尚属另一个问题，至少其本身是议院中最弱势的党派；因此该内阁必须依靠议院的另一方支持，才能完成其任期。导致该内阁退位的原因很可能是多种多样、不一而足的。这篇请愿书的草稿虽然平庸，却没有向内阁承认议院里受到的挫败，即目前的现状，宪法委员会里只有11名成员来自右翼党派，相反，有13名成员来自左翼和中左翼，其中7名属极左翼。事实上，政府的草案已经在其工作中被撤销，与俄罗斯的战争即将爆发。简言之，内阁已经得出结论，他的立场是不可能的。昨晚，俄国人在上西里西亚越过边界的谣言引起了极大恐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尼斯的司令官已经呼吁居民们囤积口粮，那些没有存粮的人离开了城市。与俄罗斯的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
附带。方才我得知普富尔将军将（从霍伦斯坦[47]）秘密前往圣彼得堡。人们谈及为了镇压民众运动，上层人士与俄国人有政治密谋。
X柏林，6月20日。昨天委员会彻底驳回了宪法草案，本来人们已经在期待内阁解散，然而接下来的消息令他们震惊了：右翼党派立刻陷入凝滞；左翼却明显地松了口气。然而足够令他们吃惊的是，米尔德议长敢于在没有事先讨论的情况下想投票决定无限期休会。
〔下转第二版上部一栏〕
〔第一版下部一栏〕
资产阶级.
斐迪南·沃尔夫[48]
————
（写于三月革命之前。）
数年前，一名男子在巴黎去世，他被右翼党人正确地称为“资产阶级的拿破仑[49]”。在哈尔芬[50]还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时他就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梅斯，像那几千名与他同等信仰的以色列籍同乡一样，去巴黎碰碰他的运气。如同所有亚尔萨斯[51]犹太人，他被剥夺其他生计，只能依靠零售生意，从最小的商品开始卖起，为了日后能以最大的商品结束。他最开始卖大头针，最后出售钻石。他从一种能以最少的钱获得最大数量的商品开始，最后以一种能用最少数量获得最多金钱的商品结束。他经历了所有的中间交易，经手了一系列从大头针过渡到钻石的商品：他从所有商品中获利，知晓哪些是可以省略的东西，这不仅从那小小的大头针、那微薄到可怜的资本中体现，还有浓缩的大宗商品钻石。这“第二位拿破仑”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成功地从所有行业中最公益、最大众的，挑战到最不寻常、对公众最无用的，并且终于发展到一个高峰，将欧洲、亚洲以及东西方世界整个钻石贸易都囊括在自己家族手中。没有一颗皇冠上的装饰，也没有一颗钻石珠宝能不经由哈芬的双眼审查、不经由哈芬的双手衡量。甚至有人说，后来当他已经变得富有的时候，他最大的乐趣是在夜间用最丰富多姿的宝石装饰自己的妻子，用那些白天贸易中流入他手中的宝石，那些真正的皇家御用的珠宝，来装扮她，在自己的住处通过这些宝石、这些珍珠和这位女人，享受到皇帝般的快乐。据说，这种无伤大雅的享受保护了他免受各种放纵的，
〔下转第二栏〕
〔第一版下部二栏〕
〔上接第一栏〕
诱惑，于是他就这样和妻子生下了九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拥有数百万的财富和产值。——在一个女人的怀抱中，他拥抱了世上所有国家的女人：因为他夺去了这些国家的权力，即它们用来征服女人——宝石——的权力，并把它们交给了这唯一他的女人。当他看到妻子身上装饰着新的诱人宝物时，他的内心也重燃爱意，这种诱人之物是他在日常贸易中通过势力的权衡赠予她的；这种诱人之物是她在璀璨的夜晚中展示给他的，远离尘世的视线、只展示给他一人。他用她嘲弄世俗的愚蠢、世俗的伟大，把尘世中最宝贵的东西献给犹太人。他用她嘲笑那些高贵的夫人，她们都不惜成为一个犹太女子，争相向他这名犹太人谄媚。夜晚来临，当他展示了所有宝物，并且对每一件宝物都能讲述一个故事——关于背信弃义的婚戒、丢失的印章戒指、孤独的珍珠，以及王侯、伯爵、皇室的钻石与王冠的奇特故事。当他用每一个新的故事证明代表新的王权的宝物时，当他逐渐把它们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时，当她佩戴着每一件新式珠宝甜蜜地微笑时，为每一次地位的提升而喜悦，严肃认真地审视上流社会的贵妇，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基督徒女性都无法享受的极乐。宽容的塞米尔[52]越慷慨大方，宝贵的萨拉[53]越挑剔矫饰。他称她为自己的珍宝，他的黄金宝藏，他高贵的宝石夫人，他的钻石公主，他璀璨夺目的珠宝皇后。她称他为自己的黄金爱侣、她宝贵的财务主管、高贵的宝石王、她的大公、珠宝王侯、珍珠王、她的珊瑚皇帝。直到他们通过相互的赞美超越自己、超越世界上一切力量，他们便醺醺然地陶醉在一个爱之国度。
要想对哈芬的权力和声望有一个概念，
〔下转第三栏〕
〔第一版下部三栏〕
〔上接第二栏〕
人们应当知晓，他在整个宝石行业中拥有最高地位，正如路特希尔德[54]在金融行业的地位。把路特希尔德称为“犹太人唯一的国王”是错误的：现代世界有两个犹太人的国王，就像在古代斯巴达[55]有两个国王一样，如果将来有一个名为路特希尔德，那哈芬也必须被一并提名。我们的任务是让哈芬得到认可，使读者能够正确地欣赏这个第二时刻，存在于不逊于斯巴达人统治的世界上。当然，这两种类型的贸易和工业社会之间毫无疑问不存在竞争，因为它们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中运作：一个在产品领域，另一个在生产价值符号领域。哈芬是已经变成钻石的大头针；路特希尔德是一枚成长为十亿价值的利亚德[56]（赫勒[57]）。他们两人都是杂货商，卖香料的小贩，但其中一个的姜饼结晶成宝石，另一个采纳了汇票的形式。哈芬只能在自由的法国土地上生长；路特希尔德则扎根于德国，他于货币贸易中从白手起家成为首席，也就是所谓的由狂热的斯图伯[58]、虚假的银格罗申和白色芬尼组成的无止境混乱。在一个国家，一个如德国般被硬币和王公分割的国家，其统一最好由犹太人的统一来引导，到处都是一样的，最好的首席巨商应当是第一等的犹太人，同时也是最棒的德国人。就像狂热的斯图伯和银格罗申是第一位欧洲银行家的起点一样，大头针也成为现代工业的典型代表、第一位珠宝商人的基石。在德国，我们也发现有些以色列人没有直接从钱中获取，而是从商品出发争取社会地位。但一般来说，他们只是农村的犹太人，在农民中四处游荡，寻找废铁。只有少数人把它摆在有思考价值的位置，然后通常是
〔下转第二版下部一栏〕
〔第二版上部一栏〕
〔上接第一版上部三栏〕
来自万茨莱本[59]的舒尔茨[60]先生起立并提出反对草案;人们也可以在内阁缺席的情况下进行商讨，可以制定或废除商业规则诸类之事（没有讽刺意味）。顺便一提，舒尔茨先生认为这非常好，如果他没有以如此真诚的严厉态度提出他的草案，我们本想一笑置之。汉泽曼先生或许仍对首相持怀疑态度，尽管他态度严厉，声音却微弱胆怯，他回答道，商业法规中可能存有一些事项，在商讨这些事情时内阁必须出席。因此他反对这一草案。很快，米尔德先生想要再次投票表决，恰时多名左翼份子发声，呼吁恳请许可。帕里鸠斯[61]最终提请议会注意，议会无法无限期推迟授权于议长，否则与解散无异。赖辛巴赫补充说，这是个怀疑的时代。（右翼嗤之以鼻，左翼掌声雷动。）在接下来的几天，即使没有大臣们，议会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他要求议会休会至周五。他的提议得到了极左翼和中间派左翼的支持。但中间派左翼的塞德尔[62]先生提议要求休会推迟到周一。中间派左翼现在渴望新的内阁，因此从一开始就认为内阁有责任建立左翼的反对党。塞德尔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在投票之前，汉泽曼先生已经起身，试图取代赖辛巴赫推迟至周五的提案。“先生们，”他开始说道，“一位尊敬的议员之前说过，这是怀疑的时代。在这个严肃的时刻，在这个我们所处的时刻，在我看来，不要把怀疑带入这片土地。”而后赖辛巴赫以一种可怕的声音打断他：“俄罗斯军队驻扎在边境上！”——这次右翼忘记了窃窃私语，他们被吓呆了，汉泽曼先生继续结结巴巴地说到：“如果这个国家存在任何危险，即使是这里暂任的大臣也会召集议会与其联合行动。”与此同时，右翼已恢复神色，并为这连篇的英勇废话鼓掌。全体议会休会至周一，同时，各部门将正常工作。——人们对新的内阁尚知之甚少。无论我们维护一个什么样的内阁，都比这个垮台的内阁要好；一个反动的内阁只能让极左派掌权。埃塞尔先生倾尽全力，想要成为一名大臣，却因无人支持，努力付之东流。
纳茨梅尔上尉自杀了。委任他管理的军火库被洗劫一空，因为他不愿看到民众流血，因此被送交军事法庭。该消息今日在该市传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柏林，6月20日。宪法戏剧的第一幕上演了。康普豪森内阁已退位。人民屡次要求内阁退位，而内阁坚决反对人民的意志，谁会相信这样的危机会如此突然、出乎意料地发生？——难道不是因为比起通过那些走狗，将所谓的制宪会议把控掌心之中，并且在需要时给予每个可能的信任投票来说，更愿意维持内阁吗？——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适的状况。正如站在两个干草捆之间的布里丹[63]的驴子[64]，不知道从哪一捆开始吃起，这个内阁同样被置于嫉妒革命的民众和诡计多端的宫廷之中。——只是很快内阁就会展现出对自己状况是如何知之甚少。施韦林[65]、冯·阿尔宁[66]和卡尼茨[67]中，后者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充其量是个政治的稻草人，连三句话都说不上。除此三人之外，还有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些第五届省等级议会的权威人士，也难以胜任掌管国家之舵。——我们这样的时代，国家的最高官员必须成为运动的领导者，通过内部迅速而有力的行动，以及外部大胆年轻的政策，必须走在渴望自由和实际行动的民众之前，为他们引路。相反，我们资产阶级的救世主康普豪森内阁，从诞生的第一个小时起就在倒行逆施。——就好像我们没有过革命一样；由第五届省等级议会举行议会选举，如果行不通，则进行间接选举；对新闻出版的干预，对不愿将政府制度作为其信条的正直公民的监禁，武装人民的延迟，政府通过可怜的反动工具，地区行政官员们，对军队的反动影响进行的阴谋活动，——简而言之，该内阁的所有出色事迹（不要忘记召回普鲁士亲王和著名的宪法草案）更符合旧制度，而不是革命时期革命的洪流涌动。——我为什么还要列一张长长的内阁的罪过清单？新的波兰杀戮和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68]对德国的背叛，使得指责内阁的声音本身就过于响亮，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下转第二版上部二栏〕
〔第二版上部二栏〕
〔上接第二版上部一栏〕
为什么这个负责任的内阁死去了？死于犹豫不决。它出生时就自带病菌。——它的胜利是显而易见的失败。——
然而，尽管如此，这场危机的突然性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无法解释的。*）我们相信，由于随君王即位所产生的两难困境，在对外政策方面产生了危机。公众中散播着一些特别的谣言，无所不及。人民认为内阁被宫廷背叛了；相信自己背叛了欧洲文化的世仇——相信亚洲这个大块头，相信亲爱的姐夫尼古拉[69]，真的，人们有理由这么认为。这是普鲁士王亲王的秘密使命吗？是否有可能找到巴黎的波拿巴主义活动和在西里西亚的德国政策之间的联系？西部边境处于战争状态，也无法保护东部边境不受俄罗斯人侵害，只能默默观望其如何与亚洲那群乌合之众沆瀣一气，以此来奴役德国，复辟旧独裁专制！是的，我们不希望将德国诸侯们视作卑鄙无耻，他们以牺牲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为代价，贿赂沙皇以换取缓刑。——如果人民的怀疑有理有据，那么国家的叛徒就倒霉了！——我们的（新普鲁士）历史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有如此多的可比之处;如果人们认为有权相信，那么与1791年的法国相比，可能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德国人民终于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与他们的“祖先”统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驰。诸侯们本身会强迫采取极端手段；与俄罗斯的阴谋将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基石。
大臣危机再次点燃了沮丧的思想。但是，我们不相信体系会变更，仅仅相信变动的只是人。也许，品德尔[70]-米尔德内阁将会取悦我们。坦率地说，我们不认为人民固守诸侯奴役的枷锁是合时宜的。让我们的宪法力量耗尽，这样带有偏见的民众切实坚信这个中庸政府的无能和软弱，正如坚信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的政府那样。
妥协议会是否仍然无条件被政府所掌控？难道最终还没吸取教训，那些被剥夺权力的人将会不择手段重新获得以往的权力吗？还没认识到他们的诡计多端，来蒙蔽并控制人民代表吗？
＃柏林，6月20日。今天的国民议会开幕后，议长宣读了开幕前不久送达的内阁首相康普豪森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没有成功填补内阁，因此他向国王请辞。最后他要求国民议会暂停会议，直至新内阁成立。——随后大臣奥尔斯瓦特和汉泽曼宣称，他们，就像自己所理解的那样，同样必须与赋予内阁首相意志的指导原则共存亡，必须对当前的部门事务负责，直至新内阁成立;——根据议员塞德尔（来自右翼）的提议，议会决定暂停会议至星期一，但一旦新的内阁成立，主席团有义务立即在星期一之前召开会议。赖辛巴赫伯爵提出议案，要求无论如何要于周五在会议厅召开议会，因为信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处于怀疑的时代，俄罗斯军队正驻扎在边境。由左翼支持的提案仍然只获得少数票，因此我们可能在周一之前只能得出权宜之计。
在这里没有人能真正看出康普豪森退位的原因，因为对于退任的三个大臣来说，卡尼茨的职位被施莱根施坦[71]取代，阿尔宁男爵被施莱尼茨[72]取代，教育和宗教事务部必须要有人取代离任的施韦林伯爵。这里一定另有原因，这种不确定性已经引起今天各界的最大兴趣。就我们而言，我们试图总结各种可能原因。——我们向你们传达洛贝尔图斯和同党的中间派左翼纲领时，我们肯定的是，康普豪森内阁在对抗此纲领的问题上仍然只获得少数支持。这个事件已经在15号发生了，在此事中，国民议会决定违反大臣们的意愿，成立一个起草宪法的委员会。因此大臣们提呈的宪法草案以46票的多数被完全否决。在这次投票之后，康普豪森内阁不得不退位，但证明了自己
*)康普豪森先生要求进行信任投票，却没等到投票就仓皇逃走？其中一定有大量的弯弯绕。
〔下转第二版上部三栏〕
〔第二版上部三栏〕
〔上接第二版上部二栏〕
昭著的顽强，并打算通过洛贝尔图斯来补充加强中间派左翼。然而，这首先要求承认既定的纲领。由1847年法定、1848年3月18日公告成立的康普豪森内阁不能承认3月18日和19日革命所赋予的人民主权，而且由于昨天发表的奏折草案也表达了这些原则，——即使康普豪森先生倒退回软弱无能的状态，在这种程度下也显而易见，——这是很自然的，人们最终认清了内阁与国家大多数人之间的巨大矛盾。——
其次，在外交政策中仍需考虑康普豪森内阁的情况。由于他不成熟的措施，内阁已与所有其他国家交恶。因波森[73]与法国和俄罗斯交恶，与英格兰、瑞典和丹麦交恶则是因为石勒苏益格。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来自法国，即抗议波森大公国的分裂，而俄国沙皇宣称，正如现在所进行的那样，重组波森最小部分是战争的导火索，并且威胁军队随时可能越过我们的边境进驻。大臣先生们知道，俄国并不是在开玩笑，因此他们决定退位，将烂摊子扔给继任者来做出决定。
现在有两种途径可供国王选择。第一种：由左翼和中间派左翼组成内阁，——瓦尔德克[74]、洛贝尔图斯——向俄罗斯下战书，与法国联盟。第二种：由极右翼组成内阁，现任几名成员继任；屈服于俄罗斯政策，也就是说，继续走反动的道路，并对抗人民主权。
纳茨梅尔上尉，在14日晚上撤销对军火库的攻击，防止流血事件发生，众所周知，他被送交至军事法庭。但他的高尚行为得到了柏林居民的普遍认可，因此所有团体甚至整个市民自卫团、各种奏折和代表团的人都在提议，要求最好的结果。代表整个柏林市民自卫团（2万6千—3万人）的人数众多的委员会甚至决定恳请国王对纳茨梅尔上尉进行调查。也由此可见，那些优秀的民主精神已经渗入柏林民众之中。我们各种民主团体一定在议会中占领了极多席位，并且还有数百个民主团体因席位不足而被拒之门外。
今日开放的羊毛市场非常不景气。几乎没有售出任何东西。本地市场由于需求短缺，价格极其低廉，上周四在斯德丁[75]出售了品质最棒的波美拉尼亚[76]羊毛，每桶[77]（售价仅为30-35塔勒，去年则是62-70塔勒。这也导致莱茵羊毛商人和制造商购买量超出了个人购买意愿。——附言:我们刚刚了解到，英国羊毛买家大量购买羊毛，平均比斯德丁的价格高出约8塔勒。
由于内阁危机，今日股市非常低迷。所有证券价格下跌，一些债券无法销售。
*法兰克福，6月20日。在《新莱茵报》第18号来自科隆6月17日消息中谈到了一笔180万塔勒汇至柏林给路特希尔德的汇款涨至200万塔勒。并讨论了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汇款是否业已到账，以及国家如何在其强制公债时期处置这笔款项。
事实上，我可以告诉你，所述汇款已经到达此处，但不是留在这里，甚至这里并不是目的地，而是每天晚上到达这里并在第二天早上就被送走，也就是说被送往北方，经汉诺威[78]或汉堡后到达英格兰？或者，是否只是想让这些钱散散步，让这笔可观的款项抵达以使柏林人民感到震惊？
*法兰克福，6月19日。据可靠消息来源，德国国民议会议长虽然（或可能因为）关于军事保护申诉失败，但仍有来自周边部队的10,000名人员处于待命状态。
♓法兰克福，6月20日。我们再次听到了很多有关中央委员会的言论，但尚未看到得出结论的前景。来自科斯林[79]的骑士布劳恩[80]开始攻击左翼；尽管大会喧嚣骚动，他还是英勇无畏地为普鲁士国王和他所谓的“弱势兵痞”而斗争，为了德意志临时皇帝统治的普鲁士的国王！韦尔克[81]先生为联邦议会辩护，将勃鲁姆[82]残忍地描述为“已腐烂的尸首”。对于这位刚被指定的联邦议会特使来说，这太过分了，他毫不怀疑他和他可敬的同僚已经为诸侯喜爱的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没有打算不战而退。尊敬的疏密顾问先生在舞台上舞动得如此赏心悦目，好像汉诺威官方评估员韦德金[83]在中央权力身上用到的“弹性原则”，已经体现在他身上。
〔下转第三版一栏〕
〔第二版下部一栏〕
〔上接第一版下部三栏〕
畜牧业的交易，作为铁之后的下一阶段，积累他们的财产。但他们中有大多数人停留在畜牧业，从未突破游牧民族的身份。只是第二代中偶尔出现某些人，直接由经贸货币起家，而不是从铁开始，来为家庭赢得财富、权势和声望。这种财富很少能传承超过三代；如果它从亚伯拉罕[84]时期开始积累，就会在雅各[85]时期达到巅峰。就好像父辈的罪恶被第三代人所困扰。父辈在资本继承中产生的神经活动，也会与资本一同继承给子辈，并且除了挥霍之外，找不到其他原因导致其转让遗产。父辈亚伯拉罕把大头针变成钻石的努力，轮到子辈雅各布时就会变为使钻石退化成大头针的能力。正如父辈通过将大头针变成钻石来获得权势，子辈通过将钻石退化成大头针来吸取权势。在基督教国家，货币权力的流动组织着公民权利的建立。在所有犹太人被排除在资产阶级权力运动之外的国家，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后代随遗产一同继承了追逐的欲望，但却不再能驾驭这种欲望，他们被吸引进对自己的金钱权力开放的物质享乐中。如果他们想抓住这最后的权势，他们就会败光钱财。在基督徒公民中，作为赢家的犹太人隐藏在权利的资产阶级的和宗教的基督徒背后。两者都成为获得者的保守手段和一种新的生存手段。议会和教会，地方法官和教士组成了一个新的首都，它确保了第一个获得的物质资本；追求国家权力给予收购一个新的方向。当基督徒的父辈获得最高的物质力量时，基督徒的子辈追求精神和宗教的权力，这种权力确定、建立和宣告了金钱力量。
〔下转第二栏〕
〔第二版下部二栏〕
〔上接第一栏〕
对于父辈来讲是金钱交易的东西，到了子辈那里便是权利交易。父辈创造、子辈继承的神经活动可以在行使这种新力量时重新加工；这是子辈的救赎。基督徒拯救犹太人，基督徒公民拯救资产阶级犹太人，资产阶级基督徒拯救犹太公民，信奉基督的资产阶级是犹太一族的救赎。现在，所有公民都成了犹太人，犹太人也想成为公民。现在，所有基督徒都努力向犹太人靠拢，犹太人却想成为资产阶级基督徒。基督徒已经熬过了痛苦的岁月，而对于犹太人来说，那才刚刚开始。无需在意我们在此谈论德国犹太人：因为法国也存在这两部分，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已经度过艰难的岁月，团结生活在一起，表面上他们都在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力浦[86]的旗帜下，但实际上领导他们的是那“斯巴达的双王”，路特希尔德和哈芬。
我们不能过于严格地对待这种隔离。稍后我们会谈到这两种类型所遭受的变化，然后更详细地讨论有关畸形的哈芬与路特希尔德家族，以及他们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还有每一次他们留下的范本：例如，父辈从经贸货币起家，子辈倒退回畜牧业；或者父辈亚伯拉罕从畜牧业起家，子辈以撒[87]停留在畜牧业止步不前，等等。
当哈芬来到巴黎时，资产阶级仍在与贵族斗争。那还是革命战争的期间。他带着母亲，而母亲带着父权制的习俗，带着孩子般单纯的爱，带着资产阶级家庭。因此，他把对立双方的两个要素统一在自己的家庭里：贵族的一面是宗族谱系，资产阶级的一面是勤俭节约。而对于尘世之物，除了他信仰的神明和国家的安稳，他空无一物。经书中的
〔下转第三栏〕
〔第二版下部三栏〕
〔上接第二栏〕
主，正如他在犹太人的实际生活中饱含意义，他依然垄断着现代生活。一个古老的习俗要求犹太人，每天早上，在他开始工作之前，他都要用羊皮纸把这位主、这位垄断者印刻下来，放进皮带，缠绕在前额和左臂上，为了能将主深深铭记心底。他们的子辈严格遵守这项规矩，每天早晨，在他表达完自己的虔诚奉献后，他都勇敢地投身日常事务，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证明他的主及其垄断地位。如果他整个星期都坚持这样，用六天的时间以长皮带缠绕自己的心灵和灵魂，那么他便会在第七天得到休息，与母亲一同以全然庄严的方式庆祝安息日。一周又一周，持续了很多年。
带着家中的和平、心底的神明和肩上的捆束，他穿街走巷、敲开房屋——他在沿街叫卖，上门兜售。叫卖和兜售是犹太人的要素：他不能等待买主，他必须主动面见，去住所寻找他们。他把所有与家居和家庭幸福相关、并能确保家庭平和的小物品带进了房子：大头针，缝衣针，纱线和丝线，睡帽和手帕。但哈芬还带了一些特别的东西：他的社会性，他的垄断地位，他经书中的主，他虔诚的心灵。如果在交易中他面对面地将自己的商品出售，他便知道如何向人们发自内心地称赞这些商品，人们也很高兴看到兜售者的热心服务，于是愉快地从他那里买下商品。购买的乐趣也伴随着商品的实用性；因为看到针，人们就有购买的想法。
（结束待续。）
〔第三版一栏〕
〔上接第二版上部三栏〕
特利尔的西蒙[88]、亨塞尔[89]和冯·特吕茨勒[90]均支持极端左派的提案。亨塞尔表示：放弃主权意味着叛国罪；如果还没有这样的法庭，那么很容易建立创建这样一个这样的法庭。冯·贝克拉特[91]先生随后宣称自己是前一位演讲者意义上的叛徒。全场最绝伦的当属罗伯特·勃鲁姆的演讲，即使是右翼也无法吝惜自己的掌声。罗伯特·勃鲁姆回应了对手所有异议，他以最冷静、最理智的方式将这些质疑统统摧毁；美中不足的是，连他自己也缺乏坚定的决心。他还想说服我们，强大的中央权力是有可能与各邦国和平共处的，他强调至少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希望共和国为举国上下着想，因为我们不是想让德国变得分崩离析，而是想使其固若磐石。”但至少他把自己置身于革命的立场，他并不想与王侯谈判，且强烈反对他们的特殊利益。“各位不应该与王侯们谈判，”他对大会喊道，“如果王侯们想要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那么4000万国民将无法与这些王侯们谈判。各位还不如辞去自己的议会席位。”[92]他认为，持续革命是结束无政府状态的唯一手段，并将委员会的草案描述为反对革命和反动的，担当责任的三巨头背后是三顶冠王[93]熠熠生辉。最后，他提醒历史法学派基础上的狂热支持者，不久前，一个牢固地建立在历史法学派基础上的国家，其根基在喧闹争吵之下被撼动了；人们谴责正在进行革命的法国还要给养8万工人，但其费用远远没有奢侈宫廷铺张浪费的多，而在历史法学派的基础上，成千上万的人将死于饥饿瘟疫。
辩论转向布拉格起义，会议结束之时仍意犹未尽。联邦议会议长施梅林[94]表示，联邦议会已经采取措施，以在必要之时派遣巴伐利亚、萨克森及普鲁士军队淹没波希米亚[95]人。维斯纳[96]发表讲话，强烈抨击了施梅林，其中他表示，联邦议会议长一方面想要联邦议会赢得荣耀的光环，另一方面却又无动于衷。福格特[97]、约丹[98]、贝泽勒尔[99]及利希诺夫斯基[100]各持不同意见。利希诺夫斯基表示，率军进攻波希米亚当然不失为有效且必要的举措；约丹将文迪施-格雷茨[101]亲王称为德国的阿尔巴[102]王子。最终，一番唇枪舌战之后，贝泽勒尔的提案通过，要求委员会迅速报告与斯拉夫人关系。
＋布勒斯劳，6月19日。以下事件发生在尼斯，为仍存在的官僚主义带来了光明。当地中学高年级学生要求学校图书馆负责人购置新时代精神相关书籍。由于该程序完全不合法规，对此便开展了惩戒调查，当事人被从学校——开除。他们要求公开伸张正义时，却被警方禁止继续在本地逗留，也就是说外地人应当在24小时之内离开这座城市。————尼斯人对这一行为感到难过，而且——他们保护这些年轻人免遭警察的任意摆布。这一事件促成了一个民主社团的建立。
长期以来，布勒斯劳市长的选举一直备受瞩目。民主与民主宪政俱乐部早些时候发动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希望在施行新的乡镇法规之前停止进行选举，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这些请求被视为笑柄，收到之后也便被——adacta[103]〔束之高阁〕。市议会的议员们(?)表示，他们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不去理会政治（原文如此）党派的文件，并为选举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此外，司法顾问格雷夫[104]与地方法院顾问福克斯[105]的名字也出现在候选名单上，两位都是宪法中央协会的成员。选举的最后流程将在今日4点进行，即第三批市议员离职的三天之前！！目前应当坚决抗议这一程序，更确切的说不是靠富有政治色彩的协会，而是靠大量公民自己。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可能是人民议会。
今日有传言道，昨日有3至4名俄国使者被捕，他们企图通过贿赂引发骚乱。
＝莱比锡，6月18日。今日下午，由于阿尔滕堡发生几起事件，一批军队从此地乘火车前往阿尔滕堡。茨维考[106]等其他地方均向阿尔滕堡公爵[107]提供了军事援助。真正可耻的是，为能够一如既往地抵抗人权，所有德国士兵像过去一样均享有“君权神授”的“一丁点”权力。
上西里西亚边境，6月18日。此时此刻，我们收到可靠消息称，俄国人从琴斯托霍瓦[108]穿过普鲁士领土，即首先到达卢布利涅茨[109]、罗森贝格[110]和博伊滕[111]地区，可能会在接下来几天内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行军队伍已经形成了跨过普罗斯纳[112]边界河的各个过境点，因此浮桥被移至边境，而波兰境内通往这里的道路被大量人群拥堵；——此外，在波兰边界区域已有若干部队接到命令继续前往西里西亚[113]。
同样还收到消息称，未来几天，部分后备军将在上西里西亚集合。
（《波罗的海报》[114]）
*维也纳，6月18日。昨日，有关政府部门宣称，皇帝亟须早日返回维也纳，原计划于17日离开因斯布鲁克。受到异常天气影响，皇帝身体抱恙，深感不适，故推迟了动身时日。与此同时，弗兰茨·卡尔大公受皇帝委任，至此地辅佐皇帝，拥有至上的权力。大公将于19日离开因斯布鲁克，23日到达维也纳。
——眼下，布拉格传来消息称，炮轰停止了，这座城市已经无条件投降，并提供了40名人质作为其冷静行为的保证。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6月20日。正如所闻，路易·波拿巴[115]被选为第二军团上校，接替奥尔顿·希[116]之职。
——前天在蒙马特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整个巴黎的排版工人和印刷工人，甚至是《总汇通》的排版工人和印刷工人一致决定，如果重新实行报纸保证金制度，新闻出版自由受到钳制，他们将罢工。为在实行普遍罢工时工人免遭
〔下转第二栏〕
〔第三版二栏〕
〔上接第一栏〕
饥饿，已经展开认购救济。一位议员认购了50法郎。
——据刚刚收到的午间报纸报道，萨伏依[117]爆发了一场人民起义。举国上下奔走欢呼：“意大利共和国万岁！见鬼吧卡尔·阿尔伯特国王！”
——执行委员会似乎决心倾其所能，阻止卡尔·阿尔伯特在伦巴第称王。《国民报》[118]表示：“建立一个仅扩展至托斯卡纳[119]边境的君主政体简直与最终统一意大利的普遍愿景背道而驰，没有比这更为过分的了。听着，人们要把意大利各国变成共和国联邦；企图通过诸侯勾结来分裂意大利，简直是痴人说梦。1815年重建的德国正是最惨痛的教训。”
——昨日，国民议会结束之时，陆军部长卡芬雅克[120]草拟了一份800人的“机动”宪兵部队草案。整装待发就是我们的愿景。我们能动员一切力量。
——古德肖[121]清算了自己的银行业务。这位伟大的财政部长想要全身心投入到政治事业中。
——加来[122]处于战争状态，加来要塞也被严加看守。
——临时财政部长杜克累尔[123]娶其老师加尔涅-帕热斯[124]的女儿为妻。
——巴黎驻军与机动警卫之间关系紧张。众所周知，常驻军津贴每日1苏[125]；而机动警卫队净收入为7-14苏（扣除所有额外开支后）。这种薪资不平等引发了一系列的愤怒，而路易·拿破仑在伦敦正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愤怒。
——据说司法部昨天发布命令释放拉法基夫人[126]，即格兰迪尔[127]的女主人。
——国民议会。6月20日下午1点，副议长波塔利斯[128]召开会议。皮埃尔·勒鲁[129]抗议昨日临时公共工程部长特雷拉[130]发表的索求另一笔300万法郎的贷款用于国家工场的言论，该言论中还指责皮埃尔·勒鲁在利摩日[131]事件中充当了教父角色，因为1820年以来，他一直向当地的无产阶级宣讲共产主义教义。发言人在该抗议中谴责国务部长故意曲解甚至无视他的共产主义原则，这一言论引起了不少轰动，然而却并无定论，因为特雷拉仍未到场。——杜普拉[132]希望他的提案，即把报社从所有财政措施中分离开来的紧急提案，未能如愿。——拉特拉德[133]随后建议将他的有关工人协会的提案紧急公示。公示之后将对此进一步进行讨论。——克列芒·托马[134]随即登上舞台提出辞职。“民众代表们！”他说道：“5月15日，诸位授予我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称号。现在是时候卸下这份重任了。我已经告知执法部门了。但是这个头衔是诸位直接授予我的，所以我认为必须由诸位来宣告这个决定。”（敬佩！）——陆军部长卡芬雅克提交了一份草案，根据该草案，1848年10月1日起，圣西尔军校[135]将实行免费入学。——议长宣读了梯也尔[136]的一封信，信中表明，出于对下属行政区（鲁昂）[137]的考虑，他将接任议员职位。并不是为了巴黎。——圣·贝夫[138]提交了他的担保报告，茹尔·法夫尔[139]希望能尽早在议事日程上看到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清偿协议以和解方式解决，因为延迟就有危险。一万家企业目前无力支付；该项目万分紧急。该陈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大家也意识到情况的紧急性。——图尔克[140]希望根据国家局势来解释执行当局的行为，并在完成铁路问题之后获得许可。——维克多·雨果[141]利用议程上的国家工场议题，在冗长无趣的议员初次演讲上反对社会主义。——莱昂·福适[142]花了不少热情去对抗这些机构，甚至引起了财政部长的不满，由于城市建筑问题，财政部长与议员泰诺[143]、孔西得朗[144]、法卢[145]和马拉斯特[146]存在关于资金的争议。
关于300万国家工场贷款一事的讨论持续到6点左右。议会大会的动机是希望尽快摆脱二月革命的苗圃。议会大会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一把名副其实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他们头上。因此，提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拉罗什哈克林[147]希望，国家能够预付15,000.000法郎给房屋投机商，以便让他们在投机中把房子建了，还能解决50,000人的工作问题。
科西迪耶尔[148]也作了一番十分沉重的演讲。他建议，应通过出口额外补贴刺激国内生产和制造，让阿尔及利亚的大片沙漠和南部各省得到开发等等。风趣的演讲风格使他大受欢迎。
瓦尔德克·卢梭[149]和古德肖回击了社会主义者、国家工场义务保护者的刻薄言论，并反复强调解散的必要性。斯图姆〔Sturm〕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并计划通过产品的贸易和工业间接税大力支持、帮助他的前辈。
财政部长杜克莱尔认为间接税税制不够完善。对此，政府已表明态度，拟实行直接税税制。
德·法卢[150]再次洗刷了企图削弱政府及利用国家工场之事的污名。
30万法郎最终获批，议会想继续对饮料问题进行讨论，但推迟至明天。
最初在周一办公会议上讨论的宪法提案未能通过，会议于6时结束。
大不列颠
×伦敦，6月19日。宪章派有意于圣灵降临节[151]后的周一同时举行多个集会，这是很久以前人尽皆知的。这些集会在所有的鼓动中都是常见的，从未因此引起过起诉。已经确定，周一召开的集会内容仅是向女王呈交陈情表及答复，如果有答复的话。约翰·罗素勋爵[152]满嘴胡言，仿佛人民对改革问题完全无动于衷，仿佛对《宪章》毫无渴望，这只能被视为对人民的挑战，后者必须通过公开集会来回答。而公开集会遭到这位勋爵的反对。他先是对人民恶语相加，然后用蛮力阻止他们回应。
〔下转第三栏〕
〔第三版三栏〕
〔上接第二栏〕
目前并没有真正的隐患，政府心知肚明。因此，它利用新闻帮伙散布虚假警报。像4月10日那次[153]一样，这些清白的禁卫军再次投入行动，编撰、印刷谎言，以证明政府的干预是正当的。他们设法散布五花八门的谣言，他们得手了。政府也故作担忧，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压制自由集会的权利。虽然“世界大都市”并未发生革命，但我们生活在一个“临时政府”之下，“直到人民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利”。
政府成员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天文学家，更不是历史学家；他们只是单纯的——捕快。的确，伦敦人民的祖先们曾奋力抵抗卡尔[154]暴君的敕令，而现在伦敦人民竟向梅恩[155]和罗文[156]低头！是的，大部分伦敦人都乐于认可警察国王，他们的“公告”和“声明”取代了议会的老式立法。
因此，本月10日出现禁止在邦纳公地举行集会的公告。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们坚持说，就像4月10日一样，首都集中了10,000名士兵，警察配备了马刀，并且出动大量“特警”。此外，所有公共建筑物附近都设置了路障，且储备了口粮，以便能够经受得住围攻；在设伏地点配以大炮，以便“大规模射杀。”
星期日的报纸继续散布着平日报纸的谎言，要求“现有暴力的强大臂膀”应当受到“被感知到”的打击，并永远结束一切宪章派的示威活动。星期一早上（12日），晨报《泰晤士报》[157]、《纪事报》[158]等报纸刊文对大臣、警察和军队进行骇人听闻的煽动，为了镇压工人，他们不应惧怕任何暴力行为。《纪事报》刊载了以下意味深长的话：
“瓦特·泰勒[159]。今天是瓦特·泰勒逝世的周年纪念日，他于1381年[160]6月12日被杀害。”
当然！这正是流氓《纪事报》的虔诚愿望，伦敦“当局”想在1848年6月12日通过狡诈和暴力，重新获得享受血腥匕首的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comité[161]〔委员会〕通过推迟集会确保手无寸铁的人民免受警察军刀和军队枪弹的伤害。
在星期一之后，报界当然立即开始为“宪章派的再次失利”欢欣鼓舞，而“《晨报》[162]”——在伦敦更为人所知的是“潲水桶”——希望国家顺利“摧毁宪章派”。但是，文本还包含一个真相，一个不能被人民深深铭记的真相：“宪章派在资产阶级中得不到任何同情，资产阶级无一例外的反对他们。”这确实是正确的。有少数小商贩悄悄承认宪章派事业的正义性，甚至希望他们成功：但他们肯定不会公之于众。通过沉默，他们似乎分享了其阶层多数派的敌对态度，而且这种敌意是最糟糕的。我从许多方面得到了良好消息来源的保证，资产阶级最热切的愿望就是，警察和军队想要通过星期一所设想的冲突，为大屠杀取得完美的借口并获得原谅。“打死这些恶狗；用霰弹枪打死他们！”在提到宪章主义者时小商贩们常常会喊出这样的话。“为什么那些领导者没有被驱逐出境？”资产阶级人士提出这样的疑问。“绞死这些恶棍！”在过去的几周里，在“陪审团阶级”的唇间响起了这句话。然而，数以千计的这些恶棍正处于破产的魔爪之中。愿他们像鲨鱼一样被消灭掉！人们现在正忍受着他们手中棍棒的威胁，面临着他们的肆意屠害、驱逐和绞杀；只有将其置于这些人的悲惨境地之中，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对周围的人生出怜悯之心，才能初步理解尊严、真理和正义等准则。现在谈谈报界帮伙，他们在报道中做了间谍的肮脏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竭尽全力谴责被监禁的爱国者们。在所有阶级和党派之中，“间谍”都被视一种邪恶的存在。一个参加会议的记者，表面上是为了概述他们的磋商，实际上是把他的“笔记”卖给政府，向政府提供证据，以便将正直之士加以监禁或驱逐：这样的记者只不过是个“间谍”。科贝特[163]称它们是“蚊子般的哺乳动物”，他们是按照预想进行报道的。《晨邮报》[164]或《先驱报》[165]，他们把30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召开的会议夸张为有3000人；《泰晤士报》或《纪事报》，他们也为贸易自由主义者提供相同的服务。只有30,000人的宪章派很清楚，最多不过几百人。一个钱包满满的虚荣傻瓜的胡言乱语，被说成是“雄辩而令人惊叹的演讲”；而一位工人理智和真实的口头描述被说成是“常见的宪章派的喋喋不休”、“对当局的习惯性谩骂”等。然而，更令人作呕的是报界帮伙针对厄内斯特·琼斯[166]和其余被捕者的态度。《先驱报》惊呼：“人们没必要担心那些宣称自己打算抢劫，甚至谋杀的人会被无罪释放，作为优秀的、有用的成员回归社会。”因此，人们试图事先确定好陪审团，宣判被告“有罪”。《星期日泰晤士报》说：“对于这场无视法律、不理智运动的领导人，广大的英国民众和陪审团所属的阶级都不会对他们产生丝毫的同情。”而另一家《劳埃德氏三便士奶酪》报[167]认为：“米契尔[168]正在前往百慕大[169]的路上；琼斯、夏普[170]、福塞尔[171]和威廉斯[172]被困在新门监狱[173]的笼子里，这是通往他们命运的中转站。”《泰晤士报》、《观察家》[174]等报刊也以类似甚至更糟的方式登场。
英格兰人民有着美好的回忆；工人们推翻整个现存腐朽制度的那一天比资产阶级所预料的更近了。那时，人们也不会忘记报界帮伙的。
*伦敦，6月20日。昨天上议院对一些不太重要的事项进行了讨论，正如《电讯报》[175]所述，对公共利益的操劳已经使高贵的勋爵们疲惫不堪了，他们认为有必要休息两天，到星期四再继续。
〔下转第四版上部一栏〕
〔第四版上部一栏〕
〔上接第三版三栏〕
——众议院再次对糖的关税展开了辩论，鉴于政府的提议，帕金顿[176]爵士提出了修正案；该修正案得到巴克斯顿[177]爵士和西摩尔[178]先生的支持。然而，大臣群体坚持他们的提议，尽管众议院的所有其他人都认为借给印度种植园主50万救济金是完全无效的措施。辩论随后被推迟到星期四。
——《纪事报》报道，一位名叫冯·胡梅劳尔[179]的先生预计将在维也纳请求英格兰干预，在统一的意大利安排一位大公，以取代卡尔·阿尔伯特的位置。
——公债83½到⅝。
意大利[180]
*维琴察。《总汇报》[181]发表了一封来自维罗纳[182]的奥地利信件，信中提到了占领维琴察这一事件，从中可以再次看出奥地利人在意大利表现出多么廉价的勇敢：“10日12时，开始对这座城市及其控制的圣母山[183]发动进攻。争夺这一阵地的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也牺牲了许多人的性命。敌人意识到守住这个高地十分关键，大力设防；教皇的瑞士军队和十字军的精锐部队在那里坚持不懈地防御，直到6个小时以后，在我方军队的反复猛攻和越来越多的康格里夫火箭[184]强大火力的攻击下，他们逐渐撤退到城市里。此处已经做好了开展最顽强的守卫战的准备。80多处路障，数个炮兵连已准备就绪；因此，巷战是不可能的，炮兵可以并且必须独自在此作战。炸弹和火箭发射的炮火一直持续到了晚上9点。”英勇的奥地利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他们不会考虑巷战，他们更喜欢远距离地躲在安全的壕沟背后炮轰城市，就像他们对几乎所有意大利城市所作的那样。在他们利用康格里夫火箭完成了这种不体面的壮举之后，他们更加吹嘘它，该火箭1813年以来，除奥地利人外，再无任何国家使用过。这位记者描述了意大利人的勇敢和奥地利人的懦弱野蛮行径。现在，他顺利地进入已被付之一炬的维琴察——现在他开始自夸：“（意大利人的）部队撤离呈现出一种令人愉快的景象；人们很少会看到这样的混搭，这样的制服和花哨西装的样子，同样很少看到这样一群不成熟的男孩和邋遢的妓女…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而这样的混搭，这样的服饰，这群不成熟的男孩抵抗了三倍优于他们的所谓“纪律严明”、“勇敢”、“赫赫有名”的奥地利军队六个小时！这些不成熟的家伙，似乎在奥地利炽热火箭的火力中迅速成熟了起来，因为奥地利人没有勇气与他们展开巷战。
意大利的报纸同样也带来了攻陷维琴察的消息，这使我们得以检验《总汇报》的奥地利信件。据《总汇报》的消息，意大利人损失了2000—2500，据意大利报纸的消息，
〔下转第二栏〕
〔第四版上部二栏〕
〔上接第一栏〕
只损失了500人，考虑到它们根深蒂固的立场，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攻击不是在中午，正如《总汇报》所写，而是一大早就开始了。大约中午的时候第一个路障才失守。大约在这个时候，奥地利的炮兵开始全力进攻。2点时圣母山失守了。阿塞利奥[185]上校和查耳迪尼[186]上校在此处负伤。50多门大炮炮轰这座城市；山上部署了四个炮兵连，尽管进攻到距离路障几步之遥，然而敌人还是未能攻进去。炮轰持续了15小时，最后被围困的人员弹药耗尽，杜兰多[187]光荣地投降了。达斯普雷[188]将军对维琴察的勇敢防御赞不绝口。
米兰政府在其《公报》[189]中表示：“维琴察的陷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是一个可以弥补的损失。卡尔·阿尔伯特的军队仍然保有强大的阵地，如果不首先切断敌人与蒂罗尔[190]的通道，就不能离开。维罗纳是战争的决定因素；在其平原上，这场大战可能将很快决出胜负。一旦维罗纳被占领，所有威尼斯的城市就都是我们的。我们的教皇国军团被打败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这些损失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通过我们的正规军和志愿军团挽回，他们正准备前往最危险的地方。现在，政府感受到被迫承担起的巨大责任，它知道将如何履行这些责任。”伦巴第政府是对的。奥地利人对阿迪杰平原开放城镇的伟大行动毫无意义。几天后，意大利人将向他们证明，即使没有燃烧火箭也可以攻占这些城市。
*罗维戈，6月16日。杜兰多部队的替代者已经就位。今天，佩佩[191]将军在此发布一条军令，根据该命令，2个龙骑兵团，1个枪骑兵团，9个步兵营，2个志愿兵营，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那不勒斯军队的一部分忠于意大利事业——应立即于3日内越过波河，在罗维戈集结。
那不勒斯，6月5日。当地西西里人接到警务专员的命令，要求在三日内离开该市。真丢人了！（《现代人》[192]）
+来自布伦纳[193]的消息，6月17日。“特雷维索已被韦尔登占领，我方没有任何损失。此处的5000驻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温和投降的方式撤离。任何了解韦尔登的人都会相信，这些都不是韦尔登的慈善事业所赐予的。这和拉德茨基在维琴察的温和做法一样，这似乎是因为他们接到了高层的指示，跟拉德茨基在维琴察的温和做法是一个路数；并且这也让人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想要维护威尼斯帝国的和平，会在浪子归家后予以宽恕。”
所以，《总汇报》这样写道，它把“温和做法”称为特雷维索的“12小时震耳欲聋的重炮轰击”（见约翰[194]大公的第10号陆军报告），温和做法意味着对帕多瓦的7小时轰击，对维琴察的15小时轰击。威尼斯地区一座又一座城市被康格里夫火箭焚烧，领取奥地利薪水的将军却在说“温和与保护”！
帕多瓦。根据16日来自米兰的商业信函和《总汇报》的报道，奥地利人开进到这里。这一次，《总汇报》的来自维罗纳的
〔下转第三栏〕
〔第四版上部三栏〕
〔上接第二栏〕
奥地利战时记者写道，拉德茨基和韦尔登“用一场从5月30日到6月14日的演习轰炸并摧毁了曼图亚[195]附近的那不勒斯和托斯卡纳的阵地——一万人”（！），在这一英雄事迹之后，两位伟大的将军当然没有什么比赶紧撤离到维琴察更好的了，在杜兰多的弱小军团身上尝试他们的勇气。不用说，这种“轰炸”和“摧毁”纯粹是战时记者的发明。
威尼斯，6月13日。《总汇报》写道：威尼斯政府[196]已向法兰西共和国发出求助，请求其干预与奥地利的战争。卡尔·阿尔伯特至今仍在小心翼翼地避免的事情，威尼斯已经做了——几乎不是为了它最好的自由。
贸易消息
斯德丁，6月19日.
天气仍然非常好，田野和园圃里的所有作物即将陆续提早迅速成熟。
与此相反，我们的贸易却更加下行和低迷。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提到相关情况。
————
阿姆斯特丹，6月21日
小麦以此前的价格出售。黑麦少量贸易。白菜种子交货½L.较低。亚麻籽和以前一样；菜籽油也一样。
————
柏林，6月20日。
圣舒布-舍尼3½68B.泽-P.-舍尼84½B.Pr.银行-安特.施.69½B.铁路科隆-明登[197]3½65G.科隆-亚琛4.45B.科隆-明登优先.-行动4½79B.莱茵.家族.优先.4.45G.
反应。-梅克.4.41B.康普豪森的退位在证券交易所广为人知，对价格产生了有害影响，似乎有大幅倒退的趋势。后来似乎又更稳定一些，所以平均轮换几乎没有pCt。昨天落后了。营业额非常少，仅发生在小项上。我们的国内资本也有所减少，而外国证券，尽管很疲弱，但大多还维持在昨日的水平。
————
科隆，6月21日.
均为货币，仅以*标记的为证券。
波恩-科隆铁路*97。莱茵铁路*47。优先-家族-科洛尼亚-股份*100。阿格里皮娜*100。莱茵轮船航运*108；拖船航运*100。杜塞尔多夫艾伯费尔德——。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科隆-明登66。
官方兑换
科隆，6月21日。
牌价.
金额.
牌价.
金额.
阿姆斯特丹
250
盾.
R.S.
1444/10
—
2Mon.
—
—
巴黎
300
法郎
〃
816/10
—
〃
—
—
3Mon.
法兰克福
150
盾
〃
856/10
—
2Mon.
—
—
伦敦
1
英镑
〃
—
—
〃
6,,26
—
柏林
100
塔勒
〃
100
—
〃
—
—
奥格斯堡
150
盾
〃
1023/10
—
〃
—
—
汉堡
300Mt.
〃
150⅒
—
〃
—
—
安特卫普
300
法郎
〃
814/10
—
〃
—
—
布鲁塞尔
300
法郎
〃
813/10
—
〃
—
—
不来梅
100塔勒
〃
113
—
〃
—
—
〔第四版下部一栏〕
科隆城市居民情况出生
6月19和20日。玛丽亚·伊丽莎白，机械师约翰·彼得·约瑟夫·奥登基兴之女，利斯基兴。——安东，香料商约翰·波塔斯之子，魏赫大街。——弗朗茨，短工约瑟夫·勒尔之女，凯瑟琳墓地。——海因里希，鞋匠尼古拉斯·格洛克纳之子，奥本马尔斯福特。——米歇尔·约瑟夫，油漆工克里斯特尔·努斯鲍姆，胡恩巷。——彼得·海因里希·约瑟夫，葡萄酒商海因里希·约瑟夫·詹森之子，斯特拉斯堡街。——安娜·玛格丽特，马车夫彼得·约瑟夫·舍特之女，图尔姆兴斯沃尔。——伊丽莎白·休伯特，石匠约翰·安东·布鲁尔之女，吕默街。——安娜·玛格丽特，屠夫米歇尔·希弗之女，霍尔兹姆。——海因里希·胡贝特，马车夫约翰·阿道夫·波特之子，盐巷。——彼得·约瑟夫，雕刻家保罗·弗里德里希·克罗内斯之子，魏赫街。——约翰·海因里希，裁缝约瑟夫·科赫之子，大希腊市场。——克里斯滕森·塞巴斯蒂安，约翰·菲利普·格拉斯之子，电报街。——戈特弗里德·伊格兹茨，邮局职员路德维希·恩格斯之子，普茨街。——路德维希·阿洛伊斯，油漆工弗朗茨·亚当·约瑟夫·费舍尔之子，魏赫大街。
死亡
克拉拉·乔治·梅勒斯，2岁6个月，使徒修道院。——约翰·韦伦，亚麻织工，37岁,塞韦林大街。——卡塔琳娜·科尔巴赫，8天，阿尔滕加尔。——安娜·施密特，1天,卡滕堡。——奥奥斯瓦尔德·约瑟夫·弗里德里希斯，1岁2个月，林特巷。——格哈德·克里斯托夫·彼得斯，5岁10个月，米伦巴赫。——康拉德·舍，18个月，恩特普福尔。——安娜·克里斯蒂娜·昂克尔巴赫，54岁，未婚，希尔德巷。——海因里希·里佩，制糖工人，39岁，未婚，塞西莉亚医院。——弗里德里希·萨特霍夫，木匠帮工，22岁，未婚,彼得街。——蒂尔曼·库尔滕，14岁，彼得街。——休伯特·威廉·托姆，55岁，商人，已婚，霍尔兹姆。——伯纳德·考茨，服务员，51岁，已婚，安克街。
邮轮。科隆，1848年6月22日。
抵达：J.布德伯格到杜伊斯堡[198]。
前往：H.吕贝尔斯，前往鲁尔河口到埃默里希；A.迈耶和C.凯撒，前往杜塞尔多夫到米尔海姆（鲁尔）；雅各布·蒂尔曼，前往科布伦茨、摩泽尔河和萨尔河；N.皮斯巴赫，前摩泽尔河、特利尔和萨尔河；I.B.蒙德申克，前往宾根；J.赫希曼，前往美因茨；菲利普·维尔格斯，前往下美因茨；塞巴斯蒂安·西利格，前往美茵河中上游；H.贝歇特，前往海尔布隆；彼得·库恩勒，前往康斯塔特和斯图加特；I.B.蒙德申克第一，前往沃尔姆斯和曼海姆；拉默斯，M.前往安特卫普。
此外：尤里乌斯船长，前往鹿特丹，科隆18号船。
此外：舍勒船长，前往阿姆斯特丹，科隆30号船。
水位.
科隆，6月22日莱茵河水位8英尺3英寸。
求职
一位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家有妻子和3个孩子，因肺部疾病不得不遵医嘱放弃原职，在如此窘境中，正寻找一适合他的职位，不论做代销还是其他职务，只要能保证生存即可。
有意为我提供工作者请与本报发行部联系。
〔第四版下部二-三通栏〕
民主协会
6月23日，星期五，晚上7点，
会议
市政花园旁的科隆露天帐篷
斯托尔威尔克[199]那儿。
（由于大厅维修而例外在这里。）
————
辩论主题。
当天的政治社会问题，一位前往法兰克福的国会议员的报告。
理事会
注意：注册会员可在那儿领取会员卡，新成员也可在此处登记。
〔第四版下部二栏〕
一位前难民和现任法兰克福人民代表.
流氓对我来说是一场灾难，
那流氓，为了搅动人心，
正在展现爱国主义，
伴随他所有的弊病。
无耻，褴褛的乞丐们，
他们想要一些施舍，
一分钱的人气
对门采尔[200]和他的施瓦本人[201]！
科隆，1848年6月21日。（海涅[202]）
20日拾得一个公文包，含课程笔记、水果价格和对第三方毫无价值的文件。诚实的拾得者愿意在莱瑙大街交还该文件，但希望有适当的奖励。
如此受欢迎的
樱桃蛋糕
每天新鲜供应，10银格罗申一整个，1银格罗申一块。在我的总店希尔德巷49号和我的分店布林德巷和卡滕布街12号有售。
弗朗茨·斯托尔威尔克，宫廷供应商。
冰淇淋
每天出售，在本店品尝及外卖均可，每份售价4银格罗申。
弗朗茨·斯托尔威尔克，宫廷供应商。
两间宽敞的客房（有漂亮的地板）连同储藏室和封闭的地下室一起出租。电报街6号。
〔第四版下部三栏〕
音乐会
今天周五晚上7点到11点，由科隆市民自卫团的音乐家们在佩伦普富尔街上的A.斯坦斯泰勒处举行。
不容错过！
从今年7月1日开始，所有邮局均可提供：
《新德意志报.》[203]
民主机关报.
主编：奥托·吕宁[204]博士。
标题表明了本报的倾向；它首先要求的是民主、做主和人民的主权。
《新德意志报》以大版面出版，每页三栏。本报价格为每季度2弗罗林[205]或1塔勒4银格罗申。本报每日一刊，除星期天外，因为我们认为给工人休息一天是很合理的。然而，特别重大的新闻将在当日通过特刊发行。接受任何类型的广告，按字数或相同空间每行收取3十字币[206]或1银格罗申。
达姆施塔特[207]，1848年6月12日。
出版社C.W.莱斯克[208].
钢琴调音和所有乐器的修理，推荐K.B.迈尔，圣阿佩恩大街57号。
〔第四版下部四栏〕
《贝吉施-勃兰登堡信使.》
当代史和社交娱乐的机关刊物
以这个刊名，自5月1日起在鲁尔河畔哈廷根[209]出版了一本期刊，其卓越追求是通过对君主立宪国家本质的清晰讨论，通过对我们现在及将来形势的自由评论，为改善和传播完善的政治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用几句话来表示它的立场：我们不想要共和国，因为它对普鲁士和德国来说是毁灭性的，但我们希望在君主立宪政体中实现所有真正的自由，这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共和国可能提供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也不想倒退一步：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在君主立宪制的一贯形成和发展中，我们看到了普鲁士和德国的救赎。我们希望国家与教会分离；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教会有最充分的自由；我们不承认国家教会，就像我们不承认教会国家一样。
从这些基本特征中，主要文章在许多方面已经得到了最充分的认可，并作为“对当时历史的反思”，之后简要评估当时同一意义的卓越表现。同时，我们为读者提供有吸引力的文学作品。在“交流室”栏中，我们的读者们可以自由无阻地谈论自己的事务。为每个派别提供空气和空间！真诚的战斗是真理占据上风的条件。
《贝吉施-勃兰登堡信使》并不局限于贝吉施[210]和勃兰登堡省，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对贝吉施和勃兰登堡省感兴趣人的所有一切，投向我们整个祖国，每周出版两期。最便宜的价格是在出版商处每季度12.5银格罗申；在邮寄员投递范围内的附近地方每季度15银格罗申；在普鲁士国家邮局和书店处每季度16.75银格罗申。广告费按字数每行1银格罗申。
新季度报纸将于7月1日开始预定，欲购从速。
鲁尔河畔哈廷根，1848年6月。
阿尔伯特·弗里斯，《贝吉施-勃兰登堡信使》编辑和出版商
莱茵街10号3楼出租。
一位抄写员寻求工作，半天工或钟点工均可。葡萄园街6号。
价廉味美的甜橙。圣阿加塔街25号。
约翰·吕斯多夫以最低价格出售新打捞的莱茵河鱼，林德巷21号。
发行人：科尔夫[211]。
印刷：威·克劳特[212]，圣阿加塔街12号。
编译主持：陈力丹
翻译：何渊
审读：潘华
编辑：张月、陈力丹
版面图：孙曌闻
编译者介绍：
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何渊，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潘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教授。张月，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博士生。孙曌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课题来源：四川大学专项课题“马克思《新莱茵报》编译与研究”。
[1]塔勒（Thlr.）、银格罗申（Sgr.）、芬尼（Pf.）为19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
[2]磅（Petit）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8磅=⅑英寸，大小约等于我国6号字体。
[3]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ph1803－1890）——德国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
[4]普富尔，恩斯特·海因里希·阿道夫·冯（Pfuel，ErnstHeinrichAdolfvon1779—1866）——普鲁士将军。1848年3月任柏林卫戍司令，5月指挥镇压波兹南起义；1848年9—11月任首相和陆军大臣。
[5]汉泽曼，戴维（Hansemann，David1790－1864）——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内阁财政大臣。
[6]奥尔斯瓦特，鲁道夫（Auerswald，Rudolf1795—1866）——普鲁士政治家。1848年6—9月为普鲁士首相和外交大臣，属于贵族自由派。
[7]赖辛巴赫（Reichenbach,Eduard1812—1869）——伯爵，西里西亚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为进步党人。
[8]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Rodbertus，JohannKarl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主张“国家社会主义”。1848年担任普鲁士宗教教育大臣（仅14天）和国民议会议员。《新莱茵报》经常批评他的讲演和活动。
[9]纳茨梅尔，海尔曼·冯（Natzmer，Hermanvon1806-1858）——普鲁士上尉军官，民主主义者。1848年6月14日指挥守卫柏林军械库的部队，拒绝向人民射击，被判15年徒刑，1849年逃走。同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英国，1852年移民澳大利亚。
[10]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I，JohannHeinrichTheodor1805—？）——普鲁士官吏，律师，教权派，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司法委员会委员，属于中间派。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父亲）的熟人。
[11]加格恩，海因里希·冯（Gagern，Heinrichvon1799-1880）——德国政治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和议长，议会自由派右翼领袖。12月出任德意志帝国临时中央政府首脑，提出统一政纲（《加格恩纲领》），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意志的统一。
[12]布勒斯劳（Breslau），波兰语Wrocław（弗罗茨瓦夫），二战以前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与文化名城之一，二战后属于波兰。
[13]尼斯（Neiße），波兰语Nysa，现在波兰奥波莱省的城市。曾属于普鲁士和德国，1945年划属波兰。
[14]上西里西亚（Oberschlesien），原普鲁士西里西亚地区东南部。现在相当于波兰下布隆斯克省。
[15]阿尔滕堡（Altenburg），德国图林根州的城市。1826-1871年为萨克森-阿尔滕堡公国首都。
[16]因斯布鲁克（Insbruck），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首府。1848年5月27日维也纳起义后，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1835—1848）逃到这里。
[17]威廉·弗兰茨·卡尔（WilhelmFranzKarl1827—1894）——奥地利大公，条顿骑士团首领。
[18]概览里的“波兰”新闻在正文里没有对应内容。
[19]伦贝格（Lemberg），乌克兰语Львів（利沃夫），乌克兰西部的主要城市。1845年划归乌克兰。
[20]萨伏依（Savoyen），法语Savoie（萨瓦），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地区。
[21]执行委员会（DieExekutivkommission），1848年5月9日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央行政领导机构，替代2月24日组成的临时政府。6月28日，其权力移交给内阁首脑卡芬雅克。
[22]卡尔·阿尔伯特·阿玛迪斯（KarlAlbertAmadeus，意大利语：卡洛·阿尔贝托·阿马德奥CarloAlbertoAmadeo1798—1849）——意大利皮埃蒙特-萨丁尼亚王国国王（1831—1849）。
[23]维琴察（Vincenza），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琴察省省会。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24]布伦纳（Brenner），意大利北端特伦帝诺-上阿迪亚杰州与奥地利接壤的阿尔卑斯山隘口。
[25]特雷维索（Treviso），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地区的城市，位于威尼斯以北30公里。
[26]帕多瓦（Padua或Padova），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地区的城市，帕多瓦省首府。
[27]罗维戈（Rovigo），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地区的城市,罗维戈省首府。
[28]佩佩，古利埃尔莫（GuglielmoPepe，1783—1855）——意大利将军和爱国者，1848年一度被授予那不勒斯军队的指挥权，与皮埃蒙特合作对抗奥地利人。失败后流亡西班牙。
[29]瓦莱焦（Valeggio），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帕维亚省的小城。正文意大利栏的新闻，没有关于奥地利人在瓦莱焦野蛮行径的内容。
[30]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第I部分第7卷，此篇新闻的作者是马克思。
[31]引自奥地利剧作家斐迪南德·赖蒙德（1790-1836）的戏剧《来自小仙人世界的姑娘，或一个农民-百万富翁》。
[32]1848年3月30日，这天康普豪森内阁开始履行职务。
[33]普鲁士亲王，当朝普鲁士国王的弟弟威廉·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WilhelmFriedrichLudwig1797—1888），后来是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Ⅰ1861—1888）。1848年3月柏林起义中他命令军队射杀起义群众。起义胜利后逃到伦敦。5月，康普豪森内阁召回他，经由比利时回国。
[34]这句话的原译文是“难道反革命将把自己的教会建立在上面的岩石（英国）不是巍然耸立在海洋之中吗？”根据德文原文重译。
[35]拉德茨基，约瑟夫（Radetzky，Joseph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波希米亚贵族。1848—1849年参与镇压意大利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1857年为伦巴第-威尼斯王国总督。
[36]韦尔登，弗兰茨·路德维希（Welden，FranzLudwig1780-1853）——男爵，奥地利将军。1848年参与镇压意大利革命和十月维也纳起义，担任维也纳卫戍司令；1849年4-5月为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军总司令。
[37]伊松佐河（Isonzo），发源于斯洛文尼亚、在意大利东北部注入亚得里亚海的一条河流，全长140公里。
[38]米兰临时政府，1848年3月22日意大利伦巴第地区人民起义，奥地利军队被驱逐出米兰。建立了以哈·卡萨齐为首的自由资产阶级临时共和政府。
[39]的里雅斯特（Triest），意大利东北部的港口城市。曾属于奥地利帝国。1954年该市的A区（占该市的绝大部分）划分给意大利，B区成为南斯拉夫（今斯洛文尼亚）的一部分。
[40]潘都尔兵（Panduren）——奥地利军队中一种特殊形式的非正规步兵。
[41]伦巴第（Lombardei），历史上指现在意大利西北部一带，现在这个地名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区，只是当初这个地区的东部，区府米兰。
[42]皮亚韦河（Piave），意大利东北部河流，全长220公里，注入亚得里亚海。
[43]布伦塔河（Brenta），意大利东北部河流，全长174公里，注入亚得里亚海。
[44]塔利亚门托河（Tagliamento），意大利东北部河流，全长178公里，注入亚德里亚海。
[45]米尔德，卡尔·奥古斯特（Milde，KarlAugust1805—1861）——西里西亚大工厂主，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长（5—6月），属于右派，曾任普鲁士贸易大臣（1848年6—9月）。
[46]博奈曼，弗里德里希·威廉（Bornemann，FriedrichWilhelm1798—1864）——普鲁士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曾任普鲁士司法大臣（1848年4-6月），主张德国法律统一和司法独立。
[47]霍伦斯坦（Höllenstein），德国巴伐利亚州雷根县菲希塔赫（Viechtach）镇的一个村庄，属于拜仁山林天然公园。
[48]沃尔夫，斐迪南（Wolff，Ferdinand1812－1895）——德国记者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绰号：红色沃尔夫。
[49]拿破仑一世（NapoléonI，NapoléonBonaparte，1769－1821）——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1815）。
[50]哈尔芬，埃德蒙（Halphen，Edmond1802-1847）——法国哈尔芬银行家族成员，巴黎珠宝商。逝世时为巴黎第二区区长。
[51]亚尔萨斯（Elsass），法语Alsace，法国东部大区。1648年起属于法国。1871年普法战争后与洛林北部一同被划归德国，1944年回归法国。
[52]塞米尔（Samuel），男子教名，亦作姓用，源于希伯来语，始于《圣经》人物撒母耳；简称Sam。
[53]萨拉（Sara），女子教名，源于希伯来语，意为“公主”，始于《圣经》人物撒拉。
[54]路特希尔德，詹姆斯·迈耶·德（Rothschild，JamesMayerde1792—1868）——男爵，路特希尔德家族法国分公司的创始人。
[55]斯巴达（Sparta）,希腊语Σπάρτης，古代腊城邦之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
[56]利亚德（Liard），法国15世纪至1793年发行的硬币，216利亚德等于1克朗塔勒。
[57]赫勒（Heller），德国早期硬币，1赫勒等于0.5芬尼。
[58]斯图伯(Stuber)，银币单位，通用于19世纪的德国西北部地区。
[59]万茨莱本（Wanzleben），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伯尔德县的一个镇。
[60]舒尔茨，卡尔（Schultz，Carl1814—1887）——1848年来自萨克森省万茨莱本（Wanzleb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61]帕里鸠斯，爱德华·鲁道夫（Parrisius，EduardRudolf1818—1905）——普鲁士法官，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后来是进步党人。
[62]塞德尔（Seidel）——1848年来自图灵根萨尔（Saal）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
[63]布里丹，让（Buridan，Jean1301-1462）——法国哲学家。一生主要在巴黎大学艺术学院任教，专注于逻辑学和研究亚里士多德。
[64]布里丹的驴子（BuridansEsel），以法国哲学家布里丹的名字命名的悖论，其表述如下，一头驴恰处于两堆等量等质的干草之间，将会饿死，因为它不能对究竟该吃哪一堆干草作出理性的决定。
[65]施韦林，马克西米利安（Schwerin，Maximilien1804—1872）——伯爵，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1848年3—6月）、内务大臣（1859—1862）。
[66]阿尔宁-苏科夫，亨利希·亚历山大（Arnim-Suckow，HeinrichAlexander1789—1861）——男爵，普鲁士政治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曾任外交大臣（1848年3月21日—6月19日）。
[67]卡尼茨，奥古斯特·冯（Kanitz，Augustvon1783－1852）——伯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5－6月为康普豪森内阁陆军大臣。
[68]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德国最北部的州。1848—1851年发生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丹麦获胜。1864年第二次战争中普鲁士和奥地利获胜，大部分被纳入德国版图。
[69]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IПавлович，1796－1855）——俄国沙皇（1825-1855）。1817年迎娶普鲁士的夏洛特公主为妻，从而成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和他弟弟普鲁士亲王（后来的威廉一世）的姐夫。
[70]品德尔，尤里乌斯·海尔曼（Pinder，JuliusHermann，1805—1867）——德国政治活动家。1848年为西里西亚总督，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
[71]施莱根施坦，路德维希·罗特·冯（Schreckenstein，LudwigRothvon，1789—1858）——男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6—9月为陆军大臣。
[72]施莱尼茨（Schleinitz，Alexander1807—1885）——伯爵，普鲁士外交大臣（1848年6月、1849—1850、1858—1861）。
[73]波森（Posen），这里指波森大公国（GroßherzogtumPosen），首府波森（现在叫波茲南，Poznan）。1815年由普鲁士建立的波兰殖民公国。1846年和1848年该公国发生波兰人的起义，普鲁士随用波森省替代了波森大公国。
[74]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莱奥（Waldeck，BenediktFranzLeo1802－1870）——普鲁士律师，激进派。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之一。
[75]斯德丁（Stettin），波兰语Szczecin（什切青），波兰西北部较大城市。历史上曾经属于波兰，随后被瑞典、丹麦、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先后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
[76]波美拉尼亚（Pommern），泛指德国东北部和波兰西北部一带，从波罗的海海边向陆地延伸50公里到近200公里的内陆。
[77]桶（Cntr.），19世纪德国的重量单位。
[78]汉诺威（Hannover），德国城市，19世纪汉诺威王国的首都，现在是下萨克森州首府。
[79]科斯林（Cöslin），波兰语Koszalin（科沙林）。波兰西北部西滨海省的城市。1650年起为普鲁士领土，1945年划归波兰。
[80]布劳恩，奥古斯特·恩斯特（Braun，AugustErnst1783-1859）——普鲁士律师、政治活动家。曾任波美拉尼亚省科斯林市市长。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
[81]韦尔克，卡尔·西奥多（Welcker，CarlTheodor1790—1869）——巴登大公国的法学教授，自由主义政治家和记者。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代表作《宪法词典》（Staatslexikon）。
[82]勃鲁姆，罗伯特（Blum，Robert1807—1848）——德国记者，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领袖。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被俘后于11月被反革命占领军杀害。
[83]韦德金，弗里德里希·威廉（Wedekind，FriedrichWilhelm1816—1888）——德国医生和房地产经纪人，1848年作为记者参加了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谈判，倡导左翼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形式。1849年移居美国。
[84]亚伯拉罕（Abraham）——传说中古希伯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共同祖先。
[85]雅各（Jakob）——亚伯拉罕之孙，以撒之子，以色列十二支派先祖。
[86]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
[87]以撒（Issak）——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所生的唯一儿子。
[88]西蒙，路德维希（Simon，Ludwig1810－1872）——马克思家乡特利尔的律师，民主主义者，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一度流亡瑞士。
[89]亨塞尔，威廉（Hensel，Wilhelm1794—1861）——德国画家。1848年春他是一个武装艺术家团的团长。其妻范妮·门德尔松（FannyMendelssohn）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姐姐。
[90]特吕茨勒，威廉·阿道夫·冯（Trützschler，WilhelmAdolphvon1818－1849）——德国政治家、民主主义者。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5月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起义失败后在曼海姆被枪杀。
[91]贝克拉特，海尔曼·冯（Beckerath，Hermannvon1801—187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同年8—9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
[92]“各位不应该……议会席位”原句前后仅一对引号。根据内容，这对引号里的话应分为两句引文。已改。
[93]指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和巴伐利亚王国的王权。
[94]施梅林，安东·冯（Schmerling，Antonvon1805—1893）——奥地利政治家。德意志联邦议会议长（1848年3-6月），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德意志帝国中央临时政府内务大臣（6-12月）。奥地利首相兼内务大臣（1860—1865）。
[95]波希米亚（Böhmisch），指现在捷克一带地区。12世纪中叶，原捷克公国改称波希米亚王国。1743年，波希米亚王国成为哈布斯堡皇室的领地。1918年捷克独立。
[96]维斯纳，阿道夫·安东（Wiesner，AdolphAnton1807—1867）——德国律师、记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同时还是《德意志报》（DeutschenZeitung）记者和《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Ober-Postamts-Zeitung）编辑。
[97]福格特，卡尔（Vogt，Karl1817—1895）——德国（后来是瑞士）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9世纪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的密探。
[98]约丹，西尔韦斯特尔（Jordan，Sylvester1792—1861）——黑森选帝侯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
[99]贝泽勒尔，威廉·哈特维希（Beseler，WilhelmHartwig1806—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临时政府首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
[100]利希诺夫斯基，费里克斯（Lichnowski，Felix1814—1848）——公爵，普鲁士军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8年9月法兰克福起义时被起义农民打死。
[101]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雷德·菲尔斯特·冯（Windischgrätz，AlfredFurstvon1787—1862）——公爵，奥地利元帅。1848年3月为维也纳军政长官。6月率军镇压布拉格起义。10月任奥地利军队总司令，镇压维也纳十月起义。1849年1月率军占领布达佩斯，同年4月去职。
[102]阿尔巴，费南多·阿瓦勒斯（Alba，FernandoAlvarez1507—1582）——公爵，西班牙统帅和国家活动家。1567—1753年为尼德兰总督，残酷地镇压人民起义。
[103]原文是拉丁文。
[104]格雷夫，海因里希（GraeffHeinrich1800-1861）——普鲁士律师和作家。1855年前为布勒斯劳地区高等法院律师。1845-1853年间为布勒斯劳市议会议员。1858-1860年为普鲁士议会议员，属于左翼。
[105]福克斯，卡尔·戈特利布（Fuchs，CarlGottlieb1801—1855）——普鲁士律师。1846年为布勒斯劳地方法院院长。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1855年为布勒斯劳首席检察官。
[106]茨维考（Zwickau），德国萨克森州的城市，著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的故乡。
[107]阿尔滕堡公爵（AltenburgerHerzog），即卡尔，约瑟夫·恩斯特（Karl，JosephErnst1789—1868）——萨克森-阿尔滕堡公爵（1834—1848），1848年被迫让位给弟弟格奥尔格（1848—1853年在位）。
[108]琴斯托霍瓦（Tschenstochau），波兰语Częstochowa，波兰希隆斯克省北部较大城市。1795年被普鲁士统治。1815年起属于波兰议会王国，1830年以后直属俄国。1918年归属波兰。
[109]卢布利涅茨（Lublinitz），波兰语Lubliniec，波兰布隆斯克省的城市。普鲁士统治时期属于西里西亚省，公路和铁路枢纽。1945年以后归属波兰。
[110]罗森贝格（Rosenberg），波兰语Olesno（奥莱斯诺），波兰奥波莱省的一个小镇。1742年起被普鲁士统治。1945年以后归属波兰。
[111]博伊滕（Beuthen），波兰语Bytom（比托姆），波兰布隆斯克省中部较大城市。1742年被普鲁士统治，属于西里西亚省。1945年归属波兰。
[112]普罗斯纳河（Prossna），波兰的河流。起源于奥波莱省，在大波兰省注入瓦塔尔河。全长227公里。
[113]西里西亚（Schlesien），指奥得河中、上游流域。18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省。几经领土划分的变动，现在绝大部分属于波兰，一小部分属于德国萨克森自由州，更小一部分属于捷克。
[114]《波罗的海报》（Osts.-Z.全名Ostsee-Zeitung），1848—1905年在柏林印刷、斯德丁发行的报纸。
[115]路易·波拿巴（Louis-Bonaparte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116]奥尔顿-希，埃德蒙（d’Alton-Shée，Edmond1810—1874）——伯爵，法国政治家。1847年为七月王朝反对派。1848年2月为第二军团上校。1849年因签署反对议会通过的俱乐部禁令而一度被捕。
[117]萨伏依（Savoyen），法语Savoie（萨瓦），原指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后来泛指意大利西北部。这里指皮埃蒙特-萨丁尼亚王国的大陆部分。
[118]《国民报》（LeNational），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40年代为温和共和派机关报。
[119]托斯卡纳（Toscana），指托斯卡纳大公国（GranducatodiToscana1569-1860），位于意大利中部。
[120]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LouisEugène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1848年5月为法国陆军部长。6月22－26日，指挥25万军队残酷镇压巴黎的工人起义，有“六月屠夫”之称。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首脑（6月28日-12月2日）。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为反对派领袖之一。
[121]古德肖，米歇尔（Goudchaux，Michel1797—1862）——法国银行家，共和主义者。1848年两度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财政部长。19世纪50年代为反对波拿巴政体的共和党领袖之一。
[122]加来（Calais），法国北部城市，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港口。
[123]杜克累尔，沙尔·泰奥多尔·欧仁（Duclerc，Charles-Théodore-Eugène1812—1888）——法国政治家。曾任《国民报》（LeNational）编辑，法国财政部长（1848年5—6月）。1882—1883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124]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Garnier-Pagès，Louis-Antoine1803—1878）——法国政治家，共和党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随后为财政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125]苏（Sous），法语Sol或Sou，1795年以前的法国货币。“苏”后来作为1/20法郎的俚语续存下来，5生丁青铜硬币被称为1苏。20苏=1法郎。
[126]拉法基，玛丽-福图尼（Lafarge，Marie-Fortunée1816—1852）——法国妇女，1840年她因砷毒杀夫而定罪，1852年因病释放，同年逝世。这是法国最早通过日报报道公开审理的案件之一。关于她是否有罪在法国社会存在分歧。
[127]格兰迪尔（Glandier），法国科雷兹省的一个村庄。1839-1840年砷毒案被告拉法基夫人的居住地。
[128]波塔利斯，奥古斯特（Portalis，Auguste1801—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总检察长，6月6日辞职。4月当选法国制宪议会议员，副议长，属于左派。1851年立法议会补选失败后退出政坛。
[129]勒鲁，皮埃尔（Leroux，Pierre1797—1871）——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社会主义者。1848年制宪议会议员。1851年因反对波拿巴政变而流亡英国泽西岛。1864年马克思提名他任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
[130]特雷拉，于利斯（Trélat，Ulysse1798—1879）——法国医生，共和党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副议长（1848），公共工程部长（1848年5－6月）。
[131]利摩日（Limoges），法国中南部城市，新阿基坦（Nouvelle-Aquitaine）区首府，历史文化古城。
[132]杜普拉，帕斯卡尔·皮埃尔（Duprat，PascalPierre1815—1885）——法国政治活动家，记者，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路易·波拿巴的反对派。
[133]拉特拉德，路易·查赛尼亚克·德（Latrade，LouisChassaignacde1811—1883）——法国政治活动家。《国民报》（LeNational）编辑，1848—1851年先后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中间派左翼。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流亡比利时。
[134]克列芒-托马，雅克·莱昂（Clément-Thomas，JacquesLéon1809—1871）——法国将军。《国民报》（LeNational）经理。1848年为制宪议会议员。镇压1848年六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军队指挥官之一。1851年因反对路易·波拿巴政变而流亡比利时。1870-1871年任塞纳省国民警卫队司令。1871年3月18日秘密潜入巴黎蒙马特高地侦查时被起义的巴黎公社士兵抓住枪毙。
[135]圣西尔军校（dieMilitairschulevonSt.Cyr），法语ÉcoleSpécialeMilitairedeSaint-Cyr，法国最重要的军校，因建在凡尔赛宫附近的圣西尔（Saint-Cyr）而得名。
[136]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830年参与创办《国民报》（LeNational）。1834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七月王朝时期任内务大臣和首相。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1871－1872）。1871年残酷镇压巴黎公社。
[137]鲁昂（Rouen），法国西北部城市，诺曼底区首府。
[138]圣·贝夫，比埃尔·昂利（Sainte-Beuve，Pierre-Henri1819—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拥护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秩序党的代表人物，支持路易·波拿巴。
[139]法夫尔，茹尔（Favre，Jules1809—1880）——法国律师，政治家，共和党人。1848年为制宪议会议员。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政变。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议员、外交部长。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140]图尔克，列奥波特（Turck，Léopold1797—1887）——法国医生和政论家。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
[141]雨果，维克多（Hugo，Victor1802—1885）——法国作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流亡泽稷岛。
[142]福适，莱昂·约瑟夫（Faucher，LéonJoseph1803—1854）——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法国内务部长（1848－1849、1851）。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拒绝在他设置的协商委员会任职，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
[143]泰诺，路易·摩提默（Ternaux，Louis-Mortimer1808—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1848-1851年先后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因抗议路易波拿巴政变而退出政坛。
[144]孔西得朗，维克多（Considerant，Victor1808—1893）——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和信徒。马克思实际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145]法卢，阿尔弗勒德·德（Falloux，Alfredde1811－188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正统主义者和新教权主义者。1848—1849年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教育和宗教部长。1848年解散国家工场的策划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
[146]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Armand1801—1852）——法国政治家，温和共和党人。《国民报》（LeNational）编辑。1848年2月22日宴会的组织者之一。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48—1849年为制宪议会议长。
[147]拉罗什哈克林，亨利·奥古斯特·若尔日（LaRochejaquelin，Henri-Auguste-Georges1805—1867）——侯爵，法国政治活动家，正统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二帝国参议员。
[148]科西迪耶尔，马尔克（Caussidière，Marc1808－1861）——法国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巴黎警察局局长，1848年5月15日发生占领国民议会事件后被解除职务，随后在6月初的补选中当选议会议员。1848年六月起义后流亡英国。
[149]瓦尔德克-卢梭，勒奈（Waldeck-Rousseau，René1809-1882）——法国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为法国制宪议会议员。
[150]这里的人名原报拼为“v.Felloux”，应为“deFalloux”。
[151]圣灵降临节（Pfingsten）,基督教将复活节后第50日为“圣灵降临节”，又称“五旬节”。英国规定该节为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
[152]罗素，约翰（Russell，John1792—1878）——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1846—1852年和1865—1866年担任英国首相。
[153]1848年4月10日，英国宪章派全国代表大会为向下院呈送有570万人签名的关于人民宪章的请愿书，而在在伦敦公地组织了15-17万人的集会。英国官方批准了集会但不允许游行，为此组织了数万警务人员防范可能发生的游行。游行没有发生，请愿书顺利送到下院。
[154]查理大帝（CharlestheGreat742－814）——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帝国皇帝（768-814），又称卡尔皇帝。
[155]梅恩，理查德（Mayne，Richard1796－1868）——爵士，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局首任局长。这里他的姓错拼为Maine。
[156]罗文，查尔斯（Rowan，Charles1782-1852）——爵士，曾是英军中校。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局长。
[157]《泰晤士报》（TheTimes），英国的老报纸，1785年创刊，创始人约翰·沃尔特。1788年3月正式改为现名。该报在19世纪为世界唯一大报。
[158]《纪事报》，即《纪事晨报》（TheMorningChronicle），英国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
[159]泰勒，瓦特（Tyler，Wat1341—1381）——1381年英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他率领起义军从坎特伯雷打到伦敦。在伦敦史密斯菲尔德与国王谈判时被杀。
[160]原文错写为1831年。
[161]原文是法文。指宪章派代表大会委员会。
[162]《晨报》（TheMorningAdvertiser），英国日报，1794年起在伦敦出版，19世纪50年代是“享有专利权的啤酒店主保护协会的财产”（马克思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14卷52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63]科贝特，威廉（Cobbett，William1762－1835）——英国激进派政论家。1802年创办《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Cobbett’sWeeklyPoliticalRegister），断续出版到1835年。
[164]《晨邮报》（TheMorningPost），英国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中叶被认为是帕麦斯顿控制的报纸。
[165]《先驱晨报》（TheMorningHerald），英国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
[166]琼斯，厄内斯特（Jones，ErnestCharles1819—1869）——英国政论家，工人宪章派后期领导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之一，《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167]指《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WeeklyLondonNewspapers）,英国激进派的报纸，1842年创刊，1843—1918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
[168]米契尔，约翰（Mitchell，John1815—1875）——“青年爱尔兰”团体的领导人，1848年因参加爱尔兰起义而被流放到澳大利亚。1853年逃跑并流亡美国。1874年回到爱尔兰，当选为爱尔兰议会议员。
[169]百慕大（Bermuda），英国海外自治领地，位于北大西洋。
[170]夏普，亚历山大（Sharpe，Alexander）——19世纪英国宪章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848年7月被判刑2年3个月，1849年9月因在狱中感染霍乱逝世。
[171]富塞尔（Fussell，A）——19世纪英国宪章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848年7月被判刑2年3个月。
[172]威廉斯，詹姆斯（Williams,James）——面包工人，19世纪40-50年代英国工人宪章运动活动家之一。1848年7月被判刑2年1个星期。
[173]新门监狱（Newgate），原位于伦敦新门街（NewgateStreet）和老贝利街（OldBailey）的拐角处。1180-1902年使用，1904年拆除。如今该地是中央刑事法庭（theCentralCriminalCourt）。
[174]《观察家》（TheExamin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08-1881年伦敦出版。
[175]《伦敦电讯》（TheLondon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年在伦敦出版。
[176]帕金顿，约翰·萨默塞特（Pakington，JohnSomerset1799—1880）——英国政治家，保守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海军首席大臣（1858—1859和1866—1867），陆军大臣（1867—1868）。
[177]巴克斯顿，爱德华（Buxton，Edward1812—1858）——男爵，英国政治家，自由党人，1847—1852年和1857-1858年为英国众议院议员。
[178]西摩尔，乔治·汉密尔顿（Seymour，GeorgeHamilton1797—1880）——英国外交官。1851—1854年任驻彼得堡公使。
[179]胡梅劳尔，卡尔（Hummelauer，Karl卒于1874）——奥地利外交官。1848年被派到伦敦与英国谈判，避免法国干预奥利地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
[180]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第Ⅰ部分第7卷，意大利栏的6条新闻的作者均为恩格斯。
[181]《总汇报》（缩写A.A.Z.即AugsburgAllgemeineZeitung），德国日报，1798年创刊，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因而被称为“奥格斯堡总汇报”），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
[182]维罗纳（Verona），1848年时属于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的城市。现为意大利威尼托区维罗纳省省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183]圣母山（MontedellaMadonna），意大利北部维琴察市南侧的一座山。
[184]康格里夫火箭（CongrevescheRaketen）,1804年由英国炮兵军官和工程师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Congreve1742-1814）爵士设计和研发的火箭。1805年首次运用于战争，1860年代被海勒（Hale）火箭取代。
[185]阿塞利奥，马西莫·德（Azeglio，Massimod’1798—1866）——意大利政治家和作家，温和自由派。1848年参加维琴察保卫战时受伤。1849—1852年为皮埃蒙特-萨丁尼亚王国首相和外交大臣。
[186]查耳迪尼，恩利科（Cialdini，Enrico1811—1892）——意大利将军，1848—1849年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1855年克里木战争中为撒丁军队旅长。1866年普奥战争时任军长。
[187]杜兰多，卓万尼(Durando,Giovanni1804—1869）——意大利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参加了意大利三次民族独立战争（1848—1849、1859和1866）。1860年起，先后为撒丁王国和意大利王国参议员。
[188]达斯普雷，康斯坦丁（d’Aspre，Konstantin1789—1850）——男爵，奥地利元帅。1849年5月10日率部攻占里窝那，授权对抵抗者进行报复，800多死难者中，317人是被俘后遭杀害的。
[189]《米兰公报》（MailänderBülletin），意大利语GazzettadiMilano。1816-1875年在米兰出版的报纸。1859年以前是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奥地利皇帝兼任国王）的官方报纸。1848年3-8月为伦巴第共和国临时政府报纸。
[190]蒂罗尔（Tirol），奥地利西部与意大利北部接壤的蒂罗尔州。有一条阿尔卑斯山隘口与意大利北部连通。
[191]佩佩，古利埃尔莫（Pepe，Guglielmo1783—1855）——意大利将军和爱国者。1848年2000志愿者参加威尼斯（那里推翻了奥利地统治，建立临时政府）保卫战，战败后流亡西班牙。
[192]《现代人》（IlContemporaneo），意大利民主派报纸，1846—1849年在罗马出版。
[193]布伦纳（Brenner），意大利北端特伦帝诺-上阿迪亚杰州与奥地利接壤的阿尔卑斯山隘口。
[194]约翰（JohannvonÖsterreich，1782—1859）——奥利地大公，元帅。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叔叔。1848年6月至1849年12月为德意志帝国临时首脑。
[195]曼图亚（Mantua），意大利语Mantova（曼托瓦），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东南部的小城。
[196]威尼斯政府（DieRegierungvonVenedig），即圣马可共和国临时政府。1848年3月威尼斯发生人民起义，成立了自己的政府。1849年8月奥地利重新控制威尼斯。
[197]明登（Minden）——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位于米特尔兰运河和威悉河的交汇处，沿威悉河两侧延伸。
[198]杜伊斯堡（Duisburg），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工业区最大的城市，位于莱茵河和鲁尔河的交汇处。
[199]斯托尔威尔克，弗兰茨（Stollwerck，Franz1815—1876）——德国商人，1839年创建斯托尔威尔克公司，1847年在科隆石尔德街经营咖啡馆。19世纪60年代该公司享誉欧洲。
[200]门采尔，沃尔弗冈（Menzel,Wolfgang1798—1873）——德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不赞成海涅的诗歌创新。民族主义者。
[201]施瓦本人（Schwaben），生活在德国巴伐利亚州西南部的人。某人被称为施瓦本人，略有嘲弄意味，指小气或节俭。
[202]海涅，海因里希（Heine,Heinrich1797—1856）——德国抒情诗人和散文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203]《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Deut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德国日报。1848年7月1日至1849年4月1日在达姆斯塔特出版，此后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至1850年。
[204]吕宁，奥托（Lüning,Otto1818—1868）——德国医生和政论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主编过多家社会主义报刊。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205]弗罗林（Florin）,货币名称。这里指的是荷兰盾。
[206]十字币（Kreuzer，缩写Kr.），货币名称。13-19世纪流通行于德国南部、奥地利及瑞士的铸有双十字的硬币。1十字币=4芬尼。
[207]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德国黑森州南部城市，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南20公里。
[208]C.W.莱斯克（C.W.Leske），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出版社。创建于1821年。
[209]哈廷根（Hattingen），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中部鲁尔河南岸的城市。
[210]贝吉施-格拉德巴赫（BergischGladbach），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中部城市，位于科隆市中心以东约12公里。
[211]科尔夫，海尔曼（Korff，Hermann1824—1882）——民主主义者。1847年因政治信仰而被革除普鲁士军职。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
[212]克劳特，威廉（Clouth，Wilhelm1807—1871）——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新莱茵报》第20号（1848年6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20号
（1848年6月20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20号
科隆，星期二，6月20日
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于6月[1]1日起每日发行。请您尽快订阅下一季度，即七月到九月的报纸。
德国所有邮局都接受订单。
法国订单由亚琛皇家高等邮局负责，比利时和荷兰订单由皇家邮局和列日[2]邮政所负责。
订阅价格：科伦地区一季度1塔勒15银格罗申[3]。普鲁士其他地区2塔勒3银格罗申9分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登载广告费用：四栏版面8磅[4]活字每行或相同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各类广告都将通过本报的巨大网络而得到广泛传播。
〔第一版一栏〕
概览。
德国。科隆。（6月17日的妥协会议。）多特蒙德[5]。（德意志统一。）柏林。（更换大臣。——冯·纳茨梅尔[6]被控诉。——博尔夏特[7]提案。——关于更换大臣的其他谣言。——34艘美国船只前往德国港口解除封锁。——法国政府的要求。——布莱桑[8]的声明。）——布勒斯劳。[9]（西里西亚[10]的敌对方。）——来自波森大公国[11]的消息。（省长命令。——科隆布[12]下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威斯巴登[13]。（贪污受贿。）——维也纳。（劳工问题。）布拉格。（事态状况。）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4]。（和平前景。——丹麦军队撤退。）
匈牙利。佩斯。（军事叛乱。）
法兰西共和国。巴黎。（对地产征收45生丁[15]的税。——为新闻界拟定保释金。——波拿巴[16]行动。——“红色共和国”。——“工人派系”。——[17]资产阶级卫队”。——“人民的看台”。——“火山”。）
意大利。维罗纳[18]（阿迪杰河[19]边的皮埃蒙特军）。——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国王和卡尔·阿尔伯特[20]）。
大不列颠。伦敦。（议会辩论。——众多宪章运动者被捕。——汤姆·斯蒂尔[21]†.——奥洛萨加[22]逃往伦敦——商业新闻。[23]
官方消息。
最仁慈的国王陛下屈尊宣告：
应现任陆军大臣、中将卡尼茨[24]伯爵的请求准予他退休，任命中将施莱根施坦[25]男爵为新一任的陆军大臣。
授予多特蒙德地产参事冯·赫费尔[26]三等红鹰勋章[27]；并向爱尔福特[28]地区来自萨克萨[29]的玻璃匠奥伊林〔Euling〕、列格尼茨[30]地区来自赛腾多夫[31]的新教学校教师和管风琴手希尔费〔Hilfe〕和来自吉尔多夫[32]的天主教学校教师阿尔特曼〔Altmann〕授予公共荣誉奖章。
授予布勒斯劳的司法委员、公证人和司法参事弗朗茨·格利奈克〔FranzGelinek〕高级司法参事称号。
————▪————
德国。
**科隆，6月19日。“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这一句话既适用于康普豪森[33]内阁，也适用于波旁王朝。
6月14日，因妥协派背弃革命而愤怒的人民冲进了军械库。他们想获得某种保障来反对妥协议会，他们知道，最好的保障就是武器。军械库被攻占了，人民武装起来了。
攻占军械库是没有直接结果的事件，是半途而废的革命，但它却产生了以下的后果：
（1）吓得发抖的议会撤销了昨天的决议，声明把自己交给柏林居民来保护；
（2）它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背弃了内阁，以46票的多数否决了康普豪森的宪法草案；
（3）内阁立即开始全面瓦解，大臣卡尼茨、施韦林[34]和奥尔斯瓦特[35]都辞职了（到现在为止，其中只有卡尼茨已决定要由施莱根施坦来代替），而康普豪森在6月17日才向议会请求3天的期限来补充他那分崩离析的内阁。
这一切都是攻占军械库的后果。
正当人民自我武装的后果这样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政府却胆敢指责人民的这种行动！正当议会和内阁承认起义的时候，对参加起义的人却进行法庭审讯，用旧普鲁士法律来对付他们，在议会的会议上侮辱他们，把他们说成是普通的小偷！
就在吓得发抖的议会把自己交给攻占了军械库的战士们来保护的那一天，格里斯海姆[36]（陆军部委员）和泰梅[37]（检察官）两位先生却下令把这些战士宣布为“暴徒”和“强盗”。被革命从流放中召回的“自由主义的”泰梅先生，开始对继续革命的人进行严厉的审讯。科尔恩[38]、勒文宗[39]和乌尔班[40]都被逮捕了。在全柏林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正确地估计了局势，立即了解到必须放弃军械库的纳茨梅尔上尉用和平撤退的办法使普鲁士避免了新的革命，使大臣们摆脱了极大的危险，这个人却被交给军事法庭，军事法庭根据军法将他判处死刑。
妥协派在这一场虚惊之后也恢复了常态。他们像在6月9日背弃了街垒战的战士[41]一样，在6月17日的会议上背弃了攻占军械库的战士。在6月17日的会议上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下转第二栏〕
〔第一版二栏〕
〔上接第一栏〕
康普豪森先生向议会声明：现在他要向议会说明全部情况，使议会能够做出决定，是否需要因攻占军械库事件而对内阁起诉。
当然，要控告大臣们是有理由的，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容许了攻占军械库，而是因为他们狡猾地把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人民的武装化为乌有而引起了这个事件。
继康普豪森先生发言的是陆军部委员格里斯海姆先生。他对军械库中的武器，即对“普鲁士独有的秘密，完全新式的”步枪，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武器和其他一切名贵的东西作了详尽的描写。他这样描绘军械库的警卫组织：楼上有250个士兵，楼下有市民自卫团。他指出：作为整个普鲁士国家主要武库的这个军械库的武器收发工作，就是在三月革命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中断过。
格里斯海姆先生说了上面这一段开场白，想以此来博得妥协派对于军械库这个极其有趣的机构的同情，然后他才谈到6月14日的事件。
他说，有人经常使人民注意军械库，注意武器的发送情况，并且提醒人民，说什么武器是属于他们的。
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确是属于人民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是全民的财产，其次，它是人民所争得的有保证的武装权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格里斯海姆先生“可以肯定地担保说：是人民队伍首先向市民自卫团射击的。”
这种武断简直和三月间“17名被害士兵”[42]的传奇一模一样。
格里斯海姆先生接着叙述人民怎样冲进军械库，市民自卫团怎样撤退，当时“1000支[43]最新式的步枪怎样被窃走，这是不可补偿的损失”（！）有人劝纳茨梅尔上尉撤退，即劝他“违背自己的职责”；于是军队就撤退了。
当陆军部委员先生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下面这一段话的时候，这位老普鲁士人感到非常痛心，因为人民玷污了旧普鲁士的圣地。请听一听他是怎样说的：
“就在那军械库的楼上房间里发生了真正骇人听闻的事情：人们在那里盗窃、抢劫和破坏。新的步枪被扔到楼下，摔成碎块。无价的古物、用银子和象牙镶嵌的步枪以及精心制作而很难修复的炮的模型都被破坏了。用人民的鲜血换来的战利品和有关民族荣誉的旗帜也遭到了破坏和亵渎！”（全场愤怒，喊声四起：呸，呸！）
老武士对于人民的轻举妄动所表示的这种愤怒给人留下了真正可笑的印象。人民对旧的尖顶盔、后备军士兵的军帽和其他“无价的”废物干出了“真正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把“新的武器”往楼下扔！据在服役中白了头发的陆军中校看来，这是怎样一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呵，因为他只能在军械库中以敬仰的心情静观“新的武器”，而他的团队在操练时用的却是陈旧不堪的步枪！人民毁坏了炮的模型！格里斯海姆先生是不是要求人民在革命的时候戴上柔软的羊皮手套呢？然而最可怕的是旧普鲁士的战利品遭到了亵渎和破坏！
格里斯海姆先生在这里向我们叙述的这个事实证明柏林人民在6月14日表现了完全正确的革命机智。柏林人民踩坏了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中夺得的旗帜，从而否认了所谓解放战争。德国人在自己的革命中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自己的整个可耻的过去决裂。
可是，旧普鲁士的妥协派议会当然要对这种行为大喊“呸！呸！”，因为这种行为意味着人民的第一次革命发动，意味着人民不仅反对自己的压迫者，而且也反对自己过去的美妙幻想。
尽管这种亵渎神圣的行为引起了格里斯海姆先生的勃然大怒，但是他并没有忘记指出：这整个事件“使国家损失了5万塔勒和可以装备几个营的武器”。
他接着说：“攻击军械库根本不是为了要武装人民。武器以极低的价钱卖掉了。”
在格里斯海姆先生看来，攻占军械库不过是一些盗窃枪支来换钱买酒喝的小偷所干的事情。可是“强盗们”为什么偏偏要抢劫军械库，而不抢劫珠宝商的富有的店铺来换钱呢，关于这一点，陆军部委员认为没有解释的必要。
“对倒霉的（！）上尉之所以表示深切的同情，是因为据说他为了不让市民流血而违背了自己的职责；不仅如此，人们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值得赞扬的和值得感谢的；甚至今天还有代表团去访问他，并且要求承认这是一种值得全国感谢的行为。（愤慨）这就是以陪审员施拉姆为首的各个俱乐部的代表。（右派表示愤怒和发出“呸！”的喊声）毫无疑义，上尉违背了士兵的首领职责——他违背没有特别命令不得擅离职守的明确指示，放弃了自己的岗位。有人曾经怂恿他，说只有他撤退才能拯救王座，说全部军队似乎已经离开城市，
〔下转第三栏〕
〔第一版三栏〕
〔上接第二栏〕
国王已经从波茨坦逃跑。（愤慨）他和1806年的一个要塞司令的做法[44]一样，那个司令不去保卫委托给他的要塞，而把它轻易地交给了敌人。至于有人认为他以撤退防止了市民的流血，那末这种意见自然是站不住脚的；谁也不会受到丝毫的损伤，因为他正是在赶来援助他的一个营的其余部分已经临近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岗位的。”（右派大喊“妙极了”，左派则发出嗤嗤声。）
显然，格里斯海姆先生又忘记了：正是纳茨梅尔上尉的坚毅沉着的精神使柏林避免了新的武装斗争，使大臣们摆脱了极大的危险，使君主政体避免了灭亡。格里斯海姆先生原来又是一个典型的陆军中校，他在纳茨梅尔的行动中只看出破坏从属制度，胆怯地离开自己的岗位，按照著名的1806年的旧普鲁士方式来说，是叛变行为，此外没有看出任何别的东西。君主制度的救命恩人，应当被判处死刑。这对整个军队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而在格里斯海姆先生说这一番话的时候，议会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议会充当了他的愤怒的回声。左派最后用嗤嗤声来表示抗议。一般地说，柏林左派的态度愈来愈怯懦，愈来愈含糊了。在6月14日夜里，当人民由于孤立无援很快就要失去他们已经争得的优势的时候，当人民为了获得彻底胜利仅仅缺少领袖的时候，这些在选举中曾经利用过人民的先生们在什么地方呢？贝伦兹[45]、荣克[46]、埃尔斯纳[47]、施泰因[48]、赖辛巴赫[49]这些先生们当时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不是呆在家里苟且偷安，就是向大臣们递交不关痛痒的呈文。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不敢保护人民不受政府委员们的诽谤和侮辱。没有一个演说家出来说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对曾经给他们带来初次胜利的人民发动负责。他们只敢发出嗤嗤声！这是什么样的英雄气概呵！
〔作者恩格斯，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00-105页《6月17日的妥协会议》，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多特蒙德，6月17日。哦，不可分割的德国！你失去了一个美丽的城市。五旬节[50]假期当天，军事基地大楼毫不客气地收起了在欢乐狂潮中购置的黑红金三色旗帜，并且将其搁置，取而代之升起了多特蒙德的市徽。此外还飘扬着三面旗帜，一面很长的黑白色旗，一面印有普鲁士徽章的白旗。[51]优秀的市长为此而感激，降下市政厅飘扬的三色旗帜。我们径直走向起点状态。即便只是在讨论中提及“共和国”一词，我们的公职人员俱乐部便会手脚并用，发出巨大的噪音，并且发表了声明：柏林国民议会应当搬迁。国民议会可能会表示感谢并前往多特蒙德。当地贵族也希望普鲁士亲王[52]在此下榻，他们只是担心离莱茵兰人[53]太近。——当晚接待王子返回城市的火车伴随着音乐与欢呼制造了一件谋杀丑闻，将持共和思想的制帽匠的狗痛打一番，等等。那些可怜的女仆则因面临逮捕威胁而被禁足，她们不能按照当地的习惯，在假期第一天乘坐载满歌声的火车去往城市。
柏林，6月17日。首相在今天的国民议会会议上宣布，大臣冯·阿尼姆[54]、施韦林、卡尼茨已经离职。取代后者的是施莱根施坦将军。其他两位将在下星期二接受任命。据说，国民议会主席米尔德[55]和议员洛贝尔图斯[56]先生将作为施韦林和冯·阿尼姆的接替者。
自从突袭军械库以来这里没有发生其他重要事件。陆军上尉冯·纳茨梅尔带领一连士兵占领军械库，没有动用武器便撤离了。他将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人民对此非常不满。
今天，来自科隆的博尔夏特在国民议会上提出以下提案：
参照现行法律，特别是今年4月通过的法律，希望高贵的议会保障军方享有与任何其他公民一样的结社和请愿权利，并决定立即采取行动，禁止陆军大臣进一步削弱上述军方权利。
提案辩论还未能开展，因为陆军大臣在几天之前利用有关波森事件的文件对提案委员会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柏林，6月15日。在与我方进行了可靠的沟通后，法国政府向本国当局提出要求，解除对整个波森大公国的管制，包括位于边境的德国地区，以恢复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满足这个要求关系到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平能否维持的问题。（《莱茵-摩塞尔日报》[57]）
昨天（16日）晚上8点从汉堡抵达的火车带来的消息说，一艘美国船只在蒸汽火车离开前不久抵达汉堡，这意味着有34艘美国船只前往德国，解除对德国港口的封锁。
柏林，6月17日。对布莱桑少校所发表宣言的评论：
〔下转第二版一栏〕
〔第二版一栏〕
〔上接第一版三栏〕
他不能保证柏林市民自卫团可以接管，他不知道指定的队伍能否出现，更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履行职责，
由此我们认为有理由公布如下事实：
本月14日，59连听从交付给他们的指令，于晚上7时向军械库出动，在那里等了一个多半小时以获得进一步的指令，并很快收到了布莱桑少校的命令撤回到自己的驻地。
这项军令迫使军队撤离军械库所在地，他们没有履行保卫军械库的职责，而其他各连都恪尽职守。集合好的连队一直等到凌晨2时才获得进一步的指令。
柏林，1848年6月17日。
市民自卫团第59连。
——据《德意志报》[58]报道，现任内政大臣奥尔斯瓦特将接任施韦林伯爵的职位，他的职位则由西里西亚最高领导人品德尔[59]先生接任。阿尼姆的职位由外交大臣乌泽多姆[60]接任。
斯德丁，[61]6月16日。刺耳的杂音似乎存在着一种传染性元素；像霍乱一样，它们来了，掉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也同样出现在斯德丁，尽管市民自卫团对此激烈反对，但它们似乎仍在不断增长。最近一段时间，它们每晚都会出现在《皇家特权斯德丁报》[62]办公室前面，昨天也是如此。人们从那里转移到了《新斯德丁报》[63]办公室和德国人街区，并为此带来了两首小夜曲，由长号演奏的奇异的小夜曲。如不是一致的欢呼声消除了所有疑虑，人们听到这音乐时，可能还会产生怀疑，这究竟是小夜曲还是刺耳杂音。（《波罗的海报》[64]）
#布勒斯劳，6月12日。比起除波西米亚之外的其他任何德国地区，西里西亚目前的处境都更加艰难，且错综复杂。在其他地方，如在莱茵兰，封建主义在法国统治下完全被破坏，或者像德国北部和南部的许多地方一样，得以保留自己的纯洁性。然而，在我们这里数百年的中世纪痕迹依然存在，并且现代生活在其间发展出了现代工业。很快我们就要对抗无数或高或低的贵族，他们如同腐烂的蝗虫群，为了自己的利益，摧毁劳动人民的辛勤成果。很快我们将面临大工厂主和大资本主义金融家的强权。依靠匈奴时期祖先的封建地主，以及以自由竞争的名义剥削人民的现代工业家，和平安定地依附于同一躯肉身上，也见怪不怪了。
贵族特权的所有者和打着自由竞争旗号进行垄断的资本家对自己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共同组成了保守党，以求尽可能完整地保留自己的特权。他们全力以赴为自己辩护，利用了所有可用的手段。他们是抵抗新运动的反动中坚力量。
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蜂拥而至，提出自己的要求。然而，这些要求杂乱无章，充斥着各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环境和情况，人民目前正是处于这种混乱之中。
再没有比莎士比亚笔下的巫术熔炉更能让事情白热化的了。那些反动派男人辛勤地搅拌，以为自己将成为酿酒大师。但它们不了解咒语，甚至不屑于了解咒语。如此一来，我们就会溢出熔炉，看到那些倒在地上被烧伤、烧焦的男人。这个结局必将到来。
我们先来看看平庸的农村。那里的封建压力依然闪烁着光彩；虽然这里或多或少地摆脱了封建统治。但在农村民众当中到处都是债务难民，上缴土地税，缴纳养老金。谁遭遇了这样的困境，谁便愈加憎恶贵族和地主。只有少数村庄通过偿还债务解除封建压力。民众的仇恨从过去的领主裁判权、领主治安权以及不公正的税收分配中汲取共同的动力，化为农民自身的革命情绪。许多地主对缓解国家的负担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或者至少与他们的收入相比不值一提。
“农民”（拥有至少二分之一胡符[65]的土地者，通常拥有2、3、4或更多胡符）即便没有得到赔偿也将会感到满意，只要封建压力和其他地主特权被废止。仅占有几摩尔干[66]土地的“小农”会要求得到更多土地，以便支撑一家人的生活。没有土地的“贫农”会要求的更多。但是现在农村地区的整个无产阶级全在这里：原驻居民、农家女仆等等。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统治阶级，看到在自己周围的都是继承遗产的长子、庄园主和其他地主，他们其中任一个人都管辖着四十、五十甚至上百个村庄领地，拥有大片的林地、牧场、和耕地。他们呼喊着，我们想要的不多，足够我们生活就够了。他们面对“农民”与面对“仁慈”的地主同样痛苦。他们也想成为“农民”，或者至少，自由园丁。
通过这场利益冲突，整个工业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在用机器生产的现代棉花、亚麻和钢铁工业领域以及大规模采矿行业得以展现。只要工业无产阶级仍在农村广泛存在，它就会受到封建压力的压迫，以自由竞争和中世纪的名义被剥削。人们提出不同的要求：有的坚决要求销毁机器，有的主张由国家没收，还有的想要保留地产。
在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如普通师傅和大量技工主张设立旧时的行会。作为对这一反动主张的反击，资产阶级为“自由竞争”的必要性和成功后果进行辩护。
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是最重要也是最开化的无产阶级成员。他们不像其他阶级那样自卖自夸，而是要求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这是进步而非反动的态度。此外，城市与乡村目前的隔阂很深，据说原因之一是地方宪法的多样性，但更多还是因为城市公社占有市政物资，领地和田庄，以被厌恶的中世纪地主的身份与农民对立。因此，地方法官和市议会通常在废除封建压力方面表现出反动的态度。在乡村，领主决定一切，他任命村长和司法人员。他和土地参事（即地主）主宰了村镇的方方面面。城市至少有时是由自己选出的代表和公职人员管理的。因此城市在面对广袤的农村时享有一定的特权。
〔下转第二栏〕
〔第二版二栏〕
〔上接第一栏〕
此外，城市里居住的人，有一部分正是农村民众最痛恨的：法官（世袭法官）、律师和清偿委员会委员。而且大部分领主在城市里也有房产，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通常也居住在城里，税务机关同样也在城里。这一切都让农村民众带着愤怒的眼光看待城市，他们认为城里人“游手好闲”，醉生梦死，一些压迫者车来车往，他们靠农村民众缴纳的赋税过着优裕的生活。
城市正是干革命的地方，它们也最先被进行改造，这大大缓解了城市和农村的紧张关系，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因为正是在城市里，反动分子以最卑劣的手段继续撩拨矛盾，他们不仅想维持以前的差别，还更加激发了旧仇恨。这些重重矛盾现在又新增了族群差别和语言差别、德国人和波兰人的区别以及在部分不太开化和狂热的民众中存在的宗教信仰差别。这一切都被反动分子充分利用了。然而，没有任何努力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目标。他们仅仅使革命的爆发更加血腥、更加激烈，即将到来的风暴会将他们自己首先掀翻在地，永远扫出历史舞台。
俄国军队的进驻将会点燃革命的风暴，他们将为我们众多阶层和阶级纠缠不清的无序状态带来秩序，他们将迫使城市和农村里的所有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抵御共同的敌人、推翻反动派。西里西亚在俄国人的入侵时将遭受巨大的痛苦，但西里西亚自己也真的需要俄国人的入侵，以清除封建垃圾、简化阶级和党派地位。
来自波森大公国。当局要采取必要措施，密切监督所有参与最新事件人员的行动。
为此，我作出如下规定：
1）所有参与最新事件的人员，无论是实际介入还是提供了资助和支持，都应受到警察的监督，
高阶层的人没有当地政府官员的特别书面许可不得离开现在的住所和居住地，低阶层的人没有上述许可不得离开所在辖区。
在颁发的许可证中应清楚明确地表明旅程目的、目的地以及旅程时长。
只有当该地皇家警察委员会批准后，当地政府官员才能对前往波森的旅行颁发许可证。
到政府辖区范围之外去旅行必须要获得皇家政府的许可。
2)上述规定应提请有关各方知悉，一旦发现违反行为将立即实施逮捕。
3)当地政府官员需制定一份居住在此地的土地所有者和神职人员名单，涵盖上述第1点中的有关人员，并将其副本提交给我。
对这些人员要重点监视，并且每四周向我报告他们的行为，有特殊情况需立即报告。
波森，1848年5月25日。
波森大公国首席大臣，
（签字）冯·包尔曼[67]。
致该省全体地方官员和当地皇家警察局。
波森，6月14日。我市所有德国人今天都大为震惊，昨天晚上传来的官方消息称，我们的指挥官科隆布将军突然从这里被调离，赴普鲁士柯尼斯堡[68]任总督。由于大家不知道科隆布将军是自己申请调动的，所以每个人都会猜想这件事情与波兰问题有关，并把它与总参谋部主席奥尔堡[69]先生不情愿的调任联系起来。（《法兰克福总邮报》）[70]
威斯巴登，6月17日。联邦议会[71]的秘密会议初现成果。黑森[72]特使的提议意在利用国民议会保护王室利益，反对民族国家，从而赢得议会议员。巴伐利亚[73]了解此事后便采取了行动，向艾森曼[74]支付12,000英镑的赔偿金，并向贝尔[75]支付养老金；巴伐利亚认为通过这些措施重新获得了这些人的支持。
如果巴伐利亚政府不打算对议会施加影响，那么它同样应当向维尔特[76]、西本菲弗[77]的继承人进行赔偿。——不，不！他们只给那些议会中的人进行了赔偿，因而使自己变得可疑；但它也让那些有理由要求赔偿的人变得可疑。给予他们的特例和支付的方式使得这一正义的行为只能被看作是一种恩典或贿赂。（《法兰克福新闻》[78]）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6月17日。十点半会议开始。
主席让大家就拟于昨天召开的全体会议发言：
韦森东克[79]：上周三的全体会议决定，应于昨天而不是今天举行全体会议，这是一个正式的决议，也记入了会议纪要。——然而，昨天发布了一则主席公告，通知说会议必须取消，因为没有收到预期的报告。人们现在要问，谁有权决定会议的时间，议会还是主席？
他说，议事规则对此并没有任何规定，主席仅有权决定每次会议的议程。
就他所知，主席无权自行决定会议什么时候开始，议会才有这个权力。他绝不愿相信，会议是由于公告所称之外的其他原因而没有举行——（哦！哦！）然而，他听到了一些可能暗示其他事情的言语——（哦‒哦‒不满）无论如何，今后要确定一种明确的形式，他们被派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工作！（长廊中响起巨大的欢呼声。）
在休息了四天之后，他们才工作一天。如果昨天没有委员会提交报告以供讨论，议会仍然可以找到某个问题进行讨论。今天同样如此，并没有一份印好的委员会报告提交上来。因此，今后必须作出明确的决定，对此，他提议：
除星期日、公众假期和议会自身做出特别规定外，会议连续举行。
他的目的不是谴责，但他不能够赋予主席暂停会议的权利。可以设想一下其后果，假如主席有这样的权利，他就可以将会议推迟八天，两周，而不仅仅是一天。
〔下转第三栏〕
〔第二版三栏〕
〔上接第二栏〕
如此一来，他就被赋予了自由裁量权，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会议日期必须由议会自身决定。
主席：我毫不怀疑主席有权决定是否召开会议。他在上次会议上确定会议日程时已明确表示，“如果到那时报告已经完成，我将指定在周五召开下次会议。”前天他已去过各个委员会和理事会，他们没有提交任何可供讨论的东西，因而他认为不适合召开会议，因为日程上没有任何东西。另外他可以保证，不存在任何其他原因。
约丹[80]博士：毫无疑问，主席有权在没有东西可供审议情况下暂停会议。——
但这个问题必须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样他就无权让日子一天又一天地流逝，而不采取任何行动；一个假期还没有结束，另一个假期又来了。他接着说：
我们仍然无所事事地看着革命的大火蔓延，事件像雪崩一样越积越多。——在欧洲南部，人们正在报道国王怎样被庄严斩首，而我们却坐在这里，休息、清谈这些事情与我们有何相干，土耳其人与我们有何相干，等等（长廊里响起了叫好声）。
约丹：当外国舰队轰炸德国港口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放假休息。当布拉格召开奴隶代表大会即将脱离和损害德意志邦国时，我们还是坐在这里，说：这不关我们的事，继续放假休息。将军的制服还没有出现，柏林就已经再次发生流血事件——而我们仍然在放假休息。
主席：把发言者赶出去，他已经相当长时间不把整个议会放在眼里了。
（后续见第四版）
吕贝克，[81]6月15日。遗憾的是，“马尔默”号汽船还是没有带来消息，证实已签订停火协议的谣言。顺便说一下，从哥本哈根传来的信件消息称现在非常和平，人们可以期待下周听到停火的消息。人们从马尔默号也了解到，瑞典人已暂停进一步登船。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疑是人们在瑞典越来越普遍地反感战争。部分瑞典舰队，包括一些护卫舰、双桅船、帆船和汽船，停在马尔默[82]。来自哥本哈根的传言称，俄罗斯舰队配有精锐登陆部队，据称船上有11000人（？）。——13日的哥本哈根报纸没有带来重要的新消息。伯劳（Bülau）将军已经带领四个营从阿尔森转移到日德兰半岛。(《柏林阅报室》)[83]
弗伦斯堡[84]，6月13日。之前提到的哈德斯莱本[85]和克里斯琴斯菲尔德[86]之间的战斗发生在五旬节第一天，战斗仅在前哨有些交火。我们这边主要是布拉克洛狙击手。——哈德斯莱本当天曾被德国军方清扫，很快又被丹麦人占领。(R.T.)
艾本哈德[87]，6月12日。炮舰离开港口几天后，人们终于可以开始在城市中更自由地呼吸。但是昨天下午它们再次返回，跟随着一艘汽船，并像往常一样停在峡湾中。晚上的时候汽船离开了，今天只能看到一条船停靠在峡湾里。——在我们的北面，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部队正不断前进，现在坦恩军团也加了进来（阿尔多军团昨天早上在这里与它会合）。我们的南部驻扎着普鲁士军队，他们的前哨距市区最多1/8英里，他们的巡逻队已经穿过城区。昨天（11日）早晨6时许，突然出现约100名亚历山大军团的士兵，他们的首领从我们的高岗上观察到，造船工人安德森向丹麦船只发信号。后者现在不得不立即交出丹麦国旗，连同其他几个丹麦市民一起被送往集市广场。眼下他们在五旬节第一天必须要聆听普鲁士长官启发性的训斥和说教。安德森要为自己开脱时，有力的一声“泄密者请住口”让他陷入沉默，在警告他不要再犯之后，这次他被释放了。普鲁士人带着丹麦国旗离开，炮舰——不知是受谁指挥——还向国旗鸣炮致敬。他们的长官不由分说带走了深谋远虑的安德森；当丹麦的战舰指挥官斯廷·比勒[88]下令，不要再掳掠当地的居民，也不要再轰炸这座城市时，或许就是顾及到了这一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报》[89]）
†布拉格。根据来自德累斯顿的最新消息，以大学生和斯沃诺斯特[90]为主的叛乱分子在大学周围的四条狭窄街道里被士兵包围，但没有被枪杀。大门被士兵和德国-波希米亚[91]国民卫队占领。然而，军队的位置仍然不利，因为捷克方随时可以在士兵背后再次开战。摩尔多瓦河[92]与小城的连接被中断；小城应该掌握在农民和工厂工人手中。捷克当局表现最怯懦：弗兰茨·图恩[93]逃跑，莱欧·图恩[94]一定已被自己的党俘虏，临时政府已经消失，看来已再次自行瓦解。
*奥地利报纸报道，皮埃蒙特人[95]已经占据了里沃利高地，并驻扎在阿迪杰河右岸；距离沿河左岸延伸出的蒂罗尔街仅300步之遥，很容易被击中。因此，占领毫无防备的维琴察[96]对奥地利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只能通过巴萨诺[97]绕道而行。
维也纳，6月。国民警卫队和大学生临时委员会渴望维护首都的安全和安宁，并尽可能做到让工人就业和有收入。已经有超过14,000名工人获得了工作。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人员从农村和邻近省份不断涌入，他们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迅速减少。过去在维也纳最多9000名工人，而现在这里却有超过15,000名工人！这一数字很快就会变大。如果在这里每个男性工人每天挣25法郎，每个女人20法郎，每个孩子高达15法郎，则许多工人家庭都会觉得有吸引力，他们会携妻带子来到这个更适合的工作环境，
〔下转第三版一栏〕
〔第三版一栏〕
〔上接第二版三栏〕
不管他们之前是专业人员，还是在工厂、作坊做工。(《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98]
匈牙利。
佩斯，6月2日。昨天晚上，在伤兵营发生了可怕的军事暴动。密党[99]始终将匈牙利人对意大利人的同情视为眼中钉。几周以来他们都在寻找机会，意欲引发市民和在此驻扎的切科皮里军团的意大利士兵发生流血冲突，而他们的军官大都是顽固的伊利安人[100]。他们煽动意大利人对抗巡逻的国民警卫队志愿者。志愿者们迄今没有武器，其中一部分志愿者和意大利人一起居住在上面提到的伤兵营里。此前曾经已经发生过一次流血事件，还引起了民众围观，他们在事件不了了之后就散去了。据说昨天又发生了一次。这件事情是由一位意大利士兵挑起的，他刺穿了在场的两个志愿者的胳膊。当他被抓起来带到伤兵营时，意大利人便冲向志愿者，从窗户对着这些人开火。事情发生在晚上9点左右。听到响声之后便有许多民众聚集，警钟在10点左右拉响，鼓声给国民警卫队发出警报，然而军营大门被锁，军营内的斗争还在继续，手段卑劣的意大利人甚至对着涌到军营前面义愤填膺、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与此同时，位于欧芬[101]兵营的切科里皮军团也绝大部分被解除武装。匈牙利人的瓦萨军团和托尔斯基军团把大炮从要塞对着伤兵营开炮。伤兵营大门旁副官和2个士兵倒下，他们被子弹打穿，从窗户上栽下来。大门很快被打开，匈牙利人的军队控制了整个军营。陆军部长拉·梅萨罗斯[102]差点被2发子弹打中。调查马上着手进行。一半意大利人立即缴械投降，还有2个连队到现在（早上10点）都没有上缴武器。但是如果他们不想被打死的话，必须要上缴武器。国民警卫队驻扎在各个广场上，相邻的街道灯火通明，愤怒的民众想设立对抗伤兵营的路障。一些偶然落到他们手里的意大利士兵受到严厉对待。夜里1点钟的时候，所有的街道都被清空，军队守护着这座躁动城市的安宁。令人意外的是，这次不幸事件并没有设想的那么严重。军营内部非常昏暗，只有少数人被子弹击中。既便如此依然有20个志愿者身受重伤躺在地上，其中三个已经毙命。今早在海伦大街的两个墙角处，人们看到了许多血迹。伤兵营目前被军队包围着，门前部署着大炮。国民警卫队也在撤出。根据谣传，昨天夜里国家部门从一个维也纳高官那里收到报告，说这件事情会在当天发生。一些人甚至保证，人们已经嗅到阴谋的踪迹，这个阴谋线索从密党延伸到因斯布鲁克[103]。我们无法确定这件事情有多少是真的。但是在这件事上，人们还是可以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反动的密党在几周以来已经通过伊利亚人对意大利的切科皮里军团进行了调整。意大利人被这些军官引诱着，起初不想对匈牙利人的宪法[104]宣誓。很多军团里的士兵激烈否认这些军官不断地煽动这次流血冲突。(《布勒斯劳报》[105])
意大利。
那不勒斯，6月5日。已经得到证实，在王室[106]的恐怖统治下，各个省份开始封锁首都。在意大利北部，那不勒斯军队即刻宣称效忠卡尔·阿尔伯特。罗马报纸作为确认的消息加以报道：“科森扎[107]已经召集省会议议员组建稳固的临时政府。巴西利卡塔[108]已经存在一个临时政府，人们将钟重铸为大炮，12000名武装人员前往卡拉布里亚[109]。6月2日卡尔·阿尔伯特的信件到达那不勒斯，他要求那不勒斯人尽快支付在伦巴第的那不勒斯志愿人员和部队以及那不勒斯人新部队的费用。否则撒丁国王将出现在那不勒斯大门前，如果他在没有那不勒斯人的帮助下解放意大利的话。佩佩[110]最终让人给那不勒斯国王捎信，他若没有为打仗出力的话，届时将会被卡尔·阿尔伯特赶下台”。
米兰，6月14日。人们预料，皮埃蒙特人[111]很快会对维罗纳发动攻击。（《新苏黎世报》[112]）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6月17日。对农民征收15生丁的附加税是最不明智的措施之一。众所周知，在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中农民是物质利益得到提升的唯一群人。即使如此，当可以拯救共和国命运的法律，诸如出售农产品的强制法等让这些不知感恩、小气自私的子民们做出些许牺牲的时候，他们也是第一批反抗的人。从中您就可以得出，45生丁税会在那些农业省份引起怎样的效应。这个税是农村波拿巴主义和正统主义运动的关键，因为法国有四分之三的土地是农村。
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征收这种税本身就是一种错误。45生丁税落到了地产上。我们农民如今只是名义上的土地持有者。事实上，租金都流到了抵押人、农产品经销商、高利贷主、投机者和律师以及公证人的口袋里。只有一点利润和租金，农民本身并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农民是土地名义上的所有人，但是绝大数人却和爱尔兰奴隶的境地并无二致。政府不敢将重担压在真正的、而非名义上的收租人身上。政府就是这样将那些只将直接收益作为准则的农民远离了共和国。这件事情的后果不仅仅是各省选举路易·波拿巴[113]，更加危险的征兆已经在今天的国民议会会议上显现出来了。皮埃尔·勒鲁[114]登上讲坛，向大家展示他收到的来自克勒兹省[115]部门的私人信件，信件披露，盖雷[116]地区民兵和农民因为收取45生丁税而爆发激烈的争斗，同胞间的流血冲突。
□巴黎，6月17日。法国的反动政府拥有奇怪的天分，逐渐把与各方的关系都搞坏了。如今该政府正在迫害的最有权势的
〔下转第二栏〕
〔第三版二栏〕
〔上接第一栏〕
对象是整个新闻界，众所周知，人们面对法国记者时要谨言慎行。省里的一个期刊会被小组委员会要求缴纳保释金，否则会按照“还在生效中的法律遭到迫害”。如今二月革命之后大量报刊兴起，这些报纸刊物都没有缴纳保释金。议员布莱[117]要求司法部长解释政府的意图。根据这位部长的声明，政府打算重建媒体的“正常状态”。为了使人们在选举期间能够自由表达所有的意见，目前并没有要求收取“保释金”。然而，政府忙着起草一部法律，这是旧新闻法的温和版，可以在发生新闻犯罪时给国家提供保障。《法兰西邮报》[118]的发行人已经在激烈地抗议了。2月24日之后，保释金实际上就被取缔了。如果老的期刊没有收回之前的保释金，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资金再次陷入尴尬的境地。重新收取保释金是大资本家的新胜利。
△巴黎，6月16日。路易·拿破仑的代理人跟塞纳、萨尔特、荣纳和夏伦特省[119]的农民保证，他们的救星会废除二月以来向每个法国人征收的45生丁税，并且可能还会给他们赔偿已经缴纳的税额，随后他们将路易·拿破仑选为议员。巴黎教区的30000农民对这位“年轻英雄”无比喜爱。3周前，他们还只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多么模糊黑暗，可如今他们声称，如果国民议会接受政府委员会的申请，他们将会拿起武器摧毁这次选举。人们到处都可以购买甚至免费获得王位追逐者的肖像和传记。它们从窗户和敞篷车各处飞出，飞到巴黎人惊愕的脑袋上。可惜的是，已经得到证实，即使是不可贿赂的工人也开始随声附和，直截了当地表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给人民提供的前景还不如通俗意义上的专制。绝望情绪蔓延如此之广，国家工场的负责人和前卢森堡委员会的代表们不得不通过发布以下公告对抗这种绝望：“致所有工人！我们是你们的朋友和兄弟，我们在层层障碍中和你们一起光荣地战斗，帮助推翻压迫人民群众的政权，恳请你们倾听理智和荣誉的声音。不要让你们的英勇被那些想恢复政权和重新取得王位的人所利用。法国人民现在已经迈过了玩这种危险玩具的时代。工人们！请铭记我们18年间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我们在二月所取得的伟大事迹；记住孩子们对我们所寄予的厚望；不要忘记欧洲人的眼睛正充满期待的看着法国工人。兄弟们！没有任何法国公民可以要求除公民之外的头衔，请为一切无理要求指明道路。共和国万岁！”签署者：召集人P.维卡德〔Viucard〕，副召集人勃鲁姆〔Blum〕，卢森堡劳动委员会秘书尤里安〔Jullien〕，勒福尔〔Lefour〕，国家工场主管巴根〔Bacon〕，秘书高林〔Gaulin〕，助理阿尔迪龙〔Ardillon〕，皮特·本纳德〔Petit-Bonnard〕。坚定的希尔伯特〔Sibert〕，国家工场的工长发表了以下声明：“以所有人的名义致所有的工人！兄弟们，觉醒吧，你们这些自我麻痹或者被他人麻痹的人，醒来并且抓紧那些卑鄙的团伙想从你们身上偷走的荣誉盾牌。现在是时候了，一个可怕的套索放到我们前面，人们在黑暗中潜行，他们把金子放到我们失业者的手上，给我们酒喝，只是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醉态。哈，邪恶的人！他们妄想利用葡萄酒和黄金就可以将民主的社会革命给带到陷阱里！兄弟们，清醒吧，这是关于人民的救赎。如果我们这次被欺骗，我们就会遭受苦难，那么我们就是最该受到诅咒的，远远不是你的诱惑者！民主社会共和国万岁！”。《时代报》[120]，这个的讽刺性的小刊物，发布声明感叹道：“来自西方的大王子即将到来，赶快制作宝座和香槟，尤其是斯特拉斯堡和布洛涅[121]的香槟”。
《巴黎小子》[122]说：法国人，工人，是你们用汗水给土地施肥，才得以让收成从泥土里长成资本主义的利益；是你们的眼泪和血汗将机器浸湿，让这些机器生产出所谓的国家财富；是你们的母亲、女儿、姐妹和妻子被租给和卖给庄园主们盘剥；在1789年以来，正是你们在震撼着这个世界：你们现在不再想在矮子面前卑躬屈膝，这些人只会重复一些他们的叔叔这一辈人以及已经死去的巨人们的空话，只知道利用钱和群众的叛徒来耍一些阴谋诡计。叔辈人扼杀掉无政府状态，给整个国家带来了荣誉。为此这个国家在他们的时代敬佩他们、崇拜他们。现如今他们之间两清了——拿破仑皇帝和法国共和国。诅咒那些想把悲剧在现代喜剧中重新上演的精神病人，诅咒和反抗他们，直到生命终结那一天!“
△巴黎，6月17日。小报《红色共和国》[123]如此评价“好”城市巴黎的“市长”：“我们从未见过如此罕见的情况，整个市政当局由一个人组成。他显然是在谋求总统的职位。他如今正襟危坐在市政厅的宫殿里；如果有人来向他寻求建议，他一定很快出现在报社的办公厅，这对于报社非常有拯救作用...”。他被视为反聚众闹事法的主谋；对此，社会团体“人权和公民权利”将提出抗议。《国民议会报》[124]现在要求建造波拿巴王座，并请求路易王子，尽快召回波旁王朝；借此契机，《红色共和国》发出呐喊：“我们所有人都在通向深渊，无产阶级在挨饿，资产阶级在乞讨，信任荡然无存；贸易瘫痪，不再流经社会团体的血管。最糟糕的是，即使是最大的冲击也无法带来希望；空气变得无法呼吸；在卢森堡宫[125]，五个男人每天都谨小慎微地追逐着权力，权力却每天都从他们手中溜走；在市长的指挥下，市政厅内有无数狭隘自私的阴谋；在国民议会中人们竭尽全力地拯救已故宪章的尸体。正义的天堂！这真的是从基佐[126]到马拉斯特[127]，从马拉斯特到梯也尔[128]的伟大人民的命运吗?”
另一份小报《工人警钟》[129]报道：“议员们问：我们会有一位总统吗？人民问到：我们会得到面包吗？议员们问：我们设立一个或是两个议院？人民问：我们会得到面包吗？这是陈词滥调，像极了贫苦妇人们跟随着妇女代表团前去临时政府时，在一个资产阶级那里所听到的回应：她们更应该待在家里
〔下转第三栏〕
〔第三版三栏〕
〔上接第二栏〕
缝补袜子或者煮煮汤；“完全正确”，她们喊到，“我们女人来到政府这里就是为了替那些这两个都没有的妇女来索取袜子和汤的。”这些典型的无产阶级报纸对于这一给数千劳动者每人5苏的大规模计划还没有达成一致；《度申老头》[130]虽然仍对此表示支持，并对贵族津贴用于享乐的传闻做了辟谣，但至少数周没有再流传这传闻了；国民军似乎十分愤怒，他们本可以先发制人。资产阶级炮兵正进行新的训练。当人，有许多工人列队准备，要么在国民自卫队的一些运动中亲自点燃这场战斗；要么相反；现在是这样进展的，巴黎人自己是不会对刚才发生的事做出解释的，更不敢预言不久后必然发生的事情。
——《人民论坛报》[131]即将发行，专门针对徇私枉法，行政拖沓等现象进行批判。在它的纲领中，神学学士拉维龙讲到：“公民毕舍[132]以临时政府的名义表示，共和国有义务供养它所有的孩子；一个政府有责任对非自身原因造成的贫困负责。公民布赫茨曾在几周前如此说到。我们，文人俱乐部确信，当其他许多人还未享有这不可或缺的东西时，就将多余的献给一些个别人，这是一种卑鄙的叛罪。我们反对二月份以来被提上议程并看似自鸣得意的所有形式的无耻累积和剥削。看看周围，暗里到处都是潜在的包庇提携，到处都是像狗一样的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游手好闲的人仍像二月前那样凌驾于劳动者之上。获胜者干了蠢事，没有立即自行根除弊端。我们，文人*）俱乐部决定检阅由上至下所有的官员；我们的文章将根据数据毫不留情地公开并评论他们的职权，政绩，工作时间及年薪。事实就是武器，唯有用事实来击溃腐败这一庞然大物。”当然目前的情况看上去源于路易·菲力浦[133]时期；比如我们的帕盖尔〔Paguerre〕先生，这位杰出的自由民主主义书商，模范家庭的父亲，正直的公民，正如国民过去以及现在所称呼的那样，担任着五个高薪职务并同时继续经营着他的图书产业；参赞公使一职不是由优秀的民主主义者担任，而是被授予给立宪主义者和神学家，并且外交部长更愿意接见三位请愿的伯爵小姐而不是一位抗争人士。《火山报》[134]最后一号Lacitoyennesanspeur[135]〔一位公民无所畏惧地〕写道：“执行委员会[136]禁止公众集会的法律暴露了他们的可悲嘴脸；委员会应该了解，这就如在巴黎一座纪念碑写上加以保护的标语：禁止污损，由此委员会可以推断出，禁止聚集的禁令也是有效的。此外，对违反禁令的惩罚十分严酷，仿佛是在逼迫反抗。卢森堡宫的先生们，你们在自己身旁立了一根危险的避雷针。”
大不列颠。
§伦敦，6月17日。6月16日，上议院会议。菲茨哈丁尔[137]伯爵递交了两份请愿书。一份来自于干草市场剧院的承租人，另一份是由公墓剧院全体人员签署的。请愿书请求在与国外演员的竞争中得到保护；除意大利歌剧院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允许聘用外国演员。即使他们不会赞同在德鲁里巷皇家剧院[138]针对法国演员的可耻攻击，但实际上他们也怀有同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德鲁里巷皇家剧院攻击者的行为中得以体现。博蒙[139]勋爵，布鲁克汉[140]勋爵，赫茨[141]勋爵，冯·克里夫兰[142]勋爵和斯宾塞[143]勋爵一致反对，他们认为请愿书的狭隘会损害英国的名声。随后斯坦利[144]勋爵尝试提出，能否与之前的议会决议相反，保留些许粮食税。他声称这样要求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保护关税，而是为了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因此他希望，现存的关税能够再延续5到6个月，然后由下届议会决定，继续征收一小部分固定粮食进口税是否无益。议会没有继续对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小愿望”进行讨论。
——6月16日，下议院会议。约翰·罗素[145]勋爵讨论了他的有关帮扶西印度群岛的计划，主要内容是在已向那里的种植者借出16万英镑的基础上，再预付50万。或者通过国家担保贷款这一数额，以便让他们“更自由”（！！）的工作。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对现有的法定糖税范围所做出的修改。
少数人对勋爵约翰·罗素表示支持。西印度群岛的种植者抱怨这一计划只会加速他们的破产，自由贸易者反对牺牲本因商品滞销，贫困化等现象而情况不佳的兰开夏郡[146]来援助牙买加。最终议院决定于下周一在委员协商会上讨论罗素的计划。最后，航运法案还在迪斯累里[147]和哈维斯[148]，哈德森[149]和休谟[150]等人之间引发了一场非常激烈，时而尖锐的个人辩论。反对废除这些法案的一方竭力阻止议会变成委员会。当这一决议在投票表决时仍以87票多数票通过时，反对者在接下来的协商会中一再进行形式上的干扰，以至于委员会会议不得不终止，转而讨论议程上的其他事务。
会议在午夜结束。
——上周四早，宾利[151]（约克郡）又有五名宪章运动者被从床上拉起来送进约克城堡监狱。
——进步主义代表奥洛萨加成功逃离西班牙。他于昨天安全抵达伦敦。
——汤姆·斯蒂尔，与奥康奈尔[152]一起为了爱尔兰脱离英国而奋斗这么长时间，但与奥康奈尔不同，他对待爱尔兰正直而诚实，并没有将独立问题用作来满足他私欲的摇钱树，近来在伦敦的一家酒馆——一文不名地（无助的无产者）去世了。
——英国统一公债收于83½，⅝。——本周大部分商品在殖民市场极为萧条。
—————————————
普富尔[153]被召唤到柏林。
—————————————
*）Hommeslettrés〔文人〕（伊拉雷第五大街），这一法语单词并无德语中的贬义。
〔第四版上部一栏〕
（法兰克福续。）
约丹：他对人们指责他蔑视议会感到遗憾，他相信大部分人与他一样，都会认为懒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此他才对此发表言论。问题是，外面的民众会对此说些什么；无非是陈词滥调：我们被欺骗了。那些长久以来为维持现状苦苦支撑的当权者一边浑身颤抖，一边呻吟着威胁要将承载欧洲文化的宏伟建筑扔进废墟。可人们却不想让这些当权者等得太久，倒不如说，人们反而怕他们扔得太晚。——我们必须将这种犹如冒着泡的果酒一般的精神发扬光大，而这精神——就是革命意识。（好！好！）
菲舍尔[154]。他一点也不相信，议会会出于害怕而采取行动或放弃行动。他不相信，议会会仅因为应当如此而采取行动。但同样真实的情况是，民众激动情绪高涨，充斥着极度的不满和不耐烦！
受这种激动情绪支配的不仅仅是下层阶级的人民，受压迫的工人，农民，而且还有其他不同的阶层，高素质市民，甚至几乎所有阶层。（两到三个人叫好）。
有许多外国人在这里散布不满，但他希望，这种方式的争论不要继续发展下去（右派称好），要为未来确定一些明确的东西。他建议：
为了弥补耽搁的事务，考虑到为祖国效劳是一项纯粹的圣事，明天周日举行一场会议。
（会议结束时申请未获通过。）
费奈迭[155]。他也抱怨议会进展如此缓慢，昨天的会议没有举行，今天议程上也没有任何内容；而现在有2-4个申请要讨论。
他不是在会议之内，而是在会议之外听到了对议会的不满，他听到了人们对会议的讥讽。（不满，喃喃私语）
这个国家是第一次召开国民议会，他们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谁要是带着嘲弄和轻蔑来反对议会，他同时就背叛这个国家。当他们无所事事闲散休息时，其他人却在行动。他并没有指责任何一个人，是的，不埋怨任何人，但联邦议会的行动比他们更迅速，处理事务更快，这对他们非常不利。他让人们回忆一下拉沃[156]的申请，申请的开头是这样的：现在太早了，而不久后又说：为时已晚。他们此刻可能暂停现在的协商，就像他们昨天暂停协商一样，而联邦议会已经向撒丁岛国王发出了一则公告，其结果今天还不得而知。
进展很小，人们总是停滞不前：例如，他询问将军是否已从贵族学校离开，谁正在伦敦而谁又在圣彼得堡进行外交谈判？
他来是为了说了一句长久以来一直在他心里的话，他在法国逃亡了18年，但他并没有忘记关注德国；现在他只能希望，从今天开始一切都能迅速向前推进。（好。）
来自特利尔的西蒙[157]：已经有人多次指出休会的原因，他想把这些人所三缄其口的原因说出来，这理应如此，因为这里是民主的协会。（右派不满。）先生们，我不会说取悦你们的话。
虽然在这里已经向你们抛出了一句不受欢迎的话，但我现在要说第二个原因：据说重要事项的报告必须先通知由34个邦国组成联盟[158]的各邦国。
第三个真正的原因一定是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尚未取得进展。
他起先支持韦森东克的申请，但即使我们不暂停会议，委员会也没有提交报告，那么就缺少最必要的东西，素材。因此，他建议：
国民议会应该作出决议
1）任何一个代表，如果他是一个委员会的报告员，只要没有提交报告，就不得被
选进其他委员会;
2）所有成员，如果他是多个委员会的成员，允许缺席其他委员会的会议;
3）他建议：
中央机关审查委员会主席在今天的会议上作出答复。
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能够为这些报告等14天。——前面的发言者已经描述了人民的情绪；
〔下转第二栏〕
〔第四版上部二栏〕
〔上接第一栏〕
因此必须积极迎合；这种相互理解是必要的，是必须采取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德国的命运避开风暴。
勒斯勒尔[159]（针对费奈迭）回想起白尔尼[160]，他也曾对德国大肆讥讽嘲弄、嗤之以鼻；他还补充说道，他不知道伯尔内是否也曾是一个叛国者。在另一次他（发言人）毫无好感的集会上，有过这样的言论：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我们没有津贴，也不能像国民议会那样享受休假。发言人认为，议程并非总是根本的；向政府提出质询往往更为重要。例如的里雅斯特问题。联邦议会在这一点上就领先于国民议会。他对联邦议会没有任何的责备；因为联邦议会正在寻求其活力与生机，也就是说，保持德国的尊严，在过去三周里显然做得比我们好得多。此外还有议员不可侵犯的问题，或许要尽快找机会实现：预先由法律对此作出规定，比通过讨论来激发热情定要好些。正统主义委员会18天以来也没有传出任何消息。关于中央权力的报告已于8天前登报，至今尚未作出通报。巴塞尔曼[161]：宪法委员会的各项工作都缺少经验；还没有人为整个德国起草过宪法。对此已有四项提案。对一项超越几百年的事情（左派反对），即使它只持续50年也好，或是10年也罢，都不应该匆忙应对。顺便说一句，报告已完成；那位在五旬节假期期间也没有休息的报告人，如果他保持健康，会在星期二将之公布。假如每天举行会议，委员会的工作还会被耽误得更严重，这样我们就会失去中央权力，无法处理诸如在布拉格、维也纳和的里雅斯特等地所发生的事件。即使人民现在小声抱怨，但当那需要完成的事业庄重地付诸实施时，他们就会感到满意了。很大一部分民众希望，人们不要再对削弱国民议会的声誉而感到兴奋。必须严格禁止民众干涉所带来的威胁。如果人民不尊重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就不值得拥有独立自主，因为这种尊重是他们自己的独立自主应该具有的。海斯特贝格[162]指出了围绕德国的危险：在东部是一条可能没有得到充分保护的边界，在南部是一场艰难的战争；现在是与西方各国中唯一向我们表示同情的民族结盟的时候了。吉斯克拉[163]问：“我们本应当在那不勒斯做些什么？如果国王被绞死，那也是他活该。我们本应该为的里雅斯特做些什么？联邦议会已经解释了开战理由。我赞扬联邦议会的这个举措，好事并不一定都是我们做的。”发言人指责左派，是他们在谈判中总是抛出奇怪的东西，阻碍谈判的进程。但他也属于左派。（左派宣称不再承认发言者是其阵营一员。中央派发出声音：我们接纳他！）此后，冯·林德瑙[164]、维德霍尔德[165]、奥尔斯瓦特[166]、冯·罗纳[167]和尧普[168]代表各委员会作出报告之后，西蒙、韦森东克、维加德[169]等涉及事务处理的提案被移交给各个委员会。昨天的报告中已经说明了本次会议的其余讨论项目。因此，我们只讨论福格特[170]和齐默尔曼[171]关于外交关系的提案，以及舍费尔[172]关于帝国议会议员不可侵犯的提案。福格特和齐默尔曼请求：“国民议会要做出决议：在德国国内外的外交关系得到国民议会的处理之前，德国各邦国的政府都要对其大使的计划和行动负责，并要求大使仅与负责各邦国事务的大臣保持外交联系。”——福格特请求就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跟随皇帝[173]到因斯布鲁克这一事实提供了根据。普鲁士外交大臣以大使由邦国君主委任为由提出辩护，这位普鲁士大臣也由此显现出他仍然毫无立宪政府部门及立宪君主的概念。立宪君主只能通过对其负责大臣进行谈判。
〔下转第三栏〕
〔第四版上部三栏上部〕
〔上接第二栏〕
这个问题很紧迫，因为除了德国诚实的大臣们外还存在密党。如果承认大使与密党和那些朝中佞臣谈判而不是与负责的大臣谈判，那么结果也就可以预见了。路易·菲利普被推翻的主要原因就是大使背着负责其事务的有关部门私自与国王接触，使他制定了迥异于各大臣的自己的政策。即使人们站在纯粹宪法制度的立场，这也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笑声），这里必须采取补救行动。瓦滕斯累本[174]伯爵问：福格特是否有证据证明在没有维也纳和柏林立宪政府参与的情况下，因斯布鲁克会发生某些事情？米尔费尔德[175]评论说，无论是德国还是匈牙利的外交大臣都与皇帝站在同一阵营。虽然冯·贝克拉特[176]对左派关于立宪制度表现的热情与努力感到高兴，但并不认为这个问题如此紧迫，以至于需要偏离通常的议事规程。雅恩[177]：在因斯布鲁克还有一位丹麦大使；因为德国正与丹麦交战，他必须被驱逐出境。诺伊瓦尔[178]：在哥本哈根也还驻有一位奥地利大使；而与奥地利的这种外交关系对于助长丹麦的傲气有着不小的贡献。阿伦特[179]：在英格兰，大使也是由君主所委任；此外人们也有理由假设，君主会将他与大使们的谈判告知相关的大臣。卡普[180]：我们不是生活在像英格兰这样有着相当牢固的立宪基础的国家；我们站在火山之上。（右派笑声。）尽管笑吧；地表下的火山力量将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不要用嘲笑来发誓！我把这种嘲笑视为一种致敬。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稳固的状态，我们就不能让所有政府背后的那个政府休息片刻。来自维也纳的贝格尔[181]：在因斯布鲁克的不是匈牙利的政府部门，而是只有2位大臣。匈牙利外交大臣不属于德国。来自奥地利的另一名议员称，奥地利不是一个纯粹的德意志国家，因此继续与丹麦打交道是正确的。拉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决议就是一纸空谈。令他感到惊讶的是，正是那些总是在德国谈论秩序和团结的人，在反对一切旨在实践这些思想的东西。他认为这个请求很紧急。索马鲁加[182]解释说，丹麦大使是因皇帝作为匈牙利、达尔马戚亚[183]等国国王的身份而与他待在一起。针对要求拿出证据的瓦滕斯累本，福格特引用了报道文章称，普鲁士大使舒伦堡〔Schulenburg〕伯爵曾因那不勒斯国王战胜了人民而向他表示祝贺。福格特和齐默尔曼的请求被提交给国际委员会。舍费尔要求颁布一项法律，宣告国民议会议员不可侵犯，任何官员或当局的违法行为都将被宣告为叛逆罪，这得到了洛伊厄[184]和韦森东克（以议员彼得[185]案例为参考）的大力支持，但被大会推迟到下一次有相似提案报告时一起处理。
〔第四版上部三栏中部〕
贸易消息。
柏林，6月17日。
Sr.SchuldSch.3½.68B.Seeh.P.Sch.84¾B.Pr.Bl.Anth.Sch.71G.铁路。科伦-明登3½.65½a66bz.u.G.科伦-亚琛4.47¾bz.下勃兰登堡3½.61G.科伦-明登Pr.Act.4½.80G.莱茵地区Pr.4.53G.勃兰登堡回报曲线.4.40½bz.u.G.最后一支股票是科伦-明登66G.,Pr.Bk.Anth.72½G.
目前对于股票交易所的舆论呈乐观态势，对多数影响的需求同样使股市提升了2%；主要仍是科伦-明登股持有者。当前市场处在非常活跃的状态。
印刷错误。
在第16期副刊中印刷的波恩向法兰克福发出的请愿书中发现以下错误：第一段，“Freiheit”应为“Einheit”；第三段，“undderdabei”应为“unddiedabei”；第七段，“jener”应为“jeder”；第八段，“Proteste”应为“Protest”；第十段，“Losung”应为“Lösung”；第十一段，“Frankf.”应为“französische”；第十三段，“Obermier”应为“Obernier”；在签名的下方缺失了第二位代表穆勒的名字，顺便说一下，这些签名不应当被公布。
〔第四版下部一栏〕
邮轮。科隆，1848年6月19日。
抵达：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威廉森船长，载有5109货箱。——来自鹿特丹的威尔逊船长，载有4423货箱。
前往：H.吕贝斯，去往鲁尔河口到埃默里希；约翰·布德贝格，C.凯撒，C.罗泽纳和马特·佩拉，去往杜塞尔多夫到米尔海姆（鲁尔区）；雅克·蒂尔曼，去往科布伦茨、摩泽尔河和萨尔河；R.皮斯巴赫，去往摩泽尔河、特利尔和萨尔河；I.B.蒙德申克，去往宾根；安东·本德，去往美因茨；Ph.维格斯，去往美茵河下游；B.克朗斯，去往美茵河上游和中游；H.贝谢特，去往海尔布隆；彼得·屈恩勒，去往康斯塔特和斯图加特；I.B.蒙德申克第一，去往沃尔姆斯和曼海姆。
还有：尤里斯船长，前往鹿特丹，科隆18号。
还有：舒勒船长，前往阿姆斯特丹，科隆30号。
水位。
科隆，6月19日。莱茵河高地8英尺4½英寸。
公告。
在第2季度到期时，对报刊感兴趣的相关人员请注意，如果想要获得寄送及时完整的报刊，外国杂志第3季度或第2个半年的订阅必须在本月22日前到本邮局报刊发行部办理。只有那些预付了款项的订单才会视为订阅成功。
科隆，1848[186]年6月14日。
高等邮局。
雷费尔特。
公告。
1848年6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点，大约500磅废纸和一个陈旧、无法使用的邮袋将在信件包裹接收处的走廊里
〔下转第二栏〕
〔第四版下部二栏〕
〔上接第一栏〕
公开出售，最高出价者得。
科隆，1848年6月17日。
邮局主管。
雷费尔特。
特此邀请科隆皮草商卡斯帕·西奥多·埃弗哈德·柯尼希破产案的登记债权人，于6月27日星期二下午4点在当地商事法院秘书处集合，以便按照《商法典》第三编第八章第一节处理上述事宜。
科隆，1848年6月18日
临时法律顾问：
罗布·尼克，
律师-辩护人。
优质老林堡奶酪，以及美味的荷兰五月奶酪，价格最优，土路6号。
寻面包房帮工，能够独立管理一家面包店，有相关资质证明。地址询问本报广告部。
山毛榉木材供应。
1至5英寸厚，2½英尺宽的木板（每2英寸20-22分尼），以及所有木材，推荐联系人I.基格，科莫迪尔大街18号。
新教大学生寻找一份家庭教师工作。如提供免费住宿，还可以用法语教授古代语言的私人课程。详情咨询希尔德巷78号地下室。
马尔茨比希尔7号的房屋出售或出租，地下室可单独出租。
出售桶装水果，选择多，价格低，有意者联系博威尔克21号J.B.岑多夫。
出租一架陆路旅游客用马车或其他货车，有意者联系小桑德考尔2号E.I.库珀。。
〔第四版下部三栏〕
音乐会
今天周二晚上7点到11点，由科隆市民自卫队的音乐家们在珍珠潭A.斯坦斯泰勒家举行。
以下书籍已由我社出版，并可通过所有书店购买：
共和党人
（自由公民）
权利和义务。
科隆。M.贝克（莫里鸠斯-施泰因韦格[187]）。
开张营业。
在此我们荣幸地声明，我们在使徒大街7号建立了一家利口酒和葡萄酒醋厂。我们以最低的价格真诚向您推荐我们的所有产品。
科隆1848年6月。
弗兰克&康佩斯
根据我提供的样品，在此特别推荐由当地市民自卫队指挥官和官员批准的绶带及佩剑。
吕岑教堂，花边制造商，希尔德巷19号。
柠檬香料
施特恩巷9号和11号。
以最便宜的价格提供新鲜的莱茵河鱼，有意者联系约翰·吕斯多夫，林德巷21号。
〔第四版下部四栏〕
朗姆酒，科涅克白兰地和粕酒
施特恩巷9号和11号。
布鲁塞尔的英文报纸。
《布鲁塞尔先驱报》创办于1827年，是比利时唯一的英文报纸。每周六出版。价格每季度5法郎，不包括比利时境外的邮资。《布鲁塞尔先驱报》是针对欧洲大陆所有英国居民和英国旅行者发布广告的绝佳媒介。办公地点：——布鲁塞尔，沃丢街13号。
在圣使徒博览会之际，
今天
下午3点开始，
大型音乐会
由普鲁士皇家合唱团
第8轻骑兵乐团
在城市花园装饰典雅的
科隆大棚剧场演出。
每天供应樱桃豌豆和草莓冷黄瓜。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188]。
每天新鲜的：
高地面包，大蒜香肠，香肚。香菜奶酪，烤鱼，正宗巴伐利亚啤酒，长巷1号高地风味餐厅的上等红酒和利口酒。
1500至1600塔勒贷款。首次三倍抵押。询问本报广告部。
发行人：科尔夫[189]。
印刷：威·克劳特[190]，圣阿加塔街12号。
编译主持：陈力丹
组织翻译：陈沛芹；翻译：任亚鸽、金淑琴、牛金格、王昱茜、王妍俐
审读：李大雪
编辑：杜渐、陈力丹
课题来源：四川大学专项课题“马克思《新莱茵报》编译与研究”
[1]报纸将6月错排为7月（Juli）。
[2]列日（Lüttich），比利时东南部列日省省会。
[3]塔勒（Thlr.）、银格罗申（Sgr.）、分尼（Pf.）为19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
[4]磅（Petit）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8磅=⅑英寸，大小约等于我国6号字体。
[5]多特蒙德（Dortmund），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城市，鲁尔东部的行政，商业和文化中心。
[6]纳茨梅尔，海尔曼·冯（HermanvonNatzmer1806-1858)——普鲁士上尉军官，民主主义者。1848年6月14日指挥守卫柏林军械库的部队，拒绝向人民射击，被判15年徒刑，1849年逃走。同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英国，1852年移民澳大利亚。
[7]博尔夏特，弗里德里希（Borchardt，Friedrich1804-1857）——普鲁士科隆市律师，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8]布莱桑，约翰·乌尔班（Blesson，JohannUrban1790-1861）——普鲁士军事家、工程师。1838-1861年为普鲁士保育保险机构负责人。1848年一度担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在柏林多年担任《军事文学报》（Militär-litteratur-Zeitung）编辑。
[9]布勒斯劳（Breslau），波兰语Wrocław（弗罗茨瓦夫）。二战以前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与文化名城之一。二战后属于波兰，原德国居民几乎全部西迁，但保留下战后重建的大量普鲁士、奥地利乃至波希米亚风格的建筑。
[10]西里西亚（Schlesien），指奥得河中、上游流域。18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普鲁士的西里西亚省。几经领土划分的变动，现在绝大部分属于波兰，一小部分属于德国萨克森自由州，更小一部分属于捷克。
[11]波森大公国（GroßherzogtumPosen），1815年由普鲁士建立的波兰殖民公国。1846年和1848年该公国发生波兰人的起义，普鲁士随用波森省替代了波森大公国。
[12]科隆布，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Colomb，FriedrichAugust1775-1854）——普鲁士将军。1843-1848年是波森省普鲁士军队司令。
[13]威斯巴登（Wiesbaden），德国中部城市，历史上拿骚公国（1806-1866）的首都。现在属于德国黑森州。
[14]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德国最北部的州。1848年丹麦和德国就此地的主权发生争执，最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者。1848-1851年发生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丹麦获胜。1864年发生第二次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获胜，该地区除北部很少部分归丹麦外，被纳入德国版图。
[15]生丁（Cts.），法国辅币，100生丁合一法郎。
[16]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Ⅲ，LouisBonaparte1808-1873）——法国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
[17]此处漏排了前半个„号。·
[18]维罗纳（Verona），1848年时属于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的城市。现为意大利威尼托大区维罗纳省首府，200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罗密欧与茱丽叶》以此城为背景，有“爱之都”之称。
[19]阿迪杰河（Etsch），起源于意大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意大利第二大河，从北向东南流经特伦托、维罗纳等城市，注入亚得里亚海，全长410公里。
[20]卡尔·阿尔伯特·阿玛迪斯（KarlAlbertAmadeus,意大利语：卡洛·阿尔贝托·阿马德奥CarloAlbertoAmadeo1798-1849）——意大利西北部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撒丁王国）国王（1831-1849）。他登基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848年在自由派的压力下制定君主立宪宪法并对奥地利开战，1849年战败后让位给儿子。
[21]斯蒂尔，托马斯（ThomasSteele1788-1848）——爱尔兰政治活动家，爱尔兰解放运动政治家奥康奈尔（DanielO'Connell）的助手之一，被称为“诚实的汤姆·斯蒂尔”（HonestTomSteele）。因政治失意而在伦敦滑铁卢桥跳河自杀，被救几天后于1848年6月15日死于弗利特街皮尔咖啡馆。
[22]奥洛萨加，萨卢斯蒂亚诺·德（Olozaga，Salustianode1805-1873）——西班牙外交家，进步派领袖之一，曾任政府首脑（1843），驻巴黎公使（1840-1843和1854），参加1854-1856年该国资产阶级革命。
[23]此处漏了后半个）号。
[24]卡尼茨，奥古斯特·冯（Kanitz，Augustvon1783-1852）——伯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5-6月为康普豪森内阁陆军大臣。
[25]施莱根施坦，罗特·冯（Schreckenstein，Rothvon1789-1858）——男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6-9月为陆军大臣。
[26]赫费尔，威廉·约翰·冯（Hoevel，WilhelmJohannvon，1817-1859）——普鲁士行政律师。
[27]红鹰勋章（rothenAdler-Orden），普鲁士国王授予的功勋勋章。
[28]爱尔福特（Erfurt），德国中部城市，图灵根州首府。
[29]萨克萨（Sachsa），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小城，位于哈尔茨山脉南部。
[30]列格尼茨（Liegnitz），波兰语Legnica（莱格尼察），波兰下希隆斯克省中部城市，1945年以前属于德国。
[31]赛腾多夫（Seitendorf），波兰语Gniewoszów。波兰下希隆斯克省克沃茲科县（Kłodzko）的村庄。1945年以前属于德国。
[32]吉尔多夫（Giersdorf），波兰语Gierszowice，波兰奥波莱省布热格县（Brzeg）的村庄，1945年以前属于德国。
[33]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ph1803-1890）——德国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
[34]施韦林，马克西米利安（Schwerin，Maximilien1804-1872）——伯爵，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1848年3-6月），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59-1862年任普鲁士内务大臣，民族自由党人。
[35]奥尔斯瓦特，鲁道夫（Auerswald，Rudolf1795-1866）——普鲁士政治家。1835年为柯尼斯堡市长，1842年为东普鲁士议会议长。1848年6-9月为普鲁士首相和外交大臣，属于贵族自由派。1849-1850年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长。1858-1862年为普鲁士无任大臣。
[36]格里斯海姆，卡尔·古斯达夫（Griesheim，KarlGustav1798-1854）——普鲁士保守派军事政客。1848年5月为陆军部大臣代表。1849-1850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53年晋升为少将。
[37]泰梅，约多库斯·胡贝尔图斯（Temme，JodokusHubertus1798-1881）——普鲁士工程师，政治活动家和温和自由主义者。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中间派领导人之一，10月起为议会主席。后来是德国进步党的创始人之一。
[38]科尔恩，阿道夫（Korn，Adolf1822-1904）——德国民主主义者，1845年前为普鲁士尉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39]勒文宗，摩里茨（Löwensohn，Moritz）——德国民主主义者，柏林人民俱乐部领导人之一，1848年10月柏林第二届民主代表大会代表。
[40]乌尔班（Urban）——德国兽医。1848年3月柏林街垒战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6月14日袭击军械库的参加者。
[41]指1848年6月9日的议会辩论中，有右派议员否定1848年3月18日人民街垒战反抗王权的斗争。
[42]指柏林1848年3月18日人民起义胜利后反动派的一个谣言。这天的街垒战平民死亡270人（包括11名妇女和10名未成年人）、伤1000多人；士兵死亡约200人、伤250人。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中文版第5卷翻译为1100支。核对原报，应为1000支。
[44]1806年10月，拿破仑军队在耶拿很快打败普鲁士军队，随后普鲁士一系列要塞不战自降。
[45]贝伦兹，朱利叶斯(Berends,Julius1817–1891)——普鲁士出版商和政治活动家。1847年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848年3月柏林起义的参加者并成为当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他在议会上提议，承认参与3月18日起义者的贡献。1849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53年移居美国。1875年回国，后来移居瑞士。
[46]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GeorgGottlob1814-1886）——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2年《莱茵报》的创始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青年黑格尔派。1848年3月柏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随后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863-1867年和1869-1876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属于民族自由党。
[47]埃尔斯纳，莫里斯(Elsner,Moritz1809–1894)——普鲁士中学教师、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3年为《西里西亚纪事》（SchlesischenChronik）主编，1851-1855年为《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编辑（马克思1855年为该报撰稿）。《布勒斯劳晨报》（BreslauerMorgenzeitung）创办人之一。1848年为来自布勒斯劳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发起过国家与教会分离、免费教育、废除死刑、废除贵族头衔、取消狩猎权、拒绝纳税等一系列提案。1888年以后为自由党人。
[48]施泰因，尤利乌斯（Stein，Julius1813-1889）——西里西亚的教师和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
[49]赖辛巴赫，爱德华·冯(Reichenbach,Eduardvon1812-1869)——伯爵，西里西亚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为进步党人。
[50]五旬节（Pfingsten），天主教节日。每年复活节后第50日为“圣神降临节”，又称“五旬节”。
[51]普鲁士王国的国旗上、下边为黑色，中间大部分是白色，黑鹰徽章居于白色正中。
[52]普鲁士亲王，即后来的威廉一世（WilhelmⅠ1861-1888），当朝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弟弟。
[53]莱茵兰人（Rhinelander），指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的人，当时这个地区人民的革命倾向浓重。
[54]阿尼姆，海因里希·冯（Arnim，Heinrichvon1798-1861）——普鲁士政治家。1834年为普鲁士外交部的专家委员，1840年为普鲁士驻布鲁塞尔和巴黎的特使。1848年3-6月为普鲁士外交大臣。1849-1851年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
[55]米尔德，卡尔·奥古斯特（Milde，KarlAugust1805-1861）——西里西亚大工厂主，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长（5-6月），属于右派，曾任普鲁士贸易大臣（1848年6-9月）。
[56]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Rodbertus，JohannKarl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主张“国家社会主义”。1848年担任普鲁士宗教教育大臣（共14天）和国民议会议员。《新莱茵报》经常批评他的讲演和活动。
[57]《莱茵-摩泽尔日报》（Rh.-u.M.-Z.即Rhein-undMosel-Zeitung），德国天主教日报，1831-1850年在科布伦茨出版。
[58]《德意志报》（DeutscheZeitung），德国自由主义的日报，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君主立宪派的机关报。1847年创刊，1850年停刊，1848年10月前在海德堡出版，期间由著名的历史学家盖尔温努斯主编，后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人们一般使用《盖尔温努斯报》来称呼该报。
[59]品德尔，尤里乌斯·海尔曼（Pinder，JuliusHermann，1805-1867）——德国政治家。1835年为柯尼斯堡的议员。1843年为布雷勒斯劳市长。1848年为西里西亚总督，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温和自由主义者。1849年为第一议院议员。
[60]乌泽多姆，卡尔·格维多（Usedom，KarlGuido1805-1884）——伯爵，普鲁士外交家，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全权代表（1848）和驻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全权代表（1858-1859），驻意大利大使（1863-1869）。
[61]斯德丁（Stettin），波兰语Szczecin（什切青），波兰西北部较大城市，奥得河穿城而过。历史上曾经属于波兰，随后被瑞典、丹麦、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先后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
[62]《皇家特权斯德丁报》（KöniglichprivilegirtenStettinischenZeitung），德国报纸，1755-1910年在普鲁士斯德丁出版。1798年6月15日以后为日报，此前为周三刊。1852年以后使用简称《斯德丁报》。
[63]《新斯德丁报》（NeuenStettinerZeitung），德国报纸，在普鲁士斯德丁出版，目前已知最早的和最后的出版年份是1848-1859年。
[64]《波罗的海报》（Osts.-Z.全名Ostsee-Zeitung），1848-1905年在柏林印刷、斯德丁发行的报纸。
[65]胡符（Hufe），德国农户占有土地计量单位,大小因地而异,约合7-15公顷。
[66]摩尔干（Morgen），德国19世纪沿用至今的土地面积公制单位，1摩尔干约等于2500平米。
[67]鲍尔曼，卡尔·摩里茨·冯（Beurmann，CarlMoritzvon1802-1870）——普鲁士官员，1843-1850年任波森大公国首席大臣。
[68]柯尼斯堡（Königsberg），俄语Калининград（加里宁格勒），原东普鲁士首府，1945年以后成为俄罗斯在东欧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州府。
[69]奥尔堡（Olberg）——普鲁士少校，1848年参加镇压波森的民族解放运动。
[70]《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Oberpostamts-Zeitung，缩写O.-P.-A.-Z.），德国最早的报纸之一，1615年创办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首任编辑是法兰克福邮政局长约翰·冯·登·比格登（JohannvondenBirghden）。该报多次改名，1845年元旦起使用现报名至1852年3月31日。1848-1849年名义上是德意志帝国摄政王和内阁的机关报该报。1866年7月17日停刊。
[71]联邦议会（Nationalversammlung），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国各邦的代表所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没有实际的权力。
[72]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Hesse-Darmstadt），德国历史上一个邦国，位于德国中部，首都威斯巴登。1806年形成，1866年被普鲁士王国吞并。
[73]巴伐利亚（Bayern），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巴伐利亚王国（1805-1918），位于德国东南部，首都慕尼黑。
[74]艾森曼，哥特弗利德（Eisenmann，Gottfried1795-1867）——巴伐利亚政论家，医生。1832年以后因为出版民主派报刊和参加宪法音乐节而接连遭到迫害，1848年7月4日获得巴政府赔偿。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后来属于左派。
[75]贝尔，迈克尔·约瑟夫（Behr，MichaelJoseph1775-1851）——巴伐利亚自由派政治家。1919年为巴伐利亚众议院议员，1821-1832年任维尔茨堡市长。1832年以后因主张宪法而接连遭受迫害，1848年得到巴政府1万荷兰盾的赔偿和一笔养老金。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76]维尔特，约翰·奥古斯特（Wirth，JohannAugust1798-1848）——巴伐利亚自由派作家。1831年起出版报刊批评巴当局，1833年以后遭受迫害。1836年跳脱，先后在法国和瑞士继续从事报刊出版，1847年移居巴登。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7月26日逝世。
[77]西本菲弗，菲力浦·雅克布（Siebenpfeiffer，PhilippJakob1789-1845）——德国律师和政治记者。18272以后在普尔法茨（1816-1918年属于巴伐利亚王国）从事文化活动，主办报纸《莱茵巴伐利亚》（Rheinbayern）和建立祖国协会、组织音乐节批评巴当局，1832年以后遭到巴伐利亚当局迫害。
[78]《法兰克福新闻》（FrankfurterJournal），德国日报，1639年创办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48年时的所有人是印刷商海勒（Heller）和罗姆（Rohm）。1903年停刊。这里报名的缩写“F.Z.”应是“F.J.”。
[79]韦森东克，马克西米利安·胡果（Wesendonck，MaximilianHugo1817-1900）——德国政治活动家，企业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来自杜塞尔多夫的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法兰克福残缺国民议会立宪活动的参与人。革命失败后于1849年12月经瑞士-法国流亡美国，1850年被缺席判处死刑。在美创办保险公司和银行。
[80]约丹，西尔韦斯特尔（Jordan，Sylvester1792-1861）——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9世纪30年代库尔-黑森立宪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81]吕贝克（Lübeck），德国北部河-海港口城市，坐落于通往波罗的海的特拉维河下游。曾是汉萨同盟的首府。1987年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82]马尔默（Malmö），瑞典南部大城市，隔着10公里宽的厄勒海峡与西面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隔海相望。
[83]《柏林阅报室》（BerlinerZeitungs-Halle，缩写：Zeit.-Halle.或B.-H.），德国日报。1846年起由哈·尤利乌斯在柏林出版；1848－1849年间，是民主派报纸之一。
[84]艾本哈德（Apenrade），丹麦语Åbenrå（奥本罗），丹麦南部的港口小城。临波罗的海奥本罗峡湾。凭借其港口，在航海业和造船业方面有着悠久传统。
[85]哈德斯莱本（Hadersleben），丹麦语Haderslev（海泽斯莱乌），丹麦南部小城，现在是机器、纺织和食品工业中心。
[86]克里斯琴斯菲尔德（Christiansfeld），丹麦南部小城，在海泽斯莱乌以北约10公里。
[87]艾本哈德（Apenrade），丹麦语Åbenrå（奥本罗），丹麦南部的一个港口小城，临波罗的海奥本罗峡湾。凭借其港口，在航海业和造船业方面有着悠久传统。
[88]比勒，斯廷·安德森（Bille，SteenAndersen1797-1883）——丹麦海军将军，1848-1849年丹麦-德国战争中先后任波罗的海舰队副司令和北海舰队司令。1852-1854年为海军部长。1864年以丹麦全权代表身份赴中国签署贸易条约。
[89]《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报》（Schleswig-HolsteinischeZeitung，缩写S.H.Z.或Schleßw.Holst.Ztg），1848年5月在汉堡-阿尔托纳出版的报纸；1849年4月起使用《北德意志自由新闻》（NorddeutscheFreiePresse》）的名称出版。
[90]斯沃诺斯特（Swornost），捷克语Eintracht，1848年3月成立的一个军事组织，领导人上校比亚尼（Villani），主张捷克统一和独立。
[91]波希米亚（Böhmisch），指现在捷克一带地区，12世纪中叶，原捷克公国改称波希米亚王国，1743年，波希米亚王国成为哈布斯堡皇室的领地，1918年捷克独立。
[92]摩尔多瓦河（Moldau），捷克语Vltava（伏尔塔瓦河），捷克的主要河流，源自波希米亚西南部，流经布拉格。
[93]图恩，弗兰茨·冯（Thun，Franzvon1826-1888）——奥地利将军，捷克人。1848年时为奥军上尉。曾参加镇压1848年3月米兰起义和10月维也纳起义，1849年提升为少校。1882年为上尉元帅（Feldzeugmeister，那时奥地利军衔，相当于中将）。
[94]图恩，莱奥（Thun，Leo1811-1888）——伯爵，奥地利政治家，捷克人。波希米亚省长（1848），1848年布拉格六月起义中被起义者俘虏。奥地利文化和教育大臣（1849-1860）。
[95]皮埃蒙特人（Piemontesen），指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撒丁王国）的军队。
[96]维琴察（Vincenza），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琴察省省会，位于威尼斯以西61公里山谷低地处，巴基廖内河流贯市区。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97]巴萨诺（Bassano），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大区维琴察省的小城。
[98]《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缩写J.d.Oest.Lloyd.或Journald.Öestr.Lloyd.即JournaldesÖssterreichischenLloyd）——奥地利官方日报，1835年1月至1848年12月在的里雅斯特出版，每周不定期出版一至六期；1848年12月至1854年在维也纳出版，每日出版两次（晨刊和晚刊）。
[99]密党（Camarilla），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为加强保守派政治力量而建立的秘密顾问组织。
[100]伊利安人（IllyrerIllirerillirischen），这里主要指巴尔干半岛西部和西北部的民族（只相当于现在南斯拉夫地区）。
[101]欧芬（Ofen）,匈牙利语Buda（布达），多瑙河西岸与佩斯相望的城市，匈牙利王宫所在地。1873年合并为一个城市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
[102]梅萨罗斯，拉萨尔（Mészáros，Lázár1796-1858）——匈牙利将军。1816年从军，会七种语言，精通军事。1848年为奥地利军队少将。1848年3月-1849年1月任匈牙利革命政府陆军部长。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后依次在法国-英国-美国生活，逝世于英国。他要求“最后一名外国士兵离开”后将其遗体归还匈牙利。1991年3月15日，他的遗体埋葬在出生地巴奇-基什孔州包姚（Baja）市。报纸使用的德语人名是L.Meßaros
[103]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首府。15世纪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在此居住，一度成为欧洲政治和文化中心。1848年5月17日维也纳起义后，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1835-1848）逃到这里。
[104]指1848年4月11日匈牙利国会通过的宪法。该法规定，匈牙利实行责任内阁制，议会由民选产生，政府对议会负责；实行新闻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废除贵族特权等。
[105]《布勒斯劳报》（BreslauerZeitung，缩写Bresl.Z.），1820年在布勒斯劳（现名弗罗茨瓦夫）创办的德文报纸，19世纪40年代奉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方针，50-60年代持保守倾向。
[106]指两西西里王国（首都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1830-1859）。
[107]科森扎（Cosenza），意大利语南部城市，科森扎省省会。1816-1860年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108]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意大利南部一个行政区，两西西里王国（1816-1860）时期是该国一个省。
[109]卡拉布里亚（Kalabrien），意大利语Calabria，指亚平宁半岛南端，1816-1860年属于两西西里王国。
[110]佩佩，古利埃尔莫（Pepe，Guglielmo1783-1855）——意大利将军和爱国者。早年参加拿破仑的法国军队。1848年他率两西西里王国的军队到达意大利北部参加反奥战争，因国王将他召回而辞职，率2000志愿者参加威尼斯（那里推翻了奥利地统治，建立临时政府）保卫战，战败后流亡西班牙。
[111]指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撒丁王国）的军队。
[112]《新苏黎世报》（NeueZürcher-Zeitung），瑞士德文报纸，1780年1月12日以《苏黎世报》（ZürcherZeitung）的报名创刊，1821年起改用此名称出版至今。报纸报名缩写“Z.Z.”。
[113]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NapoléonⅢ，LouisBonaparte1808-1873）——法国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
[114]勒鲁，皮埃尔（Leroux，Pierre1797-1871）——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社会主义者。1848年制宪议会议员，同年为《共和国报》工作。1851年因反对波拿巴政变而流亡英国泽西岛。1864年马克思提名他任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报纸将Leroux排为Lerroux。
[115]克勒兹省（Creuze-Departement），法语Creuse，法国中部的一个省。
[116]盖雷（Guéret），法国中部克勒兹省首府。
[117]布莱，亨利·乔治（Boulay，HenriGeorges1797-1858）——法国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1848年法国制宪议会议员，1849-1851年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副总统；第二帝国参议员。
[118]《法兰西邮报》（Courrierfrançais，1770-1870)，法国《公报》创办人勒诺多（Renaudot）的后代创办于1770年。法国高等法院的官方报纸。
[119]塞纳、萨尔特、荣纳、夏伦特省（Seine,Sarthe,YonneundCharente），分别位于巴黎西郊、西南、东南和南部的法国省份。
[120]《时代报》（l'Époque），法国报纸。法国档案馆存有该报1846年4月17日的号外。
[121]布洛涅（Boulogne），法国北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港口城市。
[122]《巴黎小子》（LeGamindeParis），该报在法国1848年2月25日以后发行的报纸目录中。报名借用了让·弗朗索瓦·贝亚德（Jean-FrançoisBayard）和埃米尔·范德伯奇（ÉmileVanderburch）的喜剧名，该剧1836年在巴黎首演。
[123]《红色共和国》（LaRepubliquerouge），法国报纸。列入1848年2月25日以后的法国报纸名录，但仅有报名。
[124]《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nationale），法国正统君主派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
[125]指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劳动部办公地点，部长路易·勃朗。
[126]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çois-Pierre-Guillaume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内政大臣、教育大臣和外交大臣，1847-1848年任首相，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随着七月王朝的倒台而避居英国。作为历史学家，他在法国史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著作等身，是法国复辟时期阶级斗争史学的代表人物。
[127]马拉斯特，阿尔芒（Marrast，Armand1801-1852）——法国记者和政治家，温和共和党人。《国民报》（LeNational）编辑。1848年2月22日宴会的组织者之一，这场宴会引发了1848年的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48-1849年为制宪议会议长。
[128]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10卷本《法国革命史》和20卷本《领事馆和帝国的历史》，1830年参与创办《国民报》（LeNational），反对复辟王朝。1834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七月王朝时期任内务大臣和首相。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871-1872）。1871年残酷镇压巴黎公社。
[129]《工人警钟》（LeTocsindesTravailleurs），法国报纸。列入1848年2月25日以后的法国报纸名录，但仅有报名。
[130]《度申老头》（LepèreDuchesne），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杂志，于1790-1794年发行。筑炉工度申是革命之前剧目中家喻户晓的角色。该杂志于1848年二月革命后再度出版。
[131]《人民论坛报》（LeTribundupeuple），法国报纸。列入1848年2月25日以后的法国报纸名录，但仅有报名。
[132]毕舍,菲利普·约瑟夫·本杰明（Buchez,Philippe-Joseph-Benjamin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共和党人，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工人期刊《工场》（L'Atelier）创办人。1848年曾短暂地担任制宪议会议长。
[133]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报纸将Philippe拼为Philipp。
[134]《火山报》（LeVolcan），法国报纸。列入1848年2月25日以后的法国报纸名录，但仅有报名。
[135]原文是法文。
[136]执行委员会（Exekutivkommission），1848年5月9日至1848年6月24日替代法国临时政府的短暂政府，主席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çoisArago1786-1853）。随后被卡芬雅克（Louis-EugèneCavaignac，1802-1857）内阁取代。
[137]菲茨哈丁尔，威廉（FitzHardinge，William1786-1857）——伯爵，英国地主。1811年以后为英国众议院议员。
[138]德鲁里巷皇家剧院（TheatreRoyalDruryLane），伦敦西部德鲁里巷的一家剧院。德鲁里巷长600米，在考文特花园地区。
[139]博蒙，古斯塔夫·德（Beaumont，Gustavede1802-1866）——法国贵族，1848年任法国驻伦敦大使。
[140]布鲁克汉，亨利（Brougham，Henry1778-1868）——勋爵，英国政治家、大法官。英国上议院议员，1830–1834年为英格兰大法官，在通过1832年《改革法案》和1833年《废奴法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
[141]赫茨（Herz）。经查阅1848年6月16日的英国上院会议记录，讨论这两份请愿书时没有一个叫“Herz”的议员发言，而且这是一个德国的姓氏。可能作者写报道时看走眼了。
[142]克利夫兰，亨利·范恩（Cleveland，HenryVane1788-1864）——公爵，英国议员和陆军将领。1812年起为众议院议员，1842年起为陆军中将。
[143]斯宾塞，弗雷德里克（Spencer，Frederick1798-1857）——伯爵，英国海军将军和议员。曾任海军司令。1845年起为上院议员。1852年起为海军上将。
[144]斯坦利，爱德华·约翰（Stanley，EdwardJohn1802-1869）——男爵，英国辉格党议员。1831年起为下议院议员。1841年起为上院议员。贸易委员会主席（1855-1858）；邮政局长（1860-1866），1861年建立邮政储蓄银行。
[145]罗素，约翰（Russell，John1792-1878）——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1846-1852年和1865-1866年担任英国首相。
[146]兰开夏（Lancashire），位于英格兰西北部，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8世纪为最大的纺织工业区，19世纪后期采煤业兴起。
[147]迪斯累里，本雅明（Disraeli，Benjamin1804-1881）——伯爵，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小说作家，英国唯一犹太人出身的首相（1868、1874-1880）。他还担任过财政大臣、众议院议长。
[148]哈维斯，本杰明（Hawes，Benjamin1797-1862）——爵士，英国辉格党政客。1828年起为众议院议员，支持推广电报，反对谷物法。
[149]哈德森，乔治（Hudson，George1800-1871）——英国铁路金融家，来自桑德兰的下议院议员。19世纪40年代掌控大部分英国铁路，有“铁路王”之称。1849年被揭发诸多金融问题，于是他的名字与财务不当相联，为避债而出走，直到1870年回国。
[150]休谟，约瑟夫（Hume，Joseph1777-1855）——英国政治家，国会议员，激进派领袖之一。
[151]宾利（Bingley），英国中部一个小镇，属于西约克郡。
[152]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Daniel1776-1847）——爱尔兰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领袖。
[153]普富尔，恩斯特(Pfuel,Ernst1779-1866)——普鲁士将军。1832-1848年任纽沙特尔省长，1848年3月任柏林卫戍司令，5月指挥镇压波兹南起义；1848年9-10月任首相和陆军大臣。
[154]费舍，约瑟夫(Fischer，Joseph)——德国新闻工作者，1849年巴登-普尔法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美国，为美国新奥尔良《德意志报》编辑。
[155]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Jakob1805-l871）——德国激进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32年在曼海姆被捕后越狱逃到法国。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后返回德国，当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败后成为自由党人。
[156]拉沃，弗兰茨（Raveaur，Franz1810-1851）——德国民主主义者、革命家，商人。1844年起开创科隆政治狂欢节，1846年当选科隆市议会议员，1848-1849年为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五十人委员会成员。属于左派。
[157]西蒙，路德维希（Simon，Ludwig1810－1872）——马克思家乡特利尔的律师，民主主义者，1848年-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一度流亡瑞士。
[158]指德意志邦联（DeutscherBund），1815年德意志各邦组成的联盟，有30多个邦国和4个自由市。组织松散，各邦国保持主权。1866年普奥战争后瓦解。奥地利退出邦联，剩下的邦国组成北德意志联邦，1871年由普鲁士统一为德意志帝国。
[159]勒斯勒尔，古斯塔夫·阿道夫（Rösler，GustavAdolph1818-1855）——德国政治家，1848年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普尔法茨-巴登起义的参加者，两次被捕遭监禁。1850年逃亡瑞士，被缺席判处8年徒刑。后定居美国。
[160]白尔尼，卡尔·路德维希（Börne，CarlLudwig1786-1837）——德国记者，文学家与戏剧评论家，文学“青年德意志”派的代表人物，反对以梅特涅为首的神圣同盟。
[161]巴塞尔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FriedrichDaniel1811-1855）——德国政治活动家，温和自由主义者。1841年起为巴登大公国议会议员；1847年创办《德意志报》（DeutscheZeitung）。1844年最早提出建立全德国民议会，促成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召开的主要人物之一，议会里他属于中间派。
[162]海斯特贝格，弗兰茨（Heisterbergk，Franz1799-1850）——德国法律学家，政治家。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63]吉斯克拉，卡尔（Giskra，Carl1820-1879）——奥地利政治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64]林德瑙，伯恩哈德·奥古斯特·冯（Lindenau，BaronBernhardAugustvon1779–1854）——男爵，德国政治家和艺术品收藏家。1831-1843年为萨克森州行政首脑。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
[165]维德霍尔德，路德维希·海因里希（Wiederhold，LudwigHeinrich1801-1850）——德国法律学家，政治活动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66]奥尔斯瓦尔德，汉斯·冯（Auerswald，Hansvon1792-1848）——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少将。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议会人民军备与军队委员会主席，属于立宪自由派。
[167]罗纳，弗雷德里希·冯（Rönne,Friedrichvon1798–1865）——普鲁士律师，外交官。1834-1843年为普鲁士驻美国大使。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议会经济委员会主席。1849年为德意志帝国中央临时政府驻美国特使。1858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62年以后为进步党人。
[168]尧普，海因里希·卡尔（Jaup，HeinrichKarl1781-1860）——黑森大公国官员和德国政治活动家，保守自由主义者。1848-1850年为黑森大公国首相。1848年3月为起草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十七人委员会成员，随后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
[169]维加德，弗兰茨·雅克布（Wigard，FranzJacob1807-1885）——萨克森王国自由主义政治家，德国医生。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50年重回大学学医。1871年以后为德国众议院议员，进步党人。
[170]福格特，卡尔（Vogt，Karl1817-1895）——移居瑞士的德国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发表有关于动物学、地质学和生理学的著作。1848–1849年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1860年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揭露他是路易·波拿巴的间谍，1870年在法国档案里发现了波拿巴拨给他4万法郎记录。
[171]齐默尔曼，爱德华（Zimmermann，Eduard1811-1880）——德国自由主义者，法学家。1839年为普鲁士勃兰登堡省议会议员。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0年2月初审被以叛国罪判处12年徒刑，同年8月流亡英国。1855年被英国法院接纳为大律师。1877-1880年为德国国会议员，进步党人。
[172]舍费尔，古斯塔夫·阿道夫（Schlöffel，GustavAdolph1828-1849）——德国社会主义者。1847年海德堡工人协会成员，1848年初先后参加巴登大公国、柏林参加民主运动并创办杂志《人民之友》（DerVolksfreund）（只出版5期），到法兰克福参与国民议会的建立。与马克思有交往。1849年6月21日在巴登-普尔法茨起义中牺牲。
[173]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1835-1848）。1848年5月维也纳再度爆发起义，他逃到王室领地因斯布鲁克。
[174]瓦滕斯累本，亚历山大（Wartensleben，Alexander1807-1883）——伯爵，普鲁士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63-1866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属于保守派。
[175]米尔费尔德，厄耳根·梅格勒·冯（Mühlfeld，EugenMegerlevon1810-1868）——奥地利自由派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奥地利众议院议员。维也纳律师协会主席，废除死刑的倡导者。
[176]贝克拉特，赫尔曼·冯（Beckerath，Hermannvon1801-1870）——莱茵普鲁士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宪法委员会委员和赴柏林代表，德帝国财政大臣。属于君主立宪自由派。
[177]雅恩，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Jahn，FriedrichLudwig1778-1852）——德国体操之父，教育家。著有《德国体操运动》等7部著作。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78]诺伊瓦尔，利奥波德·冯（Neuwall，Leopoldvon1810-1867）——奥地利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51-1867年为奥地利摩拉维亚省（今斯洛伐克）议会议员。
[179]阿伦特，恩斯特·摩里茨（Arndt,ErnstMoritz1769-1860）——德国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反对拿破仑统治的参加者。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
[180]卡普，弗里德里希（Kapp，Friedrich1824-1884）——德国和美国记者，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1845-1848年是《威斯特伐利亚汽船》（WestfälischesDampfboot）记者，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首任秘书。1850年移民美国，是《科隆日报》驻美记者和一些美国德文报刊的创办人，出版多本历史著作。
[181]贝格尔，约翰·内波穆克（Berger，JohannNepomuk1816-1870）——奥地利律师和作家，斯洛伐克人。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61-1867年为奥地利众议院议员，1867-1870年任内阁无任大臣。
[182]索马鲁加，弗朗茨·冯（Sommaruga，Franzvon1815-1884）——奥地利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君主立宪自由派。1851年以后在奥地利担任法官，参与财政、铁路工作。
[183]达尔马戚亚（Dalmatien），克罗地亚语Dalmacija，克罗地亚沿海（亚得里亚海）地区。1815-1918年，这个地区被奥地利控制，称为达尔马戚亚王国。
[184]洛伊厄，弗里德里希·格特弗里德（Leue，FriedrichGottfried1801-1872）——德国法学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致力于司法改革。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1850年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
[185]彼得，约瑟夫·伊格纳兹（Peter，JosephIgnatz1789-1872）——巴登大公国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1830年起在该邦国担任多项公职，1848年4月参加巴登起义，同月以叛国罪被巴登官方停职。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1850年被缺席判处20年徒刑。1862年赦免。
[186]这里报纸错排为1845。
[187]科隆市中心的一个区域。
[188]斯托尔威尔克，弗兰茨（Stollwerck，Franz1815-1876）——德国工业家，1845年的他在德国拥有44家店铺，1847年在石尔德街经营“宫廷咖啡馆”，1848年3月20日在该咖啡馆成立了一个市民议会，该议会要求“市民代表”与“市民武装”，1848年4月1日他将其更名为“德意志咖啡馆”。他创办的施多威克公司是世界有名的巧克力公司。
[189]科尔夫，海尔曼（Korff，Hermann1824-1882）——民主主义者。1847年因政治信仰而被革除普鲁士军职。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
[190]克劳特，威廉(Clouth，Wilhelm1807-1871)——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沙皇统治下的乌克兰人（﹝加拿大﹞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PaulHimka），2023年6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沙皇统治下的乌克兰人
﹝加拿大﹞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PaulHimka）2023年6月4日
米勒译、余音校
沙皇尼古拉二世走在基辅洞窟修道院（MonasteryoftheCaves）的院子里，1911年
尽管许多人将乌克兰视作俄罗斯的一部分，但直到17世纪末，在1648年爆发、反对波兰的哥萨克叛乱之后，俄罗斯才获得乌克兰人居住的领土。当时俄罗斯占领了基辅和乌克兰左岸，即第聂伯罗河以东的乌克兰领土。在1793年和1795年，俄罗斯从波兰立陶宛联邦手中夺取了右岸的大部分土地，该联邦在被邻国瓜分后消失了。其余乌克兰人居住的领土最终都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包括：加利西亚（Galicia）、布科维纳（Bukovina）和外喀尔巴阡（Transcarpathia）。
当乌克兰人第一次被并入俄罗斯时，一些俄罗斯人将他们理解为有价值的专家，而其余的人则认为他们是邪恶的异端。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统治下，乌克兰人建立了许多学校，这些学校将欧洲文明的波兰变体与正统俄罗斯（OrthodoxRus’）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其中最著名的是创建于1632年的基辅莫希拉学院（KyivanMohylaAcademy）。这些学校不仅造就了乌克兰的知识精英阶层，而且对整个东正教世界的教育和神学都产生了影响。起初，俄罗斯神学家和圣职人员（churchmen）对基辅的新学说（newlearning）和被修正过的礼拜文本（liturgicaltexts）深表怀疑。事实上，对这些乌克兰影响的排斥行为是造就了旧教徒的俄罗斯教会产生分裂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一旦乌克兰人被吸收进入俄罗斯沙皇的统治之中，他们就占据了该国的主教职位，并成为效仿西方模式新建的高等学府的教授。他们在俄罗斯的音乐生活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带来了一种在俄罗斯迄今为止还不为人知的合唱复调。简而言之，乌克兰人将欧洲文化的第一缕气息带进了俄罗斯。之后不久，俄罗斯沙皇和女沙皇（tsarsandtsarinas）得以更直接地融入欧洲的潮流，与德国皇室通婚，招募欧洲工程师和军官，并将法语和法国时尚引入宫廷。
十八世纪晚期，乌克兰人的作用大大减少了。虽然仍有乌克兰人担任要职，并且他们在俄罗斯的文化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他们也在融入迅速发展、现代化的「全俄罗斯」（all-Russian）文化。当哥萨克人在17世纪中期进入俄罗斯时，他们享有一些领土自治权，但这些自治权经沙皇彼得一世（TsarPeterI）削弱，并被女沙皇凯瑟琳二世（TsarinaCatherineII）完全废除。前哥萨克的军官阶层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为试图进入俄罗斯贵族阶层花费了大量来的精力。尽管前哥萨克精英们仍然可以用乌克兰方言与他们的农奴交谈，但他们内部以及与他人之间都用俄语交流。正如乌克兰人在被波兰立陶宛度联邦统治的几个世纪中一样，其精英阶层在文化层面远离了乌克兰群众并融入到外国精英中去了。
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加入俄罗斯精英阶层后不受到歧视。到十九世纪初，他们被认为是俄罗斯人，当然有着古老和古怪的一些特殊之处，但仍然是俄罗斯人。他们的确被认为是相当时髦的俄罗斯人。尼古莱·果戈理（乌克兰语名字：米克拉·霍霍尔）用他在乌克兰小镇的生活故事征服了整个俄罗斯。乌克兰最伟大的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Shevchenko）至少在其1847年被捕之前，几乎受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普遍赞誉。
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俄罗斯政府开始将乌克兰的独特性视为某种危险。乌克兰人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创作一部有趣的文学作品。同时，各种秘密的乌克兰政治组织开始形成，尤其是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CyrilandMethodiusBrotherhood）（1845年成立）和基辅村社党（HromadaofKyiv）（1859年成立）。作为欧洲1848年革命后「欧洲反动活动」（ReactioninEurope）的守卫，俄罗斯沙皇决定果断镇压乌克兰运动。它通过1863年和1876年的法令限制乌克兰语出版物，并在条件较差的教育系统中彻底禁止使用乌克兰语。乌克兰活动家被逮捕和流放。从19世纪中期直到俄罗斯帝国崩溃，乌克兰运动和俄罗斯国家一直都是死敌。乌克兰人与俄罗斯民主、革命人士，以及其他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结盟，他们是1917年春天推翻沙皇专制政权的诸多力量之一。
哈尔科夫（Kharkiv）1905年10月罢工期间的街头集会
原文链结：UKRAINIANSUNDERTHETSARS
关于作者：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PaulHimka）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著有《加利西亚的社会主义》（SocialisminGalicia）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大屠杀》（UkrainianNationalistsandtheHolocaust）等著作。 |
列宁、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加拿大﹞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PaulHimka），2023年7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列宁、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
﹝加拿大﹞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PaulHimka）2023年7月10日
米勒译、余音校
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乌克兰人希望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秩序瓦解的契机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尽管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完成了这项任务，其他东欧国家也组成了联邦（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但乌克兰却未能获得独立。尽管如此，但还是产生了或许会被人称为「历史安慰奖」的结果。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违背其党内大多数人的意愿，坚持认为乌克兰的民族愿望必须得到承认。这种承认最终是以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的形式产生的。除此之外，列宁还坚持「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原则，所以在乌克兰就理所当然地采取了「乌克兰化」（ukrainization）的形式。
「乌克兰化」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大约10年左右），但那却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维埃革命前，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就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仅限于加利西亚（Galicia）地区。当时，已经出现了一家非常专业的乌克兰日报；世界文学的瑰宝也正在被翻译成乌克兰语；乌克兰语的原创文学亦蓬勃发展；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出现；相当于科学院的机构在利沃夫（Lviv）业已成立。
在上世纪20年代，苏维埃乌克兰的巨大创造力是令人惊叹的。历史学家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MykhailoHrushevsky）持续创作的鸿篇巨制，一部多卷本的乌克兰历史，最近被完整地翻译成了英语。他和乌克兰科学院的其他著名乌克兰学者撰写了大量极具价值的乌克兰民族志、语言学和历史学著作。
迈科拉·斯凯普尼克（MykolaSkrypnyk）
上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乌克兰化的主要倡导者
这些学术研究成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乌克兰学家（Ukrainianists）至今仍然经常查阅（consult）这些成果。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成果，包括先锋文学、电影、戏剧和视觉艺术。「乌克兰化」所带来的文化刺激给加利西亚（当时已并入波兰）的乌克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加利西亚上世纪20年代的主要趋势是亲苏主义（Sovietophilism），许多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移民前往苏维埃乌克兰寻找就业出路。如果这种情况当时能够继续下去就太好了。
乌克兰饥荒/种族灭绝的受害者
由于饥饿死于哈尔科夫（Kharkiv）街头，1933年
可惜，斯大林巩固了他对党的控制，推翻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并采用前所未有的暴行镇压乌克兰的文艺复兴。已经来到苏维埃乌克兰的加利西亚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处决了；活跃在上世纪20年代的绝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学者以及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的党员也同样遭此下场。这其中有一些人宁愿开枪自杀也不想被逮捕。乌克兰自治东正教会（UkrainianAutocephalousOrthodoxChurch）的成员和神职人员——他们是对东正教进行的彻底的民主和人道主义改造的结果——均被处决或送往劳改营。许许多多被定义为「富农」（kulaks）或「人民的敌人」的乌克兰人被驱逐到古拉格集中营或特殊定居点。
尽管早已名存实亡，但「乌克兰化」在1933年还是被正式终止了。一个鲁莽且残忍的集体化项目在1932至1933年引发了一场大饥荒，其结果是导致大约400万乌克兰居民死亡。尽管大饥荒对苏联的其他地区也造成了影响，乌克兰却单独受到了极其苛刻的对待，这一区别对待是对乌克兰前景（aspirations）进行镇压的一部分。
斯大林的罪行彻底熄灭了加利西亚的「亲苏主义」。乌克兰左翼分子在该地区仍然继续存在，但他们已不再寻求与「现实中存在的」（real-existing）苏维埃乌克兰之统一。与此同时，右翼势力正在壮大。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rganizationofUkrainianNationalists(OUN)）于1929年成立了。该组织尤其吸引了参与过乌克兰独立斗争的、失望的退伍军人，以及身在战时波兰并且遭受到歧视的青年学生和毕业生。起初，这些民族主义者向法西斯意大利寻求启发，但在1933年，他们将更多目光投向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刚刚掌权的德国。希特勒是反苏联和反波兰的，显然他是他们敌人的敌人。于是，对这个潜在盟友的迷恋导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中产生了强烈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和仇外心理（xenophobia），以及对暴力和征服的幻想。
德国人1941年6月抵达利沃夫之前，被NKVD杀害的囚犯
译注：NKVD，即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
斯大林在1939年与希特勒结盟后，他得以强占「西乌克兰」，将其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UkrainianSSR）。在苏联统治加利西亚21个月的时间里所发生的激烈的暴力事件和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其中包括谋杀了大约1万名政治犯，彻底浇灭了乌克兰民众中亲苏情绪的余烬。所有之前存在的乌克兰协会组织——童子军组织、信用合作社、音乐协会等等——都被解散了，所有的乌克兰媒体和政党也同样遭此厄运。在这场镇压海啸中唯一幸存的，是其骨干成员拥有20余年地下活动经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当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认定的盟友——纳粹德国——于1941年入侵苏联时，该组织实施了其谋杀计划，该计划在对非乌克兰人（包括数以万计的波兰人）的大屠杀和种族清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夏天，红军重新征服了整个乌克兰。他们遇到了一场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的，花费他们数年时间才成功镇压的反苏起义。当然，他们采用了他们一贯的残暴。反苏起义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吸引了许多新成员的加入，而大多数人将在古拉格劳改营至少渡过数年时间。
原文链结：TheUkrainianNationintheTimeofLenin,Hitler,andStalin
关于作者：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PaulHimka）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著有《加利西亚的社会主义》（SocialisminGalicia）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大屠杀》（UkrainianNationalistsandtheHolocaust）等著作。 |
龙潭虎穴中的克拉拉·蔡特金——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工人团结和女权主义（﹝加拿大﹞约翰·里德尔（JohnRiddell），2013年1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拉拉·蔡特金
龙潭虎穴中的克拉拉·蔡特金
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工人团结和女权主义
﹝加拿大﹞约翰·里德尔（JohnRiddell）2013年11月8日
宋京翻译、Moses校对
原文链接：ClaraZetkininthelion'sden--Workers'unityandfeminismataCominterncongress
作者按：这篇工作论文2013年11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大会”（HistoricalMaterialismconference）上提交。本文中所有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相关引文都将收录在由约翰·里德尔（JohnRiddell）编辑的第一版英文论文集《致大众》（TotheMasses）中，该书将于2014年由布里尔（Brill）出版社出版，收录在历史唯物主义丛书系列（HistoricalMaterialismBookSeries）中。厚达1300页的版本将包括35个附录，将刊载相关的原始资料，其中大部分是以前无法获得的未发行英文资料。
1921年，当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召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时，克拉拉·蔡特金是俄罗斯以外最受尊敬的共产主义者。然而，虽不是来自某个运动，但在大会召开前夕她遭到了猛烈的诋毁，并被赶出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尽管如此，她仍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跻身于大会的主要知识分子的行列。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蔡特金在伟大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角色，并与她参与其中的妇女解放运动联系起来。
在1914年之前，作为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主要领袖，蔡特金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她在战争期间成为社会主义国际化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她曾帮助组建了德国共产党，是该党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然而在1921年初，蔡特金的政党突然转向极左主义。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一次失败了的大罢工中——“三月行动”——该党独自实施了罢工，而没有得到党外人士的大力支持。在共产国际领导层的同意之下，对这次冒险的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保罗·列维（PaulLevi）于4月被开除出党。蔡特金强烈反对该党的极左路线，并为列维辩护。她因此而受到了指责，党领袖保罗·佛罗利希（PaulFrölich）后来告诉列宁，除非有来自莫斯科的反对，否则她会被开除出党。[1]
拒绝之墙
蔡特金在其党内孤立无援，被其传记作家路易丝·多尔纳曼（LouiseDornemann）称为被“一堵充满排斥、不信任和敌意的冰冷的墙”包围着，被打上“机会主义者”和“叛徒”的烙印。蔡特金“感到自己非常的孤独，这是她一生从未经历过的”。[2]
蔡特金的反对者组织起来，阻挠她影响6月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被派往德国帮助调整当地党组织的共产国际极左翼领导贝拉·库恩（BélaKun），在1921年5月6日写信给列宁，警告他提防蔡特金。他声称，“列维（Levi）和蔡特金完全歇斯底里了，他们现在在德国党内所说的都是一派胡言乱语。”歇斯底里当时被认为主要是一种女性的精神障碍，其特征就是假装生病的症状以获取个人的利益。库恩说道，“至于上了年纪的蔡特金同志的言论……尽管我对这位年老战士充满了感情……这位老妇人已经备受老年性痴呆的折磨了。她活生生地证明了拉法格夫妇行为的完全正确性。”库恩指的是马克思的女儿——社会主义领袖劳拉·拉法格和她的丈夫保罗·拉法格。到蔡特金的年纪时，劳拉·拉法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她确信自己无法再为这场运动贡献什么了。[3]
三个星期后，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团向列宁发出了一份集体的警告：
“在决定与三月行动有关的战术和组织问题时，对克拉拉·蔡特金本人的考虑，绝对没有客观依据。”
“对克拉拉·蔡特金同志的任何让步都将会严重损害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能力和纪律。”执行委员会和俄国代表团必须“不能对克拉拉·蔡特金本人表现出任何情感上的考虑”。[4]
偷袭
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召开的共产国际妇女大会上，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再次对蔡特金发起了攻击，动员柯伦泰（AlexandraKollontai）和其他的一些妇女领袖，目的是把蔡特金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主席的位置上赶下台。我们有一段列宁有关于蔡特金的描述：
“昨日，在妇女大会上，你（蔡特金）遭遇了一场精心组织的攻击，指责你是最恶劣的机会主义的化身。而这是由我们优秀的〔恩尼斯〕路特（〔Ernst〕Reuter）领导的，据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介入到妇女的共产国际工作中。这是愚蠢的行为，非常愚蠢。想象一下：他认为他可以通过在妇女大会上对你发动偷袭，拯救进攻理论。”
据蔡特金描述，列宁随后叙述到“偷袭”是如何准备的，并讽刺道“……大人物们都忙着搞后门和琐碎的女性政治。”[5]
“琐碎的女性政治”——这样通过措辞贬低女性的方式深深根植在语言中。因此在一篇纪念列宁的文章中，蔡特金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话语归因于列宁。同样的道理，当柯伦泰公开反对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时，列昂·托洛茨基（LeonTrotsky）讽刺地称她为“亚马逊”；卡尔·拉狄克（KarlRadek）称她是位“瓦尔基里（女武神）”。在其他的地方，拉狄克告诉代表团“我们不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是歇斯底里的男人。”蔡特金的支持者之一，波兰共产党员阿道夫·瓦斯扎维斯基（AdolfWarszawski）抗议对她的持续攻击。他说“有时年轻人表现的像个老妇女，德国代表团中唯一的男性就是蔡特金同志”。这引起了一片哗然。[6]
蔡特金并没有被这些话左右。后来在代表大会上，她对男同志们说：“感谢上帝，我们不是像你们那样猿猴般的模仿者，不是失败、低劣的复制品。在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中，我们倾注了我们独特的思想和道德观。”[7]
蔡特金与列宁的讨论，帮助她赢得了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的支持。从而支持她对由贝拉·库恩和其党派发起的灾难性的“三月行动”的批评。
德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对此反应强烈。后来成为冷战时期西柏林市市长的路特（Reuter）呼吁驱逐蔡特金，除非她收回自己的言论。弗里茨·赫克特（FritzHeckert）指责她动员共产国际反对德国共产党。路特的传记作家告诉我们，德国代表团对俄国同志的拒绝感到义愤填膺，他补充道：“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克拉拉·蔡特金对列宁的影响。她向列宁汇报了〔三月行动〕每个方面的细节。”[8]
辩护
但是共产国际大会驳回了路特和赫克特的观点。最终，在共产国际大会为蔡特金64岁生日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上，赫克特被说服向她献上了热情洋溢的祝词，并送上了一大束玫瑰花。
蔡特金确实在一系列精彩的演讲中，面对着咄咄逼人的诘问，对党的领导行为提出了指控。她反对小部分激进分子的挑衅性攻击，坚持共产党需要赢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最终，这成为了整个大会的主导性主题。这个决定是一种妥协，为了避免公开谴责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行为。但是代表大会采纳了蔡特金和保罗·列维对三月行动是错误的战略观点，并在莫斯科会议上得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支持，做出的决定为六个月后采取联合阵线政策（unitedfrontpolicy）开辟了道路。（参见《克拉拉·蔡特金的联合阵线斗争》（ClaraZetkin’sstrugglefortheunitedfront））[9]
赢得“中间层”
但是蔡特金关于赢得大众革命的观点比代表大会的决定走的更远。事实上，仔细研究她的言论就会发现，她很可能受到了其在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经历的影响。
以她在1921年4月7日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的关于三月行动的决议为例，其中说道：
“共产党需要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要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最先进的力量吸收到斗争中来。腐朽的资本主义剥夺了这些中间阶层有关于生活本质与目的的安全感。结果，他们与资本主义政权的冲突日渐增加。”[10]
在蔡特金战略思想中这一极具特色的概念，在当时其他的共产党陈述中很少见到。她坚持必需赢得无产阶级外的中间阶层，并指出他们的不满不仅在于缺乏经济保障，还在于失去了“生活的目的”。这一概念是否与蔡特金在妇女工作中的经历有关呢？
1921年，蔡特金担任了第三国际（Comintern）新成立的妇女工作秘书处的负责人。该秘书处被要求组织成立由国家、地区和各级地方成员组成的国际化委员会。这一组织非正式地被称为“共产主义妇女运动”（CommunistWomen’sMovement）；据此诞生了其令人骄傲的杂志名称：《共产主义妇女国际》。（CommunistWomen’sInternational）（见：《共产主义妇女运动〔1921—26〕》（TheCommunistWomen’sMovement(1921-26)））[11]
共产国际早期的妇女运动工作由一群杰出的妇女领袖领导，她们是第三国际中最具韧性的国际团队，后来她们中的大多数反对崛起的斯大林主义。这些女性现在几乎都被遗忘了——正如一些人所说的，“缺席了”——除了克拉拉·蔡特金，人们记得她主要是因为她早期的工作。蔡特金在第三国际中发挥的作用在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现已出版）[12]中、以及第三次代表大会（今年晚些时候将会付印）中得到了很好的记载。
蔡特金关于女性角色重要性的观点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远未被普遍地接受。即使在第三国际，蔡特金在1921年写道，“领导人也常常低估”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认为这只是‘妇女的事儿’”。[13]
有特别的“妇女问题”吗？
在第三国际发表讲话时，她试图避开怀疑环境下的偏见。因此，她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妇女的决议是如此陈述的：“不存在‘特别的妇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基本假设。因为劳动妇女与资本主义女权主义的联合削弱了无产阶级的斗争。”[14]
蔡特金和她那个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只把“女权主义”一词用于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派别。在这个演讲中，我将使用其当下的含义：女权主义是妇女争取解放和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这个词，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确是女权主义巨大且有效的国际性组成部分，直到其被兴起的斯大林主义边缘化。
正如蔡特金决议中的建议那样“没有特别的妇女问题”吗？在刚刚所引用的决议里，五句话之后，她写道：“女性受到了来自资本主义和对其家庭生活依赖的双重压迫。”在一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她谈到了进入就业市场的资产阶级妇女所面临的困境。她们必须与男性竞争工作。而且，“只要资本主义处于统治地位，强者就会剥夺到弱者一方的生计与谋生手段。”[15]这显而易见指的是妇女受到了特殊的压迫。
事实上，蔡特金写了三种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者的奴役——剥削、异化和压迫——即使在今天，这一陈述方法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并不普遍。与这一观点一致的是，她认为共产党人应吸引所有阶级的妇女。蔡特金“不仅仅想赢得女性﹝产业﹞工人的支持，还想赢得（女性）办公室职员、农民、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传记作家吉尔伯特·巴迪亚（GilbertBadia）写道。“她倾向于争取社会民主党妇女的支持，为了争取到发表意见的机会，她把抨击抛在脑后。”[16]1922年，延续这一风格的蔡特金在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到：
“因此，女性雇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如教师和各种类型的办公室职员，越来越反叛……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包括资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也开始意识到目前的状况——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与她们生活中的最基本利益不相共荣。同志们，兄弟姐妹们，我们必须要利用这动荡。”[17]
本着这种精神，当蔡特金评价非无产阶级妇女女权集会时，她强调了可以用于共同行动的一致之处。
工人阶级：包容性方法
蔡特金的包容性方法体现在她对工人阶级的描述中。这里是她编辑的来自于《共产主义妇女国际》一文中的一段短文——一首发现的诗歌：
“那些收庄稼和烤面包的人食不果腹。
那些在编织和缝纫的人却衣不遮体。
那些创造所有文化营养基础的人日渐衰弱，
被剥夺了知识与美貌。”[18]
在我看来，她所说的话受到了女权主义新视角的影响。本着同样的精神，蔡特金和她团队的其他成员经常使用一个独特的短语来描述劳动人民：dieSchaffenden——这个词的德语意思结合了“生产”和“创造”。[19]
蔡特金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建立反法西斯主义广泛团体的任务中，为此她担任了1923年共产国际会议的通讯员。同年，蔡特金在一次反法西斯联合阵线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解释说“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已经失去了战前的生活条件。他们不是无产阶级化了，而是贫困化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希望遭到了背叛；它不再产生改良。但是无产阶级为他们提供了前进的道路，因为“只有革命的阶级斗争才能赢得改良”。[20]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
在这些公开言论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蔡特金正在绘制一条道路；沿着这条道路，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赢得社会支配权，领导一个由工人、农民、妇女和所有资本主义异化、剥削和压迫受害者组成的广泛联盟。在当时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她是最明确、最有力主张这一方法的人——比譬如保罗·列维（PaulLevi）也更全面。
她在这一点上的观点似乎和她与马克思主义、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女权主义的结合有关。蔡特金认为，支持妇女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然而她的文字却表明，与女权主义的密接接触形成并扩展了她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包容的方法，并对压迫、异化以及结盟的被压迫者有了深刻的理解。
尽管蔡特金拒绝将“女权主义”视为资产阶级概念，但对其作品的分析表明，并不支持“马克思主义是严父、女权主义是任性女儿”的概念。当然有些女权主义思想也是错误的、倒退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无论如何优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思想的基本框架，仍须以学习的方式对待女权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衔接以及向女权主义学习的能力将会受到考验。而且，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必须是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流派相衔接、并向其学习。在我看来，这是蔡特金思想在共产国际早期的深刻教训。
[1]露丝·斯托亚洛娃（RuthStoljarowa）和彼得·施纳尔福斯（PeterSchmalfuss）编：《德文列宁简介1917-1923》，1990年，第236-237页。
[2]路易丝·多纳曼（LouiseDornemann）：《克拉拉·蔡特金：生活和工作》，柏林：狄茨出版社（DietzVerlag），1973年，第423页。
[3]巴比琴科（Babichenko），L.G.，Ia.S.，德拉布金（Drabkin），以及什里尼亚（K.K.Shirinia）：《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思想》，莫斯科：国家科学出版社（Nauka），1998年，第266-269页。
[4]斯托亚洛娃（Stoljarowa）和施纳尔福斯（Schmalfuss）编：《德文列宁简介1917-1923》，1990年，第264-266页。
[5]蔡特金：《列宁的回忆》，柏林：狄茨出版社，1985年，第39-40页。有一版英译本（《列宁回忆录》，纽约：国际出版社，1934年），但是其中省略了这段话。
[6]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纪要》，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1921年，第785、520和220页。
[7]同上，第922页。
[8]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纪要》，1921年，第306、542页；布兰特（Brandt）、威利（Willi）和理查德·洛文塔尔（RichardLowenthal）：《恩尼斯·路特：追求自由的人生》，慕尼黑：金德勒出版社（Kindler），1957年，第169页。
[9]https://johnriddell.com/2011/05/03/clara-zetkins-struggle-for-the-united-front/
[10]苏联：《共产主义杂志》，第3卷第1期，第4-9页。
[11]https://johnriddell.com/2011/06/12/the-communist-womens-movement-1921-26/
[12]约翰·里德尔编：《走向统一战线》，芝加哥：干草市场出版社（Chicago:Haymarket），2012年。
[13]《共产主义妇女国际》（KFI（德文缩写，译者注）），第1卷第2-3期，1921年，第55页。
[14]艾伦·阿德勒（AlanAdler）编：《第三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决议和宣言》，伦敦：英联出版社（InkLinks），1980年，第152页。
[15]共产国际1922：《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彼得堡，1922年，第912页。
[16]吉尔伯特·巴迪亚（GilbertBadia）：《克拉拉·蔡特金：无国界女权主义者》，巴黎：Éditionsouvrières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
[17]里德尔，2012年，第847页。
[18]《共产主义妇女国际》（KFI），第2卷第5-6期，1922年，第519页。
[19]蔡特金对“dieSchaffenden”含义的说明：“所有那些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情况下，用双手或用大脑增加人类物质和文化遗产的人。”（摘自1923年3月7日在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的讲话，由德国共产党于当年发表，引自：塔尼亚·普什纳拉奇（TâniaPuschnerat）：《克拉拉·蔡特金：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埃森：克拉尔维拉（Essen:KlartextVerlag）出版社，2003年，第346页。）应该指出的是，“Schaffenden”的概念也被一些反对共产主义的改良派用于不同的目的。
[20]克拉拉·蔡特金：《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国际新闻通讯》，第52期，1923年，第418页。 |
书评：生态现代主义改良还是革命生态社会主义？（﹝爱尔兰﹞保罗·默菲（PaulMurphy），2023年6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书评：生态现代主义改良还是革命生态社会主义？
﹝爱尔兰﹞保罗·默菲（PaulMurphy）2023年6月13日
日土兀翻译、Hertzian校对
原文链接：Ecomodernistreformsorrevolutionaryecosocialism?
马太·T·胡伯（MatthewT.Huber）：《气候变化作为阶级战争——在暖化中的星球上建立社会主义》
（ClimateChangeasClassWar:BuildingSocialismonaWarmingPlanet），英国Verso图书2022年5月出版
尽管书的标题是「气候变化作为阶级战争」，它无法抗衡资本主义生态灭绝的现实。
这是一本具有两面性的书。
一方面是耳目一新的、明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及为利润而生产是气候灾难的成因。随之而来的是，认识到要抗衡气候变化是一个权力而非知识的问题，而且劳动阶级是唯一有潜力去应对这危机的力量。而要去动员这股力量，作者胡伯（MatthewT.Huber）主张绿色新政（GreenNewDeal），这与我们这本杂志文章内提及的很多元素是共通的。[1]换言之，这是一个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纲领，同时将我们的社会转换为一个百分百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社会。
但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众多方面的盲目。胡伯完全聚焦在气候变化及驱动它的化石燃料排放。他对于当前九个限度中已经超标的另外四个几乎全然无视。[2]同样对于全球南方，本书只向美国工人提供策略。这明显是刻意的短视，为的是强调他推广的生态现代改良主义的正确性，并反对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ecosocialistdegrowth）的概念。
阶级斗争生态学
胡伯的关键论点是「这有关气候变化的特殊权力斗争是一种围绕我们与大自然及气候本身的社会与生态关系展开的阶级斗争：所有制和对生产的控制」，[3]拒绝从个体消费行为背后去看创造了这个消费条件的，整个以利润为本的制度。
他恰当地驳斥了「碳足迹」背后的思维，这计算方式首先是作英国石油「超越石油」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被推广开来，目的是要为其「洗绿」。[4]它是要为当前全球正经历的气候灾难负责的「生产的隐秘之处」。消费者在作出选择前，大部份重要选择已经被人所决定——物品如何生产？生产什么物品？如何运输？如何销售。所有决定都是基于利润的最大化。
知识不是问题所在
胡伯也有效地拆解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障碍是缺乏知识」的想法。对在环境运动的我们而言，这想法仍然支配着即使是最激进的人。这种想法的其中一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唤醒人们」（让他们意识到）当前在发生什么事。此观念正是那些例如向梵高的油画泼汤的「停止石油」活动者们勇敢行动背后的基础，其思维是「如果人们知道了，他们或许会加入我们。」
另一个元素存在于无数环保人士之中，他们认为在生态危机的各个方面，只需要更好、更全面的政策。胡伯直率但精确地反驳道：「解决气候变化不需要更好的环保政策构想；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劳动阶级。」[5]
我们知道气候变化为什么发生，也知道如何阻止它。大型石油公司早在1970年代就知道气候变化并刻意把它隐瞒起来。[6]我们没有行动起来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得不够多。而是因为这样做有损掌权的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
这不是要摒弃提高关于气候和生态灾难意识和觉悟的重要工作。人类整体对生态危机有巨量的知识，但基于资本主义底下工作生活的压力，可以理解的是，大部分人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带来的干扰的强度和广度，也不知道资本主义对当下为数百万人的生活，及不久后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相反，我们要认识到传播知识需与对抗那些对危机负有责任者的大规模动员策略连结起来。
劳动阶级作为改变的力量
胡伯论述的核心是呼吁建立「无产阶级生态学」（proletarianecology）——以具有能力且利益相当的劳动阶级为变革推动者，去迫使采取气候行动。为了动员这股力量，他主张「把对人民生活直接、实质的改善与气候行动联系起来」的策略，雄辩地主张「由此基础上，大量劳动人民或许会开始视气候变化为一个需要社会及政治上根本性转变的，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的危机，而不是要负担或习惯的成本。」[7]
这是切中时弊的，他在绿色新政的纲领中列出的部分诉求也是如此——免费公共房屋、融入绿色建筑实践、免费公共交通，医疗保健、粮食与房屋去商品化、更短的工时。读者会在我们爱尔兰社会主义组织RISE的立场书（「我们的主张」）中找到以上所有内容。[8]
胡伯也提出了有说服力的呼吁，要策略性地聚焦在电力工人上。他主张要「让一切」目前直接需要化石燃料驱动的东西「电气化」。这包括大部分的家庭供暖、交通运输以及社会上大部分工作方面的能源应用。像爱尔兰人民先于利润党（PeopleBeforeProfit）那样，他提出能源系统国有化，写道「只有公有电力系统会心怀长远基建——和环境保护——的目标进行投资和规划。」[9]
在那框架内，他主张在电工工会内采取一种平民化策略，推动他们为争取一个驱动电气化及开发再生能源的公有能源部门作斗争。如果社会主义运动家听从这个忠告，工会和气候运动会变得更强大。
一种阶级的教育性理论
胡伯对劳动阶级的分析是极受欢迎的，但他对谁属于这阶级的定义却是明显地缺乏说服力。他声称采取一个唯物主义的立场，发展「一种对劳动阶级的生态学定义，即一个不单脱离生产资料的阶级（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且一个与生态生活手段（最明显的是土地）本身分离的阶级」。[10]
但这有前途且引人入胜的定义被置于一旁，实际被一种阶级的教育性理论所取代。他在描绘美国的劳动阶级的时候引用了金·穆迪（KimMoody）的杰作。[11]但他实际上没有依赖穆迪具体的分析方法，而是在计算方面抄了快捷方式，以证明全美有百分之六十三的人口拥有副学士学位（在美国是一种技术性的第三阶段（大学）教育）或更低的教育程度，并实际总结道这就是劳动阶级。换言之，任何人拥有第三（大学）学位就不属于劳动阶级的一部分。
他正试图处理一件实际问题，即我们所有不持有资本的人，面对的剥削程度不同，感受到程度不同的主体性，遭受资本不同程度的控制。一个在政府工作的科学家为生存出卖劳力，但她更比一名星巴克咖啡店员工有更大的主体性。再者，在现今企业内还有一层管理人员，其角色是监督其它人的生产，并强化对他们的剥削。这群人形成了现今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且往往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
可是，他对此问题的解方是把大学学位塞给所有工人，把他们变成专业管理阶级。[12]尽管他认同穆迪的观点，即「很多专业职位正在无产化」，他基于「资格认证在他们进入劳工市场时扮演中心角色」的理由，[13]坚持强调他们与劳动阶级其它分子的区别。
胡伯方法的问题在于他把受大学教育的每一个人都归入专业管理阶级，而没有进一步调查他们在生产中的角色及他们享有的自主性。这样，高级经理、社会工作者以及受过大学教育但低薪的办公室员工都被归类于「非劳动阶级」的盒子里。[14]
这种把大学程度教育等同于中产阶级专业职位的方式，在三、四十年前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速记方式。当近年平均教育水平急速上升，它肯定不再是（有效的）了。例如，在爱尔兰，三十至三十四岁的人中有46%具有第三级或最高学历程度，七十五至七十九岁以及五十五至五十九岁具有同等程度的人士分别有12%及22%。[15]在美国，尽管大学学费是天文数字，民众受教育程序也正稳步上升。[16]事实上，美国的工会成员受教育程度是不成比例的高，四成六人至少有一个学士学位。[17]
随着劳动阶级的年轻人获得专上教育，然后获得劳动阶级职位的情况日益普遍，胡伯在全球北方的劳动阶级是否正在日益萎缩？
这种根据教育水平定义工人的见解（educationalworkerism）似乎有两重动机。首先，寻求把运动家指向那些在生产环节最具有潜力的工人，这是正确的进路。这些是可以通过罢工，把系统停下来（并导致资本家每小时损失数以百万计利润）的工人——例如石油工人，港口及货车司机，或日益普遍的物流业工人。其次，而且不幸地，它似乎是要透过暗示他们不是劳动阶级，去削弱他眼中异见者的立场。
去增长
本书的大部分事实上是反对去增长的论述。虽然他承认它在气候正义运动内部有影响力，但他没有认真地与主张去增长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者打交道，也没有诚实地把他们的观点提出来，也没有视之为有合法性的辩论。相反，他把推广这些想法的人的动机心理化了。因此，他这样写道：「从奢侈的生活方式的焦虑折磨引起的“碳罪咎”的观点而论，“减碳政治”在直觉上是具吸引力的。」[18]
他将「更多政治」的需求与之作对比。但这一点只是表面上正确，只涉及提出要求的方式，而无关内容。更少工作可以被说成是更多自由时间。要确保大幅减少私家车，需要更多公共交通。需要对公共房屋的更多投资，以确保减少隔热不良的房屋导致的碳排放。
胡伯谈到了事实上大部分人「对基本需要的增长有实际利益，像医疗保健、食物、交通，还有更多……」[19]但此这说法是一个假象的论点，因为在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的阵营中不会有任何人不同意这一点。
他根本无法与我们持有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立场的人就我们所提出的核心论点打交道。为了确保人类一个宜居的未来，并为所有人——全球南方以及先进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人、小农和原住民——确保合乎正义的过渡，必须减少总能源消费以及物质生产能力。这将涉及将军事及广告宣传方面的能源消耗降至零，大幅减少超级富裕者的能源使用，并增加全球南方的能源使用。然而他全然无视这一论点。我们必须假设胡伯的立场是人类可以在扩大清洁能源及民主规划的基础上，提高总能源消费以及物质生产能力。
在一本以唯物主义方法为荣的书，对客观事实的完整性忽视，是胡伯的分析与方法中的缺陷核心。他几乎忽视了其它已经被摧毁生态的资本主义冲破的地球环境安全界限。在他关于「氮资本」及其资本主义农业扮演的角色的优秀章节中，压倒性地聚焦在农业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虽然他确实提到人类超越了天然的氮循环，[20]超越了公认的地球界限。[21]但他甚至没有提到土地的使用变化，通常与耕作有关，是生物多样性消失的主因。[22]
大概率因为胡伯只关注于美国及气候变化，使之觉得大可忽略由于大幅扩大清洁能源进行的必要开采导致的巨大人员与环境成本。生产清洁能源几乎被当成是毫无代价的。虽然风能、太阳或潮汐能源确实没有成本，但是兴建太阳能板、风车以及锂电池却绝对并非如此。对稀土及矿产不加限制的开采会把我们进一步推过其它地球界限，摧毁环境以及数以百万计人的生计。这些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占全球75%人口的全球南方，而非生活在占全球人口25%的全球北方。
这是为什么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主张减少能源使用的同时，还要尽可能以冲击最小的方式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两个关键原因之一。另一个不过是简单数学式的事实，即能源使用量越增加，要迅速提高可再生能源生产使之能及时达致完满的过渡就会变得越困难。
生态现代主义改良
把革命社会主义从改良主义者中区分开来的一个主要观念是，马克思在1871年巴黎公社学到的深刻洞见，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3]换句话说，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解释道[24]，国家不是一个中立的体系，劳动阶级能像资产阶级那样把它用得一样的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相反需要把它摧毁，代之一个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以服务掌权的工人阶级的利益。
不幸地，同马尔姆（AndreasMalm）[25]一样，胡伯似乎也把这分析搁置一旁。他们的视野局限于向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施压去做必要的事。胡伯正面地引述了帕伦蒂（ChristianParenti）在《雅各宾》的文章：「只有国家有力量去驱动这样的能源转型……但……没有庞大的自下上的民众压力，国家不会这样做。」[26]
在这一点上，绿色新政在爱尔兰杂志《Rupture》主张的生态社会主义与胡伯所主张的分道扬镳了。他的主张是试图向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施压去做必要的事。他对罗斯福的「新政」持肯定态度，没有提及它事实上是挽救而不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尝试，而且其产生利益的分配的不成比例且带有种族色彩。[27]
我们的策略是建设一种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使之有力推翻并解体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代之以真正民主、参与性的工人国家。这并不代表我们不会对现存国家要求改良，但那些改良是出于现存的劳动阶级运动，我们寻求一个革命性运动有能力结束资本家统治并推翻他们的国家。
相对于与国家的关系，这种改良主义对科技也采取类似态度。胡伯自认是一位社会主义生态现代主义者。换句话说，他视科技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工具。
他这样做排斥了更新近的洞见，即劳动阶级不能掌控国家，与之相似，劳动阶级也不能掌握在资本主义底下发展出来的生产力。[28]马克斯·阿吉尔、[29]凯‧赫伦[30]马尔姆[31]以及其他人都有力地指出我们所发展的科技是充斥着把它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关系。
与国家的平行到此为止，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明显不会试图「粉碎」我们继承的技术。但它的确指出了需要拒绝一种假设，即生态社会主义会沿着资本主义提出的技术发展路线走下去。
马克斯·阿吉尔（MaxAjl）在他《人民的绿色新政》（APeople’sGreenNewDeal）极其尖锐地把这个观点提了出来：「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社会民主派立场的共同点，是对科技的盲目信仰，一种具魔力的催化剂，在现有制度下洒下星尘就可以把它转营成一个正义、可持续的世界生态。」[32]
给个具体的例子，看看「绿色革命」背后的技术发展。他们被呈现为巨大的进展，使世界摆脱饥饿。事实上，正如凯·赫伦所说的，其「主要的成就是慢性的过度生产，其核心是投入生产的利润，小持分者独立性的丧失以对共产党和农民土地改革抗争的镇压。」[33]
胡伯对在农业范畴内氮资本的批判是杰出的，但他并没有提出工业化农业的替代方案。他的确在其它地方[34]明确反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农业方面会减少资本密度相应增加劳力密度的想法。
这表明胡伯主张的那种「大就是美」的社会主义。他所呈现的社会主义持续了资本主义的路线，只是代之以公有制和可再生能源。马克斯·阿吉尔尖刻的评论道，这是「没有改变的改变」。[35]
这很大部分是朝向第二国际的进化社会主义的倒退，其核心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进步观，视大垄断体的发展是「为生产的社会组织预备的」道路，[36]却缺少了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诀别的视野。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进步观甚至还没有被很多第三国际思想家一致地抛弃。[37]
可是，如今当我们被淹没于生态崩溃的症状时，我们需要坚决打破我们传统的那些面向的革命生态社会主义。我们需要摒弃把发展生产力等同于生产更多商品与服务，以及使用更多采自地球的能源和原料。
相反，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愿景中获得启发，在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8]换言之，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是当我们寻求抚平人类与非人自然之间的裂口，并确保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有质量的生活，生产的本质也将发生转化。
胡伯的书是一本值得阅读和思考的书。它将向气候变化活动家指出正确的方向——面向劳动阶级以及动员其力量对抗资本主义阶级的任务。可惜的是他以美国为重心的生态现代主义阻止了他发展需要的无产阶级生态学。
胡伯在关于需要一个绿色新政式纲领[39]去动员劳动阶级人民为其客观利益斗争，改善生活水平，并应对气候危机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无需也不应把社会主义的视野窄化到一百年前界定的范围内。要避免任何类型的社会及生态灾难，需要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纲领，结合去增长的洞见，以及革命的策略，去驾驭全世界工人及受压迫者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为人类开创一个自由的新领域。
注释
[1]例如DianaO’Dwyer，《社会主义绿色新政的理由》，2020年第一期。
[2]地球环境安全界限的框架表示了人类定的「安全生存区域」，是相对新的（2009年被提出），部份限度尚未被辨识，是否再添加其它限度也正处于辩论中。目前研究认为我们在目前也知的九个或者十个范畴中，已经有五个或者六个超越了限度：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大气平流层臭氧消耗、生物地质化学循环中氮、磷循环、淡水使用、土地系统变化、生物多样性、化学污染以及大气气溶胶负荷。
[3]胡伯：《气候变化作为阶级战争》，维索图书，2022年。
[4]同上，页13。
[5]页294。
[6]本幻灯片杰出地勾勒出埃克森美孚研究以及掩饰气候变化的历史。www.europarl.europa.eu/cmsdata/162144/Presentation%20Geoffrey%20Supran.pdf
[7]胡伯，页198。
[8]letusrise.ie/what-we-stand-for
[9]胡伯，页241。
[10]胡伯，页46。
[11]金·穆迪，《论新地景》，干草市场图书，2017年。
[12]这个词汇在1977年首先由Barbara和JohnEhrenreich在《基进美国》的一篇题为〈专业—管理阶级〉的文章中提出。
[13]胡伯，页118。
[14]我们甚至不清楚胡伯是否把教师视为工人阶级。他正面地评论教师罢工，但在页184又写道：「在某程度上某些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可能会对他们劳动阶级客户及其子女表现不满，劳动阶级也有很好的理由以同等的力量去响应他们。」
[15]cso.ie/en/releasesandpublications/ep/p-cp10esil/p10esil/le/
[16]根据美国人口普查，「2010年至2019年间，25岁及以上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的人口比例，从29.9%跃升至36%。」
[17]经济政策研究所资料表：《谁是今天的工会工人？》，2021年4月21日。
[18]胡伯，页147。
[19]胡伯，页170。
[20]胡伯，页91。
[21]斯德哥尔摩韧度研究中心，「地球的九个界限」。
[22]世界自然基金会，《LivingPlanetReport2020》。
[23]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
[24]列宁，《国家与革命》，1918。
[25]这明显在马尔姆具启发性的《如何炸毁一条输油管》（HowtoBlowupaPipeline，维索图书，2020）可以找到。
[26]胡伯，页69。
[27]胡伯，页218。
[28]迈克尔·洛维在他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灾难基进的另类选择》一书中对此概念进行了探索（干草市场图书，2015年）。
[29]马克斯·阿吉尔，《人民绿色新政》，冥王星出版社，2021年。
[30]凯·赫伦，《TheGreatUnfettering》，新左翼评论，2022年9月27日。
[31]马尔姆（AndreasMalm），《化石资本》，维索图书，2016年。
[32]胡伯，页9；马克斯·阿吉尔，《人民绿色新政》，冥王星出版社，2021年。
[33]凯·赫伦，《TheGreatUnfettering》，新左翼评论，2022年9月27日。
[34]胡伯，「生态社会主义：反乌托邦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冬季。
[35]「没有改变的改变：生态现代主义」是阿吉尔《人民绿色新政》第二章的标题。
[36]胡伯，页3；考茨基，《通往权力之路》，1937年。
[37]这一趋势的恶劣例子，见诸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第八章，在那里他主张「信仰只给了移山的许诺，那么，什么也不“信仰”的技术则真的能开山劈岭。迄今为止，这种事为了工业的目的（矿井）或交通的目的（隧道）已经做了；将来，它还将按照整个生产和艺术规划的设想在无比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人将着手重新勘测山川河流；并将严肃地、不止一次地修正大自然。最终，他将改造地球，即便不是按照自己的样子，也是遵循自己的趣味。我们丝毫没有理由担心，这趣味会是低级的。」
[38]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1846。
[39]我们应该对超越「绿色新政」这一称呼持开放态度，因这一词语正日益被资本主义政府招安了（例如，欧洲绿色新政），当然消除其激进内容。 |
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失败：其起因、意义及历史结果（﹝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75年7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失败：其起因、意义及历史结果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75年7月20日
星箭翻译、米勒校对
〔说明〕原载《Inprecor》第32期第16-25页，出版于1975年7月31日。
原文链接：TheImperialistDefeatinVietnam--ItsCauses,Meaning,andHistoricalConsequences
十多年来，世界局势一直由越南内战以及美帝国主义——通过反革命干预战争决定其结果——的企图所主导。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这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国际、国内、军事、甚至（部分）经济货币政策为战争所主导；最重要的是，印度支那战争[1]像一盏强烈的聚光灯，揭示了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的社会关系间发生的重大变化，并将这些变化烙印在当今世界主要对立阶级和阶层最清醒的代表的意识中。
为何要发动侵略战争？
我们有意把越南战争主要定性为美国帝国主义介入的内战。这一定性令某些人感到恼火，他们——无论从何种角度——完全不承认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被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主导；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危机使这一冲突达到了最尖锐的地步，即只剩下两种可能的结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或人类陷入野蛮状态。
这一冲突在世界各国各地区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可能各不相同。在半殖民地国家，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均衡和联合发展的规律所支配，这一矛盾与完成独立和国家统一，将农民从封建和半封建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必要任务交织在一起；在其他国家，这一任务总体上已经被资产阶级革命所解决。但正是由于印度支那革命所面临的这种任务的结合，“社会主义革命还是野蛮主义”（socialistrevolutionorbarbarism）这一另类表述在中南半岛才尤为扣人心弦。野蛮行为是由世界的富裕力量提供的——其形式包括种族灭绝式的轰炸、化学脱叶、关政治犯的老虎笼以及规模空前的毒品和卖淫。帝国主义之所以对越南人民发动这场暴行，只因他们犯下了不屈服于美国佬（Yankee）武器的优势和不甘心于失败的“罪行”。
国际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90%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动再生产，以及对这些机制的自然而然或不可避免的接受。通过出卖劳动力、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为雇主生产，工人再生产的不只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还有迫使他们继续出卖劳动力、继续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关系。
但是，当很大一部分被剥削者说“够了！”，当他们拒绝再把压迫、不平等和不公正当作不可避免的事情，当他们开始大规模反抗剥削的社会时，资本统治遭到了比十次经济危机还严重的动摇。因为资本的统治再也不能以自动的经济因素为基础了；它必须诉诸经济外的暴力和赤裸裸的恐怖，以维持其统治地位。资本试图给被压迫者一个在恐怖层面极其血腥和有说服力的教训，以使他们在敢于再次犯下反抗资本的叛乱罪之前犹豫一两代人。
这就是1871年对巴黎公社的大屠杀的历史意义。这就是纳粹恐怖和西班牙内战的历史意义。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革命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意义。
如今，美国善良的自由主义者们怀疑这是否是某种哗众取宠的噱头，一个糟糕的政治笑话。他们试图将干预越南的责任归于“乡巴佬”（provincial）约翰逊、“骗子”尼克松，甚至中央情报局的“恶魔”机器。但历史不会允许他们仅以牺牲几个低级替罪羊为代价来宽慰他们败坏的良心。干预越南内战的决定是由“伟大的”“自由的”约翰·F·肯尼迪总统做出的。同时，这一决定也是由包括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顾问在内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精英提出、决定和批准的。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是在对世界发展的分析基础上做出的，该分析完美地诠释了干预的意义：向革命者和世界人民展示在任何资产阶级秩序留存的地方，尝试挑战资产阶级秩序所必要支付的代价。
要意识到这一点，只需回忆一下决定干预的确切时刻——就在古巴革命刚刚巩固之后，资产阶级政权及其北美保护者被出乎意料地扫地出门，因此华盛顿直到在吉隆滩（PlayaGirón）的惨痛失败之发生之前都没有时间进行干预，。这些文件证明了这一点：对越南进行干预的动机是担心奠边府的这种革命起义，即阿尔及利亚和古巴革命起义的翻版，会蔓延到世界各地；这是一种巨大的恐惧，胜过对东南亚资本主义地位持续下降的恐惧。
此外，这一干预升级还有一个补充性的、同步发生的、“地区性的”动机，这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就凸显出来了。1964-65年间，在世界上最伟大和潜在最富有的半殖民地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一场革命前的危机一直在发展，这场危机赋予了“多米诺骨牌理论”非常精确的内容。越南革命的迅速胜利可能会使工农暴动迅速席卷印度尼西亚并取得胜利。约翰逊在中南半岛的干预升级起到了加强印度尼西亚反革命决心的实际效果，它为1965年10月的政变和血腥屠杀铺平了道路。
最后，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南越革命的援助，约翰逊政府至少在1965年至1968年间还有一个补充目标，那就是摧毁这个工人国家，即“击退”革命，扩大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由世界范围。
反革命战争的失败
帝国主义干预中南半岛的战争以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全面失败而告终。中南半岛的资产阶级政权垮台了。美帝国主义未能阻止革命力量的胜利。现在，正在南越组建的工人国家的最终建成，以及通过南北越融合实现国家统一，都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尽管帝国主义的干预未能实现其直接目标——恐吓越南人民，阻止他们朝着民族和社会解放一路前行——但它确实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收益。越南革命者被迫付出的巨大流血牺牲，与其说是恐吓了半殖民地或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众，不如说是恐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部分——改良派和新改良派。美国的干预助长了亚非拉的反革命活动。这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在战术上冒险并取得了下述成功：它得以将其力量集中在越南，未受到反帝力量趁其干预世界别处能力的下降进行实质性干扰。
切·格瓦拉明白当时的形势：除非越南始终孤立，否则帝国主义不可能让自己的整个可怕的破坏机器奢侈地集中在一个小国的领土上。“制造两个、三个、很多个越南！”，这是第四国际从切·格瓦拉那里取得的口号，该口号意味着不是必须通过迫使帝国主义分散力量来向越南革命提供援助。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这种血腥的恐吓行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严重分散会对这些行动的影响产生质的削弱。
这种分散并未发生，这主要是苏联官僚机构及受其影响的所有工人和反帝组织领导层的责任。多年来，这一官僚机构甚至没有为越南群众提供有效防御血腥空袭的手段，这一事实在先锋工人眼中将始终是克里姆林宫控制者名誉扫地的又一原因。
如果说尽管帝国主义取得了本来无法获得的战术上的优势，但最终还是输掉了越南战争，那首先正是因为这是一场内战，因为反革命的干预战争是一场肮脏的不正义的战争，全世界的人民、美利坚的人民和士兵都这样认为，越南人民更是这样认为。
因此，越南战争证实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在对立的社会阶级间的战争中（无论是纯粹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还是事实上扩展成了国际性的内战），武器和军事技术的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归根到底要小于政治道德因素。
当然，低估充足的武器的重要性，低估采取符合本国及战斗人员具体特点的正确军事战略和战术的重要性，都是不负责任的。但是，当反抗古老剥削的劳苦大众走上战场时，就像越南那些渴求摆脱夺走了他们百分之五、六、七十收成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劳苦大众一样，当劳苦大众走上战场反抗那些每天都在为维护匪徒、走私犯、酷刑贩、腐朽的将军们和毫无理想只会中饱私囊的政客们的权力而战斗的士兵时，只要革命阵营未被背叛者控制，只要群众不认为他们的战斗成果将被有计划地夺走，前者将不可避免地注入不屈不挠的决心和力量，而后者的士气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低落。
在所有这些方面，越南战争的发展证实了摆脱西班牙的荷兰独立战争，反抗欧洲王室的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和苏俄国内战争的教训。无论所涉及的阶级的确切性质如何，无论斗争的确切利害关系如何（这五个案例中利害关系显然各不相同），归根结底，每一个案例都是被压迫的多数人反抗少数腐败的压迫者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前者只能被自己阵营的背叛打败（就像1936年至1939年间西班牙的情况一样），而不是被对手的政治力量打败。
这意味着，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失败也是因为越南共产党没有重复共产党和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没有以“首先”赢得战争为借口在背后捅革命一刀，让国家拥抱土地革命的火焰，没有接受帝国主义在1968年春节攻势后提出的以停止进攻北越换取停止南越革命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共产党没有背叛越南革命。
美国反战运动的作用
帝国主义在越南遭遇的失败，首先是政治上的失败，并最终演变为军事溃败。正是政治上的失败使军事上的失败成为可能。帝国主义在两条主要战线——中南半岛本身和美国——都遭受了政治失败。
越南战争在这方面也具有启发性。认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可以不顾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动员50万人，并在几年内将他们从家送到千里之外，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想法，高估了统治阶级操纵意识形态的力量。每一场投入大量军队的战争都会给统治阶级带来一些只有在精确的政治条件下才能承受的政治风险。在前一场战争的基础上爆发的每一场帝国主义战争都会进一步增加这种风险。美国资产阶级领导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升级中向中南半岛派遣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他们在判断美国人民能接受的任何以外交政策为名的犯罪的程度时，显然犯了一个灾难性的估计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水门事件”的丑闻就是试图推迟为这一错误付出代价的时刻的结果。
从美国民众并未采取支持越南革命的立场的意义上说，他们对越南战争的反应并非高度政治化的。如果寄希望于这种事情，那就完全误解了美国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青年的政治意识状态；他们还未实现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独立。但是，尽管这种反应是发自内心的、基本的，但它的威力毫不逊色；其广泛性在殖民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经过几年的犹豫不决，甚至是对侵略的缓和支持之后，当美国向中南半岛派遣特遣队时，当美国不断增长的损失将战争的现实投射到大多数美国家庭时，美国民众开始作出反应。
在掌握了这种群众反应的局限和潜力后，我们的美国同志在围绕美军立即无条件从越南撤军这一单一主题开展群众性反战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他们能够为越南革命提供的最有效的国际主义援助。它成功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局势，以至于约翰逊被迫退出1968年的总统选举，尼克松被迫承诺迅速结束战争，统治阶级陷入分裂，面对自己的人民采取了更加复杂和充满谎言的策略，最终导致美国从越南切实撤军并在签署《巴黎协定》后停止轰炸。
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次群众动员中所起的作用也揭示了过去十年间世界形势的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反战运动客观上是越南革命最重要的盟友。如果美国群众没有用自己的力量迫使帝国主义撤军，战争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结果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欧洲的团结运动的作用
对于越南革命，欧洲革命要应对的情况与美国革命者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有两个方面。
首先，欧洲资产阶级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他们甚至对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此外，这种怀疑与某种德国人所说的Schadenfreude（对别人幸灾乐祸）交织在一起，作为对美帝国主义在战后“去殖民化进程”中发生的事情的报复。这种幸灾乐祸曾在1956年达到顶峰，那年美国的干预阻止了英法在纳赛尔时期的埃及的冒险。
由于中南半岛没有欧洲军队，数百万人的切身物质利益——美国群众反战运动的导火索——在欧洲大陆上没有发挥作用。因此，欧洲的反战运动必须以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因素为基础，这只能产生认同越南革命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团结越南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成为被欧洲革命者正确使用的中心口号。正是围绕着这一口号，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伦敦、柏林、巴黎、米兰等其他地方被动员起来。从团结运动的规模来看，这一口号的群众影响是无可争议的，这反映了与北美无产阶级相比，欧洲部分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仍旧处于更高的水平。
但是，美国和欧洲反战运动策略上的这种差异，不仅是基于对大西洋两岸主客观条件差异的正确估计，而且是基于对这两场运动在援助越南革命方面的不同作用的理解。在欧洲发起并在日本、拉丁美洲甚至东欧兴起的支持越南革命的运动，相比其在美国的影响，其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官僚工人国家中的影响，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可能更大。欧洲、日本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通过发动一场认同和声援越南革命的群众运动，深刻地影响和带动了相当一部分共产主义青年。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青年中“和平共处”和“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的倡导者与越南革命胜利的捍卫者之间的力量关系。
因此，他们将国际利害关系提高到了新的程度，使莫斯科和北京方面为彻底背叛革命而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变得非常沉重。因此，他们为工人国家官僚机构背叛这场革命的进程设置了障碍。这就是这场运动的主要作用。它获得了圆满成功。越南共产党人同样意识到了这一作用，就像他们意识到美国反战运动在帮助他们革命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一样。
第四国际在组织这场支持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从反面表明了斯大林化共产党的失败程度。尽管仍然薄弱的革命组织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动员数十万越南革命的热烈支持者，但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工会领导人却没有承担起组织抵制“肮脏战争”的武器和军队的责任（澳大利亚工会是一个光荣的例外）。河内方面尽可能地利用了这种反差，这对越南革命有利。
莫斯科和北京官僚机构的失败
对于苏联官僚机构来说，越南内战和中南半岛人民对美国军事干预的坚决抵抗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尴尬和刺激，官僚机构试图尽快结束这种尴尬和刺激。越南革命及其影响背离了官僚机构“和平共处”的根本战略，改变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制定的世界势力范围划分，鼓舞和激发了全世界斗争和革命意识的兴起，动摇了苏联官僚机构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的权威，帮助了甚至在官僚控制的国家下的小规模共产主义先锋队重建，这些都颠覆了官僚机构的政治设计，威胁到了其重大利益。因此，苏联官僚机构使出浑身解数试图终结这场革命。它的主要做法是，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每一次新升级都保持被动，并诉诸于以限制甚至威胁停止对中南半岛战士的军事援助为名的勒索。这些压力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以最见利忘义的方式施加的。当帝国主义对南越内战的干预扩大到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侵略行为时，克里姆林宫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甚至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因此，它为美帝国主义战争干预的持续升级开了绿灯。当战争延长导致的美国政治危机迫使尼克松转向撤退时，克里姆林宫才进行干预以帮助自己“挽回面子”，而非采取行动以激励新一轮反战运动的兴起和推动这一领域的新斗争。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南半岛人民由于这些背叛行为而遭受到生命、物质和时间的巨大损失。
但最终，苏联官僚机构并没能成功扼杀越南革命。它所能做的顶多就是放慢胜利的步伐。
中苏冲突——由世界革命新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取得的巨大胜利引起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对印度支那战争的展开产生了矛盾的影响。
一方面，通过削弱克里姆林宫对其他共产党（尤其是在亚洲）的控制，通过刺激群众运动内部的分化，以及通过培养一个准备独立于官僚机构行动（即使不直接违背其命令和利益）的新先锋队，这场冲突有助于限制官僚机构反革命干预的效果。越南共产党在政治、社会和军事独立方面的空间扩大了。越南共产党能够利用其相对于莫斯科和北京的独立、“等距”的地位，以避免其物质援助被完全切断。
越南领导人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特别是在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心目中的声誉和权威如此之高，以至于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不敢冒着被河内方面公开谴责的风险。这无疑是印度支那革命最终没有像1936-37年西班牙革命那样被扼杀的因素之一。
但另一方面，中苏冲突的加剧，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开始，以及该冲突日益转变为国家间的冲突，在中南半岛的胜利之路上制造了额外的障碍。这些障碍不仅是后勤方面的，也是莫斯科和北京的官僚机构越来越不愿意在最严格的技术层面上合作向河内运送武器弹药的结果。而且最重要的是外交和政治方面的障碍，这两个官僚机构正在进行一场竞赛，看谁能更快地赢得尼克松的青睐，谁能更多的帮助美国“抽身而出”；印度支那革命的利益并未被考虑在内。
第四国际在这方面采取了有原则的立场，这在客观上，或许也有部分主观上，与越南革命及其领导人的利益不谋而合。第四国际要求，官僚化工人国家的领导人无论分歧如何，在不放弃公开辩论的权利的前提下，达成一项统一战线协议，以捍卫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支那革命。这一呼吁远非反映了官僚机构利益背后的任何一致性，而是表达了对越南战争的阶级性质、对世界革命所涉及的利害关系的认识，表达了向全世界人民阐明这些利害关系的重要性，以及迫使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及仍然受他们控制的工人群众党派支持越南革命的必要性。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克里姆林宫承担了拒绝这种选择的后果；它为这种拒绝付出了代价，即失去了对全世界数十万工人和青年的影响力。然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北京方面开始露出真面目。不能忘记，当美国的炸弹还落在越南战士身上时，尼克松应邀来到北京，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同等地位和“社会帝国主义是欧亚人民的主要敌人”的论断。
越南战争作为一面镜子再次暴露了莫斯科和北京官僚机构政策的根本特征：见利忘义地将国际革命的利益置于其自身短期、狭隘的民族主义外交不断变化的需求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越南革命的胜利是莫斯科和北京官僚机构的失败，就像它是帝国主义惨败一样。
越南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从历史上看，越南革命的胜利及其表现的具体形式，综合了过去二十五或三十年来全世界发生的一切变化。
这场胜利首先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革命胜利并打破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以来，世界范围内资本和劳动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和所有反帝势力之间，力量关系的转变。它传达了世界革命兴起的信息，这与1923-43年间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诚然，世界革命的兴起既不是线性的，其性质在世界各地也非同一的。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后，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导人背叛了1944-48年在资本主义欧洲的革命机会之后，世界革命的兴起是与帝国主义在西欧、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稳定下来相伴相生的。自1965年起，从印尼和巴西到智利，许多半殖民地国家经历了严重和血腥的失败，这些都与帝国主义对中南半岛的野蛮侵略以及斯大林主义领导下的反帝运动没有能力在政治上和国际上做出必要的反应脱不了干系。但是，以1968年5月为标志的欧洲工人和革命斗争的新兴起，美国反战运动的兴起，以及古巴和越南革命所激发的新先锋队的出现，反过来又为世界阶级力量关系的转变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而越南的胜利归根结底是这一转变的结果。
此外，这场胜利一方面表现了群众和官僚机构之间力量关系的转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必然结果，还表现了这些机构和在群众运动中摆脱了官僚控制的先锋队之间的力量关系的转变。在这方面，将西班牙内战和越南内战的发展进行比较尤其具有启发性。在西班牙，斯大林主义者和改良派（在与曾为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的资产阶级部长的勾结下）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西班牙革命的洪流引向旨在重建资产阶级国家的渠道，从而导致革命被法西斯主义粉碎和击败；但在中南半岛，十五年的压力——公开的和隐蔽的，血腥的和“和平”的，军事上的和外交上的——也未能阻止群众推翻剥削者的国家和社会。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几乎完全控制着世界范围声援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浩大运动，他们得以滥用这场运动，并在实质上迫使它为扼杀革命服务；但反战运动和声援越南革命的运动的力量和普遍性并不逊色，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逃脱了这种操纵企图。这些运动甚至成为对战争的结果产生了积极影响的普遍独立的因素。
但是，革命胜利的具体形式——春节攻势七年后，阮文绍和朗诺政权在满目疮痍、濒临饥荒的国家的崩溃，强烈支持新工人国家在诞生过程中的官僚化变形的条件——即不是偶然的产物，也不是帝国主义仍掌握的巨大“反革命劝阻”（counterrevolutionarydissuasion）力量的严重后果。最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官僚机构对世界工人和反帝运动的控制程度，表明了没有对帝国主义侵略做出反应的大罢工和普遍抵制，没有对群众性革命运动有效的国际性协调，没有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这是主观因素危机持续存在的表现，即使其形式（至少在一些国家）不如过去严重。因此，归根结底，越南胜利的形式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革命的新兴起迄今仍只是局部和分散的，这种新兴起还不足以彻底打破官僚机构在群众运动中继续发挥的保守作用。
越南共产党的性质本身既是所有这些变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反映。面对越南战争过去15年的“资产负债表”（balance-sheet），说越南共产党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的政党，其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效果是反革命的，这显然是荒谬的。认定越南共产党已经“明确地站在了资产阶级秩序一边”是胡说八道。越南资产阶级用脚投票反对这一荒唐的论断，以至于对正在进行的革命和正在建设的新国家的阶级成分没有任何置疑的余地。
但是，越南共产党明显的既非斯大林主义也非反革命的事实，丝毫不意味着它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意味着它是无产阶级民主以及苏维埃组织下无产阶级和贫农直接行使权力的捍卫者，不意味着它是明确的国际主义的。认为除非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群众，否则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条件下、任何时间内都不能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这种论点是对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粗暴和机械的过度简化。从巴黎公社到南斯拉夫、中国和北越革命的胜利，再到古巴革命的胜利，我们看到在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的党派和团体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客观上的无产阶级政治属性；在决定性时刻做出了有利于革命的选择，从而与反革命战略战术的决裂；以及他们显著的（crying）纲领性不足，以上所有情况都导致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变形，除了巴黎公社——在巴黎公社，以上情况导致了迅速的失败。
这种现象，即政党站在工人官僚机构和无产阶级群众中间，站在斯大林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中间的现象，反过来是世界范围内主观因素仍然明显薄弱的结果。归根结底，这反映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对革命活动的参与仍然有限，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滞后，同时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体系的危机和解体仍在持续和加深。但是，在详细说明越南揭示的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时（越南比古巴揭示得更清楚），我们可以同时追溯其历史局限性和克服这一局限性的先决条件：世界革命的新兴起将工业无产阶级置于国际革命行动的中心；第四国际通过发展成由群众性革命政党组成的群众性革命国际，实现建设第四国际的新飞跃。
帝国主义在越南战败后的世界形势
帝国主义在越南遭遇的失败强化了美国反战运动兴起的影响，从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现在没有能力，而且在整个时期内（awholeperiod）也不会有能力通过大规模派遣军队干涉正在进行的革命或内战来扮演世界资本主义警察的角色。
但任何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从西德或日本开始，更不用说在国家机器和镇压意义上还不存在的“一体化资本主义欧洲”，如今都不能取代暂时衰弱的美帝国主义。其结果不仅是整个世界资产阶级领导权的严重危机，而且是世界力量关系的新的重要变化。自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开始以来，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首次暂时摆脱了外国的大规模军事干预。这一巨大的历史优势应归功于越南人民的英雄主义和革命决心。这是所有革命者对越南革命的巨大感激之情。出于上述原因（这些原因可以追溯到1965年以来殖民地革命所遭受的失败，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革命运动依然明显的软弱性），这种新的国际形势影响在短期内的最大受益者是资本主义欧洲的革命的新兴起，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
然而，对这种世界局势转变的认识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最重要的是，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改变。从帝国主义已经完全瘫痪的观点出发是不负责任的。帝国主义将试图重建内部政治条件，使其能运用在军事和技术上受其指挥的打击力量。但这需要时间来改变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内部形势。在此期间，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如果正在进行或即将到来的阶级斗争最终以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而不是失败告终，那么国际形势将进一步朝着不利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向转变。
此外，所涉及的是部分的改变。我们说过，在美国反战运动兴起和帝国主义在越南战败之后，美帝国主义就不能再派遣大批步兵部队来阻止正在进行的革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以其他方式进行军事干预。它仍然指挥着强大的反革命“中继站”（relays），如巴西、伊朗和扎伊尔共和国[2]的军队，由于反革命在这些国家取得了暂时胜利，这些军队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有效阻止邻国的革命发展。如今，还有一种越来越精确和可怕的威胁：对叛乱人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威胁。核武器的本质及其使用后果（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政治和心理上的）使得这种威胁只能极有选择性地使用。但必须认真对待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Schlesinger）的警告。帝国主义正在为美国在至少两种具体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反对殖民地革命做公众舆论的准备，这两种情况为：朝鲜爆发新内战，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以色列面临即将被摧毁的威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威胁在未来几年仍将局限于这两种情况。
最后，有一种反革命干预武器仍然保持着它的全部效力，而且随着直接军事干预变得愈加困难，这种武器将更加经常地被使用。这种武器就是经济压力、金融扼杀和饿死革命的企图。对一些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种武器的心理和政治影响甚至比其直接的物质影响更可怕。国际主义者有责任让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人民做好准备，学会如何应对这种武器，因为使用这种武器不会像野蛮轰炸或出兵干涉那样引发大规模和自发的反应。
世界革命各部门（sectors）的相互作用
客观上，世界形势的这一变化加强了世界革命重心向工业化国家转移的趋势，增加了城市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中的分量，并加速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向接近1917-23年革命“范式”的形式的回归；第四国际第九次和第十次世界大会（1969和1974年）通过的政治决议指出了这一趋势。
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失败，欧洲工人斗争的新兴起，资产阶级领导层的世界性危机，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衰退，以上这些新的国际形势结合在一起，为一众欧洲国家，即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乃至英国，几乎同时出现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异常有利的条件。我们还未到达那种程度，但这一天已不再遥远。在巴黎公社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曾预言欧洲再次出现工人委员会的时刻即将来临，葡萄牙发生的事件已经开始表明，我们的这种预言并没有过度乐观。
我们所有欧洲部门都决心在工人和青年日益高涨的斗争浪潮中，推动群众日益广泛地采用自我组织的形式，如罢工者大会，对这些大会负责的罢工委员会民主选举，以及它们的地方、地区、全国性协调；我们的决心已经取得了成果，并将在未来取得更大成果。即将面对欧洲革命危机的工人阶级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工人阶级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其力量、自信心、技术和文化，还在于其关注点、需求和意识水平，继而在于其从官僚机构中解放出来并走向自组织的最高形式——苏维埃——的能力。
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向群众性革命政党的转变与双重权力状况的出现密切相关，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改良主义和革命道路之间的选择才不再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选择——现实选择有众所周知的优缺点，理想选择虽然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没有立竿见影的分量而且变成群众日常实践经验的问题。
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更接近俄国和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范式”的革命形势的重新出现，将对世界革命的其他部门产生深刻影响。在半殖民地国家，它将激励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阶级独立性的发展，铲除斯大林主义启发的“前沿主义”（frontist）意识形态和经验的根基，从而降低这些国家的革命中官僚主义和民族主义变形的风险。在这方面，安哥拉的情况非常典型。毫无疑问，正是殖民地群众的革命运动对萨拉扎尔·卡埃塔诺（Salazar-Caetano）独裁政权造成了决定性的打击，进而引发了葡萄牙资产阶级军队的解体进程，而葡萄牙革命的进展反过来又对安哥拉的革命进程产生了影响，激励城市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防卫。从这个角度来看，安哥拉的革命进程已经上升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BlackAfrica）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
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双重权力的形势的发展，甚至其中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将对美国的革命动态产生同样深刻的影响。将“社会主义”与“压迫”和“暴政”等同，与减少广大群众的政治和个人自由等同，这并不纯粹是帝国主义宣传的产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美国无产阶级显然完全没有接受这种等同，尽管资产阶级进行了同样坚决的、甚至比今天更歇斯底里的反共宣传运动。这种等同既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又是美国民众对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现实认知的产物。工业化国家出现了一个没有斯大林官僚体制缺陷的“模范”或者工人国家和计划经济，这将为美国无产阶级征服（conquest）最高水平的政治阶级意识做出巨大贡献。
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欧洲的突破同样能够改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局势，这些国家正收到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冲击。但是，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被动性是这场危机向一场胜利的政治革命发展的主要障碍，这场革命将保存和加强十月革命的成果，并为国际性的向没有压迫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加速发展开辟道路。而缺乏全面的政治愿景（perspective）反过来又是苏联无产阶级政治化的主要障碍。
苏联无产阶级痛恨官僚主义的统治。他们不想回到资本主义，因为目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主义国家的1700万失业人口——不会让苏联工人改变主意。因此，他们只能在个人生活中寻求庇护，偶尔试图捍卫眼前的利益。资本主义欧洲革命性的突破，将社会主义的形象（image）从官僚独裁的诋毁中解放出来，并为“官僚独裁还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困境创造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这将加速苏联无产阶级的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防止克里姆林宫在东欧进行任何新的反革命干预——如同粉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那种干预，并激励“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政治革命胜利。
欧洲正处于工人委员会的分水岭，世界正处于国际革命新飞跃的分水岭，第四国际正处于一些国家群众性革命党派发展的分水岭——这就是越南革命为革命者带来的机遇。让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它不会永远伴随着我们。
[1]印度支那，即Indochina，由于“支那”一词具有贬义，在指代地区时都替换为了中南半岛，指代战争时按专有名词保留了原来的翻译。这里的印度支那战争指法国和美国对中南半岛发动的两次战争。——译者注
[2]刚果民主共和国在1971-1997年间的国名。——译者注 |
欧内斯特·曼德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荷兰﹞亚历克斯·德·荣（AlexdeJong），2023年5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欧内斯特·曼德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
﹝荷兰﹞亚历克斯·德·荣（AlexdeJong）2023年5月4日
梁旖凌翻译、Hertzian校对
原文链接：ErnestMandelWasOneofthe20thCentury'sGreatestMarxistThinkers
生于一个世纪以前今天的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从青年时期投身反纳粹运动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曼德尔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捍卫者。
比利时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出生于一百年前的今天，即1923年4月5日。曼德尔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鼓动者和学者，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他写下了一些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如今，人们对曼德尔印象最深的可能是他的著作《晚期资本主义》（LateCapitalism）。该书普及了一个现在人们熟悉的术语。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在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大量引用了曼德尔的经济学论述，而“晚期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分析中新闻界的陈词滥调。
曼德尔本人曾经写过一本以犯罪小说为背景的社会史，他可能对这种奇怪地借用他的作品的方式一笑置之。然而，他的首要目标是挑战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而不是分析其文化副作用。
从青少年时期作为战时抵抗战士在纳粹监狱系统中幸存下来，到20世纪9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废墟中的最后日子，他始终忠于这个目标。曼德尔的政治生活和工作可以成为今天新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灵感来源。
抵制纳粹主义（Nazism）
曼德尔出生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Antwerp）的一个具有德国背景的、同化的波兰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亨利·曼德尔（HenriMandel）同情左翼，对托洛茨基（LeonTrotsky）的思想特别感兴趣。20世纪30年代，纳粹在德国上台后，曼德尔家成为左翼难民的聚集地。在听这些难民讨论社会主义、苏联的最新发展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时，年轻的欧内斯特对激进政治有了初步的了解。
1940年5月，随着纳粹德国入侵比利时，战争来到了比利时。大部分已经确立的左翼无法应对新形势。社会民主主义比利时党工党（BelgianLabourParty）和工会的许多领导人逃离了国家，前工党领导人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deMan）则呼吁和占领者合作。
当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Soviet-Germannonaggressionpact）仍然有效，而比利时的共产党宣称持有“最纯粹和最彻底的中立立场”。纳粹入侵几周后，一名在苏联指令下工作的刺客暗杀了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
在这种混乱中，一群独立的左翼人士开始在曼德尔家中出版第一份弗拉芒语的地下报纸。欧内斯特和他的父亲在报纸上写了许多文章。1942年8月，欧内斯特加入地下抵抗运动。当年年底，他被逮捕，但在被押送途中成功逃脱。
根据曼德尔的传记作者扬·威廉·斯图特杰（JanWillemStutje）的说法，亨利·曼德尔为他儿子的释放支付了一笔赎金。欧内斯特的“大胆逃亡”很可能是“由那些急于避免被审问的特工所策划的”。据斯图特杰称，曼德尔的逃亡让他感到愧疚。
然而，曼德尔并未被这些困扰，而是继续他的抵抗活动。这时，他已经成为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CommunistParty，RCP）的成员。1944年初，革命共产党制作了一本关于德国和美国企业之间联系的双语小册子，直接向德国士兵表明：“你们正在被当作炮灰牺牲，而你们的主人却在为保护他们的财产谈判”。1944年3月28日，在分发这本小册子时，曼德尔再次被捕。
由于是因为他的抵抗活动而被捕，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曼德尔被送到不同的监狱和劳改营，一度被迫在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Farben）的一家化学工厂工作。作为一名抵抗运动成员、犹太人和被斯大林主义者所鄙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的生存机会十分渺茫。
曼德尔后来回忆说，运气是他能够成功渡过困境的原因之一。但他也将其归功于他成功地与一些曾在纳粹上台前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德国狱卒建立的联系：“即使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明智之举。”严酷的条件对他造成了伤害，1945年初，曼德尔住院治疗。1945年3月25日，美军解放了他所在的营地。
托洛茨基之后的托洛茨基主义
尽管曼德尔的直系亲属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他的祖母、姑姑和叔叔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被杀害。亨利·曼德尔对儿子的学术生涯抱有极大期望，但欧内斯特有其他优先的考虑。他想继续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个制度催生出纳粹主义和恐怖的战争。在曼德尔的一生中，法西斯主义的经历始终是他政治和道德思考的一个重要考量。
列昂·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于1938年成立了第四国际（FourthInternational，FI）。托洛茨基预期即将到来的战争将使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丧失信誉，并希望第四国际能够成为一个替代方案。然而，苏联在击败纳粹德国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共产党人在欧洲抵抗运动中的参与，为那些党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和人气，使得工人运动激进派的发展机会有限。
与此同时，战争和镇压几乎摧毁了与第四国际相关的小团体。曼德尔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开展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成为其中的一名主要活动家。部分原因是他受到那些被纳粹杀害的同志的回忆的驱使，比如他的密友阿布拉姆·莱昂（AbramLeon），一位重要的犹太历史和反犹太主义研究者。
像许多激进分子一样，曼德尔认为战争将成为欧洲革命浪潮的前奏，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托洛茨基在1938年为第四国际起草的纲领中宣称资本主义已经陷入僵局：
“人类的生产力停滞不前。新的发明和改进已经无法提高物质财富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危机条件下，周期性的危机给大众带来更严重的剥夺和痛苦。”
曼德尔渐渐认识到这个体系不仅能继续运作，甚至能进一步发展，在1945年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经济增长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他加入了比利时社会党（BelgianSocialistParty），对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身份保密，并帮助创办了在比利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左翼》（LaGauche，TheLeft）周刊。
在这一时期，曼德尔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理论家和领导人。1962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stEconomicTheory）。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题，试图通过利用“当代科学的科学数据”来“重新构建卡尔·马克思的整个经济体系”。
在该书的导言中，曼德尔将自己的方法描述为“遗传进化论”，意思是他从事的是对该主题起源和进化的研究。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应该被视为一种方法、通过使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结果、以及不断受到重新审视的结果的总和”。结合历史和理论，不断尝试整合新的发现，是曼德尔工作的重要特点。
结构性改革和社会主义战略
在撰写《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本英译本近八百页的书籍时，曼德尔开始在《左翼》周刊的圈子中提出一种“反资本主义结构性改革”的策略。他指的是那些本身并非社会主义，但是能向社会主义前进，并且“赋予工人阶级决定性削弱大资本的能力”的改革。
对于曼德尔来说，比利时可能的反资本主义结构性改革包括组织一个能保证充分就业的规划局，对主要企业实行公共控制，并实现能源部门的国有化。他强调，经济改革不能与政治权力的问题分开。
曼德尔试图制定一种适合于类似比利时这样的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战略。这种努力的一个灵感来源是1960年冬天的比利时大罢工，这场抵抗右翼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大罢工持续了几个星期，涉及数十万工人。1936年6月，左翼的人民阵线（PopularFront）上台后，法国爆发的罢工和工厂占领运动则是曼德尔所引用的另一案例。
在战后经济增长的时期，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像比利时大罢工这样的斗争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完全使工人阶级平息。对于曼德尔来说，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最有力武器是组织、政治教育和对他们自己在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认识。
他认识到，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围绕经济条件展开，也受到对异化和压迫性工作方式之抵制的驱动。即使是相对富裕的工人也会在工作场所经历异化和支配。在对1960年罢工进行总结时，曼德尔写道，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斗争，因为它不仅是为了基本、迫切的利益而战”。这种斗争可能成为一场“有意识地重构社会”的斗争。
曼德尔认为，比利时罢工是一次错失的机会，因为当时没有政治领导来提出这样的重构建议。要实现革命性的变化，就必须将争取经济改革的斗争扩展到政治权力的问题上。
对于曼德尔来说，这场斗争只有在“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在街头反抗对手”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他坚持认为，历史已经显示出建立一个革命党的必要性，这个党将“不厌其烦地向工人阶级解释”，要实现他们的目标，就必须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
晚期资本主义的动力
在20世纪60年代，在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一个世纪之后，曼德尔发展了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理解。他最初将其称为“新资本主义”（neo-capitalism），后来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latecapitalism）。他的巨著《晚期资本主义》于1972年出版。
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试图为战后快速增长浪潮的原因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认为这段增长期有内在的限制，必然让位于世界资本主义另一波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其特征是整体增长速度大幅降低。他准确地预测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战后繁荣的结束。
曼德尔认为，技术创新加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这缩短了固定资本的寿命，导致大公司更加需要参与规划。政府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干预经济，以避免类似1929年华尔街崩盘的危机。正如曼德尔在1964年观察到的：“国家现在直接和间接地保护私人利润，从隐藏的补贴到‘亏损的国有化’都有”。
然而，资本主义克服自身矛盾的每一次尝试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在政府的支持下，银行向企业提供廉价信贷，推动企业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损害了作为大型资本密集型企业之间竞争核心的长期投资。
反过来，试图对抗通货膨胀的尝试也产生了自身的问题，抑制了经济增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助于避免灾难性危机并保障利润的获取，但这也让人们意识到，“经济并非自然产生”。
革命的视野
曼德尔把赌注押在这种矛盾导致革命性变革的可能性上。比利时大罢工和希腊叛变危机这样的事件，给他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两难困境。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每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都是主导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工人阶级如何才能解放自己呢？
曼德尔认识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比通过大众传媒、学校系统等进行的“意识形态操纵”有着更深的根源。这种支配地位从日常的资本主义运作中汲取力量，在这种运作中，工人被迫相互竞争，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然而，由于主导性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危机也导致了执政共识上的裂痕。社会主义者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超越由于经济动荡难免导致的不满情绪的爆发，从防御性的斗争——反对对生活条件和工资的攻击——转向要求工人权力，这需要一个“有意识的飞跃”。
在一篇颇具影响力的关于社会组织必要性的文章中，曼德尔阐述了他关于这一飞跃将如何实现的观点。他将三个群体做了区分：工人阶级群众；由积极工人分子组成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以及革命组织的成员。第三类群体和第二类有部分的重合。
在曼德尔的框架中，“先锋队”并非自封的精英，而是工人阶级中最具奉献精神和活力的活动家。建立一个革命运动意味着要争取这些积极分子工人，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将为他们提供组织，并防止他们在当前社会斗争不可避免的低谷中退出政治活动。
只有在动荡的浪潮中，资本主义的矛盾引发大规模的愤怒和抗议时，激进的变革才有可能。在这样的时期，一个革命党应该努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政治行动，并提出反资本主义的要求。
曼德尔认为，革命是有组织的行动和自发运动之间相互作用过程，劳动人民将不可避免地组织成不同的团体。这跨越了马克思主义左派列宁和卢森堡在组织性和自发性之间的刻板划分。曼德尔半开玩笑地称自己是“有卢森堡偏差的列宁主义者”。
跨越世代的桥梁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是非常动荡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曼德尔的工作效率非常高，他的作品仿佛被阶级斗争的浪潮带动着前进。除了《晚期资本主义》之外，他在那些年里出版的其他书籍还包括对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研究，以及关于《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TheFormationoftheEconomicThoughtofKarlMarx）的学术著作。他还对欧洲共产主义进行批判，对西欧共产党中的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t）倾向进行批判，并对资本主义历史中的繁荣和萧条周期进行考察——写就《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LongWavesofCapitalistDevelopment）。在曼德尔的一生中，他出版了二十多本书和数百篇文章。
与此同时，曼德尔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鼓动者和辩论者。1964年，他应邀前往古巴参加关于社会主义规划的辩论。切·格瓦拉（CheGuevara）曾饶有兴趣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与曼德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曼德尔对这位阿根廷革命领袖的印象非常深刻。1967年，当格瓦拉试图发起一场游击战时，玻利维亚军队将其抓获并立即处决。曼德尔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向“一位伟大的朋友、一位模范的战友、一位英雄的战士”致敬。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将曼德尔视为他们领土上不受欢迎的存在。1969年，美国当局拒绝了曼德尔的入境，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后来引用这个例子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的“穆斯林禁令”提供佐证。几年后，西德政府进行干预，阻止曼德尔在柏林自由大学（FreieUniversitätBerlin）任职，并将他驱逐出境。
法国也禁止曼德尔进入其领土。1968年5月，他应邀在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的会议上发言，这是一个向第四国际靠拢的激进团体，积极参与了1968年5月的骚乱和抗议活动。
在“路障之夜”（nightofthebarricades）期间，曼德尔帮助在巴黎拉丁区（ParisLatinQuarter）修建路障，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实践活动的机会。当时他乘坐的汽车在巷战中被毁。一位记者无意中听到曼德尔感叹道：“真漂亮！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革命！”（Howbeautiful!It’stherevolution!）
对于新一代的革命者来说，曼德尔是革命历史和经验的重要纽带。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人之一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回忆道，曼德尔帮助他们发现了“一种开放的、世界性的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本赛德说，对于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而言，曼德尔是“理论上的导师”和跨越世代的桥梁——一个让人思考，而不是替人思考的人。
曼德尔具有很强的教学能力，在与工人、工会会员、学生激进分子和革命活动家的无数次会面中得以实践。他在1967年出版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导论》（AnIntroductiontoMarxistEconomicTheory）成为广为阅读的经典。
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
曼德尔为社会主义变革而努力奋斗，但在1995年去世时，新自由主义霸权正处于鼎盛时期，这令人感到悲哀。曼德尔很难适应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斗争的衰落。
在回顾曼德尔于1974年出版的一本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书时，本赛德认为，曼德尔对社会主义前景的乐观政治分析是基于他对“整个无产阶级的日益扩展、趋同和成熟的社会学信心”。根据本赛德的说法，这种信心“将战后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特定形势及其特定的调节模式转化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攻势使这一进程逆转，破坏了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
同质化的趋势远非不可逆转，而是被工作单位的分散、世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工资和劳动时间的个人化、休闲和生活方式的私有化、社会团结和保护等政策有条不紊的拆除所削弱。换句话说，这远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机械结果，反抗和颠覆资本建立秩序的力量的集结是一个持续性的任务，它需要在日常斗争中重新开始，其结果永远不会是确定的。
在曼德尔的晚年，他将旺盛的乐观主义与对资本主义长期影响的警告相结合。他坚持认为，历史的选择是野蛮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而社会主义的结果是无法保证的。
在这一时期，曼德尔重新回到对资本主义野蛮行为的研究，这体现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罪行的关注上。尽管他仍然是托洛茨基的忠实拥护者，但他对托洛茨基在“黑暗年代”中的做法进行了重新评估，变得更具批判性。曼德尔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初，“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战略阻碍而非促进了工人的自主活动”。
曼德尔为自己身处他认为的启蒙运动的基本传统之中而感到自豪——这种传统就是为人类解放和自决而奋斗。尽管他不喜欢这个词，但正如曼努埃尔·凯尔纳（ManuelKellner）所言，曼德尔的思想中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维度。他在乌托邦主义的最佳意义上：相信社会可以通过人类行动被改造成更好的形态。
在曼德尔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危机首先是对这种信念的危机。在他临终前写道：“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社会主义在数百万人意识中的可信度”。他用“近乎圣经式的语言”描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
消除饥饿，为赤身露体者提供衣服，让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拯救那些因缺乏适当的医疗照顾而死亡的人的生命，普及免费获取文化知识的机会，包括消除文盲，普及民主自由、人权，并消除一切形式的压迫性暴力。
对曼德尔来说，对这样的未来的希望是基于反抗压迫和异化条件的反叛火花。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通过支持所有这样的反叛，并提出另一种替代式的前进方式，让这种火花燃成熊熊火焰。
这项任务并没有改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曼德尔的写作和行动主义遗产可以帮助我们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
附录。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阿本（Abern）、本（Bern）、伯纳姆（Burnham）、沙赫特曼（Shachtman），1939年12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附录
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
阿本（Abern）、本（Bern）、伯纳姆（Burnham）、沙赫特曼（Shachtman）1939年12月13日
陈湘翻译、大壶春花校对
原文链接：APPENDIX--TheWarandBureaucraticConservatism
编者的话
该文件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组织平台发表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通报第二卷第6刊（1940年1月）。在这里我们将它重印，以供读者了解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思想，该思想反对由多数派保卫的列宁主义原则，列宁主义原则也在这一卷中被阐述了。同样地，《科学和风格》[1]——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主要理论著作——也在列昂·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中作为附录发表。
1．党的危机的起源
毋庸置疑，党现在正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政治危机的所有一般迹象都出现了：领导委员会派系林立；派系路线日益延伸到党员中；各派系使用最严厉的语言来指责反对者；党的精力日益集中于内部争端，严重损害了建设性的外部活动等等。本文件的目的是研究、分析和解释党的危机，并指出解决危机的办法。
※※※
不论内部危机的背景是什么样子的，不论它隐射了多少党内的总体情况，它往往首先在领导委员会中公然出现。我们党内目前的危机就是这种情况，可以准确地确定其公然爆发的地点和日期。它发生在驻地政治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该会议是在德国军队入侵波兰的当天晚上举行的，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天。从7月会议结束到这一天之间，驻地委员会没有发生过危机，也没有“危机气氛”。从那一天起，就出现了不间断的、不断加深的危机。
危机是由古尔德提出的一份声明和一系列动议引发的。古尔德的声明谴责了委员会的迟钝和不作为，以及它未能对德俄协议的宣布和随后欧洲列强的动员所预示的战争形势做出适当反应。他的动员具有实用性，即要求对党的活动和态度进行重大调整，以满足战争的需要：取消所有休假；更频繁地出版《社会主义呼吁》以及小册子、传单和宣言；举行公众集会和示威；立即召开全会。他建议全会的议程应包括对战争的分析、党的组织为迎接战争所做的准备，以及根据新的事态发展对“俄国问题”的看法。
坎农和沙赫曼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阿本也没能出席，但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对古尔德的提议表示了实质性的同意。然而，对古尔德的声明和动议的反应已经表明，委员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一方是伯纳姆、麦金尼、卡特和阿本，他们在实质上同意古尔德的意见。另一方面，除了里维特之外，其他议员都同意尽早召开全会的提案，在经过一些质疑之后，古尔德的所有建议几乎都被采纳。全会日期的问题被推迟到坎农将参加的另一次会议之后。
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俄国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就像它在以前的所有会议上，包括在宣布德俄协议之后的会议上所处的地位一样。古尔德并没有仅仅或主要就俄国问题提出立即召开全会的要求。委员会所有成员无一例外地认识到，对俄国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全会工作的一部分。委员会在那次会议上一致表决，任命伯纳姆向下次会议作关于俄国问题的口头报告，为全会的准备。
然而，在下一次会议上，由于坎农出席并施压，除了目前的少数派成员外，其他成员的立场普遍发生了逆转。坎农、路易特、莫罗、戈登谴责古尔德的贡献是“歇斯底里”、“轻率”、“不负责任”；并争辩说，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激动”或采取激烈的行动。
了解它的开端对于理解党内当前危机的真正含义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简评所揭示的内容：
一个自第四国际主义运动开始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一重大事件在我们党内引发了一场重大危机，首先是在领导层。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这一重大事件要求我们对党的组织和活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按照约翰逊、沙赫特曼和卡特在签订德苏条约之前在党的七月大会上已经谈到的方针，改变我们在战争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另一部分人（委员会的多数派）认为没有必要改变。
关于危机因“俄国问题”而爆发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与记载不符，其中重要的部分在沙赫特曼对纽约会员讨论会议的讲话中被引用，所有这些内容都将在《内部通报》中被逐字逐句地介绍。危机暴发的原因是战争，而不是所谓的“俄国问题”。俄国问题只是作为更广泛的战争问题的一部分出现且变得尖锐罢了。
危机的第一阶段是在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完成的。沙赫特曼的讲话中已经对全国委员会的干预行动进行了回顾，该讲话的逐字稿已经摆在会员面前，我们在此不再重复回顾。我们只想强调某些一般特征：
少数派沿着三条路线不断向多數派施加压力：1．具体回答战争提出的特定问题——特别是红军入侵波兰，这是当时悬而未决的直接问题；2．采取行动重组党的结构和活动以应对战争；3．在党内展开讨论，并召开全会。
多数派方面：1．对具体问题没有给出任何答案——既不对也不错，只是日复一日地重复“什么都没有变”，“我们事先已经预测到了一切”，而当涉及到委员会的动议时，只是简单地“重申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2．偶尔同意重组的必要性，但没有采取行动；3．数周来反对开启讨论，并尽可能地拖延召开全会的时间。
最后，全会召开时，围绕着俄国问题和政治委员会的改组问题展开。第一次会议名义上是关于“党和战争”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形式，而且没有任何结果。在全会上，进行一下表决。1．沙赫特曼的决议，该决议描述了现阶段的战争和俄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并中得出了我们在入侵波兰事件等情况下的态度；2．坎农的动议，重申了我们的基本立场，但没有以任何方式描述战争或俄国的作用或入侵波兰事件。
在全会召开的周日凌晨2点左右，托洛茨基随即发表在《新国际》上的长篇文章被提供给那些尚未入睡的委员会成员。尽管所有委员会成员在那个星期天都没有完全读完这份文件，其中有一页还因为技术上的疏忽而丢失了，尽管除了超人之外没有人能够在没有认真和大量研究的情况下理解其含义，但它和坎农的动议一起在当天下午得到了全会的批准。政治委员会随后进行了改组，并为在党内开启讨论作了规定。
※※※
目前的政党危机是在战争的影响下开始的。然而，尽管这次危机可能是至少是近几年内发生的最严重的危机，但它的许多特征与过去较小的危机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其中一些危机，如7月大会上关于“组织秘书”的奇怪辩论，或多或少被带到了党内，其他的危机总体上仍存在于领导委员会内。首先，委员会成员的阵容与过去几年中较小争议的阵容大致相同。其次，双方一下子就提出了同样的一般性指控：少数派说着“例行公事”、“保守主义”、“官僚主义”；多数派说着“不负责任”、“轻率”、“小资产阶级不稳定"，等等。
有必要强调——尽管不需要过分强调——这种与过去争议的相似性，以表明尽管目前的危机是由战争引起的，并在这种情况下有它的特殊性，但它仍然根源于战争开始之前的历史。
2．战争和党的危机
战争是目前危机的契机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过分强调。
从一个方面看来，每一位同志都感到遗憾、不安甚至沮丧，这是自然的，因为当我们长期关注的为之准备的战争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时，我们的党没有以统一和积极的方式迎接它，而是立即陷入了危机。
尽管这种感觉可能是合理的，但客观和科学的观点必须得出结论，即使不考虑我们自己党内存在的特殊倾向，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的发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可能已经预见到了：如果战争使党内的情况只维持现状，那就不一定是健康的标志，而可能是衰老或死亡的标志；哪怕是痛苦，也只有活的有机体才能感觉到；死的动物是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的。这种危机对基本健康的生物体和基本不健康的生物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完全瘫痪了，而前者能够从危机中走出来，没有致命的后果。
如果一个党不是完全的铁板一块和极权主义（即使这样的情况也不一定是例外），那么一个足以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危机。不同的成员对该事件的反应会有所不同。有的人认为需要进行大的变革，有的人则认为不需要；有的人想重新调整方向，有的人则想沿着老路走；有的人想大胆地扩张，有的人则认为必须谨慎地退缩。在特定的条件下，不论是对立观点中的哪一个是正确的，都不免会产生冲突。
战争和革命是最具决定性的政治党派事件。1914年，战争的爆发对世界上每一个工人阶级政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大批的政党都投向了他们相对应国家的帝国主义的怀抱。但是，即使在左翼，表面上是革命派（不包括俄国布尔什维克），战争的爆发也引发了最深刻的危机。所有的文字和预言中，没有人，无论是列宁还是其他人，都没有预料到战争的爆发产生的实际影响。在每个党内，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都会出现新的集团和重新组合的情况。在一天或一周内也没有找到解决各种危机的确切办法。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即使在那些致力于反战斗争的人中（列宁、李卜克内西、托洛茨基、卢森堡、德布斯……），也在进行着不断变化的辩论，以确定反战斗争的具体含义。
1917年，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同样的现象又出现了。在俄国，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党外，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完全不一致，一个危机--或者说许多危机一一出现了。对于列宁本人来说，有必要抛弃他自己最珍视的一些理论，并在共同的基础上与许多人会面，如托洛茨基，他们到那时不仅在组织上是对手，甚至是不同组织的成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仅不亚于1914年战争的爆发，反而远远超过了它。事实上，人类未来几个世纪的命运很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和紧接着它的一个时期内决定。因此，在我们自己的小团体中，战争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这并不奇怪。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准备好迎接战争的挑战；而且，也许在战争本身开始之前，我们无法充分和公开地面对这个问题。战争，在政治上，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提出挑战，我们没有喘息的机会：我们能否具体而迅速地回答（因为事情发展的速度不再让我们有拖延的余地）战争所带来的政治问题？我们能向别人解释我们的回答吗？我们能否预见，至少是充分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以避免措手不及？我们能否在每一步都给自己和那些我们能接触到的其他人以指导和行动方案？在组织上，战争也时刻挑战着我们：我们能否继续作为一个组织存在，继续行动，继续发挥作用？我们能不能找到办法使我们的纲领在工人心中成为现实，或者至少在相当一部分工人中成为现实？我们能不能将那些真正的、有战斗力的而现在没有加入我们的反战斗士吸引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无论他们来自什么地方？我们能否——我们是否有意愿——开发出技术和结构手段，以便在战争本身中继续生存和活动？
这些问题是目前党内争论的背景和基础，无论它在某一时刻看起来是什么形式。俄国问题一度成为中心，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的独立性——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而是因为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党的领导层在这个先变得尖锐的问题上，即在俄国的行动所引起的问题上，显示出自己没有能力迎接这个政治挑战。但是，组织问题不能被排除在外，即使是暂时的，因为领导层同时表明它在组织上也没有应对战争的挑战。
那么，问题的本质就是战争。
3．当下危机所表现的问题
在每一个严重的政治争端中，界定各种政治立场的性质，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必要职责之一。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从政治上理解这些争端，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争端。我们必须决定它是“宗派”还是“中间派”，是“改革派”还是“工团派”等等情况。
只是说对手是“错误的”是不够的——每个人都认为他的对手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知道，从政治上来讲，他为什么以及如何错了。仅仅进行印象主义或心理学或道德主义分析——说我们的对手“不负责任”或“轻率”或“不稳定”或“邪恶”是不够的。这样的心理和道德判断可能够真，但对我们定义他的政治立场没有帮助。核心问题永远不可能是他是否头脑简单或效率低下，而是他的头脑简单或效率低下使他处于什么样的政治地位。
反对派认为，坎农集团在目前的争议中所采取的立场是一种可以被称为官僚保守主义的政治的表现或表达。我们认为，这种官僚保守主义倾向在党内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在这些年中，它逐渐固化，起初是零星地，后来越来越持续地表现出来；战争的爆发使这种倾向具体化，并使其达到了顶峰。我们认为，党内这种倾向的突出代表是坎农同志。但是，坎农之所以重要主要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恰恰是作为官僚保守主义的化身；当我们在下文中提到他时，我们不是在个人意义上这样做，而只是作为一种倾向的突出代表。
党内危机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战争情况下党内的一部分人抵制因官僚保守主义而固化的党。因此，危机的解决方式只能是官僚保守主义或代表党的民主和集中领导的反对派作为一个整体在党内取得明显优势地位。
※※※
如何才能证明坎农派在政治上是官僚保守派这一政治结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1．首先必须仔细分析眼前的争论，以确定“官僚保守主义”是否正确描述了坎农派的立场和行动。
2．但是这样的分析本身不具有决定性。它将留下一种可能性，即坎农目前的立场是一个例外或一个“意外”。为了证明坎农代表官僚保守主义倾向，还有必要把眼前争议中的立场与坎农集团近几个月和过去的其他立场和行动联系起来。如果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一般来说，特别是对其他同志而言坎农证明自己不是官僚的，而是民主的，不是保守的，而是有活力的，那么对他目前立场的定性就变得至少是可疑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许多其他例子表明坎农是官僚的和保守的，那么他目前的立场和他所代表的倾向的特征就得到了加强和确立。我们建议进行分析并给出一些证据。不过，许多党员都能独立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结论。
应该指出的是，全国大会党的多数派与少数派承担着完全相同的义务。如果要认真对待，多数派必须决定--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做--如何在政治上描述少数派。然后，它必须试图通过分析少数派在目前的争端中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将这一立场与少数派在当前和过去的其他行动联系起来，来证明其特征。在本文的后面一节，我们将回到多数派在试图决定少数派的政治特征时遇到的不愉快的麻烦。
4．官僚保守主义的本质
事实是，在目前的争端中，从一开始就提出了“组织”和“体制”的问题。多数派指责少数派对提出这些问题负有“责任”，还提出了相互矛盾的指责：（1）少数派一直在利用“体制”问题来掩盖在俄罗斯问题上的错误和修正主义立场；（2）少数派一直在利用俄罗斯问题来掩盖对“体制”的暗中攻击。
克鲁斯同志在10月22日给斯坦利同志的信中（《内部通报》，第二卷，第14页），写道：
“……4．你在信中说，主要问题不是俄国问题，而是“党内体制”问题。几乎从我们的运动在美国存在之初，我就经常听到这种指责。提法有些不同，分类也太相同，但有一些同志始终坚持反对“体制”。例如，他们反对加入社会主义党（不要再继续向过去前进了）。然而，人们马上想到，不是入党问题，而体制问题才是“主要问题”。现在，在俄国问题上又重复了同样的模式。
5．就我而言，我认为通过进入社会党发展是对我们党的整体发展有益的行动，确保通过社会党的“体制”（或领导层）在反对当时代表停滞趋势的反对派方面是正确的。
……9．因此，在通过进入社会党发展的上个时期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对“体制”不满的同志们在我看来有一种错误的政治态度。体制必须是正确政策的工具，而不是错误政策的工具。当他们的政策的不正确性变得很明显时，那么错误政策的支持者们往往会说，这个特殊的问题不是决定性的，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在左翼反对派和第四国际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数百次地反对这种偷换概念。当维雷肯或斯内夫利特甚至莫里尼埃在他们所有的不同意见上被击败时，他们宣布第四国际的真正麻烦不是这个或那个决定，而是糟糕的体制。”
正确理解坎农的官僚保守主义，将使我们既能理解“组织”和“体制”问题是如何和为什么立即成为问题的，也能一方面理解多数派另一方面理解克鲁斯的指责的虚假性。
1．提出“体制”问题的主动权不是由少数派而是由坎农派掌握的。9月5日，伯纳姆向政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带有战争性质的决议（载于《内部通报》第二卷）。坎农在向全国委员会成员寄送这一决议的副本时，附上了一封由他本人签名的信。这封信基本上没有涉及伯纳姆提出的政治问题，而是对组织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决议认为提出这些问题是不负责任的、可耻的，党不能承受讨论这一“奢侈”行为。这封信只是在委员会会议上对少数派的“组织性”谴责的苍白书面反映。在全会上，又在多数派的倡议下，以无原则和官僚主义的方式改组政治委员会，把“组织问题”推到了前台。古德曼在《内部通报》第二卷第一篇的文章包含了在一般的个人心理层面对少数派的尖锐的组织上的攻击。第一次内部讨论会议是在全会结束之后，在纽瓦克举行的；在那里，韦伯代表多数派发言，在其开幕报告中对少数派进行了尖锐的组织上的攻击。当坎农后来在纽约的党员大会上指责沙赫特曼“毫无必要地扯到”组织问题时，他只是在歪曲他所熟知的事实。基于这些事实，克鲁斯同志的信中的印象和论点是完全错误的。
记录是清楚的：多数派是挑起推动组织问题、“体制”问题争端的人--在过去较小的事件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这里，我们不会像在战争中那样，根据谁是挑事者的情况来做出决定。少数派并不反对或谴责多数派主动提出体制问题（尽管少数派的确谴责对体制的错误陈述）。相反，少数派认为争端本身自然会产生体制问题。
2．很难理解克鲁斯出于什么动机试图将目前的争端与加入社会党的争端相提并论。撇开后者是几年前（1934-35年）的争端不谈，在此不讨论所涉及的问题，目前反对派的组成与反对加入社会党的组成丝毫不一致。事实上，现在的反对派包括“赞成入党”集团中许多最显眼的领导人，包括沙赫特曼和卡特和伯纳姆——他们首先提出了社会党方向的观点，以及许多当年甚至不在第四国际主义运动中的同志（其中包括社会党本身的主要“赞成入党者”埃尔伯、德雷珀等等）。另一方面，现在的坎农集团中突出的是韦伯，长期以来他是“反入党派”公认的理论领袖，而且从任何角度看，他在当年的争论中都没有扮演最不光彩的角色；还有古德曼，他在加入社会党的争论中的作用，在当时被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领导人不客气地描述过。现在提到这个过去的争端的唯一客观意义是试图通过从非常不同的历史中得出的武断的、无用的和不相关的暗示来“抹黑”现在的反对派，或者至少是反对派中的一些同志。
坎农集团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立场，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目前少数派的一些成员过去对其他人，特别是对阿伯恩同志的批评甚至尖锐的论战攻击上。从过去的派别文件中引用的内容有多少正确性和价值？它们对目前的政治争论有多大的澄清作用？在适当考虑比例的情况下，就像“老布尔什维克”谴责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的政治争端中联合起来一样，他们引用了两位领导人在战前和三月革命前夕针对彼此的猛烈抨击；就像“三巨头”在1923年谴责莫斯科反对派一样，他们的论据也来自同样的引文；就像斯大林主义者在1926年谴责托洛茨基主义和季诺维也夫主义集团的联合一样，他们的依据是这两个集团在1926年之前相互进行的论战攻击的引文。
3．克鲁斯提到的“维雷克肯、斯内夫利特和莫里尼埃”更是非同寻常。除了证明对第四国际的忠诚之外，目前反对派的所有成员都一直站在保卫第四国际，反对维雷肯、斯内夫利特和莫利尼埃的最前沿。把莫利尼耶列出来特别不合适，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克鲁斯同志在许多方面支持莫利尼耶，反对目前少数派领导人（沙赫特曼、卡特、阿本）提出的一些批评。
4．我们也不能同意多数派不断声称的“好的体制”和“正确的政策”之间的机械关系。多数派的理由如下：正确的政策自然就会产生好的体制；如果政策是正确的，那么试图贯彻该政策的体制也是正确的。尽管通常情况下（并非一成不变），体制从属或应该适当地从属于政策，但两者之间的自动和必要关系是想象中的幻影，而且是危险的幻影。
假设有一个正确的政策，不是有可能，而是经常发生的是这个政策以一种糟糕的或错误的组织方式得到执行：例如以官僚方式，通过操纵“机关”，通过武断的命令，通过撤职或开除，没有对成员进行政策正确性的教育，等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政治史上有数以百计的例子：奥地利的弗雷集团和法国的莫利尼耶集团只是左翼反对派历史上的两个例子），在特定的组织内出现了某种悖论，对于那些同意政策但反对“方法”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从理想的和抽象的角度来看，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将两个问题（政策和制度）仔细分开，通过支持政策但采取措施改变制度和方法来解决。在实践中，解决方案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官僚体制利用其所谓的正确（或者说一般是错误的）政策来维护其体制和方法。事实上，一个官僚政权看到自己的方法即将受到攻击，往往会挑起政治争端以回避对组织的攻击。对于在实践中无法事先给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绝对规则。在某一特定时期，不改变制度甚至可能比暂时采用错误或不适当的政策产生更有害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当政策在体制中只是次要地位的时候。
我们说这些话，并不是说多数派现在有一个正确的政策——它肯定没有，而是要反对那种认为体制和政策机械地、必然地、自动地结合在一起的松散和空洞的形式主义，特别是反对那种认为体制直接地、自然和谐地来自政策的观念。
5．然而，在所有的政治倾向中，官僚保守主义因其体制和政策之间的联系而具有独特性。在官僚保守主义中，体制和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必要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不正常的。在官僚保守主义中，政策从属于制度，而不是制度从属于政策。让我们看看这意味着什么。
官僚保守主义，粗暴而直截了当地说是机制政治。在任何组织或运动中，无论大小，其主要基础都是“机制”。客观地说，官僚保守主义倾向的目标、目的和宗旨是为了维护自己。归根结底，其他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政策和政治问题都是从属性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官僚保守主义倾向所采取的政策总是倾向于保守的。它是现状的捍卫者——直到维护其自身与维护现状变得不相容。通常情况下，一个大胆的举动，一个突然的变化，一个重新定位，一个新事物的侵入，会打乱事情的原貌：更有可能破坏既定的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对坎农和他的核心支持者来说，那些提出大胆的新步骤、变化和调整方向的人，几乎总是被当场定性，甚至不加考虑或讨论，被称为“不负责任的”，“轻率的”，“屈服于压力的”，等等。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在与坎农的争论中——尤其是后期——“组织问题”几乎总是在一开始就从某个方面出现。和克鲁斯一样认为这是那些反对加入社会党的屡教不改的同志的“无可救药的习惯”所造成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与韦伯一起领导了反对入党的斗争的阿本，在过去三年中，直到目前的争端爆发，一直在以最极端的方式避免一切争端，并在争端发生时使其平静下来；总是其他人，一般是那些争取加入社会党的人，卷入了这些年的争端中。
事实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少数派领导人都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的：与冒着在党内引发激烈斗争的风险相比，在领导层之间存在争议的一系列问题上采取和解态度甚至保持沉默是“较小的罪恶”。因此，拒绝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党员，这种拒绝往往涉及到让党员不知道他们有权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事实，不管少数派领导人单独或集体在处理全国委员会过去的分歧时的方式是对还是错。此外，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上次党代会上关于“组织部”问题的讨论的晦涩和令人困惑的特点。如果现在的讨论是以派别斗争的形式在党内进行的，那就不能从这个或那个同志或团体的“不治之症”中寻找原因，而恰恰是在战争爆发的事实中，在它引起的紧迫和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在必须对这些存在严重分歧的答案中寻找原因。只有在这种重要问题上的分歧——与过去在相对次要的问题上的分歧相比——才能促使少数派的同志们把在领导层中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交给党员作出基本决定。
像克鲁斯那样的认为反对派在“他们的政策的不正确性变得很明显”的时候回到“组织问题”上的观点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是与事实不符的。首先，组织问题总是在谁的政策是错误还丝毫不清楚的情况下被提出的（在目前的争论中，无论是对全国大会少数派还是对党员来说，都不清楚它的立场是否是错误的：事实是，每天都有更多的党员认为它是正确的）。
不，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必须使得为什么组织问题在每一次争端中都迅速出现找到一个政治解释。这种解释可以在坎农派的政治特征中找到，因为它有官僚保守主义倾向，每一个与它不同的严肃的政治建议（这几乎包括所有涉及新事物的建议）都被解释为对其政权的攻击。它的回答总是公开或隐晦地提出“信任”的问题。它的语气带有保卫其控制领导权机构的苦涩。
让我们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我们一直在说的观点：
a．古德曼同志是坎农的头号支持者。他本人经常宣称，他支持坎农本人的领导和政权，无论是否支持坎农的政策。在目前的争论中，当红军入侵波兰的问题摆在议会面前时，古德曼提出了一项支持和批准入侵的动议。只有他一个人投票赞成这个动议。尽管如此，在这整个时期，总体上古德曼是支持坎农的，并且是多数派的主要发言人。在全会上，古德曼投票赞成坎农的政治和组织动议，尽管该政治动议与他自己表达的意见完全冲突。他在《内部通报》（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以“解释”他在政治上的变化。这种解释（沙赫特曼在《内部通报》第二卷第三期中谈到）是如此软弱无力，无法欺骗任何人。事实是，古德曼陷入了官僚保守派集团的陷阱，不得不将保卫体制置于他自己的政治之上。后来古德曼在苏联军队撤出芬兰的口号上也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模式——在派别会议上投票否决时被古德曼阻止。
b．在大会上，自由选举产生的大会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在提交给大会的关于组织的决议中加入“组织部”的规定。在大会期间举行之前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坎农反对这一计划。他的反对完全不是基于提案本身，而是因为他认为在其中看到了某种“阴谋”，一个扼杀“机构”的阴谋，在全国办公室中设置一个“政委”等等（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是最有想象力的和典型的。这个计划是由大会委员会的几位同志，特别是坎农党的支持者伟斯同志自发提出的，根据他们的经验立即向几乎所有委员会成员推荐了这个计划）。为了消除这些荒谬的怀疑，沙赫特曼、伯纳姆和其他因为计划的优点而赞成该计划的人保证（正如他们后来在大会上所做的那样），为坎农提名的“组织秘书”的被提名人投票（表明是他们自己认为明尼阿波利斯的“史密斯”（多不斯）同志——一个著名的坎农支持者——将是最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坎农一点也不满意。他把这个相对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可以很容易地根据其是非曲直平静地解决，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当然是合法的，也是可以预见的——变成了议员们所说的“信任问题”。支持“组织部”就是攻击体制和领导制度。没有人能逃过这样的暗中攻击；如果坚持这个计划，他就会在大会上发难。然后，为了强调这是一个“信任问题”，坎农发表了张伯伦或诺曼•托马斯或任何官僚在类似情况下惯用的廉价声明：他告诉全国代表大会，他作为全国代表大会秘书的任期已在大会上结束，他不是连任的候选人。换句话说：按我的方式行事，否则我就辞职。这种虚张声势足以整顿他的派别，甚至那些（像伟斯同志一样）在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中根据问题本身进行投票人，也在大会委员会中支持了该计划。不用说，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再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辞职和不再担任全国秘书的消息。
※※※
因此，从少数派的角度来看，它提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制”问题。当我们称坎农派为“官僚保守派”时，我们是在给它作政治定性。这种特殊的政治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同时表现为制度上的的官僚主义——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如果我们清楚地记住这些概念，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理解坎农倾向的关键，不仅是就目前的争论而言，还就一般意义上的坎农倾向在运动中的作用而言。
5．行动中的官僚保守主义
全国委员会多数派在目前分歧中表现出官僚保守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简单地叙述一下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首先，关于其政策的保守性：政策上的保守主义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当事情发展的变化要求改变过去的政策但却没能改变；另一种是当一般原则仍然是正确的时候没有坚定地实践一般原则。前者比后者更容易被发现。当希特勒巩固政权后，革命者拒绝改变之前“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工作”的政策，转而采取建立一个新党的政策时，他们表现的是第一种类型的保守主义。第二种类型的官僚保守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同样是致命的。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迫切需要对某些特定的组织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这可能会遭到那些根本不会质疑统一战线“总政策”的人的保守反对；事实上，这些人可能正是那些最庄严地“重申”国际对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的人。
对于摆在党面前的实际问题，即战争的特点、红军在战争现阶段的作用的特点、红军和俄国在波兰、波罗的海、芬兰等地的干预的特点等问题，全国委员会多数派的立场是什么？事实上，没有人能够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多数派对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准确立场。尽管这看起来令人吃惊，但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多数派在我们的运动中的最重要的事件——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没有准确立场。
有人怀疑这一点吗？那就让他告诉我们多数派的立场是什么。委员会的记录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多数派在其动议中对“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和“重申我们对保卫苏联的基本立场”有一些笼统而抽象的说法。但到今天为止，它还没有回答实际问题。到今天为止，它还没有对入侵波兰、波罗的海探险或对芬兰的行动进行定性。到今天为止，它还没有对目前的战争或俄罗斯在战争中的作用进行定性。到今天为止，它甚至没有说明在入侵波兰或类似的威胁入侵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支持红军的“无条件防御”。作为一个团体，作为党的领导层（多数派），它有义务表明的立场被一些相互排斥和相互矛盾的个人立场所取代[2]。
它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它更没有为未来提供任何具体指导。它没有说我们应该对芬兰的工人和士兵，或者对面对入侵的芬兰红军士兵说什么。几个星期以来，它甚至不允许在呼吁中提及印度以及俄国与印度的关系；当然也没有对印度本身说什么。当少数派因提出印度这个“遥远”的问题而受到谴责时，它却被强行要求就英国军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并进入黑海时对敖德萨的防御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其理由大概是这确实是眼前的问题而不是“遥远”的问题。这些事件最终迫使多数派允许少数派部分地提出印度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在战争的目前阶段至少与其他问题一样紧迫。不，多数派什么也没做，只是重申了“基本原则”。
现在，少数派主张认为正在进行的战争和我们预期发生的战争不同，俄国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和我们所期望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现今这些事件的实际情况进行新的分析，给出新的答案，而且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修改我们的“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口号。少数派具体而明确地进行了新的分析，给出了新的答案，并提出了对口号的修改。这是我们说多数派的政策是保守的另一个原因。
但让我们暂时假设少数派是错误的，而旧的立场和分析是正确的。即使有这样的假设，多数派的政策也被揭示为赤裸裸的保守——在前文解释中的第二种意义上的保守。多数派无法将一般性立场原则应用于具体的事件，因此，它沦为胡言乱语的政治。
但同样明显的是，多数派在本案争议中的行为是官僚主义的。这可以从四个方面毫不含糊地表明：
a．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战争危机开始时，委员会一致承认，考虑到新的事件的发生，至少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立场。然而，几个星期以来，多数派坚决反对任何党内讨论，甚至尽可能拖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尽管越来越有讨论的必要，党员们越来越想进行讨论。这种态度无非是想在“机构”内解决政治困难，以官僚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在少数派最终强迫讨论之后，坎农改变了态度，他说，“为了澄清党员的问题，必须进行讨论”——但他又说，“富有成效的”讨论只能是“关于俄罗斯国家性质的讨论”）。
b．在争论的整个第一阶段，多数派（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在委员会内部和外部）指挥对反对派“不负责任”、“轻率”、“不稳定”，并谴责它“在战争前夕使党陷入危机”，同时对反对派提出的政治观点不做任何答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官僚对政治批评的典型反应：不回答批评，指控批评者不负责任和破坏（关于这种态度的进一步分析，见托洛茨基在1939年10月的《新国际》上关于PSOP的文章）。
在讨论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争论中的团体几乎没有机会在党员面前充分说明自己的立场的情况下，换句话说，在讨论真正处于第一阶段的情况下，坎农派以我们成立11年以来所知道的最激烈的攻击，极大地激化了矛盾。对官僚主义的不忠、对敌人歪曲的的程度与多数派无法为其政治立场进行政治辩护的情况完全同比例增长。现在，多数派每天都在试图将讨论的中心从政治争端和组织争端（在这种情况下，所涉及的组织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转移到人格问题和迄今为止我们只从斯大林主义反对派运动的记录中知道的那种虐待。坎农现在讨论的不是“俄国问题”和“党的政权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的观点站不住脚——而是阿本的个人记录、伯纳姆的个人记录，等等。坎农集团对反对派的描述不是政治性的；它用“叛徒”、“工头和破坏罢工者”、“芬兰的外籍军团”、“苏联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描述来代替政治定性。这种语气和风格适合于这个体制，虽然这在我们的运动中是没有前例的，但在斯大林党内有先例。
c．当红军入侵波兰的定性这一具体问题摆在政治委员会的面前时，多数派通过了坎农的动议，该动议没有对具体问题作出回答，只是“重申了基本立场”。然后它指示坎农就入侵一事准备一篇文章发表在《呼吁》上。但事实已经表明，在所谓的“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对波兰的入侵采取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立场：赞成入侵、反对入侵、既不表明赞成也不表明反对的“解释”。这一事实证明，多数派这一行动是官僚主义的。它没有让委员会（甚至是它自己）采取立场。相反，它把一张空白支票交给坎农，并说——实际上是——你写什么就是什么。如果在任何严肃的问题上有争议，这样的程序永远是官僚主义的。民主程序必须始终是由适当的党内机构作出决定，然后指派某人执行，而不是让他作出决定。
d．全会上对政治委员会的改组是官僚主义的。坎农否认了这一指控，声称改组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论点如下：出现了一个政治争端；我们有过一个多数派，因此我们必须构建一个政治委员会多数派来执行我们的政治。他进一步说，在全国大会上是16比9的多数派；在新的政治委员会上，如果把青年代表包括在内，是8比4的多数派，与全国大会的多数接近且合理。
少数派根本不否认那些拥有政治多数的人有权按照多数派的意见选举委员会，也不否认坎农拥有全国委员会的多数。但是，少数派仍然坚持认为坎农对政治委员会的改组是官僚主义的。让我们研究一下事实。
坎农是在什么政治基础上建立他的多数派的？他是根据全会上投票反对沙赫特曼决议的人确定的吗？如果是这样，投票结果是14比11，而不是16比9。
或者他（似乎更有道理）根据那些投票支持他的“重申基本立场”动议的人确定其多数。这将使他获得16比9的多数。但在这种情况下，在决定构建新的政治委员会的问题时，埃尔伯、麦金尼和阿本（他们投票支持他的动议）的情况如何？政治委员会的名单是由一个派别会议拟定的；埃尔伯、麦金尼和阿本都没有出席该会议；他们在选择新的政治委员会时没有任何发言权。为什么没有？威尔·坎农回答道，因为他们也投票支持了沙赫特曼动议，表明他们“立场不坚定”，不能“坚决”执行路线。(顺带一提，坎农是判断“稳定性”和解释基本立场的正确方式的唯一依据吗？参加了核心小组的古德曼，尽管他对有争议的问题的观点被一致否决，但他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比阿本等人更“稳定”和“坚定”，又是依据什么呢？）但如果是这样，坎农就不能两全其美了。他不能根据一个基础计算多数派，又根据另一个基础选择他的政治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了保持一致，他要么至少要提出与埃尔伯、阿本和麦金尼组成一个集团来挑选新的政治委员会；要么他就必须要在另一个不一样的基础上组织政治委员会，即在对沙赫特曼决议的投票上。如果不把他所谓的多数票减少到14比11，他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即使在那时他也不能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坎农没有自己的动议来真正反对沙赫特曼的动议——必须是一个包括对波兰入侵的具体定性的动议。
如果坎农是在民主和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所有这些都是必须的。实际上，他是在小集团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召集核心小组会议，并不是在任何政治基础上构建他的政治委员会，而只是在他的官僚保守集团的成员资格得到保证的基础上。出于这个原因，埃尔伯、阿本和麦金尼自然被排除在外——尽管在后来炮制的政治合理化方案中，他们的选票被算作新政治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部分“合理理由”。
※※※
这一系列的事件是一个意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情吗？丝毫不是：它是正常的和典型的。但在列举坎农集团运作模式的其他例子之前，我们希望澄清我们论证中的一个明显的——只是明显的——困难。
6．什么隐藏了坎农集团的角色？
如果我们提出的观点是真实的——即坎农派代表了党内的官僚保守主义倾向，并作为一个小集团运作——那么，似乎这对于几乎所有的党员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如果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持续了一些年，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呢？现在，许多同志，包括不少坎农派的成员，确实知道这件事；而且，特别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表明他们不抱幻想。但是，的确也仍然有一些党员对我们的指控感到惊讶，甚至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有三个主要因素掩盖了坎农派的角色：
1．第一，坎农在所有场合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政治，而且是立即和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些政治。由于托洛茨基的政治通常是正确和进步的，这往往使坎农的政治显得正确和进步——即与保守主义相反。
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会认真反驳），这似乎本身就反驳了我们关于坎农倾向是保守的论点，除非我们是说托洛茨基的政治总体上也是保守的。
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第四国际杰出的理论领袖。每个革命者都应该最大限度地重视他的意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其他任何个人的意见都要被重视。10次中有9次，也许100次中有99次，当我们走托洛茨基规划的路线时，我们发现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在15年间，以及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对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运动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无需赘言。即使鲜为人知，他对解决美国运动的理论问题、直接的政治问题和内部问题的贡献也是一样的坚实。我们以应有的蔑视态度拒绝“独立于托洛茨基”的幼稚抗议，这种抗议是为了促进“独立于”第四国际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我们与理论和政治上的懒惰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懒惰在虚伪的谦逊的掩盖下，试图通过提及托洛茨基的立场和蛊惑性地援引他的权威声望来抵消并因此取代党员和领导层对严肃政治的思考和讨论。第四国际没有丝毫理由为其杰出的领导人“道歉”，在世界运动的老一辈革命者中，只有他始终捍卫着革命国际主义的原则。然而，他有很多寻求和接受建议的方式。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政治家来说，别人的思想不能代替他自己的思想；别人的政治不能代替他自己的政治——不管这个别人是谁。只有明智地、批判地接受他人的思想，才能正确地接受他人的思想。否则，我们所拥有的就不是一个真正被理解的、能够被用作行动指南的政策，而只是仪式性的重复用语。
对于坎农派来说，托洛茨基的政治恰恰是作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的替代品而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官僚主义的保守集团，他们只是利用托洛茨基的政治，就像他们利用一般的政治一样，作为他们体制的工具。因此，托洛茨基主张的具有进步性的政策，在他们手里就有了不成熟的保守色彩。
这根本不是形而上上的评论，而是政治上的判断；而且可以用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请看全会上多数派“赞同”关于“俄国问题”的长篇文章的方式（已经描述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完整地读过它；他们中没有人可能研究和吸收它，甚至手头上都没有完整的文件。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带着他们的派别、他们的小集团来到全会，却没有带着他们的政策。一项政策掉进了他们的口袋里（对他们来说，幸好不是迟到一、两天），尽管没有任何政治基础，他们也马上抢走了它，作为他们自己无法制定政策的替代品，作为他们已经拥有的小集团的“政治理由”。
但是，可以说，不管过去有什么欠缺，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正确的”政策。即使托洛茨基的政策被认为是正确的，这也丝毫不能说明问题。他们对托洛茨基政策的认可，至少在过去几年里，在这里和往常一样，基本上是正式的、口头的、仪式性的。(因为实际上，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政策是体制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作为一种替代，没有经过明智的审查，没有经过批判性的思考，坎农派实际上并不理解它——他们自己从那时起公开的政策——也不知道如何在具体中应用它。
托洛茨基的思想和理论，就像一般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样，不是教条或仪式，而是行动的指南。它们在形式上被接受，无论其本身多么正确，都不能消除将它们应用于具体情形和问题的必要性。反复强调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能回答阶级斗争的具体事例所提出的紧迫问题；事实上，这往往是逃避答案的一种方式。反复强调我们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并不能回答领导层建议党在特定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方针，或者党建议工人应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
在目前的争论中，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虽然他们的政策（也就是托洛茨基的政策）是抽象的，但总的来说，除了内部争论的目的外，他们无法将其用于任何目的。无论是在委员会还是在他们的公开著作和演讲中，他们都没有对一个具体事件进行过任何有启发性的分析；他们没有做出任何预测，没有提出任何指导意见。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措辞和修辞，像鹦鹉一样重复托洛茨基已经提出的观点。
在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什么例外。在1938年春天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全会上通过的“过渡方案”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尽管许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像往常一样，甚至没有读过整个文件；尽管文件的许多部分非常难以理解；坎农坚持要立即投票赞成，并威胁要对任何犹豫不决的人“无情打压”（他这样说）。但是，对坎农来说，这个方案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个政策的替代品。赞同意味着不理解，不积极在运动的具体生活中应用政策，而只是象征性地点头同意它的话。沙赫特曼、伯纳姆和其他人，包括当时的古德曼，坚持认为仅仅“接受”过渡纲领没有任何意义；在把它纳入我们自己的党的生活时，必须区分其中直接适用于美国的部分和不适用的部分，区分那些具有一般宣传和教育性质的口号和那些适合直接用于煽动的口号；他们还坚持认为，必须从这个国家的生活发展中寻找纲领中许多一般概念的具体含义。对坎农来说，检验真正的信徒的标准是他在做十字架是否足够的虔诚。“要么全部接受，要么不接受！”——百分之百地口头接受这个方案，就像它的现状一样，仅此而已。坎农甚至走了一个荒谬的极端，在政治委员会中通过了一项动议，即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之间没有区别（相当于一个二加二不等于四的动议）。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强行通过这样的概念：在劳工运动中出现的“30小时，30美元……”的运动和口号。“30小时，30美元……30小时的工作，40小时的工资”等等，都是“浮动计算工资和工时”这一总过渡口号的具体化。过了一年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把工人卫队的口号当作除了最模糊和最一般的教育宣传之外的东西。由于这种完全无用的方法，过渡计划到今天还没有成为我们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因素。
坎农派掩盖了自己政治的保守性，通过作为托洛茨基观点的“不屈服的代表”出现来寻求声望和控制。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断然否认坎农集团有丝毫权利被视为托洛茨基在真正的政治意义上的观点的代表。
但是，即使坎农集团真的是托洛茨基政治的负责任的代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政治，其结果仍然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首先，托洛茨基不仅可能犯错，而且已经多次犯错。自动地、不加批判地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的习惯，消除了全部或部分富有成效的讨论的基础，以及相互影响和纠正的可能性。
第二，托洛茨基不可能为美国分部的发展提出一条日常政策路线，也就是说，不可能代替党的领导、党的问题和党的任务；他也不寻求或希望这样做。就美国分部而言，他只能在更普遍的、国际的、基本的问题上给予指导，偶尔也会在出现的具体国家问题上给予指导。如果这种指导总是正确的，它仍然只是必须做的事情的一部分。美国运动和美国革命还存在着一千零一个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只能由独立和批判性思考的美国支部的领导和党员自己来回答。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是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一贯态度，也是我们运动中唯一可以接受的态度。在这种观点中，没有丝毫的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成分。它是普通的常识。除非发展这样的领导层和成员——但这在官僚保守主义的体制下是不可能的——否则第四国际在这个国家注定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过，坎农集团至少在言语上自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所有观点。我们把坎农集团定义为官僚主义的保守派，并指出对官僚保守主义者来说，政治是从属于体制的。坎农集团的独立性，使它保持活力并有可能成为一个集团的原因，不是它的政治政策——归根结底，这些政策对它来说完全是次要的——而是它维护自身的中心目标。在制度或“组织方法”的问题上，坎农丝毫不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相反，他虽然愿意听取托洛茨基的意见，但追求的是有保障的独立路线。政治或理论问题可以留给其他人——留给托洛茨基，甚至在“正常”情况下，留给伯纳姆或沙特赫曼。但坎农会在“组织”方面保持坚定的指导性。这种态度上的差异无限地揭示了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的真实性质。政治、纲领，或多或少都是要别人处理的例行公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事，是笼络多数，掌握对党的控制。是的：托洛茨基、伯纳姆或沙赫特曼为全会和大会撰写"政治决议"；但组织决议来自坎农的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之手。从1937年11月芝加哥大会结束到1939年6月，坎农没有在党的公开政治报刊上发表一个字；但他关于“组织”的文章却成为大会前讨论的特色。
这些文章本身也很有特点。在大会前的讨论中，目前反对派的同志客观地和自我批评地指出，党员对领导的迟钝和冷漠，对它未能制定或执行行动纲领，特别是未能使过渡纲领付诸实践，感到不满是合理的；还指出，大会的筹备工作是例行公事，没有对过去或未来的纲领进行批判性的检查。坎农的文章，其中的许多观点是集体的产物，尽管它们是作为个人的贡献而印制的，基本上是为了避免在两次大会之间对党的领导的管理提出必要的批评。对这一论断最清楚的证明莫过于这样的事实：在大会之后，这些文章中的“行动纲领”再无音讯。它们是保护体制不受批评的一种防御机制，仅此而已。
2．第二个掩盖了坎农集团真实角色的主要因素是坎农毋庸置疑的组织技巧——有时被称为“组织灵活性”。这一点，在中央与他交往多年的人都很清楚，很难简单描述和解释。没有哪个政治家比坎农更注意“纪录”。他将投入到写作和具体动议的工作尽可能拖延。而很多事情，也许是大部分事情，是在行动中悄悄完成的，根本没有动议，或者动议只是为了记录或认可已经发生的事情。
坎农到明尼阿波利斯去一趟似乎是明智之举。为什么呢？同志们希望进行一些“协商”。旅行结束几周后，对“史密斯”同志的工作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自然，政治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决定。
几周前，是坎农三年以来第一次对青年感兴趣。坎农注意到了可怕的情况——巧合的是，一场严重的派别斗争也正在展开。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的坦纳同志（到昨天为止，正如纪录和信件所证明的那样，他对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非常满意）就那么凑巧，感到不得不在一次采访中并通过信件告诉坎农，事情有多么糟糕。几天后——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阿特·普雷斯同志，几个月前曾公开表示，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是他在俄亥俄州土地上唯一的不可缺少的生存资源，他给国家办公室写了一封对青年进步联盟的谴责信，极尽形容。
临近1939年7月的大会，党员们感到党的运作一切都不顺利。坎农长期沉睡的优秀文学风格涌现出来。我们需要的是1万美元，每周3次的呼吁，以及30名新的组织者。试图清醒地、批判性地谈论过去以及从过去学到什么——这就是破坏“建设性大会”的机会。大会结束了，但新的“行动纲领”并没有脱离纸面而付诸实施。
纽约的组织已经脱离了坎农的影响吗？幸运的是，就在一次地方会议之前，科克伦出现在纽约；而且，虽然政治委员会还不知道这件事，但恰好他在汽车部门（三个月前被定义为主要集中点）的工作已经结束。在纽约的坎农的能言善辩的支持者没有那么多了，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做得那么好了吗？幸运的是，加利福尼亚不再迫切需要穆里·魏斯，他被专门派往纽约；而汽车部门已经彻底平静下来，底特律地区也不再需要乔治·克拉克。
组织委员会讨论了党内严重的财政危机，一致向政治委员会建議採取了削减政策，政治委员会也一致认可了该政策。为了挽救《呼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恢复每周出版，并裁减全国办公室和报社的工作人员。只有一名全职编辑人员和一名全职业务经理。坎农派在党的纽约大会上被击败后，财政危机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古德曼被加到全国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中；从未在这一领域有过丝毫经验的克拉克被进入到《呼吁》的工作人员行列中，担任出版社的总经理，政治委员会的多数派不屑于为增加工作人员或者是候选人的资格问题提出丝毫的论据，无论是好还是坏。然而，由反对派把持的其他工作部门，重要性不亚于那些部门，却因为“财政”原因被削减。
这一切都不是对等的。
3．第三个掩盖坎农的角色的主要因素是其他全国委员会成员，特别是目前的反对派成员为他提供的掩护。这对许多党员来说，有以下两种效果之一，但都是为了掩护坎农：一些可以自己做决定的党员，他们认为党的领导是保守的和官僚主义，但使他们认为责任是整个领导层的；而另一些不认为这个、那个或其他全国委员会成员是保守的和官僚主义的人，则认为这些成员没有与坎农切割开来，证明坎农本人既不是官僚主义的，也不是保守主义的(可以注意到，有些全国委员会成员甚至现在支持坎农，如古德曼，仍然起着掩护作用）。
的确，除了在大会上进行了部分和不充分的讨论外，我们没有发言，因此无疑是为坎农的官僚保守主义充当了掩护。为什么没有发言呢？党必须了解这种沉默的原因，以避免被这种建议所误导，比如说我们现在发言是为了转移对所谓错误政策的注意力。
1）首先，目前全国委员会的少数派虽然因坎农的组织概念和行动是官僚主义的而反对他们，但也丝毫不想用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概念去反对他们。我们相信党的集中制和民主制；我们认为，当领导层中的每一个争端都被立即“由群众决定”时，只会导致混乱。我们认为，党的结构中有一定的秩序，这是它应该有的样子。当领导层出现争端时，我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把这些争端提交给群众之前，应该探讨和用尽在领导层解决这些争端的可能性；至少在分歧——如果继续存在分歧——得到澄清和具体化之前，不应该把它们提交给党员。党会为党员之间的纠纷付出沉重的代价，积极的外部活动会减少，因打击和令人厌恶而失去人心，精力和资金的浪费等等；因此，不能轻易发起这种纠纷。
在俄罗斯问题上出现政治分歧后少数派突然“发现了”与坎农在组织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这不管怎么都说是不对的。在过去几年中，目前少数派的一个又一个成员一次又一次地在领导委员会中提出这里讨论的问题，试图找出一些解决办法。例如，在“汽车危机”期间举行的政治委员会特别扩大会议上就这样做了。在7月大会之前，我们曾试图在一些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伯纳姆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长篇书面文件，作为讨论的基础。这份文件并没有假装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处理所有的问题；它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的目的在于在领导层中发起有序的讨论，以便通过坦率和一般性的讨论，至少可以为所提出的问题找到一些解决方案。除了麦金尼就该文件作了简短发言外，只有阿本发言讨论。他详细地论述了针对他的批评。然而，文件主要讨论的制度——坎农的制度——坎农却不屑于发表一个字的评论，无论是辩护还是反驳。之后，他明确表示，他甚至不打算通过在正式组成的党的领导层中，或者在全国党员大会上的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问题只能由小集团来处理和处置。换句话说，坎农制度——也只有这个制度——可以评论坎农制度。
在大会召开前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沙赫特曼提议在大会上提出这些问题，在大会议程上列入一份关于领导层自上次大会以来的记录的报告。这个建议被全国委员会拒绝，理由是“这些问题不能由大会决定”。那么应该由谁来决定呢？他们明确表示，任何试图提出与“体制”有关的任何问题，无论多么有限、具体和片面，都会在党内引发危机。多数派根据该著名口号的美国版而运作：“只能通过内战才能清除这些干部”。然而，当这些问题在大会上被迫浮出水面时，它们是以关于“组织机构”的辩论这种扭曲而令人迷惑的形式浮出水面的。
2）坎农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问题也经常出现在各委员会委员面前。我们在解释过渡纲领时曾举过一个重要例子。现在的反对派的同志们那时就是否在讨论和公投中向党提交独立的决议进行了辩论，并确实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但是，正如多次发生的那样，以下因素的作用使争端不为党员所知：几乎所有委员会成员都普遍地，至少是正式地同意支持过渡方案和新的劳工党立场。提交给党的单独文件会令人难以理解，会干扰教育党去接受新的纲领，以及为了成功对抗反对改变劳工党立场的人。似乎不可能一下子完成所有的事情，而主要的任务似乎是一般的政治任务。政治上的顾虑，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阻挡了群众成为党员的道路。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诚实的党员身上，他们因在一个暂时有政治争议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而对坎农倾向的意义视而不见。坎农不需要被这种考虑所困扰，因为他的政策是他的制度的工具，而且对他而言，往往政治争端只是用来扼杀那些即将到来的对制度的攻击。
3）我们已经指出，坎农集团正处于发展状态。它的官僚保守主义不是一天或一年的产物。它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才逐渐具体化，成为一种制度的。我们深信，战争的爆发是明确而粗暴地催生了它。很难在全党面前攻击主要是一种威胁、一种倾向、一种胚胎的东西。这样做也是没有道理的。按部就班，一次一个点，这种倾向可能会及时得到纠正；至少我们可以“蒙混过关”。
4）对坎农集团的真正了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并非目前反对派的所有成员都同时得出了他们现在的观点。多年的亲身经历是必要的；也需要战争使事情完全清楚。
5）我们认为，这四点是我们犹豫是否将争端提交给全体党员公开讨论和决定的合理理由。我们不想假装只有合理的理由才会激励所有反对派成员。其他一些不那么值得注意的原因也影响了他们的行动：某种惰性；甚至有时对党内似乎无法治愈的弊病持嘲讽态度；不愿意为一场严肃的斗争承担责任——所有这些都归结为对官僚保守体制不得不对其反对者进行的那种斗争的畏缩……目前反对派的某些成员，特别是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并没有谎称自己在坎农的一些官僚行为中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也没有谎称自己是从没有过官僚行为的。
7．小集团及其领导人
坎农派的领导成员是众所周知的。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派别内，他们都不是新加入的人。他们包括卢伊特、戈登、邓恩、斯科格伦、韦伯、特纳、克拉克、科克伦、莫罗、赖特、魏斯等同志。我们称这个派别为小集团。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对我们的对手使用一个带有不愉快意识的称谓，而是像往常一样，努力给出一个准确和科学的政治描述。
坎农派是一个小集团，因为它是一个存在的、持续存在的集团，没有任何原则性的政治基础，与其他人的政策如此不同，以至于需要单独（和秘密）组建。
在目前的党内讨论中坎农说，过去两年都没有“坎农派”，但现在有了；现在有了，是因为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争议（关于俄国问题），在这种政治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代表相同观点的派别。提出这种说法只是为了蒙蔽无辜者的眼睛。但真相是，在目前的争端中，目前（临时）“坎农派”的许多支持者和成员并不是（永久）坎农派的成员。但这个集团本身是一直存在的。
这一点是可疑的吗？仅仅一个事情就可以证明。在7月的大会上，沙赫特曼提出了一份新的全国委员会的名单。他给出了自己提这份名单的政治动机：把它与党的活动中暴露出来的困难和问题联系起来，与摆脱常规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需要联系起来，与战争的临近联系起来；他主张成立一个委员会，保留老领导层的核心，以保证政治稳定和经验，并增加一大批“新鲜血液”，特别是“青年”成员的草案。
在沙赫特曼说完后，邓恩同志提出了一份名单。他没有给出任何原因。他只是把它提交给代表们，让他们接受和支持。科克伦提议休会，并进行了表决。如同信号一样，30或35名代表随后像个男人一样来到大厅后面，在那里举行党团会议。有什么政治通行证可以进入该核心小组会议？没有，也不可能有。它是作为一个集团开会的，即坎农集团。
在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中，还有两点是值得关注的。坎农没有到大厅后面去——在这种场合他一般也不会去。为什么不去呢？难道选拔候选人还不是一个足够关键的问题去占用党内最佳领导人的才能——尤其是为战争而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还是坎农只是纯粹地对“政治理念”感兴趣，以至于他没有插手选择候选人的工作？这些问题让无辜的人感到不安。以下是解释：坎农确实对候选人名单和全国委员会非常感兴趣；但他只对拥有一个在必要时多数派都会为正确意见投票的全国委员会感兴趣。因此，他可以放心地把具体的人事问题留给他的派系伙伴，而且他也确实如此做的。
第二，科克伦要求休会，因为大家对邓恩宣读的名单感到惊讶和不解。但这不就否定了小集团的存在，或至少否定了科克伦的成员身份吗？这又是一个困扰无辜者的问题。解释如下：该集团领导层的内部圈子对该集团自己的成员，特别是对其外围的不太了解情况的支持者有一种蔑视。因此，内部圈子甚至懒得通知其他成员候选人名单的内容；它只是通过邓恩宣布：这就是你需要的投票的东西。一场震惊，和一场可怜的小“叛乱”由此发生了。然后，在中场休息时，小团体聚集在一起，很快就和平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政治委员会委员们都很熟悉这些来自委员会会议的小叛乱：它们通常只持续到进行投票的时候。
※※※
坎农派是一个官僚保守的小团体，而不是一个建立在有一个共同接受的政治纲领上的团体。但是，如果不是政治纲领，又是什么把它凝聚在一起？像所有这样的团体一样，如果它要持续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围绕着一个人，一个领袖。这个团体的“纲领”变成了领袖。不可能是别的情况了。
在政治上，那些表现出天赋和能力的人自然会在他们的同事心中占据一些特殊的位置，一些或许多人将对这些有天赋的人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给予相当大的信任。很自然的是，这些有领导能力的个人应该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政治思想的体现而具有影响力。这没有什么不对，尽管它哪怕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包含着毫无疑问的危险。但一个小集团的追随者们与它的“领袖”的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对领袖的崇拜”与对一个杰出的、经过考验的、有才华的同志的信任完全不是一回事。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说坎农被他的追随者视为领袖。坎农替代了政治纲领。
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吗？往往正是在党的见证下，指挥一次又一次被证实。让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在7月的大会上，魏斯（在另一个方面已经提到过）是大会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提议选出一个组织秘书。魏斯在大会委员会中，赞成该计划并投了赞成票。但魏斯也是坎农集团的支持者。在大会上的10分钟发言中，当这个问题出现在议程上时，魏斯透露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他承认，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而是因为有人向他指出了“选组织秘书提案背后的问题”）。但是，正如大会代表和参观者记得的那样，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对其领导人的崇拜之歌。他告诉我们，他已经观察坎农多年了。他宣称，在组织问题上，他发现坎农1000次中有999次是正确的（我们所引述的就是他说的）；也许坎农在1000次中有一次是错误的，但如果是这样，他魏斯并不知道。尽管魏斯在这个问题上有诚实的看法，但他是陷入官僚主义保守主义陷阱的另一个受害者。
在大会召开前的一次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更令人反感的事情。辩论的问题是沙赫曼的提议，即把秘书关于党的领导记录的报告列入议程。莫罗在会上发言，反对这项提议。莫罗为什么反对呢？因为这是一个攻击坎农的计划，而坎农是党的唯一的领导人。这证据是什么？当《呼吁》工作人员的工作影像在纽约向党员播放时，屏幕上坎农的照片是除麦金尼外唯一受到掌声欢迎的委员会成员的照片。(回忆这样一个事件是微不足道的八卦吗？唉，不是的；我们知道滋生这种事件的派系）。顺便说一下，莫罗曾在一次不太正式的会议上解释为什么坎农“对委员会成员表现出如此的蔑视”（这是莫罗的话）。“这是因为”，我们再次引用原话，“坎农高高在上，凌驾于他的同辈委员会成员，就像列宁一样。”不幸的是，列宁无法就这些公开承认的追随者对他的赞美而为自己辩护！
又或是在一年前，当讨论党在法国的代表的问题时，克拉克在结束支持坎农的发言时，大声地、好斗地要求：“这里有谁敢否认坎农是本党的一位杰出领导人？”
或者更近一些，也更能说明问题：在11月9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党对白劳德被捕问题的态度。有两个动议被提出，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各提出了一个。无论这两项动议之间的差异是大是小，但还是有一个必须决定的差异。伯纳姆的动议以相当大的多数获得通过，坎农和他的小组全体成员都支持它，只有阿本和沙赫特曼投票支持自己的动议。在下一次会议（11月16日）上，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及。坎农讲了一两分钟：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想改变他的选票；他经过思考发觉，他赞成沙赫特曼的动议。他说话的语气很温和，并没有给出改变的严肃原因。然后科克伦发言，说他认为没有理由改变。在他之后，是韦伯。韦伯不仅认为没有理由改变去支持沙赫特曼的动议，而且宣布在他看来，伯纳姆的动议并没有偏离沙赫特曼动议的方向很多。在韦伯讲话的时候，魏斯（有时是官僚主义陷阱中的一个不安的俘虏）胜利地把一张纸条递给了沙赫特曼。纸条上说，你看，你对“坎农投票”的看法是多么的错误！沙赫特曼耸了耸肩，对伯纳姆说，在这么小的事情上，坎农没有必要把它变成“信任投票”。但是，坎农发言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他火力全开，极力为沙赫特曼的动议辩护，因为他惊人地发现，伯纳姆的动议暗示了他对“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的立场。表决结束后，伯纳姆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少数派的地位。科克伦和韦伯的投票也和坎农的投票一致。但也许坎农已经在他的总结中“说服”了他们，他们的立场是不正确的。事实并非如此：一小时后，在休会后，韦伯完全重复了他在委员会中所说的反对沙赫特曼动议的论点。但是，由于陷入了官僚主义-保守主义陷阱，他按照领导的要求投了票。
（我们并不是说坎农的追随者从来都是按坎农的意见投票。如果你仔细搜索记录，你会发现在这个或那个场合，有些人——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全部人——有不同意见。但是，就像在议会中一样，当问题被提出来作为“信任投票”时，他们从不对他投反对票，而且是坎农——像张伯伦或达拉第一样——决定什么构成信任投票。某种“自我表达”的余地是默许的，也是可以允许的。但这种余地一直在不断缩小）。
一个有领袖崇拜的小集团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坎农派不能逃避这些规律的作用。为了保持领袖的地位，所有其他领导同志都必须被推翻。因此，坎农派开展了系统的秘密活动，毒害党员的思想，其用语往往是最奇妙的诽谤。一种“反纽约”的宣传被散布开来，这根本上是对并不总是好的偏见的迎合。在党的最后一次大会上，坎农特别以最人为的方式掀起了这场运动，而且达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以至于它被带到了庆祝大会的公开群众会议上。在全国大会上这样做符合该集团的利益。但是，在几个月之后的纽约市大会上，当小集团把市组织者科克伦所做的一切赞美到天上去，并激烈地否认他的管理有任何错误或不足时，纽约组织突然被说成是党内一个非常完美的部分——至少是支持坎农集团的那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一种“反智”和“反知识分子”的态度被灌输到党员的头脑中。派别成员被教着——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鄙视和蔑视“知识分子”和“知识主义”。只要是关于知识分子的笑话或故事，就一定会有大笑声。这种症状虽然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很少见，但也很熟悉。我们中的一些人会记得大约六年前这种现象在美国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在AWP内部，反对与CLA融合的斗争是由哈德曼打着“反纽约”、“反知识分子”的旗号进行的（与现在的许多运动者不一样，扛着旗子的人本身就是一个纽约知识分子）。在旧共产党的斗争中，福斯特和公司自封的“工会”派在这方面也同样出类拔萃，尽管在那些日子里，坎农用他的全部力量与福斯特派的蛊惑性作斗争。
个人的而不是政治的无礼和苛刻，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在这次争论的一开始，在立场和界线还没有明确划定的时候，坎农和他的同伙就不断地把反对派称为“叛徒”，“哭哭啼啼”，“臭烘烘”这个，“臭烘烘”那个。不是在全会上，而是在全会期间，邓恩把少数派描述为“哭哭啼啼的罢工者”（我们一如既往引用原文）。此后，反对派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工头”和“破坏罢工者”。词汇也陷入了官僚保守主义的陷阱。
※※※
坎农辩称：党的弊病怎么能怪到我头上呢？少数派的成员不是占据了许多最重要的职位吗？在从芝加哥大会到最近的7月大会，我难道不是政治委员会少数派中的一员吗？（顺便说一下：我们并不把党内的所有弊病都归咎于坎农。我们也指责时代的严酷性，以及我们自己。但是，为了治好病，必须诊断出主要的危险和疾病的根源）。
诚然，少数派成员占据了许多职位，他们在党的工作中尽了自己的责任。为什么不呢？坎农丝毫不反对党内的每个人在能力范围内多做事，甚至是在重要的岗位上。即使是阿本，现在也是坎农以不负责任和不称职为由进行的最毒辣的攻击的目标，他也可以在坎农的倡议下被分配到最负责任或最机密的岗位上去但有一个条件：有关同志在执行任务时无权批评或做与制度及路线不同的事情。只要他在任何重要问题上试图行使这一权利，昨天的合格就会立即转化为不合格，并采用一切可以想象的手段在党的队伍中诋毁和抹黑他。
至于政治委员会：的确，在去年夏初，坎农在政治委员会中处于一个少数派的地位。的确，他不是一次而是多次重复说：“我不会为委员会的任何一个成员负责。”当人们想起坎农在芝加哥大会上表示自己对那里选出的全国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都很满意时，这无疑是一个有害的借口。一个领导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成功地把每一个本应是他最亲密的同事的人都赶到了反对派的行列中去是奇怪的！
但完整的事实是更复杂的。政治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机构，或者充其量是一个半虚构的机构。它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在一个地方它可以采取行动，但另一个领域它就不能冒风险做事了。政治委员会之上是全国委员会（从形式上看，它应该是这样的）；全国委员会之上是最后的权威——坎农集团。
在过去的八个月里，坎农经常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实际上是很正确的——即政治委员会没有独立地位，它只是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为什么这个明显的事实变得如此突出？有一个重要原因。坎农无法构建一个可信的、有说服力的、规模适当的议会，而他的小集团又能在其中占据绝对多数（新的全会后的政治委员会也不例外，它既不可信，也没有说服力，规模也不适当）。但它总是在全国委员会上保持“可靠”的多数。
但即使是全国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虚构的。它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会被要求采取行动，然后它的审议也有一种不现实的感觉。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即“体制”问题上，小集团本身就是最后的上诉渠道。
我们将用三个决定性的例子来说明这些看法：
去年新年前夕，明尼阿波利斯的邓恩同志和“史密斯”同志突然出现在纽约。当他们被问及如何碰巧出现在这里时，他们面带微笑地回答说，他们想参加除夕夜的聚会。在新年的早晨，一些被邀请的同志出现在坎农的公寓里。这些人包括坎农、沙赫特曼、伯纳姆、史密斯（有政治委员会成员的身份）；以及来自全国委员会的邓恩、克拉克、科克伦、莫罗。没有其他人被邀请。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了“汽车运动”的计划——包括人事和财务；预计在密歇根地区开展更广泛的运动的计划；以及设立一个特别的“实地委员会”，拥有模糊的指导权；最后，计划将这个计划“无害”地提交给政治委员会，以获得名义上的批准。这个机构凭什么作为一个决定性机构，篡夺了政治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的职能？只有当我们回忆起坎农即将前往欧洲时，才能理解这次会议的全部意义：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在他不在的时候对政治委员会进行消毒。(顺便说一下，这里是著名的“汽车危机”的来源。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对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没有任何辩解，尽管当时他们很清楚，他们被邀请参加会议是为了使会议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被接受，而这些决定实际上已经由坎农集团作出。然而，直到今天，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去年春天，他们在文章中和演讲中指出并分析了这个错误）。最后可以补充的是，坎农从未对这次会议发表过评价，从未否定过它或它所象征的东西。
第二：根据芝加哥会议的授权，党成立了一个工会部门，并任命维迪克为工会秘书。据推测，维迪克将领导该党的工会工作。争论维迪克是否是最有资格担任这项工作的同志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由全国委员会来安排最能胜任的人担任这项工作，然后给予他支持和信任。但是，这个部门和职位仍然是一个虚构的，或者充其量是半虚构的。该部门甚至连一半的经费都没有。维迪克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维持自己的工作。只要有可能，他就试图执行他的任务：在林恩、纽瓦克和阿克伦等地，人们感受到了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这些地方的工会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在任何时候，维迪克都不被允许“干涉”明尼阿波利斯、海事或汽车领域。这些领域属于坎农集团的特殊管辖范围。政治委员会与它们的关系也没有任何不同。事实上，在这三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在采取了行动之后才提请政治委员会注意的。在中央的同志中，实际上只有坎农，而且只有坎农一个人，而且坎农不是作为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作为个人，被征求意见。有鉴于此，工会秘书被排除在新年会议之外就不会显得那么奇怪了，而新年会议恰恰是在工会事务上作出了如此深远的决定。但是，为什么要委任维迪克这份工作呢？因为坎农集团中没有一个有足够地位的人愿意担任中央的工会工作。而且，尽管维迪克的职位是一个虚构的，但他是一个有用的虚构：像其他有用的虚构一样，他帮助掩盖现实。
第三：在大会之前和期间，目前少数派的同志提议，明尼阿波利斯的“史密斯”同志应该到中央来担任组织和工会秘书。由于这一提议，他们在全国委员会大会上被坎农派谴责为轻率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从来没有也不会掌握工会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大会结束后三周，坎农、邓恩和“史密斯”以书面形式提交的一项动议提出了完全相同的建议，这被誉为政治家的胜利。是什么发生了变化？不是全国大会，不是个人，不是“史密斯”的工会工作的条件和前景。变化的是——原因从未被解释过——小集团的决定。
8．坎农的危机理论
我们已经向党解释了，连贯地和公开地，我们对党的危机的政治分析。这样做是我们的责任。坎农也有责任提供他的理论，他的政治分析。自目前的危机开始以来，他在不少于四种不同的党内危机理论中来回转换；而这四种理论中只有一种，即他关注最少的一种就是政治分析。这件事并非没有意义。
1．坎农的第一个理论是，反对派领导人“不负责任”、“轻率”、“主观”，用他们自己内心的疑虑“使党陷入危机”。可以看到，这就是坎农在过去几年中党内每一次冲突时——哪怕是很小的冲突——所说的话。让我们注意：
a．即使这是真的，它在政治上的意义也是非常小的。尽管我们是不负责任和轻率的（这是对那些在运动中的同志的相当轻率的指控，这些同志中很少是新手或未经考验的同志），但这最多是一种心理上的评论。政治分析必须说明我们的“不负责任”使我们陷入了什么样的错误政治境地。
b．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理论是典型的、已经过时的官僚主义做法的表现。“谁不同意我的观点，谁就是不负责任的。”这是官僚对其批评者的回答，是对政治回答的替代。
2．坎农的第二个理论是，少数派的立场是“民主帝国主义的压力”的表现：也就是说，少数派对紧接争议的问题的立场是社会爱国主义的。这是坎农唯一一次尝试政治分析。但显然他感觉到了这种分析的弱点，因为他只是偶尔和顺便提到了它。到目前为止，他从来没有纠缠于这一点，从来没有试图证明它。
为了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他对少数派在”俄国问题”上的立场进行抽象的分析是不够的。他必须用少数派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和之前的其他行动--动作、讲话、著作的证据来举证，必须表明这些也揭示了民主帝国主义爱国主义的倾向。但大家都知道，他做不到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少数派领导人日复一日地坚持党的国际主义、反爱国主义的立场，首先是在战争问题上，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这一极其重要的任务中，他们在党内不是走在最后一位，而是第一位。
我们的党，确实受到了民主爱国主义的压力，我们必须防范它。幸运的是，这种压力还没有在我们的队伍中产生严重的、具体的结果。在它具体表现出来的地方——当克利夫兰的科克伦一头扎进“让美国远离战争委员会”时，当托莱多的同志把我们的过渡时期口号的改良主义版本塞进他们主办的失业问题小册子时，当几个月前我们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在明尼苏达州AFL大会上支持一项决议，称赞威廉-格林是一位反战斗士时，在这些具体案例中，我们发现主要参与的或完全参与的绝不是目前的少数派成员。
3．坎农的第三个理论是在纽约党员大会上提出的，即目前的少数派构成了一个“臭气熏天的办公室官僚机构”（他们非常坚持使用这个形容词）。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对党的历史上的三件事进行了断章取义。我们不会在这里用事实来反驳这些，尽管如果这些伪造的东西被坚持下去或者被写在纸上，我们会利用机会反驳，而且是确凿反驳。但我们现在只想观察一下，就像在理论一中一样，这种回答是如何典型的官僚主义。“你们说我是官僚？你们自己不仅是官僚，而且是肮脏的官僚。”又是政治回答的替代物。”
4．坎农的第四个理论是这样的：目前党内的争论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少数派）与无产阶级分子（多数派）之间的冲突的表现。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令人满意的理论！我们——多数派对自己说，舔着自己的印章——在党内所拥有的是：阶级斗争。因此，多数派可以通过参与“自己的”阶级斗争来弥补党在现实斗争中的不足，而现实斗争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外部世界进行的。
这一理论也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学的。如果它是真实的——和重要的——那就仍然有必要从政治上描述“小资产阶级派”的立场。仅仅把它称为“小资产阶级”是不够的。
现在，首先，这种理论——就算它是重要的和相关的，但其实它不是——即使作为对事实的描述也是不正确的，与它们的解释完全不同。在从波士顿到太平洋沿岸，特别是在全国中心的许多地方，我们并没有错过坎农派中突出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谈论社会地位是值得的，我们必须记住，社会地位并不因为学会用嘴说话，抽大雪茄，或在演讲中撒上响亮的骂人话而改变。
我们首先承认，我们党的社会构成，首先是缺乏真正的无产者，是一个悲剧性的弱点，必须用一切合理的手段来克服这个弱点。然而，我们发现，这一直是整个第四国际主义运动的弱点，事实上，从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是很多分部的弱点。因此，我们并不指望在一天之内或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奉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策，把我们的观点转化为群众可以理解的术语，沿着这条路线直接参与群众运动”——这是我们知道的唯一“公式”，一个并不容易的公式。
革命纲领不是无产者自己的自发或自动产物；“自然的”无产者政策是改良主义或联合主义的。事实上，至少从一个最重要的角度来看，我们党内最有激进影响力是青年，他们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除了锁链之外一无所有”，面对的是无望的社会状况。而青年正以其压倒性的数量反对坎农、反对他的政策及体制。
坎农关于党的危机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骗局。它的具体含义是鼓励工会同志解放自己——不是摆脱“小资产阶级分子”——而是摆脱党的政治控制。关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讲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借口，当党的政治控制似乎是（有时必然是）干扰了工会工作中的局部或暂时的优势时，他们就会拒绝这种控制。在这个基础的方面，它与多年前共产党内福斯特派的“理论”和鼓动是一样的，过去经常受到我们运动的谴责，今天也应受到同样的谴责。
9．官僚保守主义的贫瘠
在危机时期，首先是战争危机时期，一个政党不能仅仅以“重申我们过去的立场”的政策来继续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
我们越来越发现，坎农派抵制每一个新思想，每一个实验。勉强说至少有一半的新想法和拟议的实验是错误的。但是承担犯错的后果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值得注意的是，坎农派总是把“歇斯底里”、“浪漫主义”、“头脑简单”作为他们对新思想的第一反应。在小事上和在大事上一样：不管是试图真正为建立“工人卫队”做些什么，还是甚至在纽约举行户外的五月会议（戈德曼和坎农反对这种做法，认为不可行，肯定会失败——尽管像我们尝试的实验一样，如果实施的话是有非常合理的理由的）。我们不能“急于”对当今的具体问题采取具体立场——禁运、入侵波兰、纽约地铁的市政所有权或印度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可能搞错了”或“可能违反了我们的基本立场”或“把自己卷入投机”。
官僚的保守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没有生机的。它的自我保护目标使它能够熟练地进行组织演习，但却阻挡了向外的道路；如果它尝试向外的道路，那只是因为它的内在困难迫使它寻求外部解决方案；因此它的扩张也是保守的和官僚的。
坎农派的愈发死气沉沉最明显表现在它对青年的态度，以及它没有能力吸收青年中的优秀人才。它甚至从来没有注意过青年，只是以所谓的“反党”态度和所谓的“极左主义”和“冒险主义”为由打压其领导人——实际上这只是青年对坎农集团的官僚保守主义和其领导人崇拜的抵抗。在我们的党内还有一个没有决定的问题，即不把坎农当作无懈可击的领袖来崇拜就构成了反党态度。
我们完全准备接受官僚主义提出的“奉承青年”的指控，并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青年组织的明显弱点，我们毫不犹豫地说，我们的青年——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组织本身和最近从该组织转入党内的那些同志——在各个必不可少的基本方面都是运动中最进步的力量，而且是运动未来的90%的希望。战争的临近只会使这一事实变得更加有分量。青年人肩负着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工作重任；在负责任的组织方面，他们让党感到羞愧；在接受新的和实验性的思想方面，他们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他们为党提供了大部分的新成员；只有他们才真正为战争条件下的工作做好了准备。而正是这股力量，革命的潜在力量，坎农非但没有教育和吸收，反而粗暴地将其斥为“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三流分子”、“勒弗斯通分子”和“党的叛徒”！
我们要问，坎农集团的观点是什么？我们很清楚它对即将召开的特别会议的意图是什么。坎农政权正在准备分裂，这一点已变得越来越明显。坎农提出并为了留下记录而通过的庄严的“团结决议”，决不能让党一时上当受骗。尽管有“团结决议”，坎农集团的路线和行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他们在大会上占多数，他们将消灭反对派（即分裂的一种形式）；如果他们占少数，他们就无意遵守党的纪律（即分裂的另一种形式）。无论哪种变体出现，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处置恼人的反对者和批评者，坎农集团仍将面临一个问题：观点是什么？在回答当今的政治问题时永远“重申我们的旧立场”，并对所有关于新的组织步骤的建议的答复就是把它们斥为“歇斯底里”？
事实是，坎农集团除了作为官僚保守集团应有的观点外，没有其他观点：维持自我；苟延残喘。
这就是事实：如果官僚保守主义计划成型并吞噬了整个党，那么这个党就无法活过战争。作为一个整体，它不会屈服于战争。但是，它只会迷失，被那些让它无能为力、无法应对的大事件所淹没。这就是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在战争和革命的危机中的命运。
10．可供替代的方案
这份文件已经很长了。我们知道，一些将要阅读它的同志，一些完全或部分同意它的人，会从中得出愤世嫉俗的、或灰心的、或失败主义的结论。这是没办法的事。现在有必要说出真相和全部真相。如果我们不能面对真相，我们怎么面对革命？我们也丝毫不受“在战争前夕破坏了党的和谐”这种蛊惑人心的指控的影响。正因为是战争前夕，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必须直言不讳。
在我们的表述中，存在着某种扭曲的可能性，这在论战性文件中是难以避免的。正如我们反对任何关于党成功之处的“救世主理论”一样，我们同样反对任何关于党不足之处的“魔鬼理论”。我们丝毫不认为坎农参与了任何蓄意的“阴谋”，不认为他作为一个人有意识地密谋对党施加官僚主义的保守主义束缚，由他自己担任领导人。根本不是这样。在所有受害者中，只有坎农自己最痛苦地陷入了官僚保守主义的陷阱。我们知道坎农的美德、服务和能力——比他自己的许多最忠实的偶像崇拜者更好，我们真诚地认为。而正是他最伟大的美德——他对自己与运动的清新认识——以一种不常见的讽刺方式，在导致他陷入目前的僵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为他堵上了一条出路。我们知道他最好的伙伴们的真实价值并对其进行评估；有的人确实非常伟大。
是什么导致了现在威胁到党的生命的这种官僚保守主义的罪恶的蔓延增长？一般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它是长期的孤立、失败、艰难斗争、逆流而上的结果；是这些在人们心中产生的厌倦、灰心、甚至愤世嫉俗和绝望的结果。官僚保守主义悄悄地爬上来，似乎是一种最后的绝望手段，以某种方式“坚持下去”，为更好的日子提供庇护。
就个人对这种增长的责任而言，我们谁也不能免责，尤其是我们自己。当坎农回答我们说“你们也要对这些罪行负责”，我们回答说，“我们将承担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最不愿意的是任何美化少数派的愿望，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团体。如果我们假装不受政治错误、官僚作风、甚至个人失职的影响，那将是荒谬的。然而，毫无疑问，我们的行为中最应受到谴责的是，我们没有将讨论中的问题提交给党以供冷静、负责、及时的考虑。虽然我们直到最近才组织起来或作为反对派发挥作用，但我们准备提交我们的个人记录供全党审查和批评。尽管这可能很重要，对其他个人的审查也可能很重要，但它们在紧迫性和决定性方面都比不上本文件所处理的中心问题——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制度以及如何消除它。
少数派针对多数派提出了这一主要主张：无论过去如何，我们认识到了党内的病症，我们诊断了它，我们建议治愈它——治疗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诊断。到目前为止，多数派拒绝承认疾病的存在；不，更确切地说，他们宣称疾病是一种有活力的健康的植物。通过这种态度，他们甚至把那些在起源上不属于他们的罪恶也变成了自己的。通过这种态度，他们阻止了治疗。
我们将在一份独立的文件中向党提出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即治疗的最初步骤。所需要的东西，就其总体轮廓而言，是很清楚的：我们必须用大胆、灵活、批判和实验性的政治，即科学的政治，来取代保守的政治。替代体制中的官僚主义，自然不是放弃中央集权，而是民主，在最大允许范围内的民主。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就从民主方面解决疑问。只有真正的民主的内部生活才能培养出主动性、智慧和自信，没有这些，党就永远无法领导群众。如果党的真正政策、领导权和制度一直只由一个没有独特政治基础的小集团决定，那么今天党所享有的所有形式上的民主——丰富的民主——就是毫无意义，是一种嘲讽。将党的控制权从这个小集团手中移出，是建立真正的党内民主和进步政策的前提条件。取代领袖崇拜的不是另一个领袖（我们不提议也不希望有），而是一个真正的集体领导，通过真正的意见交流和有效的分工来协调和整合党内的优秀人才。如果党内有一个人在能力、献身精神和政治洞察力方面优于其他所有人，他就会被认识和认可；但让他成为同级中的居首位者——享有平等的地位的人中的居首位者。不是“重申旧的立场”，而是让我们像自由而聪明的人一样，用我们强大的纲领性概念来应对历史上的活生生的问题，在行动中预见和指导。最大限度地发挥支部和地方的主动性！对那些错误的人进行同志式的教育，而不是粗暴和不忠的攻击。对每一个新思想，甚至是有疑问的思想，都要热烈欢迎，即使是批评，而不是谴责“不负责任”。对青年进行同志式的批评、鼓励、帮助和表扬——即使青年在夸张或过度热情方面犯了错误。让我们对错误不那么害怕！只有死人才不会犯错。
未来是艰难的，没错，但不是黑暗的。在世界范围内，反对战争的呼声已经在高涨。明天，一场暴风雨将会来临，我们的困难将不过是一个婴儿过往梦境。我们要决定我们届时将扮演什么角色。
1939年12月13日
（政治委员会少数派）
阿本
伯纳姆
沙赫特曼
[1]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37.htm
[2]虽然这是在实际入侵芬兰之前写的，但这一指控并没有被宣布无效，而是被多数派的行动大大证实。正如我们在关于俄国问题的文件中所详细说明的那样，坎农集团的特点是，通过采取包含相互矛盾的政策路线的几种立场，以及在采取每一种立场的同时放弃其之前立场的办法，来回避对入侵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在少数派和全体成员的压力下，坎农集团感到不得不在芬兰问题上采取它所谴责的在波兰问题上的多余做法，即就具体局势制定具体的立场。但实际上，它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在波兰问题上，它什么也没说，因此它的“立场”可以而且是对所有的人都适用。在芬兰问题上，它在几个不同的文件中说了几句话（都是在一周或十天内写好的！），因此它的立场又可以是而且是对所有人都是如此。（附录中的所有脚注都来自原文件——编者注）。 |
马克思、恩格斯与双重道德问题（﹝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8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马克思、恩格斯与双重道德问题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83
韩达翻译、树林校对
原文链接：Marx,Engelsandtheproblemofadoublemorality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被指责提倡双重标准，并拥有双重道德。[1]按照推测，他们反对将通常用于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同样应用于阶级斗争。因此，有人指责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随者（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所提出的在阶级斗争中“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则。
随之引发了一种更强烈的批评：至少斯大林主义歪曲事实的萌芽就包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学说中。[2]这种指责源于一种典型的概念混淆。正如马克思不认为劳动力应该是一种商品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应该有双重道德标准。马克思不是在做价值判断，而是在进行历史观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
否认这一观察结果的人就是在拒斥现实。同样地，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注意到“双重道德”一般在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这不是他们的选择或愿望。这是对实际情况的冷静观察。同样，任何对此提出异议的人，要么是出于无知而对不符合其意愿的事实视而不见，要么是玩世不恭的伪君子。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一万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不存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不适用这种双重标准的特例。例如，最近法国主教关于核导弹的宣言再次庄严宣布，非暴力只适用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不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当英国人保罗·约翰逊（《新政治家》前编辑）这样的作家声称世界上的“道德堕落”或暴力增加是由于宗教原则的衰落时，他忘记了在宗教或特定宗教教义被99%的人口接受为普遍有效的原则的任何社会中，与其他事情相比，“双重标准”和大规模屠杀被广泛实施。关于基督教，人们会想起在宗教战争中丧生的数百万人，想起西蒙·德·蒙福特（SimondeMonfort）的强盗骑士军（robberknightarmy）的牧师对阿尔比根派教徒（Albigensians）的恶言恶语，他对妇女、儿童和老人说：“Tuezlestous.Dieuconnaîtralessiens”（杀死他们，上帝会认出自己的子民）。人们会想到佛教国家和印度教国家之间的残酷战争以及伊斯兰教军队同样的暴力行为。《旧约》中的主人公，受到犹太宗教的鼓舞，也犯下了无数的暴力罪行。[3]
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学者有关这方面的记录并不比制度化宗教的代表更好。在《居鲁士的教育》的第一部分，色诺芬让波斯国王居鲁士和冈比西斯进行了以下对话：
“但是，父亲，要想在敌人面前取得优势，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他说，“天哪，我的儿子，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但是，让我告诉你，打算这样去做的人必须是一个老谋深算、狡猾奸诈、诡计多端、毫无诚信的小偷或强盗，在每一方面都比敌人做得更好。”
——引自安托万·布罗格纳德，《阶级斗争与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巴黎，1969年）
马克斯·韦伯（MaxWeber）还通过对Gesinnungsethik（信念伦理）和Verantwortungsethik（责任伦理）的微妙区分，为“双重道德标准”辩护。
这种双重道德标准适用于阶级社会的事实，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废除一切阶级社会的重要原因。他们提倡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形式的暴力都将消失的社会秩序。他们的论点是，只有当社会分化为阶级，国家和镇压机构（军队、宪兵、警察、司法等）的存在，以及导致阶级分化和国家消亡的物质社会条件消失时，这才有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证明了阶级社会存在着“双重道德标准”。他们还解释了其中的缘由。人类只有通过最低限度的相互合作，通过分工和协作，才能确保其物质和精神（交流）再生产的条件。作为社会生物，人类被迫以合作的方式行动，否则将面临毁灭。但是原始人类在物质上和交流上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合作。那个范围之外的事物被视为未知的敌人。这是否源于从原始人类继承而来的侵略本能，在这里不予讨论。只想强调一点，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人类的可塑性使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或消除这种假设本能的表现。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大。通过创造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将这一范围扩大到整个人类。但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和紧张局势成倍增加，尤其是当社会被划分为各种阶级以及国家的（包括“许多”分离的国家）诞生时。敌对和冲突不仅限于与“外国人”的关系，而且在社会内部日益加剧。
“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十诫以及所有与之相对应的犹太-基督教社会之外的文化圈的道德原则，只不过是规则的编纂，这些规则允许社会个体成员之间或多或少能够正常合作。
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经常互相残杀或吃掉对方，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社会合作和人类的存在。“特殊”道德原则在实践中调节对立的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事实的体现，即在某些社会紧张的条件下，在阶级斗争中，阶级利益（群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或在抽象的社会背景下凌驾于所有个人的利益之上。[4]
因为它不再是为了维护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社会。而是主要致力于保持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即维持特定的社会制度。奴隶主愿意杀死数千名不服从或反叛的奴隶（甚至是为了威慑潜在的不服从或叛乱），他们并没有愚蠢到相信自己可以在没有奴隶劳动的情况下生存。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确信，由于这些谋杀，成千上万的奴隶将继续从事奴隶劳动，而如果使不服从或叛乱普遍化，情况就不会如此（或更糟）。
当朱利安·弗洛伊德（JulienFreund）引用17世纪天主教学者加布里埃尔·诺德（GabrielNaudé）的话，强调“政治家”的“职责”是保护公民的“安全”，包括在使用暴力的极端情况下；据说这就是政治的功能，国家的作用等等。由此可见，这话荒谬至极。但是利害攸关的绝不是所有公民的“安全”（在我们列举的例子中，奴隶并没有得到保护，反而惨遭屠杀）。其目的是确保某些公民的财产和特权优于其他人。“双重标准”（指违反某些道德规范的政治行为）的正当性显然依赖于隐藏这些行为所服务的特定利益。这些利益与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毫无关系。
“双重标准”的基础是对立利益的存在，即周期性爆发的社会冲突。这种爆发性表现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叛乱和镇压叛乱、战争、内战、革命和反革命等现象中。这样的爆发与阶级社会同生共存，这是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文明社会能够做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尝试（通常并不成功）将这种暴力置于某些规则（国家宪法、国际法）之下，而不是废除甚至永久限制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假设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这种双重道德可能会消失，因为随着社会对抗的消失，普遍的道德规则可以规范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初步的假设，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诱人的假设，其有效性可以通过世界规模的无阶级社会的实践来加以确认或使显露为过度乐观。
归根结底，双重道德建立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个体人际关系”与“群体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上。那些认为人类是具有侵略性的生物的人，永远无法完全消除他们对人类同胞的本能敌意，但他们忘记了人类也是合作性生物，也永远无法完全消灭与其他人的本能合作。若不如此，人类无法生存。
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在其著作《伦理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Ethikund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柏林，1906年）中首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考茨基被指控在那部作品中为一个“粗俗的自然主义论点”辩护。[5]这种指责似乎言过其实，尽管考茨基（顺便说一句，就像他之前的普列汉诺夫一样）确实在人类道德和动物世界的行为模式之间进行了不必要的类比，过于提及“社会本能”，而忽略了更具体的人类学方面。
2
这种双重道德标准在阶级社会中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以下问题：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是否应该反过来在他们的解放斗争中应用这种“双重标准”，或者他们应该从自卫和解放开始，寻求将康德命令也应用于群体关系（阶级之间、国家之间等关系）？[6]
人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主要信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历史经验层面和理想目标层面。
例如，在历史经验的层面上，关于事件的实际进程毫无疑问。历史上没有一个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甚至没有一个被压迫的个人群体，在解放斗争中放弃使用在正常人际关系中不可能使用的手段。无论是古代的奴隶，还是中世纪的农奴，无论是受到领主、神职人员和宫廷威胁的自由农民，还是与国家教会发生冲突的“异教徒”，抑或是现代资产阶级，都没有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放弃暴力。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庄严宣告反对非法权威的起义权和革命权。在这方面，他们遵循了斯宾诺莎和洛克等人的学说。所有现代政治运动无一例外地在实践中接受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暴力和其他在个人道德背景下不受认可的做法。
有人可能会反对，这肯定不适用于绝对非暴力的倡导者，他们从根本上拒绝任何形式的战争、任何战争合作等？然而，考虑到统治阶级实际使用的暴力，这只是表面上的例外。无论是谁，只要不积极抵制统治者的暴力行为，只要不试图在当下消除这种暴力行为，客观上就会成为这种暴力行为（暂时）胜利的同谋。即使他们假设从长远来看，非暴力抵抗会取得更好的结果，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为了一个长期的理想牺牲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顺便说一句，这个理想的实现并不确定。
最明显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三帝国。那些（像甘地一样）提议在被占领土上消极抵抗以长期破坏纳粹统治的人，忘记了在此期间所有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劣等种族”、马克思主义者、工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等等都将被真正地消灭。这些和平主义倡导者愿意为了一个理念的胜利而牺牲数千万人的生命。因此，对于和平主义者来说，目的证明（非人道）手段是正当的。同样荒谬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关键几周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声明：“我们不希望发生大罢工或武装抵抗，因为我们不想让工人流血。”但是没有尽一切努力去阻止希特勒上台，让数百万工人的鲜血直流，肯定比1932-1933年冬天的武装大罢工流血更多。
必须补充的是，1914年和1918年，德国（不仅仅是德国，还包括法国、英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政体的领导人已经准备好为了“保卫祖国”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接受暴力。这意味着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数百万人死亡，以及1918年12月至1919年春天数千名德国工人被谋杀的事实，将其视为“较轻的罪恶”。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和邪恶的列宁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拒绝暴力。双方的分歧在于如何选择使用这些手段所要达成的目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国防和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是可以接受的目标，但防止法西斯政变或推翻资本主义则不是。[7]
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困境。面对统治阶级及其政府为延续剥削、胁迫和统治而使用的恐怖和暴力，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别无选择，只能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获得解放。有效措施包括某些通常违背调整人际关系的伦理规则的方式。[8]
就马克思主义对有组织暴力行为的态度的道德方面而言，其出发点是，将奴隶主为了使奴隶制永久化而使用的暴力与奴隶用来解放自己而使用的暴力混为一谈，在道德上是不负责任和不可接受的。真正的基督徒心中永远铭记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永远记住阿皮亚古道上的十字架，斯巴达克斯的战友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巴黎公社的数千名战俘被加利费将军的“法律与秩序”大军屠杀。根据这些历史经验以及我们的伦理原则，把革命和反革命等同起来是极其不道德的。[9]
3
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双重道德标准”，甚至消除了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他们是否将阶级斗争中的道德问题归结为庸俗的实用主义政治化（现实政治）？完全不是。
首先，马克思明确表示，神圣的目的不能通过邪恶的手段来实现。[10]其次，“所有有利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手段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公式本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这个公式隐含着以下问题：什么才是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谁决定什么是有益的？标准是什么？应当在什么时间范围内判断某些手段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是有利还是有害？
在此，我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排除了任何适用于所有群体冲突的绝对道德标准，认为这些标准是不切实际的、不存在的和反解放的，但马克思主义今天构成了唯一一股认为在阶级斗争中使用某些手段是不可接受的政治潮流。这适用于一切手段，这些手段不会提高但会降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损害工薪阶层的自信心，破坏他们对事业正义的信念，所有这些手段都会削弱他们的团结和团结意识。这些手段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在实现最终目标——建设一个全球无阶级社会——方面是无效的，即使它们有助于实现阶级斗争中的直接目标（顺便说一句，这一点也不确定）。
这种意识不是绝对的道德原则。它具有现实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重构不可能是自发的，而只能通过现有无产阶级的实际阶级斗争和有意识的社会主义纲领（恩格斯称之为社会主义科学）的融合才能实现。当现有工人阶级（即广大民众）的平均阶级意识下降时，这种融合以及无阶级社会的建设即使并非不可能，也会被推迟。任何破坏这种阶级意识的事物（以及我们刚才所描述的东西）都会破坏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而不管所谓的现实政治的直接结果如何。
当然，某些政治措施、策略、行为方式等是否真的会导致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提高或降低，这仍然是一个争论点。人们对此永远无法完全确定，实然不是一个由事实推断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一党制既不符合无产阶级的现实，也不符合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原因之一。政治多元化和社会主义民主（工人民主）在推翻资本主义前后都是必要的。我们的出发点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绝对的道德原则，而是真实和理想的历史进程，即通往社会主义目标的进程。基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从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必要性的立场出发，我们提倡政治策略服从某些原则。
这意味着手段和目的并不统一，正如一些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和其他工人阶级的官僚主义思潮所宣称的那样。[11]手段和目的之间确实存在着张力和对立。如果要这样说的话，“手段-目的辩证法”指向一个辩证的对立统一。
一些人希望看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道德问题的“历史决定”关系与他们利用道德义愤和诉诸“无产阶级道德”作为政治武器之间的矛盾。如果道德最终是由每个特定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因此，在一个阶级社会中，道德只能被理解或解释为一种阶级道德——那么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凭什么声称他们代表着“更高的道德”？这难道不是另一个“双重道德标准”的例子吗？在这个例子中，一个阶级的利益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而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却突然被提升到“至善”的层次？
一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迅速地回应了这一争论，他们指出，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社会阶级之间的地位存在着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对应着一种伦理价值或“阶级道德”的等级制度。
历史上的进步阶级在面对历史上的反动阶级时体现了一种历史进步道德。例如，想想16-19世纪革命资产阶级反对酷刑的斗争，这反映了一种比半封建贵族和绝对君主制所依托的宗教裁判所、火刑和刑讯逼供为象征的宗教道德，更高的道德理想境界。诚然，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同一社会阶级可以先起到进步作用，然后再产生反动作用。例如，试想一下今天的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愿意绝对和无条件地谴责酷刑（想想纳粹德国、佛朗哥的西班牙、皮诺切特的智利、索摩查的尼加拉瓜等）。但这样的发展与道德价值观的等级制度并不矛盾。
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说服力的，但仅仅是有点说服力。它只是部分令人信服，因为它仍然建立在一个毫无根据的、因此是纯粹形式的类比之上。
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社会进步”或“历史进步”这些术语时，他们指的是一个经过严格定义的、几乎可以精确测量的过程：用平均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的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谈到社会阶级所体现的“道德高尚”（更高的伦理价值），从而使生产力得以进一步发展，我们就会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有“更进步的社会阶级”的“道德价值”是否真的是进步的，包括那些它需要合法化并延续其对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价值？
马克思和所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义愤填膺地拒绝这一论断！究竟在哪里可以划清一个特定统治阶级道德层面上的“进步”和“反动”之间的界限？[12]难道它所有的道德价值观不都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制度”、一种“意识形态”吗？这种制度怎么可能同时是“进步的”和“反动的”呢？
在我看来，只有当我们理解了这一根本问题，这个困难才能得到解决：历史是一个连续体，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和矛盾的问题。
历史进程不仅包括生产关系的断裂、革命和质的飞跃，而且还包括国家的阶级性。它是进化与革命的统一。生产力永久性地改变（它们增长、停滞、衰退）。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在某些情况下，这才会导致历史进步的“大跃进”。但是，没有“一千个小步伐”，没有无数的“暂时性失败”和一些“局部胜利”，历史的胜利——实现社会主义无阶级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支撑任何特定“阶级道德”体系的“道德价值”不应该仅仅从它们对生产力的直接发展的有用性来看待。它们可以也必须根据它们对人类解放的总体影响来判断，对马克思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废除私有财产、解放雇佣劳动和结束一切形式的异化劳动、市场经济和社会（功能性的，而非专业性的）分工的斗争相吻合。
我们一旦运用这种历史进步的双重标准，确实可以将基督教道德与古典时代的道德进行比较，将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道德与经院哲学的道德进行比较，将革命资产阶级的道德与宗教道德进行比较。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进步”从“反动”方面区分出来。一切有利于社会经济进步的事物，不仅必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至少不能阻碍（并且最终促进）人类长期的解放。从长远来看，任何阻碍这种解放的事情（限制自由，导致取缔工会或延续对女性的压迫和种族主义）都是道德上的反动，即使在短期内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在一篇鲜为人知的文章中，考茨基令人信服地概述了特定的无产阶级道德是如何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发展出来的，同时发展出一套对未来所有人的道德关系至关重要的更高的道德价值观：基于仁爱、互助和大规模物质牺牲的关系。基督教或自由资产阶级从未希望或能够大规模应用这一价值观：[13]
因此，这些先生们毫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阶级意识就是全体无产者团结一致的意识，宣传阶级意识无非就是宣传个人对整个阶级应尽的义务的知识。难道桑德斯先生和福斯特先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所作的难以言表的牺牲，这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和私利，而是为了他们的阶级事业，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是为了一切文明国家。无论如何，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不屑于用他们的道德观念来讨价还价，但是他们忍饥挨饿，遭受匮乏，牺牲了晚上和星期天的休息时间，牺牲了最后的积蓄，牺牲了自由，往往还牺牲了健康，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大多数被剥夺继承权的人，首先是为了他们中间那些无法自救的人。
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最重要的伦理因素，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使个人为整个阶级的事业作出最大的牺牲，并对其产生一种异常强烈的责任感。
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的最底层阶级，如果不消灭一切压迫和剥削，就不能得到解放。因此，凡是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真正的权力，就成为全体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性别的谋利益者，只要他们的利益不与社会发展相冲突。在这种历史角色中，它所承担的责任超出了它的直接阶级利益〔…〕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越是革命，越是理想主义，其最终目标就越突出，其道德力量就越大，无产阶级道德复兴的力量就越强大。因此无产阶级的实际细节工作本身就变得崇高，否则很容易使无产阶级堕落到今天的小资产阶级的水平。[14]
顺便提一下，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也是如此。人们可以讨论，在苏联和东欧，斯达汉诺夫运动和计件工作制的推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非常严厉地谴责计件工资制——是否是提高这些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手段（我们不这么认为；但在此不详加证明）
。[15]但从长远来看，它们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归属感、自信、阶级意识，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因而遭到了工人阶级中最具自觉性的成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一如既往地反对，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从长远来看，这些方式违背了人类（无产阶级）的解放，也违背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道德。即使基本原则（包括伦理原则）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妥协——不可避免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指妥协的负面后果比妥协所阻止的灾难破坏性更小——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就是不掩饰这种消极后果。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是公开、诚实地陈述这些观点，并提出所有必要的措施，至少部分抵消妥协的负面影响。并不是这些警告使劳动群众“气馁”，而是混淆真相使其心灰意冷。
伟大而诚实的革命家列宁对此深有体会——不像他的追随者。他试图将这种理解付诸实践。听听他的话——我们会敦促今天忠实于莫斯科、北京和地拉那的追随者——并向他学习，当他谈到1918年苏俄引入的（适度）违反共产主义原则的工资级差时。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熟悉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仔细考虑到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种办法是一种妥协，是对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背离，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名利思想作斗争。不仅如此。显然，这种办法〔……〕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曾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
用非常高的薪金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堕落到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
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影响到苏维埃政权〔……〕也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如果觉悟的先进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在苏维埃机关帮助之下，能够在一年内组织起来，有了纪律，振奋起精神，建立起强有力的劳动纪律，那么，一年以后我们便能免除这项“贡赋”，甚至在这之前，随着我们工人农民的劳动纪律和组织性的提高，就能缩减这种“贡赋”。[16]
列宁提出了消除这种“腐败影响”的实际措施：加强工人和群众对“资产阶级专家”的监督；将党员的工资，包括“专家”的工资（政府成员和列宁本人也包括在内！）限制在技术工人的工资范围内。
因此，我们回到了起点，但这一次是从“更高”的理论人类学角度出发。“双重标准”不是邪恶的马克思或列宁发明的。这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中——主要是那些被撕裂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社会现实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方面。但是，“双重道德”的存在包含了一种地下逆流，一种周期性的尝试，至少是宣布集体合作和团结的首要地位，并试图以有限的方式实现这一点。无论采取何种具体形式，这种逆流体现在革命阶级及其理念代表身上，特别是在政治革命群众斗争的高潮时期。[17]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客观的道德进步以及道德进步的价值在历史上是存在的，这些价值不依赖于它们对生产力的直接影响，不依赖于它们的直接普遍适用（甚至不依赖于普遍适用的可能性）。同时，他们了解这种进步的社会物质来源。对于那些认为这代表了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修正主义观点的人，我想引用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话作为证据。列宁写道：
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18]
列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前的演讲中描述了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古老得多（并且将持续更长时间）的社会现象，他剖析了共产主义道德问题，并定义了实现共产主义伦理价值观的道路上需要克服的障碍：
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可见，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吏、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
既然我种我的地，别人的事就与我无关；别人要是挨饿，那更好，我可以抬高价格出卖我的粮食。如果我有了一个医生、工程师、教员或职员的小职位，那么别人的事也与我无关。也许，只要我讨好、巴结有权势的人，就不仅能保住我的小职位，还可以爬到资产者的地位上去。〔……〕[19]
马克思在1867年4月30日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SigfriedMeyer）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那末，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20]
最后，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关于马克思主义道德论的经典总结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21]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
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22]
4
最后一个反对意见还有待回答：在客观确定的（“超定”）道德规则和主观道德政治选择之间所谓但并不存在的矛盾背后，究竟是否存在真正的矛盾，即实证主义科学思维和（受黑格尔启发的）思辨哲学之间的矛盾？这将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主要矛盾，至少正如阿克顿教授认为已经发现的那样。[23]无独有偶，他是一位道德哲学教授。
我们暂且不论称黑格尔为“思辨哲学家”是否正确，或者更确切地说，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中的黑格尔辩证法的要素是否构成了区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经典科学法、试错法的思辨要素。我们也暂且不谈个人动机、个人对社会预设的道德规则的态度以及个人的社会地位之间的纠缠这一有趣的问题。[24]我们把问题集中在其最基本的核心上：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实践和政治承诺之间是否存在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可以概括为在其运动中对社会现实进行严格科学的客观剖析，与为了实现某些目的而将现实向某个方向改变的主观意图之间的矛盾，就像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个提纲所表达的那样？这难道不是因果关系和目的论之间的矛盾吗？
我们的回答是：的确，这样的二元论是存在的。但这与思辨哲学无关。它也不是绝对的二元论，因为这两种实践相互刺激，并趋向于融合在一起。但这种融合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决定的社会实践的统一体：一种是科学实践，一种是解放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两种活动都是独立产生的，都有自己决定（相对）成功的规则，都符合自己的内在逻辑，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决定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将其联合起来。这种尝试的成功程度只能通过实践结果来判断，即一方面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巨大社会变革的实践结果，另一方面也要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激发的现代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践结果。在这两个领域，我们仍然处于历史潮流和斗争之中。因此，我们只能起草一份临时资产负债表。历史远没有做出最后的判断（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还不允许我们做出最后的判断）。当然，“历史”永远不会做出评判。它只允许某些个人和社会团体利用它提供的材料作出这种判断。
但在我们看来，这确凿无疑是两种不同的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科学活动只有当它遵循自身的规律，不服从任何由科学之外的（甚至是解放的）利益所规定的规则时，才有价值。马克思在其《剩余价值理论》中简洁地写道：当一个人试图使科学适应一种不是源自科学本身的观点（无论这种观点多么错误），而是去迎合来自外在的、不相容的、外部的利益时，我就称他为“卑鄙者”。[25]
而且，似乎他能预见到后来官僚化的群众性工人政党（主要是斯大林主义政党，但不只是他们！）的可悲堕落，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初给他的朋友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信中随后附带了几行预言性的文字：
再者，你们曾企图强行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来管理并对它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做法，不由得使我感到离奇。[26]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决定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27]
在国会党团里有人叫嚷要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国会党团独裁（……）的幽灵再现呢，还是对冯·施韦泽过去的严密组织的留恋？[28]
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29]
早些时候：
另外，还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30]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只符合科学规律的客观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但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同样坚定地突显了他们所追求的人类解放的目标。[31]马克思的政治活动的出发点是“推翻使人成为堕落的、被奴役的、被抛弃的、可鄙的存在的一切条件”。[32]
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信守这一承诺。我们可以用许多引文来证实这一点。引用他们最重要的作品中的三段话就足够了。摘自《共产党宣言》：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3]
摘自《资本论》第一卷：
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34]
摘自《反杜林论》：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35]
科学实践（以及从中获得的知识）与解放斗争之间的联系，使得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比我们在历史上（包括现代劳工运动史）所知的空想社会主义或其他解放理论更为有效。当前的解放斗争是在对其自身发展条件和可能成功的理解基础上进行的。它不再仅仅或主要依靠道德义愤。[36]这种理解仔细分析了撕裂社会的客观矛盾和继续破坏社会的一连串危机。它详细研究了孕育在其子宫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这些力量正在为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做准备。
这种理解强化了解放斗争，最重要的是促进了现存社会阶级——现代无产阶级——的斗争与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逐步融合。这反过来又加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存在过，没有写过任何东西，即使没人阐发类似的理论，这种阶级斗争也会展开。相反，现实无产阶级的现实阶级斗争，决定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如果没有阶级斗争，诸如剩余价值理论（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否会以其成熟的形态加以阐述，这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无论是谁谈到融合，都预先假定存在着两种不同且相互关联的社会活动（过程）。并不需要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才可以从事社会科学。一个人可以不依赖于对社会的科学剖析以及对其最终命运的预测而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想要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就必须把这两个活动联系起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次著名的争论中，鲁道夫·希法亭和卡尔·科尔施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给出了错误的答案。[37]根据希法亭的观点，一个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将马克思主义局限于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而不从中得出任何政治结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来看，我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一个人可能是优秀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诠释上文引用的马克思写给迈耶的信，那么这种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就是“一头牛”（einOchse）。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一头道德之牛，也就是说，决不是一个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非人道关系的非人道的人。
相反，卡尔·科尔施认为，如果现代无产阶级证明自己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更确切地说，是从马克思主义假设出发的社会科学）将会崩溃。这也是不正确的。
如果与过去200年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的所有资料相反的实践经验最终证明，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是一个乌托邦，而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应该承担迫使自己和他人顺从、屈服或退缩到私人领域的后果。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屈服于有辱人格的条件，因为这种态度不符合人的基本尊严，也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基本尊严。[38]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将面临双重任务——我们认为这不会成为现实，只是将其概括为一个极端临界案例以便澄清问题。其中一个任务是为资本主义退化为野蛮社会而不是被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提供科学的解释，另一个任务是参与受压迫的奴隶对压迫者的自卫斗争。[39]
顺便说一句，与阿尔都塞学派和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者的主张相似，诸如塔克教授[40]这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动机不是出于社会正义感，即道德义愤。[41]当我们仔细琢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的成熟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塔克教授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正如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MaximilienRubel）试图做的那样，把马克思的全部动机归结为道德动机也是没有意义的。[42]只有从马克思、恩格斯既是学者又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不屈不挠的斗士的双重动机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和评价他们的全部著作。
然后我们也可以理解是什么构成了他们对“双重道德”问题的具体态度的历史背景：不是“实证主义科学”和“思辨哲学”之间的不协调联系，而是试图理解现实和试图在某种意义上改变现实之间的相互强化的联系，是科学研究和解放斗争之间的联系。这种解放斗争并不是惟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答案，这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动机，而是取决于现实存在的社会阶级的现实运动。能够给予个体身份认同的社会阶级。
因为这无疑是愤世嫉俗的、持怀疑态度的或对马克思主义不抱幻想的反对者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当他们声称“历史证明人与人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公正和不平等”时，他们忘记了历史同样证明了：
1．反对不公正、不平等、剥削和压迫的抵抗、反抗和革命也像一条红线贯穿整个历史（我们今天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正在追随数千年来已经沿着这条路线斗争的千百万人的脚步）。
2．这种抵抗、反抗和革命，即使尚未导致全面解放，也取得了相当大的部分成功。今天，同类相食、奴隶制、农奴制、矿山童工或每天12至16小时的工作制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而它们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那些不认为这代表着巨大的社会进步，不认为这是由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斗争所取得的进步的人，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自己及其家人和朋友是否被当作奴隶吃掉或卖掉都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还没有遇到任何人胆敢一贯地将他们的悲观主义和厌世情绪延伸至包含这种结论。[43]
3．这种反抗是建立在人类学的基础上的，任何事物或任何人，无论是通过暴力、腐败还是操纵，都不能成功地扑灭人性中反抗的火花。
4．因此，工资制度、资本关系、市场经济、异化劳动、主权国家、阶级和作为压迫性机构的国家，以及同类相食、奴隶制和农奴制，至少有可能会消失。于是，当今最大的危机（第三世界的饥饿、经济危机、政治独裁、环境污染、日益增长的暴力和核战争的危险）终究可以得到解决。
只要这四个历史经验教训不能被驳倒，马克思主义所依托的科学探索与解放的统一，以及运用“双重标准”去消除“双重标准”的具体形式，就不具有乌托邦性质。
注释
[1]FirstpublishedinVeelzijdigmarxisme,actavanhetcolloqium‘DeactualiteitvanKarlMarx’,organizedbytheInstituteforMarxistStudies,1983.TranslationbyAlexdeJong.
[2]关于这些指控的最新摘要，请参阅法国作家朱利安·弗洛伊德（JulienFreund）的作品：Ladoublemorale,aswellasMauriceCranston,‘Ethiquemacchiavéliqueetpolitiquecontemporaine’,in:Comprendre(RevuedelaSociétéeuropéennedelaculture,1982.
[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要为所有这些不人道的暴力行为负责。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关系和物质利益冲突是造成这种情况的最终原因，而不是思想。将这种暴力合法化的理论家充其量只能被指控为同谋。
[4]我们的同胞西蒙·莱斯(SimonLeys)应该更加了解奥威尔的《1984》(seeVrijNederland,21April211984)，他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宣称，现在是“将善与恶的概念引入政治”的时候了。他忘记了，纵观历史，在每个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对“善”和“恶”有着不同的观念。他进而忘记了，这些观念的存在及其支配权贯穿整个历史，却从来没有阻止(有些人甚至可能声称，他们促进)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规模暴力和大规模屠杀。
[5]See,amongothers,IrvingFetscherinTomBottomore(ed.)ADictionaryofMarxistThought(Cambridge,MA,1983),p.153.
[6]AsuccessfulsummaryoftheorthodoxMarxistpositiontowardsmoralitycanbefoundinLeonTrotsky,TheirMoralsandOurs(1938).Foran‘official’dogmaticSovietviewofthatproblem,seeAlexandreChichkine,Ethique:Regardssurquelquesdoctrinesethiques(Moscow,1967).Seealso,foranacademicviewoftheproblem,EugeneKamenka,TheEthicalFoundationsofMarxism,1962[www.marxists.org/archive/kamenka/1962/ethical-foundations/index.htm].
[7]与考茨基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决定论方面相反，这首先是所谓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麦OttoBauer，马克斯·阿德勒（MaxAdler）等)的反应，新康德主义者偏爱“道德上的绝对命令”。然而，这种“改进”被证明是完全无效的。它对解释不同道德行为模式的社会现象毫无贡献。在政治实践中，它采用纯粹的实用主义标准来确定集体行为，这与康德的命令相悖(例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及其德国支持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态度)。
[8]当然，什么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什么是无效的，取决于政治判断。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一直认为，个人恐怖主义在政治上是无效的。
[9]列宁绝不是“正义”和“非正义”战争学说的发明者。它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参见彼得·哈根马赫（PeterHaggenmacher）：《格劳秀斯与正义战争论》（Grotiusetladoctrinedelaguerrejuste）（巴黎，1981）对这一学说的长篇论述。
[10]“AbereinZweck,derunheiligerMittelbedarf,istkeinheiligerZweck…”[“需要不神圣的手段的目的，就不是神圣的目的。”]，卡尔·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德文：KarlMarx,‘DebattenüberdiePressefreiheit’,MEW,vol.1,p.60.
[11]RudiHankeinUnabhängigeKommunisten.DerBriefwechselzwischenHeinrichBrandlerundIsaacDeutscher;1949bis1967(Berlin,1982),p.231.
[12]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价值体系及其政治社会功能，可以参见艾伦·麦克森斯·伍德和尼尔·伍德（EllenMeiksinsWood）和尼尔·伍德（NealWood）的《阶级意识形态和古代政治理论》（ClassIdeologyandAncientPoliticalTheory）(牛津，1978)。
[13]但是，在现代劳工运动兴起期间，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取得了巨大的道德进步，其中也包括“双重标准”的实践。罢工者表现出团结一致和愿意做出巨大牺牲——但是他们会小心谨慎，不让自己的一分钱流向工贼或资本家。更明显的是，只有在“双重道德”的基础上，这种道德进步才是可能的。没有有效的罢工，就没有有效的工会。没有有效的工会，就没有集体的团结或牺牲的意愿，而只剩下工人之间的竞争，即最原始的个人利己主义。但是，如果没有激烈的反对工贼的斗争，没有激进的纠察队，没有抵制，甚至没有针对破坏罢工者的暴力，有目的的罢工是不可能的。
[14]Kautsky,1900,ClassWarandEthics[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autsky/1900/11/ethics.htm].
[15]Seeamongothers,MiklósHaraszti,Salaireauxpièces.Ouvrierdansunpaysdel’Est(Paris,1976).
[16]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1—163页。
[17]当然，这种形式也可以是一种宗教形式，因为它在欧洲(从公元3世纪到16世纪)、北非、小亚细亚、东南亚和伊斯兰帝国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
[18]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1卷，第85页。
[19]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39卷，第306页。列宁以“……爬到资产者的地位上去”结尾。但是，任何了解东欧、苏联和中国现状的人都知道，最后一句话确实适用于这些社会的主流心态，即使它没有(或者还没有)导致成为一个“资产者”，而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小资产阶级官僚。
[20]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43—544页。
[21]恩格斯在这里分别指出封建(和半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道德观。
[2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9—100页。
[23]H·B·阿克顿（H.B.Acton）：《时代的幻觉：作为哲学信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TheIllusionoftheEpoch:Marxism-LeninismasaPhilosophicalCreed）（伦敦，1962年、1973年）。
[24]墨西哥马克思主义者阿道夫·桑切斯·瓦兹克斯（AdolfoSánchezVázquez）的著作《伦理学》（Ética）（Grijalbo，1969年，EditorialCrítica，1978年）很好地阐述了这一问题。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几乎没有涉及争取解放斗争的客观层面。桑切斯·瓦兹克斯后来在《马克思笔下的民族性与解放》（NationalityandemancipationinMarx）一文中谈到了这一问题，该文发表于南斯拉夫《世界社会主义》杂志1984年第40期。
[25]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莫斯科，1968)，第119页；中文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6卷上，第123—124页。这种对科学的滥用最终也不符合工人阶级革命解放斗争的利益，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科学政策的悲惨例子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人们会想到生物学中的李森科事件。根据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LevVygotsky)的基本原则，人们会想到几十年来对出版物和研究的压制。人们会想到二十五年来禁止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等人所使用的“旧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范畴。这些做法对科学，对苏联社会，对国际劳工运动，对社会主义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
[26]除了南斯拉夫和尼加拉瓜的部分例外，一切所谓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都“被党接管并接受审查”。
[27]恩格斯：《致奥古斯特·贝贝尔》，1891年5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2页。
[28]冯·施韦泽(VonSchweitzer)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所谓的“拉萨尔派”(Lasallewing)的领导人，该组织在哥达代表大会上与该运动中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派合并。
[29]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4—605页。
[30]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38卷，第33页。
[31]布哈林认为，把人类行动定义为以目的为导向（目的论）是“唯心主义”的，并认为这与以因果关系原理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相矛盾，这一论断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实践的构想。参考《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五章，还有《自然辩证法》第20章。（Seee.g.DasKapital,vol.1,chapter1,MEW,vol.23,p.61andvol.1,chapter5,ibid.,p.193,aswellasDialektikderNatur,introduction,MEW,vol.20,p.323.
[3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第207—208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3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第683页。
[35]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6卷，第311页。
[36]因此，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纯粹道德取向，甚至批评了第一批工人共产主义者。例如，在《神圣家族》中，这种取向被谴责为“行动上的软弱无力”(‘impuissancemiseenaction’)。（译注：《神圣家族》第8章第8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卷，第255页。德文版参考：http://www.mlwerke.de/me/me02/me02_172.htm#VIII4）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道德愤慨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消失了。只要阅读他关于巴黎公社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及其戏剧性的结局，就足以看到相反的情况。
[37]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金融资本》（DasFinanzkapital）,Vorwort,p.x(Vienna,1923)，中文有商务印书馆2011年译本。卡尔·科尔施（KarlKorsch）：《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23)，1989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和《关于当今马克思主义的十个论点》（‘ZehnThesenüberMarxismusheute’）(1950)（inPolitischeTexte(Frankfurt,1974)pp.385-7.）中译本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辑（总第27辑），电子版参考：。
[38]‘UndRudolpherhebtsichnichtmalaufdenstandpunktderselbständigenMoral,welchewenigstensaufdemBewusstseinderMenschenwürdeberuht’[“而鲁道夫甚至还没有提高到至少是建立在人类尊严这种意识之上的独立道德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卷，第255—256页。）(DieHeiligeFamilie,MEW,vol.2,p.21).这里提到的鲁道夫是欧仁-苏（EugèneSue）的《巴黎之谜》（MystèresdeParis）中的主人公。
[39]“彻底深思熟虑的历史抉择大致如下：要么苏联现体制是有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偶发症（当然极其可憎），要么它是新剥削社会的初级阶段；如果后一个推测更合理，官僚层自然会向新剥削阶级演化。这种前景固然冷得可怕，但如若无产者真地不能担负起社会进程赋予自己的使命，我们就得公开承认：建基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社会革命纲领成了水月镜花。官僚极权铁蹄下的奴隶大众需要返回以民主改良为目标的「最低纲领」，尽量保卫自己的日常利益。”（列夫·托洛茨基著，李星译：《战争中的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参考：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02.htm）（英文版：LeonTrotsky,‘TheUSSRintheWar’,inInDefenceofMarxism,(NewYork,1942),p.9.）
[40]RobertC.Tucker,TheMarxianRevolutionaryIdea(London,1969),pp.36-8andelsewhere.塔克将马克思极具讽刺意味地反驳那些仅从资产阶级价值关系(劳动量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上意义上的“价值”和“道德价值”)的角度就断言资本主义导向非正义性的观点，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收到了在马克思看来他们理应获得的工资这一主张相混淆。(第45页)。这将把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置于何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人不仅有权争取更高的工资和废除雇佣劳动，而且为避免沦为穷人还不得不如此做。塔克忘记了马克思明确指出的：反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关系，无产阶级的价值关系可以而且必须得到捍卫。
[41]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阅读《资本论》第一篇中关于机器和所谓资本原始积累的相关章节。
[42]见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MaximilienRubel）：Pageschoisiespouruneéthiquesocialiste(Paris,1948)和卡尔·马克思（KarlMarx）：Essaidebiographieintellectuelle(Paris,1957)。
[4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资本主义危机以倒退的方式得到解决，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就不会卷土重来。例如，集中营里的奴隶劳动、残酷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等。但我们在这里把工作条件看作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而不是边缘的社会制度。 |
第六章马克思论印度：一种澄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第六章马克思论印度：一种澄清
文化批评有一个范围很大、由来已久的传统，它讨论帝国问题，讨论文学的用途问题，讨论生产出既用于西方国家内部消费、又输出到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知识工业的用途问题，更不用说还讨论具体的作家、学者和学科与帝国主义的合谋问题。换句话说，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著非常丰富。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类学说中的大多数都产生于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在殖民地与帝国问题上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当中；即使在今天，很多人还在从事这类建设性的工作。在主流学术研究内部，将这类工作边缘化的一般方法，要么是整体上置之不理，要么是宣布它思维简单，只是为了宣传。后结构主义批评对它的抹杀同样也是嘈杂不已，虽然它们用的辞令已然不同。不同于使用诸如“思维简单”或“为了宣传”，他们宣布这类工作太实证，被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和表象性问题，被本源、能动性、真理等形而上的信念污染得太厉害。
将文化帝国主义问题用西方大学能接受的语言提出来，并且将它带入西方大学不断展开的文学争论的中心地带，这是爱德华·萨义德的贡献。一部分右翼人士仍然以其一贯的喧嚣来攻击他，但是自由主义的主流接纳他，既因为萨义德和他们一样对斯皮泽和奥尔巴赫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也因为他自然不会像1960年代的激进分子那样来“搞宣传”。实际上，萨义德对美国左派的一个最有名贡献，在于他也许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教给这些左派如何在自由主义主流和先锋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广博的学问是一笔可观的资产，虽然并非所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立场写作的人都没学问。当然，这里面还涉及雄辩力和风格问题。但是，隐身于所有暧昧之中的最主要一面，是他的反马克思主义，以及建立一套完整用以界定一种后现代反殖民主义的批评工具。在这点上，萨义德自然是佼佼者和开风气者。马克思主义传统显然是反帝国主义的，而尼采的传统中则找不出这样的凭证。据说问题不是出在尼采式的知识分子身上，而是反帝主义本身。因此本该追究尼采式的问题，现在需要理论的与时俱进来跟上步伐。
为了强化这个假设，即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关于生产关系的叙事”，以及它对殖民主义的反对淹没在它实证式的“进步神话”之中，从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Tribune）撰写的系列通讯中选出一两篇——即第一篇和第三篇——写于1853年的关于印度的不无夸饰性的通讯便不是什么难事。当年马克思的通讯大多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编纂而成，“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和“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未来”。不出所料，萨义德抓住的也正是那个被引用最多、最有名的段落，即关于“无意识的工具”[1]这段，而且《东方学》中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在讨论了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相遇的大量复杂论述之后，才来分析这个有代表性的段落的。这当然与萨义德处理评论对象和引述时典型的随意性相一致，然而它如今已成了关于马克思论述殖民主义的尽人皆知的论断，萨义德本人也从中获得了额外的权威。实际上，马克思在这些文章中隐晦地提出了许多复杂问题，而且在拉纳吉特·古哈之前，这些问题已出现在一些印度重要历史学家的研究之中，萨义德这种不屑一顾的傲慢与他对此的漠不关心——更可能是忽略——以一种令人奇怪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这种傲慢似乎表明，无论是马克思论印度的文章，还是印度学者对这些文章的讨论，都无须认真对待；萨义德实际上从未谈及印度学者的研究，哪怕是浮光掠影提一提也没有，这也让人奇怪。人们应该想到，如果要谈关于印度历史的“东方主义”观点，那么最先应该去寻找的讨论“东方学”的材料，就应该是在那些最关心印度前殖民社会的结构中，在同一时期与欧洲不同的反帝的印度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我指的是那些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卓越的历史学家。
在本章中，我并不打算讨论马克思论印度的所有问题，或者评论与之相关的诸多关于印度的争论，因为这大大超过了本章的范围。我更想考察的是萨义德对这一复杂而又高度争议性问题的概述方式，总结一些将马克思的通讯引入讨论的微观背景，继而引述当前印度反殖的历史编纂学的代表性观点，以便阐明萨义德的理解与印度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相径庭的有趣事实。这种澄清是有必要的，因为萨义德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既有权威又有影响，他对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模式人们并不陌生，因为在前一章我们看到他对埃斯库罗斯和但丁的分析：他总是把某一段话从语境中剥离出来，把它放进东方主义的档案中，并将它朝不同的、乃至矛盾的方向移动。
萨义德在书中对马克思的更大部分评论与那些在近东的英语和法语文学旅行者，诸如爱德华·莱恩、奈瓦尔、福楼拜、拉马丁、伯顿[2]放在一起。马克思出现在这班人物里很让人吃惊，因为他既非“文学”意义上的人物，也从未去过法国以南的任何地方。这种差异很重要，因为这部分主题是以旅行见闻、小说、抒情诗、语言学知识的形式带回来的证词与证人，要说的是“我到过那儿，所以我了解”，而马克思从未表达过这样的主张。但萨义德还是引用了两个太有名的段落：
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其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3]。
殖民主义并未给我们带来革命，这是个不争的事实[4]。它带来的是对社会危机的一种非革命的、倒退式的解决。到18世纪时，这种社会危机体现为技术和生产力的停滞，地方和王朝战争不断，破坏巨大，以至于很难形成可靠的联盟来反抗殖民力量的入侵。亚洲作为一个“停滞”之地的不变形象，是19世纪欧洲所继承世界观的一部分，而且被启蒙时期的一些人物，诸如霍布斯、孟德斯鸠，强化为不可动摇的观念，这也是一个事实；同样真实的是——虽然萨义德没有明言——我们在马克思那里看到的所谓自给自足的印度乡村社会形象，几乎一字不改地来自黑格尔。所有这些都被左派反复说过，比如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在他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oftheAbso-lutistState,1975）里就将这一看法广泛传播，而此时《东方学》尚在起草当中。萨义德的贡献不在于他指岀这些事实（相反，他以文学批评的方法强调歌德和浪漫派对马克思的影响），而在于他创造了一种反驳性的修辞，这点我们下面将看到。
而且，萨义德在这种修辞中并没有为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留下空间。马克思对印度前殖民社会的批判并不比他对欧洲的封建历史、绝对君权制或德国市民社会的批判更严厉；他论述德国的文章篇篇都很犀利[5]。他对印度乡村种姓制权力的直言不讳的评论“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是与他对欧洲农民陷入“白痴般的乡村生活”的阐释一致的，另一方面，又涉及印度全部的改革主义政治（reformistpolitics）及论著，它们跨越多个世纪，但在20世纪变得更加尖锐，这种改革主义政治及论著把种姓制完全视为一种非人道的制度——如安贝德卡[6]在《贱民》（TheUntouchables）一书中所云，是一种“压迫和奴役人的残忍方式”，认为它削弱了印度农民（更不用说那些“不可触碰的”贱民）的力量。相反，马克思在这一段末尾提出的问题——“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却被后现代思想所反对，因为其中蕴含着人类能得到整体、普遍和现实的解放的信念，这种信念源自更为体面的启蒙传统，但肯定不是来自萨义德所认为的马克思所具有的某种种族主义——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就能看到。同样应该记住的是，如果没有亚洲的解放，人类解放是否可能？为了实现解放，亚洲社会内部应该产生什么样的变革？这些具体问题在我们这个世纪一次次出现：它最为顽强地展现在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等国，也展现在那些革命事业多年前就遭到失败、如今只作为一种记忆保存的国家中，如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
接下来我要讨论马克思的判断是否准确的问题。（如今，在经历了这段事实上是由英国炮制的历史之后，谁还会想要这一历史的“无意识的工具”？）首先一个是方法论问题。这又是一个从《东方学》所大力推广的福柯式角度提出的问题：什么样的思想方法、什么样的话语实践赋予马克思这种言说的权威？当然，萨义德是把它定位在“东方学”范围内。在我看来，这种激烈的批判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问题，或用萨义德的术语是“话语”。在马克思看来，殖民主义的某种进步角色，是与资本主义本身的进步角色联系在一起的，比较而言，这种进步性发生在欧洲内部，同样也发生在欧洲外部。就此而论，要想把马克思描述为一个热心的殖民主义者，必须同时把他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崇拜者，而他也确实希望德国能尽快实现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殖民社会会带来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这一观念与北美的经历相关。当他在1850年代写作这些关于印度的著名通讯时，离非洲的完全殖民化还有些年头，虽然在亚洲，尤其是在印度，这一殖民过程有了很大发展，但对这两个大陆的殖民化，尚未形成完全成熟、可供总结的现成经验。完全殖民化的长期后果还只是一种远景。大约在马克思做出这种归纳的30年前，出于对一种最糟糕预测的担心，罗姆默罕就曾建议英国农民殖民者和英国资本进入印度经济，以便巩固英国殖民主义的这一“建设性使命”。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可能性后果的论述并非是一种理论论证，而是建立在预测和猜想上。
之所以做出这些具有特定的发展主义倾向的猜想，除了对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实证化信任，还有此前的美国经验。美国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便崛起于残酷的殖民动力中——其残酷性实际上比印度所遭受的更厉害，而且在1850年代，美国正处于以即将到来的内战方式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想知道的是，在一个长时段里，即便面临着起起落落的矛盾，印度是不是也不会走美国的道路。正是在这种相似性中，产生了“移植欧洲社会”这一理念，当然，今天它对我们来说是荒诞的，但是应当记住，1835年的印度与英国在物质水平差距上比1947年非殖民化的前夜要小。马克思尤其关心前资本主义的印度社会与时代不相适宜的种种错误，僵硬而尾大不掉的种姓制，急剧破碎的国体，军营在城市布局中凌驾于生产之上，城市手工业的衰败——其原因既在于无法在乡村找到市场，也在于得不到政府的拨款支持——还有其他对19世纪印度发展所构成的扭曲，因为这些扭曲被视为通向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障碍。我们在阅读这些通讯时，必须牢记所有这些复杂问题，即使马克思对印度社会的理解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确有错误；实际上，马克思错误地把快速工业化的希望放在殖民主义条件下，以至于若干年后他本人似乎也放弃了这一观点。而萨义德对马克思这番话的评论却有所不同：
马克思还能有一些同情心，仍然能认同——哪怕只有一点点——可怜的亚洲，这表明在那些标签取得控制权之前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只有当他在那些不得不使用的词汇中遇到了一种更可怕的压制力时，才会放弃。这一压制力导致他终止进而驱除这种同情心，随之产生出一个简洁定义：他们并不觉得痛苦，因为他们是东方人，因此只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情感性的词汇于是荡然无存，并且屈从于东方学学科甚至东方学艺术的字典编纂式的强制行为。
其实马克思那段话里至少有几点我是不敢苟同的，包括它对历史进程的实证主义信念，我在后面会讨论对马克思关于印度的论述的不同看法。然而二十多年来，我无数遍阅读它，仍然找不出有关种族主义的“简洁定义”的丝毫暗示，即萨义德所认定的，“他们并不觉得痛苦，因为他们是东方人，因此只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马克思的这段话里确实有一种别样的盲点，但是并没有种族主义。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萨义德在评论中表现岀一种轻率的心理分析冲动。并不是马克思的某种历史发展观导致他写下这番话，而是某些事情的发生在情感上、心理上触动了他。我更认为，如果想抓住这段话的针对性，必须把它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的大量段落放在一起来看。在《资本论》里，他以一种相似的语调来描述欧洲农民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破产，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悲剧式的愤怒语言，一种巨大的瓦解和不可挽回的失落感，一种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都难以得到完全肯定的道德困境，认识到受苦人既值得尊重，又有其缺点，认识到历史的成败终究要归于物质生产，他怀着一种微弱的希望，认为善果最终可能出自这种残忍历史。一个人只有确保自己的民族性，才能参透这一辩证的悲剧形式。阿米尔卡·卡布莱尔（AmilcarCabral）就曾在其名文《理论的武器》（TheWeaponofTheory）中同样强调过。在哈瓦那的一次讲话中，他第一次表达这一观点，其时他正领导着南非进行卓有成效的反葡萄牙殖民主义斗争。
而萨义德对马克思的分析则过于主观，没有落实到真实的历史中。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似乎认定马克思起初“对可怜的亚洲人有一些同情心”，只是因为屈服于一种（东方主义的）“压制力”（censor），才“驱除这种同情心”，并且以那种“简洁的定义”来取代它，似乎马克思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展现给我们一种屈服的历史，或者至少是一种阻塞。在此请允许我引用马克思在1881年写给丹尼尔森（Danielson）的信：
在印度，不列颠政府面临着的，即使不是一次总起义，也是严重的麻烦。英国人以租税、对印度人毫无用处的铁路的红利、文武官员的养老金、阿富汗战争及其他战争的支出等等形式，——每年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他们不付任何代价地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不包括他们每年在印度境内攫为己有的在内——，即仅仅是印度人被迫每年无偿地送往英国的商品的价值——超过六千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这是残酷的敲骨吸髓的过程！[7]（重点为原文加）
这封信写于马克思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而且萨义德视之为东方主义的“简洁定义”（“他们并不觉得痛苦，因为他们是东方人”）似乎也不曾妨碍马克思把殖民主义描述为一个“残酷的敲骨吸髓的过程”，尽管是“字典编纂式的管制行为”。在萨义德所引用的1853年通讯与上引1881年信件之间，发生了1857年的印度大起义。这里且不去评论马克思对这一事件分析的复杂性，值得记住的是他把这次起义称为“民族反抗”，并且视之为首先由太平天国起义揭开的亚洲反抗欧洲的伟大变局的一部分而大加欢迎——它显然比所谓的孟加拉现代知识分子的全面崛起更为重要，因为后者保持着顽固的亲英色彩[8]。
这并非马克思绝无仅有的言论，他此前此后都有此看法。恩格斯曾经实质性地推动马克思写作这些通讯，正是恩格斯首先谈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解放”：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有了明显的不同……民众积极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极其镇静地在大量送往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面包里施放毒药……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条移民船上发动哗变，与船主战斗……那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的文明贩子，自然会把这些手段称为怯懦、野蛮、残酷；但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才有效，那么中国人会顾忌吗？……我们最好承认这是一场为保卫社稷家园的战争（awarproarisetfocis），一场为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9]。
“文明贩子”，这是对殖民者极好的轻蔑之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事实上在好几个地方也沾染上19世纪欧洲中心主义的平庸之见，而且他们关于印度社会出现停滞的总体预测常常以未经审视的欧洲传统历史的主要观点为依据。虽然它并不准确，但是他们对反抗殖民主义的描述都不曾出现方向性错误；他们用诗一般的语言来歌颂“中国苦力”的反抗，一如他们歌颂巴黎公社。我们从整体上看到他们所强调的和一个世纪之后卡布莱尔的阐述是一致的：在一定意义上、一定处境下，殖民主义确实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是“维护”“民族性”是被殖民者不可剥夺的权利。与此同时，对印度的历史编纂学来说，殖民主义的部分进步角色的问题已经被比潘·钱德拉（BipanChandra）——这位印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最富反殖思想的历史学家，且常常被攻击为有着过于浓重的民族主义——所总结：
……大多数反帝作家都会赞同马克思。他们会一致同意，英国带来了一些结构性变化，而且几乎都会欢迎这种变化……他们的批评不仅在于，甚至不主要在于传统社会秩序被英国统治所破坏，而是在于新的结构和建设被推延、破坏和阻碍。从R.C.达特（R.C.Dutt）、达达哈伊·纳奥罗吉（DadabhaiNaoroji）、拉纳德（Ranade），到尼赫鲁和R.P.达特（R.P.Dutt），这些反帝作家从未真正谴责过英国到来之前的那种经济结构被破坏，只是会对失去往日世界的“可怜的印度人”表达一种任何诚正之士——比如马克思——都具有的怀旧感和某种同情心[10]。
在此我本该多介绍一些别的印度历史学家和政治领导人的言论，但还是让我们回到萨义德所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话，来讨论解读这些具体陈述所涉及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些陈述又与似乎被萨义德认可的话语实践相关。在我看来，很清楚的是，所谓就效果而言，工业社会对乡村社会的取代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因此客观上是一种进步，这种陈述的权威性绝非一种“东方学”话语（马克思指岀，英国是为了追逐“卑鄙的利益”），而是福柯所说的政治经济学话语。换句话说，马克思并非跟在歌德或德国浪漫主义后面说一些轶闻掌故，并非做一些整体上属于“东方学”的推论，而是逻辑地和必然地顺应他在阶级和生产方式问题上的立场，通过比较前资本主义模式的不同结构，追问殖民活动在极大地瓦解这种生产方式的同时必然会产生的暴力类型和程度，来进行表述。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马克思总体的理论建构以及他对具体事件的揭示，萨义德对马克思方法的讨论无论如何与他对但丁的讨论一样存在诸多问题：如果具体表述和话语陈述（如果它们确实是话语陈述的话）能轻而易举地出入于各种话语，那么我们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将它们视为一种必然网罗着西方全部阐释史的话语呢？
福柯式的否定绝非唯一的可能，而且在我看来，甚至不是较为重要的可能。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表达出了与福柯的重要差异，他强调自己信赖“个体作家的决定性影响”（第23页）。然而当他批驳但丁、马克思等一批人时，他的引述是脱离语境的，很少考虑所引内容在“个体作家”作品中的地位，以及这位作家在“西方”之外的学者和思想家中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些都是复杂的历史问题，在此也无法作完整的考察，但是鉴于萨义德这种总体性的否定——以其否定和概括的简洁方式——成了目前英美学术环境中某些激进思想的典型特征，我们有必要来看以下几个事实。
马克思一共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33篇关于印度的通讯，而且认为这一任务对他正在从事的经济研究是个极大的干扰（1858年，他在一封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有失公道地称这是一份“讨厌的报纸”）。在写完《雾月十八日》（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后，他便不再去思考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如果他不是急需要钱，他可能不会理会这份报纸。在这些通讯中，有12篇写于1853年，15篇写于1857年，6篇写于1858年。关于这一系列始于1853年6月的著名通讯，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马克思此前会经常性地关心印度问题；正是针对国会的宪章恢复运动的结果最先让他产生了关注这一问题的念头。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写第一篇通讯前仔细阅读了大量英国议会文件和17世纪法国作家兼医生伯尼埃（Bernier）的《旅行》（Travels），而且整个系列通讯也显示出他敏锐的洞察力。但是鉴于他即时性的写作目的、他在这一时期对印度在英国统治期间的总体认识（虽然比萨义德所愿承认的要多得多，但毕竟是零散的，而且有误导性）、包裹着这种认识的偏见网络（这种偏见并非唯一的，甚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实），以及这一主题对马克思来说的新鲜性、他在开始写这些文章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凡此种种，都限制了这些通讯的整体水平；此时即使离《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起草，更不用说《资本论》，都还有好多年。
一位认真的《东方学》读者不必奇怪于这一事实，即萨义德的征引紧紧盯住的第一篇通讯也是这组通讯中话题最宽泛的一篇，而且丝毫没有被萨义德语境化[11]。马克思在开始写这些通讯时对印度了解之少可以从他认为印度的所有耕地都被君主所有这一事实中显示出来[12]。他是从伯尼埃或别的什么人那里得到这个看法，而且英国政府自从成为新统治者之后，也对此大加渲染。4年后，当他开始写第二批关于印度的通讯时，才意识到这种说法最多是个法律上的虚构，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开始很好地了解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土地所有制的复杂性，直到很多年后，他读到科瓦列夫斯基（Kovalevsky）的《公社土地所有制》（CommunalLandholdings,1879）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而此时他的主要兴趣已转移到对俄国村社的研究，印度仅仅作为一个比较案例出现在他的研究中[13]。
这一点既不说明这些通讯只能作为一种不必认真对待的粗浅读物，也不能证明马克思关于印度的思想有一个从超常的洞察到最后的明晰的向前发展的过程。它更强调一种远远大过萨义德在其概括性论断里所认可的复杂性，甚至体现出某种与哈班斯·穆克西亚（HarbansMukhia）的一致性。穆克西亚明确总结了如何看待马克思关于印度的文章对现代研究所具有的指导性贡献，他评论道：
印度在前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有明显变化的这个看法，在印度的历史编纂学里是最近才产生的；这一点可以轻易解释马克思对此的忽略……但马克思认为在印度前殖民社会与前现代欧洲在变化的速度和性质上有着显著差异，这就极其重要地揭示出这些国家在步入现代社会时所走过的不同发展道路。
欧洲历史发展的阶段，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明显的标志……印度的变化持久而缓慢；它们有一种修正已有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生产组织的效果，但是很少全面推翻已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并代之以一种新的结构和生产方式。自从公元7世纪以来，尤其如此。（重点为引者加）
在概括了困扰印度一千多年（从7世纪到17世纪）的社会矛盾后，穆克西亚继续写道：
作为这些矛盾的后果，生产资料从未再分配，直到殖民主义的开始；用来分配与再分配的只是农民的剩余产品。因此，即使出现了诸如莫卧儿王朝在18世纪早期倒塌这样的危机事件，其后也是无处不在的地主阶级的复兴；换句话说，危机导致老的财产制度复兴，而不是一种新的出现[14]。
我们认为穆克西亚的分析谨慎而又权威，这绝非是奉承。他认真地记录了马克思在每个问题上的错误。无论是在细节和关键问题上，他都不同意伊尔凡·哈比卜对中世纪印度和马克思关于这一论题的解释。但他也像哈比卜一样，拒绝接受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前殖民印度是“封建社会”的观点；除了这些同与异之外，他们在上述论断上则完全一致[15]。当然，他们是两位当代杰出的前殖民印度历史学家，尽管互相之间常常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会有分歧，但可以看岀他们的写作都遵循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那凡德·库马尔（RavinderKumar），一位同样杰出的研究殖民与后殖民印度的历史学家，他从同样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传统即左翼自由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内部，对同一个问题作出了相应的推断：
乡村公社散播于这片次大陆，它们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彼此之间经济和文化联系极为薄弱，这构成了乡村社会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同面貌。这种认为这片世界凝固而停滞的看法，一再出现在关于印度文明的历史文学中。这一观点的经典样式也出现在19世纪英国平民的记录中，当他们夸大其词地讲述这种不变性时，其实并没有抓住印度乡村社会的结构与构型的本质[16]。
在萨义德所谓“浪漫的东方主义想象”中，马克思的“人类的同情”（humansympathy）消失了。作为这一想象之缩影的马克思著名观点，即殖民主义“在印度具有破坏与复兴的双重使命”，一次次被印度本土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从甘地到南布迪里巴德〔Namboodripad〕）以及历史学家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讨论。遗憾的是萨义德对这一复杂的知识、政治传统无动于衷，我们却从这些传统中受益良多。涉及萨义德和随后的殖民话语分析派所信赖的立场时，至少有两个在印度历史编纂学传统中占主流地位的普遍原则值得重视。其一，批评权是任何人——无论是亚洲人和欧洲人——都享有的一种普遍权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能被否认的不是欧洲人批评亚洲人的权利而是把这种权利变成赤裸裸的专横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歧视性的实践。换句话说，批评自身必须根据效用和证据的客观标准来评判。与此相应而且也必然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原则是，像任何具体的历史材料一样，我们从自己被殖民的经历中所继承的是一个由幻想结构、受时间限制的错误（time-bounderrors）和无用的经验信息组成的巨大混合体。它必须接受与别的历史研究一视同仁的审视，不管所讨论的作家是欧洲还是非欧洲的。
在对那些互相对立的政治传统——从甘地到南布迪里巴德——进行评论之前，指出这一事实也许不无裨益，即马克思在印度问题上的立场恰恰与那些可被准确地称为东方主义立场相对立，而且马克思自觉地与这一立场分道扬镳，他在很早的一篇通讯中就指出：“我不同意那些认为印度斯坦有一个黄金时代的观点。”[17]远古的印度是一个需要今天去重建的黄金时代，这是一部分东方学学者从正统浪漫主义思潮中继承来的，这一观念在印度民族主义中形成了巨大的潮流，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而马克思也很快就摆脱了与之对立的立场，即把英国殖民主义说成是肩负着善意的文明使命。这种立场最著名地体现在反东方主义的麦考利（Macaulay）那里。相反，马克思在接下来的一段话中同样毫不含混地表达：“英国人在印度斯坦所造成的痛苦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且比印度斯坦以前造成的痛苦要广泛得多。”总而言之，“双重使命”的观点是用以表达一种既独立于东方主义—浪漫主义、又独立于殖民主义—现代主义的立场。
萨义德所引用的这篇通讯写于1853年6月10日，萨义德有权认为马克思的“人类的同情”在文末被“驱除”了。但马克思还有另一篇同样有名的通讯，即《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它写于几周之后，即7月22日。在文中，马克思又说了一些令人震惊的话，无论是对印度，还是英国，他都没有“同情”：
它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第29页）[18]
对英国也是如此：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自己的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第34页）
在两段话之间，他还坦率地谈到“建立在种姓制基础上的世袭的劳动分工，而种姓制对印度的进步和强大造成决定性阻碍”[19]，之后他对这种“双重使命”做了最终的判断：
英国资产阶级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第33页）
对于这个判断，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首先，19世纪有影响力的印度改革者，从罗姆默罕，到赛义德·艾哈默德可汗（SyedAhmedKhan），到印度国大党的创建者，在印度独立问题上从没表达过明确立场；实际上，甘地本人在一战期间还应征入伍，在英国军队服役好几年。其次，从1919年开始，印度的各种民族主义思想——从甘地主义到共产主义，除了极端的蒙昧主义者之外——都会接受这种陈述的真实性，包括殖民资本主义确实对印度“新的社会因素”有所贡献，其中的一些是非常值得保留的。最后，也许我们会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在英国语境里用的是“无产阶级”，而在印度语境里用的是“印度人”（Hindus）（他只是用这个词来指这个国家的居民）。换句话说，在对欧洲革命的希望破灭后仅仅5年，马克思在短时间里又产生了三个希望：英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印度的民族主义革命以及种姓制的结束。他认为对“人民大众”来说，这些甚至是他们开始收获“新的社会因素的好处”的前提。许多年之后，印度自然是获得了独立，但是另外两个问题，即英国的阶级和印度的种姓（用马克思的话说“世袭的劳动分工”）尚未得到解决。直到今天，印度的阶级问题的解决无疑还要过种姓问题这一关。
这很难说是一种“浪漫主义、东方主义的想象”。如果我们确实想搞清楚在印度背景下一种特定的、托尔斯泰式的浪漫主义、东方主义陈述会是什么的话，只需要读一读甘地这位爱默生、托尔斯泰和拉斯金的崇拜者的著作《印度自治》（HindSwaraj）里的一段话：
我们越放纵自己的情感，情感就越会成为脱缰野马……千百万人将始终处于贫困。正因为认识到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的祖先劝我们放弃奢侈和享乐。千百年来，我们用的是同一种犁，我们住的是和过去一样的农舍，我们的本土教育也一如旧日……这并非因为我们不懂得发明机器，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知道，如果我们费尽心机去追逐这些，我们就会成为奴隶，失去道德本性。因此，他们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手脚去劳作……他们进而认为，大城市是一个陷阱和累赘，人们不应该在那里贪图享乐，那里群集着小偷和强盗，妓女和猖獗的恶行，穷人会遭受富人的盘剥。因此他们甘于乡村生活。[20]
萨义德最近把甘地纳入“先知和教士”这一范畴。我不能肯定上述引文是否能被看作先知的预言或教士的谋略，但是甘地确实写下了这番话，最初是在1909年用古吉拉特语写的。不管甘地是否了解，这段话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似乎在全面反驳马克思。如果说马克思激烈抨击了印度缓慢的（“停滞的”）发展脚步，甘地则恰恰赞美这种停滞，他对印度永恒不变的感觉远比马克思更为激进：印度农民“千百年来”用的是同一种犁，教育体系也保持相同，这被说成是件好事。印度没有经过工业革命（马克思会认为这是它在殖民经济面前不堪一击的原因），不是因为陈旧的生产和管理体系不允许，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就以其卓越的智慧决定应该如此；而我们自然应该追随“祖先”的脚步。如果说马克思谴责中世纪印度的城市化是建立在皇宫和军营基础上，并且造成农业剩余的大量浪费的话，那么甘地则干脆否认历史上所有城市的存在价值：不要城市，不要小偷、强盗、妓女，或贫富分化；只要建立在“道德本性”基础上的田园诗般的乡村。
和马克思一样，甘地也是个极端复杂的思想家，我也不希望把他压缩成上面所引述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要说明的是，此处阐述的并非甘地的全部，而是他试图通过清除物质性的变量来将过去理想化——就是说，甘地的思想中常常会展现一种蒙昧化的本土主义倾向。这与马克思看待这些问题的方式形成尖锐的对立；而这种立场在今天仍然存在，总是打上文化民族主义的标志，并且与缘自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形成对立。
作为一种与这种本土主义对立的观点，有必要简短地介绍一下左翼政治的著名知识分子E.M.S.南布迪里巴德这位刚刚退休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I-M）总书记的观点，他也讨论了这些论题。在一个关于印度学的研讨会中，南布迪里巴德简要涉及这一话题，他先是谈到“马克思所揭示的印度社会的基本真理”，进而无意中表达了对萨义德（尽管萨义德并不为南布迪里巴德所知）以自己的方式阐释的同一段话的看法：
印度社会处于几个世纪的停滞和衰败阶段，尽管它日益遭受破坏。但是因为没有内在的力量来打破旧社会的停滞与衰败，作为一种于15、16世纪来到印度的外在力量的欧洲商业资产阶级，尤其是他们中最现代、最强大的英国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就成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观点的革命性因此不是只为这一破坏洒一掬热泪，虽然他怀着深深的人道主义和对人民的爱。他对印度人民遭受英国强加的巨大苦难以及表现出的仇恨，充满了同情和支持。[21]
同样是这篇文章的后面，在指出了巴克缇运动（Bhakti）在后梵语时代现代语言的兴起中扮演的进步角色之后，南布迪里巴德继续反思殖民主义在印度语言和文学上的全面影响：
早期欧洲贸易公司传播基督教观念的努力，以及后来被英国统治者釆纳的建立教育体制以便创造一个受过教育的公司雇员阶层的手段，促进了语言和文学的发展，一如早期的巴克缇语言文学作品所带来的形式普及，而且使印度语言和文学摆脱了后者的限制，总体上说，巴克缇运动只是局限在印度的社会和文化中……
世界市场的发展，以及虽然缓慢但毕竟在进行的将印度整合进世界市场的过程，打破了印度乡村社会的自给自足特性，使之成为发展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
这一点自然会反映到文学领域。那些以各种语言来表现迅速发展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杰作被翻译进来，并且对新一代印度作家产生了影响。换句话说，印度文学得以摆脱种姓制的印度社会及其文化的束缚，当且仅当其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乡村及其自然经济——被国外资本主义的进攻所打碎时。（第42-43页）
因此，这种“进攻”有助于扩大文化视野：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角色，即使人们对它的简单化怀有不满。南布迪里巴德进而具体阐述了殖民主义另一个矛盾特征：一方面是依附的、买办的知识分子的成长，“外国的和被外国训练的知识精英”崛起，他们成为“推动印度新的资产阶级文学与文化的主导力量”，并且“致力于把所有的印度文学谴责为……‘野蛮的’、‘不文明’”，另一方面是一种“虚假的民族主义”，他们为印度的一切辩护——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并且讽刺性地依赖把“古代印度社会”理想化的帝国主义学者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在南布迪里巴德这篇短文的结尾，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被看作是对整个殖民势力的否定，是“最终战胜社会和文化的停滞与衰败”的前提，“这种社会和文化是印度人从史前的部落社会瓦解、阶级社会披上种姓社会外衣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中继承来的”。这一结构呈现出三个不同的特征：衰败与停滞的一些基本面被认为比殖民主义要长久得多，这些基本面并没有融入“殖民遗产”这一令人宽慰的概念；同时，殖民主义的来去并没有消灭“这个停滞与衰败的社会”；殖民主义的建设性破坏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最后，南布迪里巴德强调，在印度，阶级与种姓之间同时也存在一种关联，这一点我们在上面谈到马克思和安贝德卡时也已论及。
南布迪里巴德最后详细阐述了殖民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的一对具体矛盾：殖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语言问题的民主化，意识形态内容的世俗化，以及狭隘意识的破裂，但也决定性地造就了一类主流知识分子，他们摇摆于两种态势之间，即一方面依附于这种意识形态结构，为发达的资本主义诡辩，另一方面又流于本土主义，常常染上蒙昧主义的怀乡病。他最后提出的这个问题涉及主体性。即使是那些分属于接受了西方理论和理想化的本土主义两个阵营中的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又能将其高调宣扬的反帝使命做到哪种程度？又是立足于什么样的位置、倾向和实践来付诸实现？
南布迪里巴德论题的基本要点是无可反驳的，即使其中有两个相当大的错误：一是夸大了前殖民印度乡村的“自给自足”和“自然经济”；还有就是过于看重传教士和殖民教育机构所带来的语言和文学的民主化角色的一面。我们在下一章会用稍微长一点的篇幅来讨论后一个问题，但在此应该强调的是，这些错误既与“东方主义”无关，也不是一种先验的话语立场。我们今天之所以认识到它的错误，尤其要感谢三十多年来历史研究的推进，同时也因为我们讨论南布迪里巴德的案例时，应用了和别人一样的有效性和证据标准。
马克思采用了一些浪漫主义的表述，这无足轻重，回忆一下他用在欧洲资产阶级身上的那些生动词汇，就足以消除它对某种民族自豪感的伤害。实际上，另外两类问题对马克思论印度的文章的错误更为关键。第一是论据问题。现代研究表明，马克思关于印度的一般观点的每个论据——自给自足的乡村公社、水利设施、农耕经济的不变特性、土地所有权的不明晰——至少存在一种想当然的偏颇。这些领域的研究至今还不充分，但是已有证据表明，乡村经济常常会整合为远大于目前人们所认识到的用于交换和投资的网络；一些小型水坝，季节性的浅井和靠个人、家庭或劳动协作建设的地方性水库，在灌溉上至少与那些有计划地修建起来的水利枢纽工程同等重要；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及其层级化也远比先前的想象更普遍；而且几个世纪里，农业技术并非是停止不前的。马克思在当时不了解这些现代研究，这是其错误的根源，而他把那些已有论据作为足以让他得出某种确定无疑的主张的基础加以接受，这一事实无疑也导致他出现错误判断。
但是这种判断的错误也是一种理论错误，是对他本人在社会科学领域最为热心建设的唯物主义方法的一种违背。唯物主义在实践中的危险在于，尽管它一开始就反对那些在没有必要的、实在的论据前提下就得出普遍而绝对论断的臆测性思想体系，但这种持续的否定性实践却将自己推入某种反方向，它不得不诉诸一种不同于对手的普遍性法则，但同样没有充分的证据；一种唯物主义，如果它不充分地抵抗这种压力，并且认识不到在普遍愿望的有效性，和（可能给我们带来人类普遍历史的）论据与方法的匮乏性之间的落差，那它就会成为一种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的推测。马克思在写作这些通讯的期间里，常常被一些朝向最为具体工作的拉力所干扰，如《雾月十八日》，也被一些针对全部生产方式的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历史所作出的出色但又不无缺点的推断所干扰，如《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始于1853年写作那篇关于印度的文章之后，涵盖的范围从跨洲际体系的广泛总结到商品的微观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过渡性文本。到他写《资本论》的时候，这种建构普遍历史前提的志向依然存在，也应该存在，但他越来越认识到，他能充分进行理论归纳的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于它，马克思具备了相当多的论据和充分的方法，而这是他历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正是从《资本论》的理论立场中，同样从对历史的更为现代的研究的经验立场中，人们可以在他关于印度的言说中看到许多出色而又不乏错误的内容。
[1]萨义德的引用和分析，参见Orientalism,pp.153-57。
[2]指理査德·伯顿（RichardFrancisBurton,1821—1890），英国探险家、学者，长期在北非、阿拉伯旅行，曾第一个将《一千零一夜》《印度爱经》等译为英语。——译者注
[3]以上两段文字岀自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66页），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引用了这两段话（见《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8页），此处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出，而未采用《东方学》的翻译。——译者注
[4]即使是在那些受英国教育的印度知识分子中，对这一事实的了解和对殖民主义的了解本身一样久远，因此也早于马克思。对英国土地殖民和税收体系的批评也出现在罗姆默罕·罗易和他的同事那里。参见罗姆默罕写于1832年的‘QuestionsandAnswerontheRevenueSystemofIndia’(inEnglishWorksofRommohunRoy,vol3[Calcutta1947])。比潘·钱德拉的TheRiseandGrowthofEconomicNationalisminIndia(NewDelhi1966)恰当地总结了知识分子和在1857年起义的庇护中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对英国阻碍印度工业和金融业发展的批评。对我称之为印度危机的非革命式革命的大量证据和引用在这一早期阶段就已经汇集起来。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A.K.Bagchi论私人投资的本质、限制工业化和殖民经济中的结构扭曲的杰作PrivateInvestmentsinIndia1990—1935(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2)，及其论文‘De-industrializationinIndiaintheNineteenthCentury:SomeTheoreticalImplications’(JournalofPeasantStudies,January1976)，以及‘ColonialismandNatureof“Capitalist”EnterpriseinIndia”(inGhanshyamShah,ed.,CapitalistDevelopment:CriticalEssays)(Bombay:PopularParkashan,1990)。
[5]这一具体观点——马克思同样蔑视欧洲和非欧洲的前资本主义结构——首先是由叙利亚知识分子Sadekel-Azm针对萨义德的言论首先在其论文‘OrientalismandOrientalism-in-Reverse’(Khamsin,no.8,London:IthacaPress,1982)中所提出的。
[6]安贝德卡（1891—1956），印度著名的“贱民运动”领袖，印度宪法之父。——译者注
[7]MarxandEngels,OnColonialism:Articlesfromthe‘NewYorkTribune’andOtherWriting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72),p.339.
[8]战争期间的这种忠诚导致在1857起义庇护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孟加拉民族主义者产生充分的负罪感。对于这一事实的基本表述，可参见BenoyGhosh,‘TheBengalIntelligentsiaandtheRevolt’,inP.C.Joshi,ed.,Rebellion1857(NewDelhi:People’sPublishingHouse1957)。
[9]FrederickEngels,PersiaandChina(1857),pp.123-4.
[10]BipanChandra,‘ReinterpretationofNineteenthCenturyIndiaEconomicHistory’,IndianE-conomicandSocialHistoryReview,March1968;reprintedinhisNationalismandColonialisminModernIndia(NewDelhi:OrienLongman1979).引用来自1981年的平装本，p.43。
[11]公平地说，以这两篇每每被入选集子的通讯为基础来言说"马克思”，这种行为绝非萨义德所独有，实际上这是很通行的。BillWarren的观点正跟萨义德对立，但他在Imperialism:PioneerofCapitalism(London:NewLeftBooks,1980)里的做法与萨义德如出一辙。对Warren的讨论，参见我的‘ImperialismandProgress’inRonaldChilcoreandDaleJohnson,eds,TheoriesofDevelopment:ModeofProductionorDependency?(BeverlyHills,CA:Sage,1983）。
[12]他对事实的了解是如此草率，对这家报纸的态度是如此随意，以至于只是从恩格斯1854年6月6日的来信中才得出一个完整的构思，并将之插入6月10日的报道中。凑巧的是，这些通信/报道的混合物中的一部分后来过于出名了。
[13]到马克思写我们上面所引的这封信（关于“铁路在印度无用”等等）的1881年，他对可能出现社会主义转变的工业不发达国家的公社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产生了兴趣，也许是因为在那些依附性国家（诸如俄国和印度）显然不会出现西欧资本的“移植”吧。关于这一富有启发性的考察，可参见TeodorShanin,LateMarxandtheRussianRoad:Marxand‘ThePeripheriesofCapitalism’(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83)。
[14]HarbansMukhia,‘MarxonPre-ColonialIndia:AnEvaluation’,inDiptendraBanerjee,ed.,MarxianTheoryandThirdWorld(NewDelhi:Sage,1985),pp.181,182.
[15]参见IrfanHabib的两篇主要论文，‘ProblemsofMarxistHistoricalAnalysisinIndia’,Enquiry,Monsoon1969,pp.52-67，以及‘PotentialitiesofCapitalistDevelopmentintheEconomyofMu-ghalIndia’,Enquiry,Winter1971,pp.1-56。发生在穆克西亚、哈比卜和R.S.Sharma之间——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也做出了贡献——经典的三角争论最初是由穆克西亚的著名论文‘WasThereFeudalisminIndianHistory?’所引发，该文收入T.J.ByresandHarbansMukhia,eds,FeudalismandNon-EuropeanSocieties(London:FrankCass,1985)。在这场争论中，马克思只是扮演一个外围角色，但争论提供了对马克思关于印度观点的恰当评价。
[16]参见RavinderKumar,‘TheSecularCultureofIndia’,inRasheeduddinKhan,ed.,CompositeCultureofIndiaandNationalIntegration(Delhi:AlliedPublishers,1987),pp.353-4。这段引文后面紧接着就引用了一份出自CharlesMetcalfe爵士、时间为1830年11月17日的备忘录作为支持。如今在马克思的文章和信件中找不到与Metcalfe有关的这一主题的资料，但这是一段很有名的记录，马克思也很可能了解；不管怎样，Metcalfe所谈论的几乎一致。那凡德·库马尔是一位学识太过渊博的历史学家，他不会意识不到这种重合，而且选择Metcalfe似乎是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关于马克思的不必要争议，而问题却同样说明白了。
[17]KarlMarxandFrederickEngels,TheFirstIndiaWarofIndependence:1857—1859(Moscow:ProgressPublishers,1959),p.14.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写这样一部著作。莫斯科的编者将马克思的通讯报道、亲笔注释和私人通信——不是全部，而只是一部分——汇成一册，并给予了一个过于堂皇的名称。
[18]应该强调的是，这些通讯报道与成为开创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庄严宣告（“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处于同一时期。当《宣言》在马克思去世后的1886年重印时，恩格斯作出的唯一修改就是想在“历史”前面加上“文字的"（written）一词（但又放弃了），因此把这个短语变成“迄今为止，一切文字社会的历史”。马克思令人吃惊的表述，“印度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与这样一个事实非常独特地缠绕在一起：前殖民地印度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上并不为他那个时代“所知”。
[19]还可以想想安贝德卡（Ambedkar）——他的肖像如今挂在印度国会大厅的显眼之处——在一个世纪后做出了严厉得多的判断。他说，印度的种姓制度比奴隶制还要糟糕，因为这是一种“没有责任关系的剥削制度”。
[20]FromHindSwarajinTheCollectedWorksofMahatmaGandhi,vol.10,p.37.
[21]E.M.S.Namboodripad,‘EvolutionofSociety,LanguageandLiterature’,inDebiprasadChattopadhyaya,MarxismandIndology(Calcutta:K.P.Bagchi,1981),pp.35-44. |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Dasfinanzkapital:
Einestudieuberdiejungsteentwicklungdeskapitalismus
金融资本
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
﹝德国﹞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
1910年
译者：福民等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
前言
第一篇货币和信用
第一章货币的必然性
第二章流通过程中的货币
第三章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信用货币
第四章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货币
货币资本的周期性游离和闲置
闲置资本量的变化及其原因
闲置的货币资本通过信用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转化
第五章银行和产业信用
第六章利息率
第二篇资本的动员。虚拟资本
第七章股份公司
一、股息和创业利润
二、股份公司的金融化。股份公司和银行
三、股份公司和个人企业
四、发行活动
第八章证券交易所
一、交易所证券。投机
二、交易所的职能
三、交易所的交易
第九章商品交易所
第十章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第三篇金融资本和对自由竞争的限制
第十一章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及其克服
第十二章卡特尔和托拉斯
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垄断和商业
第十四章资本主义的垄断和银行。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
第十五章资本主义垄断的价格决定。金融资本的历史趋势
第四篇金融资本和危机
第十六章危机的一般条件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平衡条件
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平衡条件
第十七章危机的原因
第十八章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信用关系
第十九章萧条时期的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
第二十章危机性质的变化。卡特尔和危机
第五篇论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
第二十一章商业政策的转变
第二十二章资本输出和争取经济区的斗争
第二十三章金融资本和各阶级
第二十四章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
第二十五章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
注释 |
托洛茨基最后的子孙：采访埃斯特万·沃尔科夫（2017年12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
托洛茨基最后的子孙：采访埃斯特万·沃尔科夫
2017年12月17日
百川真人翻译、Moses校对
〔说明〕《星期五周报》（derFreitag）的记者弗拉德克·弗莱金（WladekFlakin）采访托洛茨基的孙儿埃斯特万·沃尔科夫（EstebanVolkov），他与这位著名革命家生命的最后一年陪伴在侧。
埃斯特班·沃尔科夫是墨西哥城卡萨莱昂·托洛茨基博物馆的馆长。弗拉德克·弗莱金是来自柏林的自由撰稿人，也是新闻网站KlasseGegenKlasse和LeftVoice的编辑。
原文链接：DerletzteEnkel
托洛茨基的孙儿埃斯特万·沃尔科夫（EstebanVolkov，生于1926年3月7日，卒于2023年6月16日）
暗杀者们尝试谋害埃斯特万·沃尔科夫那年，他才13岁。因为他的祖父是列昂·托洛茨基。现在，埃斯特万在墨西哥守护着托洛茨基的遗产。
我们约见的地点在科约阿坎（Coyoacán）别墅群中的一座。一座带花园的房子坐落在一面高墙背后。这里早年间曾是墨西哥城外的郊区乡村，艺术家们在这里寻求宁静。现在，科约阿坎已经算作大城市的中心，变成了一个时尚街区，距离地铁站仅几步之遥。如果没有附近高速公路的噪音和恶臭蔓延过来的话，这个仙人掌遍布的花园将是田园诗的一部分。
这座建筑就是“列昂·托洛茨基博物馆”，这位老革命家在这儿度过了流亡的最后几年。在玻璃门后面等着我们的是一位91岁的老人，他穿着灰色西装，戴着巴西工会联合会（CUT）的红色棒球帽。埃斯特万·沃尔科夫有着深深的眼窝，看上去很严厉，但很快，它的笑容打破了这种严肃的印象。他带领我们穿过房子，步履动作间没什么明显的问题——即便他已经换上了第二个心脏起搏器。沃尔科夫向我们展示了弹孔、砖封的窗户、厚重的钢门——看起来有点像监狱。所有这些现在都属于这座用来纪念他家人们的博物馆的一部分。而他的家人中的大多数都成为政治谋杀的受害者。作为托洛茨基的孙子，对他而言，这些历史事件历历在目。
两个逃亡的故事
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LevDavidovichBronstein）1879年出生于乌克兰，化名列昂·托洛茨基（LeonTrotsky），1905年和1917年俄罗斯革命期间两度被推举为首都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是继曾与他激烈论战的列宁之后，第二位参与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并亲自领导红军的建立和建设。1924年列宁去世后，革命向官僚化的方向转变，议会民主甚至不再是革命的理想的一部分。数十万布尔什维克被“清洗”，托洛茨基于1927年被开除党籍并被流放到阿拉木图。
1929年，他被迫离开苏联，到土耳其普林基波岛避难，并再次被当局驱逐出境，后来又被法国和挪威驱逐。1937年，他前往墨西哥获得庇护。托洛茨基的女儿齐娜伊达·沃尔科娃（ZinaidaVolkova）患有严重的抑郁症，1933年在柏林自杀。她的小儿子弗谢沃洛德·沃尔科夫（VsevolodVolkov），大家都叫他“西耶瓦”（Sieva），随即和他的叔叔，即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LevSedov）住在一起。但随后迫于纳粹的威胁，他们逃往巴黎。1938年，列夫·谢多夫被斯大林特工毒死。
年幼的西耶瓦和他的祖父一起住在墨西哥。他很快就融入了墨西哥，还把自己名字改为西班牙语版：埃斯特万。他成为一名化学家，发明了一种工业生产避孕药的方法。自198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托洛茨基博物馆馆长。
沃尔科夫先生，您对托洛茨基的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我13岁那时，我、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Rosmer）还有玛格丽特·罗斯默（MargueriteRosmer）从巴黎迁居到这座房子。这里和巴黎的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冬天的欧洲总是灰的，灰的，灰的。我出生自一个命运多舛而近乎绝望的家庭：我的叔叔列夫·谢多夫（LevSedov）的去世，给我的情感造成了不小伤害。谢多夫是在1938年2月去世的，他的遗孀想要拿到我的抚养权。于是我的祖父聘请了律师。1939年8月，我才来到了科约阿坎。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墨西哥真是一个充满色彩的国家！那时，这还只是一个与墨西哥城相距甚远的村庄，必须横穿甜菜地和玉米地才能到达城市。街道充斥着灰尘，而下雨时又变成河流。
对你来说这里更安全吗？
算是。但即便在这，斯大林的特务部门也很活跃。第一次暗杀是在1940年5月24日，当时我躲在床底下。刺客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向进入了我的卧室，对着床用冲锋枪扫射了一番。大概是七八枪，其中一枪刚好打中了我的大脚趾。
他们对着一个孩子开枪？
显而易见就是这样。他们杀害了许多托洛茨基的支持者，还想对托洛茨基的全家下手。丝毫不参与政治的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SergeiSedov）留在了俄罗斯，但也被枪杀了。1940年5月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警卫来这里保护我们，但实际上他是斯大林主义者的线人，还为刺客们打开了大门。后来刺客们也把他杀了，埋在城外的一个公园里。据斯大林主义者的档案来看，缘由是他批评了他的同志——如果他知道这个小孩也是刺客们的目标，他就不会参与暗杀行动。于是，他就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这就是斯大林制度的运作方式：如果出问题，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做替罪羊。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让美国人顶包：因为他“警告了托洛茨基，于是托洛茨基躲在地下室里”。就这样以讹传讹，这个故事甚至出现在电影中。但凡仔细想想，这个故事何其荒谬？就好像祖父故意把我一个人丢在楼上一样。
那时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祖父因为睡眠不好而服用药物。因此当第一声枪响时，他首先以为是墨西哥宗教节日的烟花（埃斯特万笑道）。他的妻子娜塔莉亚（Natalia）反应敏捷，把他扶了起来，并把他推到了黑暗的角落里，救了他一命。
刺杀事件之后又是如何收场的？
斯大林主义者试图把这次刺杀描绘成托洛茨基本人编排的一场闹剧。他们买通了当地的一名警察头子和两名厨娘，让他们提供虚假证词。于是三人都证实说，那天晚上，警卫们似乎很紧张，在祖父的办公室里讨论到很晚。一开始，警方确实相信了这堆胡话。但事实上有超过20人参与其中——包括歹徒和斯大林主义者。最终警方发现一个人在酒吧里谈论这件事。后来他们发现，这次行动是由共产党领导人、著名画家阿尔法罗·西凯罗斯（AlfaroSiqueiros）指挥的。西凯罗斯因此被拘留了一阵子，可后来移民到了智利。
后来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此前我们可以和朋友一起去乡下收集仙人掌，祖父也是仙人掌的忠实爱好者。墨西哥有各种各样的仙人掌，我们以寻找新品种为乐，为此我们常在碎石路上度过几个小时的车程。暗杀事件发生后，这种活动就停止了。我仍然每天去上学，但祖父却几乎被囚住了。这座房子本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租用的。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党筹钱买下了它，以便他们能够建造简易的防卫工事、用砖封死窗户、在屋顶上设立哨塔。我祖父托洛茨基心里很清楚，下次暗杀绝不是简单的重复。
难道就没有机会逃到别的地方了吗？
结局不会有任何改变。托洛茨基的秘书们因没有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而被严厉批判。但托洛茨基很清楚，他只有短暂的喘息机会。这样，他的生命也许可以延长几个月。但斯大林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消灭托洛茨基。三个月后，加泰罗尼亚人拉蒙·梅卡德（RamónMercader）暗杀了他。
1940年8月20日你也在家里吗？
暗杀事件发生后不久我才回家。我看到一个人在角落里被警察扣押着。那人大喊尖叫着，看起来像一头野兽，不像是人。随后，梅卡德被判刑20年。
你祖父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热情，很有幽默感。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精力充沛的人。如果要找一位电影演员来扮演托洛茨基，我觉得唯一能演好这个角色的人就是柯克·道格拉斯（KirkDouglas）（埃斯特万笑着说）。道格拉斯才拥有像祖父一样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托洛茨基懂得多种语言，他和美国警卫说英语，同捷克斯洛伐克秘书扬·巴赞（JanBazan）讲德语，跟法国秘书让·范·海耶努尔特（JeanvanHeijenoort）说法语，就像平常和我说话一样。
不说俄语？
不，我不再会说俄语了。英语是家里的主要语言，大多数秘书都是美国人。政府对庇护流亡的托洛茨基所施加的条件之一就是他不得干涉墨西哥的政治。因此，就形成了不雇用墨西哥人作为助手的规矩。
托洛茨基当时有不少关于墨西哥的文章。
他用笔名写了一些关于墨西哥的文章，但他没有参与政治。
托洛茨基去世后，房子如何了？
起初我们仍住在这里。娜塔莉亚于1962年去世，与托洛茨基合葬在花园里。1965年，军队占领了这座房子，这是政府的报复行为：报复持托洛茨基主义政治思想的学生，因为他们曾出现在这（埃斯特万笑）。但几个月后，军方又给我们打电话——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房子，我们就又搬回去了。我们在这又住了15年，然后我们把它开设成一座博物馆。1990年，这个博物馆扩张了，开设了一个关于庇护权的研究所。一些空置的壁球馆也被改造成礼堂、展览室和图书馆。我自己则一直处于政治的边缘。祖父曾对秘书们说：如果您几位要同我的孙子说话，还请不要谈论政治。
托洛茨基在今天有何意义？
他对于人类有完整的信念——对于社会主义对人类的未来起决定作用的绝对信任。他对此毫不怀疑。但历史的时钟走得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慢。与历史周期相比，人的生命又非常短暂。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人类想要生存，就需要一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因为资本主义的破坏水平是不断上升的。
托洛茨基的政治遗产对于战胜资本主义有什么样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理解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最佳方法。俄国革命是有史以来最全面的革命之一。托洛茨基编织了革命的思想并参与了革命的实施。他从满世界的敌人手中保住了苏联。列宁去世后，他又直接与反革命对抗。我们知道，所有革命都有相同的规律：首先进步，然后退步。如同法国和墨西哥革命一样，俄罗斯革命也有热月革命。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官僚机构的崛起，一个新的兴起的特权阶层，接管了国家和政府。
能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中挽救出社会主义吗？
斯大林自称是列宁的伟大学生。资本主义政权为了实现其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而为这个谎言作证，这是合乎逻辑的。托洛茨基的伟大工作正在于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没有人在对反革命过程的研究上做得比他更出色。许多人认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仅是权力之争。对斯大林而言确实如此。但对托洛茨基来说截然相反：托洛茨基对权力丝毫不感兴趣，他只想维护十月革命的原则。如果他真想夺取政权，他完全可以和红军一起在半小时内把它收入囊中——他是红军的实际领袖。但这将导致军事独裁，他的目标并不是军事独裁。最终，他无法阻止反革命——但他得以深入研究这个过程。因此，对年轻同志进行政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他总是在晚饭后，和他们在办公室里进行很长时间的讨论。 |
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Marxdansseslimites
局限中的马克思
﹝法国﹞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
1978年
又杉翻译本书译自《哲学和政治著作，第1卷》（Écritsphilosophiquesetpolitiques，Tome1）法国Stock出版社，1994年出版
译者前言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终于爆发了
第二节让我们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
第三节马克思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第四节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来说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
第五节马克思主义，是一条有三个来源的河流吗？
第六节马克思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中
第七节“思想的万能性”又是怎么回事？
第八节一个绝对的局限：上层建筑
第九节国家在什么意义上是“工具性”和“独立性”的？
第十节那么，为什么说国家是一台机器？
第十一节为什么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二节返回机器状态
第十三节为什么说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机器？
第十四节国家机关
第十五节关于国家的灭亡
第十六节国家的宏观神秘化
第十七节国家伪圈子
第十八节拜物教
第十九节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绝对局限”
第二十节葛兰西眼中的领导权
路易·阿尔都塞（1976年） |
像蚕一样（﹝英﹞特里·伊格尔顿，2023年6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文选
BeliketheSilkworm
像蚕一样
﹝英国﹞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2023年6月29日
Hertzian翻译、GnothiSeauton校对
原载《伦敦书评》（LondonReviewofBooks）第45卷第13期，2023年6月29日出版。
原文链接：https://www.lrb.co.uk/the-paper/v45/n13/terry-eagleton/be-like-the-silkworm
评论书籍：《马克思的文学风格》（Marx’sLiteraryStyle）
作者：卢多维科·席尔瓦（LudovicoSilva）
译者：帕科·布里托·努涅斯（PacoBritoNúñez）
Verso出版，共104页，定价14.99英镑，1971年初版，2023年1月再版，书号9781839765537
卡尔·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投身《资本论》时，被债主和痈毒所困扰，他不仅抱怨从未有人写了如此多关于金钱的文字，却仍财资寥寥，还抱怨“整个经济学的玩意儿”（按：1851年4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让他无法写出关于巴尔扎克的大书。他的作品中不乏荷马、索福克勒斯、拉伯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和其他许多作家的典故，不过他并不着迷于“伊丽莎白的马屁精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Spenser），一位爱尔兰国家恐怖活动的鼓吹者。他在政治左派中最激烈的对立者之一、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承认，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博览群书。马克思通过阅读但丁和马基雅维利学会了意大利语，通过研究塞万提斯和卡尔德隆学会了西班牙语，通过阅读普希金学会了俄语。因此，他是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最早实践者之一，这一概念催生了我们今天一些最优秀的批评文章。歌德的同道、古典主义大师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美学理论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愿景的基础，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其丰富多样的力量。
年轻的马克思期待成为一名诗人，而不是政治理论家，他给未来的妻子燕妮写了一些华丽的浪漫主义诗句，委内瑞拉哲学家卢多维科·席尔瓦在《马克思的文学风格》（1971年首次以西班牙文出版）中将其描述为“讨人喜欢的糟糕”。马克思后来谴责浪漫主义的情感过度，因为这冒犯了他对尺度和对称的新古典主义喜好。他还创作了一部平庸的诗歌悲剧，这几乎是当时文学天才萌芽期的必修课，他还创作了一个小说片段，后者深受英国最伟大的反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Sterne）的《项狄传》（TristramShandy）影响。晚年的他每年读一遍埃斯库罗斯，喜欢用多种语言向亲朋好友朗诵诗歌，并在伦敦的家中举办莎士比亚读书会。他还在布鲁塞尔成立了一个工人圈子，定期举办音乐和文学活动。他的女儿埃琳娜也许是出于孝心，夸张地声称他能用英语和德语背诵莎士比亚的大部分戏剧。虽然他的文学品味大多比较高雅，但他对德国的民间故事、通俗读物、流行民谣、传说和儿歌也深感兴趣。他将这种真正的大众文化与英国的低俗小说产业进行了对比，认为后者为了追求利润，败坏了人们的品位和情感。
马克思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研究的源头之一：他投入最多篇幅研究的一部作品是欧仁·苏的畅销煽情小说《巴黎之谜》。他还是文学史研究的首批倡导者之一。他拥护他所谓的“目前英国辉煌的小说作家兄弟会”，其中包括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和勃朗特姐妹，声称他们揭示的社会和政治真理比所有道德家和政治家加在一起还要多；但与他的合作者和经济支持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样，他对那些对读者有政治企图的文学作品保持警惕。他用“文学”一词来涵盖所有高质量的写作，但他蔑视那些将适合诗歌和小说的真理与其他知识模式混为一谈的人。他认为要求诗人和小说家建立哲学体系是荒谬的。对作家来说，真理不是抽象的、不变的，而是独特的、具体的。
马克思并不想利用文学作品来达到政治目的，而是想用文学术语来丰富政治语言。他引用《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中的一段话来让关于土耳其外交的某段叙述生动起来，或者在一句话中将《浮士德》和《帕默斯顿》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宣言》从其著名的开篇开始就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意象：“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当他审视当代法国政治时，尤其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脑海中浮现出喜剧、悲剧、闹剧、悲喜剧、史诗、戏仿、奇观等类别。如果说戏剧具有潜在的政治性，那么政治则不可避免地具有戏剧性。二者在演说和修辞上有共同之处，而马克思作为剧院的常客，对这两种形式的公共艺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希伯来经文中也有类似的做法，这位世俗的犹太人已经彻底消化了希伯来经文：当他的妻子和女儿去参观一个“伦理教堂”时，马克思抱怨说，她们最好还是去读圣经中的先知书。
马克思对自己散文的质量一丝不苟，他曾对一位不耐烦的出版商说，他迟迟不交稿是因为贫穷、肝病和“对风格的专注”。作为讽刺和嘲弄以及冷静阐述的大师，他的文章充满气魄和勇气，从好斗到抒情，从怜悯到暴躁，变化多端。他在科隆编辑的报纸《新莱茵报》对其所讨论的作家的文风给予了严格的关注，而马克思本人有时也以文学批评家的方式对待其对手的政治论点。《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一位德国小作家的散文进行了韵律分析，展示了其催人入眠的节奏如何使读者忽略论点的空洞。笨拙的句法和混乱的比喻是思想空洞的表现。
如果说风格表达了作者的灵魂，那么对其进行剖析可能显得无礼，就像对某人的外表进行剖析一样。文体的亲和力和难以捉摸性似乎禁止这种干涉。作家们可能更愿意听到别人说他们的情节缺乏说服力，而不是说他们的句法不优雅。罗兰·巴特把文学风格说成是处于身体的深处，这让它听起来就像一个人的内脏器官一样私人。也许我们需要一种风格心理学，以了解作家为什么厌恶某些声音和节奏，而喜欢另一些声音和节奏。风格是如何被无意识的联想所塑造的？为什么莎士比亚似乎将西班牙猎犬与融化的糖果联系在一起呢？
卢多维科·席尔瓦驳斥了“风格过于特立独行，不适合公开辩论”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风格与其历史观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共谋关系。在他的作品中，最常见的手法莫过于反讽、悖论、颠倒、交叉和对立。历史的诡计和矛盾仿佛已经偷偷潜入了他的写作方式。席尔瓦认为，马克思的散文风格不是简单地指出这些矛盾，而是“展演”它们。席尔瓦认为，马克思的目标是尽可能紧密地融合文字与含义，使思想不再抽象，而是变得几乎可以感知。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但需要谨慎处理。词语和意义不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也不是可以割裂开来的。写作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语言与现实的撞击，就像哈姆雷特的“不，却要生活在腻垢之床那腐臭的汗液之中”，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语言与世界的割裂，就像雪莱的很多作品，但这些空间隐喻并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同样，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我们面对的是席尔瓦所说的“理论想象”，其中概念和形象难以区分。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似乎是以图像的形式出现的，本书探讨了支配马克思思想的某些基本隐喻，例如“上层建筑”。这里的隐喻是认知性的而非装饰性的，是发现的工具而非语言的装饰。
然而，风格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意象，席尔瓦在书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其他方面：语调、节奏、节奏、音调、情绪、句法、质感等等。相反，它将注意力转向了马克思文本的形式结构，尽管人们通常不会将结构归入风格的范畴。马克思本人认为他的每部作品都是一个艺术整体，席尔瓦在这个整体中发现了艺术和科学的共同特征。他写道：“科学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系统的、建筑上的统一性，在这种统一性中，它的所有部分都是相互对应的，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是脱离整体而成立的。”然而，科学比这番话所暗示的更加杂乱无章、手忙脚乱，它的各个部分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相互对应就能成为真实的。魔法和占星术是连贯的系统。至于艺术，席尔瓦对马克思本人的新古典主义对统一性和凝聚力的关注过于不加批判。有很多艺术作品，尤其是1900年以来的作品，都是通过不和谐和支离破碎的方式创作的。
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对图像的喜爱与他对抽象概念的不信任联系起来。如果说他是启蒙理性主义者，那么他同时也是浪漫人文主义者，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具体和特殊。他承认抽象概念在政治理论中的作用，但认为它们是简单和次要的。具体的才是真正复杂的。他对具体和感性的认识是其唯物主义的根源，也是其美学的根源。“审美”一词原指知觉和感觉，马克思偏爱贴近感受的艺术。因此，他是现实主义的崇拜者，现实主义似乎将文字与事物结合在一起，但同时他也蔑视沉醉于自己的声音和节奏的语言，就像马克思自己年轻时的诗歌一样。
这种偏好的背后是一种政治：劳动人民脚踏实地地生活，而贵族、美文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则是艺术中自我放纵的社会等价物。这就难怪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堂吉诃德》，回到主人公的幻想与普通人的实用主义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抗议说，做梦的人们把语言变成了一个自律的领域，而唯物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把它引回现实世界，在那里，语言是实际生活的表达。这番话中隐约透露出后来的维特根斯坦的影子，他的共产主义朋友乔治·汤姆森（GeorgeThomson）很可能给了他马克思的书。普罗米修斯是马克思最喜欢的神话英雄，不仅因为他反抗众神，还因为他把火从天上带到了人间，就像马克思试图把意识带回现实一样。他批判的一个经常性目标是妄想、幻觉、幻想、意识形态；艺术既可以滋生这些形式的虚假意识，也可以帮助破坏它们。与弗洛伊德一样，马克思也认识到幻觉是社会存在的构成要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轻易纠正的推理错误。对这两个人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摧毁幻觉，而是探究其物质原因和影响。
仅仅陶醉于自身音景的诗歌是一种形式主义，对马克思来说，商品也是如此。商品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物质品质，而在于它与其他同类产品的形式交换。尽管商品具有诱惑力，但它们是抽象的、非物质形态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恢复它们的物质体。然而，马克思也将商品视为对人类施加物质力量的拜物。它们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可以让男人和女人失业，或者让他们领取挨饿的工资。因此，商品既过于形式化，又过于物质化，在这一点上，它类似于一件拙劣的艺术品。艺术是由物质构成的，但它是被塑造成有意义的形式的物质。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所缺乏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作品属于对资本主义的美学批判，从席勒和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到威廉·莫里斯和赫伯特·马尔库塞。
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并不认为艺术因为反映现实而珍贵。恰恰相反，当艺术本身就是目的时，它才和人类紧密相连。艺术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约翰·弥尔顿以五英镑的价格将《失乐园》卖给了一家出版商，但他创作这本书“像蚕生产丝一样，是他天性的表现”（按：马恩全集中文二版第38卷第30页）。艺术以自由、和谐的方式表达人类的力量，是美好生活是什么的原型。艺术之所以激进，相比它说了什么，更在于它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都无法从他们所创造的事物中认识到自己，而艺术则是这种非异化劳动的形象。
因此，美学家掌握的真理通常比政治左派想象得要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艺术代替生活，而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像艺术作品一样生活意味着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是马克思的道德观。这也是他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就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一点的任何一套制度安排。如果说艺术作品是对现状的丑化，那并不是因为它拥护无产阶级，而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过上富足的生活。艺术预示着一种未来，在这种未来中，人类的能量可以仅仅为了自己的喜悦而存在。艺术在哪里，“人”就将在哪里。
然而，自我实现必须超越个体，这就是马克思为这一人文主义案例添加了一个关键附加条件的原因。你必须通过他人平等的自我表达来对等地实现你的能力。或者，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他将本质上的贵族伦理转化为共产主义的方式。奥斯卡·王尔德在他的《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文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这篇文章中，像他这样不需要工作的闲人期待着一种人人都能如此的社会主义秩序。王尔德认为，政治目标是摆脱劳动，而不是使劳动具有创造性，他比威廉·莫里斯更接近马克思，尽管莫里斯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王尔德不是。
正如任何形式的伦理学一样，自我实现论也存在困难。它似乎假定人的力量本身是积极的，唯一的问题是其中一些力量受到了阻碍。但是，无论你的创造力会受到怎样的伤害，都应该克制射杀学童的冲动。另外，自我实现论这种想法还暗示着我们的各种能力是相互协调的，但事实远非如此。与后现代文化一样，它也错误地将多样性视为固有的价值。但为什么充满各种冲动的生活会比专注于单一活动的生活更有价值呢？如果艾玛·拉杜卡（EmmaRaducanu）努少打点网球，她的生活可能会更充实，但人们同样有充分的理由羡慕她。
马克思从未写过一本关于美学的书。相反，他将文学作品用于引人注目的用途上，削弱艺术、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边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反对日益加剧的智力劳动分工，正如他对工业社会分工的影响感到悲哀一样。在这一点上，正如他的道德观念，他仍然受制于从古典教育中继承下来的整体性理想，而这种理想的力量已不复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不屈不挠的政治鼓动家，用布莱希特的话说，他被迫更换国家的次数比更换鞋子的次数还多，他在历史中发现了冲突和矛盾，却在艺术中发现了对称和完整。只有随着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出现，历史的冲突才在艺术中爆发出来。然而，在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有一个微小的细节可以被解读为预言了这一文化时刻。他告诉恩格斯，他听说过一个叫达·达（Dâ-Dâ）的阿拉伯译者，并认为他可以用这个名字作为他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按：即《福格特先生》）。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这两个音节留给了后人。 |
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晚近苏联现实：厄内思特·曼德尔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辩论（﹝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2022年10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相关链接：克里斯·哈曼
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晚近苏联现实：
厄内思特·曼德尔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辩论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2022年10月20日
JiazeE翻译、汉文成留侯校对
原文链接：Revolutionarymarxismandlatesovietrealities:ErnestMandel’sconfrontationwithstate-capitalisttheory
本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介绍20世纪后期两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厄内思特·曼德尔（1923-1995）和克里斯·哈曼（1942-2009）之间的重要辩论。
厄内思特·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论》（IntroductiontoMarxistTheory，曼德尔文选第一卷）体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知名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中对经济领域的分析，以及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中三卷撰写的详细介绍。《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在1977至1981年一套广泛分发的《资本论》平装本中出版了他的介绍。第四国际是由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厄内思特·曼德尔作为第四国际的主要人物，也撰写了两部有关托洛茨基的思想的研究：《托洛茨基思想发展变化的研究》和《托洛茨基作为一种选择》。[1]
克里斯·哈曼以他的大型综述《世界人民的历史》而闻名，但他在《失落的革命：1918-1923的德国》和《1945-1983东欧的阶级斗争》也在历史写作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除了大量的历史和政治分析之外，他还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分析，其中最主要的例子是他的最后一部主要作品：《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马克思的相关性》。和曼德尔一样，哈曼把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建设上，尽管他所在的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Socialist）政治流派（最终成为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BritishSocialistWorkersParty））由托尼·克利夫（TonyCliff）领导，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从第四国际分裂出来。这主要与克利夫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特殊变体有关。[2]
曼德尔和哈曼有很多共同点。二者都植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传统，都坚定地反对斯大林主义，坚持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真正的工人民主不可分割，并在列夫·托洛茨基的观点中有共同的参照点。像托洛茨基一样，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国际主义者。与此相关的是，他们和托洛茨基一样，却不像一些左翼人士，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没有导致他们在美国和苏联的冷战中支持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西方”外交政策。他们也没有站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由苏联领导）一边，二人都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实际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种歪曲。二人都主张通过一场革命给苏联和其他类似国家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但这一立场之中隐藏着曼德尔和哈曼的根本区别。
曼德尔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进行一场政治革命，打破特权官僚精英对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束缚，建立广大劳动人民对经济的民主控制。这代表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留下的重要元素，也代表着即使在与特权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这些元素也值得保护。哈曼认为，托洛茨基没能正确理解斯大林政權统治之下的苏联出现了一种新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需要对原本被托洛茨基视为“退化的工人国家”（degeneratedworkers’state）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国家资本主义分析的支持者对苏联可能代表任何一种“工人国家”的看法十分反感。[3]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会看到一系列辩论，在这些辩论中，这些卓越的同志们有时候会有激烈的分歧，试图理解和解释那些力求改变世界的人们所面临的现实本质。在这篇介绍性的论文中，我们会指出那些辩论的历史和理论背景，探讨托洛茨基对革命后的苏联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轨迹的分析的关键方面，并对本文的辩论进行一些反思。
一、国家资本主义辩论的背景
曼德尔在国家资本主义辩论中的观点不仅与托洛茨基20世纪30年代的观点密切相关，而且也与他自己几十年之后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密不可分，比如他的最后三部重要作品中的两部：《改革之外》和《权力与货币》。这些研究形成了一个知识背景框架，曼德尔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论必须置于其中。[4]
然而，这个背景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被许多人视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以及这场革命的后果，对于辩论也很重要。1917年的俄国革命，尤其是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胜利的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民主的工人委员会）的权力，这场革命被认为提供了一条人类解放的道路，并成为了例如曼德尔和哈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灵感源泉。然而，现实变得比原本希望的更复杂，也有更多问题，十月革命不仅没有引领人类解放，反而导致了一种新形式的暴政，这迫使这些理论积极分子解释发生了什么和发生的原因，以及这些对未来的实际工作可能的意义。[5]
当然，曼德尔几乎是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思考的。他是全球政治集体——第四国际的领导人物，该集体拥有活跃的各国支部，有众多杰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分享他们的经验、分析和观点。[6]同样，哈曼的观点是在1950年英国从第四国际分裂出来的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个分裂出来的围绕着托尼·克利夫的团体后来被称为国际社会主义团体，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倾向于将曼德尔所参与的运动置于尖锐、充满争议的攻击之下（这并没有阻止外界以同样的方式回应）。[7]
一些论战，包括本卷所载的论战，是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vanderLinden）在其杰出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WesternMarxismandtheSovietUnion）中详尽讨论的另一个背景下的要素。这部作品于2009年出版，调查了一百多个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争论性分析，这些分析驳斥了斯大林主义的论点，即苏联存在的是某种“社会主义”，但是这些分析都在纠结于如何描述实际存在于那里的社会经济体系。范德林登认为，大多数具有批判性的分析可以分为三大类：（1）退化的工人国家。苏联社会是一个不稳定、拥有官僚主义的畸形组织，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2）国家资本主义。苏联社会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体，它（就像一般的资本主义一样）必须被推翻，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3）官僚集体主义。一种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新型阶级社会，应该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尽管这一理论的一些追随者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新型阶级社会将需要与美国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结盟）。虽然这些探讨都不完全符合他所说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范德林登也认为，它们都没有被证明能够充分分析苏联社会的复杂现象。然而，他也承认，每一种分析对处理这一现象的某些方面都可能有“实际效用”，并对未来发展一个充分的理论解释有所帮助。[8]
可以说，这样一种开放的方法与托洛茨基分析的实际发展是一致的。正如托马斯·特维斯（ThomasTwiss）在他的著名研究《托洛茨基与苏联官僚主义问题》（TrotskyandtheProblemofSovietBureaucracy）中精心记录的那样，托洛茨基在他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所描述的是一个持续的理论重构和创新的过程的顶峰，这个过程是由他参与复杂现实的持续表现所驱动的。[9]
因为托洛茨基实际上对他们的观点至关重要，所以关注他的工作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曼德尔和哈曼在他们自己的论证中所呈现的内容。
二、作为参照点的托洛茨基
列夫·托洛茨基的经典之作《被背叛的革命》于1936年完成。就像《共产党宣言》一样，它有着清晰的论述，但又充满了思想。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样，接连阅读托洛茨基的书会产生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往往具有惊人的当代意义。[10]
很久以前，在匹兹堡，我参加的一个社会主义学习小组组织了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关于《被背叛的革命》这本书的系列课程，于1991年8月在苏联政变的策划和崩溃时完成。旧共产党官僚机构的一个重要残余力量试图推翻苏联改革派的总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妄图让事情回到过去的样子，结果却被一个更激进的改革者——鲍里斯·叶利钦的政治动员所阻挠。叶利钦，一个公开承认的前共产主义官僚，赢得了军队和大部分旧国家机器的支持，然后迅速见证了苏联的解体和对资本主义的热情拥抱。
我们的研究小组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发现了一些段落，这些段落似乎预测了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显然，这是20世纪的关键文章之一——特别是对那些希望为实现更美好的未来做出贡献的人来说。
已故学者罗伯特·H·麦克尼尔（RobertH.McNeal）曾在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断言，尽管“多年来写了很多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文章”，但托洛茨基只是“无法接受他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和共产国际所面临的残酷讽刺”，因为这与他“在人类进步，尤其是在他作为革命者的人生的进步意义”方面的深刻信念相矛盾。[11]毕竟，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愿景假定了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在这种自由联合中，所有人都能蓬勃地自由发展。但是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以这种解放愿景的名义领导布尔什维克掌权时，革命的最终产物却是斯大林体制。“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在整个政治光谱中——甚至是那些愿意承认十月革命涉及劳动人民深刻的民主热潮的人，这一论点被用来证明斯大林是列宁的“真正继承人”，即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在逻辑上会走向极权主义。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来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实际上能够导致自由和集体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官僚独裁，那么斯大林主义的现象应该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分析得到最充分的解释，这种分析符合《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包含的社会主义的解放的概念。
事实上，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来看，为了指导实际的政治工作，进行这样的分析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为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即对斯大林主义和苏维埃社会的本质进行批判，既要忠实于事实，又要忠实于革命社会主义目标。的确，对目标的承诺是进行最深刻分析的关键——如果不了解事物能够如何以及应该如何，就不可能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
托洛茨基对《被背叛的革命》的总结
托洛茨基研究的显著特点在于，他在第一章第一段即总结了自己的不斷革命理论（theoryofpermanentrevolution）和不平衡联合发展的基本规律（lawofunevenandcombineddevelopment），为其分析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他认为，俄罗斯反对专制沙皇制度的民主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完成，但这将把政治权力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必然推动新政权的政策朝向社会主义。同时，国际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世界资本主义政府对新生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军事敌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也给苏维埃人民日常生活带来无数深刻的压力。托洛茨基观察到，社会主义的未来和国家人民的生存都需要“赶上”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水平。他在整本书中还强调了国际因素的另一个方面，即布尔什维克认为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较发达的工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绝对必要的（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
托洛茨基认为，国际革命进展缓慢，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曾依赖于迅速的革命援助，这不仅给苏联带来了巨大困难，也暴露了内部力量和资源的问题。他回顾了工业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尽管计划经济和理想主义造成了严重挫折，但他补充道：即使苏联最终解体，“无产阶级革命让一个落后的国家在不到十年间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这是不可摧毁的事实，将永远作为未来的见证。”[12]
然而，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技术先进的经济基础上，以为所有人提供体面的生活，并建立在国家之间相对和谐的经济合作基础上。在当时，经济落后的苏联并不存在这样的基础，也不可能存在。尽管这与斯大林政权及其自由派激进知识分子中外国崇拜者的华丽宣传截然相反，托洛茨基还是坚持引用马克思的话：“法律永远不可能高于经济结构和受该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同时，他也强调了马克思的另一句话：“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因为没有它，匮乏就会普遍化，有了匮乏，为必需品的斗争就会重新开始，这意味着所有旧事务必将重新出现。”[13]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时代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许多表面上的左翼分析家不同，他没有将问题归咎于斯大林的邪恶计划，而是认为这些问题在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巩固之前就已存在。根据他的观察，在外国干预、内战和经济崩溃的过程中，“随着困难的增加，民主已经按比例缩小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不将民主视为原则，而是将其视为偶然的自卫行为。”由此，民主政体很快不仅在党内消失，在苏联也是如此，在工会、合作社和文化组织等方面也是如此，“在它们每一个之上都是无限的党委书记等级制度。”[14]
相反，托洛茨基认为，党内的民主政体不仅消失了，而且在苏联的工会、合作社、文化组织等各个方面也都如此。他指出，在这些组织中，“无限制的党委书记等级制度”[15]层层叠加，压制着人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内战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早期（1918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更为根本的东西所致，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思想中的某种“致命缺陷”造成的。在这段引人注目的短文中，托洛茨基指出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动力：
社会消费贫困是官僚统治的基础，导致每个人与所有人之间产生对抗。当商品供应充足时，购买者可以随时购买；但当商品稀缺时，购买者只能排队等候。当排队者众多时，便需要派遣警察维持秩序，这就是官僚权力的出发点。它了解谁将获得什么，谁必须等待。[16]
针对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的分析，无法全面公正地评价其复杂性和广度，但我们可以审视他自己对该分析的总结并重新思考。托洛茨基在总结中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清单，包含9个关键点：
苏联是一个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其中：（a）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使国家财产具有社会主义性质；（b）由于匮乏而产生的原始积累的趋势从计划经济的无数孔隙中爆发出来；（c）保持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准则是社会新分化的基础；（d）经济增长在缓慢改善劳动者处境的同时，促进了特权阶层的迅速形成；（e）利用社会对立，官僚机构已转变为一个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失控的社会等级；（f）被执政党背叛的社会革命，仍然存在于财产关系和劳动群众的意识中；（g）积累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导致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h）在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须打破工人的抵抗；（i）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须推翻官僚主义。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将取决于国家和世界范围内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的斗争。[17]
波拿巴主义和过渡政权（BonapartismandtheTransitionalRegime）
托洛茨基断言斯大林是暴君世系的一部分，包括凯撒、拿破仑以及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后来成为拿破仑三世）。在每个案例中，一个类似的治理系统都以特定人物的名字命名，如凯撒主义、波拿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些系统都涉及在纷争不断的社会和高度派系化的政治氛围中，一个专制的“超级仲裁者”的崛起，他利用民主和人民的言辞，声称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虽然所有社会阶层表面上都自由，但实际上保留了上层阶级的特权，政权的权力高于国家。
“斯大林政权建立在一个政治上原子化的社会之上，依靠警察和军官的军队，并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控制。这显然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新型变体——一种前所未有的变体。”他进一步解释道，“凯撒主义建立在奴隶社会内部冲突的基础上，波拿巴主义是资本主义政权关键时期的政治武器之一。斯大林主义是这种制度变异的结果，但建立在工人国家这一基础上，即有组织、有武装的苏维埃贵族与非武装的劳苦大众之间的对立。”[18]
托洛茨基提醒人们关注20世纪出现的另一种波拿巴主义形式——法西斯主义。“尽管在社会基础上存在深刻的差异，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却是对称的现象，”他评论道，并严肃地指出：“在许多特征中，它们都显示出致命的相似之处。”此外，他的分析还突出了国际主义的革命性观点：“全能的官僚机构对民主政体的镇压以及法西斯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灭绝，都是由同一个原因造成的：世界无产阶级未能及时解决历史问题。”显然，他想到了正在进行的西班牙内战和法国革命可能发生的情况，并补充说：“欧洲胜利的革命运动不仅会立即动摇法西斯主义，也会动摇苏联的波拿巴主义。”[19]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认为苏联特权官僚并不构成一个类似于奴隶主、封建贵族或资本主义的阶级。他否认了它代表国家资本主义或新的阶级形态，如“官僚集体主义”。相反，他将苏联官僚机构比作富裕而保守、不民主且寄生的精英机构，这种机构在全球工会运动中也常见。他认为，这种精英机构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具有有机的功能，因此官僚主义并没有深刻扎根于苏联社会，整体适应能力也较弱。官僚主义作为统治精英的未来也不像资产阶级那样持久。
斯大林统治下巩固的官僚制度在仅仅60年后就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崩溃了，这似乎证明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官僚制度并不代表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形式。他坚持认为，官僚统治不是苏联革命进程的最终归宿，而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同样重要的是，他警告人们不要“错误地认为，从现在的苏维埃政权只有向社会主义过渡才是可能的。实际上，倒退回资本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20]
矛盾与预测
托洛茨基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矛盾的分析，被认为与最终发生在苏联身上的事情有着相当大的相关性。
官僚主义的增长与苏联经济合理化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托洛茨基将其比作绝对君主制与资本市场的不可调和冲突。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指令型经济”反复无常的官僚管理阻碍了准确账目的保持，而繁文缛节、瓶颈、裙带关系以及自治官僚机构中的无能则使经济生产和分配变得极为复杂。即使达到或超过官僚强加的生产配额，产品质量也无法避免地受到影响。托洛茨基认为，这种官僚主义破坏了创造性的主动性和责任感，没有这种创造性和责任感，不可能有质的进步。[21]
对苏联的消费者来说，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官僚主义所带来的困扰。托洛茨基在评论中指出，“但它们正在吞噬合作社、轻工业和食品生产业、集体农场、小型地方工业——也就是所有那些离人民最近的经济分支。”采用西方现成模式，通过官僚主义的命令建立巨大的工厂可能是可行的，但成本将是正常成本的三倍，这对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行的。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质量问题也会愈加突出，而官僚主义则像一个影子一样从经济中溜走。托洛茨基指出，“苏联产品似乎被贴上了无动于衷的灰色标签。”他还谈到了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独裁的替代方案：“在国有化的经济体制下，质量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要求批评和主动的自由——这些条件与恐惧、谎言和奉承的极权体制不相容……苏联民主不是抽象政策的要求，更不是抽象道德的要求。它已成为这个国家生死攸关的需要。”[22]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的官僚机构面临着内外压力，陷入了十字路口的困境。其中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向“自由”改革的方向前进，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列宁格勒党主席谢尔盖·基洛夫的遇刺所扼杀。回顾历史，基洛夫有时被看作是斯大林的潜在竞争对手（然而托洛茨基称其为“聪明而不择手段”，而更近期的历史学家则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基洛夫的谋杀成为了大规模逮捕、监禁和屠杀斯大林政权真正、潜在和假想的反对者的借口——所有这些都被指控为“反革命托洛茨基阴谋”的一部分。[23]
托洛茨基的分析是在这场活生生的噩梦刚刚开始的时候完成的，他考虑到了相反的情况——如果官僚机构内的“自由改革”派取得进展，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况有着特殊的关系）。他预测经济危机将引发“一场公开的政治危机”，并建议采取措施，利用1936年的新苏联宪法将民众的强烈不满引导到投票站，以便告诫和纠正对社会困境负有责任的官僚部门。托洛茨基写道：“然而，官僚独裁政权在‘自由’改革中寻求救赎，结果只是削弱了自己，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发生过。”他指出，这可能会为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斗争制造“一个半合法的掩护”。托洛茨基预言：“官僚集团在选举中的竞争可能成为更广泛的政治斗争的开始。反对‘运转不良的权力机构’的鞭子可能会变成反对波拿巴主义的鞭子。”上世纪30年代未能成熟的事情，在半个世纪后变成了现实：“所有迹象都表明，进一步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文化发达的人民力量与官僚寡头政治之间的冲突……由于来自民众的强大压力，以及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当权者的抵抗力量可能比现在看起来要弱得多。”[24]
然而，托洛茨基并未对未来仅仅抱有好预期。他支持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恢复民主政体，并保留1917年革命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成果，但同时也设想了一种可怕的可能情形：
苏联政权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经济的崩溃，从而导致国家财产的荡然无存。信托公司与其内部工厂之间的强制关系将会消失，更成功的企业将成功走上独立的道路。他们可能会把自己转变成股份公司，或者他们可能会找到其他一些过渡性的财产形式——例如，工人应该分享股份的形式。集体农场也将同时瓦解，而且更容易瓦解。因此，如果现在的官僚独裁政权不被新的社会主义力量取代，就意味着回归资本主义关系，工业和文化将出现灾难性的衰退。[25]
斯大林暴政下的日常生活可能很糟糕，但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视野和经济压力取代了工作保障;甚至1917年革命所保证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也受到侵蚀——这些和其他的可能性加强了官僚主义的力量。托洛茨基认为，“绝大多数苏联工人现在甚至对官僚主义怀有敌意，”但“工人们几乎从未走上公开斗争的道路，”因为他们担心，“在推翻官僚主义的过程中，他们会为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苏联现实中的辩证矛盾。计划经济的破坏将使国家倒退几十年，而官僚机构通过维护这种经济履行了必要的职能。“但以这种方式实现，就得为整个体系的爆发做准备，这种爆发可能会完全扫除革命的结果。”[26]
苏联最终是滑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将通过苏联群众自己参与的巨大斗争来解决。托洛茨基多次表达了这个观点，而这一观点与厄内恩特·曼德尔在随后几年中（包括在接下来的几页中）阐述的观点相同，通常是通过他独特的乐观精神表达的。然而，托洛茨基的分析中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却常常被忽视。
左翼反对派的重要性
托洛茨基认识到，工人阶级相对自发的群众运动可以引发一场革命，但他不认为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自发”赢得一场革命。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准备，包括培养有经验的斗士，制定健全的政治方案和有效地向群众传播政治方案的能力，才有可能夺取政治权力。在托洛茨基看来，苏联左翼反对派的存在（当时他认为这是第四国际中最大的部分），构成了这种力量。
并非他他想象出来的。这些勇敢的士兵和妇女——在许多情况下，曾是是反对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革命斗争的老兵，是1917年革命和内战时期的领导干部，他们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原则的捍卫者，反对官僚主义，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组织技巧和宝贵的道德权威。[27]
“监狱、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边远地区、数量迅速增加的集中营，都蕴藏着布尔什维克党最坚定、最真实的骨干。”托洛茨基写道。他指出，数以百计的左翼反对派死于死刑、绝食抗议期间的饥饿、自杀等等，他说至少还有二万名左翼反对派。斯大林的共产党有200万人，但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仅仅是数字的并列毫无意义。”在政治气氛炽热的情况下，“一个团里的十个革命分子，在政治气氛炽热的情况下，就足以把它拉到人民的一边去。”[28]他引用了最近被释放的维克多·塞尔日（VictorSerge）的话，他是为数不多的从集中营逃出来的左翼反对派人士之一：
成千上万的第一时间的共产主义者，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同志以及苏维埃共和国的建造者，一直在奋斗着，反对政权的内部堕落的现象和背离社会主义的原则，他们尽最大努力（甚至牺牲自己）来捍卫工人阶级的权利……我传达来自那些被囚禁者的信息。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坚持到最后，即使他们活不到革命的黎明。[29]
自托洛茨基写《被背叛的革命》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几乎所有这些宝贵的同志——不可替代的革命干部，都被彻底消灭了。一些最终被打垮，屈服于斯大林的权威。其他能坚持信念的人在1937年至1938年被屠杀。据记载，他们被成批地从劳改营带出来，被枪指着，进入冻土地带。一些目击者回忆说，他们走得很有尊严，高唱国际歌，举起共产党人握紧的拳头，然后去到他们被枪杀的地方。到20世纪80年代末，幸存下来的少数人已经老了——大多数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无法扮演托洛茨基半个世纪前所设想的角色。到了1990年，苏联出现了不同的、支离破碎的、持不同政见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一些仍受马克思和列宁思想启发的工人阶级活动家，以及一小群对左翼反对派传统知之甚少的新生代社会主义战士。但是，经验丰富，相对有凝聚力的苏联左翼反对派早已不复存在。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写道，“只有革命力量才能消除官僚主义”，并补充道：“为此做好准备，并在有利的历史局势中站在群众的最前列——这是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任务。”[30]但是，当“有利的历史局势”终于到来时，第四国际的苏联支部却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认为回归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几乎不可避免。[31]
然而，可以说，现在左翼反对派的历史纲领仍然充满活力——不仅适用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也适用于如何在当下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这项计划首先涉及“恢复民主政体在工会和苏联的地位。它将能够，也必须恢复苏联政党的自由……恢复批评的权利和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托洛茨基对有些人可能陷入政治“异端”和错误的焦虑没有耐心。“年轻人将获得自由呼吸、批评、犯错误和成长的机会。科学和艺术将从枷锁中解放出来。”[32]
必将进行一场清算，一场必要的清洗。“一个革命党将与人民群众一道，在他们的领导下，无情的清除国家机器中的官僚主义，”从根本上消除斯大林主义的暴政。当然，“这不是一个统治集团取代另一个统治集团的问题，而是改变管理经济和指导国家文化的方法的问题。官僚专制必须让位于苏维埃政体。”[33]
为了摆脱官僚主义对生产和分配手段的束缚，“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在经济中引入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改革，而不是另一场社会革命。”相反，“它将保留并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的实验。”[34]
但规划必须呈现出质的不同特征：“将民主政体纳入工业意味着要从根本上修改计划以符合工人的利益。自由讨论经济问题将减少官僚主义错误和迂回曲折造成的开支……资产阶级的分配规范（如收入不平等、市场机制等）将被限制在严格的必要性范围内，并将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让位于社会主义平等。”[35]
“最后，”托洛茨基总结道，“外交政策将回归革命国际主义的传统。”他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关于在单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完全的乌托邦主义。他预言：“苏联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停留的时间越长，社会结构的退化就越深。长期的孤立将不可避免地以资本主义的复辟而非以民族共产主义告终。”他补充道：“如果资产阶级不能和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体，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和平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上台后，宣布他们的“根本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组织，在所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托洛茨基坚持认为，这必将指导苏联的复兴。“现在，十月革命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与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36]
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不相信苏联的官僚暴政能够再持续半个世纪。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托洛茨基相信，出于恐怖和大屠杀——以及对各种资本主义政权和斯大林政权对世界所作所为的反应，新的革命浪潮将席卷全球，并形成一个社会主义世界。库纳尔·查托帕迪亚（KunalChattopadhyay）在其大规模而富有同情心的调查报告《列夫·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TheMarxismofLeonTrotsky）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坚持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要么会导致一场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要么会导致苏联的立即转型，他的立场缺乏辩证性，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他的追随者”[37]
由于预期的革命胜利没有到来，托洛茨基的观点激励了这场规模虽小但充满活力的革命运动。然而，该运动现在正面临着危机和列横。托洛茨基自己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被暗杀了，所以只能由他斗争的同志们留下来试图弄清楚他们所面临的现实。[38]
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辩论的思考
这里将不会把精力放在总结以下各页中提出的辩论上。两位作者非常清楚地陈述了自己的情况，而对于谁似乎更好地理解了他们所讨论的复杂性，需要由读者做出判断。我的结论性意见将局限于我自己的观点：（1）与辩论相关的史学问题和（2）曼德尔的贡献中似乎出现的优势。
在作为世界历史特征的普遍、复杂和（过去几个世纪）加速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漩涡中，各种经济形式和实践已经并存。在于尔根·科卡（JürgenKocka）对资本主义的简明研究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要素已经在世界各地存在了几千年，反映在商品的创造、货币的存在、贸易路线、商业交易等等。我们可以在帝制中国、现在的印度、中东、非洲部分地区、罗马帝国等地找到这样的资本主义元素。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产业已经与其他更为主导的生产模式融合在一起。按照科卡的说法，欧洲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1500年到1800年之间经历了一个过程而形成的——从本质上讲，是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在无情的资本积累过程的驱动下，将越来越多的生活方面纳入到一个广义的商品生产体系中）在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而形成的，直到今天。柯卡告诉我们，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它已经采取了各种形式，包括商業资本主义（merchantcapitalism）、种植园资本主义（plantationcapitalism）、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capitalism）等等。[39]
这与我自己的观点（在其他地方已经提出）是一致的，即资本主义包括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动态发展过程，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世界。它通过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仍然忠实于自己的活力……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变的现实，一个巨大的、矛盾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和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形式。所有这些都与无情的资本积累过程密不可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描述来定义。[40]
这种方法论的观点可以与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和他的共同思考者讨论的苏联经济生活中的资本主义方面相协调，以支持他们的理论——“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存在肯定会为他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留下空间。
然而，曼德尔仍然坚持认为，苏联经济的动态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资本积累过程是马克思分析体系的核心，哈曼在自己对苏联现实的讨论中自由地使用了这个术语——但曼德尔观察到，在哈曼的分析中，这似乎有不同的含义。苏联经济和“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似乎在“价值规律”和生产过剩的趋势方面也有不同的运作方式——根据曼德尔的说法，两者都按照不同的逻辑（或不合逻辑）运作。他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不仅仅是揭示了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还模糊了人们对于传统（或现实）资本主义的理解，这种资本主义形成于现代，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在演变，成为支配我们生活的全球体制。
曼德尔接着指出——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断言似乎变得苍白无力：“现在，正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很清楚的那样，资本主义是否会在东欧、苏联、古巴和中国恢复成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国家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什么可恢复的呢？尽管官僚体制退化或畸形，但革命成果（托洛茨基坚称必须捍卫的“十月成果”）似乎终究是真实的，是那些将自己转变为企业寡头的官僚们瞄准的目标。正如曼德尔所言：
社会主义者必须抵制任何破坏集体化财产关系的企图——具体来说，这意味着毫无保留地反对企业私有化和破坏工人阶级的社会收益的企图——低效、不公平、长期无组织，但却真是存在的租金和食品巨额补贴、超廉价住房和交通、免费托儿和医疗——最重要的是保障就业。
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程序，并与曼德尔提出的分析一致。然而，那些读过这些辩论的人，将需要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曼德尔在这场辩论中的立场，以及他的对手，是有意义的。然而，似乎无可争议的是，随着学者和活动家参与曼德尔提供的东西，他们不仅会找到理论上的见解，而且还会找到可能有助于推进人类解放斗争的思想。
[1]有关前文提到的书籍信息、曼德尔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的讨论可以在简·威廉·斯图特吉（JanWillemStutje），《厄内思特·曼德尔：一个反叛者迟来的梦想》（ErnestMandel:ARebel'sDreamDeferred，伦敦：维索图书，2009），和吉尔伯特·阿什卡尔编辑（GilbertAchcar,ed.），《厄内思特·曼德尔的遗产》（TheLegacyofErnestMandel，伦敦：维索图书，1999）中找到。另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厄内思特·曼德尔的互联网档案馆：https://www.ernestmandel.org/en/index.html。其他信息和文章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寻找：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
[2]哈曼的纪念资料可以在期刊国际社会主义，第125期，2010年冬（InternationalSocialism#125,Winter2010）中找到，网址：http://isj.org.uk/issue-125/。相关文章和信息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文库中找到：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index.htm。
[3]在一次1979年的采访中，托尼·克利夫评论道，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来源于概念“如果工人阶级的解放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实现的，那么工人没有权力决定社会发展的所谓‘工人国家’是不存在的”，摘自马塞尔·凡·德尔·林登（MarcelvanderLinden），《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WesternMarxismandtheSovietUnion，干草市场图书，2009，119页）。
[4]厄内思特·曼德尔（ErnestMandel），《改革之外：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未来》（BeyondPerestroika:TheFutureofGorbachev’sUSSR，伦敦：维索图书，1989）；厄内思特·曼德尔（ErnestMandel），《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MoneyandPower,AMarxistTheoryofBureaucracy，伦敦：维索图书，1992）.
[5]论文和材料见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厄内思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弗拉基米尔·列宁（V.I.Lenin），1917年10月，《工人力量》（WorkersinPower，伦敦：抵抗书籍/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梅林出版社，2017）。对这段复杂且有问题的发展过程的细致的综述见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十月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主义的悲剧1917-1924》（OctoberSong:BolshevikTriumph,CommunistTragedy1917-1924，芝加哥：干草市场图书，2017）。历史综述见罗纳德·格里戈·苏尼（RonaldGrigorSuny），《苏维埃实验：俄罗斯，苏联和继承国家》（TheSovietExperiment:Russia,theUSSR,andtheSuccessorState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和墨舍·勒文（MosheLewin），《苏联世纪》（TheSovietCentury，伦敦：维索图书，2016）。
[6]一系列杰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来自于厄内思特·曼德尔编辑（ErnestMandel,ed.），《1917-1967世界革命50年：一次革命研讨》（FiftyYearsofWorldRevolution1917-1967,AnInternationalSymposium，纽约：价值出版社，1968）。关于第四国际的同情性概述见皮埃尔·弗兰克（PierreFrank），《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TheFourthInternational:TheLongMarchoftheTrotskyists，伦敦:墨水链接，1979)。更多细节见大规模、更具批判性的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J.Alexander），《国际托洛茨基主义1929-1985:运动的文献分析》(InternationalTrotskyism1929-1985:ADocumentaryAnalysisoftheMovement，北卡罗莱纳州，德罕：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一份有用的一手资料见利维奥·梅坦（LivioMaitan），《批判共产主义者回忆录:走向第四国际的历史》(MemoirsofaCriticalCommunist:TowardsaHistoryoftheFourthInternational，伦敦:抵抗书籍/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梅林出版社，2019)。
[7]关于这股潮流的诞生和发展，见托尼·克里夫等（TonyCliffetal），《国际社会主义者的起源》(TheOriginsoftheInternationalSocialists，伦敦:冥王星出版社，1971年)及伊恩·伯查尔（IanBirchall）的精彩传记《托尼·克利夫：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TonyCliff,AMarxistforHisTime，伦敦：书签，1988）。托尼·克利夫的关键工作《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inRussia，伦敦：书签，1988）.克利夫集团1950年对第四国际的描述（伯查尔Birchall，134页）中称其“政治上破产，向斯大林主义和铁托主义屈服，对改革主义缺乏一贯的政策，显示出官僚主义堕落的所有迹象。”
[8]范·德·林登（VanderLinden），302、305、313、318页。值得注意的是，“官僚-集体主义”的拥护者分为两派，一派例如马克斯·沙赫特曼支持美国外交政策，另一派例如哈尔·德雷珀反对这条道路，并且对冷战双方都持同样的批评态度。见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马克斯·沙赫特曼和他的左派：一场社会主义者穿过“美国世纪”的艰苦跋涉》（MaxShachtmanandHisLeft,ASocialist’sOdysseythroughthe“AmericanCentury”，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人文出版社，1994）和哈尔·卓普（HalDraper），《自下的社会主义》（SocialismfromBelow，芝加哥：干草市场图书，2019）。
[9]托马斯·M·特维斯（ThomasM.Twiss），《托洛茨基与苏联官僚主义问题》(TrotskyandtheProblemofSovietBureaucracy，芝加哥:干草市场图书，2015年)。
[10]我讨论的这一部分引自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的著作“托洛茨基与苏联的民主斗争”（TrotskyandtheDemocraticStruggleintheUSSR），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1991年12月，8-11页。
[11]罗伯特·H·麦克尼尔，“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解释”（TrotskyistInterpretationsofStalinism），罗伯特·C·塔克编辑（RobertC.Tucker,ed.），《斯大林主义》（Stalinism，纽约:W·W·诺顿，1977），31，30页。
[12]列夫·托洛茨基（LeonTrotsky），《被背叛的革命》，《苏联是什么？它去向何方？》（TheRevolutionBetrayed,WhatistheSovietUnionandWhereisItGoing，纽约州，花园城：双日出版社，杜兰公司.)，6、8页。
[13]同上，53、56页。
[14]同上，96页。
[15]同上，100页。
[16]同上，112页。
[17]同上，255页。
[18]同上，277-278页。
[19]同上，278-279页。
[20]同上，254页。
[21]同上，274、275页。关于苏联经济发展的概述，见亚历山大·诺夫（AlecNove），《苏联经济史:1917-1991，第3版》(AnEconomicHistoryoftheUSSR:1917-1991,3rdEdition，企鹅出版社，1993)。
[22]托洛茨基（Trotsky），《被背叛的革命》（TheRevolutionBetrayed），275、276页。
[23]关于短暂的自由化“好年景”和随之而来的恐怖，见：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RonaldGrigorSuny），《苏联实验:俄罗斯、苏联和国家继承》（TheSovietExperiment:Russia,theUSSRandtheSuccessorState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247、257-268页；罗伯特·C·塔克（RobertC.Tucker），《斯大林掌权:从上而下的革命，1928-1941》（StalininPower:TheRevolutionfromAbove,1928-1941，纽约：W·W·诺顿，1990)，238-254、271-337、366-478页；奥列格·V·赫列夫纽克（OlegV.Khlevniuk），《斯大林，独裁者新传》(StalininPower:TheRevolutionfromAbov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5)，122-141、150-162页。
[24]托洛茨基（Trotsky），《被背叛的革命》（TheRevolutionBetrayed），287页。
[25]同上，250-251页。
[26]同上，285、286页。
[27]我自己对苏联左翼反对派在其被摧毁之前和期间的总结性描述见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列夫·托洛茨基》（LeonTrotsky），（伦敦：瑞科图书，2015），117-125页。目击者的描述见:玛丽亚·乔菲（MariaJoffe），《一个漫长的夜晚》(OneLongNight，伦敦:新公园出版社，1978);约瑟夫·伯杰（JosephBerger），《一代人的沉船》(ShipwreckofaGeneration，伦敦:哈维尔出版社，1971)，82-98页;乔治·桑德斯[施莱弗]编辑（GeorgeSaunders[Shriver],ed.），《萨米兹达特:苏联反对派的声音》（Samizdat:VoicesoftheSovietOpposition，纽约:莫纳德出版社/探路者出版社，1974)，61-181页，206-216页;维克多·塞奇（VictorSerge），《二十年后的俄罗斯新版》（RussiaTwentyYearsAfterNewEdition，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人文出版社，1996年)，94-123页。丰富的描述也见皮埃尔·布鲁埃（PierreBrou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系”（TheBolshevik-LeninistFaction），《革命历史》（RevolutionaryHistory），2007年第9卷，第4期。大量描述也见瓦迪姆·Z·罗戈文（VadimZ.Rogovin）的著作《布尔什维克反对斯大林主义1928-1933：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BolsheviksAgainstStalinism1928-1933:TrotskyandtheLeftOpposition，密歇根州，奥克帕克：梅林图书，2019)和《1937:斯大林的恐怖年》(1937:Stalin’sYearofTerror，密歇根州，奥克帕克：梅林图书，1998)。
[28]托洛茨基（Trotsky），《被背叛的革命》（TheRevolutionBetrayed），282、283页。
[29]同上，284页。
[30]同上，288页。
[31]参见《苏尼》（Suny），449-505页，及斯蒂芬·F·科恩（StephenF.Cohen），《失败的十字军：美国与后苏联俄罗斯的悲剧》（FailedCrusade:AmericaandtheTragedyofPost-CommunistRussia，纽约：W·W·诺顿，2001）。一些鲜为人知但非常宝贵的原始文件，第一手报告和当代分析见玛丽莲·沃格特-唐尼编辑（MarilynVogt-Downey,ed.），《苏联1987-1991：马克思主义视角》(TheUSSR1987-1991:MarxPerspectives，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人文出版社，1993)。一系列精彩的现场采访见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拉博蒂亚吉:改革与从下看之后，对前苏联工人的采访》（Rabotyagi:PerestroikaandAfterViewedfromBelow,InterviewswithWorkersintheFormerSovietUnion，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94）。更多与当前问题相关的分析和信息见：大卫·科兹（DavidKotz），《来自上层的革命:苏维埃制度的灭亡》（RevolutionfromAbove:TheDemiseoftheSovietSystem，伦敦：劳特利奇，1997）和罗伊·梅德韦杰夫（RoyMedvedev），《后苏联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旅程》（Post-SovietRussia:AJourneyThroughtheYeltsinEr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
[32]托洛茨基（Trotsky），《被背叛的革命》（TheRevolutionBetrayed），252、289、290页。
[33]同上，252页。
[34]同上，289页。
[35]同上，253、252、289页。
[36]同上，290、300-301、291页。
[37]库纳尔·查托帕迪亚（KunalChattopadhyay），《列夫·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TheMarxofLeonTrotsky，加尔各答：进步出版社，2016)，561页。
[38]对战争本身的精彩分析讨论见厄内思特·曼德尔（ErnestMandel）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TheMeaningoftheSecondWorldWar，伦敦：维索图书，1986）。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事情的总结，见勒·布兰克（LeBlanc），《列夫·托洛茨基》（LeonTrotsky），178-186页。托洛茨基运动分裂的方面见亚历山大（Alexander），《国际托洛茨基主义》（InternationalTrotskyism）。
[39]于尔根·科卡（JürgenKocka)，《资本主义简史》（Capitalism,AShortHistory，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16）。这一思路中的许多内容似乎与这篇论文的分析相似，论文见贾伊鲁斯·巴纳吉（JairusBanaji），《作为历史的理论:关于生产和开发模式的论文》（TheoryasHistory:EssaysonModesofProductionandExploitation，芝加哥：干草市场出版社，2011）。
[40]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普通马克思主义的探索”（“ExplorationsinPlainMarxism”），《革命研究：普通马克思主义研究》（RevolutionaryStudies:StudiesinPlainMarxism，芝加哥：干草市场图书，2017），11、12页。 |
书评：《人类世的资本主义：生态毁灭还是生态革命》（﹝加拿大﹞约翰·克拉克（JohnClarke），2023年5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书评：《人类世的资本主义：生态毁灭还是生态革命》
﹝加拿大﹞约翰·克拉克（JohnClarke）2023年5月18日
汉文成留侯翻译
〔作者简介〕约翰·克拉克是加拿大社运活跃人士，1990年成立的安大略省反贫穷联盟（OntarioCoalitionAgainstPoverty，简称OCAP）资深组织者。
原文链接：CapitalismintheAnthropocene:EcologicalRuinorEcologicalRevolution–bookreview
《人类世的资本主义：生态毁灭还是生态革命》（CapitalismintheAnthropocene:EcologicalRuinorEcologicalRevolution），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2022年出版，576页。
本书作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然系统不兼容，但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现实目标。
本书的副标题为“生态毁灭还是生态革命”，这并非漫不经心的表述。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体制内的驱动力，将人类推向环境灾难。他还充分且有力地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以生态为重心的社会主义是重新建立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可持续关系的唯一可行方式。
这本书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著作为这种生态社会主义观点提供了基础。它还展示了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这种理解是如何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并未完全预见到这种情况。
福斯特考虑了生态领域的斗争如何成为对资本主义更广泛挑战的一部分。他得出结论，即在努力遏制系统破坏性影响的同时，提倡一个可以开创不同生态道路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以批判但富有希望的眼光审视了涌现出来的环境斗争，而且从一个透彻考虑全球南方重要作用的角度出发。
这本书可能不适合作为介绍其所涉问题的读物。它是一本近五百页的厚实著作，不回避复杂性。尽管它经过了重新编排以供出版，但它仍然是一个在长时间内撰写的文章集合。这意味着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复，因为不同章节中会对论点进行拓展。
这项研究的规模和广泛性使得很难捕捉其论点和结论。尽管如此，仍然很重要传达出福斯特如何展示他的观点，即使选择性地传达，也能让人对此有所了解。很多基本要素可以在早期章节中找到，关键结论则集中在书的末尾，我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
代谢断裂（Metabolicrift）
第一章从这样一个命题开始：“本世纪对马克思代谢断裂理论的重新发现使得对资本主义与地球之间毁灭性关系的批判重新获得了力量”（第41页）。福斯特断言：这使得我们能够超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野”，更清楚地理解“资本积累体系如何产生环境危机和灾难”（第41页）。
然而，这一复苏过程引发了争议。福斯特对各种批判性观点进行了回应，在此过程中，他试图“强调我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在帮助我们理解地球系统中新兴的大断裂中的关键重要性”（第42页）。
福斯特对“辩证法仅适用于社会和人类历史，而不适用于超越人类历史的自然”的观念提出质疑（第42页）。在他看来，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观点的否定源自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更广泛拒绝。他认为这是一种误导性的尝试，旨在避免“将马克思主义减少为对客观自然法则的简单遵循”（第43页）。然而，这些观点阻碍了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更深入地探讨生态问题。
福斯特探讨了“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生态维度”，以及他努力“将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物质主义基础上与源自他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联系起来”。马克思研究了一种在他时代已经明显存在的环境退化过程。因此，他能够“发展他的主要生态批判，即代谢断裂”（第45页）。
马克思探讨了“人类社会永久依赖有机存在条件的破裂”。在他看来，这代表了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相关的一个不可逾越的矛盾，然而其全部含义只能在更大的自然社会代谢理论框架内理解（第49页）。
这种矛盾源于资本主义通过集体劳动转变自然界的特定方式。任何社会都会从自然界中“提取其自然物质使用价值”，但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这种第二自然领域会呈现出被异化的形式，主导因果的是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导致了普遍代谢的断裂（第50页）。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对“永恒自然条件”的破裂，构成了对地球本身的“掠夺”（第58页）。
第二章描述了发展中的气候危机的巨大规模，并强调这仅仅是更广泛环境灾难的一部分。‘世界经济已经越过或正处于跨越一系列与对自然界的冲击相关的行星边界的边缘’。由于这些相互关联的危机源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构建，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我们必须以社会科学作为指南”（第65页）。
福斯特在上世纪后期追溯了根植于生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个“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第68页）主要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归因为“生产主义”（productivist）观点。然而，在90年代，“社会主义理论家开始深入研究古典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价值理论框架的基础”（第69页）。马克思主义对理解环境退化的重要贡献被重新确立，并作为第二阶段继续发展。
基于此，福斯特建议可以得出几个关于“现在必要的生态和社会革命的结论……”（第74页）。首先，“威胁全球环境的问题是在垄断金融资本的当前阶段下积累资本，而不仅仅是抽象的经济增长。”有人认为，“与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相关的生态价值形式是以促进经济和生态浪费作为刺激积累的手段”（第74页）。
福斯特指出需要“持续的价值扩张和商品消费，伴随着能源和材料的不断增加”（第74页）。他断言，“这种通过人为刺激的增长、经济浪费、金融化财富和极端不平等的非理性体系需要被推翻，如果我们要创造一个具有生态可持续性和实质平等性的社会”（第75页）。
第二个结论是“资本主义正遭受一个时代性的危机——即经济和环境的危机。”这个危机的第二个元素是产生“生态裂痕和干扰，既在每个生态系统内部，也在整个地球层面上”（第75页）。由于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价值核算中大部分是不可见的”，它很可能会继续，“只要资本的逻辑占主导地位”（第76页）。
第三，福斯特认为，“如果要出于生态的需要暂时停止富裕国家的积累或经济增长，这将需要一个巨大的新的再分配体系。”这意味着“社会剩余的巨大重新引导，以满足真正的人类需求和生态可持续性，而不是由利润体系生成的巨大生产跑步机。”这种转变只能发生在“一个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为导向的社会中”（第76页）。
由此而来，产生了“一个可持续人类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必要性。这将“权力转移到合作的生产者，他们将根据科学和共同价值来调节自然与社会之间复杂、相互依赖的代谢”（第76-77页）。
最后，在福斯特看来，可以创造“生态和社会革命”的力量已经出现。他将这视为一个“环境无产阶级”（environmentalproletariat），定义为“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由于他们自身存在的危机，他们认识到经济和生态条件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第77页）。他看到证据表明：“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因此正在与环境斗争共同进化和结合”（第78页）。
革命斗争
在这一点上，福斯特提出了一个在这些情况下“将需要分两个阶段演变的革命斗争的概念。”第一阶段是“生态民主阶段”（ecodemocraticphase），在这个阶段中，会有一场大规模的斗争，“要求一个可持续人类发展的世界。”然后进入“更为决定性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阶段”（第78页）。
福斯特认为，初始阶段“将为生态社会主义阶段创造条件”（第79页）。我感觉到，这似乎是一个几乎是自然的过程，并且它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围绕广泛的生态和社会诉求的斗争中需要争取的程度。不过，福斯特明确表示，如果我们不能创造一个“与地球和平共处的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人类必将与资本主义一同消亡”（第81页）。
随着书的进展，福斯特探讨了广泛的理论贡献和辩论，这些理论贡献和辩论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社会主义观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继续探索科学证据，挑战在利润体系下各种可持续性概念，并捍卫革命观点的核心重要性。后续章节回顾了这些问题的要素，深化了分析，在书的第三部分“历史的未来”中，一些重要问题得到了深入发展。
在第16章，福斯特探讨了减增长理论（degrowththeories）内部的矛盾。他问道：“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增长或死亡社会中，减少增长是否可能？如果不可能，这对于向新社会的过渡有何影响？”然后，他质疑了“生态相容的资本主义”（第367页）的概念，以及强调“经济增长的抽象概念，而不是资本积累的具体现实”（第368页）的愚蠢之处。
福斯特还对像塞尔日·拉图什（SergeLatouche）这样的理论家所主张的减少增长“必须同样适用于南方和北方”（第369页）的观点提出异议。他反对“减少增长的概念在本质上可以同样适用于中心的富裕国家和外围的贫穷国家”的想法（第370页）。他认为问题在于“克服帝国联系，转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创造可持续的平等的生产可能性”（第371页）。当然，现行的世界秩序几乎不利于这样的转变。
福斯特强调，对无情的资本积累和破坏性消费的挑战不应与当前时期实施紧缩政策相提并论。他建议“满足真正人类需求和生态可持续性可能成为新的、更加共同体制的构成原则，旨在实现人类的互惠，允许实现质量的提升，甚至丰富多样”（第372页）。
在下一页中，福斯特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浪费和不必要消费的惊人规模来加强这一观点。他提到，虽然浪费一直是这个体系的特征，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浪费现在已经达到了新的、难以想象的水平（第382页）。
如今，生产活动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销售努力”：例如，“2005年美国在各种形式的营销上花费了超过1万亿美元，约占GDP的9%。”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情况，销售和生产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交织在一起，几乎无法区分。”这“重新调整了消费关系——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结构，并扩大了生产中的浪费”（第383页）。
福斯特认为，消费的扭曲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在这个程度上，“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方面，现在在垄断控制下，已经被转化为特定的资本主义使用价值（构成了）商品发展中使用价值几乎完全服从于交换价值的变化”（第386页）。
人类世时代
尽管在书中早些时候，福斯特已经提出了他对人类世时代（Anthropocene）的概念，但在第21页，他对此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他的论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进入了地质时间尺度内的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地球系统变化，如同地层记录所呈现的，现在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虽然相关的国际机构尚未“正式采纳”这一观点，但这种“理解现已被科学界广泛接受”（第457页）。
随着核时代的到来以及其他具有巨大环境影响的因素的增长，福斯特认为，“人类成为了一股能够在地质尺度上对整个地球系统产生巨大影响的力量，这个尺度可能是数百万年（或者数千万年）”（第458页）。全新世时代已经过渡到了人类世时代。
福斯特认为，人类产生了大规模影响自然的能力，这种质变是不可逆转的。问题是，能否用一个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取代剥削性和环境破坏性的阶级社会。他坚称“将人类世的第一个地质时代称为资本世至关重要，因为这也引发了人类世时代第二个地质时代的问题”（第458页）。
资本世时代的延续可能导致短暂的人类世时代，并导致“工业文明的崩溃和人类物种的大规模灭绝”（第459页）。然而，与此灾难性后果相对应的是，“一个根本性转变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人类之间以及与地球更加共同关系的可持续人类生产的新模式。”他继续说道，“我们提出，这个必要的（但并非必然的）未来地质时代...可以称为共融，源自共同体、社区、公地”（第459页）。
该书总结时重申了通过“环境无产阶级”的代理进行革命性转型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和环境破坏影响最严重的人将处于斗争的前线。
最后一段断言，在“人类世时代的严峻条件下，没有答案能够不涉及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三重威胁。”这意味着：“数亿人已经积极投身于争取实质性平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斗争，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含义和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未来”（第492页）。
在人类世时代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特点在于人类已经跨越了对自然界影响能力的门槛。然而，这一转变发生在一个无法理性或可持续进行的社会经济体系之下。广大民众被剥削，而自然本身被视为可以根据需要耗竭或污染的“自由恩赐”。
福斯特详细阐述了关于革命性转变的论点，并创建了一个可以在社会和全球平等基础上运行的社会体系。这必然需要同时兼顾与自然和谐的追求。
然而，该书并不仅满足于抽象的平等目标和环境管理。它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础著作以及它们提供的重要生态学观点的仔细评估，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论据。它还追踪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后续发展，这些思想反映出资本主义日益加剧的破坏力量和由此产生的恶化环境破坏。
不断发展的气候灾难以及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侵害的其他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严重性，并在阶级斗争如何展开方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当今必须面对的必然。在这方面，《人类世的资本主义》是这场斗争的知识和见解的重要来源。 |
E．P．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E．P．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钱乘旦
1963年，英国史学界出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受到广泛重视。许多报刊杂志发表评论，各种书评纷至沓来。《泰晤士报》评论说，它“帮助人们重新想起工人阶级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凡是对英国人民的历史进程感兴趣的人，都不可不读这本书《听众信箱》杂志说：“这是一部生气勃勃、有很高价值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鲜明的观点，对当代众多的正统观点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书评》杂志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争论，其原因也许仅仅是：许多人已经忘记摄政王时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早期英国局势有多么危险了，自哈蒙德夫妇的经典著作出现以来，这是研究那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专著。”《论坛报》称它是“一部真正的匠心之作”。书的冲击波甚至越过大洋，穿过大海，在大西洋彼岸和大洋洲引起震动，它不仅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再版印刷，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纽约书评》称它是一部“有绝对权威性、经久而重要的著作”；几年中，它一版再版，风靡各国，成为20世纪西方历史学不多的几部创学派的开山作品之一。
这部书的作者当时只有39岁，是利兹大学院外教育部的讲师。他在利维霍姆基金会的赞助下，花了好几年时间，搜寻了大量原始资料，查阅了各种有关书籍，最后写成一本洋洋几十万字的大书，取名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位作者，就是后来闻名世界史坛的当代历史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P.汤普森）。
汤普森1924年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作家兼诗人，在印度殖民地从事过教育工作，同情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颇有私交。父母的思想对幼年汤普森很有影响；中学时期，他在一所卫斯理派私立学校读书，然后考进剑桥大学学习，这时，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先后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作战。他的哥哥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作战很英勇，晋升到上校，后来在战争中牺牲。哥哥对他的影响很大，战后，他曾与母亲共同写了一本追念哥哥的书，题名为《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1]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剑桥大学继续学业，同时也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并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协助当地的战后重建工作。1956年，由于不满苏联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他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如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等共同退出共产党，这以后，他成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对政治活动一直很有兴趣，曾参与起草“1968年五一宣言”，反对工党政府实行向右转政策。70年代，他又积极投入和平主义运动，是欧洲反核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汤普森的著作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外，还有两本历史学专著，一本是《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写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威廉·莫里斯的生平；另一本是《辉格党人与猎人》，剖析18世纪英国社会冲突中一个典型的现象：偷猎活动。汤普森还发表过一些重要的历史学论文，它们虽然篇幅不大，但分量很重，并不亚于专著。它们多数涉及18世纪英国的社会问题，在历史学界很有影响。这些论文中特别重要的有：《时间、劳动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1967），《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1971），《贵族的社会、平民的文化》（1974），《民间文学、人类学和社会史》（1978），《18世纪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1978），这些论文后来收归为一本书，题为《乡规民俗》。此外，汤普森还写了许多政论文、时事评论等，撰写过反战、反核武器的书。
相对来说，汤普森在历史学方面并不算“多产”，但他的学术影响远不可用数字来衡量。《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基本学术观点。
一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写的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在英国史学界曾经被长期遗忘。
19世纪，辉格派历史学家在英国史坛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观点代表着英国历史学的主流。辉格派史学家主要关心为英国的“宪政”寻找历史的合理性，因此他们把光荣革命以来的英国宪政史作为历史学的主要描述对象。在他们看来，以光荣革命为起点的英国近代史，是辉格党宪政理想的胜利史；这是一部伟大政治家的历史，记载着这些政治家的功勋，而正是这些政治家，继承和发扬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古老而光荣的“自由”传统，他们领导国家维护宪政、反抗“暴君”的统治。在辉格派的历史中，人民群众是没有地位的；即使有，也只是在遥远背景上隐约可见的一群暴民，可以受到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操纵和利用。辉格派史学家以马考莱为代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下层人民被引进历史学大门是在19世纪末，引路人是费边社历史学家。费边派为了用历史来印证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会运动上。在他们看来，工会是“工业民主”的寄居处，工人用工会的手段，可以逐渐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使社会主义稳步“渗入”资本主义。他们研究英国工会运动史，是为了说明民主的精神如何在工会这个组织里根深蒂固；向来就有“工业民主”传统的英国工人，有能力选出自己的代表，把他们送进议会，让他们代表工人管理国家。[2]因此，他们的目标实际上是为建立工党、实行“工人参政”寻找历史根据，为“英国社会主义”即工会——费边社传统张扬正名。费边社历史学家是英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其早期代表是韦伯夫妇，在20世纪的代表是G.D.H.科尔。
20世纪初，自由派历史学家也开始注意下层人民的历史，于是就产生了哈蒙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乡村工人》、《城市工人》和《技术工人》）。在政治上，自由派与辉格党有很深的渊源，在历史著作中，自由派也不能完全脱开辉格派的窠臼。哈蒙德夫妇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经历充满同情，对他们的苦难作了催人泪下的描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造成剥削，而剥削则引起反抗，因此，“这个时期的英国史读起来像是一部内战史。”[3]但他们认为：工人群众中一切带有暴力色彩的反抗都不是工人的本意，所有的暴力活动都是由托利党政府所雇佣的奸细“挑唆”的，托利党政府故意制造“暴力革命”的假相，目的是混淆视听，为镇压合法的改革运动寻找借口。由此可见，哈蒙德夫妇实际上是把劳动人民的历史纳入了宪政改革的轨道，把马考莱的党派偏见融入了英国劳工运动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在英国崭露头角，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史学流派。1952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创办《过去和现在》；不久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许多学者把马克思的著作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下层人民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角，帝王将相终于不再霸占历史舞台，历史学家也似乎终于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不过，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注重早期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如莫里斯·多布关于资本主义形成问题的研究、罗德尼·希尔顿关于封建主义与农民问题的研究、克里斯托弗·希尔关于英国革命的研究等），而使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成了相对的研究空白。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工业资本主义，但又特别偏爱工厂制及其剥削后果（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关于工人问题的研究），而把哈蒙德夫妇开拓的领域长期留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60年代初，出现一批更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因而想全面否定英国工人的传统。他们认为这种传统不能在英国产生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不能产生有影响的革命政党，英国的传统是完全失败的，完全不值得留恋。他们主张抛弃英国的传统，转向“国际主义”，他们中一位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说：“我们再也不想挖掘自己的过去、去搜集进步的或其他什么历史的传统，来给英国的文化经验主义和政治合法主义脸上贴金了。……失望……把我们赶出英国，去寻找开发更广阔的文化天地，结果就有了国际主义这个理论园地。国际主义信念的基础是：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在19世纪中期诞生时至少汇集了三个不同国家的思想体系，即德国的哲学、法国的政治学和英国的经济学的话，那么它在20世纪中期自由而有成效的发展，也必须靠同样程度乃至更激烈地去突破国界。总之，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国的事。”[4]出于这种思想，他们对“英国社会主义（及人民斗争）的历史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问题上”。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英国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苦难经历主要由费边主义和自由主义来塑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知识界产生了无视英国传统、脱离英国实际的倾向。而汤普森试图要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英国的这段经历。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英国出现还有一个社会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许多劳动人民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相对左倾，对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抱有同情，他们对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浇灌了工业革命之花的普通劳动者追忆缅怀、又充满崇敬，同时又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们的经历中寻找自己的来源。这是一种“寻根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恰恰就满足了这种愿望。因此它的出现，既扎根在英国历史的传统中，又产生于时代特殊的召唤里。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知识界普遍左倾，苏联的成长和西欧共产党的发展明显对他们产生影响，马克思的著作在学术界广泛流传，出现了像阿尔杜塞和萨特这样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其本身又有很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活动使西方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流派，“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各个学术领域进行研究，做出了一些学术性很强、并不为某个党派的特殊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成果。这些人特别重视人类活动中文化的因素，如传统、道德、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等等，这是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称之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汤普森的书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中产生的。
二
汤普森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英国（乃至欧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作。它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是因为作者自己这样说，许多读者这样认为，而且更因为书中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重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下层人民的经历。
不过，汤普森对“阶级”有自己的理解，他在书中说：“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原书第9页，下同）这就是汤普森给“阶级”下的定义。在这个定义里，我们可以看出：阶级的“存在”和阶级“觉悟”是同一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觉悟”，觉悟本身就是“存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只有阶级而没有觉悟，阶级不可能先于觉悟而存在。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或是在出生后的某个时候），他就被置于某种生产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处于某种地位。但是，他对这种地位的认识并不与生俱有，他必须通过许多“经历”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当很多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并时常对立时，他们就感到了共同的“存在”，也就是产生了集体的“觉悟”，只有在这个时候——在共同的“觉悟”产生之后，阶级才终于“形成”。因此，“自在的阶级”和“自为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是不存在的，有阶级就必须“自为”，没有觉悟的“阶级”是不可想象的。汤普森把“阶级”的概念与阶级觉悟及其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反映了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倾向。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为这样一个阶级的定义找到依据。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里谈到19世纪中叶法国的农民问题时曾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5]根据这段话，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解释说：这表明马克思认为，仅仅有经济“利益的同一性”还不够，阶级的“形成”，还必须加上“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全国性的联系”、“政治组织”等等。这就证明“存在“本身还不足以成为阶级，阶级的“形成”必须有观念与思想意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过“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6]，这表明，他们不认为无产者的“存在”就是工人阶级的存在，无产者必须“组织成为阶级”。
那么，如何才能“组织成为阶级”呢？答案是：通过工人的各种斗争，无产者逐步联合起来。个别的行动逐步发展成集体的行动，分散的活动逐步集结为有组织的活动，“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7]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的这些说法论证他们的阶级定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的理论背景。由此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本书被作者说成（也被多数评论家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作品。
从这个定义出发，汤普森把工人阶级的“经历”看做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汤普森说：“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第11页）。“经历”是“存在”与“觉悟”间的纽带，没有这些经历，意识就不会出现，“觉悟”就不会生成，阶级也就不能“形成”。所以，在这本洋洋数十万言的恢弘大作中，他详尽地考察了工人阶级“经历”中的每一个方面：从劳动到生活水平，从组织到政治活动，从宗教情绪到文化娱乐方式。所有这些，都包括在他的“工人阶级的经历”中，而正是这些经历，最终使“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第11页），从而“形成”了阶级。我们在翻阅这部巨著时，将不会奇怪书中如何不厌其烦地叙述那么多看起来似乎是毫不相干的琐事，也不会奇怪那面面俱到、无所不包的细节如何会与工人阶级的“形成”有关。汤普森向我们阐述的，正是他关于阶级与阶级“形成”的一个理论，正如他所说：“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第11页，第12—13页）。
由此我们就不必奇怪：对工人在工业革命中的一切活动，汤普森几乎都抱一种同情的态度，而很少指责它们“落后”、“无远见”或“背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等等。这里的原因就在于：汤普森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英国工人的“经历”，而正是这些经历促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三
我们已经知道这本书主要是表达汤普森关于阶级和阶级“形成”的理论，但由于它叙述的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其涵盖面又极其广泛，因此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有些问题是英国史学界长期争执不休的。对所有这些问题，汤普森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因此本书甫一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书的第一部写“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第12页），在汤普森看来，这些传统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清教非国教派的思想与组织传统，这从17世纪革命时期的“千年王国派”开始，经过班扬的《天路历程》和18世纪初的非国教教派组织，到18世纪中叶出现卫斯理宗。汤普森认为，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新教非国教教派经历了意识形态上的“后撤”，即从“千年王国派”坚强的战斗性后撤到18世纪非国教教派对“内在王国的反身自省”之上。汤普森说：“理解这种后撤——以及在后撤之后还剩下什么，对于理解18世纪的情况以及后来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一个持久的因素非常关键”。到18世纪，在革命的理想破灭之后，非国教教派不再要求建立“圣人的国家”，而是努力适应社会现实，力图与现成的制度达成妥协。在这种妥协中，它们丢弃了原则却保存了组织，使非国教传统得以传留下来。“这些教派在决意耐心地忍受‘现世之苦，”放弃其取得‘政府统治权’的希望时，却也能够把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与一种蛰伏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一旦遇到比较合适的环境，它就会再次燃烧成燎原之火”（第30页）。这样，非国教的思想与组织传统成为19世纪工人反抗斗争的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
第二种传统是人民群众自发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主要表现为群众暴动、抢粮风潮、滋事骚乱等等。整个18世纪，这种人民的“直接行动”始终不断，尽管它无组织、混乱、涣散，而且时常表现为漫无目标，但“在每次这种形式的大众直接行动的背后，我们都能发现某些具有合法性的权利概念”。英国人民始终认为他们的权益是受到习惯的保护的，认为自己有权采取直接的行动匡正社会时弊、维护“道德经济学”，这为日后工人的斗争提供了历史依据。
第三种传统是英国人对“生而自由”的强烈认同以及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强烈自豪感。从17世纪革命时的平等派开始，经过18世纪的许多人民运动（戈登暴动、威尔克斯事件等）和许多贫民思想家（戈德温、斯彭斯等）的填补锻造，到潘恩那里终于发展为集大成。汤普森对潘恩的《人权论》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在形成工人阶级意识方面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人权论》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奠基之作”（第90页），它和班扬的《天路历程》一起，是英国工人的启蒙教科书（第五章）。
第四种传统就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英国“雅各宾传统”。法国革命在英国造成深刻影响，培养了人民的平等共和意识。下层劳动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有权参加国家的治理，因而引发出工人群众的激进运动。这种激进主义传统从18世纪90年代延续到19世纪中期，是构成工人阶级“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民众激进主义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是潘恩的《人权论》，因此《人权论》在激进主义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以上四种传统就是英国工人阶级在“形成”时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主要遗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汤普森在探讨英国工人运动的成因时，并没有从理论到理论地进行某种教条式的演绎，他从英国历史的实际出发，着手于英国的特殊性，体现了英国历史学求实、实证的传统。
书的第二部分“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第12页）。这一部分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实在令人咋舌，表现了汤普森广阔的知识领域和深厚的史学功底。如果我们把它从书中抽出单独作为一本书出版，题名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的经历》云云，它也会成为一本传世之作的，更何况它还组织在一个如此宏大的体系里，用以说明工人阶级的“形成”理论呢！
这里所说的“经历”包括以下这些方面：工资、物价、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劳动纪律、宗教与道德、休闲与娱乐、妇女与儿童、工会与互助会组织等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最能体现“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汤普森自称是“社会史学家”，这在书中的这个部分最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文中广征博引，谈古论今，令人不得不对汤普森作为“社会史学家”的崇高地位肃然起敬。
这一部分涉及到英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最重大问题之——生活水平问题。还在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关于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问题就已经引起同时代人的争论。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用官方各种资料说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亨利·梅休在英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结果写成致《晨报》编辑部的82封信，也充分揭示了工人群众遭受的苦难。19世纪下半叶，许多中等阶级人道主义者继续这种社会调查，证明在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贫困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使费边社会主义者对工业革命中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哈蒙德夫妇也支持这种立场。但“乐观”派也大有人在，尤尔牧师1835年写的《工业哲学》是系统地阐述“乐观派”观点的最早一本著作，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这种观点辩护的人不断出现。20世纪初哈蒙德夫妇的“劳工三部曲”出版后，在生活水平问题上受到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的猛烈批判，这本书用大量统计数字得出一个“平均”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曲线图，用以表明工人阶级的实际购买力提高了，因此其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乐观派”的观点在30年代占上风；到5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在这个问题上发起进攻，而“乐观派”则坚守阵地，一直论战到60年代初。就在这时，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了，为“悲观派”提供了强大的生力军。
汤普森认为：“平均”的生活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平均”只说明抽象的工人，而每一个具体的工人，那些受苦受难、饥寒交迫的手织工、织袜工、剪绒工等等，他们的痛苦就被悄悄地埋没在这个“平均”水平之下，他们的苦难也就被完全掩饰了。他因此分门别类地逐一叙述各个工人集团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状况，表明受工业革命影响最大的这些人，如何落到了贫困的深渊。除此之外，汤普森还指出：单纯的“量”不足以说明生活水平，“质”的因素必须考虑，而且也许更重要。即便某些工人在实际收入方面确实有所提高，但他们丧失了对自己劳动的控制权，丧失了“独立”，丧失了娱乐和休闲，丧失了与家人团聚在一起的天伦之乐，他们必须服从严格的劳动纪律，成为生产与机器所控制的仆人。这些代价，是补偿不了物质生活的某些改进的。汤普森以他“生活水平的质”的概念投入论战，使生活水平问题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汤普森还讨论了卫斯理宗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卫斯理宗是18世纪中叶由国教内部产生的一个新教派，它重视在劳动人民中传播“福音”，引起下层人民狂热的“宗教复兴”。汤普森认为，卫斯理宗一方面改造了劳动人民桀鹫不驯的性格，使他们成为有自制能力的新人，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培养了第一代懂得服从和遵守纪律的工人。但另一方面，卫斯理宗为工业革命时在现实中总是遭受挫折（包括反抗斗争中失败）的工人提供了精神上的避难所，因为“强调来世的任何宗教都是失败者和失望者的千年王国”（第381-382页）。卫斯理宗由于不肯抛弃任何一个“被遗弃的人”，坚持在普通劳动人民中传播上帝的声音，因此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使他们在宗教中寻找到一丝慰藉。劳动者在卫斯理宗的小组讨论会、群众性的露天布道、野营传教活动以及担任地区及班组负责人和俗人传教士的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从而为形成某种“觉悟”创造了条件。而且，所有这些形式又都为日后的工人运动提供了现成的借鉴，使他们获得了组织工作的经验。汤普森没有对卫斯理宗这样一剂“宗教鸦片”作简单了事的判决，而是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受苦人的角度来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卫斯理宗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发挥既作为剥削者的宗教又作为被剥削者的宗教这样双重的作用呢？”（第375页）
书的第三部分题为“工人阶级的存在"，实际上是写19世纪最初30年代工人阶级的政治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19世纪20和3（）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第12页）。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工人阶级有组织反抗的经历，在他的笔下，被统治者长期认定是“叛逆”、“罪犯”的工人运动领袖都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成为在本阶级解放事业中英勇献身的大无畏英雄。作者的同情心跃然落于纸上，他对工人阶级的每一种反抗形式都给予同情的评价，而不管它看起来是如何“原始”、如何鲁莽甚至不合情理。他认为那些就是英国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经历，都导致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他不愿站在后人的高度上来指责前人的“幼稚”，他只愿依照他笔下那些人物的立场去理解他们那个时代。这种历史主义观点使他对“英国传统”充满了感情，读汤普森书的这一部分，就如同读一部英国工人的荷马史诗，其可歌可泣、英勇悲壮，令人泪下！
这一部分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英国工人是否有革命暴力的传统。哈蒙德夫妇否认这种传统，他们把19世纪最初二十年中一再出现的革命密谋乃至真实发生的武装起义都说成是托利党政府派遣的奸细人为造成的结果，其目的是为托利党的高压政策编造合理性，从而巩固托利党一党的统治。汤普森嘲笑这种说法，说政府派出数十万军队，疲于奔命，风声鹤唳，结果只是为捕捉连政府自己都不相信的暴动神话，这在一个有健全头脑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哈蒙德夫妇的说法却在史学界流行了几十年。汤普森详细追述了英国工人运动中每一次暴力活动的痕迹，他试图要做的，就是彻底纠正哈蒙德夫妇在党派偏见驱使下造成的历史扭曲。
最后应该说明，汤普森决不认为英国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反抗斗争仅仅是对生活条件恶化作出的反应，而哈蒙德夫妇、费边社知识分子乃至英共党员作家都曾作出过这种解释。汤普森强调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性，强调非经济方面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时又主观地形成自己的过程。
以上这些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的主要观点。由于它内容广泛，特点鲜明，因此自书出版之后，就一再受到各方关注，赞同和反对的意见层出不穷，形成经久不衰的史学大辩论。直至今天，在书出版三十多年后，凡研究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史，而不去看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仍旧行不通。这本书已成了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史和劳工史的经典之作，是创学派的开山之举。三十多年中，围绕着汤普森提出的许多问题，英国史学界展开了持久的讨论，引发出一大批专门著作，其中有一些已经产生很大影响，形成一个明显的学术派别。即使是反对汤普森的人，无论是从“左”的还是从右的方面反对，他们也都不得不在汤普森提出的问题范围内发难，以求攻其一点。汤普森的这本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仍然发挥巨大的影响。它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越英国历史的范围了，它提出了全世界（至少是欧洲）早期工人运动史上许多带普遍性的问题，还有工业化时期许多国家都会产生的某些问题，因此它的理论框架甚至可适用于英国以外的国家。由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取得了国际声誉，汤普森也跻身于国际最知名的当代历史学家之列。他的书已翻译成许多文字，成了全世界共同的文化瑰宝。
但这样一部杰出的作品，却到80年代初才为我国历史学界所闻。当时首批来华作学术访问的英美学者，发现中国史学界竟无人知道这本书以及这本书的作者时，显然是大吃一惊。中国的门户关得太紧了，中国与世界隔绝了太久！文化本来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隔绝自己，只会造成自己的落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交往日密，文化与学术沟通也日趋增强。中国逐渐了解世界，世界也逐渐了解中国。本来有许多隔阂是文化上的差异造成的，增进文化交往，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80年代初，我在美国买到这本书；不久英国友人赠给我们的书中，也包括这本书。知道汤普森的中国人逐渐多起来，国内好多单位也开始购进他的作品。然而能够用英文阅读并且接近这本书的人终究是少数，出一个中文本似乎成了需要。1985年，汤普森教授和他的夫人（多萝茜·汤普森，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访问中国，在南京大学作短期讲学。当时，所有在校的外国留学生（十几个国家，一百多人）听说他来了，竟全体出动听他演讲，足见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于是，我们更加认识到应该翻译这部作品，让它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晓。翻译的建议提出来了，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还在我的老师蒋孟引先生在世时，就已经规划翻译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的翻译工作竟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完成，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憾事。
翻译工作最终是由我们几个中青年学子承担的，我们几个人，都学过英国史专业，对英国历史比较了解，而且和汤普森教授有过交往，至少是亲耳聆听过他的课。但翻译这本书还是有很大的困难，除了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外，还加上他的文笔太好，通篇竟如同一部哲学性很强的叙事散文诗一般！〔他年轻时曾想当一名诗人。美国历史学家亨利·阿贝洛夫曾经说：书名中“形成”（Making）这个词暗含着汤普森对文学创作的向往，因为在古英语中，写诗的人可以被称作“创作家”（Maker），这两个词在英文中都出自“make”。[8]〕另外，他引用的史料中，有许多是当时下层人民的俚语、口语，甚至文字不通之语，为保留史料的准确性，他对此全都不加处理，这又增加了翻译工作的难度。虽然我们竭尽全力希望译好，但也许还是力不从心，在这里特请读者和作者原凉。
我们希望，中译本出来之后，不仅能受到喜爱英国史的读者们的欢迎，而且能得到学术界其他领域人士的关注，因为，汤普森提出的问题，确实已超出了英国社会史的范畴，而带有普遍的启发意义。
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钱乘旦：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杨豫：第六至十二章；潘兴明：第三至五章；何高藻：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索引。
由于各种原因，商务印书馆现将本书的出版交给译林出版社，尽管如此，我们仍对商务印书馆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感谢，并对译林出版社所做的努力表示敬意。
译者，1999年8月于南京
[1]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用在这里，是一语双关。
[2]参见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著《工业民主》（1897）。
[3]《技术工人》（伦敦和纽约，1979），第1页。
[4]佩里·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战》（弗索版），第148—14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1页。
[7]《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
[8]参看阿贝洛夫：《评〈理论的贫困〉》，载《历史理论》，第21期，1982年。
感谢肖弋戈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
鸣谢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鸣谢
首先要感谢各有关部门与图书馆，它们让我得以引用手稿资料。皇家出版署允许我使用公共图书馆中版权属国家的未出版史料；菲茨威廉伯爵和伯爵的温特沃思领地管理处通过设菲尔德市立图书馆的美意，允许我使用温特沃思的伍德豪斯档案室的史料（菲茨威廉文件）。我还要感谢大英博物馆手稿保管部（普雷斯收藏品）、诺丁汉市政会（针织工文件）、诺丁汉公共图书馆、利兹市立图书馆以及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J.B.E.拉德克利夫上尉（拉德克利夫文件）。我要感谢以上所有这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协助，以及下面这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曼彻斯特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曼彻斯特中心档案馆、诺里季中心档案馆、布拉泽顿图书馆（利兹大学）、布雷德福、吟里法克斯和威克菲尔德三地的公共图书馆，以及哈德斯菲尔德的托尔森纪念博物馆。第187页上的卢德派“入场券''是国家版权所有，由皇家出版署准许复制。[1]
我还要感谢以下这些出版社准许我引用版权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即乔治·艾伦和昂温公司（M.韦伯的《新教伦理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193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约翰·克拉潘爵士的《英国现代经济史》，1929年，第1卷；R.N.萨拉曼的《土豆的历史与社会影响》，1949年），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乔治·鲁德的《威尔克斯和自由》，1962年），朗曼格林有限公司（J.L.和B.哈蒙德夫妇的《城市工人》1917年；《技术工人》1919年），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E.霍布斯鲍姆的《绿林好汉》，1959年），和牛津大学出版社（T.S.艾什顿的《工业革命》，1948年）。钦定本《圣经》是国家版权所有，本书经许可而摘用。
[1]“入场券”图案中译本从略。——编注
感谢肖弋戈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
参考书说明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参考书说明
我有选择地运用了手稿资料，特别对那些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审核的人云亦云的说法更是如此。公共档案馆中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内政部档案》（H.O.），尤其是其中第40和42卷；有关伦敦通讯会、抢粮风潮等等的卷宗，散杂在《枢密院档案》（P.C）和《财政部司法处档案》（T.S.）中，那些档案有时包括一些证据（密探的报告、供词、截获的信件等等）。政府就是从这些证据中摘取简报对国家犯人提出起诉的。我还参阅了大英博物馆（附加手稿）中的《普雷斯收藏品》，发现其中最有用的是普雷斯的“自传”，伦敦通讯会的会议记录和通信集，哈迪、里克特、勒梅特、奥克斯莱德等人对该会历史的某些方面所作的记叙，普雷斯关于斯彭斯生平所搜集的资料以及他关于1816—1820年的一些叙述，还有洛维特关于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记述等等。我在正文中，已经说明在使用普雷斯的史料时，为什么应该小心谨慎。
《菲茨威廉文件》是大部头的温特沃思收藏品中的一个部分，现在这些收藏品由设菲尔德档案馆保管。文件包括菲茨威廉伯爵任约克西区郡守时，就公务问题来往的一部分信件，还有约克郡治安法官和其他消息来源的报告。我运用了F.44.45和52卷，它们对18世纪90年代初、1801—1803年的事件以及卢德运动非常有意义。还有两种史料对卢德运动很有价值，其中《拉德克利夫文件》包括约瑟夫·拉德克利夫爵士保存的信件，他是哈德斯菲尔德地区特别活跃的地方官，因为把约克郡领头的卢德派交付审判而得到了爵士的头衔。这些手稿至今仍保留在他的后代J.B.E.拉德克利夫上尉手里（他住在哈罗盖特的拉丁林园），并在国家档案登记册上归档。《针织工文件》是1814年被缴获的，保存在诺丁汉市立档案馆。这些文件涉及1812-1814年的事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收入《诺丁汉选邑文献汇编》（1952年出版）。以上是我使用的主要手稿来源。
书中引用的那些珍贵的书刊小册子，多数可在大英博物馆找到，或者在（曼彻斯特的）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找到。要把我的记叙中所涉及的50年内报纸通通看一遍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我仍旧是有选择地翻阅报纸期刊，以期发掘某些问题，开发某些时段。我不时引用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泰晤士报》、《利兹信使报》、《诺丁汉评论》等，有时也使用其他一些地方报纸。我参阅的雅各宾派、激进派、工会和欧文派期刊有：
与18世纪90年代有关的：伊顿的《人民政治报》，《爱国者报》（设菲尔德），瑟尔沃尔的《论坛报》，《内阁》（诺里季），佩里的《百眼巨人》，《慈善家》，《道德与政治杂志》，《剑桥消息报》，《设菲尔德彩虹报》（但18世纪90年代最有意思的作品是小册子而不是期刊）。
战争及1816—1820年：弗劳尔的《政治评论》，博恩的《理性人》，《阿尔弗雷德》，《独立辉格党人报》，霍恩的《改革者纪事》，舍温的《共和报》，舍温的《政治纪事》，《黑矮人报》，《敢死队》，《刨根之斧》，《人民报》，《政治观察报》，《立法者》，《不列颠人》，《德克特快报》，《女怪》，《黑皮书》（最初以期刊出版），《观察家》，《斗士》，《自由之帽》，《美杜莎》，《曼彻斯特观察家报》，《白礼帽》，《神学彗星：理性的英国人》，《背毯进军者报》，卡莱尔的《共和报》，《伯明翰监察报》，《亨特致激进改革派》。
1820—183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机工杂志》，《行业报》，《伦敦及地方工匠纪年报》，卡莱尔的《鼓动者》，科贝特的《两便士报》，《魔鬼论坛》，《人民之声报》，金医生的《合作者》，《常识》，《联合导航人》，《兰开一约克郡合作者》，《穷人辩护士》，《约克郡西区之声》，《贫民卫报》，《工人之友》，《激进改革者》，《世界主义者》，《爆竹》，《危机》，《毁灭》，《人民保卫者》，《人民》，《先驱报》，《工业权利先驱报》。（后期）还有《布朗台尔全国改革者报》，《社会先锋》，《十小时辩护士》，《劳工报》，《北极星报》，《寄语人民》。
第一部分的标题页上印着伦敦通讯会发行的纪念币的双面图案。发行这些铸币是为了——例如——感谢陪审团释放哈迪、图克和瑟尔沃尔，以及丹尼尔·艾萨克·伊顿等，托马斯·斯彭斯也打造过许多这种铸币。第二部分的标题页上印着一张粗糙的木刻打印卡，据推测是准许参加兰开郡卢德派会议的入场券（1812年）。第三部分的标题页上是克鲁克香克为挖苦彼得卢的胜利者而作的纪念碑，取自威廉·霍恩和乔治·克鲁克香克的《给警察一个耳光》（1822年）。[1]
最后，还要提到一些二手资料，我（像其他所有研究这一时期的人一样）极大地得益于这些资料。A.阿斯皮诺尔的《英国早期工会》（1949）从内政部档案中选择了一批出色的文献。涉及结社法生效的那些年份：G.D.H.科尔和A.W.菲尔森的《英国工人运动：资料选》（1951）广泛地选择了多种史料，M.莫里斯的《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1948）选择史料比较简短。无法看到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的人，可以在G.D.H.科尔和M.科尔出色地合编的《威廉·科贝特的见解》（1944）及W.赖策尔编的《农夫进程》（1933）中看到一些选节（科贝特的《乡村游记》有“人人”社版本）。H.L.杰夫森的《腐化坛》（1892）和G.沃拉斯的《弗朗西斯·普雷斯生平》（1898）逐字逐句地大量引用了普雷斯的手稿，但经常是不加任何分析。J.L.和B.哈蒙德夫妇的著作中，《技术工人》（1919）特别重要，《乡村工人》（1911）的重要性也不在其下，1917年的《城市工人》则比较凭印象写作。M.D.乔治的《18世纪的伦敦生活》（1930）」.H·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剑桥，1927），S.和B.韦伯夫妇的《英国工会运动史》（1894，1920年修订），和I.平奇贝克的《女工和工业革命》（1930）都可以作为资料阅读。有关早期民主和激进运动史重头书目前尚没有，也许最好的入门书仍旧是G.S.维奇的《议会改革的起源》（1913），但他笔下的雅各宾派太虔诚，太相信合法斗争了；有关稍后的历史，可见W.D·威克沃的《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928）和J.R.M.巴特勒的《伟大法的通过》（1914）。（S.麦科比那本很有意思的书《1786—1832年的英国激进主义》（1955）总的来说太注重议会中的进程，未能说明这本书所应该探讨的问题。）塞缪尔·班福德的《一个激进派的一生》（海伍德，1841）和威廉·洛维特的《在追求面包、知识和自由过程中的生活与斗争》（1876）后来都不断再版，对每一个英国人来说都是必读之书。学者若想将本书的历史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可以在E.霍布斯鲍姆的《革命时代》（1962）和阿萨·布里格斯的《进步时代》（1959）中找到有关欧洲和英国的参考资料，E.哈勒维的《1815年的英国》（1924）至今仍是考察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的杰出著作。
想为这样一本时跨如此之大、论题如此之多的著作开列所有参考书，显然太自命不凡且必然是不完全的；书中每一节我都尽量在脚注中标出与此有关的二手资料，同时，我希望我将主要的一手史料充分地标注出来了。因此，我寻求读者的原谅，并以斯皮特菲尔兹一位丝织工诗中最后一节（载塞缪尔·肖尔：《丝织业史纪实》（1811）权充道歉之词：
我的织机歪歪倒倒，
我的纱筒被虫蛀了，
夹板和踏板破破烂烂，
扣孔不肯搭上开关；
织机上已经尘土飞扬，
剪刀上更是锈迹斑斑，
机杼和通丝破损不堪，
机轮堵塞不可动弹，
织梭断了，眼镜碎了，
织丝崩了——杖杆也完了！
[1]三个部分的图案中译本从略。——编注
感谢肖弋戈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E.P.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
〔英国〕汤普森（Thompson,E.P）著钱乘旦等译
前言(1)
第一部自由之树
第一章成员无数(3)
第二章基督徒与地狱魔王(13)
第三章“魔鬼之窟”(47)
第四章生而自由的英国人(73)
第五章栽培自由之树(102)
第二部受诅咒的亚当
第六章剥削(205)
第七章农业工人(233)
第八章工匠及其他(260)
第九章织工(303)
第十章生活水平和经历(361)
1．生活品(361)
2．住家(366)
3．生活(371)
4．儿童(381)
第十一章十字架的转换力(404)
1．道德机器(404)
2．绝望中的千年至福(434)
第十二章社会(469)
1．闲暇与人际关系(469)
2．互助之风(489)
3．爱尔兰人(503)
4．永世万代(521)
第三部工人阶级的存在
第十三章激进的威斯敏斯特(529)
第十四章替天行道(555)
1．黑灯照(555)
2．无形之影(569)
3．反结社立法(583)
4．剪绒工和织袜工(611)
5．绿林好汉(645)
6．奉行业之命(671)
第十五章蛊惑家和殉难者(703)
1．心怀不满(703)
2．领导权问题(708)
3．汉普登俱乐部(737)
4．布兰德雷思和奥利弗(758)
5．彼得卢(783)
6．卡图街密谋(821)
第十六章阶级意识(835)
1．激进文化(835)
2．威廉·科贝特(878)
3．卡莱尔、韦德和加斯特(898)
4．欧文主义(918)
5．一种机器(951)
参考书说明(983)
鸣谢(988)
E．P．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989)
索引(100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E.P.汤普森 |
第十六章阶级意识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十六章阶级意识
1．激进文化
当我们把19世纪20年代前的激进主义时期同其后的宪章运动时期作一对比就会发现，19世纪20年代这10年似乎令人奇怪地平静一一温吞吞的繁荣状态下的社会太平。然而多年之后一名伦敦小贩告诫梅休说：
人们以为一切平静，万物也就停滞了。但实际上，宣传运动一直在继续进行着。正是在一切平静的时候，种子开始发芽成长。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推行他们的主张。[1]
在这些平静的岁月里，理查德·卡莱尔一直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工会力量在成长壮大而且反结社法也被取消了；理性思想、合作社实验以及欧文理论都在发展。在这些年月里，个人与团体都力图把我们曾描述过的两方面经历——工业革命的经历以及大众激进主义的暴动和失败的经历——上升为理论。在这10年快结束时，腐败的旧制度和改革之间展开了决定性斗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讨论劳动人民对其利益的意识以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状况。
把这些年的大众激进主义描述为一种思想的文化是有道理的，自修者的明确意识首先是一种政治意识。19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人的正规教育并没有超岀读、写、算的范围，但这决非思想萎缩的时期。在城镇，甚至在村落，自修者的热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散工、工匠、零售商和职员以及小学教员以几个人或小组的形式一直在自己教育自己。他们的书籍和教员常常是宣传改革的。一个通过读旧约全书而学会识字的鞋匠，会苦读《理性时代》；一个小学教员所受的教育几乎全是宗教训戒的，现在则试着读伏尔泰、吉本、李嘉图的书。各地的激进派领袖、织工、书商和裁缝都有大量的激进主义刊物，而且还在学习如何使用议会蓝皮书。目不识丁的劳工则每周去酒馆听别人宣读科贝特的编辑信件并且参加讨论。
工人们就这样超越了自身的经历，他们借助于自己含辛茹苦所获得的不规范的教育，形成了有组织的社团，这是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他们学着把自己的生活看做是定义并不严密的“勤劳阶级”与未经改革的下院之间全部斗争史中的一部分。1830年之后，定义较明确的一般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开始成熟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所从事的既是旧的又是新的斗争。
很难概括这个世纪早期的识字率情况。“勤劳阶级”的一端是许许多多目不识丁或者只能写出几个单词或自己的姓名的人；另一端则是具有相当的学识造诣的人。我们应当记住，不识字绝不会不发表政见。在梅休笔下的英格兰，民谣歌手和“顺口溜表演者”仍然生意兴隆。他们顺着大众心情，在人行道表演滑稽戏或在大街拐角朗诵滑稽诗。根据市场状况把一种激进的或反罗马天主教的意思，编入他们的颇有讽刺风格的独脚戏或赞美诗中。[2]不识字的工人可能会步行数英里去听一次激进主义演讲，正如他（或另一个人）去体验一次宗教礼拜。在政治动荡时期，没有文化的人还会要求他们的工友朗读期刊上的文章；在职业介绍所里人们还要读新闻；在政治集会上大量的时间都用于读宣言或通过一连串的决议。真挚热切的激进者甚至把他们自己喜欢却又读不懂的著作视为神圣。切尔腾汉的一名鞋匠每个星期日都准时去W.E.亚当斯家请他读“费格斯的信”，但却自豪地拥有几本科贝特的书，还把这些书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软皮箱里。[3]
最近的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那些年代工人阶级读者的情况。[4]简单地说，在那个世纪早期，每三个工人中就有大约两个人多多少少有点阅读能力，当然能写的人还是相当少。由于工人中要求自我提高的倾向越来越强烈，同时由于主日学校和日校愈见成效，文盲的数量下降了，虽然在使用童工最甚的地区这种下降被推迟了。但阅读能力是最基本的，发表抽象连贯的议论的能力则绝非与生俱来的；它必须是在克服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困难——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缺乏闲暇时间，不得买蜡烛（或眼镜）——之后才能获得。在早期的激进运动中有时也使用一些观念和术语，很显然，某些热烈的信从者只具有盲目崇拜的意义而没有理性价值。一些参加彭特里奇起义的暴动者竟然把“临时政府”看做是保证较充足的“粮食”供应的政府；此外，还有一份有关1819年东北地区矿工状况的描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把普选权理解为普遍受苦……如果一个成员受苦，所有的人都得受苦。”[5]
目前残存的一些可以证明，19世纪头20年工人的文学成就的资料说明，要对他们的识字状况作出概括是愚蠢的。在卢德运动（除工人外几乎没有人支持这种行动）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无名之作，有自觉地呼唤“面带微笑的自由”的，也有用石灰写在墙上的几乎无法辨认的东西。我们可以举出这两方面的例子。1812年，索尔福德验尸官对一个袭击伯顿工厂的人被枪杀一事作出了“正当杀人”的判决，他因而受到警告：
……知道你是个该诅咒的献媚者，如果伯顿的恶劣行径是“正当的”，暴君的法律就成了理性的指令。——你可要当心点！即使在地狱之潮泡上一个月也别想让我们忘记这一血淋淋的事实，它只会促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并使人们义愤填膺。[6]
信的结尾用的是拉丁文“卢德作”这使人想起了曼彻斯特人自己曾夸耀过的一所语法学校（班福德本人曾在那里短期上学）和其他私立学校，工匠的孩子们在这些学校学到的拉丁文还是足够他们署名的。另一份文件是在切斯特菲尔德市场发现的。目的大致相同，尽管作者错字连篇。但多多少少带有更大的说服力：
我要通知你有6000人将在4月去你那里然后我们要去炸掉议园（院）且毁掉我们面前的一切劳动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除了英国政府那样的所有杂种但没有关系在普遍知道他们而且是君对（军队）来我们立刻引起这伟大的革命然后全部这些大人物的头都要砍掉。
“诺迪将军”许诺的其他好处是：“我们要拆掉监狱而且我们要在法官睡着时洒（杀）他。”[7]
这两份文件的不同之处（评论家会告诉我们）不仅是在于风格，而且还在于它的感情程度。我们可以假设第一封信是由一个戴着眼镜头发斑白的工匠——皮匠（或制帽工或乐器制作工）写的，他的书架上也许有伏尔泰、沃尔尼和潘恩的著作，而且他还喜爱悲剧作品。1817年在国家监狱中还有一些来自兰开郡的这一类人，如70岁的活版印刷工威廉·奥格登曾在监狱里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尽管我戴着脚镣手铐，但我决心要像处于同一境地的伟大的卡拉塔库斯[8]那样去面对我的敌人。”另一位印刷工约瑟夫·米切尔给自己的女儿分别取名为米蒂拉、卡罗莱娜、科迪莉亚，当他在狱中得知他的第四个女儿出生了便急忙写信给他妻子，建议给这个小孩取名叫波蒂亚。塞缪尔·班福德自己也许给妻子作过更具体的指示：“一个改革者的妻子应该是位女英雄。"[9]第二封信（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煤矿工人或乡村织袜工之作。这封信同东北煤田的一位矿工于1831年（和他的几个同伴在一次罢工骚乱时闯入煤矿检查员家中）留在煤矿检查员家中的那封打趣的信极其相似：
我咋（昨）夜在你家过得很舒服。你离开家一个人在煤矿，我看见你有许多房间，还有大酒窖，里面有大量的葡萄酒和啤酒，我享用了我那一份。我还知道矿上的一些人有了三四个孩子而他们却住在一间不到你的酒窖一半大的屋里。我不假冒自己懂得很多，但我知道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别。周末我们惟一能去的地方只有酒馆而且要喝上一大杯。我不想冒充预言家，但我知道而且我的许多朋友也知道，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获得知识是为了知道我们的无只（知）。不过我们也是刚刚发现这个道理。你们这些老板和厂主可得小心点，因为你们将不会以你们的方式得到那么多的好处，我们就要得到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10]
舍温写道，“如果圣经协会和主日学校没有产生其他好结果的话，它们至少还有一个好处——教成千上万的儿童读书识字。”[11]我们可以从布兰德雷思及妻子、卡图街密谋者以及被关在国家监狱里的其他人所写的信中多多少少地看岀那些技术工匠的学问见地以及粗通文字的人所具有的文化程度。[12]约翰斯顿夫人给狱中的丈夫（亲爱的约翰斯顿）他是个裁缝帮工——写的信大概算得上两者之间的中等水平：
……相信我，亲爱的，从早到晚我或多或少地想着你。我可以向全能的上帝恳求，但这是真实的，我休息的时候就祈求上帝饶恕我所有的敌人并且改变他们的心肠。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设菲尔德的细木工沃斯顿霍姆给他妻子的信：
我们的牧师借给我4卷传教纪事，这些书给了我极大的赎罪感，我看到了上帝在遥远的地方所从事的伟大的事业。
写这封信时还遇到一些困难，原因是“眼镜给打破了”。[13]这些信是在特殊的闲暇状况下写的，我们差不多可以看出沃斯顿霍姆是一笔一划地吃力地写他的信，当他想到“赎罪”这个问题时还停下来请教一个较“有学问的”拘留犯。约翰斯顿夫人可能请教过（也可能没有）一个在许多城镇和村庄都能找到的“专业”书信代笔人，这种人以正规格式代人写信，每次收费1便士。因为即使在有文化的人当中，写信也是一件难得的事。单是邮费就足以使人咋舌，所以只能是很少通信。因为从北方寄一封信到伦敦大概得花1先令10便士，而且我们也知道约翰斯顿夫人和沃斯顿霍姆夫人由于各自的丈夫不在而经济陷入困境——约翰斯顿夫人穿的鞋灌满了水，自从她丈夫被捕之后，她一直没钱买鞋。
所有因卡图街密谋而被捕的人似乎好歹都能动动笔。鞋匠布伦特曾用法文为一些讽刺诗润过色，詹姆斯·威尔逊则写道：
事业激励布鲁塔斯
拔剑刺杀惊恐的暴君
事业使勇敢的汉普登为之献身
为此豪侠的格朗特·泰尔敢于藐视
暴君的傲慢和尊严
而另一方面，鞋匠理查德·蒂德则只能拼凑岀这样的句子：“先生，在写作方面我是相当差劲的。”[14]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人作为“范例”，因为他们从事的政治活动说明他们属于少数紧跟激进刊物的较有意识的人。不过他们的例子也能告诫我们不应低估实际识字水平的发展状况。[15]工匠是特殊的——他们是自己阶级的知识精英。然而在英国各地还有大量为劳动人民提供教育的机构（虽然“机构”一词对于那些私塾的女教师、工厂残废人或受伤矿工办的每周收费1便士的夜校和主日学校来说是过分正规了）。在彭奈恩河谷，织工的孩子们穷得连石板[16]和纸张都买不起，他们是用手指头在沙盘上学着写字的。即使成千上万的人在成年之后又失去了读写能力，非国教教会、互助会和工会的影响及工业本身的发展要求也会使这种能力巩固并且提高。机匠业业主亚历山大·盖洛韦1824年报告说：
我的业务经营方式是制图和作书面说明，缺乏读写能力的人对我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如果一个申请工作的人说自己没有读写能力，我就不再向他提问了……。[17]
大多数工匠行业中的师傅和小雇主都意识到他们的职业需要他们读些书和从事一些计算。
除民谣歌手之外，“常去工人阶级聚居的地区兜售通俗故事、歌谣之类的小册子[18]以及历书、临终遗言和（在1816到1820年，此后就时断时续）激进主义刊物。1812年，有位为“曼彻斯特辉格派煽动性的印刷商”考德雷和布莱克岀去经营的“卖历书者”被地方官逮捕。因为他们发现其售品目录上写着“不要瞎眼国王——内德·卢德永在”。[19]战后激进主义运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扩大这些成就和提高人们的政治觉醒的水平。早在1816年1月，巴恩斯利的织工就成立了一个俱乐部，每人每月会费为1便士，以便为购买报刊杂志。汉普登俱乐部和政治联盟为建立“读书会”煞费苦心，他们在陶器区的汉利这类较大的中心市镇长期开办了阅报室、阅览室。开放时间从早晨8点一直到晚上10点。而且还要对那些骂人、说脏话、酗酒的读者处以罚款。此外，他们每晚为读者“朗读”伦敦的各种报纸。按照约瑟夫·米切尔的说法，1818年，在斯托克波特联盟开办的读书室里，每星期一晚上都有一次各小组领导人会议，星期二是“道德和政治阅读”，星期三是“交谈或辩论”，星期四教授”语法、算术及其他"，星期六是社交晚会，星期日则是成人及儿童等的上课日。在布莱克本，妇女改革协会的会员发誓要“竭尽全力给我们的孩子灌输对腐败、专制统治者的根深蒂的仇恨”。她们的方法之一是使用“一种供妇女改革者的孩子们使用的贬义字母”：B代表Bible（圣经）、Bishop（主教）、Bigotry（顽固）；K代表King（国王），King'sevil（国王的罪恶）、Knave（流氓无赖）以及Kidnapper（绑票者）；W代表Whig（辉格派）、Weakness（软弱）、Wavering（摇摆不定）、Wicked（邪恶），等等。
虽然政府在1819年之后采取镇压阅报室（有时是某个激进派书商的商店）的行动，但这种提供阅报室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20年代。战后伦敦的咖啡馆大大增多，而且大多兼作阅报室。约翰·多尔蒂著名的“咖啡阅报室”就和他的曼彻斯的书店相连，到1833年，这里每周订阅的报纸就不下96种，其中包括非法的“无印花税”报纸。较小城镇和村庄的读书团体虽不正规，但重要程度却不亚于伦敦。他们有时在小酒馆、“黑店”或私宅聚会；有时则在工场里读读期刊并进行讨论。在“知识税”最沉重的时期，期刊的价格极高，这反倒使无数希望买到自己中意的报刊的小组纷纷组成了俱乐部。在热烈讨论改革法案期间，南特威奇的一位名叫托马斯·邓宁的鞋匠同他的工友和“我们的惟一神教牧师合伙订阅《每周快报》，价款为8.5便士，其中4便士为印花税。这对一个收入微薄的鞋匠来说太昂贵了。[20]
激进岀版物的发行量极不稳定。科贝特的2便士《纪事》其鼎盛时期，即1816年10月至1817年2月其发行量每周在4万到6万册之数，是其他任何与之竞争的刊物许多倍。[21]《黑矮人报》的发行量在1819年约是12000份，不过这个数目在彼得卢事件之后也许增大了。尽管卡莱尔的刊物在20年代的大部分年月里仍能印刷数千册，但此后由于印花税（以及运动衰退），其发行量被严格削减了。在改革法宣传鼓动期间，激进出版物再次大批量发行：多尔蒂的《人民之声报》发行3万，卡莱尔的《挑战者》22000份，赫瑟林顿的《贫民卫报》为16000，而十几种较小的刊物，如奥布莱恩的《毁灭》，发行量也超过1000。在实施印花税的10年间，价格昂贵的周刊（售价从7便士到1先令不等）的发行量大大减少，这一空白的很大部分为日益増长的廉价书籍和个人小册子所填补。《杰克营造的政治大厦》为10万册，科贝特的《农舍经济》在1822至1828年间为5万册，《新教“改革”史》和《训诫》在1821至1828年间为211000册。同一时期，在大多数中心城市还出现了一种或多种（伦敦是十几种）日报或周报，尽管这些报刊并不宣称自己是“激进的”，但却迎合了广大激进派公众的需要。正是这非常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读者群体的发展，使得这些报刊得到那些有影响有势力的机构（特别是“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和“有用知识传播会”）的公认，它们作出慷慨而大量的财务上的努力，奖励读者们转而关注更为有益并处于改善中的事物。[22]
这就是在书摊周围、酒馆、工场和咖啡屋里辩论的文化。雪莱在“致英国人的歌”中所欢呼的那种文化，也是孕育了狄更斯的天才创作的文化。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读者群”视为一个单一的、无可分类的群体，那就错了。我们也许可以说当时存在着好些个既互相冲突又互相重叠的不同“群体”，同时又是按不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纯粹、单一的商业群体，在激进主义奋进时，常常利用它（布兰德雷思或西斯尔伍德审讯案同其他人的临终忏悔一样具有市场价值），但它遵循的是赚钱准则，还有一些多多少少是围绕在教会或技工学校周围的有组织的人们；消极群体是那些改进协会力图争取并予以拯救的；积极群体、激进群众是在敢针对六项法令和知识税而公然自行组织起来的群体。
W.D.威克沃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一书中颇为赞叹地谈到了激进群体为自身建设和巩固所进行的斗争。[23]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为争取岀版权利而进行如此尖锐，如此大获全胜，而且同工匠和劳动者的事业尤其一致的斗争。如果说彼得卢事件确立了（以一种矛盾的感情）公众示威的权利，那么，“出版自由”的权利则是通过15年以上或更多年的斗争才赢得的，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愚顽的、残忍的、不可克服的鲁莽行为。卡莱尔（白铁匠，在德文郡阿什伯顿的语法学校受过一两年教育）正确地看出，1819年的镇压使出版权问题成为激进运动的支撑点。科贝特和伍勒则修改了他们的基调以迎合六项法令，他们期待有朝一日再作斗争（其岀版物的发行量因此大降）。卡莱尔则不然，他升起官逼民反的黑色船旗，犹如海盗舰上放下来的一艘小船，径直驶入国家和教会联合舰队的中央。由于受彼得卢事件的牵累，他曾受到审讯（因出版潘恩的著作），所有的激进出版物都对他的勇气表示敬意，但又因失败而对他不抱任何希望。当他数年后从监狱里出来时，联合舰队已经溃不成军。他早已使政府耗尽了弹药，并把政府依职权进行的起诉和设立的特别陪审团变成了笑料。他还顺利地搞掉了那些秘密控告团体，如“宪法协会”（或称“桥街帮”）和“道德拯救会”，两者都是由贵族、主教和威尔伯福斯赞助和津贴的。
当然，卡莱尔并非是靠他个人的力量取得这些胜利的。第一轮斗争发生在1817年，当时有26人因煽动暴乱和亵渎诽谤罪受到起诉；此外还有16人被王室法官依职权而起诉。[24]这一年的胜利桂冠落到了伍勒和霍恩以及伦敦陪审团（他们拒绝给被告定罪）的头上。伍勒是自我辩护的，他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有些法庭经验，此外在辩护过程中他还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以及说话夸张的自由主义者的风度。两次审讯（1817年6月5日）的结果是：一次判决“无罪”，另一次胡乱地判为“有罪”（三个陪审员对此表示异议），但后来被王座法庭推翻。[25]1817年12月对威廉·霍恩的三次审讯是法庭审讯记录中最有趣的一部分。
霍恩是个穷书商，曾经一度是伦敦通讯会的成员，因出版亵渎、诽谤性作品（这些作品把《教义回答》、《连祷文》和《教义》模仿成滑稽体裁）而受到了起诉。实际上，霍恩仅仅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倡导人，他倡导的那种政治短文形式在卖报人和滑稽顺口溜表演者中早已根深蒂固，而且各个党派的人物，从威尔克斯到反雅各宾主义的文人还使用过更高级的形式。霍恩本来不想为这些滑稽短文而冒失去自由的危险。1817年2月开始镇压时，他曾试图把这些短文收回，只是由于卡莱尔拿去再版才迫使政府动了手。下面便是这种短文中的一篇：
我们的主啊，无论你叫什么名字，你总是在财政部。你的权力无限，能在帝国全境奏效，就像在每次议会会议上一样。把平日的面包片赐与我们，并宽恕我们在投票时的偶然缺席。我们保证不饶恕那些投反对票的人，不要把我们逐出家园，就让我们留在下院里，在有年金和富足的地方吧；把我们从人民的手中解救出来吧。阿门！
霍恩无法弄到1000英磅的保释金，他从5月到12月一直在监狱里，健康状况也很不好。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使内阁成员们特别愤怒，原因是他使内阁成员们背上了他们永远忘不了的恶名：“老财”（指大法官埃尔登），“德里沙丘三角”（指卡斯尔雷），“医师”（指西德默思）。当得知霍恩打算自我辩护时，人们对他并不抱多大希望。不过霍恩一直在利用被拘禁的时间收集从过去到现在的其他滑稽文作者的例证。因此他第一次在艾博特法官面前受审时便被判无罪。在其后的两天中，那个年老多病、性格暴躁的高等法庭庭长埃伦巴勒只得亲自岀面主持审讯。从一页页的审讯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埃伦巴勒的插话，霍恩对庭长的行为所作的不紧不慢的指责，朗读从各种报刊上挑选出来的滑稽可笑的讽刺诗文以及司法长官威胁要逮捕“我看见的第一个想笑的人”等内容。尽管埃伦巴勒提出了不适当的指控遵从自己的良心和上帝，他宣布这是一起最邪恶的最亵渎的诽谤罪”），但陪审团还是提出了两份“无罪”的判决。结果（据说）埃伦巴勒一病不起了。从此之后甚至在1819和1820年——各种滑稽作品和讽刺短文就不再受到起诉了。[26]
迫害在嘲笑面前是难以站住脚的。这些年的出版斗争给人们留下两点深刻印象：第一是霍恩、克鲁克香克、卡莱尔、戴维森、本波和其他人不是以一本正经、如临大敌的姿态而是带着兴致勃勃的样子捉弄了官方。（这一惯例被赫瑟林顿所继承，他作为无印花税的《贫民卫报》的主编而忙于业务时，伪装成教友派信徒，却装得很不像，但也能几个星期之内在警察的鼻子底下来来往往。）监禁，对一个激进出版商来说并非耻辱而是光荣。一旦出版商们事先决定准备进监狱，他们便竞相想出新招，并用最滑稽可笑的方式吸引对手注意。激进的英国怀着愉快的心情（没有人比黑兹利特更愉快）注视着《瓦特·泰勒》——骚塞青年时期含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作品——在舍温的努力下复活。而骚塞这时是桂冠诗人，他带头鼓吹制止出版界煽动性的放肆行为，并要求当局禁止舍温侵犯版权的行为。埃尔登勋爵拒绝发出这样的禁令，因为法庭不能理会“诽谤性出版物的肮脏利润”一类的财产争端讼事。黑兹利特问道：“那位作为《瓦特·泰勒》一诗的作者正在要求一项针对自己的禁令，同时，他又建议颁布一些针对我们的禁令，并以此通过暴力来弥补他在言论上的亏损，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27]在另一方面，卡莱尔（他已经把舍温的业务接了过来）在得知禁令被拒绝后就不仅仅是髙兴了——因为在他开业之初的困难时期出售这本诗集可以给他带来大宗利润。他在6年后写道：“光荣属于你啊，骚寒！当其他各种政治出版物衰败之时，《瓦特·泰勒》一直是利润的源泉，世人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应该是归功于骚塞的。”[28]
非法翻印《梅布女王》和《审判目击记》事件也是这种沸沸扬扬策略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不列颠的君主会像卡罗琳王后[29]骚动时期中的乔治四世被用可憎的粗话描写的那么可笑的样子；尤其是在霍恩和克鲁克香克出版的《王权神授说走向错误统治》、《王后的婚姻阶梯》、《不是我的错》和《月中人》中更是如此。同一作者的《掴警察与桥街帮》（1822）以政府资助的《新时代报》的版式面世，并辅之以一个模拟的新闻报戳和一个猫爪图像及一句题词：“他对任何东西都要伸岀爪子”，此外还有一些假广告和伪造的生卒一览表：
婚姻启示
摄政王陛下行将就木的专制政府娶了至高无上衰老不堪的古董小姐，18世纪的愚昧女神。新人的服装华丽无比。
卡莱尔岀狱后继续进行斗争，讽刺家们还把起诉他的那些人狠狠地挖苦了一番。
第二，尽管政府的威胁仍然存在，但是争取公民自由权利的人和合法主义者的传统是不屈不挠的。这不仅是因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在霍恩的认捐名单上，从一位辉格派公爵到一位侯爵和两位伯爵都是带头捐款的，这表明统治阶级自身的不安。各次政治审讯中政府司法官员的报告还表明，他们是小心谨慎地安排诉讼程序的，尤其是他们注意到了陪审制度的不可靠性（就他们的目的而言）。按照福克斯1792年提出的诽谤法，岀版行为及有损名誉的行为由陪审团裁决，虽然法官不会设法避开这一条，但实际上终究意味着12个英国人不得不对他们认为的“诽谤”是否已经危险到堪判入狱作出判决。一项失败的国家起诉是对当局士气的打击，这要靠三次成功的起诉才能弥补。即使在1819至1821年间，几乎每一个案子都由政府和起诉团体提出时，[30]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较好地使用了法律手段以及对陪审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卡莱尔的言语太刺激人，结果使问题由煽动变成了咒骂，我们也不可能把这种情况说成是“集权式的”或“亚细亚方式”专制主义。审讯记录必须传阅，这些记录包括关键的段落，有时甚至是整本书，在法庭上朗读这些文章——被告就是因这些内容而被判刑的。卡莱尔出狱后继续镇定地编辑他的《共和报》；他的一些伙计则在那里编着另一本刊物，以此作为自我提高的手段。1824年，伍勒的《黑矮人报》衰落了，但科贝特仍然在斗争。他在20年代早期确实是相当温和的。他不喜欢卡莱尔的共和主义和自然神论，也讨厌这些学说对大城市工匠的影响，他日益转向农村并疏远工人阶级运动。（1812年，他办了第一期《乡村旅行》，他的天才似乎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合理的形式和内容。）但即使他疏远了工人阶级运动，《政治纪事报》仍然一直存在，而且仍然像《共和报》那样设有专栏，揭露各种迫害事件，从博德明事件到贝里克事件均是如此。
这场斗争所带来的荣誉并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约翰·亨特和约翰·瑟尔沃尔（当时已是坚定的中等阶级温和派）属于受“桥街帮”折磨的一类人；查尔斯·沃尔斯利先生、伯德特、约瑟夫·哈里森牧师属于那些因煽动罪而遭监禁的人。不过卡莱尔和他的伙计们是属于那种坚定反抗到底的人。虽然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又重新开始了一些起诉，而且亵渎案件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也时有发生，但是激进的斗争到1823年已告结朿。卡莱尔的最大罪过是他满不在乎地出版了汤姆·潘恩的《政治著作》和《神学著作》——自从1792年潘恩被缺席审判、丹尼尔·艾萨克·伊顿在战争期间被连续审判之后，“老雅各宾派”在城市的根据地秘密流行的著作其实就已经被禁止了。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别的罪过，随着斗争的发展，他本人也从自然神论转向了无神论，而且更富于攻击性，例如鼓吹暗杀[31]——无论怎样看，这些都会遭致起诉。几年的铁窗生活也未能使他有所改进。他的力量在于：第一，他甚至不承认失败的可能性；第二，他的背后有工匠文化的支持。
第一点似乎表现得并不明显。事情通常是这样：果敢坚毅的人（如在18世纪90年代）要不是保持沉默就是失败。奇怪的是卡莱尔的那种决心（“舰队街的商店理所当然是不会关闭的”）确实是当局难以对付的，无论他们那一边有多少法律条款的支持，他们总是会因起诉而遭人憎恨。然而，在六项法令下，他们已经授予自己取得了流放犯有煽动罪的作者的权利，而这些人的罪过还远不如卡莱尔所犯的、并自豪地承认过的那些罪严重。甚至在1820年，这一法令的条款也未能得以使用，这说明那个时候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且合法的思想共识对权力也会产生某些制约。除非把他流放或是砍掉他的脑袋，或者更加现实的是把他单个关起来，否则卡莱尔还是不会沉默的。然而，政府没有实施极端措施也有两个理由：第一，在政府看来，到1821年这些措施似乎已不那么必要了，因为已加重的印花税自会发生作用；第二，第一轮冲突之后，情况已经明朗，如果卡莱尔默不作声，就会有半打新冒岀来的卡莱尔取代他的位置。实际上，最先冒出来的两个卡莱尔就是他妻子和妹妹。此后，他的那些“伙计”还会步其后尘。据一项统计，在斗争结束之前，卡莱尔已得到150个志愿者的帮助，这些人是零售商、印刷商、报贩——他们总共为卡莱尔蹲了200年监狱。这些志愿者是应《共和报》的广告而来的，都是“自由的，有能力并愿意在卡莱尔将军的军团服役”的人：
务请最充分而明确的理解，为了宣传这些原则并为此目的而牺牲自由……并不是为个人，必是焕发了这些志愿者的动机；因为——虽然R.卡莱尔保证要……用他的力量给这些志士最好的支持——如果一大批人被监禁，他的财产状况或前景是不可能允许他每周拿出任何特别的款项的……[32]
从那时起，舰队街的“理性神殿”就很少有一天晚上没有客人们留宿。前来的男人和妇女情况各异，而且全是不为卡莱尔所认识的。他们仅仅是些伦敦人，或是从林肯郡、多塞特、利物浦和利兹乘公共马车前来的。他们都出自同一文化背景。
这种文化不同于织工或太因河畔矿工的“工人阶级”文化。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有职员、店员和一位农夫之子；鞋匠本波后来成了书贩；詹姆斯·沃森，里兹的一位批发商，他在一家干货店“寄放过一匹鞍子马”；有剪绒工詹姆斯·曼，他后来也成了书贩（也是利兹人）。这种知识传统一部分是在雅各宾时代形成的，他们的圈子曾一度聚集在戈德温和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33]或伦敦通讯会成员的周围，该通讯会的最后一个真诚的发言人——约翰·盖尔·琼斯——就是卡莱尔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这种文化传统的另一部分是新近形成的，其中某些东西应归功于边沁日益増长的影响，还有一些东西应归于“理性思想的基督徒”和惟一神教徒，如本杰明·弗劳尔和W.J.福克斯等。这种传统涉及到日报的编辑和萨里技工学校的讲师们当中形成的生气勃勃的亚文化，而那些为爱好文化的《黑树林》所不齿的人一中小学教员、学医的穷学生或公职人员读的是拜伦和雪莱的作品以及《观察家报》，他们所推崇的既不是辉格党也不是托利党，而是经过个人的抽象思维得出的是非曲直。[34]
卡莱尔的个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普遍认为）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但如果据此就给这种文化贴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标签，那就无助于研究了。这样表述也许更接近于真实：（战争年代中）大体上局限于激进知识分子中的理性启蒙热潮现在已被那些具有福音传道士般的热情的工匠和某些技术工人（例如棉纺工）所继承，他们要把这种文化带给“无数成员”——这种传教士的热情即使在边沁、詹姆斯·穆勒或济慈身上也是很难发现的。为卡莱尔的运动捐款的人在伦敦最多，其次是在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工匠文化首先是自学者的文化。沃森在回顾他的铁窗生活时写道：“在这12个月中，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吉本的《罗马帝国的兴亡》、休谟的《英国史》以及……莫斯海姆的《教会史》，受益良多。”[35]构成卡莱尔所支持的“研讨会”（以及后来的圆厅剧场）核心的工匠们对传统文化深为怀疑，因为这种文化把他们排除在权力和知识之外，而且还用使人厌烦的说教和小册子来答复他们的不满。启蒙著作则给他们带来了启示的力量。
这样，一个逐渐具有工人阶级特色的读书群体就被迫自己形成了。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头几年就已经出现“御用”报刊和激进报刊并存的局面。到了20年代，多数中等阶级出版物挣脱了政府的直接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利用科贝特和卡莱尔过去创造的有利形势。《泰晤士报》和布鲁厄姆勋——他也许同埃尔登勋爵一样厌恶“穷人的报刊”（尽管原因不同）给激进主义这一术语完全不同的定义——“自由贸易”、廉价的政府及功利主义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决非全部）他们只说服了激进的中等阶级——教师、医生和店主，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支持过科贝特和伍勒——这样，到1832年，两个激进群体就形成了：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前者向着反谷物法同盟，而后者的报刊撰稿人和编辑（赫瑟林顿、沃森、克利夫、洛维特、本波、奥布莱恩等）已经在为宪章运动的兴起作准备了。在整个20年代，工人阶级报刊一直在印花税的重压下挣扎，[36]科贝特在这段时间也只是同下层阶级运动而不是同中等阶级运动保持着松散的变化无常的联系。两种运动的分界线不再是“改革”策略的不同（因为中等阶级改革者有时也可能在语调上同工人阶级一样革命），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上不同。1830年农业工人的“起义”成了试金石。当时《泰晤士报》（科贝特称之为“血腥的老泰晤士报”）带头要求惩罚几个起义者以儆戒众人，科贝特和卡莱尔因煽动性作品而再次受到起诉。
反抗的黑旗在1830和1831年又升了起来。科贝特找到了法律中的漏洞，又重新开始出版他的《两便士论文》。但这一次却是印刷工赫瑟林顿率先开始了前沿战斗，他的《贫民卫报》刊登了手工印刷机的标记和“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并把“为了试试以‘权'压'理'的能力而违‘法’出版"作为报头的标题。他在开篇辞中还引用了他要藐视的法律条款：
……《贫民卫报》……将刊载"新闻、消息和事件”及“与此有关的评论和意见”，议论“教会和国家事务”，坚决“激励对本国依法建立的政府和宪法的仇恨和蔑视”，而且也“对贬低宗教的弊端”……
该报还公然蔑视印花税法的每一条款，
或任何别的法令，而且不顾法律界、任何暴君或暴君集团的意愿和喜好，也不顾以前任何时候或任何地方发生过的任何事情……不管后果会怎么样。
他在第四期上登出了一份广告，“招聘”数百名没有工作不怕失去任何东西的穷人……将这份报纸卖给穷人和无知识的人，此举不仅征集到了志愿人员，而且还导致了其他几十种非税报纸的出现，其中著名的是卡莱尔的《挑战者》和乔舒亚·霍布森的《约克西区之声》。到1836年，斗争大体上也就结束了，宪章出版物的发行已经就序。
然而，“最大的无印花税报”显然是一份工人阶级性质的岀版物。《贫民卫报》和《工人之友》事实上就是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的机关报；多尔蒂的《贫民辩护士》是工厂运动的喉舌；乔舒亚·霍布赫先前是手机织工，他曾通过自己的劳作制造出一部木制的手推印刷机；布朗台尔·奥布莱恩的《毁灭》，有意识地发展工人阶级的激进理论。这些版面小、排版密并便宜的周报刊登的内容有：这些年中开展的成立总工会的伟大斗争，1834年厂主们搞的停工闭厂，托尔帕德事件引起的抗议活动。此外，这些周报还对社会主义和工会理论做过细致的讨论和解释。我们对这一时期所作的探讨，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把我们带到工人阶级不再处于形成过程而是（以宪章运动为形式）已经形成的时代。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点是，争取出版自由斗争的程度，对于正在成形的运动具有关键的形成性的影响。或许有500人因印制和销售“无印花税报刊”遭到起诉，[37]从1816年（实际上是从1792年）到1836年，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编辑、书商和印刷商，而且还有成百上千的报贩、书贩和志愿经济人。[38]
迫害事件的记载年复一年。1817年，两个在希罗普郡贩卖科贝特小册子的人被一个身兼牧师的治安法官“按流浪法令命人……予以逮捕……而且还被捆在鞭挞柱上狠抽一顿”，同年在普利茅斯、埃克塞特、黑乡、牛津和英国北部，小贩们也受到这种待遇；1819年，在德文郡的一个村庄，一个卖西洋镜的小贩仅仅因为放了一张彼得卢的图像就遭逮捕和监禁，时间几乎都不超过一年（报贩通常未经审讯就被判处几周监禁，然后又被释放），但这些监禁对于受害者的影响比起编辑们被监禁（这类事曾受到更为广泛的宣传）更为严重。他们被投入令人厌恶的“感化院”，经常还带着脚镣手铐，一般都缺乏法律知识和辩护手段。
除非他们的情况引起了科贝特、卡莱尔或某些激进派别注意；否则，他们的家庭成员就会因为缺乏收入而被迫进济贫院。[39]在较小的城镇，争取自由的斗争确实是非常艰巨的。在曼彻斯特、诺丁汉或利兹均有激进派的根据地和集会场所，并且准备为受害者提供救助。在有市场的镇区或工业村庄，凡订阅科贝特或卡莱尔报刊的皮匠和教师，（在20年代）都可能受到监视和间接的迫害。（科贝特寄给农村订户的内装《纪事》的邮包甚至经常到不了，原因是在邮局寄包过程中“丢失了”。）在战斗性很强的报刊周围，出现了具有民间特点的销售方式：小贩们（梅休听人说）为了“出售飞共和报》，便兜售草帽，然后把夹在里面的报纸送给他们的顾客。在“无印花税报刊”盛行的年代，人们只须在斯彭河谷某些居民的门窗栅栏里塞进一便士，报纸就会“出来”。在其他地方，人们常在夜里偷偷溜小路或穿过田野到他们自己知道的聚合地，藏在棺材里或是藏在理性思想者的敬神仪仗行列中的“无印花税报”不止一次地从当局的鼻子底下运走。
我们可以举出店员和商贩中的两个例子。我们先看一个女店员的例子，这个例子能够告诉我们，在理性主义者和欧文派的团体中，妇女权问题（18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无人提及）已经再次被提了岀来，而且逐渐从知识分子扩展到工匠中。支持卡莱尔的受到审讯并蹲过监狱的妇女同胞，大多是岀于忠心而不是信念。赖特夫人则大不相同，她是诺丁汉的一名花边修剪工，卡莱尔的自愿队员之一，后来因销售卡莱尔的一篇《宣言》而受到起诉。卡莱尔这篇宣言所包含的主张具有他的特色：
代议制政府很快看到把教堂和礼拜堂变成科学神殿……把珍爱教士变为珍爱哲学家是一种正当要求。我把国王的花招和教士的诡计视为社会的毒物……，这两大邪恶联合起来破坏人们身心的安宁幸福，可能让我们忘却生活中的苦难。后者还力图用一个永恒幸福的希望，来愚弄我们。
赖特夫人为自己作了长篇辩护，[40]中间几乎没有人插话。辩护结束时，
赖特夫人请求允许她退下去给正在哭的婴儿喂奶。请求被准许了，她离开法庭20分钟。当她来回走过城堡咖啡屋时，聚集在那里的数千人向她鼓掌喝彩，所有的人都叫她别灰心，坚持住。
不久，即11月的一个夜晚，怀抱6个月婴儿的赖特夫人被投入新门监狱，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张席子。像赖特夫人（还有利兹地区的曼夫人）这样的妇女，不仅要面对惯常的起诉，而且还得面对愤怒的保王派报刊的侮辱和暗讽。《新泰晤士报》写道，“这个卑鄙的不知道羞耻的妇人有好几个女性”陪伴，“这种情形还不足以震动每一颗反思的心灵吗？”她是个“放荡的东西”（这是对妓女的惯常称呼），“已经失去了女性特有的廉耻心、畏惧心和端庄”。她的“可怕榜样”已经毒害了其他母亲的心灵：“这些具有女性外形的怪物，板着铁石般的面孔，公然出来支持下流粗俗可怕的亵渎行为，这在基督教世界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卡莱尔则写道，“她是一个身体相当柔弱但精神正常并没有问题的妇女。”[41]
报贩中判刑最长的人要算约瑟夫·斯旺，此人是麦克尔斯菲尔德的一名制帽工，1819年因销售小册子和一篇煽动性诗歌被捕：
甩掉镣铐，踢开奴役的颈轭；
现在就动手，否则锁链永远不能打破；
迅速起义吧，绐他们致命打击。
他先是同重罪犯关在一起，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最后被定数罪并罚4年零6个月，其中2年为阴谋煽动罪，2年为亵渎诽谤罪，还有6个月是煽动诽谤罪。当这些荒谬的判决被通过之后，斯旺扬起他的白帽子并且向法官说：“你判完啦，全部就那些？我还以为你要给我弄根绞索把我绞死呢。”他的妻子曾被短期拘留（因继续销售小册子）。她和她的4个孩子靠每周9先令的教区津贴过日子；卡莱尔和科贝特都曾给过他们一些帮助。科贝特本人确实对斯旺的案子特别有兴趣。卡斯尔雷自杀后，科贝特那颇为得意地给斯旺写信，上面有对卡斯尔雷的咒骂：“卡斯尔雷已经割断自己的喉咙，他死了！愿这消息能传到你所在的地狱深处……并给你受难的灵魂带去安慰！”斯旺服刑4年6个月之后，“走出了切斯特堡大门……他的思想仍像以前一样顽固。他继续从事制帽业，但并没有停止活动。1831年11月，《贫民卫报》报道了斯托克波特治安官法庭发生的诉讼案，被告就是约瑟夫·斯旺，罪名是销售“无印花税报刊"。法庭主席克拉克上尉问他在辩护中有什么话要说：
被告——先生，我已经失业一段时间了，我也无法找到工作，我家里人都在挨饿……。另一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我卖这些东西是为了我们同胞，让他们知道议会并没有代表他们……我想让人民知道他们是怎样被蒙骗的……
法官——住口。
被告——我不！因为我想让每个人都读读这些出版物……
法官——你太放肆，你要因此被判处3个月监禁，进纳茨福德感化院，做苦工。
被告——我一点也不感谢你；只要我能出来，我还要卖。你记住（看着克拉克上尉说）我第一份就要卖到你家里。
约瑟夫·斯旺随后被强行带离被告席。[42]
在20世纪论述民主的华丽文章中，他们大多数已为人们所遗忘，原因是他们冒失、粗俗、过分真诚或者说是“狂热”。而那些模仿他们的做法传播进步的载体，那些接受政府津贴的《一便士杂志》和《星期六杂志》（其销售者没有一个被起诉）却挤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资力雄厚的商业性报刊，虽说只是到40和50年代才真正开始引起激进读者群的注意。（即使到那时，大众化的出版物如克利夫、豪伊特、钱伯斯、雷诺和劳埃德等人的报刊，仍然是从激进主义的背景中涌现出来的。）这场斗争的两个后果也许是尤其要注意的。第一（也是最明显的）在30年代成熟起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从此以后它虽经许多次转变却经久不衰）特别重视岀版、言论、集会和个人自由等权利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传统当然更加古老。然而在某些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称，这些对权利的要求，似乎是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遗产的继承，此说恐怕难以成立。奇怪的是，在1792至1836年的斗争中，工匠和工人们却把这种传统当做自己的东西，他们在其中加进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并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利以尽可能廉价的方式无拘无朿地传播这种思想的成果。
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是有一种时代所特别赋予的幻想，而且还竭力要把这种幻想纳入工人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中。那个时代所有的启蒙主义者和进步论者都认为，理性和知识的传播仅仅是由于缺乏媒介而被限制住了。他们的类推通常是机械的。兰开斯特和贝尔力图以廉价的方式通过儿童辅导员的努力使学生的专门知识增加，他们的教育方法被（贝尔）称为“道德蒸汽机”。皮科克把布鲁厄姆的“有用知识传播会”称为“才智蒸发会”是极为准确的。卡莱尔非常自信地认为，“读小册子注定会在人类中产生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巨大必然的变化”：
严格地说，印刷机也可以称为用于人类心灵的乘法口诀表。印刷术使人类的心灵成倍地丰富……，小册子销售者是改革机器中最重要的推动力。[43]
欧文曾怀着救世主式的、但却是机械的乐观主义情绪仔细考虑过以宣传的方式建立新的道德世界。
然而，即使这当中有一部分理性主义的幻想，我们还得考虑第二个——也是更直接的——后果：从1816到1836年，这种“成倍增长”似乎发生了作用，因为代表工人阶级激进的“无印花税报纸”编辑及撰稿人，一直在利用具有倍增效应的印刷机器；而且前25年的经历已经使全国各地的能够接受他们现在读到的东西，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可以从激进组织的稳步发展中看到：这些激进组织已从大城镇和工业区发展到小选色和集市小镇。六项法令之一（有权搜查武器）只是在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某些特定的“骚乱区”实行。[44]从1832年以前一直到宪章运动时期，在每一个郡、许多最小的集市，甚至在较大村庄建立的激进派的核心，而且几乎每一个都是在当地工匠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克罗伊登、科尔切斯特和伊普斯威奇、蒂弗顿和汤顿、南特威奇或切尔顿哈姆这类中心地区，都有勇敢大胆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派或宪章派团体。在伊普斯威奇，团体是由织工、马鞍工、马具工、裁缝和鞋匠组成的；在切尔顿哈姆是鞋匠、裁缝、石匠、家具匠、园丁、泥水匠和铁匠——他们都是诚实可敬的人——才智方面都大大超过一般水平。[45]这些人都是被科贝特、卡莱尔、赫瑟林顿和他们的经济人“发动起来的”。
“诚实可敬的人……”——人们对这种自修者的文化从来就没充分分析过。[46]虽然有大量的资料证明这些人所受的教育并不充分；但他们中大多数都具有一定的初等教育水平：
我清楚地记得在宾利上的第一所半日制学校。那是在磨坊旁边的一所小房子里，教师是个穷老头，以前做着一周12先令的简单零活，现在开始教半日制学生。但他生怕教得太多太费时，上课时他还得在一个大木板上借助沉重的木槌打制的垫圈。[47]
这也许是18世纪30年代早期最糟糕的“教育”了。较好的乡村学校，或由工匠们赞助的收费低的学校，在20年代还是可以找得到的。而且在这段时期，主日学校开始摆脱了（尽管是缓慢的）教学写作的禁律。与此同时，第一批全英的国家学校（无论它们多么不完善）也开始发挥某些作用了。然而，在中等教育方面，工匠、织工或纺纱工还得靠自学。他们自学的程度可以从科贝特的教育作品的销售量中看出来。他的著名的《英语语法》出版于1818年，6个月中就销售13000册，在此后的15年中又卖出了10万册。[48]而且我们还必须记住，销量（或刊物的发行量）并不等于读者数量，因为同一本书或报纸会被人借阅、朗读和经过很多人的手。
工人们的“中等教育”有多种形式，单个自学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尤其是工匠，他们并不像人们一般所想象的那样长期住在愚昧无知的社区里，为了找工作，他们在全国各地流浪。姑且不论因战争而被迫流动的人，单是出国的技工就有许多；成千上万的人移居美国和别的殖民地（不仅仅是贫穷所致而且出于对机会和政治自由的渴望）。其相对的便利程度也可以说明国内的社会生活处于普遍的流动状态，在城里，兴盛同时也是猥亵的平民文化同比较斯文的工匠传统并存。19世纪早期的许多歌谣证明，当时的保王派和激进派曾利用歌曲进行过激烈的斗争。1816至1820年上演传奇剧的大众剧场也许最适合雅各宾派和“老激进派”的口味。从19世纪90年代早期起，剧院，尤其是地方剧，就成为敌对派别在幕间休息时以“点歌”方式互相挑衅的场所。一个“雅合宾式革命者、平等派”描述过1795年北方某个港口城市的一家剧院的情况：
……由于剧场通常是志愿兵军官们竞选的地方，这些好战的英雄们……要求唱“上帝保佑吾主”，还命令观众起立脱帽……我既不起立，也不脱帽，以此蔑视军人。[49]
只是在镇压年代，这首歌（以其对雅各宾派的“奸诈伎俩”的揭露）才取代了“古老英格兰的烤牛排”成为“国歌”。然而，当战争还在继续时，听众们并不像他们的后代人那样时常被“教会与国王”派暴徒轻易吓住。1812年，设菲尔德的一家剧院发生了骚动，起因是从德文郡南部来的军官坚决要求唱“上帝保佑吾主”，坐在廉价席上的观众则坚持不要唱……一个扰乱者还被送进了监狱。[50]
19世纪的大多数剧院骚动（即使仅仅表现为正厅前座观众同顶层楼座观众之间的对抗）都具有一定的激进主义色彩。那些有专利权的剧院对与他们对抗的小剧院甚为提防，因为后者推出的“滑稽小歌剧”以及“让马、猴、狗、舞剑术、翻筋斗人和走钢丝演员进行的表演令人感到羞辱”，[51]那里的观众热情奔放的危险情绪也让雇主们厌恶。1798年，伦敦造船厂附近的“富裕商人、造船业主、制绳业主”以及其他雇主向政府请愿，并抱怨说伦敦塔附近忠诚剧院的表演鼓励了“他们中的许多制造商、工人、仆人以及其他人的“浪费和放荡恶习”。[52]（这种控诉已经持续了200多年）。1819年，在有名的“歌剧票价”骚乱中，混乱狂暴席卷伦敦中心区，一夜接一夜，一周连一周，因为特鲁利街的剧院门票涨价之故。正是当局对剧院场所混乱一团的闹事和骚乱治安特别反感，才使得那些专利剧院把自己的专利权的垄断保持到1843年之久。
平民剧院的艺术造诣是不能同它的活力媲美的，对激进派的感情最有积极影响的并不是小剧院，而是莎士比亚的复活。不仅是黑兹利特，而且伍德、班福德、库珀以及许多自学成才的激进派和宪章派作者都习惯于在自己的论述前面冠以莎士比亚的语录。伍勒从文最初是就从戏剧批评开始的，1825年办的纯粹为工会报纸的《行业报》不仅辟有运动栏（报道职业拳击赛以及雄狮尼罗同6条狗之间的竞赛），而且还有戏剧批评栏。[53]在1780至1830年间，其有大众性的，而且也是最复杂最优秀的艺术都是政治版画。
这首先是吉尔雷和罗兰森的时代，其次是乔治·克鲁克香克的时代，虽然这也是其他许多漫画家的时代，这批人中有些是有能力的，有些则是在粗制滥造。这种艺术首先是大都市艺术，漫画家们的人物原型只要是乘马车从他们的版画店通过，他们的政治（或个人）的罪恶连同他们自己就会被漫画家们无情地勾画下来。无论哪方的人都无一幸免，瑟尔沃尔、伯德特和亨特常常被保王派描绘成野蛮的纵火犯，一手拿着燃烧的火把，另一手拿着手枪，腰带上还插满屠夫用的各种刀；克鲁克香克则把国王（1820）描画成一个喝得酩酊大醉、懒洋洋地躺在王位上的人，他四周是破酒瓶，屏风前还点缀着几个色情狂和大乳房的妓女。（主教们的形象也好不了多少。这种深受大众欢迎的版画根本不是一种为文盲服务的艺术，因为他们不认识从画中人物嘴边吐出来的全部文字道白就是证明。但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参加这种文化活动，他们可以在版画店的橱窗前站很久，想法辨认岀吉尔雷或克鲁克香克的最新作品中的那些复杂的可以直观的细目。例如在香苹果巷奈特的画店、费尔伯恩在勒吉特山附近的画店以及霍恩在舰队街的画店（萨克雷回忆说）：“以前这里总有一群性情温厚乐呵呵的技工，他们琢磨这些韵文的含义，然后说给他们的同伴听，其中的幽默之处常使他们发岀会意的微笑。”版画造成的影响有时是巨大的，舰队街常被一群群的人堵住；克鲁克香克认为，他的“银行限制票据”（1818）使一项死刑制度（使用假币者当处死刑）被废除了。18世纪90年代，政府实际上是唆使吉尔雷卷入了反雅各宾运动。在战争期间，版画的主流是爱国主义和反天主教的（约翰·牛在这些年又恢复原样），然而在国内问题上它们则分歧很大，而且通常是亲伯德将军的。战后，激进主义版画开始像潮水一样涌岀来了。即使是在卡罗琳王后骚动期间亦然。因为起诉会遭致更多的嘲讽。运用各种画面的变化（虽然许多从业者的作品粗糙），版画仍不失为一种技艺高超的大都会的艺术：它可以是刻薄而诙谐的或是直率无情和暴露的；但无论哪一种，它都靠获取街头巷议的材料和靠熟悉的哪怕是少数参与公众事务的人的行为及其性格上的弱点，才能设计出——一幅发人深思的影射时事的宝鉴。[54]
从更广的意义上讲，剧院和画店文化比激进工匠的文学文化更通俗。因为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自修者文化其主调是道德节制。人们通常把它归因于卫斯理宗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无疑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清教的性格结构强调道德诚实和自律，这使人们在白天辛劳之后继续在烛光下读书学习，但我们还得提出两个重要的保留意见。第一，卫斯理宗是一种强大的反理性势力，英国大众文化从没有完全摆脱其影响。在卫斯理原本要涉入的圈子中，卫斯理将其教授的阅读面限制为相对狭窄的范围。他本人的著作以及他自己的一系列书的节本，这就构成卫斯理藏书的主要部分。[55]19世纪早期，地方传教士和小组领袖们受到鼓励，要他们读更多的书：巴克斯特的重版书，卫斯理教派运动的圣徒记和“传教记事册”。但他们不相信诗歌，哲学、圣经批评或政治理论被视为禁忌。卫斯理教派的教育完全是“心灵纯洁”能给人带来幸福，无论他们的地位和才艺如何。这一教义给该教派增添了平等主义的精神魅力。但它同时（有时是在极广大的范围内）也为那些几乎未受过教育的人提供了无知的借口。黑兹利特揭露说：“这是无知和愚昧的全权证书”，
那些……不能或不愿全面地理性地思考问题的人立即就可以免除这种义务，只须告诉他信仰和理性是相互冲突的就行了。[56]
面对潘恩、科贝特和卡莱尔持续不断的抨击，卫斯理宗教士为他们的教徒辩护说：没有监督的文化知识是“魔鬼的陷阱”，这方面的证据是太多了。
卫斯理宗的某些支派如卫斯理宗惟一神派（一个奇怪的联合体），特别是新教团，比较具有理性主义倾向，其宗教集会也同较老的反国教派相似。然而，卫斯理传统的主流都是对启蒙渴求的一种不同方式的反应。我们已经提到[57]卫斯理宗同中等阶级的功利主义之间的潜在亲缘关系。当我们想到边沁和他对“变戏法的”迷信的憎恶，这事就显得有些奇怪，时代精神却一直在促成这两种传统的结合，如果说卫斯理派不赞成理性的探究，那么他们则可能把获得有用知识视为神圣和充满益处的。当然，关键是有用性。单有劳动纪律是不够的，劳动力还必须获得较高级的学识技能。机会主义主张——研究大自然没有害处，因为它是上帝所创造规律的明证——早已同基督教的辩解相融合，于是便产生了早期维多利亚文化中的奇特现象：非国教派牧师手按旧约全书，眼睛却对着显微镜。
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效果是可以从2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中感受到。科学——植物学、生物学、地理学、化学、数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在卫斯理派看来是有益的，只要这种追求没有同政治和思辩哲学搅在一起。功利主义者正在营建的实实在在、可以统计的理性世界同样是符合卫斯理派口味的。他们还编出了主日学校学生的统计表。（有人认为）如果邦廷也能用查德威克计算出保持一个穷人有力气劳动的最低限度的饮食标准般的正确性来正确地计算出所谓心灵皈依程度的话，他早已很高兴了。所以在教育上的尽力和普及“进步”知识连同提倡信仰上帝方面，非国教派和功利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在20年代，这种类型的著作已经出现，其中还有道德训诫（和描述无人看望的汤姆·潘恩在临终床上纵酒狂言的文章）的印张上，边靠边地印出了有关委内瑞拉植物群的小注释、里斯本地震死亡统计、菜谱、水力学等的注释：
每一物种……都需要不同的食物……。林奈说过，奶牛吃的植物有276种，不能吃的有218种；山羊吃的449种，不吃的有126种；绵羊吃的387种，不吃的141种；马吃262种，不吃的212种；猪比以上任何动物都挑食，只吃72种植物，其余一概不吃。然而，造物主还无限慷慨，他们以自己的博爱为无数生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并抚育着它们！“所有这些生物都注视着他，他张开自己的手，满足每一生物的愿望。”[58]
而且，在20年代，政治经济学就被视为道德学有用知识的第三伙伴，它所论述的是上帝赋予的永恒不变的供需法则，资本甚至比猪更挑食，他只选择勤劳顺从的工人并拒绝其他任何人。
因此可以说，卫斯理宗和福音主义对明晰的劳动人民文化并没有贡献多少积极的理性成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说他们为知识的寻求增添了些诚实的心灵。（阿诺德后来还认为非国教派传统是相当无知的，对“甜蜜光明”漠不关心。）我们要提出的第二个保留意见，即工匠界是节制的，就是源于这一点，道德节制实际上是激进和理性主义宣传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过去的非国教派和雅各宾派传统。这并不是说激进派不存在酗酒和游行队伍混乱的问题，伍勒只是激进领袖中据说相当喜好杯中之物的一员，而且我们都知道伦敦酒馆和兰开郡的黑店都是重要的聚会场所。然而，激进派竭力要把“暴民”的污名洗干净，他们的领袖也不断地表现出一幅节酒的形象。
此外，强调节酒还有别的动机。巴恩的议会改革联合规章（1817年1月制定）中有一条是很有特色的：
真诚建议每个会员不要把自己的钱花在酒馆里，因为那些钱的半数都成了养肥腐败蛆虫的税金。[59]
战后年间，亨特和科贝特都大力号召抵制各种征税商品，还特别宣传以清水代替烈酒或啤酒的种种好处。节酒是卫斯理宗派的一个标志，还是科贝特感到有必要予以赞扬的惟一特点：“我在很大程度上把酗酒视为灾祸、苦难和犯罪的根源，它危害整个社会。”[60]这并不是科贝特的一直主张，在别的场合他也可能替劳动者哀叹啤酒的价格。然而，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这一普的道德戒律。节酒是那些在吵吵闹闹的非技术工的冲击下保住了自己地位的工匠和技术工人独有的意识。卡莱尔在谈到自己早期的成年生活时写道：
我是一个生活有规律、积极好动而又勤恳的人。从早到晚……下工之后我便回家同妻子和两个孩子在一起，没有什么地方比家更令人愉快的了，我一向讨厌酒馆。……我有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不能好好利用每一个先令的人……就是一个傻瓜。[61]
他曾多次省下饭钱，“回家时带着一些6便士刊物以供夜里阅读”。这种情况在威廉·洛维特……在追求面包、知识和自由过程中著的《生活与斗争》中表现得特别令人赞叹和感动，其标题本身就概括了我们所要描述的一切。
共和主义者和理性思想者的这种倾向在受到多次攻击后反而增强了。保王党人的讽刺诗文及教会牧师的说教，把他们指责为声名狼藉的罪恶典型。于是他们就要力图说明他们的人品和非正统观念一样无可指责。保王党人把法国革命说成是充满血腥的盗贼厨房并把理性圣堂比作妓院，他们则同这件奇谈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对于性关系不正常、财务处理不当以及缺乏家庭道德这类指责尤其敏感。61卡莱尔在1830年出版过一本充满说教的小册子——《道德家》，科贝特著的《致青年人的忠告》则只不过是一篇措辞较诚恳可读性较强的文章，其主题同样是勤劳、忍耐和自立。理性主义者对这样一种指责当然是特别反感，即拒绝基督教信仰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切道德约束的解体。沃尔尼的有影响的《帝国毁灭》被译为英文小册子问世，他的《自然定律》，以对话的形式主张凡可敬的品德都必须根据社会功利的法则坚决遵循：
问：你为什么说夫妻之爱是一种美德呢？
答：“因为和谐的结合是夫妻之爱发展的结果，它可以使夫妻在天伦之乐的气氛中养成很多好习惯，从而有利于家庭的兴旺和稳定……。
如此等等一共占用了大半页篇幅。其后各章是论知识、节欲、自制、清洁、家庭道德等，读起来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部道德大纲。即使在性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异端邪说，如同欧文式的公产主义者那样，那它也是以清教式的热诚表达岀来的。[62]年代早期，曾有一小群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以极大的勇气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避孕法。他们坚信，“勤劳阶级”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惟一道路是限制自身人口的增长。如果有人提出这些方法会导致性自由或个人自由，普雷斯和他的伙伴们恐怕也会大吃一惊。[63]
轻浮或享乐主义并不符合激进派和理性主义者的意愿，这正如它不符合卫斯理宗的意愿一样。而且我们还得考虑到雅各宾主义者和自然神论者都深受非国教派传统的影响。然而，人们有可能太按照书面的记载和某个雄辩家的公开形象来作判断了。在实际的运动中，不仅是霍恩、，而且还有赫瑟林顿、洛维特以及他们那个圈子的人都不断地向人民传播令人欢乐快活的信息，同他们的大师卡莱尔的主张相比，他们的主张更温和，更幽默，更能反映人民的要求，他们没那么多说教，但决不是没有决心，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效法卡莱尔或沃尔尼的理性主义的工匠们，在行为方式上却同卫斯理教徒如出一辙；一方面建议节酒和清洁，以此表示对上帝和权威的遵从，另一面又说这些都是立志废除教士谋略和国王诡计的群众所必需的品质。对于一个不懂这种语言的观察者来说，这两种说法在道德属性上是无法区分的。但这仅仅是部分情况，因为沃尔尼著作的各篇标题后面还要加上“社会美德”、“正义”这类词。同样的训诫既可用于拯救个人的灵魂，又可作拯救一个阶级工具，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激进的和具有理性思想的工匠非常真诚地相信公民的积极责任。
除节制而外，工匠文化还懂得了探究知识、重视合作的必要性。在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第一种品质的充分表现。自修者的理解力常常是经过困惑的周折、费尽辛苦而获得的；但这理解力却是他自己的。因为形势所迫，他不得不自己探索知识，他也就对什么都不相信了：他的思想没有局限在正规教育的固定常规中。当局过去曾力图镇压他们，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大大冒犯当局的。所以，他们乐于倾听任何新的反对当局的观点。这便是工人阶级运动不稳定的一个原因，从1825到1835年情况更是如此；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文主义的迅速传播以及人们为什么在当时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乌托邦和公产主义方案面前摇摆不定。（这种工匠文化在维多利亚时代仍然像酵母一样起着发酵作用，因为那些自力成功的人及20年代工匠的子弟又为这种文化増添了活力和多样性。）我们所说的合作精神指的是共同学习、共同讨论和共同进步的传统。我们已在伦敦通讯会中看到了这方面的某些情况，为目不识丁者朗读报刊的习惯也要求——这也是必然结果——把每一次读报活动转变成与此有关的小组讨论：科贝特用尽可能平易的语言提出他的主张，织工、织袜工或鞋匠则就此进行讨论。
同这种小组并立的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共进会，他们每周聚会一次，意在学习知识，通常由其中的一个成员领导。[64]在这里，以及在机工学校中，礼拜堂及激进派的某些传统开始融为一体，但两者共存是不容易的，也不总是相安无事。机工学校的早期历史从1823年成立伦敦技校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30年代，其本身就是一部意识形态斗争史。在激进工匠或工联主义者看来，伯克贝克博士和一些非国教派牧师及信奉边沁学说的专业人士热心帮助他们建立知识促进中心，是应该大受欢迎的。但他们决不准备因这些帮助而答应任何条件。在近年的某些论著中，布鲁厄姆被说成是一个伟大的但又是机会主义的激进主义者，但在1823年的“老激进派”看来，他根本就不是如此。1817年，他们曾看见他为密探制度作辩护（科贝特在一次讲话中曾一再提及）；在卡莱尔的运动高潮时期，他们又看见他站在下院，宣称他对“最近的几次审讯结果感到高兴”，并认为被告们岀版了“一大堆下流之极罪大恶极的东西”[65]。布鲁厄姆对学校的热心一开始就足以使他们感到怀疑，普雷斯曾几次试图充当布鲁厄姆（普雷斯在私下是看不起他的）和伦敦工会人士（他们比较公开地怀疑他）之间的中间人，但他的努力不大可能消除他们的疑惧。他们在管理、财务独立以及学校是否应该讨论政治经济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后一问题上，普雷斯和布鲁厄姆压倒了霍奇斯金。在前两个问题上，伯克贝克热烈主张筹集资金扩充学校设备，他的意见压倒了罗伯逊、霍奇斯金和约翰·加斯特的建议——如果办事的雄心小一点，工匠们自己就能筹集到必需的资金，还可以拥有并且控制一切。
以上两个意见被否决，以及布鲁厄姆的政治经济学讲座的开张（1825）都意味着控制权转移到了中等阶级支持者的手中，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到1825年，《行业报》已经把伦敦技校看成是一件失败的事，因为它依赖“上层人物和富人”：
学校成立时曾唤起了一种强烈的普遍的情绪，希望它能代表伦敦的技工，如果这种情绪没有受挫，……我们完全相信为使学校成为最辉煌成功的事业，技工们自己是可能而且也会提供一切必需的财金的……。
在全国各地，技工学校的历史更是多姿多彩。在利兹（如哈里森博士所指岀的那样），学校一开始就为中等阶级赞助者，主要是非国教派的厂主所控制；在布雷德福和哈德斯菲尔德，学校曾一度为激进工匠所控制。20年代中期之后普遍的趋势是，工匠传统开始逐渐让位于对下层中等阶级的传统，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说也逐渐进入教学大纲。然而，即使在1830年，运动仍然保持着非正统的面貌（原因是它有一大批信奉功利主义和惟一神论的赞助者），从而使许多国教派和卫斯理宗牧师对它敬而远之。1826年，一位约克郡的本堂牧师曾把机工学校看做是推行普选权和“普遍理性思想”的代理机构，并且及时蜕化为成雅各宾俱乐部和成为不满情绪的摇篮。19世纪30年代早期，一个副牧师曾攻击莱斯特机工学校的管理人员把学校引上了邪路，使之变成了“传播异教思想、共和主义和平等原则”的场所。据说在他的图书室里收藏的报刊中就有卡莱尔的《挑战者》。[66]
我们已经谈到20年代的工匠文化。这一术语是目前最准确的一个，但它仍旧是一个近似术语。我们发现用“小资产阶级”这个词（通常有轻蔑意味）是不恰当的；而要把它定义为“工人阶级”文化却又为时过早。然而，要给工匠下出定义我们就应该了解他的周围环境，这在一方面涉及到伦敦的造船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操作工，另一方面又涉及到那些地位已经衰老的工匠，还有外作工。在科贝特看来，这些人包括“帮工和劳工“，说得更简单点也即是“人民”。1820年，他在给兰达夫主教的信中说，“我认为阁下深受蒙蔽，竟然也把人民，或老百姓——既然你喜欢这样称呼他们——视为一群不懂事理的人”：
我可以向阁下保证，人民并非津津乐道于小事琐事，他们既不欢喜口若悬河的雄辩言辞，也不喜欢模糊空泛的言论主张，在过去的10年之中，他们的思想已经经历了非常伟大的革命……二请允许我……说……根据我的某些了解，目前这些阶级比社会上任何其他阶级都更进步……。他们比议会和大臣们看得更远。——他们追求知识时就有这样一个优点。——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的判断也不会受到偏见和私利的影响。除此之外，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也是完全自由的…一个人的思想可以转变到另一个人的其他思想。任何意见都能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讨论，人们之间没有猜疑，没有傲慢，也没有不必要的谨慎小心。因此也能很快找到真理。[67]
这是哪一种主张，哪一种真理呢？
2．威廉·科贝特
从战争结束直到改革法案通过，科贝特一直发挥着自己的影响。说他完全不是一个有思想体系的思想家并非是说他没有重大的思想影响。正是科贝特创造了激进的思想文化，这并不是因为他提供了这种文化的最初概念，而是因为他找到了织工、教员和造船工都乐于接受问题的态度、风格和主张。他协调了激进派各种各样的不满和利益，他的《政治纪事报》就像通货一样为那些学识造诣大不相同的人提供交流经验的共同方式。
在这一点上，只要多注意他的风格少看他的奢望，我们就明白了。还有一种做法，即把他的处事方式和黑兹利特的处事方式作对比。黑兹利特是中等阶级激进派中最“雅各宾”化的。长期以来，他跟一个与工匠运动类似的运动保持着最为密切的联系。他主张革除公债持有者和闲职官员：
正统的政府（高兴时我们也可以奉承他们一下）不是另一部异教徒的神话集，他们既不像太子版的《奥维德变形记》那样便宜，也不那样壮观。他们真是一群贪得无厌的“天吃星”但在其他方面则是“我们人类的病患”。他们不靠神仙食品过活，也不喝仙酒；他们吃的还是地里长出的普通果实，却是最大最好的一份。他们喝的是葡萄酒，流的是臣民的鲜血，他们定的法律不是针对他们自己，他们征的税随时就被他们一口吞掉。他们的需求和我们一样，他们可以从公共积蓄中任意挑选，自然是尽他们自己先得益，而不用考虑其他人会步其后尘……。我们的华贵的叫花子把手伸进每个人的盘子里，每天都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住的是公馆，平时就懒洋洋地坐在大马车上混日子。尽管有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他们的马群还是要浪费我们地里的作物，他们的狗群吞噬的食物也足以使穷人的孩子过活了。他们每年的服装、家俱要花我们很多钱，勋章、布带、蓝绶带和大十字勋章又要花很多钱——宴会、早餐和晚餐也要花很多钱。这些所得税的主角、王室费用单的名士、朝廷托钵圣人（法国百合花的同伙）手下都有一群天生的和非天生的傻瓜，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不过前者花费更大……。你会发现供养他们一个星期比一个月更容易；时间一到，你从合法主义的美梦中醒来，就可能像半兽人卡利本那样说，“哎呀，我真是个傻瓜，竟然把这个喝醉酒的怪物当成了神。”[68]
黑兹利特的感情是复杂的也是令人钦佩的。他是为数不多的能感受到法国革命的全部震荡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否定启蒙运动中的天真成分，同时又重新肯定自由平等传统。他的风格的每一点都表明，他不仅在同伯克、柯勒律治和华滋华斯（更直接地是同《黑树林》以及《季刊评论》）较量，而且他也意识到他们的某些见解的力量，有时对他们的回答还有一定的同感。即使在他最惹人注意的激进文章中（以上便是一例），他也不把论战的矛头指向大众文化而是指向他那个时代彬彬有礼的文化。他的《政治随笔》可能是由霍恩出版的。[69]不过他在写作时考虑得较多的并不是霍恩的读者，而是希望能使骚塞感到不安，使《季刊评论》瘫痪，甚至在中途堵住柯勒律治的判决。
这是一点也没有批评的意思。黑兹利特交游广泛，对那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欧洲冲突有一种责任感，而这使贫民激进派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看起来都只是地方性的了。这是个角色的问题。科贝特不可能写出这一段落中的任何一句。他不能容许别人（哪怕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对正统当局作自愿的奉承，他不能接受“世界”规范，而黑兹利特认为有这个东西，哪怕只用于惩罚也罢，他不能说“我们的华贵的叫花子”，因为他竭尽全力要让他的读者把股票经纪人和官吏看做是他们。由此推论，由于有亲疏之感，他不可能说“穷人的孩子”——他也许会说（对他的读者）“你们的孩子”，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他不大可能说“他们一年要花我们很多钱”；他会写下一个明确的数字。“这些所得税主人”——这种称谓比较接近于科贝特的骂人手段[70]；然而，黑兹利特是慢慢吞吞地说出这番话的，就像带着贵族腔调的人民之友那样（像威尔克斯或伯德特，一旦他们要在下院作一番最厉害的讥讽时，也会发一通脾气的）；科贝特却说不出那种表面彬彬有礼实际却是讽刺的话——他开口便骂乡村牧师马尔萨斯，博尔顿的那个弗莱彻，那玩意儿，等等。其直率程度甚至连雪莱也甘拜下风（“科贝特的怒气，复仇”）。
这是强调问题，然而，从强调中至少也能发现科贝特政治见解的一半。黑兹利特的风格有张有弛，对比生动，具有一个随笔作家的文化修养。尽管科贝特写有《乡村旅行》，但人们并不轻易认为他是个随笔作者。说实在的，既然黑兹利特的丰富典故引喻及学者风格属于一种工匠们无法企及的文化，那就很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敌意。科贝特谈到冗员闲职时用的是这样的一些术语：
有大小不同的空位和多少不等的年金，从每年两三万镑到差不多四万英镑！……还有好些个官吏，每人的收益就能维持1000个家庭……。雷斯顿先生……此人是议员并有大片地产，谈过此事，“每个5口之家，即使是最穷困的工人之家都可能交纳间接税，每年至少是10英镑，或者超过每周7先令工资的一半！”然而那些蛮横无礼的帮闲们却把你们称做暴民、乌合之众大群蠢猪，还说你们的意见等于零……[71]
这里的每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同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没有联系，但与共同有用的经验相关。甚至连普雷斯顿先生也得紧随其后。科贝特将正统的格调变成了啰啰唆唆的议论。不过他的演说还是充满热烈辩论而有力的。
看看他就为熟悉的论题——判断牧师不是看其职业而是看其行为——所写的一段话：
至少可以说，基督教会同卫斯理派在行动方面的完美结合表现了某种不幸的东西。宗教不是一种抽象观念，也不是某种思辨的东西。它对人的行为将产生影响，否则会毫无用处。它对人们的各种行动是有益的影响。它对于事务和人的外界状况都会产生好的影响。那么，如果基督教……。[72]
在这样的段落中（这种例子在第一期出版的《纪事》上就有了——几乎每期《纪事》都有类似的例子），科贝特非常明确地向他的读者表达了自己的意思，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伸出手就感触到的。它是一种主张，其中也有建议。科贝特在写“思辨的”一词时想到了他的读者，他不知道这个术语能否被理解。他对此作了解释。他用最平易的语言反复解释，但却把定义扩大了，使之带有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在把这些短句写完之后，他再次开始解说。我们感到，在“那么”这个词中有一种暗示：“如果你们所有的人都把握了我的观点，那我们就进一步……”。
不难看出，科贝特有一些非常愚蠢和自相矛盾的想法，有时候他还把一些貌似有理的观点强加给他的读者。[73]但是这样看待问题是有失中肯的，这是因为不理解科贝特的看法对他的读者是深远的、真正深远的影响之故。潘恩也具有这种风格。但科贝特30年来一直用这种强调对他的读者说话，直到全国的人都像他那样谈论为止。他认为这是一个勿须论证的问题，即每个公民，无论其智力如何，只需向他们讲明普通人所能理解的道理，就能解决问题。在过去的10年间（他在1820年写道）——
我没有因图成功而对人民说过脱离事实以及违背我所能提出的最好论点的话。我的论题通常具有最为复杂的性质……我没有使用过引起好奇心或迎合别人口味的手段。一切都求助于读者的理解力、辨识力和正义感。
科贝特没有使用“引起好奇心”的手法，当然不是真的。如果说他把自己的读者当成是平等的人，那么他把大臣、主教和贵族就当成差了一大截的人。（他有一封公开信是这样开头的：
“威尔伯福斯，我叫你来先读读我这并不精彩的一小册子。”）对于这点，科贝特还使用了另外两种手法。第一种是朴实实用的类推，这种方法主要源于乡村生活。在这方面，科贝特准确地把握住了他的全体读者都适用的经验。这一类的人物，对他来说，不过是点缀作用或提提罢了。科贝特把他们拿起来，握在手中，经过一番处理，从容不迫地摆开摊开，提出论点，然后加以谴责。我们可以举出科贝特把布鲁厄姆和温和改革者描写成稻草人这样的有名例子——“让我告诉你们其中的原因。”
稻草人是用稻草或其他材料制做的吊在一根插在地上的杆子上摇摆转圈的假人……手里还插着一根棍子或枪。做稻草人的目的就是让它驱赶糟蹋谷物或种子的鸟，有时也用来吓唬那些偷吃樱桃或其他水果的鸟人民要求议会改革，长期以来，就有一小伙人不断在表达议会改革的愿望。他们提出动议，发表演说并通过表决，意在使人民保持希望，这样就能使人民一次次地保持沉默。他们从不想成功；因为成功会使他们获利的希望化为泡影；同时他们已经耍弄了人民。众多派别都知道他们观点的真实意义，因而为他们的虚假努力感到非常高兴，这种努力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尽情掠夺。这正像小鸟对地里或果园的稻草人一样。起初，小鸟把稻草人当作了真正的人；只要一直是这样，它们就不敢偷吃东西。然而，当它们用敏锐的眼睛观察了一会之后，便意识到这稻草人的手或脚根本不会动弹，它们也就毫无顾忌而且也不再受其妨碍，只把它当作一根桩子了。这些政治稻草人的作用也是如此；不过……他们还会干坏事……我记得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些政治骗子所起的作用。我在博特利种的萝卜秧被小鸟破坏的一塌糊涂，我对管家说：“竖起一个稻草人吧。”“那没有用，先生”。……他回答……并告诉我说，那天早晨，在他的邻居莫雷尔的菜园里，他确实看见一只口中衔着一个豆荚的麻雀，停在稲草人的草帽上，就像在餐桌上一样，把豆子一个个地啄出来吃掉。在这里，它可以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接近它的敌人。这比在地上吃东西更安全些，因为在地上它有可能被什么东西给吓一跳。这正是我们的政治稻草人所起的作用。农用的……稻草人只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骗骗偷吃东西的小鸟，但它们却不断地欺骗那些把稻草人竖起来而且依赖这稻草人的人这些人不是早晨立刻起来冲出去用火药枪轰击窃掠者，而是相信那些可怜的稻草人，因而使自己的谷物和种子受到损失。那些容易受政治稻草人的欺骗的人正是这样。在萨福克和东部其他的郡，他们把稻草人叫做骗子……。[74]
人们会从这样的作品中了解到什么呢？从一方面看，这是一篇天才的想象之作。但其中的类推开头有点生硬：政治和农业互不相干，引喻也让人感到牵强附会。一直说到“敏锐的眼睛”时，两种议论才融为一体，论战的喜悦也油然而生。科贝特并不全是在说俏皮话。他的隐喻还带着超现实的成分——布鲁厄姆的帽子上停着一只麻雀，改革派有火药、枪弹、萝卜秧和邻居莫雷尔（此人可能再不会出现了）。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英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真是超乎寻常！这不光是辩论，也是政治理论的一部分。科贝特用工人或工匠非常理解的语言阐明了真正英国式的改革方法所起的作用。除此之外，他穿过一个世纪，让其他党派和其他时代的“骗子”曝了光。
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已经谈及，[75]就是把政治问题人格化——以博特利的科贝特本人为中心。但是如果说科贝特是以他自己为主题的，那么他是以不常见的客观性来处理他的这种主题的。他的自我主义超出了其本身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使读者感觉到的不是科贝特的自我，而是他的直言不讳、实事求是的观察力和敏锐性，于是便激励他自己跟他完全一致起来，这种一致性迫使他看见的不是科贝特而是同他站在一起。这种方式的成功可以从他的《乡村旅行》中看到。当他同地里的劳动者交谈，骑马穿过村庄并停下来喂马时，不仅是他的同代人，而且后代人也都感受到了他的明显存在。由于令他满意的事情给他带来了喜悦，他的义愤也就格外有力。在坦特登——
那天下午非常晴朗，当我登上山然后到街上去的时候，人们已经出了教堂，沿着街道纷纷走回他们的家里去。这是一幅很美的景象。衣衫褴褛的人不到教堂去做礼拜。简单地说，我看见了这个镇的身着盛装的美女，她们一队队地从我眼前走过，我看见许许多多非常非常漂亮的姑娘；而且也看见她们穿着最漂亮的衣裳。我想起了“克斯之乡”的姑娘们，说真的，我认为坦特登的姑娘同她们一个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非一样不可，原来一水之隔正对这个地方的就是克斯之乡。
在萨里的一个村庄里，贫困已不存在了，这个鲜明的特点同普遍的贫困状况形成了对照：
在厄普尔森至伊斯迪恩的半路上，我曾招呼一个年轻人，把他叫到我面前，他当时正同其他挖萝卜的人坐在一个四周围有篱笆的窝棚下吃早饭。他手里拿着食物就朝我跑来了；我高兴地看见他拿着一大块用次等面粉做成的面包和一片不算很小的腊肉……。同他分手时，我说：“这么说你确实有腊肉啦？”“咳，是啊，先生！”他加重了语气，而且还摇头晃脑似乎要说：“我们肯定有而且还会有。”我非常欣喜地看到几乎每个农业工人家里都有一头猪。他们的住房不错，而且也温暖，有些农园还是我在英国见过的最上来的花园呢。仁慈的上帝，这是多大的差别啊！这个地方同邻近的那些腐败地区’——大贝德温和克里莱克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如果这个人吃的是乱七八糟的冷土豆，那还算什么早餐？吃这样的食物，他能干活，能在雨天里干活吗？岂有此理！如果劳动者过着像猪一样的生活，就没有一个社会可以维持下去。
“正对这个地方的……就是克斯之乡。”这个地方”，“这个人”——无论科贝特到什么地方，他总是用自己直接的观察、紊乱的感想和描述、内容充实的细节以及实地感受，来促使读者赞同他的立场。“立场”是一个恰当的词，因为科贝特已经把自己牢牢地置身于某种自然的环境中——在博特利他的农场里或在去坦特登的途中——才从他感知的迹象到他得出的一般的结论而及于外表的。即使他流亡在美国期间（1817—1819），他也明显地表述了这种实地感受：
从我的房间一侧可以看到一个农场院落，里面堆着饲料，还有一些牛、绵羊、猪及大群家禽，而这个院落几步远的地方是萨斯奎汉纳河，它比泰晤士河宽，河中还有无数的鸟鸥，其面积在从1/4英亩至五六英亩之间。从我的房间的另一侧可以看到一个40英亩的苹果树、桃树的果园，它位于一个狭长的谷地之中，两边是状如屋脊的小山，高约640余英尺，一直延伸到河边。昨天下了雨：早晨前开始结冰，树上的水滴也变成了冰粒；灿烂的阳光同英国五月的阳光一样耀眼，这些冰粒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像无数闪闪发光的小珍珠。
然而，这些背景只是为他表达更强烈的感情（在给亨特的一封信中）——布兰德雷思及伙伴被处决的消息所激发的感情——作了铺垫。
亲爱的亨特，我心里现在只有沃尔特姆猎场和博特利公地上的那些茅屋，我感觉到这种情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我甚至更愿意住那种既符合英国人的性格又符合自己身份的最简陋最劣质的小房子里，而我现在拥有的房子，也就是我前面描述的，并不具有那种特点。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说，我离开英国之后，怎么也不像热爱英国人那样热爱其他人民。
如果说科贝特在改革运动的斗争中塑造了魔鬼和英雄，那么他本人就是这部封神榜里的中心人物。不过要指责他有过多的个人虚荣恐怕还得谨慎为之，因为这部封神榜同样也要求把科贝特看成是一个具有非凡的战斗性、不屈不挠，而才能又不出奇的平凡英国人——读者可以认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在萝卜地里干活的工人或者（只要有这样或那样的环境和机遇）是苏萨克斯的一个乡村小旅店女房东的儿子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女房东叫她儿子给我送些奶油来。这小伙子同我年轻时一样，穿着也非常相似。他身着一件已经褪色的蓝色工作服，衣服上还有几块新布打的补丁……。看到这身工作服便使我想起了许多令人亲切的往事。我敢说这小伙子将会在比林舒特或离那儿不远的某个地方有一番作为的。要不是因为偶然的原因使我离开了与此类似的一个地方，会有多少受人欺负的贱民和傻瓜会在夜里安安稳稳的睡大觉，白天无忧无虑大摇大摆的四处乱逛啊！
他对穷人所表的同情总是具有这种性质：“要不是上帝的恩宠，是不会有科贝特的。”他的装模作样比不装模作样更“正常，他决不会让他的读者忘记他曾经种过田，而且还当过普通士兵。由于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人，因此他喜欢的并不是新闻工作者（他装着不是那种人）的服装，而是老式的乡绅服。在黑兹利特的笔下，他穿的是一件“有吊带的深红色的呢马甲，这是上个世纪乡绅的习惯装束”；在班福德笔下，他穿“一件蓝大衣，黄天鹅绒马甲，淡褐色呢短裤，脚登长筒靴……完完全全就是他希望充当的——英国乡绅的代表。”只有黑兹利特对科贝特的虚荣心问题提出最合理的评价：他的自我主义是令人愉快的，因为这当中没有矫揉造作。他写自己不是因为没东西可写，而是因为他所遇到的某件事可能就是某个主题的最好说明，他也并不是那种会因事情的微妙复杂而不敢就某个主题作出最好说明的人。他对自己和他的主题都非常喜欢。他并不把自己置于主题之前。也不说“首先崇拜我吧”，而是把我们同他自己摆在一起，并让我们看他所看到的一切。这里没有……抽象的无意识的自我陶醉，也没有对他个人——作为代表人物——的偷偷崇拜：一切都是朴素自然光明正大的。他把自己写成是一个平凡的威廉·科贝特，像任何人所希望的那样把自己完全暴露出来——总之，他的自我主义全是个性的表现，几乎没有任何虚荣心。[76]
这是一个宽宏的文学性质的判断。然而，政治判断必须更严格一些。大众激进主义在态度和风格方面的大变化，可以从潘恩和科贝特之间的对比中看出来，黑兹利特又是最早对此作出界定的人：
潘恩喜欢把事物纳入最重要的原则之中，喜欢宣布不言自明的真理。科贝特却去为细枝末节的地方详情劳心费神……。潘恩的作品有点像论述新计划的政治算术入门书，科贝特则在记流水账。他把一年到头发生的事件和麻烦问题统统记了下来。
政治的个人化——某个在农舍旁边的菜园里干活的散工如何，某人在下院的发言如何——适应了刚刚具有政治意识的读者的实用主义倾向。它关注周围的短暂事件和特殊的不满，并且避开极端形式的讨论。它促使保王派和共和派、自然神论者和国教信徒都参加到一个共同的运动中来。但这样的论断也许会被误解。潘恩的《人权》在没有文化的读者中造成了反响，而且还助长了一种更带有原则性的大众权利理论；此外，较有理论倾向的报刊杂志在这一时期的成功，也证明存在着一个能够单独理解政治问题的庞大工人阶级。非理智化和理论上的机会主义（以“实用的”经验主义面目相标榜）一直是英国劳工运动的重要特点，在其创立和发展过程科贝特在事实上是起了作用的。
“我记得母亲习惯读科贝特的《纪事》。她说她并不懂人们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反对它的话；她看不出《纪事》有什么不好，相反，她看到其中极多好的东西。”[77]詹姆斯·沃森的母亲是一个牧师家里的佣人，又兼任一所主日学校的教师。1817年，霍恩写道，“科贝特先生的《每周政治纪事》”，
应该精装起来，和《英国史》、《天路历程》、《鲁宾逊漂流记》和《青年知识读本》放在同一书架上。全国的每个农舍、每个乱糟糟的藏书阁楼里、几乎都能见到它的踪影……。
它就像“主妇指南”和巴肯的“家用药品”一样“普遍和令人熟悉”。[78]实际的情况大致也就是如此。伍勒和卡莱尔用更深奥更具理性的方式表达了城市工匠的激进主义思想；然而，惟有科贝特能够在1816年成功地把织袜工和织工引入同一问题的对话之中。
科贝特从保守主义者逐渐转变为激进主义者的奇闻，使他的立场具有某种机会主义性质。这使他在战争年间既能够避开反天主教势力又能避开反雅各宾势力的伤害。在辩护中他能够宣称自己同法国革命和汤姆·潘恩均无干系。最终（他本人曾大大方方承认过）他还是接受过潘恩的许多主张。然而，他总是避开任何形式全盘否定传统原则的雅各宾观点，因而他能够以一个既是激进的改革者同时也是立宪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在《致工人大众书》中告诫人们要提防这种人——他们总是要让你们相信，由于事情已经背离了其真实目的，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中已经没有好东西存在了。其实不然，请问：汉普登为何会死在战场上，西德尼为何会死在绞刑架上？同英国分离的美国人，也曾小心谨慎地保留“大宪章、权利法案、人身保护法”和习惯法的主体部分：
我们需要大改动，但我们不要任何新东西。改动和修正均应适合时代和环境；然而大原则应该而且也必须是相同的；否则，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混乱。
即便在他（晚年）力主人民以暴力反抗“新济贫法”时，他仍然是以宪法权利和神圣习惯法的名义提出这一问题的。他对理性主义者的态度也是既含激进主义又含传统主义的。他竭力维护他们发表反对严格的基督教徒生活的论点的权利。但是，卡莱尔糟糕到用那“木匠的妻子的儿子的1822年的年份”来记《共和报》的日期时，在科贝特眼里，这就是亵渎神灵之事，于是他便求助于私刑了。如果这种事情在美国发生（他愤怒地说）——
你立即会……被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光着屁股捆在横杆上抬着走，一直走到某个林子或沼泽旁掉下来为止，他们会把你丢在那里，以便让你仔细想想你自称新政府和新信仰的创造者是否明智（姑且不说是否谦虚谨慎）。[79]
在我们的历史上儿乎还没有一个作者像科贝特那样写了许多露骨地抨击国教牧师（尤其是农村牧师）的作品。然而，他从来没有提出什么像样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经常宣称自己不仅服从王权（在卡罗琳王后骚动事件期间他几乎快把王权搞垮了），服从宪法（他的追随者在1819和1832年遭到屠杀），而且也服从国教。有时他甚至还能写岀“我们的责任是压制住令人痛恨的土耳其人和犹太人”，因为基督教是“法律的重要部分”。
这种机会主义态度使科贝特主义不可能发展成一种系统化的政治理论。他的许多经济学偏见也同样具有这种毛病。他的学说既不是一种对政治制度也不是对“合法制度”的批判理论，而是一种对“腐败的旧制度”的臭骂。因此，他把经济分析变成了一场针对既得利益寄生现象的论战。他不能容忍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种批判理论，因此他详细地（反复不断地）提岀了一种恶人作怪说，即人民的不幸是税收、国债和纸币制度以及大群的寄生虫——资金控制者、官吏、掮客及收税官——他们养肥了前三种人。这并非是说这种批判没有根据——税收中的明显剥削以及东印度公司和银行的寄生行为都是科贝特批判的目标。然而，就其特点而言，科贝特的成见是同小生产者、店主、工匠、小农场主以及消费者的不满情绪密切相关的。人们对土地所有者或工业资本家的注意被转移到中间人身上，即中间商或据客，他们垄断了市场，并从人民的匮乏中得到好处，他们不劳而获，同土地和工业没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既是道德的又是经济学的。人们有权利致富，但必须让别人看见他在努力干活。除闲职官员之外，科贝特还对教友派的投机商很厌恶。
由于理论的缺陷，科贝特在政治策略方面的直接影响有时也明显地具有危害性，而他在个人行为和公开表现方面又不总是像他要求他人的所做的那样正直坦白。他未能成为政治领袖并不全是他的责任，他是个新闻工作者，并不是一个政治领袖或组织者，只是因为环境（有效的政治组织失去了合法存在的权利）的变故才迫使他扮演另一种角色，然而，即使他不肯成为政治领袖，他也（像其他处于这种困境的人那样）不情愿看到运动不按他所规定的方向发展。考虑到所有这些和其他方面的弱点，人们便容易低估科贝特，把他看成是一个怀旧的浪漫主义者，要不就是一个暴徒。
我们时常听到的那种陈腐见解，即科贝特“其实是一个托利党人”，那是站不住脚的。这里有一个经过充分考证的理由：他的腔调具有民主主义的特点。他同读者之间的关系特别亲密，我们必须记住他一直在同他的读者交谈。在改革集会上他向他们发表演说，他还做“巡回演讲”。即使在美国，他的邮袋也是满满的，苏格兰机工和流亡的改革者代表常到萨斯奎汉纳河边去拜见他。他还骑马到乡下去，看看人们在想什么谈什么。与其他把科贝特的主张看做是单向的宣传，还不如把它看做是读者与他之间的炽热交流。“我总是说，我从人民那里获得的见解是我给他们的十倍。”
一个致力于教导这样一个民族的作家经常会得到鼓励，他不仅会因为得到人民的热烈欢呼而感到他的劳作行之有效，而且他还不断地从那些新思想中获取力量，而这些新思想，就是他的思想在人民的心中引发的，正如火石和铁具的碰撞产生火一样。[80]
能够洞察出他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的辩证性质是多么令人鼓舞！科贝特的思想不是一种体系而是一种关系。几乎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他那样成为自己读者的“喉舌”。因此，人们在他所为之辩护的运动中遵循他天才的指导也就成了可能之事。在危机时刻，他的言词是炽热的。当运动衰落时，他则表现得非常急躁和怪癖：他的风格也变得沉闷无聊了。这种情况直到他晚年也是如此；由于读者的情绪变化，他也随之发生改变。
这就是雷蒙德·威廉斯曾恰如其分谈到过的科贝特具有的“非同一般的直觉的领悟性”。然而，这是对什么东西的直觉呢？首先，这种直觉揭示了变化中的生产关系的真正本质，在科贝特看来，这种生产关系一方面同过去那种理想化的家庭经济相对立，另一方面也是同每一个个体劳动者的价值相立，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落后的表现。其次，科贝特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化身。他把18世纪的传统精神汇集起来，加以新的强调，并把它引入19世纪。他的见解同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非常接近。他衷心赞成的那些价值观（毫无拘束地阐发自己的见解是他写作得最好的时候）是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和独立性。他悲叹小农和小商人的衰落；哀叹全国的财富被少数人堆积成“山”；哀叹织工失去了“在经济独立时期养成的直率豪放的性格”。[81]这些小农怨恨有大片庄园的酿酒商或（不在自己地产上居住的）外在地主；小布商为反对工厂制而请愿；小裁缝或靴匠发现了中间商在接受政府的合同或在包揽市场——这些人都是科贝特的当然读者中的读者。他们也都对“投机”和“商业体系”同仇敌忾但他们（同科贝特一样）一旦面临任何对财产权的激进批判便止步不前了。
如果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科贝特可能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了。但他的读者——激进运动自身——却把他引向更远的地方。“我们日益朝着这样的国家迈进，这只有两个阶级，雇主和卑贱的依附者科贝特在估量工匠和棉纺工的地位时，是根据那些正在沦为工人阶级的小雇主的经历进行推论的，他认为曼彻斯特的工厂无产者并非是新型的一类人，而是失去了独立和权利的小生产者，因此，工厂纪律也就是对他们尊严的一种压迫。他们进行暴动是正当行为，自己如果处于同样的境地，也会这样做。至于童工劳动，那简直是“违背天理”。
科贝特对农业劳动者的态度有些不同。尽管他竭力在理解商业和工业社会，但他头脑中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在本质上仍然是农业性质的。他赞成一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土地所有人、品行良好的佃户、小土地持有者及劳动者都各尽其责，他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和和社会关系必须置于确定的相互义务和相互制约的条件下。有个地主，他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曾引了一个老佃农的事例，他接收博特利的那个农场时，此人已退休而且已住在那里。
这个老人没有付给我任何租金。他死后我还在他的墓旁立了一个石碑并注明他是位诚实的、有技能的、勤劳的劳动者。只要我在博特利，每周我都给他的妻子一个先令。[82]
在这方面他同那种比较贤明仁慈的地主并无二致，他曾多次为这种地主的消失感到悲痛。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全部。他也有令人不快的语句：“如果劳动者过着猪一般的生活，任何社会都不应该存在下去。”任何社会都不应该存在下去——他的社会批判真理就是劳动者的生活标准。在劳动者起义或新经济贫法实施期间，他认定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无法忍耐的，于是他决心向公认的社会秩序挑战：
上帝赋予他们生命；他们同你们一样有权利生存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无疑有权以劳动交换的方式从这块土地上获得生计。如果你们不能利用他们的劳动管理你们的土地，从而取得生计，那么，就把土地让给他们吧。[83]
这段话是科贝特在去世前不足6个月之时写的。
这就是为什么科贝特（以及他的朋友，1832年后竞选奥德姆议员的伙伴约翰·菲尔登）几乎成了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原因。一旦劳动人民——科贝特指的是农业工人，菲尔登则指工厂童工——被用来检测其他一切政治手段善恶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几乎可以得岀革命的结论了。科贝特、奥斯特勒和卡莱尔虽都曾用不同方式表达了隐藏在外表下的有“怀旧”心情之中的“穷人的历史权利”，也有正在成熟中的为社会援助穷困和无依无靠的人的新主张，不是出于慈悲而是作为权利。[84]科贝特厌恶慈悲的道德挽救性质的“安抚制度”，而在他的《新教徒“改革”史》中，他为他的社会权利观提供历史根据。中世纪的教会土地是教会受托为穷人保管的，尽管这些土地被非法私吞或分散，但穷人们仍然有要求土地的权利。（在科贝特看来）这是旧济贫法间接认可的。取消这些法令是一系列无耻掠夺中的最后一幕，穷人的权利就是这样被诈夺的：
这些权利包括：有权在我们出生的地方生活；有权通过正当和诚实劳动的方式从我们出生的土地上换取一份生计。万一我们遭遇到不幸，无论是由于疾病、衰老、年迈，还是由于无法找到工作……我们都有权从这块土地长的产品中获得必需的供给。一千年来，什一税产品一直提供救济必需品。当什一税被贵族拿走并据为己有，或全部给予教区牧师之后，作为对被剥夺之物的补偿，生活物资只能由土地提供了。这种补偿是由济贫法规定的地方税提供的，取消地方税就是破坏了协定，劳动者在陷入困境时，有权从土地上获得救济，正如土地所有者有权获得地租一样。[85]
这种假定是以教会、乡绅为一方，以农业工人为另一方，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中世纪的社会契约的历史神话，被人用来证明新社会的权利，正如有人用阿尔弗雷德的自由宪法理论和诺曼枷锁理论来证明新政治权利主张一样。按照这种观点，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占有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取决于他们履行社会义务的情况。科贝特和菲尔登都没有产生这种臆想——劳动人民有权把地产和资本据为己有；但他们俩都承认，如果现存的财产关系由于农业工人以其孩子的缘故违反了人类自我实现的根本要求，那么，无论多么激进的补救措施都是可以讨论的。（对菲尔登来说，这意味着他那位兰开郡第三“经纱大王”——愿意同约翰·多尔蒂一起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发动一次总罢工。）
科贝特的检验标准还是他的政治理论和中等阶级功利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无法逾越的障碍。如果说马尔萨斯的结论劝导人们去移民，去限制穷人的婚姻等等，那么科贝特的标准对这些结论是持批评态度的。如果“苏格兰哲学家”和布鲁厄姆只会摧毁穷人在旧济贫法下享有的权利，让织工挨饿并支持工厂使用童工劳动，那么这一标准就宣布他们是一伙狡猾的骗子。有时，它已不成其为难，而成了一种断言、一种诅咒、一种感情冲动。但这已经够了。为使激进派和宪章派不成为功利主义者或反谷物法同盟的追随者，科贝特比其他任何一个作者做的工作都要多，他培育了一种阶级的文化，他感到了这个阶级的苦难，却不知道如何去解救它。
3．卡莱尔、韦德和加斯特
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科贝特昙花一现的政治作品中表现岀的前后矛盾、盛气凌人、非理性主义、对王权和教会的忠诚、理论上的机会主义以及兜圈子绕弯子的情况。对于那些更善言辞的激进主义者来说，这些弱点是非常明显的。1817年，科贝特已经受到其他刊物杂志的激烈批评。到1820年，尽管有许多激进工匠喜欢科贝特那巨人式的论战；但他们已不再把他看做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了。他们继续读他的作品；但他们也开始读其他杂志刊物。在1817到1832年间的这些较小刊物中出现了许多新颖的、探索性的思想。1832年之后，这些思想使一个阶级的政治觉悟得到成长。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发现四种倾向：潘恩一卡莱尔传统；工人阶级功利主义者及《女怪》；聚集在约翰·加斯特《行业报》周围的工联主义者以及同欧文主义相关的许多倾向。
我们已经探讨过《人权》的主要思想以及它在卡莱尔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潘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为卡莱尔所正式承认，而且其学说的正宗地位也不断被重巾：
惟有托马斯·潘恩的作品才称得上激进改革的检验标准。凡不拥护托马斯·潘恩的全部政治原则的人都不是激进改革派……，除了……共和形式的政府以外也就谈不上激进的改革。[86]
从切尔顿汉姆宪章派支部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是如何坚决、忠诚地维护这一学说的，会议主席是个老铁匠：
有天晚上……有人说到了汤姆·潘恩。主席一下子站了越来，他非常愤怒，大声说道：“我不愿当主席，我不愿看到那位伟人受到诽谤。”住，他不是职业拳击家，不能叫他汤姆·潘恩。请你们称他为托马斯·潘恩先生。[87]
对世袭原则和“中世纪”迷信及残余毫不妥协的敌意，对人民权利的大胆肯定——均属于这种学说的长处。然而，在英国，至少是到20年代后期，潘恩一卡莱尔传统中已经有了令人不快的声音和非现实的倾向，当我们因工业革命的进展，贵族特权和工业商业的财富复杂地相互渗透而考虑到英格兰的现实的权力结构时，那“打倒贵族”的声势已不大了。理性主义者讽刺“教士”是特权雇的辩护士和愚昧的传道团体，蓄意要保持人民受奴役的状况。这款讽刺总有点远离了目标；他们也许能触痛爱好猎狐的乡下牧师或身兼牧师的治安法官，然而，那些已在积极创办不列颠和民族的学校的福音主义者和非国教派牧师对此却充耳不闻。抽象的论战容易分散自身的力量；它抓不住听众，也引不起兴趣，科贝特的论战却不是这样。卡莱尔所说的“教士”是一些被描写成忙于“跪拜、什一税、朝圣、驱邪祛魔、洒水洗礼、画十字、圣礼、净身仪式、割礼以及说莫名其妙的话”的人，其间还干着“淫荡和酗酒……”的勾当。[88]尽管卡莱尔比其他任何激进派都更清楚英国监狱的情况，但他却一直把它同巴士底狱混为一谈。如果乔治四世真是被兰多夫主教的内脏勒死了，那就是一个胜利，但并不是卡莱尔所预想的那种胜利，因为他还得对付最后一个城市参议员和最后一个地方传教士。
由于具有空论家的特点，他时常企图篡改现实使之可以证实他的原则。他以新的挑逗来回敬迫害他的人：
我认为当今的多数大臣都是暴君，是人民利益及福利的敌人，因此我也斗胆地说，如果有哪位在他们的统治下曾受过不公待遇而不顾自身性命杀死了他们当中的一个或多个，我就要弹琴赞美他。
如果他要找一些同伙来执行这样一次诛戮暴君的行动，那就是显得“缺德”了；他应该让这一决定成为单独行动：“我谴责为这类目标而建立的任何组织。”[89]这段话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其他弱点。首先是他的不负责任性的个人主义。他所发表的煽动就是煽动言论（就像他发表其他言论一样），是不考虑后果的煽动。像其他那些把思想整理成正统学说的人一样，他并不是简单地宣传他的老师的观点，他把它们变成了僵硬的教条；他接受了潘恩的一部分思想（个人权利的原则），而对他的其他思想则不理会。同时，又把他接受的那部分思想推向极端，变成了极端的个人主义。
每个公民都勿须服从权威，行动时就当权威不存在，他自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准备承受其后果。他认为公民惟一的义务是服从自己的理性；他并不是非得请教他人，即使是他自己一派的人，他也不必服从他们的意见。实际上，具有党派观念就是讨厌的。他承认他们之间惟一的凝聚力就是理性力量，而报刊杂志则是他们扩张其队伍的惟一工具：
当托马斯·潘恩所断言的政治原则为广大民众深入地理解之后，为表明本意，一切都需要实际行动。那时，密谋活动和代表会议也就完全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在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下，人民除了自己去弄清何为他们的政治权利以外就没有其他真实的义务……。同时每个人都应该作好准备，作为武装的个人，同自己的邻居没有联系也不用同他们商量，一旦形势需要他，就举行起义保卫他已经拥有的自由和财产不受任何暴虐企图的伤害……。要让每个人都尽到自己的义务，公开尽义务，勿须去看他的邻居做些什么……。
他把普遍知识的力量称为“探索要素”：
让我们在知识上进步，因为知识是一种可以证明的力量只有知识的力量才能抑制住内阁和宫廷的犯罪，只有知识的力量才能结束血腥的战争以及兵荒马乱留下的悲惨后果。[90]
第一段话写于1820年这个黑暗的年代，部分原因是卡莱尔急于要使激进派不至于成为某种易于被奸细挑拨渗透的组织，然而，他的“自由知识”、“血腥战争”以及“内阁和宫廷”缺乏具体内容，而且他还严重地误解了他的读者：“让每个人都尽到自己的义务……勿须去看他的邻居做些什么……。”他难道就不知道工人阶级激进运动的本质，在于每个人都要“同他的邻居商量”吗？如果没有这种商量，他的伙计们就不会挺身而出；他的国内代理人也就不会坚守岗位了。造成这种混乱不清的关键也许就在于这句话：“保卫他已经拥有的自由和财产不受任何暴虐企图……”，这不仅是潘恩而且也是洛克的思想。
我们的脑海里又一次出现了这个术语：“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个术语中的某些贬意色彩，便能发现这个术语用在卡莱尔身上倒是合适的。他思想深处考虑的也许是小雇主、制帽匠、制刷匠、书商。卡莱尔身上不仅有小资产阶级局限性，而且在这多事之秋还代表着他们的力量。如果比尤伊克年纪再轻一点，他或许也会去读《共和报》的。卡莱尔的所作所为是接过资产阶级对王权的妒忌，对他们的政治权和财产权进行辩护，再把这种妒忌传播到肖迪奇的制帽匠或伯明翰的玩具匠以及他们的工厂之中去。
就出版和言论权利而言，他的主张所产生的后果同科贝特的民主主义调子一样具有戏剧性。然而，就政治经济理论而言，这种立场不是徒劳无益便是虚妄的。洛克思想的有力之处在于，资产阶级是一批拥有大量财产的人，要求约束国家控制或干预就是他们的解放要求。但制帽匠几乎没有财产，其他的财产则更少。不要国家调节只会意味着，给他们的较大竞争者（或曰“市场力量”）以更大的自由，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卡莱尔不得不把责任归咎于臃员闲职、官吏及食税者这批恶魔，在这方面他并不亚于科贝特。小雇主们遭受巨大祸害，其原因必定是税收，政府必须尽可能的小，花钱也必须少。
这种主张已经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当然这仅仅是从最消极最保守的意义上讲的。每个人都必须有思想、写作、贸易和持枪的自由。前两项权利是主要的，而且是有先决意义的，从这一点看，出版自由已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人权》第二部所展示的有关社会问题的建议，是这部杰作中他最不感兴趣的一部分。他具有自力成功者对无用之辈的那种轻蔑，也有自学成才者对那些不利用机会自我提高的人所表现的不耐烦。他坐牢是为了打开通向理性之门，那是他们自己的过失。“我知道啤酒馆对大批技工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91]他是个只考虑少数的人。
他的理性主义同他的政治理论一样，是由一系列的否定构成的。他的乐事是揭露圣经的荒谬并公布从圣经中发现的那些肮脏淫荡的段落。他在《道德家》中提出的基本德行也就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个不冷不热的理性主义者为资产阶级的有家之人的德行所作的辩护。他对诗歌（或任何具有想象特点的东西）的态度同边沁一样偏狭、片面，尽管他剽窃过《该隐》和《判断力》中的某些内容，但他仍然要煞费苦心地指出他这样做”并非是出于对这些作品的钦佩，而是因为我看到他们受到了我的敌人的危害”。他曾读过的《唐璜》六篇，“在我看来不过是无稽之谈，对人类毫无用处”。（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唐璜》中的任何一篇都充满机智和妙语）：
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诗歌爱好者，诗的性质应当同散文一样——具有教育人类、传授有用知识的力量。[92]
“在我看来……”——这种语句会使人想到自修者的文化也变得庸俗和市侩化的。有才智的民众面临变成巴托罗缪一类的集市之众的危险。人人在此可以摆货摊，人人的意见都一式一样地高明，最奇怪的余兴节目——愚笨的女人们和一些贫穷的百依百顺的粗鲁老汉们——全可以上演卖艺。工匠们误入其间，掏岀了他们的便士；他们很快也受到感染，摆出了自己的摊子，尚未学会做这门生意之前便开始吆喝争论起来。思想较深刻的人——霍奇斯金或汤普森，奥布莱恩或布雷——同样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作品，他们肯定曾多次咒骂过那些固执己见的小贩在他们四周叫卖。
然而，当所有这些批评都提出来之后——批评是多方面的，而且还用了很大的劲去解释19世纪那种吵吵嚷嚷的、好斗的理性主义传统——当所有这些都说过之后，却发现这个市场是卡莱尔所建立的。这可不是一种形象化说法，他岀版的东西就是一个市场——是他岀版了潘恩、沃尔尼、帕尔默、霍尔巴哈以及其他许多作者的作品。不过他同时也创建了一个辩论的市场。1830年他建立了圆厅剧场，有关伦敦工人阶级运动的组织问题的辩论可能就在这里，讨论记录定期发表在他的《鼓动者》上。这份期刊最好应该叫做《煽动者》，因为这正符合卡莱尔的实际情况。他是主张理性思想的风头人物，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他四处物色能吸引大众的名角，老资格的雅各宾主义者、外科医生约翰·盖尔·琼斯则一直控制着一批追随者。但他的最大成功却是煽动了罗伯特·泰勒牧师，他是位背叛国教者，先前曾做过国王的礼拜牧师；他身披法衣，却宣讲无神论，攻击“自私邪恶的教士”。泰勒是个热心而又有学问的人，他曾在监狱中服务，并为进一步削弱“神圣女王陛下、18世纪的愚昧女神”的影响做了不少事。他的讲道是对希伯莱经文的批判，对听众来说，便成了某种庞杂奇怪的东西。圆厅的另一个风头人物也是如此，他是索斯科派衣钵的传人蔡恩·沃德，他以对《启示录》和新教的使人茫然入迷的高谈阔论去蛊惑听众。虽然有这些吸引力，卡莱尔报道说，参加每周宗教问题讨论的人数（1831年8月）仍然在令人遗憾地逐渐减少。此时的圆厅在星期三晚上由一个新租户，即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租用。卡莱尔（他再次进了监狱）对这个联盟有一点愤怒，因为它建议组织另一轮争取出版自由，即“废除印花税”的斗争，他写道，“我同任何组织都不相干，也不寻求……任何这类的支持。”像别的个人主义者一样，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压倒了事业，他对其他人企图将事业据为己有的想法太不以为然。1个月之后他又写道：“要提防政治俱乐部。”他对俱乐部、协会，甚至工会或互济会是非常反感的。“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的几乎每一恐怖行为都源于政治俱乐部……我断言它们都是些畏畏缩缩的、卑鄙、琐碎、下贱的乌合之众。”当争取改革法案的斗争逐渐进入较危急的关头时，他出版了有关路障、手榴弹和燃烧剂的资料：“让每个人自己组织起来。”但全国联盟仍然在圆厅聚会，他们当中许多最有感染力的领袖——沃森、赫瑟林顿、洛维特、克利夫、希伯特——都是卡莱尔的朋友，他们早就把他抛到后面，然而却仍然坚持他的最初原则：“自由讨论是惟一必要的宪法——惟一必须的宪法法则。”[93]
经过汉纳·莫尔和威尔伯福斯的兰多夫主教以及卫斯理宗大会20年的说教布道，激进派中的反教会势力已经出现了。《女怪》竟可以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描写“那位曾率领满身疥疮肮脏不堪的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温文尔雅的摩西”：
我们不愿说摩西是一个像穆罕默德那样阴险的大骗子。我们不愿说摩西需要大祭司亚伦就像波拿巴需要佩里戈·塔列朗一样。我们不会说约书亚同老布鲁歇或苏沃洛夫一样是好战的大恶棍，不会说在迦南发生的残酷屠杀比25年革命战争中发生的屠杀还残忍10倍……。[94]
然而，这正是《女怪》要说的话。这一点是同卡莱尔传统相吻合的；此外这两人都同功利主义有亲缘关系。在卡莱尔的思想中，这一点是含蓄的；即便是诗，也必须有用，必须给人以知识。《女怪》的思想发展更令人感兴趣，它毫不隐讳地力图把边沁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经历结合起来。但这种努力并不是简单地把中等阶级功利主义者的思想传给工人阶级读者。（如果普雷斯接受了这种思想，他也许会那样做的。）约翰·韦德以前做过分毛匠，1818至1819年担任《女怪》编辑，他是个有创造性并且非常勤勉的人，不会不负责任地提出自己的思想。他一方面倾听普雷斯，另一方面又倾听约翰·加斯特的忠告。我们将会看到，后者一直在反对普雷斯特别赞成的正统政治经济学主张。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果：《女怪》似乎并没有接受这些忠告，相反却在与之斗争：它在探索这一问题功利主义能够用于工人阶级经历这一背景中吗？
普雷斯的影响是重大的，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个人。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一直注视着这个人，因为作为一个（伦敦通讯会、威斯敏斯特激进主义以及取消反结社法等活动的）档案保管人和历史学家，他的偏见一直被严重地引起误解了。他是由一个做马裤的裁缝起家的，后来成为生意兴隆的零售商和雇主，他是边沁和穆勒父子的挚友，还做过下院议员的顾问。从1800年开始，他便提出了建立工匠和中等阶级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他支持兰开郡的办学运动及机工学校；他关心的是行为稳重品行端正的工匠以及他们在自我修养方面的努力。然而，由于他显然是费边传统的创始人（格雷厄姆·沃拉斯曾不加批判地这样看待他），我们就不应该只把他看做是中等阶级的“俘虏”，也不应认为他是无力采取一种毫不妥协的立场的人。在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等问题上，他仍然算得上半个雅各宾。他帮助出版了英国版的《理性时代》，尽管他逐渐把卡莱尔视为“狂信者”，他还是在他的早期斗争中给予他大量的支持。我们知道他对1817和1819年的镇压非常愤怒，也看见他为建立工会权利所作的巨大努力，即使他对工会的事业所表现的热心奇怪地同麦卡洛克的政治经济学混杂在一起。就思想而论，1818年之前，他确实是边沁的俘虏：他学习边沁和老穆勒的学说而不是对此进行探问；在他自己的作品中，除了增加些他辛辛苦苦收集到的解释性的证据外，他几乎没有为这些学说增添什么新东西。然而，就政治而言，他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势力；他不仅在自己所控制的威斯敏斯特选区为功利主义者提供了一个议席，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联系激进商人和工匠的接触点。他这样一个能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发挥如此一种作用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现象。
普雷斯为《女怪》作岀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所收集的有关伦敦各行业（尤其是裁缝业）的事实资料。[95]约翰·韦德为这种刊物定了调子和重心。（除普雷斯之外）他是激进派中最有感染力的事实搜罗者。他的《黑皮书》远远优于其他激进人士所作的这类调查。人们可以看岀他被边沁派的踏实的调查研究和他们对于具体而有实效的改革（如法律、监狱、教育）的关心吸引住了。从另一方面说，从一开始，《女怪》便对民众激进主义流行的空泛之谈表示愤懑。它强烈地批评所谓宪法的古代制度之说的貌似有理的论调——最经常地可以在《黑矮人》报上看到，当时卡特莱特少校还在那上面刊登有关贤人会议的文章，并反复论证诺曼枷锁的理论：
我们确实认为，如果在考虑这一主题时，不顾及所有代表着先前社会状态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事业……。
韦德指出，工人阶级改革者很少发出美好的古老年代这类议论。那些搜集起来的古代学问中有许多是对付劳动者的严厉镇压规的重要部分。难道改革派领袖们能够（他问道）
不把矛头对准古老腐败的选区贩卖制度却去指向陈腐的羊皮纸文件、发黑的书信和拉丁语引文，那么，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过时的货币系统没有穷人的数量就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批评和控诉的吗？如果说韦德不同意对先例提出那种貌似有理的求救，他同样也不同意潘恩对“自由权利”的要求。如果主张所有的人都自然就没有的权利，那么又怎能反对妇女的同样权利呢？对韦德来说没有科贝特也是如此），这是个间接证明法问题。精神病人和进习艺所的收容者与妇女一样因明显的社会功利理由而被拒绝给予选举；而且这似乎是工人阶级激进派（或者至少是占他们总数一半的男性）的主张所依据的最合理的基础：
普遍功利是社会惟一的最终的目标，我们对于反对这一目标的任何自然的或长期形成的主张决不予以考虑，无论它是神圣的或是有价值的。[96]
要证明选举权应当依据这一基础并不困难。但是，煞费周折的事来了。韦德兴致勃勃地苦心致力于社会改革和工会组织问题。如把功利主义演变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就需要某种关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怎样确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对雇主有用的东西会是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吗？韦德的社会结构理论是凭印象而派生的，但他提岀的东西至少比科贝特提出“腐败的旧制度”或“选区贩卖制度”的空论有见解。他把社会分为寄生阶级和生产阶级。前者是（a）上流阶级，包括教会和法律界的达观显贵、贵族；（b）“中等阶级”——忠诚的教区牧师、税务监督、税务署各部官员。他把这些人均视为腐败势力。后者是“生产阶级”，这个术语空泛得足以包括职业人士和雇主，但它强调的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增加财富的人，诸如农民、技工、散工等等”。在这些群体之下是一些不可名状的人，如穷人和吃国家救济的人：
勤劳阶层好比土地，万物均从中发育生长；其他阶级好比树木、稗子、杂草和蔬菜，它们在土地的表层……吸取其养料……。
当人类进入“较完美”的状态时，就只有勤劳阶级应该存在下去。“其他阶级主要是起源于我们的恶习和愚昧……由于不再起作用，他们的名望和职务将会在社会中消失”。[97]
在这方面，韦德获得了普雷斯的帮助，而且《女怪》也开始以每周特写的方式刊登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材料。他们俩谁的影响更大尚不清楚。该报十分强调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由于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在上一年出版，这种强调也许就变得更有力了。[98]《女怪》写道，“劳动是一个国家用之不竭的产品，也是我们出卖的主要商品”：
在4种主要产品即棉织品、亚麻制品、毛织品和铁器制品中，原材料还不到其产品价值的1/10，其余9/10是由织工、棉纺工、染匠、刀具匠和其他50种匠人的劳动创造的……。这些人的劳动构成了这个国家的主要流通商品。正通过买卖英国工匠和工人的血汗，我们的商人才发了财，国家才得以繁荣昌盛……。
这段陈述充满感情但并不太准确。我们注意到把劳动视为一切价值的源泉的观念不仅可以在瑟尔沃尔的《自然权利》中找到，而且也可以在科贝特1816年的《致工作大众书》时强有力的调子中发现。人们可以感到，科贝特在写作时考虑的是他自己的农场以及那些忙着照料牲畜、耕地、修理住宅的农业工人。在韦德（或普雷斯）的眼中，是手艺人和外作工、分毛工或裁缝；这些人领到原材料，按确定的某种规格并付出他的劳动或技巧对原材料加工处理。在价值上，原材料只为其1/10，而剩余的是9/10。[99]
然而，就是《女怪》中的同一篇文章开始向工会会员传授政治经济学的平凡道理。劳动报酬是由供求确定的，工人工资的增加伴随着雇主利润的相应减少——工资提供了积累。劳动价值提高之后，就迫使资本从那个生产部门输岀去，而且（这种语言同普雷斯支持取消工匠法）的话非常相似——
雇主和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单个地而不是集体地行动。任何一方采用非自然的或人为的手段，其结果都是非自然的。
被韦德关在正门外的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理论就被普雷斯从后门引入了。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在考虑中等阶级功利主义时，已不能不想到马尔萨斯和正统政治经济学了：功利原理只有借助于人口“定律”和供求定律才能得到阐明。如果功利主义进入了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就会成为雇主阶级的俘虏。
但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在1818年9月、10月和11月，《女怪》一直在刊载详细探讨伦敦某些行业——裁缝、铅字铸工、眼镜商、排字工——状况的[100]文章，同时它还为曼彻斯特棉纺工的罢工活动辩护，这次罢工当时正受到保王派和新型中等阶级激进派报刊（尤其是《泰晤士报》）的猛烈抨击。它对有组织和没有组织的行业近20年以来的工资率进行比较，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无论是“自然的”或“人为的”社团，都能发挥作用：
……我们过去总以为雇主和工人的幸福是同步的和不可分离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工人状况恶化的原因以及不同等级工人的不同恶化程度，完全在于他们的成熟程度，即结社。但法律却把这种成熟谴责为犯罪。工人的状况一点也不依赖于雇主的繁荣或利润，而在于他们有权利为他们的劳动要求——而不是硬要更高的价格……。[101]
我们知道普雷斯已在1814和1824年采取了另外的主张，[102]上述观点不可能是他的，很可能岀自约翰·加斯特之手；但也可能韦德是被他的两个顾问平分秋色地拉来扯去。结果，他实际上还是接受了中等阶级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他那部有名气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史》（1835）就是一部混杂着激进政治学和正统经济学、并配有辛勤收录的事实的著作。然而，这却是《黑皮书》的作者、《女怪》的编辑所作的一部令人遗憾的著作。
加斯特的经历与众不同。他和格雷夫纳·亨森、约翰·多尔蒂是前些年中真正令人瞩目的三个有名的工会领导人之一。每人都来自工业部门，经受极不相同的经历，因此而各有其特殊的贡献。亨森是外作工斗争的榜样，略知一些卢德主义，组织他们的非法工会，参与进步的政治激进主义，直到1824年一直在要求施行或颁布有利于他们的保护性法规。代表棉纺工人的多尔蒂更注重工人自己靠联合的力量去改善他们自己的条件或改变整个制度的能力；他还是要求建立总工会、要求工厂改革、合作组织和“民族复兴”等一系列伟大运动的核心人物。加斯特出自一个较小但很有组织的技术行业。他一直关心组织问题以及伦敦的各行业同全国的各行业之间的相互支持问题。
加斯特是个造船工。他在布里斯托尔开始自己的学徒生涯，于1790年前后来到伦敦。（在1825年）他在泰晤士河边干了“30或40年”，其中有28年是在德普特福的一个造船厂度过的。他是那里的“领班工人”，手下约有16个人：“我在那里帮助建造的战舰就不下20至30艘……并且还不算商船。”1793年，造船工人组织了圣·海伦娜互助会——但沿河的入会者还不到10人，互助会失败了。但在1802年发生了造船工人罢工并成立了由加斯特领导的橡树之心互助会。这个协会相当成功，它不仅为会员提供了疾病、死亡和意外事故方面的通常救济，而且还拿出基金为退休的造船工设立了13个养老院。1824年，泰晤士造船工节俭联合会成立，加斯特担任了第一任书记，那时他差不多已有50多岁了。[103]反结社法废除之后，造船工人同雇主展开了异常激烈的斗争，因为雇主们在1825年以收买议员的方式强烈要求通过新的反工会法。[104]这样，加斯特和他的联合会的作用就变得突岀了，不过在这以前他就长期受到伦敦工会界的尊敬。我们知道，在他同《女怪》有联系的同时，在筹建（在曼彻斯特和伦敦）名为“大力神慈善会”的第一个所有行业的总工会的努力中，就是最杰岀的。[105]很明显，到1818年，加斯特已经不止是一个伦敦“行业”委员会的领袖人物了。此外，在1819到1822年之间，伦敦工人激进主义发生了某种有趣的转变。1819年即彼得卢事件之后，亨特凯旋进入伦敦之举是由一个委员会筹备的；参与此事的人有诸如（在老雅各宾分子、职业人士、小雇主和几个工匠中的）沃森医生、盖尔·琼斯、埃文斯和西斯尔伍德等杰出人物。当亨特于1822年底从伊尔切斯特监狱被释放出来时，约翰·加斯特则代表“有用阶级的委员会”欢迎他抵返伦敦。[106]从此之后，伦敦工人的激进主义便获得一种新的力量，人们很容易看出这种力量源于哪些行业。在加斯特的委员会里可能有一个“行业会议”雏形。1825年，由于反结社法的取消以及面临着这些法令重新恢复的威胁，各行业强烈感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周刊《行业报》。[107]
《行业报》的座右铭是“帮助他的每一位邻人”，该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充分阐明了工会运动的力量，直到现在人们还必须到法庭和内政部文件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去寻找这种力量；[108]而且还暗示了中等阶级功利主义同新岀现的“工会理论”之间的某种完全脱节。两者的冲突是相当明显的，普雷斯和韦德似乎坚持《女怪》的正统方面，而那些非正统的、强调结社价值的主张则成了加斯特新开创事业的基础。有些批评是专门针对普雷斯的，其方式既可怜又不公平，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加斯特和伦敦各行业为何极不看重普雷斯这些年所提出的主张。论战实际上在一年前的《黑矮人报》（即该报寿命的最后一年）上就已经公开了。[109]它是因为詹姆斯·穆勒在自己书中把马尔萨斯主义同政治经济学庄严地结为一体而引起的。该学说露骨地宣称，失业[110]是一个自然的而非人为的问题，是由人口“过剩”引起的，因此失业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无法解决的问题便成为工资率的决定性基本要素。因为——尽管技术可能采取限制他人进入其行业的方式以获得特权地位——工人大众将发现供需的自然法会降低过多提供的劳务价值。
科贝特早就对此表示了激烈的愤怒（“乡下牧师马尔萨斯！苏格兰哲学家！”）《黑矮人报》则提出了比较热心的见解：“就业的数量是无限的”，
我在这个为世界各地提供长筒袜的产业大国看到男人和女人没有长筒袜穿……。如果国内的每一个人都穿得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好，国内的消费就会增长十倍。
他最后说（以此答复普雷斯的相反意见）：“改善人类状况的方法不是减少他们的数量，而是提高他们的智慧。”[111]
第一期《行业报》再次阐述了这一见解。该报的第一任编辑为先进的激进主义者J.C.罗伯逊，他是伦敦机工学校的先驱，同时还是托马斯·霍奇斯金的同事。[112]该报的社论对麦卡洛克以马尔萨斯的理论告诫工人的那些话——“为了不使劳动力的需求过剩，你们要限制自己的数量”——提出了异议。加斯特写道：“这是在同自然、道德和幸福作对。”限制人口增长的可行办法或是禁止婚姻，或是回避婚姻的欢乐，要不就是使用避孕工具。普雷斯坚定地支持马尔萨斯的立场，并大胆地在工人阶级当中传播其学说；然而，由于对节制性欲的可能性缺乏信心，他进而支持悄悄地发行宣传节育方法的传单。[113]普雷斯还企图在《行业报》上为麦卡洛克辩护。
如果普雷斯由于最固执的功利主义原因而参加一项勇敢的行动，那么加斯特则出于两个理由对他进行激烈的抨击。一方而他暗示普雷斯同一种“下贱”、不道德、令人厌恶到无法形容的地步的主张有关联。（我们应该记住，几乎各方面都对这样看待避孕问题作出了反应，没有理由认为加斯特对此并不真正震惊。）另一方面他作出一种意义更为深远的评价：
如果人们都相信了马尔萨斯、麦卡洛克、普雷斯等诸位先生的话，即工人阶级必须考虑的问题仅仅是如何最有效地限制其人口数量以便使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得以彻底解决……马尔萨斯等人……就会把全部的问题简化成机工与他们的恋人或妻子之间的问题（而不是）雇工和雇主之间——工匠、谷物种植者与垄断者之间——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的问题。[114]
这则短文之言很明白。加斯特否定了所谓“自然的”和自我调节（听任其不受限制则会在雇主们和雇工们的利益上起作用）的政治经济模式。他认为利益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对抗，问题的解决和调节必定是由力量来决定的。对资本有益的东西很可能是对劳动的压迫。领取丰薪的退役海军少校托马斯·霍奇斯金1825年出版《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一书（以“一个工人”为笔名发表），给正在形成的工人阶级理论以重要的思想支持。加斯特和霍奇斯金在机工学校就已建立了联系，因为后者曾在那里讲授过政治经济学。1825年下半年，《为劳动辩护》的大部分内容还摘要在《行业报》上发表，而且还有一系列的社论文章对此表示热烈的但又不是不加批评的欢迎。加斯特以特殊的赞成态度从霍奇斯金的著作中选择了劳动价值论的原理：“劳动的技能”是惟一可以积累的东西：
欧洲所有的资本家即使拥有全部的流动资本，他们自己也不可能提供哪怕是一个星期的食物和衣物……。[115]
霍奇斯金的原始社会主义理论特别适合于伦敦各行业的经历，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那种经历。在面临新的立法威胁的情况下，他提出了有力的常识性的主张为工联主义辩护：“结社本身并非是犯罪；恰恰相反，它就是原则，这原则使社会各界团结在一起。”他的愤怒是直接针对充当企业家或中间人的资本家：
他介于粮食生产者和衣被制作者之间，他介于工具生产者和工具使用者之间，资本家既不生产也不使用这些东西，却一步一步地把两者的产品据为己有……他渐渐地连续地暗中介入他们之间，在他们盈利日多的生产劳动的滋养下，日渐膨胀成了庞然大物而把他们撑开分隔得很远，使他们彼此不明白每人经过资本家而收到的生活费是怎样敛得的。在他剥夺这两人的同时使他们完全看不到对方，他们双方都相信自己是靠他的恩惠才得以生存的。
就其积极的技术或管理作用而言，资本家被认为是生产性的；在这方面他也是劳动者，而且也应该得到报酬。然而，作为经纪人或投机者，他完全是寄生虫：
旨在增加工资而建立的最成功最广泛的联合，除了会减少那些靠利润和利息生活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正当权利而只是靠惯例从国民生产中获取份额的人的收入之外，不会造成任何其他有害影响。
霍奇斯金没有提出另一种“制度”（否则就得在戈德温的某种意义上废除所有制度），他有意绕过财产权的问题。他主张的是以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以及思想和道德的手段逐渐增加有组织的压力，以没收资本家掠夺的全部财富。这场“诚实勤勉”与“懒惰奢侈”之间的劳资战争一直要等到工人获得了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直到比他脚下的泥土或他管理的机器更受尊重时”才会结束。
4．欧文主义
《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的发表以及《行业报》对此所表示的欢迎代表着“劳工经济学家”即欧文主义者同工人运动中的一部分第一个明确的结合点。[116]当然，欧文走在霍奇斯金的前面；但即使欧文、格雷、佩尔和汤普森未曾动笔，霍奇斯金的著作也必然引导人们去探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如果资本大都是寄生于劳动之上的，那么劳动可以摆脱资本或是以一种新的制度来取代它吗？此外，功利主义也可能以一种奇怪的曲折方式引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惟一标准是效用，而那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辛苦劳作者，那么任何对风俗习惯或野蛮的见解所表现的尊重都不会妨碍人们去设计出有可能使人民大众交换并享用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最有用的计划来的。因此，欧文社会主义一直包含着两种从未完全融合的成分：其一是启蒙运动的博爱主义，即按照功利和仁爱原则设计的“崭新制度”；其二是吸收了欧文的观念并在自己特殊的环境中应用和发展这些观念的那部分工人所具有的经验。
新拉纳克的罗伯特·欧文的事迹众人皆知，甚至带有传奇色彩。那位模范的家长式纺织厂主和自立成功的人带着博爱主义的建议在王室、朝臣和政府之间奔走游说。当他受到彬彬有礼的赞扬和实际上的劝阻之后，他开始愤怒了。他向各阶级宣传，并宣布了他的太平盛世计划，部分劳动人民对他的想法和许诺逐渐产生了兴趣；早期创办的试验公社，包括著名的奥比斯顿，一个个均由盛到衰；然后欧文去美国做更多的公社试验（1824—1829）。他不在英国期间，其学说取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汤普森、格雷和其他人则丰富了他的理论；一些工会人士还采纳欧文主义的一个形式；金医生以其《互助合作者》在布赖顿起步（1829——1830）；合作贸易的试验广泛分布于各处；1829至1830年，伦敦的一些工匠——洛维特是他们当中的杰出者——率先发起了宣传合作原则的全国性运动（全英合作知识促进会）。欧文回国后感到了异常的欣喜，澎湃的浪潮已经把他推到了运动的巅峰，这一运动导致全国大团结工会的建立。
这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某些部分本来就是如此。我们可以从家长式传统谈起，而我们必须看到在新拉纳克进行的伟大试验一开始便遇到劳动纪律，以及我们在讨论卫斯理教派和尤尔牧师时已经涉及到的难以控制的苏格兰工人适应新的工业秩序等方面的困难。“那时，苏格兰的下层阶级……对陌生人怀有强烈的偏见……”，“因此，在这些工厂受雇的人对新来的管理者怀有强烈的反感……”：
……他们身上带有一个社会群体的几乎所有的恶习而鲜有其美德，偷窃和接收赃物是他们的职业，懒惰和酗酒是他们的习惯，撒谎和欺骗是他们的外表，民事与宗教纠纷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联合起来反对雇主仅仅是出于一种惯常的狂热。
《新社会观》（1813）中的这几段话同那位新生的纺织厂主即铁面雇主的经验大体上是一致的。问题是要向青年灌输“专心、敏捷和守秩序的习惯，为达到这些目标，欧文既没有采取卫斯理教派的心理恐吓手段，也没有采取派监督工和罚款的训戒方式，这完全是他的光荣。但我们必须时时看到，欧文后期的社会主义保留着其最初的痕迹，欧文是这样被塑造成社会主义的慈父的。慈善家欧文先生，在战后的年月能够获准进入宫廷和内阁会议室（直至他不谨慎地，但又是以温和、宽容的态度把所有公认的宗教视为有害的非理性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之时），没有经过任何意义上的激变，就变成同工人阶级交谈并向他们发表演说的“仁爱的欧文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极端的功利主义者，他把社会设计成一个巨大的工业场地。此外，他还是工业界的汉韦，很为儿童着想，希望看到他们幸福，对于他们受到的无情剥削真正感到义愤，这是他最令人钦佩和最仁慈的方面。然而，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行动达到自己的目标进而取得进步的想法却同欧文的思想格格不入，即便他在1829年和1834年期间确实卷入了这种运动。这一点可以从他所有作品的调子看出来，（他在1817年曾说）他希望“重新教化下层阶级除“仁爱”一词外，早期欧文主义作品中最常出现的是“为他们提供”。教育应该把有助于个人和国家的未来幸福的观念和习惯铭刻在青年的头脑中，只有把他们教育成有理性的人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第四——如何才能作出最好的安排，使这些男子及他们的家庭成员能够恰当地、经济地得到住房、饮食、穿衣、培训、教育、就业和管理等等呢？[117]
这种腔调表明欧文不仅同工会运动而且同大众激进主义的运动之间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织工和工人阶级此时对于我以及我所有的观点和意图都是陌生的”，这句话是欧文（在他的《自传》中）在战后初年写下的，“他们的那些主张民主主义的、多有错误的领袖教导他们说，我是他们的敌人，想要在联合的互相合作的村庄里奴役他们。”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作为慈善家的欧文先生在绝望的战后萧条时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绅士对失业和贫困的程度非常吃惊，同时他们又担心和害怕失业者们叛乱的倾向。农业从战时的兴盛转向衰落，使济贫税的支出也一度超过了600万英镑。穷人的状况不堪入目，他们成了犯罪之源，成了国家的沉重负担和危险。报刊的评论栏中充斥着有关修改济贫法的讨论，所有这些讨论都把经济问题视为更重要的目标。欧文先生（他在新拉纳克拥有的大片地产变成了绅士们前往观光的时髦地方）此时带着他的计划出现了，他的计划不见得是更美妙的。他建议把穷人送进“合作村”——从税收中拿岀一笔创业资金给他们之后——他们就会在那里自谋生路，成为“有用”、“勤奋”、“理性”、自律和有节制的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喜欢这个想法，西德默思勋爵还同欧文先生仔细讨论过此事。1817年夏，欧文在伦敦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讨论济贫问题的公开信，其中一封写道：
“西德默思勋爵会原谅我，因他知道我没有恶意——众所周知，他性情温和对人和蔼……。”这封信是在彭特里奇起义和奥利弗暴露之后两周发表的。
这项计划带有马尔萨斯主义和某些地方官（如那些被奇怪地称为“诺丁汉改革者”的地方官）的那些严酷试验的气味，而且后者已经在拟定一项节约济贫院的救济开支的查德威克计划。即使欧文本人（如某些激进主义者愿意承认的那样）非常真诚，为穷人的苦难深感沮丧，但如果他的计划得由政府来接手，就肯定会朝那种方向发展。科贝特曾把欧文的“合作村计划”谴责为“穷人的四边形村庄”，在他看来，这种计划不仅带有他非常厌恶的具有恩惠和施舍性的“安抚制度”的意味——如果欧文的想法在1817年被当局所接纳，就有可能导致济贫院内部“生产性就业”的扩大。但科贝特仅仅是表达着一般激进派的反响。（舍温写道）欧文建议设立的机构会成为“监狱”，“一个奴隶社会”：
在我看来，欧文先生的目的似乎是要以济贫院来遮住国家的脸面，并培植起一个奴隶社会，结果是使劳动者绝对依附于有财产的人。[118]
欧文曾试图在伦敦城大饭店的一次有许多人参加的会议上说服激进派赞同他的建议，结果，激进派领袖们——卡特莱特、伍勒、韦特曼市政参事等——一个接一个地起来齐声反对他。盖尔：琼斯指岀，这项计划至少是可以研究的，结果被轰下了台，还被指责为叛徒。[119]
这场争论暴露了双方的弱点。就一方而言，在大数多人都作出了政治反应的问题上，欧文的思想却是一片空白。他把《新社会观》的第一部分献给了摄政王，另一部分则献给了威尔伯福斯。15年之后，他的报纸《危机》载着有关合作联合会以及斯莱思韦特的贸易仓库的报道默默地驶过了1831和1832年的洪流，他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国家事实上正处于革命的危机状态。这种空白也有其可爱之处，欧文先生认为王权是一种非理性的深渊，而主教则是献给野蛮的愚昧的一份昂贵的不必要的赠品。他毫不犹豫地向牧师们指出这一点并深信他们定会明白他“没有恶意、而且他们在服从理性的劝告时恰好就清算了他们自己。然而，这对1817年的“老激进派”来说，并不是好事。在他们那一方，他们的弱点就在于缺乏任何建设性的社会理论，他们的立场被花言巧语所占据，即所有的不幸起因于税收官、冗员闲职，改革可以纠正这一切问题。
黑兹利特对《新社会观》作出的反应最为复杂，而且还体现着一个在同伯克作斗争时受到创伤的雅各宾党人的态度：“为什么欧文先生要在他的改革计划的告示标题中用黑体字来写那个‘新'字？”“博爱原则、永恒真理以及人类本性完美的信念并不是新的而是‘旧的，旧的'，罗伯特·欧文先生”：
欧文先生不知道同样的计划，同样的原则，关于动机和行为……美德和幸福的同样原理在1793年已经流行？那时流传甚广，人们在马背上谈论，在私下耳语，用4开和12开的书籍，用政论文、戏剧、诗歌、歌曲和传奇故事来宣布这些主张——使之进入酒馆，潜入教堂，登上讲坛，把大学的课程也弄得乏味……这些"新社会观”进入了诗人的心中和哲学家的脑中，占据了男孩和妇女的幻想空间并且转变了王国几乎每一个人的思想：但有一个人的思想从未被它们占据过，他然后又使整个王国的思想变了过来……
黑兹利特（以嘲弄的口吻）这样驳斥说，哲学似乎被逐出了这个国家，
被迫逃难。然后在那位富裕的有产者的默许下，在新拉纳克纺织厂的落纤和纺槌中，舒舒服服地藏了20年。他想让我们知道这种哲学，在贵族、乡绅、威尔伯福斯先生和摄政王的保护下，像浮在为波旁王朝复辟而流出的血泊上的大潮，在月圆时又涌上了白厅的阶梯；而且所有的人，像这些大人物一样，都只受真理的原则，只受人类幸福的愿望的支配。这种赞美我们可受用不了。我们都是老手，不会轻易上当的……。
黑兹利特的目光异常敏锐。因为欧文确实不是第一个近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霍奇斯金接近于这一称号），而且18世纪最后一批理性主义者之——他此时变成了戈德温，从新拉纳克起步后开始便要求工业革命董事会主席的位子了。作为一个讲求实际和明显获得成功的人，他能够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老哲学家们曾遭到辱骂和抱怨的地方。“一个直接从克莱德河畔来的人获得了一种推动力，使他变得不可抗拒”：
我们知道，他接近的是当权人物、议员、贵族和绅士。他站出来……批评、攻击他们的制度，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无论是教会的还是国家的……他揣着印信，平安无事地走进他们的住宅，然后提出他打算建立无数的工业院来取代目前的冗员闲职机构，并以这种办法来调和争端……。
黑兹利特接着说：“我们不希望他改变腔调，然而黑兹利特又相当准确地预计到：如果他不改变腔调，便会产生某些后果：
他的计划迄今还是可容忍的，因为它们是遥远的、空中楼阁式的，而且也是不能实现的。无论是上流社会还
是普通人都不关心新拉纳克发生的事，也不去担心那里的工人上床前是否喝过酒，女孩子怀孕是在婚前还是婚后。拉纳克是遥远的，无关紧要的。我们的政治家并不担心他谈论的那种完美的改革制度，而且，他反对议会改革的那些侈谈……实际上还可以起到转移方向的作用。然而，如果让欧文先生说的那种他在一个贫困的村庄做的好事处于普遍化的危险中……那么他所梦想的那种夸张的恩人气度将会消失……。如果让他的《新社会观》像“探讨政治的公正”一样造就无数的信徒，我们就会看到潮流将如何转向……。在本王国的任何地方他都将被视为雅各宾派、平等派和煽动者，他的朋友也会避开他，同时还将成为他的敌人的笑柄……而且他还会发现，要是想叫……人类懂得其自身的利益或叫那些统治人们的人去关心除他们之外的任何人的利益，那都会是不容易的，也会是不保险的。
欧文的赞助人将惊愕地发现（关于这一点黑兹利特已有所洞察），欧文所具有的完全是宣传家的热情。他同卡莱尔一样相信“理性”的传播会产生成倍的效应。他把少数钱财用于向全国各地的要人寄送他的宣言，较多的钱财则用于建立公社的试验。到1819年，他的赞助人对他已经厌倦了，于是他就特别注意向工人阶级说话。他长期以来就认为劳动人民是环境的产物，他曾为他们的“粗野的凶恶性格”感到哀痛，人们认为他和肖伯纳一样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希望这种现象结束。但在这方面，他的思想又是混杂的，其后果是特别巨大的。如果工人是环境的产物，那么在欧文同别人进行了不满意的会晤之后，在公园里散步时很可能就会想到：西德默思勋爵和大主教同样也是环境的产物。这种思想在他的《致工人阶级书》（1819）中是这样表达的：
从幼年起，你们……就变得幵始藐视并仇恨那些在举止、语言和情感方面都不同于你们的人……。在真正从心里关心你们的利益的人授予你们权力之前，你们必须克制住那些愤怒之情……这样你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愤怒是没有理性基础的……你们现在被置于一种你们已经无法控制的复杂无穷的环境之下，你们的其他同胞也是由环境塑造的，他们也不能控制环境，结果变成了你们的敌人和内心痛苦的压迫者……。尽管从外表看他们是辉煌的，但这种物质状况时常有他们造成的痛苦，甚至比你们的痛苦更大……。虽然你们的行动表明你们想以暴力方式剥夺他们的权力以及利益和特权——但他们反过来必然也会怀着妒忌和敌意的情感看待你们，这不是明摆的吗……？
“富人和穷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实际上只有一个利益——建立一个新的合作社会。然而，作为环境的产物，富人也同穷人一样不能看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欧文作品中“突如其来的强烈启示”使他们的动手形成的观察能力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工人（或他们中那些曾受过理性启发的人）应该停止阶级斗争。“这种非理性而又无益的斗争必须停止”，开路先锋（通过建立模范公社和宣传）便可以另辟蹊径。这样，工人阶级就可以直接绕过富人的财产权和政治权问题了。[120]
无论欧文的人格多么令人钦佩，他仍然是个颠三倒四的思想家。虽然他曾提出奇谈怪论，但他却是个坏事的政治领袖。在欧文主义理论家当中，汤普森比较冷静而且较有斗争性，格雷、佩尔、金医生则较有坚定的现实感。关于革命实践和社会变化的辩证过程，欧文在作品中谈得并不少：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类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马克思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三篇文章就是这样说的。如果社会品性是（如欧文主张的那样）“复杂无穷的环境”的自然而然的产物，那又如何改变它呢？一种答案便是教育，这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欧文主义传统中最有生命力的影响之一。欧文知道，除非“环境”发生了改变，他是不可能达到教育一代人的目标的。因此，答案是心灵的突变，一种千年的跃进。他那环境机械唯物主义的严格定义注定他要么绝望，要么宣布一个世俗的千年王国。
慈善家欧文先生继承了乔安娜·索斯科特的衣钵。不仅是黑兹利特，而且他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曾注意到欧文语调中有这位吵吵闹闹的教徒的色彩。舍温《纪事》的一位撰稿人把欧文和乔安娜相比，她曾——
告诉成千上万的人说一位希罗即将来到人间，全世界各民族都将在和平王子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还告诉他们……刀剑将变为犁头。[121]由于这些话她得以暂时地欺骗他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对此作过探讨，学术界最近宣布的这一发现也并非首创。[122]欧文在1820年宣称，“全国将出现繁荣”，他的公社会像“天堂”一样。到1820年，一个欧文主义团体在伦敦成立，一份为其刊物《经济学家》作广告的传单宣称：
富足将遍及全国！——知识将得到增进！——美德将普及！——幸福将得到承认和保障，并为人们所享有。
欧文经常把工业革命期间生产技术的伟大进步用来作类比：某些人士“没有看到，正是现代发明才使得一个人，靠一点水蒸气的帮助，能够从事一千个人的劳动”。知识和道德的改进就不会以同样速度发展吗？他的追随者也用了同样的比喻：
……一部伟大的社会道德机器的建造，将以史无前例的精确和效率创造出财富、知识和幸福……。
《经济学家》的一位通信员写道：“你们作品中洋溢的那种欢乐和狂喜的腔调确实非常感染人。
那个伦敦团体的会员们感到——
相比之下，他们的活动有待改善，因为他们目前的住处仍然彼此相距……遥远。
怀着早期摩拉维亚教友派式的怀旧热情，他们在矿泉地弄到了一些新住所（不再作为集合地点），还开设了教室和餐厅。《经济学家》和其他早期报刊的版面曾充满着关于如何筹集资金的议论——假设（一种奇怪的推论）伦敦有50000户工人家庭，他们的平均收入每年为50英镑，如果合在一起，其收入就达250万英镑，云云。奥比斯顿的公社成员都参加了神圣启示会。1830年，欧文从美国回来后便处于一个群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上，这种救世主的腔调也就具有了宗教的力量。1833年5月1日欧文在全国公平劳动交易所发表演说，“谴责全世界的旧制度并宣布了新制度的诞生”。不仅是赢利动机要为合作精神所取代，个人主义恶习要为相互关系中的美德所取代，而且所有现存的社会秩序都要让位于工农业相结合的村庄联合体：
我们……不要任何一种局部利益所作出的安排，诸如大城市、市镇、村庄和大学等等……理性社会是不会有法庭，及各种法律工具和愚行的……
迄今为止，世界仍然是“漆黑一团”。对于不可名状的权力的种种顶礼膜拜比“无所事事糟糕得多”。婚姻将“只能是爱情的结合”。超过自然安排的独身，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违背自然的犯罪”。新社会将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娱乐和劳作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就像希腊和罗马那样。所有公民都不再会有野心、猜忌、嫉妒和其他的恶习：
因此，我要向全世界宣告，建立在理性原则和持久实践基础上的、上帝赐予的千年王国于今日诞生了。
这一宣告也许会使当今的某些妇女合作协会感到吃惊。初看起来，它似乎也不大像劳动阶级所接受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形成经历正是我们研究的课题。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得更仔细一些，就会发现，导致欧文主义迅速传播的原因既不是某种心理的狂乱，也不是“集体妄想症”。首先，从20年代后期开始，欧文主义已变为一种完全不同于罗伯特·欧文本人的作品和宣言的东西了。它是一种不准确的欧文理论，但仍然提供了一种可替代的社会制度的景象，而且还变得适用于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了。
工匠、织工和技术工人从欧文派的作品中选择出同他们的自身困境最有关联的那部分内容并通过讲座和实践对它们作岀修正。如果把科贝特的作品看做是他同读者之间的一种关系，那么欧文的作品就可以看做是一种在劳动人民中传播、后来又被他们加工成不同产品的思想意识原料。
工匠的情况最明显。1821年，《经济学家》的编辑承认说他的读者几乎没有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然而，我们却从伦敦“合作勤俭会”的第一批会员（他们在矿泉地建立了这个团体）向贵族和乡绅散发的一份请求惠顾其产品的传阅信中了解了一些情况。这些人可以从事雕刻、镀金、制靴、制鞋、金属制造（包括制造炉格和火炉）、刃具制造、被服、缝纫和裁缝、家具制造、售书和装订、水彩和绒面画以及透明风景窗屏的生产，这说明他们都是工匠和独立经营的手艺人。这类人在两个最大的合作运动中心——伦敦和伯明翰——是相当多的。有一封寄到《经济学家》的信表达了他们进行这些尝试（还有几次这类尝试，时间几乎都先于欧文）的勇气：
……工人阶级只要发挥出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就不必向任何其他阶级寻求哪怕是最小帮助。他们自身就蕴藏着……用之不竭的财富。[123]
这不是欧文的腔调，而无疑是我们在追寻工匠的政治激进主义时反复听到的那种论调。个人主义仅仅是他们的部分见解，他们同时也是一种悠久的结社传统——互助会、行业俱乐部、礼拜堂、读书会或俱乐部、通讯会或政治联盟——的继承人。欧文教导说，赢利动机是不正当、不必要的，这正好同手艺人的习惯意识和公共买卖意识相吻合。欧文赞成这种观点——那也是科贝特、卡莱尔和霍奇斯金所主张的——资产所有者所起的作用大体具有寄生性质，而“正当经营的手工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种观点正好反映了工匠或小手工业者对承包商和中间商的不满。欧文说“人类劳动的自然标准”应当被认为是“价值的实际标准”，[124]产品应该按照其中所体现的劳动来进行交换；这也符合鞋匠、家具工匠和毛刷匠的见解，这类人住在同一院子里，不管怎么说，他们有时也确实需要交换劳动。
说实在的，欧文思想的大部分萌芽在他的作品问世之前或同一时期的实践中就已经出现了。[125]不仅是互助会有时要把他们的活动扩大到修建社交俱乐部或啤酒馆方面的事情上去，而且还有一些事例说明在欧文之前的某些工会曾在罢工时为他们自己的会员提供过别的工作并自己销售产品。[126]工匠不过是慢慢地丧失作为独立生产者或同时作为为好些雇主干活的人的地位，而且在从事某项合同生产时他还要取得其他有技能的工匠的帮助。包括数百个摊位的棚户市场是一种古老的机构，但在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新的市场，并引起了慈善团体和欧文派的注意。这种市场上的柜台是（以英尺）岀租的，时间按星期、天甚至小时计算。各种制成品均有上市——甚至连艺术家也可以摆出他们的作品——可以想象，那些力图争取独立的手艺人和亭阁老板多半是这里的租户。[127]1827年，一个新开张的市场变成了产品交换中心，这里交换的产品是由伦敦各行业——木工、裁缝、鞋匠及其他行业——的失业者制造的，原料则由工会提供的基金购买。[128]
可见，1832至1833年在伦敦和伯明翰成立的“公平劳动交易所”（劳动券，安排产品交换併非是病态的预言家们用咒语呼唤出来的。如果我们把1832年10月提交给利物浦合作联合会以供交换的产品列举岀来，便可知道生产者是些什么人了。来自设菲尔德的产品是餐具和咖啡壶，来自莱斯特的是长筒袜和花边，来自哈德斯菲尔德的是马甲和围巾，来自罗奇代尔的法兰绒衣服，还有巴恩斯利的菱形花麻布、哈里法克斯的毛织品、肯德尔的鞋和木屐、伯克里的印花布等。伯明翰劳动交易所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个地区的人民“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制作的大量铁器、铜器、钢器及漆器制品”，为什么不应该用它们来交换兰开郡的棉制品和莱斯特的长筒袜呢？想向伯明翰交易所提供产品的行业名单有一长串，其中有字母开头的：黑鞋油生产者、装铃匠、桦木扫帚制造者、纽扣及饰物生产者、索带生产者、黄铜匠、制刷匠、面包匠、风箱制造者、床架匠、制筐匠。字母开头的有：草帽和女帽匠、衡器匠、炉格匠、丝织工、铁匠和锡匠以及文具匠。名单中没有（几乎不可能有）蒸汽机制造工、高炉操作工、建筑工、造船工、棉纺工、矿工和工程师。[129]
名单上不仅有小业主和工匠，而且还有外作工。由于他们的境况（手织工和织袜工）是最没有希望的，因此，欧文主义只是他们在30年代能指望解救的办法之一。在哈德斯菲尔德和伯恩的附近地区，劳动交易所的吸引力并不那么直接，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大宗生产纺织品的地区，在数百名生产同一产品的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或以饥饿工资就业的地区，并不存在明显的市场，因此，北方人在刚开始时就不得不寄希望于一项全国合作计划，哈里法克斯的一个合作运动的参加者写道：“如果我们的伯明翰朋友们答应穿我们的纺织品做的衣服”，
我们就答应用他们的刀叉切我们的牛排和布丁（当我们能够买时），并用他们的调羹喝我们的肉汤和麦片粥。如果我们的伦敦兄弟也愿意这样做，我们就尽可能地在我们的脖子上围他们的丝围巾。[130]
在兰开郡和约克郡，我们发现一个新“制度”的普遍理论发展得最快，凭这一点才可能岀现全国规模的公平交易和对公社建筑物[131]的“乌托邦”式试验的一些最大胆最实际的支持。成
立于1830年的曼彻斯特―索尔福德合作知识促进协会立即得到了支持。织工们希望在合作中找到同动力织布机竞争的力量。《联合行业合作杂志》写道，产生社会罪恶的一大原因是——
我们国内社会和商业生活中的失误，它造成了机器同人力之间的竞争和对抗，而不是合作。
《兰开一约克郡合作者》[132]写道：“我们可以公平地说，社会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大多是财富分配不公造成的”。由于这些地区长期存在工联主义和互助传统，因此，合作便成了理性主义者和基督徒、激进派和政治中间派共同参加的运动。这一运动还使注重自我提高和教育的传统力量聚集起来了，他们办起了读书室、学校，此外还有巡回教师。到1832年，全国大约有500个合作会，会员至少有2万人。[133]
当欧文（尽管他还是乐观的，奥比斯顿和新和谐村[134]的失败已经使他受到了某种伤害）正在等待大笔赠款以进行下一次冒险试验时，从布赖顿到巴克普的数十个中心的合作者已经迫不及待地自己干了起来。在1832年的利物浦联合会的会议记录上，长篇大论的福音主义说教同以下这类插话形成了对照：
哈里法克斯的代表威尔逊先生发言说，1829年5月，他同另外8个人各自拿出一先令，并且……在后街入口处的一间小屋里开始了业务。他们的人数已有增力口；资产……现已价值240英镑，而且还开始为他们的一些会员找工作（赞成，赞成）。[135]
1829至1834年间，小商店和千年至福计划的同时进行是合作方式不可或缺的因素。（当然也发现有因各种原因而抱怨的情形和一些对于建立全国大工会联合会的结构只是短暂地支持一下的组织。）
哈德斯菲尔德和哈里法克斯周围地区的合作运动在织工中发展得特别迅速，他们的一个希望就是商店能够为织工购买经纱和纬纱并为他们销售产品，以此避免雇主的中间盘剥。合作者还可以用每人每周交一便士的办法积累资本以便雇佣失业会员。1832年在彭宁山区的里彭登村（织布村）成立的一个协会，其规章也许较好地表达了大多数这类动机：
由于这些年劳动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由于竞争和取代手工劳动的机械的增加，再加上许多种劳动阶级无法控制的其他原因——在谈到采取什么计划才能——如果可能的话——改善他们的状况时，有思想的人们就陷入了各种建议的迷宫中……。
工人阶级通过增加资本就可能改善其状况，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并开始干起来。我们所说的联合并不是指罢工和增加工资，而是像一家人那样，开始竭力为自己工作。
我们向公众介绍的合作计划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一项将在全国许多地方产生影响的计划。我们都是吃五谷的，都是以劳动交换劳动，这就是所有的合作社要实现的目标所有的活都是我们劳动者干的，所有的生活资料都是我们生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为自己劳动并争取改善我们的境况呢？
基本原理
首先，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此，工人阶级创造了所有财富。
其次，工人阶级虽然是财富的生产者，但并没有成为最富有的阶级，反却成为社会中最贫穷的阶级；因此，他们没能得到他们劳动的公正报酬。
社会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社会成员相互保护以免受贫穷之苦并“以共同资本的方式实现各自的独立”。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是每周向一个共同的基金会交一笔钱，把这份资本用于贸易，“在条件允许时”雇佣自己的会员，并且——
最后，按照相互合作、集体占有、同等努力和愉快劳动的原则，共同生活在公社中。[136]
这些并不完全是欧文原则在一个织布村的翻版，这些思想都是织工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千辛万苦形成的；思想重点已经转移了，救世主式的说教被一个简单的问题所取代：为什么不？合作运动小刊物之一《常识》（这是一个适当的刊名）也强调建立“贸易协会”：
贸易协会的目标简述如下：直接向会员提供大部分食物消费品，并积累基金以便租种土地，以此建立一个合作社会。
每周从工资里拿岀一笔钱用于批量购买茶叶、糖、面包或麦片之用。布莱顿金博士的《合作者》对此作了更详细的宣传。[137]这种思想与其他的需要有关：要求不变地实行实物工资制，而工厂和投机商能够使工人批量购买便宜食品，以免去买那种经常可见的恶劣的搀假品——搀“黎熟石灰、烧过的骨灰和那种叫做德比白的泥土……的面粉”。[138]
但这种思想对于从事较大产业的有技术有组织的工人同样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对待欧文主义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行业报》在1825年登载过一些有关奥比斯顿试验的记录，但认为欧文的公社计划是“不现实的”因为“那些生而自由、独立的人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们应该吃什么……应该做什么”。[139]此外，某些小手艺人和外作工所感兴趣的那种争取经济独立的观念，却反而受到船工或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的欢迎——乡村合作对他们有什么用？
然而，到20年代末，加斯特却发表声明赞成欧文主义。[140]更重要的事件是，1829年，曼彻斯特棉纺工在经过6个月的罢工之后信奉了欧文主义。1830年，多尔蒂创建了全国劳工保护协会，该会的机关报《联合行业合作报》很快改名为《人民之声》。此后不久，另一个技术工人团体，即建筑工人联合会——他们的产品不可能送到公平劳动交易所——便决定以直接的合作行动向着最伟大的试验推进，为什么发生了这种转变？
简单地说，答案是这样：到20年代末，某种变体形式的合作及“劳动”经济理论已经吸引了工人阶级运动的干部。科贝特没有提出一种首尾连贯的理论，卡莱尔的个人主义又具有排斥性。霍奇斯金含蓄地指出了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但在到达那一点之前，他的分析却刹住了。正如威廉·汤普森指出的，他的理论在任何意义上都同合作理论相一致。前十年的理性主义宣传已经起了作用；由于这种宣传是狭隘和否定性质的，因而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较为积极的道德学说的渴望。欧文的救世学说满足了这一要求。欧文思想的模糊性使不同思想倾向在运动中共存有可能。我们必须再次指出，就思想而言，欧文主义比欧文本人更清楚，更热烈。对技术工人来说，在1830年开始形成的运动似乎终于使他们长期怀有的渴望——全国工会——变成了现实。从1818年的“博爱大力神”到1825年的反结社法院外集团对联合斗争作出了尝试。在1825年的整个夏季和秋季，《行业报》一直在报道布雷德福梳毛工罢工情况，以及全国各地纷纷而来的支持。该报以强调的语气断言：“这是英国所有的工人同布雷德福的一小撮雇主的斗争。”[141]多尔蒂从1829年纺纱工大罢工的失败中看到了又一次教训：“此外，它还表明任何单个的行业都不可能抵抗那个行业的雇主们的联合努力。因此，应该设法联合所有的行业。”[142]结果出现了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纺纱工联合会，他们的第一次大会于1829年12月在萌岛举行，在克服三个根本不同的地区建立联合机构时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方面，作岀了很大的努力。[143]根据这个基础，全国劳动保护协会曾在短时间内把毛纺工、机工、制陶工、矿工、建筑工和许多行业联合起来了。“然而，当这一组织已经发展到这个城市（曼彻斯特）周围约100英里的地方之后，突然受到了一次灾难的袭击，几乎威胁到了它的生存。”[144]“灾难”来自纺纱工内部的分裂和嫉妒；过多或过早地向协会要求罢工经费；多尔蒂不明智地企图把《人民之声》的办公室搬到伦敦去。尽管有过许多失败，但全国协会还是为合作思想提供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当运动在曼彻斯特陷入了内部互相责备之时，在陶区和约克郡却继续高涨。[145]多尔蒂曾过于急躁地试图推进运动的发展；然而，他从欧文的思想日渐受到欢迎这一情况中正确地看到了如何使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加入共同运动的途径。从此以后，欧文主义就和全国工联主义的历史合二为一了。[146]
公社试验尽管在一两个地方如雷莱恩获得了部分成功，但总的说来还是失败了。虽然某些较小的合作事业仍在苦苦挣扎，但最具雄心的冒险事业，如建筑工人的事业，已经瓦解了。早期建立的大多数协会和商店，过了几年才在罗奇代尔的模式上重新组织。设在格雷法学院路的劳动交易所（即集市）简直是一塌糊涂。欧文派陷入混乱的原因并不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我们已知工匠、外作工和工会主义者都在欧文派中占有一席位置。然而，最具有不稳定性质的千年至福因素来自两方面，一是怀有仁慈之心和美好愿望的人，另一方面是穷困潦倒的人。对第一种人来说，欧文主义（由于宣称不主张阶级斗争和阶级剥夺）吸引了一定数量的有博爱之心的绅士和教士——戈德温派，教友派，思想反叛者以及奇思异想者。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如金医生和非常著名的威廉·汤普森，还大大丰富了运动的内容。汤普森是爱尔兰地主，曾著有《财富分配研究》（1824）、《劳动报酬说》（1827）、以及（同安娜·惠勒合著的）《占人类半数的妇女要求反对另一半即男人在政治上进而在社会生活和家庭中奴役她们的呼吁》（1825）。此外，还有一些人出钱，没有他们的钱，试验就无法进行。在大多数公社里都有一个或几个异想天开的绅士，他们没有集体组织的实践经验，他们的乌托邦试验理想，都使欧文派工匠十分愤怒。宣布人们必须创造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是一回事，而宣布人们可以创造任何一种他们喜欢的新制度却是另一回事。一位主张社会主义的工匠，艾伦·达文波特（先前为斯彭斯主义者）曾用一种带有一点讽刺的语气描述过伦敦劳动交易所的情况：
公众被这一新型的非同寻常的运动弄得神魂颠倒……大厅的装饰别出心裁，非常精美……天花板上刻着壮丽的浮雕图案，装饰部分还包上了一层金；而且气势恢宏，足以容纳2000人。但这……还不足以满足欧文先生的美感。他还修了一座华丽的乐坛，并在上面摆了一架华美庄严的钢琴……在庆祝典礼的夜晚……林荫道两旁……昂贵的希腊式路灯把道路照得灿烂辉煌。使用了10种或12种乐器；女士们和先生们和着最甜美的咏叹曲一起歌唱……
庆祝典礼以一个简短的演讲作为开始，演讲主题是社会之爱、普遍博爱、合作的各种优越性。……演讲之后是音乐会，随后是舞会……。
在整个一周里，通往交易所的每一条道路都被不断前来聚会的人群给堵死了——有些人是受到了这个新奇机构的吸引，有些人则是为了来看看它的发展情况……；还有一些人则是为了来储蓄和交换……。但是多么不幸啊呀！人们很快发现那些漂亮的劳动券……根本不可能挤入流通领域，在此基础上的食品也没有了。这是最不寻常的运动之一（人们曾期望它在本国或任何国家发生），其结果却是一次彻底的失败。然而，建立这种制度的原则却无可指责，而且应该是公众所珍惜的……。
这段话所描述的欧文正是皮科克在《奇想城》中所嘲笑的那个欧文。欧文派的冒险事绝大多数都干得太过分了。结果均由于滥用资金、滥施仁爱和计划不当而告结束。如果说欧文是欧文主义的最伟大的宣传者，那么他也是最厉害的敌人之一。如果劳动所是由洛维特这样的人掌握着，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147]
理想王国的不稳定性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这也是最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来自穷人的千年至福思想。就像在法国革命时期一样，在改革法案骚动及其后的奋激时期，以救世性质的运动重新复活了。索斯科特运动保留了许多支派，这些派别后来都采取了奇特扭曲的方式，[148]也许更能引起精神病学者而不是历史学家的注意。但有三个能进一步证明理想王国的不稳定性的例子也许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叫做“天国”沃德的瘸腿鞋匠，他是乔安娜衣钵的继承者之一，在1829至1836年间曾有大批追随者）沃德先前是狂热的卫斯理教徒，由于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奇迹，他便相信自己就是那个年迈的乔安娜所宣布诞生的“希罗”。此后不久，他便开始相信自己是基督（以前曾是撒旦），而且整部圣经都是报道他的到来的含蓄预言书。（新约中关于基督的故事是假的——如果救世主已经到来，“人类为何还没被得救？”）沃德狂想的不寻常之处（除了超现实主义的唯我论之外）在于：首先，他是用卡莱尔和自然神论者的主张来支持自己的；其次，他使救世的要求向着激进主义的方向发展，他的追随者在索斯沃思、哈克尼、沃尔沃思以及查塔姆、诺丁汉、伯明翰、德比、切斯特菲尔德、利兹等地不断增多——这些地区以前大多是索斯科特运动的根据地。在巴恩斯利，当他攻击所有的教士，——“从大主教到那些最小的家伙都是伪誓者和圣经中提到的那种假预言者”时，他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呼。这些话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预言的基调：“戳穿教士的阴谋！设法废除它！”国王必须“取消主教的巨额薪金，把钱用于公共利益。”他创办了一种周刊《基督评判席》——那也许是惟一的一次让基督在一份大众刊物上周复一周地受人评论。1831年的整个夏季，听他演讲的人都非常多，卡莱尔圆厅剧场的2000个座位经常是座无虚席：
海报：在黑僧路圆厅剧场……有救世主的著作出售。星期四晚上7：30和星期日下午3：00还有讲道。
1832年初，他在德比被判犯亵渎罪（“主教和教士都是宗教骗子，因此，按英国法律应该处以体罚”——这样说岂不冒险？），同他的一个合作伙伴一起蹲了两年监狱。尽管他有病而且部分瘫痪，但仍继续传道直到1837年去世。[149]
第二个例子就是那个超凡的“威廉·考特尼先生”（即J.N.汤姆）。他1832年到坎特伯雷时还真有点令人惊讶。他身着东方服装，有谣言传说他发了大财，他在大选中奇怪地得到了400张选票，因伪誓罪被判刑之后出版了他的《雄狮》，其见解如下：
威廉·考特尼先生……耶路撒冷的国王，阿拉伯的王子，吉卜赛人的国王，国王和国家的保护人……现在坎特伯雷市监狱里。
汤姆是酒商，原住在乔安娜·索斯科特生活过的西部地区，曾一度是斯彭斯信徒。他的《雄狮》既谴责异教徒也谴责国教牧师：
教会是一切罪恶之源。
赚钱！赚钱！！赚钱！！！
上帝保护寡妇、没有父亲的儿童和不幸之人。从监狱和疯人院出来之后，他先后住在坎特伯雷附近的一些村庄的农民家里。1838年5月，他骑着马，佩带几把手枪和一柄剑，领着50到100个手持大头棒的农业工人，开始在周围村庄活动。他们的旗帜是蓝白两色，上有一个张牙舞爪的狮形图案，据说汤姆还向他的追随者读了一段《詹姆士》第五章上的话：
走吧，你们这些富人，去为即将降临到你们头上的苦难嚎啕吧……看呀，你们雇的工人正在收割你们用欺骗手段得来的庄稼，大声哭吧：……
妇女尤其相信他有神奇的力量。一个农业工人后来说：“他爱威廉先生”——
他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们讲话，而且总是在读圣经，致使他们不认为他是凡人，于是都情愿为他去死。
像北方的奥斯特勒和斯蒂芬斯一样，他谴责新济贫法违背了天意。最后，一个派来逮捕他的警察被（考特尼或汤姆）杀了。但农业工人们不离开他。50多人同他一起撤到了布利恩森林，并在茂密的树丛中等待军队的到来。汤姆把自己手脚上的铁钉印给众人看并宣布说，如果他被杀了，他还会再复活：
这是最后的审判日——这是千年王国的第一日——我要在这一天戴上皇冠。看呀！一个比桑普森[150]更伟大的人物与你们同在！
他答应给他的追随者土地——大概每人是50英亩。当士兵们逼近时，他发出一阵喇叭声，并说如果他在耶路撒冷发出这种声音，就会有10000人听从他的指挥。战斗终于开始了——这也许是自1745年以来在英国土地上进行的一次最猛烈的战斗。面对火枪和刺刀，那群肯特郡农业工人手里只有大头棒。一个目击者说：“我一生中都没有见到过这样有决心的人，我一生中从未见到过这样疯狂地袭击我们的人。”考特尼和他的11或12个追随者在战斗中死亡，此外还有一个军官。这次的死亡人数比彭特里奇起义或彼得卢事件的都要多些。[151]
布利恩森林事件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较古老的而非新的文化类型，它是最后一次农民起义。有趣的是，“吵吵闹闹的”布赖恩派即圣经基督教派在肯特郡也有自己的根据地。令人吃惊的是，当人们的心灵世界由于地狱之火和上天的启示而充满狂暴的想象，当他们的现实世界到处是贫穷和压迫时，这种爆发事件却并不常见。第三个例子是，在19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的英国工业地区，摩门教宣传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这个例子能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欧文主义。）几年之内就有数千名的皈依者接受了洗礼，这些“今世圣徒”中有数千人从利物浦乘船去锡安山之城。第一批皈依者“主要是厂主和其他极端贫困的……机工，他们中大多数人受洗礼时都没有衣服可换。”许多领了车马费的人都是直接从布拉夫斯会堂步行并推着手车去盐湖城的。[152]
这些例子都着重说明英国劳动人民在19世纪30年代还没有完全接受世俗意识。我们所考察的激进主义文化还只是技术工人、工匠和部分外作工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下（或说共存的）则是比较朦胧的许多反应层次，像奥斯特勒和奥康诺这类具有神秘能力的领袖人物就是从这些层次中获得某些支持者的。（宪章运动时期，像洛维特这样的人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同那些“留大胡子、穿粗斜纹布短上衣的人”相一致的共同主张和策略。）在新型的理性主义文化同旧式的卫斯理或浸礼教文化互相冲突或在同一个人的头脑里冲撞的地方，不稳定显得特别明显。然而，当非国教思想和理性主义似乎已经铸成并陶冶了南方工匠的性格时，在那些战争期间卫斯理文化占优势的地区，情感的能量似乎却被储存起来或被压抑下去。在30年代的任何时候，只要在北方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土壤中扎上一铲，激情就会从地里冒岀来。
因此可以说，欧文主义同时还聚集了某些这类激情。由于欧文和他的宣传家们预言“繁荣将会岀现”，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以色列的后代聚集在自己周围。建立公有制社会的渴望复活了，理性的立场变成了兄弟情谊的立场。在这样一个酝酿阶段，唯信仰主义便以世俗的性解放观念的同义词在一些欧文派公产主义者当中神秘地复活了。“如果你们爱一个人”，“天国”沃德在他的“礼拜堂”告诉年轻人说，“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一起生活，而不需要任何法律或仪式。”（沃德也有一个殖民乐园计划，主张“凡愿意离开这个社会的人都可以在那里像一家人那样生活在一起”。）此外，对穷人来说，欧文主义还触动了他们心底最深沉的一个东西——梦想有朝一日，靠某种奇迹，再次拥有一块土地的地界桩。
人们认为，在19世纪30年代，许多英国人觉得工业资本主义的框架只是部分建成了，没有搭上的欧文主义仅仅是一种曾刺激了群众热情的短暂力量，它认为只要人民团结起来有足够的决心，就能在数年或数月之内建设一种完全不同的框架。布朗台尔·奥布莱恩曾在1833年写道，联合精神已经发展起来了，其目标：
比人们所能想象的任何其他目标更崇高，即——建立生产阶级实现对他们自己的生产成果的完全控制……。全面的社会改革——实际上即是全面瓦解现存的“世界秩序”的改革——已为工人阶级所考虑。他们立志要处于社会上层而不是底层——更确切地说，他们希望根本就不存在上层和底层。[153]
回过头看，我们很容易把这种精神看成是天真的或“乌托邦式的”。然而，从学术的高度看问题，我们就没有权利那样说。由于穷人穷到了绝望的地步，而在公社里，他们不仅可以把知识文化同对希腊罗马体育的爱好结合起来，而且还有吃的，这种前景对他们也就有了吸引力。即：对欧文派来说，千年王国不仅会到来，而且会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被创造出来。
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欧文主义的各种形态：工匠的欧文主义是梦想切断中间盘剥的市场经济；技工是要推行总工会；慈善的乡绅希望建立一个理性的有计划的社会；穷人梦想的是土地或天国；织工希望不受雇于别人。所有这些人都想见到一个平等的、人人皆兄弟的、用相互帮助取代相互争斗和竞争的社会。莫里斯在1838年写道：
当穷人说：“我们也愿意承认现状就是一切，我们愿意不信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惟一愿意居住的家园”时，那种语言也许会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然而……正是“我们愿意”……为欧文理论的干瘪说教增加以外表的活力。[154]
“我们愿意”就证明劳动人民正在成熟，并开始作为一个阶级意识到了自身的利益和渴求。他们对资本主义从制度上进行批评，并提出另外一种更加理性的“乌托邦”式的制度。这样做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出于对救世主的信仰。问题并不在于欧文“发了疯”，而在于（在劳动者看来）有一种社会制度明显用蒸汽机和新型机器取代了劳动者并使他们的状况恶化，市场可以“过分饱和”，但那些光着脚在手摇织机旁的织工和在工场里干活的鞋匠却没有上衣可穿。这些人从他们的经历中知道欧文的话是公正的。
……目前的社会制度是人们所设计的制度中最最反社会、最不聪明、最缺乏理性的制度；在其影响下，人类本性中所有优秀的有价值的品性从幼年开始就被压抑了；那些最不自然的手段只会起到产生最有害的嗜好的作用……[155]
就其主张而言，欧文主义绝非是落后的；相反，它是这一时期抓住了大众的想像力的第一部伟大的社会学说。因为它开始把蒸汽机和工厂作为一种扩大的生产力加以接受。争论的问题甚至已不再是用于赢利的机器的增多，也不是工业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是由谁来控制其社会资本。建筑工匠和小雇主虽然对于控制和把大部分利润分给建筑业大老板和承包商的做法感到愤恨，但他们并不认为解决的办法有赖于众多的小业主。[156]相反，他们希望涉及建筑业的技术合作列入合作的社会管理之中，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有时被认为是从“小资产阶级”中摄取力量的运动，竟然比我们历史上任何一次运动都更真诚地开创了新型的社会生活形态。霍利约克在多年后写道：“早期合作社的所有热情和真诚……致力于共产式的生活。‘社会主义者'……希望建立自愿、自助和自己管理的工业城市，所创造的财富将由生产财富的所有劳动者公平分享。”[157]那些把这些试验的失败仅仅看做是人们愚行的证明的人，也许是过于相信“历史”已经证明它们的结局。
欧文主义也有非理性的成分（或者说一般贬义上的“乌托邦”性质），如对宣传缺乏耐心，相信靠演讲和小册子就能宏扬理论，以及不够注意方法等。成败攸关的尤其是欧文对政治权力的现实抱回避态度，并力图绕开财产权问题。合作的社会主义是简单地去代替资本主义，是用事例，用教育，用合作社在其农村、工场和商店中的发展，没有痛苦，没有冲突地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曾急切地向其读者保证说，合作运动没有“平等倾向”。它的目标是“提升所有人”；它的财富不会取自现存的财富所有者，而是“新生产岀来的财富”。[158]一位沃林顿的牧师宣称：“我们……不是作为平等派到这里来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剥夺任何人的任何财产。”[159]1834年，在欧文运动发展到最顶点时还宣布了一项“人道权利宪章”：
任何个人的现存财产，无论是通过旧社会的习惯获得的或因自己经营而拥有的，都被视为是神圣的。直到……它不再有用或不再具有交换价值为止……。[160]
这就是欧文主义的弱点。甚至连那个小小的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团体在战争结束时，也看出社会主义需要没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斯彭斯在他的《使社会恢复自然状态》中写道：
……希望看到小农场重新出现，希望不再看到穷人受到极端勒索和压榨的现象等等，这些都是小孩子的见解，除非你把现在的土地财产制度完全推翻。因为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具有压迫的力量和权力……。因此，如果不彻底摧毁这些大力士的权力，任何事都做不成……除非彻底消灭目前的土地占有制度……否则这个世界就不会回到值得居住的状态。
正是这段话使得英国统治者特别愤怒，为此，他们不加审讯便把《基督教的政策》的作者、温和的托马斯·埃文斯关了一年，而当时西德默思勋爵却正在讨论开明的欧文先生提出的建议。就在那一年，最后一批斯彭斯主义者当中的一位有色人种名叫罗伯特·韦德伯恩的黑人裁缝创办了一部印刷质量糟糕的小刊物《无望的希望》：
欧文先生……将发现，下层阶级完全相信他是土地所有者和政府的工具……。[161]
事实证明，1817年的斯彭斯派和老激进派都错误地估计了欧文；斯彭斯和埃文斯的农业社会主义信条不适合于工业的英国。不过，斯彭斯派至少还愿意提出所有制和阶级权力问题。
正是因为欧文拒绝正视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才使得他能够在政治激进主义面前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并不时地把运动引向令人迷茫的道路。多年来，合作运动一直同博爱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派保持着并存的关系。然而，到1832年，像赫瑟林顿、奥布莱恩和詹姆斯·沃森这类人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想法，并开始拒绝欧文关于取消一切政治手段的建议。欧文主义对他们一直具有巨大的建设性的影响力。从欧文主义中，他们学会了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一种各不相干的事物的凑合。他们还学会着提岀一种新的、强调相互关系的乌托邦制度。他们已经不再像科贝特那样去怀念那个更古老的世界，还获得了设计新世界的信心。他们已经懂得教育的重要，懂得改善环境的意义。他们从汤普森和安娜·惠勒那里学会了提出关于妇女权利的主张。从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没有任何东西似乎是既定的、不可避免的，是从“自然”法则中产生出来的。
亨特·赫瑟林顿的最后愿望和遗嘱充分表达了这种思想：
这是我告别生活之时的想法和感情：我曾生活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制度下，既有竞争、抢夺、自私所带来的祸患，也有其欢愉：这种制度迫使人们不停地苦干并剥夺了他们的天性，使最高尚的人们的道德和社会追求化为泡影；这种制度实际上把所有的人要么训练成奴隶，要么训练成伪君子，再不就是罪犯。因此，我热烈拥护那种伟大而善良的人——罗伯特·欧文的原则。
5．一种机器
弗西斯·普雷斯曾写道：“这两人（欧文和霍奇斯金）目前在某些方面造成的危害是无法预计的”。[162]“危害”性作品都是在1831至1835年间写出的。在这一点上，本文的研究已告一段落；因为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认为工人阶级在那时已不再是正在形成，而是已经形成了。跨过从1832至1833年间的门槛，我们便能够在英国各郡的大多数行业中感受到工人阶级的存在。
劳动人民的新的阶级意识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一方面，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工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意识体现在他们建立的许多组织机构中，并在1830至1834年间的总工会运动中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表达了岀来。而在1780年时的英国，这种意识和这些机构组织还只是处于零零碎碎的状态。
另一方面是意识到工人阶级或“生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同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而且其中还包含着日益成熟的建立新制度的意识。然而，这种阶级意识的最后定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中等阶级对工人阶级力量所作出的反应。这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在1832年的选举资格条件中被小心翼翼地划了出来。我们本来希望看到日益发展的中等阶级改革运动，而后面跟着一条工人阶级运动的尾巴。只是到后来，才岀现工人阶级的宣传，但实际上，这个过程被倒了过来，这是英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奇怪特点。法国革命的情况是同时引入了三个并举的过程：惊恐万状的土地贵族和商业贵族采取了反对革命的态度；工业资产阶级退缩了，并开始同现状和解（在有利的条件下）；大众改革运动迅速激化（那些在战争期间顽强地幸存下来的雅各宾骨干主要是小业主、工匠、织袜工和剪绒工以及其他工人）。1795年之后的25年可被视为“漫长的反革命”时期。因此，以先进的、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为其理论的激进运动，便多半具有了工人阶级性质。然而，这一运动的成功是不会受到工厂主、铁工厂老板和制造商的欢迎的。因此，一种特别主张抑制和反平等主义的意识便在英国的中等阶级中产生了（戈德温向边沁让步，边沁则向马尔萨斯、麦卡洛克和尤尔牧师屈服，这些又导致贝恩斯、马考莱和埃德温·查德威克等人的主张出现）。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旧制度的抵抗和工厂主的怯懦，旨在克服腐败的旧制度的明显非理性弊端的最温和的改革措施同时也被推迟了。
1832年的改革法危机——更准确地说，是从1831年初开始直到1832年“五月的日子”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几乎可以从每一点上说明这些命题。骚乱来自“平民”，并迅速表现出：
令人惊讶的思想一致性，这正是“改革”所非常需要的。从一方面看，英国在这12个月中无疑正在度过一场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危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表明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从事符合宪法和准合法斗争的经验：
人民在行进中表现出来的有条不紊和稳健的坚定性、能动性及技巧使改革的敌人大吃一惊。在城市、市镇和教区，几乎各类人都在举行集会；参加集会的既有属于俱乐部的技术工人，也有不属于任何一种行业俱乐部或协会的普通工人……。
这就是普雷斯在1830年秋季写了之后又在（1831年2月）补充过的话：
然而，同一地区的不同地方之间却连最微不足道的交流也没有，每个地方的人似乎都懂得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163]
1831年3月，国王的私人秘书向格雷抱怨说，那些参加规模不断壮大的示威游行的人，“绝大多数来自最下层阶级”。1831年秋季和1832年5月参加伯明翰和伦敦两地的大游行的人数已超过1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工匠和工人。[164]
“我们没有造成改革的激动情绪”，1831年5月，格雷有点恼怒地向国王写道：“我们就职时就发现这事闹得挺凶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解释为什么在那些充满危机的年份里，革命事实上不可能发生。首先，工人阶级激进运动显示了非常的力量；其次，中等阶级的领袖们，如布鲁厄姆和《泰晤士报》、《利兹信使报》的领袖们巧妙地利用了工人阶级所形成的威胁，并通过谈判找到了一条除那些最死硬地维护旧制度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退却路线；再次，辉格党和较容易妥协的托利党人意识到，尽管布鲁厄姆和贝恩斯不过是在讹诈他们，但如果不能达成妥协，中等阶级改革派就再也不能阻止他们背后的骚动了。
工业资产阶级一心希望革命不要发生，因为他们知道，当开始那一天，就会出现一个的剧烈的激进化过程；亨特派、工会派和欧文派领袖就会在几乎所有的工业中心赢得日益增多的支持。《贫民卫报》写道：“‘革命'被中等阶级和小业主们利用了，然而——
暴力革命不仅超越了那些要威胁它的人的手段，而且对他们来说还是最使人惊慌的东西；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一种革命只能由穷人和受鄙视的大众来完成，只要把他们刺激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在那些人的目标之外，利用革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使他们可爱的财产权陷入危险之中：可以肯定地说，暴力革命是他们最恐惧的东西……。[165]
中等阶级改革派在两条战线上巧妙地作战。《泰晤士报》一方面以群众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的面目出现：“我们相信，在联合王国，没有一个郡镇或村庄不存在要求改革的集会和请愿活动……。”它甚至极力敦促人民：“在全国组织政治社团是他们庄严的责任。”它支持——就像爱德华·贝恩斯在利兹欢呼的人群面前所宣布的那样——采取直接把人民引向革命的强迫性措施：挤兑现金，拒绝纳税，使政治同盟的成员武装起来。在如何看待1831年10月发生在诺丁汉、德比和布里斯托尔的骚乱的问题上，以伯明翰为楷模的各地政治同盟却显示出了自己的双重作用：
这些联盟赞成促进改革事业，主张保护生命和财产，使之免受暴民的任何侵犯；此外，还主张维护其他的重大利益，并抵抗寡头政治的有组织的暴虐行径……。[166]
这些中等阶级又纵火，又要携带警棍。有时候，托利党人自己也想要鼓动独立的工人阶级改革运动，以使之形成咄咄逼人的势态，以此来迫使布鲁厄姆和贝恩斯会向腐败的旧制度寻求保护，从而使他们服服帖帖。当工人阶级全国同盟提岀要在伦敦发动一次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和抵制辉格党改革法案的示威游行时，国王自己写道（1831年11月4日）：
陛下对于拟议中的集会打算采取的措施没有丝毫的不满意，虽然这些措施相当激烈而且……易遭致异议，但他相信这当中所表达的意图和目标有可能……为抑制政治同盟的发展提供机会……。[167]
全国各地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改革派都在想方设法控制运动。最初阶段，即到1831年夏季为止，是中等阶级激进派占上风。7年前，伍勒曾怀着悲哀的幻灭感最终宣布《黑矮人报》的停刊。原因是（在1824年）没有“对议会改革事业热心的公众”。尽管成千上万的人闹着要改革，但在他当时看来，他们不过是“吵着要面包。1816至1820年间的那些演说家和报刊编辑及撰稿人只不过是从“社会酵缸里冒出来的泡沫”。[168]19世纪20年代末期的许多工人阶级领袖都有同他一样的幻灭感，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大师——欧文——的非政治立场。直到1830年夏季，随着农业工人“起义”以及法国的七月革命的爆发，大众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政治鼓动上来。由于顽固不化的死硬派（威灵顿公爵、上院议员、主教）顽固地殊死反对任何改革措施，势态的发展也就有了走向，（中等阶级激进派充分利用）这一发展，大众骚动的力量集中到格雷和罗素的背后，支持一项对大多数人都没有好处的法案。
于是，1816至1820年（以及1791至1794年）各种力量的统一战线（大众的改革要求同卡特莱特少校的成年男子选举权纲领其实是一致的）就这样破裂了。1831年11月，格雷在下院宣布说：“如果有什么人以为这次改革会导致更深远的措施”，
他们就错了。因为还没有一个人像我那样坚决地反对年度议会、普选权和无记名投票。我的目的不是支持，而是要终止这类希望和计划。
老激进派对于这一点是看得够清楚的。他们中大多数能说会道的发言人直到决定性的“五月的日子”到来时为止都在起哄地嘲笑辉格党的法案。“麦克尔斯菲尔德的一位激进主义者宣称，“如果垄断和腐败仍然保持不变，那么，无论由选区贩子或由嫖客或奶油乳品商来统治，其实都无所谓。”[169]亨特作为普雷斯顿的议员（1830-1832），仍坚持他先前的主张，只是在语言上稍微谦逊了一点。机智勇敢的激进派教师乔治·埃德蒙兹曾主持在伯明翰新会堂山举行的战后第一次群众大会，他宣称：
我不是房产持有人，——但在危机时刻，我可以持有滑膛枪。“法案，这惟一的法案”不承认乔治·埃德蒙兹是公民！——乔治·埃德蒙兹蔑视它，除此之外，还要算一个痛打国家的强盗。[170]
这也是伦敦激进工匠中的精英们的立场，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成员。赫瑟林顿的《贫民卫报》——无疑是英国（到那时为止）最好的工人阶级周报——曾报道他们在1831和1832年每周在圆厅剧场讨论的情况，参加讨论的有赫瑟林顿本人（没蹲监狱时）、威廉·洛维特、詹姆斯·沃森、约翰·加斯特、才气焕发而又不幸的朱利安·希伯特以及年老的威廉·本波（先前是班福德和米切尔以前的同事，现在则极力主张“全国大休假”，即进行一个月的总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生产阶级将能控制政府和财富）。[171]讨论渐渐涉及到阶级的定义问题。同赫瑟林顿齐名、最早为“无印花税”报刊的发行而斗争的威廉咔宾特提出了不同的想法，认为应该把辉格党法案看做“楔子”予以支持。他抱怨说，《贫民卫报》把“中间商”和“中等阶级”当作“同义语”来使用；其实，中等阶级“不仅不是一群与你们的利益不同的人，相反，他们与你们是同一个阶级；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劳动者。”[172]整个危机期间，这种争论都在进行。法案通过之后，《贫民卫报》报道了争论的结果：
提出改革法案的人，不是想推翻，甚至也不是为了改造贵族制度，而是为了从中等阶级那儿获得一支准贵族增援军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辉格和托利之间的惟一差别是——为了保护财产，辉格党愿意拿出一点虚幻的东西。而托利党人则什么也不给，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大众是傻瓜，他们也不会因得到那点虚幻的东西而罢手的，相反，他们还要继续争取现实的好处。[173]
参加圆厅聚会的那些好斗的欧文派究竟能代表多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意见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他们开始时只代表了工匠当中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迅速地聚集了力量；到1831年10月，他们还能组织约有7万多人参加、许多人都扎着象征成年男子普选权的白围巾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1832年3月，又有约10万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反对全国斋戒日的示威活动。普雷斯把圆厅聚会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却被他写成是“凶暴的”）视为对中等阶级策略构成最大威胁的人物。在他的改革法案危机纪事手稿中（历史学家们过于信赖这部手稿了），他用了许多篇幅来探讨限制他们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他自己的对抗性团体——全国政治同盟的影响来取而代之的无耻战略。威灵顿公爵本人把这种论战看做是现存制度同圆厅之间的斗争，并把二者比作两支“交锋”的军队。但他的军事头脑被搅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明白在两军之间划不出一条界河，无法在桥上设置适当的哨兵和哨所。敌军其实就布置在自己阵营中的敏感位置上。[174]
然而，1831年10月的游行队伍主要是（似乎如此）由“店主和高级工匠”组成的。尽管他们的人数颇为壮观，但同人口较少的伯明翰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相比，他们就显得可怜了。情况似乎是这样，虽然伦敦工匠最终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有凝聚力和高度号召力的领导集团，但他们同伦敦的劳动群众以及“不体面”行业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宽阔的鸿沟。（伦敦的宪章运动史上不时出现这种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曾被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用漫画形式表现在一部粗鄙下流危言耸听的小册子的插页上。他把圆厅聚会者看做是“无赖”或理想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危险性在于他们有可能把犯罪阶级——“社会奴隶”，即果园街、威斯敏斯特和白教堂附近的人的破坏能量释放出来。此外还有数以千计不关心的（但又是危险的）人，如“叫卖小贩、牲畜贩子、杀牛匠、宰马匠、卖死畜和狗肉的、贱痞子、烧砖匠、扫烟囱的、掏粪工、清道夫等等”。他对圆厅里的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他们多半是“以勤劳为立身之本的严肃正经的人”——他们的优秀才能容易把他们同危险阶级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他们许多人都是“到处居住、生活放荡的单身汉，如果他们在伦敦放火，是不会担心家里还有无助的人需要关心的”：
在举止方面，他们是温文尔雅并不粗俗，但一旦涉及到敏感的问题——他或是拂袖而去，要么是……眨着眼睛对你说，是政府雇你来胡说的。妥协比坚决的反对更让他们恼怒。
他说（具有某种真实成分）他们许多人“拥有武器”：
如果伦敦民众的暴动发生了，人们就会发现他们站在最危险的地方，率领着小偷和暴民，向他们传授最有效的方法，临死前，如果命该如此，他们还会喊几声表示蔑视的话。
“这些就将是我们的革命战士，如果我们一定要有一次革命的话。”[175]
这情形太夸张了，但并非全不真实。[176]在当局看来（无论辉格党还是托利党），危险在于工匠社会主义和“犯罪阶层”有可能联手。但伦敦的非技术群众却生活在不同于工匠的另一个世界里——极端困苦、文盲、普遍缺乏的道德而且疾病流行（1831至1832年冬季的霍乱大爆发就是例证）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各种古老的问题，以及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大都市所造成的种种问题。[177]
非技术工人既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也没有组织（除互助会之外）。他们同工匠一样，很容易跟在一位绅士后面行动。然而，1831年10月开始的政治危机的严峻现实，足以使构成他们生活中的宿命观、服从论以及缺衣少食的现象外壳决裂，那个月发生在德比的骚乱、诺丁汉城堡的抢掠、布里斯托尔的广泛骚动——都是社会基础发生深刻动摇的征兆。当时的旁观者们还急于希望伦敦的东区发生暴动。
伯明翰政治同盟是一个可以让人接受的组织（《泰晤士报》曾专门就此予以赞扬），因为当地的产业环境有利于仍处于中等阶级牢固控制下的群众改革运动开展。伯明翰的激进主义运动同英格兰中北部和北方相比有着重大差别。它的小型产业中没有卢德运动的根基，而政治同盟之“父”的托马斯·阿特伍德在1812年领导雇主和工匠联合反抗市镇委员会指令时，首先博得公众的重视，1817至1820年在黑乡肯定有激进的“实力派”团体，不过——或是运气好，或是能正确判断——他们从来没有因釆取如彭特里奇起义和格兰奇荒地事件那样的流产行动而暴露。[178]正如布里格斯教授所指岀的，托马斯·阿特伍德之所以能在1830年把各种不同的“不满力量”“协调并联合起来”，是因为伯明翰的工业革命“成倍增加了生产单位的数量却没有增大现存企业的规模”。那里的技术劳动几乎都没有被机器取代，无数小工场的存在说明社会分化还不太严重，而且工匠还可能上升到小雇主的地位；经济衰退时，雇主和工匠都同样受害。[179]可见这里的阶级对立情形要比曼彻斯特、纽卡斯尔和利兹微弱些。在改革法案危机期间，阿特伍德一直用心良苦地控制着伯明翰同盟（奥布莱恩后来回忆说）“以致伯明翰的工人似乎真以为‘改革过’的议会真的（尽管并不是真的）会代表他们”。而且，奥布莱恩还在一份赞辞（出自这样一个严格的批评家之手，给人的印象便更深刻了）中写道：
众所周知，改革法案的成功更多地应归功于这个团体。在事态发展的关键时刻，它通过秩序井然的行动、广泛的组织以及盛大的人民集会，使法案的通过成为不可阻挡之势。[180]
在利兹、曼彻斯特和诺丁汉这类中心，中等阶级改革者的情况就要困难得多。在曼彻斯特（就像在伦敦一样），一些相互竞争的政治同盟同时并存，从1831年10月起，主张男子普选权的同盟占了上风。同月在博尔顿，由于法案被上院否决，当地的政治同盟便发生了分裂，最大的一派（主张男子普选权）组织了一次有6000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他们的旗帜上写着：“打倒主教！”“贵族滚蛋！”[181]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这类事件发生了数十次。“走进任何一条胡同或酒店，只要在有几个工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多尔蒂1832年1月写道：
然后再听他们谈上10分钟……你就会发现他们讨论的主题至少7/10是那种骇人听闻的问题：是袭击富人的性命，还是袭击他们的财产？[182]
《贫民卫报》在1831至1832年的冬季刊载的都是嘲笑1831年法案及其相随的手续程序的文章，确实显得有些书生气。圆厅聚会者将该法案看做是一个圈套（并看做是对激进主义运动的出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腐败的旧制度以新石器时代的石头来顽强抵抗任何改革，使整个国家面临革命的威胁。《贫民卫报》后来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并把梅塞龙中校的《人民自卫法》（关于巷战的一本手册）一书的内容，作为特别增刊加以出版。[183]在“英国陷入不安和混乱的11天”，上院最终通过法案之前，弗朗西斯·普雷斯一直在屏息注视。法案通过的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就写道：
当时我们处于总暴动的时刻，如果威灵顿公爵有可能组阁的话，那早就同人民相冲突了。
“主要市镇”将会出现路障栅栏——阻止纸币流通：如果革命发生，那“在更大程度上将会是一次全民的行动，就不会向以前那样进行了”。
在1831年秋季和“5月的日子”里，英国处于革命的边缘，如果一旦发生革命，就很有可能（如果我们考虑到合作理论和工会理论的同步发展）以其迅速的激进化特点而成为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预兆。J.R.M.巴特勒的《伟大改革法案的通过》为我们提供了危机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但因他对整个局势发展中潜在着的因素认识不足，所以他的研究的说服力就因此而削弱。这种情况表现在象征这一类评价之中（这一段是评价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
……它以狂妄的姿态，厌恶有教养的人……贝思内尔草场支部向国王请愿，要求废除上院或芬斯伯里区敦促下院没收199家贵族的产业时的蛮横无知。[184]
作这种评价要谦逊一些。革命的确没有发生，原因部分应归于科贝特（极力主张接受当局的部分让步）所代表的激进主义传统中的那部分强烈的合法主义倾向[185]；另一部分则应归于中等阶级改革者的手腕。他们正确地提出的妥协不会削弱反会巩固国家和财产权，以对抗工人阶级的威胁。
辉格党领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找到使许多人依附于财产及良好秩序的方法，格雷说：“最重要的是用对国家和对制度的支持和爱心来把社会的中间派和较上等的阶层联合起来。”[186]贝恩斯在1831年的调查表明，当时有一条被极其小心地划出的界线，他发现利兹有10英镑的房产持有人被明白地显示出来。在一封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信中，通报了调查的结果，这应该被视为关于改革法案危机问题的标准文献之一。贝恩斯的那些善于对选举结果的票数作岀估价的游说者——
一致表示，关于10英的资格不承认不稳当不明不白地授予那些单身汉，于是他们吃惊地发现被允许拥有选举权的人相比之下是多么的少。
为了答复罗素关于房产持有人同其他人口之间的比例问题，检票员们报告说：
在主要由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有选举权的户主不到五1/10。在商店众多的街道，几乎每一户主都有选举权在有11000居民的霍尔比克镇，其中主要是工人阶级，但也有好几家工厂、染坊、酒吧以及体面的宅第，只有150个选民……。在马歇尔先生的工厂做工的140个户主、家长中，仅有2人有选举权……在霍尔比克的欧·威兰先生父子的工厂中，160或170个户主中没有一人有选举权。机器制造工——最高级别的机工——泰勒和沃兹沃思先生雇佣的约100个户主中，只有1人有选举权。按照该法案，工人阶级中将被授予选举权的人似乎不超过1/50。
即使是这样的估计似乎也有些过分。1832年5月交给政府的统计表表明，在利兹（人口为124000）将有355个“工人”会获得选举权，其中143人是职员、仓库业主、监工等，其余的212人都有特殊身份，其收入每周在30先令和40先令之间。[187]
由于内阁先前曾考虑把10英镑选举资格提高到15英镑，这些调查无疑使内阁放了心。普雷斯写道，“人民当中的大多数都相信，或是议会通过改革法案，或是他们就以暴力手段——如果改革法案被否决的话——获得比法案内容更多的权利……”[188]正是这个“更多”的东西，在1832年威胁着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并使土地财富和工业财富之间、特权和金钱之间取得了和解，这就形成了英国持续至今的社会结构。在贝恩斯和科布登的旗帜上写的并不是平等和自由（也很少写博爱），而是“自由贸易”和“节约”。布鲁厄姆鼓吹的是财产、安全、利益。他在改革法案二读时发言说，“如果说有暴民”——
那么也有人民，我指的是中等阶级——指的是成千上万品行端正、有身份、有名望的人——他们是社会中人数最多而且是最为富有的阶级。如果你们把你们所有的贵族城堡、庄园、特许饲养权和狩猎权以及你们全部的宽阔的土地拿去拍卖，而且是以50年的价格拍卖，不足以抗衡中等阶级巨大而坚实的财富。中等阶级还具有英国人的稳重、理性、智慧和诚实，他们是这些品质的真诚继承人……。我恳求你们不要惹恼热爱和平但又不屈不挠的人民……。作为你们的朋友，作为我的等级的朋友，作为我家乡的朋友，作为君主的忠实仆人，我奉劝你们以最大的努力帮助维持和平，维护宪法制度使之永存……[189]
法案通过之后，贝恩斯抛开了华丽的文词，说岀了中等阶级激进派的要求：
改革的果实即将收获，许许多多的商业、农业垄断权就要废除，教会就要得到改革……封闭的工厂就要开放，节省和节约的规定即将推行，奴役的枷锁将被打碎。[190]
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要求则没有如此清楚地表达岀来。他们最低限度的政治纲领也许是在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机关报《贫民卫报》上提出的：
根除贵族制恶魔；建立共和国，即由普选权基础上的代表民主制；取消世袭衙门、头衔和称号；废除……长子继承权；……司法俭省迅速，废除狩猎法，取消凶恶的报税……；解放我们的同胞公民——犹太人。把济贫法引入爱尔兰，废除侵犯财产罪的死刑，“大主教”、主教的收入用于维持穷人生活；废除什一税，教士或牧师的工资由他们的教派支付；“国债”不成为国民之债；遣散专制主义的工具——士兵；建立国民卫队。[191]
这是一份从18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什么发展的雅各宾主义的旧纲领。（1831年11月由洛维特和詹姆斯·沃森起草的全国同盟宣言的第一条原则是：“任何财产——通过诚实劳动获得的——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192]）然而，围绕着那个“更多的东西二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根据自己最大的不满又提岀了其他要求。在兰开郡，多尔蒂同他的支持者们主张“普选权的惟一含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一种权力，使他能够保护自己的劳动不被他人吞噬。”[193]欧文派、工厂改革者以及像迫不及待的威廉·本波那样的“实力派”革命者则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过，争论的条件最后还是被成功地限制在布鲁厄姆和贝恩斯所希望的范围内。这是（正如雪莱在1822年所预见的那样）“血统与黄金”的斗争；结果，为了排除平等的要求，血与金妥协了。从法国革命到改革法案通过的这一时期，中等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了。同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中等阶级意识相比，它具有较保守、较缺乏远大的理想（也许除了其他民族的理想之外）、较狭隘自私的特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中等阶级的激进派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一直不得不在“两种民族”之间摇摆。出于名誉的考虑，有许多知识分子宁愿被别人认为是宪章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也不愿被让人认做是临时警察。但有一些人如韦克利、纽波特的费罗斯特、邓库姆、奥斯特勒、恩斯特·琼斯、约翰·菲尔登、W.P.罗伯茨，以及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等，则一直在发出不满的个人和知识分子不满的“声音”。他们的思想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中等阶级的意识形态。
爱德华·贝恩斯在给罗素的信中无非是提出了几乎像算术一般严格的阶级定义。不过，在1832年，阶级的界限是以社会觉悟、根据选举权资格用一支擦不掉的铅笔硬划出来的。此外，在这些年中还岀现了一位有才干的、为工人阶级的境况下定义的理论家。似乎是命里注定的安排，他竟是一位与英国极端激进主义和欧文社会主义的经历连在一起的憎恨英国辉格党的爱尔兰知识分子。詹姆斯·“布朗台尔”·奥布莱恩（1805—1864），一位爱尔兰酒商之子，都伯林三一学院的高材生，1829年到伦敦“研究法律和激进改革”：
我的朋友让我来研究法律；我本人则喜欢研究激进改革……，虽然我在法律方面完全没有进展；但在激进改革方面却有巨大进步。如果明天国王学院要设立一个激进改革教授职位（顺便说这是极不可能的事），我想我就会成为候选人的……我似乎感到自己血管中的每一滴血都是激进的……。[194]
改革法案危机期间他曾主编过《英格兰中部代表》，后来，他便到伦敦接管《贫民卫报》。
他在评论改革法案时写道，“我们早已预见到它将会把以前曾倾向于同人民一起行动并受贵族排挤的大量中等阶级同工人阶级合并。”[195]在他为波那罗蒂的“平等派密谋”写的序言中，他用了一个比喻：“吉伦特派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工人阶级，愿意把选举权扩大到小经纪人（正像我们英国的辉格党人通过改革法案所做的那样）。“中等阶级的政府是所有政府中最折磨人最冷酷的。”[196]
这是他经常重复的主题。辉格党行政当局的每一项新行动——爱尔兰高压法案、否决10小时工作日案、压制工会、济贫法修正案等等——都重新加强了他的愤怒。“在改革法案通过之前”，他在1836年写道：
人们还以为中等阶级同劳动者有一些共通的感情。那种幻想现在已不存在了。爱尔兰高压法案通过后，那种幻想还存留着，随着饥饿法的制定它才完全消失。在唯利是图的法律统治下，工人再也别指望会有正义、道德和宽恕了。[197]
由于奥布莱恩本人是从中等阶级文化圈中逃出来的，因而在论及他本阶级的特别乐于模仿他们在客厅里闲谈的那种话题：（中等阶级的）追求和习惯特别低下。他们的生活必然充满着卑鄙的诡诈和投机……”：
这两个阶级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任何共通的利益。工人关心的是干尽可能少的活和得到尽可能多的报酬。中等阶级关心的是让工人尽可能多地干活而给他们尽可能少的钱。他们各自的利益就像两头牛一样直截了当地对立着。
他还相当有天才地企图把极端激进主义的传统同欧文主义传统拧在一起，形成一种自称是进行政治革命、剥夺有产阶级并建立欧文派公社制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
我们必须进行一次骚塞所称的“革命之中的革命”，这就是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1794年初在法国所设想的那种革命；即彻底推翻财产分配制度财产——始终是我们必须对准的目标。没有财产制度……财产——的变革，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发生。
这样的革命（他希望）在实现普选权之后，不需要暴力便会发生：“现实的不平等源于少数人的法律；多数人的法律则将消灭不平等。”[198]
当今的历史学家肯定不会赞成奥布莱恩把改革后的辉格党行政当局的统治措施过于生硬地同“中等阶级”利益划等号。[199]（腐败的旧制度比辉格党政府更有活力，如在取消谷物法的持久战中所表现的那样。）而且，选择这样一个理论家（中等阶级出身）作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表述者也是不恰当的。然而，站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的奥布莱恩根本就不是一个怪人。作为《贫民卫报》和其他报刊的主编，他拥有众多的并且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读者，后来他还赢得了宪章运动的“导师”称号。他的作品贯穿19世纪30年代早期众多运动的一条中心线，并为旧民主主义的要求、社会运动（反对新济贫法及拥护工厂改革）、欧文派的公有制试验和工团主义者的工会斗争提供了相互间的思想联系。同战后年间的科贝特和伍勒一样，奥布莱恩同样是他的时代的真实代言人。
当然，大多数工人对改革法案所感到的失望还较少具有理论色彩。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尝尝。我们可以从利兹这个小范围内发生的几件竞选事件中看到这种尝试。贝恩斯已经利用自己的影响安排布鲁厄姆做了约克郡议员，此后他又为辉格党提供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利兹最大的雇主之一——马歇尔；另一个是马考莱。一位追随辉格党的店主在日记中是这样称呼他的。马考莱是对改革法案最为满意的思想家之一，他用新的措词解释了托利党的“实际代表制”原则：
较高等和中等的人是人类的天然代表，他们的利益在某些事情中可能同他们的较穷的同胞有冲突，但这种利益是同无数后代的利益一致的。
他悲叹“在财富的分配上不平等，不平等强加在人人的认识上”，同时又“以不可争辩的理由证明这不平等对一切阶级的幸福是必须的，是显而易见的不公正的”。同他相比，马歇尔先生算不上是一位理论家。不过——如果激进派的一份境况材料是可信的话——他认为一周12先令对一个有家之人来说是一份不错的工资，工人阶级可以用移民办法改善自己的境况。而且：
在马歇尔先生的工厂里，曾有一个9岁的男孩被扒光衣服，绑在根铁柱上被人用皮带无情抽打，直至昏死过去。[200]
托利党候选人是萨德勒，他是十小时工作制运动在议会中的主要代言人。两年前，奥斯特勒就同缩短工时委员会一起发起了禁止童工的感情强烈的运动。令人震惊的“朝夕约克运动”就发生在上一年的4月，十小时工作制运动（同欧文派的运动一样）在数月的改革法案危机期间一直在不停顿地进行。因此在这场竞争中，奥斯特勒打算站在萨德勒一边反对那位曾在《利兹信使报》上拐弯抹角地为工厂主辩护的贝恩斯。科贝特也打算这样做，事实上他提补了贝恩斯的话，使我们想起了那个时代的诽谤法的宽松程度：
这位好说谎言的伟大的胡吹家布鲁厄姆……总是想方设法至少让一个议员在下院做出比50个议员更多的有损公众自由的坏事来；这个自高自大的、贪婪的、没有原则的胡吹家过去20年来一直在欺骗约克郡人……[201]
因此，由于有了萨德勒的幕后作用，托利党——激进派联盟已不可避免。同样，大部分非国教徒、“店主”的选票也不可避免地会投向“我们的镇民马歇尔先生和苏格兰人马克霍利先生”（正如我们的一位日记作者所写的那样）：
……至于萨德勒，他从来不会干将来也不会干任何好事……因为他总是想出一些办法来损害利兹城的居民……他是"改进法案”的第一个倡导人，而且花了我们居民许许多多的钱，这个负担主要落到了店主也就是我称之为中等阶级的那些人身上……无疑他是我们地方长官党中的一员，但他并不比其他人更称职……。[202]
利兹的工人阶级激进派保住了他们独立的报刊和组织。（他们宣称）那些不管名誉好坏，不管生活是否紧迫的利兹人，现在已被在5月的日子里向群众大会发表演说许诺改革不然就设立街垒的人出卖了：
马歇尔和麦考莱先生也许……很赞同各种类型各种规模、无论是教会的还是国家的改革，他们也许还支持废除除他们自己的，即厂主和官吏的垄断权之外的所有垄断权。但让利兹的工人记住，如果他们支持这些人，这些人就会尽其所能地把立法权交绐他们的敌人。
而且，激进派还宣称，贵族的旧式贿选和利用权势的做法现在已经被工厂主们以一种新的形式加以利用。尽管工人没有选举权，但有人还是要在选讲台上拼命抵消支持萨德勒的十小时工作制示威游行的影响。
我们可以说出十多个工厂的名字，这些厂里所有工人都控制了同样的命令：星期一必须到厂举手表决支持戴橙色带的候选人……违者立即解雇……。他们每个人在厂里都划定了自己的位置，就像一群在圈里的绵羊，四周是前来强制执行命令的监工、职员和其他下人。
结果，讲坛变成了骚乱场所，奥斯特勒和支持十小时工作制的人“对着挥舞橙色带的萨德勒在选举中被击败后，马尔和麦考莱的模拟人像被人焚毁了，地点同样也是在1792年潘恩的人像被保王党人烧毁的地方一样。[203]
1832年的利兹选举，其意义超出了地方范围。由于北部城镇岀现了有数千人签名的支持萨德勒的陈情书，因而引起了全国各地工厂改革者的注意。1832年之后无疑出现了新的情况，每个工业地区的上百次经验都证明了新的阶级意识，这一点却被改革法案本身的条款小心地限制住了。正是“改革后的”下院在1834年批准流放了多切斯特的那批工人（“对联合一致的工人整体的一次直接打击”）[204]，并以这个文件和封闭工厂的方式发动了旨在分裂工会的斗争，其激烈的程度和（政治的经济的）意义，仍然不为人们所认识。针对雇主们的告示，约克郡工会发始面临分裂。阿特伍德本人也曾一度为这股新潮流所推动，他之所以这样，部分地也是出于对他以前曾许过大量愿的民众表示忠诚。新会堂山再次（1833年5月）聚集了庞大的示威人群，据称达18万人的示威表达了——
……人们对那些掌权的党派的仇恨心情，现在聚会是为了表达对那些人明显的厌恶。
到会者主要是沃尔索尔的煤矿工人、沃尔弗汉普顿的钢铁工人以及达德利的外作工。即将使伯明翰变为宪章运动中心城市的激进化进展从此开始了。[205]
然而，这一更新的运动的要旨却是选举权本身所暗示的那种“更多的”东西，这是必然遭到拒绝的原因。（1833年的伯明翰已不是1831年的伯明翰。它现在已是公平交易所的本部，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建筑工会的大本营，而且，《先锋报》的编辑部也设在这里。）对这个和下一个十年的工人来说，选举权是一种象征洪重要性我们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被一百多年的“两党议会政治”的迷雾遮住了。选举权首先意味着平等——公民权利、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一位小册子作者在作品中哀叹道：“人类不是砖头、泥灰和污物，他们应该是命运悲惨的，所谓：‘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被剥夺了人类在政治社会中所能够享有的珍贵权利。”[206]乔治·埃德蒙兹写道：
让我们的劳动群众再也不在天子出生庆典、市长就职游行和俗不可耐的加冕礼上露面——在这些国家蠢行中我们也不会作为帮凶出现，就让有些俗气的演员们自得其乐吧。
“像以前野蛮的爱尔兰人一样，英国大众长期以来就被人傲慢地置于社会政治之外”：
我这里表达的是没有代表权的同胞大众、野蛮的英国人、19世纪“生而自由”的奴隶们的想法。[207]
然而，在欧文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年代，要求选举权也就是要求别的东西；劳动人民已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要求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劳动进行社会控制。首先，排斥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他们以各种形式的政治行动反其道而行之，这是欧文对政治激进主义长期的漫不经心所产生的结果。1832年后出现的总工会趋势并没有使这种非政治倾向变成无为主义，相反却使它具有了战斗性和革命性。考察这些年出现的丰富的政治思想将会把我们进一步引入总工会运动史——乃至早期宪章运动史的研究，但我们并不打算走得太远。在这些年里，本波在工业区到处宣传他的“全国大放假的观点”。印刷工约翰·弗朗西斯·布雷曾向利兹的工匠传播霍奇斯金的思想，后来还出版了《劳动的疾苦及纠正方法》；建筑工会和全国大团结工会由盛到衰。多尔蒂和菲尔登建立了“全国复兴协会”，并提出以大罢工的方法实现8小时工作日。欧文派公产主义者提出了新观念并进行试验，它们将预示着在关心儿童、两性关系、教育、住房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进步。这些思想不仅在有限的知识分子中宣传，建筑工人、制陶工、织工和工匠一度乐于拿正常的生活冒险去投入这个试验。供真正的工人阶级读者阅读的报刊很多而且蜂涌而至，其中许多还对读者有严格要求。在科尔登河谷（约克郡和兰开郡之间的一个孤立地区）的丝厂里也有阅读欧文派报刊的。
我们只能谈到这些年中一再出现的两个主题。首先是国际主义，这固然是老雅各宾主义的部分遗产，而且是激进派从来就没有忘记过的遗产。当奥利弗同利兹剪绒工詹姆斯·曼和另一个革命者步行去桑希尔-利斯的集会地点时（1817），他从他们的谈话中发现“来自巴西的最新消息似乎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大的希望”。[208]科贝特总是抓紧时间赶在他的刊物付印之前插进这条消息：
我刚好可以告诉你们，比利时人民，那普通人已经击败了前来强迫他们交付巨额税金的荷兰军队。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209]
1830年的法国革命对人民有深远影响，这不仅刺激了伦敦激进派，而且也刺激了遥远的工业村庄的工人阶级改革派。此后便是工人阶级报刊掀起的急切支持波兰独立的斗争，圆厅在朱利安·希伯特的倡议下，通过了向在起义中失败的里昂织工表示同情的决议，并且还把他们同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相比。在欧文运动中，这种政治传统还发展为社会与阶级团结的主张。1833年他们发出了一份致《欧洲及北、南美洲大陆政府和人民》的《大英及爱尔兰生产阶级宣言》，一开头便写道：“人类大家庭的兄弟们……”。同年年底，关于在英、法、德的工会之间建立某种共同联盟的问题已经开始讨论了。[210]
另一个主题便是产业工团主义。当马克思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英国工会内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思想斗争就已经（至少是暂时）有了结果。胜利的一方是霍奇斯金、汤普森、詹姆斯·莫里森和奥布莱恩；失败的一方则是詹姆斯·穆勒和普雷斯。“什么是资本？”有一个《先锋报》的作者问道。“资本就是省下来的劳动！”麦卡洛克大声说。“……是从何人那里从何处省下来的？”“是从不幸者的衣物和食物中。”[211]那些“被傲慢地置于社会政治之外”的工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推绎出工团主义理论或者说经过转化的共济会理论。[212]“建筑工会的一成员”写道，“工会罢工不仅是为了争取缩短工时和较多的工资”，
而且也是为了最终废除工资，成为自己的主人并相互为对方劳动。劳动和资本将不再分离，而是在工人手中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工会自己可以解决政治权力问题，可以由各勤劳阶级组成一个“阶级议会”，“议会”代表直接由各工场和工厂委派，共济会支部把代表从地方选送到地区，再由地区送到全国大会。立即实行普选，一年选举一次，财产资格不受限制。[213]《先锋报》提出了行业的设想：
它必须代替目前的下院，并按照构成产业协会的各行业的意愿管理全国的商务。这是我们实现普选权的有利阶梯。这一过程将从我们的支部开始，然后发展到总工会，进而包括对行业的管理并最终包括全部政治权力。[214]
1834和1835年的可怕失败，使这种设想立即变成了泡影。工人们稍事喘息之后，他们又回到把选举权作为通向政治权力的更实用的办法上来了。一些东西丧失了，但宪章主义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弃对社会控制的追求，并把选举权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些年来，工匠特有的那种视角，即渴望靠辛勤的汗水获得独立的生活，已经开始转向一种较新的见解，并更易于同新的生产方式达成一致。但他们也在寻求以阶级的集体力量使环境人性化的途径——通过社区或合作社，通过遏制市场经济盲目作用，通过立法以及救济穷人的措施。而且，在他们的见解中还暗含着——并不总是明显——一种危险的主张：生产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利润，而应该是为了效用。
这种集体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伟大精神成果，它是针对工业革命而产生的一种裂变，而且也是一种较为古老的、较能为人性所能理解的生活方式。这也许就是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独特之处。由于资本的积累是缓慢和逐步的，因而可以把工业革命的准备过程一直追溯到几百年前。从都铎时代起，随着社会和技术的每一阶段的变化，工匠文化已经变得比较复杂。德莱尼、德克尔和纳什、温斯坦莱和李尔本、班扬和笛福都对此作出过贡献。17世纪的丰富经验，再加上18世纪带来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我们已经述及了），构成了互助会和行业俱乐部自身的互助传统。但这些人并不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由农民转变为新型的工业市民，作为口齿清晰、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他们尝到了工业革命的滋味。那些被投入监狱的人也许比法官更了解圣经，那些被流放到范戴曼领地的人或许要请求他们的亲属给他们寄去科贝特的《纪事》。
这也许是英国所具有的最突岀的大众文化。它包含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技艺、金属、木材、纺织和制陶工人，如果没有他们从上辈承传下来的“秘技”以及利用原始工具进行发明创造的高超技能，工业革命的创举几乎不可能超岀纸上谈兵的范围。从这种工匠和自修者文化中产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优秀的发明家、组织家、新闻撰稿人和政治理论家。要说这种文化是后进的或保守的倒也容易。工匠和外作工的伟大运动持续了30多年，它的目标确实是为了避免自己沦为无产阶级。当他们知道这一事业失败之后，他们在30年代和40年代又再次提岀了自己的主张，并力求实现新的但又是想象中的社会控制形式。在整个这段时期中，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曾受到镇压，而且在自己的群体中也处于被隔离的状态。然而，反革命所力图要镇压的东西反而在准合法的地下组织中变得更坚定了。只要统治者的压迫一放松，人们就会从小工场或织工居住的小村庄里走岀来并提出新的要求。他们被告知说他们没有权利，但他们知道他们是生而自由的。义勇骑兵纵马冲击他们的集会，但他们却获得了公众集会的权利。小册子作者被监禁，但他们却在监狱里编辑小册子。工会成员被送进监狱，一路上却有乐队和手持工会旗帜的队伍相陪伴。
由于他们的组织是以这种方式被隔离的，因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韧性和弹性。阶级的存在也因此在英国生活中产生了独特的反响。从学校到商店，从礼拜堂到娱乐场所，一切地方都变成了阶级冲突的战场。迹象一直都存在着，但不总是为外界所理解。如果说社会生活缺乏平等的传统，那么工人的阶级意识也就缺乏服从的传统。詹姆斯·莫里森曾在1831年写道：“我们是孤儿，是社会的私生子。”[215]这种强调不是出于认命而是出于自豪。
在这些年中，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们想把我们变成工具”、“用具”或“机器”。在议会委员会调查手织工的状况之前（1835年），曾有人请一位证人谈谈他的同伴对改革法案的看法：
问：自从发生了这一变化之后，工人阶级对国家制度比较满意了吗？
答：我想他们不满意。他们把改革法案看做是一种安排，目的是要让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同政府携起手来并使他们成为政府手中某种按其意思运行的机器。
这些人曾同功利主义对抗过，并企图阻止其影响，他们这样做并非是盲目的，而是出于理智和道德激情。他们并不是同机器，而是同本质上具有剥削压迫性质的工业资本主义关系作战。在这些年中，浪漫派对功利主义的大批判也在同时进行，但走的却是另一条完全独立的路线。在威廉·布莱克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智者熟悉这两种文化，也没有一个天才能在这两种传统之间作互相解释。自告奋勇地打开“新道德世界”的，是一个好生事的欧文派。而此时华滋华斯和柯勒律治却已在他们自己那不值得着迷的城堡后面退了出来。所以这些年时时出现的似乎不是革命的挑战，而是一种抵抗运动，浪漫主义和激进的工匠在其中都反对贪得无厌的人的说教。这两种传统找不到一个结合点，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损失；损失有多大，我们却无法确定，因为我们也属于失败者。
然而，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工人看做是永恒的失败者，他们的50年历程以无比的坚韧性哺育了自由之树。我们可以因这些年英雄的文化而感激他们。
[1]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22页。
[2]尤见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252页以始。
[3]W.E.亚当斯：《一位社会成员的回忆录》（1903）·第1卷，第164页。
[4]尤见R.K.韦伯：《英国工人阶级读者，1790—1848》（1955），以及该作者的文章《早期维多利亚英国的工人阶级读者》，载于《英国历史评论》，第65期（1950）；R.D.奥尔蒂克：《英国普通读者》（芝加哥，1957），尤见第4、7、11章J.F.C哈里森：《学习与生活》（1961），第1部分。
[5]《政治观察家》，1819年12月19日。“临时”（provisional）与“粮食"（provision）、"普选"（suffrage）与“受苦”（suffering）字行相近。
[6]另一封信（《伊丽莎致W.R.海牧师》，1812年5月1日）的开头是：“先生，您无疑非常熟悉美国的政治史”；二信皆见内政部档案，第40.1号。
[7]内政部档案第42.121号。
[8]卡拉塔库斯：不列颠特里诺文特部族国王，公元26—75年时期，其王国在西部有汉普郡、格罗斯特郡等民族。克劳狄乌斯侵英格兰时，他率本族进行抵抗。——译注
[9]内政部档案，第42.162号；《背毯进军者》.1819年11月20日。
[10]R.法因斯：《诺森伯兰和德拉姆的矿工》（1923），第21页。
[11]舍温：《政治纪事》，1817年5月17日。
[12]见上文，第666页和704页。
[13]内政部档案，第42.172号。这些通信者焦急地等待着居留释放，他们知道监狱长阅读过他的信件，因此总是爱在信上插上几句请求宽恕、怜悯以及要努力读书之类的话。
[14]见J.斯坦厄普前引书，第161—167页。
[15]目前残存的一些最早的工会书信——诺丁汉市档案馆保存的针织工书信-——表明他们普遍具有读写能力。见上文，第535-540页。
[16]石板：用粉笔、石笔在上面练字用的深色薄石片，几十年前在我国各地也给小学生练字用。——译注
[17]《有关工匠及机器的第一份报告……》（1824），第25页。
[18]卡特纳赫的《瑟特尔审讯》，50万册（1823），《科徳的自由及被处死》，116万6千册（1828）。
[19]内政部档案，第40.1号。
[20]关于激进派的读书室见A.阿斯皮诺尔：《政治与出版物》（1949），第25—28、第395—396页；韦尔穆思前引书，第24—25、第88—89、第97—98、第111—112页。关于邓宇见“回忆录”（W.H.査洛纳编），《兰开郡、切郡考古者协会公报》，第59期，1947年，第97页。关于斯托克波特联盟见，《北毯进军者报》，1819年11月27日，以及D.里德前用书，第48页以始。关于布莱克本，见W.W.金西：《兰开郡激进运动的若干方面》（硕士论文，曼彻斯特.1927），第66—67页。
[21]1822年，主要日报的发行量为：《泰晤士报》，5，730份；《观察家报》（周报），6，860份。
[22]我同意R.D.奥尔蒂克前引书，第381—393页提出的数据，只是对《人民之声报》和《挑战者》的发行数量有所怀疑。关于正统出版物的相应数量，见雷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1961），第184—192页。关于某些刊物企图用安全和改进的主题取代激进出版物的情况，见R.K.韦布前引书，第2、3、4章，哈里森前引书，第1、2章。
[23]他描述的是1817—1832年时期，主要涉及斗争的第一阶段——出版权利——尤其同理査德·卡莱尔有关。斗争的第二阶段，即“成功地取消印花税”（1830—1835）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卡宾特、赫瑟林顿、沃森、克利夫和霍布森等人。但还没有历史学家对此作过系统描述。不过也可参见C.D.科利特：《知识税史》（1933），第2章，及A.C.巴克：《亨利·赫瑟林顿》（无年月）。
[24]威克沃前引书，第315页。那种异常不公平的起诉形式，即依据职权起诉，实际上使得未经审讯即可监禁。见威克沃前引书，第38-39页。
[25]《对T.J.伍勒的两次审判》（1817）。
[26]《对威廉·霍恩的第二次审判》（1818），第17、45页；《为霍恩捐款的一次公共集会记录》（1818）.F.W.哈克伍德著《威廉·霍恩》（1912），第9-11章；威克沃前引书，第58—59页。一位唱顺口溜的老者告诉梅休（第1卷，第252页），虽然几次宣告霍恩无罪，但要在街上“唱”他的滑稽作品还是很难：“大量官员和警察会随时岀来阻止……那些想讨好大人物的治安人员还会想法阻止他们……。”
[27]《黑兹利特全集》，第7卷，第176页以始。黑兹利特认为骚塞先生不应该要求禁止《瓦特·泰勒》，而是他要求禁止柯勒律治先生的言论那就好了，因为后者曾在《信使报》上为他作过辩护。
[28]舍温：《共和报》，1817年3月29日；卡莱尔：《共和报》，1823年5月30日。
[29]英王乔治四世之妻，她和丈夫一样，丑闻甚多。她与即位前的国王婚后生一女，不久两人分居。她曾被控与人私通，生一女。当时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宣布她无罪。当其夫摄政时，她被排于宫外，寄居意大利，据说与一信差关系暧昧。1820年其夫即位为乔治四世，她不顾劝阻由欧陆回英格兰。英政府提议解除双方婚约，除其王后称号。但经长期听证后，上院将此案否决了。当乔治四世行加冕典礼时（1821年7月1―19日），她被禁止人威斯敏斯特教堂，19天后病逝。——译注
[30]3年中共有150项起诉和45起依照职权的指控。
[31]见下文，第764页
[32]威克沃前引书，第231页
[33]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英国女作家，以争取女权闻名.曾在伦敦书商J.约翰逊公司中工作。参加激进团体，与戈德温、布莱克等交往，有《女权辩护》等著作。一泽注
[34]见济慈给其兄弟乔治的信。1819年9月17日，《全集》（1901），第5卷，第108页。信中写道：“在我看来，这反倒使书商卡莱尔成了重大事件中的人物。他一直在销售宣传自然神论的小册子，再版了汤姆·潘恩的书以及其他许多含有可怕的异端邪说的著作……。他们终归还是不敢起诉他二他们害怕他辩护；那会在整个帝国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他们为此吓得发抖，审讯会点燃起他们无法扑火的火焰。你不认为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吗？”
[35]W.J.林顿：《詹姆斯·沃森》（曼彻斯特，1880），第19页。
[36]1830年，每份报纸或周刊的印花税为4便士，广告税为3先令6便上，此外还有小额纸税和针对诽谤行为的大额保释金。
[37]曼彻斯特书商艾贝尔·海伍德声称人数是750。
[38]为了支持“无印花税报刊”的发行，还组织了一些传播“真正有用的知识”的协会。见《工人之友》，1833年5月18日。
[39]威克沃前引书，第40页，第103—104页；《对威廉·霍恩的第二次审判》（1818），第19页；关于罗伯特·斯温德尔斯一案：他被囚禁在切斯特城堡，妻子和婴儿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死去，留下的一个孩子被送进了贫民院；舍温的《政治纪事》（1818年3月14日）曾谈到沃林顿地区的梅勒和皮林的情况，他们被关在普雷斯顿监狱达19周之久，而且还带着重罪犯的脚镣手铐，后来被解到伦敦的法庭受审——他们必须步行200英里才能到达——审讯后又转到兰开郡进行（再往回走200英里）——随后才被释放。
[40]莱尔给他的大多数伙计都准备了长篇的书面辩护辞，她的情况也可能是如此
[41]威克沃前引书，第222—223页，《对苏珊娜·赖特夫人审判案》（1822），第8、44、56页；《新泰晤士报》，1822年11月16日。
[42]威克沃前引书，第105—107页；《独迂辉格党人报》，1820年1月16日；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22年8月【i】17【/i】日；《贫民卫报》，1831年11月12日；A.G.巴克：《亨利·赫瑟林顿》，第12—13页。
[43]威克沃前引书第214页。
[44]兰开郡、切郡、约克西区、沃里克郡、斯塔福徳郡、徳比郡、莱斯特郡、诺丁汉郡、坎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诺森伯兰郡、徳勒姆郡、考文垂市，以及郡级市太因河畔的纽卡斯尔和诺丁汉。
[45]W.E.亚当斯前引书，第169页；我感谢A.J.布朗先生提供的有关伊普斯维奇地区情况的资料关于萨默塞特和东盎格利亚地区宪章运动，还可参见A.布里格斯编《宪章运动研究》。
[46]J.F.C.哈里森在《学习与生活》中作了精彩的描述，但他低估了1832年以前的激迸主义文化所具有的活力。最佳的第一手资料可以从威廉·洛维特的自传以及托马斯·弗罗斯特著的《四十年回忆》（1880）年中找到。
[47]托马斯·伍德：《自传（1822—1880）》（利兹，1956）。亦见一位老陶工：《我小的时候》（1903）.第1章。
[48]M.L.珀尔：《威廉·科贝特》（1953），第105—107页。当是还有许多偷卬版
[49]《博受主义者》，1795年6月22日
[50]T.A.沃德前引书，第196页。另见诺丁汉的事例，见上文，第473页。
[51]见内政部档案，第119.3/4号，其中记载1812—1818年间，以大菜市及徳鲁街剧场为一方，以及以“非法”小剧院为一方，双方进行的指控与反指控。
[52]内政部档案，第65.1号。
[53]《行业报》.1825年7月31日，8月21日以及下列等。有人曾要求该报主编就刊登职业拳击赛和动物比赛一事作岀道歉；但该报是由伦敦工联的一个委员会管理的，而委员们的愿望乂不能不得到满足。
[54]有关这类作品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从多萝西·乔治博士非常学究气的著作中获得一些见解，见其《大英博物馆政治、人物讽刺作品的目录》，第7、8、9、10卷。同见布兰查徳·杰罗尔徳：《乔治·克鲁克香克》（1894），第4章。
[55]骚塞：《卫斯理生平》，第558页。
[56]摘自《圆桌》（1817）·《全集》，第4卷，第57页以始。
[57]见上文，第365页。
[58]托马斯·迪克：《论传播知识与社会进步》（格拉斯哥，1833），第175页。另外第213页上认为：“算术、代数、几何、二次曲线以及其他数学分支”更是神圣的研究，因这当中“包含永恒的不可改变的真理”。
[59]内政部档案，第40.4号。
[60]《政治纪事报》，1821年1月13日。节酒运动一直可以追溯到战后的这一次。
[61]对照T.弗罗斯特著《四十年回顾》，第20页（关于30年代反对欧文主义的宣传）：“要让原告和证人去说某人犯有盗窃罪、弃妻罪或几乎任何一种其他罪行的最普通的方法，就是让他说‘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有关这类案子的报道还加了副标题：‘欧文主义的后果’……”。
[62]例如，在1839年4月20日（随处）的《社会先驱报》上行威廉·霍德森的这样一段话：“先生，请允许我陈述……我对（婚姻）问题的意见……男人和女人没有平等权利，他们谁也不可能幸福，为建立家庭而结婚———现在通常是如此一就是买卖人肉；这是最恶劣的奴隶买卖……，我主张，所有的婚姻都应当而且只能是出于爱情——一口爱情不复存在，保持婚姻就纯粹是……卖淫。”
[63]沃拉斯前引书，第166—172页；N.海姆斯：《J.S.穆勒如何看待新马尔萨斯主义》，载于《经济学杂志》（增刊），1926—1929年，第1期，第J59—462页；M.斯托普斯：《避孕法》（1923）；N.海姆斯：《1823年的节育传单》，载于《柳叶刀》，1927年8月6日；M.圣·J.帕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生平》（1954），第56—59页、及本书第777页。
[64]J.F.哈里森前引书，第43页及以后。
[65]威克沃前引书，第147页；普雷斯的评论是“干得不赖，伪君子；你不是一个基督徒”。
[66]J.F.C.哈里森前引书，第57—88页，第173—178页；《机工杂志》，1823年10月11日和18日；T.凯利：《乔治·伯克贝克传》（利物浦，1957），第5、6章；E.哈勒维：《托马斯·霍奇斯金》（1956），第87—91页；切斯特·纽前引书第17章；《行业报》，1825年7月17日；F.B.洛特：《莱斯特机工学校的沿革》（1935）；M.泰莱科特：《1851年前兰开郡和约克郡的机工学校》（曼彻斯特，1857）。
[67]《政治纪事报》，1820年1月27日。
[68]《什么是人民？》，见《政治随笔》（1819），《全集》，第7卷，第263页。
[69]霍恩在广告中说：“出版商真诚地认为，作者在这本书中明确表达的思想比他的其他任何著作所表达的都更新颖更公正。”
[70]参照科贝特：《棉纱贵族，珍尼纺纱机君主，纱线义勇军》。
[71]《告工人大众书》，《政治纪事报》，1816年11月2日。
[72]同上，1820年1月27日。
[73]保王派报刊喜欢把科贝特自相矛盾的言论列岀来予以发表。他的极端激进的反对派出于相反的立场，同样也喜欢这样做；见盖尔·琼斯的力作《出版界为诬蔑中伤科贝特作辩白，兼论他的政治生涯及观点》（1823）。
[74]《政治纪事报》，1830年9月1日。参见GD.H.和M.科尔：《威廉·科贝特的思想》，第253—254页。
[75]见上文，第627页。
[76]《政治纪事报》，1817年6月，1818年4月11日，1819年10月2H；《乡村旅行》，随处；班福德前引书，第21页；黑兹利特：《杂读》（1821）。
[77]W.J.林顿：《詹姆斯·沃森》第17页；参照T.弗罗斯特前引书，第6页：“我在父亲家里看到的仅有书籍，除圣经和几本学校旧书之外……就是一些不齐全的科贝特的《纪事》了。”
[78]1817年4月5日霍恩《改革者纪事》谈到科贝特去美国。然而，伍勒的愤怒回答是：“我们全都希望科贝特先生只写……这类主题，……只去骗骗厨房女仆和帮工那就好了。”《黑矮人报》，1817年4月9日。
[79]《政治纪事报》，1822年2月2日
[80]《政治纪事报》，1820年1月27日。
[81]《政治纪事报》，1832年1月30日；R.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塘鹅版），第32—34页
[82]《两便士文摘》，1830年10月1日
[83]《政治纪事报》，1835年2月28日
[84]阿萨·加里格斯：《福利国家的历史发展》，见《欧洲社会学档案》（1961），第2卷，第235页。
[85]《苏格兰游记》（1833），引自W.赖策尔（编），《科贝特自传》，第224-225页。
[86]R.卡莱尔：《利兹改革派》（1821）·第7页。
[87]W.E.亚当斯前引书，第1卷，第169页。
[88]“慈善者。《教上之品行》（1822），第4-6页
[89]《共和报》，1821年1月19日。卡莱尔还重新出版了萨克斯比的《刺杀并非谋杀》。
[90]《共和报》，1820年10月4日，1822年4月26日；见威克沃前引书，第213—215页。
[91]《共和报》，1822年8月23日
[92]威克沃前引书，第272页。
[93]《共和报》，1823年7月11日；《魔鬼讲坛》，1831年3月4日和8日；《鼓动者年8月30日，9月30日，10月15日；《激进报》，1831年9月24日；内政部档案，第40.25号。
[94]《女怪》.1819年4月24日。雪莱在1818年至1819年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时曾给了那个朦胧莫测的革命之神一个名字——“魔王”：人们怀疑这是否同这些思想有联系（布鲁歇和苏沃洛夫分别是反拿破仑战争中普军与俄军的统帅。——译注
[95]见上文，第255页。韦德究竟是接受了普雷斯提出的见解，还是在编辑过程中对此作了任意改动，目前尚不清楚。尽管普雷斯支持《女怪》，但他从未见过韦德，而且这份报刊“完全不是我所喜欢的那种出版物，见沃拉斯前引书，第204—205页。
[96]《女怪》，1818年6月20日，7月18日，8月22日。
[97]《女怪》，1818年8月8日；及《特别黑皮书》（1831），第217—218页。亦见A.布里格斯：《19世纪早期英国的阶级语言》，载于《劳工史论文集》，第50页。
[98]1818年9月26日的《女怪》引用了李嘉图的著作。
[99]《女怪》，1818年9月12日。本章论及的劳动价值论的起源简短而欠妥当。读者可参见G.D.H.科尔：《社会主义思想史》及《先驱》（1953）；A.门杰：《对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1898）；R.N.米克：《劳动价值论研究》（1956）。
[100]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调查，见本书第253页。
[101]《女怪》1818年11月21日。
[102]普斯雷告诉负责调査工匠和机械的特别委员会（《第一份报告》[1824]，第46页）：没有哪种政治经济原理比现在的工资制更好：工资的增长必须来自利润。
[103]《行业报》.1825年7月31日。
[104]见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138—140页。
[105]同上书，第311页；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第84—85页；沃拉斯前引书，第189页；G.D.H.科尔：《建立总工会的尝试》，第81—82页。
[106]亨特：《致激进改革者》，1822年12月9日。
[107]筹办该报的是“那些聚集在伦敦以便观察有关反结社法的最新调査进程的镇与郡的行业代表”。他们捐出1000英镑办报，除造船之外，锯木工、箍桶匠、木匠、女鞋工匠、捻缝工和丝织工似乎都直接参与了此事。该报由一个行业委员会管理。
[108]见上文，第238—239页。
[109]可参见关于人口问题的论战，它始于1823年11月12日，随之还有一系列问题争论。
[110]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失业”一词在19世纪20年代还不存在，这一说法也许源于G.M.杨著《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牛津，1936）第27页上的不恰当的陈述：“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还不会使用失业一词。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适当的词来表达这种意思”；这句话上还加了一个注脚：“在60年代以前我还没有看见过这个词”，其实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语义问题的“时间鉴定”通常如此，杜鹃通常在《泰晤士报》宣布它到来之前几周到达英国诸岛了。）“失业的”、“失业者”及（较不常出现的）“失业”等词都可以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会和激进派或欧文派的作品中找到：“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不用此词的原因必须以其他方式加以解释。
[111]《黑矮人报》，1823年12月3日和31日。
[112]有人认为编辑的责任只限于对付印的文字作专门处理，因此我猜想——这也许是错误的一最初的那些社论是由身为各业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加斯特写的。要确定《贫民卫报》和欧文派报刊的作者同样也是困难的。
[113]见F.普雷斯：《人口原理的说明和证据》（1822），及本章注63。
[114]《行业报》，1825年7月17日，24日，31日，9月11日。普雷斯似乎还支持过《行业报》的一个不成功的竞争对手——《伦敦及地方工匠纪事》（1825）。
[115]《行业报》，1825年8月21日和28日及以下。
[116]在以下数页中我并不想重新考察欧文或“劳工经济学家”的思想。我的意图是从一两方面来说明理论对工人阶级的经历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新观念如何被选择、如何被改变，也就是说，我更注意的是这些观念的社会学意义而不是观念本身。关于霍奇斯金，见G.D.H.科尔再版的《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1922）及E.哈勒维：《托马斯·霍奇斯金》（1956，A.J.泰勒译）。关于欧文和劳工经济学家情况的简明扼要介绍见H.L.比尔斯：《英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1933），第4和5章；关于较全面的概括性介绍见G.D.H.科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先驱者》，及M.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第3部分。
[117]R.欧文：《新社会观及其他作品》（人人版）.第74贝，第260页
[118]舍温：《政治纪事》，1817年4月26日，8月9日，9月20日。
[119]《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8月24日。1817至1819年，赞成欧文计划的激进派报刊似乎仅有发行时间不长的《人民报》和《独立辉格党人报》，后者曾派了一个通信员去了新拉纳克。
[120]欧文前引书，第148—155页。
[121]舍温：《政治纪事》，1817年9月20日。“希罗”是圣经中预言救世主即将来临时用的一个名称。——译注
[122]然而，恩格斯却在《反杜林论》（1878：劳伦斯和威沙特，1936）的第287—292页中对欧文表示了'慷慨的称赞：“一个近乎伟大的具有小孩似的单纯性格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天生的领袖，”
[123]《经济学家》，1821年10月13日，1822年3月9日。有关矿泉地试验的简略叙述，见阿米塔奇前引书，第92-94页。
[124]《致拉纳克郡的报告》（1820）.载欧文前引书，尤其是第261-262页。
[125]早在1796年就有人曾试图成立一个全英互助会，它将以通讯会的组织形式把许多互助会的资产合在一起。此事最先在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中发起，有人提出应该提供老年金和失业救济，协会应该雇佣自己的失业成员，丝织工、裁缝、鞋匠等应该相互交换产品，见安徳鲁·拉切：《建立普遍和平与幸福的方法》（斯皮特菲尔兹，1795）以及《致全英互助会书》（1796）
[126]即烟斗生产者，他们在1818—1819年的冬季进行了11个月的罢工之后.开始在巴勒的梅兹直接生产——因为“一个朋友”“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工厂”。见《女怪》，1819年2月6日和13日。
[127]J.奈迁格尔：《市集》（1816）。那年开张的楼和广场5号的新市场受到了特别的赞扬，此外还提到了霍尔本的市场。
[128]《合作杂志》（1827），第230-231页，引自S.波拉德：《19世纪的合作运动：从合作建筑到办商店》，载于《劳工史论文集》，第87页。
[129]《危机》，1832年6月30日，10月27日，12月8日和15日。
[130]《兰开一约克郡合作者》，第2期（日期不详）。
[131]指“新社会的基本单位即劳动公社”，欧文有详细的设想，如住宅、花圃、耕地、工厂、农牧场、医院、托儿所、图书馆、学校食堂等等。
[132]1830年3月6日；1831年11月26日。见A.E.马森：《兰开郡和切郡的早期合作意识》，载于《兰开郡切郡考古学会公报》（1957），第67期。
[133]S.波拉德前引书，第86页。
[134]“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是欧文在美国建立的，花了欧文极大部分的财产，但结果失败了。——译注
[135]《危机》，1832年10月27日。
[136]H.普里斯特利：《里彭登合作社史》（哈里法克斯，1932），第4章。这些规章究竟是作于1833年还是1839年尚不清楚。
[137]S.波拉德：《威廉·金博士》（拉夫巴勒合作学院论文集，第6集，1959）。
[138]《行业报》，1825年7月31日关于那个荏1795年由于饿荒威胁而建立的准合作社性质的面粉厂，见G.J.霍利约克：《一百年前的自助》（1891），第11章；以及J.A.兰福德：《伯明翰~百年》，第2卷，第157—160页。在手稿《有关合作社的记录及评论》中，洛维特写道，战争期间有许多合作社，尤其是消费者群体，他提到了斯皮特菲尔兹织工。见附加手稿，第27，791号，第245和258桢。
[139]《行业报》，1825年8月14日。
[140]可参见《危机》，1832年11月17日。
[141]《行业报》，1825年9月11日。
[142]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312页。
[143]《有关棉纺工等行业的一次代表会议程序的报告》（曼彻斯特，1830）。
[144]《工会向导及合作运动通信》，1832年3月24日。
[145]见多尔蒂：《穷人卫护士》，1832年！月21日：“（协会的）管理权已转移至勇敢智慧的约克郡工人手中，我们希望嫉妒和派别争纷的幽灵（曾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协会的极好影响）不要再次出现。”
[146]见G.D.H.科尔：《建立总工会的尝试》；波斯特盖特：《建筑工会》，第3—5章；W.H.沃伯顿：《陶区工会组织史》，（1931）第2—4章。关于全国劳工保护协会所受“灾害”的某些细节.见D.卡拉多格·莫里斯：《英国劳工运动史（1825—1851）博士论文》，伦敦，1952。
[147]关于汤普森，见R.潘克赫斯特：《威廉·汤普森》（1954）。关于劳动交易所的各种情况，见R.波德莫尔：《罗伯特·欧文》（1906）逸2卷；G.D.H.科尔：《罗伯特·欧文传》（1930），第260—266页；以及洛维特前引书，第1卷，第43页以始；达文波特的描述见《全国合作运动领袖》，1851年3月15日。
[148]T.菲尔登：《揭露所谓基督以色列派即“乔安娜帮”的骗人教会的虚假和荒谬……》（1850），其中提到那个虔信的姊妹会执行入会式和纪律时的“神秘”细节：“让女人抓住一个弯着腰的男人的生殖器……她用一只手抓住他，并用另一只手抽打他……。”
[149]G.R.巴克兰：《过去的发现》，第11章；HB.霍林斯沃思编：《“天国”著作》（1899）第1卷，第300页以始；“天国”沃德：《严肃的召唤：救世主致英国人民书》（1831）。
[150]桑普森（Sampson），旧约传说力大无比的勇士。——译注
[151]P.G.罗杰斯：《博森登森林之战》（1961），第4页，第96页；《布利恩森林殊死搏斗记》（法弗希姆.1838）；《略论威廉·考特尼爵士其人》（坎特伯雷，1833）；《雄狮》，1833年4月6日和27日；《环球》，1838年6月1日，8月10日。
[152]阿米塔奇前引书，第3部，第7章：《利物浦：通往锡安山之路》。
[153]《贫民卫报》，1833年10月19日见M.莫里斯：《从科贝特到宪章派》（1948），第87页。
[154]F.D，莫里斯：《基督王国》，引自阿米塔奇前引书，第85页。
[155]欧文前引书，第269页。
[156]波斯特盖特前引书，第72—73页。
[157]S.波拉德前引书，第90页。
[158]《经济学家》，1821年8月11日。
[159]A.E.马森前引书，第126页。
[160]奥布莱恩前引书，第437页。
[161]《无望的希望》，又名《致苟安者》，1817年10月4日和10日。
[162]附加手稿，第27，791号，第270帧。
[163]附加手稿，第27，789号。关于自发组织中的这类事例，见普伦蒂斯前引书，第408—410页。
[164]杰夫森：《论坛》，第2卷，第15章。
[165]1831年10月1日。
[166]《泰晤七报》，1830年12月1日，1831年10月27日；见杰夫森前引书，第2卷，第69和107页。在布里斯托尔的骚乱中，当局不得不请布里斯托尔政治同盟的领导人出来恢复秩序。见《布里斯托尔信使报》，1831年11月1日；普伦蒂斯前引书，第401页。
[167]引自杰夫森前引书，第2卷，第111页。全国同盟打算组织的示威游行事实上被断定为扰乱治安事件，随后便被禁止了。不然这个风险就冒得太大了。
[168]停刊辞，《黑矮人报》，第12卷（1824），序言。
[169]《贫民卫报》，1831年12月10日。
[170]G.埃德蒙兹：《英国革命》（1831），笫5页。埃德蒙兹在宪章运动中也起了积极作用。
[171]见A.S.G.鲁特：《本波的全国大休假》，载于《社会史国际评论》（莱登），第1期，1936年，第217页及以下。
[172]W.卡特：《就改革法案致工人阶级书》（1831）；可参见《贫民卫报》随后报道的争论。
[173]《贫民卫报》，1832年10月25日；A.布里格斯：《进步时代》，第258页。
[174]J.R.M.巴特勒：《伟大改革法案的通过》（1914），第292—293、第350页；附加手稿，第27.791号，第51页；有关“采取措施结束圆厅的骚动性集会”的备忘录，见《威灵顿公文》，第2辑（1878），第7卷，第353页。
[175]F.G.威克菲尔德：《受到下层社会威胁的房产持有人》（无日期，1831年10月？）。
[176]尽管洛维特和他那个圈子的人主张使用除暴力之外的最大程度的压力（他们同普雷斯保持着一定联系），但其他人，包括本波和希伯特，却准备着武装斗争。
[177]推测一下普雷斯经常断言的伦敦下层人民的行为和道德的改进和提髙表现了多大程度的真实性，倒是有趣的；或者仅仅是扩大了工匠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鸿沟，缩小了普雷斯自己的经验圈子，并将城市中心的贫困现状向东和向南扩展。关于大都会的发展以及道德沦丧（及其“生物学的”基础）等所有问题，见J.薛瓦利埃：《19世纪上半叶巴黎的劳动阶级和危险阶级》（巴黎，1958），该书为我们研究伦敦的情况提供了许多新思路。
[178]奥利弗关于伯明翰联络点情况的详细报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见内政部档案，第40.9号中的叙述部分）。另见内档案，第40.3号和第40.6号中的证词。
[179]见科贝特的愤怒批评：“你们以为大厂主、商人和银行家高喊改革是因为他们已经转变为人民权利的爱护者！呸！……［经济原因］已经迫使他们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而他们是不肯付这些钱的，也不肯交纳什一税和国税……。因此，他们成了改革者；因此，他们伸出了强壮的手臂，揽住了女神的腰肢。”见《政治纪事报》，1831年10月17日。
[180]《毁灭》，1833年2月2日和3月9日；A·布里格斯：《三个英国城市的议会改革运动背景》，载于《剑桥历史杂志》（1952），第293页；及《进步时代》，第247页。
[181]W.布赖姆洛：《博尔顿政治史》（1882），第1卷，第111页。
[182]《贫民卫报》，1832年1月21日。
[183]附加手稿，第27，795号及第26—27页。
[184]巴特勒前引书，第303页。
[185]见格拉斯顿的一段评述：“我就改革即革命这一既定题目……同一个工人谈话……我说，那么，看看外国的革命吧，当然指的是法国和比利时的革命。那人严肃地看着我，然后说……去他妈的外国，古老的英国与外国有什么相干；这还不是我惟一的一次从下层阶级得到的重要教训。”见J.莫利：《格拉斯顿传》（1908），第1卷，第54页。
[186]A.布里格斯：《19世纪早期英国的“阶级”语言》，前引书，第56页。
[187]贝恩斯：《爱德华·贝恩斯传》，第157-159页。
[188]附加手稿，第27790号。
[189]J.R.M.巴特勒前引书，第284—285页。
[190]贝恩斯前引书，第167页。
[191]转引自A.L.莫顿和G.塔特：《英国工人运动》（1956），第59页，它（错误地）说这段话引自《贫民卫报》，1831年3月3日。
[192]洛维特前引书，第1卷，笫74页。
[193]A.布里格斯前引书，第66页。
[194]《布朗台尔全国改革者报》，1837年1月7日。奥布莱恩在都柏林公开受审时实际上是熟悉法律的。
[195]《毁灭》，1833年3月9日。
[196]奥布莱恩前引书，序第15，20页。关于奥布莱恩，见G.D.H.科尔著《宪章派人物》（1941），第9章；T.罗思坦：《从宪章主义到工党主义》（1929），第93—123页；比尔前引书，第2卷，第17-22页。
[197]《两便士快报》，1836年9月10日。
[198]《毁灭》，1833年3月9日，8月24日；《人民保护者》；及《工会公报》，1833年12月14日。
[199]19世纪40年代，当宪章主义者和中等阶级的某些人士之间出现了联盟机会时，奥布莱恩乂因自己当初激烈地排斥所有“中等阶级”而开始感到后悔。见比尔前引书，第2卷，第126页。
[200]J.R.M.巴特勒前引书，第262—265页；《爆竹》，1832年12月8日。
[201]《政治纪事报》，1832年11月24日。科贝特在文中回顾了约克郡的前任议员威尔伯福斯。
[202]艾里书信手稿（利兹档案馆）。
[203]《爆竹》，1832年12月8日，10日，21日。A.布里格斯：《三个英国城市的议会改革运动背景》，前引书，第311-314页；E.贝恩斯：《自传》，第164-167页；C德莱弗：《托利激进派》，第197—202页。
[204]威廉·赖德（利兹毛织工，后来成了宪章运动的一名杰出领导人）讲话，《利兹时报》，1834年4月12日。
[205]《群众大会记录报告》，1833年5月20日。
[206]“I.H.B.L”：《每个人都应有选举权吗？》（1832）。
[207]G.埃德蒙兹：《英国革命》（1831），第5、8页。
[208]奥利弗的叙述，内政部档案，第40.9号。
[209]《两便士报》，1803年10月1日。
[210]《毁灭》，1833年12月7日。
[211]《先驱报》，1833年10月13日。
[212]《人报》，1833年10月13日。
[213]《人报》，1833年12月22日。
[214]《先驱报》，1834年5月31日。
[215]《先驱报》，1834年3月22日，见A.布里格斯：《19世纪早期英国的“阶级”语言》，前引书，第68页。
感谢肖弋戈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
第一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一版序言
这本书对于斯大林生平的叙述，有点模模糊糊地终止于1945—1946年。这是作者目前所能做到的，因为最近两三年斯大林所起的作用，没有看到什么文件可以作为根据。但是我希望，本书最后几章将对斯大林在战后的情况有所说明。就在不久以前，要把他的事迹叙述到1938年或1939年以后，几乎还是不可能的。幸好最近发表了一些官方文件以及西方国家部长和将军们的战时回忆录，使我的工作容易多了。但是，苏联却没有发表过可资比较的文件或战时回忆录。作者在企图考虑斯大林的正反两面情况时，却发现只有丘吉尔、赫尔、贝尔纳斯、哈里·霍普金斯、白宫文件等单方面的证据。作者在另一方几乎没有发现什么材料，只除了极少数由半官方透露出来的歪曲了的片言只语，其中令人十分惊奇地竟然包括了诸如维尔塔的《斯大林格勒大战》电影剧本。这是迄今为止的唯一渠道，苏联领导人通过它，把那些伟大年代的极少的内幕情况告诉他们的人民。历史女神克莱娥还没有获准进入克里姆林宫。
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最大和最英勇牺牲的国家，竟然只被允许知道有关它的外交、军事和政治背景的最少情况，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悲叹的怪事。西方的作家和回忆录作者自然是根据他们特殊的民族和政治观点来叙述的，因此我希望在使用他们的证据时，我已经充分地考虑了那些不可避免的偏见。但是那些著作中观点和判断的千差万别，本身就成为估价其相对可靠性的手段；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在有关斯大林作用的说明方面，其重要事实、甚至细微末节，他们的叙述都是十分一致的。除此之外，我还利用了一些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和政治家亲口告诉我的印象和情况(它们涉及斯大林生平的这一时期和其他时期)，以补文件资料的不足。这些人属于很多民族，执有互相矛盾的观点，他们在不同的时机接触到了斯大林。对于这些人，我要姑隐其名，并对他们表示谢忱。
我理应把这一作品称为政治传记。我承认，我是倾向于研究著名人物的政治活动而不是个人私事的。而且除了这一原因以外，想要叙述斯大林的私生活，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比他唯一的一封私人信件曾载于他的姨妹A.S.阿利卢耶娃的书中，而这本书却遭到禁止发行的命运。差不多所有想研究斯大林生活这一方面的传记家，或者是对此无话可说，或者不得不满足于不能证实的传闻。象托洛茨基这样精明的观察家和著名的作家，同斯大林在政治局中相处了近十年之久，他也不能免于这种通病。
至于斯大林生平的初期和中期，到不缺乏文字材料，但它又太丰富和太矛盾了，以致使得传记作者感到苦恼。斯大林的生平就象一张大羊皮纸，其.上重重叠叠地写着许多笔迹，起迄日期不同，书体不同，对事件的说法也不同。甚至斯大林的亲笔也是如此明显地矛盾。我相信这本书的读者将在其中找到对这种奇怪情况的解释。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注视着这张羊皮纸的情况，现在我又再一次逐条地考察了它，对于互相矛盾的说法加以较、核实和互证。我在本书中提出了我的发现。但是，我不想把我据之得出结论的对复杂过程进行比较分析的材料堆砌其中。我可以肯定。这样做是会使读者十分厌烦的。然而，学者和专家将在本书的脚注中找到必要的线索，我在这些脚注中经常把对斯大林敌视和友好的材料来源一并注出。
本书原打算作为传记性三部曲的头一部分，其余两部分是《列宁生平》和《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关于1917年以前的布尔什维主义以及诸如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无产阶级先锋队”等思想历史的主要研究，当然应该放在列宁的传记中。在目前的这本书中，对于这些思想的成长和演变情况，只是在为了理解主角的必要情况下才简略地提及。《斯大林政治传记》的主要部分自然是讨论十月革命和内战以来的布尔什维主义观点的。
〔下面略去两段表示感谢别人和妻子的话。〕
艾·多 |
Subsets and Splits
No community queries yet
The top public SQL queries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ppear here once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