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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家庭的解体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第九章家庭的解体 1．离婚增加 2．有产者的婚姻与无产者的婚姻 1．离婚增加国家和教会在这类“神圣婚姻”中起着根本不是什么光彩的作用。尽管负责完成婚姻的国家官员或僧侣明明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一对新人是用肮脏卑劣的手段撮合的；尽管一目了然，双方无论年龄，无论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都不相匹配；尽管比如说，新娘20岁，新郎70岁，或者反过来；尽管新娘年轻美丽、活泼爽朗，而新郎年老体衰，愁闷优郁，国家或教会的代表都全不介意，他为这种婚姻“祝福”。为这一“神圣仪式”支付的钱愈多，他们的“祝福”就愈庄严隆重。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结果表明，正像每个人包括不幸的牺牲者本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妇女）所预料的那样，这样的婚姻是一种非常不幸的婚姻。于是一方决定离婚，这时，国家和教会事先并不过问是爱情和道德，还是赤裸裸的肮脏的利己主义把双方结合起来，却百般制造困难，加以阻挠。这时，他们认为，道义上的厌恶不是离婚的充分理由，必须提出明确具体的证据，也就是使离异的一方在舆论面前丧失名誉或人格的证据，否则不能离婚。天主教教会一般不准离婚，除非教皇特许。但得到特许十分困难。即使准许，也只是准许分吃分住而已，所以所有天主教教徒在这方面所受的痛苦最甚。德国的民事法典给离婚设置严重的障碍。例如它取消了双方同意便可离婚的规定，而在过去，这是普鲁士邦的法律所允许的。但是根据普鲁士邦的法律的这条规定宣布的离婚数目相当可观，在这些双方同意离婚当中往往有些是有重大原因的，只是考虑到会给有过失的一方造成损害而故意不提。例如，在1886至1892年间，柏林共有5623件离婚案，其中有1400件，即大约25%是双方同意离婚的。在许多场合，只有当离婚的原告自获得有关离婚理由的知识（德国《民法典》第1565—1568条）之日起半年内提出离婚，离婚方可允许。普鲁士邦的法律规定的期限是一年。比如一个年轻的妻子婚后不久就发现她嫁给一个没能力当丈夫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她在半年之内提出离婚是太过分了，因为这需要有一定的道义力量。阻挠离婚的理由有：“只有尽量造成离婚困难，才能避免日益增多的家庭解体和重新巩固家庭。”这是一条使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的理由。已经破裂的婚姻，如果不顾夫妻间内心的疏远和相互的反感，强迫他们留在一起，也是难于恢复的。这种靠法律来维持的状态根本不合乎道德。结果在很多场合不得不编造出一些使法官不得不重视的离婚理由，而这样做对国家和社会都不利。分吃分住是对天主教教会的让步，而这是从前的民法所没有的。如果婚后由于一方有缺陷而无子女，这也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民法典》第一五八八条还作出如下规定：“教会对婚姻履行的各项义务同本条款（于婚姻的条款）的条文不相抵触。”这一规定是对教会作出的让步。这一条文虽然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但很能说明在20世纪初期的德国占支配地位的精神。承认给离婚制造困难是为避免家庭的不断解体，我们就感到足够了。于是，人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一生都相互拴在一起。一方成了另一方的奴隶，并且为了尽“婚姻义务”不得不屈从对方也许比打骂和虐待更加令人厌恶的拥抱。曼特加萨说得对：“最大的折磨，莫过于一个人不得不忍受所不爱的人的爱抚……”[1]这样的婚姻难道不比卖淫更糟糕？卖淫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有逃避其可耻营生的自由。如果她不是住在妓院里，她就有权拒绝她出于任何原因感到不喜欢的人的拥抱。但被卖给人家的妻子则必须任凭丈夫拥抱，哪怕她有千百条理由仇恨他，轻视他。如果双方一开始就明白，自己的婚姻是金钱婚姻或等级婚姻，那么情况要好得多。这样他们就会相互适应，并订一个共同生活的条约。他们不愿意争吵，特别是为了子女也不得不避免争吵，尽管子女们看到父母虽然还没有达到公开敌视、吵架和怨恨的地步，但过着冷淡和毫无爱情的生活，因而极为痛苦。为了避免物质上受到损失，双方也往往互相适应。各种离婚案件表明，丈夫的行为通常是引起婚姻冲突的原因。如果他对婚姻感到不满意，感到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可以利用一家之主的地位到其他地方寻找补偿。而妻子却不能越雷池一步，一方面，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她作为受孕的一方，这样做危害较大；另一方面，任何对婚姻不忠的举动都构成犯罪，为社会所不容。“失贞”的只是妇女，不论她是正妻、寡妇和处女，男人做同样的事最多是“不检点”。对此类事情的处理完全因人而异，要看当事者是男人还是女人，而且通常正是妇女自己对待“失足”的姐妹最严厉、最无情。[2] 通常，妇女只是在丈夫严重不忠和自己遭受虐待的情况下，才决心提出离婚，因为她们大多在物质生活上处于依赖状态，不得不把婚姻当作谋生手段；另外，作为离了婚的妇女，她们的社会地位就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了。她们被看作是所谓的中性人。尽管如此，提出离婚的大多数是妇女，这足以证明，妇女在道德上忍受着多大的痛苦。在法国，还在新离婚法生效（1884年）之前，绝大多数分吃分住的要求是妇女提出的。只有当丈夫违反妻子的意愿把其情人带入夫妇卧室，妻子才能对丈夫提出离婚。平均每年提出分吃分住要求的数字如下：年代由妻子提出由丈夫提出 1856—1861年1729 184 1861—1866年2135 260 1866—1871年2591 330 1901—1905年2368 591 但是，不仅绝大多数的要求是妇女提出的，而且数字表明，这种要求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逐步增多。在其他国家，根据现有的可靠资料可以看出，大多数离婚要求也是由妇女提出的。从下列表格中可以作出比较。[3] 国别年代提出离婚的百分比丈夫提出妻子提出夫妻双方提出奥地利1893—1897年4.4 5.090.6 罗马尼亚1891-1895年30.6 68.90.5 瑞士1895—1899年26.4 45.48.2 法国1895—1899年40.0 59.1― 巴登1895—1899年36.0 59.14.9 英格兰和威尔士1895—1899年60.4 396― 苏格兰1898—1899年43.3 56.7― 提出分吃分住要求的百分比如下：国别年代由丈夫提出由妻子提出夫妻双方提出奥地利1897—1899年4.9 16.678.5 法国1895—1899年15.9 84.1― 英格兰和威尔士1395—1899年3.0 97.0― 苏格兰1898—1899年― 100― 我们现在掌握的美国40多年的统计材料表明，那里的离婚讼诉情况如下：年代由丈夫提出百分比由妻子提出百分比总计百分比 1867—1886年112540 34.2216176 65.8328712 100 1887—1906年316149 33.4629476 66.6945625 100 1906年23455 32.54860767.5 72062100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2/3以上的离婚诉讼是妇女提出的。[4]意大利也有类似情况：年代由丈夫提出由妻子提出由夫妻双方提出总计 1887年241 5934141221 1904年454 11425072103 统计表明，大多数离婚诉讼是妇女提出的。它还表明，离婚数目迅猛增长。在法国，自1884年实行新离婚法以来，离婚数目逐年显著增加。各个年份的离婚数目是：1884年1657，1885年4123，1890年6557，1895年7700，1900年7820，1905年10019，1906年10573，1907年10938。在瑞士，离婚数目也在上升。离婚数目在1886—1890年每年平均为882，1891—1895年每年平均为898，1897年1011，1898年1018，1899年1091，1905年1206，1906年1343件。在奧地利，1899年的离婚数目为856，分居133。1900年分别是1310和163，1905年分别是1885和262。在不到10年时间，离婚和分居的数目增长了一倍以上。在维也纳，1870—1871年的离婚数目是148，并逐年增如，1878—1879年增至319。维也纳是一个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城市，离婚十分困难；尽管如此，一位维也纳法官在80年代中期就说过：“抱怨婚姻破裂同抱怨玻璃窗被打碎一样多。” 美国的离婚数目是：1867年9937，1886年25535，1895年40387；1902年61480，1906年72062。假如1905年的离婚数目同居民数量的比例仍与1870年一样，那么，1905年的离婚绝对数目应当只是24000，而不是实际达到的67791。那里的离婚数目总共是：1867—1886年328716，1887—1906年945625。总的说，美国的离婚无论是绝对数目还是相对数目都是最多的。每10万对夫妇的离婚数目是：1870年81，1880年107，1890年148，1900年200。美国的离婚比其他国家多的原因，一是在美国各州离婚比其他大多数国家容易，二是那里的妇女比其他国家的妇女更加独立，因此受到丈夫的虐待比较少。在德国，1891—1900年依法判决的离婚案件数目如下：年代数目年代数目 1891年6678 1896年8601 1892年6513 1897年9005 1893年6694 1898年9143 1894年7502 1899年9563 1895年8326 1900年7928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从1899年到1900年，离婚数目减少了1635件，因从1900年1月1日起，规定限制离婚的《民法典》开始生效。但是生活胜于法律。从1900年到1902年离婚数下降了，但此后又逐年不断迅速上升，原因是经常应用《民法典》第一五六八款（婚姻关系破裂的条款）。1900年以后离婚数目大增从下表可看得十分明显。年代数目年代数目 1901年7964 1905年11147 1902年9059 1906年12180 1903年9933 1907年12489 1904年10868 在萨克森，离婚数目虽有波动，但也呈上升趋势。年代离婚数目每10万对夫妇的离婚数目 1836—1846年356 121 1846—1850年365 121 1871—1875年581 122 1891—1895年921 138 1896—1900年1130 151 1901—1905年1385 168 在普鲁士，每10万对夫妇离婚的数目每年平均是：1881—1885年67.62，1886—1890年80.55，1891—1895年86.77，1890年101.97，1905年106，1908年121。这是相当大的增长。离婚的增加是一种国际现象。各国每10万缔结的婚姻每年平均通过离婚或分居而解除的数目如下：国别1876—1880年1881—1885年 1886—1890年到本世纪末奥地利―19.4 19.731 匈牙利31.630.4 30.558 罗马尼亚37.352.3 73.198 意大利11.811.3 10.615 法国33.975.9 80.9129 英格兰和威尔士6.57.4 710.6 苏格兰12.313 16.726 爱尔兰0.60.4 1.11 比利时25.531.9 4372 荷兰―― ―78 挪威13.912.1 19.333 瑞典28.528.6 31.645 芬兰16.17.8 10.029 瑞士220200 188199.9 如果有人想从各国离婚数字相差悬殊中得出各种不同的“道德状况”好坏的结论，那是荒谬的。谁都不想断言，瑞典人比英国人有多4倍的离婚原因。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各国的立法，有些国家的立法对离婚限制得严，有些国家则时严时松。[5]其次才能考虑道德状况，就是说考虑提出离婚的理由是否合乎男人或女人所认为的平均标准。然而上面的数字证明：总的说，离婚的增长速度比人口的增长速度快，离婚在增多而结婚却大大减少。关于这一点，下面还将阐明。夫妻在年龄上的巨大差别，丈夫比妻子大得多，或者妻子比丈夫大得多都对离婚有很大影响。下面根据瑞士官方统计制成的表格可以证明这一点。每10万对夫妇每年因年龄差异而离婚的数目1881—1890年 1891—1900年丈夫大于妻子26岁以上271328 丈夫大于妻子11至25岁189198 丈夫大于妻子1至10岁193181 夫妇同岁195190 丈夫小于妻子1至10岁226226 丈夫小于妻子11至25岁365431 丈夫小于妻于26岁以上759870 萨克森1905—1906年和普鲁士1895—1905年的资料[6]都说明了提出离婚的各阶层居民的职业类别：职业每10万已婚男子每年的离婚数农业和林业萨克森普鲁士 5934 工业220158 商业和交通297229 公职和自由职业346165 上表表明，离婚最多的，在萨克森是公职和自由职业人员，在普鲁士是商业和交通业人员。占第二位的在萨克森是商业和交通行业人员，在普鲁士是公职和自由职业人员。占第三位的，在萨克森和普鲁士都是工业部门人员，数目分别是220和158。离婚数最低的是农业人员。城市居民的离婚数比农村居民的离婚数增长迅速，说明随着全社会的日益工业化和公众生活的日益不安定，婚姻关系日益不稳，破坏婚姻的因素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它还证明，越来越多的妇女决心摆脱不堪忍受的桎梏。 2．有产者的婚姻与无产者的婚姻随着生存斗争的日益加剧和婚姻日益成为金钱买卖婚姻，婚姻的不幸有增无减，婚姻日益腐败。由于维持一家生活变得日益困难，许多男人干脆不结婚。于是，妇女只能在家管家务，妇女必须在家当贤妻良母这类话越来越成为亳无意义的空话。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助长婚外满足性交，并使妓女人数激增；用非自然的方式满足性需求的人数也增加了。在有产阶级那里，妇女完全像在古希腊一样，往往被贬低到只是生产合法子女的机器、守家妇或荒淫毁身的丈夫的女看护。丈夫们为寻欢作乐和满足情爱欲望而养情妇，即我们这里所说的妓女或妾。她们都住在最豪华的市区。其他没钱养情妇、纳妾的人，就同婚前一样去狎妓；他们一心想着妓女而不是自己的妻子；他们同妓女同欢共乐，而一部分妻子竟不可救药地视之为正常。[7] 因此，在社会的上层阶级中，造成婚姻弊端的主要原因是金钱婚姻和等级婚姻。而这些阶级的生活方式又使婚姻情况越发糟糕。那些常常游手好闲和行为堕落的妇女也是如此。她们的精神食粮常常只是暖昧小说、淫秽读物、轻浮的戏剧、肉麻的音乐、刺激神经的饮料、各种丑闻议论。她们或者是由于百无聊赖，而乐于干男人更乐于干的种种风流韵事。她们赶往一个又一个地方寻欢作乐，在一个又一个地方沉湎酒宴。为了消除冬季的疲劳，为了寻找新的乐趣，她们在夏天急急忙忙奔向海水浴场和避暑胜地。这种生活方式自然引出一桩桩风流韵事，你引诱我，我引诱你，如此等等。下层阶级几乎不知道金钱婚姻。工人通常出于爱慕而结婚，但也不是没有妨碍婚姻的动机。子女过多使人操心劳苦，常常是使人受穷。疾病和死亡是光顾工人家庭的常客。失业使困苦无以复加，许多情况使工人的薪金减少，或者一时损失精光。商业和工业危机使工人失业；新机器或新的劳动方法的使用把工人作为多余人拋到街头；战争、不利的关税和通商条约、新间接税的实施以及企业主独断专横的处罚等等都会使工人生活无着或者遭到严重损害。世间风雨，不时袭来，使工人不时或长期或短期成了失业者，就是说成了饥民饿汉。朝不保夕是工人生活的特点。时乖命蹇使人恼怒、郁闷和痛苦。这种情绪首先在家庭生活中爆发，因为无法满足每日每时的种种生活必需，口角和吵闹时常发生，结果是婚姻破裂和家庭解体。要么就是丈夫和妻子都去打工，让孩子们自己管自己，或者把他们交给自己也还需要照看和教育的哥哥姐姐们照看。到了中午，如果父母一般说还有空赶回家来，就匆匆忙忙囫囵吞枣地吃顿可怜的午餐。但许许多多的父母因工作地点离家远或午间休息时间短不能回家吃饭；到了晚上他们才双双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家里。但他们回到的家不是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这个家又窄又脏，往往是既不通风又缺阳光，往住在里面根本没有起码的舒适感。住宅日见奇缺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可怕灾祸是我们的社会制度最黑暗的方面之一，这种社会制度产生难以数计的灾难、不良现象，甚至犯罪。各城市和工业地区的住宅奇缺，尽管有种种的试图，但依然逐年加剧。越来越广泛的居民阶层，包括小手工业者、官员、教师及小商人等都有房荒的感受。工人的妻子傍晚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但还有没完没了的活等着她做，要把最必要的家务办理妥当，她也要忙得不可开交。她急急忙忙哄孩子们上床睡觉，然后坐下来缝缝补补到深夜。没有人同她促膝谈心，也没人给她一点安慰鼓励。丈夫往往没有知识，妻子知之更少，他们可以说的那一点事，几句话就说完了。丈夫去小酒馆找家里找不到的乐趣；他在那里喝酒，哪怕暍得很少，但对于他的家庭状况来说，花费也是太大了。有时他染上赌博的恶习，即使上流社会也要为这一恶习付出许多牺牲，所以他赌输的钱比他喝酒的钱更多。这时妻子就坐在家里恼怒不已；她得做牛做马，没有喘口气的时间，不能休养。丈夫却尽量利用他生为男人所得到的自由，于是出现夫妻不和。如果妻子不那么尽职，放工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以后，晚上理所当然地休息一下，那么，家就会一团糟，就会穷上加穷。尽管情况是这个样子，可我们这里的人们还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这样，无产者的婚姻状况越来越坏。甚至就业景气时期也有瓦解家庭的作用，因为在这样的时期，工人被迫在星期天也去劳动，被迫加班加点地干活，他们呆在家里的时间都被剥夺了。在很多情况下，工人往返工作场所要化好几个钟头；想在中午休息时间回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每天清晨，孩子们还在熟睡，他们就早早起床了；每天傍晚，孩子们又是熟睡了，他们才迟迟回到家里。数以千计的工人，尤其是较大城市的建筑工人由于工作地点离家很远，整整一个星期不能回家，只有周末才同家人团聚。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能好吗！何况使用女工的地方越来越多，尤其是纺织工业部门，数以千计的蒸汽纺织机和纺锤机是让廉价的女工和童工开动的。这里出现同以前完全相反的景象。妇女和儿童到工厂做工，男人丢饭碗呆在家里料理家务并不罕见。“在克姆尼茨地区的上浆厂里有许多妇女，她们冬天才在这里干活，因为她们的丈夫——手工工人、泥水匠、细木工匠等等冬天没有或只有很少的活可干。在另外一些地区建筑工人的妻子也在冬天的几个月里到工厂打工。妻子在家，丈夫操持家务是常有的事。”[8]在北美，由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欧洲工业国家的全部弊端以更大的规模呈现出来，人们给上述情况引起的社会现象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称，把主要是妇女做工，而丈夫在家操持家务的工业地区叫作“她镇”即女人镇[9]。今天已普遍承认妇女可以从事所有工商业的职业。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社会早就看出，女工听话好使唤，不计较，是比男人好剥削的对象[10]，所以乐于使用女工的职业部门和工种逐年增加。机器的广泛使用和改进、工序因越来越细的分工而简化、资本家之间和争夺世界市场的各工业国家之间日益剧烈的竞争，都促进着妇女劳动力的进一步使用。这是所有工业国家共有的现象。但是，随着女工人数的增多，她们日益成为男性工人的竞争者。工厂视察员在报告中表示的大量意见以及有关女工从业的统计资料都可证明这一点。在那些女工占压倒多数的工业部门，如制衣和洗涤工业部门做工的妇女，尤其是在自己家里为厂主做工的妇女，处境最为糟糕。1886年联邦议会关于制衣业和洗涤业女工状况的调查报告表明，这些部门的女工由于工资少得可怜而不得不以卖身为副业。在我们的基督教国家里，在基督教适用的地方通常找不到基督教，在基督教多余和有害的地方却找得到基督教。我们这个基督教国家，它的所作所为同信基督教的资产阶级一模一样；这对于那些了解基督教国家只是信基督教的资产阶级的小伙计的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国家很难下决心制定出限制过分延长女工劳动时间和禁止童工劳动的法律，国家也没有给它的许多官员足够的星期日休息时间，没有为他们规定正常的劳动时间，使他们的家庭生活受到损害。邮局、铁路以及监狱等部门的官员经常不堪忍受地超时工作，而他们的工资收入却与之成反比。此外，工人、下等官员和小人物的工资收入同房租相比实在太低，他们必须紧缩开支。于是住宅接纳或男或女的寄宿者，有时是男女寄宿者同住在一起。[11]老老少少不分性别都住在一间十分拥挤的房子里，常常遇见男女间隐秘之事。这对羞耻心和道德感有什么影响，许多骇人昕闻的事可以说明。人们纷纷议论的年轻人越来越粗野蛮横，主要是城乡的这种环境造成的。做工谋生对儿童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在生理上和道德上都对他们产生了想象不到的极坏的影响。在工业部门做工的已婚妇女也越来越多了，这给她们带来致命的后果，特别是在怀孕、生产和哺乳期间。她们在妊娠期间往往染上许多疾病，这不论对胎儿还是对母亲的身体都造成极大危害，常常出现早产和死胎现象。孩子一出世，母亲就必须尽快去工厂复工，以免被其他竞争者占了她的位置。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婴儿得不到细心照料，婴儿饮食不当，甚至根本缺乏营养。为了让婴儿安睡，甚至喂含鸦片的麻醉剂。进一步的后果是大批孩子死亡或者孱弱、畸形，总之是种族退化。许多孩子是在既无父爱也无母爱，甚至不知父母之爱为何物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瞧，无产者就是这样生，这样活，这样死的。因此，国家和社会对粗野、不讲道德和犯罪等行为的不断增加，有什么可感到奇怪的呢！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爆发北美奴隶解放战争，英国棉纺织厂成千上万的女工不得不失业在家。与此同时，医生却惊奇地发现，尽管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婴儿的死亡率却有所下降。原因在于，孩子由母亲哺乳，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精心照料。70年代危机中，医生们在北美，尤其在纽约和马萨诸塞州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实。失业迫使妇女们在家闲居，有时间照料子女。人们从瑞典总罢工期间（1909年8月和9月）也看到了类似情况。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典的其他较大城市，死亡率长期以来没有像大罢工的几周里下降得那么明显。斯德哥尔摩最负盛名的医学权威之一认为，死亡率下降和健康状况良好这种令人满意的情况无疑同大罢工有直接关系。最重要的是，在罢工期间，大批群众组成了“闲人大军”，有机会几乎整天不断地徜徉在白云蓝天之下，接触新鲜空气，这当然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不论对劳动场所作出多么详细的卫生规定，劳动场所空气一般说来总是十分污浊，或多或少地有损健康。罢工期间禁酒的意义，也不可低估。浪漫派国民经济学家把家庭工业的状况描绘成一派田园风光，然而家庭工业的状况并不好多少。除男人外，妇女也从早到晚在这里不停地劳动，他们的子女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活。丈夫、妻子、全家人和几个帮工统统挤在很狭窄的房子里，夹在废料堆之间，吸着烟尘和臭气苦苦度日。卧室就是起居室和劳动场地。哪怕其中只有一部分人住在里面，一般说，这个不通风的黑暗洞穴对健康也是很有害的。生存竞争的日益艰难，也常常迫使女人和男人去做一些在其他情况下讨厌做的事。1877年在慕尼黑警察局注册并接受监督的妓女中，至少有203人是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妻子。还有难以数计的已婚妇女因穷困所迫避开那深深损害羞耻心和人的尊严的警察监督，卖身求生。 [1]见《爱情生理学》。 [2]亚历山大·大仲马在他的《阿尔丰斯先生》中说得很对：“男人有两种道德，对自己是一种，对女人又是一种；对自己的那种是准许他去爱一切女人，对女人的那种是准许她只能爱一个男人，作为对她永远失去自由的补偿。又见《浮士德》中甘泪卿的自叹。 [3]格奥尔恪·冯·迈耶尔：《统计学与社会学说》，1909年蒂宾根版第3卷第253页。 [4]《结婚和离婚（1887—1906）》，1908年华盛顿调查局公报第96号第12页。 [5]在英国，离婚是富人的特权。诉讼费如此之高，没钱的人几乎不可能打离婚宫司，因为要离婚非前往伦敦不可。全国只有唯一的一个离婚法庭，它设在伦敦。 [6]保尔·科尔曼：《萨克森离婚状况》，见《萨克森邦统计局杂志》1907第2期。F.屈奈尔特：《1895至1905年普鲁士离婚运动》，见《普鲁士邦统计局杂志》1907年第2期。 [7]毕歇尔在我们多次引用过的著作《中世纪的妇女问题》中，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瓦解感叹不已；他遣责在工业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妇女劳动，要求“妇女返回自己的领域”，即返回家里，认为只有在那里她们才能创造自己的“价值”。他认为现代妇女朋友的追求“浅薄”，最后他希望：“尽快转入正轨”，但他本人显然没有能力指明有效的途径。这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不可能做到的。婚姻状况同整个妇女的处境一样，都不是任意造成的，而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文明的发展也是拫据内在的规律完成的。 [8]《技术与家务》，1909年8月版第377页。 [9]1893年的《列维斯特杂志》对此有如下记载：“缅因的工厂村的特色之一是有一类男人可以非常合适地叫做‘家庭主夫’。几乎每一个发达的工业城市都有大批这类男人。如果有人在午饭后不久去造访他们的家，就会看到他们正在围着围裙洗碗。在其它时间去造访就会看到他们正在整理床铺、给孩子洗澡、清扫或做饭……这些男人操持家务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妻子在工厂做工赚的钱比他们多，妻子外出做工省钱。” [10]“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恃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旳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引自艾释黎勋爵1844年关于“十小时工厂法案”的演说。见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41—442页注。 [11]普魯士人口调查结果表明：在1900年，有3467388人同户主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在整个普魯士，这些同户主无关的外来人差不多有1/4是借宿者和同居人（租房者378348人，寄宿者455322人)。在农村，这些人仅占1/7，在城市则占1/3，而在柏林是一半以上（租房者57180人，寄宿者99795人）。E..v.迈耶尔：《统计学与社会学》，1909年蒂宾根版第3卷第89页。
第八章当代婚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第八章当代婚姻 1．当作职业的婚姻 2．出生率下降 3．金钱婚姻与婚姻交易所 1．当作职业的婚姻现存制度的辩护士们叫喊说：“婚姻和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因此，攻击婚姻和家庭，就是攻击并破坏社会和国家。”已经充分证明，一夫一妻制婚姻是资产阶级的职业制度和财产制度的结果，因而无可争辩地是资产阶级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但它是否符合自然的需要和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将说明，这种以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婚姻或多或少总是强迫婚姻，它会产生很多弊端而且不能完全达到或根本不能达到结婚的目的。我们进一步还要说明，这种婚姻制度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对于上百万计的人来说是不可达到的，也决不是那种像其赞美者所说的，唯一符合自然界目的、以自由的恋爱选择为基础的婚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谈论当代婚姻时说道：“婚姻是法律认可的唯一真正的农奴制度。”按照康德的说法，男女结合才构成完整的人。人的性的健康发展以两性的正常结合为基础。满足性欲不论对于男人还是对于女人都是身心健康发展的必需。但人不是禽兽，他的这种最强烈的欲望仅仅得到肉体上的发泄是不够的，他还要得到更高的满足，他还要求同他结合的人在精神上具有魅力，彼此心心相印。得不到这些，性交就纯粹是机械行为，是一种不正当的性交。较高等的人要求，双方的吸引力在完成性行为之后，继续保持下去，性行为的净化作用还要扩展到双方结合而产生的生命实体身上[1]。事实上在当今社会，还不能对无以数计的婚姻提出这些要求，所以瓦尔哈根·冯·恩泽写道：“我们从已经缔结和即将缔结的婚姻中所看到的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对这种结合产生什么好的看法；相反，在我们看来，整个婚姻制度是庸俗的，令人轻蔑的，它的基础本应只是爱情和尊重，而我们从所有例证中看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我们赞成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雅典娜神殿》中提出的见解：“几乎所有婚姻都是纳妾、不相称婚姻或者不如说权宜之计和与真正的婚姻相距甚远的凑合，而根据所有宗教的和世俗的权利，婚姻的真正实质在于合众为一。”[2]这同康德的看法完全一致。对后代的喜爱，和对后代的义务可以使两人的爱情关系持续得更长久。因此，要想结婚，两个人就应当明确，双方的性格是否适合于结成夫妻。但是，回答这个问题时决不能为任何其他影响所左右。只有排除其他一切与这一结合的本来目的全然无关的、与满足自然欲望和在种族繁殖中繁殖自身全然无关的利害关系，并且注意不要盲目热情，才能回答上述问题。然而，在当今社会的绝大多数场合，这些条件并不存在，因此，当今的婚姻远未能达到其真正的目的，把现今的婚姻看作一种理想的制度是没有根据的。究竟有多少婚姻是出于完全不同于上述考虑缔结的，人们无从得知。结婚的当事人都愿意在世人面前显示他们的婚姻不同于实际中的婚姻。于是出现了在从前的社会时期未曾有过的虚伪状态。国家和这个社会的政治代表人物对于研究这些问题毫无兴趣，因为研究的结果将把社会置于可悲的境地。国家本身在有关其官员和仆从的婚姻方面所遵循的信条，经受不住应当成为婚姻基础的标准。 2．出生率下降婚姻应当是两个人出于互相爱慕，为了达到他们的自然目的而达成的一种结合。但是在当今，动机这样纯真者极少。绝大多数妇女把婚姻看作是她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踏入的生活保障机构。相反，大多数男人则以纯粹的交易眼光看待婚姻，从物质观点出发衡量和计箅婚姻的利弊。甚至那些不是出于低下和自私动机的婚姻，也会由于残酷的现实而遭受许许多多的侵扰和破坏，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结婚者热烈期待的希望才能够实现。这是很自然的事。婚姻如要保证夫妻过上一种满意的共同生活，除了要求夫妻相互爱慕，相互尊重以外，还要求有物质生存保障，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他们认为是自己和子女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设施。严重的忧虑，艰难的生存斗争是把婚姻的和美幸福作为封棺的第一颗钉子。结为连理越是结出累累硕果，也就是说越是在更高程度上达到其目的，操心的事也就越多。例如，农民美滋滋地看着他的母牛生出的每一头牛犊，津津有味地数着母猪给他生下多少小猪，并兴高彩烈地告诉邻居；但是，如果他的老婆给他增添一个新生儿，这个新生儿已超出他认为不必过分操劳就可以养活的子女数目，超过他认为不能再增多的子女数目时，他就一脸忧郁；如果这个新生儿不幸偏偏是个女孩，他的脸就更加忧郁了。因此可以说，不论缔结婚姻还是婴儿降生都由经济状况支配。法国是这方面最古典的例子。在那里，农业盛行小块土地占有制。而超过一定界限细分的土地就再也不能养活家庭。由此，著名的臭名远扬的两子女制在法国形成为社会制度，令执政者惊恐的是，这种制度不仅使许多省的人口几乎停止增长，而且导致人口剧减。随着农村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工业更蓬勃地产生。这里结婚生育的人口极为迅速地减少。在法国，虽然结婚的数量增多，新生儿的数量却在下降，但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法国，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也是如此。这反映出我们社会状况的发展后果，统治阶级对此应当加以思考。在法国，1881年有937057个孩子出生，但在1906年只有806847个；1907年为773969个。1907年出生的新生儿比1881年减少了163008个。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囯私生子的数量增加，1881年为70079个；在1881至1890年这一时期，1884年达到最高数目75754个；1906年还有70866个之多。因此，新生儿的减少只是指结婚所生的新生儿而言。新生儿减少是整个世纪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法国每1万名居民的新生儿数量在下述年代分别是：年代新生儿人数年代新生儿人数 1801—1810年3321861—1870年 261 1811—1820年3161881—1890年 239 1821—1830年3081891—1900年 221 1831—1840年2901905年 206 1841—1850年2731906年 206 1851—1860年2621907年 197 同1801年332个新生儿相比，1907年每1万名居民就减少135个新生儿。可以设想，这一结果使法国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政治家大伤脑筋。但在这方面法国不是独一无二的。德国，特别是萨克森早就有过类似现象，而且出生率的下降比法国更快。德国每1万名居民的新生儿数量在下述年代分别是：年代新生儿人数年代新生儿人数 1875年423 1880年391 1900年368 1885年385 1905年340 1890年370 1906年341 1895年373 1907年332 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也出现类似情况。每千名居民的新生儿数量在下述年代是：国別年代扣数量年代和数量年代和数量年代和数量年代和数量 1871—1880年1881—1890年 1891—1900年1901-1905年 190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35.432.5 29.928.126.3 苏格兰34.932.3 30.228.927 爱尔兰26.523.4 2323.223.2 意大利36.937.8 34.932.631.5 瑞典30.529.1 27.226.125.5 奥地利3937.9 37.135.835（1906) 匈牙利44.344.0 40.637.236 比利时32.330.2 2927.725.7（1906) 瑞士30.828.1 28.128.126.8 荷兰36.234.2 32.531.530.0 可见，新生儿减少是普遍现象，虽然减少率最高的是法国和爱尔兰，减少的速度最快的却是英格兰、德国（萨克森）和苏格兰。同样的现象我们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不去考察普遍的出生率，而只是观察一下结婚者所生的子女，就是说，观察一下已婚妇女在育龄期，即15岁到49岁期间所生新生儿的平均数字，那么新生儿减少的倾向更为严重。 15至49岁每千名已婚妇女所生子女的数字如下：国别年代和数量年代和数量年代和数量 1876—1885年1886—1895年 1896—190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250229 203 苏格兰271255 235 爱尔兰250245 264 丹麦244235 217 挪威262259 246 瑞典240231 219 芬兰259246 244 奥地利246250 242 匈牙利王国234225 216 瑞士239230 225 法国268258 243 普鲁士273265 250 巴伐利亚276263 259 萨克森267250 216 维滕堡288259 262 巴登266248 251 荷兰293286 272 比利时264236 213 法国167150 132 意大利248249 232 上述事实表明，生一个人，按照宗教人士的说法是生一个“神的形象”，比生一头家畜的平均价格还低。但这说明，我们的境况是何等可悲。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观点同野蛮人的观点所差无几。在野蛮人那里新生儿常被杀死，女婴的命运尤其如此，有些民族至今仍然保持这种习俗。我们已不再杀死女孩，我们在这方面是很文明了，但女孩经常被当作贱人对待。比较强壮的男人在生存斗争中到处排挤女人，而当女人起而斗争时，强壮的异性就把她们看作是讨厌的竞争者，怀着仇恨迫害她们。上等阶层的男人尤其如此，他们极其怨恨女性竞争者，极其激烈地反对她们。工人也有要求排斥女工的，但这只是例外情况。例如，1876年在法国工人代表大会上，一条类似的动议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从那以后，女工是具有平等权利的人这一观念在各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中已深入人心，特别是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表明了这一点。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知道，当前的经济发展迫使妇女成为男人的竞争者，他们同时也知道，禁止妇女劳动正像禁止使用机器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们竭力向妇女说明她们的社会地位，并竭力把她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解放斗争的战友。 3．金钱婚姻与婚姻交易所毫无疑问，当今社会高于从前的任何社会，但两性关系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依然如故。L.冯·施泰因教授在1876年出版一部题为《国民经济领域的妇女》的著作，书名同内容不太相符。他在书中用充满诗意的色彩描绘了一幅婚姻图画。但在这幅图画上，妇女对“狮子”丈夫百般顺从。施泰因写道：“男人要娶的人不仅要爱他，还要理解他。她的心不仅要为他跳动，她的手还要抚平他的额头，她仪表温和、娴静、端庄，心境宁静，使他每日归来感到柔情千种；他要娶的人要向周围的一切散发着女性不可名状的迷人芳香，使家庭生活充满宜人的温暖。” 这似乎是一首妇女的赞歌，其中却隐藏着对妇女的贬意和男人的利己主义。这位教授先生把妇女描绘成芳香四溢的生物，但是她又要具备必要的实用计算能力，要懂得保持经济开支平衡。此外，还要使一家之主一“狮子王”的周围像在明媚的春天那样和风荡漾，还要能够从他的眉宇之间看出他的每个愿望，用柔软的纤手抚平“一家之主”也许是对自己的种种蠢事冥思苦想而想皱了的额头。简言之，这位教授所描述的妇女和婚姻，在一百个当中不仅几乎一个也没有，而且几乎不可能有。不幸的婚姻成千上万；不能结婚的妇女数量惊人；从早到晚跟随着丈夫为每天得块面包做牛做马的妇女有数百万，这位教授却视而不见或一无所知。面对这一切苦涩、严酷的现实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种诗意色彩一擦而光，就像双手轻而易举地抖掉蝴蝶翅膀上的彩粉一样。看一眼那些无以数计的受苦受难的女人，教授用诗意描绘的彩色图画就会被撕成碎片，他的构图就会被破坏殆尽。他所看到的妇女仅仅是极少数人，这些妇女是否站在时代的高峰还令人怀疑。有一句话经常被人引用：“妇女的地位是衡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的最好尺度。”这句话我们可以同意，但是，我们随后将要指出，我们被大肆颂扬的文明远非如此之高。约翰·斯图亚特·米尔著有《妇女的依赖性》一书——书名就表明了作者对妇女地位所持的观点。他在书中写道：“男人的生活越来越家庭化。高等文明使男人比女人受到更多的束缚。”即使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着真诚的婚姻关系这句话是正确的，但这句话对极少数人是否适用，令人怀疑。明智的男人明白，妇女走出狭小的家庭活动圈子而进入社会生活和认识时代潮流，对男人自己有利。他因此所受的“束缚”并不要紧。对此产生的问题是，当代生活不给婚姻生活带来比以往更能破坏婚姻的因素吗？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进行物质投机的对象。想结婚的男人力求既娶妻又进财。这就是为什么起初在父系继承时代被排除的女儿继承遗产的权利又得以恢复的主要原因。但是，婚姻在从前决不像今天那样，成了以如此无耻的方式，在公开的市场上进行投机和进行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的对象。今天，婚姻的肮脏买卖极其无耻，喋喋不休地叫喊婚姻“神圣”，那是莫大的讽刺。这种现象同所有现象一样，有其充足的理由。从前的任何时代也不像今天那样，绝大多数的人要想过上某种程度的富裕生活是如此困难；但从来也没有像今天那样，对符合人的尊严的生存和生活享受的合理追求是如此普遍。没有达到这个设定的目标，谁都心里感到越来越难受，因为大家都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享受的同等权利。从形式上看并不存在任何等级和阶级差别。每个人都想达到他认为按照自己的生活状况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应招者众，入选者少。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有一个人能愉快生活，其他20个人就得过苦日子；有一个人可以纵情享乐，成百上千的人就得穷困潦倒。但是人人都希望自己是入选的幸运儿，于是如果觉得能达到目的，只要不太丢脸，就不择手段。而获取一种优越的社会地位最不费力的、最为便捷的手段就是金钱婚姻。一方谋求尽可能多的钱，另一方渴望爵位、头衔和身份，采取这种手段可以在社会上层中寻求到相互满足。在这里，婚姻大多数被当作是交易，婚姻是一种因袭的结合，夫妇双方表面上相敬如宾，实际上常常是同床异梦[3]。每一个较大的城市都有特定的场所和特定的日子让上层阶级聚会，目的主要是撮合婚姻。因此，这种聚会场所获得了一个合适的名称：“婚姻交易所”。像在交易所一样，在这里也是投机取巧和唯利是图起主要作用，没有欺诈和诡计是不可能的。那些负债累累，但还能炫耀老贵族头衔的军官，那些因酒色过度伤身，想在婚姻的平静港湾恢复健康而需要一个女看护的浪荡公子，那些不时面临破产和入狱而希望得救的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最后还有一切盼望得到和增加金钱和财产的人，以及升官有望，但一时缺少活动经费的官吏，都是光顾这个交易所的顾客，在这里进行婚姻买卖。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女子年轻或年老，漂亮或丑陋，直背或驼背，受过教育或未受过教育，庄重还是轻浮，基督徒还是犹太人，统统无所谓。所以，有一位十分著名的政治家说过：“一位基督教徒公马和一位犹太母马缔结良缘，难道不值得庆贺？”[4]经验证明，这幅以马厩情景作出的妙绝比喻，博得当今社会上流阶层热烈的掌声。金钱可以补偿一切损失和抵消所有缺陷。德国《刑法典》规定，对撮合通奸者要处以重罚或监禁，但是，父母、监护人和亲属只是为了金钱、利益、官职或其他好处就把自己的子女、被监护人或亲属同一个不相爱的男人或一个不相爱的女人一辈子拴在一起，则任何检察官都不能干涉。这是公然犯罪。无数个组织完备的婚姻介绍所和形形色色的媒人在四处追逐猎获物，寻找“神圣婚姻”的男女候选人。为上流人物“做成”这类买卖，利润尤其可观。1878年在维也纳发生一起毒杀案，一个拉皮条的女人被指控，并被处15年监禁。可是在这一诉讼案中还查出，从前法国在维也纳的大使班奈维尔伯爵为了搞到女人，付给那个拉皮条的女人22000古尔登的酬金。其他一些达官贵人在这个案件中也名誉扫地。一些国家机关多年来竟纵容了她的黑暗勾当和犯罪活动。此中原因，明眼人一目了然。德国首都也流传着类似的故事。在有人想结婚的地方，这都是日常发生的事。最近几十年来，北美资产阶级的女儿和女继承人成了欧洲贵族进行婚姻投机的特殊对象，因为欧洲贵族渴望获得金钱，富有的北美资产阶级的女儿和女继承人渴望获得在她们的美国故土得不到的爵位和身份。1889年秋，一些德国报刊发表过许多文章，对这种事例进行了很有特色的报道。加利福尼亚一位贵族出身的大工业家向德国和奥地利报界介绍自己是婚姻代理人。他收到的征婚信件充分表明，在有关阶层中流行着什么样的婚姻“神圣”观念和婚姻“道德”观念。有两位出身于最古老的普鲁士贵族的近卫军军官下决心征婚，他们两人坦率地说，这是因为他们总共负债6万多马克。他俩在致结婚介绍人的信中写道： “不言而喻，您的酬金我们无法事先支付，而要在结婚旅行之后。请您给我们各自介绍一位家庭名声决不会招致异议的女士。如能介绍尽可能美貌动人的淑女，则深合所望。如您要求，我们即将我们的照片交给（为了慎重起见）贵代理处，由贵代理处向我们说明详细情况并提供照片等。我们把这全部事情看作是有关名誉（！）之事，对您完全信赖，当然要求您也能如此。我们期望很快能得到您在此地的代理处的答复，如果您在此有代理处的话。男爵冯•M 阿尔图尔•冯•W 1889年12月15日于粕林弗里德里希大街107号” 有一位名叫汉斯·冯·H.的德国年轻贵族，他从伦敦来信说：他身高5英尺10英寸，古老贵族出身，从事外交工作。他坦白地承认，由于赛马失利，他的财产已荡然无存，为补偿损失，必须找到一位富有的新娘。他还说他准备立即去美国旅行。上面提到的那位大工业家说，除许多伯爵和男爵等等之外，还有3位亲王和16位公爵是求婚的候选人。然而不仅贵族，而且资产者也渴望娶富有的美国女人为妻。莱比锡的一位叫作麦克斯·W.的建筑学家要求未婚妻不仅有钱，还要美貌和受过教育。在莱茵河畔的凯尔，有一位名叫罗伯特·D.的年轻工厂主在信中写道：他能得到一个总共只有40万马克的未婚妻就心满意足了，他并且预先许诺使她幸福。这类事例比比皆是，不必到远处寻找。只要看一眼资产阶级大报上登载的无数征婚广告，往往可以发现，征婚者只是一些道德完全堕落的人。街头的妓女迫于极端穷困才从事这种营生，她们同这些征婚者相比，有时简直是行为正派和道德高尚的楷模了。如果有哪位社会民主党的出版人居然同意在他的报纸上刊登这类广告，他一定会被开除出党。但资产阶级的报刊不讨厌这类广告，因为可以从中赚到钱，它像韦斯帕西安皇帝一样，认为钱没有气味。但这并不妨碍资产阶级报刊起劲地攻击社会民主党有破坏婚姻的倾向。这真是没有任何时代比我们的时代更加伪善的了。今天，大多数报纸的广告栏就起着结婚交易所的作用。不论男女，只要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就把内心的要求向虔诚的保守主义或道德上主张自由主义的报纸倾吐，这些报纸则只顾赚钱，而不顾遭人非难，替这些人寻找情投意合的人。有相当数量的大报，每天整版整版地登满此类广告。不时出现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有人甚至在广告上征求僧侣为夫；相反，僧侣则刊登广告求妻。有时一些求婚者提出这样的条件：只想找个有钱的妻子，而不在乎她已失身。总之，这类征婚再好不过地把当今社会某些阶层的道德堕落钉在耻辱柱上了。 [1]“一对夫妇结合时的情绪和感情无疑对性行为的结果有重大影响，会将某些特性传给生成中的生命。”见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的《青年的性道德教育》，又请参看歌德的《亲和力》，他在书中明确地描写了促使两人亲密接触的感情会发生怎样的作用。 [2]《回忆录》，莱比锡F.A.布罗克豪斯版第1卷第239页。 [3]这里说一下最高阶层的政治婚姻，以便把这一问題讲得更加充分。在这些婚姻中，通常默认——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默认男人而不是女人——有按情趣和需要毫无损害地保持婚外恋的特权。有过一个时期，王公至少纳一个妾是合乎风尚的；这可以说是王公的特征。例如据谢尔说，以严肃庄重著称的普鲁士大公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至少是为了装样子而同一个将军夫人保持关系。另外，众所周知，强壮的奥古斯特，即波兰和萨克森国王，一共有300个私生子；意大利国王，绰号叫名望家的维克多—艾曼努尔，死后留下32个私生子。不久以前，还有过一座小巧浪漫的德国王宫，里面约有12处十分优雅的别墅，这是“国父”为他那些退休的姬妾建造的休养地。就这个题目可以写出一部厚厚的书。实际上，诸如此类的风流艳闻在图书馆里有大量的藏书论及。欧洲大多数王公宫庭和贵族家庭的内幕史对于每一位熟悉者来说几乎都是连续不断的丑闻记实。面对这些事实，当然就很有必要让那些诽谤者描绘历史时不仅毫不怀疑形形色色的一个接一个的“国父和国母们”的“合法性”，而且还竭力把他们统统描绘成家庭道德的楷模，描绘成忠实的丈夫或善良的母亲。预言家们还没有死光，他们还活着，正像罗马的预言家一样，今天还靠群众的无知活在世上。 [4]布什：《俾斯麦侯爵及其下属》。
第七章作为性生物的妇女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第二编当代妇女第七章作为性生物的妇女 1．性欲 2．独身与自杀频繁 1．性欲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被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男人，然后才是妇女。这同古代母系社会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这种变化主要是原始共产主义发展到私有制占统治地位造成的。柏拉图感谢众神赐给他八种幸福。他认为第一种幸福是众神让他生为自由人，而不是生为奴隶；第二种是让他生为男人，而不是生为女人。犹太男人在早祷时也表露出类似的思想，他们祈祷说：“赞颂你啊上帝，我主和全世界之主没有把我造成女人。”犹太女人在祈祷时则说：“……主按自己的意志创造了我。”两性地位的对立再也没有比柏拉图的话和犹太人的祷告词所说的更尖锐了。根据《圣经》的很多章句，男人是真正的人。同样，在英语和法语中，男人和人用的是同一个词。当我们说民众时，通常指的只是男人们。女人是卑贱之众，处处受男人支配。男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大多数妇女时至今日也还认为这是命该如此。这种看法反映出女性的地位。同妇女是否作为无产者而遭受压迫这个问题完全无关，妇女在私有制社会中是作为性生物而遭受压迫的。许许多多的限制和障碍，男人是不知道的，妇女却处处碰到。很多事情准许男人做，却不准女人做；每个男人享受的许多社会权利和自由，如果妇女也去享受，便被看作是过错或罪行。妇女受双重的苦；作为社会生物受苦和作为性生物受苦。很难说这双重苦中哪种更苦，所以，可以理解，不少妇女希望自己生为男人，而不是女人。人有各种自然欲望，其中，除了为生存而吃喝的欲望之外，最强烈的是性欲。繁殖种类的欲望是“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这种欲望深深地蕴蓄在每一个正常发育的人体内，在其成熟以后，满足这一欲望是其身心健康的基本条件。路德说得对，他说：“谁要遏制这种自然砍望，不许天性做它要做和必然要做的事，这无异于不许天性成其为天性，不许火燃烧，不许水润湿，不许人饮食睡眠。”这些话应当刻在激烈反对“罪恶的肉欲”的教堂的门上。没有一个医生和生理学家能如此中肯地说出满足人的情爱需求的必要性。这是人类必须完成的一项有关自身的命令，因为人要正常而健康地发展，就不能忽视自身任何部分的锻炼，不能拒绝满足自身正常的自然欲望。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应履行自然界给它规定的功能以免受伤身的惩罚。人的生理发展规律同人的精神发展规律一样，都是必须研究和遵循的。人的精神活动取决于其各个器官的生理特性。两者的完全健康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一方受到阻碍，另一方必定会受到影响。所谓的动物需求同所谓的生理需求并非处于不同的等级。两者都是同一机体产生的作用，两者相互影响。这对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识性器官的特点和认识所有其他器官的特点，同样必要，人必须同样重视保护性器官。人必须懂得，这些器官和欲望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是每个人的本性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每个人在自己的某一人生时期完全受其支配的，因而不应当是什么神秘莫露、羞耻、害臊和对其全然无知的东西。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男女各种不同器官及其功能的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同人类其他任何学科的知识一样，都应当普及。如果人具有准确的生理自然的知识，他就会以不同的眼光观察人生许多关系。如果那样，当今社会怀着神圣的恐惧默默地回避，但几乎每个家庭不得不顾虑的那些弊端，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消除。在所有其他事情上，知识被看作是一种美德，是值得竭力追求的人类最美好的目标，唯独在这件同我们自我的存在和健康，同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紧密相联的事情上，知识却不被看作是这样的美德和目标。康德说：“男女结合才构成完全的人，一性补充他性。”叔本华说：“性欲是生存意志最充分的表现，从而是一切意志的集中表现。”“……生存意志的肯定，集中表现在性行为上，这一行为是肯定生存意志的最坚决的表现。”早在他们之前，释迦摩尼就说过：“性欲比驯服野象的铁钩更尖锐；它比火更炽热，它好像一支能够穿透人类精神的箭。” 性欲是如此强烈，所以毫不奇怪，成年男女的性压抑往往严重扰乱他们的神经和毁坏他们的整个身心，在一定情况下甚至导致疯癫和自杀。当然，并不是所有人性欲同样强烈。通过教育，自制、特别是通过避免引起性刺激的谈话、书籍和酗酒等等，性欲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抑制的。总的说来，剌激对于妇女来说，不像对男人那么明显，甚至妇女有时对性行为怀有某种反感。但这仅仅是少数人有这种状况，是生理和心理因素引起的。因此可以说，一个人，无论男女，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要看他的性欲和生存欲在生理和精神方面表现出的发达程度以及表现的形式和性质。每种性别都会达到其自身的尽善尽美。克伦科在他的著作《做妻子的妇女》中说道：“虽然正人君子遵循理性所规定的道德原则而强行抑制夫妻性生活，但是，甚至最大的自制力也不可能完全使天性沉默，不再催逼两性正常的生理表现履行保存种族的天职。如果各个健康的男女一生都不履行这一天职，那么，这并不是自由的反抗决定，即使是假装把它说成是这样的自由决定或自我欺骗地表白说是自由意志也罢。这是社会压制和推论的结果。这些社会压制和推论使自然权利减少，使器官萎缩，导致整个身体在外观和特质上呈扭曲型，性变态型，并且，由于神经失调，性情和身体产生病变。在容貌和性格上，男变女，女变男，因为性对立没有按自然计划实现，人依然是片面的，没有达到他自身的补充，没有达到他自身存在的顶峰。”伊丽莎白·布莱克维尔博士在他的著作《青年的性道德教育》中提到：“性欲是作为必要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的基础而存在的。它是人的本性中最强大的力量……即使在它尚不发达时不是应当思考的对象，但它依然是生命之火的焰心，这种不可避免的欲望是防止人类灭亡出现任何可能性的天然卫士。”[1]讲究实际的路德也提出过类似的忠告。他说：“谁感到难以保持童贞，就赶快去干点事，去做工，然后敢于以上帝的名义去结婚。小伙子最迟20岁，少女15岁或18岁，这时他们还健康机灵，就让上帝关心他们怎样养育他们的孩子吧。上帝创造了孩子，也会好好养育他们的。”[2]遗憾的是，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无法听从路德的忠告，无论是基督教国家还是基督教社会，都不想知道信赖上帝会养育孩子的事。科学同哲学家的见解和路德的常识完全一致。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应当能够以正当的方式满足欲望，因为欲望与其最内在的存在有最为紧密的联系，甚至就是存在本身。如果社会制度或社会偏见，使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阻碍人发展自己的本质。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我们的医生、医院、疯人院和监狱都可说明，更不必说成千上万遭到破坏的家庭生活了。在莱比锡出版的一部著作中，作者说道：“性欲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它只是同饥渴一样是自然的。自然界不知道什么道德或不道德。”[3]但是，社会根本不承认这一定理。 2．独身与自杀频繁在医生和生理学家当中有一种流行甚广的看法，认为即使是有缺陷的婚姻，也比独身好。经验也证明这种看法正确。“已婚者的死亡率（1000名30岁的未婚者同1000名30岁的已婚者相比），很小，这是肯定无疑的，也是令人十分惊奇的现象。在男人当中，这一差别更大。在某些年龄层中竟相差一倍。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时就做鳏夫的男人的死亡率很高。”[4] 有人断定：不健康的性关系尤其使自杀率升高。在所有国家，男人的自杀人数一般明显高于妇女。例如：国别年代10万人中的自杀人数女性自杀者同男性自杀者的比例男女德国1899—1902年33.0 8.425.5 奥地利1898—1901年25.4 7.027.6 瑞士1896—1903年33.3 6.419.2 意大利1893—1901年9.8 2.424.5 法国1888—1892年35.5 9.727.3 荷兰1901—1902年9.3 3.032.3 英格兰1891—1900年13.7 4.432.1 苏格兰1891—1900年9.0 3.235.6 爱尔兰1901年2.3 1.252.2 挪威1891—1900年10.0 2.525 瑞典1891—1900年21.1 8.640.8 芬兰1891—1900年7.8 1.823.1 俄国（欧洲部分)1885—1894年4.9 1.632.7[5] 德意志帝国1898—1907年的自杀人数如下：年代总人数男女 1898年108358544 2291 1899年107618460 2301 1900年113938987 2406 1902年123369765 2571 1904年124689704 2764 1907年127779753 3024 1898—1907年男女自杀者的比例，以男性自杀者为100人计，妇女自杀者的人数如下：年代百分比 1898年26.8 1899年27.2 1900年26.8 1904年28.5 1907年31 但是，在15至30岁这一年龄段，妇女自杀者的百分比一般高于男人。在15至21岁和21至30岁这一年龄段，自杀者的百分比平均如下：国别年代15—20岁 21—30岁男女男女普普士1896—1900年5.3 10.71620.2 丹麦1896—1900年4.6 8.312.414.8 瑞士1884—1899年3.3 6.716.121 法国1887—1891年3.5 8.210.914[6] 在萨克森，在1000个21至30岁的自杀者中，21至30岁的男女平均比例是：年代男女 1854—1868年14.9518.64 1868—1880年14.7118.79 1881—1888年15.322.3 丧偶者和离婚者的自杀人数也比自杀者平均人数多。在萨克森，离婚男子的自杀人数比男性自杀者的平均人数多6倍，离婚妇女的自杀人数比女性自杀者的平均人数多两倍。丧偶和离婚的男女如无子女，自杀更为频繁。在21至30岁的未婚妇女中，许多人是因为失恋或“失足”自杀的。统计表明，私生子人数的增加同自杀妇女人数的增加几乎完全一致。在女性自杀者中，年龄在16至21岁之间的人数特别多，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性欲得不到满足、爱情上的痛苦、秘密怀孕或受男人欺骗等是造成妇女自杀的重要原因。关于作为性生物的妇女，冯·克拉夫特·艾宾教授[7]说道：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她们神经错乱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性需求比男人更强烈是妇女的天性，但是她们至少在理想上，除了结婚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满足这种需求的体面办法。 “结婚是她们获得生活保障的唯一办法。经过无数的世代，她们的性格朝这个方向养成了。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玩母亲抱娃娃的游戏。现代生活的要求不断增多，指望通过结婚来满足这些要求的机会越发少了。这在上流社会表现得尤其明显：结婚比较晚，比较少见了。 “男人作为强者，由于具有较强的智力和体力以及自由的社会地位，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性的满足，或者可以容易地在他要付出全部精力的毕生事业中找到等价物，但是，对上流社会的未婚妇女来说，此路不通。这首先使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和社会不满，陷入病态的幻想之中。有时她们想方设法在宗教中寻求慰藉，但总是徒劳。出于宗教狂想，不管有无手淫，往往出现一大批精神病患者，其中不少人是歇斯底里和精神错乱。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事实，未婚女子患精神错乱大部分是在25至35岁之间，这恰恰是鲜花渐渐凋谢，人生希望渐渐破灭的时期。而男子患精神错乱最常见的是在35至50岁期间，即为生存而拼搏最激烈的时期。 “因此，随着独身的日益增多，妇女解放问题日益被提到日程上来决不是偶然的事。我希望能把它看作是一个紧急信号，它告知人们：随着独身的日益盛行，妇女在当今社会中的社会地位越发不堪忍受了；扫女要求获得自然界规定给予她们，而当今社会制度部分地拒绝给予她们的报偿，是正当的。” H.普洛斯博士在他的《在自然界和人种学中的妇女》一书中，在探讨未婚妇女的性欲要求得不到满足的后果时说道[8]：有一种最有效而从不失效的办法，不仅仅是医生，而且是人类学家都值得重视的这一办法不仅能延缓老处女日益衰老的过程，而且能使已经凋谢的鲜花重放异彩，尽管不能完全美丽如初。遗憾的是，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除了极少数的场合，这一方法是不容许，也不可能应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按时正常的性交。人们常常看到，已经过了妙龄或者离凋谢不远的未婚女子，一旦有结婚的机会，她在结婚之后不久，就又会体态丰满，两颊红润，双眸同往昔一样明亮。因此，结婚对女性来说是靑春常驻的真正源泉。自然界有其固定不移的法则，这些法则毫不留情地严格要求得到遵守；任何违背自然的生活，任何顺应那些违背自然的生活关系的一切企图，都不可能不给整个身体（不论是动物的还是人的），留下明显衰退的痕迹。现在产生一个问题：社会是否在满足特别是女性的理性生活方式的要求呢？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又产生一个问题：社会能否满足这些要求呢？如果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又产生第三个问题：怎样才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呢？ [1]伊·布莱克维尔：《医学社会学导论》，1906年伦敦版第177页。 [2]《路德全集》1744年哈雷版第10卷第742页。 [3]维里塔斯：《在法律面前的卖淫》，1893年莱比锡版。 [4]施纳波尔—阿伦特：《社会统计学》，1908年莱比锡版第356页。 [5]F.普林钦：《医学统计手册》，1906年耶拿版第356页。 [6]H.克罗泽：《自杀频繁的原因》，1906年弗莱堡版第28页。 [7]《精神病教科书》第1卷，1883年斯图加特第2版。 [8]H.普洛斯：《在自然界和人种学中的妇女》，1905年莱比锡第8版第2卷第606页。
第六章18世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第六章18世纪 1．德国的宫廷生活 2．重商主义与新婚姻法 3．法国大革命与大工业 1．德国的宫廷生活当时德国王宫数量之多是无法计算的，这些王宫都仿效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把王宫建筑得金碧辉煌、画栋雕梁，铺张浪费之极。尤其各邦和一些小邦的王公们不论其领土大小，有无治理国家能力，统统妻妾成群，荒淫无度。18世纪王宫史是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章。每个王公都试图用空虚的自负、疯狂的挥霍浪费和昂贵的军事游戏去制服其他王公。最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肆无忌惮地纳妾。很难说这许多德国王宫哪一个的奢侈腐败更胜一筹。今天是这个王宫，明天是那个王宫，没有哪个德意志邦国家摆脱此种丑行。贵族效仿王公，在一些有王宫的城市，市民又效仿贵族。如果一个市民家庭的女儿有幸受到宫廷高官或皇帝宠爱，那此类家庭20家中就有19家会感到无上荣幸，家人都准备让女儿去给贵族或王公当妾。假如贵族的女儿当中有一位受到王公宠爱，大多数贵族家庭也要这么做。没有贞操和不知廉耻的风气广泛流行。情况最糟的是德国的两个首都，维也纳和柏林。在德国的加普亚[1]，即在维也纳，半个多世纪来都是由严格掌握道德风尚的玛丽亚·铁列西亚掌权，但是，她对完全沉湎于肉欲享乐的富有贵族和极力模仿贵族的市民们的恶行却无能为力。她亲自创办了贞操委员会，并借助该委员会还建立了规模巨大的侦探网络，她因此时而使人惶怒，时而惹人嘲笑，结果一无所获。18世纪下半叶在轻浮的维也纳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必须爱人如己，就是说，人必须像爱自己的妻子那样去爱别人的妻子。”还有：“妻子往右走，你就往左走，她有了侍从，你就找个女友。”当时人们如何看待婚姻和通奸问题，我们可以从诗人克莱斯特在1751年写给他的朋友格莱姆的信中看出，信中写道：“您也许已经知道亨利侯爵的奇遇了吧？他把她的夫人发配到领地，想和她离婚，因为她刚好撞见冯·霍恩施坦王子与她同床共枕……侯爵认为，他如果能把这件事掩盖过去，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传遍柏林和大半个世界，那就更好了。但人们对这种自然而然的事不必见怪，尤其像侯爵这样的并不固执的人。不过，在婚姻中，有种讨厌的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都由于在自己的想象中把别的男人或女人看成可爱的人而身不由己地失节。这种迫不得已而做的事，怎么能惩罚呢？”关于柏林的情况，英国使者罗德·马罗斯贝尔在1772年曾写道：“彻底的道德败坏笼罩着各阶级的男男女女。因此，穷困随之而来，穷困之源一方面是当今国王实行的重税，一方面是从他们袓父那里学到的荒淫奢侈。男人用有限的钱财过放荡无羁的生活；女人都是不知廉耻的怪物。谁出钱最多，她们就委身于谁，她们不知道柔情和真正的爱情是何物。” 在柏林，最坏的事发生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执政的1786至1797年。在自己的人民当中，他是最坏的典型。他的宫廷牧师卓尔纳尔甚至促成他同其情妇尤丽娅·冯·福斯结婚，把她定为第二夫人。不久，她在第一次分娩时死去，而卓尔纳尔再次使他同其第二个情妇——索菲亚·冯·敦霍夫伯爵夫人结婚。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世纪末干的那些坏事，他的一些堂兄弟们早在世纪初就已抢先于他干过了。1706年7月底，维腾堡的艾伯哈德，路德维希大公就同他的情妇格雷芬妮，即人称“破坏国家者”结婚，把她定为第二夫人。由纳卡河畔穆伦的一位年轻僧侣普菲勒牧师为他们完婚。艾伯哈德·路德维希的亲堂弟列奥波尔德·艾伯哈德的行为更加恶劣，因为他同时娶了三个妻子，其中有两个人还是姐妹。此外，他的13个子女中，有两个结为夫妻。他的臣民们对这种倒行逆施十分气愤，但也只好听其自然。直到1708年皇帝干涉了维腾堡大公，他才同其情妇解除了婚姻。但他这位情妇不久就同一位堕落的伯爵冯·乌尔本假结婚了，而暗地里长达20年之久，她都是这位大公的情人，是士瓦本的“破坏国家者”。 2．重商主义与新婚姻法从16世纪起，王公的势力增大，从而必须建立较大国家的时代开始了。大国必须建立常备军，要作到这一点，不加重税收是根本不可能的。此外还必须为大多数宫廷的奢侈生活支付费用，这就需要有巨额费用供使用。只有通过具有纳税能力的广大居民才能满足这些要求，因此从18世纪起，就采用了建立较大的国家，增加人口数量，并使人民尽可能具有纳税能力的种种措施。要走这条路，必须实行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如上所述，发现美洲大陆、非洲通航以及开发东印度航路等等都是诱发进行这些变革的原因，这种变革起初是在西欧，不久传到了德国。新开辟的交通路线扩大了此前鲜为人知和令人难以预料的贸易关系。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首先试图通过这一巨大发展来获取暴利。最后，法国和德国也从中得到了好处。由于宗教纷争和政治分裂，德国受到的损害最大，经济上也十分落后。欧洲的手工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不断开辟新的销售领域，因此，为适应新的世界市场需要，不仅要改革手工业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改变欧洲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观念、感情和思想。一向仅仅为了一个地区及其临近地区的日常需要而进行的手工业生产，如今则由工场生产取而代之，就是说，所进行的是以尽可能先进的劳动分工，投入大量工人的群众性生产。拥有大量金融资产和远大目标的商人成为这种新生产形式的领导人，于是，一部分手工业被取代，一部分遭到排挤，手工业行会组织被取缔。一个在职业活动中展示妇女力量的时期出现了。她们就业的范围广泛，就业的部门繁多，比如家庭工业或工厂工业部门的亚麻生产、棉纺织、机器编织、裁剪，纽带制造业等等。18世纪末，在英国和苏格兰的纺织、机织及印刷行业就已经有1万名妇女和8万名儿童就业。当然，他们是在工资和工时都十分苛刻的劳动条件下从事劳动的。与此同时，在法国许多工厂，也有上万名妇女在类似英国的那种情况下就业。这样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投入，但因16、17和18世纪欧洲及海外的侵咯战争造成人口锐减，就是在18世纪初，也有很多人移居海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进步的政府为满足对人口的大量需要，就采取了为结婚和定居提供方便的措施。为贯彻世界霸权政策，人口短缺的西班牙，早在1623年就已经颁布过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对于在18岁和25岁之间结婚的所有人，在几年之内免除一切捐税。甚至决定由国库为贫困者置办嫁妆。对至少有6个已婚男孩的父母免除一切捐税。西班牙还制定了优惠移民的政策。法囯路易十四看到，战争必然导致人口减少，因此他向大多数居民，即所有承担交纳人头税义务的人提出，对21岁或20岁前结婚的人，可免除4年或5年的捐税；他还进一步向他们保证，对生有10个子女的夫妇，只要其子女中没有人当传教士、僧侣或修女，均可全部免除捐税。对于有10个子女（其中无一人是神职人员）的贵族，每年可获得年金1000至2000里拉，而不交纳人头税的市民在相同的情况下只获得上述金额的一半。萨克森的莫里茨元帅甚至向路易十五建议，婚姻持续5年才应批准。在普鲁士，人们试图依据1688年、1721年、1726年和1736年的法令以及相应的国家措施，对于那些在法国和奧地利因宗教迫害移居进来的人给以优厚待遇。腓特烈大帝的人口理论在他于1741年8月26日致伏尔泰的信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把人看成是一位大公动物园中的一群鹿，他们除了呆在园子里别无其他任务。”当然，通过几年的战争，他现在又认为，有必要再装满他的园子。在奥地利、维腾堡和不伦瑞克也对移民实行优惠，在这些公国也像在普鲁士那样，颁发了禁止迁往国外的命令。此外，18世纪在英国和法国还取消了阻碍结婚和定居的一些限制，其他国家紧随其后，也取消了一些限制。18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学家们以及一些政府都把人口众多看成是国家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19世纪前半叶特别在德国南部和奧地利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和革命与战争事件使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又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因此又提高了结婚年龄，并要求结婚必须证明自己有一定的财产或有保障的收入以及确定的生活地位。没有财产的人不能结婚。在确定接受定居和结婚条件方面，人们尤其允许市政当局施加巨大影响。有人甚至禁止农民在某处建造所谓的日间劳作场所，或者颁布像巴伐利亚迄今仍然实施的一种落后的家园法：要拆除未经选帝侯准许而建造的日间劳作场所。只在普鲁士和萨克森还保留着比较宽松的婚姻法。对婚姻的限制造成的结果是，由于人的天性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尽管如此严格限制，层层阻挠，而纳妾通奸现象却有增无减。在德囯有些小邦，非婚子女的数量几乎接近婚生子女的数量。这正是道德和基督教引以为荣的父权制造成的后果。 3．法国革命与大工业当时，市民阶层的已婚妇女受到严格控制，她们的生活圏子只限制于家庭。她们要干的活、要做的事很多，作为名符其实的家庭妇女，她们不得不从早干到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有时还需要女儿们帮助才能干完。她们不仅要完成日常的家务劳动，这在今天也是小市民阶层家庭妇女要干的事，而且还要干许多其他的事。今天，由于现代化的发展，妇女已从这类事情中解脱了出来。从前，她们必须纺织、漂白、洗涤，自己动手做衣服、做肥皂、做蜡烛、酿啤酒，总之，她们纯粹是家庭奴婢，礼拜日上教堂是她们唯一可以休息的时侯。结婚只能在同一社会圏子里进行，最严格和最荒诞的阶级偏见统治着一切。少女在同样的思想偏见中受教育，在家庭受最严格的监督；对她们来说根本谈不上精神教育；她们的视野总也逃不出严格家庭教育的圏子。不仅如此，还有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取代了教育和精神实质，妇女的生活真正成为脚踏磨车的苦役生活。宗教改革的精神蜕变为最恶劣的陈旧的古典保守作风，人类最自然的冲动和生活乐趣都被一堆打着“庄严”的幌子，实际上扼杀精神的生活准则所窒息。浅薄和狭隘笼罩在市民阶层当中，此外，广大市民受到犹如铅一样沉重的压迫，生活在最为困苦的条件下。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场革命在法国摧毁了旧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同时也将革命精神的气息传到了德国。旧的东西已经不能再同这种革命气息相对抗了。特别是法国的外来统治对德国具有革命的效果；它推翻了旧的、腐朽的东西，或者说像在普鲁士那样加速了这一切的灭亡。在181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有人试图使时代的车轮倒转，但新的东西是那么强壮，最终成为胜利者。行会的特权、对人的束缚、市场和行政权等逐渐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成了废物。新技术改良和发明，首先是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价格的不断下降，使群众特别使妇女有了就业机会。大工业庆贺自己的诞生。它建立了工厂、铁路和汽船，矿山、冶金、玻璃和陶器制造业、纺织工业及其各个不同的部门、机器制造、工具工厂和建筑工业等等蒸蒸日上；大学和技术高等学校为这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力量。新兴的阶级，即资本主义大市民阶层、资产阶级在所有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支持下，迫切要求消灭日益难以维持的状态。在1848和1849年革命运动年代，自下而上的革命使一些东西摇摇欲坠，而这些东西被1866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彻底消灭。按照资产阶级的意愿，出现了政治统一，并清除了现存的经济和社会中的种种限制。同时制定了营业自由、迁移自由、废除限制婚姻、居住自由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法律。从这种新发展中得到好处的除工人外，特别是还有妇女，新发展为妇女开拓了自由途径。在1866年制定新制度前，在德国的各邦已经废除不少限制，从而使一些主张复古的反动文人预言这是违反习俗和败坏道德的。1863年，美因兹主教冯·凯特勒先生就抱怨说：“废除现行对婚姻的种种限制就意味着婚姻解体，因为将会有很多夫妇相互离异。”他的抱怨使人无意中领悟到，今天的婚姻缺少道德束缚，必须对其加强管理，否则婚姻就会破裂。新出现的情况是，比起从前，现今有无以数计的人缔结良缘，从而使人口迅猛增长。人口剧增在工业大发展的新时代造成许多人们从前未能料到的弊病，这一点同过去一样，人们开始恐惧人口过剩。恐惧人口过剩到底意味着什么，下面将会提到；我们还将研究恐惧人口过剩的真正意义。 [1]古代意大利著名的奢华城市，以后也用来泛指穷奢极欲之处。——译者注
第五章宗教改革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第五章宗教改革 1．路德 2．宗教改革的结果。三十年战争 1．路德路德是中世纪健康肉欲的典型的代言人。这里不是把路德当作宗教改革家，而是当作一个人来论述的。路德有力而原始的本性真实地反映了人的本性。这种本性迫使他直率而中肯地说出了他对爱情和享乐的需求。他作为从前的罗马教士，利用这一有利地位可以放眼观察一切。他亲自体会到，教士和修女的生活实际上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从而使他萌发了抨击牧师和教会独身主义的热情。有些人相信，人犯违抗天性的罪是允许的，并认为，假如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机构设施要阻碍千百万人去完成自己的天然使命，他们能使这件事同自己的道德观和情欲观协调起来。路德所说的话，在今天对他们还是适用的。路德说：“除罕见的恩赐外，每个妇女都像不能不吃饭、睡觉、喝水和不能没有其他自然需要那样，不能没有丈夫。同样，哪个男人也不能没有妻子。原因在于，生儿育女就像吃饭喝水一样，都是人的天性。因此，上帝为人体安上了四肢，赐给了血管、排泄物以及人所需要的一切。谁想反对这一点，并遏制天性的意愿，那么，这不是等于他要禁止天性成为天性，火不要燃烧，水不要浸湿，不让人吃喝和睡觉吗？”他在关于婚姻的说教中是这样写的：“要使我不生成一个男人，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要让你没有丈夫，你也完全办不到，因为这不是个人意志或协商的结果，而一切都是完全符合自然的事，因为一个男人必须娶妻，一个女人必须有丈夫。”路德不仅有力地说明了结婚生活和性交的必要，他还对关于婚姻和教会有某种共同之处的说法予以批驳。路德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站在古代风尚的立场上，那时的婚姻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现，而教会不能干涉。他还说：“要知道，婚姻如同其他世俗营生一样，是一件外在的事情。就像我想同一个异教徒，一个犹太人，一个土耳其人一起吃喝、睡觉、走路、骑马、购物、谈话和做交易一样，我也可以同这个人缔结良缘，而且直到永远。不要相信禁止这种做法的愚蠢法律……异教徒同样也是上帝造出来的男女，他们同圣彼得、圣保罗和圣路卡斯没有任何区别，更不用说同不守规矩的、虚伪的基督教徒有什么不同了。”路德同其他一些改革家一样，还更进一步宣布反对对婚姻的任何限制，并要求准许离婚者再婚，这正是教会所反对的。他说：“我曾经说过，在我们这里，凡是遇到结婚或离婚的事，都应该由法官裁定，由有关世俗当局办理，因为婚姻是世俗的和外在的事情。”同这些观点相适应，到了17世纪末，新教教徒才把在教堂举行婚礼看作有效婚姻的前提。而在这以前，都把婚姻称之为良心结婚。就是说，相互间的义务仅仅在于，把对方当作丈夫和妻子，愿意作为夫妻共同生活。按照德国法律，这种婚姻被认为是合法婚姻。路德甚至进一步提出，他承认婚姻有不能令人满意的一面，尽管不满意者往往是妻子，所以人们有权在婚姻以外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满足自然的愿望，谁也不能反对它。”[1]路德在这里提出了这些原则，然而这些原则却使那些原本乐意无限虔诚地偏袒路德的“端庄可敬的男男女女”怒发冲冠。路德在他的《婚姻生活论文集》1522年耶拿版第二卷第一百四十六页中写道：“假如一个有性交能力的女人嫁给一个无性交能力的丈夫，那女人不能公开寻找另外的男人，又不愿意再嫁，那么，她就应当对自己的丈夫说：‘瞧，亲爱的丈夫，你不能欠我的债呀，你欺骗了我和我年轻的肉体，因此，你的名誉和幸福正濒临危机，我们在上帝面前已名誉扫地，你要允许我同你的兄弟或亲近的朋友秘密结婚。这样你仍有声望，你的财产也不会落入外来继承人手中，我也不致故意欺骗你，正像你不是故意欺骗我一样。’”路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应当有同意这种请求的义务。“假使他不同意，她则有权离他出走去往异乡，自由地寻找另一个男人。反之亦然，如果妻子不想履行婚姻义务，丈夫也有权同另一个女人同床，只是他事先要让妻子知道。”[2]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改革家陈述的观点是相当激进的，而在我们这个处处充满伪善，事事加以掩饰的时代，有人却说这些看法有伤风化。路德只不过把当时民众的看法说了出来。雅克夫·格林提到[3]：“当一个丈夫不能对妻子真正履行结婚义务时，应当小心地把她背在背上，带到邻居家里。在那里，不打也不骂她，只是让她坐在地上，问问邻居们是否有人愿意帮助他的妻子。如果没有人愿意帮助她，那就把她送到附近的市场。让妻子精心打扮一番，戴上金线剌绣的面纱，以示别人可以向她求婚。如果仍然没人要她，没人帮她，就把她带回家来，那以后等待她的便是魔鬼。” 中世纪的农民主要是想通过结婚生出遗产继承人。当他确信自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时，他作为一个讲实际的人便毫不犹豫地把这种快乐让给别人。重要的事情是达到他的目的。我们再重复一遍：不是人支配财产，而是财产支配人。因此，从路德的文章和演说中引用的关于婚姻的论述都是重要的，因为在这些论述中所提出的看法同今天教会的主要观点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社会民主党在同僧侶进行的斗争中，有充分的理由拥护路德的主张，因为他在提及婚姻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完全是不偏不倚的。路德和其他改革家们在婚姻问题上走得甚至更远，当然这是出于机会主义的原因，是为了迎合那些有关的诸侯们，以便能够博得或保持他们有力的支持或者持久的好感。对改革怀有好感的黑森伯爵菲利浦一世除了正妻以外，还有一个情妇，她提出的条件是，只要伯爵同她结婚才愿意做他的情妇。这样一来，使伯爵的处境十分难堪。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能同伯爵夫人离婚，否则势必引起人们强烈不满，同时，与两个女人结婚对一个近代的基督教王公来说简直是件耸人听闻的大事，这必定引起更多的责难。于是，菲利浦决定采取最后步骤，同情妇结婚。只是必须肯定，走出这一步同《圣经》并不发生矛盾，此外还必须取得改革家们，特别是路德和梅兰克顿的赞同。伯爵首先同对这一计划表示同意并答应征得路德和梅兰克顿赞许的布泽尔商量。布泽尔谈了他同意的依据，他说：同时占有许多女人并不违反《新约全书》。保罗曾举出许多不应继承天国遗产的人，但是关于那些有两个妻子的人，他并没有说什么，他说：“一位主教只能娶一个妻子，仆从们亦然。”假如每个人都只应有一个妻子，那他一定会提到的，而且还要提出禁止一夫多妻。路德和梅兰克顿都赞成上述理由。伯爵夫人对此的反应是，“伯爵对她要比从前更好地完成婚姻义务”[4]，她才同意伯爵娶第二个夫人。至此，他们都主张可以重婚。从前，路德在涉及到英国亨利八世重婚问题时，就感到重婚问题是个让人头痛的事。1524年1月，他在致萨克森总督布林克的一封信上写道：“他——路德，原则上不反对重婚。因为重婚同《圣经》[5]所述不相矛盾，但是，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对已经准许的事也必须放弃的基督教徒身上，他会感到十分不快。”1540年3月，伯爵举行婚礼以后，路德于4月10日在他的《备忘录》中写道：“伯爵把我们的忠告看得很重要，他愿意对此保密，否则，到头来粗野的农民也会效仿伯爵，也许还会干出更越轨的事，那样，就会惹出麻烦，增添许多非干不可的事。” 梅兰克顿在主持伯爵重婚这件事上，没有感到有所疑虑，因为他从前曾给享利八世写过信，信中写道：“每位公爵都有权在其领地内实行多妻制。”但伯爵重婚这件事在他的领地被人看得很重，受到众人责难，致使梅兰克顿在1541年发表一篇文章为伯爵辩护，说多妻制并不违反《圣经》。[6]但人的生活已经不再像9世纪或12世纪时期那样能毫无反抗地忍受多妻制了。此外，黑森伯爵的重婚并非个别现象，这在很多地区激起人们的愤慨。可以说王公贵族的重婚，不论在17世纪还是在18世纪都是不断发生的事，这一点我们将继续阐明。如果说路德讲述满足性欲冲动是一种自然的号令，那他仅仅表明了同时代人的想法，特别是男人的要求。改革使信仰新教的国家消灭了神职人员的独身主义，废除了修道院，从而使数百万人能够在正常情况下满足他们的自然冲动。但也还有几百万人由于现存的财产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种种法律，的确至今仍不在此列。宗教改革是新兴资产阶级对教会、国家和社会封建束缚的抗议。这个逐渐兴起的阶级努力追求的目标是：摆脱行会、宫廷和教会禁律的严格束缚；建立国家中央集权制；简化繁琐的教会制度；取缔游手好闲者的大量住地，如修道院，把这些住处提供给实际的行业使用。路德是宗教领域中新兴资产阶级完成上述目标的代表。他主张婚姻自由，指的是资产阶级婚姻，这种婚姻自由当今时代，通过文明结婚法和与此相关的民法、迁移自由、营业自由和居住自由等得到了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研究一下，如何进一步改变妇女的地位。在宗教改革时期，事情进展缓慢。如果说，由于宗教改革，有许多人有可能结婚，那么，另一方面自由的性交都遭到了最严重的损害。如果说天主教徒对于性的放纵还表现出某种宽容和耐心，那么，现在新教教徒在他们自己尽情得到满足后，却如此愤恨地对此进行竭力抵制。他们向公开的妓院宣战，妓院被当作“撒旦地狱”而遭査封；妓女被当作“魔鬼的女儿”。受到迫害；所有“失足”的良家妇女像从前一样被看成万恶之源，带枷游街示众。中世纪的朝气蓬勃的、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的小市民变成了顽固、僵硬和阴阳怪气的庸人，他们节俭度日是为了让其大资产阶级的子孙后代生活阔气，奢侈放荡。那种打着硬领结、鼠目寸光、严格遵守伪善道德的荣誉市民成了社会的典型。从前当正妻的只是不太喜欢中世纪受到天主教宽容的肉欲，而今则完全赞同新教的清教徒精神。但是，对德国一般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的其他一些问题，也对妇女产生了不良影响。 2．宗教改革的结果。三十年战争发现美洲和开通通往东印度的水路，使德国的生产、货币和市场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德国已不再是欧洲交通和贸易的核心。德国的手工业和德国的贸易日趋没落。同时，宗教改革破坏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德国的诸侯企图披着宗教改革的外衣，逃避皇帝的统治。另一方面，这些诸侯们又压迫贵族，并且为了便于达到他们的目的，为城市提供方便。然而有许多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变得贫困不堪，所以，它们不得不甘心受诸侯的统治。最后，由于经济每况愈下，在经营中受到威胁的资产阶级越来越试图实行严格限制，以戒备讨厌的竞争者，诸侯们欣然受理了这一要求。可是情况更加严峻，随之而来的是贫困。宗教改革的其他结果是宗教斗争和迫害，诸侯们利用这一切掩盖其政治和经济目的。宗教斗争和迫害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个多世纪，最后，以三十年战争的结束而告终。当时在德国，遍地尸体，满目废墟。各省各邦都遭到破坏、几百个城市、几千个村庄部分地或全部被焚烧、毁掉，其中有许多地方，此后便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不少地方的居民减少到原来的1/3、1/4、1/5、甚至1/8和1/10。例如像纽伦堡之类的城市和整个的弗兰克就是这样。在这种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为了使人口大量减少的城市和农村再度迅速增加人口，人们采取了一个男人可以娶两个妻子的非常措施。男人在战争中大量减少，但女人却过剩。1650年2月14日，弗兰克的纽伦堡地区议会决定：“60岁以下的男人不准进入寺院充当僧侣”。该议会进一步命令：“在寺院没有担任神职或其神职未在寺院注册的教士必须结婚。”“准许一个男人娶两个妻子，但每个男人要妥善安排家务。凡娶了两个妻子的男人，不仅必须照料她们的生活，还要避免她们争吵，这都是应当认真考虑和随时注意的事。同时，要经常面对传教坛接受警告。” 这样为了宣传重婚和为丈夫们确定其行为举止，就要利用传教坛。商业漫游和手工业在很长时期处于瘫痪状态，实际上，大部分已经完全消失，只能逐渐恢复。大部分居民变得粗野，道德败坏，一切正常活动都已中止。如果说在战争期间，奸淫掠夺的现代雇佣在德国四处横行，同时还敌我不分任意烧杀，那么，到了战后，则有无以数计的强盗、乞丐和流氓恫吓百姓，阻碍或破坏商业和贸易。那个时期尤其对女性损害更大。那时，是肆意放纵时代，蔑视妇女更是变本加厉，她们的双肩十分沉重地承担着普遍失业的重负。上千名妇女像流浪汉一样在大街上、森林中游荡，贫民院和监狱人满为患。除了这种种灾祸外，渴望土地的贵族用暴力把无数农民驱赶出家门。如果说，自宗教改革以来，贵族越来越不得不屈从于诸侯的权势，并且由于宫廷官职和军队地位越发依靠诸侯而不能自拔，那么，贵族此刻则企图把诸侯给造成的损害成倍地，甚至成三倍地靠抢夺农民的财产得到补偿。相反，宗教改革也为诸侯强占教会大量财产，侵吞土地提供了合理借口。例如，萨克森的选帝侯奥古斯特为使各诸侯达到这些目的，到16世纪末，至少没收了300多家教会的财产。[7]同他一样，他的兄弟、堂兄弟以及其他的新教诸侯，尤其是霍亨索伦家族都是如此。贵族也仿效他们，窃取共有土地，强占无主农民的财产，把自由农民和农奴赶出家园，把他们的财物收归己有。16世纪被镇压的农民暴动成了他们如此行动的最好口实。达到目的以后，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继续以同样的蛮横方式干这种勾当。为了兼并贵族的财产，他们通过各种诡计、欺诈和曲解法律（当时已普遍采用的罗马法为此提供了方便），用极低价格收买农民或强占他们的财产。所有的农村及半数省的农民场地都被抢劫一空。为说明这一问题，这里举些例子。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梅克伦堡有12543处骑士等级的农庄，但是到了1848年，只剩下1213处。在波美拉尼亚，从1628年起，就有12000多处农民场地被毁。17世纪完成的农业经济转化是促使征用农民场地和把公共财产的最后残余变成贵族财产的真正原因。在一定时期允许交替耕种土地的农场轮种法被引进国内。因此，耕地暂时变成了牧场，这样做利于饲养家畜，并且能缩减劳动力的数量。城市的情况看上去并不比农村好些。从前完全允许妇女得到师傅头衔，准许雇用帮工和徒工。人们甚至迫使她们加入行会，以使她们接受同等的竞争条件。这样一来妇女得以在许多行业独立从事各种工作，如在纺织、裁缝、编织毛毯等行业中；此外，在纺织金线、制金箔、制带、生产皮革制品等部门都有妇女。在很多城市，妇女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比如在法兰克福和西里西亚的一些城市中有女毛皮商；在中部莱茵的城市有女面包师；在科伦和斯特拉斯堡有刻纹章工和制带工；在不来梅有制革工；在法兰克福有织布工；在纽伦堡有鞣皮工；在科伦有金线纺织工和制金箔工等等。[8]但是，随着手工业的衰落，就有人反对妇女参加竞争。法国在14世纪末就已经禁止妇女就职；德国在17世纪末才这么做。起初，不准妇女当师傅（寡妇除外），后来连帮工也没有她们的名额。此外，新教废除了天主教华丽的礼拜仪式，也使不少职业，尤其是手工艺术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或全部被消灭，而许多妇女是从事这些职业的。再有，没收教会财产使救济贫民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这尤其使孤儿、寡妇的境况困苦不堪。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16世纪出现的并持续到17世纪的普遍经济衰退又造成婚姻立法严格化。手工业帮工和佣人（奴仆、婢女）根本不许结婚，哪怕她们可以证明她们本人及其未来家庭不会给她们所在的村镇增加负担也无效。不经法律准许而自行结婚要受到严厉的、有时是野蛮的惩处，比如按照巴伐利亚法，要处以鞭笞和监禁。但申请结婚越是难以获准，那些所谓的野合、就发展得越快，因此，对这种婚姻的迫害也十分严酷。人口过剩弄得人心惶惶，为了减少乞丐和流氓的数量，领主下达了一个又一个驱逐令，一个比一个更加严厉。 [1]卡尔·哈根博士：《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文学和宗教情况》，1888年法兰克福版。 [2]同上书，第234页。 [3]见《德面古代法律。来自布兰肯堡的判例》，第444页。 [4]约·扬森：《1525—1555年德国人民史》，弗莱堡版。 [5]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解释：《圣经》产生在东西方国家各民族多妻制盛行的时代，但在16世纪多妻制已同习俗尖锐对立了。——作者注 [6]约·扬森：《1525—1555年德国人民史》第3卷。 [7]同上书，第3卷。 [8]卡尔·毕歇尔博士：《中世纪的妇女问题》。
第四章中世纪的妇女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第四章中世纪的妇女 1．日耳曼妇女状况 2．封建主义与初夜权 3．城市的繁荣。寺院和卖淫 4．骑士风尚与妇女崇拜 1．日耳曼妇女状况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东方和北方的体格健壮、性格粗野的原始而纯朴的一些民族，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川流不息地涌入衰弱的罗马帝国。当时的罗马，基督教已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涌入罗马的这些民族竭尽全力反对基督教传教士的禁欲说教，而传教士们不管是否愿意，也必须考虑到这些健壮的人。罗马人惊奇地看到，新来的这些民族的风俗习惯同他们的完全相左。塔西佗从德国人那里看到过这一事实，他对此表示赞许地说：“他们的婚姻十分严格。在他们的风俗中，最值得称赞的正是这一点。在野蛮人当中，他们几乎是唯一满足于一个妻子的民族。人们很少听说，在这些人口众多的民族中有通奸行为，如果有，便立即受到处罚。男人们被允许有处罚权。丈夫当着乡亲的面，把被剪掉头发的通奸妻子裸体赶出村外，对于有损习俗的人毫不讲情面。这样的女人，不论多么美貌、年轻或富有，都再也不能找到丈夫。在那里，没有人嘲笑道德堕落者，也没有人把诱惑或被诱惑当作生活方式。青年人都是晚婚，因此保存了他们的力量；少女也不急于嫁人，她们选择的对象是同自己年龄相当和具有同样体力的人。同样的年纪，同等的体力者相互结合。健壮的父母所生的子女一定强健。” 显然，塔西佗为了给罗马人提供一个范例，把古代日耳曼人的婚姻状态描绘得有几分夸张。的确，在古代日耳曼人那里，对于犯有通奸行为的妇女必定予以严惩，但是，对于通奸的男人则并非如此。在塔西佗所处的时代，在日耳曼人那里，氏族正值繁荣时期。他——塔西佗在进步的罗马情况下，对古代氏族的法则及其基本状态是陌生的和了解不多的，所以他惊奇地阐述说，在日耳曼人那里，母亲的兄弟把他的外甥看作是自己的儿子；有些甚至认为，舅父和外甥之间的血缘关系比父亲和儿子的血缘关系更加神圣，更加亲密，所以，在要求提供人质时，姐妹的儿子比自己的儿子有更大的担保价值。恩格斯补充说：“假使这种氏族成员把自己的儿子当作某一庄严义务的担保物，而这个儿子却成了父亲违约的牺牲品，那么，这只是父亲本人的事情。但是假如成为栖牲品的是姐妹的儿子，那么，这就违反了最神圣的氏族法规。孩子或青年的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即首先负有保护他的义务的人，便对他的死负有责任；这个同氏族亲属或者是不应当把他作为人质，或者是必须履行契约。”[1] 此外，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塔西佗时代，在德意志人中间，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了。子女继承的是父亲的遗产，假如没有子女，则由兄弟及叔伯和舅父继承。容许母亲的兄弟当继承人这一事实表明，古代法则还是刚刚消失，尽管父系血统有继承权已成定局。令塔西佗惊奇的是，回顾古代法则可以看出德意志人尊重女性的原因。他还发现，妇女最能鼓舞德意志人的勇气。想到他们的妻子可能被俘和沦为奴隶，这对于古代德意志人来说是很可怕的，同时也特别能激起他们挺身反抗。妇女们还有一种使罗马人敬佩的骨气。当马利乌斯不准被俘的条顿妇女们作为女祭司为维斯塔（掌管处女贞操的女神）献身时，这些妇女全部自杀身亡。在塔西佗时代，德意志人已经定居下来。每年由抽签实行土地分配，森林、水和牧场都属公共财产。他们的生活方式十分简单，他们的财产主要是家畜；他们的衣服是粗糙的羊毛外套和兽皮，妇女和有点身份的人穿的是亚麻衬衣。在远离可以输入罗马工业品的那些部落里，还建立了金属加工工业。法律规定，一般较小的事务由大会主席决定；重要的事情应由人民大会决定。主席经选举产生，尽管主要是由同一家族选举产生。但是，向父权制过渡有利于世袭地位的形成，之后造成世袭贵族，最终发展成王权。就像希腊和罗马那样，在德意志氏族中，也出现了私有财产，发展了工商和贸易，最后由于陌生部落成员的混入，而使氏族趋向灭亡。氏族由马尔克公社所代替。马尔克公社是自由农民的民主组织，自由农民在经过许多世纪反对贵族、教会和诸侯的许多无数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坚固堡垒，那怕在封建国家掌握统治权，从前的自由农民沦为奴隶和侍从以后，这一堡垒都不曾完全消失。马尔克公社的代表是各族族长们。妻子、女儿、儿媳等被排除在会议和领导者之外。妇女掌管部落领导大权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这一事变使塔西佗惊愕不已，并以轻蔑的笔锋对此写了报道。公元5世纪，撒利法典废除了女性后裔的家族财产继承权。凡巳成婚的每个马尔克公社男性成员都具有土地抽签权。在通常情况下，祖父母、父母和子女们同住在一间房子里，在一个家庭共同体中生活。为了使未成年的、在性方面还未成熟的儿子得到一份抽签权，就由父亲代他同已成年的少女结婚，即父亲取代儿子完成丈夫的义务。这种事在当时是经常出现的。[2]年轻的夫妇能得到一车山毛榉木材和建造房屋的木料。假如这对年轻夫妇生了一个女儿，可以得到一车木材，而新生儿如果是男孩，他们可以得到两车木材[3]，因为女性具有的价值仅仅是一半[4]。结婚非常简单。他们不知道什么宗教仪式，只要双方表示同意，睡在一张婚床上就宣告了婚姻的完成。使婚姻有效，到教堂举行仪式的风俗到了9世纪才开始风行。公元16世纪，按照特利恩特牧师会议决定，才宣告婚姻是天主教教会的一种圣礼。 2．封建主义与初夜权随着封建国家的诞生，绝大多数自由人的处境开始恶化。得胜而归的军事将领利用他们的权势，侵占大量土地。他们把自己视作公共财产的主人，对于他们可以任意摆布的人，如奴隶、仆人以及一些外来部落获准自由居住的人等，他们在一定时期内还赠给继承权。他们用这种办法造成了一批对他们唯唯诺诺的宫廷贵族和侍从贵族。巨大的法兰克王国的建立使古代氏族的残余彻底消失。军队首领和新兴的贵族代替了会议主席。广大的自由民为接连不断的侵略战争，和查理大帝的征服战争付出了巨大负担，他们因此逐渐处于疲备不堪和贫穷状态。这些人已经不能履行应征入伍的义务。王公贵族征集家仆来替代他们。农民起而应征，并把自己的财产置于世俗的或宗教界人士的保护之下，因为教会很明白，在几世纪内它将大权在握，农民们因此要向这些人物交纳地租和贡物。就这样，迄今原本自由拥有自己财产的农民变成了要交租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在他们身上的新的义务也越发沉重。他们一下子陷入了这种依附境地，过不了多久，农民也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这种依附性和奴隶制度不断蔓延发展。地主对他的奴隶和家仆几乎有无限的支配权。他有权强制18岁以上的任何男子和14岁以上的任何女子结婚。他可以为男人确定妻子，也可以为女人确定丈夫。同样的权利还适用于鳏夫和寡妇。作为他臣民的主子，他把自己视为可以支配使用女性奴仆的性权利的人，即掌有初夜权的人，这一点完全表明了地主的无限权利。他的代理人也拥有初夜权，前提是这位代理人不要人提供贡物，然而贡物的实质从其名称上可以看清，如护床费、处女税、衬衣金、围裙税、印花钱等等。对于是否要有初夜权曾进行过多次争论。有些人对初夜权是相当不满的，因为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人们乐于赞颂的在习俗和信仰方面都堪称模范的时代。上面已经指出，初夜权起源于母权制时代的习俗。随着古代家庭组织的消失，起初是新娘在新婚之夜对公社的男人们开放。但是，这一权利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限制，最后，它仅实用于部落首长和祭司。封建主又把这一权利接受了下来，他对自己领地的个人也掌有大权。只要他想，他就行使这种权利，或者为了得到产品和金钱而放弃它。初夜权是多么讲究实际，我们可以从雅克夫·格林的《判例集》第一卷第四十三页中看出：“宫廷的人说，人们要结婚必须招待一番管理财产的人和他的妻子。管理财产的人定会送给新郎一只煮羊的大锅，还有一车木料，以供结婚使用。他和他妻子赴宴时要带上1/4的烤猪。结婚仪式结束以后，新郎必须允许这位管理人与新娘同床，否则要以交出5先令4便士为代价。” 袓根海姆[5]认为，初夜权作为地主的一种权利来源于他对结婚的认可。贝阿伦则提出，在实行初夜权时期，结婚所生的第一个孩子都是自由民，初夜权因此才得以持续。后来，这一权利普遍由纳税所取代。根据祖根海姆的说法，冯·阿米恩主教十分坚决地主张纳税制，然而直到15世纪初才生效。11世纪末，马尔克姆三世在苏格兰宣布，废除初夜权，以纳税取而代之。可是在德国，上述情况还持续很长时期。1496年，士瓦本阿德贝格修道院曾记载道，对居住在伯尔特林的奴仆来说必须做到下述几点才可要求取消这一权利：新郎要送上一块盐；新娘要交出1镑7先令铜币或一只“足以使她坐在上面”的大盘子。在其他地方，为了赎买初夜权，新娘必须交纳“同她的臀部一样重，一样大的”奶酪或黄油。在有些地方，新娘必须交上一把安乐椅、“一把刚好能坐进去的，用西班牙哥尔多巴皮革制造的华丽的安乐椅。”[6]据巴伐利亚首席大法官魏尔施描述，在巴伐利亚，直到18世纪还有赎买初夜权的义务。[7]恩格斯还进一步提出，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人那里，初夜权一直维持到整个中世纪，只不过，在这里有氏族组织，所以初夜权的执行人不是地主或他的代理人，而是所有已婚男子的代表——族长，直至这一权利的废除。毋庸置疑，初夜权不仅存在于中世纪，而且一直流传到近代，它在封建法典中起了一定作用。在波兰，贵族有欺凌任何令他喜爱的处女的权利，凡有人对此提出抱怨，贵族就让人打他100大板。直到今天，地主或他的随从都把牺牲处女的贞操看成理所当然的事，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它不仅发生在德国，而且还遍及东欧和东南欧，正如一些熟悉风土人情的专家所论断的那样。在封建时代，地主可以从缔结婚姻中获利。因为夫妇双方所生的子女就像对自己的双亲一样，同地主也是唯命是从的关系，地主因此可以获得越来越多劳动力和更加可观的收入。因此，不论尘世的地主还是宗教界的地主都极力促进其臣仆的婚姻。但是假如教会想到，由于婚姻受阻，人们把遗产送到教会保存，教会就作另外的打算。这种情况通常指的是下等自由民，如上所述，这些人的处境越发难以维持，于是就把自己的财产送到教会，以便得到寺院的保护，也可因此而平安度日。其他一些人也交上自己的贡物和仆役，以求受到教会保护。通过这一途径，子子孙孙们往往陷入他们的长辈想要逃脱的命运之中：他们逐渐成了教会的仆役，或者让人把他们培养成教会的新弟子。 3．城市的繁荣。寺院和卖淫自11世纪以来繁荣的城市都有一种热切而明确的兴致，那就是促进人口的增长，因此，各城市为居住和结婚提供了方便。城市成了不堪忍受压迫而逃走的农村居民和逃亡的农奴仆役的避难所。但是没有过上多久，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城市一旦站稳脚根，掌了大权并拥有安居乐业的举足轻重的手工业阶层，该阶层对于新移居来的人便产生了敌意，因为这些后来者想要定居城市，当手工业者，由此人们就看得出，令人不快的竞争就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因此，人们对新居民作出种种限制：高额居住金、昂贵的从师考试费以及在行业中对师傅和徒工数量的限制等等。这样一来，使得数千人沦为不能独立的人，过着非婚生活，到处流浪。16世纪以后，由于上述原因，城市的繁荣时代就成为过去，面临的是城市的衰败。这时，由于时代的狭隘观念，对居住的阻挠和独立的限制更是变本加厉。其他的原因下面再谈。地主的残暴与日俱增，致使他们的奴仆甘当乞丐、流氓或强盗，以摆脱遭受地主残酷压迫的生活，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和森林密集，当强盗并不困难。还有一些人在当时的战乱年代，投军从戎去当兵，当兵能得到高薪又能弄到最可观的掠夺品，因此当兵是他们最好的出路。在这种种情况下，产生一大批男女无业游民，给社会增添了负担。教会是普遍没落衰败的罪魁。如果说神职人员的独身生活是造成性放纵的主要原因，那么，同意大利和罗马的频繁交往更加助长了这类放纵。罗马不仅是基督教的首府，因为教皇住在那里，它又是忠于过去皇帝时代传统的新的通天塔，传播恶习陋俗的欧洲高等学府，而教皇的宫廷正是这个学府最高贵的所在地。罗马帝国在灭亡时，把它所有的恶习都留给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正是这种种恶习扶植了意大利，并且从那里通过同罗马交往的神职人员把这些恶习又传到了德国。无以数计的神职人员大部分是男人，懒散奢侈的生活使他们的性欲要求非常强烈。在被迫独身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以秘密方式和非自然的行动来满足性欲，从而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造成了伤风败俗的结果。在城市和乡村对女性形成了犹如瘟疫般的威胁。数量巨大的僧尼修道院几乎同妓院没有区别，如果说有所不同也仅仅在于那里的生活更加荒淫，更加无所顾忌。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比如杀婴，在那里更便于掩盖，因为在他们那里唯一能行使审判权的，往往本身也是罪大恶极的人。农民们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免受神职人员的诱惑，办法之一就是，不接待未纳妾的牧师。在这种情况下，促使康斯坦丁的一位主教对他管辖内的牧师收纳妾税。我们的浪漫主义作家们曾经把中世纪描绘得那么虔诚，那么令人崇敬。1414年在康斯坦丁举行过一次长老会议，与会者当中就有1500多名流浪妇女，这一历史事实足以说明上面列举的情况。不过，这种种情况并非始于中世纪衰落时期，而是发生在很早以前，它们不断引起诉讼，成了制定法令的契机。因此，公元802年，查理大帝颁发一项命令，其中写到：“修道院必须严加管理，修女不准四处游荡，要对她们严密看守，不准她们相互发生争吵，引起不和。绝不允许她们不服从或反对长者或院内首脑。凡修道院决定的院规，她们必须完全遵守。不准卖淫，饮酒和贪婪，而要以任何方式正当地，有节制地生活。同时，不准一个男人进入修道院，除非在作弥撒的时候，作完弥撒，男人要立刻离院。”公元869年颁布的一项命令中写道：“假如牧师身边有几个女人，或者让教徒或异教徒流血和违犯教规，就应该剥夺这些牧师的资格，因为他们比普通人更坏！”当时禁止牧师多妻这一事实表明，在9世纪就已流行多妻制。实际上，任何法律都未能禁止多妻制的泛滥。然而到了后来，即到了12世纪和13世纪的爱情歌人时代，多妻制便不受人非难。比如，阿尔伯莱希特·冯·约翰斯多尔夫在他的《爱情·春天》这本诗集[8]里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写的：有了一个妻子，还要娶第二个，是谁都不准做的事，不是吗？你说说这话对不？（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十字军对当时的道德风范起了特别不良影响，数万名男人长年远离家乡，学会了当时西欧鲜为人知的东罗马帝国的习俗。结婚和定居逐渐困难重重，除此之外，妇女的人数又远远超过了男人，因此，妇女的处境十分不利。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首先是无以数计的战争、争夺和厮杀以及当时充满险境的商业旅行。其次是暴饮放荡使男人的死亡率加大，不良的生活方式使发病率和死亡人数不断提高，特别是在中世纪还经常发生黑死病。下面是发生黑死病的年代和次数： 1326至1400年32次 1400至1500年41次 1500至1600年30次[9] 妇女们成群结队地在大路上充当魔术师、歌女、女演员，还混杂在漫游的学生和教士当中，在集市和市场上到处游荡。她们在雇佣兵中连同其佣人组成了特别分队，与当时的行业特点相适应，组织了自己的行会，并根据容貌和年龄分成各个不同的等级。她们除了在这个圈子里，不准向别人卖淫，否则受到严厉处罚。在兵营里，她们同辎重兵一起搬运粮草和木材，修整池塘和洞穴，还要照管兵营的清洁卫生。在作战时，她们用木柴、杂草树木填平洞穴，以便于作战部队进攻。此外她们还协助把大炮搬入阵地，当大炮陷入洼地时，她们必须帮忙把大炮运走。[10] 为了解救这些无人帮助的妇女摆脱困境，从13世纪中期起，在许多城市建立了所谓的乞食教养院。但这种教养院必须在城市的监管之下，把妇女收容入院，使她们过上规规距距的日子。这些措施也好，许许多多的修道院也好，都不能收容所有需要救助的妇女。结婚困难、连同其骑士和奴仆前往城市旅游的王公贵族、世俗的和信神的老爷们、城市本身的一些年轻人，还有城市里的已婚男人——一些贪图生活享受，不知羞耻，追求新欢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于是，中世纪的城市就产生了对娼妓的需要。像当时任何职业都必须按行会组织起来，否则就不能存在一样，卖淫的组织也建立了行会。所有大城市都有妓院，有城市妓院、乡村王公妓院和教会妓院，妓院所得归入相关的钱库。妓院的妓女们有自己选出的一名老鸨，来维护妓院的纪律和秩序，特别是竭力防止该行会以外的竞争者、“小经纪人”损害妓院的正常营业。暗娼被抓住要受到官方制裁。纽伦堡妓院的妓女们在对其未加入行会的竞争者提出的控告中写道：“其他旅馆的经理雇了一些妇女，她们整夜在小巷里流窜，勾引已婚男子和其他男人去住宿，她们的买卖十分兴隆，比起公开的妓院（加入行会的）更为下流。在这个可尊敬的城市，居然有这样的事，实堪痛惜。”[11]妓院受到特殊保护，在妓院附近骚扰要被处以双倍罚金。妓女行会会员有权参加行会参与举办的庆典和节日活动。妓女们还常常作为客人受到王公贵族和议会议员的邀请。妓院因有益于“保护婚姻和处女的名誉”而受到普遍重视。这一点同雅典承认合法妓院与今天允许卖淫都是出于同样的理由。那些用爱抚和金钱光顾妓院的男人，同时也用暴力迫害妓女。查理大帝就曾将一名裸体妓女拖到市场上，让人用鞭打她。他本人“最最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和皇帝一下子至少娶了6个老婆。他的女儿们则公开效仿其父，她们绝不是一本正经的人。由于她们的生活举止，国王对她们有时感到不满，这些女儿们还偷偷地生了不少私生子。查理大帝的朋友和忠告者阿尔奎因提醒他的学生们，“在夜间要严防宫廷里戴着王冠的鸽子们”，他指的就是国王的女儿们。由官方公开建立起来的妓院受到官方的保护，这些维纳斯的女祭司们被允许享有种种特权，也正是这些官方机构对贫困的、被人遗弃的不幸女子处以最严厉、最残酷的处罚。对于因灰心失望，亲手杀死胎儿的杀婴者要被判最严酷的死刑，而对于毫无良心的诱惑者则无人追究。也许还要让他出席宣判无辜牺牲者死刑的法庭。诸如此类的事情至今仍未绝迹。[12]妇女通奸也要给予严厉制裁，至少要带枷示众，但是男人通奸却受到基督教仁慈外衣的保护。在维尔茨堡，一名妓院女老板向市议会发誓说：“我们忠于这个城市，热爱这个城市，要为它招徕女人。”类似的情况在纽伦堡、乌尔姆、莱比锡、科伦和法兰克福等城市都存在。1537年，乌尔姆的各妓院被取缔，但在1551年，以“防止更坏的胡作非为”为理由，又恢复妓院行会。对高贵的外国人则由市政当局提供费用，由妓女服侍。1452年，拉迪斯劳斯国王进驻维也纳时，市政当局从公娼中为他派出一名代表，这名妓女代表身披轻纱，她最迷人的身体各部位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查理五世在安特卫普也受到了同样一位裸体妓女的欢迎；汉斯·马卡尔特在他的大幅油画中描绘了这一壮观场面，这张画如今陈列在汉堡的博物馆中。这类事当时没有受到任何非议。 4．骑士风尚与妇女崇拜富于空想的浪漫主义者及一些怀有狡滑企图的人试图把中世纪描绘成具有特殊伦理道德和真正崇拜妇女的生气蓬勃的时代，特别以12世纪至14世纪爱情歌人时代作陪衬，更是锦上添花。骑士风尚起初在西班牙的摩尔人中流行，骑士对爱的表达是当时高度尊敬妇女的证明。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想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骑士在居民中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因此骑士所追求的妇女也是少数人；第二，在骑士中间，仅仅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对爱作出刻骨铭心的表述；第三，表达爱情的真正性质已被严重误解或歪曲。正是在这个爱情之花盛开的时代，德国处于最黑暗的暴君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一切正常约束遭到破坏，骑士们无所顾忌地拦路抢劫、掠夺及纵火。这种暴力横行，洗劫一切的时代决不是歌舞升平、温柔抒情的时代，而是恰恰相反。这一时代从本质上破坏了本来尚存的几分对妇女的尊敬。不论城市的骑士，还是乡村的骑士大部分是粗野、蛮横的汉子，他们的强烈嗜好除争斗和酗酒以外，就是无限度地满足性欲。当时的编年史学者们没有完全将乡村和城市的贵族犯下的强奸和暴力罪行记载下来。到13世纪，有些地方到14世纪和15世纪，贵族掌握了一些城市的统治权。受虐待的人很难获得权利，因为在城市，容克是法庭上的座上客，在乡村，地主是刑事裁判所的成员。所以，要说在贵族和地主的统治下，能有上述道德风尚和特别尊重妇女的各种习俗，并把妇女当成宝贝宠爱，纯属过分夸张。有很少一部分骑士对美貌妇女五体投地，但是这种热情表示决非纯洁无瑕，相反却怀有实实在在的目的。在那些对“可爱的妇女”十分殷勤的人当中，那个小丑，即乌尔里希·冯·里希滕施泰恩本人给人以可笑的印象，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长期充当柏拉图式的追求者。总之，每个谄媚求爱的人都以牺牲发妻为代价使情妇神圣化，这就是当初在伯利克里时代希腊独有的、而今移植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情妇制。相互引诱妇女也是骑士重要的求爱活动，就像今天在我们资产阶级某些圈子里仍然盛行的那样。在那种年代，在公开承认感官快乐的情况下，人们无疑看到，满足任何健康成熟的人的自然冲动都是合情合理的事。可以说人的自然冲动战胜了基督教禁欲主义。另一方面，还必须经常强调，上述认识是有性别区别的，一种性别可以，另一种性别就不应该和不准许有这种冲动。对此稍有违反，即触犯了为男人制定的道德法规，便会受到十分严厉的惩罚。由于不断遭受压迫和所受的特殊教育，妇女们始终顺应统治者的摆布，直到今天，她们仍然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还有上百万奴隶认为，奴隶制是天然合理的，而如果奴隶主阶级中没有产生解放奴隶者，他们岂不是永远得不到自由？颁布施泰因法以后，普鲁士农民从奴役下被解放出来，可是他们却对此提出请愿说：“他们人老病残以后，又有谁来照管呢？”难道说，类似情况在现代工人运动中没有吗？许许多多工人还在他们的剥削者影响下生活，而毫无自己的意志。被压迫者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需要有人去启发和鼓动他们。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就是这样进行的，也应这样开展妇女解放斗争。甚至对于比较便于进行解放斗争的资产阶级来说，也需要有贵族和神职代言人引路。尽管中世纪有许多不是之处，但它却有一种来自人类天性的健壮活泼而热爱生活的，又为基督教所不能压抑的健康肉欲。那时，对所有东西都直截了当地呼其名称，对一切自然事物都坦怀畅谈，当代人的伪善和掩饰好色在中世纪是鲜为人知的。那时，没人使用令人费解的双关语，现在的人都惯于使用模棱两可的词儿，话也说得含蓄难懂，可其中却包藏着危险，因为热中于这种语言，只能让人揣测而难以让人明确真正的含义，其结果是疑虑猜测，令人不满。当今社会上的谈话、小说和剧本完全让这些尖刻而暧昧的词句充斥，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隐藏在宗教唯灵论后面的浪子们的这种精神至上主义施展了巨大威力。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33—134页。 [2]俄囯统治时期也出现过同祥的情况。见德拉弗勒耶的《特质》，译者卡尔·毕歇尔，1879年莱比锡版第35页。 [3]生了女儿，年轻夫妇可以在共有的森林中，采伐一车山毛榉树，星期六上街去卖；生了儿子，却可以采伐两车，星期二或星期六上街去卖，挣到旳钱必须用来给产妇买葡萄酒喝。 [4]这种事至今仍然存在。在阿姆里施文德的圣伯拉欣就有这样一个传说：一个父亲听到新生儿出世的消息后，知道生的是女儿，他就喊道：天呀，生了个百两饿鬼！但知道生的是儿子后，他则高呼：老天爷，这个是千两饿鬼！见爱德化·雨果·迈耶尔《19世纪巴登地区民族习俗》，1900年斯特拉斯堡版。 [5]《19世纪中叶欧洲废除奴仆的历史》，1861年圣彼得堡版。 [6]莫明格尔、施特林等：《对维腾堡官员的描绘》第20集。霍尔马耶：《巴伐利亚人在东方之国》第28页注释，见祖根海姆上引书第360页。 [7]《（特别考虑到在巴伐利亚、维腾堡、巴登、黑森、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地的情况）农民土地负袒的增减》，兰茨胡特1848年版。 [8]由卡尔·拉赫曼和莫里茨·赤普特编辑的诗集。1857年莱比锡版。 [9]卡尔·毕歇尔博士：《中世纪的妇女问题》，1882年蒂宾根版第6—7页。 [10]同上书，第35页。 [11]约·舍尔：《德国妇女史》，1879年莱比锡第4版。 [12]列奥·李希特在《自由的妇女》中叙述一个案例：巴黎有一位享有盛誉的虔诚的律师，自己参加陪审法庭，判处了一名杀了他亲生儿子的女仆。不仅如此，这位律师自己是凶手，而那位母亲完全无罪，她在判决后，才向法庭陈述了这一情况。
第三章基督教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奥格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年）第三章基督教在皇帝时代，罗马人的独身、无子女的习俗越来越盛行，同这种习俗相对立的是犹太习俗。犹太妇女无权选择丈夫，而由父亲确定她该嫁给谁，但结婚是她们应尽的义务。犹太法典上写道：“假如你的女儿已经成年，你就从你的奴隶中找出一个人，给他自由，让女儿同他结婚。”同样，犹太人还忠实地遵守神的指教：“你们要生儿育女，繁殖后代。”因此，犹太人不顾任何迫害和压制，勤勤恳恳地传宗接代；犹太人是马尔萨斯主义的顽固对手。塔西佗关于犹太人是这样说的：“他们之间团结如钢，慷慨大方，乐于助人，但对其他人则嫉恶如仇。他们从来不同敌人同吃共寝，尽管他们性欲十分强烈，但从不同外国女人发生性关系……不过他们希望繁殖人口。在他们看来，杀掉一个后代就是犯罪，而战死或被处以死刑的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因此他们喜爱生育繁殖，轻蔑杀害生灵。”塔西佗仇恨和嫌恶犹太人，因为他们轻视祖辈的宗教，一味积累财富。他把犹太人称作“最坏的人”和“讨厌的民族”[1]。在罗马人统治下，犹太人相互之间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差不多从整个中世纪起就忍受着那漫长的痛苦时期，在这期间，产生了亲密的家庭生活，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这种家庭生活看作家庭生活的范例。相反，在罗马社会中，使帝国走向灭亡的土崩瓦解过程巳经形成。同接近疯狂的淫欲放荡相对立，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最严格的禁欲主义。同从前的放荡无羁一样，现在的禁欲也采用了宗教形式，并极端狂热地宣传禁欲主义。统治阶级冲破一切限制的纵情享乐和淫乱挥霍同具有占领狂的罗马从世界各国带到意大利当奴隶的成千上万人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些奴隶中，也有无以数计的妇女，她们离开了家园、父母、丈夫和子女，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急切渴望摆脱痛苦。大批的罗马妇女也厌恶发生在她们周围的这一切，因此，她们也处在同样心情之中。她们认为，对她们处境的任何一种改变都值得欢迎。于是她们迫切盼望改变，盼望解救，援救她们的人似乎近在咫尺。罗马人征服犹太王国和耶路撤冷的后果是消灭了民族独立。在罗马禁欲主义派别中产生了空想家，他们宣布，为人人带来自由和幸福的新王国诞生了。基督出现了，基督教产生了。它体现了对罗马帝国的权威和富豪统治下盛行的兽性唯物主义的反抗，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轻视和压迫的反抗。但基督教却渊源于剥夺妇女权利以及在《圣经》中把妇女视作万恶之源的犹太教，因此，基督教轻视妇女，主张禁欲，消灭任何时期都是罪恶深重的肉欲。它还模棱两可地指出，未来王国会给人们带来自由和正义，因此有的人认为未来王国在天上，另一些人又认为它在尘世。基督教就是用这些教义在罗马帝国的沼泽地上找到了丰硕的基地。希望得到自由和改变自身状态的妇女像所有的贫困者一样，热情地、心甘情愿地当起基督教徒来。直到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运动都有妇女参加，她们既是女战士也是女殉道者。那些把基督教当成伟大的文化成果的人不要忘记，基督教取得的成就有一大部分应当归功于妇女。她们皈依宗教的满腔热情不论在罗马帝国，还是在中世纪未幵化的各民族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妇女往往使最有权势的人改信基督教。例如，克洛蒂尔德促使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接受基督教。还有坎特女王贝尔塔、匈牙利女王吉泽拉等都在自己的国家推行基督教。许多伟人改信基督教都应归功于受到妇女的影响。然而基督教并不因此而酬劳妇女。基督教学说同东方的所有宗教一样包含着对妇女的轻视。基督教要求妇女成为丈夫俯首听命的女佣，就是今天，她们也必须在祭坛前向丈夫宣誓做个顺从的妻子。让我们看看，《圣经》和基督教关于妇女和婚姻是怎样说的。《旧约》的“十诫”仅仅针对男人。在第九诫中，提到了女人，与其并列的还有仆役和家畜。它警告男人说，既不要贪恋他人的妻子，也不要贪恋他人的奴仆、使女、公牛、驴子及其他人的一切。妇女就是一件东西、一种财富，如果这财富在别人手中，那么男人就不应对其有所要求。耶稣属严格禁欲者派别[2]，他的门徒问他，人是否结婚会更好些，他答道：“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了天国自阉的。”[3]阉割因此被看作虔诚的举动，是拒绝恋爱和结婚的优良行为。保罗被看成比耶稣本人还要更高级的基督教创始人，也是保罗才使基督教学说具有国际性并使这一学说摆脱了具有局限性的犹太教派，他在《哥林多前书》中写道：“论到你的信上所说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4]我对着没有嫁娶的男子和寡妇说，若他们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5]他在《罗马书》中写道：“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6]“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7]他本人信守自己的说法，没有结婚。这种对肉欲的仇恨，也就是对妇女的仇恨，但也是对妇女的惧怕，因为从乐园的场面看，妇女是诱惑男人的人。耶稣门徒和教会长老们就是在这种精神指导下传教，整个中世纪的教会自始至终在这种精神下活动，并建造修道院，使牧师们过独身生活。就是今天，教会仍然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活动着。基督教认为，妇女是不洁之物，是把罪恶带到世界和使男人堕入深渊的诱惑者。因此耶稣门徒和教会长老们始终把结婚看成是难以逃脱的灾难，正像我们今天谈到卖淫一样。德尔图主高喊：“女人，为了使你不要忘记，你是使人类走向灭亡的东西，你要常常双眼含着忏悔的泪，用乞求的目光，愁眉苦脸，衣衫褴褛地度日。女人！你该进地狱之门！”他又说道：“哪怕人类灭亡，也必须选择独身之路。”热罗尼莫说：“婚姻始终是一种罪恶，人们能够尽其所能去原谅和医治它。”所以，人们使婚姻成为教堂的圣礼。奥力金讲道：“婚姻是不神圣和不洁净的东西，是发泄性欲的手段。”他为了避免诱惑竟作了阉割。奥古斯丁教训说：“独身主义者就像光芒四射的星星在天上闪烁，而生他们的父母则如同黑暗的星。”欧塞比乌斯和热罗尼莫认为《圣经》上提到的“多多繁殖后代”这句话过不了多久就不会适用了，这句话也管不到基督教徒。很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的诸如此类的引文还可举出几百条。他们通过自己的不断说教，广为传播性与性交是违反自然的种种观点。然而性交是自然的需要，满足性交是人生目的的最需要的义务之一。当今社会仍然深受这些说教之苦，要想医治它尚需慢慢来。彼得高喊，“做妻子的要小心侍候你们的丈夫。”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写道：“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在《哥林多前书》中写道：“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伹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笨蛋男人都比最优秀的女人要好，实际上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保罗还反对妇女有良好的教养，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中对此有一段重要议论，他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服从。我不许女入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三十四和三十五节中写道：“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服从，正如法律所说的。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圣托马斯·冯·阿奎那（1227—1274）说道，“女人是生长迅速的杂草，是有缺陷的人，只是其身体发展得很快，因为这是毫无价值的身体，因为造物主对女人并不在意。”“女人是为了永远受其主人和工头的压迫而生的，造物主为了确定这些人的群治地位给予他们男人所具有的各种优越条件。” 这些学说不是基督教特有的。正如基督教是犹太教和希腊哲学的混合体一样，后两者又来源于印度、巴比伦和埃及的古老文化，所以，基督教为妇女指出的从属地位是母权解体后在古代文明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地位。印度《玛奴法典》中写道：“不名誉的根源是妇女，敌对的根源是妇女，尘世存在的根源是妇女；因此人们应该回避妇女。”除轻视妇女外，其中还一再愚蠢地表明惧怕妇女。该法典还写道：“女子的本性就是喜爱诱惑男人，因此男人哪怕同自己的近亲也不该坐在无人之处。”就这样，不论印度人，还是《旧约全书》和基督教都认为妇女是诱惑者。任何统治关系都包含着对被统治者的贬低。妇女的这种从属地位一直延续至今，而在那些文化发展落后的东方比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更甚。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妇女的地位之所以逐渐得到改善、并不是由于基督教，而是由于在反对基督教观点斗争中获得的西方文明。今天的妇女地位比基督教诞生时有所提高，伹其原因并不在于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只是出于强制和被迫才在妇女问题上放弃了它的真正本质。那些鼓吹“基督教的使命是拯救人类”的人当然持另一种看法。他们更主张，基督教把妇女从原来的低下地位中解放出来，因此他们在这里特别援引后来在基督教中通行的对马利亚，即对圣母的崇拜，认为它是尊重女性的象征。而信仰圣母马利亚的天主教却几乎不持这种观点。上面已经引用过的圣者和长老的言论都一致而特别表示对妇女和婚姻的敌视态度。 6世纪在长老会会议上，曾争论过妇女是否有灵魂的问题，只以一票优势通过了肯定的意见，这个例子同样是不利于上述认为基督教袒护妇女的观点。为了让终身不结婚的神职人员——没有任何家庭的利害关系来阻止他们对教会尽责——拥有一种势力，格雷哥里七世推行神职人员独身制[8]，要推行这一制度，只有当肉欲是犯罪这一观点成为构成教会基础的观点时，才有可能，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改革家，例如加尔文和苏格兰的一些神职人员以他们对“肉欲”的愤怒，毫无疑问地表达了基督教敌视妇女的观点。[9] 天主教在信奉圣母马利亚的同时，聪明地以圣母马利亚代替了对异教女神的崇拜，这种崇拜在所有当时已有基督教传播的民族中都存在。马利亚代替了南部各民族的屈伯勒、米莉塔、阿芙罗狄蒂、维纳斯、赛莱斯以及日耳曼民族的弗莱雅、弗丽加等，马利亚只不过被基督教神灵般地理想化了。 [1]塔西佗：《历史》第5篇。 [2]曼特加萨：《人类爱情》。 [3]《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9章第11、12节。——译者注 [4]《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3节。——译者注 [5]《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8—10节。——译者注 [6]《新约全书·罗马书》第8章第4—6节。——译者注 [7]《新约全书·罗马书》第6章第3—7节。——译者注 [8]美因兹教区的牧师们对这一步骤抱怨说：“主教和院长们拥有大量财富，吃的是御膳，玩的是打猎，而我们这些又贫困又朴素的牧师们所能得到的安慰仅仅是一个妻子。禁欲可以说是一种美德，但是，事实上是“很难也是根本不能”做到的。 [9]布克尔在《英国文明史》中，对此曾举了很多实例。该书德译者是阿尔诺尔德·卢格，1870年莱比锡和海德堡版第4版。
高尔基在我们中间（К.费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高尔基在我们中间 К.费定编者按：本文选自《费定文集》第9卷，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75-78页。首次发表于《新世界》杂志1941年第6期。 ………………………………………………………………………… 高尔基让我参的青年文学小组，称作“谢拉皮翁兄弟”（或简称为“谢拉皮翁”）而为人们所熟知。它的成员很快就确定下来了，后来一直没有变化。其中包括散文作家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米哈依尔·斯洛尼姆斯基、米哈依尔·左琴科、维尼阿明·卡维林、列夫·隆茨、尼古拉·尼基京、康士坦丁·费定和诗人叶莉扎维塔·波隆斯卡、尼古拉·吉洪诺夫以及批评家伊里亚·格鲁兹杰夫。小组的活动与“艺术之家”紧密相连。每到星期六，我们全体聚集在斯洛尼姆斯基的那间象演员的“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那样的小屋子里，一坐就坐到深夜，听朗读完某一篇小说或诗歌后，就争论所读作品的优缺点。当然，如果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烈爱好，如果不是这种爱好既代替了纪律，而且也代替了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好的品质的话，要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坚持坐在抽得满屋是烟、象罐头盒似的房间里，非得规定异常严格的纪律和具备天使般的性格不可。这种对文学的爱好，使艺术趣味极其不同的人结成朋友，而且这种爱好不是一时的，它从一开始就不允许对艺术采取观赏的态度，它加强了我们的事业心。也许有人会间谢拉皮翁兄弟中谁是“主要的”？回答是谁也不是。我们与革命前的作家非常接近，各种各样的美学观点简直象旋风一样在我们身旁刮着，无数的影响在我们身边流过，因而还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谢拉皮翁兄弟眼里，老一辈作家中谁是“主要的”？回答也是谁也不是。谢拉皮翁兄弟特有的格言，是高尔基在和我谈到批评时一句告诫的话：“要听，但不要听从。” 所以在实质上，“主要人物”是高尔基，他激励每一个人独立地、单独地去解决任务。由于在文学中不可能有通用的、一般的解决方法，所以高尔基对任何人都不暗示他该做什么和该怎样做，这样一来，年青作家在他身旁，和这位威望压人的文豪一起，完全没有受压抑的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趣味，参加小组时，这种趣味已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后来在矛盾中逐步形成起来。我们之间各不相同。我们在保持友谊的条件下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我们不考虑任何学派，不考虑任何“团体”正因为如此，无意培植学派的高尔基，容易把我们当作是富有生命力的现象。我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的集会，总要与别人发生争执。在那间阴暗的房间里，我碰到的是没完没了的幽默，玩笑，逗趣和取乐，而且这一切看来似乎都是针对最神圣的文学的基础的。艺术是一个艺术家进行探索、经受痛苦和深思熟虑的果实，它是严肃的，是要对最高的评判者——一人负责的。这就是我当时的一种最坚强的信念和最珍贵的感情。而这里人们拿文学开玩笑，把它当做儿戏。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种习惯。他们热爱普希金和尊敬托尔斯泰的程度并不比我差。但我总觉得这种习惯很古怪。这里把作品说成是“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做出来”。可能做得好，也可能做得不好。《哈吉·穆拉特》做得很好。《堂吉诃德》做得完美无缺。格列勃·乌斯宾斯基不会做东西。尼古拉·乌斯宾斯基做得不坏。做东西还有“手法”。这些手法名称多极了。但也可以不用名称来说明，只用一般的概念，说这件东西是用果戈理的手法，或是用列斯科夫的手法做的。这样一来，果戈理自然就不是远不可及，列斯科夫也就近在眼前，他们和我们大家混在一起，陷入了嘲笑、挖苦和寻开心之中——啊，真可怕！我怎么能够忍受这种现象呢？在第三次集会上，我把考虑成熟的意见发表了出来，反对“游戏”，捍卫“严肃性”。首当其冲的是列夫·隆茨。这次冲突很激烈。真理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坐在支持隆茨或保持中立的谢拉皮翁兄弟背后，得意地微笑着。争论是这样的。隆茨说，俄国散文已停止“运动”，它正“躺着”，在它里面什么也不发生，什么也不产生，或者只发发议论，或者只表示某种感触，但不行动，没有动作，它会由于缺乏血液循环，由于褥疮，由于水肿而死去，它成了思想、纲领的单纯反映，成了政论的镜子，作为艺术已不再存在，只有情节才能挽救它，这是一种能使它动起来，追使它行走，促使它采取果断行动的力量，而情节的传统存在于西方，我们应当把这个传统从那里引进来，用它来使我们躺着的散文获得创作能力，克服心里那种由于文学保姆的灌输而产生的对惊险小说的莫名其妙的恐惧，向掌握行动秘诀的作家学习，不管是斯特恩还是仲马，斯蒂文生还是柯南·道尔都行，同时不必要去维护俄国文学，它很伟大，不需要别人去维护，把它与西方的近邻隔开，意味着必然会使它重复已经写过的东西，而伟大的东西只要一重复，也就不再成为伟大的了。因此我们的格言是：面向西方！…… 我是这样说的：文学所希望的，并不在于增添一些堪作典范的作品，不管是什么样的，西方的也好，俄国的也好；重要的是把这一种或那一种传统的力量运用到什么地方去，因为如果我们为了让俄国散文活动起来，追使奥勃洛莫夫坐上电车，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文学材料本身会确定它需要什么力量才会活动起来，文学材料是一种感情的东西，全部问题在于你是否具有你所要表达的感情，你是通过什么手段达到这一点的——不管是通过受人赞扬的情节，还是通过遭到鄙视的雄辩术都无所谓，一切手段都是可用的，至少在《黑桃皇后》和《肖像》中可以用，虽然这两部小说与所谓的无情节俄国散文作品完全属于同一类型，并且由于感情永远与时代的步调一致，永远是现实的，这样，在我们时代就不可能想象一个作家能对革命创造的一切不具有激情。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深刻理解我们想要说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会知道应当如何说…… 隆茨才二十岁。我从来没有见过象他那样的争论对手，争论的热情可把他烧成灰，在他旁边简直喘不过气来。 “承认吧，承认吧！您是否打算研究文学规律？”他叫喊道，象圣经中描绘的那样高举双手，不停地挥动着。最后，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决定研究文学的规律，但这些规律本身是否存在——是否可以不管一部作品写的是什么内容来分析它是如何写成的——这个问题多年来还一直用各种方式提出过。我们都各不相同。在开玩笑和彼此之间互相模仿取乐的同时，我们把谢拉皮翁兄弟分为喀嘻哈哈的“左派”（以隆茨为首）和严肃的“右派”（由常带嘲讽神情的伊凡诺夫领头）。在经常不断的争执中，逐渐感触到了我们共同航行应有一个目标，最后大家内心里都承认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这就是创造战争和革命时代的新文学。我们是慢慢地理解到这个历史任务的，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些人尽管有区别，也都成了相同的人。谢拉皮翁兄弟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自己时代的产物。在我们当中，有的人完全是从家门进大学门再进电影院的青年。但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非同寻常的考验，要是换一个时代，七八个年青人永远也不会象我们那样，干过这么多的职业，体验过这么复杂的人情世故。八个人身上集中了卫生员、排字工人、军官、鞋匠、医生、魔术师、办事员、士兵、演员、教师、骑兵、歌手等人物，他们曾经担任过几十种五花八门的职位，他们曾在世界大战的各条战线上打过仗，参加过国内战争，无论是饥饿还是疾病，对他们说来毫不足奇，他们亲眼目睹死亡的时间太长、次数太多了。他们能写些什么？充塞着他们的想象的是什么？他们想说些什么？不错，他们喜欢《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并经常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但他们的手自然而然写出来的是《在战火中》。在谢拉皮翁兄弟中，首先把战争和革命的新材料写进文学作品的是伊凡诺夫及其《游击队员》、吉洪诺夫关于战争的短篇叙事诗和左琴科关于古怪人物的故事，二十年来，读者一直可以听到这个古怪人物的声音。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他们把新材料引进文学，描绘出了新的文学形式的轮廓。张捷译 [1]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
给联盟出版社的回信（摘录）（К.费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给联盟出版社的回信（摘录） К.费定编者按：本文译自《文学问题》杂志1957年第6期，第206-207页，1932年，联盟出版社计划出一本苏联知名作家的自传集，给费定发了调查信，这是费定的回信的摘录。 ………………………………………………………………………… 三、……谢拉皮翁兄弟社成立时（1921年2月），我已当过多年的记者和编辑了。一九一九年，我停止为写作而写作，开始为在伏尔加河那边打垮高尔察克和在彼得格勒附近打垮尤登尼奇而写作。我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社时与已故的列夫·隆茨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差一点没有造成分裂。我在报纸编辑部习惯于认为语言应为事业服务，而这里却成了游戏。然而我的“正确的”反对立场在谢拉皮翁兄弟那里不可能是坚定的。在我的认识中，政论和文学的任务是不同的。在政论中可以高喊：“红军万岁！”在故事中，如这样的口号出于作者之口，那就有滑稽可笑的感觉。但这种认为政论作品和艺术作品完全不同、互相敌对的观点，却是所有谢拉皮翁兄弟的共同观点，这样我的反对情绪就很快地消散了。我们完全一致地认为：“作品应当做得很好”，仅此而已。仅此仅此而已吗？可是要知道写得很好的作品可能追求不同的目的，可能具有互相排序的倾向。谢拉皮翁兄弟认为倾向性文学是不好的文学的观点，存在的时间并不长。Bc.伊凡诺夫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社时已写成的头几篇小说，都“做得”很好，而且完全是有倾向性的。隆茨不久激动人心地宜称：作品追求什么目的——自由主义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还是天主教的——都无所谓，只要作品有艺术性就行。倾向起初被承认在文学中是允许的，然后被认为是文学所固有的。只要再迈进一步，就可承认倾向与文学的任务具有同等作用了……span> 谢拉皮翁社内外所有这些问题的展开，是与创立一种文学历史的特殊哲学的尝试伸时进行的。这种哲学断定，文学的历史是个特殊系列的现象的历史，这个特殊系列受自己本身的、与社会生活规律不同的规律的支配。 “特殊系列”论结果未创立成功，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理论上发动了进攻，而且是由于它不可容许地脱离了当代文学的实践的结果。文学清楚地显示了它与国家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表明自己是这种生活所派生的东西。关于文学中的倾向问题成了一个幼稚可笑的问题。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使文学在新社会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的问题。现在苏联作家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四、谢拉皮翁兄弟热热闹闹友好相处的年代（1921-1924年），对我来说象上文学学院一样。而且不仅对我来说如此！文学趣味和思想极其不同的作家将会不止一次地尽管可能不那么乐意）承认这一点，但是还有别的学院，别的学校…… 张捷译
谢拉皮翁兄弟自传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6．“谢拉皮翁兄弟”社谢拉皮翁兄弟自传米哈依尔·斯洛尼姆斯基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康斯坦丁·费定米哈依尔·左琴科尼古拉·吉洪诺夫 B.卡维林叶莉扎维塔·波隆斯卡娅伊里亚·格鲁兹杰夫列夫·隆茨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纪事》杂志，1922年第3期，第25-31页。米哈依尔·斯洛尼姆斯基谢拉皮翁兄弟的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在艺术之家举行。当时出席的有：左琴科、隆茨、尼基京、格鲁茨杰夫、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卡维林、我本人以及诗人波兹涅尔和波隆斯卡。一个月后，来了Bc.伊凡诺夫和费定，诗人尼古拉·吉洪诺夫参加得最晚。大家决定自由聚会，不订章程，只凭直觉接收新社员。对待“客人”也是如此。各人写的东西都在会上朗读。喜欢的东西就被认为好的，不喜欢的就是坏的。大家最怕的是丧失独立性，担心突然变成“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谢拉皮翁兄弟社”，或附属于任何其他机关。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自找门路。在不同地方发表作品，但是希望将来能自己办一份杂志。目前只出了一个集子（由人面鸟出版社出版）。这个集子由柏林的俄国创作出版社重印。第二个集子的稿子也寄到那里去了（给A.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文学传统一无所知。我自己的情况如下：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十七岁那一年，我提前中学毕业，上了战场。到过的地方有：经华沙到叶季诺罗日茨（离德国边境七俄里），从那里退到罗扎内，渡过纳雷夫河到达波列西耶（莫洛杰奇诺）。在纳雷夫对岸受震伤：炮弹爆炸的气浪把我抓翻在地。折断了一根助骨和一条腿。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彼得堡结束军事生涯时，仍旧是一个士兵。最近三年很少离开彼得堡。即便离开，时间也不长。一九一七年写过军事评论，现在则写短篇小说。《第六步兵团》一书将在近日内出版（时代出版社出版），还有一本书（《鬼轮子》等）将由往事出版社出版。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生于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列比亚日村。父亲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原为金矿工人，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乡村教师资格。但他很少教书，特别是很少教我，越来越经常地到修道院和到女人家里鬼混。喝酒喝得神经失常，有些酒精中毒，我有七年投有看见他，一九一九年回家看望，第二天我的兄弟波拉季的鸟枪走火，无意之中打死了他（一年后波拉季本人也死了）。母亲伊琳娜·谢苗语夫娜是一个哥萨克女人，现在仍住在村里，她让叔叔代笔——她不识字——给我写信说。“回来吧，我打了一普特黄油，晾了很多山楂干。” 我知道村里的山楂熟了，密密麻麻的鲜鱼在水中游，盐湖上空的水鸭滑上去宛如成熟的浆果。而我却坐在彼得堡写小说。我在乡村小学上的学，又在农业学校学习了半年。从十四岁起开始游荡。当过五年的排字工人、水手、马戏团丑角、魔术师——自称“苦行管本·阿里·贝”（吞剑、用针穿刺、跳刀山过火海、变戏法）带着手拉风琴在托木斯克走街穿巷，在集市的临时戏台上演出，充当马戏团的演唱者，甚至当角力士。从一九一七年起参加革命。捷克人占领鄂木斯克后（当时我是赤卫队员），我的同伴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吊死，我便逃到饥饿草原，而当父亲死后（哥萨克认为是我把他打死的，因为父亲拥护沙皇，想用家法治我），我便过了塞米巴拉金斯克，进一步朝蒙古方向逃奔。追捕我追得很紧，因为我参加过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就这样，在高尔察克统治的整个时期，我在乌拉尔和赤塔之间流浪，而在被动员后，派我到什塔维尔赫的流动印刷所当排字工。我的身份证是假的，上面写的是：“叶夫盖尼·塔拉索夫” 接着发生两件事：当列车被游击队围住时，押车队队长马林诺夫斯基准尉对我说： “把你的大衣给我，你把我的海龙皮大衣拿走。我打算逃走，这里道路没有截断。” 我给了他。准尉没有能够逃脱，在离列车半俄里处被砍死了。游击队员走了过来（他们穿着白长袍，为的是在雷地里行走时不易被发觉）在车用旁边打死了一个老将军、一个冻坏耳朵的海军准尉以及将近三十个被铁路工人认出来的志愿军。晚上，当尸首全被拍走，血已凝结（沾满血迹的雪地象褪了色的、被虫咬的天鹅绒）时，我想溜达溜达。披上大衣，走出车厢。雪地上夜色宛如海面上的冰。两个骑马的人从列车旁经过，匆匆回头瞥了一眼，继续往前走。突然我感觉到马头触及到我的肩膀。于是我问道： “什么？” 回答的语气是平静的，不象喝醉酒的样子。 “由于你们的缘故今天苏梅宁同志被杀了！跪下，向上帝祷告吧，我现在就送你到阴间去。” 说话的人在马鞍上摇晃了一下，然后双手从皮袄里伸出来，每只手都握着枪。原来我忘记摘掉军官的肩章。我说明我是工人，并且骂起娘来。接着我愤恨地说： “不，我不跪下，也不向你的上帝祷告，因为我不信。开枪吧！” 那人从马鞍上俯下身来，朝我的帽子下面张望，我见他长着一大把胡子，喝得烂醉如泥（这从气味上闻得出来），很可怕。 “你怎么……好一个……胆敢活着不信上帝？” 于是我们就争论起信仰问题来——这个本地老居民原来是一个基尔扎克的分裂派教徒。我对农民的信仰知道得很清楚。他藏起手枪，说道： “你瞧那边有灯火的地方，按照我的命令，搬去一口袋面粉和一桶奶油。” “我没有。” “仓库里公家的有没有？” “锁着，即便有，我也不能撬锁。” “你不要撬，你是俘虏，你没有权撬。我能撬。带我去看看。” 我从撬开的车厢里取出一大袋上等面粉和一桶奶油，拖着滚着，走了三俄里，才送到他的家里。在他屋里有一个女人，后背宽大得象一辆大车。在长椅上放着一块块印花布，高板床上则是地主老爷家的箱子和一幅被刺刀扎穿的画，留声机正在唱者。桌子上的土烧酒桶里放着一把长柄勺。我们喝了一整夜，骨骼粗大的女人烙着薄饼，我们争论着关于上帝和三指形十字架的问题。 “来吧，”谢列兹湿夫抱住我说，“夏天到我这里来吧，西沃特[1]。你很会骂娘而又不信上帝，同你一起很愉快，来吧。” 第二天把我们送到新尼古拉耶大斯克。城里很冷，刮着风。伤寒病流行。路基旁横七竖八地躺着死人，当我朝车站方向走去时，看见狗拖着一条人腿，小腿肚已被啃得露出了骨头。我被从肃反委员会带到某处。那里的人翻了翻文件，问道： “您的真姓是伊凡诺夫？” “是的，我叫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而为了‘打马虎眼’，化名叶夫盖尼·塔拉索夫。” 一个穿着军便服的人想了一想，写了一张条子给某个契卡巡查队，然后再翻了翻文件，匆忙地说： “既然您是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那么您被捕了。” 被捕的和被俘的高尔察克分子当时大约有一万人。火车从各个会让站运来冻死者的尸首——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对谁生气呢？原来替高尔察克做事的，也有一个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他在鄂木斯克当一份小报的编辑，写爱国的诗。一间牢房里关了我们十七个人，早晨来了一个士兵，对我说“ “穿上衣服，到外面去！东西可以不拿。” “到哪里去？” “到‘高尔察克集市’。” 我们被押到城外去。我一着慌忘了戴帽子，那时我的头发长得垂到肩上，风把它吹得竖了起来。押送兵回头对我说： “你为什么不戴帽子？” 我作了解释。他说，不戴帽子不行。便让队伍停住。这时天已大亮。职员们一个个前往机关上班。押送兵上了人行道，从一个资产者头上摘了一顶很好的毛皮帽。 “现在走吧。” 这时人们用了上来。我听到有人在喊： “伊凡诺夫同志！” 我看，是排字工尼古拉耶夫，一九一七年曾同他一起参加过印刷工人代表会议。他的一只手用带吊着，胸前佩带着红军的符号。看来是一个政委。他对押送兵解释，为什么不能把我枪毙，因为我完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士兵看来听烦了，抽完烟，说道： “难道审判是我的事吗？既然你需要他，就把他带走吧。” 尼古拉耶夫把我从那一群人里拉出来，其余的人都被带到城外去了。一个小时后，给我发了临时证件和离开城市的通行证。当然这并不是我经历的一切，因为从一九一七年起，我走的是一条出生入死的道路。我能活下来，感到很高兴。我看见过一堆堆的尸体排成一行长达几百俄丈[2]。看见过翻倒在雪地里的列车，里面是冻的伤兵。看见过游击队员如何焚烧尸体（因为没有力气掩埋）：一排尸体，一排从房子上拆下来的圆木，擦起来有两层楼那么高。焚烧人体发出的烟似平把天空都熏黑了。看见过挤满装着伤寒病人的列车的铁路死岔线，我自己也得过伤寒，旁边的人想把我从车厢里扔出去（因为害怕传染），而我枕头底下放着手枪，不让任何人靠近我（被扔出去的话，会被冻死的，我们的车厢总算还生着火）。就这样，我说着胡话，带着手枪躺了七昼夜，嘴里喊道： “别过来，要不打死你！” 而在路两旁农民的牲口棚里，堆放着一匹匹抢来的各种料子。风象石块一样击来，打死人象点火一样简单。腿上长满毛的农民教我不要害怕。他说： “小伙子，如果你不信上帝，那么就用拳头摁住心口，平稳地、深深地呼吸，让自己出汗。如果你出了汗，那么什么都可以干。” 在鞑靼县，在原始森林里，我当过校外辅导员。因我在布鲁斯尼奇内村开办学校和阅览室有功，村民会赠给我当时在乌尔曼发现的两枝猛犸牙。我在鄂木斯克当过报纸发行员和校对员，帮助我离开鄂木斯克的是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3]和我终生的好友——格·乌斯季诺夫。路上走走停停，于一九二一年一月才到彼得堡，到这里后，在学者之家附近就餐，写我早就想好的东西。五月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社，成为阿洛伊特兄弟。我从一九一六年开始写作，但很少发表。整个革命期间没有写什么，只写了几篇文章（写得很糟）。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峡谷》，中篇小说《彩色的风》、《游击队员》、《铁甲列车14-69》。将要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第七个岸》；《红色处女地》上将要发表长篇小说《天蓝的沙地》，现正在写长篇小说《印花布的野兽》的结尾部分。情况大致就是这些。康斯坦丁·费定我的故乡是萨拉托夫。童年在当地的农村——叶夫谢耶夫卡、西年基耶、乌维克、波利瓦诺夫卡、库尔久姆和拉兹鲍依辛纳度过。那里有荒芜的果园、渔民的平底小木船、拖船和坚硬的茴香苹果。实科中学学生巴尔马舍夫带我划船玩。在西年基耶附近的一条沟里，一面吃着面疙瘩，一面背诵着：ьду（我乘车走）、ьм(我吃)、бьс（鬼）、бьлый（白的）、бьда（灾祸）、бьгать（跑）、побьла（胜利）、обьщать(答应）。苦得很。而现在这些词都写“е”而不写“ь”。学校我在城里学过小提琴，同一个常在板里和马车棚里玩的朋友托利卡·赫沃罗斯图欣一起玩杂技，在学校里演过歌剧《扎依金的新娘》，在音乐会上拉过提琴，当过朗诵演员。在米特罗方教堂里当过职员，在本教堂的节日里，同神甫一起到本教区各地去转悠。后来到伏尔加对岸的草原去。到乌拉尔斯克，到怡甘河边，河水是黑色，岸边是果园，寂静无人，河里有鲈鱼、冬穴鱼和鲫鱼。在萨拉托夫，在伊林街上，我在恐惧和战栗中看到人们举看黑旗，旗上写着白字：“西皮亚金之死是巴尔马舍夫对他的惩罚”。[4]夜里梦见这几个字，还梦见实科中学学生巴尔马舍夫带我划船玩，不禁开心地笑了。再晚一些，我在学校里组织罢课，发生暴行期间，我和母亲坐在地窖里（通向地窖的门用一根细绳栓着），很可怕。我水远忘不了熊熊的大火和呻吟声，忘不了人们如何手捧神像站在大门旁，以求免遭灾难，忘不了如何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波兰人被折磨死，而我顿足捶胸、号啕大哭的情景；忘不了如何把教我拉提琴的老师（戈尔德曼）藏在厨房的楼梯下，用葱盖住的经过。这时我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虚岁已十四岁），开始同父亲发生争论，到车站去送第一届杜马成员时，向劳动团分子鼓掌，唱起了《马赛曲》。出于逃得快才没有落到宪兵手里。父亲用嘲讽的态度对待我。因此我放弃学习，到当铺里当了小提琴，跑到了莫斯科。到那里时，口袋里只有两戈比铜币，找到了一个画家朋友，给他当模特儿，过着半饥半饱的和龌龊的生活。过了一个星期，父亲找到了我，领我参观了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和动物园，然后把我带回萨拉托夫老家。到家后，他给我一个月四卢布的薪水，不再管我喝不喝酒了。为了不让我白赚这笔钱和回抽烟的大罪，叫我在他店里当店员。我学会了做买卖。半年后我口袋里装着五卢布钞票和猎人用的刀子，乘伏尔加河上的船从家里出逃。但是不久我回了家，借口这次态度温顺要求父亲同意我继续学习。父亲让步了。我在柯兹洛夫上完商业学校，这个城市是蛋类、肉类和粮食的集散地，那里有发出强烈气味的马市场，人们说话时都把现在时第三人称动词结尾的辅音发成软音。大学生时代后来到了莫斯科。正式聚会在瓦连京日，友好聚会在塔季雅娜日，一般聚会几乎每天都举行。杜马已不是第一届，甚至不是第二届了，报纸登的尽是普罗索洛夫、马尔季亚内奇、多尔马托夫、切贝里亚克之流的文章，教室里警士站着岗。这几年的时间莫斯科大学生都是在彼得门附近的夜间茶馆里，在“套鞋”里度过的。对我来说，由于这些年我到过莫斯科、乌拉尔斯克、阿斯特拉罕和尼兹尼之间的各个城市以及第一次到了彼得堡，我才觉得过得不错。萨拉热窝响起枪声时，[5]我正在巴伐利亚，在纽伦堡。我的生活很贫困，正学着语言，此外无所事事，同舒克尔特的工人和埃朗根的大学生交朋友。埃朗根这个德国小城市真不错！在施泰因村，在法贝尔工厂以及别的举行跳舞会的地方，我拉过小提琴。国民学校教师克拉策尔先生为我伴奏，我们演奏波尔卡舞曲、卡德里尔舞曲、席歇尔舞曲和进行曲。克拉策尔先生得七马克，我得五马克，外加每晚八升啤酒——这是跳舞的人自愿给的。纽伦堡的警察在搜捕抢了柏林某银行的俄国作案者时开始查问我的经历，在德国，他们是首先对我的经历发生兴趣的人。战争当我离开纽伦堡时，车站上张贴着号召同间谍活动作斗争的命令。到德累斯顿后，当局把我扣留起来。当时我感到无聊得要命，为了解闲，我曾向俄国画家谢加利学习画画。普鲁士王国的警察把我流放到捷克边境的齐陶市，我在那里有过不少痛苦和欢乐：在这难忘的几年里我的身份都是第五十二号被俘平民，同时又是德国画家和德国社会党人、俄国士兵和俄国理想主义者的朋友。我当了市立剧院的合唱队队员。一个月后，我演唱了《三月》中特拉赫坦·米克列福特勋爵的第一段唱词。在这之后，我被确定为喜剧低音演员。曾在格尔利茨、安娜贝格的剧院里演出，随同一个相当糟糕的剧团去过萨克森农村。最可笑的、不知为什么又感到后怕的是：在格尔利茨市立剧院演出时，我得了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在瓦格纳的工匠歌者的合唱中我竟唱了别人的唱词。一九一七年十月后，几次要求允许我回俄国，但毫无结果。在斯巴达克团的一些朋友的帮助下，我获准到战后我国派到柏林的第一个使团的战俘保护处工作。这一点足以促使德国当局客客气气地递给我一份苏联使馆发的护照，把我混在一群缺胳膊少腿的、患痨病的和奄奄一息的被称为俄军士兵的人中间，立即把我送往东线。革命在俄国境内的奥尔沙，祖国用快乐的枪炮声欢迎我归来。记得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来自德国，总觉得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开枪开炮。然后来到莫斯科。这里我第一次同饥饿展开斗争。记得我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厅主任，每天我经过克里米亚桥，桥的上空乌鸦成群结队象在迎亲一样，整个莫斯科上空都是乌鸦，各条街上，在腐烂发臭的死客上也是乌鸦。我挣扎了五个月，后来逃到了伏尔加河畔。在车厢里和一个患斑疹伤寒的病人在一条坐椅上整整睡了三昼夜。我在塞兹兰定居下来。在这里，我的革命活动仍在进行。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里，在阳台上，在执行委员会里；在剧院里，在广场上用俄语和德语发表演说（在这之前和现在我连一两句话也说不出。）对乌索列耶的农民讲世界草命，对马扎尔人和德国人讲劳动教育的原则，对塞兹兰的磨坊工人讲斯巴达克团团员和贝拉-库纳，对学生讲苏维埃的巴伐利亚和其他许多美好的事物。我办了一份杂志，竭力想发动列皮耶夫卡、潘申、索洛弗奇欣等地的农民写稿。我编过报纸，当过讲演人和教师、拼版工人，市执委会秘书、宣传鼓动员。为红军的骑兵招募志愿兵，自已也当了骑兵，入了党，被派往前线。这一年是我干得最好的一年。这一年我的革命热情达到了高潮。最后在尤登尼奇发动进攻的日子里到了彼得堡。在这里第二次碰到机镜。在这里，在巴什基里亚独立骑兵师作战，在办公室工作，参加群众大会，办军队的报纸，搞编辑工作。还同各种各样的人会见。这一次我没有逃跑。 ———————————— 我的革命看来已过去了。我退了党，我有满满一书架书，现在我在写作。还有一点要不要讲一下？只讲两个日期和两件事。第一个短篇小说写于一九一〇年夏天。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一九一三年秋天，作品登在《新讽刺》杂志上。一九二〇年我认识了马克西姆.·高尔基一九二一年同谢拉皮翁兄弟们交了朋友。米哈依尔·左琴科谈谈自己，谈谈思想，还谈谈某些事情我的父亲是画家，母亲是演员。我讲这一点是因为在波尔塔瓦还有姓左琴科的人。例如叶戈尔·左琴科是专做女服的裁缝。梅利托波尔有一位产科医生和妇科专家左琴科。因此我声明，我甚至连他们的亲属也不是，我同他们不认识，并且也不想认识。坦率地说，由于有他们在，我甚至连大作家也不想当了。他们一定会来找我的。读完我的作品，就找上门来。已经有一个姑姑从乌克兰找我来了。一般说来，要当一个作家很难。例如，也需要有思想……现在都要求作家有思想。沃隆斯基（一个好人）就这样写道： ……作家需要“确立更为精确的思想”。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请问，当没有一个党能把我整个地吸引住时，我能有什么“精确的思想”呢？在入了党的人看来，我是一个党外人士。就算这样吧。关于我自己，我本人要这样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社会革命党人，不是保皇党人，我只不过是一个俄国人。而且是一个政治上没有道德的人。说句老实话，我至今不明白，就拿古契科夫来说……古契科夫参加了哪个党？鬼知道他参加哪个党。我知道他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不知道他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而且也不想知道，即便我知道了，我还仍将象过去一样喜欢普希金。许多人为此对我非常生气。（他们会说，在三次革命之后，还这样洁身自好。）然而事情正是这样。对我来说，这种不知道仍是一种乐趣。我对任何人都不仇恨——这就是我的“精确的思想” 那么更为精确的呢？更为精确的——请听着。就总的气质来说，我感到布尔什维克与我最接近。我同意和他们一起当布尔什维克。再说，我不当布尔什维克，还有谁能当呢？我“不信上帝”。我甚至觉得可笑，觉得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有知识的人竟会到帕拉斯·皮亚特尼察的教堂去，在那里向一张五颜六色的画片祷告。…… 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不喜欢老太婆。不承认有血统关系。我爱的俄国是农夫的俄国。在这一点上，我同布尔什维克走的也是同一条路。但是我不是共产主义者（确切地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想我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人。我二十七岁。可是奥莲卡·齐夫认为我要小些。然而这毕竟是事实。我十三岁入大学。十四岁去高加索。在基斯洛沃德斯克同法学院学生K决斗。在这之后立刻感觉到我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一个英雄和冒险家，于是志愿上了前线。当过军窝。后来的事我就不讲了，否则会把自己洗劫一空的。现在我正在每：《一个旧军官的札记》，当然不是写自己，但那里什么都有。那里甚至写到革命年代有一次我如何同军需官霍伦一起被锁在城里冷库里的情形。革命后，我曾在俄国的许多地方流浪。当过木匠，到新地岛去打过猎，在鞋匠那里学过徒，当过电话员，担任过利戈沃车站的民警，当过刑事侦查员、赌徒、办事员、演员，再一次当志愿兵，参加红军，上过前线。没有当过医生。不过这样说不符合事实，应该说当过医生。一九一七年，在革命爆发后，士兵们选举我担任主任医生，虽然我当时是一个营长。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团的主任医生不知为什么不大肯给士兵们开病假条。他们觉得我办事比较圆通。我不是说笑话。我说话是严肃的。以下是我所经历的事的枯燥乏味的一览表：被捕六次，被判死刑一次，受伤三次，自杀两次，被毒打三次。这一切不是由于冒险而发生的，而是“随随便便地”发生的——说起来是运气不好。现在我自作自受，心脏出了毛病，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成了作家。不然的话，我还可能当飞行员哩。就讲到这里。还有，差一点忘了，我写了一本书。是短篇小说集，叫《刺向四方》（还没有出版；可能只发表一部分。）我的另一本书是《纳扎尔·伊里奇·西涅勃柳霍夫先生的故事》正在出售。我想它是在食品托拉斯出售的，因为我没有在书店的橱窗里看到它。这本书卖出了两册。一册的买主是善人卓娅·加茨凯维奇，另一册大概是莫吉利扬斯基买的。为了进行评论。古贝尔想买第三册，但是改变了主意。我这就要讲完了。在当代的作家的作品之中，我能读下去的只有我自己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书。在当代的诗人之中，亲爱的编辑部，我最喜欢的是奥莲卡·齐夫和涅利季亨。至于古契科夫的情况，我始终没有弄清。尼古拉·吉洪诺夫我是一个诗人，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我背会的第一首诗（当时我才六岁），是普希金的《杰利巴什》：瞧吧，多么激烈！杰利巴什已被长矛挑起，而哥萨克也已掉了脑袋。从那很早的时候起，生活中总是贯穿着不顾死活的现象。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如果玩耍，则玩当兵；如果打架，则打得头破血流。学会了读书识字，就扑向热烈紧张的东西——《圣经》和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后者我特别喜欢。后来我把他的书撕成一张一张地烧了，因为我非常生气。《圣经》至今还很喜欢。从中偷一些写诗的题目——不久前写了长诗《下流胚》。我小时候是一个祸害。有一次一生气就去卧轨，不过根据火车时刻表这个时候没有火车经过。后来上学，想当一个商人，结果成了一个骠骑兵。眼前出现了马背、步枪和营房，然后到了作战地区。在那里也当过演员。走遍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团里写讽刺作品。成了一个有名人物。现在我还保存着从德国龙骑兵尸体上取下来的马刺。马刺虽生锈了，却能说明战功。我三次从马背上掉下来。一次同牝马克罗什卡一起受震伤。在罗登波依斯的庄园附近参加过一次大的骑兵冲锋，救过装甲列车，差一点把死亡营的营长砍了。我不喜欢这些营。在那以后干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劈过柴，做过木匠，搞过应征前的普及军事训练，在某个剧团里扮演过“滑稽的老头”，参加过击退尤登尼奇保卫彼得格勒的战斗。连续值勤一百小时没有换班，到第一百零四小时倒下了。到现在还没有死。曾坐在肃反委员会里，同各位政委吵架，并且还将吵下去，但是我知道这样一点：现在存在的唯一的俄罗斯就在这里。而其余的俄罗斯，包括书本上的、外国的、袖珍的，我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我热爱这里的俄罗斯，决心保卫它。我的思想基础是无政府主义，为了这一点，将来总有一天会把我吊死。在没有被吊死之前，我在写诗。寻找过和自己意气相投的人，现在找到了，这就是谢拉皮翁兄弟。这些人很合我的心意，是一些不顾死活的人——不然生活就没有价值。在爱情方面并不那么称心如意。不久又将结婚。无论在童年还是在后来，打架打得很多。写的东西则更多。从来没有当过资产者。但是有不动产：第九印刷厂内有我的《汗国》一书——它象纪念碑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我的祖父是拉脱维亚人，父亲是图拉省人，而奥新斯基在我的诗中找到了英国的影响（见莫斯科的《真理报》）。毫无疑问，这是我身上某种国际主义的东西。我生于一八九六年，至于何时死，还不知道。一位女诗人看了我的手心后预言，我将被活埋。我不相信。 B.卡维林 “看在上帝份上，请说你是谁？” “什么，”小老头眨了眨一只眼睛，回答道。 “什么，”卢金在惊恐中重复说。莱蒙托夫：《卢金》我心中感到苦恼。二十年前我生下来时使父母大吃一惊，我自已也不愉快。头十二年是安安静静地度过的，只觉得有一些胆怯。其余八年的生活则极不平静，这时发生了许多非常事件，这留到下面再说。我有一个火一样的多情的外表，它使我显得与众不同。不过脸上胡子过多，对我的尊容有某些损害。下面谈一下创作。十二岁开始写诗，这些诗特别受另一性别的人的欢迎。现在由于完全没有诗才而搁笔了。两年前开始写短篇小说，关于这些作品的情况，谁如果愿意，可到百科全书里去找。姓卡维林的人很多，他们之中任何时候都有作家。许多人象我一样，写过短篇小说。谢拉皮翁兄弟过去和现在都对我有极大影响。我的信念留到下面再讲。俄国作家之中我最喜欢霍夫曼和斯蒂文生。谁也不知道我，也不理解我。我喜欢生活，并且生活过得很愉快。再见！再说一句：别的同伴说了需要说的话。叶莉扎维塔·波隆斯卡娅我小时候老是这么想，除了中学和大学外，最好还有一种学校，在那里教给学生各种只有成年人知道的生活中所必需的知识。例如怎样在车站上买票，怎样雇搬运工人，怎样同马车夫讲条件，怎样在店铺里讨价还价，淘气后怎样请求原谅，怎样回答诸如你最爱爸爸还是最爱妈妈的问题。我在中学时学习很好，但是有三件事怎么也学不会——第一堂课不迟到，不皱着眉头看人，不讲无礼貌的话。后来我到了国外，读完了大学，到过了许多城市，最后我才深信，在欧洲并不存在我在童年时幻想过的那种学校。糟糕的是，我学不会的东西的数目还有所增加。例如需要会察觉各种情况的严重性，需要会就职和去职，会同编辑和出版商谈判，需要会张罗，以便能列入科学院雇用人员名单，成为其中的第一百八十七名，需要生气生得正是时候，需要回答得非常及时。我声明，只要欧洲还没有这样的学校，我就完全没有会做这一切事情的义务。写自传也属于这一类事。我不会写自传。我写诗。伊里亚·格鲁兹杰夫一、关于自己写“关于自己”正在成为一种时髦。绝口不谈自己，看来这永远成不了时髦。因此善于保持沉默就显得更为重要。我没有能做到。二、关于尼古拉·尼整京尼基京不在彼得格勒，因此编辑部让我讲一点他的情况。但是我连尼基京生于哪一年也不确切知道。对我来说，他生于一九二〇年秋天，当时他在艺术之家的训练班里给我们读了他的《粗棍》。列夫·隆茨我于一九〇二年生于彼得堡。一九二二年大学毕业。留校后在西欧文学教研室工作。写了悲剧《不受法律保护》。就这些。没有发表作品就写自传是愚蠢的。我也不喜欢用抒情的笔调，自以为俏皮地把生活描写一番。如果我不谈自己，谈一谈团体，这样是否更好一些？为什么我们是谢拉皮翁兄弟一《谢拉皮翁兄弟》是霍夫曼的长篇小说。这就是说，我们在写作上仿效霍夫曼，我们是霍夫曼派。凡是听说过我们的名字的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是他在读了我们的集子或兄弟们的个别短篇小说后感到困惑莫解：“他们的什么东西是从霍夫曼那里吸收来的？要知道他们那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派和统一的流派。各写各的。” 不错，是这样。我们不是一个学派，不是一个流派，不是霍夫曼的训练班。正因为如此，我们自称谢拉皮翁兄弟。洛塔尔挖苦奥特马尔说：“我们是不是要通过一个决议，规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呢？是不是要强迫每个人一定要说三个俏皮的笑话或者确定晚餐一定吃用沙丁鱼做的沙拉呢？这样我们就会沉入只流行于俱乐部里的庸俗行为的大海。难道你不懂得，任何固定不变的条件会产生强制，使人感到气闷，变得毫无乐趣？……” 我们自称谢拉皮翁兄弟，因为不愿受到强制和感到气闷，不愿大家都写得一模一样，哪怕是模仿霍夫曼也不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貌和自己的文学趣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文学影响的痕迹。“各敲各的鼓，”——尼基京在我们第一次集会时这样说。要知道霍夫曼笔下的六个兄弟不是孪生子，不是按个子高矮排成的士兵横队。席尔弗斯特尔文静而谦逊，沉默寡言，而温岑特性情暴烈，桀骜不驯，反复无常，经常怨天尤人。洛塔尔为人固执，唠叨不休，爱争论，基普里安则是一个爱沉思默想的神秘论者。奥特马尔言语刻薄，爱挖苦人，再就是特奥多尔，他是一家之主，是兄弟们的慈父和好友，他不动声色地领导着这个古怪的团体，挑起争论，然后设法平息它。而争论非常之多。六个谢拉皮翁兄弟不是一个学派和流派。他们互相攻击，总是谁也不同意谁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我们自称谢拉皮翁兄弟。一九二一年二月，在大搞规章制度、注册登记和实行兵营式整顿的时期，在给所有的人规定一个铁一般的和枯燥的章程的时候，我们决定聚集在一起，不订章程，不推主席，不搞选举和表决。我们和特奥多尔、奥特马尔和基普里安一起共同相信，“未来的各种会议的性质会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我们发普完全忠实谢拉皮翁隐士的章程”。二而这个章程如下。某某伯爵宣布自己是谢拉皮翁隐士，即那位曾生活在迪希厄斯皇帝时代的人。他隐居林中，在那里给自己盖了一间茅舍，远远离开了感到惊讶的人们。但是他并不孤独。昨天阿里奥斯托来拜访他，今天则和但丁谈话。这位精神不正常的诗人嘲笑那些想要使他相信他是某伯爵的聪明人，就这样一直活到耄耋之年。他相信自己的幻觉……不，我说得不对，对他来说，这不是幻觉，而是真实。我们相信自己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事情的真实性。霍夫曼这个人生活过，弹指鼓舌的木偶也生活过，它过的也是真正的生活。这说法并不新鲜。有哪一个一文不值的、头脑简单的政治家不大谈活生生的文学、大谈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呢？好吧！我们就不提新的口号，不发表宣言和纲领。但是对我们来说，旧的真理具有伟大的实际意义，这种意义在我们俄国没有被人理解或者被忘掉了。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异常地规矩、古板和单调我们可以写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冗长乏味的剧本，——不管是用旧的文体还是用新的文体都可以，但一定要求写日常生活，写当代的题材。惊险小说是有害的现象；古典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悲剧则是旧的残余或模拟；低级趣味的小说是猥亵的。因此大仲马的作品毫无价值，霍夫曼和斯蒂文生是儿童文学作家。而我们认为我们的庇护人、这位写了与实际生活不相似的虚无缥缈的东西的作家可与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媲美，描写强盗的小说的作者斯蒂文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大仲马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是一位经典作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承认霍夫曼，只承认斯蒂文生。几乎所有的兄弟恰恰都是写日常生活的作家。但是他们知道，写别的东西也是可以的。作品可以反映时代，也可以不反映。它并不因此而变坏。例如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他坚定不移地写日常生活，描写了革命的、艰难的和进行流血斗争的农村，但他承认毫无条理的浪漫主义小说的作者卡维林。而我的浪漫主义的悲剧却同费定的高雅的、古老的抒情诗和睦相处着。因为我们只要求一点：作品应该是有机的、真实的，应有其本身特殊的生命。应有其本身特殊的生命。不应成为实物的摹写，而应同大自然平等地生活。我们说：霍夫曼笔下的弹指鼓舌的木偶同高尔基的切尔卡什相接近的程度，要比这个文学中的流浪汉同活生生的流浪汉相接近的程度更大。因为本偶和切尔卡什都是虚构的，是艺术家创造的，只是描绘他们的笔法有所不同而已。三谢拉皮翁隐士的章程还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伟大的实际意义。我们是在革命斗争极其紧张的日子里，在政治活动极其紧张的日子里聚集在一起的。“谁不跟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人们从右边和左边向我们说。“谢拉皮翁兄弟们，你们跟谁在一起呢？跟共产党人在一起，还是反对共产党人呢？是拥护革命呢，还是反对革命？” 我们，谢拉皮翁兄弟，跟谁在一起呢？我们跟谢拉皮翁隐士在一起。这就是说，不跟任何人在一起？这就是说，是一潭死水？这就是说，是一群持唯美派观点的知识分子？没有思想，没有信念，我们的房子在村边，什么都与我们不相干？…… 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思想，都有政治信念，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房子油漆成自己的颜色。在生活中是如此。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剧本中也是如此。我们大家一起，我们——作为一个团体——要求一点：要求嗓音自然。要求我们相信作品的真实性，不管它的颜色如何。社会舆论支配俄国文学的时间太久和太折磨人了。现在到了可以说一句非共产主义小说可能是平庸的、也可能是有才气的这样的话的时候了。对我们来说，《十二个》的作者——诗人勃洛克和《来自旧金山的一位先生》的作者——作家蒲宁，这两个人曾经跟谁在一起，这是无所谓的。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但是每天的所见所闻使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一点需要一次又一次反复地说。我们，谢拉皮翁兄弟，究竟跟谁在一起？我们跟谢拉皮翁兄弟在一起。我们相信，文学的幻想是特殊的真实，我们不要功利主义。我们写作不是为了宣传。艺术象生活本身一样是真实的。同时它也象生活本身一样，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它之所以存在，因为不能不存在。四兄弟们！我要对你们说最后一句话。还有某种东西把我们联合在一起，这种东西无法证明，也无法解释——这就是我们的兄弟情谊。我们不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不是同事，不是同志，而是—— 兄弟！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作家和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很可贵的。在伟大的时代，在伟大的城市里，我们——冒险家、知识分子和平常的人——彼此相遇了，正如兄弟彼此相道一样。我的血统告诉我说：“这是你的兄弟！”你的血统也告诉你说：“这是你的兄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破坏这种血统的统一，拆散亲兄弟的联盟。现在，狂热的政客和近乎瞎子的批评家正从左右两面在我们中间燃起不和，渲染我们的思想分岐，并且喊道：“按照党派分开！”——我们不理踩他们。因为一个兄弟可能向上帝祷告，另一个兄弟则可能向魔鬼祷告，但他们仍然是兄弟。世界上谁也破坏不了亲兄弟在血统上的统一。我们不是同志，而是兄弟！大鹏译 [1]西沃特是弗谢沃洛德的昵称。 [2]每俄丈合2.134米。 [3]即高尔基 [4]实科中学学生巴尔马舍夫打死了内政大臣西皮亚金后，萨拉托夫曾举行过反对处死巴尔马舍夫的游行示威。 [5]指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的奥国皇储斐迪南被刺一事。
意象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意象主义编者按：本文选自《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3卷，苏联百科全书出版，1966年版，第107页。意象主义（来自英文和法文image——形象）是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在俄国出现的文学流派。它的名称借用于英国的意象主义（imagism）。意象派的宣言首次发表在沃龙涅什市的杂志《汽笛》（1919年第4期）和《苏维埃国家报》（1919年2月10日）上。参加这个团体的有诗人格鲁齐诺夫、叶赛宁、伊弗湿夫、库西科夫、马里延戈弗、罗依兹曼、舍尔舍涅维奇、H.埃尔德曼和艺术家雅库洛夫、F.埃尔德曼。意象派的集子《词的熔炼场》、《卖幸福的货郎》出现于一九二〇年。最“左”的意象派宣扬在诗歌中“形象吞没意思”，、“形象本身”、“小形象”（借喻、比喻等等）具有首要意义，走的是为形象性而形象性和编造一连串花样翻新的借喻的道路。在暮色的灰粉下透过老年皱纹的沟痕月亮在乌云间飞驰，比骑马的山民还要迅捷…… 上面几行诗的作者是意象主义的理论家和极端的代表舍尔舍涅维奇，他把自己的诗称作“形象一览表”。“一首诗不是有机体，而是形象波，从中可以抽出一个形象，还能放进十个形象。”（舍尔舍涅维奇：《2×2=5》，意象主义的证书，1920年）为了“形象”而忽视意思的现象，还表现在违反表达意思的语法形式和改变诗的格律的形式上。意象派广泛地运用自由诗不是偶然的。然而在实践中许多意象主义者都倾向于有机的形象，这种形象在情绪上和思想上是与整篇诗融为一体的。意象主义者把题材的范围局限在孤独的、被遗弃在城市里的个人的主观感受上。在他们作品里名士派的情调颜为明显。由于不了解革命，他们自己感到脱离生活和人民。一九二二年马里延戈弗写道：人民不因我们的名字而激动，街上唱的不是我们写的歌。 “我的同道们没有最广泛意义的祖国感”，叶赛宁说，他是这个团体里最有天才的诗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远远超出了意象派宣言（文集《意象主义者》，1921年）的范围。意象派联合在意象主义者出版社的周围；他们在奇希-皮希出版社出版作品。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间他们在莫斯科创办了《美之国旅行者宾馆》杂志，该杂志出到第四期就停刊了（后来出版《意象主义者》文集等）。。一九二七年意象派团体解散。张静云译
意象主义是否存在？（В.舍尔舍涅维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意象主义是否存在？ В.舍尔舍涅维奇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126-129页，原载《读者与作家》1928年第3号。现在来谈意象主义是困难的，甚至可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几个个别的意象派的存在远非标志着存在意象主义这个事实。现在意象主义作为思潮也好，作为学派也好，都不存在。如同在文学史中的一切东西一样，意象主义的产生和灭亡的原因是合乎规律的。意象主义是作为未来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未来主义则是自然主义的复活。自古以来就存在于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推出一个未来主义的反对者来。这个反对者就是意象主义。斗争是激烈的，是一场殊死的斗争。未来主义虽然一直在侈谈它在形式上取得的成就，其实它一直在偷运着照相式的赤裸裸的内容。意象主义虽然一直在讲革命的浪漫主义，但实质上它一直在为建立一个形式的新科学院而大声疾呼。它重新审查音韵、节律以及有关结构的规律，它力求创立一部新的合乎规律的标准。意象主义把形象作为它的学说基础，形象是词的最坚固的材料。诗歌纯粹是和词打交道的，而词本身联合着形象和概念这两个成分。意象主义把这个“并蒂莲”中的概念部分留在日常交谈和哲学中使用，而把形象交给了诗歌，形象是词所含有的首要而又纯贞的意思。在意象派作家的三本书中，对词和形象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这三本书是：马里延戈弗的《码头-岛》、叶赛宁的《玛利亚的钥匙》、舍尔舍涅维奇的《2×2=5》。现在再次细读这几本书，我们无意与其中的说法划清界线，但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些书的重心正是放在艺术技巧和形象探求上的。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意象主义与未来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根本谈不上什么胜利，因为这两个流派都成了失败者。意象主义在今天已经没有生气，未来主义则早已被安宁地理葬。这是由许多超越出诗歌范围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同其它一切艺术一样，诗歌是对事实和生活的一种袭炸。这是一种炮火准备。当这种炮火准备把堡垒摧毁之后，思想步兵（哲学的和政论的）就出动了。现在的情况是：诗歌本身就投入了肉搏战，在这里决定胜负的已经不是技巧、目标的准确以及诗情的奔放，而是坚硬的拳头。同生活进行搏斗，不是用击剑的方式，而是靠掠夺。在这方面艺术是无能为力的。把艺术用来干这种事情就和拿起一只瓷杯朝墙上砸钉子一样。当今的诗歌总危机以及诗歌的销售危机也就由此而来。诗歌的读者如此之少，这是很久未曾有过的。诗歌的本质已经转了向：它从艺术变成了论战。正因为这样，别德内依写的强有力的冲锋诗在当前比任何一个诗人写的优美的抒情诗更为需要。诗歌的抒情性被剥夺了。而没有抒情味的诗歌就等于一匹缺腿的赛马。这样看来，意象主义的垮台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了，因为它一向坚持诗歌的诗化。当然，意象主义的垮台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正如在艺术的历史中根本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一样。但同样清楚的是：诗歌的新复兴不会再打出意象主义的旗号，因为新诗歌将要遇到的敌人不会是戴着未来主义面具的自然主义，而是另一种敌人。不过无论如何，新的浪漫主义派诗歌将从象征主义和意象主义的遗训中汲取许多东西。它将摒弃前者的神秘性以及后者的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是与策略性的一时的爱好有关的。可见，现在要从历史家的眼光，而不是从当代人的眼光来谈论意象主义。不过，在优秀人物的墓前所学得的生活道理不会比在喧闹的十字街头学到的差一些。意象主义为诗歌史作出的贡献有：破天荒第一次对诗人使用的材料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精密探讨，抛弃了自然主义的许多谬误，揭露了未来主义这个特洛伊木马的不可信的迷人外表，诗歌的世敌——抽象的口号式词语就藏在它的腹中。总有那么一天，在艺术家和读者面前会再度出现关于艺术、抒情的感染作用问题，到了那一天，现在的那些妄想流芳百世的一时应景之作都将在瞬息之间消逝。朱逸森译
关于我自己（节录）（С.叶赛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关于我自己（节录） С.叶赛宁编者按：本文译自《叶赛宁文集》第5卷，第20-22页。这篇自传是作者专门为他自己编的《诗集》第1卷写的。首次发表于1926年2月6日《莫斯科晚报》。我很早、大约九岁就开始写诗，但进行自觉的创作则是在十六七岁以后的事。这几年写的某些诗收入《扫墓日》中。十八岁那年，我把诗寄到一些杂志去，可是没有登出来，我感到很惊奇，于是便到了彼得堡。那里人们对我很热情。我第一个看到的是勃洛克，第二个是戈罗杰茨基。当我两眼望着勃洛克时，不禁汗往下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活的诗人。戈罗杰茨基介绍我与克柳耶夫认识，我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和克柳耶夫之间尽管有内部的纠纷，但我们两人之间开始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在这几年我进入沙尼亚夫斯基大学学习，在那里只呆了一年半，又回到了农村。在大学里我结识了诗人谢麦诺夫斯基、纳谢特金、柯洛科洛夫和菲利普钦科。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我最喜欢勃洛克、别雷和克柳耶夫。别雷在形式方面使我受益不浅，而勃洛克和克柳耶夫则教会我抒情。一九一九年我和很多同志一起发表了意象派宣言，这是我们当时想建立的一个形式主义流派。但这个流派自身没有基础，后来自然而然地死亡了，只有有机的形象才是对的。我的许多宗教诗和叙事诗我很愿意把它抛弃掉，但它对说明一个诗人在革命前走过的道路是有很大意义的。从八岁起外婆就带我到各个修道院去，由于她的虔诚，我们家里不断有形形色色的男女朝圣者落脚。各种圣诗唱得很起劲。外祖父则相反。他很能喝酒。经常不断地不举行婚礼就结婚。后来，当我离开农村后，我曾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分析自己性格的构成。在革命年代我完全站在十月革命一边，但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带一种农民的倾向接受的。在诗歌形式的发展方面，现在我越来越倾向于普希金。至于我一生中其余的材料，这些材料都包含在我的诗里。一九二五年十月龚长捷译
八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八条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123-126页。原载《美之国旅行者宾馆》杂志1924年第1期。一 “诗人是失去阶级性的分子”，——对于这种指责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不错，我们已经失去阶级性，这正是我们的功劳。阶级和社会等级的自然发展趋向就是阶级性的消灭。意识到阶级的存在，这只是一架梯子，沿着它人们走向胜利了的人类的下一个阶段，走向一个统一的阶级。有向着另一阶级发展的阶级性消失，这是一种倒退现象。还有向着以较新的社会形式为基础的无阶级性发展的阶级性消失，这是一种进步现象。一点也不错，我们已失去了阶级性，因为我们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阶段中走过来的。二飞机脱离了地面在空中飞行。飞机之需要地面，只是因为地面是它的起飞点，没有地面就不会有飞行。按此类推：艺术需要生活，也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出发点。但只要你让艺术老是在日常生活中磨蹭，结果你只能得到一架在地面上运送旅客的高级飞机（有人把这种飞机叫做有轨电车）。三现在正匆匆忙忙地创造新的“红色美化主义”。侯爵夫人、牧羊人、芦笛——这一切是感伤主义时代必循的法规。机器和混乱则是资产阶级未来派时代的美学习惯。镰刀、锤子、我们、群众、红色的、街垒——这些都是红色美化主义的标志。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是刻板公式的产品。现在描写飞机是容易的，应该在飞机发明以前就写。现在歌唱镰刀和锤子是轻松的事情，座在革命前就歌颂它们。美化主义并不表现在应该歌颂什么（侯爵夫人的外表并不比街垒更美一些）；美化主义是从一种表面上时髦的观点米歌颂一些表面上时髦的东西。四 “无产阶级并不需要你们的艺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指责是建筑在错误基础上的；它把无产阶级同各别的工人混同起来了。西多罗夫或伊凡诺夫所不需要的东西，可能正好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如果抱着“无产阶级不需要这个东西，因为有一百个伊凡诺夫这样说过”这样的观点，就一定会得出“无产阶级不需要任何艺术”的结论。曾有一部分工人和士兵把冬宫里的装饰花毡扯开做包脚布，可见，旧日的东西是不需要的。一部分工人对新艺术反应不好，可见它也是不需要的。不，无产阶级在一九二四年需要的东西，要到了二一二四年才会被无产阶级认识清楚，历史叫人要耐心。在这方面进行争论就等于一个占卜女人在作预测。五 “你们反对描写日常生活吗？” “是的！” “为什么呢？为生活吗？” “请听我们来解释。” 生活可以拍摄下来，这是自然派和“正在无产阶级化的”诗人们的观点。生活可以系统化——这是未来派的观点。应该把生活理想化和浪漫主义化——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是浪漫主义者，因为我们不是记录员。除了“为新生活而斗争”的口号外，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口号：“为新的处世态度而斗争”。六人的工作由两个要素构成。第一个要素是所谓的工作（生产），它是直接生产产品的活动，这种工作目前限定在八小时工作日里，以后将限制为两小时。第二个要素是不停顿地在心理方面进行的工作（脑力劳动）。这种工作是不能用任何劳动保护法令来加以限制的，除非是死亡的法令。生产的直接参加者在做着第一种工作，而我们承担的是第二种工作。七 “诗人是和大家一样的人呢，还是特殊人物？”就这个争论问题可以说：和拉车的马一样，阿拉伯骏马也是马。但是为什么在赛马时它常常跑在最前面？顺便说一句，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列夫”和《在岗位上》杂志中的文学界的十月派分子是否有点象波将金村？[1]我们宁肯要那长在彼得堡科学院中的冻地上的青苔，也不要那用毡块和未来派共产主义者们的菩提树皮剪成的角锥形杨树。八十月革命解放了工人和农民。但创作思想还未超越一八六一年。意象主义正在做着废除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农奴制度的工作。马里延戈弗、舍尔舍涅维奇、H.埃尔德曼、伊弗涅夫、叶赛宁由于对这里提出的某些论点有不同意见，有几位意象派诗人没有签名。朱逸森译 [1]波将波将金村的典故出自俄国的一个历史纪事，意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骗人的东西。
几乎是一份宣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几乎是一份宣言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120-123页。原载《美之国旅行者宾馆》杂志1923年第2期。有这么两个极，诗和报。前者是有修养的语言，就是说语言形象而纯洁，具有和谐性、思想性。后者是野蛮人的言语，也就是专门术语，无形象性，无节奏性，老生常谈替代了思想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阿提拉[1]。普希金时代的阿提拉是皮萨烈夫。抛弃皮萨烈夫思想是俄国象征派的一大功劳。古代艺术珍品的修复家们辛勤地劳动了差不多二十五年，才把天才的蛮人皮萨烈夫撒在普希金的想象所创造的美妙木乃伊上的屎洗刷干净。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青铜骑士》又傲慢而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台座上，这使许多人感到，那个曾把垃圾坑当作给《青铜骑士》用的卧榻的不道德时代不过象是一场神秘的幻梦。《天平》杂志里老朽的教育家们[2]可以安静地坐在他们的非常可敬的安乐椅的皮棺材里打瞌睡了，因为人们已经学会了区分鹅卵石和大理石的本事，区分有着高雅黯淡的外表的赤金和擦得锃亮的铜的本事。这些人包括神学校的学生、大学生以及出入于小甲胄街上的啤酒店的进步知识分子，一句话，包括所有忘我而激昂地大声叫喊和歌唱过下列语句的人：从遥远的地方，从辽阔的伏尔加，为了自由的劳动，我们汇集到了这里。[3] 看来，基地已经彻底清除干净，准备着迎接伟大的诗人。人们在期待着天才的出现。人们从“艺术史”中知道，超人的行动是毁灭性的和革命性的，“凡夫俗子”总是要污损超人的，“在天才和发疯之间只有一步之差”。由于害怕污损天才，人们曾把一些狡猾的骗子当成了先哲，把一些词法和句法的平凡改革者当作文学的救世主。要不受骗上当是困难的。出现的这些人是按第欧根尼的办法行事的。一个恬不知耻之徒说过：“如果有人伸出食指，人们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但要是伸出的不是食指而是中指，人们就一定会把他当作疯子。” 人们一度曾乐意和轻松地接受疯子的名声。颓废派曾用甜蜜的歌喉唱过：我是一朵小云，瞧我在飘浮。[4] 未来派则活象耶稣救世主式的大辅祭，他们用低音唱道：只要你们愿意，我可以变成百般顺从的温情的人，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5] 这是什么，这不正是替代食指伸出来的中指吗？或者，用文学的语言来说，不正是一个最普通的剽窃者吗？只是他为了回避不谦虚而又近视的批评家的眼睛而稍稍用遮羞布掩盖一下罢了。的确，有过这么一段绝妙的时光，天真的楚科夫斯基们甚至相信起当众表演胃粘膜炎交响乐的克鲁乔内赫来，并且把荒谬的“дыр——ьул——шнр”[6]当作一代人的新信仰提倡起来。俄罗斯艺术经历了十个混乱的年头。后来在一九一九年又来了一些戴丑角假面具的人。在他们的旗帜上写着：词的形象。旗帜是要有武器来保卫的，于是就不得不到教堂的武器库中来寻找。在同胞们的眼前又出现了种种滑稽的事情：重修基督受难修道院，莫斯科的街道纷纷改名，改为叶赛宁街、伊甫涅夫街、马里延戈弗街、埃尔德曼街、舍尔舍涅维奇街，进行令人嗤鼻的保卫革命艺术的动员，动辄在文学咖啡馆里把耳光赏给形象的反对者；而幕后正在顽强地学习艺术技巧，他们要在五至六年之后不动声色地牢固掌握时代和生活的材料，并开始创造一种高超的艺术。有人问：在一九二三年，意象派是如何理解自己的任务的呢？现在就来谈一谈我们的诗歌。下面是一个使形象发展和完美起来的简明纲领：一、词。词的核心是形象、萌芽的。二、比喻。三、借喻。四、一连串的借喻。在形象的句法单位——借喻范围内的抒情。通过在周围的实物界中的折射来表现自己：诗篇（三等形象）。五、抒情体验的总和，即性格——人的形象。“我”的转移——现实的和想像的，二等形象。六、最后一点是性格的结构——时代的形象（悲剧、长诗等等）。意象派在一九二三年以前，和普希金以后的全部诗歌一样，没有超越过第四档。我们应该承认，意象派写的篇幅相当可观的作品，如马里延戈弗的《傻瓜的阴谋》和叶赛宁的《普加乔夫》，也不过只是一些好的抒情诗。是时候了：要么干脆走开和不再醉生梦死，要么就创造人和时代。由于认真工作的结果，一些对我们说来是崭新的形式方面的信念又扩充了我们以前掌握的方法。现在被当作经典引进意象主义的有：心理描写和严谨的逻辑思维。未来派的支离破碎的思想正在成为“可爱的”笑料。小形象已经失去了它结盟的自由，它有机地服从着整体的形象。作为形式，作为法规的还有：要浪漫主义地认识当今的时代，如果你利用过去的时代作材料，也要把当代的革命思想移过去。我们在文章中数次提到十九世纪的伟大诗人，但这绝不是说意象主义运动在倒退。不是向普希金倒退，而是从普希金向前进。我们故意拿来作为出发点的是繁荣的顶峰，而不是俄罗斯诗歌衰落的山麓（涅克拉索夫）。（命运不佳的分队：颓废派、阿克梅派和“列夫”这个美的文明也包括在内。）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于莫斯科朱逸森译 [1]公元四至五世纪的匈奴王，曾征服欧洲许多国家，被称作“上帝的鞭子” [2]即象征派，《天平》杂志是他们办的。 [3]这是当时流行的大学生歌曲。 [4]引自巴尔蒙特的诗《我没有智慧》。 [5]引自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穿裤子的云》。 [6]这是克鲁乔内赫用“杜撰语”写的“诗”
生活与艺术（С.叶赛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生活与艺术（《词的装饰图案》一书片段） С.叶赛宁编者按：本文选自《叶赛宁文集》第5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8-61页。首次发表于《旗》杂志1921年第9期，5月号。我下面这些话，是对和我同属一个流派的同道们说的，我们这个流派都信奉形象的伟大。我的同道们觉得，艺术只作为艺术而存在。它不受生活及其方式的任何影响。责备我说，在我身上拉祖姆尼克派的精神尚未消除，[1]这一派把艺术看作是为某种思想服务的。我的同道们醉心于语言形式的视觉形象性，他们觉得词和形象就是一切。但是还得请我的同道们原谅，我要对他们说，对待艺术的这种态度太不严肃了，这样谈论表面印象的艺术，谈论装饰艺术是可以的，但谈论真正的、严肃的艺术就绝对不行了，因为后一种艺术是从意义上为揭示理智的内在需要服务的。艺术中的每一种技巧，不管是语言、绘画、音乐或建筑，只是人巨大的有机思维的一个单独部分，人本身拥有这些种类的艺术仅仅只作为他所必需的武器。艺术是人控制的东西。人用话语、声音和动作向另一个人表达他在内心现象或外在现象中抓住的东西。所有出自人的东西，产生了人的需要，从需要中产生了生活，从生活中产生了生活的艺术，这种艺术发生在我们观念中。我把艺术的范围理解得很广，想以此对我的同道们指出艺术如何与生活不可分割，指出他们有意陷在关于艺术的独立性的见解之中其错误达到了多大的程度。艺术的种类，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是非常多样的。在研究语言艺术前，让我们看一看最不复杂的和最浅近的艺术，即人的衣着的艺术，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我们的斯基福时代。回忆一下摩尔人、布季特人和萨尔马特人。希罗多德在描写斯基福人时，首先谈到他们的习俗和衣着。[2]斯基福人脖子上套着金属颈饰，手戴镯子，头戴兜鍪，身披用马蹄缀成的披风作为铠甲。内衣为宽腿裤和短衫。仔细读一下这段简短的介绍，你立刻就会想象出生活习惯的前因后果，在你眼前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个剽悍的、体格匀称的和尚武的种族。你马上就会感到，颈饰是他用来保护脖子防止敌人刀砍的，兜鍪是用来保护脑袋的，镯子是用来保护手臂的，披风则用来保护他的两胁和后背。象在衣着方面一样，人也在对音乐的要求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特点。我们知道，旋律也是象盾牌和武器一样产生的。音乐主要作用于人的感情。声音不知何故既能使人激动，也能使人平静。这个秘密古代吹笛驯蛇者就已懂得了，我们今天吹牛角放牛的牧童也懂得这个道理。无怪乎蒙古人说，拉琴能让骆驼哭泣。声音能擒能纵，能止住也能驱使人急如星火地奔跑。这一切早为人所共知，根据这一点早就作出了英雄诗、叙事诗、葬歌和婚歌等的分类。至于语言，我们也可看到，它的意义与前面所说的人的各种要求相同。词是人周围所有具体实物和所有现象的形象，人用它进行自卫，也用它发动进攻。没有无内容的和无实体的词，而且它也象艺术中所有多手多限的家当一样，与生活密不可分。甚至连那种完全没有用的衣着、音乐和语言的艺术，也仍然是生活运动的产物。艺术是生活的旅伴。现在的项链、戒指和手镯不是与我们远祖打仗穿的铠甲相似的东西又是什么呢？那种激起男女青年的性欲，使他们感到忧伤的缠绵的情歌，不是类似于对蛇和牛起作用的东西又是什么呢？词不是原始人周围的物件遗留下来的发青的遗骸又是什么呢？是的，生活和艺术密不可分。图形已经就是生活，而艺术是最鲜明的形象性。我的同道们不承认词组和形象组合中的顺序和一致关系。[3]我想对同道们说，他的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对的。形象的生命是巨大的和向四面扩展的。它有自己的年龄，这年龄往往用时代来表示。起初，有词的形象，它给各种物件以名称，接着而来的是闸门形象，即神话形象，神话形象之后是典型形象，或叫集合形象，典型形象之后是船舶形象，或叫双重视觉形象，最后就是天使形象，或叫有发明力的形象，这些形象我部分地在《马利亚的钥匙》一文中谈到过。词的形象举例如下。先拿没有词的形象来说。我们听到蜜蜂发出一片模糊不清的声音：呜——呜——呜嗡——嗡——嗡在人的意识里出现了根据“嗡——嗡——嗡”这一声音分辨出来的动作，事物被抓住后就给它下一个定义，它就静止不动了，这个定义就是词的形象。闸门形象，或叫神话形象，是一物或现象与另一物或现象的比拟，如：树枝——手心——老鼠太阳——水洼神话形象在于把自然现象与人的特点相比拟。由此产生了雨神达日吉博格和轻佻的赫柏[4]，后者：把一大杯冒泡沫的酒笑着从天上倒向大地。[5] 所有神的形象以及野蛮人英雄的诨名，如“花斑鹿”、“赤风”、“猫头鹰”、“猛鸮”、“啃坏的太阳”等，都是建筑在神话形象之上的。典型形象，或叫集合形象，是人的外形或内心状态的总和的形象。外在的形象如“象渡口一样的鼻子”。内在的形象如：象石头一样坚强象风一样恶作剧船舶形象、双重地位形象如：半夜瓦罐似的月亮闪闪发光要舀白桦树流出的奶汁。这种形象很想闸门形象，区别只在于闸门形象是静止的，而这种形象能转动。天使形象，或叫有发明力的形象，是运动或现象以及物体等具体体现为词。所有技术的物体的创造力以及感情的创造力，都建筑在这种形象的感觉上。物体的天使形象是：飞毯和飞机，火鸟身上发光的羽毛和电，自行雪橇和汽车。看不见的和没有物质基础的名称，是靠天使形象而存在的，这些东西一被预感到，就已穿上名称的服装，如对看不见的“伊诺尼亚”国[6]的感觉，如对看不见的和不知道的到来的感觉，例如《奇妙的客人》。可见，给形象的流动性找到合适定义，把它们纳入它们所固有的形式，我们就可看到，它们的流动性和转动是有规律的，违背这些规律的情况十分明显。我们整个生活无非是用各种图画填满一幅干净的大画布。一个农民在窗下种白柳树或花楸树时，已经在画一幅自已的生活及其对农历的全部依赖性的明确而严密的图画。我们每走一步，每犁出一条沟，都是我们生活画面上必要的线条。我敢于向我的同道们指出，这幅图画中的每一条线，都是与普遍的规律严格协调的。我国的农历促使我向我的同道们指出，这些规律是如何必要和不可违背。我的同道们本身也都作为一根细线条纳入这个规律，并按照给他们的规定而转动。不管他们为了表示反对说些什么，他们仍然要受这个规律的支配。正如我们俄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要受日历的规定所支配一样。北方的老百姓不在自己窗下种柏树，因为他了解事物和现象的因果关系暗示给他的规律。他只种适应他所在地方的风雪的树木。仔细瞧一瞧大俄罗斯日历上的农谚，那里每句话里规律都是与事物和自然力的地点、时间和作用严格协调的。所有这些“马利亚日冰雪化”、“沟谷动”，[7]“阿芙多季娅日门槛湿”，[8]“菲杜莉雅姐妹日”[9]等，都是根据感觉自己国家的最好方法构成的。我的同道们没有最广泛意义上的祖国感，因此他们的一切都不协调。因此他们就喜欢那种不谐和，并把它和那种为装腔作势而象小丑那样装腔作势的室息人的蒸汽一起加以吸收。阿纳托尔·法朗士有一篇写一个技巧运动员的极妙的短篇小说，这个运动员在圣母面前不做一般的祷告，而在秋千上做各种不同的动作。我的同道们没有这样的感情。他们不向任何东西祷告，他们喜欢的只是空洞的技巧运动，表演时他们做很多令人头晕目眩的跳跃动作，但这些动作不多不少正是毫无目的的扭曲身体而已。可是生活只要求它需要的东西，并且因为艺术只是生活的武器，所以任何不必需性也要象不协调性一样被否定！一九二一年龚长捷译 [1]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1878—1946年），批评家，社会学家，文史学家，曾积极参加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活动。叶赛宁与拉祖姆尼克有过来往，并承认受过他的影响。 [2]指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所著（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希罗多德在该书第四卷谈到波斯王大流士一世进攻斯基福人时，简要地叙述了斯基福人的起源、信仰和习俗。（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1册，第1-4卷，1835年，莫斯科，第197-342页，）——原编者注 [3]意象派的创作纲领否定诗学和语法的规律。（参见本书第279-291页舍尔舍涅维奇《2×2=5》一文。） [4]希腊神话中的青春女神。 [5]引自丘特切夫的诗《春天的雷雨》 [6]叶赛宁的同名长诗里所描写的想象中的幸福之国。——原编者注 [7]俄国民间日历中的埃及的玛丽亚日，即四月一日。 [8]阿芙多季娅日即三月一日。 [9]菲杜莉雅姐妹日，即二月五日。
马利亚的钥匙（С.叶赛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马利亚的钥匙[1] С.叶赛宁编者按：本文选自《文学宣言》，第115—120页，这是叶赛宁的论文《马利亚的钥匙》的第三部分（收入《文学宣言》时有删节）。全文首次于1920年由莫斯科语言艺术劳动组合出版社出版。后来收入《叶赛宁文集》第5卷，国家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形象创造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一样，可分三个方面：灵魂、肉体和理智。肉体的形象可叫做闸门形象，精神的形象可叫做船舶形象，第三种形象，即理智的形象，可叫做天使形象。闸门形象就同隐喻一样，是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比拟。也就是用我们所熟悉的东西的名称来命名天空中的东西：太阳：车轮，牛犊，兔子，松鼠。乌云：云杉，木板，大船，羊群。星星：圆钉，谷粒，鲫鱼，燕子。风：鹿，骏马，扫街人。雨：箭，播种，小玻璃球，线。虹：弓，门，门框，车轭及其它。船舶形象是在某个物体、现象和人中间捉摸到的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闸门形象就象一艘破浪前进的船只。比如，《圣经》中的大卫说：一个人口若悬河，他口中的舌头是一把打开心灵之门的钥匙，而心灵则象宇宙的圣殿。对他来说思想是琴弦，他鼓琴歌颂天主。又如，在《圣经》中所罗门凝视着美丽的书拉密的脸庞，赞不绝口地说：她的牙齿“像一群从加拉太山上跑下来的已经剪光了毛的山羊”。俄罗斯古代的史诗吟诵者巴扬唱道：“人头象一捆捆庄稼似的铺在涅米加河畔，人们用钢铁的链枷打谷，把生命放在打谷场上，从躯壳中将灵魂簸出。”“在涅米加河鲜血染红的两岸，所种的并非幸福，所种的乃是俄罗斯子孙的白骨”。天使形象是从一定的闸门形象和船舶形象中开辟或打通的一个窗口，在这个窗口里光束从圣徒画像上显现出一个或数个相貌，从这个窗口看来，书拉密的牙齿变成了一群活的从加拉太山上跑下来的真山羊，已经没有任何“象”字来作比拟，任何与牙齿相象之处都消失了。几乎所有的神话（从埃及的天牛一直到今日的讲风神的子孙的风“从海边像利箭一般地刮来”的多神教神话）都是用天使形象写成的。这种形象渗透了各民族优秀作品所表现的意向，如。《伊里亚特》、《伊达》、《卡列瓦拉》、《伊戈尔远征记》、《吠陀》、《圣经》等。在纯粹的个体创作中，用天使形象写的作品有：埃德加·爱伦·坡的《黄金国》、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赫勃尔的《夜谈》、乌兰德的《天上的宴会》。莎士比亚用天使形象写了《哈姆雷特》的内心，而在悲歌《麦克白斯》中他描写了女巫和勃南森林。在我们俄国的《关于万物起源的通俗宗教诗》、《隐士达尼伊尔记》、《金链》以及大量其它的许多世纪来一直闪闪发光的作品中，也散发着天使形象的气息。我们古代人对这些形象并不了解。近来俄罗斯文学显得异常的愚钝。好几百年来已被彻底榨尽和蛀坏的破烂货，今天又被当作新发现一片一片地捡起来。几十年来我们的艺术家们已经丝毫没有一点内在的才华。他们变成了某种对僵硬的文字材料进行加工的首饰匠、制图人和细工匠。例如，对克柳耶夫来说，一切都完全变成了英国版画式的平庸的田园诗，在这里葡萄被摹拟成威风凛凛的骑士的卷曲的队形。过去曾经是钻那个紧裹在他身上的硬壳的东西，现在成了嵌入这个硬壳的东西。他的心没有猜破充满了他的形象的秘密，因此他没有发出来自奥普塔修道院[2]石块底下的声音，却向我们刮来了一阵乡下的奥勃里·贝兹莱[3]的毫无生气的花边风，其中他把嵌入的夜铸成比白天还要明亮的戒指，而把老茧，普通农夫的老茧作为祭坛上的香炉，嵌入脚后跟。当然对这种镶嵌术的价值，谁也不会去争论。在我们看来，穿着树皮鞋的华尔特同穿着漆皮鞋并在钮孔上插一朵花的华尔特一样令人喜爱。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这么一点：这位艺术家走错了草原。他追逐色彩的鲜艳，结果是“为了一串金项链却伤害了勇士身躯里的珍珠般的灵魂”，因为艺术家的草原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医潘捷莱依蒙的鲜花盛开的草原。用一些地球上的东西创作一个空中世界，或者把这个空中世界分散于诸事物，这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什么新的秘密。这说明理智的特征只不过象是一只存放着做细绣活儿的针具盒。这是编写一些在谜语的中部就有着答案的谜语。但在古俄罗斯的以及现在的民间创作中，这部分创作是更富表现力的。如对月亮的描绘是这样的：一匹灰马跃过了海洋。四蹄不湿。透过蓝色的篱笆秃骗马在窥测。民间创作对露水的细致描写是：晚霞姑娘，美丽的霞姑娘，在去教堂的路上失落了钥匙。月亮看见了，太阳把它们偷走了。紧随着克柳耶夫，愚蠢的未来派也扭伤了脖子。未来主义先用故事《维》[4]中的霍玛·勃鲁特的神圈把自己圈起来，接着就吵吵嚷嚷地竭力要给我们印上那些藏在墙角里的恶魔的名字。未来派在它的心中聚集了理智和情感的全部垃圾，它像一个“深夜的过路人”，把这臭气冲天的花束扔进了我们的有着一只嘴含橄榄枝的诺亚鸽的艺术之窗。其实未来派脓肿腐烂的声音在它这个畸形儿神密地诞生时就已经响起了。大声宣战的马利涅蒂[5]第一个被创作真实性的锐矛刺透了胸膛。正在词和形象中显示出来的俄罗斯神秘主义的那股迄今一直是隐藏着的内在力量的勃南森林，正预言着死亡，向着那些从马利涅蒂这位长着一张大嘴巴的意大利人的破腹中诞生出来的俄罗斯应声虫马雅可夫斯基、布尔柳克等人推进。未来主义的无能主要表现在：它虽然把松树翻了个根朝天，并让一只乌鸦停在松树的枝头，但如果不给松树撑以支架，它却仍然不能赋予松树以生命。未来主义在空中找不到水，不要说湖水，就连可以让这棵根朝天的松树的树根浸没的小水洼也找不到一个。于是树向高处生长的情况就同平常不一样，只有即脱皮的东西才能长高，或者像别雷的《柯季克·列塔耶夫》，借助于心灵之手从躯壳中（象从口袋中）往外伸展。在读到柯季克向着地平线哭泣，而黑夜向着他哞叫，星星飞进他的小床向他眨眼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是人间的别雷和天国的别雷结了婚似的。我们眼前出现一个人形，他的两头都是脚。他已没有空间，而有两根支柱。他的头部已经不是顶点，而是一个中心点，从这里脚就象是某种射线一样地向外伸出…… ……我们认为，把目光只注视着腹腔空间的做法是一种犯罪行为。那些愚蠢的不配听到我们内心的太阳之国的声音的幽灵们，他们目前正在竭力要扼杀那出自肺腑化为理智的声音，对他们，必须象对旧世界一样进行无情的斗争。他们要用注定不育的可恶的无花果之手把我们钳紧。我们要大声疾呼，所有这些无产阶级文化派都是老式的用以鞭笞人的创造性的桦树条。我们应该从他们残暴的手中夺下新时代的新生婴儿，趁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把它鞭打致死。我们应该对他们说，就象哈姆雷特对好说谎的宫臣纪尔顿斯丹说的一样，“见鬼去吧！您以为摆弄我们比吹笛还容易吗？随你把我们叫成什么乐器都可以，您可以把我们损坏，但别想摆弄我们”。人的心灵太复杂了，不可能把它紧箍在一种生活的曲调之中。在任何框子里，心灵都喧哗作响，就像推动水磨运转的水侵蚀着堤坝一样。谁想筑堰蓄水，谁准要倒霉，因为一旦决堤，滚滚洪流首先要叫这些人化为乌有。就是这样它扫荡丁君主主义，消灭了古典主义、颓废派、印象主义、未来主义等集团，它也将同样地消灭它将遇到的许多其它集团。现在人的心灵的任务是要脱离月亮的势力范围。在摆脱旧的资本主义的思维习惯的同时，我们不应该象上面提到过的克柳耶夫那样塑造形象：莱姆包严厉地统治了一千年，向生灵征收贡税。兔子要交兔毛，树精要纳毛茸，白杨要进贡一捧三戈比的铜币。这个形象是用已被革命所毁灭的那种生活的闸门形象来塑造的。我们不能否认它是美的，但是它在我们已经更新的心灵之室中是一具死者的遗骸，因此它应该被埋葬。它之所以要被埋葬是因为它叫克柳耶夫在人的精神更新的神圣日子里赞颂凶杀行为：“杀人犯比祭杯神圣”。这是一种残忍的旧正教，它把圣徒格奥尔基放上马，不是用矛把大蛇刺死，而是把耶稣本人刺死了。那些以旧的用惯了的粗浅文字来刻画形象的方法应该消亡。这些方法要么应该将词语孵出新的雏鸟，要么就让过时的激流把它们冲走，永远被人们忘却吧。朱逸森译 [1]马利亚在舍拉普特派鞭身教徒的语言中是心灵的意思。——原注 [2]俄国著名的男修道院。 [3]英国象征派画家。 [4]果戈理的中篇小说，一般译为《地鬼》。——译者 [5]指马利涅蒂在其诗集《锵咚咚》中宣扬帝国主义战争。
2×2=5（В.舍尔舍涅维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2×2=5 В.舍尔舍涅维奇编者按：译自《文学宣言》，第100-114页，首次发表于1920年2月。 ……诗人们从来不创作“生活所要求他们写的东西”，因为生活不能提出任何要求。生活是按艺术所要求的方式形成的，因为生活发源于艺术。现在有人要求诗人“表现无产阶级思想”，这是可笑的，因为向母亲“要求”给她“晚一些躺下睡觉的权利”的三岁小纽莎是可笑的。解决吃饭问题的革命完全从属于精神方面的革命。应该明白艺术并不是娱乐，也不是宗教。艺术——这是一种必要性，是那个拴在坚实的生活绳索上绕着时间转动的球。“诗人应该阐释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指明新的道路，”——一些早熟的小市民共产主义思想家们叫喊道。“瓦西里，到前室去打灯照亮！” 与形象发展的历史相比，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以及人类的全部历史不过是一个插曲而已。未来主义用外表好看的无谓忙碌替代敏捷行为的美。其实活跃性并不存在于忙碌之中，而存在于材料的静止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之中。未来派矫揉造作地唱道，“有人在追逐我们，跑，快跑！”庸俗的活跃性寓于思想的堆砌。艺术的活跃性则寓于材料的混合。一个绕着曲颈瓶奔忙的实验员并不是活跃的，而一盘放进了碳化物的水倒是很活跃的。未来派同马里延戈弗的区别就在这里，未来派号叫着要活跃，但他却是静止的。马里延戈弗可说是活跃透了，但他却狡黠地盘算着静止。诗歌这艘轮船已经开离了现代性这个码头，而微不足道的未来派却在岸上奔着叫喊道：开船！开船！在艺术界每十年就会出现一些“徒有其名的”“时髦的庞然大物”。以前曾为镭和606大吹大擂，后来就给914做广告。曾经吹嘘过勃洛克神秘的无政府主义，戈罗杰茨基的神话性和阿克梅主义。当今的时髦的徒有其名的庞然大物则是无产阶级艺术。把文学司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那伙平庸无能的黄口小儿忘记吧！并非他们有过错，是别人把他们高高地安置在山顶上的：“象上帝一样坐在这里，口吐真言吧！” 无产阶级艺术并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艺术，因为顾客的更换并非艺术本身的变化。难道这个无产阶级对勃柳索夫、纳德松、勃洛克、B.伊凡诺夫等人的腐臭作品不也是狼吞虎咽的吗？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艺术是一条迷人的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接着就是为细木匠服务的诗歌，为食品工人服务的绘画，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职员服务的雕刻。无产阶级的艺术并不是无产者的艺术，因为创作者只能是专业人员。正如诗人不能因为无事可做而走向机器并把它发动起来一样，工人也不能一提笔就“生产”出诗篇来。不错，诗人能自己把着方向盘，乘坐小汽车兜风，汽车司机也可能会吟上两三句诗，但是这都算不上是创作。现在所谓的无产阶级艺术是一种骂人的术语，是掩饰蹩脚商品的一块时髦的招牌。进入无产阶级诗人行列的是雅新斯基或克尼亚泽夫这类庸才，或是罗多夫这辈浅学之徒。任何一个工人，一旦他成了个职业诗人，他就注定了要立即与自已的阶层决裂，而且常常比“资产阶级的”诗人更不了解这个阶层。意象主义并不是一个文学流派。参加的还有一些画家，音乐家们也正在准备宣言。意象主义有着完全确定的哲学依据。意象主义与象征派的市侩个人主义和未来派的市侩共产主义同样都是格格不入的，它是全世界精神革命的第一声春雷。象征主义完全陷入了过去的哲学先验论。未来主义对未来的肯定是有名无实的，实际上它已陷入了现代性的泥潭。文艺的无主义是与星际对话这股旋风背道而驰的。未来主义说机器改变了人的感觉过程，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前提，但是未来主义徒劳无益地把这种新的感觉过程和机器式的感觉等同了起来。破坏的尘土一落，建造新屋的时刻就来到了。未来主义胡诌关于斗争和诅咒的神秘剧。意象主义是向着欢乐的耶路撒冷东征的十字军，“在那里，笑正在上帝的灵柩中打瞌睡”。不要靠思维来认识，而要进行探摸，就象“春天用许多浅蓝的小溪探摸大地的身躯”一样。在意象主义中，不仅象柯兹洛夫这样的盲诗人是不可想象的，即便盲人读者也一样是不可想象的。读得懂丘特切夫和巴尔蒙特作品的盲人理解不了马里延戈弗的现实形象，就象聋子听不到巴尔蒙特的诗歌一样。我们的诗不是写给鼹鼠读的。我们理解的欢乐并非哈哈大笑。难道耶稣不欢乐吗？虽然福音书上说，他一次也没有笑过。在这所宏伟的欢乐大学里可能有一个痛苦系。一个人见一棵小草，认为它不过是一种草，但在蚂蚁眼里这棵小草却是一个庞然大物。要是未来派遇上了不幸，在他看来不幸就是绝望。但在意象派心目中，不幸只是存在于这一本书中不会歪曲事实真相的一个错字。艺术应该是欢乐的，不要再走在自杀者行列的前面了。意象主义孕育着一种新的、超阶级的、全人类的的诙谐性的理想主义。意象派示威性的口号是：形象就是目的本身；形象就是题材和内容。意象主义比未来主义在思想上更接近于象征主义，但并不接近它的活动家。象征主义崇拜过去的永恒的神，未来主义毁灭了这些神，意象主义则在创造新的神灵，其第一个就是它自已。如果说马里延戈弗高喊，“公民们，洗一下淋浴，换一换衬衣吧！”是正确的话，那么叶赛宁和舍尔舍涅维奇也是正确的。叶赛宁写道，“改变面貌的时机正在成熟.*从天蓝色的水面上，把桨使劲一划，给我们把词投来，就象一只维鸡已从中破壳而出的鸡蛋。”而舍尔舍涅维奇则大声呼吁，“人们，放声大笑吧，我第一个参加那心儿怦怦跳的微笑环舞；扔掉哀嚎的神经，让它见鬼去吧，就象把尖叫的小猫扔入河中一样。” 把语法摧毁——致彼什科夫斯基诗歌一条主要的和出色的规律在于“没有任何规律”。高贵的诗学之祖罗蒙诺索夫曾说过，“诗歌是优雅的词语高超的结合，而且结合时重读词与非重读词能和谐地始终如一地互相更替。”说真的，在这条充满激情的定义中什么东西完整无缺地保全下来了呢？俄罗斯诗学的堂吉诃德波捷勃尼亚（众所周知：维谢洛夫斯基或别雷只不过是桑科·潘扎）说过：“许多科学的完美表现在它们的目的与手段的区分上而不表现在它们的混合之中，表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上，而不是在奴隶般地为别的科学服务上。” 这也可同样成功地用来说艺术问题。一种艺术越是不依赖于另一种艺术，用于直接研究它必须利用的材料上的精力就愈多。愚蠢的贵族老爷直到现在仍在研究着词的音响本性；计算着普希金诗的重音数，创造着弗重读音节脱落的三音节的诗格，或者以手淫者的顽固性计算著音的重叠和排偶。这种做法同那种为了研究农民的心理而去量他的老婆做一件衣服得用多少尺布的作法是一模一样的。比较勇敢的人们已经把词的一切，除了词本身以外，全部扔掉，他们以赞美的目光观察着词的形象。谁都明白，词的形象有别于词的内容，有别于词的意义和思想。但是，关于词的形象与词在句中的地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却远非所有的人都明确地向自已提出过。换句话说，词的形象是一个常数还是一个变数？弄清楚这一点在今天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形象学在形象的交替和序列方面所规定的正确格律已被抛弃，现在所运用的是自由的形象序列。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汉语中，“tау”的意思是“头”，但并非指人体顶部的头，而是指某种圆形的东西。“син”的意思既是心，又是感觉和意图。但是词组“синтау”的意思则一定是“心”，因为“tау”表示一个圆形物的形象，而内脏的形象则由“син”来表示。又如“жи”的意思是“日”，但圆形物形象从“tay”转到“жи”，结果词组“житау”圆就表示白昼的圆形物，即太阳的意思。在汉语中，词的形象与邻词的辐射影响密切相关。很遗憾，俄语词的词根已十分明显地确定了语法的形式。这并非一种能自燃的东西，并非一种有机地能自生的物质。这只是一种残缺的语法词。如“виж”这个形式已经是一个动词（因为名词是“вид”，而且具有一定的数和人称的特征。我们的词根是劈柴，是以前的一棵绿树的碎片。但即使在这些词根中，也有着感染的可能性，有着变换那个被截短的、长期幽禁在词根中的形象的办法。词在大声疾呼： “不要诗的韵律，不要装腔作势的意思和内容”从思想性这座牢狱中冲出来的词，它在枉然地企图在诗篇中打碎语法、变格变位以及句法一致关系等等镣铐和枷锁。 “象今且拿父母病的爱你班关于心内脏说一说”——别以为这是克鲁乔内赫的梦呓。不，这是一句中国话（“如今且那父母疼爱你辈的心肠说一说。”)的逐字的直译。这句中国话的意思是：现在我把父母热爱你们的心情说一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共同的东西就是：通过一些词的形象与邻间的相互影响，一群无政府主义的流民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可惜，俄语太完善了，它不准许有这种幻想形象。每一个俄语短语都紧包在语法的，主要是语法形式和一致关系的甲胄中，它活象一个身披重甲的骑士，骑在马上时倒还可以，但一下马来，就现出一副丑陋的乌龟相，宛如一个不按格律写诗的象征派。平面词是古今诗歌中带见的庸俗理想，是一枚表示神态和爱情的硬币。现在立体词又从棺材中爬出来，它要复仇。一些胡闹者已经在词的古墓（俄罗斯文学）的富丽堂皇的石板上盖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和契尔潘诺夫的茅房。由于有形象的照耀，平面的词正在逐步地开始变成立体词。词的深度、长度和宽度是由词的形象、意思和声音来测定的。但意思（这三种尺度之一种）是逻辑上固定的东西，另两种尺度则是可变的，而且音是外部可变的，形象是天然可变的。音的变化取决于语法形式，而形象则朝着无语法形式而变化。赫列勃尼科夫曾一度力求找到一种词的内部变格法。他证明“бох”是“бык”的宾格形式，因为“бох”的意思是打击所向之处，而“бык”则指打击来自何方。“леc"是长着毛发的地方，而“лис”是指毛发脱落了的地方。其实赫列勃尼科夫所要证明的是不可能证明的东西，因为形象不仅不服从语法，而是百般地在同语法进行斗争，它要驱逐语法。俄语中词的形象通常寓于词根之中，因此语法词尾只象是一种拍击着岩石的浪花。浪花不可能改变这岩石的形式，岩石不是由浪花产生的，而浪花却是岩石的产物。倒立的词：倒立是词的最自然的姿势，新的形象应从其中产生。受惊的孕妇会早产。词永远孕育着形象，永远在准备分娩。乍一看十分奇怪：为什么我们意象派在当代诗学的腹腔中高呼：打倒动词！名词万岁！动词是语法乐队的总指挥。它是词法的一根指挥棒，正如谓语是句法的一根指挥棒一样。词是一头把形象这个耶稣带进理解这个耶路橄冷的驴子。而驴子是圣经的一种偶然点缀。一切来自动词的东西（介乎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形容词、副词、形动词）都略具低级活跃性的味道。忙碌并不是活跃性。因此意象主义作为形象的传播者，它必须减少动词而增加名词。诗歌创作的主要材料是名词，而且是极重要的、摆脱了语法的名词，如果摆脱不了，那么同语法进行内战的名词也行。名词是诗歌作品赖以制成的原料，而动词甚至连可悲的必需也不是，它不过是我们言语中的一种毛病，是诗款身上的阑尾。正因为如此，就开始热心地同动词斗了起来。马里延戈弗（玛格达琳娜、阳光点心铺），舍尔舍涅维奇（在《词的熔炼场》、《城市的书拉密》中）等人进行的试验和取得的成绩都直观而又出色地证明动词是一种偶然的毫无用处的东西。动词是语法的硬音符号，偶尔才用得着它，但即使没有也可以过得去。名词内部就已架上色彩，而周围的一些词则把许多色彩混合起来，这是一些补充词的词。不过，在多数场合下，邻近相一致的词并不改变色彩，它们只是过分地重复主导词要了。因此，看到每一个语法上的错误，每一个无语法现象，就由衷地高兴。那里疯狂的单轴双轮马车发出粗野的吆喝，那里有野蛮的叫疯狂的我的。第二行诗在语法上稍微有点不协调，但它是多么迷人和动人，对整个诗行的结构作了修饰。按未来派反对标点符号的那个原则，我们应该反对在语法建筑方面的标点符号：反对前置词。由于前置词赋予词一定的语法面貌，它削弱词的形象性。前置词是变格的提倡者。它要消灭意外现象。它是逻辑的轨道。它是词好心的规劝者和协调者。如果说连接词能填平坑洼的话，那么前置词不让我继续说话。它从我手中抢走形象的巨块，换之以一个头发梳得光光的、彬彬有礼的男孩。打倒前置词！这比打倒动词更自然，更必要。如果说动词用廉价的手段控制形象性名词的活动的话，那么形容词对名词内包含的东西进行了叙述和生动的描绘。它带常象一把锹，从地中挖掘出闪闪发光的珍宝。与动词相比，形容词的主要优点是它没有时间上的变化。不管形容词有多么讨厌，我们不该把它的高贵血统忘记。形容词本是名词的孩子，但被比较等级这个坏伙伴带坏了，而它接近动词和奴隶般地依附于名词这两点也使它变坏了。形容词在数、格、性方面都不敢对名词说半个不字，但它毕竞是名词的孩子，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形容词是畸形化了的名词，“鸽子”、“淡蓝色”，——这很形象，也很实在；但“淡蓝的”就是词根的抽象化了。“黄蘑菇”比“红黄色的”要形象一些，“蛋白”的形象性比“白色的”强，而“墨水”又比“黑色的”更形象。因此，爱好鲜艳的和天然的色彩的诗人从来不说，“蔚蓝色的天空”，他总是说“天空的蔚蓝”，他不说“白色的粉笔”，而说“粉笔白”。因而在现代语吉中有一种明显的向着相反方向发展的趋势：形容词已经在企图倒过来转化为名词。名词是某一物体的全部特征的总和，而形容词只指出一个特征。描绘几种特征的形容词就将是名词，但它具有形容词的形式。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不是有许多形容词已经由许多别的形容词同它们搭配，以突出它们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吗?如，“резваяпритяжная”（善跑的拉套马）、“ходкоеприлагательное”（常用的形容词）等等。形动词与动词更接近一些（它有时间上的变化)。但作为动词派生出来的形动词，有时也转化为形容词，其中胆子大一些的甚至还转化为名词。如，“раненый”（伤员）、“мороженое”（冰激凌）等等。把名词的锁链拉长，在这方面马利涅蒂是正确的，他的长处当然不在于他的诗才，而在于他无才。但他却有一种正确地理解材料的本事，只有强烈的谄媚目的才能使他离开了正道。马利涅蒂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形象，不然的话，诗只是一种萎黄病。”意象派的全部书籍应该把这句话当作题词。当时马利涅蒂已经提出了摧毁语法的要求。不过，他提出这个要求不是为了把词解放出来，而是为了使思想更具有说服力。反正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语法应该被消灭。名词带着亲生儿子形容词和前妻生的儿子形动词在要求完全的自由。剧院要求摆脱剧目，词语要求摆脱思想。因此，杜撰语言的道路不正确的，它会把词的形象连同内容一起都消灭掉。艺术作品的材料是形象的词、而不是杜撰的词。艺术词语发展的道路并非要把形象消灭，而是要由形象来把意思吞没。词在难产，因此我们诗人，天地之间的中介人，应该减轻词在分娩期的痛苦。词的意思不仅包含在词根中，而且也包含在语法形式中。而词的形象则仅仅寓于词根之中。摧毁语法，我们就能消灭内容的潜在力量，从而保留形象原有的力量。把语法摧毁，把旧形式消灭，创造新形式，坚持无语法性这样就会把思想完全交给形象支配。将来时的形动词，没有等级变化的词构成的比较等级，不存在的格，不存在的动词形式，性和格方面的不一致关系——这一切就是治疗词的僵化的手段和简单的药方。要使双关语消灭意思和内容，必须赋予词语以新义。（例子略）有时后缀赋予一个词以性属。（例子略）必须永远牢记一个词的原始形象，忘掉它的意义。（例子略）应当创造一些语法并不承认的指大形式。（例子略）我们还要造一些语法形式。由于语法并不承认这些形式，它们将是非语法形式。（例子略）所有这些新形式都是作为反对意思的武器而产生的，因为意思和内容厌恶这些奇怪的产物，但不久在意象派写的书籍和诗行中将充满这些形式。形象战胜意思、词语摆脱内容是与摧毁旧语法并转向无语法句子密切相关的。立体的词要求语法的立体化。用词简洁是意象派的号召。词语的深度则是每个诗人的要求。我们要赞扬无句法形式。（例子略）我们非要叫一些没有形式变化的词变格不可。（例子略）形容词有性的变化。（例子略)我们一定要使作名词用的形容词也有性的变化。在很久以前，勃柳索夫有过一次笔误，他说：“阶梯越来越石头了。”这倒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显露了才华。首次为某些形容词创造比较级的荣誉虽不属于我们，但我们大可不必为此感到害臊：未曾触动过的、正在等待着我们的词多着呢！用语法理论家的活说，副词表示一定的特征，换言之，副词可以用来说明动词或形容词。由于我们深信，形容词变为名词的趋向很明显并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希望，在副词完全消灭之前，它可以象它说明形容词或动词一样成功地去说明名词。（例子略）动间的时间是不怎么受到语法束缚的。这种无语法性可以用言语的生动性来解释（因为一切都应该解释消楚）。好一个有意思的解释！为了这种生动性，我们把“Идуявчрапоулидеисмотрю.”（昨天我走在街上并观看着）这一种说法上升为一个原则。打倒时间的一致性！打倒人称的一致性！我们将用“прикажнтеон,ияьыисполним！”的说法去代替“Прияажион,ябыисполнил”，或者我们要说，“Япойдувчеряинаверноеувидел！” 在“Тысячачеловекидёт”（一千个人在走）和“Тысячачеловекидут”（一千个人在走）这样的句子里，动词真不知该听谁的！是用“идёт”呢还是用“идут”?又如：写的是“КаяпоссорилсяИв.Ив.сИв.Нчк,”事实上读作“Какпоссорклксь”。一切都不稳定！一切都在摇摆并依附在立体的形式之中。人们有时甚至完全不顾性的一致。（例子略）既然这样，那么“为了生动性”，“为了形象性”，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说“Отромнаяморе”（大海）呢? 必须创立下列诸形式：светаю，сплюсь，вечереешь，моросю，дремлешься，мневеселится，мнесмеется，помошинепринходилв. 最后，还应该按原则创造出将来时形动词：причушнй，уридяший，прошхумяший。 “Моефанильепрошумяшийвекамн”——这就是真正的诗歌言语中的无语法句的典范。由于动词的消失，由于形象的无组织性（这已作为一种原则），意象派的诗逐渐地将会和了不起的圣·波尔·鲁的诗一样，象某种形象的日历或词典。不必为此惊慌，因为读惯了维尔比茨卡娅、谢维里亚宁和巴尔蒙特的文体的小姐们所迷恋的那种抒情调味汁，也还不是诗歌所必带具有的点缀。虽然会有损于对我本人的评价，我还是倾向于这种看法，作为一种原则的抒情成分越少，形象中的抒情味就越浓。我这样说，就是把我自己以及我迄今所写的一切都撕毁，并使之化为乌有，因为我看到，虽然我并不打算发现新大陆，但随着自白的水流，我正在游进意思湾和“深刻思想”湾。现在正探索着一种诗行的新合金。很清楚，连贯性、定期性、一致性以及作品的结构学等等都已破灭。各种定义都没有了，留下的是眩目的空虚，一切成就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深刻而多思的零。不需要多久的时间，软弱的人们在听疲了探索战鼓的号召之后，将宣布重新写作亲切柔和的赞美歌。在严寒中用手指去碰一下冰冷的铁块，你会感到它是灼手的；把倒退与进步混为一谈也是同样容易的，我们现在看到一种回到复辟了的纳德松精神去的现象，上它的钩也是很容易的。狼已失去了狼的凶相，因而丑角又开始学起比叶罗的乡下佬作风来了。一个真正的大诗人所遵循的原则是：应该少知道一些东西！或者说得更为确切一些：应该只知道应该知道的东西。现代诗歌并不灼人，它只是使人感到舒服的温暖。应该把这种温暖转化为热情，为此应该把诱惑我们的哲学挖掉，应该转向形象的火力，应该记住词的立体性，应该把词解放出来，应该把语法消灭。我勒起散乱的思想的细绳，赶着我这辆走江湖的轻便马车无目的地飞驰。朱逸森译
3牧师自然主义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3牧师自然主义者 ↘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和政治经济学 ↘《第一论文》 ↘《第二论文》 ↘托马斯·查默斯与《布里吉瓦特论文集》在查理·达尔文的暮年，他在《自传》中令人震惊地承认——18世纪和19世纪主要自然神学家威廉·柏利的著作对他早期思想的产生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在剑桥，达尔文为通过学士学位考试必须阅读柏利的《基督教的证据》（以及他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他确实用心学习过这些著作。达尔文回忆道，《基督教的证据》一书和柏利后来所写的《自然神学》一书中的逻辑结构“同欧几里得一样给了我如此多的快乐。……那时我并没有为柏利的逻辑前提而苦恼；而且我对此着迷并且这些长段的论证使我深信不疑。”[1] 达尔文这里的声明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柏利的自然神学——在达尔文正创立自己理论的同时——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最有影响力的论证。达尔文本人的理论发展——他的唯物主义以及进化观的形成，因此在相当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与柏利作斗争的结果。事实上，这也正是达尔文自己所表示的那样，根据他的成熟理论，他写道：“柏利关于自然设计的古老论证——以前对我来说是那么得无可争论——失败了，因为自然选择规律被发现了。”但是，如果达尔文所承认的是真的，也就是说柏利的观点曾经被他认为是“无可争论的”，那么他本人的著作或多或少容易被看作是有意识地同唯心主义、神学世界观的斗争。事实上，达尔文的门徒们经常把达尔文的理论创新当作是超越柏利的一种尝试——或者至少让他四脚朝天。[2] 所有这些思想在达尔文的自传中更加具体地体现出来。在这里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达尔文是在父亲的规劝之下，最初认为——曾一度想在医学方面谋职的想法被排除了——自己命中注定是要做神职人员的。[3]这同他对自然的研究并不冲突，因为那时这种研究被认为是神职人员的一种实践，是自然神学传统（通常由“牧师自然主义者”从事这种研究）的一部分内容。确切地说，柏利的《自然神学：或者从自然现象中收集而来的关于上帝存在和神性特征的证据》（1802）在这一领域中是非常出色的。需要强调的是，那时自然神学的研究已远远超出了自然和神学的论题，而且还包含着更加广泛的国家和经济中的道德内容。托马斯·马尔萨斯，就是这样一位新教的牧师，并且他也是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因他的《人口原理》而著名，这部书将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起很大的启发作用——同样是僧侣自然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内容，它吸取了本质上属于柏利的神学物质现（反过来，柏利在他的《自然神学》中也吸取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认为，上帝通过“精美的设计，注定”了人口对生活资料存在压力。[4]1834年，马尔萨斯的追随者托马斯·查默斯（ThomasChalmers）牧师在《布里吉瓦特论文集》的第一册中试图使柏利的自然神学与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相融合——这部共八册的论文集是通过弗兰西斯·亨利·埃格顿（FrancisHenryEgerton）的遗赠而资助出版的，亨利是布里吉瓦特的第八位伯爵，卒于1829年，这部论文集是19世纪创立一种统治知识界所有领域的自然神学的最系统的尝试。因此，达尔文的伟大理论突破可以被看作是违背了它之前的自然神学理论背景。但是，不仅仅只是达尔文的著作。卡尔·马克思也对托马斯·马尔萨斯和托马斯·查默斯的牧师自然主义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批判了所有将目的论原则嵌入自然的企图——并以此祝贺达尔文同自然目的论斗争的胜利。自然神学如果可以说启蒙运动，特别是17世纪至18世纪的科学革命，冲垮了古老的、带有目的论色彩的、根植于基督教经文和古代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经院哲学世界观，那么还不能说启蒙运动就是明确地反对宗教的或是属于唯物主义的。同时，在一般的启蒙运动思想中都存在着许多强有力的重建宗教的尝试和企图——它们通过将自然界、科学、宗教、国家和经济重新联合在单一的目的论中，也对重新加强业已确立的财产和权力体系产生了影响。就像波义耳和牛顿这样的思想家也试图将他们的原子论和目的论世界观相结合。比如波义耳，这种结合导致他在《关于自然万物终极原因的专题论文》（1688）中明确地发展了自然神学。事实上，这一时期在约翰·雷（JohnRay）和波义耳的著作中占据突出地位的是自然神学传统，正是这一传统将进一步使自然、科学、宗教、国家和经济重新结合，以恢复——如果不是一种封建制度——至少是与构成早期农业资本主义的地产和工业制度相适应的目的论观点。 16世纪末以及17世纪的神学家们发展自然神学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自然而确立上帝的存在（尽管来源于其自我设计的争论可以追溯到斯多亚学派对伊壁鸠鲁批判宗教的回答——如西塞罗在《上帝的本质》中所描述的那样）。培根在他的《知识的进步》中对这个主题作了如下阐述：“神的哲学或者自然神学……是关于上帝的知识或者关于上帝知识的基本原理——可以通过研究他所创造的万物而获得；这些关于客体的知识是真正地可以称之为神圣的而关于光的知识则可以真正地称之为自然的”，亦即，这是启蒙思想的来源。然而，培根在他的哲学中很少论及自然神学。不仅如此，他还反对所有基于终极因果或者目的的论述，并赞扬了古代唯物主义者们已经“将神和上帝从万物中驱逐出去了”[5] 然而，在17、18世纪和19世纪却出现了几百篇关于自然神学的论文，这些论文恰巧都是基于培根所反对过的目的论的论述。牧师约翰·雷（1627—1705）是17世纪英国最主要的自然主义者之一，也是最早的牧师自然主义者之一，他是《上帝创世中的智慧》（1691）的作者，并同波义耳一起创立了伦敦皇家学会——牛顿不久之后加入。注定是在1660年，约翰·雷未能从事他所钟情的职业，因为，在查尔斯二世（CharlesII）统治时期他拒绝在神职人员所要求的反清教宣言上签字。他转而从事对自然的研究，虽然总是研究那些能够展现“上帝造物智慧”的对象。在试图描述他所称谓的“自然体系”方面，约翰·雷成为林奈、柏利，甚至达尔文的先驱。[6] 但是，约翰·雷的《上帝创世中的智慧》不仅仅发展了自然主义；它也是柏利之前唯一在自然神学方面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约翰·雷的论文以批判无神论和唯物观为开端，特别集中在他所称谓的“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无神论假说”。他猛烈地批判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卢克莱修介绍了这种观点），并坚持认为原子的无规则运动不可能组成我们所认识的自然界的有序结构。（约翰·雷，以及他的科学同行罗伯特·波义耳和艾萨克·牛顿，已经稍微转向一点原子论，他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原子的存在，但却否定了任何可能从原子论中推演而出的彻底的唯物主义。）“那么这一定就是一个奇迹，”约翰·雷写道，“劝说自己相信这个最美丽而精巧的世界是或者可能是由于原子的偶然碰撞而形成的，任何人都会发现这是多么的愚蠢，简直就是失去理智。”约翰·雷也不愿意接受笛卡尔的观点，笛卡尔由于受到古代唯物主义者的影响而发展了物质和运动的观念——留给上帝只是原始创世活动，以及少数管理规则的创制。[7] 约翰·雷认为，自然的设计是上帝的旨意。在“大量的物种”（他估计世界上物种的总数“恐怕超过20000多种”）以及器官多样性中（他称之为“可以形成组织的自然或者生命法则”），人们会发现上帝设计的复杂性。如果上帝把可以形成组织的自然或植物的灵魂等附属原则引入自然界并引导它的发展，那么这种生机论（赋予生命的精神）本身就是神的灵性起了积极作用的表现。“如果自然的创造比艺术的创造更好些、更精确、更完美，并且艺术如果没有理性就不会有任何结果，那么，自然的创造同样是没有理性也就不会被认为有任何结果。”对约翰·雷来说，这就是神的设计者的理性。在发展这种论证的过程中，约翰·雷求之于目的论，根据终极因果以及关于虚构的自然特征的解释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空气是为了让动物们呼吸而存在；蔬菜和〔其他〕植物则被赋予了“一种植物灵魂”；人类直立的站姿是专门为支持脑袋而设计的。约翰·雷认为，自然是被设计出来的这一事实可以通过分析时钟这种类似物而被发现。就像时钟证明了它的设计者的存在，自然也证明了它本身的最伟大的设计者的存在。约翰·雷所提供的整个自然构想就是一个以上帝的设计蓝图为基础的永恒存在之一。[8] 正如约翰·格林在《亚当之死》中所论述的那样：“约翰·雷在书中提出的自然观，统治了其后将近两百年的自然历史。其本质确实是非革命性的，因而它成为影响进化观念崛起的主要障碍。”[9]副主教柏利的《自然神学》——它比约翰·雷的《上帝创世中的智慧》晚一个世纪多一点，虽然在论证上与后者密切相连，但却反映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有些不同的学术氛围。因此，柏利的著作读起来就像一种几何证明，它的许多意义来源于18世纪的功利主义和自然神学的融合。然而，这些论证同约翰·雷的论证相类似。二者都强调对设计的论证，通过设计，上帝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得以证明。约翰·雷举了时钟的例子，柏利则把表和表的制造者——上帝——作为他的自然神学的基础。对柏利来说，任何看得见的人都可以清楚地发现，没有任何一样像表那样被如此巧妙地设计出来的东西但却没有设计者而存在，然而自然在它的构造原理上更加令人惊奇，更加错综复杂——难道这个道理不同样适于自然吗？约翰·雷在他的《自然神学》开篇中就提出了关于表的这个类比，之后他把这只表发展成产生其他表的幻想化身——一种只会导致对“发明”以及对“发明者高超技艺”的“崇拜”的观念。[10] 柏利并没有止于谈论表这个比喻，他还极其详细地论述了自然和上帝的一些特别的发明，并以此论证设计是显而易见的。他特别强调了人类眼睛的神奇以及蜂窝几何造型的完美。达尔文对柏利的这段论述印象非常深刻，他发现必须讨论这些相同的自然-历史的表现形式以对抗自然神学的目的论观念。柏利为了论证设计的存在而举了许多例子，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也许就能够在他对母鸟坐在鸟蛋上这一本能行为所作的论述中发现。“我从没有见过那种情况下的鸟，”他写道，“但是我发现一只看不见的手，使这个心满意足的囚徒远离她的田野和树林。”柏利借用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但这只手是上帝的手。[11] 尽管柏利有着丰富而详细的生物环境知识，但是，他的自然-神学观还是静止的、机械的，与时间观念和自然历史观念相脱离。柏利关于表的类比也只是把表作为一架机器——这架机器构成了目的论对上帝善行进行论证的中心装饰品；而这样一只表的滴答行走——反映了自然本身正在进行的、经常是不可逆的变化——却是无关紧要的。正是这个原因使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最终完全战胜了柏利的钟表制造者上帝的宇宙观。[12] 自然神学和政治经济学柏利在18世纪将功利主义和自然神学融为一体——在他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1785）一书中得以发展，为当时存在的财产关系进行了辩护——即使它们看起来是不人道的、专制的和不公平的。他主张，这样的财产权，即使不是由自然权力而是由市民权威所赋予的，也应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剥夺的，因为它们应当被看作是来自“天堂的指定”。柏利论述道，“世界充满了发明；我们所熟悉的所有发明都有着良好的目的”——这同时证明了“设计”和“神的善行”的存在。柏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四年所写的作品中——法国大革命中的财产关系看起来相对稳定，而且权利又似乎总是站在有产者一边——柏利大胆地坚持认为“任何有利的都是正确的”。[13] 在柏利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中出现了一些社会家长观的迹象——强调对穷人的责任——这种观点后来在他的自然神学中消失了。那时他认为，社会的普遍幸福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尽管人口最终要受到食物供给和土地肥沃程度的限制，但是，现在有大量的肥沃土地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他写道：“人口的衰退是一个国家可能遭受的最大贫困；人口的改善应当是所有国家的目标，也应该优先于所有其他政治目标。”而且，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几年里，柏利仍相信一定程度的公共慈善行为是自然的。他认为，所有的东西在“原始基督教徒”之间都曾经是共同拥有的，但是，有一些原因使人类之间出现了财产分割——对于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群体的发展而言是必需的——这些原因是被上帝所“批准的”。然而，“最高的所有者”只会同意基于以下基础的财产分割：每个人都能得到足够的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柏利坚持认为，公共慈善行为的自然-神学基础就会在这里被发现：乞丐需要远离真正的苦难——远离贫穷和不幸——这符合上帝的意志。[14] 然而，柏利关于此事的观点在他写作《自然神学》的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口问题成为牧师自然主义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它通过这种方式贯穿了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讨论。1798年，一部匿名著作在英国出版了，书名叫作《关于人口对未来社会发展影响的人口原理论文；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以及其他作者的理论》。它由396页字体松散的小八开纸印刷而成，共约50000字。正如书的标题所指出的那样，这部匿名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反驳像英国的葛德文（WilliamGodwin）和法国的孔多塞这样有影响的思想家的观点——他们两位根据启蒙运动的普遍精神，以及对法国大革命的响应，都认为永恒的人类进步是可能的。与此相反，这篇匿名论文的作者却提出了令人沮丧的观点：“人口原理”是引导人类社会发展、控制人类社会未来进步前景的最基本原理，因此，如果不加以限制，人类人口将按几何级数（1，2，4，8，16，等等）增长，而食物供应则只按算术级数（1，2，3，4，5，等等）增长。由于人口的增长永远也不可能长时间地超出食物的增长，因此，必须对人口增长作出一定的自然限制以维持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自然限制都可能导致不幸或罪恶，并因此成为社会无限发展的，以及所有启蒙运动乐观主义者们所宣传的幸福计划的不可逾越的屏障。柏利受到这篇论文的影响，他在《自然神学》中用警告作为总结：“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人类都会面临一定的苦难”，这也是上帝所设计的一部分内容。因此，“人口只能自然地紧随发展的脚步”。然而，他坚持认为，这些限制，如果都能谈及的话，“只能适用于动物需求的食物”，而精神需求是能够无限地满足的。[15] 对柏利产生这样影响的《人口原理》，其匿名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1834）。在马尔萨斯撰写论文第一稿的时候，他只是一个32岁的英国助理牧师。后来他脱颖而出成为一位最重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之一。马尔萨斯出生有一个富裕的家庭，并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的父亲，大卫·马尔萨斯，是大卫·休谟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的朋友及追随者。正是在炉边与父亲对英国启蒙运动中空想社会主义者葛德文的著作进行争论的过程中，马尔萨斯第一次提出了他在人口原理一文中的思想。当了几年乡村牧师之后，马尔萨斯于1805年被安排到位于黑利伯里的东印度公司学院任教，在那里他担任了英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之职——直到1834年他去世为止，他一直在这个职位上任职。在马尔萨斯的一生中，他不仅因为再版过六次的《人口原理》，而且也因为出版于1820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闻名于世。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尽管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同样也是一部马尔萨斯牧师自然主义的作品。马尔萨斯采纳了自然神学的观点，坚持认为“我们的推理应该是由自然推论至自然的上帝，而不是由上帝推论至自然”。上帝，通过“神圣的构想……命令：人口的增长将远远快于食物的增长”——他认为，这条一般法则产生了“局部的恶”而不仅是“美德的失衡”，因为它迫使人类劳动为获取生活资料而更加努力地去获取谋生方式。在“统一的幸福过程”被认为是“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这种特征”的基础上，即使是人类的不平等和不幸也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这样，艰难唤醒了“基督教美德”。其实，马尔萨斯相信，有任何理由去适应而不是去干涉“上帝创世的崇高目的”——正如人口原理所展示的那样。马尔萨斯坚持认为，对于一个无法供养家庭生活而选择了结婚的户主，“应该让他知道：自然法则——也就是上帝的法则，已经注定他和他的家庭因为违反这些法则的再三告诫而要遭受饥饿的折磨；他在社会上没有任何权利获取哪怕最小量的食物，他只能够通过劳动而公平地购买”。[16] 在论及上帝的时候，马尔萨斯经常支持这样严厉的告诫。尽管如此，他却一直在尝试——与自然神学相符合——首先证明他所指的这些法则属于自然法则，只有那时这些法则才可以被解释，即一旦有人指出隐在其后的自然权利，就像反映“上帝明确的命令”——造物主提高普遍幸福的善意。马尔萨斯的伦理哲学一直借鉴柏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这种功利主义认为美德存在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中——来源于造物主提供的自然必需品。[17] 从一开始，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就有一个来自于自然神学的、非常有争议的意图。然而，他所论证的自然——它清晰的争议目的——在他的著作的后期版本中改变了。在马尔萨斯的有生之年，《人口原理》再版了六次（1798年、1803年、1806年、1807年、1817年以及1826年）。1803年的版本，除了第一版的内容外，其增加的内容相当于第一版的四倍。他还给书起了新书名，论述中也有所变动。因此，实际上这是一部新书。在1803年之后的版本中，书中内容的变动相对较少。因此，他的1798年版的论文通常被称为关于人口的《第一论文》，而1803年版（包括1806年版，1807年版，1817年版，以及1826年版）则被称为《第二论文》。为了理解马尔萨斯的全部论证，就必须了解他的立场如何从《第一论文》变为《第二论文》。《第一论文》《第一论文》的全部标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论人口原理及其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以及其他作者的理论》。正如标题所示，它试图参与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问题的争论。争论的具体问题可以追溯到1761年出版的一本书，亦即爱丁堡牧师罗伯特·华莱士所著的《人类、自然和上帝的不同未来》。华莱士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已经证明了：人类人口，如果不加以限制，将按指数级增长，每几十年就会翻一番。在《人类、自然和上帝的不同未来》中，他继续论证道：即使创造一个“完美的政府”——在平等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是可能的，这个政府至多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将如此惊人地增长，地球最终将过于拥挤，以至于无法承受如此众多的居民”。最后，这样的时刻终于来临：“我们的地球，即使通过最勤奋的耕耘，也将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生活用品以养育它的如此众多的居民。”华莱士的结论是：如果人类的罪恶——通过减少人口压力而产生的，能够防止一个与“地球上的人类环境”相矛盾的政府的出现，那么，这种方案也是可取的。[18] 华莱士这种观点的最主要反对者就是英国激进的威廉·葛德文（1756—1836），他在《政治正义论》中宣扬启蒙运动中的乌托邦思想，以争取更加平等的社会。葛德文的这本书于1793年第一次出版，1796年再版，1798年第三次再版。华莱士认为任何完美的政府都最终会导致人口过多，而为了回应华莱士，葛德文则主张人类人口总是趋向于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因此“根据通常事物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居民数量大概不会大大增加，以致超过较易生存的程度”。葛德文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人口会根据财富和工资状况而加以调整。“在劳动力价格被大大削减，而且增加了的人口还进一步威胁要加以削减的地方，人们不可能不对早婚和人口多的家庭感到相当大的恐惧。”他继续观察到：“限制人口可以通过各种曾经实践过的办法：通过像古代人中间和今天还在中国实行的弃婴；通过像据说在锡兰存在的堕胎术；通过被发现极其有碍人口增加的两性间的杂交……或者，最后，还可以通过系统的禁欲，就像人们一定会设想在和尚庙和尼姑庵中有一定程度上实行的禁欲那样。”即使没有这样极端的措施和制度，“从社会一般状况中产生的促进或阻挠作用，大概也会证明是力量无穷的”。[19] 然而，即使人口的增长并未像葛德文所确信的那样——人口的增长受到生活资料的制约并总是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华莱士所提出的问题也只是存在于“十分遥远的地方”，因为“地球上3/4可以住人的地方还没有开发”。而且，“耕作技术的改进，以及土地在增加产量方面可以接受的加工，其程度都还是无法从计算中得出的……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甚至于太阳系，可能都会衰亡，这也是说不定的事。”葛德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去改善人类社会环境并保进平等和正义是最合乎理性的，他将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中的一些方法，目前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寄希望于未来，希望这些方法在将来可以及时地投入实际应用——以应对那些遥远的不可预测之事，比如，由于人类人口过多以至于造成地球负担过重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可以想象到的关于世界末日的前景问题，比如地球的衰亡。[20] 孔多塞侯爵（1743—1794）在他的《人类精神发展史概略》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这部伟大的著作于1794年首次出版。孔多塞在思考人类未来时问道：“难道这样的一个时期一定不会到来吗？” 这时因为人口的增加超过它们的生活资料，其必然结果一定是，要么幸福和人口不断缩减（真正的倒退），要么至少在善与恶之间来回摆动。在一切都到了这步田地的社会里，难道这种摆动不会成为周期性的贫困的经常存在的原因吗？在不可能进一步改善的时候，这岂不标志着一切进一步的最终的界限，岂不指出了人类在经过若干时代之后可以达到，但却不能超越的进向至善的界限吗？[21] 孔多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人类还没有取得各种改进，甚至对于这些改进目前还没有一点概念的时候，要想说出一种事情能或不能在将来实现，都是不可能的。”“理智的发展”希望能够“与科学的发展保持同步”，因此，如果地球上的生活资料对人类人口的“限制”真的在某一天“来到了，人类和主张人类的可完善性的人们也无需因此而惊慌”。当人类开始意识到他们“要对还没有出生的人们负有责任”，他们会相应地限制人类人口“而不会愚蠢地让无用而可怜的生命充满这个世界”。[22] 马尔萨斯在1798年的论文就是致力于反驳葛德文和孔多塞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并且论证了这种人口原理恰恰是阻碍了更加平等的社会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采取了比华莱士——曾因此而闻名——更加极端的立场。华莱士只是认为：人口增长在总体上最终必然要受到地球有限性的限制，而马尔萨斯则坚持认为：对人口的限制一直都是必需的，需要采取“强硬而持续的有效限制”形式，因为人口原理不是关于地球的最终限制，而是关于更直接的生活资料（食物的）的限制。[23]像葛德文一样，马尔萨斯认为：在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有一种保持平衡的倾向。然而，他却更进一步认为：如果不加以限制，人口会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应最多只会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注意现实的限制以确保人口与有限的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微小的波动例外）。马尔萨斯认为，这些限制都是与罪恶和贫困相联系的，比如结婚之前限制生育能力的乱交（马尔萨斯时代的一种普遍假说）、疾病、瘟疫——以及最后，当其他限制都无法达到目的的时候，就会出现可怕的饥荒、贫困。因为这些罪恶和贫困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用以保持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因此，未来社会的改善，正如葛德文和孔多塞所预想的那样，马尔萨斯认为是不可能的。“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马尔萨斯写道——这一段后来在马克思关于马尔萨斯著作的摘要中被画了横线加以强调——“只是证明了有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存在的必要性。”[24] 马尔萨斯在论证他的观点的时候并未使用“人口过剩”（overpopulation）这个词——尽管他的批判者一开始就使用这个词。[25]马尔萨斯在18世纪末期就认为：自然限制对人口是如此得富有成效，以至于这个地球无法供养其居民的这种人口过剩是不必加以担心的。“人口过剩”问题不是只存在于“十分遥远的地方”（如葛德文所说），而是一直都存在——即使是在地球上大部分土地都还没有开垦的时候。[26]为回击孔多塞，马尔萨斯写道：孔多塞先生以为它（世界人口达到生存极限时期的到来）只能在极其遥远的将来才有可能应验。假如人口的自然增长和食物在一个有限的地面上的增长的比例（这本书的开头就已论到，并已被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里所看到的普遍存在着的贫困状况所证明）无论如何是接近真实的话，那么人口的数目超过生活资料的时期就早已临到了；并且这种必要的摆动，周期性贫困的这种经常潜伏的原因，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在大多数国家里存在，而且现在还继续存在。[27] 在1803年版的关于人口的著作中，他补充道：“除了葛德文之外的其他人都以为：我期望将来某个时期人口超过生活资料的程度会远甚于当今，并且来源于人口原理的罪恶只存在于思维当中而不是现实当中；但是，这完全是对我的观点的误解。”[28] 马尔萨斯并没有将其论证建立在人口的增长和产品会远远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这个基础之上，实际上他坚持认为：“土地的出产量是没有加以任何限制的。它可能永远增长并且增长得大于任何可指定的数量。”[29]在他的观点当中，承载能力问题并不是所要关注的问题（就像后来对其理论的错误解释一样），问题只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生活资料的自然增长率之间的相对关系。由于前者要被迫同后者相符合，因此，尽管它有“过度膨胀”的特点，但这也只是指符合自然规律的一种必然——是与不幸和贫困联系在一起的对人类人口施加的各种各样的自然限制。马尔萨斯把相对较低或者停滞的人口增长作为人口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的一种信号；而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则是一个国家人口不足的信号。“在考察现代欧洲主要国家的过程中，”他写道，“我们会发现：从它们属于牧羊民族的时候起，它们的人口就有了相当的增长，然而，它们目前的发展简直太慢了，要使它们的成员达到翻一番的目的，所需要的时间就不是25年，而是300年或者4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30]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没有任何其他的数据可以如此清楚地说明人口已经达到生活资料极限的现实。马尔萨斯同意葛德文和孔多塞以及其他作者所阐述的这种流行观点：人口总是与生活资料保持基本的一致。但是，他认为，以前这些思想者没有认识到的地方是：（1）“过度膨胀的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永恒存在的不成比例的增长。如果不加以限制，前者将以每25年翻一番的速度按照几何级数自然地增长，而后者的增长则受到更多的限制，最多只能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并且（2）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平衡机制必须在下列情况中才能够实现——罪恶与贫困的存在作为对人口增长率必不可少的限制。然而，正是在关于这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方面——马尔萨斯的特殊贡献即在于此，他却遇到了麻烦。在关于人类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可能性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在马尔萨斯撰写他的人口原理论文之前，这一点就已经被经验所证实。马尔萨斯所预期的关于人口和食物的增长速度是他的原创性贡献，但是，这种贡献却因为他主张食物供给只能按照算术级数增长而受到全面限制。这种主张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极其脆弱的。马尔萨斯只是简单地论证到：北美人口在25年之内翻了一番，而食物供应却根本不能按照这种速度增长。但是，就像他所要做的那样，从这种现象中推导出食物的增长不能超过算术级数，这就是谬论。正如埃德温·卡曼（EdwinCarman）所指出的那样，即使食物供应每五万年翻一番，它仍然可以说是正在按照几何级数增长。通过断言生活资料只能按照算术级数增长，马尔萨斯实际上是说农产品的周期性年平均增长量永远都不可能增加。[31] 实际上，马尔萨斯的论证采用了魔术手法。在他提出了关于生活资料的定理之后，亦即他为了论证的目的而假定食物只能按照固定的数量增长——这个命题看起来更加合理，因为他使这个固定数量的最大额度等同于同期食物生产的总量——然后他没有经过进一步论证就把这个命题作为已经确立的结论。这样，这个结论就成为人口按照指数级增长（如果不加以限制）而食物却从不能按照指数级增长这两者之间不可逾越的矛盾的基础。毋庸多言，马尔萨斯自己的经验性数据不能证明这个定理。因此，在分析北美人口按几何级数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他不得不指向一些表明食物供应也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数字。面对这种明显的矛盾，他只能声称（利用水库这个比喻）居民正在消耗固定数量的资源，并且最终这些储备资源会被消耗殆尽，而且人口增长也会同食物供应的现实增长保持一致。但是，如果承认了这一点，也就接受了与葛德文和华莱士非常相近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所有的土地都被开垦完毕，这些限制才会全部发挥作用），而就不是马尔萨斯自己所着手创建的观点。[32] 简而言之，马尔萨斯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后来马克思所称谓的他在人口理论中的一个原创性思想：算术级数增长率。他声称，他只是在权威性的基础之上支持算术级数增长率，算术增长率符合任何农业国家中知识渊博的观察者所不得不承认的现实（这个观点立即就受到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农学家和积极活动的农场主詹姆斯·安德森〔JamesAnderson〕的批判，他是那个时代关于农业问题的主要权威之一）。其实，如果马尔萨斯的算术级数增长率真有一个基础，那么，这个基础也一定会在他的前达尔文主义者对自然界的理解（正如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比如林奈和威廉·柏利——的著作所描绘的那样）中发现，即假设动植物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发展”。[33] 后来，这是真的，大家都发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土地回报递减法则”成为马尔萨斯算术级数律的基础。但是那个理论——除了马尔萨斯最坚决的反对者安德森的著作之外——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在任何马尔萨斯的六版人口著作中既没有存在过也没有出现过，即便是以萌芽的形式——有关安德森的一些模糊迹象例外。正如伟大的保守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后来所言，“土地回报递减理论……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34] 只有在马尔萨斯于1830年亦即其生命接近终结时出版的最后一部有关人口问题的著作中——被称为《人口原理总结》——这个矛盾才部分地得以解决，并且其分析开始根植于土地回报递减的这种假设。但是，马尔萨斯在这里走上了一个极端，他论证道：一旦所有的优质土地都被开垦完毕，“食物的增长率当然应是按几何级数递减而不是递增。食物的年增长，无论以任何级数，都有一种持续减少的倾向，并且每一个连续十年的增长量可能都会少于前一个十年的增长量”。[35]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比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等其他现代土地科学的著作早出现四十多年，在这里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此，马尔萨斯与他伟大的同代人大卫·李嘉图一起，认为土地的肥沃程度只能有限地提高。土壤的退化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正如马克思——继李比希之后——所论证的那样。马尔萨斯认为，土壤性质是不易遭到历史性改变的，而只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并且正如李嘉图所说，是“不可破坏的”。自然对原材料领域的限制同样也没有被发现。马尔萨斯则进一步认为：原材料，同食物相比，“非常丰富”并且“对它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因为它的数量同需求一样多”。[36] 马尔萨斯的算术级数增长率没有理论基础这一事实，以及他不得不在论述中承认食物有时可以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以满足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就像北美）——因此证实了他自己理论的错误——都没有被马尔萨斯同时代的批判家所忽视，他们毫不留情的批判了他的学说。在《第二论文》（1806年版）中，马尔萨斯因此采用了夸张之词代替了论证。他说：“据说我写了四开本的书来证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按算术级数增长；但这不是事实，第一个命题我认为已经由美国相关的增长立即得到证明，而第二个主张一经宣布就立即得到证明。”正如他的一位同期批判家所反应的那样：“这些话，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一定是：几何级数在有限的证据基础之上得到承认，而算术级数则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加以确认。”[37] 同样在逻辑和经验基础上受到质疑的是马尔萨斯的如下主张，亦即他把人口自然增长趋势的所有限制都归之为罪恶和贫困。马尔萨斯——可能有意减轻他论证中的逻辑缺陷——用两套不同的方案来描述对人口的限制。在比较中性的方案中，他用了“预防性”和“积极性”人口限制。预防性限制一般是通过限制生育而起作用，而积极性限制则是通过增加死亡起作用。在预防性限制中，马尔萨斯暗示了道德限制的可能性，然而，他认为道德限制只适用于较高的上层社会；而在积极性限制中，马尔萨斯则强调贫穷和他所谓的“要饭的手”存在的作用，他认为积极性限制只适用于下层社会。然而，他继续论证道，上述这两种限制都可以依次归于第二种方案之中，也就是，源于罪恶和贫困（前者主要同预防性限制相关联，而后者则主要同积极性限制相关联）的限制。[38] 必须注意，马尔萨斯并没有明确指出“罪恶”到底是什么，或者它怎样构成了预防性限制，但是他确实说过对婚姻进行限制的“不良后果十分明显，它使得几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卖淫现象，卖淫不断地使两性都陷入到无法解脱的不幸中去”。他进一步提到，“对妇女的不道德习俗”也构成这样一种罪恶（与大城市、奢侈，以及“有碍健康的制造业”的增长一起）。之后，他批判了孔多塞的观点，因为他提到“可以防止生育的男女乱交，或”调整两性交往道德以及防止生育的“其他反常行为”。[39]在《第二论文》中，马尔萨斯把俄罗斯控制之下的“流浪的部族”的“肆无忌惮的劫掠精神”作为对人口增长的一种预防性限制。他还把“与妇女的不正当性关系”以及“两性间的杂交”作为与人口预防性限制有关的罪恶形式；同时也提到“男女杂交到了阻碍生育的程度”。[40]从以上这些观点就可以推测出马尔萨斯坚持具有18世纪特征的信仰——葛德文清楚地表达了这种信仰——“两性间的杂交”本身即构成了对人口的预防性限制。关于孔多塞，约翰·埃弗里（JohnAvery）评论道：“可能这种观点是基于观察，因为今天被认为是轻微的花柳病，在孔多塞的时代通常会引起不育。”[41] 罪恶也会引起贫困，导致死亡率上升。但是引起贫困的罪恶要同贫困自身相区别，因为贫困是罪恶行为的结果。马尔萨斯继续论证道：人类的各种罪恶积极而有力地起着减少人口的作用。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往往自行完成这种可怕的行为。如果它们在这消灭人口的战争中失败了，疾病流行季节、时疫、传染病和黑死病就会以吓人的队形进击，杀死无数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饥馑就会从背后潜步走近，以强有力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得到平衡。[42] 比仅仅是“人口减少的原因”的罪恶更加重要的是，对马尔萨斯而言，就是“折磨人的必然法则——贫困和对贫困的恐惧”，它们不成比例地降落在穷人的身上。并且，如果战争、疾病流行季节、传染病，以及瘟疫——所有这一切都会因为食物短缺和过分拥挤而得以激发——都没有阻止人口的减少，那么，“饥馑似乎是自然的最后、最可怕的手段”。[43] 马尔萨斯所讨论的积极性限制一般是指贫困，他声称：这在效果上只是贫穷的自然结果，如果要干涉这种情况，就像英国的济贫法一样，无论以任何方式都会导致更大的灾难，如饥荒，以及上层社会生活水平的下降。“并非一切人都能同等地分享自然的恩赐，”他写道，这样，“很明显，按照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有些人必定会因匮乏而受苦。这些不幸的人在生活的大抽彩中抽了空彩。”[44] 贫困，因为它是对人口过度膨胀的致命限制，因此既是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所有余下的任务，就是批判那些无疑是出于善意但却被误导因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英国济贫法，“虽说也许减轻了一点个人的不幸……却使比以前多得多的人遭到了不幸”，倾向于“降低其他穷人的生活”。马尔萨斯认为，如果施舍少数应当救济的穷人一些份额，那么社会就会减少更多穷人的份额。因此，如果济贫法继续实施，那么它们就应该包括贫民习艺所这样的救济院，以此减轻济贫法的有害影响。[45] 所有提倡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和更加进步的未来社会的那些人，在马尔萨斯看来，只是简单地否定了罪恶和贫困无情的必然性。如果鼓励早婚，最可能看到的就是停滞，就像在中国，那里通过相对平等的方式把土地划分成极小的小块，以此进行“强迫式”的人口增长，因此很少有人在正常年景因为绝对饥饿而死——虽然这种情况会因为周期性的饥馑而中断——并且那里通过诸如“遗弃”婴儿等非人道手段限制人口增长。[46] 然而，一旦阶级问题介入其中——很明显马尔萨斯是区别对待高低贵贱的平衡状态的，前者包括特权者拥有一定水平的奢侈生活——论证就失去了它作为“几何级数证明”的本质。马尔萨斯的论证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包含了阶级因素，其中富人和穷人的情况有相当大的不同。因此，马尔萨斯在他论证预防性因素时实际上已经承认：人类——如果是上层阶级——就能够采用道德抑制——在英国经常通过推迟婚姻而实施道德抑制。当然，这种道德抑制也得到英国上层社会婚姻方式的大力支持。[47]诚然，对马尔萨斯来说，特权阶层中的这种推迟婚姻主要是财产关系不平等和不确定的结果，这使得许多上层社会中的绅士们实际上只能在获得生活保障之后才可能结婚和养家糊口（马尔萨斯本人这时也只是刚够维持生活的乡村牧师）。道德抑制这种动因，对于不是建立在不平等财产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是很少能够起作用的。然而，也不能忽视这种事实，也就是道德抑制在这里经常还是很明显的。因此，马尔萨斯最终不得不在应对批评者时承认：“道德抑制”的某种形式（特别是在上层社会中）事实上是可能的——之后他仍然用非常限制性的术语把道德抑制定义为“就是出于谨慎考虑〔通常需要考虑财产问题〕，在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马尔萨斯认为，道德抑制这个狭隘的定义“并不十分有力”。[48]然而，一旦承认了这么多，即便是用一种试探性方式，那么，马尔萨斯关于未来发展的不可能性的论证也就失败了。[49] 《第二论文》由于这个原因，马尔萨斯的《第二论文》显然不同于《第一论文》，其中他承认道德抑制的可能性。《第二论文》的题目更改为《论人口原理；或关于人口在人类幸福之过去及现在影响的见解——附预察关于解除或减少人口原理所生之祸害的研究》，因此题目本身就反映了这一观点。在标题中再也看不到关于“社会未来发展”问题的内容，也看不到关于葛德文和孔多塞的内容。《第二论文》主要是批判英国济贫法的，这个主题在《第一论文》中只处于次要地位。根据伟大的马尔萨斯学派学者帕特丽夏·詹姆斯（PatriciaJames）（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集注本的编辑）所言，“正是1803年的论文〔《第二论文》的最早版本〕给当代思想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50]这是因为，在这本书中可以发现对穷人进行攻击的严厉措辞。尽管马尔萨斯在《第二论文》的序言中说他已经“致力于使我在第一篇论文里所作出的某些最苛刻的结论变得缓和了”，这也主要是指采取道德抑制的可能性（适用于上层社会）。关于穷人，他相信，则不能运用这样的道德抑制，因而他的论文比以往更加严酷。正是在这里，特别是在1803年版中，可以发现最恶名昭著的片段。他这样写道：“关于私生子女的处理，在正式通告发布后，他们不得要求教堂救助而应完全依靠私人的救济……对于社会来说，一个婴儿的价值是比较小的，因为婴儿的空额可以立刻被补充。”[51] 马尔萨斯用无情的口吻写道：在一个已被占有的世界中出生的人，如果不能从他具有正当要求的双亲那里取得生活资料，以及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取得最少量食物的权利，事实上他在地球上是多余的。在大自然盛大的宴会上并没有为他设下空的席位，大自然将命令他离开，并且如果他不能取得大自然的某些客人的怜悯的话，大自然会迅速地执行自己的命令的。如果这些客人起来让位给他，那么其他闯入者会立刻出现，要求同样的恩赐……宴会的秩序与和谐遭到破坏，丰盛就会变成短缺……客人们在违反对所有闯入者制定的严格命令中，知道他们的错误过迟，这个命令是宴会的伟大女主人所制订的，她希望全体客人都能享受丰盛，并且知道她不能供给无限的数目，所以当宴会已经满席时，仁慈地拒绝接纳新的来客。[52] 这段不著名的话，和前面所引用的那段一样，在《第二论文》后来的版本中都被删掉了。但是它所反映的基本思想——宣称穷人没有权利得到最小的一份救济，并且任何违背“女主人”（她代表自然和自然神学）意愿而邀请他们参加“盛大的宴会”的企图都只能面临失败——仍然是《第二论文》以及贯穿其后无数版本的中心意识形态批判。“我们不能，”马尔萨斯理所当然地写道，“帮助穷人，无论如何，不能允许他们把他们更多的孩子养大成人。”[53] 在对待妇女不检点的问题上，马尔萨斯狭隘的牧师价值观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这样试图证明强加于妇女的双重标准是正确的，“妇女犯罪〔婚姻之外的“不贞”，特别是指导致产生私生子的情况〕几乎要被赶出社会，而男人犯罪却几乎不受惩罚”，因为这是“防止严重妨害社会的事件经常发生的最明显、最有效的方法”。[54] 在抨击英国济贫法的过程中，马尔萨斯论证道：当食物的增长限度阻碍了人口增长时，社会只有在低度均势或者相对平等的状况下才能够存在，比如中国，全体人口已经被“强迫”到几乎每个人都接近挨饿的程度；或者在高度均势的状况下社会也能够生存，这种情况符合英格兰，那里的贵族、绅士以及中间阶层都可以享受自然“盛大的宴会”——尽管只有穷人被赶走的时候——并且那里对人口的限制不会是普遍的饥饿（也没有诸如“遗弃婴儿”的行为）。他最恐惧的——他帮助把这种恐惧灌输到英国的寡头政权集团当中——是：过度的人口增长与平等主义的主张相结合，结果会导致“社会的中产阶级……同穷人混合在一起”。[55] 解决农村穷人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将他们赶出土地，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马尔萨斯在1817年秋天给李嘉图的一封关于爱尔兰饥饿和赤贫问题的信中这样回答道：“爱尔兰土地上的人口绝对比英格兰土地上的人口稠密得多；如果要充分利用这个国家中的自然资源，多数人口就应该被从土地上赶到大的加工和商业城镇当中。”[56] 马尔萨斯卒于1834年，这一年通过了新济贫法，这被视为马尔萨斯主义的胜利。这项立法的目的就是，确保工人和穷人把在工厂接受剥削甚至是漫长的饥饿前景都看作在许多方面优越于通过济贫法而寻求救济。其下面潜存这样的思想，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研究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时所发现的那样，“慈善机构……本身助长了社会罪恶”。贫穷“以前是归因于缺乏慈善机构，而现在却归因于慈善机构的泛滥”。[57] 难怪，那时英国工人阶级的激进派通常把马尔萨斯主义视为最大的敌人。威廉·科贝特（WilliamCobbett）代表他们进行了斗争，他针对马尔萨斯于1819年对“牧师”提出了强烈控告——既是控告阶级统治，也是控告自然神学和国教教义狭隘的道德说教。用科贝特自己的话说：“在我的一生中，我憎恨过许多人；但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没有一组词可以表达对你的适当称呼；因此，作为最适合你这样一个人的单个单词，我称你为牧师，在所有其他的意思当中，它还包括城镇商人的工具这层含义。”[58] 在马尔萨斯的论证中从一开始就隐含着的相当苛刻的内容是：既然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中，维持工人生存的生活资料都存在着限制，因此，任何增加工资的企图一般来说都只能导致有限的粮食供应价格的上涨——它因而不可能为工人提供更大比例的生活必需品。[59]这种错误的理论——它的更为复杂的变种是大家所熟悉的“工资基金理论”——那时被用来论证：通过工会组织改善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是不可能的。[60] 其实，科贝特和工人阶级激进派憎恨马尔萨斯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马尔萨斯的影响如此之广泛和深入，它不仅仅影响了中产阶级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一样的改革者们，而且也影响诸如弗兰西斯·普莱斯（FrancisPlace）等工人阶级思想家和活动家。对接受了马尔萨斯工资基金理论的普莱斯而言，控制生育成为一种阶级组织的代替品——尽管普莱斯认为这不代表资本的利益，而是（以他所被误导了的方式）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马尔萨斯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为解除工人阶级对资本的反抗而服务的。[61] 正是因为这个理论服务于主流社会的利益，正如约瑟夫·熊彼特所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学说在当时正统的经济学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牢固的地位，尽管在1803年之前它应该——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被认为缺少理论根据或者没有价值，并且如此考虑的深层原因也即将快速来临。”约瑟夫补充道：认识到道德抑制这个因素之后，马尔萨斯没有过多地改善他的理论，而是执行了“有序的撤退，放弃了大炮”。[62] 托马斯·查默斯与《布里吉瓦特论文集》马尔萨斯早期最重要的门徒是自然神学家、苏格兰牧师托马斯·查默斯（1780—1847）。[63]查默斯不仅仅是马尔萨斯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他还是爱丁堡大学的神职教授，一个教区牧师，一位有影响力的布道者以及苏格兰国教的教会改革者。他最后成为分裂时期福音派新教的领导人，这种分裂在1843年导致苏格兰独立教会的出现。查默斯是《关于上帝的权力、智慧和仁慈：表现在外部自然与人类道德和智慧构成相适应的过程中》（1834）一书的作者，并因此而著名。这本书后来成为了《布里吉瓦特论文集》的第一册，这部论文集包含八篇论文，是受布里吉瓦特伯爵的委托创作而成的，它们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现之前的几十年中一起构成了保卫自然神学而反对唯物主义和革命性异端学说的最大、最协调一致的一次尝试。理性的历史学家罗伯特·杨（RobertYoung）发现，柏利的“自然神学观念在一个科学细节不断发展的时期被证明是缺少理论依据的，并最终在《布里吉瓦特论文集》中崩溃了——这部论文集通过归谬法逐一把所有科学的细节都炫耀为上帝智慧、善良和仁慈的一系列证据。”[64] 查默斯以攻击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作为他的论文的开端。他评论道：无神论作者的倾向，就是把物质原则作为唯一的推理方式，而忽视了它的特性。宇宙体系的完美和善行难道只符合唯一的万有引力定律吗？这样会严重削弱设计理论……如果我们只是认为物质具有对许多结果有用的能力，那么，我们就阻碍了对上帝的最强大、最坚不可破的论证。因此，如此讨论物质才是最中肯、最令人信服的：物质被这样分配成这样一些部分以确保物质力量的正确方向和有益使用。不仅仅是在建立一定的物质原则过程中，比如根据物质原则进行有用的操作的特定物质特征中，我们发现了智慧的目标或者目的。[65] 在查默斯看来，是神的智慧——实际上很明显——创造了“物质混乱的演化”，并赋予它“恰当的属性”。在进行这些论证的过程中，他利用了柏利的所有例子，出如提到了钟表制造者上帝，以及同天象仪相比眼睛的优越性，等等。[66] 查默斯认为，“神的标志”不仅体现在这样的外在自然中，而且也体现在道德和理性生活中——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一位拥有最高智慧并配备了专制权力的立法者，为人类社会的财富和安易的增长自由地设计了最好的方案——他设计的最有效的东西就是现存的财产制度，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得到承认。”查默斯认为，世界贸易和市场是“人类社会生机勃勃的机器之一”，而且是“设计并创造它的智慧”的标志。他坚持认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以使利己主义通过市场而促进普遍利益——是“更高级的代理人”的标志。同样，上帝使人类具有了强烈的占有欲，这是诸如济贫法等不人道的人类干预从骨子里所强烈反对的。[67] 也许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像他那样如此强烈地强调他所谓的市场“自我调节”特征或者使市场脱离所有外部规定的必要性。根据查默斯的理论：“资本曾经以它最有可能的方式与国家环境相称——以至于远离所有人类智慧所制定的经济规定；而且恰好因为上帝的智慧制定了这些道德和精神规则。”事实上，“如果有什么可以证明正义的神的手存在于自然和劳动中……特别是贸易机制中，那么，它一定存在于推动这些事物运动的健康的脉搏里”。[68]因此，在这些正义的基础上，对济贫法的攻击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就可以得到辩护：无论现代人口理论，正如马尔萨斯先生所阐述的那样，可能并仍将多么的令人憎恶，对于软弱而又缺乏创造力的感伤主义者们来说，它是所有真理当中对人类的现实前景发出最明亮光芒的真理——尽管至今仍然有反对它的骇人听闻的、持续不断的叫嚷。这纯粹就是一个适应过程，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外部世界以及人类——它的占领者——的道德本质之同。[69] 在他后来的著作《关于同社会道德现状和前景相关的政治经济学》（1853）中，查默斯采用马尔萨斯的术语无休止地阐述了“消除贫困”的内涵，认为通过废除济贫法和所有国家慈善制度来“消除贫穷”是基督教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标。他宣称，这样的救济穷人制度如此严重地损害了地租——因此也损害了对土地的耕种，以至于它们代表了对自然的完全破坏，邀请“来自天国的裁判，直到最后”地球不再为已经“抛弃她”的那些人创造财富和食物。[70] 查默斯不仅维护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他还抨击了查尔斯·赖尔（达尔文亲密的朋友和导师）的地层渐变地质学，因为赖尔把地质变化归因于“只是自然规律”，排除了上帝的作用，并贬低灾变说和连续造物说。[71]查默斯认为，自然神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完美结合——尽管粗糙——使其成为现存社会和宗教秩序的辩护者。正是政治经济学与基督教自然神学的结合——体现在柏利、马尔萨斯和查默斯身上——使牧师自然主义者不仅成为工人阶级，而且成为整个人类与自然统一前景的如此有力的威胁。因此，对这些观点进行根本的反对从一开始就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1]见查理·达尔文：《自传》（Autobiography,NewYork:Harcourt,Brace,1958），第59页。 [2]同上，第87页；另见查尔斯·科斯顿·吉利斯皮：《创世记与地质学》，第219页；安东内洛·拉·维尔戛塔（AtonelloLaVergata）：《达尔文印象》（“ImagesofDarwin”），载大卫·科恩：《达尔文的遗产》，第949页；另见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伦纳德的哈蚌山和蠕虫食谱》，第296页。 [3]见达尔文：《自传》，第56—58页。 [4]见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总结》（An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andASummaryViewofthePrincipleofPopula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70），第205页。（本书对《人口原理》这一版本的其他引文均称之为《第一论文》） [5]见培根：《哲学著作集》，第91、456、471—472页。 [6]见洛利·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14—15页；另见约翰·C.格林（JohnC.Greene）：《亚当之死》，第1—3页。 [7]见约翰·雷：《上帝创世中的智慧》，第35—39、41、49页；另见格林：《亚当之死》，第8—9页。 [8]见约翰·雷：《上帝创世中的智慧》，第53、81、116、257、425页。 [9]见格林：《亚当之死》，第5页。 [10]见威廉·柏利：《自然神学》，第9页。 [11]同上，第344页。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比较了柏利和斯密对“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的使用，认为“这两种用法就像一个直径的两端一样相互对立……柏利的看不见的手就是上帝明确的意图（虽然他间接地通过鸟的本能而不是通过可以触摸到的推动力作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则是关于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的模糊概念，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见古尔德：《八只小猪》（EightLittlePiggies,NewYork:WW.Norton,1993），第150—151页。然而，与古尔德不同，这两种用法，一种表示市场，一种表示上帝，在某种意义上都在相互加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观的各个方面。斯密的观点，尽管在外表上不属于目的论，但却倾向于将市场神化（作者原文为reify，译者根据上下文推测应该是deify，系作者笔误或者排版错误——译者注），并赋予市场上帝一样的完美。马尔萨斯，一位新教的牧师，能够同时代表19世纪英国社会令人生厌的宗教观点以及丝毫没有减弱的令人生厌的政治经济学，这决不是偶然的。在他的作品中，这两只看不见的手——斯密和柏利的双重目的论——得以平等地展现。 [12]见D.L.勒马约（D.L.Lemahieu）：《威廉·柏利的精神》（TheMindofWilliam,Lincoln: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1976），第177—178页。 [13]见威廉·柏利：《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ThePrinciplesofMoralandPoliticalPhilosophy,NewYork:Harper&Brothers,1867），第36—38、44页。 [14]同上，第99—103、278页。 [15]见柏利：《自然神学》，第539—542页。 [16]见马尔萨斯：《第一论文》，第202—212页。又见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论人口原理；或关于人口在人类幸福之过去及现在影响的见解——附预察关于解除或减少人口原理所生之祸害的研究》（An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orAViewofitsPastandPresentEffectsonHumanHappiness;WithanInquiryintoOurProspectsRespectingtheFutureRemovalorMitigationoftheEvilswhichitOccasion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第2卷，第140—141页。（本书对这一版本的其他引文均称之为《第二论文》） [17]见马尔萨斯：《第二论文》第2卷，第101—105页。又见莱斯利·斯蒂芬（LeslieStephen）：《英国的功利主义者》（TheEnglishUtilitarians,London:Duckworth,1900）第2卷，第156页。 [18]见罗伯特·华莱士：《人类、自然和上帝的不同未来》（VariousProspectsofMankind,NatureandProvidence,London:A.Millar,1761），第107、114—117、125页。 [19]见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EnquiryConcerningPoliticalJusticeanditsInfluenceonMoralsandHappiness,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46）第2卷，第515—518页。 [20]同上，第518页。 [21]孔多塞侯爵（Condorcet,Jean-Antoine-NicholasCaritat,Marquisde）：《人类精神发展史概略》（SketchforaHistoricalPictureoftheProgressoftheHumanMind,NewYork:NoondayPress,1955），第188页。 [22]同上，第188—189页。 [23]见马尔萨斯：《第一论文》，第71页。 [24]同上，第177页；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考证版（MEGA）》（Historisch-KritischeCesamtausgabe,Berlin:DietzVerlag,1991）第4部分，第9卷，第229页。 [25]马尔萨斯在避免使用现代意义上的地球“人口过剩”方面保持着特别的连贯性，即使他在纠正著作中个别段落的时候——在这些段落中，他不小心留下人口已经超过“生活资料”这种印象，因而将之改为“充裕的生活资料”。见埃德温·坎南（EdwinCannan）：《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史（1776—1848）》（AHistoryofTheoriesofProductionandDistributioninEnglishPoliticalEconomyfrom1776to1848,NewYork:AugustusM.Kelley,1917），第108页。 [26]见马尔萨斯：《第一论文》，第120、134页。 [27]同上，第124页。 [28]见马尔萨斯：《第二论文》第1卷，第329页。 [29]见马尔萨斯：《第一论文》，第76页。 [30]同上，第89页。 [31]见坎南：《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史（1776—1848）》，第112页。 [32]见马尔萨斯：《第一论文》，第106页。 [33]同上，第129页；另见马尔萨斯：《第二论文》第2卷，第312—313页；另见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第332页。 [34]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4），第581页。 [35]见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总结》，第239页。 [36]见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小册子》（Pamphlets,NewYork:AugustusM.Kelley,1970），第185页；另见大卫·李嘉图：《税赋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第67页；另见马尔萨斯：《第一论文》，第100页。 [37]见马尔萨斯：《第二论文》第2卷，第21页；皮尔西·雷文斯通（PiercyRavenston），引自肯尼思·斯密斯（KennethSmith）：《马尔萨斯的争论》（TheMalthusianControversy,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51），第224页。 [38]见马尔萨斯：《第一论文》，第89、98页。 [39]同上，第81、92、103、124页。 [40]见马尔萨斯：《第二论文》第1卷，第17—19、81页；第2卷，第97页。 [41]见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2卷，第517页；另见约翰·埃弗里：《进步、贫穷和人口：重读孔多塞、葛德文和马尔萨斯》（PovertyandPopulation:Re-readingCondorcet,GodwinandMalthus,London:FrankCass,1997），第11页。 [42]见马尔萨斯：《第一论文》，第118—119页。 [43]同上，第118、133页。 [44]同上，第134、143页。 [45]同上，第94、97、102页。 [46]同上，第115页。 [47]见阿朗·麦克法兰（AlanMacfarlane）：《英国的婚姻和爱情：生育模式（1300—1840）》（MarriageandLoveinEngland:ModesofReproduction1300-1840,Oxford:Blackwell,1986）。 [48]见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不定期论文集》（OccasionalaPapers,NewYork:Burt&Franklin,1963），第139页。 [49]见坎南：《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史（1776—1848）》，第104、113页。 [50]见帕特里夏·詹姆斯：导言，《第二论文》第1卷，第4—15页。 [51]见马尔萨斯：《第二论文》第2卷，第141页。 [52]同上，第127—128页。 [53]同上，第192页。 [54]见马尔萨斯：《第一论文》，第142页。 [55]见马尔萨斯：《小册子》，第18页。 [56]马尔萨斯致李嘉图，1817年8月17日，载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WorksandCorresponde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2）第7卷，第175页。 [57]见卡尔·马克思：《早期作品集》，第408—409页。 [58]科贝特，引自斯密：《马尔萨斯的争论》，第120页。 [59]见马尔萨斯：《第一论文》，第183—184页。 [60]关于工资基金理论，见莫里斯·多布：《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和分配理论》（TheoriesofValueandDistributionsinceAdamSmith,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3），第131—134页。 [61]像普莱斯一样的改革者们，他们既坚持马尔萨斯的工资基金理论，又倡导工会组织，这种事实造成的矛盾并没有比起初可能出现的矛盾少一些。普莱斯把工会的目标看作实现工资调整目标的限制，并且，既然工资无法普遍得到提高（因为人口和生存资料之间的关系），部分特殊的工人阶级可能获得巨大利益。根据普莱斯的观点，要改变多数工人的状况，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加强生育控制，这样就可以降低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毫无疑问，这样一些马尔萨斯的观点无法降低工人阶级激进分子对此的蔑视。见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NewYork:Vintage,1963），第769—779页；另见佩罗德·施瓦茨（PedroSchwartz）：《J.S.密尔的新政治经济学》（TheNewPoliticalEconomyofJ.S.Mill,London:LondonSchoolof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1968），第28、74、245—256页。 [62]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580—581页。 [63]众所周知，马尔萨斯非常自豪，因为他的《人口原理》能够影响那个时代的著名人物，比如，威廉·柏利、威廉·皮特（WilliamPitt）、大卫·李嘉图，但是，只有他最重要的门徒托马斯·查默斯信奉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全部意旨，包括它所赋予的自然神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联系。 [64]见罗伯特·杨：《19世纪关于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的争论的史学和意识形态背景》（“TheHistoriographicandIdeologicalContextsoftheNineteenth-CenturyDebateonMansPlaceinNature”），载米库拉什·泰希、罗伯特·杨合编：《历史科学中不断变化的视角：纪念约瑟夫·尼达姆论文集》（ChangingPerspectivesintheHistoryofScience:EssaysinHonorofJosephNeedham,London:Heinemann,1973），第373页。 [65]见托马斯·查默斯：《关于上帝的力量、智慧和仁慈：表现在外在自然对人类道德和智力构成的适应方面》（OnthePower,WisdomandGoodnessofGodasManifestedintheAdaptationofExternalNaturetotheMoralandIntellectualConstitutionofMan,London:WilliamPickering,1834）第1卷，第17—21页。 [66]同上，第1卷，第15、24、64—65页。 [67]同上，第1卷，第22、252页；第2卷，第7、34—35页。 [68]同上，第2卷，第45—47页。 [69]同上，第2卷，第49页。 [70]见托马斯·查默斯：《与社会的道德状态和道德前景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OnPoliticalEconomyinConnexionwiththeMoralStateandMoralProspectsofSociety,Glasgow:WilliamCollins,1853）第2卷，第338页。在马尔萨斯精神的指引下，查默斯尝试着用教会救济和以教会为基础的自我救济制度代替公共救济，他在格拉斯哥就帮助着建立了这样的救济制度。 [71]见托马斯·查默斯：《关于上帝的力量、智慧和仁慈：表现在外在自然对人类道德和智力构成的适应方面》，第210—216页。
第五章领导小组及其盟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会运动史（1920）第五章领导小组及其盟友
意象主义（А.马里延戈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意象主义 А.马里延戈弗编者按：本文译自《文学宣言》，第94-100页。原载《码头-岛》（1920年5月）。死的和活的生活是异教徒的堡垒。艺术是围攻堡垒的军队。诗人总是这支军队的首领。自古以来人们就渴望闯进生活的大门。这也许是为了在占领这个堡垒之后就立即自愿地将它放弃？并非艺术害怕生活，而是生活害怕艺术，因为艺术传播死亡，很明显，死的东西是不可能害怕活的东西的。艺术的军队——这是一支死亡的军队。因此，艺术在其死亡中是永恒的，而生活却是有限的。只要一接触诗歌的形象，物和情的血液就会凝固起来。艺术家给奔腾的骏马钉上镣铐，他的笔锋轻轻一触就可以使疯狂转动着的汽车停下；音乐节会遏止有着瀑布般节奏的欢悦的和绵绵不断的忧郁。只要美的创作范围一更换存在的刻度盘，脉搏的钟摆就立刻中断它的摆动。诗人是扼杀生灵的最可怕的刽子手。美丽是严峻的同义词。而严峻则要求固定。艺术就是使运动变成静止。一切艺术都是静止的，甚至音乐也是如此。革命一旦体现在艺术形象之中，它就停止存在。马赛曲诞生之日，就是法国革命死亡之时。在现存的各种宗教中，最长寿的一种是生活。所以生活是艺术家最难处理的材料。要是将来有一个艺术家能把生活变美，那么，我就敢说，只消过二十四小时太阳就会熄灭。只要丑陋还支配着性交，人类传宗接代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只有疯子才会相信爱情。由于诗人、画家和音乐家是地球上最清醒的人，他们所说的爱情就只存在于诗行、大理石、色彩和音调之中。爱情是艺术。爱情也是一种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东西。存在着有道德的生活和不道德的生活。这两种生活艺术都不了解。一个真正懂得美的人，他应在同等程度上赞赏叶赛宁和马里延戈弗的诗，尽管叶赛宁期待并看到的是：新的救世主骑着牝马来到人间。而马里延戈弗高兴的是他看到：风将象铁扫帚一般刮走人家的牛肉…… 艺术是一种形式。内容则是形式的一部分。整体只有在每个组成部分都是美的情况下才会是美的。没有美的内容，就不可能有美的形式。内容的深刻是美的同义语。纯洁的配合和卑污的配合 ……你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在当代的形象诗歌中有一种似乎是蓄意安排好的纯洁与卑污在形象上的交合？为什么叶赛宁写“太阳像阉马撒的一洼尿一样渐渐变冷”？为什么他写：“在小树林的上空，霞光像母牛一样翘起了尾巴”？为什么舍尔舍涅维奇写“夜莺的淋球菌在污浊的月亮的尿水中没有医好”？诗人的目的之一是要使读者的内心活动最大程度地紧张起来，要在读者的理解的手掌上尽可能深地扎入一根形象的刺。诸如此类把纯洁与卑污互相交错起来的写法，是一种使形象的刺变得更锐利的手段，而现代意象派诗歌在应有的程度上长满了这种刺。此外，类似“夜莺”与“蛤蟆”的交配或许会带来产生一种新的族类的希望，或许这种交配会使诗的形象的品种更加多样化。虽然诗人精雕细刻，他写诗的思路总是遵循着内在的有规律的冲动，这种冲动既震撼着宇宙的机体，也震撼着每个个体的机体。难道我们不知道那条关于物体的阴阳极具有魔术般的吸力的规律吗？你们可以在“阉马撒的一洼尿”、“母牛尾巴”、“淋球菌”和“尿水”等说法的前面加上一个负号（-），而在“太阳”、“霞光”、“夜莺”等前面加上一个正号（+），你们就会明白，诗人把这一切溶合在形象中的写法并非别出心裁，而是内在地遵循创作规律的。两种旋律是什么东西把艺术引到了意象主义？难道不是加速到难以置信程度的生活旋律？巨大的斗争压榨机把充满水分的物体变成一块极严密的钢筋混凝土。一系列的科学发明缩短了距离，加快了速度，用牺牲情感的办法充实了智慧。形象是什么东西？是最短的距离加上最高的速度。月亮被直接镶嵌进了戴在左手小指上的戒指，而装有淡攻瑰色药剂的灌肠器悬挂起来替代太阳。这一次是艺术成了胜利者。生活只是缩短了距离，而艺术却把距离消灭了。形象并非别的什么东西，它只是一种哲理的和艺术的公式。如果生活的旋律使人想到那个在热病中乱动的病人的脉搏，那么在艺术形式的常轨中的旋律就不可能像一辆满载的大车那样慢慢地走，而赶车的小俄罗斯人还在车上安静地打盹呢。而我们以前的全部艺术却很像后一种情景。因此：如果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日一群诗人和艺术家尚未在买卖美的市场前挂出意象主义的宜传画，尚未在卖纸张和画布的小摊上摆出纯形象生产的文字产品和色彩产品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到了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艺术作品的顾客自已就会不容争辩地要求这一切。在形象的母腹中虽说根本不把哲学任务强加给诗歌，一部有资格称作长诗并且又是极为丰富的形象的文学作命可以比得上整整一个哲学体系；而一系列背靠背紧紧排列在一趣的形象则可以抵得上许多篇自成体系的哲学论文。为了有更大的说服力，我认为可以从叶赛宁的长诗《全能者》中引一段，这一段几乎能够满足当代艺术的巨大要求：在乳白色的丘陵后边，在参天的白杨树丛中，一个喷射银流的排水工，仰倒在我们的上空。像蓝天的熊星，像大桶中的长柄勺，涌入空中的风暴，骑到了月亮的身上。在旋风中梦见亡人簇簇，我看见，我的祖父用捕鱼篓子把太阳从正午拖到了日暮，意象派诗歌极端的紧凑，要求读者进行最紧张的智力活动。只要丢失形象锁链中的一个环节；就会使条锁链断裂。一个有着严遵形式的艺术整体，一旦散开，就成为杂乱的（虽然有时是灿烂和华美的）一堆。有人觉得当代形象诗歌似乎难于理解，原因就在于此。词、言语和语言产生于形象的母腹（我不对那些因愚昧而无信仰的人发表语言文学方面的议论，只举几个最易于理解的例子，устье（河口）-река（河）=уста（口）-речь（言语）；зрак（目光）-зерно（谷粒）-озеро（湖）；разнор（纠纷）-дырa（窟窿）等），这预先就不可改变地确定了未来的诗歌的形象基础。恰似在词的形象基础之后就是节奏基础一样，在诗歌中形象只有在节奏振动的强度与形象的强度成正比的情况下才是完整的。斯宾塞说过，心脏的跳动影响着整个房间的有节奏的动作。在一个形象环节中发生的不规则节奏，会在同样程度上影响一篇长诗的整个链条；或者是使它的声音不和谐，或者是使它很美妙。自由体诗是意象派诗歌的不可分的本质，因为意象派诗歌特点就是它有着非常急遽的形象转换。与从形象中孵化出来的词相比，拟声词在语言中占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同样，在诗中音响（或者我们称之为音乐性的东西）所起的作用也是微小的。音乐性恰恰是象征主义及多多少少是俄国未来主义（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所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有意义的是：别雷这位象征主义中唯一引人注意的人物（而我最不把他看作诗人）发觉了这一点。在他的《象征主义》一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似是而非地充满音乐性乃是衰落的标志（我们迷恋着这个衰落的形式），我们的毛病也正在于此，肥皂泡在它破灭之前，总会闪现出彩虹般的各种颜色来。” 我们感谢别雷，他在认清那个今天只有历史意义的流派方面，表现出了令人生悲的直率态度。神秘主义和现实主义我们的形象具有物质性、可感知性以及接近于日常生活的特点，这表明意象派诗歌有着现实主义的基础，而意象派诗歌把思想之锚抛入人的命运之神的深渊，这说明意象派诗歌有着神秘主义的东西。我们一方面听到有人责备我们的诗歌故作粗鲁和毫无诗意，另一方面则指责它神秘和抽象。这两种指责我们都乐意接受，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可靠的保证：我们的创作方向盘上的指针正确地指示着北和南。因为只有在人眼这艘船并非漫无边际毫无指望地航行在白茫茫的浓雾之中的情况下，神秘主义才是有效的，终点的明确而坚固的海岸轮廓产生一种希望，促使人砍断锚索，听凭创造思想去扬帆飞驰。而另一方面，钻入和挖掘现实主义的土层到了一定深度时，也会看到神秘主义因素的道道银光。我们这两条道路都走，丝毫也不怀疑它们的正确性，因为任何神秘主义（如果它不是最十足的招摇撞骗）归根结底是现实主义，而任何现实主义（如果它不是最鄙俗的自然主义）则是神秘的。朱逸森译
宣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5．意象主义宣言编者按：本文译自《文学宣言》，第89-94页。首次发表在双周画刊《汽笛》1919年第5期（1月30日在沃罗涅什出版）和1919年2月10日《苏维埃国家报》上。你们——诗人、画家、导演、音乐家、散文家，你们——姿势的巧匠、色彩和线条的叫卖者，词的琢磨者，还有你们——美的佣仆，纯真的诗歌、戏剧和画幅的小贩们我们今天大声疾呼地告诉你们一条人所共知的真理，这使我们感到既害臊，又高兴。但有什么办法呢？你们自己又不大声说出来。这条真理象女人的爱情一般短促，象秤药的天平一样精确，又象钢质电灯泡一般明亮。一个好吵吵嚷嚷的十岁上下的黄口孺子去世了（他生于一九〇九年，死于一九一九年）。未来主义断气了。让我们齐声高呼：让未来主义和一切未来主义的货色都死去吧！未来主义教条的保守传统好比是堵塞一切新生事物耳朵的棉花。未来主义使生活变得黯淡无光。但是，秃顶的象征派，还有你们，天真烂漫的过去主义者们，都别高兴得太早。我们的口号不是从未来主义向后退，而是跨过它的尸体向前，再向前，向左，再向左。使我们感到讨厌和恶心的是，青年一代本来应该去探索，但他们却满怀青春激情去吮吸未来主义的肥大而又沉甸甸的乳房，未来主义这位女市民，它忘却了自己昔日的骄横，竟成了“好品格”的代表，成了门外汉的特权？哎，一切在我们之后踏上无人踩过的艺术大道和歧路以及词语、手势和色彩的柏油马路的人们，你们可知道，未来主义是什么货色？这是艺术上的赤足女人，这是形式方面的尼采学说，是涂上了现代色彩的纳德松精神。我们感到好笑：人们在谈论着艺术的内容问题。需要花很长时间学习，只有文盲才会提出要求说：“写城市吧。” 题材和内容（这是艺术的盲肠）好比是一个疝，不应该从作品中凸出。未来主义非常关心形式、丝毫不愿落在高蹈派和象征派的后面，但它只是在口头上谈形式，一心想看的却是内容。它的全部注意力都倾注于一点，写得“更城市化一些”。现在报应的时刻来到了。以内容为基础的艺术、以直觉（最好能取缔蠢人们的这一保险金）为依据的艺术，被习俗框住了的艺术，由于癔病发作而该死亡了。其实，这种癔病早就在使未来主义腐烂。而你们这些瞎子和仿效者、剽窃者和追随者都看不见这个过程。你们看不见绝望的脓包。只是到了现在，未来主义的时髦鼻子已经塌下去了，你们，真该死，总算看清楚了。未来主义叫喊过要有阳光和欢悦，但它自己却是悲观和忧郁的。它是悲惨和痛苦的批发库。它眼下有着流泪过多而形成的茧皮。未来主义曾号召要诙谐和滑稽，结果却是写冰冷的神秘，写城市的神秘剧。说真的，艺术从未象现在（第三期未来主义阶段）这样接近自然主义，这样远离现实主义。在诗歌方面是无病呻吟者马雅可夫斯基的凄凉断肠曲，克鲁乔内赫和布尔柳克的寡廉鲜耻的坏诗；在绘画方面是一些图画积木，还有译成家乡白杨木语言的毕加索的作品；戏剧方面的情况是令人嗤鼻的；散文的成就是一个零，音乐则是双零（〇〇——自由自在）。还有勇气听人说话的人们，由于有“感觉”的习惯而尚未忘却思索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把“存在过未来主义”这个事实忘掉吧，就象我们已经忘记了自然派、颓废派、浪漫派、古典派、印象派以及其它毫无价值的东西一样。让这些荒唐无稽的东西都见鬼去吧！站在肌肉发达的逻辑的坚固炮架上，我们这一群意象主义者用四十二厘米粗的喉咙大声地向你们发出命令。我们是真正的艺术师，我们琢磨着形象，我们替形式清扫内容的灰尘，比街上擦皮鞋的擦得还要干净。我们肯定地说，艺术的唯一规律、唯一的无与伦比的方法就是通过形象和形象的节律性来显示生活。啊，在我的作品中你们会听到形象的自由诗。形象，也只有形象。形象——立足于类比、排偶、比拟、对照、简洁的和扩展的修饰语、多题材的多层结构的许多附件一一这就是艺术大师的生产工具。任何其它的艺术只是《田地》杂志的附刊。形象好比撒满作品的樟脑粉，只有它才能使作品免受时间的蠹蚀。形象是诗行的铠甲，是画幅的甲胄，是戏剧的要塞炮。艺术作品的任何内容都是愚蠢和无意义的，就象从报纸上剪下后贴到图画上去的标签一样。我们主张：最明确、最清楚地把一种艺术同另一种艺术分开，我们捍卫艺术间的分类。我们不建议描写城市、农村、我们的时代以及既往的岁月——这一切都属于内容范围，对此我们并不感兴趣，这将由评论家来分析。你写你要写的东西，但要用形象的当代节律性来写。我们说当代的节律性，因为我们不了解过去的节律性，对它我们是门外汉，几乎同自发苍苍的过去主义者一样。我们十分乐意地提前接受各种责难，说我们的艺术是头脑中的、臆造的艺术啦，带着劳动者的汗水。啊，古怪的人们，你们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对我们的恭维语了。的确，我们的头脑不屈从于心这个任性的顽童，这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头里有脑髓，就没有特别的必要去否定脑髓的存在。我们把我们的心和情感留给生活我们并非作为天真地猜破谜语的人，而是作为明哲地领悟了的人进入自主自由的创作的。睁大眼睛的哥伦布，迫不得已的哥伦布，没有地图的哥伦布——这类角也并不合我们的脾胃。我们完整而又权威地给创作家们明确指出下列材料。诗人是靠只在形象意义上使用的词来进行工作的。我们不愿象未来派那样去愚弄公众并宣布自己有造词、创新等等的专利权，因为这些是每个诗人的天职，不管他属于什么学派。使散文作家区别于诗人的，只是他们的工作的节律性。对画家来说，就是折射于（橱窗和湖水的）镜面上的色彩、笔法。任何其它物体的标签只会使一幅画变成大杂烩。演员必须记住，剧院并非把文学搬上舞台的地方。剧院要有行动的形象剧院要摆脱音乐、文学和绘画。雕塑家要掌握凸凹。音乐家呢……音乐家什么也不需要，因为音乐家们就连未来主义都还没有领会。真的，这是一些职业化了的过去主义者。请注意，我们是非常幸福的。我们并没有哲学，我们不炫示思想的逻辑。信心的逻辑比什么都强。只有我们是正确的，我们不仅坚信这一点，而且明白这一点。我们之所以不号召人们去摧毁古董，只是因为我们无暇去做清扫垃圾的事情。干这一行的有盗未来主义坟墓的人和纺狼。在没有取暖设备的今天，唯有我们的作品的热情可以温暖读者和观众的心灵。他们是艺术的教父，我们乐于把一切领悟到的直觉赠给他们，愚蠢而又庸碌的读者，告诉你，我们甚至可以宽容到这种地步，那就是在你一旦成长起来并且变得聪明一些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来和我们辩论。我们从自己的心灵上，象从艺术的粮卡上一样剪下春暖花开的五月那一格。那些生活得比较紧张的人们，按供应标准属于头两级的人们，凭我们的这份宣言可以获得许多东西。要是谁乐意，那就请您创立一种意象主义的哲学，解释一下我们这些人出现的事实吧，不管说到什么样的深度都行。我们不知道，也许是由于昨天在墨西哥下了一场雨，也许是在去年您的灵魂产了狗崽，也许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但反正意象主义是一定要出现的，我们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是意象主义的持武器的侍从，它通过我们象通过宣传画一样，同你们谈话。站在意象主义第一线的人是：诗人叶赛宁、伊弗涅夫、马里延戈弗、舍尔舍涅维奇；画家Б.埃尔德曼、雅库洛夫。音乐家、雕塑家及其它：没了？朱逸森译
诗语研究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诗语研究会编者按：本文选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8卷。诗语研究会是一个学术团体，成立于一九一六——一九一八年间，创立者是一批语言学家（波利瓦诺夫、雅库宾斯基）、诗歌研究者（别尔什泰因、勃里克）、文学理论家和文史学家（什克洛夫斯基、艾亨巴乌姆、蒂尼亚诺夫）。诗语研究会的理论是文艺学中“形式主义方法”的一个变种，是通过什克洛夫斯基的著作（《词的复活》，1914年）制订的。机关刊物为《诗歌语言理论集》（第1-6辑，1916-1923年）。在一十年代末至二十年代初，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员（维诺库尔、雅科勃松）以及托马舍夫斯基、维诺格拉多夫等，在方法论上，与诗语研究会相接近。诗语研究会的理论观点具有与革命前纯理论科学的折衷主义进行论战，同时受阿克梅派和未来派影响的特点；诗语研究会成员力图剥夺掉在象征派看来环绕着诗歌的崇高而又神秘的光轮。他们认为文学是“手艺”，是形式的技巧的活动，这种活动建筑在一些可以进行“精确”研究的手法和手段的运用上。文学的任务是产生使人觉得非同一般的艺术效果（“奇化”）。某一个艺术家或文学流派利用各种文艺手法（及其总和），就是为了做到这样。随着一些用俗了的和变成公式的（“自动化的”）手法的效能的减弱，就需要有新的手法，于是一个文学体系为另一个体系所取代。诗语研究会参加者涉猎的范围是：诗歌语言和诗的理论（波利瓦诺夫、雅库宾斯基、勃里克；艾亨巴乌姆——《俄国抒情诗的研究方法》，1922年，蒂尼亚诺夫——《诗的语言问题》，1924年，第2版，1965年），长篇小说的情节构思和结构（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散文的理论》，1925年），体裁和流派的更替和演变。由于比较类型学方法、新的语言思想和统计学研究方法的采用，诗语研究会成员积累了很多对语文学来说很宝贵的材料，作出了不少个别的假设，他们经历了一条复杂的道路：从把作品机械地看作形式主义手法的“总和”到灵活地理解其各个成分的从属关系，从坚持文学是独立的“系列”的学说到承认它与其他文化“系列”存在相互联系（蒂尼亚诺夫：《关于文学演变的问题》，1927年）。十月革命后的环境，与马雅可夫斯基、爱森斯坦和其他苏维埃艺术活动家的交往，促使诗语研究会成员向好的方面演变，积极参加苏联文学和电影的诗学问题的讨论。尽管诗话研究会的学者们主观上都受建设新文化的思想的鼓舞，但由于他们使文学服从于引起读者“强烈”感觉的任务，这就使得他们的理论与一二十年代艺术中的现代派思想接近起来。这种观点旨在进行“自有价值的”形式主义的艺术革新，因此客观上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导致艺术的无人性和无思想性。在争论过程中，诗语研究会的成员认识到这点，逐步放弃了形式主义观点。二十年代末，这个团体解体了。在西方，诗话研究会的许多原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雅科勃松的活动）为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所运用，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个对诗语研究会的思想感兴趣的新浪潮。而且对诗语研究会的创作思想和假设表现出来的这种极其自然的兴趣，常常被利用来证明新形式主义倾向（“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的某些变种）。龚长捷译
艺术科学中的形式主义（А.卢那察尔斯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艺术科学中的形式主义 А.卢那察尔斯基编者按：本文选自《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7卷，文学出版社，1967年，407-421页。首次发表于《报刊与革命》杂志、1924年第5期，9-10月号《关于形式主义方法的争论》栏内。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应当否定纯形式的艺术的存在。在俗语中，这种纯形式的艺术早就有一个不体面的、却是意味深长而又含义确切的名称：内容空洞的艺术。我现在预先作这个说明，是因为不能想象有比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者更学究式地吹毛求疵的了。别克梅谢尔们用吱吱作响的粉笔在黑板上标出诗歌灵感的错误；勃里杜阿仲们经常强调“形——式”[1]；艾亨巴乌姆们则出色地证明果戈理把自己的《外套》做得恰到好处，也为了象任何裁缝一样满足奇装异服爱好者的口味。[2] 为了避免勃里杜阿仲们的吹毛求疵，我直率地说，远不是任何内容空洞的艺术都是没有价值的。托尔斯泰是最始终不渝地捍卫艺术中的内容的人之一，他面对纯装饰图案这一现象，思考了一个问题，按照其理论，这一艺术种类是用什么样的感情“感染”人的？然后他回答说，它所唤起的感情，是“纯粹的欣赏”。如果有人向托尔斯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可把一系列被他严厉地贬为缺乏情感和思想内容的雕像、图画、音乐剧乃至诗歌，都归结为“纯粹的欣赏”，那么，这个人是完全正确的。全部问题在于，艺术中的形式（或者，艺术作品各个部分的组合方法也一样）是建立在我们的感觉的某些心理生理学特点的基础上的，这些特点部分地源出于我们感官的结构和功能，部分地源出于中央感受器官所固有的习惯。众所周知，如果在一张纸上点上一点墨污，然后把纸叠成两半，压压它，再把它打开时，由于模糊的污点丝毫不差地增加一倍，在每半张纸上（对称）都将出现某种类似花纹和装饰图案的东西，也就是说，有某种已经包含着二份引人欣赏的性能的东西。就其实质来说，艺术家的所有的形式的工作都同这种最简单的样式相似。艺术家或者是简化自己所建立的整个体系，在空间、时间里，在思想或感情的领域里整理自己的材料！或者相反，使这一原来的材料复杂化，不过应作到这样，即既赋予它兴味、逗乐性和图画式的紊乱，又决不超出界限，因为跑出了界限就要出现真正的紊乱。如果我们所说的只是一种利用颜色、线条、声音等一类东西的初级艺术，那么这些成分本身作为单纯的感觉，由艺术家去组合、构成，从而达到欣赏的效果。如果我们所说的是一位富于复杂而巨大的思想情感的艺术家，那么任务又不同了。在这样的艺术家面前有着两方面的材料，一方面是他意识中的成熟了的感受，另一方面是那种他应把自己的感受倾注于其中以及他尔后应该去“表现”的物体（哪怕是石头或者言词）。对于这种艺术家来说，表现一方面意味着象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3]那样行动，也就是说，在那时之前，比较模糊的材料好象由于注进了内心的创作感受而振奋起来。有一种先知型的强有力的艺术家，对于这种艺术家来说，这一点已经完全足够了。他们内心的激情赋予他们的创作以节律性，而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感受的伟力则叩击着读这些作品的人们的心房。不过，十分明显，真正的艺术家和巨匠作为一定社会职能的体现者，他首先是富于表现力的能手。表现力——是非常广泛的、为这个术语所不能完全概括的一种现象。这里，归根结蒂，问题在于求得最广泛、最深刻地从心理上把握通常以一定范围的人（自己的人民、自己的阶级等等）为对象的艺术作品。从这一观点出发，艺术家既注意到他工作的材料的特点，也注意到接受这些材料的那些人的特点。现在请您设想一下，一个艺术家没有任何感受，他的脑子里也没有任何值得公诸于众的思想，他的身上没有点燃起任何值得用来“感染”别人的感情，他写的是别人的或平庸的东西，但他善于叙述它，他能出色地利用经过很好研究而掌握了的材料，甚至善于使自己的读者产生引人入胜的印象。结果得到一种纯形式主义的艺术，这种艺术甚至可能在特定的群众之外，还保留其一定的愉快感。从这里又一次得出结论：形式的工作乃是一切艺术所固有的，在某些情况下，艺术可以整个地归结为形式的工作。那么，什么时候会是这样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首先是当艺术具有初级的性质时，换句话说，当艺术回旋在感受及其结构的范围内的时候。这一现象在这里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在艺术繁荣的所有时代都得到广泛的运用，这主要是在所谓的实用艺术或工艺美术等领域里。与此相类似，可以设想有一种朴素的、有自己独特的美的，但同时又什么意思也不表达的音响结构，各种语言游戏——有趣的棋子，重叠句或杜撰语，都可以归入这一类。然而，重要的是，艺术远不是老停留在这一阶段上的，它以自己的特别的组织事物的方法（组织它们以便能最容易地和印象最丰富地被感知）把握甚至是最高级最复杂的情感以及这些情感的复合的世界，思想和思想体系的世界。在这里，艺术已经完全属于思想的领域，在这里，它已经不是旨在获得对事物的欣赏的人类营生的一部分，而是对人的一切意识、人的“心理”发生作用的真正强大的工具了，是强有力的教育和宣传的手段了。既然不论什么社会都需要预言家、宣传家、政论家，既然他们都是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所以，他们常常是不自觉地在寻求艺术，首先是寻求诗歌作为他们的教育意图的最自然的和最强有力的表现。对于预言家耶列米[4]来说，对于梭伦[5]（在其六脚韵诗里）来说，对于托尔斯泰（在其活动鲜明地表现出具有先知之明的时期）来说（我有意地选取相隔几千年的现象），艺术的形式比起他们对世界的说教来是第二位的。但是，很明显，不只是托尔斯泰明白用艺术手段组织起来的说教的强烈的感染力，因为艺术的说教（这种说教有时是整个地转变为譬喻性的劝诫故事，在那里，引人入胜的情节和讲故事人的艺术，为了其“感染力”，好象把引向更高利益的意图被完全排挤了），我们在所有勇敢的、向前发展的、精力旺盛的时代里，或者是在这些时代中成为社会领导者的所有阶级那里都可以碰到。这种思想艺术有许多不同的阶段。说教可以占优势，说教的艺术性可以归结为一种比喻的精巧花纹和长句的音乐乐段（例如西塞罗）。当然，这还不是艺术。不过，说教者愈多地被感情所控制，在生动的说教中，重心就愈多地转移到语调、音色和手势上。说教者愈是寻求刺激整个机体，而不是刺激理智，使机体激越，言词本身也就愈益失去自己准确的意义，说教者在词的音响本身及词的组合中也就愈是寻觅骤然看来象是魔力的力量，这种力量好象能撇开直接意义而征服听众，使听众着魔。我们彻底地进入了诗歌领域，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对艺术的综合的倾向，诗的语言一方面倾向于图画似的优美的表现力，另一方面也倾向于音乐的表现力。语言力求自己为自己创造鲜明的、似乎完全是视触觉的插图，同时还通过韵律、语调、音色的力量（有时上升为旋律），对神经系统发生作用。我这里谈的只是文学，但把上述的一切推广到其它艺术方面也不困难。为了使我们拥有真正的思想艺术作品，而不是作为艺术家个人创作的一种简单的行动，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显然，艺术家就必须做到为自己的感受所控制，换句话说，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感觉到它是一种巨大而重要的东西，而他的听众也能充分领略这种重要性。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感受本身才自然而然地成为召唤形象与音乐的思想和感情的强大的综合体。当人们不赞同地谈论有倾向的艺术时，他们是无意识地指一些由不够有力的感受所产生的作品，这种感受不能从自己的汁液中长出自己的花朵与果实，结果会发现，音乐和形象都挂在干枯的树枝上。差不多所有由真诚的愿望——寓教于乐[6]——而产生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艺术”。真正的艺术家并不想使人消遣，他也不想教诲，他要震撼，通过人们的灵魂与他自己的灵魂的接触（这是我们称之谓艺术的东西所引起的）去改变人们，丰富他们，教育他们。艺术性当然是由感受的力量，由力图找到一种尽可能充分地把感受输送给别人的方法的渴望所决定的。读者可能以为，我这是承认：在思想艺术中绝对不可或缺的正是思想。这种推测必须在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后才是正确的。例如，贝多芬常常狡猾地笑着说：“在我们的时代，人们都懂得，不存在无思想的音乐……现在，人们却不懂得这一点了。（贝凯尔：《贝多芬》）诚然，贝多芬这里指的不是标题音乐，不是为图解思想而作的音乐。勿庸置疑，存在着全然是音乐的思想，全然是图画的、雕塑的或建筑学的思想。为这种承认而感到高兴的形式主义者可能会纯音乐或纯建筑学的思想不是别的，正是结构的、形式的任务。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如果艺术作品中占优势的思想在创作行动本身中仅仅是一种结构的任务，那么创作出来的这个作品就不是思想的、而是所谓的纯手艺的东西了。实际上如果其中除了基本的音响及其形式的配合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的话，他们能用什么东西去感染听众呢？既不是思维，又属于思想的范畴，那么，艺术思想该是什么呢？显然，它应当带有感情的性质。柱列的抗压强度和房顶压力的这种或那种解决办法，就其本身真正的艺术本质来说，都不能译成语言，或者只可能通过描写而很微弱地显示出来，在思维着的意识中作为静谧、轻盈、阴森可怕的力量等等的表现被标出来……况且，这些词丝毫也不反映在我们看到这一柱列的时候控制着我们的感情，犹如用任何语言也无法给一个天生的瞎子解释清楚什么是蓝色或红色。本能地，或者说得更确切些，社会学上出现的思想任务，一般地在于加强和扩大构成这一阶级思想体系的个人意识，在于用这种思想体系去征服其他阶级的意识，削弱和破坏敌对社会势力的生活原则。十分明显，属于思想任务之列的决不仅仅是思想的组织，看来，感情的组织尤其属于这一任务，从而意志的动机也属于此任务。当任何一个部族或军队在悲壮的号声和有节奏的鼓声下，为这一音乐所陶醉而投入战斗时，这种音乐当然是没有任何思想的，但却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和强有力的情绪激弱的意象，里面可能充满怀有好战情绪的音乐家的急于渴血的情感，或者就是一律地投入战斗的群众对于集体伟力的认识。这就是“感染”。我来归纳一下，所有出自强烈感情的艺术，所有好象不由自主地推动艺术家去扩张，去占据灵魂，去扩大自己的占优势的思想的权力于这些灵魂的艺术，都是思想的艺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占优势的思想具有阶级的性质，它们在发展的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受一定阶级的支持、接受和否定。而形式主义艺术呢？或许它是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绝对不是。在艺术发展的合理的阶段和合理的地方，形式主义艺术实质上乃是生活形态的一种组织。人们欣赏什么和如何欣赏，这一点决不是随心所欲的。诚然，别人的服装或装潢的样式，特别是在国际的和调和的时代，可以引起欣赏，但是，这一切最初都是作为“自己的东西”而产生的。它是为自己民族的或阶层的生活起联结作用的。当形式主义艺术逐渐变得占主要地位时，当它象一大群没有面孔的假面具侵入了所有的艺术领域，直到诗歌时，它就开始起完全另一种作用了：一般说来它是给人消遣，说得确切一些，是把人引开，它完完全全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相当机敏的阶级政治家梅特涅的处方在行动。此人无意中说过这样的话：“让花冠娱乐吧，政府是艺术的朋友，但政府不许给艺术带进任何严肃的东西。” 不过，这里要再一次作补充说明。路易十四的厨师自缢死了，因为他没有把某种调味汁做出来。艺术家-娱乐提供者对待自己所扮演的娱乐提供者的角色也能够认真到造成悲剧的程度。为了提高自己个人的价值，他们本人，或是他们的堂兄弟——理论家们便宣称，给人娱乐的艺术是“纯粹”的艺术——“甜蜜的音响”，[7]它大大地高出于某种服务的艺术。有些人还补充说，纯形式的技巧是最细腻的文化产品，不会珍惜这种艺术的人——是野蛮人和傻子，况且，由技巧提供的欣赏是人生乐趣的最高形式，人活着就是为了快乐，所以轻快的和使人发笑的艺术无限地高于那种同思想、劳动这样的阉牛一起套在犁上卖力干活的倾向性，比它不知要有用多少。另一些不满意这样轻松地解决问题的人们则诉诸形而上学，在其使人娱乐或把人引开的艺术中发现了把它与彼世及神灵联系起来的线索。他们的形式主义的诗歌是“祈祷”。是什么阶级在什么时代会感到需要这种艺术并千方百计地力求把它传播到所有其他阶级中去呢？是那个不需要改善自己的地位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内心是空虚的，也就是说，已不相信自己的使命，不指望任何人敬仰自己的感受了。这个阶级象害怕火一样害怕在他身旁出现另一个充满自信的、热切地渴望改善自己的处境和改造社会制度、具有丰富的迷人的思想和感情的阶级。安慰和引开这个阶级，把其他阶级从这个阶级引开，对于相应的国家组织，对于已经风化了的老爷们的意识和本能来说，显然是一项重要任务。俾斯麦说过：“如果你比你的邻人强——你就打他；总是可以找到证明你的袭击（从永恒的法律观点来看）的合法性的教授。” 最坏的是，这样的教授常常毫无保留地献身于这一任务，象一条送牛奶的热心的狗那样竭尽全力。现代资产阶级能够喜欢和理解的只有内容空虚的形式主义艺术，它希望一切阶层的人民都习惯于这种艺术。为适应这一需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提出了一种形式主义艺术家的方阵和另一种形式主义艺术研究家的方阵。在几乎没有资产阶级的俄国，期望这些方阵的独立部队能有什么成就，是最不可能的。让我们想法弄明白为什么艺术的和艺术科学的形式主义竟成了正在发展的革命艺术和初具雏型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例如，艾亨巴乌姆公民甚至还谈到它的胜利[8]（诚然，他是毫无根据的，但主观上显然是诚实的）——这是怎么可能发生的呢？二俄国在十九世纪，其文学有某些特殊性，到了十九世纪末，便完全受西欧各种时髦和潮流的统治。这种情况始于文学上的象征主义和绘画上的表现主义等的兴起。原来极富独创性的文学和造型艺术发生这样明显的欧化，其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我们的几乎所有艺术家都出身于这一阶层。俄国艺术最初在先进贵族中，后来在平民知识分子中寻找它本身的代表者，结果在民粹派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主要轴心。象民粹派的倾向这样的力量，在西方是没有的。而作为创作发展的基础的这个民粹派的源泉，力量相当雄厚，它很少依靠西方就产生了穆索尔斯基和一个“集团”[9]，创立了俄国长篇小说，涌现了列宾和苏里科夫，安托科尔斯基和斯塔索夫。紧接着八十年代的一度朦胧之后，清楚地显示出俄国资本的阵地正在得到加强，它开始建立社会舆论的新形式。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大，产生了一大批富裕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生活方面逐渐与资产阶级溶为一体，并经常从平民知识分子当中吸取最有才华的东西。立宪民主党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以及学习西欧文化和实行宪政的方针，成了知识分子主要的文化轴心。俄国开始用一面可能稍许有点歪的镜子反映西方。纯艺术高高地打起了自己的大旗。形式主义的理论观点也逐步成熟起来，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二月革命本身绝不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因为革命的领导人正好是欧化的资产阶级的领袖以及所有实际上参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就其思想倾向来说类似青年俄罗斯派）、采取社会革命党人相孟什维克立场的知识分子，而且内部分歧丝毫也不影响实际口号的统一。假如出现一个社会奇迹，上述这些人组成的薄膜经得住革命火山的爆发的话，那么就可满有把握地说，在俄国的艺术和艺术研究领域内，纯粹的形式主义者就会获胜。在艺术中大概既有花样翻新的现实主义，也有五彩缤纷的阿克梅主义和大吹大擂的未来主义——所有这些都完全忽视“内容”，也就是说，只根据艺术家的空洞无物、平谈无奇、有时是一文不值的感受，而且这种感受还受巧妙地玩弄字眼的手法的排挤。由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我国文化的溪水几乎全部暂时断流了。当要逐渐恢复文化生活时，很多东西觉得变了样。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先进农民，开始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潜藏着为发展那种表达巨大感受并将其用来“感染”人的艺术所必需的一切。这些知识分子根本上、本能地厌恶纯形式主义的艺术。然而这些还十分年轻的知识分子暂时还没有自己明确的观点和倾向，他们甚至没有找到大体上适合于表达自己的艺术内容的形式。他们还处于某种牙牙学语的幼年时期，也许在别泽缅斯基的诗歌里第一次写出了某种能在俄国文学中保留下来的东西。所有这一切使得新知识分子处于某种软弱无力的状态，这既表现在他们受旧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上，也表现在“岗位派”生气地尥蹶子上。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地位，反映在部分知识分子成了这一新的思想体系的“同路人”上。自然，我不仅一刻也不否认新知识分子从旧文化中借用最有益的东西的可能性，同时坚持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而且我认为不仅可以向古典作家和民粹派借用，在某些情况和细节上，还可向形式主义艺术家借用。然而不要以为旧知识分子会同意象一头好心的奶牛一样用自己的乳汁去哺育正在成长的勇士。不仅是侨居国外的那一部分旧知识分子，而且还有他们在国内的右翼和中间派，随着我国文化生活的恢复，也带着过去他们固有的一切倾向复活了。只是可以说，十月革命前形式主义不过是按季节上市的蔬菜，而现在则成了不易消除的旧的残余，成为帕拉斯神像[10]，在它周围用西欧资产阶级方式思考问题的知识分子正进行着防御，他们知道进攻是防御的最好方法。不可想象立宪民主主义会与共产主义发生公开的斗争，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展开公开斗争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很好，因为在这方面还很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只会在这场斗争中成长起来。但是马克思主义喜欢确切地知道任何思想的阶级底蕴，因此在进入实质性斗争之前明确地断言，无论是艺术中的还是艺术研究中的形式主义，都是移植到相似的环境中、移植到俄国来的资产阶级晚熟或早谢的产物。本文的目的，实质上主要地是想大体明确地确定形式主义的社会地位。但我还想对艾亨巴乌姆这位俄国形式主义最好斗的倡导者的某些个别论点谈几点看法。三艾亨巴乌姆公民在题为《围绕形式主义者的问题》一文中，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证明不存在任何形式主义方法。同时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方法作者是指个别研究手法而言，认为艺术研究（其实作者指的仅仅只是关于文学的科学）中的形式主义乃是科学的基本结构原理。假如这是关于词句之争，那么倒可以不管艾亨巴乌姆的这些意见，因为谁也没有明确规定方法是什么，结构原理又是什么。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讲辩证方法，虽然它比个别学科的任何基本原理都要宽广得多，因为它总的说来是所有知识的结构原理。可以举出大权威们的几十个论断为例，说明每一门学科，如果它想成为独立的学科的话，应当显示出它本身的、只为它固有的方法。我之所以想对这个问题作一些说明，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艾亨巴乌姆公民并不隐瞒他的“原理”是与譬如说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平行的。我们特别希望在这方面弄得更清楚些。艾亨巴乌姆公民在他开始文学批评活动时，喜欢在每个诗人身上寻找主要的占优势的哲学思想。如果说形式主义是与历史唯物主义平行的，那么就是说，这是整个世界观。是什么样的世界观呢？但艾亨巴乌姆公民没有对此作出回答，他用另一些理由来掩盖自己；他写道“最后，很清楚（？），既然关于文学的科学不仅只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它就应当是一门独立的和特殊的科学，具有它要研究的具体问题的范围。这就很清楚，文化的各种不同类别的历史平行性是强制地变为从属关系的，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而且选出一个系列作为产生其他系列之用的作法，不是出于科学的需要，而是出于世界观的需要，这就给科学带来了有倾向的先决条件。”[11] 首先就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谁清楚了这一切？什么时候？为什么？他说，文学科学不仅只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艾亨巴乌姆是不是想说，文学理论可能存在于文学史之外？当然语法学、修辞学、诗学等等可以离开与历史的任何联系而作为规则的总和来研究，不过这些规则通常都是非常繁琐的，是从作品中得出的，被当作规范，或者是建筑在各种不同的、似乎是先验的公理之上的。我们对这种看待文学的态度特别不感兴趣，但是我们至少早就“清楚”这种态度是脱离文化史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根本脱离了历史。但是艾亨巴乌姆公民想证明的完全不是需要证明的东西，他谈到平行的系列和它们的相互独立性不是没有用意的。显然他想证明恰恰正是文学史处于文化史的范围之外。而他除了以那种真正令人愤慨的放肆态度断言这很“清楚”之外，究竟提出了什么证据呢？他是这样论证的，文学史有特殊的具体任务，因此应该是独立的等等。请设想有一位生物学家，他发表了这样一通议论：“由于大脑的生理学具有特殊的具体任务，因此它应当完全独立于整个生理学，并且如果根据呼吸生理或消化生理来研究它，那么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令人愤慨和感到强制的事了。” 每个生物学家如果是真正的学者，都应知道，有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把对它的研究分为不同的学科是人为的，不能想象有那么一位组织学家或解剖病理学家会不把自己的学科看作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如不与整体最深刻地联系起来就不可能进行研究。组织学家在自己学科内可能会有某些专门的辅助方法，但这与生物学中大量的基本方法相比，只不过是配件而已。但任何一位医生、任何一位动物学家会毫不迟疑地同意的东西，却引起了社会学家（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激烈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象害怕火一样害怕统一的文化史。他们在那里搞了不少互相独立的不同系列还嫌不够，想把每个系列的研究变成包含特殊原理的、全然不能与相邻学科联系起来的学科。这是为了什么呢？请看，艾亨巴乌姆是如何狡猾地表述自己的观点的：“历史平行性是强制地变为从属关系的。” 照这样说，如果认为譬如说某个国家一定时代的法律是从它的经济产生的，那么这就是强制的，就不是科学，就是偏见，就是迎合“世界观的需要”。而如果肯定法律从来就是独立的，无论如何也不从属于经济，那么这就是科学，这就“很清楚”。对不起，艾亨巴乌姆公民，让我们姑且假定两个系列之间的某种从属依赖关系是假设性的。那么如果你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就应当同意它们之间缺乏从属依赖关系这一点不仅是一个假设，而且这个假设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不要说是学者，而且有哪一个识字的人会相信文化的各个方面之间不相互依赖呢？当然艾亨巴乌姆公民会回答说，他并不否定客观的相互依赖性，他不过是要求把这种独立性作为进行正规的科学工作的条件。他的说法，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统一的社会过程形而上学地进行划分，把这作为其毫无生气的学科的基础的条件下，才是对的。破除这些间隔，使科学重新成为一股统一的文化的泉流，研究每个单独的系列和单独的事实时与总的文化图景相对照而使这种研究更富于成效——这就是真正的科学思想的任务。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点是很清楚的。” 下面关于把“世界观的”原理带进科学是否合理的问题再说两句。当然可以想象有某些科学工作（更甚于学科）不受任何世界观的指导。可以收集一套套科研用的钱币或确定蚂蚁的名称而不考虑世界观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一开始研究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我们立刻就会看到它的基础是世界观。现举自然科学为例。自然科学家大致可分三类，其中一类是以所有现象的数量因果关系的不可动摇的原理为出发点的。他们不仅认为exnihilonihil，[12]而且确定、至少是力图确定任何地方从一种能到另一种能的转变以及物质的位移和转化的绝对确切的公式。他们否定物质和能（两者归根结蒂能互相转化）之外的任何存在。这是现实主义的一元论，也可称作唯物主义。另一类自然科学家认为在科学上怀疑论的批判主义观点较为稳妥。他们认为理智所确定的任何法则，直到最后的、即数学的公理，对认识的对象来说，实质上都不是非遵循不可的，科学要做的事，是积累经验和按照对认识来说比较方便的方法分门别类地加以汇总，最简明而准确地表述出来，同时不试图构筑任何世界的体系，因为这个任务是人的智慧所不能胜任的。最后，第三类人认为可能有一种精神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从唯物主义物质粒子和量子能的位移和转化）的观点看来，某些事实的产生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如承认类似所谓心理现象的力量的作用的话，就可以得到解释。离开这三种世界观的观点，任何自然科学都不可想象，而且可以明显地看到，第一种观点已产生了异常丰富的结果，第三种观点实质上是拒绝纯粹依靠经验去认识宇宙，而第二种观点以一种特殊的严格和公正作掩护，为第三种观点开了方便之门。越往后，这些世界观之中的每一种都越具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坚决主张第一种，这种世界观在很多方面是从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手里接过来的。自觉地充当统治阶级走狗的学者，渴望保留宗教作为便利的防御武器，竭力卫护第三种世界观。动摇不定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用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有利外衣，掩盖他们社会的和科学上的软弱。在社会科学以及文学史方面，我们看到的大致也是这种情形。社会科学将归结为物理化学定律的时代还很遥远。但准确的唯物主义方法（它当然仅只为无产阶级所接受），由于受辩证唯物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的指导，而在这方面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第一，这个方法承认社会生活的统一；第二，承认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各阶级的斗争是主要的社会现象；第三，承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决定社会的阶级结构性质的力量。这个极其精辟的观点，实际上提供了理解社会生活及其所有表现的钥匙。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这里，论敌总是把还不是一切都做到了，还不是一切都解决了这一点作为主要论据。艾亨巴乌姆也滥用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对这样的说法只能报以嘲笑，正如季米里亚捷夫在他那个领域曾经做过的那样。[13]不错，在文学史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事还很少。这是很自然的：他们暂时只取得全球六分之一的陆地，正在解决取得其余六分之五的小任务。自然他们只能勉强地分出个位数的人，实质上甚至只是小数点以下的数量的人脱离政治和经济来着手解决极其严肃的科学问题。尽管如此，如果在天平的一边秤盘上放上形式主义者的全部废话及其个别有一丁点儿用处的东西，另一边哪怕放上彼列维尔择夫论果戈理的书，[14]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称出的结果至少是会完全满意的。在文学史上可能会有完全唯心主义的观点。艾亨巴乌姆公民说，使用“形式主义方法”这个说法同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说法一样，都是荒谬的，接着他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这样他就承认形式主义也是世界观，但我们不能要求这一点，因为象艾亨巴乌姆公民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宁可采取表面上看来是严格科学的怀疑主义立场。他说，我们不考虑世界观。这只能毁坏我们的科学，我们划定文学领域的界限，并象蚯蚓在土中一样在其中翻掘：从事实到事实，从观察到观察，至于整部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有什么意义？——鬼迷心窍才会这样提问题。但这种观点也是世界观，这是那样一种独特的不可知论的多元论，是那样一种时代和人的世界观，这种人丧失了创造力，茫然不知所措，处于分散状态，但高傲地把自己的脏病当作真正的健康。部分地出于我想了解对手的愿望，部分地由于有时能在形式主义者的一堆堆碎石中找出有意思的事实或健康的思想，因此，我读了艾亨巴乌姆公民的大部分论文。这对社会病理学家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典型，实际上他甚至在古典主义时代的创作中也看不到（或许是不想看到）活生生的感受，要知道这种感受从来都是一种社会行为。记得这样一个笑话吗？有人在贝多芬音乐会上问一位先生：“现在将要演奏什么！”这位先生回答道：“将要用马鬃蹭猫肠子发出吱哑声。”艾亨巴乌姆也是这样把所有的文学作品归结为语言魔术，所有作家都是玩弄字眼的人，都是逗人取乐的滑稽人，他们只考虑如何把《外套》做好，在他们的作品中只能寻找象搔脚后跟时产生的那种直接的快感，或者由于分析这位巧匠玩自己的魔术所用的方法而得到更大的乐趣。要是您譬如说把《外套》想象为具有巨大感染力的幽默杰作，看作是作者本人郑重地宣称过的笑和眼泪的混合物，[15]是一种独特的、别的国家已经经受过的、现在正在觉醒的表示抗议的民主感情，——他们就会说，您真是个守旧的人，绝对不是这样。果戈理不过是出于用一个有条有理的故事自娱和娱乐他人的天真愿望而把词组合起来的。要是你们认为托尔斯泰搁下长篇小说不写，转而去写基督教民粹主义的劝诫故事是由于自己良心受到震动，良心本身又是俄国的各种文化发生广泛的、巨大的冲突而产生的，那么你就是太古时代的穴居野人要知道现在已“很清楚”，托尔斯泰只不过是因为旧的叙述方法已经用完而改用新方法而已。[16]很可能他把常礼服换成短衫以便使时髦有点新鲜的感觉。顺便说一下，艾亨巴乌姆公民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宣称：“这过时了，这陈腐了！”对时髦的爱好和对新奇的追求是形式主义不可或缺的伴侣。奇谈和笑话——这就是充塞着形式主义时代（即无内容的时代和丧失内容的阶级的文化）的东西。某些观点模糊的人几乎承认作了某些让步的形式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行自卫的合适阵地，艾亨巴乌姆公民为此感到一半的高兴。我本想对他的这种高兴劲儿作出回答，但这就会使我扯得太远了。在这篇文章里根本容纳不下关于我们的教授和知识分子的组合和重新组合的问题。至于艾亨巴乌姆文章中批评马克思主义者-作家的那一部分，我也不作回答……他们会为自己作出回答的。李辉凡、张捷译 [1]卢那察尔斯基指的是博马舍的喜剧《狂欢的一日，又名费加罗的婚礼》中法官勃里杜阿仲的尾白（第3幕第14场）。——原编者注 [2]艾亨巴乌姆的论文《果戈理的〈外套〉是怎样做成的？》刊登在《诗学。诗歌语言理论论文集》（1913年第3辑，彼得格勒）上。后收入艾亨巴乌姆的论文集《通过文学》（科学院出版社，1924年，列宁格勒）。——原编者注 [3]隐德来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术语，意思是形式的实现，它是发展的终极，由于它才把物质从可能的存在变成现实的存在。（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9卷，第171-188页）。 [4]耶列米是犹太人的先知之一，他揭露了奴隶主、祭师和高利贷者的造孽行为，并号召回复到昔日的太古时代的关系上去。《耶列米书》是旧约的一个组成部分。——原编者注 [5]梭伦的诗与他实施的政治改革有密切关系，迄今保留下来的梭伦的作品大部分是用哀诗格律写成的，其特点是五步诗和六脚韵诗的交替。——原编者注 [6]“寓教于乐”是贺拉斯的用语，参见《诗学·诗艺》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55页）。 [7]见普希金的诗《诗人和群众》（1828年）。——原编者注 [8]这里和下文卢那察尔斯基与艾亨巴乌姆的文章《围绕“形式主义者”的问题》一文进行了论战。艾亨巴乌姆的文章载《报刊与革命》1925年第5期，成了一场大辩论的开端。——原编者注 [9]指“强力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有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俄国作曲家（巴拉基列夫、穆索尔斯基，鲍罗廷、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和居伊）。——原编者注 [10]帕拉斯为希腊神话中司智慧和战争的女神，同时也是守护城市的女神。 [11]参见《出版与革命》1924年第5期，第2-3页。——原编者注 [12]拉丁文：无中不能生有。——原编者注 [13]季米里亚捷夫曾在许多著作中反对科学上的不可知论者和怀疑主义者，例如他在《追求奇迹是科学家的返祖现象》（1914年）一文中批评了著名英国物理学家洛奇（洛奇在解释自然现象时犯了招魂术和神秘主义的错误）的观点，写道：“期待那门在最近一个世纪内解决了那么多曾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科学来解决还没有解决的任务，不是显得合乎逻辑和自然得多吗？”（载季米里亚捷夫：《科学和民主》，1904-1917年，论文集，社会主义经济出版社，1963年，莫斯科，第322页。）——原编者注 [14]即彼列维尔泽夫所著《果戈理的创作》一书，现代问题出版社，1914年，莫斯科。——原编者注 [15]见果戈理：《死魂灵》第一部第七章。——原编者注 [16]指艾亨巴乌姆的论文《论列夫·托尔斯泰》（1919年）和《论托尔斯泰的危机》（1920年）。这两篇文章均收入他的论文集《透过文学》。——原编原编者注
“形式主义方法”论（Б.艾亨巴乌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形式主义方法”论 Б.艾亨巴乌姆编者按：本文系节译，选自《文学·理论·批评·论战》，激浪出版社，1927年版，第116-148页。依我看，代表现成科学的人是没有出息的。 ——A.德·康多尔所谓“形式主义方法”并不是由于建立了特殊的“方法论”体系而形成的，而是在为文学科学的独立性和具体性的斗争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方法”这个概念一般说来不适当地被扩大了，包含的意义太多了。对“形式主义者”[1]来说，原则问题不是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而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没有谈到任何方法论，也没有在这方面展开争论。我们谈的和能够谈的只是由那个按具体材料的特点对具体材料进行研究所提示给我们的，而非由这个或那个现成的方法论体系或美学体系所提示给我们的某些理论原理。形式主义者的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相当明确地表现了这些原理，但是在这十年中，在他们周围棋聚了这么多的新问题和旧误会，因此不妨作某种综合——不是以教条体系的形式，而是以历史总结的形式。重要的是指出，形式主义者的工作是怎样开始的，这种工作是怎样和在哪个方面发生进化的。在形式主义方法的历史中，进化的因素十分重要。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许多追随者看不到这一点。我们被折衷主义者和模仿者包围着，他们把形式主义方法变成某种死板的“形式主义”体系，为他们在制造术语、公式和分类法方面效劳。这个体系批评起来是很方便的，但它根本不是形式主义方法的特征。在我们这里，任何诸如此类的现成体系或理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们在自己的科学工作中把理论评价为只是一个工作假说，依靠它来发现和认识事实，也就是把事实理解成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变成研究的材料。因此，我们不搞模仿者所渴望的那些定义，也不去建立折衷主义者所喜爱的一般理论。我们确立具体的原理，并在材料所能证实的限度内坚持这些原理。如果材料要求复杂一点或者作出修改，我们就把这些原理弄复杂一点或者作出修改。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自己的理论是相当自由的，正如科学必须是自由的）样，因为在理论与信念之间本来就有差别。现成的科学是没有的——科学不是靠确立真理过日子，它靠纠正错误而生存。本文的任务不是要论战。学术斗争和期刊上的论战的最初阶段已经结束了。对于《报刊与革命》赐予我的那种论战（1924年第5期），只有用新的学术著作来回答。我的主要任务是要指明形式主义方法是怎样在逐渐进化和扩大研究领域的同时，完全超出那种通常叫做方法论的东西的界限并变成一门关于作为事实的特殊系列的文学的专门科学的。在这门科学的范围内，只要是把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作为注意的中心，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是能够发展的。实际上，形式主义者的意向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他们与旧传统的斗争也正是具有这种意义。授予这个运动并牢固地安在它身上的名称“形式主义方法”，应当有条件地把它理解成一个历史术语，不应当以它的实际意义为出发点。我们所特有的不是作为美学理论的“形式主义”，也不是作为完整的学术体系的“方法论”，而只不过是一个要在文学材料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文学科学的意向。我们只需要从理论上和历史上来认识语言艺术本身的事实。一形式主义方法的代表者们不止一次受到各个方面的非难，非难他们根本原理含混不清或粗枝大叶，非难他们对美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的一般问题漠不关心。这些非难尽管有质的差异，但在下述一点上它们都同样是公正的，这就是他们都正确地抓住了对形式主义者来说具有特征意义的、当然又是并非偶然的与“从上面来的美学”相脱离的现象，同时又抓住了与一切现成的或者自认为现成的一般理论相脱离的现象。这种脱离（特别是脱离美学）是对当代整个艺术科学来说多少具有典型性的现象。这种科学把整整一系列一般问题（如美的问题、艺术的目的等等）撇在一边，集中力量于艺术学（Kunstwissenschaft）的具体问题上。脱离-般美学前提，重新提出了关于艺术“形式”及其进化的理解的问题，由此又出现了整整一系列具体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口号，如沃尔弗林的“无名艺术史”（KunstgeschichteohneNamen）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风格与手法的具体分析的做法，如福尔的“绘画的比较研究法”。在德国，正是这种最富于经验和传统的造型艺术的理论和历史，在艺术学中居于中心的地位，对一般艺术理论以及对个别学科——尤其是对文学研究都发生了影响。[2] 在俄国，显然是由于地方历史原因，这样的地位则由文学科学占据。形式主义方法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并成为轰动一时的问题之一，这当然不是由于它的个别的方法论特点，而是由于它对艺术的理解和研究问题的原则态度。在形式主义者们的著作中，明显地出现了一些不仅违背了关于文学科学的，而且也违背了关于整个艺术科学的貌似牢固的传统和“定理”的原则画由于原则的尖锐，使得文学科学的个别问题与艺术学的一般问题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形式主义者们提出的并作为他们的著作的基础的概念和原理，尽管它们非常具体，其矛头就自然地指向一般艺术理论方面去了。因此，一种完全废弃不用的诗学的复活，就具有不是个别问题的简单恢复的形式，而是采取对整个艺术领域发动侵袭的形式。这种情况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结果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哲学吴学的危机和艺术中的急剧转变（在俄国，诗学中的这种转变最突出最明确）。美学变得光秃秃，艺术则故意表现赤裸裸——完全是原始派的程式化。形式主义方法与未来派在历史上原来就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形式主义者登台的一般历史意义是一个特殊的题目，但在这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谈别的东西，因为我打算说明一下形式主义方法的原理和问题的进化及其当前的情况。在形式主义者登台以前，完全忽视理论问题、有气无力地利用过时的美学、心理学和史学的“定理”的“纯理论的”科学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感觉这样迟钝，以至这个科学自身的存在竟成为一种幻影。对这个科学无须进行斗争：无须闯进门去，因为根本就没有门——我们把穿堂院看成是城堡了。波捷勃尼亚和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遗产传到学生那里，成为埋在地下的死财宝，对这财宝谁都害怕去动一动，因而让它变成一文不值了。权威和影响逐渐从纯理论科学转到一种可说是杂志的科学那里，转到象征主义的批评家和理论家的著作那里。的确，在一九〇七到一九一二的几年中，Вяч.伊凡诺夫、勃柳索夫、别雷、梅列日科夫斯基、楚科夫斯基等人的书和文章比大学教授们的学术研究和学位论文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个“杂志的”科学尽管具有全部主观性和倾向性，但在它的后面，陈列着这些或那些理论原理和口号，这些原理和口号又因依靠新的艺术流派和它们的宣传而得到加强。自然，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象别雷的《象征主义》（1910年）那样的书，比起文学史家的那些丧失了任何学术气质、任何观点的无原则的专著来，意义不知道要大多少。所以为什么当这次两代人非常紧张、非常富有原则性的历史性会晤的时机成熟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纯理论科学的路线，而是这个杂志科学的路线——象征主义者的理论和印象派的批评方法的路线。我们同象征主义者展开了斗争，要把诗学从他们手中夺过来，让诗学摆脱他们的那些主观的美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使诗学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我们是用他们的著作培养出来的，更加清楚地看出他们的错误。未来派（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马雅可夫斯基）决定在这个时候向象征主义的诗学体系发难，这对形式主义者是一个支持，因为这给他们的斗争赋予了更大的迫切性。使形式主义者结成最早的一个团体的主要口号，是把诗的语言从哲学和宗教的偏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口号，这些偏见越来越深地控制住了象征主义者。象征主义理论家中间的分裂（1910-1911年）和阿克梅派的出现，给最后起义准备了基础。任何妥协都必须排除。历史要求于我们的是真正的革命热情——坚决的论点，无情的讽刺，果断地拒绝任何妥协。同时，重要的是要宣传对事实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以此来反对那些曾鼓舞过象征主义者的理论工作的主观美学原理。由此又产生了形式主义者所特有的科学实证主义新热情：拒绝哲学前提，拒绝心理学的和美学的解释等等。脱离哲学美学，脱离艺术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出于形势所迫。应当诉诸事实，放弃一般的体系和问题，从中间开始——从我们碰到的艺术的事实那里开始。艺术要求人们以切切实实的态度对待它，而科学则要求人们把它变成具体的科学。二文学科学的专门化和具体化原理是组成形式主义方法的基本原理。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要停止原先的状态，用维谢洛夫斯基的话来说，在这个状态中，文学是“resnullius”[3]。正是这一点使形式主义者的立场变得与其他“方法”如此难于调和，对折衷主义者如比难于容忍。形式主义者否定这些“其他”方法，实际上，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在否定方法，而是在否定把各种科学和各种科学问题棍为一谈。他们的基本论点是文学材料（它有别于任何其他材料）的特点的研究必须成为文学科学本身的对象，尽管这种材料以它次要的、间接的特征提供了一个把它作为辅助的东西而在其他科学中加以利用的理由和权利。这一点，雅科勃松曾有过十分明确的表述（《俄罗斯最新诗歌》，初编，布拉格，1921年，第11页），“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亦即能使某一著作成为文学作品的那种东西。然而，到目前为止，文学史家大多象警察一样，而警察的目的则是抓人，把宅子里的所有人和所有东西，甚至连同街上偶然路过的人都扣起来，以防万一。同样，文学史家把什么都用上了——生活方式、心理学、政治、哲学。建立了一大堆土规则来代替文学科学。好象是忘记了这些条文应当归属于有关的科学——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等似的，自然，这些科学也可以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有缺陷的次等的文献来利用。” 为了事实上实现并巩固这个专门化原理而又不求助于思辨的美学，就应当把文学系列与其他的事实系列作对比，从现有的无限多样的系列中挑选出那个与文学系列有接触、同时在功能上又不同的系列。这种方法就是“诗的”语言相“实用的”语言的对比，这种对比在“诗语研究会”的第一批文集（雅库宾斯基的论文）中作了详细分析，并成为形式主义者对诗学基本问题的研究的基本原则。这样一来，形式主义者不再象文学研究家那样通常以文化史或社会生活史、心理学或美学等等为对象了，他们采取了他们所特有的以作为科学的语言学为对象的作法，而就其研究材料来说，这门科学与诗学有关，但是以另一个角度和带着另一些课题来处理这个材料。另一方面，语言学家也对形式主义方法感兴趣，因为在诗语和实用语进行对比时发现的诗语的事实，可以在纯语言学问题的范围内被看成为一般语言的事实。结果得到了某种与相互利用和相互限制的关系相类似的东西，如同物理学和化学之间存在的那些关系一样。在这个背景上，波捷勃尼亚曾提出过并为他的门生们信以为真的那些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并获得了新的意义。雅库宾斯基在他的第一篇论文《论诗语的音》（《诗语论集》，第1卷，彼得格勒，1916年）中用一般形式作了诗语和实用语的对比，他把差别表述如下：“语言现象必须以说话人在每一特定场合所利用的语言表象的目的的观点来进行分类。如果说话人以交际的纯粹实用的目的来利用自己的语言表象，那么，我们见到的是一种实用语言（语言思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语言表象（音，词类等等）没有独立的价值，它们只是交际的手段。但是，另外一些:谓言系统也是可以想象的（并存在着的），在这些系统中，实用目的退居次要地位（尽管可能还不是完全消失），而语言表象则获得自身的价值。” 确定这个差别，不仅对于诗学结构是重要的，而且对于理解未来派对那种作为“自身的价值”最大限度的显示的“超理性语言”（这部分地可在儿童语言中、在教派分子的格洛萨诗等中见到）的偏爱，也是很重要的。未来派的“杜撰”实验，作为对那个不敢比随义“选音”前进一步因而使音在诗语中的作用庸俗化的象征主义的示威，有着巨大的原则意义。诗里的音的问题是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形式主义者与未来派联合起来与象征主义的理论家们发生了正面的冲突。第一次战斗自然是形式主义者发起的，他们的立场是：音的问题首先必须重新考察，以便把精确观察的系统与象征主义者的哲学和美学倾向对立起来，并作出适当的科学结论。由于这样，第一部文集的内容全都是关于音和“超理性语言”的问题。除雅库宾斯基外，什克洛夫斯基在《论诗与超理性语言》一文中以一系列各式各样的例子证明了“人也需要没有意义的词”。起理性语言是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事实和诗歌特有的现象而出现的：“诗人并不是存心要用‘超理性语言’，通常这种超理性语言用某种内容的假面具掩盖起来，但这种内容常常是似是而非的虚构的东西，它使得诗人自己也承认他们不理解自己诗的内容。”顺便说一句，在什克洛夫斯基的论文中，问题的中心已经从纯声音的、音响的方面（这个方面为对音与描写对象或所描绘的情绪之间的联系作出印象派解释提供了借口）转移到发音的、语音形成的方面：“在尽情地享受毫无意义的‘超理性语言’时，言语的发音方面无疑是重要的。或许，一般说，恰恰多半是在发音方面，在言语器官的独特的舞蹈中，诗给人们带来了大部分快感。”因而，对超理性语言的态度问题具有了严肃的学术问题的意义，阐明这个问题，有助于弄清一般诗语的许多事实。什克洛夫斯基还表述了下面一个一般问题：“如果我们加进应该用于表示概念并具有一般意义的东西作为对语言本身的要求，那么，‘超理性语言’作为语言以外的东西自然就会失去意义。然而，失去意义的不止是超理性语言，上述事实迫使我们考虑不是在明显的超理性语言中，而是在普通的诗语中，语言是不是永远有意义的问题，或者，这个见解只是虚构，只是我们粗心大意的结果。” 从这一切观察和原理中得出的自然的结论，就是诗语不仅是“形象”的语言，而诗中的音也绝不只是表面悦耳的要素，音不仅起意义的“伴奏”作用，而且还具有独立的意义。曾打算重新考察波捷勃尼亚建立在诗是“形象思维”的论断上的一般理论。象征主义理论家们接受的这个对诗的理解，要求他们把诗的音看成藏在诗背后的某种东西的“表达”，把音解释成或者是一种拟声，或者是一种“声响表现法”。在这方面，别雷的著作特别典型，他在普希金的两行诗中发现一种完全“用音描绘”香槟酒从瓶子里倒进高脚杯的动作，他又在勃洛克的Рдт这个音组的重复中发现“醒洒的悲剧”[4]。对这些接近于笑话的对同音法进行“解释”的尝试，我们必须给予原则性的回击，并力图以材料证明诗中的音与形象没有任何联系，它们具有独立的言语功能。雅库宾斯基的论文可以作为对诗中音的“自身的价值”的语言学论证。勃里克的论文《音的重叠》（载《诗语理论集》，第2卷，彼得格勒，1917年）提出了材料（引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作品），并把材料按不同类型分组排列。勃里克表示了他对于把诗语看成“形象”的语言的流行观点的正确性的怀疑，他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看待形象与音的相互关系，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音、协韵不只是音韵学的附加品，而且还是独立的诗的意向的结果。诗语的选音不止于表面的谐声法，从总的来说，乃是谐声的一般规律的相互作用的复杂产物。韵脚、同音法等等只是看得见的表现，只是音韵学基本规律的个别情形。”与别雷的著作相反，在勃里克的论文中，对这些或那些同音法的意义没有作任何解释，他只提出了一个推测，就是诗中的重叠现象类似民间创作中的同义词反复法，亦即叠语本身在这些场合下起某种美学作用。“显然，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一个共同的诗的原则、简单配合原则的各种表现形式，同时配合的材料或为词的音，或为词的义，或者，音义兼是。”象这样把一种方法推广到各种材料的作法，乃是形式主义者们早期著作的一个极大的特色。自勃里克的论文发表以后，关于诗的青的问题失去了自己特有的尖锐性并被纳入诗学总的体系中去了。三形式主义者们从诗的音这个当时最有战斗性和原则性的问题开始自己的研究。在诗学的这一个别问题的背后，当然还有一些应予发掘的更一般的论题。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形式主义者的研究的那个诗语系统和散文语言系统的差别，应当在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提法上表现出来。把诗理解成“形象思维”和由此而来的“诗=形象性”的公式，明显地不符合观察到的事实，并与拟定的一般原理相矛盾。韵律、音、句子——这一切从这个观点看来都是次要的，都不是诗所特有的，都应当退出这个系统。接受了波捷勃尼亚的一般理论的象征主义者（因为这个理论替形象-象征的统治辩护），也不能克服声名狼藉的“形式与内容和谐”论，尽管这个理论明显地与他们爱好形式主义实验的倾向相矛盾，而且恶意抨击这种爱好，赋予它以“唯美主义”的性质。随着波捷勃尼亚的观点之被放弃，形式主义者摆脱了传统的”形式与内容”的相互关联性以及把形式看成外壳，如同盛液体（内容〉的容器的理解。艺术的事实表明了它的特殊性不是表现在进入作品的要素中，而是表现在对要素的独特的利用上。这样一来，“形式”的概念获得了另一种意义，它不要求任何其他概念、任何相互关联性与自己并存。还在一九一四年未来派与“诗语研究会”联合以前，在未来派当众发表示威性演说的时代，什克洛夫斯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语言的复活》，他在这本小册子中部分地引证了披捷勃尼亚和维谢洛夫斯基的话（那时候，形象性的问题还没有原则意义），提出了一个形式的可感觉性原理，作为艺术知觉的特征。”我们不体验熟悉的东西，不去看它，但是我们能认出它。我们看不见我们房间的墙，如果文章是用很熟悉的语言写的，我们也难于看出校样里的错字，因为我们不能硬要自己去看出、读出而不是‘认出’熟悉的词。如果我们想要给‘诗的’知觉以及一般‘艺术的’知觉下定义，那么，无疑会碰到这样一个定义：‘艺术’知觉是一种感受得到形式的知觉（也许不只是形式，但一定有形式）。”显然，知觉在这里不是作为普通的心理学概念（这个或那个人所固有的知觉），而是作为离开知觉就不存在的艺术本身的一个要素而出现的。在新的意义上说，“形式”的概念不是外壳，而是全部，是没有任何相互关联性的某种有具体内容的活东西。在这里表现了对象征主义原则的坚决背离，因为对象征主义来说，“透过形式”必须看得出某种“有内容的”东西。这样一来，也就克服了“唯美主义”，即克服了对有意识地脱离“内容”的形式的某些要素的欣赏。然而，对具体作品来说，这是不够的。在承认诗语和实用语之间的差别，承认艺术的特殊性表现在对材料的特殊利用之上的同时，应当把形式的可感觉性原理这样来加以具体化，使得这个原理能够为进入作为内容来理解的形式本身的分析提供可能。需要证明形式的可感觉性是由于能使人体验到形式的特殊艺术手法而产生的。似乎成了形式主义方法的宣言的什克洛夫斯基的论文《艺术是一种手法》（载《诗语理论集》，第2辑，1917年），给形式的具体分析开辟了前景。这里已经完全明显地脱离了波捷勃尼亚和波捷勃尼亚主义，从而脱离了象征主义的理论原理。文章一开头就反驳波捷勃尼亚关于形象性和形象与所说明的东西的关系的基本原理。顺便说一句，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形象差不多是静止不动的：“您对时代了解得愈透彻，就愈相信您认为是某个诗人创造的形象是从别人那里抄袭来的，而且差不多是原封不动使用的。各个诗派的全部工作只不过是积累和发现用以安排和加工语言材料的新手法而已，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安排形象而不是创造形象。在有了形象的情况下，诗中所包含的主要是形象的回忆，而形象思维则要少得多。形象思维无论如何不是各种艺术的共同点，甚至不是各种语言艺术的共同点，不是那种一经变化就构成诗的运动的实质的东西。”接着指出了诗的形象与散文的形象之间的差别。诗的形象可确定为诗语的一种手段——一种手法，它在任务上相等于诗语的其他手法，如简单排偶法和否定排偶法、比较、重叠、对称、夸张等等。形象的概念进入诗的手法的一般系统中，丧失了它在理论中的统治作用。同时，在艺术理论中牢固确立的艺术手段的节省的原则也被抛弃了。提出来与这个原则相对立的有“奇化”手法和形式加难法，这种手法“加大接受的难度和延长接受的时间，因为接受过程在艺术中就是目的本身，应当加以延长。”艺术被理解成破坏接受中的自动化的方法，形象的目的被认为不是促进它的意义被我们所理解，而是创造对对象的特殊知觉，创造这个对象的“幻象”，而不是“认出”它。形象与奇化通常的联系就是由此而来。什克洛夫斯基在《波捷勃尼亚》一文（诗学。载《诗语理论集》，彼得格勒，1909年）中彻底表明了与波捷勃尼亚主义的决裂。他再一次重复说，形象性、象征性不是诗语和散文（实用）语的特有的差别：“诗语与散文语的不同，在于诗语结构的可感觉性。可感觉的东西或者是音响方面，或者是发音方面，或者是语义方面。有时候，可感觉的不是结构，而是词的构成，是词的配置。诗的形象是创造可感觉的、可在内容中体验的结构的手段之一，但仅只是手段之一……建立科学的诗学，必须从根据大量事实实际上承认‘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的区别、它们的规律不同开始，必须从分析这些区别入手。” 应当认为这些论文是形式主义者们研究工作的最初阶段的总绪。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在于确立了一系列理论原理，以作为对事实的进一步具体研究的工作假说，在于克服了建立在波捷勃尼亚主义之上的通行的理论。从上边论文可以看出，形式主义者们的主要努力不是集中在所谓“形式”的研究上和特殊“方法”的建立上，而是集中在论证语言艺术必须从它的特点上来研究，要做到这点，必须从诗语和实用语的不同功能出发。至于“形式”，对形式主义者来说，重要之点只是把这个紊乱的术语的意义改变一下，使得它不至于因它与更加紊乱和完全不科学的“内容”的概念产生经常的联想而起妨碍作用。重要的是废除传统的相互美联性，从而以新的意义来丰富形式的概念。在以后的进化中，“手法”的概念意义要大得多，因为它是直接从承认诗语和实用语之间的差别而来的。四理论研究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拟定了一般理论原理，运用这些原理可以从事实中理出头绪。现在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材料并使问题具体化。在最初的著作中只是大致拟定的理论诗学问题居于中心地位。应当从诗音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具有夫于诗语和实用语之间的差别的一般原理的例证意义）转移到诗的一般问题，从一般的手法问题转到结构手法的研究，转到题材问题等等。除了关于波捷勃尼亚的问题外，又出现了对维谢洛夫斯基的观点和对他的题材理论的态度问题。自然，在这个时刻，形式主义者们只是把文学作品作为验证和确立理论论点的材料——传统和进化等问题除外。重要的是做到尽可能广泛地包罗材料，确立“规律”和对事实作出初步综述。这样形式主义者可免于求助于抽象的前提，另一方面，可掌握材料而又不陷于细节之中。在这个时期，什克洛夫斯基关于题材和长篇小说的理论著作有特殊的意义。他用最多种多样的材料——童话、东方故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托尔斯泰、斯特恩的《特利斯脱兰·香代》等等，展示了“情节组合”的特殊手法和它们与文体的一般手法的联系。我不涉及细节，因为细节不应在论形式主义方法的一般论文中来谈，而应在专门著作中来谈，我只谈一谈不涉及情节本身的问题而仍具有理论意义并在形式主义方法的继续进化中留下了痕迹的那几点。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些著作中的第一部《情节组合手法与文体的一般手法的联系》（《诗学》，1919年）就有整整一系列这样的要点。第一，用大量例于证明了存在着情节组合的特殊手法，这个论断本身改变了情节是一系列故事的结合的传统观念，把这个观念从题材概念领域转移到结构概念领域。这样一来，情节的概念获得了不符合故事提要概念的新意义，而情节结构本身则作为文学作品的特点进入了形式主义研究的范围。形式的概念被一些新的特征丰富起来了，逐渐失去了自己从前的抽象性，同时失去了它那原则性论战的意义。事情变得清楚了：形式的概念对我们来说逐渐开始符合文学本身的概念了，符合文学事实的概念了。其次，确立情节组合手法与文体手法之间的相似处，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史诗中常见的阶梯式结构常与叠音、叠词、叠词排偶、重复等等为伍——这是建立在碎分、阻滞的基础上的语音艺术的一般原理。所以，罗兰的三击石（《罗兰之歌》）和童话情节中常有的类似的三重复，常作为同类现象而与果戈理作品中同义词的使用，与“яуды-муды”、“плюшки-млющки”这样一些语言结构等等相提并论。”所有这些延长的阶梯结构的例子通常都不归到一起，对其中每一例都力求给予单独的解释。”这里清楚地显示了力图在各种不同材料上确立手法的统一的意向。这又与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发生了明显的冲突，他在这些场合下不是求助于理论假说，而是求助于历史起源假说，他是用最初演唱（对歌）的机制来解释史诗的重复的。这种解释，这种作为起源的东西即或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明这个作为文学事实的现象。什克洛夫斯基没有排斥文学与生活方式的联系（这是维谢洛夫斯基和人种学派的代表者们对神话故事和情节的解释方法），他只是拒绝用这种联系来解挥作为文学事实的这些特点。研究发生只能弄清起源，仅此而已，但对于诗学来说，重要的是弄清文学的功能。从发生学观点看，正是手法这个对材料的独特利用不在考虑之列——不考虑日常生活材料的挑选，不考虑材料的变化和它的结构作用，最后也不考虑这样的情况，生活方式消失了，它的文学功能不是作为简单的残余；而保留下来，而是作为保存了自己的意义但与生活方式没有联系的文学手法而保留下来。值得注意的是，维谢洛夫斯基认为希腊小说的惊险情节是纯粹的文体手法，因而陷于自相矛盾。维谢洛夫斯基的“种族主义”由于忽视文学手法的特殊性，由于用起源的观点代替理论的和进化的观点，因而遭到了形式主义者当然的反击。他把“混合主义”看作仅仅只是原始诗歌中由生活产生的现象的观点，后来在卡赞斯基的著作《历史诗学的思想》（诗学。国立列宁格勒艺术史研究院语文学部集刊，科学院出版社，1926）中受到了批判，卡赞斯基肯定了在每种艺术的本性中都存在混合主义倾向，这些倾向在某些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这就推翻了“种族主义”观点。当然，维谢洛夫斯基在涉及文学进化的一般问题时，形式主义者是不能同意他的。从与波捷勃尼亚的冲突中弄清了理论诗学的基本原理，从与维谢洛夫斯基及其追随者的一般观点的冲突中，自然应当使形式主义者对文学的进化，从而对文学史的体系的观点明确起来。这方面的基础也是在什克洛夫斯基的同一篇论文中奠立的。见到维谢洛夫斯基建立在同一个广义的人种学原则上的公式——“新形式是为表现新内容而出现的”——以后，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另一个观点：“艺术作品是在与其他艺术作品的联想的背景上和通过这种联想而被感知的。艺术作品的形式决定于对它之前存在过的其他形式的关系……不只是讽刺性摹拟作品，而且任何一般的艺术作品的创作，都与某个样板相类似和相对立。新形式不是为了表现新内容而出现的，而是为了替换已经丧失艺术性的旧形式而产生的。”为了巩固自己的论点，什克洛夫斯基利用了赫里斯提安辛指出的特殊的“有差别的感觉”或“差异的感觉”——以此来论证艺术特有的活动性，这种活动性表现在对所建立的标准的经常违背之中。什克格夫斯基在文章末尾引用了布吕纳介的话：“在文学史上存在的一切影响中，主要的是作品对作品的影响”，“不要徒劳无功地增加原因，或者借口文学是社会的表现来混淆文学史和风俗史。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因此，这篇论文指出了从理论诗学到文学史的进路。关于形式的最初的观念，由于进化的运动和不断的变化的新特征而变得复杂了。向文学史过渡，不是简单扩大研究选题的结果，而是形式的概念进化的结果。原来，文学作品不是作为一种孤立的东西来被感知的，——它的形式是在其他作品的背景上被感觉的，而不是形式本身被感觉的。这样一来，形式主义者就最终越出了那种“形式主义”的范围，这种“形式主义”常被理解成是搞图式和分类的（这是孤陋寡闻的批评家对形式主义方法的通常的看法），而且为某些永远兴高采烈地欢迎任何定理的书呆子所竭诚应用。这个书呆子的“形式主义”不论在历史上和实质上都与“诗语研究会”无关，我们对它不负责任，相反的，我们是它不可调和的原则敌人。五下面我将要讲到形式主义者的文学史研究的问题，现在先结束“诗语研究会”早期著作中所包含的那些理论原理和问题的概述。在我已经谈过的什克洛夫斯基的那篇论文中，还有一个曾对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研究起过更大作用的概念——“原由”的概念。各种情节结构手法（阶梯结构、排偶法、边饰、贯穿等等）的确立，决定了作品结构要素和形成作品的材料的要素——情节，故事、人物和主旨等等的选择——之间的差别。在这一时期特别突出地强调了这一差别，因为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最多样的材料上确立这种或那种结构手法的统一。旧科学只知利用材料，把材料理解成“内容”，把其余一切都归入“外表形式”，这种外表形式只能为爱好者感兴趣，或者对它完全没有兴趣。我们的老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天真而动人的唯美观点就是由此而来的，他们在丘特切夫的诗句中找出了“形式的马虎”，而在海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的则简直是“坏形式”。由于思想或情绪刻画很深而原谅了他们形式的疏漏，情况才有了转机。自然，在反对这类传统而进行斗争和论战的年代中，形式主义者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在指出结构手法的意义上，而把其余一切作为原由推到一边。谈到形式主义方法和它的进化时应当始终注意，形式主义者在与敌人的紧张斗争年代提出的许多原理不仅具有科学原理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口号的意义，这些口号由于宣传和对抗的目的而被强调到不合常情的地步。不考虑这个事实，并把一九一六——一九二一年“诗语研究会”的著作看成纯理论性质的著作，这就意味着忽视历史。原由的概念使形式主义者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研究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和短篇），去观察结构的细节。什克洛夫斯基接着发表的两篇著作《情节的展开》和《斯特恩的〈特利斯脱兰·香代〉和长篇小说理论》（“诗语研究会”，1921年单行本）的内容就是这样。什克洛夫斯基在这两篇著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斯特恩的《特利斯脱兰·香代》中留意了手法与原由之间的关系，他是脱离文学史问题，把它们当作研究短篇和长篇小说结构的材料考察的。《堂吉诃德》被看成是从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型）到建立在贯穿手法上的、以旅行为原由的、有统一的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的过渡情形。专门挑选这部长篇小说，是因为在它里面手法和原由还没有交织成一部完全说明了原由的、所有部分都溶为一体的长篇小说。素材常常是简单地嵌边去的，没有溶为一体——情节结构手法和由素材展开结构方法显得很突出，同时，结构的进一步发展朝着“添加的素材越来越紧密地进入小说主体本身的方向”进行。顺便说一句，什克洛夫斯基在分析“堂吉诃德是怎样做成的”时指出了主人公的不稳定性，并得出结论说，它的“典型”本身就是“小说的结构作用的结果”。这就着重指出了结构、情节对材料的统治。显然，没有充分说明原由的艺术或者故意取消原由和暴露结构的艺术，对于阐明这一类理论问题是最合适的材料了。故意暴露结构的作品的存在，应当说对这些问题是有利的，因为它肯定了这些问题的提法的重要性和它们的意义的现实性。而且，这些作品正是按这些理论问题和原则来得到阐明的。斯特恩的《特利斯脱兰·香代》的情形就是这样。由于什克洛夫斯基的工作，这部长篇小说不仅图解式地说明了理论原理，而且小说本身也获得了新的意义并重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以对结构的兴趣为背景，斯特恩的长篇小说成了现代的东西——那些先前在他的小说中只看到无聊的瞎扯或者大笑话的人们，或者以声名狼藉的“感伤主义”（而斯特恩很少有感伤主义的过错，正如果戈理很少有“现实主义”的过错一样）的观点来看他的人们，都开始谈论他。什克洛夫斯基看出斯特恩故意暴露结构手法，他断言斯特恩是尽量突出小说的结构：他对形式有认识，用破坏形式的办法来构成小说的内容。什克洛夫斯基在著作的最后表述了情节和故事的区别：“情节的概念常常与事件的描写混为一谈，与我建议有条件地叫做故事的东西混为一谈。事实上，故事只是形成情节的素材。因此，《叶甫盖厄·奥涅金》的情节不是主人公和塔吉雅娜的爱情纠葛，而是这一故事在情节上的加工，这种加工是用引进一些打断话头的插叙实现的……艺术的形式要以艺术规律来解释，而不以日常生活的原由来解释.艺术家不是靠引进拆台人物之类的办法，而是靠简单调整各章节的办法来阻抑小说的情节，以此向我们指明在两种结构手法背后存在的美学规律。” 我也写了一篇与短篇小说的结构问题有关的论文《果戈理的〈外套〉是怎样做成的》（载《诗学》，1919年），这篇论文除情节问题外提出了自述体故事问题——以讲故事的人的叙述手法为基础的结构问题。我在这篇论文中力求指出果戈理的文章“包含着生动的言语表象和言语情感”，在果戈理那里，用词造句都要符合表情叙述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中，发音、面部表情、声音手势等等有特殊的作用。按照这个观点来分析，《外套》的结构是建筑在以感伤传奇剧的朗诵来代替滑稽故事（带有笑话、双关语等等）之上的，它赋予小说以怪诞的性质。同时，《外套》的末尾是一个怪诞庄严的结幕，类似《钦差大臣》中哑剧的场面，于是关于果戈理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议论就显得不必要和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的了。这样一来，散文研究的问题开始摆脱了停滞扰态。作为结构的情节的概念和作为素材的故事的概念之间的区别确定了；情节结构的典型手法弄清了，从而开辟了长篇小说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工作的前景，同时提出了作为无情节短篇小说的结构原理的自述体故事的问题，这些著作对一些与“诗语研究会”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近几年来的一系列研究产生了影响。六随着理论问题的扩大和深化，研究工作也发生了自然的划分——尤其是“诗语研究会”中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在那时以前单独进行研究工作或者刚开始研究工作。主要的划分是按照散文与诗进行的。象征主义者在这时力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抹煞诗与散文的界限，为此竭力在散文中寻找韵律（别雷），形式主义者则与他们相反，坚持语言艺术的这些种类应有严格的区分。从上一章可以看出，散文研究工作进行得十分紧张。在这方面形式主义者是发起人，如果不算某些西方著作的话；这些著作在对材料的某些观察方面与我们是一致的（例见W.迪贝利乌斯《英国的小说艺术》，1910年），但与我们的理论问题和理论原理相去甚远。在研究散文的工作中，我们感到自己差不多摆脱了传统。在诗的方面事情则略有不同。西方和俄国的理论家的大量著作，象征主义者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实验，围绕节奏和韵律的概念的争论（这使得1910-1917年间产生了一大批专门书籍），以及未来派的诗的新形式的出现，——所有这一切并不使诗的研究和问题的提法本身变得容易，反而更困难了。许多人没有回过头来研究基本问题，而是去研究专门的诗韵问题或者急于去整理所积累的体系和观点。同时，广义的诗学理论没有了，不论是诗的节奏问题，还是节奏与句法的联系问题和诗音问题（形式主义者只是指出了某些语言学前提），以及诗的词汇和语义问题等等，都没有从理论上得到阐释。换句话说，真正的诗的问题实质上仍然不清楚。应当撇开韵律的个别问题，以某种更加原则性的观点来研究诗。应当首先这样来提出节奏问题，不使这个问题一头扎进韵律中，而使它能够把握住诗语的更本质的方面。和在上一章中一样，我在这里也只是在诗的问题的研究能得出对语言艺术或诗语的本性的新的理论观点的程度上来谈诗的问题。勃里克的著作《节奏句法的格》奠定了基础，这篇著作是一九二〇年在“诗语研究会”宣读的，没有印出来，好象也没有写下来。这篇著作展示了诗中有与节奏密切联系的固定的句法结构。这样，节奏的概念就失去了自身的抽象性质，而与诗的语言组织本身，即与句子联系起来了。韵律则退居仅要地位，保留着诗的入门的意义。这一步对于诗的研究的重要性，如同情节与结构的联系对于散文研究的重要性一样。发现节奏句法的格，就彻底推翻了把节奏理解成外在的附属品、某种留在言语表面上的东西的观点。诗的理论走上了分析节奏这个诗的结构基础的道路，这个基础决定了诗的一切要素——声学的和非声学的。出现了某种高级诗论的前景，韵律在这个理论中应当占据基本知识的地位。象征主义者和别雷学派的理论家们尽管怎样努力，都未能走上这条道路，这恰恰是因为他们仍然把韵律本身的问题摆在中心的地位。然而，勃里克的著作只是暗示了新道路的可能性——和他的第一篇论文（《音的重叠》）一样，这篇著作也只限于罗列一些例于和进行例子的分类。从这种罗列出发，可以进而研究新问题，也可以走向简单的分类、编目或材料的分类法，后者实质上与形式主义方法没有关系。日尔蒙斯基的《抒情诗的结构》一书（诗语研究会出版，1921年）也是这一类型的著作。日尔蒙斯基不赞同“诗语研究会”的理论原理，他对形式主义方法感兴趣，只是由于他认为这个方法可以作为一个研究题目——作为按不同的类和栏划分材料的方法。这样理解形式主义方法，自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果：随便找出一个表面特征，根据这个特征把材料分类。日尔蒙斯基的全部理论著作之所以总是具有分类和教学的性质，就是由此而来的。在形式主义方法的总的进化中，这一类型的著作不具有原则意义，只是带有赋予形式主义方法以纯理论性质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是历史地不可避免的）。因此，日尔蒙斯基后来完全脱离“诗语研究会”，并在此后的一些著作中（特别是为瓦尔策尔《诗的形式问题》一书〔1923〕所写的译序中）不止一次地宣称他不同意“诗语研究会”的原则，这就不足为奇了。与勃里克关于节奏句法的格的著作有某种关系的，是我的《诗的旋律》一书（诗语研究会出版，1922年），这本书是由于对诗的音的研究发生兴趣而写的，在这方面它又与西方的一系列著作（西维尔斯、萨兰等人）有关系。我的出发点是，文体的区别通常建立在词汇上——“这样我们离开了诗的本身，研究的是一般诗的语言……必须找到某种与诗的句子相联系的东西，而又不至于让它把我们从诗的本身引开——即找到处在语音学和语义学之间的界线上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句法学。”在这里，节奏句法现象本身不单独进行研究，而与诗的和言语的语调的结构意义问题联系起来研究。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提出组成这种或那种诗的文体的主要成份的概念，并把作为语调系统的“旋律”概念与诗的一般“音乐性”概念分隔开来。从这一点出发，我建议在抒情诗中划分三种基本的文体，朗诵（演说）体、吟唱体和说话体。这本书全是研究吟唱体的旋律特点的，用的是茹科夫斯基、丘特切夫、莱蒙托夫和费特的抒情诗中的材料。我避开现成的公式，在书末提出了这样的论点：“我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不是确立公式，而是看见事实的本领。为此，理论是需要的，因为正是在理论的阐释下事实才会变得明显，也就是说，事实才会真正变成事实。然而，理论是会消亡或者起变化的，但借助理论找到的并肯定了的事实却将存在下去。” 死抠韵律的传统还在一些与象征主义有联系的理论家们（别雷、勃柳索夫、鲍勃罗夫、楚多夫斯基等人）中间继续起作用，但是逐渐走上了精确统计计算的道路，失去了自己的原则性。在这个方面，托马舍夫斯基由其教科书《俄罗斯诗法》（1924）完成的韵律研究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样一来，韵律退居到第二位——作为一门附属的学科，涉及问题的范围很有限，而整个诗的理论则居第一位。由形式主义方法在这以前的全部发展进程勾画出来的扩大和丰富诗的节奏观念并把节奏与诗本身的结构联系起来的意向，已经在托马舍夫斯基的论文《普希金的五音步抑扬格》（1919年）——载《普希金诗学概论》文集，柏林，1928年）中表现出来了，在这篇论文中作了从韵律领域进入语言的尝试。由此而产生了反对别雷及其学派的一个基本论点：“节奏的任务不是遵守虚构的一扬三抑格，而是在统一的波——诗的范围内分配呼气的力。”这个意向又以充分的原则明确性表现在他的另一篇论文《诗的节奏问题》（载《文学思想》，第2辑，1922年）中。在这篇论文中，由于诗的节奏的概念推广到参加进诗的结构中的一系列语言要素上去而使从前的韵律与节奏的对立得以克服，和“词-重音的”节奏一起出现了“语调-句子的”节奏和“和谐的”（同音法等的）节奏。这样一来，诗的概念变成了特殊言语的概念，这种言语不适合这种或那种韵律形式，反抗这个形式，并造成“节奏偏差”（这是日尔蒙斯基在1925年的新作《韵律导论》中继续坚持的观点），但它完全参加到了诗的创作中。“诗的言语是一种在音响方面有组织的言语。可是，由于音响是一个复杂现象，所以只有某一种音响要素能规范化。例如，在古典韵律中，规范化的音响要素是重音，古典韵律对重音进行由它的规则所额定的调整……可是，只要传统形式的权威稍许一动摇，就会顽强地出现这样一种思想：诗的本性不止是这些第一性特征，诗还可以靠第二性的音响特征而生存，除韵律外还有可体验到的节奏，只要遵守诗的这些第二性特征就可以写诗，言语不遵守韵律也可以听起来象诗一样。”肯定了作为一般节奏课题的“节奏冲动”概念的重要性（这个概念已经在勃里克的著作中出现），“节奏手法能够在各种程度上参加制造艺术节奏印象，这个或那个手法能够在个别作品中占优势，这个或那个手段可能成为主要的东西。对这个或那个节奏手法的观点，决定了作品具体节奏的性质，按照这个观点，诗可以分为，重音之间非重读音节数量不定的节奏诗（例如《波尔塔瓦》中的战斗描写〉、语调-旋律诗（茹科夫斯基的诗）与谐和诗（近几年来俄国象征主义的典型的诗）。”这样理解的诗的形式，与某种在形式以外的、很难纳入这个形式的“内容”并不对立，而是可理解为诗语的真正内容。因而，形式的概念本身，和在前面的著作中一样，也是以全新的意义出现的。七雅科勃松在《论捷克的诗》（载《诗话理论文集》，第5辑，1923）一书中，提出了诗的节奏和语言的一般理论的新问题。“诗的形式对语言使用有组织的暴力论”与“诗绝对符合语言的精神，形式不抗拒材料”的理论相对立。在关于实用语的发音和诗语的发音之间的差别问题中引进了一个有特征的修正，指出流音辅音的异化作用（据雅库宾斯基说，与实用语不同，诗语中没有这种异化作用[5]）在两种语言中都是可能的，但在实用语中“受制约”，而在诗语中则“可说是保持完整，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同时又指出情感语和诗语之间的原则区别（雅科勃松在第一部著作《俄罗斯最新诗歌》中就已经谈到这一点了）：“诗可以利用情感语言这一手段，但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这个相似点和诗话对情感语常用手段的利用，常常引起诗语和情感语的混同。这种混同是错误的，因为没有考虑两种语言系统之间的根本的功能差别。”因此，雅科勃松批驳了格拉蒙和其他诗歌研究者为了解释声音结构而求助于拟声理论或者求助于在声音与形象或观念之间确立情感联系的企图。他说：“声音结构并不经常是音状结构，而音状结构也不是经常运用情感语言的手法。”雅科勃松的书的特征还在于它总是超越它个别的、专门的主题的范围（捷克诗的韵律学），而阐释诗语和诗的理论的一般问题。所以，他在书末加了一整篇论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作为他早先的关于赫列勃尼科夫的著作的补充。我在自己的论阿赫玛托娃的著作中也力图重新考察与诗的理论有关的基本理论问题：与句法和语调有关的节奏问题，与发音有关的诗音问题以及诗的词汇和语义问题。我引证蒂尼亚诺夫那时正在写作的一本书，指出，“一个词用进诗中，好象从普通言语中掏了出来，它被新意义的气氛包围住，不是在一般言语的背景上，而是在诗语的背景上而被领会”，而且我还指出，违背词的一般联想而形成的侧面意义，乃是诗的语义的主要特点。到我说的那个时期以前，形式主义方法和语言学的联系大大地削弱了。问题划分得如此明确，以至于我们已经不需要语言学，尤其是心理学派语言学的特别支持了。相反，语言学家们在诗体研究方面的某些著作还遭到我们原则性的反驳。在这时出现的蒂尼亚诺夫的书《诗语问题》（科学院出版社，1924）着重指出了心理语言学和诗语及诗体的研究之间的区别。这本书揭开了词义与诗的结构本身的联系，重新丰富了诗的节奏观念，并把形式主义方法引向不仅研究诗语的音响和句法的特点，而且还研究诗语的意义特点的道路。蒂尼亚诺夫在序言中说道：“近来，诗的研究有很大成就，在最近的将来，这种研究无疑会发展成整整一门学科，尽管这个研究的有计划的开端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可是，关于诗语和诗体的问题却在这个研究之外。这方面的研究与诗的研究隔绝了；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好象诗语和诗体与诗没有关系，不从属于诗.还在不久前才提出的‘诗语’的概念现在遇到了危机，危机无疑是由这个奠基在心理语言学上的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的空泛和模糊所引起的。” 这本书重新提出和阐释的诗学的一般问题中，对“材料”的理解问题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按惯例都把这个概念与“形式”的概念对立起来，因而使这两个概念都丧失了自己的重要意义，好象只是在字面上代替了从前的“形式”与“内容”的对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事实上，形式主义者所说的“形式”的概念具有充分的意义，它是与关于整个艺术作品的观念融合在一起的，除开没有艺术意义的其他种类的形式外，它不需要任何的对比。蒂尼亚诺夫指出，语言艺术的材料是不纯的、非单一涵义的，“一个因素是靠牺牲其余因素而突出的，因此，这些其余的因素就变了形，有时候还被贬低到中立性的形式因素的程度。”由此得出结论：“‘材料’的概念不越出形式的范围，这个概念也是形式的东西，把它与结构外的因素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同时，形式的概念还由于动力学特征而变得复杂了：“作品的统一不是一个封闭的对称的整体，而是一个展开的动力学的整体；在这个整体的各要素之间投有均衡和合力的静力学特征，但是永远有相互联系与联成整体的动力学特征。文学作品的形式应当理解成动力的形式。” 至于节奏，它在这里是作为一个渗透进诗的一切要素中去的诗的基本结构因素而出现的。彼此直接联系着的节奏系列的统一和紧凑是由诗的节奏的客观特征所规定的。重新肯定了诗与散文之间的原则区别.”诗之面向散文，是在不平常的客体上确立系列的统一和紧凑，因此，这并不磨掉诗的本质，相反，以新的力量来推进诗……在诗的系列中引进任何散文的要素，都要在诗中转变成由功能上推移出的另一个方面，这就立刻得出两个因素，结构的强调因素——诗的因素——和不平常客体变形的因素。”接着提出了语义问题：“我们在诗中有没有变形的语义，这个语义使言语离开其结构原理，因而对这个语义就不能进行研究了呢?”书的整个第二部分都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它在节奏因素和语义因素之间确立了最紧密的联系。对于词的观念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情况是这些观念都是节奏统一的成分：“这些成分处于比在普通言语中更强烈更紧密的联系之中，词之间出现了一种‘位置上的相互关系’”，这在散文中是没有的。这就使形式主义者脱离波捷勃尼亚理论及与此理论有关的结论的做法找到了新的根据，也给诗的理论开辟了新的前景。蒂尼亚诺夫的著作指出了把握新问题和进一步进化的可能性。“诗语研究会”以外的人也完全可以清楚看到：我们的工作不是要规定一个什么死板的“形式主义方法”，而是要研究语言艺术的特点；事情不在于方法，而在于研究对象。蒂尼亚诺夫再一次表述了这一点产想要成为艺术研究的那种研究的对象，必须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东西，它要使这种研究有别于智力活动的其他领域，并把这些领域变成自己的材料或者工具。每一部艺术作品都是许多因素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研究的任务就是确定这种相互作用的特殊性质。” 八上面我已经指出，与理论问题并列，自然会产生形式的运动和更替的问题，亦即文学进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重新考察维谢洛夫斯基对神话的主题和手法的观点而产生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新形式不是为了表现新内容而出现，而是为了替换旧形式而产生”）则是作为对形式的新理解的结果而出现的。形式被理解为依先前的样式而不断变化的内容本身，它自然要求我们不要用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分类公式去对待它，而要考虑它的具体历史涵义和意义。形成了某种双重的前景：一是以这个或那个理论问题为中心并围绕这个问题搜集多种多样的材料来作理论研究（如什克洛夫斯基的《情节的展开》，如我的《诗的旋律》）的前景，二是历史研究——研究文学的进化本身的前景。作为形式主义方法发展的有机后果的这两个前景的结合，向形式主义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现在还没有弄清楚，甚至还没有完全定下来。问题在于形式主义者最初想要固定这个或那个结构手法和在大量材料上确立手法的统一，后来这个意图破想要区分这个概括的观念，理解每一特定场合中手法的具体功能的意图取代了。这个功能意义的概念逐渐被提到首位，掩盖了手法的最初概念。原有的一般概念和原理的这种分化，乃是形式主义方法的整个进化的特点。我们没有那些一般的教条主义原理把我们的手脚捆住，不让我们去接近事实。如果把我们的公式用于尚不为我们所知的事实，我们不能保证它们正确——事实可以要求作出变更，变得复杂些，进行修正。具体材料的研究，迫使我们谈到功能，因而使手法的概念变得复杂了。理论本身要求进入历史。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了纯理论科学的传统和批判的倾向。在我们上大学的时代，纯理论的文学史主要限于对个别（当然只是“伟大的”）作家的生平的和心理学的研究。甚至从前那些立意要把大量历史材料整理成系统的、编写整个俄国文学史的尝试也销声匿迹了。然而，这些理论体系（类似佩平的《俄国文学史》）却保持了自己的学术权威，特别是后代人已经不敢承担这样的大题目时，这种权威就显得更强了。其实，在这些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那些一般的、谁也不甚了了的概念，如“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且据认为现实主义比浪漫主义要好）；进化被理解成逐步完善，被理解成进步（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继承性被理解成遗产父传子的和平授受；一般说，文学本身是没有的，代替文学的是从社会运动史中，从传记之类的东西中拿过来的材料。这个扯到文学之外去的原始的历史主义使得象征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们自然要拒绝任何历史主义。印象派的速写和“剪影”文学得到了发展；老作家的“现代化”，把他们变成“永远的同路人”的浪潮泛滥一时。文学史被悄悄地（有时也是大声地）宣布为不需要的了。我们必须摧毁纯理论的传统，肃清杂志科学的倾向。要反对纯理论的传统，我们就应当提出对文学进化和文学本身的新理解，——不要进步与和平继承的概念，不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概念，不要与作为现象的特殊系列的文学无关的材料。要肃清杂志科学的倾向，我们就应当指出具体的历史事实，指出形式的流动性和可变性，指出考虑这种或那种手法的具体功能的必要性，——总而言之，要指出作为一定的历史事实的文学作品和以现代文学的需要、趣味或兴趣的观点对作品所作的自由解释这二者之间的区别。这样一来，我们的文学史工作的基本激情必须是摧毁和否定的激情，这也是我们提出理论时的最初的激情，但这种激情在晚些时候，在分析个别问题时已经具有比较温和的性质了。所以，我们的第一批有关文学史的言论是以一种根据具体材料提出的近乎本能的论题的形式出现的。个别问题突然发展成一般问题——理论与历史汇合了。在这个意义上说，蒂尼亚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一书（诗语研究会出版，1921年）和什克洛夫斯基的《罗扎诺夫》一书（诗语研究会出版，1921年）是很突出的。蒂尼亚诺夫的主要任务是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捷潘契科沃村》是讽刺性摹拟作品，证明在这部作品的第一层意思后面还隐藏着第二层意思——果戈理和他的《与友人通信集》。但是，在蒂尼亚诺去那里，这个个别问题却引出了讽刺性摹拟——作为文体手法（讽刺性摹拟）和作为有巨大文学史意义的学派的辩证更替和表现之一——的一整套理论。因此，产生了对“继承性”和“传统”的理解问题，从而又提出了文学进化的基本问题：“当谈到‘文学传统’或者‘继承性’时……通常都想象成一条把著名支派的年轻代表与老的代表联接在一起的直线。然而，事情要复杂得多。不存在直线的延伸，存在着勿宁说是从某个点出发、离开这个点的现象——即斗争……任何文学的继承性首先就是斗争，是摧毁旧的整体，建立旧因素的新体系。”文学进化的观念由于指出斗争，指出周期性的反抗而变得复杂了，这样一来，它就失去了和平的渐进性的旧意义。在这个背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的文学关系就作为复杂斗争的关系而出现。在什克洛夫斯基关于罗扎诺夫的书中，差不多是以离开主题的插叙的形式，展开了一整套文学进化的理论，这个理论反映了那时候在“诗语研究会”中对这个问题的积极讨论。什克洛夫斯基指出，文学按时断时续的路线向前推进：“在每一文学时代，存在着不只一个而是几个文学学派。它们在文学中同时存在，而且，其中之一被奉为典范。其余的不是典范，无声无息，好比在普希金时代丘赫尔别克尔和格里鲍耶多夫的诗中杰尔查文的传统与俄罗斯轻松喜剧诗同时共存，还与其他传统，如布尔加林的惊险小说的纯粹传统共存。” 在年长的艺术典范化的时候，在下层创造着新形式——“年轻的一方”，它“侵入年长一方的地盘，于是轻松喜剧作者如别洛皮亚特金变成了涅克拉索夫（见勃里克的著作），十八世纪的直接继承人托尔斯泰创作了新的长篇小说（艾亨巴乌姆），勃洛克‘茨冈情诗’的主题和节拍典范化，契诃夫把《闹钟》引进俄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市民小说的手法提高到文学的标准，每一个新的文学流派都是类似新阶级的出现的一场革命。当然，这只是一个类比。被战胜的‘一方’并没有被消灭，没有停止生存。它好象是从浪峰上跌下来，落进浪花底下去漫步，也可能重新抬头，永远觊觎王位。此外，在现实中事情还要变得更复杂些，因为新的领导者通常都不是原先形式的纯粹恢复者，其他年轻学派的特征也掺杂进去了，还掺杂有以前拥有王位但已经起次要作用的先驱者那里继承下来的特征”。这里谈的是体载的活动性，而罗扎诺夫的书则被解释成新体载的诞生，解释成没有那种把小说各部分联系起来的原由的新型长篇小说川在题材方面，这些书的特征是新题材典范化，而在结构方面则是手法的显露。”由于这个一般理论，引进了一个“新形式辩证地自我创造”的概念，其中隐含着与文化的其他系列的发展的类比和对文学进化的独立性时肯定。这个理论以简单化的形式很快就到处传播开了，而且常常具有十分便于批评的简单死板的公式的形式。事实上，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只是进化的一般概述，带有整整一系列复杂的保留意见。形式主义者们从这个一般概述转到了更彻底地研究文学史的问题和事实，来使最初的理论前提具体化和复杂化。九自然，我们理解作为形式的辩证更替的文学进化时，并不求助于那种在老式的文学史著作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材料。我们对文学进化的研究，是在这种进化具有其特殊性的限度内和在它看起来是独立的、不直接依帧于文化的其他系列的界线内进行的。换句话说，我们限制要素的数量，使得不至于浮在无穷无尽的“联系”与“相符”之中，因为靠这些“联系”与“相符”反正是解释不清文学本身的进化的。我们不把传记和创作心理学问题引进自己的著作中，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本身是十分重要和复杂的，必须在其他科学中占据自己的位置。对我们来说，要紧的是在进化中找到历史规律性的特征，因此，我们把以这个观点看来属于与历史无关的、“偶然的”一切东西都抛在一边。我们感兴趣的是进化过程本身，是文学形式的动力学本身，因为这在过去的事实中是可以见到的，对我们来说，文学史的中心问题是不依赖于个人的进化的问题——是把文学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来研究。因此，体裁的形成与更替的问题，从而还有“次等的”和“大众的”文学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因为这种文学也参加了这个过程。在这里，重要的是把那个准备了新体裁的形成的大众文学与那个在新体裁解体过程中产生并成为研究历史惯性的材料的文学区别开来。另方面，我们对过去本身和作为个别历史事实是不感兴趣的，——我们不搞那种不知何故使我们喜欢的这个或那个时代的简单复原。历史能给予我们现代所不能给的东西——材料的完备。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带着由现代文学部分地暗示给我们的某些理论问题和理论原理去研究历史。由此而产生了形式主义者所特有的与现代文学的庸切联系和批评与科学的彼此接近（与使科学与批评接近的象征主义者相反，也与大多置身于现代生活之外的从前的文学史家相反）。因此，文学史对我们与其说是一门特殊的（与文学理论相比）学科，还不如说是文学研究的特殊方法，特殊的剖面。这一点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史著作的性质——永远趋向于不仅作出历史的结论，而且还作出理论的结论，趋向于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并检验旧的。在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期间，出版了整整一系列这样的著作，由于现代市场的条件，还有许多这样的著作至今未能刊印，只有在报告中才为人所知。现举一些主要的著作如下：蒂尼亚诺夫的《涅克拉索夫的诗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关于丘特切夫的问题》、《丘特切夫与海涅》、《摹古者与普希金》、《普希金与丘特切夫》、《作为朗诵体的颂诗》；托马舍夫斯基的《戛弗利里阿达》（论结构和体裁的几章）、《普希金——法国诗歌的读者》、《普希金》（文学史研究的现代问题）、《普希金与布瓦格》、《普希金与拉封丹》；我的《青年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和论文——《普希金的诗学问题》、《普希金走向散文的道路》、《涅克拉索夫》。这里还应当加上那些与“诗语研究会”没有直接关系但走着研究文学这一特殊系列的进化的同一道路的文学史著作：维诺格拉多夫的《果戈理的中篇小说〈鼻子〉的情节和结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穷人〉的情节和结构法，兼论“自然派”的诗学问题》、《果戈理与儒勒·雅南》、《果戈理与现实派》、《果戈理文体研究），日尔蒙斯基的《拜伦与普希金》；巴鲁哈蒂依的《契诃夫的戏剧》；采伊特林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官吏的故事》；希姆凯维奇的《涅克拉索夫与普希金》。此外，我们领导的学术研究班（在大学和艺术史研究所）的参加者们也完成了许多著作，刊印在文集《俄罗斯散文》（科学院出版社，1926年）中——论达里、马尔林斯基、森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维尔特曼、卡拉姆津，论“游记”体裁等等。这里当然不是详细谈论这些作品的地方。我只说，所有这些著作的特点是囊括了“二流”作家（“周围的人们”），仔细弄清了传统，考察了体裁和风格的变化等等。因此，许多遗忘了的姓名和事实又活现出来了，流行的评价被推翻了，传统观念改变了，而主要的是逐渐弄清了进化过程本身。这种材料的研究还只是开始。我们面前还有一系列新任务：进一步区分理论概念和文学史概念，搜集新材料，提出新问题等等。 ———————————————— 现在我来作某些一般的总结。我竭力描述的形式主义方法的那个进化，具有理论原理的循序渐进发展的形式——好象我们中间任何人都没有起个人的作用。实际上，“诗语研究会”是一个集体研究的真正典型。这显然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事业理解成历史的事业，而不是我们之中的这个或那个人的个人事业。我们与时代的主要联系就在于此。科学本身在进化，我们也和科学一起进化。下面简略地讲一下这十年形式主义方法进化的要点：一、从最初提出诗语和实用语总的对立到按各种功能来区分实用语的概念（雅库宾斯基），到划分诗语和情感语的方法（雅科勃松）。由于这个进化，我们对演说语这个在实用语中最接近诗语但功能上不同的语言的研究感到兴趣，谈到了演说术与诗学一起复兴的必要性（论列宁的语言的论文，载《列夫》杂志，1924年第1[5]期，作者什克格夫斯基、艾亨巴乌姆、蒂尼亚诺夫、雅库宾斯基、卡赞斯基和托马舍夫斯基）。二、从新意义上的形式的一般概念进到手法的概念，由此进到功能的概念，三、从与韵律对立的诗的节奏概念进到作为整个诗的结构要素的节奏的概念，从而进到把诗理解成具有自己特殊的语言的（句法的、词汇的和语义的）性质的言语的特殊形式。四、我们从作为结构的情节的概念进到作为原由的材料的概念，由此又进到把材料理解成根据构形的主要成份的性质而参加到结构中去的要素。五、从在各种各样材料上建立手法的统一进到根据功能上区分手法，由此进到形式进化的问题，亦即进到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我们面临着整整一系列新问题。蒂尼亚诺夫的最后一篇论文《文学的事实》（载《列夫》1925年第2[6]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提出了日常生活与文学的关系的性质问题，——许多人都是以不求甚解的轻率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用实例证明了日常生活怎样变成了文学，反过来，玄学又怎样进入了日常生活：“在某种体裁瓦解的时代，这个体裁就从中心移到外围，而从文学琐事中，从文学的后院和生活中冒出的新现象就浮到中心，占据它的位置。” 我不是平白无故把自己的论文叫做《形式主义方法论》的，大概，我给形式主义方法的进化提供了一个概要。我们没有那种可以用静止的、现成的系统的形式来表述的理论。在我们这里，理论与历史不仅在口头上，而且也在事实上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历史本身给我们的训练是太好了，以至我们没有想过可以绕过它。当我们将来承认我们已有一个可解释一切的、适用于过去与未来的一切事件的、因而不再需要进化也不再能够进化的理论时，我们同时也将承认形式主义方法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科学研究的精神已经遗弃了它。暂时，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一九二五年丁由译 [1]我在本文中所说的形式主义者，只是指联合成为“诗语研究会”并于1916年开始出版自己的文集的那一批理论家。——原注 [2]温格尔指出沃尔弗林的著作对现代德国文史科学中的“美学”派的代表者瓦尔策尔和施特里希有强烈的影响。参看他的论文：《德国艺术学中的当代流派》（《文学》，1923年11月号，第2期）。试比较瓦尔策尔一书——《诗人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柏林，1923）——原注 [3]拉丁文：“无主物” [4]参看文集《斯基福人》（1917年）和《树枝》（1917年）中别雷的论文和我的《论诗中的音》（1920年）一文，该文曾在《透过文学》文集（1924年）中转载。——原注 [5]在这个时期以前，雅库宾斯基自己就已经指出了“实用语”的概念的过分总和性和实用语按功能（口语、科学用语、演说语等等——参看雅库宾斯基的论文《论对话语》，载《俄罗斯言语》文集，1923年）划分开来的必要性。——原注
谈谈“形式主义者”的问题（Б.艾亨巴乌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谈谈“形式主义者”的问题 Б.艾亨巴乌姆编者按：本文系节译，选自《俄苏文学批评读本》，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106页。原载《报刊与革命》1924年第5期。作者Б.M.艾亨巴乌姆（1886-1959）。苏联文艺理论家和文史学家，“诗语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主要研究诗学、结构、节奏等问题和普希金、果戈理、Л.托尔斯泰、莱蒙托夫等的创作。从二十年代后半期起，逐渐克服了研究文学现象的形式主义方法。在最近的两年的文学论文、前言、书评和批评性小品文里，对关于所谓“形式主义方法”的问题给予了特别多的注意。没有一家文学杂志不讨论这个问题，有的杂志讨论得很热烈，有的杂志热烈程度则较差，这个问题几乎已为很多人所注意，尽管看起来它与“第一需要”的问题的距离特别大。不仅是杂志《红色处女地》、《报刊与革命》、《书籍与革命》、《文学纽事》、《艺术的生命》、《思想》、《起点》、《文学思想》、《艺术》等），而且报纸有时也提出关于“形式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者”、“诗语研究会”的问题。形形色色的作者们——从德高望重的文学家和学者到大胆泼辣的小姐——都在批评或讨论“形式主义方法”上发挥自己说俏皮话的本领或显示深思熟虑的能力。这个问题还从文学领域波及到教育领域，吸引了广大的学生和教师，从而成为教学法的问题…… 这些讨论形式主义方法（我没有用引号，但是我认为这引号是不言而喻的）的五花八门的书刊的历史可分两个阶段：庸俗地嘲弄的阶段和学院式讨论的阶段。开头人们觉得“诗语研究会”的著作中所确定的形式主义方法是大胆的乖常行为，每一个习惯于写人人关心的问题的小品文作家认为自己有权利和有力量对形式主义者蛮横无理的行为挖苦一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小品文作者除了自己的小品文外什么也没有写出来，而形式主义者们却出版了一系列需要认真看待的著作。久经考验的批评家和经验丰富的教授们激动起来了。以沉默表示鄙视，哪怕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已经不行了。于是不得不匆匆忙忙地调整自己的立场，把旧的同新的拼接起来，尽管这只是做做样子的而已。于是开始各立门户和发生分化。正如每一个运动中应有的那样，出现了折衷主义者兼修正主义者，他们进行解释、修正、调和等工作。大家都开始谈论“方法”和“角度”，甚至从前连想也没有想过这一点的人也照说不误。这个过程当然还会继续向前和向深处发展，但是最初的分化看来已经结束了。已经出现所谓的“形式主义者兼社会学者”，这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历史的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可笑，他们走着阻力最小的道路，建议把两种“方法”——形式主义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现在轮到已登上舞台的年轻一代说话了。不管他们的表现如何，应当帮助他们弄清这－整段宛如一团乱麻的历史。首先，当然没有任何的“形式主义方法”。究竟是谁想出这个名称，要重新确定已很困难，但是这个名称想得很不恰当。它作为一个简单的战斗口号，也许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作为一个用来确定“诗歌语言研究会”（“诗语研究会”）和艺术史研究所文学室的活动的客观术语，是不合适的。名称本身当然是次要的东西，但是如果它引起了误解和荒唐的争论，那么对它就必须认真对待。问题所涉及的不是研究文学的方法，而是建立文学科学的原则——关于这门学科的内容、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及关于把它建成一个专门学科的问题…… 确定文学科学的特点的努力，首先表现在把“形式”宣布为研究的主要问题，把它当作某种特有的东西，即缺了它艺术就不存在的东西看待。“形式”一词有很多意义，正如在类似的情况下常见的那样，这造成了一系列的误解。应当知道，我们用的是这个词的特殊意义——不用来表示某种与“内容”的概念相对应的意义（顺便说一下，这种相对应的关系并不存在，因为“内容”的概念实际上与“容量”的概念相对应，而根本不是同“形式”的概念相对应），而表示某种对艺术现象来说是主要的东西，表示组织艺术现象的原则。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形式”这个词，而仅只是它的细微的特殊含义。我们不是“形式主义者”，如果愿意的话，可称我们为特点鉴定家。上面说的是“形式主义”一词。现在说“方法”这个词。认为文学作品特有的形式是文学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认为组成它的所有成分作为结构成分具有形式的功能——这种看法当然是原则，而不是方法。“方法”的概念近年来不适当地扩大了——开始把一切都称作“方法”。（“形式主义方法”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个毫无意义的说法一样，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组。竟然达到了“方法论吞没了学科本身”的程度——这是旧的文学史使我们陷入的死胡同。）应当恢复“方法”一词原来的简单含义——即表示研究某一具体问题的方法。在统一的原则下，研究形式的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一切以题目、材料和问题的提法为转移。我们常说研究文词的方法、研究诗句的方法、研究一个作家和时代的方法等等——这是“方法”一词的正常使用。传记的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审美方法——所有这些不是方法，而是对学科的不同观点，或者甚至是不同的学科。很清楚，真正的“方法论”（即研究具体问题的方法论）只有在学科本身存在和正常发展的情况才能存在和得到正常的发展，否则就会成为“方法论的方法论”。关于“形式主义方法”的问题之所以变得这样尖锐和这样引人注意，是因为形式主义者谈到了原则。假如真的只谈方法问题的话，那么这种激动至少会使人觉得是奇怪的。有人认为俄罗斯变成了一个主要是“方法论的”国家，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张捷译
艺术是一种手法（В.什克洛夫斯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4．诗语研究会艺术是一种手法 В.什克洛夫斯基编者按：本文系节译，选自《苏联美学思想简史（1917-1932）》，艺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342页。原载《诗学。诗歌语言理论集》，彼得格勒，1917年版。这是“形式主义学派”的主要宣言之一。 “艺术是形象思维”这句话可以从中学生的嘴里听到，它也是想要在文学理论方面建立某种学说的语文学家的出发点。这个思想在许多人的思想意识里扎了根，它的提出者之一应认为是波捷勃尼亚，这位学者说，“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尤其是没有诗歌。”[1]他在另一处又说：“诗歌象散文一样，首先主要地是思维和认识的一定方法。”[2] 诗歌是思维的一种特殊方法，即形象思维的方法，这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智力，产生“过程相对容易的感觉”，而美感就是这种节省的反映。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是这样理解和归纳的，这想必是对的，毫无疑问，他曾仔细地读过他的老师的书。披捷勃尼亚和他的人数众多的学派认为诗歌是思维——借助于形象的思维——的一种特别类别，认为形象的任务是用来把不同类的事物和行为归并成各个组，通过已知来说明未知。或者用波捷勃尼亚的话来说“形象对被解释的东西的关系是：一、形象是多变的主语的固定的谓语=吸引变化不定的统觉的固定手段……二、形象是某种比被说明者简单得多的东西……”[3]，也就是说，“由于形象性的目的在于使形象的意义更接近于我们的理解，由于不这样形象性就会失去意义，因此形象应比形象所说明的东西更好地为我们所知。”[4] 把这个规律运用于丘特切夫诗中把闪电的反光同聋哑的仙魔相比或果戈理作品中把天空同上帝的衣服相比的比喻，是很有意思的。 “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艺术是形象思维。”为了这些定义能自圆其说，发生过极其少见的牵强附会，人们也曾力图把音乐、建筑术、抒情诗理解为形象思维。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努力，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院士终于把抒情诗、建筑术和音乐分开，单独列为非形象艺术一类——把它们确定为直接诉诸情感的抒情艺术。这就证明了存在着一个不是思维方法的巨大的艺术领域，然而包括在这领域之内的艺术之一——抒情诗（就其狭义而言）完全同“形象的”艺术相类似，因为同样运用词语，而更重要的是，形象艺术是完全不知不觉转变为非形象艺术的，我们对两者的接受情况是相似的。肯定艺术是形象思维，这就等于说（恕不列举众所周知的比喻的中间环节）艺术首先是各种象征的创造者，这样一来，这个定义虽站住了，但它原来所依据的理论却遭到了破坏。这个定义首先在象征派那里很流行。特别是在他们的理论家那里。总之，很多人仍然认为，形象思维、“道路和阴影”、“犁沟和田界”是诗歌曲主要特点。因此这些人应当作这样的预想，他们所说的这种“形象的”艺术的历史将是形象的变化史。但是形象本来几乎是固定不变的，他们从这一世纪到那一世纪、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从这个诗人手里到那个诗人手里流动而不发生变化，形象是“无主的”，是“上帝的”。您对时代了解得愈透彻，就愈相信您认为是某个诗人创造的形象是从别人那里抄袭来的，而且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使用的。各个诗派的全部工作只不过是积累和发现用以安排和加工语言材料的新手法而已，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安排形象而不是创造形象。在有了形象的情况下，诗中所包含的主要是形象的回忆，而形象思维则要少得多。形象思维无论如何不是各种艺术的共同点，甚至不是各种语言艺术的共同点，形象不是那种一经变化就构成诗的运动的实质的东西。我们知道，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些表达方法被当作专门为艺术欣赏而创造出来的某种富有诗意的东西来接受，其实它们并不是为使人们这样接受而创造的；例如，安年斯基关于斯拉夫语具有特别的诗意的意见就是如此，又如，安德烈·别雷对十八世纪俄国诗人把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后的用法的赞赏也是如此。别雷把这种用法当作某种艺术的东西来赞赏（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认为这是艺术），把它看作是有意这样做的，而实际上，这是当时语言的一般特点（教会斯拉夫语的影响）。可见一部作品可能，一、作为散文而创作，却被当作诗歌来接受，二、作为诗歌而创作，却被当作散文来接受。这说明，一部作品的艺术性及其被归入诗歌的可能性是我们的接受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将把这样一些用特殊方法创作的作品称为狭义上的艺术作品，而运用这些特殊手法的目的在于使这些作品尽可能地被当作艺术作品来接受。波捷勃尼亚的结论可表述如下：诗歌=形象性，他由这结论出去，创立了美于形象性等于象征性、等于形象所具布的成为同各种主语搭配的固定谓语的能力的整个理论（由于思想比较接近，这结论受到了象征主义者一一安德烈·别雷、梅列日科夫斯基及其“永恒的伴侣”——的喜爱，成为象征主义理论的基础）。这个结论部分地是由于波捷勃尼亚没有区分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而产生的。由于这一点，他没有注意到存在着两类形象：作为思维的实际手段、作为把事物联合成一组的手段的形象和作为加深印象的手段的诗歌形象。现举例加以说明。我在街上走，看到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头戴帽子的人掉了一个纸包。我喊他，“喂，戴帽子的，纸包掉了。”这是纯散文的假借性形象。再举另一个例子。队伍里站着几个人。排长看见其中一人站得不好，和大家不一样，便对他说：“喂，饭桶[5]，瞧你站的样子。”这是诗歌的假借性形象。（在前一场合“帽子”一词是换喻，在后一场合是借喻。但是我注意的不是这点。）诗歌形象是使人产生最深印象的方法之一。它作为一种方法，就任务来说同诗歌语言的其他用法相等，同简单排偶法和否定排偶法相等，同比喻、重叠、对称、夸张相等，同一般称之为修辞格的东西相等，同所有这些用来增大物（这种物可以是词或者甚至是作品本身的音）的感觉的方法相等，但是诗歌形象只是外表上同寓言形象、思想的形象相似，例如（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语言与艺术》），一个女孩把圆球称作小西瓜的情况就是如此。诗歌形象是诗歌语言的手段之一。散文形象是进行抽象的手段，不叫圆灯罩而叫西瓜，或者不叫脑袋而叫西瓜，这只是从事物中抽象出其性质之一，这同说脑袋等于球、西瓜等于球毫无区别。这是思维，然而这同诗歌毫无共同之处。节省创作力的规律，也属于大家都承认的规律。斯宾塞写道：“我们在决定选词和用词的所有规则的基础申看到的，是同一个主要的要求，节省注意力……通过最容易的途径，使智力达到合乎需要的理解程度，这在许多场合下是唯一的和在所有场合下是主要的目的……”（《文体哲学》）“假如心灵具有取之不尽的力量，那么对它来说，这个取之不尽的源泉消耗了多少力量当然是无所谓的，重要的大概只是需要消耗的时间的多少，但是因为心灵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可以预料，心灵会力图尽可能合理地，即消耗力量最少地，或者同样可以说，能取得最大结果地完成统觉的过程。”（阿芬那留斯）彼得拉日茨基只引用了节省心灵力量的普遍规律，就把横在他思路上的詹姆斯的情感激动的物质基础论抛开了。节约创作力的原则非常诱人，特别是在研究节奏时更是如此，这个原则也得到维谢洛夫斯基的承认，他把斯宾塞的思想说得更全了：“文体的优点正在于用尽可能少的词使人得到尽可能多的思想。”安德烈·别雷尽管在他的优秀作品里提供了许多节奏生涩、可以说佶屈聱牙的例子，并力图证明（在个别场合以巴拉丁斯基的作品为例）诗歌应该用晦涩的修饰语，但是他也认为有必要在他的书里谈一谈节省的规律，这本书是根据已过时的书中未经检验的事实和关于诗歌创作手法的丰富知识、根据克拉耶维奇按照中学教学大纲编写的物理课本来建立艺术理论的大胆尝试。认为节省力量是创作的规律和目的这一思想，可能在语言的个别场合，即在运用于“实用的”语言时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实用语言与诗歌语言的区别缺乏了解，这一思想也被硬加到诗歌语言上。有人指出日本诗歌语言中有一些实用语言中所没有的音，这几乎是第一次根据实际材料指出这两种语言不相符合。雅库宾斯基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论述了诗歌语言中流音辅音不存在异化的规律，他还指出，诗歌语言中允许这类音聚集在一起而构成难发音的音组，这是最早指出的经得住科学批评的、[6]合乎实际的、说明诗歌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对立（尽管暂时只能说，仅在这一情况下）的看法之一。[7] 因此不能用类推的方法，根据实用语言来谈诗歌语言的花费和节省的规律，而应根据它的本身的规律来谈。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接受过程的一般规律，那么就可以看到，产生的作用变得习以为常时，就会成为自动化。譬如说，我们的所有习惯都进入了无意识的、自动化的境界，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回想一下他第一次拿起笔或第一次讲外语时的感觉，并把它同第一万次的感觉相比较，就会同意我们的看法，这种自动化的过程可用来解释句子结构不完整、词往往只说一半的实用言语的规律。这是这样的过程，它最理想的表达方式是代数，其中数均为符号所代替。在语速很快的实用言语中，词不讲出来，在意识中只出现词的头几个音。 ……于是为了恢复生活的感觉和为了感觉到物，为了使石块变成石头的，存在着一种称为艺术的东西.艺术的目的是给人以物的感觉，这感觉是一种观察，而不是认识，艺术的手法是使物“奇化”的手法和形式加难的手法，后者用以加大接受的难度和延长接受的时间，因为接受过程在艺术中就是目的本身，应当加以延长；艺术是用来感受作品如何制作的方法，而制成的东西在艺术中是不重要的。诗歌的（艺术的）作品从观察走向认识，从诗歌走向散文，从具体走向一般，从半自觉地在公爵的府邸里忍受屈辱的书呆子和穷贵族堂吉诃德走向屠格涅夫所说的开朗的、但又空虚的堂吉诃德，从查理大帝走向徒有其名的“国王”；它随着作品和艺术的死亡而扩大，寓言比长诗更富象征性，而谚语则比语言更富象征性，因此在分析寓言时波捷勃尼亚的理论自相矛盾之处最少，他根据自己的观点对语言作了详尽的研究。他的理论没有着手研究“物的”艺术品，因此波捷勃尼亚的书未能写完。大家都知道，《文学理论札记》是在作者去世十三年后于一九〇五年出版的。在这本书里完全由波捷勃尼亚自己定稿的只有关于寓言的那一部分。[8] 物被感觉几次之后，开始被认识：物放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没有看见。[9]因此我们就说不出关于它的任何东西。艺术中可用各种不同方法把物从自动化的感觉中解脱出来，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指出列夫·托尔斯泰几乎经常运用的方法之一，这位作家（例如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似乎把物写成他自己所看到的、所彻底看清的那样，不作更改。列夫·托尔斯泰的奇化手法在于他不说出物的名称，而把物描写成第一次看到的样子，把事情写成第一次发生的样子，并且他在描写物时所用的不是物的各个部分的通用名称，而是其他的物的相应部分的名称。 ……奇化手法不是托尔斯泰一个人的专用手法。我以托尔斯奉为例来说明这手法，纯悴出于实用的考虑，只不过是国为大家都知道这些例子罢了。在对这个手法的性质作了说明后，想设法大致确定一下运用的范围。我个人认为，在有形象的地方几乎到处都有奇化。也就是说，我的观点同波捷勃尼亚的观点前区别可作这样的表述：形象不是变化着的谓语的固定主语。形象的目的不是使其意义更接近于我们的理解，而是为了建立对物的特殊感觉，建立对物的“观感”，而不是建立认识。 ……无论是从语音和词汇方面，还是从词的排列的性质方面和从由词构成的意义结构的性质方面研究诗歌言语，我们到处都可遇到艺术的这样一个特征：它是有意为从自动化中解脱出来的接受方式创作的，在艺术之中，使人产生对它的观感是创作者的目的，因而它“人为地”创作成这样，使得接受过程在它上面停住，达到尽可能紧张的程度和持续很长时间，同时物不是在其空间性中被感知，而在其不间断性中被感知，“诗歌语言”就符合这些条件。照亚里斯多德的说法，诗歌语言应当具有异乡的?令人惊异的性质，在实践中，诗歌语言经常象异族的语言一样……对普希金的同时代人来说，习用的诗歌语言是杰尔查文前慷慨激昂的文体，而普希金的文体由于（在当时）过于平淡，对他们来说出乎意料地难于理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普希金的同时代人因他用词粗俗而产生的惊讶和愤慨。当时普希金把俗话用作吸引注意力的特殊手法，如同他的同时代人在他们常用的法国话中用一般的俄国词（参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例子）一样。现在正在发生更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来源于异族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已如此深入到人民之中，以致它与民间土语中的许多东西等同起来了，而文学开始表现出对方言的喜爱（列米佐夫、克柳耶夫、叶赛宁等，他们的才华高低不等，而语言却很接近，都故意用方言）和用外国化语言的爱好（产生了出现谢维里亚宁派的可能性）。现在马克西姆·高尔基也从文学语言向“列斯科夫式的”文学语言过渡。这样一来，俗话和文学语言交换了位置（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和其他许多人）。最后出现了创作新的、专门的诗歌语言的强大倾向，大家知道，这一派以维列米尔·赫列勃尼科夫为首。这样我们就得出诗歌是被阻滞的、弯曲的言语的定义。诗歌言语是一种言语结构。散文则是通常的言语，它用词经济、易懂、正确（deaprosae是司正常的、顺利的分娩的女神）。关于作为艺术普遍规律的阻滞、阻留，我将在论述情节组合时详谈。有人提出，节省力量的概念是某种存在于诗歌语言中的、甚至是决定诗歌语言的东西，他们的观点在音律问题上初看起来似乎是很有力的。斯宾塞对节奏的作用所作的下列解释似乎完全是无可争辩的。他说：“不均衡地给予我们的打击使我们的肌肉处于过度的、有时是不需要的紧张状态，因为我们不能预料到下一次打击何时发生，而当打击具有均衡性时，我们能节省力气。”这个看来似乎是有说服力的看法都有其通常的缺点——把诗歌语言和实际语言混为一谈。斯宾塞在其《文体哲学》中完全对这两种语言不加区分，然而却有可能存在两种节奏。散文的节奏、干活时唱的歌、伏尔加船夫曲的节奏一方面在必要时能代替口令，如“嗨哟，嗨哟”，另一方面能减轻劳动的强度，使之自动化。合着音乐的节拍走路确实比没有音乐要轻松些，但是一面进行热闹的谈话一面走，让走路的动作离开我们的意识，这样走路也很轻松。可见散文的节奏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促进自动化的因素。诗歌的节奏可不是这样。艺术中有所谓“圆柱式”，但是希腊神庙的任何一根圆柱都不是精确地照“圆柱式”做的，艺术的节奏由被破坏的散文节奏构成，过去曾经有人试图把这些破坏常规的现象加以系统的整理。这是节奏理论今天应完成的任务。可以设想，这种系统化是不会实现的；确实如此，因为这里谈的不是复杂化的节奏，而是被破坏的节奏，并且这种节奏不可能事先预料到，如果这种破坏常规的现象成为条条框框，那它就会失去难化手法应有的力量。但是我不打算更详细地谈节奏问题，这些问题将由专门的文章来论述。龚长捷译 [1]A.波捷勃尼亚：《文学理论札记选》，哈尔科夫，1905年，第85页。 [2]波捷勃尼亚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把诗歌首先主要地看作思维的一定方法，那末也应当这样看待散文。”（见前引书第97页。） [3]A.波捷勃尼亚：《文学理论札记选》，第314页。 [4]A.波捷勃尼亚：《文学理论札记选》，第219页。 [5]俄文中шляпа一词本意为“帽子”，转义为“饭桶”。 [6]《诗学》，《诗歌语言理论论文集》，第1辑，彼得格勒，1919年。 [7]《诗学》，《诗歌语言理论论文集》，第2辑，第13-21页。 [8]波捷勃尼亚：《文学理论讲义选。寓言、谚语、俗语》，哈尔科夫，1914年。 [9]B.什克洛夫斯基：《词的复活》，圣彼得堡，1914年。
拉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拉普编者按：本文选自《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6卷，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1年，第180页。拉普是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组织。一九二〇年成立了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瓦普），受“锻冶场”社领导。一九二三年，拉普的领导转入与《在岗位上》杂志有联系的“十月”社之手。就在那时成立了莫普——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参加该协会的有“十月”、“青年近卫军”、“工人之春”等团体）。莫普的纲领与《在岗位上》杂志的观点一致，因此这个文学流派就叫做“岗位派”一九二五年一月，在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形成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作为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瓦普）的主要部队。党支持各种无产阶级文学组织，认为它们是文化革命的工具之一，然而同时谴责了岗位派的宗派主义。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谴责了“投降主义”和轻视无产阶级创作的现象，也谴责了岗位派的“共产党员妄自尊大”，号召对“同路人”采取“注意分寸和关心爱护”的态度，以便创造条件“……使他们……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拉普成了包括工人通讯员和文学小组组员在内的群众性组织。一九二六年二月，拉普发生了分裂：罗多夫、列列维奇、瓦尔金集团坚持左倾宗派主义立场，而以阿维尔巴赫（拉普总书记）、李别进斯基、富尔曼诺夫、基尔顺、沃林等为首的多数人则以中央决议规定的方针作为自己纲领的基础。不久，法捷耶夫、叶尔米洛夫、谢利瓦诺夫斯基、苏蒂林等参加了这个团体。《在文学岗位上》杂志成了拉普的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机关刊物。拉普谴责了岗位派对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提出了“向古典作家学习”的口号，集聚了无产阶级文学力量，开展了共产主义的批评。拉普与文学中的“颓废心理”和新资产阶级影响进行了斗争。在与沃隆斯基和“山隘”、彼列维尔泽夫等人进行文学问题上的辩论中，拉普成员反对贬低或把世界观的作用看得过于简单，但他们的言论带有贴政治标签和粗暴攻击的倾向。在拉普的批评中，有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的表现，这些东西妨碍他们正确地评价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A.托尔斯泰等人的创作。高尔基在《论被捧起来的作家和“初学写作者”》等文章中，批评了拉普进行争论所用的粗暴手段和小团体习气。从一九二七年直到拉普解散，进行了关于创作方法、关于拉普“艺术纲领”的辩论（见文集《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道路》，第1-2集，1928-1929年，《为方法而斗争》，1931年）。拉普的基本创作口号之一是“活人”论，或叫“心理描写”，它想克服早期无产阶级创作中的公式主义的愿望有关，这个口号在叶尔米洛夫、利别进斯基的言论中得到了片面的解释，他们主张必须描写“意识”与“下意识”的斗争。从列宁论Л.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借来了“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公式，但不恰当地应用于苏联文学。与这些观点相联系，号召向十九世纪的“擅长心理描写的现实主义作家”（主要是向Л.托尔斯泰）学习，否定浪漫主义（如法捷耶夫的讲话《打倒席勒!》）。阿维尔巴赫把哲学认识方法与艺术认识方法等同起来，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论，这个理论断定，艺术方法是“世界观的实际运用”。由此产生了拉普成员关于创作过程的庸俗化概念和批评中伪哲学的烦琐哲学。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上瓦普（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改组为沃阿普（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联合会）。一九三〇年拉普内部开展了反对“文学阵线”派的斗争，这个派别从庸俗化的立场批判了“心理描写”的口号。“文学阵线”解散后，拉普放弃了它的“艺术纲领”中的某些论点，但没有能制订出新的纲领，领导文学的主要方法还是行政命令的方法。诗歌“杰米扬化”的要求（1930年），所谓“号召突击队员进入文学界”和使同路人作家疏远的口号，如“突击队员是文学运动的中心人物”、“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等，都是错误的。一九三一年，《真理报》对拉普提出了批评。在联共（布）中央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中指出，当“……还存在异己分子的很大影响……”时，单独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存在是合理的，但在新的条件下保存这些组织就不适宜了。一九三二年沃阿普和拉普宣告解散。龚长捷译
改造拉普的工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改造拉普的工作 П.梅赫利斯编者按：本文选自1931年11月24日《真理报》。作者Л.З.梅赫利斯（1889-1953），苏联政治活动家。曾任《真理报》主编。我们列宁的党特别重视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战线的思想领域，这是无需证明的。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只有一个革命理论指导的政党，才能够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才能够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来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马列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共产国际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最复杂问题的武器。只有那些陷入派别情绪的斯腾——沙普金之类的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才会指责党忽视理论，搞“无总结能力的经验主义”的统治。我们党无论是现在和将来，都反对脱离革命实践的“纯理论”的烦琐哲学。马克思就已指出，费尔巴哈以前时期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对于国际工人运动来说，我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同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斗争的经验，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在思想战线的许多方面，对革命实践的理论总结还是落后的。这种落后现象也存在于我们无产阶级文学领域。拉普在其文件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无产阶级文学的落后状态，强调过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提出的要求，把我们无产阶级作家和评论家的政治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非常清楚，拉普的领导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学和评论都还落后，这一事实对克服落后现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只意识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恳求和一般地议论落后现象，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无产阶级文学领域，放任自流除了带来害处之外，是不会带来任何别的东西的。要克服这种落后现象，对于新的形势，对目前形势向思想战线的这一领域所提出的新的要求，就必需要有布尔什维克的理解。要克服这种落后现象，对在文学问题方面执行党的路线的基本组织——拉普的工作方法，必须进行布尔什维克化的改造。我们党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新的环境并按照这一方法改造国家、工会、共青团和党组织方面，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斯大林同志六月二十三日在经济工作者会议上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根据国内阶级力量分配情况的变化，提出了在新的条件下工作的一些有决定性的问题，这个讲话是列宁的工作作风——把美国的求实精神和俄罗斯的革命气魄结合起来——的典范。在这一次讲话中，斯大林同志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提到一个重要的、原则性的理论高度，并对如何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的回答。拉普必须在我们党的总路线的基础上，在中央委员会指示的基础上，将其工作改造得适应于给无产阶级文学提出的业己增长的需要，适合于我们在文艺运动中所拥有的新东西。改造工作每延缓一天，都有碍于无产阶级文学继续发展。那末，为什么必须刻不容缓地改造拉普的工作这一问题如此尖锐呢？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从一个小小的岗位派小组变成了群众性组织。号召突击队员进入文学界是拉普及其在文学问题中执行党的路线取得的成就的标志。读者成长了，他向无产阶级文学提出了比原来更高的要求。文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也不再是“上等人物”的事情。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迅猛提高，已经把文化革命的事业，其中包括无产阶级文学的事业，变成了千百万人的事业。无产阶级文学成长起来了，无产阶级作家也成长起来了，虽然总的说来无产阶级文学还赶不上群众的需求。所有这一切，拉普的领导都应该考虑到。所有这些事实，都是与各团体自立门户的做法以及领导无产阶级作家的群众团体上的付政命令因素直接对立的，这些现象不能不妨碍创作流派的发展，不能不妨碍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竞赛。拉普内部的这一套相互关系，应该根本改变。在为党在文学问题中的路线而斗争方面，在揭露沃隆斯基思想、彼列维尔泽夫思想、文学阵线派思想以及这些东西的复发方面，拉普及其领导无疑是有成绩的。但是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能吃老本。落后现象和所犯的错误，只有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才能根除。为把无产阶级文学提到更高的阶段，为了消灭落后现象，需要的是什么呢？在党的统一路线的范围内，在拉普在文学问题上所执行的党的路线的范围内，必须全力开展创作辩论和自我批评。在半年多以前就已经指出，拉普内部自我批评开展得不够充分，工作中有行政命令的因素，在政策上经常忽视这样的基本状况，而拉普是一个文学教育团体，而不是国家行政组织。当时曾向拉普指出过，在无产阶级作家中间，创作流派发展得不够充分，对个别的创作团体，其中包括对潘菲洛夫同志领导的流派的工作，必须创造同志式的气氛。《真理报》有一篇题为《为无产阶级文学而斗争》的编辑部文章，其中谈到了拉普工作的这些缺点（参看今年4月19日《真理报》。）在这一方面，拉普做了什么呢？它做得非常少，居然少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对无产阶级文学提出的要求和拉普的领导方法之间暴露出来的矛盾，竟然采取了拉普和共青团之间，《文学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之间辩论的形式。这并不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本位主义的争论。柯萨辽夫同志的发言就是共青团注意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一个证明，是共青团的成长和共青团中央重视培养年轻的无产阶级干部的证明。这场辩论表明，改造拉普工作的任务更加迫切。柯萨辽夫同志提出的问题的尖锐性证明了这一点（更确切地说，这是基本原因之一）。这场辩论还表明，拉普的同志们没能改变工作方式，他们企图停留在原有的立场上，继续使用妨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前进的旧的工作方法。任何人如动作迟缓，落后于新形势提出的要求，这都是不许可的。因此，由于不能改变工作的方式，由于希望继续用搞小圈子的方法工作，拉普的同志们今天才在辩论中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因此，他们没有能够完全执行党关于联合无产阶级优秀作家的极为重要的指示。所以在辩论中，他们总是感到有人攻讦他们，总是觉得有人提出要撤换拉普的领导的问题。但是这是可笑的！虽然拉普的领导犯了一些错误，毕竟还是正确地同歪曲党的文艺政策的行为进行了斗争。这里谈的（拉普的某些同志迄今还不理解这一点)是已经成长起来的党和无产阶级的干部，其中包括共青团，都要求和有权要求无产阶级作家在伟大的、大规模的全线进攻中，同他们一道前进。有哪些缺点应该立即根除呢？为了培养被召进文学领域的突击队员作家的新干部，为了把无产阶级作家提高到对机会主义的歪曲采取列宁那样的不妥协态度的水平，就应该首先在拉普的报刊上全面开展对个别拉普成员犯的错误，其中包括一批领导同志犯的错误的批评。比方说，由于远非原则性的理由，对无产阶级诗歌的“杰米扬化”这一错误口号还没有展开批评，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个口号已经推行了好几年。拼命鼓吹这一口号的不是别人，正是阿维尔巴赫同志。他在这个问题上针对自己的论敌说： “我几乎在七年前就在《在岗位上》杂志第一期上这样写道：无产阶级诗人应该‘杰米扬化’。这一点也永远是整个拉普的一般的岗位派方针。”无产阶级作家应该与那些把‘杰米扬化’这一口号解释成‘列夫派观点’（不管‘列夫派观点’受到肯定还是否定的评价）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Л.阿维尔巴赫：《我们正在改变工作方式》，1930）把无产阶级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尊为典范，除了害处之外，不能给杰米扬和无产阶级文学带来任何东西。这种尊为典范的作法，限制了作家发展的水平，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多面性，忽视向无产阶级文学，其中包括向这位作家提出的新要求，实际上，是对他所犯的严重错误的庇护（《从炕上爬下来》是对俄罗斯人民的整个过去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毫不留情》是对破坏行为的超历史的解释；《以后怎么办？》是对我国在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中国劳动人民时所持立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难道这一切就不要求拉普，其中包括阿维尔巴赫同志，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批评“杰米扬化”这一口号以及杰米扬犯的那些错误吗？须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作家干部。然而直至最近，还没有在这方面做出一切必需做的事来使群众懂得这个问题的错误本质。在《文学与艺术》（1931年第4期）杂志上戈洛文钦科同志发表的一篇文章证实了这一点。这篇文章本着“杰米扬化”这一口号的精神，不加批评地吹捧杰米扬的创作，而在旁边的一篇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里，却不正确地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这就是“杰米扬化”口号的情况。再说“赶超资产阶级文学的经典作家”这一人所共知的口号，象“杰米扬化”的口号一样，这一口号并不是《共青团真理报》臆造的，是拉普的理论家们提倡的。《在文学岗位上》（1931年第4期）发表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积极分子的一个决议，决议号召： “赶超以前的文学的资产阶级文学成就，这应该是这个领域内为质量而斗争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口号”。党在技术经济方面“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被机械地搬到了思想领域[2]。仿佛我们无产阶级作家在意识形态上不如经典作家似的！我们普通工人自觉地为本阶级的事业而斗争，不相信上帝，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用共产主义态度对待劳动，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就其意识形态来说，比任何一个当了“上帝”和黑暗势力的俘虏，为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奴役忠实效劳的学者和作家都要高出几头。从意识形态来看，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认识到自己是个阶级。就是这个阶级培育了马克思和列宁，就是这个阶级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武装了起来。可是“赶超资产阶级文学的经典作家”的理论在拉普的圈子里是非常流行的。这个理论推行已经很久了。比方说，阿维尔巴赫同志早在莫普的决议之前就写道： “所以在这个时刻，在这个真正伟大心理革命的时刻，托尔斯泰这样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最适用。”（《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道路》，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这样说来，我们的作家应该向托尔斯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因为，众所周知，只有这个革命的方法“对我们最适用”。叶尔米洛夫同志对于“赶超”的问题有不少的混乱，他总是第一个赶紧喊出……“唉”。由此可见，这一错误口号并不是《共青团真理报》培植的[3]，而是那些同志在许多年的过程中培植的。他们要是有批评自己错误的勇气——无产阶级文学和拉普就会因此而得到好处。这个错误和其它一些错误，其中也有叶尔米洛夫和李别进斯基同志的错误以及格罗斯曼-罗辛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就是在今天也还没有受到全面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这个事实证明拉普在自我批评方面有严重的缺点。拉普的某些同志不喜欢自我批评！但是事实上，拉普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开展创作辩论和自我批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干部”（斯大林）。不爱自我批评和独出心裁地运用自我批评的表现是：在许多情况下，属于“连环保”系统的一个人的错误被抹掉了，而另一个人的错误则被夸大，有时则是臆造出来的。这是来源于派别习气的因素，是由于领导无产阶级作家群众团体的同志们扯不断……自己小组的脐带。这就是不能客观评价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的重要关键之一。这里谈的是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这无疑是一部大作品，也有它的缺点，应该用同志式的口气分析这些缺点。起初，对《磨刀石农庄》过分夸奖，这无助于潘菲洛夫的继续成长，而且在称赞时犯了最大的政治错误。一九三〇年，李别进斯基发表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总任务》的文章，他在保护潘菲洛夫免遭别克和托姆的攻击时，写道： “为了这一点（指帮助党同右倾作斗争。——本文作者）就应该赞扬潘菲洛夫同志。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这部作品促进了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我们用《磨刀石农庄》来宣传我们的农村政策。这为我们整个苏维埃舆论界所承认。”（《在文学岗位上》1930年第2期。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这是李别进斯基的基本评价。他在这里没有做任何改正。这是带有偏爱的赞扬。非常清楚，《磨刀石农庄》宣传的是我们的农村政策。但是，我们从来都不同意，比方说，认为《磨刀石农庄》……使我们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说法。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用同机会主义作不妥协斗争的精神培养出来的，不需要布尔什维克化，其中包括不需要来自《磨刀石农庄》或其它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布尔什维克化，不管这部作品的意义多么重大。如果说在辩论中提出的“我们将要把拉普的成员变成布尔什维克”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并要求作更准确的表达即改为加强党对拉普的影响问题的话，那么，李别进斯基同志关于“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论题就应该被斥之为政治错误。这就是对潘菲洛夫作品的最初的评价。这是在他还没有领导创作流派的时期。但是后来，这一点大家己从辩论中知道了。往后，一切都反了过来。后来某些同志是按“打嘴巴”的方式行事的。有人指责潘菲洛夫是以经验主义作为其创作方法的基础的。有人开始探索新的倾向。李别进斯基同志意味深长地写道：“……在文学中将要同经验主义者们进行严肃的争论。”（《在文学岗位上》1931年第27期）他在另一个地方又写道：“……潘菲洛夫同志堆积丰富的经验主义材料时，并不理解他所思考的任务，不理解他把具体地体现出来的矛盾搞到了尖锐的程度。”（《在文学岗位上》1931年第28期，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拉普的某些同志有一种情绪：“经验主义”（只缺“无总结能力的”一词——不然斯腾就会感到满意）是主要危险。这样一来，不够客观的批评就把个别的问志推上了丧失前途的道路，推上了歪曲党在文学方面的路线的道路。而且实际上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对作品作具体的批评和评论！《英雄的诞生》——李别进斯基的一部颓废作品（他也有一些好的作品），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分析研究，还没有受到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他那认识论的基础——采取孟什维克立场的唯心主义——还没有被彻底揭露。李别进斯基的这部小说是一个脱离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样板，是探索“永恒”的问题的样品： “……他（肖洛霍夫。——本文作者）极其强烈地感到，那些一生都伴随着他的主要思想不仅包括在他的生命里，而且他整个儿都包含在这些通往世界的新的思想的浪涛中，他是会消失的，而这些思想——它们则将要在那些遥远的、现在才刚刚出现的顶峰上结束。”（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又如往下他又写道： “……是一些自发地自我重复的永恒和令人可恨的生活形式。”（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在这些论点（而这是作者的主要论点）中，我们观察到从无产者的阶级搏斗向“永恒的”问题、向社会发展的“永恒的”规律的过渡。有人（叶尔米洛夫在此也坚守岗位！）居然把这样的唯心主义的胡说八道吹捧为作者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征兆。但是《文学报》本应对这部小说展开批评，用李别进斯基的错误来教育干部，可是这家报纸却相当严厉地“批”了潘菲洛夫一通。是结束这种培养干部的方式的时候了！拉普面临着改造对文学的突击队员的领导工作的极其重要的任务。拉普应该创造一个环境，以便使优秀的无产阶级作家——法捷耶夫、潘菲洛夫、绥拉菲莫维奇、斯塔夫斯基等——为国家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作品。如果不为拉普内部的个别创作流派的工作创造一种同志式的气氛（不言而喻，是在党在文艺方面的路线的范围内），那么，无产阶级文学就不能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改造拉普的工作不仅要求全力开展创作竞赛、自我批评和消灭派别的因素。这是一个基本任务，离开了这个任务，就不能解决无产阶级文学的最重大的问题。改造工作要求作家转向业已成长起来的读者，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极为重要的问题。描写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公无疑是无产阶级文学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在这一方面，工作才刚刚开始，并且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柯萨辽夫同志对无产阶级作家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在描写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公方面，无产阶级文学才刚迈出了最初的、胆怯的步伐。在对向作家提出的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人公的要求中，应该避免死板地提出问题，可以表现一个突击队员，也可以表现一个集体。这个方面——对人物的选择——取决于每一个作家的工作手法的特点。如果把一个突击队员取来作为情节，那么，重要的是把他描写得不要象那个呆在孤岛上的“鲁宾逊”，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工作者大军的组成部分，象一个“集体的突击队员”。并且相反，表现正在进行斗争的群众时，重要的是使这个集体能反映先进的突击队员表现出来的生活的多方面的东西，反映个别突击队员的生活和活动中和社会主义的新人的成长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多方面的东西。缺乏个性，刻板公式在这儿也十分危险。某些突击队的人物的心情感受分析得很细致，这些感受揭示了那些内在的动机，揭示了那些激发群众英雄主义的阶级的动机。但是心情感受的这种描写，譬如说与李别进斯基同志在《英雄的诞生》的主人公——肖洛霍夫身上反映出来的“心理描写”，毫无共同之处。李别进斯基同志的“心理描写”总是把他的人物引进市侩的泥潭，是敌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某些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的例证。这些异己的影响，也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学的落后中。这种落后是不能只用大多数无产阶级作家的文化水平不高来解释的。落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无产阶级文学领域还没有完全消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理论家，还没有彻底战胜他们。粉碎沃隆斯基思想、彼列维尔泽夫思想和文学战线派是在消灭落后现象方面向前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但是拉普还面临着一项巨大的工作：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影响，为无产阶级作家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而斗争。拉普还要更加广泛地开展一项工作，重新教育网路人的优秀部分，把他们变成可靠的同盟者，无情地揭露某些作家用同路人的假面具掩盖起来的富农思想。这是拉普的一项迫切的任务。“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司资产阶级理论作不调租的斗争，就不能彻底战胜阶级敌人，这难道很难了解吗？”（斯大林）[4] 完全战胜阶级敌人，消灭无产阶级文学落后现象的任务，都要求全力开展自我批评、消灭派别因素和改造拉普的工作。《文学报》企图抹掉拉普的工作非改造不可的全部尖锐性，错误地把开展创作辩论、自我批评的任务等等归结为“围绕文学”的问题。其实，无产阶级文学继续前进的关键，消灭落后现象的关键，都在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因此，《文学报》没有转载瓦西里科夫斯基同志的那篇完全正确的文章（参看今年11月3日《真理报》），无疑是犯了一个错误。改造拉普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作家工作的计划性。这不是说要对作家的工作事无巨细都加以过间，——这种过问极其有害。这里谈的是铲除“自由民”身上的资产阶级的残余，因为有了这种人，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极为重要的问题，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部门，就不能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得到反映，依然处于无产阶级文学起作用的范围之外。拉普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主要集体，对此是负有责任的。无产阶级作家工作的计划性，他们的工作同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结合，将把无产阶级文学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无产阶级文学不可能忽视目前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应该坚决同那种敷衍塞责的作风作斗争。一些使群众焦急的首要问题被提到了原则性的政治高度，从工人阶级利益的观点全面作了分析，得到了尽可能明确的说明。我们的国家今年就要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奠立起来。大工业企业正在一个接着一个投产。我们将要成为一个具奋最先进技术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城市正在涌现，城市的经济正在改造。即将来临的一九三二年是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的一年。我们正接近于完成全盘集体化，现在集中注意的是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富农正在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为了把集体农庄庄员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为了“根除他们的个人主义心理”，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顽强的工作。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文化需要正在迅速增长。文盲正在被消灭。普及教育正在实行。成千上万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正在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无产阶级作家积极参加编写《国内战争史》、《厂史》的问题被广泛地提了出来。号召突击队员进入文学领域是大发展的表现，是我国文化革命的反映。拉普领导的重要功绩就在于号召突击队员进入文学领域。然而正是这个事实——号召突击队员——更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把工作改造得与国家的新形势相适应。我们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的大军的所有部队，都应该同时参如这次全面展开的进攻。拉普是不能落后的。党向拉普提出了一些极为重大的任务。党向无产阶级作家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帐单——转向我们建设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应该把应召进入文学领域的突击队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到更高的阶段。对于所犯的、妨碍作家的创作竞赛开展的错误，应该改正，应该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加以承认，并且以此来教育无产阶级作家的干部。党性应该胜过“唯我主义”和个人的自尊心。应该赶快着手改造拉普的工作。象斯大林格勒人用拖拉机、顿巴斯人用煤来回答对落后的指责一样，无产阶级作家的回答只能有一个——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帐应该付清。秦溪译 [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 [2]顺便说一句，拉普应该撤销诸如“拉普的总路线”的错误术语。 [3]在这次辩论中，《共青团真理报》也有自己的缺点，其中包括梅特维杰夫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文学阵线的错误。该文对最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之一——法捷耶夫的创作的评价是不正确的、错误的。《共青团真理报》在其编辑部文章中承认了这些错误。——原注 [4]《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27页。
关于改进拉普工作的目前任务（П.梅赫利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关于改进拉普工作的目前任务 ——根据阿维尔巴赫同志在拉普全会上的报告通过的决议编者按：本文选自1931年12月3日《真理报》。通过这项决议的拉普理事会第五次全会，于1931年12月2日至6日召开。在这之前，《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1931年10月24日），对拉普提出了批评。《真理报》也接连发表文章，批评拉普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出的任务，要求改进拉普工作。因此这次拉普理事会全体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进工作问题。阿维尔巴赫在会上作报告，法捷耶夫也作了题为《关于改造拉普的任务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特点》的发言（载1931年12月8日《文学报》）。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在工人阶级的所有组织的面前，都提出了一个改进其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的任务。改进拉普的工作，过去和现在都做得不够好。党一再指出，拉普的自我批评开展得不够，工作中存在行政方法的因素，实践中有时忽视拉普是文学教育组织而不是国家行政机构这一基本情况，并要求消除所有这些缺点，但这些指示都贯彻得十分缓慢，往往很不彻底，甚至还有错误。随着拉普从一个小组变成了所有无产阶级作家的群众组织，变成文学领域里党的路线的主要执行者的组织，变成无产阶级整个艺术战线的主导组织、思想教育的组织和致力于创作问题的组织，它就应当全力地为其改进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内容和布尔什维克式的速度而进行斗争。改进拉普的工作，过去和现在都是为克服无产阶级作家落后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当前阶段所面临的任务的现象而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世界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正在完成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正在用新的社会主义企业和巨大的工地建设网布满苏联，正在把狭小的和分散的农村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国家。改进拉普的工作，过去和现在都是为克服艺术落后于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由于文化革命的长足进展和一切知识领域里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进军产生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的现象而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二、拉普作为一个组织，从创作任务的观点出发，它有义务给无产阶级作家的正常工作提供一切条件，组织好他们之间的创作竞赛、他们的学习和互助，培养和提拔新的文学干部（尤其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重新审查拉普工作的所有形式、方法和内容。因此，从创作上改进拉普的工作，不仅应该包括组织方面的问题，拉普的结构等问题，而且首先应该包括创作、理论和文学政策工作方面的全部问题，这些工作是建立在作为必要条件的最广泛的自我批评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这不仅同拉普有关，而且同其他的文学组织有关（特别是同无产阶级集体农庄作家组织有关），在这些作家组织里，自我批评显然开展得不够好，改进工作的情况进行得极不顺利。三、最近的文学讨论和共青团组织发表的意见（柯萨列夫同志的讲话），证实了改进拉普工作的任务的迫切性，以及将拉普迅速地转移到新的工作方法上来的必要性。拉普领导人在捍卫正确的创作立场的时候，并不理解列宁的共青团象整个无产阶级的社会舆论界一样，对拉普贯彻党关于无产阶级作家及其组织的任务的指示所采取的工作速度和工作性质抱有合乎情理的不满，这是这次讨论的客观内容。最近的文学讨论极其尖锐地揭露出拉普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这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对于过渡到新的工作上来，也是极为重要的推动力。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党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的美赫利斯的文章，已经正确指出拉普的这些错误（还有其他一系列错误），并对它提出了坚决改进工作的任务。整个拉普应该坚决面向列宁的共青团，调整好共青团和拉普之间真正的、友好的和共同的工作关系，这是这次讨论的基本结论之一。四、苏联文学就其思想的丰富性而言，是世界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但是，不论无产阶级作家的成就如何，我们仅仅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初步胜利，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巨大的一步”，它应当在提高无产阶级作家的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的水平，使他们更加彻底地和批判地掌握以往全部文学的经验，思考自己的创作经验和革命实践，真正地和经常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顽强斗争的条件下，解决其面临的任务。拉普应该加强反对共产党员妄自尊大、不爱学习、骄傲自满的因素和“左”的庸俗行为的斗争。不加强这一斗争，就不可能最终地根除主要的（右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在今天不仅表现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面，而且表现在力图使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走到老路上去，不考虑到无产阶级文学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的文学的完全特殊的任务。党提出的“为文学的马格尼托工程而斗争”的口号，指引着无产阶级作家同“左”的和右的投机分子作斗争，这些投机分子以不同的形式在同样地否定创建无产阶级的大艺术，否定建立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高度上的布尔什维克艺术的方针。五、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导致了不同创作团体的产生，这些团体表现了无产阶级作家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艺术方法的不同企求，表现了创作流派形成的不同思潮和倾向。应该从增强文学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实践服务的战斗作用这个观点出发，以创作问题的转变、创作团体的建立、创作竞赛和互相观摩的开展、创作讨论的深入等等这一切，来检验拉普的工作。拉普的领导不应该消极地登记新出现的创作团体，而应该千方百计地促使其产生，它们的建立必须以拉普的一般创作方针为基础，按照不同的联合原则进行（创作观点的一致性，对各种题材及其他问题的深入研究），不要求它们有自己的纲领，而首先要以它们的创作成果来检验它们的工作。创作讨论离求对所有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经验、思潮和流派在更高程度上进行理论思考和概括。不加强这样的理论工作，创作讨论就不可能成为方法的学，使、教育的制度和拉普从上到下工作的基本内容。正因为如此，全会谴责列宁格勒团体“锻炼”提出的“双流”文学理论（后来它抛弃了这一理论）。六、拉普的理论方针是同以党的路线为基础的文学政治路线分不开的，它永远是同无产阶级作家的实际工作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证实。尽管拉普的全部工作是从列宁的文化革命学说出发，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列宁的文化革命学说进行斗争，反对在这些问题上的布哈林和德波林学派；尽管拉普坚持列宁主义而反对波格丹诺夫思想、托洛茨基主义、沃隆斯基思想、彼列维尔泽夫思想、列夫派思想、文学阵线派思想的斗争中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尽管拉普的理论工作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拉普仍然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是同德波林学派的影响相联系的，是同对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理论遗产的批判不够相联系的。斯大林同志写给《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若干问题》的信，是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不可调和性的典范。拉普及其所有工作人员，应该用它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工作，这种审查要从理论上的列宁主义党性，掌握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的哲学遗产出发，用党的实践的要求和同阶级敌人及其在文学理论战线上的影响的胜利斗争，来检验理论观点。全会认为，严肃的和彻底的自我批评，可以使拉普正确的理论路线避免重犯任何大大小小的错误，这是前进的必要条件。全会提出，对任何一个错误，都应该弄得明明白白。全会责成即将召开的拉普的理论家会议拟定拉普下一步工作的理论纲领，特别要注意揭示拉普主要工作干部在工作中所犯的全部错误，首先是众所周知的德波林的影响，以及在很多方面对待普列汉诺夫遗产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没有完全克服沃隆斯基思想的影响（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李别进斯基、叶尔米洛夫、阿菲诺根诺夫、谢利瓦诺夫斯基、苏蒂林、季纳莫夫和其他人），还有拉普整个工作中的错误（例如，“杰米扬化”的错误口号，在同彼列维尔泽夫争论中提出的“为正统的普列汉诺夫而斗争”的错误公式，等等）。七、全会认为，在理论领域内改进拉普工作的主要任务是：（1）为了严肃的理论工作，要减轻干部的负担。（2）要同读死书和不爱研究事实和材料的风气进行斗争，这种研究常常被庸俗的“引经据典”所代替。（3）拉普成员的理论工作的巨大规划，要同共产主义学院文学和语言研究所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研究所就是为了研究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和拉普的全部工作这一实际任务而建立的。（4）同意识形态战线上其他的无产阶级队伍，首先是同战斗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协会取得更加密切的联系，同艺术理论范围内的狭小圈子的闭塞状态进行斗争，扩充拉普积极分子在理论上的需求范围。（5）加强作为工作中的集体主义的条件和前提的自我批评。（6）在与不客观的、由门户之见产生的批评作不调和斗争的同时，开展具体的批评，提高它的质量，清除其中的偶然因素、表面现象和粗暴攻击。（7）该在“为党性和列宁主义的文学理论而斗争！”的口号下，来改进这项工作。八、全会认为，拉普书记处关于开展创作讨论的信、拉普书记处关于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的决议、关于描写英雄人物的决定，是拉普理论路线方面最重要的文献，并委托书记处着手给代表大会拟定拉普的创作纲领，这个纲领将是创作讨论、创作团体的工作的日臻完善，以及发展和实现“为文学的马格尼托工程斗争”的基础。全会认为，这个口号是深化和继续发展文学运动的基本创作口号，它证实了拉普反对从右的和从“左”的方面取消艺术所进行的斗争的正确性，即反对右的危险的一切表现的斗争（沃隆斯基思想、彼列维尔节夫思想、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构成主义的影响、“山隘派”的唯心主义方针及其富农的人道主义）和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左”的庸俗化的斗争。“为文学的马格尼托工程而斗争”这一口号，要求无产阶级作家为提高艺术水准而不断进行斗争，要求反对贵族老爷式的偏见、反对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的“有用废品”的理论、反对任何脱离工人阶级的实践的事务主义、反对反布尔什维克的庸俗化和轻视实践的概念。“为文学的马格尼托工程而斗争”这一口号，要求无产阶级作家加强为争取多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题材的斗争，加强为完成按照党的任务提出的表现共产主义劳动英雄的决议的斗争，加强为真正的思考和深刻的概括以及思想的丰富性的斗争，加强为不调和地同理论上最终未能克服的影响、创作实践中消极静观的特点、直接印象的唯心主义理论、公式化的唯理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和文学阵线派思想和经验主义等等的斗争。应该在“为创作方法的列宁主义的党性而斗争”的口号下，从完成“文学的马格尼托工程”的观点出发，探入研究创作方法的问题。九、全会认为，拉普的文学和政治工作，基本上正确实现了党的文学政策，拉普在文学和文学理论中，加强同资产阶级的危险和影响的斗争是必要的（特别是揭露列列维奇——戈尔巴乔夫这类托洛茨基的“私货贩运者”）。在这基础上应该加强在同路人中间的工作，加强同具有联盟关系的团体的联系，加强反对拉普个别成员创作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的斗争，加强拉普的所有环节、所有出版物和每一个拉普成员的布尔什维克的警觉性和思想的坚定性。全会在指出这样一些缺口的时候，如西部地区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进攻》发表了奥新的从实质上看是反革命的诗歌，列宁格勒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列宁格勒》，发表了普拉弗杜欣的富农路标转换派的中篇小说《来自杰里别尔卡的古格诺特》，以及《红色处女地》上发表的普拉托诺夫的富农诽谤性的《备用》，认为加强拉普成员在编辑和杂志工作中的责任心是必要的。十、改进拉普的文学和政治工作的最重要因素是：（1）改进工作不是个别工作人员的事情，而是全组织的事情，群众工作是党从政治上培养拉普干部的方式之一；（2）增强苏联作家协会联盟的文学创作和政治思想的作用，把该联盟同文学组织无关的思想教育任务的某些职能转让给工会；（3）为了加强作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作，从继续打破旧的作家类型的观点出发，创建一系列类似红军和红海军文学协会的自愿组织；（4）从杂志、出版社和作家一起所完成的工作任务以及真正地把杂志、出版社变成社会团体的中心这一观点出发，要严格地对它们加以审查；（5）整个拉普及其全部工作人员实际上要懂得这样一个原理：文学和政治工作应包括艺术领导，创作的直接帮助，考虑同路人或同盟作家的创作方法的特点，以及这一特点带来的个性化问题。十一、从组织上坚决改进拉普的工作，是解决这全部任务的条件和前提。其最重要的因素是：把创作会议变成拉普全部组织工作的经常形式，把重心由广泛发展转移到深入发展上来（全会在讨论上届全会关于突击队员工作的决议后指出，把突击队员变为“中心人物”的说法是错误的），各个创作流派的发展，以及对它们的工作的必要条件的保证（其中特别是全会指出的，要给潘菲洛夫同志的流派创造应有气氛的必要性）；为加强拉普全部工作的党性、吸引新的党的干部参加它的工作，从党组织方面经常监督拉普的全部工作和消灭旧文学界的习气（唯我主义、个人主义等）而进行斗争。把拉普变成群众性和生产性的作家集体，这是从组织上改进工作的共同任务。全会在赞同阿维尔巴赫同志的报告的时候，对拉普的领导人表示了信任，坚信他们定能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指示，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的基础上，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以保证使改进拉普的工作具有布尔什维克的内容和布尔什维克式的速度。全会选举（1）阿维尔巴赫，（2）法捷耶夫，（3）基尔顺，（4）潘菲洛夫，（5）马卡里耶夫为书记处书记；选举（1）伊列什，（2）谢利瓦诺夫斯基，（3）卢兹金为书记处候补书记，全会一致选举阿维尔巴赫同志为拉普理事会责任书记。吴元迈译
争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大艺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争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大艺术编者按：本文选自1931年5月11日《真理报》。五月四日，拉普书记处作出决议：一、认为必须给各个协会和每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提出一项任务：刻不容缓地着手研究艺术地表现五年计划的英雄单位和个人——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某些工厂和突击队员。二、经过两周对执行过程的检查，认为这个任务是必要的。五月六日，其中的一个创作团体为了执行拉普书记处的决议，向拉普内部所有其他团体发出了专门呼吁。我们将为愿意争论和坚持己见的人提供场所——文学俱乐部。而拉普成员的位子是在那些完成了五年计划的企业里，是在那些向国家树立了英雄主义的劳动态度的榜样的企业里，是在那些造就人们的布尔什维克速度的企业里。我们将要继续争论。首先，我们要通过一次新的考试，取得自认为是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的权利。拉普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战斗组织，而不是一批自由文学工作者的自修小组。今天应该用事实来表明这一点。 “优秀工人、优秀专家、优秀经济工作者和农艺师的名字，工厂和矿山、优秀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名称，全国都应该知道”（引自布尔什维克党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号召书），——这就是向在文学战线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提出的首要任务。那些为企业的生产财务计划而奋斗的刚毅坚强的战士的名字已经公布。这就是那些荣获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的人。但是光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不够的。还应该了解他们的工作经验，应该知道他们为先进技术和合理化而斗争的经验。应该知道他们是树立了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榜样的整个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应该熟悉他们这些改造世界、改造自己、无愧于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的人物。应该使千百万苏联劳动人民都知道他们。应该使全世界向资本主义冲击的无产阶级也都了解他们。为了使人们了解他们，就应该叙述他们。无产阶级的文学就应该表现他们。任务就是这样。应该赶快完成这一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大军众目睽睽之下完成。切实地、用实际行动帮助为争取布尔什维克式的速度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定能胜任这一任务，——我们将把无产阶级的文学事业真正推向前进。布尔什维克时代拥有创立大艺术的权利。但它还投有这样的艺术。我们的成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的创作水平还不高。新型的作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参加者才刚刚诞生。我们定能胜任这一任务，——我们将向布尔什维主义的大艺术迈出新的步伐。读者期待我们的不仅是一些必需的速写、特写和小故事。他们期待我们写出新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但是他们希望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对世界进行社会主义认识和改造的有力武器。拉普的成员们！我们的组织正在受到战斗的考验！拉普书记处 ※※※ 拉普书记处建议各个协会、工厂和集体农庄的所有文学小组，都按照书记处的上述号召安排工作。安排全部工作时都应该与党和工会组织取得紧密联系，并在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下。写五年计划的英雄的所有作品，在发表前，先推荐给工厂、矿山和国营农场组织工人讨论。优秀作品都应该寄给拉普，寄给拉普和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联合委员会。寄来的作品将在报刊、杂志和集子上发表。一部分将由苏联工会出版社单独出书。苏联工会书记处决定给优秀作品的作者发奖。秦溪译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白[1] 〔1868年4月初于伦敦〕您喜爱的优点：一般人…………………………愉快男人……………………………莫管闲事女人……………………………善于安置物品您的特点：…………………………凡事一知半解您对幸福的理解：…………………饮1848年的沙托-马尔高酒[2] 您对不幸的理解：…………………找牙科医生您能原谅的缺点：…………………各种各样的无节制您厌恶的缺点：……………………伪善您厌恶的是：………………………矫揉造作、傲慢不逊的女人您最不喜欢的人物：………………斯珀吉昂[3] 您喜欢做的事：……………………捉弄人和被人捉弄您喜爱的英雄：……………………一个也没有您喜爱的女英雄：…………………太多了，一个也举不出来您喜爱的诗人：……………………“狐狸莱涅克”[4]、莎士比亚、阿里欧斯托等等您喜爱的散文家：…………………歌德、莱辛、扎梅耳松博士[5] 您喜爱的花：………………………风铃草您喜爱的颜色：……………………任何一种，只要不是苯胺染料您喜爱的菜：………………………凉菜：沙拉热菜：爱尔兰焖肉您喜爱的格言：……………………一无所有您喜爱的箴言：……………………从容不迫弗·恩格斯 [1]弗·恩格斯的玩笑性的《自白》，是按照马克思的长女燕妮的纪念册中保存下来的手抄稿发表的。 [2]一种葡萄酒商标；选择的年代暗示1848年的革命事件。——编者注 [3]著名的洗礼教派传教士，狂信者。 [4]恩格斯指的是歌德；他的长诗《狐狸莱涅克》是以著名的中世纪《狐狸故事》的德文本为蓝本的。——编者注 [5]曼彻斯特的德国眼科医生，文学俱乐部的成员（恩格斯这时正患眼病）。——编者注
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维·阿德勒〕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维·阿德勒明天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10周年。这位各国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顾问，10年前在伦敦的那所宁静的住宅里最后闭上了双眼。 1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难以忘却这一悲痛的损失，仍然觉得若有所失，就像他刚刚离开我们一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卓越的领袖，而且还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实践者。他和马克思共同建造了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大厦，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引向科学。他学习勤奋，能够总结百年来的各种知识，把它们归纳为一个总的观点，即社会主义世界观。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导师，使我们懂得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各个方面。他头脑清晰，思想敏锐，他的每一篇短文（这些文章大部分现在均已收集成册）都是最好的教材，不仅传授思想，而且还要人们独立思考。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比卡尔·马克思多活了12年。马克思逝世后，他认为他必须完成马克思的未竟之业。他为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而付出的劳动，证明他对马克思无比忠诚。在这12年中，工人运动有了飞速的发展。如果说旧的国际难以联合早期的工人运动，那么，现在就更困难了。运动越是向前发展，它在各国的力量越是强大，它的差别也就越明显，它在每个国家就越具有必须取决于本国国情的特点。但是各国越是难以联合，也就越有必要联合。这时，熟谙人事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发挥了作用。他教我们互相了解，从而使我们相互协调。他离开我们以后，我们不得不建立了国际执行局。这些工作，在他生前都是由他一个人处理的，而且做得很出色。他是真正的领袖，从未想到要监督别人；他是真正的导师，从未想到要当一个严厉的训育员。他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当作决定性的意见强加于人，但是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得到很多教益。他即使不能使人心服口服，也会使人提高认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帮助我们相互了解，他成了国际协调的中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最伟大的政治家，最伟大的战略家，这是因为他实事求是，直到75岁逝世为止，还有一颗年轻人的火热的心。他认为，危险的是自我欺骗，可恶的是夸夸其谈，尽管有些夸夸其谈是出于诚意的。但是，最危险的是对事实的认识屈从于体系的意志，恩格斯很少陷入这种危险，这样的人是寥寥无几的，就连创造体系的人也都逃脱不了。一旦出现这种危险，恩格斯就用自我批评予以纠正。我们有些同志以为，他们所谓的修正主义同传奇的教条主义是对立的；这些人不妨学习恩格斯如何区分涣散人心、一事无成、使人无所事事的怀疑论和实事求是、无所顾忌、但富有创造性的自我批评。没有人能比恩格斯更彻底甚至更严酷地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了。最后，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给革命无产阶级说的一句话就是一种自我批评。他心平气和地承认：“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这时他根据对新的事实的认识，制定了战斗无产阶级的现代策略。真遗憾，失去了恩格斯以后，我们是多么需要他啊！他目光敏锐，毫不强词夺理，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为我们解决许多纠纷，驾轻就熟地帮助我们调解某些争端。他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可以信赖的人，现在我们只好想方设法地接替那些只有他能胜任的工作了。我们对自己要求的最高义务，就是按照他的精神办事。恩格斯逝世后，每年都有重大的变化。无产阶级运动日益成为当代的核心。社会主义思想占领了人们的头脑，成了无产阶级的动力，削弱了统治阶级，尽管统治阶级竭力反对也无济于事。阶级斗争空前广泛，形式多种多样，在危机时期，更形尖锐。但是，一切大小事件，就它们的重要性来说，都比不上俄国进入革命时代这件事。人们不能不沉痛地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衷心盼望的日子来到了，而他们没有活到这一天。我们大家都感到，同沙皇制度斗争的结果必然是推翻沙皇制度，这不仅对俄国而且对整个运动都有伟大的意义。恩格斯在1894年写道：俄国革命将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力，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我们即将看到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正像法国革命开创了19世纪，俄国革命将开创20世纪。一个革命的新世纪来到了，但是，这一革命的中流砥柱将不再是资产阶级，而将是无产阶级。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已经给我们指明了这一革命的道路。特别是我们的“将军”恩格斯的遗志，已成了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我们永远怀念他，他的事业永垂不朽，他的影响远远超过他本人的生命，永世长存。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梅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弗·梅林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以来，到今年8月5日已经10年了。恩格斯的逝世与其说是他已走到生命的尽头，不如说是他幸福光辉的一生达到了顶点。他天生能保持青春的朝气，甚至到年迈力衰时仍然如此。他对历史的影响也正是在老年时达到了顶峰，这时他既有拉萨尔的青春朝气，又有马克思的成熟老练。当然，倘若由此得出结论，说恩格斯的思想成熟得很慢，那就不对了。相反地，像拉萨尔和马克思一样，他的思想很早就成熟了。恩格斯在比他们更年轻的时候就写了一部不朽的、划时代的著作，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伟大文献。他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才24岁。这样年轻就有如此光辉的科学著述，确实是少有的成就。这是对他的天才和能力的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明，也是他以后半个世纪中不断发展的起点。这位老人所做的一切正是他年轻时所保证要做的事。当恩格斯最早写他的第一部著作时，他已经同卡尔·马克思认识了。他们不仅彼此通信，而且早就在一起用了几天时间计划合写一部著作，这就是后来发表的《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写作并没有受马克思的影响，确实有许多东西他还不太熟悉。过了几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正像恩格斯经常说的，他是居于第二位的。在革命的年代里，[2]他还只是马克思的助手，当然是一名最能干和最忠实的助手，后来大约有二三十年没有公开露面。在年近60时，他发表了第二部巨著，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中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3]。恩格斯从他的临终友人的衰弱的手中接过武器，许多年以来一直领导着国际工人运动。他在早年和中年所没有得到的一切，到晚年却得到了丰厚的报偿，正像他说的，甚至是太丰厚了，虽然他承认命运还欠他一些东西。的确，他同马克思的友谊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同时也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痛苦。他为友谊所做的牺牲真是太多了，甚至最勇敢的人也难以做到这样的牺牲。但是，他自觉自愿、毫不勉强、毫不反悔地服从于更伟大的天才，这比他自己创造最伟大的思想功绩更为光荣。他深知马克思的威力对工人阶级的意义，所以他善于克制自己。如果说，许多不太有天资的人由于妒嫉天才而毁灭，那么，恩格斯之所以成为与导师相等的人，正是因为他也像拉萨尔那样，毫不妒嫉马克思。有人绞尽脑汁地设想，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相遇，他们又会怎样，这简直是无聊。他们理应相遇，而且确实也相遇了。对这两位死去的人的不朽的一生，怀着感激心情的后代人自有评价。恩格斯的一生和拉萨尔、马克思的充满狂风暴雨的一生相比，似乎要晴朗而平静些，不过也不是没有风浪，只不过小一些而已。命运以一种方式使他避免的东西，也许会以另一种方式更严酷地加在他身上。这种骤然的变动，甚至那个死去的人也未能避免，而这个活着的人却像一个泰然自若的哲人预见到了。恩格斯晚年常说，在他看来，他所享受的过分的尊重，只有当他将来不在人间的时候才能恰如其分。事实正是如此，现在危险的是对他估计过低，而不是对他估计过高。卡尔·马克思的形象是庄严崇高的，尽管虽然（也许是因为）那群侏儒小丑妄图爬上马克思的台座，摘下他头上的桂冠。马克思似乎高出于恩格斯。但是，如果没有恩格斯和他一起提高，他也不能达到这种高度。因为恩格斯向来不只是马克思的助手和解释者，这样的人在马克思生前或死后都是很多的。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一个有独创能力的协作者，他不等于马克思，但在精神上却是相近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作一个类似的比较：莱辛的历史作用固然不容忽视，而莱布尼茨也是一个无所不晓的人物。我们谈到恩格斯，就不能不谈马克思，而谈到他们两人，就不能对他们的友谊一字不提。恩格斯从不抱怨他的命运。他常常说：“历史最后会把一切安排就绪的，那时我们已经去世，也将一无所知了。” 恩格斯从不计较他的荣誉，可是当他看到他播下的种子得到辉煌的成果时，他感到莫大的欢乐。在他的幸福酒杯里还有一滴苦酒，那就是马克思已经不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共享这种美景了。恩格斯的一生是有成果的，同时也是幸福的。数十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在短期的患病——他的愉快情绪使他忍住了患病时的痛苦——以后，恩格斯在75岁的高龄终于安然地去世了。现在我们哀悼恩格斯，因为他已经不再和我们在一起目睹这场正在结出丰硕果实的革命的景象。恩格斯对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过去10年所做的一切，当然不一定全都赞成。世上无不可代替之人，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可是恩格斯要是能活得更长久，他的锐利的眼光和英明的指导就可能使现代工人运动少走许多弯路，这样说也同样是正确的。如果恩格斯能看到使一切显得黯然失色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场面，他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这场革命播下了火种，这在他们生平对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贡献中，并不是一件小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作为真正的革命家，始终认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大的转折点。他们在《新莱茵报》[4]上早就号召反对这个肮脏血腥的制度。消灭沙皇制度，这是他们从未忽视的任务。他们的精神和学说培养了俄国革命的核心。东方的早霞正在照耀着长眠在英国首都的革命者马克思的坟墓，正在照耀着吞没革命者恩格斯骨灰的海浪。[5] 当衰颓的欧洲被这场革命的雄壮步伐吓得战栗时，他们的精神显得更加灿烂，他们的思想显得更加锐利，他们的言论显得更加勇敢。他们曾为我们生活、战斗、创作了不朽的著作，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每逢他们的诞辰和忌日，我们都觉得同他们更加亲近。他们仿佛还活在我们中间，每次当革命新时代的曙光照耀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世界，照耀着痛苦呻吟的贫穷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他们宏亮的声音。 [1]弗兰茨·梅林（FranzMehring1846-1919）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马克思传》的作者。本文是梅林为纪念恩格斯逝世十周年而写的。 [2]指1848-1849年。 [3]指《反杜林论》。 [4]《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5]指海格特公墓，位于大伦敦的北部，在过去的城郊海格特（Highgate）的区域内。该公墓是一些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于19世纪上半叶为埋葬拒绝任何宗教仪式的自由思想者而修建的。这个公墓葬有马克思及其家庭的几名成员，还有英国的科学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斯宾塞、法拉第等人）。
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卡·考茨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卡·考茨基（1）前言除了马克思，没有人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影响更大。要是他本人来写回忆录，那就会成为一部从头写起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史。他开始科学活动的时代，正是孕育着产生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愿望的时代，在这以后他便同社会民主主义结了不解之缘。这决不是偶然的。也许有人说，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大功绩的理论，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绝不会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像社会民主运动这样的世界历史性运动起了决定作用。其实，这种看法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曲解。当然，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是按自然的必然性、按铁的规律发展的，是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原因所制约的。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绝不认为，社会的发展是在没有个人有意识的干预下自动进行的。社会不是一个像植物或动物那样的有机体，社会的细胞是一些有意识的、能动的个人，而社会中的一切变化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实现。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而不是任意发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中起作用的动因有力地、不断地促使发明家取得新的技术成果，迫使工业家利用这些成果，迫使商人从事贸易和投机钻营等等。社会的发展不是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但绝不取决于个人的意志。假如明天有人发明一种机器，能使十分之九的矿工成为多余的人，那么，这人肯定会对社会的命运发生极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发生完全不取决于发明家的意志。社会影响着每一个个人，而每一个个人也影响着社会。但是，每个人影响社会的方式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规定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由物质关系决定的。但是，它的特性和进程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单个人的特殊活动。并非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天赋才能各不相同。但在有阶级差别的社会形态中，这些才能上的差别，同社会地位的差别所带来的不平等相比，也不那么重要了。某一个人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权势和影响越大，他通过自己的活动促进或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就越大，就越能减少或增加社会发展时带来的苦难和牺牲。有些人通过他们的官职（不管是世袭的还是选举的）所获得的权力来影响历史的发展。有些人则利用他们的财富来影响历史的发展。但是，也还有一些人，他们对社会关系有独特超群的卓识远见，能够把分散孤立的力量联合成一股力量，因而发生了巨大影响。尽管这些人并不掌握任何权力，由于他们能使发展摆脱迷途，不追求无法达到或毫无裨益的目标，为前进中的运动增添力量，赋予运动以连续性、目的性和统一性，因而能加速运动发展并减少其牺牲。一个社会的阶级对立越是尖锐，个人的力量、财富和知识越是超越于群众之上，这个社会的发展史就越会成为个人活动的历史。当然，要了解这种活动，必须了解这种活动的物质基础。阶级对立从来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尖锐，而且也从来没有如此广大的群众受着个人力量的影响，因此，那些个人也似乎从来没有像在我们时代这样，在历史上起如此重要的作用。拿破仑、路特希尔德、俾斯麦、达尔文、马克思，这些人并列在一起，也许非常离奇，他们每个人对当代都有不可否认的影响，有的当时就显赫一时，有的鲜为人知，但影响同样深刻。那么，如何解释个人的性格和本质呢？同社会的性格和本质一样，个人也是物质关系的产物。社会的本质取决于经济，经济又取决于技术状况、环境、气候和当地的自然条件，归根到底，取决于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与经济相关联的社会关系。而个人的本质首先取决于生理上承袭的特征，然后取决于周围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由以下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是直接通过著作来影响别人的个人，二是个人生活在其中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个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特征取决于他的双亲和祖先的特征。在这一点上，情况可能是多种多样的。那些直接或间接与人交往的个人，也是如此。这两个因素构成了每一个人的个性和特征。相反，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决定他生存的特征，这些特征，他与同时代人、与他的民族的成员、与阶级的同志都是共同的。因为，一般说来人们是按同一方式组织起来的，如果观察一下他们的大多数，那么人们的本质特征只不过是他们的国家和他们时代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结果。如果这些条件世世代代不断地起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整个民族的特性就会成为种族的特性，即使产生种族特征的条件已经消失，种族特征仍将遗传并继承下去。但是，在漫长的时期内，甚至根深蒂固的种族特征也无法抗拒它所不相容的那些条件。归根到底，条件的变化在改变着种族特征社会关系的影响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开拓道路。但是，不管个人的本质如何特殊、如何与众不同，不考虑个人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就绝对无法了解个人的本质。任何人或多或少地都通过自己的特性影响社会，社会则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每一个人。至于恩格斯，特别是早年时期的恩格斯，也应该探讨一下环境对他的影响。（2）恩格斯的青年时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工厂主的儿子，1820年11月28日诞生于巴门。他的故乡莱茵省是德意志在工业方面和政治方面最发达的地区。莱茵省这一边接近英国，那一边接近法国，有莱茵河可通航，又有丰富的煤和其他矿产资源。这一切使莱茵省比德国其他地区更早地出现了强有力的大工业和反封建的革命资产阶级，与此同时，也促使强大的、初具特殊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的诞生。在莱茵地区，小资产阶级不像在德国的其他地区那样占优势。这个地区还是德国少数几个保持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这是因为莱茵地区在1815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一直受着法国革命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甚至被法国占领，大革命所建立的观念和法律，在恩格斯的青年时期在那里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当时，德国的哲学处于兴盛时期。18世纪的社会革命在各地相继发生，而且具有明显的特点：在英国是工业革命，在法国是政治革命，在德国由于种种特殊关系，仅仅是头脑中的革命，即哲学革命。同法国和英国相比，德国的物的革命进展较慢，也不很完善，而思想革命却很激进。这种革命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发展到最高峰。德国教授们鄙视黑格尔哲学，认为它反动，为所有陈旧腐朽的东西作辩护。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而一切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那些仅仅看到当代陈旧腐朽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形态的教授们认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只有这些是合理的，他们忘记了，新事物的萌芽的存在如同旧事物的残余的存在一样是现实的。黑格尔哲学不是保守的，按其内在本质来说，是革命的。但是这不是警察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哲学意义上的革命。说黑格尔哲学是革命的，因为它是关于现存事物不断变革的学说，是新生事物不断产生和现存矛盾不断克服的学说。根据这种哲学的观点，一切都在不断流动，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是要灭亡的，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起了重大的作用。同亨利希·海涅、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一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受到黑格尔的巨大影响。凭恩格斯在实践和理论上的经济方面的阅历，他不会把黑格尔学说变为简单的辩证法游戏，变为从观念中推论出现实关系的方法；他会把这种学说变成科学研究的手段，变成从现实关系中推论出观念的方法。最初，恩格斯打算在大学里研究政治经济学，所以，在巴门初等实验学校毕业后（这个学校以直观方式教授物理学和化学，对他后来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他就进入了爱北斐特的中学。家庭关系和早年政治上的反对态度使他痛恨官僚生涯，在中学毕业考试的前一年就弃学经商了。在不来梅商业学校旁听时（从1838年起），后来在柏林当志愿兵时，接着从1842年至1844年在曼彻斯特他父亲有股份的企业工作时，他都没有间断哲学研究。（3）第一部理论著作在资本主义的祖国英国，他因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眼光十分敏锐，很快就认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能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看到他们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历史使命。他对无产阶级的兴趣大为提高，对当时还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当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尤感兴趣。他勤奋地研究这种社会主义和这种运动，不过他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作为一个斗争的参加者。他成了宪章派[1]的机关报《北极星报》[2]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3]的撰稿人。在返回德国时，他取道巴黎访问早就有通信往来的马克思（1844年），从此，就开始了后来对双方具有巨大意义的友谊。他们的共同思想更接近了，很快就合作撰写了一部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著作。黑格尔学说，总的说来，像德国哲学一样，也是一种思潮；这一学说认为，观念不是现实关系的反映，相反地，是独立的存在，观念发展是物质发展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但摈弃了黑格尔哲学的教条主义的上层建筑。他们用唯物主义代替了这种思潮。他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这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前面提到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4]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的。该书于1844年在巴黎写成，184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该书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内容与他当时所研究的课题有关，主要是历史方面和哲学方面，很少涉及经济学方面，但是已经有了明确的无产阶级的观点。不久，他们的著作就越来越多地涉及经济学；马克思越来越深入地研究经济学。恩格斯在至今仍有重大意义的著作中阐述了他的经济研究的成果，这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早先曾发表过经济学方面的短篇文章。这里首先应当提及的是在马克思和卢格1844年出版的《德法年鉴》[5]上发表的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文章很重要，因为它第一次试图用政治经济学来论证社会主义。当时，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很肤浅（例如，关于李嘉图只引用了麦克库洛赫的简单化的解释）。这里，除了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即将同马克思成为它的创始人）的萌芽，也还有某些错误。不过，这些萌芽暂时还没有超出恩格斯在英国所看到的那种社会主义形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则完全不同了。恩格斯已经批判地对待宪章主义和欧文主义，要求双方协调一致，联合起来，因为工人运动应当成为给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力量，社会主义应当成为工人运动的既定目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欧文主义，一般说来，不理解工人运动、罢工、工会和政治活动。同样，工人运动、宪章主义也没有超出现存的雇佣制度的范围。对大多数宪章派来说，结社自由、选举权、正常的工作日、特别是小农土地所有制，不是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武器，只是减轻群众苦难的手段。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因此，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构成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结合的必要性第一次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作了彻底的表述。应当说，这部著作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这部著作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年后共同创作的《共产党宣言》的论据大致相同（虽然还不是完全自觉的），这就是马克思最先明确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过，《宣言》中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表述得更为突出。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版（1892年）序言中说：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无论就它对工人运动和空想主义的观点而言，还是就它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方法而言，都是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这种描述并不像许多劝人行善的书籍那样罗列一些工人阶级的苦难，而是根据工人阶级的状况叙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在谈到《状况》时说： 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至20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恩格斯和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在贫困中看到的不仅是贫困，而且看到了贫困内部所包含的高级社会形态的萌芽。我们一直受着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未必能估计到24岁的恩格斯写这部著作在当时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那时人们对工人阶级的困苦不是轻易否定，就是哀声悲叹，惟独没有把他们的苦难看作历史发展的环节。当代的一些装腔作势的、力图在社会政治上猎取高官厚禄的文人和副教授，不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先驱的著作，而是依据警察局的报告来研究社会主义。这些人在《状况》中，除了关于英国不久必将爆发革命的预言，找不到任何可以直接为他们利用的东西。他们扬扬得意地说，这一预言也并未实现。这些先生们忘记了，自1844年以来，英国实际上已经有过一次大革命：在1846年开始废除谷物保护关税制[6]，在1847年又实行了妇女和儿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7]，从此，在英国，政府一再向工人阶级让步，工人阶级实质上已经达到了宪章主义的目标，取得了最重要的政治权利。诚然，这个预言没有完全实现，这是因为出现了谁也预料不到的情况：1848年发生了巴黎的六月战斗[8]，同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金矿吸引了大洋彼岸英国的一些不满分子，一度削弱了工人运动的力量。这个预言没有完全实现，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著作中的许多预言都实现了。我们的著作家们对《状况》的另一方面谈得很少，这恰恰是对德国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没有任何成就，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作了阐述。德国政治经济学的惟一值得注意的功绩，是它记述了一些地区的工人的某些阶层的状况，例如图恩、施纳佩尔-阿伦特、布拉夫、查克斯、辛格尔、赫克纳等人的记述。这些记述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它们阐述了典型的、历史的重要事件，而且不完全是把互不联系的细节学究式地堆积在一起。这些记述都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工人阶级状况》为基础的。不过，只有少数人，如查克斯，才有勇气和诚意承认这一点。现代德国经济“科学”，只有同时剽窃并辱骂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如它声称的，“驳倒”他们，才能生存下去。谁在背地里剽窃他们的越多，谁的叫骂声就越高。我们对《状况》谈得比较详细些，因为这是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对恩格斯后来的著作就不再详细叙述了，因为其中的观点在《状况》中早已具备，后来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作了系统的研究和发展。《工人阶级状况》是作者在从曼彻斯特回到巴门之后写成的。但是，恩格斯觉得，居住在笃信上帝的巴门，在信神和非常保守的家庭环境里，是他无法忍受的。于是他就暂时放弃经商，去布鲁塞尔；1845年1月，马克思因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被逐出法国[9]，也迁移到那里。这时，他们两人积极地开始了共同工作，很快就有了行动的理论基础。他们一方面要根据这个基础建立新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引导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运动，使它成为自觉的行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理论和实践的紧密联系的标志就是一方推动另一方，这种联系具有明确的目标，他们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倾注了全部精力。同当时的德国哲学即同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是他们首要的科学任务。他们共同写了一部著作[10]，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施蒂纳、费尔巴哈、鲍威尔），当时没有出版。恩格斯写道：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11]，取得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2]……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党人（马克思是民主协会[13]副主席），以及《改革报》[14]（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报道）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国际性的“正义者同盟”[15]的联系具有重大意义，它就是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6]——国际[17]的前身。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必然是进行秘密活动的正义者同盟尽管当时有一些公开的工人团体，例如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18]是巴黎的德国革命者（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建立的，它在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影响下，既从事宣传工作，又从事阴谋活动，发展极为迅速，很快就在英国和瑞士建立了支部。年以后，伦敦成为同盟的中心，比利时和德国建立了同盟的支部。它从巴黎德国流亡者的同盟变成了国际性的共产主义的团体。同盟不仅范围越来越扩大，而且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同盟的领导人对粗糙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越来越感到不满；魏特林的宗派共产主义[19]也很快委靡不振了。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影响日益增强，他们的观点已经人人皆知。杰出的同盟盟员、钟表匠莫尔，是恩格斯1843年在伦敦认识的，1847年春天他到布鲁塞尔拜访了马克思，从布鲁塞尔到巴黎后，又去拜访了恩格斯。莫尔代表他的同志们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表示同意摈弃同盟的秘密性质，接受新的理论观点。他们两人接受了邀请。1847年夏，在伦敦召开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20]。恩格斯是巴黎成员的代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同盟不仅接受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新的名称，而且成为一个完全新的组织。同盟从密谋者的团体变成宣传的团体。同年11月底和12月初，同盟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21]。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出席了。大会完成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改组同盟的工作，消除了残存的矛盾和怀疑，一致通过了新的原则，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宣言。 1848年初，《共产党宣言》问世了，油墨未干，就爆发了《宣言》所期待的革命。《宣言》本来的目的是要在思想上教育工人，这时，需要的已不是发展和宣传理论，而是斗争。（4）革命时期的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匆忙赶到巴黎，然后去德国，在科隆主持《新莱茵报》[22]的工作。恩格斯这段时期的历史就是《新莱茵报》的历史。但要叙述该报的历史就等于叙述自1848年起的一段历史。这当然大可不必，这里只要提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行动的特点仍然和以上所说的那样，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既是学者又是政治家，既是批评家又是战士。参加革命斗争谁也没有他们坚决，斗争中谁也不如他们不抱任何幻想。同时，像1848年那样异想天开的运动也许还没有过，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非常不成熟的德国以及德意志的奥地利。资产阶级中的革命派、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以为，随着反动政府的垮台，天堂般的世界将出现在大地上。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政府的垮台仅仅是革命斗争的开始，而不是终结；资产阶级所取得的自由只是提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展开伟大阶级斗争的基础；自由带来的不是社会和平，而是新的社会斗争。有人常说，1848年革命遭到了彻底失败。如果当时真有什么东西遭到毁灭，那也只不过是毁灭了幻想，这些幻想掩盖敌对阶级的内部矛盾，使人们以为工人、工厂主、手工业者是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兄弟。但是，他们只是在反对专制统治方面是共同的；革命暴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同时也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依赖性。小资产阶级是1848年运动的灵魂，运动的失败就是小资产阶级本身的失败。1848年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破产。无产阶级支持小资产阶级，最后，却被小资产阶级出卖了。当时工人阶级太年轻，太不成熟，也太分散，不可能完全靠本身的力量进行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无论在哪里进行政治斗争，都遭到了失败。资产阶级的愿望并没有因革命而破灭。上了台的反动派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愿望。大陆上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分清了敌友，第一次认识到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认识到小资产阶级不可靠。无产阶级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有了阶级觉悟、自我意识。自二月革命[23]以来，无产阶级开始成为一个自觉地进行斗争的阶级，特别是在德国。小资产阶级是在一切方面，在经济、政治、道义上都遭受损失的惟一阶级，因革命的失败，真的是毁灭了。所有这一切，在革命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但是在1848年，看清了这一点的报纸只有《新莱茵报》，看清了这一点的人只有《新莱茵报》的撰稿人。他们的任务不是用空洞的辞藻引起群众的幻想，而是以无情的批判消灭这些幻想。他们像利希诺夫斯基那样，尖刻地嘲弄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饶舌家们，嘲弄反动派及其打手。他们绝不用自己的批判使人们灰心丧气，无所适从。相反地，只有《新莱茵报》在大声疾呼：趁敌人还没喘过气来，必须坚决迅速地行动，无情地推翻一切旧制度的残余。但是，《新莱茵报》敌不过当时的形势。反动派获得了胜利。莱茵省的部分地区，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主要城市爱北斐特、杜塞尔多夫、佐林根，于1849年5月举行起义[24]，反抗即将上台的反动派。恩格斯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从科隆赶到爱北斐特，但是他只看到，起义很快被镇压，工人被资产阶级抛弃和出卖。这就决定了《新莱茵报》的命运。5月19日，该报被查封[25]，马克思被驱逐，由于参加莱茵地区起义而遭受迫害的恩格斯，不得不离开科隆，他是从爱北斐特回到这里并在这里藏身的。马克思受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26]，在那里正孕育着对德国革命极为重要的新事件。恩格斯前往普法尔茨（在普法尔茨和巴登都掀起过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参加了志愿部队，任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他参加过三次战斗和牟尔克河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13000名不听指挥、纪律松弛的革命士兵要对付6万多普鲁士军队和帝国军队，后者破坏了维尔腾堡的中立，从背后袭击才获得胜利。这样也就决定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27]的命运，这是原先难以预料的。起义的灵魂是德意志南部的民主派，几乎全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一切可笑而又可悲的特征在这次起义中暴露无遗。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如果不是普鲁士作战无能，起义会比实际上失败得更快。恩格斯在谈到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说：从政治观点来看，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本来注定要失败的。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惟一可能成功的因素不在德国，而在巴黎共和党人6月13日的胜利，可是6月13日的运动失败了[28]。在这次事件以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幕流血的滑稽剧而已。事实正是如此。愚蠢和叛卖行为彻底地毁了它。除少数人外，军事领袖们不是叛徒就是不称职的、无知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而那些少数例外的人也得不到其他方面譬如说布伦坦诺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持。在下一次革命风暴中，凡是曾任黑克尔军队将军或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军官这惟一头衔的人，应该请他们立即退出去。对指挥官是这样，对士兵也应该照此办理。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滥用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详细描述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革命”变成了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惟一能够自慰的是，在人数上六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比我们少六倍。然而，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这幕喜剧却落得个悲剧性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没有一个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自己的怯懦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鲁厄的和法兰克福的所有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29] 1849年7月11日，恩格斯随战败的队伍最后进入瑞士境内。他在瑞士停留了几个月。这时马克思到达伦敦。我们知道，他是受革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去巴黎的[30]，那里民主主义者准备举行不仅决定法国民主派，而且决定德国民主派命运的起义。恩格斯在上述引文中所指的1849年6月13日起义没有成功。因此，马克思在巴黎的处境得不到保障。他面临的抉择是：或者去布列塔尼，或者干脆离开法国。他决定去伦敦。由于在瑞士没有希望找到进行活动的合适场所，恩格斯也去了伦敦。但是，路经法国非常危险（法国政府有时直截了当地把入境的德国流亡者经哈佛尔送往美国），因此恩格斯就取道热那亚，乘帆船经直布罗陀赴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多数领导人，以及大多数1848年德国的“大人物”[31],1849年秋云集伦敦。他们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以便重新开始宣传活动。看来革命的激情尚未冷却，还要准备新的起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准备工作同大多数流亡者所理解的准备工作，差别甚大！这些流亡者把解决他们刚遭到失败的任务看作儿戏。他们越不接触祖国的现实，他们的幻想就越渺茫，他们的声明也就越浮夸。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沉着冷静、不遗余力地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32]的组织，对德国在宣传和批评方面施加影响，促进自己精神上的发展。他们当时的批评活动和科学活动的成果，反映在他们1850年出版的、以在科隆被查封的《新莱茵报》的名字命名的月刊中。它是在汉堡出版的[33]。马克思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评述1848年和1849年法国运动的一段关键时期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的《雾月十八日》一文的基础[34]。恩格斯写了一系列维护德国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这组文章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述过。在他的另一些文章中，还应当提到《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35]。当然这篇文章现在只有历史意义，因为其中所提到的那些前提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读了这篇文章，你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从那时起我们完成了一场多么重大的工业革命啊！但是，恩格斯的另一最重要著作是关于德国农民战争的一组文章。后来，随着7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这组文章又出过小册子。这部著作第一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前资本主义关系作了历史性的叙述。同时，实际情况的发展向那些注意观察、而不是白日作梦的人表明：革命已暂时结束，别想在短期内再发动起义。尽管这样的结论令人心情沉重，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正视它，而且还有足够的勇气直截了当地申明这一点。他们始终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打破幻想而不是鼓吹幻想。在1850年11月1日写的国际述评中，他们认为商业和工业会普遍繁荣。他们写道：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的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36]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正确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领会这个令人痛苦的真理。有人相信革命只需要适当的善良意志，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有人以为想要有什么样的革命就可以制造什么样的革命；当时反对欧洲反动派的激进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绝大多数革命流亡者就是这样想的，他们都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失掉了读者，不得不停刊。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发生分裂，同盟在德国的一些最有活动能力的成员，由于施梯伯的阴谋而被长年监禁。尽快起义的希望破灭了，社会主义的宣传也一度遭到同样的命运。（5）进一步的理论活动政治活动不得不停止一段时期。 1850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已无法从事文字活动；他们成了不受民主派和政府欢迎的人。出版商不愿出版他们的著作，报纸不接受他们的稿件。马克思又回到英国博物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准备写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同时，他还为《纽约论坛报》[37]撰稿，他担任该报欧洲编辑实际上有20年左右。1850年，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重新在他父亲入股的棉纺织厂供职；1864年，他本人也成为股东，直到1869年，才得以脱身。有些女工不知道他为工人阶级做过许多事，她们也许是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线轴上才知道他的名字。二十多年中，除了短暂的时间外，两位朋友是长期分离的，但是他们思想上的交往并未因此而中断。他们几乎每天通信，就政治、经济、科学等各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在曼彻斯特，恩格斯一面经商，一面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起先，他研究军事史和军事科学。1849年的运动使他深感研究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再说，他作为一年制志愿兵在炮兵中服役过一段时期，在这方面也有实践的基础。后来，他着手研究自然科学和他一向所喜爱的比较语言学。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他匿名发表了一本军事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一方面驳斥了主张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的奥地利的理论，另一方面又驳斥了拥护“小德意志”的普鲁士自由派，后者只顾欢呼奥地利的失败，却没有看到波拿巴是共同敌人。战后，第二本内容相似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出版了。在普鲁士军事冲突期间（1865年），他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抨击了自由派和进步党人的矛盾和浅见，指出只有工人政党才能真正解决军事问题和其他一切重大问题。在普法战争期间，他为伦敦《派尔-麦尔新闻》[38]写了一系列军事论文，早在8月25日就正确地预言了色当战役[39]（9月2日）和法军的覆灭。如果说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有了分工，那么在恩格斯迁居伦敦之后（1870年），分工就成为大大促进他们创作的一种独特形式。马克思继续为学术界制定和阐述同恩格斯共同发现的理论，而恩格斯的任务是：一方面，如有反对者提出异议，他就在论战中捍卫理论；另一方面，借助理论来探讨当代的重大问题，研究无产阶级对这些问题应持的态度。当然，这种著作方面的分工不是死板的；他们经常共同创作，不断交换意见。恩格斯在很多地方谈到他在学术方面同马克思的关系。他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第10页）中写道：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40] 在给一位忠诚的老同志的私人信件中，恩格斯曾谈到他对马克思的态度：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对于上面谈到的分工，还要再说几句：马克思的科学工作集中于主要著作《资本论》，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则分散在大量篇幅较小的文章中。于是就有人以为马克思的著作难懂，许多人读解释《资本论》的书而不读原著；恩格斯被看成是通俗叙述的能手，大多数有思想的无产者都愿意读他的文章。许多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人，都是从他的著作中获得知识并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对此再略微谈一点。我们的大多数朋友，认识到社会主义并非慈善事业而是科学，要理解社会主义，仅仅有善良的意志是不够的，还得要有一定的知识，于是就满腔热情去攻读《资本论》，接着会在价值理论上碰到困难，然后就弃而不读。如果他们先读恩格斯的小册子，认真学习探讨而后再去啃《资本论》，那效果就会完全不同了。恩格斯这时写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关于时事问题的，虽然已经事过境迁，但并没有失去意义。有些文章出色地描绘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价值的，特别是由于目前的情况和当时也有相似之处。例如，《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目前所起的作用并不小于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41]发表并出版单行本的当年（1876年）。恩格斯当时写道：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普鲁士酒精……在我们看到有这种酒精的地方，这种酒精首先是用来……造假。它是使欧洲南部的葡萄酒能够适应海上运输、同时又使当地劳动居民失去这种葡萄酒的工具。正如阿基里斯的矛枪治愈了它所刺破的创伤[42]一样，普鲁士酒精攫取了工人阶级的葡萄酒，同时又向他们提供伪造的烧酒作为补偿！马铃薯酒精之于普鲁士，一如铁和棉织品之于英国；这种酒精在世界市场上是代表普鲁士的商品……目前，酿酒业表明自己是以现代普鲁士的真正物质基础……在上述各种情况下产生的需求越来越有利于这里的酿酒业，这就使它能够一跃而成为全世界的中心烧酒厂。在现存社会关系的条件下这只意味着：一方面形成了中等地主阶级，他们的小儿子们成为选拔军官和官僚的主要材料……另一方面形成了比较迅速增长的半农奴阶级，由他们来补充军队中“基干团队”的主要部分。……简而言之，普鲁士能够逐渐消化1815年所吞并的易北河西岸的领土，在1848年镇压柏林革命，在1848年尽管爆发了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起义[43]而仍然领导着德国反动派，在1866年对奥地利作战，在1871年使整个小德意志[44]听从最落后、最保守、最愚昧、而且还处于半封建状态的那一部分德国的领导，普鲁士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烧酒酿造业。[45]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这本小册子阐明了无政府主义者1873年在西班牙的行为。恩格斯写的其他一些时事文章，大部分是论战性的。论战又使他在理论的各个方面有所发挥。所以，这些文章并没有过时，人们一再要求重印这些文章。恩格斯批驳小资产阶级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的论战著作《论住宅问题》就是如此。这本小册子于1872年作为一组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连载，接着又出了单行本，后来在苏黎世出第二版时加了一篇评述德国工业新发展的序言，使读过第一版的人在读第二版时仍能获得益处。 1875年出版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也是由《人民国家报》收成专集的。这是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特卡乔夫的论战性文章，有了这一著作就可以用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俄国的情况和机构。尤其重要的是，恩格斯谈到了劳动组合和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以及这些机构对社会主义的意义。两年后，恩格斯出版了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这是发生在颁布反社会党人法[46]一年以前的事。一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甚至有人已经预见到德国国会中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会有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一天；他们还冥思苦想如何用最简便而又稳妥的办法来实现它。社会民主党是冉冉升起的太阳，面向它的不只是无产阶级，还有一批有产阶级中的不得志者：不受资产阶级赏识而想从无产阶级那里找同情的天才、反对种牛痘的人、“自然”医学的拥护者、各种各样的文人和谢夫莱之流。困难的是如何把这些人同那些真正对无产阶级感兴趣而又不完全怨恨资产阶级的人加以区别。我们的一些同志，特别是青年和缺乏经验的人很愿意接纳这些归顺者，以为既然教授和博士也靠近社会民主党，那么胜利真的也就不远了。但是，教授先生和博士先生根本没有打算同资产阶级断绝来往。当然，他们想通过社会民主党发挥作用，但同时还想通过社会民主党取得资产阶级的承认。对他们来说，首要的是让社会民主党受到尊重，把它变成一个沙龙，失掉无产阶级的性质。必须阻止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的活动，他们就是这样影响社会民主党的。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无疑是这批沙龙式的社会主义者中最杰出最有才华的一个，此人颇有天赋。如果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掌握自我批评的武器，少沾染些德国文人惯有的恶习即夸大狂，他是能够做些事情的。然而杜林先生认为，天才使他不必认真研究他曾以哲学家精神谈到过的那些关系。他不是那种凡夫俗子，而且要比谢夫莱更勇敢。他在柏林很有影响，特别是对党内的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志。这样的反对者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一些有经验的同志都请求恩格斯，希望他亲自出来反击杜林，指出他的哲学空洞无物，并更好地阐述我们运动的性质。这部通常简称为《反杜林论》（全名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著作就是这样产生的。后来，这本书又不断再版。其中几章，除了论战部分，曾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过小册子，而且也再版过几次。产生《反杜林论》的背景早已被人遗忘了。不仅杜林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已经消失，而且一大批学院式的和柏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也都被反社会党人法除掉了，这至少有一点倒是好的，它说明我们的运动在什么地方才有希望获得支持。尽管情况已经改变，但是这本书仍然没有失去其意义。杜林的学问是多方面的：他的著作有关于数学和力学的，有关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有关于法学的，也有关于古代史等方面的。恩格斯在这些方面也是一样。他的学问也像杜林一样，是多方面的，不过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不仅知识面广，而且基础坚实，这一点目前只有专门的学者才能做到，甚至这样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现代科学本身带有现代生产方式的特点，现代科学中越来越强调剧变的、快速的生产。现代科学的产品同现代工业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它们都价廉而质劣。这当然并不是说，质劣的产品，特别是时髦商品，就不值钱了。正因为杜林先生的学问看来是多方面的，所以《反杜林论》才成为一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观点阐明全部现代科学中最重要问题的著作。《反杜林论》同《资本论》一样，已成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6）国际在描述恩格斯的创作活动时，我们几乎忘了他的政治实践活动。现在再来说说这方面的事。在1848年和1849年的打击之后，欧洲大陆上的工人运动几乎完全停顿，60年代初又在各地活跃起来，不仅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人阶级也活动起来了。把分散而混乱的风潮变为统一的、目标明确的自觉运动，是1864年建立于伦敦的“国际”[47]的任务。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在各国无产阶级中进行组织和宣传，决不像有些人常说的那样，进行阴谋活动。由于马克思有过人的才智，协会的思想领导就落到他的身上，他也胜任愉快。当然，恩格斯也参加了协会。不过，他是在摆脱商业事务并迁居伦敦（1870年）以后，才全力以赴地投入协会的工作。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普法战争[48]引起的那场紧张的斗争当时已经开始了。现实生活对“国际”的力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没有一个人能袖手旁观。 1870年发生了一次变革，这次变革在暴力方面无疑足以与以往的革命相比。需要付出像普法战争那么大牺牲的革命也是少有的。这次革命不限于德国和法国，其他一些强国也借此机会撕毁条约和取消现存的财产权。这与“野蛮”的共产主义者无关，而是“秩序和法律”的捍卫者干的。维克多-艾曼努尔占领了罗马，俄国沙皇宣布，他签署的承认黑海海峡中立化的公约对他已经失去了约束力。在胜利者及其同伴那里，革命来自上层，在失败者那里，当然来自下层。帝国在法国被废除了，保皇党的国民议会在签订和约以后，企图再次出卖共和国，这时，巴黎人奋起拯救受到威胁的自由。1848年的悲剧又重演了：小资产阶级把工人推上火线，在斗争中又害怕自己的同盟者，不让他们放手去干。但是1871年的无产阶级已经不是1848年和1849年那样了，它变得更有力量，也更成熟。巴黎的这场斗争拖延得越久，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的肩上接过来的担子也就越来越重，而无产阶级成为革命运动的动力和支柱也就越来越明显。“国际”在巴黎的成员都是巴黎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坚定的分子。尽管发动公社起义[49]的不是“国际”，但是斗争烈火一经点燃，公社的领导权，至少经济方面的领导权，已经转到“国际”手中。公社的责任落在“国际”身上，“国际”也决不推诿，宣称同巴黎公社团结一致。这也太过分了。“国际”早就使“头脑健全者”望而生畏，心惊胆战，如今公社失败，“国际”在大陆上就几乎到处都受到迫害。这时，有影响的英国工人都退出了“国际”。在英国，社会主义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英国工人在政治上还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附庸。所以，当“国际”由于宣布支持公社而使自己“声誉扫地”时，他们就退出了“国际”。此外，“国际”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不十分理解，甚至一无所知。这个斗争必定是政治斗争。斗争的目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再为自身利益利用政权。但是，当时大多数厌恶旧政党的社会主义者，希望出现一个新社会，但他们不主张工人阶级同旧社会斗争，而是想避开它，不受它的腐蚀影响。因此，他们鼓吹放弃一切政治行动，放弃一切阶级斗争，指望通过一些进步人士的特殊的“宣传活动”，使人民群众相信社会主义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然而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是热爱和平的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不可避免的矛盾只是一种不幸，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希望用开导资本家关心他们切身利益的方法来消除这个矛盾，他们的那些“宣传活动”的手段都是不伤害人的，例如，建立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移民区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填平了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政治的工人运动之间的人为的鸿沟，从而为将来改造社会准备了一支当之无愧的、足以完成这一使命的力量，这支力量就是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无产阶级。他们重视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不重视个别人的努力，他们认为受死亡威胁的无产阶级必然要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不能靠人类朋友的善良意志。至于小范围内分散的尝试，他们宣布：社会的改造只能是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共同一致行动的结果，未来的那些合作社、移民区和共同体不可能产生新的生产方式，只有把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各民族联合起来，掌握生产资料并有计划地组织劳动，才能产生新的生产方式。这个观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表述过，它也是“国际”的主导思想。看来，旧的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时代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纲领的工人政党正在各地建立。1848年的革命粉碎了一切有思想的工人的错觉；他们本来以为存在于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并不仅仅是误解。阶级斗争已在欧洲全面展开。和平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多大地盘了。政治行动问题对工人阶级来说已经不是学院式的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可是，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又重新出现，这主要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一些工人阶级尚未完全觉醒的经济落后国家，或者像在巴黎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还占优势的地区，或者像在比利时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的国家，最后，就是在俄国这样一个还谈不上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国家。但是，这种新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可能是和平的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非常明显。新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这时支持主张搞阴谋和暗杀的人的“宣传活动”，完全不提那些主张建立移民区和协作社的人的“宣传活动”了。那个要使旧的、非政治性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蒲鲁东社会主义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并创造现代无政府主义的人，就是巴枯宁。在“国际”中，他的影响日益增长，必须进行抵制，否则将葬送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从事的事业，社会主义就可能从所有旧政党为之发抖的政治力量变成内部不团结的密谋派系，统治阶级就能心安理得地让警察像对付骗子那样来对付他们。于是，在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导致“国际”分裂和解散的斗争。恩格斯作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年他是比利时和西班牙通讯书记，后来是意大利和西班牙通讯书记），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我要说的只能到此为止。要详尽地叙述恩格斯在“国际”的活动不仅远远超出现在的篇幅，而且还得先研究那些目前尚未发表的总委会的记录和通讯。 “国际”解散后，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停止了直接的党的实际活动。但是他们的活动对于社会主义在科学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并没有失掉意义。纠纷和迫害虽然加速了“国际”的解散，但解散“国际”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它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已充分开展，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已有深厚的基础，专门为此建立一个协会来保持正式联系反而成为束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一再获胜，可以认为已能影响立法。不管事业如何发展，党的活动必须取决于所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特点，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只注重宣传原则了。运动越来越具有民族性质，这并不是说，运动忽视了国际主义的团结，而是说，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会对运动发生更大的影响，而运动必定又会影响那个民族和国家。由于社会主义的成就，“国际”作为一个组织，也像昔日的“正义者同盟”[50]那样已经是多余的了。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虽然谁也没叫他们这样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居住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伦敦，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杰出的党员保持经常的联系，所以他们能看到整个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各政党的关系。广泛的科学研究和几乎半个世纪以来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使他们特别善于在各种党派的发展中区别主次和从属关系，善于阐明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对于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应有的看法。他们的多次声明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难怪世界各国的最有远见的社会主义者在危急的时刻总是愿意向伦敦的这两位老将请教，而他们也从不拒绝。他们开诚布公地直陈自己的看法，但从不想强加于人。任何一个无产者，任何一个珍惜无产者的事业的人，只要向他们请教，都会有所收获。他们是欧洲和美洲的战斗无产阶级的顾问。用不同的文字写成的小册子，许多文章和大量的书信都证明了这一点。（7）生命的最后几年从1883年起，这一艰巨而重大的责任落到恩格斯一个人的肩上，同时，他还要完成马克思未完成的任务。此外，恩格斯还要完成同马克思分工时承担的任务：将唯物主义历史观运用于现代问题，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免遭攻击和歪曲。在担负所有这些任务的同时，恩格斯还必须继续他早已着手的、特别是在历史方面的研究，还要注意观察几乎人类全部知识领域中的各种成就。恩格斯把执行马克思的遗嘱当作首要任务。他首先根据作者留下的札记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作了修订、增补并加注释。这一版于1883年底出版。 1884年夏，恩格斯发表了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实现了马克思的夙愿：向读者介绍摩尔根的科学研究并进而发展他的研究。摩尔根在研究史前时期时，也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历史时发现的同样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前行会科学扼杀马克思，现在又力图扼杀摩尔根。应当使摩尔根不致长期湮没，应当对摩尔根研究中的历史问题上的不足之处加以补充，将其纳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领域，使人类的早期历史和晚期历史在发展中融合为一。这些任务在一本146页的小册子中都完成了。一年以后，阐述资本流通过程的《资本论》第二卷出版了。第一卷研究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资本周转的各种形式。所谓周转就是资本家卖掉生产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收入中除去他所消费的部分，再次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重新生产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恩格斯在执行马克思的遗嘱时，还积极为报刊写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和成熟的著作，这我们可以称之为报刊活动。在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51]、斯图加特的《新时代》[52]、巴黎的《社会主义者》[53]等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就是恩格斯在这方面活动的成果。与此同时，他必须为他的著作的新版本和英文、意大利文、法文、丹麦文等译本进行校订、加注和写序言。最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是校订第一卷的英译本。在出版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有一段较长的间隙时间。恩格斯直到逝世的前一年即1894年，才出版了叙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首先是变剩余价值为利润的那一卷。这时，我们才第一次完全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永远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也就是说，取决于以一定的劳动量的产品换取同样劳动量的产品的愿望。但是，当商品生产获得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它就受利润的支配，而利润对价格的形成又发生反作用，使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价值。第三卷阐明了这一点，研究了剩余价值在各级剥削者之间的分配：商人取得商业利润，银行家取得货币资本的利息，地主取得地租。由此可见，《资本论》第三卷论述了大量的极为重要和极其困难的问题。整理第三卷时必须从后来改写成完整论述的片断手稿中找材料，这比整理第二卷花费的精力要大得多。第三卷差不多比第二卷晚10年才出版，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它的难度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逝世后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给恩格斯带来了大量工作。许多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期刊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例如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斯图加特的《新时代》、巴黎的《社会主义者》等，都要求恩格斯撰稿。这时，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也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大量译文的出版，审阅的工作也落到了恩格斯的身上。由于他认真负责，这就更加重了他的负担。最艰巨的工作是审阅1887年出版的英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在过去恩格斯很少过问的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给他增加了通讯往来和研究对象。他要是不充分掌握情况，就提不出建议。在生命的最后10年，他对奥地利和美国的情况特别感兴趣；过去，他重视研究德国、法国、英国和俄国的状况，后来，他也同样热心研究奥地利和美国。这里提到的只是他深有研究的几个国家，其实他视野宽广，经常注意整个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情况他不熟悉，土耳其和埃及、意大利或西班牙、丹麦或比利时都一样。当时他对奥地利感兴趣，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相反地，他对美国感兴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将使这个国家上升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顶点，首先使那些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企业组织得以发展。他这时最关心的是英国和美国无产阶级中刚出现的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以前，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主要是由德国人输入的奇花异草，它在这里没有扎根，也没有结果。恩格斯看到了变化的萌芽，对它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但是，以政治斗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很快就需要人们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1889年，在巴黎举行了新“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54]。联合各国的彼此志向不同、有时甚至互不信任的各种社会主义分子统一行动，这是很不容易的。要做到这一点，难免会产生一些误解和混乱。这又给各国社会主义者所信赖并了解他们情况的恩格斯增加了工作量。新“国际”的成功和胜利接踵而至，规定五月一日为劳动节，尤其是反社会党人法[55]的全面失败，就是辉煌的例证。这是我们的恩格斯一生中最高兴的事。这个胜利使他本人受到一次热情的欢呼。总之，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不喜欢亲身参加运动。他们首先是通过著作，其次是通过书信，同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的优秀战士的亲密联系来发挥作用，他们不喜欢在群众中做口头鼓动工作。在他们那时，别的国家都是警察国家，除了英国，口头鼓动还不曾在一个地方发挥过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雄辩的才能当然也就没能发挥。无论如何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他们展开了批判，而且提出了崭新的思想。书面阐述比口头阐述更好。一个演说家很难做到字斟句酌，而用书面表达就可以做到反复推敲。另一方面，突然提出一种新思想，听众也很难理解，为此，必须反复而深入地思考，必须长时间地加以研究。如果是出版物，我就完全可以对每一句话作长时间的推敲，但口头讲述就不行，必须不停地讲下去，至于别人是否理解就顾不得了。一个演说家只有向听众说出听众已经模糊感觉到的、想表达但又难以表达的话，才能给听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如果演说家动人而明确地表述了听众没有明确感觉到的东西，那么听众就会认为演说家的精神，坚定而明确地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他们将会感到痛快，有所收益，并显得兴高采烈。相反地，如果演说家向他们讲的是他们未曾思考的东西，这就会引起厌烦的感觉，他们听他讲，但不懂说的是什么。要想传播崭新的思想，最好还是拿起笔来。当然，我们还应当找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尽可能避免口头鼓动的原因。他们连党的代表大会也不参加，除非绝对必要，如将巴枯宁开除出“国际”的那次海牙代表大会[56]。他们当然知道，就他们的作用而言，他们是代表大会的中心，而就他们的演说才能而言，他们未必能显出智慧上的优势。恩格斯比马克思更回避口头鼓动和参加代表大会。但是“国际”影响的急剧上升的吸引力太大了：在这里他能亲自向济济一堂的代表们表示祝贺，他对每一个通讯员都很熟悉。1893年8月，恩格斯出席了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57]。当然，这一次不是来参加辩论的。他受到了全体一致的长时间的欢迎，这是因为他创立并体现了被整个“国际”承认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在苏黎世，后来在维也纳和柏林的旅程中，热情的无产者欢迎他就像欢迎一个胜利者一样。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并渴望工作，恩格斯在73岁时回到了英国。但是，死神正在向他袭来，无法医治的癌症已经开始折磨他。幸而恩格斯自己并不知道这是绝症。他希望很快康复，完成计划中的一大堆工作。当时，他准备着手整理后来我以《剩余价值理论》为题发表的《资本论》第四卷。他还准备整理马克思的篇幅比较小的早期著作，以及拉萨尔写给马克思的信件。后来，梅林把这些都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四卷本中。最后，他还想撰写“国际”的历史。这些工作够他干整整10年。1895年春天，他又扩展了这一庞大计划，1895年8月5日，这位不知疲倦的精神伟人与世长辞了。 1893年8月，“国际”在苏黎世满怀胜利的喜悦向恩格斯祝贺，同样，1895年8月，“国际”怀着深深的悲痛向故去的恩格斯告别。遵照他的遗愿，遗体火化后骨灰投入了大海。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整整12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非常短暂的。他逝世时的形势同马克思逝世时相比完全不同。那时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刚刚顺利开展的运动完全衰落，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运动只是软弱无力地初具端倪。相反，1895年的局面是令人欣慰的。同年1月，恩格斯在给他在美国的老朋友弗·阿·左尔格的最后一封信中描绘了当时的形势：在欧洲这里，今年将很不平静。在德国，农民问题被防止政变法草案挤到次要地位，这个草案是年轻的威廉干的事……这个年轻人把德国的一切都搞得紊乱不堪，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统治集团内部以及整个统治阶级内部的慌乱，越来越厉害，因此只有我们的人在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时是轻松愉快的。……但克勒尔这帮尽说大话的先生们却很胆小，现在就已经怕这怕那，谁知道他们在需要行动的时刻是否会不害怕。看看法国吧！那里和意大利一样，资产阶级完全陷入贪污受贿，使美国自愧不如。三年来，这两个国家最中心的问题，是找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内阁，它不是毫不受贿，只是在人人皆知的丑闻中不那么公开的名誉败坏，以便议会能支持它，而又不失最起码的体面。在意大利，克里斯比还能支撑一个时期只是因为国王和王储[58]在银行丑闻中陷得太深，和他本人一样。在法国，我们的45至50个社会主义者议员现在已推翻第三届内阁[59]，因为它有明显的贪污受贿行为，随后卡季米尔-佩里埃也垮台了。看来他是想作为社会的惟一救星以绝大多数票重新当选，从而获得更加巩固的地位。但这是冒险行为，无论如何，法国的一切也在动摇之中。今年，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德国和法国，我们可能面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的选举。而在意大利是最严重的危机，奥地利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选举改革。总之，整个欧洲的形势日益接近危机。[60] 这些文字表明，白发苍苍、病入膏育的恩格斯，在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仍然满怀乐观精神，渴望战斗，充满胜利的信心；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保持往日的热情。他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使他在反动年代的艰难困苦中坚定不移。在胜利的时刻，这种信念更提高了他的声望。他在临终时坚信，更巨大更光荣的胜利在等待着我们。他知道，他的事业将继续前进，在他所奠定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他遗留下来的事业将由我们并通过我们的继续斗争达到最后胜利。他进入只有我们才相信的那种永生的最崇高的行列。除了我们毕生所献身的事业，不存在任何别的永生；我们从事这一事业，因而也将获得永生。但是，只有在身后为毕生奋斗的事业永远留下精神方面烙印的人，才能达到这种永生的顶点。 [1]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至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 [2]《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NorthernStar,andnationaltrades’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瑙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NorthernStar,andLeedsGeneral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渐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 [3]《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的报纸》（TheNewWorld,：andGezetteoftheRationalSociety）——英国的一家周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由罗·欧文创办；1836年起曾几度更换副标题，最初在利兹出版，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1845年5月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 [4]《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268页）。 [5]《德法年鉴》（Deut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理论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过渡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 [6]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粮食的所谓谷物法，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在英国实行的。因谷物法而引起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 [7]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1848年5月1日起作为法律生效。该法案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十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 [8]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 [9]马克思由于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而被驱逐出法国。驱逐令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在1845年1月发布的。1845年2月3日马克思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 [10]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11-640页）。 [11]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即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 [12]《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 [13]布鲁塞尔民主协会1847年秋成立于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到了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 [14]《改革报》（La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7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主编是赖德律-洛兰；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许多文章。 [15]正义者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16]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17]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18]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全称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19]魏特林共产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由威·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这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40年代中起，魏特林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他自己也日益脱离工人运动。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彻底决裂。 [20]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21]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22]《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23]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在巴黎举行的反政府宴会和示威游行遭到禁止是二月革命的直接原因。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24]萨克森“革命”是指1849年5月3-8日的德累斯顿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的第一起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为首相，并和普鲁士结盟镇压人民群众，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起义于5月8日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镇压。 [25]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的被驱逐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的被迫害，造成了报纸停刊的原因。1849年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新莱茵报》，报纸的编辑在致工人们的告别书中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26]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成员有卡·德斯特尔、爱·赖辛巴赫和赫克萨默。1849年6月初，马克思带了一份由德斯特尔开具的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以德国革命政党代表的身份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抵达巴黎时，代表下院中的《改革报》派的山岳党和保守派之间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山岳党于1849年6月13日采取行动。 [27]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惟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地当时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849年5月初，两个普鲁士军队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实行武力干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不作任何援助，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于1849年7月被镇压下去。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法国贝桑松组织的志愿部队，后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于1849年5-7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战斗行动，恩格斯作为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这次起义。 [28]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总统和立法议会的多数派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这次示威被军队几乎不费力地就驱散了，并证实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的示威被驱散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 [29]见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08-109页）。 [30]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成员有卡·德斯特尔、爱·赖辛巴赫和赫克萨默。1849年6月初，马克思带了一份由德斯特尔开具的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以德国革命政党代表的身份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抵达巴黎时，代表下院中的《改革报》派的山岳党和保守派之间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山岳党于1849年6月13日采取行动。 [31]“大人物”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们的讽刺性称呼。这些人把政治活动变成升官发财、制造纠纷和策划阴谋的场所，并从事玩弄革命阴谋的有害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对这些人作了最透彻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 [32]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33]《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 [34]指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两篇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29-240页和第127-240页）。 [35]恩格斯《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99-310页）。 [36]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96页）。 [37]《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持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Weekly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Semi-WeeklyTribune）。 [38]《派尔一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PallMallGazette.AnEveningNewspaperandReview）——英国保守派的一家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为晚刊；编辑为弗·洛林伍德（1865-1880年）、威·托·斯特德（1883-1889年）；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 [39]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附近进行的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国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为首的10余万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促使法兰西共和国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 [40]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7页）。 [41]《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报纸编辑部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 [42]根据古希腊神话，希腊人在进军特洛伊城时，错误地同保持中立的密西亚国泰列夫（海格立斯的儿子）的军队交战。在战斗中，阿基里斯击伤了泰列夫，后者只是在伤口敷上从阿基里斯的长矛上刮下的铁屑以后才痊愈。 [43]1849年5月中旬，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爆发了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群众要求实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以捍卫1848-1849年革命的成果。这次起义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组成部分。起义者最后遭到了普鲁士军队的血腥镇压。 [44]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其成员有19个德意志邦和三个自由市。1870年，北德意志联邦又吸收了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并于1871年成立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把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联合的德意志邦称为“小德意志”。 [45]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3-56页）。 [46]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47]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48]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49]巴黎公社是巴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从起义胜利之日算起共存在72天，终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 [50]正义者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51]《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出版的一家周报，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斯坦；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批评并纠正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贯彻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52]《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是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我把恩格斯和我的谈话详细地告诉格·瓦·普列汉诺夫，他向我说明了我所不理解的恩格斯不好意思的原因。普列汉诺夫说，恩格斯大概以为我指的是他的那些诗篇，因为某个德国人曾扬言一定要找出那些诗篇。——作者注 [53]《社会主义者报》（LeSocialiste）——法国的一家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1890年9月以前断续出版；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1902年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80至90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 [54]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于1889年7月14日，即攻占巴士底狱100周年纪念日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欧洲和美洲20个国家的393为代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关于他们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劳工保护法的原则，通过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要求的方法。代表大会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必要性和争取实现工人的政治要求的必要性；主张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是规定五月一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代表大会就所讨论的一切问题，通过了基本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打击了试图把自己观点强加于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 [55]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56]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57]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日-12日在苏黎世举行。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代表大会在8月12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为恩格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会上恩格斯发表了演说。 [58]指翁伯托一世和维克多·艾曼努尔。 [59]从1893年11月起，在法国有三届内阁垮台：杜毕伊内阁（1893年11月），卡季米尔-佩里埃内阁（1894年5月），又是杜毕伊内阁（1895年1月），后来，卡季米尔-佩里埃在1895年1月15日辞去总统职务。1月17日选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新总统费里克斯·福尔。 [60]恩格斯1895年1月16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366-367页）。
在恩格斯的灵柩前〔威·李卜克内西〕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在恩格斯的灵柩前威·李卜克内西庄严朴素是我们这位不朽的先驱者的特征之一。标志着他丰功伟绩一生的结束的追悼会也举行得极其庄严、朴素。恩格斯嘱咐把他的遗体火化，把骨灰投入大海。他的灵柩本应于8月10日星期六上午11时从滑铁庐车站（韦斯明斯特大桥街188号公墓站）运往距伦敦约30公里的沃金火葬场。因为有人无耻地向验尸官告发，葬礼才不得不推迟到下午举行。我们大家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非常激动的时刻：下午2时，我们进入公墓站的候车室，看到盖满鲜花和花圈的灵柩。柏林的同志们、《莱比锡人民报》、《汉堡回声报》、汉堡市、不来梅、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累斯顿以及科伦献的花圈都很精致、华贵。这里还有从德国各地，从奥地利、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俄国、波兰、保加利亚、亚美尼亚送来的花圈。恩格斯的亲属、马克思的家属、伯恩施坦、考茨基、狄茨、罗马的拉布里奥拉、莫特勒、列斯纳等也送了花圈。在宽幅的红绸挽签上写着意义深刻的词句，这些词句表示了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对他们精神上的父亲和导师、领袖和难忘的朋友的衷心感谢，以及对他的逝世的沉痛哀悼。从世界各地发来了无数的唁电和唁函。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唁电更是不计其数。私人和朋友写信来的有：彼得·拉甫罗夫、拉布里奥拉、约翰·白恩士、议员威廉·梭恩、议员朱利安·哈尼（一位老宪章派领袖）。所有文明民族的代表都沉痛地肃立在灵柩周围，其中有德国人、奥地利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意大利人、俄国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民族和种族的差异在一种强烈的感情影响下完全消失了。大家都感觉到，渴望着自由、友爱、光明和幸福的人类失去了一位最英勇、最崇高的先锋战士。这些严肃的著名人物作为被压迫人民和战士的代表，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来向他们的先驱和领袖致深切的谢意，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感到信心十足，力量倍增，心中充满激情，决心不疲倦地满腔热情地全力工作，在战斗的岗位上坚持到底。我们要把死者的学说传到文明世界最偏僻的角落，唤醒被压迫人民，鼓舞弱者，使悲观失望的人鼓起新的勇气，永远扫除自私和暴政。身材魁伟的赛米尔·穆尔博士站在灵柩前。这位年近65岁的老人，结实、刚毅，有一张沉思的面孔；他是英国的治安法官，是马克思《资本论》的译者。在他身旁站着保尔·拉法格，这位杰出的政论家和哲学上的伊壁鸠鲁主义者显然心情十分悲痛。卡尔·考茨基同沃尔霍夫斯基在低声交谈，辛格尔同安塞尔也在严肃地谈着话；海尔曼·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弟弟）站在让·龙格（马克思的外孙）的身旁；在艾威林博士身旁站着他悲伤的夫人爱琳娜·马克思和她的姐姐劳拉·拉法格；站在哈利·奎尔奇（英国《正义报》主编）身旁的是威廉·梭恩；亚美尼亚的纳萨尔贝克（革命的《Huntchak》的主编）在同来自西伯利亚的一个青年学生交谈；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吕特格瑙、舒尔采、奥古斯丁（后二位是柏林工人协会的代表）、斯捷普尼亚克、维拉·查苏利奇、帕奥洛·瓦莱拉（意大利人）都在各自沉思。穆尔博士说了这样一段话：“朋友们！我们站在一位伟大人物的灵柩前，这样的人物在生活中是不容易再遇见的。我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1863年在曼彻斯特认识的；我们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每一次和他谈话都能使我学到许多东西。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对人十分亲切真诚。”崇高的老人含着眼泪向他死去的朋友告别，并向恩格斯的十分虔诚保守的家庭的代表即他的侄儿施莱希滕达尔先生致词。尽管他（发言者）不能代表死者的观点，但是他最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道德、恩格斯对双亲的不可磨灭的爱以及为孤苦无援的穷苦人所作的斗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少年时期就经常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送给穷人，对所有被压迫者和穷苦人有着深厚的感情。接着，威廉·李卜克内西讲话。他赞扬死者忠于职守，是文武双全的英雄，是马克思的战友，和马克思一样，是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基础的人物。保尔·拉法格的讲话很短，他因悲痛而泪流满面：“永别了，亲爱的朋友！我再也找不到一位这样温柔、亲切和耐心的朋友了。你和马克思给了我们《共产党宣言》；你还给了法国无产阶级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唤起了我们的阶级觉悟，经常是我们在夺取政权斗争中的指南。永别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法国工人将永远忘不了你在1847年教给我们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给我们指出了战斗的场所，你给了我们武器和口号。我们将斗争下去，我们一定会胜利！” 奥地利工人找到很有口才的奥古斯特·倍倍尔来表达他们的心情和思想。倍倍尔赞扬死者知识渊博，是精通现代社会史的人，是英明的政治家和奥地利无产阶级的热心朋友。安塞尔代表比利时人讲话。他那精湛的、充满了感情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安塞尔很不引人注目。人们以为他顶多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但是，当他说到无产阶级的愤慨和悲伤时，当他在那有节奏的、流利的发言中表达了所有战士们的慰问和愿望时，显示了比利时工人领袖的全部聪明才智。艾威林博士代表英国的同志们发言。范德胡斯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还有一位俄国人是俄国自由战士的代表。三点半，灵柩装进车厢，用专车送往沃金火葬场。只有少数人参加了火葬仪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爱·伯恩施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爱·伯恩施坦 “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 这是12年前，1883年3月14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封私人书信中说的话。从信的内容和日期，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这封信是写给谁的。[1]以上这段话是他在他的战友卡尔·马克思逝世的当时有感而写的。这段话现在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他本人的逝世也是战斗的社会民主党的一大损失。作为卡尔·马克思的同事、后继者、补充者，他的故去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逝世。现在我们确实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位有权威的顾问在今后一切紧要关头已不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运动的重大观点的代表和传递人现在离开我们了。尽管如此，运动也还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它不受某一个人的支配，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的现象，不是由个别人决定的。没有现代无产阶级就没有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要发展，就必须同时发展无产阶级，使他们在数量上、在社会意义上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可能暂时失败，但决不可能被彻底战胜，永受奴役。无产阶级每次失败以后，又会重整旗鼓，重新活动，发挥作用。就此而论，无产阶级的运动及其政治代表社会民主党，是打不垮的。但是，道路是坎坷的，险阻曲折的。一条错误的措施可以使无产阶级在时间和力量上受到重大损失，倒退十几年，而巧妙地利用有利形势能使它的胜利进军提前十几年。因此，谁是运动的指路人，绝不是无所谓的。所以，这样一个人的逝世是一种真正的损失。这个人具有极其渊博的知识和罕见的才能，他几乎一下就能抓住问题的要点；他是一位头脑清楚的思想家，同时又善于以绝妙的技巧明晰地阐述问题。我们失去了一位大师，一位思想大师，一位语言大师。对于他的逝世，不仅一些同他有过私交的人，不仅他的祖国——他的大多数著作就是用祖国语言写的——的社会民主党感到悲伤，而且各国社会民主党都感到悲伤。 ※※※ 恩格斯是一位行动家和思想家，他的活动繁多，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很难对他的每一个功绩作出充分评价。我们只试图说明，这位被死亡夺去生命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并弄清他的历史意义。他在75岁时还充满创作热情，制定了长期的创作计划并付诸实行。历史将首先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并把他同卡尔·马克思并列，尽管他总是谦逊地拒绝。历史将证明，他不仅从与那位永远值得怀念的友人、伟大天才的身上摄取光，而且也把光给了对方。没有马克思，他现在就不会被载入史册，同样，没有他，马克思也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业绩。当这两颗巨星相遇之前，在各自的轨道上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研究。他们在1845年以后的著作，虽然只署一个人的名字而闻名于世，也都越来越多地带有另一个人的光辉。有些著作看来已难以分清，就连恩格斯本人后来也不再能肯定，究竟是出于何人之手。《共产党宣言》和《神圣家族》是他们共同署名的，同样，遗稿中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些手稿、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2]、《新莱茵报》[3]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4]上的一些文章以及刊登在《纽约论坛报》[5]上的一些书信，——实际上1845年以后他们所写的所有著作，不管是一个人写的还是两个人合写的——都应当共同署名。1845年写的《神圣家族》这部著作就署了两个人的名字，虽然恩格斯只写了全书的很小一部分。而另一些著作的情况则相反。他们总是互相商讨，互相鼓励。恩格斯写道：“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在马克思逝世后，他说，《反杜林论》中关于政治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他们在著作方面是分不开的，就像他们生前作为朋友是分不开的一样，而首先不能分开的是他们对当时斗争的态度，对无产阶级国际解放斗争的各个阶段的态度。同另一位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相比，可以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做的工作更多。1883年以前他同马克思共同领导国际[6]，自那以后他一个人独挑重担，成了战斗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支柱。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向他请教，从他那里了解情况。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可以通过他了解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斗争情况；许多严重的误解被消除，或刚一露头就被消灭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已经超越了国际的旧形式，已不再受国际（就这个词的完全意义上说）的限制，同样，这次损失也不会阻碍国际的继续发展。尽管如此，我们仍将常常为失去这样一个人而感到悲痛。除了他，再没有第二个人最善于联系讲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盎格鲁萨克逊语和罗曼语的社会主义者，这个人鼓励和教育各国的先进分子互相亲近，创立了一个斗争的国际，一个研究的国际。他的逝世所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他几十年中收集、研究、整理和作了提要的那些重要著作并没有完成，仅仅留下了草稿。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些手稿中究竟有哪些可以付印；不过可以期望，其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可以充实已经出版的著作的宝库，留给勇往直前的工人。正如日内瓦社会主义者的电文说的：恩格斯没有死，他还为我们活着！ ※※※ 是的，对我们来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只有部分死亡，他还有一部分仍然活着，并且将永远活下去。留下来这一部分意义重大，使我们获益良多！他24岁写了天才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著作，从根本上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纯经验主义的工人运动。它宣扬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宣扬通过工人运动、通过工人的政治上和经济上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是描述工人状况的典范。他同卡尔·马克思共同撰写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著《共产党宣言》。他写了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对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作了全面阐述，除了《资本论》，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此外，他还写了许多长短不等的文章，有的论述时事，有的论述经济和历史，这些文章热情洋溢，视野宽广，高瞻远瞩，即使纯粹论述时事，也永远具有现实意义。这份丰富的遗产将是我们长期获得启迪的源泉。恩格斯的著作将永远为后人所敬仰，这些著作不仅记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斗争，不仅有重要的科学内容，而且是艺术珍品，在文体和论战方面也树立了榜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一位真正的语言天才。众所周知，除了所谓的世界性语言，他还懂许多并不广泛使用的语言，有的甚至很精通。到了晚年，他还以学习他不懂的外语作为娱乐，甚至能亲自翻译他所收到的用这种语言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一般说来，一个能熟练地说多种外语的人，就往往会忽视本国语言的优美和规则，而恩格斯则不然，德语如此复杂，他仍能运用自如，实在令人惊讶。他虽然在英国生活了四十多年，但在他的演说中极少出现英语化的字眼；在他的著作中，我也从未见到过英语化的结构[7]。谁想学习用地道的德语写作，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恩格斯不习惯用华丽辞藻，阿谀逢迎之辞。正因为如此，他的语言才真正是优美的：朴实、清晰、有力。在谈到海涅和白尔尼的时候，他对我说的那段话很能说明他的语感。他的原话大致如下：“海涅讽刺白尔尼的文风，把它比作马的短跑，然而，白尔尼的写作方式确实要比海涅的矫揉造作的句子强多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恩格斯认识海涅，也并不轻视他。他对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海涅评价很高。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一面时写道：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新评论》上刊登过一篇关于恩格斯的好文章，对作家恩格斯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文章写道：“他的头脑非常冷静、清晰，他的记忆有条不紊，清清楚楚，所以他总是能对每一个论断提出恰当的论据；他的语言非常合乎规范，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他能用恰当的语言表达每一种思想感情——总之，他具备一个大政论家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只有很少的德国作家能像恩格斯那样做到用词贴切而又写得通俗易懂，做到使作品内容丰富而又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他的风格是表达准确，但这里所谓的准确不是指像做学校作业那样，而是指合乎逻辑。表达总是与事情相吻合。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剖析得易于理解，把一个漫长而纷乱的历史进程用寥寥数语解释得井井有条，清清楚楚，从一大堆细节中找出指导性的线索，把注意力集中于关键性的问题上，在这方面恩格斯堪称大师。” 那篇文章的作者把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作了比较，称马克思为学者，拉萨尔为演说家，恩格斯为现代社会主义的政论家。文章说，这不是说他们每人只是一个方面的“家”，而是说他们中的每人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献给了工人运动的三个方面：科学、新闻学和鼓动工作；此外，他们三人都是学者、政论家和演说家。最后一点不完全正确。恩格斯在一生中，至少在他成年以后，不是所谓演说家那样的人。虽然他事先作了准备（总是很认真的准备），能就一定的题目作出色的报告，但是，他在作真正的“演说”时，便抑制不住奔放的热情，尽管这看来是多么矛盾。这时，有许多思想在他脑海里翻滚，为了表达他想说的事，他常常下功夫寻找比较合适的词汇。而正是这一点，他认为是很重要的。恩格斯的热情看来并不亚于拉萨尔，只是另一种热情罢了。不过上述引文的作者说得对，无论如何他“不喜欢洪亮的声调和神采奕奕的风度，他没有那种铿锵有力、充满自信的辩才，而伟大的人民演说家拉萨尔就是以此著称的”。拉萨尔即使以作家身份出现时也是演说家，而恩格斯即使在演说时也坚持他作为作家要遵循的那些原则。恩格斯对待写作非常认真。他遗留下来的手稿首先证明，无论是次要的著作，还是为他的理论文章而作的深入研究或艰苦的准备工作，他都是一丝不苟，辛勤刻苦。写作本身对他来说是小事，表达形式对他也没有什么困难。但他总是仔细地推敲每一个句子的内在联系。他的学习笔记本，同马克思的一样，证明了真正天才的谦虚态度。有些人在知识方面与他们两人相差不远，但这些人只满足于通读一部重要著作或从中作一些简短的摘录；而我们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小学生的勤奋态度阅读，并作笔记，以便完全掌握内容。如果看一下他俩的精神劳动的场所，就会理解，他俩为什么对蒲鲁东那样的人如此反感，这种人每写一本书，就向世人叫嚷：你们看，我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人！而恩格斯从不炫耀自己的知识。他阐述的问题越复杂，他就越深思熟虑，力求用朴实的语言来表达和阐明问题。 ※※※ 现在就来详细谈论恩格斯留下的手稿，这是不符合死者的意愿的，即使另有别的原因，也是不允许的。只有在手稿的内容确定以后，在手稿完成的程度确定以后，才能这样做。但是我想，指出下面这一点并不是对死者的不尊重：遗稿中很大一部分文章看来经过潜心的研究，它们所涉及的领域，恩格斯在《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第二版序言中作过解释[8]：他把这当作自己的专门研究，并准备写一部较大的著作；先是由于要清算杜林，后来由于马克思逝世而负有更紧迫的责任，他不得不中断这项工作，即研究在自然界中发生作用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恩格斯写道，问题在于使我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恩格斯接着写道：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果实的萌芽，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同样，事情并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在反对杜林的著作中他只是对探讨的对象作了提示，他要等将来有机会再把所获得的成果汇集发表，或许同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发表。[9] 这最后一句话就足以引起我们对恩格斯遗稿的有关部分的特别重视。诚然，恩格斯接着说，也许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会使他的工作的“绝大部分或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这个进步会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但是，这种希望即使已经变成现实，这项对整个自然科学进行总结的工作也不会因此成为多余的，因为在研究领域达到现今专业化的情况下，职业自然科学家即使超越了仅仅确定经验事实的范围，也极少超出他们的专业学科，而从事这项总结工作的人就更少了。实际上这里需要有像恩格斯那样的全面才能和渊博知识。即使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对论述的对象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至少可以获得丰富的启迪和知识，因为他在上述序言的结尾处向现代自然科学提出的任务已经实现了：掌握2500年来的哲学发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另方面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恩格斯不仅在哲学方面很有素养，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极有造诣，在他身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有一段趣闻。这段趣闻对于那些读过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读过《反杜林论》的人来说，当然是多余的。有一个刚刚通过考试的专业自然科学家，经人介绍来拜访恩格斯。访问结束后，这个来访者惊讶地说：“我去拜访的那个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我的专业方面我还可以向他学习。” 一些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也有这种感受。在所有比较重大的知识领域，恩格斯力求经常了解情况。但是，他总是在有特别紧迫的原因时，才决定用书面形式去表述某个研究课题。他同他的伟大朋友马克思一样，经常了解情况主要是为了扩大眼界。他这样做是为了学习，只有当他要发表新的重要意见，同错误的倾向作斗争时，他才是一名导师。在通常的情况下，他的著述放在他的写字台，要进行不断的修改和补充。他的著作放在那里比贺雷西所说的九年还长！[10]就这一点而论，恩格斯尽管有很大的政论才能，可惜他作为政论家，他写得太少了。 ※※※ 恩格斯创作上认真负责，他还乐于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这都妨碍他发表科学研究的成果。他兴致勃勃地注视着主要国家的斗争，当这个斗争在某个地方变成重要的行动时，当出现特别重要的问题时，这个“老头”就满怀青年人火一样的热情积极参与，把其他工作放在一边，一有机会就亲自握管战斗。他写的小册子或登在报刊上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写成的。然而，在这方面所出版的也只是他写的东西中的很小一部分。更大的部分倒是他给战友们的没有发表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给他们以“火药和铅弹”、宝贵的启发、事实材料和理论或历史的论述，在纠正他们错误的同时也给以鼓励，在鼓舞他们的同时也进行诱导。因此，他的书信，即收信人的真正的财宝，应当公之于世。这些书信大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有些是完整的论文。没有这些书信，这个非凡的人的形象始终是不完全的，对他的很大一部分功绩，就不能作出全面的估计。有了这些书信才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人。当然，他也有弱点，因为他也是人。难道我们能要求一个人没有任何过失吗？有光就有影。像恩格斯那样热情奔放的人，就难免有过失。他自己也常说，他一生中常常因心情急躁而感到遗憾。我听他亲口说过，在国际[11]总委员会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想有争吵，就选恩格斯先生当主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年轻的老人虽然有所克制，但还是经常突然发火，暴跳如雷。在人事问题上，他仍然难以克服最初的偏见。但是，一旦发现自己错误，他承认和纠正得比谁都快。在讨论实际问题时，情况也是如此。在同恩格斯交谈时不论是口头交谈还是书面交谈，人们总是根据他讲话的内容，而不是讲话的方式，察觉到他知识确实渊博。他时刻准备接受教训，但要别人接受教训时，却从不强加于人，完全没有教训人的口气。请允许我举几个亲身经历的事例。我那时还年轻，阅历较浅，担任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12]的编辑不久，就暴露出自己的缺点，但恩格斯尽量不让我感到这一点，总是竭力鼓励我，爱护我，同时纠正我的缺点。他给我的信中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是应当让大家知道的。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脱离了国内的条件，处于流亡的气氛中，坦率地说，由于受到同莫斯特的《自由》[13]周报竞争的影响，编辑部逐渐越来越多地采用谩骂的字句。有一天恩格斯在给我的信中“附带”说：德国……政府、警察和法官对我们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越来越卑鄙无耻，就是用最厉害的字眼来评论它们还显得太软弱无力。但是，既然单是一些厉害的字眼不一定使语言具有足够的力量，并且经常重复……其效力就逐渐减弱，因而只得使用越来越“厉害”的字眼，而这样就有陷入莫斯特-施奈特文风的危险，那末，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好是像最近几号所做的那样，在一切可行的地方采用早已行之有效的讽刺笔调。偶尔给以打击将更为有效。还有一次，那是在克里沃什起义期间，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种与恩格斯相当不一致的观点，并且在信中试图向他论证这种观点。他的整个答复内容很丰富，而且基本上已被事件所证实，但考虑到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部发表，因此，只摘录几段来说明他的书信的风格。既然您已经同情“被压迫的”南方的斯拉夫人，所以我的信并没有说服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原先——因为我们大家起初都是从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走过来的——我们从那里学会了这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我还记得，我花了多少时间和作了多少研究之后，才摆脱了这一套，——不过，已经彻底摆脱了…… 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亚尔萨斯人也受压迫……如果在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夜，他们想要挑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再次煽动这两国人民去互相残杀，从而把革命推迟下去的话，那我就要说：“且慢！欧洲无产阶级可以忍耐多久，你们也可以忍耐多久。当他们得到解放的时候，你们自然也会得到自由，而到那个时候以前，我们不许你们阻挡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去路。”对斯拉夫人来说也是这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解放，而不是像沙皇能够给他们的那种虚假的和暂时的解放。因此，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为欧洲和它的发展作出任何事情、反而是这种发展的障碍的斯拉夫人，应该具有哪怕是同我们的无产者同样的耐性…… 话又说回来，您要同情这些落后的小民族，尽可听您的便；何况他们本来就够有诗意的了，并且正在创作着完全是古塞尔维亚风韵的民歌（古塞尔维亚的诗歌是很优美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甚至可以把《旗帜报》上的一篇文章寄给你。但是，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沙皇制度的工具，而在政治中是不容许有诗意般的同情的。假使这些好汉们的起义会引起世界大战，从而破坏我们的整个革命形势，那末，为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利益，应当毫不惋惜地牺牲他们以及他们盗窃牲口的权利。[14] 这封信就引到这里。即使消息最灵通的人，有时也会被这类起义即将产生的影响所迷惑，因为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无法控制的因素。不过，问题在于总的指导性观点、观察和判断事物用的坚实基础。拒绝这种暧昧的同情可能使有些人最初感到不对头，但是，他们只要冷静地想一想就一定会说，对于认真对待工作的人，这是惟一正确的。在政策上也是“沉湎于空想比实际行动要容易”。恩格斯在上述那封信中还写道：为了几个黑塞哥维那人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夺去比黑塞哥维那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千倍的生命，依我看，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应当是这样的政策。如果有人认为这种观点“太冷酷”，就请他来读读恩格斯1881年11月30日给我的信，那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5]下经受住了第一次竞选的考验，因而实际上已经有效地战胜了非常法。如果说有某种外来的事件使马克思的健康又有所恢复的话，那末这就是选举了。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现得如此出色。在英国，1848年大失败以后，工人消极起来，最终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剥削，仅仅保持了工联为提高工资的斗争。在法国，无产阶级在12月2日以后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而在德国，三年当中迫害闻所未闻，压迫有加无已，根本不可能有公开的组织，甚至根本不可能自由交换意见，但是在这以后，我们的小伙子们不仅保存了自己原先的全部力量，而且还更加壮大起来了。并且恰恰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壮大起来了，即运动的重心由半乡村的萨克森地区转到了大工业城市。在萨克森，我们的基本群众是手工纺织工人，他们注定要被蒸汽纺织机所淘汰，他们仅仅靠一点点微薄的工资和副业（种菜、雕刻木头玩具等等）来勉强维持生计。这些人的地位在经济上是反动的，他们代表着衰亡的生产阶段。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像大工业工人那样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天然代表。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是反动的（例如这里手工纺织工人的残余“保守工人”的核心终于变成了的那样），不过，他们毕竟不太可靠，特别是由于他们处于极其贫困的状况，比城市工人的反抗能力小得多，同时由于他们的散漫性，比大城市居民更容易受政治上的奴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的那些事实以后，这些不幸的人们还能英勇地保持这么大的数量，这种英勇精神实在令人惊叹。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全国性的大运动的真正核心。贫困使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1865-1870年时期——比大城市居民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观点。但也正是这种贫困本身使他们较不可靠。溺水者抓稻草，他等不及打救他的船离岸。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稻草就是保护关税和国家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那里，在我们的一些老的区里，几乎只有保守派有过战胜我们的机会。如果说凯泽尔……能够在保护关税问题上这样胡说八道，而其他的人又不敢给以适当的反驳，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凯泽尔的那些选民！现在这一切都起了变化。柏林、汉堡、布雷斯劳、莱比锡、德累斯顿、美因兹、欧芬巴赫、巴门、爱北斐特、佐林根、纽伦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哈瑙加上开姆尼斯和厄尔士山地区——这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基地。按其经济地位来说是革命的阶级，成了运动的核心。并且运动已均衡地扩展到德国的一切工业区，正是现在它从局限于少数地方性中心的运动，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这里没有丝毫的“冷酷”，却燃烧着青春的火焰，高度的热情，而这种热情是以对斗争性质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 ※※※ 我们在这里所描绘的只是这个人的部分形象。他有非凡的成就，众多的特征，因此我们不得不有所限制。考茨基写了关于他的详细传记，大多数工人报刊上都登载了，现在又出了单行本[16]，因此已经没有必要再把同样的事实讲述一遍。所以，我只对这个形象作一点补充。当然，要使这个形象臻于完善，还必须作许多补充。只有在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全部挖掘出来的时候，他的全貌才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属于我们的这个人是当代最伟大的人之一，在这一点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只要无产者还在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只要人类还在追求完善，只要还有人在研究科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就将永放光辉，他的著作就将在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他嘱咐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入大海，同样，我们将把他留给我们的东西，即他的精神劳动的成果，越来越远地撒入那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人类的海洋，把光明、希望和胜利的喜悦带到遥远的被剥削者的茅舍。 [1]指弗·恩格斯1883年3月14日写给爱·伯恩施坦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455页。 [2]《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 [3]《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4]《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 [5]《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持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Weekly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Semi-WeeklyTribune）。 [6]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7]恩格斯在复合句中把属于前一句的主语动词放在插入句的前面，而大多数德国人今天仍常常把插入句放在动词的前面，这种情况与这里说的并不矛盾。这不是恩格斯的疏忽或对外语句子结构的生硬模仿，他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反对在德语中滥用拉丁语法，以免使德语的优美受到很大的损害。——作者注 [8]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6-353页）。 [9]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共有1000多页，写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10]贺雷西在《诗论》第388行中曾说，不要急于发表著作，先在写字台上放九年。 [11]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12]《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出版的一家周报，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斯坦；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批评并纠正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贯彻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13]《自由》（Freiheit）——德国无政府主义派的周报，1879-1882年在伦敦、1882年在瑞士、1882-1908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由约·莫斯特编辑出版；起初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不久便成为以莫斯特和威·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派的喉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批评报纸的无政府主义言论。 [14]指1882年2月22日恩格斯给爱·伯恩施坦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269-280页。 [15]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16]见本书第178-214页。
悼念恩格斯〔卡·考茨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悼念恩格斯卡·考茨基从1883年3月14日以来，战斗的无产阶级还没有遭到像8月5日这一天如此重大的损失。现在，我们又失去了另一位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失去了另一位向工人阶级指明争取胜利和全人类解放的可靠道路的思想巨人。但是，对于有幸能和恩格斯建立个人联系的人来说，与其说是我们的事业遭到了损失，倒不如说是我们个人遭到了损失，因为失去了恩格斯，不仅失去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一位深谋远虑的思想家，一位无比勇敢的战士，而且也失去了一个具有巨大魅力的人，一个情操高尚的人，一个性格豪放的人。他精力旺盛，性情温柔；他忠心耿耿，乐于牺牲而不多愁善感；他刚毅坚强而不夸夸其谈；他热情奔放而不慷慨激昂；他生性活泼而不嬉游无度。他笑起来是那样欢乐，谁也比不了他，他还喜欢听别人的笑声，特别是爽朗而天真的笑声。由于恩格斯的逝世，无产阶级的科学和国际运动遭受了不可补偿的损失，这一点，我们就不用向本刊读者详加解释了，因为本刊的任务就是为这个科学和运动服务的，恩格斯是这门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这个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当然，各人有各人的作用，恩格斯本人就这样教导过我们。我们的运动是靠客观形势，而不是靠个别人发展起来的。但有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旦逝世，就留下谁也填补不了的空隙，哪怕是稍微填补一下也不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取代恩格斯。的确，我们可以这么说，恩格斯的逝世使我们感到的悲痛，远远超过马克思的逝世，因为我们觉得，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才完全逝世了。恩格斯在世时，他的精神生活与马克思的精神生活是休戚相关的，马克思还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还身受着他俩的影响。而现在，他俩都离开我们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墓前只是为失去他而悲伤，而不想到我们由于他而获得的胜利，不想到他的丰功伟绩，从而不振奋有为，那么，我们就没有按他的精神行动。他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富的知识遗产，这是人类的永久财富。这种财富永远不会埋没，亟须人们加以补充和扩大。恩格斯与世长辞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哺育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长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生机勃勃。我们所能告慰于九泉之下的朋友和导师的永别辞，就是这样的口号：奋起战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维·阿德勒〕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维·阿德勒今天，他们在伦敦安葬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最优秀的人。现在，要向他告别了。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失去了他，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的指教，只好自己应付一切了。我们十分悲痛，他的逝世给我们带来的损失真是无法估量。我们回顾他丰富的一生，也就是回顾革命无产阶级50年来的历史。我们纵观他的一系列著作，也就看到本世纪思想的变革。然而，对我们来说，还不止如此。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太了解马克思，由于对导师的爱戴，对榜样的感激，我们同恩格斯更接近了。他功绩卓著，千古不朽；只有有幸接近他的人才知道他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人。恩格斯的渊博知识使他成为一位导师，这样渊博的知识在专业化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他有高深的哲学造诣，他不仅掌握了经济学的知识，而且掌握了广泛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比较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他还有现代商人和工厂主的全部实际本领。他经常自嘲说，他一生中从没有经过任何考试。然而这个人是多么善于学习啊！在摆脱了曼彻斯特营业所的枷锁以后，他首先关心的是“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彻底脱毛”。八年当中，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马克思曾把英国工业雇佣劳动作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基础，同样他还想用俄国的土地占有关系来写关于地租的那一章。恩格斯学习俄语并帮助他的朋友收集大量资料。去年，他钻研了早期基督教的历史[2]（《新时代》[3]上的那篇文章就是证明），并研究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最新文献。在临终前几个月，他发现自己只是从第二手材料了解迈内尔特这位天才对生命和大脑皮层功能的研究，于是，他把迈内尔特的主要著作全翻遍了。而这时，他正在紧张地准备《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只有能够这样学习的人，才会成为像恩格斯那样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不是经济学教条，而是一种世界观。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只是头脑变革的一部分，这种变革把本世纪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时代。但是，处于复杂的日常斗争中的人很难理解这一点。恩格斯教会我们总结，把握发展的全貌，整理并利用一切知识领域的每项成就。恩格斯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社会民主党能够称为科学的政党，我们党和我们个人都应该把这一点归功于他。另一方面，恩格斯的渊博学识对我们也是有益的。我们的运动是国际性的，但这并不是说各国运动的形式和发展速度是相同的。一个像旧“国际”[4]那样的同盟已经不能够领导它今后的发展了。然而，自从无产阶级革命从个别人头脑中的观念和希望变成事实和群众运动以后，各国兄弟党之间的谅解比任何时候都更必要，自然也更困难了。因为要做到谅解必须了解并认识各国运动的特殊条件。我们的历次国际会议都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只邀请了有关同志。难能可贵的是，恩格斯对各国的人和事都了如指掌。然而，这并不是说他独断独行，非要别人唯命是听，也不是说他有这种要求。他总是循循善诱，即使在他不能说服我们的时候，他也是耐心诱导。他教育我们相互了解，从而携手并进，同心同德。除了科学知识，他还有一套极不寻常的本领。他能把一团混乱的东西解释得清清楚楚。他的谈话，他的关于政治问题的书信，都使人豁然开朗。他渴望看到无产阶级解放这一目标的实现，有时对几十年以后的事做出乐观的预言，因而遭致敌人的讥讽。但是，这样一个像年轻人一样乐观热忱的人，在关键时刻，总是清醒而冷静。他收集大量事实，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20年后，德国政治经济学教授们才发现应知人们之所想，才发明出“历史方法”。但是，他们没有学到也不可能学到他的关于政治权力关系本身渊源于经济关系这一根本观点。他们虽有大量材料，仍然一筹莫展。但是，在恩格斯看来，任何事实都有生命，事实不仅是结果，也是原因。世界上从未出现过这样实际而客观的思想家。正因为如此，他对夸夸其谈深恶痛绝，那些盲目乐观地解释一切事件的人，他不仅认为是粉饰太平，而且干脆称他们为“骗子”。他不断地迫使我们正视现实，现实越是严酷，他越是坚定。他常常热心地告诫人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他要是发现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就会爽快而诚恳地给以批评。想以此博得他的信任恰恰是很困难的；一旦获得他的信任，定能得到他的帮助。他慷慨地提供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而且不惜花费时间。他写过不少书信；这些信大都散失了，后辈们十分珍惜这份遗产，发表时都舍不得删掉一个字。恩格斯有广泛的通信联系；他不仅流畅地用德文、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写信，而且必要时也用瑞典文和俄文写信。他一个人竟掌握了这么多的文种！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一旦发表，对这两个人就会有一个新的了解了。恩格斯的书信写得那样优美、秀丽、仔细，就像要送去排印一样，他从不马虎从事，不像别人那样装腔作势，但是，他在任何时候办任何事情总是一丝不苟。当然，恩格斯热情地关心各国的运动。他每天都要阅读党报，而且还不是匆匆浏览。邮差每天都要在他桌子上送上一大堆报纸，这就可想而知了。他对奥地利的运动尤感兴趣，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他非常重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并对它寄以厚望。他经常阅读我们的报纸，不仅看德文的，也看捷克文的，他对情况的了解之深真令人吃惊。当然，有些情况也是通过路易莎·考茨基-弗赖贝格尔同志了解的；五年来，她为恩格斯料理家务，当恩格斯重病缠身的时候，她又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护理员。恩格斯身受疾病的折磨却仍然十分冷静，甚至还非常幽默。直到他临终前，大家还瞒着他患的是不治之症，但是他早就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并泰然自若地安排了一切。他如此镇静，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生平的一件大事：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现在，我们就要触及这个特殊人物的特殊方面了。除了他和卡尔·马克思的无私的、亲密的友谊，还有更重要的因素使他们两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马克思充分发挥他的非凡的创造力。他只把自己看作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助手，他富有谦让精神，一心想的是他们的共同事业，尽量贬低自己，甚至言过其实。当然，要想把这两位朋友的成就截然分开，即使他们自己也是办不到的。但是恩格斯做得更多，马克思逝世后，他发扬无私精神，放下自己的工作，全力以赴地出版马克思的遗著。他做了多么巨大的工作啊！凡是能读到他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人，都会感到他对亡友的热爱、钦佩和尊敬。负责这项工作的人不仅是科学巨人，而且还是亡友的好助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集学者、战士、普通人于一身。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既有威力又有魅力的人。高深的造诣和坚毅的意志在他身上融为一体。然而，他为人朴实，也可以说，他不狂热，却满腔热忱。他的指示、他的音容笑貌，我们再也见不到了。我们将会长期感到失去庇荫。但是，剧痛的伤痕一旦愈合，革命的无产阶级每前进一步，我们都要传颂他的英名。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最伟大的理论家，同样，恩格斯可以说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伟大的策略家。感激这两位伟人，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跟他们前进。各国无产阶级是懂得如何感激他们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将是他们的纪念碑。 [1]维·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889-1895年与恩格斯有书信往来，并多次看望过恩格斯。这是阿德勒在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时，发表在维也纳《工人报》上的悼念文章。 [2]指弗·恩格斯的《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457-483页）。 [3]《新《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span>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是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我把恩格斯和我的谈话详细地告诉格·瓦·普列汉诺夫，他向我说明了我所不理解的恩格斯不好意思的原因。普列汉诺夫说，恩格斯大概以为我指的是他的那些诗篇，因为某个德国人曾扬言一定要找出那些诗篇。——作者注 [4]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令人伤心的消息〔赛·穆尔〕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令人伤心的消息[1] 赛·穆尔 1895年7月21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林肯法学协会斯通大厦2号亲爱的杜西：因为我很想知道将军的健康状况，所以我今晚曾去维多利亚车站等候晚7点15分从伊斯特本到达的火车，弗赖贝格尔大夫通常乘此次火车回来。我接着他了，很遗憾，应该说他带来的消息没有一点令人鼓舞的东西。他说，考虑到将军的年龄，他的病情已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地步。除了颈腺疾患以外，危险可能或者来自衰弱的心脏，或者来自肺炎——这两者都能突然造成死亡。如果不并发肺炎，他也许还能拖几个星期，如果并发肺炎，几小时内就会全部完结。虽然如此，可是将军充满了希望和恢复健康的信心。他打算（而且已同两位医生谈妥）于星期三晚回伦敦。因此，如果你想见他，最好在星期四到瑞琴特公园路41号他家里来。这是令人伤心的消息，我希望，也许是医生们弄错了。要知道，还有那么多只有将军一人才能做的工作。因此，他的逝世从社会角度来看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而对他的朋友们来说也是巨大的不幸。时间不多，匆此结束。忠实于你的赛·穆尔 [1]赛·穆尔是英国法学家，曾与爱·艾威林一起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这是他写给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一封信。
最后一个除夕〔维·伊·查苏利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最后一个除夕[1] 维·伊·查苏利奇祝您新年快乐！真糟糕，我刚刚才醒过来。昨天，那些和弗里德里希·卡尔洛维奇[2]在一起的人都不得不徒步走了两个小时，因为冰鞋无法再用了。天气这样寒冷，又刮这么大的风，这在日内瓦只有在可怕的暴风雪的日子才会遇到。今天我浑身有病，牙痛，头痛，腰痛，再加上咳嗽，我的脑袋和胸膛几乎都快要炸开了。是啊，这样也好，也不用过什么节了，整整两个星期我哪儿也不用去了。昨天，德国人尽量开心，闲聊趣闻轶事。特别是有一个德国人，就是上次在社会党人午餐会上坐在您身旁的那个德国人，他说他有点害羞，又说了一些其他的话。他们说的我全听懂了，他们还是要给我翻译；但我还是不能领会引人发笑的奥秘。大概就像犹太人说笑话一样，只有他们自己听了才笑得起来。我来晚了，弗里德里希·卡尔洛维奇身边的座位坐满了，因此我坐得很远。刚吃完饭他就以平常那种亲切的感情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旁边。我决定谈谈公猫[3]的事，为了引起话题，就从这里的社会主义没有指望和毫不适用谈起。他就这个题目发挥起来：就是普选权在这里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工人不会去利用这项权利；为了独立参加选举，就要像德国那样花费金钱和精力，而英国工人既然不能指望从中得到直接的金钱利益，他们就不会出一点力，出一文钱。在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来得如此之晚，以致落到了觉醒的工人阶级的份上，这是德国的幸运。这使德国工人阶级不像英国工人阶级那样埋头于纯职业的斗争，而是使他们保持着对社会政治的关心。俄国也面临这种幸运：用我们的话说，在俄国，工人阶级在读书，在觉醒，因而将自觉参加政治解放运动。这恰好把我引到我想对他谈的话题上。他说，而没有我们，德国会怎么样呢？他本人的，即恩格斯的注释和补充是否提出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正在减少，从1867年起危机就没有了而且再不会是老样子了呢？——Schwindel［生产和商业投机，欺诈］是资本家对他们为之进行生产的那个世界市场无知的结果。现在，电讯、交通的速度等等使他们了解市场，并且不再幻想：不管生产多少总有地方有人会购买。马克思说，生产集中到很大的资本家手里以后，就该打盹（einschlummern），不再追逐Extraprofit［超额利润］，因而不再加强劳动生产率，“扩充”生产等等。这也就是卡特尔所做（而且是有意识做）的。卡特尔把整个生产部门集中到自己手里并划分了市场以后，没有任何理由陷入Schwindel，也很少理由加强劳动生产率。当然，卡特尔只是使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便于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可是英国的无产阶级却没有这种取得政权和进行组织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英国生活本身也完全不是趋向发展这种心理上的可能性的。但这是我对你们的叙述，而当我鼓足勇气刚刚要对他讲的时候，就宣布还有五分钟就到新年，应该准备祝酒了。所以我也就没有承认阅读公猫的事。没有香槟酒，只有一种酸涩的葡萄酒。今天清晨我收到一张39先令的汇款单，不知是谁寄来的。我想巴维尔是不会寄来的，如果是您寄来的，那又太多了，您连买“五斗柜”还没有钱呢。（哎哟，我又头疼了；我刚才写公猫的时候，忘了头痛。您知道，他的那些思想感动了我。我向来不喜欢那种所谓的“自行瓦解”的资本主义，但是，他的这番话使我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所认识。）请来信告诉我，这笔钱是不是您寄来的，否则我还是搞不清楚——而且我也不敢去取钱。汇款单上已经注明，必须有人签名才能支付。昨天爱琳娜向我要您的地址，想给您寄去15先令，她说，您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文已经发表在《泰晤士周报》，本星期内就可以拿到钱。——我对她说，这笔钱是您为我准备的；她也就没说什么了。这样，我就阔起来了。我就可以还给您部分借款；如果您不急用，我想去买一床鸭绒被，夜里太冷了，全部衣服都已经压在我身上，甚至星期天穿的衣裳也不例外。请您把《星期周报》立刻寄来。这对一个切齿痛恨敌人的人是很有用处的。我一定完整无损地还给您，连公猫一起给您，到时候您会发现，公猫身上一根戗毛也没有。我只要一发现，就会把它捋平。您的维拉1895年1月1日于伦敦 [1]维·伊·查苏利奇是俄国民粹运动的活动家，和恩格斯有书信往来，曾在伦敦拜访过恩格斯。这是她写给当时住在日内瓦的普列哈诺夫的一封信。 [2]指恩格斯，这是作者按照俄国习俗给恩格斯加了一个父名。 [3]指《资本论》第三卷。
回忆录片断〔彼·德·博博雷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回忆录片断[1] 彼·德·博博雷金［……］命运竟让这位使社会主义具有科学的哲学根据并对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当代社会主义的领导人的思想和观点予以极大影响的德国籍犹太人注定在伦敦而不是在巴黎生活、工作和辞世。 1868年我还没有机会与马克思认识。当时就是在伦敦、甚至在激进派的圈子里也不是时常提起他。关于他个人的情况，他的家庭、家庭环境，他的习惯、兴趣爱好、辩证法和性情举止，我从我们的一位70-80年代在英国待了很长时间的社会学者[2]那里听说了许多。早在马克思逝世前我就从他那里得知，他成功地学会了俄语，还听说我的那位熟人有一次凑巧碰上马克思手里拿着一本俄文小说。我从俄国朋友那里还拿到了写给恩格斯老人的信，恩格斯可比他的朋友和领导马克思活得长得多。恩格斯通常被认为是这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的第二个“我”、中尉和旗手。我是在伦敦一个偏远而安静的街区的一幢占地不大、三层高的楼房里找到了恩格斯。他生活得像一个收入不错的人，好像从来不知道一个移居国外的人的烦恼和无助的境况。这是1895年7月的事。[3]老人身材很好，腰板笔直，头发有些花白，头颇大，脸上的线条不是很匀称但很可爱，浅色的眼睛里流露出善良而愉快的微笑。您在德国经常可以遇见这样的退休教授。虽然我是用德语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但不知怎么却用法语交谈起来了。恩格斯的法语讲得很流利，语调也很好听。我们坐在他的宽敞明亮的做藏书室用的书房里，这里摆放着千余册书〔……〕起初我们谈我们的朋友，后来谈整个俄罗斯。恩格斯很了解俄国的事情，还知道不少俄语词汇，比如“地方自治机关”和“村社”，他说得挺吃力但发音清楚。老人渐渐谈得兴致勃发，并吩咐端来一杯红酒。当然，谈到了马克思的学说［……］谈到这个话题时，恩格斯马上流露出对他的导师确立的决定命运的世界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绝对真理的坚定信念。一切取决于经济准则。世界上没有什么现象不是物质经济原因的直接产物，包括创作和优美的艺术在内。我不愿进行原则性争论，因为我表示怀疑，仅仅是一些日常的经济条件（工资和一片面包）就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例如德国人创造出一流的音乐民族。而其他民族，如法国人和英国人，在类似的经济条件下却并没有这样的能力。恩格斯激动起来。 “这样的问题半小时是解决不了的！”他大声说。我想了想，“当然，但马克思主义者作这样的反驳常常是要作好准备的。” 临别时恩格斯送给我他的一本德语小册子。我与他告别时，还仔细看了看这位仍然精神矍铄、行动利落的老人。然而怎么也没有想到，同年初秋他却去世了。现在，好像在活着的人中再也没有一位像恩格斯那样的马克思的第二个“我”了。 [1]这篇文章是俄国作家彼·德·博博雷金撰写于191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世界之都<30年的回忆>》一书中的片断。 [2]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者注 [3]1895年7月恩格斯不在伦敦。他在伊斯特本休养。7月24日从那里返回已患重病。恩格斯同彼·博博雷金的会面看来是在恩格斯出行之前，因为他很快就收到了博博雷金1895年6月3日的信，信中请求恩格斯约定见面的日期和时间。
“请您告诉比利时同志们……”〔艾·王德威尔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 “请您告诉比利时同志们……”[1] 艾·王德威尔德没有人［比恩格斯］更了解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了。他能轻松自如地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语言讲话，他满怀激情地注视着他的学说在两个世界工人中间的发展；他对所有细节都了如指掌，在伦敦拜访他的各国战士们对此都惊讶不已。往事历历在目：在我们十月大选[2]后，有一天，恩格斯在他的工作室里，从身旁的报纸堆中站起来，快步迎面走来，兴高采烈地握住我的手，他兴奋得声音有些颤抖，满怀信心地对我说，我们获胜的消息使他感到莫大欣慰。他说：“请您告诉比利时同志们，他们和德国人都是国际社会主义的优秀人物；在下次伦敦代表大会上见到比利时工人党的代表，我将非常高兴。” [1]这篇短文是比利时工人党领导人艾·王德威尔德，他曾与恩格斯有过接触。这是他1895年发表在《前进。柏林人民报》上的一段回忆。 [2]指1894年10月14-21日比利时众议院选举。
社会民主党的伟人〔赫·冯·格尔拉赫〕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社会民主党的伟人[1] 赫·冯·格尔拉赫我所接触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正好也是最著名的人物。那是1894年，我想到英国去进行我的首次考察旅行。我在我们社会保守党俱乐部里，正在把我的计划告诉《十字报》的翁格恩-施特恩堡男爵、《德意志贵族报》的鲁道夫·冯·莫施、鲁道夫·施特拉茨、让·埃·格罗特胡斯男爵以及和我们共进晚餐的另外几位先生。这时，总参谋部的瓦克斯少校——当时整个法律新闻界的军事著作的权威——说道：“您要去伦敦，务必去看看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听了很吃惊，他——一个保守党人，总参谋部的一名少校——竟然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惟一健在的英雄为自己的朋友！而瓦克斯越发兴奋地解释说，他对恩格斯的党派政治观点丝毫不感兴趣，但作为军事著作家，他不得不说，恩格斯知识渊博、公正客观、判断精辟，他说他还没有给一个同行以这么高的评价。他和他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关系。还说我带着他的介绍信去，一定会受到恩格斯的盛情接待。事实果然如此。恩格斯说到瓦克斯的时候，没有像瓦克斯评价他时那样兴致勃勃。尽管我一开始就向他解释，我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基督教社会党人，但他还是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这个年轻人，并一再邀请我到他家里去。我原来想象，他或许是个心胸狭窄的狂热党徒，但是，他能如此精辟地、实事求是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是我想象不到的。他说： “生活在国外，也就不再迷信德国那种神圣的名望了。您看，英国的所谓社会民主党，只是一个小小的宗派，永远成不了大事。他们恨我，回避我，因为我相信英国的工人运动，而不相信所谓的社会民主联盟[2]有什么前途。英国虽然还没有社会民主党，却很可能是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这儿的人不讲究理论，只讲究实际。您看，比如，我们自由派财政大臣威廉·哈尔科特先生，昨天为一项激进派的遗产税提案辩护时刚刚说过，有产者可以为自己能给后代留下一点东西而高兴，但任何人都不是生来就有权利要求别人挣下的财产。您想，大陆上有哪个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敢于表达这种纯社会主义的见解呢？在许多事情上，英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恩格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确实具有国际性的人，满怀热情地谈论着德国，当然，他对普鲁士推行三级选举制[3]是极其反感的。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学者，喜欢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客人，在言谈中流露出地道莱茵省人的乐观情绪。这一点，在他请我参加的一个啤酒晚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晚会是为庆祝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次补选中获胜而举行的。每次举行这种晚会，恩格斯总要把他在伦敦的最亲密的各国的朋友请来开怀畅饮。当我走进他家的时候，他面带微笑地说：“我真有些招架不住了，社会民主党在补选中获胜的次数也太频繁了。”参加晚会的人陆续来到，有德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俄国人，总共十几个人。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会，我这个外来人，一个非社会民主党人，丝毫没有不自在的感觉。这位社会民主党人东道主是那么自然朴实，和蔼可亲，使人人都有宾至如归之感。 [1]赫·冯·格尔拉赫是德国保守党政治家。1894年6月，他去伦敦参加青年基督教联合会代表大会后拜访了恩格斯，受到恩格斯的热情接待。这是他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一个贵族的回忆》。 [2]社会民主联盟它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成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 [3]三级选举制这是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根据1849年5月30日颁布的选举法而在普鲁士实行的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了很高的财产资格和各阶层居民不平等的选派代表的权利。
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会见〔卡·施坦哈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会见[1] 卡·施坦哈德 1893年9月上半月，维也纳的无产阶级沉浸在欢乐的激情之中，因为他们有幸见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并且听了他的演讲！在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2]以后，恩格斯同奥古斯特·倍倍尔从苏黎世返回的时候，在维也纳逗留了几天。维也纳的工人们为自己的敬爱领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3]。1893年9月14日，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为了欢迎他，在佐菲茵大厅召集了一次会议。然而这个当时在维也纳最大的大厅也不能容纳所有的人前来欢迎恩格斯，欢迎在维也纳的无产阶级中也颇有声誉的倍倍尔。人群从维也纳的四面八方拥向这座建筑。整个大厅、所有的甬道和邻近的房屋都挤满了人，还有几千人站在街上，凝神谛听从敞开的窗户传出的每一句话。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同恩格斯的难忘的会见。我从1891年就参加了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由于社会民主党不接纳青年和妇女作为党员，我们加入了维也纳各区的工人教育协会。在这些协会（其中也包括妇女会员）里，可以说也有党的生活和工会的活动。我加入了吉梅林（这是我居住的一个地区）的工人教育协会，并作为协会的副主席从事青年的组织工作。当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通知工人同恩格斯会见的时候，群众万分鼓舞。工人们都想参加这次会见。为了保证集会时有条不紊，在各区专门安排了一批人“维持秩序”。我负责我们区的秩序，自豪地戴上了红色的臂章。协会的同志们委托我代表吉梅林的青年亲自向恩格斯热烈致敬。我能有这份荣誉也是不容易的，因为眼馋的人很多，人人都在想我的这个位子！幸亏有红臂章，我才顺利地挤过水泄不通的大厅，几乎到了讲台前。会议在《劳动之歌》的歌声中开始。这时，台上走出三个人。其中一个个子不高，眼镜片后面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的浓密的黑胡子高高撅起，衣着不甚讲究，这就是维克多·阿德勒。另外一个长脸型的、留着尖胡须的人，是奥古斯特·倍倍尔。我先谈谈在党内生活的那几年我同阿德勒和倍倍尔多次亲密的接触。在维也纳，我住在阿德勒的选区，作为党的工作人员，我有机会在各种会议上同他相识。此外，当时我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的技术编辑，阿德勒是该报编辑之一，我有许多事需要同他经常联系，我同他争吵往往是因为他发稿太迟或字迹不清（当时在编辑部里还没有打字机）。我同倍倍尔相识是因为我在汉堡住在他的选区，我作为党的工作人员经常同他见面。我只是在报刊上看到过恩格斯的照片，现在第一次亲眼看到他了！她的仪表容貌，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的身材中等偏高，肩膀宽阔，身躯结实，头发很多，胡须几乎遮住了嘴。他的络腮胡子当时大家已经看惯了。他的眼神很和蔼，略带幽默；他像一个长年居住英国的人，衣着整洁但毫不讲究。这时人们向恩格斯热烈地欢呼，与会者也热情欢迎了倍倍尔和阿德勒。会议主席向大家介绍了他们三人。阿德勒最先讲话，随后是倍倍尔讲话。他们讲的不外是在这种场合下通常说的那些话，我也就记不清了。但是恩格斯的演说——他自己要求最后发表演说——完全不是这样！因此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恩格斯一下子就抓住了与会者的心。首先，他极其谦虚地衷心感谢大家对他的接待，他说他受之有愧；然后他说，现在只好由他来享受他的亡友马克思的荣誉了——正因为如此，他才接受大家对他的热烈欢迎。恩格斯豪迈地、满意地指出，现在，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大国，社会民主党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对他恩格斯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近50年所做的一切的最好褒奖。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同志遍天下，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在世界各地，包括在澳大利亚，都有我们的同志。我记得，恩格斯曾代表国际[4]向维也纳的无产阶级致敬。他说，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对维也纳工人的坚定性和战斗精神非常钦佩。恩格斯指出，普选权是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他高度评价维也纳无产阶级在1893年7月9日举行的要求普选权的示威游行。那次示威表明奥地利工人运动是有力量的，是有斗争准备的。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在那天占领了维也纳和富丽堂皇的市政厅大厦。恩格斯又说他参观了维也纳，走过各条街道，非常欣赏它的美妙的建筑物，他说这都是资产阶级殷勤地为无产阶级的未来建造的，这时，大家都笑了。如果我没记错，在恩格斯提到的维也纳的那些著名的建筑物中，除了市政厅，还提到了大学、议会、司法厅、博物馆和绘画陈列馆、歌剧院、城堡剧院、贝尔韦德宫、雪恩布龙宫。恩格斯的整篇演说表明他坚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坚信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5] 当恩格斯演说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震荡着大厅。会议闭幕时，人们热烈欢呼和祝贺，高喊“恩格斯，乌拉！”再一次唱起了《劳动之歌》。当时，恩格斯、倍倍尔和阿德勒已经同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主席路德维希·布列特施奈德尔一起站在讲台的侧幕后面。我很久下不了决心是否走到恩格斯的身边去完成同志们对我的委托。那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兴奋，甚至动了感情。但是我还是决定快步登上讲台向他们走去。我激动得有点颤抖，我握住恩格斯的手说，我代表吉梅林区青年工人向他致敬，我还说他们保证为达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的而不惜牺牲一切。恩格斯的眼睛露出了喜悦的光芒。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请转告吉梅林的青年工人，我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祝愿，感谢他们所做的保证，这使我非常高兴。我不仅向吉梅林人和维也纳的青年工人表示问候和谢意，而且也向奥地利的全体无产阶级青年表示问候和谢意。” 从那个值得记忆的日子到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快70年了，然而，恩格斯生动的形象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手仿佛还感到他紧握时的温暖。还有一次握手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这就是1921年同列宁的最后一次握手。同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领袖的会见，决定了我的政治活动的方向和内容，使我在为工人阶级事业的斗争中增添了力量。 [1]指恩格斯，这是作者按照俄国习俗给恩格斯加了一个父名。 [2]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日-12日在苏黎世举行。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代表大会在8月12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为恩格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会上恩格斯发表了演说。 [3]恩格斯同倍倍尔一起（在苏黎世代表大会后）从瑞士回去的时候，在维也纳逗留了几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此于1893年9月11日组织了欢迎恩格斯和倍倍尔的晚会，据1893年9月15日《工人报》的报道，大约有600人出席了晚会。但是想向恩格斯致敬的人比这多得多，因此又在1893年9月14日举行了庆祝苏黎世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大会，大约有2000人出席。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维·阿德勒、奥·倍倍尔等人）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话，最后恩格斯作了演说。 [4]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5]指弗·恩格斯《1893年9月14日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81-482页）。
回忆录片断〔巴·波·阿克雪里罗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回忆录片断巴·波·阿克雪里罗德我和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1]期间收到斯捷普尼亚克从伦敦寄来的信，他以和恩格斯见面的名义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我们决定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去他家。我们来到伦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斯捷普尼亚克对我们说：“我得带你们去见恩格斯。我这里他平白无故是不会来的。” 不用说，我们是怀着无比景仰的心情去恩格斯家的，在这一点上，我和普列汉诺夫丝毫不比对方差。恩格斯家每逢星期天都会聚满朋友和党内同志。我们在这里正好碰上在巴黎代表大会后已回到其老住处伦敦的爱德华·伯恩施坦、艾威林及其妻子（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和英国一所大学的化学教授、1848年革命的参与者并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从德国移居海外的肖莱马。肖莱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他经常与他们一起度假，与他们倾心交谈。夏天他通常与恩格斯一起去怀特岛。顺便说一句，恩格斯是准备批判杜林体系开始学化学的，肖莱马给了不少帮助。恩格斯从考茨基、伯恩施坦和斯捷普尼亚克的谈话里知道了“劳动解放社”[2]和我与普列汉诺夫。他能用俄语阅读，读过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他十分热情、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已经70多岁了。他名满天下，却仍然保持他常有的真诚、平易近人。第一次与恩格斯见面我们很少与他谈政治问题。大家讲的多半是开玩笑的话。像过去在马克思家里一样而今又在恩格斯家里操持家务的琳蘅·德穆特热情地款待了我们，我已记不得拿什么款待的，但好像有大饼、甜酒和啤酒。德穆特过去有一段时间在马克思妻子的父母家里当仆人，从那时起再也没有与马克思一家分离，与他们同甘共苦。李卜克内西说，当马克思迷上象棋，与同志们玩到很晚时，琳蘅·德穆特不容分辩地说： “嗨，玩得够晚的了，该睡觉了。” 马克思也就听从了，并不表示抗议。我们离开恩格斯家时已经很晚了。下着大雨。恩格斯来到前厅送我们。 “嗨，戴高筒帽，不带伞”，他看着我说。于是普列汉诺夫就在这前厅里向他讲起了有关我的高筒帽的所有故事［……］恩格斯请我们常来他家，就从那天起，一直到我们离开伦敦以前，我们几乎每天都到他家。我们的交谈围绕理论和政治问题并涉及一些大事和革命活动家，包括巴枯宁和拉萨尔。恩格斯从我们这里听到沙皇政府采取反对向人民普及教育的措施后大声说道： “战争就要来啦，到时候他们就没地方去找训练有素的军官啦！” 我还记得，恩格斯十分关注法国发生的布朗热事件。[3]他认为这位精明强干的将军打算在法国进行类似于波拿巴主义改革的冒险行为对民主国家很危险，他很高兴这一打算落空了［……］ [1]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于1889年7月14日，即攻占巴士底狱100周年纪念日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欧洲和美洲20个国家的393为代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关于他们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劳工保护法的原则，通过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要求的方法。代表大会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必要性和争取实现工人的政治要求的必要性；主张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是规定五月一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代表大会就所讨论的一切问题，通过了基本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打击了试图把自己观点强加于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 [2]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 [3]指1886-1889年法国的沙文主义运动，因其领导人布朗热将军而得名。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政策的不满，开展沙文主义的、复仇主义的宣传鼓动，其目的是准备政变和在法国恢复君主制。恩格斯评述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并指出它的危险性，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穿布朗热及其追随者蛊惑性的沙文主义口号。
回忆录片断〔范·马·克拉夫钦斯卡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回忆录片断范·马·克拉夫钦斯卡娅普列汉诺夫认识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并且有通信联系。有一次，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收到了普列汉诺夫的信，信中附了一笔说：“你住在伦敦。你在那里干些什么？你知道不知道恩格斯也住在那里？这样的人是世上少有的，我要你务必和他认识，并把经过情况告诉我。你直到今天还没有去看他，简直令人气愤，你非去看他不可。” 恩格斯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每逢星期日这里总要接待那些希望见他的人。在星期日往往可以看到他在大厅里被一些社会主义者、批评家和作家团团围住。凡是想见恩格斯的人，随时都可以去。有一个星期日，我和我的丈夫、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一同拜访了恩格斯。和蔼可亲的老人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印象。我是非常腼腆的，他偏偏又让我坐在他旁边。我尽量靠近马克思的女儿，竭力避免和恩格斯谈话，他当然像一位殷勤的主人那样开始招待我了。我不会说外国话，因此只希望能让我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恩格斯又说法语、又说德语、又说英语。他们什么都谈，主要是谈政治问题，并且也有争论。他的女管家照例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她总是给每一个刚来的客人面前放下一份相当“丰盛的”肉块，一份沙拉，并且斟满酒杯。客人中时常发生热烈的争论，他们非常激昂、大声吵闹，并请恩格斯解决问题。突然恩格斯转过来同我攀谈，他知道我不懂外国语，所以讲了俄语。他引了一段普希金的诗：五我们求学的途径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不是不学无术的人，谢谢上帝的恩典，使我们都能炫耀一下才能。按照许多人的意见（这些评论者都是举足轻重而又苛刻的人），都说奥涅金少年博学，但是过于矜持不逊。他的才华得天独厚，真可以说应答如流谈笑风生。重大的争辩他不发一言，以保持学者应有的身份。但为了博取夫人小姐的一笑，突然说句俏皮话像火星那样射出光明。六现在，懂拉丁文已经不算时髦，不过有个事实要让你们知道，他拉丁文虽然懂得不多，不过要讲解铭言箴语却不嫌少。谈起尤维纳利斯他不会无言以对，在信尾也会顺手加上一个vale〔安好〕。《亚尼雅士之歌》他虽然没有熟读，但其中有两首大体还能记牢。对于地球上逝去的史实和编年史中以往的陈迹，要耐心的加以发掘，他却没有这种嗜好。然而从罗穆洛直到如今，一切朝野小史他却件件知道。七他没有忘我的激情，为诗文献出自己的生命。虽然我们为他绞尽脑汁，他却连音韵格律也分不清。荷马、忒俄克里托斯他都曾咒骂，但是读过亚当·斯密的作品，他成了博学多才的经济学家，也会有条有理地向你说明：国家怎样才能繁荣昌盛，它靠什么才能继续生存，为什么当它拥有普通的产品，竟会不需要珍贵的黄金。父亲对他怎么也想不清，还依然以抵押田地为生。这是他用流利的俄语背出来的。我鼓掌叫好，但是恩格斯说：“唉，我对俄语的了解也不过如此而已。” 他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他非常好客，非常爽朗。过了几天，恩格斯回访我们。他只坐了一会儿，看来是为了应酬。以后我再也没有在大的社交场合遇到过他。他和我的丈夫时常见面聚会，谈论各种政治问题；他们有时也有争论和误会。我对恩格斯也许有一种伤感的情绪，我的朋友维拉·查苏利奇也是这样。她和我时常见面，一谈起恩格斯，我们甚至会掉下泪来，因为他已身患重病…… 有一次，考茨基夫人来找我，她说她有事情需要离开一下，希望我到恩格斯那里去几个小时。我在恩格斯那里度过了大约三个小时，看着他，心里真难过。他认出了我，就很高兴，他把马克思坐过的椅子都指给我看，他还给我看卡尔·马克思的信、照片，别人讽刺马克思的漫画。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在做这一切，而我则愈看愈伤心，我初次遇见他时，他精神饱满，现在他病容满面，精神萎顿。他害着一种危险的病——喉头癌。然而恩格斯直到最后几天仍然关心一切事件，并且写了许多东西。维拉·查苏利奇常去看他，常和我谈起对他的印象。凡是爱戴他的人都到他那里去，和他在一起共度几个小时，但是都知道他已经没希望了……
回忆与恩格斯的会面〔H.伊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回忆与恩格斯的会面[1] H.伊森 1888年11月我作为哥本哈根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出席英国工联召集的国际代表大会[2]。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有几个理由。我第一次来到世界大都市，与欧洲最老的工人组织代表会面，见到了许多世界知名人物。我只列举其中一小部分人：俄国公爵克鲁泡特金，英国人威廉·莫里斯、海德门、约翰·白恩士、汤姆曼、布罗德赫斯特、担任英国工联议会委员会书记和主席的希普顿，比利时人爱德华·安塞尔，德国人爱德华·伯恩施坦，以及英国女人、牧师的妻子安妮·贝赞特和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他们都是政治运动和工会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但在我应邀参加的会议和会面中，有一个名字却始终没有听到，他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老朋友和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向英国和德国同志打听他的情况。他们当然知道他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有几个人猜测他去了美国。有一次我听说恩格斯身体良好，住在伦敦北部的寓所里，并且很乐于接待国外社会民主党人。我们是傍晚来到他家的。我记得当时在座的有三个丹麦人和三个比利时人，安塞尔也在其中，此外还有当时侨居伦敦的爱德华伯恩施坦。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3]在伦敦编辑出版，秘密运往德国。伯恩施坦是该报主编，他迁往伦敦，是怕把他连同整个编辑部一起被逐出苏黎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在他那里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几个小时。他的住处像一个大图书馆。一排排书架从上到下遮住了整个墙面，桌子上和格子架上堆满了手稿和校样。房屋主人给我的印象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身材高大、消瘦，留着德国教授式大胡子，浓密的眉毛下目光炯炯，柔和生动，尽管有些矜持，却显得充满活力和对周围世界的浓厚兴趣。他对客人国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令人吃惊。我原以为会见到一位有趣的、埋头于书屋里的学者，无疑对社会生活规律及其现象本质会有非常透彻的了解，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绝世著作中得到证明。然而我见到的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学识很渊博，却只埋头书屋，而与外界隔绝的人，而是一个性格非常活跃和具有强烈的幽默感的人，这种幽默感很快感染了我们，我们立刻觉得好像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在恩格斯的书房里只有一小块墙面未被书架遮住，那里挂着一幅卡尔·马克思的大相片。我们都赞叹相片生动逼真，栩栩如生，恩格斯解释说，这是由马克思逝世前几年照的一幅小照片放大的相片。临别时他赠给我一幅现在用来装饰《社会民主党人报》头版版面的原版照片。我当时把照片放大挂在自己家中，而把恩格斯送给我的照片珍藏起来：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伦敦之行的最宝贵的回忆之一，也是我对一个已经成为一代宗师、但总是非常谦虚、强调自己的朋友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人的纪念。我还想举一个证明恩格斯非常谦虚的例子。 1893年在苏黎世召开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4]。代表大会结束后瑞士同志邀请我们乘船游览苏黎世湖。我们登上甲板时，出人意料地看见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几天前就来到这里，但未在代表大会上露面。不言而喻，他一旦露面，就会受到出席会议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们的热烈欢迎。他本想避开这个场面，却在欣赏湖光美景时陷入了一大群人的包围中。在湖畔散步时，我向他告别，他表示有可能到哥本哈根来。但这个愿望终究未能实现，两年后他去世了。愿这位忘我地捍卫卡尔·马克思、朋友和战友的人永垂不朽。 [1]这篇回忆文章是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工会活动家H.伊森撰写的。1918年发表在丹麦《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2]伦敦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于1888年11月6-10日举行，大会的发起者是英国工联。参加大会的有英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的工会代表以及归附于可能派的法国工会的代表。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者提出，参加大会的代表要由工会正式选举产生，从而剥夺德国和奥地利（那里的工会处于地下状态）的工人参加大会的机会。但是英国工联的改良主义首领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代表大会。不顾他们的反对，代表大会号召劳动者为通过劳动保护法和为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代表大会的最重要决议是关于在1889年召开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并委托可能派组织这个代表大会。关于伦敦代表大会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21卷第576-579页。 [3]《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出版的一家周报，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斯坦；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批评并纠正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贯彻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4]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日-12日在苏黎世举行。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代表大会在8月12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为恩格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会上恩格斯发表了演说。
和恩格斯的谈话〔阿·沃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和恩格斯的谈话[1] 阿·沃登 1 我早就想到伦敦去住一段时期，直到1893年3月中，由于在洛桑教数学赚到足够的钱，这个愿望才实现了。我曾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研究英国哲学史，而英国博物馆是最适合做这一工作的地方。我请求格·瓦·普列汉诺夫给我写几封介绍信（不仅是给伦敦的俄国人的），他答应为我写信给斯捷普尼亚克和伯恩施坦，而且还要写封信给恩格斯本人。我感谢他的这种盛情，并请他告诉我，同恩格斯谈话最好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但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立刻严格地考我，问我是否熟悉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要我完善扼要地说明主观主义者-民粹派，又考问我是否熟悉《资本论》第二卷（那时他的助考人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也大声说应该让我休息一会儿）和蒲鲁东（不能利用《哲学的贫困》），最后又问我是否知道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杜宾根学派、施特劳斯，最后还外加考问关于黑格尔的全部学说……维拉·伊万诺夫娜也加入了这场“彻夜祈祷式”……第二天，格·瓦·普列汉诺夫交给我一封给恩格斯的信[2]并祝我一路平安…… 格·瓦·普列汉诺夫要我在英国博物馆里替他尽量多做些《神圣家族》的摘要。至于我到伦敦后应去哪些地方，他也给了我许多非常宝贵的指示。我刚到伦敦就弄得身无分文；在我离开维多利亚车站到海德公园休息的时候，我的钱包被人偷了。我只好立刻去找《自由俄国》的办事处，我在那里遇到了瓦·切尔克佐夫，他热心地代我找到一个便宜的房间，甚至还替我借到一些钱。很快我就收到从巴黎，后来又从俄国汇来的借款。当天我就把格·瓦·普列汉诺夫托我转给恩格斯的那封封口的信寄出去了，我还请恩格斯告诉我，如果他认为可以的话，什么时候去看他才不会打扰他的工作。我是用英文写的。恩格斯的回信和此后给我的信也都是用英文写的[3]。我在等候恩格斯的回信期间，曾去看过斯捷普尼亚克；他给了我一封去英国博物馆的介绍信。后来，我所以能够在伦敦住了4年（1896年至1900年），也是由于得到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介绍…… 我在伦敦的三个月（从1893年4月到7月初）中，至少到恩格斯家里去过十次，他每次都要特意邀请，不是口头邀请就是写信邀请。 2 必须指出，我同恩格斯在一起从第一次拜访直到分别始终感到十分随便和自然，和别人在一起却很少这样。路上我把要说的话都想好，寻思最恰当的句法结构；但这都是多余的。恩格斯谈锋甚健，在他面前我感到毫无拘束…… 显然，我想最好还是听听恩格斯的讲话。但我有时也不得不说一些，不是说一两个词，而是一些完整的句子；我必须扼要地叙述马克思主义和民粹派对于理论纲领的许多观点，但是，恩格斯不是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对我“考试”，而是通过随便的说话，相信我对德国思想史的详情细节有兴趣，这才让我看马克思的手稿。此外，恩格斯关心俄国问题，不仅对它的经济问题，而且对各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很感兴趣，例如俄国人读马克思的哪些著作，《资本论》读者的一般修养如何，他们读哪些空想主义者的作品。恩格斯对俄国各地以及首都的自由主义流派，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具体形式，对民粹主义的美文学，对俄国的文艺批评（他很重视这方面的卓越的代表人物），都很感兴趣。恩格斯认为通过《资本论》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是并不合适的，因为马克思的这本书是写给有一定修养的读者看的。恩格斯批评了《资本论》的通俗本。恩格斯在给我的第一封非常亲切的信里说，他希望我最近随便哪天晚上到他那儿去。我第一次到他那儿去的时候，他先让我看看他的一只大雄猫，然后向我问起普列汉诺夫、维拉·伊万诺夫娜、拉甫罗夫。他善意地讽刺了拉甫罗夫。他很重视普列汉诺夫的天才（“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也不亚于拉萨尔”）并且询问他的著作计划，认为他的关于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著作和关于俄国民粹主义美文学的论文都写得很中肯。然后恩格斯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必要的工作就是认真研究俄国的土地问题；如果有大量的材料加以阐明，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取得崭新的成果，这些成果不论就土地占有形式和土地使用形式的历史来说，或者就运用和检验经济理论，特别是级差地租学说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他谈到每天都在期待他所尊敬的俄国记者丹尼尔逊的著作，但是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他的书不一定能彻底解决问题。恩格斯认为俄国的这个根本问题最好由普列汉诺夫自己来研究，并且认为他应该认真地研究，而不是写一些论战性的文章。当我正要转达普列汉诺夫的愿望时，伯恩施坦来了，他邀请我立刻到他那儿去。我准备告辞，但被留下吃晚饭，这时恩格斯讲了3月前的那段时期和1848年革命时期的几件事情。分别的时候，恩格斯建议我们在最近再谈一谈俄国的土地问题，他答应他完成了最紧急的任务——写完几封信，就请我到他家里去。我们谈话主要是用德语。恩格斯思考问题是非常认真的，以下这件事就是一个证明：每次谈话后他总要仔细核对他所引用的话，要是发现有不确切的地方，他常常很快就在给我的短信中加以更正。例如，恩格斯有一次说，特卡乔夫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巴枯宁派的思想，后来他急忙写信给我说，他在门德尔森那儿弄到了原著，相信他是把这个糊涂虫同那个糊涂虫搞混了；我记得他在用英文写的那封信里用了一个德文字Konfusionsrat［糊涂虫］…… 第二次谈话时恩格斯直接问我，普列汉诺夫有没有让我带口信给他。我转告了普列汉诺夫的愿望，我还说，普列汉诺夫不得不自卫，他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由这些原理所得出的实践结论不受民粹派的歪曲。对于普列汉诺夫的抱怨，恩格斯微笑着引用了一句拉丁谚语：“QuistuleritGracchosdeseditionquerentes?”［“谁会去听格拉古弟兄对叛乱的抱怨呢？”］甚至还用俄语说：“谁得罪普列汉诺夫，得罪别人的不正是普列汉诺夫自己吗？”…… 我急忙说，民意党人[4]实际上是仇视普列汉诺夫的，因为他在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5]，因为他看透了吉霍米罗夫。恩格斯说，他和许多同志都很喜欢巴黎代表大会上的这篇演说，但是他认为把吉霍米罗夫和民意党人，即使是和格·洛帕廷混为一谈，也是不应该的…… 然后恩格斯说，他在等待我“照例”对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的那封信[6]的意思提出问题，他说他不明白，这封信到底什么地方不清楚，因为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自己和恩格斯的主张，即西方社会民主党获得政权，同时俄国也进行政治革命和土地革命，这是很重要的。此外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恩格斯）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raisond’être［存在的理由］…… 3 有一次，恩格斯要我扼要地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和民粹派在哲学上的意见分歧。在谈到“社会科学中的主观方法”时，他皱起眉头，并且要我不要再谈拉甫罗夫了……但是当我重复普列汉诺夫关于尼·伊·卡列也夫的著作的评论时，恩格斯引我到书橱前，把马克思从作者那里得到的那篇关于法国农民问题的学位论文拿给我看，并说马克思和他都认为这篇著作写得非常实事求是，建议我（也建议普列汉诺夫）注意这篇文章，尽管这位可敬的历史学家对一些原则问题，甚至方法论问题还不太清楚。我当时不得不承认恩格斯是正确的，我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恩格斯说他很想sachliche［客观地］读一读《新时代》[7]上对主观主义者民粹派的反驳意见…… 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作品。当我表示对这些早期作品很感兴趣的时候，恩格斯起初很不好意思。他还提到马克思在大学生时代也写过诗，不过这些诗不见得能使人感到兴趣[8]。然后他问，马克思的哪些方面和他的哪些早期作品引起了格·瓦·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志们的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大的兴趣。难道有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摘录[9]（在他看来这是“旧货”中内容最丰富的）还不够吗？我把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尽快出版马克思全部哲学遗著和他俩合作的著作的理由，全都说了。恩格斯说，这一点他早已听某些德国人说过不止一次，他也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确对这堆“旧货”感到兴趣，但是他请我真诚地回答一个问题：对他（恩格斯）来说，究竟哪一件事更重要——是要他在一生的余年出版那些40年代的旧的政论文章的手稿，还是让他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着手准备出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手稿？我无言以对，恩格斯简单地向我讲了马克思这些手稿（《资本论》第四卷）的内容。然后，恩格斯很感兴趣地问道：俄国人除了读叔本华这样的“时髦哲学家”的著作，还读哪些哲学家的著作？我一提到新康德主义者，他就问我读过黎尔的著作没有，对科亨和纳托尔普有什么意见。当我谈到黎尔嘲笑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时，他立即活跃起来，给我读了一篇关于自然哲学的十分精彩的讲稿，他说在黑格尔的笨拙晦涩和矫揉造作的表述中隐藏着丰富的内容。我利用这个最好的机会提醒恩格斯，应该拯救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至少是最主要的一些著作，使它们不致湮没，因为一本《费尔巴哈论》究竟是太少了。恩格斯说，为了真正探究过去的这一段情况，就需要对黑格尔本人发生兴趣，但是今天任何人，说得更确切些，“不论考茨基，或是伯恩施坦”都对他不感兴趣。然后恩格斯谈到自己和鲍威尔兄弟的关系，认为《对黑格尔的末日的宣告》[10]一书根本不值得一提。在后来的几天里，恩格斯请我一早到他家里去，他给我一个放大镜，要我一篇又一篇地读马克思的手稿：《圣麦克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详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有关布鲁诺·鲍威尔的几页，恩格斯不时地抽出来放在一边，他自己要用，因为他想再读一遍，打算在鲍威尔之后亲自写一篇对早期基督教历史根源的较详细的评论[11]。他认为《神圣家族》里关于鲍威尔的材料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的了。后来恩格斯坦白地说，他本来以为他让我独自用放大镜读这些手稿，在他再走进来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我在手稿旁边睡着了，如果我假装很感兴趣，那我一定会非常无聊而忍不住要溜之大吉。然而他发现我正在专心阅读那些经过仔细誊写的手稿，正在辨认马克思的笔迹（他的特里尔的拉丁语教员很欣赏这种笔迹）；于是他就帮助我做这项对我来说确是很困难的工作。起初我还因为占用这位热心的人的时间而感到抱歉，后来我却发现恩格斯常因回忆往事而十分兴奋……关于《神圣家族》，他做了一些口头上的说明，允许我将这些说明转告格·瓦·普列汉诺夫。他还准许我扼要地叙述《圣麦克斯》，但不要凭记忆直接引用原文。他给我几本《德国年鉴》[12]和《德法年鉴》[13]让我带回家去看。我指出“自由人”和“批判的批判”的某些观点同俄国的主观主义者的思想有明显的相同之处，这时恩格斯说，这并不是由于俄国的知识分子无意识地重复了德国三月以前时期的思想，而主要是由于拉甫罗夫，甚至巴枯宁，直接承受了这些思想。 4 当我准备离开伦敦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向恩格斯告别，他在回信中亲切地邀请我再去看他一次。那一次的谈话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恩格斯问我是否对希腊哲学史感兴趣，然后就答应给我讲讲马克思的第一篇哲学著作。他不看手稿，但非常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4]，不仅随口引证卢克莱修和西塞罗的著作，而且还引证许多希腊人（第欧根尼·拉尔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克雷门等）的文章。然后他要我注意，伊壁鸠鲁的关于因果联系的观点，通常被解释为他实际上不主张他的信徒们去“认识事物的原因”，其实在伊壁鸠鲁的观点里，虽然原始的表述是很幼稚和笨拙的，但仍可看出他号召从各个方面来研究因果联系，只要它们不同基本原理相抵触。恩格斯也弄不懂为什么人们还满足于朗格的唯物主义史，此人连康德观点中最主要的东西也讲不出来。我问，马克思是否一度是一个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恩格斯回答说，根据这篇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之间的差别的学位论文，我们就可以说，马克思在他创作的初期就已经精通黑格尔的辩证法了，不过他在研究过程中还没有迫切感到要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代替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就在那时，他在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方面，而且就在黑格尔学说中最强有力的方面，即思维的历史方面，已经脱离黑格尔而完全独立自主了[15]。黑格尔并没有改造伊壁鸠鲁体系的内在辩证法，而是轻蔑地批评了这个体系。马克思改造了伊壁鸠鲁体系的内在辩证法，但也没有把它理想化，他认为，和亚里士多德体系相比，它的内容是空洞贫乏的。恩格斯详细地给我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和拉萨尔在这方面迥然不同，因为前者立刻显示出脱离黑格尔而独立自主的精神，后者则尚未摆脱与黑格尔的师徒关系。恩格斯给哲学下的定义是：哲学是关于思维的学说。他说其余的一切说法都只有历史上的意义，早就成为陈词滥调了。恩格斯认为企图用黎尔的批判主义的术语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他还提到马克思打算继续研究希腊哲学史，甚至后来还常同他谈论这件事，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对唯物主义体系有什么偏爱，他主要是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研究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和康德的辩证法。告别时恩格斯给了我一本尼-逊的《概论》[16]，说他自己还没有时间好好地读这篇论文…… 最后，恩格斯说他希望在俄国很快出现一批坚毅的领袖…… 恩格斯托我向普列汉诺夫转达他的友善的劝告：普列汉诺夫应该主要从事科学著述，特别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著述，这是值得他去做的，但不是写论战性的文章，而是研究一些实际问题…… 临别时，恩格斯希望我在科学研究和创作方面不要急于发表作品，始终要拥有更多的论据，而不限于引用别人的…… 在恩格斯那里，特别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时常遇见他的老朋友和到伦敦来看他的人。1893年5月1日的夜晚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和门德尔森从恩格斯家里出来时已经是黎明了。5月的这次饮宴特别令人愉快。大家唱着庄严的法国歌曲《马赛曲》。在伦敦，从国际社会主义领袖们嘴里唱出来的这首国歌与当时在法国唱出来别有异音。当我无意中用德语唱起《马赛曲》时，恩格斯向我耳语： “为什么你要唠叨拉萨尔的伪造品呢？” [1]这篇回忆文章是作者应《马克思主义年鉴》之约撰写的。题目是《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作者回忆了1893年初同恩格斯的会见。 [2]格·瓦·普列汉诺夫没有告诉我他写给恩格斯的信的内容，直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要发表这封信的前几天，我才读到这封信。——作者注 [3]可惜，1893年秋天我在巴黎时把恩格斯给我的这些信都烧掉了，因为当时有人告诉我警察局的暗探几分钟后就要来搜查。这次搜查大概是由于我收到《自由俄国》从伦敦寄来的一个大包裹，这个大包裹不仅引起海关，而且也引起法国当局的注意，尽管我认为寄来的这些出版物（主要是70年代的）只能当作古董，并没有现实的意义，搜查的暗探威胁我，由于在我这里查出了一本关于18世纪法国革命史的专题著作而要把我驱逐出境，并认为我戴蓝色眼镜应受到审判，因为这副眼镜使我的面貌带有“虚无主义的神情”我要求他们拿出禁止在法国研究法国历史上的重要事实的法律根据，至于眼镜的颜色，我请暗探先生们同我一起到眼科医院去弄清楚我当时到底应该遵从谁的指示。——作者注 [4]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 [5]普列汉诺夫在1889年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运动只有成为工人的革命运动才能获得胜利。” [6]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140-146页。） [7]《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是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 [8]我把恩格斯和我的谈话详细地告诉格·瓦·普列汉诺夫，他向我说明了我所不理解的恩格斯不好意思的原因。普列汉诺夫说，恩格斯大概以为我指的是他的那些诗篇，因为某个德国人曾扬言一定要找出那些诗篇。——作者注 [9]指卡尔·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4-61页）。 [10]指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鲁诺·鲍威尔于1841年在莱比锡匿名出版的《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最后通牒》。 [11]指弗·恩格斯的《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457-483页）。 [12]《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自1838年1月至1841年6月用小型日报的形式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的名称在莱比锡出版，1841年7月至1843年1月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名称出版。该杂志在1841年6月以前由阿·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普鲁士哈雷负责编辑，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在德累斯顿负责编辑。1843年1月3日被萨克森政府查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 [13]《德法年鉴》（Deut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理论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过渡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 [14]指卡·马克思的《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102页）。 [15]格·瓦·普列汉诺夫认为当恩格斯谈到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时候，我应该把话题引向“更有意义的”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我表示我不能放弃享受听恩格斯叙述马克思第一篇哲学著作的乐趣……恩格斯还说，他希望我能了解一下，并告诉他，是否某些著作中有与马克思的见解多少相近的观点。——作者注 [16]尼·弗·丹尼尔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
我认识了恩格斯〔尼·谢·鲁萨诺夫〕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我认识了恩格斯尼·谢·鲁萨诺夫谢尔盖也夫斯基这个名字时常引起我的一些个人的回忆，这些往事也许是大家所感到兴趣的。1890-1891年我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1]撰写俄国经济生活评论时选用了这个笔名，当时拉甫罗夫撰写纯粹有关政治问题的论文，用的是谢明·彼得罗夫这个名字。我们都被老李卜克内西邀请为这份当时激烈反对政府的社会主义报纸撰稿。他直接邀请了拉甫罗夫，而我是通过拉甫罗夫被邀请的。《前进报》大约每隔两星期就交替地刊登拉甫罗夫的或我的文章。据我们从远方所做的判断，我们的文章都受到德国社会主义读者的重视。由于某些原因，我的一篇文章甚至获得特别的成功。我在《前进报》上已经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论述了俄国经济实况，包括饥荒的状况，我加以概括，得出了一个总的结论：使饥民忍无可忍的专制制度将不得不禁止（虽非出自本意）从俄国输出粮食，因为千百万居民已经濒临绝境了。但是，沙皇政府却竭力辟谣，说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惟恐这些谣言会影响它的财政政策，因为它当时正在同外国特别是同法国商借贷款。在同一期《前进报》上（我记得大概是在1891年8月）刊载了一篇我写的并且有我署名的社论[2]，同时也转载了不久前俄国半官方的辟谣，以及彼得堡发出的关于突然颁布“暂时停止输出谷物、面粉及其他食物”的命令的电讯。在政治动态栏中，编辑部对这个电讯作了评论，并且满意地指出：俄国官方人士以及他们的德国官场的好友正在继续掩饰饥荒情况，欺骗欧洲公众，说禁止输出粮食的消息全是沙皇政府的敌人的恶意造谣；“我们的撰稿人谢尔盖也夫斯基”对事态独具慧眼，早就揭破了这一掩耳盗铃的欺骗政策…… 从此以后，俄国谢尔盖也夫斯基同志就被《前进报》的读者誉为严肃诚实的记者。这一点我是在几个月后，即1892年春天在下述情况下受同志们委托到伦敦会见恩格斯的时候，亲自体会到的。在大批人民死于饥荒的黑暗的俄国，只有一线光芒在扩大、在燃烧，这就是人们都关心公众的利益，反政府思想日益增长……即使有人主动地想稍微帮助一下灾民，沙皇政府也要反对，这只能使反抗情绪越来越强。在社会主义组织和革命组织中正在产生一个希望：努力帮助人民，同时在这基础上团结国内一切积极力量，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我们认为，这种政治革命对于当前饥荒以及防止它将来复发，都是一剂对症良药…… 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地谈论必须一致行动，甚至谈到暂时联盟的问题……而深切关怀俄国饥荒和反抗情绪增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也想促使双方接近。倍倍尔特别支持这个计划，于是社会民主党执行局就建议劳动解放社[3]和我们的小组[4]各自选派全权代表，交换意见；倍倍尔还表示，如果俄国同志乐意他出席代表会议，他准备参加。起初，问题似乎已经谈妥，会谈定在伦敦恩格斯的住宅中举行，马克思主义者派普列汉诺夫，我们的小组派我参加会谈。[5] ※※※ 至于为什么这个计划落空了，我不很清楚。但普列汉诺夫和倍倍尔都没有来开会，在约定的时间到恩格斯那里去的只有我一个人。老实说，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太不痛快。这次远行使我认识了像恩格斯这样的伟大人物。这次见面的某些详情细节使我永远牢记不忘。我被引入一所靠近某个公园[6]的宽敞的住宅，走进了一个光线很好的大房间。两三个男人坐在那里喝淡色啤酒，稍远些，靠近窗子，有一个年轻的妇女，有人告诉我，这是考茨基夫人。男人们一会儿用德语一会儿用英语交谈，其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年长的人，在他那张刚毅的脸庞的下巴上留着灰白的胡子，他一听到我的姓名，就走过来同我紧紧握手。 “我是恩格斯”，他用英语说，“关于你我已略有所闻。我的朋友拉甫罗夫有信给我说你要来了。”然后他问我喜欢用哪种语言和他谈话。我说我喜欢用法语，这时在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不可抑制的愿望：要向恩格斯倾述我对他由衷的尊敬。当时我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那好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激情也完全消失了。因此我能正确估计这个站在桌旁面对着我的历史人物的作用。 “恩格斯公民，请允许我这个俄国社会主义者向你表示衷心的颂扬，你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的朋友，现在你仍然是社会主义国际的精神领袖……我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你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就和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非常重视你的意见，你的每一部新作品刚刚问世我就阅读……看见你就好像觉得马克思依然活着，你是马克思的化身……” 高大的人笑了，作了个手势打断了我的话： “噢……噢……噢……年轻的同志！……够了，在我们社会主义者中间，干吗要这么互相恭维呀？我们就不能更坦率些吗？你这段演讲辞大概也使你喉十舌燥了……请坐下来，喝杯啤酒润润嗓子。”恩格斯让我坐在他旁边。这时客人都走了，只剩下我和恩格斯两个人，当然还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坐在窗旁在一心一意地整理散在她面前小圆桌上的信件、小册子和书籍。恩格斯非常关切地向我打听我们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所得到的关于俄国饥荒的消息，询问“拉甫罗夫小组”——他这样称呼我们的计划。他总的来说还是很亲切的，但他强调“普列汉诺夫及其朋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活动”，并把这种活动同他们的反对者的“政治浪漫主义”相对比…… 他说：“除了少数人，你们俄国人还根本不理解你们本国的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学对于你们还是抽象的东西，因为你们至今还没有完全卷入工业发展的漩涡，而工业发展却会赶走你们头脑中关于经济生活进程的各种抽象观点……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资本主义的齿轮已深深嵌入俄国的经济……可是你们在很多场合还没有放弃那些陈旧的观点……然而，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是你们的过失，意识总是落后于存在的……” 恩格斯突然很快地站起来高声说： “来吧，我从马克思以前的俄文藏书中找一段读给你听……我把他的大部分俄文书籍都分给了能够更充分利用它们的机构和个人……但是我自己也留下了一些……” 恩格斯亲热地请我同他到邻室去，这一间房也是同样明亮宽敞，从那些固定在墙上的长书架上，可以看出这是个藏书室。恩格斯像刚才那样很快地走近一个书架，看了一眼，就毫不犹豫地取出一本封面很旧的书给我看，那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早的版本之一。在我那当时记忆力还很不错的头脑中，就像有人揿了一下按钮，我忽然想让恩格斯知道：我们这些“政治浪漫主义”的牺牲品多少也读过一些东西，多少也知道一些东西： “亲爱的公民，看来你是想从这本书中找一段念给我听，是吗？你打算向我介绍的那一段，还是让我自己来念吧。” 恩格斯用一种友爱的、稍带嘲笑的眼光打量我一下： “那就请念吧！”他把书递给我。我把书合上，开始背诵： ……读过亚当斯密的作品，他成了博学多才的经济学家，也会有条有理地向你说明：国家怎样才能繁荣昌盛，它靠什么才能继续生存，为什么当它拥有天然的[7]产品，竟会不需要珍贵的黄金。对他父亲怎么也想不清[8]，还依然以抵押田地为生。 “Donnerwetter!［见鬼！］……Potztausend［奇怪！］……”恩格斯用德语叫了几声。“真见鬼，让你猜对了……对的，对的，这正是我想念给你听的那一段。你怎么会知道就是这一段呢？” “联想。” “怎么联想的？” “很明显，你是想引一些材料给我看，说明俄国生活落后是必然的。我看到你拿出《叶甫盖尼·奥涅金》，就立刻想起，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正是引用了这一段，而且引的是俄文：对他父亲怎么也想不清，还依然以抵押田地为生。他用这两句来表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不适用于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社会……” 恩格斯眼中嘲笑的神情完全消失了，流露出深厚的友爱。 “噢，你真是个很细心的读者，鲁萨诺夫公民，你是什么时候读《批判》的？” 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马克思思想在俄国传播的问题，我告诉恩格斯，我个人由于各种有利的条件，很早就有机会读到他的卓越的朋友的主要著作…… 恩格斯满怀兴趣地听我叙述，他只打断过我一次： “你为什么没有和普列汉诺夫在一起呢？” 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有些受不了。我知道，劳动解放社[9]的人在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志们谈起“老民意党人”时总是十分反感，使他们对我们很不信任，似乎我们都是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空想家和旧式阴谋家。我向恩格斯简单地回答了几句，并且尽量表明了我们观点的分歧所在。话题又回到俄国和它的现状。我和恩格斯评论俄国经济生活的某一事实，这时又发生了意见分歧。看来，恩格斯在勉强地抑制着愤怒，他叫道： “你最好去读一读《前进报》上那位谢尔盖也夫斯基的论文。他经常为这份报纸写文章……他显然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说的完全就像我说的一样。你没有看过谢尔盖也夫斯基的文章吗？” 我感到相当困惑，但又有些高兴。犹豫了一会儿后，我就说（应该承认不是很有勇气地说）： “看过的……甚至就是我写的……《前进报》上的谢尔盖也夫斯基就是我，这是拉甫罗夫劝我在发表某些作品时所用的笔名。” 恩格斯突然一阵大笑：“我实在不懂你们这些俄国人，想必你们的脑子隔成许多小间，同一个人在一些问题上十分聪明，而……” 恩格斯停了一停。 “不必客气，公民，在另一些问题上十分愚蠢。对吗？”我微笑着点明了一句。 “而在同样性质的其他一些问题上却几乎什么也不懂。”恩格斯结束了他的话。我必须保卫鲁萨诺夫，不能让他被谢尔盖也夫斯基的声望所压倒，我应该向恩格斯说明，为什么谢尔盖也夫斯基的论文和我那时对问题的评论似乎是矛盾的…… 恩格斯同我亲热地分手时，很惋惜我这次没有见到普列汉诺夫和倍倍尔，他希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民意党人在反饥饿、反政府的斗争的基础上最终能结成联盟。他要我把他用法文写的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短信转交给拉甫罗夫，在这位罕见的语言天才的信的末尾竟然是用俄文写的。 [1]《前进报》原名《柏林人民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 [2]指1891年8月13刊登在《前进报》第187号第1版上的文章《俄国的饥荒》。 [3]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 [4]作者指的是在拉甫罗夫周围形成起来的“老民意党人小组”。 [5]指未能实现的“劳动解放社”与“老民意党人小组”合并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为促其实现，该党准备拨出必要的经费。两个俄国革命者小组之间的商谈拟于1882年春在伦敦弗·恩格斯、奥·倍倍尔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参加下进行。 [6]瑞琴特公园。——编者注 [7]普希金原文是“普通的”。——编者注 [8]普希金原文是“父亲对他怎么也想不清”。——编者注 [9]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
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沙·拉波波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沙·拉波波特普鲁士政府为了恭候俄国王储，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的莅临，逮捕了10多个俄国革命者，包括我和我的妻子范妮·拉特讷（还有当时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帕尔乌斯）。我们务必在24小时内离开首都，因为未来的沙皇不允许我们在此逗留。请注意，就在我们被捕和被驱逐前，几乎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份“铅印的”东西，聘请我们当友好普鲁士国家的“情报员”，月薪400马克。我们如果受聘，那就表明我们有资格在这个因王子殿下光临而感到幸福的首都住下去。当局对我们这些不愿当普鲁士间谍的人，正在敞开着亚历山大广场监狱的大门，以及普鲁士本国监狱的大门。我决定从那里出发，途经伯尔尼，前往伦敦，到英国博物馆去工作。彼·拉·拉甫罗夫为我写了一封短信，信中不乏溢美之词，他介绍我去见各国社会主义组织两年前庆祝了七十寿辰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于1820年）。到了伦敦，我当然赶紧利用彼·拉·拉甫罗夫为我写的那封短信。当时，恩格斯住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一所独家居住的楼房里。恩格斯非常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谈话时显得十分轻松而友好，好像我们早就认识了。当时我27岁，只有少数朝夕相处的年轻的民粹派才知道我。当时我毫无名气，他这样盛情地，可以说亲密无间地款待我，当然使我受宠若惊。在首次拜访时，恩格斯告诉我：“我们坐在这里，说不定格尔曼·洛帕廷就会破门而入。” 这一番话暗指著名的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洛帕廷曾多次企图从沙皇的监狱和流放地逃跑。当时，他正在什吕谢尔堡。后来，恩格斯邀请我就在那几天晚上再去看他一次。第二次到他家时，他要我和他一起到他楼上的工作室和书房里去，在那里，我见到了（到底是这一次还是另一次，我记不清了）爱德华·伯恩施坦、爱琳娜·马克思和她的丈夫艾威林，还有奥地利的一位女同志路易莎·考茨基。恩格斯性情活泼，精力充沛，谈笑风生，真使我万分惊讶。他身材修长，看上去很健康，简直像一个爱开玩笑的、手里端着葡萄酒或啤酒讨论问题的老大学生，而不像一个已经72岁高龄的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和理论家。他说话生动，甚至滔滔不绝，对事件、书本和人物的评论，既有批判力又富有幽默感。我还记得他有这样一些谈话和评论。在哲学问题上，我当时还持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我和海姆·希尔托夫斯基一起参加了青年社会革命者小组），我想听听恩格斯如何解答“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这时，恩格斯走到他那宽敞的书架前，把基尔霍夫的《物理学》递给我，叫我看其中关于“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状态”的那一节。有一次我偶尔谈起马克思哲学“论据不充分”，至于我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那天恩格斯勃然大怒，并挖苦地说：“这种思想只有在俄国大学生的头脑里才会有。”但恩格斯很快就心平气和地说：“您还要什么？您已经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有了摩西和那些先知！不妨研究一下嘛！”他还建议我在下次会面时可以向他提出关于“意识形态”形成方面的问题，并答应给我证明现有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和唯物主义根源。我再一次去拜访恩格斯，请他给我解释英国清教徒运动的“唯物主义基础”。他不假思索地给我讲解欧洲当时的经济情况，讲了一个多小时。无论是他所谈的细节还是他的全部思路，我现在一概记不清了；我只清楚地记得，他认为，清教徒的复活崇拜是同英国公民的节衣缩食有联系的。恩格斯不停地阐述了大量的事实和观点，讲了生动有趣的“一课”，然后他问我：“现在您该相信了吧？”我自信是康德、黑格尔和德国其他泰斗们原著的年轻读者，于是大胆地回答：“所有这一切联系都是可能的，但是还应该证明它是否是必然的。”这一次，恩格斯并没有生气，也许他认为我这个青年康德分子是一个可鄙的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当天晚上，或者是另一个晚上，我们转到了其他话题。我这个狂热的社会革命者想要知道恩格斯对老李卜克内西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见记录，大概是在第206页上）有什么看法，该声明称“革命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目的。暴力几千年来一直是一种反动的因素”（这是我凭记忆引证的）。恩格斯明确声明不赞同他的观点，并且说：“马克思和我始终是革命家。”他愤然地补充说：“李卜克内西什么都说得出来。”（这句话是很有趣的，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老李卜克内西的关系并非一贯融洽。）听了这句话，我大为震惊，总也不能忘怀。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巴枯宁。恩格斯有点同情地说：“他懂黑格尔，”但接着又说：“在斗争中，他是不择手段的。”（这时他宣布不同意巴枯宁的斗争方式）。关于拉甫罗夫，恩格斯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但他是一个可爱的折衷主义者。他甚至想要我们同巴枯宁和解。” 恩格斯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是不错的，认为他敢于斗争，思维明确，不像拉甫洛夫那样折衷调和。恩格斯认为奥古斯特·孔德是“一头蠢驴！”（我大吃一惊。）对洛策和当时的德国哲学以及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浅薄之见，恩格斯的评语几乎是一样的。“黑格尔以后，谁也没有在‘逻辑学’方面提供一些积极的（或者是意思相同的另一种说法——沙·拉波波特注）东西。” 在谈到马克思时，他说：“所有独到见解，我们的全部学说都来源于马克思。我并没有什么特殊发现。”（这是大意，不是原话。）当我提到《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问题时，恩格斯指着一大摞手稿，建议我读一读，哪怕读一行也好。但我一个字也看不出来，自己根本无法辨认。恩格斯说：“现在您该明白了吧，仅仅整理原文这项工作就多么不易啊！” 至于其他话题，我已想不起来。我再也见不到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人物了。我还记得，他当时正在研究关于俄国公社的文献。当我再去伦敦时，马克思的这位伟大的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了。 1927年10月23日于巴黎再说几句：我保证我的这些片断回忆都是事实，因为它们经常在我的脑际萦回，最后，我还想起一下这些情况。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想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党人，因为我们更喜欢共产党人这一称号。这只是为了迎合德国的警察制度而已。”“伦敦的晚报已经出卖给美国资本家了。”——恩格斯对彼得·克鲁泡特金“王子”以及同他厮混的那一帮人非常反感。他很重视俄国革命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上面我已经提到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哀叹自己的记忆越来越差，他说“现在我的记忆力只能靠理解力来弥补了”，还说，认识了新东西，旧东西就忘了。当时，我们略微提了一下俄国运动。我得到的印象是，当时他对格·瓦·普列汉诺夫这样一批人寄托了全部希望。
4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4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 ↘新唯物主义 ↘历史地质学和历史地理学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 ↘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 ↘《共产党宣言》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除了威尼斯的僧侣奥特斯这位有创见有才智的著作家外，大多数人口论者，都是新教牧师……后来就是华莱士牧师、唐森牧师、马尔萨斯牧师及其学生托·查默斯大牧师，至于这一派的一些次要的牧师文人，那就根本不用谈了……正是随着‘人口原理’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新教牧师的丧钟敲响了。”[1]就像在1819年控告马尔萨斯“牧师”的威廉·科贝特一样，马克思也是自然神学——亦即天命和狭隘的牧师道德——入侵以马尔萨斯为首要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坚定批判者。因此，马克思从1844年直到1883年去世，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批判马尔萨斯及其著作中所代表的所有关于人口和土地之间关系的理论。事实上，可以通过这个角度部分地观察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与众不同的研究社会的方法的出现。对马尔萨斯土地理论和蒲鲁东企业观点的批判，以及与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决裂，都成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刻。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正是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第一次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2年年末首次相遇于科伦，那时马克思是《莱茵报》的编辑。恩格斯，这位德国纺织厂主的儿子，正要去英国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大棉纺厂做职员，他的父亲是该厂的合伙人之一。由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的矛盾，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两位奠基人的首次会面很冷谈，只有当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主编的1844年《德法年鉴》上发表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同年在巴黎再次会面以后，他们才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合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本质是他的宗教自然观。他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只不过是认为精神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并因此使二者堕落的宗教教条在经济学上的表现而已。”但是，它不仅仅是宗教教条，它更是新教神学（以及牧师自然主义）与资产阶级经济需要相结合的一种企图。“私有制的最初的结果，”恩格斯认为，“就是生产分为两个对立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分为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没有人耕作仅仅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就是土地。”[2]资本主义社会则逐渐使人口脱离土地，从而为加强对生产的自然和人这两个方面的高度剥削准备了条件：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把土地当作买卖的对象就是走向自我买卖的最后一步；这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那样不道德，只有自我买卖的不道德才能超过它。原始的土地占有，少数人垄断土地，所有其他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切就不道德来说丝毫也不逊于后来的土地买卖。[3] 为了维护对人类和自然的剥削制度，否认任何发展的可能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出现了。“这种学说是过去一切学说中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一种绝望的学说”，是特意为迫使人类接受政治经济学的严酷法则而设计的。恩格斯详细地评论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尖锐地批判了它的前提的无情本质，即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认为人口原理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原理适用于澳大利亚和美洲的殖民地，同样也适用于人口密集的欧洲。事实上，马尔萨斯的理论逻辑是，“当地球上还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并且，“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正因为穷人过多，所以，除了尽量减轻他们在饿死过程中的痛苦并使他们相信这里的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他们整个阶级的唯一出路就是尽量减少生育，此外就不应该为他们做任何事情”。[4] 相反，恩格斯那时认为，在地球上的土地只有1/3被耕种，并且这1/3耕地的生产力可以增长到六倍的时候，必须反对“那种认为土地不能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他把这种见解描述为“基督教政治经济学的英明卓绝的表现”。况且，“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恩格斯说，“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效的办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尔萨斯的理论已经成为“绝对必要的转折点”——这是针对“人类极度堕落”而言，亦即人类对私有财产和制度性屠杀人的竞争制度的依赖。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强调这样一种事实——即使有时它强调“自然”甚至唯物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质上是基督教政治经济学”。这里必须再一次强调18世纪唯物主义反抗宗教的不彻底性本质，它只是“把自然当作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并把它和人类对立起来”。正是背后隐藏着旧宗教天命的自然权利的功利主义拒绝革命的唯物主义，才使马尔萨斯人口论成为如此危险的理论，以致经济学的“各个前提”——根据恩格斯的观点——都带有基督教色彩。[5] 马尔萨斯理论的非历史性本质表现在他对发展观点的拒绝当中——当然狭义上的圈地的必要性例外。换句话说，马尔萨斯反对人类耕种或者家畜养殖的任何快速而持续的发展，也反对所有社会进步的可能性。恩格斯认为，这种18世纪关于发展的悲观主义在很大程席上已经被后来的科技进步推翻了，特别是关于土壤科学的进步，就此他列举了几位取得革命性成果的人物，如亨弗里·戴维（HumphryDavy）和李比希。尽管马尔萨斯坚持认为人口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按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但是，恩格斯指出：马尔萨斯的整个理论在算术级数这个关键前提处崩溃，因为它缺少理论根据。紧随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也是马尔萨斯的坚决批判者）三年前的一段论述之后，恩格斯也坚持认为：科学同人口一样有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使农业产品以及所有其他生产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样生产食物的能力就得到提高。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尚有大部分的土地没有开发，以至于整个欧洲都可以移居到那里的时候，这些科学进步没有理由使人们感到沮丧。因此，那种认为穷人的境况是自然法则（源于神的旨意）造成的观点是错误的。正如欧文所说，马尔萨斯的错误就在于把生存问题“归因于造物主储藏的不足，而不是归因于人类法则——与造物主的法则相对立的法则”。[6] 马克思也早在1844年就直接批判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他最早关注的是对英国济贫法（反映在1834年的新济贫法当中）的批判是如何建立在与“马尔萨斯理论相一致的永恒的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在这种理论中，“贫穷的持续增长”不是“现代工业的必然的结果”而是“英国济贫法”的结果；不是因为慈善机构的不足而是因为它错误的泛滥。在1834年新济贫法所代表的新福利制度中，英国政府不再寻求消除贫穷的方法——因为它已经意识到这是政权的基础，而只是“向那些因为绝望而被抓获和被投入监狱的贫困者分发政府的礼物”。在这一框架中，马尔萨斯的牧师自然主义——这种思想已经被延伸到政治经济学领域，构成了本质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7] 恩格斯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恩格斯解释说：旧济贫法还天真地从这样的原则出发：照顾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谁没有工作，谁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作权利而不当作恩惠，资产阶级对此终于感到厌烦了。马尔萨斯人口法则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穷人获得救济是一种“权利”的思想，并使人相信社会贫穷的原因在于人口“过剩”因而无法使他们免于饥饿。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资产阶级“心爱的理论”因此就使习艺所或者“穷人的巴士底狱”的兴建成为合理的行为——虽然没有废除济贫法，但却使他们尽可能符合马尔萨斯理论所要求的苛刻条件。[8] 正是在回击马尔萨斯理论的时候，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力后备军或者相对人口过剩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居于中心位置。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在断定总有‘过剩人口’存在，断定世界上的人总是太多的时候，也是能自圆其说的；只是当他断定世界上的人多于现有生活资料所能养活的人的时候，他就错了。”不是人口相对于食物供应过剩，而是人口相对于就业过剩，才导致低工资和贫困。一个“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一直存在于工业之中，后备军的大小取决于市场支持就业状况的程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过剩人口”。但是工人们，非但不认为他们自己是多余的，而且“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9] 因此，正是在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概念第一次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当中。英国的工厂工人这时生活在困苦之中，被饥饿和疾病所折磨。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描写无产阶级生存状态的第一手资料中，恩格斯带领读者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走遍了曼彻斯特，描写了所见所闻并认为曼彻斯特工人阶级和曼彻斯特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恩格斯观察到，曼彻斯特“高等的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他们住在却尔顿和阿德威克的郊外房屋或别墅里，或者住在奇坦希尔、布劳顿和盆德尔顿的空气流通的高地上，——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的住宅里，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从这里经过。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钱贵族为了走近路到城市中心的营业所去，竟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两旁的极其肮脏贫困的地方。”[10] 通过调查工业城市中的工人阶级状况，年轻的恩格斯特别关心环境中的毒素。根据医学家和工厂观察员的报告，以及他自己的观察，恩格斯详细地分析了公共健康状况。利用公共健康官员汇编的人口统计数据，他首次指出死亡率与社会地位成反比的关系——通过调查每个城市的特殊区域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现象。他论证道，工人房子的通风不好，毒性物质不能充分流走，燃烧和呼吸产生的碳酸气仍然滞留在房屋中。因为没有人类和动物垃圾的处理系统，这些垃圾堆积在公寓、院子、街道上，形成了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传染病，诸如结核病（通过空气传播）和斑疹伤寒（通过虱子传染），所引起的高死亡率，就是人口拥挤、公共卫生条件差以及通风条件不足的后果。恩格斯还把由软骨病而引起的各种骨骼畸形描述为一个与营养有关的问题，尽管那时还不知道与之相关的特殊营养不良——维生素D的缺乏。他提出了一系列职业病名单，包括对外形异常、视觉异常、铅污染以及黑肺病的详细描述。[11] 然而，工厂体制还有众多的辩护者。当工厂调查委员会召集的医生们证明日照对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时，安德鲁·尤尔（AndrewUre），这位工厂制度的倡导者却愤怒地回答道：工厂里的煤气灯光足以代替日光。[12] 马克思自己关于无产阶级的观点是在反对像马尔萨斯和尤尔这样古典自由政治经济学家不人道的做法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随着标志资本主义的一般人类需求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最坏的马铃薯。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中都有一个小爱尔兰。”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标志着大工业城市的“普遍污染”就是工人阶级的居住环境。无产阶级因此就成为一个遭受“普遍污染”和普遍苦难的阶级，一个遭到失去人类本性威胁的阶级，一个只有通过全人类的解放才能够解放其自身的阶级。[13] 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状况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尔萨斯人口论代表了其最不人道的形式）的分析研究越来越感兴趣，这就意味着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抽象的、静止的自然观——已经无法满足要求，而且逐渐显得成为一个死胡同而必须被超越。恩格斯多年以后回忆说：“由于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性，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但是，这在激进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当中产生了矛盾，因为黑格尔体系反对唯物主义，把自然看作只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好像是这个观念的退化”。费尔巴哈“消除”了这个矛盾，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有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因此，“魔法被解除了；〔黑格尔〕‘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14] 但是费尔巴哈的抽象唯物主义——它所有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仍然属于静止的、非历史的观点，看起来不会有任何结果。它的人本主义缺少具有改革能力的实践观。对马克思来说——他已经开始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基础，特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费尔巴哈的抽象唯物主义是空洞的，只是黑格尔体系的倒置，没有任何自己的主张，因而将永远处于他所否定的巨大体系的阴影之中。另外，正如青年黑格尔学者麦克斯·施蒂纳（MaxStirner）在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中所证实的那样，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由于缺乏真实的基础，因而将被辩证地取代——转变为纯粹的利己主义和虚无主义，一种“除我之外一无所有”的、因而“万事与我无关”的学说。[1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费尔巴哈同时承认并曲解了客观现实。对费尔巴哈来说，存在即为本质，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允许的。在消除宗教异化而建立物质存在的过程中，费尔巴哈没有注意真正的现实异化。因此他没能提出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自然观和费尔巴哈的本质观都是抽象概念，尽管都是以唯物主义的名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它已经成为不适合鱼生存的环境。所有这些都指向这样一种事实：鱼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被人类实践的结果所异化。存在与本质之间的这些矛盾，因而需要用纯粹的实践来解决。[16] 因此，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决裂就不可避免。另外，正是在这次决裂的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比较具有实践思想的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决裂发生在1845年春天，当时马克思生活在布鲁塞尔——法国政府应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将马克思驱出了法国。正是在那里，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40年之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一个旧笔记本中发现了这篇文章。根据马克思的说法：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唯物主义已经脱离了所有历史意识和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唯心主义哲学较好地发展了这些方面，虽然是通过抽象的形式。新唯物主义的目的，马克思认为，因而必须是“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个目的就是把生活的能动方面和人类自由从唯心主义那里解放出来，同时保留唯物主义基础。[17]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直观特征时，马克思也批判了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对伊壁鸠鲁们来说，“生活的理想不是‘变动的生活’，而是……神圣的恬静”。[18]然而，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更具有实践性，也就是，在拒绝柏拉图的城邦理想以及希腊政府时更加具有自我意识的政治性，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论证的那样，伊壁鸠鲁试图通过强调偶然性以及因此而来的人类自由，使唯物主义恢复其能动的方面——伊壁鸠鲁之前的唯物主义只是提出了一种机械决定论。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没有注意到：宗教的自我异化，以及双重的、想象的、宗教世界的形成——建立于其下一个真实世界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意味着世俗世界是以自我分裂为特征的，并且必须加以批判和超越。“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19]对宗教思想基础的批判只是在批判真正的现实矛盾的方向上的第一步。将这一准则应用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我们可以说：对马克思而言，消除目的论的自然观，也就是，表现在基督教神学中的人类对自然的自我异化，只是在生产领域批判人类对自然的真正物质异化的第一步。马克思拒绝所有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具有实践的和改造能力的人类自身本质例外，比如制造的人），他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0]换句话说，人类并不是由一些固定的、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中的人类本质所组成的，而是，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历史不是别的，而是人类本质通过社会交往过程的发展（也就是自我发展）。受到施蒂纳对费尔巴哈所作批判的影响——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观点在施蒂纳这种把人本主义简化为纯粹利己主义的批判面前是没有辩护能力的，马克思写道：“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因此，实践唯物主义认识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 然而，马克思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一个后果就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关注点从自然转向历史——没有否定前者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马克思确实把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看作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们共同构建了自然历史（在它所具有的培根哲学的意义上，自然历史也包括人类生产）的王国。然而，在他的社会批判中，他强调的重点却几乎都是人类的历史发展，而不是自然本身更加广泛的进化过程。如果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中得到统一，那么，它主要——正如他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暗示的那样——通过使用“不死的死”（morsimmortalis）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来自卢克莱修，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唯一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运动的抽象”，即“绝对纯粹的死亡”。自然和社会历史都代表了短暂的发展过程；在人类世界之外不存在永恒的本质、神或目的论原则。[22]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绝对没有忽视外在的自然王国。然而，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他倾向于只有自然涉及人类历史的时候他才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被人类触及到的自然已经越来越难以发现。在这方面他的分析力量在于他强调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或者他最后所称作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通过生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伟大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中得到更加系统的发展，在此书中，他们同费尔巴哈纯粹直观的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发生了彻底的决裂，而用实践的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加以代替。尽管同费尔巴哈的决裂是这篇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生之年未被出版）的主要特征，但是它也还包括了对施蒂纳利己主义哲学的广泛批判——这是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辩证回答——以及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他们试图在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青年黑格尔派的方法在于表明：宗教、上帝和目的论依次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范畴之中，因而它们只是作为宗教而被否定。施蒂纳则更进一步地把“人”或人类本身作为宗教概念而加以抛弃。人类世界，也就是，人本主义，因此被完全地、彻头彻尾地（enbloc）抛弃。[23]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所有关于“批判的批判”这些抽象的、直观的观点都需要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过程中加以驳斥。他们写道：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科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科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4]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从一个唯物主义的或者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开始出发，其中，自然——物质世界——是人类存在的前提；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活——在其所有的各种定义形式之中——以及人类历史的前提。其后的分析都是以此为起点而逐渐建立的，通过追踪人类历史长河中与劳动分工和阶级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关的——特别是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重大的历史阶段相关的——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同样，他谈论的是自然，而不是自然的历史。他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存在的不和谐以及因此而来的自然的异化。但是，他的回答就是永远地去寻找事物和自然的“真正本质”——人性。他没有把自然看作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布鲁诺·鲍威尔所谓的“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反映了一种把自然和历史看作“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像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不是同一个物质现实世界的两个方面。与此相反，可以说，“有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甚至……‘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自由贸易和商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取材料的”。一方面，自然不能被简化为人类历史。另一方面，自然，如我们所知，不可能从人类历史和人类的感性活动中简单地分离出去，因为它总是随着特定的劳动分工而发展，同自然有着特殊的联系。“当然，”他们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而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generaitoaequivoca〔自然发生——也就是，不是通过上帝〕的途径产生的人们。”“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最终，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缺点就是同活动、实践和历史的分离。“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5] 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话，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地质与水文地理条件，等等”〕。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接着，“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6] 在讨论劳动分工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介绍了他们著名的关于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以及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的讨论，而且从一开始就强调了城乡对立的历史起源。正如他们所阐述的那样：“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如果古代社会主要建立在城市的基础之上——在这里他们所指的是希腊城邦——那么封建社会则建立在乡村的基础之上。然而，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才得到充分的发展——“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的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正是这种分工，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使乡村人口从“所有的世界交往中分离出来，因而，也从所有的文明中分离出来”。因此，“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27] 历史地质学和历史地理学为了理解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种竞争制度的本质，必须首先了解这种竞争代表了城乡分离的一个高级阶段，也必须了解竞争者通过世界市场进行竞争因而能够利用有利的地质、地理和水文条件。[28]为了阐述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基础的地质和地理条件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没有这些条件，工业，甚至包括生物界（比如植物的生长），都不会存在。[29]马克思具有相当丰富的关于地理科学发展的知识。在特利尔中学，他在当时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约翰·施泰宁格（JohannSteininger,1794—1874）的指导下学习，施泰宁格是通常被尊称为“历史地质学之父”的著名德国地质学家亚伯拉罕·哥特洛布·维尔纳（AbrahamGottlobWerner,1749—1817）的追随者。之后，在柏林大学，马克思听过亨利希·斯蒂芬斯（HeinrichSteffens）的人类学课程，斯蒂芬斯是一位自然哲学家（根据谢林的观点），也是一位重要的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他听过维尔纳的课程。[30]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也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维尔纳的历史地质学理论（维尔纳本人称这个领域为“地球构造学”，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词汇的“地球”和“知识”）。[31] 正如当代地质历史学家雷切尔·劳丹（RachelLaudan）所写，正是维尔纳“使地层成为历史地质学的中心概念”。在维尔纳之前，地质学家主要是按照矿工的操作方法、范围、地点或者矿物学家所强调的矿物成分给岩石加以分类。然而，用他的话来说，维尔纳主张可以在“地层形成的时间和方式”中发现各种岩石“本质的区别”。正如雷切尔所解释的那样：“通过把时间限制作为地层的确定特征，通过把时间作为本质，维尔纳把地层定义为独特的历史存在，而不是自然存在。”[32] 维尔纳更加具有推测性的关于长期的地质演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早期地球普遍被大洋所覆盖，组成地壳的岩石来源于大洋中的沉淀物或者沉积物。比这个假定更重要的可能是早期维尔纳所强调的地质时间的无限性——从地球被大水覆盖到现在的时间“大约有1000000年”（这个数字虽然比一个或者两个年代之后地质学家所认为的少得可笑，但这却是对以前的基督教解释具有重要意义的背离）。在他关于地球构造学的讲座中，他谈到地球的历史，“与之相比，在时间上，书写的历史只是沧海之一粟”。维尔纳关于深层时间的论述也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康德在他的伟大著作《自然通史与天体论》（1755）——其中致力于解释太阳系的形成——中写道：“在这个已经形成的自然星球——我们在其中发现了我们自己——达到现在就体现在其中的完美程度之前，时间已经过去了几百万年和几百个世纪。”康德还提到了无限的时间和空间，认识到这符合伊壁鸠鲁的假设。由于认识到他的研究指向的“时间深渊”，维尔纳——与康德写于同时——觉得他的地质学没有必要同圣经的创世故事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的方法就是明确的唯物主义方法——存在于地质演替理论之中。[33] 维尔纳的著作对整个欧洲的地质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维尔纳之后，历史地质学有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地层”概念的基础之上，在重构过去的过程中地层概念作为主要方法代替了过去的矿物分类法。正如英国地质学家W.H.费顿（W.H.Fitton）所解释的那样，在发展地层概念的过程中，维尔纳是“第一个使地质学家们清楚地注意到不同的岩石种类通常所表现出来的演替秩序的人”。[34]正是维尔纳思想的这个方面对伟大的法国古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1769—1832）的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居维叶在发展自己的比较解剖学和地球理论的过程中，被德国的地质构成论所吸引。早在1804年，居维叶就非常偶然地指出，在巴黎附近发现的即使地质年代较近的化石也有“成千上万个世纪”的历史——因而指出了向后无限延伸的、实际上延伸到不可想象的时间段的地质时间概念。[35] 然而，维尔纳在地质学历史中的声望受到当时围绕地质学而展开的神学争论的损害。因为维尔纳更加广泛的推测性理论认为，矿物起源于大洋中的沉淀物或者沉降物，这一观点被许多为诺亚洪水的圣经解释进行辩护的人所利用。在地质学的辩论中，持这一观点的人被称作“岩石水成论者”（Neptunists），反对者则被称作“岩石火成论者”（Vulcanists）——这些观点的科学证据可以在英国地质学家詹姆士·赫顿（JamesHutton,1726—1797）的著作中发现。这一观点反对灾变说，并且导向后来与查尔斯·赖尔相联系的“渐变说的”地质学。事实上，维尔纳本人并没有站在水成论者所提出的神学立场，他的理论方法的主要贡献在于切实地建立了历史地质学的理论基础，其本身——通过它的强调地质时间的无限性——就瓦解了圣经的解释，但在后来的地质历史中经常被忽视（特别是在英语传统中）。[36] 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明确地抛弃了水成论的假说，但却同时认为：“维尔纳的功绩”是他的理论注意到了地球历史中“地层的年代顺序”。实际上，黑格尔认为，地球构造学（也就是，维尔纳的理论传统）的主要贡献在于：在研究“地球的构成”的过程中，它第一次提出“这是一个历史，而且它的条件是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它带有一系列属于遥远过去的一系列巨大变革的标记。”黑格尔在维尔纳之后认为，这是一个经过了无限的地质时间才出现的过程：数百万年。黑格尔强调“自然发生说”（generatioaequivoca）现象——指生命自发地从无生命的物质产生，就像过去某些时候在地质时代中发生的一样：“自然发生说是由海洋和陆地所证明的赋予生命的一般方式”，是一个“走出混沌世界的革命”。[37]（相对于他的典型思想，黑格尔在这里好像更多地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38]）马克思——通过施泰宁格和黑格尔，也许还有斯蒂芬斯（他的人类学课程无疑接触到地球历史问题）——不仅对维尔纳的理论非常熟悉，而且将自己置身其中：把历史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而不是岩石水成论观点。他抓住了维尔纳的理论所代表的时间和进化观念的革命性。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大地创造说，受到了地球构造学（即说明地球的形成、生成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我产生的科学）的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是对创世说的唯一实际的驳斥。”[39]稍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自然发生说”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待地球上的生命起源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本体论。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仍然坚持了伊壁鸠鲁的观点——由卢克莱修所讲述的，“大地被赋予母亲的名字，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产生于大地”。[40] 瓦伦丁·格拉塔那（ValentineGerratana）认为，到19世纪早期，“自然发生说”这个概念已经变了一个普通的超越了任何特殊的哲学背景的哲学观点。“自然发生说这个观点的作用因此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和在进化论本身中都是等价的。”只是这仅仅意味着唯物主义关于生命起源的假说（那时科学还没有能力证明）。稍后，在《反杜林论》（1877—1878）中，在批判科学内部“自然发生论的最大胆的代表”的过程中，恩格斯坚持认为：“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所能肯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41]同时，恩格斯更尖锐地回应了那些人，他们基于创世论基础，反对整个唯物主义对隐含在自然生成论——作为对存在之谜的回答——一般思想之后的唯物主义调查。今天，在大量科学发现的基础之上，关于地球生命的起源问题可以得到更加确切的论证。主要的观点与早期从唯物主义自然观中发展起来的那些推测性思想相似，它们都认为生命起源于无生命物质，而不是神创造的结果。无论如何，现在可以解释为什么生命没有继续创造下去——如果生命起源于无生命物质的话。就像著名的科学家理查德·莱温斯和理查德·莱文庭所言：所有的生命起源于生命的规律只发生于10亿年之前。生命最初起源于无生命物，但是那种起源已经不可能继续发生，因为活性有机体消耗了重新再造生命所必需的络合有机分子。并且，生命出现之前存在的还原空气已经转化成——通过活性有机体本身——富含反应性氧气的空气了。在雷切尔·卡逊的雄辩著作中，“年轻的地球上的条件创造了生命；生命又立即改变了地球上的条件，因此自然发生就不可能重复了”。[42] 卡逊所指的“自然发生”在这里反应的事实是：当生命起源的唯物主义解释最终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众所周知的奥巴林—霍尔丹假说——由苏联的亚历山大·奥巴林（AlexanderOparin）和英国的J.B.S.霍尔丹这两位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之中时，这种观点则以解释以下问题的形式得以构建：如果“自然发生”被证明是不可能的，那么，生命又是如何从自然中自发地产生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一部分存在于生物化学之中，一部分存在于苏联生态学家V.I.维尔纳茨基（V.I.Vernadsky）在他的《生态圈》（1926）理论中所提供的分析之中——他认为：我们所知的大气层是由生命本身创造的。通过创造大气层，生命改变了“自然发生”可能出现的条件。[43] 除了历史地质学，马克思也受到历史地理学发展的重要影响。作为柏林大学的学生，他听了著名的唯心主义历史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KarlRitter,1779—1859）的课——李特尔在地理研究中所运用的历史的和目的论的方法对黑格尔写作《哲学史讲演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黑格尔除了采纳李特尔在研究不同大陆之间的关系时所运用的特殊的地理学方法之外，他还采纳了后者关于文明和对自然的依赖程度之间逆反相关的观点。[44]李特尔出色地论证道：距离、自然影响，甚至自然产品，都屈服于人类胜利的步伐，并且在人类的脚步面前消失了；或者，也可以说，人类越来越从自然力量中获得解放；人类越来越从他们所居住的地球上解脱出来。地区以及所有大陆的历史都证实了这一点。李特尔研究地球历史的方法最终属于目的论方法，即最终归因于上帝神圣的手。但是，他把有机发展的长期过程最终归因于机械原因，在这种意义上，他的方法又具有更加直接的进化论特征。因此，对李特尔来说，地球——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必须被历史地看待（也必须按照目的论的方法对待）。“地球的历史在过去的每一时刻都显示出：它的每一个特征，每一次分裂，都屈从于无休止的演变过程”，这表明：“我所重点强调的有机发展是可能的”。[45]因此，在李特尔地理学的神秘外壳中隐藏着合理的内核。李特尔对环境思想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他对伟大的新英格兰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乔治·珀金·玛什（GeorgePerkinsMarsh）的影响表现出来，玛什是《人与自然》（1864）一书的作者，这本书被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称作是“自然保护主义运动之奠基之作”。玛什在谈到他的这本书时说道：“这本小书只是表明了李特尔和吉欧（Guyot）（李特尔的瑞士追随者，后来移民到美国）的观点，即地球创造了人类，人类事实上也创造了地球。”[46]玛什在此说明，必须吸收李特尔主要的批判性现点（他的标准的地理决定论例外），亦即人类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这意味着人类现在是改造地球的强大力量，也经常会伴随着破坏性的后果（玛什著作的副标题为：被人类行动所改变的地球）。因此，为了提出人类对地球的控制问题，玛什利用了李特尔的历史见解并将其倒置过来。类似的过程也出现在李特尔的学生马克思身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如我们所见，马克思指出：人类出现之前的地球现在已非常难以找到了。而且，人类改造自然的本质——以及有时它的破坏性后果——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逐渐作为一个主要的考虑因素而出现。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随着有关自然和人类历史的漫长历史观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40年代中期存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著作中关于自然和人类的非历史的、神秘的观念——这一学术思潮散布广泛，但随着1848年的革命而消失——失去了耐心。这是一群德国作家，他们把抽象的人本主义和抽象的自然主义同源自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观点相混合，就是为了制造出一种以重建真正的人类和真正的自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概念，但是一直都忽视了人类发展和自然历史的物质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truesocialism）这个词本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卡尔·格律恩（KarlGrün）那里借来的，而格律恩则是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的批判靶标就是鲁道夫·蒙特（RudolphMatthäi）所写的一篇《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蒙特本人作为重要的知识分子看待，而只是把他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他悲伤的话语：“人能不能重新把人间作为自己幸福的国土来欢迎？他知不知道人间就是他最初的故乡？为什么他继续把生活和幸福分开，为什么他还不消灭把人间生活分裂为两个敌对部分的最后一道障碍？”为了调和人类和自然，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引导读者走入了“自由自然”的王国——以期用自然本身所提供的精神方法来跨越人类对自然的异化：五色缤纷的花朵……高大的、骄傲的橡树林……它们的生长、开花，它们的生活——这就是它们的欢乐、它们的幸福……在牧场上，无数的小动物……林鸟……活泼的马群……我〔“人”说道〕觉得这些动物除了那种在它们看来是生活的表现和生活的享受的东西之外，它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希望其他的幸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看到无数的天体，这些天体按照永恒的规律在无限的空间旋转。我认为这种旋转就是生活、运动和幸福的统一。[47]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不和谐作为“人”之手进入这个世界的结果，那是抽象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哲学神秘主义”的错误就在于认为人应该同“自由的自然”重新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求助于自然，“断言在自然界中不存在这种二重性〔这种异化〕”。而且，既然“人”同样也是“自然界的物体”，因此，人也不应该存在这种二重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自然中的生存斗争，但已不再是被看作纯粹的生存斗争。他们在20年之后运用被称为“达尔文主义的”语言评论道：“在自然界中‘人’可能还会看见许多其他的东西，例如，植物和动物之间的残酷的竞争。”实际上，他们继续说道：“霍布斯〔比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能有更充分权利引用自然界来证明自己的bellumomniumcontraomnes（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黑格尔——我们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以他的体系为依据的——却能在自然界中看出二重性，看出绝对观念的放荡时期，甚至能把动物称为神的恐惧的具体表现。”[48] 蒙特所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继续论证道：对社会而言，为了获得自由，就必须在自然的镜像中被改变。蒙特说：“像单个植物要求土壤、热度、阳光、空气和雨水来生长枝叶、花朵和果实一样，人也想在社会中找寻全面发展和满足自己的一切要求、倾向和天资的条件。”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回答道：植物根本没有向自然界“要求”上述的一切生存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么，植物也就不会成为植物，而仍旧是种子。其次，植物的“枝叶、花朵和果实”等的特性密切地依赖于“土壤”、“热度”等等，一句话，是依赖于它所生长的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因此，妄加在植物身上的这种“要求”被归结为植物对现有的生存条件的完全依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用这种神秘化的自然观创造出神秘化的社会观，也就是说，“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创造，也仅仅是想的问题，而不是其存在的条件问题。为了回击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因为不能区别人类是自然存在还是社会存在——由于不能理解劳动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本质，通过劳动人类改变了自然和它的社会关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人类仅仅归于“是对任何一个跳蚤、任何一个墩布、任何一块石头的平等”。作为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伤感的、唯灵论自然主义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认识到“人类和自然界的斗争”——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消除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社会特征，也没有理解人类对自然异化的真正的人类基础。[49]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它对待自然的唯灵论和感情主义的方式，有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道梅尔（GeorgeFriedrichDaumer）的《新时代的宗教》（1850）的反应，他们于1850年评论了这本书。道梅尔（1800—1875）不仅批判了基督教，而且——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沿着“甚至比基督教还反动”的路线试图重建宗教和社会。他们称之为道梅尔的“自然崇拜”可以从后者下面的诗行中看出来：亲爱的大自然母亲啊，让我踏着你的足迹前进，用你的手来引导我，像牵在你手上的孩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而且，他们指出：道梅尔在著作中的“自然崇拜”对它来说具有肤浅的、非历史的特征。事实上，这可以被看作——尽管他们没有这样说——在兜售像自然神学一样的存货。因此，道梅尔在他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关于自然的伤感主义观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引用的句子，可以概括如下：我们看到，自然崇拜不过是小镇居民礼拜天散步时看到杜鹃把卵产在别的鸟窠里，看到眼泪有使眼睛表面保持润湿的作用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而像孩子一样表示惊奇不已，并且在最后畏敬战栗地向他的孩子们朗诵克洛普什托克的春天颂。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而对于这样的现代自然科学却只字未提。相反的，我们却听到些神秘的暗示和关于诺斯特拉达莫司的预言、苏格兰人的洞察力以及动物的磁性等令人不解的庸人猜测。巴伐利亚落后的农村经济，即僧侣和道梅尔之流都同样可以滋生的土壤，现在已是用现代农作技术和现代机器来加以耕耘的时候了。[50]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应该抛弃反动的关于自然的伤感主义——意欲重建封建等级秩序，同时否定改变物质条件。对农民而言，比较有利的就是他们同土地的关系已经被更“现代”的生产关系所改变。这远非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民或“土地”缺乏同情，他们在这里所拒绝的只是对农民和土地的反动关系。正是在同一年，恩格斯写了《德国农民战争》（1850）这部伟大的著作，这部著作赞美了16世纪革命的农民阶级以及他们在托马斯·闵采尔（ThomasMuntzer）的领导下反对私有制并建立新的公有土地关系的斗争。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 马克思早在1842年就开始熟悉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当时他要为《莱茵报》的一篇文章查阅傅立叶（CharlesFourier,1772—1837）和蒲鲁东（1809—1865）的作品。傅立叶在妇女的状况、自然的退化以及协作劳动的本质等领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傅立叶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关于自然，他写道：“我们的后代会如何诅咒文明，当他们看到如此多的山脉被掠夺并光秃秃地留在那儿，就像法国南部的那些光秃秃的山脉一样。”在他的“协作制度”中，傅立叶预见了捕鱼量在普通年份可以增加20倍，“如果可以达成只在适宜季节捕鱼的协议——数量要受到生殖条件的调节，并且把1/4毁坏河流的时间用于捕捉水獭”。傅立叶，就像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试图通过分散人口的方法来解决人口问题——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逐渐向大城市中心的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村人口的减少。[51] 但是，蒲鲁东对马克思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蒲鲁东后来的追随者最受其影响的就是《什么是所有权？》（1840）这部早期著作——这部著作因为“它是贼”的回答而闻名。正是在这里，蒲鲁东展示出他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马克思也对他的作品记忆犹新。在1842年他写给《莱茵报》关于共产主义的早期文章中，马克思提到：“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以及其他相对而言缺少理论性的观点相似的文章，“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52] 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蒲鲁东提出的一个主题后来成为马克思著作的中心内容：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对土地或者原材料附加劳动并不能证明土地私有权的合法性（就像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也不能证明将应该对土地持有共有关系的大多数人口排斥在外的合法性。对于政府出卖所有人口都合法地拥有的森林以及其他土地，蒲鲁东（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作为响应也对此进行了批判）写道：即使国家是所有人，这一代人可以剥夺下一代人的财产吗？国家是以用益权的名义占有的；政府进行管理、监督和保护；如果它还可以租让土地的话，它也只能租让使用权；它既无权出卖，也无权以任何方式转让出去。既然没有所有人的资格，它怎能移转所有权呢？……毁坏那块土地，或者——这对于你是一样的——你可以出卖它：你不仅是出让一次、两次或几次的收获，而是消灭你和你的子孙可以从那土地上得到的全部产品。[53]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给予《什么是所有权？》以最高的赞誉。在《神圣家族》中，他们说道：“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54] 然而，仅仅两年之后，马克思就对蒲鲁东后来的一本著作表示了决然不同的态度。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就在持续不断地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这些研究的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很明显。但是，正是《哲学的贫困》才是马克思对经济的关注超越对哲学的关注的第一本著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却采取了批判蒲鲁东《经济矛盾体制：或贫困的哲学》（1846）的形式。《经济矛盾体制》是完全不同于《什么是所有权？》的一类著作。这本著作因为它的副标题“贫困的哲学”而闻名，它由具有两种批判倾向的混合物组成：一方面试图批判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试图使资本主义社会更加社会主义化——它们都源于古代的寓言故事或者关于天命的目的论参考文献，对马克思来说，这也例证了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们将其定义为一种建立没有贫困，没有无产阶级——至少是没有无产阶级反对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的企图。[55] 《经济矛盾体制》既是以天命思想开篇的也是以天命思想结束的（在第一卷中），由此人类“以自比于绝对物的奇妙假设，本身就包含着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的同一性”。蒲鲁东用一种讽刺的语调写道，“上帝的假说”在一种不再否定上帝的文明中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由此可以理解历史的天命本质。正如上帝作为天命的有效理由是无法被理性所证实的那样，人文主义同样如此，“其肯定社会经济公有制，肯定哲学神秘主义和现状”，就等同于天命思想的发展（这一次把人类作为其有效的理由），这只不过是“宗教的复辟”——其同样也不能被理性所证实。根据蒲鲁东的观点，我们所剩下的就只是天命的概念，在秩序、进步、命运的意义上——“我们的灵魂与无限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整个大自然也通过我们的灵魂与无限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56] 在这种特殊的哲学框架之中，蒲鲁东寻求发展他的“贫困的哲学”——开始于价值概念并继续分析了诸如劳动分工、机器、竞争以及垄断等现象。为了解释他的经济观点，蒲鲁东决定通过拟人化的方式以“普罗米修斯”的名义描述社会以及表现人类活动。“根据神话，”蒲鲁东写道，“普罗米修斯的所作所为正是人类活动的写照。普罗米修斯盗取了天火，发明了初期的工艺；普罗米修斯能预知未来，并且企图和丘比特分庭抗礼；普罗米修斯就是上帝。因此，我们就把社会叫做普罗米修斯吧！”对蒲鲁东而言，“普罗米修斯……扩大了征服自然的领域”。他知道了“社会的公平不是别的，就是价值的比例”。实际上，普罗米修斯知道哪一种产品需要一小时的劳动，哪一种产品又需要一天、一星期或一年的劳动；同时，他也懂得，投入生产的费用愈多，自己的财富愈是增长。因此，在开始时，他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总是给自己准备一些成本最低、因而也就是最必要的东西，随着生活愈来愈有保障，他便逐渐考虑到各种奢侈品了；而且，既然他是个聪明的人，他一定是按照每一种物品所需成本的大小的自然顺序来安排生产。[57] 因此，社会，或者“普罗米修斯”，认识到，根据“比例规律”，商品是按照价格从最廉价的商品到最昂贵的商品排列的——也就是从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到奢侈品。这是因为“社会首先是生产那些成本最低、因而也就是最必需的东西”。文明之初都是一些最简单并且成本最低的行业：“采集、畜牧、狩猎和捕鱼，而且是在很长一段时期以后才进而从事农业生产”（所有形式的“采掘生产”）。更加先进的行业只有随着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才能够出现，这样的例子可以在最简单的行业中发现。对蒲鲁东来说，价值决定或者财富决定只是决定成本的劳动时间的成比例分配。因此，当“普罗米修斯〔上帝、劳动者和所有者的概念都融于其中〕……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够在一天之内生产出从前需要10天才能生产出来的某种物品”的时候，生产率得以提高。这样的创新，蒲鲁东认为，开始于采掘生产——可以解释日历的出现以及钟表的加工。[58] 蒲鲁东继续用充满神话和圣经的语言进行论证：在创世记的第一天，“普罗米修斯”“脱离了自然的怀抱”并且开始劳动；第二天，他施行了分工；第三天，普罗米修斯“发明一些机器和发现物品新的效用和新的自然力”。[59]社会的目标——用诸如“普罗米修斯”这样的术语理解——就是为社会创造最大的经济价值和多样性，以及按比例地实现根据劳动时间为每一个人公平地分配经济报酬。对蒲鲁东来说，也就是劳动的社会化——可以建立在现有社会的基础之上。“凡是劳动还没有社会化的地方……交换必然混乱和不诚实”，并且社会也不可能和谐。天命不是由上帝而是由普罗米修斯（既是上帝也不是上帝，也就是，远离人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它指向导致一个更加和谐状态的比例规律。[60] 蒲鲁东认为，无产阶级与社会对立的本质只是在于劳动的分工——它开始阻碍和谐的发展。那么，问题就成为展示“那个既能保持责任心和个性，也就是保存工人的专业技能，又能把最大限度的分工与高度的多样性结合起来的复杂而和谐的合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机器——机器是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体现，是通往进步和天命的钥匙。他写道：任何机器就是把若干操作合并起来，简化传动系统，压缩劳动量和降低成本。在这一方面，机器都是分工的对立物。因此，机器的采用使分工劳动者恢复原状，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产品的价格，活跃各种价值的交流，促进新发明和提高公众福利。因此，通过机器，“普罗米修斯和内普顿一样，三步便跨到世界的尽头”。[61] 试图在现存经济形式的社会化过程中发现和谐，这种同样的倾向也可以在蒲鲁东对地租的分析中发现，其中，他论证道——在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混乱讨论基础之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阶段，很有必要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而地租就是这种新契约的代价……从本质和使命来说，地租是一种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地租，或者更恰当地说，土地所有权，推毁了农业上的自私，产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产生的团结……现在，所有权已经获得道义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地租了。[62] 对马克思来说，蒲鲁东后期的思想代表了一种直接的对茁壮成长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挑战，因此需要全面的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反驳了蒲鲁东整个的《经济矛盾体制》，并且在这种背景中更加充分地发展了迄今为止他自己所发展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不是通过了解人类“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以及“世俗”意义上的历史来解释社会关系的历史起源，而是求助于具体的概念：不变的规律和永恒的原则，比如比例规律、普罗米修斯（一个“怪物”，完全是从原始神话中分离出来的但却代表着蒲鲁东自己的神话），以及最重要的天命。蒲鲁东的“说明现象的方法”，马克思写道（意指蒲鲁东利用圣经模式中的三天而创造人类社会），“部分是希腊的，部分是犹太的，既神秘又有寓意”。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对此又作了更加清楚的批判，认为没有比像蒲鲁东一样的思想者“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这些陈词滥调事实上是非历史的观点，因为，它忽视了历史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的特殊性。[63]因此，这类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也就是具体化（亦即把现实的人类关系转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形式以及由此而来的加强现状的历史遗忘的一种形式。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抨击了蒲鲁东对天命的所有强调，指出：“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冗长地重述事实的若干方式之一。”如果有人要说“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土地私有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么，他就会得到如此“天命的历史”的形式和内容。并且至今在纯粹的“天命”这个词汇背后，马克思论证道，隐藏着土地私有制的扩展、羊毛的生产、耕地变成牧场、小农庄的清除、地产的集中，以及租佃者被迫离开家园的全部历史，事实上，这就是历史真正的物质内容和过程。马克思认为，在把天命思想置于其理论中心的过程中，尽管蒲鲁东对上帝有一些不敬的评论，但在本质上，他还是采取了一种神学立场，换句话说，他发明了一种对待自然和社会的目的论方法。[64] 马克思特别批判了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他的机器直接来源于劳动分工——以及把此作为“天命的目的”的规划。蒲鲁东“新的普罗米修斯”就是一个像上帝一样的形象，他隐藏着蒲鲁东所提出的关于机器的纯形而上学观念，使它从生产和剥削的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并把它看作符合它自己的技术逻辑。反对蒲鲁东把机器作为解决劳动分工的“合题”的观念，马克思通过长篇而详细的论述，解释了机器以及它与劳动分工（包括“国际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市场、生产、剥削，以及工人的退化的历史起源。马克思在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一封信（1846年12月28日）中指出：“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于九到十二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对机器盲目崇拜的方法——给了机器一个具体的“普罗米修斯”特征，并且抛弃了机器的历史起源和条件——只产生了错误的、机械的目的论，这是最糟糕的资产阶级工业意识形态的特征。马克思写道：“把机器看作分工的反题，看作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65] 社会关系、技术和思想，在马克思看来，都是永恒地变化的，但是，只有在历史根源被忘记的具体化过程中才被看作具有固定的形式。思想本身，他写道：“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是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卢克莱修语〕才是停滞不动的。”[66] 马克思也对蒲鲁东的下列观点进行了广泛的批判：社会首先生产它最基本的需要，因为这些东西是最廉价的，只有那时才转而生产比较昂贵的奢侈品。与蒲鲁东相反，马克思认为：工业品的价格有下降的倾向而农产品的价格则已上升——与中世纪相比。“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多余的东西要比必需的东西更容易生产。”对马克思来说，生产以及产品的使用取决于社会生产所决定的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本身最终又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之上。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最普遍的消费品；但是马铃薯引起了“瘰症”；棉花替代了羊毛和亚麻，虽然后者“更有用”；并且，最后，烧酒生产占了啤酒和葡萄酒的上风，虽然大家都承认前者更加具有有害性的特点。“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因为生产这些东西需要的劳动最少，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就最低……在建立在贫困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67] 马克思并没有减少对蒲鲁东地租观点的批判——蒲鲁东认为地租是“把人束缚于自然”的一种工具。他写道：地租使土地所有者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他甚至可以完全不了解自己的领地，正像在英国那样。至于土地经营者，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农业工人，他们不束缚在他们取得收入的土地上，正如厂主和工厂工人不束缚在他们加工的棉花和羊毛上一样。他们感到切身有关的只是他们的产品价格和货币价格收入。对马克思来说，地租并不能够成为表明土地肥沃程度的精确指标，虽然蒲鲁东如此认为：因为现代化学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沃的估价……肥沃决不像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与蒲鲁东相反，“地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连在一起”。[68] 对马克思来说，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蒲鲁东使资本主义生产更加社会化但却不改变其本质特征的错误企图，通过他的下列立场清楚地表现出来：公平只是不得不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亦即，把按劳分配的原则普遍化。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即蒲鲁东先生当作将来再生公式向我们推崇的那个公式，也无非是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表现，而这早在蒲鲁东先生以前李嘉图就明确地论证过。”对马克思来说，蒲鲁东的观点只是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问题的一种不彻底的解决方案，因为，一种革命性的战略要求打破根据劳动时间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并且根据真正的人类需要而决定生产和分配关系。正如许多年之后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那样，“按劳分配”原则必定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所取代。因此，所需要的就是坚决打破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而不是它的普遍化。[69] 那么，对马克思而言，蒲鲁东的分析就不及科学的经济学家（比如李嘉图），因为，他不得不求助于“魔力”（马克思意指蒲鲁东的新的普罗米修斯）来解释——更确切地说是解释清楚——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生产和分配关系。同时，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制》缺少对共产主义（蒲鲁东攻击它）的分析，因为，它不能“超出（哪怕是推测性的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与蒲鲁东混乱的神秘主义，甚至唯心主义相对立，马克思提出了来源于卢克莱修的“不死的死”或者绝对纯粹的死的唯物主义原则——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及对现实的历史性、偶然性和过渡性本质的认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有从物质生产或者人类的生存斗争这个立场出发才可以提出这样的唯物主义原则。[70] 《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是《共产党宣言》（1848）论证的中心内容，其中第一次以革命宣言的形式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共产党宣言》是1847年受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而作。它的初稿是《共产主义原理》，这是恩格斯应同盟的要求为反击一系列被称为“信仰声明”——模仿莫泽斯·赫斯（MosesHess）早期具有傅立叶主义者特征的《共产主义信仰声明》（1844）被提出来的——的原则而撰写的。（在关于共产主义同盟应该信仰什么信条的斗争中，恩格斯写了两份应对赫斯的“信仰声明”，其一为1847年6月的《共产主义信条》，这在本质上说是第一草稿，临时被同盟所采纳并显示出恩格斯的影响力；其二即为1847年10月的《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成功，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11—12月份共产主义同盟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占极大优势的影响力，结果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应同盟要求所提交的关于原理的最后草稿被同盟所采纳。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起草的杰作《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才作为作者出现）。[71] 假如马克思先前对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是其本质的话，那么，从一个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共产党宣言》则经常被看作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然关系的所谓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观点的主要地方，这就相当具有讽刺意味。根据这种普遍的批评观点，马克思采取的正是社会主义环境保护主义者特德·本顿（TedBenton）——他本人是马克思在这一方面的批判者——所称谓的“一种‘生产主义者的’‘普罗米修斯的’历史观”。雷纳·格伦德曼（ReinerGrundmann）在他所写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中论证道：“马克思的基本前提”就是支配自然的“普罗米修斯方式”——格伦德曼试图为这种观点辩护。然而，对于自由主义者维克托·费克斯（VictorFerkiss）来说，这样的辩护根本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对待世界的态度总是保持着普罗米修斯一样的冲动，以人类征服自然为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支持这种观点，他指责马克思对待人类-自然关系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态度”贯穿了其所有的作品（他的早期作品例外），这表明“马克思对改变阶级制度中人类社会的剥削关系的关注并没有延伸到对自然的剥削”。社会生态学家约翰·克拉克（JohnClark）则更进一步：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人”是一个不以自然为家的、一个没有把地球作为生态学的“家庭”的存在物。他是一个把自然置于他的自我实现要求之下的、不可征服的、超自然存在……对这样一个存在物来说，自然的力量，无论是以他自己的无法控制的内在自然的形式，还是以外在自然的威胁力的形式，都必须被征服。即使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迈克尔·劳依（MichaelLowy）也指责马克思采取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态度对待生产力的无限发展”，这是“根本不可能加以辩护的……尤其是从这个星球的生态平衡遭到威胁的立场出发”。[72] 理解如下这一点很重要：对“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指责，其内部隐含着一定的反对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或前现代主义的）假设——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假设在许多绿色理论中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好像应该是，需要的只不过是抛弃现代性本身。这样，对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指控就是绕了一个圈之后，把马克思的作品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都贴上了现代主义——在这一方面比自由主义本身更加容易受到谴责——的极端形式这么一个标签。这样，后现代主义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韦德·西科尔斯基（WadeSikorski）写道：“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对机器最虔诚的崇拜者之一。资本主义可以被原谅它的罪过，因为……它正处在使机器变得完美的过程之中。”[7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马克思作为普罗米修斯主义加以批判——这在对马克思的批判中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冷战初期——看起来迂回地来源于马克思自己在这一方面对蒲鲁东的批判。这样，马克思对蒲鲁东关于机器和现代性的分析的神话—宗教基础所进行的批判就以某种方式转换成（在那些忽视了他的批判的现实历史的人中间）批判马克思自己了。这样的批判，实际上，来源于一个已经建立好的模式。正如萨特所指出的那样：“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是一种前马克思思想的明显复活。”因此，在马克思的批评者——正如这看起来的一样具有讽刺意味——中间，没有什么比把马克思所要超越的其他激进的思想者（蒲鲁东、布朗基、拉萨尔，等等）的观点归之于他更为普遍的了。在所谓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事件中，马克思对蒲鲁东在这一方面的批判最为清楚不过了——当然，那些没有研究蒲鲁东本人因而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批判本质的人例外。[74] 对马克思来说，应该赞美的普罗米修斯是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的革命性的神话人物，他藐视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并把火（光、启蒙）带到人间。比如培根，他把普罗米修斯与科学和唯物主义——因而以及古代启蒙人物伊壁鸠鲁——的出现联系起来。[75]普罗米修斯后来作为机械唯物主义的形象完全没有出现在马克思的作品当中——在他批判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背景中例外。像本顿和吉登斯一样的思想家针对马克思而提出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指责首先对准的就是《共产党宣言》，因为马克思在其中提到“自然力的征服”和“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如果从表面或者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两句话可能反映出一种不恰当的、实际上是“普罗米修斯主义的”立场。然而，《共产党宣言》尽管具有普遍的争议性意图，但在其内部已经包含着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包含了强调人类和自然存在的必要统一这种生态学观点——反对后期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重要组成内容。[76]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包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著名颂词，赞扬了它的革命功绩——通过这种革命功绩“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这些功绩之外也指出了它所带来的主要矛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以作为它的法定继承人的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正是在赞美资产阶级的这种背景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事实：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7] 仅仅是因为运用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这样的语句，这往往就被刻画为具有反生态的立场。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中更加仔细地考察这些表述的地方。首先，马克思接受过古典教育，因而他知道在古代雅典“愚人”（idiot）这个单词的含义来源于“ldiotes”，这是指被剥夺了公共生活的公民，他们——不像那些参加公共集会的人——从一个褊狭的立场看待公共生活（城邦生活），因而属于“愚蠢的”（idiotic）。第二，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所表达的并不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城乡之间对立性劳动分工讨论中所表达的更多。在那里他们发现城乡之间的分离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一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把农村人口从“世界交往，以及随之而从文明”中分离出去。[78] 在马克思整个的学术生涯当中，他都始终坚持：在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空气、清洁和真正的物质谋生手段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乡村农民则被剥夺了与世界文明以及更大的社会交往世界的所有联系。一部分被剥削的人口已经进入了社会交往世界（作为城市存在的一部分），但是却缺少身体健康和福利；另一部分往往拥有身体健康和福利（因为接触清新的空气，等等），但是却缺少与世界文明的联系。实际上，马克思认真地考虑过戴维·乌尔卡尔特（DavidUrquhart）的观察：作为城乡生存之间的极端分离的一种结果，社会正逐渐分化为“粗笨的农民”和“娇弱的侏儒”——这剥夺了一部分劳动人口的智力供养，以及另一部分劳动人口的物质供养。[79]所有这一切都被马克思用来解释为什么无产阶级是比农民阶级更加强大的力量。在被迫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城市人口失去了与自然条件的本质联系，但却获得了把他们推向更加革命的社会现实的各种联合形式。任何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其第一个任务就是消除对立的城乡分离。这不是说自然应该受到轻视，而是说城乡对立是资产阶级文明异化本质的一个主要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农村对城市的依赖部分地作为资本主义时代城市中出现的“人口大大增加”的一种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段他们关于将无产阶级从“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中解救出来的陈述之后紧接着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因此，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部分当中，这一部分致力于无产者和共产党人在历史上的特殊要求，他们坚持要求执行“通过把人口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而这种可能性只有通过“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才能够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在更高层次上寻找重新联结被撕碎的部分——后来马克思称之为人类与自然的新陈代谢。这些措施进一步结合“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以及“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0]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被看作是对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土地关系的方式的一个反应。与马尔萨斯——他建议把农民从土地上“清除”出去，因而城市的工人数量就会增加——的观点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以前傅立叶和欧文的提议的启发）则建议分散人口，克服他们认为构成资产阶级秩序的城乡对立。[81]不是与马尔萨斯一道，坚持认为耕种技术的改进是有限的（即便不是进步的程度，也对进步的速度设置极其严格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这样的改进是能够实现的，特别是，如果有一种“总计划”下的联合劳动加以指导的话。那么，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主要回答就是消灭人类对自然的异化。然而，很明显，这不是那种认为自然应该不为人类所影响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拒绝了基于幻想的纯粹“伤感主义”的自然观念——自然仍然处于原始状态而且不应该受到影响。就像他们那个时代中几乎所有的个人一样，他们也谴责那些在粮食供应仍然是一个问题的地方却存在着“荒地”。他们的立场——随着他们作品的发展而更加清晰——就是通过考虑了人类和地球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生产组织而鼓励一种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可持续性关系。《共产党宣言》，正如我们所见，经常因为其所谓直截了当地鼓吹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而受到批判，尽管马克思先前对蒲鲁东的这种思想进行了批判，但是，这种思想还是经常被归之于马克思和思格斯他们自己。这些批判经常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赞扬：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2] 主要根据这里提到的“自然力的征服”和“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经常被描述为：没有充分地——在他们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矛盾。[83]当然，他们是十足的培根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他们认为人类对自然力的征服——他们将之与科学和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整体上是好的。然而，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赞扬中并没有解决的整个可持续性问题就悬而未决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然力的征服”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并且与培根下面的一句话完全吻合：“只有顺从自然，才能驾驭自然。”[84]至于“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饥荒，这个马尔萨斯的幽灵，已经通过这种和那种方式，被资产阶级生产推后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要求一种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其中机器和工业化毫无保留地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而受到推崇——虽然它没有指向保护荒野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要关心的内容这个事实。任何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必须意识到：占据了这篇杰作开篇部分的对资产阶级文明的颂扬，只是为了导入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并且最终导致其崩溃的社会矛盾的思考。没有人会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把资本家描述为一个英雄，或者庆贺劳动分工、竞争、全球化等的进步，就完全放弃了所有批判的观点。相反，在其后的论证过程中，这些发展的片面性都以辩证的方式出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识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特征伴随着大多数人口相对贫困的增长，所以他们明白“自然力的征服”伴随着自然的异化——表现在他们视之为资本主义核心问题的城乡分离之中。因此，虽然极其简短，但是《共产党宣言》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内藏于第二部分中他们的并非众所周知的十点计划之中。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后的作品中把对生态矛盾的思考作为他们批判现代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结尾处就结束了对资产阶级的赞扬，他们谈到：资本主义，连同它的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虽然这最终涉及无产阶级，但是也涉及资本主义文明的片面性本质所造成的所有一系列矛盾。[85] 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余下的内容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它们的论证限制在他们所认为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性过渡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这些矛盾上。在这里，生态因素，比如城乡之间的分离，好像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且只有在《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的结尾处，在他们关于如何开始建设一个劳动者联合起来的社会的建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强调了完全可以如此称呼的生态因素。这些问题分歧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一般地把生态破坏（对无产阶级直接的生活起作用的因素例外，比如，缺乏空气、清洁、健康条件，等等）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中——他们认为即将来临——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他们强调生态矛盾的地方，他们似乎也没有相信它们可能发展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程度。但是，这种关于创造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的思考却是稍后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论证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其实，正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点强调城乡矛盾的解决——作为超越人类对自然异化的关键因素——他们才明确地把生态问题看作一个同时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视野和无产阶级运动直接目标的问题。尽管小心地避免陷入空想社会主义者为未来社会设计远远超越现实运动的蓝图的陷阱，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像傅立叶以及其他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强调了需要通过行动来解决自然的异化问题，以便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分析不仅来源于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来源于他们更加深刻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它因此为马克思成熟的生态观念——他的自然和社会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理论——创造了条件。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7页。詹马里亚·奥特斯（GiammariaOrtes,1713—1790）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诗人和医生。直到30岁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威尼斯的僧侣，但他离开了寺院而致力于研究。它是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和货币经济的批判者，并重点强调财产的分配不公。见哈尔·德雷珀：《马克思-恩格斯词汇表》（TheMarx—EngelsGlossary,NewYork:SchockenBooks,1986），第15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0、612页。 [3]同上，第609页。 [4]同上，第618页。 [5]同上，第620、620—621、597页。 [6]同上，第621页；另见罗伯特·欧文：《选集》（SelectedWorks,London:WilliamPickering,1993）第2卷，第361、367—369页。 [7]卡尔·马克思：《早期作品集》，第408—40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2—57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2—574、365—36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7页。 [11]同上，第488—499页；另见霍华德·韦金（HowardWaitzkin）：《第二类病》（TheSecondSickness,NewYork:FreePress,1983），第66—71页。关于恩格斯对曼彻斯特环境状况的讨论，都摘录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TheVulnerablePlanet:AShortEconomicHistoryoftheEnvironment,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4），第57—59页。 [12]见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rod）：《历史中的城市》（TheCityinHistory,NewYork:Harcourt,Brace&World,1961），第47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13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2—313页。 [15]见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TheEgoanditsOw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第5、7、32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18]同上，第4、143—144页。 [19]同上，第4页。 [20]同上，第5页。 [21]同上，第5—6、7—8页。 [2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另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88页。 [2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1—22页。 [24]同上，第23—24页。 [25]同上，第48—51页。值得注意的是，仅仅在达尔文发表其开创性的珊瑚礁理论几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作出了这些陈述，亦即把这种在地质时代中属于相对较近的时期才生成的珊瑚礁作为人类尚未大规模接触的一个自然领域。 [26]同上，第31—33页。 [27]同上，第24—25、56—57页。 [28]同上，第434页。 [29]同上，第562—563页。 [30]见Y.M.乌拉诺夫斯基（Y.M.Uranovsky）：《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MarxismandNaturalScience”），载尼古拉·布哈林等：《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思想》（MarxismandModernThought,NewYork:Harcourt,Brace,1935），第139页；另见亚历山大·奥斯波万特（AlexanderOspovat）：《科学生物学词典》（DictionaryofScientificBiography）中的词条“维尔纳，亚伯拉罕·哥特洛布”。关于施泰宁格，见卡尔·阿尔弗雷德·冯·齐特尔：《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历史》（HistoryofGeologyandPaleontology,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s,1901），第258—259页。 [31]见亚伯拉罕·哥特洛布·维尔纳：《不同岩石的简明分类和描述》（ShortClassificationandDescriptionoftheVariousRocks,NewYork:HafherPublishingCo.,1971），第102页；另见雷切尔·劳丹（RachelLaudan）：《从矿物学到地质学：科学的基础》（FromMineralogytoGeology:TheFoundationsofaScience,1650—1830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7），第88页。 [32]劳丹：《从矿物学到地质学：科学的基础》，第94—95页。 [33]维尔纳，引自奥斯波万特：《科学生物学词典》中的词条“维尔纳，亚伯拉罕·哥特洛布”，第259—260页；另见伊曼努尔·康德：《宇宙进化论》（Cosmogony,NewYork:GreenwoodPublishing,1968），第132—133页；另见保罗·罗西（PaoloRossi）：《时间深渊：从胡克到维科的地球史和民族史》，第111—112页。 [34]劳丹：《从矿物学到地质学：科学的基础》，第139—140页。 [35]马丹·J.S.鲁德威克（MartinJ.S.Rudwick）：《乔治·居维叶、龙骨和地质大灾难：对最初文本的翻译和解释》（GeorgeCuvier,FossilBonesandGeologicalCatastrophes:NewTranslationsandInterpretationsofthePrimaryText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7），第70、80、265—266页。马克思熟悉居维叶的巨著《论地球的灾变》（TheRevolutionsoftheGlobe），并可能在其早期的地质研究中读过这本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黑格尔也在其《自然哲学》中强调了居维叶的著作，这一点马克思熟悉。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继续研究地质学文献，后来作了许多关于查尔斯·赖尔《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ofGeology）的笔记。 [36]主要运用后来“岩石水成论者的”传统看待维尔纳的倾向，见查尔斯·科斯顿·吉利斯皮的《创世记与地质学》。另外，在英语传统中还有一种关于地质学历史的普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地质时间的概念主要是由詹姆斯·赫顿和查尔斯·赖尔提出来的。虽然赫顿和赖尔确实在他们通常属于地质渐变说的观点之中空前地强调了深层的、地质时间，但是，同样根据维尔纳和其他作者（包括居维叶）所表现出来的维尔纳派传统，这种认为地质时间的观念没有在欧洲大陆出现——在某种不同的基础之上——的假设可能是错误的。 [37]黑格尔：《自然哲学》第3卷，第15—24、33—36页。自然发生说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卢克莱修、培根跟黑格尔那里都是共同的。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更为具体的含义，比如，它假设蛆虫可以从粪便中自发地产生；另外一种是更为普遍的含义，它暗示生命最初起源于没有生命的物质，没有上帝必要的干预。卢克莱修在两种意义上同时运用这个概念，但是重点强调后者。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只有普遍的意义是明显的，并且受到维尔纳构造学观点的很大影响。所以，黑格尔对待地质构造学和自然发生说的一般方法非常符合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他在他的分析中加入了另外一种（而且，他认为，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假设，这种假设与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以及分别产生的观点相对立，而与创世记的解释却更加一致。毫无疑问，黑格尔想维护这些领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并且不愿意给科学发现让路。同上，第23页。 [38]黑格尔不仅提到自然发生说，而且坚持认为生命与无机物质从本质上就是决然不同的。“如果说地球也曾经处于一种状态，那时那根本没有什么生物，而只有化学过程等等，那么，我们应当说，一俟生物的闪电辟穿物质，就会像密纳发全身武装从丘比特的脑袋里跳出来一样，终归立即会有一种确定的、完全的形成物出现于地球。当创世记十分天真地说，某天产生植物，某天产生动物，某天产生人的时候，这还算最好的说法”。同上，第22页。（参见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90页——译者注）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 [40]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95页（5.780—800）。马克思在谈到“自然发生论”的时候（虽然他主要是在地质学的背景下，也就是在地球自我产生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他可能已经知道皮埃尔·路易斯·莫罗·莫佩尔蒂（PierreLouisMoreaudeMaupertuis,1698—1759）的著作，莫佩尔蒂首先把牛顿的研究成果介绍到法国。莫佩尔蒂反对牛顿思想中的决定论和创世论观点，并回溯到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以寻求灵感，他强调偶然性。他强烈反对自然神学和来自设计的观点。与其他唯物主义者一道，莫佩尔蒂运用“自然发生说”解释生命的起源。这种思想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其中一些比另外一些复杂。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PierreAntoinedeMonet,ChevalierdeLamarck,1744—1829）发展了其中比较复杂的形式，也就是认为自然发生说只发生在源于无生命物质的简单生物身上，根据自然层阶学说，这些简单生物逐渐演变成复杂生物。这样，自然发生论思想就与物种的演变联系在一起。（与拉马克不同，莫佩尔蒂鼓吹一种进化突变理论，这种理论是达尔文之前的进化理论的一种普通形式。在这种理论当中，新物种不是逐渐出现的，而是突然一跃而出的。）对于反对创世说的唯物主义者/进化论者来说，生命本质上起源于无生命的物质，虽然这种出现的过程和机制不清楚。见恩斯特·迈尔（ErnstMayr）：《生物学思想的发展》（TheGrowthofBiologicalThough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2），第328—329页，以及《漫长的争论：查理·达尔文与现代进化论思想的起源》（OneLongArgument:CharlesDarwinandtheGenesisofEvolutionaryThought,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1），第18页。 [41]瓦伦丁·格拉塔那：《马克思与达尔文》（“MarxandDarwin”），载《新左翼评论》（NewLeftReview），第82期（1973年，11—12月），第60—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9页。 [42]理查德·莱温斯和理查德·莱文庭：《辩证的生物学家》，第277页；雷切尔·卡逊：《失去的森林》，第230页。 [43]关于奥巴林和霍尔丹的最初论述片段，可以在伯尔纳（J.D.Bernal）的《生命的起源》这本不朽著作的附录二中发现。见伯尔纳：《生命的起源》（TheOriginsofLife,NewYork:WorldPublishingCompany,1967）。 [44]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论》（LecturesonthePhilosophyofWorldHistory:Introduc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5），第173—179页，第218页；马斯摩·奎尼：《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第20—26页。 [45]卡尔·李特尔：《比较地理学》（ComparativeGeography,NewYork:VanAntwerp,Bragg&Co.,1881），第xxi页，第59页。关于李特尔，见弗里曼（T.W.Freeman）：《百年地理学》（AHundredYearsofGeography,London:GeraldDuckworth,1961），第32—40、321页。 [46]乔治·珀金·玛什：《人类与自然》（ManandNatur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5），第ix、35—36、42—43页；刘易斯·芒福德：《布朗的几十年》（TheBrownDecaders,NewYork:Dover,1971），第35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6页。 [48]同上，第556—558页。 [49]同上，第561、563、567、569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0、240—241页。 [51]查尔斯·傅立叶：《选集》（Selections,London:SwanSonnenschein,1901），第77、109、115—117、120页，以及《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TheTheoryoftheFourMovement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第160—161页；欧文：《选集》第2卷，第69、84—8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53]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WhatisPropert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第82—84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3页。 [56]见蒲鲁东：《经济矛盾体制》（SystemofEconomicalContradictions,NewYork:ArnoPress,1972），第28、468—469页。 [57]同上，第96—97页。 [58]同上，第98—101页。 [59]同上，第117—118页。 [60]同上，第126—128页。 [61]同上，第168、174—175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182页。 [63]同上，第149、13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2—153页。马克思当然意识到，古代的斯多亚学派已经运用天命这个概念来反对伊壁鸠鲁学派的唯物主义——西塞罗在《论神之本性》（NatureofGods）中描述过这种情况。 [65]同上，第152、134、167—16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0页。 [66]同上，第144页；卢克莱修：《物性论》，第88页（3.861—870）。马克思就在本卷同一页作出了“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个著名的、经常被误解的简练而精准的陈述。马克思并非指某种技术决定论，而是致力于超越蒲鲁东关于技术、社会、思想和范畴的非历史的观点——通过指出所有的社会关系、技术和思想本身在本质上都是历史的，是永不停息的变化的一部分，并且指出，建立在永恒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论证的所有企图都是错误的。正如伊壁鸠鲁所说，真正不变的只有死亡本身。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105页。 [68]同上，第185—186、187—188页。 [69]同上，第11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144页。 [71]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起源，见罗布·比米什（RobBeamish）：《共产党宣言的产生》，载莱奥·派内西（LeoPanitch）和科林·利斯（ColinLeys）合编：《当今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文摘》（TheCommunistManifestoNow:SocialistRegister1998,London:Merlin,1998），第218—239页；以及德克·J.斯特（DirkJ.Struik）：《共产党宣言的诞生》（TheBirthoftheCommunistManifesto,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71）。 [72]特德·本顿：《马克思主义与自然限制》（MarxismandNaturalLimits），载《新左派评论》，第178期（1989年11—12月份），第82页；雷纳·格伦德曼：《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MarxismandEcolog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1），第52页，以及《生态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TheEcologicalChallengetoMarxism”），载《新左派评论》，第187期（1991年5—6月份），第120页；维克托·费克斯：《自然、技术与社会》（Nature,TechnologyandSociety,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1993），第108页；安东尼·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59—60页；约翰·克拉克：《马克思的无机身体》（“Marx’sInorganicBody”），载《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Ethics）第11卷，第3期（1997年11—12月份），第258页；迈克尔·劳依：《支持批判的马克思主义》（“ForaCriticalMarxism”），载《反潮流》（AgainsttheCurrent）第12卷，第5期（1997年11—12月份），第33—34页。即使布哈斯卡也成为这种观点的牺牲品，虽然他具有正常情况下令人推崇的学问，他也提到“马克思中晚期作品中”的“技术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罗伊·布哈斯卡：《唯物主义》（“Materialism”），载汤姆·博特莫尔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第325页。在这一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是莱谢克·科拉可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见莱谢克·科拉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CurrentsofMarxis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8）第1卷，第412—414页。批评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的”这种观点近来受到一系列来自不同作者的反驳。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与环境》，载埃伦·梅克辛斯·伍德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历史辩护》（InDefenseofHistory,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7），第149—162页；保罗·伯克特：《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色和绿色的视角》（MarxandNature:ARedandGreenPerspective,NewYork:St.Martin’sPress,1999）；以及沃尔特·什兹比（WaltSheasby）：《普罗米修斯之前，马克思之后》（“Anti-Prometheus,Post-Marx”），载《组织与环境》第12卷，第1期（1990年3月），第5—44页。 [73]韦德·西科尔斯基：《现代性与技术》（ModernityandTechnology,Tuscaloosa:UniversityofAlabamaPress,1993），第138页。 [74]让-保罗·萨特：《寻找方法》，第7页。关于马克思的批判主义的本质——这种批判主义经常加入到马克思所努力抨击的马克思的观点之中，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导论”，载厄恩斯特·菲舍尔：《如何阅读马克思》，第7—30页。 [75]本杰明·法林顿在其《古代社会的科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极其详尽地描述了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与古代关于科学和唯物主义争论之间的关系。见本杰明·法林顿：《古代社会的科学与政治学》，第67—86页。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后面有关《共产党宣言》的争论的部分内容，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早些时候已经在《共产党宣言与环境》一文中提出。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共产党宣言与环境》（“TheCommunistManifestoandtheEnvironment”），载派内西和利斯：《当今的共产党宣言》，第169—189页。 [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7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57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页。 [8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94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2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7页。 [8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83]比如，见迈克尔·劳依：《全球化与国际主义：〈共产党宣言〉如何跟上时代？》（“GlobalizationandInternationalism:HowUp-to-Dateisthe‘ComunistManifesto’?”），载《每月评论》第50卷，第6期（1998年11月份），第20页。 [84]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NovumOrganum,Chicago:OpenCourt,1994），第43页。 [8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78页。
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康·施米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康·施米特我没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我和他只有几个月的交往。但是我要说的这些对我却是难忘的，也是对这个伟人的品格和影响的佐证。我在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一开始就遇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兴致勃勃地阅读了这部著作，尽管还不能读懂。首先我这个深受康德哲学影响的人还不太熟悉《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的本质，对于用唯物史观来论证社会主义，也还感到陌生。给我讲课的经济学教授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更是毫无所知。因此，在我头脑中还是那些至今仍然存在于官方著作中的看法，以为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哲学方法从价值理论推论出社会主义的，以为用这种价值理论就可以证明剩余价值的榨取，证明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证明现存经济制度不合理，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那些论述社会问题的博士论文总喜欢突出“客观性”，所谓的客观性，仔细看来，多半只是卖弄聪明。我自己的论文就是如此，我研究了各种工资理论，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工资理论，然后又好心地反驳了它。我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我有一种哲学偏见，以为马克思是从价值理论推论出社会主义的，于是，我试图指出，这种推论是很勉强的。简而言之，这是同自己制作的风车作斗争！考试以后，我有机会到伦敦住几个月。我希望在那里能和恩格斯面谈；于是，作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把那篇我自己当然认为是很了不起的博士论文寄给他。当时已经67岁的恩格斯，的确很耐心而又亲切，在一封详细的回信中，他分析了我的“反驳”，给我指出了错误（当然不是立见成效），并且友好地邀请我访问他，再继续谈一谈这些问题。我在伦敦的收获有益于我日后的深造，这应当归功于恩格斯。我第一次登门拜访他时，就被他吸引住了。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取得伟大成果后的矜持。他毫不自诩渊博，毫不装腔作势，毫不居功自傲。这个67岁的老人兴高采烈地欢迎我。我一边吸烟，一边饮酒，似乎使他很兴奋。他没有再谈我的论文，没有再同我争论，让我安静地思考。他邀请我再去，从此我这个年轻人便无所顾虑地常去了。每隔一个星期或每隔半个月，我晚上总要到西北区他的住宅去朝圣一次。他的视力不好，医生禁止他在灯光下看书，因而我可以认为我的拜访至少不会妨碍他的工作。我常听他坐在壁炉旁侃侃而谈，这样的时刻我永远也不会忘怀。他知识渊博，使我惊叹不已。凡是愿意听他讲的人，他都乐于施教。他妙语联珠，谈话内容涉及政治、历史、军事、语言研究、立法、党史、文学、自然科学、哲学。将近午夜，我才满载无数新的启示，满怀感激和幸福的心情，踏上长达三个小时的归途。次日，我记下谈话的要点，在以后的年代，还经常阅读这些笔记。今天每当我读到记述这些美好的时刻的回忆，还感到十分新鲜和幸福！我已说过，恩格斯没有再谈我的论文。也没有必要再谈了。在他的影响下，我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对自己进行着社会主义的脱胎换骨。和他的几次谈话，总算使我弄清了唯物史观的本质；我重新研究了《资本论》，但是首先影响我的还是恩格斯有一次从一堆小册子里抽出来的让我带着上路的那本小书。这就是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这本书是德国反社会党人法[1]时期的禁书，所以我一直没有弄到手。恩格斯对我论文的错误观点可能要说的话，我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全找到了。我算得上什么人物，他竟这样慷慨地给我介绍各个方面的知识？我只不过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关心社会主义的人。但是他不吝惜自己的精神财富，像莱辛一样，只要有机会就随手播下他的种子。不管像我一样写信向他求教的陌生青年有多少，只要他感兴趣，他就深入浅出地给予详尽的答复。他的始终清醒的理智，能随时调遣他的知识大军。拉法格说过，马克思的头脑就像停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庞大军舰，准备进行任何远航。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恩格斯。我离开伦敦时，他要求我继续给他写信，这使我十分高兴。他的通信联系本来已经非常广泛，但是只要能从中受益，他还准备扩大这种联系。因此他不仅要我向他报告我今后的情况，而且热情地注意我提出的一切问题，希望对我有所促进和启发。他写信就像他谈话一样，非常生动，引人入胜，措词往往风趣诙谐，不拘一格。只要他认为对方真正在作出某种努力，他总是给予明显的鼓舞和勉励。在这种毫不利己的劳动中，他究竟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我们所期望的他的书信集出版后，将会表明。不久前《莱比锡人民报》刊登的一封信[2]已经使人对此有了大致的概念。这封信几乎占了报纸的三栏的篇幅，极其精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本质。人们感到惊奇：一个习惯于对公众讲话的人，为了开导某一个人竟不惜花费如此多的精力。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他非常谦虚，兢兢业业地为事业而活动，毫无个人奢望。凡是需要他给予帮助和促进的人和事，他都尽力而为；只要他认为他的力量能够加强别人的力量，他总感到高兴。他只顾工作，不图虚名。关于恩格斯的为人，桑巴特在《未来》杂志上的那篇纪念恩格斯文章的最后一段话说得好：“他历经沧桑，依然仁慈可亲，他也得到了报酬。觉悟的无产阶级崇拜拉萨尔，深受他的影响；觉悟的无产阶级也十分崇敬马克思，把他看作一颗灿烂的明星；至于恩格斯，无产阶级对他也十分热爱和尊敬，在他生前就把他看作朋友和父亲。这就说明他是一个好人。” 同他有私交、以感谢心情缅怀他的人，即使相继离开人世，但是恩格斯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将永垂不朽。 [1]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2]指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给约·布洛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95-698页）页）。
第二次英国之行〔爱·伯恩施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第二次英国之行爱·伯恩施坦忆恩格斯我的第二次英国之行是在1884年。我以瑞士社会民主党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作为瑞士工人运动的代表，参加了在里昂举行的一次会议。然后，又应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读者俱乐部的邀请，在那里作了一个报告。恩格斯听说我在巴黎，就邀请我到伦敦去玩几天，住到他家里。这次旅行从其他角度来看是很有意义的，只是对我扩大英国风土人情方面的知识帮助甚少。1883年3月，马克思与世长辞了，他的全部遗著都转到恩格斯手里。为了使朋友的著作尽可能多地公之于世，恩格斯全力以赴，清理、编纂这些遗稿。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接连好几个晚上，他选择一部分手稿和一本书（这本书是以马克思从美国人路易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作的摘录为基础的）的草稿念给我听，一直念到深夜。这样一来，起床就更晚了。吃过早饭，看点报纸，处理来往信件，干些工作。接着就吃午饭，饭后一起散步，翻越樱草丘，穿过瑞琴特公园。然后又回到家里干些工作，7点钟享用晚上这顿正餐，接着恩格斯先是小睡一会儿，醒来之后，坐在壁炉旁给我讲述马克思的著作，或者念手稿。我们整天就是这样生活的。在恩格斯的工作时间内，只有两次我打乱了这种生活方式，那是为了去拜访流亡伦敦的德国党内的朋友。爱琳娜·马克思和艾伦·罗舍也偶尔到这里坐上半个来小时。罗舍是恩格斯亡妻的侄女，从小在恩格斯家长大，就像他们家的孩子一样。不过，当时我和英国人的接触，比第一次来时还要少。这时，我倒认识了忠实的琳蘅·德穆特。从马克思夫妇成家的第一天到马克思去世，她一直为这个家庭服务。恩格斯把这个优秀的人物留在身边料理家务，对待她就像自己家里的人一样，给予感人肺腑的热爱和尊重。尼米（马克思的孩子们喜欢这样称呼海伦·德穆特）或尼姆希（恩格斯喜欢这样叫她），对家里所有的事都了如指掌，对同马克思来往的人也有自己的评价，有时直言不讳地说出她的看法。 …… 伊斯特本位于距布莱顿不远的南部海岸。这地方风景秀丽，是英国的一个较高级的浴场…… 伊斯特本西面的比契角，白垩岩的礁石沿着海岸逐渐向上倾斜，高达500多英尺。它气势雄伟，顶部已有植被，上面坡度不大，但接着就形成陡峭的悬崖，直插入海。悬崖底部是千姿百态的海湾和岩洞。在陆地这一面，有一条极好的小路，通往岩顶。在退潮的时候，那些胆大的游客总喜欢从海滩这一边登上比契角，这往往有生命危险。如果他们爬不上岩顶，海潮又及时卷到，那他们就在魔鬼和深海之间进退两难了。岩顶的最高处设有一个海岸瞭望哨，但从哨所望不见悬崖正面发生的事，呼救声也传不到瞭望哨所。爬山的人只有从大海这一面被发现，才有获救的可能。 1895年秋天的一个孕育着风暴的日子，艾威林夫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盟员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还有我自己，就在离比契角五六浬的地方，把我们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骨灰瓮投入海中。恩格斯是1895年8月5日逝世的，他在一封附有遗嘱的信中吩咐将他的遗体火化，骨灰沉入大海。我们知道他生前特别喜欢迷人的伊斯特本，就把比契角外的海面作为实现恩格斯遗愿的最合适的地方。 …… 恩格斯很好客，他常邀请政治上的朋友和私人朋友。星期日晚上，他们只要有空就到他家来作客。这时，不同国籍的可尊敬人士几乎总是济济一堂。因为这都是些有趣的人物，我要专门为他们写一段。这些晚上，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虽然也涉及严肃的话题，但这不是惟一的内容。也经常开玩笑，当在场的某个人演唱严肃或快乐的歌曲时，其他人就洗耳恭听。恩格斯所喜欢的红葡萄酒（波尔多酒），活跃了晚会的气氛。气氛越是生动活泼，我们的东道主越是喜形于色。有时，他甚至让人拿上香槟酒，亲自唱起一支青年时代唱过的古老的大学生歌曲。英国歌曲中，他尤其欣赏那首关于布雷牧师的古老政治民歌[1]。这首歌产生于18世纪的最初30年间。它通过一个牧师的口，叙述了他为保持自己的职务，在1685年至1715年期间每当政府更迭时，是怎样改变自己的教会政策观念和政治观念的。通过这首歌，可以回想起一大段英国宪法史。歌曲开始于“善良的国王”查理二世时代，结束于韦耳夫王朝的乔治一世即位的时候。押的总是重叠韵： “有条准则我恪守，坚持到死不变样；不管谁来做国王，布雷的牧师由我当。” 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这个好人鼓吹君主的绝对神权，极力宣扬英国高教会的教义。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他热情拥护对天主教徒实行宽容，讨取罗马教会的欢心，“如果不会闹革命（1688年），我要加入耶稣会”。威廉一世[2]统治时期，他教人在王位面前要保持大丈夫气节： “昔日恭顺奴才相如今迅即一扫光。” 随着安女王的统治，他成了托利党，谴责为国教教义所作的任何阐述。当乔治一世inpuddingtime〔适时地〕回到英国，辉格党[3]获得全权时，他摇身一变，成了“温和进步党人”的辩护士，天天发誓反对教皇和王位追求者。于是，他将毫不动摇地效忠于汉诺威家族的君主——“aslongtheyholdpossession”〔“只要它的王座不倒”〕。恩格斯为社会民主党出版的歌曲集《前进》（1886年苏黎世版）把这首歌译成了德文诗。其中有些段落译得很成功，而其他部分，由于恩格斯仍保留着韵律，再加上德语的烦琐，未能把英文歌词的粗犷精神全部再现出来。像弗莱里格拉特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翻译家，在把苏格兰民歌手罗伯特·白恩士的歌曲译成德文时，虽然总的说来是很出色的，但在某些地方，他也难免碰到同样的情况。《布雷的牧师》[4]的重叠韵，在恩格斯笔下音律优美： “有条准则我恪守，坚持到死不变样；不管谁来做国王，布雷的牧师由我当。” 最后一段诗文的音调也恰如其分： “伟大的汉诺威皇朝，已把教皇党羽除掉，我誓为它尽忠效劳，只要它的王座不倒。我的忠诚不再动摇，除非又得换代改朝，乔治永远是我明主，直到有谁把他赶跑。” 我们就此和这首堪称见风使舵者楷模的歌曲分手，在这篇文章结尾的时候，我们还想回忆一首英国古老的饮酒歌。赛姆·穆尔（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朋友、马克思《资本论》英译本的译者之一），出色地给我们演唱过几次这首歌。歌中说的是“三个快活的邮差”，坐在“天龙酒馆”，打碎了“几个瓶子”。歌词完全反映了MerryEnglish〔美好的英国〕的精神面貌： “好酒在手，枉自空杯，秋风枯叶，落地无为。” 歌词的重叠韵可以这样再现： “酒馆老板快拿酒，斟满杯子任它流。今朝有酒今朝醉（三遍），明日无酒水为友。” 恩格斯的家和他的宾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仅思想非常民主，待人接物也格外民主。从他生活方式的某些细节就可看出。他出身于讲究资产阶级礼仪的家庭，但是他却和一位出身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下层社会的姑娘结为伴侣。同样，他在结交朋友时也是不分阶级的，但择交毕竟还是慎重的。凡是想要参加他的社交晚会的人，必须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做出过良好成绩，或者是有些才华。而这个人作为社会主义者，并非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一点看来，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学究气很少。甚至非社会民主党人也会受到接待。例如，《柏林评论》的前社会保守派编辑，卡尔·洛贝尔图斯的朋友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在伦敦逗留期间，就经常是恩格斯家的座上客。他之所以享有这种权利，是由于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具有专门知识以及受俾斯麦迫害流亡国外。这个典型的易北河东岸人并非戒酒主义者。一天晚上，他在恩格斯那里喝了个痛快。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一遍又一遍地用有些发硬的舌头喊道：“不，人家会对我说，我这个普鲁士保守派，有一天在伦敦这个地方，在革命的共产党人身边喝醉了。”他当时那副样子滑稽极了。这是一个圣诞节的夜晚，当然这种时候，在恩格斯家里谁都会遇到这种事情的。恩格斯家是以英国方式庆祝圣诞节的，和查理·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一书中所作的精彩描述很相似。房间里装饰着各种各样的绿色树枝，在树枝中间合适的地方露出背信弃义的槲寄生树枝。每个男子有权同在树枝下面站着或经过时被抓住的任何女子接吻。至于酒席，主菜是一只很大很大的雄吐绶鸡，如有可能，还有一只煮熟的大火腿作补充。几道副菜都是加了上等烧酒烹调的，其中的甜食叫tipsy-cake（直译是醉蛋糕），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点。当天的荣誉菜是葡萄干布丁，它是在灯光熄灭以后，放在燃烧着的甜酒里端上来分给大家的。每个人都必须拿一份受过好烧酒洗礼的带着火的布丁。这样就可能使那些一上菜就不断喝酒而不能适可而止的人酩酊大醉。这里，我不得不回忆一下恩格斯家圣诞节前之节。这是为圣诞节布丁准备面团或者说备料的日子。这里做的布丁，数量很大，因为凡是这家的朋友，谁都从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收到一份圣诞节布丁。曼彻斯特的卡尔·肖莱马教授和恩格斯的医务顾问龚佩尔特博士，约克郡的赛姆·穆尔朋友，老宪章主义者泽稷岛的朱利安·哈尼，尊敬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领袖彼得·拉甫罗夫，以及马克思的女婿巴黎的保尔·拉法格和沙尔·龙格，伦敦的各位知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几位德国朋友——所有这些人通常都是馈赠的对象。因而，在圣诞节前的某一天，大约是前两个星期，家里的女友们上午很早就要到这里来，一直干到傍晚：把大量的苹果、核桃、杏仁、牛油等等切成小块，把许多磅的葡萄干去核、切碎（我估计大家是知道的：英文的plum-pudding就是德文的葡萄干布丁）。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非常活跃的。弄好的东西，放进一个大桶。黄昏时分，家里的男朋友们陆续来了。每人的任务是，用一把插在桶里的大勺子把配备好的料搅动三次，这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活儿，是要花大力气的。但这活儿更多地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凡是力不从心者，可以免做。恩格斯亲自收场：他走进酒窖，取出香槟酒，大家为预祝圣诞节快乐和诸事顺利干杯。这一切当然都是在下面厨房里进行的，这使整个过程更加迷人，因为呆在大厨房里，总归有一些乡土风味。有钱人不是早就把厨房也用作饭厅了嘛。其实，在恩格斯家要是这样做的话也是不错的，因为厨房很大，炉灶按照英国方式砌在壁炉里，不占地方。就像英国其他许多东西一样，这也是新旧结合的。炉灶的结构在当时算是新式的；但并不缺少老式的铁叉旋转器（英文叫做Jack），上面可以吊着烤牛肉，下边放个盆接滴下来的油。在小住宅里，不得不把厨房当成一间住房，这在我国也是常见的，但或许还不如英国那样普遍。在英国，住宅广告上把小住宅的厨房干脆叫做livingroom［起居室］，以区别于客厅（这里叫sitingroom）。当然，就是在这些住宅中，洗涤室也总是和厨房分开的。恩格斯家的厨房从未作过饭厅，但由于离酒窖近，有时也当饮酒间用。恩格斯本人就给我讲过，至少有过这样的事。有一回，他和一位好友在厨房里坐了一个通宵，边议论边喝酒，直到清晨，他夫人走下楼来给他们煮咖啡时才罢手。 [1]《布雷的牧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59-563页。 [2]应为威廉三世，指英国国王奥伦治的威廉三世。 [3]辉格党和托利党是17世纪末80年代初在英国形成的两大政治集团。“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17世纪时，辉格党代表工商业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托利党代表旧土地贵族和高级教士的利益；大约1840年以后，辉格”是对自由党党员的称呼；大约1830年以后，“托利”是对保守党党员的称呼，这两个政党曾长时期轮流执政。 [4]《布雷的牧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59-563页。
我和恩格斯的初次会晤〔格·亚·洛帕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我和恩格斯的初次会晤格·亚·洛帕廷（1883年9月） 1883年9月于伦敦 ……我不能不把我和恩格斯初次会晤的结果告诉您，因为我想他的一些意见会使您感到愉快的。我们谈了很多俄国的事情，说了我们的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的大致进程。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都常常说出了对方所想的和要说的话。恩格斯也认为（同马克思一样，也和我一样），目前俄国的革命党或行动党的任务并不是宣传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也不是通过有我们的同志参加的临时政府来实现这种尚未详尽阐述的思想，而是要竭尽全力：（1）迫使沙皇召开缙绅会议，（2）用威吓沙皇等办法来引起极端的混乱，使缙绅会议或类似的会议能按另一种方式召开。他和我都相信，这样的会议不仅必然导致根本的政治改革，而且必然导致根本的经济改革。他相信选举时期的重大意义，因为这比小册子的宣传或口头宣传更有成效。他认为，没有深刻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宪法，因此他不怕这种危险。他相信，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已经积累了足够材料，可以在新的基础上改建社会了。当然，他也认为共产主义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不会立即就实现，但是他相信人民生活和内心中已经成熟的东西。他相信人民一定会找到善于表达他们的需要和愿望的人。他坚信，这个改革或革命一旦开始，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的。因此，重要的是摧毁那种无所作为的势力，使民族和社会尽快摆脱因循守旧的状况，还要制造混乱，迫使政府和人民进行内部改革，唤起广大的民众，使全民都热情地注意整个的社会改革。这一定是会有结果的，这种结果是可能的，是合乎愿望的，也是目前能够实现的。我写的这一切太简单扼要了，但我不能写得更详细些。也许你会不太满意，所以我马上就把他对俄国革命党的很高的评价逐字逐句地转告你。这些意见是：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彼得堡最近将发生的事情，欧洲一切有思想、有远见和观察敏锐的人们现在都注视着彼得堡。” “俄国是本世纪的法国。新的社会改革的革命倡导权理当属于俄国……” 《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四），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8页
80年代初期的人物和运动〔厄·贝·巴克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 80年代初期的人物和运动厄·贝·巴克斯（1918年）编者注：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ErnestBelfortBax，1854-1926）是英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在八十年代初，他是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1883年起，他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八十年代的前半期是英国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转折点。就在1881年的春天，海德门建立了民主联盟[128]，这一组织后来成了社会民主联盟[110]，再后来就成了英国社会党…… 1882年，我加入了民主联盟；这是在它成立了一年多之后的事情……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开始钻研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1881年底，我在现在已经停刊的《现代思想》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及其著作的小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就准确性而言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但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欢迎。当时马克思本人病得很重，不能提笔，由他的女儿爱琳娜代笔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向我表示感谢并给我的文章以很高的评价。在这之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伟大奠基人还生存了一年多，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治疗和旅行上。因此，我从未见到他。然而，在马克思于1883年3月逝世后不久，我由于上述文章接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邀请，从此我便认识了恩格斯，并一直同他保持友好的关系，直到1895年他逝世时为止。我认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知识渊博，对于现代一切科学部门都造诣极深。恩格斯所写或所讲的一切都是有根有据、值得人们注意的，即使在那些他掌握得比政治经济学较差的学科方面也是如此…… 恩格斯在谈到某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或心理学问题时，总是把这种问题看做某种社会矛盾的反映，或者是某一社会阶级在其发展的某一特定时期的观点。这一阶级可能是正在瓦解的封建主阶级，也可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或别的阶级……思想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被他从经济角度解释为不断变化的阶级要求和阶级矛盾的反映。记得有一次在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上我同他发生了争执，我请他从2世纪罗马世界的经济条件出发来阐明诺斯替教派[129]当时在罗马帝国的出现和这些教派中许多人在地中海沿岸各大城市的居民中所赢得的暂时胜利。恩格斯说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他肯定地说，只要对问题加以深刻的研究，一定可以从经济上对这个他认为很有意思的次要的历史问题加以说明。这种倒溯的解释究竟指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因为我们的谈话由于客人的来访而中断了，并且再没有提起过。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始终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最高法官。但也有一次，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和拉萨尔派谈判时，他们的观点被党在德国的实际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压倒了。但这确实是例外，我相信这是唯一的一次。一般，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党的政策问题的最后仲裁者。马克思逝世后，这一重担自然就落在恩格斯一人的肩上…… 马克思的老伙计比他活得长一些，这位老伙计直到最后都坚信，社会革命的爆发不可能不通过暴力，尤其是在德国。他曾好几次对我说，只要党的领导者在每三个士兵中能够指靠一个，就是说能够指靠德国现役军队的三分之一，就应当开始革命行动。对于沙伊特曼、叙德库姆、诺斯克以及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占据党的大部分代表席位的当前的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当然不会承认，那不过是一种最坏的反动而已…… 恩格斯由于住在曼彻斯特，从年轻时起就完全熟悉英国的生活、风俗习惯和思想。恩格斯讲过许多自己经历中的有趣事情，这些趣事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即照他的说法是沙拉油还没有出现在英国人的餐桌上的那个时期的英国社会生活。他对我说过，当时社会上认为吸烟多多少少是一种“恶习”。有一位请恩格斯吃午饭的主人很喜欢在饭后抽一袋烟，虽然这很使他的端庄有礼的女儿们感到难堪。为了安静地抽一会烟，他竟把恩格斯请到厨房里去！然而这人还是曼彻斯特一位很有钱的工业家，而且有一幢很好的房子。此外，他还记得，普通英国人只知道喝波尔多酒和雪利酒。《唐璜》中列保来罗饮酒歌的第一行译成英文时就成了：“Come,letusbemerrywithportandwithsherry!”[“来吧，让我们痛饮波尔多酒和雪利酒！”]这实在可笑。除了这两种酒，也许还除了昂贵的珍品香槟酒，那时的英国人就不知道还有什么酒可以痛饮一番了。我还听到恩格斯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当他星期日早晨散步的时候，有时会碰见一个像他这样留着大胡子的人（留大胡子在当时被认为是性格极端古怪的标志，因为英国人很少这样做），这人会带着一种宗教的热情向他问候，接着他可能又碰上一个这样的大胡子。这些留胡子的怪物是声名狼藉的约翰娜·索思科特的残存的门徒。索思科特曾宣称，1814年10月19日，神仙赛洛将请他去，但她尚未去成就得水肿病死掉了。据说，她的门徒最初多达10万人，直到19世纪中叶尚未死绝。这些人把留胡子当作被神选中的标志。为了说明上世纪40至50年代每个英国人都上教堂的情形，恩格斯谈起了他在曼彻斯特一个朋友家里的一段谈话，他是在星期日被请去进日中的正餐的（那时在资产阶级圈子里这还不叫做“午餐”）。谈话照例又转到做晨祷的传教士身上，而当问到恩格斯去哪里“做礼拜”的时候，他回答说，星期天早晨都是到郊外去散步，因为他认为这是消磨一个假日早晨的最好办法。听了这些话之后，主人向他说：“您大概抱有一种特殊的宗教观吧，恩格斯先生。我想，您有点像索齐努斯分子[130]！”当时，在可敬的中产阶级的心目中，宗教观念方面的异端不可能超越“有点像索齐努斯分子”，那更是十分可笑的…… 摘译自厄·贝·巴克斯《对维多利亚时代中斯和后期的回忆与思考》1918年伦敦乔治·艾伦·安温出版公司版第38、45、47-51页《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四），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2页
我第一次在伦敦逗留〔卡·考茨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我第一次在伦敦逗留[1] 卡·考茨基（1）在恩格斯身边恩格斯给我的第一封信的最后一段话，很令人振奋[2]。可是，据李卜克内西说，两位老人对我印象不佳，这当然使我有些扫兴。我不清楚，这只是出于某种猜测，还是两位伦敦人的确对我有所议论。在我去伦敦时，我已经意识到他在向我转告时必定还有一部分对我不利的话没有讲出来，而我也没有显然转向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一想到恩格斯的邀请，我的情绪又高了。最近伯恩施坦就有这样的体会：凡是被我们的两位大师看作是诚实的真理探索者和战士，都会受到他们亲切的接待，即使这个人以前因犯有个别错误而受过他们严厉的批判。1881年3月，我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满怀希望地踏上了英国的国土，确切的日期我记不清了。3月13日我还在苏黎世，记得那天举行了三月纪念会[3]，会上我们听到俄国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消息，心情很激动。我们以为渴望已久的俄国革命开始了，甚至连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也认为是这样。3月13日一过，我就取道巴黎去伦敦。3月18日，我在巴黎德国工人协会举办的另一个三月纪念会上发表了节日演说，这是非常违背我的意愿的，因为我从不擅长发表这样的演说。几天以后，我抵达布莱顿附近的纽黑文。我是先去拜访恩格斯的。据我所知，恩格斯负责“马克思主义中心”与外界的政治交往，他要使患病的马克思尽可能得到休养，只接见最亲密的朋友。因此我的第一封信也就写给恩格斯，而没有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盛情地接待了我，和我详细谈论了瑞士和奥地利的党内情况。第一次见面他就邀请我每个星期日晚上到他家去。在这些晚上，我在他那里常常遇见爱琳娜·马克思（她也叫杜西），和她的姐姐劳拉及其丈夫拉法格。遗憾的是我未能结识燕妮·龙格。龙格一家在我到达前不久就移居巴黎。恩格斯的妻子是在1878年去世的，后来她的侄女艾伦·白恩士就代替她担任了家庭主妇，她就是从小住在恩格斯家的彭普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有两位朋友：一位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化学教授卡尔·肖莱马，另一位是纺织厂厂主赛姆·穆尔。如果他们来伦敦停留，那么星期日晚上也经常是恩格斯家的座上客。这两个人对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原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浓厚的兴趣，在政治、经济、哲学方面和我们的两位大师观点相同，并且也同他们一样性格开朗。除了上面这些人，有时也能见到语文教师欧根·奥斯渥特，这位老人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和1849年的巴登起义[4]，是在伦敦有崇高的学术地位的侨民，他使我能勤奋地利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他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一个可靠的民主派，这样的人在资产阶级中从来为数不多，当时更加少见。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一位受欢迎的人物。1881年，在这些老友聚会的餐桌上有时又增加四个新人：除了我，还有已经提到过的卡尔·希尔施，列甫·加特曼以及左尔格的儿子阿道夫。在我们四个人中，希尔施可算得上是老将了。他生于1841年，与倍倍尔的年龄差不多，他曾经是全德工人联合会[5]的会员，1868年参加德国工人协会纽伦堡代表大会，并按照国际的精神在会上发了言。1870年他在克里米乔（萨克森）创办了第一份党的地方日报《公民和农民之友报》。同年年底，《人民国家报》[6]的编辑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被捕[7]，希尔施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十年来他在运动中一直是我的老前辈。他参加运动的时间比伯恩施坦长，并且很有威望。但是在协商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8]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心胸过于狭隘，出尔反尔，对我们苏黎世人易动肝火。因此我对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处得很好；不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十分亲热。我对俄国革命家列甫·加特曼的看法就完全两样。与这种人结识对我来说不再是什么新奇的事了。在苏黎世我已经认识了俄国的许多革命的大学生，也认识了一些经过斗争考验的侨民，其中最著名的是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他可以说是我的志同道合的忠实朋友。当时住在日内瓦的、声誉很高的维拉·查苏利奇也常到苏黎世来。我经常见到她。我从苏黎世经过巴黎到伦敦，在巴黎住了几天，认识了普列汉诺夫。他很快就引起我的注意，尽管我根本没有预料到他对马克思主义事业会起多大的作用。我们是在一个工人大会上相遇的，我在那次会上听了不久前幸遇大赦从流放地归来的路易丝·米歇尔的讲演。她和我们大家一样，也激动地期待着因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而来到的新时代。 ……加特曼沉静、谦逊，而左尔格的儿子却精力充沛，充满自信，甚至有点夸夸其谈，在各方面都很“精明干练”，并且非常健谈，可是谈的大部分是非政治性的事情。总之，他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企业家。1881年他作了一次业务旅行，走遍了欧洲，在英国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情欢迎。他们对他的父亲也评价极高。他的父亲参加过1849年巴登起义[9]，后来移居美国，对美国工人运动颇有贡献，1872年国际[10]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纽约时，被选为总书记。他遵循马克思主义，恪尽职守。左尔格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道地的美国人。遗憾的是，他在事业上只求冒险，不计成败，他的可怜的父亲也有所察。我当然不能确定，在这一群人中我自己是处于什么地位，给别人的印象如何。我只知道，恩格斯有一次笑着告诉我，拉法格在我身上发现了“斯拉夫人的忧郁症”。 ……在餐桌上，人们随便使用德语、英语、法语这三种世界语言。这也说明他们的国际性。在场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对国际运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感兴趣。不幸的“彭普斯”（玛丽·艾伦·白恩士）则不然，她对我们的事业，对社会或政治问题，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不感兴趣，她的视野只局限于家庭的小天地。其他的人既关心理论问题，又密切注意现实的社会问题。尽管如此，这些受过各种不同教育的人聚在一起经常讨论的还是现实的问题。除了星期日晚上，我有几次单独和恩格斯在一起。在这几次会面时主要是讨论理论问题，首先是上古史和人种学，说来也巧，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像赫希柏格和我一样，都在钻研这些问题。有时，恩格斯向我讲解军事学，把我引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知识领域，我以前一直轻视这个领域，经恩格斯稍加指点，我就完全被吸引住了。当时我对恩格斯早期发表的军事学著作一无所知。诚然，我从他的《反杜林论》中看到过有关军事与经济相互关系的论述[11]。但是，直到他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才对战争及其条件（在我的历史著作中也写过这些）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虽然也是年轻的恩格斯起步在先，但被年长的朋友马克思所超过。在军事学方面，仍然没有人能和恩格斯相比。可惜他没有能够看到德尔布吕克论述军事和经济相互作用的著作，他的第一篇论文是1886年写的《波斯战争和勃艮第战争》，遗憾的是，直到恩格斯逝世后，他的《兵法史》第一卷在1900年出版时才引起普遍注意。可以说，这是当时恩格斯为我开设的真正的“私人讲座”，在我第三次逗留伦敦期间，这种“讲座”就开得更加频繁了。当然讲授的内容事先并无准备，我们只是长时间地详细讨论在谈话中涉及的那些论点。恩格斯既不教训人，也不摆学者的架子，而是用亲切的语调回答一个求知好学的朋友提出的问题。他从不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而是让对方也有机会讲话，使对话不致变成独白。我认为恩格斯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在公开场合只听过他几次讲话，他的发言总是简短的几条，看不出他有什么演讲才能。但我断定他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演说家，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大庭广众发言的愿望（在这方面可以说我和他不相上下）。而那些善于用自己的言辞赢得群众的人，总是有当众演说的愿望的。尽管如此，恩格斯仍不失为一位语言大师，不仅在笔头方面（这是公认的），而且在言谈方面。这一点从在他家里的争辩和讨论中就可以看出来。他谈吐流畅，简洁生动，根据话题时而热情奔放，时而“饶有风趣”，我不说他“才华横溢”，因为他讨厌这种说法，同样也讨厌“情操高尚”之类的说法。他的叙述方式总可以和内容媲美。他选用的那些恰如其分的词句，那些关键性的事实依据，真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他那非凡的记忆力蕴藏着多么丰富的事实！他好像无所不晓。但是，如果他对某件事不了解，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而这种场合实在是太少了，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格外深刻。恩格斯对于那些未经他研究过内在联系的事实，根本不屑于了解。他用轻蔑的态度谈论百科全书。我在他家里就没有看到过一本。如果有人说他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那就是侮辱了他。要知道，一部百科全书只不过是把一些毫无联系的事实堆积在一起罢了。但是，不妨把恩格斯的知识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把他本人称为博学之士，在那个时代，除了马克思，几乎再也没有别人像他那样同时掌握经济、历史、自然科学和军事这么多知识。我离开他家的时候，每次都感到满载而归。1880年，我脱离当时十分狭窄的维也纳党内生活的小圈子，投入了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广阔天地，真是大开眼界。而当我跨进恩格斯的家门，我的科学和政治视野又豁然开朗。如果说我从维也纳到侨居苏黎世这段时间的进步，可以比作从乡村到了大城市，那么，我在苏黎世的眼界与我在伦敦所打开的眼界相比，就好像从大城市到了全世界。然而，恩格斯也并不总是为探索深奥的人类问题而冥思苦想，他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对每一个受苦的人都寄予无限的同情，对每一种卑鄙行为都深恶痛绝。他是一位伟大的救助者和战士，也是一位乐天的哲学家。就连战斗，他也喜欢为它加上明快的色调。他说过，嘲笑敌人的卑贱可怜，更能表明自己的优越性。恩格斯满意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通讯员发自德国的不是悲戚的哀歌，而是对卑鄙无能的德国当局的嘲笑。这使他为德国的无产者感到骄傲。恩格斯也喜欢善意的大笑，他的朋友们爱笑的也不少。他愿意讲自己的过去，特别愿讲诙谐的一面。他也喜欢唱几句或者请别人唱一曲。恩格斯最喜爱的是一首叫作《布雷的牧师》的英国歌，他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翻译了这首歌[12]。歌词风趣地鞭挞了政治上奴颜婢膝的英国国教会的教士们。恩格斯也很喜欢唱一些完全非政治性的歌曲，尤其喜欢唱具有欢快情调的饮酒歌曲。我常常听他唱过去大学生唱的那首烧酒歌。除了他，还有一个爱唱欢乐歌曲的赛姆·穆尔，他唱的那些英国歌曲特别吸引我，因为我听来觉得很新奇。后来，当我更进一步融合在这个家庭里的时候，为了助兴，我也不得不唱几句，献献丑，经常点唱的是那首《切希市长之歌》[13]。这当然是1885年我第三次逗留伦敦期间的事了。也直到那时我才领略了恩格斯家里的欢乐气氛。1881年，这种欢乐被马克思家里传来的不幸消息破坏了。（2）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发现，马克思家里的气氛与恩格斯家迥然不同。这多少也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当然，作为理论家和政治家，他们是同心同德的。这样两位思想深邃、具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这两位满怀激情的战士，从成年开始一直到死，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地结合在一起，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们的一致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感情上，他们大公无私，乐于助人，敢于蔑视一切压力，百折不挠，嫉恶如仇，同时又都乐观豪放。可是，虽然有这么多的一致性，差别也不少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外表就很不同：恩格斯身材颀长，而马克思的身材虽说不小，但与恩格斯相比则显得矮小粗壮些。这当然无关紧要。但是，这种外表上的不同也与不同的生活习惯有关。恩格斯一直到生命结束前还坚持在户外做操和运动。他常常劝我不要忽视体育锻炼，并且埋怨马克思，说他总是很难下定决心离开书房。恩格斯比马克思虽然只小两岁，可是马克思看上去要比恩格斯老得多。恩格斯还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他在德国时不是这样，到了曼彻斯特，由于职业关系，他已经成了一个交易所的常客。他甚至养了一匹马，并且参加猎狐。他总是穿着讲究，颇有英国绅士的派头，他也注意把办公室整理得井井有条，活像一个地道的商人。而马克思看上去像一个威严的但又毫不计较小事的家长。他不讲究衣着，在书房的写字台上和椅子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籍和稿件。从两人的来往信件中我们还知道，恩格斯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一个精确的计算者，在私人经济学方面也是如此，而马克思在私人经济学方面则始终表现得漫不经心，就这方面而言就像一位豪放不羁的艺术家。即使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恩格斯也有超过马克思的地方：他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有亲身的实践。当然，在其他方面，马克思在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对每一篇重要经济文献的透彻了解方面，也超过了恩格斯，甚至超过了同时代所有的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或许阅读过更多的书籍，但他不过是囫囵吞枣而已。马克思学识之渊博已经达到神乎其神的地步，而恩格斯却更加富于幻想，在精神方面的兴趣更加广泛。马克思对事物持批判态度，比较审慎；因此他工作起来就缓慢些，艰辛些，而恩格斯则轻快多了。恩格斯亲口告诉我，他过去最大的缺点是草率，在马克思的帮助下他克服了这个缺点；对于一种思想，马克思不经过全面缜密的考察和追根究底的研究，是不会放过的。当恩格斯向我坦率地谈起这一点时，我扪心自问，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有这个毛病，就是说，对于一种新发现，我往往未经深入研究就已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是恩格斯帮助我克服了这个缺点。除了研究方面他们有差别，在政治实践上也有差别。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根据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比恩格斯更懂得待人接物的艺术，这种艺术对于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取得成就是非常重要的。看来，这两个人都不善于识别人。例如：恩格斯长期没有看透杜西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这个终于堕落的坏家伙。在所有英国社会主义者中，恩格斯十几年以来最赏识的就是他，这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事业极为不利。而马克思在流亡期间也有一件事干得不太高明：1852年，马克思特别信任匈牙利革命者向他推荐的匈牙利新闻记者班迪亚，甚至交给他一份描写各种类型的“流亡中的大人物”的手稿。后来发现，这个班迪亚先生是为普鲁士政府效劳的密探，显然已把马克思的手稿偷偷交给了普鲁士政府。当然，最善于识别人的灵魂的人也难免会信任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这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有正确对待自己的合作者的艺术。一个学者可以离群索居，这样做往往是为了集中思想。他必须经过严格的逻辑推理，毫无顾忌地得出自己全部的认识结论，果断地杜绝任何思想上的妥协、任何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一个政治家就不同了。单枪匹马则势单力薄。有人说，单枪匹马的强者最有力，这只不过是诗人的想像，而月是人民群众毫无行动自由、专制制度盛行的德国的诗人的想像。但是在有政治生活的地方，凡是长期参加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唤起民众，步调一致，向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可见，政治家的任务与学者的任务截然不同。如何对待与自己打交道的人，这对学者来说，无关紧要，而对政治家来说却起着决定作用。对于这种艺术，马克思显然比恩格斯懂得多。不过，我说不出亲身体验，因为我没有机会观察马克思和别人交往的情况。但是我听杜西说，马克思全家都认为马克思比恩格斯更善于跟同志们合作。科伦的《新莱茵报》[14]编辑部，比如说，在1848年，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曾经工作得非常协调。有一次马克思到维也纳去几个星期，恩格斯代替他在编辑部工作。当马克思回来时，编辑部里一片混乱，编辑们纷纷起来反对恩格斯。很快马克思又使编辑部恢复了和睦的气氛。《新莱茵报》的前编辑们也当着恩格斯的面向威廉·李卜克内西讲过这件事（《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和回忆》1896年版第110页）[15]。在国际总委员会，马克思待人接物的艺术可以说表现得最为出色。在国际[16]中，使各派工人运动和各派社会主义和衷共济，比使各个国家和衷共济更难。何况，在该组织里代表马克思这一派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些自行其是的分子维系在一起好些年。据担任国际书记多年的海尔曼·荣克说，自从1870年秋天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移居伦敦并进入总委员会以后，马克思过去所做的一切才失败了。是恩格斯影响了马克思，他主张驱散国际中的各式各样的分子。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巴黎公社[17]的起义促成了国际的瓦解。人们把这次起义归罪于国际，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被这次起义吓破了胆，怒气冲冲地把矛头指向这个伟大的工人组织。英国工联的自由派从这时起就再也不想与被放逐的革命者有任何联系了；另一方面，落后的罗曼语区国家中的巴枯宁分子则认为，公社开辟了武装起义的新时代，他们完全忽视马克思所推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这就是使国际终结和必然瓦解的根本原因。然而荣克所讲的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在公社失败后的艰难处境中，恩格斯的军人气质和易怒的性格可能比善于外交的马克思更加得罪了某些英国工联分子。除了英国工联分子，当时最难应付的还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中间巴枯宁分子占据优势。而在总委员会中又正是恩格斯负责同他们联系。荣克在回忆中，把与英国工联分子、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的意见分歧归咎于恩格斯的落落寡合，这是不奇怪的，但并不公正。然而，恩格斯缺乏待人接物的艺术，有时很可能促使某些不可避免的事情提早发生。对于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我从1881年起就亲自观察它的发展，可是有人抱怨恩格斯对这个运动的态度。马克思逝世后，世界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公认住在伦敦的恩格斯为理论上的领袖，他受到了普遍的尊敬。而在1881年以后，他同英国社会主义者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联系[18]，同他们中间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他们的领袖亨·迈·海德门，也没有联系。这位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住一个城市，把捍卫同一事业视为自己终生使命；尽管如此，他们却从未见过面。在理论上恩格斯与马克思具有完全相同的信念，认为必须把所有参加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哲学和理论有多么不同，都团结在一个具有统一策略、共同目标的统一整体中。可是实际做起来，恩格斯往往感到比马克思困难。马克思早就与海德门决裂了，这是我第一次逗留伦敦期间的事，起因是他那本著作《大家的英国》。这本书——正如所看到的那样——有些地方窃了《资本论》的思想。如果海德门干脆提一下他所复述的思想出自哪个作者，马克思或许还会高兴地赞同呢！海德门并没有想窃。他在序言里明确地说，“至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思想和大部分实际资料，我要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的作家的著作。”他在一封信中请马克思原谅没提作者的名字，他解释说，他担心一旦指出名字，读者就知道他引用了那个令人憎恨的德国人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这将有损于他的著作的效果。海德门这样做是否适当，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本人显然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怎么了不起。至少海德门讲过，在马克思逝世前不久，他们已经和解了（《冒险生涯纪实》1911年伦敦版第251页）。恩格斯正相反，一直不愿和解。只要读一读他写给左尔格的那些信就会看出，他是怎样一贯尖锐地批判海德门的行动和为人的。要知道，这本书信集的出版者在付印时删掉了对海德门以及在书信集出版期间还在运动中起作用的人物的最尖刻的词句。由于恩格斯的拒绝和蔑视，海德门对恩格斯的憎恨越来越深，这种憎恨有时竟然十分荒唐怪诞。两个人的敌对态度是不可调和的。这使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早期传播受到很大的损失。 [1]这篇文章是卡·考茨基1935年为出版《恩格斯和卡·考茨基通信集》撰写的序言。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曙光》。 [2]指1881年2月1日恩格斯写给考茨基的第一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40-642页）。 [3]指3月18日在柏林发生的街垒战，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当王宫前广场上的示威群众被驱散时，军队突然开枪。普鲁士军事当局的这种挑衅行为遂成了全城进行武装街垒斗争的导火线，这场斗争以王室军队的失败而结束。在同军队进行的战斗中，柏林居民有400多人被打死，1000多人被打伤。起义者接管了王宫的警备事宜以后，于3月19日晨强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阳台向在街垒战中的牺牲者脱帽致礼。 [4]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惟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地当时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849年5月初，两个普鲁士军队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实行武力干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不作任何援助，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于1849年7月被镇压下去。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法国贝桑松组织的志愿部队，后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于1849年5-7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战斗行动，恩格斯作为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这次起义。 [5]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 [6]《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报纸编辑部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 [7]莱比锡叛国案1870年11月26日，在德意志国会讨论增加反法战争的拨款问题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要求拒绝增加战争拨款，并且要求立即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不割地的和约。国会闭幕后，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于1870年12月17日以叛国罪被捕。1871年3月28日 [8]《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出版的一家周报，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斯坦；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批评并纠正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贯彻党的无产阶级路线。从审前羁押中释放出来。 [9]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惟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地当时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849年5月初，两个普鲁士军队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实行武力干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不作任何援助，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于1849年7月被镇压下去。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法国贝桑松组织的志愿部队，后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于1849年5-7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战斗行动，恩格斯作为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这次起义。 [10]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09-517页。 [12]《布雷的牧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59-563页。 [13]《切《切希市长之歌》（LiedvomBürgermeisterTschech）是一首讽刺性民歌，这首歌就施托尔科夫市前任市长亨·切希于1844年6月26日对国王行刺未遂一事，讥笑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4]《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span>——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15]见《回忆马克思》2005年人民出版社第16-126页。 [16]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17]巴黎公社是巴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从起义胜利之日算起共存在72天，终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 [18]这种这种说法是不妥的，恩格斯同英国社会主义者是有联系的。
恩格斯在巴黎〔斯·波尔恩〕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恩格斯在巴黎斯·波尔恩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1847年1月到秋天我在巴黎惟一与之交往的人。我们在一起度过每个晚上，几乎没有例外。星期天，我们常常一起到法国首都郊外去远足。他比我大5岁，在一定程度上把我当作学生。我在柏林的时候就读过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就成了我们的话题，他曾向我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点，我喜欢听他讲话，我是一个容易明白的学生。他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1]。 ……我们之所以能够非常容易地相互交往，因为我们互不依赖。我的收入虽然不多，但对我的需要来说已足够了，而他的收入高得多。他不懂优美的艺术，特别是音乐。在这一方面，他很像我后来的朋友吕斯托夫，后者把鼓看成是他惟一能欣赏、能给他带来乐趣的乐器。恩格斯从未想到带我去参观巴黎的艺术宝库，我一个人参观了卢浮宫的画廊；他把去罗亚尔宫剧场看成是最荒诞的儿戏，而我对拉谢尔在法兰西剧场扮演的费德拉赞叹不已。他也许认为这是无聊之事。当时他只从事历史研究，幸好他在后来的著作中用上了这些研究成果。那年，同他交往得较多的还有从莱茵河家乡来的一个画家，住在布雷达居民区，名叫李特尔。这个人在为那里的一个画商画地道的荷兰人，他当然没有因此成为大富翁，但是他有时同他的皮卡迪[2]在一起过着愉快的生活。 [1]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2]这里是指无忧无虑的一帮人，皮卡迪（picarde）是韦尔登派（法国）、波希米亚兄弟会和亚当派这样一些宗教教派的集合名词。
才智超群的非凡人物〔格·维尔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才智超群的非凡人物格·维尔特（1845年7月）编者注：格奥尔格·维尔特（GeorgWeerth1822-1856）是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维尔特是在巴门认识恩格斯的。1843年12月，他在布拉德福德当店员，经常到曼彻斯特去拜访恩格斯，和恩格斯一起度过“许多愉快的星期日”。维尔特的母亲是一位宫廷教士的遗孀，时常规劝儿子奉公守法，1845年7月维尔特给母亲写了这封信。亲爱的母亲：我前天给你写了一封信，昨天下午从伦敦回来就收到你6月24日和7月5日的信，当然我非常高兴，尤其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在我尚未返回的时候你就有信来了…… 我将来还可能做出很多类似的完全违背你的心愿和观点的事情。我还要向你作一次最后的请求，请你允许我走我自己的道路；不过你也可以相信，我的一切行为完全出自善良的动机。我已经属于那些一贫如洗的共产主义者了，他们受尽诬蔑，而他们的惟一罪行就是为穷人和被压迫者进行殊死的斗争。叫财主老爷们小心些吧，人民强有力的手在我们这一边，各族人民的优秀思想家也纷纷转向我们了。例如，我最亲爱的朋友巴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了一本维护英国工人利益的书，尖刻地但是也很公正地斥责了那些工厂主。他本人的父亲在英国和德国都有工厂。他现在已经和他的家庭彻底决裂，人们都把他看作无神论者和叛教徒，他那拥资巨万的父亲连一个分尼也不再给自己的儿子了。但是我知道，他真正是一个才智超群的非凡人物，他日日夜夜集中精力为劳动者阶级谋福利。这就使我常想起高贵的乌尔里希·冯·胡登曾经吟诵的诗句：纵令慈母流尽了眼泪，为了这样的事业，我也将勇往直前，决不后退…… 当乌尔里希的母亲流泪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扭断了神父的脖子。他是伟大的路德的一个最好的骑士。我写了这么多，因为我们应该郑重地谈一谈，我们的通信应该亲切而令人，这是最重要的。致衷心的问候。你的格奥尔格 1845年7月19日于布鲁塞尔《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四），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9页
关于恩格斯〔乔·朱·哈尼〕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关于恩格斯乔·朱·哈尼我认识恩格斯，和他交朋友有半个世纪以上，有时还和他通通信。1843年，恩格斯从布莱得弗德到里子，到《北极星报》[1]编辑部来找我。他个子很高，少年英俊，面孔几乎像孩子一样年轻。虽然他出生在德国，受教育在德国，但是当时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告诉我，他常常读《北极星报》，对宪章运动[2]非常关心。50多年前，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在往后的年代里，恩格斯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卡尔·马克思去世以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然就像梯特继承韦斯帕西安一样，成为他所景仰的朋友的继承人。他是一个可靠的顾问，谁也不敢轻视他的指示。从德国社会主义的野史中也许可以看到，他在消除隔阂、防止摩擦、适当地遏制各种野心、增进团结方面，为党提供了多少英明的意见。《资本论》的作者有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朋友真是莫大的幸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如果说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很不平常的。我们只有在古代神话中才能找到类似这样的友谊。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竭力仿效芬蒂亚斯为达蒙[3]作出牺牲。在社会活动方面，他们像为罗马而勇敢厮杀的伟大的孪生兄弟[4]一样，维护自己的思想。恩格斯像大多数眼睛近视的人一样，写的字体很小，但是很秀丽，也很清晰。他的书信就是一些杰出的作品；他写了大量的书信，尽管他在著述或翻译上用了很多时间。恩格斯多次参加海德公园中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但是我想，他的工作日平均至少有16个小时。他学识渊博，但是毫不自高自大或盛气凌人。他在72岁的时候还像22岁那年走进《北极星报》编辑部时那样谦逊，那样虚怀若谷。不仅亲密的朋友敬爱他，就是那些职员、仆役、儿童也都敬爱他。卡尔·马克思是他的挚友，但是他的心足以容纳其他人的友谊，他永远是善良的。他非常好客，但是在他殷勤招待客人的餐桌上最诱人的还是他的“席间闲话”、“莱茵醇酒”般的妙语以及他那机智的谈吐。他总是面带笑容，而且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他永远是乐观的，使周围的人们都能分享他的愉快的心情。 [1]《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NorthernStar,andnationaltrades’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瑙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NorthernStar,andLeedsGeneral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渐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 [2]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至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 [3]达蒙和芬蒂亚斯是叙拉古的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两人友情深厚，堪称生死之交。有一天，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要杀芬蒂亚斯，后者要求安排一下家事再回来受刑。这时达蒙挺身而出，声明如芬蒂亚斯到期不回，他愿代为受刑。后来芬蒂亚斯果然如期归来。暴君见此情景，深为感动，遂赦免了芬蒂亚斯。 [4]指古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兄弟（凯尤斯·格拉古和提比利乌斯·格拉古）。
一个工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回忆〔弗·列斯纳〕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一个工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回忆[1] 弗·列斯纳在我长眠之前，让我来回忆一下我和伟大的战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多年的友谊。恩格斯逝世以后，已经有不少人讲述过他的事迹，但我总觉得应当来谈一谈我和他远在1847年所结成的友谊。的确，我未必能够谈得像我所想的那样周全。从我认识恩格斯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了；一切往事我都只能凭记忆来讲述。我已经年老不中用了，提起笔来，手也不听使唤。因此，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在讲述中的缺点。我最初认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卡尔·马克思，是在伦敦，在1847年底的那些不平凡的日子里。那是在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2]——直到目前还存在并继续为现代工人运动服务的惟一的协会。就在那次难忘的会上，奠定了现代国际工人运动的基础。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威·沃尔弗和比利时的特德斯科同志一起到了伦敦，商谈新组织的原则和策略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就在那一次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起草《共产党宣言》的委托。[3] 在这以前，我就已经听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我读过1846年至1848年初出版[4]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5]。1845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次出版时，曾经在伦敦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发售过。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的、也是使我最初接受工人运动这一概念的一本书。当时我读过的另一本书，是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和威·沃尔弗等人出席大会，这无论对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或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有极大的影响。人们对那一次的代表大会寄以莫大的期望，而这种期望不仅没有被辜负，而且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满足。《共产党宣言》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它是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的伟大成果。从外表看来，恩格斯和马克思很不一样。恩格斯身材魁梧匀称，举止敏捷稳健，说话简洁有力；气概英武，像一个军人一样。他非常乐观，谈吐诙谐而中肯。凡是和他接触的人，立刻就会得到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天赋极高的人。也有人在我面前说，恩格斯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和蔼可亲。那是由于恩格斯在和不熟悉的人接触时态度审慎。这种审慎后来表现得更为明显。要给恩格斯一个正确的评价，就应当对他有很深刻的了解；同样，恩格斯在信任某人之前，也要对这个人进行一番仔细的考察。人们只有首先深刻认识并理解恩格斯，才能真正喜欢他。在恩格斯面前装模作样是不行的。他能马上辨明别人对他讲的是谎言还是不加粉饰的真情。恩格斯是一个善于识别人的人，虽然他在个别的情况下也不免犯错误。恩格斯特别慷慨，他曾无条件地帮助过不少人摆脱困境和疾病的折磨。后来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因为他受到包括乞丐组织等过多的打扰。以后，恩格斯一般先向我了解，是否认识某某人，他还把援助别人的支配权交给了我。恩格斯逝世后，有些曾受过他很大恩惠的人却对他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这里，如果我不引用恩格斯的英国老友乔治·朱利安·哈尼的几句话，对恩格斯的刻画就会不够完整。哈尼是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6]的编辑，他在1843年就认识恩格斯。恩格斯逝世后，他这样写道：“1843年，恩格斯从布莱得弗德到里子，到《北极星报》编辑部来找我。他个子很高，少年英俊，面孔几乎像孩子一样年轻。虽然他出生在德国，受教育在德国，但是当时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告诉我，他常常读《北极星报》，对宪章运动[7]非常关心。50多年前，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据哈尼说，恩格斯虽然工作很繁重，但总是找时间给朋友们提出建议，必要时还给予帮助。他从来不因自己的博学和极高的威信而骄傲自大；相反地，他在75岁的时候，还是非常谦逊，非常重视别人的工作，就像他在22岁的时候一样。他很好客，总是面带笑容，而且他的笑声是带有感染力的。他善于充当亲切的谈话的主角。他在接见欧文的信徒、宪章运动者、工联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能很巧妙地创造一种气氛，使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到轻松愉快。 1848年6月底，我从伦敦迁到科伦，从那时起我和恩格斯、马克思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当时我认识了《新莱茵报》[8]编辑部的人员，不过他们只知道我当时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卡斯滕斯”。恩格斯知道我是一个裁缝，就把我叫作他的“御用裁缝”。可是我的工作只是给他整修衣服，因为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情况都不妙，他们并不花钱添置衣服。那时我还很年轻，又不喜欢出头露面，所以我们的会面只是在群众集会或其他会议上，那时大家像战友一样相互问候。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当时就对这两位杰出人物有极高的评价，并且对他们的未来抱着莫大的期望。《共产党宣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社会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它的通俗的风格和深刻的科学内容，使每一个普通工人都能清楚地理解存在于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地说明了武装着他们的不仅是丰富的知识，而且是百折不挠的意志。黑白反动派[9]很快就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敌人，于是他们就千方百计想置《新莱茵报》于死地。当这种企图未能得逞时，他们采取了更加无耻的暴力措施来消灭这个报纸。他们曾两次起诉：第一次在2月7日，第二次在2月8日，那是针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10] 当时我以极其关切的心情出席了那两次开庭。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黑白反动派的对方占有极大的优势，我感到万分欣慰。甚至连敌人也掩饰不住对这两个人的敬佩！在《新莱茵报》被封闭、卡尔·马克思被非法地驱逐以后[11]，编辑部的人员都四散了。马克思去巴黎，恩格斯到不久前爆发过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普法尔茨。恩格斯在普法尔茨的活动反映在他的那篇论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中，文章载于年由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2]杂志。巴登革命[13]失败后，恩格斯和许多其他参加起义的人不得不逃往瑞士。但是恩格斯在瑞士逗留不久，又很快前往伦敦。当时马克思和许多德国流亡者都侨居伦敦。在伦敦，恩格斯像马克思和他的家庭一样，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因为他们两人都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爱琳娜·马克思曾经写过好些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描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段的困苦生活的。就在那时，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威廉·沃尔弗等人积极地参加了共产主义教育协会[14]的活动。当时参加这个协会的有各种派别的政治流亡者。他们对不久以前的政治事件的估价各不相同，对未来的看法意见分歧，而流亡生活又有许多不愉快的事件，这样，他们的内部很快就发生摩擦是毫不奇怪的。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同志在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15]的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同盟组织恢复后，暴露了马克思、恩格斯与维利希、沙佩尔及其集团之间主要在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分裂[16]。卡尔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公开而明确地指出了这次分裂的原因。上面提到的由卡尔·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也在那个时候出版了；这个杂志发表了恩格斯论述巴登起义的文章和《德国农民战争》。我记得，恩格斯于1850年不得已离开伦敦前往曼彻斯特，在他父亲与人合股经营的纺织厂内供职。1864年，他成了该厂股东，直到1870年，他才离开曼彻斯特，用全部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并和卡尔·马克思共同工作。有一段时间，人们很少听到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情况，他只和威廉·沃尔弗、赛米尔·穆尔、卡尔·肖莱马有来往。他有时去伦敦会见马克思，马克思也有时去曼彻斯特会见他。但是他们见面的机会毕竟是不多的，而且时间也很短促；这样，他们的通信就更加频繁了。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曾为德文周报《人民报》[17]撰稿。这个报纸是我们在1859年为对抗金克尔派报纸而创办的。 1859年，我写信给恩格斯，顺便请求他寄给我一张他的相片。当我接到他的相片的时候，还收到了一封写得非常漂亮的信。我本想在这里引用这封信，可惜，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 1870年秋，恩格斯和他的夫人迁到伦敦，住在樱草丘附近、离马克思家不远的一所大家都知道的寓所里。恩格斯直到逝世差不多一直住在那里。普法战争[18]爆发了（1870年），恩格斯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这次战争的发展。他发表在《派尔-麦尔新闻》[19]上的关于战争的论文证明了他的军事知识的渊博，为此他得了“将军”这一绰号。他不止一次地预测到法军的失败。早在德军为打击法军北线军队而集中兵力时，他就在《派尔-麦尔新闻》上预言，如果麦克马洪不能率领他的军队突围进入比利时，那么德国军团包围的铁环就会越扣越紧，强迫他在色当谷地投降。两个星期以后，事实果真如此。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20]后，国际工人协会[21]总委员会的处境非常困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情况尤其如此；由于国际的许多委员——公社的流亡者——来到伦敦，他们的工作就比以前更忙了。在这些流亡者当中，应当特别提到匈牙利的莱奥·弗兰克尔同志。他曾经是公社的政府委员，后来伪装成火柴商人，才通过了普鲁士军队的营地。他很理解工人运动的目的和方法，当时这样的人并不多。大赦以后，弗兰克尔又回到巴黎，恢复他的经常性的宣传活动。几年前他死于巴黎。他的逝世对我个人来说是失去了一个朋友，而对党来说是丧失了一个最优秀的同志。愿他的英名永垂不朽！各种派别的公社流亡者互相斗争，彼此推诿失败的责任。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几乎每个人的处境都很困难，这使得他们之间不断发生摩擦。资本主义报刊在无耻地攻击，谁也不理解公社及其意义，无政府主义者又心劳日拙地进行诽谤，看来似乎一切都为消灭国际所进行的活动而汇集起来了。总委员会根据海牙代表大会[22]的决议迁到纽约，这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经济问题。马克思有可能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伟大的著作《资本论》了。从这时候起，恩格斯就成为国际的书记[23]。校阅和编辑《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的译文，撰写许多关于当前问题的论文，以及写作论述当时重大事件的小册子，这一切占去了他的绝大部分的时间。可是，我们这位老朋友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科学著作，可见他是多么热爱劳动，工作能力又多么强。如果把他的全部著作都在这里一一提名，那就超出我这篇回忆的范围了。 1878年，恩格斯的夫人——一位积极参加芬尼亚运动[24]的爱尔兰女子去世了[25]，这对恩格斯是极大的打击。恩格斯没有孩子，夫人的去世是他的最大的痛苦。在这段时间里，恩格斯在家中看到以前熟悉的一切，就十分悲痛，周围只要有一点改变，他就不能工作。他夫人的侄女为他处理家务，直到她结婚为止。不久，马克思的家庭也面临着悲痛的时刻：马克思患病，接着他的夫人和女儿也患病并相继去世了。 1883年3月，传来了一个虽不是意外的，然而是令人不胜悲痛的消息：马克思逝世了。恩格斯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列斯纳：我们的老马克思昨天下午3时平静而安详地长眠了。致死的原因首先大概是内出血。葬仪将在星期六中午12时举行，杜西请你务必参加。匆匆草此。你的弗·恩格斯 1883年3月15日于伦敦马克思逝世后，从马克思夫人出嫁时起就一直和马克思一家人同甘苦共患难的琳蘅·德穆特开始给恩格斯料理家务。她死于1890年11月4日，这对恩格斯来说是非常痛心的损失。幸好，考茨基夫人路易莎即现在的弗赖贝格尔夫人，不久就决定从维也纳迁到伦敦为恩格斯照管家务。我们同恩格斯的关系很密切，平时也很关心他，如今看到他的一个难题获得妥善的解决，我们都感到十分高兴。我们的朋友恩格斯从此有了一位完全理解他、在工作中帮助他的好助手，直到他逝世为止。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夫人多年来一直十分同情国际工人运动，并非常坚决地参加了社会主义妇女运动。谁都知道，恩格斯多么积极地参加了新工联[26]主义运动！他热心支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而自己则经常一天工作16小时，直到深夜。他虽然年迈，仍然积极参加每年“五一”劳动节的集会，甚至还登上我们当作讲台用的马车去发表演说。谁又能忘却“五一”劳动节集会后所举行的那些晚会！我是共产主义者协会会员，又是社会民主联盟[27]盟员和社会主义同盟盟员，还参加过独立工党[28]的创建工作。因此恩格斯总是很高兴地接见我，因为我能把这些组织里的情况讲给他听。凡是和恩格斯谈过话的人都知道，他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社会民主联盟的策略。如果恩格斯今天还在的话，他决不会同意社会民主联盟目前的策略。恩格斯直到逝世以前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语言专家，他所精通的语言有十种之多。为了阅读易卜生和谢兰的原著，他在七十多岁时还开始学习挪威文。像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很少在公众的集会上讲话。他们喜欢辩论，却不喜欢当众演讲。他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是在1893年。他在苏黎世代表大会[29]上、在维也纳和柏林都讲过话[30]。在苏黎世，人们对他报以自发而热烈的欢呼，正如他后来常常对我说的，这使他很受感动。他的这次奥地利、德国和瑞士之行是我们的思想的胜利进军；对于马克思未能看到这种情景，他常常感到遗憾。恩格斯直到逝世始终保持着他那沉着而刚毅的性格。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纯朴而又坦率的。无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能给予简洁而令人信服的回答。他常常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毫不顾虑对方是否会感到不快。当党内暴露了他所不能同意的现象时，他马上就提出意见。犹豫和妥协是他所厌恶的……恩格斯接待过许多客人；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都喜欢拜访他。当8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人报》[31]编辑部从苏黎世迁到伦敦时，拜访他的人更多了。恩格斯始终是一个好客的主人。马克思逝世后，我常到恩格斯家里去；他对我非常信任，就像马克思对我那样。在恩格斯家里客人特别多的那些日子，我就少去看他；但是当我去的时候，他马上追问我为什么不常登门。 1895年夏，恩格斯最后一次到伊斯特勃恩去疗养。7月底他从那里回来，可是健康状况并未好转。这件事是杜西写信告诉我的，她当时感到很不安。为了不打扰恩格斯，我决定在这一段时期中不去拜访他。我担心我去了会使他受到刺激，因为他很容易激动。这样，在我们这位伟大的友人恩格斯回到伦敦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和他晤面的机会。 8月5日傍晚，伯恩施坦通知我，如果我想和我们这位伟大的朋友再见一面，就必须赶快去，因为当时他的病势已经很沉重了。可是我还是没有想到死亡会来得这样快，我决定于8月6日即次日清晨尽可能早地去探望他。我在第一次邮班收到弗赖贝格尔夫人路易莎的信，知道我们的朋友已于8月5日午夜11点至12点钟之间逝世，我感到非常震惊！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一惊人的噩耗对我的影响。我立刻赶到恩格斯的寓所，只见他僵卧在床上，就像1883年3月14日我们的友人马克思僵卧在床上一样。弗赖贝格尔夫人路易莎把我领进恩格斯的房间，她那时心情万分沉痛，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向我叙述了恩格斯一生的最后几小时的情景。把骨灰撒在大海中，这是恩格斯留下的最后遗嘱。8月27日，恩格斯的这个遗嘱由爱琳娜·马克思、爱·艾威林博士、爱·伯恩施坦和我执行。我们来到恩格斯心爱的夏季休养地伊斯特本，雇了一只双桨的小船，把我们难忘的友人的骨灰瓮送到离岸两英里的海中。这次航行给我引起的感触绝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不在人间，然而他们的事业是不朽的。全世界亿万工人的队伍日益壮大起来了，这说明我们的先驱者的原理和策略已被人们了解和赞许。来自亿万工人的最高的赞许就是他们理解伟大先驱者的学说并付诸实践。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欣慰，在结束这篇回忆的时候，我要同千千万万的无产者一起高呼： “不久的将来属于社会主义运动！” 1902年6月于伦敦 [1]这篇回忆文章是弗·列斯纳1902年为在德累斯顿出版的《茅屋》撰写的。 [2]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全称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3]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4]《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出版的时间应为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 [5]《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 [6]《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NorthernStar,andnationaltrades’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瑙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NorthernStar,andLeedsGeneral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渐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 [7]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至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 [8]《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9]指普鲁士反革命集团，黑白两色是普鲁士国旗的颜色。 [10]这里指的是1848年2月7日和8日的两个审判案，第一次是因为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第35号刊登《逮捕》一文，被指控污辱和诽谤了国家权力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被推上陪审法庭。第二次是1848年11月因报纸号召人民抗税，被指控煽动叛乱，马克思和沙佩尔等人被推上陪审法庭。 [11]政府利用马克思于1845年放弃普鲁士国籍，于1849年5月把他当作违犯“外国人待遇法”的外国人“驱逐出普鲁士” [12]《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 [13]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惟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地当时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849年5月初，两个普鲁士军队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实行武力干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不作任何援助，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于1849年7月被镇压下去。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法国贝桑松组织的志愿部队，后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于1849年5-7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战斗行动，恩格斯作为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这次起义。 [14]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全称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15]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16]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 [17]《人民报》（DasVolk）——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工人团体的机关报；1859年5月7日-8月20日由埃·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从6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为报纸的编辑，并于7月初接任该报的领导；编辑部成员有比斯康普、威·李卜克内西和弗·列斯纳等。 [18]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19]《派尔-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PallMallGazette.AnEveningNewspaperandReview）——英国保守派的一家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为晚刊；编辑为弗·洛林伍德（1865-1880年）、威·托·斯特德（1883-1889年）；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 [20]巴黎公社是巴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从起义胜利之日算起共存在72天，终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 [21]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22]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23]恩格斯从1871年8月1日起任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由于总委员会已迁往纽约，为使总委员会与欧洲大陆的国际工人协会各组织保持联系，恩格斯做了大量工作。 [24]芬尼社社员是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第一批芬尼社社员组织是1857年在爱尔兰和美国建立的，该组织在美国把爱尔兰侨民团结起来。芬尼社社员主张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把租佃农民变成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等等；他们试图以密谋暴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一直没能成功。60年代末芬尼社社员遭到大规模镇压。70年代这一运动就失败了。 [25]莉迪娅·白恩士于1878年9月12日凌晨1点半逝世。莉·白恩士是玛丽·白恩士的妹妹，玛·白恩士去世以后，1863年莉·白恩士成了恩格斯的生活伴侣。莉·白恩士在去世前一天晚上与恩格斯结成了合法夫妻。这一份讣告是恩格斯在莉·白恩士逝世当天写成的。1878年9月18日刊登在《前进报》上。讣告的手稿未保留下来。 [26]新工联它是19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新派别。这个派别产生的原因在于：1883-1886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和英国工业垄断企业的亏损造成了英国工人生活日益恶化。新工联与旧工联相比，有本质的区别。新工联的特点是具有战斗的进攻的精神（它们常常在罢工中产生），它拥有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其中有当时仍在工人运动之外的许多没有技术的工人。英国社会主义者，特别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汤·曼，对于受到恩格斯热情祝贺和支持的新工联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27]社会民主联盟它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成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 [28]独立工党它是1893年1月新工联领导人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 [29]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日-12日在苏黎世举行。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代表大会在8月12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为恩格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会上恩格斯发表了演说。 [30]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后，恩格斯从瑞士返回时，在造访维也纳以后来到柏林，1893年9月16-28日他都在柏林，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为欢迎他而举行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83-485页）。 [31]《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出版的一家周报，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伯恩斯坦；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批评并纠正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贯彻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将军的家庭生活〔爱德华·艾威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将军的家庭生活[1] 爱德华·艾威林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报刊和其他报刊都曾经为不久前逝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作过介绍。在这里我想讲一讲他的家庭生活。在我所见过的人里面，卡尔·马克思、查理·达尔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来自完全不同的生活领域的亨利·厄尔文都是性格豪爽的人。在这四个人身上，巨大的智慧和强健的体质结合起来了。关于马克思和达尔文，他们的著作和活动我虽然多少知道一些，但是幸运地见到他们本人，也不过一两次。马克思生前我只见过一次，那时我还很年轻。有一天，我给哈佛斯托克小山孤儿工读小学的孩子们讲课，讲题是《昆虫和花卉》。那天是学校的节日，听讲的人除了孩子们，还有一些对这个讲题感兴趣的成年人。我刚刚讲完，一位须发像狮鬃一样的老先生、一位太太和一位年轻姑娘向我走来，并作了自我介绍。这位先生便是卡尔·马克思，这位太太是他的夫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年轻姑娘是他们的女儿爱琳娜。直到现在，马克思对我说的那些亲切直率的话，对我的过分夸奖，我还记忆犹新。我再次去看他时，他已经长眠了。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体格非常强健的人。至于达尔文，这个刚才提到的四人之中惟一看起来体弱多病的人，也是一个刚毅果断、颇有风度的人物。恩格斯身高6呎。直到他最后一次生病，他一直保持挺拔的军人风度。70岁的高龄对他说来并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那军人的举止和轻快的步伐与他的好朋友给他起的“将军”这个绰号非常相称。其实他的这个绰号是同1870年普法战争[2]期间他给《派尔-麦尔新闻》[3]写的几篇出色的通讯分不开的。大约在9月2日前一周，他就在一篇通讯中预测德国人将在色当战役[4]中取得对法国人的决定性胜利。这些通讯显示作者对军事艺术很有修养，大家都一致公认作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权威，事实也确实如此。然而这位军事权威却是曼彻斯特的一家棉纺厂厂主，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后来，总司令马克思逝世，恩格斯率领社会主义者大军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将军”这个绰号也更加名副其实了。凡是参加过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的愉快的星期日聚会的人，哪怕只去过一次，也会终身难忘。海伦·德穆特这位马克思夫妇和恩格斯的质朴的朋友，当时还健在，作为恩格斯的管家，不论在日常生活问题上或政治问题上，她都是他的忠实顾问。她观察敏锐，坦率诚实，对人对事都有一定的见解，这就是她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巨人的助手的原因。她给所有参加星期日聚会的人留下了多么难以忘却的记忆啊！这里简直就像巴比伦塔[5]。因为不仅我们一家人常去，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把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当作自己的麦加城[6]。恩格斯能用对方的语言同每一个人交谈。像马克思一样，无论德语、法语或英语，他都说得非常流利，写得非常漂亮；他还精通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丹麦文。此外，他还能用俄文、波兰文和罗马尼亚文阅读和讲解，至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就更不用说了。每天他都收到大批各种欧洲文字的报刊和书信，令人惊奇的是，他在百忙中竟然还能挤出时间来阅读和整理这些报刊和书信，并记住基本的内容。每当恩格斯或马克思的某一著作被译成外文后，译者总要把译文寄来请恩格斯校对。雅默斯的一位颅相学[7]家研究了恩格斯的头盖骨以后，极度兴奋地对他的同伴说，这位先生是个“地道的生意老手”（这算是让他说对了），“但他没有研究语言的才能”（这说到哪儿去了！），要是把这件事报道一下，谁还敢说颅相学一钱不值呢！恩格斯具有非凡的语言才能，同时他也殷勤好客。他亲自招待客人，而且彬彬有礼，就像理查斯蒂尔在《旁观者》上提到的那个人一样，“天生乐于做令人愉快的事情”。平时我们不去看他，不和他一同吃早饭或午饭，他总是吃的很节俭，但一到星期天，他兴高采烈地用他所能拿出的最好的食品来招待朋友们，让他们尽情享受，这时，你会发现，他是多么的愉快啊！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一向受到欢迎的人物，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精华。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谈一谈，12年来我有幸作为恩格斯家的常客亲眼看到的一些人。德国人里面有威廉·李卜克内西，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的最老的朋友。德国人都称他是“革命的老战士”，马克思一家人都称他是“图书馆”。这是一位非常善良而仁慈的人，也是一位非常乐观的同志；另一位是奥古斯特·倍倍尔，他是出色的策略家、战士、演说家；还有一位是高大的、正直而诚实可靠的保尔·辛格尔。近年来侨居伦敦的德国人中，我还要提一下理查·费舍，他自1890年回到德国以后，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局的书记之一，现任《前进报》[8]出版社经理。他是一个很老练的商人，也是一个见多识广、立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像奥艾尔一样，说一口地道的巴伐利亚方言。巴伐利亚人都是很坦率和“粗鲁”的，用英语来说几乎相当于rudeness［粗野］。其次是我们在英国非常惦念的陶舍尔这个非常可爱的伙伴，他爱吸鼻烟，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习惯，他的鼻子大得惊人，大家都管他叫“纳佐”[9]。在目前仍然侨居伦敦的德国人中，还应该提一下国际的宿将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这是一位可靠的、正直的人；他和李卜克内西以及沉默谦逊、刚毅果断的罗赫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老友之一）是当时仅存的几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还有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信任的商人尤利乌斯·莫特勒和他的诚实坦率的妻子。最后是爱德华·伯恩施坦，他在反社会党人法[10]生效时期是《社会民主党人报》[11]编辑，现在是德国党在英国的代表。恩格斯非常信任他，曾指定他做自己遗嘱执行人。他和他的妻子当时是恩格斯最好的两个朋友。常在恩格斯家作客的法国人有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她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前两个月去世）的几个孩子，他们到英国时，总要上他家去。此外，沙尔·贝尔纳每次到伦敦总忘不了去看恩格斯。还有工人党[12]的两名积极分子，加来的德尔克律兹和巴黎的鲁赛耳每次来参加“五一”节游行时也总要去拜访恩格斯。比利时的埃米尔·王德威尔德和安塞尔也是如此。奥地利人中有，在海伦·德穆特逝世后替恩格斯管理家务的弗赖贝格尔夫人；在恩格斯病逝前给他医治的弗赖贝格尔医生；《工人报》编辑、生动风趣的演说家和作家、奥地利党的成熟的思想家维克多阿德勒；同伯恩施坦一样惟一能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和文学著作的卡尔·考茨基。波兰人中有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和玛丽亚·门德尔森，他们俩都是很可爱、很了不起的人，都富于思想，为人正直，至少会说四种语言。俄国人斯捷普尼亚克也常常拜访恩格斯；维拉·查苏利奇自从到英国以后，就成了恩格斯家的经常不用邀请的客人。她的忠实的朋友和同志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是党内一个最有才干的理论家，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害怕他也许甚于害怕任何一位在世的作家，他在英国作短期逗留时，当然也是恩格斯家的座上客。在举行国际代表大会时，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俄国人阿伯拉罕·卡恩，此人头脑清楚，精力充沛，也是各国犹太人的组织者。这里我还要提一下一位美籍德国人，虽然大西洋阻碍他前来拜访恩格斯，但他是恩格斯寄予极高期望的固定通讯员之一，也可以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这就是纽约附近的霍布根的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8年我们夫妇、恩格斯和已故的肖莱马教授（一位大化学家、社会主义者和好同志）旅行美国时同他的会晤和几天的相处，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英国人中，威廉·梭恩是不常去恩格斯家的人中最受欢迎的来访者，恩格斯对他非常赞赏，非常敬重，非常友爱，对他的品德和他对运动的作用都评价很高；恩格斯对不能经常前来拜访他的约翰·白恩士也有很高的评价，并且非常喜欢他。他认为，白恩士有一种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本能，不管我们在政治上会犯什么错误，这种本能一定能使他最终找到正确的道路。威廉·桑德斯是我和白恩士的年轻的朋友，我敢说，他一定会永远记着他在恩格斯家做客的荣幸。贝尔福特·巴克斯在英国的时候，有时也去拜访恩格斯，并且不止一次地就他所热衷的妇女问题同恩格斯进行友好的争论。汉特·瓦茨也到恩格斯的家里去过一两次。使我感到非常愉快的是不久前我给“将军”介绍了《正义报》的编辑哈利·奎尔奇，他给恩格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记得，威廉·莫里斯也到恩格斯家去过一次，恩格斯并不计较他的那套中世纪作风。恩格斯也很喜欢肯宁安-格莱安，把他称作唐·吉诃德。格莱安当时没能当选为那届议员，没能在哈第和白恩士这两个对手之间起些平衡作用，恩格斯比任何人都从心底感到遗憾。他本来能够像某种化学力量那样，把两个政治元素联成一个具备某种元素的特性的化合物，不管它们具有何等的绝对重量。据我所知，亨利·秦平和基尔·哈第只去看过恩格斯一次。在英国人中还应该提一下老宪章主义者乔治·朱利安·哈尼，尽管他喜欢使用一些陈词滥调和玩弄字眼，但他仍然是恩格斯的最好的老朋友之一。我必须再说一句，我只是罗列了最近12年以来有规律地到122号来的常客。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我就不谈那些匆匆地来到英国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了，但是，不要以为“将军”只殷勤招待那些重要人物，我们这支大军的每一名士兵在他那里总是备受欢迎的。也不要以为他的好客和友谊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他不愿意也从来没有招待过他不信赖的人。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带着一个外国代表团到他家里，他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撵出门外。至于马克思的女儿和女婿（保尔·拉法格和本文作者），《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的久经考验的、可靠的老朋友赛米尔·穆尔，以及卡尔·肖莱马，在这篇文章中显然没有详细论述的必要。我相信，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和我一样，都会说恩格斯是世界上最愿意帮助人的人。平时只要他一出场，人心就会振奋，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和乐观主义也能起同样的作用。当某些青年沮丧失望时，这位不屈不挠的战士从不灰心，而且常常鼓励这些意志薄弱者。我要对那些近年来每个星期日或每周数次和他见面的人说，他的逝世是难以补偿的损失。恩格斯是这样一个人：每当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时，便去向他请教，而且总是按照他的劝告去做。恩格斯知识渊博，朋友们去请教他时总是有问必答。甚至专家们也认为，恩格斯对他们的本行比他们还内行。就拿自然科学来说，无论哪门学科，无论什么问题，他总能够提出新的见解，并给予帮助。恩格斯的朋友对政治都很关心，在这方面他们就都去向他请教。他不仅对总的原则了如指掌，而且洞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历史、政治运动的细节，例如，关于英国的运动，他就了解得非常透彻。每个英国人都应该记得，在为争取法律上承认八小时工作日而举行示威时，恩格斯总是站在这种国际性的讲台上的。从1890年起到1895年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示威为止，他参加了每一次示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非常关心、研究时事政治。他对中日战争[13]的精辟分析，就像他在最后几年中对其他事件的分析一样，是很有远见的。这些分析的深刻和精确，简直使人惊讶。这些分析作为慎重的预言后来都丝毫不爽地应验了。恩格斯作最后一次有关政治的谈话，是在7月28日我的妻子从诺定昂回来的时候（他是8月5日逝世的）。她向他叙述了独立工党[14]在诺定昂开展运动的情况。当时他已经不能讲话了，但他用石板和石笔进行了非常生动有趣的谈话，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有待探讨的问题。恩格斯实际上和每个人一样，有强烈的爱，也有强烈的恨。有时，他觉得事情给办糟了，就会怒不可遏，不过他的发怒往往是有道理的。说来也许令人惊奇，恩格斯在某些方面还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是一个遵守习惯的人，每天所做的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方式。他在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值得信任、实在、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那简直是难以形容的。维拉·查苏利奇有一次说过，一想到“将军对这件事会怎么想”，我们有些人就不再去乱说乱干了。很难想象，还有谁的头脑比他的更清醒，更敏捷的了。不管什么问题，只要一经他手就会迎刃而解。人们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看到了，原来已经看到的东西，现在认识得更清楚了。约翰逊曾这样描述奥利弗·哥德斯密：“Nihiltetigitquodnonornavit”〔“凡是他接触过的东西，都被他装点起来”〕，关于恩格斯，他的朋友们也可以这么说：“凡是他接触过的东西，都被他的光芒照亮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文章无论用德文还是英文写的，风格都是清新、华丽而尖锐的，这在德国人中是很少见的。除了这些良好的品质，恩格斯还有一种罕见的鼓舞人心的幽默才能。他能用任何一种语言谈笑，并认为这是一种乐事。他是一个饶有风趣的健谈者。当然，在这些难忘的星期日，话题主要是围绕着政治和党务。我们大家到这里来都能学到一点东西。但是也有许多风趣而轻松的谈话，有时还夹杂着爽朗豪放的笑声。当只有我们几个人在他家里时，他就邀我们和他打牌，一打筹码的输赢合半个便士。他很喜欢玩“抽对子”和“全胜”，好像各国人民的命运全凭这一下子就决定似的。恩格斯痛饮烈性啤酒，猛抽雪茄烟，认为这是一种欢乐；当他自己不能再喝、不能再抽时，就看着别人这样做，认为这又是一种欢乐（这倒也说明了此人的忘我精神）。看恩格斯这样做可以说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或更正确地说，一种社会主义的教育。德国举行选举的晚上对我们是重要的时刻，他为此买来大桶德国特制啤酒，准备丰盛的晚饭，邀请他最好的朋友，直到深夜从德国四面八方都有电报飞来；这时，将军打开一封封电报，向大家高声宣读。如果报道的是胜利的消息，我们就干一杯；如果是失败的消息，我们也干一杯。上面我已经说过，1888年我曾经同他和肖莱马一起到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在我们那一行人中间，恩格斯显得最年轻。在船上，要经过那些座位时，他总是跳过去，而不是绕道走过去。一般人在旅行时往往容易发脾气，恩格斯却从来没有这样。不过也有两次例外：一次是他在早餐（他的早餐）前数点清楚被蚊子叮咬的伤痕为68处，另一次是我们人在波士顿，行李却在纽约。每天早上11时我们准时来一次“早晨干杯”（早晨喝德国啤酒），他看肖莱马和我们年轻人一次能喝四杯烈性啤酒就很高兴。恩格斯逝世前在伊斯特本卧病期间，虽然疼痛难忍，体力衰弱，但他身上仍不时地显出原先那种欢乐和愉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那样和蔼可亲，时刻关怀别人。关于他的友爱和豪爽，我在这里就不谈了。他的每一位友人都可以默默地怀念一下他那罕见的豪爽和忠诚，那是有许多东西值得思考的。我相信，为了历史的真实，如果有必要说恩格斯是一个无神论者，《劳动预言家》的读者会理解我并原谅我的。他不信什么上帝，因此，他只寄希望于这个世界。他对工人教会没有丝毫的同情，认为它是运动的障碍，当然也只有在这个国家才有的障碍。社会主义是科学，对他来说完全不同于一切抽象推理的思索。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或是无神论者，这同他的社会主义丝毫没有关系。当然他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而且还坚决认为，基督徒没有权利在社会主义的前面加上他们教派的形容词，同样我们也不会异想天开地说什么无神论社会主义。恩格斯的一生是美好的。他热爱生活。我有时这样想，他的想法也许跟苏格拉底所想的差不多：“如果理性已经不复存在，而死亡只是一种我们常有过的无梦的酣睡，那么死亡是多么值得向往啊！”他有丰富的知识，他的事业有成就，他对未来运动充满信心，他有许多朋友（马克思当然是其中最完整的一个），他还有非凡的乐观主义精神，因此他比别人更有充分的理由眷恋生活，热爱生活。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有过丝毫的畏死心理。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会为像他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一生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英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全世界做的工作，主要是在这个小国家完成的，而且他们都是在这里逝世的。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高于世界上所有的帝王和掠夺者的陵墓所带来的荣誉。总有一天，死者的墓地——海格特公墓[15]和沃金松林里那间普通的小屋将会成为晋谒者最多的地方。 [1]这篇回忆文章是爱德华·艾威林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不久为伦敦《劳动预言家》杂志撰写的。 [2]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3]《派尔-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PallMallGazette.AnEveningNewspaperandReview）——英国保守派的一家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为晚刊；编辑为弗·洛林伍德（1865-1880年）、威·托·斯特德（1883-1889年）；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 [4]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附近进行的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国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为首的10余万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促使法兰西共和国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 [5]据圣经传说，有人企图在巴比伦修建一座高可接天的塔，在开工后，天神发怒，“弄混了建筑者的语言”，使他们不能相互了解，以致停工。这里指到恩格斯家里来的人因国籍不同，各操不同的语言。 [6]麦加是伊斯兰教徒的主要圣地，位于阿拉伯半岛。 [7]颅相学是19世纪初奥地利医生弗·约·加尔所创立的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的每一种心理特性都有其器官：每种特性局限于头脑的一定部位；某种心理特性的发展会引起它的器官的增长并使颅骨的相应部位隆起一块。因此，似乎根据颅骨的外形就可判断人的心理特性。颅骨学的伪科学结论曾被各式各样的江湖术士包括降神术士广为利用。 [8]《前进报》原名《柏林人民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 [9]拉丁文‘nasus’，即鼻子 [10]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11]《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出版的一家周报，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斯坦；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批评并纠正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贯彻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12]法国工人党它是根据1879年10月马赛代表大会的决议，由马克思的拥护者茹·盖得及其支持者建立的；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章程。1880年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制定了工人党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是由马克思起草的。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纲领，并且正式成立了法国工人党。 [13]指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14]独立工党它是1893年1月新工联领导人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 [15]指海格特公墓，位于大伦敦的北部，在过去的城郊海格特（Highgate）的区域内。该公墓是一些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于19世纪上半叶为埋葬拒绝任何宗教仪式的自由思想者而修建的。这个公墓葬有马克思及其家庭的几名成员，还有英国的科学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斯宾塞、法拉第等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1890年11月28日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七十寿辰。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将要在这一天举行庆祝。因此我的朋友维克多·阿德勒博士叫我为《社会民主党人月刊》[2]的读者写一篇短文，谈谈我党的这位公认的领袖。要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必需具备各种条件，而我勉强可以说只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我出世以来就同恩格斯认识。但是和一个人有长期而亲密的交往，是否就能把这个人描写得比较真实，这还是一个问题。一切人中最难描写的正是自己。要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生活和创造紧密交织着的人写传记，就不仅要写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史，而且要写到近半个世纪的整个工人运动的历史，因为他们两人决不是脱离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思想上的领袖、理论家和哲学家，而是实际斗争的战士。他们始终不渝地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们既是革命的战士，又是革命总司令部的领袖。现在还活着而能写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个人了。我们希望他还能为我们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不过，他写的这个传记，同样也将成为他的一本自传。恩格斯的一生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也许只要简单地提一下就够了。他在文学和科学方面的著作已家喻户晓，如果我再来对这些著作进行任何分析，那就太放肆了；惟一可以做的只是把这些著作按年代分一分类。但是我想简略地谈一下恩格斯的为人，谈谈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我想这会使很多人感兴趣的，当然，那些以为这样搞“权威崇拜”会使人堕落因而害怕得要命的先生们不在此例。我认为，研究像恩格斯这样一个人的生平，一定会对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后辈有所帮助，并使我们受到鼓舞。 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生于莱茵省巴门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厂主。请不要忘记，当时莱茵地区在经济方面是远远超过德国其他地区的。恩格斯出生的家庭在社会上极有地位。也许这种家族还从来不曾有过像他那样在生活道路上完全和家世背道而驰的子弟。在这个家庭里，弗里德里希被看做“丑小鸭”是可以想见的。也许他的亲属至今还不了解这只“小鸭”实际上是一只“天鹅”。凡是听过恩格斯讲述他老家的人都很清楚，他那“乐天的性格”是和他母亲一脉相承的。恩格斯上过普通学校，他在爱北斐特中学学习过一段时间。起初恩格斯想读到大学毕业，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原因有他本人方面的，也有他家庭方面的。在举行中学毕业考试的后一年，他进了巴门的营业所，后来又在柏林当了一年实习志愿兵[3]。1842年，恩格斯被送到英国曼彻斯特一家他父亲与人合伙经营的企业中去工作。他在那里呆了两年。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巨大的工业中心居住的这两年，其意义之大是难以估计的。他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收集材料的同时，也积极地参加了宪章运动[4]的活动，并成为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5]和罗伯特·欧文的报纸《新道德世界》[6]的经常撰稿人，这一点足以说明恩格斯的为人。 1844年恩格斯在返回德国时途经巴黎，第一次会见了已经同他通信并注定要成为终生朋友的卡尔·马克思。这次会见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共同出版《神圣家族》，并开始写后来在布鲁塞尔完成的另一著作[7]，关于这一著作的命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8]中都曾经谈到过。马克思在他那本书的序言里写道：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9] 同年，恩格斯还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书出版已经四十多年，但是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几年前英译本出版的时候，英国工人竟以为这是刚写成的作品！此外，在同一时期内恩格斯还写了许多特写、论文等等。离开巴黎以后，恩格斯就回到巴门，但是在那里他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 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到了布鲁塞尔，他们的合作在这里才真正开始。这两位朋友在尽力创作的同时还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10]。最重要的事是这时他们加入了正义者同盟，后来由这个同盟组成为闻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1]，即国际[12]的前身。1847年，当马克思还在布鲁塞尔、恩格斯还在巴黎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成为正义者同盟的理论家和领导者。同年夏天，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代表巴黎的盟员出席大会。同盟彻底进行了改组。秋天，同盟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产生了目前已闻名全世界的《共产党宣言》。这两位朋友从伦敦前往科伦后，就立即以全部精力投入实践活动。他们的活动情况在《新莱茵报》[13]和马克思著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均有记载。由于报纸停刊，马克思被驱逐，这两位朋友只得暂时分离：马克思去巴黎，恩格斯去普法尔茨。恩格斯参加了巴登起义[14]并在维利希手下当副官。他参加过三次战斗，所有在战火中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种非凡的镇静和漠视一切危险的气魄。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5]上恩格斯发表了一篇关于巴登起义的特写[16]。起义完全失败后，他是最后离开国土转入瑞士的一个。后来他又到了伦敦，那时马克思在被驱逐出巴黎之后也住在伦敦。于是恩格斯生活中的新时期开始了。政治活动暂时已不能进行。马克思在伦敦定居下来，恩格斯回到了曼彻斯特他父亲入股的棉纺织工厂。他重任旧职，成为工厂营业所的办事员，后来一直担任着这一职务。恩格斯迫不得已回到营业所，在那里他足足熬了20年之久！在这20年中，这两位朋友只是偶尔有过几次短暂的会面。虽然如此，他们之间的联系仍然是很紧密的。我童年时代最初的记忆之一就是曼彻斯特的来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差不多每天都有信件往返，记得摩尔（家里都这样叫我的父亲）常常拿着信自言自语，好像写信的人就在面前似的：“嗯，不对，反正情况不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你对了！”等等。但是特别使我忘不了的是：有时摩尔读着恩格斯的来信，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当然，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还不是绝对孤寂的。首先，沃尔弗就住在那里，他是一个“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7]《资本论》第一卷就是献给他的，我们在家里都叫他“鲁普斯”。后来到那里去的还有恩格斯和我父亲的一位忠实朋友赛米尔穆尔（他同我丈夫一起把《资本论》译成英文）以及当代的一位杰出的化学家肖莱马教授。尽管恩格斯有这些朋友，但是要他这样生活20年，想起来还是很可怕的。这倒不是说他曾经怨天尤人，牢骚满腹。恰恰相反，他平静愉快地工作，好像世界上再不会有什么事比“上班”和坐办公室更为惬意似的。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这时这种苦刑式的工作快要结束了，我才知道这些年对他说来是什么滋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他穿上皮靴最后一次去营业所，他喊得多么高兴：“最后一次了！”几小时以后，我们站在大门口等他回来，只见他从门前的一小片田野里走过来，挥舞着手杖，容光焕发地唱着歌。然后我们就像过节一样大吃一顿，喝香槟酒，陶醉在幸福中。那时我还年幼，不懂得什么。可是现在一回想起这些情景，总忍不住流下泪来。此后，到了1870年，恩格斯就迁居伦敦并立即担负起国际[18]要他承担的那份艰巨的工作。他是总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比利时的通讯书记，后来又任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通讯书记。此外，恩格斯在写作方面的工作非常多，而且面也很广。1870年至1880年间他写了无数文章、传单等。从各方面来说，1878年出版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是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现在，这一著作就像《资本论》一样，要说明其影响和重要性，那完全是多余的。这以后的10年中，恩格斯每天都要来找我的父亲。他们常常一同出去散步。但他们也常常留在家中，在我父亲的屋里走来走去——两人各走一边，在屋角的地方转身，他们的鞋跟在地板上磨出了深深的脚印。他们在这里讨论了大多数人不能想象的许多问题。他们时常肩并肩地走来走去，半晌不发一言。有时，又停下来面对面地各自说出自己所想的一套，于是两人就放声大笑，承认刚才半小时中双方所想的问题毫无共同之处。如果时间和篇幅容许的话，关于当时的情况该有多少东西可写啊！关于国际和巴黎公社，[19]关于我们的住宅像旅馆一样亲切接待和帮助每一个流亡者的那些年头，该有多少东西好写啊！ 1881年，我母亲逝世了。父亲的健康也远不如前，他离开英国好几个月。1883年，他也逝世了。从那时起，恩格斯所做的事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出版我父亲的著作，校对新版和审查《资本论》的译本。无论是这项工作或是他本人的创作，都无须我来评价。只有了解恩格斯的人，才能设想他每天所进行的工作是多么艰巨。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丹麦人、罗马尼亚人（恩格斯精通这几个国家的语言）都来向他请教，要求他帮助；至于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每一个希望为人间造福的人，遇到困难时就向恩格斯请教，而且每次都能得到圆满的答复。他一个人晚年所做的工作，平常人十几个未必能胜任。恩格斯还在工作，因为他知道（正如我们也知道一样）：他，而且只有他，才能把马克思遗留下的作品贡献给全世界。今后，恩格斯还要为我们做许多工作，而且他一定能做到！这一切仅仅是他的生活的一个轮廓；可以说，这是一个人的写照，而不是人本身。为了使这写照更为生动，必须另请高明，因为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也许也是我们中任何人都力所不及的。此外，由于我们同他过于亲近，也许反而不能窥见他的全貌。现在恩格斯已经70岁了，但是这样的高龄对他来说绝不是一种负担！他依然身体健康，生气勃勃。他身高6英尺以上，但是他的举止使你根本感觉不出他是那么高。恩格斯的稠密而奇特地斜生的连鬓胡子开始灰白了。可是他栗色的头发没有一点斑白的地方，即使仔细察看也找不出一根白发。如果从头发看来，恩格斯比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年轻。从外表看来，恩格斯很年轻，而他的内心却比外表更年轻。他的确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据我的记忆，在最近20年的艰苦岁月中，他并没有衰老。记得1869年我曾经同他去爱尔兰游历；由于他当时打算为爱尔兰这位“民族的尼娥贝”[20]写一部历史，同他一道参观这个国家就特别有趣。1888年我们还游览了美洲。就在1888年的时候，也同1869年一样，恩格斯到处都很活跃，无论在少数人中或大群人里，他都是中心人物。在横渡大西洋的邮船“柏林号”和“纽约号”的船舷上，不管天气多么不好，他总喜欢在甲板上散步，喝啤酒。原来，他有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障碍，决不回避，要跳过去或者爬过去。这里我应当谈谈我父亲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恩格斯的一个特点，其所以要着重谈一下，是因为外界对这一点还不知道，而大多数人又认为不合事实。有人一再地把我父亲描写成一个尖酸刻薄的丘必特，对朋友或敌人都严厉得像雷神一样。但是，只要看一眼他那漂亮的淡褐色眼睛，他那锐利而温柔、充满诙谐和慈祥的目光，听一下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的笑声，就会知道，所谓尖刻而冷酷的丘必特纯粹是无中生有。恩格斯也是如此。有人把他描写成一个专制君主、独裁者、尖酸刻薄的批评家。这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也许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对待别人温柔，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乐于助人。他对青年的无限慈爱，用不到我来谈论。每个国家中都能找到不少的人来证明这一点。我想讲的是我经常看见恩格斯搁下自己的工作，亲切地帮助青年人；为了帮助某一个新手，他曾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工作拖到以后去做。惟一不能得到恩格斯宽恕的就是虚假。对一个不老实的人，尤其是不忠实于党的人，恩格斯是决不留情的。在他看来这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每次谈到别人，除了这个罪恶，他不承认还有什么别的罪恶。这里我必须指出他的另一个特点。恩格斯比任何人都一丝不苟，他的责任感，特别是党员的纪律性比我所知道的一切人都强。他丝毫没有清教徒的那种拘谨。他通情达理，因此，他能痛快地原谅我们的缺点。除了朝气蓬勃、和蔼可亲，恩格斯的多方面的才能也是令人惊异的。他样样在行。他精通自然科学、化学、植物学、物理学、语言学（70年代《费加罗报》曾经这样说：“他能结结巴巴地说二十种语言。”）、政治经济学，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以及军事艺术。1870年普法战争[21]期间，恩格斯在《派尔-麦尔新闻》[22]上发表的论文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因为他准确地预先指出了色当战役和法军的覆灭[23]。这里还应该顺便提一下，他的“将军”这一绰号就是在这些论文发表以后获得的。我的大姐说他简直就是总参谋部。于是这个绰号被叫开了，从那时起，恩格斯就成了我们的“将军”。但是现在这个绰号却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无产阶级大军的将军了。恩格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干而善良。《自由思想家报》出版者富特博士被判了一年监禁，由于当时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份报纸，我丈夫[24]就接了下来。为了帮助艾威林博士和既未见过面、而且观点也不相同的富特博士，恩格斯为富特博士的《进步》[25]月刊写了一篇非常出色的关于约翰启示录的文章。[26] 恩格斯还有一个特点，可能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也有必要指出。这就是他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精神。说到马克思在世的时期，恩格斯曾经这样说：我“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27]现在恩格斯已经担任乐队指挥，但是他还是那样谦逊、朴质，好像仍然是在，照他自己的说法，“拉第二小提琴”似的。关于我父亲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我和其他许多人都已经谈过。这种友谊将来一定也会像希腊神话中达蒙和芬蒂亚斯[28]的友谊那样，成为一种传奇。在结束这篇短文之前，我还必须提一下恩格斯的另外两种友谊，这两种友谊也是由于马克思的关系而产生的，而且对恩格斯的生活和工作也都有影响。我现在要讲的这两种友谊，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第一种是同我母亲的友谊，第二种是同海伦德穆特（她已于今年11月4日逝世，和我父母亲葬在一起）的友谊。关于我的母亲，恩格斯在她的墓前是这样说的[29]：朋友们：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萨尔茨韦德尔。在她出生以后不久，她的父亲便调到特里尔任政府顾问，在那里和马克思一家有了亲密的交往。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这两个天赋很高的孩子情投意合。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人就已经决定把未来的命运永远连结在一起。 1843年，在马克思主编过一段时期的旧《莱茵报》[30]被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那时起，燕妮马克思不仅和她的丈夫共命运、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投身于其中。这对年轻夫妇自愿流亡前往巴黎，但是很快自愿流亡就变成真正的流亡了。甚至在那里，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亚历山大·冯·洪堡竟然为促使下令驱逐[31]马克思而效力。马克思一家被赶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32]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发生了骚乱，在这期间，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还毫无理由地执意把他的妻子也投入监狱。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新的流亡开始了[33]，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再次干涉，便搬到伦敦。这一次对于燕妮·马克思说来是真正的流亡，她经受了重重苦难。物质上的困苦，她本来还可以忍受，虽然由于这种困苦，她眼看着自己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相继被送入坟墓。但是，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从庸俗的自由派到民主派，沆瀣一气，策划了一个大阴谋来反对她的丈夫；他们用大量最卑鄙最下流的诽谤来诬蔑他；所有报刊都拒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一切可能，在敌人面前一时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敌人，他和她只有蔑视——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这种状况持续了多年。但这并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无产阶级重新获得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活动的生存条件。国际[34]成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而她的丈夫就战斗在先进战士队伍的最前列。部分地补偿她所经受的艰难痛苦的时刻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像密集的冰雹一样落在马克思身上的那些流言飞语已经烟消云散了，他的学说曾经遭受封建派和民主派等所有反动党派的百般扼杀，如今已经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文雅的语言广为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与她毕生血肉相连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从根本上震撼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旧世界，并冲破一切阻力，越来越充满胜利的信心，奋勇向前。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德国工人在最近一次帝国国会选举[35]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这位女性有着极其敏锐的批判的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情的性格、为自己的战友甘于奉献的精神，她在差不多40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感到若有所失。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36] 关于海伦·德穆特，恩格斯在安葬她时说：马克思同海伦德穆特不仅商量困难而复杂的党的事务……至于我，马克思逝世后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之所以能够进行，主要是由于她在我家里，给了我欢乐和帮助。[37] 海伦·德穆特对马克思及其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只有我们才能评价，但是就连我们也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自1837年[38]至1890年，她一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忠诚的朋友和助手。 [1]这篇文章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90年为庆祝恩格斯70寿辰而撰写的。 [2]《社会民主党人月刊》——奥地利的一种杂志，1884-1890年在维也纳出版。 [3]恩格斯并没有参加毕业考试，他在期中考试后就离开了学校。他不是在巴门，而是在不莱梅进了一家营业所，他没有当实习志愿兵，而是在柏林当了服役期为一年的志愿兵。 [4]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至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 [5]《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NorthernStar,andnationaltrades’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瑙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NorthernStar,andLeedsGeneral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渐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 [6]《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的报纸》（TheNewWorld：andGezetteoftheRationalSociety）——英国的一家周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由罗·欧文创办；1836年起曾几度更换副标题，最初在利兹出版，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1845年5月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 [7]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11-640页）。 [8]指恩格斯于1886年初撰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14-258页）。 [9]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4页。 [10]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即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 [11]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12]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13]《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14]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惟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地当时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849年5月初，两个普鲁士军队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实行武力干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不作任何援助，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于1849年7月被镇压下去。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法国贝桑松组织的志愿部队，后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于1849年5-7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战斗行动，恩格斯作为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这次起义。 [15]《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 [16]指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09页）。 [1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页。 [18]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19]巴黎公社是巴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从起义胜利之日算起共存在72天，终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 [20]尼娥贝是古代神话中失去了孩子的母亲。这里是用她来比喻爱尔兰，因为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爱尔兰因饥荒、破产和流亡，丧失人口200余万人。 [21]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22]《派尔一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PallMallGazette.AnEveningNewspaperandReview）——英国保守派的一家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为晚刊；编辑为弗·洛林伍德（1865-1880年）、威·托·斯特德（1883-1889年）；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 [23]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附近进行的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国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为首的10余万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促使法兰西共和国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 [24]爱德华·艾威林。——编者注 [25]《进步》——英国一家科学、政治和文学月刊；1883年至1887年在伦敦出版；一度接近社会主义团体；爱琳娜·马克思和爱·艾威林曾为该杂志撰稿。 [26]指恩格斯的著作《启示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10-16页）。 [27]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67页。 [28]达蒙和芬蒂亚斯是叙拉古的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两人友情深厚，堪称生死之交。有一天，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要杀芬蒂亚斯，后者要求安排一下家事再回来受刑。这时达蒙挺身而出，声明如芬蒂亚斯到期不回，他愿代为受刑。后来芬蒂亚斯果然如期归来。暴君见此情景，深为感动，遂赦免了芬蒂亚斯。 [29]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燕妮逝世。12月5日燕妮的遗体安葬仪式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举行，马克思因身患重病未能亲自参加。恩格斯在葬仪上用英语发表了讲话。 [30]《莱茵报》，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 [31]马克思由于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而被驱逐出法国。驱逐令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在1845年1月发布的。1845年2月3日马克思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 [32]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在巴黎举行的反政府宴会和示威游行遭到禁止是二月革命的直接原因。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33]政府利用马克思于1845年放弃普鲁士国籍，于1849年5月把他当作违犯“外国人待遇法”的外国人“驱逐出普鲁士”。 [34]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35]指1881年10月27日的帝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30多万张选票。 [36]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这里引用的是恩格斯1881年12月4日写的悼念马克思夫人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41-543页。）第一句和最后一段是引自恩格斯《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见同上面第544/545-546页）。 [37]《关于弗·恩格斯在海伦·德穆特葬礼上的悼词报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733页。 [38]海伦·德穆特是1845年4月到布鲁塞尔马克思家来的。
“这里有我景仰的一个人”〔威·李卜克内西〕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 “这里有我景仰的一个人”[1] 威·李卜克内西（注：文库有文字版，但注释不全，在此补充了注释；与已有文字版个别翻译略有不同） ……我第一次在柏林听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45年。一个莱茵省来的大学生要我注意恩格斯这个人，于是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之前，我曾经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读过和研究过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最富于实践的人物罗伯特·欧文的著作。但是这本书却以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性，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本书为我的生活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我也曾钻研过黑格尔的著作，但是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的是事实而不是概念。虽然恩格斯实际上只比我大5岁，但是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个饱经世故，满额皱纹，留着闪耀智慧光芒的花白胡子。四年后，我和他第一次会面。那是1849年，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之后。关于这次运动，恩格斯已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有过出色的描写。在这期间，我还读过《共产党宣言》，并且知道那是他和马克思合写的。但是《新莱茵报》我只读过很少的几期，因为那时我四处奔波：1848年9月我被投入监狱，1849年春从监狱出来后，我又立刻陷入到革命的漩涡中去。当志愿军团出征的时候，我获悉恩格斯是在维利希的部队；而我则在贝克尔手下服务。[2] 1849年夏末，恩格斯从他的“驻地”洛桑到日内瓦来看望我们。当时我们都已转移到了日内瓦。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这使得他那挺直的、像普鲁士人那样强壮的身躯显得更加魁梧。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目光，响亮而愉快的嗓音，诙谐风趣的谈吐，完全是一个活泼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原来恩格斯就是这个样子！在他那光滑的年轻人的额角后面，在他那快乐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后面，就蕴藏着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思想。那张谈吐幽默、常常发出爽朗笑声的嘴，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向那昏睡中被束缚着的未来的主人，发出了强有力的、振聋发聩的、自救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个和马克思旗鼓相当的人，卡尔·马克思的第二个“我”，因为早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人就已融为一体了。恩格斯愈和我接近，就愈显得高大。我们当时没有进行深入的、认真的谈话。完全没有！我们政治谈得极少，倒是互相询问了不少这样的问题：马克思在哪里？某某人在哪里？我们更多地是喝酒。那时“硫磺帮”[3]正在活跃，肥胖的福格特先生对“硫磺帮”恐惧万分。好在我们并没有去议论德意志帝国的君主们和其他的国会议员大人先生们。虽然我当时才23岁，但是我已经和许多人、和当时大多数的“大人物”交往过，然而没有一个人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可是在这里，第一次有一个使我必须对他肃然起敬的人。Hewasaman!〔他是一个男子汉！〕，这时我才明确了我的方向。我后来和马克思的私人交往也由此开始的。我们在瑞士还见过一次面。那是在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之后，恩格斯又到日内瓦来过一次。他是来辞行的。我们又痛饮一番。他已安排好了家务。他想长途步行到热那亚去，然后乘一艘英国商船，沿地中海海岸，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绕道西班牙和法国去英国。他邀请我去伦敦和曼彻斯特。我没有想到他的邀请第二年就实现了。那时，我在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组织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留在那里。但是瑞士联邦委员会却对我的活动不满。1850年2月在穆尔腾举行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被警察“解散”了[4]。我和其他几个被指控为策划武装入侵德国和奥地利的“阴谋分子”被监禁在（瑞士的）弗赖堡的塔楼里。经过两个月对我来说有时还是非常愉快的监禁之后，我被作为“阴谋分子的首犯”而逐出瑞士。这时候，除了到英国去之外，自然也就没有别的出路。而这正是我的幸运，因为只有从这时起我才进入到―个真正学习的阶段：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也向约翰牛[5]学习。约翰牛是最讲究实际，只有他们才有本领把我们德国人头颅里有关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蜘蛛网扫除掉；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这个巨大的世界瞭望台，像列萨日的瘸腿魔鬼[6]那样掀开世界的屋顶，让我们看看他们统治着的世界市场的景象，使我们从他们的现状中看到我们的未来。我和恩格斯并没有像和马克思那样保持着从不间断的联系。我流亡伦敦13年，过着十分可怕的贫穷生活，在这段时间，我只有很少几天不去马克思家。马克思住在第恩街，恩格斯住在麦克斯菲尔德街，我住在这两条街之间的索荷广场教堂街。这里是真正的流亡者居住区，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住所都只有百步之远。恩格斯是没有必要在伦敦过流亡者那样的“贫困”生活的。虽然他还没有回到曼彻斯特，只能从家中得到相当少的收入，但是他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却俨然是—个大富翁，因此有时候他就不得不把共产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他实行共产主义常常是这样的彻底，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和我们一起常去有三个金球的“娘舅”家[7]。我们生活愈艰苦，也愈开心，总是诙谐戏谑，开怀大笑。“革命”的笑料和轶事、《新莱茵报》编辑部里令人啼笑皆非的小道消息，成了我们自做饭菜的调味品。当时我们住在老康普顿街的模范公寓[8]里（“红色的沃尔弗”和康拉德·施拉姆都住在那里，我起初也在那里住了几周、常常用廉价买来的肉片、土豆和洋葱做菜，再喝上几壶黑啤洒或“二合一”来提神助兴。城里的英国人对我们很尊敬。我们在publichouses〔小酒馆〕里总是受人注目的客人，尤其是当我们中间有一名好歌手在场的时候。奇怪的是英国人认为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很好的歌唱家，又一次这还造成了非常滑稽的场面。恩格斯寓所的对面有一家酒馆。每到晚上，邻近的小市民们总到这家酒馆的parlour〔营业室〕来，抽他们的板烟，喝着他们的威士忌加矿泉水[9]，一天晚上，我和恩格斯、以及后来与维利希进行了决斗的康拉德·施拉姆一起，到这家酒馆去。恩格斯的Landlord〔房东〕也在那里。他把我们介绍给在座的人。他们都十分友好地接待我们。我们的话题一个接一个，最后终于谈到了“德国歌曲”。我们自然“有幸受到邀请”，给这些憨厚老实的shopkeepers〔小店主们〕“来一首德国歌”。我们3人虽然生性大方，却也感到很为难。起先我们实事求是地解释说，我们像许许多多其他的德国人一样不会唱歌。但是我们的话没有人相信，认为是托辞而遭到反驳。我们不愿显得太不礼貌，于是不得不“唱”。我们开始“唱”唱那首《刚捎信回家的莱比锡大学生》的歌。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三重唱。唱得怎样呢？反正我不是3位歌唱家中唱得最糟糕的。不过，拿我来说，在上吉森文科中学的时候，就经常被大家从音乐课上赶出来，因为我老是唱错，把整个班的节拍搞乱。可是在这里我倒不会把别人的节拍搞乱，因为我们谁也没有节拍。至于“歌的效果”又怎样呢？简直成功极了。英国人像着了迷地使劲鼓掌，我们不得不重唱其中几段。从此以后，我们就小心翼翼地躲开那家小酒馆，不然，每次都得唱歌…… [1]这篇回忆文章是李卜克内西应《南德驿车夫》之约，为悼念恩格斯逝世而写的。 [2]指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李卜克内西作为志愿兵曾在由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指挥的巴登人民自卫团服务。 [3]硫磺帮最初是18世纪70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因其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硫磺帮”一词便成了一切成帮结伙的犯罪分子和流氓无赖的同义语。 [4]1849-1850年李卜克内西流亡在瑞士时期，参加了日内瓦工人协会，不久当选为协会主席。他建议将在瑞士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联合起来，为此，于1850年2月在穆尔滕举行代表大会，但遭到瑞士当局的禁止。李卜克内西等人被逮捕，后又被驱逐出瑞士。 [5]约翰牛（JohnBull），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 [6]法国小说家列萨日的长篇小说《瘸腿魔鬼》中的角色，魔鬼带着一名少年来到马德里上空，把一座座屋顶掀开，让少年看屋内发生的一切。 [7]指当铺。 [8]模范公寓有单间宿舍，厨房、客厅、阅览室和吸烟室等则是公用的。——作者注 [9]板烟（shag）是一种切得很细的烈性烟丝。威士忌加矿泉水是英国人一种民族风味的饮料。黑啤酒（porter）是用锡壶喝的；“二合一”（halfandhalf）是用英国的淡啤酒（ale）和黑啤酒（porter）各半掺合而成的混合酒。——作者注
忆恩格斯〔保尔·拉法格〕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忆恩格斯[1] 保尔·拉法格（注：文库有文字版，但注释不全，在此补充了注释）我认识恩格斯是在1867年，即《资本论》第一卷问世的那一年。马克思对我说：“现在，你已经是我女儿的未婚夫了，我应当把你介绍给恩格斯。”这样，我们就一起去曼彻斯特。那时候，恩格斯和他的夫人[2]以及他夫人的一个六七岁的小侄女[3]住在城郊的一所小房子里。离房子几步远的地方便是一片旷野。那时，他是他父亲建立的一个公司的合伙人。大陆革命失败后，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流亡到伦敦，打算在那里完全献身于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但是，当时马克思和他夫人已经在革命的风暴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恩格斯的生活也毫无着落。因此，恩格斯不得不接受父亲的要求，回到曼彻斯特的营业所，仍旧担任他在1843年曾经担任过的职务；而马克思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4]撰写每周的通讯稿，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从那时候起一直到1870年，恩格斯仿佛过着两重生活。一个星期当中有六天，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他是商人，职务主要是用几种文字为公司起草与国外来往的信件并出入交易所。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恩格斯在市中心区设有一处专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只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才能登门。在这些朋友中有化学家肖莱马，还有后来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的赛米尔·穆尔。恩格斯的夫人是爱尔兰人，她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当时在曼彻斯特住着许多爱尔兰人，她始终和她的同胞保持着联系；他们的一切秘密活动她都非常熟悉。有不少芬尼亚社社员[5]把恩格斯的家当作避难所，其中有一个企图解救被押赴刑场的芬尼亚社社员的领导人，就是由于恩格斯夫人的帮助，才得以从警察手中溜走。恩格斯很关心芬尼亚运动，他收集了许多有关英国统治爱尔兰的历史文件；毫无疑问，其中一部分材料他一定已经记下，而且一定还保存在他的遗稿中。傍晚，恩格斯摆脱了商业事务的奴役，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这时他就又成为自由人了。他不仅在业务上和曼彻斯特工业家一起生活，还参加他们的各种娱乐活动，例如出席他们的集会和宴会，参加他们的活动等。恩格斯是一位出色的骑手，他有一匹专用的猎马。有时附近的士绅贵族按照封建旧习邀请骑手猎狐，遇到这种机会他从不放过。在猛烈地追逐野兽时，恩格斯总是一马当先，冲过壕沟、篱笆等障碍物。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一次对我说：“我老是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意外。” 我不知道恩格斯的资产阶级熟人是否也了解他那另一面的生活，不过英国人都非常持重，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他们是从来不过问的。然而可以肯定地说，对于这个整天同他们打交道的人的卓越的才智，他们是毫无所知的，因为恩格斯决不轻易在他们面前表露自己的学识。这个被马克思看作欧洲最有教养的人，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善识醇酒美味和谈锋甚健的人物而已。曼彻斯特的商人对他的看法也是如此，其中有一个人就对马克思夫人这样说过。1848年，有一位夫人曾经说过：“恩格斯是一个轻浮的人”。没有别的学者能像恩格斯那样，身上不带学究气的。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是一个快乐的伙伴，一个讨人喜欢的同志。他一向喜欢年轻人，他永远是一个好客的主人。每逢星期日，聚集在他那张洋溢着友情的餐桌之旁的人，如伦敦的社会主义者、路过英国的同志以及各国的流亡者，真不知有多少！那些夜晚，当他们告辞的时候，总是陶醉于恩格斯的机智而动人的谈笑。当我们回忆恩格斯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时想起马克思，同样，当我们回忆马克思的时候，也就不免会想起恩格斯。他们两人的生活联系得如此紧密，简直是统一而不可分的。可是他们又都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个性；彼此不仅在外貌上，而且在性格、气质、思想和感情各方面也都有所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次会见是在1842年11月底恩格斯访问《莱茵报》[6]的时候。“自从书报检查机关封闭《莱茵报》以后，马克思结了婚”，移居法国，1844年9月恩格斯前往巴黎，同马克思在一起度过了几天。恩格斯在他所写的马克思小传一文中曾经提到，他们“彼此通信是从在《德法年鉴》上合作时开始的，从此也就开始了两人的共同活动，这种活动直到马克思逝世才终止”[7]。1845年初，基佐内阁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于是马克思就从法国迁到布鲁塞尔[8]。不久，恩格斯也到了那里。当《莱茵报》随着1848年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复刊以后，恩格斯就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该报的编辑部，在马克思外出的时候，恩格斯就代理他的领导职务。但是，在编辑部同事们（这些全是才气横溢、革命热情很高的勇敢的青年）的心目中，恩格斯并不像马克思那样享有很高的威信，虽然他的品德和才干皆在他们之上。马克思告诉我，有一次他从维也纳回来，恰好碰上编辑部内部闹纠纷，使恩格斯感到很棘手。当时，关系非常紧张，似乎只有决斗才能解决问题了。为了编辑部内部的和解，马克思不得不施展出他的全部外交才能。马克思生来就是一个天才的领导人。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会受到他的影响。恩格斯是最先承认这一点的人。他常常对我说，马克思从小就以性格爽朗而果断使人敬佩。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即使在他并非专长的事情上也能博得大家完全的信赖。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沃尔弗（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就是献给他的）在曼彻斯特病危的时候，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恩格斯和沃尔弗的朋友们都不相信这个冷酷的判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应当打电报请马克思来，听一听他的意见。恩格斯生活在英国，而且就在那里研究了经济学的理论、工人的状况、大工业的条件和宪章运动；[9]他对马克思的思想倾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那时，马克思主要从事哲学、历史、法律和数学的研究。在马克思决心献身于政治经济学方面，恩格斯起了极大的作用。对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家属和周围的大学教授们都所知有限。不久，马克思就清楚地看到，社会史和思想史的钥匙只能到经济现象中去找。恩格斯对我说过，1848年在巴黎，马克思在1789年革命中心之一的“摄政咖啡馆”，对他第一次用经济决定的论点谈到他的唯物史观的理论。恩格斯和马克思习惯于两个人共同工作。恩格斯本人治学的态度非常严谨，但是他屡次因马克思的那种过分的审慎而烦恼，因为无论哪一句话，非经十种不同方法的证明，马克思是不愿提出来的。 1848年革命[10]失败后，两位朋友不得不分手了。一个去曼彻斯特，一个留在伦敦。但是，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生活并未因此而终止。20年中，他们几乎每天通信，彼此交换对政治事件的观感和意见以及科学研究的成果。这些书信直到现在还保存着。恩格斯一有机会摆脱商业的束缚，就马上离开曼彻斯特搬到伦敦去住。他的伦敦的寓所在瑞琴特公园路，从那里到马克思住的梅特兰公园路只要步行10分钟就够了。每天下午1时左右，他就上马克思家里去，如果天气晴朗、马克思的兴致又很好的话，他们就一起到汉普斯特德荒阜[11]去散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外散步，他们便在马克思的工作室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线走来走去，接连谈上一两个小时。记得有一次他们为阿尔比教派[12]的问题争论了好几天。当时马克思正在研究中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财政学家的作用。为了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在一次见面以前都各自仔细地思考争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任何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他们就是这样相互尊重的。马克思不断称赞恩格斯博学，称赞他思想灵敏，能毫不费力地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而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分析和综合能力，也深表赞扬。有一次，恩格斯对我说：“当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机构迟早会被人了解和解释，它的发展规律也会被人发现和阐明。但是，这需要极长的时间，而且这项工作不能一下子完成，而是要一点一滴地来完成。只有马克思一人能够探究一切经济范畴的辩证的发展，把它们的发展动因和制约着这些动因的因素联系起来，并建立起一座完整的经济科学理论的丰碑，其各个部分都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如此亲密，不仅因为他们共同从事脑力劳动，而且还因为他们之间有深切的友谊：他们时刻都想方设法使朋友快乐，谁都以自己的朋友而骄傲。有一次，马克思的汉堡出版者写信告诉马克思说，恩格斯拜访了他，他因此结识了一个生平从未见过的最有魅力的人物。马克思在读信时喊道：“弗里德[13]不仅有教养，而且和蔼可亲，谁要说不是，我倒很想见见这个人！” 他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当马克思答应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稿时，他正在学习英文，恩格斯就帮他翻译，必要时甚至还替他写作。当恩格斯写《反杜林论》时，马克思就放下自己的工作来编写这本书中有关经济的一部分。[14]恩格斯也曾经公开谈到，他部分地采用了这些材料。恩格斯还把他的友情扩大到马克思的全家。马克思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孩子，她们把恩格斯当作第二个父亲。这种友情一直保持到恩格斯逝世。在马克思逝世后，能够整理他的手稿、出版他的遗作的只有恩格斯一人。恩格斯曾经以10多年的时间研究各种科学的一般哲学，考察一切科学及其最新的成就，[15]但是为了全力从事《资本论》后两卷的出版，他放下了自己的工作。恩格斯由于热爱学习，因而努力学习。他对各种知识都发生兴趣。1849年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乘帆船从热那亚到英国去，因为他认为从瑞士取道法国的旅程是不安全的。他利用这个机会，学到了一些航海知识。他在船上每天写日记，记录了太阳的位置、风向、海潮的变化等等。这本日记一定还保存在他的文稿里，因为机灵而好动的恩格斯同时也像一位老处女那样有条理，他总是非常细致地将什么东西都抄录下来并保存起来。最先吸引恩格斯的是语言学和军事艺术；他的这种兴趣始终如一，而且经常熟悉这些科学方面的新成就。某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在他看来也是十分重要的。我还记得，当一位西班牙友人梅萨来访的时候，恩格斯就跟他一起高声朗读西班牙的诗选来学习发音。他对欧洲各国语言，甚至某些方言的知识丰富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巴黎公社[16]失败以后，当我见到国际西班牙全国委员会的几个委员时，[17]他们都对我说，伦敦有一个叫昂格尔的人替我代理西班牙总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他能用最道地的加斯梯里亚方言写作。这个昂格尔其实就是恩格斯，只是他们按照西班牙语的发音来念他的姓而已。当我到里斯本的时候，葡萄牙全国委员会书记弗兰西亚告诉我，他时常接到恩格斯用道地的葡萄牙文写的信。同样，恩格斯也精通意大利文。当你注意到这几种文字非常相似而又存在细微差别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种造诣是多么惊人啊！恩格斯为了使和他通信的人高兴，故意用对方使用的语言。他曾经用俄文写信给拉甫罗夫，用法文写信给法国人，用波兰文写信给波兰人等等。他很欣赏用方言写的作品，比尼亚米用米兰语写成的通俗作品刚一出版，他马上就去购买。有一次，在兰兹格特海滨，一个杂耍场的主人扮成了一个穿巴西将军礼服的满脸胡子的矮子，他的四周围着一群伦敦平民。恩格斯先后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跟他谈话，可是得不到任何回答。最后这位“将军”无意中吐露了一句话。恩格斯马上喊道：“这个巴西人原来是爱尔兰人！”接着就用他的家乡话和他交谈。这个流浪汉听到乡音，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恩格斯一激动就有点口吃，一个巴黎公社流亡者曾经开玩笑地说：“恩格斯能结结巴巴地说二十种语言。” 没有一种知识是恩格斯不感兴趣的。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还开始阅读产科书籍，因为住在他家里的弗赖贝格尔夫人当时正在准备医学考试。马克思指责他，说他为了个人的爱好去研究许多科目，分散了精力，“没有考虑到为人类工作”。但是恩格斯也指责马克思说：“我倒很乐意烧掉那些关于农业情况的俄文书刊，这些书多年来使你不能写完《资本论》！” 那时，马克思刚好开始学习俄文。他的一个彼得堡的朋友丹尼尔逊寄给他大量长篇的农业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揭露了俄国农村中骇人听闻的状况，因而是被俄国政府禁止发表的。恩格斯的求知欲只有在他彻底掌握了研究对象的时候，才能完全得到满足。你只要一想到他知识的渊博，同时注意到他一生的活动，就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惊奇：恩格斯丝毫不像一个关在书房里的学者，竟能积累那么多的知识！他的记忆力在各方面都是那样精确，他的工作速度是非凡的，他的感觉灵敏得惊人，这一切在他身上都融合在一起了。恩格斯思路敏捷，工作轻快。在他那两间宽敞而明亮的工作室里，靠墙的地方摆满了书橱，地板上没有一片纸屑，而书籍，除了放在书桌上的十来本之外，都放在应放的地方。这个房间不像一个学者的工作室，倒像一个客厅。同样，恩格斯也非常注意仪表，他总是精神抖擞，衣着整洁，就像在普鲁士军队里当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阅兵典礼似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一套衣服能够穿得这样久而一直保持着原来的式样，看起来好像新的一样。他自己省吃俭用，决不乱花一个钱，但是他对党和求助于他的党内同志，则无限慷慨。当国际成立的时候，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当时，共产主义运动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而湮没，恩格斯对这一运动再次兴起的前景颇为怀疑；如果不是马克思成为组织的创始人的话，恩格斯最初对此就不会感兴趣，而其他人在马克思参加以前，也是犹豫不决的。他经常资助国际，并给国际总委员会创办的周报《共和国》[18]撰稿。普法战争[19]爆发后，恩格斯迁居伦敦，以一贯的热情投身于国际的工作。普法战争引起了恩格斯这位军事战略家的注意。他每天注视作战双方的军队，而且从他在《派尔-麦尔新闻》[20]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经常预测德军参谋总部的战略部署。色当战役[21]的前两天，恩格斯就预言拿破仑军队将被包围。这些预测引起了英国报刊的极大注意，因此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就送给他一个“将军”的绰号。帝国覆灭后，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胜利。恩格斯和马克思没有祖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两人是世界公民。 [1]这篇回忆文章是保尔·拉法格于1905年纪念恩格斯逝世10周年为《新时代》杂志撰写的。 [2]白恩士，莉迪娅（莉希）。——编者注 [3]白恩士，玛丽·艾伦（彭普斯）。——编者注 [4]《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持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Weekly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Semi-WeeklyTribune）。 [5]芬尼社社员是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第一批芬尼社社员组织是1857年在爱尔兰和美国建立的，该组织在美国把爱尔兰侨民团结起来。芬尼社社员主张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把租佃农民变成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等等；他们试图以密谋暴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一直没能成功。60年代末芬尼社社员遭到大规模镇压。70年代这一运动就失败了。 [6]《莱茵报》，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 [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393页。 [8]马克思由于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而被驱逐出法国。驱逐令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在1845年1月发布的。1845年2月3日马克思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 [9]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至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 [10]指3月18日在柏林发生的街垒战，是德国1848年-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当王宫前广场上的示威群众被驱散时，军队突然开枪。普鲁士军事当局的这种挑衅行为遂成了全城进行武装街垒斗争的导火线，这场斗争以王室军队的失败而结束。在同军队进行的战斗中，柏林居民有400多人被打死，1000多人被打伤。起义者接管了王宫的警备事宜以后，于3月19日晨强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阳台向在街垒战的牺牲者脱帽致礼。 [11]汉普斯特德是伦敦29个区之一。 [12]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12至13世纪广泛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抗议。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派。经过20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 [13]指恩格斯。弗里德是弗里德里希的简称。 [14]指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中的第2篇第10章《<批判史>论述》是马克思撰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72-606页）。 [15]指恩格斯于1873-1886年这个时期撰写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54-386页）。 [16]巴黎公社是巴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是世界历史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从起义胜利之日算起共存在72天，终被资产阶级反动派淹没在血泊中。 [17]巴黎公社失败后，保尔·拉法格流亡到西班牙，在那里他同西班牙社会主义者一起进行宣传活动，反对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西班牙支部中的影响。 [18]《共和国》（TheCommonwealth）——英国的工人报纸，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1866年2月10日-1867年7月20日在伦敦作为《工人辩护士报》（TheWorkmen’sAdvocate）的续刊在伦敦出版，每周一期；撰稿人有埃卡留斯、恩格斯、福克斯等，曾刊登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报纸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报纸在选举改革的斗争中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实际上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喉舌。 [19]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20]《派尔-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PallMallGazette.AnEveningNewspaperandReview）——英国保守派的一家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为晚刊；编辑为弗·洛林伍德（1865-1880年）、威·托·斯特德（1883-1889年）；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 [21]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附近进行的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国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为首的10余万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促使法兰西共和国于1870年9月4日宣日宣告成立。
我们的孩子〔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我们的孩子[1] 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亲爱的爱利莎：我刚刚接到你昨天的信，从来信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父亲[2]状况如前，甚至看起来还有些好转。我们不要为这种现状所迷惑，他的元气似乎恢复一些，体力有所增强，也很难设想能康复。他的病就是拖延时日，将来还会发作。我们父亲的生命操在上帝手里，如果我们能从容不迫地把他托付给天父，这对他和我们说来都是好事。 23日，星期天，我给你寄出一封信，不知是否收到？你一点也没有提及。昨天我想再给你写信，可是有事耽搁了。谢天谢地，我们这里一切都很好，孩子们都很康健。埃米尔经常给我找麻烦，这孩子有点管不住他，他总想上街，今天晚上人家又来告状，说他从窗子里跳出去了。鲁道夫是个可爱的好孩子，吃午饭时就坐在我身旁，他心地善良。海德维希比他们俩聪明，她已经完全恢复健康，在为我织袜子，我让她以此来消磨时间。海尔曼很听话，晚上吃饭时他是我聊天的惟一伙伴，他认为本星期他一定能像平常一样得到第一名。小爱利莎比以前更伶俐，她喜爱耍一些小把戏，很爱自己的爸爸，总之，她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弗里德里希[3]上星期的成绩一般。你是知道的，他表面上变得彬彬有礼，尽管先前对他进行过严厉的训斥，看来他即使害怕惩罚也没学会无条件的服从。例如，令我感到懊恼的是，今天我又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一本从图书馆租借的坏书——一本关于13世纪的骑士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类书籍摆在书柜里而满不在乎。愿上帝保佑他的心灵吧！我常常为这个总的说来还很不错的孩子感到担心。昨天我收到汉契克博士8月22日的一封信，信是由弗里德里希转来的，他小心翼翼，迟迟才把它交给女仆，以致晚上八时半信才转到我手里。也许这封信星期天就已经在他那儿了。汉契克博士写信给我说，有人建议他收两名寄宿生，但如果我们还想让弗里德里希在他家里住到秋后，他就拒绝这个建议；他还说，弗里德里希仍然需要照管，路途太远会妨碍他的学业等等。我立即答复他说，我十分感谢他在接到那个可以获益的建议后仍然让我优先选择；我请他继续把弗里德里希留在他那里，如果他能告诉我，为此需要哪些条件，我将非常感激。他本人表示，我们一定能就条件问题达成协议。你当然会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是再好不过了。为了孩子的幸福，我们不应该计较钱，而弗里德里希又是这样一个性格奇特和好动的孩子，所以对他最有好处的是过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使他养成某种独立性。再说一遍，愿至善的上帝保佑这个孩子，不要让他的心灵堕落。现在他身上除去一些使我高兴的品质以外，正向一种令人不安的漫不经心和性格软弱方面发展。关于这里的几个孩子的情况，我想就说这些。从你来信中获悉，安娜和玛丽亚一切都好，我感到高兴。她们什么时候回来？是否决定由路德维希[4]送她们回来？由于我们亲爱的父亲的现状，我完全料想到你和母亲还愿意在那里住几天。看在上帝的面上，就这样办吧！我本想在本月30日即星期天去接你，可现在我要等候进一步的消息。这里一切如常，所以你可以放心。卡斯帕尔[5]带尤利乌斯[6]到法兰克福去了，星期二回来。你嘱咐要办的衣服和亚麻布将一一备齐，我原来没有考虑到这些。酒我会随身带来。请代我和格里斯海姆一家向亲爱的母亲致衷心的问候，父亲清醒的时候，也向他致衷心的问候。愿上帝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和你们同在。你的弗里德里希 1835年8月27日星期四于巴门 [1]这是恩格斯的父亲1835年8月27日写给恩格斯的母亲伊丽莎白·恩格斯（爱利沙·恩格斯）的一封信。 [2]恩格斯的外祖父伯恩哈德·范·哈尔。——编者注 [3]指恩格斯。——编者注 [4]恩格斯的舅父（哈尔，路德维希·范）。——编者注 [5]恩格斯的伯父。——编者注 [6]恩格斯的堂兄。——编者注
忆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威·李卜克内西〕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忆恩格斯[1] （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威·李卜克内西在白拉克编的1878年《人民历书》[2]（第78页及以下各页）中，有一篇文章标题是《三位杰出人物》，讲的是莱辛、雅科比和马克思的生平活动事迹。马克思传略是恩格斯写的。[3]我不知道《三位杰出人物》这个总标题是否出自白拉克之手，但那是很恰当的。如果马克思有时间，他一定也会为《人民历书》写一篇关于他的精神上的孪生兄弟、我们这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传记，那么题目就将是《四位杰出人物》了。因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其他三位一样，也是一位杰出人物。他明哲智慧，丝毫没有浪漫和温情的色彩。他在观察人们和事物的时候，不戴有色眼镜，不是雾里看花，而是始终明察秋毫；他的目光从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总是要洞悉底蕴。这种明察秋毫的目力，这种“慧眼”，这种自然之母只赋予少数人的洞察力，都是恩格斯所具有的。这一点我在第一次会见他的时候就觉察到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南德驿车夫》第313期上已经写过一篇文章。[4]这是1849年的盛夏，在蔚蓝色的日内瓦湖畔；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失败以后，我们在那里建立了几个侨居区。当时在侨居区所执行的政策，无论如何要比现在的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明智得多和实际得多。当然，除了说它切合实际之外，也没有别的可说。在这以前，我也见过许多各式各样的“大人物”[5]，如卢格、海因岑、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司徒卢威以及来自巴登和萨克森的“革命”[6]的民众“领袖”。但是我愈熟悉他们，他们在我眼前就愈显得暗淡无光，卑微渺小。每当氤氲弥漫的时候，人和物看来就会觉得大些。但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一个特点，他能用他的敏锐的眼力驱散云雾，使人和物都显出本来的面目。这种锐利的眼力以及由此而作出的斩钉截铁的同样锐利的判断，起初使我感到不悦，有时甚至伤了我的自尊心。当然，我对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英雄们的印象并不比恩格斯对他们的印象好一些，但是我总觉得恩格斯未免太轻视这个运动了，因为毕竟还有许多人为它献出过宝贵的精力，还有许多人表现了自我牺牲的精神。我不是德国的南方人，但是，当时“德国南方人的温情”在我身上还残留着，直到后来在英国才彻底克服，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对人和事有一致的看法，当然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立刻能取得一致。不久以后我就发现，恩格斯的判断始终是有根有据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我早已读过，在私人的交往中，他的渊博的学识也使我赞叹不已）。我不禁对他深怀敬意，因为他已经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他比我年长五岁，这五年简直就等于整整一个世纪。我很快觉察到他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和他闲谈中，我才知道《新莱茵报》所发表的那几篇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文章原来是他写的；[7]这些文章由于内容经常得到证实，因而大家都猜测是出于匈牙利军队某高级指挥官之手。其实，正像他自己笑着对我说的那样，除了所有的报纸都掌握的并且差不多完全得自奥国政府的那些材料，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材料。而这个政府却大撒其谎，说它在匈牙利活像现在西班牙政府在古巴[8]一样，总是百战百胜。在这种时候，恩格斯的天才慧眼就对他大有帮助。他能够不理会那些空话。他的头脑就像X光一样。大家知道X光不会折射，因而任何时候也不会歪曲形象。在这种光线的帮助下，恩格斯放过那些对查明真相无用的非本质的因素，不让任何烟幕迷惑自己，不轻信任何虚构的情节，而根据可靠的事实来确定自己的见解。无论奥国的闵豪森[9]之流怎样大肆吹牛，终究不能掩盖某些事实，例如发生冲突的地点、战役开始及结束时军队的驻地、战斗的时间、军队的调动等等。“我们的弗里茨”[10]，就像居维叶一样，根据这些点滴材料，用他明察秋毫的目力加以分析，就能描绘出一幅关于战局的真实图画，有了这样精密的战况图，就能根据日期和地点作出数学般准确的结论，说明百战百胜的奥地利人日益向后“挺进”，而屡战屡败的匈牙利人则不断向前“退却”；这些结论都极其符合实际情况：当奥军书面宣布获得决定性战役胜利并全歼匈牙利军队的次日，奥军就被逐出了匈牙利国境，而且溃不成军了。恩格斯既不是一位预言家，也不是一位惯于忖度别人思想的人，他只不过有一双明亮清晰的眼睛，是一个像歌德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当年在瓦尔米战场上，那些目光短浅的凡夫俗子和政治家们看不到的世界转折的开始，令人失笑，但歌德却独具慧眼，明若观火。[11] 恩格斯似乎生来就是一个军事家，他料事如神，能随机应变，通观全局，明察秋毫，沉着冷静，并当机立断。以后，他还写了许多卓越的军事著作，并且得到第一流职业军事家的好评；这些人当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根本料想不到那些小册子的匿名作者竟是一个“恶名远扬的”叛逆者。在伦敦我们开玩笑地称他为“将军”。如果当他在世时再有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革命，那么恩格斯就一定是我们的卡诺和毛奇，是我们军队和胜利的组织者、军事思想家。不久以后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在伦敦发行，寿命很短）上亲自写了一篇关于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我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转述于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卡尔斯卢厄去了解布伦坦诺的革命政府，然后就到普法尔茨去了解那里的运动和临时政府的情况。他们在斯拜尔遇到了率领志愿军的维利希，就和他一起到凯撒斯劳滕，在那里会晤了以德斯特尔为首的临时政府。他们在这里发现，共产主义者根本谈不到正式参加运动，运动就像在巴登一样具有鲜明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在凯撒斯劳滕逗留几天后，这两个朋友就到宾根去了。但是他们在路上被黑森的部队扣留，他们被怀疑参加起义而和另外几个朋友一起逮捕。最初把他们押送到达姆斯塔德，后来押送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最后在那里释放了他们。此后不久，马克思受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委派，到正在酝酿重大事变的巴黎去，代表德国革命党同法国社会民主派联系[12]。而恩格斯则回到普法尔茨的凯撒斯劳滕去等待局势的发展，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兵士的身份参加运动。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以极幽默的笔调描写了普法尔茨人民运动的特征。他写道：谁只要到普法尔茨去过一次，他就会明白，在这个富产葡萄酒的略带醉意的地方，运动必然是朝气蓬勃的。人们终于摆脱了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的笨拙迂腐的爱喝啤酒的巴伐利亚旧官僚，换上了一些快活的喜爱葡萄酒的普法尔茨人。人们终于从故作深奥的巴伐利亚警察制度的刁难中解脱出来。这种刁难曾经被那些在其他方面极其乏味的《飞行传单》[13]非常有趣地嘲笑过，这种刁难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厉害地折磨了轻松愉快的普法尔茨居民。恢复小酒店的自由是普法尔茨人民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整个普法尔茨变成一个大酒店，在这六个星期当中，“以普法尔茨人民的名义”喝去的酒，数量简直难以计算。虽然在普法尔茨积极参加运动的人远不如巴登那样广泛，虽然在这里还有许多反动的地区，但是，全体居民普遍嗜好葡萄酒这点是一致的，就连最反动的小市民或农民也被卷入这种普天同乐之中。从外表上看，普法尔茨运动是欢快的、无忧的和从容的。在巴登，每个刚当上正规军或人民自卫团少尉的人，都束紧身上笨重的军服，炫耀自己那副后来在战斗当天立即塞进口袋的银质肩章，而普法尔茨人的行动却理智得多。人们刚一感觉到6月上旬的灼热，便脱下所有的呢制外衣、背心和领带，换上便服。随着旧官僚制度的推翻，人们好像也从一切陈旧的令人郁闷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穿衣随随便便，惟一考虑的就是要方便和适应季节，随着衣着差别的消失，在日常交往上的任何其他差别也一下子消失了。由于社会上各个阶级都聚集在同样的公共场所，也就使得任何社会主义的空想家都可能从这种无拘束的交往中看到博爱的曙光。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特点也是这样。临时政府中几乎都是些好心肠的葡萄酒爱好者，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在转瞬之间不得不代表以巴考士[14]为标志的自己家乡中的临时政府。虽然如此，但也不能否认，这些微笑着的执政者比起在“信仰坚定”的布伦坦诺领导下的巴登邻居，举止好得多，事情做得比较多。他们至少有善良的意愿，他们虽然酷嗜葡萄酒，但是同卡尔斯鲁厄的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比较起来，理智上却清醒得多……[15] 可以对普法尔茨政府加以责备的主要一点就是当它感到本身软弱无力时还无忧无虑，宁可期待国外的偶然事变，而不坚决动用有限的国防手段。政府对普鲁士军队在国境线上的布置根本不感兴趣，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由此可见政府是多么浑浑噩噩。在凯撒斯劳滕，政府只能看到《法兰克福报》和《卡尔斯卢厄日报》两种报纸，所以，有一次当恩格斯根据好几天以前的旧《科伦日报》把关于普鲁士军队在国境线上集结和布置的比较可靠的消息告诉政府先生们时，他们竟十分惊讶。他们多次劝年轻的恩格斯担任运动的领导。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这样写道：自然，也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担任这个或那个文职和武职，如果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我惟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为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撰写几篇鼓动文章。[16]我知道，这也是行不通的，但是由于德斯特尔和政府的某些成员的一再请求，我终于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样至少也可以表明我的好意。我在遣词用字上当然不十分客气，所以第二篇文章就引起反感，被认为过于“刺激人”；我没有多费唇舌便收回了文章，当着德斯特尔的面撕毁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普法尔茨运动的军事组织特别缺乏武器和优秀的军官。他们既不能从外地，也不能从已经起义的巴登得到任何东西。他们也没有设法保证把当地拥有的武器交给可靠的人。大镰刀打好了，但是就连这种原始的武器也没有落到起义者的手中，然而，由庸人组成的国民志愿军却有他们自己精良的雷管枪。恩格斯所描写的军官团除少数例外都是庸碌无能的人。这些例外的少数中包括泰霍夫和维利希。泰霍夫当时是普鲁士陆军中尉，当柏林军需库被冲击时，他和一个同志把军需库交给了人民，[17]因此被判15年徒刑，后来从马格德堡逃走；维利希曾率领一支不大的志愿军队伍监视和围攻兰道和盖默斯海姆要塞。恩格斯这位尖锐的批评家和无情的讽刺家自然使这些革命庸人觉得很不舒服。有一次他们甚至逮捕了他，但是过了24小时，临时政府不得不释放他并向他道歉。如果要详细描写以后的战役，就未免扯得太远。人数将近3万的普鲁士和帝国军队向五六千领导无方装备拙劣的普法尔茨革命军队进攻，迫使普法尔茨军队迅速退过莱茵河，进入巴登，和巴登人会合。但是这里还有6万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正在对付13000名起义者，而起义者的政府要职又都被叛徒和意志薄弱的人所窃据。恩格斯参加了三次战斗，也参加了牟尔克河的决战，所有在火线上看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种镇静自若和漠视危险的精神。关于当时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参加争取宪法的斗争，恩格斯写道：报刊和各个民主团体对巴登起义中牺牲的那些多少有教养的人物，又写文章又作诗，歌颂备至。至于那成百上千的工人，却谁也没有提起过，是他们把斗争坚持到底，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们活活瘐死在拉施塔特的牢房中，是他们目前身居异乡，在所有流亡者中间惟一在流放中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工人受剥削，这是由来已久、非常习见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正牌的“民主派”先生们只能把工人当作一种可以鼓动的、可以引爆的、可以剥削的材料，当作纯粹的炮灰。我们的“民主派”太无知了，资产阶级气味太浓了，他们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未来。因此，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气质他们也是仇视的，因为无产阶级自尊心非常强，决不会对他们阿谀逢迎；因为无产阶级眼光非常远大，决不会被他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现政权运动的时候，这些人总是手握武器站在最前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这些人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既然所谓的民主派没有兴趣对这样的工人给予肯定，那么，无产阶级的党就有责任给这些工人以应有的荣誉。科隆的约瑟夫·莫尔就是这些工人中最优秀的一个。莫尔的职业是钟表匠。很多年以前他离开了德国，参加过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团体。1840年他参与组建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18]。二月革命以后他回到德国，不久就和他的朋友沙佩尔一起担负起科隆工人联合会[19]的领导工作。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20]后曾经流亡伦敦，不久又化名回到德国，在各个地区进行宣传鼓动，别人都不敢去执行的危险任务他都一力承担起来。在凯撒斯劳滕我又遇到了他。他在这里接受了到普鲁士去的使命，他所要执行的任务一旦被发觉马上就有被枪毙的危险。在第二次执行完任务以后，他顺利地闯过了所有的敌军驻地，一直来到拉施塔到特，到了这里立即加入我们这支队伍的贝桑松工人连。三天之后他就阵亡了。我失去一位老朋友，党则少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忠实可靠的先进战士。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军团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谁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当然9万普鲁士帝国军队战胜了15000名革命军，但这胜利是极端可耻的，他们只是在破坏了维尔腾堡的中立、保证了自己可能迂回运动之后，才战胜数目很少的起义者。7月12日早晨，维利希的志愿军队伍，恩格斯也在内，走近了瑞士国境，解除武装后，退入瑞士境内，这是巴登-普法尔茨部队中最后撤退的一支部队。恩格斯在谈到运动的结局时写道：从政治观点来看，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本来注定要失败的。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惟一可能成功的因素不在德国，而在巴黎共和党人6月13日的胜利，可是6月13日的运动失败了。在这次事件以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幕流血的滑稽剧而已。事实正是如此。愚蠢和叛卖行为彻底地毁了它。除少数人外，军事领袖们不是叛徒就是不称职的、无知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而那些少数例外的人也得不到其他方面譬如说布伦坦诺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持。在下一次革命风暴中，凡是曾任黑克尔军队将军或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军官这惟一头衔的人，应该请他们立即退出去。对指挥官是这样，对士兵也应照此办理。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滥用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详细描述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革命”变成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惟一能够自慰的是，在人数上六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比我们少六倍。然而，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这幕喜剧却落得个悲剧性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没有一个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这样一来，喜剧也就引不起什么笑声，并且正因为起义由于环境注定必遭失败，所以它也就蒙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但归根到底，决定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命运的并不是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顺便提一句，对这运动的十分之九的参加者来说，帝国宪法不但已经毫无意义，甚至成为嘲笑的对象。我们这些志愿兵和士兵们这样唱道：为共和国捐躯，这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命运，这是我们所选定的目的！虽然我们吉伦特党人的这首歌的歌词不很流畅，但我们全都唱得极其热情。 6月13日运动本身就预定要遭到惨败。它像整个德国革命运动一样，是突然点着但缺乏燃料的火焰。如果说在巴黎这种燃料烧成了熊熊的烈火，那么在德国，大部分燃料却是悄悄地化为灰烬。这场烈火就是1848年六月之战。[21]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永远是分得一清二楚的，在那里，调和的美梦已被流血的结局所粉碎；资产阶级，也像公侯和其他统治者一样，比无产阶级更早成为国际的力量，并且从此变成反动力量，它忏悔“年轻时的罪过”，抛弃它的理想和革命的枪支，把它们全部让给了无产阶级。六月之战，在法国为波拿巴、政变和帝制打下了基础，[22]在德国（曼托伊费尔时期以后）为俾斯麦、政变和帝制打下了基础。[23]在我们这里，政变不是在1851年而是在1866年才发生，帝制不是在1852年而是在1871年才开始。总之我们德国人比法国人这些“欧洲的政治榜样”慢了一步。六月之战以后资产阶级和工人再也不能一起进行革命了。法国激进派在1849年6月13日曾想把体现帝制复辟威胁的“12月10日的当选人”[24]赶下舞台，而现在却撇开了工人。当事变开始时，无产阶级并没有在场。12个月以前，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流尽鲜血，那样严重的失血，是不可能在一年之内恢复元气的。激进的资产阶级企图唤醒工人，就像在55年前即1794年热月政变[25]时罗伯斯比尔处于困境求助于巴黎的公社一样徒劳无益，而公社的革命的先驱和代表人物正是被他在几个月前送上断头台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也像法国6月13日的运动一样，缺乏获得胜利的前提。关于那段时间我已经讲得太多了。我所选的这个题目或将使我得到原谅。恩格斯的这一段生活，知道的人不多。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经常受民主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责备，说他们只有建议，没有行动，因此我认为应当提一下恩格斯在1849年人民起义中的活动来表明这种“责备”是极端可笑的。而且，把建议和行动对立、理论和实践对立，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难道《共产党宣言》不是行动？难道《资本论》不是行动？难道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学著作全都不是实际行动？我和恩格斯一起在瑞士作短期逗留以后，第2年又在伦敦相遇，他是在我之前到达伦敦的，以后我就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了。虽然在1850年我留居伦敦时他离开我到曼彻斯特他父亲（像其他莱茵厂主一样，在英国设有分厂）的事务所去，但是恩格斯经常到伦敦来看望我们，常常在伦敦住很久。他几乎每天都写信给马克思，马克思总是把一些不是纯粹的私信的内容告诉我们，即参加者经常变动的“马克思小组”的最受信赖的成员。当然，我同恩格斯不像同马克思那样接近。在12年中我几乎每天都到马克思家里去，因而被当做他家庭的一员。马克思去世后我才和恩格斯更接近。那时恩格斯面临着双重任务——代替马克思并执行他的遗嘱。恩格斯在此以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直演奏第二小提琴，现在证明，他也完全可以担任主角。在20年中，恩格斯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费在事务所中，现在他又把全部精力用来完成他的双重任务。他尽一切可能完成了出版《资本论》的工作，又在科学方面展开了惊人的创造性的活动，由于有非凡的工作能力，他竟还能挤出时间进行广泛的国际通信。恩格斯的书信往往都是科学论文，是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的指南。他对所有需要他帮助的人都给予帮助，他经常鼓动群众。他始终是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战场上的积极的战士，不断提出建议、要求和警告。1848年初，他和他的朋友马克思觉察到二月革命的新鲜空气，曾向工人阶级提出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这个运动实现了这一口号。无产者真正联合起来了。现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进道路了。 1890年11月28日，我们在伦敦庆祝了恩格斯的七十寿辰。他精神健旺，又幽默，又威武，就像在活泼愉快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一样。大约3年以后，他在“协和”大厅里向柏林工人说： “同志们！我确信今后你们也能履行自己的责任！”[26] 那时，几千个工人激动地听他演讲，怀着感谢和爱戴的心情注视着，他们没有一个不惊奇地自问：“难道这个青年已经73岁了？” 过了不到两年，即1895年8月6日，我参加不来梅工会盛大的庆祝活动回来时，在《前进报》编辑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份噩电： “将军已于昨晚10时30分寂然逝去。当日午后已失去知觉。请通知士兵及辛格尔。” “士兵”就是指我。我们在德国的三个人[27]，春天就已经知道“将军”患了不治之症——喉头癌。虽然这打击并不出乎意外，但终究还是可怕而无情的。我们失去了一位思想界的伟人，失去了和马克思一起奠定科学社会主义基础并以社会主义策略教导无产阶级的人，失去了在24岁时就为我们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经典著作的人，失去了《共产党宣言》的合著者、帮助马克思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的马克思的第二个“我”，失去了《反杜林论》这部深刻透彻的每个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的科学百科全书的作者，失去了《家庭的起源》和许多其他著作、文集、论文的作者，我们永远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忠告者、领袖和战士。 8月10日，我们在伦敦把他的遗体火化了。 8月27日，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投入了大海。凡是在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地方，他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1]这篇回忆文章是作者为《1897年新世界历书》撰写的。 [2]《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1875年至1879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年鉴》，主编和出版者是威·白拉克。 [3]指恩格斯1877年6月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28-338页）。 [4]见本书第29-34页。 [5]“大人物”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们的讽刺性称呼。这些人把政治活动变成升官发财、制造纠纷和策划阴谋的场所，并从事玩弄革命阴谋的有害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对这些人作了最透彻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 [6]萨克森“革命”是指1849年5月3-8日的德累斯顿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的第一起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为首相，并和普鲁士结盟镇压人民群众，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起义于5月8日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镇压。 [7]指恩格斯1849年1月-5月发表在《新莱茵报》的《匈牙利的斗争》、《<科隆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匈牙利》等数篇文章。 [8]这里指的是西班牙政府对1895年古巴（当时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全民起义的镇压。 [9]闵豪森是德国文学中一个肆无忌惮的吹牛家和撒谎者的名字，这个名字已成了这类人的代名词。 [10]指恩格斯。“弗里茨”是弗里德里希的爱称。——编者注 [11]瓦尔米是法国马尔纳的一个村庄。1792年9月20日在瓦尔米战役中，杜木里埃和凯勒曼率领的法国革命军击败普鲁士入侵军。当时歌德也在前线，他对随行人员说：“此时此刻世界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你们可以说，你们亲身经历了这个转折。” [12]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成员有卡·德斯特尔、爱·赖辛巴赫和赫克萨默。1849年6月初，马克思带了一份由德斯特尔开具的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以德国革命政党代表的身份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抵达巴黎时，代表下院中的《改革报》派的山岳党和保守派之间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山岳党于1849年6月13日采取行动。 [13]《飞行传单》（《FliegendeBlätter》）——德国的一家讽刺性周刊，1845年在慕尼黑创刊。 [14]巴考士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快乐之神。 [15]这里和以下几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7-50、53-54、92-94、108-109页。 [16]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指《城乡信使》。实际上恩格斯在该报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24-626页）。 [17]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要求康普豪森一汉泽曼政府把武器发给人民的行动遭到失败后，1848年6月14日袭击并占领了军械库。柏林工人的发动是自发的和没有组织的。开来的增援部队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队伍一齐很快驱散了人民。解除了他的武装。在柏林工人袭击军械库的期间，纳茨默上尉主要在古·阿·泰霍夫的劝说下向守军士兵发布撤退的命令。关于袭击柏林军械库和纳茨默上尉，见恩格斯《6月17日协商会议》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00-105页）。 [18]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全称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19]科隆工人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1848年4月13日在科隆创立的。领导联合会的是主席和各行各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起初，在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安·哥特沙克。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反对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政策的斗争巩固了联合会，改变了它的政治路线。到1848年8月，联合会已有7000会员。哥特沙克被捕后，7月6日约·莫尔被选为联合会主席，这个职务他担任到1848年9月因被捕的危险而侨居国外为止。1848年10月马克思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而从1849年2月起卡·沙佩尔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联合会这时实行了改组。2月25日通过的新章程宣布，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是联合会的首要任务。1849年德国反革命得胜后，科隆工人联合会丧失了他的政治性质，变成了普通的工人教育协会。 [20]科隆九月事件是指1849年9月25日科隆当局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逮捕了科隆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卡·沙佩尔和海·贝克尔，恩格斯和莫尔也面临被捕的危险。当局企图煽起一场风潮后再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科隆工人，没有受到煽动的影响，没有进行过早的起义。9月26日科隆宣布处于戒严状态，《新莱茵报》及其他民主派报纸暂停出版，10月12日恩格斯、约·莫尔和其他许多撰稿人被迫侨居国外。 [21]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 [22]指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被选为总统，并于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举行政变。1852年1月14日通过的新宪法曾规定，一切权利都集中在总统手中，1852年12月2日却宣布自己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 [23]指普鲁士反革命政变。1848年11月至12月初普鲁士发动政变。11月1日，勃兰登堡一曼托伊费尔反革命内阁取得了政权。12月5日反革命内阁解散了普鲁士国民议会，颁布了所谓的“钦定”（国王“御赐的”）宪法。 [24]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被选为总统。 [25]热月9日（1794年7月27-28日）是指那天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政变的结果是雅各宾政府的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 [26]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后，恩格斯从瑞士返回时，在造访维也纳以后来到柏林，1893年9月16-28日他都在柏林，1893年9月22日在在柏林为欢迎他而举行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83-485页）。 [27]指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保·辛格尔。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卡·马克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1] 卡·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年就以他最初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2]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国以及后来旅居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3]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报[4]的撰稿人。在他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意志共产主义工人协会[5]，这个协会同佛兰德和瓦隆的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6]。应正义者同盟[7]设在伦敦的德国委员会的邀请，他们参加了这个最初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8]而从法国逃亡以后所创立的团体。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了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9]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该团体还必须对各国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各种语言[10]。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11]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和国际性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有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和无产阶级工人的代表。二月革命[12]后，恩格斯成了《新莱茵报》[13]的编辑，这家报纸是由马克思在科隆创办的，于1849年6月由于普鲁士发生政变而被查禁。恩格斯参加埃尔伯费尔德起义以后，作为志愿部队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巴登战役[14]（1849年6-7月）。 1850年，他在伦敦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5]撰稿，这个刊物是由马克思出版并在汉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德国农民战争》，该文19年后在莱比锡印成小册子重新出版并出了三版。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以后，恩格斯成为《人民国家报》[16]和《前进报》[17]的撰稿人；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以后，参加了国际[18]总委员会；他被委托负责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通信联系。他为《前进报》撰写并讽刺地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组论文，是对欧根·杜林先生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回答。这些论文已经集印成书并且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1]《〈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写于1880年5月4-5日左右，在这篇前言上署名的是恩格斯这一著作的法文本译者保·拉法格。手稿中有马克思给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说，前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后撰写的，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 [2]《德法年鉴》（Deut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理论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过渡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 [3]《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NorthernStar,andnationaltrades’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瑙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NorthernStar,andLeedsGeneral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渐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 [4]《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的报纸》（TheNewWorld：andGezetteoftheRationalSociety）——英国的一家周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由罗·欧文创办；1836年起曾几度更换副标题，最初在利兹出版，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1845年5月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 [5]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即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 [6]《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 [7]正义者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8]指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它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由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四季社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工人也起了主要作用；结果遭到了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起义失败后布朗基、巴尔贝斯及其他一些起义者遭到流放。 [9]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办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10]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册子原文中还作了如下的补充：“《共产党宣言》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文件之一；它现在仍然是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必将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鲜明的著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一样，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编者注 [11]布鲁塞尔民主协会1847年秋成立于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到了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 [12]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在巴黎举行的反政府宴会和示威游行遭到禁止是二月革命的直接原因。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13]《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14]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惟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地当时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849年5月初，两个普鲁士军队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实行武力干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不作任何援助，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于1849年7月被镇压下去。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法国贝桑松组织的志愿部队，后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于1849年5-7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战斗行动，恩格斯作为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这次起义。 [15]《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 [16]《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报纸编辑部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 [17]《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Vorwärts.Central-OrganderSocialdemokratieDeutschelands）——德国的一家报纸，1876年10月1日-1878年10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三次，同时出版科学附刊和附刊；编辑是威·哈森克莱维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以后报纸被迫停刊；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帮助报纸编辑部；1877-1878年以及它的科学附刊和附刊刊登了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它的续刊为《社会民主党人报》（DerSozialdemokrat）。。 [18]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恩格斯->传记·回忆·评论->回忆恩格斯前言 2005年8月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恩格斯逝世11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我们特编译《回忆马克思》和《回忆恩格斯》这两本书。收入这两本书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朋友、亲属和学生、国际工人运动活动价、一些同他们有过交往的同时代人写的回忆，还有一部分是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活动的文章和书信。这些回忆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一生的真实写照。它们生动地记述了两位伟大革命家和理论家把毕生精力献给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光辉业绩，描写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情趣爱好、高尚品德、革命情操以及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两位伟人的崇高形象。这些回忆文章既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活动和思想发展的珍贵资料，也是我们向两位导师学习的生动教材。例如，在这两本书中我们收入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撰写的回忆。李卜克内西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识，对他一生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写道：马克思是我的老师，“像我这样一个未经世面，渴求知识的年轻人，能有缘认识马克思并接受他的熏陶和教诲，更是感到万分庆幸。”他在伦敦度过了13年的流亡生活，在这期间，他“几乎天天在马克思家里，已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李卜克内西撰写的回忆恩格斯的文章，把恩格斯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人读起来倍感亲切。此外，还收入了马克思的家人写的回忆文章。有燕妮写的《动荡生活简记》和三封给友人的信，它们生动地记载了马克思的家庭生活和革命活动。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社会主义者保尔·拉法格的回忆是难得的宝贵资料。他用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描写了这两位伟大学者和革命家为制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进行的大量科学研究，以及他们亲密无间、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拉法格还生动地记述了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废寝忘食的动人情景，刻画了其超人的工作热情，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学习方法。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对自己的父亲的回忆，写得十分亲切感人。马克思对孩子们既是慈父又是良师益友。爱琳娜还怀着像对自己父亲那样的深厚感情回忆了恩格斯的为人，他的工作和生活，他对马克思一家的无私帮助，他的谦虚质朴和自我牺牲精神。爱琳娜的丈夫艾威林对恩格斯的回忆记述了恩格斯的晚年生活、他与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交往的一些情况。马克思的外孙埃德加·龙格的回忆提供了有关马克思一家的亲密关系和他疼爱孩子们的一些材料。同马克思、恩格斯有几十年亲密友谊的裁缝列斯纳，用朴素的语言、深厚的感情向我们描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战斗一生的许多方面，他么既是勤奋的学者，又是坚强不屈的战士，既是真挚的朋友，又是诲人不倦的导师。他的文章还追述了把《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文献送往伦敦排印的情景。安年科夫回忆了他亲眼看到的马克思和平均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1846年的一次争论，描绘了马克思为捍卫革命理论的纯洁性而进行原则斗争的一个侧面。马克思的战友左尔格的文章详细描写了马克思不顾全家生活陷入困境，为创立革命报刊贡献出个人财产的动人事例。马克思的“学术上的朋友”格瓦列夫斯基的文章具体地介绍了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过程中的严谨治学精神。宪章派领导人哈尼描绘了恩格斯在22岁时第一次走进《北极星报》编辑部的情景。俄国革命运动的活动家鲁萨诺夫、沃登、克拉夫钦斯卡娅、维·查苏利奇等人写的回忆文章，表明恩格斯十分重视俄国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非常关系俄国革命家的成长。《回忆马克思》共收文章36篇，《回忆恩格斯》共收文章35篇。这两本书中的大部分回忆文章曾在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四册：《摩尔与将军》、《我景仰的人》、《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和《智慧的明灯》）中发表过，这次重新进行了编排。《回忆马克思》新收入了四篇文章，它们是：恩格斯的两篇文章《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斯蒂凡·波尔恩的《布鲁塞尔的冬天无无卡尔·马克思》，尤利乌斯·瓦尔特的《卡尔·马克思》。《回忆恩格斯》新收入了四篇文章，它们是：马克思的《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H.伊森的《回忆与恩格斯的会面》，巴·波·阿克雪里罗德的《回忆录片断》，彼·德·博博雷金的《回忆录片断》。新收入的八篇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其他几篇是从国外书刊上新翻译过来的。另外，还附了马克思自白和恩格斯自白。为了方便读者，这两本书的后面都保留了原文集的人名索引、马克思家谱及家谱说明和恩格斯家谱及家谱说明，并增加了注释。《回忆马克思》一书由章丽莉编辑，《回忆恩格斯》一书由胡永钦编辑。
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前言我们所处的世界有许多赤裸裸的事实让人触目惊心。比如，358位全球顶级富豪拥有的个人财富和全世界一半的低收入人口拥有的所有财富一样多，约3,000,000,000人。或者，2010年一方面世界军备支出1660,000,000,000美元，几乎是有一半（696,000,000,000美元）由美国独占，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遭受赤贫和营养不良的人数高达1,000,000,000。换句话说，美国花在设计杀人的武器上的金钱摊到每个濒临饿死的人头上超过696美元，而这些武器的威力事实上足够消灭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好几次。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如下：世界军费开支增加5.9%，刷新了2009年高达1.53万亿的记录……而军费开支的陡增发生在国际经济持续下滑的背景之下。自2000年以来，全球军费开支已经增长了49%……影响深远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看起来对全球军费开支却影响甚微。[1] 同时，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里——美国、英国、法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是最为明显的例子——领养老金者、学生、失业者、公共部门的工人和很多普通人都接到了用来为支付银行系统救市的账单。然而，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对这一事态显得多少有些安然若素。他们也许有点不开心但是甘心接受，这样的事态也因此能够继续下去，为什么呢？一部分的原因——尽管并不是全部的原因——那就是媒体所致。以上引用的事实都有着广为流传的理由。不平等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没有激励人们就不会努力工作，因为财富是对勤劳工作或者聪明才智或者创业天赋的回报。除此之外，从这些富人为其他人提供工作这一点看，没有他们我们全都失业。至于巨额军费开支，在每一个国家看来都情有可原，因为其他任何国家也同样为此耗费巨资，也就是被称为一种防御必要；确实那就是这些费用为什么被称为“国防支出”的原因。美国巨额支出的正当理由与众不同，因为美国号称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因此不得不双重防御，不仅要保卫自己还要保护所有的自由世界；事实上美国军队是自由事业的主要捍卫者等。这些论调如此盛行以至于它们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成了事实和“常识”。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收媒体信息的狂轰滥炸。这些论调口口相传，当然——从父母、朋友、老师、演说家那听说，或在酒吧和俱乐部流传，等等——部分是因为人们从媒体过于频繁地接触到它们。相反，人们在反对不平等和军费开支的借口上也是有所共识的。比如军费开支主要不是为了捍卫自由，而是为了保卫有钱有势的人们，国内外的有钱人。但是一个被那种看法包围的人，只会意识到那听起来不同于第一种论调：代替那些听起来像常识的论调，这些观点有一点陌生、怪异，甚至也许是某种“阴谋论”。而且，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的观点在媒体中显得颇为逊色，当它们出现的时候又总是颇具争议。在《1984》一书中，乔治-奥威尔描写了大洋洲从同欧洲作战转向同东亚作战的时刻：温斯顿参加了伦敦中心广场的一次示威活动……在一个大红幕布的讲台上，一位党中央的演说家……向听众们慷慨陈词……他的声音，被扩音器放大后听起来有金属般的质感，震耳欲聋、嗡嗡作响，滔滔不绝地列着暴行、屠杀、流放、抢劫、强奸、虐囚、轰炸平民、宣传谎言、非法侵略、撕毁协议等罪状。听他演讲如果不是事先信服，随之狂热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演讲进行了约20分钟时有人匆忙上台送信，一张纸片被塞到了演讲者手里。他没有停顿就打开念。他的声音和态度，或他正在讲的内容，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名字突然变得不一样了。话音未落，人群里的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大洋洲与东亚作战！下一刻出现了巨大的骚动。广场上装饰的旗帜和海报全都是错的……会场一片躁动，海报从墙上被撕下来，旗帜被拉扯并践踏在脚下……但在两三分钟内就结束了。演说家，仍抓着麦克风，肩膀前耸，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继续他的演讲。一分钟之后，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声。除了攻击的对象改变之外，同仇敌忤的情形和刚才一模一样。[2] 而且，从那一刻起，人们就宣扬和深信大洋洲已经与东亚为敌，而与欧洲已经成为盟友。只要夸张那么一点点，有时候看起来我们的社会正是如出一辙。大概45年的时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柏林墙倒塌，“西方”（美国和它的盟友）的敌人是共产主义（苏联和它的盟友，还有那些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西方借着与其竞争的名义，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制造最强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并且还制定了对苏联的城市使用这些武器作战的计划，全然不顾此举必定会导致数千万平民的丧生；打响几次主要的热战（大约300万人伤亡的朝鲜战争和同样伤亡惨重的越战）；侵略了不少国家（古巴、危地马拉、格林纳达等）；在其他一些地方挑起代理人战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支持一系列统治政权（尼加拉瓜的苏慕萨、智利的皮诺切特、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南非的种族隔离等）和无数伊斯兰军事武装，如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和阿富汗的塔利班（对抗苏联入侵）。接着，多少因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岀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西方的敌人变成了“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与之前的行径如出一辙，西方借着同这个敌人斗争的名义发动了两场主要的战争（阿富汗、伊拉克）和无数的代理人战争（特别是在非洲之角）；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支持各种统治政权（如：再次是沙特，还有埃及的穆巴拉克）；建立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的集中营，大肆引渡逃犯，施用水刑。如果这个对比是合理的，在某些方面它确实是，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就是：（a）谁向演讲者传达命令/谁控制了CNN和福克斯新闻？（b）为什么人们盲从相信/或者他们被告知的是什么？这本书将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无论今天的西方社会和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思想有多么相似，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别。比如，我们社会的媒体不是简单地甚至不是主要地任由政府控制宣传。它的很多部门经常性地攻击和批判今天的政府，甚至是那些国有媒体也频繁播放不同政见。事实上，大部分群体也不总是那样盲目地受到媒体的支配。最明显地，顶着主战媒体的巨大舆论压力，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游行示威反对伊拉克战争。当然，这些群体抗议并没有成功阻止战争发生，但那是因为乔治·布什和托尼·布莱尔掌握着政治和军事权力去发动战争，不是因为他们说服了每一个人相信这场战争是合理正当的。通常还有情况更复杂、从某种程度来说更困难的一些事件也必须加以讨论：媒体偏向可以到达什么程度而偏向的明确本质又是什么；为什么人们挑选他们的媒体；媒体在控制和影响人们的言行上到底有多大效力？除了指出这些问题，我也想从一开始就说一下我的偏向。媒体的很多部门，比如BBC，宣称政治中立。由于种种原因，我将声明我不接受这样的宣称；甚至我将证明那是彻头彻尾的误导。我不是因此企图自欺欺人。这本书并非政治中立。它有着明确的、要改变世界的写作立场，除了想要转向社会主义之外，我指的是工人阶级民主控制的并且是根据人们的需求生产而不是利润生产的社会。出于这个原因，我也将回答如何与媒体目前的持续影响作斗争并最终改变它。这也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写作的，一如既往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是了解媒体的关键。 [1]资料来源：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php?i=466197。 [2]资料来源：http://orwell.ru/library/novels/1984/english/en_p_2。
序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序言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与本书主题紧密相关的两个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默多克窃听丑闻”和2011年8月的“伦敦大骚乱”。 “默多克窃听丑闻”表明：其一，《世界新闻报》及其新闻集团厚颜无耻；其二，构成统治阶级不同派系的机构（政客、政府、警察、出版机构等），名义上各自独立，实际上却是密切合作的；其三，到了紧要关头，默多克及其集团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难以撼动。如此一来就增强了我的一些主要论点，我也因此在文稿中吸收了一些有关默多克丑闻的评论。我还在附录中收录了我写的有关这一丑闻事件的文章，这是一篇给爱尔兰《社会主义工人报》写的文章。有关“伦敦大骚乱”的媒体报道，于8月6日星期六在托特纳姆区突然爆发，然后快速蔓延到伦敦的其他区和英国的其他城市，它被证明是俗套报道的典型案例。我在第一章论及有关游行报道时，指出了媒体长期以来如何运作“一种堪比第22条军规的巧妙花招。如果游行进展平静，即使规模很大，通常无法见诸报端……如果相反，出现一点冲撞或者‘动荡’，媒体就会大幅报道，但矛头却完全指向游行者”。于是我写道：曾几何时，相似的媒体“风暴”早已多次被煽动起来对付游行者，包括1977年在刘易舍姆区的SWP“社会主义工人党”，即那些从“民族阵线”中分离出来的反法西斯主义者，1984年在欧格里夫区的大批矿工纠察队，1990年的“人头税”暴乱，1999年在威林区“反纳粹联盟”向英国国家党总部行进时与警察对峙，当然，还有2010年11月、12月发生的学生游行。而且，这些风暴总是导致示威者个人被举证或起诉，同时还为“惩戒性”判决做好了准备。针对大骚乱刮起的媒体风暴异常猛烈而且几乎众口一词。《卫报》已经在线登载了8月9日星期二这一天各大主要媒体的头版。[1]这里提供一些例子：《每日快报》：“痴人嚣张——恶棍和小偷威胁着英国街道” 《每日邮报》：“暴乱肆虐”，辅以评论框里说的：“谴责镇压是不地道的，如同说风凉话。这简直就是纯粹的罪行。” 《每日电信》：“暴徒的统治” 《独立报》：“暴徒当道” 《每日之星》：“英国的无政府状态” 《每日镜报》：“游民当权” 《都市日报》：“骚乱：躁动四散” 与这些如出一辙的报道相比，唯一例外的说法，是《卫报》相对中立的“为伦敦而战”和《金融时报》独家优先关注的“受美国评级下降影响的股票暴跌”。有意思的是，《每日快报》《每日邮报》《每日之星》都采用同一幅照片，在一辆燃烧的汽车前的蒙面暴徒；《独立报》《都市日报》都刊登了一幅非常相似的照片，在一辆燃烧的汽车前的另外一位骚乱者；《每日电信》《卫报》《每日镜报》则登载同样的照片，从一栋燃烧的建筑跳出来的妇女。换句话来说，媒体几乎是异口同声，重复和强化着政府、警察已经达成的谴责和抨击骚乱者的同盟阵线。这些谴责的核心就是大卫·卡梅伦一口咬定的“纯粹罪行”，也就是认为骚乱没有政治动机或者政治及社会背景。卡梅伦作为首相，想必应对导致该事件发生的政治、社会背景负责，他在宣称与此无关时有着明显的既定利益，媒体不仅赞同这一站不住脚的声明，还制造了一种对持不同看法的人怀有敌意的舆论氛围。BBC（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播放了采访资深黑人激进分子兼广播员达库斯·霍恩（DarcusHowe）的片段，他在其中称骚乱为“叛乱”，谈到了警察的种族主义和对年轻黑人的骚扰。采访者菲奥娜·阿姆斯特朗（FionaArmstrong），知道这不是应该谈论的那一类言辞，立马转为抨击，并且说霍恩本人曾经是一个骚乱者。[2]后来，BBC为阿姆斯特朗的评论道歉，但关键是如果她犯了这对她来说是经过三令五申还明知故犯的错误，等于是丑化和边缘化了任何挑战共识的人。这段视频再一次加强了本文的大体观点：（亲资本主义）偏向也影响着如何引导访谈。被访者如果是一位“遵从”主流的政治家，与他/她是一些“极端分子”或者“异见者”的代表，即反资本主义者，采取的调子和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因为…… 媒体人——功成名就的记者、编辑、主持人、制片人等，在各自岗位上深谙其道，练就了各尽所能去把脉、去觉察动态的本领，不是那么在意普通大众，当然不会体恤工人阶级，而是体察中产阶级尤其是权势集团。就我看来，这些“媒体风暴”总是为“惩戒性的判决”铺路，对暴乱的反应证实了这是一种报复。无数得到发表的评论文章称赞“法庭已经对抢劫犯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严厉判决（《太阳报》）”[3]；希望“警察把这些网络肇事者抓起来以煽动罪控告他们”[4]（理查德·小约翰）；抱怨“英国左翼自由主义当权派的过分关切”[5]，并谴责任何企图进一步了解的尝试，就像托尼·帕森斯在《每日镜报》中写的：试图理解骚乱者的感受就像试图理解一位将靴子压在你喉咙上的人一样……坦白说，亲爱的，我们中的很多人当下没有同情心。我们只是想看到骚乱者突然倒下在污浊里自作自受……骚乱为什么发生？因为我们和很多人渣生活在一起。[6] 也可以将此类新闻视作“盲目伤害”而不予理会，但是这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尝试揭开这类新闻报道的原因，并且揭露它为谁的利益服务。在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我就像任何其他激进的媒体批评人士一样，特别受益于我应该在此致谢的两组先锋作品。第一，格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GregPhiloetal）在一系列著作中，从1976年的《坏新闻》开始，已经提供了不列颠电视新闻报道的法庭剖析，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其对于统治我们社会的人的系统性偏见。第二，诺姆·乔姆斯基与爱德华·赫尔曼一起，在《制造认同》（NoamChomskywithEdwardSHerman，1988）、《必要的假象》（NoamChomskywithEdwardSHerman，1989）和无数文章中已经对美国媒体开展了同样的工作。即使我的结论与这些作者的有所不同，尤其是涉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也不会降低他们的分析的分量。我也找到了两篇科林·斯巴克斯写的特别有用的文章，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第98期，2003年春）的《媒体内部》和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第114期，2007年春）的《电视真人秀：老大哥现象》。最后，我想将此书献给保罗·福特当作迟来的纪念是合适的，他是我们时代一名杰出的前卫记者。约翰·莫利纽克斯 2011年8月21日 [1]资料来源：http://www.guardian.co.uk/media/gallery/2011/aug/09/uk-riotsfront-pages-in-pictures#/?picture=377707624&index=0。 [2]资料来源：http://www.youtube.com/watch?v=biJgILxGKOo。 [3]资料来源：http://www.thesun.co.uk/sol/homepage/news/sun_says/244723/The-Sun-Says.html。 [4]资料来源：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023898/London-riots-Red-sky-night-Tottenhams-alight.html。 [5]资料来源：http://www.dailymail.co.uk/debate/article-2028417/DOUGLASCARSWELL-These-people-shoplifters-looters—looted-society.html#ixzz1VfCXhglf。 [6]资料来源：http://www.mirror.co.uk/news/top-stories/2011/08/13/uk-riotstony-parsons-the-britain-we-knew-has-gone-for-ever-115875-23340566/。
导读——新媒体时代的资本逻辑批判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导读新媒体时代的资本逻辑批判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媒体发挥了越来越丰富的社会功能，成为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第四权力”。这项试图体现相对独立性的权力其实仍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西方社会必然体现资本逻辑。正如恩格斯在批评英国舆论媒体时所指出的：“舆论在一般问题上能对政府发生一点影响吗？舆论的权力不是仅限于个别场合和仅仅对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吗？”这种批评揭示了西方媒体的普遍现实，“第四权力”往往沦为西方媒体集团垄断的资源，难以充分体现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公共精神，甚至在单向度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的趋势下成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因捍卫公共精神和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等方面乏力，且以扩大市场占有率为主要追求，西方媒体被诸多评论家质疑为滑入资本逻辑范围的、猎取受众好奇心的吞币机器，因而成了为资本逻辑代言的社会力量。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西方媒体的权力幻象，揭示现代社会的异化景观——日常生活因资本逻辑而扭曲为货币的各种符号，长期处于异化状态的现代人感到人格的缺憾和自由的困境，体现了文化批判的独特价值。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这方面作出不俗的努力，他们在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形式的过程中试图实现文化重塑，使工人阶级和底层大众自主地表达情感和观念，摆脱资本逻辑笼罩下的文化统治。英国政论家约翰·莫利纽克斯以更直接的方式批判西方媒体的资本逻辑，他通过分析大量媒体资料和案例，批判西方媒体产生偏见的实质、根源及其影响，出版了《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这部体现西方左翼政论家浓重批判力度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如何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如何只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内容，从而塑造了大众的媒体选择，又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大众生活。莫利纽克斯的分析紧密围绕诸如“默多克窃听丑闻”等英国媒体的若干事件展开，因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直面西方媒体的真实。媒体实现自身的社会功能，无疑基于对当下真实的记录，因而具有历史价值。但是，当人们随作者的笔触走近英国媒体的若干事件，发现西方媒体失真的情景时，可能更新对西方媒体的认识：当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展现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时，必然几乎众口一词地批判底层大众的抗争，为统治阶级的既定利益服务，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在制造认同的过程中烘托出一种“必要的假象”。因此，探究金融危机和贫富差距的原因，有必要将一部分过失归咎于西方媒体。因为西方媒体为公众的判断和选择提供了一些“常识”，这些被修饰和包装的“常识”误导了公众，形成了一些有问题的公众意见。莫利纽克斯认为，西方媒体已经深陷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偏见之中，而纯然公正的、中立的、不带偏向的报道其实并不存在。西方媒体持有诸多偏见的本质在于资本逻辑的束缚，因为它从根本上是由私人资本主义商业造就的。西方媒体具有强烈的维护资本主义的倾向，因而有些声称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独立报道实际上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形象而精心策划的谎言，这些偏见左右了媒体报道的风格和内容。莫利纽克斯为此分析了一些西方媒体的技术化手段，例如以生产“娱乐化”节目的方式传播意识形态，在娱乐节目中表达政治立场，通过现金奖励“诱惑”底层大众做岀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形成了各种“真实”的幻象。流行的肥皂剧为大众展现了一种“真实”的生活，但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平凡生活其实并不值得过。作者以《东区人》为例说明，它的主人公并不是地道的工人阶级，剧中少数族裔代表不足甚至被忽略了，这导致该剧展示了几乎完全非政治化的生活图景。这与伦敦东区长期以来“格外政治化”的实际并不相符，在这里发生过的历史上重要的工人运动都被隐去了，貌似“无政治倾向”的政治倾向体现得十分明显。这种做法被作者视为所有肥皂剧和大众媒体的“典型”。广告在新媒体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媒体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强化了媒体的意识形态立场。广告与西方媒体之间的互动，促进了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维护资本主义的西方媒体在广告收入上颇为可观，而左翼媒体的广告则聊胜于无。其中也反映了媒体对传统权力的依赖关系，依赖传统权力的媒体当然不能纯粹体现公正立场。在莫利纽克斯看来，广告文化其实是一种惯常“撒谎”的文化，人为策划的广告内容和花言巧语的广告语言都是推销商品的包装。如同播放广告一样，媒体输出的内容只是他们想让公众知道的，这些被精心策划的内容塑造了公众的口味，使之不至于产生与上层人士不同的媒体选择。其实质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西方媒体滋养着商品拜物教，加重人们的“异化”，使人们在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中放弃可能的选择，成为资本逻辑的附庸。西方媒体何以具有这种力量？因为它善于投其所好，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它知道如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且以娱乐节目、喜剧和梦幻片捆绑一些观众并使之长期产生精神的依赖，其实质不是传播公共精神、维护公共利益，而是捍卫媒体的利益本能。这些体现利益本能的策划和实施当然都是在暗中操作的，表面上西方媒体还要表明，这些节目都是为受众提供“一勺糖”，殊不知，这勺糖只是“有助于服下苦药”。莫利纽克斯进而分析西方媒体的权力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大众的想法。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指出以公众名义标榜自身的西方媒体实际上是由资本的利益集团控制的工具，体现着明显的政治力量。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几乎不能脱离媒体而存在，与媒体相伴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统治人们精神的力量。当媒体体现较强的政治倾向的时候，必然对公众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不能轻易操纵受众的政见，但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至少成为形成公众意见的因素之一，甚至成为很关键的因素，因而西方政党十分重视媒体的力量。莫利纽克斯还指出，媒体对某类事件缺乏直接经验的受众影响力最强，对具有直接经验的受众影响力最弱。由于缺乏经验，受众倾向于相信媒体呈现的“事实”，进而为媒体的意见所左右。这在西方选举时最为常见，西方媒体有针对性地为受众提供信息，对不同的人群产生有针对性的影响，从而影响选票的流向。所以，有时媒体与其说是在进行报道，不如说是在编排叙事，这些引人关注的故事塑造了公共生活中的“真实”。为此，莫利纽克斯提出应对媒体的策略：既然已无法在生活中大规模拒斥媒体，那么不如在纷繁的意见中甄别是非，识别媒体的意识形态导向，进而更好地运用媒体。莫利纽克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读懂媒体的最有效的框架，马克思主义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分析世界，在不断更新的新媒体时代仍然彰显着批判资本逻辑的现实力量。从现实策略看，应当培养在西方媒体中工作的左翼记者，在媒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信息，进而实现媒体中的斗争。他特别指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现实功能，认为它们已成为潜在的民主化力量，近年来新媒体的潜力在变革运动中增长，在线交流可能会转化为行动。他还分析了群众斗争与新媒体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媒体控制的斗争可能成为现代革命的关键问题，左翼政党因而需要创立和发展自己的媒体，为公众提供资本逻辑之外的另一种世界观和实践方案。在全书最后，莫利纽克斯预测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媒体样态，他深知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技术，以及人们的意愿和选择，因而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为了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媒体并为之提供替代方案，他强化了新媒体应有的公共服务功能，描绘了新媒体应有的促进公众参与社会决策的愿景。这时新媒体将不再播放麻醉和迷惑公众的肥皂剧，不再渲染各种远离真实的白日梦，不再加重现代社会的异化，而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现实力量。一个大众的、民主的、真实的、互动的媒体，是新媒体发展的趋势，也是作者心仪的媒体样态。综上可见，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媒体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对我们理解西方媒体的本质属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某些具体看法体现了其所处环境和文化立场，与我们熟悉的研究理路未尽一致，读者在阅读中当有所辨别。五年前，我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访学时，曾在一家左翼书店看到这本书，当时觉得这是研究西方媒体的一部很独特的著作。恰巧在同一时期，本书译者杨倩博士也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访学，于是当时我就建议她将本书译成中文，因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传媒大学，具有马克思主义和传媒专业的双重知识背景。她愉快地釆纳了我的建议，将这本小册子带回北京，遂有了之后找出版社、谈版权、安排翻译的计划。最近，她将精心完成的译稿发给我阅读，并嘱我写一篇解读文章附于书中。我认真读了她的译稿，在感谢她的信任、敬佩她的努力、欣赏其流畅的译笔之余，再次感到这是一项有价值的翻译工作，于是有了以上诸字。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7月31日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出版说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出版说明该书是英国经典马克思主义流派有关媒体批判方面的新作，其对资本主义媒体的批判在西方社会可谓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本书作者约翰·莫利纽克斯是英国的学者和作家。他退休之前曾经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隐退到爱尔兰之后成为爱尔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积极分子。他曾经是大学讲师，组织过抗议伊拉克战争、反对以色列袭击加沙等方面的政治运动。他写的公告《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民主》备受关注，文中表达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应当更加民主的观点使得英国共产党将其称为“忠诚的反叛者”。他还开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艺术”为主题的博客。他的著作《关键是改变世界》入选泰特的利物浦展览“艺术向左转”，展现了艺术在改变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从作者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来看，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西方左翼的代表人物。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中，他尽可能地以合法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他所处的环境与他所采用的方式都有着特殊的背景，因此在某些观点的表述上稍显偏激，但为了保持原貌，为研究者提供一手的参考资料，本书出版时未作处理。所以在阅读这本书时，请联系上下文，不宜脱离语境。阅读时请细加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六章日本社会主义者所受的迫害和他们的反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片山潜->《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1918）第六章日本社会主义者所受的迫害和他们的反抗 ↘直接行动派 ↘赤旗事件 ↘所谓大逆事件在日本，也和欧洲的情形一样，对于社会主义的战术问题，是有斗争和分裂的。有时，在社会主义者之间，实际上是可以分成两个集团的，即马克思主义者和直接行动主义者；我虽然决没有反对直接行动、大罢工的意思，可是我却是属于前一集团的。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我曾经投票赞成大罢工；可是在当时，对于这个问题，我所欲采取的是稳重的态度。我认为，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其最重要的事是坚守阿姆斯特丹社会党大会所决定的理论和战术。因为我国的工人阶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或是在实践上也好，都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而且也没有这样地组织起来。在政府方面残忍的镇压下，我在过去十年中，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因此到现在，我们工人之中已有一部分的人，能充分地理解社会主义。我认为，我们如放弃我们的政治纲领，改变我们的战术，对于我国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件过于急进，而且也是操之过急的事。而这样做，又不啻授与政府以镇压我们运动的更合适的口实。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宣传活动方面是收到了很好结果的。从1906年到1907年的秋冬之间，我们会在各城市、村镇，作过几次的宣传旅行，销出了不少社会主义的宣传品和《社会新闻》。这个《社会新闻》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以此为中心，我们形成了一个集团，大家一同为着这个目的而努力着。不过，在这个时候，我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这就是和我一同从事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西川同志口头介绍他友人赤羽一参加我们集团的事。赤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是了解的；因为他是西川同志的朋友，所以西川同志就常支持他，这就成了我们之间不断在有关政策的问题上，发生轧轹和争论的原因，卒至完全决裂。轧轹和争论的一方是西川同志和赤羽，另一方则是田添同志和我。在东京曾经有一次出现过两个《社会新闻》，虽然其时间不长，其中一个是我们办的，另一个则是他们办的；后者不久就停刊了，西川同志也因过去被判的刑而入狱。西川同志在1911年（明治44年）出狱的时候，早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特别使许多人惊奇的是，西川在他所写的《心怀语》那本书中，他竟公然攻击社会主义，并且还完全否认了他过去所做的事。西川离开以后，不久我们又失去了最优秀的斗士田添同志，他曾留学美国，是议会战术的主要斗士。最初，他曾为了战术的问题而与幸德斗争过，以后又和西川斗争。他确是这些斗争的牺牲者。他的死，在全国同志们的心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尽管政府方面对我们作了许多的妨碍和极厉害的镇压，可是我们的工作还是照常进行着。这时候，我们只在田浦、静冈、三仓村和东京的少数地区持有支部。我们三个人——铃木楯夫同志、藤田贞二（号浪人）同志和我，主要是从事宣传活动。藤田同志他那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经历是非常有趣的。开始的时候，他是东京市内的送报人，不久之后，他就成了送报人之间的领导人。当时，在东京大约有五、六百个送报人，他们，无论哪一个都承认这年轻的藤田是他们的领导。这件事后来给了他不少的价值和利益。他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群众领导人，在筹划大的示威游行或群众大会的时候，他都是秘密地自行从事的；可是当他要行动的时候，就会得到他过去同事的送报人们的援助。在警察想禁止他和逮捕他以前，他早就把一万册左右的宣传品在一、二个小时内分配给几百个的送报人了。近年以来得到成功的示威运动，都是由这个年轻的藤田所计划和实行的。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因为他常精读各报的论说，所以到后来他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著作家。为了要成一个宣传家，他曾拼命地用功。他在经过几个月的埋头用功以后，又用了极大的苦心和努力，写出了他第一次所作的有关普通选举权的演说底稿；他就凭着这一个演说，和我一同到处去宣传。几年以后，他就凭着这一个演说周游了全国，不用说，在属性上是丰富了很多，所以能够在一、二小时之内吸引听众的注意。他这种做法使他逃脱了当局的注意。藤田同志和我，在1908年（明治41年）到1910年的三年中间一同工作着，我们主要的听众是工人。我当时主要谈的是有关财政问题或经济问题，常常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说明。不过，我们当时却无法使用“工人罢工”、“工人的组织”、“怠工”、“社会主义”以及“革命”等等的名词；但是我们却也用委婉的言辞把革命的社会主义表达了出来。利用了这种方法，我们能在前后三年的中间，继续不断地从事于宣传活动。我们这一集团，在开始的时候虽只有三个人，但以后就增加到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上面提到过的藤田、洗染铺的佐佐井良辰次郎、书贩池田兵右卫门、过去当过电车售票员的小林和我。我们不断地和工人相接触，我们虽曾屡次想把他们组织起来，但都因政府当局的破坏而告失败。我们的运动，到以后因为在某一次罢工事件中，有三个人（包括我在内）以煽动罢工的嫌疑被捕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逮捕是1912年1月的事。在谈到这一次罢工事件之前，我想先追溯到在发生这事件以前几年中，我国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急进的同志们的活动，把他们的情况稍谈一谈，这样或许是更好些吧。直接行动派直接行动派或急进的社会主义者们，当时以在大阪出版的《大阪平民新闻》为中心而形成了一个集团；此外，他们的组织金曜会是和马克思主义集团的同志会相对峙着的。金曜会（因为他们定期在星期五举行集会，所以定名为金曜会）是幸德、山川和堺三人于1907年（明治40年）的夏天在东京所组织的；上面所提到的堺，一直到今天（1918年，大正7年），还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这些同志们为了他们的理想，无论是在《大阪平民新闻》的报上，或是在金曜会的集会上，都不能不与政府那种苛酷的镇压作极艰巨的斗争。他们的集会不断地受到警察的干涉。有一次集会，几乎是所有出席的人都完全给逮捕了，逮捕他们的理由是由于他们不服从警察解散此项集会的命令。《大阪平民新闻》还不断地对该市的资本家们作斗争。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报纸常常因所持态度急进而被禁销售。《大阪平民新闻》的编辑人森近同志，也曾在违反出版法的理由下，屡次被捕入狱。这些同志们曾经利用《大阪平民新闻》的篇幅，指导“一钱汽船”的罢工，得到了成功。原来，大阪虽然有道路，但非常狭窄，可是市内却有很宽的运河。所以大阪在事实上可以说是一个运河和大河的城市，那里有所谓“一钱汽船”代替着市内的电车维持交通。大阪在日本来说，是一个最保守的都市，所以森近同志为了保卫《大阪平民新闻》，作了极艰巨的斗争。他虽然在经济上得到了《滑稽新闻》的所有者宫武外骨的援助，在编辑方面得到金曜会同志们的支持，可是到一年以后，还是不能不将《大阪平民新闻》放弃了。森近同志曾经在熊本市急进派的同志们所出版的《熊本评论》上发表他的失败经验。从他的文章中知道，他从事实际活动的时期是在1908年（明治41年）到1909年（明治42年）之间，在这期间尽管从友人们得到物质方面的援助，但他和他爱人都是体弱多病，所以经过一年的斗争而仍不能不放弃《大阪平民新闻》以后，他的活动就非完全停止不可；不久，他就隐退到他的故乡冈山县，在那里耕种着极有限的土地，以后，他又把这很少的土地改造成了个美丽的葡萄园。可是不久，他就在那里被逮捕，于1911年（明治44年）和幸德同志一同被处死刑。赤旗事件这次的事件，我国急进的社会主义者们习惯的称之为：“赤旗事件”。无疑的，这次的事件显示出了对于政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残忍的镇压，和社会主义者们对于政府所作的反抗都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08年（明治42年）6月22日，同志会和金曜会——马克思主义者和直接行动派的联合大会在东京锦辉馆中举行，这个会是为了欢迎山口同志出狱而召开的；闭会的时候，金曜会的同志们在大街上高举着红旗，唱着革命的歌曲（“富的锁”），突然有警察约五十人出现在他们前面，夺去了他们的红旗，最后还逮捕了十四个同志。这些同志以后被送到法院去，其中有十名同志被判处一年至二年半的徒刑，关进了监狱。整个的事件——逮捕、审判和判刑，与其说是非法、不当，还不如说是彻底的野蛮。堺同志不但和这一次的冲突没有关系，而且当时他也没有在场，可是他也被判处二年徒刑。判决的唯一理由是：“他一定是这次事件的指导者”这个法官的想像。日本的报纸都乱七八糟地把我们的同志当作社会上最凶恶的敌人来加以攻击；报纸上的这种非难，使政府获得了对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加以镇压的口实，也不问他们的见解如何。在这次的审判以后，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政府是更加神经过敏了；所有有名的社会主义者，都开始受到了严重的监视，警察和特务，日夜地钉住了社会主义者。像幸德同志那样，虽然其身体很弱，但他的家也有四个警察监视着，两个在门前，两个在他家的附近；无论是谁，只要去访问他，都被强制地留下名字，并且也受到钉梢的待遇。日本并没有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且也没有什么嫌疑而容许逮捕善良人民的这种法律；可是政府对他们所能知道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却就这样对待，尤其是当天皇或皇太子外出的时候，就把社会主义者管制起来。在这种时候，政府对他们所能知道的社会主义者，都派一、二名的警察去监视；如果想外出的话，警察就会告诉他们已被管制；假使他们已经在外面时，那么就会被管制在附近的警察局中，拘留几小时。这种做法，是根据在纪念日、节日把一些惯窃管制起来，直到纪念或祝祭典礼完了而订立的旧法律——行政执行法来施行的。社会主义者就这样地，常常受到像对惯贼那样的待遇而被管制；甚至于对社会主义者的温和活动，政府也用这种方法来干涉。我自己就常遇到这种情形，有些时候，总有两个警察跟随着我，一个在我家的后面，另一个则在我家的对面，都像学校的看门人那样站在那里。当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急进派的同志们都进了监狱。这一种暴虐而且苛酷的处置、胁迫以及对于社会主义者生活方面的干涉，当然会激起非常的愤慨。所以在这时代，有许多有关革命思想的秘密文件流通着、印刷着。大多数的同志被捕以后，一般都被判五年徒刑。所谓大逆事件急进派同志们的秘密活动，和政府方面对他们的猛烈的镇压，使两者之间逐渐都采取了拚命的战术。就在那时候，一贯残忍的政府官吏们，为了要把正在萌芽的社会主义运动扼杀，所以设计了一个极为凶恶的计划。根据这个决定，残忍而狡猾的官僚们用尽了一切的手段，而且搜集了他们所能得到的知识和力量，孜孜不倦地从事于阴谋的工作；于是就产生了他们所虚构的、臭名远扬的“大逆事件”。因此，使幸德同志以及另外二十三个同志，被控为国贼而判罪，幸德同志和其他十一名同志都被处死。为了虚构这次审判，他们在1910年（明治43年）的5月中，就以某一种假想的罪状，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罪状，而开始陆续逮捕同志们。逮捕以后，还将他们完全孤立起来，无论是预审也好，审讯也好，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为了坐实罪名起见，他们采取了一切的手段。甚而到最后一次要判决的时候，对于替被告辩护的律师们，也必须在经过严肃的宣誓，承认如果有暴露有关这事件的事实时，甘受最严厉的处分之后，才能够调阅口供和档案；以后，他们又在最后的法庭大审院（最高法院）中举行了不公开的审判。我们只知道，这判决书是在1911年（明治44年）1月8日交给二十四个同志的，而这一天所给我们同志的判决书，是一种用尽了法律上巧妙言辞的杰作，并且是用极堂皇的文字写出的。他们根据想像把几年以来，在日本各地，即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作的谈话、函件以及从其他各方面所得到的、许多没有联系的材料，非常巧妙地拼凑起来。应用这种挖空心思的做法，最后才达到了在少数有力的官僚心中巧妙地虚构一种成见，从而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结论。政府方面为了要得到他们所希望的材料，曾经将警察方面所提供的证据，随便加以改造。在日本，警察方面所提出的证据，常常比证人或被告所提出的口供、证言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后者所提出的口供或证言，是完全不被信任的。在这虚构的，对这批无政府主义者的判决中称，这二十四名被告完全是可怕的恐怖分子的极端典型，每个人都是这个犯有滔天大罪的大阴谋团的一分子。假使我们能够相信这充满理由的判决书和审判长的那些言语，那么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为什么政府对这种审讯和判决，要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呢？甚至到今天（1918年时）只要对这判决加以任何批判的话，还会被加以不敬罪的罪名，这又是为什么呢？政府又为什么对这批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所谓无政府主义者的死刑，急于执行呢？普通，就是连最凶恶的杀人犯，在大审院作了最后的判决之后，也还容许至少在监狱中过六十天的。这些同志们就这样被判决了。不过，我们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知道这中间的反常。首先，从开始审讯一直到最后的判决，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而且对于这种判决，是完全没有上诉的余地的。等到被判处死刑以后，又一反应有六十天或六十天以上犹豫的常规，而只经过了整整的三天以后，就处以绞刑；并且也不将他们的遗书交给他们的亲戚或遗族。究竟为什么，政府当局要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之下如此急促呢？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找到其正确的理由。不过，我是知道审讯他们的法庭，为了强使被告作供述起见，曾经随便使用过伪造的电报这件事；同时，从在拘留所中所写，而经秘密送出来的幸德同志的函件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被捕的同志们在狱中，曾经受到连日连晚，丝毫没有休息的严厉的审讯，并且还常常被罚站，一站就是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为了要坐实他们的大逆罪，所以就准备了许多极狡猾的阴谋和陷井。例如，无论是谁在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之后，差不多已完全陷入无意识状态的时候，检察官就向其宣读业经准备就续的口供。不用说，这种口供是检察官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要使被告有罪而写的。幸德和其他的同志们，就是这样被提出公诉的。我因为也曾受过和他们同一个检察官（以后成为枢密院顾问官的平沼骐一郎）讯问的经验，所以能知道这种情况。平沼为了要使我承认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曾在四天那样长的时间中，不分昼夜地继续审讯。从这样而取得的口供，说不定会使我遭到和幸德同志同样命运的。我从检察官对我所用的一套论理和论据看来，可以知道没有受过辩论训练的同志们，很难看穿检察官的用意所在，因而就容易陷入他们所布置的圈套。各外国的同志们，对于幸德等同志的被非法处以绞刑之后，曾纷纷提出抗议。对于这些抗议，日本政府发表了一派胡言，说决不是对社会主义的迫害，被处绞刑的人，都是些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国的同志们就被这派胡言骗得沉默了。其实，政府正继续在镇压社会主义者，禁止社会主义文献的发售。对于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全部都被没收了；在一切公共图书馆中，所有社会主义的书刊都被下令收藏起来。就连我们所出版的，那种稳妥到极点的报纸，也受到了严厉的检查；而到上述的判决以后几个月的时候，这报纸也在事实上被当局禁止发行了。有一个从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曾参加幸德审讯的法警，在幸德同志被处死刑的时候发了狂。这位法警曾在这法院中工作达二十年之久，在法院中也是极有信用，且被信任的，可是在这情形之下，他却说对这被告而处以绞刑是完全非法的。从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证明这次的审判，完全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而在事实上，由于对幸德等同志处分的严酷，使社会上的人们对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为之一变，即都认为政府对社会主义者的待遇，未免是太苛酷了。而政府当局这种暴虐的处置和镇压，使我们的同志也被迫采取了极端的战术。
第五章日本社会党和它的活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片山潜->《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1918）第五章日本社会党和它的活动 ↘社会主义运动和知识分子 ↘日本社会党和它的活动 ↘《平民新闻日刊》 ↘足尾铜矿的暴动事件 ↘社会党大会和战术的辩论 ↘有关社会主义战术的论争 ↘别子铜矿的罢工 ↘社会主义讲习会反对日俄战争的斗争，在社会主义者的主持下，勇敢而且坚决地进行着。那就是一贯地对日本的主战论者所作的辉煌的斗争。日本社会主义者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极高贵而且强烈的，所以得到了有名的托尔斯泰伯爵的鼓励（这鼓励的函件，发表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可是，因为我们的同志把全部精力耗费在这反战运动上，因此有一段时间，是失去了不少的活动家；他们不是被捕入狱，就是被强制从事劳动。在政府的检查官吏不断地加以禁止发行和迫害下的《直言》，不用说在经济方面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而其最后的打击，则是在1905年（明治38年）3月5日，东京市发生大暴动时所下的完全禁止发行的命令。当时，为了抑压人民群众的蜂起，政府方面发布了戒严令，这个命令就成了促使《直言》周刊停刊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成了解散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平民社”的直接原因。平民社是我们同志为了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而组织的，以发行《平民新闻》，到后来是《直言》和其他社会主义书籍为主要目的而组织的一个团体。社会主义运动和知识分子这个刊物受到镇压之后，幸德同志一方面是为了治疗疾病，另一方面也为了组织在美国日侨中的社会主义者起见，就动身往美国去了。那时候，我正在美国。而在日本国内则有许多的同志，因为上面所说的事件而处于待审的情况中。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自从由幸德同志和堺同志在1903年（明治36年）11月开始以来，虽然吸收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其对问题的看法，却逐渐趋向于知识分子的、急进的了。大批学生的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由于这原因所致。也就是说，上述的两位同志和以后参加的人们，都具有颇为丰富的英语知识，并且还精通日本文学，所以他们就用了能引起学生们注意的，使他们关心的方法来介绍社会主义。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极有才能的著作家，其中还有许多是优秀的演说家。到日俄战争的末期，产生了一个怎样来维持他们生活的问题，这问题在当时是比怎样才能使那种活跃的宣传活动继续下去，更为困难和严重；他们都是优秀的编辑人员，不但能编社会主义的报纸，就是对其他任何报纸也都是优秀的编辑；可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关系，所以无法进入资本家所经营的报社中去工作。当时，支持社会主义报刊的，特别是它的读者，差不多都是还在依靠家庭补助中的学生和小城市中的青年们；例如，我所主办的《劳动世界》，就没有得到实际上从事劳动的工人阶级的强力支持。因有这一个弱点，和上面所谈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问题，在平民社解散以后，与《平民新闻》有关的同志们又分别创办了三种社会主义的出版物——《光》、《新纪元》和《家庭杂志》。另外，还有一种名为《火鞭》的报纸，是由其他同志所创办的。《光》由西川及山口两人编辑，并且得到了几乎是全部同志的支持、投稿；不用说，每一个刊物都有它的编辑人，在其周围也都有支持的集团。不久以后，社会主义者间的内部的困难和知识分子组织化的问题等，都依靠上面那些出版物得到多少调整，整个的社会情势也逐渐转向到有利的方面了。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桂内阁下台，以西园寺侯爵出组新内阁而起的。新内阁成立以后不久，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组织政党了；因此我们创办了新的社会党，并向内务大臣提出申请；这一次，内务大臣并没有禁止（明治39年1月14日，樋口传和西川光次郎组成了日本平民党）。其他的同志们，也有这种想法，所以也作了同样的尝试，结果也都相同（如堺利彦、深尾韶组织了日本社会党）。1906年（明治39年）2月24日，同志们都齐集在新桥的加藤医院，正式组成了社会党（日本社会党系将上述两党合并而成的）。当时，我正回到日本，因此也参加了社会党的组成工作。日本社会党和它的活动警察厅曾向东京市内各报纸的编辑说，日本全国大概有二万五千名社会主义者存在，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能相信。为什么呢？我们认为政府方面，为了能使镇压社会主义者的预算通过起见，说不定就会把社会主义者的人数言过其实地作夸大的报告，不过当时在日本全国有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存在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在我们的运动中，对于组织政党这件事，实在是很漠不关心的，再加上政府方面所实施的禁止组织的措施，所以使我们的同志们，从日俄战争开始的时候起，就多少有意识地避免有强固的政党组织。其理由是，如果在法律上并不作为政治结社的社会主义协会，而公然的以社会党的姿态出现，则必然会遭到镇压。此外，根据日本的法律（治安警察法），妇女以及未满二十一岁的男子，禁止组织和参加政党，禁止出席政治性的集会。这些规定，对于我们来说，确是极大的障碍。因为社会党的同志中，大部分是青年，特别是不能组织和参加政党的学生。不过，如果我们组织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那幺我们就可以把分散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团结成为一个强固的组织，并且比没有这种政党时更能进行有力的活动。社会党最初的活动是在1906年（明治39年）3月11日及15日两天召集人民大会的事。这大会是为了抗议东京市内电车的票价从三钱涨到五钱，而在日比谷公园举行的。第一次的大会因下雨而失败，第二次的大会，则因天晴而大告成功；当天参加的群众有一万人以上，许多的社会主义者都在大会上作了动人的演说；使东京市民，特别是出席这大会的人们，才知道有社会主义者。在这大会结束以后，兴奋的群众们，因为对贪得无厌的市内电车公司这种行为感到愤慨，所以袭击了电车和电车公司；使这个示威运动更增加了效果。这次群众大会的结果使政府没有批准电车票价的上涨，因此使市民们能够一直到现在，还能保持过去那种无论到市内什么地点，都只要花三钱的票价。这一个开始，对于党来说是个莫大的激励。这是红旗在日本的最初的胜利。对于这次运动的宣传、鼓动方面，我们曾将我所写的小册子（《反对电车票价上涨的意见》）印了二万册，其绝大部分都卖了出去；此外，还在全市召集了不少的群众会议；这样，我们掀起了有力的反对电车票价上涨的社会与论。由于第一步的出发比较好，所以社会党的发展也极为顺利，即：在几个月之中，党员增加了十倍，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不少的支部；十二个支部很快就发展到十五个支部——曙、横滨、火焰、日立、A.B.C俱乐部、冈山、茶话会、广岛、平民俱乐部、二之宫、神户、横须贺、鹿儿岛、函馆、社会主义协会、串本，此外还用不同名义有所组织。当时，幸德同志正在旧金山，从事于日侨中的活动；他所写的文章，或是有关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发展情况等的报告，都曾给予国内的同志们以很大的刺激。《平民新闻日刊》在1906年（明治39年）10月25日出版的《光》上，发表了一则消息说：“最近就有一个出版社会主义日报的出版社要成立。”这个消息，是由下列一些人的名义发表的。即：作为最初发起人的有堺、幸德、石川、西川及竹内等人。《平民新闻》的这五个发起人和股东（每股五十圆）、编辑、办事员和工友们共同构成了这出版社——平民社。发起人们，竭力从事民主的经营；股东们持有能收到一切有关业务的报告的权利，同时持有对一切与工作有关的事情加以质问和提出意见的权利。就在这一期的《光》上，还报道说，他们已经在购买社址、全部印刷用具、铅字和机器；《平民新闻日刊》的创刊号，将在1907年（明治40年）1月15日出版。在《新纪元》的终刊号上，发表了平民社的极详细的说明，即有二十一名社员与这报纸有关；平民社共有股东二十八人。经过了两个月的准备以后，我们同志们把编辑得很好的社会主义日报送到社会上了。也就是说，这份报纸，无论新闻、社论和论文等，都是具有深长意义而且有益的；整个的报纸上洋溢着热情、有力量和急进性，因此，其销路也一天天地增加。然而，由于不断地表现着极端的急进性，率直的报道，所以招致了政府方面对该报的严厉检查；这样，更使论文方面强化了，例如该报第五十九期所载，山口义三（孤剑）执笔的《践踢父母吧》那样。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情况妨碍了这个日报的健全发展；同时，更由于禁止发行、提起公诉、判决、罚款以及逮捕编辑人等等的行动，都削弱了其战斗力，所以这份报纸仅仅在1907年（明治40年）1月15日起到4月14日之间，出版了七十五期之后，就被政府禁止，并且不准复刊而停刋了。可是，《平民新闻日刊》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却是发生了很好影响的，这使我们同志又一次表现出了报刊的威力。足尾铜矿的暴动事件在1907年2月中，发生了两件值得记忆的，足以理解在这个转换时期及其接连的时代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立场的事件。一件就是在足尾铜矿所发生的大暴动。这个大暴动从2月4日开始，连续了三天，才由于军队的出动而逐渐地被镇压了下去。这在日本的工人运动史上说，是在这一方面的首次经验。这个暴动扩展到了整个的矿山，接近暴动人员的一切设备，大部分都被破坏了。全部的损失计美金达二百万元；政府方面在事后，检举了二百名以上的矿工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足尾铜矿中的工人运动，是1903年（明治36年）12月，由永冈鹤藏同志所创始的。他是我的友人，早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就以小坂铜矿罢工的领导人，以后几年中又在夕张煤矿以工人运动者而为大家所熟知；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矿工。当他到足尾铜矿去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矿工而进去的；但没有多少时候以后，就被矿工们拥戴为他们的领导人，因此他就不能不摆脱了他那矿工的生活，而创办了一个名叫《矿工之友》的小报。他还出版了许多由他自己作曲，供矿工们歌唱用的歌曲，随报纸一同出售，以支持这运动。有时，他为了经常和矿工相接触起见，又做了叫卖商人。就这样地他在足尾把矿工们，陆续地组织在以“至诚会”为名的、诚实人的团体之下。在几年的中间，“至诚会”拥有大约四千多会员，发展成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工会组织。1905年（明治38年），曾经在夕张和永冈合作过的工人运动者南助松同志也到了足尾，参加了永冈的工作。 1906年（明治39年）2月10日，至诚会想举行年会，并准备讨论在最悲惨的条件下工作的矿工们的要求，一切筹备工作都已完成，但到2月4日，因为矿工们的工资问题，发生了有一百多矿工与大批工头们发生冲突的事；以后又有几百矿工参加进去，于是这种冲突就扩大成了暴动。至诚会的领导人们，在暴动刚开始的时候，还拚命地劝慰那些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矿工，有一部分是得到了成功。可是当另一个地方发生暴动的时候，政府方面却突然出而干涉，把至诚会的领导人和暴动的工人——共二百人一同逮捕了起来；于是使没有在暴动地点的矿工们也愤怒到极点，因而在他们一听到南同志和永冈同志两人被捕的消息以后，就把矿上的设备加以破坏，以表示他们对当局那种非法行为的愤慨。矿业公司方面为了要逮捕至诚会的领导人，然后再进一步寻找破坏至诚会的口实，所以故意煽动几个矿工跟工头发生冲突。可是，等到调查和判决之后证明，暴动的工人们既不是由于受到别人的煽动，也不是因为受到公司方面的挑拨而起的，是一种由于矿工们在受到无法用言词来形容的虐待，和矿山资本家们对他们那种残忍的榨取之下自然发生的暴动。三个月以后，至诚会的领导人们都被释放了。不过，这一次的暴动时，无论是报纸也好，警察方面也好，都认为这些骚扰是由于受到了社会主义者和《平民新闻日刊》的影响所致。所以其结果是至诚会被禁止设立，它的全部财产也被政府所没收；矿方也搜索和开除了至诚会的会员。由于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次暴动以后，在足尾，无论是工会，或是工会运动者都没有留下。社会党大会和战术的辩论在这个月中所发生的第二个重要事件，就是2月17日在东京举行的社会党一周年纪念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讨论得最激烈的就是社会党的战术问题。评议员会在经过多少次的讨论以后，在修改党章和战术方面，采取了妥协的决议。在修改党章方面，提出了删除“本党在国法容许的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的一条。这一个决定，包括着下列各点：对于目前社会的最剧烈的、根本的变革、普通选举权、反军国主义和反宗教等一系列的问题，提出了两个意见完全相反的提案，提出的人是两个正对立着的党内领导人。其一是幸德同志所提出的直接行动论，他反对争取普通选举权的运动；另一个是田添铁二同志所提出的议会政策论。经过了几小时的讨论以后，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意见都被否决，而以大多数通过了妥协的方案。这个妥协的方案，在这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决定着社会党的命运。虽然说，在这次社会党大会中所发表的演说，无论在语气或思想，以及其后所采取的决议，都是两极端间的妥协。可是在政府方面看来，却还毫无疑问地认为是极端革命的，急进的东西；因此，政府禁止了社会党，至今未许重新成立。载有幸德和田添两同志的演说和决议案的《平民新闻日刊》，被以违反新闻纸条例，紊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提起了公诉。我早就预见到，如果我们要采取比较激烈的战术，那么一定会发生这样不幸的；所以在1906年2月，起草社会党党章的时候，就说服了同志们，在党章中加入了这样的一条：“本党在国法的范围以内主张社会主义。”我的论点是，在日本，只有根据国法的社会主义者，才能从事于非常有力，而且非常顺利的社会主义宣传。我们工人阶级，在工人运动的战术方面，是丝毫没有常识的；因此，为了要指导他们和教育他们，就非逐渐地进行不可。不幸得很，从这一年的6月份起，我就离开了日本；而这一次到横滨，又在社会党大会以后两天。幸德同志，自从去年6月从美国回国以后，就主张直接行动和从事同盟大罢工；他这种主张，成了在政治运动方面无法取得一致的主要因素；而《平民新闻日刊》的编辑同志，也都被幸德同志这种主张的影响所支配着。虽然这样，但仍有不少同志主张从事政治运动，其中还有继续主张议会政策论的，这里面也包括着堺同志在内。年轻的同志，特别是学生们都倾向于急进主义。遗憾的是，因为《平民新闻日刊》的被禁出版，所以这种倾轧并没有得到在该报上充分具体化的机会。而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就残留在以后不久所产生的机构中了。有关社会主义战术的论争有一段时间，我曾静观着《平民新闻日刊》中同志们的工作，而只不断地写一些时事论文寄给他们。我见到这个运动逐渐的变为急进的、极端的，到最后不免陷于崩溃的情况，实在觉得有些遗憾。从1908年（明治41年）的3月中旬起到6月初止的两个月中间，就没有社会主义报刊的存在。《平民新闻日刊》那种激剧的昂奋情形和它最后的消灭，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当时大概有二十人，或更多的同志，其中还有些同志是有家眷的——由于该报的突然停刊，而失去了生活的依据。我曾出席在平民新闻编辑部中所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且还被指名发表意见。当时我说了些什么，虽然已不复记忆，可是我还记得，为了这批比我的立场更困难，比我的境遇更可怜的同志，几乎是要哭出来了。在几个星期中，虽然已有不少的同志找到了职业，可是还有很多人依然在和极度的生活困难作斗争；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麻烦、而且困难的。因为谁都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满意，而多数的人在对已经停刊的《平民新闻日刊》的经营上又非难和责备其他的人们。这样，使我威觉到要解决这个纠粉，就必须从他们之中开除几人。1905年（明治38年）9月间《平民新闻周刊》解散之际所面临的问题，现在又再度发生了。其中多少有些不同的，只是在社会主义者的战术，社会情势以及政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者所采取的政策这几点而已。由于这些变化，使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者，在生活上更加困难了。就在这种种困难之中，却出现了两个社会主义的报刊。一个是由西川同志、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在东京所出版的；另外一个则是由森近同志在大阪所创办的。前者名为《社会新闻》，后者名叫《大坂平民新闻》。《社会新闻》是主张议会主义的，而《大阪平民新闻》却是主张直接行动的。在这以后不久，在东京又有两个社会主义团体成立，一个叫同志会，一个叫金曜会。同志会以西川同志和我为代表；金曜会则以幸德和堺两同志为代表。这两个会彼此都有同志们的小集团支持着。《社会新闻》主要是由西川同志所编辑的，他和我曾在1901年（明治34年）到1903年（明治36年）三年中一起工作；现在，西川同志已经被目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了；他，开始和他以前的同事，幸德和堺两同志——他们两人的论文，定期地发表在《大阪平民新闻》上——从事于有关社会主义战术方面的论争。我虽然也是《社会新闻》的一员，但只负该报在经济方面的责任；同时我也知道，我在执笔写这种理论性的文字和辩论却不是这班知识分子的对手。我只能为工人阶级来写，为工人阶级来争论，或者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加以说明而已。我的思想和同情，完全是为了工人阶级，并不是为了知识分子。我主张普通选举权是教育工人阶级最好的手段，又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平的发展方式，但是我也深信工人阶级的直接行动、同盟罢工以及加强工人阶级的地位是最高的手段。别子铜矿的罢工 1907年（明治40年）6月4日，别子铜矿的矿工，大概有二百人开始与公司的代理人之间发生了斗争。这种斗争是由于公司方面解雇了发起召集矿工大会、向公司方面提出增加工资三成等等要求的领导人而起的。矿工们在平时受工头们的虐待，所以到这时，就极为愤怒而把纠纷扩大了。这批愤怒万分的矿工，当时就占领了火药库，并且还破坏了学校、医院以及矿工宿舍之外的一切建筑物；片刻之间，参加暴动的人数增加到六百人，连矿山上别的设施也受到了破坏。这样继续了三天，最多的时候，参加暴动的矿工达一万五千人之多；他们支配了整个的矿山，警察在他们面前，也变得软弱无力了。公司方面，实际上还不如说个人所有者的好，他们一面接受了矿工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向政府要求派遣军队来镇压工人们的暴动。政府答应了这个要求，派出了军队。在这以前，矿工们所受到的剥削是极为残忍的；这一次暴动中，在他们进入火药库时，曾经发现了不少的手枪和步枪。这些手枪和步枪是用来剥削他们的，过去在实际上，矿工们是时常手枪和步枪的胁迫之下而从事工作的。就在暴动的前年，公司方面为了要减低矿工们的工资，所以每一个工长的口袋中都放着手枪。这一次暴动的结果，虽然有许多矿工被捕入狱；可是过这次的暴动，把别子铜矿中剥削工人们的丑态完全暴露了出来。社会主义讲习会关于社会主义战术方面的辩论，两派的社会主义者分别通过他们的机关刊物进行着；虽然如此，在两派之间都依然保持着宁静的态度，因此到后来，他们之间又决定合办讲习会。这个讲习会由1907年（明治40年）8月1日起到10日为止，在东京联合教会中举行。其讲题和讲师如下：社会主义伦理学——幸德社会主义的历史——田添社会的起源——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山川罢工——西川工会运动的历史——片山在这讲习会中，彼此都可以自由地陈述其对战术的意见。有相反的意见，则由两派分别派出讲师来讲述。这样虽然能使怨恨和派别的感情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一种敌忾心，但并没有发生冲突。这种对立，以后由两派分别发表在其报刊上；这样马上就引起了个人间的怨恨；实际上就成了两派的互相攻击。当时参加这种辩论会的同志，无论对哪一方都不同意，并对于战术的分歧，谁也不关心。他们只是暂时仿徨于两派之间，可是因为领导人之间的对立，不但更形强化，而且还更个人化了，所以榜徨的人也逐渐的，减少了。这样一来，两派的领导人们，完全无视了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并且也根本忘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第四章社会主义运动和日俄战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片山潜->《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1918）第四章社会主义运动和日俄战争 ↘《平民新闻》的出版 ↘日俄战争和反战运动 ↘以《平民新闻》为中心的活动 ↘《平民新闻》的被禁和《直言》的出版尽管政府对于我们的政治性组织，施行了残酷而凶恶的迫害，但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却依然在这二年之中，继续不断地从事于反对战争的斗争。开始从事反战的宣传，是在俄国与日本之间，正因对朝鲜的支配权而剑拔弩张的1903年（明治36年）10月8日。担任我们这种困难工作的指导者，不用说是幸德和堺两位同志，他们曾经为了表明社会主义者对于战争的见解，而不惜牺牲了他们的地位。《平民新闻》的出版 1903年（明治36年）11月，问题的同志们在东京创刊了一种名为《平民新闻》的社会主义周刊，他们把这份周刊用来作为反战斗争的工具。从创刊时起，幸德同志和堺同志就想以这份《平民新闻》周刊作为维持他们本身，及以后其他多数同志们生活的手段；所以他们很率直而且明白地有所声明。《平民新闻》是一种宣传的刊物，并且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者的营利事业，在日本，将营利和宣传结合在一起，这还是最初的尝试。这刊物又是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平民新闻》周刊的编辑工作，是由上述两位同志负责，并有安部矶雄、木下尚江、加藤时次郎、佐治实然等同志帮助；到后来，西川光次郎、石川三四郎和其他同志也参与了此项工作。我也曾从国外撰述文稿寄回。以《平民新闻》周刊为中心，集合了一批积极的从事宣传活动的同志们；他们常常在农村和城市中举行公开的演说会。他们还每星期在平民新闻社举行集会，开始认真地研究社会主义。不久，有几位女同志参加了此项工作，于是另外又每个月举行一次妇女社会主义者的会议。因为当时妇女们是被禁止参加任何政治性集会的。而在那时候，政府当局是把社会主义运动认为是一种政治运动的，因此订立了一项规定，凡在没有得到警察方面的许可时，社会主义者是不能召开任何集会的。虽然有了这样的规定，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许可我们公然组成社会主义政党。这时候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有了不少女同志的参加。日俄战争和反战运动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的同志，为了能早日达到和平，更用尽心竭力来从事于反战的斗争。1904年（明治37年）3月20日，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东京所举行的会议中，通过了向俄国的同志们致送慰问书的决议。在这里，为了能观察到这慰问书的精神和内容起见，我们特摘引二三段于下：致俄国社会党书俄国的同志们！兄弟姊妹们！我们虽然和你们各据天涯地角，没有机会能够聚首一堂来畅谈，可是我们的了解和想念你们，却为时已久。 1884年，你们在虚无党以外，恐怖党以外，又另外树起了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在工人农民之间，从事正义、人道的伟大主义的宣传；从这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之久了。在这期间中，你们所受到暴虐政府的迫害和无孔不入的特务们的罗织，具是古今无与伦比的。你们前辈的烈士仁人们，因而抛弃了一生的名誉，抛弃了无比的荣誉；极流离坎坷之惨，不是在彼得堡的监狱中蒙缧绁之辱；就在西伯利亚矿山间，受无比的痛苦。或为绞台之鬼，或成路傍之土，其数不知有几千万。然而，你们的运动并没有因之而受到丝毫的顿挫；你们的勇气是每经一难而增百倍。到去年冬天，有俄国全国各团体相联合而结成一片之事，因而使其势力达到了足以冲天的地步。我们平素每一想到你们各位这种苦心、惨淡经营的情况时，就不能不暗自予以莫大的同情；同时，一想到你们各位那种坚忍不拔的操守，也不能不为之感奋异常。我们常说，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同志、兄弟和姊妹，对于我们的主义来说，对于社会、对于全人类来说，该是多么的幸福呀！同志们！现在日、俄两国的政府，正为了要达到他们那种帝国主义的欲望，而漫然挑开了战火之端。然而，在社会主义者的眼中看来，那么既无人种的区别，也无地域的区别和国籍的不同；你们各位和我们是同志、是兄弟、是姊妹，彼此之间，决无可斗、可战之理。同志们，你们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现在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军国主义；我们的敌人也不是俄国人，而也是今天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军国主义。这样说来，就可以知道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实在是你们和我们共同的敌人，也是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共同敌人。同志们，你们、我们以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一个共同的敌人，就非得作勇猛的斗争不可。而今天，就是其最重要的时机，也是其最良好的时机。我们知道，同志们是决不会辜负这良好的时机，而任其逸失的；当然，我们也将在这时候，干我们所应干的工作。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向同志们说几句话，我们和各位既不是虚无党，也不是恐怖党，而是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者所奉持的理想是世界和平；而社会主义者所持的战斗手段，则必须坚决排除使用武力，必须采用和平的手段，必须在舆论方面作斗争；我们深知，在既没有宪法，又没有议会的俄国，要从事于言论上的战斗，从事于和平的革命是极为困难的。可是以和平为主义的各位，岂能因急于成事，而有时竟采用执戈而起，一举推翻政府之策。我们深切地体谅到这种志向，然而，采用这种政策，岂不也是求和平而反成了搅乱和平者吗？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事，徒然成为马基雅维利之流专制主义者之所快，而不是我们重视人道者所应取的。我们固然不能预知两国政府的胜败如何，然而，无论胜利归诸于谁，战争的结果，必然是民生困苦，增加税金，道德颓废；而同时则是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跋扈。所以，你们和我们决不应该注意于孰胜孰败之事，而应该致力于如何使战争能早日停止，如何能早日的恢复和平。同志们，你们与我们非得坚持对战争的抗议和反对不可。1870年普法战争时，万国劳动同盟的决议和运动，实在是你们和我们所应学习的。我们相信，同志们，你们一定也会同具此感的。你们与我们是同志，是兄弟，是姊妹，彼此之间断无可斗、应斗之理；你们与我们的共同敌人这恶魔，现在正猛烈地在吐其凶焰，伸其毒手以凌虐百万生灵。因此说，现在实在是我们和世界上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们，一同奋起，团结一致的时候了。马克思所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由今天的情况来说，实在是非实现不可的。希望我们能与各位同志们，一同努力来促其实现。同志们，当你们在为暴虐的政府所苦，密布的特务所追踪，为这共同的主义而刻苦奋斗的时候，请记住，在二万里以外，有正以满腔的同情来遥祝你们的健康和成功的几千同志，不，几千的兄弟姊妹在。对于这个宣言，俄国的同志们在《火花》报上，发表了他们的回答。来自俄国社会党的信这个宣言（即指致俄国社会党书），不能不说是历史上重大的文件。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了解到处在这战争情况之下，我们自己所处的境遇是如何困难的时候；就不能不推知日本的同志们，所处的境遇是比我们更加困难。现在，在我国，政府的一切部门是正出其全力来鼓舞人民的爱国心。因此，尽管这个濒死的专制制度所演出的一切无谋的行动，都是完全违反舆论的；可是，我们的运动却依然是每一举动还感觉到困难的。因此，日本的同志们，在这国家的感情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还公然的伸出其手来和我们握手。其困难可想而知。普法战争的时候，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两人为了反对侵吞亚尔萨斯和洛林两地，为了完成全世界社会主义大团结这不朽的事业，因而饱尝了牢狱之苦。现在，日本工人阶级的进步代表者所作所为的，正可以称之为不劣于前者的大事业。在日俄两国那种好战的叫嚣声中，突然听到他们的声音，具使人有些像接到来自另一个美善世界的使者所发的妙音那样的威觉。这种美善的世界，在目前虽然只存在于具有阶级觉悟的下层人民的心中；可是，将来却必然会实现的。我们虽然不知道这将来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可是我们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都正在努力，为使其早日到来而努力着。我们正在替这悲惨的“今天”，即现在的社会组织掘坟墓，而且正在组织能将它葬送的力量。用力量来对力量，以暴来抗暴。我们这话，决不是站在虚无党或是恐怖党的立场来说的。虚无党只存在和活跃于小说家柴霍甫的想像中，也仅仅是在欧洲上流社会恐怖中所生长的产物而已；我们自从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以来，就认为恐怖主义不是一种适当的运动方法，曾经一再与之作斗争。然而，可悲的是，这个国家的上流阶级，从来就没有服从过真理的力量；也还没有能够发见他们定能服从真理的一些理由。然而，这个问题在目前这情形之下，还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现在，我们最大的、最重要的感触是，日本同志们所寄给我们信中所提到的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愿以满腔的同情贡献给他们。打倒军国主义：万国社会党万岁！（录自明治37年7月24日号《平民新闻》）。以《平民新闻》为中心的活动《平民新闻》周刊，在编辑方面极为精彩，其中对于与国内外社会主义者活动有关而且有趣的社会的消息，报道得较多；还介绍了使社会主义影响到学生层的方法。在实际的行动方面，有不少的学生，就是由于该刊的启发才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其中大多数是到全国各地去贩卖社会主义书籍，劝募订阅《平民新闻》。那时候，《平民新闻》已在全国各地设立分社，其中在大阪的分社，是由森近同志所设立的。 1904年（明治37年）的5月左右起，政府方面开始对社会主义者采取了非常苛酷的处置。政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者的非难，集中在两点上。即第一，反战的言论是抹杀爱国心的；第二，社会主义的宣传是企图破坏阶级制度的，并且常能导致对皇室的批评的。因此，从此以后，警察对所有社会主义者的集会，都加以解散。可是，同志们却还尽可能地多举行演说会，为什么呢？因为有警察的干涉，所以一举行演说会，就能吸引更多的听众。在1904年6月的社会主义协会例会中，在全体同意的情况下，通过了致欧美同志的公开信，同时还决定向8月中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社会党大会提出的反战议案。在几个月的中间，《平民新闻》周刊除了准时出版以外，并且还出版了不少的书籍；其中最受人欢迎，而且销行得最广泛的是木下同志所写的小说《火柱》。这本小说，在几个月之中发行了十几版，收到了比矢野文雄所著的《新社会》更大的宣传效果。这是由于其属性是以当时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为中心的缘故，可以说是日本社会主义文学中的《铁蹄》（美国杰克·伦敦所著的小说）。 8月27日出版的《平民新闻》周刊，译载了发表在1904年6月27日伦敦泰唔士报上的托尔斯泰伯爵对日俄战争的文章；这件事使《平民新闻》提高了它的论调，而且也收到了很大的宣传效果。托尔斯泰写给平民新闻社的信，更鼓舞了我们同志对反战运动的热诚。为了纪念《平民新闻》周刊创刊周年起见，日本的同志们决定在其周年纪念号上，发表《共产党宣言》的译文；这译文发表在11月13日出版的那期上，是由幸德同志和堺同志两人合译的。发表有《共产党宣言》的那一期《平民新闻》，却被政府禁止发行，可是因为刊物早已到达读者手中，所以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1904年（明治37年）这一年，就在两件提起公诉的案件未经宣判中渡过了。这两起公诉案件中，有一件是对《平民新闻》第52期所发表的，由石川三四郎所执笔的社论《告小学教师》一文而提出的；另一件就是对《平民新闻》第53期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而提出的。在这一年中，虽然对社会主义者作了多少的镇压和苛酷的检查；可是社会主义的宣传依然是在非常活跃和热情之下进行着。这可以从《平民新闻》所发表的下列统计中证明。这一年所分发的社会主义宣传用的小册子达39,000册；平民文库出版了八种单行本，一共销售了15,700册；平民新闻周刊，在这一年中销出了200,000份。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分布在十一个市和十个村镇中。对社会主义者所提起的起诉案件有八起。同年中，举行了120次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其中有十三次是妇女社会主义者们的集会，当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妇女同志，为数极多。《平民新闻》的被禁和《直言》的出版我们的同志，学习了拉萨尔等人的经验，充分地利用了法庭中审理的机会，以从事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对于幸德及西川两同志的被诉案件，在判决以后虽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但结果还是被判有罪。不过在其审判的过程中——在十四个星期中举行了三次审判，我们得到了在法庭上宣传社会主义的机会。在公审中的发言，无论是上诉理由和辩论的发言，都丝毫没有障碍地印了出来。然而，从此以后，对于社会主义者的审理，差不多都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而且，社会主义者也决不能取保出狱。这次判决的结果是：幸德同志被判处徒刑五个月和五十圆的罚款，西川同志则被判处徒刑七个月和五十圆的罚款，印刷机没收。这起诉认为《平民新闻》是违犯了新闻纸条例的紊乱朝宪、改变政体的罪，所以判决禁止《平民新闻》周刊发行。这样，我们就出版了《直言》来代替《平民新闻》。俄国首都所发生的一月革命，日本的同志们都对之抱有莫大的关心，并且也因而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因此，他们就准备在拘押在日本的俄国俘虏中，试图宣传社会主义。当时在日本的俄国俘虏人数，正随着旅顺港的占领而增加着。《直言》周刊就对这批俄国俘虏，不断的报道有关俄国革命的消息；并且还致力于将从欧美方面寄来的社会主义文件，分发到这些俘虏中的工作。 1905年（明治38年）5月16日，东京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参加帝国议会总改选的候选人；几年以前，在前桥市以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而出现的木下同志，这一次也参加了竞选；由于社会主义者们极活跃的选举运动，他得到了三十二票。在人口达一百八十万的东京市中，有选举权的人是十六万人。由于在这战争的时代中，军国主义政府对社会主义的镇压十分残酷，所以社会主义运动是逐渐地知识阶级化了；同时，也逐渐地国际化了。在这情形之下，《直言》周刊的篇幅，更偏重于从外国来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因为日本的新闻是被禁止刊载的。金子（喜一）同志是每星期都从美国寄稿来；我当时因为住在美国，所以也曾担任过沟通国内与国外同志们间意见的工作。《直言》周刊曾经译载过罗巴特·勃拉基福特所著的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快乐的英国》一文。这个周刊，利用了文学的才能，所以常能编得很精彩。社会主义者的集会，普遍地在各城市和农村中举行；社会主义的研究会、同志间的联欢会、讨论会以及公开的演说会，每星期都在全国举行着。遗憾的是，由于经验不足的关系，和社会主义者被剥夺了组织政党这种权利的关系，所以社会主义者没有能够把分散在全国各处的力量，集中和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组织。当时的执政者，以桂侯爵为首的战时内阁，对于社会主义者的镇压是越来越厉害了；新出版的社会主义书籍常常被禁止发售，《直言》周报也不断的被没收，编辑人常被检举、下狱，这些事情都削弱了社会主义者的队伍。单从经济方面而论，那么这个周刊，已经陷于非得依靠同志们的捐助来弥补其亏空不可了；除此以外，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少的困难。使这个周刊受到极大打击的事，就随着发生了。1905年（明治38年）9月5日，由于东京市内所发生的大暴动，《直言》是完全停刊了。当时虽已经发布了戒严令，可是几天中，首都却完全陷入暴民的手中。这一次大动乱的原因，是由于人民群众对在朴茨茅斯订立的和约所发生的不满；实际上，这是人民群众对在外交问题上欺骗人民，和压制人民自由的桂内阁全面的不满。《直言》周刊，就在没有任何理由下，被作为暴动的结果而遭到了停刊的厄运。我们的同志原来是以这周刊为中心而团结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着这刊物和书籍的销路的。由于常常被提起公诉和这周刊、书籍的不断被禁止发行，而使收入方面没有增加的希望；可是在另一方面，需要依赖这种收入来维持的同志人数，最近却有增加；因此使由这个周刊来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也比过去要困难了。这样，就使社会主义者们决定将他们的团体全部解散了。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是以在城市或农村中所发生的群众性暴动而告终；可是，我觉得，在这结束中是包含着能发展为不久的将来新活动的萌芽在内的。从全体而论，我认为，社会主义者们，为了反战和和平，是曾从事于光辉而艰巨的斗争的！
第三章社会主义的普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片山潜->《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1918）第三章社会主义的普及 ↘《劳动世界》的复刊 ↘名流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组织 1902年（明治35年）和1903年（明治36年）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各种活动最活跃的时期。当时，社会主义在社会上流传得最广泛，而且已经成为大家研究和讨论的话题。当从中国抢来的巨额赔款，突然流入的期间，在支配工商业界的那种疯狂似的突然繁荣之后，差不多把继续多年的产业衰退给克服了；虽然这样，但是期待了很久的兴隆，并没有到来。为什么呢？因为朝鲜的支配权，在中国败于日本之后，多年以来就成了俄国与日本之间争执的焦点；当时，在这个所谓隐士之国（朝鲜）的上面，正笼盖着险恶的风云。不过，财政的状态，已经呈现了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良好情况；产业方面的状态，也在坚实的基础上发展着。这种种的事情，都使我们便于在工人阶级之间，从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宣传。这样，使一般的人民群众在当时，都能热心地倾听和讨论社会主义。《劳动世界》的复刊在这活跃的两年中间，我们曾到日本全国各地，作了几次广泛的宣传旅行。到各地去旅行宣传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二人到五人为一组去的，而我，常常是其中的一人。所需的经费是由演说会的门票收入和贩卖《劳动世界》以及社会主义书籍所得来的。《社会主义日报》失败以后，《劳动世界》又复刊了。1902年（明治35年）4月3日，《劳动世界》就以经过了大改良的杂志形式出而问世，每两星期出版一次。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自然而然地，以由我所编辑，而得到西川等二三同志的援助的《劳动世界》为中心而活动着。安部、幸德、堺、木下等同志和其他人士，也不断投寄有关社会主义以及社会问题的论文；不仅如此，幸德同志还为《劳动世界》写斐迪南·拉萨尔的传记；堺同志把爱弥尔·左拉所写的《劳动》中的主要部份译了出来；小冢（空谷）同志则替刊物翻译了《美丽的英国》一文。这些都发表在两年内的《劳动世界》上。此外，我们还出版了批判米兰的工作和爱弥尔·凡特维关于工业革命的书籍。名流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渐渐地普及起来；这可以从《劳动世界》的编辑人会就工人问题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去访问了不少有名的人士，如政治家、学者、实业家们，征询他们的意见这事实得到证明。我们可以翻开旧的《劳动世界》杂志来看一下，那么就能见到现在完全反对社会主义，非难社会主义者所作运动的人们，在当时都是承认社会主义，并说明了他们为什么承认社会主义的理由，这到现在看来也是极有兴味的。其中有一个人，甚至于已经说过他本人就是社会主义者那样的话。现在，我们来介绍几则发表在1902—1903年（明治35—36年）间出版的《劳动世界》上的访问记吧！ “我，为了想听取前总理大臣大隈侯爵对于社会主义的意见，而去访问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从古以来，我国政治家们的想法，就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说到这里，老侯爵又列举了一些历史上的事实来加以说明。例如：‘德川时代，日本实现了其独特的社会主义。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的德川家康时代，曾经禁止土地的资本化，对于工资也用法律来加以规定。封建领主之中，有些人，特别是像加贺的藩主就会下令，在他辖领以内的地主，在一定期限内不得收取地租；这期限规定是每次十年，但曾接连有三次之多。以后，到1868年的革命（明治维新）成功以后，佃农们取得了他们自己的土地。有的时候，幕府禁止债权人追逼债户还债的诉讼。我们也知道，政府常常下令注销人民所欠的一切债务。’” 以历史学家及学者著称的福地源一郎，他向《劳动世界》的记者说：“日本的国体，一种事实上就是社会主义。从基本的人民思想来看，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民，是把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人，视作罪人的。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人，要受到像对赌徒、强盗同样的责难、处罚的。劳动是日本人民的理想，这不是社会主义吗？” 帝国本科的和田垣谦三教授说：“日本的民族是社会主义的民族，日本人是具有社会主义性格的。”近代日本最伟大小说家之一的德富芦花曾经写过一本，使官僚制的基础大为动摇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小说《黑潮》，这小说是在1899年（明治32年）出版的；出版以后，他曾对《劳动世界》的记者说：“我信仰社会主义，并且要宣传社会主义。今天，那些说不信社会主义的，和对其宣传发生恐惧的人，都是些留恋着自己的地位、想积累自己的财产和希望荣显的人们。所谓不能理解社会主义，或以为不足信的人，都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些混蛋或疯子！” 帝国本科的新渡户稻造教授，在1903年（明治36年）的夏天，当记者前往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并且还明白地说，在资本家的垄断以后，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必然会被经济界所认识到的。他说：“那时候，社会主义者将支配整个的世界；这样，人类中的绝大多数，就能过着幸福的生活了。我，在留美的三年中，使我成了个社会主义者；而且，从这时候起，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也不断地加强。人类的理想就在于社会主义。” 这一位对于社会主义持有坚强信念的人，在1903年（明治36年）时，以未来的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正就是以《武士道》这书的著者而著名的新渡户稻造教授。这个教授，到后来是忠实地效劳于官僚政治；但对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则视为有害于国家利益的存在而加以攻击。他过去的学生之中，也因为受了新渡户稻造教授的影响，而不再信仰社会主义了；其中有一个就是社会民主党发起人之一的西川光次郎。这些人们，对《劳动世界》记者所发表的谈话，听起来好像是随声附和的话，可是，《劳动世界》的这种记载，却证明了当时，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被驱逐，社会主义也不像现在这样被禁止的事实。在一个短时期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是非常顺利的。我们，不仅得到了承认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名流们的同情，而且也得到了像矢野文雄那样极有力的、优秀的社会主义者。1902年的夏天，矢野文雄宣称，他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还曾对我们讲过很多次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那时期，他也常常与我们一同去从事社会主义的宣传。矢野是一位老资格的自由党政治家，又是八十年代从事立宪政治时积极的骨干份子；以后，由于自由党的过份腐散，所以他退出了这个政党。 1882年（明治25年），矢野写了一本以树立底比斯（Thebes）霸权的青年团体为题材的书——《经国美谈》这本书，在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中，曾经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其销路竟达五十万册之多，使矢野成了一个有名的著作家、思想家；现在，他以社会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和我们一同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矢野不仅积极地从事于宣传活动，而且还写了一本名为《新社会》的书，其中提出了许多独创的意见，并且还能够充分地说明近代社会主义中的各种问题。他吸取了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点，详细地叙述了把日本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法。他用非常巧妙的笔法描写了由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并且还替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形态和国际关系等作了精巧的设计。在这两个问题上，他似乎是他自己对于莫亚和培拉米所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文献的寄与。《新社会》这本书在出版以后，立刻就风行全国，销路很广，在两三月之中，就销出了几十万册。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劳动世界》从1902年（明治35年）4月3日起，开始记录我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我们在1903年（明治36年）中，曾举行了六十七次公开的大会；在十九个月中，一共召开了一百八十二次会议。除了这些会议以外，在各地方一定还有不少由其他同志们所召集的多次会议。在这期间，我们曾几次到各地方去作宣传旅行。1902年（明治35年）的夏天，我们中间有三个人会在半个月中间，沿着日本铁路到东北地区作了一次宣传旅行，走了五百多英里，在分散在这区域内的十二个城市中举行了十三次的演说会。1903年（明治36年）1月，我们中间的两个人又曾到关西的城市去，作了四百多英里的旅行；在京都、大阪、神户、广岛及吴等地都举行了演说会。这一年的夏天，从7月4日到9月5日这期间，我们中间的三个人，有时是四人曾到四国和九州的十一个县份、二十一个城市去，作了广泛的宣传旅行；在这些城市中举行了二十六次的演说会。在这期间，还作了好几次的短途旅行。这些宣传，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来从事的，《劳动世界》也因此而广泛地为人所知了。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活动，由于政治的组织是被禁止的，所以社会主义协会就成了我们唯一的组织。这个协会，不过在主要的城市中设有两三个支部而已；因此，我们的工作，也只能限于教育和宣传方面。可是，在工人阶级之间，特别是在煤矿工人之间，我们是具有极强大影响的。在北海道的夕张煤矿中，我们有着极良好的组织；其实，在那里只有几个社会主义者担任这组织活动的指导者而已。日本的矿工，向来就被认为是最有力量的工人；他们在实际上是公然反抗治安警察法的；比起铁路工人、铁工等产业工人来我们的宣传家更容易和他们接近。这个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们能把足尾铜矿的矿工们组织起来的理由。我国的矿工，都住在矿业公司所建筑的木棚大杂院中，他们自成一个小部落，彼此相识。所以就是在矿里面工作的时间，他们也是自由地谈论他们所喜好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两个同志——南助松和永冈鹤藏在足尾铜矿中，能于1904年（明治37年）到1907年（明治40年）的中间，把矿工们组织了起来。不过，这个组织在1907年2月的大暴动时，也随着暴动的失败而溃灭了。我们虽然因为政治性的组织，已在两年之前被禁止而不复存在；可是，我们却将国内的社会主义者组织了个社会主义协会；1903年（明治36年）的4月5、6两日曾在大阪举行了大阪社会主义大会；大会是在大阪土佐堀的青年会馆中举行的，另外，还在全市最大的公共集会所的公会堂中召开了二次大演说会。这些会都是很盛大的，在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一点上，所给予听众们的印象是很深、很好的。在这次的大会中，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下列各决议： 1．我们是准备以社会主义来改善人类社会的； 2．我们必须为在日本实行社会主义而努力； 3．为求社会主义的成功，国际上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团结一致。举行大会期间，有一万册简短的社会主义者的宣言小册子，在当时举行的博览会门口散发给群众了。 1903年（明治36年）所发生的几件事情，足以显示出将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第一件就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当时，在远东，俄国与日本之间由于对朝鲜的支配权问题。而形成了非常险恶的情势。我们，社会主义者对于战争，是采取了坚决而不可动摇的立场的，所以对于与俄国的战事，也是同样地用这种态度来应付的。最早的一次社会主义者反战大会是1903年（明治36年）10月8日在东京的基督教青年会中举行的，尽管受到了主战论的各政党的强烈反对，这个大会还是得到了极大的成功。这次的大会就成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对这即将来临的战争，表示反对的最初宣言。在演说的精神或语调中，都预示着即使在战争期间中，社会主义者的反战斗争也还是非常坚强的。接着发生的是：辞退了《万朝报》社论委员的职务而专心为社会主义尽瘁的两位同志——幸德和堺，开始了他们那种活跃的社会主义宣传活动。这个决定性的动机有两个理由：主要是因为颇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日报——《万朝报》转变成了主战论者，他们两人和社长之间发生了意见上的争执。原来这个报社的社长黑岩，对于社会主义一贯是全面地支持，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因此几年以来，他们就在这报纸上从事于社会主义的宣传。现在，不用说这两位同志是不能不离开的了。他们开始了活跃的社会主义活动，这对于将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可以说是赋与了极为有望的条件。 11月中，我曾到北海道去作短期旅行，经过东北地区而到夕张煤矿；在那里有一个由社会主义者担任领导的矿工工会。这一次的宣传旅行，对我来说，却是这一年中最后一次的工人运动的宣传工作。因为就在12月中，我为了出席1904年（明治37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第二国际），就要离开日本前往美国。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至今还只在工人阶级中间从事以社会主义为主的宣传。我们的各种集会，有多数的工人出席参加，并且还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时常和我国的工人阶级相接触；因为从1897年（明治30年）铁工工会成立的时候起，一直到1903年（明治36年）为止，我始终担任着这个工会的总会参事会员，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机会到各地的支部去。跟许多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们交际，给了我不少愉快的经验；甚至到工会溃灭以后，虽然他们已不再是这个工会的会员，可是他们却还始终支持着社会主义运动。由这种事情看来，使我们知道，我们社会主义者的运动，决不能漠视工人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利害关系。工人阶级，一般是步骤迟缓的；可是他们却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用实践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倾向。因此，我无论是在意见方面也好，在战术方面也好，决不走极端。我们的运动，并没有为知识阶级的偏向所支配。
第二章全盛时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片山潜->《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1918）第二章全盛时代 ↘当时作为大受欢迎的政策的社会主义 ↘治安警察法 ↘社会民主党当我们在日本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一年半之后，从经验上使我们确切地相信，我们的前途是非常有望的。无论是1897年（明治30年）12月1日组成的铁工工会，或是1898年（明治31年）2月中所成立的日本铁路公司的司机、司炉们的工会，其会员人数的增加都很顺利。而其次年（1899年，明治32年），在日本的工人运动史上，可以说是收获最多、最大的一年。所有参加运动的人们，都对工人阶级伟大的前途，抱有坚强的信念；所以都以充分的勇气和热情来活动着。我们指导者之中，有两个人住在神户，就在那里他们开始了同样的运动；其中的一个，是以制鞋为职业，曾经到过美国；他是个优秀的工人阶级宣传家，现在，他还在神户从事着运动。在东京，工人们的集会是有规则地在市内或近郊的各地方举行着，这些集会的听众，一天比一天增多。《劳动世界》的读者，也有很大程度的增加；它是提供外国方面有关工人运动的最新情报的、工人阶级唯一的机关刊物；事实上，它是一手包办工人阶级宣传工作的机关刊物。它还教育着整个的工人阶级。我们工人阶级，在那时候，迫切地热望着吸收新的知识；接着，就在学到的基础上，立即行动起来。关于合作社的问题，曾经花了半年或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公开的集会上，或是在《劳动世界》上加以宣传；因而成立了许多由各种工会的会员所组织、经营的合作社零售店。 1898年7月号的“劳动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十一个合作社零售店的报告。这些合作社所已收到的股款总额达七千六二〇圆，一个月的营业总额为七千四九七圆，社员总数是一千三四六名。十一个零售店中有一个在铁路工厂所在地的大宫，这个零售店，直到现在还存在着。五年以前，这个合作社建造了一个大俱乐部，其中拥有能容纳一千人以上的大礼堂，这个俱乐部，现在被用来作戏院了。至于零售店，不仅对工人，就是对大宫的一般人民也给予了很大的便利。几年之后，工会虽然因失败而消失了，可是这个合作社却还存在着，并且还能繁荣地发展到今天。因为这个零售店是合作社的零售店，所以其所售的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都比附近店铺中要低廉。再把话题转回到工会吧！在这以前，我们除了不能到街上去举行示威游行和在屋外集会以外，其余各方面，比较上说，政府是没有作任何干涉的。虽然说，常发生警察驱散工人们集会的事，可是，对于我们的运动，却并没有作什么大的干涉。正相反，这一种少数警察对我们集会的干涉，反增加了刺激，使人民群众同情我们。可是，到1899年（明治32年）1月，铁工工会在上野公园举行该会成立一周年纪念庆祝会的时候，政府对我们作了强暴而且完全不当的镇压。这个公园是归皇室管理的，我们已经得到了公园当局的许可，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已经得到了皇室的许可，可是政府却还突然下令，解散这个集会。这种运用高压手段的禁止，是根据以普鲁士的法律作为范本的旧法律而施行的。政府当局，虽然想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可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因为还没有一个适用于这方面的实际的法律，所以我们能在这几年之中，继续不断地从事于教育、宣传方面的活动；甚至于连警察方面的干涉；也被我们的宣传家们加以有利的利用了。当时，对日本的工人来说，罢工是一种用来达到、获得他们正当要求的有效武器。而事实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是利用罢工这武器来达到他们的要求的。从我国封建时代的历史来看，那幺佃农们是常常利用暴动的方法来解决他们对领主、代官的不平的。因此，在日本，暴动对于封建时代的改革和劳动人民的发展上，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的。和这情形相同，日本的工人们，今天也在利用罢工作为改善劳动条件的直接武器。 1899年（明治32年）3月，在太田资信的领导下，瓦匠们把他们那老式的行会改组成了新式的工会。太田在这一行业中，具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并且还是这个职业行会中的有威信的指导者、工人运动的领袖。当时瓦匠工会拥有会员二千六百人。除了上面已经提过的造船木工和石匠等的工会以外，像这样性质的工会组织还有不少。1900年（明治33年）8月1日号的《劳动世界》上，曾发表过一篇有关工会组织的文章，说： “渡船工会拥有二千名会员，他们是在五百只渡船上工作的船夫；渡船的持有人，供给他们的医疗费用和若干互助救济基金。产业工会是东京湾中港湾工人们所组织的工会名称，它拥有四百名会员。在码头上工作的工人们，有二个工会组织，其会员的总数是一千八百人。除了产业工会以外，还有两个港湾工人的工会；一个是由在船上工作的工人所组织，而另一个则是由在码头上工作的工人所组成的。前者有三千会员，后者有一千会员。” 从这篇报告中，可以知道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而且，也可以从这里见到，所有行业的工人们都已经感觉到其本身有组织工会的必要。东京印刷工人工会采取了和铁工工会、铁路上的司机和司炉们的工会不同的战术，以努力解决其本身的问题。这个工会，从一成立起，就高唱所谓劳资利害相同的共同性。为了更明显和清楚地说明其态度；我们可以看看下列的事实。会长一职，选的是议员岛田三郎；其理由是他们从岛田对于劳资双方来说，都是友人这一点来加考虑的。印刷工人工会为了达到它的目的起见，采取了这种政策；并且还在实际上得到了东京帝国本科教授们的热烈支持。这个工会在1899年（明治32年）11月3日于东京神田区锦町的锦辉馆中举行成立典礼时，会设了很丰盛的宴席。这个工会，据他们自称拥有会员二千人。当时，本科教授和他们的学生们，对于印刷工人工会对他们所采取的友谊态度，感到很大的兴趣；因此，就在社会改良主义这一名称之下，开始了一种改良社会的运动。这批本科的学者们，所受德国流派的思想的影响很深；因此，他们主张应以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基础而作点滴的改良。我们曾经和他们在公开的集会上，或是在报刊上作过激烈的辩论。工人们中间，则是大多数都支持铁工工会、《劳动世界》编辑者们所采取的态度。从1899年（明治32年）的年初起，《劳动世界》为了讨论社会主义起见，每期设了专栏。虽然说，《劳动世界》从过去起，就曾不断地报道外国方面有关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息，只有今天我们才认为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原则来教育工人同志们的时候了。同年11月，在大阪又有名为《大阪周报》的工人报纸出版，这个报纸明白地主张社会主义是解决工人问题的唯一方法。这报纸是大井宪太郎个人创办，并由他自己担任编辑。大井是1890年（明治23年）以前，自由党在要求设立议会和订立人民宪法当时，有名的自由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不幸得很，《大阪周报》出版没多久，就因资金不足和得不到工人的支持而失败了。 1899年（明治32年）是我们的运动发展极其顺利的一年。我曾两次到日本铁路沿线的东北地区作访问旅行，第一次在春天，第二次则在秋天；两次虽然都是以铁工工会总会参事会员的资格去的，但其结果都非常圆满。铁工工会的各支部的情况也都很好，对于工人运动来说，几乎或者完全没有什么障碍存在。东京的厨师工会和横滨的家俱工人工会都是在这一年中，由《劳动世界》及其主笔的直接援助之下组成的。当时作为大受欢迎的政策的社会主义 1899年（明治32年），对于日本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来说，是前途更加辉煌的一年。社会上一般地都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对社会的改良，抱着很大的关心。日本自由主义运动的创始者，并且也是1868年（明治元年）革命（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的板垣伯爵，曾经创设了一个以社会主义的原理为基础的，名为同气俱乐部的革新俱乐部组织；并且还在工业都市的和歌山市及大宫市中，设立了教育工人和供他们娱乐之用的工人俱乐部。《东京经济杂志》的编辑兼所有人，同时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有名指导者，议员田口卯吉博士则热烈地主张单税论，猛烈攻击地主。当时，大家之所以对社会改革极为关心，而且热烈地加以讨论的原因，是由于资本家的不法行为，以及资本家阶级对工人、女工们的残酷行为所激发的。现在举二三个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吧！ 1899年（明治32年）6月，在九州的丰国煤矿发生了有207名矿工被活埋的事；当时，矿方先去抢救矿中的设施，而不去救人，以致到后来这些矿工全部被烧死。稍隔了些日子，又发生有31名年轻的纺织女工在纺织厂的宿舍中被烧死的事；这批年轻的少女，在一天十六小时的劳动以后，就被禁闭在宿舍里面；而这些宿舍的门窗，为了防止她们逃走起见，都是从外面锁上的。发生这惨剧的宿舍，是在半夜一时起火的，那时候，这些疲劳万分的女工们根本就无法逃生；即使人从窗户中跳了出来，也不免陷于摔死或残废的境地，其余的，就完全被烧死了。此外，还因为帚川的铁桥根本没有人管理，所以在日本铁路的路线上，就有四十名工人被杀。这些在全国各种企业中所发生的惨剧，以及其他更多的惨事，在大众之间有意识地或是无意识地唤起了他们的义愤；于是就把这些事情都总结在一起，产生了对资本家们这些残暴行为的抗议。其结果就是《劳动世界》所采取的政策，广泛地得到了群众的承认。治安警察法在1900年（明治33年）春季的第十六次帝国议会中，通过了一项法律，并且立即实施了。这法律就是称为治安警察法的，这法律的产生，证明了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都已敲起了丧钟。因为这个法律是禁止工人阶级组织工会的。这个法律，在事实上禁止了工业劳动者和佃农们，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而起来反对雇主、地主的运动。凡劝诱他人参加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减低地租等运动的事，都被宣告为扰乱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犯罪行为。后来这个法律把一切工人运动都解释成为犯罪了。这次议会中，还通过了产业组合法；可是工人们因为治安警察法的缘故，以致竟完全不能利用这个产业组合法。治安警察法这种强暴镇压工人阶级的特征，使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支持者，更深切地感觉到在日本必须争取普通选举权。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组织了一个争取普通选举权的协会（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这个会的会员中有不少社会上知名的人士；东京理发工人工会和日本铁路公司的工会也参加了。不过，到后来由于普通选举运动而办到的事，只不过众议院通过了普通选举法而已；到贵族院，这个法案还是被否决了。在这期间，我们用了比在组织工会时更热烈的情绪，在工人们的集会中宣传社会主义。普通选举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可是由于当时政府所采取的镇压工人阶级的政策，给了我们的运动以很大的、足以加强信心的刺激；也就是说，这些措施使我们不得不在工人们中间从事于社会主义政策的宣传。当时，在公开的集会上谈论有关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策，比谈论有关工会、罢工和不合作等等较有言论自由。因为后者和当时日本的企业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在几年中间，逐渐地用社会主义教育了日本的工人。下面的事，恐怕是由我们的宣传所引起的最初的直接的结果。 1901年（明治34年）3月，在大宫市举行的日本铁路工会的年会上，通过了一个宣言，称社会主义是解决工人问题的唯一的根本的方法；并且还令其执行委员会参加争取普通选举权的运动。社会民主党日本铁路工会所议决采取的明显的社会主义立场，以及当时其它许多的征兆，都使我们确信日本工人阶级从事于政治活动的准备，业已成熟。因此在1901年（明治34年）的5月2日，经过几星期以来在铁工工会总会中的讨论和研究之后，创立了一个名为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这同时，我们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宣言和党的纲领。这个党的发起人是幸德传次郎、安部矶雄、木下尚江、河上清、西川光次郎和我。我们的宣言，在东京的四种日报和《劳动世界》，以及一个地方报纸上发表了。党，虽然为政府所禁止了，可是，社会主义却开始被广泛地宣传着。因为在东京四大日报上所发表的我们的宣言，传播得很广泛，所以给群众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在报纸上发表这个宣言的编辑们的按语，反而使社会民主党被禁的这个问题广泛地向全国宣传开了。这种令人兴奋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大大地激励了被禁止的社会民主党六个发起人；使他们更有劲地、热情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的教育和宣传的活动。我们又组织了一个与政治没有关系的团体——社会主义协会。在这个协会的名义下，我们举行了社会主义的演说会；不用说，来听讲是要收费的。会员人数逐渐地但是着实地有了增加；不久之后，这些人也都开始参加了演说会。单纯工会活动的宣传，逐渐受到了政府当局的严厉取缔和限制。可是，在当时，我们对工人政策和社会主义的宣传，还是比较自由的；而且在人民大众之间，也是受到欢迎的。例如有一个小型的日报《二六新报》，就曾连载由社会民主党发起人之一的安部矶雄同志所写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达二星期之久。甚而像《时事新报》那样大型的资产阶级的报纸，也发表了我们社会主义者集会的通知。其他报纸上，对于我们的集会，也在新闻栏中有所报道。一般的说，这种一看就能知道的友好态度，恐怕是出于商业的动机，想多销几份报纸吧：虽然这样，但是对于我们的宣传，却是很有利的。举一个例来说：上面提过的《二六新报》，是我的朋友所办的报纸，曾经与我担任总会参事会员的铁工工会合作。在1901年（明治34年）的4月3日，日本四大节日之一的天长节时，铁工工会拟假座向岛公园举办工人联欢大会。这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就有大约五万人左右的工人同志，来缴纳二十钱的入场费而申请参加；其中包括有铁工工会的会员六千名。这个联欢大会虽然被政府下令禁止，但是《二六新报》却还主张举行；几经交涉之后，政府方面才同意在参加人数不超过五千名的范围之内举行，其理由是政府当局不可能动员一千名以上的警察，所以决定在这公园中举行时，参加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五千名。《二六新报》通知说，参加的人数只以五千人为限，看谁捷足先登，因而想出了应付这种情势的计划。让这五万人之中，谁都想能先到。这一天，可以说是在日本工人运动史上呈现着空前盛况的一天。有很多人在前一天的晚上，就到了公园中，整夜的等着。第二天一清早，在那里的人数已经超过了限额；等到开会的时候，来参加的人已有三、四万之多。警察的力量，在人民群众和平的示威运动前面是没有力量的。这个联欢大会中通过了要求实行普通选举、制订工厂法以及其他事项的决议。这个会，无论在哪一方面来说，都是非常成功的。日本的工人阶级，至少在这一天是实际感觉到了他们本身的力量。在这联欢大会之后一个月中间，全国各地也都举行了集会；可是，由于政府方面认为这样的集会，对于国家来说是有危险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许可再度举行联欢大会。其实，政府的这种做法，正暴露了它在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前面，感到其本身没有力量的事实。就在社会民主党被禁之后，东京有名的，为大家所熟悉的日报《万朝报》开始组织了一个团体。这团体就是采用了大部份社会主义纲领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改良团体“理想团”。当时的《万朝报》中，我们的同志幸德和堺正担任着社论委员；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万朝报》此举，可能是继承被禁止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但是几年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期待是完全相反。 1903年（明治36年）秋天，正当与俄国的战争日见迫切的时候，《万朝报》采取了极端的主战论的立场；在这情形之下，幸德同志和堺同志离开了这报纸。从演说会的成功和《劳动世界》销路的日见增加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度关切，使我们感觉到有将《劳动世界》加以扩展的必要。因此，在1901年（明治34年）的夏天，我们就预告，到12月号，即《劳动世界》出版满一百期以后，就改版为日报。原来，《劳动世界》是每月出版两次的半月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就在工人同志之间发起了征求预订的运动，要求他们能预订一年，并预缴报费二圆四十钱；这种要求，立刻得到了反应，收到了不少订户。这样，大约经过了八个月的筹备工作以后，在1902年（明治35年）的元旦日，我们，出版了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日报的创刊号。我们取得了自由使用铁工工会总会会所的权利，把二楼全部作为编辑部和排字间之用；我们的办公室则设在楼下前面的一室中，后面就充印刷之用。我们的日报，主要是由工人阶级所支持的；安部、幸德、河上、木下等同志和许多其他的人士也都支持我们，投寄论说稿件。至于有关报纸资金方面的事，则由我负全部的责任。在购进铅字、机器等一切必要的设备，整整花了一千美金。这报纸整整的出版了两个月。当时，东京市的报纸，其贩卖、分送和批发等工作都是由二十一家报纸代销处负责的；他们对于我们的报纸，提出了比别家报纸高的折扣率，无法使我们接受，因而使这报纸完全不可能在每天早晨送到各读者的家中。除此以外，我们在事务方面也缺少经验，都成了形成困难的原因；尽管有工人阶级，尤其是铁工工会的热心支持和同情，也没有使我们冲破了这些困难。同时，我本人的健康情况，也因为过度疲劳而达到了不能支持的地步，为了恢复健康，我非选择一个要比东京的气候温暖的地方不可。在这些情况之下，不得已把这报纸停刊了。当然，这对我个人来说，或是对整个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都是莫大的损失。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如立刻停刊；以便在最近的将来复刊，另行采取其他形式来继续从事宣传活动，这样做是较为合适的。
第一章日本的工人运动及其背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片山潜->《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1918）第一章日本的工人运动及其背景 ↘日本工人运动的起源 ↘铁工工会和《劳动世界》 ↘铁路的大罢工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常常这样说：无论日本在近代化的进步上有多么惊人的发展，那也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仅仅是采用了西洋文明的皮毛而已。他们认为，日本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发展和进步；有的，只是模仿西洋而已。根据这一种说法，他们是想从日本人至今所成就的事业中找出一些破绽，以便到达他们所主张的，日本人劣于西洋诸民族的结论，以期在白色人种之间，挑起反日本人的运动。为了要理解今天日本工人的真正性格和感情起见，就必须多少了解一些他们的过去；也就是必须追溯到封建时代他们的背景。日本的封建制度，其本身大概就能成为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因为日本的封建制度，一直到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后，还继续存在着；而这种封建制度是曾经连续存在过几世纪，有它久远的、独特历史的。日本的封建制度在三个世纪的中间，曾经有过使人民在各色各样的活动和发展的和平生活中安居乐业过。在这些年月里，日本使自己和一切从外部来的影响、文明隔绝了。因为日本的生活，和周围并没有关系，所以它创造了独自的、真正的日本文化；阶级间的界限不但是非常的清楚，而且也非常的严厉。农民、工人和商人们是世世代代、安安分分地过着太平盛世的生活。研究这些阶级的工作，虽然是一件有益的事；但是我们的目的，只是想要知道，日本工人、劳动人民所具有的优良质量中，有多少是在封建时代得到了发展这一点而已。因此，我们为要说明现在的工人阶级有着过去——即使看来似和今天的工人阶级的确不同——的根源和历史，在这里先谈一谈封建时代的工匠阶级。在日本的封建时代，工匠阶级曾经有过非常优秀的发展。他们的制作品，一直到现代，还具有很高的价值；不但美化了日本的文化和生活，而且在西洋的博物馆、美术馆中，也都把它作为美丽的装饰品。在某些曾经组织行会的古老职业里，我国的工匠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曾想出巧妙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的师傅和会外人们。在行会之中，最令人感到有兴趣的是锯木行会。东京的锯木行会中，包含有师傅、被雇的工匠和徒弟。被雇的工匠，无论技术是多么熟练，一开始的时候，也非从作徒弟干起不可。他们的工资是随米价来调整的。米，一直到今天还是那样，始终是日本人的主食。过去，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是由米价来决定的。这个行会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每一个入会的人，都得把工资的几分缴给雇主，充作使用锯木场的费用。缴纳这种有名无实的使用费以后，他就能取得在这一个锯木场中工作的独占权。并且锯木场的所有主，不能雇用没有参加过这行会的人。所以说，像锯木行会这样的行会，如果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可以说是取得了完全的封锁工厂（closedshop）的权利。而且还取得了按米价来调整工资标准的权利。矿工们的行会，其组织的范围更为广泛。它是共产主义的，并且包括全国一切种类矿山的工人。矿工们，只要工作三年以后，行会就发给他一个足以表明他是这行会成员之一的文件。具备了这种资格以后，他就取得了到全国任何一个矿山中去寻找工作的权利。这一种习惯，到今天还保存着。矿工，无论到哪一个矿山去，那里的矿工们都会把他当作同伴、当作客人来招待。只要有工作，他就可以在无论哪一个矿山上作工；或者为了找工作，他可以在那里住下。如果他想到别的地方去试试他的运气，他可以从同伴的矿工们筹得能到别一个矿山去的草鞋钱。老矿工上了年纪要退休时，或者是因某种情况而致残废时，行会准许这矿工向全国的矿工募捐。每一个矿山都是一个大行会的独立的单位自治体。无论在哪一矿山中取得此项权利的矿工，就有权向其他一切矿山中去募集此项补助金；补助金的额数是随情况而定的，现在说来，大约在一千圆至二千圆之间。这个制度，至今还被保存着。在封建时代，我国的矿工掌握着作为他们管辖区域的、作为他们自己的领土的全部地下世界。除了矿工以外，谁也不能进入这个世界。此外，矿工们领着最高的工资。这可以从日本在习惯上用来形容矿工们工资的话——金山家财这上面看出来。这句话意味着矿工们的奢侈的生活，或享乐主义。矿工们相互之间称为“兄弟”，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睦，都是以心交心；独身者则都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日本国内旅行。不用说，矿工们具有那一个时代的产物的种种缺陷和不充分的地方。可是，矿工们的行会之强大和完善，却是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所有的矿工们，都受到了行会的恩惠。然而，从普通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封建时代的矿工简直是社会上最凶暴，最危险的成员。他们，由一般人的想法来说，毫无疑问地是一群亡命之徒。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因为他们把矿山看成是罪犯、被剥夺公权者的避难处所。在日本，只要人一落魄到进了矿山的门口，就绝对不再受法律支配。所以说，在封建时代，日本的矿工和人民之间，没有什么交往和感情存在，这的确是件事实。不过，过去的矿工们，还是一群守法的人。石匠的行会，在日本工人的组织中，是可以认为具有最高度发展，而且是最完善的一个行会。他们掌握着技术的独占权，并且还是国内最可靠的工匠，所以他们常得到最高的工资。这里所举的，不过是二三个例子而已。各种职业都有它自己的行会，并且也具有和全世界工人阶级所共同的斗争历史。各种职业的行会，虽然曾经尽心竭力来保护他们本身的利益；可是，其大部份还依然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而出现的工业制度所破坏了。不过，这种行会在今天，还依然存在着，特别是在金属工业、造船以及许多应用现代机械工程的工厂中有着的许多优良特点，也还是仿照这种古老的组织而来的。今天日本最优良的工人，有的从事于打刀、制锄，有的从事于手艺；这些工人都是过去的铁匠，或者是受过他们的训练的。日本最初的工厂，是由封建领主所创办，由英国人管理的。到这种工厂中去工作的，都是当时的铁匠。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工业中也是一样。这就是现在拥有一百万人以上工业劳动者的我国近代工业的背景。五十年以前，日本还没有纺织工厂；可是，现在却已拥有一百六十二个纺织厂，近三百万个锭子了，在这些工厂中，有几十万个年轻的女工，正日夜不停地劳动着。日本工人运动的起源在日本，近代的工人运动，可以说是从1897年（明治30年）的夏天，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开始的。日本的工业，在这时候，由于从中国所取得的战争赔款的关系，而呈现出了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于是日本的工人阶级也开始觉醒了，工人们为了生活费用的不断上涨而要求提高工资，其结果是出现了有成功、有失败的各色各样罢工运动。近代化的工业制度，在日本因为还是一种新的事物，所以对于工人运动，对于罢工等等，并没有加以任何法律上的限制。这，可以从我们在半年之间，为了要促进工会组织成立而组织的协会——劳动组合期成会能获得二千名以上的会员这件事实来证明。这些会员，其中大多数是服务在东京的炮兵工厂、新桥铁路局，横滨船坞以及横须贺海军兵工厂的铁工们。工人们的集会是很盛大的，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有：工会的力量、罢工和怠工等等；在会议中，我们曾特别地强调工人阶级的组织的必要性。在那时代，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愉快的；从各种各样工厂中来的人们，常利用午餐的时间，把工人运动的情况介绍给其同伴的工人们。会员的人数，每个星期都有增加；会议也一次又一次的，而出席的人数也逐渐的有所增加。没有多少时候，这种工人们的集会，就由工人们自己来主持和照料了。我们三人——新闻记者（《横滨英文报》、《横滨日报》的记者）的高野（房太郎）、西服店的泽田（半之助）和我三个人，常常的出席这种会议，并且还常常发表演说。工人们中间也出现了些能在同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的新的演说家。铁工工会和《劳动世界》 1897年（明治30年）12月1日，在东京，有一个拥有一千多名会员的铁工工会成立了；这是日本最初的工会组织。这个工会的规章和附则，都是以美国工会的规章作为范本的。就在这同一天，《劳动世界》的创刊号也问世了，这是工人运动中唯一的机关刊物。我是铁工工会书记之一（总会参事会员），《劳动世界》的主笔。《劳动世界》这个小小的杂志，在日本的工人运动过程中，却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为了要与外国交换起见，在杂志中有一整页是用英文发表的工运消息。这刊物的最后一期是在1901年（明治34年）12月21日出版的，正好出版了一百期。到1902年（明治35年）1月1日起，这刊物又扩展成为日报（《内外新报》）。这时期的工人运动的情况和精神，可以从下面一段由《劳动世界》上引用来的文字中充分地了解。 “人民是沉默闭口而不敢发言，我将为他们之中的沉默者而说话；我将为他们之中的小人物来向大人物说话；我将为弱者来向强者说话。我将为因失望而沉默的人来说话；将为欲说而不能的人来说话；也将为既不能说，而又不堪忍受苦痛、不平和不满、正在发出动物般的呻吟声的人来说话。我要做人民的喉舌，要在我嘴上套以辔套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我嘴里冒着淋漓的鲜血，我的话也是不会中止的。我要不把一切要说的话谈完，是不会中止的。” 1897年6月20日起到11月19日止的期间中所发生的罢工事件，只要从有关这方面的政府报告上，就能知道其情况；也可以知道工人运动的开始，就是相当顺利的。罢工次数29 参加人数3,768 其中男子3,584 其中女子184 参加人数最多的500 参加人数最少的7 警察干涉、弹压次数12 工资提高一部份者1 胜利12 部份胜利6 失败11 结果不明2 罢工领导人员被解雇者28 罢工时间最长者（日）25日罢工时间最短者（时）5小时铁路的大罢工 1898年（明治31年）是当时在日本最大的铁路公司即“日本铁路公司”发生大罢工的一年。罢工所波及的铁路线是，由东京到青森的两个大环行线路，全程在五百英里以上。这个铁路公司所雇用的工人，总数在一万名以上，其中司机和司炉约有一千名左右；他们——司机和司炉们因为公司方面给予他们的待遇过低、过劣，所以对于他们的工作方面是抱有不满情绪的。公司方面，为了不让他们能团结起来组成以改善工作条件为目的的组织起见，不断地监视着他们；只要一发见有“谋反”的人，公司当局就会立刻将他流放到很远很远的车站上去的，那里，往往是气候恶劣，人迹疏少的地方。这种流放，在他们之间称之为“放逐到孤岛去”。这条铁路的盛冈和青森之间，有二个机车车库，这是被目为最坏的地方。当时，在那里有二三十个被流放的人，他们每天相聚，讨论局势。1898年（明治31年）1月，他们之中的一个陈述他们共同的痛苦和提出改善待遇这种希望的传单，分发给了全铁路公司的司机和司炉们。这批被流放的司机和司炉们，秘密地组织了起来；可是由于被人告密，所以公司方面立即把他们解雇了。这次的解雇，在他们看来，认为上次发的传单，既然已经宣布了意图的目的；那么对他们的解雇，正好作为开始罢工的信号。因此，罢工就从1898年（明治31年）2月24日起开始了。虽然罢工只持续了几天，可是因为工人们利用了早在事前就约定了的密码电报，用非常巧妙的手段来进行罢工的，所以罢工的结果是工人们得到了全面的胜利，公司方面接受了工人方面的全部要求。工人们保守着机密而达到了所期望的目的，这种成功，使已经得到了力量的日本铁路公司的工人们组织了工会（矫正会），确立了封锁工厂（closedshop）的制度，并且还得到了公司方面对工会组织的承认。据《劳动世界》在1898年（明治31年）中所记录的，这一年中发生的罢工事件，除了“日本铁路公司”所发生的以外，还有十五（六十三？）次。其中十三（六十三？）次的罢工事件中，所参加的工人人数达六千七百六十二名，里面包括有一百五十名女工。除了铁路工人有了自己的工会以外，一千名的印刷工人、七十名的染工和六十五名的家具制造工人也都分别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工会，并且还建立了自己掌握十六个有零售店的工人消费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大体上是由参加合作社的铁工和铁路工人来经营的。在东京，有一个生产合作社是由铁工们所设立的；几年以来，这个合作社已经成了一个拥有大约一万圆资本和一千多名会员的，有力的合作社了。有两个古老的行会，即造船木工和锯木工人的工会已经复活，并且已经改组成了近代化的工会组织。这，可以说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人运动的间接成果。这两个工会中，有一个拥有会员一千五百人，而另一个则有会员二千二百人之多；这两个工会都是在这一年中发动罢工而得到了成功的。其中，造船木工工会的会长斋藤房次郎是劳动组合期成会的会员，后来，他成了一个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我也曾出席过几次造船木工工会的会议，并且还发表过谈话。二三年之问，无论哪一个工会的会员人数，都比过去有了增加。例如，日本铁路公司的工会矫正会已经积累了罢工基金五万圆，互助救济基金二万圆；并且还出版了他们自己的机关刊物——月刊。铁工工会，在其第四年结束的时候，已登记的会员人数是五千四百名，因会员的死亡、疾病而支付的救济费用已达八千圆。该工会还购入了房屋一所，作为总会的办公处，并将《劳动世界》作为他们正式的机关刊物。假使把复活的古老行会、重建的工会一并算入的话，那幺工会的会员，有一时差不多可以达到二万人之多。这些情形，还是在没有妨碍工人们的组织的法律时的事；那时，我们还能够自由地从事于工人运动。可是，就在这以后不久，再也不可能自由地培植和扶育工人运动了。又过了些时候，我们虽然已经开始威觉到政府的压迫了，但是，那时候还未见有任何直接抑压工人运动的法律。对我们的镇压，最初是在1898年（明治31年）春天，铁工工会的游园大会时发生的；那时候，警察当局禁止我们在东京的街道上走到上野公园去和一般人一样的游乐。有一件事是可以视作工人运动的间接成果的，那就是政府方面准备在下一次帝国议会（明治31年的第十六次议会）中提出的工厂法。为了征求对这一法案的意见起见，政府曾将这法案分送到国内各商会去征询；以后，这个法案又被提到政府由全国有识人士中指名而组成的农工商高等会议中，加以讨论。他们把这个法案，审议到几乎完全没有什么价值，而只剩下了一副残骇的地步，才加以通过。可是，就连这样一个对于工人几乎不发生什么作用的法案，也并没有能在下一次的议会中提出。为什么不能提出呢？由于这个法案受到了包括有支持现在友爱会的涩泽男爵在内的大资本家们的反对所致。以后，这个法案就长期被置之高阁了。正当工厂法成为问题中心的时候，铁工工会曾经组织了一个起草委员会起草对这法案的修正要求的意见书；这个委员会为了促进能通过像意见书所主张的法案起见，会经派遣代表到高等会议去请愿。可是，这种举动也因为遭到了资本家的反对，所以什么也没有成就。不过，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铁工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指导者们，对于工厂法案很是关心。虽然有这样的障碍存在，但是，我们对于工人运动的信念却决不会因而低减的；我们还将继续不断地为工人阶级而顽强地活动着。
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片山潜->《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1918）序这本书，是为了要把日本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介绍给英语国家的人士，才作的初次尝试。这稿子原来是准备发表在1917年〔大正六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上的。因此，对于事件的细节，即使是极有兴趣的事件，也不能不用极简单而且不充分的方式来表达，这实在是件不得已的事。不过，我还是要叙述事件和事件的发展。读者们假使能够考虑到这一点的话，对于本书的界限，想必是可以理解的。在本书完稿以后，发生了不少的事件。日本的工人阶级，最近觉悟起来了。这一个事实，表现在去年所发生的无数次罢工事件中。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大受感动而又关心的俄国革命的影响；同时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以及军需工业等所形成的巨大利润之所致。工人阶级的工资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增加；而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正和这情况相反，不断地上涨着；那就更不用提了。因恐惧这些变化的后果而变本加厉地施行专制和军国主义的政府，眼见得人民受了俄国革命鼓舞，就越是变为神经过敏，更加恐怖了。政府在取缔工人阶级的运动和社会主义这一方面，最近比从前更加严厉而且也更加专横了。工人阶级的领袖们，事实上已受拘束而且失去言论自由了；甚而像涩泽男爵那样的博爱主义的资本家所支持的日本最右翼的工会组织“友爱会”也受到了专制政府的取缔，因而使该会的所谓会员，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该会机关刊物的读者们也都陆续的脱离关系了。虽然这样，但是我们更加确信，即使在最黑暗、最惨淡的条件之下，在日本不久就会见到社会革命来临。这时候常有人大声疾呼地说，要实现比较好的民主形态的政府，就必须掀起一个新的革命来打倒像现在那样的官僚政府，这种呼声，我生平还没有听到过。由工人们和士兵们的共同行动而完成了俄国革命这种活生生的事实，对于被抑压在军国主义和征兵制度下的日本人民来说，实在是个伟大的启示。这就是使他们对于未来那种社会革命的辉煌曙光所抱的希望，在无形中分外地加强了。为了要打破和粉碎这种希望并且防止其发展，恐怖的军国主义政府就开始了拚命的努力；而且为了要彻底消灭社会主义的宣传，进行着小心翼翼的、或者是漠视法律的，毫无条理的努力。我们对于社会革命的信念不久即将实现，这是几乎没有疑义的。我在撰述本书的时候，曾经得到S.J.路德加斯同志夫妇所给与的热情、援助和鼓励，现在在这里应向他们表示威谢。由于他们夫妇那种无私和不断的帮助和关心，使我得到搜集和整理数据的机会和时间。此外，在这里，我还要向通读本稿，并且替我改正在英文方面错误的M.E.马西夫人致谢。片山潜 1918年7月9日，于纽约。
中国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中国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祝词敬复者，顷接来函，欣悉世界最光荣之“二七”纪念大会在津开会，“二七”在我国革命运动中，为第一次慷慨激烈之斗争——以赤手空拳与暴戾横凶之军阀抗，三年来革命运动之高潮，已荡漾弥漫于全国，此不能不说是“二七”之影响，反此反帝国主义及军阀的高潮中，贵会又在久为帝国主义者盘据之天津开幕，我们相信在此次大会中，定有许多很好革命方略，指导各阶级，尚望努力一切，以期革命之早日促成，届时除派员参加外，兹特函达，以示庆祝，以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届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祝词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诸工友诸同志均鉴： “二七”血案，掀动了压迫被压迫两大阶级之对垒，中国劳动运动，从而开一新纪元，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亦继续猛烈。际兹革命潮流高涨之时，贵会于本年召集全国铁路代表，在津举行大会，本省党部深望贵会努力团结工人的勇敢毅力：更望继续奋斗，本省党部并愿极诚恳与贵会携手并进，以期国民革命之早日实现，而完成其在历史上负解放中国被压迫民族之使命，以取得最后之胜利。兹当贵会开幕伊始，申此微词，敬祝努力！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委员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委员会祝词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三年前的今天，正是我们铁路工友为中国工人争自由而与帝国主义和军阀搏战的日子。这个斗争，不仅是表现了铁路工人的阶级觉悟，同时还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世界革命的战线的意义！贵会各代表领导全国铁路工人，用自己的力量，卒争取得了工人应得的各种自由，并且能够于最光荣的“二七”纪念日，在天津开贵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更是表现贵会能继续“二七”诸烈士的精神与中国工人阶级死敌——帝国主义和军阀奋斗！天津是北方无产阶级主要的区域。数十万的天津劳动者欣幸贵会此次在天津开会，竭意拥护贵会。天津的无产阶级于他们自己的争斗经验外，又将因贵会在此开会，而增加了“二七”的精神。被帝国主义直接压榨工人血管里，至今已注满了“二七”与“五卅”的血液！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表天津的无产阶级，肯定贵会的成功！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天津工人团结与奋斗万岁！中国工人阶级万岁！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祝词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诸工友，诸同志：全国铁路总工会直接产生于“二七”，但是完成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责任，则在于“二七”以后的全国铁路工友的奋斗。诸位的奋斗已经三年了，今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方面是总结三年来的奋斗的成绩，而从新检阅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要特别仔细审查最近一年的工作，而好好的规定下一年内工作的计划。下一年工作计划之政治的与工会的重要内容将是什么呢？诸位一定将从下列两要点中考量：第一，在政治方面，一九二五年，是中国革命之年，但这一年已经过去了，五卅以来的民族运动与我无产阶级参加革命运动之高潮，不仅为空前所未有，亦且昭示我国民族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胜利的保障。诸君，铁路的工人，无产阶级前线的战士，在这一年中既然尽其所能，参加运动，得了许多实际的教训，就必须明了由此次大革命潮以后的政治局面，帝国主义与军阀对我革命民众的愤恨与复仇反攻的企图。明显的说，中国民族革命尚在初期，工人阶级站在前线上还须更猛勇的奋斗。第二，全国的工会运动亦因五卅运动的局面而展开了，无产阶级的组织大为发展，但组织的实际尚不能适合战斗的环境所要求的。全国境内的铁路工人也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工人阶级为经济的奋斗迫切万分，铁路工人之要求亦同，工会在组织上在实力上均须竭力发展，才能适合于这样的伟大的政治与经济的奋斗。以上二者，不仅是是贵会目前的主要责任，亦是全国各种产业工会的奋斗途径。诸工友，诸同志，“二七”已三周年，铁总已开三次大会。诸位在光荣的历史纪念里，逐年奋斗。“二七”是一个“革命年”，“一九二五”是一个“革命年”，但是都已过去了，我们应当追赶前去——向革命的途程追赶前去！在追赶之时，望诸位勿离诸位的头脑，——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勿离指导全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头脑——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自己的政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中国工人阶级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5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5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 ↘人口过剩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条件 ↘詹姆士·安德森和级差肥力的起源 ↘李比希、马克思和第二次农业革命 ↘李比希和土壤的退化 ↘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 ↘马克思对可持续性的分析 ↘走向劳动者联合的社会当《共产党宣言》墨迹未干时，革命风暴就于1848年在巴黎爆发，并迅速席卷了欧洲大陆。虽然《共产党宣言》在这一资产阶级革命新阶段中没有起到直接的作用，但是，它的发表却正合时宜，并且这场革命似乎强调了它的革命分析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参加了那时发生在法国和德国的起义，马克思开始在科伦创办一份革命报纸——《新莱茵报》。但是，革命很快被扑灭，马克思在普鲁士、法国和比利时不再受欢迎，被迫携带家眷到英国避难，侨居伦敦。正是在这里，他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也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1]在他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正如在《资本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马克思采用了“新陈代谢”[2]这一概念来定义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种“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因此，在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条件下，应该有必要“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之完全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容纳范围。[3] 这个基本概念很重要，因为它使马克思把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重点内容的批判联结在一起：对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的剥削，相关的资本主义地租理论，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其中每一个重点内容都与另外两个重点内容相互关联。而且，马克思关于城市和乡村、人类和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的概念，容许马克思深入研究有时被历史学家所称之为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以及与之相连的农业危机，因而使他能够对环境恶化进行批判，而这一批判预示着许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根据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经历了两个阶段：（1）对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批判（其中，詹姆士·安德森〔JamesAnderson〕的分析起了核心作用）；（2）对第二次农业革命和李比希土壤化学的含义的详细思考——这促使马克思对维持与土地的可持续性关系所需要的基础性条件进行分析。人口过剩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条件居于马克思研究核心地位的一直都是他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批判，马尔萨斯是以马克思称之为“牧师的狂热”的方式宣扬了这个理论。正如马克思将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他试图勾勒出政治经济学整体批判的伟大的初步尝试——中所讨论的那样，这里所要争论的是关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条件”这个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理论问题[4]——整个人类历史都浓缩其中，但却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变化的条件之下。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在两个理由上是有意义的：首先，因为它用“残酷的说法来表达资本的残酷的观点”；其次，因为它“断言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有过剩人口这一事实”。尽管马克思没有否认——其实他强调——早期社会中存在着人口过剩，但是，他反对马尔萨斯拒绝考察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存在的“特有的差别”，并且反对他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情况简化为一种建立在不变的自然法则基础上的数字关系。“这样一来，马尔萨斯便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这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过把所有的再生产问题简化为两个等式，其一为人类生存所需的植物和动物，马尔萨斯坚持认为它们受制于算术级增长；其二为人类自身，马尔萨斯认为人类趋向于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如果不受限制），这在马克思看来，马尔萨斯就同时犯了逻辑性和历史性错误。那种声称人口在不受外部条件（诸如婴儿的高死亡率、疾病、饥饿等自然因素）限制的情况下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拒绝承认人口再生产中的历史和社会特征。同时，马尔萨斯有时写到，动物和植物总体数量的增长好像有一种受制于算术级数增长的内在趋势。（事实上，马尔萨斯最初并没有对他的算术级数作任何解释）相反，马克思认为，对动物和植物总体数量的增长根本不存在如此明显的内在限制，它们的增长只受到外在的限制。如果它们不受到外界的阻碍，“蕨类植物蔓衍全球。它们的繁殖，只有在它们的空间不够了的时候才终止下来”。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马尔萨斯把“把人类繁殖过程的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界中进行的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内在界限或繁殖的自然规律”。研究人口过剩问题，重要的是它出现在每一种情况中的特殊的历史方式。“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写道，“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的规律……那些表示雅典人的过剩人口的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一定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的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然规律……马尔萨斯式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历史决定的人，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而与这种自然的马尔萨斯式的人相适应的几何级数的繁殖法，也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5] 马克思对于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批判抱有同样的观点。李嘉图指出，不是谷物的数量，而是就业的数量，在决定人口过剩——也就是，乞丐的存在——方面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应当“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并且一般说来与社会媒介有关，个人是通过这种媒介而同他的再生产的资料发生关系并制造这种再生产的资料的；因而，这与生产条件和个人同这些条件的关系有关”。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过剩不仅仅是由相对过剩的工人数量——他们要寻找工作因而也是寻找生活资料——所决定的；而且更为根本的，是由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使这样一种相对过剩人口的持续存在成为这种制度所必须——所决定的。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那样，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较为彻底的批判，需要对它最终所联系到的古典级差地租理论的批判。即使马尔萨斯没有在他再版六次的《人口原理》的任何一版中对算术比提供真正的解释——因此，就像马克思所经常指出的那样，地租理论“完全不属于马尔萨斯”，但是，马尔萨斯在他临终前的《人口原理纲要》中为了对他的算术级数进行辩护而转向古典地租理论却是真实的，并且古典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寿终正寝了。詹姆士·安德森和级差肥力的起源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在地租理论和农业发展分析领域只是简单地接受了李嘉图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是李嘉图理论的尖锐的批评者，因为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土地或者土壤耕种的历史发展。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主要缺点（有时被称为马尔萨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来源于这种理论没有与历史发展理论结合为一体（随后的农业历史发展的事实使这种理论过时了）。在这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古典级差地租理论的真正创始人——苏格兰的政治经济学家和乡绅詹姆士·安德森（1739—1808）——的著作远比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著作高明得多。[6] 早在1777年，安德森在他的《谷物法性质探讨》一书中就发展了古典地租理论的所有关键性理论命题，并且在其后的著作中继续扩展了这些理论。他认为，地租是使用更为肥沃的土地所要交纳的费用，耕种最贫瘠的土地的收入仅仅与生产成本相抵，而耕种比较肥沃的土地“会因为耕种土地的专营权而获得一定的额外收入，这种收入或多或少，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而定。正是这种额外收入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地租；通过地租这种中介，耕种肥沃程度完全不同的土地所需的费用就会达到完全的平等”。[7] 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几十年之后的著作中，级差肥力的根源被看作几乎完全是由不依赖于人的自然生产能力状况所决定的。正如李嘉图所道，地租可以定义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8]另外，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论证道——以对自然规律的假定支持——最初投入生产的土地是天然的最肥沃的土地；并且，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多贫瘠的土地被开垦，结果就造成这些肥沃土地地租的上升和农业生产力的全面下降。相反，安德森的早期理论模式把最初的级差地租归结为土地肥力的历史变化，而不是“绝对肥力”的状况。通过施肥、排水和灌溉，土地的持续性改良成为可能，最贫瘠土地的生产能力能够更加接近于最肥沃土地的生产能力；反之亦然，人类也能够降低土地的生产能力。根据安德森的观点，正是土地相对生产能力的这些变化造成了级差地租——而不是绝对肥力的状况——如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后期观点。安德森认为，那些没能改善土壤肥力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没能采取理性的、可持续性农业实践的结果。他认为，英格兰土地为土地所有者所拥有而为资本家租地农场主所耕种的这种事实，为理性农业的发展设置了主要障碍，因为租地农场主倾向于避免一切改善土壤的措施，原因在于改善土壤的全部收益不可能在合同期间全部收回。[9] 在《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1801）中，安德森认为，日益扩大的城乡分离已经导致了自然肥料资源的流失，他写道：“任何只要听说过农业的人都知道，动物肥料当被应用于土壤时能够增加土壤的肥力；当然，他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每一种可能导致土壤肥料流失的情况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不经济的浪费。”事实上，安德森认为，通过明智地使用动物和人类的排泄物，保持“土壤的永久肥力而无需其他外来肥料”，这是可能的。然而，在伦敦，对这些自然肥料资源的巨大浪费——“它们每天被倾倒到泰晤士河中，所到之处，带给居住在城市低洼处的人们以无法忍受的恶臭”——表明社会与可持续性农业经济之间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10]根据这种批判性分析，以及一种历史观点，安德森直接地反对马尔萨斯人口理的观点——马尔萨斯认为谷物短缺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日益增加的人口及其对有限的土地供应的压力。[11] 马克思早在1851年就研究了安德森的著作，具体表现在他的笔记本中，他对安德森的两部著作作了简短的摘录。[12]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写的《剩余价值论》中，有三段很长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作的注释，马克思在注释中论证道，安德森的核心贡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赋予土壤肥力这个问题以历史意义。“安德森决不认为不同的肥沃程度仅仅是自然的产物”，相反，“地主得到的级差地租，一部分是租地农场主人工地赋予土地肥力的结果”。[13]马克思首次强调了安德森的理论模式对理解农业进步可能性的意义，以及它与级差地租理论的一致性。但是，从安德森的历史性观点（正如他自己在其后的作品中论证的那样）中也可以得出：土壤肥力的总体性退化，不能像李嘉图的理论那样，归因于开垦贫瘠土地从而造成土地总生产能力的下降，而应该归因于这样一些因素，比如，由于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阶级对立使得无法对土壤改良进行投资；或者，由于肥料循环无法进行（因为日益增长的城乡分离）而造成土壤养分的实际性枯竭。[14] 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和农学的结合中，安德森在18世纪末发展了极有预见性的思想体系——预示了对土壤肥力和土壤化学之间关系的关注（还有诸如城乡之间的关系，土地财产和资本主义经营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个问题在大约40年之后由于土壤化学中的科学革命才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安德森的理论有利于马克思实现对资本主义地租的历史性认识，同时更加全面地了解土壤状况。然而，正是欧洲和北美农业中的土壤肥力危机以及马克思所在时代的土壤科学的巨大进步，促使马克思把农业改良问题的历史方法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学批判。[15] 安德森不仅发展了以历史为基础的关于地租和农业改良（或退化）的分析，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成为马尔萨斯1798年《人口原理》的主要批判者之一。安德森之所以写作《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也可能是回应马尔萨斯的《关于目前高价食品原因的调查》（1800）这本小册子。安德森把他的《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送了一份给马尔萨斯——这可能是马尔萨斯第一次接触到安德森的著作，因此，马尔萨斯在他后来几版的《人口原理》中再三回击安德森。（马克思后来认为：马尔萨斯只熟悉安得森的相对来说较少为人所知的著作，在经济学领域，这使得他在1815年所写的《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中没有完全理解也毫无致谢地采用了安得森地租理论的基本内容。）安得森对马尔萨斯算术级数的批判——这一点也出现在他在1801年所著的《农业的改造》第三卷中——更加具有毁灭性，因为，在介绍这个比率（这是一种假设，即食物的增长量永远不能超过固定的增长量，他所声称的增长量最多也就等于1798年全部的农业产量）的过程中，马尔萨斯提供了连没有农业知识的观察者都会否认的“证据”。然而，安得森——这位他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农业分析家之一，开始反驳马尔萨斯的观点。事实上，安得森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取得增长，并且这个国家的人们主要从事土地耕种，那么无论如何，它的生产能力都将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而且他们无论何时都会充裕：所有国家的经历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也可能由于城乡分离、不适当的耕作以及无法保持有机肥的循环而造成“发展的相对状态，经过逐渐的衰退过程，直到它（土地）回复到几近开始时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所有改良的利益都会失去。在后一种情况下，食物供应会因为社会和土地耕种中产生的扭曲——而不是由于农业的内在不足——而产生不足。安得森接着讨论了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身与罗马时代相比的土壤退化问题。[16] 李比希、马克思和第二次农业革命虽然说安得森对待农业问题的历史方法——强调土壤改良（以及退化）的可能性——比其后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方法优越得多，然而，所有这些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都受困于缺少对土壤成分的科学理解。这一点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身上就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几乎唯一的根据就是自然法则观念。尽管李嘉图的确认识到了通过施肥、作物轮种等措施进行土地改良的可能性，但是，他对此并不重视，反而却强调土地改良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他的理论通常把土壤的性质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农业的失败几乎被完全归因于对低劣土地的开垦——以此来应对人口增长而引起的需求增长。马克思回顾18世纪60年代中期那些关于农业和地租的早期理论——那时他正在写作《资本论》，他通过观察特别强调将这些分析与他所在的时代分离开来的历史区分，因为他发现“人们不去研究土地枯竭的现实的自然原因（所有对级差地租有所论述的经济学家，由于当时农业化学的状况，都不认识这些原因）”。[17]李比希在第17版《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中对1840年之前的农业知识作出了评价，而马克思正是在读了李比希的这些评价之后才提出上述言论的，那时，他的标志性著作的第一版已经出版。李比希认为，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农业知识已经强调了肥料的作用以及土地或者土壤的“潜在能力”。因为那时土壤的化学性质还不为人所知，所以人们也就不知道植物营养的本质。因此，土壤所具有的潜在能力经常被认为是生而有限的，同时也是不可破坏的。这样，真正的农业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弄清楚的。[18] 李比希和马克思的观察有助于强调一些农业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二次农业革命”。[19]尽管历史学家仍经常谈到发生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的唯一的农业革命——这次革命奠定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农业历史学家有时也提到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农业革命。根据这种观念，第一次农业革命是一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与圈地运动和市场的日益中心化相联系，并与包括施肥的改进、作物轮种、排水系统和家畜管理在内的技术变化相联系。相反，第二次农业革命持续的时间较短——从1830年到1880年，它以化肥工业的增长和土壤化学的发展为特征，特别是与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的著作相联系。[20]第三次农业革命发生的时间比较晚，在20世纪，包括农场中用机械牵引力代替动物牵引力，紧接着是把动物集中于大型饲育场，同时还伴随着植物的基因改造（产生更加精确的单种栽培）以及更加密集的化学产品的使用——比如化肥和杀虫剂。[21] 因此，我们必须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以及他在这个领域对生态学思想的贡献——在他那个时代发生的第二次农业革命的背景之下。这场革命的开始阶段是与马克思思想的起源紧密相关的。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已经把与李比希相关联的科学革命作为马尔萨斯把对人口增长而产生食物缺乏的担忧放错地方的一个原因。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像很多那个时代的其他观察家一样，包括李比希本人——都对这场农业革命作出了响应，他们的结论是：农业进步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超过工业本身。有意义的是，马克思有一本从1851年就开始的笔记，其中首先是对李比希的摘录，然后是对马尔萨斯和各种不同的反对马尔萨斯的思想家的摘录，最后是对詹姆士·F.W.约翰斯顿（JamesF.W.Johnston）的摘录（之后一些非常小量的摘录除外）——约翰斯顿是英国的土壤化学家，他的著作与李比希的著作紧密相关。约翰斯顿的著作，如同李比希的著作，在此期间强调的重点都是农业改善的可能性——马克思明确地把它作为对马尔萨斯关于土壤生产能力假设的驳斥。然而，这种乐观的估计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的分析中——紧密地反映了李比希观点的变化——让位于一种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性破坏更为深刻的理解。[22] 李比希和土壤的退化在19世纪，土壤肥力的枯竭是整个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主要关注的环境问题，这足可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惧相匹敌。这种与土壤有关的问题的严重性本质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可以被非常清楚地看到，这时正处于导致第二次农业革命产生的全面危机期间。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土壤化学的出现而结束。相反，关于这个问题却有一种不断增强的认识，也就是：新的方法只是有助于生态破坏过程的理性化。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英国，以及稍后在欧洲和北美的其他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对“土地衰竭”的普遍关注导致了一场真正的恐慌和对化肥需求的显著增长。在此期间，欧洲的农场主们搜索了拿破仑的滑铁卢和奥斯德立兹战场，据说是挖掘地下墓穴，他们如此急需骨骼以便用其撒布于他们的田地之中。进口到英国的骨骼的价值从1823年的14400英镑急速上升到1837年的254600英镑。第一艘装载着秘鲁鸟类（积累的海鸟粪）的船只在1835年抵达利物浦；到1841年共进口了1700吨，而到1847年则进口了220000吨。[23] 与现代土壤科学起源相关的第二次农业革命是与支撑资本主义农业对增加土壤肥力的需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837年委托李比希写一本关于农业和化学之间关系的著作。第二年成立了英国皇家农业学会，这是英国广施化肥的耕种方式的运动——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提高农场管理水平的运动——中的领导机构。两年之后，在1840年，李比希出版了他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即通常所说的他的《农业化学》），这本书第一次对土壤的营养物质，比如氮、磷、钾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说明。[24]最受李比希观念影响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竞争者，他的发现对李比希自己的理论形成了挑战）就是英格兰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和农学家J.B.劳斯（J.B.Lawes）。1842年劳斯发明了制造可溶性磷酸盐的方法，这使他研制了第一种农业化肥，而且在1843年他建立了一个工厂以加工他新发明的“过磷酸盐”。随着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李比希的有机化学，以及劳斯新的合成化肥，被英国大农业利益集团看作是提供了解决获得更大作物产量问题的方案。[25] 然而，以劳斯的化肥厂为代表的新技术在英国之外传播得很慢。第一批生产过磷酸盐的工厂在1855年才被引进到德国；引进到美国则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而在法国则是在普法战争之后。而且，尽管单一肥料（如磷酸盐）的使用最初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但是此后，效果趋向于迅速减弱，因为整体的土壤肥力总是受制于最不充分的营养成分（李比希的最小养分律）。因此，李比希的发现最初只是强化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危机感，使农场主更加注意土壤矿物质的衰竭和化学肥料的缺乏。而且，资本利用这些土壤化学重大成就的能力受到这种体系中劳动分工发展的制约，特别是受到城乡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性的制约。到19世纪60年代，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由于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农业的两次历史发展，他已经深信资本主义农业的不可持续性：（1）在与土壤自然肥力相关联的欧洲和北美农业中不断扩大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绝对没有因为土壤科学的重大成就而减轻，相反却只是增加了额外的推动力；并且（2）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李比希自己的工作已经转向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强烈的生态批判。在此期间，农业内部的矛盾在美国表现得特别强烈——特别是在纽约北部的农场主之间和东南部的种植园经济当中。由于英国对秘鲁鸟类供应的垄断，美国得到容易获得而且经济的海鸟粪（它含有很高的氮和磷酸盐）的渠道就被堵住了，联邦政府因此承担起对被认为富有这种自然肥料的任何岛屿进行帝国吞并的任务——起初是非官方的，然后作为政府精心设计的政策的一部分。在1856年国会通过的鸟粪岛屿法的授权之下，美国资本家在1856年至1903年间从全世界攫取了94个岛屿、岩礁和珊瑚礁，其中66个被美国国务院确认为美国的附属地。“在最后的10年中，”李比希后来在1862年观察到：“英国和美国的船只已经搜索了所有的海洋，没有任何一个小岛或者海岸能够逃脱它们对鸟粪的搜寻。”今天，仍然有9个鸟粪岛屿属于美国的财产。然而，鸟粪帝国并没有成功地保质保量地为美国提供它所需要的天然肥料。[26] 其间，秘鲁的鸟粪供应已经开始消耗殆尽，不得不逐渐被智利的硝酸盐所替代。尽管在欧洲发现的钾盐为获取那种矿物提供了现成的渠道，并且自然和人工的磷酸盐供给使得获取那种养分更加可行，但是，限制因素仍然是化肥性氮（人工合成氮肥直到1913年才开发出来，德国化学家弗利兹·哈伯〔FritzHaber〕——当时他正在为军工生产开拓发展爆炸物和神经气体领域——发明了这一方法）。与资本主义农业相伴而生的土壤养分循环的中断所造成天然肥力的下降，对特定土壤养分需求的认识日益增长，用于补偿天然肥料流失的天然和人工合成肥料的供应限制，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土壤肥力危机感的广为传播。在美国，这种情况由于地理因素而变得更为复杂。在纽约北部——其在1800年已经取代新英格兰成为小麦种植中心，土地的相对衰竭得到巨大的缓解，因为在1825年伊利运河开启之后的数十年，来自西部新土地的竞争稳步增加。与此同时，东南部的奴隶种植园在土地肥力上则经历了巨大的衰退，特别是专门种植烟草的土地。纽约的农场主们为了应对这场危机而创建了农业学会以推动更为理性的农业。1832年，纽约农业学会建立，两年之后，耶西·布尔（JesseBuel），一位奥尔巴尼报编辑，创办了《种植者》，用以宣传推广正被英国引进的一种改良的种植技术，这种种植技术关注肥料、排涝和轮作等问题。随着1840年李比希《农业化学》的出版，纽约的农学家们开始把这种新的土壤科学作为救星。1850年，苏格兰的农业化学家约翰斯顿——马克思称之为“英国的李比希”——到北美旅行，他的有影响力的著作《北美札记》记录了天然土壤肥力的流失，特别说明了纽约土壤与西部较为肥沃的土地相比较而已经衰竭的状况。[27] 这些论题在19世纪50年代被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亨利·凯里（HenryCarey,1793—1879）所采用。凯里在1853年《国内外奴隶贸易》——他把这本书送给了马克思——中观察到：“很奇怪，所有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仅仅是土地的借用者，当他不偿还债务时，土地也和所有债权人的做法一样，那就是，迫使他交出他所租用的土地。”1855年1月11日，一位年轻的农学家，乔治·韦林（GeorgeWaring,1833—1898）——在19世纪50年代他最初的职业是农场经营者，后来成为美国卫生设备的重要工程师，以及城市自然保护运动中消除城市活动的主要提倡者和实践者——为纽约州地理学会作过一个演讲，题目是“1850年人口普查的农业特征”，在这次演讲中，他试图以经验证明土壤的营养成分被系统地掠夺了。这次演讲1857年发表在《美国地理和统计协会报告》上。在凯里《给总统的信——联邦政府的国内外政策》（1858）的一篇重要论文中，他广泛地引用了一位“杰出的农场经营者”（韦林，在上面提到的演讲中）的演讲——韦林通过粮食和纤维从农村到城市的单方向长距离运输，大致估算出全国范围内的土壤营养成分流失。韦林总结道：由于我们对土地的破坏和浪费，每年我们都在流失我们生命的内在本质……经济问题：不应该是我们每年生产多少，而是为土地储存了多少年生产量。用来掠夺土地肥沃物质股本的雇佣劳动，比浪费掉的劳动更加恶劣。在后一种情况中，它只是对当前一代人的损失；而在前一种情况中，它则成为我们的后来者对贫穷的继承。人类只是土地的一个承租人，当他为后来的承租者而降低了土地的价值，他就是在犯罪。[28] 整个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凯里一直强调这样的事实：由于城乡分离（以及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分离）而引起的远距离贸易是土地营养净流失和农业危机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后来被马克思和李比希进一步发展。[29]凯里在他的《社会科学原理》（1858）中这样记述美国——再一次引用韦林的话：“由于农村的所有能量，都用以扩大贸易量，因此，被雇佣于‘掠夺土地股本’的人们随处可见，这种现象一点都不奇怪。”[30] 韦林和凯里的观点对后来的李比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比希在他《关于现代农业的通信》（1859）中，重复了被凯里收集到《给总统的信》中的“杰出的农场经营者”（韦林）的所有观点，并继续论证了商人的“经验主义农业”形成了破坏土地“再生产状况”的“掠夺制度”。他写到（引用实践的农场经营者阿尔布雷希特·布洛赫〔AlbrechtBlock〕的话）：“永久地失去某些东西的土地不可能增加甚至不可能保持它的生产能力。”事实上，“任何基于掠夺土地的耕种制度都会导致土地的贫瘠”。在李比希看来，“理性农业，与掠夺性农业制度不同，是建立在归还原则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归还土地的肥力状态，农场主确保了后者的永久性”。他认为，英语中“广施化肥的耕种方法”并不是“美国农场主公开的抢劫制度……而是一种更为精制的掠夺方式，因为它第一眼看起来根本不像是抢劫”。在凯里之后，李比希发现，美国的谷物种植中心和市场之间距离有数百英里，甚至数千英里。因此，土壤的构成成分从它们的原始地点而被运到了遥远的地方，这使得土壤肥力的再生更加困难。[31]几年之后，李比希在他1862年版《农业化学》——这本书影响了马克思——的著名序言中有点启示性地警告说：“如果，农业主在自己的经营管理中，还没有养成这种正确的观念，并给他必要的手段，以提高它的生产效能。那么从某个时候起，战争、饥荒、流亡、穷困和流行病等自然会建立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从根本上暗地破坏国家的繁荣幸福，归根到底要引起农业破产。”[32]李比希在同一著作的另一处观点中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发现“肥料和鸟粪的储藏……其储量大约如英国的煤田”。[33]最后，正如李比希在《关于化学的亲密通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土壤元素成分的恢复”问题，由于粮食和纤维的远距离市场交易以及牛群的移动都使这一问题无法得以解决。[34] 根据李比希的观点，土壤的衰竭问题还与人类和动物排泄物所引起的城市污染联系在一起。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Chadwick）在他1842年的《英国工人居民的卫生条件报告》中采纳了李比希关于土壤营养循环和大城市中排泄物问题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的论述，这份报告引发了公共健康运动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恩格斯。[35]在他的有影响力的《关于城市污水利用项目的信》中，李比希本人坚持认为——根据对泰晤士河状况的分析——可以将污水中存在的养分返还给土地的有机循环是理性的城市—农业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写道：“如果对城镇居民的所有固体和流体排泄物的收集是可行的，没有一点损失，并且根据他最初向城镇所提供的农产品而返还于每一个农场主一定份额的排泄物也是可行的，那么，他的土地的生产能力将可能会长久地不受损害地保持下去，并且每一块肥沃土地中现存的矿物元素储备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来说将是非常充足的。”[36] 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写作《资本论》时深受李比希分析的影响。在1866年，即《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前一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第三卷批判地租理论的过程中，“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Schonbein），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的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37] 在李比希的影响下——马克思特意研究了李比希，他在科学笔记中大量地摘录了李比希的著作——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对土地的“剥削”（在掠夺的意义上，也就是，无法维持再生产的资料）。[38]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的两个主要讨论都结束于对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农业如何一起使土壤和工人限于赤贫状态的解释。这些批判都浓缩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对待“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结尾处的著名段落中，他写道：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39] 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大规模的工业和农业”的讨论中，马克思提供了紧密相连而且同等重要的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批判的精华内容：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40] 来源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以上两段文字——第一段结束于第三卷他对资本主义地租的讨论，第二段结束于第一卷他对大规模农业和工业的论述——所共同关注的是“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断裂”这个中心理论概念，也就是说，“由生命本身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社会新陈代谢”，因为对土壤构成成分的“掠夺”，需要“系统性的恢复”。[41]这种矛盾通过资本主义条件下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农业的同时增长而发展起来，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加强对土地进行剥削的手段。和李比希一样，马克思认为食物和服装纤维的长距离贸易使土地构成成分的疏离问题变成了一个“不可修复的断裂”问题。对马克思来说，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过程的一部分。正如他在1852年所写的那样：“土地应该成为市场的商品并按照贸易的一般规律来经营。应该有纺纱业和棉织业工厂主，也应该有食品业工厂主，而贵族地主却不应该再有。”[42] 此外，与这种发展相关联的矛盾在特征上属于全球性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观察到的，“盲目的掠夺欲”造成了英国的“地力枯竭”，这一事实每天都可以从“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而必须从秘鲁进口的状况中看到。[43]种子、海鸟粪等，都是从“遥远的国家”进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记录道，仅仅这一事实就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业不再是“自给自足的”，而且“由于农业不能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已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于农业之外。”[44]马克思论证的一个中心部分是这样一个论题：资本主义条件下大规模农业的固有特征妨碍了任何对土地经营新科学的真正理性的运用。尽管农业中存在着科学和技术发展，但是，资本还是不能保持土壤构成成分的循环所需要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对这个领域进行理论分析时所使用的主要范畴是新陈代谢概念。德语中的“Stoffwechsel”一词在它的基本含义中就直接地表达了“物质交换”这个观念——它构成“新陈代谢”一词所包含的生物生长和衰落的组织过程这种观念的基础。在他关于劳动过程的定义中，马克思把新陈代谢概念作为他整个分析系统的中心，他把对劳动过程的理解根植于这一概念之中。这样，在他对劳动过程的一般（相对于它在历史上的特殊表现形式）定义中，马克思利用新陈代谢概念来描述劳动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同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45] 在此前几年，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实际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促成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马克思紧接着说，实际的劳动活动从来都不是独立于自然自身创造财富的潜力之外，“因为物质财富，使用价值世界只是由自然物质构成的，这些自然物质通过劳动改变了形态”。[46] 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中贯穿着新陈代谢概念，尽管背景有所不同。在1880年他最后的经济学著作《关于阿·瓦格纳的笔记》中，马克思强调了新陈代谢概念在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批判中的中心地位，指出：“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他强调，在商品流通中，“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质变换的中断”。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生态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联系。他写道：“在化学过程中，在由劳动调节的物质变换中，到处都是等价物（自然的）相交换。”基于物质变换的普遍特性——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正常的经济等价物的形式交换只不过是一种异化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谈到，在一般的商品生产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是他在广义上使用新陈代谢这个概念。[47] 因此，马克思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一是指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在他著作中这个词汇在通常背景下的用法）而进行的实际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二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用来描述一系列已经形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自由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看作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相联系，而这种新陈代谢是通过人类具体的劳动组织形式而表现出来的。这样，新陈代谢概念既有特定的生态意义，也有广泛的社会意义。[48] 马克思对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许多讨论，都可以被看作建立在早期马克思试图更加直接地从哲学上解释人类和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之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解释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9]然而，马克思后来的新陈代谢概念使他对这种基本关系——描述来源于人类劳动的人类和自然之间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交换——给予更加完整而科学的表述。新陈代谢概念，以及它所包含的物质交换和调节活动的观念，使马克思能够把人和自然的关系表述为既包括“自然条件”又包括影响这一过程的人类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以及它与劳动异化的关系）概念的具体方式，自然异化概念在他早期著作的批判当中居于核心地位，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所解释的那样：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50] 这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特性进行全面批判的精髓。根据蒂姆·海沃德（TimHayward）的观点，马克思的社会-生态学新陈代谢概念抓住了同时作为自然和肉体存在的人类生存的基本特征：这些包括了发生在人类和他们的自然环境之间的能量和物质交换……这种新陈代谢，在自然方面由控制各种卷入其中的物理过程的自然法则调节，而在社会方面由控制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等的制度化规范来调节。[51] 假如他把新陈代谢概念——通过劳动建立人类和自然相互连接的复杂的、相互依赖过程——作为他理论的中心，我们就不会对这一概念也在马克思关于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的设想中起到中心作用而感到奇怪，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这个领域内的自由（自然必然性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52] 要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使用新陈代谢这一概念来说明通过社会生产而形成的人类—自然关系的意义，就必须简短地回顾一下这个概念是怎样出现的。“新陈代谢”一词最早出现在1815年，并且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德国的生理学家们所采用，最初用这个词来表示身体内与呼吸有关的物质交换。但是，1842年李比希在他的《动物化学》——继1840年《农业化学》之后另一部伟大的著作——中给予这个词汇以更加广泛的应用（因此也更加流行）。在《动物化学》中，李比希在组织退化的背景中引用了新陈代谢过程这种观念。后来这一观念得到进一步普遍化并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而出现，在生物化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既可在细胞水平上使用，也可在整个有机体的分析中使用。[53] 在李比希的《动物化学》中，新陈代谢的物质概念相当不一致地与“生命力”（vitalforce）概念混杂在一起——在“生命力”概念中，李比希听取了早期生机论思想，这种思想把生理运动与无法简化为物质交换的未知的，甚至神秘的力量（不可估量的）等同起来。（李比希的贡献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被称为“生机论唯物主义”的整个分析传统——“生机论唯物主义”力图避免生物化学的机械方法。）在1845年，李比希在这方面的分析受到了德国科学家朱利叶斯·罗伯特·迈尔（JuliusRobertMayer）的攻击，迈尔是19世纪40年代能量守恒定律的四位发现者之一。与李比希相对立，在一篇题为《论有机体的运动以及它们与新陈代谢的关系》的论文中，迈尔认为，“生命力”概念是不必要的，而新陈代谢完全可以运用强调热力学（能量及其交换的守恒）的科学唯物主义加以解释。因此，在科学方面，新陈代谢的整个观念就通过这种方式与通向热力学的更普遍的转变联系起来，并且因此而成为“数量生态学”（quantitativeecology）发展的本质内容。马克思自己在19世纪60年代为了解释人类劳动和环境的关系而使用了这个概念，这种用法是与通向热力学的普遍转变相一致的。[54] 这种情况也决不仅仅属于偶然，因为马克思非常清楚这些科学争论。马克思是英国唯物主义者约翰·廷德尔（JohnTyndall）著作的紧密追随者，廷德尔在19世纪60年代支持过迈尔的著作。恩格斯也熟悉这个领域中迈尔的贡献以及科学争论，毫无疑问，他把其中的一些知识告诉了马克思。另外，马克思在1864年研究了德国生理学家狄奥多尔·施沃恩（TheodorSchwann）的著作，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狄奥多尔在1839年提出了细胞的新陈代谢概念，因此影响了李比希、迈尔以及其他人。[55] 从19世纪40年代至今，新陈代谢概念已经成为研究有机体与它们所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论方法中的关键范畴。它抓住了新陈代谢交换的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通过新陈代谢交换，有机体（或者一个特定的细胞）从它所处的环境中吸取物质和能量，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新陈代谢反应把它们转化为生长发育所需要的组织成分。此外，新陈代谢概念过去经常被用于表示一种特殊的调节过程，这种调节过程控制着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交换。现在，尤金·奥德姆（EugeneOdum）和其他最重要的系统生态学家对“新陈代谢”概念的运用都涉及到所有的生态层次，从单个的细胞到整个的生态系统。[56]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对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Schmidt）所著的《马克思的自然观》（1962）中的发现感到有点儿吃惊，施密特认为马克思简单地维承了德国化学家雅可比（Jakob）关于“摩莱肖特（Moleschott）的新陈代谢理论”，虽然作了些许改动。作为他对此论断的证据，雅可比引用了摩莱肖特写于1857年的一本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摩莱肖特陈述道： “新陈代谢”这个词汇表示物质交换〔在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当我们提到这个词汇时感到尊敬是正确的。就像贸易是商业的灵魂一样，外部的物质循环是世界的灵魂……我对此种说法毫不犹豫：当今世界的智慧反复思考的重点就是新陈代谢理论。[57] 然而，施密特关于摩莱肖特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推论在逻辑上和证据上都缺少现实基础。当摩莱肖特写下上述论断的时候，“新陈代谢”（Stoffwechsel）这个术语已经在科学作品中很好地建立起来。尽管马克思知道摩莱肖特的著作（在伦敦，他出席了摩莱肖特的讲演，以及李比希、廷德尔和托马斯·赫胥黎的讲演），而且这有可能对马克思使用这个术语起到作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非常认真地从摩莱肖特那里吸收了这个概念。[58]与此相反，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李比希，因此毫无疑问，他熟悉李比希对这个概念更早的、更具有影响力的使用。而且，他在《资本论》中对这个概念的用法总是接近于李比希的观点，并且在包含着直接提及李比希著作的背景中通常都是如此。鉴于摩莱肖特在机械唯物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变来变去的倾向，马克思不可能发现他的分析与之志趣相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7—1878）中指出了新陈代谢概念在这几十年中被普遍运用的事实——尽管李比希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不能把这个词的用法归功于任何一位思想家，恩格斯写道：“近三十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已经无数次地说过，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一般的和最显著的现象。”后来，他又在《自然辩证法》中——在对李比希、赫尔姆霍茨（Helmhoitz）以及廷德尔的讨论中，他们三位都对科学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向热力学的转变做出了贡献——补充道：“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对恩格斯来说，这种新陈代谢交换构成了生命的原始状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它的“定义”——“但是这既不准确，又不详尽”。而且，即使没有生命存在，也会遇到物质交换。）因此，似乎没有真正的理由来推测，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从摩莱肖特那里吸取过来的（或者完全就是从摩莱肖特那里吸取过来的）。[59] 更加特殊的是，马琳娜·菲舍尔·科瓦尔斯基（MarinaFischer-Kowalski）在施密特解释的基础上评论说：“根据施密特的观点，马克思对新陈代谢的很多理解都来源于此〔摩莱肖特〕，并且吸取了营养等级、食物链和营养物循环的观念，而不是对新陈代谢进行有机的、生物化学的解释。”然而，马克思在这个领域中的分析主要来源于李比希（以及毫无疑问地受到了迈尔、廷德尔和施沃恩的影响）的这个事实与这种观点相矛盾——认为他的分析在本质上既不属于生物化学分析也不属于有机分析。事实上，试图把诸如“营养物循环”一样的问题与“对新陈代谢进行生物化学解释”进行分离的做法毫无疑问是个错误，正如菲舍尔所做的那样，因为前者是有机生命的新陈代谢过程的组成部分。这样，在讨论与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人类废弃物或者排泄物的生产有关的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生物化学过程时，马克思提到了“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60] 更加有效的是，玛丽娜·菲舍尔最近把新陈代谢概念称为社会-生态思想中“概念的后起之秀”，因为出现了对“工业新陈代谢”[61]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工业新陈代谢”对控制着特定工业综合体的物质和能量通过量的调节过程进行处理。[62]此外，新陈代谢概念还经常在全球性背景中被用于分析城市和农村之间物质交换，正如同李比希和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的方式一样。对在这些领域中工作的学者们来说，正如玛丽娜·菲舍尔所陈述的那样，现在很普遍地认识到“在19世纪社会理论的创建过程中，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陈代谢’这一术语应用于社会之中”。[63] 最近几年，从事“工业新陈代谢”研究的环境理论家们也经常认为：就像鸟类筑巢用的物质通常被看成是与鸟类新陈代谢相关联的物质流一样，在人类生产过程中，相类似的物质流也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新陈代谢的组成部分。比如，玛丽娜·菲舍尔把“支撑着社会系统中物质部分的物质流和能量流作为社会系统的新陈代谢的一部分”。[64]然而，这个系统是如何被调节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中——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答案就是人类劳动及其在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的发展。马克思对可持续性的分析构成新陈代谢概念的一个本质内容永远都是这种观念，也就是它构成了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得以持续以及生长成为可能的基础。马克思运用了“断裂”的概念，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马克思称之为“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如果要坚持认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人类与土壤之间的这样一种新陈代谢断裂，就需要论证可持续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遭到了破坏。“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观察道，“只是在它的影响使土地贫瘠并使土地的自然性质耗尽以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土地上去。”而且，不仅在对土地的关系中如此，有城乡的敌对关系中也是如此。马克思认为，就像李比希一样，以食物和纤维的形式从土壤中移走的养料无法返还于土壤，其对应物就是城市的污染和现代排污系统的不合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记录道：“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恩格斯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在解决需要超越城乡之间劳动对立分工的问题时，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在李比希之后——这样一个事实：“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更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因此，他认为，重新“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以及“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是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观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坚持认为，“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作为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需要返还于土壤。[65] 对马克思来说，在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新陈代谢断裂，也是全球层面上新陈代谢断裂的一个证据：所有的殖民地国家眼看着他们的领土、资源和土壤被掠夺，用于支持殖民国家的工业化。李比希曾经认为，“大英帝国掠夺所有国家的土地肥力”并把爱尔兰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马克思继李比希之后写道：“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资料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66] 因此，得出如下结论就是不可避免的：在人类与土地的自然关系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以及新陈代谢断裂的观点，导致他得出较为宽泛的生态可持续性概念——他认为这种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具有非常有限的实用性，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这一领域应用理性的科学方法，但是，这种观点对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内容。特种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67] 马克思强调，为了“人类的世世代代”（他早在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中就遇到的一个问题）而需要维持土地的效力，这就抓住了当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布伦特兰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著名概念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或者，像马克思一样，抓住了同样的本质思想，从另一个角度将其定义为：“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是“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68]其实，在《资本论》真正著名的段落中，马克思写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69] 在马克思的晚年，这些问题对他来说越来越重要，那时，作为他研究俄罗斯古老农村公社所具有革命潜力的一种结果，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通过使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充分或者理性应用的各种现代“农艺方法”，能够形成“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制度。他认为，这样一种制度的优点是它能够“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而没有深受对土地的纯粹剥削关系之害，也就是掠夺，这是后者的特征。马克思晚年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民粹派文学，以及他所愈加坚信的反对资本主义革命将首先出现在俄罗斯的思想中——在那里，经济的，特别是农业的富足并不能作为想当然的结果——这迫使他把精力集中在农业的欠发达状况以及更加理性的农业耕种制度所必需的生态条件上。[70] 马克思并不相信——尽管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持有这样的观点——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方法只是简单地扩大生产规模。相反，通过分析，他认识到大规模农业的危险，同时他也认识到主要问题在于人类和土地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因此，农业只有在可持续性条件得以维持的情况下才能够以真正大规模的形式出现——他认为在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的条件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一贯认为，在对土地的关系上大土地所有者总是比自由农场主更具有破坏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在北美洲“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71]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精力集中于第二次农业革命的矛盾及其与城乡间敌对分工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意味着他们也解决（尽管更加简洁）其他生态问题，包括煤炭储量的耗竭，森林的破环，等等。正如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所说：“一个劳动的人，不仅是现在固定的太阳热的消耗者，而旦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过去固定的太阳热的消耗者。能的储备——煤炭、矿山、森林等等方面的浪费的情况，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72]马克思本人指出“砍伐森林”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并把它看作是对自然进行剥削的长期的、历史性结果，它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而且是所有文明的特征，因此得出如下结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马克思写道，“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73]马克思还谴责了这样的事实，即英国的森林不是“真正的森林”，因为“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像家畜，肥得像伦敦的市议员一样”；而在苏格兰为猎人（以损害农村劳动者为代价）的兴趣和利益而建立的所谓“鹿林”则只有鹿而没有树。[74]在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达尔文的影响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那种把人类置于宇宙中心的古老观念。所以恩格斯公开表示：“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没有笛卡尔将动物仅仅简化为机械的痕迹。[75] 近几年来，生态经济学非常关注热力学和熵定律。正是在这种背景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被认为是错误地拒绝承认能量流和物质流对经济价值理论的重要性——在拒斥早期生态经济学家谢尔盖·波多林斯基（SergeiPodolinsky）著作的情况下，而波多林斯基则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他从1880年开始在这个领域中作了一些开拓性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点受到强烈的批判，特别是在胡安·马丁内斯-阿列尔的一系列著作中。[76] 然而，支持这种批判的所有“证据”只是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两封信，这两封信是在马克思逝世前三个月，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对波多林斯基的分析所作的评价。在这两封信中，恩格斯接受了波多林斯基得以建立其分析的一般科学基础，但却批评了他对能量转移分析的缺点，因为波多林斯基的分析没有考虑农业化肥中的能量转移和化石燃料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恩格斯认为，精确地计算经济交易中的能量转移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以至于使这些计算只存在于理论之中。这完全没有构成对熵定律的拒绝。马克思没有给恩格斯回信，也没有对波多林斯基的著作作过任何评价，而且，鉴于他在几个月后逝世的事实，连他的沉默都无法告诉我们什么。[77]然而，如果马克思因此不能利用波多林斯基的著作，那么，马克思同样也就不能把李比希的思想和他自己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因此，一些生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有意义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作，与李比希的著作一样，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热力学批判提供了必要的成分。[78] 由于不了解马克思研究可持续性问题的方法，一种更加广为人知的对马克思的批判认为：马克思涉嫌否认自然界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原因是马克思构建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则把所有来源于自然界的价值，以及把自然都看作资本的“免费馈赠”。[79]然而，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误解的基础之上的。把土地作为自然对资本的“馈赠”，这种思想是马尔萨斯在马克思很久之前就提出来的。虽然把这种情况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接受下来，但是，马克思却意识到深藏于这种观点之中的社会和生态矛盾。在他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再三批判了马尔萨斯，认为他退回到把环境看作“自然对人类的恩惠”的“重农学派的观点”，但却没能觉察到这与资本所形成的特定的历史社会关系是如何相联系的。[80] 然而，古典自由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原则在伟大的经济学理论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著作中则被搬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并且在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因此，在坎贝尔·麦克康耐尔（CampbellMcConnell）所编写的一本广泛应用的经济学入门教材的第十版中有如下陈述：“土地意指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自然的免费馈赠’——所有这一切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可用的。”而且之后我们还会发现：“土地没有生产成本；它是‘免费的、不可再生的自然馈赠’。”[81] 当然，在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之下，马克思同意古典自由政治经济学关于土地没有价值的观点。他写道：“土地……生产一种使用价值、一种物质产品例如小麦时，土地是起着生产因素的作用的。但它和小麦价值的生产无关。”[82]小麦的价值，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商品一样，产生于劳动。然而，对马克思来说，这仅仅是指非常狭窄的、缺乏创意的财富观念，这种观念与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和围绕交换价值而建立的制度相关联。他认为，真正的财富由使用价值构成，使用价值是产品的一般特征，超越了特定的资本主义形式。确实，马克思正是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看作是所有资本的辩证法中最重要的矛盾之一。自然对使用价值的产生有所贡献，正像劳动一样都是财富的源泉，即使它对财富的贡献被这个制度所忽视。的确，劳动最终可以归于这种自然财产，这个命题深藏于唯物主义传统之中，而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伊壁鸠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劳动力转化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83] 马克思写道：“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因此，人类通过他们的劳动给予已经存在的物质世界以新的形式——也就是积极的转化。“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84]（这里，马克思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伊壁鸠鲁关于事物的暂时性以及物质仅仅是“时间的具体化”的观点之上，就像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到的那样；见第二章。）根据既重视物质世界又重视人类劳动的转化作用的观点，马克思坚持认为，正如他在《资本论》的开头所说：“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像斐迪南·拉萨尔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们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拉萨尔把马克思所称之为“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看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忽视自然界的作用。[85]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马克思坚持认为，财富在更普遍的方面应当包括构成人类创造力全面发展基础的那些物质的使用价值，“发展丰富的个性……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既扩展了与自然界相关联的财富，同时也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复杂而且不断变化的新陈代谢关系。[86] 在这个领域，经常针对马克思的一个更重要的批评是：他对于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条件过于乐观和富足——这些条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而带来的。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如此依赖他关于未来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的设想，以至于像自然资源不足和生产的外在限制等这样的生态原因都简单地消失不见了。因此，阿里·诺弗（AleeNove）认为，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生产问题”，生产者联合起来而形成的未来社会将不必“重视稀有资源的分配问题”，这也意味着对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来说是没有必要的。[87] 然而，马克思并不像诺弗所说的那样，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的”，以及生态上的富足可以简单地由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保证。马克思再三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为农业生产中的长期问题所困扰，这一问题最终可以追溯到生产组织的不可持续方式。马克思认为，一般来说，农业“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88] 马克思意识到工业所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强调要“减少”和“再利用”排泄物，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题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那一节中。他更进一步地详细指出，这些困难将继续困扰着任何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样，尽管一些像安德鲁·迈克劳林（AndrewMcLaughlin）那样的批评者认为，马克思把“一般的物质丰富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因此看“不到任何承认把自然从人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性的根据”，但是，这与马克思文章本身中的无可辩驳的证据相矛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对生态极限和生态可持续性问题表现出深切的关注。[89] 另外，在马克思卷帙浩繁的文集中，没有任何一点表明：他相信与土地的可持续性关系会随着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自动地产生。相反，他强调在这方面需要计划，首先需要旨在消灭城乡之间对立劳动分工的措施。这还包括人口更为均匀的分布，农业和工业的结合，以及通过土地营养物质循环而实现的土地恢复和改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对人类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进行革命性的转变。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式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然而为了达到这种“更高级的综合”，他认为，在新社会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对革命后的社会提出根本的、不断挑战的要求。[90] 走向劳动者联合的社会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以社会人口极端分化为特征的阶级社会，其根源在于人口对土地的丝毫不弱的极端分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写道：“一切生产”，在所有社会形态中，“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然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它既有别于公社所有制，又有别于以工人-农场主个人对土地的经营权为基础的私有制——是通过切断大多数人口与土地的直接联系而产生的，通常是通过强制迁移而实现的。因此，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发展的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资本的真正存在“是以促使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劳动者是所有者，或者说所有者本身从事劳动——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因此，首先包括以下几点：（1）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2）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这种人类劳动与土地之间有机关系的解体，形成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最初的”、“初级的”、“原始的”积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91]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处，马克思用第八部分的八章内容来描述“所谓的原始积累”，马克思在这部分中描述了这个从14世纪就开始的漫长历史过程，解释了为何大量的人口被强制性地从土地上迁徙出来，而“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而且，这个“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的历史过程和资本主义农场主以及工业资本家的产生是同步进行的。[92] 在英格兰，这种过程已经达到最高阶段，当马克思正在写作并把这一过程看作原始积累的典型形式的时候，在贵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变成有钱的贵族——那里“把耕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采取了圈占公共用地的形式，这样，就使自由农业劳动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使他们变成乞丐和只有在城镇中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的无产者。在对这一历史运动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高度重视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对“减少人口的圈地”的批判以及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说英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把人吃掉了’”。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盗窃教会地产对整个过程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马克思评论道：“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随着教会土地的盗窃，无数的农民被赶了出去。贫困人口的数量增加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伊丽莎白女王被迫以接受贫困率的形式直接承认了这一事实——《济贫法》的开始。“确实，对公有地的掠夺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马克思说，“对农业工人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93] 这些变化还导致了自耕农的结束，在17世纪时，自耕农的数量比农场主阶级的数量要多得多，他们构成了克伦威尔新式军队的支柱力量。到18世纪，自耕农几乎消失。无数议会的“圈占公共土地议案”被提交上来，以使对公共土地的盗窃合法化。“到十九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94]然而，圈地过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马克思写道：至于19世纪盛行的方法，在这里以萨特伦德公爵夫人进行的“清扫”作例子就够了。这位懂得经济学的女人一当权，就决定对经济进行彻底的治疗，并且把全郡——郡内的人口通过以前的类似过程已经减少到15000人——变为牧羊场。从1814年到1820年，这15000个居民，大约3000户，陆续地被驱逐和消灭了。他们的村庄全都被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不列颠的士兵奉命执行任务，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一个老太婆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夫人用这种方法把自古以来就属于克兰的794000英亩土地据为己有了。她把沿海地区大约6000英亩的土地分配给这些被驱逐的居民，每户2英亩。这6000英亩土地以前一直是荒地，没有给所有者带来过收入。这位公爵夫人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亩2先令6便士的租金把这些荒地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为她的家族流洒鲜血的克兰成员。她把从克兰那里夺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29个大牧羊租地农场，每一个租地农场住一户人家，他们大都是英格兰租地农场主的雇农。到1825年，15000个盖尔人已经被131000只羊所代替。被赶到海边的那部分土著居民企图靠捕鱼为生。他们成了两栖动物，用一位英国作家的话来说，他们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一起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95]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产生必要的剩余劳动大军以供养城市工业的情况下，“土地与资本合并”是可能的。[96] 然而，马克思追问道：“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马克思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分为两部分：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和工业资本家的产生。前者出现得较慢，可以说它产生于14世纪后半叶租地农民（bailiff）的早期形式，正是在那个时候，地主开始提供种子、牲畜和农具以便农民能够进行真正的农业劳动。最终，这就形成了基于地租的成熟制度。另外，整个过程得到始于15世纪末期的农业革命以及圈地运动的大力推动。“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97] 劳动分化的程度，如亚当·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样，部分地依赖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在马克思看来，“工业资本家的产生”与其说是英国历史的故事不如说是世界历史的故事。它不是逐渐而是突然形成的。它采取了非资本家世界的掠夺形式，并形成了跨越大西洋的三角奴隶贸易体系。正如马克思的如下著名论述：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98] 由英国人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发起的头盖皮贸易，有爪哇的奴隶贸易，对印度的征服和掠夺，鸦片贸易，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创造一个在其控制之下的世界体系的手段，这个体系为了欧洲的利益为榨取财富和资本主义工业所需的原材料，与此同时却破坏了其他地方的公共财产制度。所有这一切只是大规模全球性掠夺的一部分，这种掠夺为工业资本的产生提供了原始积累。因此，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凯里谴责英国“力图把其他所有国家变成纯农业国，而英国则成为它们的工厂主”，这“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在英格兰自身内部——不久就被认为是“世界工厂”，其变化是深刻的。它“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科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99] 原始积累（“所谓的”）是资本的史前史和前提。它所代表的变化开创了资本家的占有制度，它是建立剥削导化的、但在形式上却是自由的、劳动者的基础之上的。由此而产生了资本家积累的整个历史趋势——它发展的“内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使用这些条件下统治人口自身的新规律来表达这种情况是最简洁的，也就是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剥削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具有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同时，被失业的产业后备军的不断再生产所控制的大多数人口，却发现自己处在相对贫困和恶化的状态之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100] 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两部分中指出了人口规律，尽管它们不同于马尔萨斯理论所采取的超越历史的（并且本质上是不发展的）形式。资本主义的前提是把大量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这使资本自身的历史发展成为可能。这就形成了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加深的阶级分化，以及城乡之间日益加深的敌对分离（这种状况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以复制，因为一些国家变成了纯粹的农业生产地，变成了为位于这种体系中心的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的纯粹原产地）。对马克思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和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私人财产制度——这种事实建立在各种各样基于自然需求的系统异化的基础之上——的“特殊差异”（differentiaspecifica）不可分割的，而且实际上就是它的一种逻辑结果。因此，在人为的资本体制之中，它就是寻求交换价值（也就是利润），而不是为真正的、普遍的、自然的需要而服务，这种需要对生产来说才是目标、目的。由此而引起的极端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财富的无限增长；另一方面是异化的、被剥削的、没有尊严的生存，这种生存是对大多数人的否定——形成了一种像断层线一样贯穿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最终，这种扭曲和抑制社会劳动发展的资本主义“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01] 然而，马克思仍坚持认为，对土地的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在他所经常被忽视的《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现代殖民理论”中，马克思指向爱德华·威克菲尔德（EdwardWakefield）的殖民理论，威克菲尔德认为，在殖民地为工业维持廉价的无产者劳动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一种人为地抬高土地价格的方法。否则，工人们会很快地离开工业而奔向土地，并作为小所有者而成家立业。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观点指向人口与土地相分离和疏远的矛盾，而这一分离和疏远构成了形式上自由的劳动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由资本引起的土地财产的转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说，“正如斯图亚特所说的，土地所有者本身清扫土地上的过剩人口，把大地的儿女从养育他们的怀抱里拉走，于是，甚至按性质来说是直接生存源泉的土地耕作，也变成了纯粹依存于社会关系的间接生存源泉。”资本主义的转变，雇佣劳动的废除，以及生产者联合社会的建立，所有这一切对废除人类与土地关系的异化都是必要的。[102] 因此，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需要超越资本主义得以建立的、对自然的异化形式。他们的观点中总是包含着通过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人口的分散以及马克里所指的“恢复”人类与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等措施来废除城乡之间的敌对关系。马克思引用希波吕忒·科林（HippolyteColins）的话说：“所以会有这种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正是由于土地的个人占有……你们把一个人置于真空中，你们就夺去了他的空气。你们夺取土地，也就是这样……这就是说，你们把他置于没有任何财富的真空中，所以他只能按照你们的意志生活。”[103] 恩格斯继李比希之后，使用生态学术语表达了对城乡之间敌对关系的超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正如它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一样。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104] 因此，在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理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城乡之间的较高层次的综合，正如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Ollman）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好像“包括把一些工业转移到农村，同时，在城市中为公园、林地和园地拓展大量不受阻碍的土地。我也猜想，马克思乐意见到一些人生活在遍布农村的、缩小了的、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城市之中”。[105]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紧密关系明显地存在于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的乌托邦思想之中，莫里斯是被人所推崇的19世纪英国作家、工匠师、设计家、诗人和社会主义活动家，他不仅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还是英国文坛上的一位有影响的绿色思想家。在他著名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中，他描写了这样一个社会：有这个社会里，世界市场的瓦解导致了只适合于追求利润的虚假需要的浪费型经济生产形式的终结，而随后重新组织的生产方式则“只为真正的使用而生产”。追求学术和独立技能的自由时间更加充裕，因为社会已经抛弃了定义狭窄的、工具主义的目的。相反，工作本身被看作是为人类创造和实现社会需求而服务的。在这种革命后的乌托邦社会的秩序中，莫里斯根据马克思的精神写道：“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革命之后，人们首次大批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只是因为“屈从于环境的影响，而变成了农村人口”，尽管农村的人口比城市的人口要多得多。他解释道，19世纪的英国已经变成了“充斥着巨大而肮脏的工厂以及更加肮脏的赌窟的国家，它们被病态的、非常贫穷的农场所包围，而这种农场则被工厂主所掠夺。现在，它是一个花园，那里不浪费任何东西，不破坏任何东西；必需的住房、小屋和工厂到处散布乡村，所有这一切都整洁、优雅、美丽”。然而，这个花园的存在并不排除对荒野的保护，荒野因为它的固有价值而被保持着。同时，人口保持稳定并分散地定居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计划的一部分）。[106] 莫里斯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如此相近（他一次又一次地研读马克思），让我们想起马克思的分析中彻底的革命特征——从早期著作开始，马克思就把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对自然的异化作为资本积累体制内的异化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马克思从来没有远离伊壁鸠鲁的观点，伊壁鸠鲁认为无不能产生有而有也不能产生无，也就是说，所有的人类产品都与物质的转化和守衡直接相关。[107]同样，根据他的分析，马克思一贯坚持这样一种主张，即土地需要被保护和耕种——为了后代。这些构成了人类生产和生存的自然条件，并且是对资本主义与一般生产条件异化的最一般表述。因此，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不仅需要推翻它对劳动进行剥削的特定关系，而且还需要超越——通过使用现代科学和工业方法以合理地调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它对土地的异化：对资本主义来说是最终的基础/前提。只有在这些术语中，马克思所经常号召的“废除雇佣劳动”才有意义。 [1]下列分析没有或者很少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价值分析与他的自然观之间的关系，因为保罗·伯克特已经在他的大作《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和绿的视野》中完成了这项内容。这里关注的重点是《资本论》中与新陈代谢断裂和可持续性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之间的关系——相关联的更加直接的生态学分析。为了更好地理解本章的论证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建议读者阅读一下伯克特的著作。 [2]“新陈代谢”（metabolism）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分别指“新陈代谢”和“物质变换”，在本文中通称“新陈代谢”。同时，将“metabolicrift”通称为“新陈代谢的断裂”。——译者注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6、92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109页。 [5]同上。 [6]关于安德森的古典地租理论的起源，见约瑟夫·A.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63—265页。 [7]詹姆斯·安德森：《谷物法性质探讨：论苏格兰新谷物法案》（AnEnquiryintotheNatureoftheCornLaws;withaViewtotheNewCornBillProposedforScotland,Edinburgh:Mrs.Mundell,1777），第45—50页，以及《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ObservationsontheMeansofExcitingaSpiritojNationalIndustry,Edinburgh:T.Cadell,1177），第376页。 [8]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第67页。 [9]詹姆斯·安德森：《农业和农村事务论文集》（EssaysRelatingtoAgricultureandRuralAffairs,London:JohnBell,1796），第3卷，第97—135页。在1844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大纲》中就可以发现，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在改善农业的投资问题上存在的摩擦，这个问题后来成为马克思批判英国资本主义农业的一个中心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4、572页。 [10]詹姆斯·安德森：《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ACalmInvestigationoftheCircumstancesthatHaveLedtothePresentScarcityofGraininGreatBritain:SuggestingtheMeansofAlleviatingthatEvil,andPreventingtheRecurrenceofsuchaCalamityintheFuture,London:JohnCumming,1801），第73—75页。 [11]同上，第12页，第56—64页；埃德温·坎南：《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史（1776—1848）》，第114—115页。 [12]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Historisch-KritischeCesamtaugabe,Berlin:DietzVerlag,1991）第4部分，第9卷。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60—162页。 [14]安德森：《农业和农村事务论文集》第3卷，第97—13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9页。 [15]如果说安德森的著作即使在19世纪也普遍被忽视的话，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不仅马克思，而且还有达尔文都广泛地利用了安德森的理论——在达尔文那里，安德森被作为关于动物繁殖和遗传的可靠信息源，并经常被达尔文在其《动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一书中所引用。见查尔斯·F.马莱特（CharlesF.Mullett）：《亚里士多德村与利益的和谐：僧侣山上的詹姆斯·安德森（1739—1808）》（“AVillageAristotleandtheHarmonyofInterests:JamesAnderson(1739—1808)ofMonksHill”），载《英国研究期刊》（TheJournalofBritishStudies）第8卷，第1期（1968年），第94—118页。 [16]詹姆斯·安德森：《漫谈农学、博物学、技艺和各类文献》（RecreationsinAgriculture,Natural-History,Arts,andMiscellaneousLiterature,London:T.Bentley,1801）第4卷，第376—38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9页。马克思在（也是在李比希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就设想到这种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页。 [18]见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OrganicChemistryinitsApplicationtoChemistryandPhysiology）（题目中的第二个chemistry据推测应该为agriculture——译者注）。第七版（1862年）长篇导论的详细概论和摘要，载《化学新闻》（TheChemicalNews）第7卷，第182期（1863年5月30日），第256—258页；第7卷，第183期（1863年6月6日），第268—270页；第7卷，第165期（1863年6月20日），第192—294页；第7卷，第186期（1863年6月27日，第302—305页）。李比希关于农业化学这本巨著第七版“序言”和“导论”没有出版英文译本——即使这本书的其余部分最终出版，即伸李比希以前的所有德语著作出现之后不久均已经发行英文版。原因就在于“导论”对英国广施化肥的耕作方法提出了过分的批评。李比希的英国出版商竟然毁掉了他手中的这本书。（见威廉·H.布罗克[WilliamH.Brock]：《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vonLiebig,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第177页。）因此，唯一出版的英文译本就是上面提到的《化学新闻》中的长篇摘要。然而，英国最著名的农业化学家之一——亨利·吉尔伯特的夫人，在1863年1月翻译了一本没有出版的“导论”英文译本，并在赫特福德郡的英国农业研究所洛桑试验站的档案了保存了许多年。承蒙该研究所图书管理员奥尔索普（S.E.Allsopp）小姐恩惠，她向我提供了这份手稿。之后，我有时在提到这份手稿时称之为“导论”（Einleitung）。关于德语版，见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DieChemieinihrerAnwendungaufAgriculturundPhysiologic,Brunswick,1862）第1卷，第1—156页。 [19]F.M.L.汤普森（F.M.L.Thompson）：《第二次农业革命，1815—1880》（“TheSecondAgriculturalRevolution,1815—1880”），载《经济史评论》（EconomicHistoryReview）第21卷，第1期（1968年），第62—77页，本节后来讨论的部分内容先前已经在我的一篇文章中发表过，见《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环境社会学的阶级基础》（“Marx’sTheoryofMetabolicRift:ClassicalFoundationsforEnvironrnentalSociology”），载《美国社会学季刊》（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第104卷，第2期（1999年9月），第373—378页。 [20]关于这一点的经典论述就是汤普森的《第二次农业革命，1815—1880》，见前注。汤普森坚持第二次农业革命出现在1815年到1880年之间，也就是，开始于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农业危机（以及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讨论级差地租的背景之中）。我将这个时间段压缩在1830年到1880年之间，以使第二次农业革命之前的危机与那场特有的革命相区别，而其中的一些转折点分别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1837年委托李比希写一本关于化学在农业中的应用的著作，他的《农业化学》（AgriculturalChemistry）在1840年的出版，以及几年之后J.B.劳斯的第一个生产合成肥料的工厂的建立。 [21]如果说第一次农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起源紧密相连（正如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观点），那么，第二次农业革命就与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向紧密相连，而第三次农业革命则与垄断资本主义紧密相连。见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TheOriginofCapitalism,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9），以及弗雷德·迈格道夫，弗雷德·巴特尔，以及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渴望利润》（HungryforProfit,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9）。 [22]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9卷，第199—324页。马克思在1850年至1853年期间在他的笔记中大量地摘录了李比希和约翰斯顿关于农业化学和地质学的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对李比希的摘录有大约40页，而对约翰斯顿的摘录则大约有55页（同上，第276—317页，第372—386页）。 [23]洛德·厄恩利（LordErnie）：《英国农业的现在与过去》（EnglishFarmingPastandPresent,Chicago:Quadrangle,1961），第369页；丹尼尔·希尔（DanielHillel）：《走出地球》（OuttheEarth,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1），第131—132页。李比希认为，“莱比锡、滑铁卢和克里米亚战场”都因为存在骨骼而遭到了掠夺。李比希：“导论”，第85页。 [24]这本书有时以《农业化学》而闻名、以区别于李比希的《动物化学》（AnimalChemistry,1842），这本书的名字也叫《有机化学》。在之后的讨论中，《农业化学》（根据这种惯例）指的是他的第一本关于农业（主要是关于植物）的著作的简称，而《动物化学》指的则是他在1842年创作的关于动物生理学和病理学的著作。 [25]布罗克：《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第149—150页。 [26]J.M.斯卡格斯（J.M.Skaggs）：《伟大的鸟粪热潮》（TheGreatGuanoRush,NewYork:St.Martin’sPress,1994），第225页；李比希：“导论”，第79页。 [27]玛格丽特·W.罗希特（MargaretW.Rossiter）：《农业科学的出现：尤斯图斯·李比希与美国人，1840—1880年》（TheEmergenceofAgriculturalScience:JustusLiebigandtheAmericans,1840—1880,NewHaven,Conn.:YaleUniversityPress,1975），第3—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0页；詹姆斯.F.W.约翰斯顿（JamesF.W.Johnston）：《北美札记》（NotesonNorthAmerica,London:WilliamBlackwood&Sons,1851）第1卷，第356—36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55页。 [28]小乔治·E.韦林（GeorgeE.Waring,Jr.）：《185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农业特征》（“TheAgriculturalFeaturesoftheCensusoftheUnitedStatesfor1850”），载《美国地理和统计学会报告》（BulletinoftheAmericanGeographicalandStatisticalAssociation）第2卷（1857），第189—202页（再版于《组织与环境》第12卷，第3期[1999年9月]，第298—307页）；亨利·凯里：《给总统的信——联邦政府的国内外政策》（LetterstothePresidentontheForeignandDomesticPolicyoftheUnionanditsEffectsasExhibitedintheConditionofthePeopleandtheState,Philadelphia:M.Polock,1858），第54—55页。对韦林著作的总体评价，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掠夺土地的股本》（“RobbingtheEarthofitsCapitalStock”），载《组织与环境》第12卷，第3期（1999年9月）第293—297页。 [29]亨利·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ThePast,PresentandFurure,NewYork:AugustusM.Kelley,1967），第298—299、304—308页；最初出版于1847年。 [30]亨利·凯里：《社会科学原理》（PrinciplesofSocialScience,Philadelphia:J.B.Lippincott,1867）第2卷，第215页，以及《过去、现在和将来》，第298—299，304—308页。马克思与凯里的关系比较复杂，至1853年，马克思已经阅读了凯里到那时为止的所有主要著作，包括《国内外的奴隶贸易》（TheSlaveTradeDomesticandForeign），这本书是凯里本人寄给马克思的。但是，直到1869年，也就是凯里的《社会科学原理》出版10年之后，他才阅读这本可以称为凯里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马克思对凯里一般都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把他当作一位“调和者”以及一位平庸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发现了他的著作在某些方面可以利用。马克思和凯里对土壤的退化以及长距离贸易和城乡分离都持有相似的态度；他们都大量地引用李比希的著作；他们也都严厉批判马尔萨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另外，马克思把凯里（还有詹姆斯·安德森）当作“土地-资本”《与人类对自然的“改善”相关联因此成为价值计算的一部分，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以区别于土地—物质）这个关键概念的主要解释者。关于马克思对凯里的评价，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9—271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4—387页。值得说的是，马克思对凯里有一些影响，因为凯里在其关于奴隶贸易的著作中有两处大量地引用了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上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与凯里之间关系最详细的讨论，见迈克尔·佩雷尔曼（MichaelPerelman）：《政治经济学与出版物：卡尔·马克思与亨利·凯里在〈纽约论坛报〉》（“PoliticalEconomyandthePress:KarlMarxandHenryCareyattheNewYorkTribune”），系列讨论，第85—89页，奇科，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行为和社会科学学院，1985年。佩雷尔曼认为，马克思在《纽约论坛报》上关于英国对印度进行统治的著名文章——这些文章经常被看作鼓吹这样一种主题，也就是帝国主义通过促进外围国家的工业化而起到一种进步作用——是特意为反对凯里对英国的国际作用进行完全的负面解释而作的，部分原因也是一种为了获得在《纽约论坛报》内部的理论霸权而进行的斗争。关于对凯里的一种平衡式评价，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515—519页。关于最近的详细分析，见迈克尔·佩雷尔曼：《亨利·凯里的政治-生态经济学》（“HenryCarey’sPolitical-EcologicalEconomics”），载《组织与环境》第12卷，第3期（1999年9月），第280—292页。 [31]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关于现代农业的通信》（LettersonModernAgriculture,London:Walton&Maberly,1859），第175—178、183、220页。 [32]李比希，载K.威廉·卡普（K.WilliamKapp）：《私人企业的社会代价》（TheSocialCostsofPrivateEnterprise,NewYork:SchockenBooks,1971），第35页。 [33]李比希，引自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TheAgrarianQuestion,London:Zwan,1988）第1卷，第53页；李比希：“导论”，第80页。 [34]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关于化学的亲密通信》（FamiliarLettersonChemistry,Philadelpia:T.B.Peterson,1852），第44页。作为《化学全集》（CompleteWorksonChemistry）（包括装定在一个封面之下的许多单独作品）的一部分出版。 [35]埃德温·查德威克：《英国工人居民的卫生条件报告》（ReportontheSanitaryConditionoftheLabouringPopulationofGreatBritain,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65），第121—1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9—587页。 [36]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关于城市污水利用项目的信》：（LettersontheSubjectoftheUtilizationoftheMetropolitanSewage,London:W.H.Collingridge,1865）；尤斯图斯·冯·李比希：《耕作的自然规律》（TheNaturalLawsofHusbandry,NewYork:D.Appleton,1863），第26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 [38]马克思的笔记中含有大量的摘要，包括来自李比希的两本著作，其中有他的《农业化学》，还有英国土壤学家詹姆斯·F.W.约翰斯顿的三本著作，以及无数的关于地质学的著作，比如，查尔斯·赖尔的《地质学原理》。见科尔曼（E.Coleman）：《关于马克思未出版的有关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及其历史的著作》（“ShortCommunicationontheUnpublishedWritingsofKarlMarxDealingwithMathematics,theNaturalSciencesandTechnologyandtheHistoryoftheseSubjects”），载尼古拉·布哈林等：《十字路口的科学》（ScienceattheCrossRoads:PapersPresentedattheInternationalCongressof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1931,London:FrankCass,1971），第233—23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6—917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553页。需要“恢复”土壤成分的观点，是马克思直接从李比希1862年版《农业化学》的“导论”中吸取过来的。李比希：“导论”，第97页。 [41]“系统的恢复”原文为“systematicrestoration”，在上面的引文中对应“系统地建立”。关于“restoration”的解释，参见福斯特在本章的第39个注释。——译者注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8—38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208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1、104页。阿道夫·瓦格纳（AdolphWagner）在马克思之后曾运用新陈代谢这个概念论证到：“经济系统的运行必然导致持续性的交换，实际上类似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在多数商品的（自然的）成分方面，这些商品在特定的时间内经由经济系统的处理。”马克思认为这反映了他的观点，而瓦格纳很有可能抄袭了这种观点却没有说明来源于他的著作。马克思：《方法论文集》，第109页。 [48]伊什特万·梅萨罗什（IstvanMeszaros）有力地发展了对来源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的新陈代谢这个概念的更宽泛的社会性理解。见伊什特万·梅萨罗什：《超越资本主义》（BeyondCapital,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5）。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51]蒂姆·海沃德：《生态思想》（EcologicalThought,Cambridge:Polity,1994），第116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53]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动物化学和有机化学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中应用》（AnimalChemistryorOrganicChemistryinitsApplicationtoPhysiologyandPathology,NewYork:JohnsonReprint,1964）；富兰克林·C.宾（FranklinC.Bing）：《“新陈代谢”一词的历史》（“TheHistoryoftheWord‘Metabolism’”），载《医学史与相关科学杂志》（JournaloftheHistoryofMedicineandAlliedArts）第26卷，第2期（1971年4月），第158—180页；布罗克：《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第193页；肯尼特·卡瓦纳：《罗伯特·迈尔与能量守恒》（RoberMayerandtheConservationofEnerg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3），第117页。 [54]朱利叶斯·罗伯特·迈尔：《论有机体的运动以及它们与新陈代谢的关系》（“TheMotionsofOrganismsandtheirRelationtoMetabolism”），载罗伯特·布鲁斯·林赛（RobertBruceLindsay）编：《能量的先知》（ProphetofEnergy,NewYork:Pergamon,1973），第75—145页；瓦尔纳：《罗伯特·迈尔与能量守恒》第262—265页；布鲁克《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第312—313页；胡安·马丁内斯-阿列尔（JuanMartinez-Alier）：《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Economics,Oxford:BasilBlackwell,1987），第110页。关于“活机论唯物主义”，见蒂莫西·勒努瓦（TimothyLenoir）：《生命战略：19世纪德国生物学中的目的论和力学》（TheStrategyofLife:TeleologyandMechanicsinNineteenthCenturyGermanBiology,Boston:D.ReidelPublishingCo.,1982）。托马斯·霍尔（ThomasHall）把李比希看作一位“生机论唯物主义者”而不是一位“生机论者”有以下两个理由：第一，关于在“生命力”背后隐藏着化学过程（但是，前者不会简化为后者）的争论；第二，他的“生命力”突现于普通物质——提出了“突现进化的”观点。托马斯·S.霍尔：《论生命与物质：普通哲学研究（公元前600—公元1900年）》（IdeasofLifeandMatter:StudiesintheHistoryofGeneralPhysiology600B.C.to1900A.D.,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9）第2卷，第269—271页。 [55]Y.M.乌拉诺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载尼古拉·布哈林《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思想》，第140页；林赛：《朱利叶斯·罗伯特·迈尔》，第11—12页；哈尔·德雷珀：《马克思—恩格斯词汇表》，第189页。 [56]马琳娜·菲舍尔·科瓦尔斯基：《社会的新陈代谢》（“Society’sMetbolism”），载迈克尔·雷德克利夫特和格雷厄姆·伍德格特：《环境社会学国际手册》（InternationalHandbookofEnvironmentalSociology,Northampton,Mass.:EdwardElgar,1997），第120页；尤金·奥德姆：《生态系统发展战略》（“TheStrategyofEcosystemDevelopment”），载《科学》（Science）第164卷（1969年），第262—270页。 [57]阿尔弗雷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观》（TheConceptofNartureinMarx,London:NewLeftBooks,1971），第86—88页。 [58]保罗·海尔（PaulHeyer）：《自然、人化自然和社会：马克思、达尔文和人文科学》（Nature,HumanNature,andSociety:Marx,DarwinandtheHumanSciences,Westport,Conn.:GreenwoodPress,1982），第12页。应该注意，斯密特在一个脚注中承认，在摩莱肖特之前，李比希早在1851年他的《化学通信》中已经把新陈代谢这个概念应用到社会领域之中。斯密特；《马克思的自然观》，第218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88、646、647页。英国讨论的主要背景就是批判李比希对生命起源的推测，他认为生命和物质存在的时间一样长久。 [60]菲舍尔·科瓦尔斯基：《社会的新陈代谢》，第13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6页。 [61]在相关的专业领域中，“industrialmetabolism”简称为“产业代谢”，而“socialmetabolism”则简称为“社会代谢”。译者为了突出“新陈代谢”概念以及保持对“metabolism”一词翻译的统一，因此，将“industrialmetabolism”和“socialmetabolism”分别翻译为“工业新陈代谢”和“社会新陈代谢”。——译者注 [62]菲舍尔·科瓦尔斯基：《社会的新陈代谢》，第119—120页。 [63]同上，第122页。 [64]同上，第121、131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6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9页；李比希：“导论”，第85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7页。 [68]同上，第916页。 [69]同上，第875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另见特奥多尔·沙宁：《晚年马克思与俄国之路》。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2—193页。恩格斯并没有将大土地所有者所造成的土壤退化简单地归之于资本主义，但是在引用普林尼的时候也提到了它在罗马时代的作用。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9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0页。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5页。 [76]胡安·马丁内斯-阿列尔和纳雷多（J.M.Naredo）：《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能源经济学先驱：波多林斯基》，载《农民研究杂志》（JournalofPeasantStudies）第9卷，第2期（1982），第207—224页；胡安·马丁内斯-阿列尔：《生态经济学》，第45—63页，以及（政治生态学、分配冲突经济的不可测比性》（“PoliticalEcology,DistributionalConflictsandEconomicIncommeasurability”），载《新左翼评论》，第211期（1995年5—6月份），第71页。 [7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27—128页，第129—130页。另见伯克特：《马克思与自然》，第131—132页。 [78]耕造·麻由美（KozoMayumi）：《从土地中的暂时解放》（“TemporaryEmancipationfromtheLand”），载《生态经济学》第4卷，第1期（1991年），第35—36页。 [79]见让-保罗·迪里（Jean-PaulDeléage）：《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Eco-Marxist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载马丁·奥康纳（MartinO’Connor）编：《资本主义是可持续的吗？》（IsCapitalismSustainable?NewYork:Guilford,1994），第48页；沃德·丘吉尔（WardChurchill）：《来自本地人）（FromaNativeSon,Boston:SouthEndPress,1996），第467—468页；尼古拉斯·乔治斯库-洛根（NicholasGeorgescu-Roegen）：《经济过程中的熵定律》（TheEntropyLawintheEconomicProces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第2页。对这些批评以及紧随其后的一个批评的反应，见伯克特：《马克思与自然》，第78—79页。 [80]托马斯·马尔萨斯：《小册子》，第18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75页。 [81]坎贝尔·麦克康耐尔：《经济学》（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7），第20、672页；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s,London:Macmillan,1920）。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2页。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3—14页（1.145—60）。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1页。可以将马克思在这里将劳动比作“塑造形象的火”与他在《资本论》中经常提到的“生命力”联系起来。在这一方面，他好像接受了李比希关于“生命就是活动”的观点，即积极地转化物质并产生新的组织形式。这一点与马克思自己的“突现进化论的”方法相一致，见霍尔：《论生命与物质》，第269—271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另见米切尔·莱伯威茨（MichaelLebowitz）：《超越资本主义》（BeyondCapital,NewYork:St.MartinsPress,1992），第96—100页。 [87]阿里·诺弗：《社会主义》（“Socialism”），载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和彼得·纽曼合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96—100页。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6—117页；安德鲁·迈克劳林：《生态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Ecology,Capitalism,andSocialism”），载《社会主义与民主》（SocialismandDemocracy）第10卷（1990），第69—102页。 [9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页。 [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71、498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4页。 [93]同上，第786—795页。 [94]同上，第796页。 [95]同上，第798—799页。 [96]同上，第801页。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1—812页。 [98]同上，第818—819页。 [99]同上，第817、828页。 [100]同上，第707页。 [101]同上，第831—832页。 [102]同上，第833—8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马克思在他的1850—1853年笔记中从威克菲尔德那里摘录了大量的内容，这些在页边以垂直符号标出的内容准确地强调了这些观点。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9卷，第486—491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1页。 [1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1页。 [105]伯特尔·奥尔曼：《社会革命与性革命》（SocialandSexualRevolution,Boston:SouthEndPress,1979），第56—57页。 [106]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NewsfromNowhereandSelectedWritingsandDesigns,Harmondsworth:PenguinBooks,1962），第244—246、267页；威廉·莫里斯：《关于埃平森林的三封信》（“ThreeLettersonEppingForest”），载《组织与环境》第11卷，第1期（1998年3月），第93—97页。 [107]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3—15页（1.145—22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词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中国铁路工人在历史上是中国工人阶级争斗的先锋队，他们首先杀出一段血路，首先起来反抗资本的压迫，也就首先反抗军阀的专权，“二七”之役显然在辛亥革命之后，开中国历史的新时期，自此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流血斗争便成了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不管帝国主义者有多少阴谋，不管军阀有多么残暴，不管工贼如何捣乱。……总之不论我们的敌人——帝国资本主义有怎么大的技俩，有多少种的走狗，中国的铁路工人始终持续坚决的斗争，到如今“二七”后的第三周年已经使中国二十条铁路，条条都有工会成立，工人自己团结的能力之增长，已经在事实上表显出来，尤其是当今年二七的时候，贵会召集第三次全国铁路工人的大会，正是张作霖、吴佩孚和英日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以谋压迫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以及广州国民政府和革命军。奉直军阀酿成的战争——虐政和其他种种扰乱和平的运动，并且使铁路工人受欠薪死伤的种种痛苦，然而贵会的召集和政治上的表示，不但使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知道民众的力量和意义：而且使一般工人及民众都知道要解放自己和免除种种压迫痛苦和战祸，必须组织自己的力量参加革命斗争扫除一切反动势力。本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庆祝，贵会的成功和胜利，并希望，贵会率领全国铁路工人作更进一步的奋斗，有更严密的组织，以求解放中国民族以至于一般劳动者，“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工人阶级亲自的斗争可以求得到”！中国国民革命万岁——中国铁路工人万岁！世界劳动解放万岁！
道清铁路焦作工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道清铁路焦作工会祝词济济群英，萃于津门，路工屏障，革命先锋，永失不忘，“二七”之志，相期努力，毋忘使命！
沪宁铁路吴淞工人俱乐部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沪宁铁路吴淞工人俱乐部祝词代表大会均鉴：欣开盛会，除委托代表参预特电驰贺，并祝努力！
沪杭铁路闸口工人俱乐部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沪杭铁路闸口工人俱乐部祝词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二七”之役，是铁路工人反对军阀之先锋。“五卅”之役，是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先声，这两次革命运动，在革命的观点上，革命的历史上，有同样的意义，占同样重要的地位，可惜我们没有很精密的组织，都没有成功，沪杭铁路工人，深望我总工会这次代表大会，精密的坚固我们的组织，完成目前的国民革命工作，结“二七”“五卅”种因之果。
株萍铁路工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株萍铁路工会祝词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代表大会，二七开幕，世界工人，伸电至贺，革命先锋，谁不钦慕，筹划策略，阶级斗争，最后胜利，终属我们。军阀恶物，帝国顽凶，斩尽杀绝，产业充公。小的工厂，大的铁路，工人管理，精密测度，最后目的，握到政权，谨祝大会，万岁无边。
粤汉北段工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粤汉北段工会祝词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我们的总工会，于血染京汉“二七”那天，在天津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从二七到现在，我们铁路工人，不因“二七”的惨杀，而停顿我们的组织，由一条铁路一工会，而至于全国，可见我们铁路工人，是不畏强御的。我们的斗争，由很简单的反军阀而至于反资本家，反帝国主义，反一切压迫阶级，可见我们铁路工人，永远是革命的，我们深切为盼望这次代表大会详细的规划以后斗争的方略。我们高呼：中华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万岁！
南满铁路工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南满铁路工会祝词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工人的保障，靠工会，工会的势量，赖团结，这次代表大会，定能将中国的铁路工人，都团结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旗帜之下，狠迅速的完成第一步国民革命工作，爱撰数语于下，以试庆祝：我们的四周，环绕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毒焰，我们的遍身，缠满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毒链，焰！照述了我们的眼簾，炼！缠伤了我们的身体。我们集中力量拼命挣扎，奋斗，革命！代表大会的光！冲破了他的毒焰！力！打碎了他们的毒链！无产阶级于是抬头了。我们高呼：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
广九、广三、粤汉南段铁路工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广九、广三、粤汉南段铁路工会祝词广东的铁路工会有了好久没有回到我母亲的家里——全国铁路总工会——去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因路远逾期没有赶到。广东的铁路工人与北方的铁路工友，所处的环境，确系两样，广东铁路工人，在国民政府之下得到了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权、八小时工作制和法律的保障，北方的铁路工友，则丝毫没有得到；我们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这种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双重压迫之下，领导了中国铁路工人革命奋斗，在得到了自由的广东铁路工会，愿拥护我们的母亲——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为国民革命而革命，为阶级争斗而争斗，我们高呼：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工人阶段联合胜利万岁！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
南满铁路大连工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南满铁路大连工会祝词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我们祝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把刀，斩尽压迫阶级——资本家、帝国主义、军阀——毒根的一把钢刀。我们祝这次代表大会是一盏灯，他点耀着黑暗中一条光明大道，给我们工人阶级行走。我们拥护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高呼：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
胶济铁路总工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胶济铁路总工会祝词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于天津，这是全国铁路工人团结的盛举。我们知道“二七”“五卅”事件中，已明白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确实是革命的先锋队，而居于领导地位的。这次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继续扩大“二七”之精神而更加努力的，从此以后，必愈能团结我们的力量，巩固我们的战线，以向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营阵中进攻，将来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就在贵代表大会诸君之肩上了——特祝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处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处祝词贵会开幕，跻跻一堂：发扬光大，全国之光。工人团结，端赖主张；群众群方，示我周行。一致奋斗，杀贼疆场；恶魔推倒，专政吾党。最想胜利，气吐眉扬；谨祝贵会，万寿无疆。
中东铁路工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中东铁路工会祝词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贵会在津举行，集各路代表于一堂，谋工友之福利，示工友以津梁，本团体之精神，打倒一切恶障，前途无限光明，均卜于今日开会之胜利，谨祝贵会万岁！
正太铁路总工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正太铁路总工会祝词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鉴：我们应组织好所有的铁路工人，我们应组织好所有的产业工人，我们应组织好所有的农民与兵士。我们要争到一切自由与幸福，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工人和农人——的政权，归纳上列几点，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并不敢自夸满足。代表诸君！在这次大会里，我们得了许多策略与方法，我们要一个个的组织，一步步的去奋斗，继“二七”的血迹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阶级斗争的胜利。
陇海铁路工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陇海铁路工会祝词继续“二七”精神，誓与军阀决斗。莫忘阶级利益，打倒工会敌探！
京汉铁路总工会祝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铁总年鉴》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1926 京汉铁路总工会祝词代表大会，在津举行，工人团结，众志成城。铁路工会，十余万人，服从命令，万众一心。 “二七”流血，革命先声，京汉工友，为义舍生。革命先导，我辈本能，阶级争斗，解放之门。这次大会，计划斗争，工人阶级，获得南针。最后胜利，终属我们，诚心祷祝，努力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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