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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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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我不知道为何你没有收到我以往的信件。现在我非常繁忙，今后几天和几星期我会更忙。我完全被工作拖住了，我真的感觉头脑完全被党的直接实践活动所充塞，其余一切荡然无存。我应当深思以挣脱这种束缚，并应记住生活可以美好并有趣，因为还有你，有德利奥，虽然你们遥远并神秘莫测。但是，你理解我的这种心情，就应爱心依旧，甚至爱得更深，以免我皱纹满面、机械僵化、冷漠无情，沦为一个只会重复相同话语和相同动作的玩具。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什么不给我寄你的和德利奥的照片？
我非常爱你，亲爱的，紧紧拥抱你和宝宝。
葛
1925年6月9日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
16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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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我收到你5月10—21日的来信，我不知道你是否收到我寄出的两封信。我认为，无论对你还是对我，这一时期邮件的分发发生了一点儿混乱和差错。
对我来说，生活表面上过得平静，就是说没有出现大的戏剧性场面。然而，一系列事件以不可遏止之势发生，必须全神贯注才能跟踪它们，理解它们并驾驭它们。在国内，各种有效社会力量日益阵线分明，或同法西斯勾结，或同我们共同战斗，中间政党慢慢消亡。危机波及所有人。从某些知识分子团体内（似乎我们无法渗透进入）业已开始传出声音：要求和革命工人建立统一战线。我们在组织工人阶级方面日益取得长足进步。于是，我们越来越接近关键几点：1．改良主义者威胁要让工会分裂，他们不允许我们公开证明我们是最强大的工人政党；2．法西斯威胁打断我们的肋骨，理由同上；3．党内极左派在内部加紧活动，旨在形成宗派。若不采取行动以保存我们的力量，我们还算强大；但实际我们相当弱小，不足以抗拒猛烈的撞击。
因此，表面的平静交织着焦虑和持续的紧张。我孤独一人，亲爱的……我感到难以形容的孤独，还由于党的地下组织状态迫使个人独立工作，我尽力逃脱这片纯粹政治的沙漠，常去找塔吉娅娜，她使我想起了你。然而，你不在我身边，无论如何无法补偿。周围世界在我眼前呈现的一切景象都让我想到你和德利奥，让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不幸。此外，我做不到我应当和我希望的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这里开始的酷热让我筋疲力尽，并使失眠症复发。但是，无关紧要……一切都将过去，因为我坚信不疑：你将来意大利，用我们的全部力量拓展，用我们的人格保障，一起帮助德利奥健康成长。
亲爱的，紧紧地拥抱你和我们的宝宝。
葛
1925年6月1日，〔罗马〕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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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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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我找回刚到意大利就写给你的信[2]我不再给你寄了，因为对我来说它已丧失任何意义。它仅仅是对经历的轻微挫折的乏味的小小报告；丝毫不重要。在边境你的斯大林报告的译文被没收，但许诺在检查后归还。而我不相信会归还。
工作开展得杂乱无章、支离破碎。这使我的心绪烦乱。困难更是雪上加霜，现在这里有了一项关于（反对）各组织的法令，它是旨在瓦解我们党的有步骤的一切警察活动的前兆。在议会我就这项法令首次发表演说进行揭露。法西斯分子对待我尚友善，因此从革命观点看，我以失败开始。由于我的声音微弱，他们都围坐在我四周听我讲演并让我畅所欲言。虽然他们连续地打断我的演说，但不是故意破坏，而是旨在让我偏离报告的主题中听他们的插话我觉得很有趣，却未能控制自己不予理睬，结果上了他们的当，因为我被搞得筋疲力尽，再也不能按预先构想的思路展开我的报告。
在这种形势下，我更加感到缺少你和德利奥的痛苦。我觉得自己是个随波逐流的病夫。现在，我更清晰地看到重重困难，以前只是在头脑中有直觉，绝望地感到自己力不从心。你和德利奥的消息使我得到安慰，但也加重了焦虑的心情。我丝毫不想对你隐瞒我的情感，但同时我不能做到对你坦诚相告。
塔吉娅娜身体很好，比我出发时更健康。她对我说，建议你和德利奥、杰尼娅来意大利。在这方面我没有想法，因为只要考虑并研究旅行的困难我就精疲力竭。我感到非常爱你，无疑超过一年前，因为我能想象你——年轻的妈妈，并能具体地看到你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
我把你紧紧地抱在怀中，亲爱的。
葛
1925年5月25日，〔罗马〕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参阅前一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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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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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在最近几星期邮件的分发出现大混乱，我写给你的一封信丢失了。（这里补充）塔吉娅娜的一封信没有寄出。我在最后一刻写信，不能让你几个星期没有我的问候，没有感到我和你及德利奥心贴心，我的生活多么缺少你们。如果我有一点儿时间，我愿给你写许多事情。
紧紧地拥抱你。
葛
1925年5月18日，〔罗马〕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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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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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1]：
当我们回国[2]后，发现形势变得对我们不利，不是从对群众影响的观点看，而是由于政府和总工会两方面对我们工作造成更大困难。
总工会声明，我们在群众中任何针对它的活动都是非法的，由于不能不对工会组织产生影响，或者由于支持行动或试图行动的同志们受到监视。因此，禁止召开工厂代表大会，禁止参加厂内委员会的选举等，用开除出工会相威胁。这些威胁在某些同志小组中获得成功，造成某些同志的消极倾向，另一些同志确信分裂不可避免，从而认为必须按此方向工作。我们反对这两种倾向。然而，我们不得不采取从工会明文规定的纪律观点看的某些严重行动。尽管总工会禁止，我们仍向都灵的菲亚特的厂内委员会改选提交共产党员候选人名单。我们做得对，工人们选举我们成为多数派。这一结果可能让总工会领袖们反思，表明分裂并非完全损害我们，由于我们终于有了广泛基础，如果我们不反击就屈服，我想总工会领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会变本加厉地逼迫我们，我们将被置于更加严峻的境地。
政府为发现我们的组织采取了有步骤的行动。反对组织的新法案[3]将成为迫害我们的可怕工具。我们正在研究采取一些适当措施，以能维持最低合法性，同时又不失为一个群众组织。
反对派已经四分五裂。我们必须制订一个完整计划，让群众尽快摆脱他们的影响。在下次邮件中我将给你写一个关于形势及我们可能的行动计划的详细报告。
致共产主义者敬礼。
葛兰西
1925年4月25日，〔罗马〕
注解：
[1]致亨伯特-德罗兹。
[2]4月21日，葛兰西从莫斯科回到意大利。
[3]提及墨索里尼-罗科提出的反共济会组织法案（但间接地威胁反法西斯政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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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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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1]：
我的行期又推迟了15天，但看来肯定要成行[2]他们甚至给了我一本有效护照。这对推迟行期是个小小的安慰。但我认为我会发现春天的先兆：谁知道会不会同时具有在雪地上燃起熊熊篝火和看到在草地上百花盛开的愉悦。3月末或4月初我们可以一起散步吗？我已经忘记了四季的流转，只记得仿佛在时间之外的事件，因此我不能为自己预见任何事。
你知道吗？你姐姐塔吉娅娜让我感到你有点儿提前出现：她在相貌和动作上特别像你，她音乐般动听的声音就是你的声音的回声（如果她知道我写了“回声”，会很高兴，因为有一次她几乎受到冒犯，当我说她的声音可同你的相比，因为她说你的声音非常美）。我常去找她，她也常和我一起去罗马的餐馆，但我只能让她吃得比平时多一点儿。关于同时做到既实用又漂亮，她对我提出许多实际建议：她为我找到服装样式，能在半小时内制成，我觉得，这是共产主义制度的标准装。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这种样式，我认为这是个奇迹，把它引入俄国将标志苏维埃服装艺术新时代的开始。她想为你买一双高跟皮鞋，那高跟让我感到害怕。我英勇地反抗她买，坚持说你从未穿过如此可怕的皮鞋。我不知道带着杂七杂八的行李是否能通过苏联边境，我隐约地担忧结局不佳，它们会招致对我社会身份的种种猜疑。
然后，然后，我将看到孩子。我不愿到此止步，因为它很奇怪地使我心绪不宁，破坏我对过去的所有回忆，没有帮我创造新的想象。我已经找到科雷乔的小爱神彩色图片，我还买了一些橘子，但我已经吃完了，因为老放着快烂了。宝宝可能当着我的面第一次把小脚丫放在嘴里？那太美了！塔吉娅娜还想为他买几双童鞋。你姐姐真是个可怕的妇女，她的嗜好是穿尽天下皮鞋。
出发前我还应给你写封信。但这一工作组织得很糟糕，总是把自己的希望后移，总是写信，而不是与深爱的人相见并热吻。然而……
葛
1925年2月7日，〔罗马〕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为了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3月21日—4月5日），在2月末葛兰西秘密越过意大利边境。取道维也纳前往莫斯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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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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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尤尔卡：
几星期来我不再有你的消息，无论直接来自你，还是来自彼安科。几天后（大约10日）我将出发，如果我能拿到需要的文件，这样，我大约在2月20日就可到那里。
我结识了你姐姐塔吉娅娜。昨天从下午4点几乎到半夜，我们一直待在一起，我们谈了许多内容：涉及政治，她在罗马的生活，她可能从事的工作。我们还一起用餐，我对她如此虚弱并不感到惊奇：她虽然没有任何病，甚至可以说很健康，但吃得很少。我想我们已经成为了好朋友。在我出发前，我们还会长谈（我们住得非常近，彼此相距仅200米）。她许诺对我讲述她的所有波折，以便让我能够当面对你复述。我确实希望你们对她的健康和一般生活条件放心。我很高兴认识她，因为她特别像你，因为她在政治上比他人介绍的更接近我们。我第一次去找她，正巧她不在，我不得不忍受同伊萨科·施雷德尔先生（s.r）[1]的冗长谈话，此人城府很深，他先知发觉地断言在俄国不可能存在好东西，以图明哲保身。在他看来，革命只能是杰出天才的竞赛。根据这一观点，共产党人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因为他们中无人可同米海洛夫斯基[2]相提并论。还有，这本身就是一种观点……你姐姐只对不给“社会革命党人”新闻自由，某个伊斯梅利娅（我觉得是此人）和斯皮里多诺娃在狱中受苦表示异议。她愿为苏维埃工作，但他人告诉她，苏维埃驻罗马的代表全是坏蛋，她不想和他们共事，她不愿让人们认为她和他们工作，只为享受革命的成果，而没有为革命做出牺牲。然而，你姐姐非常讨人喜欢，同伊萨科-施雷德尔之类的社会革命党僵尸毫无共同之处。在俄国她会成为一名优秀劳动者，并能理解斗争的全部必要性。我把你寄给我的德利奥的小照片送给她一张，这张照片的背景有一位妇女形象’可能就是你，虽然我对此产生疑问。她说你变化很大，但我让她注意还可能是建议儿童玩的一种游戏：“你们找找野兔，再找找猎人”，可能猎人是看不见的另外一人。
我还想给你写许多事情，但我有点儿累了。几天来我受到神经痛的折磨，也受到失眠症的折磨，头脑昏昏沉沉。再说，你不好，不给我写信，不让我知道你和孩子的一点儿消息。无疑，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但我希望你姐姐给我一些好建议。我从意大利能给宝宝带什么呢？它必须符合少量行李的要求，必须真正适合他。我自己选择，可能像那位老妇人，她想从火灾中抢救家中的宝贝，但犹豫不决，最终救出——带走——小壁炉的火钳。我们看吧！
深情地亲吻你，亲爱的，期待几天后与你相逢，你真切、充满活力地偎依着我。
葛
1925年2月2日，〔罗马〕
注解：
[1]s.r是socialistarivoluzionario（社会革命党人）的缩写。施雷德尔是舒赫特一家的熟人，1930年塔吉娅娜在他家居住。
[2]米海洛夫斯基（N.K.Mikhailovskij，1842-1904），俄国文学批评家和社会学家，19世纪末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由他主编的《俄国财富》曾掀起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对他进行了深刻批判。 |
15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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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亲爱的[1]：
在长期等待之后，我今天收到你7日的来信。我期待着当面对你述说许多事情，倾听你讲述许多事情，如果我可能做到的话，让痛苦远离你的生活。自打我们分离已过去一年有余，对我来说这期间意味着特别紧张的生活，而我在体力上尚未具备完全适应这种生活的能力。有时我让你痛苦，我草率地给你写了些表达模糊情感的话，这是由于我对自己工作结果不满意，由于我力不从心、未能开展活动而内心痛苦。由于多年的孤独，我变得如此干枯乏味，以致有时我不能同你——我深爱的人——建立正常关系。但一切都已克服，我们一旦相见会更好。相见有助于我克服在为我们孩子做点儿事时遇到的困难，你不愿我做，我不知如何逃避你的意愿，我在理智上能理解，但让我内心痛苦。多少麻烦事！但我们在一起都将解脱，不是这样吗？斯杜切夫斯基通过其女友的地址终于找到了你姐姐。我也会去找她，我想以某种方式帮助她，让她找到一份更适合其劳动能力、收益更多的工作，我认为在这段时间不会找到她，还因为她不愿被找到，她不知道我坚持找她的原因。
我给你寄出一小包东西，他们说对你有益，进而对孩子也有益，因为他的生活也是你的生活。这之前我确实不知道应给你寄什么，我曾想给你寄竞技场或图拉真市场的图片，图片上还有在那里出没的各种野猫，或别的图片：在罗马灿烂的阳光普照下的博尔盖塞公园草地上嬉戏的儿童们，你什么都不愿给我写，以惹我生气，让我绞尽脑汁在数不胜数的东西中挑选。耐下心吧！我们相见时我能拽你的秀发惩罚你吗？然而，那时我将不会再想这些。你知道吗？我一想到那一时刻来临就浑身战栗：我再次看到你，你在我身边，我能爱抚你的秀发，并深情地凝视你的眼睛。我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了解他的许多细节’迄今他只是你的宝宝，我想象不出他的形象。一个月后我可能已经出发，或许已经抵达。我在抵达之时给你发电报，你会来车站接我，是这样吗？如果天气好的话，否则我绝对不愿你来（你看，我有主人的派头！）你还记得我们分别的时刻吗？现在截然不同，我发现生活一天天地改造着我们。我觉得已不认识一年前的我，每一天有多少教训，因以往的愚蠢（但我对你的爱非常理智，我确信爱情与日俱增）有多少教训和遗憾。
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尤尔卡，还亲吻宝宝（但不确切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葛
1925年1月16日，〔罗马〕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
15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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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尤尔卡：
匆忙中写几句。有几个星期我没有收到你的消息了。我不知道这是由一般原因造成的，还是由于你的健康原因。彼安科写信对我说你身体不太好，这令我担心。因时局紧迫我生活特别紧张，但形势不能让我预见法西斯制度（若不作为政府）很快会灭亡。我正好应当上那儿去，但时局允许我这样做吗？目前我认为允许，我觉得，我们在意大利正经历任何其他国家都未出现的阶段。这个阶段充满难以预测的事件，因为法西斯按其计划成功地摧毁了所有组织，从而也就摧毁了群众用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切手段。广大群众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形势。
此时我获悉斯杜切夫斯基明天或后天出发，他将带给你一封信和其他东西。拥抱你。
葛兰西
1925年1月12日，〔罗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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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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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我上次给你寄出的信是根据最初消息的印象写的，其最悲观的部分没有得到证实[2]形势尚未严重到政府需采取违犯法律的特别措施的程度，不少人被捕，但在政治上意义不大。哲学家[3]已获得自由。我们的佛罗伦萨省组织已被解散，但措施只停留在纸面上。然而，我们的新闻宣传形势特别严峻。各种期刊不能再出版，因为查禁问题悬而未决。《团结报》被停刊：虽然改变了经营方式，因遭受当局破坏，事实上只能让查禁报纸推迟几天[4]。我们竭力继续维护报纸设备，这需要几十万里拉，出版一张无特色的报纸，直至新的新闻法通过。同时，我们加紧出版地下报刊，它们鲜明地反映党的策略[5]。
上次我们没有收到你们的任何消息U我相信你将收到一个详细报告，阐述为应对总形势所采取的所有决定和措施。
致诚挚敬意。
安东尼奥
1925年1月12日，〔罗马〕
给你附上致我的女同志的一封信[6]，请你交给她。
注解：
[1]致斯科齐马罗。
[2]参阅前一封信。
[3]费利切·柏拉图。
[4]1925年1月12日，陶里亚蒂在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机关报《团结报》。从内阁措施宣布之日起被全年查禁。编辑们探求一切手段以避免被查禁，让报纸只登消息……但照样遭省督府查禁，说这是用来取笑当局采取的权宜之计。”
[5]意大利共产党地下报刊《共产党人》、《新秩序》、《真理》、《无产者》。
[6]参阅下一封信。 |
第二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社会主义——洛贝尔图斯和马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二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社会主义
——洛贝尔图斯和马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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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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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最后还有两句话。时局非常严峻[2]，乌大维已被捕，费利切和罗马诺被搜查[3]。政府正在追寻制造丑闻的文件[4]自由意大利被解散，人们正在议论解散我们党。从米兰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团结报》编辑们的消息，但我们已经知悉这类措施的消息，一切已经做了安排。贝尼托[5]妄图解散众议院，或至少停开一届会议，以便能够逮捕某些议员。人们说王室否定了这一切。由于萨兰德拉的决裂和卡萨蒂及萨罗吉的辞职[6]，将组成清一色的法西斯内阁。这种形势不会维持很久，舆论在我们这边。在国内不断发生暗杀和纵火事件。各个反对派都吓破了胆，正在议论自行解散委员会[7]这无异于自杀。我相信，虽说形势十分严峻，但不会一旦冲突就见分晓，政府的军事机器软弱无能，法西斯民兵重新崛起。广大群众没有行动，因为政府要重新得到制造丑闻的文件而引起危机，因此其严重性仅被有限团体察觉。我们努力工作以争取所有成果，尽可能发动群众促进运动发展。
拥抱你。
安东尼奥
1925年1月5日，〔罗马〕
注解：
[1]致斯科齐马罗。
[2]1925年1月3日，众议院开会，墨索里尼发表火药味十足的演说，宣布对反对派将采取一系列镇压措施，逮捕“颠覆分子”，封闭政治上受怀疑的俱乐部和聚会处，解散反法西斯小组。
[3]乌大维-帕斯托雷是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总编辑，费利切·柏拉图和罗马诺·科吉是《团结报》编辑。他们在罗马被扣留，后很快被释放。
[4]极大可能指由瞎杀马泰奥蒂的主要可疑分子写的所谓“备忘录”。
[5]墨索里尼。
[6]卡萨蒂和萨罗吉分别任教育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1月3日，墨索里尼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后，两人提出辞职。
[7]在马泰奥蒂被杀后，由所有反对派（从人民党到共产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1924年6月18日，共产党议员提议举行政治总罢工，此建议未被委员会通过，共产党毅然退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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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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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尤尔卡：
我有一个多月没有收到你的消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最近几星期服务集中引起混乱，还是因其他原因？我需要你的消息，就像需要空气一样，尤其是在近期，当想到可能很快将再看到你，就更加心神不安。我想知道你是否需要些东西。彼安科也不再给我写信，在他寄来最近一封信之后，信中他说发现你有点儿虚弱。但为什么你不再给我写信了呢？我想到了许多事情，让我陡然产生疑虑和恐惧。我将当面对你说明我生活的所有阶段，也涉及我对你的爱情。请你想想：一个半月后我们可能相见，会有多大改变？我还能对你做鬼脸吗？然而，现在我因没有你的消息而倍感痛苦。不仅仅是不久我们可能相见的想法，它还伴随着奇怪的疑虑和恐惧，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它们束缚了我的头脑，妨碍我思考其他事情。
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
葛
1924年12月20日，〔罗马〕 |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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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最亲爱的尤尔卡：
在2月初将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但我不可能作为代表出席会议。旅行的消息及其或然性（或可能性）让我有点儿兴奋。我没有把握能否合法地从意大利出境，政府不情愿发给我们护照。此外，对我来说，在2月穿越阿尔卑斯山是件艰难之事，虽然我对雪地旅行和夜空下躺下休息有点儿窍门，因此，我心神不安：我本想几星期脱离我们大家在意大利感到的国际孤立状态，我想恢复同世界革命潮流的直接接触，验证我根据零碎消息和他人印象及意见而产生的印象和意见，倾听其他同志对我们在意大利进行的工作的看法，依我看不应被贬低反而值得被广泛认识。其次，我还想再次见到你并看到宝宝（你相信吗？）。然而，这一愿望也模棱两可地让我焦虑不安：我们只是有时能相见和拥抱是不是人为造成的？我觉得最好继续等待，当我们永远不分离时再相见。但我不想让你也像我现在这样受折磨。如果国际工作状况允许幸福的间隔，可能最好不要让它白白地过去。还有，今天我身体更强壮、道德上更坚强。还有，我们有一个儿子，我必须认识他，以避免他变成你不可触摸的私有财产，避免你成为新经济政策妇女[1]请你记住：唉，我们两人享有同等权利，即使我从未能履行我的父亲职责。再说，我想要惹你发火，拽你的头发，对你做鬼脸，然后再温柔地爱抚你，因为我比一年前更爱你，我认为我不会表现这种情感，正如头一次认识你时，你让我感到畏惧。但我回到了撒丁，同我童年的土地再次接触，我又看到了一些半强盗，他们说在20岁没有杀人或没有造人就不是男人，我会变得更勇敢，对抗你初为人母的新尊严，我只能大致、模糊地想象小妈妈的实际情况。我想给你和宝宝寄去含磷药剂，这是医生让我服用的，对我没有丝毫疗效，但对你们两人会有益。今天我服用了含铁和碑的药剂。我患了神经疾病，但比神经疾病更严重的是贫血，因此需服后种药剂。相反，在咨询医生之后，你和宝宝最好试试前种药剂，它的剂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害。由于一位朋友出发，我想我能尽快地订货。我祝愿你们一切顺利。我希望你们留给我生活的情景，从而给予我在意大利重新工作的力量。我是可怕的自私者，真是如此吗？
我已经给你写了我对11月7日庄严探访（你在10日来信中提及）的印象。其实，他们都是好同志，满怀良好意图，不能同他们生气。他们写信说“履行了他们的职责”，除了是一个“友好行动”，职责在何处往往很难想象。世界就是……这样，有时在未经勘察的蛮荒之地相遇也不要大惊小怪。紧紧地拥抱你，尤尔卡，热烈地亲吻你的双唇，几星期后它们可能对我倾诉许多热情、温柔的话语。
葛
1924年12月4日，〔罗马〕
注解：
[1]这是玩笑话，即因苏联施行新经济政策而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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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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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几乎一个月我没有你的消息。我正好必须在邮局营业这几天再次离开罗马，因此错过一封信。几天后我将再次出发去米兰并在那里至少待15天。大家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目前的政治形势迫使我们进行形式上琐碎但本质上伟大的活动。无产阶级正在觉醒，并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农民的觉醒更显著，他们的经济状况骇人听闻，但把群众组织起来仍然困难重重，全党在乡村支部和小组的行动和工作进展缓慢。党中央必须继续就地干预、促进并检查工作，帮助同志们并做出指示，还要同他们一起工作。我们变得更有力量：我们能在工厂举行有4000工人参加的集会，会上工人们欢呼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法西斯分子不再令人担惊受怕，群众在集会后袭击法西斯头目住宅的事时有发生。资产阶级已经土崩瓦解，已不再会组成可信任的政府，因此只能绝望地依赖法西斯。各反对派软弱无力，其实他们只要求墨索里尼尊重司法形式。
我收到一些意大利同志的来信，他们想同你一起欢庆十月革命节。这封信有某种庄严的味道，令我很开心。此外，这封信无疑很真诚。我想从你这里了解欢庆仪式是如何进行的：如果宝宝为了证明自己的喜悦而给欢庆者身上留下某些痕迹的话，我确实会心满意足。我认为这丝毫不会触犯宝宝的尊严，也不会对你竭力使他受到的良好教育受损。你最终收到真正的马赛香皂了吗？一小盒托艾连斯基同志带去，他是这里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如果丢失了，彼安科可以负责找到。另一小盒托一位意大利同志[2]带去，此时他应当到达。第三盒我已经用邮政包裹寄出。我愿为你们做些事情，不是为了“帮助你”，而是为了与你心贴心，为了感觉到参与你的生活。这一想法令我烦恼，我的身体健康也受影响：从我们分离、两地遥望已过去一年。这是多么长的时间啊！在这段时间我们更好地成长，但付出了多大代价！我期待春天来临，我有印象：无论如何，那时我们应当相见。我要强制自己不过多考虑这种可能，以便不心烦意乱和神经衰弱。我不会测量我对你的爱情的深度，但我觉得与一年前不同。我不会想象，当我看到真正的欢蹦乱跳的宝宝时（不再是根据照片产生的微小印象），能产生什么印象。我通过你的来信和你的情感设想这一切，但现实应当是另一码事，会更深刻、更美好。
请你经常给我写信，即使我几个星期不能给你写信。这对我的生活不可或缺。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
葛
1924年11月26日，〔罗马〕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斯科齐马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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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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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文琴佐：
马尔科[1]此时应当抵达那里。我同他谈了关于皇帝[2]的问题。我确信他会尽其所能竭力处理好此事。
通过马尔科你还能获悉关于形势及党的作用的详尽消息。除移民外，我们的党员大约达到3万，从组织观点看，我们可以说恢复了1922年后损失的力量。在政治上我们赢得很多。我的印象如下：中央委员会推行的党的总政策促使了对我们的同情，但这种同情只停留在精神状态，尚未变成具体政治行动。为什么？省、市等中间机构的作用不尽如人意，虽说在此领域已取得很大进步。“等待命令”的消极思想很普遍，即一种左倾观念：党只致力于直接行动，并期待伟大的一天的来临，正如群众只能等待。于是，总政策的成效并没有在地方开花结果，广大群众在思想上继续处于无组织状态。合格的积极分子很少：他们还要在中央、在机关报工作，并继续脱离基层——帮助并发展组织工作。你很清楚，老近卫军已流亡国外，回国者寥寥无几并且缺乏组织。财政紧张不允许实施令人满意的组织计划。这是一个工作繁忙并需要耐心的时期，然而一次次地都能看到令人惊奇的成果：譬如，在米兰举行了4000工人的集会，激动人心的口号“共产党万岁！”响彻会场。你指出的缺陷准确无误：在《团结报》工作的老记者只有莱奥内蒂和阿莫雷蒂[3]，其余同志有的在培训，有的在上学。我们十分冷静地看到这些缺陷；但我可以对你说，从未有过一届执委会像这届执委会这样动员同志们工作。现在的执委会研究一切，直至研究各个地方组织的细小问题，运用信函、传单，通过视察、巡视，尽力提出建议，帮助和促进工作，同时派精明强干的同志上岗。从趋势观点看，这一切已经取得成效，左派的影响大大减小，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增强了。还有在那不勒斯工人们开始批判阿马德奥，不仅局限于他的个人作风，而且涉及他的一般政治思想。总之，大家工作得很不错。你了解我并且知道我不会轻易激动。我注意到全党受到所有人更大的尊敬和赞赏，包括疯狂的对手。党显现为一支严肃的并锐不可当发展的力量。人们重新思考党可以夺取政权，比人们设想的时间要提前。
我很遗憾，知悉你身体欠安，我认为你没有确定、稳定的职务就离开莫斯科是错误的。我看到不少这类冒险最终的结局。
11月7日在舒赫特同志那里经历的庄严场景让我微笑而非大笑[4]亲爱的彼安科，你可能相信人们可以像想象的那样迅速地改变吗？此外，我认为马拉比尼和佩鲁索对我既真诚又友好，这不能令我大笑。如果德利奥把尿撒在他们身上，我会非常高兴，因为这样节日会过得更美好。
兄弟般地拥抱你。
葛
1924年11月25日，〔罗马〕
注解：
[1]马乌罗·斯科齐马罗的笔名，他在莫斯科出任意大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时如此称呼。
[2]费卢乔·维尔吉利。
[3]阿莫雷蒂（GiuseppeAmoretti，1902—1941），17岁进入《前进报》都灵版编辑部工作，不久进《新秩序》编辑部工作，同葛兰西有密切接触。意共建党时就是党员。1923年任《新秩序》和《劳动者》的编辑。1924年任《团结报》编辑，负责国内和国际政治版。
[4]参阅第153封信和第154封信。 |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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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最亲爱的文琴佐：
我曾外出几天。我看到了你的信，看到你对我提出的全部问题。一位同志已经出发，他会当面告诉你许多事情[1]为了回答完你的所有问题，我必须写一本书。一般说来时局发展不错：觉醒是有希望的，尤其在伦巴第地区，在那里我们的力量每天都在加强。我们正在同我们党内仍然存在的缺陷做斗争，某些缺陷你已经指出。我很遗憾同皇帝[2]发生的事情，尽管一次次地出现所有麻烦，但我对他的策略是最好的。我认为你留在工厂是好事，我还不能和翁贝尔托谈这些事。我认为下次能把所有这些事一五一十地写给你，并能帮你确定正确路线。我给皇帝也能这样写，你对他说我刚回来，今天我会问候他。我还应给巴尔巴迪拉梅[3]写信，但目前没有时间：我被这几天的事务缠身，在这几天政治形势发生了头等重要的事件。请你向他问好。兄弟般的拥抱。
葛
1924年11月12日，〔罗马〕
注解：
[1]参阅下一封信。
[2]费卢乔·维尔吉利。
[3]乔万尼·杰尔马内托。 |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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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我最亲爱的[1]：
我从撒丁回来已有3天了[2]：我发现你两封信。我应当为你写一整本书以述说这几天的全部印象。时局如闪电般发展，并以反复无常和幼稚可笑的形式呈现，以致对一位没有生活在意大利、身临其境的人作出可以理解的形势评估，必须对法西斯的心理作系统研究，当无产阶级尚未为夺取政权做好充分组织准备时，资产阶级文明处于急剧腐败的危机阶段。气馁、怯懦、腐化、犯罪达到闻所未闻的程度；少年和白痴感到要由他们表现政治时局，当历史责任重担落在这些怀有野心却无责任感的业余者肩上时，他们或痛哭流涕或神经错乱；悲剧和闹剧在舞台上交替上演，没有任何联系；混乱无序达到极致，简直难以想象。有时我想自己就像历史飓风中的一个小小树枝，但我拥有足够力量尽可能保持冷静并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在类似的时刻思念你；想到如果你在我身旁，我会更有力量，想到虽然发生了这一切，但当我能同你团圆并感受你爱情的幸福时，你的温柔会使我全部生命力勃发。我再也不能想象出你生活的情景：我想象你有点儿脱离环境世界，在我们孩子身旁，但我不了解你的行为，我觉得同其他所有妈妈在他们的孩子身旁的行为举止相比应有具体差异。我觉得，不知道何原因，当你靠近孩子时，在你的表现中，在你爱抚的动作中，在你面庞的一丝微笑中，在你头部的姿态中，总应有些异样的东西，有别于我对你了解的、留在我的血液和神经中、并成为我生命本质要素的一切。亲爱的，我不能想象自己已做了父亲，可能就取决于这一点。在家乡我经常同我4岁的侄女一起玩。我发现她害怕煮熟的螃蟹，就给她虚构了整整一篇童话。这个童话描述了530只坏螃蟹，它们由喝汤将军统帅，并由一个精明强干的参谋部辅佐（有吸血师傅、蜂螂师傅、蓝胡子大尉等成员）。此外，还有一队好螃蟹，包括大款冬、扑通、白胡子、黑胡子等。当讲到坏螃蟹袭击她时我用手夹她的腿，而好螃蟹推着用烤肉打、扫帚装备的三轮车捍卫她。三轮车的碾压声和扫帚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还夹杂我用口技模仿的对话，整间屋子便充斥着四处乱爬的螃蟹了。小女孩听得目瞪口呆，她信以为真，对这个童话的来龙去脉很着迷，并且自己还创造出新情节和新对话。我重温了一下我的童年生活，消遣了3天。我还接受村里大人物的探访，其中包括法西斯分子，他们带着骄傲和庄重的神态来看望我，祝贺我成为……议员，即使我是共产党议员。唉，这是撒丁人的荣誉！家乡人的力量！撒丁，前进！无疑，够开心的。当地手工业者、工人或农民的互助会的成员也来了，他们把互助会主席推向前来，主席怕他的弟兄们不懂政治闹出笑话，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诸如对俄罗斯的看法，苏维埃如何发挥作用，共产主义，资本和资本主义，我们对法西斯的策略等等。这次会议非常有趣，因为如果我认识到意大利农村的流行偏见及其落后程度，同样也证实了农村群众忍无可忍和俄国的巨大影响力：“大家都愿做俄国人！”，尽管主席一再说“唉！唉！”，最终也赞同了这一点。当我把我的回忆理出头绪，我将把我发现的生活中的独特插曲写给你：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抽出一分钟来往于罗马的各点。几天后一位同志将出发，他会给你带去马赛香皂（一盒我已通过邮局寄出，另一盒我交给了这位旅行者）；他还将给你带去一顶撒丁德苏洛乡村女帽，我觉得，这顶女帽证明吉尔吉斯人同巴尔巴加[3]山民的亲缘关系。紧紧地、紧紧她拥抱你，亲爱的。
葛
1924年11月10日，〔罗马〕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1924年10月26日，葛兰西在卡利亚里郊区秘宙主持意共撒丁大区代表大会。27日，返回吉拉扎，同家人团聚直至回到罗马。
[3]巴尔巴加（Barbagia）是撒丁岛中部山区。 |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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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最亲爱的[1]
我离开了罗马，因此我少写了一封信。几天后我将出发去撒丁[2]，又不能给你写信。我想给你写得长些，一贯如此，但我不可能做到，我能给你写什么呢？我的生活没有起伏：我的所有思想、我的全部情感都同你相连，亲爱的，我在这儿走在人们中间，只发现我感兴趣的东西，政治形势的前景。我能给你写什么？我应当虚构些故事，但一写出来就索然无味。真相是：缺少你，我有点儿枯萎，有点儿迷失，不会准确认识。这一切都将过去，一旦我们相见，一旦我们感觉重新结合。从撒丁我可能找到话题，给你写封长信。你9月29日的来信令我有点儿不安，我有点儿陶醉于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这使我心神不宁。紧紧地拥抱你。
葛
1924年10月20日，〔罗马〕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参阅下一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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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上星期我去那不勒斯出席省代表大会[2]不能给你写信。我很遗憾不能给你寄信，当我再次给你写信，就需克服许多心理障碍。我觉得，我认为你和我有同感：书信使我们的各种情感变得贫乏，就像一个倒置的漏斗，把清澈的液体搅浑，这不，你看，我不可能具体地思考我们的孩子我可以一般地想到孩子们的体重、弱点、每个时刻会遇到的危险，但不可能思考作为活生生个体的我们的孩子。莫非是我的缺陷？我不知道，我思念你，但我想象你仍如我们分别之时。这段时间你肯定变化，我感到在你身上有某种发展，但我发现面对着一面墙，这面墙阻碍我具体地看清你。我不愿搅扰你，我心神恬静，但不能避免思考这些事情。为什么我愿由彼安科替我送你些东西？我从未想过你写的那些内容，提及男人和女人的权利是在开玩笑[3]我只想到：我乐于知道孩子和你生活应用的某些物品归功于我。请你想一下，归功于法西斯国家，是它给我这个议员发薪金，这些物品代表我一点儿小小的牺牲，我们假设少抽一盒烟，少喝一杯咖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这是对我童年生活的回忆，那时同妈妈及其他兄弟一起战胜家境的贫困与艰辛，团结及亲情的纽带把我们紧密相连，牢不可破、坚不可摧。你认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个体关系的条件吗？在一段时间内肯定不能。我觉得这类情感恰恰是被剥削阶级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是那些阶级的，对它们来说压迫表现为生活的困窘，孩子和老人的面包、衣服、住房的匮乏，你认为自己绝对安全，因为你生活在一个苏维埃国家，但同时你应当承认，即使在苏维埃国家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条件仍将存在，再说……还有……你知道，我惹你生了气，当你对我描述那些装在摇篮里的孩子们哭叫着被分配给应为他们喂奶的母亲们的一幕时，我觉得这一幕就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我就想告诉你，可能每次交给母亲的孩子有差错，因为苏维埃纪律并非如此完美，能保证医院雇用的保姆都有可靠觉悟。我重新思考这种气恼，再说我不想让你生气，当我读到你写给我的那些内容：苏维埃法律保障儿童受整个社会关爱，除受父母等人关爱之外。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卢梭的而不是列宁的思想。结果，我照样让你生气了。
然而，我为什么让你生气？我这样做，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你知道吗？我常常回想我们在银色森林一起度过的那个著名夜晚。你还记得吗？你从莫斯科回来，在你的房间放置了另外几张床，我觉得当我们进入亭子时，有人已经睡在你房间了。你记起了吗？你留在了我的房间：起初我在阳台上对你表演猫头鹰聚会，接着我们泛泛地聊了许多，尤其说到但丁的诗句“是爱不能原谅心爱的人不以爱相报”[4]，然后我们应当睡觉，而只有一张床，于是我就玩世不恭地让你哭鼻子了。我惹你哭是故意的，因为当时我很坏。我非常爱你，我想吻你的眼睛，但我不相信你能爱我，于是我就想让你生气，因为我确实很坏。你记得吗？你上了我的床，我们两人谁也没有睡，但清晨你怕吵醒我而轻轻地起床，我假装睡着，直至你正要小心翼翼地开门。于是我惹你生了气，但我只想紧紧地拥抱你。我记得所有细节，因为我觉得那个夜晚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在很长时间之后玩点儿捉迷藏。天晓得！这有时让我暗自发笑。回忆所有这些微小却难忘的事情，而你却身处远方，我不能拥抱你，我不能感觉你的身体偎依着我，让我爱抚，让我感到你和我融为一体。然而，我们相见时将非常幸福。很不幸，我不能同你分享我们孩子幼时的焦虑和欢乐，这将是我一生的缺憾。我非常爱你，尤尔卡。
葛
1924年10月6日，〔罗马〕
我继续找你的姐姐塔吉娅娜，我觉得有一次在电车上看到了她，至少是一位同你十分相像的小姐。昨天我知道她在萨沃伊路的一所私人学校[5]任教，但我还没有找到这条街，因为是条新街。我想下星期最终把确切消息告诉你。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那不勒斯省代表大会于9月最后一周秘密举行，葛兰西以中央执委会名义作报告。以中央委员出席会议的还有葛利埃科和波尔迪加，后者当选为省委书记。
[3]参阅第145封信。
[4]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五首，第103行。
[5]塔吉娅娜在科兰顿国际学院教授自然科学。 |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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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最亲爱的文琴佐：
这星期没有收到你的信，我也没有收到舒赫特同志的来信。你最好不再对这位女同志提起她来意大利和钱的事。我了解她家庭十分困难的处境，我不想增加她的苦恼口你关于她父亲所写的内容并不令我惊讶：我知道他因其处境而忧伤，一段时间以来变得粗暴和难以交往。我对你说的那些内容并非十分严重，无疑，我能做不少工作，主持会议，同群众接触等，虽然党仍处于地下。我活动的局限主要由身体虚弱造成（而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如果体力允许，我可以继续旅行并同全意大利的同志们接触。在罗马我主持了由各区同志们及工人们参加的会议。在都灵我只待两天并主持了三个会议，但在都灵许多人都认识我，我立即被巴尼亚斯科跟踪，他是在戈伊托路偶然遇到我的。正如你所见，会议不可能妨碍我工作。
关于另一个题目，问题更加困难：我对孩子履行我的责任并不取决于我。我只能寄一些钱，却被拒绝。然而，这主要同我和我的伴侣有关，而不是她的父亲[1]，你觉得呢？
形势非常艰难而复杂。你说反对派和法西斯必然发生武装冲突，必须搞清楚。反对派运筹决策让法西斯同国王即军队及宪兵决裂。反对派不希望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但希望军队和宪兵制伏法西斯，即是说无须人民干预就推翻法西斯。迄今这一计划实施未遇太大困难，因为最高纲领派和改良派属于反对派，而大多数无组织的工人仍消极被动。因此，我们的任务只能是组织和动员群众，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获得许多成功。但千万不要抱有太多幻想：1．党从整体上看，工作仍很糟，太懒于活动；2．因为形势仍明显由法西斯、军队及宪兵左右，即由资产阶级武装力量整体左右，其基础没有显现出任何解体迹象（在刚刚度过最初危机之后，在这几个月法西斯作为武装，其力量相对加强）；3．因为群众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并相信反对派不通过流血斗争就可消灭法西斯。群众希望和平、安宁，任何激烈斗争新时期的前景都令他们害怕。民众中最积极的部分仍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尤其是南方农民，他们的民主方向明确。
致以诚挚敬礼。
葛
1924年9月，〔罗马〕
注解：
[1]彼安科回忆在莫斯科居住的生活时，提及朱丽娅拒绝接受葛兰西的钱：“我不得不把那些卢布拿走。以后我又多次去找她，让她理解并知道这会使安东尼奥非常痛苦。但她的回答是：你们处于地下，需要许多资金；因此安东尼奥要多想自己，想想自己的健康，不要担心我和儿子，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不赞同也不喜欢这种说法。我觉得朱丽娅的态度不可理喻。我知道她爱他，我还知道如果葛兰西提供帮助，那是因为他有能力做到；其次他只是履行共产主义战士、领导人和父亲的职责。怛朱丽娅的问题不完全是她的，问题是其家庭的，是父母和埃乌杰尼娅的。”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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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最亲爱的尤尔卡：
我收到你9月4日的来信。给你写信我感到极端困难。为什么？可能我害怕打扰你，无意中使你心绪不宁。以往我常常把你气哭，但由于在你身旁，我能对你畅所欲言，能够立即消除误解。我害怕从远方使你不悦，我自己没有察觉，又不可能纠正。现在我想，这可能造成两个人的痛苦，而不仅仅给你一个人，因而我的怯懦变得更加离奇。我将会适应，你会用你的来信帮助我，不是这样吗？我有时忧心忡忡。我想到彼此相距遥远度过的整个这段时光，想到你紧张的生活，想到许多时刻、许多情况我都不在场。最不幸的是：我看不到近期改变这种状态的可能，一段时间内我很难离开意大利，我理解阻碍你来意大利的重重困难。因此，我们期待着难以预见的情况发生我在这里工作十分繁重，但有时力不从心。直至几天前我还相当平静：我可以相对自由地活动，即使要特别谨慎。每周我都要主持三四个会议，有时同党的领导机关，有时同党的地方组织。会议饶有兴味，尤其是由工人群众参加的会议。对话、讨论、交流情报、有待解决的问题、有待总结的原则及组织的问题。对我们党是巨大鼓舞：通过宣传月，我们的党员人数几乎扩大了三倍，同3个月前相比机关报发行量增加了120%，我们的文献备受欢迎；工会组织围绕我们的支部重新组建。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宣传在农民中获得成功。我们的农村分部为全国捍卫农民协会印行了2000张会员证，但仅仅锡耶纳省就要5000张会员证。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走出了困境。事实上党仍处于地下状态，如果不是从法律上如此的话：每次意外被发现的会议都被解散，与会的同志被捕并关押在狱中数天。同在党的机关工作的同志的关系必须格外谨慎，以避免档案及文件被发现、没收和散失。在法西斯议员卡萨利尼[1]被杀后，以前未遇麻烦的我，开始被监视：这几天我被一位都灵的法西斯分子认出，他把我指给其一伙警察局朋友，“为了保护我”，他开始跟踪我。也就是说，让我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当我要去出席某个会议时，形势迫使我不得不破费坐出租汽车而不能坐电车。我不能给你写大量事情，因为我不信任邮局：我们在意大利积累的经验特别有趣，它们不断地提出有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这几天召开了许多省代表大会，将向我们展示我们的力量和我们斗争的能力：这样我们将制定具体工作纲领，这将是迄今为止最准确、最系统的纲领。
你又重新开始工作了吗？在新条件下，今天你的生活进展如何？我相信彼安科为了我对你有点儿烦扰。但为什么你不愿接受他受托交给你的那笔钱？我不认为收下钱会违背我们生活的原则及规范：如果你收下那钱，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快乐。我常常想到，对我们、对孩子我无所作为，我愿做点儿事。我觉得，如果我知道我的工作在你们的生活中具有一定意义，或帮助你们克服困难，我将非常幸福。我感觉，造出一条新纽带以便把我们联系起来，让我们产生更接近的幻觉。譬如，我找到了著名的马赛香皂，但我未能找到让它安全送达的方法：我将索回香皂，再通过普通邮局寄出，并希望能寄达。这件事使我有些绝望。我们希望一切顺利。
你总应写得长一些，应当对我说许多事、你的全部生活，你想做什么也应坦诚相告。请不要害怕我不悦，我也变得比前一阶段更坚强。我只希望感到你用你的真诚和爱情同我结合，其余一切都是时间问题。我设想我们能相见并无限幸福，这一时刻也会到来。紧紧地拥抱你，最亲爱的。
葛
1924年9月18日，〔罗马〕
[1]9月12日，在罗马的电车上，卡萨利尼被精神病人科尔维杀死。 |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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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最亲爱的尤尔卡：
我离开罗马已达两周之久，因而不能看到我焦急等待的你的来信。今天，在我读了你的信函之后，不知道给你写些什么。严肃并夸张的事情？我自己耍弄自己。我不知道，唉……可能一个轻轻的爱抚表达的情感远胜过要对你说的千言万语。
我完全赞同你所做的一切。我也赞成你起的名字，虽然我觉得对一个重3.5公斤（今天可能要更重一些）、尚未长出一颗牙的婴儿来说，叫列夫[1]太夸大其词。然而，他不会变成一头真正的“列夫”，不是吗？即使今天他只比不伤人的小猫大点儿。他还会怒吼、吞噬，令国际资产阶级惊恐万状，假若仍存在能听懂其怒吼含义的资产阶级的话。我懂得尼内尔这个拼词游戏，但名字因其响亮而有价值，而不因从拼词游戏中能获取的含义，你觉得如何？其次，所有这些对我没有丝毫重要性，至关重要的是：婴儿是个活泼的男孩儿，他是我们的儿子，我们比以往更加相爱，因为看到他我们感到更加坚强、更加幸福。你应当给我写得详尽些，以便我能想象你的新生活。我掌握的匮乏材料不足以想象：抱怨、跌撞、吮手指，接踵而来的客观上不愉快的事件。但客观性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冷漠、写真漫画，相反你看到的是活生生的生活。我将耐心等待同你分享参与孩子个性发展的欢乐。我觉得重要时刻是宝宝第一次把小脚丫儿放在嘴里，你应当立即通知我这一行为，这标志他知道自己领土的边界。
我将设法弄到马赛香皂，确实是马赛的香皂。我不敢肯定你能收到，但我们希望能收到。如果彼安科替我给你一笔钱，你不应当生气。如果你生气，我比你火气更大。此外，你为什么要生气呢？那么你将是无耻、专横的利己主义。如果我们的孩子叫列夫，你千万不要相信自己成为一头雌狮，能够吞下世界。譬如，我就不允许被吞噬，我将大声呼喊以维护人权和公民权。我还愿为孩子做些事情，你明白吗？苏联法律并没有禁止我这样做，你不应当傲慢自大。
这星期我没有收到哪怕一点儿消息。只有彼安科给我写了信，他热衷谈论孩子的美及其尖叫。我还要等一星期，我希望获悉饶有趣味的消息。
新一期的《新秩序》已出版，今后不再中断发行了。我要让你收到这一期。
拥抱你，亲爱的，并拥抱宝宝。
葛
1924年9月8日，〔罗马〕
注解：
[1]参阅第143封信。 |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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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最亲爱的文琴佐：
我收到你8月21日和29日的来信。我感谢你为舒赫特同志所做的一切。请以我的名义重谢皇帝[1]，下周我给他写信。我希望女同志接受这笔钱，无疑她正需要。
我远离罗马已达两周之久。我前往都灵出席了3个会议，事态进展不错。在各个支部我们约有1000党员[2]不久将出版其复刊的《镰刀和锤头》[3]。然而，在都灵同志们更多地遭受来自警察局而不是法西斯的迫害，工会运动非常薄弱。在米兰形势同样好转，在那儿党员人数也达到1000人。在四面八方运动都以坚定的步伐在发展。反对派仍然处于形势的中心，但在群众中可以发现明显地向左派靠拢。你读了我在中央委员会作的报告[4]吗？请把你的印象告诉我。《新秩序》已重新出版，将不再中断出刊[5]
下周我将给你写封长信。
葛
1924年9月8日，〔罗马〕
注解：
[1]指费卢乔·维尔吉利。
[2]在马泰奥蒂事件发生后，都灵的意共党员人数扩大了一倍（之前为524人）。
[3]意共都灵省委主办的期刊。
[4]8月13—14日，葛兰西在中央委员会作《面对意大利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
[5]参阅第138封信。 |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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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最亲爱的妈妈：
我离开罗马大约15天。我看到你的来信和孩子出生的消息。儿子是8月10日出生的，他妈妈身体健康，因为11日晨就给我写了信，18日又写了一封。孩子重3600克，长着浓密的棕发，小脑瓜滚圆，额头宽阔，两眼碧蓝，我在给你抄录他妈妈的描述，她补充说，很有诗意：仿佛阳光下挂在枝头的鲜亮果实。从他出生已过去25天了，现在应当又长大些。他叫列夫，在意大利语中是狮子的意思[1]我觉得对一个仅重3.5公斤、未长一颗牙的婴儿来说，这名字有点儿夸大其词。此时此刻我远离我的伴侣，感到心情沉重，我还想必须推迟她的行期：带着几个月的婴儿坐5天火车太辛苦。因此，她仍要住在她家。一旦可能她立即把孩子的照片寄给我，我再给你寄去。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你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子，此时他在距离意大利3000公里的远方，只在折磨他的妈妈。他妈妈写了他一些令人发疯的事情：向她吐舌头惹她发火，我觉得这过于夸张。你也这样认为吗？然而，所有妈妈在初为人母时可能都看到自己婴儿创造的奇迹。
问候并亲吻大家。
尼诺
1924年9月5日，罗马
注解：
[1]实际上，后来起的名字叫德利奥。 |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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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最亲爱的尤尔卡：
我收到你6日——我们新生活前夜——的来信。我多么希望在你身旁！当我给你写信之时，可能我们的孩子已经出生，他正在你身边，你能抚摩他，为了生他你经受了痛苦。为此，我的欢乐带点儿忧郁。多少事我不能知道，但我多么想知道。然而，如果不能同你一起经受痛苦，知道与否又有什么重要？我觉得我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因为处境只让我享受幸福，但我对你的爱特别强烈，特别执著，感觉我的生活同你紧密相连，以致不可能摆脱这些令人厌烦的幽灵。我的幸福有点儿苦相并感到有点儿忧伤。
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工作的方式不太适宜集中全部生命力和所有思绪。事态在不可遏止地发展，因此必须重新组织党，党很虚弱并且在整体上工作很糟。我是政治中心的成员，是总书记，还是党机关报的社长，但我感到力不从心。我还不能工作得太多，但必须关照一切，跟踪一切。明天我出发去米兰和都灵，以考察我们两个最大的党组织的情况。我们缺少能负责任的工作者，尤其在罗马是这样。在我出席的会议上，同志们良好的愿望和热忱的场面使我感到欣慰，但他们普遍缺乏素养又令我悲观。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好：反对派在组织军事运动并武装起……我们的同志们。法西斯正在分崩离析，它仿佛发了疯，找不到自救的政治措施，一切力量都奋起反对它。但事态的进展相对缓慢，因为我们人数太少，组织得太差。
可能下周我不能给你写信，因为我要旅行。请你一直给我写信或让他人给我写信。我想了解你和我们孩子生活的每时每刻。我更加爱你，比以往爱得更深。我不会解释我的感受：可能我们感觉到新生活，意味着我们终于变成自身，因为我们抛弃了以前生活的沉重包袱。为了看得更清晰，必须在一起：我们如何能越来越幸福？而我现在就感到定会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快乐。我给我母亲写信说，我们很快将有一个孩子，她正期待着消息。如果你能给我寄来几张照片，请给我寄两套，这肯定会使我母亲特别高兴，她同所有撒丁人一样，强烈并热忱地感受到家族关系。
亲爱的尤尔卡，你应当在你的眼睑上感到我双唇的热情，你应当感到我把你抱紧并久久抚爱，你应当感受到我爱你的全部幸福感，我和你融为一体，沉浸在创造一种新生活的喜悦之中。
葛
1924年8月18日，〔罗马〕
我仍不能获悉你姐姐的地址，她可能仍不在罗马。她的病不会很严重，因为在她去治疗的巴斯蒂亚内利诊所不收治重症病人，并且你姐姐在那儿待的时间不长。我一旦知道，立即把你们的地址给她，并向她询问有关消息。 |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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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最亲爱的妈妈：
我一回到罗马就看到你最近一封信。出于安全原因，我不能把近期地址通知你们：我不愿为人所知，因此就收不到任何来信。
于是，我看到泰莱西娜结婚的消息，我向她致以最热情祝愿。我还想再做些事，但我不知道怎么办：请你根据我的支付能力做出提示，正如你想象的那样，我的支付能力不强。
我的孩子正好应在这几天出生，鉴于我和我的伴侣相距遥远，现在仍没有得到消息。我知道医生预计孩子在8月8日至15日之间出生。我认为一切顺利并希望下周得到消息。
我从未遇到切萨雷叔叔[1]，不知道他住那儿。即使我知道他的地址，也不会到他的办公室或住处找他。我还记得，1917年我在罗马，作为一次政治诉讼的证人去找他，他怕得要命：他怕受牵连，对我说了一连串谎话，让我相信警察曾去他家找我，这是他因害怕而编造的绝对谎言。他知道我在罗马，并可以到议会找我。如果他不来找我，他自有充分理由：我要特别注意不讨论或不证实。
〔……〕[2]
我身体相当好。我的生活过得平静。我期待我的伴侣和孩子具备条件，以便长途跋涉来意大利，并让我更加平静。我很遗憾你给我写的关于戈拉吉艾塔的那些内容，你替我多多爱抚她，请她给我写信并寄张照片（如果她有的话）。我想在9月回乡看你们，可能由我决定。
亲吻大家。期待着泰莱西娜和保罗的消息。拥抱你。
尼诺
1924年8月15日，罗马
能有一张蒂尔索盆地的照片吗？
注解：
[1]切萨雷·葛兰西是葛兰西父亲的弟弟，当时在财政部任宫员。
[2]应葛兰西亲属的要求，数行涉及在世家人私生活的文字被删去。 |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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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我最亲爱的尤尔卡：
这周我没有收到你的来信。我还要耐心等待8天。与此同时，充满想象；我尝试用想象重构你的生活。可能你也在等待，正如我一样，但在你的等待中存在某种比我更深、更大的焦虑。你感到我越来越爱你，真的吗？你感到我的双臂紧挨着你，为了帮助你和拥抱你？最亲爱的，可爱的，善良的，可亲的，你应当永远感到我在你身边，紧紧地挨着你，无论在痛苦之时还是在欢乐之时。正如我们每天都在变化：我们变得不同以往，我们之间形成新的关系。确定无疑，当我们重新相遇，只需彼此仔细察看5分钟，就可以更深入地相互了解，然后我对你做鬼脸惹你生气。其后，我们更加相爱，超过以往并日益加深。我可能比今天更加爱你吗？因为今天你在我心中是如此美好。
葛
1924年8月11日，〔罗马〕 |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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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最亲爱的[1]：
我收到你7月28日的来信，我想当你接到我这封信，你整个的生活将会改变。我想给你写许多东西，但上周我已经撕碎了一封信，那封信会让你觉得我有点儿愚蠢。然而，你不要记挂在心，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事情。有时当我思念你并且想到我们若能在一起生活的幸福，就有点儿忧伤，并从“多情的狼”转化为“洞中的熊”。但我亲历的事件使我感到震惊。今天形势已经明朗，并且一天比一天更明朗。根据我的判断，重大新闻指日可待。人们传言10月是进行枪杀的期限，大家都在焦虑地做准备[2]。法西斯在致命危机的剧痛中屡犯错误：可能犯下在10月前激起驱逐它的运动爆发。无论如何，我们进入了一个积极的阶段，我有印象法西斯分子将被驱逐，但我们不会直接受益，我们正在经受狂热民主主义浪潮，即对三年恐怖的心理反应，尽管我们党已巩固壮大并且不断有新成员加入我们的队伍，但这股浪潮仍对我们造成危害。
其后，我想对你说我非常爱你。我想对你说，你表达的“很快你本人就不再孤单”令我火冒三丈，仿佛在我的信中我从未思考过此事。在你的欢快中显现出可怕的自私，我感到你在拽我的耳朵。但我将等待，我会等待，当我们在一起时，我打算同孩子一起逃跑并同他待很长时间，跟你同他在一起的时间一样长。我想迫使你跟随我，正如过去你跟随名人〔……〕[3]根据我的一幅名画，这是在史前或近乎史前的时代、在……木乃伊时代画的。
你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如果是女孩，叫奥蒂利娅，是你爸爸建议的。我认为它比普鲁登齐娅娜、维内兰达、库内孔达等名字要好。但如果是个男孩？你想过叫尼内尔，但当他长大，譬如长了胡子，怎么能叫尼内尔呢？我不会给你丝毫提示，因为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太多的名字：我曾想过埃利奥，其含义是太阳，或德利奥，它也是太阳，以阿波罗·德利奥的形式，或者……但我不愿开始列队游行。我认为最好起一个适用于一生各个阶段的名字，而不是只适用于在妈妈怀中的婴儿。我一直记得大学的一位同学，他戴着宽边眼镜，留着匈奴人的粗硬小胡子，却叫……阿马里诺[4]因为他妈妈希望他永远是个可爱的小男孩。我确信我们的孩子非常漂亮，并且越长越漂亮，因为你是妈妈，但我想他还会是一个严肃的男子汉，虽然带一点儿孩子气，他会成为马达加斯加革命的领袖，由于那时在欧洲、亚洲和美洲革命都已成功。你认为一位革命领袖就不应当有个自己固定的名字以影响马达加斯加人吗？那么，由你来挑选，我信任你。他姓什么呢？我不清楚苏联关于这方面的法律。为了孩子能被承认，需要我写个书面声明，或你去确认足矣？世界既庞大又恐怖，但我非常爱你，甚至我非常爱你们，当我想到那一天终会到来，我能久久地拥抱你们，我就感到欣慰。最亲爱的尤尔卡，我爱你，我深情地吻你。
葛
1924年8月4日，〔罗马〕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暗指法西斯向罗马进军两周年。
[3]一个单词难以辨认。
[4]其含义是小爱神或漂亮小男孩。——译者注 |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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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最亲爱的尤尔卡：
我收到你7月6—13日的来信，我还收到彼安科的一封信，他对我说到你。特别乏味和忧郁的日子过去了。事件如胶状凝结在一起：在全国要进行巨大工作，在人民群众之间，对所有阶级，但以一种看不见的形式，成效甚微，为了能理解和把握就要求神经高度紧张匚我们可能犯（甚至已经犯）了严重错误，即使不愿犯错误，因为形势在每个大区之间存在差异，为了控制并疏导形势，需要一个伟大的党，它善于系统地工作，它能让其所有组织成员响应中央的号召。天气炎热，我重新受到失眠和虚弱的折磨；思考使我劳累，工作使我的神经非常脆弱。这些事情我应当做，但我没有能力做。我思念你，想到爱你的甜蜜，虽然我们相距遥远，但我感到你近在咫尺。亲爱的尤尔卡，你的思想即使从远方也能使我更加坚强。然而，只要我们仍分居两地，我就不可能过正常的生活。对你的爱已成为我人性的一部分，你不在我身边，我不可能正常思维。这可能是因劳累和对我们幸福生活恬静时光的回忆引起的。然而，我觉得这也没有错：我们不可能分身，并且只从事一种活动。生活是统一的，各种活动相互巩固，爱情巩固了全部生活，不真是如此吗？爱情在其他激情和情感中创造了一种平衡、一种更大的力量。然而，我不想创造一种“学说”。我想对你讲述许多插曲，都是些小事，使你对意大利目前的境况有个印象。我储存了不少插曲要在你身旁对你口述，我不会决定写给你：我觉得它们会变得毫无意义和滑稽可笑。下一次我可能尝试以日记形式，从我入境意大利，从取道威尼斯自塔尔维斯至米兰的旅程开始；写我同一位法西斯分子的谈话，他想把尼斯、萨沃伊、马耳他、提契诺州并入意大利。我假装成撒丁民族主义者，科学地向他证明法西斯意大利将丧失撒丁，我让他晕头转向。这个倒霉鬼作为撒丁法西斯分子不会回答我的问题，他绝望地抽搐，想要说我错了。我觉得非常开心。其后，我聆听了一位斯基奥丝织企业家同一位帕多瓦地主的谈话，相反，对话者显现出的自信和力量给我留下可怕印象。后来，召开了党的地下会议，如同米兰一家公司雇员在山区的郊游：一整天讨论趋势与策略，在充满游客的山中旅店用餐时，法西斯倾向的议论，歌颂墨索里尼的赞歌，整个一出喜剧，为的是在盛开水仙花的漂亮白色别墅中召开的会议不引起怀疑和受到骚扰[1]请你耐心聆听：在党的举行总罢工的口号传播开的那个夜晚，罗马的工人们都把红石竹花朵插在胸前口我在半夜回家，在我穿过的整个庇护门街区，胸前插着红石竹花的工人熙熙攘攘、站满各条街道，有一种在城市郊区暴动的气氛，同时在市中心法西斯分子妄图用一小股武装匪徒、步枪上的刺刀来制造恐怖，当一队士兵准备射击时，那些匪徒如鸟兽散’然而……在我刚入境意大利时感到有点儿忧伤，但很快我就发现局势好转：仅根据他人叙述我产生在法西斯最猖獗时制造恐怖的印象；听他人讲述我知道法西斯分子对我的搜寻（我相信是在都灵），而我的哥哥因为我遭受棍棒打和刺刀扎，他失去一只手指，流了全身一半的血[2]我确信他们抓不住我，但我情愿尝试感受被疯狂追逐并摆脱无奈狂怒的激动心情。
今天，请你想象：我住在横穿诺门塔纳路的维萨利奥街的一座小别墅内，房主是一家德国家庭，他们尚未确切知道我的姓名，更不知道我是共产党议员：我的身份是一位非常严肃的教授，受到特别尊重，让我平静得有点儿恼火。
我有多少事想向你述说，但我将当面对你讲，这不是更真切吗？我要让你开怀大笑，我边讲边轻轻地吻你的耳朵或后颈，再拥抱你，因为不可能不这样做，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在一起时不随时牢记我们相亲相爱，虽然我们都是在斗争、在工作并有了一个孩子的严肃的人。最亲爱的尤尔卡，我非常爱你，我紧紧地拥抱你。
葛
1924年7月21日〔罗马〕
你姐姐身体健康。我尚未同她交谈过，因为她去了温泉浴场，我不知道地址。不久前她患病，在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巴斯蒂亚内利诊所接受治疗。知道她的地址后，我去医学院附属医院探望，她已经痊愈并出发去温泉浴场，有人说温泉浴场在佩斯卡拉，也有人说在托斯卡纳。我一旦重新找到她，立即把他们的地址转告她：俄罗斯使馆对她熟悉，我认为她在那儿是作为苏联公民登记的。
你还记得吗？很久以前我把李亚扎诺夫为《共产党宣言》所写注释的译稿寄给你，让你修改译文[3]无论是修改稿还是译稿都没有了下文。
《新秩序》已经暂停发行，几天后将重新发行[4]
注解：
[1]1924年5月下半月在科莫近郊的山区秘密召开意共全国会议，67人出席会议，其中有11名中央委员和46名省委书记，由陶里亚蒂做报告。葛兰西在会上批判波尔迪加的极左路线，但未被党内多数接受。他当选为意共中央执委。
[2]葛兰西的哥哥杰纳罗曾在都灵《新秩序》行政办公室工作，1922年12月18日在劳动工会遭法西斯匪徒毒打。后被迫流亡法国。
[3]参阅第75封信。
[4]1924年4月1-15日，出版《新秩序》第3、第4两期合刊；9月1日出版《新秩序》第5期。 |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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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最亲爱的尤尔卡：
今天信使没有带来你一封信。我不知道我通过彼安科转给你的信你是否收到，因为彼安科不再与我通音信。你身体好吗？这个问题我连续不断地向自己提出，每周我都希望对此问题有答案，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孩子应当出生。我的想象力不愿安分守己：它策马驰骋，创造一幅接一幅的图景。这种不确定状况还要持续多久？世界真是庞大而恐怖：它被茫茫无际的时空长城所围绕，用我们的头颅去撞击等于以卵击石。你的力量和你的意志只是相对使我平静。然而，我多么渴望在你身旁，在你做母亲后首先爱抚你，同你一起感受创造一个新生命的所有柔情，让你忘记以往的痛苦。亲爱的尤尔卡，你一旦可能，请给我写信，让我放心，让我感受你的爱情。久久地吻你如此可爱的全身。
葛兰西
1924年7月14日，〔罗马〕 |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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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文琴佐：
你没有回应我给你寄的多封信，为什么？你收到那些信了吗？我认为你收到了。
我希望从你处获悉舒赫特同志的消息，正好在这几天她应分娩。我希望你写信告诉我，她是否需要些东西，因为她没有给我写信，她不愿写这方面的内容，而我又不知道怎么做。如果你有印象，某些东西对女同志有用，请费卢乔先给她1千里拉，随后我立即寄还给他。你的沉默让我想到你病了。我一直等到下周，希望看到你的一封信心
亲切致意。
葛兰西
1924年7月14日，〔罗马〕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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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我收到你6月29日来信，由于我的行期未定，你几乎两个月故意保持沉默。我对你有点儿担忧，对你的力量，对你的健康。客观地说，不是因为我对你的力量产生怀疑，我渴望在这一时期在你身旁，为了同你分享拥有一个孩子的兴奋和幸福，是他把我们结合起来，并让我们回想起极度欢乐的瞬间。你必须重新每周给我写信，或至少通过彼安科通报你的消息，我希望他去找你并把两周前至今天寄给你的两封信[2]交给你。你应当多写些内容，把你生活的消息告诉我，让我知道孩子何时出生，我是否能为你做点儿有益的事情。你应当写信告诉我你决定怎样做。我觉得一段时间内我的莫斯科之行已不能实现，你，亲爱的，应当来意大利，一旦你的健康状况允许。我可能到维也纳去接你，或至少到威尼托大区的一个车站接你，如果我不能出国的话。谁知道，我们可能一起在威尼斯逗留几天。关于这些问题，你应当给我写信，以便把你就这方面的意见和你面临的各种可能性告诉我。我不能远离你生活，同你分离，亲爱的尤尔卡，我不能一直等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因此，唯一解决的办法是你来意大利，以便同我一起工作，在这个时期我们特别需要工作者。
我的生活过得相当平静，虽然总形势仍混乱不堪。我住在横穿诺门塔纳路的一条小街上，房东一家是德国人，不知道我的身份a我备受酷暑折磨。我能在城里活动，会见过着地下生活的同志们，因为警察局不起作用，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所有机构因官僚的怠惰都不灵一样。我不知道这种局面能持续到何时。在历经三年的非法状态和单纯捍卫组织的斗争之后，时局迫使党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党必须行动。必须动员。必须公开亮相。对这种剧变没有准备的同志们显得有点儿迟疑，对我来说，因我离开意大利两年多，这是一次艰巨考验和为驾轻就熟工作所必需的伟大经历。
我期待你的消息。你能给我寄一张你的照片吗？是否能把我们孩子的照片也寄来？写信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东西，以便我能够提供。请告诉我何时我们能见面并重新幸福？何时我才真正感觉你的双唇同我的相连，我的手爱抚你的秀发？亲爱的尤尔卡，当我回想起你的柔情，心间就流淌着一股暖流，使我更沉重地感到忧郁和孤独，甚至使我懒得欣赏罗马的美景。我愿同你一起散步，为了一起观赏美景，为了一起回忆往事。我现在关在屋子里，仿佛变成洞穴里的熊。请回信，让我知道何时我能再见到你。连续不断地吻你。
葛
1924年7月7曰，〔罗马〕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参阅第130封信和第133封信。 |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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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文琴佐：
我徒劳地等着你的一封信。可能下周才能收到。请写信告诉我你对代表大会的印象，对从意大利获悉的消息的看法。由于事态发展的方式，我想你们不可能对事态形成观念口如果你向我提出问题，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亲切地问候大家。
葛
〔1924年7月，罗马〕 |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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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我最亲爱的尤尔卡：
你收到我上周的信[1]了吗？在这些日子里我特别思念你：我重读了你许多来信，回想我们共同生活的所有细节，从我第一天在银色森林看到你，我不敢进你房间，因为我胆怯（确实，我很胆怯，今天回忆起那种印象，我都暗自发笑），到你步行出发那天，我陪你穿过森林直至大路，我默默地站了很久，目送你远去，你孤零零一人，背负长途跋涉者的行囊，沿着大道朝向庞大而恐怖的世界走去，以后、以后，全是我们的爱情：今天你就要做妈妈了，我们的生命紧紧相连，但我们仍相距遥远。
亲爱的，这几天当我想到你身在远方就感到非常痛苦匚我在工作，但正因为这一点我痛苦万分，因为我渴望你同我一起工作，在我身边。我再也不能看到我孤独一人，我觉得我缩小了。力不从心，我的意志的一部分远离我自身。还有，一个多月以来，我不知道任何关于你生活的消息。我知道你肯定期待着我，但除了等待我之外，在整个这段时间你想些什么并做些什么？你的健康状况仍稳定吗？我想了解许多小事，我愿为你做许多事情，但身不由己令我忧伤。
可能一周后我出发去莫斯科，在下一封信里，我能最终对你讲有关消息。局势已经稳定，但仍然紧张，随时都可能激化。在这周内可以决定我是否能离开。请通过彼安科给我写信并告诉我消息。当你成为一位年轻好妈妈时，还是当我们的孩子快出生时，我在你身旁，我才能再次拥抱你？我非常爱你，尤尔卡，紧紧地拥抱你。
葛兰西
1924年6月30日，〔罗马〕
注解：
[1]参阅第130封信。 |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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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文琴佐：
我等着你的一封信。形势已经稳定，但国家同法西斯之间的决裂无法挽回：法西斯在垂死挣扎。自然，它没有完结，在死亡之前
会铤而走险，但它的命运已经决定。如果反对派政党不是胆小鬼，不是惧怕无产阶级更甚于法西斯的话，墨索里尼此时早已离开政府，其一大把恶棍也肯定进了牢房。我们的处境大大改善：《团结报》的发行量从2万份上升到6万份。我们的总罢工的口号受到广大工人的欢迎，也受到其他人的好评，但无组织的状态仍很严重，因而想要采取任何行动都非常困难。
请寄给我关于你们生活的消息。你看过舒赫特同志吗？请写信告诉我她需要什么东西，我能做些什么，请你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我很遗憾不能成行，形势使我不能离开这里。那位女同志是位共产党员，应当理解这一切，我有把握。请把她的健康状况告诉我，请问她何时有条件来意大利，鉴于我再不能去她那儿，我应当做些什么以使她成行更容易心
兄弟般的拥抱并问候所有朋友。
葛
1924年6月30日，〔罗马〕 |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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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朋友[1]
我在家等您，我会一直待到8点。
敬礼。
葛
〔1924年〕6月25日，〔罗马〕
注解：
[1]致彼埃罗·斯拉法。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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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亲爱的尤尔卡：
我期待着能够出发，我的行期被一天天推迟：这样我没有给你写信，我认为我本人比信件先到。我将出发，即几天后我能出发吗？我不知道，因此我想给你写信，让你感觉我同样在你身边，亲爱的，让你感觉我的爱——我紧紧地拥抱你。
我已度过并继续经历令人难忘的日子，根据报纸对意大利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可能获得确切印象。我们仿佛走在一座沸腾的火山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确信掌握无限权力的法西斯分子，火山突然爆发了，喷出的炽热岩浆淹没了整个国家，震撼了整个法西斯主义体制。事态以前所未闻的闪电速度在发展；形势在一天天地、每时每刻地变化，政权受到全面冲击，法西斯在全国被孤立，它的头目惊恐万状，其党徒四处奔逃。工作紧张激烈，必须随时做出决议，给予指示，并努力为汹涌澎湃的人民激流指明方向。今天，危机的可怕阶段似乎已经过去。法西斯绝望地召集其力量，虽然力量被削弱，但在整个国家机器的支持下，并由于群众处于难以置信的分散和无组织状态，仍在继续其统治。然而，我们的运动向前迈出一大步：报纸[1]发行量增加了两倍，在许多地方我们的同志被群众推举为领导，他们曾试图解除法西斯武装，我们的口号受到热烈欢迎并在各工厂通过的决议中不断被引用。我认为，在这些天我们党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我参加了议会反对派的所有会议，舆论认为各反对派会成为普通运动的领导核心。但他们净说大话，根本不想行动，他们难以置信地害怕我们插手，从而耍花招迫使我们放弃参会。在这几天我取得了多少经验！我亲眼目睹了“小资产阶级”及其典型阶级特性。其中人民党人和改良主义者（姑且不说最高纲领派，如变质养麦粥[2]那样的可怜鬼）最令人厌恶。最给人好感的是阿门多拉派和本奇文加将军的宪法反对派，他们声明赞成武装斗争的原则，还准备服从（至少口头上）服从共产党人的命令，如果共产党人有能力组织起反抗法西斯的军队。一位社会民主党（这是一个同大地主和农民联合的西西里政党）议员，他是位公叫科洛纳·迪·切萨罗，直至3月末任墨索里尼内阁大臣，声明比我还革命，因为他进行反法西斯个人恐怖宣传。自然，所有人都反对我提议的举行总罢工和向无产阶级群众发出号召[3]。
形势仍相当严峻。极端法西斯分子已经密谋发动政变，但被大规模集结的军队和宪兵所挫败。流传着稀奇古怪的声音，在这几天肯定会发生某些事情，还可能是一次军事政变。从政治上看，严峻形势并未解决，因为反对派不想重进议会，只要某些负有责任的法西斯头目没有被捕。因此，几天内还不能设想出发。但我的旅行一定成行，因为必须到莫斯科通报实际形势和我们运动的需要，必须完成大量任务□
亲爱的，多少困难阻挠我们的幸福，但我们将克服所有困难，同时履行我们的全部职责。在这些日子里要是有你在身边我会多么愉快：你将会帮助我，你的爱抚将使我的神经镇定，减轻我频发的头疼。我们目前的状况必须解决：你一旦有条件做决定，就应当机立断，来意大利和我在一起。我渴望知道在我们孩子出生前这几天你的健康状况。我确信：你身体很好，你很坚强，我行期推迟不会使你心绪不宁。我多么渴望拥抱你，尤尔卡，我多么想把你紧紧地搂在怀里，最亲爱的，长时间不松手，以爱抚你的头颈，亲吻你的眼睛，让我同你感受一种美好情感。当我们再次重逢，我们会多么幸福：我们将开始一种新生活，在相互期待的这几个月里，我们将变得更坚强、更优秀。吻你，我最亲爱的。
葛兰西
1924年6月22日，〔罗马〕
我终于知道你姐姐的地址了。我一旦有可能就去问候她[4]。
注解：
[1]（团结报〉。
[2]俄罗斯特色食品。
[3]6月14日，葛兰西在抵抗议会会议上，提出号召并发动群众举行全国政治总罢工的建议。
[4]关于葛兰西同塔吉娅娜·舒赫特的会面，请参阅第160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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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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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文琴佐：
自从我回到意大利这段时间不得不持续地活动，因此不可能给你写信。我正在度过严峻的日子，对于我们充分发展的运动来说是决定命运的时刻[1]。我们的党是健康的，它有许多缺点，但它肯定发展，每天都有发展的证据。我尚未知晓是否和何时出发去莫斯科[2]。但我可能要去，因为需要做一个关于最新形势的详细报告。对法西斯主义来说，“最好的”可能是，如果在这几天一个新事件没有加剧以往事件的严重事态，它就要被清算：它已丧失任何阶级基础，如果妄想自救，墨索里尼必须亲自参加内阁，在焦利蒂、萨兰德拉、奥兰多等人身旁。
请你把附函交给舒赫特同志[3]，还请你常去找她让她散散心。请你给我写信谈些她的情况，因为我被种种事件缠身，不能出发，请你告诉我她的健康情况和精神状态。
最亲爱的彼安科，我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或许在莫斯科带给你关于我国的好消息。或许因实行大赦你能返回意大利，大赦应当是目前形势下的最小后果。亲切拥抱你。
葛
1924年6月22日，〔罗马〕
问候全体王室成员和皇帝[4]。
注解：
[1]暗指马泰奥蒂事件造成的严重危机。马泰奥蒂是社会党议员，反对派领袖，被法西斯匪徒绑架并于6月10日被杀害。
[2]后陶里亚蒂作为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3]参阅下一封信。
[4]费卢乔·维尔吉利的绰号。 |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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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妈妈：
我收到你的来信并谢谢你的美好话语。你告诉我的关于你们大家生活的消息令我非常愉快：爸爸在工作并且安宁；卡尔洛找到了工作；泰莱西娜努力、顽强，实现经济独立，其婚姻是自由结合而非家庭奴役。
我对我目前的形势相当满意，即使会遇到所有危险。我感到自豪：我没有丝毫改变过去几年的行为路线，总是站在捍卫辛勤劳动却遭受痛苦的人民的利益的第一线。我的伴侣完全赞同我的思想：她不是意大利人，但在意大利生活了很长时间并在罗马完成学业。她叫朱丽娅（在其母语中称尤尔卡），是音乐学院毕业生。她勇敢、性格刚毅，我确信你们大家一旦同她相识，都会赞赏并喜欢她。明年夏天或秋天我想同她一起来撒丁住几天。
有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不多关于吉拉扎的消息。我看到尼诺-梅洛尼在从事戏剧工作，但我不能明白他处于什么地位。我记得看到费莱，托里加似乎成了村里的大人物。内西成了什么货色？卢易吉·奥波境况如何？他是曾住在阿哥斯蒂诺大叔磨房附近的斗士。马尔盖里塔大婶家，伊吉诺、乔万尼诺等人在做什么？请你把所有人的消息写给我，尤其是关于最亲近的朋友们的，诸如塔涅莱·普特佐鲁的消息，以便让我对目前故乡的形势有个印象。
我将尽力获悉纳纳罗的确切消息，并且敦促他写信。我很高兴，他的女孩儿身体健康并讨人喜欢。
我能支配的火车票只限直系亲属使用（泰莱西娜可以用，保罗[1]则不行）。由于车票不多，最好用于远途旅行，不要用于阿巴桑塔-卡利亚里之行。我希望让你们旅行直至罗马，我请卡尔洛（我觉得他是你们所有人中最果断的）研究最佳换乘路线。
几天后我将远离罗马，去山区调养以消除精神衰弱的余威。
我将在远方待一个多月。我将从我的新地址写信。
真诚地拥抱大家。
尼诺
1924年6月7日，罗马
注解：
[1]保罗·保莱苏是葛兰西的妹妹泰莱西娜的丈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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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朋友[1]：
我曾经离开罗马几天，不可能给您写信，因为我不会对您说任何关于我逗留的确切消息。我至少在罗马停留至6月10日，您可以空出一天来找我并叙谈片刻吗？我住在安德烈-维萨里奥路6号，这几天我会常在家。但最好您给我往众议院写信，以告诉我你来的消息，不要用我的地址写信。
致以最诚挚敬礼。
葛
1924年6月3日，罗马
注解：
[1]致彼埃罗·斯拉发。斯拉发当时在佩希贾大学法学院任教，教授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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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亲爱的尤尔卡：
明天我出发回意大利，过段时间我再出发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及执委会扩大会议。由于种种令人遗憾的原因，我不得不在此逗留比我原想更长一段时间。我已经相当习惯于认为很快，5月末我将再见到你，我不能使自己平静下来，但要有耐心，尚需等待几天。我们那么相亲相爱，但在历经打击和挫折后，更加信任、更加清醒。无论如何，要争取长时期在一起，如果可能，永远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工作，我们在一起思考，每天我们爱抚多次，我们一起快乐、疯狂、痛苦。我以为，我们必须结合：我觉得自己变成在无限空间中的一个问号，为了具体化不知脚落何处。我日夜思念你，脑海里浮现撰写呜咽哀歌的念头，以反抗把我们分开的厄运。我们这么年轻，刚刚开始认识幸福。
我将从意大利给你写信，并把我旅行的所有可能性都通知你，但通信将间隔一周。
我紧紧地拥抱你，双手持着你的面庞，注视着你的眼睛，吻过它们，再吻双唇，亲爱的尤尔卡，你真可爱！
葛
1924年5月11日，〔维也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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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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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尤尔卡：
在未收到你4月8-14日的信之前我不能写回信，由于重新组织通讯服务，直接导致通信中断。我曾希望能更准确地回信，但这不可能。我尚未收到党关于我回意大利的指示及方式。我担心晚出发会引起麻烦，从而很难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我希望明天收到指示，也可能指示我不回意大利，而直接去莫斯科，但组织就是这样，我不能等着以便给你写信说我收到邮件。怎么办？做出什么决定？我只能写些迹象。你相信现在你能动身来我这儿吗？我认为你来意大利工作能更有益，这点毫无疑义。同样，你的到来还是我最大的幸福。这不是问题，问题主要是对你而言的实际可能性，涉及家庭还涉及你的健康和待出生孩子的健康。你只能在孩子出生前一段时间（至少两个月）旅行，或者必须等待出生后一段时间。因此，应当由你决定，基于你对这各种情况的考虑。
我还希望能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我这方面将尽一切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我非常渴望见到你。对我来说新生活从去年开始，但我不时地仍重陷身体和精神的危机，把我带到过去。我特别想同你生活一小段时间，如果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话。我感到爱你更深更纯，因为今天我们相互理解更深更好。多少事我要对你说，多少话我要听你讲。你最后一封信令我心绪不宁：我越是爱你，就越感到心烦，尤尔卡，亲爱的，我多么需要你共同生活！
紧紧拥抱你。亲爱的。
葛兰西
1924年5月4日，〔维也纳〕
我一旦知道消息，立即按你的地址给你回信。 |
第三章俄国社会主义的曙光——别林斯基、赫尔岭、车尔尼雪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三章俄国社会主义的曙光
——别林斯基、赫尔岭、车尔尼雪夫斯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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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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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兰茨[1]：
我收到你11日的来信，虽然我认为已经回答了（你应收到回信）你提及的数点，但我觉得有必要再澄清几点。
我没有提出左派比右派更危险这个问题。在目前形势下，对我们来说，具体问题是同左派划清界限，这就是一切。事实不是以这种措辞叙述的吗？这就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在回答问题之后，必须得出由答案决定的逻辑结论。你不愿签署左派宣言。但这个宣言是什么？它是阿马德奥认为可以同（我说）我们一般倾向继续合作的唯一领域。你不想签署宣言，正如我所做一样；为什么？因为你认为这个唯一领域更像一个瓶子。那么，你想做什么？你有什么建议？一般性句子：右派比左派更危险，云云。长远看这很可能是正确的，即从我们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看。但今天，目前，必须向党员群众解释在多数派中发生分裂的原因。你不想同右派论战，就不愿做这种解释，这很幼稚，仿佛狡诈却滑稽的权宜之计。你可以做出这种解释，只需同阿马德奥展开论战：不能幸免，不能逃避，不可能退居幕后，让他人火中取栗。应当在哪些限度内展开这种论战？在哪几点我们小组完全赞同，在哪几点我们不赞同？我们赞同的几点是本质的还是次要的？它们是否提供持续集结并可能发展的阵地？这就是我们应当提出并解决的具体问题。对这些问题你没有丝毫作为，只是继续表示你的疑虑和恐惧，看到危险并做出一般性判断。
我不知道你从我的哪句话得出结论，我想迎合右派驱逐左派。这纯属想象。对我来说，问题应这样陈述：我们不可能驱逐右派中的反共分子，只要右派以表面同质整体呈现，支持并捍卫共产国际的观点。这就是我批判左派的一个根据：左派听任在“世界党”的框架内形成反对我们的形势。其实，少数派呈现为国际多数派，我们声明赞成世界党，我们舒适地挤在一起，只要不接受阿马德奥的观点——我相信国际是个僵化组织。此外，接受世界党仅仅挽救了我们的脸面，因为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这一观点都作为机械的和抽象的观点被摒弃。相反，我认为：必须促使少数派解体进程的加快，它由两个小组构成：塔斯卡-沃塔，必须吸收；米西亚诺和邦巴齐，应当清除。不可能获得一件东西，如果不去找另一件东西。塔斯卡是位政治家，其后不必总想他人为了让我们脸色好看准备在政治上被谋杀。此外，党不是挚友俱乐部，在这里他们每时每刻不断地接吻，不断地发表尊重极小分歧的声明。党特别是个政治机构，必须一直从这一观点出发提出问题。需要谨慎小心吗？我同意。但这种谨慎小心应具有何种实际形式？这就是关键所在。难道在于总是面带惊恐不安神色，外表疑虑重重，每走一步都遇到麻烦？另一方面，将用相同性质的手段含沙射影，诽谤中伤来回应。党将在整体上被宗派精神和个人问题所毒害。因此，解决手段应当是政治性的，在政治斗争中，个人不同的立场应当找到其平衡点及其正确面貌。
关于左派。没有任何开除的前景。然而，必须清晰地提出如下问题：如果阿马德奥将其立场推向极端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亲爱的兰茨，不是我人为地提出这一问题，它本身就存在，如果未被发现，由于该问题导致的结果，它将成为灾难性的。我认为你没有充分注意到阿马德奥不是稻草人，不会为高姿态而高姿态，他坚信自己的思想并可能毫不迟疑地走到底。可能和不可能显然……但我们总应做出最坏的假设，以便更接近现实。怎么办？正如你相信的那样，我们没有选择余地。我们应当组织我们的小组，以便无论阿马德奥采取什么立场都只能对整个党造成较小的危害。我甚至认为，如果阿马德奥有少数追随者的印象。会变得更谨慎还可能在中央工作。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不是堂吉诃德，他希望创议产生结果，而不仅仅是姿态。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阿马德奥将犯路线错误，而共产国际在实施其纲领（即使路线正确）时已犯并将经常犯错误。实际上阿马德奥显现出比共产国际明智得多，他不会让最高纲领派和第三国际派装入瓶中，云云。”这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是混乱不堪和自相矛盾。
阿马德奥不会让人装入瓶中，因为他从不想同最高纲领派和第三国际派进行政治接触。显然，无为者不败。
共产国际做出决议，但没有实际执行；制定方针，但并未落实到细枝末节。参与讨论决议和制定方针的各国党应当是实际执行并落实到细枝末节的党。我觉得你的形式可以同那一形式媲美：“该死的，下雨了！”显然，共产国际也可能犯错，或犯过错误。但不是你所说的含义。它存在组织上的缺陷，从而给我们送了礼物——吉亚里尼那样的事件和拉科西那样的讨厌鬼。但总体上看不是大事，并且可以克服，如果我们党内存在另一种形势。确定无疑，如果我们党没有被破坏，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但它没有开展事业要求的系统和持续的运动，那么，我们党的缺陷和共产国际的其他所有党相同，是同俄国党相比所有党根深蒂固的缺陷——干部不强和准备不足。
同样，我不赞同你关于纪律的看法，我觉得你有点儿像大兵那样理解纪律。为了强制性地规定纪律，必须拥有一个强大中心以实行正确的政策。邦巴齐和米西亚诺事件仿佛只在今天发生，而在1921年和1922年就不存在？为什么那时没有解决？你记得贝洛在1923年上半年在《劳动者》发表的文章（论《国家资本主义》吗？）[2]发生了什么事？采取了哪些措施？请你不要相信这是偶然的，亲爱的兰茨。相反，你应当注意到这一事实：阿马德奥在这些事情上非常宽容，因为他并不重视这些事情，相反非常重视组织问题。这取决于他的世界观。依我看，至少如此。
我希望很快再见到你。兄弟般地拥抱你。
萨尔迪
1924年4月，维也纳
注解：
[1]致彼特罗·特雷索。
[2]参阅贝洛尼的《国家资本主义》，刊于1923年3月23日的《劳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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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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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们[1]：
你们根据报纸已经了解目前南斯拉夫经历的政治危机的大致情况。鉴于巴尔干国家同意大利存在密切关系，因而一国的重大事件必在另一国内产生反响，我认为给你们提供关于南斯拉夫的形势，尤其关于斯台方诺-拉迪克领导的克罗地亚农民运动的特殊情报将受益匪浅。
1．民族问题
南斯拉夫的危机具有民族问题中的政治形式。由于在克罗地亚绝大多数人追随拉迪克的党，拉迪克又声明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危机的两大主角发生改变：帕希茨——塞尔维亚激进党领袖，是个集权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而拉迪克本人近期倾向于做一个受塞尔维亚人军事、行政领导权压迫的南斯拉夫所有民族的卫士。民族问题的社会根源是被如下政治动因搞得复杂的农业问题：
（1）塞尔维亚是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冠名的三个主要民族中工业化最差的。塞尔维亚的工业，即使因战略原因也必须集中在塞尔维亚领土内，以少受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的入侵，为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工业设备得到君主专制制度的巨大帮助。
（2）南斯拉夫的军事-官僚机构掌握在塞尔维亚人手中，他们把旧机构扩展到新领土，并把其他民族人士一贯地排斥在外。这种塞尔维亚领导权尤其在军队中感觉更加强烈，塞尔维亚军官数量庞大，并由一个称作“白手”的秘密社团组织，它是君主制和集权制的强大工具。
（3）国际关系。帕希茨政府和君主制得到法国的帮助，法国希望在意大利的东方存在一个军事强国，在意法战争时，以代替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势力范围起平衡作用。拉迪克运动及民族运动得到英国的支持。英国不愿看到塞尔维亚民族军国主义复兴，从而导致一场新巴尔干战争和新欧洲战争的爆发。
2．斯台芳诺-拉迪克何许人也
我同拉迪克谈话大约两小时，他用丰富的语汇对我陈述了其思想及其政治方针。我的印象难以概括，拉迪克是个非常狡诈、机警的人，但我不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正如实行其政治方针所必需的那种国务活动家。我说，他是一位能干的策略家，善于用妥协解决直接问题，妥协总能让他可能摆脱困境并获得成功，但他不是一位战略家。在一般问题上，他的观点是乌托邦的，脱离斗争中各派力量的实际关系，却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尤其是人道主义、民主等模糊思想，在集会上可以使用观念，并且可以在克罗地亚农民队伍中掀起神秘主义浪潮，但肯定不能用作国家的实体。自然，这种印象还应当由两种考察相对加以修正：（1）当拉迪克陈述其思想时，就是在搞政治，即他试图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形势；
（2）他了解自己的力量在涉及巴尔干国家的国际政治游戏中的实际弱点，因此他倾向于利用大国之间的冲突以渔利，正如他感觉这样更好。
3．克罗地亚的作用
帕希茨政府按宪法可以靠目前的立法会议维持，仅仅因为拉迪克派（由约70名议员组成）一贯抵制议会。当拉迪克显然同反对派其他派别达成协议，改变了策略，其首个议会党团前往贝尔格莱德以便得到确认并且宣誓，形势就发生了逆转，造成了内阁危机。政府不得不由反对派掌握。在议会反对派由达维多维奇领导。但这意味着塞尔维亚君主制的深刻危机正式开始，它没有十分清晰、肯定的前景。此外，显然反对派之间不同纲领的协调工作尚未结束，还有不少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帕希茨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局面，争取留在内阁和可能重新举行选举。然而，危机表明在议会各种力量的较量中，克罗地亚可以钳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成为目前时局的最大危险，因为它倾向于正式、公开地做反塞尔维亚和反君主制的所有力量的领袖。
4．拉迪克和法西斯主义政治
正如你们记得的那样，无论邓南遮还是墨索里尼在一段时间内都拥护拉迪克运动。1920年7月（当时我首次被派往阜姆），我曾看到邓南遮在一个文件中大致写道：“斯台芳诺-拉迪克是我的（邓南遮的）精神兄弟，阜姆将尽全力帮助和慰问他的运动。同我一样，斯台芳诺·拉迪克希望农民成为新生活的基础，这是历史上纯粹并纯洁的力量。云云。”墨索里尼在为夺权发起宣传运动期间似乎倾向于一般被压迫民族，尤其是巴尔干的被压迫民族。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刊登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文章，黑山、马其顿的移民经常光顾该报编辑部，墨索里尼对他们许诺给予支持并提出建议。
在和南斯拉夫签订条约之前，墨索里尼把阿蒂利奥·塔马罗派到拉迪克那里。我认为他带着具体建议：如果拉迪克和克罗地亚转向反塞尔维亚的革命反对派，墨索里尼就不签订条约。也就是说，如果同意将阜姆和达尔马提亚的其他租借地割让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就同拉迪克达成协议，在物质上帮助克罗地亚实现独立。在相反情况下，意大利将同塞尔维亚达成协议，而克罗地亚将为此协议付出代价。其后，事态发展正是如此，拉迪克确信在意南条约中存在反对克罗地亚的秘密军事条款。依我看。意南条约在决定拉迪克重新审视其政治方针并迫使他转向左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签约之前，拉迪克特别重视英国的帮助，而把意大利的帮助放在次要地位；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看法有意地模糊不定；他一贯探寻同南斯拉夫其他少数民族资产阶级达成协议，而不同工人阶级及农民政党达成协议；他对俄国不发表意见。英国利用拉迪克推行自己的国际政策，它对意南条约表示非常满意。英国对拉迪克做出承诺：如果帕希茨利用巩固的地位发动政变并建立军事独裁政权，英国政府将不承认新局势的合法性。这对于拉迪克来说是小小的安慰，即使这小小安慰也没有保证。
5．拉迪克的新方针
因此，今天拉迪克转向了俄国和工人阶级。目前，至少表面上如此。他声明农民群众只能同无产阶级结盟，只存在劳动者阶级的民主。他声明准备加入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农民国际，同时反对总部设在布拉格的绿色国际[2]，反对国际斯图尔佐主义。他说斯塔姆博利斯基的根本错误（除去其粗俗的唯物主义）在于将农村同城市对立，不再让农民同资产阶级对立，而是让农民同城市整体对立，即是说也同无产阶级对立。他欣赏苏维埃俄国；他相信在当前历史上俄国现实是唯一持续的现实，红军是唯一强大的军队，因为它基于人民的意愿。他还用俄国的条件为专政和红色恐怖辩护，却自然认为在文明欧洲不可能实行专政和红色恐怖。
在南斯拉夫政治格局中，拉迪克的这一新方针造成了帕希茨内阁的危机。克罗地亚共和党走出狭隘地方主义，试图同斯洛文尼亚的教权主义者（科罗舍茨）、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斯帕霍博士的党）、同达维多维奇的党的民主派联合行动。在贝尔格莱德的议会上，这意味着帕希茨的激进党被置于少数派。然而，拉迪克除议会外，还想在不同国家（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伏伊伏丁那、黑山和马其顿）创建类似于克罗地亚类型的反塞尔维亚、主张共和主义和联邦制的农民组织及运动，他还希望在塞尔维亚也兴起类似运动。他为和像达维多维奇这样的资产阶级，和像科罗舍茨这样的教权主义者，和像斯帕霍博士这样的穆斯林（拖后腿者）的代表合作辩护，说这是为了创造有益于人民——工人和农民——运动发展新形势不可或缺的直接策略。
6．危机的前景
由拉迪克新方针造成的议会形势十分严峻并充满变数。新王国的政治结构很脆弱，行政机构和军事强制艰难地维持着新王国的统一。如果拉迪克的计划实现，如果他能真正实现规划的共同行动，君主制将发动政变以自救。
如下事实证明形势严峻：国王亲自召见达维多维奇和科罗舍茨，向他们展示一张拉迪克从俄国收到赠款的所谓收据。事情本身关系重大。依据法律，“神圣并不可侵犯”的国王不可能……被拉迪克控告说谎和诽谤，国王并不重视为自己的断言提供证据，他靠玩弄权术行使权力。尽管南斯拉夫在巴尔干，塞尔维亚王朝并非首次同这种阴谋诡计交锋，但事态仍然严重并且意义深远。在妄图粉碎反对派的计划方面，它们不会太顾忌宪法。前期靠贿赂、讹诈和恐吓个人，接着公开使用武力，塞尔维亚军事王室集团将竭力维护政权。
如果认为拉迪克没有看到这些危险，或者认为其人道主义思想妨碍他对危险做必要准备则十分幼稚。正如我已说过，我认为拉迪克是个精明绝顶的人，不会被意识形态拖住后腿，我觉得对他来说，意识形态只是斗争的武器。困难应当到拉迪克运动的性质本身和社会特征中探寻：它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运动，没有得力的干部，分散在大大小小的乡村。拉迪克断言，原则上他不反对武装起义和革命手段，总而言之想求助于武装起义和革命手段。他断言一旦需要能拥有许多武器，即使不接受匈牙利或意大利提供的援助。预见他在这方面的招数并不困难。他认为在南斯拉夫不可能产生像意大利那样的法西斯主义，他的这一意见基本正确。然而，他的乐观主义在对付塞尔维亚军队和宪兵时不能成立，当对付一支外国军队，譬如意大利军队或法西斯国家民兵时更不能成立。他认为今天任何一支军队（俄国军队除外）都不能发动一场正规战，尤其是反对像克罗地亚人民那样已经建立自由体制（近乎苏维埃式）的人民。他断言应当用反威胁回击塔马罗的隐晦威胁：如果意大利军队入侵克罗地亚，武装的克罗地亚人民将粉碎侵略者的企图，今天仍受意大利奴役的斯拉夫人将获得解放。我想，即使在其所有推理中隐藏了大部分真实意见，但其中仍存在大部分乌托邦主义，类似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时代的许多俄国同志，他们排除由无产阶级构成的德国军队进犯一个工人国家的可能性。此外，我们没有发现拉迪克如何解决不可或缺的武装力量问题，到一定程度这种力量用来防御其政治策略必然产生的后果。
7．南斯拉夫共产党
唯一的解决办法应当是农民和工人之间、全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和众多民族的不同农民运动之间的联盟。然而，问题只提交拉迪克非常困难，因为共产党在南斯拉夫只是个形而上学本体，若不是作为共产主义观念影响的组织，也只是一个所谓的组织。但在目前形势下至关重要的正是其所有支部有效地组织起来。在民族问题上分为两派：马尔科维奇（这位同志目前在狱中）派和今天占中央多数的卡兹莱罗维奇派。马尔科维奇提出了民族问题的符合宪法的、局部的解决方案，但无人对此方案满意。卡兹莱罗维奇派在其章程中接受共产国际的解决方案。但没有能力开展工作，因为受到官僚主义和派性的严重腐蚀。该派因追逐权力，不惜破坏任何革命的、有益的首创精神。于是，实际上存在许多共产党，就像南斯拉夫的历史地区一样多，相反严峻形势需要严格实行集中制。在塞尔维亚，运动尤其衰弱；相反那里应当更强大，在贝尔格莱德（1920年市政府由共产党领导），地下党支部只有20个党员，其中14名知识分子党员干部，6名工人（其中4名是工会干部）。塞尔维亚共产党人否认存在民族问题，相反，斯洛文尼亚人断言，如果在他们国家举行全民公决，80%的人希望重归奥地利，云云。马尔科维奇说，共产国际应当制止任何分裂党的活动，它只限于消除期刊的赤字，只应给一位编辑发薪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给四位编辑发薪。只有如此，官僚主义硬壳才会因缺乏营养而脱落，党才能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卡兹莱罗维奇派用其他控告反击。当阵地变得烫人时，党却在瘫痪。
在这样的形势下，拉迪克变为反对派的主角，并且不会最终离开资产阶级民主派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8．我们党的某些职责
我想过为你们通报关于南斯拉夫形势的要点，但我认为提及同我们党紧密相关的其他几点更有必要。
（1）我们从未明确地声明我们对战后归属意大利的异族人——斯拉夫人、德意志人的政策。我相信，因此同南斯拉夫党交换观点非常适宜，以便达成共识，确定行动方针。
（2）一般说来，鉴于巴尔干在意大利国家政治中具有的重要性，同巴尔干共产主义者联盟进行经常接触很有必要。在科孚事件中，希腊党曾尝试同我们接触以发表联合宣言，但没有结果，而希腊的同志们照样发表了宣言，并附上我们的签名，我不知道迄今你们是否知道此事。同样，在阿尔巴尼亚开创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同我们协商，因为在那儿（相对而言）有许多意大利工人。必须牢记：在南意大利，尤其在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有许多阿尔巴尼亚人（约30万），在普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之间有许多接触，以致普利亚的报纸有一个阿尔巴尼亚文专版（我不知现在是否如此）。在这些意大利籍阿尔巴尼亚人中，在巴里和阿尔巴尼亚之间航行的海员中不是有我们的同志吗？如果巴尔干共产主义者联盟邀请我们参加创议，最好沟通信息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
（3）我们的报刊应当一直转载《国际通讯》上关于南斯拉夫和一般巴尔干国家的文章。其次，我们的报刊应当避免系统地赞誉的错误，正如近期《团结报》在介绍斯塔姆博利斯基的党时所发生的那样，该党同共产党人合作，仿佛冒险家在聚会或类似情况。我们应当倾向于在我们的运动中形成对巴尔干事务更加准确的认识，并自觉认识巴尔干对我们革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敬礼！
萨尔迪
1924年4月19日，〔维也纳〕
邮件编号：200
注解：
[1]致意共中央执委会。信前冠名《斯台方诺·拉迪克和南斯拉夫形势》。
[2]绿色国际，或称国际农业办事处，从1922年起，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波兰和保加利亚的农民政党纷纷加入。1924年6月，拉迪克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另一位领袖科苏蒂奇来到莫斯科，申请加入红色农民国际。1924年7月1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上批准该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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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乌尔巴尼：
我愿解释清楚，我关于我们应当采取的工会行动的想法，以避免产生有害的误解和误会[1]。鉴于我长期离开意大利并缺少对这些问题不可或缺的具体、细微的印象，我一直注意不要提示确定的组织形式，尤其是地下组织形式，我只是建议同志们讨论这一确定问题：今天在意大利不再有由中央组织的工会行动。意大利总工会及其所有组织都处于昏睡状态，完全实行消极被动、听之任之等策略。根据原则，根据今天原则仍然成立的一系列实际考察，我们不想创建一个新工会中心。然而，还是有许多事需要做：工人群众相对平静，孤立的罢工继续发生。如果我们彻底实行车间支部的组织原则，正如你同意的那样。如果我们召开工厂工人大会，到一定程度，即使我们不想，我们也将面对必须进行真正意义的工会行动的形势。如果我们在工厂创建一股政治力量，就不能阻止它自动成为中心、整个工厂的代表处，而工人们期待代表处提建议、做指示。这一行动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会行动，必将提出以前行会委员会曾提出的相同问题。鉴于缺乏正式机制，我们应当满足群众的所有要求。因此，怎么办？仍放弃组织和动员，因为从一定发展的观点看。群众必然采取真正意义的行动？肯定不是。因此，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并探寻一种在意大利现有条件下包含这一本质的形式。这就是我提出的讨论范围，用最普通的语言表达。由于我们不想创建一个新工会中心，显然，组织应当是非法的。此外实际上我们将有真正自己的非法工会运动。这不危险吗？毫无疑义。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工作，一般说来这不可避免。你相信广大群众对交换不同党派的工会委员会的信件很感兴趣吗？这只对委员会本身有用，对在不太艰难时期拥护党的少数工人有用，但丝毫不能影响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只能感受到由在广大群众中扎下根的组织采取的实际行动的作用。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主要弱点是什么？孤立、分散，我们应当同这种状态作斗争。显然，我们不可能渴望斗争立即生效，然而，我举个例证：假若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在工厂扎根的组织，通过方法得当、井井有条的宣传运动，肯定能在5月1日取得好结果。[2]不是仿佛在工人中形成信念：业已存在一个中心。在所有工厂进行相同工作，可以发起运动而每个工厂无须害怕被孤立从而被镇压？通过多种手段，在其总体上会产生预想的感觉。依我看，必须让我们的各个小组，以各个工厂的全体工人的名义，对目前局势的提案进行表决；然后我们的报刊刊登消息，工人们阅读报刊并了解了情况。如此等等。我认为应当探寻全新的动员与宣传以及组织的技术。必须让大部分群众习惯于非法行动和保守秘密，等等。我觉得在这方面意大利工人因沉痛教训已取得了很大进步，以致在我看来，甚至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应在都灵、米兰和其他大城市组织一次公众游行示威,你会说，这太夸大其词了。我这样说一点儿不想开玩笑。我认为在都灵和米兰，通过精心布置的组织工作，能够在城市某点集中5万工人，不会发生灾难，此事会产生巨大反响。当然，今天想干类似事情有点儿疯狂，但我说在从事我上文提及的活动时，我们必须提出产生类似结果的问题。
我认为自己已解释得相当清楚。无论如何，请你注意我提出这些看法供同志们讨论，仅此而已。我认为它们绝对不是乌托邦的，我们必须走出一潭死水。我们还必须摆脱目前的处境，其后以交换信件和召开委员会会议告终。毫无疑义，必须深思熟虑，找到最佳组织形式，必须让同志们习惯于做具体工作，等等。
总之，还必须开始，至少开始在我们之间展开讨论，以做到思想清晰和指示明确。我相信你至少赞同这一点。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萨尔迪
1924年4月19日，维也纳
注解：
[1]参阅第106封信。
[2]由于“五一”纪念活动被法西斯政府取消，1924年4月14日，意共向社会党和团结社会党倡议在“五一”联合发起示威游行，但两党领导拒绝联合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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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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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埃尔科利[1]：
我把乌尔巴尼来信的抄件寄给你[2]。迄今为止我从你那儿很少收到来信。由于我们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我不能想象我们意见一致到何等程度。我希望我们之间更加详尽地通报印象，即使时间仓促。为什么我对你说这些？因为从威内齐亚尼的两封信，尤其从第二封信，我发现如何能够离题？威内齐亚尼写道，他明白我想驱逐左派。这无中生有的事情令我震惊，当我想到这一消息将开始以简要形式在同志们之间传播：萨尔迪想开除阿马德奥的党籍，这是自毁声誉的事情，这就是我一直希望多次讨论的原因所在，即使是在仿佛立场接近或一致的人们之间，在我们之间，也需认真讨论。我们必须深入地、全面地提出党的问题。我认为选举结果太棒了，我们应当分析其全部意义。我觉得它相当严肃地提出右派危险的问题，不排除在三年讨论禁绝后，党陷入右倾主义的可能，也不排除我们因我们目前的行动促使这种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提出这一问题，为避免所有危险，我们应当考察能做什么事情。鉴于我孤陋寡闻并且缺乏直接印象，我只能提出假设，使我劳累但不结果实的东西。
杰尔马内托给我来信，他声明赞同我们的方针。我把给他的回信寄给你[3]由于乌尔巴尼赞同，我认为向前迈进一大步，可以真正平静地看到未来。
我相信我们会很快见面，因为我想你们将写信让我回意大利。致诚挚问候。
萨尔迪
1924年4月19日，维也纳
我读了你关于选举的两篇文章[4]分析得不错但我认为在分析之后应当提出实践方针，以便为同志们的宣传确定方向。是你为格贝蒂的文章[5]写的开头吗？其夺取市镇的思想，显然，正如议会少数派对多数派的提案阻挠的想法和通篇文章那样天真，但存在某些真实的东西。显然，必须在工厂和农村组织起新政权，由于它不断发展壮大，因而使法西斯国家窒息。
注解：
[1]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2]参阅下一封信。
[3]参阅前一封信。
[4]即分别刊载在1924年4月12日和13日的文重《初步证实》和《资产阶级反对派》。
[5]在1924年4月15日《自由革命》的社论——《选举之后）中，格贝蒂写道：“反对派在议会没有责任思考秩序和重建。为重建的笔直大道是另一条：夺取市镇，制造地方政权同中央的不和，即使需要很长时期。这就是整整一代人的工作纲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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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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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巴尔巴[1]
我收到你5日的来信，就几点我简短地回复你。我不能说对你写的内容感到高兴，不是由于你或明或暗地对我的指责，况且我承认指责大部分成立。其实我问你，正如已问过我自己：如何实际解决你提出的问题？包括那些表现出的疑虑，令你担惊受怕的东西？你对我进行指责，这很好，但为什么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姑且不提其他原因，根本原因是：如果我们同阿马德奥及其集团决裂，党最终会走向何方？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形势比今天严峻得多。少数派整体上意见并不一致，我们确切知道清算者居主导地位'在多数派中没有进行任何统一方针或集中组织的准备工作，由于它很难预见在莫斯科发生的危机将在意大利、在党内、在其中央机构内会产生什么后果，当法西斯力量突然打击我们时后果就明显了。阿马德奥及其集团将毅然决然退出中央，如果在多数派中存在你所希望的那一运动。
正如你所见，我转入反攻，不是由于纯粹的论战精神，为了摆脱不适宜的爱好，而是因为其中暗含严重问题。你曾希望他人采取行动，让他人火中取栗，直至今天你仍持这种立场，期待他人找到解决方法，并准备自卫抗击突发危险等。
亲爱的巴尔巴，以这种阵地进行防御很舒适，但对你这样的合格战士来说很不光彩，你已经是党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今天又成为驻国际红色工会的代表[2]因此，在这类讨论中应当绝对消除假谦虚，要有更多责任感。如果你大致赞同我向一些同志提出的方针，正如你所说，你就应当同我们合作共同克服出现的困难。显然，不是要消灭阿马德奥和拥护他的人，那是荒谬和极端危险的事情，是徒劳无益的，而主要是找到一条让我们同左派划清界限的政治路线，主要是剥夺少数派在意大利代表共产国际的垄断权，自然包括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这一根本问题，并使其成为全党的政治路线。显然，存在一些危险，但我觉得不会有重陷最高纲领派中间立场的危险。最高纲领派的特征是言论与实际的脱节。实际上，这点表现在组织问题上、缺乏地下工作机制、纪律和普遍监察的松懈上，因此，党总是被冒险家操纵或者遭受松切利[3]之类挑衅分子的破坏。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不很乐观，也包括对阿马德奥创建的组织，今天该组织仍按旧体制运行：持中间立场，即言论同事实的不统一，这种中间立场在我们党内也多次出现，仿佛必须坚持。不是政治中间立场，即言论没有被机会主义所污染，这不错；而是那种中间立场，即实际的无能，即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们不仅想要超越断言，而且尤其想要超越事实。存在的其他危险大部分具有个人性质，通过建立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它们可以逐渐地被克服，它是同质的、和谐统一的，这一核心能领导实际政治斗争。并不存在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革命斗争中，所有理论都不可避免地被实践烈火所摧毁。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萨尔迪
1924年4月19日，维也纳
注解：
[1]致乔万尼·杰尔马内托。
[2]乔万尼·杰尔马内托（GiovanniGermanetto.1885—1959），都灵社会党人，年轻时曾做过理发师。1917年在佛罗伦萨出席社会党“革命不妥协派”秘密会议时，结识葛兰西等意共未来领导人。他从1921年意共建党起任党的干部，积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宣传运动。作为意共代表团成员，他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国际红色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2年末返回意大利，参与的里雅斯特的《劳动者》刊物的编辑工作。7923年2月被捕，10月被罗马法庭起诉并无罪释放。1924年被派往莫斯科，任意大利总工会共产主义工会少数派驻国际红色工会代表。
[3]参阅第112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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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尤尔卡：
我收到你8日的来信，它驱散了一切疑云，消除了所有误会
我们再不要讨论“病态”和其他类似的蠢话。我们只是应当相亲相爱，要有耐心，要等待我们团圆的一天，要竭力找到尽可能长地待在一起的办法。这是我们所有不适的唯一原因，它引导我们深陷各种隐蔽原因，即让我们自己在其中备受折磨。我决心再也不受这种残酷游戏的折磨。我心情平静，胸有成竹，再没有疑惑，再没有熔化的铁水威胁我娇嫩的皮肉。拥有耐心绝非易事，但总而言之，我不再制造不耐烦的形而上学。你也应当像我这样做，你不要因身后的木偶而焦虑不安。我承认是我的过错，大部分情况下如此，因为，总之我比你年长，比你有经验，我不应当给你写那封信，但我已给你写了[1]。因为现在我思考此事，连我自己都不大相信我所写的内容，我只是把我神经的不适和脑海里的胡思乱想转换为言语。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那很少的时间还是我们偶然偷来的：我们在森林中的神秘小屋内一天天地享受“走私般的”幸福。这给我们全部生活留下太多遗憾，太多震颤持续地令我们焦虑不安。这就是我们短暂不适的原因。说到底，我们没有彼此感受夫妻的时间，我们只是度蜜月的情人（你记得我关于党章的建议吗？）每当我回想你给予我幸福并让我们在道德和思想上结合的这段时光，就不能不心潮澎湃。你记得你的迟疑吗？你有道理，而我感到我不再有道理。假若我是个婚姻对象，而我们的生活没有融合，彼此幸福没有强烈地撞击我们整个生活，我们将会克服这一危机吗？此外这种危机不是小事一桩？我不知道是否如此。我变化颇大，已不能想象其他情况发生会怎样，但我相信决不会好。由于相距遥远，我们会是，或更仿佛是一部小小说，是马蒂尔德·塞拉奥[2]式的牛奶杏仁冻糕。至少，按荒谬假设所能设想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这样。
然而，今天我这样思考：即使按最坏的假设，我仍要长期远离尤尔卡，那会发生什么情况？肯定我会苦恼：想到他人在距我遥远的地方生活，就会心烦意乱，但我不会因此绝望或变得不够坚强。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我们终于团聚，我们返老还童，相互做着鬼脸，以往的时光突然从记忆中消逝。今天，我这么想，还因为我坚信很快就能再见到你，重新把你抱在我的怀里，亲吻你的眼睛，亲吻你的手腕，亲吻你的脖颈，亲吻你的全身，就像个贪吃的孩子那样恋恋不舍口因为我对你的爱情深似海，我懂得如何让因人们滥用而仿佛变得平庸的表达方式具有实际意义。一切都在更新，因为我们的爱情是新生事物，我们以非常独特的方式相亲相爱，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即使有时彼此受点儿折磨。
仿佛这次残酷的命运恰恰要我做……威尼斯议员。因此，我将去意大利待几天，接着我再出境去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对我们来说，选举进展顺利。党从各个选举点得到的消息都令人振奋：官方宣布我们获得30.4万张选票，但实际上我们获得的选票是此数字的两倍多，法西斯主义者妄想把那些选票窃为己有，用橡皮把共产党的标志擦掉，再画上法西斯党的标记。当我想到工人和农民投我票付出的代价，当我想到在都灵3000工人在棍棒的威胁下写上我的名字，在威尼托又有3000人（其中多数是农民）投我的票，有人为此被打得头破血流，我就判断一旦成为议员就具有某种价值和意义。而当我想到为了在议会做一个革命议员，面对400只不断吼叫的醉猴子，必须拥有比我现有更洪亮的嗓音和更坚韧的耐力，但我将竭尽全力做得更好，某些强壮有力的工人当选了议员，我非常了解他们，我考虑能够从事有益的工作。我认识的几个法西斯主义者不止一次地怒不可遏。但我们当面再谈这些事情，因为还有时间，议会将于5月25日开会，我不会出席最初的会议，因为我要在你身边对你做鬼脸，并期待着对……墨索里尼做鬼脸。
吻你，漂亮、善良、可亲可爱的姑娘[3]
葛
1924年4月16日，〔维也纳）
我给你附上阿拉莱奥纳[4]教授的两篇文章。
作为解毒剂，我想把帕斯卡雷拉的东西抄给你：
但对她说这些话徒劳无益，
那位女奴困难重重。
当你置身密林深处，
每走一步都会遇到野兽，
你清楚更多的野兽，
隐藏在保留地；
大象也常光临此地，
犹如弥涅尔瓦的小鸡。
这里，要求精明强干，
因为，要历经艰险：
可能会遇到野人，
他可比雄师更可怕，
他玩世不恭迷惑你，
他用巫术之歌引诱你。
那些人呢？那些人？发生了奇遇：
他们狡诈地进入密林，
用刀砍断遮目的枝叶，
发现了野人：
他装扮可笑，
赤裸上身，
头戴羽毛盔，
脸涂得像玩偶。
他们停住脚步，勇敢地呼叫：啊，是那人！
他们问：你是谁？
他回答：我能是谁？我是野人。
你们到这儿干什么？
他们说：当我们看见命令您的国王，
那时您就会知道答案[5]
我想通过邮局把书寄给你，但我对能否寄到没有把握。我试着给你寄一包儿童杂志，这是他们用来交换《新秩序》才寄给我的，但不能同万巴的杂志相比，我觉得你在意大利时已经了解，那是《星期日小报》。
当我到达莫斯科时，我们可能在乡村一起度过几天吗？我们在一起阅读帕斯卡雷拉的全部诗作，做出许多疯狂之举，会这样吗？你应当开怀大笑，以忘记我们相距遥远的全部痛苦时光。我想从意大利能给你带些东西，现在我还不能决定，到时候再说。
再次亲吻你善良、温柔的双眼，亲爱的尤尔卡。
葛
注解：
[1]参阅第109封信。
[2]参阅第61封信。
[3]原文为俄文。
[4]阿拉莱奥纳教授是朱丽娅在罗马圣切齐利娅音乐学院学习时的老师。
[5]抄录《发现美洲》第28首和第29首十四行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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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我收到你4日的来信（上周我收到克里恩泽夫的书和《工人通讯员》的小册子）。我不知道你给我写信之前收到我哪一封信，由于你提及一起收到3封信，但我是每周都给你寄信。我最近一封信很严肃，我是说近乎庄严[2]。
现在我一方面很平静，因为我听到你柔美的声音，看到了你的爱情，我知道你更是我的；但另一方面我很不平静（生活是可怕地辩证的）。听说我在威尼托当选议员，于是我想我若返回意大利，将很难出境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那么，我怎么能期待你来看我？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不受罪，现在你应当等待，而我恰恰期待此时在你身边，以便参与你的全部新生活，分享你的欢乐与痛苦。我的脑海不断浮现相互矛盾的各种思绪，我愿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告知你，但我希望一切顺利。意大利新议会只是5月25日才开会，即使我真的当选议员，可能也不必离开这里，因为25日我应到莫斯科。我还能对你做鬼脸吗？现在我们都是严肃的人，不久我们将有一个孩子，不要给小孩儿做出坏榜样。你看，多么广阔的新地平线在展现，世界既庞大又恐怖，千真万确。这几天我重读了帕斯卡雷拉[3]的十四行诗，其后我让人寄给你，《发现美洲》仍然显现出老西藏喇嘛说法中包含准确的观点。其后，谁知道哥伦布乘坐现代战列舰真能发现20个美洲：整个世界，等等。此外，我想在孩子出生后不久我们就会严肃地动起手来，因为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意见不合。至于给孩子起名，你不是记得我偏爱纳布科多诺索尔、西梅奥内、艾尔门加尔达、普鲁登齐亚纳、威尼兰达、帕拉莱皮佩多等名字吗？我预见到我们会发生一系列争吵。你在这方面从未畅所欲言，但我今天觉得你的策略是机会主义的并充满威胁性。
我有点儿疯癫，但我很不情愿这样。确定无疑的是：我非常爱你，每时每刻都在思念你，我仿佛无时无刻不在紧紧地拥抱你。我刚一接到你最近一封信，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我仿佛觉得你已到维也纳，而我在大街上遇到你。这次我又感到不适，难以入睡，你的信确实使我过度兴奋口当我真正拥抱你时，我想仍会感到不适，因为我会备受激情折磨。亲爱的尤尔卡，你是我的整个生命，正如在爱上你之前我从未感觉到生命本身：这么伟大而美好的情感，使生命的每一时刻和每一流转都非常充实。今天我想变得更加坚强，似乎我从未有过这种想法，因为我希望你的爱使我幸福，这一愿望反映在我的全部活动中。我想当我们在一起生活时，我们将战无不胜，我们甚至会找到粉碎法西斯主义的手段。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个自由、美好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奋力斗争，仿佛以往从未这样斗争过，运用我们从未有过的智谋，不屈不挠，竭尽全力，清除一切障碍。请你给我写封长信。倘若一个月后你偎依在我身旁……可能就会这样。
长久地吻你，亲爱的[4]。
葛
1924年4月13日，〔维也纳〕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参阅第114封信。
[3]帕斯卡雷拉（C.Pascarella.1858—1940），用罗马方言写作的意大利诗人，《发现美洲》是其1893年的作品。
[4]原文为俄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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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我已经知道我可能在威尼托选区当选，只要投票情况不再发生变化，这也有可能，此外我祝愿一切顺利，如果我必须返回意大利，但我不知道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否能顺利地出境。
我觉得从所有观点看，选举对我们来说很好。我曾害怕第三国际派在各选区获胜，但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今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可能只获得5席，而我们获得13席。由于在伦巴第选区弗尔蒂吉亚里的选票超过布弗尼，我们党的威信大振。这里大家都目瞪口呆，以往普遍确信我们不再存在，我们的影响微乎其微。必须广泛宣传选举结果，特别说明选民投票的重要性，它们是一个组织实际影响的指数。我将就这个题目为《国际通讯》写一篇专稿，我一拥有所有数据就动笔[2]。
至于《新秩序》，情况并不很好。没有合作，一次邮件误投就足以让刊物停刊。我认为必须重建我们都灵编辑小组。你应当合作，撰写你更喜欢的题目。我觉得为俄共代表大会写一篇背景文章饶有兴味，包括对过去论战的概述。对于我们党来说，俄国的经验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并从中汲取许多教诲。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马西
1924年4月13日，〔维也纳〕
注解：
[1]致泰拉齐尼。
[2]此篇文章发表在1924年4月17日的《国际通讯》上，葛兰西在文中详细分折了公民投票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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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我收到西尔韦亚[2]同志的通知。但我要向你们供认，这一通知使我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我不能确切理解你们要我做的事情。中央委员会会议[3]的议事日程是什么？我应就哪个特殊问题写提案或应提及的讨论要点是什么？我曾想给中央委员会写一封公开信以作为个人声明，但我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我认为这样做会以某种方式脱离你们，从而让人利用这种形势。我为《新秩序》第2期所写文章[4]可以设想为我对这次会议的声明和我的确定立场。按此内容，我请你们以我的名义发表一个声明，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
我的工作仍然缺乏条理。说实话，我仍不了解你们具体的想法：你们总体上是否接受我所有的建议？但在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特殊之点就不存在分歧吗？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能提出提案？我相信，你们相当充分地了解我的观点，而我只是粗略地了解你们的观点。如果有人可以提出提案，鉴于他想从事某种统一、有机的工作（你们可以讨论并协调），那么这个人就存在。
大体说来，如果正如你们对我所说的那样，在会议上讨论了党的策略和方向问题，我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采取立场：由我指出的立场，如果你们完全赞同这一立场。那么，我相信一个小提案就足以结束帕尔米的报告，譬如在此提案中陈述我们自罗马代表大会以来至今的立场。在罗马我们曾接受阿马德奥的论纲，因为它至少是作为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种意见，而不是作为行动方针介绍的。我们认为这样可以以他为领导核心维护党的团结，我们曾想对阿马德奥做这种让步，鉴于他在党组织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现在我们对此并不后悔，没有阿马德奥及其小组参与中央工作，在政治上就不可能领导全党。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形势：我们面对着新浪潮，其影响波及意大利。于是，我们认为撤退应当有条不紊地进行，以便在我们运动中不造成新危机和分裂的新危险，不再给革命运动挫折造成的解体局面“雪上加霜”。今天必须确立伟大群众政党的基础，必须十分清晰地确定我们理论的和实践的立场。我们同共产国际产生部分分歧，主要不在于对意大利总形势的评估，而在于其建议的措施在我们党内产生的影响，我们了解我们党的弱点和组织的脆弱，我们曾有点儿宗派色彩，正如当运动受到挤压时的发生的那样，也包括反对前一时期的过分乐观态度。在原则路线上我们同共产国际意见一致，但我们的立场产生的反响让我们进行反思。同时我们确信，在少数派中发生了有助于我们确定方向的分化。少数派分化为两种倾向，一种显现出其真正清算者的特征，我们曾预见到并令我们害怕。我们同这一倾向没有丝毫共同点：我们将同这种倾向做斗争。另一种倾向由塔斯卡同志代表，业已发生变化，其实已接受我们的大部分观点。同它或同它声明所代表的政策可以进行有益的合作。同左派尚需多次讨论，以便清晰了解分歧在哪里。然而，我们应当谴责阿马德奥的立场，因为其立场损害了党。
我们同左派在某些组织原则上存在分歧，有必要深入探讨最终发展到什么程度。由于阿马德奥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否定了世界党，即否定它在目前形势下可以实现。在民族领域党的发展受到阻碍，并走向政治被动性。但我们继续认为在党的工作上必须同阿马德奥合作。我们相信像他这样的人不会变成普通战士、一般成员。实际上这意味着在党员群众中存在持续的不安状态，持续存在一个派别，即使是非组织派别，因为每时每刻，每当遇到困难，每个党员都会问：“阿马德奥想干什么？是否有他情况会更好？”断言一位领袖能像普通成员那样待在队伍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虚假的。阿马德奥留在党内仅限于这点，因为我们不可能向他提供丝毫帮助，相反应当预见到同他斗争的必要性，以避免党的衰弱。这几点必须澄清并要坦诚相告。只有这样，党才能摆脱所处困境并确定方向，如果你们同意，可以说我发表在《新秩序》上的文章大致代表我们的方针，我们进一步的论断将文章中概括的几点展开：
1．坚定不移地清除宗派主义，结束危机；
2．实际工作要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保持一致，我们总体上接受其决议（不排除它们能部分地得到完善）；
3．激励全党努力奋斗，以便完成等待它的艰难任务。
如果你们同意这些要点，你们可以提出一个简短提案，也可签上我的名字并说它完全代表我的观点。
致以诚挚敬意。
萨尔迪
1924年4月5日，维也纳
邮件编号：134
我收到内格里的来信，他进一步说服我，你们之间存在分歧。我觉得他的意见值得重视，至少涉及我们小组及其组织的那些内容，还因为已经丧失了许多时间。关于少数派，我不赞成他的意见：我认为竭力使塔斯卡脱离少数派，让少数派分化绝对必要、至关重要，甚至不惜做出任何形式上的让步。请你们千万不要相信塔斯卡的口头声明[5]，又多一个理由，让他脱离他人。致意。
注解：
[1]致陶里亚蒂和斯科齐马罗等同志。
[2]即卡米拉·拉维拉同志。
[3]指意共中央于1924年4月18日召开的会议。
[4]指刊于1924年3月30日《新秩序》上的文章《反对悲观主义》。
[5]1924年4月30日，塔斯卡和沃塔联名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声明辞去意共执委会委员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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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晚才收到您的回信，我很高兴直接获得您的消息[1]。我曾得到关于您的互相矛盾的不同信息，正如关于许多其他朋友的信息一样，因此对他们目前的想法和事态发展不能做出判断。我们今天产生意见分歧，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在1920年对当时事态的解决办法持极度悲观态度这一事实造成的。法西斯掌权的事件及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破坏使我相对感到震惊。当然，近期我没有留在意大利，这也造成我目前的精神状态，从而也逃脱了可怕的精神压力，而许多同志和朋友每天都在承受由暴力和卑鄙行径施加的这种压力。相反，我在俄国每天所见的景象：一个民族在创造新生活、新习俗、新关系、新思维方式并提出所有问题，也使我在现在对我国及其未来持更乐观的态度。我想说，在世界上已存在某种新事物，它在地下以锐不可当之势潜在地活动。为什么我们国家就应当脱离这一普遍革新的进程？移居俄国的多数意大利工人表明，即使我们在1920年夺权，也不能维持政权。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俄国工人在6年革命之后仍能心甘情愿地忍受痛苦，甚至今天仍不得不忍受；而意大利人却想摆脱痛苦，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让自己远离痛苦。从这一观点看，法西斯主义改造了我们的国民，我们每天都经受考验；它赋予国民健壮的体魄，一种健康道德，一种闻所未闻的抗拒痛苦的能力，从未存在过的深刻情感。法西斯主义确实创造了持续的革命形势，正如沙皇制度在俄国所做的那样。曾经主宰我的悲观主义，尤其在占领工厂时期那种悲观情绪今天已经无影无踪。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把意大利形势看成玫瑰色。相反，我认为仍有许多痛苦和斗争在等待着我们无产阶级，比过去的斗争更加残酷，但今天存在发展的确定路线，我觉得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伟大的保障。今天可以某种确定性做出某些预见，可以比1919—1920年更加勤奋地工作。这就是我的乐观主义，我愿把这种乐观主义传播给我要接触的所有朋友和同志，我觉得他们正承受着法西斯主义施加的巨大精神压力。
我发现群众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悲观。群众在探寻一个路标、一个焦点，为群众指明方向，这是今天我国最重要的问题。老一代知识分子拥有许多历史经验，他们看到我国国民在最近几十年的曲折发展的全过程，但他们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恰恰在这一危难阶段，他们畏首畏尾，不愿澄清、组织并集中业已存在的理想力量，这些力量无须鼓动（这点可能是乌托邦的），只需集中和指引。你看看期刊[2]发生的事情，它今天的印量是1920年的两倍，这一迹象证明了我给您写的那些内容。在1920年，形势显得特别有利，那是一种四日热症般的狂热，今天对形势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坚实，即使周围是一片苍凉景象。
我心情非常愉快，能够围绕期刊重新创造一个工作集体，它是在1919-1920年形成的。我想，因此您的合作特别珍贵：自然您用笔名发表文章，因为我们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让我们手无寸铁的力量对抗几乎武装到牙齿的死敌，从而导致失利。还有您同俄罗斯杂志合作的想法通过我可以重新提出并实施。在俄罗斯出版一系列文学、艺术、哲学的大型期刊，关于我们全部文化及思想运动，都需要意大利方的长期合作。文章或专栏的稿酬很高，因为在俄罗斯文学活动备受重视（可能过于受重视了）。无论如何，这给予您弄到俄文期刊和书籍的办法，这里在所有领域书刊的出版都非常繁荣，尤其在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
我想立即回复您的信，因此我想给您写的许多事只能简单提及。如果您仍想按以往地址给我写信，并告诉我关于科斯莫教授的消息，我将非常感激您。1922年5月在柏林我同他进行过一次饶有兴味的谈话[3]。
请欣然接受我最诚挚、最亲切的问候。
葛兰西
1924年4月2日，〔维也纳〕
注解：
[1]致齐诺·齐尼。
[2]指《新秩序》
[3]科斯莫是都灵大学语言与文学系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派往柏林任意大利驻德国大使馆参赞。关于同科斯莫教授的会见，葛兰西在1931年2月23日致塔吉娅娜·舒赫特的信中有详细描（参阅《狱中书简》，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30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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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就需要明白无误并真诚坦率地给我写信[1]几天来我一直思念你，就不能不觉得一切都是误会和谎言。我的想象力有两个方向：当我平静时，它为所欲为地创造古怪而滑稽的景象；当我劳累和伤心时，它制造恐怖而虚假的东西。我不能不思念你：你是我自身的、我内在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不想你。现在我心绪不宁，仿佛你从未存在。我很疲劳、伤心、痛苦。伴随春天复苏的一切生命在我身旁消逝，令我沮丧。在1911年，在我因严寒和营养不良而严重患病期间，我经常想象一个硕大无比的蜘蛛在夜幕降临时埋伏好，当我沉睡时它下来吸食我的脑汁。我觉得现在又回到那个时期。然而，你一旦对我坦诚相告，所有这些病态情景立即消逝，也不再有虚无缥缈的想象。
2月24日你提到你怀孕了[2]这使我欣喜若狂。我热切希望你做母亲。我曾想过这将给你个人以力量，让你战胜我觉得潜伏在你身上的危机。这一危机同你的过去，同你的少女时代，同你全部的智力发育紧密相连。这样，你就会义无反顾地爱我了。对你写这些内容，我总犹豫不决，因为我更乐于当面对你说，以便避免任何误解、任何暧昧、任何看似对你人格侵犯的现象发生。你的爱情使我坚强，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或至少让我懂得什么是男子汉，从而拥有自己的个性。我不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否让你也产生类似感受，我相信会这样，因为我深切地感到，这种创造力在你身上就像在我身上一样。在我们充满幸福的短暂时期，我曾浮想联翩，或许你怀孕会给这一切罩上光环。然而，你只隐约提及怀孕。此后再无下文。尤尔卡，亲爱的，我深切感到：你爱我，如同我爱你，我们还非常、非常幸福，因为我们将源于创造的幸福及欢乐的力量和勇气注入我们的全部活动、我们所有的工作。
葛
1924年3月29日，〔维也纳〕
注解：
[1]此信致朱丽娅·舒赫特。
[2]关于长子德利奥的出生，参阅第143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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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文琴佐[1]：
我收到你的文章[2]我更乐于你坚持移民能够从事的实际工作，从而帮助意大利党并让移民准备好返回其祖国◎也就是说我将增加些东西，把你所写的内容进行部分的概括。当我从事这一工作时，我将寄给你一封课业信，纠正你所犯的风格和语法的错误。然而，一般地看，你业已十分清楚地陈述了自己的思想，这已经很了不起。当然，学习写作不出错，无须纠正更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习惯和练习将使你受益匪浅。大体说来，在你动笔之前最好先列出提纲，把你想要说的所有东西一一列出。这些做完之后，你再进行分析：什么至关重要和什么不够重要？什么是主要的和什么是次要的？这样，当你写文章时，就能根据辩证发展，井然有序、清晰地安排全部内容，从而使文章'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为了习惯于这种工作，你应当以他人的文章做练习，譬如以《共产党宣言》做练习，那是一部清晰、简练和辩证的杰作。你应当逐句地、逐段地分析《共产党宣言》，学习一个判断如何同其他判断相连，推理如何和谐地展开。这一切你都应当做书面练习，从而使你习惯于一种自己的形式，准确并具有个性的形式。在第二期《新秩序》上刊载了列宁论马克思的论文[3]的第一部分，你也可以利用它做这种练习。由于以马克思主义著作做练习，这样就不是纯粹的形式的练习，而且你能用来掌握这一学说c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写道，他阅读了一百多遍《共产党宣言》，而每一遍都理解了前一遍所不懂的东西，这就是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正如你所见，即使你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也不得不阅读一百遍《共产党宣言》。这不会徒劳无益，在战争时期，我曾让一些年轻的同志做过类似工作。我记得维戈龙哥的例子：起先他为《人民呼声》撰写占6、7、8栏的文章，我拒绝采用。我让他重写，根据这种方法，直至最终只剩下占一栏半的文字。结果，以前文章写得乱七八糟的维戈龙哥，终于写得相当不错，以致后来他想象自己变成了大人物，并同我们疏远[4]。因此，我再不给他这类青年做教师。如果我仍做教师，也只给工人们做，他们并不渴望成为资产阶级报纸的大记者。
亲切致意。
葛
1924年3月28日，〔维也纳〕
注解：
[1]指文琴佐·彼安科。
[2]参阅第封信。其后这篇文童未发表。
[3]参阅第85封信。
[4]1923年4月14日在都灵，《新秩序》的编辑被起诉，后因证据不足，维戈龙哥和编辑部其他同志被免罪。但维戈龙哥因家庭原因辞职，没有回编辑部工作。他后被指控为“行为不端和怯懦”而被开除出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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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泰拉齐尼同志：
我是在1919年10月或11月结识吉亚里尼（黑勒）同志的。当时他从佛罗伦萨来到都灵，说受社会党佛罗伦萨大学生小组委派向都灵大学生组织学习，都灵大学生组织是当时全意大利最大和最重要的大学生组织。他滞留都灵几天，除参加了一次大学生会议和同两位同志就并非重要问题谈话外，没有从事任何活动。在1920年头几个月他又来都灵几次，没有任何明确理由：他只说不能待很长时间而不同我们小组的任何人谈话，他对我们小组怀有特别的好感。在5月或6月他带着特殊任务重返都灵。他邀请我去米兰同尼科利尼（刘巴尔斯基[1]）同志会见，他是共产国际驻意大利的代表，我并不了解他的这一身份，我在《新秩序》周刊上以特别强烈的方式回应他发表在《前进报》上一篇论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文章[2]。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浮出水面。在1920年头几个月其他两位俄国同志来到了意大利，他们受共产国际在南俄罗斯创建的组织与宣传局派遣，他们是德戈特和里德尔。他们对意大利形势的看法同尼科利尼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从那时起同塞拉蒂无话可谈，必须组织广泛的反对派，尤其以波尔迪加同志领导的共产主义弃权派和都灵《新秩序》小组为核心。无论是塞拉蒂还是尼科利尼都发动强烈宣传运动反对这两位同志：他们被称作冒险家甚至更糟。于是里德尔同志离开意大利时，把其共产国际代表印章和一些文件交给我，准备让我到莫斯科转交，因为他不信任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以前支持里德尔的吉亚里尼在这次探访时改变了立场，他支持尼科利尼反对里德尔。他对我说应当把印章和文件交给尼科利尼，我到米兰就这样做了。在1920年7月我去了佛罗伦萨，受社会党都灵支部之托，在弃权派会议上建议形成唯一共产主义派别。佛罗伦萨的同志们（我记得很清楚其中有皮埃拉齐尼兄弟）问我是如何认识吉亚里尼的，他并未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甚至受到同志们的怀疑，因为他经常出入俄国移民的反革命社团。皮埃拉齐尼兄弟记得清清楚楚，他们甚至怀疑他是个挑衅分子，他们坚决否定他在1919年10月一11月来都灵是受佛罗伦萨社会主义大学生小组委派的。当时我并未重视这些话，因为我看到吉亚里尼认识刘巴尔斯基，并且得到后者的信任。我曾认为吉亚里尼是那时来到意大利的众多俄国同志之一，他们受各种不同组织派遣，由于非法性的原因，他的行为举止特别，以致引起对他的怀疑。1923年3月，我和吉亚里尼及多里奥特[3]两同志去图拉把共产国际旗帜交给步兵团，我惊奇地读到吉亚里尼在为该团档案室填写的调查表中写道：他于1918年参加意大利革命运动，我认为这绝对是谎言。
当时我就认为他的情况既不正常也不清楚：他巧妙地利用了1919年一1920年意大利的混乱形势，当时一位宪兵上尉竟然成为社会党领导信任的地下工作者[4]他正是利用了尼科利尼-里德尔-德戈特之间的不和才飞黄腾达，直至在1921年和1922年成为共产国际驻意大利代表。
我认为必须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它成为严重危害意大利无产阶级的事态的一个方面，如果意大利无产阶级发现由于我们没有采取严厉措施以清除他，导致在我们的国际组织中出现咄咄怪事，将会感到十分惊讶，甚至有理由感到愤怒。
致共产主义者的敬礼。
马西
1924年3月27日，〔维也纳〕
邮件编号：100
注解：
[1]参阅第65封信。
[2]葛兰西刊于1920年4月10日的《新秩序》的文章《苏维埃与工厂委员会》。
[3]多里奥特（JacquesDoriot）法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12月当选为青年国际执委会委员。
[4]暗指受国防部派遣，以费拉利的假名打入社会党内的宪兵军官松切利（AldoSoncel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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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每周我至少寄给你一封短简，为了不使习惯中断，还因为我总要回答你的某些问题或我要问某些事情。如果在20日你没有收到任何信件，那就意味着信件丢失了。
正如已达成的协议，论纲应由帕尔米展开，他会立即寄给你。从他最后一封信你将得知罗马的同志们已经决定开始讨论，我的回信把你同那封信[2]联系起来。
过几天我将见到里德尔[3]，他就在这里，我将要求他对军事分部的判断做出解释。我记得曾听人们议论过这件事，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萨莫雷[4]、吉亚里尼、皮埃拉齐尼[5]、里德尔没有在都灵聚会；皮埃拉齐尼从未到过都灵；萨莫雷不信任吉亚里尼，后者在1919年10月对我们自我介绍是无党派大学生，他只是为了考察在都灵如何组织大学生社团，并显现出对一般问题理解不深。在1920年7月，当我去佛罗伦萨出席弃权派会议时，皮埃拉齐尼提醒我警惕吉亚里尼，他甚至把后者视为间谍，并对我说要疏远社会党人大学生。里德尔显然提及业已进行的多次谈话，可能他的意图是谈话结果是应当设立一个委员会。我请你告诉我，以前你是否收到我的一封谈论吉亚里尼的长信，在信中我对你写了了解这位好汉的所有情况。而你暗示仿佛未收到这封信[6]。
关于统一战线和工农政府的问题，我认为，迄今我了解的材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大体符合形势，并有待大家一起讨论通过。我觉得问题恰恰应按如下措辞提出：“各国党在不同国家因其特殊条件会具体地执行这一方针吗？”对这一问题可以这样回答：不会。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根据这一口号系统地、连贯地开展运动，我觉得运动的弱点就在这里。譬如，德国是准备最好、适应目的的练兵场。向机会主义政党领导人提议统一战线后，并未每时每刻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所有系统的行动。关于一般统一战线，关于一般工农政府，写了一些理论文章，但这些口号并未同急速变化的形势相结合，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党的普遍缺陷，必须探寻其原因并加以纠正。无疑，原因之一是如何理解共产国际的所谓集中制：迄今没有一个党会制定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自动的集中）政策，以便适应在代表大会上起草的一般行动计划。
因此，我确信制定强制性的策略在目前形势下非常困难，因为实际上这样做毫无结果。意大利就是一个例证，问题非常困难。归根结底，它同一般形势的缓慢、曲折的发展相连。我觉得，客观上不要期待同迄今所做的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我们应采取什么立场是另一个问题。它错综复杂，我认为取决于我们党的巩固程度。如果在第五次代表大会[7]之前，我们党从危机中得到整顿，如果它有一个因自己行动不因国际反应而得到意大利群众信任的领导核心和中心，我们就能够采取独立立场，甚至享有批评的特权。我觉得一段时间内我们仍适合迂回前进，以避免加剧混乱和信任及威望的危机（业已广泛发生）。
我不了解保加利亚论纲，因而不能按你的指示做比较，一般说来我掌握的材料很少。我不知道德国论纲和保加利亚论纲是不是国际论纲，或许只涉及他们各自的国家。在保加利亚，鉴于农民党仍具有的力量，我觉得，其实对专政而言很难撇开断言工农政府的必要“阶段”o相反，在德国，我觉得专政可以作为直接口号，我不能判断这是否正常，形势是否允许。我觉得马斯洛夫有道理，当他不排除仍用公开信的可能性。然而，我再说一遍，我要判断材料太少。我认为德国形势尚未明朗，无论是党还是国家。显然，应当支持代表革命群众实际运动的左派：但左派目前的领导人[8]能正确表达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吗？我觉得，问题全在这里：在党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可能制造尖锐、深刻的危机，可能把党带到灾难的边缘。在革命的前夜（或假设的革命的前夜）彻底更换领导人是最危险的。你提及库西宁对塞拉蒂提出的那个问题，似乎表明对左派产生了怀疑，左派被防疫线包围起来：你如何解释？在德国党中央发生的这种根本转变中实质是什么？是一种策略还是试图用顺势疗法手段治疗的一种必然状态？
如果你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问题[9]的现状通报我，我将非常感激你。我觉得这一问题会影响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可能必须对此问题表态。关于这一问题，同波兰党、法国党和保加利亚党的讨论进展如何？我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并充满意想不到的东西。将会出现一系列原则的和组织的问题，或迟或早都应解决，因为它们将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我想了解这方面的消息和你的看法。无论如何，我的如下信念日益强烈：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国家努力工作，争取建构一个强大的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具有战斗力和抗拒力，每个成员都用清晰的思想武装起来，并有坚定信念，从而使党能够抗拒每天产生的大量危险问题的冲击，并伴随形势发展和革命运动客观高涨而不会解体。我们之间适宜长期谈论这些问题，以便当它们出现时，得到整个小组的支持并用团结一致和坚定不移的精神一次次地解决这些问题。俄国同志们的伟大力量之一就在于此；相反，缺乏团结一致的精神恰恰是其他党的弱点所在，它们存在不断解体的危险，即使在其显得最巩固的领导核心中也未能幸免。
致诚挚敬礼。
马西
1924年3月27日，维也纳
邮件编码：119
注解：
[1]致翁贝尔托·泰拉齐尼。
[2]参阅前一封信，那是对陶里亚蒂1924年3月20日信的回复。
[3]里德尔（Riedel），来自南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共产国际代表。
[4]萨莫雷（Samora），都灵共产主义大学生小组成员，在1920年9月曾组织捍卫占领工厂的行动。
[5]这里不能确定是指阿尔纳多还是加埃塔诺，皮埃拉齐尼兄弟二人都是出生在锡耶纳的医生，是社会党建党时的党员，反法西斯主义战士“
[6]葛兰西提及的这封信没有寄达收信人。吉亚里尼是共产国际密使柴姆-黑勒（ChaimHeller）的笔名，他是苏联人。
[7]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召开。
[8]马斯洛夫、菲舍尔、台尔曼及其他左派和中间派领导人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这之前拉狄克支持的布兰德莱尔集团于1924年1月被指控同共产国际决裂。
[9]托洛茨基在《新方针》中对苏共领导对德国十月形势所持立场提出保留意见。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1月）的报告中把托洛茨基的批评同后者对布尔什维克党多数派的敌对立场联系起来，这一报告其后在《国际通讯》上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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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我首先回答你最后一封信提出的现实问题[2]。
关于论纲：我赞成你和阿尔丰索的意见。我觉得内格里和西尔韦亚提出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3]其实，即使只有两三位同志为起草党的全部活动的共同纲领而预先达成共识，派别就存在了。正因如此，从所有观点看，必须争取在最有利及机构内危机最小时形成派别n我认为，在我们目前形势下，这一点尤其至关重要。作为业已令人瞩目的集团参与一般讨论，在此集团中有主要组织的代表，他们可能就是目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这是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事实：这已经是重构组织的开始。我甚至想，如果中央委员会多数同我们在一起（我不确切了解每位委员的意见），最好召集他们开会并把集团论纲作为他们的论纲加以介绍。依我看，类似事实对党，甚至对共产国际的影响巨大，而且影响本身就是解决的开始。我想象不出内格里和西尔韦亚以什么本质理由反对类似方针，鉴于党已做出开展讨论的决定，只是尚未决定是否全由个人发表意见。一切都变成数字问题：5还是50更好？存在50人的派别还是5人的派别吗？这真是荒谬绝伦，彻头彻尾的荒谬绝伦。由于你们决定在同志们中开展必要的说服运动，以便至少在第二时期获得他们的签名，我认为形势并非不利，问题也未终结。我仍坚持我的观点，由于我们三人对两人，我们的意见会“民主地”获胜。
乌大维：我写出他的名字，正如我能写出许多其他人的名字，对这些人我不可能长期跟踪他们的立场。你所写的内容并未让我惊奇，因为根据我熟知的他以往的路线[4]这很正常。本质的东西不是他的名字，而是我们对少数派的态度问题。当我提到乌大维的名字时，我记得内格里和乌尔巴尼对我描述了各位同志的态度（我曾问过这些人的消息），关于乌大维他们对我说：“乌大维同志同少数派在一起，但他说他希望目前多数派继续领导党，却在使其得以划清界限的问题中提出少数派纲领。”我觉得乌大维的这种立场，对于一般地理解少数派的力量和成分很有意义，因此我提出他的名字。这个名字可以更换，正如一般说来我可以提出所有名字，但必须在方向含义上而不是字面上理解它们。其实，我对许多同志一无所知：他们起初的路线和开始立场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阿马德奥：你向我提出的问题非常困难[5]：我常问自己应当如何对待他，但我得不出答案。其实，我们应当同他讨论一系列原则问题和组织问题，我知道他在这些问题上固执己见、不可动摇。一般说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同少数派没有分歧：少数派可以作为群众被我们吸纳，而剩余的清算者让他们坚守阵地更好地工作。同阿马德奥的问题截然不同并特别棘手。我确信他不会动摇，我甚至确信他会毫不犹豫地脱离党和共产国际，也不愿让他的信念屈从于上级压力。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不是如此坚信不疑，很久以前——从1921年起我就会采取另一种立场。我尚未阅读葛利埃科发表在《普罗米修斯》上的关于我传略的文章[6]。但我在1923年3月，即在被捕之后曾读过一篇刊载在《劳动者》上的文章，我认为是葛利埃科写的，那篇文章包含对我完全错误的赞誉[7]。
在那篇文章中，我的立场和阿马德奥的个性相提并论，这一立场不是自主的，总是源于担心——我若做反对派，阿马德奥会干什么：他可能隐退，他可能制造危机，他或许从不适应妥协。吉亚里尼的企图（我在其他地方对你说过[8]）表明，如果我成为反对派，共产国际将会支持我，但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当党艰难地组织起来时，在内战中党会成为《前进报》的靶子，它会利用我们的分歧来瓦解我们。今天，鉴于我已指出的阿马德奥的态度，形势没有改变。我还认为党不能缺少他的合作。但如何做呢？给他写一封信，我觉得远远不够。我也不知道给他写什么，我觉得此事相当滑稽。大体上我想，同他展开论战对我们、对他、对党都有益无害。至关重要的是论战应围绕原则性政治路线展开，千万不要偏离方向。我觉得论战肯定会这样进行。我认为另一件事也很重要：千万不要对阿马德奥问题着迷，不应设想他若成为反对派，我们就不能工作。
他达到荒谬程度的宁折不弯的个性迫使我们提出党建问题，而问题的核心是排除他和反对他。我认为，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应当像过去那样妥协；观点鲜明、公正、彻底的论战更有价值，对党有益并让党做好应对任何意外事件的准备。自然，问题并未解决，这是我目前看法。你所写的事务都很正确，但实际怎样操作？你如果愿意，可以写一封信；也可用我的名义写，如果你认为这样更好。然而，依我看，不要抱太大幻想，要做出最悲观的假设，以便准备应对任何意外事件发生。
我认为，最好把亨伯特-德罗兹近期给季诺维也夫所写的报告（更确切地说是同鲁杰罗的谈话[9]）中涉及阿马德奥的内容通知他。根据这个报告，他们会对阿马德奥和形势做出完全虚假的判断，进而损害党。鲁杰罗办了一件大蠢事：他断言亨伯特-德罗兹写得异乎寻常，并且可以认为阿马德奥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异乎寻常。我认为阿马德奥是完全清白的。我非常了解他，因此可以肯定他从未有过如此愚蠢的想法，绝对没有。
《新秩序》：我想知道你对前两期的判断。我长期处于隔离状态，我现在仍处于这种状态，这使我的自我批评精神淡薄了。有时我觉得干了一件脱离生活、完全人为的事情。此外，必须严肃地采取措施组织好合作，否则《新秩序》确定无疑会退化。还应想到刊物是半月刊而不是周刊，它并未参与一个独特的运动，比如在1919-1920年它曾领导的工厂委员会那样的运动。这一切决定了它目前的性质，因此必须组织好。在拼版时也要反映其新特征。我认为社论必须具有犀利的政治半月刊的风格，甚至应占整整第三版，根据我们工农政府的直接纲领和我们的一般学说，对意大利事件的方方面面加以评论。我希望你应担起此专栏的重任，直至刊物印行时该专栏应保持时效性：你能把这一切干好，如果你愿做就会有时间。依我看，刊物的特殊计划仍应是工厂和工厂的组织。如果你们接受这一计划，就应当在思想上和实践上落实你们在最后一封信中提及的工作。我感觉自己悬在半空中：我总害怕脱离现实实际并在修建空中楼阁。因此，我乐于你们在给我写信时，对我的建议和意见做出分析和判断。我通知你们，我的建议和意见不是指示而是提示，它们有待你们补充和完善，为了让我严肃地看待它们，并设想它们的所有结果和一切方面。我们应当运用我们拥有的手段努力营造类似1919—1920年的氛围：那时任何创议都要经受现实检验才被采用，最初要用多种手段了解工人对创议的意见。因此，我们的创议几乎总能取得直接和广泛的成功，并且显现为对普遍感受需要的解释，而不是冷漠地实施一种思想模式。我习惯于这样工作。我长期远离意大利妨碍我习惯于新环境、新工作方法，妨碍我创造同群众沟通及实际接触的其他可能性，而你们却能经努力拥有这些可能性。我强烈地感受到我的这一弱点，有时它令我灰心丧气。
《种子》：在结束此信之前我还想提出另一建议，至少它可以同其他建议一起为我们未来运动做准备。我想过，我们党应当为了党的利益让意大利社会党的旧刊物《种子》[10]复刊，可以是半月刊或月刊。新刊物可以办得如同旧刊物，但内容要更新，只是类型相同。每本售价一个多索尔道，这样可以在贫苦农民中传播；应多登载一些短文，再配上许多简单的插图，等等。工农政府的口号必须通俗化，应当重新开展一点儿反教权主义的宣传运动（我觉得这非常必要，因为四年的反动肯定让农民群众重新陷入神秘主义迷信之中），这种宣传必须同我们的一般宣传相结合。我不知道社会党人是否想使这一刊物复刊，过去该刊广泛发行并为他们赢得了不少选票。因此，我认为不要公开地谈论此事，除非在出刊的前夜，否则社会党人会为自己抓住该刊并实现复刊。然而，必须从今天开始清点我们的组织的和思想的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使用。我们从未做过这种工作，因而使我们严重受挫。我认为，在我们党内存在更大的能量（比我们设想的更大），最好让它们活跃起来，促使它们投入工作，不断地激励它们，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和巩固我们的运动。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萨尔迪
1924年3月27日，维也纳
注解：
[1]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2]参阅1924年3月2。日陶里亚蒂致葛兰西的信。
[3]涉及葛兰西关于构建新领导集团并通过"一系列文章"将该集团介绍给全党的计划，陶里亚蒂写道：“内格里和西尔韦亚提醒注意：在今天关于全党各种问题的讨论和发表意见之前，你建议进行的那些行动，仿佛是形成宗派和党内宗派斗争的开始”。
[4]当葛兰西提议让乌大维·帕斯托雷加入新集团时，陶里亚蒂表现出犹豫不决：他是个“好人，但政治上摇摆不定”。
[5]“我认为，必须说阿马德奥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同我们的合作，并且一般地同不赞同他的派别的合作，确实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的，但同时大家希望这种合作应建立在明确基础上，这样就不会压制不赞成他的集团的意见。”
[6]1924年2月15日刊登在《普罗米修斯》上的文章《葛兰西》。
[7]葛利埃科所写的《波尔迪加》一文，发表在1924年3月7日的《劳动者》上。
[8]参阅第100封信。
[9]参阅第104封信。
[10]意大利社会党为农民办的宣传性刊物，从1901年9月至1913年先在特尔尼后在罗马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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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亲爱的尤尔卡：
我收到你最近一封信（20日的），它让我浮想联翩，此前从未这样过。我一点儿都不懂这封信，绝对不懂。我确信你不想和我玩文字游戏：我认为你的话是你思维运动的真实表达。那么，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一个阴影在扩大、扩大：我还会发现你吗？”我不懂，绝对不懂其含义。我胡思乱想，竭力让自己平静，仿佛你在我身旁，我想嘲弄你的木讷：尤尔卡又看到了塞拉皮多维奇，此人庄严的影子又“开始”投射到我们生活中？迄今尤尔卡只是一个被派来防止我腐化变质的契卡特工，今天在我们两人和你的派遣者之间形成一种形势，类似于党的清洗时期著名的西伯利亚夫妇在监察委员会前的形势[1]？难道不恰恰是契卡的影子？难道不是著名的“斯拉夫灵魂”的突然表现吗？然而，今天我愿再次胡思乱想，我仍然不懂，不可能懂。相反，我希望我们之间一切明朗，绝对清晰，即使确实需要内心痛苦。为什么你写道：你使我们两人特别痛苦？我只记得我很幸福，在我的生活中从未有过这样的幸福，我不记得使谁痛苦。爱你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是我心灵的安宁，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动力，我的所有狂热活动，我思维中往往存在的全部混乱，都在对你的爱中得到平衡和安宁。你的信使我懂得，或使我似乎懂得：对你来说不是如此。以前我也这样觉得，当我给你写信让你来我身边时。我感觉存在过这种抓不住的咄咄逼人的影子（但其后真正抓不住吗？），我还曾想从远方用棍棒击打它，试图抗拒你的意志句然而，你不再对我提起你可能决定来我这里，咄咄逼人的影子却再次出现。我希望我们之间坦诚相见，即使痛苦不可避免。你不应再如此空洞地给我写信。你应当告诉我你实际所想，这些疑虑、这种软弱（我觉得你的软弱是不健康的和病态的）的原因，我珍视并钟爱精神的健康，你应当坦率地告诉我一切，不要害怕这会使我痛苦：你的这些暗示就像灼热的铁水溅在皮肉上，你认为这样更好吗？你应当告诉我关于你来我这里可能性的实际想法。我爱你，尤尔卡，但我们之间不要有任何迷雾（任何种类）。我觉得，只有你来我这里，才能烟消雾散。大部分（肯定不是全部）原因是你过于劳累，对此我确信无疑。我愿用双臂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以便战胜劳累，并让你感觉到生活中充满了我们的爱情，正如以前你感受到的那样。
葛
1924年3月25日，〔维也纳〕
注解：
[1]暗指1921年3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后进行的清洗（cista）。 |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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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我最亲爱的：
这里气候也变得温和。气温变化无常的时期似乎已经结束（白雪、阳光、浓雾、阴雨、冷、热、潮），而前几周的这种变化使我的神经和大脑备受折磨。我很惊奇竟哼起了小曲，你想象得到吗，这段时间我什么事情没有发生？我变得更乐观或悲观程度减弱，我不再因怀疑自己是一个只干蠢事的十足傻瓜而烦恼。我想有时我还有点儿智慧，还能从事某些有益的活动。有时我还想，某个夜晚我对你说我确实深情地爱着你是做错了。我想我是个魔鬼，因为我让你心绪不宁，还由于我昏头昏脑、糊里糊涂，继续发展将是一件严肃而可怕的事情。但有时我想你也不是一个小女孩儿（有时除外），如果我确实糊里糊涂，你能够辨别出，等等。总之，我感到我非常爱你，越来越爱，难以言表；我感到你也爱我，这让我无限幸福。今天我确信我们非常幸福，我们在一起将完成许多美好的事情，即使有时我们变成嬉戏的孩子。但我希望你给人心境平和及笑口常开的印象。我好像看到你总是很严肃，脸色阴沉。因此，我希望你在我身旁，我觉得我可以找到灵丹妙药让你心情舒畅、面带微笑。我会用软木做手表，用纸板做小提琴，用蜡做双尾壁虎。总之，我将穷尽我记起的自制撒丁玩具。我还将给你讲述我有点儿野蛮、原始的童年的神奇故事，我的童年和你的童年截然不同。接着，我会一次次地拥抱你，亲吻你，从而感到你和我融为一体，你就是我的生命。
你看，春天让我变得温柔，心境同冬天大相径庭。我想，几天后给你写几首诗、十四行诗和六行诗，但我找不到同尤尔卡相近的韵脚。当然我将全写抒情诗以便赞美你。总之，无论冬天还是春天，
你没有在我身边，这令我烦恼，方式不同但性质相似。
亲爱的。
葛
1924年3月21日，〔维也纳〕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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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亲爱的[1]：
此次我没有收到你在信和短简中提到的材料，也没有法文的纲领和其他东西。但我想过包裹可能过大，有些东西可以下次再寄。
我看到你的决定，并对做出的决议感到满意。我已经写了另一封信，但不能用打字机打出，你会收到从意大利寄出的抄件。费卢乔给我写了一封很友好的信，但从中得出结论很少。佩鲁索在做什么？请代我向他诚挚问候，并对他说我想交给他一个任务：去找李亚扎诺夫，设法弄到拉布里奥拉致恩格斯的信件的抄件，并把它们从德文译成意大利文，如果是德文的话。最好由我们在意大利发表这些信件，在我国某些信件恐怕从未发表过[2]。我敢肯定，《前进报》的萨切多泰[3]通过巴拉巴诺娃想方设法弄到那些信。对了，巴拉巴诺娃同俄国党的关系问题有什么结果[4]？在这里大家仍认为她还是党员，我也这样认为。此事不可掉以轻心。致意。我不再给你写信，让你为《新秩序》写文章，因为毫无结果。艾德蒙特应当同我建立通信联系并最终帮助我。
敬礼。
马西
1924年3月21日〔维也纳〕
注解：
[1]致翁贝尔托·泰拉齐尼。
[2]拉布里奥拉致恩格斯的部分信件，最早译成俄文刊登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刊物上（1924年1月，第1期，第41—75页），并由李亚扎诺夫撰文介绍。其中8封信由波尔兹奥从俄文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1927年和1928年的《新历史杂志》上。在1927年和193。年间，《工人国家》发表了131封意大利原文信和首次从德文译出的信（现在，可参阅《拉布里奥拉书信M1890-1895），联合出版社，罗马，1983年）。
[3]古斯塔夫·萨切多泰（GustavoSacerdote，1867—1948），从1896年起任《前进报》驻柏林记者。他用"杰诺塞"的笔名撰写评论，并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部分著作译成意大利文。他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认识深刻，曾同塞拉蒂的《共产主义》杂志合作，1917—1925年任前进报出版社社长。
[4]参阅第86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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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我尚未收到你们对我最后一封信的答复[2]至少应大致地指示你们决定我从事的实际工作。因此，在这封信中我不得不只关注一般问题，即使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否讨论过及结果如何。
在我收到的信中，有两封信给我印象深刻，我认为这是应当严肃看待的一般形势的征兆，斯拉法给我写过信，你们会读到他的信的一段，在《新秩序》第3期将对此适当地评论[3]；齐诺·齐尼也给我写了信。二人写信说仍同我们在一起，但二人都极端悲观。斯拉法的立场我觉得恰恰是最高纲领派的，而齐尼原则上是共产主义者，但也在信中说自己老了、十分疲惫，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再信任，除了从事自己的工作外，他致力于撰写一本书使其思想系统化，从信中包含的暗示可见，是政治消极状态的纯梓反映。斯拉法曾同刊物[4]合作，从他给我写的内容看，我仍认为他的合作很重要，我觉得他的问题不难解决『他在都灵同我们接触后就孤立了，他从未在工人中间工作过，但他肯定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只需继续保持同他接触，以便指导他并让他成为我党积极分子，让他现在和将来为党做出更大贡献。
他的信有一段没有发表，但特别有趣。他对我说到工会问题，他问我为什么从未想过由我们党创建美国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式的工会。这类工会正好适应目前非法和受国家及非政府组织残酷迫害的形势。他向我许诺写一篇论工会官僚的文章，我认为他在文章中还将论述这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确实，迄今我们没有实际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可能创建秘密的、集中制的工会运动；这是决定工人阶级新形势的工作。在意大利总工会中，我们的各个小组和我们的工会委员会都保持着党的、党的派别的特征。这当然需要，但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即使采用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模式也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它们主要是所谓“移民”工人组织，但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却能指示某些方向并标明问题的性质。在六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后，我曾建议尝试秘密地组织意大利各大工厂小型会议，20名或30名来自都灵、米兰、热那亚、里窝那、博洛尼亚、的里雅斯特、布雷西亚、巴里、那不勒斯、墨西拿的工人，他们作为工厂的代表，不是以党员身份来讨论一般形势，对不同问题的动议进行表决，在散会前任命一个意大利工厂中央委员会。这一建议得到内格里和乌尔巴尼的赞同（但遭到塔斯卡的坚决反对）。自然，会议具有动员和宣传的价值。我们党组织这次会议，为它准备必要的思想材料，并且注意会议决议对群众产生的巨大反响。由于局势动荡，被任命的中央委员会最好是过渡性的，并且将成为工厂委员会和厂内委员会未来组织的萌芽，将成为在总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意大利总工会不可或缺的对应组织。我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重新组织和动员的一等工作。在目前形势下，党应当坚决避免显现为运动的启示者和领导者。该组织应当在全国和地方的中心秘密地建立。在召开全国会议后，在全国会议决议通过宣言和我们的报刊被了解后，应接着召开市、省和大区的会议。这样，可以使我们党的小组的活动蓬勃开展口有待研究如下问题：可否给全国中央委员会缴纳少量会费，用于一般宣传等活动。自然，另一问题会产生：有人控告我们试图创建另一个组织。因此，不可掉以轻心的是：1．同时加强重返意大利总工会的宣传运动；2．坚持如下事实：它不是新型工会，而是一种工厂运动，是工厂委员会和厂内委员会性质的工厂运动。总之，这是我的计划，内格里和乌尔巴尼已经同意，但此计划至今只是意向。我不认为此计划今天已经过时，根本不是洛萨（都灵）的来信将刊登在《新秩序》[5]第3期上，它表明群众在土地劳动者中心被破坏后，由于害怕工会会员被列入黑名单，对重新加入工会迟疑不决因此，有利于秘密工会运动的形势将变得更加有利。至关重要的是善于找到适应环境的组织解决方案，能够给群众一个整体性、集中化的工作印象。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因此我希望我们共同讨论每个细节，把你们的判断、你们的印象、你们认为可能的前景通知我
斯拉法的信让我想到这些，而齐尼的信让我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1919-1920年同我们在一起积极活动的知识分子，今天普遍具有悲观主义和消极性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是由于，至少部分地由于我们党缺乏一个直接纲领，这一纲领建立在目前形势允许的可能解决前景之上。我们拥护工农政府的口号，今天在意大利意味着什么？无人说得清楚，因为无人关心此事。广大群众（知识分子自动地成为其代表人物）没有明确的方向，不知道如何走出目前的窘境，因此就接受做一点儿努力的方案，接受改良主义的符合宪法的反抗解决方案斯拉法的信在这一点上十分清楚，齐尼是一位老战士，他肯定不相信，阿门多拉或焦利蒂，屠拉蒂或博诺米可以摧毁法西斯主义。他绝对不会相信斯拉法认为，我们仍处在1916—1917年的形势，而齐尼则认为我们刚刚处于1915年的形势，刚刚爆发战争（译者注：原文如此。），当时一切混乱和一片漆黑。因此，我认为伟大的工作应当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和探索形势的经济基础的工作我们应当提出目前形势能允许的所有解决方案，我们对每一个方案都要制定方针。譬如，我读了阿门多拉的报告，我觉得它非常重要[6]，在报告中他提及可能的进展阿门多拉说，被法西斯主义者践踏的宪法改革提出了问题：在意大利制宪活动是否必然同正常立法活动分开，在这个报告中很可能包含反对派在未来汉会中的政治方针的“雏形”。议会由于它得以产生的选举机制已经声名狼藉和威信扫地，它不能讨论宪法改革，但这一切只能靠立宪会议造成立宪会议的口号可能重新可行吗？如果可能，我们将对它采取什么立场可能设想从法西斯主义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吗？可能出现哪些中间阶段？我们应当从事这种政治考察工作，我们应当为自己从事这一工作，我们应当为党员群众和广大群众从事这一工作我认为，在国家面临的危机中占主导地位的党，会更好地懂得这-过渡过程的必然性，并因而给广大群众留下严肃性的印象。从这一观点看，我们相当虚弱，无疑比社会党人要虚弱，不管怎样，他们总还做了某些动员，他们还拥有支持他们的全部民间传统。同这个一般问题一样，今天还提出了合并问题。我们相信由于目前的形势可以到达革命的前夜吗？我们认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形势？最高纲领派会同改良主义者融合吗？这也可能发生，但我不能坚信这点。最高纲领派想要保持独立，以便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形势。那么，我们将同最高纲领派结盟以组成苏维埃政府？正像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做的那样一我觉得形势将会证实，目前形势对于我们非常不利，决不像当年对于布尔什维克那样有利。必须牢记社会党的传统以及它同群众长达30年的联系，这靠机关枪或革命前夜的小手段都无济于事这是个历史大问题，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方方面面，并从今天开始着手解决，它才能解决。我相信，如果我们巩固加强我们的小组，如果我们开展正确的政治和组织工作，以维护我党至少同不妥协者左派及清算者右派的团结，我们就能够自主地接受并发展共产国际的争取社会党多数的策略这是一个有限度的观念，是一个方向，肯定不是可以实际实现的事情，主要是产生对多数群众的影响，而今天他们是在社会党的影响之下。主要是当革命无产阶级重新崛起时，要围绕共产党而不是社会党组织起来一怎样实现这一点呢〃必须对社会党紧追不舍，直至其多数同我们在一起或投奔改良主义者「整个进程应当由我们引导，应当为我们提供全部积极成果，它不是一种机械事实。因此，我认为我们最近的立场非常危险：我们重新陷入与六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相同境地。通报事件使我们受益匪浅。此类通报只能送达特别信任的少数同志，而不能送达各个组织，在目前形势下，只能下发“政治性”、“外交性”通报。
罗马的诉讼对我们就没有任何教诲吗[7]？你们没有想过第三国际派在许多城市已经成为我们运动的真正领导者？你们没有想过，维拉和南尼能够尝试让他们的代理人混入第三国际派？我相信这一点，我确信无疑。南尼曾在共和党内活动，在那里他积累了策划阴谋的经验，此外他还学会了共产国际的组织方法。在1921-1922年，我考察过我们的许多组织。譬如，在科莫，这是个工业相当发达地区的中心，但我们甚至没有一个党员，省委会不得不到松德里奥办公。在科莫，由于龙科罗尼[8]在里窝那采取的立场，信仰共产主义的群众留在社会党内，其后成为第三国际派。我把手放在火上，譬如，在科莫我们党掌握在第三国际派手中，在第三国际派中或多或少直接地有莫米里亚诺的代理人“对此事我没有证据。杜尔杜纳的支部被重新组织。但把重新组织的任务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一位第三国际派，他被视为共产党员，但在群众中没有任何威信，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至少这样写信告诉我。这位第三国际派为了实施重组求助于一位共产党员。这一事实表明：1．党的组织机构极不健全；2．社会党代理人可能混入党内，这会造成大批文件的流失。
我希望邮局把你们的通知寄给我，我会立即回复。
致以亲切问候。
马西
1924年3月21日，〔维也纳〕
注解：
[1]致陶里亚蒂、斯科齐马罗和莱奥内蒂等人。
[2]参阅第100封信。
[3]《今天和明天的问题》，刊于1924年4月1-150的〈新秩序〉。
[4]〈新秩序〉。
[5]参阅（新秩序：“信箱”专栏，（认同与建议），刊于1924年4月1日至15日的“新秩序”。
[6]1924年3月20日，阿门多拉在那不勒斯符合宪法反抗委员会会址所做的报告。
[7]1923年10月18日，法西斯罗马法庭开始起诉意共领导，他们最后全部免予起诉。
[8]龙科罗尼（SavaioRoncwoni，1888—1971），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任社会党的科莫市议员和省议员。在里窝那代表大会前的辩论中持极左派立场，随后留在社会党内，并在1921年10月召开的米兰代表大会上加入第三国际派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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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最亲爱的[1]：
我的想象力已经枯竭死亡，我只想到你和你来的可能性。这个摆脱不开的想法萦绕心间，让我修建不少空中楼阁。我曾想过你至少可以决定来一段时间，但现在我认为连这也是幻想，你没有找到足够力量来决断。显然，我仍非常虚弱。我的头脑运转仍很糟糕，确实如此。你的形象总浮现在我眼前。对我们幸福时光的回忆就像火红的铁块使我备受折磨。有一次，你几乎受到冒犯，因为我说到生命短促。然而，说实话，我受到这一想法的折磨。我老了：我确实觉得像中国的老子一出生就80岁了，一切在我眼前瞬间即逝、无影无踪。我过的生活让我每分钟都要感受到千篇一律、单调乏味。我住在一位退休老妇家。我认为她是基督教社会党人。她从不让我安静，除非我不穿拖鞋，不让其他房客听到拖鞋的声音，不磨损打过蜡光洁的地板和房间的地毯，我有一个大房间，床头上方有一位十分漂亮的圣女（应该是圣安尼丝，即使她没有小羊羔）和许多小画：甚至有一幅画着一只鹦鹉，粘上真正的羽毛「一个想法使我激动不已，但我没有葵花子，一自打我搬家后睡眠仍然很少，虽然我很早起床（9点有时8点）二我认为所有消息都令你感兴趣，但它们构成我生活的正常图景，这种生活相当空洞，因为我没有你在身边，只有你的一张照片，未来的一天我将把它撕碎，我怎么能用拥有的一张纸片同墙上的圣安尼丝竞争呢？我将变成基督徒，每天都将去教堂忏悔，下个复活节我将去领圣餐：这样我头脑的毁坏将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由于你迟早要用你的意志把它摧毁。
在近期我很少工作并很少有工作兴趣。我睡得很少，正如我对你说过那样，头脑疲惫不堪，两眼火烧火燎。我寄给你第一期《新秩序》，对这期我很不满意，这一期在排印前一个月就编辑完了，当时我比较匆忙，因为我觉得应立即出刊。此期获巨大成功。印行T6500册（比1920年多印1500册），第一天面世就告罄：从都灵、米兰到罗马仍要2000多册，但不可能赶印出来，这必然激励我工作。我收到同志们寄来的信件，他们向我表示多么眷恋这一刊物，在1919年我们刚开始创刊时撰写文章不够热忱，对未来没有奢望。当时我们对未来有清晰的认识，相当清晰以致变成桎梏。我们觉得一切都注定要下沉到无底深渊，正如实际发生的那样、许多同志的眷恋本身和对复刊的《新秩序》能完成事业的希望，到今天仍使我感到巨大压力。我更加感到自己的虚弱、自己的无能，我需要一种钢铁般的意志、一个清晰冷静的头脑、一种实际工作能力，但我恰恰缺少这些东西。我还缺少你。你本应当给予我上述某些力量，你看，我甚至变成了爱抱怨的人，总在重复地埋怨相同的内容。然而，你能理解。你还应当强烈地感受到，你若来我这里将工作并帮助我工作。你的工作不会徒劳无益，绝对不会。我想从革命的观点看，比你目前从事的工作更有意义：会产生多少创议，我们在一起能做多少工作」这些应当给予你力量和决心二此外，我向你保证，如果仅仅关乎我们的爱情，我不会如此坚持，正如我已经做的那样。但我们的爱情应当有更丰富的内容：为了斗争，事业的合作，力量的结合。除了我们的幸福问题；还有，我们的幸福不正在于这些吗？
我柔情无限地拥抱你。
葛
1924年3月15日，〔维也纳〕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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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最亲爱的乌尔巴尼：
你看到了第一期《新秩序》。你认为如何？请把你的意见坦率地告诉我。我期待着你许诺的文章，但一无所获。合作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权宜之计已经用完，由于译文缺乏权威性或者完全改变了刊物的类型我不得不勉强应付。从“文字”的观点看，我不可能为一期撰写四页多的文章，否则《新秩序》将变成一块不能消化的砖，或者陷入十足的粗俗。
我读过亨伯特-德罗兹的报告，我觉得问题相当严重，因为它将陈腐控告再次流行匚事实上我们党被社会党人打败了：我认为通报的发表，会对我们产生灾难性后果，不是指对我们党员（但他们会问为什么《前进报》有这样的文章[1]），主要是对那些总以厌恶的眼光看待所有这些策略的群众！我们希望一切都好。
我不知道阿马德奥是否看到这个报告。我认为最好把涉及他的段落（同鲁杰罗的谈话）通知他[2]当他听到由其挚友说他的那些蠢话时会火冒三丈，但这会帮助他看清当他退居幕后发生的事情，对他的态度做出什么解释，从特别机械和绝对的立场会产生怎样的狭隘。我也可以告诉阿马德奥，但没有你的批准我不愿这样做，由于我不知道你是否采取措施。
问候阿尔马，兄弟般的拥抱。
马西
1924年3月9日，〔维也纳〕
你能把托洛茨基关于党内论战的著作寄给我吗？通常关于党的内容的报告和文章都发表了吗[3]？一旦银行职员罢工结束，我就取出全部汇款，把钱寄给你。
我定期地收到你寄来的一包包材料，我向你要的两本小册子我没有收到，我怀疑它们放在由共产国际寄出的邮包里，在寄达这里时就被取走了：有些东西被取走时，人家还说要归还。但由于我在莫斯科没有开列清单。在这儿人家也不说取走了什么，这样我就不能核对。它们对我非常有用，请你为我购买：斯杜阔夫：《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契卡和格伯乌》[4]，查尔科夫出版社。在卢克斯旅店附近，在去斯特拉斯诺夫林荫大道的路上有一个这类出版物的书库〉人们对契卡议论纷纷。我想把第二本小册子的第一部分翻译出来，这部分对问题的论述通俗易懂。
注解：
[1]1924年3月5日，《前进报）发表〈当法西斯主义当政时，共产党人在反对谁〉的文章，该文转载1924年2月25日关于同"第三国际派”合并的通报的核心部分。
[2]在亨伯特-德罗兹的报告中写道：“除同波弟迪加谈话外，我还同其挚友（从政治观点着）葛利埃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使我对波尔迪加立场的几点模糊认识变清楚了。（他对我说）'国际和党现在执行一条反共路线，当查明类似偏离，某些领袖的责任是不受纪律约束的'。（他接着说）某些同志可以说命中注定要做领袖。波尔迪加，如同列宁，就在这些人之列。对这些入不能像对其他党员那样执行纪律。他们的使命是对他人执行纪律，而不是遵守纪律。“
[3]参阅第84封信。
[4]参阅第97封信。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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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我最亲爱的[1]：
我想亲吻你的双眼，吸干我仿佛看见的泪水，我感到它们流到我的双唇上，正如前几次，当我使坏让你哭鼻子时那样。我们做法欠佳，我们相互折磨，因为我们相距遥远，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但你特别失望。因为什么？你曾多次对我许诺你很坚强，我也相信你的话，甚至我相信的程度超过你自己所想：你往往比我要坚强，但我从少年起因过孤独生活就习惯于掩饰自己的精神状态，不是用冷峻的面具就是用揶揄的微笑来掩饰，这里都是冷漠。很长时间这使我痛苦：为了去掉任何实际情感，为了避免他人了解我的实际感受，很长时间我同他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不是紧张就是松弛。什么使我没有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僵硬病夫？我的造反本能从孩童时就针对富人，因为我在小学各门功课都优秀，却不能继续学习，而肉铺、药店和布店老板的孩子却可以上学。这种造反本能扩展到对压迫撒丁农民的所有富人，我当时认为为争取地区从国家独立必须斗争：“把大陆人抛到海里！”我不止一次地重复这句话。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并且懂得了马克思著作的实际意义，我开始是出于知识的好奇才阅读的。于是，为了斗争，为了工人阶级，我如此热爱生活然而，我不止一次地自问：如果同群众相结合，能否从未爱过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是否能爱一个集体而从未深爱过每个个体。这不会对我的战士生活产生影响，不会把我的革命者身份贫乏化，沦为纯粹思想事实和纯粹数学计算？对这一切我思前想后，这几天我又反复思考，因为我非常思念你，是你进入我的生活并把你的爱给予我，把我一直缺少的东西给予我，但往往让我心神不定，并对你不好，我非常爱你，尤尔卡，有时我没有发现惹你生气，因为我本人感觉迟钝，
我给你写信，对你说请你来，因为在你的信中很少提及你想来。我也想到你的家人，但你不能来待几个月吗？即使一段时间内离开家你也认为不可能或非常困难吗？每天幸福地共同生活的新插曲将非常美好，每时每刻相亲相爱、耳鬓厮磨。我感觉你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手爱抚你的额头，仿佛对你说我爱你，即使没有开口，
在读你的信时我火冒三丈，你知道原因。但你的暗示空洞无物，令我苦恼，因为我想拥抱你，我渴望感受一种把我们生命紧密相连的新生活，我十分珍重我的爱。
现在我从意大利的同志们那里收到许多信件。他们想从我这里获得信任、热忱、意志和力量。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我的处境要求具有那些品质，并能广泛给予。他们都在意大利，处于火热的斗争熔炉中，他们有点儿垂头丧气、失去信心，有时我也苦恼。我收到一位俄国同志[2]的信，她在罗马居住，曾是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同志，她当时纯属偶然或因大无畏精神逃脱大屠杀，她在写给我的信中也流露出沮丧和失望的情绪。她不是意大利人，不能用气质来辩解。他们对我要求过多、期待过多，这点给我留下不祥印象。最近几个月党的形势日益恶化。波尔迪加已经撤退到阿文蒂诺，他的立场使同志们的普通生活受到所有机械论的迷惑。我及时地使几位同志成功摆脱了这种处境，但仅这一点儿够吗？都灵占领工厂的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军事委员会讨论第二天武装工人是否必须从工厂突围，所有人都仿佛醉得头脑发晕。他们之间差点儿动起手来，责任感压迫他们，直至要轧出他们的骨髓。一个人站起来，他打过5年仗，当过空军九死一生，他摇摇晃晃，快要跌倒。我神经非常紧张，使用妙语惊言把他们都逗笑了，使他们恢复常态并投入有益的工作，但今天我再不会这样做。在我们党内都是年轻人，反对意见不仅不能加强反而会损坏神经和意志。我本人，为什么长期身体不适并且现在仍会感受到？还有对我来说，我总感觉生活悬在空中，有两年时间，在我到达莫斯科之后，当我处境稳定并能心境平和时，我突然从空中落在实地。今天我必须特别坚强，但如果我缺少你，你是我的很大一部分，我怎么能做到呢？来吧，来吧，尤尔卡，哪怕时间不长，只为了我还能感觉你在我身旁，能重新奋发工作，比我迄今能做的工作更上一层楼。亲爱的，我吻你的双眼，长久地，长久地，为了给予你力量，为了驱散一切乌云，为了使你无比坚强，正如你能够做到的那样，正如你应当那样，我的同志。
葛兰西
1924年3月6日，〔维也纳〕
我把我的“最佳”地址给你：
弗洛里安巷5号，2门，3层，
我想要一张你近期、这几天的照片。我怕忘记你，怕只保留我离开你最后一夜你给我的印象，当时我紧张不安、脾气不好，因为我不知道对你说什么。你曾许诺送我另一张照片。请把它寄给我，它告诉我你将会来。
你修改李亚扎诺夫的注释了吗？你能把修改稿寄给我吗？你找到了克里恩泽夫论述组织的著作吗？你能为我摘录纪念列宁逝世最感人的文章吗？你看，我相信你很坚强，因为我要求你为我工作。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耶茨斯卡，实际上是波兰人，在经历德国共产党的悲剧事件后在共产国际书记处工作。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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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最亲爱的文琴佐[1]：
我很高兴地读了你给我寄的最近一封信。我将简单扼要地回答你，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
在我给你写信时，第一期《新秩序》已经出版。他们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把我寄出的第二期材料也给发表了，整整12页，于是我必须在这几天寄出新材料口这种事情往往发生在搬家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么多令人厌烦的盒子，还有头痛复发，三天来让我备受折磨。在近期我做了不少工作，虽说力不从心，但总之令我满意。依靠环境和形势的帮助，我还能取得某些成果。我发现你对内部讨论情况相当了解，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知悉的。我以前从未想过给你写那些内容，我等待公开讨论的前夜再写。内格里和帕尔米给我写信说，左派宣言不发表了[2]；至少他们二人赞同我的观点，莱奥内蒂在给我写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我愿意和这些同志一起工作，努力创建党的新的核心，终结目前形势并在新形势允许的条件下让党发展壮大。少数派在解体，因为没有任何方向并设想占据领导岗位就是进入安乐乡，两位前议员事件就是这种性质。他们说到党的地下组织时就是警察式挑衅[3]。真相是：即使在1923年2月，警察局靠大规模逮捕也未能破坏党的地下机构，它继续工作并成为重建整个组织的基础。存在缺点和不足，这点确定无疑，但整体相当巩固并做出了宝贵贡献。
我想过，如果在一次讨论或会议上我们介绍阐述我们观点的文章，最好由意大利各大城市（包括移民的城市）的许多同志提供。比如莫斯科，我想让你和帕罗迪提供。你问一下他怎么想，如果他还不了解情况的话，请你对他简约地提及主要内容。你曾对我许诺把杰尔马内托的情况写信告我。我认为他会同我意见一致，我清楚地记得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对我讲的那些话。至于法国，我想到了贝尔诺尔弗和拉瓦佐利，我将给他们写信，让他们告诉我博尼诺的意见。我想组织一个立即产生效果的真正的“界”，这定会结出政治果实，因为将给党员群众一个印象：存在一个扩充并坚强的核心，这个核心有充分智慧和判断力，能够真正负起领导全党的责任。
你还许诺为《新秩序》写一篇文章。我总忘记问你此事，但今天因组织材料被汗水湿透四件衬衫，我才想起来。你可以连续写两个题目：1．对意大利政治流亡者的印象：你到过法国、德国，现在又在俄罗斯。因此，这个题目不应让你感到陌生。你也不缺少要写的素材。2．你认为，我们党应当怎样才能在反抗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战役中获胜。你有过去斗争的经验，在莫斯科居住的经验。作为一名革命工人，请你直言不讳，不要怕是老生常谈的真理。在即将开始的讨论中可以用上这篇文章。
我又有几个星期没有获悉舒赫特同志的消息了。她是否仍在病中？你常到她那儿去吗？
向所有同志致意，拥抱你。
你的葛
1924年3月1日，〔维也纳〕
注解：
[1]即文琴佐·彼安科。
[2]陶里亚蒂和斯科齐马罗在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决定不发表它，但开始讨论问题和党的总方针”。
[3]参阅第100封信中葛兰西引述的彼安科来信的段落 |
10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01
最亲爱的乌尔巴尼：
银行职员罢工使我不能取款，用这笔款我本应添置一部打字机。我搬了家：弗洛里安巷5号，2门，名义3层，实际5层。
我已给内格里和帕尔米的来信写了回信，你也将收到这封信。我不能寄给你抄件，因为我已经把原信寄出，而且那封信有点儿长我曾请帕尔米把抄件寄给你，如果他能用打字机打出的话。帕尔米的信让我喜出望外，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样：我期待认识你的决定在给帕尔米和内格里的回信中，我陈述了我对行动总方针的意见我很少提及过去，提及仅限于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尽可能避免同左派展开论战，尤其是涉及已经变成具体事实的问题，仅就一般观念展开论战，如果不可避免的话，分析意大利形势，工人和农民政府的口号源于这一形势，党在一切领域崛起的纲领。如果可以发表一些文章，起初应仅限于前多数派成员的，进而少数派可以个人方式赞成我们的观点，在群众看来是多数派具有首创精神。
我还收到你寄来的其他材料，但布哈林的纲领和拉狄克的文章你寄的是德文的，而我留给你的是法文的；塔赫伊梅尔的纲领也是德文的，我请你“亡羊补牢”。
致敬。
马西
1924年3月1日，〔维也纳〕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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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最亲爱的[1]：
由于银行职员罢工，我们不能领取汇款，因而还不允许我们为办公室添置打字机。在党的目前形势下我还不能全力以赴地工作，由于还不能保存准备好的材料抄件。因此，我简要地向你们陈述我对认为更有益、更适合指导我们行动的总方针的意见。
你们的信令我兴高采烈，使我备受鼓舞。我对我们运动的未来曾很悲观。我们竟然让后卫们夺取了党，即我们用自己的双手造成我们口头上说要竭力避免发生的事情。我的印象是：党中央完全投入其组织工作，却未注意到如下事实，在整个这段时间，某些工作、某些宣传尽管都做了，但这些工作和宣传是根据确定路线靠共产国际的作用才进行的。无疑，这些工作和宣传会创造精神状态、思潮和立场，它们在群众中产生影响并确定某种形势。若否定如下这点将很幼稚：为赢得意大利社会党的斗争是近期唯一具体的政治行动，该行动使我们同广大群众保持某种联系，让我们才能说我们仍活着。你们能够发现另一行动和它相提并论吗？议会活动可以吗？或许工会活动？在任何情况下，议会活动本身不是旨在征服社会党时才有效果吗？组织工作和为维护党的机构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当然是大事，但一个政党的前景不能建立在这上面。活着还不够，必须创造历史，必须运动和发展，从而能断言党是一个有自己基础和自为前途的政治组织。
你们的决定极大地扭转了形势，避免了所有作茧自缚。显然仍存在重重困难，但不似以前那样不可克服。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有一切可能变成全党的派别中心。我想给你们抄录一位移居莫斯科的意大利工人致我信函的一段，他听说过我们的讨论，并立即向我表达了他的意见（他在六月执委会扩大会议前属少数派，后转向我们的立场、与其说公开表态，不如说在反对塔斯卡的移民小组召开的会议上表态）:“在莫斯科有两人想要搅乱党。听这两位前议员讲，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似乎是不受任何监督、没有能力、没有智慧的统治宗派。而警察局明察秋毫并先让你行动，由于命令尚未下达。他们认为，一旦命令下达，党就会被戴上枷锁。他们连篇累牍地给共产国际打报告，我们希望最终发生一些事情。我希望党在合法性允许的限度内，要从基层而不是从上层保持生机勃勃；重视同志们的思想，不要阻止发表异于下达指示的思想，那些指示是认为具有高度智慧的同志小组下达的，但他们也会犯错误；不要过于拙劣地模仿俄国人，因为并非所有事都能在俄国去做，事情还要靠我们自己办。性格存在巨大差异：这里存在全部地下生活，这种生活还扩展到群众中；而在我们那里我怀疑地下行为事实上会成为党的行为，这是我不相信党的声音深入群众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党的地下生活似乎正常，尽管它有许多缺陷，但都是些不易发现的基本缺陷。无论如何，都是些疑问，我这样说没有任何证据。我想起来，由于我听到过于夸张的抱怨，但其中可能有点儿真相。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在党内正在形成三派：左派、右派和中间派。我害怕一派——夸夸其谈派，该派也反对塔斯卡-格拉恰德伊，这样我们不是有一个而是有两个右派。我不希望你不知不觉地成为中间派，去收罗骚扰左派和右派的所有无用之人。因此，如果你要开始斗争，请你确定好目标，大家要求观念和目的的清晰明确。如果召开代表大会或会议，如果这些乌鸦围在你四周，请巧妙利用它们，但立即用枪赶走它们。当我知道你没有在左派宣言（但我不知道其内容）上签名时，我想到了这些事情。于是，我希望你组建一个中间派，旨在终结右派和左派的大吵大闹，在你周围聚集许多好同志，他们从意大利的过去汲取教训，他们懂得俄国革命，他们善于组织党并知道应如何工作，他们知道党的任务是带领无产阶级群众夺取政权。”
我想让你们阅读这一段，因为我觉得从不同观点看都很有意义，表明移民们（可能是我们党组织力量的最大后备队）以多大兴趣关注事态发展，为了做出判断利用了每个细节。
对我们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无疑是同右派划清界限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一问题不难解决，因为它主要是个人员问题。由于我们的立场这一事实，同左派划清界限更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认为准备一系列论述意大利形势的文章不可或缺，它们将是我们的纲领。这些文章发表时仅由我们小组同志署名，这样做意味着首次划清界限。其他人员若想参加，留待以后再办，他们将被迫接受政治上具有其意义的行动，即使没有导致他们划清界限（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的文章抢在其他人的文章之前发表将受益匪浅。我、帕尔米、内格里、莱奥内蒂和赞同我们的多数派的某些同志（譬如，特雷索、杰纳里、蒙塔尼亚纳、马拉比尼如何想）可以撰写；乌尔巴尼持什么态度我不知道，但我希望他参加。鉴于他们因过去历史及其经验（即使经验总同年龄相混）在广大群众各阶层中享有的威望，争取杰纳里和马拉比尼我们将受益匪浅，尽管这样做有危险。此外，需要大城市工人小组的签名。在都灵谁能签名？奥贝尔蒂有可能吗？我认识最多的同志都是移民：他们之中贝尔诺尔弗肯定同我们在一起，米兰的拉瓦佐利也有可能，在莫斯科我曾同他俩长时间地谈话。米兰的人我几乎不认识。我认识的热那亚的阿雷科和弗兰佐内怎么想，他们不是两位优秀同志吗？至于的里雅斯特、罗马、那不勒斯、墨西拿、巴里、佛罗伦萨、巴勒莫的同志，我几乎谁也不认识，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应当争取所有这些大城市的同志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如果我们成功做到，我们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那将是我们精彩表现。我相信杰尔马内托会与我们同行。尼奥迪怎么想呢？亚历山德里亚的女教师阿雷科呢？还有阿扎里奥、贝洛内（维吉尔）、（博洛尼亚的）贝蒂、（摩德纳的）费拉利、（都灵的）隆哥、佩鲁索、（乌迪内的）波拉科、罗贝尔托、（吉尔杰蒂的）斯卡菲迪、塔罗齐呢？你们应当开始这一工作，委派一位胜任的同志负责。如果此事成功，定会取得丰硕成果。当一系列文章已经写好，并且保证征集到党内传统多数派大量签名时，我认为必须争取右派的某些同志转向，比如帕斯托雷和梅尔苏等人。但只有当工作业已完成，我们的核心已经形成后才行。还需要征集移民同志，尤其是移居法国的同志的签名。我相信，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可以得到贝尔诺尔弗和拉瓦佐利的签名。我将给贝尔诺尔弗写封信，让他对我通报情况并写上有把握的人名，譬如，博尼诺等人。在俄国的移民中，彼安科（上文引述段落的作者）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帕罗迪和其他人也有可能。然而，在俄国的移民中存在混乱喧闹的局面，我相信在我离开后这种局面会变得更加严重。
关于系列文章的内容我想倾听你们的意见，因为我缺少同意大利事件的直接接触，我只能通过几份重要报纸了解局势，因而我总怀疑自己结论的真实性。我将简述我的想法。
我们应当少提及过去，尤其是涉及我们党的过去。我们将提及意大利的极端混乱局面，这是因法西斯主义现象所造成（法西斯主义出现是因民族缺乏团结、国家在瓦解引起）;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历史生活，却不知道斗争对象；还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事实上国家经济并没有置于资本主义控制之中，因为在意大利还存在一百万手工业者和大多数农业劳动者，这些都是前资本主义的。此外，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在意大利呈现为南方问题，建立在清晰的地域基础之上，这就造成自治运动政党或类似社会民主党那样的独特类型政党的诞生。这种混乱局面用来解释党的立场多次摇摆，某种宗派主义的动摇使党处于瘫痪状态。现在形势已经明朗，这一点毫无疑义。法西斯主义决定了形势的特征，选举促使各党形势趋于明朗。考察小资产阶级各政党：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是人民党和共和党，它们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代表；在南方是社会民主党及附庸的尼蒂派、阿门多拉派，等等；把奥兰多[2]和德·尼科拉[3]列入候选人大名单的意义，他们是南方的修道士，代表资产阶级尝试在法西斯主义中发现某种统一性或阻止统一（哪怕是瞬间）被破坏。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不让“占领”的传统资产阶级力量的区别，它们是：《晚邮报》、《新闻报》、银行界、军界、工业总联合会。这些力量在1920-1921年保障了法西斯主义走运，旨在避免国家的崩溃，即它们同法西斯主义一起创造了人民群众那股力量，在1919—1920年由于最基本和被动的群众闯入历史生活，没有这股力量。现在，这股力量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而且就代表国际形势的意大利面貌，倾向于左翼并想把资产阶级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两种思潮可以证实：《新闻报》思潮公开地提出同社会党人合作的问题，甚至距离在意大利尝试“麦克唐纳[4]”试验不远，在形式和方法上意大利形势都允许这种试验。另一种是《晚邮报》思潮，它更接近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并同社会党人结成联盟，但仅限于后者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后[5]。一句话，《新闻报》倾向保持北方-皮埃蒙特对意大利的领导权，而不是相反，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才让工人贵族进入领导权体系。《晚邮报》对形势具有一种更“意大利”更“统一”的观念——更带商业性而不是工业性的观念，正如它支持萨兰德拉和尼蒂，两位最早的南方首相（西西里人只是名义上的南方人），同样也支持阿门多拉，即支持一个由南方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北方工人贵族成为实际统治力量的政府[6]。形势将如何发展？法西斯主义作为庞大武装组织存在的唯一事实决定形势的发展进程。我所描述的诸种力量会发动政变吗？我认为不会发动。它们不信任改良主义者，即它们不相信改良主义者在政变后入阁时有能力制止锐不可当的群众运动。改良主义者也没有勇气同这些力量联合，他们曾想在1922年9—10月行动，他们曾委任巴多里奥将军向法西斯主义开火。今天，改良主义者更加犹豫不决：法西斯主义在军事上更强大并且已经掌权。可能在实践上莫迪里亚尼……在理论上里戈拉是仅有两位拥护这种解决方案的改良主义者。
我国各种政治力量关系的这一格局为我们指出行动的方向。
1．开展对工农政府口号的细致、持久的宣传，工农政府应当是意大利整体形势的产物，而不应当只是一个理论公式。
2．开展反对工人贵族、即改良主义的斗争，争取北方工人阶级的最贫困阶层同南方及西西里、撒丁两岛的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创建南方组织委员会，大无畏地领导斗争。研究在南方和两岛发动武装起义的军事可能性。研究用“工农联邦共和国”口号代替“工农政府”口号，对南方和两岛地区民众做某些政治性让步的可能性。
3．重新组织党：进行彻底、充分的政治教育，以避免当我们运动达到高潮时出现激烈争论和意见分歧。扩大党的领导层：通过组建组织和宣传委员会来创建党的上层，它对每个党员登记造册，为每人填写档案，要求每人都有政治履历，从而注意同优秀分子保持接触，激励他们，监督他们并用公报和传单坚持不懈地指导他们。
4．特别关怀移民。在国外每个大城市创办党校，并由中央领导。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安排三四名移民党员做正式委员或候补委员，他们必须在国外珍视党的威信并积极有效地工作。
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应当尽可能地旗帜鲜明。我们应当断言忠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表明我们遵循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的决议，包括关于意大利的决议，在资本主义进攻时期，这些是唯一能够同群众进行实际接触的决议。
关于意大利社会党，我们应当断言，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只要存在未合并的、独立的社会党。这个问题就存在。我们将用一切手段毫无例外地去解决。关于这个题目，我愿坦率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只有我们组织的弱点，我们缺乏同党员群众的接触，才能阻碍我们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我们精心构建的所有理论和思想只是我们弱点的结果。如果我们党的力量加强（正如它所希望的那样），如果我们党在正确的领导下（正如将会发生的那样），如果我们创建一个广泛的、政治修养高的领导核心，共产国际的策略能有什么危险呢？没有任何其他危险，只能有一个：在党外存在比我们领导核心更革命化的小组，这样的小组加入我们组织并且领导我们党，从革命观点看，这不是危险而是运气……只要不犯幼稚确信的错误：只因某些人士做了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他们叫张三、李四，不叫王五、赵六，从而革命胜利有了保障。
信写得有点儿杂乱无章，还因为我不知道对规范讨论办法做出哪些决定。只许发表个人文章，还是允许发表小组或派别的共同纲领？自然，此事至关重要，但只重要到一定程度。显然，无论对代表大会或会议，还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提交小组的纲领。因此，我们应当立即准备我们的论纲并征集支持，正如我所说，通过私人和内部的途径。如果讨论规定通过个人进行，有待撰写的文章的方针可以确定如下几点。
我请帕尔米为论纲写一个分析性提纲，然后转给我和内格里（如果需要，也转给他人），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修改和补充。依我看，论纲的次序应这样安排：
1．简要地提及国际形势，指出无产阶级运动在恢复臼这有两个理由：第一，资产阶级部分地恢复对生产力的统治；第二，社会民主党日益右倾，资产阶级倾向于让自己部分地代表社会民主党，因此资产阶级回归自由主义。同时，革命力量也在前进，但没有把大多数劳动者团结在周围，共产国际的策略经受住历史事件的考验，表明适合解释并指导那些事件。
2．充分展开关于意大利形势的部分。工农政府的口号应当源于对这一形势的分析。
3．组织问题，在所有方面（党、工会等，国际关系，同其他政党的关系）都取决于形势。
论纲在整体上不应太长，不应包括理论论述，只限于提及，应当是纯粹政治的和形势的论纲。如果出现理论问题，它们应当分开论述，在刊物的文章中阐述。
我认为这几点已相当完整，虽然在陈述时有些杂乱。许多事情我没有提及，因为我觉得众所周知。
兄弟般地拥抱你们。
马西
1924年3月1日，〔维也纳〕
我应当谈谈帕尔米提出的关于我过去立场的问题[7]。我只说我也是在罗马代表大会上认识到党的十分严重的问题，其他问题在罗马代表大会之前我只是以一种不能做出任何判断的形式认识的。不仅如此，1921年，在《共产党人》发行前，吉亚里尼邀请我来罗马，没有详细对我说明情况，他邀请我进入执委会以抵消阿马德奥的影响并取而代之[8]我回答不愿介入此类阴谋之中，如果想要替换领导，可以提出政治问题。以前态度不明朗的吉亚里尼在罗马变成了波尔迪加派，同时往莫斯科投寄反党报告，他没有坚持下去，也没有对我详细解释是什么内容。他只是对我说，由于乌尔巴尼的软弱，由于卢易吉诺和布鲁诺[9]完全脱离执委会工作，阿马德奥的派别占了上风，这同共产国际的精神相冲突，共产国际想让都灵小组在党内居主导地位-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刚从疗养院回来几天（不是寓意，而是实际数字），我在那里待了大约6个月，但我受益并不大，只是阻止病痛加剧和下肢麻痹，否则会瘫痪在床几年。从一般观点看，我身体持续衰竭并因健忘症和失眠症不能工作；平奎诺[10]使用其出众的外交手腕突然向我进攻，重新提出让我担任党的领袖，以排除阿马德奥，如果他继续其路线，共产国际甚至要将他开除。我说尽一切可能帮助共产国际执委会解决意大利问题，但我不相信对党的方向不做预防性工作，就能以任何方式（尤其我个人更不能）代替阿马德奥。在意大利目前的形势下，要代替阿马德奥，一个人是不够的，因为就一般能力和工作能力而言，实际上他至少等于三个人，因此他只能由同他不相上下的人取代。我在燃烧着的煤炭上行走，我头脑衰弱的条件不允许从事这一工作。我发现代表团的多数派没有自己的方向，只要同每人空洞地提及形势，他们就会畅所欲言并显现出是潜在少数派。这是一件丑陋并在政治上令人厌恶的事情'如果平奎诺不是笨蛋，而是具备一点儿政治智慧的话，那么党就会出尽洋相，因为多数派，至少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多数派陷入毫无根据的幻想。唯一的事实是，我和内格里对同志们说到这些问题，致使阿马德奥暗示，如果我没有记错，内格里也应记得，他说到我们的方向时使用了非常强硬的措词。如果我没有“犹豫不决”（可惜我却那样做了），将会出现什么局面？代表团的多数派将同我在一起，缺少像阿扎里奥这样的人，党内将出现距离危机，乌尔巴尼、布鲁诺、卢易吉诺、鲁杰罗不会同你们达成协议，阿马德奥将辞职；中央委员会不习惯于工作，将会自生自灭，少数派准备不足（比以后还要差），只把几只苍蝇握在手中。我是不是特别悲观？由于我所处的条件，很可能是，但我认为不是，不难预见，法西斯主义意外掌权，因为一系列事件逼迫它，没有给它留下其他出路，它在墨索里尼派和平民百姓派之间焦虑不安：前者看到平民百姓渴望掌权（想插手一切）发动内战的所有危险；后者想要发动浪漫的“革命”，依靠行刑队、判刑果断的法庭等总之，米什莱[11]会发现某种平衡影响我们，以阻止我们采取行动，这就导致把权力重新交到参谋部手中。在预见当时执委会委员的态度时，我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甚至会说我从不相信今日亲眼所见：卢易吉诺的立场是个丑闻，虽然布鲁诺的行动有不少理由，但他缺乏悲壮的政治激情。当不能使自己意见占上风时采取撤退策略，在一个像我们党这样的政党内，只有靠政治辩证法的奇迹才能超越不同形势，这是一种自杀的策略，是用我全部悲观主义都没有预测到的策略。说实话，只有将意志力和工作能力紧密结合，如同阿马德奥那样，才能一扫这错综复杂的形势。然而，我既没有能力，也不具有不可或缺的意志力，在我所处的条件下，我不能肩负决定新形势的重任一今天，在读了你们的信之后，我的想法转变了：可以创建一个胜任工作并具很强首创性的小组。对这个小组，我将竭尽全力做出贡献并合作，它们对这个小组可能具有价值。我不可能完成我想做的一切，因为有好几个整天我极端虚弱，让我害怕重新陷入昏迷和惊呆的状态，即前几年我所处的那种状态，但我同样要努力！为了我们的运动，我信赖你们。我想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能够成功拥有大多数党员，并且创建一个健康、巩固、善于发展和斗争的机构，正如意大利工人阶级在经历无数牺牲和痛苦之后，有权拥有的那样的机构。
马
如果你们找到制成抄件的方法，再把你们认为此信最重要的段落以抄件寄给乌尔巴尼，你们将使我喜出望外；如果可能，请把抄件也寄给我一份作为备忘录。
注解：
[1]致斯科齐马罗和陶里亚蒂。
[2]奥兰多（V.E.Orlando，1860—1952），意大利政治家和法学家，多次担任内阁大臣，1917年任首相。对法西斯主义持温和派立场，1924年接受列入法西斯主义候选人“大名单”。在马泰奥蒂被暗杀后退出政坛，1931年作为大学教授拒绝向法西斯当局宣誓，并提出辞职。
[3]德·尼科拉（DeNicola.1877—1959），自由党左派议员，1920—1923年任众议院议长，从1929年起任参议员。
[4]麦克唐纳（R.J.MacDsald，1866—1937），英国第一个工党首相。
[5]关于麦克唐纳政府的国际意义和意大利两大报纸的立场，请阅葛兰西摸写的文章《掌权的工党党员》（刊于《新秩序》第1期）。
[6]关于这个题目，参阅葛兰西的《南方与法西斯主义》（刊于1924年3月15日的《新秩序》）和《关于南方问题的几个论题》。
[7]“我不对你隐瞒我的意见”，陶里亚蒂写道，“你，现在说了许多事情，很久以前你就应当说，不是在私人对话中（我间接地听到这些对话），而是在党面前。在里窝那形成的中央里你曾代表异于波尔迪加方针的小组，此外把它拥有的广泛群众实际吸收到党内的功绩也归于此小组。譬如，我开始认识并能判断党领导及组织的方法是在罗马代表大会之后，即使那时也没有完全认识。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期，我曾确信你采取公开加入共产国际的立场，并同阿马德奥立场划清界限。那时党的多数派赞成这种立场，这种立场还让我们在执委会扩大会议上阻止反党投机行为，尤其是妨碍少数派的形成”。
[8]关于这段史实，参阅斯普里亚诺的《意大利共产党历史》第1卷，第160-161页。
[9]即卢易吉诺·雷波西和布鲁诺·弗尔蒂吉亚里。
[10]即拉科西（1892—1971），匈牙利政治家，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
[11]米什莱（j.Michelet，1798-1874），法国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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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又有15天我没有获悉你任何消息，此时我更加焦急地期待着。我认为你的小房间比你的话语中透露的要多得多。每次如有可能，哪怕只写一句话，也请寄给我，让我对你的健康状况放心。我不知道（或许你也感受到？）当不能继续通信和获得信息你是否感受到心情多么沉重：至少按照我们的意愿，我们竭力缩小距离。我把我的地址寄给你，这样你就可以直接给我写信：奥地利，维也纳，弗洛里安巷5号，2门，3层。
亲爱的。
葛
1924年2月28日，〔维也纳〕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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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乌尔巴尼：
我们正在搬家[1]，这几天我们没有打字机用。在听到从阿[2]处传出的某些影射后，我想寄给你一个不长的报告，我决定写写这个办事处，由于我想保留抄件并把抄件寄往意大利，下次我再寄给你。
根据阿的暗示，似乎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办事处的问题，你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好像做出评价，认为这里实行了去年夏天起草的伟大计划。因此理解了房间问题[3]云云。显然，需要恢复许多事情的本来面目，关于初步计划，根本或几乎根本站不住脚。夏天我和蒂托赞同蒙蒂来的理由同样不能成立。某些东西不起作用。从地下领导机构得不到任何答复，不能让一件事善始善终。这一切都能用形势辩解吗？想到在意大利可以高枕无忧，不再惧怕警察飓风卷土重来，这是犯罪。因此，我认为维也纳办事处仍有存在的必要，这里至少保持办事处雏形以应对任何事变将受益匪浅。然而，必须指出事情进展成这样并非我的过错，我得不到回答以建立联系或接受指令，我不能发明实践和紧张的活动。
我寄给帕尔米的信，没有寄给你抄件，它以一种更展开、更具体的形式谈论了这方面的内容。我曾认为帕尔米是地下领导机构的新负责人，我按这个头衔给他写了信[4]。现在尚未收到他的回信。我看到，在我们小组因阿马德奥的立场[5]，事态变得相当复杂。鉴于他的性格和所处地位，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相反我觉得非常自然并符合逻辑c我仍期待你们的回信，但我希望形势本身已经明朗。我们都愿意从中得出结论并按结论行事吗？我希望都愿意，否则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党落入社会党人之手，他们会更巧妙地利用我们，他们拥有比我们更“布尔什维克”的气质。
如果你没有丝毫异议，如果你想把发往我们执委会的密码报告[6]中涉及费卢乔工人的内容通报我，我将非常感激。你认为我给此人写封信会有用吗？我会在下次寄的包裹里装上那封信，如果你认为合适就把信交给他。我将向他索要关于工作的消息，以尝试了解他的某些意图和目的。
致以兄弟的敬礼。
马西
1924年2月24日，维也纳
注解：
[1]在获准居留后，扎米斯为葛兰西找到距市中心不远的“合法”住处：一位寡妇家，带家具的两个房间。
[2]指阿布雷希特。
[3]参阅第96封信。
[4]参阅第91封信。
[5]暗指波尔迪加拒绝同意共新执委会及共产国际执委会合作。
[6]泰拉齐尼的“密码报告”没有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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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乌尔巴尼：
我想坦诚地向你解释我最近几封信里气恼笔调产生的原因。除去我在这儿有点儿难堪的处境外，除编辑《新秩序》外，我尚未准确地理解在这里我应当干什么，显然《新秩序》我只能编一部分，因为我完全缺少材料。除这些令我有点儿气恼的事情外，说实话我恼怒主要由于你最近的通报，尤其是涉及合作社和费卢乔的工人的消息。关于后一件事，正如在我出发前几天我清楚地记得，我现在仍记忆犹新，我出发的当天，我和你到古堡同费卢乔面谈，如同出发前那次，我对你陈述了形势，此外几个月前我还对你陈述过一次，当时你表示赞同我的路线。当我以后接到你的信[1]，说一切都很糟，宣布一年半的工作突然被取消，我火冒三丈，你感到很奇怪？我坚持认为自己为我们运动的利益很好地工作，我渴望事业发展顺利。我认识费卢乔，我知道在发生这一切之后，最好的可能，他将认为由纯粹合同关系把他同俄国相联系，他将根据合同用一切方式竭力辩解，并获得巨大优势（如果他的工作成功的话）。你从单纯工会的观点出发，没有提出假设——工会在费卢乔面前毫无价值。
这意味着只能决定所有意大利工人都要离开工作岗位，等于说党同费卢乔不再有联系，除了他和国家之间的中间人（作为其公司的担保人）的关系外。关于合作社的业务我也要这样说。一般说来，令我恼怒的是，你对我们在一起时谈到的东西掉以轻心：在一切事务中都需要一定连续性，因为同过去的任何突然决裂含蓄地意味着背弃。此外，我注意到，掉以轻心甚至忘记他人正在为你进行的工作，成为你的习惯和你的工作方法。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会造成意外事件、组织涣散和个人纠纷。我想对你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因为我肯定你不会生气，确信我充满友谊之情，欢迎你的所有看法，它们会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去掉坏习惯并再认识某些错误。如果我的气恼无意中令你生气，我将非常遗憾，并请你原谅我。
从你的一封信中我知悉，在执委会扩大会议之后你想离开[2]。我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除非你想回意大利组织或参与组织反对派。如果这不是你的意愿，正如我相信的那样，你最好留在莫斯科。对我们党来说，形势会重新变得复杂，在那儿有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有益无害，你已适应环境，可开展重要活动，对一切事情了如指掌，从而善于阻止任何阴谋和任何卑鄙手段。
我收到共产国际材料的法文版。自然，它们非常有用，但我希望是我留给你的法文材料，这样可以立即为我所用：六月执委会扩大会议公报，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及打字的辅助材料。我请你在俄文书籍中留意如下三本书并请寄给我：《纪念卡尔·马克思》、斯杜阔夫的《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契卡和格伯乌》，编辑《新秩序》时需要这些书。
至于意大利文书籍，一旦可能，我们将寄给你邮费。
致以兄弟的敬礼。
马西
1924年2月16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95
注解：
[1]这封信没有找到。
[2]在1924年2月8日致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信中，泰拉齐尼写道；“在执委会扩大会议之后，我不希望在莫斯科逗留。不久我将向党的执委会正式申请，我请求帕尔米支持我的申请，从现在直至可能接替时我这样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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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按你的要求，我把关于业已展开一段时间讨论的意见的说明寄给你[2]。我草草地写就，并感受依旧。无论如何我认为讨论用于内部目的是充分的；一旦共产党左派宣言以完整、有机的形式发表，我将就同一题材撰写系列文章，如果在党的文件汇编上没有发表的话，我还想把1922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意共中央的公开信刊登在《新秩序》上[3]这方面我模糊地记得，你在罗马代表大会上说过，在你做出论纲仅以协商名义提交代表大会的保证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放弃公开回应论纲。如果你希望我在这方面的记忆犹新，以避免在公开讨论时犯有不准确错误，我将非常感激你。
阿布雷希特[4]事件：阿布雷希特对你所说的一切都是愚蠢和不负责任的，自然，我不会同他进行任何喧闹的论战，我仅限于当他返回时去看他并取笑一下，建议他严格检查自己的职责，从而能收回在莫斯科散布的反对我们的愚蠢谎言。咖啡馆问题是其最可笑的流言蜚语，去咖啡馆读报成为他唯一的活动。无论是我还是蒙蒂因许多原因都不能常去咖啡馆，原因之一是物质手段。我们都在家工作，我也不想改变工作习惯，即每天乘十几公里电车去办公室工作，我在那里能被所有其他职员看到在遵守规定的作息时间。我们曾向阿布雷希特索要一个小房间，以便存放我们办公室的所有材料和从意大利转来的档案。如果蒂托留在这里，可能由于其非法的条件，不得不只在办公室工作。对我和蒙蒂来说，形势完全不同：办公室的作息时间表仅表示打碎盒子*和中断在家工作。此外，过了不久M再次要一个房间，他要扩大自己的商业办事处。
合作社。在我对你律师身份的表述中没有任何恶意，我只简单地确证事实[5]。我没有以任何方式想过有商业创议的义务，否则我不会以任何方式卷入此问题，因为我了解我的能力。我仍坚持认为，如果合作社不经科德维拉通过友谊途径开始其业务，合作社将一事无成并难以发展。我了解俄国的事务足以做出这样的预见。我不知道在我离开后你们是否赋予合作社法律性质，从中阻挠的困难性质，使人想到党和俄国合作社组织支持的可能性时很悲观。为了做生意必须先有一笔资金。为了拥有这笔资金，但仍处于法律上不被承认的条件，就只能通过友谊途径开始。显然，俄国在意大利的使命会直接或间接地拒绝同我们来往，而进口柠檬更喜欢柑橘公司，因为它们的资本比所有移民者合作社都雄厚，人所共知这有多重要。当我友好地建议你三思而行，我涉及所有这些内容，丝毫不想加重你的负担让你更劳累。组织起任何一个企业总需要记住企业的所有目标和可能出现的所有困难。确实，成败都是工作，但失败肯定不是我们工作的理想，我想过彼得格勒学校[6]的试验使你产生如下想法：当为确定目的想要动员群众和启动资金时，就会出现重重困难。
致以诚挚敬礼[7]。
1924年2月10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93
注解：
[1]致泰拉齐尼。
[2]参阅第94封信。
[3]参阅第79封信。
[4]阿布拉莫维奇的笔名，他是共产国际派往中欧和西欧各国的密使，1924年在苏联驻奥地利大使馆任职员。
*寓意为“打破空间局限”——译者注
[5]参阅第87封信。
[6]参阅第76封信。
[7]此信没有签名。 |
9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95
亲爱的同志们[1]：
我将托下班信使把为《无产阶级批判》写的文章提纲带去。我非常高兴你们（至少在原则上）接受关于出版物的设想[2]我想无论如何可以尝试出版此刊物，如果它保持时期划分的不定期性质，但每一期都要做到严格的有机统一。
至于小册子显然不可能突然准备好。由李亚扎诺夫注释的《共产党宣言》仍在翻译中，我想几个月后才能定稿，我要找人校改译文[3]我附上转给你们的齐尼的信函，为你们指明方向。我直接把书寄给齐尼，如果他接受那一工作的话[4]。
下面是对为党的组织者开设函授课程的设想：每星期根据学员征订数量，刻板或印刷8至16页讲义（如果用中号字体印刷，8页；如果手工刻板，按大学讲义类型，16页）。第一期课程不应超过6个月，并相应提供200-400页的一册教材。可以让学员预订，定价可比印刷成本和邮费高一点儿，但不能过高；服务应当显现出是党为党员提供的，而不是作为商业投机行为。党有义务为党员提供一定基本知识，但鉴于党的一般条件，没有免费提供的义务。可以根据地方党小组的说明，考察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看有的同志因特殊经济条件（失业等）是否可以免除费用。服务要走内部渠道通过党的机构进行；为应付偶发事件，对预订者要登记造册。课程只限于内部讲授，学员不能拆散讲义，不能把讲义转给非党员。注意学习材料的散失就像在军事院校一样，虽说材料不是机密，却是内部专用的。
在授课时将讲授最重要的组织基础知识，尤其注意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特别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然而，鉴于意大利的形势，还要讲授党在组织领域和宣传领域应当从事的其他工作：譬如，如何进行小规模宣传，如何起草传单，如何利用一切机会和现有一切工农组织让群众了解党的口号；如何为党小组作报告，这些党小组在小城市也存在；应当如何评估地方确定形势，以便利用这一形势服务于宣传和动员的目的；如何从今天起收集涉及每个反动分子情报的所有可能材料，以预防明天他们渗透到我们运动队伍中来，如果他们是普通罪犯，就要防止他们逃避法律的制裁，今天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明天一旦获得解放，就会要求惩罚他们。第一期课程主要尝试必修课目和从经验中获取合理标准，以便编写第二期更完整、更丰富的讲义。在每份讲义的最后一页用于同学员的情感交流：系统回答学员提出的普遍问题，用信件直接回答个别问题。大体上课程可以这样划分：
1．导论部分包括陈述函授课程本身的局限及宗旨，简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原则是党的全部活动的基础。
2．党是什么，在阶级斗争和内战的不同阶段，共产国际的一般组织原则有哪些。
3．工会组织。
在农民中的工作，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关系，并提及宗教问题。
4．党员教育和一般培养问题。
5．宣传和动员的一般问题，并提及不太机密的一般原则，它们是准备起义的基础。
6．为妇女看的石版画。
7．说明革命前的组织形式及必然性如何并为什么和革命胜利必然性紧密相连。
8．我和蒙蒂同志可以负责编写第一期课程讲义，自然要根据发展的需要，要按每星期编写，我们可以提前寄出三期讲义，以便让党中央执委会审阅、并校改及补充。
课程讲义可以在国外分发，可以给党校输些氧气，各个党校只要有能从事基本工作的人员，就应当推动此事。在意大利也能分发一点儿。党的代表和不同国家移民党小组应当预订教材，每周收到讲义包裹后就分发。在意大利，这一工作交党组织的分管机构去做[5]。
从党校和函授课程的观点看，同志们应分成党小组，每个党小组应配备一名党员教员。教员应从一定程度上具备三种素质的同志中挑选：长期参加运动，在党的委员会或工会委员会中参加组织生活，道德纯洁、对党忠诚，我们要特别注意培养这类同志成长为教员。除党的教员外，还应当有监察员，开始先从宣传员中挑选派去巡视。鉴于监察员从事的特殊工作，对他们应当进行特殊教育和指导。党应当注意收集所有必要资料，以便记录该阶层同志的个性和特征，从而证明他们具有良好意志和首创精神；这些资料将变成受益匪浅的档案，作为挑选可靠人员的基础。我以为，基本上应沿着这条路走，如果局势允许的话，可以实现两个结果：大区级和省级召开的会议，类似于天主教徒的社会周，即就某些题目由党小组中的能人（他们的一般修养业已达到较高水平）主持讲座和讨论会；形成某种共产党人寄宿学校，正如在保加利亚已开办及在美国准备开办的那种学校。在这种学校，一定数量经认真挑选的同志免除费用住宿，6个月内上关于共产主义学说最重要题目及国家行政管理科学的正式课程。显然，我们不能设想立即实现所有创议：但为了最终实现这些目的，必须经过一系列连续性和经验性的阶段。经过这些阶段进行选择并建立稳固的基础，从而选出优秀同志，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可以达到较好效果。
我们知道，在工人阶级的发展中要无数次地重复其经验和尝试，这是无产阶级固有的、必然的存在方式。然而，我们同样知道，这些经验和尝试不会完全丧失，如果想要达到目的，绝对需要经历它们。
我希望此时为发行《新秩序》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而第一期正在印刷中。我通知你们，鲁杰罗的部分信函已经转呈莫斯科，从那儿又退回给我，这就使我火冒三丈并浪费了时间。
我通知你们，从今天起你们不要再使用M博士及其商业公司的地址，他已被证实经受考验太慢。
敬礼[6]
1924年2月10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91
注解：
[1]致意共中央执委会。
[2]参阅第75封信。
[3]参阅第85封信。
[4]参阅第82封信。
[5]创办函授党校的计划在第二年具体实施。在1925年2月24日的《团结报》上，刊登文件《党校创办并开学〉以宣传这一计划，该文件由动员和宣传分部签署。其后，4月1日，葛兰西在《新秩序》上发表《党校》一文，说明创办党校的政治动机和文化方向。最初两期课程讲义完全由葛兰西编写。
[6]此信没有签名。 |
9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94
亲爱的同志们[1]：
我乐于接受乌尔巴尼同志对我的邀请，让我至少大致确定我认为此时必须在党员群众面前深入讨论我们内部形势的原因，必须重新组合倾向于领导党的派别的理由[2]。但时局的原因迫使我不能深入讨论某些问题。我了解我们在运动中的普遍心理，并且知道迄今缺少任何内部讨论和任何自我批评的强烈愿望，使得一种过于执拗的和易怒的精神状态在我们之间孳生，以致因微不足道的小事就火冒三丈。
国内及国际形势。我完全不同意乌尔巴尼在共产国际对德国事件后出现的新方向的分析。正如一年前我不相信共产国际会向右转，根据我党执委会的普遍看法会如此、今天我同样不相信它会向左转。我觉得乌尔巴尼同志使用的政治术语绝对错误，至少特别肤浅[3]关于俄国的部分，我一直就知道，在派别和倾向的“地形学”中，拉狄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占据左派位置，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占据右派位置，而列宁居于中心并在所有特别紧张形势下行使仲裁人职责。自然，在流行的政治语汇中是这样。众所周知，所谓列宁核心确信这些“地形学”位置绝对是虚幻和骗人的，在党内论战中所谓左派继续表现出只把革命词句挂在嘴上，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认识客观力量的现实关系。其实，在整个俄国史中，在政治上托洛茨基显然比布尔什维克还要左，但在组织问题上他往往结成集团，甚至同孟什维克同流合污。显然早在1905年托洛茨基就认为在俄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工人的革命，而布尔什维克只想建立同农民联盟的无产阶级政治专政，这一专政用来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国经济结构中它不应被败坏。显然在1917年11月，当列宁和党的多数派转而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即不仅要摧毁政治政府，而且要破坏工业政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停留在党的传统意见上，他们想要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革命联合政府，因此他们离开中央委员会，并在非布尔什维克报刊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差一点儿导致分裂。确定无疑的是，如果在1917年11月政变失败，正如在10月德国运动失败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肯定会脱离布尔什维克党并很可能同孟什维克同流合污。最近在俄国发生的论战中[4]，一般说来，显现出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看到列宁长期脱离党的领导，特别担心又回到危害革命的旧观念。他们要求工人代表对党内生活的更多干预并减小官僚的权力，说到底，他们想要保证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性质，阻止革命逐渐导致民主专政。那是发展资本主义的保障。这是季诺维也夫和头脑仍停留在1917年11月的同志们的纲领。我觉得这是俄国党内的形势。这种形势比乌尔巴尼看到的要复杂得多也更本质，唯一新闻是布哈林转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团。
还有德国的形势，我觉得事态发展同乌尔巴尼描写的大相径庭。
在德国争夺领导权的两个集团都没有能力、不能胜任。所谓少数派集团（菲舍尔-马斯洛夫）无疑代表革命无产阶级多数，但它既不具有在德国进行胜利革命所需的组织力量，也没有坚定不移的方向以避免比十月更大的灾难。布兰德莱尔-塔赫伊梅尔集团在意识形态和革命准备上比前者更强大，但它在某些方面的弱点比前者更大、更有害。布兰德莱尔和塔赫伊梅尔变成革命的“犹太教法典学者”。由于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结果最终忽视了工人阶级自身的作用；由于他们想争取被社会民主党人控制的工人贵族，他们相信能够不再实行工业性质的纲领，这一纲领基于工厂委员会和监督，他们想要在民主阵地上同社会民主党人展开竞争，从而导致工农政府口号的蜕化。那么，哪个集团是右翼，哪个集团是左翼呢？问题有点儿错综复杂。日然，季诺维也夫不可能攻击布兰德莱尔和塔赫伊梅尔是无能之辈，他会在政治规划上提出问题，在他们的错误中探寻右倾的口实。此外，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从某些方面看，与其说布兰德莱尔是个右派不如说是个吹牛大王，也可以说他是个吹牛大王，因为他是个右派。他曾保证在德国于10月可能发动政变，他曾保证党在技术上已做好这种准备。相反，季诺维也夫却非常悲观，他并不认为在政治上时机已经成熟。在俄国党中央展开的讨论中，季诺维也夫是少数，而托洛茨基发表了一篇文章——《革命是否可在确定日期发动》[5]一在执委会的一次讨论中，季诺维也夫对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现在，事情的关键是什么？早在7月，海牙和平会议[6]后，拉狄克在巡游后重返莫斯科，就德国形势做了一个灾难性报告，从那个报告可知，由布兰德莱尔领导的中央委员会不再受到全党信任；尽管少数派可能由无能者、甚至可疑者构成，却能把党内多数吸引过来，如果不是集中制和共产国际对布兰德莱尔的支持停止的话，在莱比锡代表大会[7]上他们本来会成为多数派，中央委员会只在形式上执行莫斯科的决议，对于统一战线和工人国家，它没有开展系统的宣传运动，只是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深奥的理论文章，工人们根本不读。显然，在拉狄克的报告之后，布兰德莱尔集团开始活动，以便避免少数派的优势再次造成1921年的局面[8]如果说错误是由德国人犯下的，那么俄国同志们，即拉狄克和托洛茨基也有过错，他们听信了布兰德莱尔的吹嘘。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布兰德莱尔及其同志们的立场既不是右翼的，更不是左翼的，以致可以控告他们是吹牛大王。
我认为就这个题目写得长一点儿有益，因为在这方面必须方向明确。共产国际章程事实上给予俄国党领导世界组织的权力。因此，必须认识在俄国党内出现的不同思潮，以便理解一次次反映到共产国际的不同方向。此外，必须认识俄国同志们所处的优势，他们除掌握大量关于我们组织的情报外，还掌握更丰富、更精确、涉及各个问题的俄国的情报。因此，他们的方向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我们若不在革命后就不可能获得那个基础，这使得他们的优势具有持久并难以玷污的特点。
共产党左派宣言。现在我转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乌尔巴尼同志写道：我在评价时夸大了宣言的普遍特征，我仍坚持它是深入反对共产国际战役的开端，它要求修正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所有发展的策略以在宣言的结论要点中，字母b那点说需要在共产国际主管机构引起对最近几年意大利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要避免偶然性和暂时性的安排，那种安排往往窒息对更重要问题的考察和解决[9]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要求并认为可能修正共产国际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对意大利制定的策略，还要求并认为可能讨论作为一般策略基础的一般原则吗？断言共产国际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没有说想在意大利干什么，正如在《在意大利共产党的策略》那一章最后一句所说的那样，是不真实的。在《共产国际》杂志第23期上，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意共中央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是在1922年3月中旬，即二月执委会扩大会议[10]之后写的。在这封信中，提交罗马党代表大会的所有策略观点都受到批判和摒弃，并断言罗马论纲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格格不入。在这封信中特别论述如下几点：1．争取多数派问题；2．必然冲突、可能斗争的形势；3．统一战线；4．工人国家的口号。
在第3点中确定了在工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统一战线问题。即明确无误地说，党为了斗争和动员必须加入混合委员会。在第4点尝试为意大利斗争勾画出直接策略路线，意大利的斗争应当导致工人政府。公开信以这句话结束：党最好乐于接受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二月执委会扩大会议制定的策略，放弃自己的策略而不要提交讨论，否则，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坚决并公开地反对意共中央的策略思想。我不知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这封信（它具有十分精确的价值和意义）之后，是否还能要求（如宣言所说的那样）重新讨论上述偶发事实。这将意味着公开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意共一贯地系统地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并想要开展一场原则性斗争。
党的传统。我坚决否定宣言中所谓的党的传统。那仅仅是从建党之日起就形成的一个集团的思想传统，而不是党的传统。同样，我也否定在共产国际和整个党之间存在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只存在于共产国际和党的部分领导人之间。党是在里窝那创建的，它并非基于以后继续存在并发展的那种思想，而是建立在一种具体并直接的基础之上：同改良主义者决裂，同与前者同流合污反对共产国际的人们决裂。更为坚实的基础是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它为伊莫拉临时委员会赢得部分无产阶级的同情。因此，可以断言一切都同宣言所说的相反，我们有理由控告其签名者不会说明并脱离党的传统。然而，这一问题是纯粹字面的和异常复杂的。它主要是个政治事实：阿马德奥处于党的领导地位，他想让自己的主导思想变成党的思想。今天，他利用宣言仍然想这样做。以前我们允许这一企图成功是一个问题，今天，他仍想这样做。签署宣言，认可形势并孤立党是另一问题。说实话，在绝对意义上，我们从未让这种形势巩固。至少在罗马代表大会之前，我在都灵会议所作报告[11]中明确指出，我接受策略论纲仅仅限于党组织的偶然性原因，但我声明拥护统一战线及其正常结果——工人国家。此外，在罗马代表大会上全党并非对整个论纲展开深入讨论，问题十分清楚，如果党的执委会没有同共产国际代表达成妥协，即论纲只以协商名义提交并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修改，大多数党员代表就不可能同党的执委会站在一起。当大多数代表面对着共产国际的最后通牒时，就会毫不犹豫地遵从忠诚于共产国际的传统。确定无疑，我和同我在一起的皮埃蒙特代表团就是这样做的。在科拉罗夫[12]做报告之后，我和皮埃蒙特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们在如下几点上达成共识：阻止少数派出其不意地夺取党的领导权，但不赋予投票一种超越组织问题的意义。
宣言的思想。除这些或多或少带司法性质的问题外，我认为让党改变迄今方向的时机已经成熟。不仅是我们党的，而且是我们国家的历史的新阶段已开始。因此，必须使党内关系和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进入十分清晰的阶段。我不想谈论过多，只谈几点并希望足以说明被忽视的问题。
造成我们党活动特征的严重错误之一，可以用策略论纲第二条的相同语言概述：“意识与意志这两个因素被错误地视为可由个人获得或应当尽力获得的才能，相反只有通过在一个统一、集体的机构中许多人的整体活动才能实现。”
如果涉及工人阶级这一思想是正确的，但涉及党这一思想则是错误的和极端危险的。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前，这是塞拉蒂的思想，他认为党在整体上是革命的，即使党内存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坚持这种观点。他们说党在整体上举足轻重，而单个个人微不足道。关于个人，声明是社会党人足矣。在我们党内这种观念部分地造成机会主义危险。事实上不能否认少数派诞生并做改宗者是党内缺少讨论和论战所致，即是说没有重视每一位同志，没有竭尽全力更具体地引导他们，而仅靠公报和强制命令难以达到目的。在我们党内还抱怨过另一种危险：个人的所有活动枯竭，党员群众被动消极，蠢人保证总有人替他们思考一切、预见一切。这种局面在组织领域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党不可能按理性标准挑选可以信任、承担一定工作的人员。各个领导人根据私人认识凭借经验进行选择，多数情况下选上了不被地方组织信任的人员，从而就不难发现种种破坏行为。不仅如此，只有极少部分工作被监督，因此领导和党员群众之间是不折不扣的相互脱离的关系。现在这种局面仍无改变，我觉得我们周围充斥着数不胜数的危险。我在莫斯科逗留时期，曾遇到不止一个政治流亡者（他们来自意大利各地并属于积极分子），他们不理解我们党的方针，并严厉批评中央委员会，即使他们曾做过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的许诺。党的错误在于把党组织问题抽象地放在首位，其后只想说建立官员机构，那些官员奉行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迄今一直相信革命只取决于那一机构的存在，甚至认为那一机构存在能够决定革命的成败。
党缺少有机的动员和宣传活动，党应当全力以赴着手培养此领域的专家。党没有抓住一切机会在群众中竭力激起可能表达和共产党的同感。任何事件，任何地区性、全国性或世界性的周年纪念都应用（通过共产党支部）来动员群众，让他们踊跃活动、散发传单:，这一切并非偶然，党甚至还反对在工厂建立支部，群众参与任何活动，参加党内生活，如果不是在重大场合并按党中央正式命令举行的活动和党内生活，都被视为对团结和集中构成威胁。我们没有把党理解为一个辩证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群众自发运动和党中央的组织领导意志相统一；相反理解为某种没有根据的东西。它自在自为地发展，当形势有利和革命浪潮高涨时群众自发跟随，或者当党中央认为应当发起进攻时，才屈尊面向群众以激发并引导他们行动口自然，由于事态并非如此发展，在不为中央所知的情况下，机会主义传染病的病灶形成了。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渗透到议会党团，其后他们以更有机的形式结成少数派。
这种思想同合并问题交织在一起。我们一直向共产国际提出如下问题：认为我们党仍然处于星云状态，还是认为我们党已经形成？真理是：在历史上一个政党从未最终定型，永远不会。由于党一旦定型，它就变成全民，即是说党就消逝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直至它的消逝，它会历经一系列暂时阶段，并且一次次地以两种历史上可能的形式吸收新成员：以个体加入或以或大或小的集团加入。鉴于共产国际的异议，我们党的形势变得更加困难〃如果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性政党，并且要深思熟虑地去理解这点，那么显然党的发展及其具有的形式取决于两种自愿因素而不是一种自愿因素口即不仅取决于各国党执委会，而且尤其取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因为它最强大。为了改善形势，为了推动我党发展（阿马德奥想助一臂之力），就必须征服共产国际，即变成全部反对派的核心。在政治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国际执委会自然竭力迫使意共执委会改弦更张。
阿马德奥在这方面有一整套思想，在其体系中一切都是逻辑前后一致。他认为共产国际的策略是俄国形势的反映，即是诞生在一个落后的原始的资本主义文明国度。在他看来，这种策略是极端唯意志论的和戏剧性的，因为仅仅凭借意志的勃发就可以让俄国群众采取革命行动，似乎革命行动不是由历史形势所决定的□他认为对中欧和西欧发达国家来说，这种策略是不适当的，甚至是无用的。在这些国家历史机制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起作用：存在俄国缺少的决定论，因此至关重要的任务应当是组织自在自为的党C我认为形势截然不同。首先，因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是在国际领域而不是国内领域形成的；其次，因为在中欧和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不仅造成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形成，而且创造了其上层——工人贵族及附属的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集团。在俄国决定论是直接的，群众走上街头发起革命攻势。在中欧和西欧，由于所有这些政治上层建筑的复杂化（由资本主义大发展造成），因而群众的行动变得缓慢和谨慎，因此同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月至11月时期采取的策略相比，上述国家革命政党应当采取更复杂、更有力的策略。然而，阿马德奥拥有自己的思想，他不仅想在国内范围而且在国际范围让它获胜，这就是另一码事了。他深信不疑，通过巧妙、灵活的斗争可以实现其目的，为不危害其论纲，要推迟共产国际的惩罚，这种惩罚会阻止他继续衔接一个历史时期，在那个历史时期西欧和中欧的革命将去除俄国现在具有的领导权性质。然而，我们不相信这种思想的历史性，却继续在政治上支持它并因此赋予它国际价值，则是另一码事。阿马德奥是从国际少数派观点出发的，我们应当从国内多数派的观点出发。因此，我们只能希望把党的领导权交给少数派的代表，因为他们同共产国际的意见一致，即使伴随宣言公开讨论之后，党的多数派领袖仍然充任领导。我认为这是关键，它应当在政治上决定我们的立场。其后，如果我们赞同阿马德奥的观点，自然就应当提出如下问题：党的多数派如果赞同和我们一起留在共产国际，我们在国内接受少数派领导并等待时机直至局势扭转，以证明我们在理论上站得住脚；或者我们同少数派决裂。然而，如果我们不赞同阿马德奥的观点，签署宣言就意味着要承担这种误会的全部责任。如果赞同阿马德奥观点的多数派接受少数派领导，我们不赞成这些观点，因而能够有机地解决问题；或者处于少数派，当多数派赞同我们的观点时，就会团结在共产国际的周围。这意味如我们的政治清算：由于这样的事态，脱离阿马德奥将具有最令人生厌的面貌。
关于未来工作的指示。我不想在这方面多费笔墨，因为要适当论述就需很大篇幅o我乐于做几点指示。党的未来工作应当在两个领域进行革新：组织领域和政治领域。
在组织领域，我想必须发挥中央委员会的作用。鉴于形势让它尽可能多地工作。我想必须精确确定党的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更精确、更严格地进行分工和规定责任。应当立即建立两个机构从事两种活动：成立一个主要由老工人构成的监察委员会，它应当最终裁决不产生直接政治影响的争吵问题。执委会无须直接干预这类问题，它应当不断地考察党员形势以便定期纠正。另一个要成立的是动员和宣传委员会，它应当集中全国各地的所有必要物资投入动员和宣传T作。它应当研究地方形势，对动员提出建议，起草传单和问题解答以指导地方机构工作；它应当建立在全国组织基础之上，其构成核心是大城市的区和农村的行政区；它应当从普查党员工作开始，党员应该根据组织的宗旨、党龄、担任职务和表现出的能力（除明显的道德和政治素质外）划分。
在执委会和地下领导机构之间应当进行明确分工。在这方面责任和职权一定要确定，不负责和失职的行为不能不受到惩处。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党最为薄弱的方面，建立的集中制显现出官僚程序和平庸的责权不分，而不是严格的组织体系。
在政治领域，必须确立对于意大利形势及其进一步发展可能阶段的准确看法。在1921-1922年党形成如下官方观点：不可能发生法西斯的或军事的独裁事件，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从纲领中去除。如果这种预见写进纲领，就会根本改变关于策略的第51点和第52点的写法。现在，我觉得又陷入错误的泥沼，这同那时的错误紧密相关。那时我们没有估计到工业资产阶级沉默、潜在反对派反对法西斯主义，也没有想到建立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可能性，只想到三种解决方案：无产阶级专政（可能性最小的解决方案），为农业资产阶级和王室服务的参谋部专政，法西斯主义独裁“这种观念束缚了我们的政治行动，引导我们犯了许多错误。现在，重新忽视崛起的工业资产阶级反对派，尤其在南方涌现的反对派带有明显地域性质，从而显现出国家问题的面貌。我的看法是：只有当形势对我们党有利时，无产阶级的崛起才能并应当发生。相反，我确信在这种崛起中我们党仍处于少数，工人阶级的多数将投向改良主义者，自由民主派资产阶级仍然滔滔不绝。我不怀疑，当革命形势高涨，从而进入确定时间段，我们党会把多数争取过来。但如果这一时期并不长，无疑它会充满补充阶段，我们应当准确预见，旨在能够驾驭和不犯错误，那些错误会延长无产阶级的体验。
此外，我认为党应当实际提出某些问题，它们以前从未被提出，解决它们的任务留给同它们密切相关的人们。争取米兰无产阶级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全国性问题，应当用党的一切手段而不仅仅用米兰的手段去解决。如果我们没有牢固掌握米兰无产阶级的压倒多数，我们就不可能在全意大利搞革命并取得胜利。因此，必须把其他城市的工人成分引入米兰，让他们在米兰工厂里劳动，从而用全意大利的优秀分子来充实米兰的合法及地下组织。我认为，这样大概需要一百名同志进入米兰工人团体，他们准备隐瞒身份为党工作。另一个同类问题是海洋劳动者问题，它同海军舰队问题紧密相连意大利靠海洋生活，请不要将它作为本质问题去关注，党对这类问题不应过于重视，意思是说提及海员问题不要具体地想到革命。当我想到长时期内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在海员中间曾是个少年，就像卡罗蒂[13]的儿子那样，我就浑身发抖。还有一个是铁路员工问题对这一问题我们总是从纯工会的观点观察，相反它超越这种性质，是个头等重要的全国性政治问题。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此类问题是南方问题-我们不重视这一问题，正如社会党人所为。我们曾认为在我们一般政治活动的正常范围内可以解决它。我一直确信，南方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但我也相信，如果在革命前我们没有充分研究南方问题，并且没有做好一切准备的话，南方也会成为国内和国际反动派的军火库和练兵场。
我认为，关于我的立场及它同宣言立场的分歧，我已对你做了相当清晰的说明。由于我确信你们大多数更赞同我的立场，我们已经长时间坚持这一立场。我希望你们痛下决心，不做你们曾准备做的那些事情。
致以兄弟的敬礼。
马西
1924年2月9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90
注解：
[1]在意共档案馆此信保存了两份，在校对这里发表的信件文本时，发现信封上有葛兰西手写的说明：“我寄出两份，为了让你们能立即给米兰的同志们寄一份。我希望这封信转给如下同志：帕尔米、内格里、费里、兰茨、柏拉图、蒙塔尼亚纳、杰纳里”。
[2]1924年1月24日，陶里亚蒂和斯科齐马罗写给葛兰西的信中说，泰拉齐尼（乌尔巴尼）评价“我们交换关于未来前景的看法是好事。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真正发现使我们分开的差异，它们是否不可调和，从而阻止我们找到共同基础。由于马西主动提出要区分，我希望他第一个给我们写写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3]泰拉齐尼（乌尔巴尼）认为，葛兰西“设想由于我们的立场，在国际领域我们会保持所有左派潜在中心的地位。还不仅如此，马西在我们的立场中发现加强德国共产党极端主义倾向并推迟该党重组的手段。我不知他是否用那些词句表达：极端主义倾向，德国共产党左派，该左派并非今日诞生，而是存在多年；但就在今天从共产国际接到对德国党的领导权”。
[4]参阅第84封信
[5]刊于1923年9月23日《真理报》，后被第152期〈被压迫者〉（1923年9月26日）转载。
[6]1922年12月10—15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国际工会联合会会议。
[7]莱比锡代表大会于1923年1月28日一2月［日举行。
[8]关于1921年的“三月行动”和对罢工的镇压，请参阅布鲁埃的（1917-1923年的德国革命）。
[9]引用是逐字逐句的。
[10]参阅第79封信。
[11]葛兰西的报告全文发表在1922年2月19日的〈共产党人〉上标题是《在都灵支部讨论的共产党策略》。
[12]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科拉罗夫是共产国际代表。规定“关于论纲讨论的条件和界限，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精神：论纲是个不成文的材料，只作为将来在共产国际内部讨论的基础”。在罗马党代表大会的讲坛上他重申这些原则。
[13]卡罗蒂，远洋轮船长，社会党议员阿尔杜罗的儿子。他于1921年转到共产主义小组，但随后因被怀疑参与投机和走私活动被开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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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费里[1]：
你的信[2]令我非常满意，因为你对我不仅表示出某种担忧，而且认为必须彻底解决我们的问题。我几乎完全赞同你的分析。但不幸的是，形势比你想象的更加严峻、艰难，因而我认为必须更加谨慎。我确信阿马德奥会走到更危险的极端，如果他看到党的形势因为他变得更艰难。他顽固不化地确信他真正代表意大利无产阶级运动的根本利益，甚至面临可能被共产国际开除也不退缩。然而，仍然需要做些事情，应当由我们来做。我不赞同你的观点：应当重新评价我们围绕《新秩序》在都灵形成的小组在这两年我看到，《前进报》和社会党人发动反对我们的运动对我们党员产生多大影响并留下多深的伤痕。在莫斯科的意大利移民在这点上分成两个阵营，有时争论甚至发展为吵架和厮打。此外，我们小组还存在吗？正如你所见，在《新秩序》的四个编辑中，塔斯卡属于少数派，他从1920年1月采取的在我和他之间的论战[3]中达到顶峰的立场导致了极端后果。陶里亚蒂迟疑不决，正如他通常的习惯；阿马德奥“刚强的”个性强烈地打动了他，使他停在半路犹豫不决，并试图用纯粹司法的诡辩为自己辩解。我认为乌贝尔托基本上比阿马德奥更极端。因为他吸取了后者的思想，但不具有后者的智慧力量、实际感和组织能力，因此，我们小组凭借什么能够复活？它似乎只是一个由于官僚主义原因围绕我个人形成的集团，使《新秩序》活动最具特色的那些基本思想今天仍未过时或许不合时宜。从表面上看，至少在今天，问题具有组织问题的形式，尤其是党的组织问题形式。我认为，从表面上看，其实问题一直未变：党的领导核心和党员群众之间、党和劳动者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1919-1920年我们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说到底我们现在正在付出代价，由于害怕被称作野心家和不择手段者的人，我们没有创建一个派别并且努力在全意大利组织此派别，由于害怕造成工会分裂并过早地被开除出社会党，我们不想赋予都灵工厂委员会一个独立自主的、并能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领导中心己我们应当，或至少我应该公开承认犯了这些错误，无疑它们会产生不小影响。说实话，在四月罢工[4]之后，我们若采取某种立场，我曾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所处形势可能不同于占领工厂，我们可能会把这一运动推迟到更有利的季节我们的功绩比我们宣传及组织的必要性应得的小得多。我们仅仅成功地动员并组织了强大的群众运动，这当然不是小事情，这一运动为我们党提供了唯一实际基础，过去几年我们党只拥有这个实际基础。今天前景不同，必须注意避免过于坚持都灵传统和都灵小组的事实，否则，最终会引起利己主义性质的论战，旨在互相争夺回忆和言论的长子继承权。
实际上，我想以这种方式分析形势己如果发表所谓共产党左派宣言，可能此时已经发表在复刊的《工人国家》上[5]我将写一篇或一组文章以便说明我不签名的原因并草拟一个党在目前形势下应解决的实际任务的小计划，如果将准备党的讨论会，并通过内部途经极少公开地展开讨论，我将为党的官员和派别领袖撰写某种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将直言不讳和充分展开讨论。无论如何，我认为必须避免论战更加激烈。我已发现，由于我们的气质，由于意大利人骨子里的宗派性及片面性，要达到最坏极端和意见各异同志间的彻底决裂是多么容易。
如果你仍愿给我写信，以通报我党内占上风的主要思潮和我认识的同志们的立场（尤其是都灵的同志们），我将非常感激你[6]
1924年1月28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85
注解：
[1]致莱奥内蒂。
[2]指1924年1月20日莱奥内蒂的信。
[3]论战以葛兰西的文章《塔斯卡的报告和都灵工会代表大会》开始，该文发表在1920年6月5日的《新秩序》上。塔斯卡用《关于〈新秩序〉纲领的论战》回答，分3次刊登在《新秩序》上（1920年6月12日、19日和7月3日）。葛兰西的反驳文章（〈新秩序）的纲领》分两次发表在《新秩序》上（1920年8月14日和28日）。
[4]1920年4月13日，都灵工人宣布总罢工，反对资本家封闭都灵的冶金工厂。1920年5月8日，葛兰西在《新秩序）上撰文《革命的力量》，回顾这次罢工。
[5]参阅第102封信。
[6]此信没有签名。 |
第四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比利时社会主义——柯林斯、卡茨和德·凯色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四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比利时社会主义
——柯林斯、卡茨和德·凯色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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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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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文琴佐[1]：
一个月来没有从舒赫特同志那里获悉任何消息。由于我了解她的一丝不苟和准确无误，我不得不认为她生病了，因而她不能和翁贝尔托联系。如果你愿去她家，让她告你她沉默的原因并让她给我写信，我将非常感激你。我认为你是我的挚友和好同志（毫无偏见），不会觉得这一任务有什么不好。你也没有给我回信，发生了什么事？我获悉对你们非洲问题[2]做出的决议。我不愿做个悲观主义者……我期待你对我说明情况并告诉我你的意见，不是“雇佣者”的而是战士的意见，战士要把党的威望和皇帝及俄国的关系放在心上。
兄弟的拥抱。
葛
1924年1月27日，〔维也纳〕
注解：
[1]致文琴佐·彼安科。
[2]可能指维尔吉利·费卢乔的合作社所采歇的创议，“皇帝”是费卢乔的绰号。 |
9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91
亲爱的帕尔米：
接到你刚刚恢复自由就给我寄的信[1]后，就再没有收到你寄的任何东西。我相信我的两封信已经向你通报，一封是写给内格里的，另一封是写给乌尔巴尼的[2]在这两封信中我不够清晰地表达了关于党的目前形势和（我认为）解决党的问题适当、必要方案的观点。我还期待着你反对我或赞成我的来信。今天我想对你谈一个特殊问题，我认为这是目前形势下的一个根本问题，它是检验党的全部活动和迄今指导党的同志们的方法的试金石：不言而喻，我将称作蒂托同志的活动（地下活动）。两个重要事件让我有理由断言在这个领域一直存在着巨大混乱和严重无组织现象。现在，如果从理论上指控少数派（至少部分地）是清算者没有错的话，因为未充分认识并极大贬低在目前形势下这种工作的重要性，但说真话，因为只有确实了解真相才能纠正错误、缺陷和整顿组织，必须承认多数派负责人不会干不可或缺之事，并且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实际上看，多数派也是清算者。
涉及第一个事件，我相信你了解1923年3月在莫斯科发生事件多么令人遗憾，对我个人来说造成多么不光彩的后果。关于执委会的阿马德奥和鲁杰罗两人被捕一事，我们徒劳地等待一个半月，想了解事态发展的确切消息，警察局行动破坏组织的程度，自由的执委会采取哪些系列措施旨在恢复组织联系和重建党的机构。相反，在接到被捕后马上寄来的信之后，信中说一切都已被破坏，党中央应当彻底重建[3]，就再没有接到任何具体消息，只收到关于合并问题的论战性信件，那些信件以一种傲慢自大和不负责任的风格写成，从第一封起写信者就给人留下党只以他个人形式存在的印象，技术工作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气氛激烈的会议，一位俄国中央委员也参加过这个委员会，他在法西斯夺权事件之前一个月到之后15天待在意大利。鉴于他缺席会议并缺少他关于重新组织的安排，于是问题被粗暴地提出：意共中央有何价值及有待采取的措施。我的信件受到严厉地批评，并且问我想要提示什么。我不对你隐瞒：我本人对那些信件也有混乱不堪的印象，由于我没有其他材料，不能不承认批评有根有据并且根据确凿。因此，我甚至要说，如果客观形势真如使用材料所说那样，最好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形势，在国外由共产国际挑选的新成员重组党。我对你说，在类似的形势下，我会重新提出相同建议，我绝不惧怕宇宙的雷鸣电闪。
说实话，俄国同志们并不是像显现那样的集权者：他们可能通过其他途经获悉关于我的消息，并且使用谋略仅仅为了造成某种形势。因此结论是：只决定给党寄一封信，把从意大利寄来的信件作为基础，指出要采取的措施和要走的道路。蒂托以长篇陈述回复了这封信，从中可知：党内机构完好无损，由蒂托代表的中央没有瞬间停止工作，并且通过其联络网使整个组织生机勃勃[4]丑闻变得更大。应该相信谁呢？相信蒂托，他代表一种从属的并仅部分地被监控的活动，因此他个人并不了解，他可能同任何吹牛大王相媲美；或许相信党的政治负责人，假设他们不可能不了解形势，因此当他们说一切被破坏时，他们不是更可信？还需要反思这一事实：在革命政党的历史上，蒂托活动所代表的方面总处于暧昧不明状态，更多地交给讹诈者、浪费者和吹牛者。当蒂托来到莫斯科时，他因收到的信件而勃然大怒，但让他阅读了党的信件，他的怒火立即平息。有人手握铅笔，标出他认为是轻率地攻击他的词句，却是信件的重点。当时一切都很清楚，蒂托承认两个中心独立工作，没有联系，甚至一个并不了解另一个活动的主线，由此可见是一个诋毁和诽谤另一个。由于在会议记录中有我的声明，这个声明令蒂托不悦，他认为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对我来说事实证明并不困难：我，虽然必须一次次地参加讨论他的活动的会议，但从未获悉关于他的活动的情报，也没有任何具体根据以评论政治中心的情报，因此，从意大利运动切身利益的观点出发，我不能不采取不同立场。
很不幸，从那时起这种形势并没有改变。现在，我回答委员会对预算的指责，因为党没有给地下领导机构分配全部经费，而这一机构的经费已经列入预算，执委会回答由它领导这一机构的大部分活动，因此由它花费这一机构的基金。这一切荒谬绝伦，并且同良好组织的基本章程相抵触。我还确信，若使用我的经费，意大利党大受赞誉的集中制，在现实中会消解成辛庸的缺少明确分工和责任及职权的规定。在同蒂托谈话时，我有很清晰的印象：他也基本赞同这种正确评价，他因不被关注感到气馁，他的活动被轻视和粗暴对待。每个人都采取主动，都没有通知负责中心，往往已按那一方向开始工作，后又不得不中断；由于首创精神缺乏连续性而半途而废；多数人以认识最机密之事告终，缺少任何监察和确证的可能性；这些人加入我们的运动，但他们的严肃性和责任感没有预先得到证实。我有印象：蒂托非常劳累，对这一大堆事务感到没有信心，因此坚决要求休息[5]问题非常严重，如果不能按严格组织标准解决，形势还会变成灾难性的。我确信：从合法观点看，我们党的形势会日益恶化。我党领导人的生命和组织的安全将越来越危险，如果符合宪法的反法西斯反对派以改良主义政党为核心，会越来越威胁到墨索里尼政府的基础本身。法西斯主义者将妄图靠驱逐共产党人和摇动并恐吓革命的稻草人来解决一切问题。创建良好的技术性机构，让具有丰富经验、经受各种考验的优秀分子（他们头脑冷静，在紧急关头镇静自若）在其中活动，对我们来说已变成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点，真正需要大大清算党以往的形势，由于其满不在乎的习惯，没有精确确定责任，没有核实软弱和轻率行为并立即惩罚。党应当实行集中制，然而集中首先意味着组织和限制的标准，意味着做出一项决议，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即使此人是“集中制”的官员，任何人都不能创造已完成的事实。
我不对你隐瞒，在我离开意大利的两年里，我变成了悲观主义者和谨小慎微者。我本人由于党的一般形势处境往往非常险恶，不是为我个人处境，我并不过于在意它，此外我也不认为自己非常痛苦（至多我无意地赢得狡猾狐狸的名声），但我处在党的代表的地位，常被招去解决对意大利运动有直接影响的问题。
我去莫斯科后，甚至连十分之一的问题都没有向我通报，我不得不假装知道并玩惊人杂技，以便不暴露代表是多么轻率地被任命，我只有戈里罗博士[6]的宽慰：“愿上帝保佑你！”
我经受住了许多事情，因为党和运动的形势竟然如此严重，以致多数派队伍任何表面的分裂都将是灾难性的，都会给愚蠢的少数派撑腰打气却不辨方向。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我从事持续紧张的工作，使我不能专心致志地履行职责，这一职责不仅要求承担一般政治责任，而且需要紧张、系统地工作。今天，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问题的产生肯定不是由于我的过错，但我也有部分责任，因为人们不愿及时听从我的某些提示，不想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于是，我认为有必要采取那样的立场，并且要坚持到底。我不知道此时你如何做。以往，你曾对我说过，我一到这里，你就设法拜访我以交换思想。正如我设想的那样，如果你此时临时代替蒂托[7]你最好抽时间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探讨许多事情，并且可能都受益匪浅。
我尚未收到关于出版《新秩序》的任何确切指示，尽管我给许多同志写了信，我却未收到任何合作的文章。我从这星期开始寄材料。如果无其他可能的话，我一人将编辑头几期，并期待着合作者动笔。第一期将大部分敬献给列宁同志。我将写一篇背景文章，尝试描绘他——革命领袖个性的主要特征。我还将译出一篇传记，并且编辑一组他关于1920年意大利形势主要观点的文章。在致内格里的最后一封信中，我写到我除看重你的一般性合作外，还看重你的特殊合作以充实每期的“思想战役”专栏，并指出把格贝蒂的刊物
和意大利自由运动作为两个首先要研究的题目[8]。现在我想第一期最好由你为专栏撰写用意大利文出版的列宁著作和小册子的评论，评论围绕高度评价这几年列宁的事业和威望对意大利的影响展开。无论如何，我将通知鲁杰罗你已经负责长期编辑这个专栏，你的稿件可直接付印，无须从这儿到意大利的往返旅程。如果我有此专栏的材料我会寄给你，让你看看能否在你的文章中采用。期待你的来信，请告诉我你关于不同题目的意见，在这封信和通报你的其他信中我曾谈论过那些题目。
致以兄弟的敬礼。
马西
1924年1月27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84
自然，我不认为我向你陈述的全部内容仅涉及组织问题，党的形势在组织上的反映是一种一般政治思想的结果。因此问题是政治性的，并且不仅涉及目前活动，而且关系到未来活动；今天是党领导人和非党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明天的问题将更宽泛，将影响到工人国家的组织和巩固。今天我不全面展开这个问题，那意味着重返社会主义传统，等待当革命叩响大门或许当革命蓬勃发展时再加以区分。在1919年和1920年我们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坚决地打击社会党领导，并且没有冒被开除的危险在都灵创建一个派别，它不仅仅是宣传的派别，还可能建立“新秩序”o今天主要不是走向这些极端，由于关系改变了，但形势几乎完全一样，必须坚决果敢地去应对。
敬礼。
马
注解：
[1]指1923年12月29日陶里亚蒂的信。9月21日，在出席党的会议时，陶里亚蒂和其他5名意共领导人在米兰被捕并被监禁3个月。12月6名意共领导人被解除预审。
[2]参阅第88封信。
[3]在泰拉齐尼（1923年3月6日）给共产国际和意共驻莫斯科代表的照会中通知：“根据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我们执委会决定扩大党中央委员会的基础，让斯科齐马罗、塔斯卡、格拉恰德伊和拉维拉等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此外还决定让陶里亚蒂和斯科齐马罗两同志进入执委会。”
[4]参阅附录第7封信。
[5]1923年11月17日和28日，蒂托（弗尔蒂吉亚里）两次给意共执委会写信，他因“严重的心理和身体的危机”，坚决要求辞职。圣诞节前蒂托离开维也纳返回米兰，像葛兰西所设想那样斯科齐马罗接替他领导地下领导机构（而不是陶里亚蒂）。
[6]戈里罗，16世纪修道院院长和文人，在罗马创办了著名的幽默者学院。
[7]实际上，陶里亚蒂（帕尔米）是党的书记处成员，而不是地下领导机构成员。
[8]参阅第79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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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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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乌尔巴尼：
我立即向你通报并说明你在1月17日信（邮件编号：361）中所要问的消息。
1．维也纳办事处是由党的执委会设立并由我负责，党还赋予我以代表处的全权。蒂托在这里，他自己说，不是来第九办事处工作，而是从事他的特殊工作。他出发时留下了第一办事处的一个科室，它有明确的任务和限制并隶属于地下领导机构，此时我不知道谁是负责人[1]。
2．你的所有假设和推演都不能成立。维也纳办事处和第一办事处之间的职权划分明确，因此办事处同地下领导机构的维也纳分部之间的职权划分也很清楚。我服从党的执委会，从不干预地下领导机构的事务。希拉同志隶属于地下领导机构，他只应完成该机构交给他的任务。
3．我不知道你把希拉同志想象成什么人口蒂托不愿意让任何人了解他的身份，因此我没有权利把他的身份告诉你。根据原则，我认为你所想象的工作和你对马内托夫[2]的看法都不值得表扬。希拉同志只执行严格命令，他的责任由给他下达命令的蒂托负责。在马内托夫的态度里显露出一种明显的夸夸其谈的倾向。他从事实和假设受到启发：谁执行了命令，他若没有白胡子，又没有涂上圣油，那么他必将造反并且不会严肃对待命令本身。这是一种瓦解党的纪律的倾向，因此必须坚决与之斗争。
4．关于马内托夫问题的实质我有些具体事情要对你说。我到这里时曾问过蒂托，在6月执委会扩大会议上他是否交给马内托夫特殊任务。我本人有几次同西尔瓦的特定态度发生冲突，他让人们认为他接受了秘密性质的任务，因此不能特别清晰地说出是什么任务。在马内托夫同帕罗迪、皮齐拉尼及法布里之间差点发生冲突，当我召开小组领导委员会和要去彼得格勒的同志们的会议时，马内托夫想以神秘的神态进行干预，好像是他组织了全部工作，仿佛他按不太正确的方针同索齐及齐卡利尼保持联系。索齐和齐卡利尼给我写过普通信件，旨在让我确信他们具有良好愿望和牺牲精神，云云；但他们给马内托夫写信则涉及党校的组织及实际方针等具体问题，仿佛他应当安排、建议和决定。蒂托明确地向我保证，马内托夫没有从他那接受过任何组织性质的和政治监察性质的任务。他对马内托夫只有一般性嘱托，正像对所有同志所做那样，尤其是对在某个领域工作过并具有相应能力的同志。我不对你隐瞒，我对蒂托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蒂托也基本表示赞同，他并不看好马内托夫。不可否认马内托夫是位好同志，真诚并富有牺牲精神，但他缺少特殊才能，他的眼界很狭窄，他的知识混乱、肤浅、片面；他的政治观念很幼稚；作为组织者，他既缺乏为评价他人所必需的心理直觉力，也不具备招集超过200人队伍的能力。所有这些缺点由于他确信自己的学识渊博而加重。在一次由他主持的意大利小组讨论会上，我对你讲的这一切以一种使大多数同志困惑不解的形式显现。我不得不发言以减小他的发言所造成的印象，并解除党对他所讲的那些荒诞不经、背离常识的东西的责任，因为同志们认为他在其领域受到党的高度信任。我对你讲一点就足矣：在他的报告的导言中竟然断言，在关键时刻，运动的一切权力应当从政治委员会转到军事委员会。其次，报告的所谓技术部分充斥着如下士营房手册中的最基本概念，没有一个观点是真正工人阶级的。对某个问题资产阶级采取的立场和无产阶级应当采取的立场之间没有做任何批判性区分。我本人也不相信，这位曾受人尊敬并享有威望的同志威信会一落千丈。我在发言时竭力以开玩笑的口吻肯定马内托夫由于其一般理论显现出明显的拿破仑主义倾向。以前我从未这样做过！马内托夫或许没有听懂（这也具有意义）或许听懂了却想进行曲解。事实是他到处散布（譬如，也对斯特罗姜同志说过）我认为他想要变成意大利的拿破仑。他的言论令人发笑，但在这个特别微妙的问题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并应有明确的方向。
5．下面是马内托夫信件的片段（希拉同志已经回信）:“我的活动完全被学校的课程设置（
！）所占有：每周，48小时强制性上课，3小时支部活动，24小时作业和课后复习。自打我投入对非常艰难的语言的学习，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巨大热忱。至于其他课程，我已经掌握全部精髓，但我迫使自己达到技术性术语和这个民族某些心理态度的高度，这个民族有时甚至赋予数学另一种面貌。”这个片段完全是个心理文件。蒂托同志对我说过，他想尽可能地限制马内托夫的活动，让他丢掉幻想，善意地引导他只致力于其专业学习，成为一名中级技术人员，抛弃一切怪念头。我想他已经给他的代理者下达过类似命令。自然，马内托夫会再次头脑发热，并且在信中没有看到决定设立主管办事处和他任主任的表述，只看到他和代理者之间关于他本人的个人事实，他自认为被授权做出最好的令他满意的假设。
6．我知道地下领导机构维也纳分部接到一般命令，并以这些命令为基础给你撰写了关于某些问题的报告，比如涉及政治移民尤其是学校学员的调查表问题，因此涉及格兰迪的任务。他的不同意见可能或不可能具有某种价值，这里我不愿讨论。事实是这些命令同工作及组织计划相连，你有权利在适当场所讨论，但此时它们应当被执行。我个人意见如下：迄今在党内存在毫无组织和责任不清的现象。我有强烈印象：蒂托对这种形势感到气馁，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他反对保留现有职位的态度。他对共产国际负有全部工作责任，相反，他的创议、他的计划、他的安排却不断受到其他创议、计划和安排的牵制。我认为这样的形势很危险并绝对荒谬、站不住脚。如果召开党的讨论会，如果在初步讨论时，这种形势可能没有危险，但需十分谨慎（事业要求），我本人会用坦率的话语陈述问题。我们必须做到：党认真地组织起来并发挥本质作用，严格地确定职权范围々掌握政治领导权的人显然应当领导党的全部活动，但领导不意味着安排个别事情并打扰整个组织。否则，就不可能确证弱点，不可能发现谁的行为不负责任和轻率，不可能让挑衅者碰壁。当组织的织物这样织成，让每个人都有权插入自己的纬线，任何监察的可能性都将消逝，蒂托的工作在比并非少数派更危险的形式中化解。
我认为通知你这些事是多余的，我对你说的这一切仅是个人的谨慎的看法。我还要通知你，格兰迪的工作对象应当限于目前认识他的人。我不知道你寄给我的信件是否以抄件在意大利传播。我希望没有传播，因为否则每个读者不可避免要打听消息，一切都必然变成轻率者的秘密。很不幸，类似事情已经发生多次，从而使许多创议泡汤，使已经开始的工作半途而废，而为了这些工作已经投入资金。我不希望这一次再发生此类事。如果我确信其他人都了解这位同志的姓名和职务，而又没有必要认识那些人，我提出任务并对该同志对我们运动的忠诚做出最大保证，我迫使自己解脱任何责任并提出问题。如果发生不幸事件，我不愿被怀疑为轻率和不谨慎，我将处于不可能证实相反情况的境地，由于最终认识事物的那些范围太大，以致任何监察都变得不可能。
我收到马内托夫索要书籍的清单，我把它交给负责此事的希拉同志。我认为因种种原因要满足他的要求非常困难：因为我的办事处都几乎不可能使用这些书并且〔……〕[3]设立地下领导机构档案室基金：因为图书应当根据对所有学习课程的同志普遍有用的计划进行选择，只是其次才根据各个人的个人需要挑选。无论如何，我将尽一切可能搞到他索要的书籍，并把书单转交中央办事处，归根结底应当由它做出决定。
致以诚挚敬礼。
马西
1924年1月27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83
注解：
[1]参阅第75封信。
[2]难以确定此笔名是谁的。
[3]某些语句难以辨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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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类似状态的全部弱点：但这种状态也是一种力量。根本不能避免在广大群众中革命概括为几个名词，这些名词似乎表达了被压迫工人群众的全部渴望和痛苦感受。在一个意大利村庄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列宁逝世[1]后3天，一位雇农、共产党员去世了，他和他的劳动同伴一起被迫加入了法西斯工会团体。他身着红色衣服，胸前写着：列宁万岁！让人们把他掩埋。列宁逝世了，他就想这样去死。他的劳动同伴夜晚陪他到墓地，他们在他的墓穴边高唱国际歌。掘墓人叙述了事情经过，法西斯主义者解散了所有当地组织，其大部分成员是革命的贫苦农民，他们受到孤立和棍棒的恐吓。在大部分最贫穷落后的群众中，这些名词几乎变成宗教神话。这是一种不应被摧毁的力量……
葛
（1924年1月，维也纳〕[2]
注解：
[1]1924年1月21日
[2]此信没有找到原件。这里发表的打字稿片段注明日期是1924年1月10日收信人难以确定，但首先应者虑朱丽娅·舒赫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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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乌尔巴尼：
我收到我留在共产国际准备邮寄的书籍，先前丢失的一个包裹后来也找到了。但我尚未收到你说已经寄出的法文版书。
蒙蒂的弟弟终于到这儿来了，他带来一些书，书单是你开列的。无论是我还是蒙蒂，我们都对我们图书的用途怒不可遏，它们应视为专业工具而不是“有趣读物”。在书单中出现一些寄往彼得格勒的书，那些书对那儿的任何人都毫无用处，最好要求归还：
（1）弗洛拉：《金融学》。
（2）狄埃纳：《国际法》。
（3）普林齐瓦利：《交战国》。
（4）普林齐瓦利：《意大利昨日与今日的工业公司》。
（5）德福：《国际交换》。
（6）德福：《劳动协定》。
（7）苏皮诺：《国际货币市场》。
（8）《国际经济政策》
（9）戈彼：《政治经济学教程》。
（10）《方法统计学》。
同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谈到我某些书所遭遇的命运，譬如，莫尔塔拉对1922年和1923年的“经济展望”；夸德罗塔和另一位作者的《天主教会》o这些书被弄到俄罗斯使我做出很大个人牺牲，因为我认为它们对学习和某些专题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一部分已经告罄，要重新购买对我们来说，意味着要花几百里拉，而我们没有这些钱。当我们离开时，我们留给同志们几百本书，根据非常宽泛、自由的标准，我们认为那些书都可以留下。然而，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剥夺，除了钱财问题（在我们目前条件下也具有一定分量）外，使我们缺少某些工作的非常重要的工具。这很荒谬，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人都不会再把书籍带到俄罗斯了，如果把如下事实提高到原则高度：不仅必须留下有趣读物和表现日常阅读插曲的读物，而且留下每个自重的著作家为工作需要配置的书箱。今天我们住在这里，没有一位可以求助的基督，为了找到一个日期、一个数字、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只编辑《爱情画刊》，我们的处境就无可非议了。
蒙蒂还抱怨少寄了一本克里姆林宫画册，他曾许诺送给一位至爱的人，他不知何故那本书被扣，因为在莫斯科那种画册有成百上千。
我们请你严肃对待此事，正如我们认为得那样重要。装在蒙蒂书箱里的所有书都应寄来。当你重新搜罗齐散失的书籍并告诉我们大致的邮费，我们立即给你寄去所需的邮资。
现在我们谈谈其他事情……
我饶有兴味地读了你近期给党做的几个专题报告，我大致赞同你采取的立场。亨伯特-德罗兹的建议简直是疯狂，执委会正式决议是否有待季诺维也夫干预。然而，如果这一建议是由广大党员提出，比如我认为必然发生的话，它将符合实践必然性并可以实现。从党的文件、甚至私人信件，我不能认识第三国际派目前的立场[1]因此我不会解释在《正义》上出现的公告，
并且它显然获得批准：不久《再前进》将成为日报。如果没有前提条件，甚至没有资金的保证，这不可能办到。以往吉亚里尼提出的建议可能比表面看来重要得多？
此时你将收到我的两封信，在信中我说到党的一般问题。期待你的回信。鉴于你最后一封信提及的情况，我再次对你重复，无论如何，我的决定已经做出并不会改变。
致以诚挚敬礼。
马西
1924年1月19日，维也纳
邮件编号：81
附言：蒙蒂想要确切知道是谁把他的大篮子运到意大利人之家。希拉[2]同志通知破解密码的关键……蒂托和你之间达成的最后协议无法破译，但它已被起草，似乎没有任何信件可以干扰。此外，真相立即从如下事实显露：它是由5封信而不是10封信构成的。
注解：
[1]亨伯特-德罗兹是共产国际驻意共的代表，对于4月大选，他特别关注意共的政策。他认为将“第三国际派”列入意大利社会党候选人名单具有重大意义，他赞成由“第三国际派”组建新党，将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
[2]即布鲁诺·托辛的笔名。他是维琴察市的共产党员，1930年被捕并关押在杜里监狱，在那里曾同葛兰西接触并参加意共政治犯的集体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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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乌尔巴尼：
关于在费卢乔[1]那里劳动的意大利工人和合作社的问题，我的意见和看法如下:
1，在我抵达莫斯科之前意大利同志们已经同费卢乔一起被雇用。我不知道费卢乔为一方、你和阿马德奥为另一方达成了什么确定协议。费卢乔在其所有谈话中都特别强调阿马德奥提供的保证，而我不了解保证的范围及限度。但我知道这点：在我出发前不久，费卢乔本应雇用新工人，但他当着彼安科和阿尔弗雷多的面说，在我走后和阿马德奥到俄罗斯后他可能决定雇用意大利工人。他不愿通过我办这件事，因为他对目前的工人们做出太多的让步，仅仅由于同我个人的友谊，他不想从一开始就危害他对新雇员所处地位（消息是彼安科向我提供的：显然消息是秘密的，我求你这样认为。你只能同彼安科提及此事）。
当我到达莫斯科时，工人们同费卢乔根据如下总原则友好相处：工人们不应视为被雇佣者，而应被看作同企业整个发展息息相关的合作者。费卢乔向他们保证提供食宿并满足最紧迫的需要。费卢乔在计算每个人的所有开支时，将食宿费除外，在其账簿上它们是集体开支，以对全体意大利工人征税的方式出现。我立即指出，鉴于工人们的心理，这种家长式共产主义不可能长久。然而，起初工人们赞成这一点，而费卢乔把它变成原则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点是未来建造机械的工作计划的第一个试验。他一再坚持要让这样的条件保留，因为对他具有根本意义，不仅仅是自爱，而且具有政治和思想意义。然而，我的预见得以证实，那个原则彻底失败。经济政策的新进程业已开始，即迄今仍有效的进程C因此，意大利工人的工资应当同莫斯科的平均工资相同，但某些涉及公司特性的条款和规定仍有效。这些条件大体上都谈到了。事实上意大利工人的工资高于莫斯科的平均工资。他们可以向你引证个别苏联工人工资高于他们的情况。除了个别情况不能视为平均状况这一事实外，还存在另一事实：在我出发前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以消除那些个别情况。让我们看看我认识的在莫斯科工作的其他意大利工人的情况、我请你注意：科吉，每月计件9个零部件，作为首个降薪措施，被迫接受每月20金卢布的借贷证券。安达洛一段时间以来靠计件可以挣得80至90金卢布，后同一位水平低劣的俄国工人为伴，后者同他分享两人的计件工资。这样，他的工资也得用借贷证券支付，工资重新下降，每月只挣50至60金卢布。但在我出发之前瓦伦泰的情况如何呢？他由于同费卢乔签订了特殊合同，一个月领了100金卢布工资，后从其支部可以发现积蓄减少，我不再记得同俄国党内现行规则相比是降低了25%还是30%。由于这种物质性的原因和我将陈述的其他原因，我从不相信向费卢乔发出最后通牒，就能得到工人们所要求的东西。
其他理由如下：
（1）工人们离开费卢乔为到另一家工厂找工作，必须经过监控共产主义劳动力在各个企业分配的俄国党。俄国党把在费卢乔处劳动的意大利工人视为肩负使命的战士，并要求一个证明书表明他们被解雇仅仅是由于劳动力过剩，正像隆巴迪那种情况。如果同费卢乔决裂，工资问题就要由俄国党来解决。我们的同志们根本不能证明他们的工资低于俄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更不能证明共产党员有权离开他们今天占据的岗位，因为他们的工资不允许生活超过俄国生活的平均水平。
（2）我们同费卢乔的关系，要考虑到他的性格及他在国家享有威望的客观形势。由于我精心地研究过费卢乔的形象与个性，我确信在他成功的情况下对他影响最强的，并阻止他头脑发热的关系（一般说来）是我们党对他的吸引，尤其是目前多数派特别是阿马德奥个人对他的吸引。他非常信任我们，因为他确信我们知道想要实现的目的，因为他坚信我们凭借我们的意志和组织能避免革命对资本主义进行无政府主义式的破坏。他自认为，作为个人，同我们党整体相比是平等名义的同类和盟友。如果我们从他能成功的观点出发，并且显然它是我们向俄国党和国家保证其重要性和潜在能力的出发点，那么我们就还应当努力维护同他的良好关系，让他享有的威望和影响不受损害，甚至要增强。毫无疑问，无论如何必须避免在财政问题上同他发生冲突。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他也不可能从企业扣除一文钱收益。钱到他那里非常困难并要经过一大堆手续。同他一起提出并非因生活最紧迫需要的更高工资问题对他意味着：
（1）对他不断深陷的财政困难雪上加霜。
（2）表明我们党没有能力让其党员和党小组（他们被视为优秀分子）做出必要牺牲，以避免加重俄国政府为劳动支付的费用；而费卢乔，不属于我们党，也不是共产主义战士，却不要求其地位允许他获得的好处和工资。我不知道你从什么观点出发提出这个问题，我想把上述意见告诉你，为的是让你相信我的立场一直真诚，是同我们党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我认为这一立场是理性的并继续如此。我还希望对意大利工人不要限于形式上号召遵守纪律和保持共产党员尊严，而要向他们讲明形势的真相。每一次他们都对我说出理由，然后安然无恙地重新开始抱怨和出现问题。如果问题变得用其他方法绝对解决不了，我认为在同费卢乔决裂之前，最好把此问题提交俄国党监察委员会，并让它作为仲裁人去解决。必须让来到那里的我们的同志们改掉思维习惯：同俄国个别工人的生活水平及法国的生活水平相比，我们党应当保证他们一定的生活水平。他们是俄国的成员，学会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并不坏，这种纪律不仅涉及一般政治立场，而且尤其关系到私人生活，我们的同志们却觉得那是圣殿。
关于合作社问题，我对管理委员会做出的指示和创办合作社之前的事实意见如下。在扩大执委会上，蒂托指明党的收入的可能来源，因为他找到在意大利投资意俄商贸公司的方法。帕维拉尼应负责具体实施商务，在我同帕维拉尼的谈话过程中，尤其当我确信能允许进口柠檬后，我认为赋予这种活动的最佳形式是合作社。还由于你的赞同，大家决定创办合作社，并恰恰认为其首要商务和未来贸易基础是柠檬贸易。当我同科德维拉谈此事时，你正在莫斯科，你是一位律师，你可以提示签订规范的贸易合同，然而现在你却指责我，我不是律师，对贸易知之甚少，也从未从事过贸易。真相是，当时我们两人的思想一致：即使（为了开始其活动和发展）合作社应当从事具体贸易，但不能超越共产党的道德决定的某些限度，从所有观点看，科德维拉建议的协调方案都是最好的，因为通过一位党的同情者进行协调，因为这可以使一定意大利资本投资俄国贸易。我不知道目前商务的确切形势。我认为无论如何缺少一个成文合同丝毫不损害要求赔偿损失的行为，如果认为采取这一行动有益的话。因事实上没有签订成文合同，采取司法行动存在客观困难，由于合作社的性质肯定不可能去意大利击鼓呐喊，想要靠2000箱柠檬谁知能挣多少钱。然而，从事实上看，你的指责没有根据，我很惊奇你用这种方式写信，它向我表明你甚至没有认真地阅读合作社的书面文件。我不记得在管理委员会最后一次或倒数第二次会议上是否将涉及议定生意延误条款列入议事日程。但一致决定，由帕罗迪同志记入记录，因德·莱奥内缺席，那次由他行使书记职能，其内容如下：不应中断科德维拉的谈判进程，旨在承认同他及其继任者议定这笔生意的特殊效用。然而，授权合作社主任帕维拉尼寻求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并将他断言已开始同其他可能的意大利投资者的谈判进行到底。应注意帕维拉尼同志提出的同俄罗斯个体商人集团议定生意的建议，但要记住这种可能性应当推迟到最后一个方案，并很可能被拒绝。
帕罗迪应当有会议记录和作为附件的帕维拉尼的信，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不同建议心我仍然认为要坚决摒弃合作社生意基于俄罗斯投资者集团的假设，此事将会产生极坏印象并使我们党威信扫地。我更乐于合作社解散并且不再谈论贸易心但我想无须制订宏伟计划，仍然可以工作并干成一些事。我有印象，你被帕维拉尼的伟大梦想所征服，帕维拉尼还没有学会对俄罗斯的工作条件不抱幻想。这就是关于这两个问题我要对你说的内容，对这两个问题，正如对已出现的其他任何问题一样，我请你对你寄给我的信中显露的言行深刻反思。
致以兄弟的敬礼。
马西
1924年1月19EJ，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注解：
[1]维尔吉利·费卢乔（VirgiliFerruccio，1891—1970），自学成才者。1922年初来莫斯科，同意大利技术入员和工人一起创办航空器材实验工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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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1]：
我长时间地思念你，你接到我上周信件[2]后做出的决定令我思绪万千。我想过我可能太自私，要求你来到我身边，为同我在一起而脱离你目前的生活，远离你周围活动的热烈氛围，从你呼吸的空气中可以感受它，即使你个人工作既机械又表面化。我希望你在我身旁，因为我特别孤独，这种孤寂使我特别憔悴。然而，我爱你，这比其余一切都强大：我爱你，我感到你总在我身边，我觉得你也感到孤独并因相距遥远而忧伤，我还有点儿虚弱，我尚未完全恢复工作能力。由于与人同住，我不得不改变全部生活节奏，要很快上床，及时起床，因此休息不足，我重新感到全身虚弱和体温降低。但现在我感觉好些，感到所有器官都在复原，在这几个月我写了许多东西，我重新感到很容易整理思想并加以展开。我确信无疑，如果你来我这儿，正如我认为的那样，我不会是你的负担，我的爱情会使你舍弃的一切得到慰藉，工作会使我们称心如意（我们可以期待）：
我一直孤独寂寞，我的朋友[3]只能同我进行日常对话，确实不能同我进行任何思想交流，为了获准居留，我不得不去找巴拉巴诺娃[4]要获得社会民主党在警察当局对我的支持，她的介绍必不可缺。那些恶棍并不想直接要求我承诺在维也纳不“破坏公共秩序”，他们希望巴拉巴诺娃以朋友的方式要求我做到这点。这位女士已经萎靡不振，她变成哀诉、抱怨、哭泣的化身口一切都很糟，世界处于悬崖的边缘，人类的根基在腐烂。她被一小撮意大利社会党人移民所包围，她吃着巧克力，发泄她的绝望情绪。意大利社会党人陪伴着她，有节奏地发出表示认同的悲伤并深沉的叹息，正好使她肝肠寸断，一段时间以来我不再接近这类人，我不得不做出不小的努力才能克制自己嘲笑并痛斥他们。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点儿也不理解业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巴拉巴诺娃像个小牝牛那样痛哭流涕，因为一位意大利移民工人对她说应当杀掉已和墨索里尼同流合污的达拉戈纳。一位最高纲领派彻底绝望了，因为民主党人奥兰多和德·尼科拉被列入法西斯党的大选候选人名单[5]如果连资产阶级民主派都如此懦弱，那么谁能打倒法西斯主义呢？谁又能让这位可怜的最高纲领派重返意大利呢？他因受法西斯主义者的威胁，才被迫离家、舍弃自己的小店和生意的。他们就是如此：我曾经侧目而视，因为他们属于希望里窝那分裂的那派，并且今天仍然求助于季诺维也夫的蛊惑宣传，后者仍然希望整个世界都分裂：声泪俱下，长吁短叹。
亲爱的，你应当来，我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自身的一部分，我不能远离我自身。我仿佛悬在空中，似乎远离现实。我总是无限惋惜地怀念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我们亲密无间、两心相悦顶果存在一个高于我们个人生活的理由反对你来的话，我肯定不会坚持让你来，甚至可能不会想到要求你来。然而，这种理由并不存在。你快来吧，我将感受到你的抚爱，我的爱人[6]
葛兰西
1924年1月18日，〔维也纳〕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参阅第84封信。
[3]科樗维拉。
[4]巴拉巴诺娃（巴拉巴诺夫）在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书记（1919年5月）后，同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发生意见分歧。1921年她离开俄国，先在斯德哥尔摩'后在维也纳，一直待到1926年。后被邀请回莫斯科，最终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决裂，声明接近意大利社会党，尤其是其最高纲领派的立场。结果，她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并同社会民主党同流合月。
[5]鉴于4月6日的大选，墨索里尼建议候选人名单对“人”不对“党”，以保障某些名人，如奥兰多和（众议院议长）德·尼科拉参加。
[6]原文为俄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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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们[1]：
我今天一次收到两个包裹。由于我想要及时寄给你们某些东西，此信我仅限于一个内容，即出版性质的活动。
我将陈述的东西具有相对价值。显然，我考虑到我们党所处的形势，它不可能随时发动一种决定性行动，才设想出它们。但确定无疑的是，就在意大利目前形势下，党要特别注意团结广大工人群众的方法。如果党没有采取具有某种重要性的合法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下后果：
一、工人群众，因此也包括不认为脱离群众的党员们，受到由国家领导人通过所有形成舆论的机构发动的系统宣传运动的影响，这种运动旨在摧毁革命意识形态，鼓吹革命纲领已经失败，至少需要50年才能再次谈起它。最好的可能是这种运动能够造成消极状态，放弃直接革命工作，期待同流合污的工人政党通过组建民主集团政府重构革命力量能重新组织的自由环境。
二、这种精神状态在党的最负责任的中心的某些部分也有反映，能够产生彻头彻尾清算革命意识形态的派别。贝洛内对邦巴齐事件的有根据的解释也表明这种危险在党内已不再是一种假设，而是一种现实，党的形势造成不能正确评价其限度和深度。
三、直接站在我们运动右翼的政党和派别，由于统治艺术的原因能够保持合法地位，不可避免地自动地利用对它们有利的形势，用它们往往带点儿共产主义词句的文献夺取我们报刊的传统读者。这个政党或派别的机关必将行使政治领导中心的真正职能，降低或完全去除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与权威力量，结果它对群众只能不定期地、不规则地证明自己的存在。
在当前形势下提出的另一问题如下：目前表现忠诚并蔑视反动派挑起一切危险的党员必须能不被新党员的方阵所吞没，只要危险刚刚消逝或在夺取政权的前夜新党员就会纷纷加入我们队伍。我们必须把目前的党员视作群众政党的未来干部。在恢复自由后至少5年，只能依靠这些党员建立党的各级机构。但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千万不要认为有经验和实践就足够了。这些纯粹的或近乎的机械力量自发地活动并产生不同结果，应当得到党的全部活动的指导和帮助。同这一问题紧密相连的是移民问题。现在在国外可以发现成千上万的同志，需要指引他们紧密合作并为党的未来干部做准备，因此必须用某种方法指引，不仅仅从总体政治观点出发，而且从更狭义但并非不重要的观点出发，为伟大的党培养优秀的、智慧的、实干的干部创造可能性。
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没有重新陷入停战后社会党内出现的骚动局面，在战时留在组织内的2万、2.5万老党员完全被无意识形态准备、无组织精神、无纪律的15万新党员所吞没。
其实我近乎简要地提出问题，因为我懂得问题只能在实践中解决。但至关重要的是、中央委员会要牢记这一点，并且根据可能，一次次地按统一目标竭力去解决它。我如此简要地提出问题，至少促使培养300位同志，他们具有领导全省工作的必要能力，即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其中可以形成优秀的中央委员会、优秀的党的一般问题和工会的委员会，他们在未来也有能力从事国家性质的工作。
促使培养至少3000个骨干，他们要具有才干，以便成为党的好市委书记，因此还会成为工会干部、合作社干部、省委委员和地区委员，等等。
现在我不想深化这些问题，因为我仅限于从依靠党目前机构目前可行的观点探讨它们，现在我只谈论更带文化性的创议，它可概括为如下四点：
L创办一个季刊，它应当旨在动员并组织党的一线人员投入活动。
创办各级党校，尤其在国外。
创办关于党的组织和组织原则（党在所有领域的组织原则）的函授课程、，
靠第二项和第三项可以致力于培养我们称作的二线骨干；自然，党的其他活动也有益于此。
根据特定计划组织出版图书，从捍卫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世界观的基本宣传的需要出发。
这是用于准则和指示的概要性意见。不言而喻，每一项活动都会影响并决定其他活动，活动的划分不应形成封闭的队伍，颁发的证书也不保障职务和位置。
关于季刊出版事宜，我认为帕尔米同志的异议并非都成立。无论如何，人们能够并应当根据如下先决条件进行尝试：第二期可以不出版，或者在第一期出版后4个月、5个月或6个月再出版。
我已撰写第一期可能的目录：
1．我可以写纲领性宣言。
2．波尔迪加：革命策略问题。在以后几期可以引起高水平的讨论。
3．格拉恰德伊：罗莎·卢森堡论资本积累。这一问题在意大利几乎不为人知。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纲领的讨论将以此问题为基础。我认为，格拉恰德伊同志最适合撰写30页的文章阐述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并同马克思的理论相联系。
4．泰拉齐尼：共产国际纲领。对讨论此题目的现状做客观性概述。
5．斯科齐马罗：工农政府在意大利的前景。应以宣传工农政府口号运动的观点撰写意大利现存力量的关系及其可能的发展的考察报告。之前，首先要客观陈述这个口号的理论和实践。
6．塔斯卡：学校问题及金蒂莱改革。考察意大利学校的社会结构和金蒂莱改革的政治意义（金蒂莱改革除了自在自为地具有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特征外）。
7．隆哥巴尔迪或帕斯托雷：意大利工业的结构。考察意大利工厂体系分布及其受国家财富及世界贸易影响的发展。考察应当把对社会化体制下工业条件的研究作为基础。
8．陶里亚蒂：梵蒂冈。考察涉及梵蒂冈的所有问题和所有政治的社会的力量，
9．书目概览：每位发表文章的作者还应当撰写同其论题有关材料的政治书目概览。其后，可以发表关于其他论题的书目概览，还可向外国同志们索要，尤其是苏联的同志们。
10．专栏：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国际、工会、工人生活（工资、罢工、劳动立法、社会保障、居住、生活费涨价）。自然，所有这些专栏不应当在每一期上都出现，只能一直保留意大利政治专栏，并可以一直让葛利埃科同志撰写；还有国际政治专栏，可以一直让意大利驻莫斯科代表撰写。但是在第一期所有专栏都应当出现，概括地叙述在法西斯政府时期发生的事件。军事专栏也可以让葛利埃科同志撰写。如果你们不可能指出合适的同志的话，其他专栏我可以找胜任的人士撰写，
11．每季的政治日志（不是必不可缺的）。
12．各国共产党报刊发表的主要文章目录，理解为cumgranosalis*。
刊物可以定名为《无产阶级批判》，每期250—300页，开本同《新文选》。我认为可能至少发行3000册，每册售价7.5—10里拉。某些文章在修改和扩充后可以成为小册子，发行量会更大。寄出业已印好带内容目录的广告，征集500位订户（支付40里拉就有权得到第一期的四个分册），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以后各期应当根据第一期办刊宗旨的相同模式进行编辑，即在最初的1000页、1200页研究最重大的问题，尤其是意大利生活的问题，但一般说来也要有其他国家的问题。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刊登译文或旧文。由于第一期应在4月出刊，我觉得帕尔米的异议可以成立。此外，你们可以拟定每篇文章的题目，再按党的纪律要求指定作者撰写。我认为该刊的出版不仅在党员之间会产生极佳印象，而且具有真正的政治意义。
创办党校和开办函授课程的问题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由于我们办事处要同负责意大利国外移民的许多委员会打交道，我只要求你们告诉我这两个活动是否由我们负责。在得到肯定答复的情况下，我将起草关于这个内容的通知，再寄往各个国家，自然首先要征得你们对内容的认可。
关于出版活动，我建议：首批50本普及性小册子（32-64页）或翻译或改写或原作，旨在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前10本可以是:（1）列宁：《马克思及其学说》[2]；（2）科尔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3]；（3）阿多拉斯基：《空想社会主义》；（4）阿多拉斯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5）阿多拉斯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4]（我们可以准备前5本小册子。列宁那本已经译完，我想出书之前在《新秩序》上刊登）；（6）共产主义宣传员指南（指导小型研讨会、零星宣传、报告模式、组织规则，等等）；（7）组织问题；（8）工农政府；（9）什么是红军；（10）南方问题；（11）如何组织和领导党校；（12）工人自学指南。这些小册子可以作为《新秩序》的小册子发行。
一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选。在苏联出版了一本同名的文集，我就有这本书。这本书很棒，如果齐尼教授仍是我们的同情者，可以在意大利编辑一本类似的文集（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齐尼既懂俄语又懂德语，因此他可以查找已译成意大利语的章节并校改译文，然后再把尚未译成意大利语的部分从德语译出。
在意大利正如在苏联一样，文集的出版可以按如下选题精心编排：农业问题；工会问题、合作社、党组织问题、学校与文化问题、民族问题，等等。
（13）带有李亚扎诺夫的注释的《共产党宣言》。这些注释从整体上看，是一篇以极其通俗的形式研究涉及社会主义所有问题的优秀论文。作为练习我正在翻译此书，自然我会让一位苏联同志审读译文。可以请李亚扎诺夫为意大利文版撰写一篇序言，还可索要俄文版有肖像及亲笔签名的印版。
博尔夏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
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历史论文集》（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等）。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审读并校改以上三本著作的译文开始十分有益，现有的译文令人毛骨悚然。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已有德文译本，法文译本也应当有）。
书店绝对应建立在商业基础之上，竭力找到《前进报》的彼埃蒂出版社那类合作者，后者完全从商业观点出发组织书店，甚至掌管全部收益，并负责书店的法律责任。但这一问题你们已经研究过，我只是对我已说的部分做些补充。
1924年1月14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79
注解：
[1]致意共中央执委会。
[2]指列宁于1914年7—9月写成的论文《卡尔·马克思》。根据葛兰西的建议，此文以缩写形式发表在1924年3月15日的《新秩序》上，题目是《卡尔·马克思及其学说》。
[3]科尔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维瓦出版社，柏林一莱比锡，1922年。
[4]指阿多拉斯基于1923年发表的小册子，《空想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和《历史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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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1]：
你生活如何？你如何生活？你写道你不会想象我的生活，而你的生活怎样运转呢？我竭力想象你日常生活的情景，有咖啡机和小碟子。对啦，你没有对我说过小碟子，这种盛放用大虾和奶酪烹调的美味佳肴的珍贵餐具。这种小碟子还在使用吗？
我的生活简单而清晰，兰博说过，就像两片透镜之间的虱子那样清晰可见。我总待在家里或近乎如此，所在的街道离市中心很远，我独自一人阅读并写作。我往往感觉冷，因为取暖炉不热；夜晚很少入睡，因为卧室冰凉，零上6度的室温使我每晚都伤风感冒。床是德国造的，非常硬，很不舒服，由于使用鸭绒被而不是床单和棉被，它常从我身上各处滑落，致使我被不断地冻醒，双脚或肩膀被冻伤。然而，生活可以照样过，尤其因为我思念你，非常想念，思绪万千。每当想到我不能拥抱你、不再感到你贴近我，你那么善良、那么可爱，我却不能长久地拥抱和爱抚你，我就会黯然神伤，我不能没有你。由于你，为了你，我的生活变得郁郁葱葱，有时我却觉得它重新枯萎凋零、苦涩难耐。但这种感受将会消逝，我们定会再见面，我会向你吐舌头惹你生气，随后我就拥抱你，把你抱紧，因为我非常爱你，你也非常爱我，我不能没有你。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完整，自身一部分游离在远方，我因缺少它受到难以言表的痛苦的折磨。
我把李亚扎诺夫著作的前几章译文寄给你，我不知译得如何，需要你认真审读并大胆修改。至于技术词汇你可去找彼安科。维尔吉利有一本六种语言的技术词典，其中就包括俄语和意大利语。你可以把俄语技术词汇开一个单子，再在那本词典上一一查找。
我尚未了解在党内展开争论的确切术语。我只看到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但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决议。我不了解托洛茨基的文章[2]，也不了解斯大林的文章[3]。我无法解释后篇一文章对我的冲击，我觉得它很不负责任并非常危险。但可能因不了解材料使我判断错误。这就是我希望你提供某些信息和直接印象的原因所在。正好不可能得到类似东西吗？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丢失的危险，你应当将信件编号，若要写的东西非常多，这工作会很辛苦，使你筋疲力尽。请告诉翁贝尔托，以我的名义，求他教你在任何情况下通报我问题关键的方法，此方法对我也有用。
我收到我曾留在共产国际准备邮寄的书籍包裹，但我只收到从第14期到第26期的《图书快讯》。其余各期你买了吗？看看能否搞到从第1期到第13期，若搞到请给我寄来。通过区域委员可能会比其他方式更容易些。你岁末最后一封信给我留下奇怪印象，使我心绪不宁。我完全不能理解你的精神状态，我觉得你有点儿心烦意乱。这一切仅仅因为你还没有家，被迫过着吉卜赛人的生活，工作劳累又得不到休息吗？我希望是这样，但我觉得你不应也不能仅为这些。我觉得你受着某种痛苦的折磨，它比劳累更令你精疲力竭。你应把一切都写给我，你应把所有内心感受都对我说，以便至少让我有你在身边的幻觉。
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
葛兰西
1924年1月13日，〔维也纳〕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托洛茨基〈新方针〉（《致党代表大会的信》），刊于1923年12月8日的《真理报》。
[3]斯大林：《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刊于1923年12月15日的《真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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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乌尔巴尼：
我更为详细地回复你的信，信中你用夸大的、大部分错误的言辞陈述我的态度问题[1]。
1．看来你的记忆力很差。在同你对话时我对你声明，根据原则我反对发表同共产国际有异议的宣言。你向我保证，对我阅读过的原文做了许多修改，以致其框架完全改变，变成对近年发生事件的简单历史陈述，作为任何有益讨论所必需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2．在这里我只看过修正的宣言。由于我没有原稿，不能对所做修改的意义做出语文学判断。从政治上看，所做修改并没有根本改变大局。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国际策略的发展持绝对否定态度。我们党采取在国际领域可能形成的所有左派潜在中心的立场在客观上没有改变。根本反对统一战线、工农政府的策略，反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前或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组织方面的一系列决议的情况没有改变。
3．从你刚到莫斯科我同你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获悉我也不会在宣言第二版上签名。因此，我觉得你的惊奇毫无道理。而我对你和内格里的极端幼稚感到特别惊奇，你们出席了6月执委会扩大会议并发表公开声明，你们预见了未来。你们应当记得，在莫斯科，在我们三人和塔斯卡的谈话中，我们对后者做了如下推理：一个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不能设想成议会性质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不同派别起着由其不同渊源决定的作用，就像在议会中不同政党的作用一样，而不同政党由社会不同阶级决定。党只代表一个阶级，而党内一次次地变成思潮和派别的不同立场，是由对发生事件的截然不同的看法所决定的，因此不能固化为持续性结构。党的中央委员会在确定的事件和环境的条件下可以有确定的方针，但如果时间和环境不似从前，党中央委员会也可以改变这种方针。少数派反对某些持续性东西，试图重构自己的多数派普遍意识，从而为这种持续性进程辩护，并且曾经、正在和继续把多数派置于同共产国际不断对立的境地，即同革命无产阶级的多数派，尤其同发动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相对立，事实上少数派提出了应把党的多数派从共产国际开除的问题的最初论据。然而，我们否定少数派抽象地辩证进程的任何基础，我们用事实证明我们在共产国际阵营，我们接受并执行共产国际的原则和策略，我们没有使持续反对派的立场僵化，而是善于根据力量关系变化和在其他基础上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改变我们的立场。尽管如此，少数派对多数派继续保持原有立场，我们将探寻在这种立场中是否存在旨在证明少数派是清算倾向结果的因素，这种倾向在任何革命运动中遭受失败后都会产生，并且正好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恐惧感所固有，即属于一个不是我们党作为基础的阶级。对我们来说，要证明少数派拥护共产国际策略只是掩饰想要领导党的企图并不困难：考察构成少数派的各个派别的成分，我们将很容易证明少数派是根本反对共产国际的，并且这一真相很快就会暴露我们正是这样对塔斯卡说的，我记得我同你及内格里不止一次地说，我认为这一推理不是为了暂时恐吓塔斯卡和削弱他在执委会的地位的一着棋，而是党的多数派应当坚定不移地站立的平台，以便体面地清算过去，并能解决党内问题。我记得你和内格里都同意上述看法。
4．我认为你们仍然同意上述看法，因此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你们现在的立场。说实话，我们并没有置于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历史性转折。目前时刻，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准确无误地奠定党发展的新基础。宣言肯定不代表这种新基础。宣言提供所有理由让少数派显得像是看好第四次代表大会和执委会的派别，并怀疑多数派的良好愿望和真诚，让多数派显得像是靠小手段一次次地挽救危局的小政客集团。我们党的最近事件（贝洛尼和雷蒙迪诺的声明对邦巴齐事件的真正解释）[2]也不能拯救我们。在目前形势下——在德国仍保持客观革命形势，而在意大利形势非常混乱，共产国际不可能平和地允许在国际领域形成一个党的多数派与之对立，这个多数派还要求重新讨论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做出的所有决议。允许这样做就意味着大大加强德国共产党内产生的极端主义倾向，从而推迟该党的重组，你们往往忘记我们党负有国际性责任，我们任何立场都会在其他国家引起反响，并且往往以病态的和非理性的形式引起。
5．我坚持我的立场，因为我认为它是适时的和必要的。你的信件更让我确信这一决定，尤其是你说在过去一个时期你们充当桥梁的那些内容[3]你、内格里和帕尔米也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它更接近你们内心的信念而非接近你们“桥梁”的身份。这样，我们可以一起从事伟大的工作，并在形势允许的条件下促进我们党的全面发展。想要维持派别的形式上的团结徒劳无益，这样的团结只会迫使我们继续产生误会和缩手缩脚。如果阿马德奥仍要坚持其立场，正如他肯定要做那样，这可能是件好事，只要其表现仅仅是个少"人的或小集团的；相反，由于你们的认同，那就变成多数派的表现。这必将无法弥补地损害党。
我收到你寄来的两袋材料，两个封袋都开裂了。因此，我请你把外包封皮粘好，以免开裂。其余材料请你尽可能快地寄来，如果不能一次寄来，至少每次寄一点儿。你肯定已经看到我给执委会提的建议——出版大开本季刊（每季250—300页），刊名可定为《无产阶级批判》。我相信建议会被采纳，并在几个月后能够实现。第一期的目录我已经拟好：
（1）宣言-纲领，我可以写。
（2）波尔迪加：无产阶级策略问题，
（3）格拉恰德伊：罗莎·卢森堡论资本积累。
（4）塔斯卡：学校问题与金蒂莱改革。
（5）斯科齐马罗：工农政府在意大利的前景。
（6）隆哥巴尔迪或帕斯托雷：意大利工业结构。
（7）泰拉齐尼：共产国际纲领。
（8）陶里亚蒂：梵蒂冈问题。
（9）克罗纳盖：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国际、工会、工人生活。
（10）参考书目（文章作者应当提供同研究论题有关的出版物的评论性书目）。
（11）政治性日志。
（12）杂志与报纸目录。
你应当立即投入工作，撰写一篇开本如同《新文选》杂志、不少于20页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你应当考察提出的纲领方案和产生它们的讨论。我告诉你在俄罗斯讨论相当广泛。你从布哈林那里可以得到必要指示并让新闻处为你把材料译成俄文。译文最好打印多份，分发给组成代表团的各党以讨论纲领，但为讨论缺少要点。可以把问题提给书记。你的文章最迟要在两个月内写完。
向你和阿尔玛致诚挚敬意。
马西
1924年1月13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78
附言：最好立即得到你论德国形势的文章，它将是《新秩序》第一期的重头文章[4]蒙蒂的弟弟怎么了？他去哪儿了？他是否还没有离开我们的住处：舍恩布鲁奈尔·施特拉塞路236号，第7单元，右梯，约瑟夫·弗雷博士，可以询问葛兰西。
请对克莱门蒂娜·佩罗奈说，如果她尚未打印出著名系列问题抄件，请她把原件寄给我，我想要急用。其后，我会把抄件寄回莫斯科。
看看是否能在我留给你的书籍中找到下列东西：（1）布哈林的一篇法文文章[5]从《光明》杂志上撕下的，论资产阶级文化的衰落或类似内容，在缺少其他文章的情况下，我想把此文发表在“思想战役”专栏上。（2）波克罗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也是法文的，也是从《光明》杂志上撕下的，关于历史和阶级斗争。（3）里奇的一篇论经济独立神话的文章，贾纳克内和卡塔尼的论钢铁工业的文章，它们是从《社会改革》上撕下的，我为一篇文章提供准确数据急用它们。总之，请你把我留下的所有东西保存好，它们对我至关重要，并且已经安排了某些用途。因此，我很遗憾你把马泰洛的《国际史》寄往彼得格勒，这本书从意大利很难寄来，而在彼得格勒一无所用；其实它是本诽谤国际的反动书籍，对于第一次阅读共运史又缺乏批判精神的同志来说，此书错误百出；此书我仅作为文献。当你想要为我们留下的书籍派上些用场时，请三思而行，记住我们还是破产者，没有钱物，如果想要严谨地工作的话，需要拥有许多书。再次致意。
注解：
[1]指泰拉齐尼1924年1月2日致葛兰西、斯科齐马罗和陶里亚蒂的信。
[2]在意共议会党团讨论邦巴齐事件时，意共议员贝洛尼和雷蒙迪诺解释、支持并捍卫邦巴齐。
[3]泰拉齐尼写道“我们不应当隐瞒：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一般在党的整个以往生活中，我们在阿马德奥和马西之间架起了桥梁：如果缺少河岸，问桥梁有何用？”
[4]这篇文章没有发表。
[5]布哈林的文章（《资产阶级文化的危机》，刊于《光明》第32期，1923年3月1日）刊载在1924年3月北日《新秩序》的“思想战役”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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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的教授[1]
自打我们见面后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也再没有获悉您的消息。我因长达数月严重患病，又因治疗，比如用奎宁治疗疟疾致使身体虚弱，从而引起其他病痛备受折磨。因此，我不得不中止和同志们及朋友们的接触，并且感到非常孤独。还被混乱不堪的事件搞得心情沮丧。我曾特别想给您写信，向您通报苏联生活中最令您感兴趣的方面。我记得过去曾经把您的名字提供给莫斯科一家大型文学政治刊物，作为该刊可能的意大利文化生活的通讯员和信息员，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给您写过信。
一段时间以来我重新为我们的意大利运动工作。几天后《新秩序》第一期将出版，其开本和1919—1920年的相同。然而，很难让刊物具有那时的内容和活力，尤其在初期，但需要努力尝试。我确信，目前形势比1919—1920年的形势对革命成功更有利。当时，在革命之后，由于有社会党那样的党，有一个一般说来把一切看成粉红色、更喜欢唱歌和军乐队而不是勇于牺牲的工人阶级，当我们遇到反革命镇压时，我们将无可挽救地被驱逐。今天，法西斯主义使许多东西到位，造成在意大利从未见过的破坏，切断一切传统的、微弱的和表面的、却仍在意大利胶状世界活跃着的联系，它们一劳永逸地被切断了；一切问题被残酷无情地提出；小资产阶级因其肥胖的颇善言辞和聪明的墨索里尼（像奥多亚塞[2]一样），在工业资产阶级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已经永远地名誉扫地；南方在骚动中，并倾向充任国家领土反对派角色，使国家统一置于严重危险之中。今天，应当加强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将这样做。
我不知道除了专业职业外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无疑，我真切希望您仍做《新秩序》的合作者，即使不用署名而只用笔名。您还能帮助我吗？这几年的事件在某些方面比战争事件更可怕和更典型，它们没有引起您的像《死者代表大会》那样的反思？
我还想向您建议写点儿技术性强的文章。我从俄罗斯带来一些著作，其中有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集。主要是用意大利语编辑同一部著作，在德语原著中寻找译成俄语的段落，再校改已有的意大利语译文，并把在意大利没有翻译的段落译出。这部文集大约400页，小8开本。如果您准备承担这一任务，翻译工作待遇和博卡出版社的相同，请您立即给我回信，我再把文集寄给您。您可以这样写：布鲁诺·卡西内利收，罗马，瓦拉迭尔路26号，用两个信封。里面的信封上请写：鲁杰罗收并请转葛兰西。
致以诚挚的敬意。
葛兰西
1924年1月10日，〔维也纳〕
注解：
[1]致齐诺·齐尼。
[2]奥多亚塞（Odoacre，约433—493），意大利第一个蛮族国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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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鲁杰罗：
我完全不懂你关于出版《新秩序》通知的含义。根据我的经验，事情应当这样办理：
1．印刷厂必须有一台能印《新秩序》整整一版的平台印刷机，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2．必须找到一位纸张供应商，根据刊物确定的开本、印数所需纸张数量，保障每期或每三个月的供应。纸张可以很容易弄到，正如我们在都灵做过的那样。纸张到处都有，因此我认为在罗马也有，一些商人从大印刷厂，尤其从报纸印刷厂获得各种下脚料，再根据质量进行分类并裁成不同规格。这类工作印刷厂主往往根据不同用途也在做。正如你的看法，鉴于《新秩序》印量从5000份或6000份至多假设到12000份或15000份这一事实，没有必要打扰一家造纸厂并签订一年的合同。在罗马发行15种日报，其中有的报纸的纸张既洁白又结实。我认为用这些报纸的下脚料可以印50000份《新秩序》半月刊。
无论如何，如果恰恰不可能保留原有开本（我却非常看重那个开本，因为我知道这种小事在发行时具有多大重要性），你可以研究另一种解决方案并估计开本的变化。
在所有开本中，我更喜欢像普雷佐利尼的《呼声》在1908-1910年出版时的四栏开本。自然，请你立即通知我这方面的情况，因为开本的变化必然引起编排版面的变化。
我不知道执委会的同志们是否通报我关于编辑部组织所写的内容。从技术角度看，它应这样构成：一位政治主编，负责总的编辑工作并确定每期及连续的发行计划。我将是这位主编。一位可信赖的记者，根据我的指示执行这些计划，并只对我负责，从而任何人、包括执委会成员都不能强迫他改变我的指示。所有材料必须经过我手并经我同意。
从政治角度看，很自然，执委会应当给刊物把关，可任命一个编辑部，其成员有权署名或用笔名发表文章。然而，这些文章在发表之前也应经过我手，我可以在同一期上评论并批注这些文章。
在意大利目前形势下，在我们党内，只有通过这种组织才能保证刊物的最低统一性和有机性。如果你是我的记者，我们两人之间意见一致并紧密协调不困难，鉴于我们相距遥远，这种协调不可或缺。
如果开本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可以保留，刊头可以这样写：刊名用新锌版术印刷，如果原刊名在都灵已被破坏；日期处可写：“第二次复刊，第一年，第某期，等等”;刊名下方是箴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粗体或粗斜体排印；在以前的格言“请你们组织起来，云云”[1]处现在写上：“《新秩序》旨在促进工农群众建立革命先锋队，该先锋队能够创建工农委员会国家并为在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刊名《新秩序》下方应有副标题：
“工人文化与政治期刊”，这一副标题是在都灵创刊时采用的。如果这样安排，箴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效果不好，它可以移到右上角，甚至移到边上。
我看到在罗马出版了博诺米的《苻动》杂志。如果你没有通过你的办公室收到此刊物，你不能缺少它，请你订阅。还请订阅《马尔佐科》和《意大利问题》，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要所有过期的后一种杂志。我希望你立即寄来如下两本书：梅达的《意大利的政治社会主义》，博诺米的《意大利政治十年》[2]。还请让格拉恰德伊送一本他的近作[3]，我还没有福气读到，请对他说，如果他无偿地寄给我其所有著作，我将非常感激他。你因购书可能的花费请记在这里机构的账上。
总之，劳驾请你把你办公室订阅的所有报纸，包括过期的，都寄给我。我们只收到《晚邮报》、《前进报》、《意大利人民报》、《正义报》、《新闻报》。正如你所见，这点儿报纸对于编辑部来说太少。我尚未了解，譬如《帝国报》，我只是偶然看到几期《人民报》和《意大利邮报》O我不知道法西斯主义省报是如何办的，尤其是其工会机关报。我们没有收到《社会批判》和《工会战役》，我们想要按时地收到。我想要1922年一1923年两年的《工会战役》，以便能撰写几篇文章，尤其是论述巴拉托诺的快乐修正主义[4]。
你应写清的地址为：维也纳（奥地利），第8区，阿尔斯特街69号，“瓦普”出版社[5]。
我们转载了《普罗米修斯》的通告。
致以兄弟的敬礼[6]。
1924年1月5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注解：
[1]《新秩序》周刊的著名箴言，具有明显的葛兰西风格；“请你们学习，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全部智慧。请你们行动，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所有热忱。请你们组织起来，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切力量。”
[2]这两本书于1924年在米兰由“团结”出版公司出版。
[3]《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格与溢价》。
[4]早在1920年12月7日的《前进报》上，葛兰西就发表批判巴拉托诺的文章——《致巴拉托诺同志》。尤其在社会党里窝那代表大会时期，巴拉托诺不断成为讽刺的对象。
[5]由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创办的工人新闻出版社，旨在掩护共产国际地下领导机构的活动。
[6]此信没有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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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们：
我很晚才收到你们1923年12月13日的信和附带的材料。这一切解释了我关于彼得格勒学校给你们写的内容。然而，显然你们涉及这方面的通报很晚才寄给乌尔巴尼，因为我从他寄给你们的信件抄件中得知他已经解决了问题，把四位已娶妻的同志派往法国。所有这一切令人非常不愉快。在你们的一封信中我发现一个暗示，说党为他人所犯错误付出代价是不正确的。我不知道你们暗指何人，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正犯过错误。依我看，不应当根据纯粹会计的或年龄的标准挑选派往学校的同志。相反，应当严格按照政治标准和党性标准来选拔。问题不仅涉及有待派往学校的新学员，还关系已在学校的同志们。你们应当想想，这些同志很可能在极端动荡时刻重返意大利，正值对个人的控制变得更为困难之际。由于他们在学校学习过，他们享有特别的威望，如果制动闸[1]不坚固或对党的忠诚不坚定，就会突发不愉快的事情。因此，必须特别关心这些同志，时刻关注他们并经常给他们写信，以便让他们产生党同他们心贴心而不是漠不关心的印象。鉴于问题微妙，我的意见是所有事情都要经地下领导机构研究，该机构应当组织一切服务，从而使党避免任何未来的危险。
我收到你们关于《新秩序》的决议：自然，省略了竟应在政治上对报刊把关，正如对党的所有出版物把关一样。我建议设立的组织应具有本质上的技术作用，以避免我们的报刊通常具有的弱点——无连续性和无条理性。在这个严格地集中技术的组织之外，可以并应当设立一个政治组织，在党纲的限度内，让党内的所有意见都有可能表达。我建议你们任命一个编辑部，其成员有权用真名或笔名发表文章。但这些文章事先应由我审读，即使必须发表，我也有权在同一期上加以评论。
我随函附上致鲁杰罗的信，请你们转交。一旦得到在确定日期出版刊物的通知，我立即寄出第一期的材料。你们最好关注如下事实：在法律上泰拉齐尼同志仍然是刊物的法人代表，或者当改出日报时产权已转到新秩序合作社？一定要注意，不要遇到由这类问题造成的司法障碍。
现在，已经不再发行我们的任何一种报刊，如何宣布《新秩序》发刊，如何进行征订和募捐活动呢？如果你们同意，我可以写一封署名信发表在《前进报》、《正义》、《共和之声》、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上，甚至《自由革命》和《自由意大利》上。至于在法国发行的期刊，可以专门写一封信。
你们对于策划中的党的代表会议举行地已经做出决定了吗？如果你们选择了维也纳，如有可能，请及时通知我[2]。这里的党非常弱小，极端缺少钱物，因此必须全力以赴地组织一切。
我们收到内格里汇来的2000里拉支票及1923年12月27日的信。请你们注意，再不要犯错，某人称扎米斯，而不叫栽米斯（像你们一直写的那样）。在支票兑现时这会造成麻烦[3]。
1924年1月5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75
注解：
[1]寓意为“党的纪律”。——译者注
[2]意共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于1924年5月在科莫举行。
[3]此信没有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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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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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内格里：
我收到你12月25日的来信和帕尔米同月29日的信。我一并回答你们二人。我这封信请通报帕尔米，如有可能，也请通报兰茨和费里。
我将简明扼要地对你说，即使在读过第二稿后，我仍坚持认为不可能在宣言上签字[1]对宣言来说，既不存在1922年2月和1922年6月的执委会扩大会议，也不存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和1923年6月执委会会议。对宣言来说，历史终结于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为了延续历史必须从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开始。所有这一切可以被接受，仅限于是一位同志的个人看法和一个小集团的意见；但作为从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起就一直领导党的多数派的方针，纯粹是荒谬绝伦。我说荒谬绝伦，因为在所有执委会扩大会议和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多数派代表发表大量声明拥护集中制和唯一国际党。在罗马代表大会上曾声明关于策略的论纲以协商名义通过，但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讨论后，论纲被取消并且不再被提起口在1922年3月前半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一个特别公报，批驳并拒绝了党的策略论纲[2]，共产国际章程规定执委会的任何决定都应成为各个支部的法令[3]这样说限于问题的形式和司法方面。此方面具有其意义口说实话，在发表宣言后多数派将威信扫地并会被共产国际开除。如果意大利政治形势不反对这样做的话，我认为被开除将确定无疑；同样鉴于宣言所述党的观念，被开除板上钉钉。如果我们一个省委会只做多数派想对共产国际干的事情的一半，它立即会被解散。
我不想签署宣言，否则显得像个彻头彻尾的小丑。而且，我根本不赞同宣言的基本观点。我关于党、党的作用、党同非党群众、党同普通民众应确立的关系的思想与之截然不同。我绝对不认为，在经过执委会扩大会议和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讨论并发展的策略是错误的，无论一般指示还是重要细节都没有错。我相信你和帕尔米也持相同看法，因此我不能理解，你们如何如此轻率地登上危险无比的战船。我觉得你们的精神状态类似于我在罗马代表大会期间的精神状态，可能因为我在此期间远离党内工作，那种精神状态消逝了。其实，它还因其他原因消逝。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确信，绝对不可能同阿马德奥搞妥协。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坚信自己正确，想靠妥协使他上当是荒谬的。他将继续斗争，在任何时候都不忘重复其观点正确无误。
我觉得，帕尔米认为目前不利于开展我们的独立行动，不利于形成新中心，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仅在“地域上”显得是中心，而实际上是现在唯一可走的道路。不可否认，迄今关于党的作用的正式思想导致停留在对组织的讨论上，从而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被动性。同集中制相反，结果创造反常的少数派运动。如果对移民同志们说，让他们积极参加党的外围活动，会有这样的印象——其实他们认为党微不足道，很少有人为党献身。彼得格勒学校的经验非常形象。其实，我曾确信使党凝聚为整体的巨大力量是共产国际的威望和理想，而不是党的特殊活动能够形成的联系：我们恰恰在这个阵地形成了少数派，我们让少数派佩戴上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真正代表的徽章。
恰恰在今天，当决心在群众面前进行讨论时，需要有一个确定位置和自己的确定形象。直至讨论只限于极小圈子内，并且将五六个或十个人组成同质的机构时，虽然当时并非都正确，但仍可能实现个人的妥协并忽视某些不具直接现实性的问题。今天，我们走到群众面前，进行讨论，并建立群众队伍，不是只存在几小时而是存在一生。那么，这件事情必须毫无疑义、不折不扣地实现，这些队伍要具有有机性并能够发展、成为整个党。我尚未确切知道我应做什么。我处于这种状态已不止一次，帕尔米应当记得1920年秋我脱离他和翁贝尔托的情况。当时，我想要维持同左派而不是右派的关系，而帕尔米和翁贝尔托追随塔斯卡，后者早在1月就脱离了我们。今天，似乎情况相反口然而，其实形势截然不同：正如当时在社会党内必须支持弃权派，如果想要创建未来党的领导核心；今天必须同极端派斗争，如果想让党发展壮大并最终不沦为社会党内的一个派别。事实上，两种极端派别，即左派极端主义者和右派极端主义者，把党禁锢在仅仅讨论同社会党的关系，从而使党发挥次要作用。我很可能被孤立。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我将撰写一个报告，同两种极端派别做斗争，控告他们的这种罪行，从共产国际的学说和策略中发掘我们未来的行动纲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话。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任何推理都不可能让我改变这一立场。自然，我愿意继续同你们紧密合作，我想这几年的经验至少教导我们，在党内可以存在不同意见，但靠相互的最大信任可以在一起继续工作。
请催促你身边的同志赶快把我索要的文章寄来。帕尔米应当立即撰写“思想战役”[4]（至少占三栏，全放最后一版）。我不会给他指出哪本书和哪些书或其他出版物可以批判格贝蒂的《自由革命》刊物所持的观点，论证实际上法西斯主义如何把意大利拖入严峻险恶的两难境地：不断革命和靠武力不可能改变国家形态而只能单纯改变政府。可以考察在以往斗士[5]内部产生并在“自由意大利”周围形成的新思潮。我认为以往斗士的运动由于其实是意大利中南部农民的第一个世俗政党的形成，一般说来它在推翻旧意大利政治结构，严重削弱资产阶级议会领导权，从而决定追随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小资产阶级的胜利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此阶级有始无终但满怀希望和改革的乌托邦梦想。在这种总形势下，自由意大利运动的诞生具有什么确切意义？我对这些没有研究，如果帕尔米在这方面对我阐明看法我将非常高兴。
自然，帕尔米应当成为刊物的台柱子并把总论性文章寄来，从而可以使旧《新秩序》真正复活。我总忽视为同瓦莱[6]的合作下指示，因为我想他希望在这方面自由行事。请对他说，我想要一篇论述金蒂莱教育改革的综合性文章。当然，综合性具有逻辑性，而不是简单罗列。这篇文章可以占五栏篇幅并成为此期的核心文章。
兰茨在做什么？他也应同我们合作，尤其在工会问题上。请你给他写信或通知他，我希望了解他活动的情况和他对目前事件的看法。
敬礼。
马西
1924年1月5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76
注解：
[1]指波尔迪加于1923年3—4月在狱中撰写的《致意大利共产党全体同志》宣言。他想利用此文件公开共产国际和意共之间长期分歧的全部文献，回顾1921年以来争论的主要观点，涉及同社会党的关系、罗马论纲、统一战线、党和“工人政府”的概念、反对派和反法西斯。
[2]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意共的罗马策略论纲的批判意见并未立即公开。1924年4月24日，在《工人国家》上刊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一文才公开化。但在意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共产国际让意共了解了这些意见。
[3]参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9条。
[4]“思想战役”是《新秩序》的评论专栏的名称。陶里亚蒂在此专栏评论过普雷佐利尼的小册子《墨索里尼》（1924年9月1日）和米西罗利的著作《政变》（1924年11月15日）。
[5]指“自由意大利”的民主斗士。
[6]指塔斯卡。 |
7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78
最亲爱的[1]：
新年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我们可以在一起待一段时间，享受着面对面相视，并嘲笑所有人和一切（自然，除去严肃的事物，但在这个庞大恐怖的世界这种事物很少）吗？
我收到你的来信。这里冬天也已开始，雪覆盖着街道，遍地是白色雪堆，此景使我想起卡利亚里的盐场和那里的苦工。看来维也纳比莫斯科更加凄凉并令人沮丧口这里没有在雪道上欢快滑行并发出悦耳声音的雪橇，只有发出嘈杂声的电车。生活过得既苦闷又单调。只有去餐馆用餐或参加组织聚会我才离开家。工作相当繁忙：我再次习惯井井有条地工作，坐在桌旁一写就是几小时。我已经完成了几篇文章。我翻译了不少东西，因为翻译为我减轻疲劳，不会造成剧烈情绪波动和沮丧。我正在翻译李亚扎诺夫为《共产党宣言》写的述评，我已译完前11个述评，我正在重读并誉写，准备寄给你让你校改。我准备完全翻译此版《共产党宣言》，此译本将会很有益，我认为销售会很成功。自然，如果应由我一人做，将耗费我很多时间，而我想在三四个月译完。你将会帮助我，对吗？封面上将印着我们两人的名字。我收到列宁论修正主义文章[2]的译文，但我尚未收到原文本和其他译文。如果你有时间，可以从事对李亚扎诺夫的《共产党宣言》述评的翻译，尤其是他命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那章，这是在初版和第二版的序言后的第三章。
托洛茨基的著作《革命是怎样武装的？》[3]出版了吗？你总购买《图书快讯》[4]吗？第25期共产主义者《手册》[5]是否出版？他们出版了新书，你认为我会感兴趣吗？
请你揪揪彼安科[6]的耳朵。请对他说我每天至少写6封信。在我一生中从未如这几天写了这么多信。信件正在变成我的噩梦：结果很糟，还要给彼安科写封信。
充满柔情地拥抱你。
葛
1924年1月1日，〔维也纳〕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可能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在彼得堡出版，收录在〈卡尔，马克思（1818—1883）>中。
[3]指1923-1925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三卷本《武装革命》的第一卷。
[4]在苏联出版的图书出版信息期刊。
[5]在苏联出版的一种期刊。
[6]彼安科，都灵工人，从青年时就接近《新秩序》派，1919-1920年参加工厂委员会运动。意共建党时就入党。1923年来到莫斯科，很快成为舒赫特一家的挚友。 |
7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77
亲爱的乌尔巴尼：
我回复你最近一封信的最机密部分。我认为我们之间应约定，此类信件不应当登记，应以消息和对目前事件的相互建议的名称存放在我们圈子内。在这方面我想告诫你，你关于执委会最近决议而给党的最近一封信[1]以特别个性的方式书写，如果通过内部渠道通报给莫斯科，必将给你带来麻烦，并且在激烈的争论中可能被宣读，从而证明你顽固地坚守阵地，那阵地你本应正式离开。我确信我们少数派虽说表面上继续收集事实、插曲，却越来越能证明多数派的思想一直在妨碍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政治工作。每当你写信时必须首先捏捏鼻子头儿，并牢记所有外交的规则。此外，当不是在同志之间，而是为对付反动国家代表而使用外交手段时，这是一种在将来相当有用的习惯[2]。
1923年12月23日，维也纳
〔私人信件〕
注解：
[1]此信没有找到。
[2]此信没有签名。 |
7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76
亲爱的乌尔巴尼：
我一起收到7日和11日的两个邮件。现在我回答你向我提出的几个问题：
安特尔[1]的通报寄到太迟，这样文章不可能随报刊第一期寄达美国；但我将寄出一篇献给意大利移民的文章，鉴于党所处形势和同法西斯政权的关系，特别强调他们应当采取的行动[2]。我尤其想要强调这一事实：移民应当破坏法西斯国家的财政，把他们的积蓄寄给家人，这是维持他们家庭生活所必需的，不要将多余部分投资国债或存入银行。你最好也写几篇文章加以展开，譬如：党目前形势——同社会党的关系及诸如此类内容。
我曾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此信印有签头并加盖印章，我要求给索齐和齐卡利尼保留一份在莫斯科领取的工资。信是由帕罗迪用挂号信寄的，因此应该有收据。当校长抵达莫斯科时，他对我说尚未收到信，但他向我保证在财政可能的范围内尽力满足要求，鉴于萨尔托尔是退役军官身份，此事还需要他处理。在我以党的名义寄给彼得格勒小组的信中提及这些可能性，但规定所有给学员的赠款都应交付共同基金会。我认为严格遵循这一规定不可或缺，以便避免造成学员间津贴差异过大，我曾写过给任何教员的赠款也应照此办理[3]必须坚持所有这一切，正如在原则问题上应当做的那样，这样形成一种少些动物性的精神状态，那种精神面貌在意大利移民中确实存在。
我没有收到都灵工人写给阿莫工厂工人的信[4]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过去你曾对我说过此信在你手里，你认为最好修改涉及为购旗的财政问题部分。在我们的都灵工会委员会的公报上我读过这封信，我不知道你是否加以修改。我觉得它写得相当好，其写法适应苏联同志们的心理。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这个公报，还刊登了募捐1200里拉的首批人员名单。但我觉得募捐采用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你最好就此问题给党并直接给都灵委员会写信。我认为我们党应抓住此时机组织反法西斯伟大斗争并创建党的基金会或救助政治牺牲者基金会。因此，必须散发大量卡片并规定募捐最低限额，以便让贫困工人和失业者也可以参加，应当确定党的总方针，从而利用一切时机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和宣传，必须扩展所有情感性动因以使之成为政治事件和党的动因。总之，这正是我们各级组织的缺陷，具体地说，它们缺少首创精神，或主动性有限。因此，你从莫斯科发出的公告具有重要意义并有益于未来。
关于弗洛尔[5]议员的弟弟之事我没有时间去办。我委派帕维拉尼[6]到意大利代表团打听消息，看看近期弗洛尔的弟弟是否偶尔露面。我认为从议员信中所示地点很难获悉消息，鉴于已过去多年，在苏联党和国家的组织中人员不断变化，也不排除弗洛尔弟弟自愿销声匿迹，他不愿返回意大利和旧家庭团聚。无论如何，你可试试打听消息，但不要抱有幻想。请你通知我，由红色工会国际创办的一个委员会（隶属国际运输劳动者宣传委员会）是否继续工作，工作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合法运动和一个地下组织以帮助德国革命。我曾参加过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由红色工会国际的德沃林同志领导，我曾起草了一个小小备忘录，指示意大利铁路工人为破坏军火运到苏联革命的敌人手里而应采取的手段。
曾经要以多种语言印行一个小册子，要逐国地指出运输工人遵循的方针和策略，以阻止军火运到反革命手中并反对德国的一个可能集团。我曾建议为意大利专辟一章，撰写关于法西斯主义出现造成的形势和铁路工人群众的情况，这一建议被采纳。德国的哈默同志本应把小册子的法译本寄给我，好让我根据小册子一般风格补写意大利那章，但那个法译本从未交给我。我还建议由假设的法西斯持不同政见组织撰写致加入法西斯工会组织的铁路工人的宣言，此宣言从如下观点出发：法西斯主义只能是民族的，从民族观点看不应帮助其他民族的法西斯主义，相反要同它们斗争，因为它们肯定是意大利未来的敌人，与此同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应当促使其他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中不断解体。我不知道委员会的活动是否因德国事件的急转直下而中断。蒂托[7]肯定不知道这些活动，虽然他就近应感兴趣。因此，我应当想到，当我在彼处时，不断形成的通报和指示寄达我们党。目前，10车厢机关枪停在因斯布鲁克，这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发给巴伐利亚法西斯主义者的。因此，对意大利来说，仍然是现实问题，委员会必须认清这点，做出正确部属并指出合适方法。
我通知你，直至今日，23日，即我抵达此地19天后，我仍然不能使我的法律地位合法化。阿尔帕里[8]同志从第一天起就对我许诺，让我得到一位大学教授的声明，因学习目的为我申请居留。（尽管不断地催促）直至今日我什么也没有得到，你能理解这对我的地位会造成多大危害[9]这些内容你可用作一般标准，给要来这里并在此地待一段时间的其他同志下达指示。
致以共产主义者的敬礼[10]
1923年12月23日，维也纳第九办事处
邮件编号：62
注解：
[1]安特尔（lsrsaelAmter）美国革命者，1923年被任命为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
[2]写给芝加哥的〈劳动者〉（TheWorker），但文章没有发表，然而，不排除其后文章寄给了该刊。
[3]彼得格勒的国际学校1923年冬开学，除齐卡利尼其被任命为意大利组组长外，萨萨诺，法布里等人也被参与培训政治干部的授课。然而，国际党校的创议没有成功，在1924年春，年轻的意共党员们因泰达齐尼的关心和托洛斯基的干预，获准到托马政治学院专门学习一年
[4]都灵工厂共产主义小组委员会至莫斯科阿莫工厂的信于1923年10月8日寄出。11月7日，阿莫工厂举行隆重仪式命名弗雷罗工厂，以纪念1922年被法西斯杀害的都灵劳工工会书记弗雷罗。
[5]费洛尔（SlivioFlor）是社会党议员
[6]帕维拉尼是意共的合作者，意大利驻俄罗斯商务代表团成员。
[7]蒂托是弗尔蒂吉亚里的笔名
[8]阿尔帕里，是匈牙利共产党员，从1921年起就是《国际通讯》的主编（先在柏林，后在维也纳）。
[9]以后葛兰西以大学教授的假身份证居留权
[10]此信没有签名。 |
7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75
亲爱的同志们[1]：
我尚未收到你们对我在到达后立即寄给你们的信（邮件编号：34，日期：12月6日）的回信。如果事态继续这样发展，我预言的困难必然产生，并不可能从事任何有益的工作。只有当相距遥远客观存在的困难没有因犹豫不决和组织不力而更加严重时，我才能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
如果希望这种活动取得成果，我想要从事的活动应当严肃地进行组织。请你们把你们对刊物出版做出的决定，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等准确地、详细地写给我，你们绝对不应当观点不明确，否则我只能想象某些事情。如果你们只想让我在这里寄出文章，而不想让我负责刊物的全部组织工作，请写信告诉我。这将具有如下意义：我应当把自己视为只写署名文章的简单合作者，而这个姓名只以简单合作者的身份被提及
虽然涉及各点的文件仍未寄达我手，但我想把除日常办公和杂志外要从事的活动告诉你们。
我想向你们建议编辑某种工人阶级年鉴，它简明扼要地包括令每个党员或同情者感兴趣的所有内容；我已经拟定好内容计划，并且也构思了各章的安排。它可以以600页或700页的篇幅在1924年下半年出版。
在30章篇幅内可以提供：国际工会及政治运动的回顾；以（经济、政治、军事、劳动、财政，等等）所有观点考察意大利形势。要专辟一部分撰写马克思主义及其（特别）在意大利的历史。一个部分专写俄罗斯，其政治组织，其经济形势，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等等。应用一章概述共产国际的学说及策略，它们如何在代表大会、在执委会扩大会议和执委会最重大活动中不断发展。
我想在经历三年内战和艰难困苦之后，大部分工人、尤其是流亡者为系统跟随党的报刊和出版物，乐于拥有一卷我向你们概述其内容那样的书。
我还想向你们建议一年出版4期刊物应如此安排：每期应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理论讨论，第二部分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意大利问题的研究，第三部分是涉及我们运动复杂性的各个问题的所有出版物的文献目录及评论。每期都应当根据一个计划进行准备，以保证基本统一性。这类刊物应具有教育合格的、负责的同志们的相同作用，为我们党在知识界与技术界争取同情的运动服务。我设想每期印行3000册，每期250页，打算售价7.5—10里拉，每三个月出一期销售不会困难，也不可能亏损[2]。
我还想向你们建议出版系列出版物，我认为在目前不可或缺。说真话，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反击法西斯主义者旨在破坏在意大利现有的少量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而疯狂进行的思想宣传运动。进行反击绝对不可能吗？问题至关重要，以致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党应当做出某些牺牲。
我认为，出版16-24页的初级宣传小册子不是没有可能，这些小册子可以在工厂车间出售或散发。作为练习，我正在翻译李亚扎诺夫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评述，我想至少部分地发表在《新秩序》上。为意大利人可能出版李亚扎诺夫的相当精彩实用的《共产党宣言》述评吗[3]？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想过重新组织党的任何出版活动，现在思考可能更适宜。如果党不能直接从事此事，可以尝试合作，探寻定期出版某些出版物以丰富我们运动文献的可能。如果你们重视我的这些建议的话，我将就每一项给你们写出简短的报告和不长的计划。
正如你们所知，《国际通讯》已把大本营移到维也纳，由于早在莫斯科就研究过将一定数量的该刊寄达意大利的可能性，根据党的支付情况，我想在这里重提此问题。可能间接寄给意大利同志500份《国际通讯》，如果你们把名单地址寄到这儿，或者（我认为更好）通过党的途径以避免同志们厌烦，因为《国际通讯》是被禁刊物。编辑部准备让我们为意大利专刊编辑两页，这次合作要进行经济核算，以减少大部分服务费用。
如果你们赞成这种形式的倡议，请授权我们执行，我们会立即组织将500份刊物寄到你们指定的中心。自然，寄送刊物将采取合适的方式。
彼得格勒学校问题：
根据地下领导机构的章程，乌尔巴尼把涉及彼得格勒学校的某些信件寄给我[4]我有印象：你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倡议的重要性。可以发现，在这方面你们只有一般经验，表现在你们为了一般性地通过此类倡议而滔滔不绝，但当要落实某些倡议时，你们实际上却什么也没做。事实是，我们在这一领域几乎毫无作为，我们只拥有极少数三等或四等的骨干。相反，思考这个问题是急迫的任务。如果财政上需要做出牺牲，那就必须做出。如果在挑选的学员中部分同志有家室，必须在可能的限度内采取措施。在此种情况下，挑选学员应严格遵循政治与道德标准，其他考虑都是次要的。
我认为，如果你们未尽全力以落实这一倡议，你们将负有十分严重的责任。每当你们漠视这个问题时，你们就会受到严厉的指责，我向你们保证我将是你们的第一个严厉批判者。我认为，乌尔巴尼建议的解决方案可以接受，在都灵、米兰、博洛尼亚和罗马，甚至在学员原籍的重要城市通过有效工作，可以募集到帮助办学的资金，从而不会加重党的正常预算负担。如果让这些城市的工人们知道，他们的同志被派往苏联学习，为了成为好的组织者，为了在当地汲取革命经验，我认为除做了很好宣传和动员外，还会为党募集到必要的资金。在苏联存在资助体制。你们认为这些意大利城市不可能资助在苏联的意大利学生和工人，不可能保证每月的花费，也不可能组织对这些资金的募集吗？
尽快寄来我向你们索要的材料。你们还必须把党的所有出版物的样品寄来。否则，我不知道怎样严肃地工作，因为我不可能涉及党的活动和文件。
致敬[5]
注解：
[1]致意共中央执委会
[2]在第83封信和第85封信中，更详尽的陈述计划，葛兰西设想刊物定名为《无产阶级批判》，但其后没有创刊。
[3]里亚扎诺夫为俄共党校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述评，1921年在莫斯科出版。葛兰西一段时间内，继续翻译这本书，其后里亚扎诺夫的某些述评被意共党校的讲义采用。
[4]指在维也纳建立的地下领导机构。地下领导机构的组织和目的，请参阅意共中央执委会于1923年11月30日在维也纳签发的致各国共产党的通报。关于彼得格勒学校的情况请参阅写一封信的注解[1]
[5]没有签名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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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最亲爱的[1]
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工作如何？从我出发已过去15天之久，而我对你仍一无所知。由于在这段时间内我不可能给你写信，我就期待着你来信，结果一无所获。
我幸运地抵达维也纳，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在整个旅程中，行李未被检查，我也没有被搜身。但在这里我还不能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我也不知道这会对我产生什么后果。事情进展缓慢，各级组织在损失大量时间后才能活动。要活动必须乘电车横穿全城（城市很大），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重新开始。这里，世界也是既庞大又恐怖，此外，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你知道吗，当从无产阶级领土进入资产阶级领土时，会产生很不愉快的感受。为使这种感受更直接、更强烈，我立即投入邮局、电报局、电话局职员总罢工，不仅如此，我还住在一位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女同志”家里，因为她是当地党的重要官员[2]的妻子。她沉痛地惋惜她的善良的老皇帝；她是个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为了同一位共产党员结婚，她再次背弃了宗教，但在婚后她又参加宗教仪式。她不断地咒骂党强迫她在家接待像我这样乏味和讨厌的人物。她可能从警察局获得关于我的评语，但她持有党证，因为否则以她丈夫为首的派别在这个时运不济的党内会丧失一个百分点的支持。这种“现象”使老相识突然浮现眼前，在一年半的远离之后，我有点忘却了。
我生活非常孤独，在一段时间内这不会改变。我感受到你不在身边，我觉得周围空空荡荡。今天，我比昨天和前天更加懂得我对你的爱有多深，而且每一天都在加深。你何时才能来同我一起生活并工作呢？可能很快就能做到。法西斯政府查禁了我们所有合法的报刊人们越来越感到，迫切需要在国外创办一个高效的新闻中心。
请你经常给我写长点儿，即使我不能总给你回信，像我常常希望的那样。请告我通讯地址，这样我可以直接通过邮局寄信。很倒霉，在1923年共产主义日历上缺少你工作的区委会的地址。请把俄国生活的消息寄给我。请把我们在莫斯科的谈话写给我。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些短消息，但不知道如何解释。我看到：12月5日，从组织观点看，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3]请把你的印象告我，请把讨论情况和最重要的文章通知我。请记住克里恩泽夫关于组织的小册子气关于工人通讯员[4]会议有什么饶有兴味的出版物？如果你想寄给我某些东西（剪报、出版物），请交给泰拉齐尼同志（卢克斯旅馆9号房间）;我期待的你的信也可交给他。
亲爱的、温柔的、可爱的[5]尤尔卡[6]。
葛
1923年12月16日，〔维也纳〕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即约瑟夫·弗雷，他是奥地利共产党总书记。他的家在维也纳西南郊。
[3]12月5日召开俄共（布）政治局会议，并通过决议（发表在1923年12月7日《真理报》上）此决议标志着党内形式上的团结，是党内分歧和激烈争论的前奏
[4]原文为俄语。
[5]原文为俄语。
[6]朱丽娅·舒赫特的昵称——译者注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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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亲爱的阿尔库诺[1]：
这几天我来到维也纳，发现你的信和短文，你希望我们对短文立即做出回应。我认为赋予文章一种直接论战的形式现在太晚了。相反，我可以写一篇新文章，将你回答的主要内容吸纳其中。此外，你的回答大部分偏离正题。显然，我提及并只想提及《青年之声》之友各组的活动[2]。我读过几期刊物（不是全部，因为我不是各期都能收到），由于我喜欢其一般编排并有它在青年工人中获得一定成功的印象，我担心发行小组只有这种很不规律、效率不高的发行与征订的渠道。显然，应当赋予这些小组的活动以更本质的内容；还存在业已证实的危险：反动派、特别是那些大头目运用“法西斯行动队”式的心理对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学说进行真正的清算。这种清算主义在以往也采取了卖弄文化的形式，并变成改良主义者在所有时期反对革命者的重炮。因此，我们本身必须主动地在青年中开展文化运动，以便领导他们并让他们拥护我们的目标。
此外，此问题从两个观点看很重要：1．缺少群众运动不可能促进青年的组织及文化的才能在文化圈之外发展。今天一位青年若不通过学习，能以哪些形式积极参加阶级生活并提高觉悟？显然，在反动时期会形成神秘主义的病态倾向，因为关系我们的政权，我们必须坚决有力地与之斗争。2．我们的弱点总是在于缺少组织人才，不仅指高级人才，也包括中级和初级人才。在潜在和实际跟随我们的群众与我们组织者之间不存在适当的力量关系，因此我们往往不得不放弃阵地，往往不得不丧失主动性。
移民和屠杀恶化了这种形势，虽然在这一时期许多志士经受了考验，意志更加坚定。我以为，必须开展一次宣传运动以提高觉悟坚定意志，必须努力创建强大政党的干部队伍。我也曾想建议在国外建立党校，但为什么不应当在意大利也创办此类学校？
即使在正常时期兴办此类内部学校也应当成为党的基本活动。必须在所有省培养党校教员，并就工人政治工作的一切方面给他们下达指示。为了无产阶级崛起时刻的到来，我们党至少需要3000名组织者，他们能胜任支部和工会等机构的书记职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决心开展广泛运动。《青年之声》之友各组的首创精神应当以此为宗旨。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将这些内容扩展为一篇文章。
请写信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及你离开《青年之声》编辑部的原因。你若想把从麦加[3]出发的近期生活、你被捕、对你的控告以及宣布无罪的消息告诉我，我将非常感激。
致以最诚挚敬礼
1923年12月11日于维也纳[4]
注解：
[1]阿尔库诺（UgoArcuno，1900—1953），那不勒斯的社会党人，192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是《新秩序》、罗马的《共产党人）、的里雅斯特的《劳动者》的合作撰稿人。他曾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代表团成员，作为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国际代表大会。1923年2月被捕，后被释放，流亡法国，后重返意大利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23年8月成为米兰期刊《青年之声》（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机关刊物）的主编。
[2]葛兰西为《青年之声》撰写一封公开信，题目是《做什么？》，1923年11月1日刊登。他提及撰写一篇“新文章”的计划没有实现，因为《青年之声》被迫于1923年12月停刊。
[3]指莫斯科。——译者注
[4]没有签名。 |
7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72
亲爱的内格里：
我直接找你以获得《新秩序》第一批材料并开始进一步合作的工作。一旦可能，我立即通过执委会同我的合作者直接接触。因为我很清楚，我希望的合作不能靠执委会的通知来组织。
我想要一篇葛利埃科关于共产党议会党团在法西斯反动时期的活动的文章。我认为在这篇文章中必须相当清晰地说明，党团的活动比起它应当完成的崇高任务相差太远，说到底，对邦巴齐[1]采取的措施是间接打击整个党团的刑罚，由于邦巴齐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仅仅是党团一般精神状态的些微显现。
鉴于议会党团的活动并不很伟大这一事实，最好收集共产党议员的发言及质询的全部速记稿，再进行分析并证明，在这一切中共产党的东西很少，而以前正是我们党团在意大利实施革命的议会政治的策略。应让人们注意到，正是我党本身撰写报告和声明以努力干预，而议员们却竭力以各种手段破坏这种干预。文章专辟一部分评论格拉恰德伊关于海关税的报告（报告附了一篇带平庸自由派色彩的导言），必须进行有力批驳，指出它绝对是乌托邦的和反动的[2]。
我想要一篇波尔迪加评论格拉恰德伊著作的文章。波尔迪加同志早就了解格拉恰德伊的罗马涅区分益佃农式的思想，因此波尔迪加最适宜给他送礼——应得的抨击[3]。
我希望你写一篇关于意大利各政党和工会形势的文章，并论述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革命者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策略路线的必要性。我认为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讲许多让工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即使要讲究策略。
你应当给隆哥巴尔迪写封信设法让他同我联系。同时你可以请他为《新秩序》写篇文章，谈谈转入共产党的原因。隆哥巴尔迪应为《新秩序》准备论述工团主义在意大利走运的历史的批判性系列文章口我认为这类考察对我们的运动和对我们青年的教育都非常有益。如果隆哥巴尔迪同我联系，我就能把我在这方面的某些意见告诉他并能倾听他的看法[4]。
可以让人写一篇论述此时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运动形势的文章吗？自然，应当是一篇严肃的、信息准确的并只能引起高水平论战的文章。
我想从各个方面对法西斯主义做一次调查，因此，除汇集共产党员作家的思想和判断外，还需要促使资产阶级方面做出判断。自然，共产党方面的判断应当涵盖法西斯主义的方方面面：党的组织和军事组织、其策略、其社会成分、领导集团的政治渊源、对外政策、国家观，等等。由一位法西斯主义者撰写的文章也有用，格尔哥利尼就可以。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可以有米西罗利、普雷佐利尼等人的文章。请写信告诉我关于格贝蒂的消息，他可以作为中间人为我搞到这类材料。你能写或让他人写给格贝蒂，请他寄给我《自由革命》合订本及他的出版社出版的样书吗？
你能告诉我齐尼及其立场的某些情况吗？我想同他联系并希望同他合作，无论署名还是用笔名都可以。
在最初几个月内，我准备为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和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成功出一期特刊。从今天开始策划该期并确定主要文章会十分有益[5]然而，我这里缺少最基本的材料，也不知道找谁撰写那些文章。请你问问鲁杰罗、阿马德奥、塔斯卡、隆哥巴尔迪、你自己、格拉恰德伊和其他你想起来的人，是否愿意撰写文章并且想写哪一点。
请把马里奥·萨尔马蒂[6]的消息告诉我。
我的信件一到，我就向执委会提出刊物之外的工作计划，但我认为对我们党开展更广泛的活动是不可或缺的。
请你立即回信。给你兄弟般的拥抱。
乔万尼·马西[7]
1923年12月10日于维也纳
请将写给斯拉法的信迅速转送。
我能知道我留给你的那些书现在何处，在萨韦利处、索尔米处、恰斯卡处，等等。你能让我知道我在都灵的那些书都弄哪儿去了？我怎么才能收回它们？
乔·马
注解：
[1]11月30日，邦巴齐就意苏贸易条约参加议会辩论，他的立场受到意共执委会的严厉批判。1923年12月6日的《工人国家》刊登《意苏贸易条约》一文，批评“邦巴齐的发言背离了共产党的立场"，为此邦巴齐不得不辞去议员职务。
[2]葛利埃科的文章发表在《新秩序》第1期上，文题是《（共产党？）议会党团》。
[3]波尔迪加对A.格拉恰德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价格和溢价》第2版（1924年，都灵）的评论文章一《卡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的生机勃勃的基础》，分三次刊登在《新秩序》上。其后，《新秩序》刊载格拉恰德伊的反驳文章——《共产主义学说和剩余价值论》。
[4]其后，隆哥巴尔迪同《新秩序》合作，撰写了两篇长文：《俄罗斯艺术展在威尼斯》和《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5]《新秩序》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特刊没有出版。
[6]这是卡洛索的笔名，他是《新秩序》（日报）的编辑。
[7]当时葛兰西用这个笔名为报刊写了一些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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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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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执委会同志们：
本月4日我幸运地抵达维也纳。我行期因巴尔干会议[1]不断推迟并且等待一位同志能与我同行而延迟。
从这里发现的信件中我还不能准确了解我的确切任务。因此，我希望你们发布确切命令，指出我可能采取的行动。
关于《新秩序》的出版，我想让你们注意，如果它在意大利发行的事实从所有观点看都是可行的，但它造成某些困难，那么这些困难应当解决[2]应当确定我、在意大利负责刊物拼版同志和执委会之间的关系性质。显然，关系应这样确定：我和执委会之间，我和那位同志之间，都是直接领导关系，毫无例外，所有编辑材料都要由我监控。未署名文章只有我同意发排才能刊登。如果在处理某些问题时，某些同志想表达同编辑部不同的意见并引起论战，文章必须署名。而编辑部可以匿名或署名发表回应文章。我懂得这一切会造成延误出刊，但我认为：1．《新秩序》不能追求纪实性的直接新闻性，正如原刊那样，其新闻性在于贴近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最紧迫、最根本问题；2．力避沦为文选或百科全书那样的形式，要保证正确、纯洁的思想统一性，即使付出延时出刊的代价。
最好立即开始征订和党的各级机关捐助的宣传活动。为了这次宣传活动，刊物箴言仍和1920年的大致相同：“《新秩序》致力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先锋队崛起——善于创建工农国家并为共产主义社会未来奠定基础”[3]。我认为为新刊物撰写纲领无益。首篇社论应该考察目前形势和工人阶级的直接问题，不言明地包含纲领。我尚不知晓期刊的正式形式是什么，但我认为最好不要采用完全从属于党的形式，其形式应为：《新秩序》——工人的政治与文化期刊。以此种方式，刊物可以在知识界得到传播。
我认为你们在同印刷商的谈判中维护了传统开本，排版也保持了以往的特点。
请你们为我搞到一本或两本《新秩序》周刊合订本。有一次塔斯卡同志说他有多余的两本合订本，寄到这里不会很困难。乌尔巴尼的弟弟[4]手里可能还有论意大利农业问题的《尼科利尼研究》的手稿。尼科利尼授权我要回手稿并让我可能时使用该手稿。请你们通知乌尔巴尼的弟弟，让他把手稿交给你们。
请你们竭力尽快搞到意大利主要出版社目录和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出版物清单（或说得更确切些，抄件）。
我不理解11月17日内格里签名的信的最后一段。蒙蒂来维也纳是我在两个月前宣布的。因此，不应当感到任何惊奇，这也从未打乱计划。无论如何，请你们通知我：扎米斯同志应从事工作的性质及目的；你们想派哪位同志到我这儿来，你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5]。总之，我认为，为了我的工作，合作者必须是我充分信任的，并且根据我要采用的工作方法和想要达到的目的由我本人挑选。因此，请你们对所有各点迅速做出回答，甚至采用某种若明若暗的密码文，可通过邮局寄来。
致意。
安·葛兰西
1923年12月6日于维也纳
邮件编号：34
注解：
[1]11月，葛兰西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巴尔干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其后，葛兰西继续表现出对“巴尔干政治形势发展”的浓厚兴趣。他在维也纳同“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大学生”接触。
[2]（新秩序）复刊被确定为意共中央的中心任务之一”1923年9月19日，翁贝尔托·泰拉齐尼从莫斯科给意共执委会写信，他不同意葛兰西去柏林（起初确定葛兰西去柏林），因为一位健康欠佳的同志在那里工作"过于劳累”，他写道：“其后我将谈为我们的运动更好地使用葛兰西，他在柏林不可能再像在莫斯科那样感受党的生活，参与党的生活并赋予其能力及权威的价值。他适合最有利地利用总形势和特殊形势，你们执委会最初的一次会议决定让安东尼奥负责复刊的《新秩序）的编辑工作。今天，我个人仍认为，落实这一决定是最佳、最可取的事情”。此外，从1923年11月17日斯科齐马罗致葛兰西的信可以见出，当时〈新秩序〉复刊的准备工作已开始。
[3]箴言做了些微修改，印在半月刊《新秩序》刊名的下方，第1期于1924年3月出版。
[4]即翁贝尔托·泰拉齐尼的弟弟，他在都灵做工程师。
[5]在提及的11月17日来信中，斯科齐马罗（内格里）这样结尾："对科德维拉来维也纳，我们感到惊奇，并且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意图是让扎米斯多为我们做点儿工作。扎米斯德语很好，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能做好外国报刊的分析和情报工作。此外，我们想派一位比科德维拉更能给予你具体帮助的同志到你身边”。鉴于葛兰西要来维也纳，葛兰西让科德维拉（蒙蒂）先到维也纳做其秘书并负责日常工作，虽然当时科德维拉患有肺结核（还有来自党内的保留意见）。12月13日，斯科齐马罗再次致函葛兰西：“关于任命蒙蒂做你合作者一事，我们没有丝毫嘲讽之意。此事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你很久前寄出的信：可能这几天寄到，比9月晚得太久，因此我们不了解那件事。我们想向你建议合作者还应能从事编辑工作。譬如，我们认为柏拉图·费利切就能很好地合作。然而，我们不再谈论此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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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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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们[1]：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会议上决定在意大利出版一种工人日报，由（意共）执委会编辑，被社会党开除的第三国际派可以同执委会搞政治合作。我想把对这一决定的印象和意见通知你们[2]
我认为，鉴于目前意大利的形势，保证所办的报纸尽可能长的时间合法存在既有益又必需。因此，报纸不仅不应出现党的任何指示，而且它要编辑得使从属于党这一事实极不明显。它应当办成左派、工人左派的报纸，对阶级斗争的纲领和策略保持忠诚，将发表我们党的文献和讨论，也可刊登无政府主义者、共和党人和工会主义者的文献和讨论，并用一种公正无私的语调说出其判断，仿佛采取超越斗争的立场，以“科学”观点考察问题。我懂得把这一切写成纲领绝非易事，但重要的不是确定纲领，而在于保证党在工人左派阵地历史地占据主导地位，一个能持续地、系统地争取最广大群众的合法讲坛。
共产党人和塞拉蒂派要明显地合作办报，刊登著名人士署名文章，根据一个政治规划关注每月，（我说）每周国内总形势和意大利社会力量间关系的发展情况，必须防止塞拉蒂派把报纸变成同社会党领导斗争的派别机关报。务必非常严肃地对待此事并避免任何退化。开展论战是必要的，但要用政治精神而不是宗派情绪并在一定限度内进行。必须特别警惕为塞拉蒂创造“经济”形势的企图，他业已失业，他的同志们很可能建议他担任正式编辑[3]。塞拉蒂合作撰稿可署名或不署名，但是，他的署名文章应确定一定限度，不署名文章应由我党执委会通过，同社会党人或更确切地说同塞拉蒂、马菲等社会党灵魂一起开展原则性论战很必要，将有益于加强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形成党的团结统一，这不可或缺，可避免合并后重陷1920年的混乱局面。
我建议报纸称《团结报》，简单明了，对工人们具有某种意义，并且还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因为我认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做出关于工农政府的决议后，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南方问题，即工农关系不仅仅作为阶级关系问题，而且尤其作为领土问题，也就是作为国家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工农政府”的口号在意大利适宜改为“工农联邦共和国”o我不知道目前是否有利于这一口号，但我相信法西斯主义不断造成的形势，工会的行会的和保护主义的政策促使我们党提出这一口号。关于这方面，我正为你们准备一篇报告，请你们讨论并研究。在报纸发行几期后，如果有益，可以在报纸上用笔名开始论战，看看这一口号在国内、在群众的和民主党的左派阶层中的反响，民主党人代表农民阶级的实际倾向，在他们的纲领中总有地方自治和权力分散的口号。如果你们接受建议报名为《团结报》，就请放手解决这些问题，报名本身就是保障，避免自治论退化和反击反动派污蔑宣传运动带倾向性并专断的图谋。此外，我认为，苏维埃制度及共产党的政治集权、其行政分权、其地方民众力量的特色在如下口号中做好最佳的思想准备：工农联邦共和国。
致共产党人的敬礼。
葛兰西
1923年9月12日，〔莫斯科〕
注解：
[1]致意共中央执委会。
[2]参阅库西宁1923年9月5日从莫斯科致意共执委会和“第三国际派”领导的信。库西宁关于新报纸的形式和宗旨同葛兰西的意见基本一致。
[3]塞拉蒂和马菲等《红色篇章》的编辑在就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谈判破裂后被清除出该党领导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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