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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196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导言 （1961年） 我在13年到14年前写的这本传记。其对象是一般的读者，而不是专家，而且我尽可能平易而无争论的叙述有关斯大林及其事业的一些重要事实。当我开始计划这部著作时，这个国家的公众和报刊还没有克服战时对斯大林的奉承；而当我最后完成它的时候，柏林空运的机声正在吼叫，斯大林已成为冷战中的恶人。我认为，政治气候中的这些剧烈变化，并没有影响我对斯大林的论述。因为我从来就不是崇拜斯大林的信徒；而冷战也不是我要从事的战争。不过书出版后不久，一个英国评论家就写到：“就像他的题目一样，这本书已经变成了热烈的和有时是凶猛的争论焦点……近年来还没有过一本传记引起这样的兴趣和招致这样的激烈的怨恨及敌视。”我也许还可以补充说一下，大多数英国评论家对这本书还是坦率而大度的——不过，“凶猛的争论”事实上的确进行了很多年。特别是在大西洋两岸的外国。 对于这本书是毁誉交加，众说纷纭：有的人把它当做对斯大林主义的谴责，有的人把他当成为它进行的辩护，而有时一些人又把他当成既是谴责又是辩护。因此，已故了摩西·皮雅杰（铁托元帅的朋友和同事）有一次曾向我解释他的政府为何不准出版《斯大林政治传记》的南斯拉夫版。他说：“你看，你的书毛病就出在，当我们通过俄国人人争吵时，他对我们来说太亲苏了；而当我们想同他们友好时，它又太反苏了。（他还眨巴着眼睛补充说：“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允许出南斯拉夫版，因为如果我们出版了它，任何人都会立即看出我们的那些大理论家是从什么地方吸取他们大半的智慧。”） 按照肖像画的一条金科玉律，一幅好的肖像画，要表达出人类性格的复杂性，使作者能从画上看到不同的面孔。对于这条规律也许还可以加以评论；但如果按照它来判断，《斯大林政治传记》可以说描绘的还不错。无论是敌对的还是友好的评论家，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副肖像中找得他所想找的东西和读到他所愿意读到的东西。我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性格的高度复杂性；在我描绘的这幅画像中，斯大林从正面来看是列宁的子孙。从侧面来看却是伊凡雷帝的子孙，对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却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我承认，我在这部作品中所要努力做到的是老式的客观主义；而我也必须承认，客观主义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因此我必须努力以赴。对我来说，最容易不过的是写成一本谴责性的斯大林传记。因为差不多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已经反对斯大林主义；还在强迫集体化正在进行时，我就谴责过它的残暴（不像我的的某些批评者那样，他们是在事件发生后，二十或二十五年年才来谴责它）。至少从1931年起，我就严厉地批评斯大林的政策方便了纳粹的兴起；我揭露了大规模恐怖、清洗和当时正在上演的莫斯科审讯；等等，等等。简言之。我是一个“早熟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如果我打算把过去近20年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那些东西简单地重复一下，那么我写成的书就不会有人批评它是为斯大林辩护了。 但是，我决心不从智力惯性出发来写这本书。对于这个我十分熟悉的研究题目，我决定采取一种新的和批判的观点。有的评论者说我探讨斯大林时“冷静而不动个人感情”。其实，这本书的写作深深牵涉到我个人的经历，我并借此机会默默地反省和批判地回顾自己的政治记录。我曾经是被斯大林残酷击败的那些人中的一员，因此我不得不问自己：他为什么得到这样的成功。要回答这个的问题，有党派观念的人就必须变成历史学家，平心静气的检查原因和结果，坦率地观察对手的动机，看到并承认对手力量之所在。如果仅仅因为形式的某些因素和机会尚未被认识和决定，如果仅仅因为自己的行动对于特定形式的影响尚在未定之天，一个政治战士是不允许自己在其中活动的形势持极为严重的决定论观点的。相反，历史学家不能不是决定论者，或者装成决定论者，因为除非他指明原因和结果是如此紧密而自然的交织在事件中，已经达到了天衣无缝程度，也就是说除非他指出他所涉及的历史过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就没有充分完成自己的任务。有党派观念的人要对付的是变动不定的环境，因为在一切方面，人们尚在行使冲突的意志，集结力量，使用武器，实现后或者决定。历史学家对付的却是事件的固定而不可逆转的格局。因为一切武器已使用过了，一切意志力都已用尽了，一切决定都已实现了，不可逆转东西就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东西了。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探讨，这就是说明了贯穿本书的那种争论很多的不可避免性的含意。作为一个有党派观念的人，我否定了我主角的许多行为；而做完传记作者，我又指出它们的不可避免性。然而这种矛盾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在这两方面，我都是从相同的哲学—政治前提出发来辩论的，所不同的和部分矛盾的只是观察的角度。 对我的方法执异议显然是有足够理由的。当我发表《斯大林政治传记》时，其中所叙述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或变成不可逆转的事。比如，仍然可能像西方一些重要政治家和评论家所预期的，苏联的力量将从东欧“滚出去”；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苏联工业发展将会停滞下来，等等。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东欧战后的革命尚在进行中，我就把它们说成是不可逆转的；战争刚刚结束，苏联大半还是一片废墟时，我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苏联的工业将持续上升。我应该承认，在做出这些政治判断和预言时，我是冒险的，因为许多历史学家对次都是避而不答的。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对读者们将会原谅我在这方面的冒失，而在判断我提出的一些明确的和含蓄的预言时。他们将会考虑它们是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还有另一种批评可以在此重复一下。这种批评说，由于我把斯大林的胜利说成是不可避免的，我毕竟是在为他的记录进行辩护。这一批评暗示，明智的人总是或总应该是甘心于不可避免的事的。我不同意这种暗示。人类历史中某些最可以骄傲的阶段，就是当他们同不可避免的事物进行斗争的时候；而且他们的斗争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宣称“存在即合理”位谁哲学家，也曾认为“合理即存在”。历史的过程是在现实和必要深浅不同的水平上进行着的。，这一代俄国革命者在抵抗斯大林的专制中毁灭了，这至少说明他们做的是正是一种历史的必要。只不过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罢了。也许我可以提醒一下批评者们，在指出“斯大林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和探讨了它的消极和积极方面之后，我差不多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著名揭露八年以前，就已在书末着重地预告了非斯大林化的“不可避免性”。我说过：“……历史还不得不严格地净化和重整斯大林的事业，就如它曾经净化和重整克伦威尔以后的英国革命和拿破仑以后的法国一样。” 这一版《斯大林政治传记》同第一版一样，没有什么改动。如果我要重新写这本书的话，我很可能要用不同的文体。但是尽管在细节上会有不同，着重点会有改变，我认为最好现在还是从整体上维持它的原状。这本书多年以来已成为广泛而热烈争论的目标，这一事实很可能已使它的原本成为某种文件似的东西，因而即使是它的作者也不愿意把它修改了。因此，整个来说，我坚持本书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不变。 这部传记最初是打算作为包括列宁生平和托洛茨基生平在内的三部曲的一部。我这个三部曲的写作仍在进行中；但是对托洛茨基研究中的两卷，即《武装的预言家》和《解除武装的预言家》已经出版，第三卷很快也将完成。这一工作的原定计划就是，某些叙述和解释的部分，在三部曲的一部中只是半展开，而在另一部中将予以补充、扩大和突出。即使如此，《斯大林政治传记》却是一部独立的作品，它过去是、今后也还是可以独立地加以阅读的。三部曲其余部分中的知识，将使读者们对本书的主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艾·多 1961.4.24.
第二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二版序言 《斯大林政治传记》这一版是在该书写成约二十年后出版的。当1948年夏季我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斯大林尚处于权利的顶峰，为世界所钦佩和恐惧，并在他的国内收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崇拜”。当时世界的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苏联还不是一个核大国；中国的革命胜利也还颇有一段距离；而斯大林同铁托的破裂刚刚才成为头条新闻。我在该书的最后谈到了对斯大林的估价： 到此我们就暂时停止叙述斯大林的生平和工作。我们并不幻想能够从中得出最后结论，或者根据它来对这个人以及他的成就和失败做出肯定的判断。在经历了这样多的高潮和低潮之后，他的戏剧似乎现在才达到了顶点；而我们不知道这最后一幕将比前几幕有什么新的景象。 现在我这本书新增加的一个部分（即关于斯大林最后岁月的补篇），就是叙述这“最后一幕”的。1948年以后，我书中的这位主角的戏剧的确到达了最高潮，最终导致了随后斯大林崇拜的崩溃。但是我对斯大林作用的估价，现在看来也许有点过于谨慎了，因为斯大林晚年的活动和行为，对于他先前的记录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景象，而只不过是使我已经描绘过的的景象轮廓更加鲜明而已。当时我在书的结束部分已经预见到所谓的非斯大林化。 我经常被问道，根据赫鲁晓夫、米高阳等人在1956年二十大和以后的“揭露”是不是有必要对我的观点进行修正。说实在的，对于我在本书中谈到的斯大林掌权的经过，他同列宁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关系，他在内战，他在内战时期的政策，他对大清洗的指挥，以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作用，那些揭露并没有增加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在斯大林生平的所有这些重要阶段，本书所提供的材料比苏联读者迄今能够看到的要丰富的多。因此可以顺便说一下，我的这本是《斯大林政治传记》在苏联、中国和东欧各国仍然是一本禁书。 我也完全不相信赫鲁晓夫的“揭露”，特别是不能接受他这样的断言，说什么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这一断言显然意在贬低斯大林而吹捧赫鲁晓夫自己。他同许多可靠的目击者的证言是不符合的。这些目击者有西方的政治家和将军，他们是没有理由故意夸大斯大林的作用的。也有苏联的一些将军，他们最近在这个题目上以一种严肃的而带有批判性的语调写了一些东西。根据赫鲁晓夫的揭露，斯大林的活动只有一个方面对我来说似乎更清楚了，这就是斯大林镇压托洛斯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以及牺牲他的追随者斯大林分子的规模和程度。在本数新增加的一章中，我分析了这一重要事实的影响，这钟影响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阶段更加强烈的表现出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赫鲁晓夫一班人实行非斯大林化的性质和作风。除此以外，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对斯大林生平的叙述解释。同本书的第一版比较，我在这儿只做了极少的改动和文字上的润色。 艾·多 1966.10.11.
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Stalin:APoliticalBiography 斯大林政治传记 ﹝波兰﹞艾萨克·多依彻（IsaacDeutscher） 1949 于干译；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第二版序言 导言（1961年） 第一版序言 第一章童年和青年时代 第二章地下社会主义者 第三章总演习 第四章科巴变成了斯大林 第五章1917年 第六章斯大林在内战中 第七章总书记 第八章“大转变” 第九章渴望权力的诸神 第十章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一）（1923-1933年） 第十一章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二）（1934-1941年） 第十二章大元帅 第十三章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第十四章胜利的辩证法 第十五章补篇：斯大林的最后岁月 译者的话
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思想起源论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保尔·拉法格 1909 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王子野译 代序保尔·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弗·梅林）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 Ⅰ社会主义的批评 Ⅱ历史上的自然神论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 Ⅲ维科的历史规律 Ⅳ自然的和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 抽象思想的起源 Ⅰ关于抽象思想起源的矛盾看法 Ⅱ本能和抽象思想的形成 正义思想的起源 Ⅰ同等的报复和受奖励的公正裁判 Ⅱ分配的正义 善的思想的产生 Ⅰ英雄理想的形成 Ⅱ英雄理想的解体 Ⅲ资产阶级的道德理想 灵魂观念的起源与发展 Ⅰ灵魂的发明 Ⅱ天堂的发明 Ⅲ灵魂观念的暂时消失 Ⅳ灵魂观念的复活 Ⅴ地狱的发明 Ⅵ最初几世纪基督教的灵魂观念和死后生活的观念 上帝的信仰 Ⅰ资产阶级的信宗教与无产阶级的不信宗教 Ⅱ野蛮人中神的观念之自然的根源 Ⅲ有产者中上帝信仰的经济根源 Ⅳ上帝观念的发展 Ⅴ无产阶级不信宗教的原因 注释
《新莱茵报》第19号（1848年6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中译版 《新莱茵报》第19号 （1848年6月19日） 新莱茵报 民主派机关报 第19号科隆，星期一6月19日1848 〔第一版头条通栏〕 《新莱茵报》将于6月1日起每天发行。请您尽快订阅下一季度，即七月到九月的报纸。德国所有邮局都接受订单。 科隆地区的订购价格为每季度1塔勒15银格罗申，[1]普鲁士其他地区为2塔勒3银格罗申9芬尼。普鲁士以外地区需要加收邮费。广告登载费用：四栏版面每栏8磅活字[2]每行或相同篇幅1银格罗申6分尼。 〔第一版上部一栏〕 概览 德国。科隆。（芬克[3]与利希诺夫斯基[4]）。科隆。（瓦德涅尔[5]的被捕。——泽巴尔特[6]）。法兰克福。（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波兰的请愿书。——民主派大会的决议）。卡尔斯鲁厄[7]。（彼得[8]遭逮捕）。柏林。（妥协辩论。——陆军大臣施莱根施坦[9]。——布莱桑[10]。林普勒尔[11]。——战时后备军的声明）。布勒斯劳[12]。（致柏林人民的公开信）。斯德丁[13]。（前往波茨坦[14]的朝圣之旅）。波森[15]。（统计数据。——被剃光头的波兰囚犯。——伤员受到残忍对待）。格内森[16]。（军备。俄国人）。来自俄国边境。（军队）。达姆施塔特[17]。（大公之死）。维也纳。（劳工状况。——皇帝诰令。——来自布拉格的电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8]。（艾本哈德[19]被占领）。 匈牙利。佩斯[20]。（工人暴动）。 丹麦。哥本哈根。（俄罗斯舰队）。 瑞典与挪威。斯德哥尔摩。（关于战争的情绪）。克里斯蒂安尼亚[21]。（军备）。 俄罗斯。（在卡利什[22]附近驻扎）。 法国。巴黎。（路易·波拿巴下台。——国民议会6月15日召开的会议。——6月16日国民议会）。 比利时。布鲁塞尔。（选举）。 瑞士。伯尔尼。（禁止接受那不勒斯的勋章）。 大不列颠。伦敦（议会会议。——对宪章派人士的审判推迟。——交易所。——爱尔兰同盟[23]）。 意大利。因斯布鲁克[24]。（奥地利军队撤退）。米兰（军队阵地）。维罗纳[25]（谣言）。 官方消息 根据内阁本月12日提交的报告，我在此声明，同意已经暂时离职待命或是因国家部门改组将会暂时离职待命的官员，在此期间领取待职津贴，直到他们被授予其他公职或是可正常退休。根据1820年5月25日颁布的法令，这笔津贴的支付标准现确定如下：年薪在1200塔勒及以上的暂时离职待命官员领取年薪的一半作为津贴，其他情况如下： 1100塔勒.领取，580塔勒.临休津贴. 1000〃〃560〃〃 900〃〃540〃〃 800〃〃505〃〃 720〃〃480〃〃 600〃〃400〃〃 480〃〃360〃〃 360〃〃270〃〃 336〃〃250〃〃 300〃〃225〃〃 276〃〃200〃〃 264〃〃200〃〃 240〃〃180〃〃 204〃以及下至 150〃〃150〃〃 年薪不同于上述标准的，根据最接近的更高年薪标准领取临休津贴。年薪低于150塔勒的官员可领取全额年薪作为待职津贴；反之，因职务需要而获得的补贴， 〔下转第二栏〕 〔第一版上部二栏〕 〔上接第一栏〕 在确定待职津贴时不予考虑。可享受津贴的最高年薪为4000塔勒，因此待职津贴最高不超过2000塔勒。享受津贴的官员可在国内自由选择住所，但在国家需要时，这些官员也应在从前职责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提供帮助。本诰令在《法令汇编》上发布，不适用于法官，今年7月1日由相关部门负责人实施。 无忧宫[26]，1848年6月14日. （签字）弗里德里希·威廉.[27] （会签）康普豪森[28].冯·奥尔斯瓦德[29].博奈曼[30]. 冯·阿尼姆[31].汉泽曼[32].冯·卡尼茨伯爵[33].冯·帕托[34]. 下发至内阁。 公告 本地军械库于6月14日晚遇袭，大批步枪、若干贵重武器和许多其他属于军队装备和防御的物品被盗，给军队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失。 我们紧急要求每一位爱国的柏林居民，帮助找回这些武器装备。当局希望柏林的居民们能够积极参与祖国军队的事务，在自己周围竭力搜寻这些武器，把损失降至最低。 本地的炮兵基地负责接收这些丢失的武器。 柏林，1848年6月15日. 谨代表陆军大臣： 格里斯海姆[35]， 中校和部门负责人. 公告 检察院今日获悉，在昨晚针对本地军械库的袭击事件中，大批步枪、若干贵重武器及其他属于军队装备的物品被强行夺走。我敦促所有知情人士向我提供涉案人员更为详细的信息。同时我必须提醒，在发生这种暴力盗窃的情况下，相关物品的持有人必须即刻将其送还至有关部门，以免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发现贩卖、提供或以其他方式处理有关物品的人员则必须制止相关行为，并立刻向有关部门举报，否则将被视作涉案人员甚至盗窃同犯而面临刑罚。 柏林，1848年6月15日. 皇家刑事法院检察官. 泰梅.[36] ————▪———— 德国 *科隆，6月18日。有传言称，奥尔斯瓦德以及什韦林[37]两位大臣已被解职，他们的职位将由芬克与利希诺夫斯基两位骑士接替。 〔下转第三栏〕 〔第一版上部三栏〕 〔上接第二栏〕 我们毗邻的一位评论家[38]期盼已久的“强力措施，戒严法”[39]以及类似措施可能很快就要实现了，主要是因为他们东部的朋友已经做好了支持的准备。 *T科隆[40]。大家知道，柏林妥协议会已经延期讨论温采利乌斯[41]就逮捕特利尔区的议员维克多·瓦德涅尔一事所提出的质问。这有什么根据啊！因为在旧普鲁士的立法档案中，是找不到任何有关人民代表不可侵犯的法律的；同样，在普鲁士历史的废纸堆中当然也找不到人民代表本身。既然如此，在遵守国家法律的那种口实下来抹煞一切革命成果，就不费吹灰之力了！革命所提出的明显的要求、需要和权利，当然不可能获得立法的批准，因为立法的基础正是被革命本身所摧毁的。普鲁士人民代表的不可侵犯性，从普鲁士人民代表存在的时候起就存在了。或许，整个妥协议会的存在是由某一个警察总监或某一个高等审判厅的怪脾气来决定的吧？自然，茨魏费尔[42]、赖辛施佩格[43]以及其他那些把每一个政治问题变为程序问题的争论并且没有忘记利用瓦德涅尔事件来表现细小的吹毛求疵和巨大的奴才根性的莱茵的律师们，是完全可以不受这种偶然性的影响的。 我们不妨乘这个机会来问问赖辛施佩格第二[44]先生：是否已经预定由赖辛施佩格先生代替那位应当从1848年7月1日起领取养老金而退休的沙贝尔格[45]先生来担任科隆议会议长的职位？ 瓦德涅尔在乘邮车到将要举行法兰克福议会议员选举的梅尔齐希[46]去的时候被捕了。瓦德涅尔有把握获得大多数选票。要阻挠这次预期会产生令人不快的结果的选举，最好的办法就是逮捕候选人！为了做得彻底，政府没有把瓦德涅尔的代理人格莱夫[47]召来，虽然后者提出了要求，这样一来，政府不喜欢的60000个居民便失去了代表。我们建议格莱夫先生根据自己的代表权到柏林去。 最后，我们把御任县长和特利尔市市长、全能的泽巴尔特先生的警告转载在下面，它最能说明特利尔的状况。 警告 一连好几个晚上，在城市的广场和街道上人们成群结队，人数特别众多；这引起一些胆怯的人的忧虑，他们耽心有人在准备违法的发动。这其中不包括我，如果街道交通不遭到破坏，我也许能忍受这种情形[48]。可是，如果出乎意料之外，某些幼稚的人竟打算用下流的行为和侮辱性的嘲笑来破坏街道交通，那么我要坚决劝告优秀的公众立刻远离那些幼稚的人，因为在严重破坏秩序的情况下会采取严肃的措施，如果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肇事者逍遥法外，粗心大意的人反而遭殃，我将感到惋惜。 特利尔，1848年6月16日. 御任县长和市长 参政官泽巴尔特. 这位高官表现得多么仁慈，多么像一个家长！ “如果街道交通顺畅，他或许是可以忍受的。”泽巴尔特先生的容忍精神多好啊！ 胆怯的人害怕示威。特利尔的独裁者没有具备胆怯的特性。但是，他必须表现出自己的威力，必须把胆怯的人的荒诞的幻想变成正式发表的猜疑，同时威胁说在严重破坏秩序的时候要采取严肃的措施。 〔下转第二版一栏上部〕 〔第一版下部一栏〕 国民公会[49]对法国前国王路易·卡佩[50]的审判 （参考1793年1月的《总汇通报》[51]） 1793年1月15日的会议，周二，议长韦尼奥[52]. 问题一。唱名表决： 法国前国王路易·卡佩犯有威胁人民自由以及密谋破坏国家安全的罪行吗？赞成或反对。 745名公会成员中有693名投赞成票。国民公会宣判：法国前国王路易·卡佩犯有威胁人民自由以及密谋破坏国家安全的罪行。 问题二。唱名表决： 关于路易十六的判决应当召开初级公会由人民最终批准通过吗？赞成或反对。 717名出席的公会成员中有424名投反对票。 国民公会宣布：不交给人民最终批准。 1793年1月16日的会议，周三，议长韦尼奥。 议长提出第三个问题： “法国前国王路易十六应当被判何种刑罚？” 唱名表决。 上加龙省[53]。——梅尔赫[54]：根据我在第一个问题上所表达的意见，我支持死刑，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还想补充唯一的一点。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中大多数赞成死刑，则我认为考虑缓期执行是符合国民公会的尊严的。回归议题本身，我支持死刑。 德尔马[55]：踏上讲台之前，我叩问自己的良心：我毫不惧怕良心地谴责。我只知道一种刑罚对这个叛国者适用。我支持死刑。 普罗让[56]：我支持死刑。 佩雷斯[57]：我的意见与之前几位不同。对此，我想简短地陈述我的理由，并且是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我认为，与他继续屈辱地活着相比，这位暴君死去对我们造成的伤害会更大。而且，我们掌握的是政治权力而非法律权力。一旦宣判，我们也成了暴君。但我们有权为保护公共安全采取措施。作为立法者和政治家，我支持继续监禁路易十六直至局势恢复和平稳定，然后流放。 朱利安[58]：如果说自国民公会成立以来有某一时刻我们需要放下个人成见、按捺我们心中激情的话，那么只能是我们对公民生命做出决定的那一刻。我拒绝考虑未来的有益抑或有害的后果；我只考虑我的良心，在我的良心中，我看到了那一种致命的判决。现在我本着良心说：路易罪该致死，我支持死刑。 加莱[59]：我支持死刑。我唯一的遗憾是我无法把所有的暴君都拉进来受此审判。 热尔省[60]。——蒙托[61]：我查看了刑法，告密者及叛国者应当处以死刑。而路易犯有叛国罪。我还在《人权宣言》[62]里读到：“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是惩罚都是一样的。[63]”我诅咒这个暴君去死。 拉奎尔[64]：我支持死刑。给国王一个教训，给各族人民做一个榜样！ 布斯凯[65]：作为人民的代表，我支持死刑。 吉伦特省[66]。——韦尼奥：昨天，我声明路易犯有威胁人民自由以及密谋破坏国家安全的罪行。今天，我不能在刑罚上犹豫不决。法律已经做出了规定。死刑是必须的。但是当我说出这个可怕的词汇时，我不禁为我祖国的命运感到担忧，为受到威胁的自由感到担忧，也为可能洒下的鲜血感到担忧。因此我只能赞同梅尔赫的建议并要求会议对此进行表决。 加代[67]：路易犯有威胁人民自由以及密谋破坏国家安全的罪行。所以我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会议接受了。我对刑法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只需要查看一下刑法，而它给出的答案正是死刑。但当我提出死刑的时候，我也有像梅尔赫一样的要求。我要求大会允许我行使法官权力，调查判决是否立刻执行或是可缓期执行。至于目前的情形，我支持死刑。 让索内[68]：我支持执行叛国者应得的刑罚；以此向欧洲乃至全世界证明，我们的国民议会并不是某个党派的政治工具，也不会姑息任何一个违法者。我要求，在审判路易之后，会议要讨论针对他家人施行的措施，并命令司法部长追究9月2日行刺的刺客。[69] 格兰杰纳夫[70]：假如我了解只有路易的死才能给共和国带来自由和幸福，那么我赞成死刑；但是现在似乎有情况向我证明，情况恰恰相反，他的死毫无益处，只会带来最可怕的灾难；自由从来不是从某个人的死亡之中诞生的，它只取决于公众的意见及想要自由的意志，所以我不赞成死刑。我支持拘禁。 杰[71]：我支持死刑。 迪科[72]：路易应当被判处与 〔下转第二版一栏下部〕 〔第二版一栏上部〕 〔上接第一版上部三栏〕 这位大人物把严肃同仁慈结合得多么令人惊异！在这种严肃而仁慈的预见的保护之下，特利尔的优秀居民可以高枕无忧了。 〔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97-99页《瓦德涅尔的被捕。——泽巴尔特》，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对注释48提及的句子做了重译〕 ❃＊法兰克福，6月17日。昨日国民议会全体左派人士出席了民主派大会。会议的主要决议涉及各种协会的组织问题，这些社团分散在县郊地区，我列举科隆、法兰克福、马尔堡[73]、莱比锡、哈雷[74]、汉堡、柯尼斯堡[75]、维也纳及班贝格[76]为最出色的协会。各县也被要求在14天之内召开县级会议，组织划分区级社团。根据当前所组成的委员会的申请，此前关于起草一份民主宣言的决议被重新撤回。但这些决议的印制最起码也应该是开创了新的历史。其余的决议我仅提及如下信息：《新莱茵报》、亟待重组的《柏林阅报室》[77]以及一份来自南德的报纸，这三份报纸被宣布为民主派中央机关报；尤利乌斯·弗吕贝尔[78]、（来自符腾堡[79]）的劳[80]及来自纽约的克利盖[81]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法兰克福。在5月25日举行的法兰克福议会第六次会议上，主席冯·加格恩[82]宣读了一份由利贝尔特[83]、列多霍夫斯基[84]、尼格列夫斯基[85]、特伦托夫斯基[86]、沃德里基〔Wodricki〕、乔斯塔夫斯基〔Chostawski〕及利斯科夫斯基[87]以波兰的名义签署的请愿书，内容如下： 1）请高贵的国民议会[88]采纳德国预备议会所作的决议，“让波兰不再蒙受被德国瓜分的耻辱，并呼吁德意志民众承担起义务，将波兰人的祖国归还给波兰人民；”2）请高贵的国民议会以全体德国的名义宣布对恢复波兰表示赞成，并立刻促成普鲁士所属波兰和奥地利所属波兰率先获得自由和民族独立；3）请高贵的国民议会最终不要干涉自由的德国和获得自由的波兰之间将来确定边界的合法行为。我们可以从自身角度保证并相信凭借我们在国民中间拥有的地位，能够以同样的名义做出以下保证：“[89]1）波兰愿意忘却曾经受过的伤痛，并与德国一道通过联盟及商贸条约增进手足和睦；[90]2）波兰会建立民主体制国家，并将对本国政治和公民团体中的所有民族和宗教信仰一视同仁；3）波兰重获独立后，在将来确定边界时，会将那些大多数民众通过自由合法的投票赞同回归德国的领土让与给德国。” 卡尔斯鲁厄，6月16日。关于政府[91]的议案：“请下议院同意逮捕政府首脑[92]议员彼得，他在康斯坦茨[93]接受了黑克尔[94]之下的行政主管一职”，委员会在通报中对逮捕表示支持。听证会将在明天进行。 6月16日妥协议会[95]的第十七次会议。米尔德[96]缺席，埃塞尔[97]于正午12点接任会议主席。会议宣读并通过了上一次会议的记录，然后宣读了由各地区组推选出来的宪法委员会成员名单，他们是：议员菲利普斯[98]、瓦克斯穆特[99]、罗伊特[100]、埃尔斯纳[101]、鲍尔班德[102]、埃贝尔[103]、吉尔克[104]、尼迈尔[105]、约纳斯（柏林）[106]、冯·洛贝尔图斯[107]、乌尔里希[108]、巴尔策[109]、鲍姆施塔克[110]、梅策[111]、赖辛施佩格[112]、温德霍斯特[113]、佩尔泽[114]、冯·丹尼尔斯[115]、贝伦兹[116]、察哈里埃[117]、岑克尔[118]、瓦尔德克[119]、布洛姆[120]、贝恩施[121]。——第四地区组成员、（来自克罗茨纳赫[122]的）议员阿贝格[123]针对该组的选举结果（温德霍斯特、佩尔泽、冯·丹尼尔斯当选）提出了异议；他表示，地区组主席未将何时召开选举会议的消息通知他，他因此未能参加会议。多个议员也证实，开会的时间没有按照规定来确定。由于推选结果有效与否的表决存在疑问，需要统计票数。统计结果显示，166人认为有效，199人认为无效，因此需要重新选举（表示满意）。根据会议议程，孔特[124]博士向内阁提出质询：考虑到多次出现紧急状态，内阁是否会对林木盗窃行为进行大赦？该质询得到了支持。司法大臣博奈曼[125]表示：在即将提交审议的各项法律中，政府部门已经对此有所考虑。其后，中央地区组就布洛姆提出的关于国民议会成员不受侵犯的提案做了报告。根据中央地区组的意见，建议法律做出如下规定：“为了保护以制定普鲁士国家宪法为目的而召集的议会，应颁行下列法律：第一条议会成员不因其投票或者以议员身份所表达的言论或意见而以任何方式被问责。第二条未经本人许可，议会成员不得因其被指控的罪行而被捕，除非本人被当场抓获或是在事发24小时之后被抓获。因债务被捕也需获得同样的许可。第三条针对议会成员的每一项诉讼都必须在议会发起时中止。”（注：该条款当然也具有追溯力，因此议会做出决议之后瓦德涅尔也可以被召集开会）[126]关于 〔下转第二栏〕 〔第二版一栏下部〕 〔上接第一版下部三栏〕 他所犯罪行相匹配的刑罚。同胞们！在我给祖国带去的所有祭品之中，只有这一件是恰当的，我诅咒这个人去死。 布瓦耶——方弗来特[127]：国家的法律和利益决定了路易必须受死。我要求法律生效，仿佛这是我人生的最后时刻。一定要将一个会死之人赶出生者的行列，我的心是否为之滴血尚未可知，但我内心宁静，不会担心受到良心的谴责。 德勒雷[128]：为了维系共和国，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给世代留下警示，我支持死刑。 埃罗省[129]——康邦[130]：法律写得清楚明白，路易的罪行臭名昭著。如果我仅仅判他流放，那我就冒犯了国家司法。我支持死刑。 卡斯蒂利洪[131]：如果我只考虑路易的罪行和他应得的刑罚，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死刑。但我害怕他这可恶的血液会与我高贵的人民的血液混在一起，因此我支持拘禁，直到局势和平之后流放。 伊勒——维莱讷省[132]。——朗热内[133]：有些人说，我们应当按照人民的意愿来评判这件事。但是人民并没有权利处死一个已经被征服了的囚犯；根据人民的意愿以及权利，而不是根据召集我们参与这个会议的某些人的想法，我支持拘禁以及和平之后的流放。如果他再次踏足法国，那么就必须被处以死刑。 迪瓦尔[134]：以法律的名义，我支持死刑。 塞韦斯特雷[135]：我不知道有哪种正义会在罪魁祸首面前低头，所有人都必须向正义低头。我支持死刑。 布加尔德[136]：死刑。 （未完待续。） 〔第二版二栏〕 〔上接第一栏上部〕 将攻击国民议会议员的行为宣布为叛国罪的规定，委员会认为必须对此进行讨论。副主席埃塞尔表示，该草案已印制了九份修正案，而且他之后还收到了七份书面材料。（哗然）。议员里德尔[137]表示，议会昨天已经声明，议会所关切的并非自身安全而是宪法的编纂工作，因此希望议会不再展开更多讨论而是立刻接受中央地区组提交的意见。（获得多方赞同）。大臣汉泽曼表示，大家快马加鞭地推进工作的心意可嘉，因为这样做肯定可以比现在办成更多事。（引起大面积愤怒）。现在，很多议员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并且已经在议员里德尔的议案中隐晦地呈现出来了。——然而我似乎对这位议员的提案仍不太清楚，该提案的目的是要接受布洛姆的提案还是要接受委员会的报告。（接受委员会报告？）如果是这样，那么尽管追求缩短辩论时长是值得称赞的，但人们还是应该考虑到，这项很有争议的提案将深深影响普罗大众的自由并和其他法律的颁布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现在还无法就赞成还是反对进行表决。议员里德尔表示，他已建议接受委员会的报告。（呼吁投票。）布洛姆对此表示抗议，他说当地区组提出专家意见时，就不应该再听从提案提出者的声音；此次他与地区组审核报告在主要论点上意见一致；但他考虑到全体成员的利益，也想让提案提出者保留自己最后意见的权利。（掌声。）地区组报告以几乎一致同意的多数票通过了。 议员洛贝尔图斯[138]宣读了一份递交给法兰克福议会的请愿书草案，并申请立即发布送出。该提案得到了充分的支持。首相康普豪森表示：他请求现在发言，因为他没法抑制自己表达这样的看法，即这个提案在形式上显得疑点重重。他没有忽略这一点，即该提案希望和法兰克福议会结合起来。类似的情况已经在法国发生了。法兰西议会也刚好想和法兰克福议会建立联系。然而总体来说，情况一目了然，这里的议会并不是面向外界的，它所展现的是内部的关系。除此之外，康普豪森还发现请愿书中对普鲁士的武装行动措辞不当。它给人一种印象，就好像联邦军团毫无用处。对他来说，这份提案与人们在像法兰克福议会这样的大会应当采取的尊重和克制态度是不相称的。如果人们想要一个统一的德国，就应该避开一切可称为特殊感情之类的东西。此外，这些事实在法兰克福早已人尽皆知。因此，他反对请愿，也同样反对为此提出的修正案。但是如果议会仍然对此表示支持的话，他就要迫切坚持尽可能久地推迟开展议会辩论，直到该提案经过各地区组审议为止。我们最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法兰克福议会身上，因此每一件事都必须要在会上经过妥善的权衡，看看哪些因素可能会损害全德的统一。康普豪森并不是以首相的身份发表这个声明的，而是作为一个议员提请议会各地区组讨论决定。是否应立即讨论该提案的问题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提案将会进一步在各地区组中进行讨论。议员洛贝尔图斯还对议事规程提出了控诉。他认为如果康普豪森首相是以议员的身份发言的话，他就没法拿到发言权。康普豪森表示，他是以首相的身份发言的，只是最后一番解释是以议员的身份发表的。议员洛贝尔图斯宣布撤回他的提案，他只是希望表达德国人对全德统一的情感（左派叫好。）。康普豪森首相也表示：这样他和发言人就完全和谐一致了，他也只是想表达赞同德国统一。（右派叫好。）会议两点结束，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开始。 ***柏林，6月16日。晚上8点30分，我刚从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罗特·冯·施雷肯施坦[139]将军将代替卸任的卡尼茨先生，接手陆军部。陆军部被全部解散。在“最高层”中，束手无策之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新内阁将如何重组，康普豪森本人是否会再次向他曾在其中遭受重创的议会发出呼吁，还是立即隐退，一切都尚不可知。 ——柏林联合后备军在成功组建之际发表了以下声明： 为了保卫我们城市安全而组建战时后备军，这一成果不期而至，但无疑让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喜悦，我们将精神饱满、坚持不懈地承担起人们对后备军所期待的责任。在我们看来，为了保卫城市安全，自卫团也必然会要求组建联合后备军，这样做无损民兵的荣誉，否则我们和自卫团之间就很容易产生摩擦。如果我们现在要接过自卫团的光荣职责，那么我们也应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为达到上述双重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几下几点上达成一致：1）那些已经属于武装团体的人可以自由选择留下来，因为无论每个人是后备军还是自卫团，都是在履行保卫城市安全的责任。2）为达成上述目的，后备军接受自卫团将军的领导。3）后备军将领的选举与自卫团的选举方式相同。4）后备军人员只有在执行实际任务时才被看作是后备军。轮到每个人时，他的任务只限于警戒任务，或者是在城市有警报时协助自卫团。其余时间后备军人员的民事关系身份不受影响。因此，那些后备军人员只有真正在执行任务的日子才能算军饷。然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无偿地履行他的职责。5）正如所承诺的那样，这次组建的后备军仅限于在本市辖区范围内服务。因此，它没有义务离开这个城市，并且人们必须为它执行任务提供必要的保障。 柏林，1848年6月15日. 柏林联合后备军. ❁柏林，6月16日。布莱桑先生卸下了自卫团指挥官的职务，正如他在军官大会上所说：“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不具备自卫团首领被期望具备的能力。”林普勒尔少校被自卫团军官们任命为临时指挥官，接替了布莱桑的位置。 ——昨天，尽管众多枢密参议员做了努力，在第三选区的选举人和初选选民大会上，“第三选区议员、审查委员会枢密史鲍尔[140]因其议员行为失去了委托人的信任”的提案以500票赞成，7票反对获得通过。 ❃斯德丁，6月15日。一位名叫冯·韦尔登〔Welden〕的波美拉尼亚[141]容克地主向波美拉尼亚所有阶层发出邀请，自己本人或通过代表于6月18日跟随群众前往波茨坦，“带着由衷的欢呼”迎接普鲁士亲王[142]。他承诺为城乡代表提供免费火车之旅，然而 〔下转第三栏〕 〔第二版三栏〕 〔上接第二栏〕 却未能实现。为了让大家心情愉悦，希望很多这样的朝圣之旅都无法成行。 波森，6月12日。《波兰报》[143]讨论了市议会全体成员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发出的请愿书，对其中意图通过数据证明波森大部分人口是德国人的内容，进行了尤其深入讨论。《波兰报》声称，波森42000人口中有22000人是波兰人（我们注意到，在波森以及整个省份，有很多波兰人拥有德国人的名字），这些波兰民众由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和定居于此的人组成，而在犹太裔德国人中，有668户政府公职人员家庭和193户军人家庭是从德国来到波森的，另还有几百户德国家庭是无确定期限地受雇于政府或者防御工事委员会的。确凿无疑的是，城市中大部分地产都掌握于德国人，其中主要是犹太人的手中，因为在1280栋带后屋的房屋中，733栋都掌握在德国人和犹太人手中，只有401户掌握在波兰人手中，146户掌握在政府和各类团体手中；然而波兰人的住房比犹太裔德国人拥有的住房多68幢。如果把德国人和他们的德裔犹太兄弟各自区分开，那么波兰人拥有的住房超过德国人两倍不止。还有一个真相是，在1050名拥有公民权利的波森市民中，有720名是德国人和犹太人，而只有330名是波兰人。然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民众非常清楚如何在波森获得公民身份。市政府挑选一名成员要拥有法律规定的收入*）[144]而获得公民身份的资格应该是定居于此的居民，要将这些人的名单提交给市议员们确认。人们很容易想到，只会有犹太人和德国人出现在这样一份名录中，他们的年收入不会有人去调查，市政府不会，魔鬼也不会。如果要在市议员大会中审查犹太候选人的收入，通常会问某位犹太市议员，这个或者那个候选人是否有这么多收入。他通常的回答是：“这是一个有钱人”。因为他知道问这个问题是要做什么。在波森定居着很多波兰人，他们拥有比一些犹太公民更多的收入，但是他们却不被市议会当回事。——此外，我们承认，在市议员大会的候选人中有315名德国人和犹太人，而波兰候选人只有115位。我们很吃惊，德国候选人并没有多很多。因为人们很容易在668名德国官员中找出大部分人拥有800塔勒的年收入。——我们还承认，在2133名手工业者中，1442名是德国人和犹太人，只有691名是波兰人。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波兰，波兰裔的手工业者多于犹太裔德国人手工业者。首先因为在波兰有好几百号德国手工业者，他们不定期受雇于政府，因此他们在波兰没有固定的住所；其次，这里还有大概500名犹太工人，如果像从前一样由行会决定是否具有手工业者资质的话，那么这些人将不会被许可从事手工业。最后，这1442名德国和犹太手工业者中还包括几百个犹太人小商贩，而所有691名波兰手工业者都是货真价实的、得到行会承认的手工业者。——6264个参加初选的选民被分摊到我们城市19个区的42000居民身上，其中应该有超过3580名波兰人，而德国人和犹太人最多为2684名。 （《奥得总汇报》[145]） ☼波森，6月12日。诚然，给被抓捕的波兰人打上烙印的行为在大臣们将此禁止之后停止了，但是人们又用一种新的手段来标识被释放的囚犯。这种手段是从我们仁慈的邻居俄国人那里借用来的，具体做法是把波兰囚犯的头剃得光秃秃的。普富尔[146]（硝酸银[147]）先生忠实地执行着这种做法。对他来说，波兰人就是一头畜生，必须打上标记，使其不能逃脱横行暴虐的士兵的虐待。 自4月30日以来，两名波兰医生一直在米洛斯拉夫[148]照顾躺在那儿的伤员，共计68人，全都是波兰人。本月9日早上，他们在政府的命令之下经由护送前往施罗达[149]，再从施罗达被带到这里来。这68名受伤严重的伤员现如今没有医疗救助，就躺在那儿，对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死亡简直是在所难免的了。但仅仅因为他们是“该死的波兰人[150]！” ☼波森，6月11日。昨天从卡利什传来一个不寻常的消息，那里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修建一处供十万人使用的营地。俄国军队以急行军方式挺进，立陶宛的全体驻军已经抵达波兰王国。这里的人们无不惊恐万分。 +格内森[151]，6月14日。托恩[152]第33军团的施蒂勒〔Stiele〕上校由柏林直接任命为托恩的2号指挥官，而没有绕路经由柯尼斯堡的统帅部任命。托恩必须以最快速度进入防御状态，粮草也要长期储备。这同时意味着，对此要支出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这些防御规程都是愚蠢的。如同在最和平的年代一样，人们分散驻扎在波兰的各个小角落，没有流动。当俄国人越过边境时，军队集合的命令才悄悄地到达。根据三英里外的前哨传来的确切消息，只有哥萨克骑兵[153]和骠骑兵[154]驻扎在边境。俄罗斯的大部分军队驻扎在边境后30英里处。尽人皆知，大部分的波美拉尼亚地主写信给普鲁士亲王，为发生战争时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促成普鲁士人与俄罗斯人的联合做准备。 达姆施塔特，6月16日。《达姆施塔特报》[155]的一份特别附刊报道，大公[156]于今日下午“魂归上帝”。由于这位“尊贵的大公”此前已退出政治舞台，他逝世一事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历史影响。 海尔布隆[157]，6月14日。今日中午差点发生暴动。当地第八军团的大部分人聚集起来，陈述一份带着憧憬和申诉的请愿书。一位叫哈特曼〔Hartmann〕的军需官起草了这份请愿书。军团指挥官将起草人哈特曼传唤到司令部，并立即逮捕了他。等到这件事被周知后，一场巨大的骚乱在军队和市民之中产生了，他们浩浩荡荡地行走进兵营，要求释放哈特曼。幸运的是，释放的要求马上得到了满足；如果没有被满足的话，毫无疑问将会接着实施一场暴力解救。又有一群人刚刚欢呼雀跃地列队经过，借此逼迫释放两名被抓捕的步兵。 （《士瓦本信使报》[158]）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159]艾本哈德被德国人占领了。1400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人此前占领了哈德斯莱本[160]，因丹麦军力占优，不得不退回霍普特鲁普[161]，并在此与坦恩军团会合。两军在6月12日早上向前挺进，前哨再次发生交火。 丹麦军的行动非常积极，舰船不停来回游弋，弗兰格尔[162]却悠闲自得。然而有人给《伦茨堡日报》[163]写信称：“人们完全可以期待弗兰格尔马上会再次向前挺进”。他似乎在等待加强军队。 *）没有一定年收入的人无法获得波森的城市公民身份，不能证明自己年收入有800塔勒的人没有权利成为市议员。 〔第三版一栏〕 **维也纳，6月14日。《维也纳日报》[164]发布了以下两则皇帝诰令： “我们，斐迪南一世[165]，受上帝恩典的奥地利皇帝，匈牙利[166]和波希米亚[167]国王，斐迪南五世，伦巴第和威尼西亚[168]国王以及达尔马戚亚[169]、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170]、加利西亚、洛多梅里亚[171]和伊利里亚[172]国王；奥地利[173]大公；洛林[174]、萨尔茨堡[175]、施泰尔马克[176]、克恩滕[177]、克赖恩[178]、上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179]公爵；锡本布尔根[180]大公；摩拉维亚[181]侯爵；哈布斯堡[182]和蒂罗尔[183]伯爵等等。 考虑到当前的紧急情况，即内阁通过下奥地利州[184]政府1848年5月22日的公告发布了一则临时决定，更换奥地利国家银行的纸币并将该纸币作为支付手段，我们认为有必要事后请亲王们批准这一决定。 根据这一决定，国家银行除了有权限制用纸币兑换白银以外，也有权将纸币按照一比一古尔登[185]或者一比二古尔登的面值比例进行发放。此外，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用被赋予特权的奥地利国家银行纸币支付，并且完全按照其面值来使用。但是，如果应以金币或外国银币支付款项时，则可根据债务人的选择使用这些铸币支付，或是根据铸币目前的估值，使用同等价值的银行纸币完成支付。 限制将纸币兑换成银币及使用纸币支付是暂时性的规定，仅限于当前特殊时期有效。 如果这些规定没有在第一届国民议会召开前失效，那么我们将责令政府部门就此重要事项向组建中的国民议会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一八四八年（我们帝国的第十四年）六月二日于国都维也纳。 斐迪南. 索马鲁加[186]，克劳斯[187]， 司法大臣.财政大臣.” “我们，斐迪南一世、受上帝恩典的奥地利皇帝等，针对我们忠诚的上奥地利州大公的提案并且按照内阁的建议，出于为每位臣民保护个人财产权从而协调减少损失的目的，在此做出决议： 第一，1848年12月废除所有与地产有关的、基于领主土地所有权以及什一税权产生的实物和劳务赋税，以及根据宪法被视为同等效力的实物和劳务赋税，并给予相应的金钱赔偿。 第二，该金钱赔偿将通过一部特殊的法律规定。在非议会特权代表的大地主及议员的帮助下，由上奥地利州的邦议会特权阶层代表向农民阶层提出立法建议。 第三，该法生效前的这段时间内，相关权益方及责任方可以自行对1848年产生的债务和平协商，用实物或者用其他清偿的方式进行平衡与弥补。如果协商无法达到一致，则权利人有权根据上文第二点所提及法律规定的标准请求赔偿。 第四，权益方和责任方之间已签订的涉及实物赋税转换为金钱给付的所有合同依旧有效。 第五，未来计算自由货币时，无论如何不得考虑通过增发货币解决目前债务而引发的通货膨胀。 第六，所有涉及此事向当局递交的呈文以及因此所需的文书及审理均可免邮费、免盖章及免税费。 一八四八年（我们帝国的第十四年）六月七日于国都维也纳。 斐迪南. 弗朗茨·弗雷尔·冯·皮勒斯多夫[188],内务大臣. 国王陛下自因斯布鲁克向下奥地利的居民发表了以下致辞： “我忠诚的下奥地利子民们！在我访问忠诚的蒂罗尔子民时，他们对我的热烈欢迎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也使我重新感受到我各个省的亲密与忠诚。对此我已经通过你们的特使真诚转达我的仁爱和友善，但我并不愿仅限于此，我有着强烈的愿望，通过今日的宣言将我的信念和意图更坚定且更清晰地表达出来。我的子民们对于我慷慨赋予他们自由制度的感激之情让我认识到它的价值，并且我不会比我亲爱的子民少一分对它的坚持。愿你们相信我要完全实现自己的允诺的坚定决心。只是我所创立的事业还未完成；它可以首先通过帝国议员强大且机智的协同作用变成符合大众利益的现实。尽管我已依照我尽责的参议员的提议在宪法的基本原则上满足了民众的愿望，在我看来，这部宪法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帝国各个州的需求，但我并无对民众中主流意见进行限制的意图。为了将我的想法清楚明确地公之于众，我想宣布第一国会是制宪的国会，并且会遵循其本质对选举条例略微进行修改。假如维也纳恢复并保证了安定和秩序，和平和平静，我想在我们的国都维也纳为这个制宪国会开幕，对此维也纳已经具备了重要的准备条件。欢迎国民议会的议员聚集于此，自由地、不受干扰地商讨帝国未来的立法。那里，我希望看到迄今曾向我转达过忠诚誓言的人，为了祖国的最高利益团结在我的周围。 因斯布鲁克，1848年6月6日. 斐迪南. 韦森伯格[189].多布尔霍夫[190]. 内阁昨天向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以下正式通知： “根据布拉格今早6月13日2点45分通过电报发来的消息，布拉格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人们设置了路障，遗憾的是，在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后才赢得与布拉格小城[191]沟通的机会。政府长官图恩[192]伯爵在克莱门特学院[193]被扣留。内阁认为，应当在谨慎 〔下转第二栏〕 〔第三版二栏〕 〔上接第一栏〕 研究后向布拉格派遣一名高级文职专员和一名高级军事专员，对这一运动的原因和目的进行更详细的了解，采取恰当的措施以和平的方式恢复安定、促成和解，并立即将情况告知安全委员会。” 维也纳，1848年6月13日. 皮勒斯多夫.” “布拉格临时政府曾宣布其生效日期取决于皇帝的批准，在其成立的意图被内阁知悉后，立即被宣布无效且永远不得成立。如果无视此规定采取冒犯和违法行径，省政府[194]会根据其职责并依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对肇事者采取措施。 “我知悉布拉格最新发生的事件后，今天就将其告知了安全委员会。内阁将两名特使专员派往布拉格，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只有他们在现场做出的调查才能提供依据，判断谁对这次令人极其悲痛惋惜的事件承担罪责，谁对此负有责任。此外，我认为安全委员会在当前的干预中应更加重视我已经提到的图恩伯爵在克莱门特学院被扣留的消息，注意哪些情形可以表明临时政府继续存在的猜想是错误的。 维也纳，1848年6月13日. 皮勒斯多夫.” **维也纳，6月13日。图恩伯爵被德国人扣留了。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决定，今晚乘火车紧急前往布拉格帮助他们的同胞。 （《法兰克福新闻》[195]） （事件经过请看第4版.） 法兰西共和国. △巴黎，6月16日。路易·波拿巴[196]今天向国民议会提交了他寄自伦敦的辞呈，请辞议员一职。从这次关于阿尔及尔的辩论中可以获悉，军权统治将继续光荣地存在；而且，国民议会对那里移民同胞们的抱怨几乎不予理会。在会议的结尾，路易·勃朗[197]针对古德肖[198]在昨天国民议会会议中狡诈不作为一事表示抗议。 □巴黎，6月16日。关于阿尔及尔及其与法国领土的合并，相关讨论可能已经超出了共和主义“国民报”派希望的范围。“国民报”派已经导致一位名叫古德肖的自己人颜面丢尽，同时，他们允许他们的政敌，一位名叫皮埃尔·勒鲁[199]的“共产主义者”将他的“体系学说”公之于众。尽管皮埃尔·勒鲁发表了有关天命、人类的救赎、对于fraternité,libertéundégalité[200]〔博爱、自由、平等〕的共和派的陈词滥调，但他将阿尔及尔这一特殊问题转化成了普通的社会问题，在议会中还是展现了自己的优势。只要他坚持对当前贫困问题进行探讨，他在议会面前就表现得非常强大，甚至当他转入了对于解决方案的简述，谈及将殖民作为消除贫困和争执的手段时，他仍然在现在的议会中占据优势，尽管他面对遍及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时，表现出多愁善感的特征，如同一个幻想着“实现基督教精神”的狂热者。另一方面，人们肯定普遍对古德肖的回应感到愤慨。人性还没有泯灭，二月革命还未开始发声。为什么在二月革命前，工人们处于糟糕的境况呢？因为工厂法院[201]没有公正行事。为什么工人们现在处于如此糟糕的境地？因为有使工人们道德沦丧的国家工场[202]的存在。他认为，在二月革命前，工人是世界上最诚实勤劳的人：突然险恶的学说在他们中间广为传播，现在他们普遍将无所事事，悠游自在视为自己的本分。古德肖总结得出，人们必须为结社的工人们寻求借到贷款的方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们已经严重偏离了阿尔及尔的问题。至于阿尔及尔，正如兰内〔Ranné〕所言，这个地方是以卑鄙的手段进行管理的。前政府对维持占领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兴趣。在路易·菲力浦[203]写给克洛泽尔[204]元帅的机密信件中，他要求克洛泽尔不要做任何可能会使法国真正卷入其中的事情。信中还解释了为什么1847年仍有一位不是由法国当局而是由阿尔及尔的迪伊[205]任命的英国领事。对阿尔及尔的花费已经超出了十亿元，现在阿尔及尔已经接近垮台。为了消除这种弊病，兰内要求阿尔及尔正式与法兰西共和国同化。卡芬雅克[206]宣称自己反对阿尔及尔完全被法国同化，因为这样做是危险的，他认为给予殖民地阿尔及尔一个特别体制更为合适和有益。且不说其他的不利之处，如果同化，对法国而言将有太多的议员进入议会。他感到遗憾的是，那里军事专政横行，但如果废除这种军事专政又会带来不利后果。 6月16日的国民议会会议。 国民议会的召开引发了大范围的轰动；昨天人们就在讨论“开战”的可能性。 议会主席塞纳尔[207]公布了拿破仑的第三封信并且确认了信的真实性。信的内容如下：[208] 主席（主席先生）! 我很荣幸被推举为人民代表。这个表彰在我看来是对三十年流亡的补偿，也是对三年牢狱之灾的补偿。但是有人怀疑我的当选，将其贬低为一场阴谋的结果，行政权方面也对我表现出敌意，这些都逼迫我放弃这份荣耀。我渴望建立和维系一个理性、公正且稳固的共和国，但我的名字无意间成了混乱和无序的托词，对此我深感遗憾，所以我递交了辞呈。（一片哗然）。如我所愿，事态的重新平息不久将会让我返回法国，以一个最普通公民的身份，但同时，也以一个渴望国家和平富足的人的身份。查尔斯·路易·拿破仑. 会议决定将这封信转交内政部长，以便他为选举新的议员作出安排。然后人们开始审查代理权；会议通过决议，开始对 〔下转第三栏〕 〔第三版三栏〕 〔上接第二栏〕 代表拉松〔Laisson〕当选的各项活动进行审查。之后又重新讨论昨日被中断的有关阿尔及尔与法国合并的问题。然而没有处理问题本身，人们主要仍旧在争论细枝末节以及讨论皮埃尔·勒鲁提出的社会问题。拉摩里西尔[209]将军反对皮埃尔·勒鲁的殖民化体系。如果想把阿尔及尔和美国相提并论，把阿尔及尔殖民化，变成美国这样的国家，就必须使用同样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用利剑和荣誉根除原住民。 拉摩里西尔的修正案：法国已经十分明确地宣布，阿尔及尔一直是法国的领土。该修正案已经提上了日程并被采纳。 最后路易·勃朗发言，反驳他人怀疑自己试图鼓励工人游手好闲。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比利时 ┿布鲁塞尔，6月18日。毫无疑问，您已经从我们的报纸中知道了普选的结果，这是立宪党的“光辉胜利”。欢呼和喜悦充斥在自由党的大本营、“自由联合会”的礼堂里和“独立党”的廊柱间。议会已经把选举改革推到宪法规定的极致，选民数量翻倍，“民主的”比利时变得更加民主。不管在哪里，原来多数派的候选人、罗日埃[210]内阁的坚定支持者都通行无阻。“这个国家”已经做出决定，“这个国家”不想成为共和国，“这个国家”现在簇拥着君主立宪制的国王和他的掌旗手罗日埃。 但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不是四百万比利时人（其中¼是穷光蛋），而是被统计的80000个选民，这些人在我们这个受上帝庇佑的模范国家里实行着政治垄断。这八万个享有特权的人在这次选举的时候已经表明了自己是否愿意放弃特权。享受着特权和政治垄断的他们是宣布继续执政还是宣布垮台，这会令人奇怪吗？ 选举改革之前的选民只是些上层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他们双方都在他们共同制定的宪法中各得其所。十八年来，他们一直在争取这部宪法下的排他性统治。之后爆发了二月革命。大部分一直被政治垄断排除在外的有产阶级党派通过这些事件看到了自己力量的相形见绌，这部分党派在以前因为排挤才选择了激进的方向，现在他们自己也变得保守了。批准他们参与这些党团的政治垄断不仅阻止了他们继续作为危险力量存在，甚至成了一种有利的政治行为。它将所有的保守阶级都团结到了宪法的庇护之下。因此选举改革及其结果不会有其他可能，还是和旧的选举法一样。 民主党在哪里还有机会，就会在哪里被这两个保守党派——封建和自由党派压倒。大地主一直觉得自己受到最大的威胁。他们意识到，由他们独自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很高兴自己能被允许在大资产阶级的保护下活动。他们以前通过参议院牵制自由党人，现在他们在主要报纸上以最屈辱的条件与他们结盟，《布鲁塞尔报》[211]必须推介他的宿敌，即自由派的贝亚尔·韦尔哈根[212]——人们只允许他们在少数几个地方提名候选人，并且多数时候他们都会落选。封建贵族最勇敢的骑士，一个马卢[213]，一个达内桑[214]（两位前任大臣），一个埃洛伊·德·布尔迪恩[215]（比利时的乔治·本廷克[216]勋爵），一个强如布拉班特马的人[217]都被资产阶级无情地拒绝了。封建党派中最古老的“腐败选区”那慕尔[218]、鲁汶[219]和伊普尔[220]，变得对他们不忠并且旗帜鲜明地投靠了自由派营地。 现在，参与选举垄断的一切构成了围绕着大受欢迎的罗日埃和垄断的标准宪法的一面铁墙。这八万享有特权的人已经意识到，这涉及他们生存的问题。为此他们放弃了所有的差异，并肩而立，众志成城。这些绅士难道会实施政治自杀吗？ 万事有因果。独立者和观察家可能只会继续欢呼和喊叫：“这个国家”已经决定，“这个国家”不想成为共和国——然而这80000垄断者既不是什么“国家”，国家的拯救者罗日埃也不是什么伟大的政治家。 大不列颠. 伦敦，6月16日。下议院。6月15日会议。G·班克斯[221]先生询问，西班牙使者是否因为来自马德里的特殊指示而离开了伦敦，以及是否还有该事件的其他文件递交给下议院。J·罗素[222]勋爵对第一个问题给予了否定回答，并补充说伊斯图里斯[223]是因为一次与帕麦斯顿[224]勋爵的通信而离开的。他对第二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剩下的辩论内容不涉及外国事务。上议院的辩论也是如此。 ——昨日，被囚禁于新门监狱[225]的宪章派人士被带到中央刑事法庭。应他们的要求，审判开始的时间将推迟到下一次会议，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辩护。犯人看起来脸色苍白，病恹恹的。人们故意要他们缴纳高额担保和保释金，这样他们就不可能筹集到担保和保释金，不能在人身自由的状态下等候审判。 ——英国统一公债收于近83½,⅝，优先购买者等同上。今天的结算日已经悄然结束了；涨跌很小，并且缴纳没有遇到困难。英格兰银行将贴现降低到了3½个百分点，这引起了私人银行家的不满，因为他们觉得，如果钱变得“太便宜”会很危险。 ——在爱尔兰，废除协会[226]在各地兴起。毋庸置疑，“爱尔兰同盟”已经形成。“青年爱尔兰[227]”以及他们的原则——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帮助人民获得权利——将会占据优势。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明显，并且很快就会变得更加清晰。米格尔[228]、小奥尔戈曼[229]、多尼[230]以及坎特韦尔[231]赶赴蒂珀雷里[232]，组织民众加入协会。他们到达那里后受到热烈欢迎。 〔第四版上部一栏〕 佩斯。一段时间以来，成群结队的手工业者在街上游行，他们大胆地冲进工厂有车间，迫使他人放下工作并加入他们的队伍。例如昨天就有400个人强行冲进制造链式吊桥、铁路和步枪的工厂车间，熄灭了步枪工厂车间的锻炉炉火，今天又去了造船厂，坚决要求驱逐外籍工人，——他们似乎在挑衅，令当局对外国人采取极其迅速的管控措施，其中的一个部门通过交涉已经达成这一目标。他们的游行似乎成了批准的指令。 ——6月13日的《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233]带来了以下新闻：的里雅斯特[234]，6月12日。我们城市的境况在根本上没有改变；敌人舰队[235]仍然停泊在圣安德里亚滨海路前。昨天下午，皇后号劳埃德蒸汽船[236]再次起航向黎凡特[237]进发。虽然提供了必要的证明，但还是被敌方海军将领[238]拒绝了，并声称的里雅斯特当天上午就已经封锁了。今天将向我们的国家公开宣布这一封锁。但是到现在（下午1点）还没有收到。根据后备军团6月10日的最新消息，敌人盘踞在地形高于普里莫拉诺[239]的埃内戈[240]阵地被攻占了，同时缴获6门大炮。同样，叛乱分子的最后一处避难所阿戈多[241]也被旁路纵队攻取了，借此机会，两门大炮也落入了我们手中。由此，整个山脉似乎已经从叛乱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了，几天之后，瓦阿尔萨河谷[242]也可能开放。 因斯布鲁克。[243]6月13日的《蒂罗尔信使》[244]证实了我们昨天关于里沃利[245]被皮埃蒙特军队占领的报道。他写道：“我们刚刚收到的一封6月11日签署于特伦托[246]的私人信件包含以下内容：从今天起特伦托和罗韦雷多[247]之间的通道被封锁。正如人们合理猜想的一样，里沃利被敌军占领了，阿迪杰河[248]岸正在脱离我军的控制。所有一切都已表明上述情况。在蒂罗尔的边境周围敌军的数量正在增加，非常明显他们马上会越过边境。几支步兵部队正在向朱迪卡里耶[249]、苏加纳河谷[250]和罗韦雷多行进。步兵在向前挺进，巴登军团的司令部从罗韦雷多撤回至特伦托，简言之——突然间一切都动起来了，据说甚至军队伤员也在做动员工作。特伦托人个个都兴高采烈。”[251] ——《总汇报》[252]采自维罗纳的报道称，特雷维索[253]已投降，拉德茨基[254]夺取了维琴察[255]。该报自己都怀疑这些报道的真实性。仍驻扎在奥地利的意大利军团很多士兵已逃跑，部队减损过半，只剩下一些多余的军官。 罗韦雷多[256]，6月8日。冯·哈廷[257]伯爵，首相、国务和议会大臣[258]以及奥地利皇帝的全权代表，于上周日早上9点途经这里前往维罗纳。他已于7日至8日深夜返程，并在这里停留。 （《蒂罗尔信使》[259]） 来自俄国边境，6月5日。据报道，在土耳其多瑙河流域的省份[260]附近发现有俄国军队集结。目前，奥地利帝国治下的多国内部动乱愈演愈烈，这对于俄国而言是非常诱人的，它不可能错过这一从中获益的机会。宗教上的亲近，将塞尔维亚人[261]、达尔马戚亚人[262]以及部分克罗地亚人[263]和斯拉沃尼亚人[264]与俄国联系在了一起，长期以来，俄国就一直在寻求对这一联系加以巩固，并已有所成效。现在，这些民族群体参与到了新政的动乱之中，这对于沙皇而言，正是拉拢这些民族的绝佳时机。由俄国所长期推行的泛斯拉夫主义，已开始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匈牙利三国有所成效。俄国已有充足的理由干涉虚弱的奥地利并收割泛斯拉夫主义[265]的既有成果。因此，俄军在瓦拉几亚[266]边境的集结对于德国而言是只有益处的。如果俄国这个大块头在军事行动时忘了唯有统一的作战思想才能确保其目的实现，那么它的努力终将是徒劳的。如果它分兵作战，将兵力一半放在普鲁士的边境上，一半放在奥地利或是土耳其的边境上，那么它将完全无法发挥出其应有的实力。而普鲁士以及其身后的德意志则无需畏惧俄波军队。然而，内部早已分裂并正为意大利而焦头烂额的奥地利能够抵住俄国的多瑙河军团吗？我们希望它能，因为俄国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推进奥地利内部不同民族和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的联合，如果不是斯拉夫人的话。 〔第四版上部二栏〕 意大利. 米兰，6月14日。6月13日晚9点，《米兰公报》[267]报道了维琴察于6月11日沦陷的消息。奥军以30000兵力、60台加农大炮及大量骑兵发动了最为猛烈的进攻。维琴察在遭受了50次炮击之后，不得不向奥军投降。据悉，城市的守军由10000罗马人所组成。据意方消息，在此次战役中，有超过500名的人员阵亡。教皇军团[268]以及炮兵遭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交战双方的表现均十分突出。战火持续了15个小时，直至所有的弹药都已用尽，杜兰多[269]才决定投降。守军承诺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不与奥军相抵抗，而后带着武器体面撤离。——此外，《米兰公报》补充道，此次战役损失虽大，但并非不可弥补。在卡尔·阿尔伯特[270]切断敌军与蒂罗尔的联系之前，他还必须坚守他的阵地。维罗纳是此次战争的中心，战争的结局不久将会在那儿见分晓；如果维罗纳被占领，那么威尼斯地区的城市也可能将再一次沦陷。 瑞士 伯尔尼，7月12日[271]。（《新苏黎世报》[272]。）瑞士驻那不勒斯领事默里科夫[273]请示是否可以接受国王[274]授予的勋章，对此，瑞士政府决定予以拒绝。因为根据最近生效的准则，这一请求与瑞士代表的身份立场相冲突。 瑞典与挪威. 斯德哥尔摩。瑞典多家报社报道，国王奥斯卡尔[275]在抵达马尔默[276]与丹麦国王会面时，并未受到惯常的热情接待。 一向受人尊敬的报纸，尤其是瑞典《晚报》[277]继续反对瑞典卷入丹麦战争；如果瑞典民众看到丹麦主战派近来是如何倚仗瑞典援助而狂妄自大的，必将引起极为不安的感觉。 克里斯蒂安尼亚[278]。据悉，为替代9艘中止装备的炮艇，12门前装滑膛炮投入现役。这12门炮分为三个分队，每队分别配备一艘汽船（“克里斯蒂安号”，“北角号”以及“卡尔王子号”投入使用）开赴丹麦。三桅快速战舰“弗雷雅号”已全副武装。除目前已在德隆特海姆[279]地区招募的250名水兵外，还要招募1200名水兵。 丹麦 哥本哈根，6月11日。从阿姆斯特丹传出消息，在喀琅施塔得[280]的整个俄罗斯舰队似乎都在尽可能地加速武装。今早，在默恩岛[281]与盖瑟[282]之间，发现有大量的俄军战船准备抛锚。——丹麦国王已于昨晚从瑞典出发再次抵达赫尔辛格[283]；此外，已有4500名瑞典士兵从哥德堡[284]出发登上了菲英岛[285]。此事迅速引起挪威的高度关注，这一点从挪威已暂停最为重要的三条汽船航线，这些船只将被用于战争的事实就可以看出。 （《交易所大厅。汉堡贸易，航运和政治晚报》[286]） 法兰克福。根据国民议会委员会[287]的决议，提交国民议会委员会修改的德意志人民权利的草案以如下方式拟定： 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 德意志人民享有以下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是德意志各邦国制定宪法的准则： 1）信仰自由，以人民在行使自由权过程中倘若犯罪将受处罚以及履行所有公民义务为前提。个人信仰无需得到国家的承认。 在法律面前，各宗教信仰者一律平等。明确允许组建新的宗教团体。 （关于教会与国家间的关系。）不得强迫任何人参与宗教行为或庆典活动。明确采用民事婚姻。 2）人民享有选择职业以及选择在国内外接受教育的自由。除研究性的教育机构外，所有公立学校的教育免费。 3）知识与教学自由。人人皆可授课以及开办授课机构。 4）口头与书面言论自由。 〔下转第三栏〕 〔第四版上部三栏〕 〔上接第二栏〕 新闻出版的自由不再受审查、许可制以及押金的限制。新闻出版方面的定罪由陪审法庭判决。 5）除刑事调查和战争情况所必需的法律标准化的限制外，通信隐私不可侵犯。 6）在即将制定的针对全体德意志人民权利的准则颁布之前，每个德意志公民在本邦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在暂住、定居，地产购置、商业运营，从事艺术与科学活动以及乡镇公民权方面都享有与当地公民同等的权利。 每个德意志人都是德国的公民。作为公民，在任何有固定住所的邦国内都可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不允许拒绝任何一个没有不良记录的德意志人加入某一德意志邦国的国籍。 7）免税移民权。 8）保障个人免受任意拘捕。在此应特别提及《人身保护法》[288]的基本要点。 9）协会组织中的个人或多人以及协会本身均享有自由请愿权。 10）抗诉权应首先在有关当局行使，之后在邦议会，最终在帝国议会[289]。 11）公民享有无需事先许可而进行非武装和平集会的权利。可以公共秩序和安全受到重大威胁为由禁止露天公共集会。 12）每个德意志人均享有结社的权利；对该项权利的实施不得采取任何预防性干预措施。 1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德意志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法庭上不再存有个人特权。 在所有公职资格方面一律平等。在服兵役方面一律平等。无论对人还是对财产的征税都一律平等。 任何社会阶层都不享有政治特权。私法中所确立的个别阶层的特权即刻废止。 14）如果义务方要求，可赎回所有地主与领主方的劳役地租。 废除在他人土地上狩猎的权利，如果它是国王的经济特权或某种物权的产物的话。 自己土地上的狩猎权由单独的法律规定。 15）一般性市民自卫团[290]由普通帝国法律规定。 16）司法与行政相分离。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废除世袭制法院。 法院独立。除非通过判决及法律，法官不可免职，保护法官免受违背其意愿的调动。 法院程序公开审理和口头进行；采用公诉程序和陪审法庭，至少在重大的刑事案件和所有的政治犯罪中采用。 在合适的案件中（涉及贸易，工业生产与农业经济等方面的案件）使用陪审员。 任何德意志邦国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均具有与本国法院判决同等的执行效力。 废除行政司法。司法权此后只能由普通法院行使。 起诉公职人员的行政行为无需事先许可，但保留关于大臣级别的规定。 17）乡镇自治，基础是自由选举乡镇长和代表以及乡镇事务在必要公开的程度上自主管理。 18）所有德意志邦国均由人民代表制定宪法，在立法与税收上具有决定性的表决权，并对等级代表议会负责。 19）德国境内的非德意志民族享有普遍发展等权利。 20）通过特定立法废除封地。禁止扩展现有的，以及建立新的家族产业世袭权，已有的可通过家族决议进行废除或整改。 21）所有德意志人的各类财产均受保护。征收（征用）只能是出于公共利益，以立法确定的方式并经公正的事先赔偿后进行。不允许没收财物。 22）所有在国外的德意志公民均受德国的保护。 〔第四版下部一栏〕 科隆城市居民情况 出生. 6月[291]15日。彼得·亚当·约瑟夫，木工康拉德·冯·阿姆伦之子，卡滕布格路。[292]——弗里德里希·阿尔贝特·雅各布·胡贝特，高级中学教师弗里德里希·戈里乌斯之子，普兰克巷。——索菲，商贩莫里茨·约瑟夫·科斯曼之女，贝内菲斯街。——奥托·赫尔梅斯，商人胡果·斯蒂勒之子，大维奇巷。——玛格丽特，短工彼得·绍普之女，魏厄街。——索菲娅，轻骑兵约翰·赫斯之女，勒尔巷。——威廉，裁缝马特·班多尔夫之子，博布巷。——安德烈亚斯，短工安东·柯尼希斯费尔德之子，弗里森瓦尔路。——伊丽莎白，木匠海因里希·布兰德斯之女，大希腊市场。——保罗·马尔库斯，箍桶匠约翰·克莱门之子，科斯特巷。 6月16日。弗兰茨·夏洛特·格特鲁德，政府编外职员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贝尔之女，奥伊伦加滕巷。——玛丽亚·克莱门斯·海因里希，手工品商人马丁·奥伯迈耶尔之女，布赖滕街。——埃利泽，机械工人海因里希·特蒂尔特之女，泽韦林街。——约瑟夫，客栈老板雅各布·扬森之子，古龙肯大街。——雅各布，烟草工人彼得·舍德尔之子，奥伊伦加滕巷。——安娜，拘留所看守克里斯特·皮普克之女，克林尔皮茨路。——约翰·马蒂斯，鞋匠乔治·马尔曼之子，皮茨巷。——巴尔塔扎尔，煤气工戈特洛·巴尔策之子，恩藤普富尔路。 死亡. 6月15日。卡尔·海因里希·拉伯，私人秘书，44岁，已婚，米特尔街。——夏洛特·哈德，寡妇，布兰德霍斯特，60岁，伦斯特礼堂。——玛格丽特·席费尔，原姓特勒尔，37岁，魏登巷。——玛丽亚·卡塔琳娜·施魏内姆，4岁零8个月，福勒街。——伊丽莎白·帕布斯特，2岁零8个月，恩藤普富尔路。 6月16日。卡尔·约瑟夫·许勒尔，建筑学徒，20岁，未婚，教堂街。 结婚 6月15日。来自杜伊斯堡[293]的鳏夫商人赫尔曼·埃弗哈德·魏尔斯与来自梅尔[294]的弗兰齐斯卡·玛丽亚·特蕾西亚·莱结婚。 结婚公告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克拉默，第28军团下士，布兰肯海姆霍夫军营，与安娜·玛丽亚·尤斯蒂娜·格特鲁德·默勒，默尔泽巷。——丹尼尔·斐迪南·阿尔布莱希特·施耐德，大新巷，与阿波罗尼奥·伊丽莎白·费伦贝格，霍伊市场。——克里斯蒂安·舒马赫，木工，邮政街，与玛丽亚· 〔下转第二栏〕 〔第四版下部二栏〕 〔上接第一栏〕 约瑟法·布洛克，曾居利伯拉，现居阿佩尔霍夫广场。——约翰·乔治·雷德，鳏夫，短工，蒂博尔德巷，与伊丽莎白·克劳泽，邮政街。——彼得·约瑟夫·赖因根，短工，魏厄街，与阿格内斯·布罗伊尔，科尔特奥伊泽尔路。——阿道夫·朔恩，鞋匠，格雷恩街，与安娜·玛丽亚·豪席尔德，玛利亚赦免广场。——彼得·约瑟夫·菲舍尔，第28军团军中士，圣阿加塔军营，与采齐利亚·安托瓦尼塔·沃尔夫，施泰因路。——[295]约翰·威廉·雷纳尔迪诺·施密茨，商人，毛里求斯斯泰因路，与凯瑟琳娜·卡罗琳娜·弗兰齐斯卡·贝利，安特卫普。——格哈德·普茨，许尔特的短工，与伊丽莎白·马尔曼，皮茨巷。——彼得·赖弗沙伊特，鳏夫，短工，与克里斯蒂安·贝格，双方均居于勒尔巷。——格哈德·法斯本德，园丁，与安娜·玛丽亚·达马斯特，双方均居于第八街。——约翰·皮尔格拉姆，鞋匠，费尔茨巷，与安娜·玛丽亚·罗贝尔斯，里希莫德街。——约瑟夫·彼得·胡贝特·克劳斯，鳏夫，第16步兵团下士，施瓦尔本巷，与威廉明娜·奥古斯蒂娜·雅克比娜·卡塔琳娜·卡茨，圣使徒教堂边的老城墙。 邮轮。科隆，1848年6月18日。 抵达：A.迈尔，自杜伊斯堡出发。 出发：L.蒂尔曼，前往科布伦茨[296]。 装载货运：H.卢贝斯，前往鲁拉特[297]到埃默里希[298]；约翰·布德贝格和C.凯泽前往杜塞尔多夫到鲁尔河[299]畔米尔海姆[300]；雅各布·蒂尔曼前往科布伦茨，摩泽尔河[301]以及萨尔河[302]；N.皮斯巴赫，前往摩泽尔河，特利尔与萨尔河；J.W.蒙德申克，前往宾根[303]；安东·本德尔，前往美因茨；弗兰茨·舒尔茨，前往美茵河下游；B.克劳斯，前往美茵河中上游；H.布莱希特，前往海尔布隆；彼得·库恩勒前往坎城[304]与斯图加特；J.B.蒙德申克，前往沃尔姆斯[305]与曼海姆。 远航：佩尔船长，前往鹿特丹，科隆10号船位。 远航：克森船长，前往阿姆斯特丹，科隆2号船位。 水位. 科隆，6月18日，莱茵河水位8英尺4英寸。 公告 请有意订阅报纸的读者在二季度末注意，订阅三季度及下半年本报向外地发行的报纸，须于本月22日前至当地的邮政总局发行部办理，以确保报纸准时完整地送达。只有预付订阅费，订购才能生效。 科隆，1848[306]年6月14日. 总邮局. 雷费尔特. 公告. 1848年6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点，在信件包裹收件处的门厅内，将会公开拍卖约500磅印坏的废纸和一个已无法使用的旧背囊[307]，价高者得。 科隆，1848年6月17日. 总邮局 雷费尔特. 如此受欢迎的 樱桃大蛋糕 每日新鲜供应十个，每小块1银格罗申。在我的总店希尔德巷49号和我的分店布林德巷和卡滕布街12号有售。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308]，宫廷供应商 冰激凌 每日供应，堂食或外带，每份售价4银格罗申。 弗朗茨·斯托尔威尔克，宫廷供应商。 司法拍卖 1848年6月19日星期一，上午10点，将在科隆旧市场上拍卖一个精美的商品橱柜，一面镜子以及几件银制品，如盛放树油与醋的小配件、小果篮等等，当场现金支付，价高者得。 法警，Fr.哈佩尔. 〔第四版下部四栏〕 ☞顶级精馏橄榄油 由最新采摘的第一批橄榄提炼而成，新鲜优质，降价促销 ☞正宗波尔多酒醋， 两种商品均由密封罐包装保存（成桶购买价格更优） W.亨内肯斯，布莱街159号， 其他分店同价 F.威廉密，马尔茨米勒2号和 A.伊姆霍夫，博尔岑巷8号 优选林堡[309]熟奶酪以及精美荷兰五月奶酪，最低价格就在桑德道6号。 诚聘面包师傅，要求能够独立管理一家面包店并提供相关证书。具体地址请咨询报刊发行部。 山毛榉木材库存 1至5英寸厚，2½英尺宽（每2英寸20－22分尼），以及所有可用木材，J.基格尔推荐，科莫迪尔大街18号。 值此圣使徒集市之际， 今天和明天， 下午3点开始， 大型音乐会 由普鲁士皇家乐团 第八轻骑兵乐团 在城市花园旁装饰典雅的 科隆大棚剧场演出 每日供应鹰嘴豌豆和草莓冷盘。 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 发行人：科尔夫[310]。 印刷：威·克劳特[311]，圣阿加塔街12号。 翻译：陈沛芹（组织）：傅舒婷、杨倩、李馨、李桦、金秋莉、蔡笑男 审读：李大雪 编辑注释：张月 终审：李斌、陈力丹 版面图：孙曌闻 [1]塔勒（Thlr.）、银格罗申（Sgr.）、芬尼（Pf.）为19世纪普鲁士王国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2分尼。 [2]磅（Petit）是印刷行业专有名词，8磅=⅑英寸，大小约等于我国6号字体。 [3]芬克，格奥尔格⸱冯（Vincke，Georgvon1811-1875）——男爵，德国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法兰克福议会与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联络人。后来为温和自由党人，1867年北德联邦国会议员。 [4]利希诺夫斯基，费里克斯（Lichnowski,Felix1814-1848）——公爵，普鲁士军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在1848年9月法兰克福起义时被人民打死。他是海涅的诗《阿塔·特洛尔》和维尔特的小说《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主人公的原型。 [5]瓦德涅尔，维克多·尼古劳斯（Valdenaire，VictorNikolaus1812-1881）——德国特利尔的制造商，马克思的老乡。1848年3月参与领导特利尔起义，随后当选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5月10日，他以暗杀罪被逮捕，随后改为叛乱罪。国民议会5月22日讨论了他作为合法选举的议员的豁免问题。7月18日，议会经过热烈辩论，决定在议会期间解除对他的调查和监禁，立即召他到柏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签署了关于议员豁免权的法律。此案开了普鲁士议员豁免权的先例。1856年12月2日，他到伦敦拜访过马克思。1862－1881年他在特利经营一家工厂。 [6]泽巴尔特，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Sebaldt，KarlFriedrichWilhelm1803-1872）——德国政府顾问和法官，1848年是特利尔地区的行政官员。 [7]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巴登大公国首都。现在为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城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的所在地。 [8]彼得，约瑟夫⸱伊格纳兹（Peter，JosephIgnatz1789-1872）——巴登大公国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1845年起为巴登第二议院议员，1848年为该国行政官员。同年4月参加巴登起义，同月以叛国罪被巴登官方停职。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参加巴登-普尔法茨起义，因此于1850年被判刑20年，1862年获得特赦。 [9]施莱根施坦，罗特·冯（Schreckenstein，Rothvon1789－1858）——男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6－9月为陆军大臣。 [10]布莱桑，约翰·路德维希·乌尔班（Blesson，JohannLudwigUrban1790-1861）——普鲁士军事家、工程师。1838-1861年为普鲁士保育保险机构负责人。1848年一度担任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在柏林多年担任《军事文学报》（Militär-litteratur-Zeitung）编辑。 [11]林普勒尔，奥托（Rimpler，Otto1801-1882）——普鲁士炮兵少校（至1844年），柏林市民自卫团指挥官（1848年6-11月）。这里人名错拼成“Rimpier”，后面正文中未拼错。 [12]布勒斯劳（Breslau），波兰语Wrocław（弗罗茨瓦夫）。二战以前是德国重要的工商业与文化名城之一。二战后属于波兰。该城保留了大量普鲁士、奥地利乃至波希米亚风格的建筑。 [13]斯德丁（Stettin），波兰语Szczecin（什切青），波兰西北部较大城市，奥得河穿城而过。历史上曾经属于波兰，随后被瑞典、丹麦、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先后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 [14]波茨坦（Potsdam），普鲁士国王夏宫所在地，该地东北方向26公里即柏林市中心。 [15]波森（Posen），现在是波兰城市波茲南（Poznan），波兰工业、交通、文教和科研中心城市之一。19世纪为普鲁士波森大公国首府，临瓦尔塔河，居于波兰平原中心。1848年三月革命后，波森爆发波兰人反抗普鲁士的起义，普鲁士当局镇压了起义，并将波森大公国改为波森省。 [16]格内森（Gnesen），波兰语Gniezno（格涅兹诺），波兰西部古城，当时属于普鲁士王国波森省，位于大波兰平原的中部，在波森市东北50公里。 [17]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德国黑森州南部城市，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以南20公里，被称为“学术之城”。 [18]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德国最北部的州。1848年丹麦和德国就此地的主权发生争执，最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者。1848-1851年发生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丹麦获胜。1864年发生第二次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获胜，该地区除北部很少部分归丹麦外，被纳入德国版图。 [19]艾本哈德（Apenrade），丹麦语Åbenrå（奥本罗），丹麦南部的港口小城，临波罗的海奥本罗峡湾。在航海业和造船业方面有着悠久传统。 [20]佩斯（Pesth），位于多瑙河左岸的匈牙利大城市。1873年和对岸的布达形成布达佩斯自治市，为匈牙利首都。 [21]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的旧称。162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半个奥斯陆。由时任丹麦-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重建。新城市在其后的300年间与国王同名。 [22]卡利什（Kalisch），波兰语Kalisz，波兰中部城市，现为大波兰省第二大城市。1848年时，该城为俄国控制的波兰会议王国西部边境城市，与普鲁士波森省相邻。 [23]爱尔兰同盟（IrischeLeague），英语IrishConfederation。1847年1月13日由废除协会（RepealAssociation，主张废除1800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的法案，允许爱尔兰拥有独立议会）的青年爱尔兰运动成员建立的组织，要求爱尔兰独立。 [24]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奥地利西部城市，蒂罗尔州首府，濒临因河(Inn)。15世纪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在此居住，一度成为欧洲政治和文化中心。1848年三月革命后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1835-1848）从首都维也纳逃到这里。 [25]维罗纳（Verona），意大利北部城市，1848年时属于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现为意大利维罗纳省首府，200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 [26]无忧宫（Sanssouci），源自法文的sans（无）-souci（忧虑）。在柏林郊区波茨坦，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的宫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5年模仿法国凡尔赛宫建造。 [27]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IV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 [28]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ph1803-1890）——德国银行家，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 [29]奥尔斯瓦特，鲁道夫·冯（RudolfLudwigCaesarvonAuerswald1795-1866）——普鲁士政治家。1835年为柯尼斯堡市长，1842年为东普鲁士议会议长。1848年6-9月为普鲁士首相和外交大臣，属于贵族自由派。1849-1850年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长。1858-1862年为普鲁士无任大臣。 [30]博奈曼，弗里德里希⸱威廉（Bornemann，FriedrichWilhelm1798-1864）——普鲁士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康普豪森内阁司法大臣。主张德国法律统一和司法独立。 [31]阿尼姆，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Arnim，HeinrichAlexandervon1798-1861）——普鲁士政治家。1834年为普鲁士外交部的专家委员，1840年为普鲁士驻布鲁塞尔和巴黎的特使。1848年3-6月为普鲁士外交大臣。1849-1851年为普鲁士参议院议员。 [32]汉泽曼，戴维（Hansemann，David1790－1864）——普鲁士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8年3-9月任普鲁士内阁财政大臣。 [33]卡尼茨，奥古斯特·冯（Kanitz，Augustvon1783－1852）——伯爵，普鲁士将军，1848年5-6月为康普豪森内阁陆军大臣。 [34]帕托，罗伯特·冯（Patow，Robertvon1804－1890）——德国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1848年4-6月担任康普豪森内阁的贸易、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他提出进行土地改革的建议，旨在废除最后的封建制度。1848年5月，他的办公室受到失业抗议者的暴力袭击。1849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58-1862年为普鲁士财政大臣。1869年起为中央统计委员会主席。 [35]格里斯海姆，卡尔·古斯达夫（Griesheim，KarlGustav1798-1854）——普鲁士保守派军事政客。1848年5月为陆军部大臣代表。1849-1850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53年晋升为少将。 [36]泰梅，约多库斯·多纳图斯·胡贝尔图斯（Temme，JodokusDonatusHubertus1798-1881）——德国法学家和作家，民主主义者。1848年被任命为柏林检察官。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37]什未林，马克西米利安（Schwerin，Maximilien1804-1872）——伯爵，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1848年3-6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8-1849年），属于右派。1859-1862年任普鲁士内务大臣，民族自由党人。 [38]评论家指《科隆日报》。 [39]相关内容见1848年6月17日和18日的《科隆日报》。 [40]根据MEGA²第Ⅰ部分第7卷，确认这则新闻的作者是马克思。 [41]温采利乌斯，卡尔（Wencelius，Karl1808-1864）——普鲁士医生，医学博士。1848年是来自特利尔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42]茨魏费尔，卡尔·海尔曼（Zweiffel，CarlHermann1800-1876之前）——普鲁士检察官。1848年在科隆任检察长；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曾起诉《新莱茵报》诽谤他，1849年2月7日败诉。 [43]赖辛施佩格，奥古斯特（Reichensperger，August1808-1895）——普鲁士地方法官和政治家。1848年为来自莱茵省伯恩卡斯特尔（Bernkastel）选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9年为科隆上诉法院院长。1850-1863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和天主教议员领袖。1867-1884年为德国议会议员。 [44]赖辛施佩格第二，彼得·弗兰茨（ReichenspergerⅡ,PeterFranz1810-1892）——普鲁士地方法官和政治家。1848年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预备会议。1848年为来自莱茵省坎普恩（Kemp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在普鲁士宪法辩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852年与哥哥奥古斯特·赖辛施佩格一起在普鲁士众议院创立天主教派，并在1869-1870年共同创立了中央党。帝国议会议员（1871-1892）。 [45]沙贝尔格，威廉（Schauberg，Wilhelm）——普鲁士法官。 [46]梅尔齐希（Merzig），德国萨尔州西部的县城。 [47]格莱夫，约瑟夫·伊拉斯姆斯（Gräff,JosefErasmus1803-1877）——德国法官，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48]本句原中译文“我并不是这十来个胆怯的人中间的一个，如果街道交通不遭到破坏，我也许能忍受这种情形。”对应德文原文“IchgehörenichtzudenAengstlichenundmageswohlleiden,wennsichderStraßenverkehrungezwungenbewegt.”德文原文中没有“十来个”相关表述。 [49]国民公会（National-Konvent），法文ConventionNationale，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制宪和立法议会，于1792年9月20日至1795年10月26日（第四年的雾月四日）举行会议。 [50]卡佩，路易（Capet，Louis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3），即路易十六。1793年1月16日被国民公会判处死刑，1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 [51]《总汇通报》（Moniteur，全称LeMoniteuruniversel）。法国自1789年起的历届政府机关报，1940年停刊。 [52]韦尼奥，皮埃尔·维克蒂尼安（Vergniaud，PierreVicturnien175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1793年1月任国民公会议长，率先投票赞同判处国王死刑。同年6月2日吉伦特派政府被推翻，他被逐出国民公会。7月被捕，10月31日在巴黎被送上断头台。 [53]上加龙省（Haute-Garonne），法国南部的省，省会图卢兹（Toulouse）。 [54]梅尔赫，让-巴蒂斯特（Mailhe，Jean-Baptiste1750-1834）——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家，国民公会议员，他提出“梅尔赫修正案”，试图推迟对路易十六的处决。 [55]德尔马，让-弗朗索瓦-贝特朗（Delmas，Jean-François-Bertrand1751-1798）——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法国国民公会、公共安全委员会和长老议会成员，1797年曾短暂地主持长老议会。 [56]普罗让，约瑟夫·艾蒂安（Projean，JosephÉtienne1752-1818）——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1792年国民公会议员。 [57]佩雷斯，让-巴蒂斯特（Pérès，Jean-Baptiste1752-1840）——法国演说家，物理学家。大革命时期为城市宪法之友协会成员。曾任里昂大学教授、阿让皇家法院副检察官和阿让皇家图书馆馆长。 [58]朱利安，让（Julien，Jean1750-1828）——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人物，被称为“图卢兹的朱利安”，1792年为国民公会的议员。 [59]卡莱斯，让-玛丽（Calès，Jean-Marie1757-1834）——法国政治活动家，国民公会议员和五百人院成员。曾被国民公会任命为特派员，前往阿登（Ardennes）、科特迪瓦（CôteD’Or）和杜斯（Doubs）省。 [60]热尔省（Gers）,法国南部的省，省会奥什（Auch），位于图卢兹西南。 [61]蒙托，路易·玛丽·邦·德（Montaut，LouisMarieBonde1757-1842）——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1792年10月至1793年4月为安全委员会成员。1816年流亡瑞士，1830年革命之际返回法国。原文人名错拼成“Moutant”。 [62]《人权宣言》（ErklärungderMenschenrechte），法文DéclarationdesDroitsdel’HommeetduCitoyen，即《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8月26日颁布。《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是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时任法国国民自卫军司令拉法耶特侯爵。 [63]此句采用的是王建学的译本。 [64]拉奎尔，约瑟夫（Laguire，Joseph1755-1827）——法国政治家，律师。1791-1795年期间为国民公会议员。 [65]布斯凯，弗朗索瓦（Bousquet，François1748—1820）——法国政治家，医生。1791-1792年为埃罗省（Hérault）议员，1792年为国民公会议员。 [66]吉伦特省（Gironde），法国南部的省，省会波尔多（Bordeaux）。 [67]加代，玛格丽特-埃利（Guadet，Marguerite-Élie1758-1794）——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家。1790年为吉伦特省的行政长官，1791年被任命为刑事法庭庭长，1792年为国民公会议员。1794年6月19日被雅各宾派在波尔多送上断头台。 [68]让索内，阿尔芒（Gensonné，Armand1758-1793）——法国政治家，律师。1792年为国民公会议员，一度任国民公会主席。1793年10月24日在波尔多作为吉伦特派的要员而被送上断头台。 [69]1792年9月2日，巴黎市政厅将24名囚犯转移至亚巴意监狱，途中遭到人群的包围，囚犯们被杀害。9月2-6日，巴黎市区的其他监狱大多都遭到袭击，共有约1100-1400人被杀害。 [70]格兰杰纳夫，让-安托万·拉法格·德（Grangeneuve，Jean-AntoineLafarguede1751-1793）——法国政治家和律师。1789年，他创立波尔多人民协会。1792年成为吉伦特省派出的国民公会议员。1793年12月21日在波尔多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 [71]杰，让（Jay,Jean1743-1807）——法国加尔文派牧师，在大革命时期有过短暂的政治生涯。1791年担任吉伦特省的行政长官，1792年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 [72]迪科，让-弗朗索瓦（Ducos，Jean-François1765-1793）——法国政治活动家。1791为吉伦特省的立法议会议员，1792年为国民公会议员。属于吉伦特派。吉伦特派被推翻后一度得到马拉的庇护，由于他抗议滥捕和即决而受到注意，被捕后于1793年10月31日在波尔多被送上断头台。 [73]马尔堡（Marburg），德国中部黑森州城市。1848年时属于黑森-卡塞尔选侯国。16世纪以来，该城以大学城著称。 [74]哈雷（Halle），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南部的城市。19世纪初，该市先后归属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和普鲁士王国，区域范围也几经变迁。 [75]柯尼斯堡（Königsberg），现名加里宁格勒（Калининград），原东普鲁士首府。1945年以后成为俄罗斯在东欧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州府。 [76]班贝格（Bamberg），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直辖市，位于巴伐利亚北部。 [77]《柏林阅报室》（BerlinerZeitungs-Halle，缩写：Zeit.-Halle.），德国日报。1846年起由哈·尤利乌斯在柏林出版；1848-1849年间是民主派报纸之一。 [78]弗吕贝尔，尤利乌斯（Fröbel，Julius1805-1893）——德国政论家和出版商，激进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年回到欧洲；自由党人。 [79]符腾堡（Würtemberg），德国历史上的一个邦国——符腾堡王国（1806-1918），位于德国西南部，首都斯图加特。 [80]劳，卡尔·费迪南（Rau，KarlFerdinand1798-1874）——符腾堡王国议会议员。 [81]克利盖，海尔曼（Kriege，Hermann1820-1850）——德裔美国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在纽约主编德语报纸《人民论坛报》（Volks-Tribun）。1848年短暂地回国参加革命。 [82]加格恩，海因里希·冯（Gagern，Heinrichvon1799-1880）——德国政治家。1818年全德学生协会领导人。1832-1836年为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国众议院自由派领袖。1848年3月任大公国首相，不久辞职。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和议长，议会自由派右翼领袖。12月出任德意志帝国临时中央政府首脑，提出统一政纲（《加格恩纲领》），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意志的统一。1849年5月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83]利贝尔特，卡罗尔·弗里德里克（Libelt，KarolFryderyk1807-1875）——波兰记者和革命政治家。1848年5月参加在布勒斯劳举行的波兰代表大会，6月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斯拉夫代表大会。1848年10月至1849年1月期间，他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59-1870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84]列多霍夫斯基，伊格纳茨（Ledóchowski，Ignacy1789-1870）——伯爵，奥地利和波兰的将军。1812年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1831年晋升为将军，同年11月领导波兰在莫德林要塞的军队反抗俄罗斯。报纸人名拼写为Leochowski。 [85]尼格列夫斯基，瓦迪斯瓦夫（Niegolewski，Władysław1819-1885）——波兰自由派政治家。1846、1848、1863年波兰起义参加者。1848年作为波兰代表团成员，在法兰克福议会为波兰事务辩护。1850-1852、1858-1861、1867-1884年为普鲁士议会议员。 [86]特伦托夫斯基，布罗尼斯瓦夫·费迪南（Trentowski，BronisławFerdynand1808-1869）——波兰“弥赛亚主义”哲学家、教育家、记者和共济会成员，也是波兰弥赛亚主义“民族哲学”的主要代表。 [87]利斯科夫斯基，伊格纳齐·冯（Lyskowski，Ignacyvon1820-1886）——波兰政治家。1848年法兰克福预备议会议员。1866-1867年和1870-1886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报纸人名拼写为Lyshowski有误。 [88]国民议会（Reichstag），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89]根据前后文，与本段最后半个后引号对应的缺失的半个前引号应该在这里。 [90]此处德文原文的标点符号是逗号，有误，应为分号。 [91]指巴登大公国政府。 [92]1848年3月14日，巴登大公国政府任命彼得为滨湖区（区府康斯坦茨）政府首脑。4月黑克尔领导滨湖区的起义，彼得担任了革命军之下的滨湖区行政主管。起义失败后的4月19日彼得被停职，4月30日他遭到审判。 [93]康斯坦茨（Konstanz），巴登大公国的城市。现属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位于德国南部瑞士边界，博登湖（Bodensee）西端。 [94]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卡尔（Hecker,FriedrichFranzKarl1811-1881）——德国巴登大公国共和派，民主主义者。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巴登起义失败后侨居美国。同年6月当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未到任。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军队上校。 [95]妥协议会（Vereinbarungsversammlung），《新莱茵报》在这里指的是柏林普鲁士国民议会。 [96]米尔德，卡尔·奥古斯特（Milde，KarlAugust1805-1861）——西里西亚大工厂主，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长（5-6月），来自西里西亚布勒斯劳（Breslau）选区，属于右派，曾任普鲁士贸易大臣（1848年6-9月）。 [97]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I，JohannHeinrichTheodor1805-？)——普鲁士官员，律师，教权派。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司法委员会委员，属于中间派。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父亲）的熟人。 [98]菲利普斯，阿道夫（Phillips，Adolph，1813-1877）——普鲁士法律工作者，政治活动家。1843年为埃尔宾市长。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99]瓦克斯穆特（Wachsmuth，FranzRudolf，1810-1903）——德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曾在法兰克福地区法院任职。因1833年法兰克福革命事件入狱，1840年出狱恢复旧职。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100]路透，罗伯特（RobertReuter，1816-1864）——普鲁士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7年为约翰尼斯堡地区的行政长官。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101]埃尔斯纳，莫里斯(Elsner,Moritz1809–1894)——普鲁士中学教师、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3年为《西里西亚纪事》（SchlesischenChronik）主编，1851-1855年为《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编辑（马克思1855年为该报撰稿）。《布勒斯劳晨报》（BreslauerMorgenzeitung）创办人之一。1848年为来自布勒斯劳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102]鲍尔班德，约翰·约瑟夫（Bauerband，JohannJoseph1800-1878）——普鲁士政治活动家。1844年起为波恩市议会议员。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中间派。 [103]埃贝尔（Ebel）——1848年来自西里西亚弗兰肯施泰因（Frankenste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4]吉尔克，鲁道夫·爱德华（Gierke，RudolfEduard1807-1855）——1848年为来自波美拉尼亚斯德丁（Stetti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5]尼迈尔，海尔曼（Niemeyer，Hermann1802-1851）——1848年为来自萨克森省哈雷（Halle）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6]约纳斯，威廉（Jonas，Wilhelm）——1848年为来自柏林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7]洛贝尔图斯，约翰·卡尔（Rodbertus，JohannKarl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主张“国家社会主义”。1848年为国民议会议员。同年曾任普鲁士宗教教育大臣14天。《新莱茵报》经常批评他的讲演和活动。 [108]乌尔里希，卡斯帕（Ullrich，Caspar1788-1863）——1848年为来自威斯特法伦索斯特（Soest）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09]巴尔策，威廉（Baltzer，Wilhelm1814-1887）——1848年为来自图灵根诺德豪森（Nordhaus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10]鲍姆施塔克，爱德华(Baumstark,Eduard1807-1889)——德国学者和政治活动家。1842-1876年为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教授。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派。1850年为爱尔福特联邦议会议员，1876年为北德联邦议会议员。著有经济学、农业科学、照相机技术方面的论著。 [111]梅策，恩斯特⸱古斯塔夫(Mätze，ErnstGustav1817-1891)——普鲁士西里西亚伯恩施塔特市中学校长，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0年以后移居美国德克萨斯州，1888年当选州参议员。 [112]赖辛施佩格，即赖辛施佩格第二，彼得·弗兰茨（ReichenspergerⅡ,PeterFranz1810—1892）。 [113]温德霍斯特，爱德华（Windthorst，Eduard1809-1880）——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14]佩尔茨，阿尔诺德·埃德蒙（Pelzer，ArnoldEdmund1801-1874）——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8-1849年任亚琛市市长时，镇压驻扎在当地的预备役第34步兵团起义、拒绝法兰克福议会到该市做广告，受到普鲁士王储的赞扬。后为德国进步党人。 [115]丹尼尔斯，亚历山大·冯（Daniels，Alexandervon1800-1868）——1848年为来自莱茵省埃尔科伦茨（Erkelenz）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16]贝伦兹，朱利叶斯(Berends,Julius1817–1891)——普鲁士出版商和政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1847年为柏林市议会议员。1848年3月柏林起义的参加者并成为当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他在议会上提议，承认参与3月18日起义者的贡献。1849年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853年移居美国。1875年回国，后来移居瑞士。 [117]察哈里埃（Zachariä）——1848年为来自波美拉尼亚格里门（Grimmen）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司法委员。 [118]岑克尔（Zenker）——法官。1848年为来自西里西亚勒文贝格（Löwenberg）选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19]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莱奥（Waldeck，BenediktFranzLeo1802-1870）——普鲁士律师，激进派。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和副议长。后来为进步党的领袖之一。 [120]布洛姆第二，安东⸱约瑟夫（BloemII，AntonJoseph1814-1884）——普鲁士律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后来属于中间派。 [121]贝恩施，奥托马尔（Behnsch，Ottomar，1813-1869）——普鲁士政治活动家和神学家。曾任布勒斯劳大学讲师，并为《西里西亚报》和《西里西亚文学报》撰稿，1846年起担任《基督命运》杂志的主编。1848年为来自瓦尔登堡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 [122]克罗茨纳赫（Kreuznach），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温泉小镇。1843年马克思和燕妮在此地结婚。 [123]阿贝格，布鲁诺·艾哈德（Abegg，BrunoErhard1803-1848）——德国政治活动家。1848年参与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请愿的活动，同年当选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同年因病在柏林去世。 [124]孔特，海因里希（Kunth，HeinrichSigismundJohannes，1811-1850）——德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29年活跃于波恩军团（学生联谊会）。后成为维特施托克市市长，并于1848年当选为奥斯特普赖格尼茨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25]博奈曼，弗里德里希⸱威廉（Bornemann，FriedrichWilhelm，1798-1864）——普鲁士律师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曾任普鲁士司法大臣，随着康普豪森的下台而退职。主张德国法律统一和司法独立。 [126]此处德文原文缺失后半个引号，已补。 [127]布瓦耶-方弗来特，让-巴蒂斯特（Boyer-Fonfrède，Jean-Baptiste1760-1793）——法国政治活动家。1792年9月-1793年10月为国民公会议员，属于吉伦特派。 [128]德勒雷，亚历山大（Deleyre，Alexandre1726—1797）——法国文学家和百百科全书编纂家。1792年为国民公会议员，属于吉伦特派。 [129]埃罗省（Hérault），法国东部省份，省会蒙彼利埃（Montpellier）。 [130]康邦，皮埃尔-约瑟夫（Cambon，Pierre-Joseph1756-1820）——法国政治家和商人。1791年为埃罗省议会议员。1793年4月起成为公共安全委员会的成员。1794年在罗伯斯庇尔的垮台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131]卡斯蒂利洪，皮埃尔（Castilhon，Pierre1746-1804）——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商人。塞特市市长和国民警卫队指挥官。他于1797年离开议会成为税务监察员。 [132]伊勒-维莱讷省（Ille-et-Vilaine），法国西部的省，省会雷恩（Rennes）。 [133]朗热内，让-德尼（Lanjuinais，Jean-Denis1753-1827）——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792年国民公会议员，属于吉伦特派。 [134]迪瓦尔，查尔斯-弗朗索瓦-玛丽（Duval，Charles-François-Marie1750-1829）——法国政治家。1791年为立法议会议员，1792年为国民公议员。反对罗伯斯庇尔，1795年进入五百人院。 [135]塞韦斯特雷，约瑟夫-玛丽-弗朗索瓦（Sevestre，JosephMarieFrançois1753-1846）——法国政治家。1792年为国民公会议员，货币分配委员会和公共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五百人院的国家信使，一直担任该职位直到第一次维新（1814年）。1816年被流放，1830年返回法国。 [136]布加尔德，皮埃尔·让-巴蒂斯特（Beaugeard，PierreJean-Baptiste1764-1832）——法国政治家。1792年国民公会议员，后任五百人院议员。1816年，他作为弑君者被流放，1830年回到法国。 [137]里德尔，阿道夫·弗里德里希·约翰（AdolphFriedrichJohannRiedel，1809-1872）——普鲁士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1850年为爱尔福特联盟议会议员。前期属于右派，后期为左派。 [138]原文把“Rodbertus”误写成了“Robbertus”。 [139]施雷肯施坦，路德维希⸱罗斯⸱冯（Schreckenstein，LudwigRothvon，1789-1858）——普鲁士将军。1848年4-6月任第15师指挥官，镇压马克思故乡特利尔的革命。6月25日任普鲁士陆军大臣。7月31日发生公民与军队的冲突后，被迫辞职。1849年9月任驻巴登和法兰克福普鲁士军队的指挥官。1853年为第七军团骑兵将军和统帅。 [140]鲍尔（Bauer）——1848年来自柏林选区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审查委员会枢密史。 [141]波美拉尼亚（Pommern），波兰语Pomorze。泛指德国东北部和波兰西北部一带，从波罗的海海边向陆地延伸50公里到近200公里的内陆。历史上这一带原是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二战后大部分划分给波兰。 [142]威廉·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WilhelmFriedrichLudwig1797-1888）——当朝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弟弟，名号普鲁士亲王。后来是德国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Ⅰ1861-1888）。 [143]《波兰报》（GazetaPolska），1826-1907年在华沙出版的全国性政治日报，1831-1861年以“日报（GazetaCodzienna）”名称出版。 [144]报纸原文中的注释符号，注释内容在第二版第三栏底部。 [145]《奥得总汇报》（A.O-Z.即AllgemeineOder-Zeitung），在布勒斯劳（今波兰的弗罗茨拉夫）出版的德文日报。1846年-1849年3月，该报是天主教反对派机关报。1849年3月改用《新奥得报》（NeueOder-Zeitung）的名称出版到1855年底，成为德国民主派报纸。马克思1855年是该报的伦敦通讯员。 [146]普富尔，恩斯特(Pfuel,Ernst1779-1866)——普鲁士将军。1832-1848年任纽沙特尔省长，1848年3月任柏林卫戍司令，5月指挥镇压波兹南起义；1848年9-10月任首相和陆军大臣。 [147]根据普鲁士将军普富尔的命令，给1848年波森起义的被俘者剃光头，并用硝酸银在他们的手上和耳朵上打烙印。此后，“硝酸银”（vonHöllenstein）成为普富尔将军的绰号。 [148]米洛斯拉夫（Miloslaw），现在波兰大波兰省弗热希尼亚县的一个镇。1848年普鲁士发生波兰人起义，普鲁士军队和波兰军队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战斗。 [149]施罗达（Schroda），波兰语Średzki（希罗达），普鲁士波森省南部的一个县。现在位于波兰大波兰省南部。 [150]这里表示“波兰人”的德文单词是Polacken（本身就含有贬义），而不是常用的Polen。 [151]格内森（Gnesen），波兰语Gnieźnie（格涅兹诺），波兰西部古城。19世纪是普鲁士波森省的一个城市，在波森市东北50公里。现在属于波兰大波兰省。 [152]托恩（Thorn），波兰语Toruń（托伦），中世纪古城。19世纪属于普鲁士西普鲁士省。现在属于波兰库亚维滨海省，世界文化遗产。在华沙西北190公里。 [153]哥萨克骑兵（Kosak），生活在东欧大草原（乌克兰、俄罗斯南部）的游牧社群，历史上以骁勇善战和精湛的骑术著称，是17世纪支撑俄罗斯帝国向东方和南方扩张的主要力量。。 [154]骠骑兵（Husar），匈牙利语（Huszár），源自15世纪匈牙利的轻骑兵，这种骑兵的头衔与特别衣着随后广泛地被欧洲与其他地区的骑兵团采用。这里指俄国的兵种。 [155]《达姆施塔特报》（DarmstädterZeitung），黑森大公国官方报纸，该报纸最初于1777年1月1日以《黑森-达姆施塔特特权国家报》（Hessen-DarmstädterprivilegedLand-Zeitung）的报名出版，后来更名为《黑森大公国政治报》（GroßherzoglichHessischepolitischeZeitung）。从1848年起，它以《达姆施塔特报》的名称出版。 [156]指路德维希二世（LudwigⅡ1777-1848）——黑森大公国大公（1830—1848）。 [157]海尔布隆（Heilbronn），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连通曼海姆和斯图加特的闪卡尔河穿过该城。 [158]《士瓦本信使报》（SchwäbischerMerkur，缩写为S.M.）——德国自由派的日报，1785-188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159]根据2016年出版的MEGA²第Ⅰ部分第7卷考证，此消息作者为恩格斯。 [160]哈德斯莱本（Hadersleben），丹麦语Haderslev（哈泽斯莱乌），丹麦南部一个小城，现在是机器、纺织和食品工业中心。 [161]霍普特鲁普（Hoptrup），又译霍普楚普，丹麦日德兰半岛南部的一个小镇，属于哈德斯莱本市。从哈德斯莱本到阿本拉的主要公路穿过该镇。 [162]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FriedrichHeinrichErnstFreiherrvon1784-1877）——伯爵，普鲁士元帅。1848年6月指挥德国联军参加与丹麦的边界战争。11月奉命驱逐普鲁士国民议会。1864年丹麦战争时期任普奥联军总司令。 [163]《伦茨堡日报》（RendsburgerTageblatt），1808年起在德国伦茨堡发行的日报。 [164]《维也纳日报》（WienerZeitung），奥地利最古老的报纸之一，1703年创刊。1848年时由约瑟夫·卡尔·伯纳德（JosephCarlBernard，1781-1850）主编，更多地关注外国以及文化新闻。1857年12月奥地利帝国政府接管该报，至今属于奥地利共和国政府。 [165]斐迪南一世（FerdinandI）——奥地利皇帝（1835-1848），全名斐迪南·卡尔·利奥波德·约瑟夫·弗朗茨·马塞兰（KarlLeopoldJosephFranzMarcellin，1793-1875）。他同时也是匈牙利国王、克罗地亚国王、波西米亚国王、伦巴第和威尼西亚国王等等。1848年革命爆发后于12月2日退位。 [166]匈牙利王国（KönigreichUngarn），马扎尔语Királyság。1001-1946年欧洲的一个国王，主体民族是马扎尔人。1699年起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1867年作为奥匈帝国的联邦国获得一定主权。1918年独立。 [167]波希米亚王国（KönigreichBöhmen），捷克语Českékrálovství。位于现在捷克共和国一带。形成于1198年，1526年起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1804年成为奥皇领地，奥地利皇帝兼任波希米亚国王，称为斐迪南五世。1918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主体部分。1993年独立为捷克共和国。 [168]伦巴第和威尼西亚王国（LombardoundVenezianischesKönigreich），意大利语RegnoLombardo-Veneto。位于现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区和威尼斯区一带。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形成此王国，奥地利皇帝兼任国王。1866年并入意大利王国。 [169]达尔马戚亚王国（KönigreichDalmatie），克罗地亚语KraljevinaDalmacija。位于现在克罗地亚共和国亚得里亚海沿海的达尔马戚亚地区一带。1815-1918年，该王国是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王国。 [170]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王国（KönigreichKroatienundSlawonien），相当于现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除去亚得里亚海沿海达尔马戚亚地区的部分和塞尔维亚北部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1804年起，是奥地利帝国的自治王国，1867年以后属于奥匈帝国的匈牙利王国。 [171]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KönigreichGalizienundLodomerien），位于现在波兰南部和乌克兰西部一带。1772年由加利西亚、鲁塞尼亚省、波兰南部和南喀尔巴阡山麓的部分地区组成的王国，奥地利皇帝兼任国王。 [172]伊利里亚王国（KönigreichIllyrien），位于现在意大利与斯洛文尼亚交界一带。1816-1849年是奥地利帝国皇室领地。1849年这个王国被取消，分为三个行政管理区。 [173]奥地利大公国（ErzherzogvonOesterreich），1147年起为公国。1359年升格为大公国。1804年形成奥地利帝国。 [174]洛林公国（HerzogtumLothringen），相当于现在法国东北部一带，形成于843年。959年，上洛林的大部分地区属于神圣罗马帝国。1766年成为法国的一部分，但“洛林公爵”的头衔由奥地利皇帝拥有。 [175]萨尔茨堡（Salzburg），位于现在奥地利中西部萨尔茨堡州一带，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接壤。1805-1809年形成奥地利帝国的萨尔茨地区（Salzachkreis）。1810-1815年一度属于巴伐利亚王国。1816年大部分回归奥地利。19世纪没有称萨尔茨堡为公国，但“萨尔茨堡公爵”的头衔传给了奥地利皇帝，仅为一种荣耀。 [176]施泰尔马克公国（HerzogtumSteiermark），位于现在奥地利的施泰尔马克州及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东北部一带。1180年形成公国，一直由哈布斯堡王朝拥有，直到1918年。 [177]克恩滕公国（HerzogtumKärnten），位于现在奥地利南部克恩滕州及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北部一带。976年形成公国，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1806-1918年属于奥地利帝国。 [178]克赖恩公国（HerzogtumKrain），斯洛文尼亚语VojvodinaKranjska。相当于现在斯洛文尼亚东部和克罗地亚北部一带。形成于1364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1804年并入奥地利帝国，1849年之前是伊利里亚王国的一部分。 [179]上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公国（HerzogtumOber-undNiederschlesien），位于现在捷克东北部与波兰接壤的一带。原是波希米亚王国的一部分，1526年起奥地利进行统治，1742年大部分归属普鲁士，剩下的一小部分形成奥地利的上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公国。 [180]锡本布尔根大公国（GroßfürstentumSiebenbürgen），罗马尼亚语MarelePrincipatalTransilvaniei（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国）。中世纪时曾是公国。11世纪末为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后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公国。1711年成为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1765年升格为大公国。1868年归并于奥匈帝国的匈牙利王国。1920年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现指该国中部和西北部一带16个县，面积10.36万平方公里。 [181]摩拉维亚侯国（MarkgrafschaftMähren），捷克语：Markrabstvímoravské，相当于现在捷克共和国南摩拉瓦亚州和兹林州一带。形成于1182年，附属于波希米亚公国（后来是王国）。1804年并入奥地利帝国。 [182]哈布斯堡（Habsburg），1020年拉德博特伯爵（Radbot,CountofKlettgau985-1045）在瑞士施瓦本建造的城堡，后来这个爵位以“哈布斯堡”命名。这是哈布斯堡王朝最早的爵位。 [183]蒂罗尔（Tyrol），现在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一带。1363年，奥地利公爵鲁道夫四世掌控了蒂罗尔郡，因而“蒂罗尔伯爵”成为奥地利皇室获得的爵位。 [184]下奥地利（Niederösterreich），奥地利东北部的州，也是现在奥地利面积最大的州。 [185]古尔登（Gulden），中世纪以来中欧和东欧交易的主要货币，早期为含3.54克纯金的金币。根据1838年《德累斯顿货币协议》（DresdnerMünzvertrag），1古尔登=⅔塔勒，2塔勒=3½古尔登。 [186]索马鲁加，弗朗茨·塞拉夫·文森斯·伊曼纽尔·冯（Sommaruga，FranzSeraphVincenzEmanuelvon1780-1860）——男爵，奥地利律师、教授。1848年3-5月为教育大臣，4-5月还兼任司法大臣。 [187]克劳斯，菲利普·冯（Krauβ，Philippvon1792-1861）——奥地利政治活动家。1847年任贝伦格（今乌克兰西部利沃夫）总督，1848-1851年为财政大臣。 [188]皮勒斯多夫，弗兰茨（Pillersdorf，Franz1786-1862）——男爵，奥地利政治活动家。1842-1848年任宫廷总理大臣，为梅特涅的反对派。18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后任内务大臣，主持制定宪法，并于4月25日公布（史称“皮勒斯多夫宪法”）。5月19日为政府首脑，7月8日辞职。1861年为帝国议会议员，财政委员会主席。 [189]韦森伯格，约翰·菲力浦（Wessenberg，JohannPhilipp1773-1858）——男爵，奥地利外交家和政治家。曾任奥地利驻德累斯顿、柏林、慕尼黑、海牙特使。1848年6-11月任奥地利首相兼外交大臣。 [190]多布尔霍夫-迪尔，安东·冯（Doblhoff-DierAntonvon1800-1872）——男爵，奥地利自由派政治家。1848年短时间担任过内政、商务、农业和公共教育大臣。7月8-18日担任过10天首相。 [191]布拉格小城（Kleinseite），捷克语MaláStrana。布拉格一个古老的城区。 [192]图恩，莱奥（Thun，Leo1811-1888）——伯爵，奥地利政治活动家。捷克人，奥皇弗兰茨-约瑟夫的顾问之一，曾任波希米亚总督（1848）、宗教和教育大臣（1849-1860）。1848年布拉格六月起义中被起义者俘虏。 [193]克莱门特学院（Clementinum），布拉格的一所耶稣会学院。该校为巴洛克式建筑，位于老城区查理大桥（老城桥塔）上。现在是捷克国家图书馆和几个科研机构的所在地。 [194]省政府（Gubernium），哈布斯堡王朝的一级行政区政府被称为Gubernium，这一机构从1763年存在到1918年君主制解体，然后被联邦州取代。 [195]《法兰克福新闻》（FrankfurterJournal），德国日报，1639年创办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48年时的所有人是印刷商海勒（Heller）和罗姆（Rohm）。1903年停刊。 [196]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Ⅲ，LouisBonaparte1808-1873）——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法国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 [197]勃朗，路易（Blanc，Louis1811－1882）——法国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卢森堡宫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的机构）主席。1848年8月流亡英国。1871年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198]古德肖，米歇尔（Goudchaux，Michel1797-1862）——法国银行家，共和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财政部长；50年代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 [199]勒鲁，皮埃尔（Leroux，Pierre1797—1871）——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社会主义者。1848年制宪议会议员，同年为《共和国报》工作。1851年因反对波拿巴政变而流亡英国泽西岛。1864年马克思提名他任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 [200]原文是法文。 [201]工厂法院（Fabrikgerichte），也称工商法庭，是依法组织的特别法庭，负责裁决工业雇主与工人之间因缔结的劳动合同而产生的索赔和责任的法律纠纷。 [202]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结束后立即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指示建立起来的。建立国家工场的目的是要使路易·勃朗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信用，另外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203]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奥尔良王朝唯一的君主，远祖为路易十三。 [204]克洛泽尔，贝尔特朗（Clauzel，Bertrand1772—1842）——法国元帅，1791年法国革命战争时将领和阿尔及利亚总督（1835年—1837年）。 [205]迪伊（Dey），阿拉伯语داي，自16世纪以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统治头衔。 [206]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LouisEugène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1848年3-5月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年5月为法国陆军部长。6月，残酷镇压国家工场工人举行起义，有“六月屠夫”之称。6月28日，他被制宪议会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首脑”至同年12月。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成为波拿巴的反对派领袖之一。1852年和1857年两度当选为议员，但拒绝对拿破仑三世效忠宣誓。 [207]塞纳尔，安东·玛丽·茹尔（Senard，AntoineMarieJules1800-1885）——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七月王朝时期为鲁昂地区反对派领袖。1848年二月革命后为鲁昂总检察长、法国制宪议会议员。1848年6月5-29日为制宪议会议长。镇压工人六月起义后担任卡芬雅克内阁的内政部长，不久后辞职。12月路易⸱波拿巴担任总统后成为反对派，重返律师界。1874年为巴黎律师协会会长。1879年为法国众议院副议长。 [208]原报此处标点“；”，应为“：”。 [209]拉摩里西尔，克里斯托夫·路易·莱昂（Lamoricière，Christophe-Louis-Léon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共和党人；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参与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陆军部长（1848年6-12月），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对路易·波拿巴政府采取反对立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境。1860年曾指挥罗马教皇的军队。 [210]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Charles-Latour1800－1885）——1830年比利时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温和自由党人，比利时首相（1847-1852、1857-1858）。1832-1834年担任内务大臣时，建立了比利时的铁路体系。1840-1841年担任公共事务和教育大臣，1861-1868年担任外交大臣。现在布鲁塞尔的地标建筑罗日耶广场（RogierPlein）以他的姓命名。 [211]《布鲁塞尔报》（JournaldeBruxelles），比利时保守教派权的报纸，天主教集团的机关报；1820年创办。 [212]韦尔哈根，贝亚尔（Verhaegen，Bayard）—— [213]马卢，朱尔（Malou，Jules1810-1886）——比利时政治家。1840年为司法大臣。1844年为安特卫普总督。1845年为财政大臣，1846年与梅兰特（B.T.deTheuxdeMeylandt）组成天主教内阁，1847年被自由党内阁取代。 [214]达内桑，朱尔·约瑟夫（d’Anethan，JulesJoseph1803-1888）——男爵，比利时天主教党政治家。19世纪40年代曾任司法和宗教大臣。1870年7月被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任命为比利时首相兼外交大臣，1884-1885年为比利时参议院主席。 [215]布尔迪恩，皮埃尔·埃洛伊·德（Burdinne，PierreEloyde1776-1855）——比利时政治家。1815年成为列日省议会议员。1836-1850年为该省小城比尔迪恩（Burdinne）市长。 [216]本廷克，乔治（Bentinck，George1802-1848）——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保护关税的拥护者。 [217]布拉班特马（Brabanter），来自比利时布拉班特繁殖区的冷血马品种，又称比利时冷血马、弗拉门德马或佛兰德马，以强壮闻名。这里使用了隐喻，表示具有布拉班特马特质的人。 [218]那慕尔（Namur），比利时中南部一座城市，位于默兹河畔、布鲁塞尔东南大约60公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19]鲁汶（Löwen），荷兰语Leuven，法语Louvain，比利时弗拉芒布拉邦省省会。布鲁塞尔以东25公里。 [220]伊普尔（Ypres），荷兰语Ieper，比利时西弗兰德省南部的一座小城。 [221]班克斯，乔治（Bankes，George1788-1856）——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财政部官员。 [222]罗素，约翰（Russell，John1792-1878）——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1846-1852年和1865-1866年担任英国首相。 [223]伊斯图里斯，弗朗西斯科·哈维尔·德（Istúriz，FranciscoJavierde1790-1871）——西班牙政治家和外交官，在不同场合担任过政府主席、议会主席、众议院主席和参议院主席。报纸的德文人名拼写为Istoritz。 [224]帕麦斯顿，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HenryJohnTemple1784-1865）——子爵，英国著名政治家，辉格党人。两次对华鸦片战争的发动者。曾任军务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41、1846-1851）、内政大臣（1852-1853）和首相（1855-1858、1859~1865）。 [225]新门监狱（Newgate），原位于伦敦新门街（NewgateStreet）和老贝利街（OldBailey）的拐角处。1180-1902年使用，1904年拆除。如今该地是中央刑事法庭（theCentralCriminalCourt）。 [226]废除协会（RepealKlub），英语RepealAssociation，由爱尔兰政治家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O’Connell）于1830年发起的爱尔兰群众性政治运动，旨在废除1800年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联合法案，允许爱尔兰拥有独立议会。这里报纸的“废除”（Repeal）错印成Repcal。 [227]青年爱尔兰（Jung-Irländer），英语YoungIrelanders。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派别。其成员由创办及拥护《民族》杂志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纲领是争取爱尔兰独立。主张研究爱尔兰历史，复兴爱尔兰语言，发扬爱尔兰民族主义。1848年8月其激进派领导反英起义，失败后停止活动。 [228]米格尔，托马斯·弗朗西斯（Meagher，ThomasFrancis1823-1867）——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1845年参加“青年爱尔兰”，1847年参加创建爱尔兰联盟。1848年领导反英起义，事败入狱。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流放范迪门斯地（今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 [229]奥戈尔曼，珀塞尔（O’Gorman，Purcell1820-1888）——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家，曾是地方自治联盟成员，代表沃特福德市。1874-1880年为英国下议院议员。 [230]多尼，迈克尔（Doheny，Michael1805-1862）——爱尔兰作家、律师。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创始人之一，该秘密组织致力于在爱尔兰建立“独立民主的共和国”。 [231]坎特韦尔，詹姆斯（Cantwell,James1818-1875）——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最初是废除运动的支持者，1846年转向青年爱尔兰运动，在都柏林积极参与爱尔兰同盟的活动。1848年起义失败后逃往美国，晚年回到爱尔兰。 [232]蒂珀雷里（Tipperary），爱尔兰的一个郡，位于爱尔兰岛南部。 [233]《奥地利劳埃德氏杂志》（缩写J.d.Oest.Lloyd.或Journald.Öestr.Lloyd.即JournaldesÖssterreichischenLloyd）——奥地利官方日刊，1835年1月至1848年12月在的里雅斯特出版，1848年12月至1854年在维也纳出版，每日出版两次（晨刊和晚刊）。 [234]的里雅斯特（Triest），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联邦时期为奥地利统治下的自由市，重要的贸易港口和海军基地之一；奥地利沿海地区总督的所在地。现在是意大利东北部的港口城市。 [235]指撒丁王国的海军舰队。 [236]奥地利的商船。 [237]黎凡特（Levante），泛指地中海东部广义地区、意大利以东的所有国家，特别是希腊半岛和爱琴海的希腊岛屿、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塞浦路斯、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历史上的叙利亚和埃及。 [238]阿尔比尼，朱塞佩（Albini，Giuseppe1780-1859）——伯爵，意大利撒丁王国海军上将、政治家。1838年起为海军少将，1848年担任王国参议员。参加1848－1849年第一次意大利独立战争。1850年晋升为副海军上将。 [239]普里莫拉诺（Primolano），意大利维琴察省的小镇，当时属于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1848年6月，这里是意大利民族军队与奥皇军队的主要战场之一。 [240]埃内戈（Enego），意大利维琴察省的小镇。位于普里莫拉诺南面。 [241]阿戈多（Agordo），意大利贝卢诺省的小城。当时属于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1848年6月意大利民族军队在此山区聚集。 [242]瓦阿尔萨河谷（ValArsa），意大利北部的山谷，位于特伦托西南偏南32公里，同名的镇位于此山谷中。当时属于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1848年3月以后一度由推翻奥地利统治的威尼斯临时政府管辖。 [243]根据2016年出版的MEGA²第Ⅰ部分第7卷考证，此消息的作者为恩格斯。 [244]《蒂罗尔信使》（TirolerBote），奥地利蒂罗尔州州府因斯布鲁克出版的官方报纸。 [245]里沃利（Rivoli），全称RivoliVeronese，位于加尔达湖东侧，当时属于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现在是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区西部一带。1848年5月28日至6月1日，皮埃蒙特军队在这里击败了奥皇军队。 [246]特伦托（Trient），意大利语Trento，当时属于奥地利帝国的城市。现在是意大利北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的区府。 [247]罗韦雷多（Roveredo），意大利语Rovereto，当时属于奥地利帝国的小城，现在属于意大利。位于特伦托以南30多公里。 [248]阿迪杰河（Etsch），意大利语Adige，起源于意大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意大利第二大河，从北向东南流经特伦托、维罗纳等城市，注入亚得里亚海，全长410公里。 [249]朱迪卡里耶（Judikarien），意大利语Giudicarie，当时属于奥地利帝国，现在属于意大利。位于意大利北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西部一带。 [250]苏加纳河谷（Valsugana），当时属于奥地利帝国。现在属于意大利。位于特伦托东南的山谷，有道路通向威尼斯。 [251]报纸原文中缺少后引号。 [252]《总汇报》（缩写A.A.Z.即AugsburgAllgemeineZeitung），德国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先后在杜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因而对其称呼时常加地名“奥格斯堡”），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 [253]特雷维索（Treviso），意大利北部城市，在威尼斯以北20公里。当时属于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1848年3月21日这里爆发起义，同年6月14日奥地利再次占领该市。 [254]拉德茨基，约瑟夫（Radetzky，Joseph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波希米亚贵族。1831年起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奥军，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1857年为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总督。 [255]维琴察（Vincenza），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威尼斯以西40公里，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当时属于奥利地控制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1848年3月这里发生反奥起义。5-6月，奥地利集中兵力进攻这里，最终沦陷。 [256]原文Noveredo拼写错误，应为Roveredo，因为R和N的哥特体十分相似，应为罗韦雷多。 [257]哈蒂格，埃德蒙·格拉夫·冯（Hartig，EdmundGrafvon，1812-1883）——奥地利政治家，自由主义者。1846-1859年先后在卡塞尔、哥本哈根和慕尼黑等地担任特使。1861年当选为波希米亚州议会议员，后者当选为奥地利众议院议员。其姓报纸拼写为Harting。 [258]国务和议会大臣（Staats-undKonferenzminister），这一职务18世纪在神圣罗马帝国首次出现，单独授予王室内阁成员，以说明被授予者在政府中的重要地位。 [259]《蒂罗尔信使》（Mess.T），即TirolerBote的英文拼写MessengerTirol的缩写。 [260]1848前后，土耳其的领土包括多瑙河下游流域的很多地区，包括瓦拉几亚大公国、摩达维亚公国、塞尔维亚大公国等。 [261]塞尔维亚人（Serben），又称塞尔维亚族，是南斯拉夫人的一支。主要聚居在巴尔干半岛和中欧，塞尔维亚族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要民族。 [262]达尔马戚亚人（Dalmaten），生活在亚得里亚海东岸达尔马戚亚地区的人，当时这一带属于奥地利帝国。现在属于克罗地亚共和国。 [263]克罗地亚人（Kroaten），克罗地亚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信教者多为天主教徒，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当时属于奥地利帝国 [264]斯拉沃尼亚人（Slawonier），生活克罗地亚东部斯拉沃尼亚一带的人，这一带盛产粮食，当时属于奥地利帝国。 [265]泛斯拉夫主义（Panslawismus），又称“泛斯拉夫运动”。19世纪初开始、以浪漫民族主义形式出现的一种统一欧洲所有斯拉夫民族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的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始终保持警惕。 [266]瓦拉几亚（Walachei），罗马尼亚语ȚaraRomânească，存在于1290-1859年之间的大公国，也是地理概念，指多瑙何下流以北、南喀尔巴阡山脉以南，传统上划分为蒙特尼亚（大瓦拉几亚）与奥尔特尼亚（小瓦拉几亚）两个区域。当时该地为俄国的保护国。现在是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267]《米兰公报》（MailänderBülletin），MailändischeBulletin意大利语GazzettadiMilano。1816-1875年在米兰出版的报纸。1859年以前是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奥地利皇帝兼任国王）的官方报纸。1848年3月22日-8月6日由共和制的伦巴第临时政府控制。威尼斯作家兼评论家弗朗切斯科·佩兹（FrancescoPezzi）为首任编辑（1816-1831）。1859-1875年，该报为四位作家合作的同人报纸。 [268]教皇军团（DieSchweizer），意大利语为EsercitodelloStatodellaChiesa，创建于中世纪的教皇国军队，旨在捍卫领地完整和宗教自治。1848年革命期间，该军团作为意大利的一方，与奥地利军队作战。 [269]杜兰多，卓万尼（Durando,Giovanni1804-1869）——意大利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参加了意大利三次民族独立战争（1848—1849、1859和1866）。1860年起，先后为撒丁王国和意大利王国参议员。 [270]卡尔·阿尔伯特⸱阿玛迪斯（KarlAlbertAmadeus,意大利语：卡洛·阿尔贝托⸱阿马德奥CarloAlbertoAmadeo1798-1849）——意大利西北部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国王（1831-1849）。他登基后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848年在自由派的压力下制定君主立宪宪法并对奥地利开战，1849年战败后让位给儿子。 [271]此处原文错把Juni（6月）印成了Juli（7月）。 [272]《新苏黎世报》（NeueZürcher-Zeitung），瑞士德文报纸，1780年1月12日以《苏黎世报》（ZürcherZeitung）的报名创刊，1821年起改用此名称出版至今。报纸报名缩写“Z.Z.”。 [273]默里科夫，奥斯卡（Mörikofer，Oscar1824—1880）——那不勒斯的银行家，并与他的兄弟一起接管了家族的银行和贸易行。1846年被任命为瑞士驻那不勒斯领事，尤其负责驻扎在该处的瑞士士兵。 [274]指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Ⅱ1830-1859）。 [275]奥斯卡尔一世（Oskar=1\*ROMANI1799-1859）——瑞典和挪威的国王（1844-1859）。 [276]马尔默（Malmö），瑞典南部大城市，隔着10公里宽的厄勒海峡与西面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相望。 [277]《晚报》（Aftonbladet），瑞典报纸，由拉尔斯·约翰·希尔塔在斯德哥尔摩于1830年12月6日创办。报纸支持自由派反对皇权，出版发行后迅速获得较大的影响力。 [278]这里把“Christiania”错印成“Christiana”，应与前面“概览”中的地名拼写一致。 [279]德隆特海姆（Drontheim），挪威语Trondheim（特隆赫姆），挪威第三大城市，位于挪威西海岸中部，尼德河与特隆赫姆峡湾的交合处。 [280]喀琅施塔得（Kronstadt），俄语Кроншта́дт，俄罗斯波罗的海的海军基地，位于圣彼得堡以西30公里的科特林岛上，靠近芬兰湾顶端。 [281]默恩岛（Möen），丹麦语Møn，丹麦的岛屿，位于西兰岛的南端和法尔斯特岛的东端之间。 [282]盖瑟，报纸拼写为Gidsee，丹麦语和德语均为Gedser，丹麦南端的镇，位于法尔斯特岛南端。 [283]赫尔辛格（Helsingör），丹麦语Helsingør，丹麦西兰岛东北的海港。滨临厄勒海峡，南距哥本哈根39公里。19世纪上半叶，通过厄勒海峡收取费用促进了这座城市的发展。 [284]哥德堡（Gothenburg），瑞典语Göteborg，瑞典第二大城市，位于斯德哥尔摩西部海岸。 [285]菲英岛（Fünen），丹麦语Fyn，丹麦第三大岛（1841年格陵兰岛成为丹麦领地），位于日德兰半岛以东，西兰岛以西。 [286]《交易所大厅。汉堡贸易，航运和政治晚报》（Börsen-Halle.HamburgischeAbendzeitungfürHandel，SchiffahrtundPolitik，缩写B.H.），在汉堡出版的报纸，创办人格哈德·冯·霍斯特鲁普（GerhardvonHosstrup）。 [287]国民议会委员会（Reichstags-Ausschusse），即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宪法委员会，1848年5月24日由国民议会选举的30名成员组成。 [288]《人身保护法》（Habeas-Corpus-Akte），英语HabeascorpusAct，英国议会于1679年通过的关于保护人身权利的法律。当时议会反对派辉格党为了保障其成员不受斯图亚特王朝任意逮捕并无限期监禁，援引旧例，通过议会制定该法，迫使国王查理二世（1661-1685）于1679年5月26日签署。 [289]帝国议会（Reichsversammlung），这里指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因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掌握立法权，通过了一系列帝国法律，得到各州政府的部分承认，因此自称帝国议会。 [290]市民自卫团（Bürgerwehr），是一个类似民兵的组织，出现于19世纪，主要职责是携带武器保卫城市。在奥地利以及柏林、符腾堡、霍亨索伦、巴登、巴伐利亚等多个地区和城市都存在这样的武装组织。 [291]此处原文错把Juni（6月）印成了Mai（5月）。 [292]此处原文缺少标点句号。 [293]杜伊斯堡（Duisburg），在19世纪，杜伊斯堡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区，位于莱茵河和鲁尔河的交汇处。现为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工业区最大的城市。 [294]梅尔（Meil），中世纪形成的村庄，位于现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西南部，1969年并入梅肯海姆镇，为该镇最东端部分。 [295]此处原文缺少标点破折号。 [296]科布伦茨（Koblenz），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摩泽尔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19世纪曾是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省会。 [297]鲁拉特（Ruhrort），德国主要的内陆航运港口，世界最大的河港，位于鲁尔河与莱茵河交汇处以北。码头沿河延伸近40公里。 [298]埃默里希（Emmerich），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河边的小城，临近荷兰。 [299]鲁尔河（Ruhr），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河的一条由支流，219.3公里，流域面积为4485平方公里。报 [300]米尔海姆（鲁尔河畔）（MülheimanderRuhr），德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鲁尔河上一座小岛上的城市，19世纪是皮革和煤炭之城，1966年最后一座煤矿关闭。目前是许多著名食品公司总部所在地。 [301]摩泽尔河（Mosel），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莱茵河最长的支流（545公里），流经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在科布伦茨注入莱茵河。 [302]萨尔河（Saar），法国东北部和德国西南部的河流，莱茵河的支流摩泽尔河的右支流，长246公里。 [303]宾根（Bingen），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小城，位于纳厄河注入莱茵河的汇合处。这里除了盛产葡萄酒外，还有坐落于莱茵河小岛上的古罗马人修建的猫堡（MouseTower）。 [304]坎城（Kannstadt），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小城之一。这是1900年前的名称。1900-1933年称康斯达特（Cannstatt）。1993年7月23日在名称前加“Bad”一词（Bad-Cannstatt），突出该地的温泉特色。 [305]沃尔姆斯（Worms），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城市，位于莱茵河西岸。它是德国神话“尼伯龙根”传说的起源地，有著名的莱茵河尼伯龙根桥。1521年，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面对皇帝卡尔五世，为他的九十五条论纲辩护，因而该城还被称为“路德之城”。 [306]原报“1848”错印成了“1845”。 [307]背囊，德语为“Felleisen”，通常指一种皮革背包，在正式邮袋产生前，邮局用这种皮革背包放置信件，密封后交给邮递员，到达目的地后才打开，将信件交给收信人。 [308]弗兰茨·斯托尔威尔克(Stollwerck，Franz1815—1876)———德国实业家，1845年的他在德国拥有44家店铺，1847年在石尔德街经营“宫廷咖啡馆”，1848年3月20日在该咖啡馆成立了一个市民议会，该议会要求“市民代表”与“市民武装”，1848年4月1日他将其更名为“德意志咖啡馆”。他创办的施多威克公司是世界有名的巧克力公司。 [309]林堡（Limburg），德意志联邦的一个邦国——林堡公国，位于该联邦的最西端。根据《伦敦条约》（theTreatyofLondon），林堡1839年9月5日加入德意志联邦。1866年8月23日以后，该邦国成为荷兰的一个省。 [310]科尔夫，海尔曼（Korff，Hermann1824-1882）——民主主义者。1847年因政治信仰而被革除普鲁士军职。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 [311]克劳特，威廉（Clouth，Wilhelm1807-1871）——科隆一家印刷厂老板，《新莱茵报》1848年6月1日至8月27日在该厂印刷。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1．哲学是革命的武器（一九六八年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1 哲学是革命的武器[1] （接受玛契奥琪采访时的谈话） 第一个问题：你能给我们稍微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吗？是什么促使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在一九四八年我三十岁的时候，成了哲学教员并加了法国共产党。哲学当时是我的兴趣，我极力想使它成为我的职业。政治当时是我的热情，我极力想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使我对哲学发生与趣的，是唯物主义及其批判作用：赞成科学的知识，反对意识形态的「知识」的一切故弄玄虚。反对只是在道义上谴责神话和谎言，赞成对它们进行理性和严厉的批判。使我对政治产生热情的，是革命的本能、理智、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战争和多年被囚禁的生活，使我与工人、农民有了密切的接触，使我结识了不少共产主义战士。 是政治决定了一切。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马列主义的政治。 首先我得找到政治，并理解它。这对一个知识分子说来总是极其困难的。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同样如此，理由你是知道的：「个人崇拜」的后果、二十大，然后是国际共产运动的危机。尤其不容易顶住现代「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其它攻击。 我一对马列主义政治有了较好的理解，就开始对哲学也产生了热情，因为我终于开始懂得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伟大的论点：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 我起初一个人，以后和年轻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合作所写的一切，不管我们的文章如何“抽象”，都是围绕着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转的。 第二个问题：你能不能谈得更明确一点：为什么在哲学方面做共产党人一般来说是那样困难？ 在哲学方面要做一名共产党人，就是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坚信者和行家。 成为马列主义哲学家是不容易的。像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哲学教员是一个小资产者。他一开口，就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说话：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机智和技俩是无穷的。 你知道列宁关于「知识分子」说了些什么吗？就个别人而言，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可以（在政治上）被宣布为革命者，甚至是大无畏的革命者。但是就整体而言，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甚至高尔基（MaxismGorky），列宁虽然赞赏他的才能，却把他看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家」（列宁语）和无产阶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语），知识分子就必须在他们的思想中进行彻底的革命：长期的、痛苦和困难的再教育。无休止的外部的和内心的斗争。 无产者有帮助他们走上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的「阶级本能」。相反，知识分子则有强烈地阻挠这种转变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 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高于单纯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它是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相符的意识和实践。阶级本能是主观和自发的。阶级立场是客观的和理性的。为了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无产者的阶级本能只需要加以教育；相反，小资产阶级的、从而知识分子的阶级本能，则需进行革命改造，这种教育和这种革命改造，最终是由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的无产阶级斗争决定的。 正如《共产党宣言〉（CommunistManifesto）所说，对这一理论认识能帮助某些知识分子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 马列主义理论包括一种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和一种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因此，马列主义的哲学是无产阶级斗争所必不可少的两种理论武器当中的一种。共产主义战士们必须吸收和运用这种理论（科学和哲学）的原则。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既是科学家（历史唯物主义）又是哲学家（辩证唯物主义）的战士们来帮助捍卫和发展理论。 这些哲学家的形成遇到两大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政治方面的。一个职业哲学家入党之后，在意识形态上仍是小资产阶级。他若要在哲学中站稳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就必须对自己的思想进行革命改造。 这个政治上的困难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 第二个困难是理论方面的。我们知道，为了说明在哲学中的这种阶级立场，我们必须在什么方向、根据什么原则进行工作。但是，我们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这都是当务之急。那么这个工作是既庞大又困难。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哲学已落后于历史科学。 今天，我们这些国家，这是「主要的」困难。 第三个问题：这样说来，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区分科学和哲学了？可是你知道，这种区分在今天往往引起争议。 我知道。但是这种「争议」由来已久了。用极端简要的扼要说法，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对这种区分的压制不是表现为右的偏向，就是表现为左的偏向。右的偏向压制哲学：只有科学是左的（实证主义）。左的偏向压制科学：只有哲学是左的（主观主义）。也有「例外」（「倒过来」的情况），但是它们「证实」这一规律。 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伟大领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今天，总是说：这些偏向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和宰制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至于他们，总是捍卫这种区分（科学、哲学）的，不仅是由于理论的理由，而且也是由于重要的政治理由。想想列宁在《唯物主义论和经验批判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Communism）中的观点。他的理由像白昼一样明白。 第四个问题：你如何证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样区分科学和哲学是正确的呢？ 我将通过系统地说明几个暂定的和扼要的论点来回答你。 1．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是阶级斗争的整个历史中，实际上也就是全部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初步成果是社会主义革命）。 2．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和哲学）代表着人类知识史上空前的革命。 3．马克思创立了一门新的科学：历史科学。让我打一个比方。我们所熟悉的科学已在一些「大陆」上建立起来。在马克思之前，已有两个这样的大陆向科学知识打开大门：数学的大陆和物理学的大陆。头一个是被希腊人（泰勒斯Thales）打开的，第二个是被伽利略（GalileoGalilei）打开的。马克思开拓了通往科学知识的第三个大陆：历史学的大陆。 4．这个新大陆的开拓已在哲学中引起了革命。这是一条规律：哲学总是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 哲学在数学大陆被开拓时诞生（同柏拉图Plato一起）。它被物理学大陆的开拓所改造（同笛卡儿ReneDescartes一起）。今天，它因为马克思开拓了历史学大陆而进行了革命。这个革命叫作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的改造总是伟大的科学发现的回响。因此在本质上，这种改造总是发生在事件之后。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哲学落后于科学。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其它原因。但是目前这是主要的原因。 5．作为整体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战士们认识到了马克思科学发现的革命作用。他们的政治实践已被它改造了。 这里我们遇到当代历史中最大的理论上的恶意诽谤。 作为整体来说：知识分子，甚至那些以此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人文科学的专家、哲学家）反而没有真正认识到，或者不愿承认马克思科学发现的空前作用，他们责难它、鄙视它，需要讨论它时则歪曲它。 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甚至在今天，在《资本论》问世一百年以后，还仍然在「涉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种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等，正好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学派的物理家们在伽利略逝世五十年以后还仍然在「涉猎」物理学一样。他们的「理论」是意识形态的老古董，用大剂量的知识分子的敏锐和超摩登的数学术语装扮成年轻的样子。 但是这种理论上的恶意诽谤一点都不是恶意诽谤。它是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因为当权的、行使「文化霸权」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文化」。就整体来说，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共产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内，除了少数例外，在他们的理论中都是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除了少数例外，在各种「人文」科学中情况也一样。 6．在哲学中也是同样的恶意诽谤情况。谁理解了由马克思的发现所引起的令人震惊的哲学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战士们和领袖们。就整体来说，职业哲学家们反而对它连猜疑都没有过。当他们提到马克思的时候，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总是攻击他，指责他，「吸收」他，利用他或者修正他。 像恩格斯和列宁那样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人，被看成在哲学上无足轻重。真正令人愤慨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以「反教条主义」的名义传染上了同样的毛病。但是这里的原因也完全一样：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结果。因为当权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文化」。 7．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方面的决定性任务是： ——承认并弄懂马列主义的科学和哲学的革命理论意义； ——向那时刻威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今天在深深浸透着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展开斗争。这种世界观的一般形式是：经济主义（今天的「技术统治」及其「精神补充」：伦理唯心主义（今天的「人道主义」）。经济主义和伦理唯心主义自从资产阶级产生以来就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中一直构成基本的对立面。这个世界观在当前的哲学形式是：新实证主义及其「精神补充」：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主观主义。人文科学所特有的变种是：称作「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 ——为科学攻克大多数人文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除了少数例外，这些科学已作为冒名顶替者盘踞在历史科学的大陆上，现在马克思已经把打开这个大陆的钥匙交给了我们； ——尽可能严密和勇敢地发展新的科学和哲学，把它们同革命阶级斗争实践的要求和创造联系起来。 在理论方面，当前决定性的环节是马列主义哲学。 第五个问题：你说了两件显然互相矛盾的或彼此不同的事情：1．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2．哲学是跟科学联系在一起的。你怎样理解这种双重关系呢？ 这里我又要用扼要的和暂定的论点来回答你。 1．阶级斗争中对立的阶级立场，是由各种对立倾向的最终归结为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和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展现」在各种实际意识形态（宗教、伦理、法律、政治、美学）的领域中。每一个人都本能地有一个世界观。 2．世界观是由哲学展现在理论（科学+围绕科学和科学家的「理论的」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哲学在理论中展现了阶级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哲学是一种斗争（康德ImmanuelKant说的Kampf），而且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斗争，即阶级斗争。每一个人并不是本能地是哲学家，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 3．只要理论领域存在，因而只要科学（严格意义上的）存在，哲学就存在。若没有科学，就没有哲学，而只有世界观。在战斗中的赌注和战斗的战场必须区分开来。哲学斗争中最后的赌注是世界观两大倾向（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争夺文化霸权的斗争。这个斗争的主要战场是科学知识：赞成它还是反对它。因此，第一号哲学战斗发生在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边界上。在那里，任意驱使科学的各派唯心主义哲学，为反对服务于科学的各派唯物主义哲学而进行着斗争。哲学斗争是各种世界观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在过去，唯物主义一直是被唯心主义宰制着的。 4．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已经改变了理论领域的全部形势。这是一种新的科学：历史科学。因此，有史以来第一次，它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哲学在理论中展现的各种世界观：它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哲学。它提供了改造世界观的手段（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的革命阶级斗争）。哲学因此进行了双重的改造。「在历史上是唯心的」机械唯物主义，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力量平衡被翻过来了：现在哲学中唯物主义能够宰制唯心主义了。如果政治条件实现了的话，唯物主义能够进行阶级斗争来争夺各种世界观之间的文化霸权。 马列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中展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这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最终现实），正像马克思说的，哲学不再是「解释世界」。它已成为「改变世界」即革命的武器。 第六个问题：这些就是促使你说今天必须解读《资本论》的理由吗？ 是的。必须解读和研究《资本论》。 ——为了在它的全部意义，它的全部科学的和哲学的后果当中，真正理解无产阶级战士们早已通过实践理解了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质。 ——为了捍卫这个理论，反对今天严重威胁着它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解释，即修正，首先是反对经济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个对立面。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提出今天在我们这些国家和其它地方对阶级斗争的分析必不可少的科学概念。 必须解读和研究《资本论》。我要补充一句，必须解读和研究列宁和所有一切记载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阶级斗争经验的新旧伟大著作。必须研究革命工人运动在它们的现实情况、它们的问题和矛盾：它们的过去，尤其是它们的现在的历史中的实际工作。 在我们这些国家，今天革命阶级斗争有强大的潜力。但是必须到蕴藏着这些潜力的地方，即被剥削的群众中把它们发掘出来。不和群众密切接触，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武器，就「发现」不了这些潜力。「工业社会」「新资本主义」「新工人阶级」「富裕社会」「异化」和每个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统统都是反科学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为了反对革命者而想出来的。 因此，我要再补充一点：最重要的一点。 为了真正理解我们在这些理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著作中所「解读」和所研究的东西，我们必须在与群众密切接触中，直接经历完全决定这些著作的两种现实：理论实践（科学、哲学）在其具体生活中的现实：革命阶级斗争实践在其具体生活中的现实。因为，如果说理论使我们能够理解历史的规律，那么创造历史的则不是知识份子，甚至也不是理论家，而是群众。必须学习理论，但是在这同时并且有决定意义的，是必须向群众学习。 第七个问题：你非常重视严密、包括严密的用语。这是为什么？ 有一句话能概括哲学实践的关键作用：即在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间「划清界线」。这是列宁的话。 但是同样这句话也能概括阶级斗争实践方面的重要行动之一：即在对立阶级之间「划清界限」。把我们的阶级朋友和我们的阶级敌人区分开。 这是同样的一句话。在理论上在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间划清界限。在政治上在人民（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和人民的敌人之间划清界限。 哲学在理论中展现人民的阶级斗争。它反过来又帮助人民在理论中和一切思想（政治、伦理、美学等）中办别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原则上，正确思想总是为人民服务；错误思想总是为人民的敌人服务。 为什么哲学为词语斗争呢？阶级斗争的现实是通过「思想」展现的，思想则是通过词语「展现的」。在科学和哲学的推理中，词语（概念范畴）是知识的「工具」。而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哲学的斗争中，词语也是武器、炸药或者镇静剂和毒药。有时，全部阶级斗争在斗争中可以概括为支持一个词语反对另一个词语。某些词语彼此之间像敌人一样进行斗争。其它一些词语则是含义模糊的所在，它们是决定性的但未分胜负的战斗中争夺的赌注。 例如：共产党人为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所有的人终将成为自由的人和兄弟。然而，整个古典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直拒绝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也就是按事实说，人道主义这个词语被一种意识形态用来对抗，也就是打击另一个正确的词语，而且对无产阶级生命攸关的词语：阶级斗争。 例如：革命者都知道，归根到底决定一切的不是技术、武器等，而是战士们，是他们的阶级意识、他们的忠诚和勇敢。然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一直拒绝说是「人」创造历史。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也就是按事实说，这个说法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用来对抗，也就是打击另一个正确的说法，对无产阶级生命攸关的说法：群众创造历史。 同时，哲学，甚至在那些最抽象和最困难的大部头哲学著作中，也是为词语而斗争：反对说谎的词语，反对含义模糊的词语；支持正确的词语。哲学为各派的「色彩」而斗争。 列宁会说：「只有毫无远见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1] 哲学上词语的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部份。马列主义哲学，只有当它既为很「学究气的」词语（概念、理论、辩证法、异化等），又为很平常的词语（人、群众、人民、阶级斗争）进行斗争，才能完成它的抽象的、严密的和系统的理论工作。 第八个问类：你是怎样工作的？ 我和三四个同志和朋友，哲学教员在一起工作。 我们所写的一切都留下了我们缺乏经验和学识的明显痕迹，人们可以在那里看到不确切和错误的地方。因此，我们的论述和提法是暂时性的，肯定需要改进。在哲学中也和在政治中一样，没有批评就没有改进。我们要求对我们进行马列主义的批评。 我们最重视革命阶级斗争的战友们的批评。例如，某些战友在阿尔让台中央全会开会期间给我们提出的某些批评就对我们帮助很大。其它的批评也一样。在哲学中，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就将一事无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没有革命的运动，也就没有革命的理论——在哲学中尤其如此。阶级斗争和马列主义哲学是唇齿相依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 [1]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页三二八。
2．列宁和哲学（一九六八年二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2 列宁和哲学[1] 附带说明 我很感谢贵社肯邀请我来，向贵社提出一份自贵社创立来就用一个不念旧的名词即communication[2]来称呼而且以后无疑还将长久地继续这样称呼下去的报告。 一 一位科学家在一个科学协会面前提出一种communication是理所所当然的。交流和讨论只有在它们是科学的时候，才有可能。可是哲学方面的交流和哲学方面的讨论呢？ 哲学方面的交流这个说法肯定会使得列宁大笑，憨厚地和爽朗地大笑，当年喀普里（Capri）的渔夫正是根据这种笑声认出了列宁和他们属于同一类并且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人。那正好是在六十年前，即在一九〇八年。列宁当时在喀普里的高尔基家里作客。他喜欢高尔基为人宽厚，赞赏他才能出众，但是仍然把他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待。高尔基邀请列宁到喀普里去，是要他同一小批高尔基所赞同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即召回派（Otzovists）进行哲学方面的讨论。一九〇八年，第一次十月革命即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受到镇压，处于低潮。在「知识分子」中，包括在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混乱。他们中的一些人组成了一个在历史上以「召回派」之名出名的集团。 在政治上，召回派是左派，赞成激进措施：召回党在国家杜（Duma）中的代表，拒绝一切形式的合法行动并且立即诉诸暴力行动。但是这些左派的声明掩盖了右派的理论立场。召回派醉心于一种时髦的哲学，或者说哲学的时髦——由著名与地利物理学家马赫（ErnstMach）从形式上现代化了的「经验批判主义」。这种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哲学（马赫并不是无名小卒：他在科学史上留下了鼎鼎大名），同彭加勒（HenriPoincare）那样的科学家和杜恒（PierreDuhem）、莱伊（AbelRey）那样的科学史家所编造的其它哲学并非毫无相似之处。 我们正在开始理解这种现象。当某些科学经历重大革命的时候（那时是数学和物理学），总是会有职业的哲学家出来宣布「科学的危机」（或者说是数学、物理学的危机）已经开始。这些哲学家的声明可以说是正常的：因为有那么整整一批哲学家成天在预言，也就是在等待这些科学咽最后一口气，以便给它们作哲学的临终圣事，admajoremgloriamDei。[3] 但是更奇怪的是，同时有一些科学家出来谈论科学的危机，并且突然显示出惊人的哲学才能。他们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哲学家，虽然实际上他们所作的任何时候都只是一种哲学的「练习」：他们以为自己说出的都是启示，虽然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重复那些来自哲学不能不认为是过去之物的陈腔滥调和古董。 我们是干哲学这一行的，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有「危机」的话，那是这些科学家们在面对着科学的成长时把它当成了科学的转化，因而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可见的和惊人的哲学危机，就像人们说一个小孩发生了发烧的危机一样。只是他们本能的、日常的哲学变得对他们自己说来可以感知的罢了。 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及其一切副产物，波格丹诺夫（AlexanderAlexandrovichBogdanov）、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VasilyevichLunacharsky）、巴札罗夫（VladimirAlexandrovichBazaroy）等人的哲学，就展现这样一种哲学危机。这种危机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为了给这种情况提供点现在的概念，在所有别的措施相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某些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语言学家今天忙着围绕着「情报理论」（informationtheory）编造的哲学，就是这同一类的小小哲学「危机」，不过这一次是令人惬意的罢了。 那么，这些科学家的哲学危机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哲学上总是具有同样的倾向：他们把旧的经验主义的或形式主义的，也就是唯心主义的论点重新拿出来，加以现代化：因此他们总是把矛盾指向唯物主义。 所以，召回派是经验批判主义者，但是既然他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去掉那种批判以前的形而上学即「辩证唯物主义」，而且为了成为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它必须最后给自己补充一种它一向缺乏的哲学，即经科学家们改造和证实了的这种模糊的新康德主义唯心哲学：经验批判主义。这个集团中的某些布尔什维克甚至要把宗教的「真正」人文意义加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为此，他们自称为「造神派」。不过这一点我们可以不管。 所以，高尔基的目的是邀请列宁去与召回派哲学家们讨论哲学。列宁提出了他的条件：亲爱的马克西莫维奇（AlexeiMaximovich），我很高兴看到你，可是我不愿参加任何哲学讨论。 当然，这是一种策略态度：因为布尔什维克流亡者的政治团结是最重要的，他们不应该被哲学上的争论分裂开来。但是我们能够在这一策略中看出远远超出于策略之上的东西，即那种我想把它叫作哲学的「实践」的东西，以及实践这个东西哲学意味着什么的意识，一句话，即看出哲学分裂这一无情的重要事实的意识。如果说科学使人团结，并且不是通过分裂达到团结，那么哲学则使人分裂，它只有通过分裂才能达到团结。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列宁的放声大笑了：根本没有哲学交流这种东西，根本没有哲学讨论这种东西。 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评论那次放声大笑，它本身就是一个话题。 我冒昧地希望，这个话题将把我们引导到某个地方。 它使我立刻向自己提出那个别人也一定会提出的问题：既然任何哲学方面的交流都是不可能的，那么我能在这里说出一番什么样的话呢？它显然是对哲学家们说的话。但是，正像穿袈裟的并不都是和尚一样，听众也不能决定谈话的性质。因此，我的谈话将不是哲学的。 然而，由于与我们在理论史中达到的程度有密切联系的必然原因，这将是一次在哲学范围内的谈话。但是这个在哲学范围内的谈话将不完全是关于哲学的谈话。它将是，或者更正确切地说，将尽可能是一次讨论哲学的谈话。这意味着，你们的协会在邀请我来提出一个communication时，已预料到了我的愿望。 我希望我能将一点讨论哲学的东西，也就是一点关于哲学理论的粗浅想法交流给你们，如果能那样的话，那么我要说的话也就的确能配得上communication的称呼了。这个哲学的「理论」就是以某种方式预示着科学的东西。 我要求你们这样来理解我谈话的题目：列宁和哲学。但不是列宁的哲学，而是列宁讨论哲学。事实上我相信，我们应该归功于列宁的东西，也许不完全是史无前例的，但肯定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相信我们应该归功于列宁的东西，是能够谈论预示着将来有一天会成为哲学的非哲学理论的一种言说之起点。 二 如果列宁对我们现在这个话题的最大功绩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也许能够在这里先来迅速地解决一下在学院派哲学（其中也包括法国学院派哲学）与列宁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悬而未决的争论。因为我也是一个学院派，并且也在教哲学，列宁给学院派扣的「帽子」，如果适合我的话，我也是应该戴的。 就我所知，除了把一本杰出的小书献给他的列斐伏尔以外，法国学院派哲学对他是不屑一顾的，尽管他领导了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革命，并且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我们的同胞彭加勒、杜恒和莱伊等人的著作进行了长篇认真的分析：就不必再说其它的了。我希望被我遗忘了的任何名人学者会原谅我，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把共产党人哲学家和科学家写的文章除外，那么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论述列宁的篇章真是凤毛麟角：只有沙特（Jean-PaulSartre）刊登在一九四六年《现代》（LesTemgpsModernes）杂志上的《唯物主义和革命》（MaterialismeetRevolution）一文，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的《辩证法的历险》（AdventuresdelaDialectique）一书中的某些片断，还有李凯尔（PaulRicoeur）刊登在《精神》（Esprit）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李凯尔在上面最后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怀着敬佩的心情谈到《国家与革命》，但是看来他并不研究列宁的「哲学」。沙特说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不可想象的」，就是说，是一种荒诞不经的东西（Unding），一种连简单思维的考验也经受不住的思想，因为它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批判之前的、康德之前的和黑格尔之前的形而上学；但是沙特慷慨地承认，这种哲学可能有柏拉图「神话」的作用，能帮助无产者成为革命者。梅洛—庞蒂则用一句话把它打发掉了：列宁的哲学是一种「权宜之计」。 指控最近一百五十年的法国哲学传统，即使注意到了一切必要的分寸，对我说来也肯定是不得体的，因为法国哲学把这一过去掩埋在沉默中，这种沉默更值得予以公开的指控。它必定真是一种难以经受住考察的传统，因为直到今天，没有一个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敢公开来写它的历史。的确，要有点勇气才敢承认，法国哲学从得比朗（MainedeBiran）和古赞（VictorCousin），经过腊韦松（FelixLachevRavaisson-Molien）、哈麦林（OctaveHamelin）、拉希利埃（JulesLachelier）和布特鲁（EmileBoutroux），到柏格森（HenriBergson）和布伦希维克（LEonBrunschvicg），之所以能从它自己的历史中被拯救出来，是全靠像孔德（AugusteComte）和涂尔干（EmileDurkheim）这些被它坚决反对的，或者像库尔诺（AntonieAugustinCournot）和库屠腊（LouisCourturat）这些被它完全忘却的少数伟大人物；全靠一些严肃认真的哲学史家、科学史家和认识论专家，他们不胜其烦地、默默无闻地培养了使部份法国哲学在最近三十年中得到复兴的人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名字；请原谅我在这里只提到已经故去的嘉维叶（JeanCavailles）和巴歇拉尔[4]。 总之，这个在一百五十年前是笃信宗教的、唯灵论的和反动的，然后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保守的，最后在很晚的时候才是自由主义的和「人格主义的」（personalist）法国学院派哲学，这个突出地忽略了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哲学，这个只有在几十年、有时甚至更短的时间以前才开始认真阅读康德，然后是黑格尔和胡塞尔（EdmundHusserl），甚至才开始发现有弗勒格（GottlobFrege）和罗素（BertrandRusell）存在的学院派哲学，为什么会对列宁这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和政治家感兴趣呢？ 除了压在这个严格科学传统上的过于沉重的阶级压力，除了它的最「自由主义的」精神对「列宁的不可想象的批判以前的哲学思想」所做的谴责外，我们所继承的法国哲学还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即它无论从政治家还是从政治那里都不可能有任何哲学的东西可学。只举一个例子，只是在不久以前，一些法国学院派哲学家才开始研究伟大的政治哲学理论家马基亚维利（NiccoloMachiaveli）、斯宾诺莎（BaruchdeSpinaza）、霍布斯（ThomasHobbes）、格劳修斯（HugodeGroot）洛克（JohnLocke），甚至鲁索（Jean-JacquesRousseau），「我们的」鲁索。只是在三十年以前，这些作家还被作为无用的东西抛弃给文学批评家和法学家。 但是，法国学院派哲学坚决拒绝向政治家和政治，从而也拒绝向列宁学习任何东西，并没有做错。凡是涉及政治的一切对哲学都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哲学是靠政治生存的。 当然，如果学院派哲学读过列宁的著作的话，不能说列宁没有足够地回敬了它，而且「只有多没有少」！请听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是怎样援引德国无产者狄慈根（JosefDietzgen）的话来谈这个问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会说狄慈根「完全是一个人」靠自学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 「狄慈根眼里的哲学教授是『高谈理想的福利并用生造的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正如魔⻤是神的死对头一样，唯物主义者是僧侣教授的死对头』。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它不仅反对『僧侣所宣传的那种人所共知的、正式的、普通的宗教，而且反对沉醉的唯心主义者所宣传的清洗过的、高尚的、教授的宗教』。在狄慈根看来，自由思想的教授们的『不彻底性』还比不上『宗教的诚实』，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体系』，还有不把理论跟实践分开的完整的人。对于教授先生们说来，『哲学不是科学，而是防御社会民主主义的手段』。 『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教授和讲师，尽管主张自由思想，但总是或多或少地沉溺于偏见和神秘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动集团。』『为了循着正确道路前进而不致被任何宗教的和哲学的谬论所迷感，必须研究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derHolzwegderHolzwege），即研究哲学。』」[5] 这段话虽然说得很无情，但它还是设法把「自由思想者」和「完整的人」加以区分，后者即使信仰宗教，却有一个不只是纯思辨的，而且是铭刻在他们实践中的「体系」。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它是用列宁援引狄慈根的一句令人吃惊的话作为结尾，那决非偶然：我们需要循着正确道路前进；但是为了循着正确道路前进，必须研究哲学，即「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derHolzwegderHolzwege）。老实说，这表示，如果不研究，如果最终没有一种作为错误道路的哲学理论，就不可能有正确道路（在科学中，尤其是在政治中）。 最后，而且比我刚才提到的一切理由都更为重要，无疑是由于下面这种原因，使列宁让学院派哲学感到难以忍受，而且为了不致伤害任何个人，可以说，如果不是让一切哲学家，就是让绝大多数哲学家，不管是学院派与否，都感到难以忍受。他在过去和现在，在这一场合或那一场合，在哲学上让每一个人（显然也包括我自己）都难以忍受。之所以令人难以忍受，基本是因为，不管对他的哲学的批判以前的性质和他的某些范畴的粗略表述可能有什么看法，哲学家们感觉到并且明白，这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们感觉到并且明白，列宁根本不在乎他们有什么反对意见。他不在乎，首先是因为他对它们早有预见。列宁自己曾说过：「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在这方面修养很差」（一九〇八年二月七日给高尔基的信）。他会说：「我知道我的提法和定义是含糊的，未经琢磨的；我知道哲学家们要指责我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但是列宁补充道：「问题不在那里。我不仅不谈他们的哲学，而且也完全不像他们那样谈哲学。他们谈哲学的方式只不过是把宝贵的聪明才智用去进行哲理上的反复思考。而我以另一种方式对待哲学，我像马克思所打算的那样按照实际情况来实践它。正因为如此，我相信我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这一切都写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里，或是直接写出来，或是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作为哲学家的列宁使得大多数哲学家难以忍受的原因，这些哲学家不想知道，也就是说不愿意承认，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论述是不是在形式上无可非难，他们是不是关于康德的「自在之物」说了蠢话，他们的唯物主义是不是批判以前的，等等。因为所有这些问题现在是，而且一向是在一定的哲学实践内部提出的。真正的问题正好在于列宁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实践，而使这种传统的实践成了问题。 这种不同的实践包含有某种类似哲学存在方式的客观知识的承诺或轮廓。这就是把哲学看成是HolzwegderHolzwege的知识。但是哲学家和哲学所最难以忍受的事情，也许正是这种知识的观念。哲学所不能忍受的，是能够改变哲学的传统实践的那样一种关于哲学的理论（即客观知识）的观念。这样一种理论对哲学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它是靠它的完全否定生存的。 因此，学院派哲学不能容忍列宁（完全同马克思一样），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是同一回事。一方面，它不能忍受它可能有东西要向政治和政治家学习的观念。另一方面，它不能忍受哲学可能是一种理论即一种客观知识的对象的观念。 加之，胆敢提出关于一种哲学理论对真正自觉的和负责的哲学实践极为必要的观念的，还是像列宁这样的政治家，一个「天真汉」和哲学自学者，那就显然太过份了······。 在这里，哲学，不管它是不是学院派的，也没有做错：它对于这种看来偶然的邂逅，包括一个普通的政治家向它提议什么是哲学知识的起源，做出这样顽强的抵制，那是因为这种邂逅正中传统哲学只是思索着的要害，正好击中最敏感的地方，难以忍受的地方，忌讳的地方——正是在这个地方上面，哲学为了在它的理论中认识自己就必须承认：它只是政治的某种外衣、某种延续、某种思考。 列宁碰巧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同样碰巧，他能够这样说，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且不是随便什么样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领袖。正因为如此，列宁为哲学思考所不能容忍，正像弗洛伊德为心理学的思考所不能容忍一样——我这样说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列宁和固有的哲学之间有的不仅仅是误解和偶然冲突，甚至也不仅仅是在这个成为革命领袖的小学教师和小律师的儿子曾率直地宣布哲学教授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教育系统中充当向青年学生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管是批判的还是后设批判）的思想家的这时候，使他们的感觉受到了伤害而作出的这种反应[6]。在列宁和固有的哲学之间还有一种特别不能忍受的关系：即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在它忌讳的地方，即在政治这一点上被触到了痛处的这种关系。 三 但是，在我们能看清楚列宁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之前，我们必须往后退一退，而且在讨论列宁和一般哲学之前，我们必须先确定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因此必须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问题。 我不希望在这里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轮廓。我没有资格这样做，因为有一个带决定性的原因：我必须确切地知道我打算写某某东西的历史的这个某某到底是什么，我也必须能够知道这个某某有历史还是没有历史，也就是说，它是有权有历史还是没有权没有历史。 我不想描述（即使很简略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我想按照历史上相继出现的一些作品和著作，证明一种对症解读的难题（unedifficaltesymptomatique）的存在。 这种难题引起了一些著名的争论，它们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人们给这些争论最常取的名称标志着这种难题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什么？是科学还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是哲学，即「实践哲学」吗？但是那样的话，马克思提出的科学要求又是什么呢？相反，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是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科学吗？但是那样一来，它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或说得更正确一点，如果我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古典划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这个划分：是按传统方法还是按新的方式呢？或说得更正确一点，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或说得更正确一点，什么是辩证法，它仅仅是一种方法呢还是是全部的哲学呢？ 这种引起了这么多争论的难题，是一种对症解读的难题。我想要用这点来表明，它证明现实有一部份是神秘的，我刚才提到的那古典的问题是对它的某种处理，也就是某种解释。很概括地说。这些古典的说明只是用哲学问题（questions）的方式，从而是在我所说的哲学思考的范围之内来解释这种难题的。然而毫无疑义，一定要按完全不同的方式，按照probleme（问题提法）[7]的方式，也就是按照客观（因此科学）知识的方式来思考这些难题和这些难题不能不引起的这些哲学问题。无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理解这样一种概念混淆，这种概念混淆已使得人们用不成熟的哲学问题的方式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重要理论贡献，即坚持有某种完全可以产生出哲学作用的问题提法，但只是在它本身归根到底不是哲学问题的限度内才是如此。 如果我有意使用了这些预先包含有某种区别的名词（科学的probleme，哲学的question），这不是为了评判那些有这种概念混淆的人，因为我们都有这种概念混淆，我们很有理由认为这种概念混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混淆的这种情况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一些必然的原因，一向是而且至今仍然是陷在这种概念混淆之中。 因为最后，只要看一眼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剧院，就可以看到它上演着一台非常独特的戏。假定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搁置一边（我知道这是要求一种有些人认为难以接受的让步，尽管我提出的论据很有力），假定我们同意马克思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决心「把他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因此是他思想中的一种决裂和转变，那么，当我们考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断裂」的第一个迹象，一八四五）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AntiDithring）（一八七七年）之间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就不能不对长时间的哲学空白感到吃惊。 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宣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简单的话似乎承诺将有一种新的哲学，一种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况且，半个多世纪以后拉布里奥拉（AntonioLabriola），接着葛兰西都是这样理解它的，他们两人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说成是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实践哲学」。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句带有预言性的话并没有马上产生出任何新的哲学，无论如何没有产生出任何新的哲学言说，完全相反，它只是开始了一个长时期的哲学沉默。这一长期的沉默只是被一次完全像是未被预料到的偶然事件所公开打破的，这就是恩格斯的一次突然的介入：他被迫与杜林进行意识形态的搏斗，这位盲目无知的数学教员当时正开始对德国社会主义产生危险的影响，恩格斯为了防止这位数学教员的「哲学」著作带来的政治后果，不得不跟着他进入他自己的「领域」。 所以，这里的确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形势：一条似乎宣布了哲学革命的提纲。然后是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哲学沉默。最后是恩格斯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把一些即就的哲学论战篇章作为对马克思科学理论出色的概括引介，发表出来了。 应不应该得出结论，当我们把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理解为是宣布一次哲学革命时，我们是一种怀旧的哲学幻想的牺牲品呢？又是又不是。但是在说不是以前，我想应该首先严肃地说是：是，我们基本上是一种哲学幻想的牺牲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宣布的东西，是使用着宣布与一切「解释」性哲学决裂的必要哲学语言，是某种与新哲学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新的哲学、历史的科学，马克思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它奠定最初的、仍然极其脆弱的基础。 因此，紧接在第十一条提纲的宣布之后的哲学的空白，是科学的充实，是紧张、漫长而艰苦的劳动的充实，这种劳动把一种史无先例的科学摆在书架上，马克思为了这一种科学献出自己整个一生，直至他永远也不能完成的《资本论》的最后草稿为止。正是这种科学的充实首先能够最深刻地说明，即使第十一条提纲带有预言性地宣布了一件将在哲学上留下自己痕迹的事件，它也不能产生出一种哲学，而是必须宣布彻底废除一切现存哲学，以便给马克思科学发现的理论酝酿工作以优先地位。 大家知道，这种对哲学的彻底废除清清楚楚地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在那部著作中说，必须清除一切哲学幻想，着手研究实际现实，撕碎哲学的帷幕，最后如实地看待现实。 《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对哲学的这种废除建立在这样一种哲学的理论上，这种理论把哲学看作幻觉和神秘化，或者甚至看作梦，这种梦是由我将称作具体人们的现实历史的白昼残迹构成的，这些白昼的残迹具有包含着被颠倒的事物秩序的纯粹印象存在。哲学像宗教和伦理一样，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没有历史，似乎在其中发生一切实际上发生在它之外，即发生在唯一现实的历史、人们的物质生活史中。科学则是通过破坏那些掩盖现实的各种意识形态把它揭示出来的行动所获知的这个现实本身，而在这些意识形态中首屈一指的就是哲学。 让我们在这个戏剧性的关键地方停一停，探究一下它的意义。第十一条提纲所宣布的理论革命实际上是一种新科学的基础。使用巴歇拉尔的概念来说，我相信我们能够把开始这一新科学的理论事件看作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断裂」。 马克思创立了一种新的科学，就是说，他在以前只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地方制定了一个新的科学概念体系。马克思在以前只有历史的哲学的地方创立了历史的科学。当我说马克思在以前由历史的哲学垄断的领域中组织了科学概念的理论体系时，我是在使用一个隐喻，而且它只不过是隐喻而已：因为它暗示，马克思是在同一个空间，即历史的空间，用一种科学理论取代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实际上，这个领域本身是被改组了的。 但是在作了这个重大的保留以后，我建议暂时仍然使用这个隐喻，而且甚至给它赋予一种还要更加确切的形式。 如果我们果真考虑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科学发现，那么看来我们可以把我们称作科学的东西作为一些局部的构成同我们将称作伟大理论大陆的东西联系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间隔，使得我们能够不用预料无论是我们还是马克思都无法「在自己锅中炮制出的」未来，而扩大使用我们这个经过改进了的隐喻，并且说，在马克思之前，持续的认识论上的断裂向科学认识只开拓了两个大陆：希腊人的数学大陆（由泰勒斯或那个神秘名字所表示的人们开拓的）和物理学大陆（由伽利略及其后继者开拓的）。像由拉瓦锡（AntoineLaurentLavoisier）的认识论上的断裂所创立的化学这样的科学，是在物理学大陆内部的一门地区性科学：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那里的。像生物学这样的科学也成为物理学大陆的一部份，它在十年前才刚刚通过与分子化学结合结束了它的由达尔文（CharlesDarwin）和门德尔（GregorJohannMendel）开始的认识论上的断裂的第一个阶段。现代形式的逻辑学成为数学大陆的一部份，等等。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弗洛伊德的发现已开拓了一个新的大陆，我们才刚刚开始发现它。 如果这个隐喻经得住对它扩大使用的考验，那么我们就能提出下面的命题。马克思通过认识论上的断裂为科学认识论开拓了一个新的、也就是第三个科学大陆，历史的大陆，这一认识论上的断裂最初的、仍然很不确定的开端先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宣布的，后来写进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显然，这一认识论上的断裂不是一种瞬息即逝的事件。甚至有可能，人们可以通过递进法，在涉及到它的某些细节的地方赋予它一种过去的预感。无论如何，这一断裂在最初的迹象中变得可见了，但是这些迹象只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历史开端的开端。像任何一个断裂一样，这一断裂实际上是一种持续的断裂，在它内部可以看到各种复杂的改组。 事实上，这种影响到基本概念及其理论成份的改组，人们可以在马克思依次写成的这一连串著作中具体地看到：一九四七年的《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ThePovertyofPhilosophy），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八六五年的《工资、价格和利润》（Wages,PriceandProfit），一八六七年的《资本论》第一卷，等等。在列宁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不幸被社会学家们忽视了的那部叫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ofRussia）的无与伦比的经济社会学著作中，在《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theHighestStageofCapitalism）中等等，又有其它的改组和发展。不管我们是否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今天仍然处在由这个断裂所标志和开拓的理论空间中。像开拓了其它两个我们所知道的大陆的其它两个断裂一样，这个断裂开创了一种永远不会结束的历史。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应该把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看作是宣布一种新的哲学，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宣布与哲学决裂，以便为建立一种新的科学扫清道路。正因为如此，从彻底废除一切哲学到那次产生《反杜林论》的哲学篇章的意外「偶然事件」为止，有一段漫长的哲学沉默，在这期间只有新的科学说话。 当然，这种新的科学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任何科学都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它的一般理论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的唯物主义完全只是科学家对其对象的现实的严格态度，这种态度使得科学家能够理解恩格斯所说的「不带任何外来附加物的自然界」。 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有点古怪的说法（因为我们并不用「化学唯物主义」的说法来指化学）中，唯物主义这个词语既表示同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行决裂，同时又表示为历史建立科学性。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历史的科学。如果有某种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可能在某一天诞生的话，那么看来它必定是在那种是把哲学改组同招致这种哲学改组的科学革命分隔开的漫长间隔以后，从这种科学的孕育过程中诞生出来的，这种科学肯定是现有各种科学的一个很独特的姐妹，但是不管它如何古怪，仍然是它们的一个姐妹。 的确，为了更深入探讨这种哲学沉默的原因，我想要提出一个关于科学和哲学之间关系的论点，而只限用于经验事实来说明。列宁曾用这样一个基于经验事实的评语做他的书《国家与革命》的开头：国家并不是一向存在的，国家的存在只在阶级社会中才可以看到。同样，我要说：哲学并不是一向存在的；哲学的存在只在包含着被称作科学或许多科学的东西的世界中才可以看到。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一种理论的学科，也就是观念的（ideelle）和论证的学科，而不是经验结果的总汇。 这里就是我对这个论点所做的经验事实的简略说明。 为了使哲学诞生或重新诞生，必须有一种以上的科学存在。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只是从柏拉图才开始，它的诞生是由希腊数学的存在造成的：它被笛卡儿弄得乱七八糟，它的现代的革命是由伽利略的物理学造成的：它被康德在牛顿发明的影响下进行了改铸：又被胡塞尔在头一批公理体系激励下进行了改造，等等。 我只提出这个还需要受到检验的论点，目的是要以仍然是经验的方式指出，归根到底，黑格尔说哲学要等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并没有说错：科学是在黎明时诞生的，那时已经生活漫长的一整天了。因此，哲学总是落在使它的最初形式诞生出来和在它革命中再诞生出来的科学后面漫长的一整天。这漫长的一整天可能持续几年、几十年、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科学断裂的震动并不使自己立即被感觉到，它要改组哲学还需要时间。 毫无疑问也应该得出结论，哲学孕育的工作是与科学孕育的工作密切联系的，是交错在一起的。很清楚，新的哲学范畴是在新的科学的工作中制定出来的。但是下面这种情况也是真的，即在某些场合（确切地说：柏拉图、笛卡儿），被称作哲学的东西也充作使新的科学概念所需要的新范畴得以确定的理论实验室。例如，伽利略物理学碰上亚里士多德的原因——这个「认识论上的障碍」，不正是在笛卡儿主义中制定出了它所必要的新因果性范畴吗？如果我们此外再考虑到，我们所熟悉的伟大哲学事件（从柏拉图以后的古代哲学，从笛卡儿以后的现代哲学）都是与希腊数学和伽利略物理学这两个科学大陆的开拓所产生的诱因有明显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够就我认为我们能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宣布（因为这一切仍然是根据经验事实的）某些推论。有三点推论： 第一点推论。如果马克思真的为科学认识开拓了一个新的大陆，那么他的科学发现就应该在哲学中引起某种重要的改组。第十一条提纲也许早了一点，但它的确宣布了哲学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看来可能是这样。 第二点推论。哲学只是靠落后于科学的诱发而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落后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看来的确是这样。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反杜林论》之间的三十年荒芜时期证明了这一点，后来的某些漫长的停滞时期，我们和许多其他人仍然在踏步不前的时期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点推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已落后了一段距离，我们有机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孕育中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找到比我们可能预期的更为先进的理论因素。列宁曾说，我们应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寻找他的辩证法——他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资本论》必定包含某种用以完成或锻造新的哲学范畴的东西：它们肯定在《资本论》中以「实践状态」起着作用。看来可能是这样。必须解读《资本论》，把它们找出来。 白昼总是漫长的，但是幸运的是，它已经快到了尽头了，看：黄昏即将来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起飞了。 如果把这几个推论作为指导线索，它们就会给我们的关怀和希望以及我们的某些思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理出一个头绪来。我们现在就能够理解，马克思尽管迫于贫困、忙于科学工作和政治领导，他没有写出他梦寐以求的辩证法（或哲学），其最终原因，不管他当时可能怎么想，并不是他没有「找到时间」。我们现在就能够理解，恩格斯在突然被迫（像他说的那样）「在哲学问题上发言」的时候，不能够使职业哲学家们信服，其最终原因并不是一场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论战的即就性质。我们现在就能够理解，《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哲学上的限制性的最终原因不仅仅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制约有关。 我们现在能够来谈这个问题了。马克思不能找到的时间、恩格斯在哲学上的仓卒上阵、使列宁被迫只是用敌人自己的武器回敬敌人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其中每一项都是很好的借口，但是它们加在一起并不成其为理由。 最终的原因是时机尚未成熟，黄昏尚未来临，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恩格斯或列宁都还不能写出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伟大哲学著作。如果说他们的出现的确迟于这种著作所依赖的科学的话，那么对哲学来说，他们三个人都仍然多少来得太早了，哲学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没有必要的落后是不能诞生出来的。 从这种必要的「落后」的概念出发，一切应该变得很清楚，包括像青年卢卡奇（GybogyLukacs）和葛兰西这种人以及其他许多没有他们那种天赋的人的误解——他们对这种哲学诞生之迟缓感到如此不耐烦，以致他们宣布它很早以前，从一开始，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起，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本身开始之前好久就已经诞生了，他们为了向他们自己证明这一点，干脆宣布，既然每一种科学都是「上层建筑」，而且每一种现存的科学由于是资产阶级的而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就只能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种哲学，一种黑格尔以后的哲学或「实践哲学」。 从这种必要的「落后」的概念出发，其它许多困难，甚至马克思主义组织及其失败和危机的政治历史中的困难，也能变得很清楚。如果真的像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声称的那样，阶级斗争史——实际上是人类史——上的最伟大事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统一，那就很清楚，这种统一的内部平衡可能受到那些被叫作偏向的理论失误的威胁，不管这种理论失误多么微小；我们就能够理解，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接着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列宁只是叫作各派的「色彩」的东西展开无情的理论争论的那种政治意义，因为正像列宁在《怎么办？》中说的那样，「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所以，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它现在这个样子，既是科学又是哲学，而且这个哲学必然落后于科学，科学在其发展中又受到这种情况的阻碍，我们就可能不禁要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偏向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因为阶级斗争对理论和在理论中的影响，而且也因为理论本身内部的混乱（decalage）。 事实上，如果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过去，我们就能够叫出那些会导致无产阶级巨大历史性失败（譬如说第二国际的失败）的理论偏向的真正名称。这些理论偏向叫作：经济主义、进化论、唯意志论、人道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等。从根本上说，这些偏向是哲学偏向，从恩格斯和列宁开始的伟大工人领袖都是把它们作为哲学偏向谴责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非常接近于理解这些偏向之所以甚至压倒了那些谴责它们的人的原因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落后这一点，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必然的吗？ 更进一步说，如果情况是如此，而且甚至在今天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危机之中也是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尽可在历史所指派和信托给他们的任务面前浑身打颤——因为对那个任务盼望已久，它一旦到来时就显得突然。如果真的像许多迹象表明的那样，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落后可以部份地被克服，那么这不仅将使过去得到阐明，而且也许还将使未来得到改造。 在这被改造了的未来中，将一视同仁地对所有会不得不生活在政治上刻不容缓和哲学上停滞落后的矛盾中的人们作出公正评价。将对最伟大人物之一的列宁作出公正评价。这公正评价就是：他的哲学著作那时将是完善的。完善的意思，就是完成和改正了的。我们肯定应该对这个就政治而言幸运地生达其时，而就哲学而言却不幸出生得过早的人表示我们的敬意。毕竟，谁能选择自己的出生日期呢？ 四 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已向我们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落后于历史科学的原因，我们现在就能够直接来谈列宁和他的著作了。但是这样一来，我们的哲学「梦」就将消失：事物并不像梦那样简单。 让我先提出我的结论。不，列宁并没有对哲学说来出生得过早。任何人都不会对哲学说来出生得过早。如果说哲学落在后边，如果说这种落后是使哲学成其为哲学的东西，那么怎么可能落在一种没有历史的「落后」后边呢？如果我们无论如何还要继续谈论落后，那么正是我们恰恰落在列宁后边。我们的落后只是犯错误的另一种叫法。因为我们在哲学上弄错了列宁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列宁和哲学之间的关系肯定是在哲学之中、在把哲学作为哲学构成的「游戏」内部表达的，但是这些关系并不是哲学的，因为这个「游戏」不是哲学的。 我要力求以简明而系统的、从而必然是非常概括的形式来说明这些结论的理由，同时把列宁的伟大「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我分析的对象。我将把这一说明分成三部份： 1．列宁的伟大哲学论点。 2．列宁和哲学实践。 3．列宁和哲学中的党性。 在论述每一部份时，我都要设法表明哪些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中的新东西。 1．列宁的伟大哲学论点 和任何人一样，我所说的论点是指在哲学论述中所记录下来的列宁所采取的哲学立场。我暂且不管提供学院派哲学不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挡箭牌或借口的反对意见，如：列宁的范畴术语、他作为参照的历史背景和甚至他某些无知的表现。 这是一件本身就值得予以特殊研究的事实：甚至在那篇将我们骤然带回到贝克莱（GeorgeBerkeley）和狄德罗（DenisDiderot）那里去的令人吃惊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代绪论》中，列宁在许多方面将自己置于十八世纪经验主义的理论空间中，也就是置于一种「正式」是批判以前的哲学的问题设定中，因为一般认为哲学从康德起「正式」成为批判的。 只要我们注意到了这种参照系的存在，只要我们知道它的结构的逻辑，我们就能够把列宁的一些理论表述统统解释为是这种逻辑的结果，包括他为了使经验主义的范畴术语转过来反对经验主义而加在它上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曲解。因为，如果他的确是在客观经验主义（列宁甚至说「客观感觉主义」）的问题设定之内思考，如果在这个问题设定内思考的事实常常不只是影响他的思想的表述，而且甚至影响他的思想的某些活动，那么任何人也不能否认列宁真的思考了，也就是系统而严密地思考了。这种思考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陈述了某些论点。这就是按其赤裸裸的本质陈述的论点。我在其中挑出三个： 第一个论点，哲学不是科学。哲学与科学不同。哲学范畴与科学概念不同。 这是一个主要的论点。让我指出它的命运攸关的决定性的一点：物质的范畴，这的确对唯物主义哲学和对所有希望它得救、即希望它死去的哲学生灵来说都是一块试金石。现在列宁明确地说，哲学的物质范畴和科学的物质概念之间的差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来极为重要： 物质是哲学范畴。[8] 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种特性分不开的。[9] 可见，物质的哲学范畴是关于存在的论点和关于客观性的论点结合在一起的，决不能同物质的科学概念的内容相混淆。物质的科学概念说明跟科学的历史状况相应的关于这些科学的对象的知识。物质的科学概念的内容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即深化而发生变化。物质的哲学范畴的意义则不发生变化，因为它不适用任何科学对象，而是肯定一个对象的任何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物质的范畴不能发生变化。它是「绝对的」。 列宁从这种差别中引出的结论是极其重要的。首先，他恢复了当时所谓「物理学危机」的真实情况：物理学并没有处在危机中，而是在发展中。物质没有「消失」。只是物质的科学概念在内容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它在将来任何时候都要继续发生变化，因为知识的过程就其对象本身说来是无穷无尽的。 物理学的假科学危机只是一种哲学的危机或恐惧，意识形态家们在其中公开对唯物主义进行攻击，即使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是科学家。当他们宣布物质消失的时候，我们应该听到他们未说出声来的希望：唯物主义消失了！ 列宁谴责和打败了所有那些以为自己的时运已到的昙花一现的哲学科学家。这些人物今天还留下什么呢？谁还记得他们呢？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列宁这个哲学门外汉至少有很好的判断力。哪个职业哲学家能够像他那样毫不犹豫或迟延地、那样充满信心地在一场看来毫无希望的战斗中完全单枪匹马地对所有的人作战呢？我倒希望有谁能给我举出一个名字来——除了胡塞尔之外，他当时是列宁反对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客观盟友，但是他只是一个暂时的盟友，而且是不能与列宁配合的盟友，因为胡塞尔作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相信有他自己要去的地方。 但是列宁这个论点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当时场合。如果说绝对必须把物质的哲学范畴同所有科学概念加以区分的话，那么那些把哲学范畴作为科学概念应用于科学对象的唯物主义者们就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例如，那些把物质和精神或物质和意识这种范畴对立作为概念使用的人，十之八九要陷入同义反复，因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即在哲学中）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即在科学中），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10] 我不能深入探讨其它范围极其广泛的结果，例如，按列宁的观点，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必然开拓出一个关于知识史的理论的领域，又例如，列宁在他的理论中宣布了所有真理（应理解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历史局限性，他把它看作是一个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差别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就是用一对范畴同时考虑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又考虑关于建立科学史理论的必要性）。 我只要求你们注意下面这一点。把哲学和科学、哲学范畴和科学概念加以区别，实际上就是采取一种反对一切形式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彻底哲学立场：反对甚至某些唯物主义者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反对自然主义、反对心理主义、反对历史主义（关于这一点，参看列宁反对波格丹诺夫的历史主义的激烈论战）。 必须承认，对一个很容易被人根据他的一些提法把他视为批判以前的和康德以前的人物的哲学家说来，这不是很坏的，更确切地说，这甚至是令人惊异的，因为很清楚，在一九〇八年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未曾读过一行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而只满足于贝克莱和狄德罗。然而，由于某些奇怪的原因，他在当时「无所不批」的哲学的宗教大合唱中表现出了对他的实证主义对手的「批判」意识和出色的战略洞察力。 最令人吃惊的是，列宁居然能够正是在一个作为参照的经验主义问题设定的领域中采取这种反经验主义的立场。在用经验主义的基本范畴思考和表达自己的同时能够成为反经验主义的，这肯定是一种反常情况，肯定要给任何准备考察它的真诚的哲学家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 这是不是碰巧表示，哲学的问题设定，它的范畴说明和哲学表述的领域同所采取的哲学立场相对无关呢？这是不是表示，在看来构成哲学的东西中基本上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呢？真奇怪。 第二个论点。如果哲学不同于科学，那么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由唯物主义的客观性论点展现。 这里有两点是基本的。 这一点涉及科学知识的本性。包含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意见，在《哲学笔记》（PhilosophicalNotebooks）中被继续提出、阐明和深化了：它们的意见完全符合列宁在他的科学实践概念内部所表示的反经验主义和反实证主义。在这方面，列宁也必须被看作是一个以真正实践家的身份谈论科学实践的见证人。只要读一读他在一八九八年和一九〇五年之间论述《资本论》的文章和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分析，就足以看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家的科学实践，是经常伴随着他的哲学文章只是以一般化形式呈现的敏锐的认识论思考。 列宁所揭示的——而且在他这样做时所使用的又是可能被他的经验主义参照材料所污染了的范畴（如反映范畴）——就是科学实践的反经验主义、科学抽象的决定性角色，或者更确切地说，概念系统性的角色以及用更一般的说法，理论本身的角色。 在政治上，列宁以批判「自发主义」闻名，应当指出，这种批判不是针对人民群众的自发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的，而是针对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在颂扬群众自发性的幌子下，利用它来从事错误的政治。但是人们一般不了解，列宁在他的科学实践概念中恰好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列宁写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他同样也可以写道：「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知识的生产。」他捍卫科学实践中的理论需要同他捍卫政治实践中的理论需要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反自发主义于是采取了反经验主义、反实证主义和反实用主义的理论形式。 但是，正像他在政治上的反自发主义以最深刻地尊重群众的自发性为前提一样，他在理论上的反自发主义以极其尊重知识过程中的实践为前提。无论在他的科学概念中还是在他的政治概念中，列宁一刻也没有陷入理论主义。 这一点使得我们能够理解第二点。唯物主义哲学在列宁眼中是与科学实践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这个论点应该从两层意义上理解。 首先，在第一层意义上，这是极其古典的一层意义，它说明我们在把一切哲学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的历史中所能经验地观察到的东西。对列宁说来，科学中发生的事情是哲学所特别关心的。伟大的科学发现引起哲学中的重要改组。这是恩格斯的著名论点：唯物主义随着每一个伟大科学发现而改变形式。恩格斯为自然科学发现（细胞、进化、卡诺NicolasLeonardSadiCarno原理等）的哲学结果而入迷，但是列宁以更好的方式捍卫了这同一论点：他表明，使得唯物主义哲学必须改组的决定性发明与其说是出自自然科学，不如说是出自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 在第二层意义上，列宁举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据。这里他不再谈论一般哲学，而是谈论唯物主义哲学。后者特别关心科学实践中发生的事情，但是是以它自己特有的方式，因为它在它的唯物主题论点中展现科学家们关于他们科学对象的存在和他们知识的客观性的「自发的」信念。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不断重复说，大多数自然科学专家是「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至少这是他们自发哲学的倾向之一。列宁在反对科学实践的自发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同时，承认在科学实践的经验中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其重要的自发唯物主义倾向。他这样就把需要用以思考科学知识的特殊性的唯物主义论点同科学实践者的自发唯物主义倾向相互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表达同一个关于存在和客观性的唯物主义论点。 让我预先说，列宁坚持肯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证明这里我们正讨论到一个决定性的波节点（nodal），如果可以的话，我将把它叫作第一号波节点。 但是，正是在提到科学家自发哲学的当中，出现了将使我们看到完全不同性质的另一个决定性波节点的某种重要的东西。 第三个论点。这里列宁又是接受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FeuerbachandtheEndofClassicalGermanPhilosophy）中所阐述的一个古典论点，但是他赋予它前所未有的意义。这个论点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倾向之间的古老斗争史看作是哲学的历史。必须承认，就其粗率的程度来说，这个论点是跟大多数职业哲学家的信念直接相抵触。如果他们打算阅读列宁的著作（他们总有一天必须这样做），他们就都会承认，列宁的哲学论点并不像传闻的那样粗浅。但是我担心他们会顽强地抵制这最后一个论点，因为它势将伤害他们最深刻的信念。它显得太过于粗俗，只适用于公开的、即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争论。说全部哲学史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那就似乎把哲学史的全部财富看得太不值钱了。 事实上，这个论点等于宣称，本质上哲学没有真正的历史。一部只不过是两种基本倾向之间的倾轧一再重复的历史是什么呢？斗争的形式和论据可能变化，但是如果整部哲学史只是这些形式的历史，那么，只需把它们归结成为它们所代表的不变的倾向，就能使这些形式的变化成为一种没有输赢的游戏。说穿了，哲学没有任何历史，哲学是那样一个奇怪的理论场所，那里真正发生的是「无」，除了这种对「无」的重复以外什么也没有。说在哲学中发生的是「无」，是说哲学不通往任何地方，因为它是条走不通的胡同：它所开辟的道路，正像狄慈根在海德格（MartinHeidegger）以能很久说过的那样，是Holzwege，即走不通的错误道路。 此外，这是列宁实际上提出的东西：他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头几页起就说明，马赫只是重复贝克莱，他用来与这点相对的是他自己对狄德罗的重复。更糟的是，可以看出，贝克莱和狄德罗是相互重复的，因为他们关于物质—精神这一对立是意见一致的，只是对它的用语安排得不同罢了。他们的哲学的「无」，只是在一个不变的范畴对立（物质—精神）中的这种用语倒转的「无」，它在哲学理论中就代表在这一对立中对峙的两种对抗倾向的游戏。因此，哲学的历史只不过是这种来回重复的用语倒转的「无」。此外。这个轮点将给关于马克思把黑格尔倒转过来的著名说法恢复意义，恩格斯甚至说黑格尔只不过是先前的一次倒转而已。 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列宁的坚决主张绝对没有任何限度。至少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因为在《哲学笔记》中他在这一点上的语调有了变化），他抛弃了哲学力图用以思考其「对象」的一切理论上的色彩、差别、独创和微妙之处：它们都只不过是诡辩、吹毛求疵、教授的遁词、迁就和妥协，其唯一目的在于掩盖全部哲学所从事的争论中的真正本质，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基本倾向之间的斗争。就同在政治上一样，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权宜之计，没有折衷立场。基本上，只有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所有不公开宣布自己站在某一方面的人们，都是「差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康德、休谟DavidHume）。 但是，因此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说，如果哲学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对完成同一场斗争所使用的论据的重新考察，那么哲学就只不过是一场倾向斗争，即康德所说的Kampfplatz，然而这样一来，它又把我们抛回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完全主观性中去了。这就是说，在科学有对象的意义上，哲学严格说来没有对象。 列宁说到这种桯度，这证明列宁是一个思想家。他宣布，正像不可能证明（或拒绝：狄德罗为此感到恼火）唯心主义的原则一样，不可能证明唯物主义的最终原则。之所以不可能证明它们，是因为它们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这里所说的知识类似那种能证明自己对象属性的科学知识。 就这样，哲学没有任何对象。但是，现在一切都各得其所。如果说在哲学中什么也不发生，那正是因为它没有任何对象。如果说在科学中确实有某种东西发生，那是因为科学有对象，科学能增加对其对象的知识，这就给予科学一种历史。因为哲学没有任何对象，在哲学中也就什么也不能够发生。它的历史的「无」只是重复它的对象的「无」。 在这里我们开始接近与这些著名倾向有关的第二号波节点。哲学只是重新考察和反复思考以范畴形式展现这些倾向的基本冲突的论据。是它们的在哲学中说不出名称的冲突，维持着那种在吵吵嚷嚷的哲学「剧场」中演出的无止境的无效的倒转，即物质和精神之间基本范畴对立的倒转。那么这种倾向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在它在这一对立的用语之间建立的等级制秩序中：这是一种宰制的秩序。听列宁说吧： 「波格丹诺夫胆怯地避开恩格斯，装作只跟别尔托夫（Beltov）争辩，对上述定义表示愤慨，因为，你们要知道，这类定义『原来是简单地重复着』下面的『公式』（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忘记说：恩格斯的公式）：对哲学上的一个派别说来，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对另一个派别说来，则恰恰相反。所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都喜出望外地重复着波格丹诺夫的『驳斥』！可是这些人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对于认识论的这两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实际上不可能下别的定义。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广泛的概念里……现在试问，在认识论所能使用的概念中，有没有比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感觉、物质的和心理的这些概念更广泛的概念呢？没有。这是些广泛已极的概念，其实（如果撤开术语上经常可能发生的变化）认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超出它们。只有欺诈或极端愚蠢才会要求给这两个广泛已极的概念『系列』下这样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不是『简单地重复』二者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11] 这种在形式上是发生在哲学中、哲学的明确言说中的「无」的倒转，不是无效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废除的效果，废除先前的等级，以相反的等级来取代。因此，哲学在这些统率全部哲学体系的最后范畴中最关键的东西，是对这种等级的感觉、对这种将一个范畴置于统治地位的感觉，这是在哲学中的某种令人不禁想到夺权或者掌权的东西。在哲学上，我们应该说：掌权没有对象。掌权，这依然是一个纯粹理论的范畴吗？夺权（或者掌权）是政治上的，它没有对象，它有一个赌注，确切地说即政权，还有一个目的，即那个政权的作用。 这里我们应该停一下来看看列宁与恩格斯相比有什么新的贡献。他的贡献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真正愿意来估量这种常常只被看作是一种意见色彩的东西的作用的话。 说穿了，虽然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著作时表现令人惊叹的天才，然而他的思想不能与列宁的相比。他常常只是设法把一些论点并列出来，而不是从它们的关系的统一中去思考它们。 更糟的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摆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某种实证主义论点。因为他虽然推荐系统地研究哲学，却认为哲学必须消失：哲学只是手艺人的实验室，过去在那里铸造了科学所必要的哲学范畴。这种时代已经过去。哲学已经完成它的任务，现在它必须让位于科学。既然各门科学在科学上能够提出它们的关系的有机的一元体系，就再也不需要自然哲学或哲学史了。 给哲学还留下什么呢？一个对象：辩证法，自然界的（但是由各门科学提供）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这样就只剩下了能够与科学史分离开来的思维规律。这样，哲学就不是与科学真正分离开的，由此就产生了实证主义，当恩格斯说做一个唯物主义者就是「不带任何外来附加物的」，像自然界本来的样子那样承认自然界时，这种实证主义就暗暗钻进了他的某些提法，尽管恩格斯知道，科学是一种知识过程。正因为如此，哲学不管怎么样的确有一个对象：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对象却是纯思维，这不会使唯心主义感到不高兴。例如，凭借恩格斯权威的李维•史陀（ClaudeLevi-Strauss）〔注：即列维-斯特劳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今天还做些什么呢？他也是在研究思维的规律或者说结构。李凯尔已向他正确地指出，他是康德减去先验主体。李维•史陀没有否认这一点。的确，如果哲学的对象是纯思维，就可以求助于恩格斯，并且发现自己是一个减去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者。 这同一个困难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哲学的对象（即辩证法）叫作逻辑。哲学真的能够把逻辑的对象作为它的对象吗？看来逻辑现在正愈来愈远离哲学：它是一门科学。 当然，同时恩格斯也捍卫两种倾向的论点，但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一方，倾向斗争和完全由科学进步决定的哲学进步为另一方，这是很难放在一起思考，也就是说它是很难思考的东西。恩格斯力图这样做，但是即使我们准备不按字面理解他（对一个不是专家的人，是最不能这样要求的），也极其明显，他缺少某种本质的东西。 这就是说，他缺少对他思维很本质的东西，即使他能够思考。只是由于列宁，我们才能够看到这是缺少什么东西的问题。因为恩格斯的思想所缺少的，正好是列宁所提供的。 列宁提供了一种深刻连贯的思想，在其中有许多彻底的论点，无疑勾勒出了空缺的东西，正好是有关的空缺的东西的轮廓。在他的思想的中心是这样一个论点，即哲学没有对象，就是说，哲学不能只是用它与科学保持的关系去解释。 我们正在接近第二号波节点。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那里。 2．列宁和哲学实践 为了达到这第二号波节点，我将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即哲学实践的领域。研究列宁不同著作中的列宁的哲学实践将是有趣的。但是这要以我们已经知道哲学实践本身是什么为前提。 既然是这様，那么就有那么很少的几次，列宁由于哲学论战的需要，曾被迫对他的哲学实践做过类似定义的说明。这是说得最明确的两段话： 「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12] 「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者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3] 还有别的段落肯定了列宁的立场。很明显，这不是一些草率的或孤立的说明，而是一种深刻思想的表述。 因此，列宁把哲学实践的最终本质规定为对理论领域的介入。这种介入具有双重形式：就它关于一定范畴的提法说是理论的：就这些范畴的作用说是实践的。这种作用包括在理论领域中在被宣布为正确的思想和被宣布为错误的思想之间、在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划清界限」。这种划线的效果是双重的：在它有助于一定实践（科学实践）的意义上是积极的，而在它使这种实践防止某些意识形态概念（这里是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概念）的危险的意义上是消极的。列宁的哲学介入所产生的效果至少是如此。 在这种划清界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两种基本倾向相互对峙的情况。是唯物主义哲学划这条分界线来保护科学实践不受唯心主义哲学的攻击，保护科学的东西不受意识形态的东西的攻击。我们能够把这个定义一般化，说：一切哲学都在于划一条主要的分界线，借以击退代表对立倾向的各种哲学的意识形态概念：这种划线行动也就是哲学实践中的赌注，是科学实践，科学性。这里我们重新发现我们的第一号波节点：哲学与科学的特殊关系。 我们也重新发现用语倒转的吊诡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哲学的历史在它所产生出的「无」中化为乌有。这个「无」并不是无效的，因为它有科学实践、科学的东西及其对手意识形态的东西的命运作为赌注。不是科学实践被科学介入所利用，就是得到它的帮助。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哲学能够有历史，然而在那历史中又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每种哲学的介入取代或者改变现存的哲学范畴，从而产生出那些显现出哲学史的存在的哲学著述中的变化，这种介入正好就是我们已经指出其始终存在的哲学的「无」，因为划线实际上就是「无」，它甚至不是线，也不是划，而只是被划分的简单事实，也就是被采取的一段距离的空白。 这一距离在哲学著述的差别中，在它的被改变了的范畴和资料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但是这一切改变本身就是「无」，因为它们只是在它们自己的存在之外，即在把对抗的倾向同科学实践，即它们斗争中的赌注分开的那段距离或非距离中行动。 所有在这种空无的划线行动中能够真正成为哲学的东西，只是它的替换作用，但那是相对于科学实践和科学的历史而言的。因为有科学的历史，而且哲学战线的界限是按照科学场合的变化（即按照各门科学及其问题提法的状况），按照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哲学机器的状况而被替换。因此必须一再重新思考表示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的词语。 因此，与其说是有哲学的历史，还不如说是在哲学中有历史：一种空无的划线的无限重复的替换的历史，但这种划线的效果是真实的。可以在一切伟大哲学家那里，甚至在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在那个总结了全部哲学史的哲学家黑格尔那里读到这种历史而大获教益。正因为如此，列宁赞了黑格尔的著作，赞叹不已——但是这样读黑格尔的著作也是列宁的哲学实践的一部份。作为唯物主义者解读黑格尔作品，就是在他内部划分界限。 无疑我超出了列宁著作字面的意义，但是我不认为我未曾忠实于他。无论如何，我只是说，列宁给我们提供了某种东西，我们能够开始借以按哲学实践的本质来思考它的独特形式，并且回过头来给古典哲学伟大著作中所包含的许多提法赋予一种新意。因为，柏拉图就已经以他自己的方式讨论过在「形式之友」和「地球之友」之间的斗争，宣布真正的哲学家必须知道怎样区分、切开和划分界限。 然而，还留下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哲学史中相互对峙的两大倾向是什么呢？列宁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粗野的答复（uneréponsesauvage），但仍然是一个答复。 3．哲学中的党性 这个答复包含在关于哲学中的党性的论点中，这个论点是很闻名的，而且必须说，对许多人说来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党性」（partisanship）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一个就是政治口号中的词语，其中的党意味着政党、共产党。 但是，只要稍微仔细读一读列宁的著作，不仅是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且尤其是读他对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将会看到这是一个概念，而不仅仅是一口号。 列宁只是指出，一切哲学按其基本倾向的作用都是带党派性的，通过展现基本倾向的哲学来反对对立的基本倾向。但是同时，他也指出，绝大多数哲学都千方百计要公开声明、并且证明它们不是党派性的，因为它们不必是党派性的。 例如，康德认为：他所说的Kampfplatz对其他的、批判以前的哲学是适用的，但是对批判哲学就不适用了。他自己的哲学在Kampfplatz之外，在别的某个地方，它给自己指派的职责正是从那里以维护理性的名义对各种形而上学的冲突进行仲裁。自从哲学存在以来，从柏拉图（θεωρειν）到胡塞尔的作为「人类公仆」的哲学家，甚至到某些著作中的海德格，哲学的历史也被这种重复宰制着，这是重复这样一个矛盾：对自己的实践进行理论上的全面否定，又在连贯的哲学言说中作出巨大的理论努力来纪录这种全面否定。 列宁对这个似乎构成绝大多数哲学的惊人事实的答复，只是三言两语谈到这些相互对峙的神秘倾向在哲学史中始终存在。按照列宁的观点，这些倾向最后与阶级立场，从而与阶级冲突有关。我说有关（enrapport），是因为列宁没有说得比这更多，此外，列宁从未说哲学能够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所说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为了不致超出列宁的声明，我们能够说，按他的观点，哲学展现阶级斗争，即政治。哲学展现阶级斗争，其前提是一种要素，借重（aupresde）这个要素政治因而才被展现出来：这个要素就是科学。 第一号波节点：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第二号波节点：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一切都以这两重关系为转移。 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下面的命题：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同科学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哲学在政治中，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这种展现是怎样被支配的，是由什么机制保证的，能够被什么机制歪曲或揑造并且通常总是被歪曲的，列宁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显然深信，归根到底任何哲学也不能超出这个条件，避开这一双重展现的限制。换句话说，他确信，哲学作为第三个要素存在于某个地方，即存在于构成这个要素本身的两个主要要素即阶级斗争和科学之间。 只要再说一句话就够了：如果说第一号波节点即科学这一要素能够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第二号波节点即政治第一要素则不能在他那里找到，尽管他提到了哲学中的倾向斗争。换句话说，列宁不仅仅是恩格斯的评论者；他在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域中提供了某种新的具有决定性的东西：这是恩格斯所缺少的东西。 只要再说一句话，我们就能够结束了。因为对哲学的这种双重展现的知识，只是一种哲学理论处于初步摸索阶段的开端，不过它的确是一种开端。任何人也不会否认，这种理论是一发萌芽状态的理论，它在我们认为只是一种争论中的东西中甚至连轮廓也没有被勾勒出来。至少列宁的这些意见，如果被接受的话，会产生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它们会把这种问题换成一种问题提法，并且使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脱离开一向总是全面否定真正实践的那种对哲学实践的沉思。 列宁就是这样回答了第十一条提纲中的预言，而且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甚至恩格斯也没有。他自己以他的哲学实践的「风格」作了回答。这是一种在弗洛伊德所说的粗野分析的意义上的粗野的实践（unepractiquesauvage）。这种实践不为它的活动提供理论凭证，它使得「解释」世界的哲学尖声号叫，它可以被称作全面否定的哲学。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一种粗野的实践，但是什么东西不是从粗野开始的呢？ 事实是，这种实践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新在它不再是那种只不过是全面否定实践的沉思（在那里，哲学虽然不断「在政治上」介入那种关系到科学真正命运的、在科学所建立的科学的东西和威胁着科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并且不断「在科学上」介入关系到各阶级命运的、在有助于各阶级的科学的东西和威胁着它们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的斗争，然而它顽强地在哲学「理论」中否认它在以这些方式进行介入），新在它是一种已放弃了全面否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按照实际情况行动的实践。 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猜想，这一史无先例的效果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所引起，并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所想到，决非偶然。因为，如果说哲学的诞生是由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门科学引起的，那么这是发生在希腊，一个阶级社会中，我们知道阶级剥削能如何扩大其影响，因此不应该感到惊讶，这些影响也采取了统治阶级用以全面否定其统治事实的那种在阶级社会中古典的形式，即在哲学上否定政治宰制哲学的形式。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只是由马克思产生出来、由列宁加以应用的这种阶级统治的机制及其一切影响的科学认识。在哲学中引起了那种动摇否定幻想的非凡替换，在这种否定幻想中，哲学为了要人们相信，也为了要它自己相信，对它自己说，正像它凌驾于阶级之上一样，它也凌驾于政治之上。 结果，只有在列宁那里，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中的那个预言的句子才能够最终获得实体和意义。（迄今为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是不是承诺将有一种新的哲学？我认为不是这样。哲学不会被废除：哲学将仍然是哲学。但是如果知道哲学的实践是什么，知道哲学是什么，或者开始知道这些，那么哲学就能被这种知识慢慢地改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科学：一种很独特的科学，但的确是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贡献中的新东西，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 这种新的哲学实践能够改造哲学。此外，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改造世界。只是有助于而已，因为创造历史的不是理论家、科学家或哲学家，也不是「人」，而是「群众」，即在一个单一的阶级斗争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阶级。 一九六八年二月 附带说明： 为了避免对于哲学教师和他们所教的哲学所做的这种谴责的意义有任何的误解，应该注意这篇著作的日期和其中的某些说法。列宁在响应狄慈根的话时，是把哲学教师作为整体谴责的，并不是毫无例外地谴责所有的哲学教师。他谴责他们的哲学，而不是一般地谴责哲学。他甚至建议研究他们的哲学，以便能够在哲学中确定和实行一种与他们不同的实践。因此，这是一种包括三点的看法，在其中，日期和环境最终不改变任何实质。 1．哲学教师是教师，即在一定教育制度中就业，从属于那个制度，总的说来发挥灌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的社会作用的知识分子。至于在学校和其它机构中可能有一定量的「游戏」，使得个别教师能够使他们的教学和思考反对这些固有的「价值观念」，这并不改变哲学教学作用的总的效果。哲学家是知识分子，因此总的说来是从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小资产者。 2．正是因为如此，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哲学教师总的说来甚至在其「批评」自由中也是这种哲学的代表者或支持者）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就把这种意识形态定义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受唯心主义宰制的。 3．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哲学教师以及他们所教的或以他们自己个人的方式复制的哲学所处的这种地位，并不排除某些知识份子能避开宰制知识分子总体的限制，如果是哲学家的话，则赞同唯物主义哲学和革命理论。《共产党宣言》本身已提到这种可能性。列宁重新提到了这一点，并且补充说，这些知识分子的合作对工人运动是不可缺少的。一九〇八年二月七日，他给高尔基写信说：「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的作用日益降低：知识分子从党内逃跑的消息在在皆是。这帮混蛋跑得正好。党清除掉这些市侩垃圾。工人将担负起更多的工作。职业工人的作用正在加强。这一切好极了。」列宁要求高尔基合作，但是高尔基提出了抗议，所以列宁在一九〇八年二月十三日答复说：「在您提出来的有关我们的分歧的问题中，我认为有些纯粹是误解。例如，我并没有像愚蠢的工团主义者那样想『驱逐知识分子』，或者否认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之间不可能有分歧。」然而，在同一封信中，哲学上的分歧却继续保持着：「关于作为世界观的唯物主义，我想我和您在实质上是不一致的。」这毫不奇怪，因为高尔基在为经验批判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辩护。 [1]这是阿图塞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法国哲学协会」上作的报告。 [2]法文communication一词一般是交往、来往、交流、交通以及信息、告知等意思，所以阿图塞说它是一个「不念旧的名词」，但是这个词语有时也被用来指学术报告。阿图塞在这里和下面第一节中就是在这个词语的双关意义上作文章，译文中根据情况有时照录原文，有时译作「交流」。——译者注 [3]赞美上帝的祷词，直译是「为了上帝更大的光荣」——译者注 [4]遗憾的是，现在必须加上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的名字。 [5]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页二三五。我把列宁援引的狄慈根的话加了着重号。列宁自己给关键词derHolzwegderHolzwege加了着重号。 [6]见本文后面的「附带说明」。 [7]法文词question和probleme一般都是问题的意思，这里阿图塞用question指局部的问题，用probleme指问题提法，即客观知识。——译者注 [8]列宁，前揭书，页一三五。 [9]同前揭书，页一五二～一五三。 [10]同前揭书，页一五五。 [11]同前揭书，页一五三。 [12]同前揭书，页一四二。 [13]同前揭书，页一四九～一五〇。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前言 我乐意向肯赏光打开这本书的读者做个开场白。 我希望：读者能理解注入附录部份几篇已经陈旧的哲学文章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的论点；他们能在这里头看出一种内在的演变，和这些论点为出现在《列宁和哲学》，《〈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和《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的新论点所代替；他们也能认识到，正是由于这后几篇文章的指示所指引的方向，我现在才感到有必要进行我在十五年前所开始的一段研究。 如果我想要用几句话来概括这种研究特有的目标和抱负的话，那么，首先我要说，每次在人们不是顽固地反对马克思，就是一面给他蒙上学院的荣誉，一面用资产阶级的解释（经济主义、技术统治论、人道主义）歪曲他的时候，我都没法重新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这个发现为人们开拓了把他们自己的历史作为阶级斗争史进行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理解的道路。 其次，我要说，这种科学不能像任何其它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即对「每个人」来说是一门科学。正是因为它揭示了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阶级剥削、压迫和宰制的机制，它不可能为每个人所承认。这个使社会各阶级面对他们的真理的科学，是拒绝它并且躲到他们所谓的「社会科学」里的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所不能容忍的，它只能为它所「代表」（马克思语）的无产阶级所接受。正是因为这样，无产阶级承认它并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财产，而使它在他们的实践产生作用：在工人运动的手中，马克思主义科学已经成为革命的理论武器。 最后，我要说，马克思能够构想和完成他的科学著作，须先取得理论的阶级条件。只要他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就从属于作用是在于掩盖阶级剥削机制的统治意识形态。但是，只有从阶级剥削的观点出发，才有可能看到阶级社会的机制并加以分析，从而产生出对它的科学知识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他与他「从前的哲学信仰」决裂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为了满足支配历史科学的条件，曾不得不先后抛弃他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场并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这些阶级条件不是事先「给定的」，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有助于这些条件的具体化，这点丝毫不影响这条原则：只有从被剥削阶级的观点出发，才有可能克服全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甚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发现那些剥削关系的机制，即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人们在读马克思的著作时会发现，这种立场的改变采取了一种「批判」的形式：不断的批判，从早期著作一直到《资本论》（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知识的发展。当然，马克思的非凡批判才能在这种发展中起了作用。但是，据马克思自己承认，这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事业所起的理论效果。这种有决定意义的事业就是当代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初步形式（一八四八年以前），然后是它的几次伟大的阶级斗争（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一八七一年）。政治的阶级斗争能够产生巨大的理论效果，这点我们是知道的：政治的阶级斗争会在意识形态的和哲学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反响：因此它能够成功地在理论中改变阶级的立场。若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就不能采取阶级剥削的观点，就不能开展他的科学工作。在带有他的全部文化和天才印记的这种科学工作中，他把他以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取自工人运动的东西以理论形式还给了工人运动。 我在这段评论上做个总结，是因为它对我们这些生活在《资本论》间世一百年以后的人们非常重要。马克思的著作虽然完全是科学的，但并不是我们确实能受用的现成东西。为了保卫马克思的著作，为了发展它和应用它，我们受制于同样的理论的阶级条件，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有可能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新形式进行彻底的批判，从而看清帝国主义的机制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前进。保卫马克思主义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在今天也和在昨天一样，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这个斗争要求彻底批判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一切资产阶级解释。同时，它要求最密切地关心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的资源、新形式和新发现。 在像我们所处的这种受国际共运分裂所制的时代里，我们仍然需要传达马克思这个人的这段教训：对他来说，一八四八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开拓了通向科学的道路，而这个人进入巴黎公社的这所学校，目的是为了要能够描绘出社会主义未来的蓝图来。 阿图塞 一九七〇年六月于巴黎
译者的话（杜章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译者的话 阿图塞（LouisAlthusser）是本世纪六〇～七〇年代法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欧尔曼（BertellOllman）在介绍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情况时，把他同吕贝尔（MaximilienRubel）和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并列，称之为法国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三执政」。 阿图塞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六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Algier）首府阿尔及尔（Algiers）近郊一个名叫比曼德雷（Birmandreis）的小镇上，父亲是银行经理。一九二四年～一九三〇年在阿尔及尔上小学，一九三〇年～一九三六年在马赛（Marseilles）读中学，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九年在巴黎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学习，一九三九年七月通过会考，正式进入该校文学院。就在那时，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他应征入伍，随军驻守布列塔尼（Bretagne）半岛。但不到一年，即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他就不幸被俘，并被押往德国，在战俘营中一直待到一九四五战争结束才重获自由。长年的虐待和折磨使他精神上深受刺激，后来他多次出现的精神失常就是那时种下的病根。战后，他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攻读哲学，在著名哲学家巴歇拉尔（GastonBachelard）的指导下于一九四八年写成了博士论文《黑格尔哲学中的内容的概念》（TheNotionofContentinHesel'sPhilosophy）。在这同一年，他成为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哲学教师和辅导教师，并且加入了法共。从一九五〇年起，他是该校的秘书，从一九六二年起为副教授。一九七五年六月，他通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阿图塞一直在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执教，直至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因精神病发作，掐死妻子，被送进精神病院监护。可是这件事并没有怎么损害他的学术地位，他的理论无论在法国国内，还是在国外，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阿图塞的著述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一九六五年达到顶点，他在这一年同时发表了《保卫马克思》（ForMarx）和《解读〈资本论〉》（ReadingCapital）使他一举成名。这两本书的同时出版是法国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而且在资产阶级哲学家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各式各样的反响。它们在两年之内就被译成了多种外文。整个欧洲，从瑞典到西班牙，从英国到意大利，广大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都普遍感觉到了阿图塞的影响；东方的日本和美洲一些国家，如美国、阿根廷、巴西等，也很早就读到了这两本书的译本。阿图塞对马克思著作的解释一度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和议论的中心。 《保卫马克思》已由我们译成中文出版（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我们在该书《译者的话》中对它的主要论点和政治背景己作过介绍。简单说，它和《解读〈资本论〉》都是针对当时在法国（在其它西方国家也一样）广泛流行的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而写的。这股思潮当时在法共内部称作「加罗第（RogerGaraudy）倾向」，因为加罗第当时是法共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并且著书立说大力鼓吹这种思潮。阿图塞认为这种思潮是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污染马克思主义。他为了反对这种思潮，阻止对马克思主义的污染继续泛滥，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严格的理论和科学性质，为此首先必须把一切不科学的因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清除」出去，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概念和包括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LudwigFeuerbach）人本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概念坚决对立起来。他为此在《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而且为了论战的需要，提出一些完全是有意「矫枉过正」的论点（如说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反人道主义」），虽然不免包含有某些失误，然而却令人耳目一新。因此，这两本书一问世，就在法共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法共的《新评论》（LaNouvelleCritique）杂志在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间就阿图塞的论点展开了讨论，这种讨论又进一步扩大了这些论点的影响，从而在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形成了一种与「加罗第倾向」明显对垒的「阿图塞倾向」。由于这两种倾向的代表，一个是政治局委员，另一个是著名的党员哲学家，在法共党员中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不能不引起法共中央严重的关注。法共中央一九六大年一月在巴黎郊区的小镇召开共产党员哲学家会议，讨论了这种理论分歧，同年三月在巴黎郊区另一小镇阿尔让台（Argentenil）召开的中央全会，又对这种理论分歧继续进行了讨论。在这次全会上，加罗第和阿图塞的一些理论观点都受到了批评。虽然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肯定阿图塞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严密性问题方面的功绩，但是也都指出在他的著作中已经显露出一般理论和实践之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实践之间的分离（如在理论中贬低人道主义，在实践中又赞成人道主义）。 阿图塞认真地考虑了法共中央全会上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一九六八年初在意共《团结报》（L'Unita）发表（法共《思想》LaPensee杂志随即转载）的答记者问中，他指出这些批评意见对他和他的同志们帮助很大。从这时起（确切地说，是从一九六七年为《解读〈资本论〉》意大利文版写前言的时候起；不过，这篇前言虽然写得较早，与读者见面的时间却较晚），开始了阿图塞著述活动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发表了《列宁和哲学》（LeninandPhilosophyandotherEssays，巴黎，一九六九年）、《答刘易斯》（ReplytoJohnLewis，巴黎，一九七三年）、《自我批评材料》（Elémentsd'Auiocritique，巴黎，一九七四年）、《立场》（Pasitions，巴黎，一九七六年）等论文集。虽然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不是人道主义的论点始终没有改变，但是他为了克服对他的批评意见所提到的他理论中的缺陷，逐步地重新考察了他对哲学、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及其辩证法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并用新的观点来加以补充。因此，当阿图塞从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起名闻遐迩，法国国内外都在就他的《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展开讨论的时候，他本人已经开始重新审查自己的观点，有许多对他的批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都只是对他的自我批评的重复而已。 这里呈献给读者的阿图塞的论文集《列宁和哲学》，基本上是一九七〇年作者亲自为英语读者编选、一九七一年由伦敦新左派书社（NewLeftBooks）出版的那个集子，我们只在正篇部份增补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文。这篇文章对了解阿图塞的理论观点很重要。它之所以没有被作者本人编选进这个集子，可能是由于当时已被他的英译者布洛斯特（BenBrewster）编入他的另一本用英语出版的文集《政治与历史》（PoliticsandPhilosophy）。这个集子中的文章，除附录部份的几篇以外，都是阿图塞著述活动第二时期的重要作品，下面想简要介绍一下。 《哲学是革命的武器》是阿图塞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接受意共《团结报》记者玛契奥奇（MariaAntoniettaMacciocchi）探访时的谈话全文，第一次用意大利文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的《团结报》上。它初步扼要地表述了阿图塞在认真思考对他的批评意见之后所探取的新的哲学立场。阿图塞认识到，他在《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中把哲学规定为「理论实践的理论」，也就是理论的理论或超理论，的确像对他的批评意见所指出的那样，会导致哲学与实践，与阶级斗争的分离。他在为《解读〈资本论〉》意大利文版写的前言中，表示他犯了「理论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的错误，接着在《哲学是革命的武器》中则明确提出了「哲学在理论中展现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他说：马列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中展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这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最终体现），正像马克思说的，哲学不再是「解释世界」。它已成为「改变世界」即革命的武器。」 《列宁和哲学》是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法国哲学协会发表的一篇演说。阿图塞在这里通过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andEmpirio-Criticism）一书的分析，详细阐述了他自己对哲学的新理解。他强调指出，列宁的一个重大功绩是把科学和哲学、科学概念和哲学范畴明确区分开来。他认为，如果说科学产生知识，那么哲学只是把科学知识与各种意识形态、政治、阶级利益联系起来。哲学作为「中介环节」，本身并不产生任何新的知识，因此它就不是科学。 科学有自己的知识对象，总是提出新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知识，不断发展变化。哲学没有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对象，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提出一样的问题，只不过为这些问题的这种或那种解决方式而斗争。他认为，全部哲学史只不过是不同倾向之间的斗争，也就是对同样问题的反复咀嚼。每一种新的哲学都企图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哲学的范畴，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哲学家把这些范畴在唯心主义者那里的意义翻转过来，唯心主义者又把它们翻转过去。任何哲学的本质在于在对立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划清界限」，归根到底都是反映阶级斗争。因此，他特别强调指出，列宁关于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的学说揭示了哲学的本质，是列宁对哲学的最重要贡就。阿图塞本人后来在《列宁在黑格尔面前》一文中把他在这篇著作中阐述的对哲学的新理论归纳为如下几点： 1．哲学不是科学；在科学有知识对象的意义上，哲学没有知识对象； 2．哲学是以理论形式进行政治介入的实践； 3．哲学对理论领域的介入，一方面在于提出范畴，另一方面在于在理论领域内部在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划清界限，以便防止科学实践受到唯心主义哲学的攻击； 4．哲学是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产物，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处于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中； 5．哲学的政治行动以政治和科学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 6．任何哲学都展现阶级立场，与一定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7．哲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在于克服把哲学只是归结为解释世界，并且否认哲学与阶级斗争的联系的唯心主义概念。 阿图塞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自我批评材料》中回顾他对哲学问题的认识过程时谈到，他在一九六五年把哲学的定义说成是「理论实践的理论」，在「理论」这个唯一的术语下赋予了哲学以科学的同等地位，从而过高估计了哲学的理论作用，过低估计了它在阶级斗争中的政治作用。《列宁和哲学》中对哲学的新定义（「理论领域中的政治」），基本上纠正了这个偏向。不过，他在这篇著作中仍然谈到哲学的「双重反映」体系，即哲学一律不等地反映科学和政治，并且把科学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及其对哲学的影响估计过高。他认为，「为了把阶级斗争（根本的实践）和其它社会实践（其中包括科学实践），以及它们同哲学的关系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应该把哲学的定义改为：「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列宁和哲学》这篇著作在阿图塞的思想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受到不少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肯定评价，由于它里面的一些提法带有阿图塞所特有的尖锐论战性，也引起马克思主义者方面的许多争议。阿图塞选定这一篇著作作为他这本论文集的书名，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和《列宁在黑格尔面前》是分别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和一九六九年四月写的两篇学术报告，阿图塞在这两篇报告中重新考察了在《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在一九六五年的那两部著作中，阿图塞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据的是一些意识形态命题，如辩证运动有自由完整的主体、辩证运动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等等，这些命题完全是不科学的，他断然否定它们对成熟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有任何积极影响，并且强调成熟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理论观点上截然不同。在这两篇讨论黑格尔问题的著作中，他开始谈到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方面。他写道：「我们关于黑格尔所出版的一切东西，事实上把马克思自己承认他应归功于黑格尔的那种确有帮助遗产漏掉了。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他该谢谢黑格尔给他一件重要的礼物，这就是辩证法的观念。」他指出，马克思在其活动的后期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所汲取的「合理内核」，就是「过程」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没有主体的过程」的概念。在黑格尔辩证法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可能挑出过程的某个特定主体，因为主体就是「过程」本身，就是具有目的论性质的异化过程。如果把其中的目的论去掉，那就会剩下马克思所继承的哲学范畴：「没有主体的过程」的概念。阿图塞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得益于黑格尔的主要东西……这一概念从头到尾构成《资本论》（Capital）的基础。」他还在《列宁在黑格尔面前》一文中证明，列宁通过认真阅读《资本论》和用「揭示和提纯」的方法研究黑格尔《逻辑学》中论述绝对观念的那一章，得到了与马克思同样的结果（即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探取了「过程」的概念），从而列宁也和马克思一样确认「绝对的东西就是没有主体的过程，在现实中和科学知识中都是一样。」 《〈资本论〉第一卷序言》是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法文版本写的。首先要指出的是，阿图塞在这里对他在《保卫马克思》中提出的一个论点作了修正。他在一九六五年认为，马克思著作中的「认识论上的断裂」发生在一八四五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onFeuerbach和《德意志意识形态》TheGermanIdeology），因此《资本论》已完全摆脱黑格尔的影响。这点论点会引起许多争议。现在阿图塞承认，说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决裂发生在一八四五年，「显得太突兀」。「有些带决定意义的东西的确是从一八四五年开始的，但是在马克思能够用真正新的概念记载下他同黑格尔思想的决裂之前，他需要一段很长的革命加工时期。」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AContributiontothe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和一八五七年～一八五八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还打着黑格尔思想的深刻印记。《资本论》第一卷仍然保留着黑格尔影响的痕迹，最明显的是第一篇，还有拜物教理论、说剥夺剥夺者是否定之否定等。只有到写《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ofGothaProgramme）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Noteson‚Wagner's‘LehrbuchderpolitischenOkomomie’）时，马克思才完全摆脱黑格尔的思想影响。 还应该指出，《〈资本论〉第一卷序言》是一篇深入浅出的辅导学习《资本论》的文章。阿图塞认为《资本论》是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为了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还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今天都必须提倡解读和研究《资本论》。他在这篇文章中，根据不同的读者在解读《资本论》时可能遇到的不同困难，提出不同的克服办法，用全文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给初学《资本论》的读者推荐了具体的解读方法——先读什么，后读什么，什么可以暂时不读。这些意见对国内的读者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在一九六九年一～四月写的。阿图塞在这篇著作中发展和补充了他在《保卫马克思》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在《保卫马克思》中，他根据他对人道主义的解释提出了对意识形态的特殊理解。他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定的社会活动（「意识形态实践」），这种活动不仅反映现实和表现阶级利益，而且积极参与形成人的意识和行为。他把每种意识形态分成「实践的」和「理论的」（道德和伦理学、宗教和神学等），并特别注意「实践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这些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在实践中起作用，是由于在这些意识形态中，人以印象的方式向他们展现他们真实存在的情况，这种关系「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一种希望或一种怀乡病，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阿图塞又根据他对各种不同社会领域相互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客观历史角色的问题。他认为，上层建筑的作用在于保证生产方式的再生产，意识形态和国家的作用与其说是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不如说是直接参与保证社会形态（SocialFormation）继续再生产所必需的条件，这种条件包括顺从听话的劳动力以及粉碎对制度的任何潜在威胁的能力。他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所谓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就是指学校、教会、家庭、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传播媒体和文化设施等。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而是学校。所有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基本上都是为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人们在意识中感到现存制度「自然」、「正常」，感到他们在这种制度中「各得其所」，从而安居乐业。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即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原来所说的国家机器，即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以暴力方式强制人们服从于现存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则力求使人们「自愿地」、「自由地」服从于现存制度。意识形态使人们把自己想象成为「自由的主体」，以为自己是「自由地」参加到现存的生产关系中去的。这样，意识形态在这些生产关系和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中就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由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很自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统治阶级的国家权力，不应该仅仅看作是它们对国家镇压性机器如军队、警察等的垄断，而且应该看作是它们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霸权（hegemony），这种文化霸权体现在它们的意识形态浸透了市民社会的一切方面。这是阿图塞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相当重大的「补充」，它为那种强调通过意识形态工作争取逐步改革结构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在阿图塞之前，葛兰西（AntonioGramsci）曾有过类似的思想，但没有形成这样系统的理论。因此，《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发表后，在法国国内外曾引起广泛的反响。 附录的部份原来包括的三篇文章均写于一九六六年以前，阿图塞认为它们中包含的一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论据都已经过时，已经被正篇部份那些文章中出现的新论点所代替。这一点，读者如果细心对照起来阅读的话，是能够看出的。不过，这些文章在发表的当时还都是在学术领域中激起过波澜。例如《弗洛伊德和拉康》一文，它是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当时法国共产党人对弗洛伊德（SigmundFreud）这个名字虽不说「谈⻁色变」，也是不敢问津，因为精神分析理论在五〇年代曾被正式谴责为「反动的意识形态」，在阿图塞写这篇文章时，这种谴责仍占统治地位。阿图塞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几个企图重新提出和解决「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人之一，他试图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科学理论意义（理论的对象、概念手段等）与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中同精神分析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反动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他在这篇文章中大谈其弗洛伊德的「科学发现」及其现实意义，试图「敦促法国共产党承认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著作的科学性、以及拉康（被认为是「法国的弗洛伊德」）解释它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和拉康〉是一篇很有创见的文章，鉴于后来对弗洛伊德理论遗产的认识在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已发生显著变化，而这篇文章中的某些论点在阿图塞看来不是「有待订正就是有待发挥」，阿图塞便把这篇文章列入陈旧一类了。 附录部份的另外两篇文章《一封论艺术的信》和〈抽象画画家克勒莫尼尼〉也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大陆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把它们当作结构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作品看待，经常引用。所以，我们觉得，附录部份的文章不仅对理解阿图塞的思想发展有意义，即使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也是能给人以启迪，值得一读的。 本书是根据英国新左派书社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列宁和哲学》（LeninandPhilosophyandOtherEsscays）译出的，增补的文章《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译自新左派书社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阿图塞论文集《政治与历史》（PoliticsandHistory：Montesquieu，Rousseau，HegelandMarx），并参照一九七五年巴黎玛斯佩罗出版社（FrancoisMaspero）出版的《列宁和哲学以及马克思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法文版译出，而《弗洛伊德和拉康》和《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文的后半部，则由顾良按照法文原文译出，其余部份都是我译的。顾良所译部份同时由我和沈起予根据英文版本作了核对工作，其中有许多的译法是出自沈起予的手笔改译。本书在体例方面与一九七一年英文版本大致保持一致，我们只在引注的来源方面做了一些修改。我们把所有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品出处的各种引注说明，版本全改为中文版。这样做是为了适合国内读者的需要，使读者能够更便于参考原著的内容。同时，因为英文版中的许多译注，对现在来说，有许多也不合时宜，这些都必须删除；例如，许多译注是告诉读者什么版本现在出版的情形如何。这些说明对现在而言都过时了，因此我们也都做了修改。术语译名则与《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版保持一致。 附带提一下这本文集中各篇文章首次发表的出处，供读者硏究时参考。《哲学是革命的武器》，一九六八年在意共《团结报》上首次发表；《列宁和哲学》，一九六八年由玛斯佩罗出版社首次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一九六九年由加尔尼埃—弗拉马里昂（Garnier-Flammarion）出版社首次发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在一九七〇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的《黑格尔和当代思想》（HegeletlaPenséeModerne）文集中首次发表；《列宁在黑格尔面前》，一九六九年以打字稿形式流传，首次公开发表在一九七一年的这本文集英文版中；《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九七〇年在法共《思想》杂志中首次发表；《弗洛伊德和拉康》，一九六四年首次发表在法共的《新评论》杂志上；《一封论艺术的信》，首先发表在一九六六年的《新评论》杂志上；《抽象画画家克勒莫尼尼》，首次发表在一九六六年的《新民主》（DemocratieNouvelle）杂志上。 最后，我们还对「远流出版社」负责人王荣文先生和詹宏志先生表示特别的感谢，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我们的译著才得以与台湾读者见面。我们认为，他们为促进海峡两岸学术合作所作的工作，对繁荣新时期的中华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衷心希望他们能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成绩。 杜章智 一九八九年春节
新版《列宁和哲学》导言﹝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新版《列宁和哲学》导言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2001年每月评论出版社重版阿尔都塞的《列宁和哲学及其它论文》，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此写了新的导言，他从当代新的生存状况出发，认为我们今天正站在重返阿尔都塞著作的地方，并且对它作出了新的评价。《列宁和哲学及其它论文》的英文版最早由每月评论出版社1971年出版，中文版由杜章智译，台北远流1990年版。以下是詹姆逊所作导言的具体内容。 译文载陈越编《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我们今天再次读到的阿尔都塞，已不再处于激烈的论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了，因为那些论战和斗争所体现的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那么，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了呢？这既要部分地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在新的世纪里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要部分地取决于全球化和普遍商品化这类新的后冷战状况，因为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所面临的斗争对象和行动领域。他的著作早就激起过猛烈的理论反击，最值得一提的当属E.P.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粗鲁的人身攻击也一直在企图诋毁这些著作，而这是那些悲剧性事件导致的结果；那些事件终止了他的职业（但不是他的写作），并且本身看上去又是他向来患有的间歇性精神病的结果。同时，由于他长期保持着法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这使得许多人怀疑他的立场纯属在宣传党的路线，甚至更糟，纯属斯大林主义。这种观点全盘忽视了他在党内为反对斯大林主义正统观念所做的富于原则性的斗争。最后，他那严密的文体也赶走了许多读者；这完全不是单纯的趣味问题，而是像我以后将会说明的那样，成为他的哲学化方式中的一个固有的难点。然而，我们今天似乎有可能以一种新的方式重返阿尔都塞的著作（由于他身后出版的一系列作品，这些著作的范围已经扩大了），并且对它做出新的评价。 本文集包括了阿尔都塞最富于刺激性和挑衅性的几篇论文，其中涉及与他的著作有关的各种主题：认识论、对马克思思想发展所做的唯物主义阐释、社会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拉康精神分析和艺术，对于每一个主题，他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这些多方面的“介入”真的是在构造某种哲学体系吗？关于“列宁和哲学”的论文似乎要否认这一点。立足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所做的著名而又令人迷惑的评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阿尔都塞反对把哲学看成由与时俱进的各种体系所构成的一个自主王国的观念，而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对于理论的介入，就他自己来说，则是阶级斗争和党性对于理论的介入。这种提法暗示，阿尔都塞的文本总是论战和特定情境的产物；它们总是在对某种历史的和政治的语境说话，他试图弄清楚其中的赌注，从而把一切已知的概念之争统统揭示为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倾向与马克思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他的写作所特有的那种刺眼和偶尔到了夸张地步的口吻，都反映出这种无所不在的论战姿态；他处处纠正我们那些较为含混的成见，毫不留情地指明和辨别那些关键性的微妙差异（惯用那种无所不在的斜体字、强调的和意味深长的语气）。这意味着，出现在这些书页里的一切观念都只是某个人的观念，都只是从一个可以确认的（政治）立场出发的那种观念的意识形态投影：而且，如果不首先驳倒他的意识形态对手，揭露他们身上第一位的意识形态本性，阿尔都塞便绝对不可能就那种观念为我们提供他认为是正确的形式。 那么，这种由介入和论战立场构成的复合体，是否可以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形式呢？与拉康在精神分析中的情况相同，阿尔都塞认为自己的著作标志着对于某种更加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回归，他把这种精神与列宁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它已经受到了形形色色的歪曲和偷换：先是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然后是斯大林主义，还有在他那个时代产生影响的、各种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萨特、柯拉柯夫斯基、南斯拉夫实践派）。这些“偏向”与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侵蚀着它们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唯心主义完全一致，成为他在所有战线上的主要斗争对象，为的是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先以阶级为基础的对抗姿态。他的斗争尤其是要确保党内彻底的非斯大林化（因为我们处在赫鲁晓夫时代）不至于滑入任何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方向，而是走向一种真正左派的革命政治。这些政党自欧洲共产主义、尤其是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演变，使他的这种尝试比起当时来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但是，“阿尔都塞主义”不是一直被称作“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吗？而且阿尔都塞不是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后两位的确与阿尔都塞保持了长久的私交）一道，就像很常见的那样，被认为是结构主义本身的巨头或开山吗？果真如此，那么怎样才能表明他本人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更加本原的性质呢？ 答案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当中。在此我将冒昧地用一种相当不同的语言（他无疑会对此严加抵制）来改述我认为就是阿尔都塞立场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我会（在我同意阿尔都塞的范围内）证明：它更像精神分析而不像其他任何当代的思想模式，我宁愿称之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这意味着它虽有概念，但那些概念同时也是实践的形式，因此人们不能只用某种与利益无关的哲学方式来讨论它们，而不在实践立场和义务承诺方面进行令人不安的介入。但是这也意味着当时的各种各样的哲学潮流总是能够利用那些概念，并把它们改造成形形色色貌似自主的哲学：于是我们有了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康德式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契）、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德尼·胡克）等等，直到战后时期各种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宗教的，当然还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些“哲学”中的每一个都对我们有所教益，都揭示出了那个原先的理论与实践统一体（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个新的方面；但马克思主义与所有这些“哲学”却永远是不同的。 因此，除了我们必须记住阿尔都塞曾经不懈地反击围绕自己著作性质所进行的那种描述之外，对于（只是被当作这样的“哲学”来利用的）严格说来是某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就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首先，他并没有建立一种以语言为基础的哲学；这里并没有把“结构”（一个他不大愿意使用的词）设想为一整套二元对立，反而是把它设想为截然不同的层面，它们彼此关联，但每一层面都是半自主的，并且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其实，我本人很愿意称阿尔都塞为结构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应该事先清楚地知道，对他来说只存在一个结构，也就是生产方式本身。他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文（收入本文集），演示了这种观点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引导他不断做出区分的：他区分了所谓有效性的那些层面，区分了国家政权和用来强化它的各种诉求（体现为法律、家庭、教育机器等等）；后来，在那封引人注目的《论艺术的信》里，他又把艺术从这一切当中区分出来——而同时，他又始终坚持生产方式的那种“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因为正是那种作用把所有不同的东西统一了起来，而且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其实是紧迫的任务，这就是应当把其中各个层面都理解为半自主的，而不是相互间完全独立自主的领域。 但是，阿尔都塞所反击的，不只是那些命中注定要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只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结构主义本身。这场斗争同样而且尤其是要反对把马克思黑格尔化的倾向，要反对那些五花八门的思想传统，它们都在坚持用很容易被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所同化的语言来描述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确，在卢卡契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以及在亚历山大·科耶夫于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发表著名的关于黑格尔的讲演之后，黑格尔的声威和影响力一直在不断增强，以至于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人们也把向原先黑格尔辩证法的回归看成是对于斯大林主义东方那种支离破碎、枯燥乏味的正统辩证唯物主义的抵御和纠正。然而，阿尔都塞却认为，这个取得领导权地位的斯大林主义哲学恰恰是黑格尔式的（不管黑格尔的名字在苏联如何被列为禁忌）；他所谋求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清除一切残存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卖弄，后者是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里公开承认了的。这就可以解释阿尔都塞为什么要提出那个有点儿令人吃惊的建议：初学者只须从第二篇开始阅读《资本论》第一卷，以便暂时忽略其中很可能是最著名的一章——论商品及其“拜物教”的“神学的怪诞”。但是这一工作要求我们重新审察列宁本人的立场，他那最为声名狼藉的哲学和实在是粗俗的唯物主义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得到了表述——阿尔都塞正是在这里机智地谋求为这种表述恢复活力并对它进行彻底的改造。在列宁自身的思想发展中，让唯物主义者感到困窘的事情当然是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的那种热情而强烈的关注——这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里，在他流亡瑞士期间着手这样做的。列宁关于黑格尔所做的内容广泛的笔记，实际上为后来的评论者（最值得一提的是热娅·杜娜叶夫斯卡娅和托尼·史密斯）开辟了一条门径，使他们能够声称，未完成的《资本论》五卷本的整个计划，都是在第一卷的明确构思出现前紧挨着的那几年里，围绕着马克思本人通过研究《逻辑学》而得出的辩证法原理组织起来的。在列宁讨论这个问题的笔记里，可以看到许多令人恼火的言论，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所说的“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这既是评论，也是权威，它似乎要迫使阿尔都塞自己的反黑格尔计划无可奈何地中止。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阿尔都塞勇敢面对这一窘境的行为是不是成功，但是肯定会钦佩他在展开辩论时所采取的灵活策略，至少是有可能（和我一样）同意他那锋芒毕露的推论，即：“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 实际上，这种出人意料的倒转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从而可以理解阿尔都塞关于历史是“没有主体的过程”的观点（后来的提法里也作“没有目的”）。过程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一种摆脱了全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在其他著作里，这个观念将被整合到一种更加合乎“结构主义的”语言中，成为由各种形势——革命性的时刻或开端——所构成的运动，它被错综复杂地连接起来，而且在结构上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这个说法取自弗洛伊德的《释梦》，使用它的目的是要拿一个有关各种事件之间多重因果关系的概念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老生常谈的经济决定论；而这里的多重因果关系，本身就被理解为恰恰是发生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多重的社会层面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这是一个有着惊人的独创性的贡献，它不能不对今后政治的和文化的历史编撰工作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尽管关于经济因素“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著名论点仍然让哪怕是更具有同情心的资产阶级读者也会感到“如鲠在喉”。 向来更有争议的，是阿尔都塞对于他不愿称之为认识论的那个方面的贡献，而这一点只是部分地反映在本文集中。阿尔都塞在这个领域里试图教给我们的东西，在其他学科中，尤其在社会学的和文学的文本中是很常见的，这就是：概念的表述与世界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指称”），而只涉及其它的文本和其他的概念表述。讨论喻象画家（figurative）克勒莫尼尼的那篇论文，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出人意料却又更富成效的途径，来了解这个在其他方面是悖论性的哲学立场： 作为一个喻象画家，克勒莫尼尼的全部力量在于：事实上，他“画”的不是“对象”……不是“地点”……也不是“时间”或“时刻”……克勒莫尼尼“画”的是把对象、地点和时间都粘合在一起的各种关系。克勒莫尼尼是一位进行抽象的画家。不是一个……抽象派画家，而是一个画出实在的抽象的画家……他“画”的是“人”和他们的“物”之间的实在的关系（作为关系，它们必然是抽象的），或者不如给这个说法以强调的意义，说他“画”的是“物”和它们的“人”之间的实在的关系。（第230页） 因此，我们由以对实在进行思考的那些范畴和概念，本身并不等同于直接的现实（就像阿尔都塞喜欢引用的斯宾诺莎的说法，从糖的概念里尝不出甜味）；而这些范畴和概念是通过彼此决裂的方式、通过我们已经用阿尔都塞本人的著作来描述的各种介入的方式起作用的。实际上，伟大的科学革命本身，不是作为对实在的发现，而是作为与它们前辈的“认识论断裂”（加斯东·巴什拉具有影响力的说法）而出现的。这对于较早的两个伟大的知识大陆（数学与物理学）和对于马克思发现的第三个新大陆——历史大陆来说，是同样适用的。由此就引出了关于马克思本人与他的唯心主义前辈的认识论断裂这个特别属于阿尔都塞学派的争议的焦点，以至于还有如何在传记学和年代学上给那个断裂定位的问题：因而，当阿尔都塞的著作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归入断裂之前青年马克思的唯心主义时，一点也不曾诋毁它（尽管对另一条现代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来说，《手稿》恰恰是一个全新的出发点）。阿尔都塞在这里的立场依我看完全值得为它辩护：早年马克思从根本上说是人类学的，并且仍然试图生产一种关于人性或人的本质的概念；相反，写《资本论》的马克思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彻底摆脱这类纯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的前提而发挥作用的形式。 我们不可能在此对阿尔都塞学派认识论的复杂性做进一步的讨论（在这方面我们至今都只能说，它的最醒目的也是让许多人无法接受的特征，就是在那里找不到任何关于指称的理论）。另一方面，这个论文集集中体现的是阿尔都塞学派更著名也更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开创了后来被皮埃尔·布迪厄等人所采纳的立场，即我们通常认为是意识形态立场的东西——思想、观点、世界观，连同它们的全部政治内涵和后果——绝不仅仅存在于内心或个人的经验与意识中；它们总是由社会制度和机器所支撑和加强，甚至是被它们再生产出来的，无论这些机构和机器是以国家为基础的（如军队或法院），还是貌似私有形式（如家庭和学校、美术馆和媒体机构、教会和小额索偿法庭）。意识形态首先是制度性的，然后才能被看成是和意识有关的事情。 应当注意到，这个见解同样也对马克思主义自身构成了一次介入。不错，旧的马克思主义既谈到了社会“再生产”，也谈到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它支配着资本主义与其法律的、文化的“诉求”之间的种种联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在马克思本人的写作中只出现过一次，而且确实是出现在一个很次要的地方）已经成了现代所有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容易攻击的靶子——他们正确地指责了这个概念的机械性、指责它过分的简单化和忽视中介作用。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图式变成了一种解释、一种解决办法，那么所有这些批评就都是站得住脚的。相反，如果它保持为一个出发点、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那么它就仍然是必需的。阿尔都塞也认可这个图式，但仅仅赋予了它“描述的”性质，把它作为一个首要的环节，因为从那里首先出现了有待解决的矛盾。 当有人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跟社会再生产的难题结合起来，一切就都改观了。前者随之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运动，同时我们还需要对社会世俗权力做出全新的说明，而这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阿尔都塞学派极具有影响力的观念所提供的功能。 然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不仅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造成了某种冲击，它的第二部分——“论意识形态”——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因为得益于拉康派精神分析而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意识形态理论，所以更有影响力。关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论文证明了拉康的独创性，其方式肯定不会让拉康派自身感到满意，但是却大大地启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普遍对精神分析怀有敌意，尤其对拉康一无所知。在精神分析那里，阿尔都塞看到的是另一种反人道主义（精神分析不是一门心理学或人类学），也是另一种“没有主体的过程”的模式（在拉康看来，有意识的主体——ego或自我——是一种次生的现象，是错误的或误认的空间）。他的论文说明，拉康的根本创新在于把人类经验区分为三个不可通约的维度：实在界、象征界和想象界，其中象征界是指非个人的、集体性的语言领域及其各种不同的社会位置，而想象界则指个体的或二元的人际关系（所谓镜子阶段）的王国和自我的王国。 于是，阿尔都塞就调动了这些概念来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服务，并给它前面加上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条件：首先，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换句话说，它是人类生活本身不可分割的一种功能；其次（作为结果），意识形态将永远存在，无论人们能够想象出什么样的将来、什么样更完美的社会。这意味着阿尔都塞已经抛弃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传统形式。科学以及种种科学革命和发现都发生在认识论层面上，我们在前面已试着描述过了；而意识形态却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功能，是个人在驾驭这种生活时碰到的各种选择和道路。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领会他那个著名提法里的丰富性和独创性：“意识形态是人们与周围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 这个公式伴随着拉康式的语气，因而提醒我们注意到，意识形态是把个人的自我（想象界）放在这个自我同包围着它的种种集体性和制度性现实的总体的关系中，放在它同这个复杂的并且实际上是无法表现的总体的关系中，来给这个自我定位的。其用语似乎把拉康所说的实在界与象征秩序合而为一了：但这只是强调了一个事实，即除过有那些罕见的、令人惊恐的时刻使得实在界突然暴露出来之外，通常我们只能借助象征秩序这个中介来理解现实。这个公式并不排除有某种科学的途径可以了解这些“生存条件”，而只是要说明，无论我们能够怎样“科学地”掌握这些条件，我们都仍然而且永远要创造出我们个人的和传记学的自我来相对于那个观念的关系；这种关系无论如何都必定是一种信奉的关系，不是信奉现状，就是信奉反对现状的斗争。因此，用海德格尔式的说法，意识形态就是我们在世界之中存在。 意识形态理论的完善，有赖于对上述关系得以达成的机制做出说明；阿尔都塞把那种机制叫做“质询（interpellation）”，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秩序把我们当作个人来对我们说话、并且可以称呼我们名字的方式。我们最好把它理解为各种角色和社会地位所构成的系统，本身包含在非个人的和集体性的象征秩序当中：后者提供给我们在自身的社会历史阶段可以做出的种种选择。我们可以只选定其中的一项，也可以在反抗中拒绝一切选择；最终我们还可以试着去创造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提供出来的一些新的选择。质询的强制作用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历史境遇的种种可能性，是历史已经向我们伸出来的手，是我们的工作所必须带有的条件。 自从阿尔都塞最初提出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围绕这一理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争论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这暴露了这一理论的复杂性，也暴露了它内在的各种难题。但是，对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可通约性这个直到最近的哲学还在提出的二难困境，这个理论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最有激发力的“解决办法”。就算这是路易·阿尔都塞在其不断变化而且涉猎广泛的œuvre〔全部著作〕中所提出的唯一的概念创新，他的名字也会牢固地树立在现代哲学史上。 注释：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译者注） 2，作者记忆有误，应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见《选集》第2卷，第112页。（译者注） 3，阿尔都塞《〈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列宁和哲学》，第71－106页。（译者注） 4，见《列宁全集》第55卷，第151页。（译者注） 5，语出阿尔都塞《列宁在黑格尔面前》，见《列宁和哲学》，第107－125页。（译者注） 6，《克勒莫尼尼，抽象的画家》，见《列宁和哲学》，第229－242页。（译者注） 7，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第230页。 8，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译者注） 9，参见《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62页。（译者注）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斯大林主义——欧内斯特·曼德尔与克里斯·哈曼的辩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斯大林主义——欧内斯特·曼德尔与克里斯·哈曼的辩论 MarxistsagainstStalinism AdebatewithChrisHarman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斯大林主义 欧内斯特·曼德尔与克里斯·哈曼的辩论 2022年 由抵抗图书（ResistanceBooks）与国际研究与教育学院（the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ResearchandEducation）联合出版 本书七篇文章（包括导言）之前皆已上传到两位辩论者的专栏。这里只汇总各篇的链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介绍〕随着苏联于1990年和1991年解体，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和第四国际（FourthInternational）对即将到来的私有化采取了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斯大林主义》（MarxistsagainstStalinism）汇集了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和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在关于苏联阶级性质的长期辩论中的有力贡献。哈曼认为，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曼德尔则认为，苏联在斯大林的官僚独裁统治下已经堕落，但并没有恢复到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曼德尔和哈曼在其一生中都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为本文集撰写导言，回顾这场30年前的争论。 01.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晚近苏联现实：欧内斯特·曼德尔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辩论（2022年） 保罗·勒·布朗 02.从托洛茨基到国家资本主义（1990年） 克里斯·哈曼 03.禁不起事实检验的理论（1990年） 欧内斯特·曼德尔 04.经不起逻辑检验的批评——回应曼德尔（1990年） 克里斯·哈曼 05.模式化教条主义的僵局（1991年） 欧内斯特·曼德尔 06.托洛茨基的经济观点与今日苏联（1991年） 欧内斯特·曼德尔 07.苏联经济的运动规律（1981年） 欧内斯特·曼德尔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1953-196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AHistoryofSocialistThought 社会主义思想史 〔英〕G·D·H·柯尔（Cole，GeorgeDouglasHoward） 出版说明 VolumeⅠ：SOCIALISTTHOUGHTTHEFORERUNNERS1789-1850，LONDON，MACMILIAN，1953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何瑞丰译，俞大畏校 前言 第一章引言 第二章法国大革命和格拉古·巴贝夫的密谋 第三章葛德文、潘恩和查理·霍尔 第四章圣西门 第五章圣西门派 第六章傅里叶和傅里叶主义 第七章卡贝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 第八章西斯蒙第 第九章早期的欧文和欧文主义 第十章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第十一章欧文与工会——欧文主义的终结 第十二章约翰·弗兰西斯·布雷 第十三章人民宪章 第十四章布朗基和布朗基主义 第十五章路易·勃朗和劳动组织 第十六章毕舍和佩克欧尔 第十七章弗洛拉·特莉斯坦 第十八章拉梅耐 第十九章蒲鲁东 第二十章德国的社会主义——开端 第二十一章布鲁诺·鲍威尔、赫斯和格律恩——“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第二十二章《共产党宣言》 第二十三章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十四章马志尼——1848年的欧洲革命 第二十五章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第二十六章总结 附：主要人物表 VolumeⅡ：MARXISMANDANARCHISM1850-1890，LONDON，1957 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何瑞丰译，俞大畏校 第一章导言：1848年以后的社会主义 第二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社会主义——洛贝尔图斯和马洛 第三章俄国社会主义的曙光——别林斯基、赫尔岭、车尔尼雪夫斯基 第四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比利时社会主义——柯林斯、卡茨和德·凯色尔 第五章拉萨尔 第六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国际 第七章巴黎公社 第八章第一国际的衰亡 第九章巴枯宁 第十章拉萨尔以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文化斗争与反社会主义者法 第十一章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论》与《反杜林论》 第十二章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 第十三章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社会主义——亨利·乔治和丹尼尔·德·里昂 第十四章英国社会主义的复兴——威廉·摩里斯 第十五章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结束语 附：主要人物表 VolumeⅢ，PartⅠ：THESECONDINTERNATIONAL1889-1914，LONDON，MACMILIAN，1956 第三卷上册：第二国际（1889—1914年）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何瑞丰译，俞元开校 前言 导言 第一章第二国际的初期 第二章第二国际的后期 第三章英国——工党成立前的社会主义 第四章英国——工党和大动荡的局面 第五章德国：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 第六章修正主义论战后的德国：外表和实际 第七章1905年以前的法国 第八章1905年以后的法国。统一社会党和工团主义者。饶勒斯和索列尔 第九章1905年以前的俄国 第十章第一次俄国革命 第十一章波兰——罗莎·卢森堡 附：主要人物表 VolumeⅢ，PartⅡ：THESECONDINTERNATIONAL1889-1914，LONDON，MACMILIAN，1956 第三卷下册：第二国际（1889—1914年）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何慕李译，奚瑞森、俞元开校 第十二章奥地利 第十三章匈牙利 第十四章巴尔干半岛各国 第十五章瑞士 第十六章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的困境 第十七章荷兰 第十八章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 第十九章意大利 第二十章西班牙 第二十一章美国、加拿大 第二十二章拉丁美洲：墨西哥革命 第二十三章澳大利亚的工党和社会主义 第二十四章新西兰 第二十五章南非 第二十六章中国：孙逸仙 第二十七章日本 第二十八章结束语。改良和革命 附：主要人物表 VolumeⅣ，PartⅠ：COMMUNISMANDSOCIALDEMOCRACY1914-1931，LONDON，MACMILIAN，1958 第四卷：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1914年—1931年）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宋宁、周叶谦、李鹏远、李梅彬等译，郭健校 前言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三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和斯德哥尔摩 第三章俄国1917年的两次革命 第四章战时的德国（1914-1918年） 第五章1918-1921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第六章1917-1921年俄国的革命和内战 第七章奥匈帝国的革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第八章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 第九章两个对立的国际（1919-1921年） 第十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殖民主义、和平和裁军 第十一章法西斯在意大利获胜 第十二章从1914年到总罢工之间的英国 附：主要人物表 VolumeⅣ，PartⅡ：COMMUNISMANDSOCIALDEMOCRACY1914-1931，LONDON，MACMILIAN，1958 第四卷：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1914年—1931年） 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奚瑞森译 第十三章法国，1914-1931年 第十四章比利时和瑞士 第十五章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 第十六章西班牙和葡萄牙 第十七章俄国从新经济政策到五年计划 第十八章乌克兰 第十九章波兰，1914-1931年 第二十章魏玛共和国，1922-1931年 第二十一章第二届工党政府（1926-1931年）下台前的英国 第二十二章几个国际之间的斗争（1922-1931年） 第二十三章美国，加拿大 第二十四章从1914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拉美劳工运动 第二十五章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衰落和复兴 第二十六章日本，1914-1931年 第二十七章印度，印度尼西亚 第二十八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第二十九章社会主义运动和妇女的权利（1914-1931年） 第三十章结论：从1914年至1931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附：主要人物表 VolumeV：SocialismandFascism,1931–1939，LONDON，MACMILIAN，1960 第五卷：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931—1939年）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何光莱译、奚瑞森校 前言 导言 第一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局势 第二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消亡 第三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 第四章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第五章西班牙内战 第六章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消亡 第七章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芬兰 第八章比利时、荷兰和瑞士 第九章东欧 第十章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 第十一章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的苏联 第十二章三十年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十三章回顾和展望 附：主要人物表
中国经济的性质——潘东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的性质 潘东周 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的时候，首先必须注意到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我们之所以必须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整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在了解一切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的事变中，他都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关系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怎样将他正确的运用于中国的实际生活上，则必要从这一个问题作根本的研究。 现在关于中国经济性质的问题，已经表现了很多的奇怪理论，有些是值得争论的问题。在我这一篇中，我将说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阶段，说明在目前这一阶段中的性质，我将特别指出中国经济之封建关系问题。 一中国历史上的商业资本主义 现在中国的经济性质是什么？有人回答是资本主义的。假使反问：目前全国的近代的新式技术的产业，在全国经济比重上都非常弱小，为什么能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则必然有人回答说：目前中国虽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站着统治的地位，是商业资本主义已经消灭了封建势力，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同属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关于这样的意见，我们曾看见过这样的文件： “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而且，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却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的打击，……变成残余之残余。”（陈独秀） 若要用通俗的话来说，则这些话之意义便是：“中国很早便有了商业资本主义，他已经破坏了封建制度及其残余关系，又加以最近的政治变动，则封建关系已经成了残余之残余，在经济及政治上将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中国现在已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国家。” 关于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可以分几个问题来回答。首先说在中国历史上之商业资本主义与封建关系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很早便看见了商业资本主义，这个事实是谁也不否认的。但问题是在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封建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作用。这里首先应当明瞭商业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 商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他并不代表一个经济社会制度，因为商业资本主义并没有一种为自己基础之特殊的生产关系。 商业资本的作用是什么？很显然的，商业资本是一种交换的媒介，他可以在各种生产方法之下存在着。或者的〔是〕奴隶的生产，或者是小农的生产，或为小手工业者的生产，或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些时候，每个生产者自身，一定可以造出比较多的生产品，超出其自己的需要，而将剩余部分的生产品变成商品，交给流通的过程。商业资本就是在这种流通过程中的一种媒介，他是不问什么样的生产方法的。究竟商业资本的范围有好大；究竟有好多生产品流入于商业的流通中，这个问题是要以当时的生产方法来决定，商业资本自身并不能决定的。商业资本本身既不能代表一定的生产方法，则他的作用便是随着生产方法而转移，因此他本身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制度。 因为是这样，所以生产方法能支配商业资本，但商业资本并不能支配生产方法。马克思关于这一点曾有很详细的说明： “当十六世纪中叶及十七世纪一部分时期中，商业突然的扩充和新世界市场的创造，对于旧生产方法的崩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兴起，发生一种重大的影响，然这却是在已经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上出现的。世界市场自身构成这种生产方法的基础。在另一方面，以继续扩大的规模而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固有的必然性，此事驱策世界市场不断的扩大。所以此处不是商业不断使产业革命，但〔而〕是产业不断的使商业革命。”（译自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一部第二十章，中文见博洽德《通俗资本论》第二十一章） 马克思在这一段话上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不是商业不断的使产业革命，而是产业不但〔断〕使商业革命。”只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法的改变，可以改变商业资本主义，而决不能发生相反的作用。所以若有人以为中国长期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便可以消灭或削弱封建的关系，这便完全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什么是封建关系呢？封建关系乃代表着一定的生产关系，他建筑于一定的生产方法之上，只有生产力的变更才可以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商业资本无论如何发展，无论如何长期，假使在封建关系下面的生产力不发生改变，则这个生产关系不会根本改变的。什么条件才能改变封建关系而走向资本主义的呢？只有工业革命。因为只有工业革命才是生产技术上的转变，只有这才能改变生产关系而使封建关系逐渐成为“残余之残余”。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固然发展得非常之早，并且程度很高，但商业资本终是不能支配生产方法，所以在中国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也因此不能使中国的封建关系“实质上已久不存在”。 所以商业资本的长期发展，并不能推翻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 二商业资本与封建剥削的相互关系 商业资本不但不能推翻封建关系，并且，初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商业资本主义，一方面固然破坏了纯粹的封建制度，但另一方面他在旧有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上反而更残酷的剥削农民。所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更加紧了经济关系上的封建剥夺，直到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为什么呢？ 当着纯粹封建制度的时候，在极端落后的农业技术之上建筑了封建主对农民之强迫劳动的剥夺。这时封建主或者强迫农民为地主耕作“公田”，或者用直接的农奴形式，强迫农奴为地主作无代价的劳动，或者施行各种的工役制度，但无论如何，这时候剥夺者对于生产者的剥削终是有限的。因为不论任何残酷的封建主，他对农民施行极残酷的剥削，但他必定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便是他个人及其家庭的需要，封建主可以非常奢华的享乐，他必须向农民掠夺大批的剩余劳动及其生产品，但若超乎其极其奢华享乐的受用以外，他不会再多多益善的向农民强求，因为太多了是没用的。但是，自从商业关系扩大发展了之后，首先商业化的便是封建主。封建主可以将自己由农民那里取得的掠夺品，经过商业资本的流动而采取其他的东西，并可以金货币的形式将他储蓄起来。这时候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便没有限制了，这时候他便要极尽一切剥削的可能。从前的生产是为的使用，封建地主为掠夺使用价值而剥夺，这不〔还〕有一定的限制。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封建主不仅需要向农民那里掠夺有使用价值的生产品，现在即使对他没有使用价值而有交换价值，封建地主也一样的要加紧刹〔剥〕夺。由这一形式的转变，可以看出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他不独不能改变从前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法，反而在旧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法之下更加紧的扩大对农民的剥削。 我们可以举出各国历史上的实例来。俄国的农奴制度，是很早在十四五世纪形成的。农奴制度形成的时候，本来已经不是纯粹的封建社会了，乃是因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主对农民之剥削的加重，于是逐渐形成了俄国的农奴制度。当农奴制度开始形成的时候，农奴每月为地主只作工一二日，以后随着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农奴为地主作工的日期也跟着加多。逐渐改成每星期作工一日，以后二日，三日，四日，五日，甚至六日。在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俄国农奴甚至每星期七日都要为地主作工，农奴自己的土地仅能分一部分早晚的时间兼着去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俄国地主当十八世纪的时候，都尝着了商业资本之极浓厚的利润。当此时候，俄国地主每多将大批的面包卖给西欧，西欧此时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破坏而工业发展，所以需要很大量的面包。俄国地主为应付这种面包贸易而夺取大批的利润。所以便在旧有的农奴关系之上更加紧的剥夺。 所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不能推翻封建关系，反而在这种原来的生产关系上面，更加残酷的扩大这种封建式的剥削。所以若将“长期的商业资本的侵蚀”便以为足以消灭或削弱中国的封建剥夺关系，这是完全不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我们不能将工业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主义以后的商业资本主义混合起来，这两个时期的商业资本主义完全表现着两个不同的作用。工业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资本主义，他是帮助着地主阶级，流通以封建剥夺所得来的生产品。到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则商业资本帮助着工业商品的流动，他成了工业资本的附属物。这两个时期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作用。所以马克思说： “商业资本的独立及其优势的发达，就是指资本自身还没有支配生产。因此，商业资本的独立发达，和社会一般的经济发达是成为反比例的。”（同上） 马克思这几句话的意义就是说，益发是商业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益发表现那里的资本是没有支配生产的作用，益发表现那里的经济是落后。“商业资本的独立发达，和社会一般的经济发达是成为反比例的”，这一句马克思的名字〔言〕，应当为一切读商业资本主义的人所深刻了解。 三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剥夺关系的相互关系 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握有最高的统治权，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组织发生严重的影响。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他用财政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来剥夺殖民地。整个殖民地的劳苦群众，自然都要变〔受〕帝国主义之各方面的压榨。我们这里所应该研究的就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旧有的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的影响。 当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农业还停顿于自然经济与封建的生产关系上。城市手工业虽然有很高度的发展，但技术程度既然停顿于手工生产的状态，则经济组织便不得不使行会制度占最大的优势。在这一个状态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确有一种积极的作用，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他确是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停滞状态。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首先便必需将帝国主义的商品运入中国的内地，因此便有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商埠的开辟。以后因为要剥夺中国的廉价劳动与利用天然的原料，也开始在中国建设新式的工厂及一切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国工业革命的过程，确是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方才开始。因此，在这一点上说来，帝国主义是带着了新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在中国种植了，发展了，这自然要给与中国封建关系行会制度，尤其是自然经济，以一个重要的打击，推动中国经济组织走到进一步的道路上。 可是，这只是一方面的作用，帝国主义还有另一方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这便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制度的勾结。 帝国主义在城市中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剥夺，以及因帝国主义侵入而在中国城市中所发生一切新式技术的产业，这当然都代表着新式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确不是这样的简单。 帝国主义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影响，很少建设了新式生产技术的农业，就是半资本主义的垦牧公司也是非常之少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压榨，主要的仍然表示一种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自然，他是最强有力的商业资本主义。直到现在帝国主义很少能改变农村的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仍然是在中国原来生产技术与组织之下，加紧一种商业资本主义及高利贷的剥削。帝国主义怎样剥削中国的农民呢？譬如帝国主义在中国农村中收买农民的原料，他所用的方法便是与农村封建地主及商业资本有密切的联系。帝国主义或是利用自己的买办（商业资本），向农村地主收买原料，使地主必要加紧的剥削农民；或是乘着农民穷困的时候，用金钱借给农民，以贱价预定次年的生产品。无论是那一种形势〔式〕，帝国主义终是利用着封建地主与商业资本，使农民在旧的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之上，受着更厉害的胜利〔剥削〕。 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一切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同样是采取一种帮助与维持的态度。这些军阀官僚之封建式的剥夺，并不能够影响到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建立的产业，而是只使中国民族工业更加难于发展，使帝国主义可以垄断在市场竞争中的胜利。 帝国主义商品在中国农村有了强大的势力，农村自然经济逐渐受着货币经济之更大的支配。许多人将这种现象看做即是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表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商品经济的扩大，农村经济之受帝国主义经济的支配，这个现象的本身并不是中国封建关系的消减，而只是在旧有的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之上，加上更紧张的剥夺。这在上面已经反复说明了。 因此，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剥夺的结果，并没有在中国农村中扩大了新式的生产技术，广大的资本主义的农庄。而只是增高中国的地租，增高了苛捐杂税，增高了地主阶级对整个农民的束缚。谁要是不了解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剥夺之相互的关系，谁便不能正确的解释这一现象。 可是这并不是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仅只有扶助封建势力的作用，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经济，依然是要在中国经济中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使〔是〕这种作用是微弱的，这种作用远不敌前一种作用，尤其是在农村经济中，在主要的农产原料中，茶，丝，大豆，棉花，烟草等等，我们已经看见了有“公司”名义之开始的组织，但是这种组织还不发达。因为经过封建势力及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夺，他们可以得着更多的利益。 四中国经济中的封建关系 什么是中国经济中之封建关系呢？他主要的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中表现出来。间或在小城市之小手工业中也有表现，但这确已经是“残余之残余”，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意义。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关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表现所〔于〕特别残酷的地主阶级对农民之高度的佃租关系上。中国的土地关系的一个特点，便是大地主经济之相对的薄弱，而小地主占着优势，大部分的土地都是集中于地主阶级之手。并且农民人口中的最大多数，是没有土地与土地不足的农民。就在这一种基础上建筑了高度的佃租关系。地主向农民征收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地租”，依靠着土地所有权来剥削农民。地租为什么是封建的呢？中国地租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因为中国地租是向农民强取其全部的剩余生产品以及其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而西欧资本主义的地租是分取其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并且是一小部分。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中，是资本家（有时这个资本家兼为地主）雇用农村工人，以资本家的工具，肥料，资本来进行生产，工人得其全部的必需劳动的生产价值（工资），资本家得取全部的剩余价值（利润），以利润中之一部分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地主完全不参加生产，农民以自己的生产工具，肥料，资本以及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也交给地主。这样的剥削关系，是农奴制之强迫劳动的残余，因此他是半封建关系。这种剥夺不但是农民不能扩大再生产，并且使农民不能保持其原有的生产，所以使农民走到日益困穷的地步。 有人说地租并不能代表封建残余，因为中国地主与资产阶级有密功〔切〕的关系，地主同时就是资本家，所以很高的地租乃是资产阶级剥夺农民的方式。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有密切的联击〔系〕，甚至资本家本人就是地主，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中国资本家决不能为消灭半封建式地租而奋斗，但他绝不能改变地租之封建性。我们是从生产关系及剥夺形式上去认识某一种经济现象的性质，绝不能就剥削者本人的出身及目的而有所改变，若是资产阶级也向农民征收这样高的地租，这只能说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剥夺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只能说中国资产阶级也利用这种封建式的地租以剥夺农民，但仍然不能说地租〈是〉资本主义的。老实说，即使现在有一个城市工人，他在乡村中有几亩土地，用很高地租租与他的农民，我们依然要承认这个地租是封建式的，只有毫无社会科学常识的人，他才会说这个地租是无产阶级的。 第二，表现于商业资本及高利贷之极残酷的剥削上。有人将高利贷认为资本主义的现象，这真是毫无经济常识的说话。商业资本的作用，我在前面已说过了。高利贷同样是一个工业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夺方式。在中国看得更为显明。中国农村中之地主豪绅，商业资本与高利贷时常表现一种三位一体的勾结。所谓高利贷资本就是当着农民非常穷困所谓青黄不接的时候，才能提高其利息，扩大其对农民的剥夺。农民正因为受了最严重的封建式的地租以及其他许多封建式的义务，高利贷才能在这一种条件之下存在。商业资本也是乘着农民穷困的时候，借给农民以高利的种子肥料或资本，向农民预定次年的生产品。地主对于农民，除了用地租以外，时常也是用高利贷的形式以更加重对农民的剥夺。高利贷借自耕农以米或钱之后，时常便将农民自己的土地抵押起来，若再没有还清或不能还的时候，这块土地便成了高利货〔贷〕资本家的财产，同时又可以坐收地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决不〔没〕有这样残酷的高利贷，更没有这种高利贷商业资本与封建地主之三位一体的混合。 第三，表现于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民团之一切苛捐杂税上。中国的苛捐维〔杂〕税，在整个中国经济生活上有非常严重的意义。有人将这看成简单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财政上的一种政策，这是完全没有明瞭现在之所谓苛捐杂税的实在意义。有人将中国苛捐杂税总计起来，他的名目可以多至数百种千余种不等，苛捐杂税不是简单的财政政策，他已经存〔有〕了中国军阀制度的基础，成了中国农民对中国军阀之一种必尽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与地租是一样的经济意义。在北方自耕农比较多的地方，表面上看来农民并没有或者很少受地主之地租的剥夺，实际上这里的地租已经用另外一种形势〔式〕表现出来了。一九二九年商务印书馆之东方杂志上，他曾指明中国农民现在所负担的田赋（只是数百种苛捐杂税中的一种），比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的印度每亩多十四倍。最近四十年内，田赋由十余倍增至七十四倍。广西是比较田赋轻的地方，但田赋占耕种费用全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全国计算起来，田赋平均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但直隶在一九二七年，田赋每年每亩达到二十六元。而且除了田赋以外，中国的苛捐杂税还多得很！！除了国家的“正税”（连最苛的监〔盐〕税煤油税也在内），还有地方省政府的省税（连鸦片税，懒捐），还有本地地主豪绅的团防捐……以至于马桶捐，这明明是一个建筑于农民负担上面之剥削系统，这个系统便表示这种剥夺是国家封建制度的残余。表面上看来是税，实际上是这些军阀官僚豪绅将土地看成是“自己的”，若农民要种地，则必要为这些封建主纳尽一切可能的义务。 这几点就是中国经济中之封建关系的残余。 五半封建关系与资本主义的对比 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所以这些半封建关系在农业经济中的优势，实际就占领了整个中国经济中的优势。 中国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工业革命的过程确实已经开始。经过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最近几年的变动，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确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在农村中已经孕育了他的种子。就整个中国经济关系来说，城市的资本主义确已占领了领导地位，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确已是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但是，在全国经济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比较的优势。 有人以为城市既然是领导农村的，城市经济既然支配着农村经济，那么，城市经济是资本主义的阶级〔段〕，则农村经济的性质也应当是资本主义。这是不正确的。什么叫城市经济领导着农村经济呢：就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他将要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前进。城市既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农村经济一定也是走向资本主义。但这是就他发展的方向说，绝不是就他本身的性质说。我们都承认城市是领导农村的，但我们同时必要〔须〕承认农村经济是比较城市落后的。在城市中虽然是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上海这样大的商埠，有了许多工厂大企业，但在农村中还有百分之七十的地租，东佃如父子的关系，在手工技术生产上面的强迫劳动。 我们只是说封建关系在中国经济中占着优势，绝不是说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中国不独在城市中已经受了财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及在农村中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分化。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全国国民经济中，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极强度的优势。 说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不记住帝国主义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帝国主义利用其雄厚的财政资本主义的势力，加紧的向中国整个经济进攻。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他用尽一切力量阻碍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经济中正因为有雄厚的帝国主义的势力，并且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不对中国让步，因为有广大的封建势力，所以才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发展，使整个的国民经济发生危机。 民族工业的破产（丝业，棉业，面粉业，烟草业，火柴业，北方的纱业），成了目前普遍全国的现象。农村经济的危机，已经使全国发生粮食恐慌，七千万以上的饥民。这些事实表现什么？表现着国外的财政资本主义，他维持着全国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剥夺，加紧的向整个中国国民经济进攻。 六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呢？两个前途。 若保持着目前这一种帝国主义的特权，保持着中国经济中的封建势力，照这样下去，这只有使整个中国经济完全走到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筑铁路也好，开大港也好，建筑新式的工业也好，但是若保持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外债，航业，工厂，矿山及一切政治与经济的特权，则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跳出其他的经济发展的方向——走向殖民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民众将要长受帝国主义的剥夺，长受现在这些封建关系的束缚，长受这样普遍全国的黑暗的劳动条件。七八千万以上的饥民，普遍全国的失业兵匪与饥荒。 另外还有一条道路，肃清一切帝国主义的特权，肃清中国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之一切的剥夺，在集体生产的原则之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这可以消灭一切经济上的恐慌与剥夺，使中国经济走向自由发展的道路。但这是与对帝国主义及对一切封建军阀资产阶级之政治斗争问题有密切的联系。 无论如何，若使中国经济发展，只有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及肃清中国封建势力以后，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先是改造目前经济关系的问题，不是改造生产技术的问题。只有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然后才能提出中国的生产的技术问题。 1930，4，5。 （录自《新思潮》第5期，1930年4月15日出版）
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刘梦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 刘梦云 我很佩服任曙君，他能够把他的时间，利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上，他能够很有计划的，很有次序地去研究这问题，企图找到对于这一问题的正确的了解。但是在钦佩之余，我总觉得任曙君的这本书，并没有能够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使命。任曙君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同他所批评的许多著作家一样，同样的表示出了他缺乏政治经济的常识，与正确的阶级的立场。 任曙君这本书，只是他整部《中国经济研究》的大书的一部份，所以他定名为《中国经济研究绪论》。内容方面，主要的是在批评各派对于这一问题的错误的见解，提出他自己的立场。所以这本书是任君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的出发点与方法论，也可以说是他的全部大著的理论的基础。他以后的几本书，大概不外乎把更多的具体材料来证明他这一立场的正确吧。 因此，我对于任君此书的批评也不能不带有较多理论上的辩论性质，说明他的出发点，他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的谬误，说明他这样并不能，找到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正确的了解。 这是我在开始批评任君这一书时，所必须首先说到的一点。现在请言归正传。 一，把握着问题的中心？还是不了解问题的中心？ 我想在任曙君大作出世以前，早已有人说过，要了解中国经济问题，必须了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说帝国主义，不但统治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也统治全世界（当然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除外），我想这也不是什么任曙君的发明，而是早已公开到不能公开的事实。但是我们对于帝国主义本身的了解，对于帝国主义如何统治者中国的经济，怎样剥削着中国民众的了解是同任君很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互相间所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是不能一致的。 在任君看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最大作用，是帝国主义商品的输入，因此任君写道：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这是因为由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中国整个经济问题中，在过去的一切纠纷，在将来的一切疑案，特别是农村经济的性质问题。不但这样，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关于失地失业，和农村的逃亡，目前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以及农民运动不平衡的发展，农村中各种各式的斗争，我们都可以拿对外贸易为出发点来作说明（《中国经济研究》八九——九〇页，著者加圈——梦云）在任君看来，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经济的问题，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问题。即所谓帝国主义的投资问题，在任君看来，也不过是一个投货的问题，一个入超的问题，既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问题。任君写道： “在投资问题中，亦不是简单的投资而有输入商品的问题在。输入商品关系中亦不是简单的输入商品而有投资问题在。很显明的事实，关于前者，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向中国投资，必然附有购料的条件。例如航空借款之与飞机购买，军事借款之与械弹进口，都是不可分离的——投资就是投货（同书一〇八页，梦云加圈） 这样从任君看来，所谓帝国主义，实不过是商品的输入与输出，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这当然是简单与明瞭的事！ 因为任君有这样简单明瞭的帝国主义“理论”，所以他很容易的解决了被“各派”所闹得乌烟瘴气的中国经济问题。只要把海关“华洋贸易册”翻翻，问题就完了。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统治与对于中国民众的侵略，都被确确实实的记载在这几本宝贵的海关册中间了。你们还要些什么呢！？ 但是可惜这种帝国主义的“理论”，骗不了稍有政治经济常识的人！普通的读者，读了任君大著之后，一定会问，这样说来，不是帝国主义在几百年以前早已存在了吗？因为那时也有商品的输出与输入，也有对外贸易。这岂不是闹天下之大笑话，岂不是使任君十分“科学的”，庄重的面孔，变成了滑稽可笑？！ 谨告任君与读者诸君：帝国主义是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转变，简单的说，帝国主义就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同工业资本主义不相同。这种侵略，不单表现于商品的输出与原料的输入，而尤其表现于它的财政资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表现于为财政资本所控制的银行，工厂，矿山，交通工具以及商业机关的统治，表现于势力范围的夺取，表现于利用并经过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等来剥削与奴役广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工农群众。所以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统治着中国的经济，必须要从这许多问题着手。而任曙君在“把握着问题的中心”时，竟完全把这些问题，抛到九霄云外！这未免太令人扫兴了！ 照任曙君的全书看来，他不但表示了他对于帝国主义的伟大的不了解，而且他是有意的要躲避开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而不说。他是在企图用各种各样“左”的空谈抹杀统治中国经济与剥削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 任曙君在《中国经济研究》的第四章内一方面写道：“中国资本主义问题，是要从帝国主义问题去求解决的”但他同时说，我们用不到谈什么帝国主义。他说： “我们为什么必欲这样提出问题：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这只有资产阶级学者，才去分别这些是他们的，那些是列强的。中国的工人是不应该这样那样替别的人划分界限的。他们只晓得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是不分开的好弟兄，打打伙伙的压榨他们，剥削他们，使得他们衣食为难，他们的农友失业失地。在紧急关头，就是在平时在合股公司内，他们显然没有分别，谁劳你多事的‘唯物派’去替别人强分宾主，去当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原书一二三页） 横竖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与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同样的压迫中国的工农群众，那我们还用得着谈什么帝国主义？！研究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统治，研究帝国主义在中国如何剥削中国群众，这在任君看来，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应声虫”！ 我想任君在这里显然是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他显然是想否认统治着中国全部经济的帝国主义。他这样做了之后，还说这是“把握问题的中心”，这真是天下之大滑稽！ 任君根本没有了解，研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分别开来，可以变成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也可以变成工人阶级的战士，如若说，中国只有帝国主义，而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说，因为帝国主义压迫着中国经济，阻止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应该拥护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就因此劝告工人们参加造产运动：这是资产阶级的奴才们所说的话。但是，当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如何剥削中国民众，是为得要组织工农群众，打倒帝国主义，是为得要没有〔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是为得消灭与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是为得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战士所说的话。他们这样做，不但不拥护资产阶级，而且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投降妥协，要揭破资产阶级一切嘴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欺骗，要根本推翻投降帝国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只有这些工人阶级的战士，才把握着了问题的中心，才能真正的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做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工作，把中国的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任曙君虽是嘴上说得很“左”，似乎只有他才挂记到工人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他投降了帝国主义，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辩护士的工作！ 当然世界上有不少嘴上讲得“蛮好”，而实际上所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任君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这实是不足为奇的吧！ 二，只看见商品关系，而不看见剥削关系，这是任曙君这类人的基本错误 任曙君所以要把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作用问题，只看做是一个对外贸易的问题，无非要经过这一桥梁，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来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以发挥他所崇拜的“世界大革命家”托洛斯基所说的中国目前的革命不是民主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伟论。 实际上，对外贸易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的中心，而是任曙君这本《中国经济研究》的大著的中心的中心。任君这部书的全部理论是建筑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上。既然如此：任君的成功，当然是无疑的。或者说，不会发生问题的。任君所以这样容易地宣布了他的对手的破产，与他自己的胜利！ 只要看那一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经过或是不经过商品，我们就可以断定那一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或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就是封建的经济，这就是任曙君所发现的新大陆。至于那一社会中剥削的方法，阶级的关系，在任曙君看来，是对于那一社会经济性质的决定丝毫无涉的。 任曙君引了关于中国经济上是封建剥削占优势，政治上是封建势力占统治等类的两段话之后，写道： “上面两个意见，都是从剥削方式来说明中国的经济性质的。这很不对。我们只能用经济性质去说明剥削方式，不能用剥削方式来说明经济性质。并且从社会阶级来分析经济问题，我们上面曾经说过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至于说富农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维持封建残余，那更是荒谬绝伦。”（同书，四九页，著者加圈——梦云） “至于以统治阶级的性质及其剥削方式等等为出发来解决中国经济的性质，毋乃太过滑稽。”（同书，八五页） 这种把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看做完全同这一社会中的剥削方式与阶级关系离开，不去拿剥削方式与阶级关系来决定经济性质，而是什么经济性质，去决定剥削方式与阶级关系，这实是完全离开了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的“理论”！ 照任曙君的高论，读者就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在希腊罗马时代，商品经济有过很大的发展，难道那时希腊罗马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远自秦朝以迄清朝，曾经有过不少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难道那时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现在，商品经济在苏联也还存在着，难道那里也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只要发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我们就可看到商品经济的本身还不能决定那一社会的经济性质。 要决定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我们如若单单问这一社会有没有商品经济，我们还不能决定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我们必须要问这一社会中有什么阶级，他们中间剥削的关系怎样，只有知道了这些，我们才能断定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譬如我问你，罗马帝国的经济性质是什么？你一定要回答我，那里有奴隶主与奴隶，奴隶主不但垄断了一切生产工具，而且垄断了奴隶的身体自由。他除了奴隶的死亡的界限以外，可以无限制的剥削。那时不但农场上的大批生产品商品化，而且奴隶也变成了商品，同牛羊没有任何的区别。我根据你的回答，我才能说罗马帝国经济性质，是奴隶的经济。但是如若根据任君的理论，那罗马的经济是商品的经济，所以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我想普通中学校的学生，都会告诉任君，说这是在给人家开玩笑。 不过我觉得任君是一个很庄严的学者，他决不会同人家开玩笑的。他只是在他的庄严中间，表示出他对于工人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丝毫的了解。读过初步政治经济学的工人，一定会告诉任君！在阶级的社会中，剥削的关系，也即是阶级的关系，是每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垄断土地的诸侯与地主用地租与徭役来剥削农民与小手工业者。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垄断生产工具的资本家用资本来剥削工资劳动者。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 只有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才会离开这一中心问题而不谈。他们可以给你讲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也许会是非常有趣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总是要保守沉默的，因为这是剥削阶级的秘密！世界上从没有过，除了极少数之外，剥削者，承认自己剥削过任何人。资本家只是把饭给工人吃，但决不剥削！地主只是把土地给农民种，但决不剥削！地主与资本家是工农的救命主！可不是吗？！ 替帝国主义做辩护士的任曙君，那里再肯揭发出地主资产阶级的秘密呢？！ 当然，我并没有说，商品经济的社会，同资本主义的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却正相反，凡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是商品经济的社会。譬如《资本论》的第一章，就开始于商品的分析，正是如此。但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决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拿海关贸易册上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决不能证明这就等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拿它们的商品破坏中国的农村经济，使中国农民的农产品商品化，甚至使中国农产品的种类依照世界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而变动，决不就等于帝国主义促进了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发展。 有了社会的分工，有了私有财产，就有商品的交换关系。这交换关系，可以发展到资本主义方向去，也可以更其增加地主对于农民的封建的剥削。 三，帝国主义的侵略，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封建剥削的加紧 虽是任曙君在他的大作中间，不断的说人家是机械论者，而他是辩证法大家，然而要在世界上再找到一位比任君再机械的机械论者，恐怕很难了吧。固然在他的对手方面，有不少机械论者，然而在这方面，他的确比他们要更加高明。 照任君的逻辑，帝国主义把商品输入了中国，所以帝国主义帮助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假使谁以为帝国主义不但不帮助而且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那他就是否认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一来，任君就会到《中国年鉴》一类书上抄下很多的表，表示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至中国工厂数目的增加，洋洋得意地来证明他所犯的“资产阶级意识”的错误！于是他同阿Q一样，又得到胜利了！ 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目的，是为了要投资，是为了要推销他们的商品，是为了要取得原料的供给。要达到这些目的，它必须利用政治的，军事的，与经济的力量，夺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与政治权力。在中国，它们利用政治的与经济的借款以及军事失败后的赔款，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取得了它们的势力范围，使各地的地主军阀，以至资本家，变成了它们手中的工具，为了垄断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它们在经济上必须设立它们的银行，工厂，交通工具，商业机关。它们就依靠这些东西（非经济的方法，我们这里不说）推销它们的商品，搜括中国的原料，与奴役中国的工农群众。这些东西的设立，无疑的，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且大大的扩张了商品经济的领域。但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的市场，与它的投资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他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 这种议论对于任曙君当然是“荒谬绝伦”的。一方面说，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扩大了商品经济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在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加紧着乡村中封建式的剥削。这对于任君，当然是天下之大矛盾，百思千思而不得其解的！ 为什么？这是因为任君对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作用，没有丝毫的辩证法的了解。 帝国主义为得要加紧对于中国经济的统治与对于中国民众的剥削，不能不相当的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们不能不建立他们的银行，工厂，交通工具与商业机关。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了要更其能控制中国的经济，更其能使中国的经济变成他们的附庸。 我们只要一看帝国主义的银行，在中国的作用，我们就可明白这一点。这些银行的“营业”，不是在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而是在举行各种各样政治的，军事的以及名义上是实业的借款，借款利息之高，条件之苛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它们更利用中国金银比价的时时变动（其实变动的操纵者还是它们）。做卖出买进的投机事业，一举手之劳，可以有数百万以至千万的收入。它们可以发行大批的纸币吸收现金，再拿现金去投机，去放款。它们更利用它们所有的特权与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力量，吸收中国官僚军阀的低利，无利以至赔利的现金。一切对外贸易，也完全在它们的掌握之中，它们更经过中国的钱庄，当铺，以及各种各样的经纪人（地主，商人资本家，高利贷者）用很高的利息，贷款给小商人以至贫苦的工农群众，用很低的代价去收买农民的农产品。它们就是这样控制中国经济的命脉，剥削中国的民众。它们对于某一资本家的帮助与否，就会决定这一资本家的生死。照例，它们只是对于它们本国的资本家给与助力与拥护。只是因为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的背后，有这样雄厚势力的后台老板，他们才能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没有这种银行做后台老板的中国资本家，自然只有失败之一途。 这些银行，尤其是汇丰银行，在中国营业的利息，往往高至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这样高的利息，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是不会有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证明财政资本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作用，是寄生虫的，高利贷资本的作用。它只破坏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不能发展生产力。 不错，帝国主义在中国除了银行之外，还有工厂，还有交通工具与商业机关。但是工厂的建设，大部分限制于纺织工业，烟草工业等轻工业的部门。铁路的建筑，自一九一一年革命起后，差不多已经完全停顿。现在交通方面发展得比较快的，是汽车，轮船，电话，无线电以及航空等等。这些东西的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绝对必要的。有了比较便利的交通，帝国主义者才能把他们的商品运入中国内地，才能把内地的原料运到外国。一切这些东西的设备，只是为了要更其控制中国的经济，使中国走向殖民地的道路上。（军事的目的，我们这里不说。） 帝国主义所以在中国创造最小限度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为了这一点，它不但不愿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尽量的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这一点东西，我想除了任曙君之外，不会有什么异议吧，当然，单看到对外贸易的任曙君，决不能看到帝国主义如何的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正相反，在任曙君看来，正是帝国主义帮助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任曙君的所以变为帝国主义辩护士者盖以此。 其次，帝国主义这种殖民地政策，当然使商品经济在中国农村中得到了急速的发展。帝国主义商品（不但是工业品，而且也包含农产品）输入中国的农村，中国农产品以及原料输出外国，自然会使中国农民出卖自己的农产品而购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商品。但是这种发展，只是加紧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剥削，造成大批的破产失业与空前的大饥荒，正因为生产力的不发展，所以数千百万破产失业的农民，找不到生活，不能不成千成万的饿死，数千百里的沃野变成了一片荒凉的沙漠。正因为生产力的不发展，所以他们不能不去当兵，当匪，以至当人家的牛马。同时，正因为在帝国主义高压之下，生产力不能发展，所以中国的有些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改弦易辙，把他们的资本投到土地中去，对农民实行封建式的剥削。就是农民分化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富农阶层，因为他们的剩余资本没有发展的余地，所以也乐于购买土地恋〔变〕成半地主与小地主。 虽是一切这些，在任曙君的脑筋中是“荒谬绝伦”，然而事实告诉我们的确是如此。在中国农村中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只要稍为知道一点政治经济常识的人，就可以知道，那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因为这里对立的不是在土地上投下资本取得平均利润的资本家，与得到工资的工人，而是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向农民那里收到地租的地主与农民。这种地租不论是生产品的或是金钱的，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租，含有完全不相同的意义。至于这里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的作用，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费本与借贷资本也是性质上不相同的。 帝国主义利用它在中国经济上的指挥地位，就是这样经过中国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推销它的商品，搜括农民的财富。帝国主义只是因为在多村中有它的同盟者，所以它不但能够统治通商口岸，而且也能统治中国的乡村。所以在乡村中间，帝国主义维持着封建的剥削，也就是经过这种剥削，奴役着广大的中国劳苦民众。 至于帝国主义者怎样拥护中国的军阀，这些军阀怎样“非资本主义地”（就是说封建式地）剥削着中国的民众，这是人所共见的事，我想这里用不到加以说明了吧。 一切这些在任曙君看来，都不免是怪诞离奇的，然而现实常常比任君头脑所想的，要更其复杂些，那有什么办法呢？！ 四，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 现在我要研究一下在任君大作内所有一些数目字，看任君对于这些数目字的解释是否正确。 任君最得意之作，即是引用海关册上的中国对外贸易表。他就用这些表证明中国现在的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甚至同战前俄国与战后苏联的经济不相上下。但这些表所能证明的，只是中国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正因为帝国主义，地主军阀官僚，资本家对于中国农民的剥削一天一天加紧，所以农民把他们所有的一切东西，甚至于老婆小孩子，都拿来出卖。很明显的，这种农产品的出口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如象在美国与德国等）。这是一。第二，中国输出品中，主要的还是原料，而不是工业品。这表明出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的国家，而不是工业的国家。第三，那些输出输入的工业生产品，不是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我想只要我们把中国农村经济加以丝毫的考察，就会看到中国农村中主要的生产方法，还是手工的而不是机器的，还是封建式的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主要生产者，是小佃农，小自耕农或半自耕农，而不是农业资本家与农村工人。他们因为受到军阀，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因为要完纳苛捐杂税，地租利息等等，不能不尽量的并且廉价地出卖他们的生产品。这同农业资本家为了取得利润，而耕种土地，而出卖农产品有根本不同的意义。中国的小农一年劳动的所得，养活一家人口还不够，还说得上什么利涧？！这些具体情形，是为任君所看不到的。他所看到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 其次，只要看一下中国对外贸易的细目，就可以看出，中国主要输入品，是工业品，主要输出品是农产品。我们现在也引用一下一九二九年海关册上的表： 民国十八年海关外洋进口货比较表 类别百分数 棉货13.76％ 棉衣7.20% 面粉等5.06% 煤油4.36% 糖7.80% 五金及矿物5.60% 米4.66% 毛制品3.53% 化学产品2.71% 烛等2.62% 木材2.20% 鱼介海产2.08% 粮食等1.82% 纸烟1.64% 人造靛1.36% 人造丝1.23% 丝货1.08% 汽车0.91% 纸2.70% 机器2.36% 烟2.12% 麻货1.84% 小麦1.69% 煤1.51% 染料颜色1.26% 棉纱1.13% 食品等1.01% 其他货物14.76% 民国十八年海关出口往海外洋货品比较表 类别百分数 豆及产品22.62％ 蛋及产品5.09％ 茶4.06％ 饼子，仁子3.26％ 棉衣2.92％ 绸缎2.07％ 棉货（除棉纱）1.70％ 花生及产品1.36％ 猪鬃1.18％ 桐油2.32％ 丝类16.26％ 皮货，生皮，熟皮4.48％ 五金等3.31％ 煤3.04％ 粮食2.59％ 发毛，毛羽，绒毛2.23％ 棉纱1.81％ 木，木材1.67％ 纸烟1.21％ 盐1.09％ 从这两张表上，我们可以看出外国进口货中日常工业用品占进口的一大半。出口货中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原料。同时在进口货内，食品也占不少部分。这并不是表示因为中国工业化了，所以需要从外国输入食品，而是因为中国农民一方面因为要适应世界市场原料的需要，所以不能不少种稻麦，而多种其他农产品，如豆子之类，另一方面（这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经济的破产，灾荒区域的扩大与收成的减少，致使食品不敷应用，而依靠外国的输入。但这种食粮输入的增加在任曙君看来，都是中国资本急速发展的结果。同一事实，但所得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 最后，在外国的输入品中，机器的输入，只占全输入百分之二•三六，共值二九，八八六，五〇三海关两。同时中国又没有洪大的制造生产工具的工厂。那中国是怎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国输出品中，工业品输出者，主要的为绸缎，棉纱与棉货。除绸缎的输出逐年减少外，棉纱与棉布的输出是增加的，尤其是棉纱的输出。关于这一点请看下表： 最近中国棉织品输出表 年代棉纱（担）棉织品（海关两） 一九二一年25,0005,800,000 一九二三年88,0009,100,000 一九二五年64,00011,000,000 一九二七年325,00013,500,000 一九二八年330,00011,700,000 一九二九年345,00017,300,000 这类工业制造品输出的增加是否如象任曙君所说的是中国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表现呢？不是的。这是表示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原因，即是国内市场的缺乏。只有四百万锭数的中国纺纱工业（其中二百三十万是中国资本家的，一百六十四万是外国资本家的）的生产品，不能完全消售于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而必须到南洋群岛，印度，以至日本等去找求市场，这表示中国民众的购买力是如何的低微。但这在任曙君看来，这种输出，当然是中国经济繁荣的象征！ 此外，任君在论对外贸易时，大骂有位姓潘的朋友，说他把中国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减低了，说“他为要证实中国经济落后这一主张，以便他说明中国还是封建经济的理论，意识的引用过去五六年乃至十余年的事实，而不引用在突飞猛进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关于近年的事实”（前书九十七页——梦云加圈）在另一处，他又说：“中国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发展中。它不因内战，灾荒，革命，以及所谓封建剥削的阻碍，而致停止其前进”（同书一五七页） 然而，在这里我们也想拿一点小小的事实，证明任君的所谓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对外贸易”，实在是吹牛的。 根据海关的报告（这在任君是最可靠的报告），一九三〇年进出口总额为二，二〇四，五九九，三三六海关两（金银不计在内）。较十八年度的进出〈口〉总额二，二八一，四六六，〇三九两减少七六，八六六，七O三，即百分之三•三。但这只是拿银子来计算的时候是如此。如若拿金价来计算，则相差更甚。十八年度海关两之换算率为二先令七便士十六分之十三。则该年进口货，应值英金一六七，七八一，六一七磅。十九年度海关两平均换算率为一先令十便士十六分之十一，该年进口货只值英金一二三，八一O，一一九磅，计减英金四三，九七一，四九八磅，即百分之二六。 这就是任君所说的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不了解中国经济恐慌深入的任君，当然这是不可思议的！这在任君看来，恐怕又是有意替资本家造谣，而不是事实。因为只有证明一切都在发展的数目字，才是任君的事实！…… 现在，我再来同读者研究一下，任君在“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一章中的一些数目字。 我想只有傻子，才会和任君争论，说中国资本主义没有丝毫的发展，说今年没有增加过一个工厂，或是二个工厂，增加过一个工人或是二个工人。我们所争论的，是中国现在到底是什么社会，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或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占统治的地位，还是封建的剥削或是封建的关系占统治的地位？所以任君的好些数目字，并不能够帮助任君，证明他的主张的正确。 譬如他写道： “如果我们说中国的帆船可以表现封建时代的交通工具，轮船则代表资本主义时代的交通工具，那就请大家注意下列的记载： 历年轮船与帆船出入全国各海关吨数的百分比 年代轮船帆船 合计 一八七五年8515 100 一九〇五年919 100 一九一五年937 100 一九二五年973 100 一九二六年982 100 （见同书一四〇页） 任君利用这样的数目字证明他的结果，真不免令识者哑然失笑。即稍有常识者，而不是呆子，看到了任君这个象煞有介事的统计表之后，一定要问，难道在一八七五年中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有百分之八十五为轮船，百分之十五为帆船吗？这真叫做白天见鬼！可笑的，是这位学者，把“历年轮船与帆船出入全国各海关吨数的百分比”当做全国轮船与帆船的百分比。而且到底一八七五年中国有几个海关？设在那里？登记的是外洋船还是内河船？我想这位学者自己也莫明其妙。这位学者只是为得要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所以乱用数目字，把数目字的原意完全抛开，这也不免太难为情了。 然而这种乱用数目字，在任君的大作上差不多连篇累牍的都是如此。譬如接着这种有趣的证明之后，他又写道： “如果说由钱庄和银行的兴替，亦可以相当的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那我们就介绍出如下的数目字来：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中国银业投资的百分比 钱庄银行 合计 一九一二年6832 100 一九二〇年3763 100 这一个小小统计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十年之间，银行和钱庄表现了决定了新陈代谢的关系。银行投资日多，钱庄投资日少。这里我们很明白的看到中国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没有两样；已经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时代。人们再也不能拿历史上商业资本主义一语来比拟今日了！”（同书，一四一——一四二页——梦云加圈） 我们看了这一段话，不知道这一统计，是讲上海的还是讲全中国的？但是这一位科学家就可根据这类统计，说中国经济已经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时代，这就是说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这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真是在任曙君的笔上突飞猛进的发展着。我们前面说过，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的经济，当然这同任君所要证明的，中国经济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完全不同。我们说，帝国主义经过买办阶级，钱庄，地主，军阀官僚，商业资本家高利贷者，来剥削与奴役中国的民众，而任君说，中国的银行已经大部分排除了钱庄，中国已经变成了财政资本（或金融资本）的国家！ 这位任曙君在这一统计表的下一页，又用了一张统计表，证明出中国资本主义是如何的发展。这是一张“一九二八年各种生丝出口的数量和货价的比较”，其中： 土丝占百分之九·七（数量）百分之五（货价） 半厂丝占百分之口九（数量）百分之五·八（货价） 厂丝占百分之八三・四（数量）百分之八九（货价） “这个统计表示了什么呢？很显然的告诉我们：中国农家原来生产的土丝在数量上不到百分之十，在货价上不过百分之五，而厂丝半厂丝合计，无论在数量与货价方面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表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将要夺去生产的全部领域，封建手工业的生产将要完全消灭。”（同书，一四三——一四四页，——梦云加圈） 拿生丝出口的比例，看做是中国全国内手工业的生产品与资本主义生产品的比例，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戏法！ 任君就是这样拿数目字来证明他的“理论”！这就是他应用数目字的“科学方法”！ 读者诸君，我们现今已经完全看破了任君所玩魔术的手法，为了时间与精力的宝贵起见，想来没有更看下去的必要了吧！ 五，是中国经济的繁荣？还是中国经济的恐慌？ 在任曙君的脑子中间，决不会有经济恐慌的观念存在：我想这是可以断言的。 任曙君在论“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一章内，差不多到处都看到中国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照他看来，“经济的繁荣”，现在是从美国转到中国来了。 譬如关于丝业的发展问题，任君先引用了下列的表： 创备时期厂数 民元以前及时间未详20 民元至民五（1912-16）5 民六至民十（1917-21）11 民十一至十五（1922-26）20 民国十六年（1927）11 民国十七年（1928）13 民国十八年（1929）25 民十九至三月（1930,3）2 总计107 “这统计告诉我们——任曙君说——在一九二九年上海增加了二十五家厂，比以前任何年份增加得多。本年三月止。亦增加两厂。”（同书，一六五页） 除了上海之外，任君还引用浙江的无锡的丝厂的发展，结果自然是都有增加。于是任君胜利的说： “由上面三个重要区域的统计，已经把小伙计们一切非科学的，空想的，布尔乔亚的反动理论的基础榨毁无余了。” 这位只看见树身而不见树林的任曙君，引了这些数目字之后，就洋洋得意，觉得又可以把人家大骂一顿了，也不问这些工厂现在还是开着，还是关着。这同他有什么关系呢？工厂总还是工厂，不论是关着或是开着。 然而我们不能认关闭着的工厂为工厂呵！照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丝业不但没有繁荣的前途，而且正陷在严重的经济恐慌的深沟中。我们也看看资产阶级的学者所说的老实话吧。（很奇怪，有时候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比任君所说要靠得住些！） “中国生丝产量，向来推测，应有四十万担上下，年来逐渐减少。十九年度计只二十七八万担，较之十八年度，约减少八九万担。其减产之重要原因，不外乎蚕茧歉收及茧质不良，致出口欠佳，而成本反贵。同时复因世界市面衰落，各国丝织厂大半减工停业，生丝销路大减。日本丝贬价出售，华丝无法竞争。故丝业之衰败，为数十年所未见。上海丝厂百〇六家中，年终时停业者约达七十家，无锡丝厂七十家中停业者有四十家，广东丝广情形之困难亦复相类。”（中国银行民国十五年营业报告书） 这就是任曙君的中国丝业的发展！ 除了丝业之外，任曙君讲到中国航业的发展。虽是任君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受内战，灾慌〔荒〕等而停顿，并且根据一九二九年海关报告上所载“上述英船吨数，较民国十三年最高之数，亦超过二百万吨，实为空前纪录之价值”而不禁狂喜，然而中国航业界的不景气的事实，任君想来还是不能否认的。 据招商局的报告，该局最近几年来的营业。差不多陷在完全衰落状态。即以去年上半年而论，招商局轮船因应差与零星装兵之损失，一月份计达二，五四三两，二月份三，八三三两，三月份一六O，六三五两，四月份一八O，三二〇两，五月份一六〇，八一七两，六月份一二三，四二五两。至于应差各轮所应收入之租金，还不在内。合计招商局在去年半年之内，就损失了六十三万一千三百七十三两。其他各华商航业公司，也莫不受到大的损失。所以年来所谓华商的船业，也同样处在严重的恐慌的情形之下。 至于铁路工业又怎样呢？任君说： “一般布尔乔亚的份子认为最痛苦的莫过于内战的延长，使铁路的交通大受影响。但这里我们应当知道在帝国主义干涉和监督之下（对于帝国主义应如何感恩不尽！——梦云），铁路交通不但在内战一停止即有恢复的可能，而且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进展。”（同书，一七O页） 任君的证明，当然又是那本宝贵的海关报告册。他选出了如下的数目字： 近两年铁道车辆进口的比较 民国十七年（两）民国十八年（两） 铁路机车煤小车1,564,0003,501,000 铁路客车货车（电车在内）2,289,0002,935,000 未列明铁路电车路材料3,951,0004,253,000 合计7,804,00010,689,000 不看中国铁路工业的实际情形如何，而拿这点数目字来证明铁路工业的发展，这是任君所说的形式主义者的最好的标本！ 实际上，以一九三〇年而论，据国民政府铁道部统计，全国铁路除平汉陇海不计外（但这两路所受的损失实最大）营业上的损失达三百六十万元。但这还是不重要的部分。主要的，就是各铁路，年来因不断战事的关系，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现在预算各路车辆材料之补充，桥梁轨道的整理约需五千万元。据美人满台尔计算，则需七千七百万元。恢复铁路原状需要五千万元到八千万元，而任君却想拿几百万元的进口货当做铁道工业发展的标准！对于这类中国资本主义赞美者的布尔乔亚的分子有什么办法呢？！ 至于拿一九二四年北京农商部所发出的矿业执照，以证明中国重工业之发展，真是开辟“科学方法”的新纪元！外国器械输入的略有增加使一九三〇年中国机器工业减少了百分之五十的事，对于任君当然是莫明其妙的！ 除了上面所说的主要民族工业部门之外，尚有丝绸业，在民族工业中也占过重要的地位。然而近年来，这一工业竟有一落千丈之势。如杭州区，在民国十四十五两年中间，丝绸业还比较发达。民国十六年底，杭州丝绸厂亦尚有五十二家，但到十八年已剩下十三家了。在湖州在最盛时期，城厢内外，共有丝织厂二十余家，零机二千余架，每年丝织物的产额有九十万匹。但是到十八年底绸厂倒闭已过半数。十九年实存者，仅三十家，零机开工的，已不满千架，全年出产额不满五十万匹了。 此外如象火柴业，糖业，面粉业，制油业等，现在都处在严重的恐慌中（为了节省篇幅，不再举例），除了任君的脑海之外，找不到任何出路。恐慌原因虽各有某种不同，但总括起来，不外没有国内的市场（即广大民众的贫穷化），国外的市场（世界经济恐慌），外货的竞争（屯并政策包括在内），金价上涨使外来原料昂贵，本国原料的缺乏（恶化与歉收），国内战争与捐税的繁重等等。这些原因不解决，中国民族工业的长期恐慌是不可免的。这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势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前途，是没有的。 但是各主要民族工业部门的长期恐慌，并不就是说，在任何民族工业部门中，都不能有某种程度的发展。最明显的，即为纺织业的发展。据华商纺厂联合会最近的调查： 华商纱锭线锭 布机 前次调查2,326,87268,920 15,955 最近调查2,391,07488,144 17,018 此外在一九三〇年内如橡胶业，化装业，调味业，制帽业等都有相当的发展，但除纺织业外，这些企业都是新兴的，规模很小的，因为特殊原因而发展的。正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当机器工业消灭着手工业时，手工业者从这一工业部门逃到另一部门，以保持他们的运命，而且在有些特殊的企业上，如象制帽业，可以得到相当的发展一样，在中国这些小规模工业所以能够得到发展，只是因为这里的一些利润并没有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注意，或是因为特别的原因，帝国主义所制造的一时不合于中国人的口味。 所以这些工业的发展，决不能说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们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意义是非常微小的。而且这点发展也不过是短期间的，它们也将碰到其他工业部门所碰到的同样的障碍。 到这里，反对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特别提出的任曙君，一定要站起来说，民族工业虽是不能发展，但是帝国主义工业是能够发展的。如象在纺织工业方面在最近一年内全国纱锭增加十八万七千五百二十六枚，其中华商计增六万四千二百零四枚，日商计增九万九千四百十六枚。全国线锭增加九万零三百六十四枚，其中华商计增一万九千二百二十四枚，日商计增七万一千一百四十枚。全国布机增加三千二百二十六台，其中华商计增一千。六十三台，日商计增一千五百八十三台。（见《纺织周报》，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 不错，各国帝国主义者因为国内经济恐慌的深入，因为银价的跌落与工资原料的特别便宜，所以尽量的把他们的资本移植到中国来。只要有利润可得的地方，当然他们没有不来的。 在这里我并不想很具体的说出帝国主义如何在经济上控制了中国。因为关于这问题的材料比较的多，除了任曙君之外，一些明瞭的读者中间，都比较的还有相当了解。但是我必须在这里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主要的还在政治借款方面。他经过借款，控制中国国家的收入（最主要的如海关盐税，烟酒税，）取得各种各样的特权。经营这些借款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说过的各帝国主义银行。其次，投资之用于建设事业的，最主要为铁路借款。铁路工业以及各种交通工业的“建设”，差不多是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重要事业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输出中国的原料，出卖他们的商品，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更能统治中国。 当然除了交通工业之外，帝国主义在中国还开设了一些工厂（如纺织工厂），开采了些矿山，但这些企业的资本，在帝国主义全部对华投资中实在是比较微弱的。尤其是在煤铁矿的开采方面。至于大的机器制造厂，简直一个也找不到。帝国主义比较更愿意投资的地方，却是那些土地、房屋、码头、旅馆、栈房、信托、保险、游戏场、贸易、橡皮、大都市的所谓公共事业各部门。即以上海地产公司而论，英籍的有十五家，法籍四家。在一九二八年收入资本已达一〇二，一三〇，二八六元。（见《统计月报》二卷五期，七十一页）这些企业，都是取得极高度的利润，但对于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没有关系的。 帝国主义怎样掠奋〔夺〕中国而不发展生产力的最好的例子，即为各帝国主义银行的营业报告。（我常常说到在华的帝国主义银行，只是因为这些银行是扼住中国经济咽喉的魔手！）我手头没有去年各帝国主义银行的营业报告，我只能根据《统计月报》上刘大钧所摘录的一九二八年的情形。在这一年内，汇丰银行的资本共为二千万元，公积金为银一千四百万元，及金镑合银五千九百三十八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元。除公积金内大都作为外国存金或投资外国票据外，该行手内却有印度证券及殖民地证券达一万一千七百万元。汇丰银行如此，其他银行差不多也是如此。刘大钧先生在那里更写道： “麦加利银行之资本及公积金共有七百万镑，持有政府债券及他种证券共九百二十万镑。东方汇理银行持有法国国防公债十五亿九千三百万法郎，又有国库长期债票等一千六百七十万法郎，而资本及公积金仅一亿一千七百万法郎也。大英银行共有资本及公积金二百七十万镑，而持有之英印两政府证券共达二百九十万镑。华比银行共有资本及公积金二亿四千六百九十万法郎，持有之政府公债及政府担保证券四千六百七十万法郎，于联号银行占有股本一亿一千万法郎。横滨正金银行共有资本及公积金二亿零六百万日金圆，持有政府证券及公债二亿七千八百万圆。”（同《月报》，二十一页） 除银行之外，再譬如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之各种保险公司。这些保险公司的资本虽是专为中国业务募集，但大部份仍投资外国证券，收入的保险费也是如此。刘大钧先生说： “据某公司报告，其款项五份之二，存于中国境内之银行，五分之三投资于抵押及证券。而证券之中半为外国政府之债票及外国公司之股票。该公司之资本与盈余，合并计之，犹不及上述款项总数之半，故其资本完全投于外国可断言也。 “万国中法两储蓄会及外国信托公司亦颇有上述情形，甚至中国政府设立之邮政储金机关亦尝以收入之存款购置外国证券，是真可谓中国对外之投资事实。”（三十五页） 这些事实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出帝国主义尽量的利用各种方法剥削中国的民众，尽量的破坏中国的手工业与农村经济，尽量的吸收中国的财富，但这些财富他们并不用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却用在保效本国的政府，用在发展自己母国的经济。这在任君看来，又是荒谬绝伦的（凡是任君不了解的东西都是荒谬绝伦），然而在帝国主义，这是再自然没有的。 但是当我们说，帝国主义，投资的主要部门，是在借款，银行业，交通工业等等，这并不是说帝国主义的资本完全不投于其他工业的部门。只要有高度利润可得，帝国主义者当然是不会客气，不会落人家之后的。在这一方面，近来表示特别积极的，即为日本帝国主义。最明显的是在纺织工业，以及杂货业方面。关于纺织工业方面，我们已略略说过，关于杂货工业方面，据大坂市产业部调查自去年五月至本年一月，日资本家在上海设立的有： 厂名预定资本（日金）制品种类 上海纸业工厂五千元包装箱 泰山橡皮工厂十五万元橡皮鞋 美芳工厂四万元珐琅器 河野罐头厂二千元罐头 冠丽制帽厂三万元帽子 金属精炼厂十五万元铅制品 日华手染厂三千元手染 金水热水瓶厂三千元热水瓶 加藤电线厂五千元电线类 仁和珐琅厂一万元珐琅器具 中华工厂五千元制鞋业 安川电机厂十万元汽车类 大坂机器制作工厂五万元纺织用品 东华织厂一万五千元领带类 泰昌机器厂三千元机器 自一月至五月；日人在天津设立的有： 怡丰工厂二万元橡皮鞋 泰山胶皮工厂三万五千元橡皮底 世户工场一万元肥皂 田中工场五千元橡皮管 清水工场二万元煤油混炉 高桥工场二千元兽肠象皮制膜 宫崎洋行三千元日本酒 高桥洋行二千元领带 （见五月底上海《日日新闻》） 我有意把这些厂名，资本额与产品排列出来，是为得要使读者看到到底这些工厂是怎样的工厂，他们在中国经济上有怎样的影响。如若我们仔细的把这些数目字研究一下，那我们就立刻可以看出，这些都是规模非常小的，主要的都是出产些日常用品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厂主，都是一些被日本国内大资本家所排挤的小资本家，他们或是在国内为本国的大资本家所吞并，或是移植他们的资本到中国来，利用一些特殊的条件，发展他们的企业。这些小资本家同中国一些土着〔著〕的资本家竞争起来却常常能够得到胜利。但统治中国经济的，自然不是这些小规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资本同最近成立的欧亚航空公司德帝国主义的资本，中国航空公司的美国资本等比较起来，真是相差天地。（即中国航空公司，就有资本一千万元。） 但是就是这些外国工业的发展，同样的受着中国国内市场，即中国民众购买力的支配。我想除了任君等这些人之外，谁也不会梦想在贫穷的沙漠里，会生长出资本主义的蔷薇花。这些资本主义的企业，一时因为特殊条件而产生的，将同样遭到严重的经济恐慌的影响。破坏中国经济，使中国广大的工农群众贫穷到无以为生的帝国主义，以中国经济的破坏，与中国广大民众的贫穷化而为生的帝国主义，当然不能在中国造成资本主义的宫殿！ 总结起来，现在不是中国经济的繁荣，而是中国经济的恐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破坏中国经济，而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它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只有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如象任曙君其人者，才会闭着眼睛梦想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时代！ 六，中国农村经济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任曙君，当然很容易拿海关册上的一些数目字来“证明”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封建剥削占着统治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我想现在不必再同这位中国资本主义的赞美者多费唇舌。我们在这一节中所要批评的是任君所说的：“我们就再指出那被人看作封建经济之中心问题的土地问题来，证明它的关键也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关系”。（原书，二〇一页） 我们现在就同任君来谈谈土地问题。 一开头，任君又表示了他玩弄数目字把戏的特别能力。他在他的大作二百零二页上，引用了这样的一张表： 户口的百分比占有土地面积的百分比 中农（10至30亩）24%13% 贫农（1至10亩）44%6% 富农（30至50亩）16%17% 中小地主（50至100亩）9%19% 大地主（100亩以上）5%43% 这张表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现在姑且不去管它。我们现在只要看任君如何解释了这些数目字。 “表上土地之集中是显然的事实。贫农户口多而土地少，不待言是农村争斗的中心为土地的表明。可是土地之集中，不仅建筑在贫农之失地，而且建筑在中农的失地。中农占有土地之少，不是自足自给经济破坏的证明吗？所以土地之集中，与贫农与富农地主之对立，都完全由于封建生产之破坏，即资本主义关系之形成”。（著者加圈——梦云） 这里任君所看到的，只是中农占有土地之少，自给自足经济的破坏，所以完全是封建生产之破坏，即资本主义关系之形成。这就是任君从这张表上所得到的唯一结论。但是土地集中到谁的手里呢？这对于任君是没有兴趣的。 就是从任君所引用的表上，我们也可看到占户口数只有百分之十四的中小大地主，却占有百分之六十二的土地的面积。这就是中国的土地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不是很显然的吗？下面他又列举中国佃农所占全体农民的百分数。他说，佃农在 “福建和浙江等省区，当全体农民百分之六十一至八十之间；其次是江苏，辽宁和湖北等省区，当全体农民百分之五十一至六十之间，又其次是河北，河南和黑龙江等省区……这是表现因封建剥削关系而土地集中吗？抑或因资本主义关系而土地集中呢？问题亦是不待辩而自明的”。（原书二〇四页） 接着他又拿广东与江苏佃农数目的增加证明： “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愈发达。反之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地方，土地愈集中，土地的集中与资本主义的发达相依为命”。（原书二〇五页，著者加圈——梦云） 这就是任曙君对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全部“理论”！ 从上面任君自己所引用的表看来，这些土地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但是谁是地主阶级呢？任君除了肯定这一地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明。 我为得要说明这一问题，不能不从最近在新生命社出版的严灵峰先生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上，找到一些说明。虽是在这一部书内严先生大发雷霆，大骂任君为“侦探员”，为“机会主义者”，然而任君与严先生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并无两致。（很抱歉，我的文章做到这里，才拜读了“有特殊见解的”严先生的大作。“别开生命的《动力》杂志”我虽也见过一两次，但总没有拜读过里面诸位先生的大作）。 严先生对于中国今日的地主阶级这样的写道： “中国今日的地主们，对于农民的剥削，主要的目的，却不在于农民直接供给他们一切必需的消费品，而是要在地租的形式之下交给地主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流行而时髦的商品——生产物或货币——至于这种地租，由地主看来，是他的耗费购买土地的资本上应有的利息，由农民看来就是他自己劳动力所创造的一部份剩余生产物，不过这种剩余生产物是他自己之社会必需的剩余劳动所造成的罢了”。 严先生更接着说： “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商品侵入农村更急剧地促使广大的农民破产，农民破产的给〔结〕果脱离土地，农村生产更趋衰落，于是乎使旧时靠着农民为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领主，贵族，官僚，也因此站脚不住了。所以，不但一般因受商品经济侵掠而结果之贫困的农民，要出卖自己的田地，即旧式的贵族宗室也要将自己的土地整批出卖的。其次，城市的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已开始发展，但大部分还是操在帝国主义手中，民族工业以资本积累的薄弱，不能与帝国主义工业对抗，于是拥有小数货币的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者，便趁土地上投资轻，本利厚的机会，出买其土地来了。这是新式地主发生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〇五——一〇六页） 如若把严君的主要意见总括起来，那就是说，中国旧式的地主，因商品侵入已经同他们的农民一起破产了。现在的地主是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的地主，是新的地主，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同城市资本家剥削工人一样。 虽是严君在有些地方表现了骂人的特别才能，然而在骨子里，严君同任君同样的对于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丝毫的了解。 任君难道会忘记，远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商业资本已经得到不小的发展。远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前，商品经济已经使某一部分地主破产，而出卖他们的土地，某一部分商人，高利贷者，或是官僚，因为货币的积累而购买了土地。或者因为某一部分地主，因为同时经营商业，经营高利贷，而更扩大他们的土地。在那时，难道这些地主已经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 我想我们研究中国的地主阶级，不是在研究他们的出身，而是研究他们怎样剥削中国的农民，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判断中国的地主还是资本主义化的，还是封建的。不然，你研究一辈子，还是研究不出一个结果来。因为谁也没有法子专研究中国每一个地主的家世，考究他们的出身呵！ 但是中国的地主，究竟怎样剥削他们的农民呢？是否象严君所说的，同城市资本家剥削工人一样的呢？当然不是的！ 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实际上并不由地主拿来利用新式的机器，雇用劳动者来耕种，而是把它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租佃给无地与地少的农民。所以在中国农村里，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中到地主阶级的手里，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却是分散给千百万农民的。这难道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所做的勾当？难道这同过去封建时代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利用新式生产技术，雇用工资劳动者经营自己的土地，这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的唯一记号。然而正是这种记号是中国地主所没有的，这也说明，为什么任君严君等不能不从地主的出身去证明他们的“理论”的缘故！ 至于这些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田地上所生产出来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奉献给地主。如若届时不能交纳时，地主就能用武力强迫佃户交纳。这种不用任何工资的代价做掩庇欺骗的公开露骨的剥削形式，请问同封建时代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形式，有什么区别？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第一，必须在法律上是“自由的”；第二，必须对于一切生产工具是“自由的”，就是说，他必须没有任何生产工具；第三，资本家付给他的工资是拿恢复他的劳动力的至少限度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但是中国佃农呢？第一，在法律没有任何“自由”，就是这括弧中的自由。第二，他们自己还有一些原始的生产工具，他们就拿这类原始的生产工具耕种他们的土地。第三，他们把田租交纳出去之后所剩下的经常的不够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而经常的利用高利贷度日。换句话说，田租不但取去了他们的一切剩余生产品，而且也取去了他们工资的一部分。难道我们能称这类的农民为工人吗？ 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地主的一部分政治的特权为货币的权力所代替，使农民的田租，一部分（只是一部分）从自然品的转为货币的，但是这对于剥削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中国的商人，资本家，高利贷者，军阀，官僚，所以要购买或掠夺（掠夺的形式，现在还是很普遍）土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正是为了实行封建式的剥削。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投资到土地中间，同投资到工业中一样，为的是要取得平均利润。在中国农村中间，这种平均利润是没有的。可惜关于这种政治经济学上的专门名词，任君严君完全不懂，所以也只马马虎虎说些什么“由地主看来”，“由农民看来”是“资本上应有的利息”，是“他自己的社会必须的剩余劳动所造成的剩余生产物”这些似通非通的话。所以同这类人辩论，有时恐觉得有些对牛调琴的不快的感觉。 然而不必要怎样丰富的科学知识，就是普通的一个稍有头脑的人，也会明白，中国民族资本家不能在工业方面立足以至把资本拿来购买土地，收租过活，一定是因为在乡村中间他可以更利害的剥削农民。他现在不必象工业资本家那样，要天天提心吊胆的去经营，他现在只要安安静静的坐着吃就行了。当然土匪来的时候，农民起来捣乱的时候，他还是不能不用一些心思专同土匪与暴徒做斗争！他还是要设法组织团防与民团，来保护他自己，以继续他对于农民的剥削。当然这不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化”，而是资本家的封建地主化！ 对于农民的剥削除了地主之外，还有商人与高利贷者。这些商人，他们利用农民的困难情形，廉价的收买农民的生产品，再转卖给比较大的出口商或城市的商人。他们在这中间所赚的钱，同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资本家所分得的一部分利润带有完全不相同的性质。他并不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资本家那样，因为他代替工业资本家，把商品从工厂传达给消费者而分得利润的一部分，而是由买价与卖价的相差中来的。这种商人，在封建社会中是常有的。至于利重至于每月二分以至十分的高利贷，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借贷资本完全不相同，那更不用多说了。 在中国农村中，很多的地主，同时就是商人与高利贷者。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真是无孔不入。农民今年如若交不出田租，那就当做农民对于地主的借款，拿高利贷的利息来计算。农民要出卖谷子或棉花时，他在乡村中所能碰到的主顾又是地主，又不能不廉价的出卖给他。不论在那一方面农民都受损失。这种各方面的剥削，当然使农民只有破产，或者变为地主的奴隶，或者流为乞丐，土匪，以至冻死与饿死。 但是我们这种意见，当然是严君所反对的。严君说： “中国现在有许多商业资本都是带着买办的性质，而不是专门从事利用两方孤立而隔绝的生产者从中垄断用欺骗方法取得高额利润，而是一方面的城市大商店为帝国主义或民族工业部门销售商品，这种商业利润，只是从工业部分中抽取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取买办形式专门为帝国主义即直接属于外国资本家的买办或本国工业资本家，由生产部门中抽取一部分资本向农村购买材料；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隶属于生产部门的商业资本，这种商业资本已失去自力的‘独立’和‘优势’了”。（同书，一二九——一三〇页） 严先生真是善于创作似是而非的文章的大匠！他的整本大著就是这类似是而非的理论的杰作！我们同他争论，商业资本在中国乡村中，怎样剥削农民，他就会同你讲许多“城市的大商店”，许多变成工业资本家的商人，以及什么“隶属于生产部门的商业资本”等等牛头不对马嘴的话。然而他究竟怎样证明中国商业资本是资本主义统治时代的商业资本呢？他说，一方面因为“中国现在有许多商业资本都是带着买办性质”都是为“帝国主义或民族工业部门销售商品”，另一方面又因为“取买办形式专门为帝国主义……向农村购买材料”，“所以它不是专门从事利用两方孤立而隔绝的生产者从中垄断用欺骗方法取得高额利润”，而“只是从工业部门中抽取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一部分”。 实际上，这样曲曲折折的“绝妙好词”，无非说，中国商业资本带有给帝国主义和民族工业做出卖工业品与购买材料的买办性质，所以它的利润不是利用两方孤立而隔绝的生产者从中垄断用欺骗方法取得的，而只是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部分。 我现在要问一下严君与读者，为什么商业资本而一带有买办性质，就立刻会从封建时代的变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商业资本呢？ 这除了证明严君这一段议论，是在给中国的商业资本家或买办阶级做辩护士以外，不能证明任何论点！ 研究中国商业资本的性质，主要的不在问它给什么人做买办，给帝国主义者或是民族资本家，而是问它怎样做买办。如若严君少做些骂人的“斗争”，而肯虚心地专一研究这一问题，那对于严君关于中国经济的了解一定有绝大的帮助，因为这问题的解答不但可以了解到中国商业资本的性质，而且也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如何剥削中国的农民群众！ 同帝国主义有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的买办，以及一切在中国乡村中间来来往往的商人高利贷者，他们利用他们的货币，利用同国内国外市场不能直接发生关系的农民的困难与他们对于他们生产品市价的无知，尤其是他们对于货币的急迫需要，用垄断，欺骗以及强迫的方法，廉价购买农民的生产品，这是人所共知的普通现象。我想这除了给中国买办做辩护士的严君外，谁也不能否认的。譬如在我手头所有的仅少的普通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书上，也可以找到不少这类普遍事实的叙述。 “中国农家常以经济困难，又无合作的习惯和组织，遇着急需款项或物品的时候，往往贱售农产品或预售农产品或举行赊欠，买卖均受莫大的损失。……分析研究，居间的商人固是一个剥削的拿手，而交通不便，运输困难，苛捐……也是同样的损害农家。阅者如不相信，可以事实证明，下表便是乌江农家出售棉花的损益： 乌江农家出售棉花每包损益的比较 售价改良棉花普通棉花 在本地出售32,00元30,00元 售与无锡纱厂42,00元38,00元 打包，运输，保险入栈等费3,16元3,16元 实收利益38,84元34,84元 由合作社代售所得的利益6,84元4,84元 “观察上表，可见由合作社代售的价格比较农家在本地出售价格，改良棉花每包可多得六，八四元，普通棉花每包也可多得四，八四元，……然此种售价，据报告所说，还是价格低廉，运输困难时的标准，若在平常年份所得可以更多。由此足以证明农家所受的损失一定不小了。这种损失，必为居间人所剥削无疑”。（见中华书局最近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古梅编著，二〇四页） 同书作者，更引用了民十八年十月立法院统计处在各乡村调查的“上等粳米在乡村和市镇出售价格的比较”。表很长，我现在只摘取其中最能表示出这一相差的几处吧。 地方乡村的价格邻近市价格 百分比 江苏省句容县土桥村33,0元14,0元 92,8 同,扬中县，三圩埭14,0元15,5 90,3 安徽省宿松县9,8元14,5元 67,5 同，秋浦县占村8,0元9,0 88,8 湖南省临湘县泾港10,012,0 83,3 浙江，义乌，东郭联合10,012,0 83,3 ……（见同书，二〇五——二〇七页） 但是这些统计还只是一些市镇价格与乡村市价的比较，实际上商人高利贷者对于农民的剥削，还不止此。 我现在想从我手头所有的一本关于东三省金融的书上，找一些普遍的例子，给严君与本文的读者看看。当然，在严君等看来，东三省是全中国最富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省区吧。 侯树彤先生在他的《东三省金融概论》上讲到钱庄与农民的关系时写道： “钱庄之贷款营业，恒限于接济城市商民。中小各钱庄，间亦有贷资于农人者，惟另以一种‘批粮’办法行之。每年旧历六七月顷〔间〕，年景丰歉，大体分明，而时正青黄不接，农民需款孔〔很〕亟。钱庄于此，常以现资接济农人，预约俟秋成后，以粮豆抵偿。实际本为一种贷款，而形式则为购买期粮。凡粮豆之价格，及交代之日期，皆预先议订。其期限愈长者，粮价愈小。其期限愈短者，粮价愈昂。盖此种‘现钱期货’交易，粮价以内，须扣除贷款利息。故期限愈远，所扣之利息愈多，粮价亦从而愈低贱也。此种贷款办法，在钱庄名日“批粮”，在农人名日“卖青”，风行吉黑两省，可谓农村金融中最主要之制度。钱庄而外，粮栈，烧锅，当铺及杂货商为止者，尤伙。所获盈利，以月息计之，率在十分左右。就哈尔滨附近言，十七年旧历七月一日批粮，每车（中东路货车容粮七十石）大豆，平均行市约值哈大洋一千三百元，比至十月一日，新粮上市时候，最高行市曾至一千七百五十元。是以一千三百元本金，于三月期内，竟获利四百五十元。约略言之，合月剌〔利〕十一分五星强，可谓骇人听闻。然此犹非极端之例证也。沈海路沿线，东丰西安各地带（俗呼东山里），十七年旧历七月一日批粮行市，大豆卖青，平均每斗价奉小洋二十二元。迨十一月一日新豆上市时，市价便为每斗四十七元。计四阅〔个〕月间，可获纯利，已超过母金，约合月利三十分弱。农人所受之剥削，可想见矣。”（《东三省金融概论》，一九四——一九五页，梦云加圈） 中国的钱庄，粮栈，烧锅，当铺以及杂货商等等当然是中国乡村中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标本代表者，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是否象严君所说的，“只是从工业部分中抽取工业资本家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我想除了严君以及他的朋友之外，稍为了解一点中国实际情形的人，都不会这样说的。 帝国主义者在通都大邑，就经过那些大买办取得高度的利润，而这些大买办又直接间接的经过这些统治乡村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不论是三位一体，或二位一体，以至一位一体）来剥削中国的农民，譬如帝国主义者要把中国的大豆，运往外洋，帝国主义者，就把资本给中国的大买办，而大买办就经过这些居间人，到乡村中去贱价收买。结果得到高度利润的，不但是帝国主义者，而且也是中国的买办，以至一切这些居间分子。帝国主义者，不必要想种种方法，把资本投到中国土地中间，改良生产，以取得廉价的生产品。他们经过这一剥削的系统，就能够在中国取得廉价的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实际上，帝国主义除了利用买办，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间接剥削中国的农民群众外，它还亲自出马，对于中国的农民实行高利贷的，封建地主的，以及奴隶式的剥削。最明显的例子，是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在满洲所做的营业。这一组织在东三省，利用它所有的种种特权，用高利贷放款给贫苦的农民，强迫农民给它做苦工（实际上这与封建时代的徭役无异），使农民不能自由行动，把农民变为它的奴隶。 这当然不是帝国主义对于我们大中华民国，特别的赐与，这在非洲，在南美洲，以及亚洲的印度，南洋群岛等许多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上，差不多是很普遍的现象。南洋群岛荷兰资本家对于中国的“猪仔”的剥削，难道是资本家对“自由”的工人剥削，这是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剥削！ 所以，在我们看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过买办（或是不经过），利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中国农民实行封建式的剥削，同这些乡村中的封建势力结成同盟，拥护他们的统治，同他们共同宰割中国的民众，实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对于严君这类人，这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高叫着：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他对于封建的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严著，一二四页） 文明的进步的帝国主义，怎会同野蛮的落后的封建势力联合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最反动的理论”！ 当然揭破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奴役民众的真相，在帝国主义者，以及帝国主义的辩护士看来，当然不能不是“最反动的理论”！ 剥削中国农民群众的，除了上述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外，最出众的，当然是中国的军阀。至于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军阀扩张它的势力范围，军阀怎样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而存在，以至军阀如何征收苛捐杂税，如何封马封牛，如何举行军阀混战，如何屠杀民众与破坏中国经济：这是人所共见的事，多在〔用〕篇幅去描写这许多事实，我想完全没有必要吧。 但是严君在他的大著里却说： “中国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军阀制度，不但帝国主义尽量想利用去统治中国扩充自己经济的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势力，而中国资产阶级不管是独立的，买办的，半买办的，也想利用来扩张自己的利益，然而，结果，不管帝国主义占取全部统治也好，中国资产阶级在刻苦可怜的挣扎中侥幸发展也好，总是使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势力扩大。”（同书，一二六页，梦云加圈） 对于这种违反任何事实的空洞的“理论”，我们当然是很佩服的。然而这是什么样的“理论”呢？ 实际上，中国现存的军阀制度，是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把中国划分成许多势力范围后，依靠帝国主义，依靠封建剥削而存在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在每一军阀统治的区域内，除了对于帝国主义绝对尊重外人生命财产，对于各种各样体面商人资本家地主等须互相客气之外，对于广大的民众，可以任意征收苛捐杂税，可以任意强迫他们做苦工，可以有完全生杀与夺之权。这同封建时代封建诸侯对于他们统治下的庶民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所不同者，就是封建诸侯在他统治区域内自己是主人翁，而中国的军阀则同时是某一帝国主义的工具。 但军阀对于中国民众的这种剥削，这种特权，在严君等看来，无非为得要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看吧，在军阀统治之下，中国民众不是变成更其穷困，更其没有出路，中国的经济（不论是工业或农业）不是更其破产，灾荒的区域不是更其扩大，军队土匪的数量不是更其增加吗？但一切这些，说道都是为得要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有些人说，中国军阀利用这种剥削方式取得来的钱财，等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的原始资本的积累。这实际上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论调。中国军阀的金钱，除了一部分用于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而豢养大批的军队外，大部分都是储蓄在外国的银行里，为得预备一旦失败后，能够到租界上过他们优裕的岁月。同时，他们还购买地皮，购买股票等这些最靠得住的交易。他们并不愿意把他们的货币变为经营生产事业的资本。 当然，也有些军阀，把他们一小部分的货币用在开设工厂，但这种百分比几乎小到不能诉说的。这种生产的事业，对于军阀们实不过是一种不关重要的副业。读者试思，中国民族资本家尚且因为民族工业发展的困难，而把他们的资本投到土地上或其他更有利的投机事业中去，何况军阀。 至于中国军阀同地主，买办，商人与高利贷者关系的密切是不成问题的。军阀制度的存在就依靠这些封建的剥削者。不但这样，每一军阀，往往自己就是地主。就是买办，就是商人与高利贷者。东三省的那些军阀，他们不但给日帝国主义当买办，而且自己还开设钱庄，发行各种各样不兑现的奉票与军用票，收买东三省的各种特产，拥有千万亩的良田沃野。所以每一军阀，必然的是地主，买办，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代表。 同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有密切关系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然也同军阀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成许多势力范围，造成各个区域的市场，所以每一区域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同这一区域的军阀有不可分离的政治上的与经济上的关系。在保护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受他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竞争，尤其在保护他们不受到工人阶级“捣乱”的损失这许多点上，军阀当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也常常提出一些统一中国，发展实业等空想的口号、提供给军阀，做军阀相互斗争的旗帜！但是不断的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的竞争，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工业，没有发展的可能，这不能不常常使民族资产阶级表示些“不满意”。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军阀，他们也就很难存在。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呆子，他们也是善变的分子，他们难道不能利用他们的资本，做些有利的事业吗？当然能够的。这是说明，为什么他们的资本，近来也逐渐投向股票，地产，钱庄，银行等方向去的缘故。 广大的中国农民群众，就是处在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重重压迫之下，他们的不安分，他们的起来做反抗的革命斗争，实是这种压迫必然产生的结果吧。然而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说的。 我现在还要说的，就是在中国乡村中间虽是封建的剥削占统治的地位，然而这并不就是说，那里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相当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侵入中国农村，当然使农民内部起了相当的分化，使农民阶级内部产生了贫农中农与富农的阶层。但是正因为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势力在农村中占着优势，中国资本主义不能独立发展，以及长期的经济恐慌，所以这种分化一方面使广大的农民群众贫穷化，乞丐化，使他们不能到城市中变为无产阶级，而去当兵，当匪，或者大批的冻死与饿死，使地主们更加容易地利用他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紧对于他们的剥削。另一方面，乡村中因分化而产生出来的富农，也因为同一原因与其把他们所积累的资本投入土地，自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还不如拿钱购买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对农民实行地主的剥削，或是做投机事业与高利贷更为有利。正因为这原因，在中国农村中产生了任君所认为荒谬绝伦的半地主的富农，这是说明为什么当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消灭地主与平分他们的土地时，他们不能不而且必然要反对到富农的缘故。 当严灵峰君论到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对于中国农民分化的这种特点没有丝毫的了解。他从一百十一页到一百十五页差不多完全照抄了俄人华林先生的文章（见《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前途》，李麦之译，七一页——八七页），所不同的，就是华林以此来证明，中国农村中已经开始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虽是主要的矛盾是封建地主与农民，而严君却以此来证明中国的农村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严君在这种地方，的确表示出了他的抄文章的特别能力！…… 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资本家，富农等重重剥削之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现在无疑的，是处在一个长期的恐慌崩溃的时期。世界经济恐慌，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跌落，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号称数千年来以农立国的国家，现在不但要把工业品从外国输入，而且主要的农业品，如象米，麦，棉花等等的输入，也逐年增加。据一九三〇年海关报告册的统计，去年米的输入，竟达一九・九二一・九一八担，值一二一•四四二•〇五一关平两。这不是骇人听闻的事吗？然而这是农村经济崩溃过种〔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 农村经济崩溃的最明显的记号，莫如灾荒区域的增加。所谓灾荒，当然不只是水灾与旱灾，而且也是兵灾与匪灾等各种各样的灾害。这些灾害，当然不是天意，而是人祸。只是因为河道的经常不修，水利工程的不兴，旧的灌溉事业与闸灞〔坝〕等的崩坏，农林的不事讲求，所以雨水多些或少些，可成为水灾或旱灾。至于兵灾与匪灾，那更不用说是人祸了。此外，在重重剥削下的农民，不能不年年缩小他们的生产，以至完全抛弃不能给与他们任何东西的土地，而流为兵灾，再进一步的来破坏农村经济。在全中国现在差不多没有一省没有灾荒区域。即以今年的一次大水灾而论，受到重大损失的已经有十六省之广。今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万万人口，变成了灾民，等待着饿死，病死与冻死。 然而一切这些，在任君等看来，都是促进中国乡村中生产力的发展的！ 但是，在我们看来，要发展中国农村中的生产力，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商人，高利贷，资本家与富农的统治，只有消灭中国农村中占着统治地位的封建的剥削。然而这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吗？ 七，革命性质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我们和任君等对于中国经济性质不同的估计，当然会得出对中国革命性质的不同了解。任君既然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自然中国的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然而任君也说中国的革命是土地革命！ 综观任君的全部大作，任君对于中国土地革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实际上没有丝毫的了解。他只是把这许多名词连接在一起，乱七八糟胡说一阵，把一些人的文章乱抄一下，甚至把俄国马札亚尔的话抄上去当做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话，说这就是“理论”，真不免令人肉麻不止！ 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现在任君既不主张打倒帝国主义，不主张消灭封建剥削（这些东西，在任君看来，都是人家在造的），那末还有什么土地革命？老老实实说社会主义革命就完了，还讲什么土地革命？这是一。 一切少数派的“著作家”（客气些，称他们为著作家吧——梦云）都认为假使这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革命是民主资产阶级的革命，那一定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君也就是这一类人；在任君头脑中死也不会想出，除了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土地革命的“十八世纪的勾当”之外，还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土地革命的二十世纪的勾当！ 任君等根本不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动力，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与农民。他们所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就等于打倒资本主义。却正相反，在打倒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资本主义反而能得到更快的发展。这一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所以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 无论任君与严君等怎样乱七八糟说得天花乱坠。，然而在他们估计中国革命的动力时，他们从没有把占中国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放在眼里。他们除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外，看不到其他任何阶级，虽是他们嘴上说些“革命的性质由于社会的阶级相互关系来决定”（严著，一五〇页）的空话。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托洛斯基主义者对于这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从来不能了解，而且也不肯了解的。 他们总是这样的想：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革命，既然中国的革命也要打倒资产阶级，那当然没有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他们根本不了解，需要打倒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农民群众，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而是为了要肃清一切阻碍他们发展生产的封建残余。他们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有勇气反对地主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向他们的私有财产进攻，以至主张，“土地的社会化”，以至拥护“土土地国有”的口号，然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共产。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想取得他们自己的私产。 这种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的革命，与他们的政权——工农民主专政——的建立的观念，在任君等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关于这一点，他们的“革命大师”托洛斯基先生最近还做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认为这是最反动的主张。最反动的，因为它主张领导这数千百万的革命农民，先行取得工农革命的胜利，抛弃对于这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坐在自己家里，空喊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革命的”托洛斯基主义的精髓！ 在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之中国无产阶级，绝对不能跳过这一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谁想跳过这一阶级〔段〕，谁就会使中国目前的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谁也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为只有与广大的农民群众在一起，中国的无产阶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组织广大的贫农群众于自己的周围，进一步的去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 所以不但从客观的任务上讲，而且也从革命的动力上讲，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这是第二点。 土地国有，是土地革命的最后的一句话，即是土地革命的最彻底的实行，因为这是消灭中国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的最彻底的办法。但是土地国有的时候，必然是工农政权——工农民主专政——在主要的许多省份成立的时候，即是无产阶级能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所以这口号的实行在那时更将帮助工人阶级进一步的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时，土地国有将是趋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的开始。 根本没有闻过李银（应该指列宁——录入者）主义气味的任君，在这里引用了李氏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说过的下面一段话： “现在的时候，革命又使土地问题，比之一九〇五至〇七年成为一个更大更深更紧张的问题了。……战争使参战国落入向所未闻的痛苦，同时战争又非常迅速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垄断的资本主义变成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无产阶级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即指广大的农民群众——梦云注）不能限止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 “在这样情形之下，土地政纲中的土地国有，必然要有另一个形势了。就是土地国有已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字，而是趋向社会主义第一步的开始。……组织模范式的经济”。（《俄国农民问题与土地政纲》二八二页） 任君想拿这一段话来证明土地国有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引用了李氏的话，这真不免太滑稽了。想来任君从没有知道过，从二十世纪之初起一直到二月革命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土地政纲上明明写着土地国有的主张，但是布尔塞维克并不以为那时俄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吧。却正相反，李银等曾再三指出托洛斯基企图跳过民主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主张，实是倒置的少数主义，是俄国革命的取消主义者。当然，关于这些是任君等所不愿意讲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引用李银的话，只是为得要反对李银主义！这是他们的祖宗托先生的惯技！ 拿李银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说的话，来反对李银在二月革命以前所说的话，这除了有意曲解李银主义，对李银主义实行污蔑外，没有其他的意义。明明是反李银主义的托洛斯基主义，一定要利用一些李银的话做遮掩，真是何等的卑劣！ 更进一步说来，土地国有虽是土地革命的最后一句话，虽是没有超过革命的民主资产阶级性的范围，然而这一政策，不一定在一切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中所能实现的。在某种客观条件之下，这一政策，可以在民主资产阶级〔段〕革命的范围之内，实现出来，在另外一种条件之下，这一政策一定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内，才得实现。所以很明显的，革命的性质，并不以这一口号的实现与否而决定。这关于土地国有的口号是如此，就是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也何尝不是如此。譬如俄国的二月革命不但没有实现土地国有，而且也没有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中国则不然，在中国有些工农民主专政已经成立的区域，地主的土地已经完全没收，而且已经平均分配了一切土地。为什么？因为革命所处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但这是不是等于说，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吗？在任曙君等的“辩证法”看来，这也许是可能的吧。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国革命所以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不但是因为客观的任务没有完成，而且也因为革命的动力是工农的。中国现在所有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革命现在所要建立的，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有中国目前革命的取消主义者，才会拿将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空话，取消目前工农的革命！ 说到这里，我还很想告诉读者，任君等对于他们所最欢喜用来做攻击对方武器的二月革命的例子的本身，同样的表示了空前的不了解。 任曙君严灵峰等，只是利用李银在二月革命后所说的，政权已经落到资产阶级的手里，所以民主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了的话，以此来证明中国现在用不到任何工农民主专政，因此他们还公开的反对在目前的中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他们完全不了解二月革命的特点，就是两重政权：一方面是没有任何权力的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一方面，是有大多数民众拥护的工人与兵士代表苏维埃，在“论两个政权”中，李银说： “我们革命的奇特之点，大部分就是在他造成了两个政权。这件事实首先就要认清，因不了解这问题，即不能前进。 …… “两个政权在什么地方呢？他在这一点上，就是除临时政府（资产阶级政府）之外，还成立了现在很柔弱的处在萌芽时期，但实际上已是无疑地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别一个政府：——工人兵士代表苏维埃。 “这另一个政府的阶级成份怎样呢？无产阶级与农民。这个政府的政治性质是怎样呢？这是革命的专政，即直接依靠革命的夺取，不按集中的国家政权所颁布的法律，而由民众直接从下创设起来的政权。这并不是一种存在于国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国家里而统治于欧美各先进国家的那种寻常形式的政权……”（《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二七——二八页） 在“我们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中，李银也同样的伸说这一特点： “我们革命中最主要的特征，最是令人深思熟虑的特征，即是在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天内所形成的两个政权。 “两个政权，表现于存在两个政府的事实上：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资产阶级政府，即尔伏夫辈的临时政府，在他掌握中，有全部的政权机关。此外还有补充的，附属的，监督的政府，即彼得格勒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他手中，没有国家政权的机关，可是直接依靠于显然的无疑的大多数人民，依靠于武装的工人和兵士。 “两个政权的阶级来源及其意义，就是在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不但废除了全部沙皇的帝制，不但把全部的政权转给资产阶级，并且还往前达到了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那种上述阶级的专政”。（同书，五九——六〇页） 对于二月革命的这一特点，是一切托洛斯基主义者所不愿意讲的，因为这不免违反了“打倒沙皇，工人政府万岁”的公式！一切不合于托洛斯基主义的东西，都应该削去或缄默不言，这样才能把李银主义曲解成为托洛斯基主义。 “工农民主专政在二月革命中已经实现了”这是任曙君等所不能了解，也是不愿了解的。因此，他们也就不能了解二月革命，不能了解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不能了解李银主义的全部策略。以至托洛斯基不能不在十月革命之后，在“十月革命教训”一文内，说到十月革命后，李银主义的“重新武装”了。（关于这些问题，将专文论及） 因为二月革命有那种特点，所以李银那时批评了加米尼夫的错误。加米尼夫的错误，正是和任曙君以及一切托洛斯基主义者一样，在于不了解这一革命的特点。他们中间不同的，就是加米尼夫根本认为那时还没有工农民主专政，所以还要求有一个这样的政权的实现，而任君等则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工农民主专政，而且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专政。 可见任曙君等，反对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而想跳过这一阶段的思想，实在不是偶然的。但这一错误，实际上等于去取消革命！ 我重复说，中国现在所要建立的政权，是工农的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工农民主专政，当然同俄国十月革命中所实现的，一定不相同，中国不会有那样自己握有政权，而又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府的工农民主专政，这是很显然的。中国的工农专政将实现很多在俄国二月革命中所不能实现的任务，这也是无疑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不同是必然有的。 但是能够因为中国的民主专政，能实现许多民主资产阶级性的任务，同俄国二月革命不相同，所以就说那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吗？ 为〔当〕然不！这是我所要说的第三点。 最后，任君写道：“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而不是‘促进’资本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前途”！（原书二〇六页——著者加圈——梦云） 我想这样不通的文章，只有任曙君做得出。既然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那还有什么土地革命，还有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社会主义的革命，而还说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真是莫名其妙！ 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土地革命，实际上对于任君这类人，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只是为得要使人家相信他们，他们也是主张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所以不能不拿这些名词来乱用一顿，结果闹出这样的笑话！ 中国的土地革命一直到平均分配一切没收的土地，一直到土地国有，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他不但不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这土地革命，是反对大资产阶级的，但对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却是有利的。 然而这土地革命成功后，并不将在中国开辟一个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前途，而是将开辟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它在革命中，终不停止于工农民主专政，而将进一步的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那时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关于中国革命转变的问题，我想这里没有多谈的必要。然而只有了解到中国革命转变问题的人，才会了解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 很明显的，革命的转变问题，在任曙君等是不存在的，虽是他们嘴上吹着什么“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落到他们的手里，就会变成“断送革命论”！这虽是很可悲的事，然而这是事实！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日本东京 （录自《读书杂志》第1卷第4、5合期，1931年8月1日出版）
中国经济的性质是甚么？——评中国几位社会科学家的见解——思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的性质是甚么？ ——评中国几位社会科学家的见解 思云 一 现在中国的社会，在世界变动的影响之下，其自身急激地变动起来，在中国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感觉在变动过程中自己生活的不安，自己和社会的联系密切，而切迫地需要认识现在中国的社会是什么。 同时，在中国社会急激地变动的状况之下，中国的社会科学受着世界社会科学的影响，虽然不是取着一直的线路进行，也有了迅速的进步准备着认识中国社会的精神的条件。 在这种条件之下，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就都根据自己的立脚点用自己的方法来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其第一要认识的是中国社会之经济的基础，是要看中国经济的性质如何。 所以，中国经济的性质是甚么的一个问题，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提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成为纷纷争论不已的一个中心问题。这种争论到现在还没有终结，依然是继续下去。 这种争论的存在和其继续，使一部分想认识中国社会经济的智识青年，一时之间感觉自己理解的混沌，中国经济的性质到底是甚么，暂时成为在他们脑中想解决而不能解决的哑谜。 中国经济是中国政治的构造所立脚的基础，认识中国经济的性质的前提，对于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混沌，也必然对于中国政治性质的理解糊涂，即不能认识现在中国社会的构造性质。 对于中国社会的构造不能理解，同时对于中国社会的变动也无由理解，因而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条件方式和策略也无从得到根本的理解。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目前极其切迫的需要，不只在理论上是目前必须解决的一个疑问，并且也是实践上不能不解决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根据社会科学的根本观点用以科学的方法来观察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经济的现状，来下以〔些〕解剖分拆〔析〕的工作，规定中国经济性质所在，批评中国几位社会科学家的主要的错误，以阐明中国经济的真正性质。 二 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我们现在规定而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解决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的问题以前，先从社会科学上来看什么是经济，把这解决了以后，再用这根本的观点来解决我们所规定的问题。 我们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来，所谓经济就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力所决定，人与人在其生活之社会的生产上所结成的一定的必然的客观的生产关系，简单的说来，就是由一定物质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 因此，我们为要理解经济是什么，现在需要理解物质的生产力和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什么。这是我们对于经济的根本理解，不用说同时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性质所必须的基础智识。 这就是说，我们要认识一个社会必须先认识其经济的基础，要认识社会之经济的基础必须认识其构成要素的生产关系和决定生产关系形成社会基础的基础之物质的生产力。 这在一定生产关系以至于一定社会关系下的物质的生产力，是由各种力量结合而形成之总的力量，或者也可以说各种力量的结合力。我们把构成生产力的各种要素分析起来，共有自然力劳动力和劳动手段三者。 第一、自然力。植物的成长动物的繁植和矿物的结成等等，无论是无生物的形成和有生物的成长，都有自然的力量作用于其间，其形成和成长可以说是自然力的表现。诸种产业之中，特别是农业牧畜业水产业，与和矿业和自然的关系特别密切，依赖自然处也特别多。 自然力的大小，由自然的条件的良否决定，例如：土地肥沃雨水时行阳光时照，植物的成长就迅速同时其结果也良好；草木繁茂虫饵伙多别无迫害的东西存在，动物的成长就快其繁殖也速。 第二、劳动力。这不用说是劳动者所具有脑髓筋肉神经手足等等足以劳动的能力。人类的生产，根本地要依赖自然和自然发生关系由自然获得其物质的生活资料。但是，自然供给人类以物质的生活资料并不是无代价的供给，必须以劳动为代价，劳动就需要劳动力的支出。不只是自然物的获得如此，即如工品的制造也是同样地需要劳动力的支出，愈是精制品，愈是多量劳动的结晶，愈需要多量劳动力的支出。 劳动力的大小，由劳动人口的多少，劳动者的体质，熟练程度和劳动组织等等来决定，即其人数愈多体质愈好熟练愈高组织愈进步其生产力愈大，反之则愈小。 第三、劳动手段。即工具和机械。人类的劳动和动物的劳动不同在于不是赤手空拳地劳动而是使用劳动手段的劳动。人类使用其所创造的劳动手段实行劳动的时候，可以补自然的器官的不足越过自然的器官的制限而大大地增加生产力。 劳动手段的生产能力大小，由技术科学的发展程度决定，即技术科学愈发达，制造出来的劳动手段愈精，其生产能力愈大，尤其是工业发展成为机械的时候，生产能力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三 我们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来观察现在中国经济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程度正可以测定中国经济的发展程度认识中国经济的性质如何。因为有一定发展程度的生产力必定有与之相适应而被其决定的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力不只是有决定经济的力量，并且还是经济发展的测定器。 第一，我们先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一部分的自然力看其状态和其发展的程度。自然是供给人类以物质的生活资料之根本源泉，是人类生活的根本基础，其力量的大小固然要由自然的条件良否来决定，同时也要由人类对自然的关系来决定，就是自然不是单独孤立地存在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发生关系的自然的时候，要看人类对自然作用的程度变化自然的程度来决定其力量的大小和其发展程度。 不用说这样的自然力不是单纯的固有的自然力，而是在人类推动助长下的自然力，不能纯粹地表现其自身的力量，但是由人类对于自然的作用变化的程度却能表示自然力的发展测定经济的发展程度。 我们从这种观点来看自然力在中国各种产业中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在广泛的中国土地之中可以看见有狩猎牧畜农耕制造等导的产业部门。这些产业之中，狩猎牧畜主要地存在于西藏青海新疆蒙古一带，其不能占主要的地位是不用说，就是加工自然的制造工业也只在近海大都市和内地大都市之中或者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或只保持其萌芽的形态，也并不能占主要的地位，而在全国产业之中占得优越地位的是比较多依赖自然的生产力的农业。 这就是说，中国的产业发展固然已经有资本主义的加工工业的存在而在全国产业中主要地依然停在多依赖固有的自然的农业阶级〔段〕，自然的生产力在社会的生产力中占着比较重要地位的正是中国产业发展落后的根本条件之一。 第二，我们再来看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一部分的劳动力怎样。劳动力是获得一切自然的资料和加工制造一切物质之根本条件，是社会的生产力中之最大生产力。不用说，我们想获得和制造一切物质的生活资料，需要劳动力的支出，必须使劳动力变成流动状态的劳动，而劳动却必须以劳动力的存在为前提。 我们从这方面来看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时候，最先我们可以看见在从事于狩猎牧畜农耕手工业新式工业等等的劳动人口之中，农业方面的劳动人口占全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有全人口之百分之八十。 农业劳动怎样地进行呢？其劳动力怎样地发挥出来呢？这不用说在现在中国多数农业之中，都是取单纯的协力的方式，至于复杂的协力也不过低级的分工而已。 当然，在现在的中国新式产业已经存在，已经有从事这方面的劳动人口和复杂的协力——分工。但是现在中国新式产业工人将帝国主义在华所经营的产业和中国民族产业合算起来，不达二百万人，最大的估计也不过二百数十万人。这二百万人或二百数十万人之中一部才为中国民族产业所用的工人。这是测量中国新式产业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数字，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三我们再来看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一部分的劳动手段怎样。人类劳动的特征，在于使用其自己劳动产物的劳动手段而向劳动对象施一定的作用。劳动手段不只是在生产上演着重大的角色，并且为生产力发展的最良测度器。 我们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和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狩猎牧畜农耕手工业和新式工业等等产业之中，有单纯的复杂的，粗制的精良的，旧式的新式的种种劳动手段，因为农业在产业中占主要的地位而农业用工具器具也成为一般的广泛的使用的东西。 现在中国产业所用的劳动手段，从其种类看来可以大别为工具和机械二类。这二者之中不用说生产力较小的工具最为一般地广泛地使用，至于生产力较大的机械的使用还不能占着主要的势力，是依然居于次要的地位，固然中国海关每年有机械的进口，而其多数均为帝国主义在华产业所用，中国民族产业所用不过其中之一小部分而已。 我们在上面所述，生产力的三个要素虽然是分离个别的叙述，而事实上三个要素自然力劳动力和劳动手段其间有密切不可分离的关联，形成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在中国社会中演其应演的角色，并且这三个要素还不过是主要的要素，并不能包括全部生产力中一切成分自不待言。 四 其次，我们再来看由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不用说，社会的生产力不单是决定生产关系并且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其间有密切的联系，既然均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所决定，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看的是兼此二者。 第一、生产方式是人类为获得或生产其物质的生活资料而结成的方式，人类开始其生产时在生产上必定有一定方式的结合，同时开始生产时不单需要人和人为生产而形成的结合并且这种结合必须和生产对象有一定方式的结合——这人和人与人和物所结成的方式就是生产方式。 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为一定发展程度的社会的生产力所决定，同时又随着社会的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而变动发展，即有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同时有与此相适应而被其规定的生产方式，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同是也形成与此相适应的高级的生产方式。 在原始共同团体的时代，有当时极其低微的社会的生产力，同时就有与此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即在人和人结成团体一人用原始的工具生产所得仅仅足以维持个人生活的状态之下，其生产无论如何不得不取团体生产的生产方式。 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个人生产所得不仅供给个人的生活并且足以维持一个人以上的时候，在生产上就形成不同的人与不同的人所结合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经过古代和中古时代变迁达到近代，就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之生产方式共有以下数阶段的变迁： 1．原始共同团体的生产方式。 2．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 3．中古封建的生产方式。 4．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第二、生产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人与人为生产而结合的关系。人类自原始时代以来并不是孤立地单独地存在，而是结成社会的团体的形式在其下经营其生活，因而人类社会生活中基础生活的经济生活也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即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下进行。 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一样，一方面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所决定，同时随着社会的生产力的变动发展而变迁发展，即有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同时就有一定的生产关系，有较高级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同时就有与此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关系。 就历史上看来：在原始共同团体时代极其低微的社会的生产力之下，形成平等人与平等人在生产所结成的生产关系，降至私有财产和分工存在的社会的时候，最初的古代社会是主人和奴隶，贵族和平民所结成的生产关系，中古社会是领主和农奴，师傅和徒弟所结成的生产关系，近代社会是资本家和劳动者所结成的生产关系。 总括起来，自古以来，社会的生产关系共有下列数种的变迁： 1．原始共同团体的生产关系。 2．古代社会的生产关系。 3．中古封建的生产关系。 4．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我们在这里已经大约知道：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是什么并且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如何。但是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固然有适应的关系，其间形成不可分离的统一体，而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是经常不断地始终保持着适应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限度的时候，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却由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而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关于这一点，我们有注意的必要。 其次，我们还要注意，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虽然有种种〔历〕史的变迁发展，但决不是旧的方式和关系完全崩坏无遗而全部由新的方式和关系来代替，新的方式和关系代替旧的以前，必须先有其萌芽形态存在于旧的要素以内，待至其成长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代替旧的，而取支配的地位。同时，一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代替了旧的要素以后，旧的要素也并不是即时就完全消灭，而在新的方式与关系支配之下依然维持其残余形态，并且在现在支配的要素之下更孕育新的要素的萌芽。 简言之，我们观察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时候，可以看见在一定支配的生产关系之下，有被支配的旧的关系残迹与新的关系萌芽杂然并存形成支配的生产关系与被支配的生产关系之复杂错综的关系。生产关系如此，生产方式也同样地并不能居于例外，在一定社会形态之下也是种种新的与旧的同时并存。 五 现在我们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上来观察中国经济，看中国经济究竟有几种构成要素，究竟带有怎样的性质。 存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观察分柝〔析〕对象的，是中国的整个经济。整个的中国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世界的经济的现阶段，构成世界经济的一个部分，形成世界经济联络之一环。 再进一步看，在整个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的现在，中国经济形成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一个部分，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了资本主义世界内的经济，而中国经济是站在被统治地位的一个经济。 现在我们先从中国内部的经济来看，共有下列数种主要的要素： 1．原始家长制的自给自足经济（自己生产的牧畜和农机等）。 2．小规模的单纯商品经济（农民的谷物育品的生产，农业副业的商品生产，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等）。 3．私资本主义经济（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密切结合的低级资本主义经济，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较高级的资本主义经济）。 4．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经营的矿山，工场，铁路和其他的交通机关）。 5．新兴经济的萌芽。 这五种经济之中，原始家长制的自给自足经济是原始时代以来的遗物，虽然在现在已经多少地变化了其旧有的形态，而在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中只是保持其残骸形成着萎缩的形态，其次新兴经济现在还不过一个萌芽形态，有待将来的发展；这二者在中国经济各种要素之中，都不能占着优势。 其次，小规模的单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怎样呢？这资本主义的成分，不用说包括有私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要素。我们，要是不使用放大镜去观察而是就其实际的状况去看的时候，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五种要素之中，是依然不能居于优势的地位。 为甚么呢？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是存在于中国，并且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其存在和发展是在一定经济支配势力下的存在和发展，其发展在现在有其阻碍束缚的外壳，在其未能脱破其发展束缚的外壳以前，是不能在中国经济各种要素中占得优越的地位。 在现在我们所要叙述的范围内说来，资本主义以前的，尤其是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存在，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物，在这些旧式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仍有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力量的时候，就在中国经济的各种成份中占得优越的地位。不用说，资本主义的成份和封建的成份比较起来，前者从来是次第成长发展（虽然其成长发展要经过许多迂回曲折，艰难崎岖的道程）的成份，后者是不断走向没落的成份，但是，资本主义的成份的成长，在现在是依然受旧封建的成份的束缚，其成长之量的增加并未能达到引起质的变化，压倒封建的成份获得优势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和严灵峰等有对立不同的见解，同时可以看见他们对于中国经济认识的错误。严灵峰虽然知道要由生产方式来观察中国经济，列举了中国经济四种要素，（忽视了第五种新兴经济）。但他在中国经济第三种要素中包括了中国和外国的资本主义，混同了支配的生产方式与被支配的生产方式，支配的生产关系与被支配的生产关系之区别，表示他对于经济理解之幼稚。 其次任曙在他的著作中也犯了严重的错误。 第一，他以中国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表示他根本地不理解经济，不知道根本地要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观察，而却只在交换上着眼。 第二，他也和严灵峰一样，不理解支配的生产关系与被支配的生产关系的区别，将中外资本主义认为是无差别的统一物，他只知道中外资本主义的共通性而忽视了其间的差别性，他只单纯地知道物的统一而不知统一中的对立和差别。 六 我们在上说，中国封建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中国各种要素中占着优势，这是甚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封建性，封建的关系在中国社会基础上占着优越的地位，形成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所谓中国经济的封建性，并不是说封建时代前期纯封建关系的特征，而是说封建时代后期尤其是没落期的特征，严密说来便是半封建性。 那末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怎样呢？ 第一，我们先能看见单纯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其发展。单纯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经济形态。这种商品经济的存在，表示着交换经济的相当程度的发展，交换早已不取物物交换的方式而取商品与货币和货币与商品的交换方式，因此商品经济的存在，同时就是货币经济的存在。 我们在中国广泛地可以看见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存在，同时在这二者基础之上，更可以看见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存在。这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前资本主义的资本存在方式，这种资本的存在不用说是中国经济前资本主义落后性的一个主要特征。 现在就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形看来，如前所述，农民的谷物商品生产，农业副业的商品经济，手工业的商品经济等等单纯商品生产形态的存在和其发展，必然地要引起商品交换的频繁，要引起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媒介单纯商品交换而获得商业利润的商业资本的活动。 同时，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引起货币经济的活动货币的需要同时就有货币的供给，这货币的供给是以获利的形式供给，所以货币经济的活动必然地要引起高利贷资本的活动。 总之，中国单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现在，单纯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因为交换和货币的供给都要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发生密切关系成为剥削的对象。 此外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中国农民的剥削者，不只是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资本家，还有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密切联系直接剥削农民的地主。地主对于农民的关系，是地主以其所有的土地贷于农民供其使用耕种，按照一定期间一定大小的面积由农民获得一定的地租。 这地租不用说，是农民要由使用耕种租来的土地所得的结果去纳付，不管他是较幼稚的谷物形态，或者较进步的货币形态，都是农民剩余劳动形成的，甚至于在一定条件之下是再加一部必要劳动而形成的。并且这地租以外，农民对于地主还要负担无偿的劳动，片面赠送和其地〔他〕的担负。 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阶段次第向崩坏的经济特征。也同时是中国经济带有半封建性的一个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又可以看见严灵峰任曙等对于中国经济认识的错误，就是他们在中外资本主义统一或混合的根本观点之下，以为资本主义经济支配了中国经济而封建关系成为残余或残余底残余已无支配中国经济的力量，他们的主要论证就在于用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证明封建关系的无力。 但是，商品经济有单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二种形态，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中国固然占着优胜的势力，而那只是表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侵略，破壤〔坏〕中国旧经济的一种力量，决不能表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中国都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农业生产的商品生产化，主要地也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而只是单纯商品。严任二位先生以为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表示了他们不理解经济学A,B,C. 七 我们在上节观察了中国经济封建性，这不过中国经济重要的一面，此外还有其他重要的一面，我们更有认识的必要，就是中国经济在国际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一面。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联环的一环，严密地说来，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联环的一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占支配地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中国经济却是被支配的经济之一个形态。 所以，就世界经济上看来，中国经济是在国际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一个经济，是在国际金融资本支配下的一个经济，同时也是各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一个经济。 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级〔段〕形〈成〉金融资本支配经济帝国主义支配经济的现在，其被支配一部份的中国经济当然是其支配剥削的对象带有半殖民地性的特征。 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开始于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开始以后就需要交换，需要对外输出，中国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大量生产的商品之销售地。 其次，国际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继续和进行，不只是需要销售市场，并且还需要原料，尤其是廉价的原料，就这一点说，中国就是国际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原料的供给地。并且，国际资本主义随着其大量生产的进行，大量剩余价值的实现，形成巨额资本的蓄积，引起由利润和利息率的低下。资本为获得较高率的利润和利息，需要投资地，中国正是其资本的投资地。照这看来，国际资本主义下的中国经济，在经济上是以其大量廉价的商品和巨额纯利的资本，用这二者的手段使中国经济在其支配之下而任其左右。 不用说，国际资本主义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以其巨额的资本，精巧的技术，优良的机械，熟练的劳动生产出精良廉价的商品输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旧式生产方式在技术的精巧上劳动的熟练上，劳动手段的优良上不能与之对抗是不用说，就是新生产方式的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在上述各点上也不能与之竞争不得不居劣败的地位。尤其是，在现在国际资本主义的活动以资本输出为主要的特征，资本对中国输出的结果，不只是主要的交通机关，金融机关和主要的工业商业矿业等等归其掌握，并且支配了主要的种植场大地庄等等。 所以，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经济的特征不得不形成半殖民地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前途不得不走向半殖民地化的道路。再单就中国的资本看来，中国资本也没有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前途，不得不居于外国资本附庸之下。 同时，国际资本主义的商品对于中国的继续不断的输入，使中国商业资本一部分成为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实现其利润或额外的一种工具，并且中国商品的输出一部分需要中国商业资本的直接媒介，因此地又成为供给国际资本主义原料和食料的一种工具，中国的高利贷资本因为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也成为国际金融资本剥削中国工农之间接的手段。 并且，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不只是中国的民族工业不能得到独立的存在，就是旧式生产方式的农业和手工业也不断的衰微而日益走向崩坏的道路。这中国民族工业的独立存在困难和旧生产业的崩坏，一面固然是国际资本主义侵略的结果，同时又形成扩大国际资本主义支配中国经济势力的条件。这是现在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 八 我们在以上数节观察中国经济，认识了其封建性的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是重要的特征，我们观察中国经济想认识其特性对于这两面，两个重要特征非认识不可。 我们观察中国现在的经济，如果只认识其一面规定为半封建性或半殖民地性的时候，固然是重要的规定，但是并不是充分的规定，因为我们只观察了重要的一面，我们想要对于中国经济得到具体的理解，必须把握这两个性质。 当然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这样规定，并不是想把中国经济的观察只限于静的分柝〔析〕，也并不是想把这两个特征当作孤立隔离的特征去看待。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中国的半封建经济是不断走向崩坏的道路，其半殖民地化是不断加强的表现。前者的崩坏和后者的加强，固然由种种的条件而促成，而其间有交互作用的关系存在，是确实的事实。国际间和中国内部各种要素交互作用的合成果，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变动。在这变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的侵略日益加紧，中国经济的旧半封建的要素日益崩壤〔坏〕，新的资本主义要素成长困难而日益走向半殖民地的道路。 （录自《读者月刊》第1期，1931年7月出版）
中国经济的性质——伯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的性质 伯虎[1] 国民党人说：现在封建势力，已经完全消灭，而资本主义，在中国本来是没有的；现在只等他们来建设民生社会，推人民进大同世界。象这样的说法，来判定中国经济的状况和前途，我们先把他撇开不讲。因为他们的先总理，在民生主义里，本来就说过，将来大同世界里，“资本家将大发其财，工人亦可大得工资”，地主自然应该大收其租了。批评这种“理论”，对这种人辩论，那比对牛弹琴还不如呢！ 我们这里要讲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究竟是什么性质，有那些势力推动中国的经济，向那里发展上去？ 立题法要研究一个社会是部落社会，是宗法社会，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要看这个社会上，他的全部国民经济中，究竟是那种经济形式，占统治地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纯粹清一色的社会制度。在一种社会里，总包含有过去社会的余迹，和新社会的种子。而且这些余孽〔迹〕和种子，又与当时社会的成分互相作用，形成种种过渡的形式，携带各色各样的外表。因此，不但是说不到什么纯粹的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等等，而且这些制度，还不是一目就可以了然的。 中国历史非常长久，而地面特别广阔，国内所有的经济制度，尤其复杂。在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一带，还盛行着部落，宗法社会的生活。其余大部份都是乡村。乡村经济中，独立自耕的成份，到现在已经是很少，而多数是租佃过活。他们都是用最原始的工具，作手工的生产。除农业生产外，就有手艺的生产，生产其他一切物品。只有在少数大城市中，有近代大工厂：有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开设的，有的是合办的，有的是中国人办的（现在暂且不讲他们的比重和相互关系是怎样）。上面这四种生产方法中，部落宗法社会，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不到重要的势力，没有多大的比重。手工艺的生产，或者是个人独立的，或者是行会式的，或者是受商人的定货，形成家庭手工业的地位，或者是工场作坊的形式，这已经是工业资本的第一步了。农业的生产，不是单交捐税，便是兼交地租。至于新式工业，那是资本主义的式子。所以统统归纳起来，就是这些经济，不是带封建的性质，受封建势力所支配，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现在讨论的，就在封建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经济中，究竟谁占优势，他们发展的程度和性质，究竟是怎样？ 同时，中国是受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势力紧紧压迫的国家：财政，金融，矿山，铁路，森林，海船，工厂，大商铺，多是他们的产业。因此，这些势力，在中国经济中，又占〔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呢？ 简单一句话，外国财政帝国主义，中国封建制度，民族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 中国的商业资本讲到这里，我们好象是忘记了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其实并没有忘记。商业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并不是一种生产形式。只要社会上有了相当的分工，一个人或一个集团，不能完全产生自己所必需的东西，而却有余下来自己所制造的东西，那末买卖的中人，商业资本，就可以存在。他是可以建筑在任何种生产方法之上，可以存在于任何社会制度之内的（只有原始共产社会和将来共产主义时代，没有他的饭碗）。他可在游牧部落和渔业部落间做买卖，他可以在封建社会里做生意，他可以贩卖奴隶，他可以买卖手艺工人的产品，他可以替工业资本家担任流通的责任，也可以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他的作用，第一，就是把什么东西都商品化。但是，这绝对不就是等于资本主义。中国的商业，发展了很久很久，而且很深很深。不仅是农民缴租纳税和自食外所余下来的农产品，都商品化了；地主收租所得的谷物，除自用外所余下来的，都商品化了；手艺品商品化了，而且连土地也商品化了，女子也商品化为丫环了。 托洛斯基取消派的人们，看见中国的商业资本，就痰迷心窍的狂喊，说中国早已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在中国经济中，占领导的地位了。严灵峰先生，在《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中，竟把商品化，货币二个观念，和资本的观念，完全相等起来。照他这样说法，不但中国封建制度在没有产生前，已经小产了，而且资本主义，真的在三千年前，已经盛行了。象这样没常识的人，还要骂人家是不肖之徒，真是可怜。严“肖子”的方法论，用来分析社会是不够的，用来分析他自己是够了。他的大作既登在《动力》杂志商品上，一定是为资本家卖力了！ 不过商业资本，自己虽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不是一种生产方法，却有媒介社会变更的作用。他曾经把古代社会，变成奴隶社会。他贩卖手工艺品。他还可以进一步的，因为他熟识市场情形，而向手艺人定货（一定的式样，资料等等）；供给他原料，工具；甚至于什么都由商人作主，商品制好后，实际上是给手艺人工钱。这种家庭手工业，实际上，象马克思说的，已经实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了。再进一步，把这些手艺人集合在一个工场或作坊之内，这已经是工业资本了。也许工场主和作坊老板曾经是商人出身，或还是继续做买卖，我们决不能指驴为马，混说一切商业资本，就是工业资本。 中国家庭手工业，确是很多：纺纱，织布，编席，制鞋帽，织袜子，等等类类，简直说不尽。但是他们在全部手工业中，绝对没有占统治地位。即使他们占了统治地位了，也算不得是中国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家庭手工业，在封建制度之下，完完全全可以存在的，并且历史上无论在那一国都存在过。只有工业革命后的机器生产，才冲倒了家庭工业。 商业资本使土地变成商品，使农民更依靠市场，使地租货币化，这虽然使经济本质没有大多变更，却是使资本主义容易发生。他和高利贷一起，利用农民的缺乏，借贷银钱，种子，工具，使农民破产，土地集中，使大规模农业，资本主义农业，容易进行。甚至于利用封建诸侯的短少现款，使他们的经济命脉，受商人高利贷者支配，促进封建制度的崩溃。但是这种过程，本身并不就是资本主义。 中国商业发展得很久，不论向来怎样的“重农轻商”，这类作用，当然是发生的。 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买办就帮着前者推销洋货，收买原料，殖民地化中国。但是买办并不就是帝国主义者！ 封建制度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握住中国的经济命脉，设立新式的工厂。中国人自己，除各地开设有许多工场作坊外，也设立各种近代式工厂。帝国主义，土著资本主义，商业资本，同时又不断的破坏农村经济。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的封建关系，不但不会纯粹，而且也不是全盛的时代了。 说到这里，有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必须预先弄清楚。凡是一个社会，有他新兴的时期，全盛的时期，衰落的时期。在衰落的时期中，旧的生产关系（生产工具的占有，生产条件的分配，剥削的方式，……）已经阻碍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力，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已经相当的破坏了旧的生产力，或者开始破坏他们；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或崩溃，旧的上层建筑，拚命在卫护这种基础；旧阶级把住了政治权力，极力维持旧的制度，尤其是旧的剥削方法，这样，当然阻碍新势力的发展。但是新势力，当然是存在了，这是不成问题的。内容虽在变换，而形式还维持着。这里就要有新的冲破旧的革命！ 现在试看中国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怎样呢？资本主义，是否冲破了封建制度呢？这里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已把封建关系，打破得一点无余，或者只有一点点影子，只有残余的残余。这是不会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本来就不会真正彻底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也好，法兰西的大革命也好，普鲁士式的解决土地问题也好，美〈国〉的农主Farmer制也好，在经济上，当然封建“残余的残余”，是要存在的，这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肃清。托洛斯基派的门徒们，居然把中国的封建势力，看成只有“残余的残余”，“残余渣滓”。他们简直想把中国的经济状况，和英，美，法，德同等看待。这种论法，简直可以说是不害臊。最可笑的，就是他们把人民中间遗留下来的旧文化，数了一大套，算是“残余渣滓”账里的极大部份。要知道，文化本来是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不仅是在新经济战胜了旧经济之后，不仅是新政权替代了旧政权以后，就是在顺利的迅速的建设新社会的时候，文化上的旧东西，还是要存在很久很久的。倘若说：“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的特权惯例，……乡村中之一切风俗习惯，赛会，迎神，械斗，私刑，……僧尼，道士，巫，觋，神君，地保，乡长，祭司，庙祝，举，贡，生员，翰林，进士，”那末英，美，法，德等资本主义先进国，难道就没有这些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的东西吗？难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英，美，法，德一样的程度了吗？恐怕连严先生自己，虽然只坐在上海租界上，作坐井观天之举，也不至于承认吧？！ 封建制度，是否只是“残余渣滓”，是否“投降”资本主义，——这并不是看社会上还遗留有多少封建制度的文化来决定。实际上遗留下来的旧文化，就是在新社会中，也不是象托派所说那样，只有一点“残余渣滓”，往往是整个系统。问题是在乎封建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否保存着，当时的政权，是否保障这些特质，不为资本主义的利益来取消这些利益。 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论是采取任何种方式，他的内容总是：根据手工的农民生产方法，而农民把一大部份劳动结果，白白的交给封建剥削者阶级。详细的说，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是： 第一、封建领主或地主对于农民施行一种超经济的压迫，甚至于使农民失去身体上的自由；第二、根据这种权力剥削农民，不仅取得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还要侵占到他们工资的一部份；第三、主要的剥削外，还有其他种种的剥削。所以封建的社会关系，是地主用强力剥削农民，以至于侵占他生活必须的部份，为要维持这种剥削，甚至于使农民的身体，在法律上，或实际上失去自由。 在封建制度全盛的时候就是这样情形。但是在封建制度初成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在封建制度衰落的时代，当然也不是这样了。大家都知道封建制度是怎样起源的，不论起源的具体形式是怎样，总是在开始的时候，诸侯原是保护农民，免致受抢劫欺侮，因此就收取一定量的贡品或劳役。开始本来不很繁重的。后来才逐渐形成上述三种现象。此后，因为商业资本发达，商人贩卖许多珍奇东西，诸侯就不愿意只靠自己的农民，制造东西给他用了。因此各种出事以外的劳役，就都用各种形式免去：或增加田役时间，或增加田租，或添加各种捐税。而且封建领主，贪得无厌（向来只靠农民土产过活，究竟一人只有一个肚子，吃穿都有限量。后来有商业资本做媒介，那就挥霍无穷尽了），所以剥削程度，就愈加重难。可是形式却可以而且必然变更。〔譬〕如一切劳役，都用租税来替代，地主只要能够得到高度的剥削，就不妨身体上让农民自由，反正农民在经济上受牵制，丢也丢不掉土地上的苦工的。譬如俄国在所谓“农奴解放”之后，俄国奴役农民的封建剥削，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加深。只有沙皇及其臣僚们，才会说“农奴解放”令实行后，封建制度已经是“残余渣滓”了。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乎表面上几种形式的改变，是要看那维持封建制度的基本关系，是否还存在。封建地主，不仅因为自己的需要，必然变更几种剥削的外表，而集中剥削于租税，而且因为农民的反抗，也不得不用“赎买”等等形式，“放弃”几种特权怪例。然而基本的剥削，还是保存着，而剥削的程度，却是有增加而没有减少。苛捐杂税，勒饷，预税，难道是资本主义式的，靠经济势力的“自由平等”的剥削吗？这还不是劳役制的替身吗？鸡租，脚米，人事，解面，包三担，租饭，年送，……还不是封建的形式吗？至于拉夫，那简直是“不自由”的复活。其实即使不拉夫，农民就有自由吗？严先生说现在地主与农民是建筑在“平等必自由”的原则之上，大概他忘记了保护地主利益，而自身又抽〔接〕括农民的军阀制度了！大概他根本忘记了现在统治乡村和城镇中的土豪劣绅了！严先生偏在这里看得出农民和地主，有“名义上的平等”，说是“农民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则任何地主绝没有强迫农民佃地的可能”。难为严先生，原来农民是这样自由呀！在我们说资本家和工人有“名义上的平等自由”时，是有他经济基础的，就是说，工资一般的等于劳动力的价值。难道农民缴纳一切租税后，还留有劳动力的价值吗？ 托派的先生，总不至于否认现在农业危机普遍的情形，农民继续破产的现象吧。农民因为实在生活不了（所得抵不了工资），当然就没有余钱来改良工具和土地，所以土地一天一天的变瘦；有的只好放弃土地做土匪等等，因此荒地愈弄愈多。其中原因，除天灾外，就是因为剥削得太严重。而这类的剥削，是由“超经济的力量”，由政权、成例等的力量来维持的。这就是封建的势力。封建的关系，现在的确不象全盛时代那样了。但是最主要的关系：严重的剥削，还是依然存在。因为封建势力是该灭亡的时候，当然有许多封建形式，已经消灭了或变换了。本来西欧各国，曾经也经过这样的时代，并没有什么奇怪。中国和各国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国商业发展的特别久，特别深切，因此土地就早已商品化了。既然土地可以买卖，小地主就容易多。这是封建制度下，商品化的过程。这固然可以促进土地集中，发生资本主义农业，但他本身并不就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托牌取消派所借以否认封建制度的，在严先生方面，还有二点。第一，他说：“不管地租形式如何，剥削程度如何，其本质不外占取农民的剩余价值吧了”。倘若地主军阀，土豪，劣绅所榨去的，只是剩余价值，为什么农民维持不了生活呢？除非说：农民的生活标准是等于“该死”才行。不但如此，严先生还想把百分之五十到七八十的租税率和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率来对比，说是两者没有什么高下。大家知道，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可是租税率是由全部农产品来计算的，农产品里，不只是农民当时劳动的结果，还有一部份原料，工具等等的代价也在内。这样的对比，不是明明的要欺骗人，便是太没常识！ 第二，他说到封建关系，总是说什么“纯封建式的”等。严灵峰开口闭口，骂人家是不肖之徒，不懂辩证法。难道按照辩证法，要不是“纯封建”，就是资本主义已经替代了封建，而封建只是“残余渣滓”吗？这种方法论，才是标本式的机械论，折衷说！倘若封建制度还是“纯”的，——其实那里有“纯粹的”社会，不过是“全盛的”时代罢了，——拿地主还要农民造房子和制造用品，那末，根本就谈不到推翻封建制度。只因为封建关系，是在临死挣扎的时候，因为封建余孽还用超经济的力量，拚死的维持原有的剥削关系，才须要用革命的方法来推翻他，消灭他。现在封建势力本来不“纯”，本来是余孽，但是还是维持着主要的剥削关系；却并不是“残余之残余”，“残余渣滓”，而且并没有“投降”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社会。 托洛茨基取消派的方法论，本来是主观论和折衷说的杂种。老托的中国门徒们，也只会坐在上海租界上，凭主观的一味胡说。要知道，分析社会现象，不但是需要深刻的了解现在情形的底细，而且还要用历史的观点来考察：辩证法是历史的唯物论。考察中国目前经济性质，需要了解现在的现象是怎样发展而来的，经过什么变化。光看现在的情形，就免不了把租税捐赋率看做剩余价值率，把土地商品化，看做资本主义农业。中国现在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是经过上述情形，演进而来的。主要的，用“超经济力量”来维持的剥削，还是保存，农民的土地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试问究竟什么时候，曾经有过一番变化，使资本主义替代了封建社会，封建势力投降了资本家？照托派的逻辑，本该是三千年前，就有过这般变化，可惜严先生没有具体明白的说出来。我们且不要说得太远，恐怕冤枉了严先生。就假定“国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吧。那末，“国民”政府的停止二五减租，屠杀农民，实行营业税，大概就是十足资产阶级的政策了吧！？这样把〔着〕急的救护地主，真是难得。怪不得严先生一方面看到农民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却哭丧着脸说：“封建的，半封建的领主，贵族，官僚，也因此站脚不住了”。封建势力真可怜，怪不得国民党先总理说，“地主要起来革农民的命”了。的确，应该跟着总理和严肖子作地主革命了！ 资本主义与农村半封建的势力，封建的余孽，至今还统治着中国，尤其是在政治上，这在历来政府的土地政策上，可以看出来。中国现在革命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土地问题。而中国工业还没有发展到社会化的程度，所以，除非说，等到资本主义大大发展之后，我们再来革命，那时候工厂国有问题和土地问题可以并重。不然，土地问题，是主要的急待解决的问题。就从这点来说，现在的革命，就已经不是托派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附带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了。再不然，就需要两次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简直是梦话。 我们已经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有相当的发展，这是必然的现象。但是绝对不象严肖子所说那样。他说“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农民两极化”，“一部份农民之变成乡村资本家”。不错，资本主义是开始侵入农业方面。但是这只是开始，这是半封建势力统治下所固有的现象。据他自己引来的统计，农业机器的进口，抽水机，新式灌溉等等的使用，倘若和中国全国农业拿来比一比，那简直是沧海一粟，绝对不能作为农村一般的资本主义化的表征。 严肖子的救命王，护心盾甲，就是所谓“新式地主”，“商业地主”的理论。这种“新式地主”，既不实行中世纪封建式的剥削，倒活象孙总理“中国式的地主”，他也不象西欧地主剥削得那样凶！这种“商业地主”的名称，更是滑稽可笑。辩证法虽然是讲矛盾，却容不了这样矛盾的观念。就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里，地主的存在，也该当他是封建的遗孽看待。而商业资本在托派看来，本来是当作一般资本主义的一分子。那末“商业地主”，应该是资本主义的地主了。中国地主原来比西欧地主还要先进呢！？这样先进的地主，却要用“超经济”的力量，来剥削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生产品。其实，“商业地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统治了乡村的表征，不过是土地商品化了，而剥削还是照旧。 严灵峰为要证明农民经济的不重要，来证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性，竟把资本和货币的观念，相等起来。他说“农业经济中假使没有货币，严格的说，假使没有与城市交换，不能进行农业经济的再生产的，这难道不是城市‘领导’乡村的‘性质’的关系吗？”同时，他说地主向农民要的只是交换价值，而土地又可以用货币来买卖。他一而再，再而三，把货币当成资本看待。这也是把商品化当做资本主义的祸根。他以为乡村必须和城市交换，这就是等于城市领导乡村；那末，城市不向农村交换农产品和原料等，难道城市可以再生产吗？岂不是乡村领导了城市了呢！？这里只有把一切货币和商品，都当做资本看待才行。可是马克思主义，一年万年，也不会变成这样的严肖子胡说。 农村中的确发生农民两极化（除一般的贫穷化外）。但是第一，这不是主要的现象，虽是重要的现象。主要的现象，是地主的剥削，封建制度下所流行的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剥削，豪绅的剥削，再加以军阀的搜括。我们绝对不能把地主剥削和军阀制度分开。两极化的现象，就是照严先生自己说，雇农也只占全体农民十分之一，而其余的，却是受封建余孽的剥削。第二，他没有指出中国富农实行半封建剥削的特点。他并没有看到两极化的特殊情形。这或者是他不愿说破的：说破了要打自己的臭嘴。 所以，农村中主要的关系，还是佃农半佃农受半封建式的严酷剥削和军阀系统的搜括；同时因为农民两极极〔分〕化的特别情形，应该格外加紧反对富农。资本主义在乡村中有影响，但是现在农业危机，农民破产的情形，主要的不是资本主义在乡村中发展的结果。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城市中，资本主义，有没有发展呢？有的。不但是帝国主义侵入以来，介绍到中国不少近代机器的生产，而中国人也自己采用了许多机器生产，自己也发生了资本主义；而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中国以前，中国已经有了手工场和作坊。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已经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步。但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生产，是不是在非农业生产中，或甚至于自己一部门生产中，占了优势呢？不。一方面，手工业生产还维持着很大的地位。这还不重要。另一方面，顶重要的，就是中国本国的工业，不仅是由帝国主义所引起，而且是受帝国主义所支配。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介绍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同时，因为帝国主义伟大的财政资本势力，却支配了中国经济，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帝国主义发展的辩证律。严灵峰笑人家不懂得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其实他自己真的不知道垄断是什么。垄断不仅是没有消灭竞争，却是更大规模更凶猛的竞争，以至于“动武”帝国主义介绍给中国机器生产，可是中国资本主义幼弱，政权又不在资本家手里，不能实行高度关税政策等等来抵抗外资，却竞争不过帝国主义，所以又受他支配和阻止。不久以前，上海厚生纱厂又要出卖给外国人，这是一件事实。这并不是说，中国人自己开的工厂，过了十年，一个也不会添加。这里不能专靠加一个工厂减一个工厂的数目字来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的情形，又需要观察发展的（历史的）过程和性质。中国工厂中可以没有洋顾问或洋工程师，但是在经济上受外国资本支配。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可以踏龟步般增加，发展，尤其是象在帝国主义战争和用非经济手段，抵制等时候，较快的发展。这是事实。严先生何必怕谈战争和抵制呢？严先生在引用的统计中，一方面把外资创办的和中外合办的企业，都当做中国资本主义成分看待。另一方面，又把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五年中国企业发展的数字，胡乱的拿来，却把大战期中中国轻工业暴发和战后大批破产的情形，轻轻掩遮过去。这明明白白是自欺欺人的方法。而且军阀制度的存在（各据一方阻碍投资和推销，战争，没有裁厘先加各种税捐，借外债而对外资作种种让步等等……），又要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铁一般事实，那得否认。 所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这许多的阻碍。中国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冲破，打倒这些阻碍呢？不。第一，中国资本家本身孱弱；第二，他自己土地化了（也占有土地）：第三，恐怕动摇了土地私有，就要影响他自己资本的私有，所以不能打倒封建遗孽和军阀势力，不能抵御他们的反抗，只好向他们投降。而且又因为同样的缘故，不能打倒帝国主义，排挤不了他的势力，抵敌不住他的侵蚀，只好受他支配。 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那末，中国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一点不会发展了吗？不。严先生说：“后进国工业有发展的可能”，“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可以在殖民地发展和起领导作用”，“帝国主义经济整个方面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前进”，……不错。但是这些“成份”，“关系”，“方法”，是带着什么性质，是谁的东西呢？第一，大部份的资本主义式的企业：金融机关，工厂，交通工具，矿山，油井，等等，是帝国主义的。第二，许多企业，是合办的性质，支配权是握在他们手里。第三，许多“独立”的中国企业，实际上是受他们牵制。第四，即使有些企业不受牵制，那末严先生也不否认，中国企业，本是世界帝国主义经济一部份，和以为这是细小微弱的部份，也只得随着帝国主义的大浪潮漂流。所以中国所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是采取了受列强帝国主义完全支配的性质，是带有帝国主义附庸的性质，简单一句话，殖民地的性质，绝对不是独立的性质。严先生自己也认为“轻工业方面的发展，表现这种民族工业的特性和经济力”。试问有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而只发展轻工业的？ 现在我们暂时假定，这样的发展形式可以前进下去。那末，这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叫做殖民地化！印度就是先例。什么叫殖民地化呢？在工业方面，不问帝国主义主观上有什么企图，结果，上面所说的矛盾（帝国主义一方面促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普遍化，一方面又阻碍土著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推进中国资本，只向帝国主义所需要，所缺乏，自己所不容易发展等等方向进行。所以，中国不但可以发展一部分轻工业，而且连一部分重工业都可以发展。不过都是帝国主义直接的附属，一点也不能独立。它不但要受帝国主义支配，而且还少后者不得。譬如，在印度造成橡皮，为的是给伦敦汽车厂做车轮。这里要注意的，这并不是简单互相依赖的关系，而是绝对不平等的关系。所以严先生说的“帝国主义这样地供给原料来帮助中国轻工业的发展”，“殖民地可不需急速的发展重工业，能够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在严先生的意思，固然觉得帝国主义居然这样大慈大悲，中国资本主义可以占着这样千古难逢的便宜，可是，其实，这是十足的殖民地化吧了。我记得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叫人家去学习学习资本主义，中国的托牌取消派，竟在这里捧帝国主义的场，真是古今争光，后生可畏！中国人也该学习学习殖民地化呢！ 现在来说一说帝国主义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帝国主义的商品，第一就是破坏乡村的手工业。帝国主义需要中国原料，尽量搜括，只出低廉的价格。这一方面是加紧拥有原料田的地主的剥削；二方面，形成各种专为供给原料的耕种（大规模或小规模）；第三，加紧商业资本的作用，破坏农村；第四，直接成立各种垦植场。假定帝国主义势力，可以顺利发展下去的话，印度又是我们的先例。乡村中甚至于可以发展大规模资本主义的企业：外国的，中国的。但是，这是农业上的殖民地化！帝国主义为要容易奴役农民起见，为要得到额外高度的利益起见，一定要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保持封建式的剥削程度！托派的肖子们，死也不会懂得这点，死也不会知道印度的情形，只知道帝国主义破坏封建经济的空话。南美洲垦植场中的黑奴劳动，列宁就叫他是农奴式的。乱引列宁的话来骗人的严灵峰，应该去想一想。 严灵峰声声口口说，世界经济是有机的整个体，好象人家都不懂。其实他自己真是不懂得。有机的整个体里，难道就只有资本主义的成份了吗？难道各部份都一例“平等”“独立”的吗？这样只知道“一般的”整体，而不知其中组成部份的情形，真是见到森林，见不到树木，是十足机会主义的方法论。托派骂人家机械主义，自己却是道地的机械主义。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种势力我们已经详细说过，中国资产阶级不但不能够解决土地革命，而且自己也不能独立发展工业。如果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展了，这是帝国主义势力的膨胀，是殖民地化的过程。但是历史的过程，并没有这样简单。上面所说的殖民地化，是假定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情形复杂得多。 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他本身不但已经大大的缩小帝国主义的范围，而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就是促进帝国主义势力的衰弱。帝国主义自身间，各国间矛盾一天天紧张（德国复兴，意大利新兴等等）。美国在战后与英国争雄。各帝国主义自身间的发展范围缩小，竞争程度却扩大加深。最近全世界发生恐慌。企图殖民地化中国的，不只一个帝国主义，狗多肉少。这些情形，都要阻碍殖民地化的进行。而且各帝国主义自身的消长，也就是形成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使帝国主义者又不敢急切投资。同时，却有一个最重要的势力，就是中国工农群众，受帝国主义豪绅军阀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必然要起来反抗。他要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消灭一切封建余孽，却不推进中国经济往资本主义道上走，而经过许多阶段，用各种经济的政策，推中国经济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上。这种势力，我们可以叫做苏维埃的势力。 说到这里，托牌取消派连严灵峰在内，一定要说，这是斯大林民粹派的思想。现在我们且来详细解说一下。 中国因为受帝国主义协同军阀买办豪绅地主的压榨，现在全盘的经济，虽然各〔个〕别部门，有些进展，但是的确处在停顿和破坏状态之下，农村里尤其厉害。这样的情形，是不能“长治久安”下去的。工农贫民群众必然，而且已经起来，为土地革命，劳动条件而奋斗。而解决民主革命任务，只有他们能担任。革命成功，建设工农专政。他是帝国主义的死敌，必然要打倒帝国主义。工农专政的阶级性，是不能帮助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的。倘中国幼弱的工业，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还是要遭资本帝国主义灭亡或支配的（如土耳其），所以只有经过各种经济政策，导引中国全部经济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帝国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 什么叫做不平衡的发展呢？古今中外，世界上的经济，不是同时候发展到一样的程度的。在中国北方有了部落社会的时候，南方正可以还存在着半猴子的群。在英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美洲还是部落的社会。在英国已经是帝国主义经济的时候，美国还在发展工业资本。所以，某一个国家某种经济条件先成熟，另一个却落在后面。政治条件亦是这样：有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有的还是封建势力领导的帝国。因此，某一国可以先成熟革命条件，起来作革命，而另一国却落在后面。法兰西大革命，比德国革命在先。俄国已经成功无产革命。既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那就创立一种条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 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不但各国间存在，而且各部门生产中也存在。最明显的，就是工农业的不平衡。同时，进步的速度也不平衡，优胜劣败的地位也时常变更。德国资本主义后发展，在战前却要赶上英国。美国在战后，步步的侵占英国的地位。意大利现在又新兴起来，要争地盘。这是因为后进的国家，可以立即应用最新的技术，来进行生产，所以发展得快。而先进的企业，却有许多旧设备，不能一下就毁去。英国在未用机器以前，手工场已经发达到极精细。一枚绣花针，就需要经过七十二番手续。所谓机器的生产，就不过是机械的动力，替代人工的动力罢了。然后机器逐步的进步。可是中国就用不着经过这样时代，一下子就可使用最新的〔机〕器。所谓帝国主义经济把世界打成一片。因此，对落后的场所，就发生促进的影响。这种情形同时却更促进不平衡的局面，更促进不断的冲突。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到帝国主义时代，特别表现得厉害，成为发展中主要的定律之一。后进的国家，因为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不但可以而且必然要赶过先进国（德英，美英），而且越过一种以至几种社会形式（当然是经过过渡的阶段）。帝国主义打入非洲，设立垦植场，非洲部落社会下的土人，就变为资本主义垦植场中的奴隶工人。苏联北方游牧，捕渔的民族，经过苏维埃的帮助，要变成集体畜牧和集体渔场。中国的经济，在工农专政之后，除非又落在帝国主义掌握中，那末工农政权从此消灭。不然，就是实行各种政策，经过几个阶段，把苏联经济作为先例，再靠他的帮助，进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走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这是必然的现象，不仅可能的事。 可是这并不是说，工农专政一成立，资本主义企业就一个也没有了。不。革命是一个政治的行动，是要夺取政权。就用政权做条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开始的时候，向帝国主义没收来的工厂，或反革命的中国资本家的企业，甚至必须出租或拍卖。但是他和“刮民”政府不同的，就是他以工农阶级利益做出发点。他不但不会取消二五减租，还要下令没收地主土地，不但不会压迫罢工，还要帮助工人管理工厂。国家必须设方法来调节生产。一方面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使生产向一定的方向发展。托牌取消派，说这是民粹派的主张。这十十足足是拿“非资本主义发展”这几字，用拆字的方法来哄人。有人把共产主义四个字拆开，说共产就是把产共一共。你有一百万家当，让四万万同胞来共一共，每人共到二分半大洋；你有一个老婆，我来共一下：你一夜我一夜，或者你先睡我后睡。这是最下流，最没有常识的骗人混蛋话。民粹派说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可以发展社会主义，是非资本主义发展。你说循着苏维埃路线来发展经济，就是非资本主义发展，大家都是“非”，所以你就是民粹派。其实，民粹派的主张是怎样呢？ 从前俄国有一种公社，是象古代农村公社一类的东西。但是后来里面起了分化，有贫农富农中农的分别，内部经济上完全不平等。而且地主利用这种公社，用不着挨户收租，叫他们一起合缴。在公社中分担租额时候，贫民受种种欺悔。而且为要交租，土地根本不能放弃，放弃了还要交租。民粹派人却说这种公社，是原始共产社会的组织，内部完全平等。想利用公社来建设社会主义，跳过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分子，早已侵入进去了。大家试拿来同我们的苏维埃化比一比，那简直不只差十万八千里呢！ 这种苏维埃化的可能，比殖民地化的可能要大。为什么呢？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殖民地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战后苏联的存在，使帝国主义削弱，又使他不容易赤裸裸侵略殖民地。帝国主义相互间矛盾，现在愈复杂，愈激烈：譬如战前有德国要争雄，那战后，德国复兴，意大利新兴，美国争夺世界经济领导权。他们谁也不肯放谁。帝国主义因为势力范围缩小（苏联，殖民地自己发展工业，竞争者增加），所以经济上表现长期疲态，就要用合理化等进攻工人阶级。而现在又有大恐慌，工人就起来反抗。这都促进帝国主义的灭亡。帝国主义发展范围缩小，谁都想争殖民地。英国独霸的印度；美国尚且要打进去，何况中国向来是好几个“老板”侵略的，谁肯让谁呢。所以借一笔债款，筑一架无线电台，就有许多“友邦”，你争我攘，需得到什么“谅解”，而且帝国主义扶植封建军阀，不但是你挤我拉，而且往往各人自己主要的有一个军阀，或者几个军阀，弄得中国四分五裂，因为他们大家都要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这样又弄得中国不统一不太平。在这种时候，帝国主义又怕投资，恐怕损失亏本，没有着落，拉不到债主。所以就不敢投资，需要一再参观，考察，谈判，考虑等等。现在美国银〔行〕借款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我们知道，他们背地里是双方面求之不得，也许暗地里，非正式的正在进行。可是“观望”究竟是事实。加之以现在工农运动高涨，苏维埃区域扩大，不但使他们寒心，而且阻止他们发展。工农贫民必然的反抗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致命伤。 所以苏维埃化是帝国主义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必然的结果，是要战胜所谓殖民地化的。 严灵峰说人家保持“不动”的观念，把主义看做“教条”。他不懂得“世界经济有机整体”之下的不平衡发展，不懂得整个世界经济是不能跳过一个阶段，而其中一部分，一个国家，是可以经过过渡形式，越过一种社会形式的。象他才是形式主义者，把马克思学说，当教条用。现在土地革命没有完成，而土地问题立刻需要解决，而且可以由工农自己起来解决。而这种革命起来，同时却解决不了工厂国有，企业社会化的问题。那末，照他的“动”法，却要革命的民主性“动”一“动”叫他做社会主义革命。可不知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企业社会化的革命性质，不知又要“动”到那里去！？开一开玩笑：大概叫做“共产”性罢。 我们说，苏维埃化要克服和终止殖民地化。可是我们不是一个定命论者。我们绝对不是说：殖民地化一点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天生只有苏维埃化。我们所说的，第一，最后的胜利，是属于苏维埃。殖民地化也许有相当的进展。我们并不拥护殖民地化的理论，这是右倾取消派的理论。我们认为殖民地化，也是一种主要的势力，要推动中国的社会：“谁胜谁”的问题，是存在着，是在斗争中来解决的！这就是我们了解两种势力的观念。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发展中，只有这两种势力。其他的力量还有，而且自有他们自己推进的方向。不过这两种是基本的，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附属的，跟着这两种变化而变化，同时当然也能影响这两种力量。好象俄国的发展，列宁曾经分析过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普鲁士倾向，一种是美利坚倾向。中国因为处在战后帝国主义的时代，所以不能死板的抄袭俄国情形，应该具体化，特殊化起来。这就是我们提出这两种势力的所由来。 中国地主和资产阶级，不会解决农村问题：他既没有普鲁士式的大地产，也不能象斯托柳宾的依靠富农。只有农民受无产阶级领导，自己起来才行。实行土地革命，是和推翻封建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分不开的。而中国土地革命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又是一件任务的两面，都不能任意拆开来干。这当然也不是说，工农专政一成立，马上就把外国工厂一下子没收，领事馆都一例捣毁。不！革命是夺取政权的行动，当然要看具体的环境，有计划有步骤的，根据工农的利益，真真动员数千百万万民众的力量，引起国际无产阶级一定形式的帮助，来完成我们历史的使命。 托牌的严灵峰说：“非每次经济危机，每次内战爆发，都是革命局面。”我们说：“每次经济危机，每次内战爆发，都是统治阶级及其经济暴露弱点，表示动摇，可以做革命进攻的时机，尤其是在战后帝国主义第三时期中经济恐慌和军阀混战的时候。革命的导火线，连国会内的风潮都可以充当。"我们不象他们那样坐等革命飞来，颂扬帝国主义美德，赞助资本主义脱离恐慌，掩护“国民”政府的半封建性。我们看到帝国主义的动摇，封建余孽的将倒，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应当组织，组织，组织，动员，动员，动员群众。当然不学立三主义的一味抓住几个人盲动！其实立三主义，不了解不平衡理论，混说世界经济是整个体，倒是严先生的理论的同鸣者呢！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2期，1931年5月出版） [1]据吴黎平同志讲，伯虎即笙廷彰，又叫方亦如、祝伯英，曾在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者
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节录）——任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节录） 任曙 第三章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 一把握着问题的中心 根据上面的分析，人们关于中国经济研究，虽不无比较正确的意见，然而大体说来，错误的固然不能答复实际问题，就是比较正确的，亦同样不能就把问题解决了。这在上面我们已经相当的提到，因为从问题的出发，我感觉得他们没有把握中心问题——帝国主义问题。这里我们先把唯物论大师对于中国经济分析的方法摘录出来： “当着机器生产践〔随〕着手工业而扩大，那么其发展一定是很可靠的。这一个时期能够给出大批的利润，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在中国，这一个时期却便宜了其它国家，因为它们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早过于中国。中国起来得太迟了，这也就预先决定了它今后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固然征服了旧有的生产方法，然而这一个过程却在帝国主义时代与殖民地政策下进行的。”[1] 这是他在距今五十年前所昭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亦即是在这里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结构，应当把握着中心的帝国主义问题的原因。我们知道照前章的分析，在中国全部经济问题中是有许多问题的。而一般的着眼于农村经济及其特征来解决，事实上所得到的只是“失败”两字，这已可显见问题的中心是在此而不在彼了。 这里我们还要说：撇开帝国主义，中国的经济性质实无从谈起；不能把握着帝国主义问题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亦限定了许多人不能前进而必复落于布尔乔亚的窝臼。为甚么呢？ 第一，不管你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商业资本主义如何的估价，总不能不承认近八十年中国才有急剧的变动，而这一变动的原动力便是帝国主义经济的侵入。由此才有新的都市以及外与世界市场内与穷乡僻野相联系的新式商业，新式农业，新式工业，以及金融经济。这绝不是由历史上的商业资本主义诱导出来的。所以就把握着历史上的商业资本主义，亦不能说明现在的经济性质，必须把握着帝国主义问题。 第二，自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繁荣之日，农村经济（手工业可以包含在内）便已逐渐失其对于整个经济问题的决定意义。一般的历史如此，中国历史也不能有例外。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取得支配地位，以及在全部中国经济生活中取了决定意义，不是由于中国整个资本主义内在的发展，而是因为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商品的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因此，亦可明了许多人拿农村经济来解释整个经济以及其它任何部门，都是不可能的，而必须首先把握帝国主义问题。 第三，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这一特性已久为谈中国经济问题者所公认，同时现在乃至将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资本仍有伟大的作用与影响，想亦人们所不能否认。这样，又怎能仅看见中国资本主义而不看见在其上统治着和在其内盘踞着的庞大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这里，谈中国资本主义尚不能离开帝国主义，何况解决中国整个经济问题？因此，我们不应该单看国货的资本主义，亦必须首先把握着帝国主义问题。 第四，至于从统治阶级的性质及其剥削方式等等为出发来解决中国经济的性质，毋乃太过滑稽。这在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不复述。总之，这些问题在中国经济问题中不能同帝国主义问题对比，我们但由通常所说的“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样一句话，亦可明了了。因此最后还是必须把握着帝国主义问题，然后才能切实解答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 但这里我们不是说只把握着中心的帝国主义问题而撇开其它的一切，我们只说一切问题只有在这一中心问题之下才能得着解决。一切问题都得着解决了，当然整个的经济问题便自然而然不会没有正确的结论。直到此时才能扫除一切混乱的反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荒谬理论，才能肃清资本主义的意识，才能使我们在阶级和政治的立场上坚定不移。同样，也许于研究才能在百尺竿头更勇猛的前进，而不是“进一步退两步”，或者徘徊折衷；才能于实际变动中得着教训——苦的真理，而不是东抄西袭，预先有了资本主义的偏见，只找些似是而非的事实来牵就“先天”的结论，或拿教条来作镇压真理的符咒。 这是我们由总的分析所得到的关于别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以及中国经济问题应当如何研究的概念。以后我们便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里我们还要补说几句，关于这一帝国主义问题，我们所要把握的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商品和金融等关系。一切从政治关系入手，因而一方面虽然有些微的感觉到经济侵略之可怕，结果制出一个大小贫的破产怪论；另一方面看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深蒂固”，尤其炮舰政策有“性命交关”，结果只有对着帝国主义发抖的那样又要打倒又要妥协的说法——那不是把握了什么帝国主义问题，只是证实“愈到东方资产阶级愈益无能”的表现。假使有人说那亦是把握了什么帝国主义问题，那么根本就表明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帝国主义！ 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问题中的地位与对外贸易 这里首先我们当然提出中心的帝国主义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中国三年来的事件以前，已经很明显的可以看出——现在就是一个瞎子也明白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内部生活上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现在中国所紧要的，就是要有国家的统一与经济独立，就是关税自主。或更正确的说：对外贸易的独占。这对于中国即表示从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因为中国现在仍是帝国主义财富的主要来源及生存之资料，并且也是今日之欧洲，明日之美洲资本主义内部爆裂危险之保险的活塞。”[2] 以上又是我们在这一中心帝国主义问题中要认识的焦点。在过去，一般的情形，对于帝国主义问题，往往放松了经济的意义，[3]而着眼于政治和外交方面。因此，否认帝国主义者有之，又要打倒又不得不妥协者有之，公然投降者有之。这种对于帝国主义的求怜妥协以至于投降，无非在政治上企图取得同“洋大人”同起同坐的平等地位，既是所谓“一等国”待遇的地位。这在资产阶级的本身，当然是有利的，因他另外还从帝国主义方面取得了妥协的代价；但于整个经济前途，却是愈益殖民地化，这是我们先要指出的。以下我们开始研究对外贸易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对外贸易，历来是很少人注意的；最多只附带的说到帝国主义的商品深入了穷乡僻壤，或者否认这一事实。至于帝国主义商品历来在中国整个经济中究竟起了如何的作用，农村的封建自足经济是否因此而彻底破坏，是没有人能够答复的。除了买办资产阶级大声疾呼的要发展对外贸易外，我们是没有看见一般讨论中国经济问题者（此地指我们这里批评的对象），分了一份精力来研究它；差不多两三年来我们只在某种月刊上看到一篇专门谈对外贸易的论文。单用这一点，已可显见中国学者中的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是必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这是因为由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中国整个经济问题中，在过去的一切纠纷，在将来的一切疑案，特别是农村经济的性质问题。不但这样，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关于失地失业，和农村的逃亡，目前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以及农民运动不平衡的发展，农村中各种各式的斗争，我们都可以拿对外贸易一事为出发来作说明。自然，同时亦要注意其它各问题，一一给它一个总清算。这在我们全部经济研究中，便要详细讨论到。这里只简单的把它的重要方面说一点。 首先要说的就是一些人因要证实其发达商业资本主义的企图，于是拚命在那里宣传对外贸易的不振，必须有计划有组织的从事发展。另有一部份人因要证实其封建经济占绝对优势的主张，亦拚命追随着资产阶级之后，在那里大声疾呼说对外贸易的落后。这两种人的宣传，单从表面看来，都胃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你若把他的论据过细分析，便可显见其在故意曲解事实的无耻。这里我们且引出一点证据来： “对外贸易的总额迄今也尚只十七八亿（？）内外。……以我国的人口虽占全世界人口之20%，而对外贸易额却不能占全世界各国贸易总额之20%。”——这里我要请读者注意，这是见于本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某种月刊上的。[4]（保） 这样的意见，不但显然错误，简直有意的捏造事实。我们根据不久以前出版的海关报告看来，1929年中国的进口贸易为十二万万六千五百余万两，出口贸易为十万万一千五百余万两，合计对外贸易总额约为二十二万万八千一百余万两：合银币三十四万万二千余万元。这里假使他说的十七八亿即十七八万万这一数目字为银两，则“迄今”却少报了五六万万两；若说的银币，则更少得多，差不多少报了十六七万万元，这是如何的自欺欺人！再说他的错误吧：这里他忘记了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他以资本主义的意识出发，好象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各国贸易总额占百分之十以上，中国亦同样要与英美并驾齐驱，顶好还要超出其上。这是多么的拟于不伦。果能这样，中国早就不应当叫作半殖民地而要号称头等帝国主义了！因如下表的数目字在1924年，英国不过16.51%，美国不过15.57%，如他们所幻想中国要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20%，岂不要比英美的资本主义更为发展而统治全世界吗？ 这是人们附带的论到对外贸易问题的意见。以下我们再从年来独一无二的一篇论《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论文上引点于此，以见一般。这里，我们亦要请读者注意，以下所引的论据，在作者某君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论争方面的唯物专家，且与发表上面意见的某君，在政治的立场上完全处于两个极端。很有趣的我们亦可看出他们在经济方面，“心心相印”，意见完全一致。 “譬如我们常听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商后的国家，这句话在对外贸易的观点上说究竟是否正确呢？请看下表： 在世界商业中的百分比 国别19131924 英国15.2816.51 美国11.1815.57 印度3.603.73 加拿大2.783.58 日本1.803.32 比利时4.232.81 中国1.882.79 （此外还有德，瑞等国，因与此无多关系略去——曙） “就这个表看来，中国1913年的对外贸易，比英国差八倍，比美国差六倍。比比利时差两倍有余。至1924年中国对外贸易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不过才赶上比利时，比英美各国仍然相差六倍有余。”[5]（修） 以上的意见，亦无非在希望中国对外贸易能与英美并驾齐驱，他的错误同上面那位某君没有两样。不过这里更可惜他已经见着中国的对外贸易比印度相差不远，印度人口亦在三万万以上，他不拿印度来对比，而必欲取英美的数目字对比，可想见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必须发展到英美一样才算不落后。因此，十年前比印度相差一倍固然是落后；现在快要赶上印度，亦还是落后。这落后的解说，在中国本身是没有丝毫标准的。我们须知十余年来印度在世界贸易总额中说不上增加，而中国却增加不少，几与印度相等。我们由印度的经济情形，可推知中国的本身了。 为要深刻的认识他的错误起见，以下再引点这位唯物专家的论调： “表面上中国已到了世界上的第十一位，实质上连第十一位还不配。若以人口为单位，计算对外贸易的平均数，则可知中国对外贸易又远在各国之下。 “请看下表（以美金为单位） “世界主要各国对外贸易平均每人约合数量表 19131924 新西兰202.4325.9 澳洲154.3220.0 英国125.3192.2 墨西哥15.914.9 匈牙利38.631.8 希腊14.631.7 日本12.729.5 暹罗9.013,2 印度4.46.1 中国2.13.3 俄国1.92.4 （同样表上还有德，瑞等国，因无关系，故亦略去） “照上面这个表看来，……中国平均每人对外贸易约合美国三元有余，新西兰合三百二十五元，超过中国百倍。英国约合一百九十余元，超过中国六十倍。墨西哥，匈牙利，希腊，日本等国亦超过中国十倍。即暹罗亦超过中国四倍。 “以上所说只是表面上的总的数目字的观察，这还不足以深刻认识中国与国际经济的关系，仍然不能深刻明了中国经济落后的程度。”[6]（修） 以上的意见不但错误，同样的企图蒙蔽事实。首先说他蒙蔽事实这一点，如上所述，中国在国际贸易居第十一位，这是不是事实呢？是的，但这是他要证实中国经济落后这一主张，以便他说明中国还是封建经济的理论，意识的引用过去五六年乃至十余年时的事实，而不引用在突飞猛进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关于近年的事实。这里假使你要证明中国经济的特别落后，老实说顶好还是引用十九世纪的事实好，因那时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还更落后以至于无地位可言。用过去若干年的事实，企图蒙蔽中国的现状，巧妙诚巧妙矣，其如一方面暴露了他的无知，一方面更暴露了其无耻何？ 再说他的错误：在上述的意见和表中，很明显我们可以看见他一方面认为中国对外贸易每人摊合的数量不及英日等帝国主义为可恨，一方面更认为连新西兰，澳洲和暹罗印度等殖民地亦赶不上为可耻。于此他很机械的犯了理论上的错误。前面的主张，是不明中国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后面的主张，虽然相当的认识了中国的地位，但他不知道在新西兰和澳洲等地的土人久已被帝国主义者驱逐的驱逐，屠杀的屠杀，剩余无几。中国的地位虽是殖民地，究竟还是半殖民地，等不到新西兰和澳洲的前途，便已革命起来，而不会被帝国主义完全把全国民众用慢性的经济侵略这一毒剂消灭的。这样，又那能直接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对比，而不深一层研究其间运动的关系呢？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不能同旁的国家对比。我们的意见：要吗同战前的帝俄，战后的苏联直接对比；要吗深一层研究中国对外贸易问题，而局部的抽出一些重要省区，有如研究俄国经济抽出欧俄一样，然后和旁的国家对比。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才能考究中国经济在革命的意义上说来是否落后，乃至一切其它社会和政治问题。 这里我们根据海关报告制出如下的统计来说： 民九及十八两年各省暨全国平均每人所占进出口商品数量的比较表[7] 省别民国九年(1920) 民国十八年(1929) 关平两美金元 英金镑关平两 美金元英金镑 1江苏15.9119.73 5.4127.7117.73 3.60 2东三省13.5516.80 4.7126.5016.96 3.45 3湖北5.787.17 1.978.525.45 1.11 4广东7.138.84 2.427.624.88 .99 5河北6.177.65 2.107.104.54 .92 6福建2.693.34 .914.863.11 .63 7山东2.773.43 .944.763.05 .62 8浙江1.772.19 .602.711.73 .35 9云南2.803.47 .952.551.63 .33 10安徽1.652.05 .561.851.18 .24 11江西1.581.96 .541.711.09 .22 12广西1.832.27 .621.581.01 .21 13湖南1.291.60 .441.17.75 .15 14四川.46.57 .161.17.75 .15 全国平均4.245.26 1.447.384.72 .96 从上表中，我们看见中国对外贸易的总数，按全国约计四万万人口平均计算，当1920年每人已占关平银四两多，占美金五元多，英金一镑以上。这同前面他人引证的战前后俄国不过美金二元左右，印度亦不过四元至六元美金的比较，到底是表现了中国经济什么样的情形呢？假使欲就这一问题而解答中国经济是否落后的话，那么俄国比中国更为落后，中国比印度大体上已不差什么了。若是我们再进一层抽出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省区，如南方的江苏，北方的东三省来看，则在1920年每人平均摊合的对外贸易数量，不但要超过战前的日本，希腊和墨西哥等地，直超过战后的印度，苏联等好几倍。人们在这里又如何解答这一问题呢？落后吗，封建经济吗，一切这些不合实际的意见均须从实际中去修改一下吧！ 这里我恐上面从人们论文中所引来的“世界主要各国对外贸易平均每人约合数量表”，数字上或有错误，再从海关报告上摘录下表来，同我们制出的统计对照一研究。 战前（1912年）奥俄等国没人所占对外贸易表[8] 镑先令 辨士 奥国(AustriaHungary)5 44 希腊（Geece）48 11 塞国(Servia)210 8 俄国（Russia）113 4 上表和前面我们制出的统计，很明白的告诉了我们：（1）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在1920年前后同战前的俄国对比，已有同高或较高的程度。（2）局部的抽出来看，在江苏，东三省，广东，河北和湖北等全国经济中心区域，不但远超过战前的俄国，甚至与战前的粤（应该为“奥”——录入者），希，塞等国亦不相上下，或则同样超过之。这样，我们如何能不顾这种客观的事实，只是闭着眼睛，瞎讲中国的国际贸易不发展，因而经济还是落后等无稽的呓语呢？倘若你们不挂唯物招牌，不贴革命商标，那就由你们的理由去以帝国主义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否的标准。 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帝国主义的商品是否深入了中国的穷乡僻壤，以及在中国整个经济关系上起了如何的作用等问题，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时首先要答复的。可惜人们始终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而且还充满了一脑子的错误见解。例如我们再拿帝国主义的商品是否深入了中国的穷乡僻壤一问题来说，否认的人无非说中国农村还在自足经济时代，似乎不需要从外国来的商品。承认这一事实的人亦不过说些——中国很僻远的农村中都要购买洋油、火柴等日常生活工业品——不着边际的话，因此，问题终于不能解答。我感觉得到是资产阶级因与帝国主义在过去有利害冲突的关系，说了如下的话，替我们答复了不少的问题。 帝国主义商品的输入，因在“光绪年间各通商口岸，都渐次成立。……逐年增加，不可响迩。……至宣统年间，输入则仍不失其增加之势。盖至此时，洋货已通行国内，人民亦习用之。且日常用品，当有不可一日缺者。”[9] “民国以来，进口洋货中，均以棉货类为大宗。盖别种货物，大抵销于有相当购买力之人；唯此类货物，则虽穷乡僻壤，贫篓之人，皆需要而无所省。”[10] 这是资产阶级自己说的，假使读者觉得这是过去及现在的实际情形，那么，主张中国农村是封建经济占优势的人们，就得改正他的意见，否则主张中国农村是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的人们，亦得斟酌他的理论。因为我们已一再说过，离开经济是不能谈其它问题的。假使经济是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关系占优势，断未有社会和政治不与它相应，而是另一回事的。 我们认为对外贸易是中国整个经济变动的动力，是过去和现在一切问题之症结之所在，故此不惮烦的把它提出来作多方面的讨论，在本书中占据了不少的篇幅；但毕竟还未能道其十一，这自然在我们的全部经济研究中还要专门叙述它。这里我们再同样引立场不同的两个极端的人物的说话，来把这一对外贸易问题作一个结束。 （1）“现在的交易，最主要的是外国商品的交易。不独有外国工业品交换中国农产品，抑且中国工业品也有出口，外国农产品也有进口。国内农业生产无论如何衰落，外国商品的交易仍旧可以繁荣。外国商品进口及中国商品出口最多的都市，就是最有控制中国的势力的都市。”[11] （2）“在中国对外贸易上，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上的统治。……总之，对外贸易是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在分析中国经济状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对它注意……经过对外贸易，使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发生密切的关系，使中国在经济上不能脱离世界的支配，成为世界的一部分。”[12]（修） 对外贸易既已在中国整个经济中占着统治地位，而竟无人特别注意研究它。当着决定中国经济性质时，大家都一致的抛开这一问题，把中国大门关闭起来，仿佛家丑不可外扬一般。或者无条件的主张是封建经济，或则贸然表示直觉的反对。这都是不对的。中国是交换经济世界中的一部分，如何可以忽视？交换经济世界中的中国，已必然是交换经济。这是研究之前就应该肯定的前提，从而就应该从此开始研究的。 三投资与投货 关于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问题中的地位，除了中心的国际贸易问题外，还有开工厂与外债的问题，简单的说来就是投资问题。这一问题在此不能多说，因为大家对它不是如国际贸易问题的那样忽视，同时也可不必多说。此地要说的有三点： 第一，大家把这一问题看得太机械了。例如有人这样说： “1900年以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推销廉价商品及作工业的开发；换句话说，这时期的政策是工业资本主义必然的进路。1900年以前，他们注重于政治借款，实业投资，换句话说，即输出资本的金融资本主义政策。”[13]（保） 这是很机械的，并且还与事实不符。“政治借款”与“实业投资”都不是一九OO年前后的重要事实，而是一九一O年前后的重要事实，特别是政治借款。尤其错误的，仿佛工业资本主义还在金融资本主义之后，这是多么的与实际不符。总之，不管人们如何的颠倒事实，如何企图机械的说明自己错误的见解；而投资固然是当前的严重问题，对华贸易亦更是各帝国主义始终不能放松一点的。我们只就目前各帝国主义国内的失业问题的严重，商品因合理化生产空前的过剩，以及不久以前德国的实业考察团来华，最近的加拿大，英国和古巴等商务和经济视察团纷纷来华，无一非为了输入商品的市场问题。因此，机械的只看见投资问题，或者认为今后最严重的只是投资问题，都是不对的。 第二，如上例说的各国失业问题及商品过剩的市场问题比起通常所说的投资问题，不但今后仍不失其更形严重；尤其要知道在英日美各帝国主义之间；投资与输入商品有或多或少的利益区别。因此，我们亦必须分别论列，不许机械的解释。 第三，在投资问题中，亦不是简单的投资而有输入商品的问题在。输入商品关系中亦不是简单的输入商品而有投资的问题在。很显明的事实，关于前者，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向中国投资，必然附有购料的条件。例如航空借款之与飞机购买，军事借款之与械弹进口，都是不可分离的——投资就是投货。关于后者，历年来的对外贸易入超，就是投资的来源。亦是投资的结果，稍为知道对外贸易事实的人，都能明了这一关系。只有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瞎子，才会说因为入超关系，帝国主义每年大批的从中国运去金银，因而使中国的银根奇紧。或者说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投资，真的从帝国主义本国运到中国几千百万的现金，一若私人间彼此的借贷一样。这里我们先举出如下的事实： “据民国十七年美国纽约外交协会调查部所发表之报告书，谓外国在华投资无确数可查，大约为二十万万至二十五万万美金，（即按一切产业投资与债款合计——曙），香港不在内。其中日本投资额占第一位（约45%），英国次之（约25%）。如果根据此种报告计算，以三元华币折合美金一元，则为六十万万元至七十五万万元。”[14] 我们再根据历年海关报告，制出如下的近五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入超总数表： 年次入超（关平两） 1880—89年135,000,000 1890—99年434,000,000 1900—09年1,211,000,000 1910—19年902,000,000 1920—29年2,214,000,000 合计4,896,000,000两 =7,340,329,835元 根据上面的叙述，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的产业投资和借款，总计在七十余万万元以上；此地近五十年来的入超总数计算的结果，亦为七十余万万元以上，出入相抵，天缘巧合。那末，人们对于投资与投货的关系当可恍然大悟吧？因此，我们可以说误解投资与投货的机械论者，直可证明他丝毫不懂得什么叫做投资，什么又叫做投货。也许他会在此地一旦豁然贯通，懂得这一关系：原来投资之中就有投货在，投货之中也有投资在。再我们由上面入超表中，看见1900年后入超大大的增加，亦可于投货中理解1900年后投资的发展关系。至此，我们很可痛快的说，大革命的将来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产业，否认一切外债，不惟是必然的，而且是十二万分合理的应该的。因为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产业的投资与外债都是一点一滴的从工人农民身上压榨而形成的入超，并不是帝国主义从她娘家带来的！并且实际的情形，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洋叫化子”，不惟一钱不名的跑来中国；结果还吃得一肥二胖，满载而归。因此一切宣传中国贫穷而至于“卑田院”化，“看不出什么经济”，以及“帝国主义不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的怪论，都是在为帝国主义辩护，根本荒谬！我们说：不但上海香港和大连等等商埠的繁荣，是全中国其它各地贫穷乃至扰乱所造成；就是伦敦，东京，纽约和巴黎等等国际都市的繁荣，亦是从全中国榨去不少的资源的结果。上海，大连，香港等租界和割让区域内一切财富，都是中国工农的血汗，我们应该夺回来！然而有谁在主张？从前主张过的，现在不是说只要帝国主义服从将来的革命法律就许其存在么？这与“对于帝国主义的矛盾”论者之所谓“又要打倒又不能不妥协”（大意如此），同一名打倒而实妥协了。彻底打倒帝国主义的人们，革命到而今还如此，真是言之痛心！ 四总括的研究 以上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问题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结束了。于此，我们应当认识的有下列数点： 第一，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占最重要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时，应当把它放在第一位，不能有丝毫的忽视！ 第二，问题之重要在于进出口商品的关系，就是对外贸易问题。从这一问题上，我们很明白的看见了中国经济已经发达到俄国战前的状态，亦即是有了“十月革命”的经济基础。一切宣传中国对外贸易不发展或落后，不过是充分暴露其资本主义代言人的企图，障碍非资本主义的理论和运动罢了。 第三，我们由进出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进口商品是否深入并支配了全国穷乡僻壤的经济生活，便可断定中国整个经济已发展到了如何的阶段；即封建的自然经济崩溃；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占了优势。 第四，投资与投货是分不开的。我们由投货问题中，更认识投资所以增加之故；认识所谓投资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每年进贡于帝国主义金钱若干万万元之入超；是中国工农之血汗；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一切贫穷，失业乃至扰乱的根本因子。 这里我们必须补说一点，就是关于以上所举的第一项中，我们说人们没有感觉到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问题中的重要，也不能没有例外[15]。但到了全部实际问题摆在前面时，便都“目迷五色”因而亦尽都把它忘记了。因此： 第五，人们不但同样忽视了这一中心问题，甚至同样误解了它。目前虽然有人开始纠正其后半截的错误，但其所争论的亦在帝国主义维持封建势力与否的片面问题上，没有打算把握着这一中心的帝国主义问题为出发为决定的力量来重新估计中国经济问题。同样到了决定中国经济性质时，亦是对于这一问题不言不语的缄默，仿佛中国经济性质只有在中国的范围内来解决！这一样在政治上表现了左中右各派的理论最终的一致。 第四章中国资本主义问题 一中外资本主义对立的批评 中国资本主义问题是要从帝国主义问题去求解决的。因为一般没有把握着后者，因而对于前者虽然在各方面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其结果仍不免陷于“阴山背后”的争执，没有把握到问题的中心。这里我们为明白起见，先提出下列几个问题来： 第一，国内的中外资本主义是否应当对立？ 第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第三，现在是否还在发展？ 首先，我们说第一个问题。这在上面论各派的结论时，已相当的提及，这里再具体的从各方面引证点意见。 （1）“以一般社会经济而论，中国是落后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国内没有最进步的生产技术与资本组织。中国大都市有电气运转的最进步的机器工厂。中国大都市也有最完备的银行组织。这些组织是外国传来的。然而外国传来的组织已在中国经济结构中获得领导的地位。”[16]（保） （2）“工业资本在中国除了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以外，却不能发达。”[17]（改） （3）“在重工业方面，说不上任何民族工业的发展，因为根本中国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重要的重工业。”[18]（修） （4）“中国虽然富于煤铁的储量，但主要的煤铁矿都落在外人手中。……他们利用雄厚的资本，精良的技术，富足的经验，所以经营成绩非常优美；至于中国本国人自办的煤铁矿公司，都是一些不重要的矿山，资本短少，技术拙劣，经验毫无。……营业不仅没有起色，而且大都不能维持。”[19]（保） （5）外国纱输入是减少了，中国棉纱生产是增加了；但增加的是外国的纱厂的生产，不是本国纱厂。”[20]（保） （6）“中国纱厂之些微的进步，绝不是超过了或削弱了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纱业中的统治，相反的，外国资本仍然是更加扩大了它的势力。”[21]（修） （7）“帝国主义的商业在中国是盈利的，发展的，但中国的商业是冷淡的，破产的，衰败的。”[22]（修） （8）“列强在中国的银行，总共四十三家；中外合办的有二十家。至于中国自身的。则只有百四十家。兹将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及本国银行的资本表示如下： 额定资本 （百万元）实在资本 （百万元） 外国银行910682 中外合办银行150104 本国银行375158 “看这个数目，我们就已见到本国之较外国银行的势力为微小。若再把多数中国小银行之实际等于外国银行的支店的情形加入考虑，则更见其微乎又微了。”[23]（修） （9）“当现在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已到了垄断的地步，而中国民族工业尚在幼稚时期，不管在任何形式下的竞争终于遭帝国主义最后的打击。”[24]（左） （10）“中国资本主义拿现在来比很久的从前，自然有了进步，这是不用说的，甚至拿近几年内来比较，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这也是事实。但……外国同一企业的发展比较远出中国以上。”[25]（修） 以上的十大高见，依次读来，恰好是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一篇代表作，至少应当放在马寅初演讲集第一集第一篇才合式。要是马博士能搜集到这些唯物派经济研究的高论，必然“距踊三百”，喜“吾道之不孤”。胡适博士亦必同样欢呼：“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可怜这些尽都贴上唯物商标的经济理论，原来的货色都不过国货资本家的“机制洋式货物”（ChineseFactoryProducts）。自然其人亦都是马博士与胡博士之流的Comrades，当无疑义。在此国货运动提倡之秋，这种拥护国货资本主义的货色之盛极一时，其谁说不应该呢！ 这样说来，难道上面一切的说法，没有一点是处，都是隔靴搔痒吗？这又不尽然。但为什么我们不这样提出问题：中国资本主义是否发展，是否支配了整个经济生活，因而反映于统治者的阶级性是封建抑是资本主义的？而必欲这样提出问题：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这只有资产阶级学者，才去分别这些是他们的，那些是列强的。中国的工人是不应该这样那样替别的人划分界限的。他们只晓得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是分不开的好弟兄，打打伙伙的压榨他们，剥削他们，使他们衣食为难；他们的农友失业失地。在紧接关头，就是平时在合股公司内，他们显然没有分别，谁劳你多事的“唯物派”去替别人强分宾主，去当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中国工人阶级，他们只知道从下列统计中（这里以纱厂为例，希望读者能举一反三，以概其余。）认识他们的生活难于维持的原因，刻骨不忘的记着替资产阶级作了奴隶牛马而得不着人的待遇的关系。 1928年中国纱厂的统计[26] 资本厂数 纺锤织机 工人消棉量 产纱量产布量 1.中国2860 575765 606364 2.日本7037 393730 363236 4.英国28 465 45… 合计100100 100100100 100100100 （此表厂数一列的合计有问题，原书如此——录入者） 根据上面的统计，我们知道帝国主义以雄厚的资本压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固然建筑在高度的剥削工人的基础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与帝国主义竞争，更是残酷的建筑在剥削工人的基础上。尤其中国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加倍的可怕。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资本方面只有百分之二八，而他的厂数，纺锤，织机和役使的工人，及其生产量都在百分之六十左右；以少量的资本经营更大的伟业，就是资产阶级的学者亦不能不说出这样的比较“公道”的话：“除此资本不足一弱点之外，国人所办纱厂之地位，均较日人所办者为优”[27]。这几句话中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役使下之工人阶级的非人的压榨与非人的生活。很可怜一些号称唯物派的中国经济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熟视无睹，或者意识的含默。只晓得资产阶级写财产清单，考察某些是国货的，某些是非国货的，以唤起他的财富意识。在整个资产阶级间——国际的与本国的——的一些小小的矛盾和区别，正好比“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为更明瞭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如何剥削中国的工人，我们再引出下面一段事实： 湖南第一纱厂“自民国十七年九月开工，由建设厅拨发资本二十万元，除修理增置外，实际用以营业者，不过十余万元而已。差幸全厂一心，经营得法，至十八年六月底结算，纯利八十余万元。资本轻微，获利十倍，成绩之美，良足惊人。”[28] 由上面这一段资产阶级于“兴高彩烈”之余的快语，不但充分的表现一般中国资产阶级下的工人阶级黑暗的生活，并推翻了上面那些唯物派的中国经济学者的十大高见；自亦同样证明了中国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的原因。“唯物派”的中国经济学者呵，愿们〔你〕们一用你们寸光的双目，不只是用你们空想的脑子吧！ 但这并不是说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就有较优的待遇，较轻的剥削。不会，还是一样的！固然在某些方面关于改良的设备，帝国主义的工厂内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不象中国资产阶级那样更野蛮的待遇。但关于工作时间和工资多少的实际问题，不论中外资产阶级，都是“二五之与一十”，一样的建筑在剥削中国工人基础上，以发展其彼此间的冲突和矛盾。人们又那能只看见其彼此间的冲突和矛盾，因而就机械的解释它大过于对付工人阶级这一关系？ 如此说来，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中心又在那里呢？那便是如以上我们一再说过，而且还是客观的历史的事实摆在我们当前的问题：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如何程度？是幼稚吗？落后吗？抑或正在生长吗？它的力量已经大过于封建经济，支配了中国经济生活吗？抑或中国整个经济生活还是受制于封建经济吗？因此，是否有如人们所说“中国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吗？问题只在这里！当然我们此处所说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学派那种偏狭的误解的中国民族内的资本主义，而是中国地域内的——中国的和外国的一并计算在内的。 因为人们一致的都还未把握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何在，所以其间的争执都是离题万里。他们以为只要知道帝国主义是否压迫和阻碍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因而便可决定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否同样被封建制度所阻碍：仿佛这样一来，中国整个经济的性质便得着解决了。因此，目前的争执都不外乎以“阻碍”二字作焦点，这是极不正确的。其结果，右的意见中，自然“老狗教不会新把戏”固执着他们的成见；左的意见中，亦何常不承认“相对的阻碍”，变相的与右的意见一致。这样，问题便终于得不着解决。这只要看人们目前长篇宽制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的内容，便可明白，用不着我来多说。 复次，因为问题既未把握着中心的所在，亦就是始终没有得着正确的解决，因为在人们中间其争执和结论里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在根本的观点上还是表现了全体的一致。这在以上，我们曾经一再指出，这里再将人们在根本观点上一致的情形，按下列的步骤用讨论的方式描述出来，借以窥见人们的意旨所在。 第一，人们一致的说，“中国民族工业尚在幼稚时期。”[29]（左） 第二，大多数的人更进一层的解释:“中国工业之过去的相当的发展，是有它特有的原因；而这种原因，在现在已都不存在。”[30]（保） 第三，于是某一派的人便引伸其义的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现在处在停顿不能发展状态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推没有发展的条件，反而却有发展阻碍的条件。”[31]（修）； 第四，某些人更举出他脑子中的事实：“凡外国商品所到之处，便是中国生产衰落之处”[32]。目前中国是“生产衰落及商业凋敝[33]的时候。（保） 第五，另一部分人更特别卖气力似的来补充：“全国产业萧条零落，很少能够维持——纱业，烟草，面粉等重要轻工业部门更甚。”[34]（修） 第六，人们感觉得以上的说法还不够，更决定的说：“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陷于完全破产的地步。”[35] 第七，某一部分人觉得这样说下去难于实现自己的结论，并且与他们的实际还不大合。于是把问题重新提出来，说：“中国工业的发展还极其幼稚。”[36](保) 第八，于是便有不少的人起来解释这一“极其幼稚”的意义，并指出了我们不但见所未见，简直是从来闻所未闻的事实：“现时私人的企业仍停滞在小规模的状态。”[37]；“今日中国工业尚不脱手工业时代”，“工厂不发达”，“国内一切生产工具尚分散于一般人之手。”[38]（保） 第九，一部分号称老牌唯物的革命者，也抢着随声附和，为中国资产阶级叹息：“可怜的中国的幼稚资产阶级”[39]（修）呵，“我们的产业随早随迟是终竟要归他们（按即指帝国主义——曙）吞并的，我们小小的资本家们哟！”[40]（修） 第十，外国博士们听不懂这些人高谈阔论的在讲些什么，便起来很严重的警告他们说：“我们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我们至多只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41] 第十一，于是自命为左派的人们，觉得博士们的话有“至理存焉”，便“温故而知新”的重提旧事，并且很诚恳的向着中国的资产阶级表示自己过去的错误和今后的忠顺，说：“中国没有大资产阶级，所以也不会有阶级争斗发生”[42]；“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今日中国来实行，实在没有根据：既没有社会主义底客观条件——大规模的生产机关，又没有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广大的觉悟的无产阶级，所以我断然地反对在今日中国单纯地以无产阶级底力量，直接来行社会主义革命。”[43]（改） 第十二，争论至此，差不多已告一段落，于是某一部分唯物派的新角色，很坦白的起来作一个总的结束：“中国社会目前的经济基础是不配谈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对的。所以中国革命的党分析中国目前阶段的经济的政治的组织，规定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政纲”。[44]（修） 问题在人们中间，可以说就是这样的解决了！虽然其间亦有微弱的反对呼声，但这有什么用呢？因一则“少数服从多数”，再则根本的观念既已一致，结论的或多或少的差异，那是主观的出发，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亦可以说，在这根本问题的观察时，依然分不出左中右来，大体亦如旁的地方一样，表现了全体的一致。其联合战线的纽带不外乎是资本主义意识的关系。 这里，我们还要举出一件更可笑的事。由这件事中，更充分表现某些先生们企图把本国的资本主义与外来的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苦心孤诣，同时亦就是充分表现了他们的无耻。事实是怎样的呢？这里我们十分审慎的将它介绍于下： “中国纺织业……据一九二七年华商纱厂联合会的报告，有如下表： 国别工场数 中国72 日本42 英国52 合计118 “由上表，可知英日两国在中国所设纺织工场，合计有九十四个之多，与七十二个中国纺织工场对；关于此项企业之中国资本，自然要相形见绌。”[45]（保） 在上面所举的统计中，英国原来只有四厂。经他笔下一改，竟增至五十二厂，平白地多出四十八厂。于是由英国的五十二加上日本的四十二，一起就有了他脑子中的“九十四”厂，比起中国的七十二厂当然就多起来了。否则日本四十二厂加上英国四厂，这岂不比中国的七十二厂少得多吗！人们这样的窜改数目字，并根据它来发表自己的主张，以为可以蒙蔽得了人吗？其如最后忘记了将118改成166，毕竟还是露出马脚来了。这又何苦呢？世界上竟有这样“无耻之尤”的中国资产阶级学者，说起来人或不会相信，但事实如此，又由不得你不信！其实，这类的事实还多着哩。“愈走到东方，资产阶级愈是卑贱”，就在这些地方表现得更深刻，我们要留心一点哟！ 由以上的许多论究，我们很明白看见在中国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中，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所以要把本国的和非本国的两方面对立起来的企图和无耻，我们更看见一些随声附和的唯物派之无知。我们已一再说过，我们是没有去替资产阶级分彼此的任务的。他们的冲突我们应该知道，以作革命的利用，除此而外，对于我们的一切研究，尤其是最后决定问题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现在我们要知道的，也是再不能不知道的，那便是历史的事实久已摆在我们前面如上之所提及的：中外一并在内的中国资本主义现在发展到了如何程度？以下我们就要开始研究这一难题，那般唯物派所不能答复的这一难题。我们觉得在整个资本主义问题中，只有这问题是我们当前非解决不可的。否则，其它一切的争执，都会没有什么意义。很可惜他们独于这一问题一致的抛开，而对于其它的问题则“狗争骨头”般的拚死命的打架。 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这里我们开始要说的，就是这问题是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中心，而大家向来都发表了许多否认它的意见，以为根本无资本主义可言。因此希望读者很审慎的去研究，不要先有任何成见。我们在此，只不过作一个初步的结论；主要的不过是提供我们对于这一问题中研究出来的一点意见罢了；当然亦就不是我们最后的结论。 首先，我们把前画他人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在发展中的意见所附带的举出来的一些事实，论究一下。我们觉得在这些事实——“外国传来的组织已在中国经济构造中获得领导的地位”；“重工业在外人经营之下，成绩非常优美”；“中国棉纱生产是增加”；“外国资本仍是更加扩大了他的势力”；“帝国主义商业在中国是盈利的发展的”；“外国同一企业的发展比较远出中国以上”——中，亦可把握着这一问题了。假如有人说这些事实不可以表明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问题中的意义，因为这些是外国的，不是国货的；那么，我们上面已经一再指斥过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此地当然还是重申前说。 复次我们要估量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必须要有标准。第一我感觉得这个标准应该是把资本主义与封建经济比较，看是谁个占优势。既然在中国境内的华洋两种资本主义是当作统一的中国经济看待的，那末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工厂，商店，矿山，轮船及铁路资本等，再加以土著资本家的银行，工厂，商店，矿山，轮船，铁路等，就满足以压倒封建经济，而支配全国生活。这是有许多事实的。以后我们可以举出几个统计表来给大家看。 如果我们说中国的帆船可以表现封建经济时代的交通工具，轮船则代表资本主义时代的交通工具，那就请大家注意下面的记载： 历年轮船与帆船出入全国各海关吨数百分比[46] 18751905 19151925 1926 轮船8591 939798 帆船159 782 100100 100100100 （这张表的数据最后一行疑似为合计，但1925年一列有问题——录入者） 这里就是资产阶级的学者亦不能不承认：“轮船营业如是发达不已，数年或数十年之后，帆船在航业上之地位，将完全为轮船替代矣”[47]。一些唯物的先生怎样答复这一事实呢？轮船或者不是同帆船一样是封建的表征吧！ 如果说由钱庄和银行的兴替，亦可以相当的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那我们就介绍出如下的数目字来： 1912——1920年中国银钱业投资的百分比[48] 1912年1920年 钱庄6837 银行3263 100100 这一个小小的统计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十年之间，银行和钱庄表现了决定的新陈代谢关系。银行投资日多，钱庄投资日少。这里我们很明白的看见中国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没有两样：已经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时代。人们再也不能拿历史上商业资本主义一语来比拟今日了！ 如果有人说上面的两件事实还看不出资本主义的工业对于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征服到了如何程度，那我们就再介绍下面的关于生丝的统计。 这个统计表示了什么呢？很显然的告诉我们：中国农家原来生产的土丝在数量上不到百分之十，在货价上不过百分之五；而厂丝半厂丝合计，无论在数量与货价方面，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表示，资本主义的生产将要夺去生产的全部领域，封建手工业的生产将要完全消灭。有谁人能指出这不是同上面资本主义的表征的交通工具的轮船代替帆船那不一致的趋势？人们对于这一事实又如何答复呢？ 现在我们再拿一个统计出来； 1928年各种生丝出口的数量和货价的比较[49] 种类数量 货价 担 百分比两 百分比 土丝白丝3,634 9.71,650,094 5.0 黄丝10,7525,222,831 半厂丝白经丝9,387 6.97,312,101 5.8 黄经丝724426,167 厂丝白缫丝105,162 83.4103,264,411 89.2 黄缫丝18,008 16,167,769 合计147,667100.0 134,043,373100.0 近年四种重要工厂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经过全国各省区海关的国内贸易比较[50] 就是资产阶级的学者亦不能不说出这样的话：“国内土货贸易之最重要者，唯通商口岸间之土货贸易是也”[51]。那么，我们看上面这一个统计，它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很显然的，在棉纱和面粉等四种商品经过全国各海关的国内贸易：机械工厂的产品占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九，工厂手工业的产品由百分之十减至百分之一；前者夺得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后者由于衰败而至于消灭，简直已无足重轻。这其间你不用想象还有好多家庭手工业产品的地位，它早已在机械工厂产品和工厂手工业产品以及进口商品等三面围攻之下“寿终正寝”了。如果还有人要笼统的说“落后”，“幼稚”或者“极其幼稚”，等等各人脑子里虚构的一幅中国手工业的“太虚幻境”的图画，那就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在尽其为资本主义掩护的任务，我们便要叫他离开劳动营垒，过资本营垒去，不要站在这边说那边的话，来欺骗这边的革命群众！ 这样比较的结果，我们可以很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在这里，我们要力说的，就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尤其在考察其发展的程度一方面，只有把它同封建经济比较才有意义，才能答复一切实际问题。不过为了纠正一般人的笼统方面的“幼稚”、“落后”等等非科学的错误见解，现在就来作第二步研究。即把中国资本主义与世界各国比较一下，看它在世界经济中又发展到了甚么程度？ 这个比较，我们还是举人所共知的纺织工业吧。那么就请读者注意下表： 1928年世界主要各国纱厂锭子与用花数量的比较[52] 国别锭子 每年用花数量 千锭百分比 千包百分比 英国57,13635 2,90911 美国35,54222 6,77027 德国11,1537 1,5856 法国9,7706 1,1805 印度8,7035 2,0348 苏联7,3114 1,8647 日本6,2724 2,54110 意大利5,1893 9544 捷克斯拉夫3,6632 5462 中国3,5042 2,0168 其它16,86010 3,14112 合计165,103100 25,540100 根据上面统计前半截锭子的数量，Radek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站在世界经济立场上看，中国工业的发展实在弱，但要与亚洲各国相比较，则另有新的意义。1925年日本棉纱工业锭子五百万个，印度八百万个，中国三百五十万个，这足以证明中国在亚洲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53]。这里我们要根据整个统计，特别是后半截每年用花的数量，来认识它在世界方面的意义。我们看，中国纺纱锭子在全世界总锭数中不过百分之二，而它每年用花的数量，竟占全世界用花总数量的百分之八。这就是说旁的国家一份锭子每年只能用一分花，中国一份锭子每年要用四分花，比别人多四倍。因此，我们只看锭子数量，虽然英国锭子比中国多十七倍以上，美国多十一倍，德、法、印度、苏联和日本多二倍至三倍以上，意大利和捷克斯拉夫亦均比中国为多。若我们再与每年用花的数量对照一看，则英国十七倍以上的锭子，只多用了五分之二的棉花，美国十一倍的锭子亦不过多用了三倍多的棉花，印度一倍以上的锭子，用花数量同为总数量的百分之八，苏联和日本一倍左右的锭子，用花数量前者还要少，后者亦不过多了五分之一；德法两国的锭子比中国多三倍左右，而其用花数是竟比中国少五分之二左右，意大利和捷克斯拉夫的锭子均比中国多，而其用花数量均比中国少两三倍以上。这里的统计事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中国工业在世界上有了新的意义。拿纺织业每年花的数量说来，中国同印度在世界上同居第四位；再与锭子数目比较，中国的三百五十万锭子比德法的一千万左右锭子表现了更大的作用，直追占全世界总锭子三分之一以上的英帝国主义后尘，而欲与之并驾齐驱。人们看着吧，这一个“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正在生长的资本主义的中国！ 这里，假使我们仿照拉狄克的话，就可以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这对不对哩？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它的资本主义前途真是一帆风顺的没有难关。我们要知道难关亦就是在此如影之随形的正在生长呢！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过所谓民族工业，它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资本要做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事业，那里表现了本国的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严重。此地以中国一份锭子每年要比旁的国家多用至四分棉花，亦即是一个工人每年要兼做四个工人的工作。退一步就说中国纱厂都是日夜两班开双工，外国只做日班吧；那亦是一个工人要兼做两个工人的工作。这里更表现了在中国境内，不论中外厂主，一般无二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种工作制度，我们可以给它取一个名称，叫做“超双工”的工作制度。你相信中国的工人阶级能够长期的忍受吗？那你只翻过去的历史好了，它是不会欺你的。千里马一天只能走一千里，你要它走两千里以上就是要它的老命，到了走不了时，它是要反抗的。何况负有历史使命的中国工人阶级，而在五卅以来的斗争中，又尽了他们历史上应尽的使命呢？然而所谓代表工人利益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在经济分析上不看重这点，在革命主张上也只叫打倒帝国主义而不叫打倒中国资本主义，行掠夺者的掠夺，还不是在很巧妙的掩护资产阶级么？ 这真是不可饶恕的犯罪！！！ 其他部分的比较，此地暂不多说，留在本书第三本中去作详细的论究。这里原是绪论，第三本才是它的适当地方。 从上面对内对外的两种考究中，我们常可想见一般的情形，并从中得出如次的结论，即：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因之，非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生长起了，并正在成长之中，大可以作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 三现在是否还在发展？ 复次，我们再看中国资本主义现在是否还在发展？这是目前争论的焦点，但我们仍本着对多方同样不满的态度，不作个人间的“吕刘之祖”。因为问题是很明白的，他们的争论是在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则中外“一视同仁”。假使你相信他们中外资产阶级间今后还有大不了的冲突，他们阶层内的冲突会大过于劳资间的阶级冲突；换句话说，中国资产阶级还有或多或少的革命性的话，那你就仅可特别卖气力的去看：他们彼此之间，谁在发展，谁已衰落；谁个昨天发展，今天衰败；谁个今天繁荣，昨天停滞？事实多着哩，资产阶级的书报上有的是这些材料！不过，我还是要竭诚相告，那于你站在劳动营垒的研究徒劳无功，枉自替资产阶级当应声虫。这，反不如替自己的爱人跑腿，或者是在家里抱小孩为好。假使你既无爱人复无小孩的话，那我就劝你去找一本小说消遣，“休管他人瓦上霜”。不然，那就请你爽快点站到资本营垒去，现在我们已经发觉你在做甚么了。 这里，我们还要补说几句，就是一些先生们对于这一问题的争执，仿佛都是集中于过去的事实。虽然革命右派的人说了过去不发展，现在更衰败的话。而革命左派的人（当然指已有论文的个人）所争的，只指出了过去有发展一点；现在则似乎不知所云？这只要看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文和书报，当可明瞭；就是于上面我们所引来的文字中，亦可窥见其大概。而我们在以下所说的，是答复当前的问题。假使现在还在发展中的话，那么过去之有无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何况于前段中，我们已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如何程度的实际事实呢？ 闲话少说，先介绍一个统计来。 近五年各种机器进口的比较（单位干两）[54] 机器类别：19251926 19271928 1929 纺织厂机器3,4074,058 3,7094,1058,932 推进机器1,9201,901 2,9802,5663,441 发电厂机器858832 1,2921,3162,532 农业机器161512 6667431,407 印刷机器651580 4357691,320 抽水机器643534 534782783 机器用具221291 315442734 它种机器8,1658,650 8,8269,54311,744 合计16,02617,358 18,75720,25730,893 假使我们说机器进口的增加是表现中国工业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话，那么上面这一个统计便充分把近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形显示出来了。从上面的统计中，我们但看机器进口的总值，由一千六百余万两而一千七百余万，而一千八百余万，而二千万两以上，而三千万两以上，大有蒸蒸日上之势。其中，农业机器与纺织发电等机器的增加更为显著，尤其可以表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以及因此而起的社会问题。有人说过：“一九二九年是中国工业最感痛苦的一年”[55]。又有人说过：“1929年的中国经济是处在破坏停顿危机的状态中，它已经证明了一九二八年末之部分的恢复是临时的现象，不是经常的现象”[56]。我们看了这一个统计，可以说再也不需要旁的证据便可指斥这种资本主义的词调，惑乱听闻的谣言，可耻亦复可恶！事实假使是蒙蔽得了的话，那么资产阶级的学者以及同情于资产阶级的所谓唯物派跟着资产阶级的报屁服（可能为“股”——录入者）“大放厥辞”，便可尽其和缓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作用了。可是这里连帝国主义者——编辑海关报告的税务司许礼雅（H.D.Hillard），在1929〈年〉的海关报告上不得不持平的讲几句实在话来反驳他们： “机器为中国进口货物中主要物品之一，值此扰攘不定之局，一般人对此贸易，容有怀疑。然试观本年机器进口价值，当可释其疑团。……各种机器贸易无不发达，而尤以纺织机器销场为最广。……总而言之，本年机器贸易，可称发达。……至各国运华机器之数量，大抵上等机器，以英美出品居多，亦间有来自德国者，其价值低廉之货，则大半购自德国，瑞士，及日本厂家。若夫用途最广之各类机器如纺纱厂所用之机器等，则购主惟制造精良之是求，价格贵贱在所不计也。” 这样，我们应当毫不迟疑的承认：中国资本主还在继续发展中。它并不因内战，灾荒，革命，以及所谓封建剥削的障碍，而致停止其前进。一般以帝国主义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标准的论调：什么停滞呀，破坏呀，衰败呀，痛苦呀，等等，都不外企图隐蔽真实，证明他一贯的错误主张。假使有人发现了机器的大批进口是资产阶级替他们儿童买的玩具，或者是买来陈列在要人们的客厅里当作装饰品，或者更发现那是官僚们替姨太太买的宝石戒指一类的东西；那么，他们的错误主张便有根据。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这里假使有人说，仅举出机器进口增加的统计，不能就断定资本主义现在如何发展，必须再用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来证明，才可以塞资本主义拥护者和同情派的口，那我们就再举出如下的一些事实和数目字来。 首先我们还是拿纺织业来说。 客观的事实告诉我们，近年来中国纺织业仍在继续发展中，特别是近三年的发展更快。拿去年来看，工厂比前年增多六家（江苏四家，山西和新疆各一家）；锭子三百八十九万九千五百四十二枚，比前年增多二十五万零四百七十二枚；布机二万九千三百二十二台，比前年增多一千六百三十九台。这里就是资产阶级本身亦不能不承认：“各厂成绩，在去年实为七八年来所未有。因此增锭添机与筹备工厂者，亦颇不少”[57]。“据中国棉厂工会谓，去岁中国纺织纱厂营业满意，为大战后最发达的一年”[58]。可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同情派于此竟信口雌黄瞎说：“虽然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上海纱厂的扩充，锭子的增加，并没有任何纱厂亏本或倒闭的消息。但是若要找出许多非常显明的事实，这在目前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所谓进步，都是非常微弱的”[59]。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则说：一九二九年“棉业亦不振”[60]。这真有趣！明明发展了，资产阶级自己也承认，而旁的人却以“急煞”不过的神气出来否认。这好象某店主年终结账盈利，有人问他赚了几多，他深恐旁人向他告贷，连忙说：“没有的事，那算什么，同往年一样的不好”。不过这里出来说话的不是店东而是小伙计罢了。这到底玩的什么把戏呢？我们要知道其中意义，往下研究，看本年的事实便可明白。这里，我们同样先听资产阶级自己——店东本人的话吧： “棉纺业在十八年之地位可以认为优异，投资者亦较多。组织已成本年内可望开工者，有下列各厂： 厂名地点 纺锭布机 华商珅新八厂上海 40,000— 济生上海未详 — 益丰太仓未详 — 华昌绍兴10,000 — 宜昌宜昌20,000 — 普益山西10,000 150 雍裕山西10,000 — 辽营营口10,000 96 沙市沙市20,000 — 日商上海第五上海 30,0001,000 大康上海30,000 — 公大第三上海30,000 1,000 丰田第二上海40,000 1,000 裕丰第二上海30,000 — “以上华商九厂，如申新八，普益，雍裕，辽营，沙市等五厂，开厂当不远。……日商计五厂，均在积极进行，转运时期，即在目前也。惟吾国线锭行将超过四百万枚矣。”[61] 现在来看资产阶级的学者——小伙计之一怎样的说： “工业衰落，仍继续去年的趋势。现在举几项工业来看看，先就棉业来说：今年上半年棉织业仍有进步，以实开锭数而论，是比去年下季增加。……计实开与建筑中的锭数将达四百万枚。实开锭数比去年年底增十二万八千余枚。但是，我们因此就乐观了吗？否，不然。第一纱厂用棉，外国棉增加，而本国棉减少。……第二，上述增加锭数之中，尚有日商占百分之三十九，英商占百分之四强。所以棉业发达，则外国资本收利更多。反之，中国资本却有危殆的形势。”[62]（保） 在上列的意见中，把一些资产阶级的小伙计们所玩的把戏形景逼真的不打自招的供出来了。因为他们觉得固然“有些微的进步”，“但是不能乐观”，“因为那算不了什么”，“都是非常……。”经过几道转弯，这种资本主义发展便就成为小伙计脑子中的“衰落”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因为他们站在中国土著的资本主义的立场，觉得他们店东的资本还小，特别是与帝国主义在一起，真是“比上不足”。他们便感觉得再有加倍剥削工农的必要，所以说：“第一”“本国棉减少”，那就必须加紧的向农民进攻。“第二”“中国资本却有危殆的形势”，那就必须严重剥削工人阶级——要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厉行“合理化”的生产。我们不是看见他们警告他们的店东曾一再说过：“非常微弱”，“非常困难”，“我们因此就乐观了吗？否，不然”。只是由这“我们”两字，一切都充分表现出来了；何况还有“非常”于前，“不然”于后。再有比这个更显露的“双簧”吗？这一幕连台好戏，只有中国资产阶级的一切小伙计们——事实上拥护他的乃至客观方面他的同情派——演得“出神入化”！ 为更明白国货资本主义亦是在发展中，并不如一些小伙计们谣传的“危机四伏”，“大祸临头”，“如丧考妣”似的替他们店东“焦急万状”，我们觉得再有介绍一点事实的必要。但首先我们应得知道小伙计们“六神无主”的替他们店东的宣传怎样？这我们就介绍某两派不同的人物论述一九二九年中国丝织业的意见出来。 先听资本主义客观的同情派的说话： “丝绸工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基础。可是今年的丝绸业，总算不幸极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各处丝厂都相率亏本，今年开始的时候，便有好多的丝厂倒闭。”[63]（修） 再看中国资本主义的拥护者的说法： “至于一九二九年年末最苦痛的是中国丝厂的停工。……上海丝厂共有一百零六家，在十一月十二月中闭厂者已有五十余家”。[64]（改） 一九二九年中国丝厂业的情形若果如此，到也由不得一些小伙计们不替他们的厂主“抱恨终天”，至少也得洒几滴同情热泪。可是事实是不能蒙蔽的，小伙计们大概是指的江浙，特别是上海缫丝业的情形，那我们就请出事实先生来答复吧： 历年上海丝厂发展概况表——1930年四月调查[65] 创备时期厂数 民元以前及时间未详20 民元至民五（1912-16）5 民六至民十（1917-21）11 民十一至十五（1922-26）20 民国十六年（1927）11 民国十七年（1928）13 民国十八年（1929）25 民十九至三月（1930,3）2 总计107 这个统计告诉我们，在1929年上海增加了二十五家丝厂，比以前任何年份都增加得多。本年至三月止，亦增加二厂。上海如此，我们再看看浙江的丝厂又怎样， 历年浙江丝厂发展概况表——1930年五月调查[66] 创办时期厂数 民元以前1 民国三年1 民国五年2 民国七年1 民国八年1 民国十年1 民国十五年9 民国十六年2 民国十七年2 民国十八年3 民国十九年2 合计25 这里，浙江同上海的情形一样，十八年增多三厂，本年上半年又增加两厂。下面我们再看江浙丝业最后一个重要区域——无锡的情形又如何？ 历年无锡丝厂发展概况表[67] 创办时期增加厂数 光绪卅年1 宣统元年2 二年2 民国二年1 三年2 五年1 七年1 八年1 九年3 十一年5 十四年1 十五年4 十六年1 十七年12 十八年8 合计45 无锡在去年增加了八家丝厂，除了比前年少增四厂外，比历年都多。 这不是很玄妙的吗？何事实的答复偏要与小伙计们故为作对！我想这里我们应该这样来提出问题：这是事实的表现对呢，抑或人们的幻想对呢？再问深刻点：这到底人们应当看客观事实的记载，还是怎样把这些事实抹煞了，来迁就小伙计们的空想？这里我们很可以肯定的说：由上面三个重要区域的统计，已经把小伙计们一切非科学的，空想的，布尔乔亚的反动理论的基础摧毁无余了。但因此我们感觉到小伙计们窜改事实来迁就自己的错误主张倒不足奇；最希奇的恐怕还是这些事实在此地指出后，不惟使小伙计们受不着它的教训，反而要多方去找些更离奇而荒唐的论据，来掩护自己一贯的错误主张。例如在前面纺织业问题中所演的那种“神手其技”的双簧。那就只好等待小伙计们一提出怪论来，我们便严厉的予以驳斥！ 由以上的事实和数目字，似乎已经能够充分的说明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发展的情形了。不过为更周到起见，以下再介绍点关于交通及重工业的情形，这亦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首先举点关于交通的事实： “轮船与帆船进口只数，本年虽略见减少，而载运货物往来外国及国内通商口岸之船只吨数，不但可以维持其固有之地位，且有所扩张。本年船隻出入中国各口岸之数，共186,514只；合154,667,910吨。上年为152,630,001吨。英国船只，本年增至57,926,507吨；占全数百分之37.45，所以于运输事业，仍称巨擘。上述英船吨数，较民十三年最高之数，亦超过二百万吨，实为空前纪录之价值”。[68] 以上是1929年载货来往国内外通商大埠航业运输的情形。以下我们再介绍点深入内地的长途汽车的交通情形： “近数年来公路进展甚速，尤以两广及西北各省为最；江浙皖等省亦极有进步。……据人调查，民国十六年有公路五万里，十七年增至五万五千里，最近则增至六万二千里。现在各省仍积极进行”。[69] 长途汽车的交通如此，铁路又怎样呢？一般布尔乔亚的分子认为最不痛快的莫过于内战的延长，使铁路的交通大受影响。但这里我们应当知道在帝国主义干涉和监督之下，铁路交通不但在内战一停止即有恢复的可能，并且还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进展。自然这一进展更是加重农村的剥削，至少要使中小农日益急遽的离开他们的土地和工作——失地失业，但此种前途不是在这里说的，这里我们只要知道有些进展趋势就够了。因此，我们亦介绍点数目字出来： 近两年铁道车辆进口的比较[70] 民国十七年（两）民国十八年（两） 铁路机车煤水车1,564,0003,501,000 铁路客车货车（电车在内）2,289,000 2,935,000 未列名铁路电车路材料3,951,0004,253,000 合计7,804,00010,689,000 1928年比较1929年要清静得多，但我们在上列的数目字中，所看见的1929年进口的铁路车辆和材料，并不少于1928年，反而比较要多些。单只这一点，亦可以相当看出铁路交通的前途有或多或少的进展可能，何况军事上和财政上更有必然呢？ 末了，我们再举点关于重工业一般情形的事实。从下列的叙述和统计中，虽然我们不能就断定重工业今后将有如何的发展，但至少同上面关于铁路的交通一样，实可断言很有这一进展的可能。这里，我们先举出1924年前北京农商部所发出的矿业执照[71]之分配： 省别寻采权利营业权利 河北1235 四川634 山东312 湖北811 山西610 安徽110 河南96 江西65 吉林…4 江苏24 黑龙江…2 浙江…2 热河81 察哈尔11 绥远1… 合计63137 以下我们再看资产阶级在本年度开始说的话： “天然富源之开采，进行虽缓，然亦有与时俱进之概。大规模之矿业，为中国向来所无，近则各处均已着手进行”。[72] 这里若是再有人造谣说什么中国资本主义只在萌芽的初期，没有重工业；或者说“在重工业方面，说不上任何民族工业的发展”，等等资本主义的烂〔谰〕言，我们还是要更肯定的赠以资本主义最后期拥护者的“雅号”。 从此可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是否还在发展一问题的答案，是客观的事实表现，人们不能有所怀疑。问题只在发展的前途。我们曾经说过它的前途是印度的而不是英美日法的；不但不能解决任何方面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愈益深刻和复杂。关于这点，过去的事实亦已充分证明，人们亦不能否认。总之，资本主义在中国虽然已经征服了封建经济，究竟还未发达到最高的程度，有暂时的相当的向前进展的可能。因为革命的挫折已失掉了阻止它的力量；而新的非资本主义运动尚未开始；何况资本主义意识还弥满于全中国，正有助长于其发展呢！ 事实不是这样的明白吗？一切资产阶级的官样学者，为了保护其主人——资本家更高的利润，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工人阶级，而予以理论上的根据，那就再好不过的宣传中国工商业是如何如何的衰败而不能维持。因而资产阶级好向工人阶级进攻，暂时的关厂和停业。这不但有了所谓舆论（大资产阶级的日报和杂志）的赞助；并于再度开工时，假借维持工人生计的理由，以为减资增时的根据。既已更严重的榨取了，还可博得资本主义意识所笼罩着的社会同情。这是多么妙的狡计啊！不信，我们且看资产阶级自己的供状吧： （1）年来上海劳资纠纷中，“资方歇业停业”（暂时的。——曙）以及“解雇纠纷之突飞猛进，其中有一部分实出于资方之借题发挥，似为无庸讳饰之事实”。[73] （2）“上海丝厂同业公会以各厂经欧销一落千丈，厂方亏折日甚一日，无力支持，纷纷宣告停业。……十余万工人生计益陷绝境，形势严重……请于年内发行苏浙沪厂丝业公债一千万元，以资救济。……开工手续，公决职工工资概照八折支给。先期将开工期，由管车等知照女工。一面将通告发贴厂前，详叙厂方亏本情形，不得不遵照决议，暂行酌减，男女职工工资两折，概照八折支付，女工六角工资者，减付五角”。[74] （3）上海“将拟开车之卅二丝厂，昨通告各女工云；……兹奉丝厂业同业公会通告，停业日久，工人生计为难，劝令忍痛牺牲，勉力开车。……所有缫丝女工，工资每日照五角计算，其它份部依此类推。凡我各女工友，愿否进厂工作，各听自便，本处概不强制，特此通告。”[75] 这样，难道我们还不懂得资产阶级的走卒所以讳言中国资本主义在发展中，而故为衰败的欺骗宣传吗？ 一切自命为唯物派的专家，为了说明是封建经济占优势，为了证明革命是一直向上的发展，好象空前的历史变动即在饭后，因而就不得不同情于资产阶级的破产论，与资产阶级的学者一鼻孔出气。这真如大革命家LeonLrotsky之所说： “这些过分革命的英雄，蔑视工商业发展，减轻其意义，换句话说即减低资本家的利润，并掘毁工人经济斗争的基础时候，又进一层的帮助了厂主资本家。”[76] 因此，我们要毫不客气的把这些客观上帮助了厂主资本家的英雄，肯定为：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资本主义的救护者！至少也得称为资产阶级最下流的同情派！其行为直等于劳动营垒中的工贼！ 这里，我们再要补说一点，即是有些不自觉的资本主义拥护者或同情派，仿佛有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或称为发达生产），可以或多或少的解决一些矛盾，因而怕说中国资本还在发展中。好似这样一来，革命便会没有了。他不知道资本主义愈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愈雄厚，农村经济的崩溃愈严重，结果使失地失业的情形愈增加；同时因为中国是半殖民的国家，其前途将愈益殖民地化，这样就决定了中国境内整个资本主义加紧压榨工人阶级的关系。既然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了工人是革命中惟一无二的动力，农民是最好不过的有力帮手，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在加工制造它自己的“掘墓人”，预约着中国革命将来的完全胜利么？发展中是含得有崩溃的因子和新兴的物质基础的。何况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早已来到，旧的大战既送来了他的讣音，而新的大战又正在酝酿，足以或迟或早的夭折其天年，使之同归于尽呢？值兹时代，——总的资本主义没落的期间，纵使中国资本主义有暂时的相当的发展，然而他的死灭的决定力量，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敌对阶级政策的运用与非资本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充满了资本主义意识的客观的资产阶级同情派，才害怕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指示出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这样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他们之所谓唯物，只不过商标而已！ 总起来说，整个的中国资本主义，目前还是在发展中，虽然有资产阶级及其各派的小伙计尽力在替它作相反的宣传，企图蒙蔽事实，以榨取更高的利润；无如直率的事实先生，终于不能替谁掩饰。并且历史不容许万分残酷的制度，久存于廿世纪的今日；中国的前途，应当是非资本主义的，亦不容许殖民地化的资本主义有更多的长期发展的可能。一切问题，只在铲除目前这一弥满全国的资本主义意识，建设非资本主义的理论。尤要的在于总的方面，把中外资本主义作一度总的观察和判断，绝对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那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具体的表现。 四本问题的总结 关于整个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亦可就此结束了。这里，总的方面我们再三的唤起大家注意下列几点： 第一，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时，绝对不应当把整个资本主义中给它划分一个界限，认为这是国货的资本主义，那是洋货的资本主义。否只则足以混乱自己的观点，使自己不自觉的陷在资本主义的泥坑之中而不能自拔。尤其可恶的是因此而在整个敌对的资产阶级中分彼此，找矛盾，忘记了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比，观察其力量。这便是过去大家所未能解答中国经济性质的重要关系之一；也就是1925至1927年大革命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子。现在要复兴革命，只有肃清这种资本主义意识：中国境内华洋资本主义对立的庸俗见解。 第二，在中国资本主义问题中，首先我们要解答的，亦即是这一问题的中心没有别的，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现在发展到了摧毁封建经济，支配全国生活，可以实行非资本主义运动的程度。我们除已举了一些事实和数字，作出这样的结论外，还是不能以此为满足，要在此时很科学的作一度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目前是否还在发展中一问题，由前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如何程度一问题的解答，可以相当的答复了一部分；而目前发展的事实，更充分证明了它没有停滞。但问题在这里同样亦不能把中外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而是要作整个的总的观察。 第四，一切从主观出发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各派，他们由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在发展，更无条件的肯定中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幼稚,以至衰败，完全破产的种种论调，都是充分表现了他们资本主义理论上的一致。他们都企图蒙蔽真实，或以似是而非的一些事变牵就自己的偏见。因此，他们的立场虽是不同，他们的结论却完全一致，那便是：取销〔消〕中国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否认中国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的意义，是真正的取销〔消〕派！因此，我们今后要建设一非资本主义意识的理论，与他们——资本主义意识的理论家作殊死战。 第五章中国农村经济问题 一封建经济的意义 我们在上面说过农村经济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但那并不是对于农村经济的研究，认为不重要。我们只是说它在整个经济中已失了决定的意义，而且它还是被决定于资本主义的关系。尽管有人现在还想替它复辟，但事实如此，而我们的研究结果亦证实了是如此。那以农村经济为全国经济问题的中心，从而欲得出中国经济为封建经济的结论的，确是一条不通之路。 因为大家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尽都本末倒置，从农村经济出发，我们便不得不于全部经济研究中，在第二卷即开始于农村经济，以辟此错误的见解。这里，我们要先肯定自给自足的经济才是封建经济的定义，然后研究方有标准。关于这一定义，我们且引出点理论上的论证来。首先，我们引恩格斯在他的名著——《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上一段的说话： “中世纪社会……生产是为供给生产者自己或其封建领主之直接消费。消费以外的剩余生产品才拿出去卖，才拿去交换。商品生产尚在初期状态……。”[77] 复次我们再引乌里亚诺夫在《中国的德谟克拉西与民粹派》上的说话： “封建制度是建筑在自然经济与农业风俗统治的形式上，在某种形式上，使农民附属于土地，即为中国封建制度剥削农民的源泉。所有的封建诸侯与君主，都是这种剥削制度之政治表现。而君主是为此种政治制度的一个首领。”[78] 这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定义，除了这里恩格斯和乌里亚诺夫的说话外，我们在一些重要的唯物派的名著上，不难同样找出[79]。很可惜一般“唯物派”——连急进的也包括在内——的人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竟都没有深切的把握着这一关键，只是凭高利借贷，自然品地租，豪绅统治，以及剥削之严重，来作封建经济的标准。自然，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农村里尚保有封建残余，表现于剥削方式，甚至生产技术，社会成成各方面。但我们必须知道，残余不能代表全般，断不能用他来作封建经济十足全称的定义。只有保守派的地主经济学者才重视残余。改良派的资本经济学者才重视残余。他们的目的一则在企图挽回末运，一则在企图肃清旧迹。我们革命派则是创造未来的人，应该重视发展。新兴的资本主义——中国境内华洋合一的新式经济，是“正在生长”的新社会基础，已如旭日之东升。为甚么还要把握残余？ 总之，在唯物派大师以外去自作聪明，妄下封建经济的定义中是背叛者的行为，是玄学家的举动，我们要无顾惜地攻打！ 二农业封建性还存在否？ 问题既已找着中心的所在，那么，我们由上面国际贸易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两问题中，当不难于认识中国的农村经济是否还是自给自足了。这里我们依次研究下去，先介绍出下面的统计来。 下表的各项数目字，根本宣告了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第一，我们看衣服一项，在各省大都完全从市场购买，总平均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最高数为百分之百。其中只有山西武乡与安徽怀远两处的百分率较低；但这一较低的关系，必然因当地有特殊原因，不必是一般的情形。第二，我们再看器具设备至医药费等项，差不多都是百分之百要由市场购买。这又不是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家庭手工业的完全破坏，因而日常农村的经济生活都是受着商品的支配吗？第三，农村的燃料，通常不会由市场购买，只有由农村供给市场的。因为富农以上自有丰富的材草，贫农则捡柴抓草，无力购买。然而表上竟有从市场购买燃料至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这是很可注意的情形。第四，食物一项，亦是以农村为来源，照理农村亦不会向市场购买，而实际的情形，完全与我们平常的想象两样，亦有从市场购买至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以1922至24年为例，农民由市场购买食物的份量，平均尚不过百分之三十三点一[80]，而我国江苏的江宁竟超过美国平均数百分之十左右。在资本主义同样发达至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以1923年为例，农民由市场购买食物的份量尚不过百分之十九点七三[81]，而我国的总平均数亦达到百分之十六点八，相差不及百分之三：单只这点，亦可肯定中国农村经济不是自然经济了。第五，一般的情形，中国各地农村如上表的调查，总计由市场购买的份量在百分之三十四以上，比起欧美日本的现在，自然还相差还远；美国在1922至24年的平均数为57.2%，日本在1924年为56%。但我们要知道美日是帝国主义，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来为革命而测验资本主义之发展，不应该以帝国主义为标幅，肯定“我国目下还是一种自给的农业”[82]。只有资产阶级的学者才想使资本主义发达完全，才醉心于日美的前途。而事实上在江浙等经济中心区域，近年农村经济生活由市场购买的份量，亦已达到日美平均的程度，更可使我们认定中国农村经济生活已发达到资本主义经济支配下的很高程度呢？ 江苏山西等省区二千余农家平均每一家庭 由市场购买各种物品的百分比——1922至25年调查[83] （A）江宁太平门（B）1922年调查（C）江宁淳化镇（D）1923年调查 以上我们还只看到农村经济生活与市场的商品关系的一面呢。若从它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技术看，很明白的可以看出因为帝国主义商品的侵入，便即发生了空前的变动。特别是生产性质，由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封建性与为地方市场而生产的商品性质的又新增了一个后来居上的为国际及国内大市场的工商业性的生产；更可以看出后来居上的工商业性的农业的发达，而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末不足称的残余地位。事实表现得很明白的如：蚕桑区之推广，棉业区的扩大，烟草区的增加，尤其豆类种植的突飞猛进。他如茶叶，甘蔗，大麻，花生，果实，以及附郭的菜蔬，畜牧，等等，还不必一一缕举。 总之工业性农业的日益向前发展，是铁一般的事实。复次，五谷的播种区日益缩减，原来出米的地方已不一定产米，种麦的地方更是未必产麦，这是我们一看下面的附图便可瞭然的。而且这些五谷的播种区域，亦根本改变性质，变为乌里亚诺夫所指示我们的“商业五谷经济区”[84]，绝非自然经济的五谷区了。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分子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1）“北方农民，每每自己喜欢吃那最便宜的食粮，如河北平乡，河南新郑等处（据我们的考察所知，这是北方农村经济一般的情形，无或例外。——曙），所收割的麦子，即作为出售的作物，不愿自己享用。”[85] （2）“岳州农林物产之输出，以谷米为大宗。……乡农食米者少。多以甘藷，蚕豆混入米内为食。谷米即以卖与商人（按这亦是南方农村一般的情形，不独岳州为然。——曙），博取金钱。”[86] 这只有不了解农耕工业化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说出那种农民自己“欢喜”吃最便宜的杂粮，“不愿”自己享用商品的米麦的鬼话！我们于此应当知道的，就是因农村生产根本发生了空前的工商业性的变动，亦即因资本主义的发达，因货币的需要遂使得小生产的农民愈益贫穷化而至于失地失业，一无所有。这就是整个资本主义——国际的与国内的——所恩赐于农村的实惠。 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动，详细的情形，留在以后全部研究时去叙述，此地只简单的说几句。我们必须知道所谓生产方法的转变，在偌大的中国，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彻底消灭原来的工具，而一律代以近代技术的。同时我们更必须知道，关于湖桑的种接，园艺的栽培，都已经采用很新的工具。而花生与棉花的播种，在江浙和山东等处，亦已使用机械。至于东三省开恳（垦——录入者）已用火犁（Tractor），江浙某些区域的灌田已用电机。若夫碾米，磨粉，榨油，轧棉，甚至剥花生，打草席，在在皆已逐渐使用机械。这些新工具的采用，便是资本主义在农村经济中发展的证明，亦即封建经济破坏的标志。若以此种现象未能普遍于“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处”及“内地的行省的多数乡村间”为辞，那末我们就要知道由英美法德以至意捷奥匈，都未能如此，何况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这是要非资本主义革命后的劳动政权下才办得到的。所以我们现在绝不能存那样幻想看轻这些新工具的采用。它就是资本主义支配农村经济的表现；亦即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化的演进。这是我们所绝不能忽视的。并且我们还只有把握着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然后才能理解农村中一切问题。否则，以封建经济为出发，简直会使你一步都不能前进——这是怎么说哩？清〔请〕看下面我们的研究。 三把握着资本主义关系去理解农村土地问题 这里，首先我们介绍关于历年洋米进口的分省统计表来说明。 看了下面这个表，假使我们不从资本主义的关系入手，便简直一点都不能懂得它的意义。这便是近年来粮食问题普遍全国的恐慌，而一般庸俗者流徒然惊骇于粮食进口的入超而不知其故的关系。表上不是很明白的吗？沿海各省，特别是广东因与帝国主义接触得最早，其农村经济的变动亦最大，洋米的进口每年当全国总进口的百分之六十五至八十以上。民十前后，长江流域的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因而江苏和湖北等产米省区，亦不能不因为农村经济起了剧烈的变动，而大批的输入洋米。时至今日，整个中国的农村经济，都因资本主义的深入与支配，起了不可阻止的变动。从前产米以自给的，因为农产商品化，以致米反不能自给而须仰给洋米。洋米的进口，在民国十年以后，便普遍于全国各省区。——虽其间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俗话有所谓“耗子药闹人不在多”[87]，现在输入虽少亦未始不是它日输入多的信号。这里，我们很可知由其输入洋米之多寡，来测验农产商品化的程度。另外还要说的，就是因为洋米的输入，我们又很显然的看出了全国粮食恐慌的根本原因。问题主要的仍是资本主义关系。我们再看下面的附图更易明瞭。 1912至1928年各省输入洋米的比较[88] 照一切地理书上的说法，我国北方产麦，南方产米。但根据上面洋米进口统计，我们已知产米的南方每年要大批的输入洋米。再看此地附图的百分数，我们更认识了所谓北方产麦之区，许多地方都不一定产多量的小麦。图上东北的奉、吉、热三省区，小麦种植面积当各种作物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不到；直、晋、察、绥等省区，只有百分之十至二十，鲁、豫两省区亦只百分之二十一至三十；只有川、陕两省区在百分之三十一至四十之间，新疆在百分之四十一至五甘肃独多，还有百分之五十以上。这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愈益发达的地方，粮食问题愈益严重。这到底是封建经济阻碍下来了[89]资本主义经济，抑或资本主义经济摧毁下来了封建经济？问题是不待辩而自明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小伙伴对此，应当有所答复。我们还要知道，图中的百分比，是根据1918年的统计为准制出的。上面我们既已证明资本主义正在发展中，则各省的百分比，近年更必然还有不少的变动，就是说必然还有或多或少的减低。但即此已经把农村中的经济关系，显示无余了。因此，我们即使还不能知道目前的变动，亦不难于推知。 这里，我可以说我们若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出发去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那不独不难了解洋米输入“以农立国”〈的〉中华和“以农立国”的中华发生粮食问题之所在，而且还懂得农村中一切的变动，例如：重利，重租，逃亡，争斗，以及农运发展等等。这都可以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出发而——求得答案。只是我们在这里却不能提出来说，因为：一则问题复杂，此地是总说，不能过于展开；再则必须等到全部研究时，才能将基本的商品与生产问题更详明的分析和综合。 上面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及其研究入手的大概都指出来了。这里，为防止以后再有人从农村经济关系企图肯定中国经济是封建性质的，我们就再指出那被人看作封建经济之中心问题的土地问题来，证明它的关键也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关系。让我们先举出一个土地分配的统计于下： 表上土地之集中是显然的事实。贫农户口多而土地少，不待言是农村争斗之中心为土地的表明。可是土地之集中，不仅建筑在贫农之失地，而且建筑在中农之失地。中农占有土地之少，不是自给自足经济破坏的证明么？所以土地之集中，与贫农同富农地主之对立，都完全由于封建生产之破坏，即资本主义关系之形成。现在我们请读者再注意的认识下面的附图。 图中佃农最多的地方是广东、福建和浙江等省区，当全体农民百分之六十一至八十之间；其次是江苏、辽宁和湖北等省区，当全体农民百分之五十一至六十之间；又其次是河北、河南和黑龙江等省区，当全体农民百分之四十一至五十之间；最少的察哈尔和新疆等省区，不过百分之二十一至三十。这是表现因封建剥削关系而土地集中吗？抑或因资本主义发展，封建经济破坏的关系而土地集中呢？问题亦是不待辩而自明的。其实这还是十年前的情形，在1925年前后，久已有了大的变动了。这里我们再介绍关于广东和江苏的佃农当全体农民百分比的调查表于下：[90] 广东江苏 1．广州及其邻近96.4%1．昆山92.0% 2．河南94.9%2．南通87.0% 3．中部五县85.0%3．苏常道78.0% 4．广大调查诸县85.0%4．沪海道70.2% 3．广大调查七县70.0%5．仪征，江阴，吴江67.4% 6．东江十二县65.0%6．镇江55.0% 7．全省70.0%7．金陵道49.1% 上表的数字都是最高和最低两极间的平均数，据调查广东佃农的百分数，最高“或竟达百分之百”[91]。这里由本表和前面附图的百分比看来，我们很能够毫不迟疑的说：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愈发达。反之资本主义愈发达的地方，土地愈集中。土地的集中，与资本主义相依为命。不然，你能说广东江苏是封建经济的中心吗？这种情形，在全国之内，一省之内，大都如此。广东的广州邻近，河南及中部五县；江苏的昆山和南通等处；以及前面附图的广东，江浙，鄂奉等省的佃农最多，已经充分证明这一关系了。因此，我们更可以这样说：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了。土地革命固然要彻底肃清封建残余。那是丝毫没有问题的；而反对资本主义，亦更系它重要的任务。所以反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不能不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之一部分。不在打倒资产阶级之下进行土地革命，那是十八世纪的勾当。假使今后还有人这样的认识：中国“土地革命，即使达到其顶点——土地国有——也不能跳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最彻底的土地革命——土地国有——也只是促进农村资本主义畅快发展的条件；……因此，土地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92]：那么，我们就要宣告这不但是机械主义的说教，简直是机会主义断送土地革命的符咒，资本主义最后拥护者的法语。这里，我们不应该注意乌里亚诺夫在十月革命的前夜，1917年九月二十八日，曾经说过些什么吗？请看下面的话吧： “现在的时候，革命又使土地问题比之1905—07年成为一个更大更深更紧张的问题了。……战争使参战国落入向所未闻的痛苦，同时战争又非常迅速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垄断的资本主义变成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无产阶级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限制于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了。 “在这样情形之下，土地政纲中的土地国有必然要有另一个形势了。就是：土地国有已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字，而是趋向社会主义第一步的开始。……组织模范式的经济。”[93] 总之，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而不是“促进”资本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前途！谁不懂得这一辩证的唯物关系，那他的理论就永远赶不上革命的发展，而停留于十八世纪，在客观上，当一贯到底的资本主义使徒，准备着阻止并葬送未来的胜利！我们，Proletariat的前卫，应该记取二十世纪中第一次大革命——十月革命——的教训，把反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连系起来！ 四本问题的总结 关于农村经济与土地问题，我们亦可就此结束了。因为这是我们随后的全部经济问题研究中重要的对象，此地当然只能提纲挈领的提到问题的中心——农村经济性质，与中心的问题——土地革命的意义，这两点。另外，我们再总起来说几句： 第一，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在还未开始前，仅可以不管表面的氏族宗法关系的如何浓厚，小生产的如何普遍，剥削的如何严重，劳役与自然地租如何保有，以及豪绅地主如何在下层统治占着优势：一切这些问题，都要等到是否是自然经济性质这一问题解决了，然后才能谈到。因为封建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在这一经济基础上才有封建制度及其统治。否则，舍本逐末，便失之用政治和社会来决定经济性质了。这是冒牌唯物派的作伪。 第二，根据近百年来对外贸易的发展，近二三十年在中国境内的中外资本主义的建立，以及农业生产性质的变动，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中国农村经济的生活，已不是自给自足的封建性质，而是受着资本主义的支配。尤其在中国的经济中心省区是这样的。而近年的大事变，更把有些人所说的城市依赖农村的谎话推翻了。特别是反富农的争斗，在1928年时我们都已由实际的经验，提到革命的议事日程中；当时虽然消极的遭到否决，而后来的实际生活，便已证实我们当时的见解是绝对正确；至今反富农的争斗，就成为农村中最主要的任务：这亦在此表明了全部中国农村经济生活是千真万确的资本主义关系占着“极强度的优势。” 第三，因为封建经济久已处于崩溃过程中，而成为残余的力量，资本主义则日益向上增涨，取得支配的地位；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首先就必须把握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也只有把握这一关系，才能理解其它一切问题，才能说明农村中大小的变动：以经济问题起直到整个社会分化和政治争斗。 第四，土地问题是一般误解的所在。关于中国封建经济是否站在绝对优越的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如何以及整个革命性质，都是以这一问题为焦点的。农村一切斗争，如我们上面的研究，自然亦不过为了土地关系的改变。然而我们研究的结果，它可不是在封建制度下所能颠覆的，而是并且只有以资本主义关系入手，才能彻底理解它的意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封建经济理论的大本营，将因此不攻自破；一切问题的决定，必须有根本的改变，不是枝节的改良方法所能应付的。 （中国问题研究会1931年1月15日出版）[94] [1]原文见《Capital》中文，见宗华译的《中国农村经济之特性》，二七页。 [2]L.T著：《中国革命问题（二）》二二至二九页。 [3]这里所谓“经济的意义”不是说经济侵略，经济侵略是人所共知的。同时，也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商品剥削，把中国的钱弄起走了。这里所说，完全指的商品在中国经济——农业手工业——内所引起的变动这——“经济的意义”。 [4]《×生命》三卷第十一号（一九三〇，一一，一），邢××《中国经济衰落的原因》，九页。 [5]《世×月刊》一卷二期（一九二九，八），潘××：《对外贸易问题》，一〇至一一页。 [6]同前，一一至一四页。 [7]表内金价系根据海关报告上该年度金价平均表核算。 [8]民十海关报告总册上卷一一与四八页，表中因和比英法等国无关系，已略去。 [9]《中外经济周刊》一九二三，八，一八，《通商以来之国际贸易》。 [10]同上，一九二三，一一，一七，《民国以来迸出口贸易增加之趋势》。 [11]《×生命》三卷第十一号（一九三O,一一，一），陶××：《长期和平之诊断》，三页。 [12]潘××：《中国时外贸易问题》，二至九页。 [13]《新生×》三卷十一号，陶××：《和平之诊断》，二页。 [14]《中东经济月刊》第六卷，第四五合号（一九三〇，五，五），黎际涛：《外人经济势力下之我国》，八五页。 [15]这里我们亦引两个极端不同的政治立场的人物，对于帝国主义问题有了一致的相当的认识例子于下： （1）“帝国主义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成为中国经济上（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注：朱××：《半殖民地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十页。）（保） （2）密封在那天然的真空的玻璃箱内的“木乃伊”的中国，自从被那英国加农炮击穿了一个洞孔之后，便再也不能维持它那应当腐烂而不腐烂的尸体了。而况且那些如狼似虎的帝国主义，还在那里加紧的灌入着催腐剂呢！所以，自然不能不腐坏不堪，而至于臭气四闻了。……把它们的触角遍布于举凡中国一切的穷乡僻壤，而把它们弄拢到自身的铁的支配之下”。（注：《×思潮》第五期，向××：《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五至八页。）（修） 照这两个大略相同的意见看，似乎人们已经理解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问题中的关系，以及认为封建经济或已彻底摧毁了。然而不然！发表前面一个意见的某君，在上述意见之下，紧接着还有这样的巧语：“封建残余在一般经济生活上还占着优势，帝国主义极力在维持这种封建残余”。发表后面一个意见的某君在上述意见之中，亦插有这样的妙论：帝国主义“正在极力维持了中国的封建余物”。这真是“无独有偶”；有了前面的二元论，不得不配以后面的死生人而又肉白骨的“再生缘。”恐不然便是“无巧不成双”了！也许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唯物吧？ [16]陶××《长期和平之诊断》，三至四页。 [17]《民×》第十八期（一九三〇，二，二O）,正之：《一九二九年的中国社会》。 [18]《×思潮》二三期合刊（一九三〇年，一，二〇），潘××：《一九二九年之中国》。 [19][20][21][22]朱××：《半殖民中国之经济结构的特征》，四页。 [23]《×思潮》第五期，向××：《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一四页。 [24]严××:《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一八页。 [25]朱××：《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四五九页。 [26]本表根据何廉方显廷著的《中国工业之程度及其影响》一书内的统计改制而成。《工商半月刊》第二卷第三号（一九三〇,二，一）的前后几期，亦发表过何方两人此书。 [27]同上。 [28]《湖南实业杂志》第一五一号（一九三〇，五，一），《湖南第一纱厂之调查》。 [29]严××；《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一八页。这里用人们一致这话，当然并不是说什么人都一致，而是说的凡是参加目前中国经济问题争论的一些人们。此地引严××的话，亦即以表现出这一关系。因为严先生是这一问题中的左派故；他尚如此说，则其余中右各派自不会有问题的。以下多数或大多数，均根据各演的主张来断定，特此附带的说明。 [30]朱××：《半殖民地中国之经济结构的特征》。 [31]王×：《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二〇至二一页。 [32]陶××：《长期和平之诊断》，二页。 [33]陶××：《中国经济衰落与复兴问题》，四页。（《新生×》，三卷，十号；一九三〇，九，一〇）。 [34]梁×：《中国社会科学活动的意义》（《世界×化》创刊号，一九三〇，九，一〇）。 [35]同前 [36]同上页注二（即[30]）四页。 [37]王××：《中国土地问题与资本主义问题之检讨》，（《×生命》，三卷六号；一九三〇，六，一）。 [38]萨××：《民×史观》（同上一卷五号；一九二八，五，一）。 [39]朱××：《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四七四页。 [40]见郭××替《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中作的序文内，此地是根据《村治》一卷二期通信栏第五页引来。 [41]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二卷第十号；一九二九，一二，一〇）。 [42]陈××：《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三二页。 [43]话是施××说的，此地是从××先生作的《今日中国革命之基本的理论》一书内第三章的结论中转引来。 [44]冯×超：《左联成立的盒义和他的任务》,(《世界文×》创刊号)。 [45]王××：《中国土地问题与资本主义问题之检讨》，《新×命》三卷六号。 [46]本表根据《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一书内的统计改制而成。 [47]见前书内。 [48]同449页注一。（即[46]） [49]本表根据海关报告总册上卷历年海关出口往外洋之土货总数分析表制成。 [50]本表根据于《统计月报》第一卷第三期近三年经过中国海关内土货贸易之统计制成。 [51]见前报内。 [52]本表根据一九二八年万国纺织业联合会统计的《世界各国纱厂锭子与用花数目比较》表改制而成，原表见华商纱厂联合会编印的一九二八年《中国纱厂一览表》的右上角。 [53]克仁译；拉狄克著《中国革命运动史》，二二九页。 [54]本表根据近年海关报告总册上卷机器进口详细数目的统计改制而成。 [55]正之：《一九二九年的中国社会》，一一页。（改） [56]潘×周：《一九二九年之中国》。（终） [57]《工商半月刊》二卷十一期（一九三〇，六，一），《十八年国内纺纱厂之统计》。 [58]《中东经济月刊》第六卷第六号。（一九三〇，六，一五），《中国纺织业之转机》。 [59]潘×周：《一九二九年之中国》。（修） [60]正之：《一九二九年的中国社会》。（改） [61]《工商半月刊》《十八年国内纱厂之统计》。 [62]陶××，《中国经济衰落与复兴问题》。二页（《×生命》三卷十号，一九三〇，〇，一） [63]潘×周：《一九二九年之中国》。 [64]正之：《一九二九年的中国社会》。 [65]本表根据《国际贸易导报》一卷三号（一九三〇，六，一）缪钟秀著《上海丝厂业概况》内的统计制成。 [66]本表根据前报一卷五号（一九三〇，八，一），李安著《调查浙江蚕丝业以后》内的统计制出。 [67]本表根据《江苏》第五十一期，（一九三〇，二，一一），《无锡县政概况》内的统计制出。 [68]一九二九年海关报告总册上卷，一二九页。 [69]《东方杂志》二十七卷十二号（一九，六，二五三〇），《近年来我国交通进展及其计划》。 [70]本表根据民国十八年海关报告总册上卷二一八——二二〇页上的数目字制出。 [71]同注[46]。 [72]同注[47]。 [73]《商业月报》十卷二号（一九三〇，二二五），冯子明：《上海劳资纠纷之趋势》 [74]《申报》一九三〇，一一，一二，《丝厂协议开工》。 [75]同前，一九三〇，一一，一四，《卅二丝厂通告各女工》 [76]见Leproletaire上，L.T.《国际错误之第三时期》（No.2，P.66.）。 [77]译文见林超真译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书内。 [78]译文见《民族革命原理》，一九八页。 [79]例如马克思的女婿，恩格斯的弟子拉发格在LeDeterminismeEcoaomique上说，“大家应该因为商品生产，深悉劳动者在生产形态中所生产的，不是为了他的消费，或他的家庭的消费，乃是为了出卖，这种显示有产阶级社会之特征的生产形态，与在它之先的生产形态绝对有别。在那些生产形态里，人之生产，……都是为了他的消费。古代贵族的家庭，正同中世纪的诸侯一样，是使人在他们的地土与作坊里，生产生活品，衣服，武器等等……一句话，几乎是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交换则只是把他们消费后的剩余，在一年内的某个时期举行”。（译文见刘初鸣译的《经济决定论》辛垦书店版，二七两页。） [80]参阅《浙江建设月刊》四卷三期（一九三〇，九），吴觉农的《日美两国农民生活标准的比较观》。 [81]本表根据金陵大学调查的《我国六省三处二千三百七十农家平均每一家庭的田场供给和市场购买的各种物品之百分率》统计改制而成。内中只除去河南的开封，因其不大可靠之故。原表在贝克的英文本《中国农村经济》上及《社会学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均有。 [82]同473页注①（即[80]），以下关于日美的此种例子亦相同。 [83]《社会学刊》一卷三期（一九三〇，五）。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一八页。 [84]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卷中。 [85]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二四至二五页。 [86]《湖南实业杂志》一〇四号（一九二九，六，三一），《岳阳农事调查总报告书》。 [87]本表根据《每年海关报告》下卷第一进口货物类偏〔编〕制出。 [88]这一谚语似乎尤以在四川为最普遍。据我们所知道的好似米亦有时叫做“耗子药”。 [89]我们并不否认阻碍，我们只否认用阻碍来说明资本主义之发展。因为阻碍是一回事，阻碍得了与否又是一回事。 [90]本表根据《经济半月刊》二卷十一期（一九二八，六，一）上，《我国之租佃制度》一文中《特别调查区域租种农百分率表》改制而成。 [91]见同前《我国之租佃制度》论文内。 [92]《新×潮》“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吴××：《中国土地问题》，六〇页。（修） [93]译文见《俄国农民问题与土地纲领》二八二页。 [94]本文中原有图表五幅及有关的注均略去。——编者。
新千年访谈录（199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1999） Intervistasulnuovosecolo 新千年访谈录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 1999年 最初版：Intervistasulnuovosecolo(Bari,Laterza,1999) 英文名：thenewcentury/ontheedgeofthenewcentury/Interviewonthenew century/EricHobsbawmInterviewontheMillenniumwithAntonioPlito新华出版社，2000年。殷雄、田培义等译 序言 绪论历史学家手中的水晶球 第一章战争与和平 第二章西方帝国的衰落 第三章地球村 第四章左翼留下了什么？ 第五章人类共有的地球 第六章呵！可爱的意大利 第七章1999年10月12日 结论展望未来 〔附录〕霍布斯鲍姆小传 译后记
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火与玫瑰 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译者：田时纲。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火与玫瑰》收集葛兰西自1908年至1926年被捕前，从卡利亚里、都灵、莫斯科、维也纳和罗马写给家人、恋人、战友的189封书信。它们是火——一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成长历程的生动写照：艰难困苦的学生生活，积极参加并领导工人运动，同法西斯作艰苦卓绝斗争。它们是玫瑰——一位撒丁青年丰富情感（亲情、友情、爱情）的自然抒发；尤其是写给朱丽娅的50余封情书情真意切、动人心弦：初恋的羞怯，热恋的激情，离别的忧伤，企盼团圆的急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附录 1 2 3 4 5 6 7
〔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DanceoftheDialectic:StepsinMarx'sMethod 辩证法的舞蹈 ——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美〕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Ollman） 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2003 段忠桥主编。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田世锭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译丛总序 致谢 序言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座城市的故事 第一步 第一章辩证法的意义 第二步 第二章作为主体的社会关系 第三章内在关系哲学 第四章对内在关系哲学的辩护 第三步 第五章对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方法中的抽象 第四步 第六章历史的逆向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一个被忽略的特征 第七章研究的辩证法与叙述的辩证法 第八章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关于马克思方法的一个争论的导论 第九章为什么需要辩证法？为什么是现在？或者说，如何在资本主义现在中研究共产主义未来？ 第五步 第十章从马克思的抽象看批判的现实主义 第十一章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叙述方法：对系统辩证法的批评 第十二章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参考文献 人名和论点索引 译后记 〔作者简介〕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Ollman），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理论》（1971）、《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1979）《辩证法探究》（1993）《如何参加考试……如何改造世界》（2001）《资本家？——一个马克思主义企业家的真实表白》（2002）、《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编辑，1998）、《社会主义教育研究》（合编，1978）、《左派学院——美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合编、三卷本，1982、1984、1986）、《美国宪法：批判的二百年》（合编，1990）。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发明了一种游戏棋——“阶级斗争”，并注册了专利〔1978〕。2001年，他第一个获得美国政治学会新政治分会颁发的“查尔斯·麦克伊（CharlesMcCoy）终生学术成就奖”。
4．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九六八年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4．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1] （一九六八年一月） 我要感谢伊波利特先生肯邀请我到他主持的研究班上来，我非常感激他。伊波利特先生的成就很多，单是他有勇气翻译黑格尔的著作和倡议出版胡塞尔的著作这一项，就将载入法国哲学的史册。他使法国哲学摆脱了自从法国革命以来一直宰制着它的反动传统，我说的正是宰制着，这个反动传统由于拉舍利埃、博格森和布伦希维克的学术统治而得到加强。在这一传统中，法国的沙文主义采取了最简单的愚蠢形式：无知。伊波利特先生有勇气与这种无知作斗争。我们能够知道黑格尔，并且通过黑格尔开始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距离，都要归功于他。我在这里不谈法国哲学为马克思所保留的命运。认为黑格尔智力上迟钝的布伦希雅克，把马克思和列宁看作是在哲学上无足轻重的人物。伊波利特先生也有勇气谈论马克思，谈论弗洛伊德，谈论那些在学院派资产阶级哲学眼中的伟大罪人。 现在每一个人多少都知道这种情况了。但是它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让我再补充一点，我还有一件事要感激伊波利特先生，这一点是他猜想不到的。如果说我能够瞥见马克思哲学著作的革命理论规模，那要归功于一个很亲密的朋友马丹（JacquesMartin），他在五年前去世了。马丹曾在巴黎沦陷期间有幸听到伊波利特先生（当时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教师）评论《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ofMind）的某些章节。从我所听说的看来，请相信我，在那个特殊时期，这决非一般的评论。伊波利特先生当时说的话，帮助了他一些学生像康德说的那样「在思想中」，也就是在政治中认清了方向。伊波利特先生肯定已经忘记他当时说的话了：但不是每个人都忘记了这些话。我在这里可以作证。这似乎违反常识，特别是金融家和律师的常识，有许多大部头著作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有少数话语却留下来了。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这些话语已经被写在生活和历史中。 我想要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提出几个简略的论题。 我拒绝辩术和产婆术，不管是苏格拉底（Socratic）的还是现象学的。在哲学中，真正的开端是结局。我将从结局开始。我将把我牌摊在桌面上，使大家都能看到。这些牌就是这个样子：它们带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记。以这种方式摊出来，它们自然会具有没有前题的结论的形式。 让我从一个事实开始。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是当前一个带决定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说它是理论问题，因为它支配着现时代头号战略科学即历史科学的未来以及与这一科学联系着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未来。说它是政治问题，因为它是从这些前提中产生出来的。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写在一定水平的阶级斗争之中的。 为了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这个事实在当前的重要性，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象征，并且把它解释成为下述现实的象征。为了弄清这个象征，我将以论点形式陈述这些现实。 第一个论点（事实的陈述）。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是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实际上是在全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人们经常谈论的伟大科学技术「变化」（原子、电子、计算机的时代、太空的时代等等），不管如何重要，只不过是一种科学技术的事实：它们不是同样性质的事件，它们的结果只影响生产力的某些方面，而并不影响决定性的东西，即生产关系。 我们正生活在这种结合的必然影响下。它的头一批结果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中国等，亚洲的革命运动、越南、拉丁美洲、共产党等）。 （a）这种结合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b）这种结合不是一种既成的事实，而是一场无休止的斗争，既有胜利也有失败。在结合本身中就有斗争。一九一四年大战时有第二国际的危机。现在有国际共运中的危机。 这种结合把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这里我将只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呢？ 第二个论点（事实的陈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一种科学和一种哲学。 在从马克思到列宁、史大林和毛泽东的工人运动伟大经典传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向被认为包含有两个不同的理论科学：（以科学一般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来称呼的）科学和（以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来称呼的）哲学。在这两个学科之间有很特殊的关系。我在本文中将不考察这些关系。我只想指出：在科学和哲学这两个学科当中，科学占有决定性的地位（按《解读〈资本论〉》中说明的和巴第乌AlainBadiou在《评论》Critique杂志一九六七年五月号上清楚解释的意义[2]）。一切都取决于这种科学。 第三个论点。马克思创建了一门新的科学：关于社会形态的历史的科学，或历史科学。 马克思创建历史科学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理论事件。 让我利用一个比喻。 有一定数量的科学。可以说它们在可以称作理论空间的地方占有一定的位置。位置，空间，这是些比喻的概念。但是它们说明一定的事实：某些科学相互毗邻：邻近的科学之间的关系；某些科学宰制其它科学。但是同时也有没有邻居的科学，孤独的科学（在空闲中处于孤立的地位，如精神分析等）。 由这点出发，可以认为，科学的历史揭示出在这个理论空间中存在着各种伟大的科学大陆。 1．数学大陆（由希腊人开拓的）。 2．物理学大陆（由伽利略开拓的）。 3．马克思开拓了第三个伟大的大陆：历史学的大陆。 在这个比喻的意义上的大陆，从来不是空虚的：它总是已经被许多各式各样带有或多或少意识形态的学科「占领着」，这些学科并不知道自己属于这个「大陆」。例如，在马克思以前，历史学大陆会被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占领着。一个大陆被一种大陆科学所开拓，不仅对以前的占领者的权利和要求提出异议，而且也完全重新改造这个「大陆」的旧轮廓。比喻不能无限地编造下去，不然我在这里还应该说，一个新的大陆向科学知识开放，必须先有基础的改变或认识论上的「断裂」等等。要使这一切比喻一致起来，得花点功夫去补缀，我就不管了。但是有一天，我们将必须放弃这一切缝补的功夫去做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辛苦完成一种关于知识生产的历史的理论。 第四个论点。每一次伟大的科学发现都在哲学中引起伟大的变革。那些开拓出伟大科学大陆的科学发现，构成哲学分期中的主要时期： 第一个大陆（数学）：哲学的诞生。柏拉图。 第二个大陆（物理学）：哲学的深刻变革。笛卡儿。 第三个伟大的大陆（历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中宣布的哲学革命。古典哲学的终结，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改造世界」：一个神秘的词语，预言的，然而是神秘的。哲学怎么可能是改造世界？改造什么样的世界？ 不管情况怎么样，可以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哲学总是来得太晚。它总是迟到。它总是被推迟。 这个论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不落在历史科学后边。哲学在已经悄悄地促使诞生的伟大科学发现之后，需要时间来形成和发展。 就马克思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他的发现的科学性遭到那个大陆的一切所谓专家的拚命否认、抵制和谴责。所谓的人文科学仍然占领着那个旧大陆。这些科学现在用最近的超现代的数学技术等等武装起来，但是它们在理论上仍然是建立在过去那种极端陈旧的意识形态概念上，只是对这种概念进行了精巧的重新审查和修订而已。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所谓人文科学的巨大发展，首先是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只不过是社会适应和社会再适应的古老技术即意识形态技术的aggiornamento（现代化）。这是整个现代思想史上最大的恶意诽谤：每一个人都谈论马克思，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或多或少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谁费力仔细读了马克思的著作，理解了他的创新之处并从中引出理论结论呢？毫无例外，人文科学的专门家们在马克思之后一百年还在研究过时的意识形态概念，就像亚里士多德派的物理学家们在伽利略之后五十年还在学习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一样。有哪个哲学家不把恩格斯和列宁看作是在哲学上无足轻重的人物呢？我相信这种哲学家屈指可数。甚至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哲学家都把恩格斯和列宁看成是「哲学家」，远非如此。有哪个哲学家研究过工人运动的历史、一九一七年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呢？马克思和列宁很荣幸地同弗洛伊德分享了思想贱民的命运，正像弗洛伊德遭到歪曲一样，他们在人们的讨论中也受到歪曲。这种恶意诽谤不是一种恶意诽谤：在哲学思想之间占统治地位的是所谓力量的对比，一种意识形态的，因此是政治的力量的对比。但是掌握权力的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权力问题在哲学中也是头号问题。哲学的确归根到底是政治的。 第五个论点。怎样解释马克思的科学发现？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马克思关于历史的真正辩证法的论述，那么创造历史的就不是「人们」（尽管历史的辩证法是在他们身上和他们的实践中实现的），而是阶级斗争关系中的群众。对政治的历史、一般的历史来说，情况是如此，对科学的历史来说，情况也同样是如此。创造科学的历史的不是个人，尽管它的辩证法是在他们身上和他们的实践中实现的。被认为完成了这项发明的经验的个人，在他们的实践中实现的是比他们本人更广泛的关系和联系。 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提出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关系的问题。 我将勾勒出一个极其简略的轮廓。希望人们照它原有的样子来看待它。它原有的样子是：它是一个问题提法的标志和把这个问题提法提出来的简略条件的指示。 把问题提法提出来因而就是把它给勾勒出来，我将再一次从列宁曾接受并阐述而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这个说法为大家所知的恩格斯的指示出发。「来源」是一个过时的意识形态概念，但是对我们具有重要性的是，恩格斯和列宁并没有按照个人历史，而是按照理论历史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确立了一个包括三个理论「人物」的模式：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就是说：黑格尔：李嘉图（DavidRicardo）和巴贝夫（GracchusBabeuf）、傅立叶（CharlesFourier）、圣西门（ClaudeHenrideRouvroySaint-Simon）等。为了简化和便于说明，我把法国社会主义搁置一旁，只把李嘉图和黑格尔分别看作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哲学的象征性代表。 其次我要回到我五年前在一篇讨论唯物辩证法的文章（收入《保卫马克思》）中提出的关于「理论实战」的极为一般的图表。 这非常简略地表明，马克思（《资本论》）是黑格尔（德国哲学）对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加工的产品，换句话说，是黑格尔辩证法对劳动价值论（R）+阶级斗争（FS）加工的产品。 R+FS＝马克思的理论实践的原料，即对象 H＝理论生产的工具。 黑格尔辩证法对李嘉图加工的产品就是《资本论》＝M。 我们在《解读〈资本论〉》中试图做的，可以用下述图表以完全示意的方式表示出来： 我们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G’1）作为我们的原料，用理论生产的工具G'2（马克思本人+某些其它的范畴）来对这种原料进行「加工」，以产生出结果G'3：《解读〈资本论〉》中所包含的一切，都不是偏离正轨。这一劳动是暂时的——首先对我们说来。这一理论的劳动过程必须在一个新的循环里继续下去，在这个新的循环里，G'2可以通过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之间的（+或一错误的）关系等等展现出来。经验已经非常迅速地证明，不可能固守住这个内部的循环：唯一前进的道路是通过阶级斗争的经验。 让我们回到图表1上来。《资本论》是黑格尔辩证法对李嘉图等加工的产品。 这是一个完全古典的论点，当然，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都能同样支持的一个论点，因为这个论点以其简略的表述方式，能够同意这样的思想，即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一种把黑格尔应用于李嘉图的关系。 然而，这个论点在古典传统中，总是与另一个可说同样引人注意的论点即「颠倒过来」的论点同时并提的。不是黑格尔被应用于李嘉图，而是黑格尔被颠倒过来了。这是一种神秘的说法。「颠倒过来」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问题提法的第一个标志。 第二个标志。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可以找到非常多的例子。我这里只举出一个：列宁讨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似乎吊诡的和表面上矛盾的说法。 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列宁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三段式毫不相干，《资本论》不是把这种三段式应用于李嘉图。但是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写道：「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3] 然而在同一个笔记本的前一页，列宁写道：「黑格尔对推理的分析······令人想起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章中模仿黑格尔。」[4] 这个说法特别令人想起马克思的一个著名的神秘说法，他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说道：「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GottholdEphraimLessing）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MosesMendelssohn）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5] 这是把黑格尔用之于李嘉图的一种奇怪的应用。让我概括一下： 1．不是黑格尔：而是被颠倒过来的黑格尔。颠倒过来＝从它的神秘外壳中提取合理内核。 2．其次：「卖弄起」黑格尔的表达方式（马克思语）；一种「模仿」（列宁语）。 3．如果把模仿和卖弄搁在一旁，就剩下这种奇怪的颠倒过来。这是把唯心主义颠倒过来成为唯物主义：物质取代观念。但是单说这些，对问题所在还是说得太一般。因为费尔巴哈在意识形态中已经说过和做过这些了。现在，我们的颠倒过来不仅仅涉及一般的世界观，而是涉及一个非常确切的方面即辩证法。马克思把它「颠倒过来」，因为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截然相反」。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反的东西是什么呢？这是个谜。我们应该更进一层：看到合理内核，即有科学理论价值的内容。那时问题就不再是颠倒过来，而是批判提取，使辩证法「非神秘化」。什么是非神秘化呢？那就完全不再是应用问题了。 我把这些标志汇集到一起，而且不管显得如何勉强和笨拙，提出下面这样一个假设： 1．马克思并没有把黑格尔「应用于」李嘉图。他让取自黑格尔的某种东西对李嘉图进行「加工」。 2．这个取自黑格尔的某种东西首先是被颠倒过来的黑格尔。把黑格尔颠倒过来只涉及到他的世界观＝把唯心主义颠倒过来成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倾向。只此而已：世界观的倾向就事实本身而言并不提供任何科学概念。 3．这个取自黑格尔的某种东西因此是某种东西，它跟把唯心主义倾向颠倒过来成为唯物主义倾向完全不同。这是涉及到辩证法的东西。在这里，颠倒过来这个比喻不再起任何作用：它被另一个比喻取代了。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使它非神秘化＝使合理内核同不合理的外壳分离开来。这种分离开来不是简单地挑拣出来（取一些，留下一些）。它只可能是一种改造。马克思的辩证法只可能是经过加工改造过的黑格尔辩证法。 4．这样，马克思就让黑格尔对李嘉图进行加工：他让一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对李嘉图进行加工。 的确必须说，黑格尔辩证法在它对李嘉图进行的理论加工中被改造了。改造理论原料的理论劳动工具本身被它的改造劳动所改造了。 结果是在《资本论》中起作用的辩证法：这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辩证法。 我们把这种差别当成了我们加工的原料，像我在图表2中所表明的那样。由此就产生了在《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中所出现的结果。 基本上，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 ——一种非黑格尔的历史观； ——一种非黑格尔的社会结构观（带主导因素的结构化整体）； ——一种非黑格尔的辩证法观。 因此，如果这些论点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它们对于哲学具有决定性的后果：首先是拒绝古典哲学范畴的基本体系。 这个体系可以写作：（来源＝（〔主体＝客体〕＝真理）＝结局＝基础。） 这个体系是循环的，因为基础是：主体和客体的相符是一切真理的目的论来源。我在这里不能来论证这种循环的顺序。 由这种拒绝产生出一种新的哲学概念，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概念，而且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我要说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一种在立论的出发点上与古典哲学言说不同的哲学言说。为了使这点可以理解，让我求助于精神分析的类比。 1．关键在于实践一种替换＝使某种东西在哲学范畴的内部配置中发生转移（bouger）。 2．因此哲学言说改变其方式，即以另一种方式说话，这就造成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之间的差别。 3．然而并不因此而使哲学消失。 表面上，这是最有意识的言说。事实上，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言说。问题不在于废除哲学，就像在弗洛伊德那里不是去废除无意识一样。所要求的是，通过对哲学的幻象（哲学范畴的基础）进行加工，使某种东西在哲学「无意识」的各种因素的配置中发生转移，以使无意识的哲学言说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高声地谈论这个由产生它的各种因素所赋予它的位置。 这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我就谈到这里为止。 还有一点要说。我们关于黑格尔所出版的一切东西，事实上把马克思自己承认他应归功于黑格尔的那种确有帮助的遗产漏掉了。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他该谢谢黑格尔给他一件重要的礼物，这就是辩证法的观念。我们没有讨论这一点。我想就它略说几句。 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是这样讨论辩证法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这段话中有两个概念很突出： 1．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那么辩证法的暧昧不明处就很清楚了。它会是（a）使现存事物、既成事实（dabBestchende）、现存秩序显得光彩。辩证法是对现存秩序（社会的、科学的）的祝福。或者是（b）批判的和革命的：它意味着一切现存秩序（社会的和理论的）、社会、制度、机构和概念的相对性。辩证法是通过历史相对主义对绝对进行的批判。 这个论题在恩格斯那里是很清楚的：辩证法使概念处于运动中。这是直接采用黑格尔的论题：理性是对知性的批判。理性使知性的概念处于运动中。 马克思主义中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之间的古典对立＝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因此只不过是采用黑格尔的知性和理性之间的对立。 如果停止在这一点上，那就还没有脱离开黑格尔。这仍然是很形式的，因此也是很危险的。证据是对这种把辩证法看作是对知性的凝固性的批判的概念自发地作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解释。反证是列宁对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强烈反应（《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关于历史和辩证法的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2．但是有另一个更重要得多的东西：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否包含「合理内核」——如果包含的话，它又是什么？ 为了弄清这一点，需要兜一个大圈子。必须回顾马克思的理论历史。这一历史的决定性时刻是与费尔巴哈的决裂。这一决裂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宣布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在一个重大的理论事件之后匆匆写成的，这个理论事件就是把黑格尔引入费尔巴哈，它发生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爆炸性的作品。黑格尔被强行重新引入费尔巴哈，使青年马克思的理论矛盾的充分「显露」出来，在这当中完成了与理论人道主义的决裂。 说马克思与理论人道主义决裂，这是一个很确切的论点：如果说马克思会与这种意识形态决裂，那就意味着他曾赞同过它；如果说他曾赞同过它（而这并非名义上的婚姻），那就意味着它存在过。马克思赞同过的理论人道主义，就是费尔巴哈的理论人道主义。 马克思同所有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是在很特殊的条件下「发现」费尔巴哈的。关于这些特殊条件，在科尔纽（AugusteCornu）之后，我曾略有论述。该诅咒的普鲁士国家认为自己「本身」就是理性和自由，拒不承认自己的「本质」，不适度地坚持非理性和专制主义，它的顽固在青年黑格尔派激进份子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哲学良心」中引起了不可解决的矛盾。费尔巴哈有一个时期在理论上把这些激进份子从这些不可解决的矛盾中「拯救了」出来。费尔巴哈在理论上「拯救」他们的办法，是给他们提供了理性—非理性矛盾的理由：一种关于人的异化的理论。 显然，无论是在什么基础上，甚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也不可能认为，费尔巴哈的问题只需一个这样的表白声明，即从他那里或者从曾经读过他的著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摘引几段话就能够解决。也不是用那个在许多争论中常常可以听到的方便而无知的形容词，把它叫作思辨的人本学就能够解决。彷佛只需把思辨从人本学那里勾销掉，就能使人本学（假定人们知道这个词指的是什么）站立起来一样：如果把鸭头割下来，鸭就走不了。彷佛也只需说出这些有魔力的字眼，就能通过费尔巴哈的名字把他唤来（即使哲学家不是看门狗，他也像你我一样：因为要他们来，至少也必须通过他们的名字把他们唤来）。所以，还是让我来试试通过费尔巴哈的名字来唤他一下，即使要用他名字的缩写来唤他。 自然，我将只讨论一八三九年～一八四五年期间的费尔巴哈，即《基督教的本质》（TheEssenceofChristianity）和《未来哲学原理》（PrinciplesofthePhilosophyoftheFuture）的作者，而不讨论一八四八年以后的费尔巴哈，这后一个费尔巴哈违背自己最初的告诫，由于害怕革命而用许多的水把自己的酒掺淡了。 《基督教的本质》的费尔巴哈在哲学史上占有极不平凡的地位。的确，他用一种伟大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说来在理论上倒退的哲学，实现了「使德国古典哲学终结」把黑格尔这个总结了全部哲学史的最后一个哲学家推倒（完全确切地说是：「颠倒过来」）的壮举。 应该按确切的意义理解「倒退的」一词。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哲学带有德国唯心主义的痕迹，那么它的理论基础可追溯到德国唯心主义以前。在费尔巴哈那里，我们从一八〇一年回到了一七五〇年，从十九世纪回到了十八世纪。说来奇怪，由于一些会使黑格尔的出色「辩证法」晕头转向的原因，费尔巴哈的哲学正是靠它理论上的倒退性质在它的支持者们的意识形态和甚至政治历史中起到了罕见的进步作用。关于这点就谈到这里为止。 一种哲学带有德国唯心主义的痕迹，但是又用一种理论上倒退的体系来清算德国唯心主义及其最高代表黑格尔，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 德国唯心主义的痕迹：费尔巴哈接受了德国唯心主义所提出的哲学问题。首先是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问题、自然和自由问题、知识问题（我能知道什么？）、道德问题（我应该做什么？）和宗教问题（我能希望什么？）。也就是康德的基本问题，但是「回到」这些问题上来是通过黑格尔的批判和答案（大体上是对康德的区分或抽象的批判，在黑格尔看来，它们的根源在于不承认理性，把理性的作用贬低为知性）。费尔巴哈提出德国唯心主义的问题，用意在于给它们提供一种黑格尔式的解决：的确，他试图提出康德的区分或抽象在某种类似黑格尔的理念的东西中的统一。这个类似黑格尔的观念的「某种东西」，是它的彻底「颠倒过来」。是人、或自然、或感性生活（同时有感官方面的物质性、感受性和感官方面的内在主体性）。 把这一切放在一起，我是想把这三个概念看成一个东西：人、自然和感性生活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理论赌博，它使得费尔巴哈的「哲学」成为一种哲学的单纯愿望，也就是为了「希望」达到一种不可能的哲学连贯性而采取的实际上的理论非连贯性。这种「希望」的确是感人的、甚至是哀婉动人的，因为它以庄严的高声吶喊表达和宣布了这样一种孤注一掷的意愿，即一定要摆脱那种它肯定仍然是其反抗者即囚徒的哲学意识形态。事实是，这种不可能的统一产生出了一部著作，它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并且产生了令人困惑的影响，有些是当时即刻产生的（对马克思及其朋友们），有些是后来产生的（对尼采FriedrichNietzsche，对现象学，对某种现代神学，甚至对最近从那里产生出的「诠释学」哲学）。 就是这种不可能的统一（人—自然—感性生活）使得费尔巴哈能够「解决」德国唯心主义的重大哲学问题，「超越」康德和「推倒」黑格尔。例如，康德的区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自然和自由等的问题，在费尔巴哈那里以人及其属性这个唯一的原则得到解决。例如，康德的科学客观性问题和黑格尔的宗教问题，在费尔巴哈那里以关于镜子客观性的非凡理论得到解决（「一个存在物的对象是其本质的对象化」：人的对象——诸对象—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例如，康德的理念和历史问题被黑格尔的精神是理念的最终环节的理论所超越，这个问题在费尔巴哈那里以关于构成人类的内在主体性这一非凡理论得到解决。我们发现，这一切解决的主要因素总是人、人的属性和人的「本质」对象（人的本质的镜象「反映」）。 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人是一个在任何场合都少不了的唯一的、始初的和基本的概念，相当于特大型花体大写字母的康德的先验主体、本体论主体、经验主体和理念，也相当于黑格尔的理念。「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于是完全只是在尊重它的问题的情况下在口头上取消它的答案。这是用一些混杂的哲学概念来取代它的答案，这些混杂的哲学概念是从十八世纪哲学的一些地方收集来的（由孔狄亚克Etienne-BonnotdeCondillac传统中借用的感觉主义，经验主义、感性生活的唯物主义；隐约受到狄德罗影响的伪生物学主义；从卢梭的著作中得出的人和「心灵」的唯心主义），它们借助在人的概念下进行的理论文字游戏而结合在一起。 因而有了费尔巴哈能够从他的不一贯中得到的非同寻常的地位和影响：他依次和同时宣布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感觉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无神论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本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坏处或不一贯的地方）。因而有了他反对黑格尔的思辨、把它归结为抽象的高谈阔论。因而有了他要求回到具体、回到「物自身」、回到现实、回到感性、回到物质，反对一切形式的异化的呼吁，在他看来，异化的最终本质是抽象。因而有了他把黑格尔「颠倒过来」的意义，马克思曾在长时期中把这种「颠倒过来」当作黑格尔的真实批判而加以摊护，然而它仍然完全是在经验主义中进行的（黑格尔只不过是经验主义的纯化理论）：把宾词颠倒过来成为主词，把观念颠倒过来成为感性现实、成为物质，把抽象颠倒过来成为具体，等等。这一切都是在人的范畴下进行的，人就是现实、感性和具体。今天人们仍要我们听这种乏味的老调。 这就是马克思必须与之打交道的理论人道主义。我在人道主义之前加上理论，是因为对费尔巴哈说来，人不仅仅是康德意义上的理念，而且是他的全部「哲学」的理论基础，就像笛卡儿的「我思」、康德的「先验主体」和黑格尔的「理念」一样。我们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清清楚楚看到的，正是这种理论人道主义。 但是在回到马克思以前，还要略谈一下这种自相矛盾的哲学立场的后果。这种哲学立场声称要彻底废除德国唯心主义，然而却尊重它的问题提法，并且希望利用在人（它顶替着后面那些概念的「哲学」统一和连贯性）的理论限制内汇集在一起的这一大堆十八世纪概念的介入，来解决这些问题提法。 因为在保留一种哲学说清楚的这些问题提法的同时，是不可能无事的「回到」这种哲学所支持的立场上去。 由保留现有的问题提法所件随着的这种理论的倒退，基本的结果就是在把现存哲学的问题设定「颠倒过来」的这一表象支撑下，使现存哲学的问题设定大大的萎缩，但要把它「颠倒过来」却只是一种不可能办到的「愿望」。 恩格斯和列宁非常清楚有关黑格尔的这种「萎缩」。「与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小多了。」让我们直截地谈本质的东西：费尔巴哈不可饶恕地把黑格尔牺牲掉的东西，是历史和辩证法，或者毌宁说历史或辩证法，因为这对黑格尔说来是同一个东西。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没有弄错：费尔巴哈在科学中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在历史中是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谈论自然，但是他并不谈论历史——自然顶替了历史。费尔巴哈不是辩证的，等等。 看到这一点以后，那么就让我们来详细说明这些已确立的判断。 当然，在费尔巴哈那里也谈到了历史，他想要把「印度人」、「犹太人」、「罗马人」等等的「人的本质」区分开来。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没有历史的理论。尤其是丝毫没有我们应该归功于黑格尔的那种把历史看作辩证形式的生产过程的理论。 当然，正像我们现在能够开始说的那样，使黑格尔作为辩证过程的历史观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的，是辩证法的目的论观念，它在极其确切的一点上写在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本身中，这一点就是直接表现为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或否定性）范畴的Aufhebung（扬弃，即超越并把被超越的东西作为被克服的东西、内在化的东西保存下来）。 因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目的论的，因为从其开端起它就追求一个目标（绝对知识的实现），所以对它进行批评，从而在历史哲学中拒绝了这个目的论，可是同时却又回到黑格尔辩证法本身，这是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矛盾：因为黑格尔辩证法按其结构也是目的论的，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基本的结构是否定的否定，否定的否定正是辩证法里头的目的论本身。 正因为如此，辩证法的结构问题是宰制着整个唯物主义辩证法问题的关键问题。正因为如此。斯大林能够被看作是一个敏锐的哲学家，至少是在这一点上，因为他把否定之否定排除出了辩证法的「规律」。但是就有可能在黑格尔的历史观和辩证法中撇开目的论这个程度来说（我是说就这个程度来说），我们还是有应归功于黑格尔的一些东西，这就是费尔巴哈由于迷恋于人和具体而被弄胡涂了、绝对不能够理解的东西：把历史看作过程的历史观。这是无可争辩的，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过程」这一决定性的哲学范畴，因为它进入了他的著作，《资本论》就是证据。 马克思应归功于黑格尔的东西甚至更多，这又是费尔巴哈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的东西。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没有主体的过程的概念。在一些有时被写成书的哲学谈话中，有一种说法显得很高雅，这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人的异化的历史」。不管人们这样说时脑子里有什么打算，他们说出了这样一个哲学命题，这个哲学命题的确切含义如果在其本身中难以看出的话，那么在从它推演出的理论中是很容易看出的。这就是说：历史是一个异化过程，有一个主体，而这个主体就是人。 那么，正像伊波利特先生已经很清楚地指出的那样，没有什么比这种人本学的历史观更远离黑格尔的思想了。对黑格尔说来，历史肯定是一个异化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以人作为主体。首先，在黑格尔的历史中，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精神，如果人们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在历史中找一个「主体」（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那么应该加以讨论的是「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接近真理）是变成为精神的「理念」的各个发展环节。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很简单，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那么这个意思从理论观点看非常重要：历史不是人的异化，而是精神的异化，即理念的异化的最后环节。对黑格尔说来，异化的过程不是从（人类的）历史开始的，因为历史本身只不过是自然的异化，自然本身又是逻辑的异化。异化就是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否定的否定或「扬弃」。异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异化过程，不像一个要「修正」或「萎缩」黑格尔的现代哲学流派所认为的那样，并不是人类历史所特有的。 从人类历史的观点看，异化过程总是已经开始了的。这就是说，如果认真对待这些术语，那么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历史是作为没有主体的异化过程或没有主体的辩证过程被思考的。只要人们愿意稍微考虑一下，整个黑格尔的目的论都包含在我刚才谈到的说法中、异化的范畴中，或者构成辩证法范畴的关键结构的东西（否定的否定）中，只要人们同意（如果那是可能的话）撇开这些说法中展现目的论的东西，那么就将剩下这样一个明确的说明：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我想我能够肯定：这个无主体的过程的范畴（当然必须使之从黑格尔目的论的支配下挣脱出来），无疑展现了把马克思和黑格尔联系起来的最大的理论债务。 我很清楚，最后，在黑格尔那里，这个无主体的异化过程有一个主体。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主体，需要作许多重要评论的主体：在作为理念构成它的自我异化过程中，这个主体就是过程的目的论本身，就是理念。 这不是一个关于黑格尔的深奥论点：它在黑格尔过程的每一个时刻即每一个「环节」上都能得到证实。说无论在历史中、在自然中还是在逻辑中，都没有异化过程的主体，只不过是说，人们不能在任何「环节」上把任何「主体」作为主体指派给异化过程；无论是什么存在物（甚至人）或什么民族，或过程的某个「环节」，无论是历史，或是自然，或是逻辑，都不能充当异化过程的主体。 异化过程的唯一主体，是在它的目的论中的过程本身。过程的主体甚至不是过程本身的结局（这里可能产生误解：黑格尔不是说过精神是「实体的生成主体」吗？），而是作为其结局追求者的异化过程，因而是作为目的论过程的异化过程本身。 目的论也不是从外面加到无主体的异化过程上的一个规定性。异化过程的目的论是白纸黑字写在它的定义中的：写在异化的概念中的，异化就是过程中的目的论本身。 那么也许正是在这里，《逻辑学》在黑格尔著作中的奇怪地位开始变得更清楚了。至于什么是逻辑呢？逻辑学就是理念的科学，就是说，它揭示的是理念的概念，无主体的异化过程的概念，换句话说，即自我异化的过程的概念，而这个自我异化过程的概念，从其总体来考虑，只不过是理念而已。这样理解的逻辑，或理念的概念，就是辩证法、过程作为过程的「道路」、「绝对方法」。如果逻辑只不过是理念（无主体的异化过程）的概念，那么它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这个奇怪主体的概念。但是，因为这个主体只是异化过程本身的概念，换句话说，这个主体就是辩证法，即否定的否定的运动本身，人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异乎寻常的自相矛盾。没有主体的异化过程（或辩证法）是黑格尔所承认的唯一主体。没有过程的主体：既然过程没有主性，过程本身就是主体。 如果我们想要找到在黑格尔那里最终顶替「主体」的东西，那就必须到这个过程的目的论性质、辩证法的目的论性质中去寻找：结局在起源中就已经有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黑格尔那里没有任何起源，也没有任何开端（它只不过是现象）。为过程的目的论性质所必不可少的起源（因为它只是其结局的反映），为了使异化过程成为没有主体的过程，从它被肯定的那一瞬间起就应该被否定。要论证这个原理，需要花费太多的篇幅，我把它提出来只是为了说明后来的发展：这一无法缓和的应变措施（肯定起源的同时对它加以否定），是黑格尔在他的关于逻辑的开端的理论中有意识地采取的：「存在物」直接地就是「非存在物」。逻辑的开端是关于起源的非始初性质的理论。黑格尔的逻辑既被肯定又被否定的起源：这是德希达（JacquesDerrida）引入哲学反思中的概念——「涂改」的第一个形式。 但是由逻辑从一开始就构成的这一黑格尔的「涂改」，是否定的否定，它是辩证的，因而是目的论的。真正的黑格尔的主体正是寓于目的论中。如果把目的论去掉，那就会剩下马克思所继承的哲学范畴：没有主体的过程的范畴。 这就是马克思确实得益于黑格尔的主要的东西：没有主体的过程的概念。 这一概念从头到尾构成《资本论》的基础。马克思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见证是马克思给《资本论〉法文版添加的这个脚注。 马克思：《资本论〉（LeCapital），第一卷（它只在法文版里才有！）： 「“proces”（过程）这个词语表示一种从其全部现实条件上来考察的发展，很久以前就成了全欧洲的科学用语。在法国，它最初是有点羞差答答地以拉丁文形式——processus——引进的。后来，它脱去了学究式的伪装，进入了化学、物理学、生理学等等的著作，也钻进了某些形而上学的著作。它终于获得完全归化的证件。我要顺便指出，在日常用语中，德国人和法国人一样是在法律意义上使用Prozess（proces，process）这个词语。」[7] 顺便提一下，让我把注意力拉到这个事实上面：无主体的过程的概念也构成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的基础。 但是谈没有主体的过程，意味者主体的概念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 如果人们认真对待这个双重论点： 1．过程的概念是科学的； 2．主体的概念是意识形态的； 那么就会产生出两个结果： 1．科学中的革命：历史的科学成为在形式上可能的东西； 2．哲学中的革命：因为一切古典哲学取决于主体和客体的范畴（客体＝主体的镜象反映）。 但是这一有益的遗产仍然是形式上的。接着提出的问题是：历史过程的条件是什么？ 在这里，马克思再没有什么应归功于黑格尔了：在关键问题上，他提供了前无先例的东西，这就是： 除了在关系中以外，决没有任何像过程这样的东西。这关系就是生产关系（《资本论》只限于研究这种关系）及其它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们关于这种科学发现及其哲学结论的思考还没有结束：我们只是开始猜想到它们并对它们的范围作出估计。不用说，不是摆弄摆弄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就能够找到手段来考察马克思为我们开拓的那个辽阔的大陆（马克思的结合不等于是「组合起来」）。 这个大陆是在一百年以前开拓的。胆敢进入这个大陆的只是革命阶级斗争的战士们。令我们感到难为情的是，知识分子甚至没有猜想到有这个大陆存在，他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普通的殖民地来兼并和剥削。 我们应该承认和考察这个大陆，把它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为了登上这个大陆，只需追随那些走在我们之前一百年的人们：阶级斗争的革命战士们。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也就能够在那里做出发现，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宣布的那种发现：不是有助于「解释」世界，而是有助于改变世界的发现。改变世界不是去开发月球。这是去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倒退到资本主义。 这点做到了，包括月球在内的其余一切，我们都会得到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1]本文是阿图塞一九六八年二月在法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专家伊波利特主持的研究班上所作的报告。 [2]“LeRe-commencementduMaterialismeDialectique”inCritique，No.240（May1967）。 [3]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页一九一。 [4]同前揭书，页一八九。 [5]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页二十四。 [6]同前揭书，页二四。 [7]《资本论》一九四八年巴黎社会出版社（Paris：EditionsSociales）版第一卷第一八一页脚注。
第二十五章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二十五章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是同资本家的经济政策根本对立的，在各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也是以这种对立为特征的。雇佣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首先是为了由工人阶级（包括那些从事生产的雇员和生产管理人员）所创造的产品中的新价值而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直接表现为争取劳动契约的斗争，继而又渗透到国家经济政策的斗争中。在商业政策方面，工人的利益首先要求扩大国内市场。工资越高，新价值中形成对商品的直接需求的部分也就越大，特别是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业和生产成品的工业的扩大，意味着那些有机构成较低的生产领域的扩大，即容纳劳动能力较大的工业的扩大。这引起劳动需求的迅速增长，从而造成工人在劳动市场上更为有利的地位，加强了工会组织，增大了新的工资斗争胜利的希望。企业家的利益却恰恰相反，由工资增加而引起的国内市场的扩大意味着他们利润率的下降，并面临进一步下降，这又造成积累的缓慢。同时，他们的资本也挤入制造成品的工业中，在那里，竞争最激烈，卡特尔化的能力也最小。当然，他们也关心扩大市场，但不是以牺牲利润率为代价；当他们在国内市场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国外市场时，也可以达到这一点。新产品的一部分并没有成为工人的收入，也没有增加对国内产品的需求，而是作为资本被投入面向外国市场的生产中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更高，积累率更快。于是，企业家的商业政策首先越来越着眼于外国市场，而工人的政策则着眼于国内市场，特别是融汇于工资政策中。 只要保护关税对制造成品的工业意味着培育关税，它们就不会与雇佣劳动的利益发生冲突。它们虽然损害了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但是如果工会得到充分发展并利用这种形式，那保护关税便可以起到加速产业发展的作用，从而能够使工厂工人作为生产者得到补偿。在实行保护关税的时期内，受苦的与其说是工厂工人，不如说是手工业工人、家庭工业工人和农民。保护关税一旦变成卡特尔保护关税，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知道，卡特尔主要是在那些有机构成得到较高发展的生产部门中发展起来的，这些部门超额利润的出现，阻碍了制造成品的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同农业关税的必然联系而造成的所有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也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从而就国内市场受工人对工业品需求制约的限度内，也意味着国内市场的缩小。由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破坏，工人不管是作为消费者或是作为生产者都深受其害。但是，卡特尔化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家在劳动市场上地位的加强和工会的削弱。更有甚者，卡特尔保护关税是对增加资本输出的最强大的刺激，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条件。这种扩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得以维持的条件；从经济上来看，同时又是利润率得以维持或暂时得以提高的条件。这种扩张政策把整个有产者阶层结合为金融资本的奴仆。因此，保护关税和扩张成为统治阶级的共同要求。但是，资本家阶级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放弃，意味着这种政策毫无希望。因为自由贸易不是无产阶级的积极要求，它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对保护关税政策的抗拒。保护关税意味着更迅速、更严格地卡特尔化，从而企业家组织的加强，民族对立的尖锐化，军备的增加，税收负担的加重，生活费用的昂贵，国家权力的扩大，民主的削弱，以及推崇敌视工人的暴力活动的思想的抬头。一旦资产阶级放弃了自由贸易，为自由贸易进行斗争也就毫无希望了，因为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统治者，仅仅自己的力量是太弱了。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现在要转到和帝国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保护关税政策中去。这种政策对资本家阶级具有必然性；因此，只要资本家阶级还进行着统治，这种政策就会存在。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能成为一种理由要无产阶级现在放弃自己的政策，在自己敌人的政策面前投降，甚至还沉浸于剥削的普遍化和加强会对自己的阶级状况带来所谓好处的幻想。但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认识到，只有帝国主义才使资本主义本身所意味着的那种革命一般化，从而也同时使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一般化。但是，对金融资本的政策必然导致战争的发展从而必然导致革命风暴的信念，并不能使无产阶级放弃它对帝国主义和战争政策的敌意。同样也不能因为资本的扩张政策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的最强大的促进者，就支持这种政策。相反地，这种胜利只有从反对这种政策的不断斗争中才能产生，因为只有到那时，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这种政策必然导致崩溃的继承人。但是，这里所指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崩溃，不是经济的崩溃。经济的崩溃根本不是合理的概念。保护关税和卡特尔意味着生活费用的昂贵，企业家的组织加强了资本对工会进攻的抵抗力量；军备政策和殖民政策日益急剧地加重了无产阶级身上的税收负担；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意味着贫困的大大加深。但是所有这些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力量，只有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阶级在其意识中预见到这一整个政策及其必然结果时，才能被用于改造经济。但是，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把这种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对立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反复向群众解释清楚。而这只有在对帝国主义政策进行不断的、义无反顾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但是，如果说资本除了奉行帝国主义政策之外不可能奉行任何其他政策，那么，无产阶级也不能用产业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时期的政策同帝国主义政策相对立；无产阶级的事业，不是用自由贸易时代的和敌视国家的已经被克服的政策同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政策相对立。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对帝国主义的回答，不可能是自由贸易，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策的目标，现在不可能是已经变得反动的恢复自由竞争的理想，而只能是通过克服资本主义而彻底消除竞争。无产阶级以如下回答摆脱了要保护关税或是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的困境：既不是保护关税，也不是自由贸易，而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组织化以及对经济的自觉调节（不是通过和为了资本巨头，而是通过和为了社会全体）。到那时，社会就像它自发现自然运动规律以来而使自然服从于自己一样，也最终使经济服从于自己。社会主义不再是遥远的理想，甚至不再是仅仅对“当前要求”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最终目的”，而是变成了无产阶级直接的实际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为了保证工人政策的独立性并且证明它对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优势，正是在那些资产阶级政策得到最充分的贯彻以及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治要求的最主要的社会方面已被实现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对帝国主义的唯一回答必须提到宣传的首位。 金融资本把社会生产的支配权越来越集中到少数最大的资本集团手中，生产的经营权同所有权相分离，生产社会化达到资本主义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限界。资本主义社会化的限界是由下述因素所形成的：第一，世界市场被分割成各个国家的民族经济区，这种分割只有通过国际卡特尔化才能艰难地和不完全地加以克服；同时，这种分割也延长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借助国家的权力手段相互展开竞争的时间。第二，为了完整起见，这里还必须提到阻碍农业积聚的地租的形成。第三，为延长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而采取的经济政策上的措施。 金融资本就其趋势而言，意味着建立对生产的社会监督。但是这是对抗形式上的社会化，对社会生产的统治仍操纵在大金融寡头手里。剥夺这种寡头的斗争构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 金融资本的社会化职能使克服资本主义变得非常容易。一旦金融资本把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只要社会通过自觉的执行机关即被无产阶级夺取的国家占有金融资本，就足以立即获得对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支配权。由于所有其他的生产部门都依赖于这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所以，即便没有进一步的直接社会化，对大产业的统治就已经意味着最有效的社会控制。社会支配了矿山、钢铁工业直至机械工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并控制了交通运输系统，也就通过对这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控制掌握了原料在其他产业中的分配以及它们产品的运输，从而同样能够控制这些产业。在今天，占有柏林六大银行实际也已经意味着占有大产业的最重要的部门。在过渡时期，只要资本主义的簿记还证明是适用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最初步骤就非常容易进行。剥夺根本不必延及大量农民的和工业的小企业，因为这些小企业通过夺取它们很早就依赖的大产业而间接社会化了，正像大产业直接社会化了一样。因此，正是在剥夺过程由于它的分散化而成为慢性的和政治上危险的地方，有可能使这一过程在缓慢的发展中成熟；即是说，通过社会自觉提供的经济好处，由国家政权的一次性的剥夺行为而变成为逐渐的社会化。因为金融资本已经办理了社会主义所必要的那种剥夺。 因此，如果说金融资本在组织上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最后的前提，那么它也在政治上使过渡更容易进行。帝国主义政策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本身的行动，必然向无产阶级指明奉行独立的阶级政策的道路，这种政策只能以最后克服资本主义而告终。只要自由放任的原则还广泛流行，只要国家对经济事物的干预从而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组织的性质被掩盖起来，就需要有较高程度的洞察力，以便理解政治斗争的必然性。正是在英国这样一个不存在干预的典型国家里，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出现是那样困难，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资本家阶级直接地、毫无掩饰地和公然地占有国家组织，并以这种方式把它变为自己剥削利益的工具，以致即使最后一个无产者也能感觉得到；他现在必然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自己首要的和切身的利益，资本家阶级对国家的明目张胆的攫取，迫使每一个无产者为夺取政权（这是结束自己受剥削地位的唯一手段）而努力。[1]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激化了资产阶级社会内一切阶级的对立。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最坚决的敌人的无产阶级，得到其他阶级的增援。帝国主义最初也得到其他阶级的支持，但最后却把自己的拥护者赶跑了。垄断化越是进一步发展，超额利润的重担就越是压在其他阶级身上。由托拉斯造成的物价昂贵，降低了这些阶级的生活水平。当食品价格上升的趋势也推动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格提高时，尤其如此。与此同时，赋税的负担也加重了。这也打击了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越来越反叛了。雇员们看到他们的前景日趋暗淡，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受剥削的无产者。甚至工商业的中间阶层也注意到自己对卡特尔的隶属关系，这种隶属关系使他们变为单纯拿佣金的代理人。所有这些对立，在资本扩张进入缓慢发展时期，必然尖锐化到不堪承受的程度。当股份公司和卡特尔的发展不再如此急剧地进行、新的创业利润的产生从而对资本输出的冲动减缓时，情况就是这样。当对外国的迅速开发由于引入资本主义而受到延缓时，对资本输出的冲动也必然减弱。对远东的开发，加拿大、南非和南美的迅速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如此令人炫目的急剧发展起了主要作用；只是从1895年以后，这种发展才被短暂的萧条时期所打断。然而，如果说这种发展放慢了，那么，卡特尔对国内市场的压力必然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因为正是在萧条时期，集中进展得最快。同时，随着世界市场扩大的放慢，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对立更加尖锐。当先前对竞争开放的大市场（如英国）由于保护关税的扩大而对其他国家的竞争关闭时，情况就更严重。战争的危险加强了军备和赋税负担，最终促使生活日益受到威胁的中间阶层加入无产阶级行列。这样，无产阶级便能够在国家权力的削弱和战争冲突中摘取果实。[2] 在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中，只有统治阶级已经把自己的权力集结到尽可能高的程度时，伟大的社会变革才能发生。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力，同时也总是意味着对人的权力，对人的劳动力的支配权。但是，正因为如此，经济的统治者也依赖于被统治者的权力。因为这种统治者自己通过增强权力，同时也加强了那些在阶级敌对状态中同他们相对立的人的力量。后者作为被统治者似乎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只是在斗争中，在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中才能证明的力量，表现为潜在的力量；而统治者的力量则表现为完全明显的力量。只有在两种力量的较量中，即在革命时期，被压迫者的力量才证明为实际力量。 经济权力同时也意味着政治权力。对经济统治的同时也提供了对国家政权的权力手段的支配。经济领域中集中程度越高，对国家的控制越是不受限制。一切国家权力手段的这种严密结合，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最高发展。国家表现为维护经济统治的不可战胜的工具，从而夺取政权也就同时表现为经济解放的先决条件。只有当专制国家在克服了国内大领主的领地权力之后把一切权力集中于自己一身，而政权在少数最大地主手里的集中本身形成专制王权的胜利的前提条件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才开始。同样，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同经济权力在少数资本家巨头或这些巨头联盟手里的集中以及他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联系在一起的。 金融资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达到完成的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同时，它使一国民族资本支配者的独裁统治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在这些敌对的利益的暴力冲突中，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将最终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 [1]“现代保护关税制度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是它的历史意义）。为了抑制利润率的下降这一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资本消除了自由竞争，组织起来并通过自己的组织占有国家权力使之直接服务于自己剥削的利益。不仅工人阶级，而且整个居民都屈于资本家阶级的利润欲。社会所支配的一切权力手段都被自觉地结合起来，变成资本对社会的剥削手段。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前提，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全否定；它自觉地把一切现今社会中存在的经济潜力社会化，但这种结合不是为了社会全体的利益，而是为了以前所未闻的方式提高对整个社会的剥削程度。但是正是这种情况的明确无误，使它的继续存在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这种情况唤起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才能使其成为不可抗拒的无产阶级的行动，去反对生产资料的积聚为之带来意识和行动的积聚的资本家阶级的行动。”（鲁道夫·希法亭：《保护关税职能的转变》，载《新时代》第21卷第2期。） [2]见卡尔·考茨基：《通往权力的道路》，特别是最后一章《新的革命时代》。
第二十四章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二十四章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 众所周知，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个别工厂主同各个工人相对立；第二个阶段，个别工厂主同工人组织进行斗争；第三个阶段，企业家组织联合起来同工人组织相对立。 工会的职能是消除工人之间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它力图取得对劳动力商品供给的垄断权。因此，它是某种限额分配的卡特尔，它在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同资本家关系中的商品买卖，是某种联营。但是，每个限额分配卡特尔和每个联营，因软弱而受到损害，它不能控制生产，因而不能调节供给的规模。这种软弱对工会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力的生产几乎总是使它的调节落空。只有熟练劳动力，工人的组织才能够通过某些措施，成功地削减它的生产。一个强大的熟练工人的工会，通过限制学徒的人数，延长学徒期，以及禁止雇用除熟练劳动力即工会承认的熟练工人以外的任何其他工人，也能够限制这类劳动力的生产，并保证自己的一定的垄断地位。印刷工会就是一个例子。例如，它们实行只有经过高级技术“培训”的印刷工人才允许操作排字机，虽然只经过纯技术培训因而熟练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就足以胜任这个工作。在顺利的环境下，一个有力的工会甚至可能成功地颠倒关系，通过承认仅仅具有一定较长使用期的工人为完全熟练的工人，赋予某种劳动以熟练的从而获取高报酬的劳动资格。例如英国纺织工业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它迄今还有某些产品部分地占有垄断地位），曾一度有利于强大的工会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家更容易让步，因为这种垄断地位使他们可以把较高的工资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控制劳动市场的努力，也产生了通过增加移民的困难来阻止外籍工人竞争的倾向，特别是控制对生活要求不高而又难以组织起来的无产者的移入。就像保护关税制帮助卡特尔那样，禁止移民则为工会提供了同样的帮助。[1] 但是，工会是活生生的人的组织，要达到它的目的，只有经过其成员的意愿来实现。垄断的建立是以工人只通过工会并只按照工会所确定的条件出卖劳动力为前提的。劳动力的价格必须摆脱供求的波动。然而，这就意味着，供给者即失业者不能按照同被确定的价格不同的价格在劳动市场上进行活动。价格是既定的，即按工会的意志确定的；供给必须适合于价格，而不是价格必须适合于供求。因此，工会成为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的协作。必须拒绝失业者进入劳动市场，正像卡特尔在生产一经超过它所需要的供给量时便通过储存产品防止市场饱和一样。储存费用相当于工会的失业救济金。但是，后者在这里具有更重要得多的意义，因为它是工会限制供给的唯一手段，而卡特尔却具有限制生产的更有效的手段。但是，另一方面，拒绝失业者进入劳动市场的同一目的，也通过道德强制手段来达到，例如唾弃那些愿意去劳动的人，宣传阶级利益如何受损害，简言之，通过工联主义的教育，使工人阶级结成一个战斗的集体。 像每个垄断集团一样，工会面临的问题当然也是尽可能彻底地控制市场。但是，工会这里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个别工人暂时的个人利益同工人的阶级利益相矛盾。组织要求作出一定的牺牲：捐助，花费时间，准备投身斗争。与工会保持距离的人，赢得企业家的好感，避免了冲突、失业或冷遇。工会变得越强大，企业家越是力求使他的工人远离工会。他用自己的救济措施代替工会的救济措施，自觉地利用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对立。 工会斗争是围绕劳动收益而进行的斗争。工人再生产出c的价值，创造出一种新价值，这种新价值分解为v+m，即工资和剩余价值。v+m的绝对量，取决于劳动时间的长度。工作愈短，v+m就愈小；假如v保持不变，m就愈小。在劳动时间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v下降时，m就上升，反之亦然。但是这种结果被劳动强度的变化所抵消；在工资提高和劳动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劳动强度提高了。计件工资制度和奖励工资制度的发展，力图把劳动强度提高到工资和劳动时间既定条件下的最大限度。同样，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为提高劳动强度提供了客观手段。工人阶级在缩短劳动时间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肯定处在劳动时间的缩短被劳动强度的提高完全抵消的限界之内，有时抵消之外还大大有余。不管劳动时间的缩短对工人的社会状况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不管缩短劳动时间的成就和为此而进行的斗争对工人体力和智力水平的提高多么大，这种劳动时间的缩短并不使v与m之比不利于m，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利润率并没有因此而受影响，因而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看，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应该顺便指出，许多产业对精确性有自己的较高的要求；对它们的发展来说，较长时间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一般说来，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质量提高了，技术进步加速了，相对剩余价值也增加了。就工资水平而论，工资增长和劳动强度提高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即使它在这里是存在的。特别对非熟练劳动来说，实际工资的细微提高，究竟是以牺牲m为代价提高呢，还是相反地（这有更大得多的可能性）在这里被劳动强度的提高完全抵消，这至少仍然是极其可疑的。当然还必须承认，产生这种抵消得经过一定时滞，在这段时间内，m由于v的提高而变小了。 因为商品价值（这里涉及的是社会关系，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说成价值）等于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c+v+m），所以与m的相反变化相应的v的变化，对商品的价格没有影响，从而对消费者没有影响。李嘉图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不可能对商品的价格发生影响。这是简单明了的。每年的社会产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耗费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原料等等的补偿，这一部分首先应从总产品中补偿。第二部分是生产工人一年内新生产出来的〔价值〕产品。这种产品首先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又分为两个亚部：一个亚部构成工人的收入，另一个亚部作为剩余价值归于资本家。对消费者来说，产品价格等于两个部分的总和，并不因第二部分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比例而发生变化。因此，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断言工资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使产品变贵，是十分荒谬的。尽管如此，这种论调总是一再重新出现，而且不无充足的理由。 我们刚才所作的推论，直接适用于商品的价值，即仅仅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是如此。然而，我们知道，商品价值由于追求利润率的平均化而发生了转型。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来说，或者对某一个别产业部门的资本家来说，工资的提高表现为成本价格的提高。假定他的工资总额迄今是100，在所耗费的不变资本为100以及利润率为30％的条件下，他以260出卖产品。假如由于罢工获得成功，工资现在提高到120，他的成本价格等于220；若是他仍然按260出卖他的产品，他的利润便绝对地从60降低到40，他的利润便从30％降低到19％以下，从而远远低于平均利润率。因此，利润率的平均化必然发生。这意味着：某一个别生产部门里工资的提高，导致了该部门产品价格的提高；这种提高是在形成一种新的一般利润率的基础上实现的，这种一般利润率低于以前的一般利润率。但是，价格提高总是遭到抵制；价格提高意味着销售困难，而销售困难又反过来抑制价格的提高。按原有价格缔结的契约还必须履行。首先，在价格的提高能够实现之前，还要延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严格地说，必须首先实现资本由该生产部门外流，因为价格的提高意味着销售的减少，因此供给即生产必然缩减。销售减少的危险，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是不同的，从而引起企业家对工资要求的抵制。这种对工资提高的转嫁在或大或小和或快或慢的程度上进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情状况和产业的组织。假定工资提高是普遍现象，被改变了的利润率的平均化将会导致如下结果：高于平均有机构成的产业的产品价格下跌，低于平均有机构成的产业的产品价格上升。然而，一切工资的提高都造成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哪怕这种下降由于某一部门的工资提高而只是缓慢地进行的，并且幅度也很小。 但是，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在达到新的价格水平之前要遭受损失，所以资本家的抵抗是完全自然的。利润率越低，抵抗越强烈。我们先前看到，在小企业和小资本家活动的范围内，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占统治地位；由于这个原因，抵抗在这里表现得最显著，而抵抗力量同时又最弱。工会斗争，从企业家的观点来看，是为利润率的斗争；从工人的观点来看，是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包括缩短劳动时间）。它绝不是废除资本关系本身即废除对劳动力剥削的斗争。因为这样一种斗争始终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通过对工人的剥削生产利润，所以对企业家来说，废除了剥削，生产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他将停止生产。不管他个人的处境怎样，这种处境也不可能通过继续生产得到改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得不冒使他的工人挨饿的风险了。如果仅仅是他所在的部门受到威胁，他就会力图通过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来挽救自己的资本，哪怕只有一部分也好。因此，彻底废除剥削的斗争不在纯粹的工会任务之列。这是一种根本不能通过纯工会的斗争方法求得解决的斗争，正像工联主义“理论”希望使人相信的那样。即使这种斗争从工会斗争方法中借来，例如群众性罢工的形式，但它并不就是反对企业家经济地位的斗争，而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反对资产阶级权力组织即国家权力的斗争。对企业家的经济损害，始终不过是瓦解国家权力机构斗争中的辅助手段。这种政治任务绝不可能是工会本身的任务，而只能使工会的组织形式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 但是，如果工会斗争意味着为利润率而斗争，那么，由此便总是为工会的目的设置了一定限制。对于企业家来说，问题在于盘算；他是否能实行新的价格规定，过渡期间的损失是否会超过旷日持久的罢工损失，以及最后他是否有可能把他的资本投往其他不使自己的利润率直接受罢工后果影响的生产部门。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任何一次工会斗争，从一开始就遇到一定限制；认识这些限制是工会领导的艰巨任务，并决定他们的策略。这里还可以得出结论：利润率越高，一般说来，工会就越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活动，不管这种利润率是一般地在繁荣时期产生的，还是在某一特殊部门由于垄断地位、通过专利获得超额利润等等产生的。详细考察这些条件已超出我们研究的范围。不过，这里还必须简单谈谈两个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一般变化。 当然，企业家组织的出现，意味着资本和劳动之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 企业家组织的发展，通常被看作是对工人组织的反动，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企业家组织的发展速度及其力量，基本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取决于资本的积聚和垄断。 只要是孤立的企业家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相对立，工会就拥有一系列办法使企业家组织的发展搁浅。 随着资本积聚的增长，企业家在围绕劳动契约的斗争中的力量增强了，被集中了的工人的组织能力也增强了。企业规模的差别，造成对工会的完全不同的抵抗力量。一个产业越分散，企业的平均规模越小，工会的力量一般说来就越强。在同一产业内部，中小企业的工会力量比大企业要强，原因很简单：由于大企业的竞争本来就面临严重威胁的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更经受不起斗争的损失。一般说来，工会斗争促进中小企业向大企业发展，从而促进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生产成本降低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因此，这种斗争本身便为达到新的妥协创造了前提条件。 只要工会同个别企业家相对立，工会的处境就是有利的。它们能够发挥集中起来的力量来对付孤立的企业家。工资斗争被分为一系列的个别罢工。该企业家的工人，背后有工会全部财力的支持，这种财力由于有会费以及继续劳动的会员在斗争期间经常的额外资助而没有被削弱。该企业家必定十分担心，他的顾客被那些继续开工的企业家夺走，他的销路在罢工结束以后也会变小。他不得不下决心作出让步，并且从这时起关心他所同意的条件在各个企业中普遍化，从而关心其他企业家也必须自愿地或被迫地承认同样的劳动条件。企业家的相互孤立，使工会能够强迫他们一个个地相继陷入有组织进行的个别斗争之中，而不致因这些罢工而使工会的力量损失过大。这些成果通过扩充会员和增加会费更加强了工会，工会在斗争之后比以前更强大了。很显然，企业家之间越不团结，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从而涉及的企业家越多以及每个个别的企业家的抵抗力越小，这种策略也就越容易被使用。所有这一切，就是中小企业占统治地位的行业中的情况。在这里，工会的影响最大，力量最强。能够做更精确计算的大企业，从一开始就对这种个别罢工进行了强烈得多的抵抗，因为大企业更强调坚持生产费用的尽可能的平等。在这里，成效只有作为一般的成效才是可能的。个别罢工在这里遭到大得多的抵抗，这种抵抗必然更难克服，因为个别的大企业家的力量也较中小企业家的大得多，较少的企业家之间的谅解也能迅速得多地达成。[2]工会的发展越强，它在企业家中间激起的抵抗也就越强。现在，工人的联合同企业家集结起来的力量相对立。既然工会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最大，抵抗在这里也就表现得最强烈。事实上，企业家阶级的组织开始于手工业和小成品产业[3]，在这里，工会的力量最显著，而在高涨年代达到了最迅速的发展。[4]但是，虽然雇主联合会的建立必定被视为对工会的反动[5]，虽然首先出现在轻工业中，但它并不限于这个范围。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把参加进来的资本家的利益，以更紧密得多的方式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同工人阶级相对抗的统一体。消除竞争并不像非卡特尔化的轻工业中那样限于劳动市场，从而在高得多的程度上加强了企业家的团结。这种团结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正是在企业家地位最坚固的那些部门里，建立特别的组织就成为多余的了。煤炭辛迪加使得雇主联合会成为不必要的，钢铁托拉斯使雇主联合会不可能存在。即使真的像官方常常宣称的那样，德国卡特尔不染指工人事务，但是企业家的统一行动在这里从一开始就是既定的，正是他们力量的强大使得雇主联合会的一些特殊职能（例如罢工期间的相互援助）成为多余的，因为只要按照各自的情况取得“友好的谅解”也就够了。但是，即使在这里，建立雇主联合会的倾向也越来越显著了。 雇主联合会的形成，首先使工会个别出击更难奏效了，虽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个别企业家得到自己组织的支持；这个组织补偿他的损失，保证罢工工人不能找到其他工作，同时努力解决企业家自身最迫切的问题。如果必要的话，它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它反过来成为进攻者，通过同盟歇业使斗争一般化，以便削弱工会和迫使工会就范。在整个企业家反对工会的这种斗争中，企业家组织常常是强者。[6] 雇主联合会首先意味着一种根本的可能性，即推延斗争的时间。只要工人组织与孤立的企业家相对立，这种时间的选择就取决于工人。但是，对斗争的成果来说，时间是决定性的因素。在高涨时期，利润率最高，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最佳。在这样一个时期，停止劳动最令人感到痛心。为了不致失去全部利润，即使一个强大的企业家，在这个时期也力图避免斗争，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不会再来的机会（至少在下一次繁荣到来之前不会再来）。单纯从工会成绩的观点来看，罢工必须置于生产力开足马力的时期。工会教育工作的困难任务之一，就是使会员信服这种策略。因为恰恰在这个时期，由于加班劳动和正常就业，工人的收入最高，因而举行罢工的心理动因软弱。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罢工发生在鼎盛阶段到来之前的繁荣期。 然而，一旦企业家组织被确立起来，这个时间的选择就不再仅仅是工会的权力，因为现在企业家组织能够决定斗争的时间。但是，对企业家组织来说，同盟歇业是一场在萧条时期最适宜于进行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因为在萧条时期，由于生产过剩而使停业十分有利，由于劳动市场的充斥，工会组织因需要增加资助以及会员丧失而使财力受到削弱，所以工人的抵抗能力最低。这种延缓斗争时间的可能性，仅仅意味着已经发生的巨大的力量推移，而这正是企业家组织起来的结果。[7] 然而，导致企业家组织形成的同样原因，又带来工会的加强。现在，工会到处都成为不想完全无条件地听任企业家摆布的工人的庇护所。企业家的斗争手段也针对那些迄今仍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同盟歇业、特别是普遍的同盟歇业，也是迄今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参加组织的强有力的动力，工会会员急剧增长，从而增强了工会的力量。 企业家组织力图通过反对工会的持续斗争阻止这种发展。它们企图在自己的工人中间进行人为的选择，使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留存下来。企业家联合会的劳动介绍制度，有计划地优待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排挤组织起来的工人，把其中最危险的分子通过黑名单而加以放逐。它组织“黄色”工会这一阶级叛徒的培养所，试图通过收买和给予特殊利益来分裂工人，保证自己得到破坏罢工的卫队。[8]它通过拒绝和工会领导人谈判，以缩小这些人的道德影响。这种斗争是徒劳的，因为归根结底工人的阶级利益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工会组织已经成为工人的一般生存条件。但是，这种斗争给工会运动的发展带来困难，缩小了它的影响。在企业家组织出现以前的时期，个别企业家的抵抗力量，按企业的规模而有所不同。同样，企业家组织的抵抗力量，也按它们的构成而有所不同。大产业的联合会是最强的；这里，大卡特尔产业的地位又尤其强大。它们首先不必担心各成员的衰落或破产。它们尽可放心，没有任何竞争者能从它们的停产中捞到好处。最后，在垄断得到保证、外国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场合，他们能够重新补上罢工期间的损失。拖延的契约后来被履行，由于停产而引起的商品短缺，可以使价格提高，从而转嫁罢工的损失。 因此，这里的抵抗最激烈，最容易进行反对工会的斗争。这些产业在所有企业家组织的斗争中成为领导者，在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表现为企业家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小资本家越是被迫向工会让步，越是感到工人力量的威胁，同作为他们自己事业斗士的最大的产业资本家休戚相关的意识也就越强。 较弱的联合会，虽然比以前的个别企业家处境更有利，但另方面也不得不对工会让步，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对它们来说，联合会消除了最大的危险。联合会善于实行罢工条款以对企业有利，通过原料封锁的武器（它以此使原料供应者成为它斗争的援助者），阻止联合会之外的人叛离。最后，通过阻止个别雇主缔结特殊契约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竞争条件的平等。这最好还是通过工资率协定和企业家组织之间关于劳动契约的共同协议来进行。这种工资率协定也符合工会的利益，因为它使所达到的成果立即在整个行业中一般化。不利之处是，它事先便确定了新协议的时间，从而夺去了工会的斗争时间选择的自由。但是，由于企业家联合会本身的存在，时间的选择已不再仅仅听任工会确定，因此上述情况便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两个组织。然而，工资率协定把偶然的因素带进未来的斗争之中。因此，在工资率协定的期限选择上，一个强大的工会努力避免使利用繁荣时期成为不可能的那种情况。 对企业家来说，自己组织的存在还有一个好处：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把生产成本的提高转嫁到别人身上。我们知道，对相关产业部门来说，罢工的结果直接意味着利润率降低到平均水平以下。由必然发生的价格提高而造成的平均化，通过雇主联合会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容易促成的，甚至在非卡特尔化产业中也能够实行的共同行动，变得比较容易和加快了，因为价格提高和成本价格的变化是相应的。因此，正是小资本家的非卡特尔化的成品产业，倾向于缔结工资率协定。[9] 这里，缔结产业同盟的趋势也加强了。由于自己的技术所决定的分散化还不具有卡特尔化能力的产业，力图通过对外来者关闭劳动市场以保证自己的垄断。对外来者关闭劳动市场应由工会为他们来做。现在，联合起来的企业家有一个由工会保护其免受外来者竞争的卡特尔。这个卡特尔的超额利润在企业家和工人之间分配，工人对卡特尔的存在有着利害关系。 卡特尔化产业的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利润率已经是在现有生产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价格等于或大致等于世界市场价格加保护关税加运输费用。这里，工资的提高不可能被转嫁，因而对它的抵抗特别强大。此外，高额卡特尔利润已经在股票价格中被确定下来。利润的减少意味着股票市价的下降，从而引起股东对领导层的一切让步的抵抗。在这一点上，股东们受到银行利益的支持，因为对银行来说，较小的利润意味着发行股票时发行利润的减小。另一方面，由于心理上的原因，股份公司的那些仅仅被委托的管理者的抵抗也增强了。他们已经失去同工人的任何联系，成为同工人相对立的他人利益的代表。代表自己事业的企业家偶尔作出的让步，在他们看来是不遵守义务的。工人和资本家关系中人情的最后痕迹消失殆尽，劳动契约的内容成为完全脱离任何情感考虑的力量问题。[10] 对企业家来说，工资率协定的有价值的特性，即保证费用相等，在卡特尔那里是通过企业家的共同行动达到的；生产的和平时期，是通过排除多次重复的大规模的斗争达到的。剩下的不利之处是，使企业家在下一次斗争时间的选择上受到约束，对工会起到宣传的作用。因此，工资率协定在这里遭到拒绝。同时，在没有工会帮助下实行卡特尔化的可能性，使带有自己的卡特尔超额利润分配的产业同盟成为完全多余的。[11]主要从事出口的产业，与卡特尔化产业的地位相类似，因为它们的价格由世界市场决定，因而很难进行转嫁。 企业家组织和工人组织的发展，赋予工资斗争以越来越大的一般社会和政治意义。工会反对个别企业家的游击战，让位于影响整个产业部门的群众斗争；如果工会掌握了由于分工而互相依赖的生产的要害部分，它们便使整个社会生产面临停止的威胁。这样，工会斗争便超越了它自己的范围，由直接有关的企业家和工人的事情变成为社会的一般事情，即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同时，仅仅依靠工会的手段来结束斗争，变得越来越困难。企业家组织和工会越是强大，斗争持续的时间也就越久。提高工资和降低利润，成为一个力量问题。企业家坚信，任何让步都将削弱他们未来的地位，而工会的道德力量和实际力量则会增强，工会今天的胜利意味着未来的胜利。企业家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战斗，为了达到长期征服的目的而不惜支付战争费用。他们的资本力量雄厚，可以坚持下来，而且比工会坚持得要久，因为补助金的支出越来越迅速地耗尽工会的资金。但是，斗争不总是限于这个部门，而且也波及其他向这个部门提供原料或辅助材料的部门。这里，企业也不得不停产，工人不得不被游离。这种情况在工人中间，以及在靠工人阶级养活的零售商业部门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苦难，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冲突。非直接参加者要求结束最初的工资斗争的欲望加强了。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实现这一要求办法，所以便要求国家干预。因此，结束罢工的问题便从一个工会问题变为一个政治权力的问题。力量的演变，由于企业家组织的产生，越是变得有利于企业家，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保证自己在政治代表机构中的尽可能大的影响，拥有一个独立而坚决地代表工人利益以反对企业家利益并帮助工人取得胜利的代表机构，就越重要。然而，这种胜利不仅仅归因于政治影响，相反地，只有在工会强大到足以以这样的强度和力量进行纯经济的斗争，以致使资产阶级国家在劳动条件不利于企业家时进行干预的抵抗发生了动摇，使政治代表的任务仅限于彻底破坏这个国家时，这种政治影响才能开始发挥作用并最后取得成功。这绝不是说，工会对工人阶级是多余的，可以用政治斗争取而代之；相反地，工会组织的日益强大是取得一切成就的条件。但是，不管工会多么强大，正是工会斗争的规模、强度和普及程度同时使这种斗争成为政治斗争，并提示在工会中组织起来的工人，以政治活动补充工会活动。因此，在一切工会发展的过程中，这一时刻必然到来：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形成，成为工会斗争本身的条件。但是，一旦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存在，它的政策就不可能长期限制在推动这个政党建立的因素上，而是成为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试图从整体上代表所有工人的阶级利益，从而超出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斗争的范围，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 但是，另一方面，企业家组织的加强，不仅没有使工会斗争成为多余的，而且也没有使工会斗争成为毫无希望的。有人得出结论说，因为企业家组织有力量，可以安心等待，直到工人筋疲力尽，他们的工会财力枯竭以及希望就业的人逐渐占优势，所以工会斗争必定总是以失败告终，同盟歇业必定总是胜利。这种结论是片面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力量的问题，而是对利润率影响的计算问题。在高涨时期，同盟歇业或罢工，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巨大的损失，以致向提高工资的要求让步，以避免斗争，对企业家可能更为有利。[12]甚至以前由于同盟歇业而被削弱的工会，也能付出足够的力量，迫使企业家在高涨时期作出让步。只是在这里，同工会还未遇到任何企业家组织的时候相比，这些让步将被限制在更有限的范围内，因为工会也必然对斗争的困难感到担心。 [1]这里不是更详细考察移民问题的地方；鉴于前面已经谈到的《新时代》杂志上的详细论述，这里也没有详细考察的必要。 [2]因此，在工会发展较晚并且从一开始就面对高度发展的大产业的国家里，大产业部门里的工会组织通常比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要弱；在英国，它们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保持同步。 [3]参见格哈德·克斯勒：《德国雇主联合会》，载《社会政治著作集》第124卷，1907年莱比锡版，第40页。 [4]同上书，第37页。 [5]同上书，第20页。“只要一个企业的工人还是无组织的群众，个别雇主也就对他们完全占上风。他不需要雇主联合会……因此，只要德国的工会运动还在艰难地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一般到19世纪80年代末），在德国也就没有成立雇主联合会的必要。但是，自80年代来以来，特别是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来，工会运动蓬勃发展，工资运动和罢工的浪潮接连不断，这时企业家阶级开始结成特殊的雇主联合会——一种对工会活动的自然反动。工会到处都是第一位的现象，雇主联合会是第二位的现象。按其性质来说，工会是进攻性的，雇主联合会是防御性的（这种关系偶然被颠倒过来，但并不改变这一事实的普遍正确性）。工会在其青年期主要是一个罢工团体，雇主联合会则是一个反罢工团体。在一个产业部门中，强有力的工会出现得越早，坚强的雇主联合会建立得也就越早。因此，雇主协会是产业企业家阶级为调节他们与有组织的工人的关系而建立的组织。” [6]参见下面关于美国状况的评论：“在美国，雇主组织或许比在其他国家更巩固和更富于战斗性。几乎每个行业都有它的全国的、州的和地方的联合会，更不用说这些联合会的联盟。两个最重要的联合会是‘全国制造业者联合会’和‘美国市民产业联合会’。前者几乎全部由制造商组成，成立于1895年，主要为美国产品扩充国外市场。在最近的五年里，它积极参加了反对工人组织的斗争，力图为企业家阶级的利益影响舆论和联邦立法。1905年，它又阻止根据工人联合会的要求向国会提出的两个重要法案的通过。一个法案旨在对所有由联邦政府或为联邦政府而进行的劳动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另一个法案旨在限制劳动争议中‘法庭禁令’的权限。‘市民产业联合会’同上述协会不同地方在于，它是美国所有地方的、州的和全国的雇主联合会和市民联合会的联盟。它根据‘全国制造业者联合会’的倡议，于1903年建立。它的目的是：把所有个人和团体联合成为一个战斗组织，抵制工会的要求，特别是抵制实行‘封闭工厂’制度（‘closedshop’）即抵制在企业中只雇用工会会员的制度。它迅速发展起来，在自己全国的、地区的和地方的联合会中，拥有总共数十万会员。它同所有对产业事务的干预作斗争，不管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工会。1905年11月在圣路易斯召开的它的第三次年会上，通过了建立产业学校和劳动介绍所的决议，后者在自己联合会的监督之下，为企业家提供工人，而不考虑他们是否属于某工会。除了‘全国制造业者联合会’以外，与这个‘市民产业联合会’有联系的两个最重要的联合会是，机器制造者的‘全国金属业联合会’和在冶铁厂之外的铸造业者的‘全国铸造业者联合会’。当五年前它们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便首先与机械和铸造工人工会缔结了协议。但是，从那时起，这些协议又被取消了。1905年，‘铸造业者联合会’开始和强有力的铸造工人工会展开了斗争，尔后这种斗争蔓延到美国的所有工厂。”（哈勒：《世界经济》第3卷第62页） [7]在企业家组织及其策略的发展暂时还处于初期阶段、这种推移时间的作用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像克斯勒（“德国雇主联合会”，载《社会政治著作集》第124卷第259页）提供的统计资料表明的：（1）同盟歇业的数字迅速增加；（2）它们的数字在高涨时期比萧条时期要大。这直接由下述事实得到证明：作为反对罢工对策的同盟歇业，在罢工最频繁的高涨时期，自然急剧地增加起来。但是，由此还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随着企业家组织的发展，对同盟歇业的攻击越来越发展，斗争由于企业家的意愿也就越来越经常地推延到萧条时期。克斯勒在上引书的第243页上谈到这一点：“除了对同盟歇业的同情以外，有计划的同盟歇业经常发生，特别是在最近时期。笔者所说的有计划的同盟歇业，是指事先没有罢工发生而解雇所有工人，以便把由雇主阶级提出的带有一定工资率、一定工作时间、不平等的劳动介绍制度或某些其他一般的和特殊的劳动条件的计划纲领强加于工人阶级。……在最近的将来，有计划的间盟歇业的意义可能还会增加，因为工资率更新的谈判失败以后，雇主联合会常常比工会更关心尽可能快地强制缔结新的工资率协议，哪怕是通过斗争强制缔结也好。有计划的同盟歇业有时可以同工会的攻击性罢工相比拟，有时可以同工会的防御性的罢工相比拟，但按雇主联合会的性质来说，在大多数场合与后者相当。雇主联合会试图通过同盟歇业直接使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是很少的，以后也大概是很少的。更经常发生的是，为在若干年中不加改善地重新鉴定工资率协定以及预防可能发生的工资提高等等而实行同盟歇业。”在对这些统计资料进行估价以后，克斯勒得出这样的结论：“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同盟歇业行动，都以雇主阶级的胜利（有时是完全的，有时是部分的）而告终……同盟歇业是工人阶级通常无法抗拒的一种武器。这就是工人领导人尽可能抑制它的队伍的罢工热情，并把轻率的罢工制止于萌芽状态的充足理由。它也是雇主阶级对工会的发展并非不无道理地感到惊恐的原因。此外，同每次同盟歇业联系在一起的胜利的雇主阶级的巨大代价和损失，必将阻止经常地和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使用这种尖锐的武器。双方都不会想入非非，超越各自的限界。”（第263页） [8]“如果说雇用作为雇佣兵骨干的职业工贼以便随时根据需要有偿地提供给某个企业家支配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部门，那么，在我们的大企业里则是通过福利机构供养一批工贼的常备军。因此，这些福利机构不是表现为促进社会和平的手段，而是引起社会斗争并加强两派中的一派的优势的斗争手段。”（卢约·布伦塔诺，载：《社会政治协会的讨论》，1905年版第115卷第142页） [9]另一方面，工资率协定的缔结，加强了工会的力量，使大量以前远离工会的工人涌向工会。这种情况使企业家的抵抗增加了。例如最强大的德国制造商组织，即德国实业家中央联合会于1905年5月通过了下面的决议：“德国实业家中央联合会认为，在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缔结工资率协定，对德国产业及其卓有成效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工资率协定既剥夺了单个雇主为企业的正常经营而决定使用自己工人的自由，又使单个工人不可避免地置于工人组织的统治之下。本中央联合会确信，工资率协定是德国产业技术和组织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一点也已经由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完全证实。”（引自阿道夫·布劳恩：《工资率协定和德国工会》，1908年斯图加特版，第47—48页。） [10]参见《社会政治协会的讨论》（1905年）所载政府委员莱蒂希的演说（第156页），以及大学讲师啥姆斯博士的演说（第201页）。 [11]关于产业同盟也遭到工人阶级的一般观点的指责，阿道夫·布劳恩作了如下论述：“应该指出的是，企业家开始把下述深远的意图同工资率协定联系起来：消除所有不利的竞争，保证较高价格以及剥削消费者公众。企业家们不久以前，部分地直到今天，还在对罢工、阻止移民以及工会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大发雷霆，而他们现在却在考虑能否在缔结工资率协定时，要求工会组织提供对严守所制造的商品的一定最低价格的保证。因此，除了制约向劳动力支付的工资率外，还应该有一个部分，这个部分规定消费者必须支付的价格比例。于是，受这种工资率约束的工会组织，在某企业家按比一般价格规定中由企业家组织决定的更为便宜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商品时，应该举行普遍地罢工，或停止劳动介绍。这样，工会组织不仅能被迫大大促进和明确地参与决定使一切必需品变贵的趋势，而且它们由此也变成企业家利益的自觉代表，被舆论指责应对生活费用上涨负责。当然，也可以考虑这些例外情况：工会的目标不能通过任何其他手段达到，有关的妥协不影响群众的消费，因此这种妥协看来是可以解释的。但是，把这种妥协作为规则，作为缔结工资率协定的条件和前提，看来是同工人运动的原则和工会的目的不相容的。”（阿道夫·布劳恩《工资率协定和德国工会》第5页以下。） [12]因此，当瑙曼（《社会政治协会的讨论》，1905年版第187页）作如下论述时，是把孩子连脏水一块儿泼掉：“罢工能够达到这种正常结束（即工资率协定）的领域，其上限是中等企业。虽然缔结工资率协定的个别尝试超出了这个界限，但这却是另一个领域，在那里，人们可以以古老的方式，按自由主义的药方向工人推荐罢工，以便能够由此达到工资率协定。超过这一范围，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在那里，工资率协定不能仅仅通过罢工而达成。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两者当中谁坚持得最久？’这个原始性的问题，对每一个进行思考的人来说，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如果我们曾经经历过矿工的罢工……那么，不论是参加者或是未参加者，从一开始就都知道，工人不可能赢得昔日和平谈判意义上的胜利，这种罢工本来就属于一种新的示威罢工。因为即使我们假定，某一次这样的罢工一度赢得胜利（一个完全的假定），那么，建立武装抵制这种事件再发生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联合起来的大产业手上。不久以前，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当面向我作了简要的计算：‘如果我们保持一个经常的储备达某某个月，它在这一时期绝对保护我们免遭任何罢工（指原先意义上的罢工）斗争中的失败，这算什么利息损失。’由此可以作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如果工人想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状况，他只能从向其他人民呼吁的观点来理解罢工。”
第二十节葛兰西眼中的领导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二十节葛兰西眼中的领导权 要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问题并不容易，首先是因为我们必须在他的词汇和他自以为是地发展出来的各种矛盾的形象背后，发现他的意图是什么，他想说什么，但这都没有成功地令人信服。在国家问题上，葛兰西几乎没有借鉴马克思和列宁的任何东西（除了领导权一词），却借鉴了克罗齐、让蒂尔和莫斯卡的很多东西，而他自然是以自己的方式使用他们。现在更加困难的是，自1947年以来，托里亚蒂让葛兰西成为了国际关注社的官方理论家，无数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党的政策制定者等都重视葛兰西的术语，这些术语几乎成了巴别塔术语，只不过，事实上，这些术语是由另一座塔控制的，国际关注社的政治观察家们就在这座塔上监视着语言的偏差。带着所有这些保留意见，在我不得不接受与神圣不可侵犯的语言有关的一些偏差的条件下，我将试图解释为什么葛兰西试图超越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的“绝对局限”（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的方式（以一些犹豫和矛盾为代价）不是最好的。 但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去葛兰西毫无征兆地召唤我们的地方，让我们面对一个简单得令人吃惊的问题。他读过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我将在别处详细论述），并从他那里了解到，君主（真正的古典君主，或共产党的“现代君主”……）既是“人，又是兽”，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半人马一样，他教育统治人的人。因此，是人和狮子。力量（狮子）和道德、伦理（葛兰西从〔……〕那里了解黑格尔，尤其是从克罗齐和詹蒂莱那里了解黑格尔，他喜欢谈论伦理）。在此基础上，在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分析得非常好的矛盾之后（在他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文章中），葛兰西邀请我们进入了他的国家问题。 他手中的牌并不多：他有国家及其两个“时刻”或“要素”，即武力和领导权或共识。他有“市民社会”，对他来说，市民社会是由整个“领导权机器”构成的，但不知道它们靠什么运转（汽油发动机靠汽油运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靠意识形态运转，但领导权机器靠什么运转？就这些！）葛兰西不能无视“基础设施”的存在，不能无视生产及其国家条件（法律、货币、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控制，也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阶级斗争），但他没有谈到这一点。显然，对他来说，除了在简单地唤起权力和领导权中对阶级斗争的某种呼应之外，用括号括起来的剥削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基础结构和国家条件、国家问题可以而且必须自己解决。葛兰西不喜欢引用它，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对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区分基本上是马克思的机械经济主义错误。 要理解国家、武力、领导权、领导权机器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了解这一保留。我不打算详谈这个几者游戏中的词语替换和位置替换的小游戏：我要谈的是本质。 关键在于，在葛兰西那里，武力的“时刻”最终是由领导权的时刻所引导的。葛兰西为力量提出了一系列等价物：强制、暴力，自然还有专政（在意大利党的葛兰西传统中，这就是杰拉塔纳所熟知的花招的作用所在），专政在其操纵的这一时刻与阶级专政或阶级统治毫无关系，而是国家“时刻”的特征之一，它有两个“时刻”。同样，葛兰西为领导权提出了一系列等价物：共识、协议、自由同意、非暴力领导，以及领导权的所有可能方面（主动的、被动的等等）。为什么要在任意决定的概念上做这些“工作”，这些概念更多来自政治学家莫斯卡，而不是马克思和列宁？对他来说，苏联的“专政”政治形式、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以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代表着巨大的失败。 在我看来，葛兰西所提出的“国家理论”，或者至少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而提出的“国家理论”，更像是对当代国家的“性质”、“构成”或机制的政治考察，目的是在重现1917年模式的希望破灭之后，在这些国家被帝国主义的发展（即工业和金融的集中）所造成的变革所打上烙印之后，为工人运动确定一种策略。 在这种政治“听诊”的框架内，葛兰西的研究不断地改变公式，自相矛盾，最后把一切都归结为领导权的范畴，这可能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是，鉴于他的抽象性，他并不准备让自己充满真诚的内容确定下来。尽管如此，“市民社会”的定义、“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导权机器、“政治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别和随后的确定，以及最后把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纳入领导权这个单一范畴的真正原因、也就是支配这些奇怪的理论概念的原因，在著名的运动战理论（1917年俄国冬宫式的正面进攻）和阵地战理论（从远处保护国家的“市民社会”的战壕和碉堡长期建立在那里）中可以找到支配这些奇怪的理论概念的原因。 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通过把沙皇国家描述为对“凝胶状”的市民社会来说“过于强大”来降低1917年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非同寻常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难以辩护的过度简化。但是，葛兰西认为，这种过分简单化（也就是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关于俄国社会和俄国国家落后的古典胡说八道都是对的）是必要的，它是提出另一条“政治路线”的保证，即阵地战，即长期的、逐步征服“堡垒和战壕”的战争，这些堡垒和战壕构成了一个良好的正常国家的冰川，在这个国家里，武力和霸权之间保持着“精确的平衡”，在这个国家里，“领导权受到强制的保护”。 长期斗争的战略是必要的，以确保工人阶级运动对其同盟者（这是列宁使用领导权一词的意义），对不仅来自工人阶级，而且来自农民工和生产或就业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要素的领导权，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典论断。因此，这种斗争的目的是在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中征服地位，即征服葛兰西限制性地称为“市民社会”的那些“社团”（工会或其他），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葛兰西提出的新观点是，领导权可以代表由以下方面构成的整体：1）”市民社会”（这是它的范围）；2）作为武力或强制的国家；3）由国家整体运作产生的效果（也称为领导权）。 换句话说，在葛兰西的图式中，领导权被刻画了两次，甚至三次。第一种领导权是私人“领导权机器”（学校、教会、工会等）的领导权，它使国家权力以及随后的统治阶级权力被人们无暴力地接受。我们要记住，第一种领导权（H1）是国家与武力并存的两个时刻之一。第二种领导权（H2）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本身的领导权效果，也就是在好的国家中，武力和领导权（H1）“平衡”结合的效果：在这种领导权概念中，武力并没有消失，而是被领导权很好地“包围”，融入了领导权（H2），以至于在限度内，武力不需要显示自己，也不需要行使自己。这就是善的国家，道德的国家，它作为一个善的有机体发挥作用，它的“有机知识分子”使“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机器发挥作用。但还有第三种领导权：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使政党不使用暴力就能领导它的党员和盟友，不使用暴力就能把它的影响扩大到党外，并在一定限度内……扩大到整个“市民社会”，甚至“政治社会”。如果按照这个推理的结果，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都可以在领导权的层面上进行：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同盟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通过其国家行使的领导权，最后是统治阶级从其国家（“市民社会”）的武力和领导权的统一中获得的领导权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权冲突”的说法是合理的，或者更进一步说，如果两个领导权合二为一，那么就有必要说“领导权危机”，就好像领导权是一个实体，它吸收并概括了“社会”的所有冲突和矛盾。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认为，在整个阶级斗争中，我们最终面对的只是领导权内部的一个矛盾，而这个总结了所有斗争的终极矛盾，仅仅由于它的危机就可以被推翻。 显然，在这种巧妙而含糊的“蒙太奇”中，葛兰西可以被理解为在谈论阶级斗争，那么，在这个层面上，“领导权”一词指的是阶级统治，即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这种“解读”将授权对葛兰西进行“左”的解读，对葛兰西进行列宁主义的解读。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阶级斗争的现实保持奇特的沉默，而在这一图式中，阶级斗争只是以领导权效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样做的代价是对没有物质基础的领导权的绝对唯心主义，对它的武力机器不作任何解释，而武力机器却参与了领导权效应。 事实上，这种误解使大多数葛兰西的评论者陷入了“右”的解读，而且，葛兰西几乎完全把基础设施掩盖在了私人“市民社会”这个武断的概念之下；因此，他也掩盖了阶级的再生产和斗争，掩盖了阶级的不同层次和其中的利害关系，掩盖了国家，而国家的力量被认为是无效的，是领导权效果的完美结合。因此，在这个流动的模式中，在抽象的“领导权”中，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领导权”不仅是最高的果，而且是最高的因，因为它是自身的因，同时又是自身的果，因为它的因是不言而喻的。“领导权”具有这种非凡的力量，因为只要它陷入危机（或者说它总是处于危机之中），统治阶级的统治就会动摇和崩溃。 如果要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说，葛兰西在他的所有名篇中的理由，与其说是无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国家的论述，与其说是无视《资本论》，不如说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把基础设施、再生产、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切都看作是可以放在括号里的，即看作是恒定不变的现实。“领导权始于工厂”这个揶揄性的小短语并不能抵消这个结论，因为如果我们在关于国家的“重复论述”中追随葛兰西的话，就会发现他所说的领导权并不是从任何地方开始的，因为它就没有“开始”。 那种认为只有在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危机”中才能破译基础设施、再生产、阶级斗争以及法律〔和〕国家（武力+领导权）中发生的一切的观点，那种认为可以破译生产的全部可怕的物质性质的观点，甚至是必要的观点、剥削、生产中的阶级斗争、强制和法律实践的可怕的物质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在名为“领导权“的专有现实中（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奇怪的唯心主义。 但领导权一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最初，它指的是一种“领导”，既不是专政，也不是强制，更不是统治。它意味着一种自由共识的效果。此外，这种自由共识的效果可以由好的国家（“伦理国家”）和坏的国家（野蛮的武力+凝胶状的市民社会）来产生，就像葛兰西笔下和他的思想中不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区别一样。同样，这种共识也可以由“力”以同样的方式产生，不管是赤裸裸的“力”还是被甜言蜜语所掩盖的“力”，不管是通过华丽的辞藻还是漂亮的诡辩，还是通过自由揭露和自由认同为真实的真理。很久以前，卢梭在谈到躲藏在森林里的小偷时说过：“他的左轮手枪毕竟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劝阻、说服和共识的力量，他还说，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的诡辩也产生了同样的欺骗共识的效果。但是，在这个层面上与葛兰西争论是太容易了。 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探究克罗齐和詹蒂莱所接受的古老的黑格尔思想，即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教育者，人只有通过强制才能成为人，即培养人，而强制是可以被捍卫的；但大众文化（dieBildung）是人类可以作为终极任务向自己提出的理想。这就使我们开始理解葛兰西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句唯心主义名言的奇怪自满：“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奇怪的是，葛兰西并没有背离黑格尔-哥罗根的观念，即文化是人类的终极目的，因而也是人类的终极任务。正如在黑格尔和克罗齐那里一样，国家完全是这一任务和目的的预定“工具”。这就解释了国家向领导权升华的过程，在葛兰西的许多文本中，包括他关于国家的小短文中，领导权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要把“没有受过教育的”或修养很差的人，或修养很差的人，变成有修养的人，变成被赋予了“教养”（Bildung）的人，无疑需要一定的强制，从根本上说是强制。这就是为什么“力”出现在国家中，而葛兰西从来没有觉得有必要说明它在哪里，它的主题是什么，它是如何行使的。但“力”之所以如此低调，只是因为有比使用它或展示它更好的事情可做：领导权（第1项）要好得多，因为它实现了与“力”相同的“训练”（葛兰西的用语）结果，而且成本更低，更能预见到“文化”本身的结果。在领导权（即“市民社会的机构”）中，人们的学习不需要暴力，只需要承认……真理。葛兰西在领导权概念中升华的正是这种怀旧情绪（在第二种意义上），他把自己寄托于实现普遍的自我文化理想的教育国家，这一概念当然不能免去任何目的论体系所不可或缺的“中介”，但它本质上是“无暴力”的，尽管并非没有“痛苦”。在这种自我文化（Selbstbildung：自我训练、自我教育等）中，一切“力”的克服（Aufhebung）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得以实现，于是很明显，“力”从作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统一体”的国家的最终“定义”中消失了，从作为领导权的国家中消失了，最后只从领导权中消失了（国家本身被“克服”了）。葛兰西就这样表白了他最深刻的思想，但令人高兴的是，他的其他思想却掩盖了这一点。 坚持葛兰西的工人政党概念是没有用的。作为“现代君主”，它的目标和任务是共产主义的“规范社会”（！）。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它必须作为一个党发挥其国家前的作用，教育它的追随者和它的“领导权”所覆盖的群众。党，就像任何国家一样，必须培养人，以便在革命完成、党“成为国家”之后，在这个规范的社会中实现人类终极的胜利，在这个社会中，党的领导权将一直统治着社会，直到它被普遍文化转化为自发文化的预期结果——自由和自由联合的个人的无限发展——所取代。 如果接受葛兰西的这些概念，也并非没有后果，我只想指出其中的三个。 第一个后果是，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机器”，它有一个特殊的机构，注定要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为其阶级统治服务，确保其阶级统治并使之永久化这一基本思想上时，国家的具体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就消失了。实际上，在“领导权=武力+共识”或“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等公式中，国家的具体现实消失了。如果仅仅从领导权的影响的角度来处理阶级斗争的现实，那就显然不需要仔细研究作为“特殊机器”的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特别是不需要仔细研究国家的武力机关（军队、警察、其他秩序力量、司法机关等等）（在这里，很难认为这些机关的职能是稳定的！）。这并不十分严重，除非我们假设所有这些现实都可以被视为无效，因为它们在政治上和历史上已经被中和了。这里又出现了刚才的预设。我是说，在葛兰西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像基础设施及其影响被认为是无效的或不变的、中性化的，因为在国家层面上，与我所引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名言相反，国家的决定不再是根据生产关系来考虑的。在这里，一切都发生了，就好像葛兰西在推理，但这次是关于国家的，是在国家机器发挥恒定作用的绝对假设上，也就是说，事实上，它已经被中和了。 但是，假定国家是中性的（这个公式，大家都会同意，很容易向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中性的观点转变……）是非常容易的。矛盾的是，这个结果可以从一个被法西斯国家判处最严厉监禁、写在学校笔记本上的人的言论中得出……如果这很容易，那就不是很严重。在《资本论》的推理中，马克思假定了这样那样的常数，然后又假定了这样那样的另一个常数，但这只是为了一个推理，在打算证明的那一刻之后，他又回到了他的中性假设，这正是因为有关的常数不是中性的。但令人惊奇的是，葛兰西从来没有回到中性化的前提，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国家。这无疑证明了，而且他所使用的历史例证的多样性更证明了这一点，即他心目中的国家要素模式和国家在这些要素的差异中的统一性，无论平衡与否，他都将其视为每一个可能的国家的本质，尽管自相矛盾的是，他所考虑的是现代国家，而所有这些国家都是非常不同的。 这个案例的论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葛兰西通过谈论“领导权危机”，从而把领导权作为国家的最后定论，把国家机器的物质性质问题掩盖在领导权的夸夸其谈之下。 这些道路自然会导致把意识形态还原为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导致意识形态理论的不存在（除了作为人的群体的“凝胶”之外，没有提到阶级），导致一个空洞的概念——“文化”概念的理论价值被抬高，而且，文化概念所指定的、至少直接地说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找不到的具体要素也没有被赋予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想象用文化概念取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后果，包括政治后果；意大利党的知识分子就是活生生的证明。如果说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直接名称，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和必要形式，那么文化的概念则直接导致了精英所有制的大公主义（在党内，就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一样），它拥有自己的“生产”价值（“创造者”）和品尝价值（“鉴赏家”、“业余爱好者”等）。我不坚持，因为这太容易了。 葛兰西对国家和私人“市民社会”的模糊性，以及国家向领导权的升华，还可能带来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传统上所说的政治的自主性或“政治性”。我所做的不过是给这个论题起了一个哲学的名字，这在葛兰西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是必须的，因为我已经说过，简而言之，领导权（意义二）作为“政治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体的升华，必然是作为“自因”（causasui）而被赋予的，是作为现实而被赋予的，它自身包含着一切，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但是，这种“领导权的实践自主性“是在其“本质”的实践自主性中再现出来的，因为对葛兰西来说，领导权是政治的顶点、总结和高峰。葛兰西是完全政治化的，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是这样思考未来工人运动（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武力和领导权之间存在着公正的平衡”—在第1条的意义上）的战略的政治问题的，他操纵和调整了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中借来的概念，并以他自己的方式为阶级斗争增添了色彩。葛兰西在他对国家及其两个阶段的思考中，尤其是在他对领导权的思考中，始终是政治性的，而且是普遍政治性的（“一切皆政治”）。所不同的是，葛兰西在他的领导权终极理论中，实际上真正坚持认为，对他来说，政治（以及作为政治代理人的政治人）是“自因”（causasui），是独立自主的，或者说是命中注定的。“一切皆政治”与“政治的自主性”并不矛盾，因为，从领导权对整个国家现实（以及上层建筑和基础设施本身）的升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这个无所不包的领导权的自主性——“一切皆政治”——与一切政治的自主性相同一，从而毫无疑问地宣告了“政治的自主性”。 关于这种政治或政治的自主性的论断，特别是关于它不能被理解为党在阶级斗争中相对于群众的自主性，也不能被理解为领导政治家在党的生活中的自主性，等等，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但事实是，这个反常的论断把我们推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另一个“绝对局限”的门槛上：它无法思考“政治”。有人会说，如果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确实充满了“政治”，那就是悖论。是的，它充满了政治，充满了政治分析。但是，除了列举和描述的形式之外，我们的理论家从来没有给我们提供过分析的开端，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政治可以是什么，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它与非政治形式的区别是什么，以及如何称呼这些其他形式？如果我们不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就有可能长期处于“所有母牛在黑夜里都是黑的”，而且，就颜色而言，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手不会是白色的。 因为谈论政治就是对党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党内，除了政治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第十九节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绝对局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十九节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绝对局限” 尽管我仍在缅怀马克思的“绝对局限”，但我想在此提及他迅速形成的意识形态概念，据我所知，他还没有放弃这一概念。 马克思基本上一直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与形式意识相关的，是意识的“客体”，而意识的“客体”本身以一种非常经典的方式被看作是主体的能力，即主体对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感觉、情感和观念的存在能力：外部感觉、内部感觉，内部感觉能够感知、反映、保持（记忆）、保持（预期）和判断等等。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接受了“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的意识主题，而且还把自我意识行为置于主体行为等级的顶端，认识到意识形态可以是思想和表象的体系，主体自身的现实在其中得到表现。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认识到意识形态可以是思想和表象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主体自身的现实被表现出来，但却变形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颠倒了主体自身的现实，他还捍卫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性（列宁将谈到“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论断。 他把这个概念理解为适用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阶级本身。因此，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他把“自在的”社会阶级和“自为的”社会阶级（意识到自身）区分开来，并极其重视政治意识，这不是简单的主观意识，因为主观意识会引起反抗或紧张，而是客观意识（或“理论”），因为客观意识会导致对社会生活、剥削和斗争的客观条件的认识。先进分子的“提高觉悟”、“真正的阶级觉悟”等口号就来自这一术语传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甚至谈到了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矛盾，并把它进行到底”。在后一种表述中，意识形态不再被视为个人思想的总和，而是一种超个人的“精神”现实，它把自己强加给个人本身。这就是马克思最终将获得胜利的意义：有了意识形态这个词，他将不再考虑主体对自己的扭曲的个人表象，而是考虑一种客观现实，“在这种现实中”，人，这里是指阶级，但也包括阶级中的个人，“意识到”他们的阶级矛盾，并“将它进行到底”。 但是，马克思在很早的时候就不断提到的这个集体现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出现了与统治阶级相联系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概念），马克思从来没有试图对它进行思考，毫无疑问，他认为他的“拜物教理论”免除了他的这一任务，这种理论实际上成为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面对这种由虚构的理论（拜物教-异化理论）所填补的理论真空，那些试图解释这种观念的社会现实的人，都发表了令人非常失望的言论。因此，我们发现普列汉诺夫用社会心理学的术语解释了意识形态，这种解释的冗余让人完全丧失信心：普列汉诺夫为了解释意识形态的社会性质，满足于引用“社会意识”这个让社会学家甚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都感到高兴的术语。至少在我看来，葛兰西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他只满足于坚持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群体的统一“粘合剂”的功能（杜尔克海姆等人已经这样说过），并一厢情愿地用“文化”问题取代了意识形态问题。通过这一迂回，葛兰西将马克思的创新“归于正轨”，回到他所处时代哲学的经典道路上来，而这一经典道路是由黑格尔和整个德国唯心主义（从康德到歌德、费希特和谢林）在另一个时代“创造”出来的。 可以说的是，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从未放弃这样一个信念，即意识形态是一个观念问题，为了理解意识形态，有三个绝对的参照系就足够了；一方面是意识（马克思一直小心翼翼地称之为“社会的”），另一方面是观念，当然，在好的唯物主义中，一切都与现实相联系，与现存主体的现实条件相比较，无论是个人还是阶级，甚至是“社会”。因此，唯物主义规定，无论是个人、阶级、社会还是历史时期，都不能用“它的自我意识”来判断。 这一建议意味着现实高于意识，“社会存在高于社会和个人意识”。这也意味着人们知道如何将意识与存在区分开来，因此某种意识形态变形的概念被详细地阐述了出来：要么是简单的变形，要么是颠倒（就像图像在视网膜或暗室的背景中颠倒一样）。但是，这种变形，就像这种倒置一样（对马克思来说是意识形态关系的典型），并没有像“商品拜物教”一样，除了诉诸异化之外，就没有任何理论上的解释，异化的概念或模糊或精确，视情况而定，而且是直接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如此多的马克思主义者诉诸拜物教来解释意识形态异化并非偶然：马克思正是从唯心主义哲学“操作”的角度来思考这两种“物质表象”的。 在任何情况下，意识形态的现实和观念都不过是观念而已。意识的透明性与思想的透明性是同一的。尽管具体的历史会给马克思带来种种困难，例如他在《雾月十八日》中对具体历史的描述，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及大多数政治家和普通人的“幻想”的存在会给马克思带来种种问题，但马克思从未感到有必要离开哲学储备，他把意识和思想都置于哲学储备之中，并把它们与才能结合起来，以获得理想的变形效果。虽然马克思明显地认为意识形态与群体或阶级的实践或“利益”有关，但他并没有跨越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及其在阶级斗争的物质性中的物质存在的“绝对局限”。他没有说相反的话，但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他没有超越这个“局限”，对他来说，这个局限不在他所接受的“证据”之列。 通过提出意识形态可以在倾向于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机构中找到这种物质存在，我试图在一个旧的、有时当然是笨拙的文本中跨越这个“局限”。在当时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我试图提出，人们可以而且应该，即使不是系统地，至少是倾向性地，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谈论意识形态。 这一建议被批评为可能是功能主义。然而，我在1970年文章的注释中指出了这一危险，以及我当时认为可以避免这一危险的方法（肯定并认为阶级斗争高于意识形态机器）。总的来说，在我的表述（AIE）中删除了国家的提法，而加入了意识形态机器的表述，这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他们不想把“家庭”、“学校”、“卫生”、“建筑”、宪政、信息、新闻、文化、教会、政党、工会等方面的“价值”纳入国家的阶级性质。 葛兰西确实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的问题，但他给出的是一个相当机械化和经济学化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我认为葛兰西的目的与我的论述并不相同。葛兰西从不谈论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而是谈论“领导权机器”，这就使他所谈论的机器通过什么手段来确保他所谈论的领导权效果的问题处于真空状态。简而言之，葛兰西是通过其效果或结果（他自己错误地认为是领导权）来定义他的机器的，而我则试图通过其“驱动原因”——意识形态——来定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有葛兰西，他以领导权工具是“私人的”为借口，宣称领导权工具属于“市民社会”（与古典市民社会不同，市民社会是除去国家的整个社会）、然而，葛兰西在他的令人眩晕和震惊的逆转中，因为他一字一句地违背了他刚刚为之辩护的公式，他说国家就是市民社会。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思考，你就会陷入不是辩证法（葛兰西有很多辩证法，至少在文字处理方面）而是领导权主义的冒险中。
第十八节拜物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十八节拜物教 顺便说一下，既然我们在《资本论》（在第一章第四段中是百分之百的费尔巴哈主义）中有一种客观的神秘化理论，即拜物教理论，我们刚才所说的关于国家的论述也许可以让我们解决——至少部分是因为文字的命运是无法控制的——拜物教这个沉重的、无休止地重复的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用于拜物教的几页纸上的大量证据，已经滋养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从未停止过复制，而且总是在马克思身上“充墨”。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所有拒绝进入马克思某些公式的“机械经济主义”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这些书页（过分被认为是同质的和总是公正的）中寻求捍卫——让我们说——高尚的“工人主义”立场的要素、捍卫工人起义或工人“话语”的人力，而不被同样的拜物教理论作为所有“人道主义”即“宗教”马克思思想解释者的基础这一事实所吓倒。 在如此重要的文本中，在《资本论》的论述顺序中，有无数的“意义”在起作用。事实是，马克思玩弄这种可能意义的多重性；不排除这甚至适合于他支持他的论证，他从一开始就援引宗教：“要找到与这种现象的类比，就必须在宗教世界的模糊地带寻找”，而反证将出现在结尾，在那里说基督教是“最适合”重商社会的“宗教补充”。马克思被困在宗教模式中，高举鲁滨逊人和物之间关系的简单性和透明性，他可以推进他的论点：“〔……〕在生产者看来，私人劳动间的社会关系，不像是劳动上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却像是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句话（我选择了使拜物教发挥最大理论作用的一句）很好地说明了事实。 马克思玩弄“社会关系”，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当他引用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的直接社会关系时，他实际上引用了一种双重的透明性，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透明性都建立在直接性的基础上：1）每个主体对其劳动产品（物）的关系是透明的；2）主体在集体（社会）劳动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是透明的。这些关系是透明的，因为它们是直接的。现在，这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假设（主体与“它的”客体的关系是透明的，因为它是直接的），除非我们要在直接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在商法中，或者更好地说，在法律的意识形态中，通过直接性来寻找透明性。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主体与他所占有的物以及他所占有的财产之间的关系是透明的，因为这种关系是直接的。此外，法的意识形态确认，由于所有商业关系都建立在另一个法律主体对“物”的占有的直接性上，这种透明性延伸到所有法律关系。最后，他确认，物权关系作为一种所有权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意味着让渡权和买卖“物”（商品）权的关系，这使得主体与物的直接而透明的关系显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因此，法律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物）与商品（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它们是〕它们的反面。 矛盾在于，马克思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而法的现实本身却阐明了这些关系的统一性。事实上，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的文字，我们就会发现，他与其说是指这种统一性，不如说是指这种统一性是表面的这一事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表象一旦在理论上得到证明，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它同另一种表象一样，是社会关系现实的一部分：即人与“他们的物”或“他们的产品”之间关系的直接性和透明性。 只要还停留在人与物对立的概念体系中，也就是停留在法律和法律意识形态这两个基本范畴中，就既可以为马克思的立场辩护，也可以为相反的立场辩护，或者同时兼顾这两种立场，甚至否定这两种立场。无论如何，人们仍然是法律或法律意识形态范畴的俘虏。 实际上，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不过是一种寓言，在这种寓言中，别有用心的人明显地出现在文本的续篇中，但却破坏了前面精彩段落所预期的“示范”效果。 马克思首先为我们举出了一些“社会”的例子，在这些“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其直接性和透明性而占统治地位，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社会中那样，以物（商品）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幌子。例如：鲁滨逊，一个与物有着明确关系的人，包括那些他在自己的小岛上制造出来的文明商业社会的“物”的世界。例如：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具有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外观，因为它们直接而明确地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例如：个人服务、殴打等）。例如：父权制家庭。最后，例如：自由联合生产者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发生在透明的良知和自由同意的规划中。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马克思的所谓证明，它们就没有普遍意义，因为他每次都赋予“人”和“物”以适合他的证明的意义：兔子总是已经在帽子里了。相反，如果理解了这个寓言，它的意思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重商主义关系，像所有既定的社会关系一样，不管是鲁滨逊式的（鲁滨逊对自己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还是封建的或宗法的，对它们来说，总是具有它们的“证据”的“透明度”，这些社会关系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它们不是宿命，共产主义——那么，可以理解为——将废除它们。但不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会陷入这个寓言。 但马克思接着给我们举了一系列更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一次，它是一个或多或少的意识形态“理论”问题：重商主义者的理论，他们认为所有财富（价值）都存在于这种金属（金、银）的质量中；重农学派的理论，他们认为只有土地才是有生产力的；认为资本是由“物”（生产资料）构成的意识形态主义者，等等。在这里，马克思指名道姓地指出了他的对手：他批评“大多数经济学家由于重商主义固有的拜物教或由于劳动的社会属性的母性表象而产生的错觉〔……〕”。但与此同时，他也确认了一些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拜物教在这里是指经济学家的“幻想”，是指意识形态工作者进行意识形态工作的“幻想”。马克思把“经济学家”的这些“幻想”归结为“商品世界所固有的拜物教”，这一方式至少是草率的，而且是解除他们对“商品世界”的理论责任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也必须是合理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当马克思敢于谈论“劳动的社会属性的物质表象”，从而无可争辩地指称一切物质的东西、劳动的物质条件、原料和生产资料、货币等等时，他就不得不“浓墨重彩”了。那么，这个“劳动”，这个被赋予社会属性（生产资料）作用的物质，它的一切物质现实只不过是“表象”，它是什么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切财富都来自劳动（简言之，来自劳动—物质）。”在这句话中，马克思强烈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相信“劳动无所不能”。 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货币一章开头的这段话中，是想事先给自己提供方便，以便轻易地驳倒重商主义者的理论（他们认为黄金的价值来自黄金的“本性”）。此外，很明显，他还想在一开始就以简单的（透明的）价值抽象为基础的不幸的论述顺序的开头，谈论重商关系（注意，他谈到了“私人工程”这个奇怪的概念）。可以理解的是，他谈到这一点是为了给“社会关系不一定是重商关系”这一观点开路。但他的理由是很薄弱的，在这里和在他的其他弱点中一样，只是提到了第一个弱点，而他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这个弱点上，这就是他在《资本论》中的开头。 这些思考并非离题。因为如果撇开拜物教作为某种必然表象的一般理论——在这里仿佛是偶然地建立在价值的抽象及其商品形式之上——不谈，那么在这篇文章中仍然是严肃的，是就其中没有谈到的东西而谈到的东西。因为，在马克思所举的所有例子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幻想”的情况，也就是说，作为经济思想的理论构造，不是在“重商主义世界”中，而是在已经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不仅存在着商品和黄金货币，而且存在着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剥削和国家。马克思不得不从这些现实中抽象出来，而这些现实不仅是理解鲁滨逊的基础，而且也是理解上述“经济学家的幻想”的基础。他无法利用这些现实来解释“商品拜物教”，因为他还没有超越商品概念的演绎。 马克思在这里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商品拜物教”这个完全是即兴的和空想的理论的基础上，推论出“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幻想”的必然性，他必须驳斥这些幻想，以便确定他对货币的推论的位置，这些经济学家生活在一个与价值和价值形式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而没有考虑到这个世界的具体关系，这种关系〔使〕它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书中的一章！只有商品，只有商品在使用价值（物）和价值（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分裂”，才能解释这种耸人听闻的错误，这种错误使我们给“劳动的社会属性”（煤、矿物、高炉等）以“物质的外表”！ 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1）马克思在匆忙中已经想表明他心中的目的（共产主义、没有重商关系的“生产方式”）；2）从“一开始”，他就可以通过简单而透明的价值抽象来编造这种“拜物教”理论，因为它依赖于相应的法学意识形态的法学范畴和概念，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些法学范畴和概念中思考，以便从一开始就“开始”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从根本上说，这一理论（它依赖于异化理论）从《资本论》的第一句话开始就“在马克思的手中燃烧”；他的一切都与它有关，他一推导出商品，就像出于不耐烦一样，在他遇到关于货币的“经济学家的幻想”的困难之前，揭示了它。 这不是题外话，因为要理解这部文稿的真正内涵，除了后面要讲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再生产过程的所有内容外，还需要在“经济学家的幻想”的生产过程中提到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所有内容。从谈到法律的那一刻起，人们就谈到了国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未刊稿》中曾试图从……重商关系中“推导”出重商法，但是，除非人们相信上述重商关系有天意的自我调节，否则，如果没有国家铸造的货币，没有国家机构记录的交易，没有解决任何纠纷的法院，人们就不明白重商关系如何能够运转。而且，这里所说的重商关系，并不是想象的社会中的重商关系，在想象的社会中，单个的“私人”生产者早在生产他们的产品之前，就会通过目测或其他方式比较他们的私人劳动时间，以便知道他们所交换的产品的价值（他们相信的不是著名的“劳动的社会属性”的“物质外观”，而是他们自己劳动的物质条件）；因为这里所说的“商业关系”是已经非常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关系”，所以“商业关系”的建立就像它们一直建立的那样，不是建立在“私人”之间，而是建立在社会群体之间，这里是建立在社会阶级之间，其中一个阶级掌握着“劳动的社会属性”，另一个阶级掌握的不是“劳动的实质”，而是完全赤裸裸的自己的劳动能力。在这个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国家，存在着法律，不仅存在着商法、私法，而且存在着公法、政法，尽管名称相同，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法律，还存在着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往往把这些意识形态统一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法律和法律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倾向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这无疑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幻想”有关，他们陷入了“拜物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外观”。这些老好人认为，黄金的价值与它的物质有关，与它的物质的特殊性有关。这是庸俗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法律本身和法律意识形态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倾向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这无疑也与“劳动万能论”的“幻想”有关，这种幻想是一个叫马克思的哲学家的“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幻想的基础、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付出了代价，因为他在开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论》）时，对论述的顺序有某种想法，这种想法强加给他从规定的开端“开始”：最简单的抽象概念——价值。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个问题。马克思第一次暴露自己，谈论“虚幻的”话语，而且必然是虚幻的话语，也就是说，具体地面对法律、国家和我们应该称之为（由于缺乏更好的名称）意识形态的现实，马克思就失误了。他之所以失误，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失误了。而最严重的原因，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是“调戏”了黑格尔的术语，而是陷入了资产阶级法学意识形态关于价值本身的观念，陷入了他谈论价值的方式，陷入了一开始就谈论价值以便从中推论出一切的方式，而没有能够摆脱这种观念。刚才我谈到了每个理论家的“绝对局限”，因此也谈到了马克思的“绝对局限”。这里有一个例子。 我认为，把商品拜物教说成商品是拜物教“的”始作俑者是毫无意义的。当然，谈论拜物教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前提是它与实际产生拜物教的东西有关，而不是为了提供证据而讲述马克思惩罚我们的天真的故事。拜物教再次把事物看成是“自然的”和唯一的“自然”，它在“解释”幻觉方面的价值是不确定的，因为每一种幻觉的本质都是把自己表现为明显的、自然的，所以比这种描述更重要的是对产生幻觉的机制的解释。但是，这种机制，或者说对价值的“两面性”的分析，为了可疑的理论原因的需要而被偷偷地转换成“分裂”，对于拜物教来说，只不过是一种伪解释，是对马克思思考价值时所使用的概念（人、物）的重复。相反，在马克思的真实例子（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的“幻想”等）所处的层面上，这种解释诉诸于其他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法律、货币、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法律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以取得统治地位。 为了拜物教而拜物教，从“幻想”的角度来考察恩格斯称之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国家，会更有成效。关于国家作为把阶级斗争产生的力量转化为权力的机器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功能，以及国家再生产的条件，我们已经讲得够多了，因此我们可以怀疑，这个非常复杂的现实可能是巨大的神秘性的根源，远远超出了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作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幻觉。
第十七节国家伪圈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十七节国家伪圈子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再生产的概念，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连小孩子都懂得”（马克思）的要求，即每个“社会”为了存在，都必须再生产它的生产条件，每个阶级社会都必须使它赖以生存的剥削和生产关系永久化，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国家在这种再生产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条件是它“脱离”阶级斗争，以便能够安全地介入阶级斗争，为统治阶级服务（统治阶级的仆人）；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国家在这种再生产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条件是它必须与阶级斗争“分离”，以便能够安全地介入阶级斗争，为统治阶级服务（一个安全的仆人必须用特殊的金属和心态来塑造），最后，如果国家只能扮演机器的角色，那么我们的悲哀还没有结束。 因为细心的读者肯定会注意到我们的解释中出现了一个单数“游戏”。 假定我们接受国家机器确保的能动转化原理，即把统治阶级的过剩权力——阶级斗争的结果——转化为合法权力（阶级被排除在这种转化之外），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难以思考的境地。 如果说国家机器的作用是将一种力量或阶级暴力转化为权力，并将这种权力转化为法律、法则和规范，那么这就意味着存在着一个之前和之后，其顺序如下：在此之前，有一种力量，它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多余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作为多余的力量，而是作为没有更多的力量，进入国家机器或权力机器，然后，在机器的另一端（就像在绞肉机的另一端，猪肉以肉糜的形式出来一样），这种力量以权力及其司法、法律和规范的形式出来。但事实并非如此，除非我们像恩格斯在他那本著名的书中所试图做的那样（但没有深入研究这台机器的细节），回到几乎不可能归于国家的起源。我们不仅不是在推理起源，而且如果起源是可归属的，严格地说，它对我们也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国家中起作用的东西与起源无关，而是与阶级社会和国家机器本身的再生产形式有关。 换句话说：进入国家机器机制的“力”，是作为“权力”（法律、政治法规、意识形态规范）出来的，这种“力”不是作为纯粹的“力”进入的。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它所来自的世界本身已经受制于国家权力，受制于法律、法律和规范的权力。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为了理解这种需要国家来捍卫和延续的阶级统治，我们援引了“生产、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的全部阶级统治形式”。但是，为了存在，这些形式的组合是以国家、法律、政治法律和其他法律以及意识形态形式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我们不可能跳出国家这个圈子，它没有任何恶毒之处，因为它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再生产必然也意味着国家及其形式的再生产，它们以“特殊”的方式参与现存阶级社会的再生产。国家再生产的“特殊功能”是再生产“特殊”的形式（国家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支配阶级矛盾的必要条件，这种阶级矛盾能够最大限度地推翻现存的剥削制度。葛兰西嘲笑曼彻斯特式的“守夜人国家”，他是对的：因为即使是在美丽的曼彻斯特时期，设想国家只能在夜晚，在每个人都熟睡的时候才能监视社会，也是荒谬的。国家当然是警惕的，而且是长期的、不分昼夜的警惕，正如恩格斯真诚地说的那样，是为了使“社会”不致在对立阶级斗争的影响下“灭亡”。我要说的是，阶级斗争，即剥削，不是被消灭，而是被保存、维持和加强，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使这种剥削的条件得到保存和加强。为此，它也“意识到”随时可能发生的爆炸，就像1848年和1871年那样—然后是流血——或者1968年5月那样——然后是催泪弹和街头暴力冲突。 列宁在关于国家问题的斯维尔德洛夫讲演中坚持重复说：国家问题是“复杂的”，非常复杂，并补充说，它的复杂性与阶级斗争有关，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列宁错了，他把阶级斗争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某些影响，首先是归结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自觉自愿地“混淆一切”，使人民群众在国家问题上上当受骗，依赖的证据是柏拉图在他那个时代称之为行使国家政权所必需的美梦。这太简单了，表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传统，高估了意识形态的力量，至少高估了他的阶级对手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实际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之所以如此轻易地撒谎，如此轻易地把人民力量禁锢在他们的美梦中，只是因为这些美梦“自己在撒谎”，因为国家的现实、国家机器的特殊性和国家再生产的令人不安的简单形式同国家本身的作用相分离，构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机械系统，它每时每刻都在客观上把自己的职能掩盖在自己的机器之下，把自己的机器掩盖在自己的职能之下，把自己的再生产掩盖在自己的干预之下，如此等等。 如果我们要把这一表述同前面所说的一切联系起来，那我们就可以说，正是“国家作为工具为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服务，从而为剥削的再生产服务，为剥削阶级统治的存在条件服务的再生产圈”本身构成了宏观的客观神秘化。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骗术，只是通过他们的著作或小册子的经典辩解来延长这种宏观的神秘化的效果，但他们并没有看清楚，如果认为他们意识到了他们出于阶级原因而篡改的真理，那就是给了他们莫大的恩赐。还必须指出，与列宁相反，如果说国家问题确实非常复杂，那么“功绩”归根到底不在于思想家们的篡改，而在于使国家机器作为阶级社会中的“单独的特殊机器”再生产的机制的复杂性。
索引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索引 感谢鸠山一茶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第十六节国家的宏观神秘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十六节国家的宏观神秘化 当我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上层建筑，首先是关于国家（因为这一点决定一切）的这些“局限”时，给了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即使坚持这些说法，也不足以使我们摆脱这些“局限”。一旦“障碍”（不管它有多少）被揭开，我们就会发现无穷无尽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需要细致的具体分析，而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展开这些分析，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试着提出这些问题。 就拿国家的“分离”这个简单的问题来说吧，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尽可能地“分离”于阶级斗争，但这是为了能够安全地、“全方位”地介入阶级斗争，以维护和延续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这是国家分离的第一层含义，恩格斯认为国家“凌驾于阶级之上”时也肯定了这一点：国家不是“凌驾于阶级之上”，因而不是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而是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干预阶级斗争，为统治阶级服务。 但是，这个公式脱离了它的解释，可能是虚幻的，甚至可能“接近”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国家的一贯定义：那么，国家“凌驾于阶级之上”就意味着，它与斗争中的任何阶级都没有关系，无论是从它的性质还是从它的职能来看都是如此，相反，它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它“凌驾于”阶级之上，就像裁判员凌驾于两支球队或两个阶级的对抗之上一样，它限制他们的过激行为和斗争，使“共同”、“一般”或“公共利益”取得胜利。 在这一假设中，国家机构由中立的公务员组成（黑格尔的想法是，通过客观的竞争招募最优秀、最有“修养”的公务员，他们自己接受中立法庭的审判，并由中立的总统主持）。这些公务员只有一个目的：“公共服务”。尽管有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但总体而言是可行的。“公务员”这一概念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都将哲学家定义为“人类的公务员”、众所周知，法国哲学家布伦希维奇（曾被贝当当作犹太人开除并受到迫害）有一天宣称，既然警察的职能是执行公共秩序，而尊重公共秩序〔是〕理性的职能之一，那么没有什么比警察更令人尊敬和放心的了….。他是一个纯粹的康德式的灵魂，但却不能“预见”某些“观念”。 国家“分离”论的这个版本，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内占主导地位的解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可以通过大量的论证得到滋养，而这些论证不会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不仅来源于“具体的证据”（睁大眼睛看！），还来源于恩格斯的某些公式，至少可以说，这些公式被曲解了。是的，人们或多或少地说过，国家保证基本的公共服务，水、煤气、电力、邮政、交通、卫生、教育等等。是的，国家干预投资事务（在法国和意大利，国家是最大的金融力量）。是的，国家干预劳动力价值问题，并在合作伙伴（雇主/工人）之间进行“仲裁”，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它都是根据“整体利益”来“决定”自己，或者在两种不同或相互矛盾的利益之间进行“仲裁”。它之所以能够承担并保证这种仲裁者的角色，是因为它肩负着客观的“公共”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它“凌驾于阶级之上”。想一想中东亚洲的那些非同寻常的社会，它们被赋予了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有人称之为水利生产方式：为了让农民（他们是唯一的生产者）能够生活和工作，他们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库、水调节器、管道、水循环和水分配系统。这不是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阶级（如果有的话）所能做到的，就像埃及或墨西哥金字塔的建造一样。只有“凌驾于群体之上”、“凌驾于阶级之上”的国家才有足够的官员和军人来征收足够的实物税，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让他们承担巨大的工作。实现公共服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满足于说国家是“独立的”、“凌驾于阶级之上”的描述性的国家概念是多么“短小”（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这种概念“成熟”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成为阶级矛盾的客观仲裁者。在现实中，要看清楚一点，就必须发挥再生产的作用。国家不是“独立”的，不是“凌驾于阶级之上”的，只是为了保证统治阶级统治条件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不仅是“社会关系”条件的再生产，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条件的再生产，而且是生产关系和剥削的物质条件的再生产。 剥削不是在“主体间关系”中进行的，也不是在虚无缥缈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它是在物质条件中进行的，而物质条件决不是任意的，而是现行生产方式所要求和产生的物质条件。举一个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如果有人认为，从罗马道路到我们各国的高速公路，国家一直在修建的大路，都是为了享受在大路上行驶的乐趣而修建的，那他是在自说自话。就像后来的铁路等一样，这些大路总是根据目的和方向（甚至是“地图上”的目的和方向）修建的，其军事或经济目的与当时的统治形式和剥削形式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些公路也用于度假，而高速公路在其军事用途相对中止后，如今主要用于货运卡车和度假，这也成为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用途，这一事实不仅没有排除其真正目的，相反，还以一种不可预见的支持（这些“度假”同样有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加强了其真正目的。在法国，铁路被“国有化”，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既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也是出于“现代工业”的需要，即资本主义剥削的典型物质形式（还有其他形式！）。火车/卡车/飞机之间的野蛮竞争、差别价格政策（大宗货物价格低，私人货物价格高）、有计划地关闭所谓的“次要利益”路线等等，可以更好地说明“通信政策”的经济政治冲突中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但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的高级官员（如同法国天然气公司、电力公司和核能公司的高级官员一样），那些协助部长和政府做出决定的人，最终由整个国家的政治工作人员做出决定的人，并不掩盖通信政策中需要“次要利益”的事实、他们并不隐瞒有几种“技术”解决方案的事实，但政治决定总是干预选择其中之一，然后用“技术”论据进行欺骗性辩护，尽管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性（这种阶级政治越来越公开地是一种国际阶级政治）。 那些共产党人，除了倾向于把国家定义为公共领域的公共服务之外，（出于不承认的原因）就不能再想到国家，他们也许是在哄自己；如果他们为了公开为这些童话辩护，需要相信他们所捍卫的论点（职能创造机关！），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他们证明了（我在这里既不是说他们的恶意，也不是说他们的开明的神秘化）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顽固无知。阶级斗争不是在天上进行的，它是从剥削开始的，而剥削的最强大的部分，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部分，是在生产中进行的，因而是在物质中进行的，是在厂房、机器、能源、原料、“工作日”、产线、劳动节奏等等的物质中进行的。要将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就需要运输工具的物质性、金融和技术信息的物质性等等。为了实现这一切，需要铁路、陆运、空运和海运；为了实现这一切，需要公共电信服务和邮局柜台（邮局柜台也有“普通大众”不知道的特殊分级收费）；为了实现这一切，需要按下开关，放出电来照亮我们的房子；所有这一切也是私人生活的“现代”物质条件的形式，也就是说，私人生活从其大规模分配的角度来看，是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另一种形式（儿童、学校，也是一种“公共服务”，对不对？教会或体育，也是“公共服务”，对不对！电话、电话亭、电视，也是“公共服务”，对不对？这不仅不奇怪，而且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 公共“服务”是国家自称的“公共服务”的宏观神秘化所采取的形式，为了应付现代形式的阶级斗争，国家不得不把它的服务公开化，并使之成倍增加、如果像博卡拉那样，在这里援引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来说明，正是由于“资本贬值”的影响（对现有的可以剥削的劳动力来说，资本太多了），国家才不得不接管这个亏损的“部门”，使它作为亏损的公共服务部门来运转，那就完全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意义，而这个理论实际上是阶级斗争上升趋势的理论。我们必须特别警惕那些假装的理论论证，它们只是为了把从上层得到的政治观念装扮成“理论”，从“国家”必须越来越多地掌管最近让给私人部门或直到最近还不存在的部门这一事实中，暗示或支持“国家”必须越来越多地掌管最近让给私人部门或直到最近还不存在的部门、从国家“扩大”的现实来看，国家越来越“社会化”，或者说正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借用列宁的一个不幸的提法（但你必须看一下当时的背景：在克伦斯基时代，“灾难”迫在眉睫！），宣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厅。但是，让我们把这种无稽之谈留在那里吧，这种无稽之谈只存在于Wunscherfüllung〔欲望的满足〕的状态中，正如费尔巴哈和弗洛伊德在谈到梦时所说的那样。
第十五节关于国家的灭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十五节关于国家的灭亡 因此，国家拥有一个独立而特殊的机构。在它身上并通过它实现了力能向权能的转化。当列宁谈到国家的灭亡时，他极其准确地看到了国家的躯体，它与国家的保守的和反动的意识形态形成了统一体。当他说资产阶级国家必须被消灭时，当他用了一个和他的思想一样强烈的词时（毫无疑问，他也是这样，太强烈了，以免吓着他同时代的人和他的读者），列宁首先从国家的主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从而表明他知道（马克思已经从巴黎公社的例子中表明了这一点：不幸的是，他没有深入研究公社冒险和失败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国家的主体在确定国家职能方面的重要性。 列宁反复论述国家的灭亡，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留给我们的最先进的著作。这些论述表明了这个躯体的“金属”和它的职能之间的有机统一。在这里，国家也再一次以“机器”的面目出现，这正是因为它的躯体相当适应它的职能，使得它的职能就像是它的器官的自然延伸。在这里，列宁首先指出了两点：1）高级军事、警察和政治行政机关对国家的统治，各机构或部门的代理人对人民的绝对统治，由统治阶级最精英亲自保证的统治；2）国家各机构或部门之间的国家分工。 列宁决不认为“整个国家”必须被摧毁，除非国家的所有代理人都被消灭，现有的所有机构都被废除，否则这个公式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他认为，所有国家机器中的统治和从属形式，以及不同国家机器之间的分工形式，都必须被摧毁。他的深刻见解是，国家的分立不仅是由公务员上下级之间的等级制度和国家“机构”或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产生的，而且是由这种制度再生产出来的。事实上，一旦掌握了“团队精神”在国家中的意识形态作用，就会发现这种“团队精神”首先是为国家分工服务的，这种分工可能是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但最终却很好很快地找到了，以确保阶级国家工具效率的最大化。如果为了“胜利”而必须“分化”，那么国家就知道这一点，并首先把这句名言用在自己身上。为了使国家领导层“赢得”其下属，必须对他们进行分化，因此，必须根据其职能划分“机构”或“部门”。 这一切似乎都很自然。但是，如果不是阶级统治和统治阶级的性质，谁来规定和确定国家的职能呢？职能定义的巨大混乱（巴黎公社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例子和想法（这是可能的）），比如1905年苏维埃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职能不是“自然的”，它们不是来自事物本身的东西，因此，既不是来自事物的分工，也不是来自旨在确保这些职能的机器。列宁特别期望通过国家机器之间现有分工的转变来结束国家的分立，或者至少是结束分立或削弱国家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消灭国家的资产阶级形式只是第一阶段。 国家的“分立”是一切统治阶级国家的头号工具，为了结束这种分立，列宁试图从两个方面入手：从下面入手，通过苏维埃，从下面废除国家〔和〕工人的分立，因此提出了苏维埃国家的思想。但与此同时，他又从上而下，以国家机构为目标，要在其中摧毁沙皇政策赋予国家的不同“职能”之间的分工形式。 列宁没有一篇文章在理论上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但他在实践中却不无提及。列宁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和“苏维埃的国家”的提法，试图实现这一点。但是，为了使这个国家的形式不再是以统治阶级意志的职能分工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的标志、决定和固定形式，列宁同这些形式进行了斗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想摧毁，是的，摧毁国家中现存的劳动分工，例如，他想结束三权分立，结束教育和劳动的分离、文化和政治的分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等等。我使用的是他自己的表述，然而，这些表述必须受到质疑，但他的意图是无可争议的，也是清晰明了的。 这种意图基于这样的想法：如果不触动国家机关，如果不改变它的金属，不管人们多么想强加另一种政策和另一种人员，国家自身的再生产系统（它的人员及其指挥和服从的“能力“标准）以及权力、机构和服务的分离〔将使〕这种政策最终由国家机关指导，它将产生法律，但不产生法令，或产生法令，但不产生执行通知，等等……、或者抵制和破坏革命的官方政策。列宁很早就有这方面的痛苦经验。让工人担任原来由资产阶级担任的职务是不够的，让工人执行革命的命令也是不够的。国家机关，只要它的组织不受质疑，也就是说，只要它的所谓“自然的”职能和分工不受质疑，它就会吸收一切命令，把它们变成纸上谈兵，革命者和革命本身最终会迷失在其中。“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严重的缺陷。这就是苏维埃国家，它患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疾病”（1919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列宁彻底绝望了：他不得不下决心建立一个“安全机构”，即工农监督委员会，来控制和纠正官僚主义国家。根据经验，这不是措施，而是失败。那些寻找斯大林主义产生原因的人，在考察国家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可怕冒险时并没有错。他们也没有错，因为他们看到，如果我们可以从列宁那里摘录这些论述的话，列宁从来没有重新整理过这些论述，也没有明确地阐述过这些论述，毫无疑问，除了时间不够以外，这也是由于缺乏足够明确的国家观念。 当一个人被禁锢在某些公式的“绝对局限”中，而这些公式本身是非常公平的，但却以一种神秘和强制的方式来阐述，以恐吓和阻止任何可能的研究超越它们所划定的理论空间，那么，最令人恼火和最戏剧性的经验就仍然处于被动的经验状态，没有必要的自由以成为实践，让历史行动者能够掌握其中有用的新东西，这并不奇怪。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些现象的存在——这些现象既是智慧，又是对“真”所固定的公式所理解的东西的迷一般的盲目信任——我们就不会理解，也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能理解的理论“要素”——的“限度”、出现在其中的理论“要素”，以及那些像列宁一样，为了满足可怕的要求而不得不进行创新或研究的历史行动者们，尽管形势紧迫，也正是由于这种紧迫性，他们才发现自己被困在其中，受阻于其中。“超越这些限制，通行证就不再有效”。1945年，当我在巴黎乘坐地铁时，这个珐琅彩的公式让我印象深刻。我从战俘营返回时，铁丝网上并没有这个字：铁丝网就在那里。在随后的岁月里，我经常想起这件事，当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我对奇怪的封锁反应印象深刻：他们交出了“通行证”，它们是多么珍贵。但“超过”“一定限度”（其轮廓必须在他们的著作和斗争中发现），“通行证”就“不再有效”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现在有可能发生变化，旧的搪瓷招贴最终将从马克思主义中消失，就像它现在从地下消失一样。
第十四节国家机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十四节国家机关 我再次谈到国家机关。这是必要的。因为，在火机中，能量物质（无论是煤还是木头）与锅炉、活塞等的金属没有任何关系，而在国家的情况下，无论它如何“分离”（这也是它的“分离”如此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国家的躯体并不自然地与它必须转化的能量没有任何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国家的主体是什么？个人、武器、技术和实践；还有场所和确保其功能所需的一切工具。但首先是个人，他们大多来自被剥削阶级所剥削的阶级，而这个阶级支配着被剥削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 矛盾！国家军队中的绝大多数人员都是农民和工人的子弟，还有雇员（军队、CRS、宪兵、警察和行政部门）。葛兰西坚持认为，不仅军队（在我们国家，军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随着新兵的更新而更新，有一支重要的职业军官队伍），而且警察、秩序力量的其他成员、牧师和教会或国家的其他知识分子，都具有人民性。可以肯定的是，对绝大多数出身平民的人来说，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是一种“阶级跃升”，但国家除了简单的晋升外，还采取了其他预防措施，将他们与他们的出身和阶级兄弟“分离”开来，并实现这种“分离”，这对于将他们的职能“纪律”强加于他们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国家法律和秩序服务机构的大多数：而其他大多数公务员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出身。当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是被指挥的、被设计的，并受制于极其严格的规则。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经常想到，国家毕竟不同于“消防机器”，因为在国家中，“身体”不是像锅炉那样被动的，也不是由与燃料和火完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而是由与它所统治的人平等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个人来自统治阶级通过国家的力量所控制的社会阶级，他们是国家的精髓。 这是确保革命的已知条件和想象条件的一部分。国家的核心必须回归本源，军队和警察必须站在人民一边，如果没有外国干涉，人民将能够夺取国家政权。在葡萄种植者的关键起义中，“17号士兵”拒绝“向你的兄弟们开火”，他们由此陷入了灾祸之中。但这一重要事件并没有带来革命：问题至少应该是政治性的和全国性的。 是的，1917年的沙皇军队因战败和士气低落而受到打击，因战争本身而完全涣散，他们能够倾听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声音：布尔什维克向那些衣衫褴褛、忍饥挨饿、被他们的军官视为野兽的农民许诺和平，后来又许诺土地。农民们听取了意见，但与农民关系更密切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也听取了意见。革命得以实现。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有多少农民和工人的儿子拿着武器，不顾党员和他们的宣传，“履行自己的职责”，向他们的工人兄弟开枪，从1919-1921年的德国开始，接着是无数其他的例子，最后是智利，智利的恐惧似乎启发了贝林格的“历史妥协”计划。如果我们看一下安全部队（以及国家行政机构）的“人员”的社会出身，就会发现，武装部队要打破国家强加给他们的“分离”，就必须有特殊的情况（不应该先验地排除这种情况）。 这一真理使我们有可能对当代的一系列猜测赋予其应有的评价，这些猜测是非常随意的，它们所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愿望，而不是现实，它们谈论的是所谓的“国家危机”，因为它期待着一系列的运动，这些运动将触及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他们将因此“被阶级斗争所贯穿”。我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是建立在滥用推断的基础上的。在司法机关和警察（至少在穿制服的警察）中存在着不满情绪的运动，这种不满情绪受到以罢工形式表达要求的时代空气的滋养，罢工无论远近都是阶级斗争的形式，所有这些都不是假的，但作为论据是非常薄弱的。因为我们还必须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罢工都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形式，有些罢工是小资产阶级或法团主义阶级斗争的形式，有些罢工也可能是保守的甚至反动的阶级斗争形式。此外，为了估计这种趋势，有必要了解它是否是革命的或进步的，了解影响国家本身的变革，了解这些罢工在一定程度上是否是对这些变革的或多或少开明的反应，或者它们是否朝着这些变革的方向发展，等等。 所有这些考虑只有一个目的：使我们回到“国家机关”主要由平民组成这一矛盾，从而回到统治阶级利用国家塑造其代理人的矛盾，即他们自己的阶级出身也被压制、中和，使他们成为顺从的“臣民”，即使他们罢工，也绝不会严肃地质疑他们的“职责”，因为他们保证了“职责”的安全。培训、思想灌输、严格纪律、“职责”意识、就业保障、退休、公务员有权罢工但公共秩序力量不得罢工，国家（以及在其背后、其中的统治阶级）通过这些手段及其巧妙的运用（包括不同的公务员制度；例如在法国，财政管理和“大国家机关”的优势），成功地构成了一个真正与阶级斗争“分离”的“机构”，一个真正由特殊的“人类金属”构成的“机构”。只要稍稍考虑一下法国甚至意大利的“公务员”斗争的历史，就可以看出，在政治问题上，尤其是在革命政治问题上，资产负债表是非常微薄的，非常令人失望的。要想象这个“机构”会分崩离析、四分五裂，就必须想象出完全特殊的情况。我们不能先验地排除这种情况，但至少可以说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
第十三节为什么说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机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十三节为什么说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机器？ 如果我们想保留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即国家是“特殊的机械”，是“特殊的机器”，是统治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工具”；如果这个“工具”不仅必须“脱离社会”，必须“脱离市民社会”，而且必须“脱离”阶级斗争，以便作为“工具”尽可能多地介入阶级斗争，即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以最好的方式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同时尽可能多地摆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国家是一个阶级国家，由统治阶级引入阶级斗争，以统治它的被剥削阶级，使它的统治、剥削和压迫的条件永久化：那么，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列宁在1919年著名的斯维尔德洛夫讲演中十多次重复的“特殊”这个形容词。国家是“特殊的”，是“特殊的机器”。这个坚持得如此明显的形容词到底想说明什么呢（不是想，而是说明）？ 它首先表明，国家是由一种完全不同于社会上所有其他机构、组织或团体或社会其他部分的金属制成的。它是唯一由这种“特殊”金属制成的。它进一步表明，它的职能与社会机构或组织的职能完全不同。 事实上，国家不“生产”任何东西（除非有真正的制造业或公共部门，但这并不是它的生产职能），事实上，国家在流通中什么也不做（公共部门中的商业公司除外），尽管它铸造钱，没有钱就没有流通。国家不生产任何东西，但却征收税款，用来支付军队、警察、公务员、“公共”开支和对托拉斯的援助等，国家不生产任何东西，但却大量花钱，这些钱是通过直接税，尤其是间接税，从生产者和其他群众那里榨取的。另一方面，国家“司法”，它有宪兵、警察、地方法官和监狱。国家“管理”和管理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能：与其他职能不同。可以证明：对于那些喜欢组织结构图的人和更严肃的人来说，可以证明国家的职能既不像私人公司，也不像教会，也不像政党，尽管相反，政党的“职能”可以像“国家”或“像国家”，等等。 然后必须认识到，“国家主体”所使用的“特殊金属”与国家运作的非常“特殊”但非常精确的〔形式〕之间不仅存在着非常“特殊”的关系，而且存在着非常精确的关系。 国家的“躯体”是由一定数量的机构组成的，这些机构的形式并不完全相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将对它们加以区分： 1．公共权力机构（或镇压机构）由国家的“硬核”、对外或（e）对内干预的武装力量组成：军队、各种警察部队、宪兵、CRS、机动卫队，此外还必须加上司法和监狱官员及其代理人，以及一整套纪律或惩戒机构，包括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教学等。 2．然后是政治机构，由国家元首、政府机构、省市区县机构和所有主要行政机构组成，这些机构以“公共服务”为职业，只是国家政策即阶级政策的执行者。 3．最后，我建议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点我会再谈。 这样的列举，甚至把国家内部的三种形式区分为“机器”（Apparatus）或“机械”（Machine），都不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机器的“特殊”之处。我们有必要在马克思和列宁未触及的“领域”中进行更仔细的研究。 一些社会学家和马克斯-韦伯（MaxWeber）已经清楚地看到，“国家机构”的“特殊”性质与上层强加给下层的特殊关系有关。支配这些关系的原理是尽可能广泛的等级集权，这样一切都从上而下，任何官员都不能采取主动，除非他知道他的上级会“掩护”他。也许有人会说，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生产企业吗？这是不准确的：在生产企业中，主动性的余地大得多，而且还受到解雇或内部的制裁或惩罚。甚至有人认为，公务员的任期制看似解放了公务员，但却强化了等级制度和行政服从的形式。高级公务员“直接”从部长或省长那里接受命令，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负责执行政策的高级技术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坚持这一政策，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在“公共服务”或“技术”意识形态的掩护下执行这一政策的。命令以“行政”的缓慢方式逐级下达，由于几个部委和几个“大机构”在同一问题上的联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复杂性。事实上，军队、警察部队、宪兵队、CRS、机动卫队、司法机构、法律界、教师等等，这些机构中的一些实际上是封闭的，甚至几乎是秘密的。每个机构都倾向于在自己规定的领域内工作，以避免与其他机构发生冲突，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为“团队精神”（espritdecorps）。“团队精神”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在本身就是分工的教学领域和“地方行政机构”中也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里的分工非常严格（人们知道私法领域的法学家与公法和行政法领域的法学家是完全分开的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器，它由“特殊”的机构组成，这些机构在自己的纪律和自己的“团队精神”的自豪感中自我封闭：可以肯定，只有当国家本身被内部的分隔、机构的分隔和它们的“团队精神”的分隔所分隔时，它才能很好地脱离阶级斗争。 但这不是根本原因。要发现这一点，就必须看一看国家的“武装力量”，看一看它的有形力量，而这种力量只是部分可见的。如果说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机器”，这就意味着，与社会上的任何其他组织不同，它“靠公共力量运作”。当然，一个大的资本主义集团可以有它的私人民兵，一个工会或政治组织可以有它的“秩序力量”，但坚持这样的比较是不严肃的：这些力量是“私人的”、弱小的，而且并不总是“合法的”。而国家则拥有成千上万的武装人员，他们或是在训练中等待时机进行干预，或是每天都在干预社会、公共和私人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过肉搏训练，虽然“平时”他们尽可能少地使用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存在和武装程度有所降低，也不意味着他们的人数和纪律性有所降低。请记住列宁的症状所在：“国家是一群武装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武装力量中的一部分，即军队，是看不见的。但其他部队每天都能看到，并不断进行干预。警察每天都在干预，宪兵也是如此，狱警、某些精神病院的护士等等。当你想到遍布全国、贯穿国家所有活动的巨大的控制、制约和监视网络，当你意识到这个巨大的网络的物质条件是合法的公共武力的存在，它拥有武器、监狱、各种监视机构时，你就会意识到，武力在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被低估了。 毋庸置疑，这正是国家机器“特殊”性质的本质原因：在国家机器内以国家机器的名义运作的一切，无论是政治机器还是意识形态机器，都是由这种武装的公共有形力量的存在和在场默默支撑的。这种有形的力量并不完全是可见的和活跃的，它常常只是间歇性地介入，或者是隐蔽的和不可见的，这也是它存在和行动的形式之一。利奥泰说：为了不使用武力，有必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从而明确指出，只要部署（军事）武力，就足以通过恫吓取得通常使用武力所能取得的结果。还可以进一步说，为了不使用武力，也可以不显示自己的武力。当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或法律的力量对特定情况下的行为者明显造成压力时，就没有必要展示武力；隐藏武力可能更有用。因此，1968年5月朗布依埃树下的军车。他们的缺席在“减少”1968年巴黎骚乱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读读格里莫省长吧，他说得很清楚。对资产阶级来说，军车的行动是一件冒险的事情：阿尔及利亚的部分特遣队的叛乱就是这样。 因此，如果说列宁之所以说国家是“特殊的机械”、“特殊的机器”，既是指支配国家职能者或代理人的等级关系的机制，也是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公共的、武装的有形力量，这种力量是国家的核心，影响着国家的一切活动，那么，这种解释也许可以解决国家机器的特殊性问题。然而，这并不能解释马克思和列宁坚持谈论机械，尤其是机器的原因。 我提出以下假设，我无意强词夺理，尽管我显然是让他们说出他们所允许的假设，即使他们没有明确地这样说。我直接用肯定的语言表达了这一假设，就好像它已经得到了验证，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因此，我要说，国家是十九世纪〔……〕发现蒸汽机、电磁机等之后强而有力、精确意义上的机器，也就是说，是一种人工装置，它有一个由能量I驱动的发动机和一个传输系统，整个装置的目的是将一种确定的能量（A）转化为另一种确定的能量（B）。 这种机器首先是一个人造装置，由发动机、传动系统和机器能量转换的执行或应用机械组成。就机床（或机床工具）而言，这个主体是物质的，包括各种“特殊”的金属部件，它们确保将能量A转化为能量B，并通过工具（通常非常多）将其应用于工具加工的原材料上。 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概括说，每台机器，能量转换的场所和手段，都有一个特殊的物质“机体”，由特殊的“金属”制成，都作为能量转换的条件，机器的机体作为一个机械，与它所执行的能量转换功能“分离”。事实上，以蒸汽机为例，机器的金属“本体”与把水变成蒸汽、把蒸汽变成水平运动和圆周运动的煤是完全不同的，与工具及其在原料（棉花等）上的“运作”也是完全不同的。机器的物质本体与它在转化过程中消耗的能量物质的“分离”是机器存在和运转的绝对条件。当然，机器的主体（由不同金属制成的不同部件）在生产过程中也需要能量，但只有当先前的能量完成了它的工作并固定在机器的主体中时，机器才存在：先前的能量不再作为能量介入机器的运行，因为它已经消失在它的结果中：消失在锅炉、活塞、皮带、臂和轮子中，能量转换就是通过它们进行的。 我们现在可以转向状态机器，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机器、理解到它有一个身体，最重要的是，理解它把什么能量转化为其他什么能量。 国家有一个物质的“身体”，我们已经知道：它的存在是通过国家是一个机器，而且是一个“独立的”机器这一事实向我们揭示的。于是，国家的“分离”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国家是“独立的”，因为它必然有一个躯体，随时准备产生能量的转化。我们还可以理解，这个物质的躯体是特殊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普通的躯体，而是“不同于其他”的躯体，是由“特殊金属”雕刻而成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国家代理人、军队、治安部队、警察和各行政部门的公务员的躯体的“特殊”性质来了解它。关键的问题是：能量的转化，以及国家机器对能量A的转化所产生的能量B的性质。 我想说的是，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可以有两种定义。首先，我们可以说，国家是一个动力机器，就像人们所说的打击乐器，印刷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机器是由它所产生的能量（B）来定义的，而能量（B）是前一种能量（A）转化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的是能量转换的结果，而且明确指出，国家是一个权力生产机器，原理上是合法的权力，这不是因为与合法性的道德特权有关，而是因为，即使是专制的，或是“独裁的”，实际上，国家总是有兴趣在必要时依靠法律，在必要时例外，甚至“随心所欲”地违反或中止法律。这对她来说更安全，因为法律也是控制它自己的镇压机器的一种手段。我们都惊愕地知道，最暴虐、最狂热、最可怕的国家都给自己制定了法律，给他们的恐怖和灭绝政权制定了法律；我们知道希特勒制定了关于犹太人和灭绝犹太人的法律。我们还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严格遵守自己的法律，在苏联，镇压是有法律选择性的，因此受到保护，因为这是法律所要求的。在这种关系中，国家是生产法律权力的机器。事实上，当国家机器生产的权力与具体事物发生直接关系时，整个政治机器，就像整个行政机构一样，都在花时间生产法律权力、法律、法令和命令，而这些法律、法令和命令都是在适用范围内确立的。我刚才说过，国家不生产任何东西：从生产物质产品的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但国家机器的大部分活动是生产法律权力，即法律、法令和命令：国家机器的其余活动是控制法律、法令和命令的执行，由国家官员自己执行，他们又受以审计法院为首的监察机构的控制，自然也受法律约束的公民的控制。 但是，仅仅把状态机器定义为动力机器是不够的，因为能量B（动力）并没有提供关于产生动力的转化能量（A）的任何信息。那么，被状态机器转化为（合法的）动力的能量A是什么呢？很难说清，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再次进行比较，我将说，国家，就第二种关系而言，就它所转化的能量而言，就在它的发动机中“运作”并使其运转以确保其转化为能量B的能量而言，是一种力量机器或暴力机器，就像人们所说的蒸汽机或汽油机一样。 在此谈谈蒸汽机。卡诺说的不是蒸汽机，而是火机（或者说“火机”）。因为构成进一步转化的“发动机”的能量A是“火”、热、“热量”，而不是蒸汽。是热能，通过把水转化为蒸汽，利用蒸汽的动能，带动活塞运动，“使发动机运转”。从气体的动能到活塞的“运动”，正确地说，顺序并没有改变，能量是相同的，还是动能，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在稳定状态的煤和燃烧的煤之间，发生了能量的跳跃和变化。 让我们回顾一下上面引用的马克思关于机器的文章。当时，马克思几乎只对机器工具感兴趣，也就是说，只对能量转化的最后延伸感兴趣：更确切地说，他只对运动的转化、动能的转化感兴趣，这种转化在过程的最后，当运动被传递到工具时可以观察到，而在机器工具中，工具是由人的手增殖的。事实上，马克思对机器本身并不感兴趣，他说：“机器本身创造了自己的运动能力”（！），并指出，机器的能量是“外在的”（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内在的”，这没有什么区别。人就像瀑布一样，只是从外部推动机器工具。当发动机在“内部”时，就像蒸汽机一样，对马克思来说，事情并没有改变。他不问发动机内部发生了什么，而是平静地、不无道理地写道：从生产技术的角度来看，使生产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不是蒸汽机，而是机床。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马克思对机器工具不感兴趣，但很可能对机器国家感兴趣，尽管马克思有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进行的这种比较，原因很简单，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如果国家机器是权力机器，它就把以前的另一种能量——力量能量或暴力能量——转化为权力能量。那么，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力量或暴力的能量A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阶级斗争的力量或暴力，是尚未转化为权力、尚未转化为法律和权利的力量或暴力。 为了避免在这里援引形而上学的力量（叔本华所珍视的“意志”或尼采的“权力意志”与我们所关心的意义完全不同，等等），让我们立即指出，“力”或“暴力”不是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的，“力”代表最强的，“暴力”代表最暴力的，因此，“力”和“暴力”代表一种冲突的差异，在这种差异和冲突中，最强的代表“力”，也就是“力”，最暴力的代表“暴力”，也就是“暴力”。在他们操纵的这个剧场里，有些人希望看到纯粹的力、纯粹的暴力产生适合他们的迷人效果。但我们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一个阶级并不强大和暴力，而是因为它占统治地位，因为它对另一个阶级（也是一种力量）施加它的力量和暴力，而它必须压制另一个阶级，进行无情的斗争，使自己比它更强大。这种力量对抗（力量关系是一个概念，因为它是静态的、可数的）的相对稳定的结果（并由国家再现其稳定性）是，事实上，重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拥有的动态的过剩力量，正是这种过剩的冲突力量，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构成了能量A，它将被国家机器转化为权力：转化为法律，转化为法律和规范。 正如马克思能够说“在西服中，裁缝消失了”（他和他用来裁剪和缝纫的所有能量），在国家中，力量和暴力对抗的整个世界，阶级斗争中最严重的暴力，消失了，有利于它的特殊和唯一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的力量，它并不表现为它是什么：因为它自己的力量就超过被统治阶级的力量，不需要更多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或暴力被国家机器转化为权力。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在新的意义上，国家〔是〕一个独立的机器。因为从只有统治阶级的力量进入国家并在国家中得到承认的那一刻起，阶级统治就在国家中并由国家认可了——更重要的是，它是国家的唯一“动力”，是在国家中转化为权力、法律、法规和规范的唯一能量。是的，只有统治阶级的力量才能进入国家，并在国家中得到承认，而这是通过暴力的“分离”实现的，这种“分离”使统治阶级的力量进入国家，既是对阶级斗争的彻底抛弃和否定，又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阶级斗争的条件。每一个国家都是为了维持这种绝对的、暴力的否定而建立起来的，它的躯体就是“为此而生”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但只是描述性的，而我们现在只看到了产生这些令人不安而又令人震惊的效果的理论原因。 国家不仅在它的躯体上否定这个“地下世界”，从这个“地下世界”中产生的必然是淹没一切的统治阶级的力量：这种意识形态以千百种形式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质，以便通过国家官员（或与国家有利害关系的党派，或与这种幻想同流合污的党派）信誓旦旦的嘴脸，以保证邮政、铁路、医院和烟草为借口，喋喋不休地宣扬“公共服务”、国家-公共服务的美德！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废止、遗忘和政治压迫行动。正是这一行动巩固并确保了国家的“分离”，而统治阶级最需要的就是国家的“分离”，不仅在意识形态上，甚至在实践中，以确保其领导权的延续。只有武力（=过度的武力）或暴力（=过度的暴力）才能在国家中得到体现，只有它们才能被国家转化为权力，或者只有统治阶级才能进入国家，以便把自己的武力转化为权力、这些原因是阶级的原因，它们被“公共服务”意识形态不幸但有用的嘲弄所掩盖，它们如此牢固地固定在国家机构的本质中，以至于尽管它们是明确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仍然是“秘密”，“隐藏”在整个社会大厦之下。这种“拜物教”，仿佛是偶然的，马克思并没有发现。
第一章童年和青年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一章童年和青年时代
第十二节返回机器状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十二节返回机器状态 尽管如此，但为了弄清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国家的定义中的关键术语，首先是机器一词，我们必须绕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漫长的弯路。 马克思隐藏在《资本论》第三卷末尾的一个长段落“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将把我们带到这条道路上，带到绝对局限之前。 马克思在这里自问自答的是资本主义地租的条件，他所关注的问题是，要知道“自营职业的工人”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赚取超过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的盈余，即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利润”。这个“自食其力的工人”在马克思那里通常是一个纯粹的劳动假说，它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象；这里是农奴的形象，然后是农民的形象。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引入了再生产范畴，而《资本论》一书为了集中论述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一般都对再生产范畴加以抽象。在这里，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思想深度： 农奴的产品必须足以代替他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这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它根本不是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造成的，而是一切连续的再生产劳动的自然条件，是一切连续生产的自然条件，而连续生产总是同时进行再生产，因此也包括再生产自己的活动条件。〔阿尔都塞在这里简化了马克思关于劳动地租的说法〕 因此，再生产是一切“连续”生产的条件，因而也是一切生产方式在时间上的持续时间的条件。马克思指出： 另一方面，在直接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自己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资料的一切形式中，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所有者对仆人的关系。〔同样简化了〕 这正是政治关系的“萌芽”。奇怪的是，马克思说“另一方面”，如果马克思在我刚才引证的这句话之后的这句话中没有谈到再生产，那么这句话在限度上是不严肃的。因此，政治关系在其原理和萌芽中几乎直接表现为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财产关系。这当然不是错误的，但奇怪的是，马克思在这个定义中没有利用他刚才关于再生产的论述。在接下来的著名段落中，马克思始终保持着沉默：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因此，马克思捍卫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国家的秘密，即“整个社会结构的隐藏基础，要在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劳动者之间的直接关系中去寻找”，即在生产关系或剥削关系中去寻找。他坚持认为：国家是一切依附和统治形式的政治形式，而一切依附和统治形式无非是生产关系的“表现”。他坚持认为：这个“秘密”隐藏在社会之下和社会之中。 让我们撇开两个问题不谈：一是这样一种依存形式，因而也是这样一种政治形式，与“社会生产力的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个公式可能就像1859年序言的公式在其中回响一样；二是变体的问题，它不是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涉及国家的形式（这是沉默的），而是涉及基础的形式，即生产方式的形式，而生产方式的“变体”可以受到无穷无尽的自然和社会的影响。我们首先要注意到，马克思说的“特殊的政治形式”，要么是指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特殊的国家，要么是指国家本身是一种特殊的、“特别的”现实，列宁坚持使用这个词。 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国家理论的轮廓了，它几乎“直接”（这个词是马克思的）地把国家同财产关系联系起来，从而（这里又是等式）同一定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不仅是国家的存在，而且是国家的形式。事实上，国家的存在只不过是主仆关系的“表现”，而主仆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通过“财产关系”的（直接的！）中介的表现。这意味着，国家作为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直接产生于生产关系。马克思还说，这种关系也决定了国家的政治形式。我们暂且不谈作为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的中间主仆关系，也不谈作为国家的“政治形式”的中间主仆关系，马克思陷入了这种关系的直接性和财产关系的“中介性”，而这种关系丝毫不影响生产关系/国家关系的直接性：毕竟，这个文本只是马克思的草稿，由恩格斯发表。无论如何，在这些句子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国家理论：国家是生产关系的“直接”表现，是生产关系的“秘密”。非常简单，也非常重要，因为马克思在其中表明了国家植根于剥削关系，从而表明了国家的阶级性。但与此同时，这一简单而又非常重要的说明却使我们意犹未尽，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这种“表现”的具体“形式”或政治关系在国家的政治形式中表现出来的“要素”的东西（这并不排除他在其他地方也这样说）。因此，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理论推论，或者说是一种理论谱系，是一种即时短路的形式，它假定我们知道生产关系是什么（《资本论》主要论述了这一点），同时也知道国家是什么。现在，当我们读过《雾月十八日》等著作时，或多或少知道国家是什么，但如果认为国家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可以归结为从生产关系中“直接”推导出来，那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这几句话对国家的演绎，使我们想起了《哲学的贫困》中对生产方式的“演绎”，当时马克思不明智地断言：有了风车就有了〔……〕，有了水车就有了〔……〕。 第二个原因更为严重。马克思刚刚非常清楚和有意识地谈到再生产的资本范畴，他又改变了说法，回到再生产之外来谈论国家。我想我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绝对局限”之一，在这个局限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步履蹒跚，戛然而止。据我所知，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提到国家在再生产中的作用。马克思当然谈到了国家在原始积累中的作用，他谈到了国家在货币发行中的作用，他还谈到了英国国家在把工作时间限制为10小时的法律中的干预：但他没有把国家与生产的社会（甚至物质）条件的再生产联系起来，与生产关系的连续性或“永恒性”或“再生产”联系起来考虑。很明显，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这个令人失望的概念上，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工具”国家的理论可能会激怒葛兰西和他的现代评论家们，因为这是一个字面上无法接受的理论。但矛盾的是，葛兰西批判了这种国家理论的效果（经济主义），却没有增加任何有趣的东西，他也仍然超越了再生产。在马克思的公式中，再生产的维度，国家的职能，被微不足道地简化为干预的职能，在局限上简化为残暴的职能。 现在看来，正是通过再生产，才有可能使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走出它长期陷于其中的泥潭，走出它的“绝对局限”。沿着这条道路，我于1969年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主张。〔也就是《论再生产》那部手稿——译注〕我们将看到它们是否应该被修正，是否可以被扩展。无论如何，我想提出我的假设：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在谈到国家时如此坚持使用机械，特别是机器这个词。
第十一节为什么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十一节为什么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必须明确地说，现在暂时而且显然中央委员会似乎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保持沉默，〔在〕无产阶级专政被〔法共〕PCF和〔西共〕PCE庄严“抛弃”以及被〔意共〕PCI等暗中抛弃之后……、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列宁并不总是清楚的，如果仔细考虑他们的威望和他们的继任者的几乎宗教式的贡献（当然他们不是愚蠢的聋子和肮脏的暂时利益），他们留给我们的含糊不清的东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谈一谈这种误解。 马克思显然从布朗基那里继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及其思想（我先不说它的概念，因为事情并不清楚）。他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在法国的六月大屠杀之后从他那里借用的。我们在他1852年的信中看到了他的看法，他在信中指出，布朗基的优点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而不是发现阶级或其斗争）。借用只是一种借用：在新的语境中插入，它通常必须失去旧语境赋予它的意义的感染，并将自己固定在一个明确的意义上。不幸的是，对我们来说，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马克思，特别是后来的列宁（但列宁还有一个借口，那就是他必须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下领导眼前的斗争）知道他们使用专政〔专政与独裁在西方语境是相同的词——译注〕这个词想要做什么：通过使用一个挑衅性的词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衡量他们的发现和思想的标准。说到专政，列宁重复了十次，就是在引用一种超越一切合法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不能还原为法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比法律本身更强大：而我们所说的法律，以最自然的方式指的是现有的民法和政治法、宪法，如果是议会制，则指某个国家现有的议会制宪法。事实是，在现有的词汇中，没有一个词可以全面地指定马克思和列宁的意思。 整个模棱两可的问题都归纳为以下一点：这个不能归结为法律，同时又比法律更强大，甚至包含法律的“超越法”是什么？它是一种政治形式，一种人的政府形式，如历史上已知的那些，如“罗马独裁官”（它是预见的和临时的），如公约的独裁（它在法律上是预见的紧急状态），或如我们所知的许多政治独裁，它们是由和平或血腥的暴力和胜利的政变产生的吗？有必要认识到，列宁本人曾多次将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政府相提并论，即通过无产阶级代表的政治措施，或者很简单，通过党的领导人和党本身的政治措施，违反或中止既定法律。 列宁不诉诸法律就解散了制宪会议，查禁和威压社会主义革命党人，以及镇压了除布尔什维克党以外的所有政党，等等，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指责列宁这位政治家。在苏维埃的权力被外国势力围攻的时期，如果他中止了宪法，用法令而不是用投票通过的法律来管理，那么在他这样做是有严肃的理由的，因为这些外国势力就在苏联的领土上与释放出来的极右势力握手言和，从事着无人知晓的野蛮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谁不采取极端的决定，为了拯救革命国家而暂停政治法律，执行形势所强加的一切激进措施，谁就会自己遭受野蛮行为，导致失败，不仅是自己的失败，而且是所有革命群众的失败。因为，据我所知，“协约国”对苏联领土的干预以及反革命的军事组织，也没有任何“合法”之处。列宁什么也没做，只是用他所掌握的唯一武器来回应攻击者的非法恐怖：不仅暂停法律，而且动员人民拯救苏维埃的国家。 我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当他谈到这个问题时，他经常这样做，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他是对的——俄国革命大戏的核心。列宁，就像马克思一样，虽然非常清晰，但却在两种概念之间摇摆不定：第一种在我看来是公正的，因此必须承认；第二种，在事态的压力下，他越来越倾向于第二种，而我认为它是错误的。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定义就是把专政一词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专政，确切地说是政治制度意义上的专政，也就是说，是人的政治政府，它“在法律之外”行事，因此，它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并把暴力和专横的意志强加于人。无视法律，对人恣意施暴（不为阶级或政党服务），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的暴力（也是超越法律的暴力）之后，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的专政政府的暴力，似乎与暴力革命一脉相承，因而也是其本质所固有的。既然革命只能在反对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既定法律的情况下进行，因而也只能通过暴力手段进行，那么，为了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秩序和建立革命国家，随后建立的、承担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革命国家任务的政府，自然会与这种暴力保持明显的连续性，而且必须如此。这就是在这个概念中联系在一起的命题的“逻辑”。但它们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成立：那就是专政这个词的含义，它指的是在任何既定的法律之外，通过法令和武力进行统治的暴力政治统治政权。 列宁在他的许多文章和演说中都屈服于这种“逻辑”。当时的形势迫使他在实践中实行政治“专政”，中止法律，以法令进行统治，诉诸武力，这可能使他的思想，或者至少是他的表达，倾向于一种当时人人都清楚的意义：专政=以武力进行政治统治，中止（即使不是全部，至少是许多法律）法律。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几年后列宁有时间重温这个可怕时期的严厉条文，他肯定会说：“但不能脱离上下文！当时，我不得不夸大其词，把棍子弯向相反的方向，以便把它拉直……”。还有，就像他在其他场合的文本实践中所做的那样，他会认为，一个词（一个糟糕的词：诉诸政治语境）可以解释和辩护另一个词，并能抛弃他自己所享有的权力者所宣读的话语的分量。我们知道，列宁就有这种盲目性。事实是（在理论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借口），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这种借口，他把上述模棱两可的说法向虚假意义的方向倾斜。 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以及在列宁本人那里，存在着对专政进行另一种解释的要素：因为具体地说，它不是一个政府或政权的专政，而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阶级专政与政治专政、政府独裁政权无关。在我们的理论家那里有另一个词，不是被葛兰西和他的权威所污染的领导权，而是阶级统治，它的价值比专政高出一百倍。它出现在《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应该“把自己建成统治阶级”。统治权、统治阶级、统治思想：都是很好的词，但为什么马克思放弃了它，而代之以阶级专政？1848年大失败后布朗基的影响？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希望以尽可能强烈的表达方式与自己划清界限？这更可信。马克思喜欢这样的过激行为，这样的挑衅。事实就是〔，〕“阶级统治”已经被“阶级专政”所取代，但不总是这样，不过肯定是在无产阶级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接受阶级统治的说法，事情就更加确定了。什么是阶级统治？它并不局限于人的政治统治，人的政治统治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如神权君主制、凯撒主义、君主立宪制、议会共和制或后来的法西斯专政。阶级统治包括所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的统治，即剥削和阶级压迫。在这一整体中，政治形式或多或少地占有一席之地，但始终从属于这些形式的整体。国家就成了这个机器，这个作为阶级统治及其延续工具的机器。 这样，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阶级统治的说法就有了它的全部意义。如果我们知道，每个阶级社会都以上述意义上的阶级统治为前提，那么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趋势的革命就会改变阶级统治的关系，使之趋于颠倒（实际上会更加复杂）：资产阶级的统治必然会被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统治所取代。但即使在这里，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也不能简化为行使专政权力，即代表新阶级的政党或代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联盟的专政权力。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只能指无产阶级必须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前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一切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如果剥削阶级接受归根结底是社会关系的重组，这完全可以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实现。如果前剥削者不遵守新的法律，藐视新的法律，那么可以不是用暴力而是用法律迫使他们遵守新的法律。当然，如果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挑起外国干涉，在困难时期大肆掀起不满情绪，甚至挑起武装暴力，那么革命政权就不得不在用尽其他一切手段的情况下，以武力对他们进行极限的抵抗；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能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性质问题。这种统治要存在，就必须同时存在于生产形式（国有化与或多或少的市场部门相结合、自我管理、工人对生产的控制等）、政治形式（由其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所代表的议会）和意识形态形式（列宁所说的文化革命）中。 在所有这一切中，暴力问题—如果我们所说的暴力是指肉体暴力、武装力量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干预等等—只占从属地位，而且总是暂时的。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本人一直都考虑到通过选举道路“和平地”、“合法地”通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众所周知，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寄予厚望。因此，这是一个权力关系和时机的问题。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但以后呢？新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另一方面，即使革命是在极端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某种暴力或仅仅通过暴力进行的，这也不能预先判断以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除非暴力革命被看作是持续暴力的一个明确尝试。 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必须成为统治阶级，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成为一切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的统治阶级。这不是道德上的“义务”，而是阶级关系中的一种趋势。如果革命联盟在征服统治形式方面失败了，它就会处于非常不稳定的地位，它就会受到叛乱的摆布，或者被迫采取专断的措施，这些措施会使它陷入前所未有的、但与社会主义观点关系不大的社会形式。列宁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把作为少数人专政的资产阶级专政同作为绝大多数人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并指出，与这种专政（统治）相对应的是群众民主的政治形式（而决不是专政）。在这些由传统强加的、不断被最伟大的人重新焕发活力的、因而被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都接受为硬通货的词语的十字路口，我们总是让对话者感到惊讶，告诉他无产阶级专政对列宁来说是最广泛的民主，是“贯彻到底”的群众民主……那他还不明白。应该说，他并没有完全错。 因为我们不能一上来就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广泛的民主。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它的语序（专政……是民主……）会导致混乱；这种粗暴的短路是不允许的。这就好比我们说欧洲大陆的欧洲是最光明的希腊！在“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广泛的民主”这句话中，三个基本词被忽略了，缺少了这三个词，意义和行动（是的，行动）就会陷入灾难性的短路，陷入危险的僵局。应该说：无产阶级专政在其统治形式中包括最广泛的民主的政治形式，并以此为目标。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必须是最广泛的民主。最后这种表述把政治形式放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它并没有把所有的统治形式（我们要记住，生产中发生的事情最终是决定性的）都归结为政治形式。此外，它也根本没有把政治统治的形式说成是赤裸裸的专政暴力。 有人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必须是最广泛的群众民主”这样的提法，认为它是用“必须”来定义阶级专政或阶级统治的，根本没有预先判断事实，有人甚至可以用“情况”来为事实开脱，因为“情况”不允许“必须”的实现：例如，“苏联的落后性”、国家的“力量”及其“市民社会“的“凝胶状”（葛兰西语）、俄国缺乏“民主传统”等等，这些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把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说成是“义务”，把它说成是道义上的任务，这种想法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实际上，“义务”一词指的是马克思和列宁一直认为的占统治地位的倾向的存在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倾向同一切倾向一样，在内部受到阻碍它实现的原因的“反作用”，它的存在条件本身就要求有一种能够帮助它实现的力量的存在：工人阶级的政治阶级斗争组织—党（我们用单数来谈论这一切是为了更快，但实际上我们应该用复数来谈论组织，并记住工人阶级的人民同盟）。 很明显，对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来说，所谓的“主观”（即理论和组织）能力、组织的质量、组织的理论和组织的路线，对于明智地打击阶级斗争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的“反作用原因”和帮助实现“倾向”本身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阶级斗争进程的实现不存在宿命。恰恰相反：趋势能否实现，或者相反，在不考虑趋势发展的“反作用原因”的情况下进行的斗争是否会产生某种“畸形”结果，这取决于党的理论、组织和政治能力，即使是在最微不足道的实践中。这些原因也首先来自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方面，但也可能来自党的方面，来自党的不良组织，来自党缺乏理论视野，来自党缺乏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来自党不正确的政治实践，来自党不能利用“决定性环节”（无论是“最弱的环节”还是“最强的环节”）等等。 当“抵消客观趋势的原因”占主导地位时，而且由于党本身的弱点，这些原因可能占主导地位，事情就会出问题，也许不是最终出问题，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前所未有的、几乎无法归类的社会形式可能会占统治地位，而这些社会形式通过例行公事或通过援引“社会主义”把自己强加给人民大众而得以维持，它们只不过是杂交或怪物形式〔马克思推崇的亚里士多德也是关于怪物的论文的作者：当然是生物怪物。〕在1859年序言的最后几行中，马克思让人们明白，畸形也可以存在于历史中，“偶然性”在历史中起着作用。这一切都符合一种思维方式的逻辑，而这种思维方式与“义务”毫无关系，尽管在同一篇序言中，“义务”是一个著名的短语。“义务”如果不是道德的，那也同样是目的的定义，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模式的定义，它希望实现这种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通常”必须或应该在马克思自鸣得意地、轻率列举的生产方式的“渐进”延续中实现。 我们必须永远相信，马克思的思想包含着关于历史必然性问题的极具独创性的论述，这些论述与宿命的机械论、命运的终极性或生产方式的等级秩序毫无关系。我们通过马克思两次以“专题”的空间安排来阐述他的思想的方式，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也表明了它们的理论有效性的局限范围和它们的政治历史效力的极端有限的条件。当我们看到马克思在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阶级统治的定义中是如何考虑夺取政权的“必然性”及其未来时，这一观点就得到了加强：从趋势的辩证法出发，必然受到“反作用原因”的制约（首先从趋势出发），政治干预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以便实现这一趋势。如果没有这种“干预”，趋势本身就永远不会实现，如果这种“干预”的质量很差，人们就会担心最坏的结果，担心平庸的“历史妥协”，如果帝国主义不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妥协的种类可能是无穷无尽的，其结局可能是可怕的。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尤其是列宁的文本从理论、政治、语义和其他方面的困难中解脱出来，这些困难往往阻碍它们，甚至使它们与思想的“总路线”背道而驰。 马克思被1848年革命在全欧洲的席卷所感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有名的说法使他想到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现实：阶级专政，在每一个阶级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有助于他思考另一个现实：任何工人和人民的“革命”，不管它多么令人信服，如果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不能确保革命生存的绝对条件，即无产阶级周围的新阶级对旧阶级的阶级统治，那么它就会走向灾难。这种统治要真正成为这种统治，就必须是生产形式、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形式的共同统治。这种统治的政治形式与“凌驾于法律之上和没有法律”的政府的形式，即暴力和专政的政府的形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非是例外和暂时的。这些形式“通常”是“将民主进行到底”的最广泛的群众民主的形式。所有这些都在那里，而且都很清楚。为什么事情不总是说得这么清楚呢？要想立即说得如此清楚并不容易；为了使自己被人理解，就必须受到那些决定性公式的影响，而且应该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很好地认识到他们的表述的语义效果，这些表述是由能够对运动和组织行使权力的人阐述的。
译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译者的话
上帝的信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上帝的信仰 Ⅰ资产阶级的信宗教与无产阶级的不信宗教 Ⅱ野蛮人中神的观念之自然的根源 Ⅲ有产者中上帝信仰的经济根源 Ⅳ上帝观念的发展 Ⅴ无产阶级不信宗教的原因 Ⅰ 资产阶级的信宗教与无产阶级的不信宗教 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在两位著名的学者——白德罗（Berthelot）和赫克尔（Haeckel）的预兆之下在罗马，在梵蒂岗的面前，给自己筑起了讲坛，以便用霹雳式的演讲去攻击天主教，它的教权主义的等级制度和一成不变的教条正是梵蒂岗心目中的宗教。 自由思想家是否认为只要他们创造了审判天主教的法庭就能一般地摆脱神的信仰这个一切宗教的根本基础呢？他们是否认为资产阶级，他们所属的这个阶级没有基督教也能行？天主教只是基督教的一种表现而已。 基督教虽然也能适应于其它的社会形式，但它主要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和剥削雇佣劳动上面的社会的宗教；所以不论人们怎么说和怎么做作，它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都是资产阶级的宗教。十多世纪以来一切资产阶级的运动——甚至为了组织、解放或由它的一个新的阶层夺取政权——都因宗教危机而复杂化了；资产阶级常常用基督教来掩盖自己所追求其胜利的物质利益，他们声言要改革宗教和使它恢复圣主的纯洁的教义。 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33〕以为可以在法国根绝基督教，就以无比的毅力来迫害僧侣）共中我彻底的人认为只要对上帝的信仰还存住，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用命令来取消上帝，把它当作编制之外的官员来处理，而代之以理性的女神。但是当革命的狂热一过，罗伯士庇尔又用一纸命令恢复了“最高存在者”，因为“上帝”之名还不能被接受；再过几个月牧师就从自己的隐秘的角落里爬了出来，打开了教堂之门，信徒又涌向教堂去，而邦拉巴特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平民，签署了康柯尔达特（Concordat）〔34〕。于是产生了一种浪漫的、情感的、徒有其表的、滑稽可笑的、由夏多布利昂[1]弄得更适合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口味的基督教。 自由思想家中的聪明人，不顾明显的事实，在过去和现在始终肯定说，科学能够使人的头脑摆脱上帝的观念，使这种观念对于宇宙的机器的理解成为无用之物。然而科学中人除了少数的例外，都还在上帝信仰的魅力之下。假如学者在自己的领域内，照拉卜拉斯说，为了说明他所研究的现象不需要上帝的假设，那末在需要弄清楚不是他研究范围内的现象的地方，他就不敢说上帝的假设是无用的；而且所有的学者都承认，为了使社会的机构正确发挥职能和对人民群众发生道德影响，上帝多少还是必要的[2]。可是，上帝的观念不仅在人们的头脑中没有消散，并且最粗俗的迷信不是在穷乡僻壤和在愚昧者中而是在文明化了的通都大邑和在有教养的有产者中间繁荣旺盛：一部分人同鬼魂开谈判，为的是想探听阴间的消息；另一部分人则跪在柏杜亚的圣安东（St.AntoinedePadoue）〔35〕之前，为的是想找回失物或测出可以得奖的彩票的号码，想通过綜合技术学校的考试等等；他们向手相术士、向作梦的人（梦行者）、向女算命者请教，为的是想知道未来，解释梦境等等。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不能保护他们免除愚味的迷信。 但是，正当宗教的情在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中继续活跃和表现着千姿万态的时候，工业无产阶级却表现着对宗教的没有根据的，但又是不可动摇的冷淡。 布思（M.Booth）〔36〕根据对伦敦的宗教状况“通过一区一区地、一街一街地、常常是一家一家地”访问得来的广泛调查，确定“人民群众不信仰任何宗教，对宗敢仪式也没有任何兴趣……那些号称工人阶级和那些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最下层的穷苦人之间的居民的大部分，整个说来，都站在一切宗教教派的活动范围之外……他干脆把教堂看作是那些有钱的人和那些想要得到处境比他们强的人们庇护的人的集会地点……我们时代大多数的工人更多地想到的是自己的权利和他们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而不是去想他们常常不能完成的义务。谦逊和认识到罪孽也许不是工人的天性”[3]。 在我们的现时代以前，不承认上帝为维持宇宙秩序的不断的活动就等于否认他的存在。苏格拉底责备阿那萨哥拉，说他在解释天体运动中取消了上帝的干涉；而柏拉图说雅典人认为那些主张行星的运动和自然现象受某种法则的控制的哲学家是无神论者（《法律篇》，VII，S21）；在另外的地方他用世界创造的事实，用世界上统治的秩序，用一切民族、希腊人和半开化人的和睦共处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同前书，X，§1）。埃及的祭司说：“上帝是维持世界平衡的人”。 伦敦工人通常都以为是很信宗教的，然而在本能上就是不信宗教的，关于这一点的无可辩驳的确证只要在法国的工业城市作一番最表面的观察也能作出来：假如在那里也碰到一些工人，装作相信宗教的或是真正相信宗教的，——这种情况是很少的，——那是因为宗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慈善救济的形式；假如另外一些是自由思想的狂热病者，那末这又因为他们曾不得不忍受牧师对他们的家事或对他们同雇主关系的干涉。 对宗教问题的冷淡，照拉门纳（Lamennais）说，这是非宗教的最重要的标志，是现代工人阶级天生的秉赋。假如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在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形式掩盖之下，那末在欧洲和美洲的大工业无产阶级中却找不出任何发明新宗教来代替基督教的企图，也找不出改革基督教的愿望。两半球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对宗教教条和唯灵论观念的任何学术性的争论毫无兴趣；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同一切宗教的牧师们进行战争，因为这些人给资产阶级服务。 多少受过广博的科学教育的有产者还是作着宗教观念的俘虏，而被剥夺了这种教育的工人却摆脱了宗教观念，这是怎么回事呢？ Ⅱ 野蛮人中神的观念之自然的根源 像自由思想家那样说一些长篇大论的话反对天主教或者像实证者那样不理睬上帝，这是比较容易的，困难的是要说明为什么尽管科学知识的进步和普及而对上帝的信仰却仍然牢不可破；为什么尽管有伏尔泰的嘲笑，革命者方面的迫害和学者（圣经注释家）的批评而基督教仍然兀立不动。夸夸其谈和不理睬是很容易的，但是说明却十分困难，因为要这样就得着手研究如何和为什么神的信仰和唯灵论的观念跑进人的脑子里来，在那里生根和发展，而只有追溯到野蛮人的意识形态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野蛮人的意识形态里已经清楚地可以看岀那搅乱文明人头脑的唯灵论思想的概略。 灵魂及灵魂不朽的观念是野蛮人发明的；他们为了说明做梦的现象而赋予自己一个非物质的和不朽的灵魂。野蛮人并不怀疑自己做梦的真实性。假如他在做梦时岀去打猎、战斗、复仇，而在醒来时又发现自己还是在原来睡觉的地点，他为说明这个问题就想出一个另外的“他”——面貌相同的双重人，像他说的，这个双重人是摸不着的、看不见的和轻如空气的，离开他的熟睡的肉体到远处去打猎或作战；既然他在梦中能看见自己的祖先或死了的同伴，他就得出结论说，他们的灵魂比他们的易朽的尸体更能久存。 野蛮人，维科称他为“人类的儿童”，也像儿童一样对自然有幼稚的观念;他以为他能像指挥自己的手足一样去指挥自然现想，他能呼风唤雨等等；例如当他害怕赶路时碰上黑夜，他就用规定的方法把某种草结起来，以阻止太阳的落下，正像圣经上的约书亚。（Josué）用祈祷来做这件事一模一样。既然死者的灵魂对自然现象比对人有更大的权力，他就把它们召来，使它们引起他所不能引起的现象。既然勇敢的战士和能干的魔法师对自然比平凡的人有更大的影响，那末他们的灵魂显然也应当比普通人的灵魂对自然有更大的权力；因此野蛮人把它们从灵魂群中选拔出来；用供物和牺牲来敬奉它们，当干旱威胁着他的庄稼地的时候，就求它们降雨；当他出征时，就求它们保佑胜利，当他病时，就求它们医治。原始人从梦的错误解释出发，发明了促成往后创造出唯一的上帝的原素，所谓上帝归根结底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比其它的灵魂更强大有力的灵魂而已。 上帝的观念既不是天赋的观念，也不是先天的观念，而是后天〔37〕的观念；一切观念都是如此，因为人只有同他所能解释的真实世界的现象发生接触时才能思想。 Ⅲ 有产者中上帝信仰的经济根源 本来完全有权可以希望：科学知识的异常的发达和普及以及对自然现象的必然联系的证明将引出一种观念，即被必然的规律支配着的宇宙不依赖于人的或超人的意志的变幻莫测，因而上帝将成为无用之物，因为他的许许多多的职务将被解除，而原始人的愚昧无知曾把这些职务的执行加在他身上；然而却必须承认对那个有权可以任意改变事物的必然秩序的上帝的信仰仍存在于科学人物的中间，也还能碰到祈求上帝降雨、保佑胜利、治病等等的有教养的有产者。 假如学者们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成功地创造了一种信念，即认为自然界的现象是这样严格地服从于必然性的规律，以致一定的先行的现象决定着继之而来的现象，然而他们终究还待证明社会秩序的规律也同样从属于必然性的规律。可是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虽然研究了人类社会和甚至希望管理社会，但是没有达到而且也不能达到创造一种信念，即认为社会现象也同自然现象一样依赖于必然性的规律；因为他们不能巩固这种信念，所以对上帝的信仰对于资产阶级的头脑，甚至最有教养的头脑都是必要的。 哲学的决定论之所以能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是由于资产阶级允许自己的学者自由地去研究自然力的作用，认识这些他们是感到兴趣的，因为要利用它们来生产自己的财富，但是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把这种自由给予自己的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因此他们不敢把哲学的决定论带进社会界科学的领域。天主教会曾以同样的原因一度禁止对自然的自由研究，为了创立自然科学曾必须推翻教会的社会统治。 资产阶级中信仰上帝问题的研究只有在正确理解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作用不是在于生产财富，而在于迫使雇佣工人生产这生财富，在于侵占这些财富并在自己阶级的成员中瓜分之，而留给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只是仅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和繁殖后代所必需的。 从工人那里夺取来的财富构成资产阶级的战利品。半开化人的战士在占领和劫掠了城市之后就把夺得之物堆在一起，尽可能均等地分成若干份，用抽签的方法分配给那些为了掠夺而冒过生命危险的人们。 社会的组织允许资产阶级占有财富，同时又不要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去冒生命的危险：夺获这样大的战利品而不冒险，这是文明的巨大成就之一。从生产者那里掠夺来的财富不分成平均的份额而用抽签来分配；它们按照动产和不动产的价值的大小，即每个有产者占有的资本的数量，采取租金、地租、股息、工商业的利息和利润的形式来加以分配。 财产、资本的占有而不是体力的、智力的或道徳的品质的占有是参加财富分配的必要的条件。襁褓中的儿童和成人有同样分得财富的权利；当活人尚未成为死者的财产的继承人之前，死者仍是财产的占有者。分配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进行。人等于一个零；只有财产才有意义。 有人把达尔文的竞争说，即动物为了取得生存和繁殖的资料而作的竞争，同分财富时资产阶级中间的狂怒情态相提并论，这是错误的。那些保证动物胜利的力量、勇敢、敏捷、忍耐、灵巧等等的品质是动物的机体的不可分开的部分，然而财产，只有它才给有产者一份他所不能生产的财富，是不同有产者发生人身联系的。这财产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因而带给他一份或大或小的财产，可是它的增加或减少并不是有产者的体力的或智力的活动所引起的。充其量只能这样说，这欺詐、阴谋诡计、招摇撞骗，一句话，最卑鄙的智力品质使有产者取得比他的资本的价值所能允许他从总收入中扣除的份额更大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他偷盗了自己同行的有产者。由此可见，假如生存竞争在其它的情况下是动物界进化的原因，那末为财富的竞争却是有产者退化变质的原因。 攫取雇佣工人所生产的财富的社会使命使得资产阶级成为寄生的阶级：它的成员，除少数的例外，其数目不断减少，他们都不参加财富的创造，而他们的工作也同他们所分得的那份财富不相适应。 假如基督教在最初几个世纪曾经是那些靠政府和富人每日分一点口粮维持生活的贫苦群众的宗教，如今成了资产阶级这个主要是寄生性的阶级的宗教，那末这是因为寄生性是基督教的本质。耶稣在山顶传道中很好地说出了它的这个性质。正是在这里他规定“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祈祷的公式，每一个信徒都应当用这个祈祷的公式称呼上帝，为的是向他请求赐给“起码的生活资料而不是请求工作；并且还为了使任何一个名符其实的基督教徒不必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受到寻找劳动的诱惑。基督补充说；“你们看天空的鸟：它们既不播种，也不收获，而你们在天上的父喂养它们……你们不用担心，也不要说我们明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的在天上的父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资产阶级的天上的父就是这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雇佣者的阶级。它是那个关心他们一切需要的上帝。 但是资产阶级不能公开地承认自己的寄生性质，不能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因此，资产阶级一方面给予科学人物完全的自由，使他们不为任何教条所束缚，不停留在任何偏见之上，对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自然力作最自由的和最深刻的研究，同时又禁止自己的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公正无私地去研究社会界，并且罚他们去寻找为自己的惊人财富作辩护的说明[4]。 醉心于已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酬金，他们兴致勃勃地着手探求在侥幸的场合，社会财富的创造除了雇佣劳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创造者，于是他们发现了工商业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财政资本家、股东和食利者的劳作、节约、秩序、诚实、知识、智慧和许多其它的美德都有助于财富的生产，用不同于雇佣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方法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他们有权取得狮子的份额，而给雇佣劳动者只留下驮畜的份额。 有产者听到这些话自然眉开眼笑，因为这是对他们的赞扬；他们甚至重复这些厚颜无耻的断言并宣称它们是永久的真理；但是不论他们的智慧如何不中用，他们的良心是不能同意这个的，因为他们只耍环顾四周就会看到那些劳碌终生而假如不占有资本的人们将比约伯还耍穷，那些只占有知识、智慧、节约、诚实和把它们用在事业上的人们应当把自己的虚荣心限制在每天的食粮上和有时超过这个的什么东西上。于是有产者就说：“如果智慧丰富和文学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虽然作了认真的研究还不能找出更有益的原因来说明资产阶级的财富，那末这只是因为在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一些尚未知道的原因和一些不能研究的秘密：这就在有产者面前摆着一个“不可知的”社会秩序。 为了安定自己的社会秩序，有产者所关心的是使雇佣劳动者相信他的财富是他的无数的美德的成果；但是有产者自己实际上却很少去想这些财富是他的品质之报酬，正如很少去想他像贪婪猪肉那样吃进口里的地茹是培植出来的。对他有意义的唯一的东西，这就是占有财富，而使他不安的只有一个思想，就是他即使没有过失也可能失掉财富。他不能排除这个不愉快的前景，因为就在自己熟人的小圈子里他看到某些人失掉了自己的财产，同时另一些人原先是景况窘迫的，如今变富了。这些失败的原因在他面前滑过去，正像在那些亲身经受者面前滑过去一样。一句话，有产者虽看到财富的不断的流进和流出，但其原因在他看来却是属于“不可知的”领域，于是他只有把命运的盛衰变化归之于顺利或偶然[5]。 不能希望有产者有朝一日会达到正确认识分配的规律，因为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财产将失去个性的特点而采取集体的、股份公司的非个人的形式，股份公司的股票最后将被引进交易所的漩涡中去。在交易所里股票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人的手里，而且无论是买者、无论是卖者都没有看到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财产，也不确切知道财产所在的地理地点。财产进行交换，一部分人失掉而另一部分获得，其所用的方法近似赌博，所以交易所的活动获得“赌博”之名。一切现代的经济发展都力图逐渐把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广大的国际赌场，在这里有产者赢得和失掉资本，是由于他们所不知道的，出乎一切的预料和一切的预计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他们看来似乎依赖于运气、机缘。“不可知的”在资产阶级社会像在赌场里一样占着统治地位。 交易所里公开进行的赌博往往是商业和工业的条件之一：冒险是这样大和这样不可预测，往往有些事虽然想得很周到，经过盘算和筹划，但是不获成功，而另外一些事虽然草率从事和听其自流，反倒成功了。这些成功和失败，其原因是不能预料的，通常是不为人所知的和似乎只依赖于机缘，这就使资产阶级预先有赌博的心情；而交易所的赌博更使这种心情巩固起来和活跃起来。资本家既然把财产投资在交易所的有价证券上而又不知道其价格和利息涨落的原因，所以他们成了职业的赌徒。而赌徒只能把自己的赢输归因于顺利或不顺利，所以是最迷信的人；一切赌场的常客都有祈求运气的法术：有的向巴杜昂的圣安东或某个另外的天上的神灵喃喃祈祷，另外一个除非赢得某种颜色，否则不下赌注，第三个左手里拿着家兔的脚等等。 “不可知的”社会秩序包围着有产者，正像“不可知的”自然秩序包围过野蛮人一样。文明生活的一切行为或几乎一切行为都力图在有产者之间发展赌徒中存在的迷信的和神秘的习惯，即相信一切都是偶然的习惯。例如信贷，没有它任何商业、任何工业都是不可能的，就是相信偶然，相信贷出者所完成的未知之事的一种行为；因为信贷没有任何可靠的保证，即不能保证借贷期满之日借方必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他的支付能力完全依赖于无数的偶然性，而这些偶然性又是这样难以逆料，像未知数一样。 其它的经济现象日复一日地促使有产者相信没有物质基础的、丢开一切物质的神秘的力量。只须举一个例子：银行的纸币所具有的社会力量同它的物质的微小数量是很不适应的，这件事使得资产阶级的头脑对那离物质而存在的力量深信不疑。这张可怜的小纸片，假如它的魔力不能使它的握有者获得世界上一切最多物质的和赏心悅目的东西：面包、肉、酒、房屋、土地、马、女人、健康、尊敬、荣誉等等感官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快乐，那末谁也不屑把它从地上拾起来；上帝所能做的也不比它多。资产阶级的生活是用神秘主义编织起来的[6]。 商业和工业的危机在受惊的有产者面前提出这种不可抗拒的威力的无穷的力量，它们散播同基督教的上帝发怒一样可怕的灾难。当危机冲进文明世界时，它们使成千的有产者破产，使亿万的产品和生产工具受到破坏。经济学家在百年来就注意到它们的周期的复归，但是不能对它们的来源作出合理的解释。既然在地上不可能找出危机的原因，于是就促使英国的经济学家到太阳上去找：太阳的斑点用干旱来毁坏印度的收获，同时也就减少了他们对欧洲商品的购买力，因而引起经济危机。这些严肃的学者从科学上把我们引到中世纪的占星术里去，占星术曾把一切人类社会的事件都归之于星球的影响，并且使我们同野蛮人一样相信流星、彗星和月食对命运的影响。 经济界对于有产者到处是神秘，是研究不出什么名堂的；经济学家束手无策，没有必要去深究。资本家由于自己的学者而成功地降服自然力，然而为经济力的不可理解的作用所惊倒，以致宣称它们像上帝一样是不能研究的，因此就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以顺从的态度去承受它们所给予的灾难，而以感恩的心情去接受它们所赏赐的幸福。他同约伯一起说：“主既赐我，主也要取去，应当感谢主的圣名。经济力量在他看来是幻影似的（恶梦似的）东西，既像善人，又像恶人[7]。 包围着有产者和使他吃惊的社会秩序的神秘莫测的恐怖，他不明白为什么和怎么样出现在他的工业、商业、他的幸福他的福利中和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这件事对他的苦恼正如“神秘莫测的”自然秩序对野蛮人一样，这种自然秩序曾使野蛮人的异常丰富的想象力发生动摇和激动起来。人类学家解释原始人的巫术、相信灵魂、鬼和上帝是因为他们对自然界的无知；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文明人；他们的唯灵主义的观念和信仰上帝应当归因于对社会界的无知。有产者的荣枯无常和他们的幸与不幸的原因不可知，这就促使他们也像野蛮人一样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他按照自己的想象力从顺利的方面或从不顺利的方面去影响社会的现象，像得阿尼和《旧约》所说的一样。为了感动最高主宰，他们也醉心于最粗俗的迷信的事情：与阴间的鬼魂打交道，在圣像之前点上蜡烛和向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的上帝或唯一的哲学的上帝祈祷。 自然秩序的未知之物曾使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野蛮人恐慌不安，相反地它并没有使有产者感到什么了不起的惊慌：他只知道已被渲染过的、装饰过的、修剪过的、撒上砂石的、弄平了的、被驯服了的自然。科学为了他的致富而对他所作的许多服务和他所期待于科学的新成就都使他的头脑中产生出一种对科学的威力的盲目信仰：他不怀疑科学总有一天能解决未知的自然界的问题，甚至能使他的生命继续到无限的时间，如像微生物学家麦奇尼可夫（M.Metchnikoff）所应许的那样。但是讲到社会界的未知的事物，情况就不同了，这是使有产者焦虑的唯一的事情；他不认为这是有可能解释的。不是自然界的，而是个社会界的未知之物不知不觉地在他那想象并不丰富的头脑中引起了上帝的观念，其实上帝观念的发明他用不着费吹毛之力，他找到了现成货来加以利用。不可理解的和不能解决的任务使上帝成为非常必要的，假如有需要的话，他就会发明出来。 有产者既被有幸与不幸的忽来忽去的动荡和经济力量的不能理解的赌博所困惑，又进一步被他和他的伙伴的行为同流行的正义、道德和诚实的观念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弄得昏乱不堪；他也虚情假意地重复这些观念，但是并不打算用它们作为行为的规范，虽然他与别人打交道时也要求他们严格遵守。举例来说，假如商人把损坏的和冒牌的商品卖给顾客，他却想他们付给他好的、成色十足的货帀；假如工业家在计算劳动时欺骗工人，他却要求他支付了工钱的时间内不失掉一分钟；假如爱国的有产者——一切有产者都自称是爱国的——侵占了较弱的民族的祖国，那末自己祖国——用色西·罗德（CecilRhods）〔39〕的话来说，祖国就是社会正义本身——仍然是商业的信条。正义、道德和其它比较有永久性的原则只是当它们服务于有产者的利益时才是对他有意义的；它们有两副面孔：望着有产者的一付是宽大为怀的和笑容可掬的；向着别人的一付则是愁眉不展的和严格要求的。 行为与正义与道德观念之间的永久的和普遍的矛盾，看来似乎可以动摇有产者的正义的上帝的观念，然而相反地却巩固了它和为灵魂不朽的观念准备下地盘，而这灵魂不朽的观念早已在进入父权制时代的民族中间消灭了。这个观念由于有产者希望他所做和未做的一切都有报酬的习惯而在他们中间得到支持、巩固和经常复活[8]。有产者雇用工人，制造商品，卖出买进，借钱，作任何一种服务，只希望有报酬，能赚钱。经常期望着利润的结果使得他做任何一件事都不是为了寻快乐而去做它，而只是为了获利：假如他是宽大的、仁慈的、正直的，或者他能做到不使自己成为无耻之徒，可是他对自己良心的愉快并不满足；为了得到满足和不致被自己的善良的和纯洁的感情所欺骗，他需要报酬；假如他不能在地上得到好处，这是常有的事情，他就指望在天上得到它。他不仅希望自己的善行和禁止坏事有赏报，并且还期待为自己的不幸、失败、自己的懊丧和甚至自己的悲伤也得到报酬。他的“我”是欲壑难填的，以致为满足它，他就把天也归并于地。文明的非正义行为是这么多和这么令人愤怒，而他本人成为其牺牲品的那些非正义在他眼睛里看来，其范圈是无限宽广的，以致他的健全的理性不能设想它们曾经是没有酬报的，而这个日子只有在另一世界里才能出现：他相信只有在天他才能为自己的不幸取得报酬。阴间生活对他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他的善良的、正义的和用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德装扮起来的上帝不能做别的事情，只是为他所做的和没有做的一切赏给报酬和补偿他的一切苦难，在天上的商业法庭上将结清地上所没有付还的一切账目。 有产者不把占有工人所创造的财富称作非正义；这样的偷盗行为在他看来就是正义；他不能设想上帝（或者不论什么东西）在这个问题上会有其它的意见。虽然他不以为因允许工人有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愿望而会使永久的正义受凌辱；但是因为他确实地知道这些改善的实现一定会使他受到损失，于是他想到政策上比较聪明的办法是许诺他们以未来的生活，到那时候他们将同有产者一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许诺阴间的幸福是满足工人要求的一种非经济性的方法。死后生活，对它的期望原先使他得到快乐来满足他的那个“我”，现在变成为剥削的工具。 自从地上的账目的最后清偿移到天上之时起，上帝必然变成法官，他掌握着用来安置一部分人的乐土（Eldorado）和用来禁闭另一部分人的监狱，基督教跟随着柏拉图这么说[9]。天上的法官判案是依据文明的诉讼法典，不过补充了一些道德的条例，这些条例由于确定和证明罪案之不可能而不能列入法典。 现代的有产者把报酬和赔偿主要寄希望于阴间世界；他不很关心对恶人，即对给他带来个人的欺负的人的惩罚。地狱并不使基督教徒担心，第一因为他相信他没有做、也不能做什么坏事，值得受地狱之罚，第二因为他并不对那欺负过他的伙伴怀恨在心。 他随时准备同他们重新缔结业务上的或友谊的关系，假如他发现他们有利可图的话；他甚至还对那些欺骗过他的人怀有某些敬意，因为，归根结底，他们对他所作的也只是他曾对他们作过的或想对他们作的而已。每天都可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干欺骗勾当而丢了脸，他们可能被认为永久破产了，但是他们又重新出头露面并获得光荣的地位；为了重兴旧业和取得正当的利润，只要他们有钱就行了[10]。 地狱只能是由那些为仇恨和报复欲所苦恼的人们发明出来，而且也只为这些人才发明出来。早期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刽子手；罚他的敌人——非信徒受到永久的折磨使他感到快乐。圣保罗说：“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帖撒罗尼加后书》，Ⅰ，7-9）。 当时的基督教徒以同样热烈的信念期待着因自己的笃信宗教而受奖赏，如像对那些成为上帝敌人的自己的敌人给以惩罚一样。有产者已不再去培养这样残忍的仇恨，因为仇恨不产生利润，所以既不再需要地狱来满足自己的报复，也不再需要刽子手的上帝来惩罚那些欺骗过他的伙伴。 资产阶级的信仰上帝和灵魂不朽是他的社会环境的意识形态现象之一；只有当他被剥夺了他从雇佣劳动者窃取来的财富和从寄生阶级变成生产阶级之时，才能使他摆脱那种信仰。 为着在法国夺取社会专政而战斗的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曾经猛烈地攻击过天主教会和基督教，因为他们支持贵族；假如在战斗的烈火中他们的一部分领导者——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曾把反宗教的思想发展到无神论，那末他们的另外一部分并非次要的精神代表人物——伏尔泰、卢梭、杜尔阁，任何时候也没有达到否认上帝。 唯物主义的和感觉主义的哲学家如加巴尼斯（Cabanis），麦纳·达·毕朗（MainedeBiran）、吉兰多（Gerando）等，他们都经历过革命，但都公然否认自己的学说是不信神的。不必空费时间去责难这些著名人物背叛了当初曾保证他们名望和饭碗的哲学观点；犯罪的只是资产阶级；它成为胜利者之后就失掉了自己的反宗教的战斗力，于是像《圣经》的狗一样回到自己曾经讨厌过的东西——基督教那里去，基督教像梅毒一样是一种器官病并停在有产者的血液里。这些哲学家受到了社会气氛的影响：他们是有产者，他们随同自己的阶级而进化。 这种社会的气氛的影响就是最有教养的和思想最自由的有产者也不能避免，它要对那些像居维叶（Cuvier）、乔福罗·圣—希莱（GeoffroySaint-Hilaire）、法拉第（Faraday）、达尔文这样的天才人物的自然神论〔40〕负责，也对现代学者也不可知论和实证论负责，这些学者不敢否认上帝，力图回避这个问题的研究。但是这种回避等于默认上帝的存在，他们需要用上帝来解释社会界，这社会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偶然的游戏，这同自然界之受必然规律的支配是不一样的。 布吕内提（M.Brunetiere）反复引用德国耶稣会会员葛吕伯（Gruber）说的“共济会习惯讲的上帝的观念是不可知的”这句话，认为这是嘲弄自己阶级的自由思想的警语。不可知并非对于任何人都能成为上帝的观念；但它是同样地在野蛮人当中，在资产阶级的基督教当中和在共济会当中引起这观念产生的原因.假如自然环境的“未知之物”给野蛮人和半开化人创造了上帝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指挥者的观念的必要性，那末社会环境的“未知之物”也给有产者创造了上帝观念的必要性，让这个上帝来分配那从体力的和脑力的雇佣劳动者身上窃取来的财富，分配善和恶，奖励行善，纠正不义和改正错误。野蛮人和有产者之参加上帝的信仰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不知不觉的，正如他们自己绕着地轴旋转对于他们是不知不觉一样。 IV 上帝观念的发展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未知之物”使在人脑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上帝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和地点而改变；它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进化。 希腊、罗马和古代民族的神是被安置在一定的地点并只对自己的崇拜者有利和对他们的敌人有害；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别的神，这些神都是神化了的祖先的灵魂，每一城市也有自己的神，或像希腊人所说的守护神。城市的神或女神住在专门供奉他们的庙宇里和赋形于木雕或石雕的偶像上面；他或她只关心城市居民的命运。祖先的神只管家庭的事。《圣经》上的耶和华就是这样的神，他住在称为神龛的木箱里，这木箱在部落〔41〕迁移时一起带走；人们还把它放在军队的前头，为的是让耶和华为自己的民族打仗；假如耶和华因为自己的法律被破坏而残酷地惩办它，那末他也给它作了许多服务，像《旧约》上所讲的。当城市的守护之神不适应自己地位的高度时，就把其他的神添加进来；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从北辛农（Pessiononte）弄来了西倍儿（Cybele）的神像，让这小亚细亚的女神来帮助他们自卫，反对汉尼拔的侵略。当基督教徒捣毁神庙和破坏神像以使它们迁居和阻止异教徒保护它们时，他们也有同样的关于神的概念。野蛮人认为灵魂是肉体的副本，所以他们的神化了的灵魂，虽然依附在百头、木块和动物身上，仍保留了人形。同样，对于圣保罗和使徒上帝是具有人形的；因此他们把他做成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像他们的人神。而现代资本家设想这个神是没有头没有臂的，不是住在某个一定的地点，而是在地球的一切角落和偏僻之处。 希腊人和罗马人，同犹太人和早期的基督教徒一样，都不认为他们的神是世界上唯一的神，犹太人相信摩洛克（Moloch）和巴尔（Baal）以及他们曾与之作过战的其他民族的神，正如相信耶和华一样的坚定；而公元初期和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假如称周比特和阿拉为伪神，那末总还是承认他们是能完成奇迹的神，完全与耶稣或天父一样[11]。正因为他们相信神的数目很多，因而每个城市都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神，专为自己服务，供奉在庙宇里和附在塑像或某种东西上面；耶和华是用石头塑造的，现代资本家认为他的上帝是遍于全球，因此必然得到唯一的上帝的概念；他赋予自己的上帝的这种无往不在阻止他去把上帝设想为有脸有臂、有手有脚的人形，像荷马的周比特和圣保罗的耶稣那样。 守护神对于那些经常与周围民族作战的好战的古代城市是适用的，但是不能满足商品生产在工商业城市的资产阶级民主中所创造的宗教的需要，因为这些城市相反地被迫不得不同邻近民族维持和睦的关系。商业和工业的需要追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取消守护神而创造世界性的神。在公元前七世纪或六世纪，在伊奥尼、大希腊和希腊的沿海城市可以看出有组织宗教的试图，这种宗教的神不是为某一城市所特别专有，而应为各种不同的民族，甚至为敌对的民族所承认和敬奉。这些新的神，如伊西士、得春特、第阿尼斯、米特拉、耶稣等，其中有许多是属于母权制时代的，都还具有人形，虽然已开始感到需要有一个不具人形的最高的生物；但是只在资本主义时代才提出非人形的上帝的观念，这是由于股份公司的财产是采取无个性的形式的结果。 股份公司的无个性的财产带来了一种绝对地新的占有形式，它同前者所存在的形式极端相反，因此必然会改变有产者的习惯和风俗，并且进而改变他的精神状态。在它出现以前只能有波尔得勒（Bordelais）的某一葡萄园的占有者，鲁昂（Rouen）的某一纺织厂的占有者，马赛的某一铁工厂的占有者，巴黎的某一殖民地的商店的占有者。这些财产的每一种都因工业部门和地理位置而各异，总是由唯一的一个人或者两个，最多三个所占有；同一人占有许多企业是少见的。说到无个性的财产情况就不同了；一条铁路、一个煤矿场、一家银行等等可以由成百上千的资本家所占有；同一个资本家也可以在自己的皮包里同时装有法国、普鲁士、土耳其、日本的公债证券，脱兰士瓦（Transuaal）金矿、中国的电车、横越大西洋的轮船公司、巴西的咖啡种植业、法国的煤矿场等等的股票。资本家对他所握有证券的无个性的财产没有像有产者对归他自己经营管理的财产所怀有的那种爱：他所感兴趣的只是为购股票而支出的价格和股票带来的红利大小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至于票息是由卫生清洁的企业、制糖厂或纺织厂所提供和它来自巴黎或来自北京，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从那只有利息对于资本家才获得意义的时候起，他所得到手的财产的特性的差别便消失了；这种因工业部门和地理位置而不同的财产对于资本家就同一化为带来红利的统一的财产，其证券被投入交易所里流通，继续保留着工业部门和国家的不同的名称。 无个性的财产席卷一切工业部门和扩大到全球各地，它用装有橡皮奶头的触须到处去吸取进款，不论是对信基督教的民族，也不论是对借伊斯兰教的、信佛教的还是信拜物教〔42〕的国家都是一样。既然财富的积累是有产者的贪婪的和占统治的欲望，那末这种因性质和民族而不同的财产之同一化为统一的世界性的财产就不能不反映到他的智力上来和影响他的神的概念[12]。无个性的财产不知不觉地引起他们去把地上的许多神同一化为统一的和世界性的神，这些神因不同的国家而称为耶稣、阿拉或佛，并且受到各种不同的宗教仪式的敬奉。 统一的和普遍的神的观念，阿拉克萨哥尔是最初说到它的一人，它从许多世纪以来都只停留在少数思想家的头脑中，只在资本主义的文明之下才成为普遍的观念，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由于与这种无个性的、统一的和世界性的财产一起还存在着无数的个人的和地方的财产，所以地方性的和具人形的神在资本家的脑子里就同统一的和世界性的神碰在一起。人民之划分为民族，在工业和商业中互相竞争，这就迫使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统一的神按民族的数目而分为许身的神：因此，每个基督教的上帝是一切基督教徒共同的神，然而同时又是民族的上帝，像犹太人的耶和华和雅典人的巴拉·雅典娜就是如此。当两个基督教的民族宣战时，其中每一个都祈求自己的民族的和基督教的上帝为自己去打仗和保佑胜利。他们则唱“上帝啊，让我们来赞扬你!”来感谢他帮助打败了敌对的民族和他们的民族的和基督教的上帝。多神教徒迫使各种不同的神彼此交战，而基督教徒则迫使自己的统一的上帝自己同自己交战。只有当所有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联合为一个唯一的民族时，统一的和世界性的上帝才能最终推翻资产阶级头脑中的民族的上帝。 无个性的财产还具有其它的一些特性，它曾把这些特性转嫁于统一的和世界性的上帝。 麦田、细木工作坊或服饰用品商店的所有主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量得到，估得出自己的财产，因为它们的精确的和特定的形态深深地印在他的感觉里。但是公债证券和铁路、煤矿场、保险公司或银行的股票的持有者就不能看得见，摸得着，量得到，估得出他的证券和股票所代表的那部分财产：他能不能设想它的位置是在哪座森林或哪所国家的建筑里，哪个车厢里，哪一吨植物油里，哪张保险单上和哪只银行的钱柜里？他的那部分财产失掉了，溶化在广大的整体当中，以致他甚至不能想像出它的样子；因为虽然他看到了火车头和车站，同样也看到隧道，但他任何时候也不能看到铁路或煤矿的整体；而某一国家的公债，银行或保险公司也不能用某种现实的形象表现出来。无个性的财产在他的想像中只能是模糊的、不清晰的和不确定的形态：它对于他与其说是感性的真实之物，不如说是抽象的生物。然而这种无个性的、不确定的财产像形而上学的概念一样，却能关心一切他的需要，像基督教的天父一样，不要求他作任何其它的工作和多费心思就可坐收红利：他在身心的悠闲中取得红利，这是资本的恩惠，资本的恩惠就是上帝的恩惠，也就是雷南所说的“基督教义中最可靠的东西”的反映。他不再绞脑汁去弄清那给他利息和红利的无个性的财产的性质，也不再去弄清：他的那个统一的和世界性的上帝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或者还是动物，是聪明还是愚蠢，这上帝是否也有具人形的诸神所赋有的那些力量、残暴、正义、善良等等品质；他不必再费时间去给上帝作祈祷，因为他相信任何祈祷也不会改变无个性的财产的利息和红利的大小，而他的那个统一的和世俗性的上帝就是这种财产的精神上的反映。 当无个性的财产把基督教的具人形的上帝变成为非人形的上帝，变成为抽象的生物和形而上学的概念时，它也就使资产阶级的宗教情感丧失了曾经引起殉道者、十字军骑士和宗教裁判所的狂热病的那种感染力；它把宗教变成个人口味的事情，像膳食一样，有用牛油制的，也有用植物油制的，有加蒜的，也有不加蒜的，各人都可拣自己喜欢的吃。但是假如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有宗教的需要，并且假如他发现自由的基督教是对自己适合的，那末他也不能没有经过严重的修改就接受天主教的教会，因为它的那种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一直管到生活细节；这教会有自己的主教、牧师、僧侣和耶稣会会员的组织，这些人都是严守纪律的，甚至一举手一投眼都听从指挥，所以对他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威胁。只有封建社会才能接受天主教的教会，因为这个社会的一切成员，从奴隶到国王，构成了一套等级的制度，并且用相互的权利和义务把一个跟另一个联结起来：但是它不能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所容纳，因为这种制度的成员在运气和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而又为利益所拆开，彼此处于不间断的工业和商业的竞争当中，他们都希望常常有权批评宪法的权力和使它对自己的经济失败负责。 有产者为了追求致富，不愿受到任何的束缚，也就不能忍受手工业的行会组织，因为这种组织要监督生产的方法和产品的质量。因此他就摧毁了它。解除了一切的监督之后，他只唯一地同自己的利益去商量建立自己的幸福，每人都按照自己所拥有的资本行事。只在自己的橡皮性的良心面前他才对出厂待卖的商品的质量负责。顾客所悉的事是在他所买的商品的质量、重量和价格方面不便自己受欺骗。每人都为自己，而上帝，即金钱，为大家。商业和工业的自由必然反映到他对宗教的理解方法上，即每个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宗教。每个人都要同上帝弄好，正如在商业事务上要同自己的良心弄好一样，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认识去解释教会的训示和《圣经》的话，《圣经》在新教徒手中正如法典之在一切有产者的手中一样。 有产的资本家既不能是殉道者，也不能是宗教裁判者，因为他失掉了那种曾经燃烧过早期基督教徒的笃信新教的热情，因为他们非常需要增加信徒的数目，目的是为了增加不满现状者的军队来同多神教的社会作战；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一种既不鼓励、也不劝说的宗教信仰的热情，表现在他对妇女和雇佣劳动的剥削上面。 妇人应当顺从他的意志。他想随心所欲地叫她忠实或不忠实：假如她是他的同行的妻子，假如他想追求她，他就要求她不必忠实，算是对待他的那个“我”的义务，并且使用一切的花言巧语来劝她摆脱宗教的顾虑;假如她是他的合法妻子，她就成为他的财产而不许别人染指；他要求她坚定不移的忠实并利用宗教来在她脑中灌输夫妻的义务。 雇佣劳动者应当顺从自己的命运。劳动剥削者的社会职能要求有产者宣传基督教的宗教，宣揚向那个选拔主人和规定奴仆的上帝谦恭和顺从，并且要求他用民主制度的永久原理来补充基督教的教义。对他非常有利的事是使雇佣劳动者在宗教真理的辩论中和在正义、自由、道德、祖国和其它类似的笨拙的骗局的讨论中耗尽自己的精力，使他们无暇去想自己的贫困的处境和改善之法。著名的急进派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雅可·布莱特（JacobBright）非常重视这种愚弄的方法，以致牺牲了自己的礼拜日去向自己的工人讲读《圣经》。但是用《圣经》来愚弄的事，英国的男男女女只是出于闲散和由于好奇才去干它，——这是很不经常的，像那些凭兴趣的劳动一样。因为工业资产阶级需要有一批职业的愚弄家来担任这个任务。各教派的僧侣就给他们提供了这类人物，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让雇佣劳动者读《圣经》是有危险的，洛克菲勒就懂得这点。托拉斯的创造者为谋补救起见，就组织了了托拉斯来出版通俗的《圣经》，删掉对富人的伤风败俗的怨言和反对他们的卑鄙无耻的幸福之嫉忌的愤怒的呼号。天主教的教会早已预见到这个危险并采取对策，禁止信徒读《圣经》和把维克莱夫（Wicklef）——把《圣经》译为通俗语言的第一个翻译者，活活烧死。天主教的僧侣因为有自己的九日经、朝拜圣节和其余的虚伪的仪式，所以在一切僧侣中是最懂得实行愚弄技巧的人，他们也最懂得分派僧团的兄弟姊妹去服务于初级小学和分派宗教的女监视人去服务于雇用女工的工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虽然对僧侣的等级制度、贪婪和干涉家庭事务感到厌恶，但因为他们服了许多务，所以还是从政治上和金钱上来支持他们。 V 无产阶级不信宗教的原因 在欧洲和美洲曾采用过许多办法想使工业无产阶级基督教化，但是完全都失败了，他们想改变无产阶级对宗教的冷漠态度，没有获得成功；这种冷淡随着机器生产把新募集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编入雇佣劳动者的队伍的数目的增加而越来越普遍。 机器的生产方法使资产阶级相信宗教，相反地却在无产阶级中造成不信宗教的气氛。 如果说资本家相信有一个关心他的需要的神明，相信有一个上帝把他从成千上万的人中选拔出来并使他过游手好闲的生活和作社会的无用之物却有无数的财富是合逻辑的话，那末无产阶级不理睬神明的存在就更合逻辑，因为他知道虽然他从早祈祷到晚，任何一个天父也不会赐给他每天的面包，他也知道给他以生活必需品的工资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他很知道假如他不工作，不管天上有多少“善良的神”和地上有多少慈善家，他还是要饿死。雇佣劳动者自己就是自己的神明。他的生活条件使另外的神明概念成为不可能：在他的生活中没有像在有产者生活中的这些命运的突变，似乎能够靠魔法一下子就把他从悲惨的境遇中超拔出来。他作为雇佣劳动者而生，作为雇佣劳动者而活，作为雇佣劳动者而死。他的虚荣的梦想至多不过是工资的增加和在一年的每天中以及一生的每年中能有继续不断的工资。促使有产者相信迷信观念的偶然机会和不能预见的幸福运气对于无产阶级是不存在的，而上帝的观念，假如他的出现不是由迷信的观念（不管来源如何）准备好的话，就不能在人脑中出现。 假如工人也使自己去迷信上帝，因为他在不留意时经常听到周围的人们谈到上帝，他便开始怀疑到底上帝有没有正义，为什么只把劳动和贫困的命运赐给他；他感到上帝是可怕的和可恨的，并且把他想像为有产的剥削者的模样和姿态，很像殖民地的黑奴说上帝也像他们的主人一样，是白种人。 自然，雇佣劳动者不比资本家更明白经济现象的过程和更了解为什么紧跟着工业的繁荣和高度紧张的劳动时期之后就是危机和失业，像黑夜代替白天一样的准确。这个理解的缺乏正是促使资产阶级的头脑倾向信仰上帝的原因，但是对于雇佣劳动者却不发生同样的作用，因为他们在现代的生产中占着不同的地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有产者可以无限制地支配生产和产品的销售，因而使他不得不去研究那些对生产和产品销售发生影响的原因；雇佣劳动者相反地没有必要去担心这件事。他既不参加生产的管理，也不参加原料的选择和供应，也不参加生产的方法，也不参加商品的售卖；他只是像驮畜一样提供劳动。引起自由思想家愤怒不已的耶稣教的消极的顺从是军队和工场的法律。资本家把雇佣劳动者放在正在运转和装进了原料的机器面前，命令他工作，于是他就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在生产中对于他只有一个目的——工资，资本家不得不让给他的唯一的利益；他一旦工资到手，就不再有更多的要求。既然资产阶级答应他们在生产中保留的唯一利益是工资，所以他只关心为取得工资而要求工作；既然雇主或其代表人给他工作，因此当他有工作时或者当没有工作时，他总是抓住他们，抓住这些同他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去抓那他所不知道的经济现象；他因减少工资和停止工作而迁怒于他们，而不怪生产的一般的混乱。他把他所遭遇的一切祸福都要他们负责。雇佣劳动者把他所遭遇的一切生产的偶然事故都归咎于有产者个人，然而生产资料的占有却随生产转到机器的方法而日益失去个性。 大工业的工人所过的生活使他比有产者离开自然环境的影响更远，这自然环境的影响曾支持农民信仰鬼魂、巫婆、中邪和其它的迷信观念。他只有通过工场的窗户才能看见太阳，只有在他工作的城市周围的乡村里才知道自然，而且也只在难得的机会才看到；他不懂得黑麦田和燕麦田，马铃薯的茎叶和大麻茎有什么区别；他所知道的土地的产品只是他所消费时那个样子。他完全不了解田间作业和影响收获的原因：旱、冷、冰雹、飓风从未使他延到它们对自然及其收获的影响。他的城市生活使他解除那些困扰农夫的心灵的担心和忧愁烦恼。自然没有在他的想像中留下任何的印象。 在机器工场中的劳动在雇佣劳动者和可怕的自然力之间创造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农民所不知道的，如今不是他屈服于自然力，而是他控制它们。庞大的钢铁机器充满了工厂，他使它运转，像一架自动机，时而抓住他，时而碰伤他，时而压扁他，可是机器并没有使他产生迷信的恐怖，像打雷之于农民那样，而是使他又冷淡，又无畏，因为他知道金属怪物的肢体是由他的同伴制造和装配起来的，他只要拉动皮带就可以使它运转或停止。机器，不管它有如何的威力和惊人的生产能力，在他看来并没有任何秘密。发电站的工人只要把配电盘上的机柄扳动一下就可以把动力送到若千公里之外去供电车使用或使城市的电灯发光，他只要像《创世记》上的上帝那样说一句：“让那里有光”，那里就有光了……他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什么更神奇的魔术；而且在他看来，魔术也不过是简单的和自然的东西。当他接电时，假如有某一个人走去告诉他，假如他相信的话，有个上帝可以停止机器和熄灭电灯，他一定会大为吃惊;他将回答说这个无政府主义的上帝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齿轮系统出了毛病或者是断了电线，而他将很容易地找出这个捣乱的上帝并使之就范。现代工场中的工作教会雇佣工人相信科学的定命论，以致他不需要科学理论的学习。 既然有产者和无产阶级不再生活在田野中间；所以自然现象就不再有力量在他们中引起迷信的观念，它曾被野蛮人利用来制造上帝的观念；但是假如其中的一个因为他属于统治的和寄生的阶级，感受着由于社会现象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迷信观念，另一个因为他属于被剥削的和生产者的阶级，则不能理解引起他们迷信的影响。 资产阶级在它的阶级专政和它每天从雇佣工人身上掠夺来的财富被收夺之前，它是不会放弃基督教和丢掉上帝的信仰的。对自然的自由的和公正无私的研究在某些科学的领域中产生了并且牢固地建立起一种信念，即认为所有这些现象都服从于必然的规律，而决定它们的原因应当在自然中而不是在自然之外去探求。此外，这研究还允许使自然力驯化，以服务于人类。但是在工业上利用自然力使生产资料改变为这么庞大的经济机体，以致它们逃脱了独占它们的资本家的控制。周期性的工商业的危机正证明这点。这些生产的机体虽然是人所创造的，但在危机时期却以这样一种盲目的力量，即汹涌澎湃的自然力所借以震动自然界的那种盲目的力量，去破坏社会环境。现代的生产资料只能由社会来控制；为了使这种控制能建立起来，它们应当预先成为社会的财产：只有这时它们才不再产生社会的不平等，才不再把财富交给寄生者和处罚雇佣的生产者受穷和造成世界的混乱，资本家和他的经济学家都只知道把这种混乱的原因归于偶然和不可知的原因。当它们处于社会的占有和社会的控制之下，不再有“不可知的”社会秩序的时候，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才能从人的头脑中消灭上帝的信仰。 ※※※ 现代工人对宗教问题的冷漠，——其决定的原因我已研究过了，——这是历史上第一出现的新的现象；人民群众以前常常制造唯灵论的观念，对哲学家来说，只消从其中抽取精华和使它变得模糊就够了，正像宗教传說和观念一样；而牧师和统治阶级仍只是组织这些传说和观念成为官方的宗教和成为麻痹群众的精神工具。 [1]Chateaubriand（1768—1848年），法国作家，反动的浪漫派的首脑、著有《基督教真谛》等反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著作。——译者 [2]1904年11月19日的日的《科学论》证实了他（拉卜拉斯）保证的话。皮叶龙（UH·Pieron）在他的关于一篇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论文的报告中承认span>“上帝是一切不能解释的现象的最后的方便的原因……信仰常常构成科学的补充……而科学同信仰和信念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宗教也不是同科学绝对不相容的——只要把它关在完全不能猜测的笼子里就行了”。他既反对“某些现代学者，他们在科学中只寻找上帝存在和宗教的真实性的证据……同时也反对他们中間的一些人的诡辩，这些人在科学中只寻找上帝不存在的证据”。 [3]宗教的影响。——调查表的第三部分，载在布思的《论伦敦居民的生活与劳动》上。 [4]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自己发展的初期还没有把整个资产阶级群众改变成寄生者时，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还能公正无私地研究经济现象和探求生产的一般规律，但是自机器和蒸汽协助雇佣劳动创造财富之时起，经济学家就只限于搜集对商业投机和证券投机有利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而不再去作聚集或分类，以便从中得出理论的结论，因为这些结论对于有产阶级的统治只是一种威胁，他们不再作科学的研究，而向社会主义挥拳攻击；他们甚至想推翻李嘉图的价值论，因为社会主义的批判占据了它。 [5]资产阶级的头脑时时都为自己命运的经常无稳定而烦扰，希腊神话曾把命运表现为一个妇女，眼睛蒙着布，站在有翼的车轮上。公元前五世纪麦加尔的诗人得阿尼，他的诗据伊索克拉特说曾用作学校的教本，曾经说过：“任何人都不是他自己赚钱和亏损的原因，神才是财富的分配者……我们人类是靠虚幻的思想养大的，但是我们一无所知。神按照自己的意志使一切事都可发生……丘比特按照自己的意志使天平有时倾向这边;有时又倾向那边；使某人富起来，然后又在顷刻之间丧失一切……没有一个人的富贵贫贱不是由于神的干预所使使然”。《传道书》、《诗篇》、《箴言》和《约伯记》的作者使耶和华起同样的作用。希腊的诗人和犹太的作家一模一样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思想。 麦加尔（Mégare）像它的竞争者哥林特（Corinthe）一样是最初的海边城市之一，在那里发展了商业和工业。在这里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为夺取政权而痛起内战。大约在得阿尼降生以前六十年，民主派在一次胜利的暴动之后废除了欠贵族的一切债务，井且要求退回已支付的利息。得阿尼虽然也是贵族阶级的成员，虽然也对民主派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因为他们掠夺和放逐了他，他甚至想喝他们的黑血、可是他仍不能逃脱新阶级社会环境的影响。他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甚至语言。例如他几次对流通的金子进行研究；这是商人为了辨识流通中的货币和钱锭的成色经常要求这样做的。因此得阿尼的格言诗〔38〕像《旧约》一样宣布了资产阶级的极大智慧的基本原则，成了民主的雅典的学校里的教科书。克塞诺芬说：“他写了有关人的专论，正如灵巧的骑士写了一篇骑马术的专论一样。” [6]雷南（Renan），他的多疑而有教养的头脑为神秘主义弄昏了，对财产的非个人的形式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他在他的《童年回忆》中说，与其为了取得收入而购买不动产、土地或房屋，还不如购买“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这是些比较轻的、易碎的、轻飘飘的东西”。银行纸币也同股票和公债票一样是一种轻飘飘的价值。 [7]危机对有产者产生这样强烈的印象，以致他们说到危机时总是比作有形的生物。著名的美国幽默作家亚梯姆·华德（ArtemnsWard）说他如何多次听到纽约的财政资本家和工业家确确实实地相信危机已经来到了，他已经在这里”，他以为危机就在客厅里，于是就在桌子椅子下面去寻找，为的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 [8]得阿尼也像约伯和《旧约》的作者一样，因为难于使命运的不公正和上帝的正义相调和而发窘。这个希腊的诗人说：“啊，撒旦的儿子，你怎么能把同一命运赐給正义与非正义……啊，永生的王，让那个既非不名誉，又没破坏法律，又没有发过假誓，而且经常保持正直的人受苦受难是公正的吗？……不义的人只想自己，他既不怕人怒，也不怕神怒，他尽干不义之事，可是财富用不完，而正义的人却失掉一切和受到严重贫困的折磨。凡是看到这些东西的人，谁还害怕神呢？”《诗篇》的作者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享受安逸，财富便加增。……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是为难。……我见恶人和狂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诗篇》,LXXIII,3,12，16）。· 得阿尼和《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不信死后灵魂的存在，也不信非正义将在人世间被处罚。希腊的道德家说：“因为神的智慧高于一切。”“但这是使人困感的，因为神不是在某人犯罪的时刻就给予惩罚。某人亲自偿还自己的债，另一个则罚其儿女倒运。”据基督教教义的说法，人为亚当的过失而受罚。 [9]苏格拉底在《共和国》一书的第十卷和最后一卷中引用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当作值得相信的事实：一个丢弃在战场上的尸体，它经过十天之后像耶稣一样复活了，说他在另一世界看到：“灵魂为生前所行的每一件不义之事而受到十倍的惩罚。”折磨他们的那些“形容丑恶的人都像火般的暴烈……他们剥了犯人的皮，拖着他们经过荆棘从生的土地等等。”基督教徒从柏拉图的诡辩派抄袭自己的道德观念的一部分，余下的只是对苏格拉底加以补充和改善，为了建立自己那个装饰得如此阴森可怖的地狱。 [10]埃米尔·柏里尔（EmilePeriere）是动产抵押银行（CréditMobilier）的创办者和经理，他在这银行可耻的破产之日在林荫道上遇見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他却迎面走上去，大声对他说：“你应该向我鞠躬，我还留下几百万哩”。这要求非常适当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感情，所以被人解释和受到重视。柏里尔死时拥有几亿家产，因此受到尊敬和哀悼。 [11]德尔杜梁在自己的《辩护》里和圣奥古斯丁在《上帝的城》里都说到确凿无疑疑的事实：爱斯居拉卜使许多死人复活，他们还举出死人的名字，一个贞节的少女用筋子从台伯河取水，另一个贞节的少女用腰带来拖船等等。 [12]得阿得阿尼说：“财富是永无满足的，有了很多财产的人还是要努力求其倍增。” 〔33〕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前若干年的急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宗教偏见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而其中在法国资产阶级社会中起了相当作用的一部分是无神论者。这是由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统治基础的斗争而引起的。当时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进行冲击，起来反对封建的财产；教会总是站在统治阶级的方面，就是说站在封建主（农奴主，地主）方面，因此资产阶级就向封建的天堂进行冲击。在这个时期他们的“启蒙的”文献中以愤怒和尖刻讽刺对宗教的偏见进行攻击和提供了破坏性的、反宗教批评的永远光耀的典型。当取得政权时，资产阶级曾经是相信唯物主义的和反宗教的，而其中有一部分是相信无神论者。 在往后的时期，即十九世纪前半期，资产阶级到处夺得了统治权；教会又站到它的方面来，常常如此，到处如此；资产阶级又变成信教的、信徒和唯心主义者，责难自己从前的反宗教信仰，责难自己的“伏尔泰主义”，把它看作自己生长的幼稚病。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也生出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为了稳定他们，一切手段都是好的，从弹丸和大批解雇到牧师和教员。“宗教为人民”是教会的和大学的讲坛上的口号。由此而来的是宗教信仰、神秘教派、唯心主义的复活，它随着二十世纪、即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纪的接近，愈来愈强烈地席卷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现在无产阶级公开地向着资产阶级的土地和天堂进行冲击，因此它是相信唯物主义的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无神论。——第190页 〔34〕康柯尔达特是拿破仑和庇护七世之间在1801年7月15日签订的协议。其目的是调整法国与梵蒂冈之间，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反天主教斗争的时期因该协议的签订而告结束。其结果是知识分子之转向教会方面去。——第191页 〔35〕柏杜亚的圣安东——十三世纪著名的教会的宣传家和鼓动家——主要的天主教的圣徒之一。——第191页 〔36〕布思一救世军的奠基者和将军——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要从罪孽中把人们解救出来，但是解救无需教会的参加。一第192页 〔37〕先天（Apriori）指离经验而独立；而后天（posteriori）是指建立在经验之上。——第195页 〔38〕在那遥远的时代，人们，思想家和教育家，宁愿用韵文（格言诗和诗）来描述自己关于物性的见解。格言诗是简明的、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的名言，箴言，如现在人们所说。远古时代的著名的格言的巧匠是得阿尼、沙洛蒙等人。——第200页 〔39〕如色西·罗德——有产者、帝国主义分子，英布成争的发起人。第204页 〔40〕自然神论——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主要流派之一，这流派力图在事物的世界过程的理性的根据中找出封建主义的有神论的代替物；自然神论并不否认上帝是宇宙的创造主，它相信上帝提供了宇宙，而人则按照他们的肉体的规律成长起来，很像一个聪明的钟表匠的作法一样，他一旦把钟表制出来之后就不再去干预它们的行动。封建制度关系的精神支柱——有神论，肯定上帝不仅是宇宙、人和人的社会的创造者，并且从不停止对自己的创造物的指导，用自己的“天命”去影响它的历史。与这种有神论针锋相对，自然神论把造物主的动作限制在只是创造这一个行动上面，它肯定说在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只受它们所特有的规律的指导，这规律已经脱离开造物主的意志。由此足见资产阶级甚至在自己的意志和思想最高度紧张的时期，在自己的伟大革命的时期，在反对封建社会而为政权的决定斗争的时期，或者，翻译成经济的语言，在为了按照自己的意志分配现有社会的一切剰余产品的权利——因为政权的事实的经济内容只在于此一而斗争的时期，甚至在这时期，资产阶级因忠实于剥削者的本能，按照自己的阶级的剥削本性不能公开地和全部地推翻宗教，不能成为无神论的，因为宗教正是：如剥削阶级的精神武器，在整个阶级社会存在过程中历史地经过考验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伏尔泰是大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是一种认识的体系，在这体系中上帝的权力在各方面都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自然神论是天上的议会主义”（普列汉诺夫）。“英国的自然神论者（洛克）和他们的后继者——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哲学家，而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恩格斯）。自然神论就其起源来说就是如此，所以它“只是一种脱离开宗教的方便的和使人安心的方法”（马克思）。 战胜了封建政权和按照自己的心意，就是按照自己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诸关系改造了社会之后，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仍然停留在自然神论上，甚至大自然科学家像达尔文这样的人也不例外。假如在资产阶级胜利的时期是脱离唯心主义的一种方法，那末现代的自然神论，恰恰相反，是在解释人类历史现象上脱离唯物主义的方法之一。 不可知论——“不要比感觉跑得更远，拒绝看到感觉以外的不论什么可靠的东西”（列宁）；它“同意所有我们的知识都建立在我们的感觉所感受的印象里”，因此“不可知论者对自然的观点是完全唯物主义的”，“但是，——不可知论者小心地补充说，——我们不能证明，就我们所知的世界这方面来说，存在或不存在最高的实体”（恩格斯）。因此不可知论就其来源而言只不过是“腼腆的、羞怯的唯物主义”（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而现代的不可知论是在解释人类历史现象上的一种掩盖得不好的唯心主义的倾向。 实证论——当资产阶级完成了自己的革命，打碎了封建社会的一切历史权利时，它就非常临近“灾变”的思想，不仅在社会秩序上，而且在自然界里。资产阶级成了统治的、保守的力量之后，通过自己的学者去责难不仅是自然界的，而且还有社会的生活发展中的变革的思想。学者常常是在统治的观念和自己阶级的思想方法本身的支配之下（通常是自觉的，有时也是本能的）。因此为了代替灾变的理论，学者们就提出进化的理论——由于前进的现象和使现象彼此适应的积累的结果而产生的逐渐的、几乎是不明显的发展。实证论就是进化论在社会知识上的运用。 在无产阶级走上历史的前台之后，资产阶级愈来愈成为赤裸裸地反动的力量，它就把实证主义这个武器丢掉而拿起一切衰頹的阶级都曾使用过的救命武器——唯心主义。这时实证论就被小资产阶级的生产的部分所抓住而成为它的武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实证论在俄国的代表人物是恩·克·米海伊洛夫斯基，社会革命党人的精神之父。——第208页 〔41〕《圣经》时代的犹太人的部落。——第209页 〔42〕拜物教「一把无生物崇拜为神。——第212页
灵魂观念的起源与发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灵魂观念的起源与发展 Ⅰ灵魂的发明 Ⅱ天堂的发明 Ⅲ灵魂观念的暂时消失 Ⅳ灵魂观念的复活 Ⅴ地狱的发明 财产理念之进化的批判研究在某种程度说明了人类精神发展的最显著阶段。 摩尔根，《古代社会》 Ⅰ 灵魂的发明 两千多年来，唯灵派的哲学家疯狂地争论着灵魂问题，争论着它的本质和特性，争论着它的命运和停留的地点。笛卡儿，无疑地是玩笑，他把灵魂安置在松果体里，这是一种灰色的小物体，位于小脑之前；被伏尔泰所嘲笑的其他哲学家在脑壳里给它布置了一个更宽敞的住宅。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灵魂的观念在何时、为什么和怎么样溜进了人类的头脑并在那里生根和发展。只有对这个为历史家和哲学家所忽视的两次重复的现象，即为什么灵魂的观念甚至在最低发展阶段的野蛮人中已经可以碰到，以后在古代民族中消灭了而只是在公元前几百年又重新出现，只有找出这个问题的解释，才值得对它作一番研究。 ※※※ 一个英国的民俗学家相信在文明民族的农民中间也能轻而易举地找出非洲黑人的最粗陋的迷信；既然野蛮人的观念在唯灵派的哲学里和基督徒的宗教里占着光荣的位置，对此就没有什么可以惊异。灵魂的观念起源于野蛮人。 原始人是极端的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们把一切都神灵化了。个人财产，这是文明人的理想，但在他们中最初只在非物质的形式之下出现。野蛮人在占有物质的财产之前已经占有非物质的财产，自己的名字，这是当他到达成年时经过一定的仪式而授予的，基督教的“洗礼”就是这种仪式的遗留。这名字是他的最宝贵的财产，当他想用无可估价的礼物来表达他的友情的力量时，他就同他的朋友交换名字，个人财产的开初几步就碰到了巨大的困难，须知即便是名字在野蛮人中也只是他的终身财产，它属于部落，在名字的持有者死后又要归还部落[1]。 灵魂，这个生命之非物质的因素，在人死后就丢掉躯体而继续自己的存在。在地上或在地下，在天上或在地狱，这是野蛮人所发明而为文明人所完成的。 任生命中和在自然中都存在着许多迷，这些迷常常占据着人的脑力。一当人们开始思想，他们就试图来解答，并且尽其所能和按照他们的知识所允许的限度内解答了它们。原始人的这些解答许多次都不得不是错误的，却变成了无可争辩的真理，作了思想的结构的基础要拆毁它，需要几百年。例如太阳围绕地球而运转的思想是在远古时代产生的；虽然这种思想已被科学推翻，它却继续存在于文明民族的口语中，他们还是常说日出和日落。 睡眠和做梦的谜样的生理现象曾使巴士嘉[2]大伤脑筋而且一直没有获得完全科学的解释，也曾非常强烈地使原始人不安;为了解释这些现象，他们发明了灵魂，因为他们除了把人分解为硬的、摸得着和看得见的躯体和像空气一样不可捉摸和看不见的精神以外，再不能想出什么更简单的和更巧妙的东西了。 野蛮人不怀疑自己的梦的真实性；假如他梦见他旅行、战斗或打猎，那末他相信确有其事；但是当他一觉醒来并发现自己还在睡觉的地点，由此他得出结论，当他进入睡乡时，他的“另外一个我”——照他们的说法是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离开了他的躯体，出去打猎或战斗；当这个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返回自己的住宅，即返回躯体的时候，这时他就醒了。澳洲人认为当睡眠者开始打鼾时，灵魂就离开他去。假如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回来，那么躯体就不会醒，因此不应当触怒这第二个“我”，否则它就会丢开自己的住宅；相反地，应当避免很快地把睡眠者喊醒，须知他的灵魂可能已去得很远，应当慢慢地和小心地把人喊醒，使灵魂有时间回来。在印度的某些地区改变睡眠者的外貌，给他的脸涂上颜色或者给他贴上胡子，就等于犯了杀人罪，因为他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就不知道自己的住宅，不能回到里面去，睡眠者于是就会死去。假如面貌相同的双重人可以在人活着的时候离开躯体而过独立的生活，那末它在肉体消灭之后也应该可以继续生活。野蛮人并不怀疑既然他有时在梦中看见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死去了的朋友，这就是说他们的灵魂，他们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在梦中来访问他。因为他看到死的来临只是受伤或不幸事故的结果，于是他就想到可能有某个魔法家从衰老而死或病死的人的身上抢走了他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或者可能有一个恶鬼使“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迷失了夜行的道路和阻止它返回自己的有形的躯壳。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这是生命的根子：它支持身体成为活的，而当离开它的时候也引起它的死亡。 野蛮人创造了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的观念，这是为了解释做梦的现象而想出来的，接着又从其中引出一系列的观念;这些观念后来在各种宗教的和哲学的体系中重新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野蛮人借助这观念而制作出来的意识形态给他们说明了许多他们不明其自然原因的现象。文明人应讲的灵魂只不过是野蛮人关于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的观念的再现，这是人的精神的最初的许多科学假设之一。 ※※※ 灵魂是与躯体的外貌相同的双重人；它有头、手、脚、心、胃等等;它随着躯体一同发展，并随躯体的成长和衰老而增加或减少身材和力量。一个经历过丰收时期之后又经历过饥馑时期的爱斯基摩人就会推想到他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也同他的躯体一起发肥和消瘦。总之，灵魂的每一部分是居住在躯体的相应的器官内。柏拉图哲学上再现了这种灵魂的划分说，而印度人就用它来说明躯体器官死亡的逐渐性；他们设想器官随着灵魂一部分一部分地离开它们而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只是在灵魂的最后部分离开之后完全的死才会来临。 面貌相同的双重人像影子一样是不可捉摸的。躯体的影子被认为是它的灵瑰。赤道上的野蛮人，那里在中午时是投不下影子，因此不敢在这时刻走出自己的矮屋，因为害怕失去灵魂而死去。在希腊人中间也存在着这样的观念；他们相信冲进利塞山（Lycée）宙斯神殿的人和牲畜都会失掉影子而死去。人在清澈的水中或在光滑的平面上的映像也是他的灵魂；假如捣碎这个映像，灵魂也会死去。关于纳尔西斯（Narcisse）的神话和中世纪的靠巫术使人中邪大概都同这种信仰有关。拿去和带走一个人的画像就行带走他的灵魂，因此野蛮人是不允许给自己画像的。 灵魂是轻微的吹动（tenuisaura）；用来表示“灵魂”的希腊文pneûma，psyche，ánemos和拉丁文的anima开始都用作“呼吸”的意义。圣奥古斯丁指出在《新约》的希腊文中“圣灵”常常被称为“圣呼吸”——tòagionpneûma。圣约恩（SaintJean）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垂着头，在咽气”（《新约》，XIX，30）。这个灵魂的呼吸是可以听得见的；澳洲人认为灵魂是住在树上，像希腊神话的森林女神（Dryades）一样，当它们从一根树枝跳到另外一根树枝时是可以听得见的。灵魂是经过自然的孔窍——主要是经过口或鼻——而岀去，当它出去时，可以用钓竿将它钩住或者将它捉进葫芦瓶里去。《伊利亚特》的英雄以为灵瑰“是经过伤处出走的，这时有一股云雾在眼前流散”，并且可以像另外一个身体一样取得它；巴特洛克“从沙尔白东（Sarpedon）身上连同枪尖一起拔出灵魂”《伊利亚特》，XVⅠ，505）. 灵魂可以自由离开躯体，但是必须依附在某物之上，它同尸体联在一起，而当皮肉腐烂和消解时，它就走入骨头里去，主要是头盖骨。为了接近祖先的灵魂，野蛮人保留着头盖骨和甚至死者的几根简单的骨头；加勒伊伯人（Caraïbes）把骨头用布包起来；他们同这些骨头讲话，向它们讨主意。 希腊人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肩胛骨，因为他们相信占有死者的骨头就等于靠近死者的灵魂。希孟（Cimon）把德塞（Théssée）的骨头带入雅典，使雅典人能优先得到它的效劳。据希罗多德说，拉塞得蒙人（Lacédémoniens）在台盖（Tégéee）盜取了奥莱斯特（Orest）的骨头并运入斯巴达之后就获得了“对台盖人的巨大的优势”（Ⅰ§68）。这种信仰也是天主教对圣侍奉者的有灵的力量的崇拜的来源。基督教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接受了继续活在希腊拉丁文明中的野蛮人的观念，并且把这些观念组成为完整的学说。有人认为野蛮人吃自己亲属的尸体的神秘的风俗是由于想给死者的灵魂以活的住宅和把他们保存在家庭或部落的内部。埃及人用香料来防止尸体腐烂，为的是想使灵魂的肉体住宅保存着尽可能完好的状态。马斯伯洛（Maspero）认为放在坟墓里的许许多多大小的塑像是为了在木乃伊毁灭时好让死者的灵魂找到托身之体而设。 对死者的灵魂停留在坟墓里的信仰使野蛮人以为灵魂也依附在墓上的木牌和碑石上。大斯马尼人和柏吕威人（Péruviens）使两性的墓碑联姻；坟墓上的树，坟墓山丘上的动物被他们认为是死者的灵魂的显现；他们认为从安希士（Anchise）坟墓中爬出来的一条蛇的身上体现着他的灵魂。这种信仰大概就产生了灵魂轮回的观念，并且很可能也由此产生了野蛮人拿动物、植物和甚至无生物来作为图腾，即作为祖先的风俗。 死者的灵魂，在给他们修筑坟墓让他们安居之前都会在他们的亲友周围散播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易洛魁人和希腊人所以如此重视收回死在战场上的战士的尸体。安葬死者的风俗代替不埋葬而委之于野兽之口，像某一时期爱斯基摩人之所为，使我们有根据设想灵魂观念可上溯到极为遥远的古代；因为人类学家设想某些洞穴中的坟墓是旧石器时代的，即发现人的遗迹最早的那个时代。只在在铜器世纪火葬才代替土葬，因为这时关于灵瑰的观念已经改变了，关于这点将在下面说到。 野蛮人用他们对自然的幼稚观念想着可以控制自然力像控制自己的肢体一样；他们想靠魔术的语言就能停止太阳，就可以呼风用雨等等。死者的灵魂所占有的控制自然的力量要比活人大得多；野蛮人向它们求援，要它们引出他们所搞不成功的现象；他们不停地去求援于它们，因为经常有此需要；红种人在出发打猎时从不忘记向它们祈求好天气或丰盛的收获。既然领袖比普通人更受注意；因此后者就委托领袖给他们说情，假如领袖说情不成功，他们就要倒霉。当非洲的黑人不能靠祈祷来停止连续的旱灾时，他们就把自己的国王拖到祖先的坟墓去祈雨；假如雨还不来，他们就狠狠地把国王痛打一顿，甚至杀死他，因为他不想祈雨或者不善祈雨。九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国王奥拉夫（Olaf）便因为不能使祖先的灵魂终止饥馑而被活活烧死。 死者的灵魂能引起一切自然现象;它们能使人得病，也能治愈病人。《奥德赛》说到病人，他们的残酷的痛苦是由“敌人的灵魂”（歌386）所引起，而大斯马尼人把病人带到死者的床上，让死者的英魂给他们治病。死者的灵魂对于种植也有很大的影响，新几内亚土人在种地时，在地中间放上香蕉和甘蔗，按名字召唤他们的祖先的亡灵并吿它们说：“这是你们的食粮，给我们一个好的和丰盛的收成吧，假如不是好的和丰盛的收成，那末这将是你们的耻辱，也将是我们的耻辱。” 一个家庭的或者一个氏族的死者的灵魂将为其成员服务；亡灵将在梦中访问他们，给他们忠吿和保护他们不受活着的和死了的敌人的侵犯；亡灵还参加他们的战争和为他们作战；希腊人在马拉东（Marathon）和萨拉密（Salamine）曾看到德赛的灵魂领着军队参加反对波斯人的战争（普鲁塔克：《德赛》，§35）。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具有卓越品质的名人杀掉，为的是取得他的强有力的灵魂。达伊特人（Tahitieus）曾杀死了他们所非常信任的古克（Cook）船长，只为了使他的灵魂长住在他们中间，这件事可能是确实的。同样倒霉的事情差一点也落在里査·巴尔东爵士（SirRichardBurton）的身丄。他穿起了婆罗门教徒的服装去调査印度的尚未被人认识的地区;他装扮的角色的确很不错，人们都把他当圣者看待，以致在一个村子里人们商量要杀死他。吕西阳（Lucien）和波沙利亚吿诉我们说，在雅典曾有过一个斯基福人[3]多克撒里（Toxaris）的坟墓，这个人的亡灵曾完成过奇迹似的治病事业。很可能他是因为这个目的而被杀的。这种观念也存在于基督教中3耶稣被上帝处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给信徒服务和把他们从永恒的谴责中拯救出来。在中世纪一切城市、教堂和小的教堂都有圣男圣女的坟墓或干尸，为的是使死者的灵魂给自己服务。为了找到守卫者来防御教皇和苏丹的侵犯，威尼斯共和国从亚历山大运来圣马可的遗骸并去蒙伯利叶盜窃圣洛格的遣骸。当两个城市或两个民族彼此宣战的时候，灵魂也会彼此打仗。在《伊利亚特》里一部分男神和女神，即神化了的灵魂，站在希腊人这一边，而另外一部分则站在特洛伊人那一边。克雷得列（（Cléthene）这位西雄纳（Sicyone）的暴君在与亚尔哥人（Argos）作战时，要求得班（Thébes）把麦拉尼勃（Melanippe）和麦列斯得（Menestée）的遗骸让给他，为的是要使得班族的这两位著名英雄的灵魂来与亚尔哥人的英雄亚得拉斯特（Adraste）的灵魂相对抗之故。 死者的灵魂只有继续生活在坟墓中才能为活人服务；而既然他们要生括，便需要生活上所必需的东西。澳洲人夜晚在坟墓周围烧上一堆火，好让死者取暧；给他们带些食物，好让他们充饥，给他们倒点血、牛奶和其它的液体，好让他们解渴；假如土地汲收了液水，那么人们就会想，这是他们喝掉了。当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用甜酒和加了蜜的或摻了粉的水来祭奠死者的时候，他们叫着死者的名字（《伊利亚特》，XXIII，229；《奥德赛》，XI，26，等等）。 据格兰·阿伦（GrantAllen）说，在坟墓上埋些种子和块根供死者的灵魂作食料的习惯可能引起农业的思想。否则就很难解释野蛮人如何能发现那埋进土里的种子和块根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又给他们同样种子和块根的收获；须知假如简单地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投下种子和不保护由茂密的杂草和植物中挤出的幼芽，就是说不拔去杂草和翻耕土地，那末种子将被茂盛的杂草挤死。像植物繁多的草原中的树的种子一样。野蛮人用很大的辛苦才收集到他们作为食物的种子和块根，他们如何会想到把它们埋进土里而希望经过一段不能计算的时间之后又收获到同样的种子和块根呢？祖先灵魂的祭祀引起了他们种植植物的无意识的试验。真的，在坟墓的丘岗上埋种谷物的种子和块根可能起了种植植物的第一次试验的作用，自然，对这一点他们是意想不到的。试验是在有利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因为堆成坟丘的土已细心地除去一切杂草、根和石头，常常被血和其它的液水浇灌。被这样保护、照料和培养起来的植物比在野生状态中要长得好，并给了丰富的收获;而既然野蛮人不能弄清楚自己对这种植物“种植”的无意识的照料，于是他们自然要把这种茂盛的生长归之于死者灵魂的影响；于是在他们的头脑中可能产生扩大坟墓周围的种植面积以希望灵魂在更大的区域内扩大自己的对植物有益的服务的思想：这样一来，他们就达到仿佛是一种广大面积的耕种，而常常是在死者灵魂的有效协作之下。格兰·阿伦的猜测可以解释为什么野蛮人在种植的植物当中挖坟墓和为什么在播种时他们要向祖先的灵魂祈求丰收。在播种时期，在耶稣升天节前一连三天举行的天主教的捧十字架圣像的宗教行列到田野里去祈求丰收使人们想到原始时代。 野蛮人不知道自己的年龄，有着非常局限的数的概念，他们自然不能理解永久的观念；因此在他们的头脑中还不能产生灵魂不朽的概念：原始人认为对死者的记忆延续多久，灵魂就活到多久。他们相信，他们所知道的或听到的他们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的灵魂继续活着;正像一切人的灵魂，由于某种原因而保留着他们的记忆，会继续活着一样[4]。但是既然不保留记忆的人的灵魂也能存在，于是把他们看成好像是他们的存在并没有引起怀疑。当苏丹的黑人向自己的祖先贡献祭物时，他对他说，“父亲，我不知道你的全部亲属，你知道他们全部，请他们和你一起分享这些食物吧。”波耳菲尔（Porphyre）说，希腊人向那些他们所不知名的人的灵魂祈祷和给他们献供品“是由于害怕假如怠慢对他们的祭祀，那末他们就可能以恶来报复……而当对他们表示尊敬时，他们就会作出善事。”波萨尼亚说，就因为这个理由人们才在雅典给不知名的神，也就是不知名的人的神化的灵魂筑祭坛。 野蛮人没有把自己从动物界分出来，因为他们的灵魂可以移居在动物身上，在那里它觉得自由自在：他们把动物看作自己的祖先和赋予它们以灵魂。但是既然他们的逻辑没有停留在任何一个结论之前，于是他们就同样把灵魂赋予地球、月亮、太阳、星星、植物乃至无生物。阿拉克萨哥拉赋与宇宙以灵魂（nous）。在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想像中一切都具有灵魂；因此他们在死者的坟墓上和火葬场上杀死牲畜，拆毁家具和武器，使这些东西的灵魂从自己的物质的外壳中解放出来，继续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给死者服务。 Ⅱ 天堂的发明 刚刚才想出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第二个“我”——，这是唯灵派哲学由以发展灵瑰观念的胎儿，这个发明转过来反对其发明者：人常常是自己的头和自己的手的产品的牺牲品” 原始人对死人远比对活人害怕得；他们对于看不见的，但是常常存在的灵魂总是处于经常的恐怖状态之中；他们把一切的坏事，他们所发生的不幸事故、伤损、疾病、衰老和死亡都归罪于灵魂。在《伊利亚特》里的神，即神化了的灵魂，可以指挥戈矛和标枪去杀伤交战者。灵魂可能是善良的朋友，但是他们同时又是非常爱复仇的；他们要为生前和死后所受到的真实的和假想的欺侮报仇.在这种复仇的恐怖之下促使将死者的亲属和敌人都要同他和解，为了避免他的灵魂来折磨他们，并且也为了使徘徊于尸体周围的他的灵魂尽可能快地离开远去。死过人的矮茅屋甚至游牧站都拋弃不要了。离开这个地点是为了躲避死者的灵魂跟踪。不再称呼死者的名字，否则灵魂会误以为是叫他，就会应声赶来。假如不能逃开死者，那就把他埋葬，预先把他的四肢缚起来，在他身上堆起一个土丘，使他的灵魂不能逃脱出来；为了安全起见在上面还堆上石块。假如是敌人的尸体，就把它的脊椎骨折毁，大拇指割掉，使他不能拉弓。希腊人把敌人尸体的手和脚砍掉，使他不能打仗。甚至在新教的英国，据格兰·阿伦说，自杀而死的尸体要用一个桩钉穿，把它钉在墓穴的底下，使他的灵魂不能逃出坟墓。对灵魂的惧怕有时也不一定引起阴暗的后果。在修克士人（Sioux）的部落中，有人说它可以制止凶杀，在其它的人们中间则结束了吃人肉的风气，因为它会引起牺牲者复仇[5]。猛兽的灵魂也会使人战战兢兢。 卡列瓦尔（Kalevals）[6]第四十六首诗歌戏剧地叙述古代芬兰人如何猎熊；它详详细细地说到为了防止被害的熊复仇而必须采取的预防措施。当熊被杀和剥它的皮的时候，人们用最温柔的和奉承的话来称呼它，称呼它是“美丽的甜蜜的小乖乖，古代的伟男子，，不起的英雄等等”；而杀它的凶手，唱歌的英雄华依纳摩伦（Waïnamoinen）力图使它相信它不是被枪杀死的，而是它自己碰在树枝上刺死的。 但是，虽然采取了这一切预防的措施，原始人还是不能解脱死者的灵魂所引起的恐怖的奇异的想像，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是在他们周围和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于是他们便产生了给灵魂指定一块领土的思想；中世纪苏格兰的农民在分土地时也给撒旦留下一片未耕种的土地，看来就是这种感情的表现。指给灵魂居住的地点通常都在海边或在山顶上；活人可以小心地回避它。这个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最古的神都居住在洞穴里和山顶上和为什么把它们供奉在“高地”，照《圣经》的说法，“高地”变成了神圣的地点。亚伯拉的上帝耶和华，即神化了的祖先，在西奈伊（Sinai）山向摩西显圣，在这“圣化了的”地点只能“光脚板”去接触；同样在围起来供奉多董（Dodone）或宙斯的地点，祭司也必须光脚行走，约瑟夫（Joseph）〔22〕说，摩西无意中带着他的羊群误入这个地点，当地的牧人是不去放牧自己的畜群的，虽然那里长着丰茂的草（《犹太的的古代》，Ⅱ，第十二章）。 为了让灵魂乐意地去到死后的住宅，人们就向它们说，它们在活人中已没有什么可做了。印度的波多人（Bodes）在给死者贡献米饭和饮料时说：“你吃喝罢；以前你和我们一起吃喝，现在你已经不能这样做了，你曾经是我们的一员，你如今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将不再来到你的面前，而你也不再到我们这儿来了”。婆罗洲的达雅克人（Dayaks）为了吓唬死者的灵魂，向它们说，假如它停在他们中间不走，那末它的住处只是一只芦苇编的篮子；易洛魁人在入葬的傍晚放出一只鸟，让它尽快地把灵魂带走；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习俗，他们还在公元前就尊敬灵魂。但是灵魂都是桀骜不驯的，不肯急于离开亲属和朋友，因此为了迫使它们离去，有时不得不采用暴力。澳洲人和黄金海岸的黑人为了把灵魂从自己的帐篷和村落中驱逐出去，他们四面奔跑，用粗棒打空气，大声号叫；他们相信经过这样一场驱邪战之后便可以高枕安睡和享受健康之福。但是这种英雄的斗争方法也是有危险的，霍维特（Howit）看到一个英勇的澳洲人的战士因为热心驱赶鬼魂而日渐消瘦。 为了避免如此困难和危险的处境，野蛮人想出了巧妙的方法；他们用尽可能想像得出来的快乐和满意来美化死后的住所，好让灵魂不动摇地到那里去和失掉回到活人中来的一切兴趣。一切原始民族都发明了死后的天堂，在这里灵魂重新令人神往地过着自己的地上生活。澳洲人的灵魂沿着绳子往上爬，达到天空上的洞孔并在那里进入另外二个世界，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比地上的好；澳洲人想形容袋鼠长得肥胖和美好，就说它像天国里的袋鼠。荷马时代的希腊人设想神是经过天空上的洞孔而进入自己的天上的住所。易洛魁人的灵魂在野兽丰饶的狩猎场追捕和杀死野牛；格陵兰人的灵魂居住在永远是春天的国土里，那里太阳是不落下地平线的，那里有丰富的鹿、海豹和海鸟；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灵魂白天打仗，而夜晚就在瓦尔加拉宫[7]和光辉的瓦尔基利亚[8]一起饮宴畅叙。在自己的幽宅里死者灵魂重新在世人所不知的快乐的条件之下开始其人世间的生活，因此荷马时代以前的希腊人同死者吿别时都向他说：你去享乐罢！ 希腊人经历着野蛮人的意识形成的过程，因为他们也经过了那产生它的生活条件。在整个黄金时代，赫雪得说，他们的死者的灵魂没有住所，在地上漫游，像野蛮人的灵魂一样；当灵魂开始拥挤和使人感到讨厌的时候，于是就在奥林普（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有许多山称为奥林普）的最高峰规定为他们的栖息之所；凡是可能想像得到的一切舒适条件都用来装饰它，为的是使生活“过得愉快”，——希腊人称奥林普的灵魂是幸福愉快的。他们转化为《伊利亚特》时代的神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以致这些“新神”，如埃斯库勒斯对他们的称呼，很难同荷马的英雄有什么区别。在作为灵魂居于奥林普之前，他们也像人一样，在地上出生和过生活。像《伊利亚特》的战士一样，他们用枪和盾武装起来;坐着战车作战和行走，生活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他们在阿波罗（Apollon）和缪斯（Muses）的歌声中过节日，而赫伯（Hébé）给他们献上玉液琼浆；受伤时他们也会痛得喊叫，他们也有家庭的纷纷和苦恼，他们也忍受着不愉快和精神上的苦难；他们都要参加死者的圣节，如果不请他们，就要发怒。女神们也像地上的美女一样爱打扮、修饰和涂脂抹粉。奥林普住神的风俗也同人间的一模一样，，所区别的只在于力量、身材和他们血管里流的液体（ichor），它比血还微细，这是因为他们吃仙食的缘故；他们同人的区别还在于变成隐身人和转化为动物和无生物的能力，《伊利亚特》中的雅典娜（Athena）时而变为鸟，时而变为火焰。希腊人把突然出现的动物看作神，因为神喜欢化形参加某种有趣的场面。 希腊人的奥林普像其他野蛮人的死后的住所一样，对于一切死者，无论是男是女，都是开放的；但是当宙斯战胜了母权制的保护者提吞（Titans）并在奥林普树树立了父权制时，他就驱逐了克洛诺（Kronos）、盖亚、德墨忒尔和其他的母权制时代的神；他给人的灵魂封闭了奥林普而只留给那些支持他的事业和承认他的父权统治的灵魂[9]。因此，尚未准备在这时期废除死后天堂的希腊人就用“幸福岛”来代替奥林普，以便在这里安置死者的灵魂，这岛，据赫雪得说；“比神住的奥林普要离得远些……它的土地一年生长三次像蜜一样甜的果实。”这个新的住所由克洛诺统治着，是贵族的天堂，只有半神和得班团和特洛伊团（Cyclesthébainsettroyens）的英雄才能去；像奥林普一样，它后来对其余人的灵魂都封闭了，而只有亚里士多吉东（Aristogiton）和哈尔摩提（Harmodius）〔23〕的灵魂才有福分被遣送到那里去。《奥德赛》（Ⅳ，563）里第一次提到的埃利赛区（Champs-Elysées）是“幸福岛”的仿制，它们比“幸福岛”更好客；它们“位于地球的边端……那里的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既不知有雪，也不知漫长的冬季，也不知有雨；从海洋送来的沿海岸的和煦的凉风常常使他们精神焕发。” 死后的住所本是原始人为了解脫折磨他们的死者的灵魂而发明的，以后它被安排得尽可能想像得出的舒适和满意，为的是稳住灵魂不离开它；最后它竟变成了许诺地上生活的幸福的继续的一种愉快的希望。对这种令人心醉的住所的信仰是这么根深蒂固地钻入已达到相当高度发展的原始人的想像中间去，以致他们为了派人去到那里送信，把人杀死，而且竟也找得出自愿牺牲性命去担任通信使者的男人和女人。 死后的天堂开始对于部落的一切成员是自由开放的，不论他们的品质好坏和缺点大小：它不是报酬性质的东西，而是获得的权利；当然，野蛮人由于对死者灵魂的强烈恐怖而希望摆脫它们，是不会去劝阻它们进入天堂的。但是当灵魂习惯于天堂和争先恐后地向向那里奔去的时候，于是人们便想到利用天堂来作为道德教育的手段。阿兹特克人[10]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设置阻碍；女神多喀米格（Téogamique），战神胡支洛波契里（Huitzilopechtli）的伙伴，把死在战场上或被敌人虐杀的战士的灵魂带进天堂；瓦尔基利亚女神在战场上巡视，以便收集被杀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灵魂并且迅速把它们送进瓦尔加拉宫；克列在荷马以后的神话中被描绘为福利雅，她们在屠杀的参加者中间跑来跑去，一个个都张开血口露出又长又尖的牙齿，互相争夺尸体：（赫雪得：《海拉克拉的盾牌》），——可是克列在荷马以前的时代曾经是死于疆场的战士的灵魂的接引者，像阿兹特克人的多喀米格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尔基利亚女神。《奥得赛》（XIV，207）和荷马的战神之歌给我们指出她的把命运之神指定的战士的灵魂拖到冥府去。阿兹特克人如不死在战场和刑场上，像埃及人一样，就必须有通行证和知道口令才为天堂所收容；那里只收容死于壮年的男人和女人的灵魂；老人的灵魂被也送到永久睡眠的地点去，而儿童的灵魂则重新化形为人身，使有可能达到战士的年龄。阿尔贡金人[11]把儿童埋葬在路边上，使他们的小灵魂能够钻进偶然路过的妇女的腹中去而得以重生。 当死后住所的信仰坚固地确立起来的时候，于是就产生赶快消灭尸体的习惯，好使灵魂失掉它的同体的停驻点，代替以前的理葬的习惯，现在尸体实行火葬。死者通知说，需要快点做完葬丧仪式，因为只有如此他才失去停留在活人中的根据：巴特洛克的灵魂夜晚出现在自己的朋友阿基列之前，要求加速葬仪的进行，“这是最使死者满意的事”。既然灵魂继续在另一世界里过着人间的生活，因此他们需要有牲畜和家具，这些东西他们生前都使用惯了，因此就在火堆上杀死一些马、狗，有时还杀一些人，毁掉一些武器和其它的东西，使它们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能继续为死者服务。优力士在“有去无回”的地狱中重新遇见自己的死了的同伴，他们还是全身披挂；但是战士和他们的武器都是“面貌相同的双重人”，是些不可捉摸的影子。但是《奥得赛》第十一首歌的冥府（hades）不再是“幸福的住所”，不再是野蛮人所发明的乐土；灵魂在那儿过的生活是如此悲惨，以致傲慢的阿基列，女神之子，发出怨叹之声而且准备拿自己在死人中的统治者的尊严来调换乡村雇农的生活。这首歌形成的时代是希腊人已有几世代过着父权制的生活，这种制度的风俗已不再适应于野蛮人旳意识形态了。 野蛮人发明了灵魂，为的是要解释梦景的现象，而发明死后住所目的是解脱死者的灵魂；他们用这个来制出意识形态的因素，它们开始时是被用来创造神的观念，而后来又被唯灵派的哲学家和基督教的宗教用来创造灵魂不朽的观念和世外天堂的观念。在野蛮人的意识形态中不会碰到任何有关地狱的记忆；据泰勒（Tylor）说，如果野蛮人也说到地狱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已同基督教徒有所接触，后者教给他们地狱的观念。可是在他们的天堂中存在着差别：加勒比人说，在幸福的国土里，那里果实生长茂盛，那里死者从早到晚都在跳舞和吃喝玩乐，那里他们的敌人——阿拉瓦克人——给他们当奴隶，但是加勒比人中的懦夫应当给阿拉瓦克人的灵魂当奴隶。地狱的观念只是从父权制时代开始时才被鲜明地描绘出来，至少在希腊神话里是如此，那时宙斯，“父亲们的神”，已经成为奥林普的统治者；但是“装了铜门坎和铜门”的达尔达尔（Tartare）只是地狱，那里是禁闭和刑讯敌人的所在，就在这个阳光照不到的地点宙斯禁锢着自己的父亲克洛诺和提丹们（《伊利亚特》，VIII，13和481）。 Ⅲ 灵魂观念的暂时消失 在过着共产主义制度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意识形态中占着这么重要地位的灵魂观念，在地中海流域诸民族——除掉埃及之外——往后发展的长时期中是消失了：在这时期中人们还继续按照旧习惯举行丧葬权式，但是既然仪式对于办葬仪的人不再有什么意义，仪式就逐渐发生变化：不再在火堆上杀死牺牲，法律限制烧毁的东西的数目，而且这样做也只是出于虚荣，因为东西对于死者已经没有用处，既然他身后并不留下灵魂。希腊人像在旧时一样还继续向死者说：“你去享乐罢!”但是对灵魂的阴间生活的信念是死去了。 得阿尼[12]和《箴言》（Proverbs）和《传道书》（Eeclésiaste）的作者，——这些最早的资产阶级厌世主义的哲学家，——劝说人们及时行乐，因为死后一切都完蛋。人和兽所遭遇的命运是相同的，犹太人的道德家都这么深信不疑。“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这乃是上帝的恩赐……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月，……快活度日……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传道书》，Ⅲ，19-21；V，18-19；IX，9—10）。麦加利的诗人得阿尼也相信死后给他准备的命运。他说：“我将像块无声的石头般安睡在土地的中间。”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已熄灭到这样的程度，致使梯尔得（Tyrtée）对那些为国牺牲的人们除了英名不朽之外，不能再许诺任何其它的不朽；而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批牺牲者的葬仪上所发表的著名演说里只能许诺他们“不朽的英名和最光荣的葬仪”。在《伊利亚特》里宙斯赏给他的刚被巴特洛克所杀的儿子沙尔白东“只是一座有圆柱碑的坟墓，因为这是给死者的奖赏。”（《伊利亚特》，XVI，675页及以下[13]）。对灵魂的来世生活的信仰在荷马以后的时期只在邦达尔（Pindare〔24〕）一度重现，如热勒（Zeller）在他的《希腊哲学史》中所指出的。同样的现象，也能在罗马人和地中海的其它民族中得到证明：它可以看作是一切达到某种发展程度的民族的一般现象；假如埃及在这方面是看作例外的话，那末只因为他们甚至在有史时代还保存着父权制的家庭。但是被认为从人脑中永远勾销了的灵魂观念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又随同新的生活和力量复活起来，并成为唯灵派哲学爱谈的题目和资产阶级道德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主要根据。 证明了灵魂观念的消灭和复活的历史学家只限于记述这些奇怪的现象，不想去说明它们和不去研究它们的决定的原因，其实他们也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找出这个原因，因为只有把马克思的历史的方法用在它上面和把这个研究放在经济环境中去进行才有可能发现。只有研究财产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才能找出那些由原始人所发明的灵魂观念及其来世生活在人们的头脑中引起进化的原因。 ※※※ 财产和物质生活所需要的物品的生产经历了几种形式，这些形式制约着家庭的和政治的组织，同样也制约着道德、信仰和它们所特有的观念。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社会摇篮，灵魂的原始观念及其死后住所恰恰是同社会组织的这种最初的形式相适应的。只要这种形式存在一天，氏族（gens）成员，而有时是部落成员总是生活在公共的房屋里；既然他们都是平等的，那末他们对氏族公社或部落公社的财产有共同的权利；最可注意的是由性别的不同而引起的分工：男人主要从事狩猎，提供食品储藏；而妇女则担负保管、烹饪、分配之责；这些重要的职能保证她们智力的和社会的优势地位。对于粗心大意的和无远见的野蛮人，妇女是神明：她支配着他的命运从生到死。人根据事变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上的知识收获而制作意识形态，他终于开始把妇女加以神化。希腊人和史前期的拉丁人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女神摩伊尔和巴尔克（Moirai和Parcoe）的监视之下，这两个名字在拉丁文是作“节约的”解，而在希腊文则指每人在分配食物和掳获物时所得的“份额”。埃斯库勒斯在《普罗米修士》中说：“摩伊尔掌握着必然的权柄……宙斯本人也不能逃避命运”（V，516，519）. 经济的平等必然跟着引起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其它条件的平等；当野蛮人发明灵魂的时候，他就把灵魂赠与部落的一切成员，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并且为一切灵魂打开天堂之门，这住所也像地上的房屋一样，构成公共的财产，所有人的灵魂，不管他们的品德高下和缺点大小，统通送往那里去继续过他们刚刚离开的快乐的共产主义生活；当男人在那里猎获野兽时，妇女则缝制兽皮衣服和操持家务。古代意大利的女神玛尼亚（Mania），马纳们（Manes）的母亲，亦即死者灵魂的母亲，她的肖像放在房屋的出口处，用以防护一切危险，她也像希腊的普罗瑟平（Proserpine）一样统治着冥界，妇女继续在死者的世界里管理房子，像她在活人世界里所做那样。只要原始氏族共产主义一天存在，灵魂的阴间生存及其死后的幸福的观念就会一天保存着自己的生命力。 但是当以前生活在一个屋顶之下的氏族的妇女因结婚而彼此分开和各自组织各自的家室时，于是作为一个共同家庭的氏族就分为许多各别的家庭，先是由母亲，而后来又由父亲管理。每一个家庭是它所住居于其中的房屋以及屋旁园圃的所有主。可耕地虽然仍保留为公共财产，但已经不是由所有成员共同耕种了：它每年都要在各家庭之间重新分配一次；这些每年的重分终于开始越出使用的范围，而每个家庭已拥有最后分配给它那块土地的私有财产权。只要重分土地的办法继续存在，土地总是在家长之间按照他所管辖的生产单位的数目用抽签之法进行分配。 我所概略地描绘的这种经济的进化，其产生不能不给予灵魂信仰以影响。公共房屋的破坏曾反应到另一世界，灵魂的公共房屋消灭了。父权制家庭的形成和公共财产之分割为许多部分，变为各别家庭的财产，引起另外的，如此特别的意识形态的现象：家庭的一切成员除家长之外都失掉自己的灵魂，只有他一个人把灵魂当作特权来保留，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是财产主人。所有失去了财产的人都失掉了自己的灵魂；妇女在父权制的开初时期甚至不占有自己的身体，因为她们像牲畜一样被人买卖；她们因此失去灵魂。妇女没有灵魂的观念在古代世界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在基督教里还继续存在几个世纪，虽然承认一切人都有灵魂给了基督教最强有力的宣传手段之一。父权制家庭的男人与妇女遭受同样的命运，也失去自己的灵魂，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财产。原始人不仅给人，而且给兽以灵魂；灵魂随同躯体生长，而且衰老。原始人所感到兴趣的是灵魂以后的命运，但是完全不去想它的发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人生来就有灵魂，正像他们生来就有心和手一样。而如今只是父权制家庭的财产才给予自己的家长以灵魂；最后柏拉图派的诡辩家和基督教派的宗教把灵魂变成神的特性。既然死后的公共住所已经废除，父权制家长的灵魂就应当安置在家庭的坟墓之中，它的位置是在外人所不能接触和甚至看不到的地方，即在房屋的中心，炉灶旁边，让它成为炉灶的守护者。为了让死者清楚地知道这里就是他的住所，希腊人和罗马人当把他放进坟墓时三次高呼他的名字；罗马人还添上一个神圣的公式：animamsepulcrocondimus（“我们把你的灵魂放进坟墓了”）。 神话故事使我们有可能从希腊人那里弄清灵魂观念进化的主要阶段。奥林普原是公共的住所，对于一切死者的灵魂都是开放的；只是从宙斯夺取了它，在它里面实行父权制和从那里驱逐提丹、盖亚、克洛诺和母权制秩序的其他保卫者之时起才被封闭起来；宙斯专给那学为他的事业而战斗和人世间的父权制家庭的祖先的灵魂保留着它。远离奥林普而设的“幸福岛”收容得班系和特洛伊系的英雄和半神；由神与死者联姻而生的这些半神是父权制家庭的第一批祖先，父权制的家庭通过他们而同奥林普的神化的灵魂发生联系。然而父权制家庭的任何一个成员也不允许无抵抗地就被人把他的灵魂夺去；他们像以前一样继续分给自己灵魂；当时为了促使他们不再贪恋继续自己的死后生存，于是发明了地狱，以便把他们的灵魂送往那里去；他们在这个阳光照不到的黑暗的住所里是如此不幸，以致他们本人也不得不放弃这么悲惨的死后生存。为使生活的无穷的继续的观念成为难以忍受的，曾流传着提东（Tithon）的故事：宙斯在他与女神阿洛尔（Aurore）结婚时以不死来作为结婚礼物献给他，他就变得衰老而成为可厌之物;而葛罗居斯（Glaucus）因为擦了克洛诺所种的草而成为不死的，他为了解脫老年人的疾病而想投河自杀也没有用处。 灵魂赠与父权制家长只是从需要考虑。这点需要解释。 父权制的家庭不像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家庭那样只限于三个必要的由素，父亲、母亲和儿女;它是配偶姻眷的集体，因为女儿从她出嫁时起的确算是放出去了，但是儿子仍然留在父亲的家里并且带进他的妻妾。因此，家长（paterfamilias）就把他的叔伯、兄弟和儿子们的家庭放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一切这些配偶姻眷共同占有房屋、不可割让的土地，有权把属于全部落或全氏族的公有财产的土地每年重分一次。家长是自己集体的全部财产的管理者和在土地重分时的集体的代表。假如他死了，没有留下合法的继承者，集体就失去自己的权利：因此家长应当有儿子；而假如他不能办到，按照父权制的道德他就得同他的妻子离婚或者把她送给某个亲属，这个亲属将尽力当着她的面代替他的位置。由于宗教和道德的要求而破坏配偶的忠实的结果所生的儿子为祖先和全家所承认为合法的继承者，他被认为是祖先的后裔。牛犊不属于与母牛交配的那头公牛的所有者，而属于母牛的所有者，马鲁（Manou）法典的印度法规上这么说。为了父权制的集体保存财产权利而需要有合法儿子这件事说明了为什么祖先经常关心使活着的家长有儿子，——“炉灶的救护者”，如埃斯库勒斯在《祭酒人》（Choéphoers）〔25〕里所说，因为他，据布拉马（Brahma）说，是“地狱的救星”，就是说经济破产的救星，在基督教里儿子是救世主，地狱的救星。当妇女由于有了嫁妆和因为有嫁妆而在家庭里取得某些权利，她就拒绝屈从道德和宗教所要求的破坏配偶的忠实的行为；于是家长决定收养子来继承他；罗马人收养子的仪式是在夫妇的床前举行，好像想用这个来说明养子是他们的亲生后裔。 代表祖先和使家庭人格化的家长被授与家庭财产所有者的称号，但是他只能终身占有它，他不能分散，也不能任意遗赠，他只能为家庭成员的利益而管理它。他把家庭集体的财产的一切权利集于一身，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没有限制的统治者；他虽然不能把家庭的财产让与，但是他有权打罚家庭成员，出卖他们为奴隶和杀死他们。一切人，不管男人和女人，在他的面前都是没有财产的、没有权利的和没有灵魂的：只有他一个人才有灵魂，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是财产所有者。 当家庭中的十个普通的成员死了时，就要给举行传统的葬仪，按照仪式，他的尸体依例焚化；但是在他的火化的骨灰收集起来，用酒洗过，装进骨灰罐之后，谁用它也不再有兴趣了。当家长死了时，那又是另一回事。他的灵魂加入祖先的行列，罗马人把保留起来的祖先的蜡面具带到死者的尸体面前并举行盛大的庆典；像自己的先驱者一样，他也成了神，为了尊敬他而规定了家庭祭祀。活着时他是结合家庭与祖先的纽结，死了时他本人就变成祖先；家庭的其余成员既然没有灵魂，就一死拉倒；因此他们不是祭祀的对象；他们是“有死的人”，如赫雪得和埃斯库勒斯对他们所称呼的那样。 但是赏给家长灵魂不是无目的的，而是为了使他在生前和死后都能服务于家庭财产；在生前他应当为家庭的利益管好财产，而在死后他也应当关心家庭财产的管理。 只把灵魂给予家长一个人是由较高的思维力所引起的。强迫那些由平等占统治的氏族共产主义中出来的男人和女人承认父权的统治在父权制的初期是不容易的事情。宙斯的历史——《伊利亚特》、赫雪得的和埃斯勒斯的普罗米修士所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个样子，——使我们认识地上父亲为了取得家庭的统治权所必需克服的矛盾。神是家庭的父亲，其后裔是生活在地上，但是在奥林普他们是宙斯的儿子，《伊利亚特》和埃斯库勒斯的普罗米修士称宙斯是父亲，因为他们都服从于他的父权的专制。他只有靠力量才能确立自己的权力。据加利玛格（Callimaque）的宙斯颂歌说，他的宝座的两侧常常站着两个侍者：力量（force）和暴力（violence），他经常准备着听从他的使唤；就是他们急急忙忙地同赫费斯多（Hephaestos）去镇住普罗米修士。他曾不得不使出铁腕和“汗出如雨”才把波赛东制服（《伊利亚特》，XV，歌227首），而他只是在狠狠地惩治了赫拉（Hera）、他的姊妹和配偶之后，和自己的两个兄弟把克洛诺的遗产瓜分才奠定了和平。类似的纠纷和斗争在每宣布遗嘱时也发生于人间：死者的女儿拒绝服从自己的兄弟，而后者为了解决谁应当掌权常常互相争吵和打架。很可能开始时儿子分掉财产和建立起独立的家庭，像宙斯、波赛东和哈得斯之所为；或者由他们轮流来掌管家庭，像埃达峨克（Etéocle）和波里尼士（Polynice）一样；男性儿辈之间平分财产应当比长子继承法行得早：在马鲁法典里两种继承的形式都可碰到。但是当长子继承法成为习惯的现象时，新的家长的权力——在某些国家中他们是最年幼的儿子——要能制服自己的伯叔、兄弟和他们的妻儿只有他们的迷信观念的帮助，正是迷信观念使他成为死者的代表，死者从其坟墓的深处给他忠吿和命令。服从他，他们只是服从死者灵魂的意志，死者不再到“幸福岛”去而是无间断地停留在家庭的坟墓里。这种情况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一到往“幸福岛”送去得班战争和特洛伊战争的半神和英雄的灵魂时，便急急忙忙地把“幸福岛”的通路堵塞：对于管理家庭父亲的亡灵是太需要了，就得让他们在这个快乐的地点享受往后的生活，正是为了夺去他们想离开安置在他们所保护的炉灶旁边的坟墓的一切愿望，希腊神话曾用如此阴暗的色彩来描绘阴森可怖的地狱中的灵魂的生活。 曾经使野蛮人怕得了不得的死者的灵魂对于父权制时期的人们变成为关心的神；他们把它安置在房子的中心，好让它来保护家庭，管理家庭的财产和给继承他的父亲以忠吿，他们如没有同祖先商量过便不能作出任何重要的决定。后者将其死后的全部精力唯一地用来关心家庭的集体，为此集体就为他们建立绝对地封锁的祭祀，任何一个外人都不得参加；已婚的妇女和奴隶只有在他们经过养子的仪式之后才允许参加这些祭典。私有财产的嫉妒的和利己的性质在这种祖先的祭祀中完全揭露出来，富士特·达·枯朗日忧伤备至地描写了这种现象。 野蛮人的灵魂在幽宅中继续自己的人世间的生活；他们自己关心自己的需要：打猎，钓魚，采摘果实，给自己制作武器和衣服。当阴间的天堂消灭和灵魂必须住在家庭的坟墓中的时候，如今情况就不同了：亲属应当担负起关心它的粮食和给养的责任。死者已不再折磨活人，相反地，他们倒以活人可能停止供给它们粮食而焦虑。印度人设想它们经常重复着说：“让我们的后裔子孙繁衍，好给我们送来米饭，牛乳和蜂蜜”。为怀疑派吕西阳所嘲笑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是这样想的。他说：“死者靠我们供在他们坟墓上的奠酒和礼物过活；因此，死者如在人世间没有留下亲属和朋友，就没有吃的而受永久饥饿的处罚”（Deluctu）。马尼教的主教福士杜（ManichéenFaustus）责难基督教，说他们的行为同多神教一样，而“以酒和牛肉去博得死者灵魂的欢心”。圣奥古斯丁回答他，承认信徒们的确往死难者的坟墓带去食物，但是他补充说，他们当场就吃掉或者分给穷人[14]。 人们曾不得不改变由野蛮人传下来的意识形态和寻找出对梦的其它解释。原始人以为在他的梦里出现的是活人和死人的灵魂。但是这种情况现在不能行了，因为除了家长之外，不论活人和死人谁也不能有灵魂。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见解，就是认为睡梦中的拜访者只是神所派遣来的简单的幻像。这种解释已经在《伊利亚恃》中出现了，虽然荷马时代的希腊人进入父权制的时期只是前此几个世代的事。当战士使战斗作暂时的停息，为了吹嘘自己的家譜，他们数过了三、四代人的祖先之后立即就数到神，即不知名的父亲，而这就意味着几个世代以前族系还是依母性计算，在这件事上可以感觉到母权制的时代还离开不远。一个像纳斯托（Nestor）的影子奉宙斯之命而出现于睡梦中的阿伽门农之前并促使他开始战斗（《伊利亚特》，Ⅱ）；为了使柏内洛浦（Pénénope）对得莱玛格（Télémaque）的命运放心，雅典娜派了一小像她的姊妹的幻像去看她；“她的心充满快乐，因为梦是容易解释的”（《奥德赛》，IV）。梦不再是像野蛮人所模糊地设想中的生理的现象，它变成通神的消息，它的意义需要去猜。如今解梦获得重要的意义，埃斯库勒斯的普罗米修士因为他教会了人们解梦而自豪；这重要的意义产生了人类愚昧开拓者的无数的课程，这些人把解梦和算命作为自己的职业。 原始人从对梦的错误解释出发制造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体系：人有一个没有重量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这个双重人在他的梦中活动，在他死后还存在着；虽然尸体被埋在泥土和石块堆成的小丘之下，灵魂却能从坟墓里出来和活人找麻烦;为了阻止它出来害人，野蛮人把它送到人迹罕到的地点——洞穴，山顶，地角的孤岛等等，而为了使它失去一切回来的愿望，他们尽可能把幽宅布置得舒舒服服，让死者可以在那里快快活话地继续过人世间的生活。当灵魂习惯于自动地到那里去时，野蛮人利用这种行动作为道德感化的手段；而既然勇敢和忍受苦难是最先必需的品质，他们就在通往幽宅的道路上布满障碍和危险，只有死于战场上或刑场上的战士靠着神明才得以容易地通过；死于疾病的人只有靠驱邪符，预言和巫术才能避开和克服这些障碍和危险。 野蛮人的意识形态随着他们的社会环境的发展而发展；从氏族成员不再住在公共房屋内而构成氏族的每个家庭建筑各别的房屋的时候起，供一切灵魂住居的共同的幽宅也逐渐从人们的想像中消灭了。但是在消灭之前，它将达到自己的目的：死人停止折磨活人；假如他们，像巴特洛克一样，出现在自己的亲属和朋友面前，那末也只是为了请求他们快点把死者埋葬，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进入阴间，以及为了声明任何时候也不再回转来了。对于死人的恐怖完全消散，以致父权制家庭的人们能消灭幽宅；他们甚至在从家庭成员身上夺去灵魂之前就先去消灭幽宅。他们允许家长保留灵魂只是为了使它为家庭服务；给它们在幸福岛，在极乐世界或在某一其它天堂过幸福生活的权利被取消，代之以禁闭它们于家庭坟墓之中，在这里灵魂的唯一乐趣是关心家庭财产，它们经常焦虑的是希望它们的后裔子孙不缺，好给它们供奉饭食。 这种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同样也随着它的社会环境的发展而改变。统一于家长权力之下的配偶联盟一经解体和瓜分了不能让渡的家庭财产之后，灵魂观念又吿复活。 IV 灵魂观念的复活 公元前六、七世纪在伊奥尼和希腊的城市里出现了一些神秘的宗教仪式：加比尔（Cabire），哥里板特（Cerybante），西伯列神母，亚斯大尔得（Astarté），德墨忒尔，得士波拿（Despoina），第阿尼梭·沙葛勒（DionysosZagreus）等等的神秘的宗教仪式；他们的充满了野蛮人号叫的阴森可怖的仪式；为青年女神被夺走或为赎罪的神的牺牲之死而大声怨诉的哀悼场面代之以喧闹的和狂欢的表示，有时还来一通豪饮；在酒神节日里妇女披头散发，像原始人一样穿着兽皮，吞食还在顫动的赎罪牺牲的肉体，牺牲通常是小山羊或幼鹿，——犹太人用复活节的祭羊来代替人的牺牲，现在已不再用人作牺牲。这些宗教仪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开进入阿提喀；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说到它们；它们被输入罗马；公元前186年元老院下命令取缔并且追究入教的信徒；信徒的数目根据蒲宁（Pline）说超过七千；其中有属于共和国的名门望族的贵妇。这些宗教仪式也钻进犹太教人中间去；基督公元前几世纪代神发言的预言家埃热喜（Ezéchiel）在耶路撒冷的神庙门口看到了“一些卑鄙龌龊的事情……，妇女们正在为达米支（Thammuz）而哭泣”，而男子们却毀损自己的面容。圣耶罗宁，参加过七十家注《旧约》〔26〕的译文的审订，他把达米支同亚多尼（Adonis）看成一样，亚多尼是这些神秘的宗教仪式的赎罪牺牲之一。日纳米（Jéremie）愤怒地攻击上帝，因为“在犹太人的城里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儿童捡柴，父亲烧火，而妇女团面粉为天上的女神做馅饼和给其他的神祭奠酒……”（《日纳米》，VII，17和18，XLIV，18）。 这些地下的宗教仪式复活了父权制以前的宗教，到处都在反抗合法的宗教。希腊人走到妥协，同它们和解，但是罗马的元老院和犹太教的耶和华则迫害它们。为了证明周比特（Jupiter）的无能为力，得尔杜梁说到毕松（Pison）和加巴尼雅（Cabanius）两位执政官禁止“进入卡皮托利（Capitole）之门，这是属于伊喜士（Isis），色拉毕（Sérapis）和哈尔波克拉（Harpocrat）诸神的神殿……目的是为了阻止为无聊的和可耻的迷信所引起和被罗马人所恢复的胡作非为；他们把色拉毕及其祭坛和巴克（Bacchus）及其狂欢加以民族化”（《辩护》，§IV）。但是耶和华也是无能为力的；达米支，这个阿弗罗底特（Aphrodite）的神秘宗教仪式的赎罪的牺牲者，耶路撒冷的妇女曾为其死而流泪并为其复活而欢呼，又在耶稣身上复活了，耶稣是基督教的赎罪的牺牲者，他取代了父权制的耶和华的崇拜。 这些神秘的宗教仪式使史前期的风俗复活，唤醒许多世代以来已被遗忘的观念和传说，它们与它们出现时代的习惯和观点处于显然的矛盾之中，致使古代的乃至现代的学者把它们说成是外国的起源：他们一部分人认为是从埃及输入的，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是从特技士（Thrace）输入，又有一部分人则假定它们是贝拉士葛[15]的古老宗教，这种宗教为替拉得（Hellad）的胜利者打入地下，但可能非法地同胜利者的宗教一起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日皈依基督教的红种墨西哥人还秘密地崇拜古老的神。 这些宗教仪式所崇拜的神的性别是值得注意的，被崇拜者差不多常常是女神；假如与女神一起我们也发现某个男性的神，他对女神来说却总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当某个男神同女神一起参加这些神秘的宗教崇拜仪式时，他就应当带上女性的特征，以便为女神所容忍；奥菲士教的颂歌把两性都强加于底阿尼西亚和阿多尼斯的身上去；现在的中亚细亚的纪念章还刻着胸前有巨乳和带着手镯的宙斯。这比起《伊利亚特》中的宙斯多么有失尊严！ 这些女神是来历不明的；人们称她们是“由她们自己所生的、然而奥林普的正式的神是由已知的父母所生，像平常人一样在地上长大和生活；最初几个世纪的耶稣教徒嘲笑这些神的地上起源，殊不知他们的耶稣也是生在地上的。德墨忒尔——地之母，神之母，万物之母，如埃斯库勒斯对她所称呼的——是流行于伊奥尼、西克拿得（Cyclades）群岛、大希腊（米列〔Milet〕，爱非斯〔Ephèse〕，亚卜得尔〔Abdère〕，巴洛〔Paros〕，亚摩尔哥（Amorgos），得洛〔Delos〕，米底列纳〔Mytiline〕等等）许多城市中的这些宗教崇拜仪式的女神之一；德墨忒尔的英名在离雅典十六公里的阿提喀的山城埃勒西（Eleusis）达到了最顶点。拍沙尼亚（I，38）讲到一个传说，依照这个传说埃勒西的居民在史前期曾经手执武器反对雅典的君王哀勒克得（Erecthée）而保护德墨忒尔的崇拜，这个德墨忒尔是父权制的英雄，宙斯的崇拜者所厌恶的。男子不许执行由女祭团所主持的祭典，只有女祭司才能完成祭祀和上供牺牲：直到祀祭官归并于她们之后，她们还保留着这种权力。只有妇女才能参加得摩佛里（Thesmophories），她们祭前几天得做好准备工作，沐裕斋戒，禁绝房事；为了清除与男人接修留下的污迹，她们坐卧于某一种草上，据赫西夏（Hesychius）说，其中有瑞香和蒜。第二日她们赤脚跟在大风车后面步行，这大马车是到雅典去的并且把一些神秘的象征带到埃勒西去。后来才添加了一些新的仪式，也允许男人参加。 这些复活过来的宗教都有一个女神作为最高的神，这是属于父权制以前时代的宗教，那时候妇女和男子过着平等的生活。野蛮人为了道德的目的曾经把性的区别带进自己的公社里面去；这种区别为职务的专门化所巩固、所加强而终于形成两性的对抗，这对抗有时引起武装斗争和表现在语言、神和宗教的差别上面。每一性都有自己的秘密的祭祀。在别性举行仪式时出现的狂人，一经发现就有杀身之祸。根据神话传说，班得（Penthée）就发生这样的事，因为他躲在树上偷看费维的妇女在巴拉士（Parnasse）山上举行的第阿尼西亚格（dionysiaques）的仪式。妇女的宗教在父权制建立之后受到谴责，已被废除或者只在生活于父权制家庭以外的妇女中间非常秘密地保存着；因此《伊利亚特》虽然常常说到父权制的英雄的豪勇，但是没有提到这些祭祀仪式。《伊利亚特》在群神当中不包括德墨忒尔——这个伟大的女性之神，假如赫拉和雅典娜是被置于神的行列，那么不要忘记经常想到她们屈从于奥林普的家长宙斯的权力之下。祟拜女性的神的宗教复活于伊奥尼的工商业城市，历史家都是这么说；这些宗教不是战败的种族的宗教，而是被奴役的性的宗教。假如神话学家在它们中间找出同埃及和特拉土的宗教有共同之点，那么只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里母权制时代的道德直到这些宗教复活的时刻还继续存在。 它们的复活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周题，这是那些只关心所谓“历史人物”或政治事件的历史家和哲学家完全没有研究过的周题。为什么原始时期的这些宗教恰恰是在伊奥尼的最发达的城市里重新出现？这些城市是科学、哲学、艺术和抒情、的最初的摇篮。这时的主要是个人主义的，它代替了英雄时代的史诗，英雄时代的是对于英雄时代的人们有用的历史知识、宗教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简明教程[16]。 产生这些意识形态现象的城市是商业和工业的中心；正因为在这些城市中商业和工业日趋繁荣，它们首先使用有足够重量和成色的合法的货币[17]；正是在这些城市中为争夺政权和为占有财产而进行不断的流血的斗争。为了理解由商品生产和交换所引起的混乱，需要获致古代城市组织的概念。 当半开化人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之后，他们就把本地土人赶走，杀死或者变成奴隶并且占有领土，把领土用抽签分配给各家庭；家长组成酋长会议；由这会议担负管理之责。外方人假如没有自己的职业，便无权住在城里；他们住在城郊的房子里，这些房子不是他们的财产，即使他在这些房子里工作和营生达几个世代也不例外。只有奠定城市的家庭才能占有土地，因为只有占有土地才能给予政治权利，既然外乡人（手工业者、工业者、商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末他们始终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外乡人。在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外方人如把自己登记在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册子里，一经发现便被发卖为奴。不管他们的人数和财产有多大，即使在已成为工商业的城市里，他们总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普鲁塔克说，在埃皮多尔（Epidaure）这个最繁荣的城市里，全部公民阶层长时期都是由180人组成的（《希腊问题》，Ⅰ）；据亚里士多德说，在赫拉克莱（Heraclée）为数还要少。 占有土地和管理城市的家庭构成贵族阶级；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他们所需的一切，除了少数由外乡手工业者所制造的东西或抢劫来的东西是例外。抢劫是父权制的英雄们的最重要的事业，阿尔哥洛特[18]的远征和特洛伊战争是抢劫的事业。城市的财富在英雄中引起贪欲。斯利曼（Schlieman）在特洛伊的发掘中发现了三次火灾一次接一次遗留下来的痕迹；《奥德赛》所说到的特洛伊火灾算是第二次的。 外乡人被排斥参加城市守护神的正式祭典；闭关自守是父权制时代的显著特点之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神，自己特殊的宗教仪式。雅典的手工艺人在这城市的最繁荣时期只有一个小庙在巴推农（Parthénon）以西的阿克罗波尔（Acropole）上面，这庙供奉着手工艺人的雅典娜（Atheuaergana）；假如外乡人也被允许参加巴拉得纳（Parathénées），即一切雅典居民都参加的游行队伍，那末他们所占的位置也是最低的，他们的女儿给那些携着满篮金色无花果的公民的女儿撑扇；手工艺人的妻子携带着水罐，而男人们则拿着小小的船，大概这是他们曾经由自己供养和装备起来的船的模型。 在古代，外乡人是仇敌，因此对待手工艺人、工业者和商人像对待仇敌一样；他们也像奴隶一样被禁止携带武器。贵族的家庭把城市的保卫当作一种特权抓住不放；但是自从商店和工场中的平民发财致富之时起，便在赎偿的形式之下向他们课税来支付舰队、陆军、公共节日的开销和用来维持贫苦市民的游荡生活。 在已成为商业和工业活动中心的城市中，外乡人的数目和财富都增长了起来，形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的阶级，有能力开始进行瓜分政权的政治斗争；贵族阶级因被战争拖垮了和被内讧弄得四分五裂，反而削弱和贫穷了。 处在父家长统治之下的家庭解体了，并且为了分给每个家庭一块份地，原先统一的父权制家庭的不能让渡的财产被分散了；废除土地财产的不能让渡的父权制地产的这种分散造成的后果是土地集中在几个“自视不凡的和目空一切的家庭”之手，犹太人的耶和华用蛊惑性的愤怒来攻击这些家庭：“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以塞亚书》，V，8）。那些被剥夺者，虽然他们是属于贵族，失掉了土地也就随同失掉公民权。他们形成饥饿的和狂暴的平民，在他们眼中劳动是有失身分的。国家不得不供养他们：由于参加讨论公共事业和排解私人讼争的会议，国家给他们与公民称号相适应的薪俸；据亚里士多德说，这习惯在一切民主国家中是普遍采用的。人们常常给他们分食物和货币，用作神的祭坛的祭品的牲畜肉要留给他们；由富人出钱给他们组织公共的宴会。这些破落贵族的狂暴之徒同那些由商店和工场出身的平民联合起来推翻贵族的政府并代之以民主的政府。假如暴动成功，民主派就废除债务，从富人手里夺取他们的土地，没有杀掉的就被放逐，瓜分他们的财产并选出暴君来保护和防卫夺得的领域。暴君保护工业和商业以满足有产者，并且设法找钱来供养贫穷的公民：伯里克利甚至发给他们钱去进戏院。但是战败的和被放逐的贵族从流放地回转来了，与城市的敌人勾结一起，在他们的协助之下推翻暴君，杀死民主派的领袖和恢复寡头的政府。于是内战又立刻重新开始了，因为不可能赶走穷人、手工艺人、工业家和商人[19]。 然而正是在这些经济的变革和由它们所产生的政治斗争中才在工商业的城市里产生了科学、哲学、诗和艺术；正是这时民主的宗教的因素在那里成长和发酵，这种宗教经过几世纪的加工改造终于代替了贵族的多神教的正式的祭祀。不认识这些经济现象和政治纠纷或者只赋予它以微小意义的历史学家没有能力说明古代社会何以瓦解，原始的自然哲学何以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诡辩哲学所代替，多神教之终结和基督教之出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是不理解的：他们不想研究这些事件的原因，即使想研究，也只求之于什么也不能说明的微末细节的原因和解释。例如一部分人和第一批基督教徒一起反复着说多神教的灭亡、基督教的出现和胜利是上帝的事业；另外一部分人则以自己的纯理性的哲学自夸，把基督教的起源归功于犹太人的一神教；但是犹太人任何时候也不是一神教徒，因为他们虽然的确不去崇拜自己敌人的神，然而他们确信诸神的存在，正如确信耶和华的存在一样；其次，认为基督教只是一神教也是不正确的，既然它的三位一体的神是由三个不同的神构成的，这样的说法就等于大大缩小了它的性质。 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都参加了古代城市的内战。希腊的格言诗、拝情诗和戏剧诗完全浸透着这种气氛，哲学本身也带上了它们的痕迹。赫拉克利特说，一切都从内争中产生：战争是万物之母和主宰；恩培多克声称：爱和恨是造成混乱的两个原动力。诡辩派加在一切讨论上和破坏了最牢固的概念的俏皮的和似是而非的批评，是经济变动在社会条件和阶级与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所引起的混乱的精神反映。正是在动摇了家庭的和社会的基础、制度、私德和公德的这些经济事件和政治危机的混乱中，人们重新又在父权制家庭的残骸中获得了自己走出氏族共产主义之时便失掉了的灵魂。这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 当统一在家长权力之下的配偶的联盟解体时，家庭便缩小到严格的有产者的最低限度：父亲、母亲和子女；自然，每个这样的小家庭的家长都愿意在一切方面像父权制家庭的家长，这家长的桎梏他刚刚才摆脫；都愿意像他一样占有一个在他死后继续存在的灵魂；而既然每个儿子都会轮到当家长，于是他一生下地就有了灵魂：因此一切男人都赋有不死的灵魂。 使产生了这些革命的城市人口繁荣的外乡人——手工艺人、工业家和商人——不能按照父权制的计划组织自己的家庭：因为没有成为土地财产的主人，他们便不能获得父权制的家庭所依以作为基础的不可让渡的土地财产。因此，十分可能，在他们中间关于灵魂的原始观念任何时候也没有消灭，他们靠口头传说和故事的方法保存了关于原始时代的记忆。给这个假设作证的事实是：灵魂观念最先恰恰产生在被他们住满和被他们的斗争扰乱得人心不安的城市里，而林雪得转述神的起源和《伊利亚特》里的说法是不同的。林雪得，据他自己说，是外乡人的儿子，因经商而从小亚细亚的居麦（Cumes）来到阿斯克拉（Askra），在卑阿底（Béotie）的一个城市，在那里他没有公民权；在他的父亲死后他同自己的兄弟比塞（Persée）分了他的财产：单只这个事实就证明他不是生活在父权制家庭的权力之下，因为父权制的家庭是不允许这样分财产的；据说他因为同贵族发生纷纷而远避阿尔果诺麦（Orchonomène），以后就死在那里。斯巴达人没有给他什么大的荣誉和称他为手工艺人的诗人，因为他复述了后者的宗教传说，而不是像《伊利亚特》一样复述了父权制的英雄。他是第一个说到无家可归的灵魂的诗人，这些灵魂的数目有三万个，在地上游荡，像在野蛮人的时代一样。“它们以空气为衣服……它们是死者的守护者，监督着品行和坏行为……它们分配财产”。这些职能使它们成为手工艺人和商人的保护者。 许多复活中的崇拜仪式，——加比尔、哥里板特、伊登的丹克第尔（Dactylesidéens）等等秘密宗教仪式，——是手工艺人和水兵的宗教；它们的神同金属的加工和某些工具的制造有关系。据伯萨尼亚说，被称为大神（theoimegaloi）的加比尔承认铁匠、钳工、军械匠和黑檀木雕刻工之神赫费斯特是自己的父亲和主人，宙斯和父权制的神把赫费斯特收容在奥林普正如同人世间的父家长因为要用手工艺人服务而容许他们住在自己的城市里。在伦诺（Lemnos）他们被称为钳子（karkinoi）；他们也像赫费斯特一样被描绘为戴着尖帽和穿手工艺人的服装——短而无袖，右方开襟，让肩膀露出；诸神之一称为卡摩（Kadmos）和公认为腓尼基字母和古代希腊字母，所谓卡摩字母的发明者。据斯特拉邦（Strahon）说，从远古时代起他们就在特洛伊地区被人崇奉；腓尼基人把他们的肖像画在船头上。对他们的崇拜曾经扩大到整个古代世界。不久以前还在瑞士和爱尔兰发现加比尔的镇邪符。手工艺人被排除于正式宗教之外，所以不得不创造为自己所需要的，与他们的职业和风俗有关的神[20]。加比尔和得西勒（Telchines）非常像野蛮人的灵魂；他们控制着自然力，管下雨，引起风暴和停息风暴，保护庄稼和牲畜等等，加比尔的信徒在脖子上带一个镇邪符，保护他们避免危险，特别是在海上；基督教的肩衣〔27〕是加比尔的遗迹。加比尔的神秘的宗教把戏原来只许男子参加，但是最后也允许妇女和儿童信奉，这些被轻视的、被压迫的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手工艺人和商人的宗教是在地下混日子；更由于在大机械工业的时代以前，手工艺人的技艺是严守秘密的，因而他们愈加用神秘的仪式把自己包围起来；他们的方法是职业的秘密，对于非信徒嫉妒地掩蔽起来；秘密只有向信徒公开：知道秘密才允许工作，没有它工作是不可能的。手工工业的操作，在这里手的技巧和手法的熟练起了头等的作用，助长了人的精神更加倾向于宗教的神秘主义[21]。 假如手工艺人、水手、商人的秘密宗教和女性神的秘密宗教崇拜在许多重要之点上是互不相同的，可是在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信条，这是在正式的多神教的神学里所碰不到的：它们承认一切人都有灵魂，个人死后还继续生活；所有它们都给所有信徒许诺死后的幸福生活。占有灵魂和相信未来的幸福生活是人们的虚荣心和希望，不论他们是从父权制的家庭中出来的或者根本不可能从属于父权制，都是如此。 只因为相信灵魂和死后生活，这些用自己的仪式、秘密的狂饮和自己的传统来同古典的古代的精神相对立的宗教崇拜才能成为风尚和流行开来。假如女性神在学者、哲学家和富人的眼中有较大的成功，那末这是因为他们不愿同手工艺人、水手、小铺主，一般地不愿同信奉加比尔以及其它类似的宗教的小人物接触之故。妇女在后来是基督教的非常热心的宣传者，但是她们曾经促成了原始女神的秘密宗教崇拜的胜利，因为这些原始女神使她们想起她们在家庭中的领导作用，并且女神的回来使她们得以预见那若干世代以来压在她们身上的父权和夫权的桎梏的解放。历史家关于妇女在这社会和宗教革新的运动中的活动默不作声；但是可以从诗人和哲学家的不公正的和粗暴的攻击中推测出来，例如从柏拉图在自己的《法律篇》里禁止妇女有自己的家庭的祈祷室上，从对普鲁塔克在他的婚姻条例中所加给她们的女神的秘密崇拜和外乡人的仪式的执行的谴责上都可推测出来。但是禁止显然没有产生更大的印象，因为吕西阳的剧中人说：“雅典女人走出自己的屋子就去朝拜男子没有福气知道其名字的女神，——哥里亚得（Coliades）、日勒底里得（Genetylides）、弗利季亚（Phrygie）的女神，这女神同一个牧人的不幸的恋爱在她的节日受到颂扬。然而进行秘密的祷告，可疑的神秘宗教把戏，男人不许往那里去”（《谈爱情》，§42）。这些宗教祭祀的仪式随着自己在人民中流播的程度而改变，最后终于失掉自己的原始的意义和只保留着自己的戏剧性质。克利曼·亚历山大（ClémentdAlexandrie）说，埃勒西的神秘宗教的信徒只看到它是一种“神秘的戏剧”。[22] 灵魂的信仰在原始人是从生理现象的错误解释里产生出来的，对于工商业城市的人们来说却是精神现象强加给他们的精神的需要；灵魂信仰对他们是这样的必要，以致他们在不能从重新出现的秘密的宗教祭祀的现成传统形式里找到它的时候，便发明了灵魂的观念。这需要说明，这种说明对于理解英雄的道德和资产阶级的道德将是有益的。 父权制的家庭，随着在它之旁靠工商业为生的资产阶级的成长而解体〔28〕和它是氏族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的残余；它保证自己的一切成员不分性别与年龄都有生活资料。所有成员的幸福都有赖于家庭的繁荣；它的收获、它的畜群保证了物质生活；它的宗教的和历史的传统支持着精神的联系；每个人的个性是这样密切地同集体家庭融合在一起，以致消失在它里面并在更宽广的意义上说消失在长老（即家长）所统治的城市里。每一个耕地的人都知道他的劳作对他有好处，而当出征时，他也知道他的劳苦和他的死将有益于他的城邦和家庭。当统一在家长权力之下的和独立的配偶联盟彼此分开的时候，这种家庭的天命也就吿消失：每一对独立营生的夫妻只能指靠自己的成员的努力，而这成员的圏子已缩小到个人主义的最低限度，父、母和他们的儿女。从父权制的家庭出来并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人们落进了有产者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之中，这些有产者已经不是为集体、而是为自己的个人的幸福从事劳动。 手工艺人和有产者——商人和工业家——不再指望靠家庭的集体——其全部成员是被血缘和过继结合在一起的——来支持自己的幸福，而只能希望从自己的个人企业的成功得到它。他们努力的目的不是为了集体的幸福生活，而是为了个人的幸福生活。一切的幸与不幸都以个人的人身为限：落在他身上的快乐的事，这就是幸福，他不得不忍受的坏事，这就是不幸。社会的轴心转移了，它的主要动力已经不再是家庭的集体和城市，而是个人。《旧约》——《颂歌》、《箴言》、《传道书》和《约伯》等篇——用恬不知耻和无与伦比的力量叙述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它代替父权制时代的集体家庭的自私自利而走进古代世界。普罗塔哥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希腊诡辩派的这句格言是一切资产阶级哲学中最真实的和最深刻的表现。苏格拉底教导说：认识你自己，因为要想达到物质的道德的幸福，你应当只指靠你自己。不是社会的出路，而是个人的出路现在才是最高的法律。“我”成为道德的基础。新道德的规条说：将你所希望于别人对你的事加之于别人，雅典人用一种时代错误的假设把它归之于布支日士（Bouzigès），而演说术教师伊梭克拉特（Isocrate）又用作如下的解释：“不要把你所不希望忍受的事加给别人……要拿你所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态度去对待别人”（Isocrat。OratadNicom）。基督教没有带来新的观念，它只是采纳了雅典人的规条并且说：“你不要把你所不希望别人给你做的事加给别人。爱你的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我”是万物的尺度，这是总的规条。“我是唯一无二的”，据施蒂纳（Stirner）所想像的最先定式化的这句话是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起点和终点。一切都应当为这个“我”作牺牲，而为了它能自由发展，必须使它解除家庭和城市的集体所强加于它的义务。结婚和生男育女对于父权制家庭的人们是神圣的义务；永远忠于不生男育女的妻子对祖先来说是宗教的罪人。而阿尔菲教（Orphisme），这是在对抗女性的神秘教中发展起来的和使哲学家和学者大感兴趣的一种男性的秘密崇拜，却把贞节推崇为最高的美德和宣传独身。德谟克利特说：“妻子和小孩是繁重的负担。”独身竟成了这么大的一种风气，致使这过渡时期的国家曾不得不向独身男子课罚稅款甚至羞辱他们。对城市的爱，以前曾为它献出自己的时间、财产、生命，现在逐渐消失了；哲学家和智者不再关心公共事务和保卫祖国，而把这个责任委托给雇佣兵[23]。父权制时代的狭隘的、但深刻而又热情的爱国主义让位于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后者虽然宽广，但缺乏鲜明性和力量。古代的英雄的法律可以宣布每个外乡人都是仇敌，因为父权制时代的人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靠拿工艺人和奴隶生产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而商品生产要求商人和工业家把一切国家的人们都只看成是买者和卖者；产生了一种把一切人都放在平等地位的新的法律并且给人类博爱的观念，斯多葛派曾宣传过的这种观念，奠下基础。只联结父权制家庭成员的博爱局限于为数不多的成员，但它是现实的和有效的；而资产阶级的博爱虽然包括着从事工商业的一切人口，但只是一句庸俗的和空洞的话而已。 劳动和空闲，丰裕和歉收，幸福和不幸，在父权制的家庭里一切人显然都是共同的，一切成员都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而现在则人人为自己成为普遍的法则；每人都为自己保住自己的财产，他既不把自己的好处分给别人，而在他失败时也没有人给他帮助；相反地，他的经济的破产倒有利于他的竞争者；“人人为自己”引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在植根于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的新的社会组织里，每一个人的成功决不是同他的努力相适应的：一部分人获得成功就是另外一部分人失败之所在；最不公道的变化无常是一部分人的命运，而最厚颜无耻的成功则是另一部分人的命运。平等——父权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手段——为最尖锐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所代替。资产阶级的社会一经产生就把公民分开和分裂为富人与穷人。 这些命运的不公平，财产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当人们还能记忆起过去并没有这些东西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时，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它们促使穷人，也促使富人有必要找出补救和补偿之法；但是既然在地上不能找到，于是就把它移到来世的生活里去，在那里平等重新占统治地位，在那里穷人又变成富人；原始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就在死者的王国里重建起来。但是虽然原始人希望来世生活是现世生活的更好的继续，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人重新被迫发明阴间的生活却为的是使他们在这个人世生活中所受的不公平和打击在那里得到补偿。这些希望虽然很遙远和很不可靠，然而是有安慰精神的作用的；因此这个过渡时期的一部分人，像得阿尼和约伯这样一些经历过父权制关系崩溃和不再相信来世生活的人们对命运的不公平极表愤慨，并对宙斯和耶和华的正义提出怀疑；另一部分人则信奉秘密神教，相信来世生活，他们在那里将为自己的苦难取得补偿，他们抱听天由命的态度和感谢作岀这种许诺的德墨忒尔和其他的神灵。 因此，为了使新的社会的秩序成为可以理解的和可以忍受的，就必须占有人能感受到的灵魂。灵魂对于野蛮人曾经是生理的需要，如今对于有产者却成了社会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秘密神教这样热烈地受人欢迎和直到那时还是秘密的祭祀在所有城市里都公开出来了，因为他们宣布灵魂的存在和保证“来世的”生活。他们的神把奥林普的神推到第二位上去。伊梭克拉特说：“德墨忒尔赏赐人们两件只有神才能给予的最美妙的礼物：我们赖以生活和使我们高出于动物的生活条件之上的农业和保证其信徒不仅生前而且死后都有最美好的希望的秘密神教”（《巴内日里克》，VI）。“来世”生活的幸福是无价的奖赏。梭佛克列（Sophocle）说；“世间的凡人在识破埃勒西秘密神教之后再到地狱中去将有三倍的幸福，因为只有对于他们地下世界的生活才有可能多对于别人地狱只能是苦难”。柏拉图勇敢地作了详细的说明：“缪斯（Musée）和他的儿子把清廉正直者引进地狱，让他们在圣徒的宴席上坐下来，在那里他们戴着花环，过着永远酒醉的生活”（《共和国》，Ⅱ，6）为了使酒醉成为最高的幸福，需要作一个最狡猾的唯灵论者〔29〕。耶和华的蛊惑家通过先知者以赛亚的嘴大喊大嚷：“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呵，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以赛亚》，XXVI，19；LXV，17和18）。埃及人的灵魂消失在伊西得的怀抱中，它变为阿西里士（Osiris），就是变为神。像原始时代的灵魂神化又重新岀现。格言诗人福西利得（Phocylide）使人相信“丢掉人间的躯壳以后，我们就变成为神，因为在我们身上有个不死的和不朽的灵魂。”——“幸福的和安乐的，你从凡人变成为神”，——公元前四世纪意大利的柏梯利亚（Petilia）的一块墓铭上这样写着。另一墓铭宣称死是好事：“啊！从幸福之神那儿来的这（埃勒西的）神秘神教多么美；对于凡人死已经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对于死的兴高采烈的兴致不仅是碑铭的公式，而且是助长自杀的激情。生命对于《伊利亚特》的英雄是最宝贵的财富，而资产阶级的厌世主义者像得阿尼和传道书派则认为生命只是欺骗和灾难，尘世空虚。梭福克列说：“第一件好事是不生下地，第二件好事是尽可能快死。”哲学家克勒翁布洛特·达·昂布拉谢（Cléombroted'Ambracie）为了一跃而进入来世生活，竟堕塔而死。赫日西亚·达·西里纳（HégesiasdeCyrène），绰号叫peisithanatos，他“劝人死”，以宣传死胜于生的学说为职志；他的学生自杀者为数极多，致使普托列梅·菲拉得尔福（PtoléméePhiladelphe）封闭了他的学校和禁止他在阿历山大讲学。 哲学家，没有异议地相信了原始人想出的、以后又为民主的群众所恢复起来的虚构，他们开始研究这个灵魂的性质和兴致勃勃地把灵魂赋予己身。德谟克利特用微小的、圆的和光滑的原子，像最轻的火的原子那样的原子来制作灵魂；一切生命的现象都是从它们震动全身的运动中产生出来。赫拉克利特，既然一切由之而生和一切由之而灭的火在他看来是提供宇宙一切部分经常旋转的基源的一切因素的本质，他就不能放弃不以火作为灵魂的本质，火可以用喝醉来抑止和用水来扑灭；因此，溺死者经历着两重死亡：肉体的和精神的。这种奇怪的思想在基督教的学者中间颇为流行；主教西勒西亚说当他在海上遇到风暴时如何为自己的灵魂所苦恼。 哲学家因占有灵魂而变得骄傲起来，以致轻视肉体，如像后来的基督教徒之所为；对于赫拉克利特肉体是不动的、死板的体积，只要灵魂一旦离它而去，便变为可厌之物，像粪土一般，在爱比沙尔姆（Epicharme）看来灵魂执行肉体的一切职务正是通过眼孔而出现。吹里庇得（Euripide）重复着奥菲士教徒的以太的观念，在人身上只看见灵魂——“肉体是不属于我们的财产，在活着时我们寄居在它里面，在它死后就归还给养育过它的大地”，这时“灵魂同不死的以太结合起来，保存着一种永远不死的感情”。维琪尔（Virgile）对灵魂的起源作了如下的报道：“人和动物的灵魂都是从同一个基源上产生出来的，这个基源渗透一切，主持、使有活气和推动天、地、水面、发光的月球、太阳和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星球；但是一旦与人间的肉体的物质接触，灵魂就变钝了，成为情欲和肉欲的掳获物，而应当在死后恢复自己的元气”（《埃内得》［Eneide］，VI，724）。 用原子来形成灵魂的德谟克利特和赋予灵魂以火的性质的赫拉克利特使它成为某种可以触摸的和物质的东西；柏拉图从它身上清除掉一切物质的东西，使它成为不死的，它先于万物之前而存在。可是，这个没有物质界限的灵魂却是感性的欲望、情欲的起因和理性的基础，而为了使它执行这三重的任务，他就把它分成三部分，分别安置在身体的不同的部分里面。专司感性的欲望的最下部分是安置在胃里，“这是像酒店那样的地方，秘密的藏污纳垢之所，放荡行为和贪淫好色的避难地方”；沉湎于愤怒和好战斗的情欲的中间部分位于心中；最高贵的部分是安置在头脑里，——这是理性；只有它有判断能力和靠辩证法之助能够高升到最高真理的理解；只有它是不朽的，它还管理那支配人的和谐、健康和力量所需要的欲望和情欲的两个其它的部分。 到古代世界重新恢复灵魂观念的时候，关于原始人创造灵魂的记忆已完全消失，因此哲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发给它一张出生证。但是不再用自然现象来说明它的存在，如原始人那样的做法，当他们想出灵魂观念时则向纯粹理性请求靠自己固有的力量去探索它的起源；理性在神的身上找到了它，神的完全现成的观念是偶然的。神的观念在野蛮人的意识形态中是灵魂观念进化的终点之一；哲学家倒转了这个次序和把神看作是灵魂理论的出发点，唯灵派的意识形态和柏拉图派的诡辩学说就是证明。 民主的群众不知道哲学家苦心解释的结果，即使知道了也不注意：他们没有任何拘束地和不自作聪明地采纳了原始人的观念；他们给予肉体一个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这双重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丢掉肉体而复归原形，并且比它的死亡活得更久；像往常一样，哲学家终于承认了群众的观念，被他们领导的群众自然只存在自己的想像中。卢克莱修说：“当四肢让给睡梦的甜蜜的爱抚，而伸开的、沉重的和不动的身体正在休息时，就在这时我们身上有一个另外的我——estaliudtameninnobis，——却被成千的动机弄得焦急不安”（《物性论》，VII，113—117）。毕达哥拉思的哲学家，赫摩提莫·达·克拉佐麦纳（HermotimusdeClazomène），根据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材料来判断，他还在阿纳克萨哥拉之前就断定理性——nous——是万物的起因。赫摩提莫相信他的灵魂为了找寻新事物而离开他出去远游；他的敌人为了结束灵魂的这种游荡行为，有一次在它出去游荡时就把他的身体烧毀了。奥古斯丁时代的著名律师拉伯翁（Labéon）说，死在同一天的两个人的灵魂相遇于十字路口，接到回归自己的尸体的命令，他们都复活了而且结成生死不渝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再次死亡时为止”。圣奥古斯丁在这个问题上与原始人、普通的人民和哲学家持同一种的意见，转述拉伯翁的历史来证明那向基督教徒所许诺的死人的复活（《上帝之城》，ⅩⅩⅡ，28）。 人民群众决不愿意把灵魂中的一切物质的东西清除掉，相反地他们希望占有一个物质的灵魂，好在将来的生活中享受他们在人世间失掉了的一切快乐，而秘密神教许诺其信徒的也正是这些快乐。野蛮人所发明的和尽可能加以美化装饰的死后住所又被修缮一新。维琪尔重复这种流行的见解，强迫爱勒（Enée）去访问这幸福之居，在那里幸福者的灵魂被车马包围着，在温和的演技场上练习无伤害的战斗和在那里饮酒作乐（《埃利达》，VI，637）。 父权制时代的人们只须管少数灵魂的住和吃的问题，因为占有灵魂的特权只给予家长；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们安置在家庭的坟墓中或家神的祠堂（lararium）里，——这是设在家长住宅最后部分的一个房间，罗马人把祖先的骨灰和蜡制的面具（laresfamiliares）就保存在这里；他们每天往那里给它们贡献食物。现在，一切人都可以有灵魂，而多数既没有家庭的坟墓，也没有不动产，为这些不断增多的灵魂安排住食问题就要困难得多；出路就是送它们到城郊去，在那里辟一墓园，像原始人的做法一样，遣送它们到山顶去，到他们所小心回避的偏僻的地点去。为了让灵魂安静地呆在那里，罗马人经常给它们上供和在每年五月里有三天给它们杀牲致祭，在这期间把神庙关起来，敬奉只是为死者的灵魂而不是为神而举行。但是灵魂或者由于感到公共坟墓不合意，或者由于它们对自己的饮食不满意，开始到处游荡和折磨活人，像野蛮人的灵魂在天堂发明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大地上重新充满流浪的灵魂，其数目和恶行与日俱增。 哲学家和无知之徒，多神教徒和基督教徒都一致承认空气中充满了游荡的灵魂，引起人们的恐怖、疾病、不幸事故、灾难。一个吕西阳派的哲学家发问道；“难道遇见鬼的人还少吗?有的在黑夜，有的在白天。至于说到我，我看见鬼不止一次，而是十次，千次。开始时我害怕，但是现在我已非常习惯，觉得这是再平常没有的事情，特别是从一个阿拉伯人将受刑的十字架上取下来的铁环给我并且教给我用许多字组成的魔术的公式之时起”（《不信神者》§17）。圣日洛木给以弗所书（II，2；VI，12），——其中使徒保罗说到“人世间的恶鬼”——作注解时说，教会的神父认为空气中充满了恶鬼（plemisestcontrariisspiritibus）；《福音书》说耶稣和他的使徒之所以能治好病人是因为从病人身上驱走了恶鬼[24]。教会神父的和耶稣及其使徒们的恶鬼不能是反叛的天使，因为上帝“给它们加上禁闭的锁鏈和投入深渊”，像宙斯将被他打败的提丹的鬼魂禁闭起来一样。其实基督教关于鬼魂的学说只不过是多神教的学说的继续，多神教的学说又是野蛮人的鬼魂学说的重复，所不同的是把它放在民主的文化进步的最后水平上加以修改和补充。柏拉图致力于利用这数不清的充满空气的鬼魂；他给每一个人指定一个鬼魂陪伴他们过一生而且在死后还伴送他们进地狱；因为鬼魂没有地方摆，于是另外一些哲学家就给每个人指派两个鬼魂，一善一恶，供他使用；基督教徒按照自己的习惯总是从柏拉图的哲学中借用这些暂时分派给每个人的保护天使的观念。亚比勒（Apulée），学他的先师柏拉图的榜样，认真研究过恶鬼，研究过它们扰乱空气的风俗，他宣布说，“那激动人心的情欲也使鬼魂激动；它们爱光荣，不义使它们愤怒，而献礼则可以使它们平息：基督教徒认为贪食是这些鬼魂的主要罪过，认为它们钻入人体是为了靠它的营养来生活，并且认为只要斋戒就可以把它们赶走。 哲学家以及后来的耶稣和使徒们都认为，为了从活人身上解脱无家可归的灵魂，应当把它们移居到动物身上去。原来柏拉图及其门徒使灵魂这样高度地精神充沛，只是为了以后强迫它们移居到牲畜身上去。但是哲学家留给人的灵魂的牲畜之前途根本上不能适合普通人民的口味，他们希望灵魂有更大的光荣：哲学家抛弃了灵魂移居的观念；他们甚至为了满足人民而不得不非难这个观念。波尔菲里虽然也是柏拉图派，可是也认为把灵魂移居到动物身上去不成体统，须知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子骑在毛驴上，而在毛驴身上却附着他的母亲的灵魂；圣奥古斯丁抗辩道，假如母亲的灵魂移居到儿子将与之通奸的另一妇人身上，这将是更加下流无耻的事。 好像故意为难似的，地中海人民中间复活起来的秘密崇拜保留了野蛮人为直接避开折磨活人的灵魂而发明的死后住所的观念。这种发明是很成功的，以致例如《伊利亚特》一次也沒有提到折磨人的灵魂，而在《伊利亚特》中死者的灵魂拜访活人只是为了让他们快一点举行葬仪并且通知在这之后他们任何时候也不离开坟墓住宅。只是在《奥德赛》里才开始重新讲到“灵魂”，它的主角虽然是《伊利亚特》的战士之一，但是《奥德赛》已属于另一环境和另一时代，有另外的风俗和另外的观点[25]。 秘密神教复活了原始人的死后住所和他们相信这住所向一切部落成员开放的观念；他们允许一切信徒，不问他们的优点缺点的差别，都可进入天堂，但是反过来对于所有不信教的人，——他们的数目是很大的，这天堂之门是紧紧地关闭着。这是一种侮辱，是不公平的。普鲁塔克转述第奥根尼（Diogènne）的话说：“强盗巴得雄（Patoecion）死后将比爱巴米龙达（Epaminondas）更幸福，只因为他信奉埃勒西的秘密神教！”希腊拉丁世界的民主文化完全采纳了原始人的灵魂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必须加以改变和使之适应于建立在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上的新的社会条件。 V 地狱的发明 出生在工业和商业城市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满足于被它从野蛮人那里夺取来的灵魂的意识形态；于是就用地狱的发明来补足它，地狱这个东西我们在那些尚未与开化的民族接触的原始民族和半开化人当中是连影子也找不出来的。 只是在公元前几世纪，死者因生前犯罪而受刑的受苦受难的场所的思想才开始形成。希腊神话的大尔达尔，位于地狱（哈得斯）的下面，有铜的大门和门坎，这里终年不见阳光，或许就是被利用来创造柏拉图派哲学和基督教的宗教的地狱的这个大尔达尔只是一个地下的监狱；在贵族的住宅中都有这样的地狱，用以监禁反抗家长统治的不服从者；例如，宙斯把不服从他的统治的克罗诺斯和提丹们实际上就是关在这种地狱里。地狱中的西喜佛（Sisyphe）和丹大列（Tantale）及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士所遭受到的惩罚带有私人报仇的性质：宙斯折磨他们只是因为他们冒犯了他。 产生同等报复法的复仇行为对于原始人是个人自卫的方法。原始人发展复仇的情感，给它一种为现代文明人所不能有的生活力和力量，因为对于现代文明人个人复仇失掉了作为自卫方法的意义。让欺负人者简单死去是不能满足的，需要让他经过非刑拷打紧张地死去，恢复了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可怕的复仇行为的中世纪的诚笃的基督教徒就是这么说的。父权制初期的人们为复仇欲所苦恼，只能理解可怕地好报复的神：宙斯惩罚自己的活着的和死了的敌人，而耶和华把自己的复仇延伸到七代。他们之所以惩罚不是因为犯罪者不服从“铁面无私的正义”的命令，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他们的最高意志的命令；他们的动机不是社会的影响，而是个人的报复；他们是地上的父权的代表；这种权力在自己身上把家庭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它把某一个家庭成员所受的任何欺侮都看成是自己的耻辱；根据同样的理由，旧秩序〔30〕之下的司法权是以国王的名义行使，因为国王是民族的最高的专制君主，正如家庭中的家长一样。 但是死后惩罚的观念必不可免地同灵魂观念的消灭一起消灭；只是当资产阶级的民主重新引进灵魂观念的时候，它才又复活起来。而事实上，在父权制初期的伊克维和丹大列之后，希腊神话已不再提到地狱里的苦难。但是重新出现的死者惩罚失掉了个人报复的性质而带上集体报复、阶级报复、所谓“社会的报复”的性质，现在报复已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保护共同利益的集体的事情。个人报复转化为社会报复完成之日也正是个人主义在社会关系中确立之时，因为古代城市里的阶级斗争把人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手工艺人、小店主和贫苦的公民在反对贵族以夺取其财产和社会权力的斗争中完全一致，这一致是被他们的要求、忿怒和仇恨结合起来的。取得胜利之后，他们对敌人没有加以区别，而是凡能夺到手的一概予以报复，不论是对他们的财产和对他们的人身都集体地予以报复。这个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在秘密神教所复活的来世生活的理解上；所有这些神教都把幸福许诺给自己的信徒；而不信教者，即他们的阶级敌人，则成被投入泥沼和烈火熊熊的池里去。秘密神教同正式的宗教竞争；它们把正式的宗教崇拜所轻蔑的神和希望恢复荣誉；因此在自己复活的初期，它们只能在那些痛感现存社会秩序不合理而希望推翻它的人们中间征募自己的信徒；而它们的阶级故人，即不信教者，正是那些从社会秩序中得到利益和希望它保存下去的人。基督教的历史恰恰证实这种看法：须知基督教正是从手工艺人、卑微的人、穷人和妇女中间，也就是从那些参加暴动来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人们中间征集到自己的第一批信徒。 认为为了保证永久的幸福只要成为某种秘密神教的信徒就够了的这种观念假如能够产生和站得住脚，那么只能在少数人的宗派主义的团体里，它们从共同性的精神出发，对自己成员的缺点和缺陷闭目不见，但是这种观念不能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推广。然而灵魂的观念不是秘密神教所能独占的：正因为灵魂观念是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的经济条件所产生和控制了民主的群众的头脑，正因为有可能复活秘密神教和多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秘密崇拜；正因为它们能站起来同正式的宗教相对抗和贬低后者在社会舆论中的影响。于是，当秘密神教为了征集信徒而继续许诺他们未来幸福的时候，基督教徒也采取完全同样的做法，这就在最民主的群众中扎下了另一种来世生活的观念。人们之所以对这种来世生活感到兴趣，是为了利用它来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正像原始的野蛮人利用自己的来世生活的观念来发展勇敢。于是发明出一种报应的学说，死者的行为要经过阴间法庭审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约瑟夫说，犹太教的叶色依派不承认灵魂搬家之说，认为正直者的灵魂解脫了束缚他们肉体的枷锁之后就进入休息和安静的地点，而恶人的灵魂则将永远受苦难而折磨（《犹太的古代》，XII）。照人必罚，善人必赏，所有人都这么看。柏拉图，主要的诡辩哲学家之一，曾为资产阶级道徳和基督教道德的制定出过力气，他描写过对罪人的惩罚；他在《共和国》第十章里转述了亚尔麦良·赫尔（ArménienHerr）的历史，他被认为是死人而留在战场上。他像耶稣一样复活过来，为了訴说苦难和阴间生活。他说：“灵魂要忍受比生前所犯的每一个不义行为十倍的惩罚……，因此每个犯罪者的惩罚往往都是十倍重……；一群面貌可怖，目光炯炯的人把手脚被缚的犯人带出来，丢在地上剥他们的皮，然后拖着他们走过荆棘丛生的道路并投入大尔达尔里去”。教会的神父为了创造基督教的天堂，只不过把多神教的诡辩派所想出的刑罚加以变化和改良而已。死后赏罚的观念十分流行，以致诗人和招摇撞骗者都占有它。邦达尔警吿人们说；“一切侵犯宙斯的领域的罪行，都得过悲惨的生活和遭到倔强的法官的不可挽回的裁判的劫运”《奥林普颂》，Ⅱ）。维琪尔指给爱勒看了安乐之士的幸福之后，又叫他亲眼看看对那些憎恨自己兄弟，打自己父亲，失信于自己的顾客，保守自己的财产不肯拿出一点来分给自己的亲属等等的人们以及那些破坏了忠诚誓言，追随敌人的旗帜等等的人们的苦刑惩罚（《埃利达》，VI，608）。阿尔非（Orphée）的祭司，据柏拉图和得阿佛拉斯特（Théophraste）说，还在基督教的牧师之前几个世纪就包围着富人之门，使他们相信只要靠祈祷、某种祭祀和魔术就可从上帝那里取得赎买生者和死者的罪过和保证死后幸福生活的权力。 古代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有等待基督教的到来便巩固地建立了死后赏罚的观念;因此多神教徒责难基督教，说他们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德尔杜梁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责难是正确的，他说：“当我们宣传上帝的法庭时，人们就对我们嘲笑，因为哲学家和诗人同样也在地狱中设了法庭。当我们恐吓说要用地下火来惩罚渎神者时，人们笑得更厉害，因为根据传说在布吕东的王国里流着一条火河。当我们说到天堂，这个上帝为圣者的灵魂准备的和用一条火的地带与住人的世界隔绝的幸福乐土时，我们发现一切人都普遍相信极乐世界”（《寓意故事》，XLVII）。多神教实际上收集了为制造新宗教所需要的一切部分。从原始人的意识形态中复活灵魂和天堂的观念，发明地狱和死后报应的学说，苦心孤诣地编造资产阶级民主的唯灵主义和道德，这些都是很大的工作；但这是不够的；还需要把这些宗教的因素和这些哲学的原则结合起来和组织成一个民主的和世界主义的宗教：这是基督教的工作。 秘密神教，虽然其中的多数都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要求的世界主义的神[26]的观念，但仍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它们的神的角色的性别和本性阻碍它们去完成，因而便不能变成一种为一切人所理解的世界性的宗教。 萨模特拉士（Samothrace）的秘密神教还能满足任何一个地中海的船主，一般地还能满足卑下的小人物、小店主、手工艺人，但是它们所属的加比尔神在资产阶级的民主看来是不够高贵的：资产阶级既然强求社会的统治，因而也为自己的宗教的神要求天上的最高位置；加比尔至多只能成为手工业行会的保护者，如同后来基督教的圣徒那样。另一方面，秘密神教德墨忒尔、希伯列、亚述的女神、阿弗罗蒂特、伊西士和其它的女神由于自己的神的性别和男神在她们中间所起的从属的作用等等原因更不能满足这个需要。须知商品生产虽然破坏了父权制的家庭，动摇了古代城市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秩序，把直接的商品生产者和工业家结合成为一个革命的阶级并且准备了它的胜利：但是它决不打算把妇女从丈夫的羁绊之下解放出来，更没有把家庭的管理权归还她们；而这些秘密神教恰恰使人记起妇女过去曾经是家庭的主人。商品生产的家庭形式力图保护妇女，因此她们需要男性的神。米特拉教（Mithraïsme）〔31〕在军事范围内是非常流行的，基督教徒从这种宗教崇拜借用得太多，以致为了掩盖它们而认真消灭所有记载着这种崇拜的书籍和文件；但是米特拉教不是一种适合的宗教崇拜，虽然它的神也是男性，其所以不适合正因为它是绝对地男性的神，而所需耍的是使这种新宗教也给妇女一席位置，她们在资产阶级家庭中所占的从属位置比在父权制家庭中更低一些。 只要妇女信奉米特拉的崇拜，这些困难便可以克服，须知男人也是允许加入妇女的埃勒西的秘密神教：或者可能使加比尔秘密神教的神或手工艺人和卑下的人的其它宗教的神高尚起来，或者赋予妇女的秘密神教的神以男性的特点，而这不是不可能的，须知在埃及的万神殿里可以遇到有男性生殖器的女神，而某些地方的阿弗罗蒂特长有胡子。虽然如此，但还是存在着其它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秘密神教只是地方性的宗教崇拜，只在它们的产地才能被崇奉；因此，很困难，也许不可能使它得到世界主义性的传播；新的宗教应当是充满世界主义精神的，正像商业本身一样。秘密神教德墨忒尔——在希腊拉丁世界中最著名的和最流行的——开始只许埃勒西和雅典的居民信奉；它们最初只在阿提喀为人所知；希罗多德说，斯巴达王得马拉特（Demarate）在四世纪侵占埃勒西时，连神的约尔雪（lolchos）这个秘密神教的主角，女神的伴侣，都毫无所知。但是在希腊波斯战争之后，雅典虽然没有抢在迦太基之前成为地中海上的第一等海军强国，然而已经成为重耍的商业中心，外地人都往那里汇聚，在这里，在雅典，最终不得不把政治的和宗教的权利给予外地人，不得不允许他们信奉埃勒西的秘密神教，虽然附有交换条件，就是必须居住在阿提喀和说希腊的语言，好让不愿听半开化人语言的女神懂得他们和便他们自己懂得她的训诲；后来已不要求居住在阿提喀，只需要到埃勒西去并在那里加入信教者的团体。国家使秘密神教德墨忒尔成为正式的宗教崇拜是出于商业上的打算，使信教拖延几年并借此加强外地人涌入雅典，小的秘密神教就在那里举行庆典。信教的外国人必须每年回雅典重新请求保留既得的神圣的特权；这个条件不得不限制了信教者的人数和鼓励他们在其它城市创设秘密神教。虽然所有这些秘密的宗教崇拜都宣传灵魂不朽和死后生活的学说，但是它们始终是孤立的，没有用任何的祭司的组织统一起来。埃及的祭司曾经想用伊西士的宗教崇拜来占有全世界；他们周游古代世界的各地，征集信徒；但是，据亚比勒说，在这种宗教崇拜里存在三种相当繁重的信奉的等级，而每一等级都随带着自然物品的或货帀的礼物；这就限制了信教者的数目和禁止穷人或财产不多的人接近，而新的宗教应当是民主的，为人民群众大开方便之门。 为了建立自己的宗教，资产阶级的民主可以利用秘密神教所复活的原始的传说，但是它可能采纳它们的地方孤立性，它们对入教者的挑选和它们的其它的限制性的特点；此外，它还不得不拒绝它们的教条的某些部分，使之适合于商品生产的需要。为了组织这种新宗教曾经作过若干次的尝试：阿尔非教是这种最早和最有名的尝试之一。它的不知名的创造者应当属于知识阶层，他们利用了半开化的特拉士的传说和故事，取消了女性的神，正像后来基督教徒的做法一样；它的上帝底阿利梭·沙葛勒是宙斯的儿子，正像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一样，并且也像耶稣一样成为赎罪的牺牲者，被提丹杀死和吃掉，又被它的父亲复活过来：这个上帝的传教士阿尔非下到地狱去拯救自己的妻子的灵魂。每日都被信徒所感到的基督教的耶稣兼有这两个角色的奇遇。阿尔非教不是地方性的宗教崇拜，它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城市；所有它的宗教仪式都是平易近人的；它不掩盖自己的教义；信徒们在自己的演讲和书信中公开宣传它。但是代替许诺死后的立即的幸福，阿尔非强迫灵魂在地上和地下作六次到九次的游历，而只保证它极其可疑的未来生活；但这种折磨人的和很不可靠的死后生活是不能满足民主群众的愿望的。阿尔非教最后只限于学者和哲学家的小圈子之内；他们把它提炼成为轻视肉体——“这灵魂的监狱”的精致的唯心主义，使之成为即使在鸡毛蒜皮的事上也顽强不倔的禁欲主义；而无耻的和粗暴的招摇撞骗之徒却在社会輿论中贬低它。基督教曾经仿效它的事业和从它的教条和教义中得到益处。 VI 最初几世纪基督教的灵魂观念和死后生活的观念 灵魂的观念和由它导引出来的后果——死后的赏罚的教义和天堂地狱的观念——在古代世界各阶层居民中已经流行了几个世纪，后来基督教徒才占有这些观念来创造新的宗教，他们能赋予这新宗教以民主的和世界主义的性质。 使徒们效法圣保罗的聪明的范例，他曾强迫消灭（伊斯兰教、犹太教等的）讨厌的形式主义，因为保留它就会大大缩小新入教者的人数；使徒们号召男人和女人都来相信新教，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和哪个社会阶级；他们入教既没有特别的挑选，也没有任何的仪式和无需纳入教费。《使徒行传》记载说，有一次只在一天之内就劝化和征集到三千人之多。凡是收集到了几个信徒的地方，使徒便把他们组织为团体或如他们所称呼的教堂这里应当成为吸引新教友的中心。埃勒西的女神不懂得自己时代的需要，它要求信徒懂希腊语，所有其它的语言在它看来都是半开化的，而正是这个在耶路撒冷出现的上帝更知道商品生产的需要，而这些需要要求利用一切语言来同一切文明的和半开化的民族进行商业的交往，因此它在语言关系上没有提出任何的阻难。它给了使徒以“语言的天才”，这种天才许多在古代世界的城市里从事工业和小手工业的犹太人早就具有了。使徒们首先劝化低微的人、手工艺人、穷人入教；因为这些人比富人更需要相信阴间的生活；这种信仰应当在他们忍受不公道和苦难时给他们鼓气和给他们安慰，况且他们已经被劝说得不再相信能够用暴动的方法来加以制止。 后来当基督教徒开始向富有的和有教养的阶级出身的人们宣传新教时，他们为了补充自己的宗教教义曾必须抄袭柏拉图派诡辩家的道德学说和唯灵主义的哲学；但是更早一些时候使徒们就在他们经常来往的犹太人的环境中找到了表现为简单的和粗糙的形式的灵魂、天堂和地狱的观念，为使宣传有直接的力量而能打动他们所希望吸收入教的迷信的、愚昧的和不幸的群众，这些观念正是需要。 犹太教人的城市是经济变革和政治斗争的舞台，而正是这些变革和斗争动摇了小亚细亚，希腊和意大利的工商业城市。父权制的家庭解体了，它的配偶联盟拆散了，形成了资产阶级的家庭。公民虽然重新获得了非物质的灵魂，但是失掉了自己的物质财富，他们就同手工艺人、小店主、工业家结成联盟来夺取富人的财产和政权。耶和华，这位亚伯拉罕的父权制的上帝，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而成为贫穷者和有产者的蛊惑性的上帝，这是宙斯和其他希腊拉丁的多神教的神所不知道也不能做的。还在耶稣公元前七世纪耶和华就以自己的预言的强有力的声音抨击犹太教人中的富人，并且庄严地宣布把正义给予那些瓜分自己的压迫者的财产的穷人。 以赛亚预言说：“耶和华起来辩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伏强暴人的狂傲。……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以赛亚书》，Ⅲ，14；XI，5；V，8；XIII，11和17）。参加暴动的民主派强迫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抢劫和屠杀负责。这个神的同谋者恰恰是犹太人的民主的特点。希腊人和罗马人并不强迫他们的神和女神干预他们的内战：耶和华是地中海民族的万神殿中唯一民主的神；正因为犹太人把他由父权制的神变为疯狂的煽动家，他荣幸地被选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最高的神。 穷人之所以相信新教是因为使徒对他们说到以赛亚的预言，“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使人比精金还少……我造耶路撒冷……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他们必不徒然劳碌，……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比傅利叶的最大胆的幻想先想到，上帝许诺动物和平正如许诺人们和平一样：“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以赛亚书》，XIV，30；XIII，12；LXV，19-22；XIV，7，XI，6-7）。 但是这个上帝的煽动家只是许诺人间的幸福是不够的；他宣布要建立一个迷人的耶路撒冷，“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阿，要醒起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以赛亚书》，XXVI，19，LXV，18）。而为了使这些被选拔的人满足这些欢乐的措施，他们将看到自己的敌人——富人“在不灭之中燃烧”。使徒们就用这些煽动性的预言来鼓舞穷人的热情；他们不断地给他们说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他们将走进预许的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将过逍遙自在的日子，而他们的压迫者则将受永久之火的烧烤。 需要使那些满怀仇恨与忿怒、被不能遏止的欲望所苦恼的原始的基督教徒被这些粗卑的希望所麻醉；他们感到自己过于无力了，不可能再像希腊和犹太教的民主群众那样起来暴动，夺取他们的政权和瓜分他们的财产。民主的英雄世纪已经过去了。耶稣和使徒们责难用剑；他们像斯多葛派和使自己的侨民住满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的犹太人那样宣传忍让[27]。原始基督教徒对于不论什么样的暴动都是这么的软弱无力，离开人世间解放的思想是这么远，以致使徒们劝化穷人和奴隶相信新教没有想到他们的解放；相反地，他们教人相信：“各人蒙台的时候是什么身分，仍要守住这身分”（《哥林多前书兄VII，20）。使徒彼得和保罗吩咐奴隶不要逃避奴役，而耍加倍巴结地上的主人，以便邀得上天主人的垂爱。使徒们和教堂的牧师违反他们的煽惑人心的花言巧语，不去威胁富人的权利；而既然后者也同穷人一样希望未来生活的幸福，那末一到他们停止害怕失掉现世生活的财产时，他们就转向许诺他们未来生活的新教。一方面是煽惑的，另一方面又是寡头政治的，这个两重性保证基督教在穷人中和在富人中都获得成功。 原始基督教徒决不是像古代城市的民主派那样的不安分子，而是像阿尔非教徒那样满足于不分“你的”和“我的”小的团体的组织；这些团体他们称为教会。《使徒行传》关于这些团体作了有价值的详细介紹；它们的成员参加了耶稣肉体的圣餐，便成为圣徒；这些团体在极贫弱的范围内实现了煽惑人心的耶和华所许给自己的信徒的幸福；他们给自己的圣徒一份贫乏的口粮，这同希腊和犹太教人的民主派在战胜和杀死富人并夺取了他们的财产之后所举行的狂饮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圣徒和信徒，后者是对那些住在团体外面的基督教徒的称呼，不能在这里，在地上消除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忿怒和满足自己的食欲，因此他们就听天由命和把自己的欲望的完全满足期待于死后生活。教会在最坏的场合只不过是对它所允许享受的快乐的一种刺激的工具而已。当基督教成了统治的宗教的时候，原始的团体就变成粗野的和残忍的修道士的修道院，变成教皇和教主推行暴力政治的工具。 许给一切信徒的未来生活是新密教的不可抗拒的饵。大门为一切人敞开着；使徒把教义和死后幸福分赠给一切来的人，没有曾经阻止非信徒加入秘密神教的一切烦琐的入教形式；他们劝化大批大批的群众加入基督教，像中世纪的教皇使节在战斗之前给那些准备去杀戮邪教徒的军队忏悔和赦免一样。《使徒行传》（II，41-42）说在一天之内就劝化了三千个穷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使徒们，特别是圣彼得，都是些聪明人，他们准备拿精神信仰来果腹。 最初几个世纪基督教徒所构成的灵魂观念很像原始人的观念。灵魂是一个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睡眠和死把他从肉体的躯壳中解放出来。圣保罗说；“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哥林多前书》，XV，18），为了唤醒他们，只需重新把那双重人放进尸体里去就行了。富有的基督教徒，据德尔杜阳说（《辩护》，§42），像埃及人一样用香料防腐尸体，以便保留灵魂的住宅；正因为这个原因，基督教禁止烧毁尸体和使人相信土埋。还在圣奥古斯丁〔32〕时期基督教徒中存在着对灵魂复归于死者肉体而复活的信仰；为了证明这是真理，奥古斯丁就从异教徒的著作借用证据和引证前面转述过的拉伯翁（Labéon）的历史。 使徒们，或许除开圣保罗，都不知道希腊的唯灵派和诡辩派加紧解释的结果；即便他们知道，也没有加以考虑。哲学家的非物质的灵魂在他们看来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正像他们的新入教者一样，他们只关心着肉体，希望它复活。以赛亚和他的爱煽动的上帝很好地办妥了自己的事情。圣徒问圣保罗说：“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问题是困难的；陷在诡辩派关于“血性的身体”和“灵性的身体”的微妙的混乱之中，他最后只得轻率地断定可朽坏的身体“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哥林多前书》，XV，35，44）。圣奥古斯丁不允许怀疑使徒的话并从自己方面同样也相信肉体的不朽，基督教还没有像阿尔非教那样劝人轻视肉体。圣保罗虽然自夸知识渊博，但他首先是一个爱煽动的鼓动家。他知道当需要使群众信服某种东西的时候，那末某种可信和不可信的事实，假如经常唠叨它，假如做出对它确信的样子，是会比诡辩派的最巧妙的推理更为有效的：他毫不犹豫地宣称耶稣有血有肉地复活了，他显给彼得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再显给五百多弟兄看，显给雅各看，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他保罗看。他的结论是只要耶稣能复活，死人也就能复活，“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哥林多前书兄XV，5-8，13）。谁能不相信这样不可辩驳的论据呢？圣奥古斯丁又提供了其它的同样的证据：“全世界都在传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带着复活时的肉体升天；假如这是不可信的，那末为什么全世界都相信这件事呢?”（《上帝的城》，XXII，§5）。为了作证，人们还引用以赛亚的预言和引用转述过他的预言的圣路加。这些无可辩驳的论据在基督教徒中产生了对复活这么强固的信念，以致他们甚至发生耶稣复活时是否有阴莖的包皮的争论。使徒和教会的神父并不比迷信的群众的知识水平高出多少，首先就屈服于自己的论据；因此他们的宣传是这样有力。 最初几世纪的基督教徒比之原始人还少一点唯心主义，不能了解没有肉体存在的灵魂存在。阿利日纳（Origéne）断言只有上帝才是无形体的，而圣巴惹列（SaintBazile）则直截了当地给天使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肉体。德尔杜阳举出肉体不朽的决定的根据，他说：“人应当必然地成为他过去的那个样子，以便从上帝那里接受应得的赏罚…，因为灵魂只有同它所依附的物体结合在一起才有感觉，而这物体就是肉；还因为灵魂应有一个肉体和同肉体一起承受根据上帝法庭的裁判它所应受的待遇”（《辩护》，§48）。使徒、教会的神父和信徒不能想像未来生活的处罚和享乐如果没有肉体参加是怎么回事。 但是“复活”引起了困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曾使教会的神父大伤脑筋，野蛮人克服这个困难是承认灵魂的非肉体性。圣奥古斯丁保留了这样深思熟虑的某些结果作为教训说给信徒听。人们问道：肉体如何能复活？它们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美丽的还是丑陋的？既然天上占统治的是平等，那就可以断定一切肉体复活时都是同样的身材，同样的美丽和同样的年龄；丑陋将被矫正，而既然耶稣死在盛年，因而他的年龄是幸福的年龄；年老的会变年軽，为的不超过他，而年轻的将变年老，为的达到他的年龄。妇女允不允许进天堂？关于这个问题有过非常多的争论和严重的争论。当她们想进来的时候赏以闭门羹是不礼貌的；她们在教会中的人数太多，并在其中占着非常大的位置；其次富家的妇女捐献钱财不可胜数，而所有她们都是勇敢的和热心的宣传家。必须屈服和允许她们进天堂，因为在地上非常需要她们的财产和她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只有当她们在天堂的门口丟下自己的性别才能深入天堂里去；于是决定让她们复活为男性，无疑地是由于害怕被选者将带着圣者所用以淫乱教会的热情去淫乱天堂，对这件事圣彼得和圣保罗是颇有怨言的。野蛮人不认为性交是什么不道德的和耻辱的事，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是宣布这些性交行为将在另一世界里继续，但在这里不会有生孩子的不便，因为妇女将变成为影子，而影子是不能生育的。另外一些神父则相信妇女带着自己的性复活，但是性在天上没有任何用处，因为被选者争唯一职务和唯一的乐趣是上帝的直观。这个重要的和意义重大而问题在圣奥古斯丁时代还不能解决；但是它现在是否已经解决了？圣主教赫波（Hippone）同意第二种意见；但是他的惊人的“天才”却专心于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的研究。既然被选者应当时时刻刻直观上帝，那末，她们是不是有可能闭眼睛？他非常肯定地指出：“永远不合眼是很讨厌的，但是失掉看见上帝，那怕是一瞬间，将更加讨厌”。教会的这座光明的灯塔摆脱困境的办法是劝人相信被选者即使闭上眼皮也能继续看见上帝的姿容。《上帝的城》，这部知识渊博的和对基督教会作了崇高描写的巧妙的著作，只不过是热烈的和富有或染力的德尔杜阳的《辩护》的废话连篇的和常常是混乱的和鄙俗的烦琐叙述而已，《上帝的城》用了第二十二册和最后一册的篇幅来专门讨论被复活的教条所提出的这样麻烦的问题。 基督教会追随秘密神教许诺灵魂不朽和死后生活的幸福。“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约翰福音》，VI，51，54，56）。在古代世界复活起来的新的崇拜在自己的仪式上恢复了原始时代的习俗；底阿里梭秘密神教和阿尔非教的信徒举行宴会，要吃生肉，为的是不忘记人们还不知道用火来烹调的那个时代；基督教的神秘的吃神肉的圣餐使人想起原始人的人肉宴。在这种圣餐宴席上耶稣代替羔羊而成为牺牲者和主要的菜食，参加过这种宴会的信徒不论作什么事都能拯救自己的灵魂，因为基督附在他们的身上，不管自己的意愿如何都能拯救自己的灵魂，因为，假如上帝处罚自己的儿子耶稣受永久的苦难，这是淫秽的顶点。所以吃耶稣肉体的人能够像金子掉落在污泥里而不玷污一样”。 基督教也像秘密神教一样，开始时也向自己的信徒保证最无条件的不受惩罚;这种信仰在圣奥古斯丁时代还很流行，而奥古斯丁则认为这种信仰太过直率。无论如何这个心软的教会之父宣判不信新教的人应受永劫之火的焚烧，他劝人相信那些“落入异端邪说和回到偶像崇拜的信徒”，——这是基督教徒所能犯的最可怕的罪行，——“绝不会永远死去，因为他们吃了救世主的肉体。他们的不信神的程度无疑地会使他们受较长时间的惩罚，但它不是永久的《上帝的城》，XXI）。地狱和它的永久的苦难只是为非信徒才发明出来的，天主教会至今还信奉这个教条。它说，在教会以外是无救的。 使徒们宣传一切人相信新教，不问他们的民族性、社会地位和道德；他们把教友集中起来和组织起来对付不信教的、应受仇视的敌人的团体，因为没有勇气和他们厮杀。但是，如果世界主义的和爱煽动的基督教的上帝不知道有犹太人、罗马人、希腊人和半开化人；如果他不把奴隶同自由人，穷人同富人，罪人与恶人同无罪的与有德行的人分开，然而他却把人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信徒和非信徒。凡是信教的人都接受洗礼和参加吃耶稣肉的圣餐会，便是“入圣”；他们都变成了“耶稣的兄弟”，即使犯了恶行和在教会中继续满足这些行为，如圣保罗和圣彼得对它的谴责，他们还是保证可享永久的幸福。但是非信徒即便是德行的模范，也要被罚在“地狱之火”里永久受烧烤。“他们的身体不死，烧他们的火也永不熄灭”。 但是永久的火烧之刑引起了非难之声。有人说，火烧不死，这不是人体的本性。对一切问题都准备作回答的、毫不动摇的圣奥古斯丁回答说：“圣书教导我们，在犯罪之前，人体的本性是不死的，在死者复活时，它将恢复到自己的原始状态”；因此，它是烧不死的。德尔杜阳声称：“地狱之火使肉体不朽，因为有两种火：一种是毁灭的；另一种是保存的；火山永远燃烧而永远存在”（《辩护》，§48）。圣奥古斯丁恢复了德尔杜阳的论据并加补充说：“请蝾螈：它在火里活着（中世纪迷信认为蝾螈不怕火烧。——译者）”。但是非信徒指出，火这种原素是同蝾螈的本性适合的；它不使它感到痛苦。这位有学问的教会之父答辩说：上帝将改变这个而使得火同受刑者的肉体的本性相适应。但是永久忍受的痛苦一旦成为习惯，没有痛苦感觉的时刻就会到来。对这问题大可放心，上帝将不断更新给予受刑者的痛苦，——这是温柔的圣徒得意洋洋的回答。 基督教的上帝被自由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道德家描述为柔媚的和人道的，但在公元之初却是一个残酷的创子手，杀人无厌和办法多端。圣保罗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帖撒罗尼迦后书》，1，7—9），宙斯迫令处罚自己的敌人远远离开他的眼睛：普罗米修士在高加索，而丹大列在大尔达尔；基督教的上帝想到在他的信徒身上也像在他身上一样有刽子手的残酷的灵魂，许诺他们看到罪人永久受折磨的有趣的场面作为天上的赏心乐事（《以塞亚书》，LXVI，24）。 基督教没有带来“邻人之爱”；它复活了古代的复仇同它的残酷性和一套仪式。野蛮人和半开化人只有当他们亲手报了仇之时才会心安理得；当民法取消了个人的复仇权时，受害者的儿子，或者没有儿子就是他的近亲为了满足自己的复仇可以在犯人受刑时到场，但是已不允许亲手去执行，而这种亲手复仇的办法在贝里克利和哲学家的雅典还是流行的。如圣保罗说，耶稣就曾亲自向不信教的人报过仇，上帝，他的父亲，和被选者将永远因他们的受难而感到饱足：不信教者的受苦刑是天主的权力和光荣而显明证据。 当基督教开始渗入多神教社会的比较文明的阶层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也应当文明化起来，以便站到他们的水平上；他们失掉了野蛮人亲手复仇和在犯人受刑时亲自到场的习惯；他们把惩罚不信教者的责任委托给下属，即魔鬼，他们迫令魔鬼到远离他们的地狱里去惩罚罪人。野蛮人为了摆脱折磨他们的鬼魂，就把他们送到极乐的安居之所去继续死后的生活；基督教以为如要使城市和乡村摆叫魔鬼只有把他们关闭在地狱里，给他们一个愜意的事业，代替折磨活人而让他们去惩办死人。在他们以前多神教徒就曾想过给魔鬼这种消遣；柏拉图委托他们惩办有罪的人。赫雪得只知道把他们变成宙斯和正义女神的警察和宪兵。 基督教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它甚至连自己的荒诞不经之谈和自己的粗俗的迷信也没有发明一点，但是它占有为秘密神教和阿尔非教所不知道的无可比拟的技巧，借以满足民主群众的智慧的和感情的，欲望的和嗜好的需要；它知道同穷人对富人的仇恨结合在一起，而同时又知道安慰富人，办法就是把命运的不公道的改正、善行的奖赏和他们的状况和福利的平等化都推到另一世界去解决。违反了自己当初的爱煽动的作风，——现在它成了有产阶级的安全阀；它因为废除了秘密神教的祭祀仪式而成功地赋予自己以民主的和世界主义的性质，这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要求的：它的成功还由于它没有把自己的崇拜死死地固定在某一城市或一个民族之内；相反地，它把它带到一切地点，把一切人，无分身分和状况统通都包容进来并把一切团体组成为一个教会的组织，这组织最后终于变成牧师的统治。基督教开始时是把秘密神教所使之流行的原始传说和灵魂观念复活起来和加以具体化，借以吸引粗俗的和迷信的穷人；而当它保有这个支撑点和获得了防卫和攻击的力量之时，它为了进行夺取智力发达的和有教养的社会阶级的斗争，就去搜寻希腊哲学的唯灵主义结论的尖端和用谄媚的和虚伪的面具来掩盖自己的残酷，这种面具是一切剥削的和人道的资产阶级的宗教所不得不带的。 [1]语言——verbum，logos，——后者在柏拉图著作中有理性、智慧的意义（假使没有语言，理性和智慧实际上又是什么呢?），——只说明人类的特点。罗马人称呼新生儿为“in-fans”（不说话的）这种奇异的、只有人类才有的特性在野蛮人的朴素的和最丰富的想像中产生出这么强烈的印象，以致使他们误认为语言是离开它居所表示的事物而独立的存在；语言是物的灵魂，它们的形象（agalmata），据赫拉克利特说：它们像有生命的活东西一样动作。希腊人相信咒骂父母就会把地狱（hadés）里的爱伦尼（Eryrnnies）唤醒并把她们引到世界上来。咒骂在犹太人和中国人中间具有这么可怕的力量，以致他们把咒骂自己父亲的儿子处死。谁知道某一个名字，他对这个人就握有一种魔力，因此野蛮人总是对生人隐讳自己的名字。一直到现在（拉法格写本书时是在辛亥革命之前。——译者）中国权贵家庭成员的私名还是不为人所知。在死的恐吓之下禁止称呼皇帝的名字，只能用封号称呼他：“人民的太阳，蓝色的火花”等等。上帝的名字《圣经》是保守秘密的；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基督教徒都不知道它，谁知道了它，他只要一说这句话就能使上帝执行自己的全部的愿望。波萨尼亚说，向信徒公开卡比里格（Kabriques）诸神和亚尔加第（arcadienne）的德士班纳（Despoina，圣母）的名字是他们的入教仪式之一。柏尔德洛说：“相信语言的威力是对科学威力的一种朦胧的预感，靠着科学威力人总有一天会控制自然；它也使人产生一种信念，只靠咒语的幻术的公式的力量就能咒神和驾驭他们。”《勒兰纪念碑揭幕式上的演讲》） [2]巴士嘉说：谁也不知道，而只能猜想他是睡还是醒，因为人会梦见他是醒的……因此，假使我们一生的一半是在梦中度过，那末谁又知道我们自认为醒着的生活的一半不是另外一个梦，由这个梦里醒过来正是我们认为睡熟的时候。”《《思想》，VIII，Ⅰ） [3]公元前黑海北岸的草原游牧民族，中国古书上称为栗特人。——译者 [4]假如传说保留着对死者的记忆而没有遗忘，那末死者的灵魂便成为奇谈怪事的中心。当这些灵魂继续在活人的记忆中存在时，便靠奇迹而使自己得到好处，因为野蛮人惯于把奇迹归功于灵魂；因此在一切场合都向它们求诉，最后自然而然地，不为原始人所觉察地，这些灵魂便变成髙等的有生之物——神。 希腊文“daimon”和它的派生字指出这个进化的阶段。在单数中是指精神，在多数中是指死者的影子。它是由动词“daiomai”（分割、分开）而来，并反映野蛮人的观念，野蛮人把人分割、分开和分解为固体和像空气一样的灵魂。荷马、赫雪得和埃斯库勒斯利用这个字来表示神，神在移居于奥林普山之前也同耶稣一样是生活在地上。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在《伊利亚特》中屡见不鲜（I，222；Ⅲ，420，；V，438;XI，792；XVⅢ，98等等）。教会的神父利用这个字标示魔鬼——恶的灵魂。由它派生出的“daimonion”一词，在古典的著作中是作“神”解，在教会作家的笔下作魔鬼——不纯洁的灵魂——魔王解，由它派生的“daimonion”（敬若神明）是被尊敬的意思。基督教徒给“daimonio”一词的意义是在魔鬼的统治之下。 [5]1902年1月10日的《时报》记载着一个挪威的传教士，他向准备杀害他的沙卡拉夫人（Sakalaves，马达加斯加的黑人民族）说，他的灵魂将停留在他们中间；由于害怕他的灵魂复仇，他们就放他活命。 [6]芬兰的民间英雄颂歌。 [7]Valhala，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战死的英雄的安魂之所。——译者 [8]Valkyries，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女神，她们帮助英雄们进行战斗，并将阵亡将士引入瓦尔加拉宫。——译者 [9]假如把丰富的、诗意的希腊神话从加强的象征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解释——古典时代和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家和诗人曾用这些解释来使它变得干燥无味和模糊不清——的后果中解放出来；假如把它从德国的神话学家及其盲从的法国的和英国的模仿者所带进这些解律的最后的混乱中解放出来，那末它就变成史前期的风俗的无价的宝藏，使我们牢牢记着那些旅行家和人类学家亲见见亲闻的继续存在于现代野蛮民族的习俗。在《普罗米修士的神话》一文中我研究过赫雪得、埃斯库勒斯和荷马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都说到奥林普实行父权制。 [10]Aztecs，墨西哥古代的民族。——译者 [11]Algonquins，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译者 [12]Théognis，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诗人。——译者 [13]《伊利亚特》是许多不同地点和不同时期形成的民歌的结集，它按需要记载着不同的风俗和信仰，在第十六首歌中宙斯不给自己的儿子沙尔白东许诺来世的生活，而在第二十三首歌中巴特洛克的灵魂却请求阿基列加速他的葬仪，好使他能到冥府去，“在他受到火葬的殊荣之后，他是再也不会从冥府跑回来了。” [14]需要供养死者的这种观点是普遍流行的。奇怪的是，必须确定，它在法国一直继续存在到十七世纪。李加梭利（Ricasoli），意大利派驻佛朗沙阿（Francois）一世宫廷的公使，写道：“虽然国王死了，但是早晚还给他送去他平时爱吃的菜食：这将继续到他埋葬时为止。餐桌周围坐着红衣主教杜龙（Tournon），海军将领和生前陪他吃饭的其他显贵。好像他还活着一样，人们为他举行试膳仪式，就是御前大臣尝尝菜肴和饮料，然后以上帝名义把这一切分给穷人”（1547年5月13日《封·麦底西》[FondsMedicis]的通信。为1894年7月15日的《小时报》（PetitTemps）所引用）。泰纳说，生在路易十四时代的圣佛阿（SaintFoix）在他的《巴黎史略》一著中讲到国王死后四十日内如何在他的蜡像前摆设供桌，主教祝福菜肴和在食前食后念祷文。 [15]希腊群岛的古代民族。—译者 [16]维克多·柏拉尔不久前在自己的著作《腓尼基人和奥德赛》（1902年）里指出荷马的诗对于地中海的海盗和船员富有有用的知识；这些知识十分准确，几乎每一个词都可以用在现代海员的指南里。 [17]现存的最古老的货币可追溯到七世纪。埃惹岛上的吕底亚（Lydie）王最早把金的和织的货币铸成乌龟形。米勒、爱非斯和福塞（Phocée）的希腊人占有了这种新事业井且用金子和金银合金来铸造货币。以前用作交换手段的是金砂或形式不规则的金锭，用银子、金子和金银合金制成的指环和薄片。在埃及和前亚细亚的一些城市里发现的碑文说到有确切的和一定重量的锭子。 [18]Argonaute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们曾由伊阿宋领导乘船往科尔希达去取神龙所守护的金羊毛。——译者 [19]法国的革命，民主派与贵族之间的这个阶级斗争，把古代城市的反复无常的内战重新搬演于扩大到民族范围的舞台之上：贵族家庭的年轻的后代同资产阶级合谋推翻贵族的政府，从贵族和教堂手上夺取他们的土地和瓜分他们的财产：革命者把自己放在“暴君”波拿巴特（Bonaparte）的保护之下，以求保住窃得的财产和夺得的政权；贵族则同外国敌人勾结，企图夺回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特权。英国革命也同样经过这些阶段。 [20]为基督教所承认的中世纪手工艺人也使宗教适应于自己的职业组织的需要。巴黎的神学系在1609年宣判鞍匠、鞋匠、裁缝、帽匠和制刀匠的行会仪式犯了渎神罪，因为他们在加入行会时模仿神圣的天主教仪式。 [21]柏尔得洛说，古代手工艺人是这样小心谨慎地保守着自己的职业秘密，以致金属的加工，——根据亚里士多德、蒲宁和威特鲁夫和公元前二世纪莱顿的纸草纸古本文献的记载，——大大落后于几千年来手工艺人所掌握的技术知识：六千年前迦勒底人祭祀时供奉的小雕像和公元前三千年制作的安得马（Entema）银瓶的化学分析使有可能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评价。野蛮人用以代替磨光的石头制成的工具和武器的青铜的工具和武器通常都用砷来使之硬化，只是在十六世纪的手稿里才讲到这种合金。 [22]埃勒西的神秘宗教曾使人们大费笔墨。神话学家对德墨忒尔在她的女儿被布吕东抢走时的悲痛和几天后女儿回来时她的快乐作了非常阴暗的解释。——这悲喜的舞台场面是母性的失望和幸福的戏剧化的重演。当父权制的时代胜利，人们把那被父亲或兄弟出卖的女子用诡计或暴力带到夫家去生活，这时感到失望悲痛，而当为了安慰这个少女，每年允许她回娘家住几天，这时又感到幸福。很可能这些埃勒西的女祭司知道这些仪式的意义，同样也知道父权制以前时代的传说和故事的意义，但是她们只向选拔的信徒传授和讲解。或许这些女祭司曾经把父权制统治的传说转吿了埃斯库勒斯，他才在自己的《普罗米修士》中复述了这些传说，或许她们曾把这种出色的家庭形式吿诉了柏拉图，所以柏拉图在自己的《共和国》里认为只有战士才就享有它。除了他，任何一个古代的作家也没有述及的这种家庭的组织决不是乌托邦哲学家的空想，而是一种原始的家庭形式的准确的记述；路易士·摩尔根重新发现了这种家庭形式并按照夏威夷土人的回忆记录下来，它在那里消灭只是在欧洲人发现圣得维赤群岛不久以前的事。 [23]军队以前只是由享有公民权的有财产的公民来组成的，后来逐渐为雇佣兵所代替。德摩士台纳说，在派去打阿朗日的军队中有四千个公民和一万个雇佣兵，而在色诺勒被菲力普击败的军队中只有二千个雅典的和得班的公民和一万五千个雇佣兵。 [24]《马太福音》，IX，32；XI，18；XII，22；XVII，15；《马可福音》，I，23；IX，17；《路加福音》，IV，33；VII，33；VIII，27;IX，39；XIII，11）《约翰福音》，X，20；《使徒行传》，XVI，16；XIX，13，等等。 [25]《奥德赛》是地中海海盗和海员的诗；《伊利亚特》是父权制英雄的诗。《奥德赛》的语言有丰富的抽象词汇和术语用来表现理性创造的概念；这是前进的精神发展的无可争辩的标帜；在《奥德赛》中我们找到对神的另一种见解。《伊利亚特》的神几乎同人没有区别：他们参加人们的斗争，为了他们的事业而战斗，或者和他们站在对立面，或者和他们在一起；《奥德赛》的神是这么高，高得使人不敢去同他们较量，离开人们这么远，远得不再参加人间的纠纷。 [26]“面貌多变的和名字繁多的”赫加特（Hecate），对他的祭祀被阿尔非教徒在希腊推广开来，他很像几乎到处都受尊敬的伊西士一样。 [27]软弱无力的垂头丧气的情绪在基督教出现时已在古代世界普遍流行；它已存在几个世纪并且产生了得阿尼和希腊诗人的厌世思想，也产生了《传道书》、《诗篇》、《箴言》和《约伯记》的作者的厌世思想。 自父权制家庭解体之时起，个人便失掉了他在生活变化时在家庭里所遇到的那种帮助和庇护；他感到在社会上是孤立的，社会的成员进行相互的斗争，在那里人同人像狼一样；他只能指靠自己的力量。凡未占有财富这种社会斗争武器的人命定要遭受灾难；既然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状况的出路，他们遂自暴自弃，悲观失望；这种情绪反映在期多葛派这种被社会战败者的卑躬屈节的哲学上，在勇敢的假面具之下斯多葛派还在基督教之前就宣传了奴隶的胆怯的忍让。 〔22〕约瑟夫·富拉维，犹太人，公元一世纪罗马的历史家。——第131页 〔23〕亚里士多吉东和哈尔摩提，雅典的两个青年贵族，在公元前514年他们把亲密的朋友聚在一起企图谋杀吉皮亚和吉巴克，为的是给这两个青年中的一人的姊妹受侮辱报仇。结果他们在街上把吉巴克杀死了，同时这两个青年也送了性命。吉皮亚和吉巴克是“暴君”，所谓暴君在当时是指用民主革命的力量夺取政权的人。后来贵族中的庸人和诗人把这两个青年变为杀死暴君的英雄；贵族把“合法的”政权，即自己的土地的、贵族的政权加以神化，因此就给他们塑像，设纪念碑，并且把他们的灵魂送进所谓贵族的天堂等等。——第134页 〔24〕邦达尔，希腊的抒情诗人，生在公元前522—448年。——第138页 〔25〕埃斯库勒斯最后的三部曲“奥瑞斯特亚”分为三部悲剧：《阿伽门农》、《祭酒人》——这是对祭祀时带着祭酒的妇女的称呼，——和《降福女神》。奥瑞斯特亚的内容是讲阿特里德氏族在他们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阿伽门农和奥瑞斯特的身上所演出的命运。就情节的紧张来说，奥瑞斯特亚被公认为埃斯库勒斯的最好的作品。——第143页 〔26〕《旧约》的七十个注释家，其实是希腊文的翻译者。——第149页 〔27〕肩衣——基督教牧师的衣服上的一部分。——第158页 〔28〕社会经济的改变是一切阶级社会（也包括古代的、父权制的社会——这是氏族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碎片）改变的基本的、归根结底是决定的原因。父权制的经济单位，由大的总和的集体——公社——的共同的经济利益联结起来的父权制的家庭在拉法格所指出的经济改变的影响之下而分化为各个经济单位，即以参加大集体的一夫一妻的家庭为单位分开；经济的联系、结合之点——共同的经济利益——在那种使参加父权制大家庭的各个小家庭的利益孤立化的经济改变的压力之下而削弱了。这些经济现象是在父权制社会的深处发生的，不仅不能被崩溃的同时代人（既包括父权制的“思想上的代言人”，也包括产生于商业中心的新兴资产阶级社会“思想上的代言人”）所看出和觉察出来，而且也停留在与我们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有学问的思想上的代言人的意识之外。不难理解，父权制秩序崩溃的同时代人只考虑到眼睛所看到的事情，父权制社会表面发生的事情，即崩溃，父权制的家庭分解为个别的、带有个人主义利益的个人的家庭，并且把这个过程看做是父权制关系灭亡的决定的、最后的原因，而这个崩溃时代的同时代的“思想上的代言人”曾经为拥护和反对新的社会经济的新生的家庭形式，为拥护学反对新兴的社会的新生的联系而作过斗争和组织过斗争，可能只是模糊地预感到——而且也只是他们中的最有才干的、最锐敏的人一所发生的事件，即社会经济的改变的基本的、深刻的原因。——第160页 〔29〕翻译不出的双关谐语。“唯灵论者，唯灵主义的哲学”其词根都是spiritus——精神，呼吸，而在现代医学的拉丁名词里spiritusvini是指酒精，——最高幸福不只是指那些在唯灵主义的哲学方面犯了罪的人们。——第164页 〔30〕旧秩序，ansienrégime，法国历史家是这样称呼伟大的法国革命前的时代。——第172页 〔31〕米特拉教是古代伊朗的米特拉神的崇拜。米特拉特别是伊朗人的军事上的神。——第176页 〔32〕吉朋的主教奥古斯丁的时代相当于四世纪之末和五世纪之初。——第183页
善的思想的产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善的思想的产生 Ⅰ英雄理想的形成 Ⅱ英雄理想的解体 Ⅲ资产阶级的道德理想 Ⅰ 英雄理想的形成 在主要的欧洲的语言中都用同一个词来表示财富和精神的善。可以不必害怕被谴责为不合规律而作出结论说：这种现象一定会在一切已达到某种文明程度的民族的方言中碰到，因为现在都知道，所有他们都经历过物质和精神进化的同样阶段。维科预感到这种历史的规律，他在《新科学》中肯定说在“自然中和在人的事物中必然存在着对一切民族共同的精神的语言；这语言用同样的形式来表示那成为社会生活的动因的事物的本质；事物有多少种不同的形态，它就形成多少种不同的样式。这有事实为证：谚语——这些人民智慧的格言——就本质上来说，在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民族中都是同一的，虽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我在前面“关于抽象思想和正义思想的起源”的论文中指出了人类精神，为了在埃及象形文字中用老鷹的形象来表示母性的观念和用倒拐尺来表示正义的观念，所曾经历过的转变和曲折。在这篇论文中我想研究人类精神为了把财富同精神的善，同“善”融合在一个词里所走过的艰苦的道路。 ※※※ 在现代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用来表示财富和善的词开始都是形容人的品质的。 agathos（希腊文）——强有力的、勇敢的、宽宏大量的等等。 taagatha——财富、财产。 toagathon——善；toakronagathon——最高的善。 bonus[1]（拉丁文）——强有力的、勇敢的等等。 Bona——财产，honapatria祖遗财产。 bonum善。 agathos和bonus是示性的形容词;带有这个外号的半开化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具有一切为英雄理想所需要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品质。这些形容词（aristos，esthloshellistos和optimus）的最高级的多数也被当作名词用来表示优秀的和头等的公民：历史家维列伊·巴德克拉（VelleiusPaterculus）把那些联合起来反对拉克[2]的罗马的贵族和富有的平民称为Optimates（优秀者）。 力量和勇敢是处于经常不断的彼此斗争和同自然作斗争的原始人的首要的和最必需的美德[3]。野蛮人和半开化人除了强壮和勇敢之外，还富有他们的理想的其余许多美德，因此他们用一个形容词来表示一切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品质。力量和勇敢经常代替当时的一切美德，以致拉丁人本来创造出来为了表示肉体上的力量和勇敢的词virtus当作美德的意义来使用。希腊人也相继地给予areté一词以同样的意义，而投枪，原始武器，希腊文称为kalon往后也用来表示美的意思；这词在拉丁文称为quiris，也作罗马公民解。瓦朗（Varron）吿诉我们罗马人最初是用投枪的形式来描写马尔斯（Mars）神。 力量和勇敢后来必然体现出美德的全部总和，因为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准备战斗，为了获得与危险作斗争的勇气，为了发展体力来应付疲劳和困乏，和发展道德力量，以便在当俘虏受拷刑时能支持得住。从儿童时代起，他们的身体靠体操而变得灵活和健壮，靠斋戒和拳击来练强身体，他们常常因练拳击而毙命。伯里克利（Périclès）在伯罗奔尼撒（Péloponèae）政争第一批牺牲者的葬仪演说中把在斯巴达还很盛行的、保存着古风的英雄教育，同已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雅典青年所受的教育加以对比。他说；“我们的敌人从孩稚之年就用最严格的锻炼来发展勇敢精神，而我们这些娇生惯养起来的人，甚至连想也没想过使自己经受这样的危险。”李翁斯顿（Livingstone）在非洲部落中也碰到同样的英雄风俗，他给这些部落的酋长留下一个印象，即英国士兵和黑人的战士之间也有类似的对比。 既然勇敢在古代被认为是一切美德的体现，那末懦弱就必然成为恶德；因此，希腊文和拉丁文中的kakos和malus除了作懦弱解之外也作恶、恶德解[4]。 当半开化的社会分化为阶级的时候，——贵族把勇敢和保卫祖国垄断了起来。这种垄断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河来说是“自然的”，虽然对于资产阶级再没有比派遣工人和农员去远征殖民地，假如可能的话，甚至把保卫祖国委托给既无一寸土地、又无一个机器齿轮的无产阶级更自然的了。贵族把保卫祖国当作特权保留起来，因为当时只有拥有一片土地的人才有祖国。住在某个古代城市里经营工商业的外乡人，就是对那所由父传子用以进行交易的房屋也不能占有，他们终究是外乡人，虽然在这城市里住了几个世代之久。罗马的平民，——在阿文丹（Aventin）山吃了败仗之后一为取得他们建筑房屋的地基的所有权曾作了三个世纪的斗争。外乡人、无产者、手工业者、商人、佃农、农奴和奴隶不得服兵役，无权佩带武器，甚至无权占有勇敢，因为勇敢是贵族阶级的特权[5]。塔西佗（Thucidide）说，斯巴达的贵族忘恩负义地屠杀了二千个伊洛特人（Ilotes），只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勇敢拯救了共和国——斯巴达。自从平民被禁止参加保卫他们的祖国和因此而具有勇敢之时起，懦弱就必须成为平民的占统治的美德，正如勇敢是贵族的占统治的美德一样。因此希腊文的形容词kakos，——懦弱的、低劣的、恶的，——成为平民的特点，而aristos，agathos的最高机级，却意指贵族阶级的成员。拉丁文的malus也是作丑陋的、不成样的解，奴隶和手工业者在贵族眼中就是这个样子，照克塞诺芬（Xenophon）的说法，这是被他们的职业毁坏了，而体操却均匀地发展了贵族的体魄[6]。 ※※※ 古代罗马的贵族是bonus（勇敢的），而荷马时代的希腊的世袭贵族是agathos（勇敢的）因为不论前者与后者都具有英雄理想中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美德，——这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社会环境所能产生的唯一理想：他们是勇敢的、宽容的，身体壮实，意志坚强，又是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说，他们是那占有他们所居住的领土的部落或种族的成员[7]。 只从事畜牧和原始农业的半开化人为了给自己过剩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精力找出路和为了占有财产，除了抢劫，他们不懂得也不能用其它方法获得，所以他们非常热心于抢劫和海盜生涯。在一首希腊人的诗（LeScoliond’Hybrias）中，其中只有一节流传下来，半开化人的英雄唱道：“我的财富是我的枪，我的剑和我的盾牌，它们是我的防身之具；我靠它们耕松土地，我靠它们收获，我靠它们挤出甜美的葡萄汁；因有它们我才被称为mnoia（公社的奴隶群）的主人。”（亚尔希洛格（Archilaque），一个靠战争为生的雇佣的冒险家也同样唱着：“我靠枪尖获得很好地烤熟了的饼，我靠他枪尖获得伊士马洛（Ismaros）的美酒；要想喝酒，我就靠我的枪。”[8] 凯撒说瑞夫人每年派出男性人口的半数参加抢劫的远征；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播种完毕之后就乘坐自己的船只到欧洲沿岸去行劫.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时放弃围城而去抢劫。塔西佗说：“海盜行当当时已不是耻辱的事，它引到光荣。”资本家非常尊敬这个行当，殖民地的远征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掠夺的战争而已；但是假如资本家是利用无产阶级来实现海盜袭击的目的，那末半开化的英雄为此却付出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当时只有以战争之道致富才被认为是光荣的，因此罗马家庭的子弟的积蓄有peculiumcastrense（战争中所获得的财产）之称。后来，当这些积蓄因加上妻子的嫁妆而增大时，它又得到peculiumquasicastrense（好像战争中获得的财产）的名称。统帅们奖励抢劫：伊非克拉特（Iphicrate），这个佛雄（Phocion）时代的雅典的统帅，据普鲁塔克说，他“宁愿雇佣的士兵贪求金钱与享乐。因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就会用更大的热情去冒一切危险。”这种普遍的劫掠使中世纪的一句谚语——谁有士地，谁就要战争——带有准确的真理的性质。畜群和收获的所有主从不放下武器；他们手执武器完成共同生活的一切职务。英雄生活是长期的战斗，他们年轻夭折，像阿基列，像海克托。在亚什人的军队中只有两个老人——纳斯托（Nestor）和菲尼克斯（Phenix）人能活到衰老之年当时是这样罕见的现象，以致年老竟成为一种特权，——出现于人类社会的第一种特权。 贵族既然担负着保卫祖国之责，自然也把参加国家管理之权保留在自己手里，这权力只委托给家族的族长。但是当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在城市中引起为数众多的富有的平民阶级形成时，经过了无数次的内战之后，他们也不得不让这阶级在政府里占一个位置。塞尔维·都利雅斯（ServiusTullius）在罗马从估值不低于十万塞士特尔士（sesterces，约值五千二百五十法郎或二千卢布）的财产所有者的平民中创造了骑士阶级；骑士阶级的成份每五年要重新审査一次，假如他们的财产估值低于法定数额，不管由直接的原因或由于负债，他们便要失去骑士的称号。经商致富的梭伦（Solon）在雅典为那些能供养一匹战马（hippeis）和两头牛者设立了元老院和法庭。在一切有历史记载的城市中都能发现类似的变革的痕迹，有财富就能供养战马，能供养战马就能获得政治权利，到处都是一样。靠工商业和特别是靠高利贷聚敛财富而兴发起来的新贵族，只有使自己适应于贵族的英雄理想和参加他所参加管理的城市的保卫工作，才能获得地位和保持自己的优越性[9]。 在古代时期要想成为财产主人而没有军人的德行是不可能的，正如在我们现代要想当矿山或化学品制造厂的经理而又没有行政管理才能或者没有各种科学知识一样是不可能的。财产当时是严格要求的东西；它要求自己的占有者具有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品质，占有财产这件事实迫使人们预先就得具有英雄理想的德行，因为只有在具备着这些品质的条件之下才能获得财产和保住财产。英雄理想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德行在某些氏族中是体现在物质财富里面，好像是物质财产把这些德行传给它的所有主。封建时代也正是这样的，贵族的称号是同土地相联系的；失去了自己的城堡的男爵就失掉了自己的贵族的称号，这称号就转给他的胜利者；徭役和赋稅也和这相同：它们是按土地的质量而不按土地占有者的人品来规定[10]。因此，再没有比半开化人赋予物质财富以道德品质的拟人观更自然的了[11]。 财产主人所保有的保卫祖国的职务不是坐领干薪的闲职。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著中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海上和陆上的失败使得雅典的富有阶级的人数减少了。在同雅比吉人[12]作战时期，达朗特（Tarente）的上层阶级丧失了这么大数目的成员，因而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而在此三十年以前，亚哥士[13]的公民的数目因展次战败的结果而大为减少，以致不得不把公民权授与皮利埃克（Perioeci，住在城垣之外的佃农）。战争在好战的斯巴达的贵族的队伍中间产生了这样大的灾难，致使他们害怕参加战争。富人的财产和身家性命无条件地、无限制地处于国家的支配之下。希腊人把他们区分为leitourgeoi，trierarchoi，他们必须担负公共节日和武装帆桨船队的费用。当希腊波斯战争后必须重建为波斯人所破坏了的雅典城垣时，为此曾不得不拆毁公共建筑和私人房宅，以便取得重建的材料。“ 既用只有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主才能允许成为勇敢的和具有英雄理想的美德；既然不占有物质财富这些道德的品质是无益的并且甚至对于它们的占有者是有害的，——前面引举的二千个伊洛特人的被屠杀便是证明；既然物质财富的占有是道德的美德存在的基础，——那末，因此，把道德的品质同物质财富融合在一个字里是再合逻辑和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Ⅱ 英雄理想的解体 经济的过程和由它所产生的政治事件破坏了英雄的理想和取消了道德的美德同物质财富的联合，——这联合最明显地表现在语言中。原来由全氏族成员共有的可耕地的划分奠定了他们之间的不平等的基础。土地，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集中到几个家族的手里去，最后甚至落归外乡人所有；因此数目越来越多的贵族都失掉了自己的领地；他们逃进城市，在那里过寄生虫的生活，像苏格拉底说的，不劳而食的生活。除此也不能有别的出路。在古代的以及在一切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社会里体力劳动以至脑力劳动都是由奴隶负担；报酬微薄的劳动被认为是卑下的，只有农业劳动和看守畜群的劳动是例外。 对经济过程所造成的政治形势，柏拉图在《共和国》的第八卷中作了描述，观点是这么有力和鲜明，赞扬它是不嫌过份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扰乱了希腊城市的安宁。寡头政治的国家，也就是建立在资格限制之上的国家，据苏格拉底说，“就其本性而言不是单一的，它必须包括两个国家：一个是由富人组成，而另外一个则由穷人组成，两者都住在同一块土地上；这两个国家彼此争斗，互相倾轧。”苏格拉底所说的穷人不是指手工业者或更低一点的奴隶，而只是指破产了的贵族。 “寡头政治的国家的最大缺点是自由，有了自由，每个人便准许出卖自己的财产和获得他人的，并且还准许那些出卖掉财产的人居住在国家里，他们不从事手工业者的或者商人的、骑士的、甲兵的劳动，就是说除了贫民的称号之外再没有任何其它的称号[14]……制止这种混乱是不可能的，假如要防止它，那末一部分人便不得占有过多的财富，而另外一部分人也不应引到极端的贫困……统治阶级的成员责成政权只对他们拥有的巨大的财富负责任，因此他们避免采用严格的法律来阻止游荡青年的败坏行为和防止他们由于挥霍而破产。他们反而力图买进他们的财产或者靠高利贷的方法去吸收它借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权力。” 财富的集中在国家中创造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像蜜蜂一样是用刺武装起来的。其中一部分不胜债务之累，另一部分丑声四溢，第三部分则财产与名誉同时丧失;他们处于经常敌对和密谋反对那些使他们破产而发财的人们和反对其余公民的状态之中，他们除了革命之外什么也不爱……可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低着头好像没有看到那些被他们弄到倾家荡产的人们，继续用高利息的借款使其余落进他们手里的人们受到重伤；当他们的收入加多的时候，同时也使国内加多了不劳而食的人和乞丐的数目。” 当不劳而食者因数目日增和纠纷迭起而威胁着统治阶级的安全时，他们就被遣送出去建立殖民地；当这办法也不行的时候，国家的富人想分一部生活资料和金钱来平息他们。伯里克利[15]只是靠遣送和供养不劳而食者才能维持其政权。他遣送了一千个雅典公民到雪尔松列士（Chersonèse）去开拓殖民地，遣送了五百个到纳克梭（Naxos）去，遣送了二百五十个到安得罗（Andros）去，遣送了一千个到特拉士（Thrace）去和遣送了同样数目的公民到西西里的都里（Thurium）去开拓殖民地；他用抽签的方法把爱琴那（Egina）岛的土地分配给他们，岛上的居民或被屠杀，或被驱逐；他把那些不肯离开雅典的不劳而食者包下来，甚至发钱给他们去看戏。正是他开创了一种风俗：给六千个担任法官（dikastes）职务的公民发薪水，也就是说差不多占享有政治权利的居民的半数[16]。法官的薪水开始时是一天一个阿波列（obole），以后被煽惑家克列翁提高为一天三个阿波列（约值十五个戈贝克），每年这笔钱的支出达到五千五百六十个塔伦（talent）（约值百万法郎）。这一笔钱甚至对于像雅典这样的城市也是相当可观的〔19〕。因此，当毕桑得尔（Pysandre）废除了雅典的民主政权时，他也废除了法官的薪给，并规定只有士兵可以领薪水，而公共事务的管理只委托给能用自己的财产和亲身为国家服务的五千个公民。为了维持和满足与不劳而食者利害一致的手工业者，伯里克利曾大办公共工程。 使一部分贵族阶级失掉他们的财产的经济过程创造了失掉阶级性的、破产的和革命的阶级，这阶级在由于滨海地位而成为工商业中心的那些城市里迅速地发展起来；由商业、工业和高利贷而发财致富的平民阶级随着破产了的和成为寄生者的贵族的数目的增加而增加起来。为了从统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这些发了财的平民同失掉了财产的贵族联合起来;但是一旦他们取得了政权，他们就同当权者联合起来同贫穷了的贵族和穷人或小有产的平民进行斗争；但是穷人一旦夺取了城市的政权；他们就废除了一切债务，驱逐富人和分掉他们的财产。被放逐的富人求援于外国人（干涉者），以期重回自己的城市，重新又轮到他们来屠杀自己的战胜者。——这些阶级的斗争把希腊城市投入血泊中和准备了马其顿和罗马对它们的统治。 经济过程和因它而生的阶级斗争使英雄理想所依以形成的生活条件产生变革。 经济过程使作战方法产生深刻的改变。海盜行为和抢劫，——半开化人的英雄所喜爱的行业，自从堡垒防护和城市保卫得到改善之后，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了。梭伦虽然是一个商业城市的首脑和本身又是商人，为了迎合根深蒂固的习惯而不得不在雅典创设海盜的学校。但是地中海沿岸的许多殖民地的建立和作为其后果的商业的发展迫使沿海城市都设海上警察和追捕海盜，海盗的行业随着获利的减少也就失去了当年的赫赫威势。 在海陆军的组织中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像后来打劫大西洋欧洲海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荷马时代的英雄当出海远征时不带桨手和水手。据荷马说，他们的平底船只能载运五十到一百二十个人，只能由战士管理；他们轮番地划桨和作战；战斗只在陆地上进行，《伊利亚特》从没有讲过海战的事情。哥林甸（Corinthiens）对造船所作的改良和船的吨位的增加使得使用雇佣的浆手和水手成为必要的；这些人已不再参加重甲兵和轻装战士在海上和他上所作的战斗。雇佣制度一旦在舰队中适用起来，便也带进陆军中去。开始时这些军队只是由带着三、五天干粮参战的公民组成;粮食、马匹和武器都由他们自己供给。以后当他们的粮食吃完时，他们就靠抢劫敌人养活，通常都是为期很短的这种出征只要一结束，他们就回家去。但是当战争是在远距离之地进行，要求军队长期保持着战斗准备，国家便不得不供应战士以粮食。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第一次在雅典给战士关饷，战士于是就成了士兵，就是说成了雇佣者；重甲兵每天饷银是两个特拉克木（dradime），相当于两个法郎或七十五个戈贝克。西西里的第奥多（DiodorusSiculus）说正在围攻威伊（Veies）时罗马人在自己的军队中实行饷银制。从这时起打仗开始关饷，战争像在荷马时代一样再度成为有进益的职业；这就形成了一支兵士的队伍，被召入伍是贫苦的公民，失掉了阶级性的和破产了的贵族，他们很像已经存在过的雇佣桨手和水手的劳动组合一样，谁肯出更多的钱就给谁服役[17]。 苏格拉底说，寡头政治的国家，——就是说由富人管理的国家，——“不能进行战争，因为它必须武装群众，而它害怕群众更甚于害怕敌人。这样的国家或者不该使用这样的军队，或者它必须同真正寡头政治的军队面对面作战”，就是说这种军队只是从富有的公民中取得补充。但是战争的新的需要迫使富人停止自己的恐怖和破坏古代的风俗；新的需要迫使他们武装穷人和甚至奴隶。雅典人征募奴隶加入舰队，许诺他们自由，他们还解放了曾在亚金吕斯（Arginuses）（公元前406年）勇敢地作过战的奴隶。斯巴达人也不得不武装和解放伊洛特人；他们曾派出一支由伊洛特人和重新赦免的奴隶（neodamodes）组成的有六百个重甲兵的队伍去援助被雅典人围困着的西拉居山人（Siracusains）。斯巴达共和政府对那些在斯发克得（Sphactérie）缴械投敌的斯巴达人羞之以耻辱，虽然他们中许多都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反之他们却给那些在雅典入围困斯发克得时曾以粮食相助的伊洛特人以自由。 军饷，把战士变成为雇佣者，变成兵士[18]，若干时期之后又成为社会解体的工具。希腊人在柏拉得（Platée）发誓；“他们要把对波斯人的仇恨传给子子孙孙，河水一天不停止流注大海，就让这仇恨一直继续下去”；可是就在这傲慢的誓词半世纪之后，雅典人、斯巴达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都争先恐后地去向波斯王献殷勤，为的想得到到津贴来给水手和兵士关饷。伯罗奔尼撒战争加速了贵族党的崩溃和在光天化日之下把那由经济过程悄悄地准备起来的英雄的风习全都捣毁了。 以持带武器和保卫祖国作为其第一种特权的富人很快地就养成了用雇佣兵来代替自己参加军队的习惯。在伯里克利的改革之后一个世纪，雅典军队的大部分都是由雇佣兵组成的德摩士台纳（Demosthenes）在他的奥林雪克（Olynthiacs）〔20〕演说之一中说，在开去攻打奥林雪克的军队中有四千个公民和一万个雇佣兵，而色诺勒（Cheronée）为菲力普所击败的军队中有二千个雅典人和德班人（Thébains）和一万五千个雇佣兵。富人不参战而坐收战争之利。西拉居山的煽动家亚大拉哥拉（Athanagoras）说，富人是非常好的守财奴；他们把危险让给大众，并且不满足于夺取战利品的大部分，还想全部占有。” 半开化人的贵族自幼就受到军事训练，是出色的战士;反之，新兴的富人却很难耐得住战争的危险。因此苏格拉底说；“当富人和穷人同在一支军队之中，在陆上或在海上；当他们在危险环境下彼此互相照看着的时候，这时富人没有任何理由去轻视穷人；反之，当干瘦的和被阳光晒焦了的穷人在战场上同娇生惯养长大的和满身肥肉的富人肩并肩站在一起的时候；当他看见他气喘和不堪体胖之累的时候，你想在这时刻他的脑筋里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难道他不会自言自语说这些人之所以发财只因为穷人的儒弱吗？而当穷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不是彼此互吿说：富人的确是些非常无用的人!” 富人在逃避了兵役和把保卫祖国之责交给了雇佣兵时，这就失掉了英雄理想之肉体的和精神的品质，而只保留了作为这些品质之基原的财富；于是就发生了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情况，“财富完全不再是对美德的奖赏，它免除了成为美德的义务。”[19] 但是不再为富人培植的英雄美德成了不占有财富的雇佣兵，被释放的奴隶和奴隶的事业;这些美德，曾经使半开化人的英雄得到财产，如今却只给雇佣兵以维持可怜生活的薪饷。经济过程就这样地命令以前亲密结合在一起的物质财富和精神品质的联合解体。[20] 在这些怀着英雄美德的雇佣兵当中有相当数目的因高利贷和内战而失掉了财产的贵族；而在富人当中却增加了因商业、高利贷以及由别人去打的战争而发了财的人们。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当哥林德（Corinthe）准备出征去打哥西尔（Corcyre）的时候，据塔西佗说，国家会许诺应征入伍的公民瓜分夺得的土地，不参加远征而交纳五十个托拉克的人也享有同样的权利。 英族的理想是破灭了，却在道德思想中散下无秩序和混乱的种子；这种变革也反映在宗教思想里。最粗卑的迷信即在雅典也继续在繁荣。在雅典判处了阿拉克萨哥拉、第亚哥拉（Diagoras）、苏格拉底的死刑，在雅典就焚毁了普罗塔哥拉的亵渎神灵的著作；然而在这里喜剧的作者向神和更勇敢地向信神的牧师作了最危险的和最无耻的挑衅；煽动家和暴君污辱神庙和劫掠他们的神圣的库藏，，而浪人则在夜晚侮辱和推倒立在街头的神像。远古的宗教传说因它们与周围的道德融洽无间而被纯朴地接受下来，现在则因为它的粗卑而成为可厌的东西了。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要求消灭宗教传说，虽然为此而不得不糟蹋荷马和赫雪得，甚至禁止读他们的作品。伊比鸠鲁宣称相信传说及其复述是无神论的行为。最初几世纪的基督教徒只不过把多神教徒所指责的和多神教时代所作的东西普遍化和系统化了。 对于当时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对于建立在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之上的社会，形成一种与经济过程所创造的新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道德理想和宗教的时刻到来了，希腊的诡辩哲学的永久光辉是在于它划出了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理想的主要轮廓。苏格拉底和柏拉祖的道德创作至今还没有超过[21]。 Ⅲ 资产阶级的道德理想 纯朴的和合理的英雄理想把周围现实没有歪曲和曲解地反映到人类的头脑里面去。它在人类的精神的最初的美德中建立起肉体的和精神的品质，半开化时代的英雄要有这些品质才能获得和保住财富，财富的占有使他挤入第一批市民和地上的幸福者之列。 新生的民主的资产阶级社会不再适应于这种理想了。财富、荣誉和享乐已不再是品格高尚和英雄时代的其它美德的奖品，正如财产在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再是劳动、秩序和节约的报酬一样。可是财富永远继续成为人类活动的目的，并且甚至越来越成为它的唯一的和最高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如此热心追求的目的，已经不再需要表现过去曾如此被重视的英雄品质。但是既然人的本性完全没有失去这些品质，虽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它们对于“给自己开辟生活道路”是无益的甚至有害的，既然它们在古代共和国中曾经是纷乱和内战的原因，因此就非常需要驾驭和驯服这些英雄的欲念，给它们以柏拉图式的满足〔21〕，以便利用它们来繁荣和稳定新的社会秩序。 于是诡辩派便担负起这一任务。其中的一部分如昔勒尼学派并不打算歪曲现实，直接地承认和大声疾呼地说，财富的占有是“最高的善”，由财富所提供的肉体的和精神的享乐是“人的终极目的”。他们勇敢地宣传用一切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来取得财富的技巧，避免由于笨拙地破坏法律和习惯而可能引起的不愉快的后果。其余的诡辩派如昔尼克派和斯多葛派的许多人，公开地起来反对习惯和法律，希望回到社会以前的状态，——“按照本性生活”。他们卖弄自己对财富的轻蔑，“只有智慧才是财富”，他们傲慢地大喊大叫。但是这种对他们所不理解的财富的轻蔑同生活方式和社会的感情发生过分尖锐的矛盾并且常常过分带着言过其实的味道，很难使人认真加以考虑。此外，不论这一派或另一派都不能赋予自己的学说以有益于社会的意义，而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要求的。 其余的诡辩派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多数的斯多葛派直接地去探索道德问题；他们不把蔑视财富变成教条;相反地，他们承认财富是幸福乃至美德的条件，虽然财富已不再是美德的酬报了。正人君子不应当再向外界要求自己美德的报酬，他应当在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意识中去找寻，这良心和意识应当受着现实世界以外的永恒原则的指导；正人君子应当只在死后生活里才有希望取得报酬。他们不像昔尼克派那样大叫大喊地反对法律和习惯；相反地，他们劝吿遵守法律和习惯，提议每人都安分守己和适应社会状况。正因为如此，所以，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和教会的神父责成笃信基督教的奴隶要加倍忠诚于他们的地上的主人，以获得天上主人的惠爱。柏拉图和教会的神父担负起靠道德和宗教之助来维持社会制度的使命。 苏格拉底——伯里克利和柏拉图的密友，西拉居士（Syracuses）暴君宫廷的常客，——是有深刻见解的政治家，他看出道德和宗教只是管理人们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诡辩派哲学的两个精明的天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德的奠基者，这种道德只能导致言行矛盾的建立，导致哲学上承认两重生活，理想上纯洁的生活和实际上不纯洁的生话，前者是对后者的奖赏。因此十七世纪的“非常高贵和非常尊荣的夫人”过着两重的爱情生活，她们一方面陶醉于同柏拉图式的情人搞灵的爱，同时又名正言顺地同自己的丈夫，有时根据需要还同一个或几个实际的情人享受着肉的爱. 一切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的道德都不能避免这种矛盾，它是有产者互斗的冲突的结果：为了顺利经营自己的商业和工业企业，他应当讨好社会的舆论，为此而用美德来装饰自己，但是假使想发财，他又不能付诸实行；他知道这些装样子的美德只对别人才是义务，像康德所说的“无上命令”；因此他给人家的是劣等商品，却要求人家付给他成色十足的货币[22]。资产阶级只有靠粗野的暴力才能维持自己阶级的专政，但是为了麻痹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潜力，他们还需要使人相信它的社会秩序是唯灵派哲学的永恒原则的最完满和最大可能的实现，这种哲学在公元前四世纪部分地已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形成。 宗教的道德也不能避免这个致命的矛盾。“你们彼此相爱”是基督教的最高信条，但是基督教的教会为了给自己的店铺招徕顾客，却只转念头用火和剑来对待多神教徒，他们使人相信这是为了把他们从永久的地狱的苦难中拯救出来。 引起战争和氏族共产主义的半开化人的社会环境把人的高贵品质——体力强壮、勇敢、道德上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拿身家财产献给公社、城市——引到极度紧张的状态。建立在个人所有制和商品生产上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相反地却把人的精神的最坏的一面：自私自利、阴谋诡计、爱好欺骗和弄虚作假，提升为主要的美德[23]。 资产阶级的道德，虽然柏拉图说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和驾凌于卑下的利益之上，却是如此纯朴地反映了庸俗的实际，以致诡辩派不去铸造新词来表示作为；“资产阶级道德的总和”（这是维克多，库辛〔VictorCousin〕的说法，他对这方面是内行的）的原则，而取用了流行的词并称这原则是“善”——toagathon。当基督教的理想与哲学的理想一起并追随其后寻找自己的用语时，它也遇着同样的需要。教会的神父同样也在它上面盖上庸俗的实际的印章。 beatus（愉快的）一词，多神教徒解作富有的，而瓦龙下的定义是“占有大量财货的人”（quimultabonapossidet），在教会的拉丁文中则有获得上帝恩宠的意义，beatitudo，比特农（Pétrone）和落时代的作家用以称呼财富，在圣耶洛（St.Jérôme）笔下则有天堂幸福的意义；beatissimus（最愉快的），原是多神教徒给予富有者的形容词，后来变成为总主教、教会神父和圣徒的形容词！ 语言让我们知道半开化人用他们所习惯的拟人法把自己的德行完美体现在物质财富里。但是经济发展和政治事件的过程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和交换方法准备了基地，它们取消了道德和物质的原始联合。半开化人一点也不必为这个联合而脸红，因为他们恰恰是使用了他们所傲视一切的这种肉体的和道德的品质，所以才获得和保住这些物质财富。而有产者相反地却对他们借以获得财富的卑下动机感到羞耻；因此他们想相信，而最后终于开始真正相信他们的灵魂翱翔于物质之上而且以永恒真理和不变的原则为食料。但是语言这无可责难的吿密声却为我们打开了掩盖在最纯洁的道德的浓云之下资本家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善，财产的上帝。 道德，像其余的人类活动的现象一样，服从于马克思所规定的经济决定的法则：“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般地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24]。 [1]在法文中也可看到同样的现象。bon（善的、好的）在古代法文中表示勇敢的；“罗兰（Roland）之歌”常常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 Franceissuntbon，tiferruntvassalement，——法国人是勇敢的，他们拼命地攻击（XCI）。 说到大主教杜尔班（Turpin）时，罗艺说：Liarceyesqueestmultbonchevaliers.Nenadmeielurenterredesuzciel，Biensetferiredelanceed'espit.（大主教是非常勇敢的骑士：——天地之间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他很懂得用枪和用剑来打仗。CXLV）。 国王约安（Jean）因勇敢而得善人的称号。哥米纳（Commines）在十五世纪写的书上把勇敢的人称为bonshoms（好人）。goodman（好人）这词在英文中开始是用以称呼士兵，以后用以称呼家长、房主，最后像法文的bonhomme（懦夫）一样专用来称呼农民：goodmanHodge，Hodge（傻头傻脑的人），这是对农民的轻蔑的称呼。无疑地，正是当bonhomme被用来称呼农民时，一般地用来称呼那些被贵族和军阀掠夺的农民时（vivresurlebonhomme——靠农民为生——是当时的一句流行话），这词便带上了“滑稽可笑的”的意义，一直保留至今。按照杜甘日（Ducange）的说法，bonhomme一度曾用以称呼妻子有外遇的丈夫。通过加字尾good和bon便变成滑稽的同义语——goody，bonasseoAgathos和bonus在古代不能有这样的意义，只是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才碰到bonatus，就是指纯朴的。拜占庭时期的作家主要是在温柔的、善良的意义上使用agathos一词。雅典现代的街头流浪儿童似乎是把这词当作愚笨的意义来使用。 [2]Graeques-罗马的保民官和演说家。——译者 [3]肉体上的力量受到这样髙的重视，以致在《伊利亚特》的第三首诗中海伦（Héléne）杷希腊的领袖指给特洛亚老人时说，奥德赛同麦列拿和阿亚克西的区别不在于年龄，不在于容貌和性格，而在于他的力量，因为奥德赛的双肩比他们都宽。西西里的第奥多（DiodoredeSicile）数说埃巴米龙达（Epaminondas）的品质时，首先说到他的肉体的力量，而后才是他的能言善辩，他的宽宏大量和战略才智。 [4]imbellis，imbecills意指：不适于作战，拉丁作家把这词主要用作懦夫解，即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软弱解。malus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它被用来形容没有具备必要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美德的人。 [5]即在阿里士多芬（Aristophane）时代的民主的雅典，商人也不服兵役。在他的《柏吕大士》（Plutus）中的吿密者声称他之所以变成商人，为的是不去打仗。 普鲁塔克说马利亚士人（Marius）“为了战胜辛不利人（Cimbres）和条顿人（Teutons），蔑视法律与风俗，征募奴隶和没有氏族和部落的游民（即贫穷者）入他在他们之前从来没有一个统帅会把这些人编入自己的军队，武器，也像一切其它的共和国的荣誉一样，他们只交给那些拥有公开的财产足以保证其忠诚的可以信赖的人。” [6]“手艺劳动毁坏体魄和降低智力水平，因此之故，从事这行业的人任何时候也不能征用于公共服务。”（克塞诺芬：《经济学》） [7]用来形容半开化人的英雄的形容词sloique（禁欲的、坚强的、耐苦的），只是就用语的意义而言才是落后于时代的东西.这词是为芝诺（Zenon）的学生而造出来的，芝诺在柱廊——希腊文称stoa，里面讲学。半开化人具有的这种精神力量恰恰是斯多葛学派所追求的。 [8]中世纪末的骑士为卜字军战争弄得家破人亡和在内讧的战争中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只有靠抢劫为生，像希腊的英雄一样，他则也称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为“剑的收获”。 [9]阿里士多芬——贵族党的辩护者和雅典民主政治的死对头，——用古老的风俗来反对新风俗，井且按照奇怪的不合逻辑的做法，把自己的讽刺作品的毒箭首先指向拉马夏（Lamachus）、克列翁（Cléon）和不顾贵族反对而要求并坚持同斯巴达继续作战的煽动家。时代变换了。由血统形成的古代的贵族和由财富而形成的新贵族大都丧失了自己的好战的情感，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是财产的情感而已。战争不再使他们致富，战争夺去了他们的畜群，荒废了他们的田园，消灭了他们的橄榄树林和葡萄园，损毁他们的收获，烧毀他们的房屋。阿里士多芬本人在欧柏（Eubée）就有财产，那里曾经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战场之一。柏拉图，——作为唯心主义者，他是财产的热烈的保护者，——在《共和国》里要求希腊人作出决定，在内讧的战争中要禁止烧毁房屋和收获；这种战争的恶习只有在半开化的国家中才能容许。 [10]圣-日耳曼-德-勃列（SaSaint-Germain-des-Prés）修道院九世纪时的一本账簿在1847年由格拉尔（Guérard）用《伊尔米朗修道院的土地账簿》（Poly-ptiquedel’abbeirminon）的名称公布于世，在这本跟簿上把修道院共有的无数土地分成三类：自由的农庄，有临时义务的农庄和农奴的农庄；这些土地，不问经营这些农庄的个人品质如何，都一样无差别地课以徭役和实物租税。因此，经营自由农庄的农奴家庭比起经营农奴农庄的自由人所支付的力役和租税要少些span>. [11]相反相反的现象产生于中世纪。贵族保有骑马作战的权利，因而在战斗中获得了这么大的优势，以致使人看来好像是马传给封建男爵以军人的光荣。因此他就像古代的富人一样，从他的坐赫而命名，自称为chévalier，caballero（骑士）等等。他的最有价值的德行都是由马（chenaleresque，caballerescos，chivalrous等等）而来的。对于堂吉诃德，马是游荡骑士的这么重要的角色，因此想出各种诡辩的理由来要求允许桑科·判扎骑在驴背上跟随着他。 [12]Japyges，在今意大利境内，古代亚普利亚南部各部族的总称。——译者 [13]Argos，希腊城市名。——译者 [14]苏格拉底想说的是：没有能力供养战马和没有钱来买全套武装的人，便不能充当骑士，也不能充当甲兵——即有全套盔甲的战士。 [15]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繁盛时期的领袖，公元前444―443年描为雅典第一个统帅。 [16]雅典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数目是一万四千零四十人，伯里克利为了分配从埃及作为礼品输入雅典的谷物而作的调査可以作证。 [17]塔西佗说，哥朗日（Corinthe）的大使——为了唆使感受雅典海军力量威胁的斯巴达人向雅典宣战，——吿诉他们说：“我们只要弄到借款，用提高的工薪来引诱雅典的桨手就行了。”李西亚（Nicias）从西西里的来信中向雅典的议会抱怨雇佣兵的逃跑。若干年之后水兵离开了小亚细亚的雅典舰队而转到历山得（Lysandre）的舰队去了，因为那里关的饷银更多。span> 为了打垮西西里的希腊军队，迦太基人把那些以战争为职业的希腊士兵召募了去。亚历山大在达里士（Darius）的军队中发现了希腊的雇佣兵，他宽恕了他们曾同半开化人一起打希腊人，并且把他们收编进自己的军队。雇佣制消灭了爱国主义的感情，这感情在半开化人那里是这么强烈和深刻；战斗中的希腊的雇佣兵在一切军队里都能碰到。当斯多葛派和甘尼克派早在基督教徒之前就已说到人类的博爱越出了古代城市的狭小的城垣，他们只不过是对已产生的经济事变和政治事变的事实作了人道主义的和哲学的解释而已。 [18]兵士一词在欧洲各国语言中代替了战土（英文是soldier，德文是soldat，西班牙文是soldado，意大利文是soldato等等），它原是由solidus（铜币）一词而来，由此而生出solde（工资）一词。战士正是从能所取得的薪金而得来自已的名字。——就历史上来说兵士是第一批雇佣者。 [19]类似的现象也在中世纪的末期重复出现。封建领主之所以有权向农奴和家臣征收自然贡赋和徭役是因为他的负责保护他们不受周围的许多敌人的侵犯。但是当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变导致普遍的内部和平的时候，领主已经失去了保护者的作用；但是这个并没有阻止他保留甚至加重徭役和贡赋，虽然它们存在的意义又已经消失了。 [20]资本主义时代看到类似的分解现象，就其革命的后果来说是这么尖锐和这么深刻。在资本主义时期开始时，在十九世纪的初年，小有产者和手工业者的理想在舆论界获得了某种的巩固性；劳动、秩序和节约视为同财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美德当时曾引导人们获得财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还能像鹦鹉一样地重复着说：财产是劳动的果实，然而事实上它已不是劳动的报酬了。手工业者和小有产者的理想的美徳只是把雇佣者领到救济机关和医院去。 [21]商品生产应作这样的理解，就是说在这里面劳动者不是为自己的需要或者为自己家庭的需要，而是为出卖才生产。这种生产形态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和在它以前的形态是截然不同的，那时人们进行生产——不论使用奴隶或者农奴，或者雇佣劳动者——只是为了自身的需要。古代的贵族家庭，像中世纪的领主一祥，强迫人们在他们的土地丄和在他们的作坊里生产食料、衣服、武器等等，一句话，几乎包括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只是自己需要以外的多余东西才在一年的某些季节进行交换。 [22]多神教徒并不打算歪曲真理和把商业置于海盜之神梅尔古尔（Mercure）的保护之下。天主教徒是狡猾的耶稣教徒；他们的宗教团体的一些人不是完全致力于遗产的讹诈，他们也从事商业和工业，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唯一的职业，同时又继续肯定只信奉那个纯洁无欺的和不参与任何欺诈的上帝。 在1789年取得政权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行为是宣布盜窃的自由，即解除了对商业和工业的一切检査。中世纪的行会主人只在本地市场为近邻而工作；他们对生产规定了严格的监督；行会的代表有权在任何时间走进工场去检査原料和它的制作方法；为了便于它们的监视，工场的门和窗在所有工作时间内都是做开着的：中世纪的手工业者真正是在众目所视之下进行工作。商品在出售之前要受检査，盖上印章或其它记号，证明行会认可了它的质量是好的。这种不间断的检査，束缚了和压制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盗窃天才的发挥，因此成了对行会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 [23]资产阶级的作家惯于把自己的文明的一切罪恶加之于被资本家在开化的借口之下肆意劫掠、剥削和歼灭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身上；正是资本家拿酒精、梅毒、《圣经》、苦役劳动和商业把他们从肉体到精神都腐化了。 与那些尚未沾文明之光的野蛮民族接触的旅行家都会被他们的德行完美所感动，而莱布尼兹，一切自由主义哲学家中的巨人，也不禁对他们表示敬意，他写道：“我确实地知道加拿大的野蛮人能和睦相处，和和平平地过日子。虽然在他们那里没有类似警察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地球的这一部分任何时候或几乎是任何时候也看不到争执、仇恨和战争，只有在不同部落和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才是例外。我甚至敢于把这个称为政治的奇迹，这是亚里士多德所不知道和霍布士所未注意到的。甚至一起玩耍的孩子也很少打架，而当开始要冲动的时候，立刻就会被他们的伙伴劝止。然而决不要以为他们的爱和平是他们的萎靡不振和感觉迟纯的结果，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同他们反对敌人的充沛的热情相比，而光荣感在他们中间发展得特别强烈，他们为复仇而献出的热情和他们在受苦难折磨时所表现的坚忍就是证明。假使这些民族有朝一日能够把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知识同这样巨大的自然的品质结合在一起，那末我们在他们旁边就只是未成熟的胎儿。 [24]马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19〕一个阿波列约值五个戈贝克，一个金塔伦约值一千六百六十五个卢布；一个银塔伦约值一百六十六个卢布。——第108页 〔20〕奥林雪克，色雷斯的一个城，雅典影响的堡垒。雅典遭受到菲力普·马其顿方面的攻击。奥林雪克派军队去帮助雅典。“奥林雪克的演说”就是德摩士台纳反对菲力普的鼓动的演说。——第111页 〔21〕“柏拉图式的满足”是存在思想上，而不是存在实际上。——第114页
正义思想的起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正义思想的起源 Ⅰ同等的报复和受奖励的公正裁判 Ⅱ分配的正义 Ⅰ 同等的报复和受奖励的公正裁判 文明社会的正义由两个来源产生：一方面是在人类的本性中取得自己的来源，另一方面又从建立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社会环境中取得自己的起源。情欲和观念在财产产生以前就已存在，由它所产生的利益、情欲和观念彼此互起作用和互相影响，最后终于使正义和非正义的思想在文明人的脑子里产生、发展和成熟起来。 正义思想的人的起源是报复的渴望和平等的感情。 报复是人类精神的最古老的情欲之一；它的根子是扎在自卫的本能里，扎在推动动物和人进行抵抗的需要中，当他们受到打击时就会不自觉地予以回击，假使恐怖没有吓得他们逃跑的话。报复也扎根于这种需要里，即当儿童和野蛮人被无机物碰疼时也鼓励他们给予打击。报复，归根结底说起来，是一种反射的缓和动作，类似眼睛遇到危险时眼皮就会眯缝的那种不自觉的运动。 野蛮人和半开化人中报复之风如此强烈，是文明民族所想不到的。美国的历史家阿多尔（Adairs）说："红种人如有血仇未报，便会日夜感到烈火烧心。他们将亲属被杀，民族成员被杀的记忆父子相传，即使是老妇人也不例外。据说有红种人因不能报仇而自杀的事。费让人（Figigen）受到侮辱，就在他的视线所及的距离放上一件东西，只在他的报仇满足后才撤去。达尔马秋（Dalmatie）的斯拉夫妇人将被杀的丈夫的血衣给儿子看，借以激起他的复仇的渴望。 阿富汗谚语说：“复仇虽至百龄，乳齿仍存。”闪族的上帝，虽然他“不轻易发怒”，——“必追讨其父之罪于其子，以至其孙，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XXXIV，7）。为了满足他的复仇欲望，四代还不够：他报复摩押人（Moabites）和亚扪人（Hamonites）直至十代，禁止他们加入耶和华会，“因为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申命记》，XXIV，4）。因此犹太教人也可以像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说：“牡蛎壳的碎片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可以化为尘土，而另外的几千年可能在这尘土上走过，——但是复仇之火总在我心中燃烧”。荷马时代的神话上的爱伦尼是“复仇的……嗜血无厌的”古代女神。埃斯库勒斯的宏伟的三部曲的合唱队因使神和人的精神充满苦难的激情而战栗，向着为父报仇而动摇了的奥莱斯特说：“让侮辱受到侮辱的处罚!让杀害受到杀害的报复!……以恶还恶——如古代英明的格言所说……流在地下的血要求另外的血。哺育的大地吸饱了被杀者的血;血干了，但是痕迹是消灭不了的，而且高呼复仇”。阿喀琉斯（Achille）为了给他的亡友巴特洛克（Patrocle）复仇而忘却怀恨阿伽门农（Agamemnon）；他抑制忿怒，使他对亚什人（Achéens）的失败漠不关心。赫克托的死没有平息他的激情，他三次拖着他的尸体绕特洛伊城示众。 野蛮人和半开化人任何时候也不宽恕，他们能在许多年中等待复仇的良机。克莱腾纳斯特（Clytemnestre）费了漫长的十年耐心地等待着复仇的时刻；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自己女儿的凶手之后，她因高兴而喝下血，高声说：“凶手的甘露落在我身上，使我的心田如此甜美，像宙斯的雨及时地落在扬花吐穗的麦田里。” 人使自己的激情神圣化和神化，特别是当这些激情可以帮助他在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上保存自己的时候。“对血的无厌的渴求”，被提升为神圣义务的复仇变成一切义务的第一位。爱伦尼“数目之多像忿怒的母亲口中出来的咒语"一旦咒语引起她们的生命和运动，她们就冲出黑暗的地狱[1]。她们出现在太阳光之下只是为了煽动复仇的渴望和不倦地在陆地和在海洋追逐凶手：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她们之手。当奥莱斯特想躲避她们时，爱伦尼的合唱队高声说；“我在这块地方（阿底格，Attique）散播我心中的毁灭性的毒药；土地碰上它就在劫难逃；让成长中的果实死去，像它们一样，也让幼兽和婴儿死去。啊，复仇，你的长鞭将给这块地方播下毁灭!”同样地闪族的上帝也将流血加在植物、动物和儿童的身上。希腊人的诗意的想像把那引起原始氏族的疯狂复仇欲的恐怖用拟人化的手法写成爱伦尼，这些可怕的女神，甚至连她们的名字都叫人怕说。 ※※※ 维科在他的《新科学》（Scienzanuova）中规定了如下的社会生活的公理。 “立法使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就是使他成为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人，就是使他成为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人。它从残暴（ferocia）、悭吝和虚荣三种迷惑人类的恶德中引出军队、商业和宫廷（corte），也就是诸共和国的力量、财富和知识。而这三大恶德既能毁灭人类的种族，又能创造社会的幸福。” “这公理证明神意的存在，神意也就是立法者的神的思想。这思想从人的欲念中引出公民的制度，使人们有可能生活在人类社会里，否则，完全吞噬人们的私利会把他们引进孤独的生活，即引到野兽的生活。” 无情的法律，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实际上是从愤怒的而往往是激烈的复仇欲中产生出来。但是不像维科所设想那样认为立法者的神的思想从人类的欲念的混乱中创造出秩序;相反地，混乱产生秩序。我试图来证明这个说法。 ※※※ 活在野蛮人心灵里的孜孜不倦的和猛烈的复仇欲，如前面的引证所证明，是由他活动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条件所引起的。 野蛮人经常不断地与动物和人作战，野蛮人，他的心灵被想像的危险包围着，不可能单独生活，于是联合起来过群居生活。他不能理解在群以外怎么能生存;从那里驱逐他等于判他的死刑[2]。部落的成员都自认为同一祖先的后裔；在他们的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液;流一个成员的血就等于流全部落的血。野蛮人没有独立的个性，部落、氏族和后来的家庭才具有独立的个性。最紧密的和最牢固的团结把部落成员，氏族成员结成一个整体，把他们变成希腊神话中的“百手巨人。”在最原始的民族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妇女也是公共财产，而儿童则属于全群。他们还没有个人财产；凡有纯粹个人意义的东西，如武器和装饰品，飞快地由一个人的手转到另一人的手，=正如菲松（Fison）和霍维特（Howitt）这两个澳洲生活的细心现察者所讲的那样。野蛮部落和半开化氏族的成员共同行动和共同动作，像一个人一样；他们转徒、狩猎、战斗和耕地都是共同行动。从军事的战术改善时起，他们在战时就按部落、氏族和家庭编排成队。 如像所有其余的东西一样，他们也使受屈辱成为公共财产。带给一个野蛮人的侮辱整个氏族都会有所感觉，好像它是带给每个成员一样。流一个野蛮人的血等于流全氏族的血，氏族的所有成员都负有为侮辱复仇的责任；复仇带有像结婚和财产那样的集体的性质。古代日耳曼半开化人的复仇权是连结家庭的真正的纽带。当法朗克部落规定了所谓“威耳日尔”（Wehrgeld）的办法，即以金钱赔偿杀害，家庭的全体成员都可分得这笔血的赎金。但是一个脱离了家庭公社的法朗克就无权享受“威耳日尔”。如果他被杀，国王就成了他的复仇者，血的赎金也归国王收取。 正因为氏族对其任何一个成员所受的屈辱而感到不平，所以它的某一成员做了屈辱别人的事整个民族也要负责。犯罪成为集体的，正如受屈辱是集体的一样[3]。受屈辱的氏族一定要杀死犯罪的氏族的某个人才算报了仇。葛莱爵士（SirG.Grey）写道，“在澳大利亚的民族中间倘若发生凶杀案时，人人都感到垂头丧气，特别是在凶手逃避了的时候，因为他的亲属都自认为是罪犯，而只有同这家庭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才自认完全平安无事。”凶杀案发生等于两个家庭、两个氏族之间的宣战，即采用埋伏和互相袭击的战争。战争将延续许多年，因为凶杀要求用死来报复，被报复而遭杀死的一方又要再报复。有时候两个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投入战斗。 还不到半世纪以前，在达尔马戚亚“两个家庭之间的战争波及至村，有时在整个州内都燃起内战之火”[4]。斯堪的纳维亚人甚至不敢饶恕摇篮中的初生儿，因为伊达[5]说：“狼是隐藏在柔和的小儿身上”。即在现世纪，希腊人还向八岁以上的男性儿童报仇，只有妇女和年轻的女子才得以免受报复的行为[6]。 不仅真正而凶杀无条件地要求复仇，而且连野蛮人的迷信幻想所创造的、想像的凶杀也同样要求复仇。在澳大利亚人看来自然的死不存在，一切的死都是属于敌对氏族的敌人施用邪法的结果；死者的亲属有责任为他报仇。而且并不要求杀死确认为施邪法的罪犯，只要杀死他的氏族的任何一个成员或者在有可能时杀死几个成员就行了[7]。此外，死者自己也要为自己复仇，他的灵魂会折磨凶手。佛拉惹（Frazer）认为消灭吃人肉的宴席的原因之一是害伯不幸的被吃者日后的报复。野蛮人杀死凶手不仅是为了复仇，并且为了慰藉死者，如不流人血，死者的灵魂将受折磨。为了安慰阿喀琉斯的亡灵，希腊人把杀害他的凶手巴利斯（Paris）的姊妹波里克塞纳（Polyxéne）当做牺牲品献在他的墓上。 野蛮人不能设想在自己的部落之外生存，他是这部落的组成部分，于是个人的受屈辱就变成集体的了。复仇，——个人自卫和自我保存的行为，——变成集体自卫和集体自我保存的行为。氏族通过对其成员之一的被杀和被伤害施以报复来保卫自己。但是这种集体的复仇必然会招来集体的危险，有时竟至威胁着氏族集体的生存。这种流血复仇的集体危险迫使野蛮人抑制自己的团结的感情和牺牲氏族的成员，即将祸首交付给受害的氏族。在澳洲的野蛮人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他们手里拿着武器而暂时停止行动，他们满足于缩小复仇的范围，只惩办引起他们争吵的个人，使所受的损失得到相等的补偿，以命偿命，以伤抵伤。同等报复法就这样产生出来。 ※※※ 只有这样的同等报复法，——“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埃及记》，XXI，24—26）——才能完全满足原始共产主义民族的平等的感情，因为这些民族的一切成员都是平等的。 最完满的平等必须是从共产主义部落的野蛮人的生活所依据的条件中产生出来。达尔文在他的《一个博物学者的旅行记》里讲了如下的典型的趣事：他看到一个菲吉人（Fukien）得到一条别人给他的毛毯时，他就将它撕成许多同样宽狭的长条，为的好让他的群中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因为野蛮人不能允许他的氏族的任何成员分东西比别人分得更好些。当凯撒同日耳曼部落相接触时，他对他们在分配战利品时的平等精神感到吃惊；他把这件事归功于在他们的部落中有创造平等的愿望。凯撒推断说文明人生活在生存条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反之，他所亲眼看见的半开化人则生活在滋生平等的共产主义环境中；因此，他们无需到分配中去找平等；相反，他们对这种把一切东西都分成同样份额的平等制度感到满足，在实行时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行为的社会意义；正如人消化食物而不知道消化的化学过程，又如蜜蜂按照抵抗和空间经济的最严格的几何学和力学的原则构筑蜂房的小窝而不怀疑几何学和力学的存在。平等不仅植根于原始人的心和脑中，而且它甚至存在于他们的身体外貌上。伏尔芮（Volney）说，一个红种人的首领对他所看到白种人身体外貌上有很大差异而表示惊奇，因为同一野蛮人部落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 老年受尊敬是出现在人类社会里的第一种特权；它是野蛮人部落中的唯一的特权。一个战士不论具有如何崇高的品质、智慧和忍饥、耐渴、吃苦的能力，他们也不给他特权。他可以被选去领导同伴打猎，指挥他们作战，但一旦出征的任务结束，他又重新变成与他们平等的了。伏尔芮说：“红种人的最伟大领袖即使在行军中也不能打罚战士，而在乡村中也只有他自己的孩子服从他。”[8]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的领袖握有不大的权力;亚里士多德说，假如阿伽门农的政权获得了在进攻时杀死战场逃兵的权力，但是在评议会上他却得忍耐地挨骂。有史时期的希腊的军事长官在他们的指挥年限期满后仍然回到行伍中去。例如据普鲁塔克说，常胜的军事长官亚里士太德（Aristides）和费洛普门（Philopoemen）也是平常的士兵。 同等报复只是在侮辱中实行平等，——按照受屈辱的大小取得抵偿；只有那种与所受损伤恰恰相等的伤害，——以命还命，以烙还烙，——才能满足原始人追求平等的精神。规定平分食物和财富的平等的本能创造了同等报复；在原始社会的风俗中之所以实行这种办法是由于防止流血复仇的毁灭性后果之必要所引起的。正义在同等报复的起源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在那些对“正义”的概念还很薄弱的氏族中也能找出同等报复，他们甚至没有这些词：犯罪、罪过、公正裁判。荷马时代的希腊人虽然属于较高的文化阶段时期，但是也没有“法”这个词；而不存在“法”，“正义”是不可能理解的[9]。 同等报复是为代替流血复仇而创造和施行，它能为原始人所承认是因为这能满足他们的复仇欲，同等报复一经成为风俗就应当像一切风习一样作出具体规定。开始时氏族的一切成员都可以向欺辱者的氏族的任何成员实行复仇，以后，有权复仇者的数目和受报复者的数目都有限制。塔尔（thar），——伯都安人[10]和差不多一切阿拉伯人的流血法——授权最近的五个亲属等次中的每个人杀掉凶手方面的最近五个亲属等次中的任何人。这种风俗一定流行很广，因为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中“威耳日尔”都是由头先的五代或五等亲属付出和收领。 这风俗虽然限制了复仇的范围，可是给复仇仍留下牺牲对象的太宽的选择。即在希伯来人中也可看出进一步缩小复仇范围和使它只限于犯罪者本人的试图。耶和华不怕自相矛盾，在《申命记》（XXIV，16）里嘱咐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但是要使炽烈的复仇接受这个限制是很困难的，以致很长久之后上帝（L'Eternel）还是反对这句谚语：“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坏了。”“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哪，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以西结书》XVIII，2，3，4） 但是第一歩限制自认有权复仇者的人数，而后又完全剥夺这种权力，这是更困难的事。复仇欲只有当被害者的最近的亲属处罚了罪犯才能得到满足；因此，阿喀琉斯的儿子比吕（Pynhus）一定要在亚什的（Achéenne）军队面前杀死那杀害他父亲的凶手的姊妹。凯洛（Caillaud）说，非洲沙漠中的某些部落罪犯完全依照被害者的最近亲属的意志处罚：他们可以随意拷问他和杀死他。佛拉惹在波斯曾看到一个妇女，当人们把杀她儿子的凶手交给她时，她杀了他五十刀而且带着狠毒的报复心理用血淋淋的刀鋒穿过他的嘴唇。九世纪在挪威，人民会议的成员把凶手带到海岸，在那里由受害方面的人众或国王委派的官吏执行死刑。在雅典，罪犯的处决是由民事当局负责，但是在行刑时要有最近的亲属以血仇报复者的身份到场。虽然他已不起什么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到场不仅对于满足他的复仇欲是必要的，并且为了执行原始的同等权复的仪式也是必要的。 同等报复在规定和限制流血复仇时，证明折磨和迷住原始人的激情已平息而开始服从量度的感情。人们逐渐习惯了不是向反氏族或全家复仇，而只向犯罪者复仇，而且这复仇限于严格的报复——以打击还打击，以死还死[11]。实行这规定和支持它只有当受害者和犯罪者双方的氏族和家庭的集体干预才能办到。既然家庭仍然对自己的成员的行为负责，就应当声明它愿意不愿意对欺辱人的后果负责或者愿意不愿意交出肇事者;在后一场合它应决定赔偿和使赔偿的数目与对方所受损失相当多同样它应当约束犯罪者，如果他抵抗的话，就得迫使他老老实实服从处罚[12]。因此人们便开始设立仲裁法庭，由法庭来决定被侵害的大小和满足赔偿的数目。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部落成员会议也就是这样的早期的仲裁法庭。但是由于召集这种会议有困难，斯堪的纳维亚人只在发生凶杀案和重伤案时才召集;比较小的事件，殴打和不引起死亡或肢体损毁的轻伤，就由长老会议来解决。 摩西依照他岳父叶忒罗的劝吿，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出埃及记》，ⅩⅤⅢ，21，22）o摩西大概是把埃及的习俗移用于沙漠。在高卢（Gaule）存在过祭司（Druids）会议，由它负责决定受屈辱与否和规定赔偿的数目；假如有一方面拒绝服从他的裁判，它就开除他参加祭祀，这是最严重的惩罚，因为被开除对他们一切人来说就是被抛弃（凯撒：《高卢战记》VI，13）。在雅典报复由最高法院（Aéropage）调处。埃斯库勒斯借着败了讼诉的爱伦尼的口说了下面的话，描写出使设立这种法庭成为必要的灾难：“让那可恨的杀人的争吵的吼叫足何时候也不再在城市里听到（现在，为了调处报复已设立高等法院为止任何时候也不再流市民的血，不再让血染红土地：让任何时候在雅典不再因为报一件杀人之仇而引起凶手怒发冲冠。”这些古代的女神，夜的女儿，将原始的复仇拟人化了，她们宣布了自己的送葬悼词：自从高等法院建立之后她们安静了，她们的残忍的性质也随同自己的职能一起消失了；她们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古老名字——欧麦尼得（Euménides），即善良的女神。 最高法院（Aéropage）的产生应当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据另外一个传说所讲，最高法院是为判决犯了杀人案的亚勒（Arès）而设立；他杀了强奸他的女儿的波赛东（Poseidon）的儿子，而为十二女神组成的法庭所赦免；Aéropage这词意指“亚勒之丘”。依据另外一个传说，最高法院所审理的第一件凶杀案是浦罗克里（Procris）的被杀案，她在打猎时无意中被她的丈夫塞发列（Céphale）所杀。这传说也像关于奥莱斯特（Orest）杀死自己的母亲一样把最高法院的设立推到母权制的时期，母权制在特洛伊战争时已最终地为父权制所代替。其实，从妻子不复是家庭首领之时起，她就成为自己丈夫家里的奴隶；现在他对她叫得生杀予夺之权；甚至她的儿子也获得这样权力，——因此假如她是被她的丈夫和儿子杀死的话，对她的死不要求复仇[13]。最高法院在黑暗中作出自己的决定，像埃及的法庭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象征正义的女神台密（Thémis）要用带子把眼睛缚起来。雅典人无疑地想用这个象征来表明最髙法院是为代替爱伦尼而设立，这些夜的女儿，据荷马说是住在黑暗的地狱中。最高法院和埃及的法庭都不许用律师；罪人自己应当保持静默。这两种法庭虽然代替受侵害者和犯罪者的家庭，并不从事审判：它们的任务是限于找出犯人和把他交给受害者的家庭。 假如在像雅典这样的商业城市，为了维持秩序的必要，允许设立经常的法庭来调处复仇和处罚犯人，那末几乎在所有其余地点仍不得不让家庭本身关心他们的复仇欲的满足。英国在十世纪阿尔弗莱得（Alfred）王当权时，习惯和法律还允许家庭在凶杀案发生的场合宣布内战。法国的民事当局因为没有可能剥夺家庭的复仇权，只得规定侵害行为与报复行为之间的期限来试图削弱它的行动：十三世纪国王的敕令——国王的四十天祈祷（laquarantaineleroy），据说是菲立普·奥古斯都（PhilipeAuguste）或圣路易（SaintLouis）所颁布，——禁止在受害之时起四十天内因复仇而宣布内战;假如受害一方的某一个人在这期间实行凶杀，那末凶手将因破坏国王的敕令而被处死刑。只是在不久以前法国政府才能消灭科西嘉岛上的流血复仇。 ※※※ 复仇欲虽然受到同等报复和仲裁会议的约束，始终没有停止，只有私有财产才能拔掉它的爪和牙。财产负有消灭由私人的复仇所引起的混乱的使命，但它自身就是在家庭内部，在纠纷和犯罪的血泊中降生。在长子继承法未被承认和成为风俗之前，私有财产本身就产生了为争夺父亲财产的骨肉相残的战争；希腊神话在阿特里得（Atrides）历史中保留了有关此事的非常可怕的回忆[14]。从这时起私有财产一刻也未停止成为经常纷争、犯罪、内部的和部族之间的战争的最有效的和最积极的原因。 像福利雅[15]一样，财产的感情钻入人类的心中，动摇了一切最根深蒂固的感情、本能和观念，激起了新的欲望。只有私有财产才抑制和減弱了复仇欲，——这古老的、统治着半开化人心灵的欲望。 自私有财产建立起来之后，流血不再要求用流血来抵偿；它要求的是财产。同等报复法也改变了。 同等报复法的改变由于奴隶和奴隶贸易——最初的真正国际的、定期建立的贸易——的存在而更易实现。拿活人与牛，武器和其它东西交换使半开化人习惯于流血不一定用流血来换，而可以用其它等价物补偿。家庭生活中的一种新的现象比奴隶贸易相等报复法的改变起了更大的影响。以前当母权制的家庭存在时，妇女不离开自己的氏族，她的一个丈夫或她的许多丈夫到那里去会她;在父权制的家庭里年轻的女子离开自己的家庭，搬到丈夫的家里去住；她的父亲因为失去女儿而得到一笔偿金，女儿既经出嫁，现在就不再属于他了。从这时起年轻女子便成了交换的对象，——荷马的史诗称她为“牛的探求者”（alphesiboia），——因为希腊人拿她来换牛。父亲从交换女儿起直到出卖儿子，正如希腊和罗马的法律所证明的。父亲出卖自己的亲骨肉，这就破坏了结合家庭成员和使他们同生其死的古老的团结。父母们既然拿自己的儿女，自己的亲骨肉去交换家畜和其它的财产，当然更愿意接受家畜和其它财产抵偿流血，抵偿被杀的儿子。儿子遵循父亲的遗训，他们同样愿意接受某项赎金来抵供他们父母流的血。 于是，代替以命偿命、以牙还牙，人们要求以家畜、铁和金子来抵偿生命、抵偿牙齿和抵偿其它的伤损。卡佛列人（Cafres）要牛，斯堪的纳维亚人、日耳曼人和半开化人已经要货币，——他们在与更文明的民族接触中学会了使用货币[16]。 这个变革，——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它的活动地点是人的心灵，——不是一下子并且也不是没有精神痛苦就完成了的。宗教，古代法律的保存者，半开化人的团结情感和自尊心——都反对用金钱抵偿血债。迷信把诅咒同流血而取得的金钱联结在一起。宝物，——在伊达中成为西格鲁德（Sigurd）的死和佛尔松（Volsungs）和金肯（Ginking）家族灭亡的原因，——恰恰就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神奥丁（Odin）、洛基（Loki）和哈尼（Hoenir）为阿德（Otter）被杀而不得不支付的血价的赎金。萨克沙·格拉玛迪卡（SaxoGrammaticus）保存着一个丹卖的卖唱诗人的一首歌，那卖唱者对当时的风俗和对那些以自己父亲的血换钱的人极表愤懑。拍拉（Pallas）说，土耳其斯坦的显贵任何时候也不会同意接受血债的赎金：据爱芬斯吞（Elphinstone）说，阿富汗的凶手即使他无心地杀了人，也应当恳求被害者的家庭接受他的金钱赔偿，他应当服从屈辱的仪式，很像在同样场合在南欧洲的斯拉夫人中所盛行的那种仪式。——“法官和观众围成一个大圆圈，罪犯站在中间，脖子上挂着一杆枪和一柄匕首：他用膝盖爬行到被害一方的脚下，他们即除去他的武器，扶起他来并和他拥抱，说：愿上帝宽宥你。观众用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来欢迎敌人的和解……这仪式取名‘血会’（Cercledusang），最后以庆宴结束，庆宴费用由凶手负担，所有到场者都参加”[17]。柏都安人虽然接受血债的赎金，但是仍强迫凶手及其家庭承认是他的债务人。 血仇的惩罚起初取决于受害一方的意志；他们按照自己的意见决定物品的数量和质量，对方必得给他们这些东西才能使他们大发慈悲心。萨卡[18]吿诉我们冰岛人自己决定血债赎金，除非凶手及其家属的全部财产拿出来，否则不肯甘休；为了平息自己的复仇欲，受害一方把凶手及其家属全数剥夺精光，目的是叫他们失去生活的乐趣。过分的赔偿使这种赎罪方法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而引起无休无止的争吵。为了防止这种困难，半开化人不得不规定可行的赎金数目。半开化人的法典详细地规定了一条自由人的生命，按其出身和等级，要罚多少赎金，用自然物或用金钱支付，手、臂、腿等处受伤又罚多少赎金，对他的荣誉的一切侮辱和对他的家庭安宁的一切破坏又罚多少赎金。国王也像农民一样被放在支付给他的家庭安宁的一切破坏的赎金保护之下；国王的赎金和人民中其它成员的赎金的唯一差别只不过数目不同而已[19]。 罪犯的家庭负责支付血价的赎金，受害的家庭在自己的成员之间按亲属的等次分配这赎金。冰岛的格拉喀法（Gragas）规定了这样的分配方法：家庭的成员分为五个亲属的集团或五个亲属等次，——第一集团包括父、母和长子，收入或支出三个马克，第二和第三集团收入或支出两个马克，第四集团收入或支出一个马克，第五集团收入或支出一个阿尔（Ore），亦即八分之一马克。 “威耳日尔”引起官方的团体的创立，负责监督它的运用；后来又加上罚金。“威耳日尔”继续支付给受害者的家属，而罚金则归国王的金库或公共的金库；这同我们今日资本主义国家里所存在的情形差不多，不过“威耳日尔”的名称已改为全部费用和损失的赔偿而已。 ※※※ 野蛮人的质朴和平等的精神把他们引向同等报复：以命抵命，以伤抵伤，——这就是他们所能想出的复仇办法的全部；但是当同等报复在私有财产的影响之下改变了，粗暴的平等———以命抵命——为经济的平等所代替，即以家畜和其它财产抵偿生命、伤损、侮辱等等，这时候半开化人的脑子受到了严格的考验：他们必须解决迫使他们进入抽象的领域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应当估量家庭的一个成员的死亡对于家庭和某一部分肢体的伤损或受侮辱对于个人所引起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损失有多大；另一方面他们应当权衡转交与他们的某些物质财富的利益的大小，——也就是说他们应当规定那些不能从物质上加以共同比较的东西的数目和等价。半开化人开始时的要求是粗暴的：为了一件凶杀案他们要求致犯人于社会的破产——他在经济上的死亡，就是让他倾家荡产。只是在长期的脑力工作之后他们才得出为抵偿生命、眼睛损伤、牙齿损伤以至侮辱的等级的赔偿表。这种等级赔偿表使他们达到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新概念。新的概念反过来又在他们的脑子里产生了“报酬的正义”的思想，其任务是尽可能精确地规定损失的赔偿数量。 II 分配的正义 自卫的本能，即最原始的和最绝对的本能，推动野蛮人，如便像推动他们的祖先——动物一样，去攫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凡是他们所能拿到的一切，他们都拿来满足不论是饥饿或不论是刁钻古怪的要求。他们对待物质财富所取的态度正如学者和文学家对待精神财富的态度一样：如像莫里哀所说，哪里有好东西，他就到那里去取[20]。欧洲旅行家，特别是那些吃过这种本能的亏的人，沉湎于高尚的道德的愤怒的感情，用贼的别名去诽谤野蛮人，似乎在私有财产出现之前“盜窃”的观念便已钻入人的头脑[21]。 克制这种攫取的本能[22]，这是有机物的已有本性之一的变态，对它加以约束和压制以至它至于完全息灭，是文明的任务之一。为了抑制攫取的本能，人类曾走过比抑制和消灭复仇欲还要多得多的阶段。这种原始的本能的克制促成了正义观念的建立，而正义观念已由复仇的克制预作准备。 野蛮人结成小群沿着荒无人居的土地，沿着海河岸游荡，哪里找到丰富的食物就在那里停留，当此之时他们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自己的攫取本能。但是从最遙远的史前期起，为了获得生存资料的必要性，迫使他在某种限度内保持这种本能。——当某地的居民达到某种密度时，居住其上的野蛮部落便开始把土地分为猎区或牧场，假使他们从事畜牧业的话。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存资料——由果实、野兽、鱼，有时还由在森林中自由放牧的猪群所构成——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野蛮民族和半开化民族在自己的领土周围设一中立地带[23]。一切越出自己部落领土边界的人都会遭到邻近部落的追逐，这个部落围捕他，有时甚至杀死他。野蛮人和半开化人在自己领土的范围之内可以自由地取其所需，但是一越出边界之外他就只有冒险才能取得。为了培养青年战士的勇敢和机智，经常鼓励他们去袭击别人的领土，这也是邻近部落之间发生战争的最经常的原因。为了避免这些战争和与友邻和平相处，野蛮人就必须克制自己的攫取本能和只在作为部落的全体成员的公有财产的自己领土的范围之内才随心所欲。 但是即在自己领土的范围之内，为了保存生存资料的必要，也迫使野蛮人约束自己的攫取本能。澳大利亚人禁止在饥馑时消费鸡和猪，而在粮食树果实歉收时则禁止消费香蕉和薯蓣；当某些水里的鱼开始稀少时，他们就禁止捕鱼。加拿大的红种人从其它的考虑出发，不杀母海狸。野蛮人甚至可以饿死也不去触动他们的部落奉为图腾的植物和动物，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所由发源的祖先。常常为使这样的禁令更加有效而赋予它以宗教的性质。禁物成为taboue[24]，神将惩罚违反禁令的人。 攫取本能的这些限制带着共产主义的性质；它们只是为了部落全体成员的利益才规定的，而且也只在这条件之下野蛮人和半开化人才自愿地服从它们。但是即使在野蛮人中也存在着其它的没有保护公共利益性质的限制。 野蛮人中的两性根据担负的职务而严格地分开，男人是战士和狩猎者，妇女则是儿童的抚育者和教养者，儿童属于母亲而不属于父亲，通常都不知道谁是父亲或不能完全确定;她们担负粮食的保管：准备和分配饮食，制作衣服和家具等等，她们在开始时期还从事农作。这种基于性的差异的划分是为防止混乱的性的关系而施行并由两性所担负的职务的分工而维持下去；它更为宗教的和神秘的仪式所加强；这些仪式对两性是特殊的；它们用死的威胁来禁止异性的人；这个划分也为特殊行话的建立而加强，这些行话只为一性所理解。性的划分引到它们之间的对抗的发生，这对抗在强加于攫取本能的禁止上表现出来。这些禁止已经不再带有一般的性质，而采取局部的性的性质，可以说阶级的性质，因为如马克思所说，阶级斗争开始时表现为两性斗争的形式。这就是性的禁止的几个例子，有噬人癖的部落通常都禁止妇女参加人肉宴，某种寻获的肉类，如海狸肉，鸸鹋肉等在澳大利亚人是专给战士享用的；同样的感情促使有史时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禁止妇女饮酒。 随着集体的家族财产的产生，，对攫取本能的限制就更加繁多起来。只要氏族的土地继续成为全体成员的不能分割的财产，他们共同耕种这土地正像共同狩猎和共同捕鱼一样，那末委托已婚妇女保管的粮食，据摩尔根说，就仍然是公有的。在自己氏族的领土范围之内野蛮人可以毫无约束地取他所需要的食物；卡特林说，在印度的农村里，不管是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有权走进任何人的屋里去，甚至走进首领的屋里去大吃大喝。据亚里士多德说，斯巴达人也曾经保存着这些共产主义的习俗。但是可耕的氏族土地的分割带来了另外的习俗。 分土地只有在完全满足原始人的心灵里所充满的平等的嫉妒感情的条件之下才能发生。这种感情无条件地要求一切人都有同样的东西，按照雅典的神话的立法者提秀士（Thésée）定作法律基础的公式办事。一切生活用品或战利品在原始人之间都按照最大的平等进行分配。在他们身上不可能萌生其它方法的可能性的思想。平等分配对于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希腊语中的莫伊拉（moira）原来是指每个共餐者得到的一份，后来才用以表示命运的最高女神，其余的神和人都得服从她。而第克（Diké）这词开始用以表示平等分配、习惯的意义，最后才变成正义女神的名字[25]。 假如在给每人分配食物份额时必须遵守最严格的平等原则，那么当事情涉及到提供全家食物的土地分配时，就更有理由出现这种平等的要求。因为土地的分配是按家庭单位，以家庭的男性成员数目为比例而进行。 ※※※ 完全有理由说，尼罗河的泛滥迫使埃及人发明几何学的初步原理，以便在河水泛滥淹没界标时有可能分配土地。收获之后可耕地复归为公共财产和它的一年一度的重新分配在其它民族中也引起像尼罗河泛滥那样的必要。所有国家的原始人都是彼此独立地发现测量土地的方法，不一定经过埃及人的学校。只有知道计算的时候才能测量。群的计算大概巩固了数的概念和发展了计算的方法，分土地产生了测量的概念，而器皿的发明则引起容量的概念。 可耕地分成为矩形，分成为很长和很狭的平行四边形。原始罗马人的土地尺度Actus有四十米长和一米半宽。在原始人学会以底乘高来测量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之前，因而也就是在他们学会比较平行四边形之前，每个家庭分得的土地块只有包括在等长的直线之内他们才会感到完全满意；他们用同样的木棍在土地上度同样的次数而得出这些直线[26]。用以测量直线地带的长度的木棍被奉为神圣的。埃及人认为coudée（长度单位，自肘至中指尖的长度，约合半米）是正义和真理的象征；凡是用coudée测量过的都是真实的和正义的[27]。等长的直线内包含的地块满足了平等精神和不给纷争留下余地。因此划直线是测量的重要部分；一旦直线划定，家长就会满意，他们的平等感情得到完全满足。冃为这个原因希腊文orthos一词先是表示置于直线上的东西，往后就引伸来表示真实的、公平的和正义的东西[28]。因此直线获得了克制他们的野蛮人的情欲的力量，于是直线就必然地在他们的眼中获得了神圣的性质。正是靠分析判断的方法，毕达哥拉斯派为他们所研究的数之性质所迷惑，给予十这个数以预言的性质，于是一切民族都赋予基数以神秘的性质。因此显而易见，直线对于最初的土地分配时期的人们体现着被他们认为正义的一切。 平等精神在原始人中是这样不能克制，以致为了使土地的划分，分成等长的狭形地带，不引起争吵，这些地带的分配在书写发明之前就得靠用小石子（卵石）来抽签。因此表示小石子、卵石的希腊文kleros被用以表示抽中的部分，以后又引伸到氏族财产、命运、契约、地域。 正义的观念在它产生时同土地的分配是如此密切地联系着，以致希腊文表示习惯、风俗、法律的nomas有nem的字根，由此而产生了许多词群，包含着牧场和分配的概念[29]。 nomos这词开始只用来表示牧场，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带来许许多多的和互不相似的意义（停驻地、住处、习惯、风俗、法律），这些同时又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积存下来的历史渣滓。假如把这些意义的编年次序排列开来，那就可以看到史前民族所经历的主要阶段。nomos用作牧场时，便想到畜牧的、游牧的时期；当游牧民族（nomas）停止游牧时，nomos就用来表示停驻地、住处。但是当畜牧的民族一旦定居下来，为自己在某一地点选择住处，他们必然要分配土地：于是nomos就取得分配的意义。而当土地分配成为习惯现象以后，nomos便取得自己的最后的意义——风俗、法律，因为法律开始时不是别的，不过是把风俗、习惯编纂为法典而已。在拜占庭时期和现代的希腊语文中nomos已经只包含法律的意义。由nomos派生的nomisma表示由风俗、宗教的实践所规定的东西；nomizô表示遵守风俗、思考、判断；nomisis表示祭祀、宗教，Né-mesis表示支配正义的女神，等等。所有这些词又是土地分配所给予人类思想的影响的证据。 公有的氏族土地的分配为更前期的人们的想像力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门。它在本能、情欲、思想和道德中所引起的变革要比我们今日把资本主义财产转变成公有财产所引起的更为强烈和更为深刻。为了在史前期人们的脑子里渗透进这种奇怪的和反自然的思想，就是要他们不敢再去触动处于他们手边的邻田上的果实和收获，他们必须求助于他们的想像所能发明的随便什么样的一种魔法。 凭命运分给某一家庭的份额的每一块田地都围以中立地带；作为部落的领土。罗马的十二铜表法规定中立地带的宽度为五呎。界标规定田地的边界；界标开始时是一小堆石头或一小堆木材，只在后来才采用带有人头形，有时是带手形的柱子。这些石堆，这些木材堆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是一些神；他们发誓不去移动[30]。农人不应当去接近界标，因为害怕“被犁尖冒犯了的上帝会向他喊叫：停住，这田地是我的，而那里才是你的”（《峨维德》）。耶和华宣布说：“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申命记》，XXVII，17）。埃特鲁士克人（Etrusques）用一切咒诅来谴责犯罪者：“谁移动界石，——他们的神圣诅咒之一说，一谁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他的房子将消灭，他的种族将要根绝，他的土地将不再长出果实；让冰雹、锈病和酷暑毁灭他的收获；他的肢体将满布溃疡而腐烂。”——就算私有财产给人们带来了正义，——但是它却从人们中间赶走了博爱。 每年逢设置界标的节日（Terminales），拉齐乌姆的毗邻的田地所有者给界标圈上花瓣，献以蜂蜜、麦子和酒，并在为此而筑的祭坛上杀死一头羊羔，因为倘被牺牲的血沾污神圣的界标就是犯罪。 假如拉丁诗人〔18〕说的恐惧产生神的话是可信的，那末从实行私有财产之时起神只是为了引起恐惧才发明，是更可信的了。希腊人创造了一些可怕的女神，为的是制止攫取的本能和恐吓那些胆敢侵犯他人财产的人。第克（Diké）和莱梅西（Nemesis）就属于这一类的神；他们出生在实行土地分配之后；他们的名字就指明这个;维持新的习惯和惩办新习惯的破坏者，这个责任是落在他们的身上。第克原来也像爱伦尼诸神一样可怕，她同这些神联合起来吓人和处罚人，随着人们学会尊重新的土地习惯而变得心平气和；她后来逐渐失掉自己的可憎的面貌。莱梅西亲临参预土地划分和监视着土地的公正分配。在描写麦勒亚格[31]之死的浮雕上，莱梅西被表现为手执一纸卷，上面写着分给每一家庭的地段；她的脚踏在命运的伦子上。要懂得这个象征的意义，就必须回忆到土地的地段是靠抽签取得的[32]。 希腊人对土地的耕神和划分产生法律和正义一事深信不疑，因此他的使阿尔卡吉亚[33]的牧人的女神德墨忒尔（Demeter），又名爱伦尼，成为肥沃的女神，德墨忒尔这女神在荷马的两部诗篇中不起任何作用。德墨忒尔让人们知道农业的秘密和奠定他们之间的和平，给他们习惯和法律。在最古老的纪念碑上，德墨忒尔被刻成头戴麦穗的形象；她手里拿着农具和罂粟，因为它有无数的颗粒而被视为肥沃的标志。但是在最晚的造型上，她已经被刻成为立法者（thesmophora），——德墨忒尔拿来代替自己的古代特征的是一把三棱匕首，用来在石头上雕刻有关土地划分的习惯和法律条文的狭长小刀和上面登记了财产文书的手卷[34]。 但是最恐怖的女神和最可怕的咒诅和骂詈，——虽然曾经深刻地扰乱过幼稚时期的人民之离奇的和纯朴的想像，——可是靠它来制止攫取的本能和随心所欲占有物品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已显得无能为力了。因此必须求诉于前所未闻的残酷的肉体惩罚，这种体罚同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感情和道德是极端矛盾的。诚然，他们为了应付充满了不断战争的生活而自愿承受打击，但是他们总不使它带有惩罚的性质。野蛮人从不打自己的孩子，是拥有财产权的父亲们发明了这种厌恶的规条：爱之深者罚之严。侵犯财产比侵犯个人要受更严的处罚。残酷的司法的丑恶的法典跟随着土地转变为家族财产和作为这个转变的结果而进入历史。 财产出现的标志是在教导半开化人蹂躏崇高的平等和博爱的感情。为了对付侵犯他人财产者而颁发了处罚犯者以死刑的法律。十二铜表法写道；“谁在夜里秘密地偷割了或者放牲畜吃掉了犁耕的谷物收获，假如他是成年人，就被奉献于色列斯[35]并处以死刑；假如他是未成年的，则将在法官的监视之下受鞭笞之罚并课以双倍的赔偿损失。明显的窃贼，即当场捉住的贼，假如这人是自由人，就在处以鞭笞之后再贬为奴隶……。麦垛的纵火者被毒打一顿之后用火烧死”（铜表法ⅤⅢ，9，10，14）。布尔贡得人（Burgondes）的法律，其残酷程度比罗马法更甚。一个偷牛和偷马的犯人，假如他的妻子和十四岁以上的孩子不立即吿发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父亲，那法律就要罚他们当奴隶（XLVII，1，2）。财产把吿密引进家庭内部。 私有财产的动产形式和不动产形式自出现之时起就产生了某些本能、贪欲和思想，并随着它的变化过程而发生变化和发展；只要私有财产存在一天，它们也就存在着。 ※※※ 同等报复在人类头脑中撒下了正义思想的种籽；奠定私有的不动产基础的土地划分又加以培育并且结出了自己的果实。同等报复教导人们抑制自己的复仇欲并使它循规蹈矩。财产使他的攫取本能屈从于宗教的羁绊之下。财产在权利的形成上取得了这样的优势，以致像希腊人这样聪慧的人民和像霍布士和洛克这样灵敏的脑袋也不能察觉出来。事实上，爱诗的希腊却把法律的编订完全归功于监督分地和耕地的女神。霍布士认为在财产形成之前“在原始状态中完全没有那种一个人加害另外一人的不义行为”，而洛克则肯定这样的一条原则：“凡没有财产之处，就没有不义，这正如欧几里得的任何合理一样可信，既然财产的概念是在于对一件东西的权利，而与不义这个词相应的概念则在于对这种权利的破坏。”[36]希腊人和他们的深刻的思想家被财产所催眠而忘记了带有本能和情欲的人类的生物，一笔勾销了作为最初的和主要的历史因素的同等复仇。人和他们所创造的社会的进化只有注意考察人类的精力对经济的和社会的力量起相互的作用或彼此交互给予影响的情况之下才可以理解和得到解释。 除了同等复仇之外，平等的精神不知道而且也不能找到什么其它的方法来緩和复仇欲；当开始分食物、战利品和土地时，同样的这种平等精神无条件地要求给所有人分平等的一份，照得塞的公式就是要使“大家都得到同样的东西”。 以打击还打击，所受损失的平等的赔偿，在分配生活资料和土地时的平等的份额，这是原始人所能理解的唯一的正义的观念。正义的观念用毕达哥拉斯派的公式来表示就是：不要破坏天平盘上的平衡，——天平秤自从被发明之时便成了正义的形容语。 但是正义的观念就它的起源来说只不过是平等精神的表现而已，以后由于受了它所促使形成的私有财产的影响，致使财产在人们之间所产生的不平等神圣化。 而事实上财产只有靠获取防止攫取本能之权才能巩固。而这种权力一经获得便成为独立的和自动的社会力量，统治着人民并转而反对他们。 财产权取得了这样的合法力量，以致亚里士多德把正义同尊敬保护它的法律看成一样的东西。1789年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人权宣言》宣布财产为“自然的和不成交的人的权利”（第二条）。而罗马教皇列翁十三世（LéonⅩⅢ）在他的有关工人状况的著名通告中则把私有财产变成天主教会的教条。——精神追随物质走。 半开化人曾经用财产代替流血；财产自己又代替了人本身；人在文明社会里所拥有的权利是以财产所给予的为限。 正义，好像一生下地就要吃掉它母亲的昆虫一样，破坏了生它的平等精神并且使人的被奴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共产主义革命在废除私有财产和给予“一切人以同样的东西”时将解放人类和恢复平等精神。这时，从私有财产产生时起就折磨人的脑筋的正义的观念，好像曾经困惑过可怜的文明人的最可怕的噩梦一样，也就要消失了。 [1]咒语对于半开化人不是空话：Verbum这词对于半开化人具有不能摧毁的威力；神本身也要向人的咒语低头。犹太人像中国人一样对咒骂父母的人处以死刑（《出埃及记》XXI，17）。天主教给予忏悔者者以权力，使他靠一个公式去约束或放纵天上和地下的罪过，这不过重复了野蛮人关于语言威力的原始观念而已。 [2]该隐因为杀了亚伯而被自己的氏族驱逐之后抱怨地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创世记》IV，13，14，15）。放逐是原始氏族最可怕的惩罚之一。 [3]集体负责还在中世纪就已如此自然，以致英国爰德华（Edwar）一世的敕令把手工业行会某一成员的犯罪要整个手工业行会负责。 [4]加尔纳·威尔金逊爵士（SirGardnerWilkinson）：《达马尔威亚和门的内哥罗》，1848年。 [5]Eddas，古代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两部文献。——译者 [6]卡拉纳温勋爵（LordCarnanion）：《雅典和摩里亚回忆录》。 [7]耶稣基督，圣保罗和使徒们也同意野蛮人的这个意见。照他们的意见，疾病是与人类为敌的恶魔作祟（《马太福音》，IX，33;《路加福音》，XI，4。《使徒行传》，XIX，12，等等）。这种迷信，在基督教的欧洲，在许多世纪中，曾把巫婆烧死在麻杆碎屑上。 [8]伏尔芮：《对美洲印第安人的一般探索》，1820年。 [9]“法”这个词的缺乏曾使古时的人的吃惊，历史家约源夫·佛拉维惊奇地指出在《伊利亚特》中的“nomos”这词后来作'法”解，但在原先却不是这样使用的。 [10]Bédouino，在北非和阿拉伯沙漠中游牧的阿拉伯人。——译者 [11]半开化人没有半途而废，他把逻辑的一贯性推到极限：他一旦懂得把犯罪与其家庭集体分开，以便使犯罪者对他的行为负责，他就把这个思想推广开去，准备使犯罪的器官同其余部分分开，以便只处罚这器官。据西西里人第奥多尔（Diodore）说，埃及人把强奸自由妇女的犯罪者的睾丸割去；通奸的犯罪者则受割鼻之刑，——“为的是使她失去诱惑人的魔力”；伪造货币或关防者砍手，——“为的是惩罚身体上那帮助犯罪的部分”。小偷小窃谈不到死刑，只是砍断他们的手，在所有国家差不多都一样。 [12]据十八世纪的一个旅行家史泰勒（G.W.Steller）说，当在堪察加的伊泰曼人（Itelmen）中发生了凶杀案时，被杀者的家庭方面便要求凶手方面的家庭交出他来；假使后者同意交出凶手，那末他将被用他杀害死者的同样方法杀死；假使这家庭拒绝了，那末这就意味着它同意凶杀，这时候两个家庭之间就进入故争；获得胜利的家庭就会将战败的家庭的全部男性成员统通杀掉，而将妇女和女孩用作奴隶。——在玻里尼西亚群岛如果碰到犯罪者不能老老实实地服从受害方面的报复，他自己的家庭就要强迫他这样做。——爱利思（Ellis）：《玻里尼西亚群岛研究》。 [13]得摩士台纳（Démosthène）在他的一篇公开的辩护演讲里引证了得拉康（Dracon）法律，那法律使每个雅典人对五个妇女：他的妻、女儿、母亲、姊妹和妾，有生杀予夺之权。“格拉干士”（Gragas，灰色的鹅）——冰岛古代的法律，使这法律神圣化，还加上养女。往后，当梭伦（Solon）时代的风俗起了变化的时候，得拉康的法律显得太残酷了，然而这些法律任何时候也没有废除，据阿吕·盖列（AuluGelle）说：“但是由于雅典人的默认，似乎已付诸遗忘了。” 第一批法律，正因为它们使祖先的习惯固定化和神圣化了，所以任何时候也不被废除：它们存在着，虽然新的法律和它是对立的。因此，曼鲁（Manou）法典并列地保存着按年龄顺序的继承法。十二铜表法并没有取消罗马皇帝的法律：刻上了皇帝法律的石头是神圣不可侵犯，最勇敢的人也只敢使它翻个身。 [14]假如相信希腊神话的传说，那末就会看到当父权在家庭里代替母权的时候，在继承秩序方面曾发生了深刻的震荡。儿子以前在母权制的家庭里没有继承权，现在要求平等权利，以便掌管亡父的遗产和领导家庭。只是经过了整整几个时代的内战的结果，长子继承法才被承认;而且它只有靠宗教迷信的帮助才能维持。——父亲被认为还活在住宅旁或附近花园的坟墓里；他继续管理自己的财产和给自己的继承人下命令，人们不是服从活的继承者，而是服从已经死去的父亲。于是与各民族的一般的宗教仪式一起建立了个人的家庭的祖先崇拜，据富士特·达·枯朗日（FusteldeCoulange）说，这就是原始的祖先崇拜。 [15]Furiae，古罗马神话中的复仇女神。——译者 [16]曾经有些历史家认为每一民族、每一种族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风俗和习惯；当时都认为“威耳日尔”发源于日耳曼人，希腊人和拉丁人任何时候也没有降低到半开化人的拿物偿血的方法。 没有再比这论断更不正确的了。 罗马十二铜表法第八条写着： 二、谁损伤他人的肢体而无法矫正者，应受同等报复。 三、抵偿自由人的被损伤的牙齿罚三百阿斯（古罗马的辅帀和重量单位，等于十二盎斯铜。——译者），而抵偿奴隶的牙齿则罚一百五十阿斯。 四、抵偿侮辱罚二十五阿斯。 阿雅克士（Ajax）同优力士（Ulysses）和非尼克（Phénix）以使节的身份被派去见阿喀琉斯，劝他接受阿伽门农的礼物和平息他的愤怒，向他说道；“我们看到有的人接受了兄弟、儿子被杀死的赎金；凶手本人支出一笔巨款之后仍然活在自己的祖国里，而受害一方得到了满足，也就平息了自己的愤怒心灵的感情。出《伊利亚特》，第九章）。 [17]克拉辛斯基（Krasinski），《门的内哥罗与土耳其的斯拉夫人》。1853年。 [18]Saga，古斯堪的纳维亚的史诗。——译者 [19]马勒（Mallet）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中看到因赎金的建立而引起的这种有趣的后果：既然自由人的死和手、脚等受伤可按价赔偿，那末债务者的身体便应当对债务负责；正是这个逻辑的联系在一切国家中使依权者有权摧残自己的债务者和使他变成奴隶。 [20]霍布士说：“自然给了我们每个人对一切东西的平等权利……在自然状态中每人都有权做他所愿做的一切，占有他所愿占有的一切。由此产生出一种习惯的说法，自然把一切东西给一切人，并由此推论说，在自然状态中权利以利益为依归（《公民论》第一卷，第一章）。霍布士和那些大谈“自然法”、“自然宗教”、“自然哲学”的哲学家硬把自己的独特的关于法，宗教和哲学的概念强加于自然，其实这些概念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的”。有些数学家习惯于把自己的米突制的概念归因于自然和习惯于抽象地议论“自然的米突”或亳米，对于他们将说什么呢？长度单位、法律、神和哲学的观念都是人所发明的：人依据自己个人的和社会的需要而发明它们，改变它们和改革它们。 [21]普鲁东剽窃布里索（Brissot）的话，相信自己的“财产就是盜窃”是社会的定理，因此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恰恰相反，盜窃是财产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决定性的原因。 [22]掠夺者一词也见之于动物学家的语言中。李特（Littré）给它下了以下的定义：凡有能力攫取者都会攫取。 [23]火地岛的粗鲁的野蛮人在自己的领土的边界围上一条宽阔的无人住的地带。凯撒说瑞夫人（Suèves）以自己领土的周围有宽广的荒野而引为骄傲。日耳曼人称两个部落或几个部落之间的中立地带为边界森林，斯拉夫人则称之为防护林，禁林。摩尔根说，在北美洲，在说同一种语言、通常是同血统的和彼此有联盟关系的部落之间，这种地带是比较狭的，在说不同语言的部落之间则较宽。 [24]原始民族宗教迷信的禁忌。——译者 [25]柏拉柏拉图的学生、庞特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dedePout）的一个断片记载着多利人（Doriens）的共产主义的聚餐。参加安得利（andreies，共餐）的每个人都得到相等的一份；只有执政官——长老会议的成员——有权得四份：一份是以公民资格取得，另一份是以食桌上的主席资格取得，其余两份是为维持餐厅，大概是为了服役而取得。每桌都置于家庭中的最年长者监督之下；由他给共食者分配食物。这种由妇女担任访分配职务对史前期的希腊人产生非常强烈的印象，致使他们把命运和劫数人格化为莫伊拉、爱沙和凯列诸女神，她们的名字意味着分配日用品或战利品时所取得的份额。 [26]保尔·泰纳莉（PaulTannery）说：“古代埃及人的测量方法比博学的希腊人的方法更不完善，有时他们采用十分不精确的几何学的公式。例如埃及人用两对边之积之半来测量四角形的面积.这个和其余的类似的不正确的公式由罗马的土地测量员的继承者带进中世纪；在欧洲大体上一直保持到文艺复兴时代之前。”（《希腊科学史》。1887年） [27]哈克陶孙（Haxthausen）在他的有趣的《俄罗斯旅行记》〔17〕中记载着他在雅罗斯拉夫省看到被敬奉为神圣的测量尺的杆。杆的长度同土地的质量成反比例；最短的杆用来测量最好的土地；而最差的则用来测量低劣的土地：一切地块在量上是不同的，而在价值上是相同的。 [28]在希腊文里or这个字根用以表示与土地分配相联系的看来似乎矛盾而实际上相互补充的三系列的词。 1.按照直线运动的观念； or-thos——直的、垂直的、真实的、公平的、正义的，or-mé——向上运动、起飞、激动、激情，or-numi，or——发动、激起；or-ugma——壕沟、地下走廊；or-ux——铁鍬；or-thoô——弄直；or-thosios，Zeus——纠正非正义的宙斯 2.限制的观念： or-os—界线、境界；or-izô——定界、定出限制、确定、决定；or-ios——用于标界的东西；Zeusor-ios——保护边界的宙斯，theosor-ios，——边界神。 3.警惕的观念： our-os——捍卫者、卫兵；pul-or-os——看门人；tima-or-os——执行处分的人、复仇者；or-mai——监视、守卫。 [29]nomô——分割.分现，以后用作依法律和人打交道；nomé——牧场、分割、地段；nomas——赶着畜群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地点的游牧民族；nomos——开始是牧场，以后是停驻地、住处、分割和最后是风俗、法律；nomizô———遵守风俗、法律，思考、信仰、判断；nomisma——由风俗、法律、宗教的实践所规定的事物，货币；nomisis——祭祀、宗教、信仰；Némesis——神对于侵犯他人权利者的愤怒、支配正义的女神；epinomia——对牧场之权利；pro-nomia——特权。 语文学的起源说明分配、住处、习惯、风俗、法律、思考、判断、信仰、宗教所这些观念都是由同一泉源，由分配土地的必要性而来。 [30]柏拉图在他的《法律》里说：“最初的我们的法律应当是这样的；不许任何人去触动那隔开他的田地与邻人的田地的界标，因为这个界标应当是不动的；不许任何人胆敢移动界石，因为这是用誓言来互相约定放在那地点上的。” [31]Méléagre，神话中加里东的国王。——译者 [32]农业对原始人的智力曾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它曾改变原始人对时间的观点。时间在希腊神话中不是意味着一日的分划，而是一年的分划；开始它们只有两个：春天的时间泰罗（Thallo），它的名字意味着发绿、开花，和秋天的时间卡尔波（Karpos），它意味着果实。春和秋对于野蛮人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因为他们不耕种土地而靠自生自长的果实充饥。在土地划分之后时间的数目增而为三：第克、欧罗米亚（Eunomia），他们的名字意味着好的牧场、正义、遵守习惯，和伊乃勒（Eirené），这名字意味着和平。赫雪得在他的《神谱》中把他们描述为给予人们习惯和在他们之间奠定和平和正义的女神，很像德墨忒尔——得摩佛尔（Demeter-Thesmophore）一样。 当人的还生活在狩猎、捕鱼和采集果实的时候，他们对于一年中什么时期打仗是无所谓的；但是当他们有了田地要播种和收割之时起，他们必须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期停止部落之间的战争和规定休战的期限，以便播种、收获和其它的田间工作。他们于是创造了和平的时刻——埃乃尼，并把这休战的期限放在她的庇护之下。中世纪的天主教则把它们放在上帝的庇护之下并称它们为上帝的休战。埃乃尼是由eirô（说话）一词而来。在拉塞得蒙（Lacédémone，斯巴达的另一名称。——译者），人们用eiren一词来称呼超过二十岁的青年，因为他的在公共集会中已取得发言权。在专用于田间工作的季节，部落与部落之间和学村与乡村之间的纠纷获得解决，但已经不是靠武器，而是靠言词，由此而出现埃乃尼，这是说话的女神。 农业时书写也可能发生过影响，希腊人、中国人以及其他人种所使用的古代书写方法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书当时自左而右又自右而左跟随自己的脚迹，往返交替进行，好像牛在耕地时所走的歩法一样。 [33]Arcadie，希腊的一州，古代居民多以牧羊为业。——译者 [34]《米林的神话画廊》（LaGalerieMythologiquedeMillin，巴黎，1811年版）复制了许多奖章、有洋雕的宝石、花瓶、浅浮雕等等，在那些东西上面德墨忒尔的形象各具特征。 [35]Cerès，拉丁的农业女神，后与希腊的德墨忒尔合而为—译者 [36]霍布士：《论公民》——沙比尔法文译本所加的注释。——洛克：《人类悟性论》。 〔17〕哈克陶孙的《俄罗斯旅行记》，其全名是：《关于俄国人民生活内部关系和特别是农村设施的研究》。该书作者是一个农学家，于1843年在农奴制的俄罗斯作了一次旅行。普鲁士政府还在三十年代就委托他去调査普鲁士的土地关系。在这次调査的期间哈克陶孙在那些曾经住过斯拉夫部落的地区碰到土地关系上的某些特点：这种情况促使他到俄国去。尼古拉的政府同情地对待哈克陶孙和对待他的目的，供给他去见各地的省长的证明文件，把档案摊给他看，如此等等。哈克陶孙的书就是在俄国这次旅行的桔果。关于这本书后来在我们俄国曾屡次被人提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57年的《同时代人》上写了一篇有趣的书评，那时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溃败之后最早开始听到关于农民“解放”的议论。该文收入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三卷。——第89页 〔18〕“拉丁诗人”指卡尔·卢克莱修。——第92页
抽象思想的起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抽象思想的起源 Ⅰ关于抽象思想起源的矛盾看法 Ⅱ本能和抽象思想的形成 Ⅰ 关于抽象思想起源的矛盾看法 在思想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假设和理论一度成为研究和讨论的对象之后便从智力活动的领域消失了，而后就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遗忘时期，又重新出现于舞台，这时它们在这段时期所积累的知识面前再次受到考察而终于被放进既得的真理的行李包里去。 拿物种不断发展的理论来说罢。它已为原始人不自觉地承认，他们认为植物和动物是自己的祖先并赋予它们以人的特性，古代世界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已预见到它们的科学构造，它是被十八世纪末的自然科学家以天才的精确性所确定下来，而后在乔夫路阿·圣—伊莱尔和居维叶之间的一场值得纪念的争论之局又被深深地遗忘了，以致人们把这个理论的构想归到达尔文名下，当他在1859年在自己的《物种起源》一著中使它重新复活的时候。在1831年乔夫路阿·圣—伊莱尔要想使他也“计划统一”的原理获得胜利证据是不充分的，现在已收集得这样丰富，使得达尔文及其学生能补充这理论并且迫使科学界承认它。 抽象思想的起源的唯物主义理论也有同样的命运。开始它是由希腊的思想家提出来并加以讨论；而后又被英国十七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国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所采纳，而且自资产阶级获得胜利之时又从哲学作业的规划上被勾选了。 除了与有灵界和无灵界相适应的思想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思想，它们在客观世界中是找不到可感觉的相同的东西的，如正义、真理、善、恶、数目、原因、无限等等就是这样的思想……人们虽不知道脑子把感觉变成思想的过程，正像他们不知道发电机如何把运动变成电，这并不妨碍他们去弄清楚作为可感觉之物的反映的思想之起源；事实上不与任何客观现实相适应的抽象思想的起源早就成为研究的对象，只是还没有得出决定的结果。 希腊哲学家，我们在任何思想领域的入口处都会碰到他们，已经提出并试图解决抽象思想问题。斯多葛派的创始人芝诺（Zenon）曾视感觉为知识的来源；但是感觉只有在经过一系列的精神的改变之后才变成概念。创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显然在这位哲学家之前便认识到思想来源于感觉；例如希腊文idea是指物体的物理的外表，即对视觉起作用的东西，意指“思想”，而拉丁文sapientia是指物体的味觉，即指对上颚起作用的东西，意指“理性”。[1] 相反地，柏拉图认为善、真、美的思想是先天的、不变的、普遍的：“灵魂，跟随上帝周游，蔑视我们不正确地称为存在的东西，抬高自己的视线向着唯一的真实的存在，它就观察到和回忆到它所曾见过的东西”（斐德若）。苏格拉底同样也把自然法放在人类的一切之上，自然法虽然什么地方也是不成文的和什么时候也没有经过大家一致同意而决定，但它却为全世界所尊重。[2]② 亚里士多德，显然地，对自然法没有这么强烈的信念和对它作了一个轻微的嘲弄，他相信自然法只有神才不能违犯；然而永生的奥林普山的诸神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这个自然法；他们的事业和行为如此粗暴地凌辱了凡人当中流行的道德，以致毕达哥拉判处荷马和赫雪得的灵魂应受地狱之灾，因为他们竟敢谈论这些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没有普遍的性质；照他的看法，它只能存在于相互平等的人们之间；例如，家庭的父亲在对待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奴隶时，在对待一切隶属于他的人时不会发生非正义的事；他可以打他们，出卖他们，杀死他们，而不会因此而越出自己的法权。亚里士多德像通常的做法一样，使自己的“法”适应于那时代的风习；父权制家庭的发展的思想他是不了解的，因此他不得不赋予习惯以法的原则的意义。但是他不赋予法的原则以普遍的和确定不变的性质，而认为它只有相对的价值和限制它只在处于平等状况的人们中间起作用。 但是为什么他的老师，以自己的敏锐的智慧，看到了同样的习惯而没有预见它们的消灭，把奴隶制引进了他的理想的共和国呢？为什么他在正义相对性问题上不采取同样的看法呢？根据从亚里士多德口中漏出的一个词，一般都断定柏拉图也像神圣的神秘教的祭司和大多数诡辩派一样，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阐明全部哲学，只是向小范围内经过考验的学生才作了详细的讲解：他似乎害怕苏格拉底的审判和阿拉克萨哥尔在雅典所遇到的危险，因为他把自然哲学从伊奥尼带到雅典而只是靠逃亡才免去一死。 这种意见只要详细地和比较地阅读《对话集》便可得到证实，在《对话集》里柏拉图经常挖苦自己的读者，正如歌德所指出的。无论如何苏格拉底的老师和他的某些学生关于正义的固定不变的意义的概念是很薄弱的。阿尔赫拉（Archelaiis），享有博物学者（phusicas）的外号和曾经作过苏格拉底的老师，他否认自然法而断言民法才是正义和非正义概念的唯一根据。阿里士底卜（Aristi-ppe）同柏拉图一样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对自然法表示深恶痛绝而宣扬哲人应站在民法之上和敢于做民法所禁止的一切，假如他能在十分安全的情况之下做它的话。为这些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只有按照一般人的意见去看时才是坏的，因为这种意见是为严厉控制蠢人而想出来的[3]。柏拉图没有勇气发表同样的学说，他用自己有名的赞扬男色来表示他对自然法是如何不尊重。这种反乎自然的爱对奴隶是禁止的，它是自由民和有德行者的特权。在《共和国》（第五编）里苏格拉底使它成为奖励战士的英勇的方法之一。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重新掀起了思想起源的争论，当时的资产阶级已动起来了，准备夺取社会的专政。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宣称：没有先天的概念！人们走进世界像一块光板（tabularasa），自然界的实物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在它的上面烙下自已的印记。康迪拉克（Condillac）的感性派重新提出那著名的公理：一件东西若非先出现于感觉，便不能存在于理性之中。布封（Buffon）劝人收集事实，这才可以获得思想，思想不是别的，只是感觉的比较的结果或者说得更好些，是感觉的联合。 笛卡儿复活了内省法和苏格拉底式的“你认识你自己罢”；他重新使用了亚历山得里亚学派的中国式的游戏说法；认识“我”就要求找到上帝。笛卡儿孤独地躲在他的“我”中来认识宇宙，并从他的“我”的深处去发掘哲学的原理，维科就在这一点上批评了他。笛卡儿就这样在“他的那个‘我’中，清除了学习得来的信仰或如人们所说的从童年时代就由感觉培养起来的偏见和清除了一切由科学所教给的真理”，就发现了实体、原因等等，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先天的，而非由经验所获得。用康德的话来说，它们是普遍的和必要的概念，纯粹理性的结构，它们的对象不能由经验提供，但是它们却无可争辩地存在于我们的理性之中。我们在每秒钟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说出必要的和普遍的判断。在最简单的句子中都包含着实质、本质、原因和存在的原理。 洛克及其追随者相信思想是经由感觉才产生的，实际上假如某物不首先在感觉里出现，就不能在理性里存在，除了理性本身之外。莱布尼茨反对这种看法。照他的意见，思想和概念是与生俱来的，只是以隠蔽的形式存在他的理性里，但在外界的对象的影响之下便显露出来。理性在个人的经验开始之前已经形成。莱布尼茨把那先于经验的思想和概念同布满大理石上的色彩杂多的纹理作比较，手巧的雕刻家利用这些纹理来装饰由他所作的雕像。 霍布士还在洛克之前就在自己的《论人性》一文中说：“如果没有先行的感觉，心灵里就不会有概念”，思想是从感觉中产生的。在自己的《论公民》（DeCive）中，霍布士重新提出阿尔赫拉的原理，即为了认识正义和非正义必须求诉于民法。正是这些法律吿诉我们，什么应当“称为盜窃、凶杀、通奸或者什么是对公民的侮辱，因为简单地夺取某人占有的东西不就是盜窃，而只有夺取了依法应属于失者的东西才是盜窃。同样地法律的诉讼指出什么属于我们，什么属于其他的人。因此不是一切谋害人命都是凶杀，而只有当谋害是加在法律所禁止杀害的人身上时才是凶杀。同样地同一个妇女睡觉不构成通奸，而只有同法律禁止接近的妇女做这种事才是通奸”。[4]罗马和雅典的贵族同手工艺人的妇女性交不算通奸，——粗野的法律条文载称：inquasstiiprumnonconmititur（对她们无所谓淫乱），——她们注定是供贵族淫乐的对象。在我们今日的英国，一个丈夫当场杀死了犯通奸罪的妻子，他就会没有二话被绞死，像处死普通的杀人犯一样。而在法国他不但不受处罚，反而是一个英雄，敢于为隐藏在他的妻子的连衫裙之下的荣誉而复仇。还在巴士嘉（Pascal）之前怀疑论者蒙田（Montaigne）就说过：“界分两国的河流足以使罪行变为善行。”（《略论》，第二编，第八章）。 洛克认为思想出自两个泉源：感觉和反省。看来康迪拉克丢掉了英国哲学家的学说中的两个思想来源之一——反省，为的是要把转变为注意、比较、判断、推理和最后转变为愿望和意志的感觉提到首位。他以前的学生麦纳·得·毕朗（MainedeBiran）[5]重新拒绝感觉而侧重笛卡儿的方法，——笛卡儿从他的“我”中便从某一口井中引出一切——在理性中找到了思想的出发点。毕朗说，原因和实体在我们的头脑中先行于其中所包括的两个原理。一开始我们在我们自身想这些思想，因为既然承认我们自己是它们的原因和实体，这样的思考一经养成习惯，我们就通过归纳法把它们带到我们的“我”之外而承认凡有现象和特性之处就有原因和实体存在。因此原因和实体的原理归结到使它成为只是现象或然宁可照休谟所说只是我们头脑的虚构。笛卡儿和苏格拉底的内省法，为资产阶级的唯灵论者如此轻率地滥用着，一方面引到怀疑主义，另一方面引到无能为力，因为如穆得斯莱（Maudsky）所说：“想要借助个人的意识来阐明心理活动的底蕴，这等于想用一根火柴来照亮宇宙。” 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在哲学思想上引起了彻底的改变：霍布士、洛克和康迪拉克的哲学曾经占据如此光荣的位置，现在被拉下来了；人们并不反驳他们而只是在引用时加以曲解和窜改，当作人类智慧因脱离上帝的道路而陷入迷误的例子。反动走得这么远，以致在查理十世（CharlesX）时代甚至连唯灵论的诡辩派的哲学也被怀疑；人们曾想法禁止它在学校中讲授。[6]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在自己的理性的宝座上恢复了永久的真理和最庸俗的唯灵论。正义曾被希腊、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家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使它适应于它所赖以表现的社会环境的条件，如今却变成永久的、固定不变的和普遍的原则。资产阶级哲学的最学院式的诡辩家之一大声疾呼：“正义是不变的和永久的，虽然它只是逐渐地钻进人类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它的活动地盘的界限是逐渐地扩大和任何时候也不会缩小；任何人类的威力也不承迫使它离开已获得的地盘。” 百科全书派带着革命的狂热去研究思想的起源；他们希望在儿童和野蛮人的智慧中找出、这个起源[7]。新的哲学轻蔑地拋弃了这些研究，因为它可能引起危险的后果。维克多·枯桑（VictorCousin），这位诡辩派的大师在他的真、善、美辩论中大声疾呼地说：“首先就得取消起源的问题。上一世纪的哲学对待这类问题是太宽容了。怎么可能向黑暗要求光明和向假设要求事实的解释呢？为要说明自己现在的状态本来可以在他本身上去研究，为什么要追溯到假想的原始状态呢？那些本来可以在完成了的和完善的形态中看出和应当认识的东西为什么要从萌芽状态中去探索呢？……我们无条件地否认到臭名远扬的阿维罗（Aveyron）的野蛮人当中或者到澳大利亚群岛或美洲大陆的野蛮人当中去研究人类的本性之必要……。人就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即指自己同种的理想化身；真正的人类本性就是达到高度发展的人类本性，正如真正的社会同时也就是完善的社会……“让我们把视线从儿童和野蛮人身上移开而把它们放在现在活着的人，真实的和完成了的人。”（第十五和第十六讲）。苏格拉底和笛卡儿的“我”必然会引到对有产者的崇拜，因为有产者被看作人，一种完善的、真实的、达到了完全发展的人类本性的完成了的典型；它也必然引到使资产阶级社会神圣化，因为资产阶级社会被看作一种建立在善和正义的永久的和不变的原则之上的完善的社会秩序。 Ⅱ 本能和抽象思想的形成 可以把哲学家称为先天思想的东西加到动物本能上去。动物带着机体的秉赋，即带着莱布尼茨所说的智力的先在形成（prifmmationintellectuelle）而生。这就使它们可以不必预先经过任何经验的学校而能随意地执行为它们的个体的保存和为繁殖种类所必要的最复杂的行动。这种“先在形成”任何地方也不像在靠变形发展的昆虫（蝴蝶、五月金龟子等等）里表现得那么明显。随着自己的变形它们都能适应与它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新形态严格地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生活。塞巴斯丁·麦西（SébastienMercier）说：“本能是先天的思想”[8]，是完全正确的。唯灵论者不懂得本能可能是动物的某种形态对自己的自然环境的条件长期适应的结果，却大胆地作出结论说，本能是上帝的恩赐。人任何时候也不犹豫地把他所疏忽的现象的原因说成是某种处于人所能理解的界限以外的东西。 但是本能不像唯灵论诡辩派的正义一样是一种不变的，不受任何偏差、任何变化影响的机能。家畜已经把上帝本着他的无限仁慈而赐予它们的野生祖先的本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的养禽舍里的鸡和鸭几乎完全失去了飞的本能；这种本能在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为它们所安排的人为环境中已变成无用的了。锡兰的鸭的水生鸟的本能消失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要推一推才能使它们下水行动。有各种不同的鸡（lesHoudan，lesLaFléche，lesCampine等）都失去了母性的强大的本能：它们下蛋很多，但是从不伏卵孵雏。德国某些地区的小牛由于许多世代以来，从它们一生下来就夺去它们的母畜，所以在这些母牛中母性本能的削弱看得很明显。日亚尔（Giard）认为哺乳动物的母性本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想把引起乳房肿胀的乳汁解除掉的这种需要[9]。另一个自然科学家证明棘鱼的筑巢本能不应归功于上帝，而应归功于这些鱼在性欲发动时期所易患的临时性的肾脏炎。 消灭一种本能，即使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罗曼内斯（Romanes）讲过一件母鸡的例子，人们预先让它一连三次孵化鸭蛋；它就能自觉地把那以后由它所孵出的真正的雏鸡也推到水里去。人可以改变各种狗类的本能，按照自己的需要赋予狗以新的本能而压抑旧的。狗在野生状态之下是不吠的，野蛮人的狗都静不发声；正是文明人使狗养成吠的本能，然后又使某种狗消灭这种本能。猎狗碰着猎物想抓它时总是压着声音，正是猎物的出现使得吠叫的狗变成哑巴和钉在那个地点。假如吠叫的狗是好种的，那末它就不需要受教育就能表现出这种不久前才获得的本能。年轻的狗初次出猎无所分别地在石块前也好，在绵羊前也好，在什么别的东西之前也好，都停着不动，也不出声。癖好植根于头脑中，但它是盲目的并且需要特别的指引。既然为了改变和压制某种动物的本能和为了发展它身上的一种新的本能只需要把动物放在新的生存条件之下，那末，因此野生动物的本能不过是它们对它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的条件适应的结果而已。本能不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它是在内在的和外在的现象的作用和影响之下在动物身上逐渐地发展起来的；这些现象存在着，它们的作用是不能避免的，虽然它们可能始终不为动物本身所知道。 人可以在自身上研究本能的形成。他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脑筋紧张，便不能学习什么东西，无论是精神上的或肉体上的都一样，这脑筋的紧张将随着对所学的对象的熟习程度而减弱。例如某人开始学弹大钢琴，他必须小心翼翼地注意着手和指的运动，以便准确地按下他所想按的琴键；习惯了之后，他就开始随心所欲地按，不再看琴键而且还可以想别的事物。同样地在学习外国语时必须经常集中注意于选择词、前置词、词尾、形容词、动词等等；所有这些在以后熟习了语言时就会本能地在记忆中发光。人和动物的脑子和身体具有一种性能，就是把开初由愿望、意识所引起的东西和作为紧张的注意之结果的东西转变为自动的行为。人如果不具有这种自动动作的性能，他就不能接受肉体的和精神的教育。假如经常被迫注意说话、走路、吃饭等的一举一动，那他就只好永久停留于儿童的状态。教育教导他不靠理性也能行；它有一种倾向，就是把他变成越来越复杂的机器：结论简直是反常的。 成人的脑子按照他的个人教育的程度和社会文化的高度或多或少地自动化了。像原因、实体、存在、数量、正义等等基本的抽象概念对于他已成为一种先天的和本能的东西，像饮食一样；人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他是怎样获得它们的，因为文明化了的人也像会吠的狗一样，一生下地就继承了传统的习惯，一有可能就获得这些概念。但是这种获得概念的倾向是他的祖先几千年间积累起来的经验的结果。以为抽象思想是在人的头脑里自发地生长起来，这同认为形式最完善的自行车或某种其它的机器是第一次就造成功一样的糊涂。抽象思想和动物的本能相似，不论在个别人身上也好，在整个人种里也好，都是逐渐地形成起来的。为要找出它们的来源，不仅应当分析成年的文明化了的人的思维机能，像笛卡儿的作法，还必须像百科全书派所想那样转向于儿童的理性和沿着时代往上追溯，以便研究半开化人和野蛮人的理性，正同人们想找出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智识的起源而必须这样做一样[10]。 上世纪的感觉论者把脑子看作“光板”，这是从根本上恢复笛卡儿的“清洗”，但却忽视了一件主要的事实，即文明人的脑子是经过许多世纪耕作过和经过几千代播下概念和思想种子的一块田地，照莱布尼兹的正确说法，脑子在个人经验之前已经“预先形成"。必须假定脑子具有这样的分子配列，它可以供大量的思想和概念产生之用。只有这样的假设才能说明像巴士嘉这种非常的人能靠本人发现许多的抽象思想；欧几里德第一本几何学的定理也是如此，这些定理本来只有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才能制定。无论如何脑子具有这样一种获得某些基本概念和思想的机能，以致它甚至不觉察到它们的获得的这个事实。脑子不限于只接受经过感觉而从外面来的印象。它本身还作分子的工作，英国的生理学家称之为无意识的脑的活动，帮助它补足自己的获得，并且甚至不靠经验的帮助也作出新的东西。学生从这种宝贵的机能中得到益处：他们在睡眠之前不能完全牢固地记熟自己的功课，就让睡眠在记忆中来关心它们的巩固。 此外，脑子充满了奥秘；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terraignota），生理学家只是才开始探索。无疑地，它具有一些机能，往往在个人和他的种族依以发展的环境中找不到应用。这些沉睡状态中的机能不能看作是外界环境对脑直接作用的秸果，而是这环境作用于其它器官，其它器官再影响于神经中枢的结果。脚掌、眼睛或所有其它器官的改变或新的适应都对脑产生作用，增加它的总的体积和使它的组织复杂化，这是可能的。自然科学家非常重视由爬行而变成直立行走的绿木猿的脚掌的改变：这是人类（genushomo）的开始阶段。不能否认脚掌变成手，变成专门用为攫取和操持武器和工具的器官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最有效的原因之一。动物的身体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若不引起机体的其余部分的改变，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单独变化。歌德称这现象为“机体的平衡”（balancementdesorganes） 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也同样不能作另外的解释。喇叭鸟，南美洲的鸡类，在野生状态中捉到并放到禽舍里去，它就会担负起监视禽舍的工作，迫使鸡、鸭甚至比它更大更强的火鸡也服从于它们，当它监视着它们，当喂食时它不允它们打架和远离鸡窝；早上放它们出来的时候和晚上赶它们回去的时候，它都到场。它在野生状态中它怎么能够发展这种本能呢？假如它不能发展这种本能，那么这种本能又如何能够存在呢？既然这种本能一到驯养状态就找到应用，那又是如何存在的呢？ 野蛮人和半开化人有能力胜任远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完成的更大的精神活动。近百年来欧洲人把成千的黑人，——与文明离开好几个文化世纪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从非洲沿岸运到自己的殖民地去；然而经过了一个短促的时间之后他们就学会了文明民族的工作。当耶稣教徒在巴拉圭开始对瓜拉尼人进行教育时，他们还是裸体在森林里游荡；仅仅以弓和粗木棍作武器；他们不懂得种植玉蜀黍；他们的智力还只处于萌芽状态，他们不会计算二十以上的数目，并且计算时手指和脚指一起用上；然而耶稣教徒从这些野蛮人中培养出手巧的工人，能以胜任困难的工作，如复杂的乐器、地球仪的制作，装饰的雕刻、绘画等等。这些手艺和这些艺术连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不是瓜拉尼人的手和脑天生就有的；就是说，它们是由耶稣教徒带给它们的，如像把新歌放在手摇风琴里一样。假如瓜拉尼人的脑子不能自发地发现它们，那么它至少是已经奇妙地安排好了或如莱布尼兹所说，已是先在形成了，这才能获得它们。 同样确实的是野蛮人不懂得文明人的抽象概念，正如不懂他们的艺术和手艺；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表示一般思想的用语便足以证明。对于文明人习以为常的抽象观念和概念又是怎样钻进人的脑子里去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与百科全书派一起走维科所开辟的道路，研究野蛮人和儿童，探究语言，——假如这不是表达感情和概念的第一种的方法，也是最重要的方法[11]；语言起的作用是这么重要，以致基督教徒重复了原始人的思想，说：“语言是上帝”（VerbeestDieu），希腊人用同一个术语——logos——来表示语言，也表示思想；由动词phrazo（说话）他们引伸出phiazomai，意指自己对自己说话，即思想。实际上最抽象的头脑如不靠语言帮助，不在心中自言自语便不能思想，虽然在思想时不一定像小儿那样发出声和许多成年人那样爱嘟嚷他们所想的东西。语言在智力的发展上占了过分大的位置，以致词的词源学的形成及其相继产生的意义不能不反映出创造和使用它们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精神状态。 首先令人惊异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同样的字往往被用来既表示抽象思想，又表示具体事物。欧洲语言中表示物质财富或直线的词同样也表示道德意义的善，或者法和正义： taagadm（希腊文），作财货、财富解；toagathon，作善解。 bona（拉丁文）作财货、财产解；bonum，作善解。 goods（英文），作商品、财货解；thegood。作善等等解。 orthos（希腊文），rectum（拉丁文），derecho（西班牙文），tight（英文）等等既表示位于直线上的东西，又表示法，正义。 这里还可以从希腊文中选出更多的例子：kalon作箭、镖枪，也作善、美德解；phren作心、内脏解和作理性、意志解；kakos作贱民出身的人解，也作恶棍、恶、丑八怪；kakon作恶、恶德解，也作恶行解。kakos这词用以组成一系列表示污秽的和不好的东西的用语：kakké作粪解，kakkoó作出恭解；kakkia作恶德、卑贱；kakkoth-eos作渎神的；kakkôphonia作音调不和谐等等解。 这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很少为人所觉察；日常现象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正因为它们刺眼，所以人们看不见。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普通人的语言同哲学家和法学家的语言能够结合在同一个物质的和观念的，具体的和抽象的词里面呢？首先发生两个问题：是抽象的和观念的降低到具体的，降低到物质的呢或者相反地是物质的和具体的转化为观念的和抽象的呢？这个转化又是怎么完成的呢？ 词的意义的相继发展的历史解决了第一个困难；它给我们指出具体的意义往往先于抽象的意义。 aissa（希腊文），这个词原先用作分配时某人所得的份额、部分，最后用来表示命运的决定。 Moira，原先是指会餐中分给客人的一份，战士在分配战利品时所得的一份，后来又指命运，最后才用以表示司命运之女神，“神和人同样都应服从”她。 nomos，原先用来表示牧场，而最后则用来表示法律。 结合抽象的意义同具体的意义的联系常常不是很明显的；因此很不容易一下子理解人的头脑怎么能把牧场同法律的抽象屛想，把直线同正义的思想，把宴请客人的份额同确定不交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我将在正义和善的思想的起源的概论中指出结合这内些不同意义的联系，在这样的时候只有说事实才有意义。 人类的头脑通常在工作中都采用同样的方法，虽然他所要处理的对象有区别，例如在他把声音变成母音和子音时所走的道路同他为了把具体的上升为抽象的所曾走过的道路是一样的。字母的起源对于马林克洛（Mallinkrot）主教显得如此神秘，为了安息自己的头脑，他在自己的著作《印刷的艺术》（Deartetypographyca）中把字母的发明归功于上帝，这个上帝已经有一次担任过本能和先天思想的负责的创造者了。但是语言学的探索揭掉了一层又一层的盖着字母的神秘的幕布；它们证明字母不是以现成的形式从天而降的，而只是人逐渐地达到用母音字母和子音字母来表现声音。我在这里要指出最初通过的阶段，这对我的论证是有益的。 人是从象形文字开始；他用物象的描写来代表物：狗表现为狗的图画。而后他过渡到象征的文字，全身只用它的某一部分来表现用动物的头来表现它的全身。而后他上升到借喻的文字，他根据某物同被表现的思想有着真实的或假想的类似之点而作出描写：狮子的前部被用来表示首位的思想，前臂被用来表示正义和真理，兀鹰被用来表示母性之道等等……。声响表现法的第一个尝试是靠字形谜帮助而进行，人们用有同样声音的物的形态来代表声音。埃及人称猪尾巴为deb，所以他们画一个猪尾巴，一个弯折的小圏，来形容deb的声音。以后之所以保留着相当数量的形象，或多或少有了些变化，已经不是为了许多音节的发音的意义，而是为了为首的音节的意义等等[12]。 既然原始人靠借喻思想和说话，书写文字就必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借喻阶段。美洲的红种人想说：勇敢的战士，他就说，他像一头狮子，一个人眼光锐敏做被说成像一只鹰；为了肯定他已忘记了屈辱，他就声言把它埋入地下等等。我们有时不能弄清这些借喻，同样很难理解为什么埃及人在自己的象形文字中用前臂的形象来表现正义和真理，而用兀鹰来表现母性之道。我现在先来辨认兀鹰的借喻，进一步再来说明前臂的借喻。 母权制家庭在埃及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在它的宗教传说中可以看出两性对抗的许多遗迹，他们互相斗争着，一个要保存自己在家庭中的崇高地位，另一个则要削弱前者的这种地位。埃及人像埃斯库勒斯（Eschyle）的《欧门尼德》（Eumenidcs）中的亚波龙（Apo-Hon）一样，宣称正是男人在种族繁殖的行为中担负着主要的职务，而妇女则“像果实的外壳只是承受和培育自己的胎儿而已”与埃及的妇女把这恭维话奉还给他而且自夸说没有男人的协作也能怀孕。据普鲁塔克说，莱斯（Neith），这母亲之神——“天上的女皇”，她的雕像给了萨伊（Sais）城这句挑衅性的题词：“我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存在的一切；谁都不能掀起我的外衣；太阳是我所生的果实”。她的名字在其余的字形中是用兀鹰和母亲（Mou）的第一个字母当作象征来标示[13]。荷拉波龙（Horapollon）的象形字也使我们知道埃及人相信兀鹰中没有雄的，而雌的靠风力就能受孕。这种鸟在所有其余的地点都被认为是凶残的和贪食的，而埃及人则认为它有极度的母性的温柔，它可以撕裂胸部来喂养自己的小鹰。因此，使兀鹰，——由于它的奇怪的种族繁殖能力，——成为母亲之神莱斯的鸟，它也一样不需要男性的协作而生殖子女，——埃及人使这种鸟成为母亲的象征，而后来又成为母性之道的象征。 这个明显的例子使我们理解人的智力为了用具体的东西来表示抽象思想所经历的转折和曲折。假如在借喻的和象征的文字中某种物质的东西的描画成为某种抽象思想的象征，那么就应当懂得，一个词创造出来以表示一个实物或它的某一属性最终便会用来表示抽象思想。 ※※※ 在小孩子和野蛮人——照维科的说法，这种“人类的小孩子”——的头脑中只存在着特定的实物的形象；当小孩子说“木偶”时，他所意指的不是任何一个木偶，而是他所熟认的木偶，即他曾经拿在手里的或者大人已经指给他过的那一个；假如给他别的一个，有时他还会怒气冲冲地推开不要。同样地，每一个词对于他都是专有名词，他所接触的实物的记号。在他的语言中，也同在野蛮人的语言中一样，没有包括同性质的物群的种属词，而只有一连串的专有名词；同样在野蛮人的语言中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词，如“人”，“物体”等等，也没有时间、原因等等抽象思想的词。在某些语言中没有动词“是”。在塔斯马尼亚[14]的土人中有丰富的词来表示不同种的每一棵树，但是就没有表示一般“树”的词。马莱人（Ma-nais）没有“颜色”这词，虽然每一和颜色各别地都有名称。亚毕崩人（Abiponne）没有人、物体、时间等等的词，也没有动词“是”，他们不说：我是亚毕崩人，而说：我，亚毕崩人[15]。 但是小孩和野蛮人逐渐地把名字和概念从他们最初所知的人和物的身上移到那些真实地或想像地具有相似之点的人和物；因此他们是通过类推和比较的方法而造成包容更为宽广的物群的抽象思想；有时专有名词变成抽象思想的象征性的用语，代表与为之编造该词的实物有类似之点的物群。柏拉图认为一般的思想——由这样的方法取得而反映物群的相似之点，不管它们的年别的差异——表现为“神的起源的实质”。苏格拉底在《共和国》第十卷里说“床的观念”是神所创造的实质，因为它是不变的，永远是一个样子，然而木匠所制造的床是可以拆开的。 人的脑子常常把一些只有模糊的相似之点的最不合式的东西相互加以对比。由于采用拟人法，于是人体的各部分就变成比较的词语；这可以从文明民族语言中保留着的借喻得到证明，虽然它们还应上溯到人类存在的初期；例如说地腑，矿脉，橡心，锯齿，果肉，河袖（即河的支流。——译者），桌腿，椅背等等〔15〕。当人的头脑中产生了“测量”的思想时，他就用手、脚、指来作度量的单位（希腊的尺orgyia相当于伸直的手臂的两倍长度）。一切的度量都是借喻。当人们说一件东西有三尺二吋长，这就是说它的长度等于三脚和两只大拇指。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不得不采用其它的测量单位：因此希腊人便有stadion——奥林匹克竞走运动中竞赛者所通过的距离，而拉丁人则有jugum，套在一起的几头牛一日内所能耕完的面积。 抽象的词，如马克士·穆勒（MaxMuller）所说，往往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用作名词的形容词而已，就是物的属性变成物自身，转变为它的抽象的实质；这转变正是靠借喻来完成；借喻是抽象思想借以钻入人脑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原始的借喻里说：洞口，火舌，因为口表现为一个窟窿，而舌有长的形式。就靠这样的方法，随着人们对这个需要的增加，便积累了新的比较的词。往往是物的，突出的属性，即在感官上引起最强烈印象的东西起了这些比较词的作用。在许多野蛮人的语言中没有表现硬、圆、热等等抽象概念的词，其所以没有是因为野蛮人还没有达到创造想像上的存在我或形而上的实质；例如不说硬的，他说“像石头”；不说圆的，而说“像月亮”；不说热的，而说“像太阳”；因为硬的、圆的、热的这些属性在他的脑子里还没有与石头、月亮、太阳分离开。只是在长期的脑力劳动之后这些品质才从这些具体物分离出来，抽象化出来，于是品质就转变为名词和供作人脑中形成的抽象思想的记号之用。 在野蛮民族中还没有找出完全缺乏数的观念——主要是抽象观念的事实，虽然某些野蛮部落的计算本领是极其有限的。很可能人类已经在由动物继承下来的知识行囊中找到了动物在实践中采用着的数学公理；例如鸽子只是在雌的下了两个蛋之后才开始孵蛋，好像它知道一加一等于二；狗、猛禽以及一切动物当趋赴想望的目的物时总是按直线走去，好像它们知道直线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 由此可见，数的抽象观念与维科所设想的相反，是在动物和人的脑子里形成的最早的抽象观念之一，假如不是第一个的话。因为假如不是一切物所有的属性都是硬的、圆的、热的等等，然而它们有一个属性是共同的，这就是依照形状和依照它们在空间所占的相对的位置使彼此区别的属性；而这个属性是计算的起点。正因为如此，所以毕达哥拉斯派说：“物是数”[16]。必须使数的观念为脑的物质所特有；只有这样脑物质才能把物彼此区别开来而开始工作，也就是开始思考。毕达哥拉斯派的菲洛拉（Philolaüs）承认这一点。据底阿根·得·拉埃斯（DiogènedeLaërce）说，弗洛拉第一个肯定地球是沿着圆形运动，井宣称“数存在于现有的一切之中，没有它便不能认识什么，也不能思考什么。” 但是超过二以上的计算对于人脑来说是最繁重的海枯勒士式的艰苦工作之一；被赋予前列的十个数字[17]的神秘性质便足以证明，与某应数字相联系的神话和传说也可证明：十是指特洛伊（Troie）和威一士（Veies）的围困，恰恰延续了十年；十二是指奥林普的十二位神，海枯勒士的十二功勋，十二使徒等等；五十是指蒲里安（Priam）的五十个儿子，五十个达纳伊得（Dannaïdes）；据波沙尼亚（Pausanias）说，昂第蒙（Endymon）使塞列纳（Caena）成为五十个女儿的母亲；阿克东（Actéon）当黛安纳（Diane）使他变形时，便带着五十对猎犬去出猎；达纳士（Danaüs）按照米勒威（Minerve）的指导而制造的船有五十把桨，正如海枯勒士出征特洛伊时的船一般无二，如此等等。这些数字意味着道路的阶段；标记着人脑停止的次数，以使为达到这些阶段而作的努力得到休息；人用传记来标记出这些阶段目的是保留下有关它们的记忆。 野蛮人在用尽了自己的计算本领之后就说许多来表示他因为缺乏数字而不能计算的多余之物。维科指出罗马人在不同的时期曾用六十，而后又用一百，而后又用一千来标记不能计算的数字。马达加斯加的荷瓦人（Hovas）不说干而说“晚”，不说万而说“夜”；被他们用来表示百万的tapitrisa这个词按字义翻译是指计算终极的意思〔16〕，我们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从1870—1871年战争和美国托拉斯时起，十亿才成为我们计算的极限。 我们的语言证明人曾以手和脚来作长度的单位，以后又加上被他们用来计数的手指和脚指。南逊（F.Nansen）曾在爱斯基摩人中住过一年，他说他们没有五以上的一切数字的名称；他们用右手指头计数，而当数完和举起全部指头之后就停止了，他们用左手的指头来计算六而说：第二只手的一个指头，计算七就用第二个指头，这样依次数到十；此后他们依同样的方法用脚指来计数而停于二十上，这是他们计数的极限；但是他们的大数学家走得更远而为了计算二十一就说：——别人的第一个指头——又重新开始用手和脚的全部方法。二十是指一个人，一百是指五个人。在阿拉伯数字输入以前曾通行使用的罗马数字是这种原始的计算方法的回忆：I是指一个指头，II是指两个指头，V是指一只手的中间两个指头张开而大拇指、小指和无名指曲下的形状；X是指两只交叉的手。但是当计算一百和一千以上的时期到来时，这就必须求助于其它的物，而不是求助于人体。罗马人就用鹅卵石——calculi来计算，由此而产生现代的（拉丁语系的）语言中的计算一词calcul；拉丁语的calculumponere（放上石子）和subducerecalculum（拿掉石子）指出他们在增加或拿去石子时就是加和减。一切用作计数的石子都是作记号用；我们回想起石子已经在分配俘获物和土地时作投签之用. 野蛮人不懂在脑子里计算；他们必须把要计算的东西放在眼前。因此在交换时他们把准备给人的东西和他们准备接受的东西都堆在地上：只有这种原始的平等，归根结底是一种可感触到的借喻，才能唯一地满足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的概念中，如像在儿童的概念中一样，数这是具体之物；当他们说二、三、五时，他们要看见二、三、五个指头，石子或者不论其它的任何东西；在许多野蛮民族的语言中最初的五个数都带着五个指头的名称。只是通过脑力的清洗，成年的文明人的脑子中数已经成为失去了与任何东西相似的一切形式，而只保留着有条件的符号的图形[18]。最极端的唯心主义者没有词也不能思想，没有符号，也就是没有具体之物便不能计算。希腊的哲学家一开始探索数的性质时，便给它们以几何学的形象；他们把数字分为三组：直线数（mékos）组，为测度平面的数--平方数（epipedon）组；为体积、即为三面测量的数——立方数（trikéauxe）组。现代的数学家还保留着用直线数来表示根数。 野蛮人不说长的、硬的、圆的、热的，而说像足，像石头，像月亮，像太阳。但是足的长短不是一样的，石头硬度也有差异，月亮不常常是圆的，太阳夏天比冬天热。因此当人的脑子感到需要高度精确性时，他就承认一直供他使用的比较的词的不够，于是他就想出长、硬、圆、热的类型，.以便拿它们作为比较用语来使用；正是这样数学家在抽象的力学中设想出绝对硬的，没有厚度的杠杆和绝对不能压缩的角；这些抽象使他们有可能继续自己的由于真实的杠杆和角的不完善所阻碍的理论研究。但是数学家的角和杠杆正如长、圆、硬的类型一样，虽然来源于真实的物，但是他们的属性由于受到脑力的蒸馏，已经不复同任何真实的物相符合了，而只表现为人脑里形成的观念，因此现实世界里的物是互不相同的，而理想的类型常常是同一的。柏拉图称真实的物为幻影，极不可靠的形象；而理想的类型是神的来源的本质。在这个场合也像在许多其它的场合一样，人本身是神的创造者。 艺术家用同样的方法创造了希梅拉[19]，它的各个器官虽然都是取自不同的动物，但与真实的动物毫不相同，而只是想像的结果。希梅拉是一种最抽象的观念，是与那些美、善、正义、时间、原因等观念同样的抽象；然而柏拉图却不敢把它放进他的神的本质的数目之内。 人大概当半开化部落开始阶级分化时才使自己脱离动物界而上升到万物之灵的阶段，其命运是神和天力经常关心的对象；后来他又使脑子与其它器官孤立起来，以使它成为灵魂停留的地点。自然科学使人复归于动物界，人是动物发展锁链中的最后成果，而社会主义的哲学又把人脑本身复归为人的器官之列。 脑有思维的机能，正如胃具有消化的机能一样；脑子只有靠观念才能思想，而观念则是它从自然环境和人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或人为环境所提供的材料中制造出来的。 [1]希腊人显然很看重视觉，而拉丁人则看重味觉；以下的例子可以作证： eidos（希腊文）作外貌、物理的形态解；eidolôn作形象，影子，幻影，思想解 phantasia作外貌、外形解，也作形象、思想解， gnoma作记号和思想解； gnomon作测角器，日晷解；也作知道的人、学者解； noeo作看和想解 saphea作明白的、明显的解，即指投入眼帘的东西 sophia作知识、智慧解。 sapor，（拉丁文）作味觉、味感和理性解；sapidus作有味的解，也作有智悬的、有德行的解； sapiens作有感觉的上颚解，也作有智慧的解； sapio作有味道解，也作有理性、认识解。 思想之大脑感觉来源的这种差异使这两个起过重大历史作用的民族各具特征，一个表现在思想的发展及其诗歌的和造型的才能上；另一个则表现在法律的制作上，表现在残酷地把人和民族改造为古代世界的统一的组织。 小孩和野蛮人想要认识一件事物，就把它拿到嘴边试试；化学家也是这么做法；在埃及人的会意字里，画了一个把手举到嘴边的人就是指思想的意思。 生理学家认为思想在动物身上起作用是与吞咽知觉的发展一起开始，因为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脑皮质的萌芽还只是刚同吞咽器官发生联系，而只是后来在这种联系建立以后才使其它的感觉器官固定地联系于脑半球的外壳。 人的胎儿的神经纤维不是同时地，而是相继地带上髓素（myeline）。髓素出现的先后次序说明不同的神经机能出现的先后次序：从脑皮质中形成的纤维中那形成吞咽的网的纤维最先带上髓素。 胎生学吿诉我们智力生活是怎样构成的。感觉活动的大脑中枢开始动作常常在智力活动的中枢之前；恰恰是前者给后者带来材料并点起火焰。 附注：本书中将希腊文印成拉丁字母，目的是便于不认识希腊字母的同志能够大致读得出来。 [2]苏格拉底的不成文法之一是普遍同意禁止父母和他们的子女之间的性的关系。克塞诺芬旅行到波斯，得知波斯教的僧人为了敬神和生下伟大的祭司而乞援于乱伦，他断言这同自然法和神法是矛盾的，因为由这种结合生出来的子女是病态的；他把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自然法的规律归结为由经验所确定的简单的生理法. 苏格拉底不愿意回忆赫雪得（Hesiode）在传述他那时代的宗教轶事时把乌拉诺（Ouranos）自己的母亲费亚（Gaia），这位最古的女神，荷马说她是万物之母，给他作妻子；在印度、斯堪的纳维亚，埃及的宗教中也常碰到神中乱伦的情形：布拉马（Brahma）娶自己的女儿萨拉瓦斯梯（Saravasty）为妻，阿丁（Odin）娶自己的女儿弗里格（Frigga）为妻，而阿芒（Amon），按照柏林保存的古代纸莎草纸文献回纳斯塔西（Anastasy）的记载，则自夸他是自己的母亲的丈夫。这些神话，——而它们在一切原始宗教里都可以碰到，——有历史的价值：传说和宗教仪式证明着久被遗忘的时代。《圣经》上关于祭祀亚伯拉罕的故事和基督教的圣餐会是象征性的会餐，在这种餐会上虔诚的天主教徒吃到体现在人身上的自己的上帝，这是史前期的闪族人以人作牺牲品和残忍的庆宴的遥远的反应。人创造自己的传说正如同制作自己的思想一样：他利用日常生活的材料。经过了若干世纪，产生它们的现象改变了和消灭了，但是作为它们的精神反映的传说的形式和祭仪的形式却被保留下来；问题只归结到一点，为了唤回那过去的、似乎是永远消失了的习惯只要充分透彻地解释它们就行了。 埃及祭司的乱伦婚姻和如此不同种的民族的宗教传说使我们不能不作这祥的设想，即在遥远的时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的关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关于这点恩格斯指出，最先消灭了这种习惯的野蛮部落只凭这一点就必定取得对自己的敌手的优胜，因此就一定会消灭他们或者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习俗。因此，这是十分可信的，乱伦婚姻，这是最普遍的一种习惯，以致苏格拉底认为它是自己的“自然法”的规律之一，乱伦婚姻的禁止常常行不通，相反地这种性的关系在刚刚脱出动物状态的人类之间是很自然地流行着的。但是经验证明这种婚姻的后果很坏，像克塞诺芬所想那样，因而被迫禁止。同样畜牧家也禁止家畜中的乱交，以阻止家畜退化。 [3]阿里士底卜和昔勒尼学派的无政府的观点在历史过程中屡次三番地重复出现。公元初期的几个世纪和中世纪的耶稣教派，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时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时的政治派别都曾使它们复活，而在我们时代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又在宣扬它们。社会的不稳定通过这种昔勒尼派对流行的和制约的道德概念的蔑视而反映到头脑里去。 [4]霍布士《论公民》，沙比叶（Sorbière）译本，阿姆斯特丹，1649年。 霍布士在《巨灵》（Leviathan）中重新提出同样的原则，大概他只能把它托付给《论公民》中的拉丁语：“愿望和热情本身并不是罪恶”，他说：“同样由这些热情而产生的行动不是罪行，除非受到法律的禁止。” [5]麦纳·得·毕朗的精神进化是很典型的；它可以测定十九世纪初期的最著名的法国哲学家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发生了突然的、急剧的变化，这时曾经是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已变成为统治的因而是保守的阶级了。 得·毕朗——在1794年的手稿里，这手稿在他死后的1824年才发表，一声称培根和洛克奠定了哲学的科学，而康迪拉克“给它规定了极限”和永远打消了那些冒充形而上学的梦想”。 康迪拉克的感觉论占优势的国家学院在共和第九年（1801年）的雪月（共和历四月，相当于阳历的12月21—23日至1月19—21日。——译者）给毕朗为应试而作的论文《习惯在思维机能上的影响》发了奖。毕朗在这篇论文中把下述的原则当作公理提出来：即“感觉机能是一切机能的基础”，他还打算运用培根的方法来研究人和借助物理的方法来阐明形而上学。得·乔朗多（DEGerando）后来也同样被迫放弃康迪拉克及其哲学，看他的受到学院奖励的论文《暗示在思维机能的影响》中肯定地说，“康迪拉克的学说似乎是人类理性在它所最关切的学说中的一种最后的语言。” 1805年学院又授给毕朗的新著《思想分析》以奖赏。政治舞台已改变了局面：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又想重新使用和雇佣天主教为自己服务，而以前当这种宗教为它的敌手——贵族当女仆的时候曾被他们嘲笑、揭露、践踏过。当政治家重新采用旧制度的镇压方法并加强它的时候，哲学担负了从精神领域中清除百科全书派的“分析的”和带破坏性的哲学的工作。奖励了毕朗论文的学院和写作论文的毕朗，两者都忠实地完成了新的社会条件所托付给他们的任务。毕朗的论文指出了康迪拉克的臆测的分析中和他的关于感觉可以转变为判断和意志的学说中的虚幻的东西，因为在康迪拉克的学说中没有指出这个转变的原则。他使不适时地应用于研究有思维能力的人的培根的方法对十八世纪的哲学的谬误负责，并且反对把感觉所理解的物理现象同内在过程作对此，诡辩派代替了哲学家。 加巴尼斯（Cabanie）本人虽然死于1808年，但是还有时间来得及改变自己的信念。在1802年出版的他的著名的《人的机体和精神之间的关系》一书中写道：“医学和道德都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人的本性的认识上面……精神的来源是在人的机体中……假如康迪拉克认识了动物的构造，他就懂得精神只是一种性能，而不是本质。应当把脑看作一种特殊的器官，专门用于思维的过程，正加胃和肠之用于消化一样。印象是脑的食料……它们钻进脑子和使它行动……它们一个一个钻进脑子去，没有任何联系，但是脑子开始活动，对它们起感应和把它们变成思想的形态……加巴尼斯写过这些危言耸听的唯物主义思想，而在他死后十六年才发表的论最初原因致弗利叶尔（Fauriel）的通信中却宣称上帝——这个世界的指挥的理性——的存在和灵魂不朽，因为死后“我还保留着”。弗利叶尔使加巴尼斯转向，正如芬丹纳（Fontanes）使《法国革命概论》（EssaissurlesRéuolutions，1797年）时期的略带红色的和有无神论情绪的夏多布利昂（Chateaubriand）转变为《基督教的善神》（LaCenieduChristiamame，1802年）时期的神秘宗教仪式祭司的夏多布利昂。当时曾存在着人数不多的、但在新闻界和政界颇有影响的集团，致力于使背弃信念者转向。他们从事于使那些误入迷途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日回到神圣的理论。 不值得浪费时间去指责那些叛变和脱离了自己的过去的人们，他们曾经通过革命而又退出革命。这些知名人物本来或许宁愿保留那在他们生活初期把他们推到前列位置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但是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信念，为的是保留生存资料和既得的地位，为的是取得聪明的资产阶级的青睐。他们用更适合于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要的观点来代替他的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井且，他们是有产者；当受到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时，他们就同自己的阶级一起进化并且能够毫无痛苦地脱掉自己的皮。因此问题不在于道德的愤怒，而应当去研究和分析那引起他必在政治信念中产生转变和精神失常的社会原因。在历史上很少碰到这样的时机，使我们有比十九世纪初期更好的可能去找出社会事件对思想的直接影响。这时代的明显的特点是在于恰好这时几乎所有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文学的和艺术的理论都获得了自己的公式，这些形成了新兴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精神财富的大部分。 [6]一个哲学教授在1828年写道：“在最近的年代，当局把哲学的研究几乎引到经院哲学的时代……命令要求用拉丁文和古代论据的形式来讲课；这个命令在我们的大多数学校里都已完全执行……从法国的一头到另一头都是用拉丁文并以古老的三段论法的仪式和礼节来研究哲学。哲学又研究什么呢？研究各学派的论题及与之相适应的对象，就是提出关于逻辑、形而上学、道德的论证。”——布尔邦学院哲学教授达米朗（Ph.Damiron）著：《试论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史》，巴黎1828年版。 [7]“人的观察者会”，其中有居维叶、精神病学家毕列尔（Pinel）、哲学家日第多、法学家波尔大里（Portails）等人参加，在法国共和历第八年（1800年）的牧月（相当于公历5月20，21日至6月18，19日。—译者）以600法郎的奖金发给以下的著作：《通过对一个或几个哺乳婆儿每日的观察确定肉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机能的发展次序，并且也确定婴儿周围的人和物的影响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者阻碍这发展》 在同一次会议上，据牧月30日的《哲学旬刊》载称，日朗多宣读了关于观察野蛮民族所应遵循的方法的意见。另一会员作了关于某一个生而聋哑的马洗尔（Massieu）儿童的报导。 会议以极大的兴趣来观察在第八年（1800年）末从阿维罗岛带到巴黎的一个野蛮人。三个猎人在森林里找到他，他在森林里生活，赤身露体，靠橡实和根块果腹，看样子有十二岁光景。 [8]法国共和历第八年（1800年）雪月七日塞巴斯丁·麦西在刚刚脱离革命状态的巴黎宣读了第一次关于先天思想的公开讲演，目的是推翻康迪拉克、洛克和他们的形而上学”。把已经隐退了半个世纪的唯灵派哲学第一次唤回来应归功于罗耶·柯拉（Royer-Collard）。这光荣，假如在这里有光荣的话，——其实应归麦西，这个精神不定的心灵，他曾使康德与百科全书派对立起来并且因为想推翻牛顿——“这个光的解剖家，他除了迫使地球像母火鸡一样围绕着太阳中心旋转之外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可笑的事了。”而名噪一时。资产阶级的唯灵论在法国不能有更可敬的后继者。 麦西的演讲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到场的听众很多。花月（法国共和历第八月.—译者）十日的《哲学旬刊》报导关于先天思想的演讲：“我承认它们，——塞巴斯丁·麦西在演讲的开头大声地说，——而我在这里服从我的内在理性……人可以离开实物和感觉而思想……先天思想说明一切。人的某种思想的图样本来就是神的真理的图样……本能就是先天的思想”…… 麦西有先驱者，这就是罗伯士庇尔的法令，它恢复了上帝的权力，正如把某一个简单地撤职了的警吏复职一样。 这法令的第一条：——“法国人民承认天主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 第二条：——“为了把人的思想集中于神和人的存在的崇高的意义，将设纪念节日。” 在罗伯斯庇尔演说之后恢复天主的节日唱的一首赞美歌预言无神论的末日： 敢于威胁你的人在何处？就是那些用文明外套掩盖着的人们，——卑贱的无神论宣传者——希望把你从人心里放逐！ 难道他们以为……回到自然，可以忘记自然的创造者？ [9]《费加罗》（Figaro）副刊在1880年1月18日根据一个傅教士的通信转载了厄瓜多尔的一个印第安女人对她的新生子的尸体的纯朴的哭诉。最能说明乳在原始的母性爱中的作用：“我的天啊，我的心肝儿子啊，我的爷啊，我的爱，为什么你离开了我?你爱玩的这乳房每天都为你充满了热呼呼的、甜蜜蜜的乳汁！忘恩负义的东西，难道我有一次忘记叫醒你俯在你身上给你喂奶吗？唉，倒霉的事来了！再有谁来解除我的被乳汁挤压的乳房呀！ [10]古代人为了发现我们某些知识的起源，并不害怕向动物求援.例如例如在把医学的起源全归功于上帝时，他们承认有许多药剂和小的外科手术其起源应归功于动物。老蒲利宁（PlineVAncidn）在他的《自然历史》中讲到克里特的野山羊教会人们使用某些有益健康的草，狗教会人们使用韮葱，埃及人把泻药的发现归功于狗，放血应归功于河马，而灌洗法则归功于埃及的神鹤。 [11]维科在他的一本小的著作《意大利古代的智慧》里说：“我决心在拉丁语的泉源中找出意大利古代的智慧……我们从语言的起源中可以知道它的哲学是什么样子。 斯丹尔夫人说，“一切都通过语言，一切都可以从语言中发现，假如懂得分析的话。” [12]莱诺尔曼（F.Lenormand）：《古代各民族中腓尼基字母的传播概论》。 [13]年轻的尚波利昂（Champollion）：《埃及的万神殿》，1825年。 [14]Tasmanien，澳洲南边的一大岛。--译者 [15]时间观念很迟才钻进人的头脑。维科指出他那时代的佛罗伦萨农民不说几年而说“几次收获”。“拉丁人不说‘几年’而说'几次麦穗'（artistas），—这个说法比收获更具体。这句话只是指出语言（他还可以把思想增加上去）的贫乏而文法学家却在其中发现了艺术的形象。”人在取得了季节和月亮运行的概念之后才有年和太阳运行的概念。老蒲利守说；“人们以夏季为一年，冬季又是另外一年。亚尔加底（Arcadien）人以三个月为一年，他们用季节的数目来计算年，而埃及人则用月圆的数目来计算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活一千年的原因。” [16]柏拉图在提缪（Timée）中写了与天文家的一段对话，在这里他忘记了自己的“神的起源的本质”而把物质的起源给予数和时间，他说：“昼和夜，月和年的交替的观察给我们提供数，打开时间，引起认识自然和世界的愿望。” [17]对于毕达哥拉斯派和卡巴里士特派（Kabbaliste）来说，十这个数目有神圣的性质。斯堪的纳维亚人把三和三的自乘数九看作是神所特别珍视的数目：每九个月他们都举行血祭，延长到九天之久，在这期间要杀死九个牺牲——人或动物。天主教的唸九日祈祷经是这种祭祀的流风余韵，正像神圣的三位一体保存着一切野蛮民族的三这个数字相连系的神秘性质。我们可以在一切原始宗教中找到它；希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有三个潘基（Parque，司命运之神。——译者）；易洛魁人有三个司生命之神等等。五这个数字在中国人中享有特殊的优越地位：五行，五官，古老音律中的五音，五方（我们的四方加一方，即观察者所占的一方）等等。我们把时间分为七天一周的奇怪分法既不与月符合，也不与年符合，是从迦勒底人（Chaldéens，古代西部亚细亚的民族，有一时期统治过巴比伦。——译者）继承下来的，七这个数字对他们来说具有魔术的性质。 [18]希腊人不用数字而用字母，他们保存了古代加得曼人（Cadméenes）的字母，这些字母有二十七个。最前的九个是单位数，其次的九个是十位数和最后的九个是百位数。 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数字计算是很费事和困难的，因为其中没有零。只有抽象的，像涅槃的抽象一样的形而上学者才能想出零这个奇怪的数字，它是没有的记号，它没有意义，但是能赋予意义；照巴士嘉的说法：零是“真正不可分的数，正如不可分是真正的零一样。”零在现代计算中起着这样这样重要的作用，以致它的阿拉伯名sifr，葡萄牙文变成sifra，英文变为cipher，法文变为chiffre，开始使用时只是表示零，现在竟用来表示一切数字的记号，sifre即数字。 [19]Chimaira，古希勝神话中狮头蛇尾羊身吐火的巨怪。——译者 〔15〕拉法格原文里举的一些例子在俄文中不通用，所以用别的例子来代替。——第61页 〔16〕同拉法格的例子比一下，我们的口语也用“无数之多”这词来表示“不能计算的”数目，例如，“无数之多的人”等等。——第64页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 Ⅰ社会主义的批评 Ⅱ历史上的自然神论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 Ⅲ维科的历史规律 Ⅳ自然的和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般地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 卡尔·马克思〔1〕 Ⅰ 社会主义的批评 大约半个世纪〔2〕以前，马克思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历史的方法，这方法便奠定了他和恩格斯的历史著作的基础。显然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由于担心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会引坏它们的清白和使他们失掉资产阶级的仁慈，因而对这方法不加理睬。但是奇怪的是社会主义者使用这种方法也犹豫不前，或许它们是害怕得出可能把资产阶级的概念弄混乱的结论吧，其实他们一直是这资产阶级概念的俘虏，不过它们自己不觉察而已。他们不在实验中去运用马克思的方法〔3〕，不是在试验之后再进行判断，他们宁愿去争论这个方法的价值“本身”并且从它里面挑剔无数的缺点：他们说，这方法没有充分估计思想和它的影响，它粗暴地凌辱了永久的真理和原则，它没有估计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它引到经济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使人丧失一切的精力，等等……然而假使有一个木匠，他不去用他的斧、锯和刨进行工作，而是对这些工具的微末细节吹毛求疵，那么这些同志对这木匠将有如何的想法？这木匠只有唠叨不休，因为尽善尽美的工具是没有的。批评只有跟着经验走，才不再是空洞的而变成有效的，因为经验比一切“经过深思的论断”更能给我们指出我们的工具的不完善和教人如何纠正它们的缺点。人们曾经有一个时期是使用粗笨的石斧，只有实验才教会它们制造出一百种以上的质料、重量、形式都不相同的各种类型的斧。 还在公元前五世纪，勒西蒲（Leucippe）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Démocrite）便使用了“原子”的概念来解释精神和物质的构造；而两千年来的哲学家不是在实验中去验证原子的理论，而是去争论原子本身〔4〕，争论充实与真空，争论物质的无限广袤，争论真空与中断等等。只是在十八世纪末道尔顿（Dalton）〔5〕才利用德谟克利特的观念来解释化学的结合。原子，哲学家不知拿它来做什么，一到化学家手里便成了“人类的智慧所发明的最有力的研究工具之一”。但是就在采用于实验的过程中，这个奇怪的工具终究还不是完美无缺的。——物质的放射性使物理学家有可能把原子——物质的极限的、不可分的和不可渗透的微粒——分解为超极限的微粒，这些微粒在一切原子中都是同样的并且都是带电的。这些微粒比一切原子中及小的氢原子还小一千倍。它们以非常的速度围绕着自己的原子核，正如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样。因此原子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太阳系。我们所知的物体的原素的差别只是由于它们的微粒的数盘和旋转运动不同而引起，最近在放射性领域的发现既动摇了数学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又破坏了化学结构的原子基础——不必再举出更多明显的例子就可证明空论的无益和实验的有效。无论在物质界或在精神界都只有一件事是有效的：“事业在先”。〔6〕 经济决定论〔7〕，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的工具，为的是要靠它的帮助把秩序带进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去。对这些事实进行分类和解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阶级偏见和智力的局限性使得社会主义者独占这个工具；但是社会主义者又不去使用它，——他们希望一开头就确信它是绝对完美无缺的，确信它可以成为解决一切历史问题的钥匙。但是他们可能终生为此争论不休，可能写一篇又一篇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甚至许多卷的书，然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却一步也没有前进。从事科学的人们就不是这么胆小；他们认为“理论和假设是否完善在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只要它们引导我达到与事实相符的结果就行”。[1]真理，归根结底不是别的，只是假设而已，假设比什么都有效：经常出现的错误是达到发现的捷径。克利士托夫·哥伦布从托勒密所得出的地球圆周的错误计算出发认为到达了东印度，其实他发现了美洲。达尔文承认他的自然淘汰说的最初观念是由于他盲目地采纳了马尔萨斯〔8〕关于人口问题的错误规律而引起的。物理学家现在可能相信德谟克利特的假设〔9〕对于理解最近研究的现象是不够了，但这并不妨碍它创造现代的化学。 对于这样一件事实人们还很少注意，就是马克思不是用具公理、定理、系论和辅助定理〔10〕的理论形式来叙述自己的解释历史的方法；他把这种方法解说得既简单又扼要，为的是鼓励我们在实际中去试验它。因此只有对马克思的方法所达到的结果提出异议，只有驳倒例如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才能批判这种方法。然而人们对此避而不作。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魔鬼的发明，正因为它引导马克思去发现了阶级斗争——这个历史的强大动力——的理论。 Ⅱ 历史上的自然神论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 历史，这是一堆混乱不堪的事实，不服从人们的控制，时而进步，时而退步，互相冲突，岀现也罢，消灭也罢，都看不出明显的理由，这就不能不诱使人们设想把历史事实按类结合和整理并确定它们进化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的原因是不可能的。 整理历史使之系统化的试图的失败在许多思想家中间，例如赫尔姆荷尔兹[2]，曾经引起怀疑，“是否有可能制定在实际上得到了证明的历史规律[3]”。这种怀疑现在已成为如此普遍的现象，以致现代的思想家已经没有胆量像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哲学家那样去创立世界通史的体系；这不过是经济学家不相信有可能使现代的生产力从属于社会的管制的简单的反应。但是能否由历史问题的困难和解决它的试图的失败中得出一个结论，说解决这个问题是人类的智力所办不到的呢？若是如此，社会现象就将成为一切现象界的例外，只有它是唯一不能与制约它的原因发生逻辑联系的现象。 普通人的常识任何时候也不允许这种不可能性；相反地，人们总是认为落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祸福，像部分包括在整体中一样，都包括在最高主宰所预定的计划之内。“人只会假想，而上帝则能安排”，——这是人民的智慧的历史的公理，它同几何学上的公理一样正确；——全部问题只在于对“上帝”这个词的意义如何理解。 一切民族都曾以为上帝支配他们的历史。每一个古代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别的城市之神，希腊人称之为波利亚得（poliade），它保护城市的命运并住在专门用来供奉它的神殿里。旧约中的耶和华就是这一类的神；他住在一个被称为“圣柜”的方舟形的木箱里；以色列诸部落在向新的地方迁徙时总是带着这“圣柜”一起走，并且总是把它放在军队之前，好让耶和华为自己的民族打仗。——《圣经》说他是这么关心他们的纷争，以致到他们的敌人那里去消灭了男人、女人、儿童和牲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罗马人决定，为了抵抗汉尼拔而把伯西龙特（Pessinonte）之神，即西伯列（Cybéle）——诸神之母，增加到他们的城市之神上去将是有益的；他们从小亚细亚运来她的雕像———块巨大的未成形的石头——并将她的狂饮的祭仪也输入罗马。罗马人不仅是讲迷信的，而且是狡猾的政治家，因此他们吞并了被战败的城市的波利亚得神，把它们的雕像打发到自己的加比多列（Capitole）去。他们以为神不会再保护自己的被战败的民族了，假如它已不再住在这个民族里的话。 耶稣教徒关于神也保留着同样的观念，——因为他们为了驱逐多神教的神，曾经捣毁他们的神像和烧毀他们的神殿；或者委托耶稣及其天父来对付异教奠基者的恶魔和对付那用新月形来抵制十字架的亚拉（Allah，伊斯兰教的上帝。——译者）[4]。中世纪的城市都把自己放在波利亚得神的庇护之下；圣日勒维叶佛（Genevièvc）就是巴黎的市政的神。威尼斯共和国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庇护神，曾从亚历山大运来圣马可的遗骸，又从蒙彼利埃（Montpelier）偷来圣罗格（Rogues）的遗骸。开化的耶稣教的民族尚未抛弃多神教的信仰。每一个民族在自己的专门使用中都独占一个唯一的和普遍的耶稣教的上帝并且把它变成波利亚得神，这么一来，有多少耶稣教的民族就有多少个唯一的和普遍的上帝。这些唯一的和普遍的上帝互相撕打；只要耶稣教的民族一宣战，其中的每一个便都祈求自己的唯一的和普遍的上帝去消灭自己的敌人并唱着《神赞美你》的歌，假如获胜了，他们就完全确信自己的胜利应当归功于万能的上帝的参战。对于上帝干预人的战争的这种信仰不是国家要人为了迎合愚昧的群众的粗俗的迷信的简单的弄虚作假；不是的，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同意这迷信。最近公布了俾斯麦在1870-1871年战争时致其妻子的私信；这些信说明他相信上帝只作关心他、他的儿子和普鲁士军队的事情。 那些承认上帝是历史的最高主宰的哲学家也沾染了这种糊涂的迷信；他们以为上帝是宇宙和人类的创造者，上帝除了关心他的祖国、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政治之外不再关心其它的任何事情。波须埃（Bossouert）的《世界通史讲话》（LediscourssurI’Histoireuniverselie）是这类最恰当的典型之一：多神教民族互相火并为的是准备基督教——波须埃的宗教的到来，而基督教国家的彼此厮杀又是为了赞扬法兰西（波须埃的祖国）的辉煌和路易十四（波须埃的主人）的光荣；为上帝所领导的历史的运动是由“太阳王”来完成。当太阳隐没时，黑暗便笼罩着宇宙，革命便爆发，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deMaistre）把革命叫做“撒旦的产物”。〔11〕 撒旦战胜了上帝一贵族和布尔邦的波利亚得神。资产阶级——这个当时还没有被上帝看上眼的阶级——夺取了政权和绞杀了国王——承受天命的皇帝。受上帝诅咒的自然科学庆获胜利并给有产阶级创造了比上帝给予自己的宠儿贵族和合法的国王还要多得多的财富。被上帝束缚着手脚的理性摧毁了自己的锁链并对它进行谴责。撒旦的统治到来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浪漫派的诗人人写了赞美诗歌诗歌颂他；他是不屈的战士，伟大的殉难者，被压迫者的安慰者和希望。他象征着暴动起来反对贵族、僧侣和暴君的资产阶级。可是获胜了的资产阶级没有勇气拿他作为自己的波利亚得神；他们把理性所带给旧的上帝身上的缺口修补起来，并且恢复它先前的权利。但是，由于失掉了对上帝的万能的信念，他们就在它周围安设下一个完整的半神的参谋部：进步、正义、自由、文明、人道、祖国等等，——指望靠它来担负领导摆脱了贵族羁绊的民族的命运。这些新的上帝是思想，“思想即力量”，“没有重量的力量”。 黑格尔试图把思想的多神教引到思想上的一神教；思想自己产生出来，创造出世界和历史，然后又复归于自身。 唯灵派哲学的上帝是一个机械师，他为了自己娱乐而构造了宇宙，他调行宇宙的运动；他制造人，他按照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的计划来支配人的命运，然而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个永久的上帝并不是创造者，而是人的制造物；人随着自己的发展而修改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不仅不是指挥者，并且还是历史现实的玩偶。 唯心主义者的哲学，外观上比自然神论较少幼稚，它想把抽象的科学的演绎法采用于历史也没有成功，这种方法的逻辑上联系的命题是从某些公理中引出来的；这些公理是不要证明的，因为他们被认为太明显了，不需要证明。数学家的错误也就在这里，他们没有想一想这些公理是怎么钻进人的头脑里去的。而唯心主义者又不屑去研究自己的思想的起源，谁也不知道思想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只限于肯定说思想是“自身”存在的，思想是能发展的；随着思想的日臻完善，它改变人类和社会现象，把这些现象都放在自己的监督之下。由此可见唯心主义者满足于思想进化的认识上去获得历史的规律。然而须知毕达哥尔（Pythagore）老早就这样想过；认识了数的性质便可认识物体的性质。 但是数学公理不能靠推论证明这件事还不能证明公理是不是像形状、颜色、重量或热这样一些物质的性质。物质的性质只有靠经验才能暴露，而物体有关性质的概念只是由于人同自然界的物体发生了接触才在头脑里产生出来。其实推论的方法同样也不能证明物体为什么有四方形，有色，有重量或热，并指出部分何以小于全体，二加二等于四等等。我们只能判明为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并从中得出逻辑的结论。[5] 进步、自由、正义、祖国等待思想也和数学上的公理一样不是存在于经验的领域当外；他们不是在经验之前就存在了，而是跟随经验才有的；他们呢不产生历史事件，它们本身是社会现象的结果。社会现象在发展中创造、改变和消灭它们。正因为思想是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才成为积极的力量。历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发是什么社会原因产生思想并给予思想以影响某一时代的人类智慧的力量。可是哲学家对这个任务是不感兴趣的。 波须埃和自然神论的哲学家把上帝提高到历史的自觉领导者的等级，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使自己对神的历史作用的看法适应于社会的俗见而已。唯心主义者用思想力来代替上帝，也不过是把流行的资产阶级观点应用于历史。一切有产者都宣布他们的活动，不论私的或公的，都只是受进步、正义、祖国、人道等等鼓励起来的。为了确证这一点，只要看看工业家和商人的广告，金融家的大纲和政治家的选举纲领便够了。进步和进化的思想起源于现代，它们只不过是十八世纪流行的“人的改善的能力”这个思想移用于历史。资产阶级必然地要把自己的夺取政权看作是无可估量的社会的进步，然而贵族却把它看作是毁灭性的后退运动。既然法国革命是在英国革命一百多年，之后，因此是在更成熟的条件之下发生，所以这个革命能够如此剧烈地和完全地以资产阶级代替贵族，从这时开始，进步的思想便在欧洲的舆论中扎下了根子。欧洲的有产者自认为进步的全权代表。他们好心好意地肯定它们的习惯、风俗、德行、私德和公德，他们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组织，工业和商业——比起以前所存在的一切都要进步。在过去只是愚昧、野蛮、非正义和狂妄。黑格尔高声赞扬道：“思想终于第一次开始统治世界！”1793年的有产者把理性神化了。还在资产阶级时代的开端，在古代世界中柏拉图就已经宣布理性高于出生权[6]；苏格拉底非难阿拉克萨哥拉就因为他的宇宙论用物质原因来解释一切，而可以解释一切的理性在他的著作中却不起任何作用[7]。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是理性的统治。 但是只是一件历史事实，即使像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重要的事实，要在这上面建立进步的理论也是不够的。自然神论者使上帝成为历史的唯一的创作者；唯心主义者不愿意让人说进步在过去只是空洞的思想；他们发现了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内它准备了资产阶级的胜利，它组织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以精神文化；使资产阶级富裕起来，同时又削弱贵族的进攻力量和防御力量，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破坏教会的壁垒。跟随着进步的思想，作为它的必然的结果，进化的思想就这样潜入历史里来了。 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是没有进步的发展的，只要进步不再为它的胜利作准备的话；而既然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只在最后的一千年中才能判明资产阶级有机发展的萌芽，那么当他们敢于探入史前期的迷宫时，立即就会失掉阿莉亚纳[8]的线：在那里他们满足于简单复述这段历史的事实，并不想把这些事实整理分类归并到进步发展的序列里去。既然社会的专政过渡到资产阶级的手上是进步发展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一经达到，进步的前进就吿停止。既然认为政权过渡到自己手里是历史上唯一进步的因素，资产阶级实际肯定了假如无产阶级再从自己手里夺去政权，那就是复归于野蛮——“奴隶状态”，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所说的那样。战败了的贵族也是这样想的。资产阶级的群众对进步停止的本能的和不自觉的信念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自觉的和有根据的反映：黑格尔和孔德，这只是其中最有名的两个，每一个都宣称他的哲学体系完成了发展的序列，这体系是思想的进化的大功吿成和止境。这样一来，哲学体系、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只有在还没有达到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形式时才能进步，而这之后进步就大功告成。 资产阶级和它的最有教养的代表更进一步企图给不断的进步行程规定出不可逾越的界限；他们使一些最重要的社会机体摆脱它的影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力图无可辩驳地证明父权制家庭形式和私有财产是不能改变的，断言这些形式存在于一切时期。当他们在胡说八道的时候，半世纪以上所进行的研究明显地证明家庭和财产的原始形式带有共产主义的性质。但是资产阶级的学者对此熟视无睹，并且故意装聋作哑。 进步和进化的思想在十九世纪的初期获得了非常的成功，那时的资产阶级还沉醉在自己的政治胜利和自己的经济财富的惊人的増长中。哲学家、历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家、小说家和诗人把进步的发展的调料撒进自己的作品和演说，只有一个人，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人—傅利叶对它嘲笑挖苦。但一到十九世纪中期他们便不得不抑制自己的疯狂的热情。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资产阶级的精神上引起不安，担心自己的社会统治能不能长久，而进步在他们的眼中也就失掉了魔力。进步和进化的思想假如不是还有科学家，早就在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中化为乌有了。还在十八世纪末进化的思想就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广泛地流行开来，掌握了科学的领域：学者利用它来解释宇宙的起源，植物界和动物界的起源，他们使它成为这样一种力量和这样的通俗，以致消灭它成为不可能的。 但是单单考察某几个世纪中资产阶级的进步的发展还不能说明这个历史的运动，正如描述一块石头被抛到空中在它落下时所划的弧形线不能说明这个降落的原因一样。历史的哲学家把这进化归功于思想力，特别是其中最有力的正义的不断的活动。据一位从头到脚都沉没在唯心主义和柏拉图主义里的哲学家说：“正义是永久的，虽然它只是逐渐地潜入人的精神和社会现实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样一来，便成为内在正义的最后的和最高的表现：而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美妙的结果，正义这位小姐长期以来就隐藏在历史的深处做着工作。 让我们来査看一下以上所讲到的可疑的行为和可疑的人物的惩罚纪录簿，以便弄清她的性质和她的德行。 统治阶级往往把一切有利于它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东西都宣称为正义，而把一切违反其利益的东西都看作非正义。正义，照他们的理解，只有当他们的阶级利益得到满足时才能实现。由此可知，正义是受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支配的，正如以前的封建正义是受贵族的阶级利益支配一样。因此，人们以不自觉的讽刺拿眼睛蒙着包头巾来形容正义，为的是阻碍它看到它所保卫的是如何卑污和就弊的利益。 封建的和行会的组织带给资产阶级的利益以损害，在他们看来，是非正义的。因此它被内在的正义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正义同封建男爵的武装掠夺是不能调和的，封建男爵只知道用一种手段来增大自己的土地和充实自己的荷包。其实，这并不妨碍可尊敬的内在正义也赞同武装掠夺，即当和平的有产者无须冒生命的危险，强迫改装成士兵的无产者在新旧两大陆的“半开化的”国家里完成这些掠夺的时候。这不是说，这种掠夺的形态特别投合了这位美德的小姐的味口。在法律的名义之下她郑重其事地赞同和允许只是经济的掠夺，即资产阶级不用吵闹的暴力日复一日地施之于雇佣工人身上的那种掠夺。经济的掠夺与这种正义的气质和特性是非常符合的，因此她心甘情愿地给资产阶级财富当看家狗，须知资产阶级财富不是别的，不过是掠夺物的合法的和正义的积累。 正义，照哲学家的说法，在过去创造了奇迹，现在充满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它引导人们去追求和平的和幸福的未来。其实恰恰相反，它是一切社会的非正义的多产的母亲。在过去，正义使奴隶主有权占有人，像占有牲畜一样；现在它使资本家有权剥削无产阶级的儿童、妇女和男子，比剥削驮畜还要坏。正义把用来对付奴隶的鞭子交给奴隶主并点燃了他们的心，当他们用雨点般的拳头打在奴隶身上的时候；现在仍然还是它允许资本家强占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使他们在以微薄的工资来酬报那给资本家带来全部财富的劳动的时候竟然问心无愧。当奴隶主鞭打自己的奴隶的时候，他说“我是在行使我的权利”。当资本家在公开窃取雇佣工人的劳动果实时，他也会说“我是在行使我的权利。 资产阶级善于使一切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利益，他们用“文明”的美名来装饰自己的社会制度，用“人道”的美名来装饰自己的对待活人的方法。只是为了“用文明的精神启迪半开化的民族”，为了“把他们从粗卑的无道德的状态里拯救出来”，只是为了“改善”他们的可怜的生存条件，他们才从事殖民地的远征。而他们的文明和人道却表现在用基督教去愚弄的形态之下，采取了酒精毒害，掠夺和残杀土人的形式。但是如果我们以为资产阶级只是专门优待半开化人，那就错了。不，他们也在本国拿这些文明和人道的美德大量施用于工人阶级。在这里作为资产阶级文明和人道的尺度是大批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失去财产，注定日夜做苦工，注定遭受周期性的失业，死于酒精、肺痨和佝偻病。这里还可以拿犯罪的增加、疯人收容所数目的增加、监狱制度的发展和日益完备来作尺度。 从来还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这样大叫大喊地讲到理想，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这么需要用唯心主义的废话来掩盖自己的行为。这种唯心主义的招摇撞骗在资产阶级手里是政治欺骗和经济欺骗的最可靠的和最有效的手段。然而，言语与行动之间的这种非常明显的矛盾并不妨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永久的观念和原理是生活在资产阶级制度里的民族的历史的唯一的动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这种闻所未闻的谬见，已经越出了学者所许可的范围，可以作为思想的巨大力量以及资产阶级的狡猾的无可辩驳的论据，资产阶级能够培植和利用这种力量，以便让它给自己带来利润。金融家在自己的营业说明书上写满了爱国主义的原理，文明的思想，人道的感情，给投放存款的家长的巨额奖金〔12〕的许诺。这是诱使傻子出钱的有效的饵。雷赛（Lesseps）之所以能成功地完成十九世纪的巴拿马运河的大骗局和征集到八十万个小人物的储金，只因为这个“伟大的法国人”应许给祖国增光，应许扩大人类文明的范围和使认购股票者发财。 永久的思想和原理是这样不可抗拒的诱饵，任何一个金融的、工业的或商业的广告，任何一个酒类或药房的药剂的说明书没有它就行不通。政治的背叛和经济的欺骗都打着思想和原理的旗帜。[9] 历史唯心主义哲学只能成为无味的和难懂的学究式的东西，因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能揭露这个事实，就是有产者用永久原理来作装饰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行动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因为他们——这些思想家——本身不能认识清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的性质。然而唯心主义哲学的可怜的流产并不能证明发现人类社会的组织和进化的原因是不可能的，须知化学家也是这么发现了分子组成复杂物体的规律! 历史哲学之父维科说：“社会界无疑是人手的产物；由此得出结论：那作为它的基础的原理能够而且应当从人的智慧的变化本身中去寻找……一切有思想的人都不会惊奇哲学家曾努力试图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而这个认识本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相反地却轻视社会界的研究，这个认识人是可以达到的，因为社会是人创造的。”[10] 自然神论的和唯心主义的方法的多次失败使我们感到有必要试用一种新的解释历史的方法。 Ⅲ 维科的历史规律 维科在自己的《新科学》（Scienzanuova）一著中规定了历史的基本规律。虽然，历史哲学家并没有读过它，但他们喜欢一本书又一本书地转述他的CorsietRecorsi（顺流与逆流。——译者）和二三句其它的格言。这些格言在他们复述时常常都走了样。 被维科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这么一个原则，即一切民族不论他们的种族起源和他们的地理环境如何不同，都通过同一的历史道路，就是说某一民族的历史是另一个达到更高发展阶段的民族的历史的重复。 他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或粗野的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达到定居状态（照维科的说法是adaddimesti-carsi，见《新科学》第二卷第五章）[11]。 摩尔根大概不知道维科，但是他也达到相同的规律，只是他所规定的在形式上更有效、更完全。各民族的历史在形式上的同一，那坡利（那不勒斯）的哲学家[12]是从这个原则出发，即一切民族都按照一个预定的计划发展，——而美国的人类学者则归之于两个原因，归之于人的精神的类似和归之于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发展中所要克服的障碍的相同。维科也相信人的精神的类似。他说：“在人的本质里放进了一种精神的、对一切民族是共同的语言，它同样地表示着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积极作用的事物的本质，并且表达着与这些事物不同的存在形态相适应的事物的不同名称的本质。我们可以在谚语里，在这些测定人民智慧的活的直尺里查出这语言的存在，虽然谚语表达形式非常不同，但就内容说则在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同上书，DegliElem，XXII）[13] 摩尔根说：“人类的心灵在一切个人、一切部落、一切民族中都是同一的，它的能力是同样地受到限制的，因此它是在一切偏差极小的同一的形式中进行工作，而且必然只能这样进行工作。它在时间和空间相距都很大的发达的国家内达到的成果会把各个环节组成一条共同经验的不断的和逻辑的锁链……正像渐次的地质的构成一样，人类的部落在它们的发展中可以看作一系列的沉积层。经过这样的分类排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人类进化的全过程——由野蛮到文明的可信的情景”，因为“人类经验的行程差不多走着同一的道路”[14]。 马克思研究了经济的“经验”的行程之后，证实了摩尔根的思想。他在《资本论》的初版序言上说：“工业较发展的国家只是给较不发展的国家指出他们未来的远景。”[15] 因此，“理想的永久的历史”，照维科的说法一切民族无例外地都必须通过它，决不是由某一个神的理性所预先制定的历史计划，而是纯粹的历史进步的人的计划。这计划是可以为历史家所理解的，只要他研究过不同民族所经历的一切阶段，对它们加以相互比较和按照它们所达到的发展的相对的高度对它们作出分类。 一世纪以来关于野蛮部落、关于古代和现代民族的研究光辉地证明了维科规律的正确性。它们证明所有的人们，不论他们的种族来源和地理环境如何，在自己的发展中都必须通过同样的家庭、财产和生产的形态，并且还通过同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丹麦的人类学者最先确定这个事实和把史前期分为相继的三个时期，依照制造第一批工具所使用的材料来称呼它们，就是按照生产方式上相继地出现的石器世纪、铜器世纪和铁器世纪。不同的民族，不论他们属于白种、黑种、黄种或红种，也不论他们生活在温带、热带或两极，他们的历史是没有不同的，只在一点上彼此有所区别，这一点维科称之为“理想历史的阶段”或摩尔根称之为“历史上的沉积层的高度，或者如马克思所称的他们达到的经济阶梯的级别。因此，较发展的民族只是给较不发展的民族指出他们未来的远景。 人们的精神活动也从属于维科的规律。语言学家和文法学家发现了在创造词和语言时一切种族的人们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则。民俗学家在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中发现了同样的民间故事，而维科已经确认了他们中的同样的谚语。许多民俗学家都认为这些相同的民间故事不是由每一个民族各别地创作出来，只是靠口头相传保留到现在，而是由一个共同的中心创造出来，由这中心向全球传播。这个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是同对社会制度和对其它的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观察相矛盾的。 灵魂的思想以及其它由它所产生的思想的发展历史是思想发展同一的最有趣的例证之一。灵魂的思想甚至在最低阶段的野蛮人中间也能遇到，它是人类创造的第一批产品之一。灵魂一经发明就必须为它在地上或天上构造住宅，以便在尸体腐烂之后可以安置它，目的是阻止它因无处安身而游荡和扰乱活人。灵魂的思想在野蛮民族和半开化民族中是很活跃的，曾经协助大神和上帝的思想的创造，但在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的民族中却消灭了；只是当这些民族进入下一个文明的阶段，它才以新的力量重新复活起来。历史学家证明说，灵魂思想在那些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的民族的历史时期中是缺乏的，虽然它在他们的野蛮状态的先前时期中是存在过的。历史学家确认它在公元前几世纪便已复活，而且也确认它稳固地存在到现在。他们只限于简单叙述这样重要的思想的消灭和重新出现的这种明显的事实；他们没有重视这样的事实而且也没有想到给它找出解释。其实，他们也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这个解释。只有运用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只有研究经济界所完成的变化才有希望找到这样的解释。 那些从事研究家庭、财产和政治制度的原始形式的学者太过醉心于自己的工作，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它们的变化的原因。他们只给我们描写的历史，而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却应当不仅是描写，并且还作解释。 维科认为人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动力，不是人的美德，而是恶德才是历史的活力。不是无私、宽厚和博爱，而相反地是“残酷、吝啬和虚荣”创造和发展人类的社会。“这三种恶德控制着人类，它们产生出军队、商业和政治制度——lacorte（伴随品）——，而作为继续发展的后果，又创造出勇敢、财富和人民的智慧。因此，这三种缺德本来会消灭地上的人类，却创造岀公民的幸福。 这种非预期的结果给维科提供证据，“证明神的预见、神的理智的存在：这理智靠人的热情帮助组织起来社会的秩序，这才使人们得以生活在人类的社会中，然而在相反的场合，为私利所分裂开的人们却像野兽般过独居的生活。”（同上书，DegliElem，VII） 指使人的恶念的神的预见不过是民间的公理“人只会假想，而上帝则能安排”的新版而已。那坡利哲学家的这个神的预见和民间智慧的上帝看究竟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回答说：“生产方式”。 维科和民间智慧在认为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点上是一致的。但是人的需要和欲念，恶的和善的，都不是不变的量，而唯心主义者正是这样想的，在他们眼中人永远是同一样的。例如，母爱，这是从动物的遗产接收过来的，没有它人在野蛮状态中便不能生活，也不能传种。母爱在文明时代却大为削弱，以致在富有阶级的母亲身上差不多完全消灭了，因为这些富有的母亲自婴儿出生之日便解脱了对他的关心而把照拂之责委托给雇佣者。其他的文明的妇女也很少感到当母亲的需要，甚至发誓当一辈子处女[16]。相反地，父爱和性的嫉妒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野蛮部落和半开化部落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文明人中却很发展。平等感，在那些生活于共产主义制度之下的野蛮人中是很活跃的和有权威的，这制度竟达到禁止任何人占有其它人所不能占有的物品的地步，自从人们生活在私有财产制之下时起这平等感就大为削弱了，致使穷人和雇佣工人俯首贴耳地接受自己的卑微的社会地位，把它看作是自然的和鬼使神差的命运。 因此，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最深刻的欲念可以变化、可以削弱和可以消灭，而其它的又可以产生和加强。只有在人的本身上才能找出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终极原因，这似乎意味着可以这样假定：人虽然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中，然而可以不受他周围的现实的影响。这种假定甚至在最纯粹的唯心主义者的脑子里也不能产生，因为他不敢断定说，可以从所谓“礼义之家”出身的妇女身上和从不幸的、靠卖身糊口的妇女身上遇到同样强度的羞怯感；或者可以从银行官吏和从书斋学者身上遇到同样的快速计算的技能；可以从钢琴家和挖土工人身上遇到同样的指法灵巧。因此，无可争论地，人所生活的环境，不管他意识到与否，总会给他以深刻的影响，或在肉体方面，或在智力方面，或在道德方面。 IV 自然的和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 环境不仅直接地影响着正在工作的器官，例如在钢琴家和挖土工人的场合是手，或者在官吏和书斋学者的例子上是脑的一部分，或者在良家妇女和妓女的场合是道德感；不，环境还对所有其余的器官给予间接的影响。乔夫路阿卜·圣—伊莱（GeoffroySaint-Hilaire）给环境对整个身体的这种一般的影响起了一个特别的名称“器官的从属”（subordinationdesorganes），现代的自然科学家称它为交互关系的规律“（loidecorrélation）。居维叶（Cuvier）对这规律作了如下的说明： “一切有机生物构成一个整体，一个统一的和隔离的系统，——各部分的综合体，其中的各部分是互相适应的并靠互相协作的方法来促成同一的最后结果。如果不是其余部分也发生变化的话，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变化”[17]。例如，某种动物的牙齿形态由于某种原因要变化，如果不是其余部分也跟着变化的话，便不能成功。这就是在使牙齿运动的颚骨里，在牙齿依托的头盖骨里，在头盖骨之下的脑髓里[18]，在支持头部的骨头和筋肉里，在肠子的形态和长度里，一句话，在身体的一切部分里都发生变化。前肢从不再用来走路之时起而发生形态变化，这变化就引起人体内的变化，最终地使人同类人猿分开。 一种变化引起某种器官中的更变，这往往不能预见，甚至不能理解。很难说明为什么腿折断或者割去鹿的睾丸会使方向相反的变萎缩，为什么白猫是聋子，为什么脚上有蹄的哺乳动物是吃草的，假如爪上有五指，有武装的爪子为什么又成为食肉的了？ 习惯的简单变换，使一种或几种器官受到不平常的训练，有时会引起整个机体发生深刻变化的后果。达尔文断定说，有几种苏格兰母牛的骨骼之所以发生变化只是由于在陡峭的斜坡上吃草的习惯。自然科学家一致承认鲸科——鲸、抹香鲸和海豚——开始时都是陆生哺乳动物，但是当在海里找到更丰富和更容易的食物时，才向水里移居，慢慢学会浮水和泅水。这种新的生活形态改变了它们的器官，把那些多余的收缩成萎退遗迹的状况，发展其它的，使之适应于新的水生环境的需要。撒哈拉的植物为要适应干燥的环境，就得限制自己的生长和把叶子的数目减少为两片或四片，并在上面盖着一层蜡，为的是防止水气蒸发，为了找水分把根子伸得特别长；它们的生长过程和在正常条件之下不同：夏天是热季，它们停止生长，而在冬季生长，因为这是一年中比较凉快和潮湿的季节。沙漠地带的所有植物都有类似的特性。一定的环境制约着机体的生存，每一个机体是特定的特征的综合。 动物和植物为了害怕死亡而不得不去适应的那个宇宙的或自然的环境也形成——像居维叶的“有机生物”一样——复杂的综合，在空间上没有精确界限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地质的构造和土壤的成分，某地点的接近赤道，它的海拔高度，灌溉它的河流系统，降雨量和日光的热量等等，最后，住在它里面的植物界和动物界。所有这些部分都是这样紧密地彼此联结起来，如果不在其余部分引起变化，任何一个部分也不能起变化。在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不像在有机生物中那样显著，可是仍然很容易感觉得到。例如森林就会影响气候，影响降雨量，因而也影响土壤的湿润和黑土化。达尔文指出有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动物，如蠕虫，在黑土的形成上就起着重大的作用。柏尔得洛（Berthelot）和农学家赫尔里格尔（Hellriegel）和威尔发特（Willfarth）证明麕集在豆科植物节中的细菌是土壤肥沃的因子。人们繁殖家畜和耕种土地，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还在罗马人就已开始的砍伐森林，把亚洲和非洲的肥沃地区变成荒无人烟的沙漠。 植物、动物和人，在野蛮状态时受到自然环境的独特的影响，而除了自己器官的适应能力之外，没有别的自卫手段，虽然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假如它们一连几百和几千代都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最后就必定获得各种不同的形态。不同种类的自然环境因而给人类、植物界和动物界带进差异。的确如此，不同的人种正是在野蛮状态的时期中形成起来的。 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不仅改变生活于其中自然环境，并且还创造出一个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这就可以使他们的机体免受自然环境的有害影响或最低限度也可以大为减弱这种影响。而这种人为环境同样也加给人类以自然环境所曾给予的那种影响，因此，人也和驯化了的植物和家畜一样受着两种环境的作用。 由人们逐渐创造出来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的各种不同的样式在自身构造的高度和复杂程度上彼此有所区别；然而在自己发展的同样水平和同样的复杂程度的条件之下，社会环境的样式是彼此很相像的，不管创造它们的人种如何，也不管它们依以发展的地理条件如何。因此，虽然人类继续遭受到各种自然环境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同时也受到同样的人为环境的无差别的影响，这人为的环境引起种的差别的减少和引起同样需要，同样利益，同样情欲和同样智力的发展。此外，自然环境的相似——例如位于同样高度和纬度的某些地区——对于植物和动物界的形式统一化的创造也有影响。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中我们找到相似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因此，相似的人为环境力图消灭人类之间的差别，这差别是由于自然环境把人分为种和亚种而发生的。 自然环境的进化是极端缓慢的。因此那些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植物和动物的外貌似乎是不变的。相反地，人为环境的进化却是一天比一天加速。正因为这样，所以人类的历史同动物和植物的历史比较之下带着异常灵活的性质。 人为的环境，完全同有机生物和自然环境一样，构成一个综合体，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精确界限的复杂的体系；这个体系的一切部分是这样的彼此适应着和紧密联系着，以致任何一部分如果不引起其它部分中的震荡便不能变化，其它部分同样地也一定会遇到变化。 在野蛮部落中间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是极端单纯的，它是由为数不多的成分组成的。它随着人类的进步，由于不断增加新的成分或者由于发展已有的旧成分而逐渐复杂起来。从历史时期的开端起，人为的环境便由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关系，习惯，风俗，风尚和道德观点，常识和社会舆论，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等等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所组成。社会环境的这些成分在变化和互相影响中间产生出许多更复杂的和更宽广的社会环境的形式；这些变化随着自己的发展改变着人类本身，因为不仅是自然环境，而且特定的社会环境也制约着在肉体和道德关系上具有同样特征的人的存在。假如所有这些彼此相联系的部分是稳定的，或者像自然环境的部分那么缓慢地变化，那么人为环境就会经常保持平衡状态而根本就没有历史。但是实际上它的平衡状态是以极端的不稳定和日益增长的不稳定为特征，它经常由于一个部分中发生的变化的结果而遭受到破坏，因为一个部分中的变化将在它的其余部分引起相应的影响。 有机生物的各部分像自然环境的各部分一样，彼此发生直接的，就是说，机械的影响。当在肉体发展过程中人终于确定了直立的状态，它就成了人的一切器官变化的出发点；当头不再像其他哺乳动物那样靠强有力的筋肉支撑着垂在颈下，而靠脊梁竖立起来的时候，于是筋肉本身和被筋肉围裹着的骨胳也起了变化，在变化过程中，头盖骨、脑髓等等也发生了变化。当某一地区的黑土层因某种原因而增加时，在它上面便开始生长森林而不再生长恶病质的植物，森林改变着河流的方向，增加水流的容积等等。 但是人为环境的各部分只有靠人的中介才能彼此发生影响。已经起了变化的部分应当首先在肉体和精神方面改变人们，应当促使他们行动和鼓励他们这样去改变其它部分，以使它们达到同它一样的发展水平，因为只有这样这些部分才不致阻碍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同它重新处于完全协调的状态。社会环境的尚未改变的部分使人感到这样的品质，即它曾经是有用的，曾经构成社会环境的“好的方面”，现在这“好的方面”已经过时了，而且成为有害和转化为“坏的方面社会环境的这种陈腐的部分应当受到的改变愈重要，而这就愈加不能忍受。人为环境各部分之间被破坏了的平衡往往只能靠那些对已走上变化道路的部分特别感到兴趣的人们和社会的所有其余成员之间的斗争才能恢复。 为了说明人在人为环境的成分的改变过程中的这种作用只要举出不久以前的、记忆犹新的某些历史事实就够了。 当工业开始使用蒸气作动力时，它同时也就需要新的运输方法来载运燃料、原料和成品。于是就启发了工业界产生采用蒸气拖拉的车厢和轨道的思想；这种思想最早在法国实行是1830年在加尔得产煤区和1832年在卢瓦地区：而在英国斯蒂文生在1829年开动第一辆用火车头来拖拉的列车。但是这种运输方法的进一步推广却遇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的抵制，这就使它的发展延迟了许多年。明显的例子是梯亥尔（Thiers）——合格的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健全理性和社会舆论的代表——拼命反对新的运载方法的采用，他证明“铁路是行不通的”。然而铁路实际上推翻了一切反对它的最流行的理性论据。与许多其它的不可能的事物一起，它们要求严格地改变那作为当时统治着资产阶级的社会建筑的基础的财产关系。事实上，在此以前一个有产者只靠自己的钱经营工业和商业，至多也只向一、二个相信他的朋友或熟人求援。他有权支配基金，他不仅是工厂或商号的名义主人，而且是实际的主人。但是铁路的修建需要数目惊人的资本，这是不能设想可以从几个人的手里征集到的。因此，这就必须使大量的有产者肯下决心把自己从来不舍得放手的钱拿出来托付给一些人，对于这些人他们几乎连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其能力如何。钱一旦拿出来之后便失掉了对它的一切控制，连对那些用这些钱制造出来的车站、车厢、火车头等等也没有所有权。他们只是有分红利之权，假如有红利的话。代替有体积、重量和其它的坚实的性质的金币和银币，他们得到的是薄而轻的纸片，上面用黑体字印着他们的集体财产的名字，这是他们的集体财产的无限小的和不可捉摸的部分的一种虚构。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整个时期中财产从来没有采取这种形而上学的形式。这种新的财产形式使财产本身失去个性，同它以前造成有产者享乐的形式，同他们许多世代以来所知道的并且代代相传的那种形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致只有被控为罪犯和被宣称为社会秩序的最坏的捣乱分子的人们才肯承担它的保卫和宣传之责，——只有社会主义者傅利叶和圣西门才开始重视以纸面的股票运用财产的过程[19]。在他们的学生的队伍中我们可以碰到工业家、工程师和金融家，他们准备了1848年的革命，成为1851年12月2日〔13〕的参加者。他们利用1848年的政治革命来使经济环境革命化，办法就是把九个省的银行集中为一个“法兰西银行”，使新的财产形式为社会舆论所公认和创造法兰西的铁路网。 大的机械工业从远地运来自己的燃料和原料并向全球推销自己的生产品，因此它不能容许把一个国家分成许多小小的独立国，每个独立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度量衡、货币和纸币等等的制度；相反地，大生产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统一的和集中的国家的存在。意大利和德国只是用流血战争的代价才完成了大工业的这些要求。梯亥尔先生和普鲁东先生，—他们有许多点是共同的，因为他们俩都代表小工业的利益，—也属于那些离教皇和意大利公爵而独立的国家的热烈辩护者。 既然人创造着和继续不断地改变着人为环境的部分，那么显而易见地，历史的动力是人，像维科所想，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本质——正义、进步、自由等等，像那些哲学气味极浓的历史学家所固执地肯定的说法。这些自相矛盾的和模糊的观点由一个历史时代到另一个，在同一时代以内的一个社会集团到另一个以及由一个个人到另一个都各有各的说法，因为它们是那些在人为环境的不同的部分发生着的现象的思想反映。例如说，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和法官就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看法。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正义是把从雇佣劳动的生产者那里窃取来的财富归还给他们，而资本家所理解的正义却是保存这些窃取来的财富。既然资本家掌握着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那么他的关于正义的概念就是统治的和具有法律的力量，而对于法官，法律就是正义本身。正因为同一个词掩盖着正义的矛盾的概念，所以资产阶级就把这些思想变成自己的统治和欺骗的工具。 人的活动所通过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的那部分给予他以同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环境的这种教育的影响——它使人产生思想和触动他的情欲——带着不自觉的性质。人把自己的行动归因于自己的情欲和思想的冲动，然而其实他只服从人为环境这一或那一部分所给予他的影响，而人为环境的某一部分也只有通过他的思想和情欲才能对其它的部分发生影响。屈从于环境的不自觉的间接的压力之下，人把自己的行动和运动的指导归因于上帝，神的理性或者归因于正义、进步、人道等等……历史的进程是不自觉的，这是因为——如黑格尔所说——人常常达到不是他原来所追求的、另外的结果，这是由于人至今还不能意识到那迫使他行动和指使他的存为的原因。……. 什么是人为的（社会的）环境的最不稳定的、经常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发生变化、并且是社会环境各部分中最能动摇整个建筑的部分呢？ 马克思回答说，生产方式。 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方式不是人生产什么，而是他如何生产。举例而言，人还在有史以前的时期就开始织布，但只是在大约一百年前才知道用机器来织布。机器的生产方式是现代工业最本质的特征。我们在眼前就有着它的毁灭性的和不可被摧毁的力量无与伦比的例子，它的这种力量正在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关系。机器生产的采用在一个世代之间就使日本由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变成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使它挤入世界强国之林。 由于不同的原因生产方式获得这样强大的影响。生产直接或间接地把广大数量的人的精力吸引过去；只有微不足道的少数在社会环境的其它部分，即政治、宗教、文学等等里面工作。但是这个少数为了取得物质的和精神的生存的资料，不得不也关心生产。 其结果是一切人都在或大成小的程度上受着生产方式对他们的肉体和精神的生活的影响；只有最少数的人仅仅服从于环境；“它部分的影响。然而既然社会环境的各别的成分只有通过人才能彼此互相影响，所以影响着一群人的大多数的那部分必须占有最多的精力，以便震撼社会环境的整体。 生产方式在野蛮人的社会环境中起着比较次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越来越大地把自然力引进生产的范围，随着人逐渐认识了它们，这才获得优势的和不断增长的意义。这个降服自然力的过程还在史前期，即当人开始使用石头来作武器和工具的时候，便已开始。 生产方式之所以能比较迅速地获得进步不仅由于在生产中吸引进大群的人，并且还由于它在激励“私利的恶妇”〔14〕时带动了维科所视作历史动力的三种恶德：残酷、贪财和虚荣。 在这两个世纪以来生产方式的进步是这么快，以致参加生产的人们不得不经常改变社会环境的其它部分，以便把它们维持在相应的水平上。这时它们所遇到的抵抗不断地创造出经济的和政治的冲突。 这样，当人们想发现历史运动的基本原因时，就必须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般地规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剥夺了维科的“历史发展同一样式的规律”的宿命性。这种性质强迫我们设想，似乎某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阶段——很像动物机体的胚胎阶段，如乔夫路阿·圣—伊莱尔所想那样——不幸地为它的自然环境和某些外在的——“进化的”——力量的动作所预先决定了，这种力量似乎引导它按着预先规定好的道路走到它的历史生活的预定的归宿。假如事情是这样的话，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结论，所有民族——往往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应当以同样的发展速度和特定的历史道路前进。这样理解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同一样式的规在任何民族的历史发展的事实中都找不到证实。 相反地，历史的实际情况给我们指出某一民族的发展有时也会碰到障碍，就是当另外一个民族以急速的步伐走向前了，而第三个民族却从它已达到的发展的点上退下来的时候。这些停滞、进步和倒退的原因，只有当我们用这个民族所依以发展的人为的“社会的”环境的发展历史来解释每一个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发展历史的场合才能说明。这环境——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变化又决定某一民族的历史生活的事变。 人为的环境不仅通过一个民族内部的斗争，叫且还通过国际的斗争而获得改造。因此，一个民族的生活中的历史事件取决于应受改造的人为环境和这个民族被自然环境以及遗传的和获得的习惯所创造的那种形态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如何。这自然环境和这民族的历史的过去当然赋予它以原来的、它所特有的特征，这里放着一把钥匙，可以用它打开这个历史事实：同样的生产方式决不会以数学般的精确性在一切靠它生活的民族中产生出同样形式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因此，同样的生产方式在不同的民族和在一切的历史时期不会引起绝对相似的历史事件。因为随着达到高度文化的民族的数目的增长，国际间的生存竞争越来越扩大和加强。民族的历史发展也不是注定的，像动物机体的胚胎发展那样。假如历史发展经过相似的家庭的、财产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组织，经过相似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和文学的思想形式，那么这只是因为各个民族不管它们的种源和地理环境如何，在自己的发展中总会碰到极端相似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总得为满足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而采取同一的生产方式。[20] [1]维·鲁凯尔（W.Rucker）：1901年葛拉斯考（Glasgow）科学家大会的开幕讲词。 [2]赫尔姆赫尔兹（Helmoltz，1821—1894年），德国的自然科学大家，在物理学、数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上都有成就。——译者 [3]英国的历史家弗路德（Froude）认为历史事实不能构成科学的对象，因为“它们任何时候都不会重复，而我们既然不能随时掌握某种事实的复现，也就不能随时改变我们假设的意义”。 [4]第一批耶稣教徒也这样牢固地相信多神教及其奇迹，正如相信耶稣及其奇迹一样。台杜连（Jertulien）在他的《辩护》一书中和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在他的《上帝之城》一书中都说，根据不可争辩的事实，爱斯库拉勃（Esculape，希腊神话中药王的拉丁名字，通常用作医生的谑称。——译者）曾使死者复活，因为他们引用了死者的名字；又说有一女神曾用筛子从提不河（Jibre）取水，而另一个则用腰带拖拉小船，等等。 [5]莱布尼兹白费力气地想证明二加二等于四；他的证明，照数学家的说法，只是检证而已。康德不承认几何的公理是经验证明了的事实，如弗莱西纳（Freycinet）在他的名著《论几何学中的经验》中所作的证明那样，他认为公理是由直觉和反省（灵感与沉思）的成功的结合所发现的；而波昂卡莱（Poincarré）——他在这场合也只是表达多数学者的意见——在他的《科学与假设》一书中声称公理是“假定。……我们从一切可能的假定中进行自己的选择时是遵守着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但这种选择是自由的而只是受到一点限制，就是避免一切矛盾（即在作为出发点的假定中所导出的命题中的矛盾）的必要性。”他像康德一样认为这些命题不需要经验的验证。因此基督教的数学家得以自由地推演出一种算术，并不比洛巴巧夫斯基或利叶曼（Reimann）的非欧几何学更不合逻辑。这两个非欧几何学派的一派认为从同一点上可以引出无数之多的直的平行线，而另一派则认为不可能引出任何一条平行线。 非欧几何学，——它的全部命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它的理论是同两千年来一直被认为绝对真理的欧几利得（Euclide）几何学的理论完全对立的，——是人类的逻辑的惊异的表现。然而，根据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单纯的意识上的虚构，可以用来作这个逻辑的强有力的证明。这个社会成员被分为敌对的阶级；对雇佣工人的残无人道的剥削，工人的贫困随着他们所生产的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在物产丰裕中引起饥饿的生产过剩的危机：饱食暖衣的懒汉受到阿谀逢迎的赞扬而受贫困之累的生产者被人轻视；道德、宗教、哲学和科学使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成为理所当然的；普选法把政权交给富裕资产阶级的少数；最后，在文化的物质构造和思想构造中的一切都向人类的理性挑战；然而这里的一切都是同完美无缺的连贯性相联采的，一切的不正义都可以用数学的精确性从财产权中引出来，这财产权容许资本家有权盗窃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逻辑性是我们头脑这物体的固有属性之一：人们不论是从正确的或错误的推理出发，也不论是从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事实出发，他构造了思想的或物质的建筑，这建筑的各部分彼此依从。人类的社会历史和精神历史为这铁的逻辑提供无数的例证，可惜这逻辑又往往回转来反对它自己。 [6]Jimée——柏拉图对话的自然哲学部分。——译者 [7]Phédon——柏拉图的对话篇名。——译者 [8]Ariane，希腊神话上的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她用一绺线把雅典英雄台西亚救出迷宫。——译者 [9]王德威尔德（Vandervelde）及其他同志对我用这种不敬的和过于“极端的”态度来揭露永久思想和原理，很不以为然。把那些在科学院和议会的演说里、选举纲领里和商业广告里卖身投靠的正义、自由、祖国看作某种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泥泞道路，这是何等的亵渎！假如这些同志生在百科全书派的时期，他们将大发雷霆地起来反对狄德罗和伏尔泰，因为他们揪住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领带井且把它送上自己的理性的法庭；他们嘲笑基督教的神圣的原理、奥尔良的少女（指封建时代的爱国女英雄约安·达克。—译者）、贵族的蓝血統和荣誉、政权、神权和其它不朽之物。这些同志一定会把《堂·吉诃德》付之一炬，因为这部无与伦比的浪漫文学的杰作无情地嘲弄了那些为贵族捧场的诗歌和小说所吹嘘的骑士的美德。 伯尔佛尔·巴克（BelfortBax）责难我对正义、自由和私有者的形而上学上其它的本质所采取的轻蔑态度；他说，“然而”这些思想是这样普遍和必要，以致为了要批评它们是产阶的可笑的模仿，我也得使用某种正义和自由的理想。对，当然罗！像那些唯灵派的最极端的哲学一样，我也不能逃避自己的社会环境：它的流行观念的影响是逃不脱的；他们每个人都照自己的尺码去剪裁井且把自己的个人的思想作为衡量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但是假如说某些思想在它们由以培养起来的那个社会环境中是必要的，那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思想，像数学公理一样，在一切其余的社会环境中都是必要的；苏格拉底正是这么想的，他在普罗泰哥拉里似乎是要证明正义的永久性，他说甚至连强盗在彼此交往之间也遵循着正义。所以建立在私有财产—不论是家庭的或个人的一之上的社会实际上是强盗的社会，这社会的统治阶级掠夺其它的民族和窃取从属于他们的阶级——奴隶、农奴或雇佣工人的劳动果实，正因为如此，正义和自由对于他们才成为永久的原理。哲学家宣扬他们的普遍的和必要的思想，因为他们只知道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社会，而不能想建立在其它基础之上的社会。 但是社会主义者，他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自己的发展中必然要把我们引到建立在公有财产之上的社会，他不怀疑所有这些普遍的和必要的思想将随着你和我，随着人的剥削，随着产生这些思想的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社会的消灭而从人们的头脑中消灭。这信念不是由温情的梦想，而是由基于观察得来的不可争辩的事实所引起。史前期的野蛮人和开化的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于这个永久原理的概念，这就足以证明。桑柄·梅因（SumnerMaine）虽是一个法律学者，他在现代印度的农村公社中也没有找出这些原理，那里的居民在自己的品行中都遵循着传说和习惯。 普遍的和必要的思想，被私有财产的社会里的人们使用来组织自己的公民生活和政治生活，在将来实行公有财产的社会里就成为多余之物，无需再用这些思想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采。历史将把它们收集起来井且送进死的思想的博物馆里去陈列。 [10]乔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istaVico）：《新科学的原理》（PrincipidiScienzanuova）。 [11]“文明"一词在维科时代的意大利语言中大概还不存在。只在十八世纪才在法国开始用来表示人民在进步道路上的运动。它的这种意义的来源是非常近的，法兰西学院只是在1835年第一次出版的字典中才把“文明”这词放进去。傅利叶使用它只是为了表示现代资产阶级的时期。 自然科学也有自己的“理想的永久的历史”；指出自然科学的哲学和历史哲学思想上的平行论是很奇特的和有趣的。亚里士多德和自然神论者都设想有一个预定的计划存在，上帝依照它创造动物；人们可以通过比较形态学的研究去发现这个计划，——“他于是反复思考神的思想”——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用自然来代替上帝，把它解释为似乎是一种不自觉的计划或者更确切些说是非物质的和不现实的模型，样式，现实生活的形式就依照这样式的计划发展起来。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原型是最初的形式，地面上的生物是它的逐渐的改善，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这模型是可变的和不完善的，对于它地面上的生物是改造品。 [12]指维科，因为这是他的故乡。——译者 [13]亚里士多德也赋予谚语以重大的意义。某些作家都讲到他所编辑的民间谚语的汇集，可是都遗失了。西内西（Synesius）在他的《秃顶赞》里提到这件事：“亚里士多德在谚语中看到过去时期的哲学观点的残余；这些观点在革命时期消灭了，而人们曾不得不经历革命，但是这些残余却因自己的简洁而精确的形式而被保留下来。因此谚语和其中所表现的思想与古代哲学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古代哲学把谚语留给我们，而谚语又带着古代哲学的可贵的痕迹，因为在古时候人们理解真理远比我们时代要深得多。这位基督教的主教，他是靠多神教著作教养出来的，一再重复着古代流行着的见解，人是在退化，而不是越来越改善.在希腊神话中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观点；它在《伊利亚特》中屡见不鲜，它也为埃及的祭司所赞同，据希罗多德说，埃及的祭司把过去的时间分为三个时期：神的世纪、英雄的世纪和人的世纪。 人自从他进入氏族共产主义时代起，便想着他是在退化中，幸福、人间天堂、黄金时代都属于过去。关于人能改善和能达到社会进步的思想只是在十八世纪才产生，那时的资产阶级正开始接近政权。但是同基督教一样，他把幸福的实现放逐到天上去。 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使幸福复归于地上。圣西门说：“天堂不是在我们后面，而是在我们的前面。” [14]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二编第九章，第四编第一章，第三编第五章。 [15]《资本论》第一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页。 [16]蜜蜂是知道为自己创造社会环境的，在蜜蜂中间可以观察到这种母爱完全消灭的现象：蜂王，一窝中的母蜂，不关心自己的后代；她总是要把那些长有性器官的儿女杀掉，假如无性的工蜂不把它们从母亲的盛怒之下抢救出来的话。有几种家禽失掉了母性的本能；它们产卵很多，但是任何时候也不伏卵孵化。 [17]居维叶：《论地球表皮的变革》（DiscorssurlesRèvolutiondelasurfaceglobe） [18]解剖学家承认食肉兽和许多猿猴的鬓角筋肉（Crotaphites）的强烈发展，——由于它们对它们所掩盖和像橡皮条一样紧裹着的头颅压抑的结果，——妨碍脑髓的发展；因此它们的脑髓比起那些像人类一样有着不发达的咀嚼器官和较弱的鬓角筋肉的动物的脑髓要小一些。安多利（R.Anthony）把两只新生的狗割去鬓角筋肉的一面，几个月后它发现那与被割去的筋肉相应的半个头盖骨更加隆起，而脑半球的体积也增大了。——《科学院的报告》，1903年，11月23日。 [19]傅利叶在《关于普遍统一的论文》（TraitedeUniteuniverselle）中详细地列举了这种财产形式对于资本家的好处：“它不会遭到偷盜、火烧以至于地震的危险……被监护者任何时候也没有丟失的危险或者遭受到由于他的财产管理不善而招来的损失，因为管理处对于他像对所有股东一样……资本家，尽管他拥资累亿，任何时候都可以使自己的财产变卖成现钱，如此等等。它保证社会的和平，因为“一旦人们都变成主人，叛乱的意图就会变成对现存制度的爱”，而另一方面，穷人，虽然他只有一个艾叩《法国十四世纪的金或银的货币。一译者），也可以参加那种划分得极小的、大众化的股票…这么一来，他也就在无限小的范围内成了全国的主人而且完全有权说：我们的宫殿，我们的商店，我们的宝藏。”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工人解放运动的代表，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的黄金时代只不过是金钱的时代而已。 路易·拿破仑和他在政变中的同谋者非常赞成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些思想：他们使最小的钱财容易接近国债利息，在此以前这些国债利息都只是大财主的独占品；当他们给了用五个法郎甚至一个法郎购买债息之权时，这就使国家的公债利息民主化了——如他们中的一个所说。他的相信用这种方法来使群众同国债的稳定发生利害关系和预防政治革命。 [20]乔夫路阿·圣—伊莱尔在自然的历史中引进构造的计划统一的规律，正如维科在人类的历史中引进发展的统一规律一样。乔夫路阿·圣一伊莱尔认为卵子的胚胎发展——从受精到降生——是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的，以致发展的形态学阶段必然地一个接一个发生，因而怪胎是发育不完全的、部分地停滞在胚胎发展某一阶段上的生物。 现代的胚胎学家抛弃了预定计划的思想而认为胚胎的发展—在有成胎的生命力之下——只依赖于它在其中发展的那环境的状况。例如假使破坏了蚂蚁、海胆、棘皮动物等等的卵的一个或几个节（blaslomère），那末就可产生怪胎，就是说，不健全的机体，——虽然不经常如此，有时未被损坏的环境的那些部分本身会人工地再生出被除掉的那部分。还有，在胚胎的生命的初期人工地把它剖成两半，只要这两半仍能继续发展，那末就不是得到一个，而是两个形体，假使胚胎没有被弄破的话；由此可以推想母体中的人胎的类似的分裂便是怀双胎的原因。还有，在胚胎发展所依托的液体环境中撒上一些矿盐而使它发生变化，那末就可得到变态的胎形或者赋予它以新的形态。 要在自然界中保存着同样的形态只有在它们形成的相互条件如果不是完全相同，起码也是非常相似的情况之下才可能。在这些条件中甚至极微小的改变也会逐渐地使同一群、同一窝的形体变样，并且当这些改变更显著时，它们就可能产生变种，可能成为新种的起点。 把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同胚胎发展的自然科学的理解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 〔1〕参看马克思给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第5页 〔2〕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马克思公布在上举的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拉法格写《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在本世纪之最初年份，因此在他的行文中有“大约半世纪”的说法。——第5页 〔3〕“在实验中去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就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确定和说明过去的历史活动并利用这个实验，这些历史的“教训”，在借助于同一方法之下，来探索和实行在我们时代的瞬息万变的现实环境中的正确的、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就是把我们的阶级斗争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第5页 〔4〕“争论原子本身”就是争论原子“本身”、“在它本身上它的本来面貌”等等是什么，丢掉实验而去争论抽去了真实的本性的原子，争论原子的“理想”，他们在自己的头脑中构造这个“理想”是“从思想上”，就是通过思辨的道路，而不是在实验中。——第6页 〔5〕道尔顿——化学家。——第6页 〔6〕“事业在先”出自哥德的《浮士德》第一幕；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是这样想的，与唯心主义的历史家正相反对，他们想的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翰福音》，Ⅰ。——第6页 〔7〕经济决定论或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唯物主义都是意义相同的说法。——第7页 〔8〕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于1798年出版；主要思想是：人口常常比生存资料增长得快，人口有一种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而生存资料则按算术级数增长，由此而产生群众的赤贫化和退化，为使这两者的差距达到平衡，有效的方法是向群众而首先是向工人群众作宣传，宣传节育，宣传阻止人口增长的必要。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方向、理论和宣传是明显的。马克思曾尖锐地表示过反对马尔萨斯和马尔萨斯主义，特别是在《资本论》的许多处地方；他坚决地否定对于一切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是统一的人口规律的存在。“一切特殊的历史上的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有历史意义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植物界和动物界，当这领域尚未受到人们干预的时候。”（《资本论》，第一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出自己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这就是相对的人口过剰的规律，资本的积累“相伴而生是资本构成的不断的质的变化，它的不变的组成部分靠牺牲可变的组成部分而达到不断的增加，因此相对地减少了对劳动的需要。”（《资本论》，第一卷）。这就是把工人从生产中排挤出来而投入失业的后备军。“劳动人口造成资本积累，同时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本身就造成使它成为相对多余的人口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论》第一卷）。因此，“资本的有机构成及其技术形式的变化”的快慢而摇摆不定，是历史的、暂时的现象，正如产生它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暂时的一样：它决不以人口增长的快慢为转移。 拉法格指出正是马尔萨斯的这种理论是他从自然科学家富兰克林和林纳借用来的，这是“像小学生那样淺薄的和像牧师那样夸张的剽窃”（《资本论》，第一卷）。这种虚伪的学说推动达尔文达到有机形态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天才的学说，他称之为“自然选择”的学说，即认为有机体须适应于它们生存的条件。这个天才的发现，像电灯的光一样，照亮了有机界的秘密。“自然选择”的学说是打开有机界的起源一千年的根本的秘密的钥匙。——第7页 〔9〕德谟克利特的假设即原子论的假设。——第7页 〔10〕“公理、定理、系论、辅助定理”这是学者们所给予的不同的名称，被他们用逻辑方法引出的从属于主要真理的真理（而最后的两个术语是半真理、附次的真理、补充的真理等等），通常是完全多余的、会使主要思想完全模糊的东西。所有这些逻辑论据的结构通常都会使头脑清醒的人产生混乱，它通常也是由学者们为了使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普通的凡人更加髙不可攀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有时也为了抬高身价。普通人因为需要在这些逻辑的怪论上面绞尽脑汁而感到苦恼，有时就称呼这些学者是官老爷，有学问的尖顶帽等等。马克思是这些怪论和具有这些怪论的人们的敌人。——第7页 〔11〕波须埃和约瑟夫·德·梅斯特——十八世纪中叶和十九世纪初叶法国革命前和革命后的绝对君主政体的保卫者。——第11页 〔12〕“巨额奖金”，在拉法格的原文为6%，这是当时银行存款很高的利率，当时储蓄银行的普通利率是3%。——第19页 〔13〕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是路易-拿破仑夺取法国的国家政权，关于此事可参看马克思的《路易·拿破仑政变记》。——第33页 〔14〕“私利的恶妇”是马克思的话。——第36页
代序保尔·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弗·梅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代序 保尔·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弗·梅林 （关于正义、善、灵魂和神的观念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巴黎，1909。吉兰和布里埃。384页） 拉法格同志收集在本书中的论文的一部分对读者是记忆犹新的。其余的也有同样高的水平，而且也同样值得翻译成德文。拉法格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那些经过非常严格地选择的历史问题，其文体的简洁明确是人所不及的。 无疑地，对这些问题的叙述本来可以用康德式的陈词滥调来使它具有更深奥和更冗长的形式。但是我们在这部书里一点也看不出这样的缺点。例如，拉法格同志猜到了我们的心思，所以在开头论述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的一章好心地和毫无侮辱之意地，但是又很准确地嘲笑了那些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前就想使人完全信服它的完美无缺的马克思主义者。“假使有一个木匠，他不去用他的斧、锯和刨进行工作，而是对这些工具的微末细节节吹毛求疵，那么这些同志对这木匠将有如何的想法？这木匠只有唠叨不休，因为尽善尽美的工具是没有的。批判只有跟随着经验走，才不再是空洞的而变成有效的，因为经验比一切‘经过深思的’论断更能给我们指出我们的工具的不完善和教人如何纠正它们的缺点。人们曾经有一个时期是使用粗笨的石斧，只有实验教会他们制造出一百种以上的质料、重量、形式都不相同的各类型的斧。”拉法格同志就是这样说的。对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好有一比，可以比作那些站在海岸上和在空气中做泅水运动而想证实他们是否懂得泅水的人。 遗憾得很，这种好心的人和坏的音乐家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十分普遍；自从德国的上空岀现了康德的幽灵之时起.他们就扩大到远远超过卡尔·马克思的故乡所应有的数目。资产阶级的历史家试图用这种吹毛求疵的方法来粉碎马克思主义，由此反而而暴露出他们在探索这个决定要失败的领域时的本能的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和完全合乎自然的事。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追随他们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不论怎么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拉法格完全正确地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的历史方法不是表现为带有公理、原理、系论、辅助定理的学说；方法对于马克思只是研究的工具，马克思对于把它运用于实验同时又用简练的文体把它表述出来感到满足。只有对这种方法所达到的结果提出异议并驳倒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才能批评这种方法。这一点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家和哲学家所避而不作的，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魔鬼的创作，大概就因为它在阶级斗争中揭露了历史变革的强有力的杠杆。 诚然，人们会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只是假设，它的正确性应该尚待证实。是的，假如这种假设的正确性不只是在实践中才能证明的话。这种假设的正确性的问题只有当解决了主要的问题看它能否得出新的和有价值的结果时，才被提到日程上来。错误常常是到达真理的捷径。克利上托夫·哥伦布从托勒密都错误出发而发现了美洲，他还以为到达了东印度，同样地，达尔文之达到自己的划时代的发现是因为他盲目地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不正确的规律认作真理。因此凡自称是马克思学生的人应当在实验中检验自己的方法，这才配当自己的老师的学生。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考茨基和库诺[1]的最近著作，希望这些燕子将使春天终于到来。 拉法格同志幸运地没有沾染死去的康德的幽灵的影响，自然，他为此受到许多严重的责难。他的论文是细针密缕的活计；他的思想的灵巧的力量是在莱辛所赞不绝口的法国思想家的形式中展开，莱辛说他们常常露出良好的风尚，同时又不吹嘘自己的博学多能。我们的法国同志应当非常感谢自己的语言，使他们得以摆脱那些在德国似乎不可能根除的哲学上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只要读完拉法格的论上帝信仰的一章，就可看出这写得多么明白、简单和有说服力。在德国这样的研究要是没有“宗教上的独特风格”，或“对福音的上帝概念充满热情和心理上的倾慕”（这是我们在一本其他方面都很好的杂志上读到的妙论）就行不通。把我们从那些哲学专用语中解放出来是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巨大功绩，这些专用语在当时是有意义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总显得太过时了，正像在歌徳之后的海涅的诗歌中还用荷特雷德[2]嫌其过时一样。假如这只是文体上的异想天开的花样，，那么在万不得已时还是可以迁就一下的，但是不明确的形式会把不明确性传给思想本身；自然，这是假定这种形式的不明确性不是来源于思想的不明确性。 非常希望那些尚未为德国读者所知的拉法格的论文都译成德文。它们全部属于那些有永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列。 弗·梅林 《新时代》，1908-1909年，第一卷。评论。 [1]这两个人后来都变为机会主义者和叛徒。——译者 [2]约翰·荷特雷德（1700——1766年），德国的作家和艺术理论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倡导者。
苏联经济的运动规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苏联经济的运动规律（一）国家拥有所有重要的工业、运输及金融企业（即生产及流通资料），加上在法律（宪法）上遏制它们的私人占有权，以及中央化经济计划和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意味着在苏联，普遍的商品生产及价值规律的支配不复存在。即是说，苏联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了。大型的生产资料市场及人力市场并不存在，而劳动力亦不再是商品。另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压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足、社会阶级之间（工人、农民）与社会阶层（官僚）之间的利益冲突、工农业之间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城市及农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1]，都使商品生产无可避免地继续存在——主要是消费资料方面[2]——以及使经济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规律的影响。局部商品生产仍存在，意味着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因此，计划的逻辑及价值规律的影响之间的冲突，成为苏联经济的主要矛盾及主要的运动规律，就像所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经济一样。（二）苏联经济由于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能够摆脱国际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施诸一切较落后国家的利润挂帅和扭曲的经济，得以独立地发展。同时，它也能够避免了商业周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及危机时期的庞大失业。苏联经济的长期平均增长率，亦较那些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为优越，甚至在它达到基本工业化之后。但是，局部商品生产的存在、世界市场的压力及其他上述的约束，客观上限制了全球经济计划的范围及效率，意味经济增长率出现周期性波动，此外出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所特有的连串的紧张和危机——它们与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都有质的差别，也意味那些仍然作为商品形式存在的物品有出现局部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三）第二部门仍存在商品生产——及与之相关的以金钱或工资形式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工人主要以金钱来交换消费品）——意味着在每一个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之间出现矛盾[3]。这个矛盾并不只限于分配平面；它同时在生产平面、工作组织、工厂层面的生产关系，以及制订计划的技术方面产生反响。其中一个反响就是在企业层面偏向于独立薄记，并由于全国薄记普遍使用，企业便偏向于企业财政自主。只要商品生产仍只是局部性，货币是不会也不可有像在资本主义，甚至在小商品生产时的同样作用；它不能成为大型资本，只能在边缘的情况下（“黑市生产”）才成为直接剥削劳动力的手段。但是，虽然它不能成为真正占用大型生产资料的工具，它却能够成为社会剩余产品（利息、租金）被私人局部占用的手段，而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推动了私人资本原始积累的自发趋势。它尤其是巩固及延续社会不平等（继承权）的重要媒介。这是苏联经济的另一个主要矛盾和运动规律。（四）作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之间的所有社会的特征，这些基本矛盾在苏联因二零年代获得胜利的政治反革命（热月反动）而更为尖锐了。这个政治反革命，导致物资特权的社会阶层——官僚层——垄断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权力（行政）。正如在竞争性资本主义下价值规律以最正常、最少受阻的方式运动一样，社会性的投资计划及主要泾济资源的分配，要由联合生产者本身控制及管理泾济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及全无阻碍地运转。生产单位及所有基本的经济操作过程由特权官僚层管理，就必然会令制订计划的程序产生巨大的浪费与歪曲；局部商品生产、世界市场压力等造成的歪曲结合在一起，并且不断巩固着它们。这些歪曲解释了在过去半世纪苏联经济所产生的众多危机。这是苏联经济的另一个基本的运动规律。（五）生产者在尽可能地计划运用经济资源时，明显地是抱着双重利益的：一方面，尽量减少（机械式、非创造性的）劳动消耗；另一方面，尽量扩大消费者的满足[4]。任何经济资源的浪费，都会危害他们的利益。没有经验证据或理论“证明”，在真正民主的工人管理下，由中央计划的集体化经济，不可能达到比资本主义由竞争及追求更高利润而达到更有效地组合经济资源。但是，当联合生产者不能民主地控制计划、生产及分配时，中央计划的集体化经济赖以运转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官僚“管理”阶层追求物质私利的动力和国家机器的政治控制的（矛盾的）组合（党机器早已被国家机器吸纳了）。经验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测到的：这样的组合一定使苏联经济的发展持续地维持在低于它的最高增长率的水平，同时一定周期性地导致了不同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爆炸性的不平衡比例。这亦是苏联经济的一个基本运动规律。（六）官僚的物质特权主要规限于消费范围之内。（我们在这里不谈那些与经济分析没有关连的，并不表现于物质利益的“非物质特权”，“社会地位”，“权力渴求”等。）在苏联经济的特定性质下，这些特权表现于两种形式：较高的金钱收入（包括来逢贿赂、贪污、偷窃、“半黑市”及“黑市”买卖等的非法收入），及那些连系着官僚层内等级制度中某一地位的非金钱性利益（特别商店、国有汽车、房屋、别墅等）。这两种形式都使他们能够取得品质优越的消费品，较一般工人（更不用说是一般农民）的高得多。但这并不导致他们能私人拥有生产资料，或是积累庞大私人财富。然而一个额外的、爆炸性的矛盾便出现于苏联经济的运作中。当官僚本身的物质私利是计划得以实现的主要工具时（即由于官僚垄断了经济管理，经济增长得以社会性地协调的主要动力便是官僚的私利），没有任何经济动力，更不要说会有一个自发的或自动运作的经济动力，，能够使官僚层私利的满足配合最大程度的经济增长（最低限度在未达至某一阶段的工业化之前是如此）。（这同时是官僚层并不是一个新统治阶级的其中一个主要理论证明。）[5]自第二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经济所有试图克服这个矛盾的主要改良方案——斯大林推行的经济簿记政策，以不同价格来减少企业的利润差距；赫鲁晓夫实行国家农场政策；利本曼建议“恢复以利润为整体经济表现的指标”；柯西金主张“混合指标”制度[6]等——都失败了。这是苏联经济的另一个基本运动规律。它们注定一定失败，因为在本质上作为消费性物质特权阶层，官僚层不能够克服它的倾向——将整体社会优先发展前提从属于私人局部化利益之下（各不同工厂、托勒斯、地方、区域、部门、民族等的管理层份计算及取得这些私人利益），只有那些民主地联系起来的生产者、那些从经济成长及劳动生产力迈进中取得平分的“社会花红”的人，才会真正有意将经济资源全面地作社会性的物尽其用。故此，任何形式的官僚管理，定会带来资源上的浪费，例如私藏储备、虚报资料、夸大生产所需资料，生产劣质或不切合消费者需要的物品、生产能力使用不足、盗窃生产资源用作“半黑市”、“黑市”等。有系统地使用恐怖统治（如斯大林时代）或局部性地恢复市场作用，都不能够清除造成这些浪费的根源——官僚管理层的物质私有利益与经济资源需要有最有效使用之间的冲突。生产资料私有制及价值规律的支配被消灭后，使经济资源有可能得以最有效地运用，这是绝大部份生产者的集体利益所要求的。（显然官僚接连的改良，在克服阻延经济继续增长的特大障碍时，都能够、又确曾获得某些暂时和局部的成效。）（七）由于资本主义被推翻，半个多世纪来，苏联经济有庞大的累积性增长，使苏联由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起码从绝对生产数字来看。它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接近意大利及英国的水平，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则仍极低。这些经济增长已大大增加了苏联无产阶级的比重和文化、技术水平。今天，工人管理经济的客观可能有性，远高于1917、1927、1937年的时候。但是，这并不表示苏联经济愈加增长，推翻官僚层的权力垄断和对经济及社会管理的垄断，就会愈快愈容易。官僚层统治维持相对稳定的时间，比大部份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所想像的为久，原因是官僚层要被推翻，只能够通过自觉的政治行动，即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不但需要成熟的客观条件，而且需要成熟的主观条件。后者的相对不成熟性，是官僚独裁得以相对地长寿的主要原因。（八）一方面，长期独裁统治（特别是斯大林的恐怖时期，而且不仅是在这些条件下）其中一个主要结果，是苏联工人阶级愈来愈个体化及非政治化，使政治革命道路上出现主观上的大障碍。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有系统地被滥用为国家宗教，用来替官僚层辩护，使苏联无产阶级对它们失却信心，正是这些新的主观障碍的明显例子。特别当西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或是东欧国家政治革命胜利，以致不能给予苏联工人另一个比斯大林主义模式更具吸引力的建立社会主义的模式时，主观障碍就更为严重了。另一方面，尽管官僚的错误管理做成了许多浪费，但苏联经济有增长，为苏联工人的生产水平制造了缓慢但是稳定的长期增长的基础。苏联工人今日的生活水平已比以往好得多。因此，苏联官僚层可以推行一套“改良主义消费主义”政策，以取代苏联工人阶级内部的政治行动。虽然这套政策刺激了新的紧张及矛盾——因人们的期望不断增加但却得不到满足（例如要求高质消费品、更高教育、较好的卫生服务、出国旅游的自由等），但是，最低限度在一段时期内，它维持了工人阶级内部的个体化及非政治化，并且阻碍了有系统的群众行动及群众组织的再生（一部份被压迫少数民族例外，但他们目标也只是民族性的）。但是，政治革命的主观先决条件相对不成熟，并不导致官僚统治的平衡延续或经济的自动增长。苏联经济出现了另一个局部地爆炸性的矛盾。当苏联无产阶级的客观比重日益增加而他们又继续被摒于管理及计划上应有的决定过程之外，那么就愈使各层面的工人活动产生对生产程序的结果普遍冷漠的情况，这反过来是另一个使经济增长缓慢下来的主要原因（如果政治革命胜利，工人的积极性则会是经济额外增长的庞大后备资源）。（九）二十年来，苏联官僚层面对了工业化过程从广化过渡到深化时引起的日增的问题。这个需要，是因为在五年计划开始推行后的头二、三十年内，用以工业化的大批土地、农业劳动力及原料储备渐渐消耗了。直至现在，所有解决这些困难的企图都不能使经济资源的运用在质方面得到较高的利益，尽管某些进度是存在的。波拿巴主义官僚领导层不能克服的两个基本困难，是前述的不可能理性地将官僚的个人物质利益联系于最大可能的经济增长，及不可能克服直接生产者对生产的相对消极性。要克服前者，只能通过再次建立一个个别官僚及企业之间的物质利益的永久联系，即是在经济意义上（不一定在法律意义上）重新推行私有财产制，即是复辟资本主义。而要克服后者，则只能由工人夺取对经济及社会的全面化控制、管理及政治权力。前者的彻底改变，意味着社会反革命的胜利，后者则是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胜利。（十）在官僚层内，特别是它的“管理”一翼内，无疑存在一个趋势：追求将稳固的社会地位、收入及特权与某一企业或企业集团永久地联系着；这个趋势反映了一个普遍的历史经验，即如果没有这个联系（即在经济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就不能永久保证物质特权和社会地位得以稳固和传给下一代。这个趋势吻合了独裁政权的客观倾向——寻求一个将官僚的个人物质利益配合精简制度的需要的理论基础。同样，这个趋势亦吻合了世界市场的压力、小型和有资本原始积累的倾向、生产运作中的半黑市、黑市运作等。这个趋势如果成功的话，将会逐步引致中央计划消失、国家对外贸垄断被破坏，一部份苏联企业（从经济计划的铁的控制解放出来）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结合共存。但这些趋势引致资本主义复辟之前，必需消灭国家机器中反对这个趋势的主要部门的抗拒。这点正好在客观上解释了应用于苏联国家的科学公式：[堕落工人国家]，尽管苏联实行反工人阶级的政策，直接的阶级权力甚至政治权利都完全缺乏。这些趋势更要先击破工人阶级本身的抵抗，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复辟，工人阶级会失去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最主要成果——比在资本主义下在质方面有较大程度的工作保障（工作的权利）[7]。正如推翻资本主义不可能渐进地达成一样，资本主义复辟也不可能循渐进的方法达成（毛派及其他理论家幻想可以通过“宫廷革命”达致）。如果以为可以的话，就会是“将改良主义影片倒转过来放映”（引托洛茨基的一个恰切的描划）。只有当苏联与国际无产阶级受到新的灾难性挫败，猛烈的社会及政治冲突发生之后，才会产生这类复辟。这个情况仍然在我们前面而不是后面。（十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军事官僚干预，导致了一连串东欧国家推翻资本主义，在苏联西方边境上制造了一个由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屏障，并由苏联官僚层紧密控制。在社会变动后的初期及冷战时期，这个控制几乎是无限的，但渐渐地，在三个主要因素（或结合地，或自主的）影响下，控制变得更为矛盾。在每一个东欧国家，一个“民族“的官僚统治阶层出现，它有本身的物质利益要保卫，尽管它最终要依赖苏联军队来保证它的统治，但在某一程度上，它会与克里姆林宫就“民族经济自主发殿”的程度问题互相争议，也曾令“经互会”发展较大结合的路途上出现无数的障碍。（罗马尼亚官僚正是这类“民族”官僚层的典型）。这些国家（或许保加利亚例外）每一个都比苏联更为依赖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外贸，因此较苏联经济更易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打击。这也令各国有社会及政治上的后果，特别是在那些工人阶级的个体化及政治冷漠程度远低于苏联的国家。事实上，在四个国家（1953年的德国民主共和国、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兰、1968年的捷克），我们已经目睹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大型群众运动开始出现，它们导向政治革命为边缘。客观的经济需要无可避免经济日益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结合起来。但是苏联官僚层并不能够超出某个限度来完成这个结合，而每一次企图都引发出更严重的矛盾，特别是如果它与群众当前利益起冲突的时候，因为东欧工人阶级活动及觉醒的更高水平，已经输入到（最低限度局部地和暂时地输入到）苏联经济及社会，这些已经成为苏联经济另一个重要的运动规律。（十二）苏联经济及社会的运动规律，是不可分割地联结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即联结于世界无产阶级及国际资本主义阶级之间的历史性冲突的结果，即联结于世界革命及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在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最终地必须放在国际背景——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衰落——才可理解。历史上，它代表了世界革命进程的开始。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胜利，官僚独裁政权在苏联建立，最终是世界革命受挫败的结果，其中，苏联无产阶级被官僚猛击而受到挫败尤为重要一环。但是，苏联作为非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而生存（尽管帝国主义于1918-21，1941-44及1947-51年三次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是多个因素的结果：斯大林反革命胜利只是局部性的，世界无产阶级并非完全冷漠及被打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危机是不能克服的强大障碍，四零年代初期之后周期性地出现了新的世界革命蜂起。在这意义上，苏联的未来发展还是悬疑的。它的命运取决于世界层面敌对阶级力量冲突的结果。正由于苏联经济并不是一个新的生产方式，也不能固定地凝结或能够自主地自身再生产，因此，它的内在运动规律并不能够靠自己或由自己来决定它的最终形式。国际无产阶级如果遭受新的决定性的挫败，将会是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推动力。任何世界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则会为苏联的反官僚政治革命胜利给予强大的推动力，并且再次打开一直受官僚独裁阻塞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注释：[1]鲁道夫·巴劳RUDOLFBAHRD建议用另一个公式来代替这个旧的说法。新公式辨别“特别”的及“一般”的劳动（即机械式的劳动和真正帮助发展人类个性的劳动）。他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特别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后，多种形式的脑力劳动（更不需说行政劳动）是可以像输送带体力劳动那样的沉闷、机械化及创伤灵魂。同时亦有某些形式的体力劳动是有创意性的。问题不在于某种形式的机械式劳动仍会长期存在，甚至在社会主义之下。问题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局限于进行这些工作，甚至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期。因此，彻底地缩减每周工作小时（社会主义革命导致可以推行每周只一半时间工作）是极为重要的。[2]当然，在苏联，有些生产资料仍然是商品，那些卖给非国家企业（集体农场、手工艺商店、外国买家）的为最重要部份，小型工具亦卖给个人用作小规模生产。[3]对于那些继续重复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分配方式要与每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严格地相配合”的人，我们只需要提出恩格斯的论说：“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但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反杜林论》，《马恩选集》第三卷188页）[4]这里当然不是指积累更多物质的庸俗意思，而是在较广阔的意义上，制造及增加个人自身发展和丰富的社会关系的机会。[5]历史上并没有任何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是与他们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逻辑发生冲突的。[6]据1978年7月31日的《真理报》：“自今年（1978）年头开始，工厂活动的衡量指标是过去（有形的）总产量，但同时考虑顾客订单是否应获得满足。”1978年12月21-22日《世界报》报导，联合指标制度（总产量+实际销售量）只会在1979年1月开始应用。[7]最近，一些波兰经理公开宣称：“有限度的失业未必是坏事，它可以令工厂有更佳的‘工作纪律’。”原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81年The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Vol.13,No.1,Spring1981,pages35-39.
附：主要人物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附〕 THEPRINC1PALCHARACTERS 主要人物表 姓名、生卒年代出现章次 Paine，1737—1809潘恩3 Hall，1740—1820霍尔3 Spence，1750—1814斯宾士3 Godwin，1756—1836葛德文3 Babeuf，1760—1797巴贝夫2 Saint-Simon，1760—1797圣西门4 Buonarroti,1761-1837邦纳罗蒂2 Fichte,1762-1814费希特20 Owen,1771-1859欧文9，11 Fourier,1772-1837傅立叶6 Sismondi,1773-1842西斯蒙第8 Lamennais,1782-1854拉梅耐18 MinterMorgan,1782-1854敏特·摩根10 Thompson,1783-1833汤普森10 Hodgskin,1783-1869霍吉斯金10 King,1786-1865金11 Cabet,1788-1856卡贝7 Bazard,1791-1832巴扎尔5 Hetherington,1792-1849海瑟林顿13 Enfantin,1796-1864安凡丹5 Buchez,1796-1865毕舍16 Leroux,1797-1850勒鲁5 Gray,1799-1850格雷10 Huber,1800-1869胡布尔25 Lovett,1800-1877洛维特11 J.E.Smith,1801-1857J·E.史密斯11 Pecqueur,1801-1887佩克欧尔16 FloraTristan,1803-1844弗洛拉·特莉斯坦17 Feuerbach,1804-1872费尔巴哈23 Obrien,1805-1864奥勃莱恩13 Mazzini,1805-1872马志尼24 Maurice,1805-1872摩里斯25 Blanqui,1806-1881布朗基14 J.S.Mill,1806-1871约·斯·穆勒26 Lcdru-Rollin,1807-1874赖德律-洛兰24 Weitling,1808-1871魏特林20 Considerant,1808-1893孔西得朗6 Proudhon,1809-1865蒲鲁东19 Barbes,1809-1870巴尔贝斯14 B.Bauer,1809-1882布·鲍威尔21 J.F.Bray,1809-1895约·弗·布雷12 Neale,1810-1892尼尔25 Balnc,1811-1882勃朗15 LloydJones,1811-1886劳埃德·琼斯25 ［Herzen,1812-1870］[1]赫尔岑—— Hess,1812-1875赫斯21 ［Bakunin,1814-1876］[2]巴枯宁—— Grun,1817-1887格律恩21 Harney,1817-1897哈尼13 Marx,1818-1883马克思22，23 ErnestJones,1819-1869厄内斯桂·琼斯13 Kingsley,1819-1875金斯莱25 Engels,1820-1895恩格斯22，23 Ludlow,1821-1911勒德罗25 [1]本卷没有谈到。 [2]本卷没有谈到。
第二十六章总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二十六章总结 要确定“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个名词的精确意义，今天并不比一百年前容易。俄国人经常把苏联各族人民现在所遵行的制度称为正在朝着更高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英国工党宣称“社会主义”是自己的目标，但是执政六年后也不敢自诩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走过相当一段路程了。在法国，仍然存在一个重要党派名为“激进社会主义者”（一作“社会主义激进派”）。他们激烈反对法国社会党，而法国社会党又是极其敌视共产主义的。希特勒在德国把他的党叫做“国家社会党”。至于“共产主义”，这个名词现在虽然几乎已经完全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信从者所专用，然而那些被称为“共产党”的党派所遇到的最厉害的对手却莫过于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了；后者信从克鲁泡特金，他们憎恨自称为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程度并不亚于它当初受旧统治阶级统治的时候。十九世纪下半叶，许多社会主义党派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前一时期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党派，现在都改称为“基督教社会党”或“基督教民主党”了。所有这些名词的含义仍在不断变化；企图精确地确定其含义是徒劳无益的。 然而，这些名词又确有所指，而且早在一个世纪前就确有所指。本卷前面讨论的各家学说都含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它们的出发点全是承认“社会问题”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并且相信人应该采取某种集体的或协作的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各家学说全都激烈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反对这样一种自然法则观念；只要人不集体干预自然法则的运行，自然法则总会以某种方式带来好处，不论给好处一词下什么定义都是这样。各家学说的依据全都是坚信：同竞争相比，合作有种种优点；同反对者所谓的“自由企业”相比，计划有种种好处。各家学说全都要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应比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态度和行为更富于合作性，不仅止此，而且应比一个世纪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态度和行为更富于合作性。本卷曾加论述的所有各种“社会主义”最明显的共同因素，是谴责资本主义工业所显示的那种竞争作法及其对人类所造成的不幸和压迫的恶果。 大体说来，甚至连那些把反动政治观点同“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结合起来的思想家也持这种态度。事实上，那些崇信国家，但不把国家当作民主意志的表现，而把它当作统治人民的号令和纪律的执行工具的人，最易于坚持用集体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反动保守派，对于国家在经济方面采取行动并不像资产阶级代表那样怀有敌意。他们并不信仰亚当·斯密的“隐蔽之手”，或指望顺乎事物之自然而达到目的。他们不相信上升的中产阶级，一如不相信劳动者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他们要求管理工业，唯恐不如此，工业领导人就会无法驾驭，并会推翻贵族特权制度，如同1789和1830年法国两度发生过的那样。此外，他们只要受过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应该在每个领域中都具有最高权威的观点就大大得到加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不论它是由想用宗法观念把人民束缚在旧制度下的德意志贵族提出的，还是由“青年英吉利”的贵族提出的，后者梦想国王同人民结成联盟，反对那些同无耻的生意人和制造商狼狈为奸的狡猾的辉格党老爷。今天，“封建的”反动派不再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了，别人也不这样称呼他们了。在本卷所述时期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已经不这样称呼自己了，但是其他人确曾这样称呼过他们，因为当时“社会主义者”这个名称还没有完全获得现代无产阶级的含义。 由此可见，在“守旧派”的热心社会问题的分子同那些一心想推翻这个守旧派控制的热心社会问题的集团之间，就有了某种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在这个守旧派的敌人当中又存在着若干基本分歧。共和主义者在反对君主政体这一点上是团结一致的；但是在拥护“社会共和国”的人同拥护自由资本主义企业的共和主义者之间，又存在着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民主主义者可能联合起来要求扩大参政权，但是其中有些人只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包括中产阶级，甚或只包括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就够了，而另一些人则大叫大嚷，要求普选权，至少是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某些改良主义者的所谓改革，只是想建立某种形式的责任政府，也就是说颁布“宪法”，而另一些人则坚决主张宪法应该牢固地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某些改良主义者主张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实行中央集权制；而另一些人则热烈地鼓吹在这两方面都实行地方分权制。有些人希望加强国家，认为实施广泛的选举权是防范专制统治的保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实质上都是专制的工具，因而力图取消国家，以推行某种“自由协作”或“自由联盟”的制度。 经济方面的观点分歧，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政治领域。大多数左翼分子在谴责“垄断”经济时确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在什么是“垄断”这一问题上却持有不同见解。有些人认为，凡因拥有巨额财产而对他人享有不应有的权利，则此类财产就是垄断性的；而大多数人则认为，垄断是同法定的特权相联系的，也是同封建权利和特权经济集团的旧制度相联系的。有些人，尤其是圣西门主义者。主张兴办大规模的企业，实施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特别是铁路、运河及其他“公用”事业；而另一些人则反对工业主义，相信人只有在小型公社中才能过上好日子，只有在家庭农场或小型手艺工场中才能称心如意地从事劳动。有些人主张分散财产；另一些人则主张在公社或他种集体所有制下把财产集中起来。有些人主张每个人的收入都必须相等；另一些人希望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还有一些人则坚持报酬应该同对社会的贡献成正比，并且认为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是提高生产的必要刺激；又有一些人主张听任市场上的自由议价来解决一切，而其余的人则指责说，由于议价者财力的不平等，这样做其实最不自由。有些人主张用征收高额累进税或其他办法把收入的差别压缩到狭小的范围内；另一些人则认为积累巨额财产是获致充足的储备和投资的必要手段，因而也是促进技术和提高生产的必要手段。有些人主张取消财产继承权；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保持家庭的团结和延续以及使成功的事业世代相传所必不可少的。某些人要求国家或宪法保证全体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和劳动权利；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就会破坏刺激劳动的因素。有些人主张对男女一视同仁，向妇女同样开放一切就业机会；另一些关心家庭生活或传宗接代的人则指责这种观念不道德，是走向种族自杀的步骤。有些人要求向工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按照民主的方针来管理经济事务；另一些人则主张由技术上有能力的人来管理群众。 当然，并非那些在任何意义上都可称为——或会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全都具有上述看法；但是在那些进行革命，或试图进行革命，或至少鼓动政治改革和反对当时政府和现存秩序的团体当中，莫不存在这些看法。每一场革命，每一次要求改革政治机构的压力，都是政治与经济的见解和态度都有很大分歧的人联合造成的。实际上，这是必然的，因为姑不论资产阶级同工人之间的分歧，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很大分歧——既有存在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上的分歧，也有存在于各经济阶层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 马克思在分析这种复杂的社会状况时，自然是低估了意识形态因素，而把整个重点放在经济因素，他认为经济因素是最后起作用的唯一因素。他攻击空想家不切实际和枉费心机——在德国确实有这样的表现。他认为这些空想家所起的作用不是帮助进步势力把力量集中在可以实现的要求上，而是使进步势力分裂为若干空想主义的宗派。马克思从自己的现实主义出发得出了必然的推论，认为革命的任务——至少在德国——应该是夺取政权，首先使政权从旧制度下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因为只有做到这一步，无产阶级才可能成熟，才可能在自身的斗争中有获得胜利的希望。至于英国，他认为宪章派应该采取纯无产阶级的政策，避免同中产阶级订立任何盟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因而已为无产者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点上，正如以后的事态所表明的，他有一部分是错误的。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并没有使英国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只是让他们在旧秩序的政治领导之下分掌了部分政权，并且需要相当大一部分中产阶级同工人进一步联合起来，才赢得了1867年的第二个改革法案。另一方面，马克思要求德国的无产阶级（处于当时条件下的德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改革宪法而斗争，他认识到，除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以外，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可言。在法国，情况要错综复杂得多，因为1789年以来的历史颇多曲折变化，而且又有革命前旧秩序的残余因素同拿破仑新贵族政治的传统同时并存，这就牵涉到两个贵族集团（其中一个就体制和性质来说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和两个“守旧派”，这两派只是由于革命的威胁才长期联合在一起。 此外，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无产阶级都还没有真正脱离小资产阶级，足以构成一支独立的全国性力量，尽管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较大一些[1]。根据马克思所说的含义，布朗基所呼吁的无产者就同一个世代以前巴贝夫所诉诸的无产者一样，都不是真正的无产者。形成革命俱乐部主要支柱的巴黎工人，除了间接的以外，大都不是为大企业主工作的。其中许多人受雇于同他们本身相差无几的小业主——实际上往往是同一家庭或同一家族的成员；还有更多的人受雇于承包商，这些承包商又受雇于商人，因而他们形成一个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的中间集团，时而站在雇主一边，时而又同工人一起反对雇主。法国的资本主义当时主要还处于商业阶段而不是工业阶段，虽然它正在过渡中。德国的资本主义，除少数中心地区之外，远远落后于法国。意大利的资本主义也是这样，因此意大利实际上根本没有无产阶级运动可言，甚至马志尼的秘密会社也主要是从中产阶级吸收成员的，除了热那亚和米兰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以外，劳动者在地方上担任秘密会社领导的寥寥无几。 马克思认为，难以数计的各种法国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之所以流行并且能吸引小批的工人阶级拥护者，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没有一个共同的集中点。《共产党宣言》就是提供这样一个集中点的尝试；这一尝试对于它的主要对象德国人民群众来说时机不成熟，甚至对大多数法国工人来说也是时机不成熟。就马克思的呼吁而言，如果说当时有一个国家时机已经成熟的话，那就肯定是英国；但是厄内斯特·琼斯对英国工人的号召却比马克思在德国的号召更无成果。可以说当时英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已经成熟，而且过分成熟了。如果说英国曾经有过发动革命的大好时机的话，那也在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止而错过了，甚或是在1842年随着皮尔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而错过了。 1848年以前，主要由于工人在政治方面同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纠缠在一起，因而社会主义大体上总是以多少脱离政治的社会计划或经济计划的形式提出要求。傅立叶主义、欧文主义、卡贝的伊加利亚主义、毕舍的合作主义以及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全都是不要国家帮助而至少要作出建设性开端的运动，并且全都被政治上的激进派指责为企图分散工人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注意必须建立民主政治作为经济改革的必要基础。1848年以前，“社会主义”一词在人们的头脑中通常都不会唤起政治运动的想法——除非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路易·勃朗和佩克欧尔在法国所鼓吹的那种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所提出的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不是一种政治要求，虽然许多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和更多的信从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激进派。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初版）的一章（这一章很著名，在以后各版中改动很大）中，就非常清楚地谈到了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二版（1849年）和第三版（1852年）中，穆勒大大扩充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论述，修改了其中的许多评语，在谈到这些学说是否切实可行时，语调远比第一版肯定，特别是在谈到傅立叶派时是这样。穆勒在这方面的全部论述只注意到英国的欧文主义和法国的主要理论家。看来他似乎没有听到过德国的社会主义；他的评语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涉及德国的社会主义或巴贝夫、布朗基等人的学说。他所谈的完全是空想形式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提到任何性质的阶级斗争。他好像也没有涉猎过蒲鲁东的著作；要是看过的话，他会发现他自己同蒲鲁东在若干观点上是相当一致的立 穆勒认为他所分析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存在着两大区别。他说，某些学说的出发点是分配的绝对平等以及生产工具的公有和公共使用。而另一些学说则容许不平等存在，但是设法把差别限制在同个人的劳动价值成正比的范围之内。其次，某些学说的基础是主张建立小型的自治公社，公社又不甚严密地联合成为较大的社团；而另一些学说则主张把所有权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管理权集中在一个管理机构手中，该机构由许多工业和事业单位组成，管理广大地区。 就这两点区别中的第一点来说，穆勒把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归为一类，把卡贝和其他“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信从者归为另一类。关于第二点，他把傅立叶派和欧文派归为一类，而认为圣西门派是集权主义集团的领袖，穆勒认为路易·勃朗实质上是伊加利亚主义者一类人物，因为他也要求收入平等，而且更有甚于他们，他还希望出现一种更高的阶段，每个人不是收入相等，而是“按需分配”。穆勒忽略了勃朗坚决主张分权制和工厂实行自治的观点。他似乎把欧文派也当作收入完全平等的拥护者看待——在这一点上，某些欧文派确是如此，可是另一些人却并非如此。他在论述圣西门主义的时候，主要认为它把“工业”政府建立在普选基础上，而不认为它主张领导权理所当然地要由“大企业家”（即具有最高技术和管理才能的人）来掌握。 关于“共产主义者”，穆勒在1849年就已经认为，如果某些人对共产主义者的计划的攻击是以共产主义和现存秩序作对比为基础的，那么他们的攻击就不能成立；这些人认为共产主义者的计划会摧毁劳动的鼓舞因素，并使人口无节制地迅速增加，因而行不通。关于人口增长问题，穆勒已经看到，所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都远远不会导致人口的过度增长，反而会远比资本主义有效地阻止人口的增长，因为人人都会看到吃饭的人多了对他自己和他的近邻的生活水平的直接影响。关于鼓舞因素问题，穆勒强调一点，就是在现存制度下，对绝大多数工人来说，并不存在推动他追求高度生产率的真正的鼓舞因素。事实上，他们干活的进度只求不落后于他们同伙所定出的效率，而这种效率是雇主无法用解雇来提高的，因为新雇来的工人也会按老工人的做法行事。接着他又说，社会主义者决不排斥以竞赛作为一种鼓舞因素，而在现存制度下也有充分证据说明，受过教育的接受固定收入的人也能工作得十分勤奋。既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要求推行普及教育，可望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好好工作。此外，穆勒又论证说，历史不乏充足的证据说明，依靠非经济性的因素去鼓舞大批人的热情和努力是实际可行的，只要看看耶稣会教友在巴拉圭的工作就可以明白了。他接着说，因此，如果以不合人性为理由，排除下述想法未免失之武断：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人类很可能发展到一个阶段，把那些批评社会主义的人看得极其重要的刺激因素完全排除掉，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不抱成见。 然而，穆勒又确实认为，那些牺牲理想主义而在适当程度上承认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主义体制是远为切实可行的。在这一点上，他推崇傅立叶派，说得更正确些，推崇这样一种类型的傅立叶主义，即首先使每个人的基本收入平等，然后按照资金、才能或责任以及实际做的工作分配产品余额。在谈到圣西门派时，他批评他们那种由高级管理机构按每人的劳动价值高低分配收入的想法，理由是这种分配既没有明确的原则可为依据，而且实行起来会引起无尽无休的争吵。关于继承权，圣西门派是主张取消的，穆勒同意他们的主张，认为子女没有任何天赋的权利，可以继承双亲的财产，但是他强调遗赠权是财产私有权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一个人有权放弃他所有的任何财物，而这一权利也就扩展为死亡时有权任意处置自己的财物。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除了国家在某人亡故时可以征收遗产税以外，就只有那些不能根据遗嘱处理的财产才会归社会所有。 关于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问题，穆勒强烈反对圣西门派和“共产主义者”，而站在傅立叶派和欧文派一边。他根本否认在收入或生产方面制定集中的经济计划的可能性，这是就当时一般鼓吹的这一建议的极端形式而言。穆勒相信，如果组成小型的邻里自治公社而不是集中起来，则社会主义搞好的机会要大得多。他也指出，建立地方公社的概念并不一定要求共同生活。它完全适应单独的家庭生活，每个家庭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花费自己的收入，同时又集体进行生产活动。由于傅立叶派赞同这一作法，因而穆勒赞扬傅立叶派，而反对欧文派。穆勒也以赞许的口气谈到法国人在合作生产方面进行的试验，这种合作生产除了工作时间以外，并不需要共同生活。他没有提到毕舍，但是心目中显然考虑到毕舍的思想以及卢森堡委员会在自愿结合的“工人协作”方面所持的看法。 穆勒还以同情的但非完全赞成的语调谈到傅立叶派的这样一种看法：绝大多数形式的劳动——即使不是一切形式的劳动——都可以安排得使它们本身就具有吸引力。他攻击大多数共产主义计划，理由是这些计划为了解决需要完成的“肮脏工作”的问题，就提议人人都轮流承担各种形式的必要劳动。他说，这会破坏劳动分工的好处，我认为他并不完全了解傅立叶派的如下想法：只要取消不必要的劳动，社会的一切工作就能在完全自愿选择职业的基础上完成，每个人都能随意调换工作，而没有义务去做任何不合自己志趣的工作。当然，这一点是同傅立叶的这样一种看法联系在一起的：不应要求任何人长期连续地从事任何一种工作；这样做同劳动分工的原则是根本不相符合的，除非把分工当作是只能干一个行业。 总的说来，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中论述社会主义时是满怀同情的。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远比现实社会可取这句话曾一再被援引。当然，这并不是说穆勒当时已经改信社会主义了，姑不论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持有什么观点。他希望傅立叶派、欧文派以及其他拟定计划并可以对计划进行小规模实验的人能有实现理想的机会；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强调社会应集中主要力量改进私有财产制度，而不是——至少在现在——废除它。在赞许社会主义作为改善人类现状的可行的经济补救方案这一点上，穆勒充其量也只愿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管理得当，工人和所有其他人都可能享受到工人在管理有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所实际享有的那种高生活水平。因此，上层阶级所享有的任何超过这个水平的东西在经济上就必须算作私有企业制的优点。当然，这实际上不是指现实的私有企业制，而是指在开明的经营管理下可能出现的那种私有企业制。他承认，在现存的制度下存心不良的雇主对劳工进行剥削，实际上也是对各个劳动阶级的大多数人进行剥削；但是他又相信私有企业的弊端是可以纠正的，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过改革的经济制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比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更美好的前景。实行后一种制度需要具备高于现有的或可能很快实现的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平。 这就是英国主要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而这时各种空想形式的社会主义在法国——或者应该说在巴黎和里昂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成为街谈巷议已经有将近一代人的时间了。穆勒在评论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时，并没有想到要讨论十九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或者讨论像宪章运动那样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他的心目中，或是在英国大多数同代人的心目中，这两种思想简直是毫不相干的。如果说穆勒认为这两种思想有任何关系的话，他大概也只是认为它们是对立的，因为他可能考虑到欧文派和英国傅立叶派同政治激进派和宪章派这两方之间的争执，后者坚持参政权的实施是改造社会经济的必要前提。至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在欧洲大陆和在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流亡者中间形成的其他类型的历史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穆勒是毫无所知的，或者所知甚少；而且即使他有所知，他所知的也许在他看来，又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代替的经济制度的优点毫不相干。 我们知道，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发起人之所以选择这一名称而不用“社会主义者同盟”，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一词同乌托邦的空想渊源太深，而同工人阶级的斗争联系太少。“社会主义者”几乎全都首先去打动人类的友爱之情，而不是去唤起阶级团结的精神。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人类决不是什么兄弟，他们是彼此争夺权力的阶级敌人。“社会主义者”从理想出发去考虑问题，而马克思则从权力着眼“共产主义”一词，虽然由于信从卡贝的伊加利亚主义者的应用也沾染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毕竟远比“社会主义”一词富有挑战性。如前所述，“共产主义”一词不仅意味着劳动果实的共有和同享，而且也意味着建立“公社”——这个词远在1871年以前就具有一些革命色彩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从卡贝及其信徒那里借用了这个名称，并着手注入新的含义。他们想用这个名词去吓唬有产阶级，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们希望通过它让人们感到这是一场运动，一场从市井的被剥削者中涌现出来的运动，旨在消灭私有财产，并从劳工的集体力量出发，而不是从低头乞求的处境出发，公开宣告要解救苦难。在《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不仅要求同其他阶级平等，或像弗洛拉·特莉斯坦所提出的那样，要求承认它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地位，而且要求享有压倒其他阶级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如其他阶级过去对它行使的那种权力一样。毫无疑问，从事实来看，无产阶级并没有达到这一步；欧洲革命很快表明，无产阶级根本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者同盟声称它应该掌握的权力。无产阶级掌权是可能的，但还不是事实，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为事实——就无产阶级有朝一日确能掌权而言。但是要求提出来了，而且提出要求时所用的词句好像已把一切道德问题抛在一边，而把赌注完全押在权力上，认为权力是环境和作为社会制度基础的经济力量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由此可见，这里所谈的权力就是一种设想为———拿马克思的话来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权力，虽然这并不是说人们无法使自己成为权力的一部分并帮助权力的发展。这种权力观念同布朗基社会哲学中的权力观念有区别，后者认为，权力依靠小批人的不屈不挠的主动性，而不那么依靠生产力。而马克思的权力观念则很少带有人的因素，因而更使人害怕。它使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联想到这样的情景：一大批盲目的群众一心想着自己遭受的压迫和苦难，勇往直前，想要推翻现存社会的整个结构。尽管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激烈谴责现存社会，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仍认为现存社会比以前的社会进了一步，并把现存社会看作是在日益发展的“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也就是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和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方面日益取得进展的影响下——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想到有一支力量，它代表的不是社会上最有教养的人，而是那批要推翻多少世纪建立起来的整个结构的最少教养的人，便使他们感到胆战心惊。马克思当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他也像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一样坚信历史发展学说，相信现在不管怎样糟总比过去好，也相信文化传统的价值——特别是德国方面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哪怕是一瞬间——设想过无产阶级会在取得胜利的时刻要推翻和摧毁过去的全部巨大成就。他所要求的，是无产阶级在一旦摧毁了阻挡改造进程的实际力量以后便从事改造，而远远不是进行破坏。马克思并没有把无产阶级想象为一群盲目地摧毁文明的饥饿而愤怒的暴民，[2]而认为它是一支由来自各个阶级的有高度智慧的人组成的先锋队，指导和率领无产者，告诉他们打击什么和饶恕什么。他同布朗基的分歧之点，并不在于是不是需要领导，而在于领导者是否必须首先赢得群众，然后才能发动攻击。他并没有设想群众会阅读《共产党宣言》，但是他确实期望某些人阅读《宣言》并在《宣言》的启发下成为群众的领袖。与其说他相信那些企图依靠思想力量而不依靠出于经济需要而产生的运动的力量来赢得斗争的理论家，倒不如说他更相信受过教育的工人中自然产生的领导者的智慧。当然，他本人就是一个理论家——一个理论家而已；但是他自诩为洞察独立于自己思想之外的那些力量的解释者，而且他具有那些自信上帝或大自然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人最容易产生的那种绝对自以为是的态度。 在本卷完成以后，我将接着写第二卷，论述十九世纪后半叶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方面提出挑战的后果。在那个时期发生作用的重大新因素是，在西欧大部分地区代议制政府有了发展，这种政府以广泛的参政权为基础，使受到参政权影响的国家至少在表面上具有政治民主的因素。这就对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大致说来，在1850年以前（实际上也包括以后的一个时期），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通向代替旧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义。一条是暴力革命；另一条是同国家无关的自愿合作行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可以不经过社会革命，说服国家充当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的发起者，虽然路易·勃朗等人曾这样设想。但是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建议不以暴力而以民主压力为基础的“福利国家”的可能性便逐渐显现出来了。我们将在下一卷中谈到，就德国而言，马克思在1875年曾激烈反对建立福利国家的想法。我并不想在这里提前讨论后来的这些争论，只是想指出，对我在本卷中已经谈到的那些“社会主义者”来说，走这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潘恩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可以写出一份值得称赞的“福利国家”的纲领；半个世纪以后，路易·勃朗也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些计划不仅像傅立叶、欧文和卡贝等人的理想共和国和理想社会一样流于空想，而且空想程度要大得多。“空想主义者”至少还可以呼吁那些善良的人帮助他们在现存的社会或是在存在着无限机会的基本上还没有受到玷污的新世界建立友爱和正义的绿洲（新和谐村，伊加利亚村等等）。而“福利国家”的鼓吹者却不可能在国家民主化以前取得任何成就；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看来除了进行社会革命以外，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1]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说，无产阶级从来没有在任何完整的意义上脱离过小资产阶级，尽管《共产党宣言》满有信心地作过预言。然而，无产阶级确实脱离了手工业师傅的旧小资产阶级，虽然它在脱离以后很快又同黑衣工人的新小资产阶级发生了关系。 [2]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一点后来成为马克思和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争论的问题之一。
第二十五章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二十五章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前面一章已经提到，英国在1848年并没有发生革命。然而，随着欧洲大陆各国相继爆发革命，整个大陆的右翼和左翼之间似乎都发生了战斗，英国也出现了很大骚动。普遍预料宪章派可能举行暴动，当局曾大事准备镇压；但是，除了一次毫无效果的肯宁顿公地示威行动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宪章派的请愿书遭到了拒绝，人们非常害怕的宪章运动代表大会和会议没有发出任何号召行动的呼吁就解散了。小批的革命密谋者或是充分了解自己的力量薄弱而无所作为，或是还在筹划行动的时候就被驱散或被逮捕。即使在爱尔兰，史密斯·奥勃莱恩举行起义的尝试，几乎在开始以前就被镇压下去了。在英国，现制度的拥护者无需用大规模屠杀去教训工人阶级，宪章运动已经在菲格斯·奥康瑙尔的土地计划不光彩地告终时就自行解体；宪章派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分歧，没有一个领袖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英国又不同于法国和德国，并没有任何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可供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的建议行事：首先帮助它获得政权，然后又在胜利的时刻从背后捅它一刀——这正像法国人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种可以由两个人来玩的把戏。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早在1832年就发生了，而今大部分资产阶级都作了充分准备，愿意同旧贵族联合起来制止工人中的任何革命势头。英国有要求进一步扩大参政权的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甚至也有一些人准备保卫工会，对于争取卫生立法、普及教育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表示赞同。此外还有激进托利党人，他们就贫苦人民受压迫的问题发出了声势逼人的呼声，并且痛恨居支配地位的“曼彻斯特学派”的个人主义。但是除了少数异乎寻常的人物以外，中产阶级中并没有革命分子；即使在那些准备支持外国革命的人士中，也没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人——想到要在国内发动革命。“饥饿的四十年代”越来越不那么饥饿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尽管发生了1847年的铁路危机，仍然在大踏步前进。“苦难日益严重”和逐渐被折磨到“没有区别的人类劳动”的同一水平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熟练工人正在开始得到较高的工资，而各种以机器操作为基础的新技能也正在得到重视。1844年建立的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虽然尚在惨淡经营，还没有远近闻名，但是它毕竟是情绪正在改变的契机，里兹和其他城市都已经在步罗契台尔的后尘。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英国在1848年没有发生政治革命，也没有出现任何群众运动，只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出现了一个显非革命性的小规模运动。从这个运动比较公开的外表来看，它是由两个英国国教牧师以及一小群律师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领导的。他们都是虔诚的英国国教信徒，尽管被教会的领导当局目为危险的异端。他们所组织的运动只不过在一国之内激起一圈涟漪而已，而经济方面的发展这时正以阴郁而深厚的光芒普照英国的大地。这个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也像本书已经谈过的其他许多理想主义者所作的努力一样，完全失败了。运动虽从法国的先例中得到了很大启发，但是不论在观念方面还是在意外的成就方面都极其富有英国的特性。 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于1848年，在运动中起杰出作用的是两位牧师；弗雷德里克·丹尼逊·莫里斯和查尔斯·金斯莱。但是发起运动的想法却不是他们两人首先提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律师约翰·梅尔柯耳姆·福贝斯·勒德罗(1821-1911年）。勒德罗生于印度，少年时在巴黎受教育，1838年来到英格兰。他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社会运动深感兴趣，而对各种“劳工协作”的思想尤为醉心。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因而特别向往毕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学说，后来又为路易·勃朗提出的“劳工组织”所吸引。1848年2月，巴黎革命爆发，勒德罗急忙赶到那里，回国后满怀热情，高度赞扬法国工人的协作精神，他们得到路易·勃朗主持的卢森堡委员会的大力支援。勒德罗原是莫里斯的虔诚信徒，于是便往访老师，进行劝说，力图使老师相信英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发起一个联合教会和各劳动阶级以反对工业制度弊端的非革命性的运动。勒德罗认为，宪章主义者要求成年男子选举权是白白浪费时间，当前需要做的只是证明工人本身有能力做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本着真正的基督教的友爱精神，而不是本着为一己之私反抗政府或富人的叛逆精神，严肃认真地着手“组织劳工”。勒德罗深受拉梅耐的影响，也像拉梅耐一样相信，除了根据基督教原则以外，就不可能发起任何健全的社会运动。在勒德罗看来，这就意味着在全国性教会的领导下把人民联合起来，而不是使他们分裂成对立的营垒。 对于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弄清楚它的宗教基础，才能理解。弗雷德里克·丹尼逊·莫里斯（1805-1872年）是这一运动的宗教鼓舞者，受唯一神教派的教养，因而热烈赞成建立一个扎根于人民的无所不包的全国性教会，同时坚信英国国教会需要进行改革以恢复领导地位。莫里斯很快就同国教会中的主要各方发生冲突，既同“高”教派和“低”教派冲突，也同自由主义的“宽”教派冲突。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教派似乎都是分裂分子——“高”教派死抓住虚伪的教义不放，“宽”教派过多地抛弃了基督教信仰，而“低”教派则过分地考虑地狱之火，对人的此生此世的需要想得太少。 莫里斯及其信徒极端反对当时低教派和非国教信仰中的“来世”倾向。他们相信“上帝的王国”应该建立在今生今世，而建立这种王国的事业基本上是唤起社会良知，重振道德的事业。莫里斯深受罗伯特·骚锡和塞缪尔·泰勒·柯勒里季的社会观点的影响。他不太相信民主政治，却十分相信获得新生的人[1]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莫里斯及其周围的人一直在注视着宪章运动的兴衰。认为宪章运动单纯追求政治目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因为它没有去激发人民的创造能力。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罗伯特·欧文非常接近真理，但是欧文敌视基督教的态度又使他们大为不满。因为他们不相信欧文鼓吹的那种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合作生活方式能够建立起来，尽管这种生活方式是可取的。莫里斯几经犹豫才采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作为他的新运动的名称，部分原因是他至少同样害怕“合作”一词的含义，这个字眼当时一直同欧文派分不开，具有强烈的反宗教气味。毫无疑问，欧文派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是“社会主义”却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名词，而且在法国已经在某些场合下同基督教一词联系起来了。不管怎样，莫里斯总算暂时被勒德罗说服而采用了这个名称，虽然后来显然可以看出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个名称。 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对当时工厂和工场—特别是工场——普遍存在的骇人听闻的状况深为震惊，这是推动他们采取行动的主要因素，因为他们对伦敦血汗工场的了解远胜他们对工厂地区的了解。他们反对这种非基督教精神，他们认为这种非基督教精神似乎充斥整个工业系统，在人与人之间，现金交易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其他较有人性的关系都被否定了。他们认为路易·勃朗要求“劳动权”和“劳工组织”的主张具有很大吸引力，决非宪章主义者所能比拟。查尔斯·金斯莱以“洛特牧师”为笔名在《民享政治》（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第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说：“法国的呼声——工组织”的价值要比人民宪章高出十几倍。《民享政治》并没有提出十分明确的纲领，由莫里斯和勒德罗合编，只在1848年发行了几个月。这个刊物除了发表金斯莱的那些笔锋犀利的论文以外，还刊登了勒德罗的文章，文章就法国的“协作”和合作思想提供了大量资料，但是对于如何把这些经验教训运用到英国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建议。这个刊物主要是向各个劳动阶级发出热情奔放的呼吁，要求他们认识单纯的政治改革是无济于事的，应该转而注意改变自己的志向，使运动道德化，并承认必须以基督教作为根基。同时，刊物还吁请上层阶级的基督徒认识整个“曼彻斯特”哲学的非正义性，进而以公平友爱的精神处理一切经济事务。实现阶级调和，并以此为基础同“社会运动”共命运。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1848年始终持续进行基督式的劝勉活动，当时宪章运动看来仍居支配地位，对工人起领导作用；后来宪章派的失败终成定局，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也就随之从第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运动的推动者主要仍然是勒德罗。英国的革命运动（如果说英国在这个时期曾经有过革命运动的话）终于过去了，而勒德罗也就一心想做毕舍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期以来一直在法国试做的工作，——即帮助工人（不如说帮助他们中愿意参加并具有合乎要求的思想的人）不靠国家支援，自行建立生产合作社。在莫里斯相当勉强地继续领导运动的情况下，勒德罗及其助手决定在明确的基督教基础上试办一些小规模的“劳动协作社”，他们中间的一些比较有钱的人还解囊资助，希望通过这些小规模的活动撇下新“社会主义”制度的种子。他们的基督教信念和凌驾各阶级之上的全国性教会（就像某些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超越各阶级之上一样）的观念，使他们无法接受任何阶级斗争的观点。他们谋求在上层阶级比较开明的人士的帮助下实现阶级调和及解除工人阶级的苦难。最初，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劳动人民，他们同各劳动阶级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在运动的开始阶段，他们曾参加宪章派的会议，召集小批同情他们的劳动者共同讨论自己的想法，力图弥补这个缺陷；而今他们又开始在同情者中物色可能同他们一起创办所设想的协作社的人。毫不奇怪，他们发现他们的新事业的同情者大部分是欧文派，而这些人并不同意他们的宗教观点。这种情况很快就使他们在应该奉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勒德罗坚持，他们的实验必须完全以基督教为基础，对于同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发生联系表示怀疑，而爱德华·范西塔特·尼尔（1810—1892年）和托马斯·休斯（1822—1896年）则持不同看法。尼尔后来同合作运动共命运，担任合作联合会秘书多年；休斯是激进派律师，著有《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对当时蒸蒸日上的工会运动曾作出突出的贡献。尼尔和休斯都认为，对待工人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且主张在宣传社会主义必须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时候，要准备支持一切方向大致正确的合作活动或工人阶级活动，而不去考虑这些活动是否以基督教为基础。因此，当勒德罗和莫里斯一批人着手创办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劳动协作社”时，尼尔虽然继续支持他们的工作，但是自己却致力于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企图号召工会和合作社发起一个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运动非常相像的新运动，努力把1834年失败后幸存下来的或以后开办的地方合作社以及这样的工会联合起来。这些工会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正在集中力量开展一个新的合作运动，以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伙经营为基础，共同努力以摆脱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压迫。 直到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创立了第一个劳动协作社，尼尔才参加他们的运动，在这以前，他并不为人所知。他曾对欧文主义运动和傅立叶的英国信从者的活动深感兴趣；他把勒德罗及其合作者介绍给先前的合作运动的许多活跃人物。他们结识了劳埃德·琼斯这位欧文派组织者和宣传家；尽管在宗教问题上有分歧，琼斯很快就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最积极的赞助者之一，并且成为他们同英格兰北部工厂区日益壮大的合作运动发生联系的主要桥梁。大致说来，正是由于尼尔和劳埃德·琼斯的努力，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才一度具有全国性质，并同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发生联系。 尼尔和勒德罗虽然意见分歧，但从未争吵过。尼尔是一个同豪富交游的富翁，因而能够给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提供相当大的经济支援，这种支援被用来帮助“劳动协作社”和基础比较广泛的生产合作社；在尼尔看来，后者远为重要，在那些能够得到工会支持的地方尤其是这样。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原来组织继《民享政治》之后，连续发行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短论集》（1850年），然后又在1850年11月到次年年底发行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杂志，以后改名为《协作杂志》，1852年6月停刊。他们还在1850年建立了“劳动人民协作社促进会”，以查尔斯·苏莱为第一书记，苏莱是装订工人，曾在巴黎做工，并曾积极参加巴黎的协作运动。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希望他们的劳动协作社成为自治团体；但是当他们通过一个促进者委员会来提供开办资金的时候，却把财政大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尽管他们设法仔细地挑选劳动协作社雇用的工人。但是在经理人员和工人之间很快就发生了纠纷，而在经理人员向促进者委员会提出申诉以后，工人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之间也发生了纠纷。 第一个劳动协作社是由伦敦成衣匠组成的。这时亨利·梅休正在《记事晨报》上发表文章，对伦敦贫民窟和血汗工场中的种种情况作了轰动一时的揭发；梅休的揭露促使查尔斯·金斯莱写出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廉价衣衫和邋遢肮脏》。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850年，这时金斯莱还在撰写同一主题的小说《阿尔顿·洛克》。在这以前，他曾在1848—1849年间，在《弗雷兹尔杂志》上发表过诗篇《发酵》。梅休的揭露在基督教社会主义团体的成员中引起了激愤，这同他们挑选成衣业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实际进行的第一个试验有很大关系。随后才开展其他一些实验。 与此同时，尼尔同劳埃德·琼斯合作，已经在伦敦夏洛蒂大街——从前是欧文派的活动中心，后来是许多国际性社会主义活动的中心——开办了一家合作商店，旨在为劳动协作社和一般生产合作社的产品提供零售场所。在这个合作商店的基础上，尼尔又拟定了一个更大的计划，打算建立一个“中央合作社”把全国的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全都联系起来。勒德罗攻击尼尔这个计划具有经商营利色彩，违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原则。他要求全部撤销中央合作社。莫里斯采取了折衷办法，使劳动人民协作社促进会同尼尔的事业脱离关系，但又不同尼尔和休斯决裂，尼尔和休斯则继续同这两个团体保持联系。促进会把它的总部从夏洛蒂大街迁出，并且决定自行开办一个合作市场来销售劳动协作社的产品。尼尔的中央合作社一度进行过大量交易，并且同工厂区若干合作社建立了联系。尼尔又在中央合作社中附设了一个“合作同盟”，发行一系列研究合作问题的《会报》。后来尼尔的事业逐渐衰落，终于在1857年宣告结束。当时合作运动的真正坚强据点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地区，因而尼尔设在伦敦的事业就不可能巩固下来。北部的合作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开展自己的运动，并于1864年在曼彻斯特建立了英格兰北部合作批发协会，协会后来成了全英中央贸易机构。为取代尼尔的中央合作社来经销劳动协作社产品的合作市场虽然建立了，但始终没有进行实际营业。 在新的工会运动同雇主阶级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中，上述分歧并没有妨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团体给予运动以支持。1851年新成立的机器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接到雇主的命令，要他们具结放弃工会会员资格，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团体出面支持他们。同时，尼尔及其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又努力说服机器工人联合会加合作生产。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对此发生了兴趣，呼吁会员支持合作生产计划，这既是因为计划本身具有优越性，也是为了以此来反抗有组织的雇主所宣布的在伦敦和兰开夏把联合会的会员拒之于工厂大门之外的做法。这种情况使人回想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欧文派工会所作的类似努力，也使人回想起较近期的，1845年建立的全国工会联合会的一些计划。但是机器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却不如他们的领袖也那样热心。他们拒不接受向合作生产投资的建设，而且不久他们所有的基金就因发放被雇主拒于厂外的会员的救济金而用光了。想从欧文派的主要业主约翰·芬契那里买下利物浦的温莎铁工厂的计划不得不放弃。然而，尼尔在没有获得机器工人联合会的经济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在沙斯渥克地方建立了一家合作铁工厂——阿特拉斯工厂；由于他的帮助，一批机器工人联合会会员，在该会主席的兄弟约翰·马斯托领导下也建立了一家类似的工厂，最初设在格林威治，后来迁至台普福德。不过这两家工厂经营不几年就垮了。那些由于闭厂拒工而耗尽所有的机器工人变得顾虑重重和心灰意懒了，尼尔因把大部分资产投入各种事业遭受亏损，也不再富有了。同时，许多劳动协作社也相继倒闭，只有少数几个苟延到1860年前后，那时成衣匠劳动协作社因沃尔特·库珀侵吞公款而垮了台，他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中最重要的工人出身的信徒，也是同劳动人民协作社促进会有联系的居于领导地位的工人。 在这些年中，两个基督教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一直在为合作运动奠定稳固的合法基础而奔走；1852年的工业和勤俭会社法案的通过主要就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在这以前，合作社或是基金没有任何法律保障，或是尽可能援用联谊会社法案中的那些不能令人满意的条款。1852年法案虽然还有待日后修订，但毕竟使合作社有了一个稳固的合法依据。反对这一法案的力量实际上并不十分强大，主要是因为按照1844年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消费合作社可以说得上是促进工人阶级节省开支的有效机构，也是一种适于用来吸引工人阶级储蓄的新型企业机构，就如同股份公司为进行投资而吸引富有阶级的储蓄一样。新型消费合作社似乎并没有危险性，甚至被看作是一种手段，可以吸引各个劳动阶级摆脱过激思想，并使它们同“国家休戚相关”。同样，法国政府在击败了1848年革命以后，也采取了某些措施，鼓励和平的合作事业，作为消除危险思想的解毒剂。 说到底，勒德罗或尼尔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他们自己创办或帮助别人创办的生产合作社都垮了。只有仿效罗契台尔的榜样建立起来的消费合作社得到了巩固，而大多数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对这类合作社不大感兴趣，只是把它们当作合作工场产品的销售场所而已。不久，以勒德罗和莫里斯为首的那批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承认失败，并且把他们的主要活动转移到工人阶级的教育方面，于1854年创办了伦敦工人学院，莫里斯担任院长。这是他因为在宗教观点上遭到反对而被解除伦敦英王学院的教授职位以后的事。尼尔和休斯尽管抱负较大，也不得不放弃把工会拉入合作生产运动的企图，只好暂时继续帮助消费合作祉运动，被政府任命为联谊会社登记处主任的勒德罗也大力支持这项事业。但尼尔和休斯只不过是在待机而动：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他们两人同劳埃德·琼斯一起，又在另一次更为广泛的合作生产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矿工工会和若干其他工会都参加了这一运动。不过，那次合作生产运动所具有的社会含义不属于本卷讨论的范围。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对政治行动感到多大兴趣，只有休斯除外，他后来在议会中为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做了有益的工作，并且始终是这个团体中最激进的一员。以勒德罗为例，他就反对把普选权作为一项直接的要求，理由是人民对此还没有足够的准备。作为过渡措施，他希望实行户主选举权或在相当广泛的基础上对参政权作某种扩大。跟勒德罗不同，莫里斯远远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不但主张保留君主制，而且还赞成贵族作为人民的社会领导继续存在。他不相信民主制，这是他不相信个人意见能指导正确行动的整个看法的一部分。他认为启发必须来自直接的宗教经验。在他看来，直接的宗教经验同智力判断有区别；他期望有一个经过改革的全国性教会来体现真理，而不寄希望于赋予公民个人的选举权。但是莫里斯和勒德罗的观点从来没有对工人的主体发生过任何影响，即使对那些支持他们的“协作”计划的人也是如此。尼尔和休斯的影响虽然也很有限，但是比较具体，这特别是因为他们没有门户之见，能同欧文派以及其他不抱同一信念的人打成一片，并能竭尽全力支持消费合作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合作生产运动的东山再起，是欧文派和基督教社会主义派联合努力的结果。应该补充一句，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除了在民众教育方面做了工作以外，对于公共卫生立法运动也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金斯莱，在鼓吹公共卫生方面曾起过杰出的作用；但是在这个领域，也像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由于以下原因而受到限制：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笃信英国国教，而工人阶级中的宗教感情则主要属于各种不同的非国教教派。 我们已经谈过，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主要是受法国的启发。在德国，同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最相似的运动，是由政治上的极端保守派维克多·艾梅·胡布尔（1800—1869年）发起的。他把反动的政治观点同以下信念结合起来：以天主教信仰为基础的合作主义协作制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胡布尔以行医为业，参加政治活动后站在保守派方面，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鼓励下创办了一个名为《牙诺斯》[2]的杂志，从1840年开始在该杂志上发挥他的合作主义思想。《牙诺斯》一直办到1848年才停刊。1848年德国发生革命后，胡布尔创立了“基督教秩序与自由促进会”，通过促进会继续进行宣传。他发现在柏林不再受欢迎，便退居哈士山中的伍尼日拉德镇，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劳工社团。但是，胡布尔的主要作用在于他多次去比利时、法国和英国旅行，旨在同他能发现的一切合作事业取得联系。实际上，他成了国际合作事业运动的巡回使者。在德国，他同威廉·伊曼努尔·冯·凯特勒主教（1811—1877年；1850年后成为德国天主教社会运动的领袖）合作，同时鼓吹以合作生产作为阶级调和的手段。这一运动在胡布尔的巨大影响下，从德国发展到奥地利和比利时，这就是有时被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现代天主教社会运动及其政党的起源，但这种社会主义同现代对社会主义一词所理解的任何意义都毫无共同之处。 [1]按基督教的说法，人领受洗礼即获得新生命。——译注 [2]牙诺斯（Janus）是罗马门神的名字，有两个脸面，可以前后观望。——译注
第二十四章马志尼——1848年的欧洲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二十四章马志尼——1848年的欧洲革命 在前面各章，我只字未提朱泽培·马志尼（1805—1872年）。但是马志尼在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看来却是一个同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的学说我已经论述过——都有密切关系的革命领袖。事实上，马志尼尽管反复而激动地宣称他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同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在于“协作”一词，“协作”在马志尼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中占中心地位，并且使他同其他许多以各种方式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家有了瓜葛。马志尼同这些思想家中的大多数人——虽然不是全部——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把协作看作是组织工人阶级，使之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能够发挥应有作用的手段；而在马志尼的思想中，“协作”观念则同民族观念和超越阶级差别的民族团结（实际上也是国际团结）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马志尼是以全人类的名义和作为人类各民族之一的名义要求协作的；任何协作形式，如果他认为同民族团结精神相违背，或者同以各个民族集体之间的合作为基础的国际友爱精神相违背，他都激烈反对。事实上，他也许不得不把各国蓄意违背民族精神的因素从这种团结中排除出去；他不愿意同任何以阶级团结为基础而不以民族团结为基础的学说发生关系。这是他强烈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后。他认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本质上对立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国家内不可分割的民族集体的组成部分，他的使命就是使它们团结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 当然，马志尼的民族主义具有浓厚的意大利色彩。这种民族主义是作为反对分裂意大利、从而使意大利屈服于外国的专制统治的抗议而发展起来的。在理论上，马志尼承认其他民族具有与意大利人同等的权利。事实上，他留居瑞士时期，曾效法他在1831年创始的“青年意大利”运动，致力于发起瑞士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也曾为一个类似的组织“青年欧罗巴”草拟章程，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联合欧洲各族人民展开统一的十字军运动。然而，马志尼的民族主义具有奇特的局限性。他完全无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并且拒绝把爱尔兰当作一个民族看待，他的不可思议的理由是，爱尔兰对于人类的事业没有做出本民族的任何特殊贡献。他对法国，甚至对法兰西的民族主义，也深有怀疑；而且他始终未能摆脱这样的想法（法兰西人和德意志人也有类似的想法）：意大利民族负有使命，有责任向其他各民族指出走向未来的普遍文明的道路。也许一切民族主义者都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为这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所纠缠，也都会由于怀疑其他民族不如本民族而愤愤不平。马志尼肯定深为所苦，其程度几乎不亚于黑格尔，虽然远不像黑格尔那样不愉快。 除了民族团结这一观念以外，还有两个观念支配着马志尼的思想，即共和主义观念和义务观念。他憎恨一切世俗或宗教形式的君主政体，从法统政治到专制统治，从世俗的教皇统治到宗教的教皇统治。但是，他这种敌视独夫统治的思想，决不是由于他相信多数人的统治。他摒弃民主政治，认为这是一种“落后于我们共和主义者必然要创立的新时代观念的”概念。他摒弃民主政治是由于他相信民主政治是一种叛乱主义，而不是社会建设主义，因为它是以权利——个人权利——观念为基础，而不是以义务观念为基础的，因而沾染着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像康德一样，他反对一切功利主义哲学，认为社会的作用并不是增进普遍幸福，而是帮助人们履行他们在人类神圣事业中的义务。他的哲学的思想基础是：上帝是全人类的象征，为上帝和为人类的无私服务是社会行为唯一正确的准则。虽然他承认法国大革命在确立人权原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却认为这一成就仅仅是为树立人类义务这一更高的观念初步开辟了道路。他对当时的法国也深表怀疑，因为在他看来，法国似乎还在受利己主义哲学的支配，而不是力图超越这种哲学的支配。在他的眼里，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法国的在野派和当权派；任何人只要主张把新秩序建立在主要追求个人或集团利益的集体组织之上，他就不愿同他打交道。他所主张的“协作”，要求建立完全以大公无私的动机为基础的新秩序；他相信在民族的观念中能够找到以这种理想主义来激励人心的手段。在这一点上，马志尼同费希特相像，费希特对马志尼的“义务”观也有影响，马志尼认为“义务”是自我同民族“事业”统一而产生的“职责”。 可是，马志尼认为要体现这种义务观，就必须让“民族”和“共和国”这两个观念在效忠于和服从于这两个观念本身的含义——不是民主的含意——下牢固地融合起来。他认为自己是这些互相联系的观念的无私的公仆（确实是这样），因而他作为一个领袖，动辄要求他的合作者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因为他认为这些命令体现的不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义务”的指示。在义务的名义下，他毫不踌躇地让人们去死，或是要他们进行没有充分准备或者毫无成功希望的革命密谋。虽然在私人关系上他平易近人，可是在每一件政治事务中他总是自以为大公无私而冷酷无情，甚至准备赞助采取暗杀手段，虽然这只是在事业需要时偶一为之。作为一个革命者，他确实像马克思一样冷酷无情——事实上，我应该说他比马克思还要冷酷无情得多。他们两人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两人都力图组织革命，但是各自所持的却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原则。“阶级”和“民族”是两个不能调和的对立的基本概念。 然而，就实际的社会建议来说，马志尼的思想中却有许多东西是直接从本卷前面所述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借取来的。马志尼在瞻望未来时对合作生产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对劳动阶级怀有深厚的同情，并且像社会主义者一样激烈抨击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他写道：“劳动者没有签订合同的自由；他们是奴隶；他们除了接受雇主给予的极其菲薄的报酬挨饿度日之外别无选择余地。给他们的报酬叫作工资——这种工资往往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几乎总是达不到他们的劳动所值。他们凭双手能够使雇主的资本增值三倍、四倍，但是却不能使自己的报酬同样增多。因此，他们没有储蓄的能力；因此，他们不得不忍受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无法解除和难以救治的苦难。”马志尼这方面的思想大部分是从他的朋友西斯蒙第那里得来的；他也欢喜附和拉梅耐，他把拉梅耐描写成当代唯一真正的传道者，并曾请求拉梅耐出面发起和领导一支庞大的精神十字军。 他在另一著述中写道：“经济学应是人的工业使命的陈述，而不应是人类欲望的表达”，这就是说，经济学应是人类如何为同胞服务的阐述。他预言资本主义即将废弃，而由“协作”取代。他建议意大利在未开发的地区实行一项巨大的“国内殖民”计划。他要求国家——新生的民族国家——把教会的土地、铁路、矿山和“某些大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并利用这些收入来源建立“国家基金”帮助发展合作生产，实施民众教育制度，以及支援正在为本民族的自由而斗争的欧洲其他民族。但是在这方面，他也像西斯蒙第和拉梅耐一样，坚信私有财产的效用在于能刺激生产，而且是保证人类自由不可缺少的因素。然而，私有财产并不一定是指个人财产，他认为财产注定会越来越具有协作性。 归根结底，马志尼的社会观从经济意义来看虽然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但是又以逐渐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概念为基础。他赞成实行高额累进直接税，以促进公众福利。他还希望尽可能提高生产力，作为提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手段。他认为希望改善别人的物质条件是完全正当的，但是谋求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在他看来，凡事从义务出发，而不是从以私利为基础的权利或要求出发，都必然是好事。 因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以及以阶级利己主义为基础把工人组织起来的观点（甚至又加上历史使命的说法），使马志尼感到恐惧是必然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志足是丝毫不妥协的，同时也是完全不现实的。他总是指望人民大众响应他的理想主义号召，当得不到响应时，他总是感到意外，但是从来没有感到理想破灭。他这种十足的理想主义有时使他在某些情况下无所顾忌，以致使他的崇拜者大惑不解。要始终记住，马志尼最早的政治渊源是烧炭党，他是在密谋和无条件服从地下领导的气象中成长起来的。在他认为烧炭党人没有明确的纲领而一味从事破坏活动，因而同他们分道扬镳以后，他并没有放弃烧炭党人的活动方法，而只是设法树立明确的目标。他对自己是如此自信，以致始终不能同别人真正合作。他只能以“事业”的名义向别人发号施令。1848年以后，当他试图同科苏特和赖德律-洛兰在所谓欧洲共和三巨头联盟中合作时，便暴露了这一点，但是马志尼这一时期的事业不属本书范围，这里不加论述。 关于1848年的欧洲革命运动，本卷以前各章已附带谈过很多。在这次革命运动中，社会主义——无论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都只起了次要作用，因而这里不准备充分讨论；但是必须概略地介绍这次革命运动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主要拥护者在他们的著述中曾以各种形式谈到这种关系。欧洲的革命运动首先是在1848年头几个月在西西里岛爆发的。在法国，以巴黎的二月暴动为开端，推翻了资产阶级君主路易-菲力浦，建立了由各个共和主义党派代表组成的临时政府，其中路易·勃朗是社会主义者的代表，赖德律-洛兰是坚定的共和民主党人的领袖。革命者刚刚成立临时政府，以布朗基为首的工人俱乐部就威胁说，除非能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并推迟拟设中的国民议会选举，否则就要举行暴动。临时政府答应承认劳动权，但是国民议会的选举却仅仅推迟了几天。4月间举行选举，结果是反动派取得多数，因为左翼党派在巴黎以外各地没有什么力量。到了5月，推迟了的暴动终于在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爆发了。布朗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但是他和他的信从者在劝阻无效以后，也都参加了暴动。这次起义被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临时政府采取了镇压措施。这激起了那些没有被捕和在逃的左翼领袖发动第二次起义。在六月起义中，被授予独裁权力的卡芬雅克将军把第二次起义扑灭在血泊中，左翼革命者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保留下来的社会主义者和左翼激进人士被迫成立反对派，以共和派律师和演说家亚历山大-奥古斯特·赖德律-洛兰（1807—1874年）为领袖，1848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以远远超过卡芬雅克的票数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左翼和中间派大多数都根据他的民主诺言投了他的票。1849年5月为起草新宪法而召开的国民议会为右翼分子所控制，为反对议会而在巴黎举行的群众示威被轻易地驱散了。剩下来的激进派分子和社会主义者竭尽全力反对路易·拿破仑获得政权，特别是反对他的干涉马志尼的罗马共和国的政策；但是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赖德律-洛兰继路易·勃朗之后流亡英国；路易·拿破仑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并在1851年年底政变成功，自立为帝，号称拿破仑三世。 与此同时，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正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在意大利，继西西里起义之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那波利、托斯坎尼、伦巴迪、威尼斯和罗马本身，1848年头几个月也陆续爆发了起义和示威。迫于群众的情绪，皮蒙特的查尔斯·阿尔伯特对奥地利宣战，但是在7月就败北媾和了。那波利和西西里国王废除了他被迫接受的那波利和西西里宪法。托斯坎尼坚持到底，宣布成立共和国；教皇逃出罗马，以马志尼和加里波的为首的立宪议会宣布教皇已经丧失了他的世俗权力。查尔斯·阿尔伯特再次发起对奥战争，但是1849年年初在诺瓦腊被彻底击溃，逊位给他的儿子维克多·伊曼纽尔，新国王只得罢战媾和。奥地利的海瑙将军残酷地镇压了伦巴迪的一次起义。威尼斯被奥地利人占领，西西里的革命也被那波利国王镇压下去。这时在罗马，马志尼和加里波的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法国人尽管曾经许诺不加干涉，竟派出一支军队进攻罗马人，经过长期而英勇的保卫战以后，罗马终于在1849年7月陷落。意大利的革命就此结束。 在德国，革命于1848年3月在巴登开始。柏林也有骚动。巴伐利亚国王被迫退位。为起草德国新宪法而召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5月开幕，一直开到1849年年中，但是毫无成就。1848年9月，普鲁士和巴登的起义都遭到了失败。为起草新宪法而召开的普鲁士议会，在11月被解散。1849年4月，法兰克福议会把德国的皇冠授予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于是议会的右翼瓦解了。以后几个月，萨克森、莱茵兰、帕拉廷奈特和巴登又相继爆发起义，但是全都失败了。法兰克福议会的残余分子于1849年5月退却到符腾堡，并在6月越过边界进入瑞士。他们的退出标志着德国革命的结束。 在奥匈帝国，1848年3月维也纳爆发群众性起义，革命开始了。梅特涅逃之夭夭，皇帝答应立宪，并且接受了匈牙利人提出的进行广泛改革的要求。路易·科苏特领导的匈牙利内阁，宣布废除封建制度，采取立宪政体。克罗地亚人由于害怕马扎尔人压迫，站在反对匈牙利人的一边；克罗地亚人杰拉西斯被任命为匈牙利总督，率军进攻匈牙利，但被击退。维也纳再次起义支持匈牙利人，但是被杰拉西斯攻陷，于是出走的皇帝又回来了。杰拉西斯又一次向匈牙利进军，维也纳又一次起义，但是又被夺下。皇帝逊位给他的侄儿佛朗兹·约瑟夫，反动派恢复了在奥地利的统治。1848年夏，捷克爆发的一次起义被镇压下去；在克拉科夫发动的一次起义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坚不屈服的匈牙利人在科苏特的领导下于1849年4月宣告成立共和国，但遭到失败。科苏特在8月辞职，逃往土耳其，后来又从那里前往英国，再去美国。匈牙利被剥夺了一切宪法权利。奥匈帝国的革命也结束了。 在荷兰、比利时和瑞士，当时都有温和的宪法改革运动，但是并没有发生革命。在爱尔兰，也有过一次起义，但是规模极小，经不住打击，简直没有起什么作用。在英国，只有一次宪章派的示威，宪章运动作为一支有威力的群众运动从此结束。到了1850年年底，整个欧洲革命运动成为过去，革命力量到处都遭到了失败。 1848年的欧洲革命究竟含有多少社会主义成分？除了法国以外，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即使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始终只是起着次要作用。当然，无论是在爆发起义的或仅仅举行示威的各个国家中，各个劳动阶级总是涌向街头的群众的主体，而在发生实际战斗时，也是战士的主体。但是只有在巴黎，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者才掌握着劳动阶级的一大部分人，除此以外，无论是参加起义的劳动者，还是革命的领袖，几乎都不是社会主义者。1848年各国的大规模运动主要是立宪运动，而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匈帝国，运动中还掺杂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只有在巴黎和里昂（不是在法国其他地区），工人阶级才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发出呼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几乎纯粹是民族主义性质的，只有意大利南部除外，这里的运动与其说是反奥地利的，不如说是立宪主义的。德国的运动非常混乱，而且在所有的运动中，工人阶级或社会主义者的力量都没有真正起过重要作用，即使莱茵省也不例外，尽管马克思曾作过努力，设法使运动中的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同资产阶级的区别。当马克思看到欧洲革命即将来临时，他认为欧洲大多数国家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援下，必然会推翻旧有的独裁统治和封建贵族统治，而且资产阶级得胜后会立即发觉自己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和各个劳动阶级难于相处。马克思希望，继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工人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发动第二次革命的机会会迅速到来。但是事实上，资产阶级革命遭到了失败（部分原因是资产阶级本身的无能），马克思所想望的机会一直没有到来。如果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像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为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新统治者发动成功的起义铺平道路，我们没有必要作这种无益的估计。
第二十三章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二十三章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卡尔·马克思在起草《共产党宣言》以前探讨学术的经历，在他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有所叙述。他说他在大学主修的专业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他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研究这些学科。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是费希特，但是后来这所大学就受到黑格尔强有力的人格的支配。在柏林大学，马克思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同时也是布鲁诺·鲍威尔、科本以及那个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学说作“左的”阐释的团体其他成员的密友。1841年，他在耶拿大学而不是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因为他在那所受官方直接监督不那么严密的大学里比较能够畅所欲言。当时，他是布鲁诺·鲍威尔的亲密的合作者，并有意前往鲍威尔任教的波恩大学，同他一起创办一个哲学评论刊物。但是鲍威尔因攻击正统宗教而失去教席。因此马克思没有去成波恩，不久就成了阿尔诺德·卢格的合作者。卢格从1838年起一直主编《哈雷年鉴》，在这个杂志上卢格大胆发表了青年黑格尔左派的许多著作。1841年，官方检查造成了麻烦，于是卢格便把编辑部迁往萨克森的德累斯顿，在那里出版了《德意志年鉴》以代替原先冒险发行的刊物。马克思同意写稿，但是检查员又插手干涉，卢格只得决定在瑞士出版《哲学界轶文集》，发表那些在德国不敢发表的论文。马克思的文稿原定也包括在这些论文之内，但是马克思迟迟未能拿出答应撰写的稿件，《哲学界轶文集》未等到他的稿件来到就付印了。当他还在按计划撰写文章时，出现了另一个机会。1842年1月，一批科伦的自由主义者创办了《莱茵报》，邀约马克思撰稿。同年10月，他担任该报编辑，时年24岁。次年年初，《莱茵报》被封闭，马克思再度失业。他在担任编辑时曾因拒绝刊登柏林某些青年黑格尔派的来稿而同该派发生争执。当时他周旋于普鲁士官方检查员、自由主义的出资者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处境的确很困难。青年黑格尔派那时正热衷于攻击基督教和德国的资产阶级。 马克思在离开《莱茵报》以后，决定同阿尔诺德·卢格合作，在德国境外出版一种继承《德意志年鉴》的刊物。他们最后决定在巴黎出版《德法年鉴》。1843年6月，马克思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11月一同定居于巴黎。 《德法年鉴》只在1844年出过一期，其中有海涅、费尔巴哈、海尔维格、赫斯和巴枯宁的文章，也有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稿件。在巴黎，马克思结识了蒲鲁东和其他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并且第一次直接接触到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他在那里也结识了恩格斯。当时，恩格斯刚从曼彻斯特体验到一些实际情况，正要安顿下来认真研究英国的经济学说和经济状况。1845年，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巴黎，迁居布鲁塞尔。我们已经谈过，他在布鲁塞尔同恩格斯合作，攻击德国的唯心主义者，并且认识了威廉·魏特林。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写成《哲学的贫困》一书，攻击蒲鲁东，并且第一次全面地说明了自己的新的经济理论；接着他在恩格斯的敦促下前往伦敦，参加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 甚至在流亡国外以前马克思就已深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年）的影响。费尔巴哈在1839年出版了所著《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又在1841年发表了他的最著名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这本书后来由乔治·埃利奥特在1854年译成英文。费尔巴哈是推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德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的第一位哲学家，他用唯物主义的观点代替了唯心主义，坚持一切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出发点绝不是上帝或“观念”，而是人。本书不可能充分论述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贡献。这里之所以提到他，主要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思想都有深刻的影响。正像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许多其他德国哲学家一样，费尔巴哈关心的首先是对宗教的批判并估价宗教在人们思想意识中所占的地位。他认为宗教实质上是一种满足人们内心深处某种要求的手段；但是我们已经谈过，他把宗教中的神学因素仅仅当作是人本身的幻想的反映。他说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的[2]，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寻找一种能够满足人类对理想的要求的东西，以代替已经由于科学知识的进展而变得陈腐的神学。他认为，这种崇拜的对象可以从人本身找到，他所指的人不是作为个人的人，而是具有种种社会关系的人，通过这些社会关系，人越出了个人的界限，能够同既大于个人本质而又不外于个人本质的东西统一起来。这样一来，人对人类之爱就成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思想。他的“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把这种以人代神的观点作为一切现实主义哲学思想的出发点。费尔巴哈并没有说肉体和思维是同一回事，也没有说思维不过是人的大脑而已。但是，他确曾断言，没有肉体就不可能有精神，也曾断言我们不能从任何心物二元论出发，而必须从思维依附肉体而存在这一关于人的概念出发。费尔巴哈本人并没有把这一学说推进到足以构成任何明确的政治哲学——更不必说社会主义纲领的地步。但是，他确实对许多在黑格尔主义熏陶下成长的青年哲学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并且如饥似渴地吸收他的“唯物主义”，作为摆脱黑格尔反民主的形而上学的工具。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有多深，可以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看出来，这篇论文是马克思在整理自己思想的过程中写出来的。后来，恩格斯也写了一篇短文论述费尔巴哈，倍加推崇费尔巴哈学说对他本人和马克思的哲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墨守成规地拘泥于费尔巴哈关于人彼此相爱的学说。在他看来，这种说法在费尔巴哈的同代人的发展下，已经成了一种完全抽象的观点。1842年，他从一直沉湎于其中的高度哲学气氛中摆脱出来，当了《莱茵报》的编辑，不得不处理所面临的种种实际的经济问题，这时作为一般所理解的“人”和“社会”，就再也不能满足他在认识方面的需要了。在这以前，他简直不懂任何经济问题，不论是理论方面的还是实际方面的；甚至连社会主义思想也主要是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所演化成的抽象形式中得知的。1842年。罗仑兹·冯·施泰因的重要著作《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世，这是德国人论述法国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这本书出版后马克思必然很快就读过。施泰因很重视工业化的产物——无产阶级的发展，并且预言工业化的出现在法国所造成的情况，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扩展到其他国家。他叙述了法国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而且不管怎样看，也都是把阶级当作经济力量的体现，从经济角度解释了历史演变的轮廓。不过，施泰因根本没有从自己的探讨中得出马克思很快就得出的那种结论。施泰因把由上而下的社会改革看作是抑制工人阶级不满情绪增长的手段。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确保工人阶级良好生活条件从而赢得他们的效忠的君主政体。他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成长毫无敌意。他相信在各阶级和谐共处的基础上组成的“福利国家”，而国家则是最高的协调力量，处于超然地位，不介入阶级差别。这正是马克思不久在《共产党宣言》中斥之为“封建的社会主义”的那种学说。但是施泰因对社会力量所作的分析的重要性，并不因为他所下的结论是保守的和反革命的而有所减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自己的思想演变时，并没有提到施泰因，但这并不说明施泰因的著作对他的思想发展毫无影响。 马克思在那篇序言中说：1842—1843年间他在担任《莱茵报》编辑的时候，“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3]。这种说法本身就说明了他那远离现实的哲学态度。他接着又说，当他不得不以编辑的身份去处理莱茵省的农民状况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全国性辩论等具体问题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4]。马克思瞧不起这种含混不清的东西，但是他在处理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以致不敢妄自作出独立的判断。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说明他同恩格斯的相识以及他在恩格斯的引导下访问英国对于澄清他的思想有多大帮助，虽然几页以后他确曾赞扬同恩格斯的合作，对德国思想家作了清算，并且把他的注意力引向经济理论的研究。但是，恩格斯所起的最大作用是打开马克思的眼界，使他暂时看到了生活的现实。 然而，马克思自己却不是这样看的。在他看来，远为重要的是他在1843到1846年间同那些过去朝夕相处的理论家们进行了“清算”，特别是他已经建立起一种观点，使他能够摆脱黑格尔的国家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他着手的第一步工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权”或“法”的哲学——但两种翻译都没有充分表达其原意）的批判性的分析”[5]，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中说国家是理性的体现，对人民具有无限的权力。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开头部分登载在唯一的一期《德法年鉴》（1844年出版）上。马克思说，这些研究使自己“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6]——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包括莫泽斯·赫斯在内）就力图作这样的理解。相反，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这种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7]。这番话指的是黑格尔把纯理性的“国家”同社会结构的所有其余部分区别开来，后者在黑格尔看来，服从于低级的功利法则，只是由国家赋与一种合乎理性的目的和方向。从这里，马克思摈弃了黑格尔的“国家”观，转而注意作为运行机构的实际社会结构，他说“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8]。 接着，马克思告诉读者说，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9]。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合作，奠定了两人共同的学说的基础；赫斯常常同他们一起讨论，而且大体上同意他们的见解。在我已经多所引证的这篇序言中，马克思把他的结论归纳在令人难忘的但又过分简约的一两页内。这一两页的内容如此集中，虽经一再援引，但仍有必要引述全文：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0] 马克思学说的最根本的基础，除了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叙述的以外，这一段精辟的论述就几乎是他公之于读者的全部东西了。借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在这个基础上他确实建立了一座庞大无比的“上层建筑”。马克思的用词固然非常明确，但其中仍有许多意义令人怀疑。他所说的话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十分明确的。首先，他强调人类思想的内容和方法都深受生活条件的影响。很多道理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对于当时马克思所驳斥的那些德国哲学家说来却并不那么清楚；那时他们正在为完美的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以及理性人类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准则应该具备哪些内容等问题，寻求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都永远正确的绝对答案。其次，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的生活条件中，最重要而又确实决定其他条件的因素是经济条件，马克思根据其根本性质称之为“生产力”。现在这也是每一个人类学家和研究世界历史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在马克思的时代却并不是这样，虽然至少从十八世纪开始就有许多思想家强调环境对于不同民族的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影响。马克思超越孟德斯鸠、卢梭、欧文等等先驱者的地方，是他把经济条件从其他环境因素中抽出来，看作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这样就否定了欧文等人所说的不良的社会制度造成不良的人性之类的说法。马克思在这里说，不良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根本原因，它们本身还是经济力量的产物。他指出，仅仅谴责社会制度不良是无济于事的，主要的问题是要了解它们为什么会存在。 马克思论证说，社会制度是“生产力”使之存在的，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生产力”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必然有某种社会组织控制生产力的运用。人们必须建立有关这些事务的规则，并使之得到遵守。他们必须组成彼此合作的机构以进行生产活动；这就需要有秩序地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工作关系。人们必须规定谁来运用生产资料——其中既包括农田、牧场、矿山和森林等土地，也包括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工具。必须有一种规定财产关系的制度，也必须有一种规定劳动组织的制度。马克思说，这些制度并不是由人们的自由意志决定的，就其一般性质来说，是由人们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支配的生产资料的本性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如此决定下来的“生产关系”又决定着其他许多东西。人们进行劳动生产的组织方式和财产占有方式组成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不仅在劳动生产方面，而且也在共同生活的其他方面，决定人的相互关系。这些因素不仅使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地位有高有低，而且也使他们在共同生活中有主有从。这些因素形成了阶级，马克思认为各个阶级首先应该根据它们跟生产组织的不同关系来划分。表面上看到的社会差别基本上都是经济差别，经济差别既取决于生产条件，也随着生产条件而变化。 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对于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人来说，这种见解显然是很有道理的。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现代社会中互有区别的阶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力量的产物；比方说，现在大概谁也不会否认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性质以及构成这些阶层和阶级的基层团体，都是所谓产业革命及其在职业方面和控制新生产力所必须掌握的技术方面所造成的变革的产物。比较难于肯定的是，工业发展以前的社会结构能不能同样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实际上，在比较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经济”范畴是否可以像现代社会中那样同其他范畴区别开来而不会造成时代偏见的错误，就比较难说了；还有，军事因素对阶级结构形成的影响是不是就绝对不能超过马克思所准备作的估计，也是比较难于肯定的问题。同时，费尔巴哈把宗教信仰说成是人类思想的“投影”过程的产物，当然也不是人人都愿意接受的，而马克思发展了费尔巴哈的这一观点，即把宗教和社会复合体的其他范畴等同看待，认为最终都所以归结到受经济条件的影响，自然也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说法。 马克思的学说有时被称为“唯物主义的”学说，有时也被称为“经济主义的”学说。这两种说法都表明，通过物质手段来满足的需要高于以非物质手段来满足的需要。前一种需要如衣、食、住等等；后一种需要如有人相信举行宗教仪式能够改善那种可能对自己有害的环境，再如友群交往的需要等等。当然，就某种意义来说，人要活着就必须吃东西；但是有些人当他们在后一种需要不能满足时持宁死毋生的态度，那又该作何解释呢？现代人类学者就远不像马克思那样愿意从经济观点解释原始民族的一切基本行动，而现代心理学家也同样不愿意接受“经济人”的说法。恩格斯所说“人必须先吃东西才能思想”这句话，既不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也没有得到归纳性的证明。我们大有理由追问：“人究竟要吃多少东西才开始思想呢？”甚至可以问：“人能够光吃东西而根本不思考吗？”总而言之，孰先孰后的问题要远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复杂得多。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愿用“唯物主义的”而不用“经济主义的”一词来标志马克思的历史观。这也许是因为一般认为“唯物主义的”一词可以把人和人的思想也包括在物质力量领域以内，能够有更大的余地来考虑非经济因素。 然而，以上各点虽然提出了同马克思对“价值”的整个见解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但是结合马克思学说的主要部分来看，不过是次要问题。马克思就其总的理论所作的阐述还大有商榷的余地，这集中在“生产力”一词和生产力发展过程的精确意义方面。首先，看来马克思是在说，“生产力”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过，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生产力”的提高分明要依赖人类知识的发展，难道人们真是无法阻挡人类知识的发展过程吗？“生产力”不会凭空从无人的环境中冒出来———马克思也没有这样说过。这是人类对自然力有所了解并懂得如何控制它们，使之为人类服务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取得和运用物质的知识的发展，物质在人们发现如何运用它们以前便已存在，但是一定要到人们发现以后才能成为“生产力”。事实上，只有当运用物质的知识已经推广到足以使人们有可能加以运用时，只有在运用的知识或手段没有因为迷信因素、固有偏见或顽固势力横加阻碍而不能为人类所用时，物质的东西才会成为生产力。 看来，马克思的意思似乎是说，这种障碍是必然会被克服的，因为西方自十六世纪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障碍被克服了。但是在中国、印度或世界上一大部分地区，除了西方对这些地区的影响以外，是否也被克服了呢？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难道马克思不是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把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格化，而且赋予一种不以人意为转移的独立意志吗？如果不是这样，难道不是具有另一种倾向，即时而把人的思想当作自然力量的一部分，时而又把它当作受这种力量外铄作用的东西，从而造成混乱吗？更直截了当地说，他难道不是时而认为“生产力”就是煤和铁、蒸气和水以及其他外界之物，时而又在不公开道破或有意识地说明的情况下，把它看作是人类对于煤、铁、蒸气，水以及其他为人所用的外界之物的控制力量吗？ 当然，这些问题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性有密切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称为“唯物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摈弃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学说，黑格尔派认为事物不如“理念”真实，而且实际上还步柏拉图后尘，认为事物是观念的低劣副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继费尔巴哈之后，断言存在先于意识，而不是意识先于存在。但是，他们给予居先地位的“存在”却不仅包括具有肉体的人，而且也包括能够思想的人。费尔巴哈力图超越肉体和思想、物质和精神并立的旧二元论，断言肉体和思想、物质和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即肉体和思想合一），他不否定思想或精神的存在，而只否定思想和精神可能存在于肉体以外。这也是马克思的见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苦心孤诣地反复把自己的学说同他们所谓的“原始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同时也同所谓的斯宾诺莎观点区别开来，斯宾诺莎认为物质和思想是现实中各自服从不同法则而不可等量齐观的两个方面。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元论者”；但是他们只是在否定思想不依据物质而独立存在这个特殊意义上才是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说，人类之有生产关系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构成人类的历史。除了断言这一点以外，他还断言：“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两种说法能同时成立吗？要能同时成立，那除非是认为人类是在一种强加于他们的必然法则之下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的，这种必然法则支配着人类知识的发展以及把知识用于实际生活的发展；也除非是认为有一种必然性作为普遍的发明之母，从而可以把人类所创始的任何东西都看作是对于那些构成难题的实际情况的必然反应。在我看来，马克思确实相信有这样一种必然性存在，而且结合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社会历史来看，马克思至少大体上是正确的。这段历史正是马克思真正感兴趣的历史，因为它提供的实际情况，使马克思感到自己责无旁贷，应该有所作为。在这个基础上，他总结了全部历史。如果他没有这样做，那倒是会令人感到奇怪的，因为自十八世纪以来，普遍历史法则的说法曾经风行一时，而又是那么引人入胜。黑格尔曾作过这种包罗万象的历史总结，规模最为宏大，因为他说历史是上帝-理性（God-Reason）在地球上的推进。马克思希望作出一种同样包罗广泛的总结，使自己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能够作为维护被压迫者的战士而不是作为压迫制度的卫道者有的放矢地考虑社会实际问题，借以摆脱黑格尔。马克思作出了自己的总结，而且对他的实际目的来说是起作用的。如果有人对他的总结提出异议，说它既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对此马克思就会回答说，思想只有在进行思维的人的历史环境的范围内，在特定的情况下，作为实际经验的剖析和行动的指南时，才是正确的。同时他也会回答说，在这方面，他的总结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它已经答复了他自己那个时代和环境需要答复的问题。 换句话说，马克思确实是在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的假说”，而不是寻求教条。尽管就“教条主义”一词的一般意义来说，马克思往往是教条主义的，但是，说到底，他并不相信教条。与其说马克思告诉他的同时代人“这是正确的”，倒不如说他本着社会探究者的精神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为了达到实际目的，他力图找出一种可以用来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方案。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概念，作为一个团结口号来说，是具有不容否认的吸引力的，而马克思感到充分利用这个口号是他的责任。 但是，既然他相信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是必然的，难道这不会削弱他大声疾呼的力量吗？如果一种事业即使听之任之也必然会成功，那么人们又何必为之努力奋斗呢？马克思的观点岂不是要引向宿命论而不是引向行动吗？他并不作如是想。恰恰相反，他指责自己正在批判的那些哲学家是宿命论者。在他看来，引向宿命论的正是把“观念”抬高到事实之上，把理性的起因抬高到人们处理日常事务的行动之上的那种学说。他指出，这些理论家正在不断地对那些需要妥协的改革和那些他们目之为沾染利己动机的运动泼冷水。正因为如此，他们站在当代斗争之外，而不是参加斗争，并设法利用每一支能够转向正当目标的实际社会力量。马克思并不在乎利用有缺陷的武器进行战斗，他十分讲求实际，知道要办事就得这样。他也十分现实，了解对事业抱必胜信念会使大多数人战斗得更加顽强，而不会畏缩不前。这无疑是不合乎逻辑的，但仍然不失为健全的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后来的整个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而在马克思以前，早就有许许多多人懂得这个道理。古代的战士当相信“战神”在帮助他们作战时就不会临阵脱逃，而是勇气倍增。 费尔巴哈在刻画宗教的特点时指出，宗教的形式是人类取自本身之外的本身的投影，但是他毫不否认某种形式的宗教对人是必要的。就像后来的孔德一样，费尔巴哈希望用人的宗教——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宗教——以代替神学的宗教。马克思认为各种宗教形式取决于经济因素，但是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宗教冲动的必然性。他只是说，现存的宗教都是阶级的宗教，按照阶级经济结构的映象构成。当马克思呼吁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他即便不是在创立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宗教（这只是一个术语问题），至少也是在制定一种信条，用来满足人类思想中原先靠宗教去满足的因素，其方式是使这种因素同新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新社会作为新兴的发展中的“生产力”的上层建筑，正日益成为适当的和必需的结构。往往有人说，马克思的救世呼声同他把社会主义创造成为一种“科学”的企图在逻辑上是不相调和的。但是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来看，却并无矛盾之处，因为他认为形式逻辑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解释这个变化无常的实际世界。马克思仍然有十足的黑格尔主义的气质，认为一样东西能够同时是A而又是非A，这一点是根本性的；他又同费尔巴哈一样相信，行动先于思想，而思想——就其具有正确性而言——则是行动的系统表述。由此可见，并不像马克思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他的决定论并不是事物决定人的行动，而是人的行动决定事物。人的行动创造了现实世界，但这并不是没有原因或漫不经心的行动，而是决定性的行动，发起这种行动的意志是决定性的部分。我并不是说我同意这种观点，我只是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而且显然是一种可能成立的观点，单凭逻辑上的理由是无法加以摈斥的。 以上讲的是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和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局限性，黑格尔提出“辩证逻辑”并不是为了取代前者，而是作为一种理解理性现实所必需的、更高的和补充性的逻辑形式提出的；这两种逻辑的局限性引起了许多混乱。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不否认形式逻辑在其适当范围内的有效性；黑格尔说的是形式逻辑无法说明处于发展中的世界的动态，马克思把这个观点接了过来，并且用来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唯物史观。有一种错误的说法认为，马克思用“辩证逻辑”代替了形式逻辑，马克思对此是毫无责任的，那是某些崇拜他的人企图安到他头上的。人们认为“A”不能同时又是“非A”的观点，同人们认为“A”能够变成某种不同于“A”的东西的观点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只有把具有否定本质的“非A”观念与“某种不同于A的东西”的肯定性观念完全等同起来，才会产生混乱；像这样把“相反”（contrary）和“矛盾”(contradictory）混为一谈的现象不仅在黑格尔派的思想中普遍存在，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部分思想中也普遍存在。 常常有人问：为什么马克思希望无产阶级获得胜利呢？科学可能告诉他这是无产阶级的命运，但是这跟他又有什么相干呢？科学能感应他的意志吗？他一定会认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他确实希望无产阶级击败资产阶级；他确实希望出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种希望就是事实，他必须根据这个事实采取行动；这个事实是一种“事实与行动”的统一体——用一个希腊词来说明这种统一体，就是praxis（实践）。如果别人——某些别人——希望某种不同的东西，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行动；于是就会有斗争，而马克思肯定认为斗争的结果一定是他的实践获胜。如果有人问他，他和他的对手的实际思想和意愿是否同样是决定了的，我并不认为他会回答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我想他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对个人的决定并无兴趣，他所感兴趣的只是社会的决定，“生产力”对阶级行动的决定。在他同黑格尔派决裂以后，他就不是一个道德理论家，而是一个社会理论家了。 我不想在这里进一步谈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或者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本卷论述的社会主义思想大体上是到1850年为止；我将在以后的某一卷中远远超过目前所谈的，详加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后期发展及其影响。这里，我只需用几段话来总结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对人类历史起决定性影响的学说的要旨。 根据马克思的总学说，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的不断变化的性质，这就是说，实际上取决于人类对本身和自然界其余部分的控制力不断变化的性质。马克思论证说，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结果都形成人类利用生产力的相应组织，也就是人类关系和财产权的一种特殊安排，这种安排又需要通过适当的政治组织利用武力来维持，也需要政治组织通过相应的意识形态的系统阐述对人们思想施加影响来维持。由此可见，政治制度以及社会上所存在的思想和准则的整个结构都不是阶级制度的根源，而是基本经济力量所造成的结果，虽然这种制度和结构都被用来强制人们服从“生产力”在当时的发展所需要的阶级条件。马克思把它们叫做“上层建筑”。真正的推动力则是“生产力”本身；当这种生产力由于人类知识和实践能力的进一步发展而发生变化的时候，决定社会“生活方式”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两个方面都必须作相应的调整。 然而，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的利益将阻挠这种调整在任何威胁到他们的统治的地方出现；因此这些统治阶级就利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护现存的政治结构，并且压制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危险的革新，即使这些革新有利于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能够充分利用不断提高的“生产力”，也不例外。因此，在任何经济正在发展的社会制度中，一方面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这个社会的政治和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顽固地进行抵制，这两者之间会产生不协调。“生产力”的发展将创造出真实的新经济力量，而掌握这种新经济力量的人们就要设法取得社会统治权；由此而产生的冲突表现为现存的统治阶级同那个掌握了新形式的生产力而增强了经济力量的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随着这种不协调的日益加剧，激烈的阶级斗争就会为社会革命铺平道路；当革命到来时，它就会迅速摧毁社会制度陈腐的上层建筑，而代之以同“生产力”的新条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这种社会革命牵涉到思想和制度方面的革命，它们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不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他们从来没有认为每个历史事件都可以直接用这个公式来解释。他们只是直接用这个公式来说明历史上的重大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这次革命不仅是法国的革命，而且是西方文明的普遍运动的一部分。除了那些同历史的普遍运动直接有关的事件以外，他们并没有企图把他们的概括性公式应用到日常事件上去。他们甚至也没有说，他们的公式适用于个别国家历史中的每一个突出事件或发展，因为他们考虑问题时着眼于世界性的普遍运动，他们愿意承认，任何国家的历史都可能出现远远偏离这种运动的情况。不过，他们确曾认为，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观察任何国家的当代事件，能够清楚地说明许多用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解释的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曾在他们对1848年和以后几年的事件的论述中，表明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当代的历史是如何卓著成效。他们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就是证明，这三本著作都是实际应用他们那种观察方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再者，他们的学说也不包含这样的信念：个人只受经济或私利动机的推动。不论马克思是否相信这一点（我认为他是不相信的，因为这种想法属于边沁主义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种信念同他的总学说是不相吻合的，因为他的学说指的不是个人的动机，而是指历史力量的普遍运动。马克思的说法是，无论推动个人的动机是什么，构成群众的人都受历史必然性的驱使，要求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思想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这些有限的条件则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物质现实，以及这些现实所产生的问题决定的。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译注 [2]这个观念叔本华在他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年）中早已作了表达。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译注 [4]同上书，第82页。——译注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译注 [6]同上书。 [7]同上书。 [8]同上书。 [9]同上书，第83页。——译注 [1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原文是整段的，但本书作者柯尔引用时却强加分成小段。——译注
第二十二章《共产党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二十二章《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脱稿的时候恰恰是1848年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宣言》是在伦敦用德文写成和出版的。发表《宣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实质上是一个德国人的组织。同盟发出的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呼吁完全是国际性的；拥护同盟的那些德国人都是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工人，他们被逐出自己的祖国，并且参加了他们寄寓的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工人运动。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是继承法国人充当世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者，至少马克思是这样设想的，而他们则接受马克思的方针路线。 在革命动乱时期，除了在德国国内和在那些流亡国外的德国人中间，《宣言》简直就不为人所知。有人说，大约在1848年年中，巴黎曾出现过《宣言》的法文译本，但是看来并没有那时出版的任何法文本保存下来，因而是否确有其事尚是问题。1848年，伦敦曾出版过一种波兰文译本，但流传不广，不久又出现了丹麦文译本。直到1850年才有《宣言》的英文译本，发表在哈尼的《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这个杂志销路并不广。《宣言》的俄文译本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出现，译者是巴枯宁，出版于瑞士。在这个时期，伦敦、美国和德国又翻印过许多版德文本。第二个英文译本是1872年在纽约的一家期刊上发表的，接着就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登载了根据这个英译本转译的法文译本。但是在英国，看来直到1888年才有第二个英文译本出版，当时恩格斯特地为此写了一篇序言，就像他过去在不同时期为几个德文版所做的那样。《宣言》就是这样缓慢地传播开来的；在1848年知道它的人并不普遍，甚至在第一国际（建立于1864年）存在期间，除了德国以外也不是很多人知道它。 （一） 《共产党宣言》开头有一句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恩格斯在后来的版本中对这句话加了注释，说明在1847—1848年间，他和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存在阶级差别以前曾经有原始共产主义状况的存在，并不大了解。他们对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知识主要是从后来的社会人类学家的著作中得来的，特别是路易斯·摩尔根（1818—1881年）所写的《古代社会》（1877年出版），对恩格斯后来的著述具有深刻的影响。 从这句概括整个历史的话出发，《宣言》接着就指出，现代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后就扼要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兴起。《宣言》说，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政治上的进展；因此，“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2]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始终起着革命的作用。它的经济成就在于把现金交易关系建立成人与人之间唯一认可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体现在自由贸易之中。《宣言》告诉我们，资产阶级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使生产工具不断地革命化，从而使人们在使用生产工具时所产生的生产关系也随之不断革命化。不断扩大市场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3]。世界市场的开辟使得资产阶级体系具有世界性，它越来越依靠日益扩大的供应来源提供原料就说明了这一点。当资产阶级需要落后民族效劳时，它就迫使他们接受它的方法。它使城市统治着乡村，开化的民族统治着未开化的民族。它使财产积聚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在大型单位中，并且使财产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的手里。由于这种种趋势，它坚决要求政治集中化。资产阶级原是在封建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封建制度成了限制它继续发展的桎梏；于是，封建制度的束缚被炸得粉碎，自由竞争的制度代之而起。但是，资产阶级的竞争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庞大的生产资料。日益严重的商业危机就是资产阶级丧失了控制能力的标志，这个标志表现在所谓生产过剩的荒谬事实中。“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4]唯有通过企业倒闭和破产从而大规模毁灭财富，以及通过开辟新市场，才能克服这种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但是这样的发展却又只能为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铺平道路。 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些固有矛盾，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推翻自身的武器，而且也产生了能够运用这种武器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发展到什么程度，无产阶级也发展到什么程度。资产阶级制度已经把劳动者转化成单纯的商品。无产阶级在机械体系中工作，已经使自己丧失了一切个人的特性，工人已经完全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工人仅仅被当作劳动力这种商品的贮藏所，他的工资所得仅足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延续后代，即或不然，充其量也只是略有伸缩，几乎根本跳不出收入微薄这个圈子。随着机械的发展，工作越来越单调，所需的技巧也越来越少，而工资也随着下降，劳动强度也同时增加。工人变成了资产阶级、机器、监工和个别师傅的奴隶。男工越来越被女工所代替，因为机器摧毁了对技术的需要。就是这些力量使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工匠、小店主和小业主等等小资产阶级，与日俱增地投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无产阶级的成员来自各个阶级，其中当然包括那些从土地上被赶出来变成机器奴隶的农业劳动者。 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局面的反应，最初是个别地进行斗争，零星地捣毁机器，旨在保持昔日的地位；从这种水平上发展为组织形式较高的骚动，首先是以一个工厂为基础，然后又扩大到整个城市或地区。无产阶级走向政治性运动的这些步骤，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因为资产阶级发现必须利用无产阶级来击败敌人——残存的封建贵族。但是，随着机器消灭工种之间的一切差别，并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时，无产阶级也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并且越来越团结起来。同时，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工人的收入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没有保障。于是工人组织了工会，随后又成立了工会联合会，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这些斗争的发展迫使资产阶级在立法方面和其他方面对某些工人团体作出让步。在这里，《共产党宣言》举出1847年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为例，这是经过25年以上的长期斗争，英国议会刚刚通过的法案。 接着《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一直在许多条战线上作战，不仅同国内的旧统治阶级斗争，而且也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资产阶级也就教育了工人，起了反对自身的作用。同时，资本的集中过程使得资产阶级的“落伍者”投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对革命的领导起到了启蒙和进步的作用，而在关键时刻，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左翼思想家，也归附于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懂得历史运动的性质。 《宣言》坚持说，在十九世纪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它的运动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外的所有其他阶级，都注定要在现代工业的发展面前日趋没落和灭亡，而无产阶级却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小资产阶级、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小商人，还有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仅仅是为了维护他们现有的地位。他们基本上是保守的，或反动的，而不是革命的。说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至于流氓无产阶级，也就是现存制度最下层的社会渣滓，有时可能转向革命。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却更加可能被反动派收买为工具。 《宣言》接着说，在现代工业制度下，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一切家庭关系、一切民族特性和一切个性。其结果是法律、道德，宗教在无产阶级看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宣言》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同过去想取得统治地位的一切阶级不同。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全都设法建立它们自己的“占有方式”的统治。无产阶级恰恰相反，他们的使命是摧毁为保障私有财产而建立的全部法律上层建筑。此外，过去的一切阶级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旨在为他们自己谋取特权，而无产阶级的运动则是为全体人民的绝大多数谋利益的运动，目的在于废除而不是获得特权。 尽管无产阶级的民族特性受到破坏，无产阶级的斗争却首先是民族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应该向本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清算。《宣言》写道，这涉及到公开的革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这种革命将为无产阶级的统治奠定基础。过去受奴役的阶级在推翻原先的统治者以前，总是先在他们的统治下取得地位和力量；但是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在生产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种贫困日趋严重的现象显示资产阶级不配再做统治者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 资产阶级生存的必要条件是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取决于雇佣劳动，而雇佣劳动的存在则又取决于工人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可是，现代工业却驱使工人联合起来，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挖掘了坟墓。 以上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综述，马克思在这里写下了主要的基本思想。这些主要思想是什么呢？首先是把阶级斗争肯定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出发点。其次是断言，国家实质上乃是阶级的机构，表达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也就是说，国家乃是建立在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而经济结构则同生产力所达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第三，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扩张，它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为基础，因而必然需要越来越大的市场和原料基地。第四，揭示了如下的“矛盾”：先进国家中的购买力发展不足，无法吸收资本主义工业日益增多的产品，从而反复出现经济危机，只有大量破坏生产工具才能克服这种危机。第五，说明在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内部产生无产阶级的必然性，由于越来越多地运用机器，不同类型的劳动的各种技术遭到破坏，从而使工人变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商品。第六，断言存在这样一种倾向：由于技术遭到破坏，工人阶级越来越降到同样的生存工资水平，这种倾向因市场受到限制和一再发生失业危机而更加严重。第七，指出中间等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由于资本的日益集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第八，肯定无产阶级工会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工会首先是在比较狭隘的局部基础上出现的，以后就随着工人政治觉悟的相应提高而日益在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第九，承认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某些成员对无产阶级所起的作用，他们或是由于被抛入无产阶级行列，或是由于了解历史发展的性质而归附无产阶级。第十，承认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民族性，尽管资本主义本身具有越来越多的世界性。第十一，指出无产阶级同过去一切起义的阶级之间的根本区别：过去的阶级都是在以前的社会制度中兴起和壮大的，而工人阶级则是由于本身遭受日益严重的苦难而被迫起来造反。最后，断言资产阶级制度既离不开资本的不断积累，也离不开日趋恶化的危机所造成的周期性破坏。 在论述这些要点时，最重要的是必须记住起草《共产党宣言》时的实际情况。1848年的英国是远远走在前面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英国的发展过程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这一过程随着工业主义的发展很可能在其他国家中再现，直到资本主义被推翻为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观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般称之为“饥饿的四十年代”是不无理由的）英国的情况时，不禁认为生产资料革命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丝毫也没有把日益增多的财富带给新工矿企业中的工人。恰恰相反，它给工人带来的无疑是深刻的痛苦和一再失业所造成的严重的无保障状况。工厂和矿山的工人对这种情况的反应，首先是组成各种行业的工会，然后则力图在阶级基础上把这些工会联合起来，例如在1834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工人运动的情况就是这样，1845年重新组织“总工会”的情况也是这样。全国统一工会解体以后，紧接着就出现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这个运动具有被严重的苦难所迫而奋起反对饥饿的一切征兆。这时候，资本主义作了某些有限的让步，以回答工人阶级的骚动和统治阶级部分人士的人道主义呼吁，最重要的让步是工厂法案，包括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这些法案似乎表明，即使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得到改进。 在这种环境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如下论断就不是什么反乎自然的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把工资压低到同样的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同时由于动力机器的竞争，驱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停工歇业。同样，他们也自然会认为，受剥削的共同处境迫使工人团结起来，工人必然会发动声势浩大的政治性群众运动，这种运动到时候就会强大到资产阶级无法抵挡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英国取得革命胜利所缺乏的必要条件是理论上的领导，因为有了理论领导才能使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增强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只有理论水平较高的德国人才能承担起理论领导的责任，因此尽管德国的工业和德国的无产阶级都比较落后，他们仍然指望德国而不是英国来领导欧洲革命，英国的宪章运动当时显然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假定欧洲各国的革命再推迟10年爆发，假定《共产党宣言》不是在1847年而是在1857年发表的，那又会是什么局面呢？设想一下这个问题倒是很有意思的。1857年，英国的宪章运动实际上已经销声匿迹，尽管厄内斯特·琼斯竭尽全力，企图挽回颓势。当时的无产阶级并没有沦为一群毫无差别的“小工”，而是在操纵动力机器的基础上明显地发展各种新式技术；新的技术工人团体也正按行业组织起来。不论是在纺织工业还是在金属、工程和造船等行业中，新兴的行业工会都因为其成员掌握现代生产技术而开始为他们争得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生活条件。诚然，这种改进当时还没有推广到矿工中去，可是矿工在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的领导下整顿了自己的力量，不久也得到了改善。只有半熟练工人那时还没有得到多大好处；但是很难否认，英国的无产阶级是更加分化了，而不是分化的趋势减慢了，而且这种分化是在现代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发生的。与此同时，由于工业以及许多专门职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发展，一个新兴的小资产阶级正在迅速形成。这个小资产阶级跟马克思笔下的小资产阶级不同，它并不依靠陈旧过时的生产方式，恰恰相反，而是随着生产资料的发展，越来越壮大。此外，经济危机也没有过去那么严重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根本没有发生过三十年代后期和“饥饿的四十年代”那样严重的经济萧条。 马克思旅居英国的时候，正值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因而有充分的机会观察到这些变化，从而修正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学说，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但是他始终没有这样做。《宣言》已经发挥了作用；他从来没有修改或详加阐释其中那些用语辛辣的段落。实际上，人们不得不设想，马克思在1848年以后就专心致志于研究英国十九世纪早期的历史文献，以至身在英国，竟从来不去观察一下英国后来的情况。当然，我并不是说他对当代事务不再感兴趣。他在六十年代创建共产国际的记载就充分说明他是关心时势的；而且在整个五十年代，他一直在鼓励厄内斯特·琼斯竭尽全力，坚持为宪章运动重振声威，并且始终同英国的事态发展保持联系。但是1848年以后，当他的眼睛从英国博物馆的书籍和报告上移开的时候，他考虑得更多的是欧洲大陆上的事务而不是英国的事务，并且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德国和法国身上而不是寄托在英国身上。我认为，他完全了解英国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本的日益集中，“贫困也愈来愈严重”的论断并没有得到证实；不过马克思认为这一点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英国凭借它掌握的先进经济技术能够从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中撰取它所需要的一切。从这个角度来看，熟练工人境遇的改善就是由于他们从世界性的剥削中分得了一杯残羹，从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敌人。马克思认为这些情况都是暂时的。与此相反，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发展则远远落后于英国，1848年的论断，在马克思看来基本上还是对的，因而似乎没有必要出版修订本。然而有一个事实不无重要意义：那就是在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的那些岁月中，虽然在1872年重新发行了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序言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但是始终没有发行过英文版。显然，马克思认为《宣言》并不适于英国工会主义者阅读，他当时正争取他们的支持以发动欧洲大陆的革命。 无论如何，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并没有迹象表明他愿意根据1850年以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修改自己的关于资本愈集中“贫困也愈来愈严重”这一普遍性的论点。然而，结合十九世纪后半叶任何时候的英国情况来看，或是结合英国的资本主义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未能令人满意地恢复过来的事实来看，甚至连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也都认为马克思当时的分析已经不再符合实际了。现在不难指出，马克思在1847年提出的关于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分化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高估了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矛盾”的恶果，他把现代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错认为是持续性的趋势，并算定这种趋势必然会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崩溃。可以说这是个主要理由，说明为什么在马克思的继承者手里，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而就世界上比较落后的国家——特别是俄国——的情况来说，马克思在1847年所作的论断，倒是适合得多。 （二）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宣布了一些基本原理，第二部分则叙述共产党人在未来革命中的任务，以及他们同整个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宣言》强调指出，决不应把共产党人看作是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冲突的利益。相反，就无产阶级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来说，他们是整个无产阶级有觉悟的代表。他们不过是无产阶级中最了解事物的历史趋势的那部分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最了解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经济因素的趋向的人。《宣言》的起草者又指出，共产党人决不会提出任何普遍的改革计划。他们的任务并不是擘划乌托邦，而是要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进行那场注定会使它掌握政权的斗争。接着《宣言》就长篇大论地驳斥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的论点。就我们当前所讨论的问题来说，这部分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可以略而不谈。往下，《宣言》就接着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5]——这是一句名言，后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许多争论。《宣言》告诉我们，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这以后就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也就是集中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将利用这种控制权为整个社会的利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宣言》往下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欧洲革命中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的要点如下：（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反对无产阶级权力当局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建立垄断信贷的国家银行；（6）实行交通和运输工具国有化；（7）增加国营工厂和国有的生产工具，包括共同开垦荒地；（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重新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10）对所有人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童工劳动；把教育同工业生产结合起来，等等；最后，《宣言》的这一部分着重指出，当阶级差别消失之后，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国家将会“消亡”。 有明显的迹象说明这个纲领的来源是混杂的，而且对待它本身所提出的事态也有些犹豫不定。看来很明显，纲领的设想是逐步而迅速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要在体现工人阶级权力的新型国家的主持下实行这种过渡。可以看出，《宣言》还没有应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虽然其中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同这个名词非常接近的概念。此外，可以公允地说《宣言》所说的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而是身负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整个无产阶级的代表这一论点，是现代共产主义据以发展群众性政党概念的萌芽，同时也意味着在革命胜利以后，只有一个政党居于统治地位，因为如果无产阶级只有一项历史使命，那就可以设想只需要一个政党来完成这项使命，或者说只有一个政党能够真实地表达无产阶级的意志。 《共产党宣言》的这一部分对于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最好以哪种形式的政府去贯彻其任务的问题究竟具有什么意义，人们是颇有争议的，在这里我不打算进一步讨论这一点。我怀疑马克思本人在这个时期或者后来对所需的政府形式曾有过明确的看法，或者认为可以采取武断的态度。“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概念，并不是马克思创造的；它是许多早期呼声的回响，这些早期呼声可以溯源于格拉古·巴贝夫和平等派密谋，而且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巴黎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俱乐部早就作出了响应。这个回响正是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般成员喜闻乐见的。马克思所作的只是从德国人所特有的角度给予这个概念以新的解释，把它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概念联系起来，并赋予新的形式，使它特别容易为那些受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影响而又重视意识形态的德国人所接受。就“青年黑格尔派”社会主义者来说，原来由哲学家承担的根据唯心主义学说进行推理的使命：现在则变成了无产阶级本身的使命，而哲学家这时充其量只是起接生婆的作用而已。至于共产党人宣称他们代表的不是一个宗派而是整个无产阶级的说法，也是马克思根据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新说法，颠倒黑格尔主义而自然引申出来的。阶级而不是个人，才是关键性的历史范畴；因此，政策必须是阶级的政策，而不是若干意见一致的个人的政策。 （三） 《共产党宣言》的第三和第四部分，是针对马克思发现“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种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提出的一系列批判。这两部分概略地评论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并揭露了它们的缺点。举凡“封建的社会主义”（也附带谈到了基督教社会主义，把它当作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都一一加以评论，最后还谈到了“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关于这些评论，我们在论述从费希特到赫斯和卡尔·格律恩的德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那些章节中已经大致讨论过了。马克思在《宣言》中攻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及其同封建主义者建立的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同盟，接着就转而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宣言》对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先驱——虽然进行了批判，但是认为它在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中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宣言》说，空想社会主义同有组织、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运动出现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密切相关的。空想社会主义属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可能承担革命任务的工具而出现，因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把他们的改革计划建筑在自己对是与非的主观认识上，并以传教的方式呼吁组织道德十字军，而不是去领导革命运动。《宣言》赞扬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傅立叶、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对于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但是又说，虽然这些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失为他们所属的时代的先驱者，但是他们的继承人不顾历史条件的发展，在1847年仍然坚持这些学说，因而在局面已经改观的四十年代终于成了反动派。《宣言》说，后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是反动派，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道德说教实际上起了熄灭阶级斗争的作用，促使人们幻想从好心肠的富翁或现存的国家当局那里得到帮助，同时也促使工人脱离政治行动而对未来抱脱离实际的幻想。《宣言》接着指出，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欧文主义者反对宪章派，而在法国，傅立叶的信徒则反对改良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即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的信徒）的政治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宣言》的最后部分在明确说明共产党人的当前政治态度时，宣称他们支持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而在德国则支持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党人的任务是要保证实现这次革命，因为这次革命不过是即将随之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宣言》原已宣布过“工人没有祖国”，最后又向“全世界无产者”提出了口号：“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6]这是有意用来代替“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后者一直是正义者同盟以及这个同盟在德国流亡者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小团体的口号。 作为《共产党宣言》的附件，马克思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也是必须谈到的。《告同盟书》于1850年发表，那时欧洲革命已经临近最后失败。很明显，马克思在1850年仍然预计这次革命的失败仅仅是暂时的挫折，希望很快就会重新爆发一次更为成功的革命。马克思1850年的《告同盟书》对他的革命战略所作的说明甚至比《宣言》本身还要清楚。《告同盟书》不仅呼吁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而且要求建立独立的工人委员会，同革命初期将要建立的主要由小资产阶级控制的临时政府同时并存。真正的革命者必须使这种政府丧失威信，而当不彻底的革命显示出种种矛盾的时候，就依靠工人阶级群众的支持同这种政府作斗争。现代共产党人不厌其烦地指出，这里存在着俄国1905年和1917年革命中发展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概念的胚胎。 《共产党宣言》实质上是号召采取行动的嘹亮号角，而不是学说的阐述，决不能把它当作马克思思想的全面系统的说明。马克思写入《宣言》的基本哲学观点，不过是他认为主持发表《宣言》的团体的现有和未来成员所能消化的那些东西，也不过是需要征得其同意的代表们所能赞同的那些东西。他写入《宣言》的理论有很大一部分与其说是向其他人进行辩论，倒不如说是向代表们及其信从者说明道理。还有不少内容是代表们要求列入的，根本没有考虑马克思本人愿意与否。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批判是为了使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同他们的旧关系划清界线；至于列举各项直接要求的纲领则是经过整理的决议，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本身作出决议，授权马克思列入《宣言》的。凡是马克思认为适当的，他总是把他自己和恩格斯的思想写进《宣言》，但决不是全部。特别应该指出，那个已经构成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学基本中心思想的论点：生产力的发展在决定社会关系方面起主导作用，在《宣言》中就根本没有提到。《宣言》无疑是包含着这一思想的，不过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因此，为了透辟地了解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仅要研究《共产党宣言》，而且还要研究马克思早期的全部著作，以及他后来就自己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思想演变过程所作的自述。下面一章将论述马克思在撰写《共产党宣言》时期的全部学说。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2]同上书，第253页。——译注 [3]同上书，第254页。——译注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286页。页。
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1999） 译后记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学家，也是当今享誉世界、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本书是意大利《共和国报》驻伦敦记者安东尼奥·波立陶与他的访谈录。据说，此书在西方还没有出版时，就先后有18个国家获得了版权，霍布斯鲍姆在国际上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霍布斯鲍姆之所以能够享誉世界，我以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的高尚人格；其二是他的杰出成就。 先说他的高尚人格。 霍布斯鲍姆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其童年时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深受创伤的德国与奥地利度过的，并于14岁那年在柏林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在英国剑桥大学就读期间，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一些马克思主义派学生交往甚密。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在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气焰正盛的时候，他与其他一些才华横溢和开拓进取的知心朋友和同事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CPBC），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促使他参与创办了著名的新左翼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这表现了他坚定的政治信仰与极大的道德勇气。 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英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极大的混乱，有好几千人退党，但霍布斯鲍姆仍然留在了党内。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使他的教职生涯进展艰难。他自己说过，只要他当时离开共产党，就能获得物质利益与职业便利。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应该对一种伟大的理想以及为了这种理想而献身的人们保持忠诚。他说：“我所能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通过拒绝物质利益与职业便利，表明自己与党的事业休戚相关的一点心意”，“如果人们仅有的一个理想就是通过获得物质利益而追求个人幸福，那么人类就是一种渺小的物种。” 霍布斯鲍姆这种道德勇气与人格力量，不禁使我想起1937年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给他的老师、当时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先生60大寿时所写的一封信。毛泽东同志在信中对徐老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高尚行为给予高度评价，并且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霍布斯鲍姆在希特勒刚开始统治德国时加人共产党，而且后来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历了国际政治的许多重大事件、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迄今未曾脱离共产党，屈指算来已经有将近70年的党龄了。就其政治信仰的坚定性以及追求理想的高尚情操而言，他虽然是一个外国人，但有没有资格作为我们的先生呢？我以为是有的。尤其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对于那些不知理想为何物的人来说，霍布斯鲍姆更是一面镜子，一面能够透视人的内心与灵魂的镜子。 再说他的杰出成就。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背景虽然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但这也使他与国际社会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和更多的研究机会，从而使他以其杰出的成就确立了在国际史学界的崇高地位，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所研究的历史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前后延伸到17、18和20世纪；研究地区从英国、欧洲到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他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方面的文章。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称当代史家中的一流水平，在学术界具有极大的影响。他那高屋建领的思想意识和清新流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史学的魅力推广到大众，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新左翼评论》的著名编辑安德生就说：“霍布斯鲍姆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他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布斯鲍姆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的专著问世，其中的扛鼎之作便是描述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两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四卷本著作：《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1914一1991）》。尤其是《极端的年代》一书，正如霍布斯鲍姆本人在书中所言，“这是一部由20世纪的当代作者写给20世纪后期的当代读者阅读的著作”。国际上有的评论家指出：“该书刚一出版，便成为经典之作。该书于1994年推出，两年间便再版12次，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五大洲都成为畅销书。 霍布斯鲍姆的博学令人咋舌，他能够熟练地使用5种语言，这就使他能够获得那些只懂一门语言的学者们所得不到的材料与观点。他所引证的材料像百科全书那样广泛，而且在驾驭材料方面具有超凡的概括能力。我在拜读他的大作时，对这一点的感受犹为深刻。尽管霍布斯鲍姆的学识如日月之蚀，但他的谦虚态度更是令人敬佩，比如他在《革命的年代》中认为“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某些方面的专家，或者换个说法，在某些方面也更无知”；在《资本的年代》中认为自己“不是一切问题的专家，我只是对与本书有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精通而已”；在《极端的年代》中认为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认识，若以当代史学界的博学功力判断，也实在有失零星片断”，“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一定暴露了我的无知，以及某些具有争议的论点。”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了霍布斯鲍姆这么多自谦的话，实在是因为看到了太多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式的“自我包装”。 霍布斯鲍姆是一位历史学家，更是一位教师。中国古语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对于他的学识与风范，我只能以《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崇敬心情。至于他的所有观点是否都正确，我们是否要全盘接受，当属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不接受他的某些观点，但不能不敬佩他的高尚人格与杰出成就。能够有机会翻译霍布斯鲍姆的大作，这是我作为一位中国青年的极大荣幸，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好像是恭立在大师的面前聆听他讲述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仅学到了一些有形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接受了一次无形的道德洗礼，这种感觉非语言所能表达。在人的一生中，类似于这种机会并不多，而我现在却得到了这样一次机会。对于命运的垂青与眷顾，我只有表示真诚的谢意，并且倍加珍惜。 机遇虽好，然学识不逮，这使我在翻译过程中时常有一种惶恐之感，深怕由于自己的浅薄与无知而误解甚至曲解了大师的本意，因此对于原书中所涉及到的背景材料，我都尽我所能找到出处，并以“译者注”的形式奉献于读者面前。这些注释对于那些学识精深的读者来说，也许会有画蛇添足之感，但我的本意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原文才努力查找这些资料的，以至于有点割舍不下。至少对于一部分读者来说，这些注释或许能起一点资料的作用。 “译者注”的主要资料来源为：《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数据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国际互联网上的相关资料（包括相关人物的个人主页）以及介绍相关事件、历史背景与人物的书籍、报刊和杂志等。限于篇幅，我无法将所有这些资料的原始编撰者的尊姓大名一一罗列，因此只能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本书的合译者田培义先生以其非凡的才智与独特的视角给了我许多启发与帮助；我的妻子尚小丽女士不仅翻译了部分章节，而且对全书的译稿进行了文字上的润色，更为重要的是她不断地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和生活上的照顾，这是本书的翻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如果说霍布斯鲍姆是一座大山，那么我就是山脚下的一块小石子，因而绝对不可能洞见大山那种深奥与悠远的意境。对于大师的学识与风范，我根本无法望其项背，因此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译稿，充其量只是匆匆地触及了一下大师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所激发出来的余波而已。有鉴于此，对于译文中必然存在的疏漏与讹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殷雄 2000年5月18日于北京
附录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7 亲爱的同志们[1]： 昨天我们收到两个文件，从法西斯当局发动对我们党进攻的第一天我们就期待着它们:葛利埃科的报告和弗尔蒂吉亚里给地下工作委员会的回信。这里根据报纸上灾难性的消息判断党的处境，印象强烈。我们绝对缺少具体消息；唯一一张提供广泛信息的意大利报纸是《前进报》。泰拉齐尼的文章不是报告而是报刊文章，此类文章缺少任何实际材料，只有一般性判断和论战性笔调，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成为猛烈抨击我党的口实，我党仿佛成了不负责任的未成年人的避难所，这些未成年人对形势一无所知，也不了解自己党内发生的事情（缺少情报变成党完全解体的证据），并且旁敲侧击地攻击共产国际来消磨时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某些会议对我们来说是灾难性的，令我们垂头丧气。斯科齐马罗寄给葛兰西的两封私人书信许诺改变一点儿形势。我们坚持认为平奎诺[2]对社会党内目前的形势负有责任，我们成功地阻止他被派往意大利，布哈林曾建议他来。不仅如此，还为了在表决决议时通过如下断言：为了让共产国际的观点取胜，由平奎诺在意大利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地下机构 关于这里对党组织地下机构能力及现有机构效率的普遍看法，我们给你们撰写一个简短的“历史”草稿。在代表大会上，正如你们记得那样，在法西斯政变时刻半地下发行的《共产党人》和《新秩序》的寄达产生了极佳印象。在代表大会后，在执委会小范围会议上，艾贝莱茵同志就地下工作同各党代表谈话作了一个报告。关于意大利，他说从波尔迪加同志的言论可以形成这样的印象：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地下机构，没有必要因素以确定事物真正存在。 目前，传来波尔迪加被捕的消息，证实了这种判断，对我们形成了可怕的印象。天真的泰拉齐尼在每封信中都坚称“令人不愉快的事件”造成党的领袖被捕和党的资金被没收，预示着把闹剧要素引入悲剧的危险。此种印象难以消除。大家一致认为，问题不是组织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一个理论空谈者的党不愿成为群众的党，这样的党无所作为，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没有能力组织一个巩固的、安全的地下机构。这就是推理过程。 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最近报告中提到雷波西反对成立工厂小组[3]，却没有说到党在这方面采取的立场。这是个原则性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所有共产党都应当以工厂为基础组织，并与地域基础相协调，以便组织起因失业或因其他原因不在工厂工作的志士。党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必须做出明确决议，并确信该组织措施已经实施。 合并问题 贝鲁齐[4]的报告寄达，彻底改变了由加科莫的报告及泰拉齐尼尖刻的论战性文章在这方面造成的印象，〉必须确信，共产国际政策的基础是通过《前进报》夺取社会党，最近几个月该报的发行量和订户量[5]证明它是最受意大利群众喜爱的报纸。这意味着共产国际改变了策略，每当它认为必须避免丧失社会党的大多数，从而必须避免重陷以往的形势。我们曾赞同这一点：让合并少数派留在社会党内，此外，我们不能赞同组建无产阶级集团的观点，因为无产阶级集团应当是实际合并，但应当保持各自中央机构的差异。 更确切地说，我们记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出发前）做出决议：合并派必须脱离社会党，即使他们是少数。这样做只是为了约束塞拉蒂全力以赴投入斗争，以便让合并派在党代表大会上获胜。然而，从那时起就设想授权共产国际代表在适当时刻建议相反立场将受益匪浅。这正是斯科齐马罗的看法，他会给你们提供更多情报。 现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数次会议上，所有人都赞同让合并少数派留在社会党内。我们坚持这一观点，我们成功地阻止匆忙做出决议并仍在等待，我们激励合并派积极工作并大力活动以改善地位。 我们就是这样反对（但我们被完全孤立）建立无产阶级集团，根据加科莫的建议，这意味着放弃合并或代替合并。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应当认真研究这一问题。鉴于总形势，鉴于共产党人的高度纯洁性，鉴于共产国际的支持，主要是采取大的战略行动，这一行动能让我们完全争取社会党人。这里，我们为你们逐字逐句地抄录3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执委会重申其2月20日关于推迟召开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组建无产阶级集团的决议，无产阶级集团意味着共同的地方小组、共同的行动、共同的报纸、在工会的共同行动、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执委会委任B同志毫不迟疑地执行此决议并提醒他注意迄今采取的执行措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十四条）自然对共产国际所有成员都有效，它们有责任实际开展拥护这些决议的宣传。然而，鉴于不利的政治形势，立即实施十四条被放弃。与此同时，应当继续宣传合并。” 总之，这是一种具有伟大风格的渗透行动，根据形势进行，旨在夺取《前进报》，即实际夺取今天对革命工人阶级多数产生巨大影响的机构。自然，这种渗透行动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协调一致的共产主义者小组，存在一个善于利用一切时机证明走上反法西斯实际斗争正确道路的核心。我们也认为这是目前唯一的道路和唯一可行的策略。最近发生的事件证明法西斯主义实际进入其腐败阶段。它妄图飞速向前，直接获得最终结果：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消失，资产阶级所有活动分子都集中组织到其干部队伍中。然而，由于法西斯主义应当在经济领域开始具体行动，就必须在不同资本集团中进行选择，它顺理成章地选定依靠冶金工业集团，因为该集团代表了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必要基础，为了重新扩大军备，为了在下次战争中与法国结盟的战略计划。《晚邮报》和《新闻报》是机械和纺织出口工业的代表，这些工业的利益同冶金工业发生冲突，也不可能看好同法国的军事联盟，这是形势严峻的征兆[6]我们认为，即使在这种形势下，在意大利整个地区（撒丁、西西里和南意大利）要求自治的倾向仍然活跃，这种倾向能够提供反法西斯斗争和资产阶级国家解体的广泛基础。 自然，所有〔……〕[7] 1923年3月29日，莫斯科 注解： [1]致意共中央执委会。 [2]拉科西的绰号。 [3]1923年3月5日在米兰召开意共中央执委会会议，会上雷波西反对贝尔蒂的建议——“以工厂为基础而不以居住地”建立党的战斗队伍。 [4]即马努伊尔斯基。 [5]1922年末至1923年初，发起支持和资助《前进报》的宣传运动，报社领导层认为成效非常大。 [6]所有这些问题构成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报告的中心，报告题为（意大利的政治形势〉（用法文，打字稿）。关于《晚邮报》和《新闻报》对法西斯的立场，请参阅1924年3月15日《新秩序）上葛兰西撰写的评论《南方法西斯主义》。 [7]随后内容请参阅第65封信。
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译后记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田世锭、何霜梅合作完成，总体而言，田世锭完成了全部工作量的三分之二，何霜梅完成了三分之一。最后由田世锭校对、定稿。本书责任编辑丁艳红对译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985项目为本书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中可能存在一些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田世锭 2006年5月21日
人名和论点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人名和论点索引 【223】 （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本整理中以红色数字标识〕） 为符合我对内在关系提出的论证，我在这里作了专门的努力，以呈现本书所论证的观点之间的联系。我是通过大量运用同义词和前后参照，并按照核心概念分项排列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与辩证方法有关的专有词汇自始至终得到了强调。 abstraction（抽象） processof（general）[抽象方法或抽象过程（一般意义上的）]4，56，7，13，14，45，46，47，49n，51，52，59—111，112n，121，128，141，174，175，177，178，179，180，181，181n，189，190，192 forceof（抽象力）111，127 conceptof（抽象的概念）42，60—62，127，128 ofextension（范围的抽象）73—86，90，99，100，101，105，107，108，109，110，111，117，121，122，124，128，141，157，159，160，163，175，176，181，189，190 oflevelofgenerality（概括层次的抽象）74，75，86—99，101，102，105，109，110，111，118，162，163，176，179，189，190，191，192 ofvantagepoint（角度的抽象）6，29，32，49n，75，99—111，115，117，119，122，124，125，125n，128，131，132，144，151，152，163，166，173，176，186，189，190，191，192 asideationalconstruct（作为观念结构的抽象）6，24，62，64，76，127，133n，142，143，152，174，175，177，179 asideologicalconstruct（作为意识形态结构的抽象）62，76，78，102，112n，127，142，150，178 real（真实的抽象）24，62 inrelationtotheconcrete（与具体的关系）24，133n，189 Seealsoindividuation；conceptualization；relation：philosophyofinternal（参见个体化，概念化，内在关系哲学） accident（偶然）Seechance（参见机会） activity（action，practice）[活动（行动，实践）]46，79，88，89，90，94，99，108，112n，125，129，132，134n，141，143，149，156，162，175，189，191 Afghanistan（阿富汗）215n RobertAlbritton（罗伯特·奥尔布里顿）182 alienation异化[alienatedsociety（异化的社会），estrangement（疏远）]3，5，48n，49n，62，70，83，85，91，95，101，102，110，127，128，132，134n，149，152，160，165，166，183，190，191 theoryof（异化理论）77，94，95，148，184 Seealsofetishism；ideology（参见拜物教，意识形态） JohnAllen（约翰·艾伦）112n LouisAlthusser（路易斯·阿尔都塞）39，46，49n，50n，91，110，184 appearance：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现象）2，13，14，17，26，35n，36，40，41，62，68，70，75，76，77，78，79，80，82，83，86，88，116，119，129，133，133n，145，146，151，152，185 inrelationtoessence（与本质的关系）79，80 Seealsoessence；abstraction；ideology（参见本质，抽象，意识形态） appropriate（appropriation）（占有）80，112n，123，127，129，134n，149，164，168 approximation（接近） first（最初的接近）121，149，153，168 successive（不断的接近）131，152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3，39，161 ChristopherArthur（克里斯多佛·亚瑟）182 atomism（原子论）39 attitude（态度）143 survey调查147，154n attribute（属性），Seequality（参见性质） autonomy（自律），Sceindependent（参见自立） A，J，Ayer（艾耶尔）52，53，54，56n H，de，Balzac（巴尔扎克）134n，186 AmiriBaraka（阿米里·巴拉卡）76191 PaulBaran（保罗·巴兰）110 barbarism（野蛮状态）168 base/superstructure（基础与上层建筑）78，79，106，136，149 BrunoBauer（布鲁诺·鲍威尔）43 becoming（形成）28，65，66，81，111，116，117，119，121，165，175，199 Seealsoprocess；potential（参见过程，潜在） EdwardBernstein（爱德华·伯恩施坦）158 RoyBhaskar（罗依·巴斯卡尔）112n173，174，177，178，179 bourgeois（资产阶级），Seealsocapitalism；economists（参见资本主义，产阶级经济学家） 【224】RobertBrenner罗伯特·勃伦纳110 bureaucracy（官僚）144，194，195，196，197198，199，200，203，204，206，208，209，210，211，213，214n George，W.Bush（乔治·W.布什）215n Business（businessmen；corporations）[企业（商人，公司）]194，196，197，199，203，211，215n small（小商人）81，122 BishopButler（主教巴特勒）69 Cacus（卡库斯）12 capital（资本）1417，24，25，26，28，31，32，34n，36，49n，62，65，66，67、68，69，70，75，77，80，83，85，90，100，104，107，109，115，116，117，119，122，124，128，131，134n，139，141，143，144，150，151，152，163，164，176，183，189，190，191，192，197，199 conceptof（资本的概念）24—26，30—31，67，70，128，143，153 accumulation，primitive（资本原始积累）14，183，184，191 variable（可变资本）24，32，67 logic（资本的逻辑）194，202，204 capitalism（capitalistsociety/system/condition/modeofproduction）[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或系统或条件或生产方式）]1，2，4，6，11，14，15，16，17，18，19，20，23，25，29，32，36，46，55，62，63，64，66，68，70，71，73，75，79，80，81，82，86，87，88，89，90，91，93，94，95，96，97，98，99，100，102，103，104，107，108，109，110，111，112n，116，118，119，120，122，123，124，125，127、128。129，130，137，138，140，144，145，146，148，149，150，153，154，156，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4，178，179，182，183，184，185，186，189，190，192，194，196，197，198，200，201，202，204，207，212，213，214，214n，215n[Seealsoabstractionoflevelofgenerality（参见概括层次的抽象）] modern（现代资本主义）23，33，87，88，90，91，94，95，96，98，99，103，118，123，130，145，162，189，190，215n[Seealsoabstraction：oflevelofgenerality（参见概括层次的抽象）] capitalist（bourgeois）[资本家（资产阶级）]1316，2，24，25，65，67，70，75，77，78，81，91，92，97，99，101，103，104，106，108，116，131，142，143，149，163，164，165，179，185，194，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7，213，214，214n Seealsoembodiment（参见化身） capitalistconditions（资本主义的条件），Seecapitalism（参见资本主义） capitalistmodeofproduction（资本主义生产方式），Seecapitalism（参见资本主义） capitalistsociety（资本主义社会），Seecapitalism（参见资本主义） capitalistsystem（资本主义系统），Seecapitalism（参见资本主义） R，N，Carew-Hunt（卡鲁—亨特）33 category（范畴），Seeconcept（参见概念） cause/effect（原因与结果）12，15，17，18，27，34，34n，38，47n，71，84，87，97，102，118，119，120，121，132，133，133n，138，139，178 Seealsodetermine；condition；interaction（参见决定，条件，相互作用） chance（accident）（偶然的变化）70，160 change（development）[变化（发展）]3，5，13，14，17，18，19，20，27，30，33，43，48n，59，60，63，64，65，67，70，73，76，82，84，89，90，96，97，102，107，128，146，157，158，161，164，167，168，173，174，175，176，178，180，181，185，187，190 Seealsobecoming；process（参见形成，过程） China（中国）155，210 choice（选择）20，98 circulation（流通）85，100 citizenship（公民权）207，208 civilsociety（市民社会）144 class（阶级）3，24，30，79，80，82，89，91，92，93，95，97，98，101，102，104，106，108，110，111，123，142，144，145，146，165，166，167，176，179，198，199，201，205，207，209，213 analysis（阶级分析）145，191，200 consciousness（阶级意识）81，154n，179，183 dictatorship（ofaristocracy，capitalistsorworkers）[（贵族，资本家，或工人的）阶级专政]166，167，202，205，213 interests（阶级利益）18，26，92，101，103108，143149165，179，196，198，199，200，201，202，204，207，213 ruling（dominant）（阶级统治）81，93，100，105，110，138，154，165，197，200，201，202，203，204，205，211，212，214n society（divisionofsociety，history）[社会（社会分裂，历史）]3，76，78，80，89，90，92，94，95，96，98，99，103，105，110，118，130，145，162，163，166，167，189，190，201，202 struggle（阶级斗争）3，12，20，79，81，90，95，99，123，138，145，149，162，164，168，176，183，190，191 Seealsocontradiction；labor：divisionof；alienation；history：materialistconceptionof（参见矛盾，劳动分工，异化，唯物史观） classification（分类）76，79，81，89，105，106，150，200 Seealsoabstraction（参见抽象） G，D，H，Gole（科尔）91 JamesColeman（詹姆士·科尔曼）64，65 commodity（商品）16，25，28，66，67，73，77，83，85，86，89，90，94，104，106，107，122，131，132，145，152，183，189，190 commonsense（常识）14，17，18，20，25，28，30，35n，36，38，46，47，47n，52，53，54，67，68，69，71，73，77，91，102，129，133，175，176 Seealsoideology；relation：external；nondialectical（参见意识形态，外在关系，非辩证的） communal（共同体的），Seecommunity（参见共同体） communication（communicability）[传达（可传达性）]51，52，53，56n，60，63，143，152，153，174，175 Seealsoexposition（参见叙述） communism，asapotentialwithincapitalism（作为资本主义内部的潜在的共产主义）1，2，6，55，93，123，126n，148，158，168，168n，179，183，184，185，191 Seealsopotential；projection；future（参见潜在，预测，未来） community（communal）[共同体（共同体的）]35n，79，138 illusory（虚幻的共同体）207 political（政治共同体）207 social（社会共同体）207 Seealsoalienation；ideology；state：theoryof（参见异化，意识形态，国家理论） competition（竞争）1，94，102，109，128【225】 Seealsoalienation（参见异化） concept（conception；category；terminology）[概念（观念，范畴，术语）]4，5，13，17，23，24，25，26，30，31，32，33，35n，38，41，42，44，45，47，47n，48n，49n，52，53，54，55，56，56n，62，65，70，77，79，132，133，135，136，142，143，144，147，152，153，154，159，164，174，179，182，183，186，189，190，192，200 Seealsodefinition；language（参见定义语言） conceptualizationprocessof（概念化的过程）31112n，141，142 Seealsoabstraction；naming（参见抽象命名） concrete（livingcomplexity）[具体（生动的复杂性）]24，42，60，80，111n，133，150，151，152，154n，175，183，189 Seealsoabstraction（参见抽象） condition（条件）16，17，27，34n，67，120，121 Seealsocause/effect；determine；interaction（参见原因与结果，决定，相互作用） consciousness：generalandindividual（普遍意识和个人意识）45，48n，63，92，95，97，125，165 false（错误意识）147 industry（意识产业）110 Seealsoideology；classconsciousness（参见意识形态阶级意识） constitution（宪法）194 Japanese（日本宪法）206，207，208，209，210，212，215n U，S，（美国宪法）204，211 consumersovereignty（消费者主权）102 Seealsoideology（参见意识形态） consumption（消费）18，27，29，71，77，105，131，164，186 context（背景）13，98，99，103，142，143，146，163 contradiction（矛盾）4，15，17，18，41，63，76，82，84—86，90，93，96，97，107，108，109，110，111，112n，116，122，123，124，138，141，145，146，149，150，151，157，161，163，164，165，166，168，169，179，183，185，191，204 Seealsorelation：internal；abstraction（参见内在关系，抽象） cooperation（合作）17，106，107，138，159，207 Copernicus（哥白尼）12 corporations（公司），Seebusiness（参见企业） crisis，economicalandsocial（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188，586，90，91，110，112n，122，164，213 Seealsocontradiction（参见矛盾） critic（批评家），Seecriticism（参见批评） eritical（批判的），Seecriticism（参见批评） CriticalCriticism（批判的批判主义）43，48n CriticalRealism（批判的现实主义）6，112n，173，181 Criticism（critique，critical，critic）[批评（批评，批判的，批评家）72，4，14，20，48n，62，76，77，135，142，146，156，158，159，191，192，213 dance（舞蹈）154，169 deduction（deduce，deductivesystem）[推论（推理，推理的体系）]19，28，127，130，136，147，150，151 Scealsoinquiry；exposition（参见研究，叙述） definition（defining，redefining）[定义（下定义，重新定义）]4，30，31，33，35n，36，39，75，82，129，143，144，153，174 Seealsolanguage；concept；meaning（参见语言，概念，含义） democracy（民主）16，159，164，166，167，194，195，201，202，205，209，210，212，214 RenéDescartes（勒内·笛卡尔）140 determine，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决定）40，48n，6768，77，133n，184，189 determine（determinism）[决定（决定论）]3，27，34，34n，50n，71，74，79，90，98，99，102，107，110，115，119，121，123，128，133n，134n，191 conceptof（“bestimmen”）（决定的概念）34n conceptof（“bedingen”—conditionordetermine）（条件或决定的概念）34n Seealsocause/effect；condition；necessity；freedom（参见原因与结果，条件，必然，自由） development（发展），Seechange（参见变化） dialectics/dialectical（method/approach/theory）：generaldescriptionsonly[辩证法或辩证的（方法，手段，理论），仅一般的描述]13，19，49n，86，156，159，168，174，178，179，180，184，187，188 Marx's，generaldescriptionsonly（马克思的辩证法，仅一般的描述）2—4，6，8n，11，14，15，20，33，47，51，59，62，104，111，112n，127，131，137，139，140，148，154，157，158，161，166，167，174，175，180，182，183，187，191，192 lawsof（辩证法的规律）96—98，128，138，141，145 ofnature（自然辩证法）97 JosephDietzgen（约瑟夫·狄慈根）44，45，46，48n，49n，50n，52，54，112n distribution（分配）18，26，27，29，48n，71，90，105，131，143，186 RayaDunayevskaya（拉娅·杜纳也斯卡亚）35n，63 EmileDurkheim（埃米尔·涂尔干）139 ecology（生态）92，99 economicdeterminism（经济决定论）27，34，39，47，110，153 Seealsoideology；exposition（参见意识形态，叙述） economists（bourgeois）（资产阶级经济学家）26，29，65，94，190，202 Seealsopoliticaleconomists；science：political；science：social；ideology（参见政治经济学家、政治科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 economy（经济）23，24，29，30，31，32，33，34，34n，37，38，79，95，96，100，105，106，110，115，118，129，130，133n，136，138，143，146，149，151，152，163，164，182，183，190，191，196，197，201，204，205，212，213 Seealsoproduction；distribution；exchange；comsumption（参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embodiment（personification），ofeconomicfunctionsonly[化身（人格化），仅经济功能的化身]80，99，107，116，199 Seealsoworker；capitalist；landlords（参见工人，资本家、地主） emotion（情感）112n emperor（emperorsystem，Hirohito）[天皇（天皇制度，裕仁天皇）]193，194，203，205，206，208，209，210，211，212，213，214 empirical（observation）[经验的（观察）]19，52，73，127，135，150，186 Seealsoinquiry（参见研究） empiricism（empiricist）[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者）]49n，56n FriedrichEngels（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7，33，44，47n，48n，97，131，134n，138，141，147，151，214n England（英格兰）SeeGreatBritain（参见大不列颠） Epicurus（伊壁鸠鲁）3 epistemology（认识论）20，43，46，56n，66，139，141，147，150，157，173，181，187，188，191 【226】equality，relational（关系上的等同）49n essence（essentialconnection）：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本质（本质联系）]20，38，41，42，66，68，70，76，79，80，128，129，133，134n，146，150，160，163，177183，190，214 conceptof（“Wesen”）（本质的概念）134n Seealsoapperanceabstraction（参见现象，抽象） estrangement（疏远）Seealienation（参见异化） ethicaljudgements（伦理判断），Seeevaluation（参见评价） ethnomethodology（民族学方法论）20 evaluation（moralorethicaljudgement）[评价（道德的或伦理的判断）]82，88，112n，152，158，159 evidenceofsocialismonly（根据，仅指社会主义的根据）65，66，159，160，164，165，167，191 Scealsopotential；inquiry；projection（参见潜在，研究，预测） exchange（交换）27，29，65，71，76，105，111n128，131，186 Seealsomarket；economy；value（参见市场，经济，价值） explanation（解释）4，512，38，43，48n，7476，80，88，9799，101，135，136，150，151，152，153，174，187[Seealsointellectualreconstruction；exposition（参见思维重构，叙述）] structureof（解释框架）143，144，147 exploitation（exploiter）[剥削（剥削者）]16，24，26，75，80，85，91，92，119，165，201，214n exposition（presentation）[叙述（阐释）]5，6，74，75，112n，121，130—134，138，139，148，150—153，157，168，170，181，182—192 Seealsoexplanation；revelation（参见解释，揭示） fact（事实）2，52，74，77，140，143 family（家庭）24 WilliamFaulkner（威廉·福克纳）167 fetishism，ofcommodities，value，capital，andmoney（商品拜物教，价值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37，80，94，104，184 Seealsoideology；abstraction（参见意识形态，抽象） feudalism（feudal）[封建主义（封建的）]178991263194196，204，214 lord（地主或贵族）116，155，165，200，204 LudwigFeuerbach（路德维希·费尔巴哈）42，48n J，G，Fichet（费希特）49n form，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形式）14，15，19，23，28，30，33，40，43，46，62，64，65，66，67，68，70，74，77，82，83，84，86，87，93，94，96，102，105，108，111，116，121，122，123，127，131，132，137，138，140，141，143，144，148，149，150，151，154，159，161，163，165，166，167，168，184，185，191，194，199，202，207，214 Seealsoappearance；function；metanophasis（参见现象作用形态变化） France（法国）195，196，197，198 freedom（free）[自由（自由的）]1，20，30，62，76，98，115，142，160，204，210 Seealsodeterminenecessity；ideologycommunism（参见决定，必然，思想，共产主义） function（功能）14，16，17，31，32，36，75，77，78，80，88，86，93，100，105，106，107，108，116，119，132，133，138，140，145，150，157，160，176，185，200，201，202，203，204，210，214 Seealsoform；organicmovement（参见形式，有机运动） functionalism（功能主义）34n future（未来）4，11，13，17，20，28，66，90，110，121—126，138，141，145，151，158—169，175，191 Seealsopotential；projection；communism（参见潜在，预测，共产主义） gender（patriarchy）[性别（父权制）]106，162 generalinterests（普遍利益）Seeinterests（参见利益） Germany（德国）195，211，212 KennethD，Gibson（肯尼思·D，吉普森）112n globalization（全球化）6，190 LucienGoldmann（卢西恩·戈德曼）5，35n CarolGould（卡罗尔·古尔德）91 government（政府）194，195，196，198，200，202，203，204，205，208，210，211，215n AntonioGramsci（安东尼·葛兰西）121，136，144 GreatAttractor（巨大的引力场）156 GreatBritain（England）[大不列颠（英国）]127，146，206，210 StuartHampshire（斯图亚特·汉普希尔）51，52，53，54，55，56n G，F，W.Hegel（黑格尔）3，5，35n，39，40，41，42，43，44，45，47，47n，48n，49n，50n，54，55、59，62，69，70，102，116，133n，140，158，159，168，176，182，183，188 ______worksby（著作）ScienceofLogic（《逻辑学》，）43 PhenomenologyofMind（《精神现象学》，）48n Heraclitus（赫拉克利特）64 Hirohito（裕仁）Seeemperor（参见天皇） MaxHirsch（马克斯·赫希）26 History（historical）[历史（历史的）]1，2，12，13，14，15，17，19，23，33，34，34n，35n，37，42，54，65，66，67，68，69，72，74，79，81，84，89，94，95，98，104，105，109，110，115—126，131，148，151，156，161，163，169，175，185，189，190，191[Seealsopast；future；relation：internal（参见过去，未来，内在关系）] periodizationof（历史分期或历史时期）78，87，115，120 materialistconception（theory）of[唯物主义历史观念（理论）]39，78，79，95，110，111，115—126，158—168 Seealsodetermine；necessity；economy；preconditionandresult；classstruggle（参见决定，必然，经济，前提条件和结果，阶级斗争） SidneyHook（悉尼·胡克）35n，38，39，48n ______worksby（著作）FromHegeltoMarx（《从黑格尔到马克思》，）38 TowardanUnderstandingofKarlMarx（《走向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38 MarxandMarzists（《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39 RonaldJ，Horvath（罗纳德·霍瓦特）112n Human（being/species/man/woman/people）[人（存在或类或男人或女人或人们）]1，12，20，33，37，38，43，47n，49n，76，77，79，80，86，90，91，92，94，97，98，103，118，121，123，129，133，134n，145，167，178 condition（条件）75，88，89，9，91，99699 history（society）[历史（社会）]8789，9511812162163，167 nature（自然）4，5，76，91，92，103，104，107 needsandpowers（需要和权力）87，92，95，124133179191，207 Seealsosociety；alienation；porential；communism（参见社会，异化，潜在，共产主义） DavidHume（大卫·休谟）69【227】 HumptyDumpty（一经损坏就再也无法修复的东西）14，156 Idea（Hegel）[观念（黑格尔）]41，42，50n，151 idea（model）（理想模式）150 idealism（idealist）[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者）]40，41，48n，78，180，184 identity：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同一性）40，41，42，49n，53，55，72，76，77，78，84，92，111，132，133，134n，140，149 identity/diffrence（同一性与差异性）15，18，40，41，77，105，106，131 ideology（ideologists）[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理论家）]13，14，18，20，62，66，72，74，76，78，80，81，83，85，99，101，102，103，104，110，111n，112n，121，135，138，141，151，155，164，178，183，202 Seealsoabstraction；fetishism；alienationcommonsense；politicaleconomists：nondialectical（参见抽象，拜物教，异化，常识，政治经济学家，非辩证的） E，V，Ilyenkov（伊利延科夫）111n imperialism（帝国主义）206 independence（autonomy），logical[逻辑自立（自律）]25，37，39138，146，164 Seealsorelation：internal；abstraction；relativestability（参见内在关系，抽象，相对稳定性） individual（个人）17，76，79，88，91，92，98993013145 individualinterests（个人利益），Seeinterests（参见利益） individuation（个性化）45，46，49n，51，141 Seealsoabstraction：ofextension；conceptualization（参见范围的抽象，概念化） inneraction（内在的作用），Seeinteraction（见相互作用） inquiry（investigation，study，research）[研究（探究，研究，探索）]5，6，13，14，15，60，64，75，78，88，89，97，11，112n，118，119，121，122，124，126n，127—130，139，140，141，142，144—147，150，157，162，168，173，174，178，180，187，190，205 Seealsoabstraction；contradiction（参见抽象，矛盾） inteiiectualreconstruction（self—clarification）[思维重构（自我厘清）139，147—150，153，154，157，180，184，187 Seealsoabstraction；explanation（参见抽象，解释） Interaction（mutualinteraction；mutualdependence；inneraction；interrelations；riciprocaleffect；systematicconnections；interconnection[相互作用（相互间作用，相互依赖，内在的作用，内在关系，相互影响，系统的联系，内在联系）]1，2，4，5，12，13，17，19，27，34，34n，36，38，40，41，44，47n，48n，49n，55，59，60，63，67，68，71，74，77，80，84，97，98，100，105，108，116，117，118，119，125，128，133133n，138，141，146，149，152，157，158，161，162，163，166，175，176，178，180，181，186，187，188，190 Seealsosystem；relation：internal（参见系统，内在关系） interdisciplinarystudies（跨学科研究）14 interests（human/general/individual）[利益（人类的或普遍的或个人的）]61，143，190 （Seealsoclass：interests参见阶级利益） asaformofvalue（作为价值的形式）15，3162，6871，77，83，105，131，143 （Seealsovalue：surplus参见剩余价值） intermediator（调节者），Seemediation（参见调节） interpenetrationofpolaropposites，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15，16，18，96，112n，131，141，145，157 interrelations（内在关系），Seeinteraction（参见相互作用） investigation（探究），Seeinquiry（参见研究） Italy（意大利），211，212 C，L，R，James（詹姆士）159 WilliamJames（威廉·詹姆士）47n，59 Japan（日本）6，193—215，215n EugeneKamenka（尤金·卡门卡）47n ImmanuelKant（伊曼努尔·康德）40，41，49n KarlKautsky（卡尔·考茨基）23，111 HenryKissinger（亨利·基辛格）137 YoshioKodama（儿玉良雄）211 Korea（韩国）210 KarlKorsch（卡尔·科尔施）35n，111，136 Karelkosik（卡雷尔·科西克）535n，154n L.Kugelmann（库格曼）48n，49n，129，130 labor（劳动）25，28，33，36，62，65，66，69，70，77，80，83，85，86，90，94，100，101,102，106，116，117，119122，124，128，131，132，143，144，146，153，163，164，184，190，191 conceptof（劳动的概念）152 divisionof（劳动分工）71，89，90，92，94，95，98，110，128，132，133，138，166，198，201，207 power（potentialpower）[劳动力（潜在的劳动力）717，32，69，81、83，109，116 time（劳动时间）29 wage（工资）34n，66，67，80，85，88，107，108，116，117，122，128，153 Seealsoalienation；value（参见异化，价值） PaulLafargue（保尔·拉法格）35n，130，151，186 Landlords（landowners；landedproperty）[地主（土地所有者，地产）]81，91，106，128 language（语言）3，5，24，30，49n，52，53，56n，71，72，112n，132，142，153，174，177，188 ordinary（日常语言）46，55，179 Seeconcept；linguisticphilosophy；meaning；definition（参见概念，语言哲学，含义，定义） Antoine-LaurentLavoisier（安东·尼罗朗·拉瓦锡）143 Law，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规律）19，28，29，30，97，109，111，122，150，163（Seealsotendency参见趋势） Economic（bourgeois）[经济规律（资产阶级）]35n，196 civil（罗马法）134n，140，149，155，196 HenriLefebvre（亨利·列斐伏尔）5，35n legitimation（合法性）138，194，201，203，204，205，206，207，208，209，211，212，213，214，215n Seealsoideology：alienation；state：theoryof（参见意识形态，异化，国家理论） G.W.Leibniz（莱布尼茨）339，40，42，47，48n，54，70 HymanA.Levy（海曼·利维）50n liberal（自由主义者）149，150 linguisticphilosophy（语言哲学）4，35n livingcomplexity（生动的复杂性），Seeconcrete（参见具体） logic：formal，Aristotelian（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15，18，25，27，28，30，34n， 65，67，69，164[Seealsorelation：external；nondialectical（参见外在关系，非辩证的）] 【228】conceptual（概念逻辑）182，183184187，189，191，192 dialectical（辩证逻辑）48n，70，71，72，73，78，153，183，190 Seealsorelation：philosophyofinternal；dialectics：lawsof（参见内在关系哲学，辩证法的规律） GeorgeLukács（乔治·卢卡奇）5，35n，54，59，63，136，142 RosaLuxemburg（罗莎·卢森堡）158 Lycurges（莱克格斯）208 DouglasMacArthur（道格拉斯·麦克阿瑟）206 Machiavelli（马基雅弗利）137 man（男人），Seehuman（参见人） KarlMannheim（卡尔·曼海姆）101 MaoTsetung（毛泽东）51，63，134n HerbertMarcuse（赫伯特·马尔库塞）5，30，35n，48n，55，110，159 Market（trade）[市场（贸易）]73，83，94，96，102，103，104，109，110，116，131，152，190，197，204 Seealsoexchange（参见交换） KarlMarx，worksby（卡尔·马克思的著作） CrutiqueofHegel’sPhilosophyofRight（《黑格尔法哲学批判》）48n EconomicandPhilosophicalManuscriptsof184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48n，139，147，148，181，187 Grundrisse（《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90，147148，181184185，187 ThePovertyofPhilosophy（《哲学的贫困》，）185 Pre-CapitalistEconomicFormations（《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90 TowardtheCrutiqueofHegel’sPhilosophyofLaw：Introduction（《（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48n，121 WageLaborandCapital（《雇佣劳动与资本》，）185 Wages，Price，andProfit（《工资、价格和利润））185 Capital（《资本论》，）33，131，139，151，152，153，190，191，192；vol.1第一卷，29，32，33，43，59，111n，130，131，138，146，151，152，181，182，183，184，185，186，187，189，192；vol.2第二卷，127，152vol.3第三卷，33，82，94，129，131，152 AContributiontotheCrutiqueofPoliticalEconomy（《政治经济学批判》，）130，185 prefaceto（《〈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48 unpublishedintroductionto（《（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23，86，185，186 ——withFriedrichEngels（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GermanIdeology（《德意志意识形态》，）34n，147；TheHolyFamily（《神圣家族》，）28 Marxism，generaldescriptionsonly（仅一般性描述的马克思主义）1，2，4，6，7，11，12，19，20，25，27，30，33，34，34n，35n，38，47，59，60，62，63，64，67，70，77，78，91，92，93，105，107，129，131，132，133，133n，134n，135，136，137，146，147，148，150，153，155，158，168，174，178，181，182，191，192，193，197，204 Seealsoscience；criticism；vision；revolution（参见科学，批判，理想，革命） Materialism（materialworld/existence/foundations/force）[唯物主义（物质世界，物质存在，物质基础，物质力量）]32，41—46，61，70，78，79，89，139，180 Seealsohistory：materialistconceptionof；CriticalRealism（参见唯物史观，批判的现实主义） meaning（含义）4，5，14，19，24，25，30，31，33，35n，38，42，43，44，46，47，54，59，61，100，127，132，140，143，144，146，147，152，153，154，159，178，179，182，186 Seealsolanguage；concept；definition；relation：philosophyofinternal；abstraction（参见语言，概念，定义，内在关系哲学，抽象） mediation，asadialecticalcategory（mediator，intermediator）[作为辩证法范畴的调解（调解者，中介）]19，23，112n，150，200 Meijirestoration（revolution）[明治维新（革命）]196，200，206 ScottMeikle（斯科特·米克尔）63 memory（记忆）112n JohnMepham（约翰·梅弗阿姆）110 Metamorphosis，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形态变化）4，33，77，82，83，84，85，90，96，107，112n，116，131，190，191 Seealsoorganicmovement；system；form；value（参见有机运动，系统，形式，价值） metaphor（隐喻）153 RalphMiliband（拉尔夫·米利班德）110，136 model（模式）150 moment，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要素）20，40，41，66，68，131，157，160，161，165，187 Seealsoprocess；abstraction：extension（参见过程，范围的抽象） WalterMondale（沃尔特·蒙代尔）194 money（货币）372426，2834n，62，65，66，67，68，69，76，77，83，85，101，106，116，122，128，131，132，145，152，183 Seealsovaluealienatior（参见价值，异化） monopoly（垄断）128 G，E，Moore（摩尔）69 moraljudgements（道德评价），Seeevaluation（参见评价） Mori，Yoshio（森喜朗）195，212 motion（要素），Seeprocess（参见过程） movement（运动），Seeprocess（参见过程） Murayama，Tomiichi（村山富市）195 mutualdependence（相互依赖），Seeinteraction（参见相互作用） mutualinteraction（相互间作用），Seeinteraction（参见相互作用） YasuhiroNakason（中曾根康弘）215n naning（命名）31，32，64，66，133，142 Seealsoconcept；conceptualization（参见概念，概念化） Napoleon（拿破伦三世）91 nation（nationalism）[民族（民族主义）]93，106，162，212 nature（naturalworld，natural）[自然（自然界，自然的）]37，38，39，40，41，47n，74，76，78，80，86，87，89，102，106，121，129，134n，174，177，178，188，208 Seealsohuman；naturesociety（参见人类，自然，社会） necessity（necessary）[必然（必然的）]20，25，28，29，70，115，166，168，166，183，184，191，202，214 Seealsodetermine；freedom（参见决定，自由） negation，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否定）141 Seealsocontradiction（参见矛盾） nogationofthenegation，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否定的否定）63，96，112n，157 nondialectical（undialectical），approach/method/thinkers（非辩证的，方法或态度或思想家）14，17，18，19，20，59，0，91，96，181，188，190 Seealsocommonsense；relation：external；ideology（参见常识，外在关系，意识形态） LeszekNowack（赖塞克·诺瓦克）112n objective/subjective（客观与主观）78，104，105，106，123 observation（观察），Seeempirical（参见经验的观察） Obuchi，Keizo（小渊惠三）195 Odysseus（奥德赛）173 【229】BambokuOhno（大野绊睦）211 BertellOllman（伯特尔·奥尔曼）4—763177 ——worksby（著作）Alienation（《异化》，）45，63，94 DialecticalInvestigations（《辩证法探究》，）6，177 ontology（ontological）[本体论（本体论的）]5，25，71，91，92，139，141，147，150，156，157，173，180，181，187 Seealsorelation：philosophyofinternal；CriticalRealism（参见内在关系哲学，批判的现实主义） oppression（压迫）92，93 organicmovement（有机运动）17，19，48n，64，68，71，83，84，98，104，105，107，109，116，117，118，125，145，160，185，214 Seeaisointeraction；system（参见相互作用，系统） orientation（推理）141，143，144，154n，156 Seealsoevaluation（参见评价） origins（起源）20，90，104，120，121，124，138，140，143，145，160，163，183，190，191 Seealsoprocess；past；relation：internal；history：materialistconceptionof（参见过程，过去，内在关系，唯物史观） OwlofMinerva（密涅瓦的猫头鹰）158 Owning（owner）[所有（所有者）]93，106 LordPalmerston（帕默斯顿勋爵）91 AntonPannekoek（安东·潘内考克）44 VilfredoPareto（韦尔福雷多·佩瑞多）4，5，186 Parmenides（巴门尼德）39 particular（个体）51—56 Seealsowhole/part；thing；abstraction（参见整体与部分、事物，抽象） past（过去）3，6，11，28，115，118121，122，125，138，140，151，160，164，165，166，167，168，169，175，178，191 Seealsoprocess；history；origins；relation：internal（参见过程，历史，起源，内在关系） patriarchy（父权制），Seegender（参见性） pattern（范式）3，4，17，28，55，61，97，128，149，199 Seealsorevelation；intellectualreconstruction；exposition（参见展现，思维重构，叙述） peasants（农民）81，122 people（人民），Seehuman（参见人） perception（perceive，senseimpression）[感觉（观察，感性印象）]1340，45，46，52，54，56n，60，61，65，71，75，78，89，91，96，101，112n，134n，141，146，162，191 Seealsoappearance；abstraction（参见现象，抽象） personification（人格化），Seeembodiment（参见化身） perspective（视域）16，75，10，101，，81441517189 Seealsoabstraction：ofvantagepoint（参见抽象角度） JohnPlamenatz（约翰·普拉梅纳茨）134n politicalactivity（政治活动），Seepolitics（参见政治学） politicalconditions（政治条件），Seepolitics（参见政治学） politicaleconomists（politicaleconomyvulgareconomy）[政治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15，18，26，28，35n，69，76，77，84，87，88，89，90，100，104，106，124，143，146，148，151，164，182，183184，185，186 Seealsoideology；relation：external（参见意识形态，外在关系） politics（politicalactivity/processes/conditions）[政治学（政治活动或政治过程或政治条件）]16，29，34，34n，79，81，128，137，149，152，154，154n，167，169，194，197，198，201，202，204，206，207，208，210，211，213 ———party：general（一般意义上的政党）200 U，S，Democratic/Republican（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16，205 FrenchCommunist（法国共产党）167 JapaneseCommunist（日本共产党）209，210，213 JapaneseLiberalDemocratic（日本自民党）198，211 SovietCommunist（苏联共产党）195 Seealsoclass：struggle；state（参见阶级斗争，国家） HeinrichPopitz（海因里希·波皮茨）54 KarlPopper（卡尔·波普尔）59 population（人口）23，48n positivism（positivist）[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者）]15，31，73 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162，173 potential（潜在）1，2，17，28，31，66，72，74，121，122，123，125，156，159，160，165，167，168，174，183，190，191 Seealsofuture；evidence；communismrelation：philosophyofinternal（参见未来，根据，共产主义，内在关系哲学） NicosPoulantzas（尼科斯·普兰查斯）110，136 power（s）（权力）17，24，38，90，95，137，167，194，195，200，201，202，203，205，207 practice（实践），Seeactivity（参见活动） praxis（实践）187，Seealsoactivity（参见活动） preconditionandresult，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前提和结果）4，29，112n，116—125，161，163，166，167，169，186 Seealsohistory：materialistconceptionof；past；future；reiation：internal；abstraction；determine；necessity（参见唯物史观，过去，未来，内在关系，抽象，决定，必然） prediction（预言）12，17，28，3097 Seealsoprojectionrelation：external；ideology（参见预测，外在关系，意识形态） present（现在）3，6，20，28，115，118，121，122，123，124，125，126n，138，140，145，151，159，160，161，163，164，165，166，167，168，169 Seealsomoment；processrelation：internal（参见要素，过程，内在关系） presentation（阐释），Seeexposition（参见叙述） price（价格）34n，71，80，93，94，102 Seealsovalue；exchange；market（参见价值，交换市场） JosephPriestly（约瑟夫·普利斯特列）143 privateproperty（私有财产），Seeproperty（参见财产） process（movement，motion）[过程（运动，移动）]13，14，16，18，19，27，28，35n，65—67，76，82，84，100，154，154，154n，157，163，187，202 Seealsochange；becoming；relation：philosophyofinternal（参见变化，形成，内在关系哲学） produce（生产），Seeproduction（参见生产） product（产品）88，89，9093，94，1321491571819 production（producereproduce，work）[生产（生产，再生产，工作）]11，15，18，23，26，27，28，29，32，33，65，69，71，75，77，83，84，86，87，90，93，95，96，99，100，104，105，108，111，111n，112n，116，121，122、124，128，131，146，149，152，156，163，164，186，201 forces（powers）[生产力（生产能力）]17，18，26，35n，76，78，79，85，95，106，107，115，122，124，134n，164，191 meansof（生产资料）1，24，25，48n，65，67，70，104，109，122，124，141，153，【230】166，176，199，214n relationsof（生产关系）18，29，76，78，79，95，101，106，115，128，134n，142，164，179，191 modeof（生产方式）26，32，34，38，39，42，48n，64，79，80，82，93，111，119，120，154，192，202 modeof，doublemovementofcapitalist（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19，68，76，82，90，94，97，108，111，118 Seealsolabor；economy；history；materialistconceptionof（参见劳动，经济，唯物史观） profit（利润）1，15，62，68，77，83，84，92，100，102，104，105，109，110，131，143，180，190，201 Seealsovalue：surplus（参见剩余价值） projection（预测）15，17，55，123，124，140，160，161，162，163，165，166，168，169 Seealsoprediction；process；potential；contradiction；future；communism；evidence；relation：internal（参见预言，过程，潜在，矛盾，未来，共产主义，根据，内在关系） proletariat（无产阶级），Seeworker（参见工人） property（特性），Seequality（参见性质） property（private）[财产（私有的）]24，25，35n，75，79，80，88，94，128，132，133，134n，153，166，202 Seealsoalienation；value（参见异化价值） Pierre-JosephProudhon（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24 quality（attributeproperty）[性质（属性，特性）]45，49n，5152，60，61，71，75，78，84，87，89，90，92，96，98，100，101，103，105，106，107，123，128，134n，141，162，176，188，189 quantity/qualitychange，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量变与质变）15，16，17，18，82，83，84，86，96，97，107，112n，116，141，145，157 Seealsoprocess；change；potential；becoming（参见过程，变化，潜在，形成） race（racism）[种族（种族主义）]35n，79，93，106，162 radical（激进的）149，150，178，200，213，214 Ramsay（拉姆赛）102 reciprocaleffect（相互影响），Seeinteraction（参见相互作用） redefining（重新定义），Seedefinition（参见定义） reflection，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反映）70，111，112n，132，142，146 Seealsomaterialism；ontology（参见唯物主义，本体论） relation：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的范畴）13，14，15，17，18，23—56，60，67，68，69，70，71，73，82，84，92，100，106，109，130，132，140，141，144，151，152，153，154，163，176，202 asanon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非辩证法的范畴）2，3，4，5，13，19，23—56，60，69，72，96，100，102，110，118，121，128，134n，138，139，141，144，154，156，157，176，183，185，186，192，201 conceptionof（“Verhaltnis”）（关系的概念）26，34，34n，48n，73，78 internal（内在关系）1，28，63，70，71，73，76，78，79，87，107，108，116，125，127，130，132，133，140，141，142，145，146，157，158，159，163，164，177，186，188，202 philosophyofinternal（relationalviewconception）[内在关系哲学（关系观）]1，5，6，7，31，32，33，34，35n，36—56，61，69—74，78，84，98，112n，116，121，127，133，139，140，143，156，157，174，176，177，179，180，188 external（philosophyof）[外在关系（外在关系哲学）]54，66，69—71，78，99，103，168，176 Relation（关系），Seerelation：asadialecticalcategory（参见作为辩证法范畴的关系） relative（general）[相对的（一般的）]40，45，69，142 autonomy（相对自主性）66，93，110，115，138，140，141，183 stability（相对稳定性）19，66，140 religion（宗教）29，38，79，93，130，162，204，206，209 rent（地租）15，62，68，71，76，77，83，84，105，131143，146，151 Seealsovaluesurplus（参见剩余价值） repression（镇压）138，201，211，213，215n reproduce（再生产），Seeproduction（参见生产） research（调查），Seeinquiry（参见研究） revelation（揭示）4 Seealsopattern；explanation（参见范式，解释） revolution（revolutionary）[革命（革命的）]2，4，16，20，43，86，122，123，124，144，165，192，214 DavidRicardo（大卫·李嘉图）25，3359，76，102 JoanRobinson（琼·鲁滨逊）59 NelsonRockefeller（纳尔逊·洛克菲勒）199 MaximilienRubel（马克斯米里恩·鲁贝尔）34n，159 Russia（俄国）214n Jean-PaulSartre（让—保罗·萨特）5，33，35n，54，110 AndrewSayers（安德鲁·塞耶斯）112n DerekSayers（德里克·塞耶斯）112n CarlScheele（卡尔·舍勒）143 F.W.J.von，Schelling（谢林）140 ChrisScibarra（克里斯·希贝拉）7n science（scientist）[科学（科学家）]2，47n，64，77，79，89，129，130，133n，134n，158，164，173，174，192 conceptof（“Wissenschaft”）（科学的概念）129，130[SeealsoMarxism；truth（参见马克思主义，真理）] political（politicalscientist）[政治科学（政治科学家）]90135136，137，144，148，149，254n，202 social（socialscientist）[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3，19，20，23，27，64，65，66，91，101，146，159，174，186 Seealsopoliticaleconomists；ideology（参见政治经济学家，意识形态） ThomasSekine（汤姆·塞肯）182，188 Self-clarification（自我厘清）Seeintellectualreconstruction（参见思维重构） Sense-impression（感官印象），Seeperception（参见感觉） “Shogun”（幕府将军）194，200，206，215n slave（奴隶）128 owner（奴隶主）165 society（奴隶社会）89，90，120 AdamSmith（阿达姆·史密斯）33 TonySmith（托尼·史密斯）182，192 Socialism，asapotentialwithincapitalism，Marx'svisionof（作为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潜在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65，123，124，143，144，158，159，160，161，162，164，165，166，168，168n，182，204，214[Seealso，potential；future；evidence；communism；projection（参见潜在，未来，根据，共产主义，预测）] utopian（乌托邦）125，144，158，159，166，179 socialization（社会化）3，62，71，123，177，188 socialmovements（社会运动）90，162 society（socialreality/relations/system/whole）[社会（社会现实或社会关系或社会系统或社会整体）]11，23，24，25，31，32，38，50n，70，71，74，75，76，77，【231】78，79，81，87，89，90，91，94，99，103，105，106，115，116，121，122，125，128，133，137，142，144，149，153，161，162，164，165，167，174，177，178，188，192，200，201，202 Seealsonature；relation：philosophyofinternal；abstractionoflevelofgenerality（参见自然，内在关系哲学，概括层次的抽象） AlfredSohn-Rethel（阿尔佛雷德·索恩·雷特尔）111n GeorgeSorel（乔治·索雷尔）59 SovietUnion（苏联）6，155，158，195 BenedictdeSpinoza（本尼狄克特·德·斯宾诺莎）339，40，42，47，54，70 spiraldevelopment（螺旋式发展）141 state（国家）6，24，30，32，70，81，100，110，111，112n，131，136，137，138，144，153，166，167，193 theoryof（国家理论）110，111，136—138，153，154，154n，201，202，207 Japanesetheoryof（日本的国家理论）193—214，214n，215n Seealsopolitics；classdictatorship；community：illusory（参见政治学，阶级专政，虚幻的共同体） JimmyStewart（吉米·斯图尔特）3 MaxStirner（马克斯·施蒂纳）6 PeterStrawson（彼得·斯特劳森）51，52，56n Structure（structural，structuralism，structuralists）[结构（结构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者）]27，46，50n，100，110，140，142，147，150，153，157，173，174，202 ofthewhole（整体的结构）49n functionalism（功能主义）20 study（研究），Seeinquiry（参见研究） subjective（主观的），Seeobjective/subjective（参见客观的与主观的） PaulSweezy（保罗·斯威齐）35n，112n，131 system（systemic）[系统（系统的）]3，4，15，16，18，41，48n，68，72，74，75，77，79，82，83，85，86，97，100，107，138，146，148，150，160，161，162，182，184，186，189，190，201，211[Seealsointeracton；organiemovement；relation：internal（参见相互作用，有机运动，内在关系）] theoryof（系统论）20 systematicconnections（系统的联系）Seeinteraction（参见相互作用） SystematicDialectics（系统辩证法）6，16，41，82—192 systemic（系统的），Seesystem（参见系统） WilliamTabb（威廉·塔布）214n CharlesTaylor（查尔斯·泰勒）56n teleology（目的论）118 tendency（趋势）15，29，65，90，97，109，110，122，123，124，125，138，140，145，151，163，165，166 Seealsolaw；asadialecticalcategory；process；potential（参见作为辩证法范畴的规律，过程，潜在） theory（general）[理论（一般意义上的理论）]43，133，133n，135，136 asamaterialforce（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理论）32 terminology（术语）Seeconcept（参见概念） 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正一反一合）12 thing，asRelation（作为关系的事物）5，13，18，36，37，38，39，40，41，44，45，47，47n，51，52，53，54，65，66，67，69，70，80，82，84，116，130，140，157，164，175，176，177 Seealsorelation：philosophyofinternal；fetishism（参见内在关系哲学，拜物教） totality，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总体）4，31，34n，38，40，63，72，73，78，139，140，141，144，145，146，147，149，150，151，153，154，154n，157，177 Seewhole/part；relation：philosophyofinternal；truth（参见整体与部分，内在关系哲学，真理） trade（贸易），Seemarket（参见市场） transformationproblem（转变问题）94 truth（verification）[真理（证明）]13，16，24，30，40，41，42，44，48n，49n，52，54，56，56n，91，95，98，102，103，109，112n，129，143，146，153，157，173，174，187 Seealsowhole/part；ideology；science；totality（参见整体与部分，意识形态，科学，总体） KarokuTsuji（嘉六）211 undialectical（非辩证的），Seenondialectical（参见非辩证的） UnitedStates（美国）194，195，197，198，199，203，204，205，211，215n unityandseparation，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统一和分离）112n value（价值）17，25，29，33，34n，62，65，66，67，68，69，70，75，76，81，83，84，85，89，90，94，107，109，110，111，128，131，132，138，144，145，152，184，190，299 labortheoryof（劳动价值论）93，94 exchange（交换价值）23，85，86，108，164，184 use（使用价值）85，86，108，164 surplus（剩余价值）15，29，32，65，77，83，85，92，105，109，116，124，128，142，143，179，199 metamophasisof（价值的形态变化）337783，84，96，131，190，191 lawof（价值规律）3，33 realizationof（价值实现）201，203，213 Seelabor；alienation；fetishism；organicmovement（参见劳动，异化，拜物教，有机运动） KarelVanWolferen（卡雷尔·范·沃尔费恩）199 verification（证明），Seetruth（参见真理） Vico（维柯）35n vision（visionary）[理想（理想家）]2，4165，166，192 vulgareconomics（庸俗经济学），Seepoliticaleconomists（参见政治经济学家） wage-laborer（雇佣劳动者）Seeworker（参见工人） wages（工资）15，83，84，105，131，146 Seevalue（参见价值） ImmanuelWallerstein（伊曼努尔·沃勒斯坦）110 wealth（财富）80，100，104，119，124，145，146，159 Seecapital；value（参见资本，价值） Maxweber（马克斯·韦伯）204 AlfredNorthWhitehead（阿尔佛雷德·诺斯·怀特海）19，50n whole/part，asadialecticalcategory（作为辩证法范畴的整体与部分）3，14，15，18，19，24，27，29，32，39，40，41，42，45，46，47n，49n，54，55，56，60，66，70，72，74，78，87，127，139，140，141，142，150，156，157，160，161，186，188，201， Seealsototality；relation：philosophyofinternal；abstraction：ofextension（参见总体，内在关系哲学，范围的抽象） will（意志）112n wisdom（智慧）112n LudwigWittgenstein（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140 woman（女人），Seehuman（参见人） work（工作），Seeproduction（参见生产） worker（workingclass，wage-laborerproletariat）[工人（工人阶级，雇佣劳动者，【232】无产阶级）]15，16，18，20，24，25，26，32，66，67，69，75，78，81，88，90，91，92，97，98，101，105，108，116，119，122，124，131，142，143，146，149，159，164，165，166，168，179，191，201 Seealsolabor：production；alienation；class（参见劳动，生产，异化，阶级） WorldSystemsTheory（世界体系论）110 EricOlinWright（埃里克·奥林·赖特）158 Yakuza（“野寇崽”）193，203，209，210，211，212，213，214 YoungHegelians（青年黑格尔派）43，4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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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十二章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一 1999年6月5日，大阪的一位初中校长因拒绝在一次毕业庆典上悬挂太阳旗（Hinomaruflag）和歌唱“君之代”（“Kimigayo”）遭到了“野寇崽”[1]（Yakuza）一名成员的刺杀而严重负伤。同年2月，另一位广岛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长因不堪忍受教育部和该校老师相互冲突的压力而自杀了，教育部命令他在毕业庆典上使用这种旗帜和歌曲，而该校的老师却力劝他不要这么做。虽然在学校里对这种旗帜和歌曲表现出这样的尊重在1989年就成了强制性的事情，但在过去两年里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也只不过是各种行政处罚。而这里正在发生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似乎是较小的文化争议的东西却变成了一种重大的政治论战，并给一些参与者造成了如此可怕的后果？ 这是一次奇怪的论战，因为，在那些反对强制性使用这种旗帜和歌曲的人毫不犹豫地给出他们的理由——其中主要的是这种象征与1945年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实践之间密切的联系——的时候，政府，虽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起初却对是什么使他们突然引发了这一危机保持着奇怪的沉默。他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这对他们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们在现在采取行动？这种交流的不平衡性，连同实施它的过激方式，使许多外国观察家们将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日本的神奇（exoticism）。但神秘的事物，即便是日本的，一般也都能得到解释。我将通过对日本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揭开其政治的神秘面纱，因为我相信，只有在这一国家的独特要求中，我们才能找到其政府行为的原因。 二 日本国从来都不容易理解。例如，在13世纪，日本处于一位天【194】皇的统治之下，这位天皇实际上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天皇及其朝臣的傀儡，而他们又要依次服从一位军事独裁者或幕府将军的命令，这位独裁者自己又完全处在他的摄政者的控制之下。那种歪曲直接经验事实的戏剧至今仍在上演。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好著作之一勉强开始认为这是“日本权力之谜”（范·沃尔费恩〔VanWolfercn〕，1993）。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能不能对此做出有效的解释呢？ 然而，马克思主义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典型批判把政府看成了资产阶级的主要工具，而贬低了官僚的作用。它一般认为只有公开的政治机构才是国家的部分，并认为民主制度和实践，如宪法和自由选举，是其主要的合法性源泉。对多数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而言，这种方法是相当好的，但于日本它却是极为不够的。把日本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其他民主国家区分开来的是：（1）选任政府相当软弱；（2）高级国家官僚控制着选任政府和企业部门；（3）政府和企业的大量高级职位被已辞官的官僚所占据；（4）许多基本的政治职能是由那些表面上是非国家机构的组织行使的；（5）国家（包括其体制和行为）的主要合法代表是天皇制度，它是从日本封建的历史中延续下来的。 三 对第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尽管它一直都在使遇到它的例证的人感到震惊。在就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后不久，沃尔特·蒙代尔（waltcrMondale）就说：“在国会里，当你看到官僚也在参与辩论、回答质疑、准备修正案、准备预算的时候，你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选任机构相当弱小的社会。”（克里斯托弗〔Kristof〕，1995，37）在他担任美国参议员时，蒙代尔个人大约有50名职员（众议员大约有25名）为他提供作为一名有效的立法者所需要的信息和专门知识。而他的日本同行只有1名或2名相关的职员，即使是内阁大臣也多不了几个。美国的新任总统要任命数百名高级文官，而且按照其任命方式，这些人首先要忠诚于他。而日本的新任首相只任命几十名官【195】员。由于缺乏达到非常充分的程度的途径，所以，每周一次的内阁会议只需要10到15分钟，并且主要议程是不经审查就批准内部的官僚已经做出的决定，这就不令人吃惊了。1955年以来，国会仅仅修改过一次由文官提交给它的预算案。首相（平均每两年一次）和大臣（平均每年一次）们的走马灯似的更换也对选任政府成为形式而非实质的权力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0年4月初，小渊惠三首相因中风而失去工作能力以后，是他的内阁官房行政长官青木干雄，一位文官，担任了看守内阁首相。在小渊惠三首相去世以后，也是青木干雄在选择森喜朗为继任首相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幕后作用。选任政府对官僚的依赖可能在1994年村山富市首相任上达到了最坏的地步，他试图要官僚清除其官邸中的蟑螂：并为他买一台实用的电视而没有成功。他的继任者自己操持这些事，并为必要的条件改善而买单。 过去，在讲授关于苏联的课程时，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讲共产党，一个星期的时间讲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正式的政府可能连这种程度的关注都没有得到。日本的情况没有太大的不同，当然，这里要除开这种情况，它的权力的最终来源不像前苏联那样是一个政党（或其一部分），而是高级国家官僚，尤其是财政部、贸易与产业部（MITI），以及国家银行中的官僚。有人提出了质疑，既然事实上日本文官的规模还不到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的一半，那么，这怎么可能呢？然而，这只能表明，它的相当大的权力更为集中，并且受到各种监察和制衡削弱的程度更小。例如，存在着一个被财政部控制的影子或独立预算（zaito），它的规模是正式的政府预算的2／3。来自于邮政储蓄系统和公共补助资产的资金完全由该部官僚自由决定而花费在对其有利的政治活动上。当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前，这一简短的强势部门的名单中还应包括国防部。 做出如下比较或许是有好处的：日本的官僚不是其领衔政治家的正式顾问。在担任官僚期间，他们不能在行政机关和政治机关之间自由流动或竞选官职，而这些在法国都是存在的；在担任官僚期间，他们不能在国会中任职（如在德国所发生的），或者服务于总统委员会（如在美国所发生的）。这些都是不同国家的官僚影响政府的方式。日本的最主要的官僚不必做任何这样的事，因为，实际上他们就是政府。这是把日本同其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区别开来的第二个主要特征，并且很少有人不同意这一点，尽管很少有人认识到官僚的权力范围或弄清了它对其余日本社会的全部意义。 四 与官僚对政治家的控制相匹配的是它对企业部门的统治。即【196】使是主流学者都认识到了日本企业与政府行为之间非同一般的相互依存关系。官僚的作用超出了制定有利的法律、提供所需资本和专门技术的范围，而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的计划力量，为经济的所有方面谋划战略和确立重点。决定日本企业现状的主要是国家的官僚，而不是工厂的所有者或其善于经营的经理和工人。日本的政府部门不是仅仅告诉企业家们应该干什么，而是完善了老黑手党给人以不容拒绝的提议的策略。他们称之为“行政指导”。如果个别企业家被证实不服从他们，官僚们会有一整套办法来迫使其服从，从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到提供或拒绝提供许可证、补助金、贷款和税收优惠。但事实上往往不需要实施这种威胁． 实际上，官僚与企业界之间的冲突可能比官僚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冲突要少，所以，需要解释的日本之谜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资本家能够如此充分地与国家进行合作。有人提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的高级文官对其私营部门行使了同样的权力。但如果这样看，就会忽视一个重要的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别。由于选任政府事实上处在中立地位，所以，与他们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不同，日本的主要官僚在充当他们国家的主要的经济强制执行者和战略家方面完全没有了竞争对手。 日本企业家对“行政指导”的轻而易举的默许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在日本的起源时期。随着1868年的“明治维新”而上台的下级武士建立丫有利可图的垄断企业，然后廉价卖给了一些有特权的少数人，其中主要的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家族。是私有化而不是资本积累造就了日本最初的财阀。与西欧不同，在西欧——一般地说——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而产生，资本主义又依次先于为其利益服务的国家而产生，而日本似乎将这一过程颠倒了。希望赶上那些刚刚迫使它开放港口进行贸易的专横的外国人在技术和军事上的成就，新的日本国家创造了资本家，其方式与欧洲封建国家创造骑士和贵族的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1〕 从开始的时候起，日本国家就竭尽全力地保护其经济产儿，确保他们的成长与繁荣。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又怎么可能不“合作”呢？起步较晚的日本资本家对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敌对的国际经【197】营环境，及其对国外原料来源的越来越大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解决经营问题的团队（国家）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国家官僚的战略领导的依赖。所有这些似乎都不足以保证企业的顺从（他们更喜欢称之为“一致同意”），因此，官僚在私营部门的关键的高层人士的提拔中也发挥着作用。例如，在选择首席执行官（CEO）的过程中，许多银行都带着简短的名单来到了贸易与产业部（MIT1），而后者则从中做出最后的选择。 偶尔地，尤其是近些年来，也有一些首相和主要的企业主试图减少他们对国家官僚的依赖，但似乎收效甚微。官僚对日本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持续控制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如何概括高级官僚、企业和银行首脑，以及政府领袖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主要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相反，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如果官僚确实统治着其他两个集团，那么，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且，如果资本家没有实现统治，那么，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谈论资本主义？ 五 一个同样众所周知的事实给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即大量的高级官僚在从文职部门辞官以后都在企业部门和较小程度上在政治部门占据了领导地位，这往往发生在他们45到55岁之间。在日本，人们直到生命的相当晚的时期都保持着积极的状态，这给了他们又一个20年左右的时间追求其新的事业。这种实践是把日本同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法国可能是个例外）区分开来的第三个特征，它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日文中为之有一个专门的说法：“高级官僚辞官后到有关企业里去做事”（amakudari）或“下凡”（尽管——如果有人担心的话——总是软着陆）。今天，有数千名前任上层官僚在私营企业、银行、企业协会和公营企业中担任会长、主席、主管和经理等职位，而且通常是在他们此前作为国家代理人所工作的相同领域。〔2〕这是日本企业团体中的精华。在美国，国防部或许有让其退职的官僚加入私营部门的记录，但这里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他们的新雇主赢得军用合同。几乎从来没有过初出茅庐的生意人成为首席执行官的事。 为了强调这一区别的重要性，我们应该补充的是，在与其股东的关系中，日本企业的经理或主管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具有大得多的权力。这是因为，日本企业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互持股，并且他们的普通股与债务之间的比率要比美国企业低得多——于是对公众为其提供资本的依赖也要小一些。因此，国家官僚对企业的影响被各【198】种市场力量减弱的程度要比美国低。而且，企业里留意来自于官僚的“行政指导”的最主要负责人，本身可能就是前任官僚，并且该负责人通常就是来自于他现在对其做出响应的那个部门。 政治部门的情况仅仅是这种乱伦的程度稍微小一点而已，因为，战后所有日本首相和内阁大臣中的多数都是沿着官僚的路线进入政治部门的（随着一度处于支配地位的自民党〔LDP〕的衰落所做的重新调整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这一过程，尽管1980年以来其例外稍微有所增加）。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数量上没有如此之多，地位上没有如此之高（法国可能又是个例外）。 高级官僚辞官后到有关企业里去做事（amakudari）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日本重要官僚中的多数，如果不是马上的话也是直接地，并作为个人，从日本资本主义的成就中获得了利益。这种中年改行的普遍的和系统的特征也意味着，他们知道，他们作为政府官员所做的决定将决定着他们未来在私营部门中的“职位”，以及随之而来的运气。在从国家官员到资本家的转变被预先如此清楚地知道的地方，资本家的利益也就成了官僚的利益。至于日本的重要企业家，其中许多都是前任官僚，由于知道现在的高级官员队伍的发展轨迹，所以，他们能够确信国家部门所做的决定对他们是最为有利的。 但是，如果日本如此之多的重要资本家都是前任文官，而其多数重要的文官都是未来的资本家，那么，把他们都看成同一个阶级的成员——仅仅是被暂时的劳动分工所隔离一而不是不同阶级的成员，似乎具有了同样重要的意义。同样的推理也能应用于选任政府中的前任官僚，他们也从大企业的慷慨赠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这三大集团的共同教育背景（1993年，88％的财政部高级官僚毕业于东京大学，主要毕业于其法学院）、频繁的联姻以及高度的正式交往（在“人情社会”里，它把高级政府官员与其已经退职的前任联合起来，这些前任中的许多人都在相同领域的私营部门中掌握着领导职位），也为超越其同样明显的差别而强调他们相同的阶级性提供了理由（范．沃尔费恩，1993，146）。如果有人在官僚的卓越才智中看到了重要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那么，始于幼儿园的良好学校教育的高昂费用（事实上离开它就不可能进入东京大学）也证明了较好的官僚职位被非常成功地限制在少数特权者的手中。 六 正是这种根据使日本问题方面最富有洞察力的作者之一卡雷【199】尔·范·沃尔费恩（Karc1VanWolfercn）能够断言，日本的高级官僚、企业家和政治家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他称之为“管理者阶级”（1993，146）。这一称号突出了官僚作为未来资本家和政治家的孵化器的非凡作用，但却掩盖了表面上非常不同的机构的行为导致的支持企业的范式，以及导致这一范式的共同利益和目的。如果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显然对这些人的更为恰当的称呼应该是“资本家”。〔3〕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家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资本的人格化并执行资本的命令，这里的资本被理解为自我增殖的价值，或用来创造更多财富的财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把财富用来满足需要，或伺候上帝，或扩大民用或军用力量，或获取荣誉和地位。具有资本性质的财产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并且仅关心自己的增长。那些掌握财产，以这种方式利用财产，并使自身从这一过程中受益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生产资料的合法所有者）属于同一资产阶级集团。只是在日本，一些资本家在形式上是国家机构的部门中工作，而另一些却在形式上是私营机构的部门中工作，尽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阶级的多数重要成员把自己的人生在这两种部门之间进行了分配。根本的事实是他们都是作为资本的化身在起作用，以他们现有的地位所允许的任何方式为资本的（因此，也为他们的）最大利益服务．他们都在为增加剩余价值而工作，并在实现这一目的时获得实质的利益，尽管在他们是官僚和政治家的时候，这还不是立竿见影的事。 当然，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资本家，他们担任了高级文官和重要的政治家，却无须放弃其资本家的角色。美国最显著的例证是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Roekefeller），他是资本家，也是大使和副总统。但多数这样的人物，在他们的国家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例外，而且都是从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开始的。在日本，这种事业范式要普+遍得多，而且企业财产往往是后来才有的。因此，表面上是国家控制着资产阶级，这似乎是我自己在本章开头所采取的观点，也是通常被引证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日本不适用的原因，但一旦按照这种方式重新确立各原则之间的界限，它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把某人作为某个阶级的成员区分开来的性质毕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获得。阶级的成员资格在发展，正如阶级本身在发展一样；一个人可以逐步变成一个阶级的一部分。在日本，资产阶级的多数重要成员成为资本家的过程是从他们进入国家官僚机构【200】开始的。认识到日本的高级官僚属于资产阶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把他们作为这个阶级（现在）在国家官僚机构行使职权的部分而区分开来。但我们现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得到企业和政府首脑的那种程度的顺从。我们同样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私营部门的资本家偶尔也在履行政府的职责——正如野村证券（NomuraSecurities）起草意在限制它自己行为的法律时的情况——而不会突破心理防线从而妨碍我们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思考。在日本，国家部门内外的资本家之间的界限，完全没有他们个别的权力机构形式将会使我们确信的那样清晰和固定。〔4〕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目的不在于达到某种非历史的分类，其中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物可以流动，而在于解释整个社会的运行和运动，这就允许甚至是要求确立和重新确立阶级界限时的一定的灵活性。〔5〕为了把握日本资本主义的独特性质，我认为有必要把资产阶级的概念进行扩展，以包括高级官僚和执政党中的重要政治家。 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官僚通常被允许在整个阶级中起带头作用，那只是因为这个阶级的其他成员认识到了，那些现在就职于国家部门的人，对作为整体的阶级的利益有着最好的概观和最清醒的关注。他们的观点不会为一个具体企业或工厂的利益所损害（就如发生在经理和主管身上的情况那样），或者为一个政党或派别的利益所损害（就如发生在政府首脑身上的情况那样）。没有这种暂时的分心事物的羁绊，官僚们处在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普遍利益和长期利益服务，以及每当必要时在统治阶级内部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进行调解的最佳地位上。（从其作为调解者的工作来看，国家就可能表现得似乎是中立的，如果不注意它总是同一阶级中处于上层的一个派别的话。） 对于其真正的角色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反对的，而且在激进分子反复证明这一点的时候，对于多数人来说，把它们联系起来总好像是第一次。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忽视了牢固支撑其正在学习的东西的思想范畴。而这种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日本的特殊情况提供这样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就是“集体资本家”。日本的今天仍然是一个幕府时代，但其将军不是一个军事人物，而是集体资本家，它在官僚、企业和政府的职能之间分配自己的时间。造就了明治维新的武士阶级拒绝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正如此前成功的反抗以后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而是选择了使他们自己加入到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行列。但在他们能够成就这一点之前，他们不得不创造资本主义和他们能够成为其一部分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建立这一新的，以他们自【201】己为其统治阶级的核心的社会形态方面的成功，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工程的伟大壮举之一。在许多根本的方面，而且尽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它带来的所有那些变化，日本仍然继续在这些奠基之父所设计的模式中运行。 七 第四个把日本与其他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是表面上是非国家机构的组织所行使的基本政治职能的数量。这种实践当然可以在别处找到。就日本来说，突出的表现是这种事例的巨大数量以及它们的重要性。为了确定这些职能是什么，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国家的职能是什么。仅仅认识到国家是政治权力的主要运作之地是不够的。我们还有必要了解这种权力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它为什么被使用。在所有以劳动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控制着剩余产品的阶级或阶级集团需要全社会的帮助，以便使其获取剩余产品的手段合法化，并对反对者予以镇压。因此，所有国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从事着镇压与合法化的事务。 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下，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还要求从国家那里获得另外两种帮助：资本积累方面和价值实现方面。第一方面涉及保障作为对工人进行剥削的根据的条件——社会的、法律的等等——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以及创造那些不然他们就不会在那里存在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第二方面主要是发现、建立和保护市场的问题，以保证所生产的东西得以销售出去。因此，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行使如下四种职能：镇压、合法化、积累和实现。如若不然，则完全意味着它的统治阶级将不能作为统治阶级而继续存在。这不仅是一个不能有效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问题；而且，资本家将不能再生产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本身所需要的条件。 把这些职能确定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以后，就有可能考察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而行使它们中任何一种职能的团体。这里的国家只不过是这些团体的总和，甚至它们中有些还从事着非政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同时既是国家的部分又是其他某种组织的部分。 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至关紧要的不是政治组织的这种或那种性质，或他们拥有的权力，甚或一个阶级的特权地位，而是所有这一切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所在的具体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要求。其过程是从整体出发向内进展的。于是第一件事就是确立作为一个阶级社会，在这里是作为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整体的本质。马克思把国家称为社会现有结构的积极的、有意识的和正式的表现。（马克【202】思和恩格斯，1975，199）。在其他地方，马克思还说：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2]（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78）。 正如我们在这些引述中所看到的，国家可以被视为这个整体即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但也可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个方面，以及这个阶级所做的某种事情。一个把我们带人了“资本的逻辑”领域（它在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整体内部将结构与过程联系起来）；另一个则把我们带进了资本家的阶级利益领域（它把人们在这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他们的活动联系起来）。两者共同代表着同一复杂关系的客观和主观方面。因此，国家在做什么以及它做这些事的具体形式，与统治阶级是什么以及它的利益要求什么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所有阶级社会中的国家叫做它的统治阶级的“专政”，而不管它所包含的民主的程度如何。这不能被机械地理解为对专横，以及国家与其统治阶级之间外在联系的揭示，而应该被理解为：国家是统治阶级显示其政治本质的一系列组织形式（关系是内在的）。国家是统治阶级为了进行统治而需要的东西中的最重大的部分，是阶级本身的一个基本方面。因此，所有从政治领域（即政治学）开始来认识国家的努力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从其本身包含在带有它的名称的生产方式之中的统治阶级角度来认识国家的各个部分，我们也能够避免迷失在部分之中和误把其意识形态的伪装当成现实。就日本来看，尽管官方的宣传铺天盖地，但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认识到，选任政府没有统治权，民主没有给公民以任何权力，管理者不仅仅在管理，以及公开的政治组织并没有做全部的政治工作。我们还被给予了一种灵活性来重新确定通常被当作国家的东西的界限，以便包括各种完成基本政治任务的机构和团体。 如果询问一位热心的经济学家公司的边界是什么，他会在今天给出一个答案，而几天以后在他解决其他问题时又给出另一个答案。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在这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其统治阶级的问题以及——通过扩展——解决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机构等方面的问题。由于需要马上予以关注或更多地予以关注的问题不一样，并且由于可以用来解决它们的手段变得或多或少，所以国家的界限也会发生变化。正如普遍的看法所反映的，国家仍然是根本的社会权力贮藏室，但它不必在每一个社会中都由相同的一系列组织所构成；这些组织也不必固定或局限在其政【203】治角色之上。国家的各种要素完全没有必要住在一个屋檐之下，不论在功能上还是在概念上都是如此。实际上，对统治阶级来说，以其他的方式构建国家通常有着实实在在的好处。 因为日本的选任政府如此软弱，而有着广泛权力的官僚从来都不是选举产生的，所以日本国家被迫纳入了许多其他组织以行使日本的资本主义要求它行使的所有职能。主要的企业协会是这些组织中较重要的组织之一（通常由前任官僚管理），它参与经济的计划和协调，有助于资本的积累和价值的实现。（其中一个协会的主席，经团连〔Kcidenren〕，被普遍认为是商务部第一部长。）另一个是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军事部门，它在日本仍然占据着150个基地，并且拥有镇压内部动乱的合法权力。考虑到殖民政府总是其殖民地国家的一部分，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年里日本已经非常接近于美国的一个殖民地，这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再有一个是天皇制度，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它在合法性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其他一些组织是：主要的媒体、教育组织和教育基金会、宗教组织、主要的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联合会（Rcngo），以及又一次如我所望指出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野寇崽”。 如果国家不是局限在具体的地理空间或一定组织形式的范围之内，而是包括了所有为统治阶级履行基本政治职责的机构，那就不难将这样的奇怪混合物——连同选任政府、法院、警察、军事力量，当然还有官僚一起——当作日本的国家了。当然，这并不排除对如下问题的认识，即在这些机构之间（和事实上每个机构内部）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和争论；或者，其中之一的官僚具有迄今为止最大的影响；或者，甚至下层阶级也能够偶尔利用这种混乱在国家的一些比较遥远的前哨取得较小的胜利。日本的政治权力在如此之多的机构之间进行分配（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官僚机构中，分配给它们内部不同的并且通常是相互竞争的部分），这一事实导致了这样的抱怨，认为责任的缺失困扰着日本的国家。但是，如果国家——部分地通过这种职能的分配本身——已经如此成功地为其统治阶级进行了服务，那么，一个明确的可以被提出抗议和施加反对压力的中央的缺失，或许应该被认为是其主要的力量之一。 八 在这一政治的古怪性质——异常软弱的选任政府，同时与资产阶级合为一体的高级官僚的非凡权力，以及基本政治职能在许多明显的非政治机构中的分配——的集合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可能是，日本国家极其需要给出自己的合法性，极其需要给出一个明确而又令人信服的理由，以说明为什么一个人应该服从这个国家，即便他不同意它的政策。没有这样的理由，再多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也【204】不能保证这个国家没有被推翻的可能。 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可以轻而易举地认识到国家属于在社会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但由于是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君权神授论的统治下运作的，所以人们都普遍认可这是理所当然的方式。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处在相似的关系之中，但由于它不能同样地诉诸宗教，所以，要把他们的利益与普遍的利益等同起来就困难得多。在这些条件下，为了有效地服务于资本家的利益，就国家而言，就有必要使自己显得分离和独立于资产阶级，并平等地关心所有公民。表面上的中立往往可以通过把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分开，并吸收那些本身并非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成员的人们行使前一种职能而得到实现。但如果从资本主义中获利最多的阶级也制定和实行其得以获利的规则（与国家仅仅受到资本家的重大影响或仅仅遵循资本所固有的客观逻辑截然不同），那么，这些规则及其实行的偏见性特征就极为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最典型的情况是，资本家仅仅是成功地取代了土地贵族而成为似乎独立于所有阶级关系之外的国家的统治阶级。在日本——这里，本身也是资本家的最主要的国家官僚做出主要的经济决策——这一过程是极不完全的。这有助于解释日本国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这样一种决定性的方式行动的能力，但与此同时，这也说明了其面对根本批评时更大的软弱，及其对有效的合法性的特大需求。有些读者或许会发现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一本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竟然赋予合法性问题以如此关键的作用，而合法性问题往往与韦伯的（Wcberian）分析有关，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普遍规则，合法性成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之一，并且解决它——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 在美国，政治合法性的三个主要源泉是《宪法》（特别是最高法院对它的解释，当然，最高法院本身也是《宪法》的产物）、自由选举（如现在那样）和——在次要的程度上——总统办公室（既是主要的场所，又是国家统一和权力的象征）。多数美国人都接受我们的政治权力对我们进行统治的正当性，因为我们选择了他们——通过采用《宪法》和投票，特别是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这两种途径。〔6〕这些合法性的源泉对日本国家都不适用。在日本，《宪法》是在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后由不知名的外国人起草并强加于这个国家的，并且，尽管与我们自己的选举一样“自由”，但这里的选举选上台的却是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几乎没有什么权力的政府。〔7〕日本国家必须在别的地方寻找它的合法性，而且它这么做了。有些合法性来自于一种普遍的信念，相信实际上掌握着权力的官僚们完全是身边最【205】聪明的人，而且他们在尽最大的努力服务于国家的利益。有些合法性来自于国家在帮助建设繁荣的经济中所取得的成功，当这种经济仍然繁荣的时候。按理说，日本政治中有如此之多的内容反映了存在（或人们认为存在）于美国的东西，而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美国仍然是民主的典范，这种事实也有助于为日本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媒体、学校、重要的协会和宗教组织也通过夸耀日本生活中的协作方面，以及假装不存在需要解决的合法性问题而对此有着些许的贡献。但是，即使在所有这些手段的影响被累积起来以后，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合法性赤字。现在进入对天皇制度（及我们的第五点）的讨论。 讨论天皇制度在日本国家中的作用之前，我想对我通常将日本和美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可能造成的一种误解提出批评。我相信，美国不会比日本有更多的民主，而只有不同的民主，或——更加与我的陈述要旨保持一致——不同的不民主。如果说美国有为具有真实政治权力的岗位进行的选举（日本则没有）的话，日本却有不止一个政党，包括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党，作为重要的竞争者参加选举（美国则没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只是同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两个部分）。日本还有更高的投票率，这是又一个用来衡量民主程度的通用指标。然而，作为资产阶级的专政，美国的和日本的民主都同样只代表它们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同样关注于隐瞒这种偏见。所以，无论它们在怎样行使这些职能方面有什么差别，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在道德上超过了另一个。 九 尽管在形式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一小撮人统治着的，而且没有一个人选举过他们。他们的决策给一个阶级带来的利益要远胜于给其他阶级带来的利益。日本人民知道这一点，并且多数人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知道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要接受呢？为什么他们要赞同呢？人们听到的最多的答复往往是，日本人就是这个样子，意即他们要么在文化上要么在心理上，要么在这两个方面都是这样。但是，这将会把自身就极需解释的东西当作主要的解释而提出来。日本的文化或心理中的这一方面来自哪里呢？是谁从中获益呢？它是如何运作的呢？而且那些受益的人如何利用它来帮助他们应付其最为紧迫的问题呢？我们不排除文化或心理（或者，应该加以补充的是接受任何一个的具体形式），并且不拒绝在全部的解释中给它们一个地位，但上述问题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我们的研究的理性方面，转向了人们对为什么他们自愿遵循已经确立的权威给出（或能够给出）的那种说明。 【206】日本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得到大众的授权。这是日本的传统军事统治者幕府将军将更受大众欢迎的天皇作为傀儡保留下来的原因。1868年明治维新——它是由仅仅来自于这个国家的一个部分的下级武士中的少数人完成的——以后，合法性危机变得尤为严重。当时，同样重要的是统一所有日本人的要求，以显示反对近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勒索的共同阵线。（回忆一下分裂在使印度向英帝国主义打开国门中的作用。）加强日本人民与天皇之间的联系必定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理想方式。 日本新的统治者是从把天皇由京都带到东京（政府的中央）开始的，并以他的名义发布他们所有的决策。他们使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休眠状态的神道教重新焕发了生机，这给天皇本来就已经受到大众欢迎的日本人民之“父”的角色增添了神圣性。随后，在1873年，他们颁布了国家本质的教旨（Kokutai），并且宣称，天皇本身体现着国家的愿望。据说天皇知道日本人民需要什么，以及什么对他们有利，包括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政府配置的新的政治安排是作为天皇的礼物而呈现出来的，是他完美的智慧和仁爱的表现，期望着人民对它的永远的感激与忠诚。所有对国家本质教旨的批评都成了非法的东西，并且国家本质教旨不久就成了学校和军队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几乎没有根据可以表明，在国家本质教旨颁布以前，天皇就已经被看作这样一位仁爱的人物，或者他们已经用后来所显示的那样强烈的感激对它的假定的仁爱做出了反应。（本质先于存在论者关于日本的例外的文化和心理解释不过如此。）通过使国家的神道教和国家本质教旨牢固地处于恰当的位置，日本真正的统治者的合法性被确保了大约一个世纪。 1945年，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所有这一切都走向了终结——或者，它走向终结了吗？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导下，裕仁天皇向日本人民宣布，他不是神，他至少应负部分责任的战争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天皇在日本人民中的两个支柱——他的假装的神性和他在公共利益问题上的绝对正确——一下子消失了。盟国也是极为谨慎的，没有在新宪法中给天皇任何政治角色，只是把他作为“日本国家和人民统一的象征”提了一下。这一身份本身据说得“自拥有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人民的意志”（海斯〔Htayes〕，1992，282—283）。尽管不知名的官僚在日语的译文中成功地将这里的“意志”（wi11）翻译成了“综合”（integration）——使天皇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比麦克阿瑟设想的具有了更多的歧义——但多数学习日本战后政治的学生都把天皇当成了一个纯粹的时代错误，认为他【207】甚至不如英国君主那么重要。（例如，与其英国同行不同，他在任命大使方面不起任何作用，而且他也无权审阅国家的文献；法律也无须他签章。）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 依我看，天皇仍然是现在形式的日本国家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尤其对于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在使用权力过程中的严重倾斜来讲是这样。纵使他的地位发生了所有那些形式上的变化，天皇继续在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做着《宪法》和自由选举所做不到的事，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合法性来源只能小部分地做到的事。天皇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也是相当罕见的事．作为名义上的领袖和日本国家最显著的象征，天皇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通过诱导人们对社会共同体（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成员而属于它）和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他们作为公民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而属于它）的情感尤其是忠诚的转移，来使他们接受现存的政治安排及其不公平的结果。 马克思对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作了重要的区分：在社会共同体中，为了满足所有团体的需要，劳动分工建立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而且由此产生的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了某个团体与其他团体之间的高度认同，及其对他们为其本身的幸福所做的贡献的感激；而在政治共同体中，一个阶级为了追求其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对其他每个阶级行使着权力。马克思也把后者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因为，与前者不同，它既不属于每个人，也不会平等地为他们服务[3]（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91—92）。然而，对那些控制着政治共同体的人来说，多数人有不同的想法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展示天皇横跨社会和政治两种共同体的形象，日本的统治者希望在大众心里将二者合而为一，在实际上将日本人作为人的要素与建立在他们之上的统治形式相混淆，从而达到使人民以前者引起的方式对后者作出反应的目的。 天皇成就了这一非凡的功绩，不是通过他所说或所做的任何事情，而仅仅是依靠他是什么（或被当作什么），以及人们所赋予的作为日本民族共同体成员的他们与他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那么，一旦他担任了国家元首的职务——所使用的实际头衔没有所表现的联系的本质那么重要（因此就有了《宪法》中的实际词汇的相对不重要）——所要求的就只是中心的一个小的转变，以便误把国家当成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化身，当成它处理世事的必要手段。这样，国家中的公民权就仅仅是每一个个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已经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化，并且属于某个人的与属于其他人的是相等的。遗憾的是，对于实在太多的日本人来说，随之而来的是，非日本民族的人永远也不能成为完全的公民（对数代居住在日本的韩国人【208】的歧视就是明证），以及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公民的日本民族的人就是他们“种族”的叛徒。 “state”的中文意义是“国家”，日本使用这种意义，它表示国家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建构，并把国家元首放在家中父亲的位置上。为了强化这种联系，日本的《宪法》甚至提到了父亲在家中的特殊作用。当然，在利用这种类推中，天皇将比总统处在更好的位置上。例如，美国总统能够是父亲般的，但他的党派性和暂时性使他把自己当作每个人的父亲呈现出来，或假装平等地关心国家所有成员，成了不可能的事。“burcaucracy”的中文意义是“官僚”，日本也使用这种意义，它同样显示了天皇的合法化作用的重要性。其原意是“为天皇或上天服务”，其中，天皇完全代表着日本人民的利益。今天官僚应该为人民服务。天皇不再与人民平等，但仍然被许多人看成一种父亲（具有其所表现的全部公平和仁慈），对他的统治的完全和公开的顺从，很容易被误解为对官僚正在为每个人而不仅仅在为有特权的少数人做好事的确信。 没有其他王室家族能够像日本天皇的家族那样具有古老的渊源，而且，在大众心里，很古老的通常就是自然的。作为日本人民假定的父亲，处于一种应该可以回溯两千多年的关系之中，他不需要宪法的认可来施加我在这里所赋予他的那种影响。由于他所要求的那种遵循永远不能被获得，而只能被给予，所以，或许正式权力的缺乏甚至在实际上有助于他完成他的任务。因此，当古斯巴达的一个国王莱克格斯（Lycurges）想要他的人民采用一部新宪法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退位，以使得无人被迫接受他将要给他们的东西。他相信，只有那时才有可能获得人民对新宪法的完全支持。同样，天皇对人民关于他们是谁和他们如何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意识的影响，也只能达到那样的程度，即在他没有明显的手段来强加他的意志时显然能够达到的程度。独立于所有派系之外，对具体的政府政策没有任何的责任，并且缺乏推行其观点（如果他有观点的话）的权力，在他的这种凌驾于政治斗争之上的地位方面，天皇已经被他的控制者蒸馏成了纯粹的对日本人民福利的关怀。 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战争的直接后果中，天皇对他既非神也非绝对正确的承认，连同反军国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共和思想（特别是在学校里）的兴起，使他很难重新获得战前已经建立的，作为秩序的主要立法者的角色。日本在战后第一个十年中所经历的【209】政治动乱有很多原因，但没有得到应有注意的一个原因是，离开传统中由天皇制度所提供的帮助，政府的政权就不能获得它所需要的合法性。随着美国的占领在1952年的正式结束，日本的官僚统治者开始以其在当时的阶级力量的关系范围内所能使用的一切方式来重新确立天皇的权威。其主要目的在于使人们再次将天皇当成国家元首。这涉及通常使天皇在各种礼仪场合作为国家元首而活动的努力——在对《宪法》的违反中——以及给学校施加的把关于帝国主义制度的比较传统的思想引人教学计划的压力。只有在这种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日本名义上的民主政府赋予如下行为的重要性：要学生唱代表着仍然处于天皇统治下的国家的国歌。 我对日本政治的论述是否太重视天皇了？毕竟许多——如果不是多数的话——现代的日本人会说，他们对天皇是漠不关心的。然而，我认为，这种声明是不可信的，尤其是对外国人作如此声明的话。多数日本人同样会说他们不信神道教，但同样是这些人中有许多会在修建办公室或房屋之前背诵神道教的祈祷文。在日本，宗教信仰可能已经衰落，但各种各样的迷信仍然存在，并且存在得很好。所以，在几乎无人认为天皇是神的同时，他作为日本人民之父的地位却相当安全；而且，由于至今依然盛行于日本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对他履行国家的主要立法者的职责来说绰绰有余了。 十 在一个越来越理性的世界里重建非理性的传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人们依然相当清楚他们的国家在过去为维持这一传统所付出的高昂代价的时候。现政权反对对天皇制度的批评的第一道防线是完全傲慢无礼的行为，以及在可能的时候，拒绝承认它。执政党甚至连听到这种批评都不情愿，这一点，近来在冲绳地方官的（正式）集会上，当一名共产党的代表在关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的演讲中谈到“野蛮的天皇制度”时，造成了程序上的危机。由于保守的多数人试图要他收回“污蔑性的评论”并予以道歉，所以，造成了立法议程中断了五天。这位代表拒绝了，并且，最后他也只是从会议记录中删除了唐突的言辞。 第二道且无疑是更有效的防线是直接的镇压。它会有巨大的帮助，如果那些倾向于批评帝国传统的人害怕镇压的话。在日本，这种使人民害怕的任务是由“野寇崽”完成的，后者对任何公开反对天皇制度的人实行恐吓、殴打，甚至杀害。那个刺杀未能在毕业庆典上升起太阳旗和歌唱“君之代”的初中校长的“野寇崽”成员因为过于兴奋而道出了他的动机。“我要所有的日本人，”他说，“尊重太【210】阳旗和君之代。如果我杀死了那个校长，而且被大众传媒报道了，那么，它将充当对那些反对在学校升起太阳旗和歌唱君之代的组织的警告。”（JapanPressWeekly，1999—06—12，21）谁能怀疑这种警告产生了效果呢？ 这不是任何官方的政府代表能够同样系统地并因此同样有效地干得了的事——无论如何，只要那个国家假装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就干不了。政府的卷入也将会显露出，天皇作为公认的国家元首与超出法律范围的暴力有关，而且这也将损害天皇被假定的中立，更不用说他的仁爱了。但是“野寇崽”，由于它与日本极右派的诸多关系，及其有名的荣誉观，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并能以使政府逃脱多数谴责的方式来完成它。〔8〕当然，在日本，除“野寇崽”外，也有一个极右派，但两者之间的重合比在其他同样有极右派和犯罪组织的国家中所能发现的重合要大得多。日本的“野寇崽”简直比黑手党的较大变体更大。“野寇崽”在镇压对天皇的批评中所享有的巨大自由，以及它在经营其更加传统的犯罪企业中享有的不寻常的自由，离开了积极的政府承认是不能存在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在为关于“野寇崽”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的更加实用的观点进行争辩。鉴于“野寇崽”大量地介入了建筑业，政府在公共工程方面格外的高支出（近来比美国的国防预算还要高）或许也能被看作为“野寇崽”所提供的服务支付的部分报酬。〔9〕同样的看法也能用来论述许多“野寇崽”控制的公司从国有或国家主导的金融机构获取高额贷款（现在尚未偿还）的轻而易举，它促成了（在尚待确定的程度上）已经困扰日本十多年、依然在显露中的金融危机。 “野寇崽”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那时，他们为地方的保守政治家干着暴力活动，压制着工人的动乱，并充当政府的间谍和暗杀者，他们甚至在1895年的一次事故中杀害了韩国的王后，引发了与该国的一场战争。毫无疑问，“野寇崽”与日本新的官僚统治者都出身于前朝的下级武士的事实，使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密切勾结变得更加容易。他们的合作延续到了20世纪，受害人——通常是应政府的直接要求——的范围被拓宽，包括了共产主义者和激进的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野寇崽”还帮助日本军队掠夺被占领的中国的满洲和其他地方，强迫中国人接受毒品，重演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政策。 战后，由于引入了共和政体的宪法和民主选举，一个新的时代【211】开始了，但“野寇崽”的政治作用似乎并没有减少。从1945年以来就主导着选举政治的自民党主要是用辻嘉六（KarokuTsuji）的钱建立的，而辻嘉六喜欢称自己为“日本的阿芳斯．卡蓬（AI，Ca—pone）”（卡普兰〔Kap1an〕和迪布罗〔Dubro〕，1986，67）。儿玉良雄（YoshioKodama）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直是自民党最重要的人物，但他也与“野寇崽”有着广泛的联系，正如好几个首相及许多内阁大臣一样。1963年，在自民党不同派系之间的内部争吵中，一个“野寇崽”首领的联盟十分关心他们的政党身上正在发生的事，以至于给所有的自民党议员送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停止竞争，因为这只会给左派带来好处。 但或许没有任何东西比1957—1965年间任自民党秘书长的大野绊睦（BambokuOhno）在为神户的新任教父举行的招待会上，向2500名“野寇崽”成员发表的演讲更好地揭示了“野寇崽”与政府间的密切联系，他在演讲中说：“政治家与那些走武士（野寇崽）道路的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对责任和人的感情的忠诚……我谨向你们表示祝贺，希望你们在武士的道路上继续努力，以便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引自卡普兰和迪布罗，1986，82）就最近复兴的对天皇的尊敬与“野寇崽”武士的态度有关而言，大野的祝贺似乎是相当值得的。 在美国，确保人民对《宪法》和最高法院表现出恰当尊重的是僧侣似的律师阶层。离开这种尊重——有与天皇制度有关的同样多的神秘东西的帮助和支持——《宪法》和最高法院就不能完成其合法化的工作。因此，只有世界上全部律师的2／3在美国工作才是适当的。在日本，这种作用是由“野寇崽”发挥的，它的规模是美国黑手党的四到五倍，这也是适当的。就关系到合法化而言，“野寇崽”就是日本的律师。而且，就“野寇崽”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其所需要的重要的镇压因素而言，这也使它有资格——按照我所确立的标准一被包括进来而成为日本国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十一 总而言之，日本的统治阶级非常成功地把自己的统治由一种政治制度转变成了另一种政治制度。除少数将军以外，日本没有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战后清洗。许多具有极恶劣战争记录的人物继续在官僚机构、选任政府和企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一个甲级战犯甚至在美国的军事占领结束后不久就成了首相。所以，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对其在战争时期的大量暴行作出全面的道歉，以及它是如此地【212】留恋那时所使用的国旗和国歌（而德国和意大利都已经采用了新的国旗和国歌），这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外国人一直都在为此感到奇怪。〔10〕同样不足为奇的是，旧制度的领导人一有机会就要重建它的要素。但是，人们如何才能把妖怪装回瓶里呢？美国占领者把天皇从政治领域排除了，废除了军队，使选举过程民主化了，打碎了财阀，为工会赋予了权利，并且在学校废除了民族主义的课程和仪式。 统治阶级的回答是，尽可能迅速地，并在不可缺少的“野寇崽”的帮助下重建天皇的权威。然后，用天皇提供的合法性来重新整合他们从美国人那里继承的社会现实。最终，天皇又一次成了国家元首（除名称以外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而且，鉴于即将颁布的新《宪法》，甚至这一点也可能被修改）；军队被重新命名为“自卫队”并居于世界上最强大的五个军事力量的行列；民主的选举过程因为多数权力仍然保留在非选任的官僚手中而被绕开了；财阀把它们的名字，由Zaibatsus改成了Kercitsu并与从前一样，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多数工会变成了公司协会，并且通常由公司经理充当主席，还有由此产生的所有其他变化；学校逐渐地但确定无疑地被迫采用了更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课程，连同通常与它相伴随的仪式和象征。然而，因为近来的经济低迷，以及人民对其日益恶化的条件的不满与日俱增，所以，国家使其资本主义议程合法化的需要比以前更大了。因此，政府加剧了在学校和公众中广泛助长天皇权威的努力；而有人对此展开了激烈的反对，他们既对这一过程已经给他们造成的结果表示反对，又正当地对它即将给他们造成的后果感到害怕。 “天皇之战”最近的连珠炮是由森喜朗首相在2000年5月15曰发射的，他在神道教圣地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核心的神的国家。”（JapanpressWeekly，2000—05—20，8）神道教圣地协会是一个一直致力于使所有内阁大臣都对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被埋葬之地靖国神社（YakasumiShrinc）进行官方参拜的组织。对于首相来说，森喜朗民族主义的进发是第一次。所有的反对党派立即要求他收回并予以道歉。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得到。日本的政治前景的另一个迹象是，在自民党的一次竞选讲坛上（2000年6月），第一次出现了修改日本《宪法》的呼声。尽管自民党没有对具体的改革作出详细说明，但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想引进的主要变化之一是使天皇成为正式的国家元首，而这将会继而成为各种民族主义宣传的开端。关于天皇制度的斗争似乎将要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 【21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日本的投降条件进行谈判的日本官僚们清楚地知道，当他们坚决拒绝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美国开始的要求——并坚持虽然剥夺了其宪法权威但仍然要保留其王位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在补救没有能够达到合适浓度的蛋黄酱时，人们往往在其中一小部分中下工夫直到成功。然后，逐渐地将这一部分混入其余的混合物中，直至所有的蛋黄酱达到理想状态。官僚们知道，天皇，并且只有天皇，能够在重构日本社会的过程中起到部分的补救性的作用，而且他们已经据此取得了一定进展。 十二 如果合法性问题像我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社会中占据着中心地位，那么，丧失合法性的政治就应该受到比已有关注要多得多的关注。从本质上讲，要使一个国家丧失合法性，就是要使人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它被一个阶级为了该阶级的利益而控制着，它是一种阶级的专政，而且它所说和所做的所有其他事情都旨在掩盖这一点，或者，偶尔地，是它的身体上濒于死亡的一部分不得不作出的妥协。合法性的丧失一般通过两种途径进行：（1）国家在服务于资本的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它的四个主要要求——镇压、合法化、积累、实现——时所采取的行动，变得对其他阶级的利益如此有害和如此露骨，以至于需要被掩盖和合理化的东西完全压倒了为这些目的所确立的手段（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证）；（2）充当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机构或团体或条件丧失了其提供这种服务的部分或全部能力。 就日本的情况来讲，共产党内外的激进分子都一直在积极地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然而，相对来讲，他们很少注意去努力削弱那些在多数普通大众的眼中使国家合法化的力量，特别是天皇制度的权威。这里的原因无疑是很多而且复杂的，其中，对来自“野寇崽”的报复的恐惧必定是最突出的。以这里所作的分析为基础，对所有合法性来源特别是天皇制度的批评，依然应该被给予比现有水平更高的优先权。国家致力于重建天皇制度的长期而又谨慎的努力，不仅证明了它对统治阶级的重要性，而且证明了这一还没有被尽可能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合法化权威的脆弱性。因为日本经济处在严重低迷状态，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会趋于恶化——失业、破产、工人自杀（许多是因为失业），以及过劳死（如此重要以至【214】于日文中对此有一个专门的词汇：karoshi），所有这些都在增长——所以，资本家对天皇在维持现状中的独一．无二的贡献的依赖从来没有如此巨大过。威胁在于，一旦人们认识到他们一直都在被反复地欺骗和操纵，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们突然袭击其刚刚崇拜过的对象。离开天皇制度提供的合法性，日本这个统一体会很快因已有的裂缝而四分五裂。 虽然不能为践行使合法性丧失的政治提供一全套策略，但我不得不指出，天皇与“野寇崽”的联系要想成功地为合法性的目的服务，就只有仍然保持着含糊性并显得是一种意外，是这些罪犯的非理性的爱国倾向的结果，而不能被认识到是基本的国家职能所提出的一种有组织的要求。而一旦使这一联系明确化和使其必要性被理解，原本是这一制度的优势的东西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主要的障碍。在仍然存在于日本的新儒学关于智慧和仁慈的天皇的观念中，没有与犯罪组织相勾结的余地。于是，日本的激进分子应该鼓励每个人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要用“野寇崽”来镇压所有对天皇的批评？或者，更为尖锐的是，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尽力回答这一问题将会使人们沿着使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丧失合法性的道路走出很远。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主要争论是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它是封建社会抑或是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的问题都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括人们认为是必要的革命的性质问题（民主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日本国家仍然使用一个传统的封建组织来提供其绝大部分的合法性这一事实，可能使某些人认为，这一古老的争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自己的立场是，日本显然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国家显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它能够利用一种主要的前资本主义形式来行使其基本的职能之一。日本所需要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为天皇制度的民主改革而斗争能够被证明是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 注释 〔1〕尽管非同一般，但并不是惟一的。例如，恩格斯谈到过他那时的俄罗斯国家“养育”着一个资产阶级（巴尔汗〔Bardhan〕，1984，35）。 〔2〕与那些需要额外的力量使他们在与统治部门之间的关系中保持势均力敌的中型竞争者相比，最大的银行和公司所雇佣的前官僚要少一些，但这个事实并没有减损我们关于“高级官僚辞官后到有关企业里去做事”的惯例的一般观点或我们赋予它的作用。 〔3〕当然，如何描述其统治阶级的性质的问题只是更大的，如何描述作为一个整体的日本制度的问题的一部分。威廉·塔布（WilliamTabb）列举了一些近年来被使用过的更为醒目的称号：“独裁的多重性”、“发展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放任导向的干预”和“计划市场”（1995，14）。因为资本积累和拥有主要生产资料的人与在其中劳动的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占有优先地位，所以，我可【215】以毫无困难地把日本的制度称为资本主义制度，这并不会妨碍我认识它的许多不同的性质。 〔4〕虽然其发展程度远不及在日本，但是这种问题…据《纽约时报》…甚至在美国也能见到：“许多国家和地方官员与企业活动的关联正变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很难分清政府终止和私营企业开始之处。”（NewYoukTimes，1985一12—09，7） 〔5〕请参见我的著作《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1979）中的“马克思的‘阶级’用法”。 〔6〕因为总统选举和最高法院在为美国的制度提供合法性方面的作用。所以，2000年乔治。W．布什在佛罗里达选举中的成功行窃，以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使政府的合法性成了问题。只是阿富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支持政府的急流，使我们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种合法性的丧失所造成的危险。 〔7〕因为其独特的来源，所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Nakasone）认为，日本的《宪法》对大部分日本的政治和学术团体而言是一个禁忌的话题（DailyYomuiri，1994-12-05，3）。 〔8〕日本国家总是用最严厉的镇压支撑其合法化的努力。最后的将军赋予了武士阶级以将“以非期望的方式”活动的平民就地杀害的权利（凯斯特勒〔Koestler〕1960，210）。 〔9〕建筑业方面的令人震惊的数据，请参见麦考马克〔McComack〕，1996，33。 〔10〕美国政府没有对它自己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以及用燃烧弹轰炸东京中的战争暴行道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幸的是，多数正确地批评了日本的道德愚钝的人并没有对美国的同样的缺点予以足够的关注。 [1]日本的黑手党“野寇崽”的译法请参见张双利译《政治科学是什么？它又应当成为什么？》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三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译者注。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19页。
第十一章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叙述方法：对系统辩证法的批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十一章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叙述方法：对系统辩证法的批评 【182】 一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几乎无人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多数人不知道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甚至更多的人没有对资本主义的系统特征或它的运行方式的认识，并且几乎没有人理解经挤范畴在这个社会中，以及在我们自己认识所有这一切的努力中所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把资本主义，尤其是它的系统特征以及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放到其关注中心的思想派别，如果他们的著作中有夸张和片面的东西，那么有些是可以被谅解的。无论如何，这是我在考察系统辩证法（不管是它的日本的，北美的，还是欧洲的变体）时通常赞同的一种偏爱。所以，下面所有的批评，不管它们可能显得有多么严厉，都需要用这种平和的眼光来对待。 出于这篇评论的目的，“系统辩证法”指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家开始分享的，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一种特别的解释。它没有涵盖这些学者论述马克思主义甚或论述辩证法的所有内容，而仅仅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观点——尽管通常各自作了限定。这些思想家中最重要的——仅仅是从他们对系统辩证法的贡献来判断的——是汤姆·塞肯、罗伯特·奧尔布里顿、克里斯多佛·亚瑟和托尼·史密斯，并且主要是他们的著作引发了这些评论。 系统辩证法对马克思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三种核心观点：（1）“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专门（或几乎专门）指马克思介绍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认识的策略；（2）他使用这一策略的主要的和可能是惟一的地方是在《资本论》第1卷中；（3）这一策略本身涉及构建一种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其所有要点的概念逻辑。 【183】在这种逻辑中，从一个概念到下一个概念的过渡，来源于对第一个概念的实际含义中所包含的关键矛盾的剖析。只有引入一个新概念，它的含义融合了在前一个概念中所发现的矛盾因素，这个矛盾才能被解决。当然，并非所有概念都能同等地发挥这种作用，所以这一策略也安排了一种对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范畴的特别顺序：“商品”，它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键矛盾要靠引入“货币”来解决，所以它的后面就是“货币”；而“货币”的关键矛盾要靠引入“资本”来解决；等等。按照这种方式，马克思被说成是从具有狭窄指向的抽象或简单范畴出发，进而到达了其含义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全面丰富性的具体或复杂范畴。而且，使马克思能够重构资本主义系统的基本关系的同一概念逻辑，也使他能够（如果我们此时向后看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而不是向前看我们正在向何处去）为每一个进入思考的范畴，并最终为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系统，提供必要的前提。这里隐含的论断是，如果叙述中每一步都能显示出必然要紧跟在它前面的那一步之后，那么，在最后的结果中反映出来的复杂的社会的相互作用，就会正如构建它们的概念逻辑一样是必然的。 二 在谈到我的批评之前，我很想说，我毫不怀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使用了这种叙述策略。我也不否认它对于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想要达到的目标的重要性，尤其是涉及到把资本主义分离为相对自主的生产方式的时候，这种生产方式的特有逻辑反映在它的主要的经济范畴的相互影响之中。但仍然存在三个重要问题：（1）系统辩证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采取的惟一的叙述策略吗？（2）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使用的是什么叙述策略呢？（3）这是最重要的，即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局限在叙述阶段合理吗？换句话说，在帮助马克思获得他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所叙述的那种独特认识中，辩证法的作用是什么呢？ 关于《资本论》第1卷，在我看来，很清楚，除了阐述政治经济学主要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外，马克思还有其他目标。关于目标的简短的列举将不得不包括以下方面：揭露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思想家）、显示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中的根源、展示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中的起源和它发展到共产主义的潜在、描绘阶级斗争，以及唤起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所有这些目标都要求一种与黑格尔的概念逻辑毫无关系的叙述策略。结果，根据系统辩证法的倡导者的观点，《资本论》第1卷（他们给这部著作的特点和顺序赋【184】予了极大的重要性）包括了所有那些完全不属于那里或极其不适当的内容。 例如，在价值的讨论与交换价值的讨论之间加上劳动（价值的物质形式）的讨论就没有逻辑的必要。因此，汤姆·塞肯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错误（1986，119）。但马克思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完全值得用8页的篇幅来讨论劳动，而这本书还只用了4页。而且，为什么——如果《资本论》第1卷是按照简单的概念逻辑来组织的话——马克思要如此关注劳动时间的延长呢？这一逻辑中哪里有它的位置呢？但系统辩证法认为，或许最浪费时间的是《资本论》结尾部分对原始积累问题长达60页的论述。系统辩证法既用不着研究资本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国家是如何运行的，也用不着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因此也用不着研究共产主义最终对它的取代。系统辩证法所使用的概念逻辑中没有它们的位置。而马克思却在《资本论》中给它们，以及其他关于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中什么已经发生、什么可能发生的批判性讨论，找到了一个位置。这些因素被包括进来，似乎是服务于其他目标的叙述策略所带来的结果。 除了系统辩证法所承认的原因以外，在《资本论》第1卷中至少仍有两个重要方面表明了对这种策略的选择。例如，异化理论，这一在马克思于自我厘清阶段为给《资本论》（1867）作铺垫而写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8）中起了如此重要作用的理论，在完成的著作中却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体现，并且此后主要是在以商品拜物教为代表的单方面论述中才被提出来。然而，《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劳动，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具有这种意味的异化劳动，并且为了坚持劳动与价值（以及价值的所有形式）的对等，劳动也只能是异化劳动。毫无疑问，这是马克思在讨论价值之初，甚至在提到交换价值之前，就介绍劳动的原因。在《资本论》中省略了对异化理论的更全面的说明，这并不表示一种思想的转变——像阿尔都塞和其他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而只是表示马克思在解释其系统的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的策略的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为了使工人阶级更容易理解和遵循他的分析。 马克思所使用的与辩证法有关的词汇比我们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还是与这个手稿相比）中所发现的要少得多，这一决定的背后似乎有着相同的目的。总之，同样重要的是，系统辩证法完全不能解释决定《资本论》第1卷的形式和内容的许多决策。在使它自己表现得与此不同的过程中，系统辩证法完全在马克思自己已经认识到的危险面前屈服了，马克思在完成为《资本论》所做的准备时就注意到了：“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做一纠正，这种叙述方法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1]（1973，151） 三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系统辩证法的第二个困难是，它只关注【185】或——取决于作者——几乎只关注《资本论》第1卷，而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叙述都是一个要求决策的问题。马克思的主体是如此宏大和复杂，把握它并使他的解释可以被理解和有说服力的难度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如何阐述他的观点是一个始终存在的苦恼．当然，在把马克思的所有著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过程中，把临时性的著述与更长时期更深思熟虑的著述区分开来，把公开出版的著述与没有出版的著述区分开来，把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述与关于其他主体的著述区分开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把不同时期的著述区分开来，这些都是重要的。而且，这里的每一种区分都对马克思的叙述策略有着某种相应的影响。 由于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系统著作，所以我们可以暂时把大部分这样的区分忽略掉。这样，把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他的叙述中最引人注意的有以下方面： 1．主要的努力在于揭示并阐释各种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并非直接就是显而易见的。 2．正如马克思的各种计划、草稿和注释所表明的那样，这个工作是没有完成的。 3．从哪里开始、强调什么，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发生过多次变化，这不仅同样体现在这些计划中，而且体现在《资本论》的各种“不成功的开始”上——《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没有出版的这部著作的导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8）、《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如果我们还想往前追溯的话，还有《哲学的贫困》（1847）和《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这里的时间是指写作它们的年份，《雇佣劳动与资本》和么工资、价格和利润》分别见于马克思和恩格斯1951a，66—97和361—405）。马克思为《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和德文第2版所做的大量修改，与他重新修订《资本论》的计划（被他的去世所打断）一起，为反对那种把他的思想体系当成不变的东西的行为提供了更充分的论据。 4．马克思所说明的每一个主体都是按照从不同角度来看它的表现和作用而提出的。 5．对每一个这样的主体的探讨也是通过它们在有机的或系统的和历史的运动中所具有的不同形式来进行的。 6．每一个机会都被用来从资本主义不断暴露的矛盾中预测共产主义未来的一些方面。 7．对误解和捍卫资本主义的各种方式，与资本主义的基础条件和资本家自身的实践给予了同样的批判性关注。 【186】8．一面描述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中的条件和事件，一面分析我们用以思考现实的那些概念，整个工作都是在以上两方面的复杂结和中进行的。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既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也不是一个系统的辩证学家，如果它们是排他性的称谓的话。但是，一旦我们理解了马克思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把他既看成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也看成系统的辩证学家。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注点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而在马克思未出版的该书的导言中，我们可以发现主导马克思叙述整个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特色的简要轮廓（1904，276ff）。我们在这里了解到，这些过程不仅作为相互的必要前提和必然结果而相互联系着；而且每一个过程也是其他过程的一个方面；并且一通过与其他相邻过程之间的内在关系——每一个过程也是包含着所有这些过程的整体的一种形式，尽管只是片面的形式。在依次从每一个过程的角度阐述这些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时，马克思利用了所有这些可能性。而且，他将眼前的关系进行扩张和收缩的灵活性也反映在他所使用的概念的含义的灵活性上。这给马克思阐述其观点和我们把握他用以阐述的范畴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马克思的每一个严肃的学生都遇到过这种困难。韦尔福雷多·佩瑞多给了这个困难一个经典的表述，他说：“马克思的词语像蝙蝠一样。人们从中既能看到鸟也能看到鼠。”（1902，332）我将在以后解释马克思实际上是如何把握他正在研究的关系的大小的。在这里，我只想表明这是他做过的事，并指出这对他的概念的含义所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曾将自己的状况与巴尔扎克《不为人知的杰作》中的英雄的状况进行比较，这位英雄坚持不懈地试图通过绘画和反复触摸，将他用头脑中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再现于他的油画之中（柏林，1963，3）。但是，正如保尔·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惟一一位马克思曾向其口授自己的任何著作的人——所指出的，马克思对他“揭示这个处于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的作用与反作用之中的世界的总体”的努力从来都不是很满意（《回忆录》，未注明出版日期，78）。因此，就有了所有新的开始和修改，就有了角度和组织关键要素的方式的经常改变。鉴于此，系统辩证法只能被理解为，被误导的一种把马克思多种多样的叙述策略简化为单一策略的企图，尽管这一策略在式资本论》第1卷中对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特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 到目前为止，我对系统辩证法的批评涉及了必须说明的，关于马克思叙述方法的问题。我的第三个，并且是要严厉得多的批评是，系统辩证法错误地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仅仅局限在它紧密联系【187】的几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即叙述阶段上。因为这个学派的思想家们往往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似乎是“想出”而不是“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且似乎马克思据以写作《资本论》第1卷的认识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有疑问的、不寻常的、尤其是辩证的东西。在我看来，如果马克思自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获得这种认识的研究方法，以及作为这一研究基础的思维方式不是已经完全辩证化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写出《资本论》第1卷这样的著作。但这要求我们把辩证的观念加以扩展，使之超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用来解释他的一些观点的概念逻辑的范围。〔1〕 对我来说，所有辩证法——马克思的，以及其他所有人的辩证法——都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充分认识变化（各种变化）和相互作用（各种相互作用）．当然，这里断定了，变化和相互作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一个大的部分，并且人们很容易忽略、或贬低、或歪曲变化和相互作用的重要部分，从而给我们的认识，甚至我们的生活造成严重后果．被称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就是在这一问题影响马克思特别关注的主体时，他开始应付这个问题的一种努力。广义地讲，它是马克思认识资本主义中（但也是更大的世界中）的变化和相互作用并解释它们的方法，并且它包括了马克思为了研究和叙述的目的而在思想上控制这个现实时所使用的所有方法。 马克思的辩证法可以被方便地分成六个互相联系的阶段，这也代表了它的实践的阶段。它们是：（1）本体论的阶段，与世界事实上是什么有关，尤其涉及变化和相互作用；（2）认识论的阶段，解决马克思如何组织他的思想来充分思考他所关注的变化和相互作用；（3）研究的阶段，或马克思采取的，认识他想知道的事物的具体步骤——以前一阶段所采取的思想上的控制为基础；（4）思维重构（或自我厘清）阶段，这是马克思为他自己整合他的研究结果而做的一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噻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这个几乎没有被研究的阶段提供了例证，它们都不是为出版而写作的）；（5）叙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运用考虑其他人是如何想的以及他们知道什么的策略，马克思试图向特定的受众解释他对“事实”的辩证理解，并使之相信他所说的东西；（6）实践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无论自我厘清达到了何种程度，马克思都以此为基础自觉地在世界上活动，同时改变它和检验它，并加深自己对它的理解。 显然，这里不是一劳永逸地经历这六个阶段的问题，而是像马克思那样反复经历的问题，因为认识和解释辩证的真理并遵循它们的每一次努力都提高了他的能力，使他能够辩证地组织他的思想，并更加深入地研究我们也处于其中的相互依存的过程。因此，在著【188】述辩证法时，人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能以牺牲其他阶段为代价来关注任何一个阶段。问题不是出自于对辩证法中的一个阶段的强调，而是出自于对其他阶段的忽略（把部分误认为整体，这是一个普遍的非辩证的错误），以至于即使被强调的那个阶段——因为所有的内在联系——也不能被恰当地理解。 与系统辩证法一样，我自己解释辩证法的努力也赋予了一个阶段——假如是这样的话，就是认识论的阶段——相比其他阶段的优先性，但我一直都在尽力把它与其余阶段联系起来。我选择认识论阶段，是因为，我相信它既是理解也是运用所有其他阶段的关键。认识论阶段也是解释马克思全部方法的一个理想的切入点，因为它所要求的假定比如果我从其他阶段开始所要求的要少。当然，这里不是解释马克思认识论的地方，但我希望对它做出的概述恰好足以表明我对系统辩证法的主要反驳的理论基础。 处于马克思认识论的核心地位的是抽象过程或思维活动，通过这种活动，马克思把世界上的一定性质放在关注的中心，而暂时排除了其余的性质。如果自然（因此，也包括社会）被分成的各个要素，是相互之间本来就被明确的界限分开的那种个体，那么，抽象在马克思的方法中就不会有如此关键的作用。运用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内在关系哲学——在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的所有讨论中，他从未批判过这种哲学——马克思认为，全部现实是一个内在联系着的整体，它的各个方面可以通过思维运用各种方式进行组合，并因此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不同部分。诚然，这种界限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相似和不同之处，但进行抽象的派别的目的、需要和利益对这种决定也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 在一个没有绝对界限的世界中，抽象为思考过程的开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第一步。我们只能在这一种或那一种部分之中思考，或思考这样的部分。因此，马克思相信，每一个人都在抽象，而且在社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我们都在学习如何“恰当地”——即是说，按照允许我们在所属的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方式…进行抽象。 然而，一旦这一工作完成了，多数人都把这种由文化决定的、通过抽象过程产生的、而此时已经嵌入语言之中的思想要素，看成了现实世界中的绝对分离的反映。马克思却不是这样。由于认识到了抽象在他的思考中的作用，马克思在使用抽象的过程中具有了多得多的灵活性。这不仅表现在他所确定的界限总是不同，往往包括了比其他人的相同名称的概念所能表达的更多的相关过程和内在联系，而且表现在他常常改变它们，使其包括先前被省略的方面或排除先前已经存在的方面。 五 【189】马克思运用抽象方法给世界确立的界限有三种——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一并且其中的每一种都对系统辩证法有重要的启示。马克思的抽象范围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它为一个具体要素在其所属系统中能够扩展多远确定了界限，也同样为其发展中的多长时期能够被包括进来而成为其现在是什么的一部分确定了界限。正是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使他能够在《资本论>>开篇把商品看成一个“抽象”（只具有一些规定性），继而把资本看成一个“具体”（具有多种多样的规定性），并暂时省略——正如系统辩证法正确地认识到的——他所使用的范畴的历史方面，以便于突出它们在他的概念逻辑中的作用。 运用他的第二种抽象模式即概括层次的抽象，马克思把特定时间范围内的人、他们的活动和产物的性质分离出来作为关注的中心，而暂时忽略了其他要素。这里根据的是从最一般到具体的等级来确定的各概括层次之间的界限。所有人和所有影响我们以及被我们影响的事物，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它们是人类社会（即过去的1OO000到200000年）的一部分，是阶级社会（过去的5000到1O000年）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过去的300—500年）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现代或现在阶段（过去的20—50年）的一部分，也是此时此刻的一部分。 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特征，马克思有必要从资本主义的概括层次上抽象社会，而省略其他层次上的性质，因为它们工会妨碍他对资本主义特有性质的认识。系统辩证法通过赋予这一概括层次以优先地位而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在以下方面所做的努力：表明我们的社会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并关注、与此相关的相互联系的条件和机制。 马克思的第三种模式（即角度）的抽象在一个关系内部确立了一个角度或出发点，从这里观察、思考和呈现这个关系的其他成分，这种角度突出了一定的属性和运动，正如它贬低甚至忽略了其他属性和运动一样。同时，它们由范围抽象所决定的联系的总和也变成；了认识它们所属的更大系统的一个角度。这里的界限确定在相互竞争的角度之间。以商品为《资本论》第1卷的开始，马克思给他自己和他的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整合随后的复杂结构的特殊角度。从总体上来看，系统辩证法在阐述从这种角度所获得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 所有这三种抽象模式——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一是一起出【190】现的，并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建构了马克思着手加以研究、认识和呈现的世界。但按照每一种模式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例如，马克思范围的抽象可以把密切联系的各种条件之间相反的影响依次纳入每一个条件之中。在不考虑发展或重要变化的时候呈现这些空间上的关系，所突出的就是一个时间点上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系统逻辑的特征。 马克思也能够把他所分析的条件抽象得包括它们真实的历史和未来的潜在中的重要部分。在这里，它们的形成过程，包括它们可能已经经历的阶段和似乎即将形成的一切，都被作为它们是什么的基本方面而呈现出来了。当然，关键在于现实既是系统的又是历史的，马克思在他的抽象中能够省略任一方面的大部分或全部，以便于更好地关注另一方面。因此，系统辩证法所赞成的抽象更适合于把握资本主义系统是如何运行的，而其他同样正统的说明所赞成的抽象则更适合于分析这一系统是如何发展的，例如，它会在哪里崩溃、可能继之而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我们在这一切中已经和可能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同样，马克思的概括层次抽象并非只关注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常常关注我所谓的阶级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甚至偶尔地关注人类社会的层次（这是最一般的）和我们自己及我们所处的条件这一独特的层次。把资本主义一般（主要是价值的创造与形态变化）区分出来的力量，与把现代资本主义（主要是资本所采取的最近的形式及其对阶级斗争的影响）区分出来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资本论》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如它在建构决定我们现在状况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的、具体的机会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因此，把马克思的分析局限在资本主义一般的层次上（如系统辩证法那样）或现代资本主义的层次上（如关注“全球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和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那样），就把我们为了既认识世界又改造世界所需要知道的东西足足排除了一半。 至于角度的抽象，在这里，为了与他在其方法的不同阶段想要进行考察、理解、说明或解决的问题保持一致，马克思在采取不同的角度方面也表现了典型的灵活性。系统辩证法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开启《资本论》第1卷的商品的角度上，而是跟随马克思把多种经济范畴作为说明资本主义系统密切联系的性质的角度。然而，劳动，更确切地说是异化劳动，一种被马克思看成价值的物质形式的活动，却从来没有得此殊荣。结果，系统辩证法所确认的资本主义市【191】场关系的起源从来没有得到清楚的解释。用美国剧作家阿米里．巴拉卡的话说，“打猎不就是挂在墙上的那些猎物的头。”（1966，73）而且，作为研究对象，产品不能替代生产它们的活动。如果从处于它们的结果之中的角度来研究，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异化和剥削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就既不能被认识，也不能被恰当地理解。 如果忽略了从其起源的角度来考察事物可以获得的认识，我们也不能全面地理解任何结果——以及什么不是某物的一个结果。例如，根据系统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形态变化的扩展说明给我们描述了资本的“生命的故事”；但是，价值是一种产品或结果，它最为经常地被称为异化劳动的一种“形式”，即是说，是下面这种劳动的“形式”，在这种劳动的过程中，工人在他们的产品中丢失了他们的一定劳动力。根据这一点（或从这一角度出发），价值的形态变化就不仅是关于资本的故事，而且是关于劳动的故事，是关于一种生命力所表现出来的神秘形式的故事，这种生命力是在经济过程中从工人身上分离出来的。 马克思所使用的还有其他重要的角度（例如，原始积累，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或共产主义中人的潜力的发挥），它们根植于历史之中，或处于马克思所运用的资本主义以外的概括层次上。但是，系统辩证法由于一心一意地关注概念逻辑而将其放弃了。这里是过去的人口，未来的人口，和不断暴露的使我们从一边过渡到另一边的矛盾的人口，马克思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作了说明），而系统辩证法却没有。但是，这些矛盾处在不同的概括层次上，甚至现在正在破坏着我们的社会并为可能的未来提供着丰富的根据之源。如果不从不同的时空角度对它们进行剖析，那么与系统辩证法相联系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就只能是老调重弹。由于不考虑马克思在历史中所揭示的决定性的性质或程度，所以，系统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相互影响中所发现的必然性使社会保持着原本的状态。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它的逻辑必然性像一个封闭的圆圈在历史地发挥着作用。在系统辩证法给出的概念逻辑的范围内，难以看到资本主义曾经能够如何发生变化，或者人们可以做什么（甚至包括可以与谁联合行动）来改变它。 在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这一概述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说，系统辩证法的支持者仅仅为马克思主义抽象了一个范围、一个概括层次和一个角度，而把马克思更为重要的许多实践弃于不顾。而且由于他们不承认（或没有认识到）他们一开始就轻视认识论，所以，重点的合理形式在他们那里就变成了不可被接受的片面和歪曲。每当——并且这是相当平常的——马克思内涵丰富的辩证法仅仅被包装成为“批判”（这里，重点被放在他的反对者的著作中的矛盾、【192】没有根据的假设等等之上）或“阶级分析”（这里，阶级斗争处于中心地位）或“资本的逻辑”（这里，资本的本质——真实的社会关系而非概念——是他最重要的主体）的时候，非常类似的情况就会发生。在每一种情况下，其提倡者把马克思方法中被他们赞成的方面放到焦点上的非辩证方式都排除了马克思方法的其余部分，并对那些含有它所不能完成的任务的部分听之任之。 六 小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力图表明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而且力图表明它为什么是一种过渡的生产方式，继之而来的可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以及如何使这么巨大的变化得以发生。所有这些都包含在他关于资本主义如何运行的辩证分析之中。人们或许会说，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批判家、理想家和革命家的独特结合体，把握这些性质在他所有的理论著作中是如何相互渗透的是重要的。按照这种观点，系统辩证法可以被视为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一种科学的努力，而构成这种科学的则是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资本论》第1卷中阐述其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的方式。但是，离开他思想中批判的、理想的和革命的方面，即使是这一科学——正如我已经争辩过的+——也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然而，《资本论》的大部分是围绕着概念逻辑而组织的，这仍然是个问题。鉴于此，我最后的结论是，由于夸大了这一概念逻辑在马克思辩证方法中的作用——主要是把这种方法局限在叙述阶段上，并仅仅局限于马克思叙述中所使用的许多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抽象中的一部分——系统辩证法（在该学派最主要的人物中，托尼．史密斯要被部分地排除在外）使它的多数批评者不能认识和利用它对我们的主体所做出的极为重要的贡献。 注释 〔1〕下面是对马克思方法的解释的一个简短的概述，这些解释可见于本书第1—9章（特别是第5和第8章）。要更为详细地了解的话，请看这几章。 【193】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101页。
第十章从马克思的抽象看批判的现实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五步 第十章从马克思的抽象看批判的现实主义 【173】 一 奥德修斯（Odysseus）是如何成功跨越锡拉岩礁（Scylla）和卡律布迪斯（Cbarybdis）之间粗糙的通道的？他所遇到的困难要比多数学生跨越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同样危险的海峡小得多。在实证主义者承诺给航海者以没有掺杂凌乱预设的“真理“时，后现代主义者却用如此之多真理本身已经消失的观点击倒了他或她．并且．由于离这两种孪生的危险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太近，许多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如果说没有失掉生命的话，也已经感到了非常的惶恐。 由罗伊·巴斯卡尔领导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学报，已经非常值得赞扬地提供了一个避免这种可怕命运的有效途径．而且他是通过把这两种相反论断中不能调和的东西予以调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这样，实证主义所持有的有些真理是绝对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来揭示它们的主张被说成是正解的；而后现代主义认为研究者的观点从来都不会彻底脱离他或她的发现的主张也被说成是正确的。巴斯卡尔迈出的关键一步就是用本体论研究或对现实本身的性质的研究，取代丫认识论研究或对我们如何认识现实以及认识它的意义的研究。他说，这体现了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者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不经历认识事物的过程，我们又何以能够认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呢？巴斯卡尔通过提出以下疑问而回避了这个问题，他问到：“为了使科学成为可能，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1997，23）他的答案是，它必须是“有结构的……有差别的和不断变化的”（1997，25）。在此基础上，他继而构建了一种研究自然和社会两种现象的方法，这种方法给予了揭示实际上存在什么（各个领域实际的次序、结构和变化），和考察在其中进行研究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各种偏见和局限，以同等程度的关注。他的观点是，社会环境形成【174】的观点限制了我们的发现，但并没有消除它。因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解决的问题的性质或许要求不同的研究和解释方法，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科学还是真理都不需要妥协。 巴斯卡尔对已发生或正在我们面前发生的事情的研究方法，同样也被运用于对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所固有的潜在的研究之中。它也有一个从不同角度研究会有所限制，但永远不能被取消的组织、分化、变化的现实核心。巴斯卡尔赋予这种潜在在达到对任何事物的充分理解中的重要性——在这里总是把“是”什么与“能够是”什么紧密联系起来——使他的学派具有了批判的锋芒（故而叫做“批判的”现实主义）。在近来的著作中，巴斯卡尔在确切地阐述他的思想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辩证法的词汇，以至于今天批判的现实主义可以被视为辩证法的一种形式，并且甚至——因为它越来越多的对资本主义的抨击——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种形式。我非常赞成这种发展，而且在下面的论述中，我想探讨的是，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使批判的现实主义从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中受益。 二 批判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巴斯卡尔的著作，就像一个茂密的热带花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其中有许多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是它的力量，也是它的弱点。用更哲学化的语言来说，批判的现实主义用多种新的、往往非常有益的方式解构并重构了现实，以便突出它所发现的具体联系和发展。然而，批判的现实主义不是把重点放在它用以完成这一伟业的抽象方法上，而是泛泛地满足于向我们呈现其最后的语言上的结果——允许我们交流新的抽象的概念。 每当对世界的再思考——主要是一个对其中存在的事物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建构的问题——花了太多的时间来重新定义原来的术语并介绍新的术语时，那些愿意分担这一工作的人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学习新的语言。在批判的现实主义那里，由于有许多新定义，这项活动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作为被重新定义的术语的基础，重构世界的思维活动却完全被弱化或忽略了。但正是在这种被马克思称为抽象过程的构建与重构的思维过程中，传统理解的局限和偏见，以及更加准确地重新显示现实的可能性，才能最清楚地显现出来。引导人们对我们自己的抽象过程的注意，也是教导他们如何抽象和增加他们抽象时的灵活性的最有效途径。这些技巧对好的辩证思想是必要的。 下面，我将概述马克思关于抽象的观点及其在内在关系哲学中的基础，然后指出，沿着这种思路重新阐述其观点会给批判的现实【175】主义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三 在他关于这个主体的最明确的论述中，马克思指出，他的方法从“现实的具体”（将其自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出发，经过“抽象’’（将这个整体分解成我们用来思考它的精神要素的思维活动）到达“精神上的具体”[1]（存在于头脑之中经过重构的，并且现在被理解了的整体）（1904，293—294）。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对他的方法作过如此简明的概括，所以，在这里，给予抽象方法以能代表他的全部方法的荣誉就具有了特别的重要性。首先，马克思完全认识到了，所有关于现实的思考，以及我们传达对它的理解的每一种努力，都要求我们运用可以控制的要素。因此，每一个人——不只是马克思——都是通过分离出一定的属性，并以使他们想做的和想理解的事情变得更容易的方式来组织它们，以此来开始理解他们的世界的。 世界的本真面目——巴斯卡尔认为属于现实的那些次序、差别、结构和变化的性质本身——对我们的抽象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因此，就有了不同人和不同时期的抽象中一定程度的一致），但个人经验、团体利益、文化传统和推动一项具体研究的目的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就有了通常在这些同样的抽象中发现的重要差别）。马克思的抽象，除了它们的大小外，最为突出的就是它们所包含的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数量。它们不仅包括大量的被常识归入外部环境的东西，而且用他的话说，通过“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抽象事物，马克思的抽象使事物是如何发生的成了它们是什么的一部分[2]（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57）。并且，既然历史对马克思来说不仅包括过去也包括未来，这就意味着，事物正在形成的东西，无论可能是什么，都与它们曾经是什么一起，被抽象成了它们现在是什么的基本方面。 马克思的抽象方法也可以说是运用了三种不同的模式。通过这三种模式，它确立了三种界限，并提供了三种特殊的中心，而所有这些对马克思在其帮助下所构建的理论都极为重要。第一，界限被确立在一种具体关系所占据的时空范围之内，以便于我们只关注它的内在联系的这些方面，并只关注它的发展时期中的这一段。我把这称为范围的抽象。第二，界限被确立在从具体到最一般的连续体中，其中，有我们作为人的所有性质，也有我们的活动及其不同产物的性质。这使我们能够依次关注具体的人、他们的活动和只有他们【176】才拥有的产物的情况，或关注他们在资本主义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使他们具有的性质（并因此被所有分享这种地位和作用的人所分享），或关注社会生活被围绕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组织起来的整个时期中人们的性质，或关注使我们作为特殊的物种被分离出来并使我们的生活处于被称为人类状况的东西之中的性质。我把这称为概括层次的抽象。 第三，也是最后一种，抽象也在不同角度之间确立了一个界限。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思想和所有的感情都是从某个地方和某个事物出发的，并且这个出发点为考察、理解，甚至体会所有后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角度。在马克思抽象一个范围和概括层次的同时，他也在正在研究的关系内部确定了一个点，从这里考察和整合它的其他方面。由范围的抽象决定的这些联系的总和，也为考察和研究它所属的整个系统确定了一个角度。因此，例如，在抽象资本时，马克思不仅给了它一个范围和一个概括层次（资本主义的层次），而且为它提供了一个角度（物质生产资料的角度），以便从此考察它的其他因素（这是一个赋予这些生产资料以主要作用的角度），同时，也使资本本身成了考察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角度（这是一个给资本以主要作用的角度）。 如果说马克思的抽象——尤其是涉及包含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时候——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与众不同，那么，只是把它们呈现出来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研究马克思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抽象的哲学基础。不管是学术界以内还是以外，多数人认为，存在着事物并且存在着关系，而且没有哪一方能够被纳入另一方之中。按照这种观点，资本是一个与其他事物有关系的事物，并且把这些关系当成资本的部分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拒绝了这种逻辑二分法，而且认为，资本本身就是由它与其他……关系之间的联系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事实上，在这里，任何事物而不仅仅是资本，都被理解成了它的关系的总和。而且，由于这些关系可以在时间中向后和向前扩展，这就使资本过去是什么与它可能成为什么成了它现在是什么的基本部分。我们知道，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这种观点就是内在关系哲学。 正是内在关系哲学既给了马克思许可又给了他机会，使他能够像他已做的那样自由地抽象，并确定任何具体事物将会向其时空关系中深入多远。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边界并非在其产生时就已经确定好了，他也知道应该由他本人来建构它们。但如果是他确定了它们，那么，为了适应变化的目标，他也就可以重新确定它们。这样，内在关系哲学就使丰富的抽象成了可能，甚至有助于马克思增进抽象的技巧和灵活性。那些运用外在关系哲学——常识性方法【177】的哲学基础——的人（数量巨大）也需要抽象。无论所涉及的人知道与否，在其中进行思考或利用它进行思考的要素总是抽象，这里要去除作为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抽象活动的大部分。一旦这一点被忘记了，就容易把人们仅仅作为现实的本质中已经存在的东西而确立的界限错误地当成这种界限。〔1〕 四 罗伊·巴斯卡尔有内在关系哲学吗？他已经否认有这种观点，相反，他认为，现实中有内在和外在关系的实例（这是外在关系哲学的一种有细微差别的说法，因为每一个这种观点的支持者都将考虑一些内在关系）。但他的一些理论实践却表现得与此不同。例如，他断言：“新兴的社会事物在存在的意义上是由它们与其他社会（或自然）事物的关系、联系和相互依存构成的，或者包含着它们。”（1993，54）在一条附随的脚注中，巴斯卡尔指出，我在《辩证法探究》一书中说过类似的话。我的确说过。由于所有“社会事物”都在这一个或那一个时段上是“新兴的”，所以，我们在此谈论的就是被内在联系着的社会中的一切事物。而且，由于“构成”任何社会事物的关系据说都包括着它们与“自然”，以及其他社会事物的联系，所以现实中的一切事物看来都是内在相连的。而这就是内在关系哲学。 有了这一认识，那么，正如我已经论证过的，下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抽象出暂时的界限，它可以确立一个独立的要素并使我们得以思考这样一个世界并与之相互作用。巴斯卡尔没有走这一步，至少没有明确地和系统地走这一步。他反而从我们在上面发现的他所暴露的立场倒退了，并说，历史时段中的任何关系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这表明——与刚刚引证的论述相反——存在着这样的事物，它们不是由其与其他社会和自然事物之间的联系所构成的，并且，我们在历史中所遇到的条件作为细节或者用巴斯卡尔首选的语言来说即独立的“总体”已经存在。根据这一在巴斯卡尔的著作中很普遍的观点，世界上存在着很多总体，而且内在关系仅仅存在于一个总体内部，在总体之间是不存在的。 这导致了三个问题：巴斯卡尔认为是总体的那些事物四周的界限是如何确定的？在给每一个总体内部的那些要素或要素的集合确定暂时界限的过程中，抽象方法的作用是什么？以及——注意到可能的调解——在每一个总体与其所属现实的整体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全面回答有助于澄清巴斯卡尔与内在关系哲学之间的暧昧关系。然而，一方面，巴斯卡尔在任何方便的时候都选择使用内在关系；另一方面，却又拒绝给予能够证明他的这种用法的惟一的哲学辩护。但如果没有这种证明，那么，他的多数读【178】者都将只能被下面的这一论断所震惊（或逗乐）：“可以认为，普遍的人的自主性目标，在婴儿的最初啼哭声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1993，264）并且其他的这种事例还有很多． 在某一场合，巴斯卡尔提出辩证法的本质是“思考区别与联系之间的一致性的艺术”（1993，190）。但以这种方法进行思考，要求我们首先把部分当作独立的东西。然后当作相互的方面进行抽象。所以，掌握抽象方法以及成功地运用抽象时的灵活性是这一艺术的关键。我把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列举出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表明这一过程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的主要观点之间的相容性。然而，把马克思的抽象方法连同它在内在关系哲学中的基础一起接纳过来，也将会给批判的现实主义带来实际的好处。我在这里只能列出其中的一部分： 1．它将使批判的现实主义通过把变化和相互作用看作既定的东西而更容易集中于它们，并且，在稳定性和独立性作为要求专门解释的暂时现象“出现”时，可以更一贯地对待它们。 2．内在关系哲学将激励批判的现实主义寻找更多扩展的关系，并把它作为理解任何事物的恰当方法，并且使它能够发现为什么这种寻找（以及我们的理解）永远都不能完成。 3．对抽象的重视可以为批判的现实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批评提供更足够的框架，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以挑战巴斯卡尔所谓的“非法的抽象”为基础的（1993，130—131）。 4．内在关系和抽象的结合将使批判的现实主义在原因“出现”时能够承认它们（当对被说成是“原因”的东西的抽象，比对被说成是“影响”的东西的抽象，包括更多过去的时候），而又不会忽略或贬低不断的相互作用。 5．关于批判的现实主义声称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内在关系哲学才能使人们得以对马克思的富有弹性的含义有着一致的理解（请见本书第2和第3章）。 6．它将使批判的现实主义能够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即它不仅仅是对独立事物之间的联系的寻找（多数激进分子和使我们深感不幸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有限任务），而是对下面问题的探询：是什么打破了社会的人（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最初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分裂所呈现的意识形式是什么；社会与自然之间新的和更高的统一可能会如何建立。 7．关于批判的现实主义本身，把它在任何特定的分析中所使【179】用的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的具体抽象明晰化，将极大地帮助它把正在讨论的东西同那些此时没有被讨论的东西——表面上似乎是相反的…区分开来。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著作没有必要像它们通常表现的那样含混不清。 8．运用明确的内在关系哲学，以及对抽象方法的系统应用，将使批判的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能够把日常语言表达的概念的含义进行扩大或缩小，以便与它当时的抽象保持一致。在改造原有术语的含义方面所具有的更大灵活性，将使批判的现实主义能够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更少地使用新的术语，而这只会给它的读者带来好处。马克思在力图阐述一种完全原创性的世界观时，仅仅使用了两个新术语：“生产关系”和“剩余价值”。 9．系统地运用抽象方法也能使具有这种传统的思想家更进一步认识到，现在这种结构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做了什么以及没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除非它引入其他种类的抽象。例如，巴斯卡尔企图根据他那时辩证地对待人类状况——需要、欲望、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和限制，以及现实规则——这一概括层次上的抽象所作的分析，来思考共产主义未来。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表明的，我们对共产主义所知道的和能够知道的，多数都来源于对资本主义这一历史的具体社会形态中的矛盾所做的分析。正是这些矛盾，其中之一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仅显示了共产主义可能如何产生，而且大量显示了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只有运用适合这一概括层次的抽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和可能的转变才能成为关注的焦点。直到批判的现实主义在它的分析中确立了这种抽象的中心地位时，它才能论述不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共产主义（否则就有随之陷入神秘主义的危险）。 10．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概括层次对于它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的关键作用，也会引导批判的现实主义更充分地利用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抽象。 11．把它对共产主义的分析植根于资本主义（被抽象为不断显露出来的矛盾的集合）的客观和主观的实际可能性之中，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取代批判的现实主义现在所使用的，没有说服力的有助于解放的道德规范，来吸引人们参加为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的斗争。 12．通过更多地关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资本主义方面，更多地关注它的阶级分化，尤其是更多地关注在那里发现的阶级利益，批判的现实主义也会增加它对增强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贡献，而不是【180】试图增强每个人的人道主义意识。马克思相信，在人们的阶级利益与他们作为人类成员的共同利益之间的任何冲突中，几乎总是前者胜出。（试着说服资本家牺牲他们利益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以保持一个共同体的水和空气的质量，甚至在他们居住在这个共同体之中的时候。） 13．最后——为了回归辩证法——通过使它的抽象方法明确化和系统化，批判的现实主义也就会教导它的读者如何抽象并帮助他们获得抽象的灵活性，而这两者对有效的辩证思维都是必要的。它还会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更容易成为批判的现实主义力求建立的研究方法的共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它的消费者。 五 在列举了如果批判的现实主义承认内在关系哲学和马克思的抽象就会给它带来的如此之多的好处以后，有必要说一说为什么它还没有这么做。我看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巴斯卡尔或许相信，上面所建议的那些重构将威胁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者”的一面。诚然，对抽象的强调通常与唯心论者否认世界存在于人们介入它的努力之前和之外的各种企图有一致的地方。但马克思的反例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对抽象的强调与本体论的唯心论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而且，作为一个自己的辩证法中给予这种方法以优先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以下这一点或许是有益处的，即在接受巴斯卡尔把基本现实描述为“分层的、差别的和变化的”这一点上我是毫无困难的（尽管我还要补充已提到的其他性质所体现出来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1993，206）。那些不属于基本现实的东西已经被分成我们用以进行认识并把它传播给其他人的要素。这发生在抽象过程之中，其中，巴斯卡尔归于世界的性质产生了主要的——尽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不是惟一的——影响。总之，我一直力劝他们所做的重构，并没有使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基础处于危险之中。 第二，巴斯卡尔显然对有效的叙述要求什么没有兴趣，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对他在采纳内在关系哲学和系统应用抽象方法方面犹豫不决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正如我们知道的，马克思在他的辩证法中对研究阶段和叙述阶段作了非常明确的区分。我将更进一步，在两者之间插入另一个阶段，那就是思维重构或自我厘清阶段，这是一个人在试图把他的研究结果向其他人进行解释之前，为他自己整合这些结果的阶段。有助于我们自己理解世界的重点、词汇和材料的组织，往往不适合使我们选定的受众获得同样的理解。在马克思【181】那里，如果你说，这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区别，这也未尝不可。 批判的现实主义没有在业内人士理解现实要求什么与向其他人作解释要求什么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以至于，例如，在它的思维重构中赋予本体论的优先权在它的叙述中没有改变。认识到这种区分的重要性，我的叙述策略是把认识论放在突出位置，尽管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主要是通过一种本体论的方法而发展的，甚至尽管我的本体论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本体论非常相似。因此，像巴斯卡尔那样（1993，201）说我的辩证法是一种认识论的辩证法，这至少是部分地不准确的。我仅仅是相信，对一个大体上是非辩证的受众解释我的观点的最有效方法，是从他们自己的学习过程开始，把特别的重点放在抽象方法所起的作用上。在帮助他们掌握了马克思和我关于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抽象以后，我们的读者就站到了更好的位置上，以便在他们继续向前（退后？）到本体论阶段，并开始与巴斯卡尔探讨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时候，用这些辩证的抽象取代他们自己的具体抽象。否则，从本体论出发，对巴斯卡尔和我都在努力接近的人的多数来说，可能的结果就是，对实际存在的辩证的现实做出一种非辩证的理解（无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确实需要更多地注意叙述像它的辩证世界观一样的非常识性的事物对于有效叙述策略的要求。> 巴斯卡尔有时在他的结论中提出，发展批判的现实主义就是为了补充马克思主义。果真如此的话，那我在上面所提出的多数观点，就可以被当作是为了使这一普通法的婚姻对双方更加富有成效而做出的一种努力。 注释 〔1〕对内在关系哲学的更加全面的阐述，请见本书第2—4章．第5章对马克思方法中的抽象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8一1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76页。
第九章为什么需要辩证法？为什么是现在？或者说，如何在资本主义现在中研究共产主义未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九章为什么需要辩证法？为什么是现在？或者说，如何在资本主义现在中研究共产主义未来？ 【155】 从公有地上偷鹅的男人或女人 遭到了法律的监禁， 而偷窃公有地的大恶棍 却公然逍遥法外。 ——无名氏，15世纪，英国 一 公有地当然是村里每个人共同所有的土地。到中世纪末期，封建地主声称这样的土地是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能够看到两种对立的学问：研究从公有地上偷鹅的人的学问（“离开公有地的鹅的研究”〔GoosefromOfftheCommonsStudics〕或简称GFOC），和研究偷窃公有地的人的学问（“离开鹅的公有地的研究”〔CommonsfromUndertheGooseStudies]或简称CFUG）。如果说现实中每一个学科的主流几乎都是由前者构成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关于后者的最主要范例。 但是，看到某人从公有地上偷鹅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你只需在那儿睁开眼睛看一看就行了——而看到某人偷窃公有地就不容易了。那时不容易，现在也不容易（今天的俄国或许是个例外）。这里，偷窃只是逐步完成的。偷窃者通常是其他人的代理人，他们使用了暴力，但也使用了法律和意识形态。简单地说，要看清一个CFUG案件，人们必须既把握更大的背景，又把握这种盗窃所花费的更长的时间。这不是容易的事，但却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并且无论苏联和中国发生了什么事——马克思主义将继续【156】与我们有关，直到我们从已经盗窃并且至今还在利用不受处罚的权力盗取公有地的那些人手中收回我们的公有地。 当最近一些天文学家宣称发现了被他们称为“巨大的引力场”（GreatAttractor）的东西时，我们知道了要把握更大的背景究竟有多难。这是一个由许多星系组成的巨大的结构，它对我们的星系并因此对我们的太阳系和我们所居住的行星施加了巨大的吸引力。当被问及为什么如此巨大的东西没有被更早地发现时，其中一位天文学家回答说，正是因为它太大了才延迟了被发现的时间。这些科学家太专注于它的部分了，以至于不能看见它们究竟是谁的部分。 资本主义是与这个“巨大的引力场”极为相似的巨大结构。它同样对在其内部活动的一切东西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它太大、太普遍了，以至于几乎没有人看见它。在资本主义中，这个系统是由人们之间复杂的一系列关系、他们的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及其产品构成的。但这种相互作用也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这一系统包括这种相互作用自始至终的发展，向后包括它的起源，向前包括它正在形成的任何东西。所以，人们在认识资本主义——和认识GFOC研究中产生的案例——时的问题，就来自于理解以这种方式和规模发展的如此复杂的一系列关系的困难。 当然，没有人会否认，社会中的一切是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的，并且这样一个整体也在以某种方式和某种速度发生着变化。然而，多数人是试图通过一次只考察社会的一个部分，把它从其余部分中孤立和分割开来并将其看成静止的存在，来理解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的。这种部分之间的联系，像它们真实的过去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一样，被认为是外在于每个部分现在实际上是什么的，因而对完整地或者是充分地理解任何部分都是不必要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寻找这些联系及其历史变得比本来就不得不面临的困难更加困难了。它们被放到了最后，或完全不予考虑，而且它们的重要方面被忽略、曲解或弱化了。这是一个或许可以称为一经损坏就再也无法修复的问题。在损坏以后，不仅要把那可怜的东西的碎片重新放到一起极为困难，而且要找到它们的合适位置就更加困难了。每当我们把日常经验的各个部分当成独立于其时空背景的存在时，每当我们赋予部分以独立于整体的本体地位时，所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 二 另一个选择，即辩证法的选择，是以把整体作为既定的东西为开始的，这样，构成整体的内在关系和变化就被看成是与任何事物的性质不可分离，内在于事物的生命之中，因而对于充分地理解事【157】物是必不可少的。在思想史上，这一直被称为“内在关系哲学”。我们没有引入新的事实。我们只是以考察任何问题时不轻视或贬低而是突出它们的方式，来认识每个人都承认的，存在于世界上的复杂的关系和变化。孤立的和本质上是死的“事物”的世界，在我们的思想中，变成了“处于相互依存关系中的过程的世界”。这是辩证的思考过程的第一步。但我们对这些关系的了解仍不具体。 为了更加接近我们研究的主体，下一步就要抽象出多数变化和相互作用发生的范式。许多与辩证法有关的特殊词汇——“矛盾”、“量变—质变”、“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否定之否定”——都与这项任务有关。这些范畴在按照事物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方式来反映实际范式的同时，也可以充当为思考的目的而进行组织的方式，并对任何它们所包含的东西进行研究。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就永远不会忽视整体是如何存在于部分之中的，以及整体是如何帮助建构部分，给部分以地位、意义和方向的，我们就能以这样的方式来研究我们所关心的具体条件、事件和问题。随后，我们可以用对部分的认识来加深对整体的理解，包括它是如何发挥功效的、如何发展的，以及它正朝哪里去。分析与综合两者都显示了辩证的关系。 被称为“辩证方法”的东西或许可以分成六个连续的阶段。一是本体论的阶段，与世界事实上是什么有关（结合起来组成结构松散的整体或总体的无数相互依存的过程——没有明晰或固定的边界）；二是认识论的阶段，解决如何组织我们的思想来认识这样的世界（正如已经指出的，这涉及对内在关系哲学的选择，以及抽象变化和相互作用发生的主要方式，及其发生于其中或其间的主要的部分）；三是研究的阶段（这里，以对所有部分之间内在关系的假定为基础，人们将表达这些范式的范畴与从马克思理论中获取的一系列优先选择一起作为帮助来进行研究）；四是思维重构或自我厘清的阶段（这里，人们为他们自己把这种研究的结果整合起来）；五是叙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们试图运用考虑了其他人如何思考和知道什么的策略向特定的受众叙述这种对事实的辩证理解）；六是实践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无论自我厘清达到了何种程度，人们都以此为基础自觉地在世界上活动，同时改变它和检验它，并加深自己对它的理解）。 这六个阶段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走过去，而是要反反复复地经过，因为，每一次理解和阐述辩证的真理并遵循真理的努力，都在增强我们辩证思考的能力，以及更进一步和更深入地研究我们自己也处在其中的相互依存的过程的能力。因此，在有关辩证法的写作过程中，人【158】们务必非常小心，不要——像如此之多的思想家所做的那样——以牺牲其他阶段为代价而挑选出任何一个阶段。只有在它们的内在联系中，这六个阶段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和极富价值的辩证方法。 那么，为什么需要辩证法呢？因为它是研究由处于不断演进之中的相互依存的过程所构成的世界的惟一明智的方法，也是解读这一方法的最主要研究者马克思的惟一明智的方法。正是对于以下方面而言，辩证法是必要的：理解巨大而又复杂的资本主义、理解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从事离开鹅的公有地的研究、帮助我们发展一种收回公有地的政治策略。资本主义总是并且完全是辩证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资本主义也总是必要的，而辩证法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又总是必要的。 三 为什么是现在呢？现阶段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征是，它比以前要复杂得多，其变化和相互作用比以前要迅速得多。但如果说社会从来没有如此充满着辩证法，那么，阻止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努力也从来没有如此切实可行或有效——所有这些都使辩证的认识在现在比以前要更加不可缺少。 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不同的替代，社会主义却突然丧失了它的可信性，其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垮台，这一点还给了马克思主义者以更多地关注辩证法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因为许多社会主义者，甚至有一些曾一直是苏联的批评者，对近来这一历史的转折所作出的反应是质疑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或许并不奇怪，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了一种“未来的羞怯”（“futurcshyncss”），它已经使今天的许多左翼著作深受其害。如果不使用任何伴随而来的社会主义观，那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会是什么样的呢？它会描述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说明谁受了“欺骗”以及被骗的程度，对这种情况进行道德谴责，描绘——不得已而求其次——改良主义的解决方案，而且，因为这些不再起作用，就陷入一种情绪上的绝望和犬儒主义。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马克思将不会感到高兴，因为，尽管没有一本专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论著，但是马克思的著作，不管多小，都为我们提出了关于这种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一定暗示。如果说黑格尔“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出现又在黄昏消失，那么，马克思的却无处不在，宣布着新的黎明。马克思对未来的这种想象的重构，不仅遭到了他的敌人的尖锐批评，而且遭到了他的许多后继者的尖锐批评。例如，爱德华·伯恩施坦（EdwardBetnstein）（1961，204—205和209—211）和更近的埃里克·奥林·赖特（1995），二人认为这坠入了乌托邦主义，玷污了马克思本来科学的事业。但是，难道所有对未来的讨论都必定是“乌托邦”吗？与罗莎·卢森堡（Rosa1uxemburg）【159】（1966，40）及其他人一起，我认为，相信一个质量更好的社会是可能的，或者希望它的到来，这不是乌托邦。乌托邦是指从这种愿望中建构这样的社会，换句话说，是指相信这样的社会是可能的仅仅是出于你的愿望，除此没有任何其他理由或根据。 作为对这种乌托邦方法的反对，马克思坚持认为，共产主义“隐藏”在资本主义中，而且能够通过分析把它揭示出来[1]（1973，159）。而且他还在别处说：我们“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1967，212）。这与其说是一种道德上的谴责，不如说马克思对“旧世界的批判”表明了资本主义在再生产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的过程中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而与此同时——并且是通过同样的发展——正在为其后的新社会的产生创造条件。新世界以一种巨大而又尚未被开发的潜在形式存在于旧世界之中。马克思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的，即把其中正在显示出来的向对立面（共产主义）转化的潜在凸显出来。作为这种方式的一部分，马克思并不反对描绘这种潜在的实现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仅仅是以普通方式的话。〔1〕 潜在在辩证思想中的中心地位已经被各类思想家注意到了。詹姆士（C．L．R．James）把现实性与潜在性之间的内在关系称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的秘密”（赋予了马克思辩证法以同样的意义）（1992，129）；马尔库塞声称，就在马克思用来分析现在的概念的含义中，他发现了现在与未来之间无法解释的联系（1964，295—296）；马克斯米里恩·鲁贝尔提出了相似的论点，他半认真地说，马克思发明了一种新的语法形式，即“预期的陈述”（anticipative-indicative），在这里，指向他面前事物的任何努力都预示着尚不存在的其他事物（1987，25）。但这仍然没有解释清楚马克思是怎么做的。准确地说未来隐藏在现在的哪里？以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如何帮助他揭开未来的？ 简单地说，多数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的根据在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而且能够被每一个人所看见。它就在已经处于社会主义边缘的条件中，例如，工人和消费者的合作、公共教育、市属医院、政治民主，以及——我们今天的——国有化企业。然而，它也存在于那些似乎在它们周围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因素的条件之中，例如，我们发达的工业、巨大的物质财富、高水平的科学、职业技术、有组织的结构、教育和文化。我们也能够在一些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中找到社会主义的根据，例如，失业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马克思和他的后继者来说，十分清楚的是，正是包含着所有这些条件的资本主义环境使它们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并实现真正的人类存在。从这种环境中进行抽象，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看到我们的巨大财富和创造更多财富的能力，并预见到物质欲望的终结，或者看到我们有限的和运转不灵的政治民主，并预见到每个人都能民主地管【160】理全社会，或者看到不断增加的失业，并预见到人们共同负担所要完成的工作、工作更少的时间和享受更多的自由时间的可能性，等等。不幸的是，其他许多面对同样根据的人看不见这种潜在，甚至在处于社会主义边缘的部分中也不能看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看不见是重要的。 研究潜在就要对更长的历史时期进行考察，既要向前看到它可能发展成什么，又要向后看到它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然而，在做这种长期的考察之前，必须把握更为广阔的视野，因为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不能独自变化，而只有在与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密切关系中，即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的部分，才能变化。因此，无论当前我们感兴趣的对象是多么有限，研究它的潜在都要求我们对它所属的复杂而又完整的系统的发展进行思考。每当我们把部分与它周围的系统分割开来，或把那个系统与它的起源分割开来，并把潜在观应用于这样的部分的时候，潜在观就会变得使人迷惑不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潜在”就只能是一种偶然意义上的可能性，因为，从现实的联系性和过程性特征中获得的所有必然性都被排除了，这样就没有更多的理由期待这一种结果而不期待另一种结果。 所以，在认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根据方面，多数人面临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所使用的现在观，他们的现在是被有效地与未来相隔绝的现在，至少是与任何认为未来是现在的有机产物的观念相隔绝的现在。他们根本不把现在看成这样的环节，即通过这个环节，生命以及作为生命的条件的其余现实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如果有人完全迷失在过去或者未来，那么，我们会轻而易举地认为，这是一种大脑疾病。但是，把现在要么与过去完全隔离要么与未来完全隔离（或同时与两者都隔离），这样的现在也会成为一种思想的牢笼，尽管把这种状况称为“异化”要比将其称为“神经病”更为准确。受到这种状况影响的人，仅仅把事物当前的表现当作它的实在、全部和惟一可能。因此，除了科幻小说中的小机械以外，多数人所谓的“未来”尽是一些平常的社会特征，仅仅是在它们现在的表现和作用基础上做了极小的改变而已。 有了这样的思想倾向，他们就觉得没有必要探索任一事物作为一个系统——甚至当他们承认这样的系统存在时——的部分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因为，据说没有任何关于这一事物的实质的东西要靠这样做去认识。同样，运用这种狭隘的、孤立的，同时也是静止的部分，就很容易一方面承认有一个过去和将会有一个未来，而另一方面，在试图理解现在中的任何事物时又将两者忽略掉。因此，如果人们不能从他们周围的存在中看到社会主义的根据，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抽象资本主义的因素并想象这些因素在别处将如何发挥作用的能力。相反，而且更为根本的，是他们在其周围看到的状况似乎根本不属于任何社会系统，所以就不存在把它们从中【161】抽象出来的系统，同样，也就不存在把它们纳入进去的系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那些允许做这种思考的系统的和历史的特征就这样被完全忽略了。 四 辩证法作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所有状况予以系统化和历史化的方法进入了这一画面，以便把它们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内在相连的要素，这个有机整体本身也只不过是其组成部分如何产生又发展成什么中的一个最显著的要素。这样一来，现在就不再是思想的牢笼，而与过去和未来一样，成了一个暂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与这一过程的其余阶段有着必然的和明显的联系。正是通过分析被以这样的方式加以思考的现在，马克思才自信能够看见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显著轮廓。 马克思用来研究内在于资本主义现在的这种未来的辩证方法有四个主要的步骤。（1）寻找现阶段我们的社会的主要资本主义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2）力图在过去找到这些关系本身——此时被看成相互依存的过程——的必要前提，把他所揭示的这些前提当作导致了现在的发展过程的开始；（3）然后，对这些被再组织为矛盾的内在相连的过程进行思考，从过去经由现在而进入未来。这些思考从当前的未来到作为这些矛盾的可能解决方式的中间未来，再到可能继之而来的更加遥远的未来的社会形态；（4）然后，回过头来，把他已经达到的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当作重新考察现在的角度，这时的现在被逆时扩展以致包括了它自己的过去，它们此时被当成了这种未来的必要前提的总和。 在详细阐述这些步骤之前，有必要指出两个限定条件并澄清一个问题。第一，必须清楚，解释如何研究未来与实际上进行这种研究是不同的。对前者而言，这正是我们这里的情况，所有列出的细节都旨在说明方法，而不能被当作已经完成的研究结果，尽管我一直注意只使用现实的例证；第二个限定条件与亚里士多德的警告有关，他说，进行任何研究时，我们不能期待比我们研究主体的性质所允许的更大的精确度。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潜在确实是足够的，但它通常是不明晰的，而且往往是不准确的，这既涉及到它将要发展而成的具体形式，又涉及到所期待的变化将要发生的时间。简短地说，在现在中研究未来时，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坚持一个永远都不能被满足的认识标准。 需要澄清的问题与下面的事实有关，即马克思通过思考社会矛盾的产物而揭示的未来不是单一的。马克思各种各样的思考使我【162】们有必要把未来分成四个阶段，共产主义只是其最后的阶段。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由过去的前提产生的现在中的一个系统，通过这种分析，马克思也思考了它的当前的未来（或它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的发展），短期的未来（或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的到来），中期的未来，或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即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以及长期的未来或共产主义。马克思如何使用他的辩证方法来研究未来事物会有某种不同，这取决于他所关注的未来的阶段。我们这里的兴趣局限在我所谓的“中期的”和“长期的”未来，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对“当前的”特别是“短期的”未来的论述不能被完全忽略，因为马克思对它们进行思考的结果融入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期待之中。 五 将这些限定条件和这个澄清清楚地牢记于心，我们就能回到马克思把未来的秘密从其在现在的藏身之处搜寻出来的四个步骤上。第一步，正如我说过的，探询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有机的相互作用的主要线索——尤其是关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线索。为了集中于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马克思不得不抽象掉了（省略了）那些作为诸如人类社会（人类的全部历史）、阶级社会（全部阶级历史时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最近阶段）、此时此地存在的具体社会（此时和此地的情况）等其他系统的部分而从属于我们社会的性质——它们同样是现实的，并且，对于不同性质的问题而言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每一个社会以及其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由属于这些不同概括层次的性质构成的。把它们堆积到一起——多数人就是这么对待它们的——它们就会构成一个令人困惑的、不合适的碎片拼凑物，这就使存在于任何单一层次上的系统的联系很难被认识到。马克思决定从他的意识中排除所有非资本主义的概括层次，以便暂时集中于他面前的人、活动和产品的资本主义特征。从这一决定出发，马克思在完成他作为我们资本主义的最主要分类者的工作过程中，避免了人类社会或阶级历史或所提到的其他层次在他途中设置的障碍的羁绊。 那种普遍存在的，认为资本主义是我们社会中所有事物的总和而不是它的资本主义“切片”的观念，造成了对马克思的反复抱怨，最近这种抱怨主要来自于后现代主义者和关于社会运动的理论家。他们抱怨说，马克思忽略了种族、性别、民族和宗教的作用。马克思忽略它们，至少在他的系统的著作中，是因为它们都是属于前资本【163】主义的，并因此不能成为关于资本主义的特殊内容的一部分。尽管所有这些条件都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以附和它们作为阶级社会或人类生存期的部分所具有的形式，但它们最重要的性质仍然属于后一种概括层次，并且就是在那里（以及对我们，就我们属于这些层次而言）它们才有着最大的影响。然而，作为马克思努力研究的主要目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的揭示完全要求一个更具限制性的中心。 把资本主义特有的性质放在研究的中心，马克思继而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现在中最重要的相互作用，尽管经济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作为研究角度和被研究的材料都具有优先性。过于重视或过于贬低是大多数片面研究的标志。为了避免这种问题，马克思依次从每一个侧面研究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对他所论述的所有重要关系，马克思都运用了这种方法。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即马克思认为，内在关系存在于所有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这样，所有进入马克思研究范围的条件都与影响它们或被它们影响的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也是如此——他们总是被放在一定的环境中来理解，而这种环境的基本因素被认为是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是什么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自为存在的资本就是资本家。”[3]（1973，412） 通过这种方式重构了资本主义的现在以后，马克思寻求揭示未来的第二步是，考察这种现在在过去中的前提。如果说对现在的辩证研究是把主体看成如此之多的关系，那么，对过去的辩证研究则要求我们把这些关系也当成过程。历史因此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各种条件的不断的——虽然是不均衡的——发展。过去当然发生在现在之前，并且人们在重述这个故事时往往是从起初开始并向前进行的。但是正确的研究顺序应该是现在在前。正是马克思重构现在时的发现引导了他对过去的研究，帮助他确定了要寻找的是什么，以及在寻找它的过程中应该向后走多远。这样引发的问题是：为了使现在成其为现在，在过去必须发生什么？这里不是要表明过去所发生的事是注定了的（尽管或许有充足的理由这么说），而仅仅是要表明过去所发生的事确实发生了并导致了这些结果。正是循着这种路径马克思回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并认为多数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六 在重构了资本主义现在的有机的相互作用并确定了其在过去的起源以后，马克思准备把他在那里发现的趋势向未来进行思考，使之进入未来的这个或那个阶段。作为马克思方法的第三步中的一部分，马克思将这些趋势再抽象（再组织，再思考）为“矛盾”，强调了它们作为相互之间同时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破坏的过程的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占优势的是破坏性的方面。充当马克思这种【164】实践的基础的根本假设是，现实是一个有时空限度的内在相联的整体。分开的和孤立的事物（如果这是人们的看法的话）不能处于矛盾之中，因为矛盾意味着任何部分中的重要变化都会使整个系统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正如静止的事物（同样，如果这是人们的看法的话）不能处于矛盾中一样，因为矛盾意味着将会在前方发生碰撞。在形式逻辑中使用矛盾以及用矛盾指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之间的一些关系（系统辩证法的范围，见第11章），与其说是一种例外，不如说是一些例证，表明马克思愿意——通观他的著作，这是明显的——仅仅用一个概念来表达他所理解的全部含义的一部分。最后，以研究现在和过去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马克思的矛盾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包括的是经济内容，而且也包括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 马克思的矛盾以如下方式来组织资本主义中（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的现在状态，即揭示这些关系集合是如何发展的、正在打破它们的现有平衡的压力，以及它们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通过这些矛盾，现在就开始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助于认识其他阶段的方式包含了它真实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在马克思事业的早期，他把社会中的问题与代数学的问题进行对比，在代数学中一旦问题获得了适当的公式，它就获得了解（1967，106）。马克思相信，一旦用矛盾形式将资本主义的问题再现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就会变得清清楚楚。他把对这种矛盾的思考向未来延伸，直到或超出它们被解决的时候，而那时，它们的解决方式的特征就显示了其后的社会因素。主要就是依靠这种思考，马克思才得以看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矛盾的解决可以是部分的和暂时的，也可以是完全的和永久的。在前一种情况下，有关因素只是以推迟后一种情况的到来的方式被重新组织了一下，资本主义特有的危机中的情况就是典型例子。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是完全地和永久地改变所有资本主义的重要矛盾的那种解决方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充满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4]（1963，218）。其中比较重要的矛盾包括以下这些：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以及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竞争与合作的矛盾、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矛盾、政治民主与经济奴役的矛盾，以及——或许是最有决定意义的——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或者是有人所改称的“生产的逻辑反对消费的逻辑”）。在所有这些矛盾中可以发现，我先前所指的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的根据”，已经被重新组织成了如此之多相互依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趋势。这些趋势被看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矛盾的部【165】分，它们的现在形式仅仅代表了一个更大的潜在在显露中的一个一时的要素。 马克思论证了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那些条件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再生产，而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我们在马克思对处于我所谓的短期的未来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中所看到的任何必然性（最好理解为可能性）都是这种论证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包含在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中。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这些矛盾表明，资本主义正逐步变成破坏性的、无效率的、荒谬的和最终不可能的，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却正逐步变成实际的、理性的、可想象的、必然的，甚至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所有异化的生活条件和庞大的意识形态部门都在竭力歪曲这种事实。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新兴阶级的组织、意识和策略带来的所期待的转变，只是一个时机问题。 七 马克思关于革命以后会发生什么的观念主要来自于他对资本主义的重要矛盾在新的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那里可能的解决方式的思考。此时，工人阶级由于参加了一次成功的革命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们主要在其阶级利益的指导下进行所有重大的决策。他们最重要的利益就是，要将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所受到的剥削连同作为这种剥削的巩固基础的那些条件一起废除。当然，他们能够以怎样的速度完成这一伟业是另一个问题。所以，问题就不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要做这件事？”而是“为什么——既然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掌握政权后要做其他的事呢？” 要使阶级利益能够真正具有如此思考未来所赋予它的重要性，我们就必须把此前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利益，纳入将现在与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的主要矛盾中。只有理解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如何决定我所谓的资本主义中“社会主义的根据”的形式和作用的（第一步），以及，为了满足这些利益，所有这一切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的（第二步），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形式和作用是如何迅速变化以回应具有不同利益的新的统治阶级的要求的（第三步）。换句话说，当资产阶级（以及此前的封建贵族和奴隶主）获得了根据他们的阶级利益来塑造社会的权力时，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并且工人阶级同样也会这么做。如果说工人阶级对政权的掌握，与他们从资本主义中继承的物质条件一起，使我们看到了社【166】会主义的可能性，那么，工人阶级特殊的阶级利益，与资本主义条件下阻碍我们认识这些利益的任何障碍的废除一起，使我们看到了多数的社会主义必然性。 如果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或中期的未来观）主要来源于资本主义的矛盾，那么他的共产主义观（或长期的未来观）则不仅来源于这些矛盾（即，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实现后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的思考），而且来源于阶级历史的矛盾，以及从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阶级结构的意义上说，甚至是社会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特别是当每一个人都成为工人、所有生产资料都社会化了、民主发展到了各个阶层的时候——自从阶级产生之初就一直存在的矛盾（与劳动分工、私有财产、国家等等的一般形式有关）开始逐步得到解决。与此同时而且是在同一过程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阶级社会仍然具有的矛盾（与它自己的劳动分工、私有财产、国家的形式有关，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这些形式作过概括）也得到了解决。正是所有这些相互重叠的时期——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的矛盾连同与它们有关的异化形式的解决，标志着发生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质的飞跃，也正是它使得后者对于今天的多数人而言是很难被设想的。 概括地讲，马克思从探索资本主义现在的主要的、有机的内在联系开始研究未来。然后，他在过去中寻找现在的前提。并且对两者中存在的，此时被抽象为矛盾的主要趋势进行思考，直到并超出它们的解决，由此得到了他所关注的未来的阶段。研究的顺序是现在、过去和未来（这与多数未来学的努力不同，他们试图按照从现在直接到未来的途径来审视未来；也与乌托邦的努力不同，他们完全脱离现在而直接进入了未来）。 八 马克思研究未来的方法还没有结束。在第四即最后一步上，马克思回过头来，将他已经达到的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作为角度，重新考察此时被当成（连同它自己的过去）这种未来的必要前提的现在。这最后的一步，尽管几乎没有被理解，但仍然是不可缺少的途径，马克思通过这一步给了他的资本主义分析以“最后的加工”（“finishingtouches”）。同样，这也是马克思研究未来的方法的一部分，因为我所描述的过程是处于不断进行之中的。以通过一系列的步骤所获得的认识为基础，马克思重新开始了这一舞蹈——辩证法的舞蹈。因为，在过去中寻找现在的前提，预测其可能的未来，在此时被看成过去的延伸的现在中寻找这种未来的前提，这种重构现在的工作永远都不会真正得到完成。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5]【167】（1904，300），这同样适用于社会前后阶段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我们的现在提供了理解过去的钥匙，未来（即可能的未来，在我们所能确定的范围之内）以同样的方式提供了理解现在的钥匙。例如，正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实际上这是没有完成的——帮助他把资本主义看成了人类历史的过道而不是终点，并使他更容易地把现在社会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特有的性质（那些充当社会主义前提的性质），从它具有的作为阶级和人类社会的实例的性质中区分开来。共产主义还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据以发现现在中的大部分不够格的标准，和一个确定研究和政治活动重点的标准，把资本主义可以吸纳的变化与促使过渡力量开始起作用的变化作了区分。 社会主义社会体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观念中的明显的阶级特征，也使理解资本主义中更加隐蔽的阶级特征变得更为容易了。因此，我们不应该对下面的主张感到奇怪，即，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它标榜有什么民主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一点的强调，是警示人们反对改良主义政治危险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在法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从他们的纲领中将涉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删除时，他们就蒙受了理论上的损失）。 更有甚者，以现在的可能的未来为角度重新审视现在，可以使遍及现在的正好是这种未来的潜在具体化并因此明显化。对威廉·福克纳（WillianFaulkner）所假定的“过去不是死的——它甚至不在过去之中”的论断，马克思可以补充道：“而且未来不是未来的——它甚至不在未来之中。”潜在是未来存在于现在之中的形式，但直到此时它仍然只是没有具体内容的形式，因为它对每一个可能的内容都是开放的。此时，人们四处观看时，他们看到的，不仅有是什么，而且有能够是什么以及实际上能够是什么，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希望如此，而且是因为上述分析表明了会如此。把资本主义的“事实”看成社会主义的“根据”，这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有力辩护。而且，把隐藏在工人阶级受压迫的日常生活之中的非常的可能性告诉他们，并使他们对此变得敏感，正如它会增加他们能够成功的自信心一样，将会通过指出如何行动和与谁一起行动（所有那些将会因为这些可能性的实现而立刻获益的人们）而极大地增强他们举行政治行动的力量。总之，通过用共产主义充实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辩证分析“解放”了潜在，使它得以在帮助解放我们的过程中发挥其不可缺少的作用。 总之，未来被证明在理解现在和过去中与在理解未来中一样重要。并且，从未来回到现在总是会引发从现在到过去再到未来的又【168】一系列的步骤，并用刚刚获得的认识来拓宽和深化在每个阶段上的分析。 九 在结束之前，有必要强调的是，运用这里列出的方法所获得的对未来的预测仅仅是一种高度的可能。并且，甚至那时，这种变化发生的速度和具体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地点的特点，取决于变幻莫测的阶级斗争，还取决于预先完全可知的机遇。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马克思认为，“愚昧状态”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可能的继承者，尽管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并且对它的关注程度比我们在经历了过去的世纪里那些使人心惊胆战的事件后所需要的要小得多。 为了避免对我在本章中所做的努力的其他可能的误解，我愿意补充说明的是，我既不打算使我对马克思方法的说明成为完全的，也不打算使它成为最后的，它仅仅是——在跟上马克思自己的叙述方法的过程中——向着它的主体的最初的接近。而且，我相信，利用矛盾思考现存的潜在，不是马克思用来在资本主义现在内部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的惟一方法；它只是主要的一种。我们也不能把这种研究未来的方法与马克思叙述他的发现的方法相混淆，并因此与他实际出版的著作相混淆，这些著作往往涉及他考虑到受众的特点所做的一定数量的调整。我也没有主张，这就是马克思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方式。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对它的独特运用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然而，一旦马克思建构了开始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因素，那么，为了研究未来，给这种未来提供他用它来解释关于现在的分析时正好需要的那种程度的清晰性和必然性（解释他在“离开鹅的公有地的研究”中的分析），将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向前扩展就【169】成了他的首选方法。它也是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的社会主义未来的最好方法。也只有在这以后，遭到近来事件沉重打击的社会主义才能完善它自己的潜在，而成为我们在阶级斗争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把这一武器交到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的人们手中，教导他们如何使用这种武器——这么做以反对这个时代的所有压迫——是我们需要辩证法的主要原因。并且，在世界被资本主义弄得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是我们现在比以往更需要辩证法的原因。 辩证法的舞蹈（撰文及编舞：伯特尔·奥尔曼，设计：费兰·摩兰） 注释 〔1〕根据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主体的分散论述来重构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的努力，请见我的著作《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1979），第3章。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10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416—41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262页。 [4]《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21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23页。
第八章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关于马克思方法的一个争论的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八章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关于马克思方法的一个争论的导论 【135】 一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在社会学、J，I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等学科中已经持续了中十多世纪，但这种争论在政治科学中却锻少见。不仅在盎格鲁．檄克逊国家是这样——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极少的，甚至在大陆国家也是这样——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使解释这种缺乏特别困难的是这样的事实，许多政治科学家长期以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学科进行的批评的如下实质，即他们的学科解决的是表面问题而且一般偏重于对社会现状的研究。例如，对政治科学家进行的一次内部调查显示，2／3的人“赞成”或“强烈赞成”该领域的许多学术成果是“肤浅的和琐碎的”，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都“只不过是些过于琐细的分辩和术语”（索米特和坦嫩豪斯〔SommitandTanncnhousc〕，1964，14）。政治科学研究对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比对那些正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更有好处，这种信念虽不如上面那种普遍，但也正在急追而上。这种偏见不仅存在于为经验的发现提供解释的理论中，而且存在于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以及思考和交流研究课题及其结果的概念（它们自己植根于理论中）本身之中。例如，由对现存政治体系合法性和永恒性的权威假定引入政治科学中的曲解尚需加以充分探讨。在许多方面，最不重要的偏见（或偏见的各部分，因为它们总属于一个思想体系）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之初就接受的价值。这还只是冰山之一角，但至少在这里读者要有所警惕。 众所周知，对偏见的指责是说出来容易但论证难，而且当这种【136】指责建立在一种错误信仰的基础之上时，它们一般也不具有说服力。实际上我们的同行中几乎没有人把他们自己当作公务员。窥察到政治科学领域所盛行的偏见的政治科学家们，通常为自己没有能力分析这种偏见而感到不安。同样，多数指责本学科的琐碎性的政治科学家（不管是不是同样一些人）也只是在同样的问题上做得更多，因为他们不知道除此以外还可以研究别的什么东西，以及如何进行研究（用什么理论、概念、技巧）。所缺少的是一种理论，它将为研究与解释提供必要的方法，以便既研究和批评政治生活，又研究和批评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描绘政治生活的模式即政治科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理论。 为什么尽管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但政治科学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却还没有出现？其根源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的多数成熟著作都在集中论述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即使除开关于法国和英国政治的论文，以及早期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论文，马克思的著作中论述国家的文章也要比通常认识到的多得多。尤其是《资本论》中包含的一种国家理论，但是，与其中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同，这种国家理论从来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这是一个在他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允许的情况下，马克思希望能够进一步展开的主题。如果我们不是看马克思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而是看他整个研究工作的宏伟计划，那么，国家在他解释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就会重要得多。 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的多数追随者错误地按照他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对不同社会领域关注的不同程度来确定它们的不同影响。他们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著名论断所作的标准解释，使人们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如果社会的经济生活完全决定了所有其他领域的性质与发展，那么，在后者中的活动就可以被完全地忽略，或者在需要的时候被推论出来。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中充满了对这种解释的警告，但似乎收效甚微。在马克思更为杰出的早期追随者中，只有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完全拒绝作为认识国家的框架的经济决定主义。然而，国家在指导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更为积极的作用使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把它变成了首要的研究对象。这种努力的最重要的成果有：拉尔夫·米利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1969）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普兰查斯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1978）、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的《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的《合法性危机》（1976）、马丁·卡努瓦（MartinCarnoy）的《国家与政治理论》（1984）、鲍勃·约瑟夫（BobJessop）的《资本主义国家》（1982）、约翰·爱伦伯格（JohnEhrenberg）的《无产阶级专政》（1992）、保罗·托马斯（Pau1Thomas）的《相异的政治》（1994）、埃伦·米克森斯·伍德（EllenMeiksinsWood）的《避开阶级》（1986）、艾伦·吉尔伯特（AlanGilbert）的《马克思的政治学》（1981）、埃里克·奧林·赖特（EricOlinWright）的《阶级、危机与国家》（1978）、小奥古斯特·H．尼姆茨（AugustH．NimtzJr.）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对民主的突破的贡献》（2000）、菲利普·科里根（PhilipCorrigan）的《资本主义、国家【137】结构与马克思主义》（1980）和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clKolko）（尽管他自己可能否认）的《保守主义的胜利》（1963）。 如果国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正如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微不足道，那么，选择研究政治的学者不被这一理论所吸引也就毫不奇怪了。而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发展史也促成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兴趣。与经济学和社会学作为理解整个社会的一种努力而产生不同，政治科学的根源在于法理学和治国之术。不是在政治过程与其他社会过程的联系中研究政治过程的运行，因此政治科学很少超出政治过程本身的界限。其目标一般都围绕在如何使现存的政治组织更加有效。在政治科学中人们看不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中可以看到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的——一基本传统、重要的激进思想家，以及一贯的基本思想体系。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政治科学一直都是那些不断寻求制度内的改革和进步的人——自信理解了权力的现实——的领域，并吸引了那些同样具有实际头脑的学生。 政治科学能否在即使存在所有这些障碍的情况下，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放呢？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理解政治做出了基本的贡献，但要把握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一些马克思的理论由以发展的辩证方法。也只有在这以后，上述那些不满意的政治科学家中的许多人才能够看到，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供他们学习，以及还有什么别的方法他们可以用来进行这种学习。因此，我相信，当今政治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方法问题和理论问题中优先解决方法问题是必要的，当然，这是就两者能够被区分开来而言的。因为，只有在掌握马克思的假设，以及他用以构建其关于资本主义的解释的手段、方式和技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有效地运用、发展和在必要时修正他的论断。并且，这对于在大学任教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重要，只有明确这种方法，我们才能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尚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同事和学生交流，他们与我们使用的相同语言掩盖了我们的不同方法之间的真正差异。 因为具有了优先选择权，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联系起来的努力就把重点放到了马克思的方法上。但是，简单回忆一下在马克思方法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他的国家理论中的那些要素是有好处的。无论是思考政治还是任何其他社会要素，我们都必须强调，马克思所关心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更具体地说，他想弄清楚（并解释）事物的现实状况从哪里来、它如何保持连续性、什么是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些事实是如何被掩饰的、现在向何处去（包括可能的替代方式），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影响这种过程。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寻求的是在政治领域里回答这些问题，但他是以阐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138】特征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与他关于资本主义生活的其他领域的理论没有区别）。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按照上述方式，所涉及的重要问题有：（1）国家作为一种与单个生产者无关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包括现实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合作的性质；（2）从属于阶级统治的社会—经济关系对国家形式和活动的影响，以及国家在帮助再生产这些关系中的作用；（3）国家形式和活动对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影响；（4）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国家的直接和间接控制，以及经济系统的需要对国家的非正式控制；（5）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使现存制度和实践合法化与镇压反对者中的作用；（6）国家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那里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的条件；（7）政治被普遍地加以理解的途径，这种政治思想的社会根源，以及它在帮助国家发挥其特殊职能尤其是镇压和合法化的职能中的作用；（8）内含于上述论点、被当作历史趋势的一种国家形式出现的可能性，这种国家形式包含着对社会力量，即寻求废除国家本身的基础的力量的公共控制。 我现在不能给出马克思不得不对上述每一个问题所做的论述（他的国家理论的具体内容）；但是，即便是把它涵盖的内容列举一下，也能体现出它所涉及的一些方法问题。在几乎每一个事例中，马克思的国家理论都涉及寻找一个制度的内部关系，以及描述这种制度对其有关部分的影响的问题。如果对这里发生的事没有一定的理解，那么，许多马克思的具体论断就会显得含糊和矛盾。那种似乎把国家当成经济“原因”的一个“结果”的论述，与阐释所有社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论述，两者之间就有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给上述困难提供了一个实例。另一个实例是马克思把国家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发展看成其现在形式的某种部分的方式。第三个实例是通过前两个实例揭示出来的，它证明表达这种联系的概念与日常使用时相比，至少具有部分不同的意义。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方法上来，才能消除这些困难以及其他相关的困难。〔1〕 二 多数关于马克思方法的讨论都要么集中于他的哲学，特别是由恩格斯概括的辩证法的规律，要么集中于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运用的叙述策略。这样的考虑，即使是准确的，也是很不均衡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做法对那些有兴趣在他或她的工作中运用这种方法的学者是毫无帮助的。大量的论断和步骤都被忽略掉了，【139】而且它们在马克思理论的建构和阐述中的地位也被弄得模糊到了极致。在力图弥补这些过失的过程中，我可能已经屈服于与此相反的过于系统化的错误，这也是下文中读者应该牢记的一种危险。 在我开始之前，必须进一步说明两点。第一，我没有对马克思事业中的不同分期给予太多的重要性。这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方法没有发生过变化，而是因为这种变化，如1844年，即他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那一年与他的晚年之间确实发生的变化，是比较小的。虽然如此，我还是选择强调他的后来所谓的成熟著作，而从其早期著作中选择的几个事例都与贯穿他的事业始终的方法的某些方面有关；第二，下面概括的方法是马克思系统研究资本主义所运用的方法。因此，这一方法的所有因素都能在《资本论》，即在他为创作《资本论》而做的工作以及最后的成果中找到，而只有一少部分被用在他较短的、较偶然的著作之中。在某一特定著作中，这一方法中有多少因素被使用，还取决于马克思运用他的方法的技巧，而他的技巧和风格（这是通常与方法相混淆的又一个问题）都不属于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 那么，马克思的方法是什么呢？广义地讲，它是马克思理解现实和说明现实的途径，包括他为了研究和叙述的目的而组织和利用现实的所有途径。这种方法有五个层次，代表实践中五个连续的阶段：（1）本体论；（2）认识论；（3）研究；（4）思维重构；（5）叙述。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或许都能按这种途径进行分类。所以，马克思方法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有这些阶段，而在于马克思非常清楚有这些阶段，当然，也在于马克思给每一个阶段赋予的特点。 本体论是对“存在”的研究。作为对“现实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它涉及马克思关于世界的本质和结构的多数最基本的论断。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当然相信世界是实在的，它存在于我们之外，并且无论我们是否体验到，它都是存在的。但是关于它的各个部分以及它们如何相互联系、如何与它们都从属的整体发生联系的问题都仍然有讨论的余地。马克思本体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如下观念，一是把现实当作由内在相联的部分构成的总体，二是扩张这些部分以至于每一部分在其全面的关系中都能代表总体。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都作为原因、条件和结果与其他一切事物——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许多人都认为，要不是依据这种联系的话，世界就是很难被理解的。马克思在深入认识事物内部的这种相互依存方面更进了一步，使得事物存在的条件成了它是什么的一部分。例如，资本就不仅仅是物质生产资料，而且包括了使这些资料得以像它们那样产生和起作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整个模式。在涂尔干（Durkheim）站在另一端要求我们把社会事实理解为事物时，马克思却把事物理解为社会事实或关【140】系，并能够在头脑中通过这些关系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将它们扩展到总体的程度。这是历史上一直被称为内在关系哲学的东西的又一种说法。 哲学上有三种根本不同的总体观： 1．原子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从笛卡尔（Descartes）一直延续到维特根斯坦（Wittgenstcin），把总体看成单个部分的总和，无论这种单个部分是事物还是事实。 2．形式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谢林（Schelling），或许还有黑格尔，以及许多现代结构主义者那里是显而易见的。它认为同一性属于独立于部分之外的总体，并断言总体完全支配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历史的主体就是整体先在的、自主的趋势和结构。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提供说明，而且那些不“符合”的事实，要么就被忽视了，要么就被当成了不重要的残余。 3．马克思的辩证的和唯物的观点（通常被混同于形式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整体在结构上与其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的事件、过程以及现实世界的条件——是相互依存的．从任何主要的部分来看都是如此。〔2〕 在这些部分不断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过程中，第三层意义上的整体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使其在早期阶段的内在可能性变成现实。通过这种不断的变迁和相互作用，我们向后可深入现在的起源，向前可看到现在可能的未来，因此，这种不断的变迁和相互作用是这个世界首要的显著特征，并且在任何研究中都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由于这种相互依存是结构性的——即植根于相对稳定的联系中——所以，同样的相互作用给予了这种整体相对的自主性，使它能够作为一个整体与它的体现其有序性和一致性的部分发生关系。 这些关系共有四种：（1）整体塑造部分，使部分在这一特殊整体中更为有效（例如，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在的通常情况下，就是这样获得它所需要的法则的）；（2）整体根据这种作用确定每一个部分的含义和相对的重要性（只有把资本主义法则作为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的要素，它们才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且这些法则与它们向这一结构所作的贡献是同等重要的）；（3）整体通过部分而表现出来，以至于部分可以被看成是整体的一种形式。有了这种内在关系，当我们考察整体的任何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整体，尽管只是看到了一个侧面。这就好比我们从围绕着一个庭院的许多窗户中的一个向外看这个庭院一样（因此，对任何一个包括着其前提和结果的资本主义主要法则的研究，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4）各个部分相互之间如上所述的关系造就了整体的结构和含义，使整体成为拥有自己的历史、结果和影响的不断发展的体系。正是后两种关系的存在将前两种关系从它们同样适用的形式主义的总体观中分离出来了。 同样值得提及的是马克思所看到的，整体中两个或更多部分之【141】间的关系，以及一个部分与它自身（它自身在过去和未来的形式）之间的关系。被称为辩证法规律的东西，意在指出这些关系中比较重要的关系。恩格斯认为以下规律最为重要，即“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1]（未注明出版日期，26—27）。现在来解释这些规律将被证明是走了太长的弯路。在这里，注意一下它们作为按照内在关系来理解的世界中所发生的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性质的概括所具有的特征就足够了。这些概括对它们所开启的研究之路尤为重要，我们将在后面联系马克思方法中的相应阶段对其进行讨论。 三 建立在马克思本体论基础上的是他的认识论，或他如何认识并在思想中组织他所看到的东西的方式。如果说马克思的本体论提供给他的是关于世界由什么构成这样的观念，那么，他的认识论给他的是他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观念。他的方法的这个阶段依次由四个紧密相连的过程（或一个单一过程的四个方面）组成：感觉；抽象（马克思如何将被观察的事物分成不同的要素）；概念化（将被抽象的事物转变为用来思考和交流的概念）；推理（抽象对他的信念、判断和行为．一包括未来的感觉和抽象一的影响）。 对马克思来说，感觉涵盖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所有途径。不仅有五种感官的活动，而且包括了各种精神和情感的活动，正是这种精神和情感的活动使我们具有了各种性质（既有身体上的物质性质，又有情感和思想上的性质），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这些性质。 实际上，我们所感觉到的总要在某种程度上多于（或少于）和不同于所直接看到或听到的东西，这与我们的知识、经验、情绪、面．临的问题等等有关。之所以会产生不同，其原因在于将我们感官所感觉到的无数属性转变为有意义的个体的抽象过程（有时被称为个体化）。抽象不仅给我们选择问题设置了界限，而且给我们用来研究这些问题的要素本身设置了界限，决定了它们与其他属性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如果正如我所说的，一切事物都是内在相联的以至于每一事物都是其他一切事物是什么的一部分，那么就有必要确定该事物的终止之处和其他事物的开始之处。因为马克思的本体论，所以被抽象的要素在上述意义上仍然是一个关系。它们之所以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特殊性，是因为马克思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使之暂时如此。目的的改变通常会导致从同一总体中抽象出某种不同的要素来。例如，资本可以被理解为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142】有时被加上了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有时这个抽象被扩大了，以便包括这些核心活动和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和结果——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与马克思当时关注的问题保持一致。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主要批评是，他们在对待抽象时，既不关心甚至也不明白这些把它们与整体联系起来使它们具有了相对的和历史的特殊性的关系。因此，在后者的头脑中，“自由”脱离了使一些人能为所欲为而其他人却不能如此的条件。如此放弃观察，更大的背景就容易被忽视，或者即使被看到了也被当成无关的东西而摒除了。当然，马克思也运用抽象来进行思考——这是必要的。所有对整体的思考和研究都是从把整体分成可以控制的部分而开始的。但是，正如卢卡奇指出的：“关键在于，这种分离的过程是否是理解整体的一种手段，以及是否能在它所要求的并以其为前提的背景中构成一个整体，或者，关于一个独立要素的抽象知识能否保持它自己的‘独立’，并在它自身中成为一个目的。”（1971，28）与他所批评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同，马克思充分注意到了他所抽象的是他继而就要进行研究的要素（而不是现成的），而且知道要素与整体间的必然联系。 马克思的这种程序的优势有：第一，他能够——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控制任何要素的大小以便与其具体的问题保持一致（尽管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任何人的许多共同经验和问题都意味着，马克思的抽象与其他人的抽象之间存在着比这里所揭示的更多的相似性）；第二，他能够更容易地抽象出不同的性质或性质的集合，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提供“新的”研究和学习主体（剩余价值和生产关系就是这样的事例）；第三，研究人们的抽象成了马克思认识其余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他们做出的抽象是真实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尤其是他们作为社会阶级的成员所具有的知识和利益的产物。 接下来的概念化过程绝不只是给抽象出来的要素取个名字而已。给抽象取名还能够使我们在该名字所属的语言系统中理解这个抽象。在马克思那里，这意味着通过已经赋予有关概念的意义——尽管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来扩展它的意义。同样，由于存在着内在关系，任何概念的意义所反映的现实世界的结构直接成了通过其他概念来思考和表达的东西的一部分。从内在相联着的整体中分离出一个部分的工作是由抽象过程完成的，而不是——像许多人会认为的那样——由概念化的过程完成的（尽管前者通常被抽象为后者中的一个阶段）。概念化的特殊贡献是，通过给抽象一种语言形式而使之更容易被理解和记忆，而且更容易交流了。如【143】果说离开抽象的概念是空洞的，那么，离开概念的抽象则是无言的。 马克思自己成就的特色有时是通过引入新概念，如“剩余价值”，而实现更加充分的理解，从而体现出来的。例如，恩格斯将马克思在经济学中的贡献与拉瓦锡（Lavoisier）在化学中的贡献进行了比较。普利斯特列（Prlestly）和舍勒（Scheele）已经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这是一种新的要素。他们分别将其叫做“无燃素气体”和“火气”，表明他们仍然局限在燃素化学范畴的范围以内，燃素化学把火理解为从燃烧体中分离出的某种物体。拉瓦锡给这种新的空气取名为“氧气”，这使他能够把燃烧理解为与燃烧体化合的氧气。把氧气抽象成燃烧体之外并与火不同的某种物质，这样，氧气就能在燃烧过程中与燃烧体一起发挥作用。 与此十分相同，依据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也并不是认识到现在被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的存在的第一人。其他人都把它看成了来自劳动的利润、地租和利息。古典政治经济学考察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社会主义者批评了这种分配的不公平。但他们“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2]（马克思，1957，14—16）。对事实的陈述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解决方法，马克思却将其看成是问题，并且，他主要是通过重新抽象其中的主要要素并将其称为“剩余价值”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在给利润、地租和利息的来源及其与工人的持续关系确定名称的过程中，“剩余价值”使我们能够观察到贯穿于这些显然不同的经济形式之中的共同脉络。运用这一新的概念，马克思能够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中所有主要的范畴，正如拉瓦锡从“氧气”这一新的概念出发对燃素化学中的范畴进行的重新思考一样。 概念化过程与抽象过程之间的联系使下面这点显得清清楚楚了，也就是说，使马克思的抽象具有特色的灵活性同样适用于他的概念的意义。因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本”沿着一个由其前提和结果构成的连续体而或多或少地具有某种含义，这取决于马克思对资本进行的抽象中那个相应要素的大小和成分。一些批评者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注意到的那些灵活的定义，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抽象及其背后的内在关系的本体论才能被理解。 作为马克思认识论的一个部分，并与感觉、抽象和概念化密切相联的是推理的过程。马克思相信，判断、态度和行为都不能脱离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包括在其中活动的人们的利益）及其许可的实际选择。这不仅是一个将什么看成对错的问题，而且是用于思考的范畴所固有的解释框架的问题。在内在关系哲学的帮助下，【144】马克思把这个框架扩展到了与人们有关的生活本身。因此，任何一个群体相信什么和做什么，都与该群体对两者的理解和辩护方式，包括所用的范畴，密切相关。所有这些的总和形成了他们对世界的独特推理。马克思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判断和努力都同样是他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这种理解也反映在他所使用的范畴之中。认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与过去和现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从来不做以忠诚于某些外在原则为基础的道德劝诫，而是通过让人们接受他的解释框架来争取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同。〔3〕 四 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后，马克思方法的下一个阶段是研究的阶段。马克思正在寻找什么与他如何理解他的发现对他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正在寻找的东西从根本上讲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结构和一致性，是它作为历史的特殊总体的存在。无论马克思目前的主体是什么，他的更大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无论他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从事研究，社会这一主体总是被他牢记在心。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就是力图探究本身也被看成关系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此揭示它们相互依存的主要轮廓。因为这些关系的逻辑特征就是内在关系，所以就可以依次在每一个关系中或在它们之间被找到，这时的每一个关系都是被当成某个更大整体中的独立部分来思考的。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马克思既经常改变他由以出发的角度（因而也是他的视域），又经常改变进入他的分析的要素的范围（包括它们具有包容性的概念的含义）。因此，例如，资本（一般是“资本”的核心观念）充当了揭示资本主义复杂性的一个角度；劳动充当了另一个角度；价值又是一个；如此等等。在每一种情况下，被研究的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而达到它的角度和方法（而且随之解释的重点）则是不同的。 葛兰西（Gramsci）更加直接地关注政治科学家而且完全把握了马克思的例证，他在《狱中札记》中研究了犬牙交错的社会关系、阶级、市民社会、政党、官僚和国家，以揭露他那个时代同样多的关于社会的片面观点。马克思方法的主要优势是，它使马克思（以及葛兰西）能够发现主要的影响，而不会像在定义狭窄的静止的要素之间寻找关系时可能发生的那样，看不见遍及复杂之中的相互作用和变化。同样，在探索每一种社会关系内部的发展时，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使用的概念的变化预示着这种转变）被最充分地把握住了。注意葛兰西对社会阶级和官僚如何导致政党，以及政党如何能够导致国家的敏感性（1971，146—149，155，157—158，191，227—228，264）。 【145】为了与他所断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内在关系保持一致，马克思在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的研究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向后追溯它的起源和向前探询它的可能性。对他来说，它们是现在的基本部分，而且对充分理解现在的任何事物的运行方式是必要的。〔4〕同样，为了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及——在较次要的程度上——阶级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优先关注保持一致，马克思对人的研究总是限制在他们所属的阶级范围以内。马克思相信，只有当人们作为阶级成员在社会中活动时，他们才能对社会是什么、做什么和成为什么产生最大的影响，尤其是涉及“大”问题以及处于社会发展的最关键时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不否认（或甚至完全忽略）人们作为个人以及包括人类在内的社会组织的成员，而不是作为阶级的一员所具有的同一性的前提下，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他们作为阶级的活动，以及阶级斗争中对立阶级的相互作用，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有些人把他的方法称为“阶级分析法”。如果不被用来弱化物质条件在马克思分析中的作用并被辩证地加以理解的话，这种部分的和片面的称号可以是很有益处的。 马克思也断言，辩证法的规律所包含的变化与相互作用的模式是普遍的，它们往往充当了宏大的框架，从中我们可以找寻具体的发展。数量向质量转化的规律使他能够通过其中一个或多个要素的增大或缩小来敏锐地观察社会因素是如何改变其表现和／或作用的。因此，例如说，货币据说只有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才能作为资本而起作用。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规律使马克思敢于为了每一种社会关系的对立面而考察它，并在面对明显的对立时探询是什么将它们统一起来的。以这种方式来看，资本主义中的富有与贫穷就是对立的，尽管它们是同一关系中相互依存的不同方面。 通过矛盾而发展的规律无疑在辩证法的规律中是最重要的。构成任何复杂有机体的过程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并且常常是以不一致的方式发生着变化。被当成具有内在关系的趋势（即是说，作为相互的因素并存于同一整体之中），其中一个过程的进步都要求另一个或几个过程为它让路，于是它们就成了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会深刻地改变总体。为找出总体中的矛盾而考察总体，这是一种寻找冲突根源的方法，这种根源甚至可能在冲突完全成为现实以前就显示出来了。矛盾通常是以集合的形式出现的，它们的统一以及重要性的等级同样也是马克思的研究主体。 马克思的任何一种研究都是为了理解那种注定要保持其不完整性的谜一般的问题而寻找足够的素材。为了尽力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运行，马克思采取了一种策略以及一系列优先考虑的事物以帮助他的研究。例如，他以研究资本、商品和价值这样的社会【146】关系为开端，在与具体总体的显著联系中，这种社会关系是大量存在的。他还选择英国作为关注的重点，把他那个时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当成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验室。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够再生产总体存在的条件的主要是物质生产，并且在所有社会要素的相互作用中主要是经济要素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所以，马克思一般都通过考察经济的，尤其是生产的条件和实践，来开始他对任何问题和任何时期的研究。有关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样被放在首要位置和中心地位，他最为注意揭示的矛盾是经济矛盾。如果我们原来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抽象出他的方法是为了集中于这种方法的某些确定方面，那么，为了弄清他是如何使用这种方法的以及他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方法，就有必要反复温习他的这些理论。 实际过程与用来理解它们的方法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受到了特别的注意。在某一个场合，马克思把资本描述为“经济范畴的批判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以批判的方式解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转引自鲁贝尔，1957，129）。继而，《资本论》同样是一本关于资本主义如何运行和如何被“专家”理解的著作。正如已经指出过的，马克思对任何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批评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注意周围的并且是表现在他们特有的描述和解释中的更大的环境。一般来讲，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直接的表现当成了全部的真理，把直接观察到的东西当成了逻辑上独立的东西，这种东西独立于各要素之间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之外，而正是这种相互依存给这种东西赋予了含义。在探究这种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中，马克思在不断揭示着这些思想的本质，这种本质通常与反映在现象中的真理相矛盾。例如，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工人按时间获取报酬的事实被用来表明，以工作时间的总数为基础的工资代表了给劳动的全部报酬。通过揭开劳动与它在其中进行的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包括通常被用以解释这些条件的像工资这样的观念，马克思得以表明，工人拿回的仅仅是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 马克思作为一名学者的名誉很少被人质疑，即便是他的敌人也是如此。他相信，要批评任何主体，就应该较为详细地了解这个主体以及他人关于它的著作。为了阅读用俄文写作的关于地租的内容，他甚至在晚年学习俄语。那时的所有信息来源和收集有用信息的技术都得到了他的重视和利用——政府报告、调查、问卷、小说、报纸——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会不乐于接受现代社会科学在这些领域所取得的进展。 然而，一旦承认了这一点，那么就很清楚，马克思将特别关注的【147】是，哪种信息值得收集、收集这种信息的各种技术所蕴涵的假设、研究一个主体会如何影响这种信息的收集，尤其是被使用的概念（解释框架）对于在其帮助下所认识的任何东西的影响。例如，对于典型态度的调查，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反映在提出什么问题、如何提问、提问的对象（普遍表现出的对社会阶级分化的冷漠）之中的倾向性，以及被偏爱的答案中反映的条件（是这样的条件，其中的变化通常会带来另一种答案）。他可能也会确切地说明，由于存在普遍的错误意识，没有问卷能够揭示出我们的社会在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马克思会忽视态度调查——像他的如此之多的后继者们不幸的做法那样——而是他利用态度调查时具有的高度限制性和批判性。〔5〕 五 马克思的本体论宣称世界是内在关联的整体；他的认识论则打破这一整体，将其分成了相互联系的部分，这些部分之间结构性的相互依存在他的概念的含义中可以得到体现；而他的研究通过探究这些部分之间的联系而给整体填充了各种细节。随着这些过程的完成，接下来的是马克思方法的第四个阶段，即思维重构阶段。在思维重构过程中，马克思用以开始的、真实但由于没有被认识而显得没有特色的整体，转变成了他理解中丰富的、具体的总体。当然，通过在研究与叙述之间插入一个思维重构阶段，我意在表明，马克思对其研究结果进行整合时所做的自我厘清以及最初的推论，与我们在他的已出版的著作中看到的分析并不十分相同。这至少引出了三个关键问题：（1）如果不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又在哪里找到这种早期的“理解”呢？（2）这种理解是如何与已出版的著作中的理解相区别的呢？（3）这种早期的“理解”在我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如何？ 马克思对其正在阅读和思考的东西作了大量的笔记，其中绝大多数都介于仅仅是把他在材料中看到的摘录下来与写作他打算出版的著作的初稿之间。这就是马克思为弄懂一件事而对其进行全面的考虑，为他自己，也可能是为在他的基础上阅读的恩格斯。尽管有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材料需要马克思加以筛选和组织，但他显然觉得这是不容忽视的一步。他没有力图出版这些手稿，但在他去世半个世纪以后，其中有两部最重要的被出版了，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59b）——最早出版于1931年——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973）——最早出版于1939年。我所说的马克思的“思维重构”，其依据主要来自于这两部著作，一部来自于1844年，他26岁的时候；另一部来自于1858年，在他40岁的时候。我在这里没有将写于1846年、初版于1929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包括进来，因为它是马克思想出版却因找不到出版商而没有出版的著作。 【148】人们写了很多关于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所谓区别的著作，但在探究实际上已出版的与未出版的马克思（无论早年还是晚年）之间的区别方面，他们却没有做过认真的努力。然而，每一个读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人都会发现，这里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在起作用。例如，这两部著作中所包含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共产主义观要比任何已出版的著作多得多。马克思在写作他知道自己将是惟一读者的著作时，也要比写给别人看时更多地运用与辩证法有关的词汇。至少这些方面表明了，马克思自己理解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或发现有用的），与他认为别人要理解这个世界或被他的理解说服所需要的，并不十分相同。 有了这些并非无关紧要的区别，这些没有出版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寻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历史的最全面、最准确的论述呢？是到他写给自己看的著作中寻找，还是到他写给工人和普通大众看的著作中寻找？在做出回答之前，还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非常清楚他的一些著作的难度，特别是对工人来说，同时，他不仅希望他的分析被理解，而且希望被接受和被遵照执行。而且，他的著作远不是一种枯燥的学术活动，而是要对他的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上的影响。所有这些对他如何组织自己的陈述，强调什么舍弃什么。以及事例、论点，甚至是所使用的词汇等等都有影响。至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将使我们在马克思已出版的著作中去认识（而不是消除）异化理论、共产主义观，以及辩证方法对他自己理解世界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已经出版的著作代表了两个方面的联姻。一方面是他自己对世界的真正认识（以及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是他采取的叙述策略，他运用这种策略使自己的观点简单化和清晰化并使其他人——其多数几乎不懂政治经济学而且对辩证法懂得更少——相信他的观点的真理性和重要性。我不打算宣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马克思是“根本的马克思”，但我希望这里的讨论能够证明，为了达到对“马克思真正意味着什么”的准确理解，这两部著作是多么的不可缺少。它也可以使我们保持警惕，不要因为马克思在已出版的著作中的简短论述——各方都使用的一种策略（尤其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认为他在任何领域的论断都只有惟一的一种意义。他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他阐述这一点的策略部分又是什么？ 马克思思维重构的另两个方面也值得在此一提。其一，使他的重构获得成功的不仅是所有主要的部分都被联系起来了，而且是他在每一个部分中都能够一眼瞥见起作用的整个系统。例如，如果马克思研究美国议会，他将不会——像多数政治科学家那样——对知【149】道“法律是如何制定的”感到满意。马克思的思维重构必然会包括以下内容：作为与社会中的其他组织和活动相互作用（对所有这些方面的回应，但实际上只是对经济结构的回应）的社会—政治现象的议会的历史，议会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议会与异化的关系，以及作为公民，其日常活动有助于再生产这些作用和关系的人掩盖这些作用和关系的手段，等等。在脱离总体（或将其放到稍微大一点的抽象即政治中）来理解议会的正统政治科学家那里，这个立法机构在保障资本家的利益中的作用，及其通过这种作用表现出的特征从来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马克思的思维重构中，议会被理解为体现在这一立法机构中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规则的制定方式，而且，在这个形式中表现出的总体的其他各个方面从来不会被忽视。 其二，在马克思重构的总体中，有很多“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有很多人们的活动和他们的产物，但占据中心地位的是矛盾。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所看到的突出矛盾是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在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矛盾的特殊的相互作用中将它们都囊括了进来。这个矛盾被一些人重新表述为“资本主义不断增多的社会性与其持续的私人目的”之间的矛盾（米利班德，1969，34），或者，应该如何组织生产与现有的技术和文化条件下能够如何组织生产之间的矛盾（威廉斯〔Williams〕，1968，26）。但每个这样的重新表述都只表达了它的意义的一部分。由于这个矛盾体现了所有资本主义重要矛盾的一致性，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关系就显示㈩，马克思对这一制度的复杂理解是一个具体的总体。它是马克思的研究所取得的最一般，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成果，即在其内在运行中理解的资本主义，并且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马克思的思维重构的每一个部分之中。 无论何时也无论何人，只要他看出资本主义生活的事实中存在着一种范式，那他就朝着马克思的思维重构迈出了第一步。在有人因小偷小摸而被监禁了好几年时，以石油消费补贴形式存在的大的盗窃活动却得以存在；在有人忍饥挨饿时却有土豆被烧毁；在住房短缺期间却允许公寓空置；在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时却让机器生锈；在技术并不如此要求时，却让城市居民窒息而死或饮用污水。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决定性的区别是，后者认为多数社会问题是相对独立的和偶然发生的，并企图一个一个地解决它们。由于不理解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系统的【150】内在相联的各个部分所具有的共同性质，他们不会在有可能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层面即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在最后的分析中，他们不得不在谴责和失望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那些接受“激进主义者”称号的人普遍认识到，被自由主义者当成是互不相连的许多绳子的松散末梢的东西，作为资本主义生活如此之多的必然的（或至少是极为可能的）方面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然而，在他们的理解中，通常会遗漏掉把具体事件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协调起来的结构（本质、规律、矛盾）。为了认识资本主义如何造成了一个特定的事实，我们必须知道把这一制度的要求（其核心是资本积累的需要）应用于相关的人和过程的那些内在联系的功能。否则，资本主义，作为我们面临的两难问题的答案，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没有什么启示意义的抽象。我们有必要以螺旋式的方式来理解这种调和：思维重构中的每一个成功都会促进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会反过来使总体进一步具体化；等等。这里表明的马克思方法的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必要的重复，以及它们作为一个完整方法的发展，所有这些同样要求读者们保持警惕，防止我自己逐一阐述它们的方式可能带来的曲解。 六 马克思的叙述——他的方法的第五步也是最后一步——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资本主义是一个关联地包含在其每一部分之中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的系统。如果说指导马克思的研究的，是具体的资本主义实践如何产生，以及它们的形式本身是如何反映资本主义系统的运行的问题，那么，指导他的叙述的答案所寻求的是，在说明这些形式的过程中重建这一系统（此时包含于他的思维重构中）。尽管通常被混淆，而且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被混淆得最为严重，但理解（comprehension）与解释（cxplanation）是不同的功能并涉及不同的技巧。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思维重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将会拒绝这样的解释，即集中于较早的条件的解释，或把现实降为几个经验的概括的解释，或构造理想模式的解释，或满足于把事实简单分类的解释。每一个这样的解释都采取了把两个或更多抽象联系起来的形式，但更为丰富的背景却仍然没有被触及。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对其内部所发生的一切的惟一充分的解释，但这是被当成一个具体的总体来理解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用来指称其叙述目标的比喻是对现实的“观念的”反映。他相信，“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那么就会达到成功了。他还补充道，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3]（1958，19）。因此，马克思的目标就是运用他的研【151】究所揭示的“各种要素似乎属于一个先验的结构”的方法把这些要素整合起来。根据恩格斯和保尔。拉法格的评论以及马克思自己常常对《资本论》所做的修改（每一份草稿和每一个版本都包含着重要的修改），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对现实的观念的反映仍然只是马克思不断追求的一个目标。就在马克思逝世之前，他还在计划着修改《资本论》。 马克思主要用两种方法来重构体现在他的理解中的具体的总体：探索现在的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通过它们形式的变化来展现其作为一个系统的部分的历史发展。在呈现它们的相互作用时，马克思经常变换角度，使他所揭示的关系依次作为每一个关系的一部分而表现出来。重复的负面影响可以由词汇的变化来部分地抵消，这些词汇总是随着角度的改变而改变。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更多地更为详尽地是在揭示经济关系而不是其他关系内部的相互作用时被显示出来的。同样，矛盾在构建总体中的独特作用可以通过马克思对它们的关注程度反映出来。 在马克思通过社会关系的不同形式来说明它们的发展时，矛盾和经济因素同样占据着优先地位。与其他许多人一样，马克思也相信解释任何事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释它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相信事物是如何形成的也是它是什么的一部分。因此，为了呈现现在的事件和制度，他把历史当成一个过程的表现：发展就是内在相联的形式的增长，趋势_出现在过去并指向未来——与其自己丰富的表现一样，也是现在的社会关系的丰富的一部分。 由于马克思在实践和思想之间所看到的内在关系，它们任何一方的发展都会——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在另一方中反映出来。这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说明既要反映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变化，又要反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因此，《资本论》中有大量对政治经济学说史的引用，既是它们体现其自我理解的体系，又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这也使马克思能够将他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作为这一发展的批判性结果——无论是如何的不完善一而提出来。他的理解与他所引用的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那些理解属于同一个总体。 马克思对社会的相互作用和发展的叙述——像揭示它们的研究和把握它们的思维重构一样——是通过分析和综合的结合而进行的。资本主义中主要的、最独特的社会关系被分析和揭示为，在它们自身之中包含着这一具体总体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和运动。马克思坚持认为，决定叙述顺序的应该不是一种关系的历史表现，而是它对资本主义系统职能的重要性。例如，对资本的分析就要优先于对地租的分析。这一建议是提出容易而遵照执行难，因为马克思自己的提纲和对《资本论》的许多修改都是从不同的社会关系开【152】始的——资本、货币、价值和商品（这可能只是表明了，这四种社会关系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中共同占有头等地位）。 在马克思力图从每一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中解析资本主义的同时，他通过综合由这些不同角度所得到的对这一整体的单方面认识来重构这一系统。源于资本这一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的内部运行，除了由价值等等表现出的同样的相互依存以外，还具有其他的重点和表现。在阐述关于这个整体的每一个单方面的认识时，马克思同样会针对处于其边缘的各方面的作用提出一定的论断，随后，当这些同样的方面作为其他关系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完善这些论断。例如，市场的作用，在《资本论》第1卷考察价值时被提出来，在《资本论》第2卷讨论流通时仍然未被深入地讨论，而在《资本论》第3卷就融人了价值关系之中。因此，依靠他叙述中的“不断接近”的方法而接近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这种依存体现在他对每一个主要社会关系的认识之中（斯威齐，1964，11）。在主要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得到分析的意义上讲，马克思在任何一部著作（即使是3卷《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解释都是不完全的。要在综合的基础上给出结论，这不仅要求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而且要求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和伦理，而且——正如我先前已经指出的——马克思确实有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单单《资本论》就渐渐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 我们还能在马克思的概念获得更完整含义的方式中看到综合的过程。鉴于可交流性的要求，在著作开头所使用的术语表达的是日常观念，或离人们很近的一些东西。那些用指称人类状况中比较明显的性质的概念表达出来的比较一般的抽象，或马克思所说的“简单范畴”，能够起到最好的交流作用，而且它们还被用来帮助解释更具有历史性的具体抽象，即“复杂范畴”。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中，我们会直接而又迅速地涉及这种复杂范畴的含义。例如，按这种方法，“劳动”这个概念，最初是作为随处可见的一种简单生产活动的同义语而使用的，后来被用来帮助解释“商品”、“价值”和“资本”这样的概念。 一般来说，尤其是在一部著作的开头，被分析的社会关系都是更具有历史性的具体抽象，而揭示它们的工作是在更狭义、更一般的抽象的帮助之下进行的。但在叙述的过程中，起初具有明显含义的简单范畴自己也会开始显示出具体范畴的特征，因为随着它们所处的条件被揭示出来，它们的含义也扩展了。在《资本论》开头作为一般抽象出现的劳动，逐步体现为生产活动的一种历史的具体形式，即只有在资本主义中才会存在的那种完全抽象的、异化的生产【153】活动。所以，在简单范畴可以提供帮助以便有可能对复杂范畴进行分析的同时，它们本身也在被合成为复杂范畴（能够进行它们自己的分析，能够依照它们的次序充当观察具体总体的窗口）。 复杂范畴的含义可以在整个系统内扩展，而简单范畴又会很快变成复杂范畴，所以马克思不能为复杂范畴或简单范畴给出适当的定义，而只能给出“暗示”（或单方面的描述）和图像。这种“暗示”和图像在读者自己想象的帮助下可以扩大为一个关系，这使马克思显著的隐喻与他的写作风格一样成了他的方法的一部分。把我所说的“暗示”当成完整的定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对新的暗示的介绍常常会显示出与此前的说法之间的矛盾。例如，“资本”的含义是否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4]（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33），“被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5]（马克思，1958，10；1959a，794—795），或者，“在工人方面作为跟他相分离的”“劳动的客观条件”[6]（马克思，1953，488—489）？答案当然是“资本”的完整含义包含了所有这些暗示，以及《资本论>>中在它们特殊的相互关系中被把握的更多暗示。在这种情况下，想马上给出完整的定义只能是自取失败。 在马克思方法的所有这些阶段中，极需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反思的是叙述的辩证法。毕竟，我们在交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总体的思维重构中所涉及的问题一直都只是被部分地解决了。人们误以为马克思在尽力反对对他主要工作的不断修正。对于这种误解，马克思本人曾经抱怨过。如果说现在这种误解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严重了。鉴于这种情况，我倾向于认为，许多众所周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如经济决定主义和各种结构主义的解释——对于向那些满脑子充满实证主义的听众（指西方社会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全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是有用的第一步。在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特殊影响的过程中，要在要素思考与过程思考之间、在运用外在关系与运用内在关系之间进行转换的话，或许在事实上就要求这种解释策略。当然，这样做的危险在于，它有可能使这种畸形的和／或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叙述中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或以马克思思维重构的真理自居。〔6〕 七 一旦我们理解了马克思试图展示给我们的是作为具体总体的资本主义的镜像，以及这一总体的逻辑特征，他在叙述中所采用的技巧（包括语言的使用）就变得比较清晰了。我们也做好了准备，要把马克思在他的理论著述中注入的方法都提炼出来。关于他的国家理论，我们现在理解了马克思所断定的以下关系的逻辑特征，即【154】政治组织和实践活动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实际运转与使其合理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我们还能理解被当作正在进行的过程的这些关系的总和与它们在其中被发现的资本主义系统之间的联系。能够显示马克思方法的作用的关于国家理论的详细重述，只能专文另写了。在这里，我只是局限于略述他的方法并简单说明它的作用。 从上文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方法不仅是理解他的理论论述的途径，也是完善他的理论论述以便对他以后的社会发展进行思考的途径。我们必须重新评价在资本主义中形成的那些主要过程的运行，并将一切变化都包含在其包容性概念的含义之中。现在（以及一段时间以来）所要求的是对这一具体总体的新的思维重构，这种重构既尊重马克思的著作，又明智地尊重现代学者的研究，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与马克思本人的努力一样，它的实际效果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很好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在其各部分之中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马克思说过，他想“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7]（1967，253）。我们至少也应该如此。 注释 〔1〕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政治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的进一步分析，请特别注意我的以下著作：《异化》（1976），第29—30章；《社会的和性別的革命》（1979），第2章和第8章（第4部分）；《辩证法探究》（1993），第3—6章；《政治学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2000）和本书第12章。 〔2〕对不同总体观的这种区分首先是卡雷尔。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1976）中提出的。然而，他与我对这里举出的第二和第三种总体观的理解有重要的不同。 〔3〕对这一推理过程的进一步讨论，请见第4章和我的著作《异化》（1976）。 〔4〕请见本书第5章和第9章以了解关于马克思研究过去和未来的方式的更加详细的说明。 〔5〕制作辩证的调查问卷的努力，以及关于如何进行有关阶级意识的辩证研究的讨论，参见我在《辩证法探究》（1993）中的论文“如何研究阶级意识……为什么我们应该研究”。 〔6〕系统的辩证法是对马克思方法的一种新的诠释，它过于强调叙述这一阶段，并过于强调《资本论》第1卷是这一方法起作用的地方。对它的批评，请见第11章。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5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2003年版，第2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1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8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5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18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页。
第七章研究的辩证法与叙述的辩证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七章研究的辩证法与叙述的辩证法 【127】 一 辩证法不仅是马克思观察世界的方法，也是他研究的方法，以及用来叙述他的发现的组织风格和一系列形式．马克思指出了后两种作用的区别（他在这里把辩证浊的作用界定为观察事物的方式），他说：“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1958，19）上文关于内在关系哲学的论述丝毫投有否定马克思研究方法的经验特征。马克思不是从术语的含义中推论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而是像一位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一样进行研究，来发现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马克思推迟完成《资本论》第二卷，一部分原因甚至是他想看一看英国即将爆发的危机将如何发展（鲁贝尔，1950，5）。〔1〕 关于研究的辩证方法被最好地描述为对事物之间发生内在联系的多种方式的研究。它是以整个世界为目标的探索的航行，但这个世界被认为密切地包含在它的每一个部分之中。由此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人们要在它们之中或它们之间寻找关系的那些部分。把现实分割成实际上的器械零部件的需要，是所有归属于内在关系哲学的思想家们遇到的共同问题。这是一个马克思试图用他所谓的“抽象力”来解决的问题[2]（1958，7—8）。 一个“抽象”，正如这一术语通常被使用的那样，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它与其余部分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它本身似乎就是一个整体。〔2〕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世界事实上就是由这样的“抽象”构成的，【128】把握这一点是分离的根据。然而，有不同的认识并不能免除对马克思运用要素（也被叫做“抽象”）的要求，而仅仅是在指出这些要素究竟是什么，并确定在任何一个时间它们相关地包含的东西中有多少可以抽出来进行研究方面给了马克思更多的自由。马克思自己的抽象过程（他获得抽象的思维过程）所得到的结果，不仅有诸如生产关系和剩余价值的新要素，而且有进入他的研究的所有其他要素。它们都已经从各自都密切包含的整体中被分离或抽象出来了。马克思会将哪一个性质的集合（groupofqualities）当作一个要素来对待，这仍然是由世界上存在的实际异同，连同马克思从中看到的东西以及他正在思考的具体问题所决定的。 但如果说马克思把所有他在讨论的要素都抽象出来以便能够从根本上对其进行研究的话，他也并不是将每一个要素都叫做“抽象”。反之，“抽象”这个术语总是被用来指称这样的要素，它们与现实的联系完全是模糊的，它们所在的特定社会完全处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因此，劳动——劳动一般，马克思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特殊产物——之所以叫“抽象”，是因为多数人相信它存在于所有社会制度之中．相反，每当生产活动被具体化为奴隶劳动、行会劳动、雇佣劳动等等的时候，劳动所处的条件就被公开化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就不再是一个抽象了。 一旦确定了所要研究的要素，马克思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探究这些要素互相联系的各种方式，把它们要么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要么作为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通常两者兼有。在探究它们的相互作用时，马克思依次从每一个部分开始，并经常转变观察其相互联系的角度。因此，资本（一般是“资本”的核心观念）充当了揭示资本主义复杂性的一个角度，劳动充当了另一个角度，价值又是一个，如此等等。每一种情况下，人们加以研究的相互作用相同，但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却不同。在论述“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的时候，马克思说，工业可以被“理解为……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理解为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3]（1959b，110）。在这里，马克思把一个关系中明显不同的各个要素依次看成是每一个要素的不同方面的能力得到了验证。 马克思认为，包含于辩证规律之中的变化的各种范式是普遍的，它们给了他一个宏大的框架，使他能够在其中探询具体的发展。然而，每种情况下发生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才是马克思研究的适当主体。要使他自己从这样的迷宫中走出，遇到的巨大困难就是要有把握相互联系的才智，而大家都公认马克思富于这种才智。〔3〕在他早先评估自己的任务时，马克思就已经揭示了这种迷宫的所有复杂性：“我们必须把握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4]（1959b，68）〔4〕 正是马克思力图把握资本主义“本质联系”的工作使马克思主【129】义成了科学。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关系在理解凝聚在“本质”（VCesen）中的任何系统或要素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5〕马克思通常将“本质”与“现象”或我们直接观察到的东西进行对比。事实上，本质包含着现象，但又在各个方面超越了现象，因为在现象中只是表面的东西获得了重要性。然而，由于马克思认为理解任何事物的关键，部分地取决于正在被思考的问题，所以他认为是该事物本质的东西也会发生变化。人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的论断中，有些指出它是人的活动；有些指出它是人的社会关系；有些甚至指出它是人所利用的自然的一部分。〔6〕那种认为“人的本质是他们相互关系中的所有这一切”的折中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要点，即马克思正是通过这个范畴有选择地强调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这是采用常识性的将“本质”（“Wesen”）翻译成“核心”（“corc”）或“结构”（“structurc”）的方法遇到的主要困难，因为“核心”或“结构”的内涵具有不变的稳定性，而且这使普遍存在的，将“本质”（“essential”）术语等同于“经济条件”（“economicconditions”）的做法，成了不切实际的东西。〔7〕 作为揭示本质的工作，科学主要关心的就是那些不能由直观看出的主要关系；它对于被认为是内在相联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揭示，要超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能达到的水平。如果认识任何事物就是要认识其关系，或者，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要“指出每一个物或过程在自然联系中的地位””[5]（1954，308），那么，科学地认识任何事物，就是要比离开专门研究可能达到的认识程度更加充分地把握事物在自然联系中的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现象的“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6]（1958，542）。 在给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甚至坚持说，这些关系是科学的全部主体（1941，74）。这一极端观点在《资本论》第3卷中再次被提了出来：“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7]（1959a，797）如果根本的关系通过表面观察就能够理解，那我们就不必去探询它们了。然而，我们经常发现，关于事物的真理与现象是相反的：“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也是奇谈怪论了。”对马克思来说，“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8]（马克思和恩格斯，1951a，384）因此，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了解相关信息并将其组织起来，以便于在他或她的头脑中重构现实中存在的复杂关系，大多数这种复杂的关系都不能通过直接观察加以认识。〔8〕 马克思的评论可以表明，为什么多数针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出于相反的目的而进行的。按照马克思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断言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证明，他不会对使用其他任何定义来讨论这个问题产生兴趣。出于了解马克思正在说什么的目的，我对这种作法也没有兴趣。在这种联系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文词汇Wissenschaft从来没有像其在【130】英文中的等同词那样，被认为与物理学密切相关——并因此与物理学的标准密切相关。马克思对“科学”的使用与我们自己使用这个术语来指称他的观点，也都只有在牢记这一点的前提下才能被理解。 二 如果说研究的辩证法旨在研究被抽象出的要素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那么，叙述的辩证法则是马克思向他的读者说明这种关系的方法。我们记得，马克思对经济学和宗教学中试图回到原始状态的解释作过明确的指责，并指出，他们提供了一个本身尚需解释的假定，即在原始状态中存在的关系[9]（马克思，1959b，68—69）。对马克思来说，解释总是与澄清各种关系有关；解释有助于其他人了解某人通过科学发现的“潜在的基础”。当某人看到的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作为关系的事物的时候，他如何叙述关系呢？马克思的办法是，力图向他的读者提供一种现实的“观念的反映”。“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就能达到成功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0]（1958，19） 因此，马克思自我宣称的目标，就是创作这样的作品，它的所有部分都如此紧密地联系着，以至于它们似乎属于一个先验的结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宣称，所有他的理论著作都是一个“艺术的整体”[11]（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204）。但正如拉法格告诉我们的，马克思对他“揭示这样一个处于各种不断变化的作用和反作用中的世界整体”的努力总是感到不满意（《回忆录》，78）。〔9〕马克思感到，他从来没有能够把自己所想的东西恰如其分地说出来。在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著作期间，他的通信中充满了他在努力使自己的叙述圆满起来的暗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中所采用的方法不久就被超越了。就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前几个月，他再次修改了自己的叙述，这次是为了满足他的朋友库格曼希望得到更具说教性的说明的要求而做的。《资本论》第1卷的德文第2版又作了重大修改，几年以后的法文版也是如此。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又在计划着修订自己的主要著作[12]（马克思，1958，23）．因此，真实地反映现实似乎仍然只是一个目标，马克思一直都在走近这个目标，但他自己的实践证明，他从来都没有在实际上达到它。 为了给他所发现的现实建立一个真实的反映，马克思使用的主要方法是组织材料和选择术语。马克思呈现他的主体的方法，既是历史的，把重点放在他认为是最重要的要素上；又是辩证的，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在所考察的历史时期中——阶级历史、资本主义或现代资本主义——阐明各要素的内在关系。《资本论》为按这两种思路组织材料提供了大量的例证：如资本、劳动和利息，既在本源的意【131】义上被考察，又被当作相互的，甚至是其他要素的组成部分来考察。在他们的通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讨论将这两种组织方法协调起来的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108，110和220—223）。 这里似乎是明确的二分法，其实不然，就像马克思主义中所有这种“两极对峙”一样。恩格斯告诉我们，辩证方法别的什么也不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13]（马克思和恩格斯，195la，339）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来说，任何要素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资本论》中把价值、劳动、资本和利息结合起来的辩证联系只是在世界史上的一个时期中有用。所以，通过揭示这些以及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也展示了它们逐渐显露出来的历史关系的一个要素。而与此相反，马克思写作历史时把所有的发展都看成了他正在论证的各种相互依存的条件的暂时方面。 马克思用辩证法进行叙述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叙述每一个主体都是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进行的；二是叙述每一个主体都是通过探索它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环境中具有的不同形式来进行的。恩格斯在他的《资本论》第3卷《前言》中指出了第一个特点的表现。在这里，恩格斯列举了他在编辑马克思未完成的几卷《资本论》时所遇到的困难[14]（马克思，1959a，3）。例如，马克思实际上在论述消费时，这种叙述方法使得他去论述生产（生产如何影响消费，反之亦然），或分配（同上），或交换（同上）[15]（马克思，1904，274ff）。同样，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资产阶级除了被作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之外，也在关于工厂劳动、国家的作用、市场需求等研究中被加以讨论。只有这样，资产阶级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特征。而且，每当将资产阶级作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发现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对无产阶级、国家、市场等所作的深刻理解。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是，马克思的著作常常显得非常重复。 至于说通过事物发展中的各种不同形式来探究事物，马克思主义中一个突出的例证是价值从它的起源劳动到商品、货币、资本、利润、利息、地租和工资等的形态变化。这是《资本论》的一个简要的，毫无疑问是太简要的轮廓，在这里，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都被当成了本质上是同一事物的另一种形式。通过从不同的，并且是根本不同的角度，把同一事物作为“同样的”提出来。马克思试图反映这样的现实，在这里，所有事物都作为相互关系中的基本要素而被联系起来了。 由于不能马上把一个要素中的所有关系都揭示出来，马克思不得不分阶段地解决一切问题，使用保罗·斯威齐（Pau1Sweczy）所谓的“不断接近”的方法（1964，11）。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斯威齐正确指出的，甚至在任何一本书中，马克思都以非常不完全的方式对【132】待他的材料。因而，他的结论一般都具有暂时的性质，这是由于新的信息和新的角度的采用常常要求对这种结论进行修改和补充（斯威齐，1964，18）。 因此，在叙述时，马克思一般都将他在一个关系中已经理解的部分予以扩大以推进自己的工作，并且，这样做使得那些没有被说明的东西被纳入了已经被说明的部分。鉴于此，马克思的概念在任何特定的场合都仅仅表达了它们能够和可能表达的东西的一部分；而在另外的场合，它们的受众实际上只是马克思自己。只有注意上下文，我们才能跟上马克思——如果我们要跟上他的话，但即便如此，对那些不能理解马克思语言的特殊用法的哲学底蕴的读者来说，跟上他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马克思说，“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16]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按字面含义的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386）。在继续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时，许多人的经历是，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懂得的术语具有了新的、更宽泛的含义。实际上，这或许是某人在理解马克思方面正在取得进步的最确切的标志之一。 除了迫使他做出一些假定以便从一个侧面研究某一个关系外，马克思关于现实的观念还要求他运用一些简略的表达方式，以便指出他所看到的联系而又不必详细地深入地说明它。马克思为达到这种目的而使用的特殊词汇，成了自他那个时代起，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对他的批评的根源。一些主要的术语和词语如下：“反映”、“相应的情况”、“表现”、“证明”、“另一种表现”、“用同样的尺度”、“在它的一个方面”，以及“另一种形式”。显然，这些词语并非都意味着同一事物，但对马克思来说，为了引起人们对他所看到的，表面不同的事物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系的注意，它们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在每一种情况下，所论述的各个要素都被当成了相互的不同方面。 这对理解那些不如此就会使人迷惑的论断来说是惟一的方法。例如以下论断：“价值一般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1951，52），或马克思把货币称为“处在随时可以进行交换的形式上的商品”[17]（1959a，378），或把私有财产称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18]（1959b，83）。这一列举可以延伸得相当长，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中不是表面的而是中心的论题。由于缺乏理解这种“方程式”的关系框架，批评者们一般都沿着因果的思路对其做出了错误的解释，他们在马克思用每一个概念表达马和马车这两种含义的地方，把马同马车分割开来了。〔10〕 也许这些简略的表达方式中最难理解的就是“同一的”（“identical”）这个术语。当马克思断言，“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时，他并非在给出一个空洞的同义反复，而是在引导我们去认识他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随之而来的是这样的解释，即“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133】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9]（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44）。撇开马克思在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之间所看到的联系的特征不谈，显而易见的是，每一方都被说成了另一方的必要条件，并且都被当成了另一方的一个部分。 同样赞成内在关系哲学的英国哲学家F．H．布莱德雷区分了“同一性”（“identity”）和“相似性”（“similarity”），他指出，后者仅适用于那些“至少是仍然部分地没有被区分开来和得到确切说明”的对象（布莱德雷，1920，593）．每当这些对象得到了彻底的分析，也就是说，当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被揭示出来的时候，它们就可以被视为是同一的。〔11〕正如对布莱德雷一样，对马克思来说，同一性就是这样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它们作为相互的必要部分的作用，在理解它们是什么时受到了高度重视。因此，全面说明其中任何一个事物都要求对其他任何一个（或所有）事物做出说明。〔12〕 马克思对同一性的非同一般的见解产生的两个自然的结果是，这在前面已经简略地提及过，他觉得自己能够用同一词语指称成分复杂的各种事物，以及用几个词语指称我们会认为是同一事物的东西。单个术语所表达的不同事物是它所包含的各种关系的各个不同方面。为了展示各种独立领域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有时感到不得不从各种术语的常用领域中将它们借用过来，并用于其他领域。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马克思对它们的内在关系的认识完全超过了他平常达到的水平。有时，在用一个词语描述内在联系的现实的时候，马克思甚至不仅使用同一个词语指称其中每一个主要要素，而且用它指称这些要素的全部。他对“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的颇受误解的使用就是例证。使用一个以上的词语来表示同一事物，也是强调某一特殊联系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被考察的事物被给予了各种不同的名称，以便与不同角度下它们如何表现或起作用相符合。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向我们提供了这两个方面的例证，尽管在早期著作中要更多一些。〔13〕 注释 〔1〕马克思说：“对现实发展的考察，有必要达到事物完全成熟的时候，而且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能‘生产性地消费’（Consumeproductively），即是说‘在理论上（theoretically）消费’。”（转引自鲁贝尔，1950，5） 〔2〕有时马克思将“抽象”与“具体”对立起来，在“具体”那里，整体表现得更为明显（1904，293）。在黑格尔那里可以找到对这两个词语的相似用法，黑格尔认为，陈述一个对象时将其某些方面（对他来说就是“规定”[“determinations”]）搁置一边就是“抽象”；相反，“具体”就是“被置于多种规定之中”的对象（1927，29）。 〔3〕恩格斯指出，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会发生，但要缓慢和零碎得多，因为马克思“独一无二地具有在辩证的运动中把握所有经济范畴的能力，以此把它们的发展阶段与决定其发展的原因联系起来，并在科学的遗迹（monument）中重建整个经济学的大厦，其中每一个部分都相互依存和相互决定”（《回忆录》，未注明出版日期，91）。 〔4〕作为一个对马克思的问题的叙述，它已经充满了解决的方法。通过把【134】这些事物称为“异化”，马克思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关系已经被理解了；“异化”这个词所表达的就是他对这些关系的理解。 〔5〕德文词Wesen在英语中没有确切的等同词。除了“essence”以外，它在不同场合也被翻译为“nature”，“being”，“entily”。总是意味着某种内在联系的“Wesen”能够被翻译成“entity”，这个事实或许可以表明，马克思所赋予社会存在的相互关系的意义在德语中有某种基础，而他的著作的英文版的读者必定忽略了这一点。 〔6〕马克思把人的“生命活动”等同于他的“存在本身”[20]（1959b，75）；在另外的地方，他把“人的本质”叫做“社会关系的总和”[21]（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464）。讲到共产主义，马克思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2]（1959b，106）。 〔7〕关于后一种错误的例证，请见波普1962，107。“本质”与它的同义词，如“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内部的联系”、“内在的运动”…这一列举并不完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的指责。 〔8〕恩格斯采取了稍微不同的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感官使我们接受不同的属性，并说，“说明这些只有用不同的感官才能感受的不同属性，揭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23]（恩格斯1954，309）。 〔9〕马克思曾将自己的状况与巴尔扎克（Ba1zac）《不为人知的杰作》（UnknownMasterpiece）中的英雄的状况进行比较，这位英雄坚持不懈地试图通过绘画和反复触摸，将他用头脑中的眼睛所看到的再现于他的油画之中。 〔10〕例如，约翰·普拉梅纳茨（JohnP1amenatz）写道：“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在财产制度中找到了‘合法的说明’。我不能假装知道‘找到合法的说明’的确切意义。但我认为，以下两个推论是允许的，即财产制度与‘生产关系’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是后者决定前者而不是相反。”（1961，30） 〔11〕毛泽东说，同一性是一个事物中两个要素的关系，其中，每一个要素“在另一个中”找到“其存在的前提”。这里他提供了又一个恰切的理解。 〔12〕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24]（1959b，111）马克思有时给出某种等式却不使用“相同”概念，如他所说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方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25]（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87）。这样做的另一种形式是“资产阶级即资本”[26]（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21）这个事例。 〔13〕我们关于马克思方法中的研究与叙述的要素的说明在第6、8、9和11章中有更加详尽的讨论。 [1]《《马克思恩格斯选错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1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99—1OO页。 [3]《1844年经济学哲学于稿》2000年版，第88页。 [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5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340页。 [6]《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59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003年版，第92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7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9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1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72年版，第]35页。 [12]《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3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43页。 [14]《资本论》第3卷，1975年版，第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6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1971年版，第15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003年版，第441页。 [1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6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8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2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5页。 [2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8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340页。 [2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9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2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78页。
第六章历史的逆向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一个被忽略的特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四步 第六章历史的逆向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中一个被忽略的特征 【115】 一 历史就是关于过去的故事，并且像其他任何故事一样，它在过去开始，并向前发展到观在，成人们所希望的无论离现在有多近的时刻，这就是它发生的方式。这也是人们通常讲述这个故事的顺序。然而，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研究历史的意义，尤其是涉及它的最终结果时，这也是理想的顺序，例如，马克思相信，以现在为角度来研究使现在得以产生的各种条件——换言之，如果我们逆向研究历史的话，我们就能够接近对过去如何发展到现在的最好认识。〔1〕用他的话来说：“实际运动——这里说的是以发达的，从自己开始并以自己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实际运动——是从现有资本出发的。”[1]（1963，513） 这并不是从多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论者那里搜集到的教训。在那些论者看来，最普遍的争论在于解决“经济因素”的本质，以及它被假定的对其余社会的影响，解决历史分期、相对自主性，以及最重要的自由与决定性之间荒谬的并列等问题。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争论各方实际上都是按照历史发生的顺序来考察它的。因此，无论他们将生产力的变化，还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还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还是物质存在的变化作为决定社会顺序中的新发展的因素（并且无论他们在如何强或弱的意义上使用“决定”概念），他们一般都会首先论述使变化得以产生的东西，其次才会论述这些东西所带【116】来的变化。他们是站在前者的角度考察后者，并将后者当作前者的“必然”结果。他们以马克思提出他的结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未注明出版日期，122）——时常用的顺序为基础，错误地认定这也是马克思进行他的研究并要求我们进行研究时的顺序。 马克思研究历史的与众不同的方法，根源于他对黑格尔内在关系哲学的接受，这种哲学是整个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的基础。以这种哲学为基础，马克思所分析的每一种要素都包含着所有与它相互作用的要素，并将相关要素当成了这种要素是什么的一些方面，离开这些要素它自己就既不能产生也不能那样发挥作用。例如，按照这种方法，鉴于劳动与资本之间密切的联系，它们可以被看成相互的方面。正如如果劳动力不能被用以出卖，资本家就不能利用劳动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如果没有资本家的购买，劳动力就不能被出卖或包含在工人无法控制的产品之中。马克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把资本和劳动称为“同一种关系的表现，不过是从这种关系的不同的两极出发而已”[3]。（1971，491）。同样，这种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展开，其真实的历史被认为是与其现在的形式内在相连的。用马克思的话说，事物应该“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4]来加以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57），以便于它们的形成过程，同与它们此时如何表现和发挥作用有关的性质一样，成为它们是什么的一部分。 按照内在关系哲学，每当人们想强调这种不断的相互作用中的一个具体方面或一个暂时部分，而又似乎不否定或贬低它的其他因素时，就会产生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是运用“前提和结果”的观念。与矛盾、形态变化，以及量变与质变一样——尽管没有其中任何一个那样被人们所熟知．——，前提和结果的观念通过使变化和相互作用的一定方面成为更明确的关注焦点，而使马克思能够更加有效地进行研究。具体来说，前提和结果是一种双重运动，处于相互作用中的过程不断发展着，既成为结果，又成为对方结果的制造者。因此，两者都必须被动态地（它是一个成为前提和成为结果的问题）和有机地（每一个过程都只能在另一个过程中和通过另一个过程而发生）加以考察。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和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经常的产物”[5]（1971，492）。事实上，“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前提同时也是它的结果，而它的任何结果同时又表现为前提。因此，生产过程借以运动的一切生产关系既是它的条件，同样也是它的产物。”[6]（1971，507）除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以外，马克思也把外贸、世界巾场、货币以及贵金属的供给同时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结果[7]（1971，253；1957，344）。对我们最为重要的是，把某种东西确立为一个前提，这是通过将它从这样一种状况中抽象出来而发生的，【117】不仅这种东西有助于这种状况的产生，而且它本身——此时被理解为一个结果——就是与这种状况完全相连的一部分。 把前提和结果看作形成过程中的两种运动，并同时把它们看作一种运动的不同方面，这要求：第一，抽象的范围（其中的一切都被包括进来）宽泛得足以将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相互作用包括进来。这样，作为相互的前提和结果，资本和雇佣劳动分别被认为在它们共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包括着另一方；第二，要把这些独立的运动过程——其中资本充当雇佣劳动的前提并同时成为雇佣劳动的结果——融合成单一的运动而又不丧失每一种运动的特性，这只有通过在分析过程中转变观察它们的角度才能够做到。换句话说，要把劳动当作资本的前提，就有必要从业已被当作结果的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劳动，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事物是另一事物的前提，只有当后者已经以某种可认识的形式出现时才能够做到。不仅是我们必须把握结果，以便考察是什么充当了它的前提，而且，正是这种结果的产生本身使主要的、紧密相连的过程，即其现在的条件，转变成了前提。只有当资本呈现为一种结果的形式时，劳动才能呈现为它的前提的形式，因此，一事物成为结果和另一事物成为前提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总是将雇佣劳动作为自己的一个方面囊括进来。所以，以结果形式出现的资本包括着此时同样是以结果形式体现出来的雇佣劳动。正是通过将后一种形式的雇佣劳动作为角度，我们才能看出它的主要前提之一是资本。这里，由于同样的原因，劳动成为结果和资本成为前提也是同时发生的。并且这与上述资本成为结果、劳动成为它的主要前提之一的过程是同时发生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研究现存事物是如何形成的，都是从其现在的形式即结果出发，向后进入其必要的前提的。 由于一个有机系统中的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断的，所以，获得使它们成为互相的前提和结果的性质的过程也是不断的。在它们相互关联的漫长历史中，雇佣劳动既是资本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反之亦然）。然而，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每当把这些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分离出来作为前提的时候，它在范围上都被抽象成了某种比据说是由它引起的结果的发展程度还要低的东西，几乎还不具有它最终在资本主义中所获得的性质。这是每当两个或更多相互作用的过程被再抽象、再组织，以使它们按顺序发生吋出现的情况。因为有机系统中相互作用的过程总是相互依存的，所以，历史地考察它们的关系要求按照它们在共同发展中的不同地位来抽象它们。这种抽象是必要的，如果马克思要弄清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中具体方面的特殊影响，而又避免肤浅的折衷主义和因果【118】主义这两种相反的危险——折衷主义把一切都看得同等重要，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研究；而在因果主义那里，一个主要影响消除了所有其他影响，同时也使它自己的过程不能得到解释一的话。这是马克思建立辩证的非对等性的途径，也是他揭示而不歪曲或许可被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和历史的双重运动的途径。 二 在马克思的多数历史研究中，前提和结果的双重运动占据着中心地位。探询资本主义现在的前提是马克思用来打开过去的钥匙，尽管这钥匙并没有受到高度评价。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导致了马克思特别关注的具体的现在，但它实际上是什么，这只有以它变成了什么为角度才能进行充分的考察和研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8]（1904，300）尽管常常被引用，但这一论述的全部含意，尤其是关于马克思方法的全部含意，却很少得到探讨。它在本质上是指导我们的研究方向的路标，并且它所指的方向是向后的。而且，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研究其概括层次，使其属于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时代（这是马克思多数研究的时间跨度）、阶级历史时期或人类的生存期的过程和关系，而且适用于研究独一无二的事件和事态。 按照这种方法逆向研究历史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接受了一种处于历史末期的原因，一种反向起作用的“动力”，一种目的论。相反，这是一个追寻当前状况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为了使它正好获得这些性质过去必须发生什么的问题，即是说，这是一个追寻什么是它的前提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现在即结果已经知道了什么有助于找到答案。认识了“故事”是如何发生的，并将这种认识当作我们研究的出发点，这既为我们选择研究重点，也为我们选择相关的事物确立了标准。 这种方法也为考察和评价所有被发现的东西提供了一种视域。相反，选择从过去的某一点考察现在，首先就要求对恰好选择这一点作为开始进行证明。在不知道结果或仅仅模糊地知道却未作全面分析的情况下，就没有强制性的理由要从这一点而不从另一点开始。同样，在这种研究的开始选择哪一种现象——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予以强调，只能在历史之外的原则基础上来加以证明，因为可以证明其价值的历史研究还没有进行。同样与【119】这种方法相联系的，是对已经被分离出来作为开始的东西与所发现的其后的东西之间的联系作单向因果解释的倾向。然而，通过从现在的角度考察过去，马克思能够集中于过去最为相关的事物，而不会损害他对贯穿历史的完全的相互作用的坚持。 马克思说，他的方法运用了“考察和推断”[9]（1973，460）。他从研究现存社会出发；然后推断要像它们现在这样表现和发挥作用对于如此复杂的现象来说需要获得什么；接着，他沿着这种推断所指出的方向继续研究。通过这样把考察和推断相结合——不是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马克思能够集中于存在于过去的、被证明是最重要的东西，并说明是为什么，从而避免那种猜测会是什么的室内游戏，这种游戏在历史学家和类似的普通公众中实在太普遍了。由于忽略了在更早阶段存在的事物，马克思通常被误认为否定了人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以及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发展过程的可能性。但只有在马克思以过去某个时间存在的原因为开始，并认为它后来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这种误解才是正确的。与此相反，从一个已经存在的结果出发，马克思关注的是揭示什么在事实上决定了这个结果，那些事物本身将什么转变成了它的必要前提。这是既成事实的必要性，并且只有通过回溯才能被理解。逆向进入过去进行认识的必要性，与从过去出发沿既定道路进入未来的必要性相比，是完全不同的顺序。 在逆向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马克思将以下两种前提作了重要的区分：其一，前提本身完全就是结果，尽管它们自己的结果的早期形式现在已经作为前提在起作用；其二，前提至少具有一些来自前社会形态的特征。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什么与资本主义最初的产生要求什么相比所具有的不同。就后者而言，一个前提是，城镇出现了大量愿意也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成为无产者的人。封建社会末期大量离开土地的农奴满足了这个条件，这主要是由当时最典型的各种圈地行为造成的。同样，资本主义为了实现所要求的财富积累只能通过劳动剥削以外的途径获得，因为只有资本本身才能使劳动剥削成为可能。一旦出现剥削，尽管是如此微不足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积累财富，以这种方式再生产自己主要的前提之一。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生成、产生的条件和前提恰恰预示着，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在生成；因此，这些条件和前提在现实的资本存在时就消失了，在资本本身从自己的现实性出发而创造出自己的实现条件时就消失了。”[10]（1973，459） 使向资本主义的新的转变成为可能的封建主义中的发展本身，当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联系的方面，但在随后发生的事情中，它们却失去了其地位或作用。马克思把这些发展称为“被扬弃的前提”[11]。（1973，461）对资本主义的创造而言，它们是必要的，但【120】一旦资本主义产生了，就没有必要再创造它们。通过研究它的前提与结果来逆向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就自然会达到这一系统的起源。马克思说：“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12]（1973，460）在这个点上，为了探索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被扬弃的封建主义中的前提取代了特殊的资本主义的前提和结果而成了主要的研究对象。指导研究的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此时在它的最早阶段上被加以考察——要求的是什么，并且进行研究的方向仍然与以前一样：逆向。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很少将封建主义看作仅仅是与资本主义并列的另一种生产方式。因此，封建主义在其发展顶点时所具有的最具特色的结构几乎没有被注意到。同样，封建主义也很少被当作创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被加以研究——因此，前者内部的动力也相对地被忽略了。相反，封建主义几乎总是作为一种可以在其中找到资本主义最初起源的社会形态而进入马克思的著作的。马克思说：“当资本——不是某种特定的资本，而是一般资本——刚一开始形成，它的形成过程就是在它之前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解体过程和这一生产方式瓦解的产物。”[13]（1971，491）封建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部分而被研究的。因此，最使马克思感兴趣的是封建主义解体得以发生的具体方式，因为他可以借此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前提。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因为资本主义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那里去。它们都是前资本主义的，并主要因为这一点而使马克思感兴趣。所以，从资本主义出发向后经过它的前提而进入封建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时候，没有权利将这三个阶段看成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的发展模式，而在它们被以相反的顺序加以研究时这种情况就发生得太平常了。这是从现在出发逆向研究得出的必然性，与从过去的某一点开始正向研究得出的必然性之间差别的又一个例证。尽管流传甚广，但那种被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理论”的东西，只不过是把马克思的方法头足倒置的另一个不幸的结果而已。总之，以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什么为出发点向后考察它以什么为前提，这种方法使马克思能够在错综复杂的过去中集中于那些不这样做就会被忽略或轻视的特征，正如它可以增进马克思对所发现的东西的理解一样——最重要的是，他将垂死制度的最后时刻转化成了新制度的产生时刻。 当然，马克思同样能够从前提的角度来研究前提与结果的关系，从过去开始向前进行考察；在这种情况下，将其称为“原因”（或“条件”）和“结果”更为准确。而且，马克思在阐述他的结论时，尤其是在更加通俗的著作中，如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904），【121】偶尔也会采用这种顺序（和这些术语）。使原因与结果成为一种组织研究工作的方法，其中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是，在我们得到结果之前很难知道什么构成了原因，或者——一旦我们确定了原因是什么——又很难知道原因来自何处，或者——确定了原因的来源——又很难知道在它本身的发展中哪里是引发我们开始研究的原因。因此，那种复杂的相互作用——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此时依次在作为原因而起作用的结果使原因得以形成，并足以完成它的任务——就容易被忽略或曲解，甚至在将原因与结果看成内在相连的地方——正如在马克思那里一样——也是如此。如果说马克思仍然在使用“原因与结果”（或在“原因”的意义上使用“条件”、“决定”、“创造”）的公式，那么，这通常只是为了叙述的目的，而将一个结论中的一些特别部分显示出来的简略的表达方式和最初的接近，而这个结论中的根本联系已经通过把它们作为前提和结果的研究被揭示出来了。 多数马克思的读者，由于不能跟上马克思进行抽象的实践而缺乏内在联系的观念，缺乏对研究与叙述的往往相互冲突的要求的有效理解，都迫使马克思关于前提和结果的论述进入了因果框架。资本主义的内容被分成了原因（或条件，一般被理解为脆弱的或粗略的原因）与结果，这使前者从真正的原因中分离出来，并作为某种不能改变甚至不能被严肃质疑的东西而表现为非历史的，可能是自然的东西。因此，在马克思把人作为社会的产物提出来时，人用来创造社会的多重方式，即使没有被完全遗漏，也被曲解了；另一方面，与此相反，那些强调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的创造者的论断的人，一般都遗漏了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的产物的论断所蕴涵的意义的全部影响。然而，对马克思来说，“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14]（1971，491）由于不能承受这种辩证的张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充满了对马克思著作中这个论述及其他相似论述进行因果解释而造成的片面化的歪曲。 三 主导马克思研究过去的前提与结果的双重运动，同样在马克思对未来的研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内在关系哲学中，未来是现在的一个基本时期。它不仅是现在变成的东西，而且无论未来发生的是什么都作为潜在存在于现在之中，存在于现在的所有形式之中。与马克思关于现在的更充分的研究回溯到了它的起源里一样，它也向前延伸到了它的可能的和有希望的结果之中。对马克思来说，任何不足都会损害我们对现在是什么的理解，以及我们使之符合我们的目的的能力。葛兰西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人是什么”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于人能够成为什么的问题（1971，【122】351）。不管研究对象是个人、一套社会机构，还是整个社会，对潜在东西的揭示在马克思的研究中都占有优先的地位。但如何把未来当作现在的一个部分来从事对未来的研究呢？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把过去当作现在的“被扬弃的前提”来研究，“同样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一个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15]（1973，461）无论是研究过去还是研究未来，它主要是一个向后看的问题，从包含它们的形式中获得前提。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将这种方法应用到了被理解为现在的前提的过去，但他如何能够把现在当作尚未发生的未来的前提来理解呢？是未来的意义使他得以回头把现在看成未来的前提的吗？ 似乎主要有两个答案。第一。特别是关于短期的未来（就在前面，还在资本主义中）和中期的未来（以社会主义革命为表现），所期待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将现存的趋势（规律）和矛盾向前扩展而推断出来。角度是现在，但这里的现在在范围上已经被抽象得包括了直接的过去所出现的错综复杂和逐渐增多的各种强大的影响。关于短期的未来，马克思通常给他在世界上看到的过程抽象了足够大的时间范围，足以把它们即将形成的东西包括进来成为它们是什么的一部分，甚至用与它们将要到达但却尚未到达的地方相联系的名称，来指称那里的整个旅程。按照这种方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生产或即将生产商品的劳动都叫“雇佣劳动”；即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叫“资本”；即将破产的小商人和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都被叫做“无产阶级”等等[16]（1963，409—410及396，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16）。马克思通常用诸如“从它自身来说”（“initself”）、“从它的目的来说”（“initsintention”）、“从它的使命来说”（“initsdestiny”）、“从本质上来说”（“inessence”）和“潜在地”（“potcntially”）等词组来表示他在命名实践中的未来主义倾向。 关于中期的未来，即不是在一个或几个过程中，而是在它们所属的整个社会形态中发生质变的时期，马克思主要的出发点是他研究资本主义时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矛盾。他说：“但是，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17]（1971，84）马克思相信，“即使粗略地看”，资本主义不能更长久地存在下去【123】的事实也是清楚的。所有我们必须认识的是，它建立于并要求一种社会基础——最主要的是不断增长的社会产品的私人占有——而这种基础不能承受它的不断增加的重量。 以这种方式向前扩展资本主义的重要矛盾，就会涉及处于独特的相互作用之中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涉及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马克思从不怀疑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正如他马上补充的，“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马克思和恩格斯，1951a，225）。马克思自己的多数工作都致力于为资本主义时代揭示这些环境，但他总是把这些环境与它们如何影响，或可能如何影响活动于其中的阶级（对人的相关抽象）联系起来。为了回应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压力以及他们自己社会化的结果，这些阶级都更加倾向于像他们表现的那样在他们可以选择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和行动。但是，所有属于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那些主要决定人们如何行动的环境都在发生着变化。通过把这些变化向前扩展，并将它们提供的有限选择组织成矛盾，马克思能够预见到，总有一个时间，这时阶级斗争的复兴将会使资本主义时代走向终结。但这些不断展现和错综复杂的趋势和矛盾的任何一个中，都没有任何东西使马克思能够完全准确地预见到将会发生什么，尤其不能完全准确地预见到它将在什么时候和如何发生。被这样思考的未来不可能像智力玩具的零部件那样被整齐地组合起来，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结果，其中每一种结果都只不过是一种高度的可能。这就是产生于现在内部的未来的辩证形式，“决定”的意义包含在“潜在”的观念之中。 马克思构建从那里回望现在的未来的第二个主要方法，尽管不是惟一但主要应用于长期的未来，或他相信将随着革命而到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当马克思在研究存在于过去的现在的前提时，他关注的焦点是现在的资本主义特征，以及它在前资本主义的过去中的起源。与我们那些带有人类状况的性质不同，那些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产生的性质可望发生剧烈的变化，甚至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完全消失。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已经被断定为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结果，而现在则可以被断定为它将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的历史前提。我们只不过是把所发现的这些现在的形式与它们真实的过去的关系，替换成了它们与其可能的未来之间的一系列同样的关系，只是现在的地位及其相应的作用颠倒了而已。其要点是，如果与资本主义有关的生活方式属于所有具有历史前提的事物的序列——即是说，如果它们出现在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那么，它们也就能够充当随后发生的事物的前提。并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马克思来说，恰恰就是将它们揭示为这种事物（作为结果）的分析，“同时”将它们揭示成了另一种事物（作为前提），并在此过程中给了我们“未来的先兆”。 通过抽象出资本主义的历史的具体的条件（把被证明是历史结【124】果的事物当作前提），同时把现存的趋势与矛盾向前扩展，并用社会主义政府治理下将会产生的标准和优先选择对这些变化进行充分的考虑，马克思建构了他的长期的未来观。例如，我们了解到，“如果工人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他们能够为自己而生产，他们就会很快地，并且不费很大力量地把资本提到（用庸俗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水平。”这里，“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来为自己生产财富。当然这里要以资本主义生产一般说来已把劳动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发生这一革命的必要高度为前提。”[19]（1963，580）马克思首先排除了使工人成为创造剩余价值（它本身也是此前历史的结果）的工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的具体的条件，然后设想，一旦这些生产资料被工人自己占有，他们将能够利用它们来做什么。马克思从现在的角度构建了社会主义未来的某些部分，然后，他从这个未来的角度向后审视现在，以便详细说明它的重要的前提之一，即高度发达的生产力。 在把现在的趋势和矛盾扩展到未来（无论短期、中期，还是长期）的过程中，最终的结果都被看成了其核心部分处于现在之中的一个结果的进一步扩展。然而，随着将角度转移到未来，未来成了结果，而现在则与此前被分离出来作为它自己的前提的事物一起成了未来的扩展的前提的一部分。由于自己的地位由结果变成了前提，现在向我们预示未来的方式也改变了。作为结果，现在的形式被用作把构成它自己真实历史的趋势和矛盾进行扩展的基础，而当马克思把现在及其起源一起当作未来的前提进行考察时，他可以用现在来帮助澄清未来，恰如他用过去来帮助澄清现在一样。站在资本主义角度，把此前的条件当作资本主义的前提进行考察，马克思不仅能够认识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现在，而且能够更充分地认识作为这些前提本身随后的发展和变化的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是，这是一种方法，通过它，我们能将被证明是我们历史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分离出来，并且可以将其适当地加以改变后作为基本特征嵌入被辩证地组织过的现在之中。 同样，我们关于未来的观念获得了更加清楚的界定，达到了把现在社会的重要因素当作它的前提的程度。为了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东西而选择相关问题和研究重点的标准也受到了影响。自然，【125】这种方法严格地限制着马克思对未来所能提供的细节的数量。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建构他们的未来社会时所运用的自由驰骋的想象，马克思从来没有割断把未来与它的过去联系起来，并因此与各种可能性以及这一过去的内在的主要趋势联系起来的内在关系。马克思没有为未来描绘详细的蓝图，看来是因为他的方法不允许他有任何这样的蓝图。〔2〕 上述结论值得重述如下：马克思首先从现在的角度考察过去（从结果到前提）。然后，他仍然从现在的角度，但这时的现在已经包括了被揭示出来的它与过去的联系，把这种现在扩展到了未来的某个阶段（从结果的一个部分到另一个部分）。最后，他以未来中已经被确立的东西为角度，把现在及其与过去的联系一起进行考察（从结果到前提）。如果不把未来视为现在的一种发展，马克思就不可能构建未来的任何一个部分。除非首先把现在构建成一种从它的过去产生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系统，否则它就不可能显示出任何发展。并且，如果马克思没有走最后那一步，即从未来的角度向后考察现在，那么，他的著作中的未来就不会出现，即使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也不会。似非而是的是，也正是这最后的一步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在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成为前提与结果的相互作用的一部分，这种做法的主要影响是，它使马克思为了研究的目的，既能够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运动上，又能够做到既不忽略也不贬低它的有机的运动。马克思此时可以以这样的方式集中于现在，即尽可能地缓和把它同真实的过去联系起来的变化（已经发生），以及把它同可能的未来联系起来的变化（正在发生），从而集中于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影响，同时坚持使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相应特征的相互作用。 而且，从它的尚未实现的潜在的角度考察现在，给我们的资本主义现在赋予了手段的价值。鉴于已经达到的认识，我们对于正在向着某个地方前进以及目前一历史过程中的某处——正在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打造基础的事实有了新的认识和高度的敏感。于是，这种方案以及作为它的一部分的我们的目的，就在我们的意识和阶级的意识里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并对我们的行为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以未来为取向的，对现在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有重大意义了，正如同一个研究所表明的这种未来越来越变成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一样。〔3〕 注释 【126】〔1〕这一章着重使用了第五章所论述的三种抽象模式，尤其是选择角度的模式。对马克思运用抽象来研究历史的方法理解有困难的，可以通过重新阅读上面论述抽象的相关内容以获得帮助。 〔2〕尽管如此，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将是什么样的论述仍然大量地散见于他的著作中。从这些论述引发的对生活方式的重建，请见奧尔曼，1979，48—98。 〔3〕关于马克思如何在现在中研究未来的更为详细的说明，见本书第九章以及我即将出版的著作《共产主义：我们的，而不是他们的》。 [1]《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58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42页。 [3]《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4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76页。 [5]《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46页。 [6]《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64页。 [7]《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278、527页；《资本论》第2卷，1975年版，第38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2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45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451—45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45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452—453页。 [13]《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45页。 [14]《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4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453页。 [16]《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44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80页。 [17]《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86—8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85页。 [19]《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661页。
第四章对内在关系哲学的辩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四章对内在关系哲学的辩护 一 在我的解释中，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借用毛泽东的说法—“靠两条腿站立”：内在关系哲学和抽象。在进一步探究马克思的后一种用法之前，把针对内在关系哲学的一些主要批评做一个简要概述应该是很有好处的。也许最常见的批评与按照这种观点识别个体（有人断言这是不可能的）存在的困难有关。换句话说，我们如何辨别——包括向其他人指出来并使其接受——这些关系正好构成了一把椅子、一个人或任何其他个体？这实际上是第三章中提到的个性化问题的一个翻版。 提出了这种批评的斯图亚特·汉普希尔（StuartHampshire）承认有许多分解现实的可能的方式，但他说，可传达性的要求使我们必须总是把现实看成是被分解了的或多或少的独特部分。按照他的观点，“我们不可避免地必须把现实看作是由各种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持久事物所构成的"，因为肯定存在“一种术语，它表达时具有说明'这是某某’的作用”（1959，17）。对他来说，在事物和它的特性之间做出绝对区分必然具有可能性。被认为是事物的东西充当着参照点，尽管它的属性以及观察者的角度都在发生着变化，但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它自己始终保持不变，违反这条规则，把每个事物看成是它的性质的总和并把每种性质看成是潜在的事物，由此遭到的惩罚就是人们简直不能理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在说什么。〔1〕 这一观点得到了彼得·斯特劳森（PeterStrawson）的间接支持，他声称，我们能成功识别个体，只是因为这些个体是它们实际上存在于其中的形式。如果说汉普希尔拒绝支持根据关系观来识别【52】个体的可能性是以需要传达的东西为依据的，那么，斯特劳森——他没有低估这个方法—站到反对同一敌人的立场上是以关于现实的常识为依据的。在《个体》这部著作的开头和结尾，他断言，人们相信世界是由个别事物（客观的个体）构成的，并把寻找根据来支持这种观点看作是他自己的任务（1965，15和247）。斯特劳森的著作中没有一章是专门论述感觉的，这表明了他愿意遵循关于个体存在的常识判断的程度。从本质上讲，他把自己局限在解释为什么基本个体必须是物体的范围之内。 如果正如斯特劳森所相信的，物体有一个作为事物的前概念的存在，那我们如何认识它们呢？对斯特劳森而言，如果关于任何事物的单一的个性化事实，某种只是对它来说才是真实的而对其他任何事物来说都是不真实的东西被认识了的话，那么认识这个事物的正式条件就具备了（1965，23和25）。然而，他随后又承认，每一个可能的个性化事实都把“有关的个体……与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占据了一部分的、关于个体的知识的统一框架中的其他项目”联系起来了（1965，26—28）。指出下面这点并不是多余的，即为汉普希尔起到“这是某某”作用的术语，在这里被描绘成是通过使讨论中的事物处于其他事物之中，简单地说，是通过作为一种被伪装的关系而运作，来发挥它的作用的。它如何能够是另外的东西？事物如何能够独自地被理解？甚至于说“它是什么”会有什么意义？形状、颜色、作用等等——我们通过它们来认识任何事物的所有性质——只能在它们与其他相同或相反性质的现实关系中才能被理解（1965，44—45）。〔2〕 汉普希尔与斯特劳森提出的反对实际上是两种类型的，并要求不同的回答。后者认为以关系观为基础的识别不能发生，因为在真实的实践中识别涉及对个体的运用。但他随后又给这些个体赋予了“可识别性依赖”。然而，一旦承认真正使这种个体个性化的是它与其他事物的独特关系，那么把它的关系看成是处于事物自身内部，就不再有“事实的”障碍。甚至可以认为，一种关于以狄慈根的方式令人满意地说明了个性化的抽象方法的分析，使人倾向于采用这种关系观。无论如何，如下事实，即斯特劳森（很少或没有进行真正的经验研究）发现处于跟他一样的文明背景中的人们认为现实被划分成了基本的物体，根本不能证明这是它能够被思考的惟一方式。他们的牛津同事A.J.艾耶尔（A.J.Ayer）提出了同样的不满意见，他指责斯特劳森与汉普希尔都是“先验的人类学，它假定我们自己的概念系统的一定基本特征是作为思想的现代相等物的语言所必不可少的”（1964，33）。〔3〕 再说一次，必须强调，内在关系哲学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要攻击它的事实基础，人们将不得不表明性质的或被【53】当作事物的东西的明显的相互依存是虚假的，当然没有人尝试去做这样的事。于是，问题就是——在常识与关系观之间——我们采用哪一种？如果类比有所帮助的话——我们是把瓶子看成半空还是半满？没有一个答案是错误的；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含义。在进行这种选择方面，有价值或应该有价值的主要标准是每一种方法在解决和/或避免问题方面的效用。这是用来判断马克思的关系观的惟一公正的标准，但作为一个标准，直到这种观念已经被“投人使用”时它才是有用的。 二 目前，我所关心的是内在关系哲学引起的严重问题，例如，一些现代思想家否认他人确实持有这种内在关系哲学（而与此同时又常常因其持有它而攻击他们）。这里，汉普希尔的反对占有中心地位，因为如果关系观真的使一个人不可能把他或她头脑中的信息传达给其他某个人，那么我们的确就没必要再说什么了。然而，汉普希尔的批评有什么重要地位——它的把握何在？如果依据事物的关系来思考事物有可能的话，那么，按这种方法思考的那些内容能否得以传达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而且，既然人们开始时可能仅仅根据一种“先验的人类学”来否认这种可能性，那么汉普希尔的论断就需要用经验来检验。因此，马克思的关系观能否得以表达不是我此时要说的问题；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们表达出来。以后，其他人将会告诉我，我是否取得了成功以及——只有那时一—是否可能取得成功。〔4〕 上述说法需要一个重要条件：任何利用另外一个概念框架的标准来检验关系观的可行性的尝试，都一定会对一般的结果感到满意。例如，一旦假定马克思的概念系统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么，正如艾耶尔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对于马克思没有完全成功地表达我们所塑造的那些事实的批评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根据艾耶尔的观点，“一种语言所做的事有赖于它的绝对结构，以至于在这方面没有一种与我们自己的语言根本不同的语言能够确切地做同样的事。”（1964，34）因此，对马克思不能表达个体的指责本身是不能在关系观的基础上被表达的。按照汉普希尔的理解，在关系观中，“个体”是不存在的，同一性”常常被用来表示许多人将会认为是根本不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请见第3章）。 马克思能在即便存在观念上的这种差别的情况下传达他想说的东西吗？艾耶尔认为，一种在结构上与我们自己的语言不同——并且不能确切地做同样的事——的语言仍然可以表达“实质上相同的【54】信息”（1964，34）。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必须用来评价马克思在传达方面的成功的，就正是这种宽宏大量的标准。在这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因坚持内在关系哲学而遭到过严厉谴责的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和黑格尔都或多或少尽力传达过他们的观点。那么——仅举最明显的例子——某些现代思想家还能怎样因持有这些观点面批评他们呢？ 就马克思的情况而言，被当作“实质上相同的信息”的可以被分为两个领域：其一，当他论述人、工作、工厂、政府等等的时候，我们了解他吗？其二，我们知道他在这些情况下表达的所有意思吗？即是说，我们理解他想要用他的概念所表达的一切吗？如果说，即使不管马克思的关系观，我们一般还是能够知道他正在谈论什么，那是因为——正如狄慈根所说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是从他们共同的感官印象的世界中把同种事物概念化的，无论那些事物当时被看作个体还是关系，每个个人有兴趣传达的基本信息（基本的感官印象）都是相同的。因此，马克思的任何观念的主要特征或核心关系，都与其他使用相同术语的人当作个体事物的东西具有或多或少的一致性。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真正的问题是马克思是否成功传达了其关系观使他能够添加到这些核心观念之上的那些附加特征。如果说在理解马克思方面有任何困难的话，这不是一个了解他什么时候在谈论资本的问题，而是理解他在每个场合都给了它一个角色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借助大家所分享的核心观念，“资本”表达着与汉普希尔，甚至是（极其可能）读者的具有相同名称的概念所表达的“实质上相同的信息”，但马克思想要他的概念表达比这更多的东西。而且，再说一次，马克思是否成功地使这种附加的含义被人理解了，只能在最后的分析中由我们是否成功地理解了他来判断。 三 还有另一个针对内在关系哲学的主要反对，它与人们认为实际上不可能在整体的每个部分中来思考整体有关。艾耶尔——此时作为反对者出现——完全嘲笑莱布尼兹关于任何具体个人的真实陈述都包含着人类历史的整体的观点（1964，32）。至于马克思的著作，一些看到了马克思的在部分之中考察整体的能力的批评者，如海因里希·波皮茨（HeinrichPopitz），把他们的发现当成了根据该事实的一种批评（波皮茨，1953，113）。而在另一方，达到卢卡奇和萨特那种高度的思想家，认识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一方面并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力量之一（卢卡奇，1971，170；萨特，1963，27—28）。这次争论的双方谈论的是同一件事情吗？ 我们关于“整体”和“部分”的常识来自于这样一种世界观，其中【55】整体（任何整体）是其部分的总和，而部分本身仅仅是被叠加在一起（一种外在关系）的、相互独立的和截然不同的要素。我们认识整体的方式及其实际类比是那种空间性的方式和类比，它是一个封闭的圆圈。但整体包含在其每个部分之中的论断没有利用这些日常的语言观念，因为它不能冒胡说八道的危险。这实际上与上面所涉及的是相同的问题，那时汉普希尔挑衅那些赞成内在关系哲学的人去识别个体，在那里，“同一性”和“个体”对他们表达的意义与对汉普希尔表达的都是不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部分”的是一种关系的结构，是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一个要素，它与其他结构相同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被清楚地保持在观点之中；而且，“整体”正是这种相互依存，它可以为了特定目的而在它的任何部分内部被概念化。不需要关于个体的严格的知识。不会侵犯任何概念的界限。世界没有被迫成为一个鼠洞式的孔。只不过是，在这种哲学的基础上，获得了使人们能够以这种方式谈论正在发生的事的“部分”和“整体”概念。显然，为了理解正在被说明的东西，人们必须首先理解创造了用于说明它的概念的关系观。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困难仍然存在，因为，当只知道部分，而不知道从定义上讲既包括过去也包括未来的整体的时候，怎么可能在这样一个整体的部分中来思考这个整体呢？但是，一旦承认我们这里正在研究的是不同的整体和部分观，那么，人们就应该准备承认，其中在后者中考察前者的观念也可能是独特的。只有用一个被概括为独立部分的总和的整体（如一个封闭的圆圈），即是说，只有在常识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涉及某种在整体上已经完成并基本可知的东西。然而，正如一直以来普遍的相互依存所表明的，关系观基础上的整体——与这一点可能听起来一样是不同寻常的——永远不可能完成，而且在我所概述的这种传统中，没有一位思想家假装知道所有的细节。 这种条件没有限制黑格尔、马克思、狄慈根以及其他人，他们仍然能够将其关于整体的确切认识看成是关联地包含在暂时被当作独特要素的任何部分之中。他们确实知道的不仅包括他们观察到的具体的相互作用，而且包括这种现象所引起的变化和发展的范式。当它们被作为可能性、潜在、概然性或确定性（取决于作者和“事实”）而延伸到未来时，这些方式变成了在所考察的部分中被思考的、没有经验的整体的因素。正如马尔库塞先前在我们的文章中指出的，马克思用来论述资本主义的主要概念，正是以这种方式已【56】经包含了他关于共产主义的某些观点。一些赞成内在关系哲学的思想家，如黑格尔，使这种必然，包括他们不知道的因素的整体，在他们的体系中起主要作用。其他一些，如马克思，却不是这样。然而，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整体是不完整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部分（任何部分）也是不可知的。 在结束时，我想强调，我根本没有心存幻想，认为这些简短的评论已经成功地捍卫了内在关系哲学，使其免受它的许多敌对批评家的伤害。然而，我在这里的目标，与其说是要使人接受马克思的关系观，不如说是要使人严肃地对待它。如果在这种讨论的过程中，我引起了对那些所谓这一观点不值得学术关注的批评的正确和适当的怀疑，我将会认为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如果它进一步导致了对这种哲学的比我所能进行的更为彻底的研究，我将会认为我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注释 〔1〕按照汉普希尔的观点，不服从可传达性的要求造成的结果是没有任何识别事物的方法，也没有认识它的方法，也没有指出什么使它成其为它的方法，也没有反驳它出现于其中的论断的方法，也没有研究它的历史的方法，也没有区分真理与谬误的方法（1959，18ff）。 〔2〕斯特劳森依靠内在关系来支持其反对这种关系的存在的论断，这种依赖的程度还体现在他对“复杂的”和“简单的”个体的讨论中。 〔3〕艾耶尔继续说：“因此，有可能认为存在一种不承认个别与一般之间的区别的语言；或者物质对象在任何与我们自己的可堪比拟的论述体系中都必然是主要的个体。”（1964，33）这是对我们根据自己对语言的使用来先验地假定情况必须如何从而不接受语言的新用法的一个有益的警告。 〔4〕对处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中的思想家在努力应对马克思的认识论方面所具有的困难的有益说明，请见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的《马克思主义与经验主义》（1966，233ff）。经验主义者主张，知识是由外部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构成的，并且这些印象的形式对所有人来说都必然是相同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完全是建立在这些印象，这些来源于感觉的观念之上的。因此，观察世界的不同方式被认为可简化为作为每种方式基本因素的感觉要素。但如果概念化发生在感觉之时，那么，不同世界观被分解而成的要素就不会是相当的。如认为它们是相当的，就会使人难以承认马克思——与我们多数人不同——实际上是在感觉基础上把现实世界的每个因素当作一个关系来思考的。
第五章对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方法中的抽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三步 第五章对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方法中的抽象 【59】 问题：如何充分认识变化和相互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中，还有哪一部分比他的辩证方法遭到的攻击更多吗？我所考虑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而且有对这两者都友好的学者。把辩证法称为“通过欺骗调和对立面的艺术”的不是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化身乔治·索雷尔（GeorgeSorel）（1953，171），以及在阅读《资本论》时反对“‘黑格尔’的鼻子”不停地在她与李嘉图之间进行干扰的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Robinson）（1953，23）。但或许较为典型的抱怨是由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James）提出的，他把阅读黑格尔——说是马克思也无妨——的辩证法比喻成被吸入了漩涡（1978，174）。 然而，其他思想家已经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视为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而且卢卡奇甚至断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依赖于对马克思的方法的坚持（1971，1）。尽管卢卡奇为了说服别人赞成自己的论点也许在夸大其词，但是——在我看来——这也不过分。对辩证法的意义和价值的如此普遍的不赞成，原因有很多，但突出的是，对它的主体的性质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换句话说，辩证法是干什么的？它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它们为什么重要？除非对它的基本任务拥有更多的如果不是一致的也是清楚的认识，否则，关于辩证法的论述就只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这里是我们必须开始之处。 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剥除这个或那个辩证学家附加的所有限定条件以后，辩证法的主体就是变化——一切变化和相互作用——一切性质和程度的相互作用，这并不是要说，辩证的思想家认识到了变化和相互作用的存在，而非辩证的思想家则没有。那种【60】看法是愚蠢的。每个人都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以某种方式和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并且对于相互作用来说，这同样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地思考它们，如何将它们捕获到思想之中，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如何思考变化和相互作用，以便不忽略或歪曲我们至少以一般方式知道的存在着的真实的变化和相互作用（这也暗示着我们怎样研究它们，以及怎样将我们的发现传达给其他人）？这是辩证法提出的关键问题，也是所有辩证法都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正是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才转向了抽象。 答案在于抽象 在他关于这个问期的最明确的论述中，马克思指出，他的方法从“现实的具体”（将其自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出发，经过“抽象”（将这个整体分解成我们用来思考它的精神要素的思维活动）到达”精神上的具体”[1]（在头脑中被重构并且于当下被理解了的整体）。（1904，293—294）。现实的具体就是我们居于其中的、具有所有复杂性的世界。精神上的具体就是马克思在已经开始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对那个世界的重构。通向理解的极好之路，据说是通过抽象方法从现实的具体走向精神上的具体。 在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赋予抽象的作用就是对以下事实的完全认识：所有关于现实的思考都是从将其分解为可控制的要素开始的。存在的现实可以是一个整体，但为了被思考和传达，它必须被分解。我们的头脑与我们的肚子一样不能一口气吞下这个世界整体。所以，每个人，而且不只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通过区分一定的属性、关注它们并以适当的方式组织它们来开始完成试图理解他或她周围的环境这个任务的。“抽象”来自于拉丁文“abstraherc”，它的意思是“从……中抽出”。实际上，一个部分已经被从整体中抽出或取出并且暂时被认为是独立的。 我们只能“看到”一些位于我们面前的东西，只能“听到”一部分在我们附近的声音，只能“感觉”一小部分我们身体所接触的东西等等，我们通过其余感官得到的也都是如此。在每一种情况下，都确立了一个中心并在我们的感觉中确立了一种把有关的东西同无关的东西区分开来的界限。应该清楚，“你看了什么？”（什么吸引了你的眼睛？）是与“你实际上看到了什么？”（什么进入了你的视线？）不同的一个问题。同样，在思考任何对象的过程中，我们都只关注它的一些性质和关系。许多能够被包括进来的东西——它们可能在事实上被纳入了另一个人的观点或思想，并且可能在另外的场合被纳入我们自己的观点或思想——都被遗漏了。确定这种界限的精神活动，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尽管它通常是二者的混合物——就是抽象过程。 在回应包括物质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经验的混合影响，以及个【61】人愿望、团体利益和其他社会制约的过程中，是抽象过程确立了我们与之相互作用的对象的特性。在确立界限的过程中，在决定就到这里为止而不再向前的过程中，抽象过程使某物成为同一类的一个（或两个，或更多），并让我们知道那一类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有了这一关于要素的决定，我们也变得专心致志于它们之间的一系列具体的关系——我们已经将其纳入每个要素的性质并使之成为可能甚至必要的关系——一个将它们分类的记录和一种解释它们的方式。 例如，在听一场音乐会时，我们通常是集中于一种单一的乐器或连续的主旋律，然后再将注意力转移到别处。每当这时，整个音乐都改变了，新的范式出现了，每个音都具有了不同的价值。我们如何理解音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如何抽象它所决定的。这同样适用于我们在观看戏剧时所注意的东西，无论注意的是一个人、一群人，还是舞台的一部分。戏剧的意义以及为研究或检验这种意义所需要的更多的东西都会随着每个新的抽象而改变，通常是显著的改变。这样，我们如何抽象文学，把界限划到哪里，也决定着什么作品以及每个作品的什么部分将会被研究、用什么方法研究、涉及其他什么问题、按什么顺序、甚至由谁操作。例如，把文学抽象为包括其观众的文学，则会导致一种文学社会学；而文学抽象如果只包括形式而排除了其他一切的话，则会产生各种结构性的方法论；等等。 从至此所作的说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抽象”本身就是一个抽象。我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中抽象了它，这种方法又依次是从他的博大的理论中抽象出来的，而他的理论又依次是从他的生活和工作中抽象出来的。我们将其作为“抽象”而集中起来并予以关注的精神活动，时常同感觉、概念、定义、记忆、理想、推论，甚至思考的方法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抽象方法给许多人的印象既是陌生的同时又是熟悉的，这并不奇怪。这些较为熟悉的方法中的每一个都是通过分离、集中和强调它们所接触的现实的某些方面来部分地发挥作用的。在“抽象”中，我们只是将这些其他方法的一定的共同特征分离出来，加以集中并予以强调。按这种方式抽象“抽象”，既不容易也不明显，因此，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做这件事。结果，尽管每个人都在抽象，但必然只有少数人如此地了解它。以下事实强化了这种哲学上的贫困，即多数人都是懒惰的抽象者，他们简单地而且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认为是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的精神要素。 在理解“抽象”方面，更为复杂的问题是由马克思在四种尽管密切相关、却又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事实所引起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指把世界分解为我们用来思考它的精神结构的精神活动，这是我们一直在描述的过程。第二，指这个过程的结果，即现【62】实被分成的实际部分。即是说，对马克思来说，就像对在他之前的黑格尔一样，“抽象”既作动词也作名词，名词指动词所形成的东西。在这些意义上，可以说，每个人都在抽象（动词）并用抽象（名词）思考。但马克思还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抽象”，在这里，“抽象”指的是特别不恰当的精神性建构。不管是因为它们太狭窄、包括的内容太少、太过排他地注重表面现象，还是因为它们在其他方面构成得不好，这些结构都使它们的主体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在第三种意义上来理解，抽象是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是在异化社会中生活和工作不可避免的观念的结果。例如，“自由”就被说成了这样一种抽象，指每当我们不考虑现实的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不考虑生存条件”[2]时的状态（马克思，1973，164）。如果把使自由成为可能（或不可能）的条件——包括可利用的现实事物、货币的作用、进行选择的人的社会化等等——从“自由”的意义中去掉的话，剩下的就是一种仅能歪曲和打乱甚至是它意图表现的那部分现实的观念。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许多批评都使用了“抽象”的这种意义。 最后，马克思在第四种更为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抽象”这个术语，在这里，它指为多数上述意识形态的抽象提供客观基础的现实世界中与资本主义的职能有关的因素的一种独特组织。这第四种意义上的抽象存在于世界中，而不像在其他三种意义上的情况那样存在于头脑中。在这些抽象中，一定的时空界限和联系凸显出来，正如其他要素是模糊的甚至是不可见的一样，这使实际不能分离的东西显得分离了，并使事物的历史的和具体的特征消失到了它们更为一般的形式之后。劳动、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利润、地租、利息，以及雇佣劳动可能从一开始就以这种方式被误解了。马克思把这些资本主义职能的客观结果称为“现实的抽象”，而且正是这些现实的抽象使与它们接触的人倾向于建构意识形态的抽象。当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3]的时候，指的也正是现实的抽象（1973，164）。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种论述就看不到马克思也在上述第一种意义上进行抽象，并与每个人一样运用第二种意义上的抽象来进行思考，他做这两件事的特殊方式对于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大有帮助。 尽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些关于抽象方法的中心地位的明确论述，但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抽象方法得到的关注却比较少。关于马克思辩证方法的重要著作通常可以根据把属于辩证法词汇范畴中的哪一个作为核心来加以区别。对卢卡奇来说，起核心作用的是“总体”概念（1971）；对毛泽东来说，是“矛盾”（1968）；对杜纳也斯卡亚（RayaDunayevskaya）来说，是“否定的否定”（1982）；对斯科特·米克尔（ScottMeiklc）来说，是“本质”（1985）；对写作《异化》的奥尔曼来说，是“内在关系”（1971）。即使在讨论抽象的时候——而且没有严肃的著作完全不考虑它——重点也是资本主义中的什么东西决定着所作的具体抽象，而不是这种抽象方法以及马克思实际上做了什么和他是如何做的。〔1〕因此，马克思的抽象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仍然是模糊的，并且对那些希望发展这些理论并在必要之处修正它们的人来说，在他们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进行抽象的努力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在下文中，这一抽象方法——它是如何起作用的，特别是马克思是如何利用它的——正是我们关于辩证法讨论的最重要部分。 在描述了马克思的抽象如何与其他多数人的抽象相区别以后，我们将继续考察允许甚至要求马克思以这种方式进行抽象的根本的内在关系哲学及其引起的一些批评。本章剩余的内容将专门讨论确定马克思据以建构其主要理论的要素的三种界限。我在这里的目的，不仅是要表明马克思做了什么以及他是如何做的，而且是要表明我们——如果我们想做的话——如何才能这样做。将对马克思抽象方法的片面使用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的一些主要争论联系起来的企图，可以作为我的结论。 马克思的抽象是如何不同的 那么，马克思的抽象有何独特之处呢？第一，应该清楚的是，马克思的抽象没有也不能完全脱离那时以及现在的其他思想家的抽象。他们之间必然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否则，他就构建了被哲学家称为“私人语言”的东西，并且他与我们之间的任何交流都将成为不可能。马克思离掉进这个深渊有多近，以及为弥补已经遭到的损害能够做些什么，这些是我希望能在随后的著作中加以解决的问题；第二，在将马克思方法中的抽象作为主要是有意识的和理性的活动进行陈述的时候，我无意否定其结果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的极大程度。然而，当我们集中于这种抽象的时候，马克思思想的现实主义基础得到了充分的（虽然说绝不是足够的）理解以至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2〕 把这两个限定条件清楚地记在心里，我们现在就能说，马克思的，被作为一个集合的抽象的最为独特之处就是它们集中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变化和相互作用（或系统）上，并将这两者纳入了它们在其【64】中得以发生的独特形式。从一开始就强调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非常重要。马克思试图发现资本主义是什么、它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是如何产生的、它正走向何处。我们将把这里所涉及的有机的和历史的过程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每一种运动影响着另一种运动，并且，人们如何把握其中任何一种运动都影响着他们对于这两种运动的理解。但是，当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集中在系统自身的时候，我们如何研究这个系统的历史或其发展过程的系统功能呢？对马克思来说，第一并且是最重要的步骤是，将他正在寻找的东西——即变化和相互作用——的一般形式纳入他作为其研究的一部分而构建的所有抽象之中。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并非局限于将资本主义系统的组成部分联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相反，其大部分可以在用来构建这些理论的抽象之中找到。 从历史运动开始，马克思对变化和发展的专注是无可置疑的。主要由于较不清晰而较少被人们知道的是，他如何思考变化、如何抽象它、如何将这些抽象纳入他对变化世界的研究。其中所蕴涵的问题与哲学本身一样古老。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craclitus）在断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经典的表述。在两个时刻之间已经流过了足够的水，以至我们第二次踏入的与先前踏入的不是同一条河流。而我们的常识却告诉我们它是同一条河流，并且我们的命名实践反映了这一观点。河流仍然被叫做“哈得逊河”或“莱茵河”或“恒河”。当然，赫拉克利特感兴趣的不是河流而是变化。他的寓意是，变化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但我们思考它的方式却极为不够。流动，离开某种事物向着其他某种事物运动的不断的变化，一般被忽略了。通常，在变化发生的速度很慢或增量很小的时候，其影响可以被安全地忽略。然而，根据背景以及我们在其中的目的，甚至这种变化——因为它发生在我们的注意范围之外——也会偶尔地使我们感到震惊，并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严重后果。 甚至在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够以不歪曲——通常是用轻描淡写的方法——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东西的方式，来思考他们所知道的正在发生的变化。如此之多的社会科学著作的题目表明，相当大的努力正被贯注在对一种或另一种变化的研究上。但在多数这种著作中，实际上被当作“变化”的是什么呢？变化不是在他们的主体——赫拉克利特的河流中流动的水的社会对等物——中发生的连续的发展和变化。相反，它几乎总是指针对被考察的物体或条件或群体的发展中的两种或更多不同状态的比较。正如为这种方法进行辩【65】护的社会学家詹姆士．科尔曼（JamesColcman）所承认的：“科学中的变化概念是相当特殊的一个，因为它不是直接根据我们的感觉印象得出的……它是同时以两种感觉印象之间的比较或区别以及这些感觉印象发生的时间之间的比较为基础的。”为什么呢？根据科尔曼的观点，这是因为“变化的概念，像任何概念一样，其本身必须及时反映某地的一个对象的一种状态”（1968，429）。因此，例如，关于美国选民政治思想中的变化的研究，变成了关于人们如何在1956、1960、1964等年度中进行投票（或回应民意测验）的一种说明，而且在这些静态时间的比较中被发现的差别就是被称为“变化”的东西。一方即时间之间的差别，不是仅仅并被合理地当成另外一方即过程的一种表现或依据，相反这种差别代替了过程本身。 与这种方法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计划把事物，用他的话说，“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4]来加以抽象，使它们的产生情况成为现在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57）。因此，资本（或劳动，或货币）不仅是它如何产生和起作用，而且是它如何发展；或更恰当地说，它如何发展，它的实际历史，也是它是什么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能够否认自然和历史“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5]（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57）。目前，社会科学的主流观点是，事物存在着并且经历着变化。二者是逻辑地截然不同的。历史是发生在事物身上的某种东西；它不是它们的性质的一部分。因此，考察主体中的变化就有了困难，变化从一开始就从主体中被排除了。反之，马克思，正如他告诉我们的，“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6]的（1958，20）。 但是，历史对马克思来说不仅指过去的时间，而且指未来的时间。以至于无论某种事物将要变成的是什么——不管我们是否知道那将是什么——它在一些重要方面都是该事物现在是什么以及曾经是什么的一部分。例如，资本，对马克思来说，就不仅仅是来创造财富的物质生产资料，而这却是多数经济学家的著作抽象资本的方式。相反，资本还包括这些具体生产资料发展的早期阶段，或“原始积累”，甚至包括一切使资本以其独特的方式（即允许财富采用价值的形式，某种不是因为有用而是为了交换的目的而被创造的东西）创造财富成为可能的东西。而且，作为它的形成的一部分，资本把现在正在发生的资本积累与它的集中和积聚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世界市场的发展和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影响统一起来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增加剩余价值的趋势，和随之扩大生产的趋势，以及因此而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7]（1973，408）。 资本包含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种子，这还清楚地表现在：资本日益社会化的特征，以及物质生产资料日益脱离资本家的直接控【66】制，使资本家比他已经表现出来的还要多余。资本的这一“历史”是资本的一部分，包含在马克思对资本所作的抽象之中，并且是马克思想用它的包容性概念来表达的东西的一部分。所有马克思的主要抽象…一劳动、价值、商品、货币等等——都正是以这种方式与过程、形成、历史相结合的。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解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只是要用他在这个领域的一些论断来说明他是如何把多数读者将会当作外在地联系着的现象，这里是其真实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纳入他对其现在形式的抽象的。 马克思通常用限定词“本身”来说明任何事物的未来发展与它此刻如何表现自己之间必然的和内在的联系。例如，货币和商品被认为“本身”[8]必将变成资本（1963，396）。由于具有某种独立形式，使它们能够在其中对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某种脱离了工人，但他或她为了生存必须获得的东西——货币和商品保证了劳动力的交换，以及通过这种交换使它们自己向用来创造新价值的生产资料转变。资本是货币和商品正在形成的东西的一部分，是它们未来的一部分，并因此是它们的一部分；正如货币和商品，作为资本曾经是什么的一部分，也是它现在是什么的一部分一样。在别处，马克思认为货币和商品是“潜在的资本”[9]（1971，465），它们“仅仅从自己的目的来说，从可能性来说，从自己的使命来说，才是资本”[10]（1963，399—400）．同样，所有劳动被抽象为雇佣劳动，而所有生产资料被抽象为资本，因为这是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演进的方向[11]（1963，409—410）。 把任何事物过去的和可能的未来的发展当成它现在是什么所必要的东西，把这个整体当成一个单一的过程，这些没有阻止马克思为了一个具体的目的而从这个过程中抽象出一定的部分或时刻并把它看成相对自主的。由于知道他把现实分解而成的要素是他的抽象的结果，马克思能够对这个现实进行再抽象，把被关注的领域限制在符合他当前的研究要求的范围之内。但当他这样做时，他常常通过把它当作一个“要素”或“环节”，来强调它作为一个更大的和正在进行的过程的一个暂时稳定的部分的特征。按照这种方式，商品被说成是一个“流通的要素”，货币本身（在其作为资本的方面）是“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要素”，而“流通一般地表现为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12]（1973，145和217）。马克思这里的命名实践反映出他给运动赋予了相比静止认识论的优先权，以至于静止——无论在什么时候被发现——被认为是暂时的和／或仅仅表面的，或者，正如他在某个场合所说的，是运动的一种“停留”[13]（1971，212）。用静止描述变化而不是相反，马克思一与多数现代社会科学家不同——没有也不能研究事物为什么变化（暗示着变化是外在于它们是什么的东西，是某种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东西）。如果说变化总是事物是什么的一部分，马克思研究的问题就变成它们如何变化、什么时候变化和变成什么，以及为什么有时它们似乎没有变化（意识形态）。 【67】在结束我们关于变化在马克思抽象中的地位的讨论之前，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过程方面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违背常识。它发生在关于行为的抽象之中，例如吃、步行、斗争等等，事实上，每当使用动词的动名词形式时都是如此。同样，表示事件的词语，如“战争”和“罢工”，表明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关的过程是这样被抽象的。另一方面，把战争和罢工看作一种状态或状况也是可能的，看得更像一张照片而不是电影，或者，如果是后者，那就是被反复放映的一个单一的场面，排除了或严重掩饰了任何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且不幸的是，这同样符合多数行为动词。它们变成了行为“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进行的现实过程在我们关于它们的思想中没有被反映出来——在任何足够的程度上都肯定没有。我的印象是，在缺乏用马克思的方式来关注变化本身的任何约束的条件下，这是较为典型的结果。 此前我们说过，把马克思的抽象区分开来的是，这些抽象不仅包括变化或历史，而且包括这种变化或历史产生于其中的系统的某个部分。由于任何事物的变化都只能存在于内在地联系着的因素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并通过这种相互作用而发生，所以，把变化看作任何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东西，也要求我们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使这种变化得以发生的相互作用。用一种关于任何事物的静态观点，就容易也把该事物看成抽象的、逻辑自立的、很容易从其周围的环境中分离的东西。这些环境没有直接进入该事物，而把该事物看作一个过程就使得有必要扩展它本身的边界，以便至少包括进入这一过程的周围环境的一定部分。总之，就有关的抽象来说，与变化接踵而至的是相互依存。马克思的抽象变成了一个发展的和相互作用的系统的方面，而不只是一系列独立于其环境的事件。 因此，资本，我们先前是把它当作过程来考察的，也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包括物质生产资料、资本家、工人、价值、商品、货币和更多的东西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所有相互作用。马克思说：“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14]（1973，512）他认为工人是“可变资本”[15]（1958，209），并说，“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16]（1904，292）。在别的地方，资本关系的这些方面的“过程性”特征在被称为“运动过程中的价值”和“运动过程中的货币”[17]中得到了强调（1971，137）。如果资本，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所有其他重要抽象一样，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关系，那么，主要把它看作过程还是关系，这仅仅是为了一个具体的目的而要么强调其历史性要么强调其系统性的一种方法。 与他把资本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的抽象一样，在他把资本作为一种关系的抽象中，马克思也能够只关注资本所包含的东西的一部分。一个过程在时间上的独立部分一般被称为一个“要素”求“环【68】节”，而一种关系在空间上的独立部分一般被称为一种“形式”或“决定”。马克思通常用“形式”来突出任何关系的现象和／或作用，我们就是通过其现象和／或作用来认识这种关系的，并且最为平常的是，正是这种关系的形式决定着我们用来认识和传达它的概念。因此，处于其可交换的形式中的价值（一种关系）被称为“货币”，而处于它在其中促进更多价值的创造的形式之中时，它被称为“资本”，等等。另一方面，“决定”使马克思能够关注任何相关部分相互转变的特征，关注在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最好地显示它的相互依存性和可变性的东西。在分析的基础上，要素、形式和决定都成了关系。所以在把商品称为财富的一种要素以后，马克思立即继续把它作为一种关系而分离了出来[18]（1973，218）。在别处，他把利息、利润和地租称为通过分析失去了其“表面的独立性”[19]，并被看作关系的形式（1971，429）。 此前，我们说过，有些包含过程的抽象也能在我们称为常识的东西中找到。这也适用于突出关系的抽象。父亲是一个例子，它包含着一个男人与一个小孩之间的关系；买主是另一个例子，它包含着一个人与某种被出卖的或可用来出售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但与世界上关系的数量和范围相比，这种事例很少，并且不是很重要。在我们此时此地的常识中，多数社会关系是在逐一地、分别地且静止地关注部分的抽象中被加以思考的。然而，马克思相信，为了充分理解构成现实之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的系统的联系，人们必须把这些联系——连同它们的变化方式——纳入用来思考它们的抽象本身之中。所有其他方式都是勉强的拼凑物，是一种片面的、不平衡的思维方式，它导致了对基本联系的忽视，以及对它们给全部系统造成的任何影响的歪曲。 我们到了哪里？马克思的抽象不是事物而是过程。这些过程也必然是系统的关系，马克思论及的主要过程都包含在其中。因此，每个过程充当了其他被理解为关系集合的过程的一个方面或从属的部分，正如其他过程是它自己的一部分一样。用这种方式，马克思将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它的历史和有机的运动）的东西统一到了相同的抽象之中，在他的思想中统一了现实中统一的东西。而且，每当他需要关注的只是这个集合体的一部分时，他就将其作为一个要素、一个环节、一种形式或一个决定而予以关注。 马克思的抽象与那些多数人借以思考社会的抽象相比似乎非常地不同，尤其是涉及对变化和相互作用的论述的时候。但即使马克思的抽象像我们的根据所表明的那样引人注目，仅把它们显示出来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是什么为马克思那样的抽象提供【69】了哲学的许可？他在抽象和改变抽象中的明显的熟练是从哪里来的？他的抽象与常识的抽象之间是什么关系？正是因为多数读者不能理解马克思何以能够以那种方式进行抽象，他们才继续否认——甚至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实践的普遍依据。因此，在对马克思的抽象，及其在他的辩证方法和更广博的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更加详细的分析之前，暂时绕道通过他的哲学前提是适宜的。 内在关系哲学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成是这样一种关系，因为他们不敢承认它的相对性质，也不理解这种性质。”[20]（1971，274）这不是关于资本的内容、关于它是什么的评论，而是关于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物——即一种关系——的评论。要像马克思那样把资本理解为一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是物质生产资料与那些占有它们的人、那些使用它们的人、它们的特殊产物和价值，以及占有和使用得以进行的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要把资本当作一种历史事件，当作某种作为现实人们生活中的特殊条件的结果而出现，并将随着这些条件的消失而消失的东西来认识。由于认为这种联系对于资本是什么而言是外在的——对他们来说，资本仅仅是物质生产资料或用来购买这种资料的货币——经济学家们把资本当成了一种非历史的东西。虽然经济学家不曾对这一立场进行过明确的辩护，也就没有如此明确和肯定的说法，但资本仍然变成了某种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的东西。 在我们一直称为常识的观点中，多数人，包括学者及其他人，所持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事物并且存在着关系，而且任何一方都不能被包含在另一方之中。这种主张被概括在主教巴特勒（BishopButler）的论述中，G．E．摩尔（G．E．Moorc）将其和休漠（Humc）的论断“所有事物似乎是完全分离和孤立的”（1955，85）一道用作座右铭：“每个事物都是它自己，而不是其他事物。”（1903，扉页）按照这种观点，可以发现资本与劳动、价值等有关系，甚至可以说明这种关系在解释资本是什么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资本是一种事物，而它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事物。然而，马克思遵循了黑格尔在这方面的思路，并且拒绝在本质上是逻辑二分法的东西。对他来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资本本身是一种关系，其中，物质生产资料与劳动、价值、商品等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当作资本是什么的部分而深入资本之中。马克思把“事物本身”称为“它们的相互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1950，488）。而且，这种关系在时间中向后和向前延伸，以至于资本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进的过程中的存在条件，及其向未来发展的潜在都同样被看成了它是什么的部分。 【70】按照常识，与资本有关的任何因素可以脱离资本本身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工人可以不向资本家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像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那样，而是变成奴隶、农奴或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并且在每一种情况下，他们的生产工具仍然是资本。这里工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是暂时的、偶然的，因此与他们各自实际上是什么的关系是外在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变化，无论其程度如何，都意味着资本本身性质的变化，意味着它的现象和／或职能的变化。这种联系是必然的和根本的；它是一种内在的关系。因此，在生产资料与工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发生改变的地方，生产资料就变成了某种别的东西，某种最好用与“资本”不同的概念来把握的东西。进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的每一个因素都是这种关系。正是这种观点成了他的抽象实践及其导致的具体抽象，以及据此提出的所有理论的基础，并有助于对这些理论的解释。 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马克思时遇到的问题似乎要比通常认为的深奥得多。他们不理解马克思对资本（或劳动，或价值，或国家）所做的说明，完全不是因为马克思的说明不清楚或含糊，或者马克思的论断的根据不充分或不成熟。相反，这是因为马克思用来思考每一个进入他的分析的重要因素的基本形式即关系是难以获得的，故而马克思观念的内容必然被歪曲，哪怕只是一点点（虽然通常会很多）。作为一种通过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系纳入其核心抽象而反映它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遭到了与这些关系自身所遭到的同样的被歪曲的命运。 在思想史上，我们一直在发展的观点被认为是内在关系哲学。马克思在这方面受到的直接的哲学影响来自于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尤其是黑格尔。他们有着这样的共同信念：集中起来构成整体的那些关系表现在被认为是它的部分的东西之中，每个部分都被认为是将其本身与其他部分之间的所有关系都纳入了它是什么之中，直至包括进入整体的一切事物。固然，这些思想家中的每一位都对部分是什么有着独特的看法。对莱布尼兹来说，它是单子；对斯宾诺莎来说，它是自然或上帝的模式；而对黑格尔来说，是观念。但他们借以构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的逻辑形式是相同的。 有些关于马克思的论者为内在关系形式的有限性而争辩，认为它只适用于社会而不适用于自然（雷德〔Rader〕，1979，第2章）。但现实不允许这种绝对的划分。人既有思想和社会角色，也有身体。例如，异化影响着所有这三个方面，并且在它们的异化形式中，每个方面都与其他方面内在地联系着。同样，资本、商品、货币和生产力都是既有社会的一面，又有物质的一面。坚持说内在关系哲学不遵循自然与社会之间的通常界限，并不意味着【71】马克思不能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抽象主要甚至完全落在这种划分的这一面或另一面的要素。每当他论述“事物”或者“社会关系”（这更加频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就是如此，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被暂时搁置一边的东西与被突出的东西是内在地联系着的。因此，他不可能像许多运用外在关系的人那样贬低或忽略自然的或社会的现象对另一方的影响。 像“原因”和“决定”这样的观念，在内在关系哲学中的地位是什么呢？由于马克思所呈现的，现实中一切事物之间现在和始终存在的相互作用，所以，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原因，它逻辑地先于和独立于据说是由它所引起的东西；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决定因素，它本身不受据说是由它决定的东西的影响。简言之，建立在这种逻辑的自立和绝对的优先基础上的常识性的“原因”和“决定”观念，不适用也不能用。我们反而会经常看到下面这种论断：交换的倾向是劳动分工的“原因或分工的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及利息和地租“决定”并“决定于”[21]市场价格（马克思，1959b，134；1971，512）。在随时间的推移而被考察的任何有机系统中，所有的过程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没有一个过程是首先开始的，而且每一个过程都可以说决定着其他过程并被它们所决定。然而，同样是事实的是，一个过程对其他过程的影响通常比它们对它的影响更大，而且马克思也使用“原因”，特别是“决定”来表示这种不对称。这样，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相互作用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不是惟一的——生产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决定性[22]（1904，274ff）。马克思的大量研究旨在确定和描绘资本主义系统中对其他部分有着更大或特殊影响的一切要素，但是，无论是否被明确地加以说明，这总是发生在互相影响的背景之下的。（“原因”和“决定”的另一种补充的意义将在以后介绍。） 再回到抽象方法，正是内在关系哲学使马克思获得了许可和机会来像他已经做的那样自由地进行抽象，来决定任何具体事物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深入到它的内在关系之中。通过使马克思意识到抽象的必要——既然界限从来都不是既定的，而且已确立起来的界限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内在关系哲学还允许甚至鼓励了再抽象，使各种各样的抽象成为可能，并帮助马克思发展了进行抽象的思维技巧和灵活性。如果，正如马克思所主张的，“一种关系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取得一个特殊的化身，自身也才能个体化”[23]（1973，142），那么在学习如何思考中学会如何抽象就是首要的一步。 运用外在关系哲学并没有使其他人免除抽象的必要。人们借以思考的要素仍然是抽象和抽象过程的结果，正如在社会化尤其是获得语言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那样。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把界限看成是由这种现实的本质已经确定的，似乎它们具有与被观察【72】到的性质相同的本体论地位。抽象方法所起的作用既没有被认识到也没有得到重视。因此，就不存在人们可以——并往往是应该——再抽象的意识，而且人们也从来没有获得这么做的能力和灵活性。无论进行什么样的再抽象，都必然是作为学习新的语言或新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或作为重要的新经验的一种结果，也都必然是在完全不知道，往往是无意识，肯定是非系统，并对假设或结论知道得很少的情况下发生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完全知道他在抽象，并知道抽象对于他自己的思想和其他人的思想的假设和结论——因此，他所批评的那些人的思想与他们不充分的抽象之间往往是平衡的。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误解，声明内在关系哲学不是使“居于……之间的东西”具体化的一种努力可能是有好处的。只不过是事物连结的独特方式变成了它们是什么的基本属性。内在关系哲学并不意味着——像它的一些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对任何问题的研究可以永远继续下去（说界限是人为的并不是要否认它们是一种存在，而且，实事求是地说，为了理解任何事物完全没有必要理解一切事物）；也不意味着被确立的界限是任意的（什么在实际上影响了马克思或其他任何人的抽象的性质，这是另一个问题）；也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区别或利用在现实中发现的一些重要的客观差别（相反，这种差别对我们实际所进行的抽象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最后一点，并不意味着与内在关系哲学有关的词汇——尤其是“整体”、“关系”和“同一性”——不能也在次要的意义上用来指称抽象方法完成其工作以后所形成的世界。 在内在关系哲学中，“整体”是一个逻辑建构，指整体通过内在关系在它的每个部分中体现出来的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整体总是存在的，而且像“更多的”和“较少的”这样的形容词是不适用的。但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包括建构的或新兴的整体，它们具有历史的性质，而且必须非常小心，以至于不会将二者混淆。在后一种意义上，总体或整体或系统是随着其要素在时间的推移中的出现、凝聚和发展而逐渐被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最初出现时的环境，”马克思说，“无论如何既没有在纯粹性上，也没有在完整性上向我们表明这种关系”[24]（1971，205）。同样，在这里与逻辑的总体不同，有些系统可以说是比另一些系统或在更早阶段上的它自己，具有更多的或更少的完整性。内在关系哲学中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对这种总体的认识。内在关系哲学所要求的只是，在其出现的每个阶段上，每个部分应该被看作整体的一个相关的微观世界，包括其真实的历史和未来发展的潜在。 【73】将任何相关的部分用作重构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出发点，将其看作一个逻辑的总体，这样做的好处当然将会随着它的社会作用的增加而增加。而且，换句话说，它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会随着它变成一个新兴总体的更大成分而变得更为复杂。例如，人们不会期望商品充当一个特别有用的出发点来重构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它只存在于这种社会的边缘（就存在着某种雇佣劳动，和／或不同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某种贸易而言），但商品为重构它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出发点[25]（马克思，1971，102—103）。 在“关系”概念中存在着某种类似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能没有一个单词比关系（Vethä1tnis）出现得更加频繁。关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被它的非德文读者丢失了，这是翻译中通常用“条件”、“系统”和“结构”代替“关系”的结果。关系通常被马克思在内在关系哲学赋予它的意义上使用，在这里，诸如资本、劳动等等这样的部分被说成了关系，在它们自身中包含着它们所具有的相互作用本身。但马克思也把关系用作联系（Beziehung）的一个同义词，作为指代被暂时看作孤立部分之间的联系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两个部分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大可小，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有不同的关系，并且它们之间的关系会被曲解甚至被打破。这些当然都是重要的特点，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与马克思的著作格格不入的，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部分本身在内在关系的意义上都是关系，无论它们经历着什么变化都具有相同的逻辑特征，那么，这种特点就似乎是不能区分的。而且，事实上，这一信念是许多针对内在关系哲学的批评的理由。 然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所发现的“关系”的两种不同意义，完全反映了在他的理解中关系的两种不同的顺序。第一种出自他的内在关系哲学，并适用于他观察任何事物的方式；第二种具有实践的、经验的性质，并适用于在两个或更多个，目前被现实地看作孤立因素（每一个也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关系）之间的东西。马克思如何将被认为是逻辑地内在于相互之中的部分分离开来，这当然是抽象方法的工作。一旦被抽象，这些部分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就都能被注意到，并且每当发生相互关联时都在事实上被注意到。内在关系哲学拒绝将组织我们世界的界限当作既定的和自然的，而容许一种抽象实践，这种实践甚至给比常识中存在的更多的第二种顺序的关系留下了余地。 三种抽象模式：范围 一旦我们认识了抽象在马克思的方法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他【74】自己的抽象如何不同，以及他如何频繁和轻易地进行再抽象，马克思构建了与他发现的主体一样多的主体就变得清清楚楚了。这不是要贬低自然的和社会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条件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反而是要强调，在具有这种影响的条件下，他的主体的初始组织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他的研究结果的。没有什么是凭空捏造的，但同时马克思只看到他的抽象使他能看到的东西。这些抽象没有取代事实，只是给了它们一种形式、一种顺序和一种相对的价值，正如频繁地改变他的抽象并没有取代经验的研究，而只是确实决定着，尽管是在微弱的意义上，他将要寻找什么，至看到什么，以及当然要强调什么。被视为解释的东內，也是由马克思最初的抽象所决定的可能的关系框架所决定的。 至此，我们讨论了一般的抽象方法，主要目的在于把它和其他大脑活动区别开来。说马克思的抽象引人注目，这是就下述情况而言的，即它们总是包括变化和相互作用的因素，而为了与他直接的目的相符合，他的抽象实践又被发现总是包括或多或少的变化和相互作用。注意到马克思在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中赋予抽象以重要性之后，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它在内在关系哲学中的基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内在关系哲学使这种抽象成为可能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在抽象——而是它使抽象变得更容易并使马克思能够对抽象过程有更强的控制的问题。剩下的问题是更为详细地分析在马克思进行抽象时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并探讨抽象为他的一些主要理论带来的结果和启示。 我们一直将它当成一种无差别的大脑活动来对待的抽象过程有三个主要的方面或模式，这些方面或模式一方面是抽象对于被抽象的部分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抽象对于这种部分所属并有助于其形成的系统所具有的作用。也就是说，确定和突出重点的界限是抽象过程的核心，而这种界限是在三种尽管有密切联系但仍然不同的意义上同时发生的。这些意义与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有关。 第一，每个抽象可以说在被抽象的部分中具有一定的范围，而且这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都是适用的。就空间上的抽象边界而言，界限被确立在一定时间点上所发生的相互作用中；而就时间上的抽象边界而言，界限被确立在任何部分的独特历史和潜在的发展中，在它曾经是以及将要成为的东西中。迄今为止，我们关于抽象的例子多数都选自我们现在要称为“范围的抽象”的东西。 第二，在每一个抽象行为确立一个范围的同时，为了不仅论述部分而且论述它所属的整个系统，这个抽象也围绕一个具体的概括层次来确立界限并突出这个概括层次。这一运动从最具体的东西或把某事物与其他一切事物区分开来的东西出发，一直发展到该事物的最一般特征或使它与其他事物相似的东西。与使用具有不同【75】放大倍率的显微镜非常相似，这种抽象模式使我们能够看到任何部分的独特性质，或与它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有关的性质，或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所具有的性质（给出的只是这些概括层次中最重要的性质）。例如，在抽象资本时，马克思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给它限定了范围和概括层次，使得只有那些与它作为资本主义现象和职能有关的性质才被强调（即创造价值、被资本家占有、对工人的剥削等）；而一定资本作为福特汽车公司制造汽车的一条装配线或作为一般的工具时可能也具有的性质——即它作为一个独特的物体或人类总在使用的某种东西的一个例证时所具有的性质——则没有被论述，这些性质被抽象掉了。不仅在我们自己的讨论中，而且在关于辩证法的其他说明中，抽象过程的这一方面所受到的关注是最少的。在下文中，我们将称其为“概括层次的抽象”。 第三，在确立范围和概括层次的同时，抽象还在一种关系内部确立了一个角度，从这里考察、思考和整合关系中的其他成分；同时，这些关系的总和（是由范围的抽象决定的）也变成了一个理解其所属的更大系统的角度，既提供了研究和分析的起点，又提供了研究和分析得以在其中进行的视域。随着每一个新角度的选取，对象中的许多重要差别、部分间不同的序列，以及重要东西的不同意义就都可以被观察到。因此，在抽象资本时，马克思不仅给了它一个范围和一个概括层次（资本主义的层次），而且从物质生产资料的角度考察了其相互联系的构成要素，同时，将这一结构本身转变为考察它所属的更大系统的一个角度，为他自己提供了一个影响系统的所有其他部分将如何出现的视域（一个赋予资本以中心地位的视域）。我们将把抽象的这个方面称为“角度的抽象”。通过巧妙地利用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马克思把事物放入中心或从中排除、放入更好的中心、放入不同性质的中心，使他自己能够更清晰地进行观察，更准确地进行研究，并且更全面、更动态地理解他所选择的主体。 关于范围的抽象，在下面这样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赞成大要素的一般立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梦【76】想。”[26]（未注明出版日期，154）显然，范围宏大的抽象对于充分地思考一个复杂的、内在联系着的世界来说是必需的。 在对那些以过于狭窄的范围（包括了太少的联系和太短的时期这双重意义上的狭窄）来抽象一种或另一种经济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进行的反复批判中，马克思的观点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李嘉图因在货币和地租观念中抽象了一个太短的时期，以及在价值的抽象中省略了社会关系而受到了批评[27]（马克思，1968，125；1971，131）。最严重的歪曲之一，据说是由政治经济学家中存在的，仅仅抓住最终结果而忽视促成结果的过程的倾向引起的[28]（马克思，1973，198）。例如，商品交换取代了使产品成为商品并最终可用于交换的全部过程。正如阿米里·巴拉卡（AmiriBaraka）如此生动地指出的，“打猎并不是挂在墙上的那些猎物的头。”（1966，73）通过给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设想出不同的范围，政治经济学家们回避了引起这些结果的资本主义独特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 在对人的思考方面，同样的抽象的狭隘得到了一种相似的意识形态结果。为了使个人的自由最大化，马克斯·施蒂纳（MaxStirher．）想要抽象一个没有乱七八糟的假设——无论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的“我”。马克思的回答是，排除了使他产生的一切条件及其活动的全部环境，这个“我”不是一个对于理解个人的一切有特别帮助的抽象，尤其对理解他的自由没有帮助[29]（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477—482）。然而，在孤立的个人中存在的某种如同施蒂纳的“我”的东西，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思考人的本质的标准方式。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论述人的首选的抽象的范围。 鉴于马克思给了他的抽象非常大的范围，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实践如何影响了他的工作。这种抽象使什么成了可能，或者是成了必然，以及这种抽象使什么成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想想一张广角照片在给被摄入的东西、挤满边缘的东西以及出现在中心的东西赋予价值方面所做的一切。留心它所确立的重要的或至少是相关的关系，甚至在被纳入和被排除的东西中所暗含的解释。在抽象过程中给思想要素确定范围时发生了某种非常相似的事情。正是通过将如此之多的东西纳入了他的抽象——并像他那样经常地改变它们——马克思极大地促进了他关于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的东西的分析。特别是马克思在抽象范围方面的实践为他的同一性理论提供了基础；这种实践是他对现存的各种分类体系进行批判的基础，也是使他的理论富有特色的分类方案，即社会阶级划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象与本质等，代替这些现存的分类体系的基础；这种实践还使他能够将自然界和社会中发生的真实运动捕捉到思想之中。 关于同一性，马克思指出：“‘人的理智’来自‘生活深处’，并且不【77】会因为任何哲学的或其他学术研究而破坏自己天然的习性，它的全部粗俗性格表现在：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当它在规定差别的定义时，这些定义立即在它手下硬化为顽石，而它认为假如使这些僵化的概念互相撞击而打出火花，那是最有害的诡辩。”[30]（马克思和恩格斯，1961，339）根据这样的“理智”，事物要么是相同的（在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一致”的意义上），要么是不同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所作的一个经常性的批评就是后者在其所考察的关系中仅看到同一性或差异性[31]（1971，168，497和527）。而马克思同时看到了这两者——他常常将这些概念“互相撞击而打出火花”。最引人注意的是，马克思经常将多数人认为不同的对象称为是相同的。他是这样说的：“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32]（1959b，111）需求与供给（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生产与消费）也被说成是相同的[33]（1968，505）。这种说法很多，有时有“相同”这个字眼出现，有时则没有。跟后者有关的一个例子是他认为“资产阶级即资本”[34]（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21）。 在某个场合，马克思说，他用“同一性”表示“同一事实的不同表现”[35]（1968，410）。这似乎够简单了，但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事实”是有关系的，是由相互依存的部分的系统构成的．在每一个相互作用的部分内部考察这种相互依存，把这些部分看成相互必要的方面，这些部分就在表现同一被扩展了的整体过程中变成了相同的东西。因此，马克思能够断言，劳动和资本是“同一种关系的表现，不过是从这种关系的不同的两极出发而已”[36]（1971，491）。所有这些论断的基础是范围的抽象，它大得足以包含任何被认为是相同的东西。 马克思的同一性理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给形式观念赋予的关键性作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面讲到的，形式是关系的某个方面，形式要么集中在现象上，要么集中在作用上，它的包容性的概念通常是从这种现象或作用中被引发出来的。但“形式”也是马克思告诉我们他在差异性中发现同一性的主要方式，例如，他说，地租、利润和利息，它们在许多方面显然是不同的，但作为剩余价值的形式它们是相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106）。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的生产活动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一种研究，包括这些形式经历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被误解的，以及这些被改变和误解的形式所取得的凌驾于其生产活动首先造就的那些人自身之上的力量。价值、商品、资本和货币只能被理解为劳动的（以及最终是互相之间的）形式，并作为这种形式而被研究，因为马克思把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都抽象得足够大，使其包含了它们独特关系中的所有因素。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价值的形态变化理论尤其为这种实践提供了许多例证。但由于抽【78】象范围的相对狭窄，像典型地发生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那样，这种因素的同一性被相似性及其他各种模糊的联系所取代了，从而使马克思的宽泛抽象所突出的结果和／或影响中的某些部分被丢失或被严重歪曲了。 由于坚持内在关系哲学，甚至在把部分从整体中抽象出来以前就笃信它们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人们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同一性先于差异性，差异性只是随着基于对差异的某种重视而对部分进行的抽象才出现的。这种差异性，在被发现时，与最初关于同一性的假定——通过内在关系，每个部分能够说明同样的整体——丝毫不相矛盾。因此，同一性与差异性是共存的。 先前已经注意到了，马克思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总体”和“关系”：一是逻辑的意义，这与他如何考察所有现实有关；二是被重构的或新兴的意义，这适用于他的研究所揭示的已经作为独立部分被抽象的部分之间的各种具体关系。“同一性”，正如我们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属于这种逻辑的词汇，而“差异性”则属于重构的那种。然而，与“总体”和“关系”一样，“同一性”有时也在第二种、次要的意义上被使用，以强调那些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部分是因其不同的表现或作用而作为独立的部分被抽象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可以说事物或多或少是相同的。 除开对同一性关系的影响以外，马克思在抽象范围方面的实践，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对构成他的理论的各种分类方案也有重要的意义。每一个思想派别的突出之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作出和没有作出的区分，以及那些它认为在某些方面最为重要而将其分离出来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在马克思著作中建立起来的分类中，大家较为熟悉的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唯物论和唯心论、自然和社会、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本质和现象、以不同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分期和社会的阶级分化（尤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化）。 多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说明都试图在每个这样的分类中确定一个要素终止和下一个要素开始的地方，都试图巧妙并永久地确定那样的界限，以这些界限来分解马克思组织人类的存在而形成的各种结构。然而，鉴于刚刚对马克思的抽象范围的实践及他的内在关系哲学所做的说明，应该清楚，这是一种无用的做法。这些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如此一贯地不理会马克思实践中非常有说服力的依据，只是因为他们假定马克思正在运用的是外在关系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事物之间的界限被认为与它们的其他可被感觉的性质具有相同的【79】次序（因而可被断然地确定和发现）。马克思不仅经常重新划定这些要素中每一个要素的界限，而且，由于一切可能的分类，甚至存在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马克思的抽象范围十分广泛以至于包含着多数甚至全部似乎属于其他要素的特征。 例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因为生产方式与“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结构（或基础）与其余社会要素之间，以及物质的存在与社会的存在之间的一系列相互重叠的对比而具有特征的（1904，11—12）。由于马克思没有太多地注意区分这些不同的简洁陈述，所以存在着许多关于在说明他的观点时应强调哪一个要素的争论，但在以下两点上存在着广泛的认同：（1）每一组中的第一个术语在某种意义上是后者的决定因素；（2）在每一种情况下，两个术语之间的界限或多或少是固定的并相对容易确定。但是，如果马克思能够将“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称为“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37]（1959b，103），将共同体和“革命阶级”称为生产力（在其主观方面也具有“个人的性质”[38]〔1973，495〕），将“一经掌握群众”的理论称为“物质力量”[39]（未注明出版日期，196），并将与私有财产有关的法律（它似乎是上层建筑的部分）当作基础的部分，将阶级斗争（它似乎是政治生活的部分）当作经济结构的部分（1970，137；也可见阿克顿〔Acton〕，1962，164），那么，这种界限又能够明确到什么程度呢？恩格斯甚至能够将种族称为一种经济因素[40]（马克思和恩格斯，1951，517），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固然不是马克思利用这些范畴的主要方面，但确实表示了范畴的某种弹性，表示了如果马克思需要的话，他能够使他的抽象：的包容性达到的某种程度；而且确实说明了，在掌握确定和重新确定它们之间的界限的实践之前，试图解释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每一个这种二分结构中的一半决定着另一半将是多么的徒劳无功。 马克思的任何一个坚持在本质与现象之间寻找单一的固定界限的读者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本质联系的研究，所以这种区分的重要性是不容怀疑的。现象的抽象相对容易确定。它只是在我们观看时吸引我们眼球的东西，是表面的、显而易见的东西；然而对本质的确定却要麻烦得多。本质包括现象但却超越了现象，吸收了一切使任何现象具有特殊性质和重要性的东西。因此，本质一般把系统的和历史的联系（包括某种东西似乎要趋向何处，以及它是从哪里来的）当作事物是什么的一部分。它关注的是被扩展了的一系列内在关系。但在某个场合，是什么给了现象特殊的重要性，这与马克思正在解决的具体问题有关。因此，他称为任何事物的本质的东西，会随着他的目的而发生某种变化。于是，举个例子，人的本质被依次说成是他【80】的活动、他的社会关系，以及他所占用的自然的部分[41]（马克思，1959b，75；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198；马克思，1959b，106）。那种人的本质是处于其相互联系中的所有一切的回答，那种想给人一个如果不是必然永恒的也是固定的本质的回答忽视了这样一点：马克思利用“本质”只是为了把某一组关系作为关键而凸显出来。 在现在的讨论中，需要强调的是，一种集中于现象并根据现象建构其解释的方法，是以仅由现象构成的范围抽象为基础的。相关性在我们的感觉划出的范围内结束了。其余的，如果不是虚幻的，就被贬低为对于理解是不必要的，或被当作神秘的东西而忽略了。这种对现象的片面关注所造成的一个主要的意识形态结果是颠倒了真实的关系，比如，直接吸引我们的东西被认为决定了那些使它得以产生的或多或少隐藏着的过程。马克思把视现象为本质的错误称为“拜物教”，并看到了这种“拜物教”在整个社会的盛行，其中最为有名的例证是商品拜物教，在这里，事物的价格（某种每个人都能在市场上看到的东西）代替了形成价格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某种只能通过分析才能被理解的东西）。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对本质的研究中，他得到了他的把要素抽象得足够大以包括其本质的抽象实践的帮助。对马克思来说，把现实分为现象和本质的绝对区分是不存在的，因为他的主要分析要素既包括现象，也包括本质。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42]（1959b，129）劳动，马克思用它来表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的那种生产活动，不仅使私有财产得以产生，而且使它具有了最特别的性质并因此成为对于它是什么而言所必要的东西。只有超越像私有财产的性质这种表面现象，只有在劳动中把握它的本质（这再次有赖于构建一个大得足以将它们内在关系中的两方面都包括进来的抽象），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私有财产以及它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因读者试图达到一种永恒的界限而遭到最大误解的分类，可能是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划分。马克思关于阶级范围的抽象包括了许多人，但并没有把他们的一切都包含进来。它所关注的焦点在于那些既使他们能够又要求他们在占优势的生产方式中发挥特殊职能的东西。因此，马克思经常将资本家称为资本的“人格化”（或①“化身”），在此，资本被理解为财富通过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而扩张的一种功能[43]（1958，10，85和592）。然而，作为一种复杂的关系，阶级还包含着其他方面，例如，有区别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一般是伴随它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而产生的）、一个集团对其他的构成相似的集团的反对、它的文化水平、它的思想状况（包括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意【81】识形态和自我意识程度），以及阶级内部交流和阶级之间政治斗争的形式。但所有这些方面中，有多少是马克思在抽象阶级的范围时被实际地包括进来的，或者是他将社会分成的这些阶级里，有多少因为他当时的问题和目的而发生了变化？同样，由于处于独特结构之中的所有这些方面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了，所以也要作出一个关于暂时的范围，关于将这一发展中的多少方面抽象进来的决定。马克思在这些方面的决定可能有多大的不同，可见于下面这种明显矛盾的论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里阶级仅包含其各方面中最小的部分）与“本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44]（在这里阶级被抽象成了所有这些方面的总和）（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11；1964，93）。 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甚至社会中阶级的数量，也受到马克思实际上在哪里划定他的界限的影响。因此，例如，“工人阶级”可以指一切被资本家，以及为资本家服务的机构如国家所雇佣的人；或者指所有不仅为资本家劳动而且创造价值的人（一个较小的集团）；或者指所有不仅为资本家劳动并创造价值而且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被组织起来的人（一个更小的集团）。至于暂时的范围，马克思也能抽象出一个具体的集团，使其包括集团成员的发展趋势，以及在等候着他们但他们还没有完全获得的新的一系列关系。就迅速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正被打入破产境地的小商人而言，暂时的范围被解释为转变中的雇佣工人[45]（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16）。所以，工人阶级有时被抽象得非常宽泛，足以将那些处于向工人转变的过程中的人，以及此时在作为工人而起作用的人也包括进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只存在两个阶级的著名论断，是以他根据其表现出来的发展趋势而将所有集团要么抽象进工人阶级，要么抽象进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其中，地主是正向资产阶级转变的主要集团。为阶级抽象如此之大的时空范围被认为对于分析如下社会是有益的，这种社会正迅速地向一种状况发展，在那里，每个人要么购买劳动力，要么出卖劳动力。 同时，马克思能够抽象受到更多限制的范围，这使他能够根据许多社会和经济的差别来论述多种阶级（以及阶级的部分）。按照这种方式，通常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的银行家有时被抽象成了一个独立的金钱的或金融的阶级[46]（马克思，1968，123）。这有助于解释马克思何以偶尔地谈论“统治阶级”（复数），一个往往还包括在狭隘范围内被抽象的地主的名称[47]（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39）。 【82】显然，对马克思来说，目的并不是要清楚地、一劳永逸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阶级划分，也不是要否认这样一种划分（资本家／地主／工人的划分）在他的工作中起着更大的作用，也并非要否认确定阶级的标准（一个集团与占优势的生产方式的关系）的重要性。使他的批评者很为难的是，马克思从来没有给“阶级”下定义，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作出充分的说明。《资本论》第三卷包含着少数几页，在那里，马克思似乎开始了这种说明，但从来没有完成[48]（1959a，862—863）。在我看来，即使他完成了，他的阶级理论所引起的多数问题仍将存在，因为他在抽象阶级方面具有灵活性的根据是清楚和明确的。因此，有关的问题就不是要寻找一个人或集团属于什么阶级，或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了多少阶级，而是：“在任何马克思使用‘阶级’或与任何具体阶级有关的名称的特定场合，我们是否知道他指的是谁，或为什么他要以这种方式称呼他们？”只有在那以后，关于阶级的讨论才能加深我们的理解，不是对一切的理解，而是对马克思尽力解释的是什么的理解。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而根据尽管是相互联系但仍然彼此不同的标准将人们归入各种阶级，是揭示这一运动的主要方式，这一点不能再被反复重复。阶级不只是把社会分层作为单调描述的一部分或作出道德评价（马克思从来没有做过的事）的前提而予以记录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总是要求稳定的要素，相反，阶级有助于马克思分析一种正在变化着的状况，而它自身就是其中一个必要的和正在变化着的部分（奥尔曼，1979，第2章）。 除了使他的同一性理论和作为他的理论标志的各种分类成为可能以外，马克思给他的要素抽象宽泛范围的实践还使他能够将他着手研究的各种现实运动纳入思想之中。为了“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马克思的既定目的），为了准确地探索它们的产生情况并说明它在其所属系统中的适当价值，马克思扩展了他的抽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以便将事物是如何产生的作为它们是什么的一部分而包括进来[49]（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57）。直到现在，变化是以一种非常普遍的方式被研究的。然而，我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有机的和历史的）的东西，只能通过将其分成许多次级运动才能被充分地理解，其中最重要的是量变与质变、形态变化和矛盾。〔3〕它们是事物运动或产生的一些主要方式，是变化的形式。因为它们将生成与时间本身都纳入了可认知的系列事物，所以它们是使事物的变动具有次序的一些方式。这样，它们就帮助建构了马克思的所有理论，并且是他关于资本主义如何运行、如何发展及它正趋向何处的说明所不可缺少的。 量变与质变是一种历史的运动，包括事物的形成过程及其导致的结果。构成任何过程和关系的一个或更多方面变得更大（或更小）、数量上增多（或减少）等。于是，因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对于每个被研究的事物而言都是不同的一种质变发生了，质变被理解为一种现象和／或功能上的变化。按照这种方式，马克思注意【83】到，货币要转化为资本，个别货币所有者手中的货币就必须达到最低限度价值额[50]（1958，307—308）。为了使这种变化作为量转化为质的一个例子而出现，马克思的抽象必须包含其量变注定要引起的未来质变的主要方面，和包含于后者的新的现象和／或功能，以及为了使它发生而耗费的时间里所发生的这一切。这样，对任何事物的抽象都可以较少地冒这样的风险：首先是不承认继而是漏掉未来的质变，和／或在它发生时曲解它，而这些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关的三个经常容易犯的错误。 形态变化是一个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的有机运动，在这个系统中，一个部分的性质（偶尔是现象，但通常是功能）被转移到其他部分，以至于后者可以被称为前者的形式。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关键的、独特的运动中，价值——通过异化劳动而产生并进入市场…被变成了商品、货币、资本、工资、利润、地租和利息。价值的形态变化按照两种顺序发生。马克思所谓的“真实的形态变化”发生在严格意义上的生产过程中，在这里，商品转变成了资本和生活资料，它们都是价值的形式，并随后被用来制造更多的商品；第二种顺序或“形态变化”发生在商品被用来换取价值的另一种形式，即货币的情况下，并且，在某个场合，马克思甚至将“转变”等同于“交换”（1973，168）．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的价值之上的价值，或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的价值，在它被转移到对它有不同要求权的集团那里的时候，经历了并行的形态变化，以地租、利息和利润的形式出现。在真实的和形式的两种形态变化中，由于在谁占有价值以及价值对于他们是如何表现和起作用方面的变化——即作为生活资料、创造更多价值的手段、购买商品的手段等等——而呈现出了新的形式。 在形态变化中，抽象过程大得足以将正在发生变化的东西与它正在变成的东西都包括进来，使某种东西向另一种东西的转变成了一种内部的运动。因此，例如，当价值转变为商品或货币的时候，后者将价值所包含的一些异化关系——由于它们的新的定位而发生的某种改变——接纳为它们自己的关系，而且这被视为价值本身发展中的后一个阶段。相反，运用范围较小的抽象，商品或货币就永远不能在实际上变为价值，而把它们称为价值的“形式”则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比喻。 形态变化的基本上同时发生的特征，不论涉及多少阶段，都有赖于所使用的抽象范围的大小。对某些人来说，价值形态变化中的不同阶段似乎是一个接一个依次发生的，但这就要求给每个阶段假定一个短暂的时间。然而，当这一形态变化的所有阶段都被抽象成【84】正在发生之中的时候，正如马克思在价值——通常作为被抽象成再生产的生产的某些方面——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这种循环的所有阶段都会被视为是同时发生的[51]（1971，279—280）。事物是同时还是依次发生，取决于有关要素的暂时的范围。当马克思将同一年中进行的所有生产称为同时进行的生产时，其所有的原因和结果都被认为是同时发生的，是单一的相互作用的部分[52]（1968，471）。为了理解任何——个这样的有机运动，人们必须给有关的相互作用以足够的时间以便使它们都能产生某种结果。如果结束得太早，即给每个阶段抽象的时间太短，那留给人们的就会是相互作用的一个未完成的部分，并使他们误把有机的联系看作偶然的东西。 总之，正如马克思所理解的，只有在抽象的范围大得足以包括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相互作用中的一个因素向其他因素的转移的基础上，形态变化才是可能的，它假定了一种独特的形式理论（运动通过使要素变成相互之间的形式而得以体现），而这又相应地假定了一种独特的同一性理论（每种形式与其他形式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这种同一性理论本身又是内在关系哲学的一种必然结果（现实的基本要素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种关系）。 如果说量变与质变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运动，而形态变化本质上是一种有机的运动，那么矛盾则兼有两者的因素。作为两个或更多同时互相支持又互相破坏的过程的结合，一种矛盾同时具有5种尽管密切相关但仍然不同的运动。但在详述它们是什么以前，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哲学所起的关键作用值得再次予以强调。关于矛盾，恩格斯说：“当我们把事物看作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和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的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但是一旦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53]（1934，135）在别处，当谈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地租、利润和工资的论述时，马克思断言，哪里“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哪里就不可能有任何“相互敌对的关系”，就不可能有任何“矛盾”[54]（1971，503）。只有当显然不同的因素被理解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同一要素的各个方面时，它们的某些特征才能被抽象为一种矛盾。 矛盾具有的五种运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是相互支持和相互破坏的运动。在向相反方向拉动的过程中，每一种运动都给事物的进程造成了持续的张力，尽管这两种运动所造成的张力不是同等的或不总是明显的。这种张力所造成的不稳定的平衡一直要持续到这两种运动中的某一种占优势为止。 【85】例如，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资本本身帮助产生了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劳动即异化劳动，而这种劳动将最好地满足其作为资本的需要；而劳动，作为对用于市场交换的货物的生产，帮助把资本塑造成了一种使资本能够继续剥削劳动的形式。然而，资本和劳动也具有造成反向张力的性质。资本，由于其对剩余价值的难以抑制的①②追求，将驱使劳动消耗殆尽；而劳动，由于其固有的追求更少的工作时间、拥有更好的条件等倾向，将使资本无利可图．为了避免把矛盾误解为一种绝对的反对、张力或职能障碍（普遍的意识形态错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将再造现有平衡的主要运动与趋于打破现有平衡的主要运动放到涵盖全部的同一抽象之中。 体现在矛盾中的第三种运动是构成任何矛盾的“支柱”过程的内在演变。这样，一种矛盾变得更大、更尖锐、更有爆炸性；支持和破坏两种运动都变得更剧烈，尽管并不必然具有同样的程度。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愈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55]①（1971，55）。包含这些矛盾的系统本身的发展导致了这些矛盾自己的发展。 矛盾所包含的第四种运动是，许多过程在与其所属的更大系统中的其他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所经历的总的形态变化。关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说，它“进一步发展，就表现为、实现为商品的二重化即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的这种二重化作为过程出现在商品的形态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卖和买是一个过程的不同因素，但是这一过程的每一行为同时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56]②（1971，88）。同样的矛盾似乎还经历着另一种形态变化：在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中发展起来的矛盾被说成是“在资本中再现出来”[57]（1968，512）．我们以其为开始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改变或被改变成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并从那里变成了资本。这一运动与价值的形态变化中所发生的情况是类似的——系统的相互作用是相同的。只是在这里它是一种被改变了形态的单一矛盾。 矛盾所包含的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运动发生在矛盾的解决中，此时，一方击败了迄今为止一直在控制着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既改变了它自己，又改变了它的所有关系。一种矛盾的解决可以有两种方式：暂时的和部分的；或永久的和全部的。经济危机是第一种的例子。马克思将危机称为“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58]（1971，55）。先前存在的平衡被打破了，一个新的，由可辨别的【86】类似因素构成的，通常增加了一些新因素的平衡，处在取代先前存在的平衡的过程之中。矛盾的部分解决在调和的秩序中居多，因为在此也可以说旧矛盾发展到了新的更高阶段。在单一的经济危机情况下，经济崩溃以后，或迟或早继之而来的是积累的复兴，最初的矛盾被扩大而包括了更多的事物、世界上更大的地方、更多的人，以及一种发展水平更高的技术。从本质上看，这些风险被增加给了不久将要发生的下一次危机。 当矛盾中的因素经历了重要的质变，改变了它们相互之间的所有关系和它们所属的更大系统时，一种永久的和全部的解决就发生了。导致了政治和社会革命的经济危机是它的一个例子。在这里，最初的矛盾改变得完全超越了它们曾经的状况，并且通常是如此地不同以至于要重构它们先前的形式可能是困难的。当然，决定一种矛盾将是部分地还是全部地被解决的，不是它的辩证形式，即差别被抽象为矛盾的事实，而是它的实际内容。然而，这种内容不太可能向任何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矛盾的人揭开自己的秘密。正是马克思宽泛的范围抽象，通过把相互依存的过程中破坏性的相互作用包括进同一要素，通过把这个要素扩展得包括了这种相互作用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它正趋向何处（它通过不同形式和最终决定而得以发生的形态变化），使得将这些各种各样的运动理解为一个单一矛盾内在的和必要的因素成为可能。 最后，马克思宽泛的范围抽象也说明了同一要素何以能够，正如其固有名称所表明的，包含两个或更多的矛盾。例如，商品据说包含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以及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要包含两种矛盾，商品必须被给予足够大的范围，以便包括价值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劳动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两者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取得的发展。[59]（马克思，1971，130）。 概括层次 马克思抽象方法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或它在其中发生的模式，是概括层次的抽象。在他没有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介绍他的方法的惟一系统的努力——中，主要的注意力被放在对“生产”和“生产一般”的区分上[60]（1904，268—274）。前者发生在一个具体社会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且包括这个社会中使它能够像它那样表现出来和发挥作用的所有关系；另一方面，“生产一般”指所有社会中的劳动所共同具有的任何东西——主要是人类在改变自然以满足人的需要方面的有目的的活动——而不【87】考虑把生产的不同社会形式从相互之间区别开来的一切因素。 马克思进一步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区分了“作为总体的生产”，它适用于资本主义内部各种各样的生产；和“作为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的生产”[61]，或只适用于那个部门的生产（1904，270）。显然，进行这些区分，尤其是第一种区分，所涉及的不只是范围上的一种变化。生产活动与从事生产的人，以及与它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内在的关系，但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中与生产者及其产品相联系的，而生产一般则是在如下形式中与他们相联系的，这种形式将生产一般自身的性质当成了一种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共同性质。 因此，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转向生产一般时的抽象就不是范围的而是概括层次的抽象，是从对生产的一种较为具体的理解向一种较为一般的理解的转变。前者突出的是使资本主义生产发挥作用的所有同样具体的性质（以及使所有这一切得以发生的资本主义时期），而后者突出的是使生产一般得以发生的那些条件的同样一般的状态（以及使这些性质得以产生的整个人类历史时期）。 马克思对“作为总体的生产”和“作为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的生产”的区分涉及同样的问题，尽管这里的运动朝着更为具体的方向而离开了较为一般的东西。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例如，汽车制造——是如何出现并发挥作用的，涉及一系列大体上不足以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条件。表面上似乎是一种整体—部分的区分的东西——像先前在“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产一般”之间所做的区分一样——是概括的层次之一。资本主义生产（或作为总体的生产）与特殊的生产部门的生产都与社会的其余部分内在地联系着，但各自突出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某种情况下是资本主义时代，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可以被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时期，或这一产业部门恰好以这种方式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时期。 在这个导言中，马克思公开赞同集中于处于其现在的历史形式中的生产，即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并因为那些政治经济学家在试图分析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自我满足于生产一般而批评了他们。当时，由于将较为一般的东西当成较为具体的东西的错误实在太普遍了，而政治经济学家们却对其信以为真，从而将他们从考察不同社会形态中所得到的概括依次当成了关于每个具体社会的最重要的真理，甚至当成了为每个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的原【88】因。例如，按照这种方式，任何社会的生产都要利用物质自然，即财产的最一般形式的一般真理，被提出来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分配方式的一种解释甚至一种辩护，在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占有者部分地拥有对在财产帮助下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权利[62]（1904，271—272）。 当马克思在这个序言中对政治经济学家的讨论在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和人类社会之间转换的时候，他在别处所说的许．多内容都表明他还能够运用其他的概括层次，因此，就要求对概括的实际层次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在提供这种分析之前，我想明确指出的是，下面的界限都是马克思自己在抽象方面的实践所提出的，这种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的目的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在我所决定的具体界限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对于概括层次还可以作别的描绘，并且这对于其他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有用的。 在牢记这一点的前提下，可以说，马克思将世界细分成7个主要的概括层次，7个用来理解他研究的所有问题的平台，7个不同的、用于组织一切事物的中心。从最具体的开始，存在一个由一个人和一种情景的任何独一无二的属性所构成的层次。它是使乔·史密斯（JoeSmith），以及所有他的活动和结果，与其他任何人都不同的所有东西。它是以一个特有的名称或在一个实际情景中被概括的东西。有了这个层次——让我们称之为第一层次——目前或无论其持续多久，独一无二的东西就被放在了中心． 第二个层次识别了对于人、他们的活动和结果来说是一般的东西，因为他们存在和发挥作用于现代资本主义中，现代资本主义被认为发生于过去的20到50年。在这里被证明使用了特有名称的独特性质，如乔．史密斯，被抽象排除了中心（我们不再看见它们了），被抽象进中心的是使我们把个人作为工程师，或根据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其他职业来谈论的性质。将这些稍微一般些的性质纳入视野，我们考虑了更多的人——这种性质适合的每个人——和更长的一个时期，即这些性质已经存在于其中的全部时间。我们还将一个更大的区域，通常是一个或几个国家，放到了中心，包括这一时期那里发生的，影响被考虑的性质的，或被其影响的任何其他东西。马克思对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的抽象就属于这个层次。 资本主义本身构成第三层次。在这里，人、他们的活动和结果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现和职能而特有的一切性质被放到了中心位置。我们先前讨论“作为总体的生产”时就碰到了这个层次。乔·史密斯所具有的，标志他是乔．史密斯（第一层次）和一个工程师（第二层次）的性质同样都是不相关的了。此时处于重要和中心地位的是使他成为资本主义中的一个典型工人的一切要素，【89】包括他与他的老板和产品之间的关系。他的生产活动变成了“雇佣劳动”所表示的共同性质，而他的产品变成了“商品”和“价值”所表示的共同性质。正如第二层次与第一层次相比拓宽了被放到中心的区域、延长了被放到中心的时间期限一样，第三层次拓宽了中心的范围，使其包括了分享资本主义关系的每个人、这些关系应用的任何地方，以及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部大约四百年的时间。 在资本主义之后，依然从具体向一般进展，存在着阶级社会的层次，即第四层次。这是一个社会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分裂为不同阶级的人类历史时期。被放到中心的是人、他们的活动和结果在5000到10OO0年的阶级历史中所共有的性质，或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奴隶制作为阶级社会的形式所分享的任何性质，以及这些性质所存在的任何地方。下一个层次——第五层次——是人类社会。它放到中心的——正如我们在上述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所看到的…是人、他们的活动和结果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所共有的性质。在这里人们考虑的是所有的人及人类的全部历史。 为了使这个分类成为完整的分类，还需要加进两个层次，但它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远没有前面五个重要。第六层次是动物世界的概括层次，因为，正如我们具有使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性质（第五层次）一样，我们也具有与其他动物分享的性质（包括各种生命的功能、本能和能量）．最后，存在着第七层次，它是所有层次中最一般的层次，它将我们作为自然界的物质部分所具有的性质放到了中心，包括重量、体积、运动等。 在获得一个范围的过程中，马克思所有的思想要素在同一抽象行为中获得了一个概括层次。因此，所有像这样由马克思的范围抽象所建立的关系，包括它们使之成为可能的各种分类和运动，都被放到了这个或那个概括层次上。而且，尽管这些层次中的每一个都把不同的时期放到了中心，但它们不会被认为是“时间片断”，因为历史的整体蕴涵在每个层次之中，甚至包括最具体的层次。相反，这些层次是组织时间的方式，把与被放到中心的性质有关的时期放在重要地位，并把在它之前的一切当成导致它的东西，当成起源来对待。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强调，上面讨论的所有人的和其他的性质都是同时出现并同样真实的，但只有在它们所属的概括层次被放到中心时，它们才能被认识到并因此而得到研究。这与自然科学中所发生的情况是类似的，在那里，现象是在生物的或化学的或原子的性质基础上被抽象的。所有这些性质是一起存在的，但人们不能同时看到或研究它们。我们所遇到的所有问题，以及有助于或阻止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切，是由只能在这些不同概括层次的这个或那个之上才能被放到中心的性质决定的。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的时【90】候，考察这种概括层次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由于这些性质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这种或那种运动和压力——无论将其组织为趋势、形态变化，还是矛盾——这些运动或压力如果被放在一起就几乎决定着我们的存在。因此，为了理解任何具体问题，有必要抽象一个能够将决定这个问题的主要属性放到中心的概括层次。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断言，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人类社会的概括层次（第五层次）上抽象生产，所以他们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层次）中分配的性质。 今天，在政治学对权力的研究中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任何权力关系的原动力都存在于相关的人生活和工作的历史的具体的条件之中。从这些条件中抽象出赤裸裸的权力关系以达到关于“权力一般”（第五层次）的结论，正如许多政治学家以及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的理论家所做的那样，肯定会将权力的每一种具体运用置于中心之外，并低估和／或误解其具体的特征。 鉴于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方面的特殊兴趣。他关于人和社会的多数论述都属于第三层次。像“资本”、“价值”、“商品”、“劳动”和“工人阶级”这样的抽象，不管它们的范围如何，都显示了这些人、活动和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所具有的性质。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作为这些资本主义性质的起源和可能的未来而进入这个层次的分析的。马克思在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称为“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些历史资料的英文译文的恰当标题来自这部比较早的著作）的东西正是那样的（1973，471—513）。先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在这里主要是作为被抽象成一个过程的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作为它的起源而被考察和研究的，这种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的独特结构出现得足以证明有理由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称之前。 马克思也在第二层次（现代资本主义）和第四层次（阶级社会）上抽象他的主体，尽管其频率要低得多。在马克思运用阶级社会的概括层次时，他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奴隶社会的研究所关注的是它们共同的东西。马克思在这个概括层次上对封建主义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分工及其产生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当把封建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起源的一部分，即在第三层次上来研究时，强调的则是作为封建生产基础的条件的崩溃[63]（马克思，1958，第8部分）。 马克思运用第二层次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事例可以在他对经济危机的讨论中找到。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已知它是什么【91】以及它是如何运行的——崩溃的各种可能方式以后，即在资本主义本身的层次（第三层次）上分析它以后，马克思继而说明了这些可能性是如何在最近的过去，在对他来说是现代的或发达的资本主义中被实现的[64]（1968，492—535）。为了解释过去的几次危机为什么恰恰要以那样的方式发生，他必须将适用于这一具体周期和这些具体地点的性质，即近来具体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历史放到中心。这也是马克思的分析何以能够利用两个或更多不同的概括层次。将他在较为具体的层次上发现的东西当作较为一般的层次体现出来的各种可能性之一的一个例证。 将马克思在第二、三、四层次（主要是三，资本主义）上对人和社会进行的研究，与社会科学主要在第一层次（独一无二的）和第五层次（人类的状况）上对这些主体的研究，还有常识在这两个层次上对这些主体的思考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在马克思通常将人抽象为，例如，阶级的地方（在第四层次上为一个阶级，在第三层次上为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阶级之一——工人、资本家，有时还有地主，在第二层次上为最近存在于一个具体国家的许多阶级和阶层之一），多数非马克思主义者将人抽象为独一无二的个人，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有名称（第一层次），或是人类的一个成员（第五层次）。在思想上直接从第一层次过渡到第五层次的过程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可能从未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因此，在否定阶级方面也就毫无困难了。 但问题不是这些不同的抽象中哪一种是正确的。就人们具有属于这些概括层次中的每一个层次的性质来说，它们都是正确的。相关的问题是：为解决一系列具体的问题，哪一种是适当的抽象？例如，如果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剥削、失业、社会异化和帝国主义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与资本主义社会有关的条件引起的，那么，它们只有通过使用使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显露出来的抽象才能被理解和解决。其中涉及到将人抽象为资本家和工人。不这样做，而是坚持按第一层次和第五层次来抽象，就会使人因为这些问题而责备具体的个人（一个坏老板，一个邪恶的总统）或人类的这种本性。 为了使这个描述完整，必须承认，马克思偶尔也在第一和第五层次上抽象现象，包括人。在马克思那里，有对具体个人的讨论，例如，拿破仑三世和帕默斯顿，在这里马克思关注的是使这些人之所以不同的性质。同时，尤其是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把有些注意力放到了所有人共有的性质上，放到了一般的人类本性上。但不仅这种离题是个例外，而且，对于我们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很少允许来自于这两个层次的性质进入他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因此，当科尔（G．D．H．Co1e）因使阶级比个人更加真实而责备马克思时（1966，11），或者当卡罗尔·古尔德（Caro1Gou1d）说个人在马克思主义中享有本体论的优先权时（1980，33），或者与此相反，当阿尔都【92】塞否认个人在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有任何理论空间时（1966，225—258），他们都在曲解给了个人、阶级和人类以位置——概括层諳次——的体系的本质。给个人、阶级或人类赋予本体论的优先权的；观点本身接受了它们之间绝对的分离，而马克思关于人是一种具有属于不同概括层次的性质的关系的观点证明这种所谓的绝对分离是虚假的。这些思考人的方式中没有一种比其他的更真实或更重要。如果说，尽管如此，但阶级仍然是马克思论述人时首选的抽象，那只是因为阶级与他寻求解释的现象的性质、范围，尤其是概括层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能够在概括层次的基础上被分开的，不仅有我们借以思考人的抽象，而且有我们在每一个这样的抽象内部组织我们思想的方式。例如，信仰、态度和目的是处于第一层次上的具体个人的特性。社会关系和利益是居于第二、三、四层次上的阶级和阶层的主要性质。权力、需要和行为属于人性本身，而本能既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属于人，也属于人作为动物的属性。尽管这些概念在使用中有某种超出层次界限的情况——而且有些概念，如“意识”，在几个层次上以某‘种不同的意义被使用——但它们的用法通常很好地预示了一个具体研究所属的概括层次，也因此预示了能够被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一种充分利用了所有这些概念的完整的人性观——它会将处于所有这些概括层次中的人的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通过关注人的不同性质，每一个概括层次包含着划分人类的独特方式，于是也包含着它自己的，基于这些划分的那种压迫。例如，剥削指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榨取，它是以第三层次将社会划分为工人和资本家为基础的。因此，作为一种压迫形式，它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尽管在使用一个较为狭窄的范围抽象时，“剥削”也偶尔被用来指所有阶级社会〔第四层次〕中对剩余——剩余一般——的榨取）。第五层次的人类社会显示的是所有人作为人类的成员所共享的东西。这里能够存在的惟一压迫来自于人类之外并且是针对每个人的。人的生活所必要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属于这一概括层次的对人的压迫的一个例子。如果说某一具体阶级——如处于对利润的片面追求之中的资本家——促成了这种破坏，那只是预示着，必须在两个或更多层次上研究这一具体压迫并与之作斗争。 第四层次，它以人们之间的，根源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93】离的所有差别为标志，使我们能够看到以阶级、民族、种族、宗教和性别为基础的压迫的起点。尽管种族和性别的差异显然在阶级社会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它们只有同创造财富的人与指导其创造的人之间的分离一起，才能成为与种族主义和父权制联系在一起的独特压迫形式的基础。随着与占优势的生产方式之间的不同关系及其导致的相互矛盾的利益的出现，随着相互冷淡对先前一切都是共同所有时的相互关心的取代，并且随着每个人都想占有（因为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的不断增长的剩余的创造，所有基于社会现存的和新的分裂的压迫方式都成了可能，并且对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当有利。种族主义、父权制、宗教、社会等级制度、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了使由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帮助再创造其根本条件的那些压迫性经济实践合理化的最有效手段。由于反复重复，它们也深深地植根在人们的心理和感情之中，并从它们得以产生的状况中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而这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使那些被影响的人很难认识这些不同压迫所继续起到的关键性经济作用。 固然，所有与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压迫，同样具有与它们在作为阶级社会的一种具体形式的资本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关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和强度，但作为这些压迫的基础并使之产生的主要关系来自于阶级社会本身。因此，资本主义的废除不会废除这些压迫中的任何一种，而只是废除了它们的资本主义形式。彻底消灭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父权制、民族主义等等，只有在阶级社会本身被废除，尤其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终结时才可能发生，这是一种马克思相信只能随着完美的共产主义的到来才能发生的世界历史性的变化。 如果说马克思的所有抽象——正如我已经表明的——都涉及一个概括层次和一个范围，如果每个概括层次组织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在其帮助下所作的分析，即，用它的术语来说，如果马克思为了认识尽管相互之间有关系但还是不同的问题而抽象这许多的概括层次（即使他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抽象，第三层次，是决定性的一个）——那么，他的研究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将在这个或那个概括层次上被找到，而且必须被相应地加以研究，如果它们想要得到正确的理解、评价和必要时的修正的话。 例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要是试图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产活动的所有产品都有价格的一种努力——不是为什么某一具体产品价值什么东西，而是为什么它竟然价值任何东西。人们创造的每个东西都有价格，这是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突出【94】现象，它的社会意义甚至更加深刻，因为多数人都非历史地看待它，只把它看作理所当然的事。马克思对这种现象的全部说明，包括其中所有产品都有价格的社会如何发展的历史，都是在资本主义本身的概括层次上进行的，这意味着他只在人、他们的活动和结果呈现于资本主义中的全部形式中研究它们的性质。人们听到的关于这个理论的经常性批评——它没有考虑现实市场上的竞争，因此不能解释实际的价格——完全离题了，也就是说，完全离开了马克思正在尽力提出的更为一般的论点。 例如，为了说明一双特定的鞋恰好价值5美元的事实，人们必须以一种使我们完全超出马克思的最初计划的方式将现代资本主义（第二层次）和此时此地（第一层次）两方面的性质都抽象进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作了某种努力来重新抽象在现代资本主义层次上进入他的劳动价值论的现象，而且，在这里，他确实讨论了买者和卖者两方面中存在的竞争对实际价格的影响。可是，一旦我们认识到所谓的“转变问题”（价值向价格的转变）是一个来自两个不同概括层次的相互联系的分析问题，并且，马克思将最重要的关注给了第一个层次即资本主义，而给第二个层次（不幸的是，它是惟一使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层次）的关注却较少时，无数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感到的疑惑也就消失了。 要使马克思的理论不被曲解，就有必要将它们放到具体的概括层次上。异化理论为此提供了又一个显著的例证。这一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关于人与其生产活动、产品、其他人和人类之间被割裂的关系的说明，而这个说明属于两个不同的概括层次：资本主义（第三层次）和阶级社会（第四层次）。在他最早的著作中，这一连串戏剧性的分离一般是以“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的观点（第四层次）结束的。甚至从这个较为一般的说明中就可清楚地看到，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极点，但这里的关注点是资本主义所属的阶级背景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在这里，资本主义与其说是“它”，不如说是“它”的一个突出的例子。（顺便提一句，这个结论要求对我此前的著作《异化》——它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理论”——的副标题进行修改。） 在以后的著作中，由于马克思将关注点日益转移到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上，异化理论被提升到了资本主义的概括层次（第三层次）上。此时的关注点是处于其资本主义特殊形式中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即劳动、商品和价值；而贯穿阶级历史、伴随私有财产的令人迷惑的事情被提炼成了商品（和价值）拜物教。更宽泛的异化理论仍然有效，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背景没有改变，但【95】马克思发展了一种使这种理论能够被更好地纳入他对资本主义原动力分析的形式。有了对概括层次观的介绍，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一些主要争论——它是主要与阶级历史有关还是与资本主义有关，以及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是如何和在什么程度上使用这一理论的——就容易解决了。 但是，必须被放到具体的概括层次上以便被正确地加以理解的不只是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这也适用于他所有的论断。例如，我们已经在另一个背景中碰到的论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后来改成了阶级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与“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65]（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12；1964，77）这个论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两个例子中的“阶级”指的是同一概括层次上的性质，那么，这两个论断中就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即要么阶级在过去5000到10000年的阶级历史中已经存在，要么它只是在四五百年以前随着资本主义而产生的。然而，如果我们理解马克思在第一个论断中关注的是在过去5000到10000年中（在第四层次上）所有阶级共有的性质，而在第二个论断中关注的是阶级在资本主义时代（在第三层次上）所获得的具体性质（那些使他们更完全地成为阶级的性质，主要涉及组织、交流、异化和意识方面的发展），那么，这两个论断就是一致的了。因为马克思如此之多的概念——“阶级”和“生产”或许是突出的例子——被用来表现一个以上概括层次上的抽象，所以，由这种明显的矛盾引起的疑惑就实在太普遍了。 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论断尤其容易被误解，除非它们被放到这个或那个概括层次之上。例如，马克思赋予生产和经济的作用通常会有些不同，这取决于他的关注点是被放在资本主义（包括其独特的起源）、现代资本主义（同上）、阶级社会（同上），还是人类社会（同上）之上。从人类社会开始，马克思赋予生产的特殊重要性是基于以下事实：在尝试任何其他事情以前，人们必须做必要的事以便生存；生产局限在可利用的物质选择的范围内，正如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有助于改变物质选择一样；以及生产是反映和帮助发展我们特有的人的能力和需要的主要活动（马克思，1958，183—184；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117；奥尔曼，1976，98—101）。在阶级社会，生产主要通过“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66]来发挥它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1959a，772）。同样是在这个层次上，生产力与以阶级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突出了。在资本主义中，进入资本积累过程的一切共同具有了生产的特殊作用[67]（马克思，【96】1958，第8部分）。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被视为决定性的东西通常是近来在一个特定国家的一个具体生产部门中发生的（如马克思时代印度铁路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注明出版日期，79）。 这些关于生产的主要作用的论断，每一个都只适用于它所突出的概括层次。没有一个论断能够解释马克思相信需要解释的一切问题，这可能就是马克思在某个场合否认他有任何历史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1952，278）的原因。更准确的说法是，他有四种互补的历史理论，每一种都对应于这四个概括层次中的一个。因此，多数马克思的追随者和事实上所有他的批评者，把唯物史观简化为一种关于生产（或经济）作用的单一概括的努力从来没有成功，因为它不可能成功。 最后，马克思研究的各种运动，其中有一些我们在范围的抽象中讨论过，这些运动同样属于具体的概括层次。即是说，像其他一切运动一样，这些运动是由独一无二的或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或资本主义特有的等性质构成的，以至于只有当有关的概括层次被突出的时候它们才能成为运动。在那以前，它们释放的任何力量都必然是神秘的，而且我们利用和影响它们的能力实质上也等于零。例如，价值转变的运动实际上有赖于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行情况，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第三层次）和现代资本主义（第二层次）的概括层次上完成的。在阶级社会（第四层次）或人类社会（第五层次）的概括层次上考察劳动产品，或集中于它的独一无二的性质（第一层次）——多数非马克思主义者思考这个主体的范围——不会阻止价值转变的发生，而只会阻止我们对它的认识。同样，如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切看来都是对抗的，而事实上也是这样”[68]（1963，218），那么，只有通过抽象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概括层次（假定有恰当的范围抽象），我们才能认识到它们。 被称为“辩证法的规律”的，是那些可以在每个概括层次上以这样或那样可被认识的形式，即在属于每个概括层次的性质（包括无生命的自然的性质）之间的关系中被发现的运动。在上面讨论过的数量转化为质量、通过矛盾发展就是这种辩证法的规律。在马克思的工作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两种辩证法的规律是：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它是这样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或更多因素周围的环境或考察这些因素的人的条件中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在它们的关系中造成了显著的改变，甚至是彻底的改变）和否定的否定（它是这样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显示了与存在于第一个阶段的东西之间的重要的相似性）。 【97】一个辩证法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会因为它的主体以及这个主体所属概括层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存在于矛盾核心的互相支持和互相破坏的运动，其适用于无生命的自然力量时的表现与其适用于明确的资本主义现象时的表现就非常不同。这样的显著差别使马克思的日益增多的批评者和一些追随者将辩证法的规律局限于社会现象，并将他们所谓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当作“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丢弃。然而，他们的错误在于，将这些规律的一个具体论断，通常是一个合乎与人的意识有关的概括层次的论断，错误地当成了所有可能的论断。允许关于这些规律的最一般论断代替其他论断的惯例一我为了简化和简短的目的也采用过的一种惯例——助长了这种错误。然而，在我们独一无二的性质中（第一层次），或在我们作为工人和资本家所具有的性质中（第二和第三层次），或在我们作为一个阶级的成员和作为人类的成员所具有的性质中（第四和第五层次），所发生的量与质的变化、矛盾等等，并不仅仅是更为一般的辩证法规律的说明和结果。为了被充分地理解，在每个概括层次上的这种运动必须既被看作更为一般的规律的形式，又被看作那个层次所特有的规律的表现。草拟这种关于辩证法规律的多层次论断的多数工作尚待进行。 辩证法规律对于理解在不同概括层次上起作用的压力所具有的重要性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刚刚看到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尤其充满了矛盾。因此，根据矛盾考察条件和事物，对于理解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比理解它们作为人类，或自然，或独一无二的条件和事物所具有的性质要重要得多。由于马克思的目标是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所以，他没有像关注矛盾发展规律那样去关注其他的辩证法规律。这一点，与矛盾在自然界（第七层次）的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一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辩证法规律只能在社会中被找到”那样的错误信念。 从上面的叙述中凸现出来的是，辩证法规律没有在它们自己内部解释、证实或预言任何事物或导致任何事物的发生。相反，它们只是一些方式，以此来组织变化和相互作用在所有概括层次上都具有的最普遍的形式，从而研究和调节它们所属的世界。在辩证法的帮助下，马克思还能够揭示许多其他的趋势和范式，这些常常也被称为规律，它们是马克思所关注的概括层次所特有的。这种规律拥有的只是出自它们起源的过程的力量，并且被系统内部存在的任何反倾向所均衡。而且与马克思所研究的所有其他运动一样，辩证法的规律与它们帮助他揭示的概括层次特有的规律也被给予了范围，【98】这种范围宽泛得足以包含与它们演变的全部时期有关的相互作用。 与这种抽象模式有关的两个主要问题仍然存在。处于每个概括层次上的性质如何影响其他层次上的性质？关于范围的抽象所做的结论对于被抽象的概括层次的影响是什么？反过来呢？处于每个层次的性质对处于其他层次的性质的影响，从最一般的（第七层次）到最具体的（第一层次），是背景对于它所包含的东西的影响。即是说，从第七层次开始，每个层次为其后较为具体的层次上所能产生的东西确立了可能性的范围。每个层次上一些可能性的实现依次限制了在这一链条的下一层次上所能产生的东西，自始至终直到第一层次即独一无二的东西的层次。 每个较为一般的层次，借助它是什么和它所包含的是什么，还使由它决定的相对具体层次上的许多（尽管不是无限的）可能的选择性中的一个或几个更有实现的可能。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不仅是来自阶级社会的一种可能的发展，而且，阶级社会的性质、劳动分工一产生就固有的动力本身还使资本主义变得很有可能。同样的说法也适合于资本主义本身与马克思生活在其中的“现代”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后者与马克思所经历的事件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 也正是在这个框架中，马克思所看到的自由与决定性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最好的理解。不管怎样的抽象层次——无论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任何个人、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一个集团、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任何阶级，还是人类本身所特有的东西——总存在一个要被作出的选择以及作出这一选择的某种能力。因此，总存在某种性质和某种程度的自由。然而，在每一个概括层次上，必须作出的选择的错综复杂的背景的性质严格地制约着人们对它们的取舍，也使或者这一组或者那一组选择更为切实可行和／或引人注目，正如这些背景决定着进行选择的个人和阶级本身以及被激发的人性一样。因此，也存在程度相当大的决定性。当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9]（马克思和恩格斯，1951a，225）的时候，他希望说明的正是自由与决定性之间的这种关系。所涉及的人和环境都属于不同的概括层次，这一事实使看来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论断变得复杂了，而且这个论断的意义——尽管在每种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会依据被突出的层次而发生改变。 这里提出的决定性与我们在内在关系哲学的讨论中提出的观点不同但不矛盾，在那里，决定性首先等于在任何有机系统中被发现的相互影响，之后等于任何一个过程对其他过程的更大的或特殊【99】的影响。对此我们现在可以增加决定性的第三种，即补充的意义，也就是错综复杂的背景对于其中所有现象的限制和规定作用。人们在马克思著作中所发现（和意识到）的多数解释力，能够从马克思在显示这后两种决定性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作用方面的成功中得到说明。 事物对它们更大背景的影响，即属于较为具体层次的性质对那些属于较为一般层次的性质的影响，也能够被加以认识。每当马克思谈到人们再生产着他们存在的条件时，涉及的就是其主要性质属于一个概括层次的行为如何帮助构建不同背景，包括其他概括层次上的背景的问题，这些背景使这些行为的持续既是可能的又是极有希望的。然而，这种影响也可以是有害的。例如，在我们的时代，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第二层次）有关的有害因素的无节制的增加，不仅已经开始威胁资本主义（第三层次）的持续，而且威胁了人类生命（第五层次）所必要的生态平衡。 至于范围的选择与概括层次的选择之间的关系，似乎在狭窄的范围抽象与抽象很低和很高的概括层次之间存在一种大概的一致。一旦一个具体现象所属的复杂社会关系被狭窄的范围抽象排除，那就几乎没有理由要通过抽象这些关系所在的概括层次来更好地突出这些关系了。因此，抽象一个将个人从其社会环境中分开的范围，通常伴随着一种关注每个人所特有的东西的概括层次（第一层次）的抽象。由于在范围上从个人中抽象的社会性质现在被加到了他们所属的团体（被认为与其成员外在地联系着）身上，所以，在概括上的努力趋向于绕开这些社会性质将会被突出的层次（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而直接走向了人类社会的层次（第五层次）。所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说，人要么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层次），要么是完全相同的（第五层次）。而对马克思来说，他的范围抽象通常包括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所以，选择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的概括层次是既容易又明显的，正如给这些层次以特权导致了使他能够一下子接纳对这些层次的关注所突出的多数联系的范围抽象一样。 角度 马克思的抽象得以发生的第三种模式是角度的模式。资本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被称为“资本的化身”；但资本还被说成是按【100】其起作用的方式在起作用，因为它被掌握在利用它来创造利润的人手中（马克思，1959a，794，857—858；1959b，79）。国家被说成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一种工具；但马克思还将它看作回应经济要求的一套客观的建筑，看作生产方式自身的一个方面[70]（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15；马克思，1959b，103）。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许多类似的、表面上矛盾的立场。它们是不同抽象的结果，但不是范围抽象或概括层次抽象的结果。它们是由不同角度的抽象造成的。同一关系被从不同的侧面加以考察，或同一过程被从不同的阶段加以考察。 在马克思的思想要素获得一个范围和一个概括层次的同一思维活动中，它们也获得了一个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考察任何具体关系的因素，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重构这种关系所在的更大的系统。一个角度确立了影响其中一切要素的视域，确立次序、层级和优先度，分配价值、含义和相关度，并维护部分之间特殊的一致性。在一个既定的视域内部，有些过程和联系将显得大一些，有些明显一些，有些重要一些；而有些将会显得小一些、不重要一些和无关紧要一些；有些甚至是看不见的。 在讨论马克思的关系观念中，我们看到，它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关系。当从或这个或那个侧面来看时，它总是被包含在它的部分之中的一种关系。例如，资本和劳动被引证为“同一种关系的表现，不过是从这种关系的不同的两极出发而已”[71]（1971，491）再或者，马克思说，资本从流通的角度来看具有一种“有机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而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具有另一种构成方式（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72]（1968，579）。流通和生产两者都是被扩展了的资本关系的一部分。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批评是，他们试图只从流通的角度理解资本，但为了理解资本主义中财富的本质，马克思相信，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的角度[73]（1968，578）。 显然．马克思所作的关于范围和概括层次的决定，极大地影响了他所抽象的角度的性质，反之亦然。包含于一个范围的抽象之中的相互依存和过程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从某种角度出发的同一个抽象所看到和研究的东西。例如，给生产以再生产的范围，或资本以资本积累的范围，使马克思能够以一种如果用较为狭窄的（或较为短暂的）抽象就不可能具有的方式看到和组织它们所属的系统。同样，在抽象一个概括层次时，马克思突出了一整批现在可以单独或共同（取决于范围的抽象）充当角度的性质，而排除了按照【101】其他概括层次所属性质来组织的可能的角度。反之，对具体角度的任何规定都使马克思倾向于抽象与它一致的范围和概括层次，并使他能够将其中的多数当作角度。在实践中，关于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的三个规定（事实上是同一规定的三个方面）通常是一起作出的，而且它们的影响都是直接的，尽管在任何一个特定场合，它们中的某一个可能看起来居于支配地位。 在社会科学中，角度的观点与卡尔·曼海姆（Kar1Mannheim）的著作（1936，第5部分）关系最为密切。但对曼海姆来说，角度是某种属于人的东西，特别是在人被组织为阶级的时候。每个阶级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为它的成员提供了一系列独特的经历和一种独特的视角。因为他们独特的视角，所以，甚至是被属于对立阶级的人所分享的很少的经历，也不仅是按非常不同的方式被理解的，而且实际上是按非常不同的方式被认识到的。就其现状来说，这种观点——它是曼海姆从马克思那里继承的——是正确的。然而，马克思关于角度的观念走得更远，他将每个阶级惯常的抽象的性质作为其感觉的基础，以说明从这些思维要素出发来认识社会，在它们所确立的观点之内——是如何导致不同的感觉结果的。在揭示阶级条件与阶级感觉之间的认知联系中，马克思帮助我们不仅理解了为什么曼海姆是正确的，而且理解了他所描述的东西实际上是如何产生的。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角度成了抽象本身的一种属性（马克思谈到了积累、生产关系、货币等的视角或角度），而采纳它的人或阶级的属性（马克思，1963，303；1971，156；1973，201）则是次要的。 我们现在能够解释，为什么马克思相信工人拥有的理解资本主义运行的机会要比资本家拥有的好得多。他们的优势不是来自于其生活的性质，也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来自于其阶级利益（因为关于他们制度的运行方式，资本家在误导他人甚至于误导他们自己的过程中有着某种利益）。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构成工人生活的东西，他们用以开始认识其社会的抽象可能包括“劳动”、“工厂”和“机器”，尤其是“劳动”，把主要决定社会变化的活动放到了工人思想的重要地位和中心。在由这种抽象确立的视域内，发生于资本主义中的东西多数被排列成了这种活动的必要条件和结果的一部分。对于认识现状——既作为过去状况的结果，又作为即将形成的状况的起源——没有比这更具启发性的角度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工人都会提出这些联系（妨碍他们提出这些联系的，有许多来自他们异化的生活和针对他们的意识形态障碍），但他们这样做的倾向是存在的，这种倾向就来源于最初的角度抽象。 【102】对资本家来说，情况正好相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使他们倾向于在“价格”、“竞争”、“利润”，以及其他从市场中引出的抽象的帮助下来开始认识他们的状况。不是将劳动放在直线的开端而是放在：靠近末尾的地方，试图在这样的视域内认识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就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的运行状态。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竞争中，“一切总是表现为颠倒的、头足倒置的。”[74]（1968，217）主要是生产活动结果的东西在这里似乎成了它的原因。例如，似乎是市场需求决定着应该生产什么，如“消费者主权”理论所主张的那样，而实际上市场需求自身只是异化劳动的产物。 由于具有过程和关系方面的思想，常识并不完全缺乏视域的观点。人们偶尔也使用“视角”、“角度”和“视域”这样的措辞来指称一部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东西，但他们一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视角对他们所看到和所知道的一切有多大的影响，没有意识到抽象在达到这种结果中的作用。由于具有他们的范围和概括层次的抽象，多数人完全将他们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阶级传承给他们的角度的抽象，当成了特定的东西而加以接受。他们反复从相同的一个或几个角度来研究他们的世界，而他们抽象新角度的能力就这样衰退了。由此导致的片面观点被他们不仅当成了正确的而且当成了自然的，实际上还被他们当成了惟一可能的观点。 先前我们看到，一种主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由于使用太狭窄的范围抽象（忽略了正确理解被包含的东西所必要的过程和关系中的某些部分）而产生的；另外一种产生于一种不适当的概括层次的抽象（之所以不适当，是因为它将我们需要理解的性质所属的主要层次排除出了中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存在与角度的抽象有关的第三种主要形式。在这里，意识形态产生于这样一种角度的抽象，它要么掩饰，要么严重歪曲了属于与我们有关的具体问题的关系和运动。我们需要或想要知道的每件事，不能以同样的明确性从每个可能的角度显现出来，或者根本不能显现出来。 一种意识形态的有关形式，起因于需要从几个方面却只从一个方面（无论是如何的至关重要）来研究一种现象——且始终不知道仅仅从这一个方面所能得到的认识所具有的局限性。这是黑格尔在指出抽象地（在这个术语的意识形态意义上）思考就是“要坚持一种性质”（1966，118）时考虑到了的。充当黑格尔的例证的杀人犯、仆人和士兵，它们所包含的东西都要比从如下角度对其进行考察所体现出来的多得多，这种角度就是与我们赋予它们的名称有关的单一角度。马克思对此甚至更加清楚，例如，他严厉指责经济学家拉姆赛（Ramsay）“提出了所有的要点，但是提得片面，因而是错误的”[75]（1971，351）；在对李嘉图的一次批评中，他将“错误的”等同于“片面的”[76]（1968，470）。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将意识形态作为纯粹的谎言予【103】以批判。或断言它的主张完全是错误的。相反，意识形态一般被描述为过于狭窄的、局部的、模糊的和／或片面的，所有这些都归因于有错误的，否则就是不适当的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的抽象，这些抽象及其含义都没有被如其所是地来加以理解。在正确地指向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资本家有意识的操纵中的实质性根源，并说明为了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它如何运行的同时，多数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忽视了对决定其具体形式的抽象方法的误用。 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关的重要角度，其错误不仅在于将分析限制在一个单一的角度，而且在于被选择的一个或少数几个角度，要么掩饰要么歪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角度包括以下这些：孤立的个人、任何状况的主观方面（被相信的、被希望的、被打算的等等）、几乎任何过程的结果、任何与市场有关的事物，以及所有属于第五个概括层次的东西，尤其是人性。 孤立的个人，即脱离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人，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首选的，在其中论述人的范围抽象，还充当了其研究社会的首选角度。社会变成了从这个角度考察时社会关系表面上呈现的那个样子。当人们补充说，在每个人内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首选的、考察这个人其余部分的角度正是信念、欲望和意图这样的主观性质的时候，人们所属任何状况的客观特征被如此低估就应该是毫不奇怪的了。按这种观点，他或她相信他或她自己是什么，这个个人主要就是什么；而社会本身就是孤立地活动着的许多个人在没有强大社会压力或重要实质性限制时，使社会成为的东西。 在范围上狭窄地抽象人，在第一和第五个概括层次上抽象这个范围，以及将这些概括层次上的这个范围抽象为首选的角度，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联系。通过在范围上抽象孤立的个人，人们省略了各种社会的和其他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会使人倾向于将第二、第三和第四个概括层次放到关注的中心，以便认识这些联系是如何获得使其重要的特性的。并且，因为与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有关的背景即使被关注过但是次数也很少，所以属于这些层次的性质几乎不能充当有用的角度。在这些背景中的任何东西确实从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关的角度被考察过的有限范围内，结果也通常是属于不同概括层次的性质的一种配合不当的大杂烩，有些性质突出得多一些，有些性质突出得少一些，而所有的性质都被外在关系哲学的语言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由这种研究达到的任何【104】综合都只是成功地分解和掩饰了存在于每个层次上的有机整体，从而使关于任何事物的系统的理解都更加困难了。 除开孤立的个人以及他或她的主观性质，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得到充分阐述的另一个角度的集合是各种社会过程的结果，特别是在市场上被发现的那些。由于已经在范围上被狭窄地抽象成了成品，所以，这些结果得以形成的过程就再也看不见了。因此，资本仅仅是生产资料；商品是被买卖的任何物品；利润是资本家获得的某种东西；市场本身是买卖双方直接交易的、遵循它自己特有的社会规律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当被用作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时，这些死的构件块只能构建一座死的建筑，一个不变的系统，它在历史的某一点上的产生与它最终的灭亡一样是一个谜。根本的歪曲发生在马克思称为商品（或资本、或价值、或货币）拜物教的东西中，也就是当这些结果具有它们自己的生命并且被认为是自生的东西的时候。每当任何一组静止的和被狭窄地思考的结果被用作考察起源的角度时，都存在这种用终点代替起点的危险。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大量使用的其他角度还有那些被当作人类社会一部分的东西，即整个第五层次，特别是人性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当作人性的东西。从这些角度出发，其最重要的性质属于第一到第四层次的现象失去了它们的历史的特征，并被弄得与介绍它们的绝对抽象一样显而易见和不可避免。按照这种方式，从关于生产的第五层次——即就它带有几分人类社会的性质而言的生产——的观念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分配，正如政治经济学家们被指控所做的那样，会使现行的资本主义财富分配显得同样“自然而然”。 马克思有时也使用所有这些角度，偏爱与生产、与任何状况中的客观方面、与一般的历史过程，以及社会阶级相联系的角度，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层次上。他偏好这种角度的原因会随着他运用的概括层次而改变，正如他给予它们的范围会改变一样。除此之外，马克思的角度抽象——确实与范围和概括层次的抽象一样——通常可以被迫溯到他的理论，以及理论所表明的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机或历史的运动的某些部分是必要的东西。在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必须谨慎，不要在马克思的方法中放入过多的，只能来自于他在这种方法的帮助下所发展的理论的、有关优先的判断和决定。 同样，马克思在抽象角度方面的实践所具有的特征，是他从一个角度转到另一个角度所表现出来的轻易和熟练。马克思意识到任何单一的角度，甚至是生产的角度，都固有的局限性，所以他经常【105】改变他所选择的研究主体的角度。在根据占支配地位的角度区分整个著作和著作的章节的同时，事实上，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页中都能找到角度的转换。在同一个句子中，他能够先从工人的角度，继而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工资（1963，108）。本书几个地方已经提到过的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也为马克思多么频繁地改变其范围和角度的抽象，以及这一实践和他的熟练对于得到他的结论有多么重要提供了可能是最好的例证[77]（1904，274—292）。 由于具有其范围和概括层次的抽象，马克思的角度抽象在建构他的所有理论中起着关键作用。正是马克思的角度抽象使他能够在差异性中发现同一性（并且反之亦然），并在实际上看到范围的抽象使之成为可能的有机的和历史的运动，并且能够将他的感觉世界进行分类和再分类，使之进入我们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所固有的解释框架。 此前，在讨论马克思的同一性理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抽象一个宽泛得足以包含两个或更多现象的相同和不同两方面性质的范围，这种抽象是使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共存成为可能的东西，但人们实际看到并因此来研究任一组性质的能力有赖于用以考察它们的角度。只站在惟一的角度就会把对任何关系的理解限制在其相同的或者不同的方面，但事实上它包含两个方面。然而，马克思能够从剩余价值的角度、它们的同一性或它们作为没有归还创造它们的工人的那部分价值所共有的属性的角度，以及处于由谁占有了这些形式的剩余价值和每种情况在经济系统中如何发挥作用所产生的差别之中的任何角度，来研究利润、地租和利息之间的关系。 抽象显示相互作用的系统中两个或更多方面之间的差别的角度，也突出了它们相互影响中的不对称。即使有这样的相互影响，生产仍然在马克思所运用的所有五个概括层次中起主导作用。但只有通过将生产抽象为一个角度，它在每个层次上对其他经济过程以及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特殊影响才能被真切地看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记住了阶级社会的层次，统治阶级的存在及其职能就“只有根据他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理解”[78]（1963，285）。 与他的范围抽象一起，马克思的角度抽象在确立表现他全部理论特色的灵活界限方面，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在马克思将现实分为客观和主观条件方面，正是通过首先在这种条件，然后在另一种条件中抽象一个角度，他才揭示了通常被当作主观的东西的较为客观的方面（从而扩展了客观东西的范围），反之亦然。与上述同一【106】性理论一起，角度抽象中的变化使马克思能够在事实上将客观和主观条件看作“同一些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79]（1973，832）。同样，正是通过抽象一个独特的角度，马克思能够在社会中看到自然的方面，或在生产关系中看到生产力，或在典型的非经济结构中看到经济结构，或在上层建筑中看到经济基础，反之亦然，从而为每一组调整了范围的抽象。例如，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生产关系，甚至工人的协作能力都能体现为一种生产力[80]（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46）。 马克思对社会进行的不同阶级划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以给阶级不同的范围抽象为基础的——也只有从充当一定分类标准的性质（功能、与其他阶级的对立、意识等等）的角度才是可辨别的。也就是说，如果阶级是一种由许多不同方面构成的复杂的关系，并且如果任何具体阶级的成分取决于马克思将哪些方面纳入其范围抽象和通过其概括层次的抽象予以突出，那么，他实际地将人们区分为这个阶级的成员的能力，有赖于他将哪个或哪些方面抽象为考察这些人的角度。因此，由于马克思的角度改变了，所以他对社会进行的阶级划分也就改变了。按照这种方法，从与不同阶级有关的性质的角度来考察同一些人，他们也可以在实际上被归入不同的阶级。例如，土地所有者，就他作为商品的所有者对抗工人，或作为与工人相对的资本家（而不是与资本家相对的地主）而起作用来说，他是资本家，每当他被从这个传统的资本主义角度考察时都是如此[81]（马克思，1963，51）。 从其任一性质的角度来考察时，个人的特性就被局限在从这一角度所见的范围之内。使用其他角度时所体现的性质被忽略了，因为，为了所有实际的目的，在分析中的这个时刻以及为了论述这个具体的问题，其他角度所体现的性质完全是不存在的。因此，例如，被抽象为工人，即从与这个阶级的成员资格有关的一个或更多性质的角度来考察的人（在这里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任何性别或民族或种族。当然，人具有所有这些特性而且不止这些，并且马克思——在论述其他问题时——能够抽象体现这些特性的角度（通常作为非资本主义概括层次的一部分）。 鉴于他在抽象范围中的灵活性，马克思也能够从完全降低人的性质的重要性的角度来思考入，以突出某种特殊的关系。当他将买主称为“同商品对立酌货币的代表”——即在一种包括货币、商品和人的范围抽象之内，从货币的角度来考察人[82]（1963，404）的时候，所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实践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马克思经常将资本家称为资本的“化身”或“人格化”，在这里，是从其经济作用的[83]角度来对有生命的人进行思考的Q）（1958，1O，85和592）。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为将这些论断从记忆的洞穴中找出来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论断是由更悠久、更具有阶级斗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放入其中的。无论以这种方式使人性离开中心对于理解马克思想要强调的，某种由作用决定的行为有多大的好处，他的著作中仍然存在许多意愿性的东西，它们要求采用独特的人的角度，而且只有在改变抽象——角度的，像范围的和概括层次的一样——方面具有足够灵活性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作出所要求的经常性的调整。 如果说马克思的范围抽象宽泛得足以将事物是如何发生的作为它们是什么的一部分而包含进来，如果说这种范围抽象还使他能够把其研究揭示的各种有机的和历史的运动理解为根本的运动，那么，正是他的角度抽象使存在于那里的东西——他的范围的抽象“放置”在那里的东西——成了可见的东西。例如，包含着量变和最终发生的质变的范围抽象，使数量转变为质量的运动作为一种根本的运动成为可能。但这一转变过程并非是从其中的每个时刻看来都同样清晰甚至可见。在这种情况下，首选的角度——不是惟一可能的一个，而只是理想的一个——是将量变的结束与质变的开始连接起来的那个角度。例如，在考察工人之间的协作时，以其向一种在性质上的新生产力转变的开始之处为角度，这就最清楚地表现了这种变化来自哪里，以及使其发生的这一过程正走向哪里。 我们会回忆起，形态变化的运动是一种有机的运动，其中与一个系统的某个部分有联系的性质转变成了它的其他部分。在价值发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也就是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这种运动的重要例子，一些构成价值的主要关系是由商品、资本、雇佣劳动等等接下去的。只有一种宽泛得足以将其不同阶段作为一个单一系统的内在联系的方面包括进来的范围抽象，才能使我们将形态变化作为一种内部运动，并将其后来的阶段作为开始状况的形式。但为了观察这种形态变化并因此在任何详细的程度上研究它，我们必须给这种范围的抽象补充一种角度的抽象，这个角度在其性质正在被改变的部分之中。因此，价值向其不同形式以及经由这些形式的转变，只有作为从价值角度来看的形态变化才是看得见的。 【108】至于矛盾，马克思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切看来都是对抗的，而事实上也是这样”。[84]（1963，218）它是如此——事实如此，并且得益于马克思宽泛的范围抽象，这种抽象将部分组织成了相互依存的过程，但只有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它才似手如此。从其他的角度来看，这些部分的矛盾的发展将被遗漏，或被曲解，或至少被严重低估。通常马克思观察矛盾的角度是处于矛盾中的两个或更多过程之间的交叉点。这是由来自所有这些过程的因素组成的一个综合的角度。当然，如果人们没有将差别抽象为过程，并将这种过程抽象为相互依存的过程，那就不存在充当角度的相交的点。 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的东西，可以从组成它的任何主要矛盾来接近一即考察和研究，并且在每种情况下，由于内在的关系，即使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也作为其被扩展了的条件和结果的一部分进入了矛盾之中。这样，所采用的角度就不仅组成了直接的矛盾，而且建构了一种视域，其中，系统的其他部分获得了它们的次序和重要性。例如，在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使这种矛盾采取其现在的形式并如此发展的必要条件的一部分，正如这种矛盾的结果之一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再生产一样。鉴于马克思在这个系统的所有要素之间确认的内在关系，这使资本家与工人成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的从属方面。整个过程可以被颠倒过来：采用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的角度，就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变成了它的从属方面，并且也是作为必要的前提和结果。当然，每一种情况下的实际联系需要仔细地探究出来。因此，矛盾可以被说成是重叠的；它们包括着非常相同的范围，但这一范围被沿着多种轴，在同样多的中心基础上，以各种方式被打破了。 即便在角度的转换显得轻微的时候，被展开的视域中的差别也可以是相当大的。例如，一方面，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另一方面，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考察前者的角度是两种客观职能的交叉点，而考察后者的首选角度是发挥这些职能的两个阶级的行为和利益的相交之处。这些矛盾中的每一种都把另一种作为主要依赖的方面包含进来了（离开对方，资本和资本家都不能如其所是地产生和起作用，雇佣劳动和工人之间同样如此）。然而，尽管两种矛盾可以被说成是包括着或多或少相同的范围，但由这些相对的角度确立的不同视域使马克思能够将人们如何创造他们的条件与他们如何【109】被条件创造区分开来，并在不忽略或低估对方的情况下探索每一种情势的结论——始终将两种矛盾描述为经受着类似的压力，并处在一种类似的转变过程之中。 马克思的规律还为角度抽象所起的关键作用给出了另一种说明。正如我们先前指出的，马克思的所有规律都是趋势，而使这种趋势得以产生的是任何具有这种趋势的东西的本质。在每一种情况下，正是马克思的范围抽象将不同的有机的和历史的运动归结到了相同的类别之下，使事物是如何产生的成了它是什么的一部分，但正是他的角度抽象使他（和我们）能够在实际上将它们看成一种单一的趋势。 例如，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利润与资本“有机构成”——马克思将其理解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或用于物质生产资料的投资与用于购买劳动力的投资之间的比率）——的关系所固有的一种趋势。由于用于不变资本的投资所占的比例因技术的发展总在增长，所以，任何一定的投资中用于购买可变资本的是越来越少。但只有劳动力才创造价值，并因此创造剩余价值。因此，由于与生产剩余价值有关的投资比例的不断下降，作为总投资的一种百分比的利润率也一定要下降[85]（马克思，1959a，第3部分）。 像马克思著作中的所有趋势一样，这种趋势也受反倾向的支配，两者处于相同的和其他的概括层次（国家补助金、通货膨胀、现有资本的贬值等）上，这种反倾向通常强大得足以使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出现在商人的年终平衡表上。因此，为了观测这一趋势，并居于一种立场来研究它对资本集中（另一种规律）以及通过它对整个资本主义系统施加的不断的压力，人们必须追随马克思来为利润抽象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包括了它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关系，并从这种构成的角度来研究这一关系（当然要假定这两者被发现的资本主义的概括层次）。离开这种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的抽象，人们完全不能看到，更不用说理解马克思正在谈论的东西。有了它们，人们能够看到规律，尽管有反倾向造成的遮蔽．因此，马克思的批评者以及追随者以这样的基础，即从其一个可能的结果（现实商人的实际利润）的角度，或资本主义竞争的角度，或处于市场中的某种其他角度所作的分析，来评价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各种努力是不适当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所有规律，都只有在与马克思发现并构建它们的具体角度有关的视域之内，才能被描述、研究和评价。”【110】 抽象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的作用 至此已经变得明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的许多重大争论背后都是角度上的重大差异。例如，《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中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Miliband）与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Poulantzas）之间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争论，前者主要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角度考察国家，而后者则从给一个共同体的政治功能确定了限制和要求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考察本质上相同的一系列关系（普兰查斯，1969；米利班德1970）。〔4〕结果，米利班德能够更好地说明国家在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方面的传统作用，而普兰查斯则比较容易解释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在统治阶级不直接掌握国家机器的条件下还继续为它的利益服务。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造成的还是由价值实现的困难产生的这个问题的争论，性质是相同的。在这里，一方从积累过程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而另一方则从市场矛盾的角度来考察（马蒂克〔Mattick〕，1969；巴兰〔Baran〕和斯威齐，1966）〔5〕。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的，关于适合于描绘资本主义历史和未来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集中性还是劳动的国际分工（世界体系论的看法）的争论，同样根植于首选角度的差别（勃伦纳〔Brcn—net〕，1977；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要是异化生活和具体化的结构的反映，还是资本主义意识产业的产物的争论同样如此。在这里，一方考察意识形态构成的角度是它产生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而另一方的角度是资产阶级在促进它的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梅弗阿姆〔Mepham〕，1979；马尔库塞，1965）。 此前，在可能是分歧最严重的地方，我们看到，那些主张严格的来源于或这或那的经济因素（无论是单一的还是结合的）的决定论的人，与那些强调人类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阶级）的作用的人，也能够根据双方为研究两者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而选择的角度来加以区分（阿尔都塞，1965；萨特，1963）。固然，这些看法中的每一种，在这里与在其他争论中一样，也可以通过其部分地根据认识什么以及什么值得认识来为共同面对的现象确定的不同范围抽象表示出来，但甚至这些有区别的特征也主要是因为首选的角度而突出的。 马克思运用的不同概括层次也决定了在他思想的解释者中存在的争论，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关于唯物史观主体的争论：它是全部【111】历史，还是全部阶级历史，还是资本主义时期（其中先前的时期被认为是前资本主义时期）（考茨基，1988；科尔施，1970）？生产在什么意义上被认为是第一位的，这会因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而不同，正如把这一点显示出来的范围和角度的抽象将会不同一样。 最后，像生产方式、阶级、国家等这种核心观念的不同范围抽象，也在马克思的追随者以及批评者中造成了严重的分歧，多数学派寻求将他们认为是决定性的界限当作永久的界限。然而，正如争论的每一方都能引用的语录所证明的，马克思不仅能够在所有社会的概括层次上，以及从不同的角度，而且能够利用不同范围的要素来进行他的分析，只给其理论表明最有利于揭示他正在研究的力量的抽象以更大的重要性。他的研究中出现的许多表面上矛盾的论断实际上是互补的，而且都被要求“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杂的双重运动（历史的——包括可能的未来——和有机的）。因为没有对抽象在辩证方法中的作用的充分理解，并且没有在进行必要的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的抽象中的足够的灵活性，所以多数马克思的解释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非马克思主义者）构建了他的理论的不同版本，这些版本的形式本身中就存在与马克思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所看到的同样的僵化、不适当的中心和片面性。 在《资本论》序言中的一个尽管很少被分析但却经常被引用的论断中，马克思说，与更大、更复杂的观念相比，价值已经证明是如此难以理解，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他补充道，为了进行这种研究，人们必须利用“抽象力”[86]（1958，8）。正如我试图表明的，使马克思方法的其他部分运转起来的发动机正是这种活的辩证法，它的形成过程。与对抽象力的这种强调相比，研究辩证法的每一种其他方法都只是次要的。它们研究的矛盾、同一性、规律等等关系都是通过在先的抽象而被建构、被看见、被组织和被突出的。因此，当其他方法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辩证法是什么，并在看到它时认识它的时候，只有一种将抽象方法放在中心的说明才能使我们得以充分地思考变化和相互作用，也就是说辩证地思考它们，并以一种完全辩证的方式从事研究和参加政治斗争。〔6〕 注释 〔1〕在关于马克思的方法的讨论中，这种对抽象的相对忽略的可能的例外有：E．V．伊利延科夫（E．V．Ilyenkov）（1982），他把重点放在《资本论》中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上；阿尔佛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cdSohn—Rethel）（1978），他说明了商品交换如何导致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抽象；德里克·塞耶斯（1987），【112】他强调了抽象方法在导致意识中的作用；赖塞克．诺瓦克（LeszekNowack）（1980），他提出了这种方法的某些方面的新韦伯主义的重构；罗伊·巴斯卡尔（1993），他以概念化的名义论述了多数抽象中发生的事；保罗·斯威齐（1964）……仍然是对我们主体最好的简短介绍——他强调了抽象在分离任何问题的实质中的作用。尽管有限，但关于抽象的富有洞察力的论述还可以在安德鲁·塞耶斯（1981）、约翰·艾伦（1983）、特别是罗纳德·J.霍瓦特和肯尼思·D．吉布森（KcnnethID．Gibson）（1984）的文章中找到。关于抽象的早期哲学说明（马克思自己曾有机会阅读并予以称赞）是在约瑟夫·狄慈根（JosephDietzgen）的著作（1928）中发现的。狄慈根对我们主体的贡献在第三章中有简短的描述。 〔2〕批判的现实主义学派，与罗伊·巴斯卡尔的著作一起，作出了恰恰相反的假定，尤其是在其最早的出版物中是如此。例如，请看巴斯卡尔的《现实主义者的科学理论》（1975）。在后来的著作中，如《辩证法：自由的脉搏》（1993），巴斯卡尔在他的体系中给了抽象方法更高的地位。我对这种独特的辩证思想的批判性评价，请见本书第10章。 〔3〕其他重要的辩证运动是调解、“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否定的否定”、前提与结果以及统一与分离。除开“前提与结果”（下一章的主要论题），这些运动在我的下一本关于辩证法的著作中将得到充分的论述。就现在而言，指出抽象在建构量转化为质与质转化为量、形态变化和矛盾的运动并帮助使之可见中所起的作用同样适用于上面这些运动，这就足够了。 〔4〕在后来的著作中，两位思想家都严肃地更改了在这些文章中表达的观点（米利班德，1977；普兰查斯。1978），并且这些修改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通过他们的角度的改变得到解释。 〔5〕还存在其他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采用的角度的、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确实如国家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这里，与在提到的其他争论中一样，为了阐述我关于抽象的作用的论断，提到一个主要的分裂就足够了。 〔6〕这篇文章并没有解决所有与辩证法有关的问题。缺少的或几乎没有涉及的是反映、感觉、情绪、记忆、概念化（语言）、占有、道德评价、证明、智慧、意志和活动，尤其是生产，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和／或作用。我痛苦地认识到了这种缺陷，但我在这里不是要提供一个辩证法的完整概观，而是要通过拆析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抽象以使人们有可能开始使它发挥作用，我将这种抽象与内在关系哲学一起放在辩证方法的核心。我的下一部关于辩证法的著作（它将占有作为马克思在全部资本主义的概括层次上、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认识、存在和解答的首选抽象而予以关注）将会尽力弥补这种过失。它还会包括关于研究与叙述阶段的更为系统的论述，作为占有条件下活动的方式，以及在目前这本书中被忽略了的对辩证法的一些较为重要的贡献的批判性概观。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8—1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11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11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7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1995年版，第76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1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388页。 [8]《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426页。 [9]《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27页。 [10]《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430页。 [11]《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44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259、171页。 [13]《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31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508页。 [15]《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63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8页。 [17]《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14l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70页。 [19]《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473页。 [20]《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29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149页；《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6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8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156页。 [25]《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11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1995年版，第177、178页。 [27]《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133、13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14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31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版，第332页。 [31]《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55页。 [3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90页。 [33]《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57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1995年版，第278页。 [35]《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467页。 [36]《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45页。 [3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8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48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9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1974年版，第199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24页；第3卷，1960年版，第5页第42卷，1979年版，第119页。 [4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133页。 [43]《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174、260、343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72、120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80页。 [46]《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131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52页。 [48]《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1000—1001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76页。 [50]《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34]页。 [51]《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307—308页。 [52]《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538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461—462页。 [54]《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59页。 [55]《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5页 [56]《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91一92页． [57]《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585页。 [58]《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5页。 [59]《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140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3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4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5—6页。 [63]《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部分。 [64]《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559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86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003年版，第894页。 [67]《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部分。 [68]《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219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85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172页。 [71]《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45页。 [72]《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659页。 [73]《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659页。 [74]《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241页。 [75]《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387页。 [76]《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537页。 [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6—26页． [78]《剩余价值理论》第]册，1975年版，第296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980年版。第361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38页。 [81]《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25页。 [82]《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436页。 [83]《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174、260、343页。 [84]《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219页。 [85]《资本论》第3卷，1975年版，第235—296页。 [8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99—100页。
第三章内在关系哲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三章内在关系哲学 【36】 一 马克思的学术关注点是资本主义，而且在研究这一社会的过程中他自然地运用了社会关系，他的词汇反映了他在研究中所揭示的真实社会联系。然而，仍然有待解释的是，马克思何以能够把社会要素当作涉及物质对象的关系来思考。因为在他的讨论中，机器、生产出的实际物品、工人的身体等，都是这种或那种社会关系的成分。例如，我们了解到，“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1]（1904，270）。按照先前给出的定义，每个这样的成分本身也是一种关系。据此，马克思也把事物当成关系除非这个结论能够得到辩护，否则，我所给出的关于社会关系的解释将不得不被彻底改变。通过把相关的依据集中起来，并探索马克思实践的广泛的哲学史基础，我将在这一章尽力提供这种辩护。 多数现代的思想家会坚持认为，离开事物就不能有关系，正如离开关系就不能有事物一样。按照这种常识，事物是构成每种关系的基本条件，而它们自己却不能被分析为关系。然而，只有在马克思正在做的事被歪曲成试图将一种关系的条件说成是居于事物之间的东西时，这种反对才适用于他。但马克思正在做的事并不是要试图将“在……之间”和“在一起”具体化。相反，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关系”本身的意义就已经被扩展到可以包括相关联的东西，因此，这两个词语都可以被用来在它们独特的联系中互相表达它们的含义。 没有人否认，事物是通过与包括具有物质和社会特征的人在内【37】的其他事物间的时空联系而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把事物作为关系思考，仅仅是为了使这种相互依存成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对社会要素所做的那样——事物本身的内在部分。因此，我面前的这本书表达了，并因此按照这种模式，相关地包含着一切，就像在我的房间里亮着的一盏灯，它照耀着使这一独特工作成为可能的我的社会的社会实践和组织。事物的存在条件被认为就是它是什么的一部分，并且体现在它刚好就是这个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的事实之中。在每一种新思想总是被重新加温的旧思想的思想史上，这种观点一般作为内在关系哲学而被提到。〔1〕 把内在关系哲学归于马克思有四种依据。第一，他发表过使他站在那些把事物当成关系的人一边的论述。例如，他指出：“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2]（1959b，103）马克思还把人（毕竟，人不仅有身体还有社会意义）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3]（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646）。在别的地方，他说：“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4]（1958，202）马克思能够把人既当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又当作物，是因为他把每一种事物都当成一种关系，在这个事例中，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恩格斯的评论通常还要更加明确，正如他主张原子“只不过是一种关系”[5]时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221）。 固然，马克思也讲过——尤其是在论述商品拜物教时——被认为是事物的社会关系。然而，不难把这些例子解释为区分两种关系的努力，他把其中之一（与通常的用法是一致的）称为“事物”。我在此提出的观点并不要求马克思不再论述“事物”，而只要求事物也被当作关系来理解。马克思揭示事物存在的论述可以用关系观来解释，而解释他把事物当作关系展现出来的论述，却不能像给前者以通常的自立性那样轻而易举。 第二，即使马克思把事物主体当作关系的直接论述是不明确的，他把人和自然（或其物质成分）当作相互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关系的论述也不是这样：“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6]（1959b，74）同样，当他断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或他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7]的时候，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关系显然不是外在的关系（1959b，156）。更确切地说，个人被认为是处在与他或她的对象的某种集合之中，他们实际上是相关地互相包含的，这要求每一个人都被当作一种关系来思考。 当马克思宣称他把“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作“自然史的过程"[8]来看待（1958，10），或把“人本身的自然力”与所谓的“自然力"[9]一起纳入自然力（1973，488）的时候，同样的内在关系从另一面被展现出来了。除非我们给予马克思一种把事物当作关系的观点，【38】否则，那些把人作为自然的某种延伸以及把自然作为人的某种延伸而揭示出来的论述（我仅仅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就只能被当作比喻或当作诗歌的言辞来加以理解了。〔2〕 第三，如果我们采取的立场是马克思在事物和社会关系之间划了一条不可磨灭的界线，那么，留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解释他在物质世界里看到的是哪种相互作用，以及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世界之间是如何联系的。马克思是按照因果模式来认识自然的发展的吗？他对在经济和宗教中寻找原动力提出过明确的反对，在这里，仍然需要解释的东西正是所谓的原动力处于其中的关系[10]（1959b.68——69）。在他记述的他在两个物质对象之间看到联系的杰出例子中，他对内在关系哲学的坚持是显而易见的。“太阳”，他说，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11]（1959b，157）太阳对植物的影响，我们多数人都倾向于对它作因果解释，而马克思却认为它是太阳本身的一种“表现”，是太阳表明自己是什么的一种手段，并且，按照这种方式，是太阳的一部分。 为了阐明这一点，马克思补充道：“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12]（1959b，157）由于是一个自然存在物，所以，每个物质对象，都不仅仅只是它的任何一个显而易见的或易于分离的部分。作为自然存在物，太阳和植物在它们自身之外有它们的自然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属于彼此的，并且是它们各自的概念所表达的全部含义的一部分。〔3〕 能够证明马克思坚持内在关系哲学的，不仅是把对物质现象的因果解释附加到马克思头上而产生的困难，而且—一正如我已指出的——是把关于自然界的常识与他的社会关系观结合起来所引起的问题。悉尼·胡克（SidneyHook）提供了引人注意的批评者的案例，他将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对此他给出了一个较好的解释）与自然对象明确地割裂开来。胡克声称，“马克思的总体是社会的并受其他总体的限制”，而且“对马克思来说存在无数的整体而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整体”（1962，62）。这引起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即如何解释物质世界对社会现象的影响。例如，当遇到生产方式包括机器和工厂（物质对象）以及人们使用这些对象并在他们自己之间相互合作的方式（社会关系）问题时，我们如何解释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决定其他社会领域所发生的东西的论断？前者体现了一种强调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解释，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关系通常介入其中的解释；而后者体现了这个论断的因果解释，因为这是一种物质对象通常介入其中的解释。〔4〕 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和《走向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中，胡【39】克动摇在这两种性质相反的解释模式之间。在必须作出选择的压力下，胡克最终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中决定选择因果解释论，而马克思的历史观被宣布为一种“一元论理论”，即把生产方式当成了决定所有重要社会发展的惟一因素（1955，37，36）。在最后的分析中，把马克思主义分割成独立的整体完全使胡克不可能运用他自己对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大量洞见来解释他所知道的确实存在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这并不是要忽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胡克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改变了的事实。我只是指出了他在早期著作中所采取的立场，这种立场给后来的发展留下了余地，甚至很可能造成了这种发展。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我认为我有正当的理由把内在关系哲学归于马克思，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导致马克思与滋养他的哲学传统彻底决裂。黑格尔、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都探讨过事物和/或术语的，使它们在整体（拥有不同的名称如“物质”、“自然”、“上帝”等等）的内部关系中表现出特色的意义；并且，根据马克思的大量笔记来判断，这些都是青年马克思极为慎重地研究过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1932，99—112）。 人们之所以假定马克思不可能接受过内在关系哲学，主要是因为内在关系哲学在当前是如此的声名狼藉，因此，寻找表明马克思接受了内在关系哲学的根据的重担就落到了我的肩上。在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把他置于这种传统中的根据方面，我愿意充当原告的角色。然而，我此时想要表明的是，如果马克思从其直接的前辈那里继承了这种观点，那么举证责任就属于那些相信马克思抛弃了这种观点的人，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权知道他用来代替这种观点的关于事物和社会要素的观点——一种原子论者的观点。例如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经济决定主义”的解释中所应用的，或某种完全不同的没有名称的东西，如阿尔都塞的论断或其他观点。在本章的其余部分和下一章中，我将简要概述内在关系哲学的历史并回应一些“毁灭性的”批评，这种批评使各派作者甚至不能严肃对待马克思可能分享了这一观点的可能性。 二 内在关系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并于近代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首次获得了显著地位。斯宾诺莎自己的这种哲学观是在亚里士多德关于独立存在的“实体”的定义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由于只有被认为是整体的自然能够独立存在，那么，根据这种观点，它就是惟一的实体，斯宾诺莎称为“上帝”的正【40】是这个统一的自然。这个惟一实体的所有成分，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被看成是它的外在形式，看成是它的存在“方式”，从而被看成是决定着它们个体特征的相互关系的总和的体现。对于强调总体的斯宾诺莎来说，部分完全是形容词性的（1925，1和2部分）。 另一方面，莱布尼茨把重点放到了部分上，并且几乎没有注意他所看到的，反映在每一部分中的整体。在他看来，不是一个而是无数个实体存在着。通过断言他称为“单子”的这些实体拥有个体属性而没有广延性，莱布尼茨反对把我们通常所认为是事物的东西当作实体的基本要素。不管我们对莱布尼茨关于单子的奇异思想建构有着怎样的理解，在他的论述中，清楚地凸现出来的是存在于每一个单子和宇宙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可以声称，不存在如此完全或如此独立的术语以至于它不包括关系并且对它的完美分析不会导致其他事物甚至其他一切事物，所以，人们可以说相关的术语清楚地显示了它们所包含的结构”（1966，195）〔5〕 一个世纪以后，黑格尔大概是最早阐明内在关系哲学的主要含义，并详细构建它所包含的完整体系的人。在这方面，他受到了他的直接前辈康德留给他的具有僵局性质的帮助——像哲学领域常有的情况那样。后者已经有力地论证了事物至多具有我们所借以认识它们的那些属性，但又发现这个结论是不能被接受的。在确信事物所显露出来的要多于我们实际的感官认识（对他来说，实际就是某种幕后的东西）之后，康德发明了朦胧的“物自体”，即在经历事物的所有变化之后仍保持不变的东西。 黑格尔在康德的第一个结论，即事物会因为对其属性的考察而分解面前表现的胆怯要少一些，但他认为，决定性的任务是要表明必须如何理解这个结论。暂时不考虑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内容，他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整体的背景或“绝对”，以把康德的问题和答案都置于其中。因此，对黑格尔来说，被考察的事物就不仅仅是它的性质的总和，而且，通过这些性质（单独或一起存在于事物之中）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的联系，它也是整体的一个具体表现。虽然黑格尔着手对整体的各部分进行区分，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体系的独特性在于用来保持我们对整体的认识的各种方法。他的丰富词汇从这个任务中获得了其多数特性。例如，当黑格尔把事物说成“决定”“要素”或“现象”的时候，他想要表明的是某种部分的和未完成的东西，某种其全面分析要求把它当作包括了比直接被看到的要多得多的属性（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都是如此）的东西。 在把每个事物在与整体的关系中的同一性确立为绝对的表现方式的过程中，黑格尔改变了康德所使用的同一性的观念以及真理本身的观念。数学等式（1＝1）作为理解同一性的方式被可以称为【41】“关系等式”的东西取代了，在这里，讨论中的实体被认为与它相关地表现的整体是同一的。对黑格尔来说，“本质上自我联系是同一性的形式”，这里“本质”指的就是这种被扩展了的关系（1965，211）然而，这种意义上的同一性显然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小的、简单的事物具有的与整体的同一性比大的、复杂的事物要少。对于多数现代哲学家而言，这一命题显然是荒谬的，但黑格尔不仅接受它而且把它当作用于构建其他观念的核心论点。 因此，他断言真理“就是整体”（1964，81）。如果事物与它们所表现的整体或多或少是同一的，那么，我们对事物所能作出的说明就或多或少是正确的，这取决于我们对整体所能进行的确切说明中有多少是关于事物本身的。如果每个事物与整体之间关系同一，那么关于后者的所有正确的东西就是该事物的全部真理；如果不完全同一——指所有我们关于具体事物（决定、要素等）的说明——就是部分真理。当黑格尔宣称知识“只有以系统的形式……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的时候，他自己为他的现象学事业记录了这一解释的实际影响（1964，85）。〔6〕要叙述关于任何一个事物的认识就是要描述它所在的系统；正如黑格尔总做的那样，就是要把每个部分当作整体的一个方面呈现出来。黑格尔又回到了康德的两难困境，他一方面否定被考察的事物背后“物自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肯定事物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而比它自身所表现的要多得多。 这是黑格尔哲学中被马克思当作唯心主义而批判的那个方面吗？我认为不是。为了论述观念，黑格尔构建了这里所描述的框架，把我称为“整体”的东西描绘成了“绝对观念”或“理性”。马克思的批评总是直接反对黑格尔选择应用这个框架的方式以及他首选的主体，而从未反对他的要素的相关联的性质或与之相伴的系统的事实。〔7〕从本质上说，马克思批判的是，通过概括行动着的人们的思想，从而从现实世界中创造出“绝对观念”范畴，黑格尔从这个范畴中创造了现实世界，即人们的实际思想。通过把各种个人的思想描绘成由它们本身导致的概括的生命中的要素而给这些思想赋予了神秘的意义。 在颠倒了观念与其概念的真实关系之后，黑格尔因此颠倒了观念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对自然而言，要实现绝对东西的内在演变是不可能的。物质世界不可能成为其他什么东西，而只能成为人们关于它的观念的一种外化和滥用。未曾明确地讲过观念创造物质（关于这一点存在相当多的混乱），但把现实的发展呈现为观念领域所发生的一切的结果和反映，这就是黑格尔所表达的总体印象。马克思正确地指出，黑格尔的错误是“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13]（1904，293）。简而言之，反对【42】黑格尔给观念和它们的概念赋予的角色，与接受容纳这些观点的关系框架，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费尔巴哈（Feuerbach）——从他那里，马克思接受了其对黑格尔的大量批评——所做的正是这一点。〔8〕而且，事实上，在批评了黑格尔著述中如此之多的内容的同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观所表示的沉默，雄辩地支持了上述解释。〔9〕 马克思的哲学反叛从他拒绝接受观念的独立发展开始，在这个拒绝中他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他这里，这种拒绝导致了这样的研究，它表明社会变化一般要先于黑格尔关于观念的自负的历史。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为了理解观念与现实世界，需要给予最认真的研究的，恰恰是被黑格尔归入无孔不入的“绝对观念”背后的“物质”关系。然而，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是，马克思在强调社会要素的过程中，并没有抛弃他最初借以认识社会要素的广泛的内在关系哲学。一个新的兴趣点以及他在研究中揭示的现实关系，自然需要采用一些新的概念，但这些新的概念也被纳入了这个关系的框架。 每当一个要素的任何系统所有的属性被质疑的时候，马克思一般都依靠黑格尔的词汇，这完全是很平常的事（尽管很少被论及）。例如，“同一性”、“抽象”、“本质”和“具体”都被马克思用来指称存在于部分中的整体的某些方面，正如它们被黑格尔使用的那样。这些术语，它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晚期的与早期的一样——大量存在，用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得到前后一致的解释。同样清楚的是，早先归因于这两位思想家的对含义的不平常的理解方式，是他们共同的关系观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拒绝认同观念的独立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影响之一是，整体概念在其所代表的系统中不再起核心作用，而是以绝对观念的形式为黑格尔充当了它的独特表述的源泉。整体仍然是所有关系的总和以及在每一个关系中所表现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它几乎无助于说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现实世界太复杂、太分散、在细节上太不清晰，以至于整体不能作为其中发生的任何事件的充分解释。一个结果就是，黑格尔给出了种类繁多的术语，试图在其中把握整体——“绝对观念”、“精神”、“上帝”、“一般”、“真理”——而马克思没有给出任何术语（除非我们选择按照这种意义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历史"，指阶级历史），可能这一区别至少部分地造成了对马克思没有主张内在关系哲学的确信。然而，在根本上刻画了这种观点的根本特性的是部分（无论什么部分）之间关系的内在性，而不是作为整体来澄清这此关系的整体的作用。在同一传统中，有些思想家，如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给他们当作整体的东西投入了大量的注意力；而其他一些思想家，如莱布尼兹和马克思，却没有如此。 【43】当然，包含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哲学中的变化和发展观与其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对应观点有重大区别。黑格尔预见到作为历史最终结果的和解是自知的世界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只能是任何正在发展的东西的更大的观念形式的自我发现。个人降到了被动地位，惟一的例外是他或她参与了严格说来是属于世界精神的知性的思考。 甚至在马克思以前，由布鲁诺·鲍威尔（BrunoBauer）领导的青年黑格尔派就用人代替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来作为主体了。在这个学派的早期著作中，无论有多么不严密，他们是按照革命活动的观点来理解和解的。由于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激进运动的失败感到失望，他们于1843年采取了使他们更有名气的“批判的批判主义”，主张和解是通过“正确的解释”，通过开始理解世界的人们而发生的。〔10〕马克思在柏林读书期间是鲍威尔的亲密朋友，他发展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早期观点：如果人是主体，那么，使他自己，与被理解为是他的对象（实际的或潜在的）的世界和解的方式，将会积极地改变世界。变化成了人改变自身存在的问题。个人已经从发展的被动观察者（如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使其日常生活得以发生的行动者。 即便从这一简短的概述中也能明显地看出，马克思继承的黑格尔传统太复杂了而不允许仅仅是加以简单的描述。黑格尔对马克思而言从来都是重要的，例如，正如列宁1914年写笔记时所认识到的：“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4]（1961，180）〔11〕对于那些争辩说马克思在1842、1844或1848年与黑格尔决裂了的人，我的回答是，不存在这种决烈。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加入那些认为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派——具有它的唯心主义偏见的内涵、先验的行为和形而上学的装模作样——的批评者的行列。在我看来，这两种立场给出的选择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用“理论”——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如此——来表示在具体事件或条件方面的解释的话，那么，马克思在其一生中的任何时期，一直回到其大学时代，是否曾经同意过黑格尔的任何理论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种理论赋予世界精神和观念以一种马克思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角色。〔12〕然而，当涉及到有关借以思考任何和所有主体的形式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决定时，马克思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关系观。 那么，实际上所有论者都已经注意到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之处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如果我们排除黑格尔的具体理论（这是马克思总在否认的）和内在关系哲学（这是马克思【44】总在接受的），这个发展就只能包括马克思借用的，以及他新引进的概念的含义。由于把注意力转到了现实世界，马克思给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并废除了其唯心主义的内容。这种剧变不是一会儿就能完成的，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完成，而且也需要时间。 同样，由于逐渐将他关注的主要领域从哲学转到了政治学再到经济学，马克思所揭示的信息和关系成了这些相同概念所表达的含义的一部分——并且有时是主要的部分。我已经注意到，马克思的概念的含义在其研究中被扩展了，而且它们具体的准确意义是由与思考中的问题有关的东西所决定的。但马克思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实际事件与他对它们的研究不断产生新的问题。正是在马克思的概念的发展着的含义中——它反映了他的体系，但没有改变其关系的特征——我们能够最好地观察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逐渐的疏远。这一发展始于作为学生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阅读，并记录了马克思最初的不确定，但一切关于“决裂”甚至是“阶段”和“时期”的说法严重扭曲了它的性质。 三 马克思从来没有解决过他给内在关系哲学赋予唯物主义内容所引起的特殊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他研究黑格尔的工作的一部分，但他的社会和经济研究以及政治活动的紧迫要求从未允许他开始这项工作。假设说马克思能够成功运用自己的关系观，但他却把对它的详细阐述和辩护放到了次要地位。这一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恩格斯完成的，特别是在恩格斯的物理学著作中，但更直接地是由德国的制革工人约瑟夫·狄慈根（JosephDietzgen）完成的。“这是我们的哲学家”，马克思将狄慈根介绍给第一国际海牙大会时如是说（狄慈根，1928，15）。〔13〕但是，尽管得到了恩格斯的进一步称赞，狄慈根的著作相对而言仍然鲜为人知。〔14〕然而，狄慈根的观点为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安东·潘内考克（AntonPannekoek）清楚地阐明了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马克思论证了观念是如何“被周围的世界创造”的，而狄慈根表明了“周围世界的印象是如何被转变为观念”的（1948，24）。〔15〕 由于要小心用一位思想家所说的东西来支持对另一位思想家的解释的危险，我将把我的论述限制在马克思在赞扬狄慈根的成果时不能忽略的那些方面。与黑格尔一样，狄慈根确信，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通过作为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属性而显示出来的。因此，“任何被从其前后关系中分离出来的事物就不再存在了。（1928，96）狄慈根宣称——用几乎与黑格尔同样的话—“一般即真理”，意味着关于任何一个事物的全部真理包含着（因为其内在关系）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1928，110）〔16〕但是，与从这些基础出发在【45】每个部分中研究整体的黑格尔不同——与马克思也不同——狄慈根的研究目标是部分最初是如何建立的。因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方法表明，决定把整体的哪些要素当作部分这个初始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可以合理追问的是，这种观念所假定的统一体是否不排除他们声称在其中看到了这个统一体的那些独立结构本身的存在。这在本质上是个性化或“抽象”的问题，并且成为任何内在关系哲学的主要绊脚石。 狄慈根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贡献是他对个性化中会发生什么以及确实发生了什么的说明。他问道：“在我们的抽象观念之外，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实际的要素？二分之二，四分之四，八分之八或无穷的独立部分构成理智从中形成精确要素的物质。这本书，它的页、它的字母或它们的部分——它们是要素吗？我从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1928，103）他的回答是，现实世界是由感官能够感觉到的无穷性质组成的，这些性质的相互依存使之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如果我们是通过将关系观应用于社会要素，继而应用于事物而开始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它也适用于性质。因为把这些性质联系起来的过程在个别性质与整体之间的任何一个点上都可能被阻止，所以，把后者分割为被称为“事物”的独特部分的方式是无穷的。一个结果是，在这里作为一个事物出现的东西可以被当成那里的某个其他事物的一个属性。每种性质可以被当成一个事物，而每个事物可以被当成一种性质。这完全取决于在哪里划分界限。可能性是如此之多。〔17〕 实际上所发生的，即从呈现在我们感官面前的“无定形的多样性”中建构有具体大小和性质的要素，是人脑的事。用狄慈根的话说就是，感觉世界的完全相对和暂时的形式充当了我们大脑活动的原材料，以便通过对一般或相似特性的抽象而成为适合于我们意识的系统的、分类的或有秩序的东西。”（1928，103）世界呈现在我们感官面前的形式是“相对的”和“暂时的”，但它们也被说成是具有允许我们从中加以概括的“相似特性”。“精神的世界”，我们了解到，“在感觉的现实中”寻找“它的材料、它的前提、它的根据、它的起源和它的边界”（1928，119）。在这个现实中，相似的性质导致了一种单一的观念，因为它们在事实上是相似的。这也决定了概念使用上的广泛赞同，尤其是指那些物质对象的概念。然而，只有当我们给这些相似的性质提供一个概念的时候，它们才能变成一个独特的存在并能从其所属的庞大的相互联系中独立出来而被加以思考。 因此，根据狄慈根的观点，整体显示在一定标准的部分之中（有些思想家寻求在其中重建整体的关系），因为这些是人们已经通过【46】个性化或抽象在其中实际地打碎了整体的部分。个性化的理论问题被人们在日常实践中成功解决了。他们没有把正在做的当作使部分从内在相连的整体中得以个体化来看待，这一事实当然是另一个问题，并且是一个狄慈根自己也没有关注的问题。他满意地指出，在运用现实感官材料的过程中，使人们在世界中看到具体“事物”的，正是他们的抽象活动。我们了解到，甚至精神也是从思想的真实历程中抽象出一定的共同性质的结果；当我们将它们当作精神”时它们变成了某种分离的东西（1928，120）〔18〕 狄慈根对个性化问题的实际回答表明了结构何以能够存在于内在关系哲学之中，这被一些人，例如阿尔都塞（Althusser）宣布为不可能的事。〔19〕然而，如果说个性化不是一种主观的行为，而是由自然本身中存在的广泛的相似性决定的行为，那么，在这种自然的相似性与我们的概念所表达的结构之间就存在着即使模糊却也是必然的相互关系。这就是对任何概念形式的研究，无论是否以内在关系哲学为基础，教给我们某些关于现实世界的东西的方式（不幸的是，这不能被迫使——像许多人坚持做的那样——超越了所有概念形式的共同之处）。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马克思开始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更重要的关系予以强调，这无论如何与其把每个部分当作相关地包含着它与其他一切要素之间的依存关系的观念是没有冲突的。有些关系是首选的，而且，可能出于特定的目的被认为构成了一个结构，这个事实不会比任何其他以现实相似性为基础的个性化（概念化）行为更令人吃惊。 狄慈根给马克思帮的大忙将表明如何在关系观的基础之上，在接受外部世界的现实（也包括感官感觉的一般的确定性），与主张人的思想的概念活动决定我们在其中理解世界的准确形式之间，达到恰当的平衡。马克思对狄慈根的支持清楚地表明他接受了这种平衡，而他自己抽象新的社会要素的实践更是这样。然而，由于强调了第一方面（在对其唯心主义的反对者进行的批判中）而忽视了发展第二方面，所以马克思使他的认识论向被误解成一种“无知的现实主义”敞开了大门，而且这种信念正是普遍地、错误地使用日常语言标准来理解马克思的概念的原因。〔20〕 四 我在这部著作中至此所遵循的推理线索可以概述如下：要么马克思表示了他似乎表示的意思（常识和日常语言强烈地显示出来的他所表达的意思），要么他没有这样做。如果他做了，那么，他的许【47】多论断就显得片面并容易被篡改。而且，他常常写下了全然是胡说的句子，并且他聪明得足以在描述任何具体状况时避免他自己的理论。一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对普遍被当成了“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解释的同时，保卫主人的努力在每一点上都是易受攻击的。 然而，如果马克思在使用相同术语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示我们通常表示的意思，那么，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就有责任既提供另一种可选择的解释，又在常识之外给他们的解释提供另一个基础。声称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具有不寻常的意义（无论我们将其理解为什么），而又不弄清马克思何以能够以这种方式使用词汇，这是不够的。在完成后一种任务方面，我遵循这样一种思路：从马克思对概念的实际使用，到他论述概念的方式，到他将它们看作社会成分的观点，再到他将社会成分看作关系的观点，再到他把关系作为含义的用法，最后到他对充当这些实践的必要框架的内在关系哲学的信念。 除了将马克思置于这种传统之中以外，我还试图指出，被斯宾诺莎、莱布尼兹、黑格尔和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所分享的关系观是不能被丢弃的。然而，主张它能够被辩护绝不等于在为它辩护，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并且是读者应该牢记的一个区别。我们必须考察针对这种关系观的主要批评（第4和第5章），考察它是如何与马克思方法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抽象方法相联系的（第5—9章），继而考察马克思是如何将这一哲学应用于现实世界中的问题的（第6、8、和12章）。只有在此之后才可能对它的价值作出公正的评价。 注释 〔1〕马克思除了把事物当作关系的独特观点以外，在将整体当作某种意义上存在于其每个部分之中的东西来看待方面就没有如此非同一般的东西了。威廉·詹姆士（WilliamJames）在1880年的著作中说：“对任何一个事物（无论有多小）的完全认知都将需要关于整个宇宙的知识，这是一种庸俗的陈词滥调，不是落到地上的麻雀而是它降落的遥远的条件要在银河里，在我们的联邦宪法里，在欧洲的早期历史里被找到。”（1956，216）然而，我仍然不能相信，詹姆士称为“陈词滥调”的东西曾真是如此普遍，或者如果它过去是，那么它现在也是，或者如果它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那么对多数有关的思想家来说它曾不只是一个不完整的假设。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哲学通过概括每个部分中的这些关系而更进了一步并且——正如我希望展现的——完全渗透在他的工作之中。 〔2〕尤金·卡门卡（EugeneKamenka）注意到了马克思有时把自然纳入了人之中，但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幸的形而上学的背离和一个被批评的机会（1962，97—99）。 〔3〕恩格斯（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广泛的研究是马克思非常熟悉的）从来没有给出过我们通常当作因果解释的东西。他的立场反而是“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15]（1954，307）。这种相互作用在概念上截然不同的部分之间是不会发生【48】的，因为正如恩格斯告诉我们的，“黑格尔叫做交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的物体”[16]（1954，406），通过论述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物质世界的变化，据说与把世界作为一个有机体呈现出来是同样的事情。 〔4〕我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碰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例如，在试图理解马克思设置在生产资料的分配与相应的劳动人口的分配之间的关系方面。除非物质生产资料被当作与使用它们的人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否则两者的分配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部分并对完全的相互影响留有余地。假如这样的话，将会有一种十分强烈的诱惑导致对这种关系做因果解释，并发现生产资料的分配造成了人口的分配，然而马克思本人却把后者与前者的关系描述为“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17]（1953，17）。这在英文版中被误译成了“实际上是相同事实的另一种用语的东西”（1904，286）。我正在提供的解释通常正是以这种方式被那些完全不知道如何理解Verhaltnis（关系）的翻译者所隐藏的。 〔5〕关于莱布尼兹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最清楚的论述，请见他的《单子学》（1952）。 〔6〕只有在系统的形式中才能显示出来的真理只能用连贯一致的标准进行评价。在某一场合，黑格尔甚至把真理等同于一致性（1965，52）。这种探索真理的方法留下了头号逻辑问题，即要“研究思想的形式，触摸它们把握真理的能力”（1965，52），概略地说，就是在我们的每个概念的全部真理系统中有多少得到了实际的说明（使之处于显要地位并成为意识的对象）。 〔7〕表示这一区分的典型叙述是马克思的如下论断：“可见，《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18]（1959b，150） 〔8〕对于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说过：“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断言当作主体，而把这个主体当作对象和原理，我们因此只需颠倒玄思的哲学以获得被揭示的真理，纯粹的和原原本本的真理。”（1959224）在费尔巴哈进行的颠倒中，内在关系哲学仍然没有被改变。 〔9〕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必须注意，这也包括他赞成的评论）在他的著作中俯拾皆是。关于黑格尔的最重要的讨论体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59b142—171）《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9701—127）《〈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970，128—142）。我还要加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马克思和恩格斯1965，78—83）中对“思辨结构的秘密”[19]的批评，因为这可能是关于黑格尔核心哲学错误的最清楚的论述。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专门论述黑格尔的篇幅，但马克思的立场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总的来说，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多数论著都是早年所写并且时常是针对那些接受了最坏的黑格尔的思想家而写的，所以马克思的态度显得比真实情况更具有否定性。后来，他在给朋友（恩格斯，库格曼〔Kugelmann〕，狄慈根）的信中经常提到他想就黑格尔方法的积极价值写些东西，但他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做。我自己对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的粗略和片面的论述，能够通过阅读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1964）和什洛莫·阿维内里（ShlomoAvineri）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1968）得到补充。 〔10〕青年黑格尔派总是给人批判的批判主义者的普遍印象，其中一个印象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马克思和恩格斯，1965）中对他们的抨击和胡克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63）中的普及的研究所造成的，这个印象在戴维·麦克莱伦（DavidMeLellan）的《青年黑格尔派与卡尔·马克思》（1969）中得到了纠正。 〔11〕推测一下这种晚期对黑格尔的热心将会在列宁主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中造成什么修正是有趣的，这部著作写于——按照列宁的观点——“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20]（1961，180）的时代。 【49】〔12〕在马克思写于1837年的一首诗中，当时他只有19岁，康德和费希特（Fichte）的专心于思想世界与他自己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关心形成了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1932，42），正是必须在这种背景中来理解马克思为何再三引用给他父亲的信，该信写于同一年，其中他讲到过与黑格尔的世界观的“进一步接近”。 〔13〕马克思对狄慈根的热心不是绝对的。在给库格曼的信中，他谈到了狄慈根送给他的一份手稿中的“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他清楚地表明，尽管如此，这一著作仍然“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21]（1941，80），由于这些评论针对的是狄慈根著作的手稿并寄给了狄慈根，所以，它们影响了出版后的著作，这不是不可能的。 〔14〕恩格斯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22]（马克思和恩格斯，1951，350—351）恩格斯对狄慈根的评价也不是完全明确的，与马克思一样，他首先看到的也是狄慈根著作的手稿。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抱怨说，狄慈根对辩证法的应用“多半是像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但是，“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被评价为“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23]（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252）。 〔15〕这是他们的关系的本质。人们是否接受潘内考克的论断是另一回事。 〔16〕正如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附有对“同一性”的使用以表达我所谓的“关系等式”（狄慈根，1928，111）。 〔17〕狄慈根进一步问道：“难道每个事物不是一个部分，每个部分不是一个事物吗？树叶的颜色不如树叶本身是一个事物吗？……颜色仅仅是树叶、阳光和眼睛的反应的总和，所以树叶的所有其余内容是不同的相互作用的一个集合。按照与我们的思想天赋剥夺树叶的颜色属性并把它作为'事物本身’而分离开来的同样方式，我们可以继续剥夺树叶的所有其他属性，而且这样做的话我们最终会夺走形成树叶的一切。颜色根据它的性质正如树叶一样是一个物质，而树叶正如它的颜色一样是一种属性，正如颜色是树叶的一种属性一样，树叶是树的一种属性，树是地球的一种属性，地球是宇宙的一种属性。宇宙是物质，一般的物质，而所有其他物质与它相比都只是具体的物质或属性。但这种宇宙物质揭示了如下事实即自在之物的本质，与它的表现不同，只是精神或内心事物的一个概念。”（1928，103—104）应该回忆一下正是狄慈根对“作为由思想造成的一个事物的自在之物"的说明被恩格斯说成是“卓越的”。 〔18〕尽管狄慈根对经验主义者关于感觉是被动的并且我们的精神只是记录了外在现实对其产生的影响的信条进行了坚决的攻击，但他对个性化或抽象方法的说明仍然是局部的。与语言的联系是不发达的，并且物质需要和各种社会和经济结构对抽象方法的影响需要加以说明。当然，这个问题的许多相关成果在狄慈根的时代是难以实现的，但是能够实现的——例如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并不总是得到了最好的利用， 〔19〕正是因为假定这种关系的观点在容纳结构方面的无能，阿尔都塞才丢弃了他如此之多的工作都指向的结论，相反，在清楚地阐述了把社会要素从马克思主义中隔离出来的不可能性以后，他争辩道，马克思通过使“整体的结构”（一个先前未使用过的概念）最终决定任何部分的特征和发展而促成了哲学的革命（1965，166）。按照我的观点，在试图从每个重要的角度重构整体的过程中，马克思正在建立——如果我们坚持这个表述的话——与其分析中存在的重要要素一样多的整体结构。例如，被理解为资本的存在所必需的相关【50】条件的整体，与被理解为工人的异化等所必需的相关条件的同一个整体相比，具有某种不同的结构。我们的起点的不同导致了角度、其他要素的大小和重要性，它们之间的各种联系的适当性等方面的不同。阿尔都塞的根本错误在于误用了结构的概念，与黑格尔误用观念的概念的方式极为相同，即，在考察许多具体事例（在此就是整体的各种具体结构）的基础上所做的一个概括被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然而它被说成是决定着使它得以产生的事例本身。阿尔都塞事实上混淆了结构与复杂，以至于当马克思把社会整体说成是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24]（1953，22）时，阿尔都塞将其解释为一个“复杂的、构造的、既定整体”（1966.198）。这个从集合体的观念到结构的观念的转变（表面上微小但具有严重的后果）在马克思的原文中找不到任何根据。 〔20〕在狄慈根之后，内在关系哲学很大程度上被马克思的追随者，同样也被其批评者，忽略了。尽管大量的论者提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关系的因素，但是，据我了解除了海曼·A.利维（HymanALevy）的《现代人的哲学》（1938）之外，不存在对包含它们的哲学进行的专门而又全面的研究。所以，解决由这种关系的观念引起的问题的继续努力就留给了像F.H.布莱德雷和阿尔佛雷德·诺斯·怀特海那样远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家。例如，可参见布莱德雷的《现象和实在》（1920，25—34以及572—585），其中对“关系”概念进行了特别好的讨论。尽管有专业术语造成的麻烦，但怀特海的著作（与布莱德雷的著作一起）是解答关于物质性质关系观点的最显著尝试。特别是《自然的概念》（1957）和《过程与实在》（1929）。 【5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3页。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8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5页。 [4]《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22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72年版，第309页。 [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56—57页。 [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10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0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47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90页。 [1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106页。 [1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10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8—19页。 [14]《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328页。 [16]《自然辩证法》1984年版，第29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37页。 [1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10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75年版，第71—76页。 [20]《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75年版，第56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4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975年版，第18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42页。
第二章作为主体的社会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二步 第二章作为主体的社会关系 【23】 一 马克思对他的概念（或范畴）以及利用这些概念进行表达的社会现实观的惟一一次大量的论述出现在他没有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这一最早由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在1903年出版的启发性著作被多数盎格鲁—撒克逊的马克思主义论者不公正地忽略了。〔1〕在这里我们了解到，“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1]（马克思，1904，302）。主体与范畴的区分是对以下事实的基本认可，即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是以建构用于思考它的概念为中介的；我们与现实的联系，就我们知道它而言，是与一种概念化的现实的联系。 马克思的论述中非比寻常的是他所假定的范畴与社会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些范畴被宣称为它们自己主体的“形式”、“表现”和“方面”，而不仅仅是描述资本主义的手段（传播局部故事的中性工具）。或者，正如他在这个导言的其他地方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范畴“表现它的各种关系……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2]（1904，300）。也就是说，范畴是为了被应用而表现的现实关系，但是是作为有意义的、系统化的和被理解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局限于能够被用来进行描述的范畴的问题；故事本身被认为是用来叙述它的概念的一部分。这可以从马克思的如下论断中明确地看出来，他指出：“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24】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3]（1904，294） 这种应用语言的方法更为引人注目的结果之一是，不仅内容而且范畴都被马克思按照“正确”和“错误”进行了评价。因此，在批评蒲鲁东时，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范畴”是“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4]（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12），并且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5]（马克思，1904，301；还有马克思，未注明出版日期，117—122）。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由于决定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合作，所以蒲鲁东不能完全把自己从这些范畴所包含的“真理”中分离开来。按照常识的观点，只有陈述才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而用同样的尺度去评价概念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和混乱的。 从这一讨论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马克思把每个政治经济学概念理解为社会本身的一个成分，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它与社会的其他成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结构：这个整体，或至少是它的比较重要的部分，表现在概念本身之中，在它意图表达的东西之中，在它的含义本身之中。如果说这些结论是不清楚的，那是因为这种它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结构仍然是含糊的和不准确的。要想恰当地理解表现一个独特整体的概念，我们必须充分理解这一整体的特征，即它的部分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的性质，以及它们所构成的整体的本质。只有通过了解马克思是怎样建构他的主体的诸要素的，只有通过认识在马克思认为他知道任何事物时被认识的东西的性质和范围，这些结论所体现的范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才会变得清清楚楚。 二 马克思的社会现实观的与众不同之处通过他赋予具体的社会要素以一系列属性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以资本为例，我们发现马克思把它描述成了“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前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6]（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33）。需要强调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被当成了资本本身的一种作用和“资本”这个词的含义的一部分。这一关系也被扩展得包括了工人，马克思将其称为“可变资本”[7]（1958，209）。资本家被纳入了同样的整体：“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8]（1973，512）在别的地【25】方，马克思断言：“它是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9]（1959a，794—795）“工人的已经转化为独立权力的产品”[10]（1958，153），以及“货币”、“商品”，甚至“吸收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11]也是资本（马克思，1958，571）。从这些不同描述中显现出来的是一种关于许多联系着的方面的观念，它的含义取决于马克思相信在其成分——财产、雇佣劳动、工人、工作、产品、商品、生产资料资本家、货币和价值（这一列举还可以更长）——之间存在的关系。〔2〕 为了这种不精确的和令人误解的论述而指责马克思是不充分的，因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所有社会要素都是被以这种方式来对待的。但如果说它并非是不恰当的论述，那么，马克思正在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关于资本的观念，其中，那些我们通常以为与它外在相关的要素被看成了共存于一个单一结构中的因素。 当马克思把资本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资本的系统性。这个观念与李嘉图（Ricardo）的相反，后者认为，“资本仅仅是不同于'直接劳动’的'积累劳动’”。在李嘉图那里，资本“仅仅被当作一种纯粹物质的东西，纯粹是劳动过程的要素"，马克思指出，从这个劳动过程是决不可能引出劳动和资本、工资和利润的关系来的”[12]（1968，400），马克思相信，他是惟一能够描绘出这些联系的人，因为它们已经被包含在他的广泛的资本观念之中了。如果不是这样，他将像李嘉图一样一无所获。进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研究体系的每一个要素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 三 对马克思社会现实观中的所有要素而言，关系都是不能简化的最小单位。这的确是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所遇到的困难的症结，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不仅仅是社会，而且是被“相关地”思考的社会。资本、劳动、价值和商品都被理解成了关系，把那些我们倾向于看成是与它们外在联系着的部分都当作它们的内在因素而包含到了它们本身之中。从本质上讲，我们所关注的焦点已发生变化，从考察有关的独立要素变成了考察每个相关要素相联系的具体方式，并把这种联系当成其概念所表达的含义的一部分来进行理解，这种考察并没有取消关于每个要素的核心观念，而是要把这种核心观念本身当作关系的集合来看待。 按照通常的看法，一个社会要素被认为是逻辑地独立于与之相联系的其他社会要素的。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它们可以是某种极为不同的东西而不会影响相关要素的重大特征，这一特征依附于被认为是独立于其余部分的一个部分。所以这种观点继而认为，离开其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人们能够逻辑地思考任何存在着的社会要素。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关系是内在于每个要素的（它们是本体论的关系），所以，当一个重要的关系改变时，要【26】素本身也就改变了，它变成了某种别的东西。它的现象和/或作用经发生的变化足以使它需要一个新的概念。因此，例如，如果雇佣劳动消失了，即是说，如果工人与资本的关系根本改变了，那么，资本就不再存在了。自然，反过来也是正确的：马克思把“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宣布为“同义反复”[13]（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36）。因此，马克斯·赫希（MaxHirsch）指出下面这一点，即如果“资本”被定义为“剥削手段和劳动者的被征服"，那么，被拥有它的农民使用的机器就不会成为资本；但是，如果这个农民雇佣一个人来操作它，它就成了资本（1901，80—81）。赫希显然是正确的。与其说这一似非而是的论点是一种明显的批评（这是赫希所想要的），毋宁说它仅仅是阐明了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所具有的特征。 在这里的研究中，我将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关系”这个术语：其一，指一个要素本身，就像我把资本称为一种关系时那样；其二，作为“联系”的同义词，就如在谈及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时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做法与此是一样的。除了把资本称为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Verhältnis〕”[14]（1959a，794）以外，马克思把货币称为一种“生产关系”，把生产方式本身称为“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15]（1973，120），并且这种论述的列举远没有完结（未注明出版日期，137）。他把“关系”作为“联系”的同义词的用法更为广泛，结果Verhältnis可能比马克思著作中的任何其他表达方式出现得更为频繁，使批评者和翻译者都感到了同样的迷惑。〔3〕用“关系”来表达两种意义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与其引人一个新的术语，我宁愿同意马克思的做法，而只作一个改变：在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当“关系”（“relation”）指一个要素时我将把它大写（自此以后即为"Relation”）（下文中这种“关系”均用黑体表示——译者注），以便与要素之间的联系区别开来，从而帮助读者作出这个重要的区分。除此之外，像“结构”“要素”“系统”这样一些“关系”的替代词语，暗示着一种封闭的、完成的特征，马克思关于现实的社会要素的论述证明这种特征是虚假的。作为更适合于思考构成社会生活之绝大部分的变化和无穷的概念，“关系”吸引着我，正如它一定吸引过马克思一样。 四 一定不能把这里提出的观点与那种在社会学家和其他人中间得到了极大赞成的观点相混淆，那种观点认为，除非根据关系，否则社会要素是无法被了解的。认识到马克思迈出了体现在其“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16]的论断（1973，712）中的另外一步是重要的。在某个场合，马克思明确地严厉指责了表面上的支持者，后者责备经济学家没有对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给予足够的关注。他的抱怨是：“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这样一种经济观点，即把分配当作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17]（1904，276）马克思自己关于这一关系的看法体现在诸如“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27】生产"[18]这样的论断中（1904，278）。〔4〕 一般的社会科学家认为——从一种要素在逻辑上是相互独立的观点出发——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部分的结合是机械的，是一种侵扰：它仅存在于被发现的地方，一旦调查者转身就会消失，于是又不得不重新加以解释和证实。一个结果就是解释因果关系的无休止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区分原因和条件的需求。在这样的研究中，相互作用的一方总是胜过另一方（首先到来），从而导致了“经济决定论”、“存在主义”或其他片面立场。 在马克思那里，所有的结合对他所关注的社会要素来说都是有机的、固有的，是每个要素的性质的一部分，其存在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按照这种看法，相互作用（interaction），恰当地说，是内在的作用（inneraction）（是他声称要研究的“内在联系”[19]〔1958，19〕）。关于生产分配、消费和交换，马克思指出：“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20]（1904，292）马克思称为“相互作用”（或“相应的影响”或“相应的作用”）的东西只是因为发生在一个有机整体的内部才是可能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都是这样，它把其全部主体都当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21]（1904，291）。〔5〕 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对“原因”和“决定”的用法放入其中的正是这一背景，否则，这种用法就会使人迷惑并被人混淆。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些因素只作为“原因”（指在其他事物中不能作为条件）而其他因素只作为“条件”（指在其他事物中不能作为原因）而与正被讨论的要素或事件发生联系。相反，我们发现，作为任何东西的内在联系的部分，原因或决定代表着（agent）被说成是条件的一切，反之亦然。正是这一观念使恩格斯得以说“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22]（1954，267—268）。 然而，在实践中，“原因”和“决定”一般被用来指任何实体在改变构成其他实体的一个或更多关系时所造成的结果。但由于一个实体是在其他一切运行在不同的层次上的实体的直接和间接帮助下发展的，所以，把任何方面分离出来作为决定因素只能是强调所思考问题中的一个具体联系的方法。马克思说的是，对那个要素而言，在这种背景中，这是一种最值得关注的影响，是将对我们理解相关特征最有帮助的关系。〔6〕 五 我一直在考察的静止的整体仅仅是运动中的整体的一个有限的情形，因为，用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的话说，马克思的“高度复杂的世界”处在“连续不断的运动中”（《回忆录》〔Reminiscences〕，未注明出版日期，78）。〔7〕变化和发展是不断发生的；结构只是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28】为了将时间维度引入上述分析，我们需要既把每一个社会要素当作与周围要素的过去和未来形式有内在联系的要素来看待，又把它当作与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形式有内在联系的要素来看待。对马克思来说，资本就是资本现在是什么，过去是什么和将会成为什么。他这样论述货币和商品，“在生产过程之前，货币或商品仅仅从自己的目的来说，从可能性来说，从自己的使命来说，才是资本。”[23]（1963，399—400）〔8〕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劳动得以在它即将变成的产品中被看到，而产品得以在它曾是的劳动中被看到。简而言之，发展——无论发生了多少表面的变化——被当成是任何经历发展的事物的属性。 按照这种关系模式，现在变成了从可定义的过去延伸到可知的（如果不总是可预言的）未来的连续体的一部分。明天是延伸了的今天。在形式逻辑的背景中谈论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这种关系，将表示对生机论的原则、神的意志或其他一些形而上学方法的信仰，但是，在这里，一切社会变化都被看成了潜在的即将实现，和已经存在的过程的未来展开，并因此可以通过对这种被当作时空关系的过程的研究而发现出来。货币的“命运”根源于它的现存结构。任何社会的“命运”都是如此。它将会变成什么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可能会变成什么东西）是通过对构成主要的现存关系的动力、范式和趋势的考察而揭示出来的。马克思的“规律”观所表达的就是对任何具体要素或一系列要素进行这种研究的结果。〔9〕 常识认识到了两种规律：归纳的规律，它是在经验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的概括；演绎的规律，它是关于世界本质的演绎的叙述。对第一种来说，其根据是相关的，而且它所引发的预言从来只是一种可能。对第二种来说，其根据是不相关的，而且它所引发的预言是一种必然。马克思的规律具有与这两种规律都相关的特征。与归纳的规律一样，马克思的规律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然而，与它们不同的是，马克思的规律与那些相互之间，以及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比较偶然的独立事件无关。马克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规律是偶然的”，相关的因素除了那些实际上已经被研究揭示出来的关系以外没有关系（鲁贝尔〔Rubel〕，1959，52）。但是对马克思来说，他所发现的关系被认为是已经作为此前关系（它们作为暂时的内在关系存在于那里）中的真实可能性展现出来了。 与归纳的规律一样，马克思的演绎的规律也解决世界的本质问题，但后者是在一定的根据的基础上这样做的，并永远随着根据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它们不能被当作永远正确的简单公式。尽管如此，严格地说，马克思的所有规律都是同义反复：假定这些是“A的"关系，那么，这是“A”必须成为和正在成为的东西，可以说【29】“A”遵循的是它自己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所表现的必然性不会比它们代表的具体关系集合所包含的更多。形势中的不确定性就是它们本身的不确定性。然而，通过把相关关系所预示的所有可能的发展包括进规律之中，规律本身就可以被说成是必然的。发生在一个要素身上的一切都是它的规律的必然产物。因此，与其以任何方式歪曲马克思的发现，不如说是他的发现给予了这些规律以全部的特征。 任何要素所固有的那些关系一般使一种发展比其他的发展更有可能，而且，马克思通常用“规律”来指称的仅仅是这种发展。“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与“趋势”是一样的，并且在某个场合，马克思甚至说所有经济规律都是趋势[24]（1958，8）。〔10〕 六 直到这里，我们的讨论一直局限在通常被认为是资本、劳动、阶级等社会要素，尽管马克思对它们的解释显得极不寻常。然而，在寻求有利角度以分析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关联地包含在其每个部分之中的系统的过程中，马克思有时觉得不得不创造新的部分。这完全是一个为特定目的而用不同方式在精神上划分整体的问题。实际上，其结果就是一个新的社会要素，一个借以思考和论述社会的新单元。或许以这种方式创造的最重要的新社会单元是“生产关系”，它的核心在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另一个是“剩余价值”。这两种关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占据着首要地位。 当我们考虑到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注对象的有限性时，把生产关系当作主体的新颖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前者感兴趣的是研究（更具体地说是估算）在“经济”这个被人为地与其他部分分割开来的生活部分中正发生着什么，它与人之间的、涉及到前提和结果的必然联系则很少被研究。 在一个人们通过等价物的交换来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的社会中正在进行的是哪种生产活动？哪种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社会的生活促进了这种交换并反过来被它所促进？这些问题超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确立的相关范围，但完全处在马克思所确立的范围之内。例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告诉我们，他想考察“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25]（1958，80）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满足于描述的，具体“经济”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尽力维持自身的问题。通过把自己的主体概括为“生产关系”，一个相关的主要过程的集合（一个过程是集中于这种集合的一个要素），马克思在努力解决这一普遍的难题，其结果，《资本论》恰当地说，并不是一部经济学专著，而是——正如许多读者已经注意到的——一部有关社会实践的著作。 七 【30】 再次回到马克思的论述，误解产生于所谓的他为其所有描述下定义的实践。无论马克思对于任何要素索发现了什么，尤其是如果他认为重要的话，都被纳入了指称它的术语的含义中，并成了它的概念的一部分。所以，马克思的概念有意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它们向他传达的已有严谨结构的信息；它们正是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一个与它们被发现于其中的那些陈述的价值不同的“直理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12）。 因此，无论马克思对社会的认识是什么，包括它的变化过程以及他从中作出的预测，都已经包含在用来解释他所理解的社会是什么的每一个重要的概念中。这种含义大量地存在于马克思的术语中。正是这一点使马克思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中把“经济范畴”等同于“历史性的规律”，并把“逻辑”作为“规律”[26]的同义词（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12）。“规律”指现实世界中的关系，而“逻辑”，正如马克思通常使用的，认为这些同样的关系反映在它们具有包容性的概念的含义之中。 马尔库塞提出了同样的见解，他指出，马克思的范畴是否定的而同时又是肯定的，“它们展现了事物按照其肯定解决的否定状态，把现存社会中的真实情形揭示为其进入新形式的前奏。事实上，马克思的所有概念都在如下两个方面作了扩展，一是既定社会关系的集合，二是社会现实中所固有的使它向自由社会秩序转变的因素的集合（马尔库塞1964，295—296）〔11〕马克思的读者竟然能够完全理解他的术语，这表明，他在现实中所看到的关系有许多都或多或少符合我们关于世界的常识（这些常识并不值得采用），并且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马克思多数概念的核心含义。〔12〕 尽管马克思的每一个重要概念都有理论上的能力表达在它的帮助下所做的全部分析，但在实践中，马克思当时的兴趣决定着在任何社会要素中相结合的那些关系（以及因此它们的具有包容性的概念的含义）被延展的程度。当他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时，每个社会关系内部的全部的新领域变得有关系了，而在前一背景中有关系的一些领域就不再如此了。按照这种方法，先前被假设的东西现在被直接表达出来了，而先前被表达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假设。例如，阶级在解释国家方面有重大作用，但在解释交换方面就只有很小的作用，而且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阶级关系的重要性（以及马克思著作中“阶级”的含义）相应地会发生变化。 正是这种实践导致了分类界限的“操作”（既有那些被普遍接受【31】的，又有那些马克思自己似乎在早先放弃了的）如此之多的马克思的读者在他的著作中发现了这一点（请见我的序言）。然而，对社会整体的每一个这种限制仅仅是实践性的，是一种使马克思得以继续完成其当时任务的手段。如果他曾想把任何要素的大小，以及因此它的概念的含义，扩展到它的相关的限度，他是能够这么做的。因此，我们知道了，“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27]（马克思，1959b，105） 八 如果说马克思的每一个概念都有如此的宽度（实际的和潜在的），并包括其他概念所要表达的许多含义，那么，马克思如何决定在某个特定场合使用哪一个概念呢？例如，为什么把利息（对他而言，也是资本）叫做“利息”而不叫做“资本”呢？这确实是从另一角度产生的同样的问题。但在我接受马克思的命名法并尽力找出他的意思之前，我现在要问的是——在他的宽泛的含义条件下——为什么他要给出他所给的名称呢？给第一个问题的非正统的答案使第二个问题具有了特别的重要性。 似乎我只给马克思留下一种唯名论的方法，其实不然。那种世界导致了我们的观念的观点与那种命名是任意的过程的观点，它们之间的对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找到社会和自然中实际存在的东西影响我们对其进行思考和命名的方法的各种确切方式，以及后者是如何依次对存在的东西，尤其是对我们将它当成“自然的”结构的东西，产生反作用的。简而言之，这是一条双行道的街道，满足于只在一个方向上旅行将是一种歪曲。马克思自己的命名实践既按照现实世界的实际考虑了现实世界，也考虑了他对它的概括，这决定（decide）（与determine不同）了它能够是什么。前者可见于马克思对每个要素的核心观念的接受，这种观念完全就是要素作为事实真相使每个人所感受到的那个样子（这种观念是一种相当模糊的必然性）；而他在正在考察的具体社会子系统中赋予了每个要素（被理解为其核心观念的任何部分）以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后者突出地表现出来。 在阐明什么能和不能被称为“固定资本”时，马克思说：“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各种物品加以归类的定义。问题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28]（1957，226）因此，资本在它作为利息而起作用的场合将被称为“利息”，反之亦然。然而，只有在原来的要素确实被认为是它现在正充当的东西时，作用的改变才会导致一个新的名称（与描述性的比喻不同）。即是说，资本只能充当或似乎是利息，并因此永远不能真正获得这个名称，除非我们能够把两者当成某种【32】形式的一个东西来看待。这当然正是马克思的关系观使他能够做得到的事。通过与其他一切要素的内在联系，每个要素都从这个特殊的角度来看成为其他一切要素，并且，按照这种宽泛的含义，适合它们的东西必然适合它。因此，每个要素，当它像它们那样起作用，即以与它们的核心观念有关的方式起作用的时候——在理论上——都具有获得其他要素（任何适合它们的东西）的名称的潜能。 当马克思把理论称为“物质力量”[29]的时候（1970，137），或当恩格斯把国家称为“经济力量”[30]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484），只是根据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在误用词汇。〔13〕从联系的观点来看，理论和国家正是由于自己的特征而被给予这样的名称，这些特征正在发挥核心作用。因此，马克思在上述事例中说，一旦它掌握了群众”，即是说，一旦它成为群众生活中的促进因素，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性质和行动，理论就变成了一种物质力量。一般是由诸如生产方式这样的物质力量来发挥这种作用的，但理论也能发挥这种作用，并且在它这么做时，它就被说成是变成了一种“物质力量”。 然而，为了理解马克思的术语，仅仅认识到命名与在关系的整体中依次被思考的作用有关是不够的。问题出自于被考察的具体作用是客观的（实际存在于社会中）还是主观的（它存在，是因为马克思看到它存在）。答案是两者都是：马克思据以命名的那些作用是存在的，但同样正确的是，它们是按照使马克思能够注意到它们的方式被概括的。用另一种概括方法来考察同样的“原始事实”的人可能甚至没有注意到马克思选择出来加以强调的关系。 例如，当马克思将工人的生产活动称为“可变资本"的时候，他在为一种只有他看到的作用命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31]来看这种活动的表现方式，剩余价值是马克思自己引入的一个要素（1958，209）。只有在我们读完《资本论》并接受“剩余价值”这个新概念以后“可变资本"才不再是劳动力的一个任意的名称。一般而言，我们是在我们能够理解被论述的作用的范围内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使用了一个具体名称的，而这相应地取决于他关于有关要素的观念与我们自己的这种观念之间有怎样的相似性。 显然，为了适应他独特的资本主义观和他非同一般的社会现实观，马克思的概念被调整了。从所有这一切中获得的重大教训是，马克思的概念不是我们自己的，无论它们可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表现得如此。简言之，马克思与我们使用相同词汇的事实，不应该误导我们相信他也拥有同样的概念。词汇是语言的特性并且对所有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概念，或在词汇中表达的关于世界的观念（或就它们包含这种观念而言的词汇），被最好地理解成了个人或思想派别的特性。因为马克思的概念所表达的是马克思知道什么以及他怎样知道的，所以马克思的概念所告诉我们的要比我们认为它们告诉我们的更多（通常情况），更少（有时）和非常不同（总是）。在《资本论》英文版第一卷的序言中，恩格斯说：“不言而【33】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方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32]（马克思，1958.5）这里对新术语（概念）的需要是否“不证自明”是可以争论的；但马克思感到有这种需要，这是不可争论的。 此外，这似乎还不够，马克思的概念所表达的含义本身是不稳定的。他在任何确定的时间对构成社会现实的相互关系的理解都反映在他所使用的词汇的含义中。但这些相互关系正在不断地变化，而且，马克思常常会通过研究对它们有更多的认识。因此，8年以后，恩格斯还在他的《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在遭到相当多的曲解之后）警告说，我们不应该指望“到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任何“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33]（马克思，1959a，13—14）。〔14〕 马克思著作中定义（显然是作为定义而表示意义的陈述）的缺乏一直以来常常遭到抨击，但现在应该搞清楚的是他在提供定义方面有什么困难。马克思认为世界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并且完全没有区分常识性方法的那种清晰的分类界限，所以他不能阻止对一个要素的定义向其他所有的要素渗透。对他来说，任何孤立的定义都必然是“片面的”并可能是令人误解的。有一些接受了恩格斯声明的批评者，如萨特〔15〕。更典型的是R.N.卡鲁-亨特（R.N.Carew-Hunt）的反应，他如此确信以这样的方法认识意义是不可能的，以至于断言（违背事实根据）马克思没有以这种方式利用语言，尽管，根据卡鲁—亨特的观点，他的辩证法要求他这样做（1963，50）。由于根本不懂马克思的关系观，多数批评者完全不能认识到这种观点所导致的概念就是它们本来的样子。〔16〕 九 从这一解释中可以看出的是，马克思在分析中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如何把独立的部分联系起来，而是如何把社会整体中到处都能找到表述的有用要素个体化。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马克思正得到什么的常用方法就必须被完全颠倒过来：在尽力寻找劳动创造价值的方式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在开始就接受两者之间的一种等同（这两种社会关系表现着相同的整体——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是劳动”[34]〔1959a，795〕）——并转而寻找它们相互区别的方式。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关注的是“价值的形态变化”，是它在经济中具有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劳动对它的创造。这，而不是斯密和李嘉图在以前已经说过的东西，才是《资本论》这部巨著所阐述的经济理论。 因此，同样，我们并非旨在寻找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组织和实【34】践之间排除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严格的因果关系，而是必须先承认这种相互作用的存在，继而解决其作用的方式：对于后者马克思何以相信，源于生产方式和其他经济要素（狭义地理解）的影响更为重要。这种相互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每一种社会关系的必要部分。这，而不是技术决定论，才是所有马克思关于政治和社会现象的详细讨论所阐述的历史观。如果说马克思能够随意地脚踏栅栏的两边，那是因为对他来说栅栏并不存在。按照这种分析，马克思的多数反对者因为他不仅没有问而且——由于其关于现实的关系观——不能问的问题的答案而批评他，就是一种罪过。马克思的真正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被丢掉了。它们必须被恢复。 注释 〔1〕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法国的情况，在这里马克斯米里恩·鲁贝尔（MaximilienRubel），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和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所提到的仅仅是一些更为知名的论者——都大量地利用了这部著作。 〔2〕马克思还说：“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35]（1904，292）。 〔3〕尽管一般被翻译为“关系”（relation），但Verhaltnis有时也被翻译为“条件”（condition）、“比例”（proportion）或“反映”（reaction），它们可以表示其特殊意义的某些方面，马克斯米里思·鲁贝尔对作者提到过，Verhalinis（它不间断地进入了讨论）或许是他将马克思的著作翻译为法语的许多翻译中不得不应付的最困难的术语。在使用这此词语已经被列举的在法语中的等同词的同时，鲁贝尔有时也将Verhaltnis翻译为systéme，structure，probleme。另一个新增的困难是由以下事实引起的，即Beziehung，马克思词汇中又一个标准术语，也能够被翻译为英语的“relation”，尽管它一般被翻译为“connection”。我打算使“relation”概念包含我认为存在于马克思的Verhaltnis概念中的相同的复杂性。 〔4〕阿尔弗雷德·G.迈耶（AlfredG.Meyer）提出，马克思主义也是"相互依存的变量”所构成的一个系统，于是.他大胆地接近了这一系统而确切的陈述（1963，24ff）。但这仍然避开了所有关于其相互依存的性质的老问题：如果变量是逻辑自立的，它们又如何能够互相影响呢？如果不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按照这种方式，被称为“功能主义”的东西一般来说既不协调又不可理解。对于太多的马克思主义论者来说，朋友和敌人都是一样，谈论"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仅仅是在用纸覆盖裂缝。但一旦这些裂缝出现（一旦我们把一种逻辑的依赖归于要素）时，它们就不能如此容易地被消除掉；而且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忽略逻辑的依赖观念，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全部领域就根本改变了。 〔5〕马克思想要解释的社会生活的"总体"，正如他在其他场合告诉我们的，是“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36]（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50）。 〔6〕同样极为重要的是，与其更为理论化的经济学和哲学著作相反，在其政治和历史著作中，马克思很少使用bestimmen（“决定”），而宁愿使用更加灵活的表达方式来描绘这些领域的关系。英语翻译者一般倾向于通过将bedingen（能表示“条件”或“决定”的意义）翻译为"determine”（“决定”）来强调马克思著作中出现的任何"决定论者"的偏见。例如，比较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和德文原文吧。 〔7〕拉法格（Lafargue）是马克思的女婿而且是惟一一位马克思曾向其口授【35】自己的任何著作的人。所以，拉法格处在观察老人思想的最有利的位置上。关于他的主体，拉法格说，马克思"没有单独地考察一个事物，在其自身之中并为了其自身，离开了其周围的事物：他是在接连不断的运动中考察高度复杂的世界”。然后，引用了维柯（Vico）的话（“‘事物只对上帝来说是一个主体，因为他知道一切；对人来说，它只是表象，因为他只知道表象’”），拉法格断言，马克思是用维科的上帝的方式来理解事物的（《回忆录》，未注明出版日期，78）。 〔8〕在别的地方，马克思指出人的“命运”就是要发展他的权力（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315）。 〔9〕关于他那个时代的经济规律和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说：“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37]（1959b，67—68）发生在私有财产中的变化（他在这里使其膨胀到了经济那么大）据说可以在它的成分的关系中被发现。 〔10〕马克思还说过“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象一切经济规律——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38]（1959a，172）。 〔11〕可惜的是马尔库塞没有努力去解释这种术语的用法是如何可能的，在概念的设计方面它预示着什么，以及它必然会引起的交流的困难。离开我尽力在本书第2和第3章中提供的基础，这种正确的见解——关于它，有许多存在于马尔库塞、科尔施（Korsch）卢卡奇、列斐伏尔、戈德曼、杜纳也斯卡亚（Dunayevskaya）萨特、斯威齐、科西克，早期的胡克（Hook），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就会因没有支持而被弄得悬而不决，并处于最后的不足以令人相信的分析之中。 〔12〕常识是所有那些使我们感到显然正确的东西，以至于否定它的任何部分初听起来都会使我们陷入胡说八道的境地。在这本书中，我也用“常识”来指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学者和外行都很熟悉的，一般不成为问题的知识，以及同样不成为问题的得到知识的方法的总称。 〔13〕多数读者一定认为，词汇的误用的其他显著的事例是，恩格斯将种族称为“经济因素”和马克思将共同体称为“生产力”[39]（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517；马克思1973，495）。 〔14〕因为事物的现象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恩格斯断言：“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40]（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529） 〔15〕萨特将马克思（他的概念随着历史以及他对它的研究而发展）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概念仍然不受社会变化的影响）作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比较：“马克思主义的开放的概念已经封闭了”（1963，26—34）关于这个问题，也可见列斐伏尔，1947，204—211， 〔16〕这里提出的关于含义的观念也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胡克是少数几位认识到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的和非同一般的接近含义的方法的评论者之一，在论及他们的观点时，胡克说：“含义必须随着它们是其含义的对象而发展，否则，它们对其主体来说就不能是足够的。”（1963，65—66） 有趣的是，注意到使现在的语言哲学在一个术语意味着什么与它涉及什么之间（在定义与描述之间）作出重要区分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所谓后者的不稳定性。把一个术语意味着什么与它涉及什么等同起来，第一，要有随时间和地点变化（有时是彻底的）的含义；第二，要被现实世界中那些有助于涉及事物的条件所困扰。简而言之，这种含义观使人趋向于内在关系的观念。现在正流行的问题，“不要寻找含义，要寻找用途”。正是标志着从这一明确立场的完全退却。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2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2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1972年版，第48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1972年版，第48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86页。 [7]《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63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50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57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577页。 [11]《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626页。 [12]《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455—45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8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57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6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5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98年版，第108页。（2），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9页。 [19]《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23页。 [20]《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17页。 [21]《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17页。 [22]《自然辩证法》1984年版、第32页。 [23]《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430页。 [24]《马克思盟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00页。 [25]《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9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1972年版，第482页。 [2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8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2003年版第25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705页， [31]《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630，236页。 [32]《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3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003年版，第1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57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92页。 [3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000年版，第50页。 [38]《资本论》第3卷，1975年版，第195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974年版，第199页；第30卷，1995年版，第488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974年版，第410页。
第一章辩证法的意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第一步 第一章辩证法的意义 【11】 一 你曾试图跳上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吗？这与登上一辆停止的汽车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被蒙上双眼，你能登上正在行驶的汽车吗？如果你不仅被蒙住了双眼，而且不知道汽车正在驶向何方或者甚至不知道它行驶的有多快，你能登上去吗？ 为什么要问这些愚蠢的问题呢？显然，我们都会赞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且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在上车之前都会确信自己知道汽车正在行驶的速度和方向。那么，社会又怎样呢？社会就像一辆汽车，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力地想爬上去寻找一份工作、一个家、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物品，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和爱好——一句话，去寻找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而且，有谁能怀疑社会正在变化呢？事实上，没有哪个世纪经历了我们这个世纪所经历的那么多的社会变化，也没有哪个时期经历的变化比二战以来所经历的变化更快。但问题恰恰是，它变化的速度有多快？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正朝着什么方向变化？ 几年以后的美国、英国或日本社会能为你提供你希望从中得到的东西吗？能提供你所期待或准备得到的东西吗？如果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你可能会回答说“能”，但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仅仅是在依照事物现在的样子来看它——并且离得一点也不近。然而，正如你所承认的，社会正在变化并且变化得很快。你研究过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变成什么样子吗？还是你就像那个被蒙住了双眼并试图跳上既不知其速度又不知其方向的正在行驶的汽车的人呢？ 那么，如何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进和变化的现代社会这个无限复杂的有机体呢？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为系统的（尽管显然还是不完整的）理论进入了这一视野。通过对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方式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试图说明全部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动力，包括它的起源和可能的未来。另【12】外，马克思主义还使我们认识到了从资本主义中获益最多的少数人是如何并用武力和诡计来支配那些将从一种根本变革中获益最多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最后，马克思主义还为更新这种研究和帮助产生最满意的结果确定了一种方法（辩证法）和一种实践（阶级斗争）。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一个想要登上迅速变化的社会这辆正在飞驰的汽车的人能将其付诸实施。 二 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是由世界是什么、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进行研究所决定的，关于最后一点，今天，与理解现实有关的问题都由于如下方法而变得更加复杂了，这种方法强调的是任何使事物显得静止和彼此独立的属性，而不是那些使事物显得更为动态和更为系统的属性。哥白尼（Copernicus）说：“对他们来说，就好比一个艺术家要把不同模型身上的手、脚、头和其他部分组合起来构成肖像一样，每个部分都是被很好地取下来的，但这些部分与一个单一的身体无关，而且因为它们相互之间决不匹配，所以组合的结果将是一个怪物而不是一个人。”（引自库恩〔Kuhn〕，1962，83）哥白尼在这里所谈论的不是他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而是现代的学术界。知识被分割成了相互冷漠且常常相互敌对的学科，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问题域和方法域。这样，向我们允诺的各种知识之间相互启发的和谐关系就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斥学术界的嘈杂的不和谐声音。在这种混乱中，知行之间的古老联系已经被割裂了，以至于学者们能够在为自己对越来越少的对象知道得越来越多而感到骄傲的同时，否认对自己作品的全部责任。因此，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转向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因为他们要将辩证法当作既能批判这种状态又能发展一个完整知识体系的方法。 考虑到所有关于辩证法的误传，我们从说明辩证法不是什么开始或许是有好处的。辩证法并不是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的正—反—合的顾古组合；它也没有提供一个使我们能够证明或预言一切的公式；它也不是历史的动力。同样，辩证法并没有解释、证明、预言任何东西，没有导致任何东西的发生。相反，辩证法是一种关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它包括如何以这种方式组织现实以便于进行研究，以及如何将某人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其他人，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辩证地思考问题。 马克思关于罗马卡库斯（Cacus）神话的重述清楚地展示了辩证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1]（1971，536—537）。一半是人一半是魔鬼的卡库斯居住在一个洞穴中并且只在晚上出来偷牛。为了误导追他的人，卡库斯迫使牛倒着走进他的洞穴，以便于从这些牛的脚印来看，它们似乎是从他的洞穴走出去了。第二天早上，在人们来寻找【13】他们的牛时，他们所能发现的一切就是脚印，于是，这些人根据这些脚印得出结论：他们的牛从洞穴出发，走到了地中央并消失了。 如果牛的主人们在美国大学上过方法课的话，他们或许清点了这些脚印的数量，测量了每个脚印的深度，并通过计算机得到了结果——但他们将会得出同样错误的结论。这里的问题出自于这样的事实：现实不只是现象，如果只关注现象，只关注那些当下和直接给我们留下印象的证据，就具有相当的误导性。这个例子中的错误具有怎样的代表性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是我们社会中大多数人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一个例外。他们根据在当前的环境中耳闻目睹和偶然碰到的东西——根据各种各样的脚印——得出了许多情况下与事实正好相反的结论。多数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关的歪曲都是这种问题。 要想理解这些脚印的真正意义，牛的主人们必须查明头天晚上所发生的事，以及就在他们附近的这座洞穴里正在发生的事。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要求我们对它产生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它适合其所属的更大背景或系统的方式有某种了解。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重新滑到对现象的狭隘关注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毕竟，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以某种速度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生着变化和相互作用，历史的和系统的联系属于现实世界。困难则一直都在于如何充分地思考这些变化和相互作用，如何才能不歪曲它们，如何才能给它们以应有的关注和重要性。辩证法是解决这个困难的一种努力，其解决方式是扩展我们关于任何事物的观念，把任何事物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属的更广阔的相互作用的背景，都当成它本身的各个方面。只有到那时，对任何事物的研究才会立即使人卷入对它的历史和包含它的系统的研究。 辩证法用关于“事物”的“过程”观（包含着事物的历史和可能的未来）和“关系”观（把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当作该事物本身的一部分）取代了关于事物的常识（认为事物有其历史，但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外在的），并以这样的“过程”观和“关系”观重构了我们关于现实的思想。这里并没有增加任何尚不存在的东西，而只是一个人们在哪里以及如何划定界限，并确立借以思考世界的要素（辩证法的术语是“抽象”）的问题。这里的假设是，我们用五种感官感觉到的属性实际上是作为自然的部分而存在的，而那种告诉我们在时空中一种事物在哪里结束而另一种事物在哪里开始的概念上的特性却是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建构。无论世界本身对我们划定这些界限有多么巨大的影响，最终划定这些界限的还是我们自己，是来自不同文化和哲学传统的人能够并且确实划出了不同的界限。【14】 例如，在将资本作为一个过程进行抽象时，马克思完全将资本的原始积累、积累和集中——总之，资本的真实历史——作为资本本身的一部分包括了进来；而把资本作为一种关系的抽象则将它与劳动、商品、价值、资本家以及工人——或任何促成了它的产生和功能的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作为它本身的构成方面而放到了同一名称之下。马克思借以思考和研究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要素都既被抽象成了过程，也被抽象成了关系。以这种辩证观为基础，马克思所寻求的——与其具有常识的反对者所寻求的不同——从来不是为什么事物会开始变化（似乎它还没有发生变化），而是这种变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为什么这种变化可以表现得已经静止。同样，马克思所寻求的也从来不是一种关系是如何建立的（似乎那里以前不存在任何关系），而仍然是这种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为什么一种已经存在的关系的各方面可以表现得互不相干。马克思还以这种方式批判了那种由于脱离事物的真实历史及其所属的大系统、只专注事物表象即事物的脚印而导致的意识形态。 三 除了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外，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还包括其研究世界、组织其发现和将它们介绍给他所选择的受众的方式。但如何探究已经被抽象为相互依存的过程的世界？从哪里开始，又去寻找什么？非辩证的研究从某个小部分开始，并试图通过建立这个部分与其他同样的部分之间的联系来重构更大的整体。与此不同，辩证的研究从整体，即从系统或从人们对系统所能达到的理解开始，继而进入对部分的研究以便了解它的合适位置及发挥作用的方式，最终达到了对作为出发点的整体的更充分的理解。资本主义充当了马克思研究其内部所发生的一切的起点。作为一个起点，从原则上来说，资本主义已经被包含在马克思着手进行研究的各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成为这些过程的前提和结果的总和。相反，从一个或几个假定的独立部分开始的研究，必然会假定一种对含义造成相应歪曲的分离，以后任何联系都不能克服对含义的这种歪曲。这样，有些东西就会被遗漏，有些东西就会被置于不适当的位置，而且，由于没有任何评价标准，这些遗漏和错位都不会被认识到。被称为“跨学科研究”的东西就完全是在探讨不同领域的这种缺点的总和。与一经损坏就再也无法修复的东西一样，一个其职能部分一开始便被作为彼此独立的部分来对待的系统就再也不能在完整的状态中被重构了。 【15】研究本身是为了寻求使资本主义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具体化，探索资本主义现在的运行和已经取得的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并预测资本主义似乎正在发展的趋势。作为一种常规，对构成处于现在状态中的任何问题的相互作用的考察，要先于对它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过程的研究。换句话说，研究的顺序是先系统后历史，以至于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两个孤立因素的发展，这种孤立因素的发展观清楚或含畜地暗示着变化是由存在于那个具体领域的原因所引起的（单独的宗教的、或文化的、或甚至经济学的历史无疑都是非辩证的）。在马克思对任何具体事件或制度形式的研究中，这两种研究总是相互交织的。作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结果，对资本主义更充分的认识即将充当随后一系列研究的更有意义并因此更有帮助的出发点。 四 由于被赋予了一种从整体到部分、从系统向其内部进行研究的方法，所以辩证的研究从根本上讲旨在寻找和探索四种关系：同一性与差异性、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量变与质变和矛盾。由于这些关系根植于马克思关于现实的辩证观之中，所以它们能够使马克思实现其双重目的：揭示某种事物运行或发生的方式，同时发展关于这种事物能刚好以这种方式在其中运行或发生的系统的认识。 在马克思称为常识性方法的东西——在形式逻辑中也能被发现——中，事物要么是相同的/同一的，要么是不同的，而不会两者兼而有之。按照这种模式，在注意到任何两种事物要么同一要么不同的方式以后，对它们的比较一般也就结束了，但对马克思来说这只是第一步。例如，与那些在描述了利润、地租和利息之间明显的差异性以后就停步不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同，马克思继续揭示了它们作为剩余价值（由工人创造但却没有以工资形式返还给他们的财富））的形式所具有的同一性。作为关系，它们共同具有剩余价值这种属性，这一涉及它们根源的方面。在不忽视生产或工人阶级与其他经济过程或其他阶级所具有的一切共同点的条件下，马克思对于描述生产或工人阶级的特殊性的兴趣，是他从同一性这一面来接近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很好的例证。在马克思关于现实的辩证观中，用于代替事物的关系庞大而又复杂，足以具有看来相同的属性——当与其他构成相同的关系的属性进行比较时——和其他看来不同的属性，在研究这些属性是什么，特别是在格外关注当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这对关系中的无论哪一半时，马克思都能够在不陷入片面之中的情况下达到对具体现象的详细描述。 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把在它的帮助下进行考察的各种属性【16】当作既定的东西来对待，而对立面的相互渗透是以任何事物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周围的环境这一认识为基础的。这些环境因素既作用于对象，又作用于认识这些对象的人。关于前者，例如一台机器被用来剥削工人，仅仅是因为它是被资本家占有的。在一个消费者或一个自己经营的操作员手中，即在由其他一系列因素形成的条件下，在按照不同的规则进行操作的条件下，这台机器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关于后者，在其身份是资本家的人们观看这台机器时，他们看到的是他们从市场上购买的一件商品，甚至可能是他们为之付出的价钱，以及某种将会给他们创造利润的东西。在其身份是工人的人们观看这台机器时，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件将会决定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动作的工具。 感觉因素——认识到事物因为观察者的身份差别而显得非常不同——在辩证思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从不同角度观察现实所看到的事实都具有同等的价值。由于工人被卷入了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所以他们具有观察和理解这个系统的发展特征的特权立场，并且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兴趣，这也是马克思（本人）极其经常地采用的优势立场。 关于对立面的相互渗透的观念帮助马克思认识到，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事件、制度、人或过程——完全和仅仅像它表现的那样处在一个具体时空中，即在一系列特定条件下所表现的那种形式。以另一种方式、由另一些人，或在发生了彻底变化的条件下来观察这种东西，就可能会得到不仅不同而且正好相反的结论或结果。因此，就有了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在一种背景下的一次失败的罢工，在另一种背景下有可能充当一次革命的开始；因为一个政党，共和民主派的成员们，占据了所有钱财，工人政党却一无所有，而成为闹剧的一次选举，在斗争的条件平等化时有可能成为一次民主选举；在拥有一份好工作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想制度的工人，在失业时就有可能开始对此提出质疑。在寻求这种变化在哪里产生、如何产生，以及在哪些依然发展着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新的结果的过程中，马克思既认识到了被考察部分的复杂性，又认识到了它对整个系统发展的依赖。 被称为量变与质变的是同一过程中两个暂时不同的阶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每一个过程都包括前后阶段，既包括量的增加（或减少），又包括它导致的结果。任何过程的开始阶段都表现为量变的形式。其中的一个或更多方面——每一个过程也是由不同方面构成的一种关系——在大小或数量上增加或减少。随后，在某个确定【17】的点上——对于被研究的每个过程而言，这个点是不同的——一种质变发生了，其标志就是它的现象和/或功能发生的某种变化。这时，它变成了某种别的东西，同时，根据它的主要组成关系来看，它在本质上仍是相同的。这种质变通常是，尽管并非总是，通过引入一个指明这个过程变成了什么的新概念而表示出来的。 马克思说，货币只有积累至一定数额才能转化为资本，即起到购买劳动力和创造价值的作用[2]（1958，307—308）。同样，许多人的合作变成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3]（恩格斯，1934，142）。寻找量与质的变化是马克思将多数非辩证方法孤立地其或随机地加以对待的发展中的前后方面统一起来的方式。它是以任何正在发生的过程在更大系统中的关系为代价（暂时的代价）而在思想中将这一过程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统一起来的方式，并且它是使某人自己，甚至在通过研究揭示出数量的和质量的变化是什么以前，就对这种变化的必然性变得敏感的方式。虽然量与质的观念绝不是一种预见未来的公式，但它确实激励着人们对某种范式和趋势的研究，这种范式和趋势使人们能够预测可能的未来，而且它确实提供了一种框架，这种框架能够将这种预测纳入人们对现在和过去的理解之中。 在马克思致力于辩证地理解资本主义现实的过程中，矛盾无疑是他所研究的四种主要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切看来都是对抗的，而事实上也是这样”[4]（1963，218）。他还相信，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资本的各种生产条件是互相矛盾的”[5]（1973，491）。 矛盾在这里被理解为同一关系的不同因素之间，即相互依存的因素之间的性质相反的发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差别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并且这些条件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差别在发生着变化；在每一种差别充当其他差别的现象和/或功能的一部分的方式一定时，由于被理解成了关系，一种差别的变化方式就影响着一切差别的变化。因此，它们的发展道路就不仅仅是以相互支持的方式而相交，而且在不断地相互妨碍、相互破坏、相互干扰并在适当的时候相互转化。矛盾为我们将这种有关现在和未来的变化及相互作用纳入一个单一的中心提供了最理想的方法。作为目前这些相反趋势相互作用的有希望和有可能的结果，作为它们的真实的可能性，未来进入了这个中心。在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机的和历史的运动的过程中，在思考它们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如何共同从其在封建主义中的起源发展到即将发生的一切的过程中，使马克思得以避免停滞性和片面性的正是矛盾观念，而不是其他任何观念。 【18】关于矛盾的常识是，矛盾适用于关于事物的观念但不适用于事物本身，它是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主张“X"，我就不能同时主张“非X"）.而不是世界上存在的现实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常识是以关于被分割为个别和独立部分的现实的观念——一个物体在被另一个物体撞击时才发生移动——为基础的。如果说每个学科中的非辩证思想家都陷入了对“外部推动者”，对来自被研究的问题之外，并且是所发生一切的原因的某物或某人的不断探求，那么，辩证思想家则是将一切变化的主要原因都归于变化发生于其中的系统的内部矛盾。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命运是由它自己的问题所决定的，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是什么及其如何运行的内在表现，而且往往是资本主义成就本身的某些部分，并随着这些成就的增大和普及而不断恶化。例如，资本主义在促进生产方面的显著成就与工人消费这些商品的不断下降的能力就处在矛盾之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工人能够购买的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商品中不断递减的部分（指这种商品的比例而不是决定矛盾性质的实际数量），这导致了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的周期性危机。对马克思来说，矛盾属于这样的事物，其本质就是有机的和不断发展的系统中的过程，矛盾产生于这些过程的内部，产生于这些过程的性质本身（是“它们的主体所固有的"），也是系统状态的一种表现（1973，137）。 由于没有将事物当作关系的观念，非辩证思想家很难同时关注一种矛盾的不同方面。结果，这些方面就是顺次被考察的，如果说他们考察过一点的话，其中一个方面总是得到比其他方面更多的关注，而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则往往被错误地当成了一种因果关系。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们所作的一个经常性的批评就是他们试图“排除矛盾”[6]（1968，519）。由于孤立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政治经济学家们未能看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努力都在否认、掩饰，不然就是歪曲这些矛盾。然而，奸诈和阶级利益的政治仅仅说明了这些实践的一小部分。由于非辩证思想家运用的是常识观念，所以，他们只能把现实的矛盾（contradictions）理解为差别（differences）、悖论（paradox）、敌对（opposition）紧张（strain）、压力（tension）、失调（disequilibrium）、混乱（dislocation）、不均衡（imbalance），或者——如果伴有公开的斗争——冲突（conflict）。但因为没有关于矛盾的辩证观，他们很少看到也从来不能充分理解这些过程实际上相互浚透的方式，而且从来不能判断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由久远的根源向现在及以后的演进过程中所释放的力量。另外，对马克思来说，探索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如何展开的，也是揭示即将到来的分裂和冲突的主要原因的一种方法。 以研究同一性与差异性、对立面的相互渗透、量变与质变和矛盾的过程中——一种从整体开始，继续向内深入到对部分的研究，【19】一种把所有部分都当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的过程的研究——的发现为基础，马克思重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方式。以这种方式组织现实，他能够在资本主义具体的内在联系中把握其有机的和历史的运动。这种重构的尚未完成的成果，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规律和理论。 五 显然，离开辩证法，马克思就不可能达到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同样，离开对辩证法的牢固把握，我们就不能进一步发展这种认识。因此，没有对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关的一些常见错误和歪曲的告诫，任何关于辩证法的论述，无论多么简洁，都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例如，如果说非辩证思想家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辩证思想家则正好往往与此相反，即贬低甚或忽视部分和细节，以服从对整体的概括。然而，只有通过在资本主义各个具体部分的相互联系中来研究这些部分，资本主义系统才能被理解。辩证思想家还有一种过于迅速地达到结果，把发展的萌芽催化为完成的形式的倾向，一般而言，这种错误是由于没有给在时空中的、构成任何社会问题的结点的复杂调解予以足够的关注而产生的。 还有一种与此有关的，过高估计变化速度的倾向，以及与此相应的，低估变化的一切阻力的倾向。因此，资本主义现实表面上的较小裂缝就太容易被误认为是处于正在形成中的地震边缘的正在裂开的陷窟。如果说非辩证思想使人们在每当重大变化发生时都因他们没有寻找且没有期待这种变化，都因这种变化不是他们此时思考世界的方式中的一个内在部分而感到吃惊的话，那么，辩证思想——因为正好相反的原因——会使人们因所期待的剧变的来临耗费了如此漫长的时间而感到吃惊。在为了认识变化而组织现实的过程中，事物的相对稳定性总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这些都是辩证方法所具有的力量本身所固有的缺点。由于这些缺点总是作为诱惑而存在，所以，它们呈现为一种比较容易的方法，一种急剧的困境，并且必须被小心提防。 在至此我们所做的说明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用来否认马克思方法的经验性质。马克思并不是从词语的含义中或从他的理论要求中推论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的，相反，与任何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一样，为了揭示事实真相，他也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利用了那个时代所能利用的全部材料和资源。我们也不打算声称马克思是惟一的辩证思想家。众所周知，他的多数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而黑格尔仅仅（？）是将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一种思想方法和一种研究现实的方法加以补充并使之系统化了。在我们的时代，还有发展了他们自己关于这种方法的看法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20】NorthWhitehead）和F.H.布莱德雷（F.H.Bradley）。正如“乌云背后总有一线光芒”和“使人终于不堪负荷的是最后的一击”这样的洞察所证明的一样，尽管有大量的意识形态内容，但在常识中也不是没有辩证法的要素。辩证法的因素还可见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如结构功能主义、系统理论和民族方法学，这些方法中的大多数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由辩证法构成的。 马克思辩证方法的突出之处是，他在其中找到辩证法并用它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包括——由于辩证法的要求——它的起源和可能的未来）的系统方法；辩证法所导致的统一的知识理论（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尚不完整的理论中）；辩证法使之成为可能的对非辩证方法的持续批评（体现在我们关于意识形态的全部论述中）；以及——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辩证法对知行之间由辩证法本身所引起的必然联系的强调。 关于最后一点，马克思指出，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1958，20）。辩证法是革命的，因为它帮助我们将现在看成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它迫使我们将现在的来源和趋势作为它本身的一部分而加以考察；还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作为这个过程中——其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的行动者与牺牲者，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个过程。在维护“一切都在变化”这一朴素真理的过程中，未来是作为一种选择被提出来的，其中惟一不能选择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在生活的任何领域，维持现状的努力从来不能达到目的。在冰箱中保存时间太长的水果会腐烂；情感和人也是这样；整个社会更是如此（这里恰当的词语是“瓦解”）。辩证法要求我们追问哪种变化已经发生了以及哪种变化可能发生。正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指出的，辩证法是革命的，因为它帮助我们以一种使有效行动成为可能的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1968，60）。 辩证法是批判的，因为它帮助我们开始对迄今为止我们所充当的角色感到不满。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人们并不提倡阶级斗争，并不愿意选择参加阶级斗争（普遍的资产阶级误解）。阶级斗争代表着工人（广义的）与资本家之间矛盾的总和，并且我们都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其中。但我们在这种斗争中常常完全——正如我们开始发现的——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认识到了我们自己的立场，现在我们能够决定不再按照我们一直以来的行动方式去行动（要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并决定我们所能做的更多的或其他的事以更好地服务于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能够选择的是在这一斗争中站在哪种立场上以及如何进行斗争。辩证地理解我们被社会所决定的角色，辩证地理解构成我们现在的同样必然的限制性和可能性，这为我们作出自觉而又明智的选择提供了机会。对必然性的认识正是以这种方式宣告了真正自由的开始。 [1]《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96页。（本书脚注为译者所加，所用马恩著作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341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469页。 [4]《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21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980年版，第43页。 [6]《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59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12页。
序言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座城市的故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序言 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座城市的故事 【1】〔注：原著页码标志。下同〕 一 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思想——为我们讲述了两座城市的故事：有一座城市根本没有自由，却声称有自由；而另一座拥有给所有人的充分自由，却几乎没人知道它在哪里以及如何到达那里。第一座城市叫“资本主义”在这座其制度被普遍地看作自由化身的城市里，一切都是不自由的。所有东西都需要付钱，而大多数东西的价格都超过了需要它们的人的支付能力。对于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而言，所谓“自由”即拥有为他们不能得到的东西而展开竞争的权利。但没有人会阻止他们竞争，或阻止他们想象总有一天他们（或他们的孩子）会取得成功。 另一座城市叫“共产主义”。在这里，人们享有在相互和平与友好中发展其作为人的潜力的自由。他们的自由不是渴望不能获得的东西的自由，而是按照他们的意愿活动、生存和发展的自由。这座城市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因为至今它还只存在于第一座城市的影子里。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可能成为的东西，是一旦资本主义的居民们推翻了其统治者及组织城市生活的法规时就有了产生和发展条件的东西。这些统治者就是资产阶级，或那些占有和控制着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的人，而且他们所遵循的首要规则就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家利用其控制宣传工具的权力设法使共产主义始终成为一种严加保守的秘密——因为，在这个社会你要想让人听到你的声音，就必须有宣传工具——以确保没有人了解到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有关自由的东西。同时不断重复这样的谣言，即被称为“共产主义”的东西已经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试行过但它是失败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有很多内容并不属于对这两座城市的描述，但它们确实有助于揭示马克思的论题的非凡性质：它不是资本【2】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历史。不如说，这个论题是所有这些事物间的内在关系，它所涉及的是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内部尚未实现的潜在趋势如何演化，以及这种演化从早期阶段一直延伸到仍然遥远的未来的历史。由于不知道马克思着手研究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多数马克思主义论者，无论友好与否，在阐述马克思的发现时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例如，就马克思描述和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而言，有些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就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而言，有些论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就他在资本主义中发现了共产主义的潜在趋势并描绘了其可能的轮廓而言，还有些论者认为马克思主要是一个理想家；就马克思提出了一种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治策略——并且列宁“怎么办”的问题总是潜伏在他的意识中的某个地方——而言，马克思主义被当成了一种关于如何进行革命的学说。 科学、批判、理想和革命策略通常都是被孤立地加以理解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它们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并且多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者都只强调了这些论题中的一个或几个，而忽略或贬低了其他几个（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将其用作指责马克思前后不一致的理由）。然而，所有这四种趋向的重要性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都有不可推翻的证据。而且，它们往往如此地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以至于很难将它们相互分离开来。所以，我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所有这四个方面——科学、批判、理想和革命策略——的一种不寻常的、可能是惟一的结合，从而把马克思本人看成是一位科学家、批判家、理想家和革命家，而这四个方面又总是相辅相成的。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这怎么可能？人们怎么能将看起来不能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是什么因素使马克思建构的理论——这是我所主张的——既具有科学性、批判性同时又具有理想性和革命性？就上述关于两座城市的描述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被看成——什么因素使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内部发现了共产主义，以及他的发现如何既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又构成了推翻它的策略的基础？处于每一种科学的核心地位的都是对关系的寻求，尤其是不能被直接看见的关系。而且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是什么、可能成为什么、不应成为什么，以及能为此做此什么之间的关系。他发现了所有这一切，首先是因为它们就在那儿存在着，但允许他——在多数人只能看到现象（被误称为“事实”）的时候——发现这一切的是他的辩证法。正是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允许而且要求他将多数人孤立看待的东西结合起来。 二 辩证法（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的时间和地球上的人类一样长久。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总含有变化和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我【3】们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总会对其内部所发生的一切产生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而且，“今天”无论何时发生总是来自于已存在过的、含有它的可能性的昨天，而今天又总是会以这种同样的方式导致（和将会导致）明天能够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为了使这些发展对自己生活的积极影响最大化（并减少其消极影响），人们总是努力建构概念和思维方式——在他们能理解的程度上（以及在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所能允许的程度上）——来认识他们生存的世界中正在切实发生着什么，特别是认识事物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普遍性，系统对其要素（这包括既作为拥有要素的系统又作为另一个系统中的要素的我们中的每一个）的影响，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相互联系的性质。丰富多样的辩证思维传统正是从我们人类为达此目的而实践的各种方法中诞生的，这种传统有必要得到充分的继承。 马克思的辩证法得自于他在哲学舞台上与伊壁鸠鲁（Epicuru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斯宾诺莎（Spinoza）莱布尼兹（Leibniz），特别是黑格尔（Hegel）这样的巨人同台演出的经历，也得自于他在刚刚趋于成熟的资本主义中的生活经历。注意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资本主义迥异于它以前的阶级社会之处就在于，它把一切主要的生命功能都统一到了一个由价值规律及与之相伴的货币权力所支配的独特有机体中，而又隐瞒并力图否认这一点。存在的破碎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化的片面性特征一起使人们倾向于关注进入他们生活的具体要素——一个人一份工作、一个地方——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因此也忽视了从这些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关系范式——阶级、阶级斗争、异化及其他。最近，社会科学强化了这一趋势，它将人类知识的整体打破，使之成为相互竞争的学科的专门知识，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并几乎排他性地研究那些允许用统计学方法处理的狭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这个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不断增强的最大关系范式，实际上已经变得看不见了。 我痛苦地意识到，那些拒绝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的人中有许多并非仅仅不同意它。如果是这样，政治讨论就会变得相对容易。相反，典型的反应是将马克思谈论的资本主义看作似乎是不存在的。这使我想起了电影《哈维》，其中，吉米·斯图尔特（JimmyStewart）常常与他的朋友哈维交谈，哈维是一只有六只脚的、两英寸长的无形的白兔。吉米·斯图尔特是惟一能够看到哈维的人他周围的人都只能看到一把空着的椅子。同样，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论述资本主义的时候，其多数读者的眼睛都变得模糊了。资本主义不是一只无形的兔子，但它也不是某种可以直接看到的东西。因为人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就更谈不上理解资本主义了，所以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某一方面（这个方面的要素也并非总是显而【4】易见的）。但如果它的多数居民甚至都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这个体系的话，那么解释它的运行方式的任何努力都必须辅以呈现它的同样艰辛的努力，就是说，要完全地呈现出它的存在以及它是哪种存在。所以，呈现与解释对马克思主义都一样重要，事实上离开前者，后者就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呈现却被普遍忽视了。 由于马克思运用辩证法集中分析了构成资本主义基本关系范式（复数）的内在关系，作为范式（复数）之范式的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从而成为要求解释自身的真实的东西。然而，在一个由相互依存的过程所构成的世界中，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包括它们与自己的前提和未来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此时正在影响它们的一切（和它们正在影响的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浮现出来并要求解释的这些范式就包括将使马克思的解释扩展到迄今为止还处于分离状态的批判、理想和革命的领域的现实内容，再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座城市的描述中所揭示的关系的范围，诸如“矛盾”、“抽象”、“总体”和“形态变化”等等，这些以其他方式来看会令人困惑的辩证法范畴既使这些关系中的部分更容易被思考和分析，又有助于避免静止的、部分的、片面的和单向度的（暂时这样说）理解，马克思的所有理论是靠他的辩证的观点及其范畴创立的，而且只有掌握了辩证法，这些理论才能被恰当地理解、评价和应用。 三 我对辩证法的研究始于做博士论文期间，后来这篇论文以《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理论》为题发表了（1971；1976，第2版）。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著作不是片面的；他似乎毫不费力就呈现了一个不断运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事物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是普遍现象，甚至较大规模的转化也时有发生。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其中还不太清楚的地方，尤其对于那些沉湎于语言哲学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他用来展现这样一幅画面的那些概念。尽管没有定义——马克思从未给出任何定义——但至少一般地说，要知道马克思正在说什么也并不难。可是，每当我坚持强调某一点时，却总也达不到我所努力寻求的准确和明晰。并且，当我试图按照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使用关键概念的方式来构建我自己的定义时，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发现它们表面上的含义因背景不同而发生着变化，而且通常是相当大的变化。我当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马克思的含义的灵活性或受其困扰的人。意大利社会学家菲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Pareto）在很久以前就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描述，他说：“马克思的词语像蝙蝠一样，人们从中既能看到鸟也能看到鼠。”（1902，332） 【5】可是，一旦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又该如何抉择呢？（1）我们可以忽略它。（2）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在多数场合或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场合所表达（或似乎表达）的意思，当作马克思用某个特殊概念所表达的真实含义。（3）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前后矛盾用来作为批判马克思的语言不可救药地混乱无序，甚至是不诚实的把柄。（4）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的世界观找到对他的用法的解释，以及那种语言和含义所拥有的位置。我花了大量时间来苦苦思索马克思的语言实践，因而我的发现不该被忽视。当我们有可能为马克思的某些概念挑选出一个主要含义时，却发现还有许多其他含义得不到说明。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我还是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很多，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他看成是令人绝望的头脑不清或粗心。接下来就是对他的世界观的研究，这种世界观有可能恰好允许，甚至要求这样一种对语言的用法。 按照后一种选择，我很快便发现了内在关系哲学，这是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一个产物。这种哲学将任何事物所处的关系都看作该事物自身的本质，于是这些关系中的任何重要变化都意味着它所存在的那个系统的一种质变。由于构成现实的基础不是事物而是关系，一个概念的含义可以依据它想要表达的特殊关系的程度而发生某种变化。也许这就是对雄辩的帕累托提出的矛盾的解答。事实证明，在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大量作品中，内在关系哲学一直较少受到关注。而且，尽管马克思的几个主要解读者——如乔治·卢卡奇（GeorgLukács）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卡雷尔·科西克（KarelKosik）卢西恩·戈德曼（LucienGoldmann）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似乎也认识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中并不包括内在关系哲学，却没有一个人看到依据内在关系哲学建构他们对辩证法的解释是正确的，也没有人将内在关系哲学用作解释马克思与众不同的运用语言的方式前提，[1]我这样做了。 然而，在写作《异化》的过程中，我重构马克思辩证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理解他对人的本质和异化的论述。不过，用来解释具体理论的东西却不足以说明他是如何获得这种理论的，也不足以帮助人们用马克思的方式去研究社会的其他方面。内在关系哲学毕竟只是一种哲学。它是研究世界的一种特定方法的基础并使这种方法成为可能，但对这种方法的充分把握还需要对辩证法的其他因素予以同样的关注，特别是要对“抽象”予以同样的关注。 从马克思的本体论角度来看，内在关系哲学禁止有限的部分。因为内在关系哲学会使我们相信世界并不是有限的。于是，通过思维中的抽象，马克思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划出了一系列暂时的界限，以理解与他头脑中的具体表象相匹配——主要通过包含那些变化和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的那些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6】所包括的结论性发现都带有这些最初抽象的印迹。因此，在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下一部重要著作《辩证法探究》（1993）中，内在关系哲学将不再是我说明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方法中的抽象。内在关系哲学与抽象一起——而且，尽管有我初期著作所表现的那些迹象，但它们必须被一起使用——构成我研究辩证法的独特方法的更主要的部分，这种方法试图促进对资本主义（或它的任何部分）的研究，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利用马克思自己的研究成果。 随着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家把辩证法作为研究马克思其他理论的首选角度，近年来人们对辩证法的兴趣又逐渐兴起。被某些人授予“全球化”称号的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与前苏联的崩溃也使许多这样的学者又回到方法上来，以寻求对这些现象的解释。结果，辩证法成了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争论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2]但对更广泛的学术领域而言，辩证法的这种复兴还只不过是个开端。希望至少与一些主流学者间进行的严肃思想交流能取代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直以来遭受的善意（以及非善意）的忽视和曲解是一种奢望吗？使这种交流成为可能的强烈愿望也部分地促成了我关于辩证法的著作。[3] 下文中，我对内在关系哲学的最详尽的论述可见于第二、第三和第四章。第一章介绍性地概述了我们的全部主题。第五章——本书最长和可能最重要的一章——详述了马克思方法中的抽象，并表明了它与内在关系哲学之间的有机联系。第六章说明了马克思如何运用他的方法在过去与现在的内在关系中研究过去。第七章介绍了由马克思对内在关系哲学的坚持所决定的研究与叙述的性质。第八章拓展了前一章的内容，使其包括了马克思方法的所有不同阶段，并表明了马克思的方法是如何帮助他达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的。第九章说明了辩证法如何在未来与现在的内在关系中研究共产主义未来，并给前面几章提供了最好的概述。在这里，人们也能找到马克思用来构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座城市的多数材料。第十和第十一章比较了日益流行的两个辩证法思想学派——批判的现实主义和系统辩证法——对马克思方法的解释与我的解释。第十二章提供了一个个案研究，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分析了日本较为奇特的国家特征。 这本书汇集的，选自于我早期著作的这些文章（许多作了大量【7】的修改）跨越了30年的时间，代表着我一生关于辩证法的作品的最高水平。[4]如果说它们通常像是专门为这本书而写的连贯的章节，那是因为整个写作计划是在撰写《异化》时形成的，它们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从那以后我关于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间及以后的一些章节中存在着适度的重复，原因就在于我试图再次将任何新东西与内在关系哲学联系起来。鉴于多数读者不精通这种哲学以及他们在应用它时可能有的困难，经常回到内在关系哲学及使之成为可能（并要求）的抽象实践，也起着一种重要的教育学的作用。学习如何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特别是要变得擅长于它，也要求人们的思维方式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而掌握内在关系哲学——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使之成为可能的关键步骤。 最后说一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作用。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非凡的，甚至是举世无双的思想伙伴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实际上已将恩格斯当成了与马克思相等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代言人。然而，在近几十年里，有这样一个日益成长的学术团体，它认为在这两人的思想中，尤其在辩证法领域，存在着重大差异。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其原因我已经在《异化》中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像关注马克思的辩证法著作那样关注恩格斯的辩证法著作（奥尔曼[Ollman]1976，52—53）。对于我最为关注的辩证法的要素——主要是内在关系哲学和抽象——而言，是马克思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原料。但每当恩格斯的论述特别有帮助时，我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们以达到我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解释，同时我也会果断地鼓励读者们这样去做。 注释 [1]这些作者关于辩证法的主要著作可见于参考文献。 [2]这一争论中比较重要的贡献者有：戴维·哈维（DavidHarvey）、理查德·卢因（RichardLewin）、理查德·莱温亭（RichardLewontin）、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伊斯特万·迈泽罗斯（IstvánMézáros）、昂里克·迪塞尔（EnriqueDussell）、鲁伊·福斯托（RuyFausto）、迈克尔·勒维（MichaelLowi）、卢西恩·塞夫（LucienSève）、英德日赫·泽勒尼（JindrichZeleny）、汤姆·塞肯（TomSekine）、德里克·塞耶斯（DerekSayer）、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安德鲁·塞耶斯（AndrewSayers）、欧文·玛奎特（ErwinMarquit）、肖恩·塞耶斯（SeanSayers）、马丁·杰伊（MartinJay）、斯科特·沃伦（ScottWarren）、科斯马斯·普西肖帕迪斯（KosmasPsychopedis）、约阿希姆·伊斯雷尔（JoachimIsrael）、克里斯多佛·亚瑟（ChristopherArthur）、托尼·史密斯（TonySmith）、约瑟夫·奥马利（JosephO’Malley）、罗伊·巴斯卡尔（RoyBhaskar）、米尔顿·菲斯克（MiltonFisk）、约瑟夫·弗拉基亚（JosephFracchia）、约翰·艾伦（JohnAllen）、特雷尔·卡弗（TerrellCarver）、罗布·比米什（RobBeamish）、罗斯林·博洛格（RoslynBologh）、乔治·E·麦卡锡（GeorgeE.McCarthy）、罗伯特·奥尔布里顿（RobertAlbritton）、约翰·里斯（JohnRees）、卡罗尔·古尔德（CarolGould）、戴维-希勒尔·鲁宾（David-HillelRubin）、约瑟夫·马卡里（JosephMcCarney）、艾拉·戈洛宾（IraGollobin）、霍华德·谢尔曼（HowardSherman）、南希·哈索克（NancyHartsock）、保罗·迪尔森（PaulDiesing）、古列尔莫·卡尔凯迪（GuglielmoCarchedi）、帕特里克·默里（PatrickMurray）、佛瑞德·莫斯利（FredMoseley）、小保罗·马蒂克（PaulMattickJr.）、凯文·安德森（KevinAnderson）、迈克尔·A·勒博维茨（MichaelA.Lebowitz）、斯蒂芬·A.雷斯尼克（StephenA.Resnick）、理查德D.武尔夫（RichardD.Wolff）、苏珊·巴克—莫尔斯（SusanBuck-Morss）、罗纳德·J·霍瓦特（RonaldJ.Horvath）、肯尼思·D·吉普森（KennethD.Gibson）、N·帕特里克·佩里托雷（N.PatrickPeritore）、格雷厄姆·普里斯特（GrahamPriest）、J·W·弗赖伯格（J.W.Frieberg）、保罗·保卢奇（PaulPaolucci）、比尔·利万特（BillLivant）、彼得·希尔曼（PeterSkillman）、马丁·尼古劳斯（MartinNicolaus）、西缅·斯科特（SimeonScott）、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 [3]与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辩证法方面的有益的交流，其可能的途径中一【8】个极好的例子是由自由哲学家克里斯·希贝拉（ChrisScibarra）在《绝对的自由》（2000）中给出的。 [4]请对我关于辩证法的其他著作以及辩证法的用法有兴趣的读者特别参看《异化》（1976）第一、四、五、三十三章和附录二；《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1979）第二、五和六章：《辩证法探究》（1993）第三、五和九章；《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中的争论》（1998）第四章；以及《政治科学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2000）。
致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致谢 在电影《古怪、古怪》（奇异的，奇异的）中，克劳德·西蒙（ClaudeSimon）扮演一位著名的巴黎推理小说家，他从他的送奶工那里得到了关于写作的所有最好的思想。这位送奶工把这些思想告诉了西蒙的女仆，这位女仆又告诉了西蒙。西蒙从来没有承认这一点，而我觉得有必要承认，我也有一位送奶工。在这本书——汇集了我毕生关于辩证法的最好作品——中，我想感谢我的妻子，即我的送奶工葆拉·奥尔曼（PauleOllman）四十多年来为我作为一位学者和政治活动者的所有最好思想和著述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中都可以看到她的见识、热忱和细心的批评。公开承认她作为我的知性伴侣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并把我的书——事实上是我们的书——题献于她，这会使我感到无尽的喜悦。在多年来对我的辩证法思想做出过贡献的许多学者中，我还想指出比尔·利万特（BillLivant），感谢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乃至他的一些答案。最后，我还想感谢阿里·祖比达（HaniZubida），感谢他在我为出版而准备这一手稿方面的所有灵活的和令人愉快的帮助。 收入《辩证法的舞蹈》的内容，都选自于以下著作，并至少作了部分修改。 A．第1，5，6章选自《辩证法探究》（纽约：Routledge，1993）。 B．第2，3，4，7章选自《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理论》第二版（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经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意再版。 C．第8章选自《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波士顿：SouthEnd出版社，1979）；经SouthEnd出版社同意再版。 D．第9章选自《科学与社会》62（1998）：338—357；经《科学与社会》季刊公司同意再版。 E．第10章选自《后现代主义之后：批判的现实主义导论》，乔斯·洛佩斯（JoseLopez）和加里·波特（GarryPotter）主编（伦敦：Athlone出版社，2001），285—298；经Continuum国际出版集团同意再版。 F．第11章选自《新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罗伯特·奥尔布里顿主编（Houndmills，英格兰：帕尔格雷夫出版公司，2002）177—184；经帕尔格雷夫公司同意再版。 G．第12章选自《新左派评论》8（2001，03—04）：73—98；经《新左派评论》有限公司同意再版。
译丛总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译丛总序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这表现在，出现于20—30年代、兴盛于50—60年代的根植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1]翻阅一下近3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人们可以发现，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 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同根植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但却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研究的主题转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第二，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他们所在国的共产党在政治上都追随苏联共产党，这种情况迫使他们的研究大多限于远离政治的哲学领域，其研究成果大多是艰深晦涩的哲学论著。相比之下，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再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 第三，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其代表人物之间彼此缺少理论联系，各讲各的理论和主张。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理论上的相互沟通和借鉴，而且更表现在他们经常围绕某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实践意义上讲，它们无疑都应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对象。鉴于我国学者目前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了解，我于2003年8月向高等教育出版社思想理论分社社长马雷同志提出了出版一套能反映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的译著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马雷同志的积极回应并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因而也就有了这套丛书。 当我决定着手主编这套《译丛》时，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所选的著作能充分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虽然多年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但仍担心由于缺少直接而及时的信息而出现选择上的失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我写信给英美的四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即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教授乔纳森·沃尔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伯特尔·奥尔曼和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劳勒，告诉他们我要主编的这套译从，并请他们各列出20本他们认为最能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这套译丛中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之后选出的。 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段忠桥 2005年12月8日 [1]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附录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6 亲爱的同志们[1] 为了开展反法西斯的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柏林成立一个中央办事处，在维也纳成立一个办事处。应当建议杰纳里同志去维也纳办事处工作，以帮助意共执委会组织并开展地下活动等。然而，我们认为，意大利共产党此时在国外的意大利流亡者中还应进行另一工作。应当募集基金以帮助受法西斯迫害者并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募集基金工作必须得到红色救济会的同意和配合；但主要能够得到在国外居住多年的移民们的广泛认同，必须设立一个意大利专门委员会，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作为红色救济会的意大利分会。进而，该救济委员会还应负责救济金的分发，应当管理流亡者的移居，并且尽力为他们安排工作。 还有，由于在该委员会章程中指出在募集基金工作的同时可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它在征得所在国共产党的同意后，在意大利流亡者和移民中可从事宣传和工会的、政治的组织工作。 我们认为，该委员会可以简单地称作救济委员会，应当同党的执委会和其他两个委员会保持紧密联系。 鉴于已经考察的原因，由于业已确定其他两个委员会，一个在柏林，另一个在维也纳，我们认为第三个委员会也应在维也纳办公。一方面，因为工作性质接近，并且同维也纳办事处的工作交叉，还因为可以利用办事处的人员和设施，最后因为能同党的执委会保持经常、及时接触。 杰纳里通过安布罗吉已经从柏林给你们寄出具体建议，这是同在柏林居住的其他同志共同拟定的。然而，随着在柏林设立委员会，在维也纳设立办事处，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准备落实我们指出的部分工作，我们认为经由你们判断是有益的，以便你们能够做出相应决定，进而补充和完善已经确定的工作。我们竭力尽可能具体地陈述，从而便于你们工作，加速落实我们认为最紧迫的工作。 鉴于这种紧迫性，我们认为在杰纳里出发前，最好把这一工作计划通知书记处、红色救济会和工人救济会。 然而，自然这一切只具有初步交换看法和协商的性质，在获悉你们决定之前，不会采取决定性行动。 我们认为应立即开始救济和宣传工作，因为我们确信此时能够做很多工作，因为有不少党（譬如，美国党）会见我们，并要求我们的人到移民中去宣传，因为我们收到许多流亡者寄来的鼓励信，因为我们此时的紧张工作为党培养了更多的干部，流亡革命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心向我党，他们对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碌碌无为和胆小怯懦感到厌恶，从而对我们抱有希望并期待着我们行动。 如果再错失良机，将产生如下后果：他们对我们也不信任，从而无产阶级事业将失去这些优秀分子。 救济委员会的任务 其宗旨是在意大利流亡者和移民中进行宣传和工会、政治的组织工作，管理流亡者移居并开始尽可能地安置，动员流亡者投入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工作，募集并发放救济金。 为了更详尽地陈述这类工作，最好分成几个部分： 1．在国外的流亡者和移民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法西斯主义迫使成千上万的意大利劳动者和革命志士在国外避难。鉴于以往的经验，你们应当担心在国外的意大利移民若放任自流，将对工会和政治组织造成损失。 迄今在国外的意大利劳动者同祖国的组织一般没有接触，也没有同所在国的组织进行接触（或接触规模非常小，或接触次数可忽略）。 因此，在国外的意大利劳动者中间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不可或缺，以便发挥他们的力量，以便协调这股力量和所在国的政党及组织的力量，以便培养和造就干部，一旦意大利形势允许，他们就能在意大利重新活动，同祖国保存的力量并肩战斗。 不仅应当在政治流亡者（他们因法西斯恐怖流亡国外）中，而且应当在意大利工人群众（或因工作原因离开意大利，或在过去移居国外）中开展这一工作。尤其在南北美洲（阿根廷、美国等国）后一类人颇多。 注意如下数据足矣：据1916年统计，意大利海外移民多达600万人，其中469.3万人在南北美洲。 因此，必须派遣意大利宣传员，他们肩负着反法西斯宣传任务（通过报告会、放映等），促进并负责募集救济金，同时开展在群众中的工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工作，一切工作都应由国外的救济委员会负责，并得到意共执委会及各国共产党及工会组织的同意。 其他党也感到这种宣传的必要性并要求我们参与。譬如，现在美国党就要求意大利共产党派遣两名意大利同志负责组织工作。长期以来阿根廷共产党的同志们也提出相同要求。我们还收到许多流亡国外的工人的鼓励信。 我们必须牢记，许多加入社会党的工人或只加入阶级工会组织的工人，已经对他们领袖的麻木不仁感到绝望和厌恶，他们能成为优秀战士，将同我们并肩战斗，如果共产党果断采取行动并着手组织工作，没有犹豫不决和延误的话。 为了有效完成这一工作，必须协调一致并持之以恒。为此，需要设立一个我们建议的专门机构〉 2．对流亡者的管理和安置 迄今，意大利共产党只把被判重罪或严重起诉而绝对不能留在意大利的同志派往国外。原则上同志们应当尽可能地在所在国开展活动，不要丢弃斗争阵地。 然而，还有一些工人，由于被置于两种选择——饿死或屈服于法西斯暴政，单独移居国外。他们没有目标，没有得到指导，从而革命意志严重消沉一。 因此，必须认真审查流亡者的移居和在国外的生活，证实其流亡者的身份，知道把他们派往何处，在哪儿容易为他们找到工作；哪些人应当并如何返回意大利，等等。 3．募集并发放救济金 为了救济流亡者和留在意大利的受政治迫害者，为了政治的、工会的和合作社的组织，为了反法西斯斗争，应当抓紧募集基金。这种募集工作应在红色救济会和各国党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尤其注意在国外的意大利移民中，特别是在南北美洲的移民中募集。 在重要国家可以设立分会，或者挑选代理人，同当地的共产党及阶级组织协同工作。但这些分会隶属并接受设在维也纳的中央救济委员会的领导。自然，救济委员会的行政开支也由那种基金支付。 募集基金工作应同宣传、组织工作同时进行。 红色救济会已经募集到一些基金，并决定分发给受意大利法西斯迫害的人。 因此，我们业已拥有了开始工作的第一笔基金。 4．流亡者的安置 依靠各国党和分会的帮助，可以得到在不同国家可能安置流亡者的可靠情报。与此有关的是可能派遣一组组工人或雇工到俄国，如果能获得小小特许权的话。 涉及工厂特许权，问题更加复杂。因此，在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前应当认真研究。相反，涉及农业特许权，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至于兴办意大利合作社的创议，执委会委托马拉比尼同志跟踪意大利政治形势的变化并向俄国党报告；其后意大利合作社发生的危机导致目前不可能实施其庞大计划。相反，这一计划应当缩减到适当规模，正如马拉比尼同志的报告[2]及附上的报告概要所述那样。 为了了解我们党能否在这方面提出创议，我已经同工人救济会负责人艾杜克同志面谈过，只是以单纯了解情况的名义。 自然，应当研究计划，从而将它具体化。在工人救济会的帮助下，可以先开始（在意大利可能很少，在南北美洲可能会很多）认购（或入股），以便募集必要的资金并转给被法西斯暴政驱逐到俄国的意大利雇工（或工人）。应当转给那些实际应用现代种植方法并准备购买所需机械的雇农。 应当强调并坚持如下事实，认购可以达到双重目的：帮助意大利流亡者和为俄国经济重建及农业进步做出贡献。 鉴于意大利移民的精神状态，可以取得比迄今工人救济会一般性活动获得的更大成果。为了这一确定目的募集到一笔基金（艾杜克同志说到12000美元），就可以获得特许，譬如，某些苏联企业不用花费巨额资金引入设备就能经营，并能成为第一个意大利移民聚集地。艾杜克说用那笔钱可以引进500件所需设备，还能为一百多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在工人救济会的领导和负责的情况下，可以兴办一个农业合作社。 在起步阶段就设想兴办大量此类企业是危险的，是纯粹的空想。至少目前不能建议促进大量移民，从革命观点看这会极大削弱我们的群众力量。 然而，至少现在，鉴于目前的形势，规模适中的东西将有成功的把握。应当从政治观点观察事物。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才向你们建议，党的这部分活动也要通过救济委员会开展。 救济委员会的设立和资金 中央救济委员会可以为在维也纳办事处办公的同志们的居留和工作提供理由和合法外衣。 但中央救济委员会应当隶属维也纳办事处，从而也隶属党的执委会。 当救济委员会开展一项工作时，部分与办事处工作重合或对它进行补充，办事处的干部也可以被使用，至少一部分可以。除杰纳里外，马拉比尼同志最合适口 马拉比尼是中央委员和众议院议员。他的身份在同奥地利政府打交道时，会使救济委员会的常驻和活动更方便，还可为办事处的活动作掩护。 此外，马拉比尼还是维也纳救济儿童委员会委员，1920年他曾来过这座城市以陪伴并送还维也纳儿童，他们受到罗马涅无产阶级的接待。在必要时这一事实可用以对付维也纳政府可能制造的麻烦。 还要补充一点，由于他在党内多年从事过各种活动，因为他在罗马积极工作，他在为政治移民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众（譬如，艾米利亚地区）中结交广泛并广为人知。 最后，对于办事处，尤其对于其行政工作（当出版报刊和小册子时，会变得非常繁忙）来说，由于他众所周知的严肃认真，是合作者的最合适人选之一，在同共产国际打交道时，他是可靠的保障。 我们不认为此时他在意大利能有更大作为。5月16日前众议院不会开会，并且很可能只开几天。无论如何，即使众议院开会需要他回意大利工作，他总有条件立即返回（鉴于距离很近），其后他再继续在维也纳活动。 至于必需的技术设备，当党的执委会同意设立救济委员会，并将研究哪些东西不可或缺，哪些东西可以就地取材，让那里现有的其他设备发挥作用时，再进行讨论。 至于资金，当知道红色救济会能提供多少资金让我们支配，就可以考察为了拥有首笔启动基金应当再补充多少，并且由谁负责此事。 安·葛兰西 埃·杰纳里 1923年3月20日，莫斯科 注解： [1]致意共中央执委会。 [2]指1923年2月15日马拉比尼转交给意共中央执委会的报告《关于俄国对意大利特许方面的考察报告》。
附录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5 亲爱的同志们[1] 尽管暴风雨袭击了我们党，尽管阿马德奥不能工作（这标志着我们党遭受了最大损失[2]），我们坚信党能够抵抗并重新组织自己的干部队伍，虽然人数减少，但能坚持到时局好转、无产阶级重新行动的那天。 我们理解现在肩负的重大责任和必须克服的巨大困难，但我们对你们的牺牲精神和你们捍卫及重建的工作成果充满信心。 对意大利事件的印象 我们首先应当向你们通报意大利近期事件在这里的同志们中产生的反响。这些事件在执委会委员中，正如在俄国同志中那样，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我们从他们的公开言论明白这一点，但更多地是从他们的暗示及对我们地下工作的嘲笑得知。人们曾经把我们整个地下机构说成某种坚不可摧的东西，我们自己也多次把它视为其他党的榜样（譬如，近期在布拉格代表大会上）。 现在，尤其是那些在此领域无所事事或一事无成的党也抓住机会想要让人相信：我们讲述的内容，即实际上两年耐心工作的全部成果，只是“欺骗”或至少是夸大其词。 自然，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以恢复关于我们党的真相，但从你们方面也必须尽可能地这样做。此外，我们嘱咐你们特别注意你们的报告。譬如，那个把地下机构被发现归因于简单、普通的偶发事件的报告造成了极坏印象。人们还说为你们提供了认为肯定被扣押的地点，但你们根本不听，从而你们要承担严重罪责[3]。 所有这一切都用来贬低我们党在共产国际面前的价值。我们大家必须加倍努力，靠新工作和好策略让党恢复在其他共产党中享有的威信。否则，我们将会面临巨大危险，即让社会党从中渔利，变成共产国际抱有希望和关注的中心。自然，这一点在适当时机会导致绝望，比对我们感到的失望大得多，是对我们的极度轻视，无论如何只能严重损害我们的运动和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命运。 委员会的工作 我们知道加科莫[4]已经不在你们中间。在这里大家终于明白最好 他不要回来。相反，应让贝鲁齐[5]延长其访问时间，让另一个人来取代加科莫的位置。有点儿晚，但…… 昨天大家还在书记处讨论（我们在场）委员会的任务和加科莫的要求；他发报要求支持其放弃合并工作，只建立无产阶级阵线的观点口相反，大家承认，正如我们认为那样，给人以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失败的印象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因此必须继续合并工作，虽然推迟合并，但可使社会党内合并派的准备和组织工作更有效。 因此，委员会应当坚持让社会党代表大会推迟召开，以便让社会党领导更积极、更坚定，以便让合并派生机勃勃地开展组织工作，并且应当高度警惕社会党机关，尤其是《前进报》的任何动向。 这就是我们的主张，似乎大家也认为它有益。 我们认为，你们必须委任斯科齐马罗，因为除我们收到的个人情报外，（作为委员会书记）他还应把官方报告寄给共产国际以便翻译并分发给执委会委员。与此同时，最好起草并寄出一个关于委员会迄今在意大利完成全部工作的详尽报告，并概括地提及在他出发前这里做出的决议。这将展现委员会的全貌，并且十分有效地让全体执委会委员能拥有一切判断所需要素以考察并决定有关合并问题。 为了让你们认识我们提示的内容的必要性，我们对你们说，关于委员会的任务和活动的讨论源于某些人提出的如下问题：让委员会继续工作是否有益。 关于党的活动的报告 还必须把关于党的活动的更为完整的报告寄达这里。譬如，我们根本不确切了解像都灵和米兰这些主要城市的情况，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在主要地区任命报告人，负责提供每15天关于党的活动的尽可能准确、完整的报告。这些报告将能为你们提供一个可靠基础，从而你们可以撰写概括性报告，并附带涉及我们运动的一般数据。 3月17日国际会议 关于是否参加和谁代表党及工会委员会出席3月17日鲁尔和法西斯问题会议[6]，我们在这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询问我们的意见时，我们曾建议给在柏林的安布罗吉发电报，以便了解他是否知道你们的安排。其后，由于时间紧迫，还给该同志写了一封信，通知他在你们不可能安排的情况下，他作为你们在柏林的代表将代表你们出席此次会议。这样做将避免我们党的代表缺席会议。 简要说明安布罗吉在致你们信中提及的柏林预备会议情况。我（杰纳里）和邦巴齐收到请柬，邀请我们二人出席几小时后召开的会议，但没有详细说明会议的目的。鉴于安布罗吉卧病在床，我们只得出席会议。只有我一人发言，当天晚上我就向安布罗吉通报了情况，并递交他向你们转达的简要报告[7]我解释说这样旨在避免一种不合适的、可笑的冲突的错觉。 为此，我们还应当补充某些话，很有必要协调全部行动以便向国外阐明我们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和典型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你们了解执委会在这方面的决议。拉狄克在一封信中具体说明了这种行动，不过我们尚未获悉那封信的内容。 我们在柏林的一位同志（杰纳里），在同那里的同志们交换看法之后，因为已经存在按萨斯（他是倡议书[8]的签名者之一）意思的创议，起草了一个建立这类工作组织的方案，比如忠诚的同志和深思熟虑的内容，期待着你们的意见和你们的具体建议。我们并不知道那一行动的哪部分已经讨论并在执委会内作出决定。其后，从贝鲁齐的电报看，似乎他也承认那一行动的必要性并赞同我们的建议”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主张建立宣传组织、募集基金、分发救济款和管理政治移民。 因此，国外同志们的活动应当根据以下三大任务阐述： 1．根据信函内容创办办事处怕[9] 2．反法西斯行动。 3．募集基金，帮助和使用流亡者。 为了实现第二个目的，执委会已经选好合适地点，为了实现第三个目的（为此，红色救济会已有一笔可支配基金），我们的意见是最好选在办事处同一地点。 邦巴齐等情况 我们认为就此情况陈述我们的思想有益，尤其从冲突此时在意大利和这里产生的反响的观点出发。 作为先决条件问题，（特别在此时此刻）规定纪律应当更加严格，不仅当事人，而且党的负责机构都应当决定每个党员的活动，我们认为，执委会应当考察在类似时刻尽可能避免造成我们党解体和衰败印象的可有可无行动的必要性。我们这样说是出于各个方面的考虑，譬如，还考虑到共产党议会党团中渣滓的可能背叛。 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判断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不仅从纪律的观点，而且并主要从政治角度判断，总要考虑它在群众中和共产国际内会产生什么影响。 因此，一旦规定执委会有权命令所有党员，从而也能命令邦巴齐（因此，我们认为泰拉齐尼的信不合适，他赞成每个党员自查牺牲精神和纪律性[10]）。执委会自身应当反思怎样在意大利采取措施，以避免对共产国际和外国党造成个人和派别小争斗的印象。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应当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并且在比较平静和较少危险时刻已经避免的那些情况发生。相反，最好努力动员所有同志各负其责和各尽其责。尽管执委会认为自己的威信和纪律原则不成问题，当面对某些必要性时，仍要考察，譬如，是否更好地使用邦巴齐（即使是暂时的）在国外进行宣传和募集救济金。 马拉比尼-西尔瓦 马拉比尼已经完成交给他的任务，我们把他的报告转给你们。他期待着你们通知他目前你们准备如何安排他的工作。他在即将成立的办事处工作将特别得力，正如在那儿得心应手一样[11]请你们研究此事并告你们的决定。 迄今西尔瓦[12]在这里未被使用。他正在办理各种手续，以便完成布鲁诺[13]所希望的和阿马德奥所要求的工作。但迄今为止根本没有完成，对此你们不要感到惊奇。你们认为他在其他地方（譬如，同杰纳里在一起）可作为技术人员被使用吗？请同布鲁诺一起研究这种可能，并把你们在这方面的想法通知我们。 然而……今天到此为止。我们非常清楚多大的工作重担落在你们肩上，此时此刻你们要面对何种险恶形势并坚持斗争，还会有几张打字纸冲向你们，虽然我们知道你们并不缺少力量和勇气。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奋勇前进并……致以最诚挚敬意。 最亲切地问候阿马德奥。 党在国外的活动 上次已经把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创办国外办事处目的的信件寄给了你们。 葛兰西 杰纳里 〔1922年8月，莫斯科〕 注解： [1]致意共中央执委会。 [2]在1923年“反共大搜捕”中，2月3日阿马德奥·波尔迪加被捕外，几乎所有意共中央委员、许多省委书记和省青年组织领导入，以"阴谋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捕。 [3]参阅下一封信。 [4]拉科西。 [5]马努伊尔斯基。 [6]1923年3月17-20日，莱茵及威斯特法伦工厂委员会在法兰克福召开反对占领鲁尔和法西斯的国际会议。 [7]即1923年2月27日安布罗吉致德国共产党中央的信函。 [8]1923年2月由匈牙利人萨斯和杰纳里、邦巴齐、安布罗吉、米西亚诺共同签署的文件。 [9]关于建立这一办事处，请参阅下一封信。 [10]参阅1923年3月8日泰拉齐尼致共产国际和意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信。陶里亚蒂确认，葛兰西认为这封信"在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上是错误的和不可接受的”。 [11]在1923年，马拉比尼积极参加创建国际红色救济会意大利分会工作，其后被任命为分会书记。 [12]西尔瓦，是罗马的社会党人，后加入意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步兵中尉。1923年移居苏联，入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后升任红军部队将军。 [13]即弗尔蒂吉亚里。
附录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4 致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 近期的事件深刻改变了意大利的形势。总罢工具有重大意义。它正在证明： 1．意大利共产党一年前开展的总罢工宣传运动十分有效，正是由于这一宣传运动，总罢工终于爆发，同时也反击了其他所有冒充的革命政党发起的和平主义宣传运动。 2．目前的群众领袖没有革命的组织能力，鉴于总罢工已经爆发，他们被动地接受，没有具体指示，没有适当准备，没有注意选择有利时机发表总罢工声明。 3．许多社会党人背叛，他们妄图利用和平、合法的罢工[1]作为有效武器对解决内阁危机施压。 4．意大利共产党具有革命的组织能力，只有它用言论和行动来指导罢工，并证明自己达到胜任领导运动任务的高度。 5．塞拉蒂最高纲领派未做任何指示，显现出毫不负责、完全冷漠的态度。 6．群众的革命能力。尽管有首领的背叛，尽管首领在技术上和精神上毫无准备，但群众用热忱和英勇无畏回应了任何可能的情况。 7．作为这一切的逻辑结论，造成社会党内危机的激化，群众日益转向意大利共产党。 塞拉蒂继续玩弄背信弃义的两面派把戏。他仍然受到可能同改良派达成协议这种希望的诱惑，社会党代表大会延期召开，与此同时同改良派的论战降温，不再谈论分裂。然而，在这种怯懦的犹豫不决面前，改良派肆无忌惮地挥舞其旗帜。巴尔德西写道必须让工会组织摆脱社会党的任何影响[2]。社会党议会党团呼吁召开党代表大会，而《前进报》强调特雷维斯这个近乎怯懦的和平主义者在议会的讲话时，重提团结的必要性，却因马菲的信（由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信引起）而不折不扣地陷入困境，不得不再次确认“右派自己准备断绝一切关系，他们果然这样干了，鉴于他们的巴尔德西书记的坦率，任何妥协都不真诚和变得可笑”[3]；但没有直接回答对共产国际的确定态度这一问题。 社会党发表了一个内容空洞的宣言，批评总罢工被宣布和进行的方式，却没有任何指示，没有致力于确定任何纲领。与此同时，在这种危机中，在这种两面态度中，正如从米兰代表大会以来发生那样，社会党内的革命工人力量继续呈现一盘散沙的状况。马菲派尚不具有组织能力，也没有在社会党内享有充分权威足以阻止离散状况。另一方面，千万不要错失良机，任何拖延都贻害无穷。以目前的经验看，群众心向我们，我们应当去欢迎他们。意大利共产党必须发布宣言，邀请他们在我们的旗帜下列队。马菲派会欢迎这个宣言，该派会做出回应，提出尽快召开社会党代表大会，如果领导机构不同意的话，该派将致力于在短期内召开此会。再不需要过分强调塞拉蒂派的重要性了。彻底清算塞拉蒂派的时刻可能已经来临。马菲派脱离社会党，并接受共产党的宣言，从而使该派拥有充分权威以阻止或至少减轻革命力量的流失。然而，必须抓紧时间，一方面为了不错失良机，另一方面因为连续发生的事件必然让共产党肩负更大责任，如果它想要避免抛弃无产阶级（业已令人可喜地证明自己革命力量）或防止无产阶级溃散的话。 形势非常严峻，充满了未知数。一方面，有人鼓吹邓南遮应当做意大利共和国首任总统，虽然墨索里尼在接受采访时否认现在发动向罗马的法西斯进军，但让人们认识到一切技术手段在需要时都已准备就绪[4]；法西斯的宣言说到很快将采取一次大行动；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已经有拥护专政（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呼声。 我们可能处在系列事件的前夜，那些事件的重要性现在不可能预见。在这样的条件下，高估假设力量就意味着帮助背叛无产阶级，会促使无产阶级在假革命者的旗帜下集聚。另一方面，共产党不能放弃（等于自我毁灭）此刻的责任。应当理直气壮地说：只有国家的革命力量——共产党有能力率领无产阶级，不要支吾搪塞，不要拖延迟疑，必须欢迎无产阶级和我们站在一起，抛弃改良主义，抛弃那些迄今造成无产阶级涣散比改良派更甚的犹豫不决的两面派' 我们要求立即召开执委会会议以讨论我们的建议。 安·葛兰西 埃·安布罗吉 〔1922年8月，莫斯科〕 注解： [1]对1922年8月1日劳动联盟宣布的“合法的”罢工，葛兰西撰写《选举》一文给予批评。他写道，罢工的“唯一结果是促使企业家和王室倾向于法西斯，并让墨索里尼议员下决心发动政变”（刊于1924年3月的《新秩序》）。 [2]1922年8月3日，巴尔德西同法西斯签署和解条约。早在1921年3月召开的意大利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他就宣扬赞成工会运动脱离社会党而自主。1922年10月，意大利总工会同社会党决裂。 [3]参阅1922年8月18日《前进报》上刊登的季诺维也夫7月28日莫斯科来信的评论。在苏联领导人的信函之前，先刊登了马菲的公开信。特雷维斯在议会的讲话发表在1922年8月12日的《前进报》上。 [4]参阅《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南方》，1922年8月12—13日那不勒斯《晨报》对墨索里尼的采访。
附录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3 致意大利共产党执委会（罗马）： 意大利代表团 某些成员因工作原因而远离莫斯科。 我们给俄国党写了一封信，以便向共产国际书记和共产国际外事部通报情况，并为获悉在俄国的所有共产党人或自诩的共产党人的情报，还通知他们，让意大利人在俄国党内或苏维埃土地上担任任何职务之前，最好同意大利代表团通气。然而，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得到答复。 意大利支部处 在波尔迪加出发后几天，突然让我们搬出办公室，它们改作其他工作处办公室。我们终于可以有个更好地点，并可以通报我们的工作了[1] 我们收到一包过期的报纸，只有很少几份是3月份的。我们还收到两份直至第10期的共产国际丛书出版物，只缺少没有出版的第2期，还有直至第10期和第15期的共产国际小丛书[2]在共产党丛书中，我们有波尔迪加的论农业问题、从资本主义经济到共产主义的著作及关于那不勒斯社会主义的小册子[3]。共产主义文化小丛书，第1、2、3卷有两册，第4卷只有一册。《青年共产国际》丛书第20卷有两册。此外，红色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论题”有两册[4]洛佐夫斯基，《莫斯科反对阿姆斯特丹》[5]；共产国际论统一战线；《共产主义者年鉴》，两卷；《死者代表大会》[6]两卷；《资本主义世界》；拉狄克，《罗莎·卢森堡》[7]；国际青年丛书第1辑-第3辑；《共产国际》第16期和第17期，均为两册。《共产国际》第15期和里窝那报告及四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8]上的中央委员会报告。 威尔达罗[9]消息 他已经把职位让给获胜的斯特拉焦蒂同志，但由于科隆泰女同志不在莫斯科，斯特拉焦蒂还不可能开展任何工作。 匈牙利问题 兰德莱尔同志为一派，桑托斯同志为另一派，都曾许诺提交简要报告，但至今他们没有交给我们。 福贝尔特（波格丹诺娃）的手续 我们已经给基辅地方长官的苏联事务处写了信，请该处为波格丹诺娃办理护照，同时我们还给波格丹诺娃写信，请她通知我们手续办理情况。直至此时我们尚未收到回信。 米西亚诺的手续 由于很难理解（由于你们单独知道的原因）你们的电报，又因为明岑贝尔格[10]的发报要求，在我们的赞同下，他没有再等其他指示就出发了。 我们必须向你们指出，他在出发前已经办理了手续，他被安排任拉丁美洲部书记职务。由于法国问题，某种政治责任牵连这一职位，以致最终让莱恰圭[11]主持该部工作，书记处交由葛兰西负责（安布罗吉意见，其合适性值得讨论）。这些手续直接由苏瓦林同我们，布兰德莱尔同米西亚诺办理，二人都得到季诺维也夫的支持。我们声明，党对他的工作另有安排，但我们不宜坚持。 米西亚诺用救济委员会的经费出发了。由于容格一段时间缺席，等待容格返回后再告诉你们他被解职的确切消息。 西班牙地址 给你们附上地址清单，以便邮寄我们的报刊和其他出版物。 流亡者问题 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已经向执委会提出。然而，由于在这里居住的意大利人的习惯，我们不可能继续征税。因此，需要支配一小笔基金。加比亚蒂已住医院，我们应当帮助他，还因为这是新经济的需要。鲁凯西因工伤事故也进了医院，他右臂两处骨折，他恐怕需要长时间治疗才能恢复健康。 短暂心情不悦和短暂的闲言碎语终结之后，目前我们这个小群体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安·葛兰西 埃·安布罗吉 1922年8月4日，莫斯科鲁达斯[12]请把其刚刚出版的著作寄给他一本。 注解： [1]1922年7月末和8月初，波尔迪加以意共中央执委会名义多次致函莫斯科，严厉批评意大利代表团的无所作为。7月29日的信中写道：“你们还存在吗？你们知道在那儿要同党保持接触吗？请把你们全部工作的消息通报我们。如果你们的全部工作只沦为同我们通信，那么关系就简单多了。” [2]按计划出版的《共产国际丛书》和《共产国际小丛书》系列，发表了共产党领导人（如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的理论及政治论文和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 [3]分别是波尔迪加的《农业问题》，《从资本主义经济到共产主义》（1921年7月2日在米兰举办研讨会），《那不勒斯社会主义及其病态退化》，这三本小册子均于1921年在罗马由意大利共产党出版社出版。 [4]《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论题》，莫斯科，1921年7月）。 [5]洛佐夫斯基：《莫斯科反对阿姆斯特丹》，意大利共产党出版社，罗马，1921年。 [6]参阅第82封信。 [7]K·拉狄克：《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热内西，菜奥·约吉舍斯》，意大利共产党出版社，罗马，1922年。 [8]指意大利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9]威尔达罗，从1901年起就是意大利社会党党员，又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0]明岑贝尔格，德国共产党员，1921年在柏林创办国际工人救济组织。该组织发起在资本主义国家动员共产党员、劳动者和舆论支援遭遇灾荒的苏联人民。米西亚诺在柏林同明岑贝尔格合作工作。[11]吕西·莱恰圭（LucieLeiciagueJ879—1962），法国共产党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全会上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和拉丁美洲部主任。 [12]L鲁达斯：《分裂的文件》，意文版，1922年由意大利共产党出版社出版。
附录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2 致意大利共产党执委会（罗马）： 我们想向你们详细报告我们的工作和解决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马菲派及社会党一般危机上的分歧的情况。 我们认为，把吉亚里尼[1]信函译文抄件寄给你们，作为前提是有益的。显然，从此信可以看出此人在并不了解意大利党的情况下活动，并意识到其活动同我们党的策略纲领绝对对立。 公开讨论从邀请马菲来莫斯科的决定开始，以便他直接同共产国际交涉。我们认为，不让马菲参与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是不适宜的。我们坚持这一看法，特别坚持在意大利党不知情或不赞同的情况下不能采取任何步骤。葛兰西在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私下谈话时坚持这一观点，同样在执委会会议上也是如此，尽管葛兰西认为同季诺维也夫已有约定，但执委会仍决定邀请马菲。葛兰西立即同安布罗吉讨论，达成共识，决定再找季诺维也夫交涉，由安布罗吉本人去见他。但季诺维也夫同志反驳说，执委会已做出决定，而葛兰西并没有反对此决定（这不确实，正如其后我们致季诺维也夫的信显现的那样，我们给你们附上此信的抄件），这样很可能向执委会提出此问题，我们认为绝对无益，还因为会发现代表团似乎有分歧，其实分歧并不存在。 我们所能做的是将共产国际对马菲派所采取措施通报给意大利党。在执委会会议召开之前，我们再次找季诺维也夫同志谈话，但毫无结果。于是，我们给你们拍发电报，并在收到你们的回复后再写此封信。 马菲在反复说去和不去之后抵达柏林，后又从柏林被派回意大利。我们只是最近才从柏林得到消息，随后我们向你们通报。 与此同时，获悉塞拉蒂对改良派采取彻底决裂的立场；问题就转化为马菲派应持什么态度：即应当毫不犹豫地脱离社会党，还是留在同改良派决裂的社会党内。只是靠捷克斯洛伐克（伊里克）的半张赞成票，我们才坚持住第一种意见。 然而，却做出决定：马菲派不脱离社会党，在代表大会之后该派派一个代表团来莫斯科以确定行动方针；还决定发表一个宣言[2]，委托葛兰西和拉狄克起草此宣言。但葛兰西的健康状况（他身患疟疾）迫使他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疗养院[3]他不可能像起初商定的那样完成初稿于是，宣言由拉狄克撰写，并且在他想寄出的当天紧急通知。安布罗吉立即去找葛兰西以研究此宣言，由于它包含直接邀请塞拉蒂的内容，而我们坚决反对这样做。葛兰西本人也给拉狄克写了一封信，我们给你们附上此信的抄件，而安布罗吉被授权同拉狄克交换意见。但因拉狄克远离莫斯科，宣言照样被寄出。但随后一封电报：在重新确认之前宣言不能发表。两天后安布罗吉才能同拉狄克商谈，并达成协议：用电报传达修改宣言内邀请塞拉蒂或塞拉蒂派的内容，相反改为邀请最高纲领派，其他所有抨击塞拉蒂的部分保持不变。然而，拉狄克毫不掩饰地说，这不过是一种伪装，如果塞拉蒂可能加入共产国际，准备停止抨击，因为在塞拉蒂身后有着革命工人群众。 这里不再重复进行的讨论，还因为拉狄克说这是他个人的观点，在执委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安布罗吉再次发起讨论。无论如何，安布罗吉立即去找葛兰西协商，认识形势可能恶化，并且准备应对令人不快的突发事件，我们认为必须准备采取极端措施。至少目前密码附函不再有任何价值，我们确定的立场使用常规办法对你们更有益。致执委会全体成员的措词明确的信已经写成。但由于收到柏林来信（附函抄件）和洛佐夫斯基返回莫斯科（他在柏林会见了雷波西同志），突然召开执委会会议，没有足够时间派人去叫葛兰西。拉狄克再次说到宣言、葛兰西的信及同安布罗吉会谈时的分歧。因此，洛佐夫斯基开始从雷波西处了解到，塞拉蒂派向共产主义派靠近，由于达成在工会中反对达拉戈纳集团的协议。于是，安布罗吉具体地阐明了意大利共产党的观点，说我们对社会党群众抱有偏见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可以发现塞拉蒂的追随者中有优秀的革命者，但这并不能获准接近塞拉蒂，就如同不能接近达拉戈纳一样，虽然他身后也能发现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把塞拉蒂及其派别视为共产党的敌人，正如把达拉戈纳及其同伙看作共产党的敌人一样。如果塞拉蒂做出同改良派决裂的决定，不是由于他想向左派靠拢，而是因为改良派公开地向右派靠拢。迄今塞拉蒂的活动已经显现出向右派接近的动向。向塞拉蒂靠拢意味着让共产国际向右派靠拢，否定意共开展的所有活动。形势因群众而改变，但我们不认为塞拉蒂业已改变立场，即使他最终同第三国际站在一起，也只是权宜之计——在第三国际中“逃脱罪责”。我们认为如下事实截然不同：群众追随我们，因为心向我们党；群众追随我们，因为塞拉蒂指引他们。无论如何，应当承认形势是群众、包括塞拉蒂派的群众心向我们。我们认为必须孤立改良派，但我们不愿讨论已做出的决议，即马菲派不立即脱离塞拉蒂派，如果塞拉蒂派同改良派决裂，我们只提出具体建议。 1．应当同马菲派单独达成协议，以便在新党内让它继续以独立派别存在。2．马菲派应当同意共建立直接关系，意共作为第三国际的直接代表应当监督执行纪律以促成以后可能合并。自然，如果全社会党都能执行这一纪律，我们将非常高兴。无论如何，共产国际应当终止同马菲派的直接关系，在没有得到意大利党同意的情况下，不要对它采取任何措施。在简短讨论之后，这些意见都被接受，并且我们还查阅了会议纪要，同意共观点完全一致。 由于事情按这样的词语叙述，我们觉得塞拉蒂及派别首领的问题退居二线，无论如何，此问题按意大利党的最佳方式解决。在执委会此次会议上做出决定，在社会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团、弗罗萨德、瓦扬-库图列尔和伯特赫尔等同志将来意大利。他们应当同意共直接接触并在意共同意的情况下行动。只有在社会党分裂后，他们才能在独立派（第三国际派和最高纲领派）会议上发言。安布罗吉坚持必须征得意共同意这一点，还指出挑选众所周知的右派人士做代表不合适，代表人选应当听取党员群众意见，但没有结果。他指出这仿佛要在党员群众中留下向右转的印象，而在党员群众中已经产生共产国际过于右倾的普遍看法。 在会议之后安布罗吉立即向葛兰西汇报，并得到后者的充分认可。两人及时去找拉科西同志交换意见，对他重申在委任代表时要明确陈述上述观点。 我们认为，这种结果已经使形势大为改善，我们希望用共产国际的要求更好地解释我们党的要求。无论如何，我们期待着你们进一步的指示，并且提醒你们我们尚未收到你们预先通知的关于社会党危机的报告。 从你们最后一封电报（很难解释）和近期俄国报纸，我们发现形势确实对我们有利，我们渴望新消息和你们的预见。 安·葛兰西 埃·安布罗吉 〔1922年8月初[4]，莫斯科〕 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洛佐夫斯基同志委托给你们和共产国际代表写信。 注解： [1]关于吉亚里尼，请参阅第112封信。 [2]参阅的55封信。 [3]在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后，葛兰西到莫斯科郊外的“银色森林”疗养院治疗因服用奎宁治疗疟疾引起的衰竭并发症。 [4]“8月初”是手写的，不知是谁的笔迹。
附录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附录 1 致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 我们已给意共中央拍发电报，以通报执委会就马菲同志来莫斯科所作的决定，并且一般地请示关于共产国际和马菲-拉扎里-里波尔迪派别的关系认为最合适的方针[1]。 意共中央给我们回了信，向我们声明其观点已由葛兰西同志在执委会会议上陈述，其后在意大利代表团同你们的私人谈话中重复。我们认为，马菲不来莫斯科的消息不会改变总形势。 共产国际脱离意共采取的每一步骤都会对实现共产国际本身期待的目的造成困难。我党表明愿意坚决履行波尔迪加同志在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承诺[2]。此外，鉴于罗马代表大会的召开，马菲派发表了宣言，此宣言专门反对塞拉蒂最高纲领派，证明目前意大利社会党的共产主义派被迫采取伊莫拉派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前的立场[3]。 马菲派的同志们根据意大利社会党迄今的危机进程，还认识到塞拉蒂派绝对不愿意同改良派决裂，塞拉蒂派所有让人对它可能同改良派决裂产生疑虑的尝试只有一个目的：阻止在意大利社会党内形成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派，因此把同左派不可避免的分裂减少到最低程度。 马菲派实际上已经断绝同塞拉蒂派的关系。在意大利总工会全国代表大会[4]上，马菲派同意共一起投票，虽然塞拉蒂最高纲领派及其工会集团出席了此次会议，并且提出一项提案，倾向于让改良派处于少数。 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应当通过意共同马菲派建立关系，无论如何，由于组织性质的和一般政治的原因，也要同意共预先协商。 马菲派拥有极小的组织力量和极少的首创精神。在意大利70个省中只有4个省明确表态追随该派。在其他省主要是个别人或成员极少的小组，他们只有依靠一个已经建立的全国性组织，比如意共，才能够被组织和领导。只有在罗马代表大会马菲派同共产党商定系统行动计划，才能成功地组织起社会党分裂，并让分裂在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有益。 社会党的分裂始于里窝那代表大会，在米兰代表大会[5]后继续，但脱离社会党的无产阶级战士和革命者并没有有机地被共产主义运动所吸纳。从米兰代表大会至今，社会党已丧失50%的党员（从12万党员减少到不足6万党员），其中只有两三千自发地加入共产党。 不能把产生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因于共产党的策略。虽说共产党不愿承担组织一个派别的直接责任，但对这个派别从未持敌对态度，也未忘记通过自己的报刊向它提示任何有利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建议。 在米兰代表大会上，共产党的报刊刊登了致拉扎里同志的公开信[6]，向他表示，当看到意大利革命的老战士站到共产国际一边，所有革命者都真切地感到喜悦。 拉扎里同志写了私人回信，辱骂共产党并扬言永不加入共产党队伍。显然，由共产国际代表[7]在米兰组织的派别没有明确方针和有机行动计划。只是在最近几个月，由于共产党报纸的坚持，马菲派决定与共产党协调在工会组织内的活动。这种活动非常有益并旨在避免改良派希望的工会分裂，只有当马菲派和意共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方针指引下建立直接关系，这种活动才会并能够扩大规模。 我们确信，你们愿意关注我们的意见，愿意帮助我们党努力扩大其在意大利无产阶级中的影响。 意大利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安-葛兰西埃尔希利奥-安布罗吉[8] 1922年7月10日，莫斯科 注解： [1]关于同意大利社会党“第三国际派”的关系，葛兰西在5月26日前往莫斯科前不久，在《新秩序》（1922年4月13日，15日｝上发表两篇文章，题目是《言论与事实》。由于找不到意大利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讨论纪要，请参阅1922年7月1日《新秩序》上刊登的报告《共产国际和意大利共产党在莫斯科执委会扩大会议上的策略》。关于马菲赴苏联的细节，请阅第57封信。 [2]在葛兰西和安布罗吉参加1922年6月2日和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后，从6月6日起波尔迪加和格拉恰德伊也参与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 [3]在1920年11月28—29日召开的伊莫拉会议上，正式成立意大利社会党共产主义派，葛兰西作报告，该报告刊登在1920年12月5日的《共产主义者》上。 [4]意大利总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3—5日在热那亚召开。 [5]关于社会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10月10-15日在米兰召开），请参阅葛兰西撰写的文章《群众的党和社会党代表大会〉（刊于1921年1。月5日和9日的《新秩序》）。 [6]参阅《致拉扎里同志的公开信》，刊于1921年10月18日的《新秩序》。 [7]提及波兰人马克西米连·瓦莱吉和克拉拉·蔡特金一起代表共产国际出席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 [8]作为社会党左派，安布罗吉参加了伊莫拉会议，并成为共产主义派成员。从里窝那代表大会就加入意共，1922年当选议员。先被任命为意大利共产党驻德国共产党政治代表，后于1922年2月被派往莫斯科，担任意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1922年12月重返柏林。
18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89 亲爱的戈拉齐艾塔[1]： 我希望你仍在奥里斯塔诺时读到这几行文字。你对我说给我写了几次信，我要对你说的话是，当我给你写回信时，是我第一次直接从你那里得到某些消息。 我还相信，我不像人们眼中那么冷漠和迟钝，或许更好些，我不是激情四射的魔鬼，但往往需要写一句热情洋溢的话语，你和家人不要对此大惊小怪。 请热吻塞拉菲诺舅舅的小女儿，请问候所有舅舅和姨妈，并请转告他们，只要他们给我写信’我一定给他们回信：不可能给所有人写信；但我会从中挑选我更珍重的人。因此，如果有人关心我的日常生活，我期待着认识此人，但我不大相信有人会这样做。 不断地亲吻你。 尼诺 〔都灵，无日期〕 [1]此封信没有我到原件。根据《葛兰西家的妇女》（联合出版社，罗马，1991年，第84页）排印。
第一章导言：1848年以后的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一章导言：1848年以后的社会主义
18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88 我最亲爱的尤尔卡： 我收到你10月26日来信。由于一次偶发事件我不得不重返罗马[1]，于是我收到你的信；并还能给你写回信。从而，我前一封信大致得到证实。 我多么想爱抚你，双手紧紧持着你可爱的面庞。我向你保证，我的头脑中不总萌生忧伤的思绪。我想主要是这种情况：鉴于我生活在极端孤独之中，当我试图表达思绪时，它们往往具有一种简约和冷峻的形式。而你一直生活在生气勃勃的印象世界里，当这些思绪传达给你时，以一种令人烦恼、索然无味的形式，会产生灾难性的和……令人生畏的效果，正如你所说那样。然而，你应当理解这样的效果是非理性的，你应当根据你认识的现实，根据我在二十年的独居独处和批判力及意志力的锤炼中形成的气质，努力重构我的实际精神状态。你不觉得我说得正确吗？如果我不能让你理解我，从而未让你感觉到我对你无限深情的爱和我的真诚信任，即使我的表达显得冷漠，那么我确实很可怜。 我可能重新变得笨拙：我不愿帮助你变得更加坚强，从而让你在大风大浪中保持心灵的平静，从而能够把握住自己。我希望当你读到这些话语时，德尔卡已经康复，杰尼娅也已恢复健康，你可以等待我抵达，不要再担惊受怕。我愿为你找回所有平静，可能出于我的自私，出于满足我享受一段欢乐时光的不可遏止的愿望。亲爱的，紧紧地拥抱你和孩子们。 安 1926年11月4日，〔罗马〕 [1]10月310，葛兰西从罗马出发去米兰，准备出席将于11月1日至3日，在热那亚郊区召开的意共中央执委会会议。陶里亚蒂证明：“他想途经米兰到热那亚，某些同志在米兰等他。但在米兰他未能下火车。一个法西斯警官阻拦他下车，说;‘议员阁下，为了您的安全，请返回罗马’。他这样做了，乘头班火车返回，从而保证了米兰和热那亚的同志们的安全，但他却放弃了出席为之充分准备的会议。”
18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87 亲爱的《团结报》编辑部的同志们[1]： 我很晚才收到你们集体的回信和10月2日编辑部会议纪要[2]我不想把讨论深入下去。待其他时刻我再这样做。现在，读过你们的声明之后，我确信从进一步讨论中很难得出有益结论。 我仅限于澄清一系列事实，它们不言自明地证明以前论断的正确，即证明你们的大弱点和大缺点应当到知识的欠缺及混乱中探寻。 1．说我把我的文章评论交给一个法西斯号兵[3]传达是不确实的，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是你们空虚的头脑无中生有的假想。我把文章的评论交给了科吉同志，明确瞩咐他亲自传达并销毁原件。科吉向我保证将周密细致地完成任务。相反，你们如此轻信、草率，做出毫无根据的带有侮辱性的假设，并且还通过邮局寄出你们的抗议。我没有让你们特别留意，只是为了不制造新的麻烦，不激化讨论。现在，我发现我做错了。 2．说我一般地断言，不必考虑你们工作的技术条件，这并不真实。我只想坚持这一事实：不要总以这种辩解打掩护，我觉得在讨论时工作干得很糟，没有做到一丝不苟。你们的讨论方法简直令人痛心，它可堪称在民事诉讼法官面前的江洋大盗。 3．我惊奇地发现，责备我对你们就巴西在国联反对德国的发言所做评论发表的意见[4]我感到非常惊诧，因为问题变得绝对清晰，即使对那些不愿观察的人都是如此。当然，说共产国际强调美国的世界作用和对欧洲现在的经济及政治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的事实负责，这是正确的。然而，这一点就能意味着我们巴西兄弟党和我们意大利党应当用七层面纱掩盖巴西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充当美国政治、经济工具的责任和作用吗？这样的路线堪称最低劣的机会主义路线，甚至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国外做个革命者，却不敢同本国政府作斗争。我不相信你们陷入特殊机会主义，正如在其他情况下，我乐于用政治上的无能和平庸来解释，但在其他人看来就是机会主义。然而，如果你们从虚伪的新闻荣誉感出发顽固地坚持错误，如果无能再用傲慢保护，并且妄图令人敬服，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了，因为其后果就是机会主义的。此外，在法西斯和国联的正反面关系的问题上，表明你们知之甚少，仿佛只是一系列插曲的结果。譬如，你们根本不懂得外交部秘书长孔塔里尼辞职的原因，因为你们刊登了消息，使用的是没有主见的标题——“在外交界的运动”，正如法西斯报纸乐于对这一事件轻描淡写一样。你们根本没有理解，法西斯因海军原因绝对不能同英国决裂，因财政及欧洲列强平衡原因不能脱离美国，整个是充满伪装及策略的“大手笔”隐晦政策。你们不理解法西斯外交政策强大要素之一是坚决反对奥地利和德国合并，因为合并可能造成如下事实： 1．意大利同一个拥有7000万人口的日耳曼国家接壤，这意味着可以动员是意大利整整两倍的兵力；2．维也纳同如此令人生畏的文化及军事机器结为一体，将重新恢复其在巴尔干的霸权地位，以反对意大利的影响及扩张。因此，恰恰是意大利直接反对德国加入国联；竭力揭露我国政府的阴谋诡计，而不是用美国的巨大身躯来掩护意大利政府，就成为意大利革命者的职责。现在，德国似乎要把奥德合并问题提交给国联，白里安[5]在形式上表示善意反对：你们怎样摆脱困境？好了，我明白，你们按新闻工作者的方式摆脱困境！ 我想结束此信。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仍希望自己保持平静和从容。因为，虽然发生这一切，我们确信，你们远比由你们言词及错误行为显现的优秀。你们的主要缺点在于这一事实：你们不习惯于在你们工作的困难条件下思维及研究，还在于另一事实：你们认为必须拥有普通校园式的条件才能进行思维和研究。其实，这就是我在此信开头所指出的情况。我将尽我的力量和能力帮助你们改进。因此，这一次我仍然没有生气，不像你们感觉那样。 安东尼奥 1926年10月27日，〔罗马〕 注解： [1]这封信没有寄达《团结报》编辑部。1926年11月8日，葛兰西被捕，当天晚上此信（他带在身上）被没收。 [2]在葛兰西寄给茉奥内蒂关于文章的评论并让《团结报》刊登更正后（参阅第177封信），论战因莱奥内蒂致葛兰西的信而继续，9月25日葛兰西反驳了莱奥内蒂的那封信。 [3]这是莱奥内蒂的断言，他批评将“粗暴及诽谤的文章评论交给法西斯号兵”传达。在时兴的隐语中，负责用电话把通讯报道口授给日报编辑部的人被称作“号兵”。 [4]参阅1926年3月19日《团结报〉刊登的《日内瓦的“凄惨景象”》—文。 [5]白里安（A.Briand，1886-1932），法国政治家，当过11次法国总理，也多次当过外交部长。
18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86 最亲爱的尤尔卡： 这个星期我仍没有收到你的消息。30日，即三天后，我将从罗马出发，并尝试出境以出席即将召开的执委会扩大会议。说到底，我不敢保证成功，但似乎存在某些有利的可能性[1]我一踏上苏维埃领土，立即给你发报。但这次我还希望你能来车站，如果天气晴好，你又完全自由。这样，可能进入一个长的时期，我会缺少你的消息，并且不能给你写信。然而，我们大家相见的希望令我感到有点儿欣慰。 拥抱你和宝宝们。 安东尼奥 1926年10月27日，〔罗马〕 注解： [1]参阅第188封信及注释1。
18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85 最亲爱的埃尔科利[1] 我收到你18日的来信[2]。我以个人名义回信，虽然我确信也表达了其他同志的意见。 我觉得你的信在推理方式上过于抽象、过于简单。我认为我们是从正确的观点出发：在我们国家不仅存在理解为技术组织的政党，而且存在在政治上划分为矛盾阶层的广大劳动群众，但在整体上他们趋向于团结统一。这种统一进程的最有利因素之一是苏联的存在，并同苏联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有关，同普遍确信苏联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有关。由于各国兄弟党代表苏联的全部积极整体，它们对广大群众的一切政治阶层施加决定性影响，它们代表广大群众的团结倾向，它们在基本有利的历史领域活动，虽然与上层建筑矛盾对立。 然而，千万不要相信使苏联共产党史无前例地成为最强大群众的组织者的这一因素，业已具有稳定的和决定性的形态，完全不是如此，它总是不稳定的。同样，不应忘记：俄国革命已经历时九年，其目前活动是局部行动和政府行为的整体，只有高度发达的理论意识和政治意识才能在整体上并在其整体发展上把握迈向社会主义。不仅对于广大群众，而且对于西欧党的广大党员（他们同群众的区别仅在这一步，即向着发达意识迈出的开始的却根本的一步一入党）来说，俄国革命的整体运动具体地由如下事实表现：俄国党统一行动，其代表人物统一行动和活动，我们群众这样认识并习惯于这样认识。因此。团结的问题不仅仅是俄国党的问题，而且还是列宁主义核心的问题，从而也是国际领域的特别重大问题；从群众观点看，是矛盾向统一转化进程加剧这一历史时期的最重大问题。 极有可能，至少以前有过的形式上的团结都不可能保持。确定无疑的是，但世界不会崩溃，应当尽一切努力，让同志们和广大群众有所准备，这一切并没有解除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呼唤俄国同志们的政治意识，坚决批评他们的态度正在造成危险和衰弱。如果我们消极地让发生事件继续下去，并先验地用事件必然性进行辩护，我们将沦为可耻的不负责任的革命者。 我们履行这种职责还可能间接地有利于少数派，对此我们必须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其实，我们的目的是为维护和创造一个团结方案做贡献，不同倾向和不同人士以这一方案为基础能彼此接近和思想上融合。然而，我不相信在我们的信件中（显然，这封信应当完整地阅读，而不应当断章取义）存在某种削弱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地位的危险。无论如何，恰恰鉴于此和可能显现如此。在说明信中我授权你改变形式[3]：你能巧妙地把双方放在后面，开头立即写上我们的断语一一反对派负有“责任”。因此，你的推理方式给我留下很不愉快的印象。 我想对你说，我们没有一丝一毫危言耸听，只有慎重、冷静的反思。我们坚信，无论如何世界不会崩溃，但我觉得当世界快要崩溃时再行动是愚蠢的。因此，任何套话都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我们考察俄国问题的方式属于正确路线、列宁主义路线，列宁主义的路线在于为了党的团结而斗争，不仅为了外在的团结，而且为了更加内在的团结——在党内所有问题上不存在根本对立的两条政治路线。不仅在我们国家，这关系到共产国际的思想和政治的领导；而且在俄国，这关系到无产阶级领导权，即国家的生活内容，党的团结是生存的条件。 你把俄国问题的国际性（劳动群众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连的历史事实的反映）同在工会及政治领域的国际组织问题混为一谈，其实，两个问题紧密相连又有区别。在更为狭小的组织领域遇到的和不断形成的困难，取决于群众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这一更为宽泛领域内出现的波动，即取决于俄国党在某些群众地区的影响及威望的缩小。至于方式，我们只想谈谈更为一般的方面：我们希望避免沦为学生习作，这在其他党的某些文件中业已显露出来，从而丧失了干预的严肃性。 于是，不像你所说那样，我们对于西欧党的实际布尔什维克化过于乐观。完全不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化是如此缓慢和艰难，以致任何微小障碍都会阻止和推迟它。俄国的论战和反对派的意识形态在阻止和推迟方面起着更大作用，由于反对派在俄国代表阶级组合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所有陈腐偏见，这些偏见在西欧无产阶级传统上很有分量，并且阻碍和推迟其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发展。我们的看法是完全反对反对派的。无疑，各党的危机和俄国党的危机同客观形势有关，但这说明什么呢？似乎因此我们就应当停止斗争，就应当停止努力让主观因素有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确实在于困难形势下保持头脑清醒和思想及政治上的坚定。因此，你的看法是呆板和没有价值的，正如在第五点[4]所述的意见，由于我们说到广大群众而没有提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然而，从属地说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存在困难，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靠空气活着，而是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这种困难更大，由于改良主义带有阶级的组合主义倾向，即根本不理解先锋队的领导作用，要发挥这种作用甚至不惜牺牲，这种改良主义在西方比在俄国根深蒂固。其次，你轻易地忘记了许多党进行工作的技术条件，这样的条件只允许在少部分工人中传播更高的理论问题。你的全部推理都带有“官僚主义”的缺陷：今天，在1917年10月之后九年，不再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事实能使西欧群众革命化，因为这一事实已成过去并产生过影响。今天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最有活力的是确信（如果有）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威信同这一信念相连。这一信念不可能凭借学校教育方法灌输给广大群众，只能由政治事实——俄国党全党坚信不疑并步调一致地斗争——来灌输。 我真切地感到遗憾。首先，你没有理解我们的信件，无论如何，你没有根据我的私人信件竭力更好地理解它。我们的信件完全是反对反对派的檄文，它未使用蛊惑人心的语言，因此恰恰更有力、更严肃。我请你除了信件的意大利文本和我的私人信件外，把这封信也放入文件中。 致诚挚敬礼。 安东尼奥 1926年10月26日，〔罗马〕 注解： [1]即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2]1926年10月18日，意大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陶里亚蒂致函葛兰西，表示不赞成葛兰西10月14日为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起草的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3]参阅第181封信 [4]指1926年10月18日陶里亚蒂致葛兰西的信中所述第五点。
18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84 最亲爱的[1]： 正如我匆匆忙忙地在前一封信纸底部所写那样，上次我收到你9月26日和10月3日的两封信[2]；相反，这个星期我没有收到任何信件。 我确信我9月15日的信会给你留下可笑的印象。说实话，一切过错都是塔吉娅娜的（你看我总是那样具有骑士风度！），是她解释的报文，在我读之前她就把自己的解释告诉了我。我坚持认为电报很简单，由于外祖父看到两个孩子在一起，这在心理上是很自然的事，即使在说到德利奥之前，，相反，塔吉娅娜提及当你在罗马时的印象，尤其是不为所知的你的巨大痛苦。这种责备令我心烦意乱，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关于你身体状况的生动印象。现在，我心平如镜、从容不迫，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快就能再见面。 我认为你为宝宝所做的一切都很好。我已经知道了名字，并通知了塔吉娅娜，因为我们曾经谈过（你忘记了吗？），至于其余一切，我们做得再好不过了，鉴于事实上我们应当把一切开放的可能性留给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未来。我不知道你是否收到了我们的报纸。我仍将继续勤奋工作：我正在完成一件相当费力的工作，可能十分有趣和有益[3]。 紧紧拥抱你和两个宝宝。 安东尼奥 1926年10月20日，〔罗马〕 我随信装入40美元，请查收。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参阅第180封信。 [3]可能暗指论文《关于南方问题的几个论题》。
18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83 最亲爱的妈妈： 我几个月以来从未收到你们的消息。卡尔洛没有给我写过信，当我通知他再不能给他寄车票，因为我的所有车票都被没收了。我想要知道大家的消息。请你给我写几句话。我身体相当好。现给你寄几张德利奥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拍的照片。他由他的姨妈陪伴，四周全是鸽子、他重返出生地已有一个月，一旦我收到，立即给你寄他那十分漂亮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他确实是个非常漂亮的男孩。拥抱大家。 尼诺 1926年10月15日，〔罗马〕
18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82 亲爱的同志们[1]： 意大利共产主义党人和我国全体有觉悟的劳动者一向特别关注你们的讨论。在俄国共产党每次代表大会或会议的前夕，我们都曾确信，尽管论战激烈，但俄国党的团结并没有处于危险中。我们甚至坚信，通过尖锐无比的讨论，能够达到思想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党将准备和武装得更好，以便克服在一个工人国家执政时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今天，在贵党十五次会议[2]的前夕，我们不再拥有以前的那种信心，我们不可避免地感到焦虑。我们认为，鉴于反对派的目前立场和联共党内论战的激烈程度，需要兄弟党进行干预，从这一确定信念出发，我们决定给你们写这封信。我们党被迫处于的孤立状态可能促使我们夸大联共党内形势的危险，无论如何，我们对这种形势的国际反响的判断没有夸大，因此我们想作为国际主义者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认为，我们苏联兄弟党内目前形势与以前讨论形势截然不同并非常严峻，因为今天我们发现在一直是党和共产国际领导核心的列宁中央集团内出现分裂并日益严重。这类分裂同代表大会选票多少无关，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不仅少数反对派不会正大光明地接受党的革命纪律基本原则，而且它还会在进行论战和斗争时超越某些限度——超越所有形式的民主[3]。 列宁最宝贵的教诲之一是，我们应当认真研究我们的阶级敌人的判断。你们看，亲爱的同志们，显然国际资产阶级国家最重要报刊和权威人士强调在联共领导核心内冲突的有机性，关注我们兄弟党的分裂，他们确信这种分裂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瓦解和逐渐消亡，这种分裂势必给革命造成灾难性后果，从而不能摧毁白匪军的入侵和叛乱。今天，资产阶级新闻界竭力冷静、谨慎地分析俄国事件，事实是它尽量避免蛊惑人心的煽动（虽然它认可这样做，尤其在过去它正是这样做的）。这些事实征兆应当让俄国同志们反思并更加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还有另一个原因：国际资产阶级关注联共党内的可能分裂或内部危机的加剧。工人国家在俄国已经存在九年c显然，只有极少数人（不仅是劳动阶级的，而且是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能够在整体上重构革命的全部发展，并且能在苏维埃国家日常生活细节上发现社会主义建设一般前景的贯串红线。这不仅限于像意大利这样的集会自由不再存在，新闻自由被完全扼杀或受到前所未闻限制的国家（在这里法庭没收并禁止出版托洛茨基、列宁、斯大林、季诺维也夫的著作，最近甚至连《共产党宣言》也不放过）。也包括在那些国家，即我们的兄弟党能够为其党员和一般群众提供必要文献的国家，那里的广大群众也不可能理解在联共党内展开的讨论，尤其当尖锐的讨论不仅涉及党的政治路线的一个方面而是全部时。不仅一般群众，而且我们广大党员群众看到并希望看到在苏维埃共和国和联共党内一个战斗集体在领导，在为社会主义的普遍前景而辛勤工作。西欧群众仅以这种观点观察俄国和俄国党，才自觉接受并作为历史必然事实：苏联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党，只因如此，今天苏维埃共和国和苏联共产党才成为革命的伟大组织者和促进者。 出于相同原因，资产阶级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正在利用苏联共产党内的论战和冲突，它们妄图消除俄国革命的影响，破坏以苏联共产党为核心、正在全世界形成的革命大团结。 亲爱的同志们，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这里法西斯的国家组织和党组织能够窒息广大工农群众自主生活的任何显著表现，这点至关重要。法西斯报刊，尤其是那些外省法西斯报刊，充斥着技术上精心构思的文章，极少蛊惑人心和肆意谩骂，这点也意味深长：它们根据苏联共产党内反对派著名领袖的相同断言，竭力以明显客观性证明，无疑现在苏维埃国家正在变成一个纯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世界对决中法西斯主义占了上风。这一宣传运动如果表明苏维埃共和国仍在意大利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的话，但也表明在某些近六年来只收到党的少量地下报刊的地区，法西斯清楚了解意大利国内形势并学会对付群众，它妄图利用反对派的政治立场以最终粉碎劳动者对墨索里尼政府的坚决抵制，或至少形成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法西斯主义即使伴随着残酷性和痛苦，至少作为历史上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出现。 我们认为，在共产国际的背景下，我们党对苏联共产党内严重形势的影响感受最深。这不仅由于上述原因，即外因，甚至可以说关系到我国革命发展的一般条件。你们知道，参加共产国际的所有政党都从旧社会民主主义及不同国家存在的不同民族传统（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中，继承了带有偏见和代表所有左右倾渊源的意识形态动因的群众。在最近这几年，尤其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各国兄弟党通过痛苦的经验，经历艰难困苦的危机，才逐步实现列宁主义的可靠稳定性，并正在变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新的无产阶级干部正在从基层、从车间形成；知识分子正在行动领域，以实际工作为基础，经受严格选择和严峻、残酷的考验。这种重新规划是在苏联共产党（全党团结一致和所有伟大领袖）的领导下进行的。目前危机的加剧及公开或潜在的分裂危险使各兄弟党的发展及建设进程滞后，使右派及左派的分化停止，使世界劳动者政党的有机团结的实现变得遥遥无期口出于这种特殊考虑，我们认为，提醒负有责任的苏联共产党同志们注意，是我们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同志们，在世界历史的这九年中，你们是世界各国革命力量的组织者和促进者，因为你们所起的作用，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然而，今天你们正在摧毁你们的事业，你们在倒退，你们在冒失去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推动下取得的领导作用的危险。我们认为，对俄国问题的激烈情绪使你们看不到俄国问题本身的国际性质，使你们忘记了你们俄国革命志士的义务应当并且只能在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框架内来履行。 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严肃认真地研究了（获得允许）今天在苏联共产党内讨论的所有问题。今天向你们提出的问题明天可能向我们党提出。还有在我国农村群众占劳动人民的多数。此外，与无产阶级领导权有关的所有问题，在我们这里呈现出比在俄国更加复杂和尖锐的形态，因为在意大利农村人口的密度更大，因为我国农民拥有更丰富的组织传统，并且总能让人感觉到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在我们这里教会组织机构有两千多年的传统，教会在宣传和组织农民方面的丰富经验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如果说我们这里工业更发达，无产阶级有更雄厚的物质基础确实如此的话，同样确定无疑的是，这种工业没有国内原料，因此更易发生危机，因此无产阶级能够起到自己的领导作用，就必须富有牺牲精神，并且完全清除任何改良主义或工团主义的劳资合作主义的残余。从这种现实主义的，我们认为是列宁主义的观点出发，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研究了你们的讨论。迄今，我们党只发表了涉及派别纪律问题的意见，我们响应你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的不把俄国的讨论移至共产国际各支部的要求[4]现在我们声明，我们认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陈述全部问题必不可少的话，意大利党多数派肯定坚持这一立场。我们不愿意同你们、同反对派进行鼓动和宣传，我们认为那是徒劳无益的C因此，我们不会对所有个别问题表态以赞赏一方。我们认为，如下事实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反对派的立场攻击中央委员会的整个政治路线，危害了列宁主义学说和联共政治活动的核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原则和实践被置于讨论中，工农联盟的根本关系遭到破坏并处于危险之中，即工人国家和革命的中流砥柱遭到破坏和处于危险之中。同志们，在历史上从未见过一个统治阶级整体上生活条件低于被统治和从属阶级的某些分子和阶层。历史把这种前所未闻的矛盾留给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危险恰恰在于这种矛盾，尤其在那些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不能统—生产力的国家内更是如此。此外，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也呈现出某些特征，那里的无产阶级在客观上已经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但仍产生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产生行会精神和工人贵族阶层。然而，如果无产阶级不以牺牲行会利益来克服这种矛盾的话，就不能成为统治阶级，即使成为统治阶级，如果不能为了阶级的普遍与长远利益而牺牲那些直接利益的话，也不可能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在这方面蛊惑人心是很容易的，强调这一矛盾的消极面也很容易：“谁是统治者？是你，营养不良、衣衫褴褛的工人，还是那些身着皮衣、享尽人间幸福的新经济政策的受惠者？”同样，在爆发一场革命罢工之后，罢工提高了群众的凝聚力和纪律性，但使各个工人的生活长期日益贫困，改良主义者会说：“斗争有什么好处？你们毁了自己，变得更加贫穷！”这里进行蛊惑人心宣传很容易，如果以行会主义精神而不以列宁主义精神考察问题，不用无产阶级领导权学说的术语表述问题，不这样做也很难。无产阶级处于这样一种历史地位，而不是其他地位。 我们认为，这是你们讨论的本质所在，反对派错误的根源及其行动的潜在危险的根源也在于此。反对派的思想和实践完全继承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所有传统。正是这种传统迄今阻碍西方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为领导阶级。 只有管理工人国家的党的团结一致和严明纪律，才能在新经济政策体制下，即在我们业已指出的矛盾的充分发展中，保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团结和纪律不能是机械的和强制的，而应当是真诚的和发自内心的，绝不是被钳制或被包围的敌军部队的，因为敌军部队总想着逃跑和突围。 最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想对你们说这些，是出于兄弟和朋友之情，即使是小兄弟之情。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同志在对我们进行革命教育上做出杰出贡献，他们有时还坚决、严厉地纠正我们的错误，他们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特别向他们呼吁，是认为他们应对目前的形势负主要责任。因为我们希望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并不想在斗争中大获全胜，并愿意避免采取过激措施。我们俄国兄弟党的团结是世界革命力量发展和胜利所不可或缺的；每一位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都应为此做出巨大牺牲。一个团结统一的党所犯错误造成的损害很容易被克服，但由分裂或潜在分裂条件持续造成的损害是不可克服的和致命的。 致以共产主义者敬礼。 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 〔1926年10月14日，罗马〕 注解： [1]致联共中央。 [2]联共第十五次会议于1926年10月27日召开。 [3]在1926年7月13—23日的联共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宣布成立反对斯大林-布哈林多数派的反对派集团。在莫斯科出席联共中央全会的陶里亚蒂向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通报了冲突的尖锐程度。在8月2—3日召开的意共领导机构会议上，葛兰西讨论了“俄国问题”及向意共党员群众通报此问题的必要性。9月6日，陶里亚蒂通过致意共书记处的信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10月4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左翼反对派其他成员向联共政治局发出“休战”的建议。 [4]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18—31日）闭幕后，1926年1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致信共产国际各支部，提出不要讨论俄国问题的要求。
18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81 最亲爱的[1]： 我为你附上在另一封信中提及的文件[2]请你找人再誉写一遍并翻译出来，如果你愿意，再加上我们的名字。无论如何，在发表时不要署名。鉴于我匆忙起草，你可以重读文本，在细节和形式上做些微修改。然而，本质的措词应当保持不变。由于我们想要帮助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你可以充分负责地赞同做些修改。请立即寄出最终文本抄件。我们的印象相当悲观，因此我们认为此信必不可缺。 期待你的修订文本和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信件的校对稿，并附上李亚扎诺夫写的序言[3]《新秩序》第一期将采用这些稿件，因此绝对需要抓紧时间。 不久我将寄出为共产国际撰写的文章，正如我所希望那样。问候大家。 安东尼奥 〔1926年10月14日，罗马〕 注解： [1]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2]参阅下一封信。 [3]参阅第107封信。
18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80 我最亲爱的尤尔卡： 9月14日之后，即整整一个月，再没有收到你的消息。为此，我有点儿担心。在最近这段时间，我能比过去干更多工作。我重新为我们的报纸紧张地撰写文章，终于克服了某种形式的精神失语症，一段时间以来它使我备受折磨：我觉得再也写不出饶有兴味、文字通达的东西，这种感觉甚至变成病态。我尝试以各种方式战胜它，即使我确信在重新恢复自己的才能之前，还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接连不断地思念你和孩子们令我心烦，却有助于实现预想结果。你知道在某些时刻我确实十分担忧：一旦想到迄今你肩负两个孩子的重担，还有其他责任对你的压力，我就感到羞愧和忧郁。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觉得对你和两个孩子爱得还不够，只要我尚未彻底改变这种环境条件。我要报仇，我怎能容忍那些恶毒攻击，我要痛骂我们的敌人，他们在报纸上把我们诬蔑成富有的阔佬[1]但我不想再对你讲这些事情，因为你不要想象我总是这么忧郁和粗暴。相反，我现在非常好。我想对你说些严肃但同时令人愉快的事情。譬如，《小报》[2]举办关于幸福妻子的征文比赛，肯定会使你印象深刻。如此编造的答案最终获奖：“为和一位男士结婚而心甘情愿背叛前夫的妻子最幸福”。该报发现这样的答案是妻子们心理领域内的精髓。我也觉得答案具有某种心理学和历史学的意义，以显现某个阶级在某个时代的习俗及思维方式的特征。有必要把这个答案通报给某些性爱问题专家（譬如，通知科隆泰[3]女士），让她给我们写一本新潮书。我总算让你露出了笑容吧？太好了，我希望当你微笑时紧紧地拥抱你和我们的两个孩子（长子和次子，现在我们可以非常严肃地这样说）。 安 1926年10月14日，〔罗马〕 请把附上的说明转给埃尔科利[4]，否则就要延误一个星期[5]此刻我收到你9月26日和10月3日来信。我非常爱你，拥抱你。 注解： [1]这里提及由葛兰西发起的对《世界报》、《论坛报》、《新闻报》等资产阶级报纸展开的激烈论战。当时这几家资产阶级报纸发起诬蔑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宣传运动。葛兰西在《华丽包装下的陈年旧货》（刊登于1926年9月22日《团结报》）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报纸开始按如下笔调撰写：‘直至昨天在俄国还存在共产主义，人们可以理解世界劳动群众视俄国为他们的祖国；但从今天起共产主义在俄国不再存在，共产主义已经失败，布尔什维克领袖对此供认不讳。工人们应当睁开眼睛，再不要受各国领取莫斯科黄金的煽动者的欺骗’”。 [2]由《意大利日报》社主办的晨报。 [3]A.M.科隆泰，是共产国际妇女部书记。 [4]即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5]参阅随后两封信。陶里亚蒂提及葛兰西的这个附言时写道：“一位苏联使馆的合作者或一位在意大利的苏联同志，为了某种目的，准备到莫斯科进行一次闪电式往返旅行。他同意携带葛兰西同志的信（致联共中央的信和附上的致陶里亚蒂的说明），信件的日期无疑是10月14日（参阅《关于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信件往来》，刊于1964年6月13日《再生》周刊）。”
17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79 我最亲爱的尤尔卡： 我收到你9月13日的来信。我相信你在阅读我倒数第二封信时一定忍俊不禁。我非常幸福，并非常爱你。我焦急地等待着德利奥同小弟弟会面及你的印象等消息。你没有告诉我，你决定给宝宝选个什么名字。我认为应叫朱利亚诺，正如你想过的那样。我想给你写一封很严肃的长信，作为真正的父亲，我感到自己的责任。目前我非常忙，直至最后一刻我才开始写信。长信我还要推迟一个星期才能写。我只想对你重复：你是我最亲爱的人，我感觉你就在身边，我想拥抱你和我们的孩子们。 安东尼奥 1926年10月7日，〔罗马〕
17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78 最亲爱的尤尔卡： 从塔吉娅娜处我获悉期待的消息。说实话其内容过于贫乏，只能激起我阅读你写的东西、你的印象、你的情感的强烈愿望。我仍需等待，我明白你传送信件确实困难，因此我有耐心。 紧紧拥抱你和孩子们。 葛兰西 1926年9月30日，〔罗马〕 为你附上一小笔款，我想你很需要。我愿意定期地不断地给你寄款，我肯定能做到，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当我收到你的信后，我会给你回一封长信。
17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77 星期五社论发表的方式是不光彩和不适当的[1]。我们报纸的社论不仅对读者而言，而且对编辑部来说都是一件严肃的、非常严肃的事情。因此，如果一位编辑意识到负责经常保障社论一般写得准确无误，文字和语法也规范，那就不是在浪费时间和辛劳。现在的问题是职业上的粗枝大叶，这同政治上不负责任密切相关，这从你们为《世界报》文章归纳的不可理喻的愚蠢标题可以明显见出。其实，社论引述的《世界报》的文章[2]编辑们都有，并且能够进行检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团结报》的编辑们倾向于确信报纸的合作者都是十足的白痴，他们的文章充斥着大错和平庸。不言而喻，这样，合作者会越来越少，任何严肃人士都不情愿被如此恶劣地嘲笑。如果哪位编辑没有能力纠正大错，就请把星期五社论原稿抛进纸篓里。把一个温和的但切合主题的标题改为一个精心构思、十分响亮但与内容不符的标题[3]荒谬绝伦。这不是革命的新闻工作，这是极不负责，是吉卜赛式的政治冒险主义。我请在头版刊登有关更正[4]。 安东尼奥 〔1926年9月18日，罗马〕[5] 注解： [1]参阅《农民和无产阶级专政》，文章通过电话由罗马传到米兰，刊于1926年9月17日《团结报》。 [2]指1926年9月17日《世界报》上刊登的《探寻共产主义〉一文；葛兰西为《团结报》撰写社论批判此文。 [3]9月17日葛兰西为《团结报）所写社论的标题是《关于〈世界报〉的旁注》，编辑部改用的标题是《农民和无产阶级专政》。 [4]葛兰西的《更正》刊登在1926年9月19日的《团结报》头版。 [5]此信致莱奥内蒂。
17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76 最亲爱的[1]： 我收到你8月29日来信。接着就没有收到其他消息，即使间接地也没有；我十分耐心地等待，虽然有点儿焦虑。我在特拉弗伊待至8月末，在那儿逗留五六天。全部时间由我支配。我的印象是德尔卡[2]比在罗马时好多了，我觉得他变得结实、强壮了，智力也得到发展：他同外部世界有了接触，认识了不可胜数的新事物。我想，在这个山峦起伏、冰川遍野的特拉弗伊的生活会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我们在一起玩儿，我为他设计了游戏：我们在山间燃起篝火。那里没有蜥蜴，因此我不能教他如何捕捉。我觉得对他来说一个非常重要阶段开始了，这个阶段将使他铭记在心，因为在他的成长中将认识这个庞大并恐怖的世界。因此，我的心情有点儿忧郁。你远在他乡，德尔卡也远在他乡。我有点儿心神不定。我期待着把我同你及德尔卡紧密相连的消息。我希望你感觉在我身边，紧紧地偎依着我。你应当感觉我在你身旁，你应当感觉我的手在爱抚你。 亲爱的，拥抱你。 安东尼奥 1926年9月15日，〔罗马〕 塔吉娅娜把宣布德尔卡抵达和次子出生消息的电报通知了我。我非常不安，亲爱的，此刻我难以表达自己的全部情感。我和塔吉娅娜一起努力破解电文，此电文似乎具有生了双胞胎的含义。恰恰这种可能性令我烦恼，因为我想到会带给你的痛苦和艰难。但你不是很坚强吗？你知道我一点儿都不明白吗？我非常爱你，这是支撑我和指导我的情感主线。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讲，但此刻我尚未想好。下一次我会给你写一封长信，因为我想更好地构思。紧紧地拥抱你。 安东尼奥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德利奥的昵称。
17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75 最亲爱的[1] 4天前我返回住所，昨天我才能看到塔吉娅娜，并且从她那儿我才得到你旅行和抵达的消息[2]我没有收到任何东西，如果你写过的话，你的信件丢失了。今晚我就出发，我希望这次不遇到任何麻烦就能看到孩子[3]，在过去的几星期不可能做到。 亲爱的，我仍不能说服自己让你远离我。每天晚上我都感到若有所失，我再不能承受孤独。其次，我思绪万千却难以表达，因为我可能不会用语言表达：我一定要在你身边，让你直接感受我的无限柔情。请给我写封长信。紧紧地拥抱你。 葛 1926年8月19日，〔罗马〕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1925年10月，朱丽娅和德利奥一起来罗马同葛兰西团聚。1926年8月，葛兰西同儿子在北部山区特拉弗伊度过一个短假期。因朱丽娅有孕在身于8月7日离开意大利返回莫斯科，在30日生下次子朱利亚诺。 [3]1926年7月，德利奥和妈妈从罗马来到北部山区特拉弗伊度假。
17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74 最亲爱的鲁苏[1]： 我把你同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请你按自认为合适的方式回答。如果你觉得政治上不可或缺，请再补充些问题，修改或删除某些提出的问题。 敬礼 安东尼奥·葛兰西 1．由保罗·彼利众议员[2]代表的法西斯集团尝试在撒丁推行的经济政策取得了哪些实际成效？至少能够获得一部分撒丁农牧民对法西斯和政府的认同？如果没有获得积极认同，却造成某种消极期待的形式，能在客观上认为对法西斯和政府有利吗？ 2．旧有的投机者、倒卖者集团如何行动以反对彼利众议员的活动？他们是撒丁人还是大陆人？ 3．面对这种形势，鉴于彼利众议员倾向于实现撒丁自治运动传统纲领的某些要求，撒丁行动党采取什么立场？ 彼利众议员的政策造成撒丁自治运动队伍向左派的靠拢，以便探索法西斯更大范围的扩散？ 4．由法西斯政权实行的高压政策导致90%的撒丁市政府代议制的废除，这在客观上使地方自治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从而把这一问题置于全国性要求的更彻底的领域？ 5．鉴于战后经验证明撒丁地区问题不可能只靠撒丁人民群众来解决，如果撒丁人民群众没有同意大利大陆上的决定性社会及政治力量结盟的话，撒丁行动党认为应当联合哪些社会、政治力量？ 6．由于撒丁地区问题不可分离地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制度相连，为了维持这一制度，不仅需要通过雇佣劳动剥削产业工人阶级，而且需要强迫南方和两岛[3]的农民群众缴纳海关税和其他赋税。由于左翼民主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的联合行动，在其纲领中不可能有剥夺工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内容。那么，对撒丁行动党来说似乎并不清楚：撒丁劳动群众在大陆的唯一盟友只能是农民国际支持的工农革命集团？ 7．在撒丁自治主义者中流行的对农民国际纲领的意见是什么？ 对1925年农民国际在马科梅尔发布的宣言[4]，为什么撒丁行动党领导机构没有回应，即使通过内部渠道也没有？ 在俄国工农革命取得胜利后，撒丁农牧民对工农革命的一般看法是什么？是否存在一种民间思潮，认为俄国革命是全世界农民的政治胜利，因此也是撒丁先进农民的胜利？ 安东尼奥-葛兰西 〔1925年7月12日，罗马〕 注解： [1]鲁苏是撒丁籍的议员，1924年葛兰西同他结识。 [2]保罗·彼利是撒丁行动党前代表人物。1923年加入法西斯党并在卡利亚里创建法西斯组织。随后致力于组建撒丁奶制品业合作联合会。 [3]指撤丁岛和西西里岛。 [4]在1925年9月27日召开的撒丁行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农民国际发出的号召。
17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73 最亲爱的尤尔卡： 我收到你8月7日的来信，之后就再没有接到信了。我焦急地等待你澄清某些过于模糊的暗示，期待你将德利奥患病的消息告诉我。我远离罗马已有一段时间，在罗马停留几天后，今晚又要出发。我刚去探望那边的同志们，他们就问我你是否已到罗马。我感到很意外，但他们回答说：根据他们早就获悉的消息，你应来罗马工作。我不知如何判断这一消息，因为你没有任何提示。我对塔吉娅娜提起这一消息，可怜的姑娘竟然难以入睡，由于这一消息令她太激动了。她确信无论如何你都会来，她焦急地期待着你。 我仍然有点儿漠然，我曾到山区待了一个星期，为一伙年轻共产党员授课[1]我玩得很开心：我向各个方向投掷石子，结果在比赛投远时我技压群雄。年轻人十分惊讶，他们不相信一位议员能如此灵巧，他本应是个严肃、老成的人。我为避免丧失威信，“透露”自己曾参加投掷石子学习班，以便……内战时能够投掷手榴弹，我还发现在我国山区生长着大片野石竹花，就像银色森林[2]那儿的小朵石竹花一样。我采集了几束野石竹花。我还遭遇了一场暴雨，被淋成了落汤鸡，牙齿肿痛，面颊肿胀达十天之久。这样，我想到自己已经衰老，各种疾病都在折磨着我。然而，你身在远方，可能你仍要留在远方，我却在慢慢衰老。 我曾想随信给你寄点儿钱，为德利奥的度假尽点儿力，根据在莫斯科达成的和平协议。我未能领到钱，只能等下次再寄了。我期待着你寄封长信，带来美好消息，让我忘却自己变老。我想知道许多关于德利奥的消息，诸如他的进步，他的日常生活。 紧紧地拥抱你，亲爱的，让我感到同你在一起无限幸福。 葛 1925年9月3日，〔罗马〕 注解： [1]1925年八月节那个星期，在贝加莫斯科的卡帕纳马拉由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了的党员学习班。学员只限于意大利中北部的青年领导者。1925年1月，葛兰西曾来此地出席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执委会的秘密会议。 [2]指莫斯科郊外的银色森林疗养院。
17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72 亲爱的同志[1] 因泰拉齐尼同志被捕[2]而迟迟复信。我们徒劳地寻找你的来信，那封信的内容你曾口头通知莫雷利[3]同志。很可能当泰拉齐尼同志被捕时那封信就在他身上。 无论如何，我们要通知你：中央执委会重申决议——不刊发你7月19日的声明。原因呢？显而易见。 根本不是个人原因，我们丝毫没有感到受你虚构的想象指责的冒犯。这是一个政治原因，是党的根本利益促使我们坚持以前的决议。而由你起草的文件仿佛故意在党内播下分裂的种子。你提出捍卫自己的权利，免受我们所谓的攻击，即回应那个关于解散协议委员会[4]的声明时的所谓攻击。请你重读那个声明，你会发现充足理由以理解我们的回应。 我们还请监察委员会制止难以置信、不可理喻的诽谤活动，在你的文章中我们成为被中伤的对象。发表你的声明将会损害我们奉行的宗旨：不是出于个人原因，而是考虑党的实际利益才这样做的。你的声明迫使我们做出恰如其分的回答，我们不得不讲得一清二楚。很容易预见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从这些结论会产生什么结果。如果是以党内同志间的讨论语言并在允许限度内进行捍卫或批评，发表声明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心然而，那个声明超过了界限，大大地超过了。 譬如，我们想知道：你有什么事实根据写道“由于家庭原因前往莫斯科的人们”？你意识到这种断言的含义及其在党内和工人群众中造成的影响吗？你本人比谁都清楚，这一断言没有一点儿事实根据口那么，你为什么求助于这种手段？ 你凭借什么权利奢望它们会在党的机关内有市场？这一断言也不是对我们评论你未去莫斯科的回答。这一评论必不可少，以便击中你怀疑主义的心态，这种心态让你如此轻视出席执委会扩大会议（相反非常重要），以致你因家庭原因放弃履行应尽职责[5]所有这些同你回信中暗含的腐败指责相距甚远，即使你并不情愿进行这种指责。你没有发现你的指责同诋毁共产主义运动宣传战用愚笨的链条相连吗？这种宣传战妄图让共产主义运动在群众面前名誉扫地，诬蔑它是贪图钱财的冒险家的事业。你情愿我们成为类似虚假、愚蠢的谎言的中伤对象吗？由于这些无稽之谈出自我们队伍，这非常恶劣，当出自党的领袖就更加恶毒。 啊，但我们是“偶然混入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小资产阶级”，否则我们将不谈论道德、腐败等问题口你断言：在我们的文章中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从而你认为，这足以证明你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然而，在你的文章中说到了虚伪、不诚实、党内欺骗、腐败投机等等。你果真认为改换词语就能改变事物实质吗？还有，你说我们在个人领域内挑起政治分歧从而使分歧激化。这需要足够的勇气才能这样断言[6]。 至于道德，我们应当提醒你：我们并不介意资产阶级道德及其所有偏见，对我们来说只存在共产主义道德、党的伦理，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应当遵从。 再说，如果在你的文章中没有使用“腐化、不道德”等字眼又有什么关系？当你写上同义词并授权读者作出更加宽泛的解释。如果我们没有在你的追随者语汇中发现那些字眼和指责，也就不会如此重视你的文章了。你不可能逃脱如下责任：一位领袖人物要对其追随者对其言行的解释负责。在特殊情况下，这种责任一目了然。 对声明的其余部分，我们仅限于提出下列简单意见： 1．关于作为我们诚信的证据，列举寄出不同文件所注日期，我们可以证明事实截然相反。鉴于我们被强加的工作条件，文件日期恰恰说明不了什么，也辩护不了什么。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指出我们组织的基本原则，但它们绝对不应广而告之。 2．我们对关于解散协议委员会的声明的回答证明分歧的激化是由我们挑起的。这样写多么厚颜无耻！对待关于解散的声明的方式取决于声明形成的方式。其后，还应上溯到以前由你签名的文件，那些文件能对这个问题提供答案。 3．我们把宣传运动建立在个人干预的基础之上。我们应当答复你，请你注意：我们曾经情愿放弃讨论姓名和个人，其中有些人正是协议委员会成员，我们对他们保留采取行动的权利。 当这些人以反对派领袖身份自我介绍时，保留这种权利和特殊处理就更为必要。当需要时，我们将在内部谈，因为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这一切都与你个人无关。完全没有所谓含沙射影，我们甚至没有使用实际数据。 4．关于我们“不正大光明地组织党内骗局”。我们恰恰能够证明事实截然相反。我们向你引证事实根据，胜过它们永远被掩盖。在你看来，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不正当行动。如何称呼某些人的行为举止呢？他们在党内秘密工作约两个月，利用党给他们的地位在组织一个宗派，用他们的行动欺骗党的领导机关。难道这些做法叫做正大光明吗？ 我们应当如何界定你为数不少的追随者的行为呢？他们在党内四处散布谣言，他们说谎从不脸红。对于所有异己，他们到处宣扬这些人领取高额薪水，招募成百上千官员，而这些官员的政治立场完全由金钱贿赂、高官俸禄、领导野心及步步高升来决定。在党内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情况。你想要我们继续发表你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不是只能让同志们轻信那些愚蠢指责的理由吗？ 我们应当十分坦诚地对你说：你的那些文件已经超过任何可以忍耐的限度。每位阅读了协议委员会最近送达我们的文件的同志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在共产党内存在一个肆无忌惮的冒险家集团，他们腐败堕落、行贿受贿、吹牛骗人、善变可笑、野心勃勃并追逐官位。 根据中央委员会关于你们的文件，你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吗？你们必须走出深陷的泥潭，重返政治讨论。 发表你那卑鄙无耻的文件就意味着破坏进行中的讨论。与此相反，恰恰需要加紧讨论以尽快召开党代表大会。 中央执委会重申做出的决议，认为问题业已解决。 致共产主义者敬礼[7]。 注解： [1]致阿马德奥·波尔迪加。 [2]翁贝尔托·泰拉齐尼在米兰被捕，1926年2月被释放。 [3]即斯科齐马罗。 [4]解散协议委员会的命令由共产国际下达，1925年7月18日的《团结报》发表了亨伯特-德罗兹同志的讲话。 [5]1925年3月9日，陶里亚蒂致信莫雷利，提及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的意大利代表团成员：“至于波尔迪加同志，我们坚持让他出席。他以其妻的健康为理由决定不出发”。在声明中，波尔迪加指出：“有人堪称最坏的江湖骗子，连篇累牍地宣称波尔迪加辱骂所有为了事业做出牺牲的志士，而他由于‘家庭原因’拒绝出席执委会扩大会议。”他进而反驳说：“我可以当着许多因‘家庭原因’前往莫斯科的人的面说，监察委员会可以到我家来，15年来它对同志们和劳动者是透明的。” [6]波尔迪加写道：“道德失范和腐败的表达方式在我们的文献中不会出现，怡怡因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之故，我们从政治分歧的公式中去除它们，即便为了激化分歧而把目光吸引到个人领域时仍是如此。” [7]没有署名。
17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71 最亲爱的[1]： 我收到你8月7日的来信，大约有一个半月我没有你的消息。我知道你有些信寄到了，但因被检查落到警察手里。因此，你的许多提示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我未曾知道德利奥患病了，患何种病和严重程度。 我离开了罗马，至今仍在外地口为了主持会议，我不得不四处奔波，还要不断地想方设法不让警察发现我的行踪。因此在最近时期我不能给你写信，以避免给同志们的工作制造麻烦，我还害怕给你的信落在警察手里。 在你8月7日的信里有许多话令我震惊。你在“在你身旁”前加上词语“我想”你的这一愿望对我产生强烈印象。最近我转过许多地方，看到了不少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风景，外国人不远万里来这里静观欣赏。比如，我到过米拉马雷，我觉得卡尔杜齐[2]对它产生了一种错误幻觉。那里一座座高高的白塔仿佛刚刚涂上石灰的烟囱。那儿的海水是黄色的，肮脏无比，因为筑路工人向海里倾倒了大量碎石。我觉得那儿的太阳仿佛大火炉，酷热难耐不合季节。但我马上记起：所有这些印象，都与我变成“冷漠者”有关，正如你妈妈所说，从而我对大自然和周围生活失去兴趣，由于我总想到你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因为从我爱上你那天起，我感受的一切欢乐都同你相连。每当我想起你不在我身边，你不能看到我能看到的一切，同我一起感受时，这种欢乐立即消失。因此，你的“愿望”给我深刻印象。我认为你也应当有我的上述感受，当然会有差异：你的身旁有德利奥，他的存在、发育，他同一般生活的接触，都会把你同世界联系起来，让你用新眼光，用更新的、净化的情感观察每一天。对我来说，德利奥就像一颗8月的流星。我们的爱情不也具有相同特征吗？确实，爱情还具有无限可能性，甚至可能让我们流泪，不是这样吗？当我们相互偎依并能共同感受我们的生活时，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德利奥刚满一岁并开始说话了。然而你把时间实际按年划分并认为德利奥开始第二次生活，不觉得奇怪吗？我觉得视时间为某种有终点和新起点的东西，同母性的身体感觉紧密相关。我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同我生命相连的一个新生命成长。现在德利奥有一个婴儿车……我获悉的消息含糊不清，但重要的是有一辆婴儿车。我曾认为著名车轮早就制成，仅当塔吉娅娜告诉我，才知道车轮仍然是幻影。为此，我给M[3]写信，让他提供车轮。同样，我知道塔吉娅娜仍未寄出内衣和其他物品，这些东西早就应当寄达。我委托塔吉娅娜去办，因为我认为她比我办事果断、严谨，然而，她让我失望了，塔吉娅娜也是舒赫特家族成员……她的意志经受大起大落。她早就买到萨索牌橄榄油和送德利奥的富含谷腕的面食，但她却把它们放在衣柜里，而内衣她准备等待你们采取……措施。现在，一切都将适时寄出（塔吉娅娜这样向我保证）。 我期待着你的新信函。你会向我解释“我想”的确切含义：塔吉娅娜坚信你在9月会来，并且已经在为我们找房间。请你写清是不是这样？ 亲爱的，紧紧拥抱你和德里奥。 葛 1925年8月15日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卡尔杜齐（G.Carducci，1835—1907），意大利诗人和文学批评家，19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3]极大可能是斯科齐马罗，因为当时他使用马尔科（Marco）或莫富利（Morelli）的笔名。
17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70 亲爱的季诺维也夫同志： 我很晚才收到你们的来信，并且还不得不迟迟复信，因为这几天我必须旅行以解决党的紧急问题。 党内形势相当好。波尔迪加的宗派主义企图未能扰乱党内群众。今天可以说，波尔迪加已经遭到失败，这一失败将对整个讨论和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定影响。事实上，党的领导层（不是党员群众）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但显然领导层多数人若不转到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中央委员会将会失去对党员群众的控制，这就意味着在党代表大会上斗争的失利。波尔迪加错误地希望形势急转直下，从而妨碍了以往拥护者同该派别的联系，从大量迹象看，他感到他们正在转变立场。在经历几天的危机后，那些前拥护者更彻底地同他决裂，超过通过正常讨论达到的程度。这一点可以从中央委员会和我们每人收到的地方组织同志们的信件中看出。当然不能抱有幻想并认为一切都已解决。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确实我们前进了一大步。我亲自出席了在罗马、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召开的三次汇报会，省委委员、部门书记、重要支部和工会派别的书记参加了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表示支持中央委员会反对波尔迪加思想路线，个别人温和地赞同那一路线，主要出于情感原因而非政治原因（因为波尔迪加是位精明强干的好同志）。我认为俄国同志的文章和共产国际的宣言将使讨论受益匪浅，该宣言说明布尔什维克化和列宁主义在各国共产党发展现阶段中的重要性，如果你们认为共产国际最好在（8月下半月召开的）省代表大会前夕进行干预，那么立即发出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将会有益。 我们机关报的形势此时没有恶化，但在执委会扩大会议前确实如此[1]，可能你们得到的消息是那时的。所有反法西斯报纸都不得不降低发行量，因为政府和法西斯禁止它们正常发行。可以说报纸每天都被没收，不在这个省就在那个省，往往在全国都被没收。在工厂里工人们的衣兜被搜查，被发现阅读我们报纸的人遭棒打。在法西斯力量强大的城市，一捆捆的党报被焚毁。若发现报贩出售《团结报》，他们将受到威胁，报亭被焚烧或禁止营业。我们只能扩大地下刊物印量进行反击，但代价很大，阅读者将被判一年徒刑，已经发生多起判刑。党报发行量下降由这种反动形势造成，而不是由于党的声望降低。其实，党报的募捐款很多（7月24日达到26万里拉），超过《前进报》（24万里拉），不计其数的工人捐助党报。在数省内党报遭到法西斯分子的抵制，通过地下途经只能运到几十份。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订阅党报，这意味着一份报纸要经多人传阅，传阅者人数相当可观。 最高纲领派经受了相当严重的危机，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向该派和共和党发出建立统一战线的倡议[2]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打倒法西斯君主制！土地归农民，生产监控交工人，打断支持法西斯的地主和资本家的脊梁！”改良主义派立即作出否定回答；最高纲领派甚至没有把我们的倡议通知给其群众；共和党发生分裂：一部分愿意接受我们的倡议，另一部分反对，而中央试图推迟正式答复。我们进行了反击，发动基层行动并让青年参与。我们争取到一系列地方组织参加，包括改良主义派组织，以致改良主义派在米兰的组织开始讨论要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问题。在米兰的组织中，屠拉蒂和卡尔达拉发生冲突，后者曾任米兰市长，在米兰工人中享有很高威望，他希望改良主义派发表拥护共和制的声明。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斗争仍在继续，与此同时工会运动也在令人满意地发展，尤其从最高纲领派那里争取了许多人。 致诚挚敬礼。 葛兰西 1925年7月28日，〔罗马〕 注解： [1]参阅第157封信。 [2]1925年6月9日，意共议会党团主席杰纳里致信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议会的左派政党，倡议制定反法西斯的新策略纲领和新行动计划。
16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69 最亲爱的尤尔卡： 我曾远离罗马，从而丧失两次给你写信的机会。我曾到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和同志们讨论那里的党内形势。那里的形势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得多。在党代表大会上，我们处于压倒多数，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远超过我们的设想，并且党强有力地反击了波尔迪加极端分子的宗派主义。在党内由于极端主义倾向已经瓦解，我们的政治路线已获得胜利。由于我们党在劳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领导了其他政党的群众，极端派领导层多数已经转向共产国际的观点。 我收到了你近期两封信，令我有点儿心烦意乱。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唯一可能的回答是：我们心贴心，一起感受令我们激动不已的情感，一起看我们孩子成长，从最微小的动作都会看出，他是我们的宝宝。你不这样认为吗？从塔吉娅娜那里我知道你近期身体欠佳，十分劳累。从塔吉娅娜那里我还知道德利奥在说话和运动上的进步。你写信说，你的时间总是特别少。我感到：我爱你，你也爱我，为此我很愉快，或说得更确切些，我竭力让自己愉快。然而，这还远远不够。我觉得自己在迅速衰老，今天更加疲劳，或许不似过去体力上的疲劳，而是和以往不同、更加令人沮丧的疲劳。你没有在我身旁；有时不知不觉地感到我们可能相距遥远，我可能远离我的孩子。你看，我有时重新怀有马蒂尔德·塞拉奥[1]的心情！请你给我写得更长些，如果你能做到的话，请让我更真切地感受你的爱情和德利奥的生活。 紧紧地拥抱你。 葛 1925年7月12日，〔罗马〕 注解： [1]参阅第61封信。
16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68 最亲爱的[1]： 我收到你两封信和照片，期待着德利奥的一张照片。这星期我仍没有找到适当时机给你写封长信，从而倾诉我对你深爱的情感，围绕你的回忆激起的情感梳理思绪。我的生活在期待你中度过，这种期待被我投身的实践活动所阻断。在我们党内已开展反对波尔迪加的内部斗争，斗争本身并不困难，但在目前形势下要求具有高度责任感[2]。如果你在我身旁，如果在斗争的间隙，我能在你的爱情中养精蓄锐，我会更加从容不迫。亲爱的，我非常爱你。我紧紧地拥抱你和德利奥。 葛 1925年6月22日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在意共“三大”（1926年1月26日）召开前夕，波尔迪加“左派”议员等在1925年6月1日致函意共中央执委会，宣布成立协议委员会，并要求承认不同派别的权利。1925年6月7日的《团结报》发表了这封信和其他带宗派倾向的文件。葛兰西撰文《党坚决同倒退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思想作斗争〉，开始了党内论战。在这一时期，为了开展同宗派主义者的斗争，葛兰西到米兰逗留-段时间，住在《团结报）出版公司，托里亚尼路7号。
16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67 最亲爱的[1]： 有两星期我没有收到你的信了，我不知什么原因。这使我有一点儿心烦意乱，因为你曾许诺经常给我写信。当得不到你的消息时，就仿佛同世界隔绝，我觉得真正脱离了地球及居住其上的人们。我非常爱你，紧紧拥抱你和德利奥。 葛 1925年6月15日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