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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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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1]：
现在我回复你的信，向你陈述我对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后我党形势的观点，并提出总行动计划，依我看，在实施此计划时，局势本身就能得到实际和具体的解决。我绝对确信，今天我们的任何讨论仅局限于意大利问题的组织及司法层面，不会有任何有益的结果，只能使局势恶化并使我们的任务更艰难、更危险。相反，应当具体地工作，通过党的整个行动和适应意大利形势的政治活动，表明有抱负并不再采取以前的“不被理解的天才”的立场口
1．你现在认为在莫斯科的讨论基于赞成合并和反对合并，但只是表面上如此。赞成合并和反对合并是讨论的“论战性术语”，而不是讨论的实质。应讨论如下问题：意共是否理解意大利的总形势，是否能够领导无产阶级；意共是否能够展开广泛的政治攻势，即是否为采取果断行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武装起来；意共领导集团是否领悟共产国际的政治学说——在列宁主义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组织原则和策略观点有机系统地融为一体〔……〕
〔最近30年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为资产阶级国家选择新领导成员的机器，人民党的运动也是如此。法西斯主义是最后的和决定性的类似运动，妄图吸收整个已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并切断首领同群众之间的联系。
社会党的危机仅仅是无产阶级为恢复阶级团结和统一，同时为了领导其他民众阶级所做的不懈努力，其他阶级若不接受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共产党对于目前社会党的危机应采取什么立场？应当帮助健康因素克服危机以有益于工人阶级……今天社会党仍在挣扎，这意味着群众的分裂。群众是围绕着各个政党组织起来的，他们根据所追随的政党的“标记”，位移并列队口如果党没有位移而在解体，那么在当前时期群众也在解体。
合并的政治价值就在于此。反动派妄图驱赶无产阶级后退到资本主义初期的条件：绝望、孤立和一盘散沙，而不是一个感到团结一致和渴望掌权的阶级。无疑，里窝那的分裂是反动派的最大胜利（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脱离了共产国际）。〕
〔法西斯主义倾向变为在意大利国家中从未独立的新阶级——农业资产阶级的整体运动，它同大地主、大资产者结盟压迫农民和工人。
城市小资产阶级曾是法西斯主义早期运动的主力，但今天在分离：城市的法西斯基层组织在衰落，邓南遮的立场就是这种形势意味深长的反映。〕
〔1923年8月，莫斯科〕[2]
注解：
[1]致陶里亚蒂。
[2]此信的第一部分可能是致陶里亚蒂的长信的开头，但长信并未写完。此信的后两部分是两个片段，这两个片段没有写日期，又不能判断是其他信件的，被陶里亚蒂放在这里，所以加上方括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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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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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帕尔米[1]
我正为你和部分同志准备一封长信，信中我将对党内发生的事件和我认为可能和有益的活动前景发表自己的观点[2]。信件只能由下班信使带走。我非常遗憾，因为你的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令我痛苦：现在我懂得如何才能更好地创造荒谬形势以使我们高兴，一个客观上并不存在的少数派，它由于我们的错误和我们的消极性而形成；如果你的观点能实现，它还将领导党。一个不能确切了解的多数派是否有一个纲领，在意大利无产阶级经历的可怕时刻它是否配占据其位[3]请原谅我措辞严厉；但说实话，绝对不能理解某些革命者坚信他们的纲领，却放弃了他们的位置[4]鉴于总的形势，今天，位置是有待捍卫的街垒，而不仅仅是面对着敌人。
致以诚挚的敬意。
葛兰西
〔1923年8月，莫斯科〕
注解：
[1]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保罗·帕尔米是陶里亚蒂的笔名。
[2]参阅下封信
[3]参阅1923年7月16日陶里亚蒂致葛兰西和斯科齐马罗的信。1923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取消波尔迪加多数派，任命意共执委会5名新成员。其中陶里亚蒂、斯科齐马罗和弗尔蒂吉亚里曾属多数派，另两位塔斯卡和沃塔属少数派。由于弗尔蒂吉亚里不接受任命，由反对波尔迪加的杰纳里代替。
[4]这里显然指陶里亚蒂对任命他为意共执委会委员的时机的怀疑：“我尚未决定是否接受进入党的领导机构，或许我会拒绝。目前我更倾向于拒绝而不是接受，甚至不惜违反纪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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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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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帕尔米罗[1]：
我将写封长信答复你的信[2]，并向你陈述此时我关于党的形势和（因未来发展和构成党内各派立场可能产生）前景的意见。大体上看，我立即对你说，你过于乐观，问题非常复杂，不似你信中显现得那么简单。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我曾同阿马德奥[3]谈过几次话，使我确信我们公开彻底讨论某些问题的必要性，今天它们仿佛、似乎显得是些知识性的争吵，但我认为，随着意大利革命的发展形势，它们会变成党内危机和解体的原因。今天根本问题就是你本人提出的问题：必须在党内创立一个核心，它不是一个宗派，而是由思想高度统一的同志组成，因此他们能够高度统一地领导实际行动。我们，老都灵小组在这方面犯有许多错误。我们曾避免同安杰罗的思想及实践分歧产生极端后果，我们没有澄清形势，结果今天的处境是：一小帮同志为其利益利用传统和我们动员的力量，都灵变成反对我们的证据。在总的方面，由于在1919—1920年我们反感创立一个派别，我们被孤立，沦为简单个体或几乎如此，相反在其他派，如弃权派，宗派及统一工作的传统留下深刻印记并至今在党内生活中仍有思想和实践的不可小视的反映。我将给你写一封内容详细的长信。此外，我还想给我们小组老同志们，诸如莱奥内蒂、蒙塔尼亚纳写一封内容更为一般的信[4]，我将向他们解释我自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立场，如果他们还记得，这一立场造成我在1920年的形势，当我不愿加入共产主义选举派，而是主张必须同弃权派尽力协调[5]。
我认为，今天，鉴于欧洲运动的一般形势，上面提出的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并对我们有益，至少从本质上看是如此。从形式上看，我们犯有拙劣错误，从而使我们严重受害，让我们显得幼稚、轻率和组织混乱。然而，在各个方面形势都对我们有利。谈及意大利，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不容置疑，由于我们善于工作并团结一致。我想，我们应当更现实主义地考察意大利社会党的问题，反过来，同时考虑到掌握权力以后的时期。三年的经验教育了我们，不仅在意大利，由于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根深蒂固，通过简单的思想论战摧毁过去的残余将非常艰难。必须采取广泛、细致的政治行动，一天天地瓦解这种传统，同时瓦解体现这一传统的机构。共产国际的策略与此一致。在俄国，35万共产党员中只有5万老布尔什维克，其他30万党员都是过去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原初核心的政治行动才转向。但这一核心并没有受到后一因素的侵蚀，而是继续领导党，甚至在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和领导层的普遍运动中得以加强。
在德国党内也证实这种情况：5万斯巴达克派成员完全为30万独立派成员配备干部；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20位德国代表中只有3位是前独立派成员，还请注意代表团成员大部分是由地方组织选举的。
我想，我们过于担心，如果我们考察其根深蒂固的心理，我发现只有一种解释：我们意识到自己弱小并会被吞并，请注意这一点具有特别重大的实践反映。在意大利，在温室培育了缺乏任何理想和任何清晰观点的反对派。结果形成什么形势？党员和同情者群众根据公开文件形成自己的意见，那些文件符合共产国际的路线，反过来也同反对派的路线一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和群众之间弥漫着误会、误解和复杂争吵的雾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像不惜一切代价想要保住自己地位的人们，结果恰恰反对派的角色使我们受害。我相信，我们，我们的小组，应当处于党的领导地位，因为我们确实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尽管我们犯有所有那些错误，我们积极有效地工作，我们创造了某些东西；而其他人什么也没有做，今天却要在意大利清除共产主义，想把我们青年运动引入传统的轨道。然而，如果我们继续采取形式主义的态度，迄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请注意对我、对你、对布鲁诺、对翁贝尔托，而不是对阿马德奥），我们达到的目的将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反对派事实上成为党的代表，而我们将被孤立，我们将面临实际解体，后果可能不可弥补，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小组分裂和我们政治理想瓦解的开始。但是，没有必要过于担心我们的领导作用：我们应当前进，进行我们的政治行动，不要老是照镜子。我们顺应历史潮流，我们必胜，因为我们善于划船，我们握紧船舵。如果我们善于行动，就能吸纳社会党，解决革命的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统一先进无产阶级并摧毁蛊惑人心的民间传统。
从这一观点看，你对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评论不能令我满意。在这篇评论中你仿佛是一位照镜子的共产党人：你的评论不是瓦解社会党，相反用来巩固社会党，当你提出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同我们对立并不可克服时。对于首领、对于南尼、对于维拉，这点确定无疑，但对于广大社会党群众，对于无产阶级影响区，这是更为重要的，这还正确吗？当然不对，我们确信先进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会被我们所吸引和吸纳。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
1．不要坚持整体地对立，而要区分开首领和群众。
2．发现首领同群众之间产生所有意见分歧的原因，并在政治上深化、扩大和抽象化口
3．开展目前政治的讨论而不是对一般历史现象的考察。
4．提出实际建议并为群众指出行动及组织的实际方向。
我举例说明，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我，引申到人民党代表大会问题，我们没有在政治上利用这次大会，虽然伴随撒丁行动党形势的发展，它为我们提供了本质地阐述无产阶级和农村各阶级关系问题的场所。
社会党的问题如下：揭示社会党首领言论和事实之间的明显矛盾。当共产国际建议我们采用社会党右派的两党合并建议时，因为很容易预见在总形势下合并根本不可能，因此必须把维拉们和南尼们封闭在他们的圈子内，他们确信必须采取煽动群众的立场，他们的路线同我们的截然不同。这点从他们对我们建议的回答可以看出。对社会党代表大会的评论必须首先指出：禁止合并派成立组织，将合并派清除出领导中心，解散青年联合会，是有待利用的最重要政治手段。社会党群众应当面对这些确凿事实，对这些群众，必须透过论战及咬文嚼字的混乱，完成探索具体领导路线的工作，并且以清晰的、内容广泛的形式加以陈述。
对于人民党代表大会也应如此。鉴于该组织同梵蒂冈之间的联系，我认为人民党的任何运动对于我们具有重大意义。依我看，人民党代表大会具有如下意义：农民群众中普遍存在对党的政策的不满，不满主要源于对农业承租人征收新税种。这种精神状态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存在于小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中。人民党的构成是：反动的法西斯的右派，建立在教士贵族基础之上；以农村为基础的左派和由城市知识分子及教士构成的中间派。《晚邮报》和《新闻报》的宣传攻势给人民党中间派的水磨注水。因这种危险宣传攻势而脱离法西斯的分子必然转向人民党，因为它是现存唯一的组织，有希望靠其灵活并机会主义的策略能平衡并将政府竞争、即自由派理解的自由重新引入议会。法西斯主义者对人民党采取的策略非常危险，必然导致该党更加左倾和造成左派的分裂。对人民党员来说，呈现与战时相同的形势，只是更艰难、更危险。战时天主教徒在郊区和村庄保持中立，但报刊和教会上层却秘密支持战争。当时政府没有强迫该党核心向基层施压或上下一致。法西斯主义者不想这样做。他们想要公开的认同，尤其面对群众，在群众政党支部内声明共同负责。但从人民党不可能得到这些，这等于含蓄地要它的命。显然，我们应当强化并扩大人民党的危机，还要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其左派分子的声明，正如以前在都灵我们对斯佩兰齐尼所做的那样。
由于我想展开处理某些问题，信写得比我原先设想的更长、更复杂。今天就到此结束。
向你看到的同志们致诚挚敬意，兄弟般地拥抱你。
安东尼奥
1923年5月18日，〔莫斯科〕
注解：
[1]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总书记。
[2]指1923年5月1日陶里亚蒂致葛兰西的信。
[3]阿马德奥·波尔迪加（AmadeoBordiga.1889—1970），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总书记。因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和从事宗派活动，1930年被开除出党。——译者注
[4]这封信没有写。
[5]1920年7月，都灵弃权派引发社会党支部执委会内部危机，旨在加速党领导层的分裂过程，强加不参加地方选举的观点。在新秩序序派中，陶里亚蒂和泰拉齐尼赞成"共产主义选举派"提案，而葛兰西的立场更接近弃权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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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同志[1]
我不得不不去参加一个会议，但我希望它不要延长。两点我肯定在家。如果您愿意，请您来我房间待一会儿，这里有一位意大利同志。
敬礼。
葛兰西
〔1923年3月，莫斯科〕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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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前景提出革命无产阶级团结的必要性，存在唯一共产主义阶级政党的必要性。
由于我们不能采取法西斯主义强制和恐怖的相同制度，为了达到两个阶级近似的目的，国际的策略成为唯一可行的策略。中央委员会应当让这些问题成为深入讨论的对象，并根据意大利形势的前景形成简要论点，再转告莫斯科让执委会讨论。
“实际建议”。我们想为你们提出两个建议，你们会作为形势和可能性进行讨论。
我们认为创建一个经济研究室十分有益，该研究室为党工作，并为党的斗争和党的知识准备吸收所需人才研究室可以是合法的，由受党控制却没有入党的人员管理。研究室的目的可以是撰写劳动者阶级同资本家组织比较的国内国际形势（失业、工资、工会斗争、组织）的月报或半月报。应当小规模地从事与英国工党劳动研究部相同的工作。月报可以订阅，还可以为各种色彩的工会承包信息服务c可以考虑出版英国《CommonSense》（常识）式的政治内容半月刊，即以本质上共产主义观点研究工人阶级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但以客观形式显现的信息和公正无私讨论的刊物。刊名《常识》可以采用，也可作为……纲领。在这里组织各国优秀通讯员网，从俄国提供信息及通讯服务都不困难。我可以为你们指出从事此种工作的两个人选。彼埃罗·斯拉法[1]，陶里亚蒂认识他，他曾在英国工党劳动研究部工作，并且是银行问题专家。葛兰西可以给他写封信。斯拉法以前曾对葛兰西说过此类计划，并且表示赞同。此人在都灵间接工作，为《新秩序》提供了许多关于储备问题的材料，他是从其父的卷宗中获取的，其父是共济会和商业银行的要人，他的共产主义观点只为熟识者小圈子所了解。莫利纳里[2]可以是另一人选，1920年他同尼科利尼[3]一起工作，直至不久前是米兰市政府劳动局职员。他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尽管他出身无政府主义者家庭，但在1921年已经开始为《新秩序》寄送材料。
第二个建议。你们应当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党关于国家各方面总形势的报告。在每个方面都应有一位信息员。材料应根据行政区、管辖区或省加以集中，直至逐渐形成每月地区报告[4]……
注解：
[1]彼埃罗-斯拉法（PieroSraffa，1898—1983），意大利经济学家，反法西斯战士，葛兰西青年时代挚友，曾同《新秩序》合作。——译者注
[2]这里提及的莫利纳里是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路易吉·莫利纳里的儿子，他在米兰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3]即刘巴尔斯基（N.M.LjubarskijJ887—1938），布尔什维克，1919年由共产国际派往意大利工作，他让人们称他尼科利尼。
[4]此信致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执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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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同志[1]：
我还要在莫斯科停留一段时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拍发了一份电报，通知在意大利对我下了逮捕令，此时不可能非法穿越边界[2]。星期三清晨，电报刚刚收到，因为当时我不在卢克斯旅馆[3]，没有一个意大利人知道我在哪儿，结果造成巨大混乱：他们乘一辆汽车转遍莫斯科全城找我，格伯乌[4]说我失踪了。7点我返回旅馆，几乎像个复活者受到欢迎。晚上执委会开会，决定在有新安排前我必须待在那里。
星期三很晚，您的信……令人不愉快的信交给了我。我伤害了您，特别粗暴。确实，我是个残忍的人。我身上还要许多东西要焚毁。您将助我一臂之力，真的吗？因为还有些伤疤隐隐作痛，可能有些伤口还在流血，那是我孩童时受的伤。
葛兰西
〔1923年，莫斯科〕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1922年10月31日）第一届墨索里尼内阁组成后，就着手彻底“正常化"，妄图使意大利共产党非法化。12月30日，公安大臣收到内阁首相发出的逮捕令，并附上共产党领导人名单内有葛兰西。
[3]卢克斯旅馆位于莫斯科市高尔基路，第三国际的外国代表团在此下榻。
[4]格伯乌（laGPU）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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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同志[1]：
几天后我去看您。为什么您给我写了一封如此美好又如此……恶劣的信？任何东西都不能把我们分开，如果我们自己不想分开，我不想分开，对您说我喜欢您，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小事。我对您讲述了我童年生活的趣闻，那些绘声绘色的、让人乐于回忆的逸事，但我没有提及勋章的反面。我的生活总是一团冷焰、一片丛生的荆棘。我怎么对您说过我爱您呢？每当万籁俱寂的闲暇时分，我往往思考这些：我笑我自己、您和所有人，我想过可怕的事情，我过去垢污的残余竟毒害我一段时间。这一切必然发生。我重返您那里，我感到心绪不宁，因为我觉得自己完全变了、完全不同：我本人应当改变，我应当变成另一个人。我神经衰竭的程度可能比我能想象的更严重，可能产生危险的心理后果，比我可能设想的更加可怕。然而，现在我的愿望清晰、不容置疑。在闲暇时刻，我思绪万千，我竭力说服自己，我同您在演出喜剧，正如我在其他时刻所做的（因为我确实这样做过），当我确信不可能被爱上（您记得关于但丁某首诗的讨论吗[2]？）时，为了成功，为了制约，为了更坚强，就打算依靠所有手段、计谋和欺骗，为我获取爱情的外在表现。我思考过，我竭力说服自己，我重复把戏，以便看看我是否有能力，是否丧失自己的力量。确实，我做了坏事，但对此我丝毫不后悔。今天我希望，绝对希望您继续爱我，因为为了您我还会打碎某人的脊梁（我记起一句话：我无名火起，若我知悉女士爱上我的朋友），我严肃对待所有这些事情，非常严肃。我希望着，您也应当希望着。几天后我们再重谈这些事。
葛兰西
〔1923年，莫斯科〕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请参阅本书第148封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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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们[1]：
请设法接受加比亚蒂同志进南方的疗养院。同志们，他患有结核病，是一位政治流亡者、意大利共产党党员。
安·葛兰西
1923年2月15日于莫斯科
注解：
[1]致共产国际书记处。原文为法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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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1]：
我现在不能肯定星期日是否能去看您。他们随时召集我们，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我深感不安，若缺席一次会议又说不出合理理由。我渴望见到您，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但我能成功吗？我常常这样问自己，构思着长篇大论，但当我靠近您时，我把这一切都忘了。然而，就应当如此简单，像我们一样单纯，至少像我一样。您若在我的话语中发现许多复杂含义就错了。不，绝不，话语忠实地反映平静和从容的精神状态，我喜欢您，并且我确信您也喜欢我。千真万确，多年来我习惯思考，我绝对、几乎命中注定不可能被爱上。这种确信长期作为捍卫自己的武器，因为它有时没有刺痛我，并没有让我闷闷不乐，从少年起，当十岁时，我为我的父母就开始这样思考我曾被迫做出过多牺牲，我的身体曾如此虚弱，我曾确信自己成了家庭的负担和外人。这些东西不会被轻易忘却，它们会留下特别深的痕迹，其程度甚至难以想象。我的全部情感有点儿被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所毒害。然而，今天我几乎不认识自己，我变化很大，因此我感觉奇怪：您注意并重视的神经收缩和轻微跃起，那是由我的冲动所致，可能只具有纯粹的身体价值。我喜欢您令为什么您说“太快”?为什么您说我的爱情不在您心上，与您无关？这些不是胡言乱语吗？我不是一位神秘主义画家，您不是一幅拜占庭圣母像。我建议您数到两千，直至您被思维机械主义强迫去掉那种文字游戏的紧箍咒：
我们意志坚强并且相爱。我们朴实单纯，我们这儿一切是如此自然。我们尤其希望坚强，不想被马蒂尔德·塞拉奥[2]的甜蜜心理诡计所迷惑。我们想在精神上坚强、淳朴和健康，并认为这样我们会愉快，因为我们相爱，这是世上最美好、最伟大和最强大的理性。当我到达时，您能来看我吗？您不曾聪明和善良吗？您爱我的意志力，我从您努力创造跨越小溪的条件体验到……而我爱您。
葛
1923年2月13日，〔莫斯科〕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马蒂尔德·塞拉奥（MatildeSerao，1856—1927），意大利女作家。其作品具有幻想和奇观风格。——译者注 |
第五章拉萨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五章拉萨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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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1]：
我毫不动摇地等待可怕的德戈特[2]我有幸没有见到他。上星期日我在银色森林。杰尼娅[3]同志有点儿神经衰弱和心情沮丧，但我认为一般说来她健康在好转：她……学着走路和保持平衡。我以为这是她健康恢复期的关键阶段：当意愿和空想从蓬勃新生力量中萌发，它们同现实可能性产生冲突并远离之。
您何时回到莫斯科？请把您的工作和新经验写信告诉我，我对此非常感兴趣。我期待并仍能够艰难、不正规地工作。译稿呢？为什么不把译稿交给我？我知道您带在身上。关于意大利党（社会党）只有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我有两份，它可能对您有用。
亲切致意。
葛兰西
1923年2月13日，〔莫斯科〕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德戈特，是共产国际外事部代表，1920年在意大利结识葛兰西。他向列宁介绍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时，提到葛兰西的工作。1923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非法中的“自由”》，回忆其1918—1921年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活动，也包括对葛兰西的某些回忆。
[3]埃乌杰尼娅的昵称。——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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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同志[1]：
几天后我将从莫斯科出发回意大利，出席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会议[2]。起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似乎同意大利代表团，因此也同塞拉蒂达成协议，任命我为《前进报》主编，同塞拉蒂拥有同等权力。为此，我决定立即出发赴任，天知道这一职务多么乏味和困难重重。昨晚发生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塞拉蒂声明，他理解我将在合并大会后而不是立即成为《前进报》主编。他断言要维持这一决定将意味着丧失社会党的多数，丧失《前进报》，云云。塞拉蒂从意大利获悉关于他的党精神状态的消息应当十分严重，若这些消息引导他断言如此可笑的部分，正如他断言的那部分，由于布哈林同志糟糕的法语，他赞同了如此微妙和重要的决议，却不理解其实际含义！无论这光怪陆离的事件如何解决，我出发的理由依然存在，可能变得更加紧迫，我乐于在无产阶级如此困难、危急的时刻能重新开始革命工作。从策略上看，这是不同工人派别和各个个人关系方面的特别独特的时刻。何时我能再见到您？出发前我将到银色森林同埃乌杰尼娅同志度过一天。我渴望我们能在意大利相见。埃乌杰尼娅同志的病会痊愈，她能陪您来意大利，我们在一起工作。或许这一切只不过是做作的小梦想，在强制休息的间隙，却要制作一辆没有牛的……小车？谁知道呢？世界既庞大又恐怖：我们不会在北京、拉萨、纽约、悉尼相会吗？
我想给您写许多事情，但我做不到：或许，您能猜出某些事情。说出口并不难，我将对埃乌杰尼娅同志说，她再向您重复。
我给您留下一包意大利语书籍，请您写信告诉我能寄存何处。或许寄存在您的女诗人朋友那里？在我们那次可悲的雪中散步之前，我们一起去找的那位女友。请您提醒我她的姓名及确切地址。
您的译稿呢？如果已定稿，请寄给我，我设法在意大利发表。请您给我写得长些，写许多事情，我将感觉您再一次陪伴着我。您能寄给我一张埃乌杰尼娅的照片吗？它将带给我巨大快乐。我不能预见我们何时再见，我将保存这张照片，作为我们一同度过所有日子的宝贵纪念。以前我认为自己的感情园地完全干枯，现在我发现自己身上有忧郁的小溪（涓涓细流）和皎洁的明月（边缘泛着蔚蓝光）。
亲切地紧握您的手。
葛兰西
1923年1月10日于莫斯科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一12月5日）上，当讨论“意大利问题”时，由季诺维也夫制定并让通过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合并的方案。在波尔迪加拒绝参加合并会议后，葛兰西、斯科齐马罗和塔斯卡代表意共与会，社会党由“合并派"塞拉蒂、马菲等代表，出席会议。合并方案以失败告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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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1]：
昨天从您妈妈处我知悉您星期六晨到莫斯科，直奔银色森林。您愿一到就来找我吗？我力争星期六下午三点弄到一辆汽车，我们一起乘车去疗养院。无论如何，我愿同您去埃乌杰尼娅同志那里过元旦。您乐意吗？您高兴吗？
请立即给我回信，并让我知道应买什么东西，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首创精神。我想在银色森林举行伟大宗教仪式：为小车受洗！您将是教母，埃乌杰尼娅同志应让它启动，我谦恭地扮演工匠的角色。这方面请您给我些提示。
期待您。亲切致意。
葛兰西
〔1922年12月，莫斯科〕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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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同志并姐姐[1]：
我们在苏维埃号码5号房间聚会，是清晨一点，我们想到小车[2]，我们羡慕您能玩耍，而我们却被迫为官员代表大会撰写报告、翻译报告并为报刊修改报告。您开始制作数头牛的工作吗？您找到几分钟来吃陌生动物的肉吗？由于时间太晚、我们已很疲劳，我们向您致意，高呼：
“小车万岁，车轮万岁，辐条万岁，潘万岁！”
1922年10月16日，用弄污手指的钢笔写就。
1922年10月16日于莫斯科
注解：
[1]致埃乌杰尼娅·舒赫特。她是朱丽娅的三姐。
[2]在莫斯科郊外的“银色森林”疗养院疗养时，葛兰西为朱丽娅制作了一辆小车。小车精确复制了当时在（葛兰西家乡）吉拉扎地区广泛应用的撒丁牛车。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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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亲爱的同志[1]：
8月5日您来莫斯科了，正如您事先通知我的那样[2]？我等了您三天。我从没有离开房间，我怕上次的情况可能再发生。我期待您来，因为等待出发烦人，使我感到有点儿疲劳和气馁，我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真的，您不在莫斯科？否则，您至少来我这儿待一会儿。我曾想立即给您写信，其后我期待您告之我情况。您很快就来吗？我还能见到您吗？我清楚地记得，记得您9月不是要来向我辞行？我期待着……我可能在莫斯科再待一星期，或许15天，或许一个月，或许我们还可以一起畅谈几小时，甚至在一起散很长的步。请您回信口您的每句话都令我心旷神怡、意志坚强（您看，我不像自己认为并让他人相信的那样坚强吧？）
亲切致意。
葛兰西
〔1922年8月，莫斯科〕
您知道我几乎能背诵外国人会话读本吗？
注解：
[1]致朱丽娅·舒赫特。
[2]朱丽娅在伊万诺沃音乐学校任教，伊万诺沃距离莫斯科约100公里。 |
5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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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拉狄克同志：
我阅读了意大利工人宣言[1]我大体上赞成，但涉及塞拉蒂个人的部分我不能苟同。这部分不会造成社会党分裂，相反会造成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塞拉蒂身后没有一个工人群众，只有其党内派别，此派别不是由工人而是由工会及市政官员构成的。涉及塞拉蒂的部分可以修改，在“最高纲领派”内一般地提及。
我请你们接受这些意见，在我看来，这些意见是让我认同宣言的基本的和先决的条件。
致共产主义者敬礼。
签名：安东尼奥·葛兰西
1922年7月22日于莫斯科
注解：
[1]宣言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署名，其后于1922年7月30日在《新秩序》头版发表，标题为《共产国际号召意大利劳动者奋起斗争反抗反动派》。 |
5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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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塞拉蒂：
我一千次地求你谅解我如此晚才给你回复。为此，我自动地受到惩罚——《断简残篇》的文章及在《工会战役》上的转载[1]。
我不是《新秩序》的主编：领导问题推迟到1920年5月1日决定，但已提出要取消我拒绝采用那个业已开始合作的同志们派别的文章的任何权力。好心的莱奥内蒂在《同志们》上言过其实，当他断言“新秩序”派成功地创建了学者“行会”[2]。在这期的《新秩序》上将刊载你的来信和泰拉齐尼的按语[3]。下一期将专门讨论党和工会的总策略：我准备了一篇按语。为你的观点“若资产阶级给予我们十，我们就应当要求百”辩护，即无论资产阶级给予我们什么，我们都应当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的革命纲领。泰拉齐尼在宫门[4]低级市场公式中将其策略观点贫困化，这一策略观点似乎直至采取革命行动时，还可能在这之后，即直至把资本家从生产及交换过程中实际清除时都很好。在按语中泰拉齐尼没有受到赞誉[5]
都灵的局势有待澄清：在选举支部执委会方面，我们《新秩序》派不得不采取明确立场。我们分为两部分：我和陶里亚蒂为一方，泰拉齐尼和塔斯卡为另一方。我、陶里亚蒂及马塔[6]被列入弃权派名单并不意味我们赞成弃权主义。我们曾做过大量宣传工作以阻止宣传分裂，我们成功地说服了弃权派的大多数：选举委员会接受了一个协议纲领；但因谋求私利的诡计，协议被突然破坏，纲领被改变，执委会名单填写上十分狡猾的右派分子和多数的弃权派，后者是好同志，但缺乏意志力和批判精神、，在都灵，波尔迪加想让被《新秩序》引入歧途的都灵绵羊回归弃权派羊圈。我们，我、陶里亚蒂和马塔负有责任，说明以具体有效工作为基础可能达成协议。
至于《断简残篇》我请你注意：我们，我或他人，都没有接受任何资产阶级报纸采访。《新闻报》和《晚邮报》刊登了《新秩序》边角上的文章，我们不能阻止它们这样做[7]至于提到我们的合作，无论是我还是陶里亚蒂从未想过利用编辑的身份塞进署名文章并捞取“创始者”与“促进者”的名声。我们做过工作，旨在引导社会党支部和劳动工会成为委员会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我们成功了。对这种运动，我们既不愿要“功绩”，也不想要“责任”，我们只是表达了伟大群众的意愿，我们能承担的唯一“责任”，对自相矛盾的反驳者负有知识责任，对党负有政治责任。我们没有在《前进报》上写文章，难道我们错了吗？你若认为我们的某些文章有用，请通知我们，我和陶里亚蒂将继续撰写。我正在为《共产主义》准备一篇文章，我想尽可能写好[8]。
亲爱的塞拉蒂，我若可能以某种方式冒犯了你，请毫不犹豫地公开对我说并“对我布道我有很多、非常多要学习的东西（我这样说不是出于谦虚，因为我毫不介意谦虚！）你的诚恳并公正无私的同志式的建议与告诫只会使我受益匪浅。你若认同，请就采访一事发表简短更正[9]，我不愿此事留在意识中。致诚挚敬意。
葛兰西
〔1920年〕2月21日，都灵
注解：
[1]葛兰西写这封信的当天——1920年2月21B，意大利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会战役》刊载论战性文章《亲切的责怪》，2月19日在塞拉蒂主持的《前进报》“断简残篇"专栏上发表。塞拉蒂反驳“《新秩序》的朋友们和同志们“，他们责怪《前进报》"没有详尽论述问题……我们不知道他们比波尔迪加和我们更加珍重工厂委员会或苏维埃”。
[2]参阅莱奥内蒂的《工厂委员会在意大利——都灵共产党人的经验》，刊于1920年2月16日的《同志们》半月刊。
[3]塞拉蒂致葛兰西的书信以《关于佛罗伦萨会议》的标题刊于1920年2月21日的《新秩序》，并加上泰拉齐尼的长篇按语。
[4]宫门市场（MercatodiPortaPalazzo）是都灵的一个出售蔬菜水果和日用品的市场。——译者注
[5]在《佛罗伦萨全国会议》一文（刊于1920年1月24-31日那期《新秩序》）中，泰拉齐尼指出："塞拉蒂没有看清：为了实现最高纲领，向这个无能的政权要求一切可能和一切不可能的东西，一次次地预见并满足于让与一小部分要求。‘要求一百为了得到十！’塞拉蒂认为，这就是从博洛尼亚代表大会严格推演出的实践。塞拉蒂在致葛兰西的信中反驳上文。葛兰西所提及的按语其后没有在《新秩序》上发表。
[6]马塔（EneaMatta，1888—1974），兰恰车厢厂工人，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主要发起人之一，署名“车厢厂工人”为《新秩序》撰写反映工厂现实的文章。
[7]塞拉蒂撰文，称新秩序派同志们同社会党机关报合作并讨论其立场，却急匆匆地接受资产阶级报纸（从《新闻报》到《晚邮报》）的采访，倾诉其全部主张，以换取后者的“微笑和同情”。
[8]其后，葛兰西许诺的文章并没有在《共产主义》发表。《共产主义》是由塞拉蒂主编的“第三国际派刊物”。
[9]无论如何，塞拉蒂认为发表这样的更正是不适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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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先生[1]：
寄给您《人民呼声》以交换您的《呼声》[2]。您如果愿将贵刊（1917年）第6期和（1918年）第3期寄给我，我将非常感激。我们编辑部的收藏中缺少这两期。
顺致敬礼。
安东尼奥·葛兰西
都灵，西卡尔迪路12号
〔1918年〕5月22日于都灵
注解：
[1]致费恩加。
[2]费恩加主编共和党半月刊《呼声），该刊在那不勒斯出版，当时进行活跃的反战宣传活动。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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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亲爱的莫尔加里：
17日，星期三，执委会应当裁决彼奥拉托和谁知多少同志的争执。如果我未记错的话，1917年8月末或9月初，彼奥拉托对你曾做过不够正派的小动作。你能写一个详细的报告吗？彼奥拉托是个不断引起纠纷和不和的分子，若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让他闲置一段时间，甚至把他开除。如果星期三当天能收到你寄来的报告，我们将非常感激。
全体同志向你致以诚挚的敬意。
安·葛兰西
1918年4月14日于都灵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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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敬爱的先生[1]
给您附上我的合作者维戈龙哥为《人民呼声》所写的关于您的小册子《教育概念》[2]的评论。维戈龙哥是位自学成才的青年，这就是其文章存在某些矛盾和不确切之处的原因。我了解并欣赏您为意大利青年精神净化所撰写的著作，因此我给您写信，想告诉您我们社会党人在都灵努力进行的少量工作，即使都灵在意大利被认为是野蛮及无产阶级、失败主义者愚笨的王国。我认为您的美德和热忱使意大利青年免受腐败玷污，这种腐败业已变为瘟疫。您关于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在战时应当完成的任务的不同观点并未影响我们相互间的尊重。
我们认为，在都灵仅仅对原则和道德箴言进行说教是不够的，虽然它们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我们曾努力组织这种信仰宣传：（为意大利）提供结社主义新范例。于是，不久前道德生活俱乐部[3]应运而生。我们打算利用它让青年们习惯于参加社会主义经济政治运动，公正无私地讨论社会及伦理问题。我们想要他们养成按规范方法研究并阅读、简明清晰地陈述看法的习惯。我们的工作这样进行：我不得不接受纠察队员的任务，因为我是社团的创始者，我交给每位青年一个任务：您论教育的小册子，克罗齐的《文化与道德生活》的一章，萨尔韦米尼的《社会与教育问题》的一章，萨尔韦米尼的《法国革命》或《文化与世俗性》的一章，《共产党宣言》的一章，克罗齐在《批判》上发表的一则札记或另一篇反映目前唯心主义运动的文章，每个青年阅读以上文章并做笔记，其后在会议上陈述其研究及思考的结果。如果准备充分，某个听众或是我可进行反驳，提出不同看法，拓宽概念或推理。于是，大家开始了讨论，我们想要将讨论进行到底，直至每个讨论者都能理解共同工作并得出自己的重要结论。除此之外，俱乐部以检查每个成员的日常（家庭、工厂和世俗）生活作为其宗旨。我们希望每个成员有勇气和充分的道德力量公开忏悔，接受朋友们的建议和检查，我们想要形成相互信任，大家知识与道德的一致。
维戈龙哥的文章就是一次会议的结果。维戈龙哥只有17岁，是私人企业职员，只受过初级技术教育。在《人民呼声》上刊登了研究克罗齐的《信仰与纲领》的一篇文章及另一篇研究克罗齐的“感性民族主义”的论文。维戈龙哥根据萨尔韦米尼的著作正在准备论南方问题的文章。
您若有兴趣关注新教育学的全部经验我将非常高兴，请给我写信，对我们的尝试做出判断（无疑，不会没有困难就得以实现并发展）。青年们都是工人，都灵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工人运动。少数青年大学生因服兵役而远离城市，虽然他们头脑聪明并且意志坚定，但必须从最简单、最初级的东西开始：从语言本身开始。您能提出某些建议帮助我，向我指明方向以充实我的意图吗？您能指出我可能犯的错误吗？那么，我将非常感激您，我年轻的朋友们将会从您的教诲中汲取新的力量以巩固并强化他们的意志[4]。
顺致诚挚敬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
都灵，西卡尔迪路12号
〔1918年3月，都灵〕
注解：
[1]致隆巴多·拉迪切（G.LombardoRadice）。
[2]隆巴多·拉迪切的小册子《教育概念》于1915年在卡塔尼亚出版。维戈龙哥的评论文题也是《教育概念》，刊于1918年3月16日的《人民呼声》。
[3]1917年末，由葛兰西和博卡尔多、维戈龙哥等人共同创建。会议和讨论一般在维戈龙哥家举行。后因博卡尔多、维戈龙哥等人应征入伍，该俱乐部于1918年3月解散。
[4]1918年3月183，拉迪切上尉从前线用挂号明信片回复葛兰西的这封信：“我的位置在这里，为了意大利，即为了不愿为德国效劳的人类。官方社会党人的信仰错误或盲目抽象。无疑，他们或多或少同德国人合作！今天，不是创办教育学院的时候，而是为了祖国采取行动的时候！意大利万岁并请我们勿忘马志尼！” |
4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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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加莱托[1]
给你附上手稿。我问你身体好吗，无用：你身体肯定好，因为你心情好——menssanaincorporesano.[2]我和帕斯托雷勉强维持，这你从都灵版可以见出。我们工作繁忙。你收到《人民呼声》了吗？请就我试图赋予它的形式写下你的意见和塞拉蒂[3]的看法。自然，需要注意不正规的繁重工作（也需要做）和节省用电，这迫使我们不得不无序并匆忙地撰文。你看，是否可以给我搞到几期《真理》、《浪潮》、《新欧洲》[4]。和《撒丁》[5]等报刊。
致以诚挚敬意。
安，葛兰西
〔1918年2月，都灵〕
打倒世界语！请让塞拉蒂注意，其“语言纯洁主义者”的称号不正确。语言纯洁主义是一种僵化并机械的语言学形式，因此语言纯洁主义者的精神状态类似于世界语倡导者。我是一位革命者、一位历史主义者，我断言那些自发出现并通过社会自由活力活动得以实现的（语言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活动形式是有益和合理的。因此，打倒世界语，正如打倒一切特权、一切机械货色、一切生活的最终及僵化形式、败坏并侵蚀不断变化的社会的死尸[6]请向塞拉蒂真诚致意。
葛兰西
Πáγταρει！赫拉克拉特
一切都在运动！葛兰西（翻译）
注解：
[1]加菜托（LeoGaietto）曾移居比利时，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后返回意大利。其后，他在都灵加入社会党地方支部。后又同葛兰西及帕斯托雷进入《前进报》都灵版编辑部。
[2]拉丁文，含义为“心爽体健”。——译者注
[3]塞拉蒂（G.M.Serrati，1872—1926），意大利政治家，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领袖，后同“第三国际派”一起加入意大利共产党。——译者注
[4]原文为法文。——译者注
[5]可能指1919年5—11月在泰姆比奥出版的期刊，刊名为《撒丁，前进！》。葛兰西对阿尔卑斯山以北进步刊物的关注，请阅《法国青年的刊物》，刊于1918年3月16日《人民呼声》的“书刊”专栏。他特别指出，《浪潮》是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后，在法国出现的第一种和平主义刊物，它是由法国社会党议员布里宗和卡皮在1918年创办的。
[6]这个信后附言提及在《前进报》开展的讨论，讨论由工人维齐奥·卡西内利的一封信引起，他建议若创办社会主义学院，它应致力于世界语教学，因为这种“辅助语言”有助于在工人代表大会上不同国家劳动者之间的交流。1918年1月24日《前进报》都灵版和米兰版发表卡西内利的信，并附上葛兰西所撰按语，他建议同志们不要浪费过多时间“轻易接受国际语言传播者的理论"，而应“认真并准确地掌握意大利语和一两种在世界上传布最广并最为熟悉的其他语言"。1918年1月26日的《前进报〉发表塞拉蒂的短文《世界语倡导者的战争》，主张捍卫国际语言的实际功效，尽管从理论观点看，都灵编辑一一“语言学著名学者"的看法有道理。其后，1918年1月27日《前进报》发表帕内彼安科的信，强调拥护国际语言的观点。于是，葛兰西给《前进报》主编寄出一封信，暑名“反世界语的都灵编辑”，该信刊登在1918年1月29日的《前进报》上，标题是《理论与实践——再论世界语》。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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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亲爱的莫尔加里[1]：
我们支部大会近期召开，一致决议对你最近在议会所作报告表示赞赏，对你为此遭到攻击与谩骂表示声援[2]
尤其是《前进报》执委会和都灵编辑部也参加了表决。
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敬礼。
安东尼奥·葛兰西
1917年12月29日，都灵
注解：
[1]莫尔加里{Morgari}自1897年任社会党众议员。葛兰西曾为他主编的《前进报》都灵新闻专栏撰写了大量戏剧评论、时事评论和随笔。
[2]指1917年12月21日莫尔加里在议会就和平与支持俄国革命所作的报告。为反击对此报告的“谡骂与诅咒的风暴”，葛兰西在寄出此信的当天，为《人民呼声）撰写了一篇著名文章——《莫尔加里的报告》。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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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亲爱的科尔西[1]同志：
伊格莱夏斯市的索特加同志经常对我提到你处理具体问题的满腔热忱，那些具体问题已列入我们党的纲领。我决定给你写信。我对你的名字有点了解：几年前我读过你在《前进报》上的一篇文章和在普雷佐利尼的《呼声》上刊载的一篇文章；通过《社会主义撒丁》[2]，我时刻注视你作为市长和省议员的勤奋工作。由于都灵支部临时委任我主编《人民呼声》[3]，我乐于刊登你的某些文章。我现在把《人民呼声》海关问题特刊[4]单独寄给你，就这个题目你可以写点儿东西吗？我将非常感激，读者也将十分感谢你。你还能写几篇关于撒丁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运动的文章吗？或者你想要委托胜任此工作的他人撰写？我相信让北意大利了解新撒丁十分有益，我认为为加强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团结意识也义不容辞。
期待你的回音。索特加同志向你致意。
致以诚挚敬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
都灵，西卡尔迪路12号
〔1917年〕10月22日，都灵
注解：
[1]安杰罗·科尔西（AngeloCorsi，1889—1966），原籍阿布鲁佐，1905年迁居撒丁岛的伊格莱夏斯。其后，赴佛罗伦萨完成大学学业；参与创建保护主义界盟并任书记。他是改良派社会党人，在伊格莱夏斯工人运动中起重要作用。从1914年起任伊格莱夏斯市长和省议员，1921年当选众议员。
[2]由伊格莱夏斯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代表编辑，在卡利亚里出版的周刊。
[3]1917年8月都灵工人起义后，《人民呼声》周刊主编尤迪奇被捕，该刊改由葛兰西主编，直至1918年10月。
[4]指<人民呼声>1917年10月23日那期，此期完全讨论“社会主义者赞成海关自由”，包括陶里亚蒂等人撰写的文章。 |
4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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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戈拉吉艾塔[1]：
现在我收到了你的信。我感到特别痛苦。因为我感到你们所有家人都丧失了对我的信任，并怀疑我可能以某种方式损坏家族的名誉中以前我从未相信在我的兄弟和我的父母的意识中会产生这种怀疑。我认为你们很好地了解并理解我，但我们不提这些。过错在我，我感到了；我本应以另一种方式行事。我不应当脱离生活，像我以前所做那样。我有两年生活在世界之外，有点儿在梦中。我让把我同世界和人们相联系的所有连线一根又一根地断掉。我全部生活为了大脑，而没有为了心灵。可能因为我大脑受到痛苦折磨，整个头都疼，最终只能想到头。不仅仅涉及你们，而是涉及我全部的生活（两年来我只为我的利己主义生活，只为我的利己主义痛苦生活）。我变成了内在和外在的熊。对我来说，似乎其他人都不曾存在，而我成了穴居的狼。然而，我工作过，可能工作过重，是我的力量所不允许的。我为了生存而工作，然而为了生存我应当休息，我应当娱乐。两年内我可能从未笑过，正如从未哭过一样。在劳动时我试图战胜虚弱的体质，结果我感到更加衰弱。至少3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头疼，天天眩晕或头昏。然而，我除了自己痛苦，从未伤害任何人，我没有做过任何应当责怪自己的事情。鉴于我的处境，我不知道人们还能说什么。
我愿意认识你们那位不想接近我的熟人。他应当是个大傻瓜，一个大白痴。我想知道有待认识的这个大白痴是谁，有待看到的这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是谁。可能我不愿接近他，以避免玷污我的良心和心灵。你们因愚蠢的言辞和诅咒而痛苦，我深感不悦；我特别重视你们告诉我此人是谁，这是涉及尊重和情感的问题。
我郑重声明：这涉及我的良心和我的情感，我的生活并非悲惨，只是我尝试战胜我的虚弱并勤奋工作（为了生存并为能自由工作和自己的将来，而不仅仅为了度日），但没有成功。我甚至断言，如果我感觉良好，我每月可以挣得500里拉。令我最痛苦的是感到孤独：总要依赖他人，总过着餐馆式的生活，花费多却过不好。如果我对自己的健康有把握，确信我能连续工作和收入稳定，让一位家人来都灵，我会很愉快。然而，我能承担可能使其他人痛苦的责任吗？这种想法总阻止我对你们说可能让一位家人来都灵。
然而，现在我感觉到了做出决定的时刻，我再也不能长期如此，脚没落地悬在空中。我将给马里奥写信，以便了解他想做什么。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并不多。我本应有点儿自由时间更刻苦地投入学习，但现在我只能利用零碎时间学习。我将给马里奥写信，尝试做点果断之事。但我怕你们被流言蜚语吓倒，怕你们留下我诋毁他人的深刻印象。
几天后我还要写封信。现在我再也不能写了，因为我要工作，我已疲惫不堪。亲吻大家，多吻你——亲爱的戈拉吉艾塔和妈妈。
尼诺
〔1916年，都灵〕
注解：
[1]这封信写于1916年最初几个月，所用信纸抬头为《前进报》都灵编辑部。 |
4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45
尊敬的青年们：
我们认为，通知你们如下情况是我们正直对手的责任：某位无耻狂妄的骗子不光彩地滥用令人尊敬的民族青年团体的名义，给我们送来日期（请注意）为4月1日的臭名昭著的命令，它应当是由你们的组织发出的。这个命令开玩笑的特点不仅涉及内容，而且关乎语法，甚至书写所用纸张（带点儿个性）O
显然，这个人肯定既心怀恶意又极端自私，他旨在利用这种或那种古怪念头的表现（靠报刊传达），把令人尊敬的民族青年团体变成城市门房里长舌妇的无聊谈资。在我们对你们提出警告之后，你们当然可以坚决捍卫你们的名誉和你们的尊严。
以社会主义文化大学生团体的名义[1]
安·葛[2]
〔1914年4月于都灵〕
注解：
[1]葛兰西在1913年最后几个月同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发生联系，此时很可能加入社会党。
[2]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缩写。 |
4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44
最亲爱的爸爸：
我满怀愤怒和绝望的心情给你写信，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将记住这一天，很不幸，这天仍未过去。一个月来我顽强地坚持，这几天火冒三丈，都一无所获，而在经历了令人心碎的危机之后，我决定：我不愿我的处境雪上加霜，我不愿丧失我尚能保存的一切。我不参加考试，因为我已经变得半疯半傻，或许变成全傻，我还不能准确判断。我不参加考试以便不失去奖学金，为了不毁掉一切，亲爱的爸爸，因为我顽强地学习了一个月，只是导致我眩晕，头疼欲裂并患脑贫血症，使我的记忆力衰竭，脑子里空空如也，使我不时地发疯，靠散步、卧床或在（如同发怒者）地上打滚都不能恢复平静。昨天我不得不去请医生来（更确切地说，是女房东吓坏了，是她让医生来的），他给我注射了一针镇静剂，现在我服用颠茄（确实如此）；我除了不停地颤抖外，面临彻底毁灭的想法令我忧虑。一位同学说服了我，我看是否能有个结果：我提交医生证明，教授委员会可能同意给我奖学金，可能允许我3月再参加考试[1]。与此同时，必须缴纳学费，因此，正如我所能做的，只得给你写信。请你立即同公证人谈，向他说明情况。我曾希望自己不再去找他，就能获准我上课，从而保证每月享有50里拉的奖学金；但现在是另一码事，如果在11月我未付学费，我会丧失一个学年，丧失一切，我不得不回家，没有其他出路。因为我又能怎么办呢？请你把这一切都告诉公证人：他会明白这不是小事一桩，无关宏旨。在此种情况下，我相信奶奶也会完全赞同。我嘱咐你的事要速办，越快越好，因为我过的每一天都像在地狱中遭受痛苦折磨。爸爸，请你三思，注意情况非常严重，关系到让我继续前进，还是让我折断双腿，而不仅仅是学业。请你想一想：我口袋里没有一文钱，我仅有的15分用来付这封信的邮资；月末女房东要把我赶出门外。请你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因为我已经不能左右自己，我不知道头长在哪儿，不知能做什么。如果你已经寄出45里拉，正如我向你要的那样，请你让公证人再寄120里拉学费（如果你不再增加的话），我希望你不会
再等下去[2]。
爸爸，我不知道再补充些什么，我希望这次你不要掉以轻心，要尽力去办，我想让你体会我的焦虑和一点儿折磨我的绝望。我再重复一遍，从速去办，不要延误，否则会产生严重后果。只要斗争，就有希望看到美好时光，同时战胜一切财政的、健康的、生活上的困难，还要战胜自己亲人的漠不关心，请你相信，人们不能长期忍受这种冷漠。
吻你。
尼诺
〔1913年11月于都灵〕
注解：
[1]在1914年2月19日基金会理事会会议记录中写道：“安东尼奥-葛兰西因患严重疾病不能参加考试。”
[2]尽管做出巨大牺牲，葛兰西一家最终帮助葛兰西渡过难关。24日其父通过明信片寄给他25里拉，23日电汇120里拉。 |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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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最亲爱的爸爸：
昨天我收到妈妈的信。但我还未参加任何考试，我必须等到完全自由，直至12月初。因此，我不得不再求你帮忙。如果考试未通过，基金会就不给奖学金。这样，只有到12月4号或5号我才能领11月奖学金，但食宿费又必须提前交。10月14日我已付过，11月15日我仍要付款，我的积蓄已花光，今年的积蓄很可怜。如果你接到信立即汇给我（至少）45里拉，我将非常感激你。自然，一领到奖学金，一定把钱再还给你。我不得不打扰你，还因为同我的女房东有些口角，你能想象我受到的纠缠。如果不是由于考试紧迫，我早就搬走了[1]。
如果你绝对办不到，我希望不是这样，也请立即回信，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走投无路。
还请泰莱西娜把关于选举[2]的详细报告寄给我，包括姓名和细节，以便我能应用，但事实要确实，无论如何能作为证据被引证。亲吻大家。
尼诺
〔1913年11月于都灵〕
注解：
[1]葛兰西返回都灵后迁居圣马西莫路14号。
[2]指1913年10月26日在撒丁进行的选举。 |
4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42
最亲爱的爸爸：
11月5日提交免除学费的文件期限将至，而你还没有寄来索尔格诺税务局的证明。还等什么呢？
请从速办理，以便还来得及；请寄快件免得造成麻烦，好在加埃塔的证明让我宽慰。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好。请你们把一些消息写给我。
吻你。
尼诺
〔1913年〕[1]10月26日于都灵
注解：
[1]邮政明信片，年代根据邮戳推断。 |
4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41
最亲爱的泰莱西娜：
我相信这次你收到我寄给你的《意大利语语法》；上次我去投递时在路上丢失了，因为其后我记不起是否投递或做过什么。但这次我确信已经寄出，并希望已到你手。
请你尽可能回答我并提供如下信息：
在撒丁中北部地区方言中有没有pus这个词，含义是“其后”、“以后”，但不是pust，也不是pustis，就是简单的pus，你明白了吗？同样，是否存在puschena这个词，含义是“拱廊”，以及poiu和poiolu两词。我认为你立即了解并在邮船来时寄给我[1]并不困难。
亲吻大家。
尼诺
〔1913年〕3月26日于都灵
学习进展如何？请让我了解某些情况；也请告知卡尔洛的情况，关于他的消息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注解：
[1]泰莱西娜在1913年4月3日的信中详细地回答了葛兰西的问题。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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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妈妈：
我发现你没有收到圣诞节后约18天前我寄给你的那封信。我收到卢易吉舅舅[1]的汇票，由于他把地址写成大学秘书处，而节日期间大学关门，我只是偶然地得到汇票，迟收好几天（过节后），否则我还要等，因为大学11号开门。
我还收到你寄来的10里拉，我认为这10里拉是阿吉莱舅舅该寄给我的。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你。请你给我寄一双皮鞋，因为我现在穿着的这双已经开线，我又没有可以替换的鞋，因此不能去缝补。
谢谢你关于服装所写的那些内容，请告诉我是不是马里奥花的钱。关于加工费，他们对我说不能少于22里拉。我不知道你的想法，但我对你所做的一切表示感激。如果寄布料来，请装上皮鞋。此外，请你通知我何时寄包裹，因为可能发生那种情况：我口袋里没有一文钱付税或付送货人小费，这样我预先知道，好早做准备。
我在图书馆里急急忙忙地写信，主要为了此信立即寄出。
亲吻大家。
尼诺
〔1913年1月〕[2]于都灵
注解：
[1]卢易吉，德洛古是葛兰西母亲的堂兄
[2]邮政明信片，日期根据邮戳推断。 |
3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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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妈妈：
前段时间我没有通音信，你担心我不感到惊奇，现在我终于能给你写信了。如果向你叙述一个月来我发生的所有事情，我就应写上50页，其后你不会对它们感兴趣。我能让你知道的是，刚过去的12月22日我因患支气管炎卧床不起，只是前天，20天后我才起床，只离家片刻去发这封信。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样，对我来说，节日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只是现在才能吃甜点和奶酪，两天前就从你们那里寄到这儿了。与此同时，正如你所见，我快乐不起来，因为从今以后我要小心翼翼，晚上不能出门，白天有大雾时也不能出门，以免引起其他病痛。姑且不说我刚离“狼窝”，又入“虎穴”，如果找到可靠住所，我情愿迁出新家[1]然而，为了住得好点，必须多花些钱，这绝不可能。因此，我求你催促爸爸给我寄10.6里拉来，这是我为卡尔洛买书花费的，我非常需要。如有可能，你一接到我的信就请让他立即寄钱，因为我急需这笔钱。请你相信，在学费、书籍和疾病的重压下，我的处境艰难，但我要竭尽全力挺住并前行。我认为卡尔洛已经回到奥里斯塔诺[2]，我感到很奇怪，他竟然说我不愿给他写信，相反在12月初我就寄给他一封信，内装一张邮票供他回信时使用。由于涉及重大政治问题，他认为回答那封信不好。
今天我寄给泰莱西娜一本拉丁语语法，请告诉她，让我了解她有哪些书，迄今她在做什么。我知道她需要什么，就尽力去弄到。
我没有收到吉吉诺·德里乌的贺信，但我同样送去我的问候和祝贺，几天后我还准备写封谈事的长信。几天前我收到马尔切洛寄来的陈旧报纸，我不知道他是否出发去博洛尼亚，因此我不能给他写回信。
请告诉我一些家里和吉拉扎的消息，请对艾玛说，我乐于给她寄些花种，但我认为种花的时节已过。还请泰莱西娜为我收集涉及制作面包（从小麦进磨房到吃面包，若可能请指出石磨所有部分的名称）的一切词汇并记在本上，其次记下涉及织布的词汇。如果她乐意，请她为我画一张撒丁织布机示意图，可以画得简单一点，主要为了有个概念，在其各个部分旁标上名称。我在假期里做的笔记很不完整，她能做得更好，若缺少什么，我会记下并写信告诉她。还请让她记下涉及纺织亚麻的所有词汇，甚至从收割亚麻开始。我将感激她，我也将尽力报答她的劳动。
问候所有关心我的人；亲吻家人，热吻你，亲爱的妈妈。
尼诺
1913年1月13日于都灵
请严肃地催促爸爸寄给我10.6里拉，还请你相信我急需这笔钱。可能有一天我写给你或亲口对你说，尼诺·葛兰西离开故乡时怀揣一点儿积蓄[3]，4个月来不得不靠不足10里拉艰难度日。
尼诺
注解：
[1]葛兰西作为住膳宿公寓者住在圣马西莫路33号的一家。
[2]当时卡尔洛在奥里斯塔诺高中学习。
[3]在去年暑假，葛兰西为一位吉拉扎青年做家庭教师，讲授拉丁文和希腊文。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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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泰莱西娜：
我请你去找人了解如下问题，邮船来时立即回信：
1．在撒丁中北部方言中是否存在词汇pamenile，其含义是否为地板。
2．是否存在词组ominedepore，其含义是权威人士。
3．是否存在词汇supirone，其含义可能是天平的一部分，若存在，是哪一部分。
4．是否存在同意大利语词汇石子堆对应的pedrarza，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发音。
5．是否存在词汇accupintu=装饰的。
6．是否存在词汇ispinghinare=脱脂。
7．是否存在词汇pinnula。
8．是否存在词汇pisu=（房子的等）层。
9．在撒丁南部方言中，piscadrici可能是女渔民，或者是某种海鸟的名称。
如果你立即回信，我将非常感激你。请你委托马尔切洛去询问几个人（李盖里[1]教士或懂得这些方言并原籍岛北[2]的其他人）。
吻你。
尼诺
〔1912年11月24日于都灵〕[3]
注解：
[1]米盖莱·李盖里是《吉拉扎——世俗史与教会史笔记》的作者，该书1900年出版。
[2]指萨萨里省。
[3]邮政明信片，日期是根据邮戳推断的。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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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爸爸：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认为4月末我给家里写了信，但其后没有看到一句回应的话。哼！不是我抱怨，我只想提醒你们注意，经常抱怨我不写信有点夸大其词和带有偏见。
我尚未写我是否紧急需要钱（我是真诚的！）。5月底以前我应当提出参加考试的申请（参加两门课考试，另一门留到10月再考），我需付10里拉考试费；我知道我获准免除一半学费，因此我将付10里拉，而不是20里拉。我希望你不愿意仅仅因迟寄10里拉就让我错过7月考试期·你可以发觉在最近几个月我不再催你寄钱，即使你曾许诺寄钱来。我乐于艰难度日，从而避免过度悲伤——为了得到些东西就会一再写信并痛哭流涕。然而，如果仅仅是为每天的面包，咬咬牙也能挺过来。但对于这些特别花费我就束手无策了。因此，我不得不痛苦万分地请求你、恳求你立即回信，马上，
因为已经晚了。以前我不能写，因为我怕让吉拉扎的邮递员看到我寄信被迫没贴邮票，那样我会感到羞愧。这样，7月6日我将参加第二门考试，15日我将出发去我深爱的撒丁海滩[1]亲吻大家。
尼诺
〔1912年5月，都灵〕
注解：
[1]实际上葛兰西从都灵出发，没有参加任何考试。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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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戈拉吉艾塔：
我收到你的批评信，你责怪我非常有道理。然而！我甚至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开脱！让我们顺其自然。我回信迟了一点儿，因为我想认真了解你给我写的那些内容。这里的裁缝缝制一件女装，根据样式和添加的饰件，收费从14里拉到18里拉。
谢谢妈妈寄给我包裹的热情想法，（今天是圣星期五）但我尚未收到任何东西。我寄希望于将来，只要一切不消逝在神话和不切实际的传说中……无论如何，我同样高兴。我想在口袋里有几个钱，但我恰恰没有，这个月我给爸爸写过一封信，说我乐意他每月只寄10里拉，从而负担不要过重。上个月我一个里拉也没有收到，无论如何我节省下5分钱，在复活节为自己买三块糖，那就是我的甜点。20天前纳纳罗来信说，说他很好；马里奥也很好，正在做好汉并仿佛仍想这样做。我为祝贺爸爸的命名日[1]寄出一张美术明信片，命名日当天他会收到。埃西利亚去世令我悲痛，我确实没有想到，但现在我不知道怎样做，我是否应做些事？
祝你们复活节快乐，我请你们不要大吃伟大妈妈的甜点而消化不良。今年既没有我，也没有马里奥，谁知你们怎么大吃呢！
正如你所见，亲爱的戈拉吉艾塔，我从你转到所有其他人：请你原谅这一点，但我不想仿效别人胡涂乱抹。我觉得泰莱西娜也特别向我问候，因此我也向她问好。请问问卡尔洛，他是否愿意给我寄《晚邮报》关于发现南极[2]和中国战争的文章。
再次祝贺节日并亲吻大家，这次特别亲吻你。
尼诺
〔1912年4月〕3日于都灵）
注解：
[1]4月2日。
[2]斯科特率领的英国南极探险队这些天正在发生的悲剧性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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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最亲爱的爸爸：
昨天我收到你的汇票就急忙给你写信。首先谢谢你给我寄钱，还想在复活节给我寄一只羊羔，但我不知道是否可能、是否合适。羊羔必须活着寄，否则由于寄达都灵的包裹数量之多，所需时间之长，羊羔会变质。其次，在这里用一只羊羔做什么呢？大部分我用来送礼，因为我一天吃不完。因此，如果你想给我寄点东西，最好选别的，不会腐败变质，又能很好保存。无论如何，我感谢你的良好愿望。
我原想再迟两天写信，以便向妈妈祝贺命名日。今天，提前两天祝贺，我相信妈妈也高兴，由于她很快就给我回信。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因为近两天我身体不适，什么也不愿做，什么也不能想，只盼望回家休息片刻，并看看日夜折磨我的剧烈头疼（搅得我不能学习、难以入睡）能否消除。由此可见，我确实不能说生活是愉快的。然而，当我一到家，我将采用远足疗法，看是否能减轻痛苦。
再次向妈妈祝贺；热吻大家。
尼诺
1912年3月14日于都灵
如果你们给我寄东西，请事先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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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爸爸：
1日我接到妈妈的信，在信中她对我说我马上就会收到汇款。我推迟给你写信，因为我确实希望先收到钱，然而希望又落空了。你想象不到我遇到多大麻烦：我不得不付给女房东一半食宿费，这是1月份欠下的，用2月份的奖学金我可能让她沉默，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现在我要付给她2月份的食宿费，但我身无分文。此外，我还要付给裁缝15里拉的大衣制作费。我确实相信你会给我寄钱，我让你在2月10日前寄来。现在一天天过去，我无可奈何。因此，我求你不要再迟了，因为我的处境非常艰难，我不知道如何摆脱困境，我希望，对你来说，正如妈妈对我写的那样，事情变得更好[1]，这样你就可能立即给我回信。你一接到这封信，立即寄给我不可或缺的20里拉，我要用来给我做大衣，因不能马上支付全额制衣款，我不得不把查理·阿尔贝托基金会的证件留给裁缝，他若认为受到欺骗，会拿着证件去基金会告我的状，除了受到羞辱，谁知还会招致多少麻烦，因为基金会的那些先生确实很不耐烦，他们甚至来调查，看我们白天和夜晚怎样度过，是否参加学生集会和游行（缺乏教育和克制力的证据）心你想想，如果他们知道我不愿（人们说我不愿）付账，他们会怎么做。你本人会想到我会是什么结果，我希望你的犯罪者的心不要变得如此冷酷，在我疼痛的伤口上再撒把盐。
我相信妈妈寄给我的衬衣合身。我重新求你，千万不要迫使我发电报，因为我已经没有钱去打水漂了。亲吻大家。
尼诺
〔1912年〕2月4日于都灵
注解：
[1]葛兰西的父亲在吉拉扎地籍登记处谋得一个文书的职位。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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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最亲爱的爸爸：
迄今为止我给你写信已有20天，已有一个多月我既没有收到你的，也没有收到其他家人的来信。对这种长期沉默的原因我一无所知。无疑，这令我不快并让我思绪万千。由于我受贫困的逼迫，还为了让你不忘月末前寄来20里拉，我决定再给你写一封信。我希望这是令你厌烦的最后一个月，然后我看是否想方设法不再依靠你的救助。我本应该买件大衣，但我恰恰做不到。我厌烦透了：被冻得浑身发抖，不能去图书馆和上晚自习，否则在夜晚刺骨寒风中挨冻，到家已冻成冰棍，以致下颌两三小时嘎嘎作响。于是，我减少开支，本月10日刚刚拿到70里拉，就去找一位裁缝，并让他量体裁衣。由于人们不认识我，也不信任我，我必须预付30里拉下料费，2月我需要再付15里拉。同样，我还付给女房东半月食宿费40里拉。如果纳纳罗不给我寄20里拉救急，我肯定处境艰难。你将寄来的20里拉我用来付清食宿费。我求你千万别耽误，至关重要的是寄来20里拉，一个里拉也不能少，否则我确实拉不开栓。上个月，还有这个月，我身无分文，谁知这种窘境还要持续多久？因为你只能给我寄来15里拉，而我知道要前进需要做些什么。我希望此月你不再像上月那样让我叹息，希望你立即回信以让我放心，因为长期不给我写信令我心烦意乱，给我留下被大家抛弃的印象，使我百般无奈，毫无希望。如果你做不到，或不愿做，至少这个月或下个月请他人写几行字，其后你们若不想管我照行不误，因为我觉得也找到一种方式不再关心任何人，从而让你们指责我忘恩负义和对家人缺少爱口我希望你不要走到这一步，而是马上给我回信，让我心绪宁静，不要让我在月末仍疑虑重重——不能支付食宿费，又被剥夺关爱，或更为糟糕，被人到基金会控告不按时付款，从而看到我被人指责，甚至被取消奖学金。
妈妈为什么两个多月没有给我写上半行字？她是不是病了？我总想到坏事，因为我想象你们的处境也不好口然而，如果你们不愿关心我，请按你们的意愿去办，任何事不能强求〔……〕[1]
尼诺
〔1912年〕6月19日于都灵
注解：
[1]在这里有半行字不清楚。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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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爸爸：
前天我收到你电汇的15里拉，非常感谢你，因为你也相信我的处境艰难。26日我在收到你的明信片后，就不再抱你寄来汇款的希望了。
我希望从今以后不再让你为难，因为你也相信没有你的20里拉，即使我愿做出巨大牺牲也寸步难行。我尚未收到索尔格诺、阿莱斯和你的故乡的可怜的证明，就是我给你提到的那些证明。我理解不了，你为什么对此事漠不关心，我甚至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来得及，因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向公产登记处出示文件，现在期限已过。我不情愿你在3月不得不再付75里拉，因为你已经损失了35里拉。因此，如果已过期限，请你想方设法找个人疏通，让他们同样接受这些文件，但一定要在学院理事会聚会之前，否则就无力回天了。我希望你们节日愉快，我过得不好不坏。
如果你尚未寄书，就请不要再寄了，因为我还不知道它们有没有用。我寄去一页语汇，请找个人译成撒丁语，但要译成弗尼方言（若某人提供信息，可以确切知道），用s标明像意大利语中的rosa[1]中发浊音，而s就像在意大利语中一样发清音。劳驾，千万不要出错，因为这是一位教授交办的任务，今年我要参加他主持的考试[2]我不愿意干蠢事。一旦写完，请立即寄给我，因为对教授的语言学研究有用。谢谢泰莱西娜和卡尔洛圣诞节给我寄来明信片，7月我回家把收集的邮票带给他。请把大家的消息告诉我。吻你。
尼诺
〔1912年〕1月3日于都灵
请记住：s在弗尼方言中读浊音，正如在意大利语中的rosa一样。s读清音，正如在意大利语中的sole[3]
注解：
[1]含义为"玫瑰"。S发音类似汉语拼音中的Z（兹）——译者注
[2]巴尔托利（M.G.Bartoli），都灵大学语言学教授，葛兰西同他建立了友谊和合作关系。1912年11月12日葛兰西参加了由巴尔托利教授主持的语言学考试。——译者注
[3]含义为“太阳”。s发音类似汉语拼音中的s（斯）——译者注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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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爸爸：
前天我收到你们寄给我的包裹，万分感谢妈妈的慈母之心。我在收到戈拉吉艾塔信之前给你们写过一封信，想必你们已经收到。在那封信中我列出了所要的书目，一旦可能，请把书立即寄给我。看来我不得不求你务必在年末将许诺的10里拉寄给我。这个月我从基金会只领到62里拉，其中40里拉预付女房东房租，岁末我还要付40里拉以结清房租，如果你不寄应寄给我的20里拉，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此，我求你千万记住此事，因为这几天我若找不到出路，就会到处碰壁。我将度过一个寒酸的圣诞节，我不愿它变得更加悲惨，那天在严寒中为寻找一间阴暗小屋而在都灵街头游荡。我原想这个月买件大衣，因为纳纳罗寄给我10里拉，但由于基金会扣除了我8里拉，结果我什么也不能买。看来不知要等多少时间才能添置大衣。我走出屋门，冻得发抖，穿过城市，回到冰凉的屋里不能暖和过来，两三小时牙齿还一直在打战，你想想会是乐事吗？我还请你相信，早知如此，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不来这冰窖受罪。但更为糟糕的是，严寒搅得我不能学习，因为我要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以免双脚冻僵，或者不得不用毯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我实在难以忍受严寒的刑罚。
我希望就在此时你不要忘记我，并把我给你提到的那些文件立即寄来，否则我的处境将比现在更艰难。祝愿你们大家节日快乐，至少不受被扫地出门或为避免双脚冻僵而在屋里奔跑的痛苦。
请立即回信。亲吻大家。
尼诺
1911年12月20日于都灵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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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爸爸：
昨天晚8点我才收到你从西马克希斯寄来的信及文件，整整迟到7天。然而，还缺少一些文件，正如我前天的信中所说，我现正处于可怕的恐怖之中，夜晚常常突发痉挛。一位医生给我看过（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治疗的），我有点疲劳，但心绪平静。然而，我仍然什么也没有做，一如以往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其实，秘书长（我找过他）通知我，为了免除学费需要出示另外三个文件：一个你的出生地——加埃塔税务局和地籍登记处的证明，一个我的出生地——阿莱斯税务局的地籍登记处的证明，一个我的兄弟们的出生地和家庭的前居住地——索尔格诺[1]。此外，我给你寄去的表格的副本，而你对填写并寄给我漠不关心（塞拉菲诺舅舅只给我寄来一张），还有你的声明，内容如下：“本人，一家之长，以自己的荣誉声明，其家庭除申请免除其子安东尼奥（语文系一年级学生）学费所需证件所示的财产以外，不再拥有任何其他财产，无论是定期收益证券，还是任何性质的信贷，或是不动产。1911年某月某日于吉拉扎。”此声明再由市长签名从而生效。
纳纳罗还没有把校长的证明寄给我，他自己的证明也未寄来。请你立即写信，办好我向你要的文件，并请直接寄给我，让人了解事情的紧迫性。我遇到一位非常热心的主任，他说即使我今天提出申请，即使没有附上所需文件，我仍然可以在申请书上写上15日。现在，请你速办一切，这可以节省100里拉，这不是个小数目，我已经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我要向女房东预付房租，并且向基金会支付10里拉，还不知要在什么证上贴印花，我简直走投无路。然而，在基金会不发给我第一个月的奖学金之前，我会以某种方式进行调整，这样，我应当购买一些拉丁文、希腊文和意大利文的书籍，我马上就要用这些书，因为这里的教授讲授简单，经常提问，每天都做翻译练习。至于旅行，基金会偿还了旅费，付给我25里拉，因为他们扣除了300公里，那段旅程他们已经预付15里拉，现在的10里拉加上从你汇款中取出的19里拉我一并付给了女房东，另外10里拉付给了大学基金会。这样，女房东那里有29里拉，为了付清80里拉的食宿费，我还欠她51里拉；余下的19里拉我用来购书和支付其他费用，诸如清洁费、照明费等。正如你所见，我没有什么值得快乐，只以某种方式度日罢了'与此同时，请你关注其他文件；其次，我希望排除障碍，一切进展顺利。请你告诉我，卡尔洛是否正在复习，准备参加7月的高中考试，而从一年级到二年级的升级考试是在10月进行，由于我只有到7月末才能返回吉拉扎，因此见到他时考试业已通过，只需为10月的拉丁文考试做准备，还有只要认真刻苦，其他课程完全可以自学。从现在起我要看他是否有这种刻苦精神，他是否值得我关心他的前途。
亲吻大家。
尼诺
1911年11月18日于都灵
注解：
[1]在葛兰西于阿莱斯出生一年后，葛兰西一家迁居索尔格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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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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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爸爸：
此时此刻我收到从奥里斯塔诺寄来的挂号信和一张弄污的纸。同你们打交道没有发疯就是真正的奇迹：我还抱有希望，其他文件呢？我收到文件的抄件？或许我给你寄了两张，这样为多付邮资，我不知道，或许为了好玩？你们的办事方式不可理喻，我越想越糊涂。而家庭状况呢？税务部门的证明呢？不言而喻，一切都无用，或许正在炮制：其后某人千万不要写坏话！我本来可能在几天前就得到所有文件，因为应当在吉拉扎填写文件；相反，现在是18号，我仍没有得到，而你还要花费整整100里拉。请你不要说不是你的过错，因为我在一封信中向你列出为免除学费所需的所有文件，我还附上两张表格，你应填好、签名再寄给我。然而，没有证明只有
一张表格，我问自己，这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显而易见，由于通常的固执和通常无结果的空谈，你们彼此确信，那些文件并非必需，这张表格足矣，此外还可节省几个小钱邮费，结果你赌输了100里拉。我很遗憾，仅仅因为我想到家里人会缺少多少面包，而不为其他。我了解你们是什么种族的人，必须炮轰你们才能让你们做分内之事，需要让你们看到废墟，你们才确信去做分内之事。如果你们想做，现在我手上就有符合要求的所有文件，因为从4号我就给你们写了这些内容，你们若认识到事情的紧迫性，在12天内可以转半个世界，姑且不提我早就拍发电报通知喜讯。一位真正关心子女的父亲，我了解这样的人，我知道现在也存在这样的人，会想方设法尽快搞到所需文件。因为，显而易见，我对一切毫无所知，我对许多事情也不可能知道，父亲也根本不像父亲，显然你是家长而不是父亲。对了，我说这些事情，因为我很气恼，因为我觉得漠不关心和冷漠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我知道我在受罪，因为我感到孤独，真正孤独，因为即使寄几千里拉，也没有一个钱是为我的，确实如此。至少，谁不知道出生证有用？然而，确实我想头脑发热，需要布雷让你们震惊一下，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现在我还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月后你给我写信再问一些消息：无限期推迟注册，11月流逝，因未按时注册基金会中止支付奖学金。但我这样被粉碎同你们有什么关系？只要你们伊斯兰教徒的镇静自若不受搅扰。
此时此刻，根据秘书的建议，我给你发电报，我希望你接到这封电报时，文件已经在路上。无论如何，我再重复一遍清单。
1．由市长签发的家庭状况证明，家庭及每个家庭成员的过去和现在的住处，每人的财产，
2．税务局和地籍登记处的证明。
3．父亲的声明，不包括在上述证明中已有的内容。
4．我给你寄的第二张表格，因为从奥里斯塔诺我只得到一张，同这张相同。
5．出生证。
6．晋级证明。
我注视着你怎么做：我希望18日拥有一切，否则，务必请你们
等着我。
尼诺
1911年11月15日于都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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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最亲爱的爸爸：
刚才收到妈妈的明信片，虽然今天早晨我已经写了信，但我想再写封回信以消除误解。首先，在奖学金考试公告上写着提供800里拉膳宿费纯属子虚乌有，这是你们的幻觉；正如我所见，我一再说是每月70里拉，无论如何，我对此抱的希望不大口现在这70里拉绝对不够，我用实际数据证明：尽管我转了一大圈，仍未能找到一个租金少于25里拉的房间，就像我现在住的房间。70里拉，减去25里拉，还剩45里拉，用这些钱我要吃饭、洗衣服（洗、熨等至少要5里拉）、擦皮鞋，还要付房间照明费、学校用的笔墨纸张费”这些看似小事，但要付40里拉！至于吃饭，我告诉你们，一杯牛奶要10分，25克的小面包要5分。在最普通的餐馆里吃一顿午餐不能少于2里拉，就像前几天我曾用餐的那种餐馆，我吃一小盘通心粉花了60分，我花60分才给我像纸一样薄的牛排，以致我吃了六七个小面包仍感觉饿，你想想，用余下的33里拉或34里拉去支付不可或缺的开支，诸如房租、清洁费、照明费，我从晚上7点就不得不待在家，因为外面雾气昭昭、寒风刺骨，而我没有御寒的冬装。你们想想会是如何狼狈，我在这里真是受罪。好了，不提餐馆、汤和寒夜，这似乎都微不足道。妈妈写信对我说你在西马克希斯，而我想象他们没有把我的信寄给你，文件没有准备好，其次文件寄达这里需要很长时间，结果15日我得不到文件。于是，我将丧失免除一半学费的权利，并因延迟注册而失去基金会的奖学金，甚至失去进入大学的机会，因为这里人们不开玩笑，而你们却围着炭火盆在取暖少接着16日我必须出发：基金会只付旅费，而我无钱付给女房东15天食宿费40里拉，然后我被带到警察局。为什么你们认为事情进展顺利，仿佛在家里那样，而我在这里不得不在恐怖之中等待。对亲爱的父母之情万岁！
这样，我将失去一年的时间、奖学金和一切，因为在经历这种耻辱之后，我不再参加考试，我也不知道如何收场。对你们的这种冷漠我感到很气愤，在给你们写信时双手不停地颤抖。今天已经是7日，另外8天仍会如此，如果我没有发疯，那就是天大的奇迹。不用告知地址，两天后，我若没有收到任何东西你们将看到笑话。你们让我变得不知羞耻。于是，你们再一次学会对重要的事情不再掉以轻心，这对你们本人也是好事[1]。
我希望你们领取信件，我没有贴哪怕1分钱的邮票。
请你们记住，15号我应拥有所有文件，尤其是出生证和第一期学费收据，其余一切不言自明，但我不知道再写些什么。
〔1911年11月7日于都灵〕
注解：
[1]没有签名。 |
第六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六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国际 |
2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27
最亲爱的爸爸：
我重新给你写信，催促你快寄文件、学费和我给你写的所有东西，再给你寄个文件清单，以便一旦你忘记他人可以办理，免得浪费时间。
为免除一半学费：
1．家庭状况：每个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身份、出生地、先前住处、固定住处，各个成员在本地和外地拥有的所有性质财产，包括职业所得，等等。
2．上述人员所属各地税务部门的证明。在此证明中应列出家庭全体成员，在此证明中应注明产业所得、职业所得和应纳税收入。
3．父亲声明家庭任何成员情况均符合上述文件所示，首先需要市长认证。
为入学注册：
1．法庭确认的出生证。
2．入学登记注册费收据。
3．10里拉押金。
4．两张无纸板近照。
其后我给你寄两张表格，请让市政府填写。
请千万不要延误，因为我再也不知道怎么办。如果不注册，他们就不给70里拉，那我就分文皆无。我希望你寄给我30里拉，正如我给你写的那样。我再次嘱咐你不要耽误，把你已有的文件立即寄来。因为如果它们是最不可或缺的，我同样可以注册。问候大家。吻你。
尼诺
1911年11月6日于都灵
请你记住15日停止注册。 |
2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26
〔……〕[1]爸爸：
〔……〕[2]由于可能不会使你高兴的原因，我不得不重新给你写信。今天大学终于开学了。我到校去了解点儿情况；我知道了：
1．我没有获准全部免除学费，只能免除一半；因此当邮船来时将一期缴纳收据还有免除一半学费的文件一并寄来，我希望你已经办理了那些文件；
2．在秘书处注册需付10里拉，因此同样要尽快寄来；
3．如果我在申请时没有提交所有文件，包括要用印花纸并由法庭厅长核准的出生证，其他文件我不记得了，因为许多麻烦事搞得我头晕脑涨，但你可找人问，譬如马尔切洛，他也要办这些手续；
4．如下情况最为严重：如果我未在大学正式注册，基金会就不再给我补助金。现在我几乎身无分文，但我要向女房东预付房租。这个月我暂时住在她那儿，因为我无法住旅店，不可能常住，因此你必须至少给我寄30里拉（如可能，请电汇）。其中10里拉我要交秘书处，余款我如何花，请你告我，
我曾认为你应当让〔……〕[3]
我不得不打扰你〔……〕[4]
一切由于学费：千真万确〔……〕[5]
总有事：但确实由于〔……〕[6]
我将尽一切努力不付分文，然而〔……〕[7]
我希望你不愿我等待，我特别叮嘱30里拉用来立即付给女房东房租，否则她要把我扫地出门，我将身无分文、露宿街头。请你尽快寄来文件，没有文件我就不能注册，任何延迟都会对我造成损害，因为享受基金会补助金的学生不得少上一节课。因此我再次提醒：请不要让我如此焦虑，备受折磨，孤独无助，没有熟人，一文不名。不要忘记把高中校长的证明寄来，你可能已经办好，否则要毫不迟疑地从速去办。如果纳纳罗已寄出我的照片，请你再寄两张，我要和文件一起提交。千万不要耽误，注意尽可能自己办理，我将牢记你为我待在这里所做的努力。请注意任何东西都不要遗漏，因为缺少任何东西都会至少使我入学注册推迟4天。亲吻大家。
尼诺
1911年11月4日于都灵
东西和书籍都不要迟寄，请你们把但丁的《新生》和卡瓦尔坎蒂[8]的《诗集》同待寄的书籍放在一起。
请记住地址：佛罗伦萨路57号，切记不要写些蠢话，因为女门房将一览无遗。
注解：
[1][2]原信上角破损并被弄污。
[3][4][5][6][7]原信字迹不清。
[8]卡瓦尔坎蒂（1225-1300），意大利诗人。“温柔的新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
2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25
最亲爱的爸爸：
我本想在知悉考试结果后立即给你写信，正如我在电报中所说的那样，但其后我更乐于等最终找到住处再告诉你准确地址。同时我郑重说明：尽管我去了邮局多次，但什么也没有找到，虽然有人许诺给我写信并寄报刊。因此，我一劳永逸地通知一定书写清楚姓名，如果因差错信件未放置到葛兰西的信箱，它就会在那里等待并被破坏。我尚未找到可以承受的公寓，也不知道何时能够找到：大家索要的数额我都付不起。此外我被迫到奶品店用餐，而我在那儿快沦为芦柴棒了。我曾想过自己挺住，但后来发现这不可能：靠基金会给的区区70里拉只够吃饭不够住宿，甚至住宿也很艰难。如果想让我继续待下去，你必须承诺帮助我，必须给我寄钱来，注意每月至少20里拉，这样，我才能咬紧牙关度日，因为我不仅要吃住，还要想到被单、内衣及熨烫，想到上学乘电车，因为不可能在严寒之中步行半小时泥泞之路；不仅如此，我还应想到文具的开支，想到买课程讲义和必不可缺的书籍。我不相信你对我漠不关心，你会赞同我。为了获取奖学金我已尽力，虽说数额小，帮助却很大，此外秘书的话让人对未来几年增加奖学金数额抱有希望。现在轮到你思考：我不认为我让你做出巨大牺牲，另外你多次做出保证，现在你应当信守诺言。你千万不要迟迟不给我回信，以便我能很快找到住处，因为每过一天我都要做巨大牺牲。
与此同时，如果你有良好愿望，请给卡利亚里文科高中校长写信，让他把高中毕业证书直接寄给我或大学的查理·阿尔贝托基金会，以便我能拿到证书并交给大学正式注册；此外请把所有为免除学费的文件准备好，把为注册所需文件立即寄来，否则我就会错过这个季度。无论如何，请你立即回信，因为在基金会我已经延缓放弃立即回程票，以便了解你的决定。因为根据你给我写的内容，我要立即回家，因为我不想待在马路中间。因此，请你抓紧时间。此外，让妈妈把应寄给我的东西都准备好，并请你们马上寄给我，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换衣服。无论如何，不要浪费时间，以便在这个月5日前能知道结果。我给你寄一个应寄物品清单，尽快给我寄到家，否则我将望眼欲穿。
所有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书籍都放在书架的最上一层。
地图册和佩特罗吉词典；
《心灵文化丛书》的几本小书；
《曼恩·德·比朗》[1]；
弗拉米尼的意大利文学。
所有这些书都在书架上，就在最上一层，因此不要把对泰莱西娜所说的那些书都寄来，只寄这几本就行了，其他书仍放在原处。
此外，不要忘记我急用的皮鞋和衣领等物。关于衬衣，如果要给我做几件，请妈妈量好尺寸。记得衣领是14号的，其他号的不要给我寄，正如以往做得那样，我在衣箱里发现两个衣领不是我的，我不得不买新的。
所有东西都寄往如下地址：佛罗伦萨路57号。即使我不在此处，他们也会转交给我。信件也照此办理，我不再用固定邮箱，那里什么也找不到。我急切期待你的来信，接到信后我就能告诉你一些准确的消息。如果你不相信基金会只给我70里拉，我就会把秘书或会计的声明寄给你，免得我被无谓的争论所纠缠。因此，我期待着。亲吻全体家人并问候朋友。现在我要出去朝圣寻找住房。吻你。
尼诺
1911年11月2日于都灵
都灵，1911年11月2日，佛罗伦萨路57号。
千万不要忘记我给你写的那些文件，并请给校长寄张汇票，注意不要如往常那样絮絮叨叨；
尼诺
在书籍之间还有我准备好的一包笔记本。
在阿巴桑塔车站请你打听一下到都灵的最低票价，由于举办万国博览会期间有种种优惠。因为问题并没有解决，请你立即来信。
注解：
[1]曼恩展·比朗（1766—1824），法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
2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24
最亲爱的爸爸：
我刚从大学回来，我到那儿去看意大利语作文评分。我通过了，还算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稳操胜券：在70名竞争者中只有5名被淘汰，这说明大家都准备充分，考试比人们想象得还要严峻。我旅途感觉不错，渡海也未感到难受。我在比萨停留了一夜，去问候扎卡里亚舅舅，他已出发去的黎波里；这样晚上我见到了塞拉菲诺舅舅、阿吉莱舅舅和几位舅妈。在都灵车站我遇到了奥波夫妇，他们立即为我指定了住所。但我每天要付3里拉房租和3里拉饭费。今天我去基金会领钱，我向秘书叙述了自己的历险记，他非常热情，为我找到每天只付1.5里拉房租的小房间。我再也没有看到奥波，他家距我住处所在路口五六公里，我不敢去找他，因为在我冒了被众多汽车、电车碾轧轮下的危险之后，我对走路感到某种厌恶。我对旅行问题感到尴尬：会计问我是否想坐二等车厢，在我做出肯定回答之后，他要我办乘车证，需付10.25里拉，这样回程票也能减价。你想想我的窘态，我只能说在车站出口就一文不名了，于是他建议我去找领导并做些调查，我到了这步田地，简直走投无路j轮到我扮演大傻瓜形象，甚至更糟。在不知道确切消息之前，请不要通过邮局给我寄信和东西，因为我还要待5天参加考试，在笔试后我仍可能被淘汰，无论如何我会马上发电报。撒丁考生只剩我一人[1]，因为另外那人没来；此外还有30位都灵小姐，几乎全是第二次参加考试，因此她们准备比我充分。由此可见，希望渺茫。明天（星期六）考历史，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考拉丁语、希腊语和哲学。这样，星期四我就知道考试结果。亲吻大家。
尼诺
〔1911年10月于都灵〕
注解：
[1]1911年秋，阿尔贝托基金会为撒丁学生设置去都灵大学深造的奖学金，奖学金10个月，每月70里拉。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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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最亲爱的妈妈：
我立即给你回信，为了避免爸爸真正不顾一切地来这里。你们害怕了，因为警察询问一个人的消息？其实，你们完全没有理由恐惧。谁知道你们现在怎么想：纳纳罗进了拘留所，或被四个宪兵看押。请你确信，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纳纳罗接受了地方工会的某些职务，但迄今他的名字不为人知，当他被警察盯上时，他们就想知道这位革命者是谁，那个该杀的警察得寸进尺，还询问消息。
希望你现在高兴了。你看，没有什么不幸，一切都结束了。由于爆发了一次罢工，而纳纳罗又是地方工会的会计，警察想要知道他的地址，以便没收工会资金并制止罢工。但由于罢工突然结束，资金也完好无损。这样突然冒出一个杰纳罗的名字，警察就想知道他的情况，现在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再会。
这几天我正要写信，由于阿德莱我才没有写，因为我昨夜知道他今晨7点出发。内酉也是如此。我收到你们带给我的圣安东尼奥节的礼物，谢谢你们。下一次，你们知道是此类事情时，请你们尽管放心，并当着中尉和所有大胡子宪兵微笑，正如我一段时间以来的做法。说到底，他们挺可怜，需要怜悯：他们关注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无暇过问小偷和强盗，他们不害怕小偷偷他们的宪兵帽。
那天夜晚在剧场的顶层楼座我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我大声赞誉一位警察的漂亮小胡子，我对他说，若不想让人们议论纷纷，就把小胡子剃掉。结果如何？由于我浓密的头发随微风飘动，他们以为我是个姑娘，他们对一位姑娘在剧场大声喧哗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只看到我的头和吹口哨的手，我并没有感到不悦，我甚至感谢他们对我的关注。只要他们不给我戴上手铐，不询问我他们想要的情报。请亲吻全家人，擦干全家人的眼泪，平静地度日。还请以纳纳罗的名义亲吻，在这件事后他的胃口大开。
尼诺
〔1911年1月，卡利亚里〕
我知道的分数如下：
拉丁语笔试，7分；口试，8分。
物理学6分。
希腊文化8分。
我还不知道其他分数，但同样不错，假若不是更好的话。 |
2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22
最亲爱的爸爸：
我急忙给你写信为让你了解我的新生活。目前我在纳纳罗租的同一家里找到一个房间，每月租金15里拉，但我不知道我的住处是否最终确定。班级的课程已经开始，因此我感到方向不明。我必须迅速到位，尤其因为来了些新教师，不能给他们留下不好的最初印象。因此你必须立即想到给我买书，我的同学都已备好，因为教师从开学第一天就强令学生买书，他们害怕教育委员会很快就来视察。我现在告诉你书目。意大利语：坦科纳和巴齐，《意大利文学》，第4、5卷，6里拉。吉吉诺·德里乌有这两卷书，请他今年借给我看，否则只能买。费拉利，《近代作者文选》，4里拉。拉丁语：马纳科尔达和齐佐里奥，《译文题目》，2里拉。希腊语：欧里庇德斯，《美狄亚》，1里拉；伊索克拉底，《论雅典最高法院》，1里拉；修昔底德，《伯里克利墓志铭》，0.6里拉；塞蒂，《希腊文学》，3里拉。自然史：梅尔卡利、《地质学》，2里拉刀物理学：科尔比诺，3.5里拉，希腊文化：阿马杜齐，第2卷，3.5里拉。哲学：马尔盖西尼，《道德》，2里拉。总共22.6里拉。
至少立即给我15里拉以购买急用的书，因为我已经有三节课没有上了，教师把没有书的学生挡在教室门外。
如果3天内得不到那些钱，我就将前功尽弃，因为这将连累我的季度成绩。你知道要不参加考试升级必须要有8学分，3学分或4学分不及格。
请你还想想本月生活费，因为我在支付房租后已一文不名。请告诉戈拉吉艾塔，这里的皮靴鞋跟都是木质的；如果她想要，请写信或提示另一种样式。
下一次我再给马里奥写信。请告诉我大家的健康状况。请让普特佐鲁或尼奥拉把所有东西带来。如果可能的话，把德里乌的书和他正阅读的我的书也带来。亲吻大家。
尼诺
〔1910年10月于卡利亚里〕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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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我最亲爱的卡尔洛[1]:
祝愿你晋升[2]。请你牢记：晋升将义务和责任加在你肩上。我们在一生中从事的任何事情都应当努力完美地完成。你的责任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你应当学习，你应当用坚定意志和勤奋弥补年轻缺乏经验和曾经辍学的不足。你越是关注他人的安全与生命，你就越应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请相信自己的才干与能力。
热吻。
尼诺
1918年11月19日于都灵[3]
注解：
[1]卡尔洛是葛兰西的弟弟。——译者注
[2]提及卡尔洛晋升中尉一事。
[3]葛兰西用美术明信片寄出，收信地址为“战区，第91炮团，卡尔洛中尉收”。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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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最亲爱的爸爸：
现在已经是5月24日，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你的全部书信。不仅如此，你甚至没有回答纳纳罗和我给你写的许多信，或者只用三言两语不容置疑地许诺两天内寄钱来，结果未见分文。直至不久前我曾宽恕了你，但我现在了解了你的性格，我开始怀疑你主要是漠不关心。一位父亲没有想过，儿子在城市里生活，除了家庭提供生活费外没有其他任何经济来源，我觉得这有点儿过分。我不是在一个村庄生活，在那里可以有些熟人，就是不付钱也可以让你维持一段生活；这里每时每刻都必须付钱，否则连一天都不能生活。见鬼，某些事情需要三思。纳纳罗已做出了牺牲，他已经预支了工资，现在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看他一天比一天更严肃，今天他决定让我回吉拉扎，因为现在他走投无路。生活的艰难不能不让他想到自己，只有我的恳求能说服他，今夜当我给你写信时，一切都和好如初。现在我称心如意了。我只能想到你，因为我们只有你可以安排；而我，如果你不能立即（见信就寄）寄钱来，我就被迫回到吉拉扎，我就彻底毁了，因为恰恰在这几天开始季度考试，而我不得不放弃考试，这样我就将荒废整整一年。同时，我被团团烈火所包围；校长通知我付第二期学费，早在4月1日就到期了，他还想让我停课，直至付清学费；幸好，因国王访问[1]，我们放假5天，这样我也没有去上学。然而，假期将结束，我怎么办？我战战兢兢地想到，那时他们会当着我同学的面把我轰走，因为我没有交学费。因此，请你想想这一切，立即寄来这月的生活费；无论如何，我的学习生涯似乎就要完结，因为我发现你对此满不在乎。请你换位思考，你把重担压在纳纳罗肩上，快把他给压扁了。况且，纳纳罗已尽了力，因为若没有他，靠每月可怜的45里拉我根本不能生存。然而，你从来不考考这些事情。好吧，我拭目以待。总之，这关系到我的前途，我不怪罪纳纳罗做出的决定，我将看你如何行动；这里的人们将见证你的所有保证是否兑现。亲吻大家。
尼诺
〔1910年10月于卡利亚里〕
注解：
[1]1910年5月23—25日，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国王和王后视察卡利亚 |
2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20
最亲爱的爸爸：
此前我不能给你写信，因为我病了，现在仍未痊愈，但至少比以前好点儿。现在已经是10号，而你仍未给我寄钱，但由于尼尼洛-巴达洛蒂对我说你几天后就给我写信，我希望你马上兑现诺言。
现在我们必须触及痛处：关于衣服你一句未提；我在复活节期间回吉拉扎时就像个叫花子，正如你所说那样，因为你认为这是我的过错，卡斯坦加没有给我做衣服。于是我不得不责怪自己，为了不给你们丢脸，我整整10天没有走出家门。当时我很不体面，现在又过去了一个半月，我每况愈下，不再是不体面，而是衣衫槛褛。现在我已不在吉拉扎，因此你们大家也不再感到耻辱。然而，我要明确地向你宣布：15号可能开始大减价，如果你愿意，请于14号把买衣服的钱送来；如果14号我收不到钱，从15号起我就不去上学，因为我已经不能出门；如果校长派校役找我，我就明确地对他说，我不上学，因为我没有可穿的干净衣服，并把你的地址给他，让校长直接给你写信。我就这样做，因为我终于明白你根本不想给我做衣服。甚至，你别见我！请你牢牢记住，为我做衣服的30里拉是我自己挣的；如果你不是给20里拉，而是给30里拉，卡斯坦加可能就把衣服做成了；而你不仅没有还请旧账，反而又欠新账，仿佛人们都变成了蠢鹅：相反只有你成为笑柄，因为卡斯坦加把那20里拉放起来，什么也不愿做；如果不算我这个牺牲品，我干了活儿，却落个如此下场。
我再重复一次；请想想此事。我直至14号仍在期待；我已经承受了无数屈辱，尚能容忍两天。然而，你若继续如此冷漠，那就请你相信，我不去上学，我不是在开玩笑，如果你不愿相信，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让我们等着瞧，看事情如何收场。问候大家。
尼诺
〔1910年5月于卡利亚里〕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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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最亲爱的爸爸：
几天前我给你写过信，却没有收到你的回信，信可能丢失了。因为从未发生过类似情况，我没有贴邮票就寄出了，但请你相信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已过去15天了，而你仍没有给我寄来本月生活费的余款；我毫无办法，现在我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可能你认为我可以靠空气生活。纳纳罗做工太多，因为他也认为靠你给我寄来的每月生活费在卡利亚里不可能生活，假若不吃面包，即使吃得很少，因为每公斤面包卖0.5里拉。
此外，我还给你写过，为我给裁缝铺写封信，让他们为我做件衣服；因为在主管部门他们只让我写了一封抗议书，因此不知还要等多长时间：因为身着磨得各处发亮的夹克，我已经很不体面。你写封信只需费点力，因为收回钱后你才付款；如果你关心此事，我早就收回钱了，因为他们对我不理不睬。
我希望衣服立即制成，因为27日所有学生，尤其是学习矿物学的二年级学生将去古斯皮里参观矿山；借此机会我希望你愿意给我寄购书用的10里拉（你本应寄给我）;你看清楚，我并没有让你花一文钱。我希望你愿意照办，因为校长让郊游者签名，我是二年级学生，不能不签名。请你立即回信，赶上这班邮船，因为我在经受地狱之苦的所有熬煎。
我等着，我等着。
亲吻大家，包括以纳纳罗的名义，你接受热吻。
尼诺
1910年2月16日于卡利亚里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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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爸爸：
我收到了汇票，却没有收到你的信，因此推迟两天给你写信。
你应当知道，我至今仍未收到地产登记处的钱；在主管部门他们让我写了一份抗议书就再无下文了，谁知我还要等多久。这样我尚未做衣服；这次确实是你的过错，因为我对你说你负责办此事，而你只当耳旁风，现在我不得不承受痛苦。2月26日高中二、三年级学生去古斯皮尼郊游，参观蒙泰维吉奥矿，因为我们正学习矿物学，因此我也要去[1]，我穿着这件已有两年、脱毛、发亮的夹克，那实在是太不雅观，因此请你为我给裁缝铺写封信，你操心让他们给我做件衣服，其后你负责让地产登记处付给你钱，因为那里的人根本不理会我的事。请你千万去办，因为正好此月我非常绝望。今天我不能去上学，因为我不得不给皮鞋换鞋底，这要花掉3里拉。我还要买福斯科洛的书，又要花费2里拉。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今年的狂欢节我没有离家片刻，撅着嘴蜷曲在房间角落里，以致纳纳罗以为我患病了。请你记住你还应给我寄10里拉买第一批书，而你只寄给我5里拉。还请注意要郊游尚需10里拉。此月请你以这种方式办事，以便看到你寄给我要求的数额，因为我别无办法；我一如既往地期待着。
热吻大家，包括以纳纳罗的名义，你接受不少亲吻。
尼诺
1910年2月10日于卡利亚里
对卡尔洛的承诺如前。
注解：
[1]葛兰西的同学费加里回忆说，葛兰西同工人长时间谈话，“询问他们的劳动条件，关于他们的处境和生活，提出了许多问题。那时我就明白，他对郊游的兴趣与我们的截然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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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最亲爱的爸爸：
昨天校长公布了季度考试的成绩。
成绩如下：意大利语，没有成绩，因为没有教师；拉丁语，笔试7分、口试8分；希腊文化，8分；希腊语，笔试8分、口试8分；历史，8分；物理，6分；自然史，6分；哲学，6分。
正如你所见，我的成绩不错；在这个季度我希望更上一层楼，因为希腊语我曾经得过倒霉的6分。
我请你立即寄钱来，因为我特别需要。明天，2月1日，你一接到此信就请马上寄来。此外，我还要买两本新书：福斯科洛[1]的《诗选》，1.5里拉；塞蒂的《希腊文学》，2.5里拉。
我们已经开始的意大利语课要用第一本书，几天后应开始的课程要用第二本书。
此外，还请记住……但重复陈词滥调徒劳无益：好在你已经明白，也不能缺少这些老生常谈。其后请想想，如果我想要拿到毕业证我就必须学习，因此我不应让烦恼事缠身。
校长为颁发毕业证，设置了许多障碍：第一，必须出示证明书，有资格服兵役。我肯定不能出示；但其他人也不能出示，因为我们只有19岁，不能立即体检，也不能出示任何文件。由此可见这种奢求可能消逝；如果我不能参加考试，就必须要有耐心。
我再次求你，不要让我再等。我有了钱，很快就把皮筋带给卡尔洛，请对他说他的2.9里拉是及时雨。托里加的妈妈很快就出发，我托她把钱带给他。
亲吻大家，你接受热吻，包括纳纳罗的。
尼诺
1909年[2]1月31日于卡利亚里
注解：
[1]福斯科洛（1778—1827），意大利诗人、小说家。——译者注
[2]实际为1910年，可能葛兰西习惯性地写上前一年的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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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最亲爱的爸爸：
我迟了两天才给你写信，因为我没有持笔的愿望。我收到了你的汇票，但我很遗憾你没有寄来购书用的16里拉，因为我开始认为你根本不想给我寄了。现在发生了如下情况：我的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用以购买某些必需物品，比如皮鞋和帽子，我无钱购买，这样我花掉一个钱又一个钱，不知不觉地身处无钱无鞋的困境。于是我将给你写信，让你给我做皮鞋。好吧，我想听听你的抗议。我来时满怀希望要用假期挣的钱买点东西，但其后我没有及时收到这笔钱，于是我发现并没有花掉它。
我想看看你如何处理那16里拉。我等着，但我觉得你不想一次把钱都寄给我；然而，我必须一次付款给房东，我现在一无所有，这似乎不可能，越是没钱花费越多，我期待着无望的东西。
罢课已和平地结束，除了打碎12块玻璃[1]：但意大利语教师仍然没有来，谁知道他何时能来呢？根据来的教师的情况，我将努力获得高中毕业证，因为他们说我可以得到。我还没有做出决定，我还要看看来的教师的处事方式，如果你准备帮助我，就请给我买书，要冒花费75里拉'的风险。然而，还有时间三思。我们再看吧！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今后我们再看。纳纳罗对做衬衫的面料很满意，你对妈妈说就用那种布料给他做衬衣。
我们已经期待过，但什么也没有看到。需要再耐心等待。
请继续给我寄书和其他东西。
热吻妈妈和全体家人，包括以纳纳罗的名义。
吻你。
尼诺
1909年12月10日于卡利亚里
注解：
[1]指11月30日爆发的持续一个月的卡利亚里市中学生罢课。德托利文科高中的学生也参加了罢课。受到家长支持的中学生抗议教师缺员、教室破旧。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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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最亲爱的爸爸：
我收到你托普特佐鲁带来的书和信。我知道梅洛尼要来；看看你能否让他带来其他书，尤其是制作蒸储咖啡的小机器，因为它非常实用。与其让女房东为我们煮咖啡，不如我们自己煮。
我们等着栗子和蘑菇，但是，请等等，等等；我们继续等待，即是说我们丧失任何希望。其后你许诺至少寄给我应寄的16里拉的一部分，结果你未寄一分钱：这样我就不能买一部分课本，这些课本我每天都要用，我不得不在一切方面做出牺牲，而我在假期劳动时曾认为能够得到几个钱，现在我在这儿又落到这步田地。我希望你明天就给我寄钱来。
我们和女房东相处得相当不错；她是一位正直的女性，从不偷我们的东西。我确实感觉比去年好多了[1]。现在普特佐鲁出发去乘汽船，我要陪他去码头。
我再次叮嘱你办那件事。
亲吻全体家人，包括以纳纳罗的名义，他等着铢刀和衬衫，你接受许多热吻。
尼诺
1909年11月26日于卡利亚里
请对卡尔洛说，现在他就用帆布包，因为它完全可用作公文包并且一年不会坏！没有必要再去花费2里拉或2.5里拉。
尼诺
为了安慰他，我将送他一些报刊。
注解：
[1]新家在维多利奥·埃马努埃莱路149号。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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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最亲爱的爸爸：
我徒劳地期待你给我寄来生活费余款，我一无所获地等待着。
你可能认为我用10里拉就能维持整个月的生活。事实在于房东不愿意让我赊欠，为了给她付房租我不得不化缘两天。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你不懂得奇迹不再可能发生，而我的处境十分尴尬。我甚至连寄信的邮票都没有钱买。我求你接到信立即寄钱来，因为我已经走投无路，尤其在这几天要考试，我必须抓紧时间学习。
我求你千万寄钱来。想想我的处境：你们以为我在这里过着快乐的生活，没有想过我现在处境艰难。然而，一切看在上帝的面上。明天我仍然期待。
亲吻大家，而你接受许多热吻。
尼诺
1909年6月12日于卡利亚里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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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最亲爱的爸爸：
纳纳罗交给我一个大信封，内装文件和便条。我肯定期待你去办这件麻烦事（你已办成），因为在奥里斯塔诺车站我们急急忙忙地没有解释清楚。你给我寄了50里拉，但由于现在是4月，确切地说是20日，你本应想到：1．从21日到30日我要吃饭；2．4月份我还要付房租（15里拉），因为我去吉拉扎之前（4月10日）你寄来的15里拉，其中6.05里拉作旅费，我觉得余款至少够我生活10天。我可能做得不对，没有告诉纳纳罗我有过50里拉；但因我曾希望节省几个钱，就没有把钱给他，而是先给他15里拉用于付4月房租，10里拉用于至30日的伙食，5里拉用于出发前购物。这样，5月份我只剩下20里拉，其中15里拉我在5月初就给了他，让他以为那时你们给我寄了钱，5里拉自己拿着，以便在圣艾菲西奥节[1]能有几个钱花，因为我觉得你在奥里斯塔诺会多给我5里拉作为礼物。这就是全部罪行。你没有记得这些，你4月份分文未给我，这看来很自然，于是你就把那个月从日历上撕去了。从而，你就不给我回信，也不关心再寄些钱来，除了纳纳罗已付的房租之外现在我必须付给房东5月份房租25里拉。他在这几天病得不轻，昨天才能走出房间，从而信可能写得有点尖刻。此外，你们再给我写信应改用新地址（萨萨里巷13号），因为可能把我的信件混在纳纳罗房东的信件中弄丢，鬼知道我何时才能收到信。现在我希望你确信真相，请你直接给我写信，否则我必须不断地同纳纳罗核实，他近乎真正相信我用那50里拉去娱乐。谁知你们也会心生疑窦，在可怕的数额上修筑了多少空中楼阁；确实如此，因为我在吉拉扎待过整整一个月，你们在计算时就把那个月删去了；而与此同时，我在这里期待着、期待着！
但到年末会给人深刻印象：我仍将一贫如洗。然而，希望你立即寄给我那该诅咒的25里拉，还有6月份的生活费，除非你把这个月也删去了。现在正值考试时期，我求你不要让我丧失哪怕一分钟，因为对我来说一分钟都很宝贵，我不想恰恰在这几天发火，并因发烧卧床不起。我希望你能理解其中原因，立即回信。亲吻大家。
尼诺
〔1909年6月于卡利亚里〕
注解：
[1]5月1日，圣艾菲西奥是卡利亚里的保护神。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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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最亲爱的爸爸：
此前我没有写信的愿望，因为我必须学习，很少有时间，可能我也没有想过。此外，我确实没有什么要写的：我的境况相当好，纳纳罗也不错，他回敬婶子们的问候，向她们问好。我请你寄来25里拉以保障此月开支。以往你寄给我的钱，我为付上月房租给房东20里拉，因为在我到吉拉扎之前你只给我寄了15里拉，用这笔钱我生活了12天并付了6里拉的旅费：余下的30里拉只能维持我从4月22日到这几天的生活。你将寄给我的25里拉，15里拉付房租，10里拉差不多够维持生活。可能你在奥里斯塔诺曾认为我能办更多的事，但我只能节省2个里拉。你若给我寄汇票来，在汇票附言上什么都不要写，因为汇票经房东和纳纳罗脚夫之手，我不愿他们知道我的事情，正如以往那样。问候并亲吻妈妈、兄弟姐妹、大叔大婶们。
吻你。
尼诺
〔1909年5月于卡利亚里〕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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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亲爱的爸爸：
我不会为了全世界的黄金打扰你，因为我理解你做出的所有牺牲，我尽可能地试图适应那些牺牲，但特别急迫的需要让我有了狮子的胆量。我想象得出你在听到这一开场白时的面部表情：心照不宣，又是钱；你有理，但我觉得迄今我相当满意，此外我并未奢望你给予，只是让你预付尊敬的代理人先生5个月前就应付给我的钱；还请你相信，若不是为了你，顾及你在管理处面前的地位，我就会让人知道，还会去找管理人。
我仿佛对你讲述在卡利亚里的历险记，在此地我毫无经验，我突然发现自己一文不名。最近我的一位同学认为最好他回家乡时带来我剩余的5里拉。我不相信你的父亲的心未受感动，以致你去找代理人要钱，但我请你，我求你，今天立即给我寄钱来，因为皮雷达没有钱，普特佐鲁也没有钱，房主也不预借，我绝望了，情绪低落，而你了解我极易激动的气质。其次，现在的季度考试也是雪上加霜！我因脚疼只得待在家里，在灿烂的阳光下，总想着今天只是18日，比我更坚强的头脑也会发昏。因此，我请你，你若仍记得我，受一次感动，干一件善事，你毫无损失，而我肯定会记住此事。我拭目以待，你若不做，今年的复活节我肯定过得非常沮丧。不断亲吻大家并不断恳求你。
你的尼诺
〔1909年3月18日于卡利亚里〕
最亲爱的妈妈：
虽然我并不特别偏爱一般圣徒，但我遵从习俗，热烈祝贺你命名日[1]快乐，即使没有伴随动听的话语。自然，我特别希望和他人一起看到你（这样我就不会长期离家），但一系列事实不允许我在那儿，你能想象我有多么痛苦。请让戈拉吉艾塔放心，复活节我托普特佐鲁给她带去《蒙塔尼纳》及其他东西，但她们若不喜欢，不要责怪我，因为我不了解她们的喜好，我的同学会弹钢琴，不会弹民间曼陀林。祝大家节日快乐，载歌载舞；而我看着自己房间光秃秃的墙面自娱，因为和去年一样，一只脚痛，不能穿鞋去上学。代我亲吻大家，而你在接受祝福的同时接受你爱子的热吻。
尼诺
〔1909年3月18日于卡利亚里〕
注解：
[1]3月19日，即圣朱塞佩日。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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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最亲爱的爸爸：
此前我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我一直等着你的信；我请托里加代我问候你们，他出发时我丝毫不想给你写信，今天头一小时我有空，偶然遇到曼卡先生，才使我决定写信。
在学校我还算顺利，我希望这个季度更好：今天上午我参加了口试，拉丁语和希腊语分别得了8分和7分；由严厉的老师给出的分数意味着某些东西。此外，我通常没有得病，只是我的双脚疼痛，正如去年那样，这真糟糕，但不严重。我希望狂欢节你们玩得开心；小姐们被邀请跳舞，这使我感到欣慰。如果奶奶寄点什么，请你们不要忘记我。我再没有得到纳纳罗的任何消息，我给他写信，我给他寄报刊，但他没有给我回信。请你们把吉拉扎的生活情景写信告诉我，戈拉吉艾塔或艾玛可以写，因为她们对所有消息都灵通。我不知道还写什么，我期待着你们的消息。我按时收到《论坛画报》，而泰莱西娜总能收到小报吗？亲吻你们大家，特别是妈妈和你。
你们的爱子尼诺
〔1909年2月于卡利亚里〕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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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最亲爱的爸爸：
如果你及时寄钱就不用电汇，只邮寄汇款即可，星期二你就寄，能省不少事。但奥里斯塔诺的主任回信说，需要支付120里拉，而不仅仅是100里拉。斯塔拉老师[1]说应现在付款，以避免在考试前生事端，引起某些不愉快，其后仍要求付款：因此请寄120里拉，或许在吉拉扎开收据。我手里的出生证上未贴印花，为参加考试需要贴上印花的出生证。因此你本应把汇票寄往阿莱斯镇政府，不用通过镇长就可办此事；多少麻烦，毫无结果！因此，要抓紧办，千万注意需用非常可靠的印花纸。你甚至应电汇，同时寄出其他文件并请主任给我写相同内容。你可以给在奥里斯塔诺居住的舅舅[2]写信，因为我可能在21日或22日出发直接去奥里斯塔诺，否则我在吉拉扎就会一败涂地；第一次考试我绝对不可能通过，因为6个月的计划我们草率施行，没有干好一件事情。一切都有可能：
我可能全部通过，也可能全军覆没，颗粒无收。因此，没有丝毫把握；其后，我不希望你无用地指责我；我早就通知你我希望他们根据成绩让我晋级。因此，请千万记住：120里拉、贴上印花的出生证，否则不能参加考试。不要逃避，请认真注意为考试需要贴印花的出生证。只有为其他事才无须贴印花，但现在要贴印花。请速办，否则同一切告别。如果你不在吉拉扎付款，就请明天将汇票或保价信寄给我，这样我可以转寄到奥里斯塔诺。亲吻大家，祝一切顺利。
你的爱子尼诺
1909年2月6日〔卡利亚里〕
注解：
[1]马西·斯增拉短期任过葛兰西在圣卢苏朱初中的老师。
[2]即拉菲涛·德洛古，葛兰西妈妈的室兄。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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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亲爱的爸爸：
我收到汇票和包裹，我很高兴你如此迅速，并且你想着我：野兔味美，而铣刀虽说不好，但也说得过去。
至于马里奥，似乎不能来工作，因为在港务局我看到的布告上说，要求在4月前不能年满18岁：无论如何，我想法得到港务局局长的直接答复，目前我未能见到他。
我希望你给我寄来余款，正如你在汇票上所说那样，还有买帽子的5里拉。你告诉泰莱西娜，让她保存在《论坛》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如果可能，尤其寄给我1个月前发表的一篇“帕斯科利”的文章。我给她保存着《邮报星期日特刊》，一有机会我就寄给她；因为每周邮件需花费4分，我不能经常随意使用。我希望能实现。我还请你们为我收回以下书籍，因为我不能让他们归还：
《榆树与常青藤》，在德里乌那里。在吉吉诺·科里亚斯那里有一本法文书。在内西[1]医生处有一期《二十世纪）。布拉科的《欢乐怪相》，忘记谁借了，不知你们是否记得。
请你们把艾玛的情况再具体点写信告诉我：现在我可以说，纳纳罗曾想让她来卡利亚里玩，但当他看到爸爸寄钱太慢，要一再地恳求并节衣缩食，他害怕三个人几个月饥肠辘辘，如果只有我还能勉强度日。因此，他不得不放弃那个想法。当然她也可以看看实情，但她来这里必须禁食，我认为这会让她火冒三丈，尤其当她因此而忠病。
我期待着一封信，此信向我说明所有人和所有事。我希望此信由艾玛、泰莱西娜和戈拉吉艾塔来写，卡尔洛合作写上附言，包括妈妈的附言，我希望有一天妈妈能写信。
亲吻大家。
尼诺
〔1909年2月于卡利亚里〕
注解：
[1]内西是位兽医，葛兰西父亲被监禁时在葛兰西家房客。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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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亲爱的爸爸：
我终于知道了季度考试的平均分数；诚然成绩本应更好些，但过错不在我，或许纳纳罗写信告诉了你，恰恰在季度考试那几天，我因未带毕业证而三天未去学校。因此，自然史我没有分数，历史只得5分；教师还责怪了我，但我没有丝毫过错，因为我一直给你写信：请把毕业证寄给我，而你充耳不闻。此外，我还算说得过去：因为自然史只需二，三季度两次分数就足矣，而历史若不补考就好了。分数如下：意大利语，笔试6分，口试8分；拉丁语，笔试6—7分，口试7分；希腊语，笔试6分，口试7分；哲学口试6分；数学口试6分；化学口试8分。正如你所见，我取得了中等成绩，你应当考虑到这只是第一季度，而我从圣卢苏朱来时基础并不好，尤其是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
我求你速寄本月生活费，我希望是50里拉，因为我陷人困境，代理人不给我寄钱，我又订了一份报纸；因此我不得不向皮雷达借钱，但这钱我必须归还。我希望你对代理人讲，因为这叫耍弄人，你若不愿意，我再给他写封信，应当如何做，看看再说。请你写写词典之事，因为否则我把现有分册都卖掉，再说一声“夜安”。告诉泰莱西娜给我写信，我仍给她寄小报，还给你寄为我邮寄《论坛画报》所需的邮票。请立即给我写信，因为我在期待。热吻妈妈、全家人。
尼诺
〔1909年1月于卡利亚里〕
吉吉纳·巴达洛蒂和皮埃鲁齐一家诚挚问候。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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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亲爱的爸爸：
这次我仍要写信向你要钱。我要挑起事端！你让吉吉诺对我说很快就把余款寄给我，但至今我未收到分文。等着瞧吧！现在，仿佛我若不要钱就不应写信。我总害怕你不能及时寄钱来，我不得不求房东等待。谢天谢地，你给我寄过30里拉，面我付了房租，现在是15日，我已经身无分文，并且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然而，目前你连购书的钱都未寄来，我仍能说今年过得不错。我囊中差涩，因为区区45里拉不够开销，如若不同纳纳罗合住甚至不能生存。在假期我做出牺牲，面我的气质适合娱乐，现在我仍要做出牺牲，但忍耐是有限度的。现在我已厌烦重复，你也不愿倾听；而我什么也不能做。至少当我长大时，我会记得我的生活有过一段不愉快时期。明日噩梦总伴随着我。至少你起先若对我说：花你自己的钱，因为我不能料想到一切。否则，我就会节制开支，不会囊空如洗如此狼狈。请你认真想想，定会发现我有道理。我期待着。代我也代纳纳罗亲吻大家。无数热吻。
尼诺
1909年1月14日于卡利亚里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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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最亲爱的爸爸：
此时我收到马里奥的刑事犯罪记录，我会立即把它寄给你。吉吉诺把你托他带的30里拉交给了我；我希望不再需要写信让你把余款寄来。每本日历售价0.65里拉。若你需要，请写信并寄钱来，现在晚上9点我收到明信片。
我在学校一路顺风；据我所知，拉丁语平均分大概是7或8分，因教师缺员意大利语不记分数，其他课程都不错。我若有可能，你若允许，我决心满怀希望地毕业，但迄今你对此漠不关心。
请对妈妈说，给我寄来《论坛》的小说副刊，若她还记得我们的约定；还请通知我，迪埃戈·马隆久是否给她我为衬衣支付的5里拉及我应欠她的其他钱。
请你们把在吉拉扎村发生的事情写信告诉我；对了，纳纳罗心烦意乱，因为你们没有给他寄衬衣，他还说再也不给你们写信了。
请把所有人的一切消息告诉我；我没有看到泰莱西娜的一句话；我希望她不要生气，因为我没有给她寄小报，但现在我认为她已经不是孩子了，我再也不能给她寄《儿童邮报》了。请你给我写些长信，也请卡尔洛这样做，以便告诉我吉拉扎的闲言碎语（我亲爱的姐姐没有听到）。她们也可以给我写信，邮资很低；我明白自己什么也不能寄给她们，但愿她们设身处地为我想想；无论如何我向她们许诺，我若看到她们来信，当纳纳罗手头宽裕点儿时，我将说服他办点事。啊！如果送她们每人一件衬衣，那多美啊！那将是重大的举措！但千万不要对纳纳罗说是我建议的：请你们记住福音书所说：centumperunumacceperis！[1]请你们让吉吉诺·德里乌翻译，如果他在吉拉扎的话。
急促热吻。
我期待着。
尼诺
1909年1月5日于卡利亚里
要你们知道日期需50年！祝主显节快乐！
注解：
[1]拉丁文，意为“你将会以一得到一百”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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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亲爱的爸爸：
我终于能给你写信了；直至1月头几天我身体感觉不太好，我不能写信；其次，还由于这些天我不得不准备季度考试，这使我疲惫不堪。我徒劳地期待你给我寄钱来，但仍然分文未见：况且上月你只给我寄来40里拉，请你想想：若只用区区40里拉，在卡利亚里能否过上人的生活，但你根本不去思考这些。谢谢戈拉吉艾塔给我寄来5里拉：我原定为自己买顶帽子，因为原有那顶帽子已经破烂不堪，成为散落的布条，但我应当把这5里拉付给房东。现在我期待你再寄给我（上月你未寄的5里拉），这样我才能为自己买顶帽子。此外，我请你尽快把这个月的生活费汇来，因为我必须为房东开个户头，还由于租房，我不得不忍受暗示，这使我特别厌烦。请你们立即给我写信，让我知道大家健康的消息。我为马里奥到港务局去了一趟：在2月要招募员工，但要求在4月不满18岁[1]。我不知道马里奥是否符合这些条件：无论如何，请你们写信告之。我再次请你速寄汇款，请寄来买帽子的5里拉专款，因为否则我只能付给房东，如果纳纳罗看到没有写明，我就只能继续戴着那顶破帽子。关于季度考试我一无所知：我一旦知道平均分数立即通知你。请代我亲吻大家，并请把大家的消息马上写信告诉我。
纳纳罗将寄他的照片。
吻你。
我期待着。
尼诺
〔1909年于卡利亚里）
注解：
[1]这里所指不大可能是葛兰西的弟弟马里奥，因为他于1893年出生，时只有16岁。因此可能指一位同名的相识者（请参看第8封信）。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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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亲爱的爸爸：
我给你写了又写，迄今四五回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收到我的信。现在托里加[1]出发回乡，我肯定你一定能收到信，因此我希望你给我回信。当我对你说成绩单要付款，可能你以为我在开玩笑，但请你注意我没有开任何玩笑。请想一想：为什么第一个季度学业结束没有给我成绩单，只因我没有正式注册。
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祝你们节日好，即使我不会愉快地度过节日。今天我就给代理人写信，希望他把我的钱寄来，这样我也可以办些事。我曾想给戈拉吉艾塔和艾玛寄一点音乐报刊，但鉴于你们没有给我回信，尽管我恳请你寄来《二十世纪》，而你们对此漠不关心，我也只能改变想法；然而，我希望至少在圣诞节你们想起此事，若戈拉吉艾塔准备为我花费0.1里拉，我也准备做点事，但说干就干，不要迟延等待。我不知道卡普拉是否归还了《爱的教育》：若没有归还，请你通知我，以便我提醒她。万分感谢妈妈给我寄来《论坛》，因为至少我终于发现她的性格，并希望她不要中断。我不知道还给你们写什么：我一直不错，我希望在学校进展顺利；再次祝圣诞快乐，请代我亲吻所有家人：戈拉吉艾塔（我希望她记住）、艾玛、泰菜西娜、马里奥、卡尔洛、妈妈和你，请接受你爱子的热吻。
尼诺
〔1908年12月于卡利亚里〕
注解：
[1]拉斐尔·托里加是葛兰西的朋友，后来成为吉拉扎的医生和村长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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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爱的爸爸：
在你寄给我的汇票上你答应给我写信，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我变更了地址，凑巧一张地址正确的明信片和汇票一同寄来，我才收到汇票；但我不知道是否能收到信。如果你已经寄出，请立即通知我，我好去查找。
你多寄了5里拉很好，因为成绩单我要付1.2里拉，申请免修体育课要付0.6里拉，现在你明白了！
劳驾，请你通知代理人[1]给我寄钱来（应当寄给我），如果一周内我收不到分文的话，我将给他写信，因为现在我特别需要钱，还因为我要买几本佩特罗吉词典，由于你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我不想使迄今为止的花费付之东流[2]。
请你马上为初中毕业证书操心，因为若一周内我不出示毕业证书的话，将被停课，正如校长断然声明的那样。
请把这个月的《二十世纪》寄给我，因为同其他寄给我的东西一样对我有用，还有《论坛画报》，这是妈妈答应的。
此外，还有我给你开列的希腊文著作，因为为准备这个季度的学习特别有用。
我希望圣诞节你记得我。这几天我将把几期音乐报刊寄给戈拉吉艾塔、艾玛和泰莱西娜。
请代我亲吻妈妈，戈拉吉艾塔、艾玛、泰莱西娜、马里奥、卡尔洛[3]，请接受你爱子的热吻。
尼诺
〔1908年11-12月于卡利亚里〕
注解：
[1]指葛兰西在吉拉扎地产量记处打工。
[2]佩特罗古意大利语词典，此版按分册出售。
[3]弋拉古艾塔和艾玛是葛兰西的姐姐，泰莱西娜是他的妹妹，马里奥和卡尔洛是他的弟弟。——译者注 |
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火与玫瑰——葛兰西书信集（1908-1926）
1
最亲爱的爸爸：
昨天我开始上学[1]；教师还未到齐，但他们已开始授课并开出部分学习用书的书单。
吉吉诺[2]还没有找到房子，而我先租了一个按天计价的房间，我同纳纳罗在这里进餐，现在我们至少要租一个月的房间[3]。
请你对普特佐鲁说校长不在，面到校的教师在校长到来之前什么也不想给。
请你对拉斐尔·科里亚斯说，我找过盖拉，他告诉我根据法律需付给秘书半个里拉，为做初中晋级证书副本还要付1.2里拉：他将给我写上需要的内容。
纳纳罗说卖山鹑剩余的钱想用来买件衬衣，请你托科盖带来；我请你托他还带些栗子、蘑菇和鸡蛋来；如果你们不能让他带，请预先通知。
请你立即寄来下列书籍：
两本数学；
由蒙蒂翻译的《伊利亚特》；
《（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埃涅阿斯纪》的美》。
请你立即寄来上述书籍并把月生活费余款马上汇来，因为我要付房租，手上没有分文。
书目清单如下：
科尔比诺-《物理学》2.50花1.45
里纳乌多的《历史》第2卷2.50
马尔盖西尼-《逻辑学》2.00花1.20
吉斯莱里-《文科高中地图集》3.00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0.60
西塞罗-《布鲁图》0.80
梅尔卡利-《矿物学》1.40
波利和坦法尼-《植物的结构与功能》2.90
苏格拉底-《颂词》0.60
加图-《颂歌选》（佩斯塔洛扎）1.90
15.55（里拉）
目前就是这些，但其他书会很少。然而，请你尽早把钱寄来，因为我要购买所有新书。请把信寄往马尔祖洛制冰厂[4]，这样纳纳罗就会把信转给我，还有报刊。
请以纳纳罗的名义问候齐祖·科盖、斐洛梅娜和继承人，他焦急地等待斐洛梅娜到来以向她祝贺。
问候并亲吻大家。
尼诺[5]
〔1908年〕11月5日于卡利亚里
[1]卡利的德托利文科高中。
[2]可能指吉吉·德里马。
[3]葛兰西和哥哥杰纳罗（昵称纳纳罗）在阿梅德奥王子路24号合租一个房间。
[4]杰纳罗在诚厂任会计。
[5]葛兰西的昵称。——译者注 |
〔附录〕霍布斯鲍姆小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1999）
〔附录〕
霍布斯鲍姆小传[1]
丹尼尔·斯诺曼
“他可能是一个俄罗斯人、法国人、土耳其人、普鲁士人或者意大利人。但是，尽管有种种诱惑使他属于另外一个国家，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W.S.吉尔伯特
当你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这样一位卓越的世界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无可挑剔的英国人谈话时，W.S.吉尔伯特[2]的上述话语就会立刻萦绕在你的脑际。1917年，霍布斯鲍姆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出生于英国，母亲出生于维也纳，他们在苏黎世结婚。在霍布斯鲍姆2岁时，全家移居维也纳，14岁时移居柏林，两年之后又移居伦敦。作为一位年轻历史学家，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在法属北非[3]进行的，他的早期工作还包括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也全身心地投入对意大利、拉丁美洲和爵士乐历史的研究。众所周知，霍布斯鲍姆由于撰写了有关1789-199年世界历史的四卷本著作，这或许使他成为一位多产的评论家。他是《过去与现在》[4]期刊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英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但是，他“可能已经成为一名有社会影响的人类学家了”，他不仅唤起人们对于文学和现代语言的记忆，甚至还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那么，霍布斯鲍姆是如何以及何时涉足历史的呢？这个问题把他的思绪拉回到了他在柏林度过的那段严酷的时代（1931-1933）年。那时候，他已经父母双亡了，在柏林的一位叔叔（也是来自英国的移民）收养了艾瑞克和他的妹妹。据霍布斯鲍姆回忆，那个时期的柏林“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方”。很显然，对于一个才华出众的少年来说，他的情感与理智统统向那种生活敝开着，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正好生活在那里。正值希特勒上台之前，在柏林的这座文化大熔炉里，霍布斯鲍姆的智力与政治意识确实处于沸腾状态，因为出现在他周围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他要争取理解这种变化。
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有人认为霍布斯鲍姆“可能已经成为”一名德国国家主义者，要不然就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实际上由于霍布斯鲍姆是一位被同化了的年轻世界主义者和犹太知识分子，而且持有英国护照，因此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两种意识形态的。霍布斯鲍姆在维也纳时还处于孩提时期，那时他就已经向左翼靠拢了（他在那里就已经认识到，“房客是社会主义者，而房东则是基督徒”），他发现共产主义对他有吸引力。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告诉他，他现在的一些看法很幼稚，并建议他去图书馆阅读一些东西，比如《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我照办了。这些著作使我顿开茅塞。”正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才使霍布斯鲍姆把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对于霍布斯鲍姆来说，那是一段有刺激性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是否也有危险呢？“最糟糕的形形色色的反犹太主义保护了我”，他回忆道，“因为我的同班同学把我看作“英国人’而不是“犹太人’。这样，我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谴责《凡尔赛和约》[5]！”无论如何，霍布斯鲍姆打算再次搬家了。那时他的叔叔已经在一家美国公司上班了，当时正在急速蔓延的大萧条或许与新的排外法律同时出现，这就使他的就业面临着危险。1933年，霍布斯鲍姆举家迁到伦敦。
如果说霍布斯鲍姆的意志一点也没有消沉，那将是令人吃惊的。他不仅刚刚失去双亲，而且不得不讲英语和用英语写作，他还发现自己仅仅在三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在第三个国家居住，并且在第三所高中上学了。结果，他发现与柏林相比较，伦敦那种无聊的日子简直使人无法忍受。在这里，人们对意识形态避而不谈，而且认为如果不谈论这些问题，那么它们就会走掉。但是霍布斯鲍姆凭着自己的信念（尤其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坚持下来了，而且在学校里的功课非常好。三年过去了，霍布斯鲍姆在快到20岁的时候获得了一项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求学，于1939年取得学位并且获得一项研究奖学金，赴法属北非研究土地问题。三个月之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
许多有才干的中欧人在英国加入了一场奇异的战争，例如，他们运用自己的语言技巧帮助英国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情报工作。那么，霍布斯鲍姆干什么呢？“我也被征召了，但是什么有趣的事情也没有做。”难道英国人没有利用他那熟练的德语吗？霍布斯鲍姆耸耸肩“你应当记得我有一项记录。在剑桥的时候，我获得了一个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的名声，我们学院那些在布莱奇利设立情报中心的人是不会给我这种人一份工作的！但是，军旅生活并不是完全没有益处，霍布斯鲍姆正是在军队服役期间发现自已对英国经济史产生了兴趣，也正是在军队里他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于英国的工人阶级，这段经历把他带到一个与老年有关的基本问题上。作为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工人阶级的需要与想法，估计他们可能希望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与所做的贡献分享生产资料，根据需要分享利益。但是，如果近距离观察的话，那么工人阶级当中似乎也存在着不同的、更为世俗的以及经常是出乎意料的右翼利益与期望。这种情况也不仅仅限于英国，例如，在随后的几年中，霍布斯鲍姆在意大利南部碰到一位基层工会的组织者，他是一位共产党员，他告诉霍布斯鲍姆，他如何设法动员卡拉布里亚的农民继续把耶和华见证会的成员选为党的支部书记，而这是违反他们的利益的。这种事情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在英国，战后至少是由“人民”选举了一个工党政府。霍布斯鲍姆自1946年初退役以来，就开始进行几项有关费边社[6]早期历史的研究工作。一年之后，他获得一份工作，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7]执教（他拒绝了种种诱惑，实际上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全部学术生涯，直到后来到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但是，他在12年之后才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版使自己出名的著作。中间为什么相隔这么长时间？在此期间他都干了些什么？
“对于我这种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与兴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冷战，它使我们孤立起来。但与此同时，冷战也在我们中间产生了一种凝聚力，使我们团结在一起，以反对外部世界。”霍布斯鲍姆有一些像克里斯托弗·希尔、乔治·鲁德和爱德华·汤普森这样的知心朋友与同事，他们都是一些才华横溢和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学者，但是由于他们自结识以来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群体，因此在以后的岁月中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排斥。《过去与现在》期刊正是在这个群体中诞生的，这是一份严肃的学术刊物（颇有几分“法国年鉴学派的味道），表达了创始人那种贴近历史的基本观点。在这几年中，尤其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8]之后，由于左翼的乖张行为已经声名狼藉了，因此这个群体走向了分裂。但是，随着《过去与现在》（与《今日历史》一样贴近于当代历史）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霍布斯鲍姆在回顾他帮助创办的这个刊物时，心中颇有几分自豪。
霍布斯鲍姆在40岁时就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并撰写了几本小册子，然后他开始撰写几本重要的著作：《原始的叛乱》（1959）、《革命的年代》（1962）和《劳动的人们》（1964）。霍布斯鲍姆就像一个大步向前奔跑的运动员，在其后的30年中几乎从来没有停顿过，在广阔的研究领域里撰写了大量的书籍与评论文章，好像是在对其学术生涯初期的迟钝进行补偿似的。无论是描写工业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强盗还是资产阶级、巴锡“伯爵”[9]还是俾斯麦伯爵[10]、威灵顿[11]还是埃林顿[12]以及维也纳、威尼斯还是委内瑞拉，霍布斯鲍姆的博学令人眼花缭乱，并且他所引证的材料真像百科全书那样广泛。他是一位罕见的历史学家，能够利用如此广泛的材料（至少有5种语言），而且在驾驭材料方面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与霍布斯鲍姆在一起，你从来不会感到皮利翁山[13]是摞在奥萨山上的，也不会感到（至少对于读者来说是如此）对所描述的事实强加了一种结构性的约束。反之，读者感到他的著作夹叙夹议.浑然一体。
霍布斯鲍姆的代表作就是描述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两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四卷本著作：《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1914-1991）》。上述著作中的最后一部实际上是关于霍布斯鲍姆本人所生活的这个喧嚣世界的一部编年史，在五大洲都成为畅销书（但在法国不是，作者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用德语撰写一部关于当代世界权威性的四卷本史书（更不要提那些优雅简洁的书名了）的想法是不是很模糊？“确实没有计划这样做”，霍布斯鲍姆疲倦地摇着头回答道，“因为那不是我的风格。开始写作时都有单独的计划，但在写到第二卷与第三卷的某一个地方时，我意识到最后可能成为一个系列。
无论创作的过程如何，最后的结果则形成了一部规模宏大、技巧精湛的力作。对于霍布斯鲍姆来说，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上应该详细阐明的事件包括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他本人所谓的“三十一年战争”（1914-1945）。在前两卷中有更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而在后两卷中则有更多文化与艺术史方面的内容。阶级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是一种强烈的和周期性的存在，作者牢牢地把握着诸如拿破仑、俾斯麦、林肯、甘地和斯大林等这类传统“伟人”的历史，而没有沉浸于他们的传记或者洞察他们的内心世界。在霍布斯鲍姆的许多著作中，对于精辟的警句往往情有独钟，这一特点有时也使他的著作趋向于晦涩难懂，而没有揭示出他所描述的那种生活经历的本质。但是，他从总体上驾驭和构建戏剧性事件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
有些读者发现霍布斯鲍姆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令人讨厌，因而宁愿把马克思的哲学洞察力连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一起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但是，在霍布斯鲍姆看来，马克思“保持了对历史进行任何充分研究的根基，因为迄今为止只有他一人尝试系统地阐述一种从总体上贴近历史的方法”。霍布斯鲍姆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将历史扭曲了吗？任何人的工作可能都是在一种全面审视的指导下进行的，如果没有这种指导，那么就当然不能记述几百年的世界历史。在霍布斯鲍姆的著作中，有些篇幅使人感到一位老共产党员面对着这样一些材料，即事态的发展促使他对这些材料进行重新评估。但是，如果霍布斯鲍姆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导致他对偶而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尴尬困境（例如苏联于1956年入侵匈牙利）漠不关心，那么他也会用他的老同志爱德华·汤普森的话语来表达他的主张，即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而屈尊对保留国王或者贵族同保留长统袜制造商或者农民一样感兴趣。
这部四卷本著作的最后一卷——《极端的年代》是从霍布斯鲍姆的童年时期开始的，他将这段时期称为“微明区”。他是如何开始着手撰写当代史的呢？这样是不是可以更好地理解那段充满个人回忆的时期呢？霍布斯鲍姆认识到了个人经历的资料价值，但他知道这种经历也会提供一面变了形的镜子。“例如在30年代，我们所在的左翼开展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且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一直在动员人民反对战争。但是，如果从其历史价值来说，我可以说我们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只不过是把同情我们事业的人民重新集合起来而已。”
霍布斯鲍姆认为，个人经历也能够以另外一种方式妨碍对历史洞察力的发挥，不仅包括个人所经历过的事情，而且也包括经历这些事情的地方。“例如，假设你是一个准备撰写现代史的阿根廷人或者巴西人，由于你所居住的大陆没有经历本世纪严重的国际战争，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遥远的新闻资料而撞击着你的心扉，而全球经济波动则对该地区造成直接而惊人的后果。那些尝试解放自己的拉丁美洲历史学家都会持有这种观点。”
那么，霍布斯鲍姆的博学是如此的令人敬畏，他为何仍然把欧洲置于他的四卷本著作的中心呢？“这是由我所阐述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如果你正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史，那么直到19世纪末以及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角色的出现，你只能以欧洲为中心进行评论。”他补充道，“直到20世纪末，西方一直处于中心地位。”
对于其他问题需要进行另外的展望。在纪念哥伦布[14]发现新大陆500周年的一次演讲中，霍布斯鲍姆令人吃惊地改变了对一些事情的评价，着重阐述了美国对世界其余地方的影响这一有争议的问题，“美国的主要贡献……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分送一只野生山羊角以及在美洲种植的植物……，如果没有我们所知的这个现代世界，那么这是不可想象的。”土豆、巧克力、烟草、可卡因这些东西连同在哥伦布之前从未被欧洲人所知晓的其他植物，比西班牙征服者[15]所开采的全部黄金或者白银更为深刻地改变了广阔的世界。霍布斯鲍姆认为，这真是一件风靡全球的事件，也是1492年的真正意义所在。
霍布斯鲍姆最初是一位经济史学家，他后来发现自已越来越被更为广泛的文化问题所吸引，而他以前大概不完全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样，霍布斯鲍姆在1998年纪念沃尔特·诺伊拉特（WalterNeurath）这位泰晤士与赫德森（Thames&Hudson）艺术图书出版社创始人的演讲中指出，20世纪参与竞争的视觉艺术成为一种人们所信赖的先锋艺术，他认为这种竞争使绘画艺术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当时听众在现场的反映来看，对此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是，他断定20世纪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最佳的中庸之道。
霍布斯鲍姆现在已经80高龄了，他声称没有新的研究课题，因此日子过得很安逸。但是，没有一个有关历史或者史学方面的课题、尤其是这个课题的未来发展方向不继续引起他的兴趣。他说他所关切的事情就是，大多数英国和（特别是）美国的历史学家们把他们的资料来源局限于英语。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由于不得不（像霍布斯鲍姆本人那样）学习其他语言，因此有助于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并且能够获得那种只懂一门语言的学者所得不到的观点。他还担心后现代主义[16]侵入历史著作之中；对于某些浪费或者滥用证据以及对过去进行假设的历史著作，他也担心其寓意以及具有真实根据的相对主义[17]被视为与任何其他著作具有相同的价值。例如，他说不论纳粹的毒气室是否存在，都可以作为证据而建立起来。他还尖刻地补充道，由于它们的存在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因此那些否认其存在的学者简直就不是历史学家。
霍布斯鲍姆充满激情地说，历史学家的工作太重要了，或许比以前大多数年轻人成长的那种“永久现在时”还重要，以至于不能被那些江湖骗子们所左右。霍布斯鲍姆这位老战士现在停歇下来了。他指出，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铭记别人所忘掉的事情”。
[1]本文选自《今日历史》（HistoryToday）杂志1999年1月号，这是丹尼尔·斯诺曼（DanielSnowman）对霍布斯鲍姆的一篇采访记。——译者注
[2]威廉·施文克·吉尔伯特爵士（SirWilliamSchwenkGilbert，1836-1911），英国剧作家和幽默作家。早期写过一些逗人发笑的庸俗作品，后开创一种讽刺时弊的真正艺术风格。1907年被封为爵士。——译者注
[3]指法国原来在非洲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领地突尼斯（1881-1963）、阿尔及利亚（1830-1962）和摩洛哥（1912-1956）。——译者注
[4]一份新左翼史学期刊，由霍布斯鲍姆和希尔等人在1952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创办。——译者注
[5]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于1919年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同战败国德国缔结的和约，全称是《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以宰割战败国、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以《凡尔赛和约》为支柱，构成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般关系和制度，即“凡尔赛体系”，它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形成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固定下来。这一体系在一段时期内支配着欧洲的国际关系。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由于和约过于苛刻及后来对其条款的执行不认真，为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复兴创造了外部条件。希特勒上台后，提出砸碎《凡尔赛和约》的枷锁，煽动民族复仇主义，宣布恢复义务兵役制，派兵进驻莱茵非武装地区，吞并奥地利，“凡尔赛体系”宣告彻底瓦解。——译者注
[6]英国社会改良主义团体。1884年1月由一些激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立于伦敦。前期的主要领导人有萧伯纳和韦伯夫妇等人。其名称来源于以善于使用缓进待机策略著称的古罗马统帅费边的名字，表明他们主张采取缓慢渐进的策略来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1889年出版的由萧伯纳主编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第一次集中表达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种变革只能通过群众心理缓慢地、逐渐地向着新的原则转变，社会改革才能一点一滴地实现。——译者注
[7]其前身是1823年由英国医生乔治·伯克贝克（GeorgeBirkbeck，1776-1841）协助建立的伦敦机械工人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直至逝世。该学院于1907年改名伯克贝克学院，1920年被承认为伦敦大学的学院，招收夜读及非全日制学生。这所学院的成功导致全英各地纷纷建立类似的职业培训学校，其中有些发展为工学院。——译者注
[8]1956年10月23日清晨，布达佩斯的学生和工人发生了示威游行，一些人利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前领导人所犯严重错误和人民的不满煽动闹事，挑起冲突。深夜，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组，由纳吉·伊姆雷出任总理。此后发生了暴乱，并蔓延到全国。这一期间，国际帝国主义极力挑唆，进行蛊感宣传，并通过各种形式支持暴乱分子。以卡达尔·亚诺什为主席的匈牙利劳动党中央六人主席团在10月31日宣布解散牙利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1月1日，卡达尔等人离开布达佩斯。11月4日，匈牙利索尔诺克电台宣告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并宣布已向苏联提出，请求红军部队帮助恢复国内秩序。同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暴乱逐步被平息。11月7日，卡达尔和工农革命政府其他成员回到布达佩斯。——译者注
[9]威廉·巴锡（1904-1984），美国钢琴家、作曲家，爵士乐史上杰出的大乐队组织者之一。有一次在堪萨斯短波电台广播演出时，节目主持人把他封为“伯爵”，以与埃林顿“公爵”等其他领队竞争。——译者注
[10]奥托·冯·俾斯麦-申豪森伯爵（OttovonBismarck-Schonhausen，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执政期间采取“铁血政策”，故又有“铁血宰相”之称。1865年晋封为伯爵，1890年下台时被封为劳恩堡公爵。著有《思考与回忆》。——译者注
[11]威灵顿公爵（DukeofWellington，1769-1852），原名阿瑟·韦尔斯日利（ArthurWellesley），英国军事家、政治家、首相（1828-1830）。1815年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从此名震欧洲，有“铁公爵”之称。——译者注
[12]埃林顿“公爵”（DukeEllington，1899-1974），原名爱德华·肯尼者注迪·埃林顿（EdwardKennedyEllington），美国爵士乐作曲家、钢琴家、乐队指挥，20年代在纽约自建乐队，对乐队爵士乐进行许多革新，著名大型作品有《黑色、棕色和米色）、《跟上时代的回忆》。——译者注
[13]皮利翁山（MountPelion）是希腊色萨利区东南部马格西尼半岛上的山地。在希腊神话中，两位巨人将皮利翁山摞在色萨利的另一座山奥萨山上，欲攀登奥林匹斯山，但他们还未来得及尝试就被阿波罗神杀掉了。——详者注
[14]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1451-1506），意大利的伟大航海家，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这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中国近代识力超群的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哥伦布是使“世界风潮至此忽大变……愈接愈厉使五洲同一堂”的人物。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哥伦布也成了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老祖宗”。——译者注
[15]16世纪西班牙征服美洲、特别是墨西哥和秘鲁的入侵者的称号。这些征服者好斗尚武，热衷于寻找黄金，但不善于进行统治。他们很快便被西班牙来的行政官员和移民所取代。——译者注
[16]5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主要是美国）继现代主义之后前卫美术思潮的总称，又称后现代派。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建筑领域，后来逐渐扩展到美术的其他部门。它的含义没有明确的界定，艺术评论家对是否存在着后现代主义也有不同的认识。某些评论家推出这一名称，意在表示50年代以来西方后工业化社会文艺的发展有别于以前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的艺术中心在巴黎，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中心转移到纽约。——译者注
[17]割裂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否认事物本身及对事物认识的稳定性、客观性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和思维方法。其特征是：片面强调现实的变动性和不稳定性，否认事物的相对静止和确定性；夸大认识的主观形式和对历史条件的依赖，否认客观真理；只看到事物和认识中存在的矛盾双方的转化和互相过渡，否认矛盾双方的区别和对立，抹煞矛盾双方之间的界限。相对主义没有统一的完整的理论形式，它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而体现于某些哲学体系中，并被应用于历史学、伦理学、美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相对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它是诡辩论、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译者注 |
结论展望未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1999）
结论展望未来
波立陶：我们对于即将逝去的20世纪已经谈论很多了，现在到了告别过去并展望未来的时候了。正如您在我们的谈话中多次提到的那样，20世纪是一个“大众”的世纪。这是您的一本评论集的书名。如果您打算从本世纪向子孙后代寄一张明信片，那么它上面应该印着什么样的图案或者肖像呢？世界上哪个人、哪种职业和哪个地方最能作为这个“大众”世纪的象征呢？
霍布斯鲍姆：选择一幅单个的图案并不是办法，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差异性与不等性，而且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可能超越这种差异性与不等性而只认同一种标记。例如，生活在20世纪的人当中，大部分出生在中国，并且今天世界总人口的20%是中国人。我们能够选择一个中国人作为20世纪的象征吗？我想不能，因为其余80%的人在其他地方出生并居住。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人就是少数。
在20世纪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农民的肖像作为当时的象征，因为农民在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但是在20世纪末，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工人的肖像，因为工人阶级的数量在这个世纪中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并且在六七十年代很可能达到了高峰。但是，今天工人阶级的人数与影响力正在快速地收缩。那么，一个在电脑桌前工作的白领工人怎么样呢？他或者她也没有代表性。在西欧或者美国，作为一位白领工人是相当不错的，但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这个肖像并没有太大的代表性。
如果你坚持要寻找一个20世纪的象征，我认为它就是一位母亲及其孩子。人们不论住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尽管他们的文化背景、文明程度和语言文字各不相同，但他们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有母亲。在某些方面，一位母亲的经历就反映了20世纪人类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个时代，以母亲为核心的传统家庭结构不再具有典型意义了。当然，家庭结构不止一种模式，而是几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家庭结构。今天的情形不再是这样的了。
尽管20世纪人性的多样性及其变化的快速性使得选择一个“大众”象征变得极为困难，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象征，那么我还是要选择一位母亲及其孩子。
波立陶：您已经被20世纪的精灵之一——政治激情所迷住了。您早在1936年就是一个共产党的积极分子，经历了二战、二战之后一直到1956年所发生的事件。在此之后，您的政治方向没有改变，但是您却日益变得超脱了。您为自己曾经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感到遗憾吗？您是否想过这些活动为您的学术自由投下阴影？
霍布斯鲍姆：我希望我的选择永不限制我的学术自由。然而，我必须承认，任何真正和强大的政治或宗教约束——我不能说是义务——往往先入为主地对人们施加了更多的偏爱或偏见，使人们赞同某种观念。当我们不愿意对这种约束进行批评，即当我们不愿意把判断其他方面是非曲直的相同智慧用来批评这种约束时，我们便会认识到这一点。一位罗马天主教学者对于神圣的异端裁判所[1]调查一位无神论者或者新教徒[2]缺乏热情。同样地，那些对共产主义明显不满的学者们，在研究像古拉格[3]这类现象时较少犹豫，而一位共产主义史学家则宁可回避它。因此，我必须承认，我希望我从未写过或者说过有关苏联那些令我感到内疚的任何事情，我也尽量避免直接涉及到那些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一旦涉及到那些令一位共产党员难于启齿的事情，就一定会把它们写下来，而这将影响到我的政治活动，伤害我的同志们的感情
波立陶：这是为什么？您这位历史学家不是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吗？
霍布斯鲍姆：坦率地讲，确实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我宁可选择作为一个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而不是研究20世纪的历史学家。我也知道，就当代史而言，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不受欢迎。因此，我不想卷人这场争论，因为这样一来，不是把我带到争论的另一方，就是令我这位学者的良心备受煎熬。
你说对了，自1956年之后，我在政治活动方面的积极性发生了某些转变，并且变得更加超脱了，因为很清楚，那对我来说犹如一场梦[4]。在英国共产党解散之前，我几乎一直就是该党的一名党员，党的总书记[5]以前在困难的时刻经常说，他可以直接与莫斯科通电话。他认为英国共产党就是一支报童组成的队伍，但是党内的知识分子则认识到，我们必须独立思考。
波立陶：那么，您为什么不与党决裂呢？
霍布斯鲍姆：我想我是可以那样做的。1956年我告诉党的领导人们，我打算与那些被开除出党的人继续保持友谊，特别是E.P.汤普森[6]和其他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我对他们表示同情。如果我的行为使党的领导人们不满意，那么他们把我赶走好了。但我那时并不想脱离党，因为我并不想中断与当时还是共产党员而后来成为反党分子的人们的友谊。
为什么我在1956年的危机之后留在党内那么多年呢？这是因为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应该对一种伟大的理想以及为了这种理想而献身的人们保持忠诚。当我在1932年加人共产党后，这种忠诚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准备要做的事情。我还能记起为了那个理想而献出生命的所有朋友和同志们，他们为了使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身陷囹圄，受尽酷刑。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放弃了获得事业成功的机会，而是令人难以置信地作为相对贫穷的党务工作者的人们，他们拿着普通工人的薪水，长时间为党工作。我从未做出过这种牺牲。我所能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通过拒绝物质利益与职业便利，表明自己与党的事业休戚相关的一点心意，而我只要离开共产党，就能获得这种物质利益与职业便利。
此外，共产主义并不是俄罗斯，它是一种全球性的事业。当我在柏林加入共产党时，我还是一名学生，那时我与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发生了争执，这是我最初的政治经历之一。我当时使他感到很不安，因为我说：“啊，我知道俄罗斯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共产主义在俄罗斯会遭受挫折。”很显然，他的看法不是这样，但我一直坚持这一看法。与许多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我从不认为在共产主义政体下会发生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认为共产主义是一项比那些共产主义者获得政权的落后国家的历史更为伟大的事业，那么这种历史就不能成为我们放弃所选定理想的充足理由。
我为此而感到遗憾吗？不，我不感到遗憾。我非常清楚，我所信奉的理想已经被证明不起作用了。或许，我不应该选择这种理想。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对于更为美好的世界没有任何理想，那么他们就会失去一些东西。如果人们仅有的一个理想就是通过获得物质利益而追求个人幸福，那么人类就是一种渺小的物种。安德鲁·卡内基是美国唯一一位既是无神论者又是政治激进分子的亿万富豪，他的品质深深地打动了我。他曾经说过：“如果一位亿万富豪仅仅以一位亿万富豪的身份而死去，那么他就白活了。”这就意味着，有一些事情要比发财与出名更有意义。这种愿望也许是人性所固有的，也许不是，但是自从18世纪以来，当人类开始认识到有可能使世界获得解放并且使之变得更好时，它就是一种历史现象，这是确定无疑的。
问题不在于人们想要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是认为有一个乌托邦式的完美世界。当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指出，最糟糕的事情不仅是共产主义，而是所有的伟大理想时，他们是正确的，因为这些理想是如此的伟大，以至于认为所有为之付出的牺牲都是正当的，而不论这种牺牲是什么人付出的。只有认为那些对世界做出适度展望的人们可以免遭骇人听闻的苦难时，这种自由论点才可以站得住脚。然而，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认为，如果没有伟大的希望与无限的激情，哪怕当这些希望与激情遭受挫折的时候，那么人类也就失去了作用，而且人类的活动显然无法消除自身的烦恼。伟大的革命领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在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超越了他们的努力，例如，处于恋爱中的男人是不快乐的。但是，只有你在16岁的时候，你才能相信这一点。如果你对我这个年纪的人们所具有的一些诸如反对纳粹主义的伟大理想进行考察，那么就不可能认为所付出的代价高于所得到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反抗纳粹，世界将更加美好吗？我认为今天没有哪一个参加过那场战斗的人认为那场战斗是不值得的。即使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也不可能认识不到我们虽然办了许多坏事但是也办了许多好事。
问题不在于政治约束本身，而在于这种约束的性质。它的目的难道就是启蒙运动[7]的伟大理想即全人类的理性、进步与生活条件的改善吗？或者是其他理想即诸如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吗？它们并不是一回事。我认为共产主义是现代文明传统的一部分，它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因此我不能对它感到遗憾。无论如何，意大利和英国这类国家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不能对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情负责，当然也不能对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情负责。我所能说的只是我们有时知道的一些事情，或者凭直觉猜测到一些需要保密的事情。但是，我们所能说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对苏联产生影响。
波立陶：您对即将结束的这个世纪是否有某种怀旧情绪？艾赛亚·伯林[8]说过：“在我的记忆之中，20世纪是西方历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您是否赞成他的意见？有些事情能够得以补救吗？
霍布斯鲍姆：伯林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也并不完全是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把那部关于“短暂的世纪”的著作定名为《极端的年代》。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个世纪都是非同寻常的，而不仅只从它所遇到的灾难来看是如此。实际上，在这个世纪结束之际，除了几个例外，世界变得更好了。这个世纪出生的孩子们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条件都要好于他们的父辈与祖父辈，因此，将20世纪全盘否定是不对的。
未来将是什么样子，这是我所担心的问题。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下世纪人类的创造才能将继续取得成就，经济状况将更好，或许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以及学会利用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可供使用并且不对人类自身产生破坏作用，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然而，我不能清晰地预见到与政治和文化相关联的未来。我们过去所具有的许多经济手段与经济结构，被现有经济体系非同寻常的活力所摧毁了。这使越来越多的人们陷人一种没有明确的准则、前景和共同价值观的混刮状态，即他们不知道对自身与现有集体该做此什么。
对于家庭制度而言，情况确实如此；作为文明基础政治制度也是如此。哈贝马斯将后者称为“公共领域”。对于政治、政党、报纸、组织、代表大会和国家而言，没有一个是以过去所习惯的方式运作的，我们设想它们在未来将继续长时间地运作下去，但它们的未来是模糊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在世纪之交对未来并不是非常乐观。
波立陶：20世纪在即将结束之际给您带来快乐，因为它赠与您一个小孙子罗曼。他完全属于21世纪，正如您完全属于20世纪。根据您的经历，您对小罗曼有什么希望？
霍布斯鲍姆：他没有选择余地，只能生活在他的世纪，正如我没有选择余地，只能生活在我的世纪。他所生活的世纪能够给他带来更大的机遇，即他能够选择在世界上的哪个地区居住，如何安排他的生活。21世纪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具有极大的选择自由，至少在富裕国家是如此。
然而，我不知道该向他建议什么。由于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一条80岁的代沟，如果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那么我的生活经历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史，因此很难为他提出什么建议。我之对于他，就像十字军[9]之对于我一样。作为一位学者，我极其难以理解布永的戈弗雷[10]所生活的世界。我的生活经历与他所生活的世界没有一点联系，因此对于我理解他的世界方面可能完全没有帮助。同样地，我认为像罗曼这种出生于1998年的人们，他们的经历与像我这种出生于1917年的人们的生活没有一点联系，因为在此期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我希望罗曼喜欢他所生活的地方。今年，索尔·施泰因贝格[11]去世了。在我看来，他是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画家之一。我与他有过一些来往，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他出生于罗马尼亚，在意大利也生活过，但主要是在美国度过的。实际上，他是一个美国人，在纽约生活了50年，为《纽约人》周刊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他发现美国是一个奇妙的国度，令他愉快和着迷。但是，我最后知道这个国家也使他感到恐怖和沮丧。他从未过上一种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
好了，我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在我的孙子身上。假如他有一天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那么我希望他将发现这个国家与他的梦想一模一样。我之所以把美国作为例子，是因为美国在许多方面代表了20世纪中最好的部分和最伟大的成功，并且有些东西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后仍然能够保持下来。但是，不论罗曼决定生活在哪里，我希望他都能够发现一个实现他的愿望与志向的社会。这是每一个人在21世纪都应该得到的东西。
[1]中世纪天主教会设置的裁判和迫害异端的特殊法庭。又译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该词源自拉丁文inquiro（追究、调查）。宗教改革后教皇保罗三世于1542年建立由6名枢机主教组成的异端裁判部。该部后成为教廷的常设机构。17世纪以后，异端裁判所随教皇权势下降而趋衰落，至19世纪末，已不存在形式完整的异端裁判所。1908年，教皇庇护十世重整教廷，将异端裁判部改称为圣职部，担负纯化信仰的职责。1965年教皇保罗六世再易其名为信理部。——译者注
[2]新教是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为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各个新宗派，以及从这些宗派中不断分化出来的众多宗派的统称。也译抗罗宗或更正宗。该词源自德文Protestanten，原指1529年神圣罗马帝国在德国境内斯拜尔召开的帝国会议上的少数派，因该派诸侯对会议通过支持天主教压制参加宗教改革运动各派的决定，提出了一项正式抗议，后来泛指接受宗教改革运动的各宗派。——译者注
[3]俄语“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的缩写，前苏联内务部劳改营及其附属的拘留与转运营和监狱系统，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中期关押苏联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机构。在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I.Solzhenitsyn）的《古拉格群岛，1918-1956》（1973）一书发表前，古拉格这个名字在西方很少有人知晓。这本书的书名把散布在苏联各地的劳改营形容为一串岛屿。——译者注
[4]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反新大林的秘密报告。不久，这个报告在西方报刊上断断续续透露出来，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震动。英国共产党也出现了混乱，有好几千人退党。——译者注
[5]指哈里·波立特（<（HaryPollit，1890-1960），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英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1956年任英共总书记。1956年率英共代表团参加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1960年任英共执行委员会主席。实际主持英共工作30余年，对英国共产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著有《波立特选集》、《我的学徒生活》等。——译者
[6]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属于马克思派学生，与霍布斯鲍姆交往甚密。后来成为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CPBG）的重要成员（见本书span>“绪论”）。——译者注
[7]指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之后近代人类的第二次思想解放。1784年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在其所著《什么是启蒙》一书中指出，“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启蒙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宣扬理性与科学；二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民主与法制。启蒙运动为摧毁腐朽的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启蒙思想家所宣传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对1775-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欧洲爆发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译者
[8]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与著作家（1909-），以其政治哲学著作而著称，主要涉及在日益增长的极权主义和机械论的社会中的自由和自由意志问题。1957年被授予爵士，1971年获功绩勋章。——译者注
[9]1096-1291年西欧天主教会、世俗封建主和意大利富商对地中海东岸国家进行的侵略战争，前后共计8次。侵略军身缀十字标记，故称十字军。十字军东侵给西亚、埃及和拜占廷人民带来了灾难，对西欧社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随着东方伊斯兰教影响的扩大以及十字军东侵中的“神圣”面具被揭穿，十字军的活动日益不得人心，因而不得不停止，天主教会和教皇的权力也开始走向衰落。——译者注
[10]第一次十字军的将领，巴勒斯坦的第一位拉丁统治者（约1060-1100），下洛林公爵（称戈弗雷四世，1089-1100）。布洛涅伯爵尤斯塔斯二世之子，1076年被提名为其外祖父下洛林公爵的继承人，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要把这个爵位留给自己的儿子，就使戈弗雷袭封法国阿登地区布永的爵位。出于宗教激情与渴求冒险，戈弗雷于1096年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当十字军的将领图卢兹的雷蒙德拒绝当耶路撒冷国王时，他即此王位，但不用国王的称号，而称为圣墓保护人。死后由其兄弟鲍德温一世继位。——译者注
[11]原名S.扎科布松（1914-1999），罗马尼亚出生的美国漫画家和插图画家，以其优雅、古怪涂沫的线描画著称。1936-1939年在意大利杂志上发表漫画。1942年定居纽约，主要投稿于《纽约人》周刊。——译者译者注 |
第七章1999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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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1999年10月12日
波立陶：您提出了“短暂的世纪”这一概念，并且确定了20世纪开始与结束的日期，因此，请允许我提出一个日期，也许可以用它来划分历史时期，并作为新千年的开端。我建议把这个日期定为1999年10月12日，因为根据统计，世界上第60亿个人将在这一天出生[1]。这个日期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入新时代？这个拥挤不堪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子？
霍布斯鲍姆：很明显，我们正在进入新时代。但是，除了这个出生的孩子及其父母之外，这种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的变化是无足轻重的。或许这一事件只是我们感知新时代的一个象征，并没有其他意义。在那个孩子出生前后，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例如，你问这个世界是否会拥挤不堪，事实上它早就拥挤不堪了。问题在于，将来世界上所有的人还会碰到什么事情。
波立陶：2000年能否成为一个判断历史事件的尺度，取决于这个孩子，也即世界上第60亿个人能在什么程度上过着体面的、富裕的和幸福的生活。让我们勾勒一下可能出现的情形。如果这是一个出生在非洲的女孩儿，那么她过上这种生活的机会是不是与我们的预测一样多？
霍布斯鲍姆：这个孩子的命运将完全依赖于他（她）出生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他（她）不可能出生在非洲，原因很简单，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不在非洲生活。如果我们有把握打赌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出生在亚洲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我们寻找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国家，那么我们显而易见就可以推断，它是中东的某一个地方，或许就是加沙地带[2]。同样地，可以肯定这个孩子也不会是一个女孩儿，因为那里男孩儿的出生率一直稍微高一点，男女出生率之比为106：100。男人的较高死亡率是造成后来男女人口比例倒置的原因。因此，这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儿的可能性稍微大一些。如果是一个女孩儿，那么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她的命运将比男孩儿的命运更糟。
如果这个孩子不幸地出生于像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这个世界上较为不快乐的地区，那么只有上帝知道这个孩子将会面临什么境况。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对于一个集体还是对于个人，机会不平等将是决定人类未来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类机会不平等包括：地区不平等、同一个国家之内的地理位置不平等以及社会不平等。新千年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不可能对出生于1999年10月12日的这个孩子、即世界上第60亿个人做出普遍的预测。
波立陶：事实上，人口的零增长或负增长正在成为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您如何解释欧洲的这种人口结构与人口变化的趋势？
霍布斯鲍姆：确实存在着这种趋势。这个重要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欧洲的富裕国家，而且也出现在东欧。前苏联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也存在着这种现象，诸如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人口早就在下降了。在旧大陆[3]，一些国家的复兴与现代化受到苏联计划体制的妨碍，因此这些国家正在经历着最糟糕的境况。
因此，非常富裕的国家，其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而非常贫穷的国家则正好相反。我认为，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与人口变化的不均匀性，最终将成为下世纪的重大问题之一。
现在世界总人口已经达到60亿。人口统计学家预计，在21世纪上半叶，人口将增长并稳定在大约100亿人左右。问题在于，长期的人口预测从来不会太准确。所预测的稳定性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整个第三世界，或者至少是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将重复以前第一世界的人口结构与人口变化的趋势，即与平均寿命的增加相结合，在人口出生率方面应出现突然的和显著的下降，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出现。但与此相同的是，我们的预测还只是依赖于经验与数学模型。因此我们在进行预测时必须非常小心谨慎。
在20世纪，已经有好几次试图对人口增长的趋势进行预测。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广泛推测，欧洲人口即将减少。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发现甚至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也出现了生育高峰。我们能够对人口出生率的合理确定性说点什么的话，就是如果所预测的稳定性没有出现，那么目前世界人口的高增长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灾难。这就必然存在着一个基点，如果超越了这个基点，就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我们只能希望以此为由，使人口停止增长。但是，即使这样，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如果这种稳定性将遵循过去的模式，那么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涉及到诸如婚姻这类社会行为的变化，会不会出现通过诸如节育与流产这类方式对人类繁衍过程有意进行干预的情形。我认为，如果出现这种稳定性，那么出生率与死亡率也将同时降低。这两种因素的结合，能够产生一个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另一方面，长期的人口稳定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经验。我的意思是，为了确保每一代的人口数量与上一代人基本保持相同，我们不仅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点，而且也不知道如何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这一点。人口数量会不会波动，会不会急剧地起伏？如果我们想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但是，它是不可能预测的。
正如目前存在的情况，我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知之更少，不知道世界上有些地区的人口何时停止增长，而另外一些地区则因人口过剩而具有潜在的移民倾向。
波立陶：这对于未来的西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让我们估计一下全球移民的数量与趋势。
霍布斯鲍姆：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城市化使局势稍微有一些好转。这个现象是反常的，因为地球上的新居民需要找到生息的土地，而城市化能部分地缓解一下对环境的巨大压力。在中世纪，殖民地的出现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所造成的，即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一定的水平，那么一些人必须离开，在另外的地方毁林开荒并在那里定居。亚洲的殖民地，以及某种程度上欧洲的殖民地，就是通过征服新的领土之后进行开垦的方式形成的，因而使环境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国家中，大量人口仍然主要以农业为生，其结果就是使我们所看到的森林消失、耕地减少、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印度就是世界上仅剩的几个这类国家之一。
今天，事情可以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幸运的是，如果把地球当作一个整体，那么城市化给我们提供一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在不需要大面积占用新土地的情况下，可以让新来的人在一个地方安居。但更为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人口的分布不尽合理。这样就必然带来一种巨大的压力，即人口出生率非常高的国家向富裕国家进行移民。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代世界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富裕国家对外来移民逐渐加强控制或者予以阻止。然而，我认为移民似乎不可避免，无论如何，像意大利这类国家，人口出生率低，只有输入廉价的劳动力或者平民，以从事其本国人不再想做的工作。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劳动力要从穷国输入，并且逐渐来自第三世界。我们已经发现这种迁移的变化了，例如大多数菲律宾人一般是做家庭佣人。我最近看到一篇关于萨洛尼卡[4]的有趣论文，它曾经是一个多种文化融合的城市，居住着奥斯曼帝国的各个民族。起初这个城市居住着犹太人和穆斯林，在整个20世纪经过逐渐的种族清洗，现在希腊人占99%。然而，由于希腊的中产阶级雇用了大量的菲律宾女佣和阿尔巴尼亚园艺工人，因此目前这种移民现象又使其人口构成发生了变化。加利福尼亚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唯一的区别就是那里的园艺工人是墨西哥人。由于缺乏廉价的劳动力，因此不能为本地人提供所需要的服务，毋庸置疑这将导致更多的人从第三世界移居到第一世界。
这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欧洲是一个倾向于保护贸易论者的社会，它希望把外国人拒之门外，即使对于科索沃难民也不例外。现在富国越来越不愿意让外国人进入或者授予他们公民权。当前的情形是，一方面大量需要劳动力，而另一方面却采取种种措施对劳动力的进入加以限制，这样就面临着形成两种社会的危险：第一种社会由本国公民构成，他们享受着全部的公民权利；第二种社会由外国人构成，具有永久性下层阶级的全部特征，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得到了形式上的公民权，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某些方面仍然被看作是劣等种族，至少在公民权方面是这样。居住在欧洲的半数移民从事着非法的或者地下的职业。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公民权。从眼前的观点看，这种境遇的受害者还不会完全感觉到这种生活的重累，因为对于一个来自黑非洲的移民，甚至当他还不是一个合法公民的时候，他在佛罗伦萨谋生的境况，将比他在自己的故里还要好一些。然而，这个过程将会形成一个种族隔离[5]的社会。实际上，种族隔离的真正特征并不像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将各个种族分离开来。在南非，各个种族在他们集体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是混杂的，只不过是有些人享有权利而另一些人则被剥夺了这些权利。
只要移民人数相对处于少数，那么就不会存在任何严重的政治问题，但今天的情况再也不是这样的了。在德国和奥地利，外国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0%。依我看来，欧洲对移民的严格限制，并不能防止移民比率的进一步增加，反而可能引起政治上的紧张，并且在道德上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面临着出现种族主义[6]的危险，它是由来自第三世界的大量移民所引起的。由于某种原因，我对此不能完全理解，但历史事实表明，让很多不同特征、不同肤色的人们互相认同是很困难的。我确信欧洲联盟未解决的和未提及的重大问题，就是它是否要扩大到穆斯林国家。依我之见，这就是土耳其被欧盟拒之门外的原因。实质上，中东和北非国家所出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是反对欧洲国家的种族主义的一种方式。这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了，并且导致强烈的地区紧张状态，就像法国和英国已经有过的经历。因此，欧洲一些富裕国家在其人口出生政策方面的失误，不仅仅是一个人口统计学的问题。
少数东欧富裕国家的人口正在呈下降趋势，我对这些国家以后将出现什么情形感到好奇。我虽然说不出来，但我认为这些国家同样也会引起大规模的剧变。事实上，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几个国家的人口将比50年前减少，其原因不仅是人口出生率低，而且大量人口移居国外。许多人主动离开了，其他人则是被驱逐的，就像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情形，而且没有返回的趋势。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和朝鲜人有可能越过他们与俄罗斯的边境，进入一个日益空阔的地带——西伯利亚。这些国家将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保持必要的经济基础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有可能通过努力改变人口增长的趋势和取消鼓励高出生率的做法，以应付上述局面。同样，无论人口的增长稳定与否，必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一个出生率高的国家必须拿出大量的资源来支持妇女儿童、医疗卫生和学校教育，这就阻碍了经济增长。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经济的均衡发展，尽管它可能不太明显，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现在随着人口的下降，对教育的需求却没有明显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求学时间也在延长，并且老年人与退休人员对继续教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这种现象却往往被忽视了。我认为，一个成人教育事业的巨大市场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包括特殊培训、第三时期[7]大学以及终生的永久性职业培训。
波立陶：根据最乐观的预测，如果联合国控制人口出生计划在全球取得成功，那么2050年世界上将有100亿人。但是，如果这个计划落空了，那么在短短半个世纪内，世界人口将是现在的两倍，即120亿。届时的自然环境能经得起这种巨大的压力吗？整个世界是否没有能力为居民提供食物和饮水？世纪的命运是否就像《启示录》[8]所记载的方式重新开始？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为每一个人生产足够的食物。在最近的50年里，地球上已经生产的食物，对于满足三倍现有人口的需要是绰绰有余的。取得这一成绩的手段，是相对落后或者不是特别先进的技术，例如靠的是选种育种，而不是目前正在变得可以利用的生物工程技术。我看不出这种生产趋势在最近的将来不能继续下去的理由。实际上，我可以说，当今世界上的食物量能够供养大量增长的人口。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被那些用遗传学方式进行食物改良的工业界人士的论点所说服，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养活世界人口的唯一途径。实际上，起码根据当前对人口增长的预测，说明情况并非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生物工程技术，我只是说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处于食物匮乏的境地。除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例外情况，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吃得要比以前好。由于分配不均匀，世界上有些地方还存在着严重的食物浪费现象，
波立陶：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的状况如何？
霍布斯鲍姆：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话题。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将面临着严重的后果。人类能够耗尽某些非再生资源，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例如，以前没有一个人曾经梦想过自己能够捕尽北海[9]的鱼。然而，这件事确实发生了。今天，由于毒品、污染或者工业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着大气环境，因此地球有可能变得不适于人类居住。近些年来，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了。70年代以前不存在这些问题，起码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尽管以相当悲惨的术语讨论这些主题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但毋庸置疑，人类使自然环境退化的能力变得非常危险。人口数量越多，其危险性也会越多，这是自然而然的。
在19世纪中叶以前，没有人担心像煤炭这类非再生能源的前景。同样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很少有人担心石油储量将会枯竭。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稍稍松一口气，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了多种资源。但事实上那些古老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一旦它们被彻底地耗尽，那么就再也没有了。虽然我们不太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或者下个世纪就将其用尽，但它们总有一天会被我们耗尽，这一点现在正被载入史册。
我们已经改变了环境，这是一个现实。因此，为了判断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要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和人类直到现在的行为方式为基础。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一些极其重要的历史现象，例如地中海地区的森林采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农业的传播而造成的。这对意大利的自然景观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影响。现在，意大利已经很少有保存着原始森林的角落了，只是在位于卡拉布里亚[10]的锡拉高地还能看到一些原始森林。因此，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过去它只是地区性的，而现在却是全球性的。今天，热带雨林正在被砍伐，而且很多人认为，这比地中海地区的森林砍伐所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
这是一些重点问题。这些影响能够可逆到什么程度呢？资源保护还有多大的余地？我们可以设想，由于人类的介人，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已经变得不能再称其为大自然了。我们还可以设想，我们现在所谓的大自然不再是大自然了，而是气候、地形、原始环境以及由于人类介入而造成的历史影响的一种混合体。这种半人造、半自然的环境将是什么呢？当我们周围的世界看起来像一个花园，而不是一片原始森林时，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差异呢？我们的风景在极大程度上是人造的。在20世纪之前，发达国家自然环境的改变主要是由农业引起的，欧洲毫无疑问也是如此。但是在将来，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城市化对自然景观的影响，因为这片土地再也不能被开垦了。在农村地区，农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一种模式，但现在由于其效率低下而不再需要了，这样将发生什么情况呢？在农村地区有一些好的典型，已经摆脱了对耕种的依赖。在欧洲的中产阶级中有一种趋势，就是向乡下迁移，并且在那里建设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因此使得托斯卡纳[11]的一种被称为“梅扎德里亚[12]”的殊殊农耕作制度衰落了。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欧洲很多地方，这是一种保护自然景观的古老耕种方式。一旦这种耕种方式消失了，那么将发生什么情况呢？耕地可能又变成灌木丛林地，或者有可能变成森林。总之，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我想强调的是，既然这样，那么就不是人类在保卫大自然，而是对农业生产所形成的自然环境进行治理。
世界上一些地方没有能够建造第二处住宅的中产阶级，这些地方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可能就像美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那样，自然环境只是闲置在那里。但是，在一两个世纪之后，这些闲置着的景观就完全变成一片荒野了。对于如何保存现有的环境，存在着极大的争论，这个争论主要在富裕社会群体中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们中间展开。这意味着有人真诚地认为，像保护老虎和犀牛这类事情在科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如果犀牛的命运由非洲当地人决定的话，那么它们或许会全部灭绝。老虎在亚洲没有剩下几只了。然而，我觉得我们在21世纪必须阻止的一件事情，恰恰就是下述保护环境的努力，即创建逼真的博物馆与建立特殊的和象征性的地区，指望以此来保持它们的“自然”特征。
很显然，这类发展要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以旅游业为例，它可以向非洲人民说明，当游客与犀牛和大猩猩照相时，他们可以赚到更多钱，因此不要捕猎这些动物对于他们的经济收入可能更好一些。这样，人们将设法把世界上的一些特定地区变成巨大的主题乐园。但是，这一点能够真正做到吗？对于动物来说，这种办法是否只是保护几种特定的动物，而使其他动物不能生存？我并不是在夸大其词，而仅仅是有关亚马孙森林[13]的动植物种类而发表的议论。如何治理环境的问题，日益变成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需要明确予以回答。
但是，我们可以设想，拿出地球的一块地方并按原样保存起来，这是不可能的。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这是一段值得记载的历史，因为尽管美国人对环境的破坏比任何其他文明社会更为严重，但他们以建设国家公园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政策，堪称治理环境方面的先驱。但是，要我说的话，我们可以设想，这种环境保护办法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在21世纪所面临的状况，就是半人造环境。例如，我们发现在英国和北美的一些郊外住宅区，带花园的独门独户是很普遍的，这种环境也适合于野生动物的生存。对于鸟类来说，这种环境或许也是最好的。英国市郊的鸟类比农村的多，这是由于在农田里施用化肥，结果使鸟类消失了。我们的头脑必须要保持清醒，即改变地球表面并不是必然会导致一场严重的灾难。环境并不是突然就从好变坏了，而是有一个变化过程。
在英国，我们所考虑的这些可能性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非常明显的。当工业消逝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能又一次看到修建博物馆的趋势，即所谓的工业考古学。更有趣的就是试图恢复因第一次工业化而改变了的环境。我认为，使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遭到破坏的环境得以恢复，越来越有可能了，现在看来这种环境破坏是由工业造成的。南威尔士是一个矿场极度密集的地区，由于环境污染，那里在30年或者40年前甚至就没有长过一棵树。如果今天你再去参观斯旺西谷[14]，那么你可能认不出它了，而且很难相信那里以前曾经是一个在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汇聚了成千上万名矿工的工业区。今天那里呈现出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
有鉴于此，对环境进行治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颗在于如何治理。说到这里，我想再回到有关21世纪的那个重大问题之一，即谁正在做这件事？谁能有筹划并实施这项计划的权力？只在地区与国家层次上才具有此类权力，而全球层次则没有。现在最大的环境危险是全球性的，因此，如果我们允许由市场来决定如何治理环境，那么其前景并不美妙。地中海地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那里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情形，表明海洋环境如何才会遭到破坏，如何才能得到拯救。由于经济发展失去控制，西班牙离海岸线好几英里远的环境完全被破坏了，而在达尔马提亚[15]，旅游业在铁托的领导之下有计划地发展，因此这个地方格外优美的环境及其对大量商业活动的吸引力并存，没有造成什么灾难。如果你观察一下亚得里亚海[16]的两岸，一侧是里米尼[17]，另一侧是达尔马提亚，那么你会认为你正在观察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因此，如何保证国际间的协调发展，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波立陶：依您之见，欧洲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不是一种失去信仰的和极度自私自利的悲剧性征兆？像意大利这种逐渐失去本国文化的国家，会不会面临着遭受谴责的危险？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欧洲人并不是因为对未来失去信心才不要更多的孩子。我宁可认为，过去的妇女之所以生育很多孩子，是因为她们根本无法设想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上帝的意愿。如果说出生率能够说明什么，那么它能够说明一种高水平的教育体制甚至一项高水平的财政计划。在处于严重财政压力之下时，个体生命的死亡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是儿童时期，第二个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时期。很显然，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孩子，那么在经济上就相当宽裕。过去，孩子们可以被当作一种家产，因为他们经常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像农民或工人那样干活挣钱了。而在今天，有些孩子直到20岁甚至30岁还没有挣钱。他们越是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专业资格，为家里增添负担的时间也就越长。因此，只有在财政上首先做出决策，才有可能控制人口出生率。
在19世纪，控制财产与遗产的法律体系，在人口统计中起着重要作用。法国人口出生率的缓慢下降，是因为《拿破仑法典》[18]要求法国人将他们的土地分给其子孙。英国贵族的子女很多，但只有长子才有继承权，因此财产的数量和价值完整无缺地予以保留。正如你所看到的，经济因素非常重要。但是，今天更为重要的是，妇女们意识到她们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她们再也不是只有做母亲这一条路可走了。很明显，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它同时也步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
波立陶：下世纪人们所期待的平均寿命是多长？一个意大利妇女希望自己能活到80岁，而一个乌干达男人只能盼望自己活到35岁。这对于将来的世界是否极不公平？这难道不是人性的可怕罪过吗？
霍布斯鲍姆：依我之见，比起同一个社会中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所拥有机会的差别，富国与穷国的平均寿命之间的差别更容易缩短，这是一种反常现象。如果要举一个穷国经历了大规模发展经济的例子，我所能想到的最不寻常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就是韩国。与30年前相比，韩国与瑞典的平均寿命之间的差别已经大幅度地缩小了。在富有的社会中，有一点仍然非常明显，那就是有些人一出生就具有一种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按指数规律增加。许多调查表明，穷人没有富人的寿命长，同时也不像富人那么健康。我不怀疑富人也有他们的难处，但是他们在诸如平均寿命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这是用不着怀疑的。前苏联的悲剧，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之所以明显地缩短，是因为贫穷彻底打碎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
[1]联合国将1999年10月12日确定为“世界60亿人口日”，并把“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作为它的主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时间12日凌晨0点零2分，一名3.6公斤重的男婴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一家医院降生，成为地球上的第60亿位居民。当时正在波黑进行为期两天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象征性地给这名婴儿接生。这名男婴的特殊身份是由联合国指定的。联合国的一名发言人说，做出此项决定没有任何政治和其他动机，假如秘书长在纽约，这名婴儿就会在纽约。——详者注
[2]“加沙”一词是迦南语，意为“强有力者”。加沙城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加沙城附近长约40公里、宽6-8公里、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地区，称为“加沙地带”，其居民以巴勒斯坦人为主，还有少量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地区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贝都因”的阿拉伯语意为“住帐篷的游牧者”）。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后由埃及管辖，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后被以色列占领。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宣布加沙自治，但一直未履行诺言。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与巴斯坦解放组织签署加沙-杰里科（Jericho，约且河西岸的一个小镇）自治协议。——译者注
[3]也称“东大陆”或“旧世界”，即东半球陆地，主要指亚、欧、非三洲。15世纪末以前，欧、亚、北非与整个美洲处在被隔离状态，美洲被15-17世纪的欧洲航海家“发现”后称为“新大陆”，由于亚、欧、非洲比美洲开发早，历史学家相对地称其为旧大陆或旧世界。——译者注
[4]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旧称，希腊中北部港口城市，临萨洛尼卡湾。——译者注
[5]原指南非白人政府为保持其种族主义统治，在白人居民和非白人居民之间采取的一种极端的种族歧视政策，现已推广适用于南非以外国家实行的类似政策。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了这类措施。1950年南非议会通过《种族分区隔离法》，将南非全国居民分为白种人、有色人、非洲人三类，规定各类人分区居住。非白种人不得在白人居住区占有土地、房屋等财产。数百万黑人被赶到土地贫瘠、范围狭小的“保留地”内。——译者注
[6]宣扬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本质上有优劣之分、“优等”种族应统治和奴役“劣等”种族的政治主张，基本内容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其极端发展是种族灭绝。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学家戈宾诺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一书中，将人类种族分成不同等级，宣传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有人还从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角度“论证”人类不同种族的优劣，宣扬白人种族优于黑人种族和其他种族。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也在进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斗争，白人是优胜者。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竭力宣扬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应当统治世界，为他们迫害犹太人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制造理论根据。1963年的《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宣言》明确指出：“任何种族差别或种族优越的学说在科学上均属错误，在道德上应受谴责，在社会上实为不公，且有危险，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均不能为种族歧视辩解。”——详者注
[7]儿童时期和工作时期以后的时期，指欧洲和北美的高等教育机构为退休人员提供的进修教育，始于法国。——译者注
[8]《圣经·新约》的末卷，又称《约翰启示录》（ApocalypseofJon或RevelationtoJohn），用启示文学所特有的形象化语言，描写天地末日的景象。不少学者认为，书中的七头十角怪兽暗指当时迫害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统治者。书中说各族各民都被迫拜那只兽的像，是指罗马帝国强制推行对皇帝塑像的崇拜。作者的动机在于鼓励一世纪末受罗马帝国迫害的小亚细亚西部信徒，并以预言方式指出不义的罗马帝国终将倾覆，末日审判和新天新地终将自天而降。——译者注
[9]大西洋东北部边缘海，位于欧洲大陆与大不列颠岛之间。北海是世界最繁忙的海域之一，是沿岸各国以及欧洲与其他各洲之间大宗货运的主要航道。北海为世界著名的渔场之一，年平均捕获量为300万吨左右，约占世界捕获量的5%。北海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译者注
[10]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行政区，是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半岛，自意大利的主体沿东北-西南方向伸出，两侧分别为第勒尼安海和伊奥尼亚海，有时被称为意大利“靴”的“脚趾”。该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在锡拉高地（海拔为1928米）的森林里偶有林木开采。——译者注
[11]意大利语为Toscana，意大利中西部的一个行政区。为全国最富饶的农业区之一，专门生产谷物类（特别是小麦）、橄榄和橄榄油以及各种葡萄酒，也生产蔬菜和水果，广泛饲养牛、马、猪和家畜。——译者注
[12]译为“分益耕种制”，即地主提供资本和周转资金，与出劳动力的佃户共分劳动收获。——译者注
[13]即亚马孙雨林（AmazonRainForest），南美北部亚马孙河及其支流流域的大片热带雨林，面积约700万平方公里，覆盖巴西总面积的40%。这里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最多样的生物资源，昆虫、植物、鸟类及其他生物种类达数百万种，其中许多种类在科学上至今尚无记载。主要野生动物有美洲虎、海牛、赤鹿、水豚和许多啮齿动物，也有多种猴类。20世纪，巴西迅速增长的人口定居在亚马孙热带雨林的各主要地区。居民伐林取木或开辟牧场及农田。致使雨林急剧减少。90年代，巴西政府及各国际组织开始致力保护部分雨林，以免遭人们侵犯、开辟和毁坏。——译者注
[14]斯旺西是英国威尔士南部西格拉摩根郡的一个区，包括斯旺西城，并向西和南扩展，包括整个高尔半岛。该地以沙滩和景色优美的多岩石峭壁著称，终年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斯旺西北面的里乌谷（<（LliwValley），也是该郡的一个区，大部分城镇和村庄均在span>18-19世纪围绕矿场及铸造厂发展起来，现仍以冶金工业为主，近年力求工农业生产多样化。——译者注
[15]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为Dalmacija，克罗地亚的一个区，包括中部沿海地带和沿亚得里亚海的一连串岛屿，以风景优美而闻名。——译者注
[16]地中海的一个大海湾，在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之间，其两岸形成鲜明的对照。意大利海岸平直，无岛屿；巴尔干半岛海岸沿海有许多大小岛屿，与大陆海岸平行排列。——译者注
[17]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滨亚得里亚海马雷基亚河口，是著名的海滨休养地。——译者注
[18]也称为《法国民法典》（CodeCivildesFransais），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产物，于1804年公布施行。它是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经过多次修订，现在仍在法国施行。它的名称曾经几次变更。最初定名为《法国民法典》，1807年改称为《拿破仑法典》，1816年又改称为《民法典》，1852年再度改称为《拿破仑法典》，但从1870年以后，在习惯上一直沿用《民法典》的名称。《法国民法典》除总则外，分为3编，共2281条。——译者注 |
第六章呵！可爱的意大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1999）
第六章呵！可爱的意大利
波立陶：让我们稍微谈谈意大利吧。这个话题对您会特别亲切。您能讲流利的意大利语，在意大利工作和学习了很长时间，并且在那里有许多朋友。您的夫人马琳的意大利语比德语好，因为意大利语是她的母语。您在伦敦汉普斯特德家中的花园已经重新取名为“威尔第[1]广场”，花园里有一个意大利赤陶装饰就是明证。为什么您是这样一个意大利迷呢？
霍布斯鲍姆：很难不是一个意大利迷，特别是对于一个英国人更是如此。虽然年轻人喜爱意大利的传统理由，是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其艺术遗产很有吸引力，可是，我喜爱意大利的理由绝不仅如此，因为作为一个反法西斯战士，我在年轻时没有在意大利旅行过，我对意大利的喜爱源于二战以后，当时我才30多岁。
与其他国家的人不同，我认为意大利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意大利人不把其他人视为敌人，他们以一种使双方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与外人交往。即使他们有意利用这一点时，他们的方式也是友好的。简而言之，他们平等待人。在我了解意大利之前，我就从一些朋友的嘴里听说了许多有关意大利的故事，这些朋友在战争期间就在意大利，有些人是在那里战斗，有些人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他们被无私的农民家庭救过命，而这些农民在帮助他们时没有特殊的理由，只是出于人类的普遍同情心。这一点给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实际上，意大利人非常聪明，而且常常十分有趣。但他们也过于谦让了，准确地说是因为他们缺乏自我欣赏，这使我们常常出于本能地保护他们。我认为，历史上意大利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一个边际化和乡土化的国家，因此意大利人对这种屈辱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当然，这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文化角度来说的。从知识角度来说，许多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绝对中心。但是，从19世纪到现在，抛开歌剧不说，以前曾经有过的巨大的文化优越性所剩无几。在某种意义上，这说明意大利公众对旨在恢复国家已经凋谢的辉煌的任何努力都普遍予以支持，而这种努力的表现形式曾经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这表明，许多意大利人之所以强调他们的遗产，恰恰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长时期属于一个边际化的国家。尽管如此，我觉得这种谦逊和固执的自我批评过分了。
我以为，二战以后意大利人很惊奇地发现自已变成了欧洲的主要国家之一。他们也许还发现要适应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外国人、尤其是意大利迷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在我看来，通过大规模的抵抗运动[2]，意大利非常幸运地摆脱了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法国没有发生过相同规模或相同方式的事件，德国也没有。不仅对于知识分子，而且对于普通市民的动员，才使意大利摆脱其法西斯主义的过去成为可能，并且为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取得成就以及保持目前的威望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当然，从历史角度来说，有关“抵抗运动”的许多事情是可圈可点的，而且我知道在意大利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很广泛，经常争论得有声有色。事实上它是一种群众性的现象，允许意大利人把过去抛在脑后，忍受他们自己的内疚感，不需要忘记或者隐藏任何事情。这样，即使意大利在二战期间属于纳粹联盟，但它也使意大利人与其他欧洲人实现和解成为可能。
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使意大利在战后时期更容易地认识到来自外部的文化复兴的征兆。这并不总是一个全新的现象，意大利战后的许多电影导演，在墨索里尼[3]统治时期就是导演。不过，意大利电影、设计和建筑风格的出现是与新意大利广泛相联的。所有这些对50年代以来的意大利是极其重要的，那时我们这些欧洲人发现意大利正在变成一个集奢华、简朴与民主于一身的新生活方式的倡导国，这种变化预示着，意大利一旦摆脱贫穷与资源短缺，就会对所有欧洲人民的生活产生影响。
我能想到曾经让我们英国人着迷的两件事情，加贾咖啡壶和黄蜂牌或兰布瑞塔小型摩托车。这些新式现代技术产品有力地带来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大众化和迄今未知的大众享乐主义。换句话说，正是通过意大利，我们认识到了正在对欧洲开放着的新机会，即更大的繁荣，这种繁荣或许在意大利真正繁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甚至在50年代中期，伦敦到处都有意大利咖啡馆。以后在60年代，我们看到了发生所有这一切的理由，这就是“经济奇迹”。除了政治事件，意大利当时正在变成一个真实繁荣的国家。我认为，只是在最近20年里意大利人才开始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
当法兰西和巴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霸主地位受到削弱时，意大利开始在许多方面取而代之，时装和烹饪就是这样的两个例子，其中理想化的意式烹饪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然而，不管这个观点多么完美，我都不同意，因为意式烹饪与法式烹饪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不过，那时候法式烹饪水平的下降也促成了意式烹饪的崛起。最后，这个现象使意大利人感到惊奇，因为事实上除了政治，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在所有方面都比自已的想象要好。当我想起葛兰西[4]的时候，我不怀疑他的独创与睿智，但由于他受到一个狭隘知识领域的限制，因此只有靠皮耶罗·斯拉法[5]这种住在国外的人们来激励自已，进而使自己的思想集中到一些特定的问题上。意大利已经逐渐摆脱了这种境况，今天已成为西方大都市文化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
波立陶：您第一次到意大利旅行是什么时候？
霍布斯鲍姆：1952年，但不是参加学术活动，我只是想访问这个国家。从那以后，我去了很多次。我夫人马琳50年代在意大利生活和工作过，她给我介绍了很多意大利朋友，因此，当我和她结婚的时候，我的朋友圈子又扩大了。马琳之所以去意大利，是因为她与许多北欧妇女一样，被意大利吸引去的。她想了解这个国家，于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学习意大利语。
波立陶：您对意大利知识界了解吗？您记忆中的知识界是什么样子的？对于意大利的大学、历史学家和文学作品有何印象？
霍布斯鲍姆：开始时我与意大利几乎所有的接触都是由我在剑桥时认识的皮耶罗·斯拉法促成的。当我第一次决定去意大利时，我向他征求意见，并请他帮忙联系。斯拉法认识他的国家几乎所有值得认识的人，当然还有所有的左翼人士。因此，我第一次接触的人是葛兰西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和学术研究人员，他们都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一位就是德利奥·坎蒂默里，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一些朋友是通过二战时在意大利作战的英国朋友的引见而认识的，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朱利亚诺·普罗卡奇。最后，另外的朋友关系网是通过我在意大利学习的朋友，特别是通过艺术史学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建立起来的。正是通过他，我才得以在意大利认识许多人。换句话说，我并不是在大学里与佛朗哥·文图里这类意大利文化界人士建立联系的。当出版商开始出版我的著作的意大利语译本时，他们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我指的是朱利奥·埃诺迪和维托·拉泰尔扎这些人。你可能知道，埃诺迪在意大利的关系网非常广。
我不能说我对意大利文学很熟悉。比如，我不太懂意大利诗。一个朋友有一次送给我一本蒙塔莱[6]的书，但我不得不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诗很好懂。文学不是我亲近意大利的原因。电影倒是重要得多，首先是罗西里尼[7]的片子，然后是费利尼[8]和佛朗哥·罗西[9]的片子。最后，由于我的书在意大利出版，因而打开了新的友谊大门，比如我与卡尔维诺和夏夏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波立陶：但您在意大利确实做了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吗？
霍布斯鲍姆：没有进行很深的研究。我在图书馆工作，特别是在一些南方的当地小图书馆。实际上，我从意大利的历史上选择了一个题目，作为我的第一本书：《原始的叛乱》。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在政治上与知识上都非常有刺激性的现象，而且有许多资料可以作为佐证。这个现象就是，左翼运动坚实地根置于20世纪的政治基础之上，并且包括那些具有很深文化根基的人士。也许有人会说，作为革命者，他们既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人，又是与路德[10]同时代的人。我开始对这个主题感兴趣，是因为安布罗焦·多尼尼告诉了我一些事情。他说意大利共产党于1949-1950年在南方进行的社会斗争中就已经出问题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新的基层党组织把耶和华见证会[11]的成员选为党的支部书记。在某些方面，对地主和教会的反抗，已经在一次单纯的政治反应中融合在一起了。例如，我访问了福贾[12]省的圣尼坎德罗村，那里的一些农民在30年代就已经皈依犹太教了。当时一个小商贩卖给他们一本《圣经》，他们读完之后，发现书中所讲的道理非常正确，而且多数都与他们的情况相符合。后来，他们竟然移居以色列了。
这类现象广泛传播，而且最主要的是它们容易产生影响，因为这类现象一直是很多争论的主题。例如，在描写有关南方土匪火并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就涉及到这类现象。这使我对意大利产生了职业兴趣，追循那些与左翼和共产党官员以不同方式看待政治的人们的故事。
波立陶：您认为意大利的未来会怎样？我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国家，因为它时而具有非凡的活力，时而又面临着同样非凡的自作自受的麻烦。但是，它现在完全作为欧洲政治与货币联盟的一部分，将会变得更稳定、更有秩序和更有凝聚力吗？
霍布斯鲍姆：我不知道。你需要把意大利的公民与政治区别开来。依我看来，现在作为欧洲经济完整部分的意大利社会，没有理由不继续活跃和繁荣。在20世纪，意大利的重要工业已经适应了欧洲文明的技术要求，甚至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意大利中部地区尤其如此。我以为，意大利在对限制工业化[13]的适应方面，很显然要比其他国家（例如英国）面临的困难要少。
真正的问题是国家结构与政治结构，这是两个高度关联的方面。然而，我非常倾向于认为，没有一个永久性的办法能够解决意大利的政治问题。必须指出，冷战造成了一党垄断政府，这种特殊情形至少已经消除了，而且有望永远消除。毫无疑问，这种情形使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进程恶化了。由于冷战的原因，许多国家不允许反对派进入政府，意大利与日本是最显著的两个例子。在意大利，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它认识到，反对派在民主政体中也应该有一小块空间，并且在特定的阶段，天主教民主党[14]也认识到，自50年代初以来仅仅通过压制对手而维持着的统治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意大利共产党被允许在地方和基层拥有一些特定的权力但显然还是不允许它进入国家政府。确实，这就是你所说的那种自作自受的危险。但是，我也要说明，一个国家如果能在克拉克西[15]时代得以生存，那么它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继续生存。至少我希望是如此。
波立陶：但是，今天的意大利政治是一个由34个政党组成的大杂烩，用以填补天主教民主党消失后留下的黑洞。您认为这种体制最终会演变为像英国或美国那样平静的两党制的模式吗？
霍布斯鲍姆：问题在于形成两党制的环境是什么以及两党制意味着什么。两党制常常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就其代表性而言，它是不民主的，但它确实能够形成有效的和稳定的政府。如你所知，在极端的情况下，它会出现类似于英国在1951年的那种情形。当时工党虽然获得比保守党更多的选票，但还是落选了。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必须主要代表各种利益和流行观点，那么两党制就不能作为一种选择。意大利正在试图摆脱的比例选举制，确实不是一种好的选择。不过，我认为英国那种“赢家通吃”选举模式[16]的两党制不会有很大的前途。此外，两党制在欧洲并不是很普遍，欧洲的大多数政府是联合政府，如德国、奥地利、爱尔兰，甚至法国也是一种独特的联合政府。有人认为英国两党制是一个经典的模式，各种事情可以极好地运作，这种观点有几分道理，因此意大利应该采纳这种选举制度。甚至在美国，权力分配也不是简单地按照两党制的模式进行的，因为两党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英国的体制完全是一个例外。意大利应该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历史而生存。真正的问题主要还不是这种两党制，而是党派林立，相互掣肘，没有一个政党强大到足以占据支配地位。我认为对现有体制进行某种改革这是必要的，但不必照搬外国的模式。
波立陶：意大利是一个国家极度干预的独一无二的例子，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直到第一共和国的崩溃，或许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像意大利政府那样介入经济、日常生活和家庭收入。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国家制度又是软弱的，因而人们对它缺乏尊重。这是为什么？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这是冷战所造成的负面与危险的后果。实际上，即使在前法西斯时代和法西斯时代，意大利已经有了一个高度官僚的和不是特别有效的政府。真正的变化是在二战之后，或者是在1948年之后，意大利政府发现自己在国内外都完全陷人了停滞状态，在长时间内都是死水一潭。这就使天主教民主党有可能把政府变成一个特权收集站，然后在政治市场上把这些特权分发给客户。后来，天主教民主党正是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协助。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中，显然都存在着这种情形，但在法国，这种情形却被强大
的中央集权政府所强加的特定限制所抵消了，这种传统可以上溯到拿破仑时代。在意大利，不存在与这种不规则性相对立的单一机制。唯一的约束就是设法不要发生动乱，实际上在90年代初，当一些受贿丑闻超越了这个限制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动乱。那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动乱。
在意大利，私人关系、家庭、朋友以及小团体之间编织出了一张张庞大而重要的关系网，它们就像登山运动员用绳索联在一起而相互帮助那样，结果进一步加剧了腐败现象。这些网络使腐败现象有可能绕过政府而进行。这种现象的根源可以回溯到很久以前。法西斯主义至少创造了一个可以控制黑手党[17]的足够强大的政府。公众拒绝对法西斯主义的回忆，甚至可能对战后时期软弱政府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因国际形势的缘故，政府成为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的财团利益的奴仆，而天主教民主党在许多年里为所欲为这一事实无疑是其主要原因。实际上，国家不需要这样的政府，因为穷人就像顾客那样得到帮助和认可，而没有被作为国家公民。这一点将来是意大利的一个严峻问题，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府。
波立陶：最近左翼在意大利掌权了。您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情况很熟悉，我觉得您认同该党逐渐独立于莫斯科的政策、它自身的知识活力以及它所奉行的欧洲主义。您认为达莱马及他的政党是这个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吗？或者说他们已经与过去决裂了吗？
霍布斯鲍姆：当一个为了世界革命而建立的政党放弃了自己的希望与目标，并且正是这个世界使它垮掉时，那么它与过去决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自从陶里亚蒂[18]于1943年重返意大利以来，意大利共产党为了一项不同的政策而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与合乎逻辑的革命，或者说这场革命是从外部开始的。实际上，意大利共产党从那时起就与一项革命计划或者一种建立社会主义的真正努力无关了。
在二战末期，意大利共产党就已经对北方的起义及其可能的革命结局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且谨慎地决定不走那条路。实际上，就连斯大林也不希望那样。尽管陶里亚蒂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但我非常钦佩他的政治才干。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和陶里亚蒂利用抵抗运动建立并维持了一个民主的共和政体。毫无疑问，陶里亚蒂是第一共和国及其宪法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并且在此之后，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旨在支持政府而不是颠覆政府的组织。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70年代的困难时期，意大利共产党发现自己为了维护国家政权，正以坚定的信念孤军奋战。这不是历史性的偶然事件。此外，意大利共产党在很早的时候（最迟从1956年开始）就开始强烈地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多中心，各国共产党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一种坚定的信念，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正因为如此，意大利共产党作为一个左翼的民主主义政党，具有极高的威信。从那时起，在抵抗运动期间及其以后，意大利共产党就成为了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它的威信至少与其他任何政党同样高，而且可能更高，因为总体上说它也是一个诚实的政党。有人认为，意大利共产党在不仅与苏联决裂而且与共产主义传统及意大利共产党自己的名字决裂之前不能进入政府，我觉得这是一种冷战思维。虽然我理解意大利共产党为什么放弃它的名字而改为左翼民主党，但我个人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相反，我认为法国社会党倒是有必要改名，以表明它不再信仰莱昂·布鲁姆[19]的理想了。
波立陶：您真的认为打着世界“共产主义者”旗帜的人们仍然有可能在西方参与政治吗？
霍布斯鲍姆：今天，这是一个学术问题。首先，因为那个名字已经被彻底抹去了，而且在欧洲没有一个重要的政党将自己称为共产党。其次，在所有要考虑的事项中，让每个人都知道前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例如瑞典和芬兰），这并不重要。同样，每个人都知道达莱马和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是意大利共产党的继任者，但这也不重要。很显然，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一个必须挑选领导人的问题（英国工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重建共产主义基础的不妥协的和极端的左翼分子一定要这样做。但这是一个与所有左翼政党都有关的问题，而且困扰着社会党和共产党。
波立陶：意大利在其国土之内拥有梵帝冈[20]和天主教中心这一事实，会对其未来有实际的影响吗？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影响会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既然天主教民主党已不存在，那么所有这一切就不太重要了。随着天主教这一欧洲强大的意识形态势力的衰退，天主教在将来会逐渐淡出欧洲，代之以转到亚洲或者非洲。很显然，罗马教皇在意大利的存在是重要的，而且如果下次再挑选一个意大利人作教皇，那将会更重要。这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虽然不能排除拉丁美洲人作教皇的可能性，但我认为非洲人或亚洲人作教皇的时代还没有来临。无论如何，天主教民主党的垮台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我认为教皇的权力与职位在今天的意大利是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杰出人格，而不是天主教的政策。
甚至捐助私立学校的压力也与天主教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欧洲有一个总体趋势，就是人们越来越想进入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在大多数国家是教会学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公立学校被认为不如私立学校好，而事实上也经常如此。
波立陶：罗马诺·普罗迪已经成为领导欧洲联盟渡过其最微妙和最关键时期之一的意大利人。您认为他具备担当这一任务的思想与能力吗？您认为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会在哪里终结？
霍布斯鲍姆：我不认识普罗迪。我只是从报纸上读到过有关他的情况。我认为普罗迪像其他意大利人一样，赞成一项非常雄心勃勃的欧洲政策，这将使欧盟在政治上实行一种联邦制。这个政策是否能够成功，还不清楚。它显然得到了布鲁塞尔总部的支持，因为这种概念的发源地就是布鲁塞尔。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不同的政府都愿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回题，它将明显地取决于大国在何种程度上准备使它们的国家主权从属于欧盟的计划。我认为，在这条道路上会受到严厉的限制。例如，我认为大多数付诸表决的观念都不能超越一些特定的问题，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主要成员国英国、也许还有法国，将在做出关键决定时行使它们的否决权。随着欧盟的扩大，它们更不会冒险成为少数。
欧洲迟早会发现自己处于与联合国安理会相似的情形，安理会真正能够决策的国家肯定不会将它们的权力让给大多数国家。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才授予大国以否决权，以保证从来不会使一个大国在实质性的重要问题上被击败。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在关键问题上止步不前。确定一项共同的外交与防务政策是极其困难的，这就证明还没有具备形成一个有效的和完整的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反之还存在着一些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欧盟的扩大甚至会使局势更为困难，最重要的就是可能增加许多不负责任的投票表决。由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其他少数这类国家所组成的多数，从来不会被德国、法国、英国甚至意大利当作一个足够的多数而加以尊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欧盟的扩大将会因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对国家利益产生一种立竿见影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一旦那些大而穷的农业国进入欧洲共同市场时，“共同农业政策”将不能继续实行，因为这些国家所需的补贴总额将使欧盟的预算不堪重负。但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法国人不想减少对其农民的社会保护。因此，在我看来，如果不发生突然而严重的国际危机时，欧洲联邦制没有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同样，我认为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不会通过加强欧洲议会[21]的权力而得以加速，因为欧盟不是一个按照民主模式所组建的机构。我甚至看不到有关谈论其民主缺陷的观点，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民主政府。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它真是一个民主政府，那么它就决不会达到目前一体化的程度。所有的问题都是在70年代中期冒出来的。当时民主政体的问题成为成员国的中心问题，但是直到那时，欧洲事务只与一小群专家有关。从理论上讲，各成员国可以决定把欧盟变成一个对其选民负责的民主政府，但实际上，除了意大利，各个成员国是否愿意这样做，我对此非常怀疑。对于欧洲议会是否曾经有过真正的威信，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更有甚者，回想一下欧洲议会选举中的低投票率，这在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中都已经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了。
很显然，赋予欧洲议会更大的权力，这是一件好事，但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并不能取代欧洲公民有效的民主主张。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欧洲”仍然是一个专门名词，而不是在感觉上因任何忠诚契约而受到约束的一个实体。人们所提出的有关欧洲的问题，仍然总是通过有用的国内政策术语来表达的，即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欧洲人只有在两个重要领域内已经相互接近了，并且将来可能会进一步接近。第一个领域是欧洲法律体系，它已经通过斯特拉斯堡法院[22]所确定的程序建立起来了。各国政府已经认可该法律体系优先于各自的国内法律体系。这就意味着，各国的经济与社会法律体系E经几乎完全与该法律体系的标准与解释协调一致了。恕我直言，欧洲联合的另外一种意图就是实行一种贸易保护主义，以便抵抗来自美国的竞争，并且阻止来自第三世界的大量移民。
我对普罗迪不抱很大希望。他与德洛尔[23]不一样，后者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人，是欧洲联盟的一些制度的真正设计师。虽然普罗迪具有明确的欧洲思想，但我认为他不能够克服各国政府的强大阻力而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我甚至确信普罗迪不是最佳人选。显然，他是目前最可用、最现成的人选。我并不是在批评普罗迪，事实上，他具有了不起的政治才能，而且在意大利起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我只是认为，欧洲事务最终将取决于其他因素，特别是取决于德国和法国之间成功地进行友好合作。
波立陶：为什么？您认为欧洲统一的这个法—德引掌正处于危险之中吗？
霍布斯鲍姆：依我看来，法国主要把欧盟作为一种尝试，以肯定并维护其文化及语言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当扩大后的欧盟包括芬兰、瑞典和奥地利的时候，法国实际上已经输掉了这场战役。由于斯堪的纳维亚人不讲法语，因而法语在布鲁塞尔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被英语所取代了。这些事情对于法国人来说，比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对于他们来说，法国应该在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推行其文化与语言。在我看来，今天法国人对于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兴趣已经减退了，因而他们的向心性也明显地减小了。这对于法国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创伤。另一个障碍就是英国人根深蒂固的大西洋主义[24]。对于其他欧洲人来说，欧洲联盟是唯一的选择，而对于英国人来说，总还是有一种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及实现一体化的可能性。英国人最终也没有做出决定。当然，英国既然已于25年前就加人了欧洲联盟，那么它就再也没有真正脱离欧洲的机会了。然而，法国与德国这两个成员国之间联合起来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1]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Verdi，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其成名作为《纳布科》，其中的合唱曲《飞吧，思想，鼓起金翅膀》成为意大利人民反抗外国奴役的战歌。他的爱国英雄歌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威尔第的名字甚至被认为是意大利统一的象征。他一生写了27部歌剧。1901年1月27日因脑溢血猝死，米兰数十万市民唱着《飞吧，思想，鼓起金翅膀》一曲，参加他的送葬行列。——译者注
[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人民反对德国、意大利占领和奴役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统称。1943年3月意大利北部爆发了群众性大罢工；6月在米兰、罗马建立了第一批民族解放委员会；7月，美、英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游行，终于把墨索里尼赶下台。不久意大利退出法西斯集团，南方由美、英盟军控制，北方由德国占领，意大利人民又投人反对德国占领的斗争。1944年，意大利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广泛开展，解放区不断扩大，北意民族解放员会积极准备起义；6月，由各党派建立的游击队合并为“自由义勇团”，总司令由美、英盟军委派，共产党人隆哥担任副司令。1945年4月北意人民发动总起义，解放了北部地区。——译者注
[3]墨索里尼（BenitoAmilcareAndreaMussolini，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国家法西斯党党魁，首相（1922-1943），第二次世界大该主要战犯。1919年3月纠集了一批反动的退伍军人在米兰组织了一个半军事性组织——法西斯战斗团。1921年11月正式成立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自称“领袖”。1922年10月纠集5万名法西斯党徒向罗马进军，使国王任命他为首相，攫取了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925年1月3日公开宣布实行法西斯极权统治，将内阁中其他党派的成员逐出政府，集一切大权于一身，自称“政府首脑”。1945年法西斯阵营战败，同年4月27日在化妆成德国士兵潜逃时被游击队俘获，28日在朱利诺·迪梅泽格拉诺被枪毙。——译者注
[4]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26年意共被取缔后被捕，在狱中继续斗争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在1929-1935年间写了大量信件和笔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陆续编印出版，其中《狱中札记》和《狱中书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5]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1898-1983），出生于意大利都灵，是葛兰西的亲密朋友，又是凯恩斯的得力助手。1924年开始其学术生涯。由于法西斯统治的日益强化，于1927年夏移居英国，接受凯恩斯为他提供的剑桥大学讲师的职位。从1928年秋起约有两年时间在剑桥大学执教，此后直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译者注
[6]欧金尼奥·蒙塔莱（EugenioMontale，1896-1981），意大利诗人。1925年第一部抒情诗集《乌贼骨》问世，一举成为著名的抒情诗人。1938年因拒绝加入法西斯党，被解除公职。40年代初离开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流亡瑞士，参加了抵抗运动。战后当过记者、音乐评论家，长期担任米兰《晚邮报》的文学编辑。1967年，意大利总统授予他“终身参议员”称号，以表彰他在文学领域的卓越成就。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7]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Rossellini，1906-1977），意大利电影导演。1945年执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于1946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大奖，这部影片在国际上赢得巨大成功，在世界影坛上确立了新现实主义与意大利电影的地位。——译者注
[8]费代里科·费利尼（FedericoFellini，1920-），意大利电影导演，现代艺术电影和哲理电影大师。参加编写《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电影剧本。执导《道路》（1954年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1965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一片使他成为世界名导演。——译者注
[9]弗朗切斯科·罗西（FrancescoRosi，1922-），意大利电影导演。60年代，对政治题材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随着一系列重要政治影片的问世和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于70年代成为举世闻名的政治电影导演。——译者注
[10]小马丁·路德·金（Jr.MartinLutherKing，1929-1968），美国战后民权运动领袖。1963年8月参予组织了2万人向华盛顿进军，并在林肯纪念碑下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3月发动“贫民进军”（也称“穷人运动”），被种族主义分子刺死。著有《向自由迈进》、《为什么我们不能等待？》、《我们从此往何处去？》等。——译者注
[11]美国人罗塞所创教派。初名千禧年曙光派、国际圣经弟子派，后改用现名。罗塞受基督教复临派影响，认为《圣经》可用于预言世界末日和上帝救赎计划。他曾预言世界末日将于1914年出现，预言落空后继续活动。第二任领袖卢瑟福提出“现今的活人有几百万永不死亡”的口号，并攻讦基督教其他各宗派。该派自称其理论皆以《圣经》为凭，并引证《圣经》谴责圣诞树、催眠术、娱乐性渔猎、服兵役、教皇、超验玄想、联合国、生日庆祝、赌博、人工流产、新教、同性恋、进化论、烟草、共产主义、输血等等。拒绝选举或竞选公职。反对向旗帜敬礼、唱国歌及宣誓效忠，还反对体制化宗教、商业化社会、国家以及一切世俗权威。该派最大的组织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守望楼《圣经》与宗教书刊协会。——译者注
[12]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区的一个省。——译者注
[13]原文Deindustrialize这个词的本意是解除（战败国等）的工业，减（战败国等）的工业生产能力。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战后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整与削减。——译者注
[14]意大利语为PartitoDemocraziaCristianaItaliano（DC），1919年成立，原名意大利人民党。20年代初一度同法西斯政权合作，1926年被墨索里尼解散。1943年重建，改为现名。德军占领意大利后，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与意大利共产党等组成民族团结政府，进行反法西斯斗争。1945年成为意大利最大的政党，一直处于执政地位。1947年把意共和意大利社会党排挤出政府，单独执政，对内镇压工人运动，对外依附美国。1945年起，政府总理一职长期由该党垄断。1983年大选中失去相对多数，被迫把总理职位让给社会党。90年代，由于一系列丑闻曝光，该党分崩离析。——译者注
[15]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Craxi，1934-），意大利第一位社会党总理（1983-1987）。社会党于1976年大选失利后，出任该党总书记，着手团结党内各派别，采取温和的社会与经济政策。1983年4月，退出天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导致同年6月提前举行大选，在与天民党等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出任总理。1986年组成新的联合政府，1987年初辞职，1993年辞去党的领袖职务，后定居突尼斯。1994年两次被意大利政府缺席判处监禁。——译者注
[16]即多数当选制，就是在选区内获得多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或者政党，可当选或独占该选区议员（或其他国家公职人员）席位的制度。又称多数代表制、领先者当选制和得胜者囊括制。多数当选制又分为相对多数当选制和绝对多数当选制。相对多数当选制，又称简单多数当选制或一轮当选制，即只进行一轮选举，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的政党或候选人便当选，或占有该选区全部应选名额。英国及英属各自治领地、拉丁美洲各国、瑞典、丹麦等国多采用此种选举制度。——译者注
[17]“马菲亚（Mafia）”一词在西西里方言中有勇敢、富有权力欲望和傲慢之意，有人考证它作为一个巫婆的名于1658年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早期是一种下层人民共济互助的秘密团体，后来随着其实力的壮大和更多恐怖分子的加入，逐渐演化成一种犯罪恐怖组织。黑手党是意大利政治生活中难以愈合的溃疡，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政府对它一直束手无策。1982年9月3日，西西里巴勒莫总督达拉基耶萨将军被刺，激起人民的义愤，意大利政府遂决心与黑手党决一死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歼灭黑手党的战斗。1986年2月，黑手党“教父”米契尔·格雷科落网使意大利政府取得反黑斗争的重大成果。到1992年9月，包括黑手党一号头目卡米内·阿尔非依利和二号人物朱塞佩·马多尔尼在内的黑手党人相继落网，这场斗争暂时以意大利政府的胜利告一段落。然而，正如巴勒莫人所言，“黑手党就像一条蛇，它会不断脱皮，但是难以死掉”。黑手党势力仍在，反黑斗争依旧任重道远。——译者注
[18]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Togliati，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1944-1964）。原社会党人。1921年参加建立意大利共产党。1926年墨索里尼取缔意共时，留亡国外。1944年3月回国，任意共总书记。不久，放弃人民武装，于1944-1946年间任政府副总理、不管部长和司法部长等职。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宣扬“和平过渡”、“结构改革论”等。他是国际共运中最早坚决主张独立自主的共产党人之一，反对任何党把自己的政治路线强加于人，反对任何重新建立国际中心组织的建议。著有《意大利共产党三十年的经历和斗争》、《意大利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等。——译者注
[19]法国政治家、作家、社会党右翼领袖（1872-1950）。1936年6月-1937年9月、1938年3-4月出任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总理，成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理、也是第一位犹太人总理。德国击败法国后，他拒绝承认维希政府。1940年9月被捕，1943-1945年被监禁于德国。1946年12月-1947年1月曾短期主持过渡内阁。他主张在共产党和右翼势力之间组织所谓第三种势力，反对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后退出政界。著有《论婚姻》、《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用人的尺度来衡量》等。——译者注
[20]全称梵蒂冈城国，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市西北角的梵蒂网高地上。面积0.44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其中85%是意大利人，15%来自瑞士和其他国家。官方语言为意大利语和拉丁语。首都梵蒂冈城。公元754年法兰克王丕平从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把伦巴第人赶出腊万纳后将罗马城及其周围地区赠送给教皇。20年后，丕平的儿子查理曼打败并俘虏了伦巴第国王，认可了丕平对教皇的赠予，从此形成教皇国，直辖领土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1870年意大利完成统一，收回教皇管辖的罗马及其他地方，教皇退居梵蒂冈，仅保留拉特兰宫和部分寺院，教皇权力大为削弱。1929年意大利政府与教皇签订《拉特兰条约》，承认梵蒂冈为主权国家，教皇是国家首脑。现在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有“圣使”、“代表圣使”或“宗座代表”，在联合国有常驻观察员。国内不从事工农业生产，消费品全从意大利输入，但在许多国家有大量的地产和投资，其金融资本在意大利的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银行信贷系统和不动产具有相当劳力，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金融托拉斯。美国的摩根财团是梵蒂冈资产的最大受理人，教徒的捐、赠款也为国家经济收人之一。——译者注
[21]欧盟的监督、咨询机构，有部分决定权，并可以2/3多数弹劾欧盟委员会。其前身是1952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时由6国组成的欧洲议会，1979年开始对议员进行直接普选，议员共有518名，各国都有固定的名额。议长任期2年半，议员任期5年。议会共有18个委员会、8个议会党团。全体会议一般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或卢森堡举行。——译者注
[22]即“欧洲法院”（EuropeanCourtofJustice），是欧盟的仲裁机构，负责审理和裁决在执行欧盟条约和有关规定中发生的各种争执。当成员的法律与欧盟的法律相抵触时，该法院有权裁定前者无效。该法院的全部组成人员为各成员国政府任命的13位法官和6位大律师。斯特拉斯堡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欧洲议会所在地。——译者注
[23]雅克·德洛尔（JacquesDelors，1925-），法国政治家。1981年密特朗当选总统后，担任经济和财政部长，实施紧缩政策，在恢复法国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功。1985年担任欧共体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主席，使长期停滞的欧共体获得了新的活力，促进改革并说服成员国同意建立欧洲单一市场，并从1993年1月1日起生教，成为欧洲迈向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第一步。——译者注
[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英国推行的基本外交与安全政策。它强调北美和西欧国家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团结与合作，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保证和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条件。战后初期，西欧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北大西洋两岸国家都认为西欧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美国坚持把同西欧的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中心，一直向西欧提供安全保障。最初设想是通过经济、军事途径，建立由美国主宰的大西洋联盟。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西欧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等都是它的组成部分。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同美国维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严重依赖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护。英国积极推行大西洋主义，强调其外交安全政策就是依靠北约和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保持同美国的特殊关系。——译者注 |
第五章人类共有的地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1999）
第五章人类共有的地球
波立陶：与社会和政治景观一样，文化景观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内也发生了变化。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在西方，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完全不同于他们过去所习惯的环境中生活。您已经指出了这些转变：人们可以更容易地改变他们的居住地与所在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获得信息，并且拥有他们的父辈连做梦都没有想过的消费能力。依您之见，他们同样觉得比较幸福吗？
霍布斯鲍姆：人们是否感觉幸福，这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不仅对于历史学家是如此，而且对于同时代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杰斐逊[1]认为人类的普遍动机就是“追求幸福”，至少在现代社会是如此。但是，要判断这种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则是非常困难的。很清楚，我以为如果人们生活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也即诸如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得不到保障，那么只要他们生活在这个水平之上，就感觉到是很大的幸福了。简而言之，只要他们不再担心挨饿，就是幸福了。
如果考察一下到达美国的第一代移民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人确实认为，他们的境况已经改善很多了，这在他们的祖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全球财富的增长给穷人带来了幸福，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还将带来幸福。当然，这种幸福的代价，就是失去了准则、价值体系、规矩、期望与生活方式。然而，我们应该记得，甚至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最后30年之前，这还算不上是一个大问题，只是在此之后，人们所恪守的传统生活方式才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对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人民来说，这些挑战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
如果我们的生活超过了维持生存的水平，那么事情就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使收入增加，享受的范围扩大，也不能必然地或者自动地获得自我实现或者自我满足的感觉。在一个人们能够以蛋糕而不是面包为生的世界上，我们无法摆脱遭受嫉妒与社会攀比的压力。如果我们在一个动态社会中的处境良好，那么即使我们实现了自己的全部期望，我们也无法避免与那些和我们处在同一个社会群体中的其他人所获得的财富攀比。这就是美国人所谓的“不甘居人后”。这就明显地减少了幸福感，增加了不安全感。
20世纪带来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社会与职业灵活性，并且我认为21世纪将带来更多这种灵活性。这种现象不是在一代人中间出现的。孩子们比他们的父母更有文化、更有教养，也更加富裕，其主要原因就是从扫盲水平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育标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后者，更是本世纪最后30年来出现的崭新现象。在21世纪，大多数人能够读书写字，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将越来越多，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英国计划在下世纪让一半年轻人迈进大学的门槛，发达国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年轻人已经享受到了这种机遇。这使人们感觉更为幸福了吗？毫无疑问，在教育水平较低时是这样的。扫盲的成就给人们以极大的满足感。我在纽约有几个学生，他们是南美印第安人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其至不懂西班牙语，但他们通过学习一点西班牙语的基础并掌握诸如开车这样一点基本工作技能，就在美国获得了成功。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从而使他们的后代能够接受教育。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必须要说，这些家庭虽然还不富裕，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获得了真正的成就感，因为他们实现了在他们的祖父辈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与那些听天由命的人相比，他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毋庸置疑，这使他们感到幸福。
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就是20世纪的巨大灾难对遭受这些灾难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要我说的话，对于那些身临其境的人来说，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如果认为这些灾难会对他们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那真是荒谬，并且说这种话的人几乎患了精神分裂症。明摆着，对于那些牺牲者，那些大量被驱逐、被灭绝或者甚至被集体屠杀的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但对于幸存者来说，其影响是巨大的。例如，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肉体上比其他人遭受更多痛苦的俄罗斯人而言，这种痛苦从总体上来说超过了因自己足够强壮而忍受并且克服了这种痛苦的满足感与自豪感，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种共同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增强了社会的团结。北爱尔兰的准内战已经持续好长时间了，那里居民的心理健康标准要高于英国其他地方。实际上，随着和平协议的签署，自杀与经济萧条的现象突然增多了。另一方面，传统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破坏，确实能够导致忧愁，而且使人感到极为痛苦，即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出路何在以及自己是谁。不巧的是，20世的一项职业——心理治疗，在犹太人与美国人这两个具有系统灵活性与极大不确定性的典型群体中尤其流行。在这两个群体中，向某些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求助，这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帮助能够使他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现实生活。
最后，有关幸福的最新与重大的问题就是老龄问题。在发达国家中，老年人的比例逐年提高，他们的境况极不明朗。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保持自己的独立比以前更为长久。一般说来，他们更有活力，较少依赖别人，因而发达国家中比例较大的第三代人感觉很满意，因为他们不必再为谋生而疲于奔命了。我们大家都看到，许多老年美国人在假期出去游玩，而且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就好像年龄不成其为过得快乐的障碍。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人们要么在相对年轻时就去世，要么因相当强壮、健康而长寿。今天，医学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延长了人们的寿命，结果使许多人的身心变得极其虚弱。这就是人们感觉苦恼的根源，而且随着平均寿命的逐步延长，这种苦恼会越来越严重。如果寿命的延长超过圣经的限制（《圣经》中把人的寿命定为70岁，并且最高到70岁，大多数人尊重这个限制），活到80岁和90岁，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拥挤不堪。从这个观点来看长寿并不能保证幸福。
21世纪的情形将会如何呢？总的说来，我认为像地区性贫穷这类现象的急剧减少，以及把人性从欲望控制下解放出来，可能对幸福产生积极的影响。
波立陶：现在有这样一种趋势，每一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共享一种“世界文化”或者“全球文化”。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些相当新的事物：使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相互适应以及使某种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普及的过程。您已经指出，世界上90%的电影（印度与日本的那些并非无关紧要的影片除外）是美国生产的。摇滚音乐也是如此，世界上的年轻人或多或少听着相同的音乐。足球是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我是意大利一支足球队的球迷，这支球队仅有两名意大利球员。诸如对戴安娜崇拜的这种名人效应，能够同时打动全人类的心。您对所有这一切如何解释？
霍布斯鲍姆：之所以导致这种现象，一部分是科技原因，一部分是经济原因。明摆着，本世纪的发明创造，例如摄影术、电影院、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最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通过小型化而使这些技术轻便和实用，使得这种影响进一步得到了增强。国际互联网的传播也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使技术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然而，我们应该记得在20世纪结束之际，虽然国际互联网正在迅速地发展，但只有极少数人有条件使用它。如果能够使用国际互联网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并且懂得英语，那么目前的使用者仅仅限于美国和欧洲。
其次是经济因素，全球市场的发育已经使快速通讯成为可能，因此相同的电视节目或者相同的电影可以同时在全世界播放。这就把诸如足球赛这类实况转播真正变成了一种国际性的娱乐方式，足球队不再只与一个特定的国家相联系，更不会与一个特定的城市相联系了。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有一个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吸收并交流的演员阵容了，而过去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歌剧明星与指挥家的身上。在最近10年内，没有什么能比足球更好地说明全球化了。然而，如果暂且不论体育运动，那么在传统的，19世纪高雅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别，因为体育运动具有高度的标准化（在日本和马来西亚之间的一场足球比赛，是严格按照青年岛[2]和帕尔马[3]之间传统比赛的同样规则进行的）。传统文化的传播以一种欧洲模式进行，这已经得到了全球性的认同，并且已经全球化了，即在大阪、芝加哥或者约翰内斯堡[4]举行的一场音乐会将上演相同的保留剧目——欧洲古典音乐。而文学作品却不是这样，因为在这方面全球化由于语言不同而受到很强的限制。甚至19世纪的经典著作也从未像音乐与观赏艺术那样全球化。在意大利之外，很少有人真诚地认为，但丁[5]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因为他们从未读过他的作品。只有俄罗斯人以及那些读过俄罗斯作品的人，才能真正认为普希金[6]是一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另一方面，流行文化在20世纪末面临着普遍的融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流行音乐，它是诸如美国黑人音乐、白人乡村音乐、拉丁美洲音乐以及非洲和印度的最新音乐等因素，简而言之就是所有事物同化的结果。所有不同音乐传统的融合，正在向全世界传播。全球通俗文化就是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进行融合的产物，而高雅文化则没有受到这种推动力。在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上，面临着一个最新的问题。后者人人都可以分享，包括那些熟悉高雅文化的人；而前者则不是人人都可以分享。即使热爱莫扎特[7]的人，也毫无疑问地熟悉摇滚流行音乐，会去听它，并且或许会喜欢上它。这就是全球性肖像来自通俗文化的原因。严格说来，这些肖像可能甚至不是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可能甚至是一些死气沉沉的目标。安迪·沃霍尔[8]是本世纪对通俗文化的含义最为敏感的艺术家之一，当他制作一些著名的全球性肖像时，他选择了玛丽莲[9]、毛泽东、切·格瓦拉[10]和坎贝尔汤罐头筒[11]。这些肖像在全球范围内同步上市，从而有可能创造一门肖像学。这些肖像如何持久保存呢？沃霍尔本人认为，这些肖像中的大多数将是临时性的。我们可以根据戴安娜这类名人所产生的非凡的全球性影响来对此进行判断。我猜想，在50年之后的20世纪通俗文化的历史中，围绕着她的去世的事件，将成为一个很有趣的脚注，而不是一个章节。
波立陶：是的，尽管全球通俗文化正在传播，但也明显地碰到了阻力，甚至还有地方文化、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在英语世界里，讲英语的威尔士人的运气挺好，但他们为什么想要重新发现威尔士语呢？当伦敦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年轻姑娘们去清真寺时，为什么要穿着她们的祖母辈的衣服式样呢？此外，全球化本身似乎正在培育文化的多样性，这就像市场机会一样，尽管有些市场不大，但仍然有利可图。您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吗？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这并不自相矛盾。首先，我没有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迹象，说明目前的地方文化正在强烈地反抗全球化。这类情形也有一些，但为数有限，并没有大规模地出现。在移民社区经常出现逐渐被西方文化同化的现象，同时保持着前辈们的原始习惯与传统。我仍然持这种看法。第一代移民尽可能地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保持与传统的联结，因为所有的社团及其经历仍然扎根于他们所起源的社会。因此，他们被同化的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小，而他们的孩子则被同化得多，也同化得快。居住在伦敦的年轻一代西印度群岛人、印度人或者巴基斯坦人，甚至已经没有他们的母语口音了，操着一口与他们同时代的英人极其相像的英语，即使那些好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是如此。我认为流行的趋势仍然是同化，这不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同于原来的社会之中，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许第三代移民开始发起一种支持寻根索源的运动，美国人于60年代发起了这种运动，当时发明了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全新词汇，年轻人不想只是作为美国人，而是要作为美籍黑人、美籍希腊人或者美籍意大利人。美籍犹太人中的第三代移民重新发现了宗教的正统观念。然而，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反对全球化的普遍反应。极端正统的美籍犹太人为了融入西方社会，对他们的某些宗教习惯进行了修改，这是确确实实的，但是从其他方面来看，他们仍然具有美籍犹太人的特征。换句话说，现在同化作用很流行，或者趋向于流行，风俗习惯与衣着打扮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多种族城市中走进一个犹太移民社区，我们会看到只有少数人故意与正统犹太人的穿着不同。穆斯林散居区的情形也是如此，即使原教旨主义者也不会按照原教旨主义教义的规定来穿着打扮。依我之见，不同文化以某种形式进行融合的可能性要大于对全球化的抵制，如同香港制作的功夫片一样，是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的混合体。这样，全球文化中的许多地方变种不断发展与融合，而不是相互抵触。像美国这类国家反对那种整齐划一的生活，不鼓励形成那种保持着特定生活方式的完全相同的群体，而是宁愿像新世纪的旅行者那样过一种奇特的生活。这些就是对全球化的各种独特反应，而不是共同的或者集体的反应。
实际上必须有各种反应，如果只是因为世界上的语言就像建造巴别塔[12]时那样纷杂，并成为全球化的一种基本限制，那么随着教育与文化素养的提高，这个问题将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旨在实现世界的同一性尤其敏感。我必须告诉你，全世界有一天都将讲英语这个想法，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乌托邦，这种事情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根据定义，多元语言主义是全球化的一种障碍。全球化这种真实的和普遍的现象与世界主义[13]完全不同，后者仍然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对此不能感到困惑。
波立陶：您因此而不同意安东尼·吉登斯[14]的说法：“对传统的依赖与个人自主权之间的冲突处于全球化的两个极点之一。世界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冲突处于另外一个极点。”是这样吗？吉登斯认为原教旨主义是世界主义之子，因为“如果人们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们去死，那么没有一个人是为任何一个理由而活着。”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全球化与原教旨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些违反传统的、事实上对原教旨主义产生某种影响的事件则除外，全球化显然就是这类事件之一。实际上，在那些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应恰恰不常见。原教旨主义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持反对态度，即使全球化产生极小的后果时也是如此。
你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是否有什么事情仍然值得人们为之去死，这个问题同样与全球化没有丝毫关系。个人主义社会的高度发展，影响到集体价值观的衰落。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北约以道德价值观的名义发动了这场战争，同时决不让一个北约士兵死亡。这主要涉及到美国，它或许是世界上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既期望士兵去杀戮，却不要他们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但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我认为并不缺乏使人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理由。有一些正当理由消失了，而一些丑恶的理由却像以前那样顽固。蓄谋已久的阿尔巴尼亚移民闯入科索沃并参加游击队，这表明许多人真正愿意用他们的生命去冒险。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在大规模冲突中愿意为了某种理由而死的最新例子，就是两伊战争[15]。此外，我们有可能预见到将来中国与美国发生战争时，美国人将像他们的祖父辈或者曾祖父辈那样冒险上战场。
长期的和平使人们的行为变得激进，并且分成两个群体：一个是准备冒险，但不一定是在军队中；另-个是拒绝冒险。例如，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具有性命之虞的极端的和危险的体育运动，还有一些人将战争作为一种能够获得报酬的职业活动。另一方面，持久的和平已经使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变得平和了，为某种理由而死的想法不是他们曾经所期望的概念。随着征兵制的者遍衰落，这种看法注定要生根。这种变化是如何出现的，或者是否能够使人们回到20世纪的现实中，即不论是在遭到轰炸的国内还是在前线，战争使每一个人都要正视死亡的问题，这些都是不易设想的。实际上，将来这类战争不会普遍发生。
在发达的和平静的西方世界，情况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没有人准备为某种理由而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人性的固有成分。
波立陶：全球化已经放松了将个人与其所处的现实捆绑在一起的许多镣铐，即对其家庭、村庄、邻居和公司的忠诚。在美国，现在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很可能期待着要跳槽十多次，而且也会多次改行。竞争导致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社会上存在的嫉妒使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备受折磨。对于生活在城市里一位进取心很强的年轻人来说，如果不能适应竞争，那么他在生活中要比一个长期失业者或无业游民失去更多东西。处于同样情形中的富人们也有这种相同的痛苦感受，因为在广告与电视节目的刺激下，他们正在逐渐意识到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与可能获得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未来世界会不会使我们大家变得心理虚弱与郁闷？
霍布斯鲍姆：我们不能把全球化与传统生活方式的结束这两件不同的事情搅在一起。这种传统生活方式的结束只有一个方面可以直接与全球化联结起来，这就是就业的不安全感，因为全球化就是设想促使公司在雇用劳动力方面具有更大的弹性。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中，甚至就连这一点也不是由国际竞争而造成的。就业不安全是一种增加利润的新战略与新战术，因为雇主可以尽可能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或者减少支付雇员的薪金。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不易增加以及成本不降低的唯一因素就是劳动力。因此，劳动力面临着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的巨大压力。不论有没有全球性的竞争，情况都是如此，而这一点在今天的很多情况下却被作为裁员的正当理由。只是在最近，一家英国银行决定每次向顾客收取5英镑的费用，用以支付各支行职员的薪金。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想让顾客在柜台旁边白等，因为他们想关闭一些支行，而让顾客使用自动取款机（Automaticmachine）来办理所有的交易，简而言之，他们不想雇用银行职员了。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一条铁则（Ironlaw），而不是全球性竞争所致。如果自动取款机使这种情形成为可能，那么银行将减少雇员人数，而不管是否受到来自香港银行的任何竞争。
我们必须能够做出区别，但它将成为21世纪的重大问题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今天，事实已经证明我们不再需要任何传统的动机。诸如家庭与工作价值观这种动机在过去不仅保持了人类社会的延续，而且使经济得到了发展。亚当·斯密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动机不仅能够承担交流货物（做买卖）的心理需求，而且也是一个人需要工作以及推迟自己对于工作成果的直接满足感的典型趋势。如果没有这种态度，那么市场在许多方面就完全不起作用了。我们社会的这些基础完全被20世纪后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革命破坏了。这些效果能够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有效运转，但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人们对这个事实的注意是多么的少啊！例如，过去许多公司的生计依赖于对于公司的团结与家庭责任感这种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意大利的情形仍然如此，小本经营的公司创造了“奇迹”。侨居东南亚的生机勃勃的和开拓进取的中国人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中，家庭的团结提供了可靠的劳动力，准备分享公司的利益，而且他们感到对公司所负有的责任与义务不必由外界强加，而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铭刻在他们的道德准则中了。我以为在今天这个自由市场的时代，人们的普遍想法，就是这些旧式的动机不再重要了，可以毫无价值地予以丢弃，对于经济的控制完全可以不利用它们，对于工人们的忠诚或者公司的管理毫无影响，公司的成功完全有可能与雇员们的永久不安全感和公司持续地更新人员共存。
这种趋势还有其他特征，实际上就是人们不再心甘情愿地等待为他们的劳动或者企业获得报酬，而是要求立即获得满足感。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去投资建立这样一个新公司，即最早需要10年才能开张，在另外10年之后才能开始获利。现在唯一正当的投资理念，就是在参与某项事情时要立即获得利益。事实上，购买现成的公司要比建立新公司更为普遍。在这些对于国际金融投机来说是美好的日子里，人们不去衡量其经营活动在10年甚至1年内的结果。一项投资的成功是逐日计算的，或许甚至是逐时计算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还能以这种经济运行办法运转多长时间？对于像我这种属于另外一代的人们，是很难对此给出一个答案的。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不需要对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任何安全感，这种想法是完全有害的和令人恐惧的。或许后代有可能接受这种体制，并且认为它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他们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那也是以巨大的压力和惊人的紧张为代价的。我对此毫不怀疑。人们是否可以长期忍受这种状况，现在还不清楚。
依我看来，有些活动是不能完全以这种方式来组织的，这就是那些基于最大限度地立即获得报酬的活动，或者换句话说，是那些依据市场竞争规则进行的活动。使我对未来最感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阻止这个体制的传统价值观结束的少数几个因素之一——科学，是否也会被新的现实所改变。在美国，科学家属于少数人的行列，即他们的活动还不是被预期的最大利润所专门推动。生物学与遗传学革命的危险在于，科学家们如果也坚信这种理由的话，那么他们懂得自己能够挣多少钱。他们也有可能被这个已经对金融市场产生结果的体制吸纳吗？如果发生这种事情，那么其后果将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甚至都无法想象。对科学研究的资助也是如此，过去的大部分研究项目都没有直接参考损益帐。有些诸如欧洲原子核研究组织（CERN）[16]实施的项目已经进行好几年了，并且不是为了直接利益或者军事需求，而是由于各国政府把这些项目作为各国间开展国际竞争的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国际竞争的唯一标准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那么CERN就没有更多的存在必要性。
我认为这种对市场价值的崇拜将不会持续了。诸如金融投机或者娱乐业这类活动，市场体制很有效，但是，如果我们要思考本世纪最后阶段工业化取得重大成功的故事（日本、韩国和中国），那么我们会看到，它们并不是完全基于割断公司与工人之间的纽带而取得的。事实上，我认为只要生产过程还需要人力，而且还没有被完全排除，那么就几乎不可能消除人们的满足感与动机的重要性，因而就会具有诸如忠于家庭、社区公司与国家的集体荣誉感。但是，这只是我作为一位业余心理学家的预测而已。
波立陶：自我实现的需要以及所有苦难的消除，正在带来一种富裕生活的新面貌。人们如果不再能够确保健康，就要依赖一套有效的医疗卫生体系。我们也想在中年以后过性生活，因而就需要“伟哥[17]”。我们再也不想经历心情悲伤与精神萎靡了，因此我们想求助干“百优解[18]”。我们想变得苗条，不想大腹便便，因此我们得到一种减肥药，省得整天沉湎于节食而导致诸如厌食症和暴食症这类新的社会性疾病。您不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产生新型社会歧视的风险吗？这种歧视不再基于人们的收入，而是基于肥胖、丑陋、怯懦或者缺乏性欲。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这些问题仅限于富裕国家。我认为泰米尔人[19]或者阿尔巴尼亚人对此并不是太担心。尽管如此，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些新治疗方式的有效性将依赖于其成本。人们认为诸如超重者与吸烟者等特定类型的患者在医疗中受到歧视，其原因之一就是医疗成本。一个公共医疗卫生体制必须限制人们对诸如“伟哥”这类药物的使用，英国就有此类限制。此外，没有几种情形能够证明医疗基地的分布是正当的。问题在于，在民主社会中，某人如果有一种愿望，比方说想有更强的性能力，那么他就有权利得到医疗，因而受到相当大的舆论压力。另外一个适当的例子就是爱滋病[20]。在美国，此病很多年来并没有大范围地传播，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健康紧急状态，与此相关的某些集团对政府施加压力，非常有效地使其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并获得大量的资源。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存在着许多其他种类的罪恶，同样值得进行投资与研究。现在爱滋病在非洲已经真正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健康问题了，境况变得更糟，并且人们对此的关注也下降了，部分原因是非洲不存在民主社会与压力集团。
然而，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分析社会等级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平等也就会越来越少，包括政治与法律平等。历史上的平均主义体制，类似于俄罗斯和毛泽东的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政体，是以那些不具备产生富裕阶级的穷国为基础的。当然，即使在苏联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中国，也有少数人的境况比普通公众要好。不过，与西方相比较，这些富裕的标准也是荒谬的。斯大林的一幢乡间别墅或者苏联人对这种住所的许多其他称谓，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但在米兰，任何一位相对富裕的职业人员都会在科莫湖[21]拥有第二处更加漂亮的住宅。
在富裕国家，实际上对经济不加约束，各种各样的收人繁多，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在意大利、法国或者英国，有多少拥有百万美元的富豪呢？在欧洲，总资产达到或者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数即使没有达到美国的水平，也算是相当多的了。另一方面，巨大财富的优势不再明显了，主要是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可利用的物品与服务是如此的丰富与普遍，以至于享受这些物品与服务不再是区分富人与非富人的标准了。对于某些人来说，在别人没有电视机时他们却拥有电视机，这是一种特权；当90%以上的居民都有了电视机时，他们即使拥有一台大屏幕高清晰度电视机，其优势也相对不重要了。这样，甚至连富裕的标准都在变化。今天，富裕的真正象征是一架私人飞机。有一位美国大学教师，他的工作包括为他所在的大学拉赞助，有一次他向我透露了他与那些富人们打交道的秘密：“首先，你必须喜欢富人。其次，你必须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肯定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他们的私人飞机。”
由财富所产生的差别，其真正的新特征，就是今天所定义的资产必须秘而不宜。只有富人们自己知道他们到哪里去度假，因为他们是度假区的唯一客人。不过社会等级制度的传统基础之一，通常说来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认可和赏识这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财富给予人们的满足感很少。而在过去，例如在致富与保持健康和美丽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英国的地主统治阶级从表面上看起来，显得高大、强壮与道貌岸然。然而，这种区别也在逐渐地消失。尽管如此，我认为财富在确定社会等级制度中仍然是关键因素。我看不出会出现任何可与金钱的实用性相媲美的等级。
长时期内，教会就是一种等级。罗马教皇的地位仍然不依赖于他拥有多少架私人飞机，但是，宗教的凡俗化也正在破坏以宗教权力的行使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政治家会怎么样呢？他们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而在过去教育则是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他们有可能继续成为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但其地位要比富豪低。艺术家的才能又将怎么样呢？这种才能无疑会有极大的价值，部分原因是它能够转变为经济利益。完美无缺的身体呢？唔，体育运动的成就总是得到极高的评价。毫无疑问，从16世纪到19世纪，体育运动一直是它所诞生的贵族社会中的时尚。被职业赛马骑师或者拳击运动员的技能所激励的人，生活在一个主要由贵族社会所构成的文化氛围中。今天，这种氛围已经消失了，体育运动也变成了一种市场行为。我认为这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于伟大的体育成就的异常钦佩。以意大利的科皮[22]和巴尔塔利为例，他们是受人钦佩的世界冠军，而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挣了很多钱，而且或许在那个年代里，他们无论如何都挣不了那么多钱。在体育方面的成功，能够保证他们在社会等级制度中获得额外的权威。正是这种权威把贝利抬到部长这样一个尊贵的地位上。我认为这个因素不会消失。实际上，它将使人们全神贯注于个人以及他们的肖像上，而忽视了他们所在的球队或者这支球队所在的国家。人们对于罗纳尔多或者贝克汉姆的钦佩，总是独立于他们为之效力的球队。
波立陶：在您看来，妇女在她们自己的解放战争中是胜利者或征服者吗？她们真正获得了与男人的平等地位了吗？这种平等与妇女解放是不是一回事？它是不是一种与男性的神话、权力和性能力相符合的方式？
霍布斯鲍姆：妇女解放已经成为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在21世纪，要把仍然要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并且有可能的话做一些新的事情。在20世纪，妇女解放[23]事实上只限于世界的一部分地区以及社会的特定领域，而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和领域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这个运动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为相同的政治与选举权利而斗争；第二阶段是为获得平等的职业而斗争。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些目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都实现了[24]。在那时候，妇女没有选举权的国家已经为数极少了，以后这种现象就消失了。战争极大地促进了职业妇女所取得的步，而且在最近的30年中，家庭逐渐需要夫妇双方共同去挣钱，而不像过去那样只需要一个人去挣钱。尽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项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还不够，但我认为这已经令人满意了。尽管如此，妇女就业的流行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这类国家中更是如此。
然而，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就是妇女尤其难以将很高的职位与母亲的角色结合起来。这与性别歧视没有关系，而是妇女要承担生儿育女职责的自然规律使然。从理论上来说，通过给孩子请临时保姆、将孩子送入幼儿园以及将孩子托抚给别人抚养的方式，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过去的贵族们通常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今天每一个人都认为，对于孩子来说，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可能要为下一代付出情感与社会代价。这就是妇女达到很高职位
的比例要少于男人的原因。有鉴于此，许多妇女在达到一定的职位时就干脆无法参加竞争了。此外，如果把这个问题设想为一个纯粹的统计学问题，并且通过把每一项工作在男女之间平等分配的办法加以解决的话，那就错了。我注意到，某种职业（比如国会议员）的理想成分应该是男女各占一半，但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另一方面，过去有一种趋势，就是以性别为基础进行分工，而这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在其他时候，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比如苏联就出现过教育与卫生岗位的女性化趋势。
然而，60年代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与性别之间的竞争没有关系，这就是由妇女控制生育。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是一种妇女独立于男人的宣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独立于维系着一个完整社会共同体的规则。一个典型要素就是妇女决定不再接受教会的说教与道德权威了，尤其是在意大利、爱尔兰和波兰这种罗马天主教国家，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突破某种陈规陋习的限制，成为争取男女平等运动的先驱。这种现象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因为它改变了人种代代繁衍的整个机制，使得妇女能够行使不要孩子的权利。出现这一现象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并且其后果仍然无法预料。
妇女的极大解放将是21世纪的一个特征。最有效的武器将是教育的全球性普及，甚至包括最落后的国家。其他国家的人民做了一些与那些被认为是不可改的自然法则相悖的事情，它表明这场革命将得到传播。根据这一观点，妇女解放仅仅处于开始阶段，因为它没有深入到世界大多数居民的心中。另一方面，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奇怪的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令人很不满意，这是因为在许多国家中，妇女即使成为国会议员、部长或者首相，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已经以某种方式改变了或者说变得更加女性化了。
波立陶：我想知道您对于科学技术革命[25]的看法。它经常被解释为民主化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因为它给千家万户带来了信息，并且有可能在传统的生产单元之外进行工作，因而在发挥个人才能方面更为灵活。您接受这种乐观主义吗？
霍布斯鲍姆：信息技术确实为人们的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我对发生根本变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就如同我对现代经济丝毫不借鉴社会传统而运作的能力表示怀疑一样。显然，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人们有可能坐在家里工作，并且只通过电子邮件与外界联系即可。实际上，这并不是人们想要的工作。甚至高技术的先驱者们也不愿意在美国和英国分散居住，而是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使他们能够会面与沟通。如果人们不能相互交谈，并且断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会感到非常不舒服。这绝对是劳动生产率与效率的一个基本要素。有关分散的国内工作的所有议论，都是为了给冗员开脱的善意宣传。英国电信公司正准备给10%的雇员以自由，因为公司假设这些人可以在家里工作。此外，还有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并不想独往独来，而是宁愿与其他人一道工作。在工作方面，社会化绝对是一个要点，而且会得以保持。我们知道，乡下人如果去集市的话，他们不仅是买东西，而且还要与其他人会面，相互交流信息，说说闲话。不能以成本-效益比为基础而建立一个社会，但即使按照这个观点，建立一个微软研究中心也比把研究人员分散到从加拿大到菲律宾的广阔地区更有效率。即使在最先进的工业领域，也存在着如何使必要的劳动力达到临界的问题，硅谷[26]则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印度，所有从事软件业的人员都居住在班加罗尔[27]，他们都对长距离通讯的优势抱着满腔热情，但即使这样，这些人宁愿在同一酒吧会面，讨论一下技术发展水平的现状与前景。大学也是如此，当一所大学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提供一个职位时，他或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将是，他或她可以与之讨论工作问题的人有多少。
波立陶：从医学到信息技术，所有领域的科技进步是否注定要进一步改变我们在下一个世纪的生活？科技进步的余地是否仍然很大？您认为这种趋势是否注定要以20世纪的同样速度继续发展？
霍布斯鲍姆：我的科技知识不多，因此无法对此加以评论。但在我看来，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余地。我看没有理由认为技术进步将要停止。实际上，我认为这种进步还要进一步加速。至于向哪个方向发展，只有上帝才知道。无论如何，在历史上最不成功的就是对科技发展进行预测。在19世纪末，许多从事艺术的人们设想，世界将在50年内不会有什么变化，而事实证明这种预测是不正确的。
波立陶：科学的力量会不会使您感到恐惧？克隆人类、将动物与植物的基因在一个西红柿中进行杂交或者坐在计算机面前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如何？
霍布斯鲍姆：科学的力量当然使我感到恐惧了，这不仅因为它具有无限的力量，而且因为巫师的徒弟们经常不知道如何利用它。如果有一些保证措施，使人们不仅使科学有可能取得发展，而且也知道使科学做些什么、如何利用它们以及在什么时候根本不要利用它们.那么我将少一些恐惧。但是，这种保证措施并不存在。无穷大的自然力量正在被利用，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被理解。没有能够告诉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的规则或者制度。唯一存在的规则就是自由市场的条件，即经济增长与利润的最大化。几乎可以肯定，这将产生消极作用。
[1]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3任总统（1801-1809），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提倡人权平等、众生自由和人民民主最积极的一位美国总统。他在《独立宣言》中阐明的造物主赋予人们“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之一，就是“追求幸福的权利”。1826年7月4日，他同前任总统亚当斯在同一天去世，这一天恰好是《独立宣言》50周年纪念日。他的碑上镌刻着他选定的志铭：“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案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托马斯·杰斐逊葬于此。”——译者注
[2]西班牙语全称为IsladelaJuventud，以前称皮诺斯岛（IsladePinos，英语为IslaofPines），古巴岛屿和特别市。美国于1925年最终批准承认古巴享有对该岛主权的1904年条约。1978年确定为现名。——译者注
[3]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帕尔省省会。——译者注
[4]南非共和国最大的城市，也是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自1886年发现兰德金矿后，取得飞速发展，现已成为南非采金工业中心。——译者注
[5]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中古到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恩格斯称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的作品具有人文主义思想萌芽，早年参加反对封建贵族和教皇的斗争，后被判处终身放逐（1302）。他以其不朽的叙事诗《喜剧》，后改名为《神曲》而享有盛誉。——译者注
[6]亚历山大·普希金（AleksandrPushkin，1799-1837），俄国诗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普希金享有很高的地位。——译者注
[7]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莫扎特（WolfgangAmadeusMozart，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成就遍及各个音乐领域。它们反映了18世纪末，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德奥知识分子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对美好社会和光明、正义、人的尊严的追求。他的音乐风格具有诚挚、细腻、通俗、优雅、轻灵、流丽的特征，大都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反映了上升时期的德奥资产阶级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在维也纳后期的创作中，也出现了悲剧性、戏剧性的风格，对社会矛盾的反映更趋深刻。——译者注
[8]原名安德鲁·沃霍拉（1928？-1987），美国艺术家，电影制片人，20世纪60年代通俗艺术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倡导者。1962年因展出汤罐头筒、可口可乐瓶子的绘画和布利洛肥皂盒“雕刻”而轰动。后来开始制作名人肖像，所有作品都是通过照相丝网制作的，可把形象复制无数次。形象经过复制变得冷漠呆板，反映作者的超然情感。从60年代初开始从事地下电影的制片工作。——译者注
[9]玛丽莲·梦露（MarilynMonroe，1926-1962），原名诺尔马·让·莫滕森，又名诺尔马·让·贝克，美国电影女演员。童年生活凄惨，主要在孤儿院和寄养人家中度过。一度以摄影模特为业，她的裸体照片曾使一份日历销售愈百万份，并因此得以进入影坛。她在50年代成功地主演过多部商业赢利片。作为好莱坞50年代最卖座的性感女明星，她的私生活也颇为世人所瞩目，由于她服用过量安眠药而死亡，曾引起世界奥论大哗。她以一个受压抑而毁灭的悲剧影星形象而永远留在影迷们的心中。——译者注
[10]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塞尔纳[Ernesto（“Che”）GuevaraSerna，1928-1967]，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参与缔造了古巴共和国。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宣扬一种激进的军事革命思想，被称为“格瓦拉主义”。1965年4月放弃古巴国籍，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试图到其他不发达地区组织革命高潮。他率领一支小分队到非洲扎伊尔开展游击战，失败后于1966年11月率领10余人潜入玻利维亚东南部山区建立游击中心。1967年10月8日在战斗中被玻利维亚政府军俘获，次日遭杀害。主要著作有《游击战》、《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格瓦拉日记》等。——译者注
[11]坎贝尔是美国的一位水果商人（1900年去世），与冰箱制造商安德森于1869年合伙开设公司，将番茄、蔬菜、果酱及其他产品制成罐头。1894年开始制造浓缩汤。1900年罐头汤在巴黎博览会上获金奖，此后便进一步以此金奖作为其产品的标志。——译者注
[12]据《圣经》记载，巴比伦人想建造一座巨大的城市和“通天塔”，以此扬名。上帝怒其狂妄，变乱了造塔者的语言，使之互不相通，结果未能建成而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这个神话故事的本意是为了说明人类言纷杂的原因。——译者注
[13]认为民族文化传统与国家主权是“过时概念”，主张取消国界，组织所谓“世界国家”、“世界政府”，统一世界经济和文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用以掩饰其侵略政策、垄断世界市场、妄图独霸世界的思想工具，也是那些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者的借口，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译者注
[14]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LSE）院长、当代西方著名社会学家（1938-）。自70年代初以来撰写或主编了《社会的构成》、《现代性的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等30多部着作，特别是《超越左与右》（政治出版社，1994），影响了世界上众多国家关于社会主的争论。他在英国常常被看作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极大地推动了新工竞的演变。——译者注
[15]伊朗与伊拉克在1980-1990年间爆发的成争。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军队攻入伊朗西部边境地区，到12月受到伊朗的顾强阻击，伊朗革命民兵（革命卫队）高呼着口号向伊拉克军队进攻，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此后战争处于胶着状态。80年代中期，伊朗因经济状况恶化及伊克在战场上屡屡得手，被迫于1988年接受在联合国调停下停火。1990年8-9月，两伊恢复了外交关系，伊拉克同意伊朗提出的结束成争的条件：伊拉克自其占领的伊朗领土上撒军，划分阿拉伯河水道的主权以及交换战俘。——译者注
[16]英文全称为“EuropeanOrganizationforNuclearResearch”，旧称为“欧洲原子核研究委员会”，其法文形式为“ConseilEuropeenpourlaRechercheNucleaire（CERN）”，现在仍然沿用这一缩略语。总部在瑞士的日内瓦，实验室位于瑞士与法国边界。——译者注
[17]化学名称为“柠檬酸昔多酚”，是美国辉瑞公司（PfzerInc.）研制的一种治疗男性阳萎的口服药。因其具有独特的疗效，自1998年3月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上市以来，短期内就引起世界性的轰动。——译者注
[18]美国礼来公司（EliLilly&Co.）华裔科学家戴维·王（DavidWang）于1972年开始主导研究的新一代抗忧郁药，研制过程历时15载，耗资20亿美元，于1986年上市，主要治疗忧郁症、强迫症、暴食症、厌食症和神经衰弱等。——译者注
[19]印度东南沿海泰米尔纳德邦的基本居民，操泰米尔语。斯里兰卡的北方省和东方省是泰米尔人的聚居区，多年来泰米尔人一直要求独立，并且成立了“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自1983以来，猛虎组织一直与政府军兵戎相见，长期盘踞贾夫纳半岛。1995年12月，政府军收复贾夫纳城，并于1996年5月收复整个贾夫纳半岛。此后，该组织一直图谋重返半岛，并于2000年4月22日夺取了半岛南端的战略要道“大象道”，使政府军遭受了内战爆发以来最严重的挫折。5月3日晚，斯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以集中一切力量击退该组织发起的攻势。——评者注
[20]全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cquiredImmureDeficiencySyndrome）”，是一种损伤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病，使受害者遭受各种感染的侵袭。此病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造成，1981年才第一次得到确诊。——译者注
[21]又称拉里奥湖，拉丁文称拉里乌斯湖。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湖泊，在米兰以北40公里。湖区以自然环境优美和湖畔雅致的别墅而闻名。——译者注
[22][b]福斯托·科皮[/b]（FaustoCoppi），意大利自行车运动员，曾获得过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吉诺·巴尔塔利（GinoBartali），意大利自行车运动员，科皮的队友。[b]贝利[/b]，原名纳西门托（EdsonArantesdoNascimento，1940-），巴西足球运动员，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球星。自1994年至今担任巴西体育部长。[b]罗纳尔多[/b]（RonaldoLuizNazariodaLima，1976-），出生于巴西，当今世界头号球星，人称“外星人”。1996年被评为“世界足球先生”。1997年8月，以2980万美元的天价加盟意大利国际米兰队，签约10年，年薪300万美元。[b]戴维[/b][b]·贝克汉姆[/b]（DavidBeckham，1975-），英格兰足球运动员。1991年加人曼彻斯特联队。在1996-1997年赛季中成为英格兰乃至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目前，他是曼联队中报酬最高的球员。——译者注
[23]妇女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以改善妇女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为主要目的的社会运动，又称女权运动（Feministmovement）。妇女解放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和18世纪启蒙思想的直接产物。1789年10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群巴黎妇女进军凡尔赛，向国民议会要求与男子平等的合法人权，从此揭开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1790年法国女剧作家高尔日发表了《妇女权利宣言》，提出17条有关妇女权利的要求。这个宣言后来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译者注
[24]世界上妇女最早获得选举权的国家是新西兰（1893）和芬兰（1906）。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挪威（1913）、丹麦（1915）、苏联（1917）、美国（1920）、英国（1928）等国的妇女相获得选举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译者注
[25]在科学技术起决定作用下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它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导致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革。18世纪中叶以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第一次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第二次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新式炼钢法和电力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为主要标志。近年来，人们在议论将爆发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即“第四次产业革命”、“新产业革命”的问题，以电子计算机为主的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发展，其中包括生物工程、光导纤维以及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开发等领域。——译者注
[26]狭义的硅谷仅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拉拉县的高科技企业集中区域。由于信息技术的辐射效应，广义的硅谷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旧金山湾区9个县，主要城市有圣何塞、旧金山和奥克兰等。二战以后，国防技术的逐渐商业化为硅谷播下了科技的种子。1951年，斯坦福大学设立了“斯福工业园区”，由此奠定了硅谷高科技中心的基础，是硅谷历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后，这个世界上最早的高技术产业区迅速崛起，到1970年已发展成为世界上微电子工业中心和高技术产业最密集的区域，为美国9大制造中心之一。1971年，报道半导体工业的杂志《微电子新闻》根据半导体中的主要成分硅命名此地，“硅谷”由此得名。80年代中期以后，硅谷曾随美国经济一起走入低谷，90年代又随着国际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再度辉煌，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旗舰”。——译者注
[27]印度南部城市，素有“印度硅谷”之称。因气候宜人和地处半岛南部的中心位置，1831年英国侵占后逐渐发展为居住中心和交通枢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重要军事基地。50年代后现代工业发展迅速，飞机制造、电话器材和机床制造等均占全国重要地位。目前，印度硅谷已经走出班加罗尔，由政府信息技术部创建的软件技术园已经发展为由分布全国各地的17个园区组成的、相互连接的“硅网”。——译者译者注 |
第四章左翼留下了什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1999）
第四章左翼留下了什么？
波立陶：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谈话中已经涉及到了有关左翼的问题，也即左翼留下了什么，或者说它从灰烬中再生出了什么。这不仅是一个有关新现实理想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中都有左翼人士，甚至美国政府也是如此。首先您能确定2000年的左翼将是什么样子的吗？它仍然会存在吗？它真的复活了吗？它的理想将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左翼存在着，因为左翼与右翼之间仍然存在着区别。那些不承认这种分野的人，一般属于右翼。这种分野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1]。几个世纪以来，情况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一下，不管我们在不同时期赋予左翼与右翼什么样的准确含义，它们之间的分野是否因不可避免而注定要继续下去呢？很明显，我们有可能对这种并非由左、右翼的对立所构成的政治前景进行一番展望。由于朝野之间的某种差别是民主选举制度的一种内禀特性，因此无论这种程序性的差别如何缩小，也非常难以消除。因此，我认为政治分野有可能继续存在，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分野本身几乎就是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分水岭。
然而，我认为左翼这个术语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变化更大。在发达国家，至少其意识形态基础没有发生变化，左翼发动的所有示威运动都是由此而引起的，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提及英国革命[2]，它成为美国革命[3]、法国革命以及最终爆发的俄国革命[4]的先河。自称左翼的大多数人仍然能够回想起这种传统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特点以及与这些剧变相关的意识形态。在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情况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这种联想对于西方仍然是有效的。虽然右翼中更现代的派别已经将部分革命传统，例如有关立宪政府的概念，与自己的意识形态融为一体了，但一般来说右翼没有革命传统。尤其是在冷战期间，已经进行过一次尝试，他们将这种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即现代自由主义，与整个革命传统分道扬镰。这主要基于下述论点：来源于革命的传统会导致共产主义，因而它与现代自由不相容。在试图中断左翼传统的连续性方面，法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传统就是使那些“不善交际者”团结在一起，使他们非常有家庭感。然而，我认为这种尝试明显不会成功，特别是在苏联消失之后更是如此。这就使得左翼政治意识形态的连续性有一定的限度。
当然，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区别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式。首先，左翼为了战胜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和贵族政体，支持自由主义政体与立宪政体等资产阶级政体，因此，它是温和的，而且也愿意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动员群众。左翼从其历史的发端开始，就已经做好了革命的准备。英国的辉格党人[5]就是如此，他们不是与其他贵族集团结盟，而是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组成了一个自由党。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强大的辉格党人、公爵们以及议员们支持英吉利海峡对岸法国的起义者，就好像他们同情拿破仑似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变革的政党与稳定的政党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进步的政党与保守的政党之间存在着区别。左翼赞同和支持对政治与社会进行变革。实际上，我们仍然使用这个术语，今天的左翼人士继续把自己称为“进步分子”
阶级结构的变化逐渐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这种团结。昔日占统治地位的贵族被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或者加入到他们的权力集团之中，而新兴资产阶级则不反对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彻底变革。这样，在20世纪中保守主义的特性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20世纪下半叶表现得更为明显。它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保守的和稳定的政党了，而是具有了新的特征。还有一些残余势力不喜欢变革，尤其不喜欢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变革（罗马天主教会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就19世纪的情形来说，那些妄图使历史车轮倒转的反动分子越来越少了。我认为就连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对我们今天能够完全回到过去而表示怀疑。在本世纪70年代曾经极其引人注目地出现一股非常强大的保守主义潮流，赞同对社会进行非常激进的变革。在本世纪的后期，经济与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6]是一个崭新的现象。像撒切尔夫人或者里根[7]这些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右翼，但他们同时主张与更多的传统右翼理念，诸如爱国主义和精英政治等结合起来，进行激进的改革。
然而，本世纪最后20年或者30年是极其重要的，而更重要的事情或许就是左翼的发展。实际上出现了一股新的潮流，这就是保守倾向。由于保守派实际上不打算使时光倒流，因此它希望维持现状。就绿党[8]的情形而论，在政治上它们基本上被当作一个左翼运动。然而，勿庸置疑的是，这股潮流想要中断经济上与技术上的变革，或者至少对这种变革进行控制。换句话说，它打算强行使这种进程搁置起来。这样，我们就在左翼发现了一种奇特的联合，即传统的进步人士与信奉新议程的势力联合起来，这股势力照字面理解就是反进步人士。这种联合在德国尤为明显。因此，保守的及稳定的政党与变革的及进步的政党之间的传统区别，就不再起作用了。
波立陶：让我们来追溯一下社会主义者左翼的发展，它是今天欧洲一些政府中左翼的鼻祖。
霍布斯鲍姆：支配19世纪第二左翼运动的力量，就是在群众与统治阶级之间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就是主张阶级斗争。像产业工人这类穷人阶层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参加某一个运动，有时与传统左翼结成联盟，但现在却越来越独立了。在20世纪，这种左翼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中仍然存在，它是围绕着工人运动和社会党而形成的。这些运动有三项目标：
第一项目标，他们认可了老自由左翼的功绩（立宪政体、民事权利与公民权利），并且将其继续向前推进。
第二项目标，他们为政治民主而奋斗，并且组织领导广大群众参加政治活动。人们也经常忘记政治民主相对来说是多么的年幼。在19世纪末之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喜欢这类活动。工人运动是民主化的重要力量，选举权只是社会民主党用来组织大罢工的一种政纲。美国的情形则非常不同，因为民主政体的建立比较早，而且与欧洲不同的是，左翼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工人运动。
第三项目标，新左翼为每个人的生存权、经济繁荣和社会权利而奋斗。人民对于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需求相结合，是左翼在这个特殊阶段的特征，并且主要得到工人运动的支持。这种结合不一定会破坏左翼的团结。在有些国家，这种团结是政治光谱中的温和派、自由派与极左派的完全团结，从而形成了一个连续体。在美国，民主党中的左翼保持到了这个新阶段；在英国，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党继续与自由党结盟。正是俄国革命将左翼分成了两个流派，从而摧毁了这种传统团结。
波立陶：那么，在冬宫风暴[9]之前保持团结的这个第二左翼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霍布斯鲍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许多目标都达到了。实现了民主政体与普选权，虽然妇女的普选权比男人来得慢一些，但也实现了。也引入了某些社会权利和福利措施，而且有时是以惊人的速度引入的。工人阶级自1890年就开始组织一年一度的“五一”示威游行[10]，其中一项主要的要求就是八小时工作制，我们还记得，1918年之后这项制度引入了大多数欧洲国家，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做了。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物质条件与福利体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1890年，《国际歌》的歌词仍然仅有字面意义，但在1960年之后，人们已经越来越不可能相信，“翻身”的“挨饿者”还在挨饿。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我的意思是，左翼所取得的极大成功严重地削弱了它的纲领。在新左翼中，“社会主义”是大多数工人运动的核心向往。它设想了一种激进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的终结，被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就是一种鼓动人心的口号，因为直至俄国革命之前，社会主义者左翼甚至还没有考虑，万一取得胜利，他们将做些什么。对于如何实现经济的社会主义化，也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人们普遍认为，国家可以在同时代的资本主义所提供模式的基础上对经济进行管理，将大部分商业活动掌握在社会团体手中。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评，胜于一项建设不同社会的计划。这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这一点不能搞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19-1920年间，德国和奥地利由于战败而遭受屈辱，这两个国家才第一次真正需要讨论经济的国有化。资产阶级专家批评社会主义者，认为事实证明他们连怎么样搞经济建设的想法都没有。社会主义者唯一可行的想法，就是如何运行战争经济，事实上这是在模仿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在战争期间及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了社会民主派和革命与共产主义派，前者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由国家支撑着的改革党。温和派保持了左翼的原有目标，而且实现了其中的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1]表现得尤为明显。实际上，他们实现了他们在1945年到70年代中期所希望实现的每一件事情，形成了福利国家并且取得了成功。从理论上来说，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诸如1945年的英国工党领导人，虽然希望有一天实现一个不同的和社会主义的社会，但这些运动并没有特别承诺、甚至一点也没有承诺要为社会结构的永久性变革而斗争。他们承认，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要在管理与所有制方面对经济进行干预，但这种干预在本质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计划。我们不要忘记，凯恩斯终其一生都是自由党的支持者，并且他确实认为国家干预是一项经济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政策。奇怪的是，正是列宁认识到工业国有化在本质上不是一项革命行动。许多国家的铁路与公共设施是国有的或者其他集体所有的，不论持哪种主张的人，都不想成为社会主义者。政治左翼中的社会民主派忠于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这是一种轮廓不清的信仰，认为集体所有制与管理方法能够及时发展成为更多的新事物。只有布尔什维克人有意识地开始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有人说这项计划的失败已成定局，在60年代表现得尤其明显，到70年代就更不用说了。更有甚者，布尔什维克体制证明自身没有能力进行改革，最后导致崩溃。这个失败也削弱了左翼中社会民主派的意识形态，并且在1973年之后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变化，这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传播给这种终结以致命的一击，这种经济学说对50年代和60年代所谓的“社团主义者[12]”经济政策的弱点持批评态度，部分原因是这种政策不再成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对社会民主左翼的基础造成了冲击，因为它通过调整财政政策、福利制度与宏观经济学而刺激了充分就业，因而破坏了在国内保护自己选民的能力。左翼目前的知识危机具有双重根源，一种危机来自于布尔什维克或者革命，一种危机来自于社会民主主义。
波立陶：知识危机？这是左翼的问题吗？是一种良心危机吗？
霍布斯鲍姆：是的，我认为这方面要比工业化的衰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各项事物发生本质变化更加重要，因为直到70年代，这种左翼的基础——工人阶级还没有开始衰落。或许美国工人的全部数量早在60年代就开始减少了，但在别的西方国家，1945-1970年间的经验表明，尽管出现了技术创新，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人数量也在增长或者保持稳定。现在只有在英国，或许还有比利时，工人实际上仍然占据人口的大多数。
因此，在70年代，就其所涉及到的社会基础而言，没有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左翼不像以前那么强大了。然而，这种左翼经受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我认为，这是因为左翼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工人的境况得到了相当大的改进。因此，左翼就不会再有一项合适的纲领了。假设社会民主派只能提议对已经达到的目标保持现状，那么它就既不会提议建设一种不同的社会（因为不会有任何关于此类社会的有用模式了），也不能对现有的社会进行改革。这样，第二左翼就走向了终结。
波立陶：有没有第三左翼？
霍布斯鲍姆：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新左翼。它面临的麻烦是，既没有工人阶级左翼所赖以形成的坚固的阶级基础，也没有强大的选民基础。它甚至连一项单独的计划都没有。他们搞了几次针对单一问题的运动，就把自己当作左翼了。妇女运动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因为从理论上讲，它具有庞大的基础，然而却仅有一项非常狭窄的纲领，甚至有关妇女问题本身的纲领也很狭窄。环境保护运动是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动属于那些所谓的左翼连续体。例如绿党，在它们还没有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政治运动的地方，如果要把它们与任何组织完全联结起来的话，就把它们与左翼联结起来了，在美国是与民主党联结在一起的，在英国则是与工党联结在一起的。在那些它们已经发展成为一股独立政治势力的地方，更有可能与社会民主党结盟，而不是与右翼结盟。但是，这个第三左翼在政治上不是非常重要，因为传统政治左翼所发生的危机就已经决定了它的主要轮廓。
波立陶：左翼危机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一种社会转型的可靠体系，其政治纲领已经衰落。我们在美国和欧洲进行短暂访问时，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很多对政治冷漠的现象。人们之所以对参与政治活动缺乏积极性，简单说来，主要是由大量的选举活动所造成的（“积极参与”是结果，“大量的选举活动”是原因，我觉得在这里需要对此进行修正），因为大多数选民更关心他们的钱包、他们的假期以及他们的住宅后院。另一方面，左翼主要强调政治活动的集体性，而反对个人主义。
霍布斯鲍姆：左翼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我怎么说呢？从经济角度来说，它涉及到消费社会。从思维角度来说，它是对个人选择自由的一种认可。从这个意义上，左翼的传统领域里存在着一道裂缝。过去没有考虑到，为个人自由而战与为集体解放而战是不相容的。在20世纪结束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两种需求之间存在着冲突。社会的私有化与公共社会认同感的削弱，猛烈地冲击着左翼社会，因为左翼在为集体目标而战斗，并且追求社会公正。这是一个严重的和影响广泛的问题，因为如果有可能使左翼以集体方式采取行动，那么也有可能使它具有民主政治的功能。民主政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可能尽力把人民组织起来，使他们共同采取行动。
现在旨在动员人民的每一种政治运动都越来越困难了，而不仅仅是左翼。然而，私利已经严重地腐蚀了左翼的价值观。最近几年内英国互助主义的逐渐瓦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让我们看一看现在英国建房互助协会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协会是一些合作储蓄组织，它们是在贫穷的工人不能够单独依靠个人的力量建筑自己的房屋时，便不得不集体组织起来而形成的。这些组织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并且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今天，这些互助协会正在一个个地由合作社转变为由吃红利的股东所拥有的正规私营公司。互助协会的成员们之所以接受这种转变，并且经过表决赞同将协会转变为银行或者公共有限责任公司，是因为他们能够从这些组织获得一笔小小的意外之财。否则，不论是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本身的逻辑来看，他们都不会赞同这种转变。毫无疑问，如果这些互助协会保持合作社的形式，那么借款方将获得极大的利益，但是人们常常经受不获得一两百英镑好处的诱惑，这点钱对他们来说或许能够用上一个假期。为了眼前的和短期的利益，他们放弃了具有极大社会价值的事情。这里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
现在让人民参与集体行动变得越来越难了。只有大多数人民还在贫穷，他们才会响应这种呼吁，因为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集体行动而摆脱贫穷。如果他们的收入超出了需求的最低限度，他们就会认为，只有追求私人利益才能获得更多。尽管如此，左翼传统的两根巨大支柱仍然耸立着。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口号中，“博爱”已经不再重要了，但“自由”与“平等”对于我们仍然有效。我们知道自由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我认为平等在今天意味着社会公益服务以及政府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自由市场不能保证这一点。撒切尔夫人的保守政策继承者们沿着自由市场的方向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其激进程度超过世界上现有的任何其他右翼。甚至就连这些人，目前也正在超越这个信条，例如，他们认识到，确保老年人的健康、教育与基本福利是国家与社会团体的主要任务。
波立陶：因此，有一种事物与撒切尔夫人的著名断言相反，那就是社会。
霍布斯鲍姆：当然。不仅存在着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社会，而且还存在着这个社会想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不能通过专门追求私人利益而获得。有一些社会物品只能在共同利益中共同提供。我们注意到，甚至不是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保守派就敢在类似健康这种领域里超越特定的路线而进行私有化。
波立陶：现在的左翼是从灰烬中崛起的，而且在欧洲当权，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种现状。左翼有不同的类型，有一种是对各个领域的个人自由价值观深信不疑，甚至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让人民富裕起来，并且让每一个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就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源。这就是托尼·布菜尔的左翼，我认为它不会完全放弃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目标。您的看法如何？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任何类型的左翼都不会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事情是市场所办不到的。我的看法是，任何形式的左翼政治纲领，甚至是一份非常温和的纲领，必须要说若斯潘[13]说过的话：我们认为市场是经济领域中的个基本要素，而且或许对于创造财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一个自由市场的社会。是的，我们接受市场，但不接受自由市场的社会。虽然我不知道托尼·布莱尔的个人观点，但工党政府事实上可能宁愿制定某种形式的财富重新分配方案，并且尽力朝着那个方向迈进，但由于面临着丢失选票的风险，因此其实施力度会受到限制。财政大臣戈登·布朗[14]虽然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但他毫无疑问要努力实施财富的重新分配。你可能认为这种办法不会取得重大成效，但是你也不能说，如果不采取这种办法，那就是表明一种信仰即认为自由市场将解决一切问题。
不可否认，一两个左翼政府已经完全接受了自由市场的政策。我认为西班牙的冈萨雷斯[15]政府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但即使这样，我认为他也不会步撒切尔夫人或者里根的后尘。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不得已的，因为那时没有其他办法，或者因为前任政府所实行的变革不能取消。这些决定都是凭经验做出的，而不是凭原则做出的。我不知道布莱尔是否也处于这种境况。他继承了撒切尔夫人的衣钵，其程度似乎超过了今天欧洲的任何领导人，甚至在扮演战争领袖的角色方面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我能够设想温和左翼的发展趋势，他们会自言自语道：好吧，由于实际的原因，我们不能够做很多与右翼不同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接受右翼的做法。按照我的看法，这是克林顿的推论。克林顿因言行不一而受到广泛的批评，但实际上从某种特定的意义来看，克林顿的话意味着，他出于本能而认可了传统左翼的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对他的失望超过英国人对布莱尔的失望。布莱尔从未接受工党传统，在他当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点了。但当克林顿赢得选举时，从美国左翼的传统来看，他像一个民主党人。
波立陶：有一个（或许在奥斯卡·拉方丹退出政坛之后，我可以说过去就有一个）左翼，对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的传统概念充满渴望：对工厂和企业的税收高，社会支出高。在这个阵营中，现在只有那些回归共产主义传统的势力，并且或许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16]）的一部分。在您看来，这就是今天拉方丹所不能控制的左翼的现实主义政策吗？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拉方丹之所以呆不下去，是因为德国内外的整个金融界都在反对他。右翼与左翼存在的主要证据之一，就是市场通常不像歧视左翼政府那样歧视右翼政府。实际上，英国新工党的一个不寻常之处，就是在努力取信于市场方面取得了成功，因而不再是左翼了。对于密特朗来说，市场使他不可能继续执行他在80年代初所倡导的政策，并且拉方丹现在也发觉了市场的力量。不管如何，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作为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方丹的政策是不现实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必须要向欧洲中左政府的政策靠近，就像若斯潘的政策。拉方丹太左了，甚至与若斯潘相比都是如此。
波立陶：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您所解释的“社会基督教”，一种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自由放任主义潮流，它对于欧洲联盟的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总之，“莱菌兰模式[17]”已经被欧盟新任主席罗马诺·普罗迪[18]人格化了。然而，莱茵兰模式甚至在莱茵兰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有500万失业者），而且对于左翼来说，失去对于一种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信任，并不是一件非常讨人喜欢的事情。您认为这种传统是欧洲左翼的一部分吗？
霍布斯鲍姆：我同意你的说法：回归社会基督教传统，是传统左翼虚弱的一种迹象。我们已经谈论过这-点了。当谴责资本主义的世界名人只有罗马教皇一个人时，它并不使人感到鼓舞。然而，你可能记得一个例子，就是工党，它相信欧洲的真正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基督教的实力，欧洲要保证工会拥有最低限度的权利。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却做不到这一点。尽管社会基督教传统没有多大价值，但我仍然倾向于对其予以肯定。
波立陶：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为温和的左翼勾勒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特征，而且您也可以说说您的想法，左翼与右翼已经变得难以区分了，对2000年的政纲进行区分的唯一界线，就是进步的政纲与保守的政纲。前者将竞争作为一种现代手段而加以促进，使个人凭才能以平等的条件参与社会竞争。后者希望维持现状与特权，包括那些工人贵族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工会。前者受到年轻人的拥护，后者受到老年人和领养老金者的拥护。
霍布斯鲍姆：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实际的原因。大部分左翼实际上已经变成这样一种势力，即试图保持过去的好做法，或者至少防止使其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或者受到侵蚀。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只是由于右翼支持不受控制的竞争性经济就对其予以认同。你已经显著地低估了促使改变方针的其他因素。例如，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方面存在着问题，在左翼和右翼都不再能见到它们了。在有关年轻人和老年人的问题上，我极不同意你的观点。以保护社会结构的理由动员老年人，这确实很容易，但我认为没有任何政治纲领对年轻人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年轻人的非政治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易著和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年轻人在21世纪的政治活动中究竟会扮演何种角色，还不清楚。我认为他们在某一个小小的先锋集团中将非常重要，但不一定会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当然也不会成为选举的中坚力备从选举的观点来看，大多数靠工作谋生的家庭都是中等收入家庭。
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运动拥有一个真正的青年组织。实际上，即使在过去，也几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运动。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中流砥柱不是青年，而是那些靠工作谋生的人们。与这个社会结构的衰落相比，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政治活动怀有许多疑虑的原因，这些政治活动不只是左翼的，而是所有派别的。只有一些特定的问题，例如生活方式、环境以及同性恋的权利与吸毒自由等，才能把青年人动员起来，其原因是这些问题仅仅与政治沾了一点边。
波立陶：然而，欧洲传统左翼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危机。左翼是在100多年以前随着工人运动而发起的，今天，它发现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面临着如下的局面：与体力劳动有关的特定岗位以及直接就业机会正在明显地减少。左翼如何才能面对中产阶级与自由职业阶层的新的扩大？左翼将被迫放弃工人民主政体的思想，而赞同消费者民主政体的思想吗？
霍布斯鲍姆：现代消费者社会正在本能地迫使政治结构逐渐与自己相适应。自由市场理论实际上主张政治没有必要，因为消费者的自主权将胜过一切别的东西，市场应该保证消费者的最大选择自由，并且允许他们通过这种选择自由而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与愿望。这种方法就绕开了政治程序，并且使之成为一种市场的副产品或者衍生物。这就是为什么诸如公共关系和巡回医疗这类职业惊人地扩展，以及诸如核心集团这类政治体系得到应用。事实上，这些都是仿效市场调查的结果。这就削弱了公民权的功能。如果消费者能够每天行使他们的特定权力，诸如购物与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而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还有什么公民权需要保留呢？是否仍然有必要为了政治目的而一批一批地动员人民吗？这种发展破坏了政治程序的真正基础。
在一个体系中，最底层即消费者与最高层即政治决策者之间确立了一种直接关系，没有为政治精髓留下任何空间，这种空间就是哈贝马斯[19]所定义的“公共领域”，人民在这里形成自己的看法，并且团结起来实现集体目标。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直到现在才理解的一切，它是通过在自由与民主的社会中进行政治活动而实现的。正是这种现代左翼的布莱尔版本才使我感到担心，因为我认为，与左翼其他领导人相比，布莱尔似乎已经完全接受了市场调查的逻辑。
很明显，现在仍然有进行不同类型的大规模动员的市场。例如，有可能针对特定的事件或者引起大多数人民的注意与同情的名人，进行蛊惑人心的和民粹主义的动员。戴安娜王妃[20]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另外，要使政治动员与自由市场社会相称，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例如贝卢斯科尼[21]，就是按照为他的足球俱乐部动员支持者的同样方式来组织他的政治活动的。这个现实正在造就着一个全新的政治角斗场，它是老一代人所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只是刚开始了解政治是如何以这种新方式运作的。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仍然是政治吗？
这种现实不仅没有为左翼产生积极的影响，反而对其产生猛烈的冲击，因为对于维持着现状的右翼来说，不需要太多的集体措施就能够继续开展政治活动。从前，英国政坛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只要当某一个人在地方选举中出头露面并且宣称：“我不是一个党派候选人，我是一个独立候选人，我对地方政府政治化不感兴趣”，那么人人都知道，他（或者她）是一个右翼候选人。这样，非政治化的政治活动就自动地削弱了左翼的潜力。然而，大规模的动员仍然存在，或许在21世纪也会继续存在，只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正如有人因为说过历史已经终结[22]而犯错误那样，我不想因为说政治已经终结而犯同样的错误。不过，我认为大多数公民的非政治化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因为这将导致在对他们进行动员时，采取与所有民主政治完全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诸如美国这种民主国家中是多么的危险，具备选民资格的人数在参加重要选举时还不到一半。最近在苏格兰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在苏格兰议会300年来的第一次选举中，参加投票的人只有全部选民的60%，这在2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通过这次选举，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人民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了。在南非的第一次选举中，选民在投票站外排了好几英里长的队伍。在西方，选举已经越来越成为少数人操纵的事件了，而不涉及大多数人，这就是为了追求政治程序的完整性所付出的代价。在美国，主要由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所构成的共和党极右翼，在候选人的选择方面具有与其实力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唯一的原因就是选择过程是以少数人为基础的，而以共和党的名义登记的大多数选民不参加这种选择过程。
波立陶：新左翼经常采用的一种摆脱民主危机的方法，就是媒体民粹主义或者叫做公民投票主义，它是以与媒体签订的浮士德式条约[23]为基础的。但是，有时候如同莱温斯基丑闻[24]那样，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这种条约似乎随时可以被撕毁，并且不适当地影响了选民的公民权。正如您所描述的那样，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您对媒体扮演的这种参与式角色感到担忧吗？
霍布斯鲍姆：是的，它使我担忧，因为它是绕过政治程序的另外一种原因。如果将大多数公民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政治活动就必须成为一种动员过程，哪怕仅仅作为一种象征，人们只是离开自己的家门去投投票。在许多方面，媒体用它自己代替了动员。在某种意义上，媒体是撒切尔夫人式的，因为它们不相信社会的存在，而只相信个人的存在。它们挨家挨户地与每一个人都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关系。传统的选举过程需要积极分子们去进行集体动员，以便与选民联系。今天，这种方式不再需要了。从理论上说，如果一位领导人有可能通过媒体与每一位选民交谈，这是相当完美的。从技术上说人们已经有可能坐在起居室里通过摇控器进行投票了。然而，在我看来，选举过程的重要象征意义在于，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但对选民具有激励作用，实质上把整个社会维系在一起，使人感觉到它是一个权利与责任的共同体。我并不是说这一切都不能被不同的方式所代替，而是说对于在另外一个政治年代里熏陶出来的有些人来说，要让他们预测未来究竟会怎样，实在是难为他们了。我担心，政治活动越是非政治化和私有化，民主过程就越会受到侵蚀。政治活动正在变成一种被少数人所操纵的行为，比如在意大利，政治活动给人的感觉是死气沉沉，因为它与人民的真实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左翼或者公众的生活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波立陶：说到媒体，我想知道您对于克林顿的看法。在本世纪最后10年即将落下帷幕的时候，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即使他的政治生涯具有象征意义，但还是从普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灵感——即希望在后里根义的美国重新实施福利政策——正在向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以及诸如保卫家庭这类右翼道德独裁主义的典型主题方面过渡。对于克林顿这种充满矛盾心理的人，您是怎么看的？下世纪的大人物是否是一些像他这种在道德与理想方面抱着放荡态度的人，或者这些人是否需要恢复坚定的理想与信念？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在20世纪的历史上，克林顿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重要人物。我还认为不能把他划入本世纪最后时期许多重要美国政治家的行列。此外，他在利用媒体方面更为成功，并且克林顿实际上避免了那种已经令他挥之不去的危机。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领导人的品质。人民并没有对领导人提出许多高标准。顺便说一句，如果进行一次民意测验，列出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那么出现在名单上的人中没有几个政客。在英国，许多人或许会说丘吉尔[25]算一个，但是除他之外，人民大概会把那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取得成就的名人或者仅仅是众所周知的人物列入其中。如果你在美国是一位重要的体育明星，那么你将比一个政客要著名得多。实际上，在许多国家中，人们把电影明星放在政治人物的前面了，在像印度这样的几个国家中就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而像意大利或者英国这样的大国中还没有发生。当然，在里根当政时期的美国也是如此，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够低估这位从好莱坞影星变为总统的人物的重要性。
下世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继任以及权力由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移交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有一种对领导人进行磨练与考验的机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世袭制。在君主制的国家中，王位的继任不成问题。甚至在非君主制的国家中，例如在印度，有这样一种惯例，就是明显的继任者与以前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已经体味到这种权力的气氛了。在其他情况中，领导人的选择是通过一个政治组织进行的。民主社会的传统方式，就是在国家内部通过一定的选择程序任命某一位领导人，这种过程或多或少是民主的。达莱马[26]就是这样成为意大利总理的，他属于一个由公职人员所组成的老式政党。在其他情况中，选择领导人要看议员们的脸色行事。在某些国家，这种选择程序是完全不透明的，比方在墨西哥，实际上前任总统总是对其继任者的任命做出安排，但无人确切地知晓究竟是如何安排的。
当直接选举领导人时也会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形中，这个领导人的简历是按照一套已经选定的标准模式撰写的，而不必与他的工作能力有什么关联。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一位领导人的品质是很重要的。以德国为例，我们回顾一下阿登纳[27]的领导才能是如何重要。尽管他有弱点，但他通过把国家从困难的境地中拯救出来而显示了自己的领导才能。接替他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如勃兰特[28]，也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我们对这些人不管是赞同也好，反对也好，他们都具有一种大人格。在德国社民党的现在这一代人中间，很难找到-位能够与这些人相媲美的领导人。
显然，在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中，这些问题不太严重。归根结底，在美国不管谁当总统都无关紧要，自1865年以来，已经先后有7位总统被刺或者被迫在任期结束之前交出权力[29]，继任者也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选择的。不过，美国的历史并没有因为受到这些创伤而发生重大变化。在美国，这列权力火车行驶的铁轨是如此的稳固，以至于不论谁来驾驶，都不会出轨。但是在苏联，领导人的品质是有影响的，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1]指发生于1787-1799年间震撼法国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在1789年达到第一个高潮，因此又称为“1789革命”。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群众进攻国王暴政的象征——巴士底狱，标志着革命的真正开始；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政变，史称“雾月十八日政变”，标志着革命的结束。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震撼了欧洲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译者注
[2]指17世纪英国确立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从16世纪末起，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与封建专制制度和英格兰国教会进行了长期斗争。1640年，国王查理一世为筹措军费而重新召开停止了12年的国会，矛盾更加尖锐，革命开始；1688年政变（即“光荣革命”）之后，建立了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君主立宪政权，标志着革命的结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因而历史界通常把164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译者注
[3]指18世纪北美殖民地人民摆脱英国统治、争取独立、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革命，以1775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为标志。这次资产阶级革命是北美殖民地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译者注
[4]俄国爆发过数次革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1905-1907年革命），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枪杀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工人事件，激起各地工人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标志着革命的开始；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撕毁协议，即“六三政变”标志着革命的结束，列宁称此次革命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1917年俄历2月18日（公历3月3日），首都彼得格勒工人罢工，2日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译者注
[5]“辉格”一词起源于苏格兰的盖尔语，意为“马贼”，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有人用它来讥讽苏格兰长老派。1679年，议会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一批议员反对詹姆斯公爵的王位继承权，被政敌讥称为“辉格”。他们也逐渐以此自称。后来，辉格党的势力有强有弱，但总体上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19世纪中叶，辉格党势力大增。19世纪60年代，辉格党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分子组建自由党。也有人认为，辉格党是于1839年改称自由党的。——译者注
[6]关于经济新自由主义，参见第三章的脚注。政治新自由主义是英国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发源于19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维护资产阶级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60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不断扩大。7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渐趋衰微。——译者注
[7]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1911-），美国第40任总统（1981-1989）。在职期间，他制订和实施非常保守的内外政策。在国内他抛弃凯恩斯主义，实施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上，他否定60年代末以来的缓和外交，实行以遏制苏联扩张为中心内容的政策，决心重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到1987年为止，他以一次严重经济衰退为代价，取得低速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扭转了美苏争霸不利于美国的形势。但他扩大了美国贫富差距，使美国面临高预算赤字、高税收、高国债、高贸易逆差等严重问题。——译者注
[8]1979年以来欧洲国家及其他国家中由重视生态平衡者或环境保护者组成的政党。1984年1月，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成立了庞大的欧洲绿党，用以协调欧洲各个绿党的活动。德国建立的绿党是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绿党，现任党主席菲舍尔在施罗德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译者注
[9]冬官，俄国沙皇皇官，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中心的涅瓦河畔。1917年7月起曾经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21时15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发射空弹炮，宣告十月革命的开始。翌日凌晨2时10分，革命工人和士兵攻占冬宫，在小餐厅逮捕了临时政府各部部长。现在该厅壁炉上的台钟，其指针仍停在2时10分。——译者注
[10]起源于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等地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斗争。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代表大会上决定，1890年5月1日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性游行示威，以便所有国家的劳动者在同一天里要求执政当局从法律上把工作日限制在八小时以内，并把该日定为国际劳动节。1890年欧美有13个国家的工人于“五一”节第一次采取联合行动。随后参加“五一”节活动的国家和群众越来越多。——译者注
[11]指北欧地区，包括挪威、瑞典、丹麦和冰岛。——译者注
[12]社团主义（Corporatism）是指把整个社会组成从属于国家的各种“社团”的理论和实践。按照这种理论，工人和雇主被组织到产业社团和职业社团中，这些社团作为政治代表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其管辖下的人员及其活动。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西斯意大利实行的“社团国家”，反映的是独裁者的意志，而不是各经济集团的利益。——译者注
[13]莱昂奈尔·若斯潘（LionelJospin，1937-），1971年加人法国社会党，1977年首次当选议员。1981年密特朗当选总统之后，被提升为党的领袖，并且在密特朗的第二个任期内担任教育部长。90年代初，若斯潘的政治生涯前景渺茫，1992年失去了内阁位子，1993年失去了议员的头衔。1995年密特朗去世后，他被推举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最后败于希拉克。1997年担任法国总理。——译者注
[14]英国财政大臣（1951-），布莱尔的挚友与盟友。在其任职的头两年里，由于大量保留了前保守党政府严厉紧缩政府开支的政策而使许多工党支持者大失所望。1998年7月，他起草了一份计划，扩大在健康、教育和对外援助方面的开支，并于1999年开始实施。——译者注
[15]冈萨雷斯·马克斯（GonzalesMarquez，1942-），律师。1964年加人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1974年任党的秘书长。1982年，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40岁的冈萨雷斯出任首相，并且成为欧洲最年轻的政府首脑。1986年、1989年和1993年连续当选执政。1996年社会党在大选中被人民党击败而去职。——译者注
[16]SPD为德语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的简称，该党主张政府控制大工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单独得票最多的大党。——译者注
[17]莱茵兰是德国莱茵河沿岸地区的通称，广义的莱茵兰指包括瑞士、德国、法国和荷兰各国莱茵河沿岸地区。这里指欧盟发展模式。——译者注
[18]意大利政治家、著名经济学家（1939-），曾两度担意大利最大的国有企业——工业复兴（伊利）集团董事长。1995年开始组建“橄枝”联盟，后加人中左联盟，任该联盟领导人。1996年4月，中左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战后意大利第55届政府总理。1999年9月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任期至2005年。——译者注
[19]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发达工业社会，认为作为当代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奴役人的力量而不能推动社会发展，提出用“交往活动的理论”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著有《社会公共性的结构转变》、《理论和实践》、《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等。——译者注
[20]1961年7月1日出生；1981年7月29日与英国查尔斯王子结婚这场“世纪婚礼”吸引了全世界7亿多电视观众。1992年11月9日，英国首相梅杰在国会宣布，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正式分居。1996年7月12日，与查尔斯王子正式达成离婚协议。1997年8月31日在法国巴黎因车祸遇难，一代佳人魂断巴黎，整个英伦三岛与全世界为之震惊，赢得了人们的深切同情。1997年9月6日，全世界24亿观众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了这位“特殊人物的特殊葬礼”，戴安娜的挚友、英国著名摇滚歌星埃尔顿·约翰在一首名为《风中烛光》的歌曲中将她称为“英格兰的攻瑰”。——译者注
[21]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Berlusconi，1936-），意大利媒体王，意大利AC米兰足球俱乐部董事长。1994年组建中右翼联盟，并且在3月的选举中获胜，5月出任战后意大利第54届政府总理，由于与司法局发生冲突，加上北方联盟宣布退出支持政府，被迫于12月22日辞职。因涉嫌受贿而多次接受审判。——译者注
[22]美国国务院政策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1989年夏季的《国家利益》（TheNationalInterest）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TheEndofHistory？）一文，宣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引起广泛评论与争论。福山为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写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这本书。霍布斯鲍姆在此处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福山，他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指出：“关于历史，只有一项通则可以绝对成立，那就是只要有人类，历史就会继续下去。”——译者注
[23]浮士德（Faust）是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与魔鬼订立条约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取知识和权力。后来用以形容为物质利益而牺牲精神价值。此处形容媒体与政治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确立的游戏规则，就好像是双方签订的条约；但当出现利益冲突时，这种条约随时都可以撕毁。——译者注
[24]指美国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前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的性丑闻，克林顿由此而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二个遭到弹劾的总统。美国参议院经过审理，于1999年2月12日放弃了对克林顿的所有弹劾指控，并宣布其无罪。——译者注
[25]温斯顿·伦纳德·斯潘塞·丘吉尔（WinstonLeonardSpencerChurchill，1874-1965），是本世纪最负盛名的英国政治家，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多次担任内阁大臣职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领导英国人民取得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被人们推崇为英国的拯救者。英国哲学家艾赛亚·伯林有一段话表达了英国人民对这位伟人最崇高的评价：“他是一位高于生活的人，比普通人伟大，而且更质朴，是他这一时代的历史巨人。他胆略过人，坚强而又富有想象力……他的演说才能令人惊叹。他拯救了祖国，使之免于沦亡。他是一位既存在于现实生活、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神话般的英雄，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译者注
[26]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D’Alema1），1949年4月20日出生于罗马，高中毕业，记者出身。1968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87年以来一直当选众议员。1991年意共更名左翼民主党后，曾任左民党政治协调委员会成员，1994年当选左民党总书记。1998年10月21日出任战后意大利第56届政府总理，2000年4月19日辞职。——译者注
[27]康德拉·阿登纳（KonradAdenauer，1876-1967），德意志联邦共利国总理（1949-1963）、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1950-1966）。在他执政间，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逐步摆脱战败国地位，取得国家主权和独立。在内政方面，推行社会市场经济的主张，使联邦德国战后迅进恢复了战争中遭到破坏的经济，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快国家之一。著有《阿登纳回忆录》。——译者注
[28]维利·勃兰特（WillyBrandt，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联邦德国总理（1969-1974）。原名卡尔·赫伯特·弗拉姆。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流亡北欧，使用现名。1969年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对内推行改良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不断改革”和“逐步改良”，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确定马克的币值，宣称创立了“德国模式”。对外政策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支柱。以此为前提制定同苏联、东欧“和解”的“新东方政策”。197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任总理期间，联邦德国与中国建交（1972）。著有《勃兰特在流亡中：随笔、感想与信件，1933-1947》、《人民与政治：1960-1975》。——译者注
[29]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65年4月14日被刺，次日去世；第20任总统詹姆斯·伽菲尔德，1881年7月2日被刺，9月19日去世；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1901年9月6日被刺，14日去世；第29任总统华伦·哈定，1923年8月2日在卧榻上去世，确切死因不明；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45年4月12日因脑溢血而去世；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被刺身亡；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4年8月8日因受“水门事件”牵连而被迫辞职。——译者注 |
第三章地球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1999）
第三章地球村[1]
波立陶：20世纪最后10年的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我认为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实际上，丹尼尔·耶金[2]和约瑟夫·斯坦尼斯劳这两位学者建议用“全球性”来代替“全球化”这个被滥用太多的术语。他们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完成了，其结果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变成了不可改变的现实。您认为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实体——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了吗？
霍布斯鲍姆：不。与30年前相比，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单一的全球经济体制中了，但是我们可以同样肯定地说，2050年的全球化程度将更高，2100年就更不用说了。全球化不是诸如打开电灯开关和启动汽车引擎这种单个行动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过程，并且在最近10年中毫无疑问地大大加速了，但它是一种永久性的转变。因此，到底在什么阶段我们可以说全球化已经达到了最终目的地，并且可以认为已经完成了，现在一点也不清楚。这主要是由于全球性的扩张在本质上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特性，包括地理的、气候的以及历史的特性。这个现实，对于全球的统一来说，就具有某些局限性。然而，我们都赞成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已经取得了如此引人入胜的进展，以至于今天你不能谈论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分割，而我们在70年代之前则经常谈论这个话题。
波立陶：然而，尽管全球化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国家及其权势的存在，因此这种进程似乎仍然受到限制。由于签订《多边投资协定》的尝试没有成功，因而给予跨国公司一项单边权利，不管是任何国家，只要任何政策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它们就可以对这些国家提出控告。这一点如何解释？为什么保留这种对抗性？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全球化并不是一种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以同样方式运作的普遍过程。虽然可以说有一种自然的历史趋势通向技术、通讯与经济全球化，但在政治领域却不是这样。我们正在对世界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但没有取得同样的进展。
波立陶：那么，您认为全球化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普遍的回答针对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减少或者完全消除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是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使资本向能够获得较高利润的地方流动。然而，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世人早已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资本主义就具备这些特征。现在的真实情况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首先，我认为随着一种全球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它只是全球化的一个焦点和最明显的特征，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全球化。我们必须超越经济而看得更远。全球化主要是基于消除技术障碍，而不是消除经济障碍，进而消除时空差别。例如，在15世纪末进行环球航行之前，就不可能认为世界是一个单位。同样地，我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运输和通讯领域的技术创新取得了进展，这使得经济发展达到已经实现的全球化水平，其出发点就是货运的高加速与物品的全球流通。在过去，某种产品实际上只局限于它的产地。在某些方面，由于易腐损的货物维持自然状态，缺乏长途运输这类货物的能力，因而使贸易受到影响。那时只能进行谷物交易，而不能进行鲜花交易。
现代空运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大家都注意到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消除了季节性的农产品。今天我们可以不考虑季节而进口热带水果、樱桃或者草莓。空运能够以必要的速度将这些新鲜的食物送到我们的餐桌上。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有可能组织跨国生产，而不仅仅是跨国贸易。在17世纪之前，如果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公司想在另外一个国家生产小轿车，例如在菲律宾，那么它就必须在菲律宾当地建造一家完整的工厂和一套完整的生产工艺。现在，就有可能将引擎与其他部件的生产分散开来，然后随便在公司乐意的哪个地方进行组装。实际上，在组织生产过程中，不再受母公司所在国家的政治限制了。如果信息系统没有取得引人人胜的进展，那么这种进展将不会走得非常远，因为该系统有可能实际上同时对生产工艺进行集中控制。
以前，全球劳动力的分割被限制在相互交换产品的特定地区；今天，生产活动有可能跨越国界与洲界。这就是确定生产工艺的根据。依我看来，贸易壁垒的消除与市场的自由化是一个次要的现象。这就是1914年之前与今天的全球经济之间的真正区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货物与劳动力泛全球移动，但是工业品以及偶而来自产地的农产品的自由交换，仍然没有可能。当人们谈论意大利的、英国的和美国的企业时，他们的意思不仅是针对这些国家的公民所拥有的企业，而且针对出自意大利、英国或者美国的几乎全部东西，然后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今后这种情况不再有了。
波立陶：您是这样来描述这个过程的：“今天，人人都忘了“贝纳通’来自意大利，“人员供应商店’来自英格兰，“随身听’来自日本，我本人已经忘记“边际文化[3]’这种年轻的时尚来自哪里了。”
霍布斯鲍姆：确实如此。更多的问题是：假设“福特”牌汽车是由日本和欧洲制造的零部件组装起来的，也有一些零件是底特律[4]生产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说它是一种美国汽车呢？因此，我认为，1914年之前的全球经济体制要简单得多，这是不容置疑的。在那个时期导致经济更具全球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过集体移民而造成的劳动力自由移动，这是很荒谬的。在所有资本主义大国对外来移民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出现了当前这种全球经济的状态，这是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波立陶：您所提到的创新之一，就是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实时传播。另一方面，按照塞缪尔·布里坦[5]的观点，国际互联网不比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的发明更重要，后者将1873年维也纳金融崩溃的消息迅速传送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新技术在全球经济中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很难说，因为我对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真实能力了解得不够。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正在世界经济之间造成完全的不均衡，包括货物的生产与真正的服务、衍生物的泛滥、权利、赌博与金融业，有关这些领域的信息都存人了经销商的计算机里。这些领域的金融交易总额是世界全部工业产值的许多倍。很明显，这要归功于信息技术，而且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信息技术也可能使诸如股票交易中所谓“当日交易者”的普通人进入市场，他们可以不带现金，只通过付款承诺就可以进行买卖。
然而，为了说明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用一分钟的时间搞清楚什么是全球化，它希望达到什么目的，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其次，我们设想一下最先进的全球化水平，就是地球上所有居民有权享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物品与服务，就好像他们拥有同样的资源与金钱可供消费。换句话说，生活在南极不比生活在罗马或者纽约遇到的问题更多。假设这些物品与服务可以大批量地生产，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其结果是，人们将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唔，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人们的财力不同，有的人富裕，有的人贫穷；或者他们的消费能力不平等，有的人自由自在，有的人身陷囹圄。这与全球的范围没有关系，它可能发生在一个国家或者城市中，因此它与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关系不大。然而，有一些产品或者服务不可能是无限可用的，甚至在完全实现全球化以后也不可能。经济学家们已经研究了这些“定位的产品”，它们的可用性在本质上是有限的，甚至是完全单一的。如果确保每一个人都能享用可口可乐，这是有可能的，而确保每人都有一张去拉·斯卡拉[6]欣赏歌剧的票，则是不可能的。本质上讲，戏票的数量是有限的，无法印制很多。当然，你可以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可以给所有的人创造一种观看光盘的平等权利，光盘上录制着在拉·斯卡拉上演的歌剧。但是，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这二者不完全是一回事。
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意味着广泛的权利，但即使在理论上达到了最先进的水平，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不平等的。同样地，自然资源的分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平等的。因此，我认为全球化的问题在于，它期望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权享用世界上的产品，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平均主义当然是不平等的和不断变化的。在这两个抽象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
我们试图发现一种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易于接近的共同点，以达到每一个人不可能自然达到的目的。这个共同点就是金钱，它是另外一个抽象概念。同时，全球化的技术过程需要高度的标准化与均质化[7]。21世纪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何种程度的局限性是这种均质性可以忍受的，以超越可能引发的对抗性反应，并且这个过程可能在何种程度上与世界的多样性相结合。从科学技术的观点而论，均质化的趋势是极其强劲的。例如，只要想一想运输方面的情况，就能说明这一点。当飞机在世界上一些主要机场着陆时，我们就已经几乎不可能知道它来自哪个国家、甚至哪个洲。运行机制已经标准化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组织，并且使用相同的语言——英语。最近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航空事故，这是由于哈萨克的飞机员没有听懂德里[8]的控制塔用英语下达的一道命令。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向世界上所有大型机场内部派遣一位摄影师进行拍摄，然后设法辨别照片，因为到处都会有相同的商店、相同的标记以及穿着鲜艳的相同人群。到处都有空调，这样我们甚至注意不到气候的差异。同样，工业生产的工艺规程与农业生产一样，已经日益标准化了。这样，我认为2000年所面临的问题，将包括对日益增长的均质化所遇到的强大障碍予以确定。
波立陶：您已经说过，国际互联网正在改变着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并且您也提到了“当日交易者”，即那些在家里就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股票买卖的个人。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处于“民主资本主义”时代的前夜？在这个时代，大公司与家长一样，将出席盛宴并分享利润。
霍布斯鲍姆：美国就处于这种情况，但这与全球化没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在问世界上的普通公民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分享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增加的、而且还在继续增加的全球财富，这种财富的分享可能以什么方式进行？美国的方式包括不断地扩大私人股份，特别是那此被认为具有良好前景的公司的股份，例如那些网络公司的股份。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些公司还没有盈利，但是人们希望它总有一天会盈利。这个体制的效率仍然受到许多争论的影响。美国有人认为，这是解决财富重新分配问题的一种永久办法。我现在还不清楚，美国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从国内外这种利益增长的分割中受益。此外，美国以外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在经济中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最近几年来，这种“资本主义的民主化”在美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比起对证券交易抱着极大兴趣的那个时代，现在的公共投资额无比巨大。这主要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个人进入公平的市场，另一种是诸如养老金等基金通过集体投资者正在进人市场，后者或许终究是更重要的因素。可以这样来认为，通过那些不必私下投资的人们进行投资，那么此类基金在财富的分配中将变成一种真正重要的民主要素。同时，公司或者大投资者比小投资者占优势，这一点似乎很清楚。在英国，即使撒切尔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打算把英国变成一个股份制国家，但与20年前相比，私人投资者还是相对次要一些了，那在，股份制的实施情况更为不平衡。换句话说，国内外经济增长的分布情况非常不均衡。蛋糕虽然做大了，但是富人所分享的份额却在按指数规律增长。
波立陶：全球化这个词经常被各国政府使用，以显示它们的虚弱，并且否认它们对管理国家和控制市场所担负的一切责任。我觉得，您认为托尼·布莱尔[9]多少有一点不近人情，“继承了撒切尔夫人的衣钵”，为了维护这个理论而不遗余力。情况真是这样吗？各国真的失去了它们的所有特权了吗？乌尔里奇·贝克[10]谈到，“公众喜气洋洋地自暴自弃”是那些为市场唱赞歌的政客们所造的孽。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这是把两件不同的事情完全搞混了。毫无疑问，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不依赖于政府的行动。因此，意识形态——就是那种新自由主义[11]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或者叫做什么“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以全球化为基础的。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种意识形态是基于一种假设，即自由市场可以使世界经济的增长与财富最大化，使这种增量的配置最优化。有鉴于此，控制与调节市场的所有努力，肯定会带来消极后果，这是因为这些努力降低了资本收益的积累，进而妨碍了增长率的最大化。依我看来，这种观点从来没有任何合理性。你或许会说，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比其他体制产生更高的增长率，但是你应该问一问，这种财富的分配是否是最佳的。至于自由全球市场备受关注，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总财富得到了增长，而没有涉及任何分配方式。以影片制作为例，如果你能够证明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体制可以产生一种比任何其他体制都要高得多的增长率，那么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可能看不到什么事情错了。但与此同时，所有的影片可能由好莱坞[12]独家生产，而把其他电影厂排除在外。简而言之，自由市场假设现有的利益分配方式将保持不变，并且不能加以改进。
150年前，当时英国的自由市场理论家们告诉德国，最好的政策就是增加他们的农产品，将它们卖给英国，并且从英国进口工业品，因为他们生产的水果与食品比英国便宜得多，而英国工业品的制造成本比德国低。英国人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安排，如果真的实行了这种政策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经济发展的极大不平衡然而，这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毫不相关。
此外，通过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以使资源达到最佳配置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甚至亚当·斯密[13]也认为，市场对某些事情是不能够或者不应该干预的。因此，接受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政府，与那些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士不说同样的话，我们这些人承认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能够以多种方式继续进行，而不必只局限于清除对于盈利的障碍。如果你留心一下工业在世界范围内平衡发展的历史根源，那么你将发现它不是由于自由贸易而引起的，而是恰恰相反。美国和德国于19世纪变成工业化国家，正是由于它们没有接受自由贸易的思想，而是坚持对他们的工业进行保护，直到他们做好与当时经济处于优势地位的英国展开竞争的准备。在20世纪，第三世界工业的巨大发展，再一次证明保护贸易论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除香港之外，亚洲众小龙也是保护贸易论者。甚至像巴西与墨西哥这类国家，也不是靠接受自由市场的逻辑而实现工业化的。
正如你所说的，当前没有几个政府不接受这种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时尚是“短暂的世纪”最后阶段的副产品，即凯恩斯主义[14]的黄金时代结束了。然而，如果这种时尚已经无效的话，那么它就会快速地走向终结。我的感觉是，当历史学家们在50年之后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他们会说，短暂的20世纪的最后时光是以两件事结束的：一件事是苏联的解体，另一件事是自黄金时代结束以来支配着各国政府政策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产。1997-1998年的全球性危机将成为一个良好的转折点。
波立陶：实际上这项普遍的共识接近于冯·哈耶克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现在这种单向思维受到了广泛的批评，甚至像著名的金融投机者乔治·索罗斯或者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巴格瓦蒂[15]这些人也对此持批评态度。
霍布斯鲍姆：是的，这种意识形态处于四面楚歌中。这不仅是、以及主要不是由于它产生了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而且主要是由于这个体制已经崩溃了。我认为1997-1998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破坏。普遍的看法是，这次破坏主要是由于对投资程序和国际金融流通缺乏控制。从那时起，也仅仅从那时起，对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抵制开始扩散开来了。在某些方面，它不仅是、以及尤其不仅是因远东的危机戏剧性地表现出来，而且是因俄罗斯的灾难而戏剧性地表现出来了。聪明的资本家相当早地开始认识到了这个事实。索罗斯从1996就开始批评自由市场，那时经济还在繁荣，半个世界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崩溃；从那时以后，甚至美国经济都濒于出现灾难的边缘了。你可能记得，之所以没有出现灾难，只能归功于美国政府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了特殊的干预措施，使长期投资基金得救了，美国金融体制也因此而得以稳定。
波立陶：但是今天看起来危机已经被克服了。每个人都预测经济不景气不会来了，经济体制得救了。
霍布斯鲍姆：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我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提出，我们正在向着巨大的全球性扩张方向移动。工业全球化使其成为可能。没有一个人希望出现一次最终的资本主义危机或者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不过，这是一次重大的危机，有谁能够对此怀疑呢？在西方，我们已经低估了它的严重性了。当我们大家都在谈论全球化时，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观点来观察这场危机，而不能只是评判它对意大利或者美国所产生的影响。从全球的观点来看，这场危机是引人注目的。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情况已经严重到像美国在1929年之后的地步了。这样看来，危机已经克服了吗？如果说已经克服了，我将很高兴听到这句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回到完全不加批判地信奉不加控制的经济扩张。我注意到，在自由市场的美丽词藻背后，我们正在目睹着保护主义[16]的回归以及美国与欧盟之间和美国与中国间的相关争吵。非常有意义的是，这些冲突体现了战后美国自由市场政策的逆转。我认为，自30年代以来，美国与我们此刻正在注视着的欧洲那些国家之间并不在在对抗，从而面临着贸易战与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威胁。我要指出的是，这是在全球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你可能期待着退回到百分之百的自由贸易，对于美国来说尤其如此。
波立陶：然而，全球化到底使从前大部分贫穷与绝望的人获得了不少财富与就业机会，这是不可低估的。我们被第三世界的童工现象震惊了，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从前那些孩子们甚至连那点使他们今天有可能活着的可怜的收入也得不到。
霍布斯鲍姆：当然，全球化使人们的生活出现了深刻变化，对即将到来的世纪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不只是从技术创新的观点来看的，尽管这种创新的本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还从比较简单的观点来看，诸如人民进行观光与旅行等活动性。1997年，所有的游客在海外共度过63亿个夜晚。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每九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海外住了一个晚上。依我看来，我们不能完全意识到环球旅游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改变世界。在战前，到中美洲（墨西哥与加勒比地区）的美国人每年从未超过15万，没有每天参观迪斯尼乐园[17]的人多。令人吃惊的人员流动就像产品与信息的流通那样，是空前的。这种人员流动的极限是多少呢？或许现在还没有达到极限，但肯定会有一个极限，自然会有一个最低限度。在意大利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每年有多少人去佛罗伦萨或者威尼斯呢？由于世界已经变得非常富裕了，因此以前只有富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只要拥有最低限度财力的人都可以做到了，而且这些人的数量比以前要多得多。
波立陶：让我们看一下俄罗斯的情况。您写道，俄罗斯或许是世界上仅有的一个由于对自由市场理论进行试验而遭到毁灭的国家。结果是什么？我最近阅读了些资料，现在俄罗斯领养老金者每月就是靠10-100美元的薪水维持生计，其中有一半的钱在国外流通。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18]已经指出，如果俄罗斯得到使原来1700万东德人摆脱困境的双倍德国马克（或者美元）的援助，那么俄罗斯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霍布斯鲍姆：俄罗斯的情况确实特殊。在理论上经济学家们相信自由市场完全可以取得成功，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试图沿着这条路永远走下去，部分原因是存在着政治上的障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允许自由移民，即使美国也不会。这样，俄罗斯就成为仅有的一个实际例子，决定彻底应用完全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逻辑，最终完全导致一场灾难。如果将苏联及其政治体制瓦解的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相比较的话，那么我可以说，后者无疑要强烈得多。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肯定是这样的。许多俄罗斯老人说，他们宁愿回到勃列日涅夫[19]当政的70年代。这说明，面对俄罗斯的灾难，俄罗斯人把勃列日涅夫时代看作是黄金时代。这场对俄罗斯人造成沉重打击的灾难，到底达到什么规模，我们在西方是不能简单地理解的。这完全是历史的逆转：最近的10年，是人们的生活期望值下降的10年，经济领域的大部分已经减少到自然农业的地步了。我认为，20世纪的任何事件都无法与此相提并论。你可能会问，这是否完全由应用自由市场的规则而引起的呢？我认为，如果只是由于自由市场规则这一理由，而且即使这个理由是适合的，也需要有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结构。如果这类社会结构不存在，那么就会出现灾难性的结果。
波立陶：但是，俄罗斯的许多灾难是由于国家制度和社会凝聚力瓦解所造成的。您可能宁愿要戈尔巴乔夫[20]与苏联，也不愿意要叶利钦[21]与俄罗斯，是这样吗？
霍布斯鲍姆：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是预先注定了的。正如我在我的书中试图解释的那样，俄罗斯的局势几平没有得到改善，因为共产党这个组织仍然存在，并且仍然起作用，这是改革的最大障碍。不过，我认为在俄罗斯社会中，像戈尔巴乔夫那样采取某些行动毁灭一个组织，其实质就是摧毁了苏联。实际上，俄罗斯对他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谴责。把俄罗斯与中国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自60年代以来，如果他们想继续存在的话，那么就必须引入市场经济的因素，并且要重视消费者的需求。自60年代以来，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罗斯自己都在尝试进行改革，而且本质上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是很清楚的。这种改革是否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相适应，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然而，如果我们把中国与一些共产党当权的国家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到，这些国家的政体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崩溃了，而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通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通过经济改革，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尽管中国存在着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但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主要是由于党和政府没有放弃自己的职责。中国看到了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因而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重演。我认为这才是天安门事件的真实价值。此外，中国非常清楚，应该有组织地进行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能简单地抛弃经济生活中对于自由市场来说是效率低下的部分，而是必须在某些方面为主要国有企业的未来作准备。不能因这些企业没有盈利而将其一关了之。正如中国设法对改革过程进行控制那样，国家应该想方设法担负起职责，解决在经济转型期所出现的问题。在天安门事件的10年之后，中国变得强大了，经济发展了，而且这种发展在许多方面有点令人生畏。中国显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与前苏联转变来的俄罗斯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波立陶：根据自由放任主义的观点，还存在着许多矛盾。例如，正如您已经指出的那样，物品与资本在发达国家自由流通，而劳动力却不能。在以竞争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中，为了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出现了企业之间大规模合并的浪潮。新古典理论提到一个“自然失业率”的概念，是保证消除通货膨胀所必需的。今天，各国政府强调要对抗通货紧缩，并且公众支持扩大就业。您对此有何看法？
霍布斯鲍姆：一个以竞争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与一个垄断的经济体制相比较，更为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呢？这是马克思对经济体制进行分析的精髓所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导致资本的密集。在目前条件下，这种情形的出现更迅速了，但是它早已发生了。我对此确实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依我看来，你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倒是更为有趣，因为它说明，全球化的进程受到了限制。许多理论家与政治家们的举止表明，好象这个进程是不可控制的，好象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抗拒这个进程。他们仅仅是依葫芦画瓢，使他们自己适应这个进程的现实而已。实际上，你自己举的例子证明，这个进程受到了限制，而且是不可克服的，其本质原因是担心人口增长而存在着政治上的障碍，就像对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移民进行限制的情形一样。从自由市场的逻辑来看，所有生产要素可以完全自由移动。而实际上一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的完全自由移动，也是几乎不可能的。由于政治与实际的理由，尽管劳动力市场是灵活的，但没有一个政府真诚地相信，他们能够通过把意大利或者英国的工资水平降到柬埔寨或者中国的水平这种方式，使这种劳动力自由移动的政策得以推行，因为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忍受的，或者至少他们认为是这样。
全球化是不可控制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全球化是可以控制的。虽然有一些事情很难控制，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进行控制可能很简单，因为各国政府有时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今天，劳动力的自由移动比1914年之前世界上劳动力的自由移动少了，那时向美国或者南美洲移民没有限制。据我所知，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实行这样的移民政策了，美国不实行，欧盟更不实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机制就是预防移民。
这就使我们面对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资本主义势力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前者赞同清除所有的障碍，而后者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不是被迫就是有意对这些程序进行控制。这种冲突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定律很简单：最大限度地扩张、盈利与增加资本。然而，政府的优先权与人民所组织的社团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冲突的。
波立陶：您提倡对金融市场进行某种形式的控制，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您一个。有人认为这种控制将阻止使世界上的某个部分在眨眼之间出现全球性金融崩溃的巨大惨剧，这是一种无理性的和多米诺骨牌式的反应。但是，哪一个国家能够强行实施这些规则呢？单一民族国家不会有这个力量吧？或者国际组织也不会有这种力量，以及偶而在他们所期望解决的问题变得更糟的情况下进行补救吧？
霍布斯鲍姆：我们现在的国际组织必须得到单一民族国家的允许才能存在下去。这些组织不同于那些允许它们存在的主要国家即美国和其他几个大国，它们没有独立的权力。自“大萧条”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一些国际组织致力于控制资本的流动，它们是成立于1929年的国际结算银行[22]，发源于《布雷顿森林协定》[23]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该协定本身是凯恩斯与美国经济学家进行合作的产物（如果凯恩斯理论更为成功的话，那么该协定可能会运作得更好，最后却导致这个结局）。然而，这些机构也依赖于单一民族国家，因此，实际上国家只是一种政治权力。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现在有一种政治组织全球化的自然趋势，可与经济全球化的自然趋势相提并论。这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
一个国际权力机构能否存在，依赖于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一种经济或者技术发展的逻辑。这是一个将要支配21世纪发展的问题。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时尚达到高潮的最近20年内，曾经存在这样一个瞬间，国家似乎将受到严重削弱，或者甚至被当作一个跨国经济体制的障碍而加以消除。在《多边投资协定》中对此进行了讨论，并且赋予公司一项单方面的权利，不管任何国家，只要其任何政策损害了公司的利益，那么公司就可以控告这些国家。几个月之后，刚刚开始的谈判就已经胎死腹中了。此外，我认为不会进行恢复谈判的任何尝试，至少不会就同样的条款进行谈判。因此，会时常发生冲突，并且始终会是这样。如果国家不再对跨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限制的话，那么对世界将会如何发展的问题进行一下推测，将是很有趣的。有人已经设想过，地球上的基本单位将不再是国家，而是公司。理论上可以设想世界不再按地理来划分，而是以200个最大的国际企业为基础，这些企业的周围被一些较小的经济实体环绕着，这些实体仍然具有成为国际性公司的实力，例如贝纳通就是这样的实体；最后，大量的小公司通过国际互联网进人全球市场，就像英国的一些小型家庭熟食店，在每一个大陆上都可以售卖它的产品。
这样的世界像什么呢？我们知道，像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主要国家，成为大国已经差不多有二百年了。我们知道，他们可以变得不稳定，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的情形。我们也知道，他们将来能够分裂，就像英国那样。当然，由于各国的努力，使发达国家的政治地图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现实。由全球经济中的主要角色——诸如通用汽车[24]、福特[25]、IBM[26]和微软[27]——所组成的一个世界，其真实性到底如何，现在还不清楚。在这些巨无霸中，每一个的内部结构都将发生变化，其影响将比发生在国家内的变化更加深远。在中世纪的后期，勃艮第公爵领地[28]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与文化强国，它后来恰恰消失了。对于经济景观中的某些部分，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我们今天认为它会永久存在，但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内可能消失或者被兼并，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因为全球经济充满了活力，因此其主要角色的稳定性不能得到保证。以意大利的好利获得公司为例，它确实没有意大利电信公司富裕，然而它却能够尝试将意大利电信公司接收[29]。我所说的不稳定，就是指的这种现象。
现在，设想国家的相对稳定性消失了，那么沿着跨国经济分界线所形成的世界的不稳定性当然也将增加。在这两种体制之间有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今天这两种体制同时存在，并且必定要相互适应。例如，国际经济很明显被服从本国法令的需要所阻碍，并且因此而发展了它自己平行的法学体制。这是一种尝试，避免从属于地方法律体制，例如通过建立追索原则而由独立的机构进行仲裁。然而，我们正处于、或者将要暂时处于这样的一种局势，即全球经济的角色们必须遵守现有国家体制的法律与制度，至少对于主要国家来说应该如此。或许这一要求不适用于大量无关的小型政治单位，它们可能被全球经济所操纵与控制，诸如列支敦士登[30]。以及你们意大利人称为“财政乐园”的低税国家。但是，我们应该记得，甚至像马来西亚这类国家，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1998年的金融危机，而反对国际银行关于不能采取哪些措施的建议。很显然，主要国家所能做的事情只能以不干涉国家主权为限。
因此，问题不在于各国政府是否能够控制在其境内的国际公司，全球控制只是问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当全球性企业与政府发生冲突时，后者不得不把前者当作国家而与其进行谈判。例如，当大众汽车公司[31]退出巴伦西亚[32]，或者宝马汽车公司[33]将它建在英国的一个重要工厂关闭时，政府就不得不与这些公司进行谈判，就好像它们是国家。当然，国家越强大，它能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但它仍然需要谈判。到目前为止，控制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唯一尝试，就是通过设立一个像欧洲联盟那样的国家联盟而加以实施。这种尝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成功，还需要进行讨论。这种尝试虽然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是困难的，但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它的可能性。例如，在一种极端的情形中，美国最终有可能对实际的资本转移进行干预，致使众多卫星国的金融体制失去效率。
目前局势的危险在于，仅仅是美国、欧盟与日本这些重要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可能采取有效措施。当危机过后，采取行动的动机也就消失了。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各方于1998年深秋时节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需要对金融交易的国际控制体制进行改造，并且形成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协定》。现在，美国人说没有这种必要了。不过，我认为最终需要对极大的控制程度做出决断。另外一个问题是，专家之间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一种是似而非的说法是，美国还不够强大，因此不能把新的经济秩序强加在别国头上。在40年代，如果美国与英国达成什么协议的话，那么它就能向前推进。今天，如果美国真的打算重组世界金融体制，它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还不清楚。
波立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西方，被您称为“凯恩斯主义的黄金时代”，您是这一时代的热情支持者。您指出，发达国家在1960-1974年间的经济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4.9%）要比自由市场理论占支配地位的1990-1997年间高得多（平均年增长率为2.15%）。但是，您真的认为今天的经济体制有可能应用凯恩斯理论吗？密特朗[34]在刚上台时曾经做过尝试，但两年之后不得不向资本主义的正统派让步。拉方丹[35]也做出尝试，但他只持续了不到6个月。您不认为这种雄心肯定是在什么地方出毛病了吗？
重布斯鲍姆：没有什么经济政策是永远和普遍有效的。很显然，凯恩斯主义在50年代和60年代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部分原因是政治条件有利。当时有这样一种气候，就是政府打算采纳凯恩斯主义，但也存在着一些现在不能重复的特殊条件。在那个时期有可能在不降低经济增长或者不产生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增加盈利、工资和福利。我不愿意说那种经济体制是否能够复活。对于中等国家来说，不可能应用一项与全球经济无关的经济政策，这是确定无疑的，除非他们决定切断自己与全球化的联系。尽管从理论上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在这种时候，这些国家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我们已经见到几个极端的例子了，诸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将自己与世界隔绝了，但在共产政体崩溃之前它也要设法生存。那确实不是一个好的、有效的或者能够带来富裕的经济体制，因此我们不愿意生活在那种经济体制之下。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人民非常贫穷，而它却在起作用。当那种与世隔绝的政治体制崩溃之后，这种经济体制也就随之毁灭了。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种经济体制才停止运行。我并不是说将来其他国家有可能采用这种经济体制，而是说有些事情是不能将其排除的。
将来，世界上的某些部分可能决定信奉保护主义，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将限制世界经济增长率。然而对于选择这种政策的国家来说，不是说一定就会带来灾难。你可以看到，各国政府正在致力于民主政治，在这种体制下，普通人的利益占主导地位，而且政府最终须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即使在大多数极端自由市场的政体中，医疗保健、公共设施和养老金中的绝大部分一般也是由国家提供的。我认为这是三项主要的社会需求，每一个政府必须要处理好。如果没有一个至少是由政府部分组织的体制，这三项社会需求没有一项能够得到保证。例如，即使在美国，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没有一届政府能够梦想废除医疗保险制度[36]，它实质上是为老年美国人提供的一种卫生保健。英国没有一届政府，甚至没有一届保守党政府试图废除国家的福利制度。他们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在福利方面花费了同样多的钱财，甚至更多。他们尝试减少这方面的吸引力。劝阻公民依赖福利，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完全废除这项制度。这样，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不能降低私人企业所创造的财富，但同时必须满足国民的社会需求。在英国，关于养老金制度的私有化存在着极大的争论。撒切尔政府曾经做过尝试，但是明摆着，如果不从政府得到部分补助，那么，即使这部分补助没有超过对养老金储蓄的退税额，个人也无法为自己在老年时提供收人。现在养老金问题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并不严重，这是因为华尔街的股票价值获得了巨大的增长。但这是一种很少见的情形，至多与世界上5%的人口存在着利害关系。
波立陶：在美国特例与全球经济背后的巨大力量之一，就是消费。90年代的繁荣是以美国消费者的选择为基础的，他们实际上停止了储蓄，而是不断地消费或者倾其所有投资于股票市场。我认为这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您曾经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玛丽·安托瓦内特[37]将感到惬意的时代，因为大多数人可以吃到蛋糕，而不是吃面包。”这确确实实是一种对支撑这个制度的用户主义[38]的极大诽谤，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讽刺吗？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不止是一种历史讽刺。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以至完全有效地改变了局势。全球经济体制使生产增加的能力，其分布甚至非常不平衡，首先改变了美国的消费者市场，然后是澳大利亚和欧洲其他地方也都在逐渐发生变化。我们不要忘了，尽管20世纪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灾难，但无论以什么标准，大多数人民在这个世纪结束时的境况都好起来了。也有一、两个例外，尤其是近年来在非洲和俄罗斯，局势反而变糟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今天世界上的人口是19世纪初的三倍，而且所有的人在体格上都比较强壮、高大、长寿和健康。他们很少遭受饥饿与饥荒，收入较高，而且无限制地享受着食品与服务，包括那些在生活中得到保证的机会，诸如接受教育。比较贫困的国家其情形也是如此，例如，印度自1943年以来就没有遭受过饥荒。除了几个例外，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饥饿不再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了。
这就意味着，生产第一次可以与多数人口的需求相适应。在发达国家，人们不再生活在短缺经济的时代，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再是那种食不裹腹和居无定所的日子了。他们不再担心日常生计，而只需要决定是要法式三明治还是要烤蛋糕，是要煮火腿还是要熏火腿，是要新鲜西红柿还是要西红柿酱。这就在服务与物质两个方面改变了经济生活。只要考虑一下文化的可接近性，即书籍与唱片的数量以及在全天都能得到娱乐写信息的人数，就能明白这一点。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甚至最穷的人以及大多数自甘堕落的人，其生活也比他们的祖父辈要好不知多少倍。这种情形虽然只有很短的时期，却是自由市场信仰成功回归的原因之一。自由市场的目标不是消除贫困或者产生财富重新分配与社会正义，但是，尽管存在着不公正，穷人与那些甚至相当富裕的人一样，也倾向于接受这种体制。
日用品的生产与有用财富的增长是巨大的，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从中受益。这是20世纪的一个特征，人们在对各个世纪中最好的和最坏的事情进行评估时，已经对此引起了重视。这个世纪杀死的人比其他任何世纪都要多，但当这个世纪结束时，更多的人活着，而且充满着极大的希望与机会，生活得不错。我们期待着21世纪将取得更大的进展，不出现灾难；即使出现灾难，也将与20世纪的结果不同。
波立陶：现代经济的另外一个关键方面，就是从制造业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转变取得了进展。许多人对产业工人感到有一种怀旧之情。另一方面，您是不是认为后工业社会[39]对这个销售想法比产品更好的世界是一个极好的反应？今天，由于新技术层出不穷，因此甚至在工业基础设施方面也不再保证进行投资了。“更多的利润、更少的岗位”是新经济的信条。象征着非工业化的电影《胜券在握》，就说明这种现象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衡，但是从总体上看，它还是最有利的，虽然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形中出现了职业男性的下岗现象，但也从中看到了产业工人实现再就业的可能性。
霍布斯鲍姆：全球化加速了这个过程，但不一定有效。你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后工业时代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工业时代所生产的那些物品与提供的服务，今天仍然在生产与提供。虽然它们的生产质量有了很大改进，而且分布的范围更广泛了，但劳动力成本却降低了。这种状况的新颖之处在于，在全部生产要素中，对人的需求持续减少。这是因为，相对来说，不想使生产这些东西的成本太高。人不是为资本主义而造就的。在生产过程中不会产生消极效果。
我认为，我们应该发现另外一种分配财富收益的途径，这些财富是由越来越少的人创造的，而且将来对人的需求会越来越少。我以为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过去的老办法，基本上就是向人们提供食物，作为对他们的工作报酬，向他们支付工资或薪水，以换取他们的劳动力。对于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通过某种方式把能够创造效益者的一部分钱转到他们手里。现在，没有工作的和收人较少的人数已经增长很多了，因此，我们要发现自己在哪里能够找到分配国内与国际财富的新方法。我们也要为那些过去在劳动力市场挣钱的人提供收入。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它不是一个增加生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成功地解决了。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才能够分配这些财富。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通过国家与公共权力机构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这就是我认为单一民族国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理由。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功能或许比以前少了，但它对财富重新分配的功能则比以前更重要了。我并不是说国家一定要按照目前的做法行事，而是说必须要有某种类型的公共权力机构，从而能够确保这种财富的重新分配。如果没有这种公共权力机构，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已经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几种提示。
波立陶：根据安德烈·格尔茨[40]的观点，在过去20年中，欧盟国家已经比以前富裕大约50%-70%了尽管如此，欧盟现在有2000万失业者、5000万穷人和500万无家可归者。这些过剩的财富怎么办？
霍布斯鲍姆：看起来很明显，事实上为很大一部分人所重新分配的财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财富的分配更加引人注目地不平等了。我说它引人注目，是指很少一部分人，而且经常是一些个人正在致富，从某种意义上，至少从封建社会时萨尔茨堡大主教[41]拥有他所在地区三分之一的财富以来，还没有这种先例。从那以后，对重新分配财富规定了一个特定的要素，就是不能让那些富豪富裕到如此地步。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在财富方面与政府竞争。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罗思柴尔德家族[42]，在拿破仑战争[43]结束时，其富裕程度可与法国和英国相比。但这只是一个例外的情形。按照今天的标准，即使像卡内基[44]和洛克菲勒[45]这样非常富裕的亿万富豪，也无法与国家比富。我记得洛克菲勒是继J.P.摩根[46]去世后的著名人物。摩根是一位伟大的银行家，他富裕到成为世界上最非凡的艺术品收藏家之一。洛克菲勒留下了大约8000万美元的财富，这在20世纪已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了，他说：“我们总是想着他发财了。”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要比今天的比尔·盖茨[47]、乔治索罗斯和特德·特纳[48]这些人的个人财富少得多。卡内基花在慈善事业方面的钱或许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多，我怀疑他就像特德·特纳那样，有能力替美国支付拖欠联合国的会费。同时，索罗斯因高尚的动机而花钱时就像卡内基那样出手大方，承认送出去的这些钱对他来说犹如九牛一毛。
今天，个人可以支配的财富数额是完全难以置信的。从全球的角度来说，世界上1%的人口掌握了巨额财富。这种状况会如何影响政治，还不清楚。我们已经从美国的情形看到，现在私人可以设法操纵总统竞选活动，或者通过他们的私人财政手段对竞选活动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今天，富人可以办到过去大型集体组织才能办到的事情。我们是否完全理解了这种现象的深刻含义，我不能肯定。
[1]“地球村（GlobalVillage）”这一概念是60年代由大众传播工具学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语教授马歇尔·麦克鲁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所创。他在1962年出版的《谷登堡以来的传播工具》一书中对新千年进行预测时说：“由于新型电子通讯工具已经缩短了人类相隔的距离，因而再次使世界酷似一个地球村”。谷登堡（Gutenberg，1398-1468），德国金匠，发明活字印刷术，印刷过《42行圣经》等书籍。——译者注
[2]英国国际政治、经济以及能源专家，现任英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会长及全球事务决策研究小组副组长，曾普利策奖（PlitzerPrize）。他在与斯坦尼斯劳合著的《居高临下》一书中认为，在过去20年中，政府与市场的大规模斗争，使世界陷人混乱，并且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正在重塑现代世界。——译者注
[3]贝纳通，意大利的一种著名服饰商标，以贝纳通集团的创始人卢西奥·贝纳通（LucianoBenetton，1935-）的名字命名。人员供应商店，发端于英国的一种行业，向顾客推销产品、提供咨询以及职业介绍等；在美国俚语中，尤指代为雇人去坐满会场、参加示威等，因此称为“充数者供应处”。随身听，日本索尼公司发明的一种带耳机的多功能盒式录放机。边际文化，指两国交界地区所形成的一种文化。17、18世纪，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因此在两国的边界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当这一地区的人民向美国移民时，将这种文化也一同带去了。由于他们在美国居住在边远地区（Backcountry），因此这种文化也叫做“边远文化”。——译者注
[4]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韦恩县县府所在地。由于亨利·福特在此处开设汽车厂，因此有“汽车之都”的美誉。——译者注
[5]《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经济评论员，著有《超越福利国家市场经济中基本收人调查》、《人面兽心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放纵的社会》等。——译者注
[6]意大利米兰一家著名的剧场。斯卡拉家族是13世纪期至14世纪统治意大利维罗纳的著名家族。1387年，维斯孔蒂家族兼并维罗纳城，斯卡拉家族的统治宣告结束。——译者注
[7]原意指流体内物质（如牛奶中的脂肪球）成为分布均匀的极微小颗粒的过程。这里指全球化过程的均衡推进。——译者注
[8]印度中北部城市和直辖区（包括德里和新德里）。——译者注
[9]1953年5月6日出生，1975年加人工党，1983年5月成为工党最年轻的议员。1994年7月成为工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领袖。与以往的工党领袖相比，布莱尔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素质，改革的愿望也更强烈，提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1997年5月1日，工党在选举中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在位18年的保守党，夺得政权，年仅44岁的布菜尔成为英国近20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布莱尔很佩服保守党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并深受她的领导作风的影响，希望做个像她那样有魄力和凝聚力的领导人。在对外政策方面，布莱尔是所谓“第三条道路”的积极鼓吹者。著有《新英国》。——译者注
[10]德国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环境风险。著有《风险社会》、《抗毒剂》、《生态学启蒙》、《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等。——译者注
[11]以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西方当代经济恩潮，其理论体系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日益取得广泛的影响。一般说来，新自由主义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分歧，实质上不在于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本身，而在于干预的程度和形式。8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由盛而衰，而新自由主义却颇为得势。——译者注
[1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一个区，其名称是美国电影业的代名词。20世纪初，影片制作商在加州南部发现这一气候温和、阳光充足、山丘起伏的地区，是拍电影的理想自然环境，此后这里就成为世界闻名的影城。1908年在此拍摄出最早的故事片之一——《基度山恩仇记》。——译者注
[13]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建立者（1723-1790）。他在1776年3月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中创立了以增进国民财富为中心思想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他从人性论出发，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人们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自然地会给全社会带来普遍的利益。这一思想成为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依据。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永恒的、最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制度。自由竞争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生产的进行，国家干预私人经济生活往往会起妨碍作用。他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科学贡献，并对后来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者注
[14]20世纪上半期英国经济学家（1883-1946）。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认为国家只要采取适当政策，调节经济，增加“有效需求”，就可以消除危机，解决失业问题。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轰动，把该书的出版称为“凯恩斯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在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下，纷纷宣告以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凯恩斯主义成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最大以至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事实上，战后依据凯恩斯理论采行的政策措施，虽然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的失灵，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加深。——译者注
[15][b]哈耶克[/b]（1899-1992），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弊无利的。[b]弗里德曼[/b]（1912-），美国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20世纪下半叶主要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之一。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经济学界货币学派的主要倡导人之一。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负极大责任。2000年4月27日，他与美国149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封联名信，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b]索罗斯[/b]（1930-），出生于匈牙利。白手起家创立了“量子基金”，每年的回报率平均高达35%。在20世纪结束之际成为最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一位金融奇才，有人说他是一个金融投机商。美国华尔街流传着这样一段歌谣：“哪里有腥，哪里就有苍蝇；哪里有祸，哪里就有乔治。”著有《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充满危险的开放社会》。[b]保罗[/b][b]·克鲁格曼[/b]（PaulKrugman，195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与伦敦政经学院客座教授。1994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轰动一时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预言亚洲将爆发金融危机。他认为政府的控制无益于危机的缓解，而自由市场才是最适当的方式。[b]贾格迪什[/b][b]·巴格瓦蒂[/b]（JagdishBhagwati，1934-），出生于印度。哥伦比亚大学阿瑟·莱曼经济学教授与政治学教授。曾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经济政策顾问（1991-1993）。《国际经济》、《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创办者与编辑，计量经济学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译者注
[16]利用关税、补贴、进口配额或对外国竞争者的进口商品加以其他限制或设置障碍，以保护国内工业免受外国竞争的政策。欧洲各君主国在17和18世纪采取保护主义政策，19世纪上半叶、英国在欧洲取得工业势后，开始唾弃保护主义；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保护主义政策相对米说是温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经济损害和失调，引发了欧洲20年代断提高关税壁垒。美国从立国起就是保护义国家，19世纪20年代和大萧条期间，其保护关税达到高峰。尽管所有的正统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贸易一般能使世界经济受益，但仍有许多国家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在一些工业遭受外国竞争严重损害的国家中，仍能听到要求采取保护主义的声音。——译者注
[17]由设计了米老鼠、唐老鸭等可爱的卡通人物的沃尔特·迪斯尼（1901-1966）组建的迪斯尼公司于1955年在加利福尼亚阿纳海姆开设的乐园，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游乐园。目前，全球已建成的迪斯尼乐园有4座，分别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南加州以及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1999年12月10日，香港特区政府与迪斯尼公司正式签约建设迪斯尼乐园，可望在2005年落成，届时将成为世界上第5座迪斯尼乐园。——译者注
[18]俄罗斯学者（1937-），著有《新斯大林主义国家：苏联社会的阶级、种族与舆论》等。——译者注
[19]1906年出生，1964年10月起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6年改称总书记），直至1982年去世。在他担任苏共和苏联国家最高领导人期间，苏联的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后期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1967年提出苏联正处在“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旨在纠正前任赫鲁晓夫关于“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提法。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78年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出兵阿富汗，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译者注
[20]1931年出生，1985年3月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90年3月当选苏联总统。1991年12月25日宣布辞职，至此，苏联也停止存在。199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2000年3月12日，被正式推选为社会民主党总书记，这意味着在经过几年沉寂之后，他又重返政坛。著有《改革与新思维》、《生活与改革》等。——译者注
[21]1931年出生。1985年12月担任苏共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1990年7月，在苏共28大结束时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1991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1991年12月，他同原苏联其他10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起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996年俄罗斯举行全国大选，再次当选为总统。1999年12月31日宣布辞职。著有《自白》、《总统笔记》。——译者注
[22]1930年在瑞士巴塞尔正式成立，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理德国战争赔偿的机构和各国中央银行之间合作的机构。几经演变，成为一个经济、货币研究和咨询中心，并且执行某项特殊协定的技术机构。银行由各国中央银行总裁和其他被推选的人员组成的董事会进行管理。——译者注
[23]又叫布雷顿森林会议，正式名称为“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1944年7月1-22日），预期将德国和日本击败后，就战后世界金融问题做出安排。会议由不承担义务的代表，包括苏联在内的44个国家或政府的专家参加。会议拟议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别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政府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之后，这两个组织分别于1945年末和1946年组成，总部设在华盛顿，并分别于两年之后正式开始工作。——译者注
[24]全称为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MotorsCorporation）美国汽车制造企业，世界最大的工业公司之一，1908年由合并几家汽车公司组成；1916年改组后采用现名。总部设在纽约。——译者注
[25]全称为福特汽车公司（FordMotorCompany），美国汽车制造公司，1903年由亨利·福特与11位同业投资人所创办。总部设在密歇根州迪尔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福特公司开始从事其有限度的多种经营，但到了90年代，它又集中经营汽车和日益发展的金融事业。——译者注
[26]全称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nterationalBusinessMachinesCorportion），美国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1911年由合并3家较小的公司组成，1924年取现名。总部设在纽约州阿蒙克。——译者注
[27]全称为微软公司（MicrosoftCorporation），个人计算机软件系统和应用软件的领先开发者。1975年创办，其名称来源于“微型电子计算机（Microcomputer）和软件（Soft）两字。1985年推出的“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成为个人计算机的主流操作环境。——译者注
[28]勃艮第（法语为Bourgogne），法国规划区。勃第人为斯堪的纳维亚民族的一支，原居波罗的海南岸，后来逐渐西迁至罗马帝国边界地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王国。勃艮第公爵领地指勃艮第王国索恩河以西地区，由法兰西加洛林人从全勃艮第国王博索手中收复，并仍为法兰西王国的一部分。领地后来几经变化，虽然比其10世纪的前身要小，但却更为强大。1477年，勃艮第公爵领地被法国王室兼并。法国大革命后，勃艮第省的建制取消，这一地区划分为科多尔、索恩-罗瓦尔和约纳省。——译者注
[29]好利获得公司是意大利一家大型私人投资集团，由电气工程师奥利韦蒂（1868--1943）创建于1908年，目前其主要业务范围集中在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1998年早些时候，好利获得公司表示有意收购意大利电信公司。为了避免被好利获得收购，意大利电信公司管理层曾谋求与德国电信合并。在意大利一些银行及菲亚特集团的支持下，使得原先被认为不可能成功的此次收购行动出现重大转折，好利获得公司收购了意大利电信公司51.02%的股票。根据意大利证券监督机构的规定，意大利电信公司将被好利获得公司控股。——译者注
[30]全称列支敦士登公国，位于瑞士与奥地利之间，面积仅有160方公里。首都瓦杜兹。列支敦士登人是公元500年以后来到这一地区的阿勒曼尼人的后裔。官方语言虽为德语，但阿勒曼尼方言仍然通用，只是各地的语音及用词稍有差异。居民大部分为天主教徒。——译者注
[31]德国主要的汽车制造业公司，1937年德国政府为批量生产廉价大众牌汽车而创立，总部设于沃尔夫斯堡。1965年购并了奥迪汽车公司。——译者注
[32]西班牙的一个自治地区，中世纪时是西班牙的一个王国。巴伦西亚市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之一，大众公司在西班牙的西亚特公司位于该市。——译者注
[33]全名为“BaverischeMotorenWerkeAG”，德国的一家汽车公司，成立于1929年，以制造高级赛车和摩托车驰名，总部设于慕尼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喷气式飞机发动机，供德国空军使用。战后力图打入小轿车市场，但无力与大众汽车公司的廉价小轿车竞争。1969年濒于破产，同年因生产出新型小轿车才度过难关。——译者注
[34]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soisMitterrand，1916-1996），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65年参加总统选举，被戴高乐击败，遂致力于左翼力量的联合。1971年任社会党第一书记。1972年与法共签署共同政府纲领。1974年参加总统选举，再度失利。1981年在左翼各党支持下当选总统。任内实行改革，宣布建设法国式社会主义，加速国有化进程，对外继续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88年5月蝉联总统。著有《中国面临挑战》、《不断的政变》、《被死神打断的回忆》等。——译者注
[35]奥斯卡·拉方丹（OskarLafontaine，1943-），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是公认的传统思想体系的信奉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阵营中历来是左翼的代表人物。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施罗德政府财政部长，因与施罗德的政见不合，在上台不到5个月，便于1999年3月11日突然宣布群去一切政治职务。——译者注
[36]全称为“医疗保障方案和医疗援助方案（MedicareandMedicaid）”，是美国政府为保障养老、助贫而设立的两项健康保险计划，并以《社会保障法案》（1935年生效）修正案（第18、19章）的形式于1965年通过立法，1966年开始生效。——译者注
[3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的第11个女儿、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1755-1793）。轻佻鲁养，挥霍成性，仇视改革，引起群众骚动，导致法国大革命和1792年8月君主制的推翻。当她听说老百姓没有面包可吃时，曾经冷冰冰地说：“叫他们吃蛋糕！”1793年10月14日，她被交付革命法庭审判，两天后被送上断头台。——译者注
[38]又译消费主义。为了保护买方的权益，旨在控制制造厂商、卖方和广告商的产品、劳务、做法和标准的运动或政策。——译者注
[39]又叫“后工业时代”。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社会学家丹尼尔·丹尔提出的；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说法是“电子技术时代”；苏联的社会学家们称其为“科学技术革命”（简称S.T.R.）；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经把它描述为“超工业社会”，他于1980年在其《第三次浪潮》一书中预言，继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之后到来的将是“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是：企业市场环境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社会对企业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出现了结构性改变，由“数量消费”转向“质量消费”。从宏观到微观，注重质量和效益，取代了对规模和数量的追求。——译者注
[40]法国社会学家与后工业社会理论家（1924-），著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等。——译者注
[41]萨尔茨堡，奥地利中北部城市，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毗邻。最初为凯尔特人定居点，后为罗马人城镇。公元739年成为主教管区，798年升格为大主教管区，1278年为枢机主教驻所。大主教是基督教会职称，即除担任本教区主教外，通常兼管辖区内其他主教区，但不享受更高品位的主教。欧洲中世纪时大主教的权力甚大，1545-1563年的特伦托会议决定削减这种权力。——译者注
[42]欧洲最著名的银行世家，对欧洲经济史并间接对欧洲政治历史产生影响达200年之久。家族的创始人为迈耶·阿姆谢尔·罗思柴尔德（1744-1812）及其5个儿子。迈耶早年丧父，在一家银行当学徒，后来成为一位国际银行家。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给他家带来发财致富的良机。迈耶为其家族制定的“联合经营各类业务”及“不追求额外利润”两条指导原则，世代相传，对保持其企业长期不衰起了很大作用。——译者注
[43]1792-1815年发生在法国同欧洲其他强国联盟之间的战争，分为法国革命战争（1792-1802）和拿破战争（1801-1815）两个阶段。这次历时23年的战争，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的失败而告终。——译者注
[44]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egie，span>1835-1919），美国实业家，曾领导19世纪末美国钢铁工业的巨大发展，也是当时最重要的慈善家。著有《在全世界》、《得胜的民主》、《财富的福音》、《商业王国》、《自传》等。——译者注
[45]约翰·洛克菲勒（John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实业家、慈善家和美孚石油公司创办人。曾经几乎垄断美国整个石油业，形成美国第一个大托拉斯，引起群众对垄断组织的不满，最终导致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译者注
[46]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PierpontMorgan，1837-1913），出生于意大利的罗马，美国金融家和工业组织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里世界上金融巨头之一。他改组了几条重要的铁路线，并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他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运用自己的银行及其子行吸收了大量的政府存款，以解救金融危机，由此使许多大银行和公司保持偿付能力。他还是当时最要的艺术品和书籍收藏家之一。——译者注
[47]全名为威廉·亨利·盖茨第三（WilliamHenryGatesⅢ，1955-），1973年进人哈佛大学学习法律，1975年退学创办电脑公司。1980年推出MS-DOS（微软磁盘操作系统），由此一炮而红。1986年，31岁的他成为亿万富豪。1990年推出“视窗（Windows）”3.0操作系统。2000年1月14日宣布辞去微软首席执行官，以集中精力进行软件开发。从1990年开始，美国司法部门对微软公司进行反垄断指控，如果指控成立，微软可能被肢解。——译者注
[48]原名罗伯特·爱德华·特纳第三（1938-），广播企业家，运动员，20世纪后期美国重要企业界人士。1970年购买了亚特兰大一家在财政上遇到困难的超高频电视台——第17频道，并在3年的时间里，使它成为美国的几家真正赢利的独立电视台之一。1975年改为特纳广播系统（TBS），1980年办了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988年创办了特纳电视（TNT）。——译者译者注 |
第二章西方帝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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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西方帝国的衰落
波立陶：然而，正如您刚才已经分析过的那样，世界上许多地方民族主义的爆发伴随着国家的瓦解、规章制度与法律体系的崩溃，并且代之以暴力团伙与族群[1]的统治。从另一个极端的角度来看，在免税或者低税率国家中，企业的管理董事会可以简单地决定用全球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来替换现有的这些规章制度与法律体系。作为2000年的一种制度，您认为国家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我们面临着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悠久的历史波浪向着建设性的方向涌动，并且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逐渐增强了领土所属国家或者单一民族国家的地位。我可以说，自从16世纪直到大约20世纪60年代，这种倾向就支配着世界的发展。有趣的是，尤其是自18世纪以来，在不涉及国家意识形态本质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完全得到了发展。我的意思是说，它适用于所有的政体，而不管它们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国家越来越能够支配它所统治的地区与人口了，它经常为自己提供与主权相关的大量信息，并且使自己的行政管理功能更为有效。换句话说，国家获得了知识与能力，增大了野心，扩展了职责范围与干涉领域。当这个过程在“短暂的世纪”中叶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国家所不能控制的东西就非常少了。你可能记得英国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2]的公民资格理论：首先出现公民、合法的公民资格与公民权利，然后出现政治公民（包括参与政治活动），最后出现社会公民。对于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它具有对法律的垄断权，并且将这种垄断权转化为国家法律。然后，政治活动变成了国民政治，并且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都要从属于它，或者依赖于它。最后，国家扩展了它的活动领域，至少从17世纪开始就控制着自己的军队，直到对企业进行管理，甚至对全部经济活动进行规划，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置于国家的控制之外了。
我在这里并没有提到极权主义[3]。在18世纪最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英国，早已具有强大的势力了，不仅清楚在自己的领土之内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可以对其进行控制。直到19世纪，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进行一次准确的人口普查。在此之前，实际上不可能具有一种能够有效地监控农村人口的体制。甚至一个主权国家也很难知道自己领土边界的准确位置。尽管比利牛斯山脉[4]形成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但在1868年签订条约之前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国境线并没有详细地划定。这种领土所属国家的趋势增加了领土的精确性、有关领土的知识、技术能力、国家权力和国家野心，而且甚至在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5]盛行期间，这种趋势也几乎不间断地持续着。
我可以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19世纪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在解除自己人民的武装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换句话说，它们承认国家具有这种垄断权，可以对自己的机构采取高压政策。在此之前，解除农民的武装要比解除贵族的武装容易。马基雅弗利[6]曾经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在19世纪，大多数国家阻止其居民携带武器的能力真是无与伦比。美国是少数几个例外之一，虽然它可以这样做，但它没有选择这种办法。而加拿大则这样做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社会秩序，这是上述现象的一个部分。在欧洲发达国家中，确定社会秩序的地位是一个相当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它不是随着民主的到来而出现的，甚至也不涉及政治活动中的普通公民。这个要素就是，公民要自愿忠诚自己的政府并且要服从这个政府。这种忠诚不是对贵族的，而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如果没有这个要素，那么以征兵制为基础的战争是不可能发动的。我们或许会想起托马斯·霍布斯[7]曾经写道：国家甚至“利维坦[8]”唯一不能做到的一件事就是，强迫人民进行杀戮并且使人民乐于被杀戮。然而，现代国家设法巧妙地做到这一点，并且再三再四地这样做。虽然它们经常通过强迫征兵来做到这一点，但它们也设法想让每一位公民相信，如果他们认同集体利益，那么他们就要准备采取至高无上的行动，即放弃他们的自由与生命。对国家的自愿服从，已经作为一个动员人民和民主化的基本要素了。这一过程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并且于20世纪60年代臻于完善。那时，世界上包括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想把自己建设成为实力强大的国家。在这方面，美国尤甚于其他国家。
波立陶：那么，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了什么呢？
霍布斯鲍姆：这一趋势似乎停滞不前了。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经发生了逆转，但它确实丧失了发展势头。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并不是国家的权力正在受到限制，至少在理论上不是这样。实际上，一个国家发现自己领土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对此予以控制的能力，比以前更强了。现在国家实际上能够倾听任何谈话了，甚至能够倾听最激烈的争吵。我们正在目睹着摄像机使用的巨大增长，一天24小时不停地注视着每一处公共场所。现在的监督程度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为严密和透彻。因此，我不能说国家已经失去了权力。当然，可能失去了一些权力，例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高压政治手段的垄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由于现在特定类型的武器具有相当大的有效性，而且还由于公民对于使用这些武器的抵触情绪减少了，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换句话说，要说有变化的话，就是与过去相比，公民更少愿意服从国家的法律了。我认为，这种现象的第一个例子发生在1968年。在美国的法庭上，如果你把新左派学生和激进分子的行为与以前的共产主义者被告相比较，那么你将注意到，虽然后者拒绝对他们的指控，要求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9]，但他们的行为或多或少与他们最后所接受的规则相一致。另一方面，新左派却不遵守这些规则，他们拒绝整个审判程序，其行为好像是不再承认那些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基本原则了，而这在以前被认为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
另一个例子是社会秩序。20世纪70年代，英国警方告知政府，它将不再可能确保国内和平与社会秩序达到当时的水平。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是另外一个例子，参加示威者差不多快要造反了，而不是在进行和平示威。当社会上的抗议活动在某些方面制度化，变成正规的政治程序的一部分，几乎成为一种例行仪式时，那么现代国家的实力也就达到了它的巅峰状态。这种情形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也结束了。这种现象的明显证据就是，尽管存在着强大的政府，但长期以来却不能消除在自己国家领土之内组建起来的武装力量。例如，北爱尔兰具有正规的行政管理部门和领土等作为政府的所有要素，而爱尔兰共和军（IRA）[10]中却与北爱政府共存了30年，并且不受其控制，有人对此提出严厉指责。尽管这是事实，但与国家相比，爱尔兰共和军可供支配的人员与武器极其缺乏。这可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但自7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灌输人们要对自由市场顶礼膜拜，爱尔兰共和军也确实得到了加强。由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其它方面也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职责，因此爱尔兰共和军把矛头明确对准国家，以便削弱其力量，并且蓄意颠倒这种历史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已经分裂了。
30年来，英国尽管不得不生活在几乎是派别间内战的局势中，国家虽然受到了削弱，但并没有分裂。然而，我确实认为，这标志着在国家领土之内出现的国家行为与非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以其它形式表现出来，即那些地区内所有形式的政府正在趋向于消失。我们现在知道（而且我认为这是全新的东西），在非洲的广阔地区以及西亚和中亚相当大的地区内，几乎不可能谈论什么政府功能，或许巴尔干也属于同样的情形。今天我们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谈论阿尔巴尼亚的政府功能，还不清楚。经过对照后的情况令人惊讶，这是因为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在共产主义政体消亡之前，阿尔巴尼亚还有一个政府，正如从前在北高加索[11]地区还有一个政府，而现在不再有了。我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在加强单一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这种逆转，以及某些国家的分裂与引人注目的消失，都与主权国家事实上失去了它对强制使用武力的垄断权相联结。有时候，例如像阿富汗这种情形，不会再有任何政府了。这里的宗教派别长期不和，各自拥有不同水平的武装，并且都与贵族和地主或多或少存在着瓜葛。此类派别武装通过战斗来解决争端，以达成一种均势，进而出现了类似于15世纪那样的封建制度。在其它地方，例如在非洲，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形。我认为，这些地区的国家发生分裂，主要是殖民帝国瓦解的结果，是欧洲大国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那个时代结束的结果。它们从前发现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不受政府所左右，因而就在某种程度上强行制造出一种外部与内部秩序。这种情形也适用于1800年之后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例如高加索地区。现在很明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由外界强加在自己的头上。例如，阿尔巴尼亚在1913年之前是没有政府的[12]，因为当时没有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对于共产主义政体来说，即使它或许是非政府权力团伙之间达成某种妥协的产物，它也具有政府功能。但是，实际上当这种政体刚刚消失，阿尔巴尼亚就陷入了一种部落冲突的体制，就像车臣出现的情形那样。
在我看来，世界上这些地区所出现的情形，在某些方面似乎与西欧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而出现的情形相似，不再有任何中央权力机构了。有时候一些地方权力机构仍在运转；而另外一些时候则是由外来的征服者建立这类权力机构。然而，有些地区却长期没有正规和固定的政府结构。我认为，这种情形正在世界其它地区再一次出现。这就使它在与世界上没有这类问题的其它地区，如欧洲、美国和东亚地区相比较时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世界上有政府的地区与没有政府的地区将因此而相互影响。由于这个原因，或者由于我在前面所介绍过的问题，究竟会不会使世界变得更难管理，换句话说，人民会不会服从他们的政府，现在还很难说。从大部分的历史事实来看，有一个普遍的假设，公民将服从实际存在的政府，而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政府，也无论他们对这个政府是否满意。有时候这一点是得到认可的，因为政府很强大；但有时候必须是在霍布斯所阐述的思想基础上才能得到认可，也就是说任何实际存在的政府都比根本就没有政府要强。例如，当英国人征服印度时，他们包括士兵在内只不过有几万人，却长期统治着那个国家。假定他们统治着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国家，如果大多数人决定不认可这种政体，那么这种统治就难以为继。印度人过去已经认可了同样是外国人所建立的其它政体，他们这一次也认可了英国人所建立的政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欧洲强国才非常成功地成为拥有大量殖民地的帝国。最后，极少数人民进行了抵抗，而那些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政府统治之下的人民却没有进行反抗。只有那些生活在没有公民权的社会中的人民才拒绝服从政府，比如阿富汗、西大荒[13]的部落社会、库尔德人[14]或者摩洛哥的柏柏尔人[15]。起来反抗的人民主要是那些反抗任何政府的人民，而不管这些政府是自己建立的还是外国人建立的。我的意思是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民已经接受了这种思想，即人民应该由政府进行管理。
波立陶：这种思想在今天还是正确的吗？
霍布斯鲍姆：不。在“短暂的世纪”结束之际以及随后从下层动员人民（因为这是一个平民的世纪，人民在国家行政管理中承担着实质性的职责）的新情况下，你不再认为准备接受高级权力机构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某种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抵抗运动，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一个预示。对外来征服的传统反应就像贝当与维希法国[16]“那样行事：我们输了，他们赢了，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现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反应。然而，抵抗运动却完全拒绝这样做，因为这种做法就是变化的开始。19世纪，推行这种所谓理性解决办法的地区，其明显的结果就是导致国家的分裂，转变为一块块的殖民地。因此，这就是我认为不能再用这种办法的理由。这种办法的代价昂贵，而结果却不确定。
让我们来看看我在《极端的年代》这本书中所举的一个例子：索马里。英国人与意大利人在这个国家始终面临着难题，但这决不是当他们把这个国家当作殖民地来统治时碰到了严重的困难。甚至没有人认为他们应该撤退。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而对该国进行干涉，但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搞清楚东南西北时，就被赶出来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都不再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原则，即不值得为反抗敌人的占领而进行战斗。巴尔干就是这种情形。过去有一种论点认为，对于小国家来说，当它面临着具有明显的和压倒性优势的敌手时，它早晚不得不说：“好吧，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来阻止他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理性的反应，但是，由于这种情况太偶然了，因此不再容易出现。有鉴于此，越来越难于知道这些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有效的干涉需要长期调动军队，而没有几个国家准备这样做，或者只有当他们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时才可能这样做。例如，英国永远不会为了在科索沃的行动而调动与它在北爱尔兰的同样资源，因为科索沃没有北爱尔兰重要。如果你将战后控制波斯尼亚所付出的代价与统治一个殖民地的代价进行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二者是极其不成比例的。在小小的波斯尼亚有64000名外国士兵，这差不多是英国控制印度次大陆并维持那里的秩序所需要的兵力。
波立陶：在中东欧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欧洲中心地带出现的危机。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一旦苏联帝国那层易碎的面纱被撕破的话，那么这种危机就会再次迅速地爆发。您已经说过，在的里雅斯特[17]与乌拉尔山脉[18]之间现有的23个国家中，您出生的时候只有6个，而且有些出生在如今称为利沃夫这个城市中像您这个年纪的人、即使战争期间由占领军建立的政体不算在内的话，也可能已经在4个国家里生活过了[19]。这是否就是这些人民与欧洲命运的不确定性？这是否表明，斯大林的苏联与铁托[20]的南斯拉夫企图使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努力，在这些人民的意识里没有留下一道痕迹？
霍布斯鲍姆：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这些政体会对它们所统治的人民产生长期的影响，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长期影响将是什么。例如，即使私人农业在20世纪20年代的集体化之前是俄罗斯农民天堂，我们还没有看到俄罗斯农民采取任何行动，在农业领域恢复私人企业。
另外一些影响已经延续好几代了。我最近看到了篇关于以色列籍俄罗斯犹太人的文章，认为俄罗斯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不一样，他们来到以色列后没有任何自卑感，没有受到大屠杀综合症的影响。尽管他们在俄罗斯吃尽了反犹太主义的苦头，但他们的普遍心态是“我们与希特勒作战，我们打败了他。”此外，这些犹太人比其他犹太人更加不受宗教约束。我的意思是说，几十年来生活在这种政体之下的人民，会受到持久的影响。然而，我们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以证实这些影响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些影响究竟会有多么深远与广泛。当然，引人注目的民族主义者的敌对行为在这些国家再现，在某些方面是无法解释的，尤其是各民族间出现了大量的通婚现象（城市里尤其多）而使这类行为看来已经几乎消失了的情况下，对这种现象就更无法解了。比起社会上的穷人阶层，这种现象大概在受教育阶层更为普遍。但是，这种现象的传播是如此广泛而巨大，以至于我们不指望出现新的族群隔离。
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我提到一个因素，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如果只是由于共产主义政体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理由的话，那么这种政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慎重建立的精英政体。它的目的并不是改变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对它的信仰不比对官方教堂的信仰更坚定。基于这个原因，服从这些政体的大多数人民已经基本上非政治化了。共产主义没有进入他们的生活，就某种意义来说，进入他们生活的是天主教。例如，随着对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化，天主教进入了该地区人民的意识之中。共产主义是一种能够预料结果好坏的事物，但一般而言，它不能被当地人民消化吸收而融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即内在化。一个真正的例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俄罗斯。毫无疑问，斯大林设法将他自己转变为一位真正的国家领袖，因为他直接指挥着战争，而且人民也真诚地把他当作国家领袖。实际上，这场战争把每一个俄罗斯人都卷进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询问共产主义为俄罗斯留下什么遗产的时候，仍然会把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探究这场战争的经验。
无论如何，当这些国家瓦解时，与其他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支离破碎的情形同出一辙，每一个国家必须寻找不同的联合与团结对象。即使有些国家不想这样做，也不得不如此。因此，那些以前就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国家，或许没有必要去反对苏联，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发展来履行新的、作用更大和更重要的职责。共产主义者已经接受了民族主义者关于领土“归属”的标准，即由人种与语言来确定到底是什么民族，这与共产主义的宗旨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在多民族聚居的领土之内，帝国是由此类“民族”的联邦所正式组成的。当这种帝国崩溃时，它会顺着这些已经出现的裂纹而破碎。或许民族主义的复兴已经写入了这些社会的遗传密码之中了。民族分隔可能以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深度而持续进行下去。然而，我认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平共处了50年，并不全都是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威信。因此，我要再说一遍，我对你的问题不能给出一个适当的回答。
波立陶：原来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具有进步历史观的人，不必担心单一民族国家的衰落。难道我错了吗？我们从18世纪就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再也不会被一个由各个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所控制了，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担忧吗？
霍布斯鲍姆：不好说。要说不是，这是因为从理想上来说，我们更喜欢一个不同的体系。进步的历史观也并不是说要以单一的方式组建国家与行政区域，这是对的。除了我们已经熟悉的方式之外，还有其他方式。要说是，我们也应该感到担忧，因为全球化是一种不易应用于政治活动的过程。我们可以具有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我们可以向往一种全球化的文化，我们当然也拥有一种全球化的技术和单一的全球科学，但是从政治上来说，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多元化的，而且分成了不同的领土所属国家。确实是这样，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地球上现在有大约200个国家，某一类国家的税率很低，它们除了对全球经济有益之外，实际上这种状况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大约25个居民超过5000万的国家。在理论上，有可能建立一种全球性机构，但我认为政治活动不可能在这种真空状态下运作。实际上不存在全球性政治机构。与这种机构最接近的就是联合国，它的权力来自现有国家的授权。因此，在目前的情形中，两种不同的体制共存，一种是经济体制，一种是政治体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应该扪心自问一下，单一民族国家的削弱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应该留心这一点。但是，肯定不能忽视单一民族国家，而且我们也不能对它们进行审查，仿佛它们不存在或者不重要似的，因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了。设想一个有效地履行政治与军事职责的单一全球权力机构，这种可能性目前不存在。
波立陶：过去的世界是两个超级大国并存的结构，它们对各自的影响范围进行监督，并充当警察的角色。如果这种双雄并立的情形发生变化，您会不会感到进憾？假设苏联是这出国际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您怀着同情的心态把它看作是自由与稳定的一个要素，那么当它解体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霍布斯鲍姆：冷战的问题在于，世界经常生活在毁灭性灾难的阴影之下——世界核战争。在长期的冷战寿终正寝之时，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出现这种灾难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而不是微不足道的一次意外事件。你知道“墨菲法则”吧，就是说，如果某事将要出错，那么它或迟或早几乎必定要出错。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反对冷战，主要原因是受到了核战争的威胁。虽然有几次差一点就要爆发核战争了（一次是古巴导弹危机[21]，并且依我看来，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22]），但它并没有发生。然而，我们要竭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形。
我们必须承认，冷战使世界保持稳定，不论好坏，按照你的观点，至少使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保持稳定。大多数欧洲国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对于亚洲的部分国家，我不知道能否这样说，例如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23]的统治之下稳定了30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不可否认，冷战使世界得到了稳定，但是，冷战也不是不可能发生战争，准确地说，不是不可能发生19世纪那样的战争。在冷战期间，起码发生了几场易于应付的战争。当这种事态不再存在时，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一下，什么事情能够代替它。目前它是被完全的不确定性所代替，因为不仅苏联已经完全被摧毁了，而且整个国际体系也完全被摧毁了。这个国际体系最迟从18世纪以来就被人们所习惯并且与世界相关，或者起码与欧洲相关。
实际上，这个体系是建立在特定的角色存在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角色就是在这个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那些国家。大家都知道这些国家是哪几个，而且也知道它们通常是属于哪个阵营的。这些国家中包括俄罗斯，自18世纪初期以来，它的疆域差不多就是这么大。此外人们也知道这个体系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自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以及于1648年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4]以来就存在着，至今已经350年了。各个国家的自治权与主权得到了承认，人民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干涉别国的内政，以及在国际政治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现在，这些要素都消失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谈到了规则的侵蚀，例如，战争与和平的区别、不干涉原则以及除战争时期外禁止越过国界等规则（因为基本的规则并不是完全不能发动战争，而是要事先进行宣战）。
但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因老牌强国的消失而留下了庞大的真空。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还在继续分裂。自17世纪中叶以来，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众所周知，自18世纪初，波兰与太平洋之间就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在中亚地区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总的说来是一个得到认同的实体。今天，这个实体不复存在了，我们甚至连这个概念也没有了。不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能总是说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是主要角色之一。对于德国来说，即使在经历了1918年和1945年的灾难性失败[25]，我们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虽然德国现在双膝下跪，但很明显，德国迟早有一天会再次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对于今天的俄罗斯，你就不能说出同样的话。俄罗斯的悲剧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将来的存在都很成问题。人们极大地低估了俄罗斯这种灾难的真实严重程度。
在20世纪，欧洲大陆在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分裂：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一次是苏联解体之后。唔，我认为，我们虽然现在还无法知道最后一次分裂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影响将是巨大的和长期的。例如，从政治上来说，继承了苏联的那些国家将来仍然是不确定的。从苏联解体到现在不到10年，这些国家仍然在分裂。它们分成相互敌对的集团，中亚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且这种集团的组成很模糊。塔吉克斯坦与其邻居——陷人内战许多年的阿富汗一样，将来的政治走向一点也不明确。俄罗斯联邦本身还在继续分裂成自治的和政治独立的区域。这样，从俄罗斯边境向罗马尼亚和中国延伸的这些地区，其政治命运十分不确定。这种情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没有出现。因此，2000年的向题在于，控制世界的老牌大国体系，将被何种有效的体系所替代。
波立陶：或许是美国。有人已经把这个即将结束的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了。现在，美国似乎正在筹谋对世界秩序进行安排，而北约则是实现这种野心的军事工具。在科索沃的情形中，美国及其盟国声称，北约之所以要在自己的防区之外采取行动，是为了纯粹的战略利益，而且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我们是不是要因此而向另外一个美国世纪迈进，而且这一次同样合乎“道德”呢？
霍布斯鲍姆：有可能，但我对此也表示怀疑。在我看来，美国世纪的基础，首先是美国在经济活力与经济规模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应该记得，在20世纪，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已经占世界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40%。在“大萧条”[26]时期，美国部分地丧失了这个优势，二战之后又得到了恢复，达到了所有其他国家经济总量的一半。我认为，这种状况正在结束。相对而言，美国的人口比较少，它占全世界生产能力的份额也将较小。当然，美国通过商业与企业组织形式的垄断与政治上的霸权，确实控制着全球经济的大部分。尽管如此，美国是否能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我对此非常怀疑。最起码，如果它今后不论在什么时候，仍然以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行事，那么它就会结束这种作为重要资本主义强国的地位，因为它还没有强大到保持这种地位的程度。英国就曾有过这种经历。随着工业化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普及，美国在生产体系中的相对能力将会削弱。
成为美国世纪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的文化霸权，特别是在通俗文化领域。它是使美国文化永远存在的好机会，这是因为英语的作用日益增加，以英语的使用作为标准的计算机技术不断传播而使美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从而使美国文化的优势地位得到了加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世纪当然会得以维持。然而，文化霸权有其局限性。如果想一想意大利在17和18世纪音乐方面的统治地位，我们就清楚这一点了。当然，在没有政治、军事或者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单凭这一点是不全面的。因此，这种统治地位最后消失了。另外，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19世纪的英国文化霸权。实际上今天世界上开展的几乎每一项体育运动，都发源于英国。男性流行时尚发源于英格兰。今天世界各地都在踢足球，运动员的服饰是英国样式的，当然，在足球与流行时尚这两个方面，英国不再是领头羊了。因此，我们只能把这种现象当作历史事件来看待，而不能作为流行时尚来看待。
然而，在这方面也有差别。美国不像19世纪的英国，它是一个以革命性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革命性的强国。与法国和苏联的革命一样，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一个致力于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改造世界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文化霸权是一种政治因素，而英国的霸权则从来不是这样的。英国即使在其势力达到巅峰时期，也从来没有试图改变世界。另一方面，总想成为全球模式的野心与趋势，是美国体制的内禀特性。简而言之，虽然美国事实上明显地保持着主要强国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下一个世纪就是美国世纪。如果要我说的话，下一个世纪不是任何人的世纪，因为在我看来有一件事情越来越清楚，那就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大、太复杂了，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支配它。
你可能还记得博比奥关于科索沃战争的观点，当时他认为世界上总是有一个霸道的强国，此刻它就是美国。他认为这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因为美国现在正处于鼎盛时期。事实上，我认为世界并不总是有一个霸道的强国。首先，在18世纪之前，全球霸权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在此之后，除了美国在20世纪后期做到了这一点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采取切实行动以实践这种主张。英国的霸权在经济上、文化上以及军事上的某些方面（英国拥有一支比全世界所有的舰队加在一起还要庞大的舰队）非常强大，即使这样，英国也没有试图将整个世界组织起来。英国人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调节这个世界，而不是去支配它，因为英国人很清楚，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这个份上，甚至也没有强大到有能力保持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舰队。他们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最终会出现另外一个足够富裕与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拥有与英国相同的军事力量来控制海洋。这样，美国就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能够成为世界霸主的国家。现在即使是地区霸主，也很少见。远东的中国除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霸权也没有长期保持。欧洲的霸权思想总是南柯一梦，很少能够维持几年。16世纪也不存在西班牙霸权，因为法国总是一个潜在的竞争者。17世纪路易十四[27]统治时期的法国尽管很接近霸主地位了，但也不存在法国霸权。在拿破仑和希特勒统治下的法国与德国，是两个通过战争而统治欧洲大陆的强国，但它们的霸权也未能维持几年。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认为虽然单一的强国是崇高而强大的，但依靠它就能够控制世界政治格局的想法则是错误的。美国试图做到这一点，而且仍然在进行尝试。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它从建国之初就具有一股改造世界的革命激情，而且它自己还没有发现在历史上有任何国家或者联盟有能力与它对抗。这是一种赌博，而且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赌博。换句话说，在美国成为世界警察或者建立一种世界新秩序这种激情的背后，潜伏着一种风险。
波立陶：自由个人主义能够刺激市场，这种伦理是否能在对外政策中加以应用？由于它是以个人优先于他们所属的团体为基础的，因此它带有内禀的自由主义色彩。对于所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它们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分离）来说，它是否是一支猛烈的解毒剂？崇尚自由价值观的欧洲，将来能否成为动荡世界的仲裁者？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把自由个人主义作为强权政治的基础，这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反对集体政治的。人民可以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者其他集体形态的基础上动员起来。但是，如果你认为个人主义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就很难说服人民服从那些利益，甚至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自由个人主义的逻辑是与自由市场完全相适应的，但是我认为它并不符合国际政治的需要。我认为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并不是真正由这种理想所决定或支配。能够使这种主张产生效果的唯一途径，就是美国曾经在冷战期间使用过的办法，即政府向人民灌输下述信息：我们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信条受到外部势力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自卫行动。这是一种使外交政策合法化的战略，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外交政策。假设它是一种成功的外交政策，那么美国就有可能试图再次使用它。实际上，冷战清除了美国价值观的大敌，随后，美国有一些人认为其他文化力量——请如原教旨主义[28]和东方学[29]——是新的外来威胁，因此将动员人民起来反对这些东西。但是，它似乎并不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论点，因为冷战的强度以及发动冷战的正当理由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美国理想与利益的潜在攻击者，就是真正的和可怕的超大国。或许，当中国变成或者如果真正变成一个危险的超级大国时，这种论点才会再次生效。但我要说的是，我看不到这种论点具有什么普遍吸引力，它只是对富裕国家具有吸引力。很显然，这种论点对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不会产生同样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自由个人主义是一支政治解毒剂。如果看一看科索沃的情形，就能证明这一点。在这种学说的基础上，你就不能要求任何人牺牲他们的生命。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理论，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但不能要求士兵去送死。这种理论与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坚定信仰是完全相适应的。然而，事实上无论如何也不能以此作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你可以照这样去轰炸，但你不能照这样去战斗。有时，仅有轰炸是不够的。
波立陶：但是，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不是更安全吗？或者，多于一个超级大国是否可以更好地形成一种均势？
霍布斯鲍姆：问题在于，我们要理解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具有什么样的局限性。这个超级大国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我们已经谈过，超级大国不能确定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它能够设法缓和冲突并稳定国际局势。依我看来，我们在这里比较一下19世纪的英国霸权与20世纪的美国霸权，是很有益处的。
19世纪的英国霸权成为美国试图在20世纪追随的模式。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谈的话，那么，“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正是“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翻版，正像后者是“罗马强权下的世界和平[30]”的翻版一样。我认为，英国人知道中等国家力所不能及的是什么。英国人知道世界上有一些地区，如果对其进行武力干涉，那么结果将会更糟，他们早在19世纪之初就完全相信这一点了。英国人取消了对南美洲的所有军事干涉，但他们却深深地卷人了反对西班牙的冲突之中，这是因为英国人非常清楚，他们不会介人美洲事务以反对美国。英国人之所以接受门罗主义[31]，并不是因为这是迫不已的事情，事实上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实力并不比美国弱。有关英属圭亚那[32]的争论是另外一个例子，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对该地区的解决办法不能令英国满意。英国人最后之所以接受，是因为他们懂得，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达到的目标总是有限的。同样地，他们从未试图在欧洲范围内建立一种霸权，他们只是有兴趣阻止任何其他强国这样做，也就是说要形成一种均势。英国人总是致力于控制海洋，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基本要素，也占领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他们完全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英国出于战略目的而吞并了一些小岛：直布罗陀、马耳他、福克兰群岛以及直到现在仍然置于英国直接控制之下的许多其他小岛，并且在这些小岛上建立起了帝国。另一方面，美国帝国是建立在对其卫星国实行霸权的基础之上的，而英国却从未试图这样做，除非这种做法对于殖民地化来说是一种必要的选择。英国人在印度、西非以及某种程度上在中东就是这样做的，但也只有在其他选择不可能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做。
自1800年以来，美国从未想过要把北美洲以外的地方殖民地化。美国对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占领是历史性的意外事件，并且或许是对于那个将殖民地当作时尚的时代所做出的让步。美国的想法就是让许多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国家不得不按照它的意愿行事。因此我认为英国人知道他们的局限性，而美国人则受到一种妄自尊大思想的驱使，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西半球可以为所欲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全球政治，而至多只有半球政治。美国人甚至明显地流露出了这种观点。
1895年，在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之间的边界争端[33]解决之后，美国国务卿宣称：“今天美国实际上是这块大陆的主宰，而且美国的命令对那些未独立的国来说就是法律。为什么？这是因为，除了所有其他土地之外，这块大陆的无限资源是与其孤立地位相结合的，以便美国能够对局势进行控制，并且在反对任何或者有其他国家的干涉中几乎不受伤害。”没有一位英国交大臣、甚至就连帕默斯顿[34]都不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说出这种话：我们是一个世界性的强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干涉我们，并且如果我们决定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能够去做。我认为，美国人这种表现的危险性在于，他们已经把这种观点扩展到整个世界了。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现在很清楚，无论如何，只要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其他国家，那么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它就不能采取行动。从理论上说，如果意大利决定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不向美国提供空军基地，就会使美国军队陷人一种极端尴尬的境地。我认为，他们时常想知道的是，例如在伊拉克或者巴尔干的情形中，如果没有盟国的基地，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他们投入战斗的飞机可能只有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或者从美国本土直接飞往目标区。美国必须要有盟国，而有些国家则情愿帮助美国。
其次，美国由高科技武装起来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并不总是足以赢得战争的胜利。因此，在我看来，美国的政策将不得不与下世纪的这个现实相适应，要沿着过去英国政策的老路走下去，同时也将不得不与那种能够达到的目标的局限性相适应。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局面可能维持好长好长的时间。就人们对军事技术的关注程度来说，我甚至看到了那个时期的末尾。但即使这样也是不够的。如果在军事上能够保持某种巨大的优势，所构成的威胁足以使其对手说出“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只有投降”的话来，那么这种军事力量就足够了。美国在伊拉克与科索沃就陷人了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美国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能越早设想出种适应于一个超级大国的政策，而炫耀武力则不足以支配这个世界。这一点对于超级大国和地区强国来说都是正确的，因为弱小国家的人民不再屈从于它们了。
我最近有机会与一些英国外交官讨论了中非的问题，他们是有关中非局势的专家。由于该地区一些国家拒绝遵守游戏规则，致使全部非洲政策遭到了破坏。如果某一个独立非洲国家的事情搞糟的话，那么法国就要适时地派遣伞兵部队，在主要的城市举行阅兵式，以炫耀武力，使坏人望风而逃，使老总统复职或者使新总统就职。要把秩序完全重建起来，已经不再可能了。当卢旺达发生种族仇杀[35]时，法国军队就在那里，而且准备采取行动，以阻止对图西族的集体大屠杀。法国军队实际上是胡图族的盟友，但他们也不希望出现大屠杀。他们尽其最大的努力以表明他们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最终却无济于事。胡图族自认为法军将无能为力，并且实际上是在法军的眼皮底下继续谋杀他们的邻居。最后，在中非的广阔地区内，情况完全变了样，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由某些大国或者国际组织的行动所造成的。每一方都卷进去了，包括巴黎、华盛顿和联合国每一方都试图进行调停，并且我听说，在一个时期内在卢旺达有多达13位来自不同方面的调停人员。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调停是不适当的。表面上虽然只有扎伊尔、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4个国家，但实际上有7个非洲国家卷入了战争。我不想说任何外来干涉都将是代价高昂的，但与付出的努力相比，这种干涉都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即使美国很富裕，可以提供其承诺的大量资源，但如果它要进行干涉，也将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因此，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做不得的。
波立陶：2000年世界上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超级大国？在军事实力方面，中国是否有望成为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竞争者？印度现在把自己投入了核军备竞争之中，依您之见，印度的野心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即使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强国，并且肯定是唯一一个渴望与美国在未来进行竞争的国家。然而，我认为在此刻极不可能看出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与美国在军事领域进行竞争。美国的优势太大了。我认为不排除进行核对峙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对峙从来就不是以双方平等为基础的，而是基于事实上一方具有足够的威慑能力，从而使另一方面临着遭受无法忍受的破坏的威胁。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即美国在很长时期内将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此外，美国与中国在21世纪的任何冲突，或许会以有异于过去的方式表现出来，主要因为中国在本质上是一个陆军强国。这种推测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太危险，以至于不能再多说什么了。
至于备受关注的印度核武器，我认为是直接针对巴基斯坦的。这两个国家的利益是地区性的，而印度是一个地区强国。在今后的50年内，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某些方面，印度的未来是非常有希望的.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些中国所没有的优点：在技术与知识研究领域真正具有某种程度的创新，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优点在儒教盛行的远东地区是不容易找到的。例如，印度已经发展起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学与数学传统。另一方面，中国与日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语言学传统，至少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得到论证的。在一个以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里，知识的创新具有巨大的潜力。印度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国家在社会结构、管理能力和政治体制方面相当脆弱。但是，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印度比远东其他国家具有更为辉煌的前景。
波立陶：罗马教皇[36]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支配世界。他以前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共产主义，现在似乎把极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作为他的敌人。约翰·保罗二世[37]作为一位历史性的名人，您是如何评价他的？从表面看来，他是最后一位改革派教皇吗？或者，我们是否面临着罗马教廷与帝国之间的新型冲突？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我们没有面临着罗马教廷与帝国之间的冲突。我认为，我们必须区分教皇的政治策略与宗教信仰。约翰·保罗二世是一位传统的天主教徒。与60年代和70年代相对自由的天主教相比，这届罗马教廷标志着回归到更传统的教会观念。这种回归到了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如果我是罗马教皇的话，我将有可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如果宗教具有未来，那么它恰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并且与时尚保持离。但是，我不信奉宗教，因此这个题目不会直接涉及到我。然而，我认为这个经过复原的题目将碰到非常严重的和可能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正如一个国家不再能够完全控制其国民一样，天主教会也不再能够控制其信徒的忠诚。像天主教这种专制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它是建立在对其宗教信仰自愿接受的基础之上的。我认为，自从欧洲的天主教女信徒停止自动接受教会的道德说教与命令以来，基督教对其信徒进行控制的可能性已经彻底减小了，并且这种控制将不得不由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转移。但并不是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会这样做，例如拉丁美洲教会的弱点也在20世纪暴露出来了。欧洲的天主教会也没有免受信徒还俗以及公众的传统宗教信仰降低的影响。自从16世纪中叶以来，教会控制信徒的能力受到了严重削弱。不过，教皇在某些方面还是很重要的，使人想起19世纪末教皇的权力和地位，以及“新通谕”[38]的权势。不论如何，约翰·保罗二世是最后一位批评资本主义的伟大思想家。这或许是一件历史性的意外事件，因为我认为世俗的左派将重新回到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立场上来。在最近的10年中，人们受到了太多的恫吓，以至于不敢说资本主义是一种道德罪恶了。我认为应该再次开始说这个话。是的，此刻教皇是世界上系统地驳斥资本主义的唯一名人。与西方遵奉国教教会惯例者的观念以及占支配地位的政界与知识界所达成的共识相比，这确实是反常的。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
波立陶：不管怎样，正如在科索沃战争中，我们目睹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同盟，按照罗马教廷的标准，它是介于极左与极右之间，而且是在反美的旗帜之下团结在一起的。它没有对您造成妨碍吧？
霍布斯鲍姆：没有，至少在原则上没有妨碍我。我们可以在历史上发现许多与众不同的联盟。在20世纪中所有联盟中最非凡的一例，便是美国与苏联反对纳粹德国的联盟。那时，天主教会更多的是处于这个联盟的对立面。事实上，即使能够形成这类前所未有的联盟，也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长久保持下去。如果有兴趣注意科索沃的情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派别划分并不是顺着传统的左与右的界线出现的，而是以民族与意识形态的界线划分的。左派确实分裂了，有人强烈主张进行战争，有人则强烈反对战争。但是，右派则是一致的。虽然我认为从军方的职业观点来看，流行着一股批评战争的思潮，但他们对正在进行着的这场糟糕的战争表示满意。从教皇的角度来看，他对于战争的指责确实不能作为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的理由。总的来说，我认为在批评战争的人士中间，大多数都信奉和平主义。他们反对用这场特殊的战争来解决特殊的问题。然而，反美主义与怀疑个别国家的霸权野心，是把各个政治阶层团结起来的因素。这并不是说我对此感到高兴，我只是强调事情就是这样的，并且科索沃战争增强了这种情感。
[1]指同一文化的种族或民族群体。——译者注
[2]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阐释了英国福利国家的兴起，其思想体系大体上属于社会民主主义。他认为，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福利制度能够不断地进步和发展，为经济的发展配置越来越能够充分实现的社会权利。——译者注
[3]一种政体。在理论上不允许个人自由，力图使个人生活的各方面都从属于政府当局。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20世纪20年代初创造“极权”一词，形容意大利新法西斯国家，后来进一步将其描绘为“一切从属于国家，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极权主义”成了专制独裁和进行压迫的一党制政府的同义词。——译者注
[4]法语为Pyrenees，西班牙语为Pirineos，欧洲西南部最大的山脉，是阿尔卑斯山脉主干的西南延伸部分。东西走向为西班牙和法国的界山。长435公里，宽80-140公里，一般海拔2000米以上，最高峰阿内托峰（Aneto）海拔3404米。安道尔公国即在此山脉中。——译者注
[5]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适应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由重农学派首先提出，亚当·斯密竭力倡导。19世纪前期英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续加以鼓吹，认为听任各个人追求个人利益，能达到社会的最大利益；听任资本主义自发力量发挥作用，能使经济自然调节，保持均衡。因而反对封建行会残余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主张放任各个人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实际上是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剥削和掠夺。自由放任主义虽然曾经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矛盾。在帝国主义阶段，因它已不能适应垄断资本的需要，而被极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摒弃。——译者注
[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1469-1527）。生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的国家学说以性恶论为基础，认为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国家是人性邪恶的产物。他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从历史经验和个人经验出发谈论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不重理论形式而重实际行动，这对近现代西方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产生了积极影响。他所主张的政治权术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弗利主义，曾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为一些反动统治者所利用。主要著作有《君主论》（一译《霸术》）、《罗马史论》、《佛罗伦萨史》等。——译者注
[7]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思想家（1588-1679）。近代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借助几何学的演绎方法，吸收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新成果，体现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利己主义、自由主义和批判封建神学的精神。这使他成为新政治哲学的开创者。霍布斯用社会契约论否定封建的君权神授论，主张国家产生于人们的契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霍布斯被看作具有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霍布斯关于个人自由和国家目的的思想，使他的政治学说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著作有《论物体》、《利维坦》、《论公民》、《论社会》等。——译者注
[8]源出希伯莱文Livyathan，即《圣经·以赛亚书》中象征邪恶的海中怪兽。霍布斯用“利维坦”作书名，借以表示国家具有威慑一切的权力。他在书中阐述了关于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即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主权是国家的本质，主权者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臣民对主权者必须绝对服从，但又强调国家的作用在于保护个人的安全。书中还提出了政教合一、教权服从王权的主张。《利维坦》是近代西方第一部系统阐述国家学说的著作，书中的无神论、人性论、社会契约论以及国家的本质和作用的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很大的影响。——译者注
[9]即《权利法案》（TheBillofRights）第五条，美国国会于1789年9月25日通过，1791年12月15日生效。其内容为：除非大陪审团提起公诉或者控告，否则不能坚持让任何人对死罪或者其他丑行罪负责，在战争或者公共安全面临威胁期间陆军、海军或者国民警卫队中的现役军人除外；不准使任何人的生命与肢体由于相同的罪行而两次受到威胁；无论是什么罪行，不准强迫任何人作为自控证人，未经法律程序不准剥夺其生命、自由与财产，在不做出合理补偿时，私人财产不得充公。——译者注
[10]谋求爱尔兰脱离英国而独立的秘密组织，其政治组织为新芬党（SinnFéinParty），成立于1905年。“新芬”的原意为“我们自己”或“自助”。1918年12月，新芬党在英国议会选举中取得空前胜利。1919年1月，新芬党人在都柏林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建立各级政权，组建武装“爱尔兰共和军”。英国拒绝承认爱尔兰共和国，于是，爆发反英游击战争（1919-1921）。1921年12月，新芬党与英国签订英爱条约，肢解了爱尔兰。1922年1月，新芬党分裂，爱尔兰内战（1922-1923）开始。1936年，爱尔兰共和军被爱尔兰自由邦宣布为非法组织。1961年大选中，新芬党丧失在议会中的最后4个席位。1969年12月新芬党再次分裂。爱尔兰共和军1994年9月宣布停火，1997年7月宣布“毫不含糊的”停火。根据北爱和平协议规定，共和军表示到2000年5月20日的限期解除武装，但它拒绝按照执政的爱尔兰统一党提出的限期马上缴械。2000年2月12日，英国政府以爱尔兰共和军没有开始解除武装为由，暂停北爱地方联合政府运作，恢复英国政府对北爱的直接统治。爱尔兰共和军于15日发表声明，宣布退出有关北爱缴械问题的会谈。刚刚出现一点曙光的北爱和平进程再度流产。2000年5月6日，爱尔兰共和军发表声明，宣布该组织准备把武器“完全地”和“能核查地”搁置起来不再使用。这一声明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其对缴械问题作出的最积极的响应，对挽救北爱和平进程将产生积极的作用。——译者注
[11]高加索在黑海、亚速海与里海之间，高加索山脉横贯中部，北侧称北高加索（Ciscaucasia），南侧称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苏联解体之后，该地区民族与宗教矛盾不断激化，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译者注
[12]阿尔巴尼亚族是巴尔干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但阿族人过去受奥斯曼人统治，既没有统一的国家，也没有固定的土地，因此被一些西欧人称为巴尔干的“库尔德人”。1912年，阿尔巴尼亚人要挣脱奥斯曼人的统治，在巴尔干找到了一块山地，成立了自己的国家，自称“山鹰之国”。——译者注
[13]指美国开拓时期的西部。——译者注
[14]主要居住在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及叙利亚的边界地区，有少数居住在黎巴嫩、阿富汗、约旦等国。大多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库尔德人一直在为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而进行斗争，但遭到各居住国的严厉镇压。——译者注
[15]北非的古老居民。公元7-14世纪时，曾与来自亚洲的阿拉伯人共同组成“马格里布”国家。很多柏柏尔人接受了阿拉伯文化、语言和供斯兰教。部分居住山区和沙漠地带的，至今还保留自己原有语言和生活方式，仍称柏柏尔人，包括卡比尔人、什路人、里夫人等。8世纪初进人西班牙的柏柏尔人的后裔称摩尔人，今散居于北非。长期受当地封建势力的压迫，19世纪末起历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曾不断进行反抗。——译者注
[16]贝当（1856--1951），法国民族叛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指挥凡尔登战役，大战末期任法军总司令，战后升为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年6月任总理，对德投降，7月1日将傀儡政府迁至法国中南部的维希。1944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军队在法国登陆后，维希政府于8月垮台。1945年8月因通敌罪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译者注
[17]在南欧亚得里亚海东北岸、伊斯的利亚半岛的西北侧。原属奥匈帝国，1918年为意大利占领。1947年签订对意和约时曾规定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并把该区分为甲乙两区，甲区（包括城市和港口）由英美管辖，乙区（市外大部分地区）由南斯拉夫管辖。1954年签订伦敦备忘录，将甲区划归意大利管辖，仍为自由港。乙区划归南斯拉夫管辖。1975年意南两国签订的里雅斯特地区区界的协定，对边界略作调整。——译者注
[18]在东欧平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之间，其东麓为欧亚两洲的分界线。北起喀拉海的拜达腊塔湾附近，南至鄂尔斯克附近，蜿蜒2000多公里长，宽为60-150公里，是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流域与鄂毕河流域的分水岭。中乌拉尔地势较低平，最低处海拔仅350米，构成欧、亚两洲的宽阔通道。——译者注
[19]利沃夫是乌克兰西部城市，俄语为Lvov或L’vov，德语为Lemberg，波兰语为Lwow。霍布斯鲍姆生于1917年，与他年纪相仿的人可能出生于沙皇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他们生活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生活在独立后的乌克兰；或许有一些人在乌克兰独立后又搬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这样，他们就在4个国家里生活过了。——译者注
[20]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BrozTito，1892-1980），南斯拉夫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1969-1980），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1953-1980），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他在世时，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民族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南斯拉夫这个欧洲的“火药桶”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保持了暂时的平静。——译者注
[21]1962年10月，当苏联部署在古巴的42枚SS-4中程导弹被美国发觉后，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美国海军封锁古巴海面，并扬言要摧毁苏联在古巴建设的导弹基地。当时美国拥有比苏联多6-9倍的核力量，加上古巴就在美国眼皮底下，美国的态度非常强硬，赫鲁晓夫的冒险行动失败，答应于10月28日从古巴全部撤出这些中程导弹。这就是所谓古巴导弹危机。在这次事件中美苏两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发生一场核战争。可以说，这是一场坐在核弹头上的危机。——译者注
[22]80年代初期，西方一些冷战人士宣称苏联将发动核攻击。美国总统里根于1983年3月23日发表电视讲话，宣称苏联的战略核威慑力量“已大大超过了美国”，因此美国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战略进攻性武器，同时建立有效的战略防御体系。这就是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里根的演说揭开了太空战略的帷幕，为今后打一场星球大战，打破核僵持开了绿灯。由于西方对苏联威胁的高烧宣传，其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让苏联人大为恐慌，认为西方很可能先下手为强，对苏联发动核攻击。双方于是展开了疯狂的核军备竞赛。——译者注
[23]印度尼西亚第2位总统，陆军上将（1921-）。1965年印度尼西亚“九三O”事件之后，军人集团控制政局，大规模镇压印尼共产党和清洗异己势力，并逐步剥夺苏加诺总统的职权。苏哈托接管苏加诺的总统权力，任内阁部长和陆军司令等职，1967年任代总统，1968年正式就任总统。此后苏哈托多次连选连任总统。苏哈托执政30年，以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共政策而知名。其家族势力庞大，印尼几乎每个部门都有苏哈托家族的人。苏哈托家族因其在所有的大项目中拥有20%的股份，因此有“20%家族”之称。1998年3月，苏哈托重新当选总统之后，印尼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他下台。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之下，他于5月21日宣布辞职。——译者注
[24]三十年战争以反哈布斯堡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交战双方在德国西北部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签订和约。规定：德意志境内新教（路德教、加尔文教）和旧教（天主教）地位平等，各邦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的自主权；德皇盟国西班牙衰弱，葡萄牙脱离西班牙独立；荷兰和瑞士的独立被确认；法国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瑞典获得整个西波美拉尼亚等地，巩固了它在波罗的海的地位。战争使德意志的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其内部的分裂局面更为严重，欧洲霸权转人法国之手。——译者注
[25]德国在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45年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成为战败国。——译者注
[26]指美国于1929-1933年爆发的历史上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时期内发生的；是在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家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化，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对缩小的情形下发生的。一般认为危机是从1929年10月股票行情猛跌开始的。危机严重削弱金融制度，动摇企业界信心，阻碍工、农业发展，缩小海外购买和投资，使美国经济陷人停滞状态。在这次危机中，工业、农业、信用危机同时发生，并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它的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36%。世界贸易缩减2/3。这次经济危机持续时间特别长，危机停止后进人特种萧条阶段，未达繁荣又陷入1937年危机。——译者注
[27]法国国王，史称路易大王（1638-1715）。路易十三之子，5岁即位，由母后安娜摄政，宰相马扎然掌握实权。1661年亲政前爆发的反政府福隆德运动（或称投石党运动）迫使路易十四两度逃离首都。亲政后采取一切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巩固专制统治，宣称“朕即国家”，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大权于一身。军事方面，为确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进行一系列征服战争。经过几十年战争，法国筋疲力尽，经济上濒于破产。路易十四把法国绝对君主制度推到顶峰。但在他统治后期，国库空虚，起义频繁，引起各阶级的不满，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开始走向衰落。——译者注
[28]西方对近代伊斯兰教中出现的反对“异端”、提倡回到《古兰经》与圣训等原来教义中的思潮的称谓。阿拉伯人称尊古主义（即宗教改良主义）。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以原教旨主义为基础进行复古返朴的净化运动，每次的动机和内容不尽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原教旨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译者注
[29]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产生于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18、19世纪以来随着古文字的译解成功，东方学有重要发展出现了埃及学、亚述学等学科。——译者注
[30]原文中“Pax”一词的原意是罗马神话中的和平女神，后来用以表示尤其是在一国支配之下的世界和平。文中所叙的这三种世界和平分别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美苏冷战下的和平即两极均势下的和平、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形成的以英国为主导的五强制衡的“维也纳体系”所确立的和平以及公元前27年-公元180年罗马帝国一极主导下的和平。——译者注
[31]1823年12月2日，美国第五届总统门罗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宣称：美国将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或它们之间的战争；欧洲列强不得再在南、北美洲开拓殖民地；欧洲任何列强控制或压迫南北美洲国家的任何个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实际上宣布拉丁美洲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门罗宣言最初并未引起国外足够的重视。1870年以后，始有“门罗主义”的提法，是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标志。1904年罗斯福（1901-1909在任）提出“罗斯福推论”，进一步补充了门罗主义。他指出，某个拉美国家一旦“闹事”，美国可以干涉其内部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拉美地区依然奉行门罗主义。有些中国学者认为，门罗主义的宣布是以投神圣同盟威胁英国之机，来抵御英国对美国扩张政策的威胁，以保障美国在拉丁美洲扩张的行动自由，因此，门罗主义也可视为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的一种政策。——译者注
[32]圭亚那位于南美洲大陆的北部。原有居民是印第安人。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圭亚那成为欧洲列强角逐之地。1781年英国侵占了荷兰在圭亚那的殖民地，次年法国又从英国手中夺去圭亚那。1784-1796年间，圭亚那重新回到荷兰手中。经过3国反复争夺和几经易手之后，根据《伦教协定》，圭亚那于1814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831年起称英属圭亚那。——译者注
[33]19世纪90年代，在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交界处发现金矿，英国派兵强占，委英两国发生争端。1895年美国在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界问题上进行干预，迫使英国让步，同意成立仲裁法庭，以确定两国边界。在美国干预下，1899年根据仲裁法庭的裁决，英国得到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译者注
[34]英国政治家、首相（1784-1865）。1802年作为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继承其父的爱尔兰贵族爵位和财产。1807年以托利党党员身份进人下院。1809-1828年任陆军大臣。帕默斯顿曾是托利党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1832年议会改革前后，辉格党在政治上日益占据优势。他审时度势转到辉格党方面。1830-1851年三次任外交大臣，1855-1865年两次任首相。帕默斯顿视俄国为英国在中亚和近东的主要敌人，挑起克里木战争，他视法国为英国在希腊、埃及、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的主要竞争者；极力赞成萨伏伊王朝统一意大利，以便对付法国。在普奥对丹麦战争中，他支持普鲁士，指望它壮大成为法、俄的劲敌，以维持欧洲均势。在远东，他发动两次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残酷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插手美国内战，支持南方奴隶主，因遭英国工人反对，才未敢出兵干涉。——译者注
[35]1994年4月，卢旺达占多数的胡图族与占少数的图西族之间爆发了蓄谋已久的种族仇杀，据估计，大约有50万-10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沦为难民。法国军队于1994年6月发起了“绿宝石”行动，在卢旺达东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人道主义区域，并且果断地清除任何抵抗。法国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法军人为地决定在8月撤退和联合国第二批援助卢旺达部队无力在卢旺达保持稳定。这种效果最终化为泡影。——译者注
[36]据《教廷指南》，教皇全衔为“罗马主教、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代表、首席使徒的后继人、西方教会最高教宗、西方牧首、意大利首席主教、罗马教省枢机主教和都主教，梵蒂冈城国元首”。根据天主教教义，教皇是众使徒之首彼得的后继人。因驻地为罗马，故又称罗马教皇。——译者注
[37]原名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Woityla），1920年5月18日出生于波兰。1978年10月16日当选为教皇，22日登位，是第266任教皇，也是456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教皇和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波兰籍教皇。除精通拉丁文外，还精通几种现代语言（波兰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葡葡牙语）。1981年5月13日遭阴谋暗杀，土耳其国民穆罕默德·阿理·阿卡在圣彼得广场将他枪击成重伤。1985年11月25日12月8日，主持召开特别主教会议，发表了《致天主教徒的信》和《最后的报告》两份文件，强调教皇对地方教会的权力。1998年访向古巴，会见卡斯特罗，并受到古巴群众的盛大欢迎。——译者注
[38]天主教教利奥十三世（LeoXIII）于1891年颁发的通谕。许多保守的教内人士认为，它宣传革命。这份通逾就社会公义问题特别是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阐明天主教会的立场，强调教会有权对有关德原则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译者注 |
第一章战争与和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1999）
第一章战争与和平
波立陶：20世纪以战争的形式结束了，正像这个短暂的世纪是以世界大战的灾难开始一样。时间好像没有流逝，民族问题再次爆发，并且以此对超级大国进行考验。那么，历史本身会重演吗？我们是如何在冷战结束后转回到热战的呢？现在难民的数量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可能性有多大？
霍布斯鲍姆：在某些方面，巴尔干爆发的战争具有以往战争的所有特点，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历次巴尔干战争[1]的延续，而且更普遍地来看，这是20世纪以及在此之前的19世纪中，由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所引发的战争的延续。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这样来认为，即巴尔干战争是这种国际体系所导致的最终后果，是世界大战的最终副产品。这种冲突体现了帝国的瓦解，这些帝国是由中世纪以前以自由民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哈布斯堡王朝[2]与奥斯曼帝国[3]的终结，绘制了东南欧民族主义者的地图，而十月革命则保留了沙皇帝国的统一。现在那个政体已经瓦解了，我们正在目睹着那个地区出现类似的结果。
在20世纪末，战争与和平的普遍特性发生了变化。我认为，分析一下发生变化的方式很重要。战争的普遍特性是一个比引发战争的特定理由更有意义的问题。例如，它比我们质问科索沃战争是否是一场正义战争更为重要，而1999年春天这场疯狂爆发的战争看起来显然是一个严重而紧迫的问题。但是，对于未来那些打算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来说，其他问题似乎更为有趣，因为它们可以确定这个世纪末的特征，并且能够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说点什么。
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从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来看，战争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我有三个问题，并且努力回答它们。第一个问题，大国之间是否仍然有可能爆发战争？只要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答案就是否定的。中国迟早都有可能具备与美国进行有力竞争的军事实力。我不想说这种情况是否会出现。但是，似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只要这种情况不出现，那么新的世界大战就不大可能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否有可能爆发核战争？一方面，如果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那么就不可能爆发核战争。然而，依我之见，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是可能的，而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技术进步不断地增加了核武器的实用性，使它们可以更加广泛地生产，并且可以更加迅速地运输。因此，即使排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风险，也不能排除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第三个问题，国家之间是否仍然有可能爆发更多的、我们所习惯的那种常规战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类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除非在两个超级大国相互直接对峙的那些地区，双方都非常小心地避免出现核灾难的风险。我们知道，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南亚发生了冲突，伊朗与伊拉克在中东爆发了战争。可见，即使在核梦魇期间，战争也在持续不断地爆发。因此，爆发更多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这种情况是极不可能出现的。例如，我们往往忘记诸如拉丁美洲这些地区，在整个20世纪，这些地区未发生过军队越过敌国边界的事件，仅有的一个例外是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的查科战争[4]。这些地区发生了大量的屠杀和内战，但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战争。我们不知道21世纪的欧洲在多大程度上也会是这样。无论如何，虽然这类战争或许不像它们在20世纪那样重要，但它们不会在未来的世界里消失。
波立陶：那么，巴尔干战争告诉我们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巴尔干出现的新情况，就是区别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图的界限消失了，或者正在消失。这就意味着，战争与和平之间、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渐缩小。南斯拉夫的局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它起因于对抗，但塞尔维亚认为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同时也受到了外部干涉。从19世纪一直到冷战结束，完全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越过边界的外国军队可以解决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冲突。既然这样，冲突双方的一方甚至会否认发生了战争。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轰炸，本来就是一种侵略行为，这一点看起来是不可否认的。然而，由于没有正式宣战，因此有些人认为战争状态并不存在，这就是局势令人惊愕的新奇之处。
显然，我们正在处理冷战结束所带来的结果。在冷战期间，世界的相对稳定性在本质上是基于国际体系的金科玉律，即没有一个国家会越过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边界，因为这样会打破现有的平衡。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自我约束也结束了。在中非、南斯拉夫、科索沃和伊拉克所发生的冲突到底是不是战争，并不清楚。这些冲突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存在着大量的争论，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的困惑，使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现象。博比奥[5]说他甚至不想提起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根据过去的原则，科索沃战争是否合法，其答案是否定的。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老规则（它们是用来区别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受到了侵蚀，而且这些规则在不久的将来似乎不可能得到恢复。
波立陶：作战的方式是否也有一些差异呢？
霍布斯鲍姆：是的，而且差异极大。有些差异是可以预测的，而有些则很少能够预测。第一个差异是高技术使作战方式发生了转变。我们起初担心高技术会导致更多的流血和破坏。但是，自从海湾战争以来，我们已经知道，利用高技术制造了更加精确、更具识别力的摧毁性武器。智能炸弹能够选择特定的目标，并且避免误击其他目标。如果把操作性失误与发生“善意打击”的风险撇在一边的话，那么这一新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又可以把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区别开来了，而在20世纪越来越对平民进行直接攻击的战争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就使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又可以这样说了：我们的目标不是平民，而是他们的军队及其设施，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
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导致愈加频繁、愈加放肆地进行毁灭性打击。如果你认为自己强大到能够准确选择你想毁灭的目标，那么你就更容易受到通过轰炸来解决自身问题的诱惑，对伊拉克的打击就属于这种情况[6]。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技术增加了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至少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是如此。此外，高技术也低估了发生所谓“间接损害”的风险。我并不是指平民被误杀，而是指对平民居住并从事生产活动的社区基础设施造成巨大损害。假定不存在杀死太多人的风险，那么你可能认为这种发动战争的方式是非常文明的。然而，据估计，在几周之内，塞尔维亚经济所遭受的巨大毁坏，超过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毁坏[7]。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影响不仅涉及到塞尔维亚的经济，例如，多瑙河上的桥梁遭到了毁坏，这就严重地损害了从德国南部到黑海的整个地区的经济，并且这种损害甚至超出了该地区。
最后，对于那些不拥有高技术、装备水平较低的人民来说，下述两种战争造成了巨大的差异：一种是空中打击，在海拔1.5万英尺高度的飞机投下技术水平非常尖端的炸弹；另一种是地面战，双方或许使用刀剑来杀死对方。中非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这种差异在科索沃表现得非常明显，两种不同方式的战争同时进行，而彼此之间却不发生接触。在过去，“游击队”装备着步枪与机关枪，如今他们拥有火箭筒与便携式防空武器。这是冷战的另外一个产物，使制造武器的能力满世界泛滥。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军事工业满负荷地运行，好像是在进行全面动员一般。显然，冷战的结束立即使这个庞大的军火库变得可以利用了。我想举一个例子：萨尔瓦多内战结束以后，数额巨大的自动步枪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军火商以每只100美元的价格买进，然后在哥伦比亚转手以5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笔好买卖。现在世界上充斥着各种武器，这就形成一种新的局势，即出现了“自由骑士[8]”式的武装团伙，他们不需要与政府联结起来，但却在为战争做准备。
波立陶：但是，您在这里谈论的是私人战争，而不再是战争。
霍布斯鲍姆：不是这样，因为我将它看作是另外一种变化的迹象，正在形成一种关联，即国家或者有组织的运动之间的战争与个体或者组织之间的私人战争联结起来了。这是一种潜在的本质变化。在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中，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我们可以认为武装冲突都是在国家之间或者准国家的组织之间进行的（例如在意大利或者南斯拉夫、非国大的抵抗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这类运动并不是由私人企业组织的，就像意大利在具有“雇佣兵”或者雇佣军首领的年代里所发生的战争一样。在三十年战争[9]中，华伦斯坦[10]是最后一位将他的军队出租给那些发生冲突国家的中间商。
今天，私人企业在战争中又出现了轮回。这在世界上那些正在分裂的国家里，诸如在非洲，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国家有时是在派别战斗中使用雇佣兵，有时是在政府间战斗中使用。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补充有关战争与政府直接挂钩的最新趋势，例如甚至在那些直到现在才以自己的军队为基础的国家里废止普通征兵制的倾向。现在，普遍的趋势是集中使用职业化的、非常具备资格的军事人员。毫无疑问，这一发展为私人企业提供了用武之地。现在甚至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里，也存在着一个灰色区域，非常专业化的军事人员与提供安全服务的私人企业共同发挥作用。英国空军特别部队（SAS）突击队的士兵退役后又在公司里获得了相似的职位，在战争与反恐怖方面为政府提供咨询和实际服务。
对于私人军队在未来战争中的前景，伦敦战略研究所这类单位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有些人认为这种前景并不怎么样，主要原因是此类服务不可靠。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发现在海湾战争中，私人企业广泛从事后勤支持工作。这多少有一点类似撒切尔夫人[11]当政期间民用领域的情形，以前有政府提供的服务改由外界提供。我认为军需品、供应品和军队的服装将会逐渐由私人企业来提供。
波立陶：在马其顿就有一个美国公司跟随着北约军队并提供后勤支持。
霍布斯鲍姆：确实如此。这是涉及20世纪的一个新现象，也是新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它起因于世界上一些地区性强国的相对瓦解。它使那些自从15和16世纪就在欧洲绝迹的“军阀”形象复活了，这类人有能力影响政治事件，因为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军队。这使我想起中国在帝国瓦解与革命爆发之间的50年内的情形，那时中国不存在有效的政府，各种权力都被军阀部队所霸占。有些人以前是强盗，就像统治着满洲并且摇身一变而成为将军的张作霖[12]。我觉得目前的局势是一种私人战争与国家间战争的混合体，这就意味着，在国家正在明显分裂的那些地区，这种现象有可能再次出现。
这种现象得以增强的另一个新的因素是，私人实体现在可以利用非同寻常的财富。今天，个人或者公司有可能拥有与国家一样多的金钱，部分原因是诸如毒品交易与走私筹非法交易的增长。据我所知，并不是只有一个政府自主科索沃解放军（KLA）[13]。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部分原因是西方国家最终希望出现一个独立的科索沃。同样，我不认为阿尔巴尼亚政府会对他们给予重要援助，因为它无力对任何人给予钱财资助。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科索沃解放军是由科索沃人和阿尔巴尼亚黑手党通过非法交易而提供资金的，就像发生在车臣[14]的情形那样。我并不是说这是一笔用于不正当目的的金钱，我想说的是，那些在政府方面不太重要的团伙，通过利用过去不可利用的资源来获得这些金钱。这种情况在哥伦比亚特别明显，哥政府实际上对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失去了控制，因为控制这些地区的各种团伙具有足够的财力与政府军进行战斗或者抵抗。目前世界上并不是真的饿缺乏资源。
我认为这些特征爱未来战争中将会越来越重要。或许这样就部分回答了你关于在今天的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难民的问题，让300余名全副武装的民兵在广阔的区域进行抢劫并且清除他们的“敌人”，这是非常容易的，而且他们在理论上不受任何国家或者政治的控制。正如我们在科索沃所看到的，你不需要派太多的人去烧房子和村庄，也不需要将他们的居民投入战斗。武装冲突越是缺乏组织和国家控制，它们对和平居民所造成的危险也就越大。我认识一位女士，她与联合国一道在经受了长期内战折磨的苏丹工作了好几年。她告诉我，他们最初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得不让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控制南方的区域。但是，一旦时机成熟，他们所控制的领土就被分成了一个个分别由将军们所控制的诸侯国了，这些将军们将我着难民们的命运，联合国现在不得不与每一位将军进行谈判，以便能够为难民提供帮助。
波立陶：当时我们恰巧在电视上看到了难民们所遭受的痛苦。
霍布斯鲍姆：在战争本性的变化中，舆论的新角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所说的“CNN[15]效应”就属于这种情形。对正在发生的新闻进行选择，立即就变得可以利用了。这是冷战结束的另外一个结果，因为政府对信息的控制与审查比过去少得多了，而且有时甚至不可能进行控制与审查。在越南战争期间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的，而且这种情形在随后的岁月里也仍然很少出现。现在由于电视具有非凡的控制力，因此使政府不可能以它们过去所习惯的方式对国际危机进行控制。但是，它也是一种迅速动员舆论的手段，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将“卢西塔尼亚[16]”号的沉没或者东京湾事件[17]作为开战的原因，需要大量时间。电视的效果是直接的，但它再也不可控制了。
这种情形从萨达姆与米洛舍维奇的身上就能看出来。他们允许与其交战国家的电视人员留下来，让其拍摄他们本来就想让西方舆论了解的东西；而在过去，自然的反应就是以传统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封锁这些镜头。在政治战中，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效果。
波立陶：您已经描述了“短暂的世纪”结束之际的战争新特征。然而，这些新特征也包括接受“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概念。依您之见，民主政体以普遍人权的名义所发动的反对独裁者的战争算不算正义战争？
霍布斯鲍姆：我对此多少有一点怀疑。我不认为一些政府发动战争是出于正义或者非正义。当然，它们设法证明发动这些战争是正当的，宣称它们是正义的，就是为了获得公众的支持，取得舆论的信任，这是极端重要的。通过这种手段，使公众认识到战争的合法性与正义性，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是，要从历史上找到某些政府超越国家利益而发动战争的例子，则是非常困难的。
显然，这方面也有例外。其中一个例外就是由极端政体所发动的战争，这是革命的一种表达方式；有时也出于其他理由而发动战争，诸如道义、意识形态或者民族解放。但是，即使是这类政体，它们一旦稳定下来，就会接受典型国家的外交政策，并且开始基于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
因此，我们必须永远记住，美洲的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国家。与苏联一样，美国是通过革命而立国的，因此它觉得需要对世界进行引导，从而符合它们的原则，这是它们对外政策的实质。
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毫不怀疑美国意欲改变世界，并且把保护人权作为其雄心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美国发动战争是专门为了行善事，而不涉及任何重要的国家利益，美国连一次都不会这样做的。
毋庸置疑，今天在人权的重要性方面存在着坦率的争论，以便各国确定通过使用武力，使它们的国防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得到确保。但是，我仍然确信，北约与美国都不会认真考虑因某种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而发动战争。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因此类行为准则而爆发的。当然，同盟国站在正确的一边，并且它们所取得的胜利将世界从纳粹手里拯救出来，但是欧洲的民主政体与苏联是被希特勒拖入战争的，美国是被日本拖入战争的。
波立陶：您经历了德国的反犹太主义[18]，因为您具有犹太血统。对于您来说，1933年1月30日不仅仅是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的日子，而且您还记得，那是“柏林的一个冬日午后，一个15岁的少年（就是您）正在与妹妹从位于威尔默斯多夫的学校返回位于哈伦塞的家，在沿途的某个地方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即使到现在，我还可以想见这条消息，宛如一场梦。”与埃列·韦瑟尔[19]一样，您是否也觉得在种族仇恨能够击中要害之前，即使强迫自己，也要停止这种仇恨呢？您认为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构成了种族灭绝罪行了吗？它是否与纳粹大屠杀具有可比性？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没有。“种族灭绝”已经成为一个使用过度的术语了，因而失去了它的某些含义，有点类似于“法西斯主义”这个词。所谓种族灭绝，就是有计划地消除整个种族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种族清洗的一种合乎逻辑的与极端的扩展。例如，现在有资料认为，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快要接近种族灭绝了。不过，下述两种情形具有根本性的差别：一种是将平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让他们“背井离乡”，并且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另一种是将他们全部消灭。纳粹就杀害了犹太男人、女人与儿童。种族清洗则是将女人、老人与儿童放逐，而把那些青壮年的男人关押并从肉体上予以消灭。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这都不能减少种族清洗的道德危险性，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能够分析它们的特性。种族清洗是一种具有各种程度危险性的现象，并目能够推进到种族灭绝的边缘。种族清洗本身是如此恶劣，以至于不需要将它同种族灭绝视为一体才能表现出它的恶劣性。事实上，虽然没有一个人喜欢与公众讨论这个问题，但将军们与政客们在私下里毫不犹豫地断言，历史上的种族清洗常常有助于问题的简单化。这是使我对科索沃战争的道德动机产生怀疑的另外一个理由。如果德国人还没有被从斯洛文尼亚赶走，那么这个国家很可能是一个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恬静与安宁的地方[20]。最后，通过把居住在全国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的人口隔离开来，波斯尼亚的冲突也结束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允许采取这种隔离的办法，是一个错误，甚至在原则上就不能允许这样做。这种办法甚至都不能作为一个理论上的或者可能的解决办法来加以讨论。但是，由于我们居住在一个暴力盛行的世界上，所以这种事情发生了。
波立陶：如果不存在刺激北约的道德紧迫性，那么是什么利益驱动其成员国轰炸塞尔维亚的呢？
霍布斯鲍姆：对于这个联盟中的一些国家来说，它们的目的就是不想失去与美国的联系。波兰属于这种情况，该国在科索沃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因此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在刚刚加入北约之后不应该介人这场战争。其他许多国家都有它们自己的盘算，例如意大利与法国。对于英国来说，其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仍然有效，因此它认为自己有责任百分之百地与美国结盟。我不能说其余国家是伪善的，因为这些国家有一部分人民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政府所说的话，但这一点也不能理所当然地作为发动战争的重要动机。
至于美国人，科索沃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最初，美国人对巴尔干感兴趣，因为在90年代初，欧洲显然未能保持该地区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不进行干涉，因为他们在那时知道，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他们不能置身事外。这是因为巴尔干起码在部分程度上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而且它在地理上对于北约的结构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对其忽视。实际上，美国人第一次向马其顿派遣军队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时是布什当政，美国人明确宣布南斯拉夫对他们具有战略利益，其中包括科索沃的命运。美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知道联合国无力面对并解决波斯尼亚危机，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而是在超级大国授权的基础上行事。这样，在波斯尼亚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使自己无法得到解脱的境地，而在这种境地里，如果没有联盟的支持，美国不能单独采取行动。依我之见，美国人看到波斯尼亚危机是一个机会，在冷战后能够赋予北约新的角色、新的宗旨与新的价值。我至今仍然没有完全理解这种愿望。今天，美国认为自己担负着稳定世界的职责，而且在必要时可以像国际警察那样行事。这就说明，如果需要的话，美国有能力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干涉，从而使北约防区之外任何潜在的敌人折服。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北约进行干涉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它自身的未来。我们必须不能忘记，当克林顿为轰炸塞尔维亚而罗列理由时，第一条就是为了维护北约的信誉，也就是维护美国的信誉。我认为美国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说不会取得重要的成效，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北约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事情。实际上，为了解决人道主义危机，可以采取许多其他行动。
波立陶：那么，为了制止一个能够对其人民为所欲为的独裁者的行为，能够做些什么呢？是否在事前就要排除军事干涉？
霍布斯鲍姆：当然会有例外。波斯尼亚就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有几项必须遵循的准则。有两个军事干涉的重要例子，成功地终止了残忍的独裁者的人道主义罪行，并且将他们予以驱逐。第一个例子是越南入侵束柬埔寨，推翻了波尔布特[21]的统治；另一个例子是当乌干达被艾迪·阿明[22]统治时，坦桑尼亚对其进行干涉。我认为，这些干涉都是正当的。但是，我对这两场战争没有任何保留意见的真正原因是，它们在达到目标方面都卓有成效，并且所经历的时间相对短暂。我对干涉科索沃持保留意见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干涉方式不对头，因为事情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北约向塞尔维亚头上倾泄的少数炸弹会使难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我想补充一点，在越南把波尔布特政权推翻的许多年之后，美国与中国继续援助这个独裁者的军队，这就进一步证明大国的政策主要不是由伦理因素所决定。同样地，我认为对波斯尼亚的人道主义干涉并不是真正地出于这种目的，因此是不会有效的。他们标榜自己将保护穆斯林飞地，但是他们却不采取确保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
我认为，由于国内与国际政治之间正好产生了新的熔合，因此必须明确规定一些干涉一个国家内政的规则与标准。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新规则是什么？需要对此进行讨论。我们需要回到这种局面中，即如果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如果没有正当理由，那么任何人都不能采取军事行动。如果有人能够说出“我强大无比，因而将为所欲为”这种话来，那么这个世界就乱套了。
波立陶：塞尔维亚为保卫单一民族国家而战。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之所以发动叛乱，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属于另外一个国家。全球化被设想为结束单一民族国家的预兆，并且在这里甚至再一次披上了种族与宗教的正当外衣，其根源可以回溯到中世纪。您以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霍布斯鲍姆：我认为我们必须区分单一民族国家这个术语的两层含义。在传统意义上，这个术语意味着一个民族的人民居住在其领土之上，国家拥有主权。单一民族国家的这一层含义来源于法国革命，也部分来源于美国革命。它是关于国家的一种政治定义，而非种族或者语言定义，即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并且决定在特定的宪法和特定的法律体系下生活。相比较而言，这个术语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最近才出现的，它包含这样一种思想，即国家的每一寸领土都属于一群特定的人民，他们具有确定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特征，这些因素构成一个民族。根据这种思想，单一民族国家只能生活着一个民族，其他民族则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少数民族，而不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目前，这两种类型的单一民族国家都出现了危机，但是我们必须将它们区别开来。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情况是，在种族的意义上，多民族所共同生活的国家瓦解了，转变为好几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又从自己的居民中排除其他民族。
根据我的观察，实际上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多民族国家面临着分裂的巨大压力，最起码情况还算正常。我们最近在苏格兰与威尔士的情形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非常清楚，苏格兰人与威尔士人都不是英国人，而且他们也不能容忍这样的归类。直到现在，这两国仍然存在着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这些运动仍然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到目前为止，我想象不出一个经过民主投票而决定脱离的例子。我并不是说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而是说对民族自决谈论了很多，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当我们谈论人民进行民族自决时，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并不是在谈论一场从下面发动起来的强大运动。不论以哪种历史理由，一旦真的出现了分离倾向，很容易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甚至经常是绝大多数的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旦多民族国家发生分裂，那么各地区团体不得不找到一种新的联结方式，并且选择新的效忠对象。
南斯拉夫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依我之见，没有充分理由认为它将因各民族的政治压力而发生分裂，而仅仅是由于苏联在其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突然发生骚乱的结果。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也没有发生分裂的真正危险，起码在其内部爆发战争之前是如此。我们至多可以这样说，在王朝内部的两个民族中，一个民族内部存在着民族统一主义者的压力，要求与另外一个民族分离。例如，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一些少数民族分属于两个国家，但他们在地理上是相邻的，这就使民族统一主义者受到鼓励而要求合并。真实情况是，当帝国不管以什么理由消失时，在民族问题上不得不找到各种解决办法，宛如为既成事实进行辩护。
波立陶：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而创造的历史，是如何在一种政体中达成共识的呢？作为一位职业历史学家，您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吗？14世纪的一次军事失败[23]是否有可能转变为在其后6个世纪制造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神话的基础？驱使着欧洲公民将他们在2000年的事务与另外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的是什么？
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神话是另外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必须区分哪些神话是由下而上自发出现的，哪些神话是由上而下人为制造的。民族主义神话不是从人民的实际经历中自发产生的，它们是人民从其他方面获得的，包括从书本、历史学家和电影里获得，现在则是从制作电视节目的人那里获得。它们并不是历史记忆或者生活传统中的普遍部分（一些特殊情形除外，这个领域里的某些东西最后变成了神话），而是一种宗教的产物。犹太人就是这种情形，他们从以色列的土地上被驱逐出来，有一些人后来又返回那里，这就成为宗教习惯与文献著作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形是塞尔维亚人的真实写照，因为塞尔维亚人在中世纪失去了他们的国度，变成了为东正教服务的一部分，并且几乎所有的塞尔维亚王子都变成了信仰东正教的象征。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形。但是，我在这里想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人民要时常铭记这一点，而是有人时常提醒他们铭记这一点。
波立陶：那么，民族主义神话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如何诞生的？并且它是如何变为民族主义的正当理由的？
霍布斯鲍姆：我能够想出的极端例子，也是对这一过程的极好说明，这就是以色列。丝毫不用怀疑，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的历史神话和他们返回这块土地的梦想，在19世纪结束之前一直不被认为是一项政治计划。实际上，犹太人独自抓住了自己的历史性机遇。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并没有考虑将返回以色列当作一项政治目标，因为他们认为在弥赛亚[24]到来之前，他们还不能返回耶路撒冷。当然，他们相信总有这么一天，而且他们仍然认为弥赛亚还没有到来。实际上，只是在1967年，犹太教内部才第一次具有接受以色列国的倾向，因为以色列在六天战争[25]中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这使他们认为，他们实际上进入了弥赛亚即将到来的时期。这是历史的偶然事件，使得正统犹太教有可能接受一些直到那时起被抛弃的东西。事实上，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26]经常遭到正统犹太教的激烈反对。无论如何，以色列在今天继续存在着，并且就像犹太复国主义那样，以色列没有历史根基。恰恰相反，上自罗马帝国[27]，下至19世纪末，它多少有点违反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以色列唯一能够用来证明自己的建立是正当的理由，就是这段至少200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所发生的其他事件被掩盖了，因为它不能证明以色列的建立是正当的，为此发生了许多战争。圣殿[28]坐落于耶路撒冷这一事实，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政治现实，以便证明耶路撒冷永远是犹太教的中心，因而也就是犹太人的首都（而在此之前的罗马帝国期间，很少有谈论首都的意识，但那是另外-个问题）。无论如何，犹太人不仅用它来证明建立他们的国家是正当的，而且把耶路撒冷作为他们的首都也是正当的。这种论点或多或少与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所持的论点相似。这样，能够证明目前的政治局势是正当的某件事情与现在无关，却与6个世纪或者2000年以前有关。过去习惯于在干涉期间将一切事情都弄个底朝天，这样就能够创造一部充满英雄主义色彩与战斗气息的历史。1945年的以色列与今天的塞尔维亚就是如此。以色列有一种在梅察达山[29]举行的宗教与历史仪式，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根据民族主义考古学家的说法，梅察达是900名犹太人直接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并且最后集体自杀的地方。这个事件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宗教仪式了，每一个以色列年轻人都要参加，而且也接收外国游客参加。通过将这个仪式中那些与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不适宜的方面进行掩盖，这一传统活动基本上得以流传下来了。虽然由于以色列在考古学方面的业绩而使这件事成为一个出色的例子，但也仅仅只有这样一个例子，而且此事从一开始就被高度政治化了，几乎忽视了当地考古学的所有其他发现，以集中证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是正当的。
同样的事情也在希腊发生了。当希腊独立时，雅典无论如何都不是首都。事实上，它从未成为希腊的首都，而是古代的一座重要城市。然而，与以色列的出现一样，有些人要求回到那种与真实的历史没有太大关系的显赫过去，于是选择该城作为首都。此外，当时雅典50%的人口是阿尔巴尼亚人。它后来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是因为新登基的巴伐利亚[30]国王按照新古典主义风格将它进行重建，因此才使它变了样，而那些选择它作为首都的人却谎称它始终就是整个希腊的首都。换句话说，过去被重新设计了，有点像“最新时装式样”，为一项特定的政治目标披上了一件时髦的外衣，从而使它以他们所希望的面目出现。
波立陶：为什么这些神秘的运动对人民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与魅力呢？
霍布斯鲍姆：这就很难说了。我认为，部分原因是管理国家的少数精英分子和有识之士，能够将他们对于历史与文献著作的看法强加到其余的人民头上。此外在独立的时候，普通希腊人根本不考虑作为古代希腊、雅典与伯里克利[31]继承者的现代希腊思想。希腊人没有为重建古典希腊而进行战斗，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觉得，他们正在为保卫东正教而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斗，以及与那些击败拜占庭帝国[32]的国家进行战斗。拜占庭与东正教是希腊真正的生活传统。当然，如果一个新国家制定了一套新的教育体制，那么其人民迟早会学习这些再现的历史事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其影响。对于希腊的情况，他们甚至企图创造一种新的正式语言，它与传统语言很接近。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仅对新建立的国家有效，而且无论在哪里都有效。这就是对“永久”与“基本”的需求，它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团体也表现出极大的心理价值，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这个总是变化的和不安全的时代里更是如此。甚至在那些不可能孤立存在的地区，例如像美国这种新移民一拨接着一拨前来定居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事项需要优先考虑，并且我们能够说：“我们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国度，其他人来迟了，我们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一种关于永恒的世俗说法。这使我想起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即美国印第安人的政治活动。史前史学者们普遍同意，美洲的人种是由东北亚穿过太平洋到达阿拉斯加的，然后逐渐在这块大陆上垦殖。这种情况的出现相对较晚，大约是在100万年前。对于那些从事印第安人活动的激进分子们来说，这种理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的历史就显得太短暂了。这样，那些时事评论员有可能说出这种话：“我们并不关心史前史是如何说的，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我们到达这里的时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要早。”我认为这种主张是极其荒谬的，因此必须摆脱这种强烈的和真诚的情感。当然，对于那些再也不能确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以及可以永远留在他们所生活的地方的人民来说，具有这种情感也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他们常常要与其他人相互混杂，而且要在全世界活动。
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能够以拥有一段悠久历史而自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优越性。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尽管只是一种新的现象，却总有人宣称它已经非常古老的理由。这就如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对自己能够拥有永久优先于其他人的权力而感到满足。因此，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我们只能对其进行近似的解释，而不存在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释。
[1]巴尔干地区历来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历史上共爆发过两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1913），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即黑山）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对土耳其的战争，结果土耳其战败。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是巴尔干各国间的战争。由于巴尔干同盟四个战胜国争夺领土的纠纷，加上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与以德、奥、土、保等组成的“同盟国”两集团的挑拨操纵，最后导致战争。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联合对保加利亚作战；土耳其也参加反对保加利亚的战争，结果保加利亚战败。——译者注
[2]欧洲历史上的王朝。起家于瑞士阿皋州（Aargau）的哈布斯堡（意即“鹰之堡垒”）。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1273-1806，有间断）、西班牙王国（1516-1700）、奥地利帝国（1804-1867）、奥匈帝国（1867-1918）和一些小王国、公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崩溃，王朝告终。
[3]也叫奥托曼帝国、鄂斯曼帝国，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军事封建帝国（1290-1922）。因创始人奥斯曼一世（OsmanΙ，1259-1326）而得名。信奉伊斯兰教。原属鲁姆苏丹部落。13世纪末，鲁姆苏丹王国瓦解后，宣布独立。统治者自称苏丹，不断扩张。16世纪苏丹苏里曼一世在位时，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为其全盛时期。19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发展，帝国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纷纷争取独立。加之地处交通要冲，遂成为英、俄、法、奥列强争夺的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同盟国方作战失败，又遭列强宰割，国内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帝国趋于崩溃。1920年，在安卡拉成为以基马尔（一译凯末尔）为首的政府。1922年奥斯曼帝国被推翻。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译者注
[4]查科又名格兰查科（CraneChaco），也译作“大厦谷”。南美洲中部的一个平原地区，地跨巴拉圭、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三国。查科战争也译为“大厦谷战争”，是1928年-1935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争夺格兰查科北部地区的战争。该地区的归属问题争执已久，自偏西一带发现丰富石油矿藏后，纠纷更趋剧烈。1928年12月巴拉圭军队袭击玻利维亚炮台，冲突开始，1930年4月休战，至1932年演变为全面战争。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与阿根廷支持巴拉圭，玻利维亚则有美孚石油公司与智利为后裔。在战争中，双方损失惨重。巴拉圭在军事上占得上风，1935年迫使玻利维亚接受停战协定。经美国与南美一些国家联合仲裁，1938年签订和约：争执地区约有7万平方英里土地划归巴拉圭；玻利维亚则保留约3万平方英里领土，包括石油矿区，并可以使用巴拉圭河上的卡萨多港（PuertoCasado），以通向太平洋。此次战争造成约十余多万人死亡，军人执政，影响甚大。——译者注
[5]诺尔贝托·博比奥（NorbertoBobbio），意大利政治思想家，1994年出版的《左与右》一书，在意大利成为畅销书，第一年的销售量就超过了20万册。他认为，左翼和右翼来自于一个机体的两个侧面。虽然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发生变化，但在同一时间内，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观点。——译者注
[6]1998年12月17-20日，美国发动“沙漠之狐”行动，对伊拉克进行空中袭击，有人认为这是克林顿为了转移国内对他与莱温斯基丑闻的关注而采取的行动。——译者注
[7]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8个昼夜的野蛮轰炸，使南联盟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40％，工业产值同1998年相比减少了45％；失业人数增加了33％，大约有10万人忽然之间流落街头。根据南联盟一个经济学家专门小组的估计，南联盟的经济倒退了不止10年，至少造成2000亿美元的损失，远远高于二战期间的损失。——译者注
[8]骑士是中世纪西欧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最低阶层，以服骑兵军役为条件，获得国王或领主的采邑，并以参加国王或领主的掠夺战争为职业。骑士制度盛行于11-14世纪。后因封建制解体和射击武器的广泛使用，渐趋没落。——译者注
[9]1618-1648年在欧洲已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为一方，并得到荷兰、英国和俄国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为另一方，并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所谓新旧教之争只是借口，实际上，皇帝要加强权力，新旧教诸侯要扩充领地，几个大国则乘机进行侵略。战争从捷克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以黄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的失败而告终。——译者注
[10]Wallenstein一译瓦伦斯坦，神圣罗马帝国统帅、政治家（1583-1634）。出身波西米亚贵族。在导致三十年战争的波西米亚起义时期，为忠于皇帝而失去全部领地。1620年在比拉山会战之后任波西米亚北部军队司令。1622年任布拉格卫戍司令，靠没收起义失败的波西米亚贵族的财产而致富。1625年晋封为公爵，在同丹麦的作战中，他在短时间内募集了4-5万人的军队供皇帝支配，任帝国军队总司令。这支军队的给养大部分靠掠夺占领地的财富和粮食，因此马克思称之为“华伦斯坦蝗群”。1626年4月，他率领这支军队在德绍附近打败新教徒诸侯军队，1629年，迫使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签订和约，因此被授予“大洋和波罗的海将军”称号。诸侯忌惮他的权势过盛，以其军队纪律废弛为由，迫使皇帝于1630年免去其职。同年夏，瑞典军队几乎占领了整个德意志。1632年4月，皇帝被迫重新任命他为帝国军队总司令。他率军将瑞典军队从南德逐出。同年11月16日在吕岑会战中德军大败。瑞典军队撤至北德后，他企图乘机同瑞典谈和，以恢复国内和平，并使外国军队从德意志撤出。1633年以通敌嫌疑被革职，1634年为其下属军官所杀。——译者注
[11]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rs.MargaretThatcher，1925-），英国第48任首相（1979-1990），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素有“铁娘子”之称。在担任首相期间，推行以货币主义为主的经济政策，抑制通货膨胀；鼓励企业自由竞争，加速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福利制度；限制工会权力；加强法律，对群众运动采取强硬政策。对外增加军费预算，加强防务，确保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主张对苏联的扩张进行遏制。英国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中大获全胜，使她的威望在英国大为提高。80年代末，盛极一时的“撒切尔主义”面临种种挑战，保守党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执政十余年的撒切尔夫人被迫洒泪辞职。——译者注
[12]北洋奉系军阀首领（1875-1928）。土匪出身。1916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踞东北。1924年打败直系军阀后，控制北洋军阀政府，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等；6月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同蒋介石作战失败，退回东北。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中国停止在葫芦岛筑港等），发生利害冲突，当他乘火车经过皇姑屯（今属沈阳）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译者注
[13]科索沃的一支阿族武装，坚持以枪杆子实现独立。获得在西欧国家工作的阿族人的大量资金援助，并从邻国阿尔巴尼亚偷运武器，还从事贩毒活动。1999年9月19日，北约宜布，科索沃解放军将被整编为“科索沃军团”，从而使这支非法武装事实上合法化了。——译者注
[14]俄罗斯联邦版图内的一个共和国，面积1.7万平方公里，边界线长650公里。1859年并人沙皇俄国。1922年成立车臣自治州，1934年与印古什自治州合并，1936年改称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自1957年起归俄罗斯联邦管辖。80年代末，车臣的社会、政治形势趋于恶化，分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抬头。1991年10月，车臣非法举行总统选举；11月1日，宣布脱离俄罗斯联邦，成立主权国家——车臣共和国。1994年12月11日，俄罗斯出兵车臣，伤亡惨重。1996年8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1999年9月16日，俄罗斯军队再次出兵车臣。经过半年激战，基本消灭了车臣非法武装的主力。——译者注
[15]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CableNewsNetwork，Inc.）的英文缩写，是美国传媒巨子特纳广播公司的分公司，总部在亚特兰大。创建于1980年6月，1991年因其对海湾战争进行全时区覆盖（around-the-clockcoverage）的直播而名噪一时，对美国官方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译者注
[16]英国的一艘豪华客轮。1915年5月1日，在美国纽约下水，满载着1959名乘客与船员，开始了横越大西洋的纽约——利物浦首航。5月7日，在离爱尔兰海岸只有几千米的地方，被一艘在爱尔兰沿海游弋的德国潜艇发现，一枚鱼雷击中了船体，轮船发生爆炸，另一枚击中船尾。不到20分钟后沉没，1198人葬身海底，其中有美国公民128人。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普遍义愤，公众切望美国参战，但美国政府坚持其中立政策。13日，美国政府照会柏林，对当时潜艇战原则提出指控。1917年，美国以德国潜艇战为由参战。——译者注
[17]即“北部湾（BeibuGulf）事件”。1964年7月30日，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在北部湾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海与北越海军发生遭遇战，击沉北越的一艘鱼雷艇，从美国“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炸伤了另外两艘鱼雷艇。其后，美国海军舰艇多次在北部湾发动挑衅。8月4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宣称由于北越鱼雷艇无端袭击美国军舰，美国决定轰炸北越。第二天，北越35艘鱼雷艇和一座油库被炸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这次事件是美国把战火从南越扩大到北越，走上直接侵略越南道路的转折点，是为了使侵越战争“升级”而制造的挑衅事件和法律根据。——译者注
[18]也叫“排犹运动”。公元前63年，罗马攻占耶路撒冷时，驱逐了城内的犹太人。罗马人在巴勒斯坦对犹太人的暴政，引起了四次大规模起义，罗马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屠杀了一百多万犹太人，并有大批犹太人被掠往欧洲，沦为奴隶。劫后余生的犹太人纷纷外逃，在公元一、二世纪离开巴勒斯坦之后，流散到世界各地，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的处境很悲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基督教居于统治地位，而犹太教则被视为异端邪说，他们对犹太人实行种族歧视、迫害甚至屠杀。13-15世纪，欧洲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排犹运动”，特别是19世纪末发生在沙皇俄国的排犹运动，十分猖獗。希特勒上台后，于1935年9月15日在纽伦堡主持了纳粹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这两个决议，明确规定，只有日耳曼民族和与日耳曼同血缘的人才是帝国公民，而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都不再是帝国公民，而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同时明令严禁他们与日耳曼民族通婚。1942年1月，纳粹在万湖召开的会议上正式确定，就“解决犹太人问题”拿出了所谓“最后解决方案”，即把占领区内的全部犹太人斩尽杀绝。自此之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采取各种残酷的手段先后杀害了600多万犹太人，使反犹太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译者注
[19]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美国小说家，犹太人（1928-）。1944年，他与家人被纳粹赶入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他的父母与妹妹都死在那里。战后，他在法国定居，为法国和以色列报纸撰稿。1956年赴美国，1963年加人美国籍。从1972年起，任纽约市立学院教授，1976年后任波士顿学院人文学科教授。他的第一本书《夜》，是一个小男孩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心感受的回忆录，首次把纳粹暴行称为“大屠杀（Holocaust）”。他因把对个人的关注化为全人类对一切暴力、仇恨和压迫的普遍谴责而荣获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20]此句颇费解。从上下文的关系来看，作者似乎并不赞同外来势力对一个国家进行侵略或者干涉其内政。“很可能”似应为“不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曾占领过斯洛文尼亚，给这个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走上了民族分裂与国家解体的道路，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斯洛文尼亚也不例外。1991年，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德国与奥地利首先予以承认，从而加剧了南斯拉夫联邦的进一步分裂。——译者注（并不费解，需要联系上下文，重点见画线句。政客们常借助种族清洗，希冀简单地解决问题，[b]他们认为[/b]，如果德国在占领斯洛文尼亚期间完成了种族清洗，那么，它将变成“恬静与安宁”之地，当然，完成了种族隔离的波斯尼亚也将如此，但这是错误的，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作者随即进行反驳。译者费解处并非霍氏的看法，而是霍氏所引用的政客们的“断言”。——录入者注）
[21]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1925-1998）。红色高棉成立于1960年。1970年3月，美国策动朗诺发动政变后，红色高棉参加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族统一阵线，开展抗美救国斗争。1975年4月，柬埔寨获得解放，红色高棉执掌全国政权，并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但是，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在掌权后推行极“左”路线，导致上百万人死亡，不仅搞垮了经济，而且造成民怨沸腾。1978年底，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红色高棉败退至西北部丛林地区。长期以来，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以残酷的政治清洗而恶名远播，内讧不已。1998年4月15日，波尔布特病死，成为红色高棉走向消亡的重要标志。——译者注
[22]臭名昭著的乌干达独裁者（1924或1925-）。1971年1月25日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总统和武装力量司令，1975年升任陆军元帅，1976年成为终身总统。在阿明统治的8年内，军人专政，政治混乱，经济调敝，国民大批外逃。乌干达与坦桑尼亚关系紧张。1978年，10月，阿明派兵占领了坦桑尼亚边境一块领土。1979年1月，坦桑尼亚军队发起反击。同年3月，20多个流亡国外的反阿明组织在坦桑尼亚的莫希开会，组成乌干达全国解放阵线和民族解放军。4月3日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在坦桑尼亚军队支持下占领首都坎帕拉，阿明逃到利比亚，最后隐居在沙特阿拉伯。——译者注
[23]塞尔维亚人与黑山人分别在9世纪和11世纪建立公国，12-14世纪塞尔维亚王朝强盛，黑山是其组成部分。1389年6月15日，由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Lazar）统率的3万名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瓦拉几亚和匈牙利等国联军，在科索沃迎战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I）统率的10万大军。那一天塞尔维亚还出了一个颇似我国战国时燕国的荆轲式的人物——米洛什。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米洛什向土耳其人诈降，当穆拉德一世伸出脚让他亲吻时，他突然拔出短刀，将其刺杀。但联军被土军击溃，拉扎尔被俘遇害。两军统帅同时战死，据说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场令塞尔维亚人荡气回肠的战役，也成为欧洲一些最有名的叙事诗的主题。科索沃战役后，塞尔维亚于1459年被土耳其侵占，并受其统治400多年，大批东正教徒为逃避土军迫害和伊斯兰化而北迁至奥匈帝国的辖区，黑山则凭借崇山峻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治。——译者注
[24]希伯来文Mahsiah的音译，一译“默西亚”。原意为“受膏者”。古代犹太人封立君王、祭司等职位时，常举行在受封者头上敷膏油的仪式，故君王等人有“受膏者”之称。公元前一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犹太国处于危亡时期以来，犹太人中流行一种说法，称上帝终将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犹太国，弥赛亚遂成为犹太人想象中的“复国救主”的专称。基督教产生后借用此说，声称耶稣就是弥赛亚，但不是“复国救主”，而是“救世主”，凡信奉他的人，灵魂可以得到拯救，升入天堂。——译者注
[25]1967年6月5日早晨7时45分，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发动突然袭击。6月10日战争结束，阿拉伯国家失败。这就是“六天战争”，也称为“第三次中东战争”或者“六·五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埃、约、叙三个阿拉伯国家遭受严重损失，伤亡和被俘达6万余人，而以色列仅死亡983人。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埃及的西奈半岛、约且河西岸、耶路撒冷旧城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等共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战争中有100万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译者注
[26]也称“锡安主义”，是指犹太人回到锡安（Zion），即公元前10世纪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建造圣殿所坐落的锡安山，并重建锡安成为犹太人家园的一个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发起人之一是匈牙利出身的犹太作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Herz），他于1896年写了《犹大国：现代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尝试》一书，宣称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提出建立犹太人自治的国家。赫茨尔的主张得到了欧美犹太人的大力支持。1897年，在赫茨尔的领导下，欧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了首次全世界犹太人大会，决定成立全世界统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赫茨尔当选主席。这次大会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分散的地区性运动进入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译者注
[27]指公元前30年至公元476年的罗马奴隶制国家。前期帝国（前30-后284）：自奥古斯都至安敦尼王朝（96-192），奴隶制经济特别是在各行省进一步发展。图拉真时版图最大：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达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自非洲北部，北迄多瑙河与莱茵河一带。公元一世纪中叶基督教兴起，二三世纪迅速传播。公元三世纪奴隶制经济和政治转人危机时期，作为封建因素萌芽的隶农制不断发展。后期帝国（284-476）：自戴克里先建立多米那特制（君主制），至君士坦丁在位时（306-337），皇帝权力加强，统治中心东移至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基督教由长期受迫害转而取得合法地位（米兰赦令）。公元395年狄奥多西死后，帝国正式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半部城乡经济日趋衰落，统治也日益薄弱，同时，“蛮族”主要是日耳曼人源源入境。公元410年，西哥德人一度攻占“永恒之城”罗马。公元455年，占据北非的汪达尔人渡海袭击意大利，再陷罗马城。公元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帝被废，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存至1453年）；在历史学上，以这一事件标志奴隶制的终结。——译者注
[28]即所罗门圣殿，古犹太人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相传公元前十世纪所罗门王花了7年时间在耶路撒冷锡山顶修建第一座犹太教圣殿，这里就成了圣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占耶路撒冷后将其焚毁，公元前六世纪重建。公元前一世纪末由希律王（Herod，约公元前73-公元前4，是一位阿拉伯公主与伊杜美部落贵族的混血儿子，聪明而残暴，被古罗马大将庞培立为犹太王）加以扩建，公元70年又被罗马人所毁。——译者注
[29]梅察达山坐落于死海的西南岸，其历史记载大约始于公元前152年，《圣经》中所记载的大主教乔纳森（Jonathan）在此处修建了一个堡垒，并将其命名为梅察达，意即“山中堡垒（MountainStronghold）”。由于希律王总是担心耶路撒冷会发生叛乱，因此对梅察达堡垒进行了扩建，以备急需，但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公元前66年，罗马人在第一次对犹太人的战争中，将梅察达围困了7年，但始终没有发现犹太人是如何上山下山的。于是，他们用成吨的泥土与石块修建了一条通向山顶的斜坡。当罗马人攻上山顶时，遇到的是可怕的寂静，进人堡垒后发现70具起义者的尸体，都是为了避免让罗马人俘虏而自杀的。只有2名妇女与5个孩子在大屠杀中得以幸存。1955-1956年，以色列考古学家曾对遗址作过全面考察。1963-1965年对整个山顶进行发掘，结果与罗马-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史料叙述完全吻合，殿堂、库藏、防御工事、罗马军营和围城工事一应俱全。20世纪时该城堡被誉为犹太民族英雄主义的象征，现为旅游胜地。——译者注
[30]也称拜恩，位于德国南部，昔为一独立王国。1919年4月13日德国无产阶级曾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叫“慕尼黑共和国”，但由于未实行工农联盟，也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5月1日为社会民主党政府所镇压，它的失败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终结。——译者注
[31]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古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出身贵族。主张扩大雅典海上势力和平民阶层的权利。公元前444年后历任首席将军，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当政期间，雅典奴隶主民主宪法最后完成；执行发展工商业和奖励文化的政策；大兴土木，修建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港，其时为雅典文化和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译者注
[32]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古希腊殖民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扼黑海咽喉。公元330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遂改名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大帝死后，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外高加索的一部分；都城君士坦丁堡是地中海东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查士丁尼在位时（527-565）一度侵占北非及意大利。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兴起后，东罗马帝国丧失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公元7-11世纪间，逐渐完成了封建化过程。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时，为拉丁帝国所取代。1261年复国但领土日削，国势衰弱。14世纪初叶后，面临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不断进逼，1453年终为其所灭，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也是东正教的中心。中国史籍中称东罗马帝国为拂临或者大秦，以君士坦丁堡一带为大拂临，以小亚细亚为小拂临。——译者译者注 |
绪论历史学家手中的水晶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1999）
绪论历史学家手中的水晶球[1]
波立陶：虽然我并不打算使您变成一位先知，但我们这次采访的目的，就是为了鉴别即将开始的世纪的一些发展趋势。我之所以向您请教这些问题，并不是把您当作一位占星家或者预言家，而是把您当作一位著名的职业历史学家，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您在您的著作中写道，“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进行一番预测，这是值得的、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并且这个“预测的任务”被历史学家错误地疏忽了。按照孔德[2]的解释，您所说的预测是我们所拥有的的知识的一部分。阐述未来也是有益的。众所周知，奥地利无法逃脱被希特勒吞并的厄运，您的岳父于1937年将他的生意由维也纳转到了曼彻斯特。遗憾的是，并没有更多的犹太人能够做出同样的预测。根据您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您是否愿意尝试从20世纪的结合点开始、从过去与未来的结合点开始，概述一下新千年的总体发展趋势？
霍布斯鲍姆：我们经常问一下自己，未来将会通向何方，这是我们生活与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有可能，我们大家都要进行这种尝试。然而，预测未来必须以过去的知识为基础。未来的事件必定与过去的事件有某种联系，这就是历史学家的用武之地。他们并不是追逐利益，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并不是利用自己的只是去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历史学家们可以尝试揭示过去那些重要事件的要素，并且鉴别出这些事件的发展趋势与存在的问题。这样，我们虽然肯定会有所保留，但必须试着进行预测。我们必须明白模仿算命先生所面临的危险。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我们都需要懂得未来的许多事件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尽管如此，我认为只是一些个别的、特殊的事件是不可预测的，而历史学家所面临的的真正问题，是要理解这些事件是如何重要、以及它们将会如何重要。有时候通过分析可以揭示出这些事件的重要意义，有时候则不能。
例如，对于一家保险公司来说，我们坐着谈话的这间房子是否会在下周烧毁，这并不重要。而对于所有保险公司来说，为了使它们的生意能够获利，需要知道这间房子失火的总概率。另一方面，我作为这间房子的主人，知道在今后几天内它是否会着火，这就更加重要了。此外，如果20位年轻女子与20位年轻男子在夏天去野营，那么他们之间建立关系的概率将会很高。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重要的是知道谁与谁之间没戏。但是，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来说，这就是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发生某一事件的概率。有时候一些事件对于旨在进行预测的历史学家来说并不重要，有时候却很重要，而且这种重要性还非常显著。这些因素就是预测的局限性。
因此，在这个谈话中，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讨论今天出现的问题，并且确定这些问题出现的概率。有时候出现这些问题的概率将非常高，而其他问题则可能被完全不可预测的事件陷入混乱。就拿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3]这件事来说吧，即使我们尚未了解这起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但它肯定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样确定无疑的是，这起事件是根本不可能预测的。
波立陶：我请您对下世纪进行预测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您是一位历史学家。您将20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即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开始，以1991年苏联解体而提前结束，这使您闻名于世。如果您的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方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已经在新世纪生活10年了。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素材来概括地描述这一点？这种新纪元的特征可以确认了吗？或者说我们仍处于结果难料的过渡期吗？
霍布斯鲍姆：这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我选择1991年作为这个短暂世纪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说，将1914年作为这个世纪的开端则更为容易），但是，当我于1994年撰写我的书时，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我选择那个时期，主要是为了图方便。确切的日期对于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说教或者从方便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总是重要的。让我们以科索沃战争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北约轰炸的第一个晚上[4]作为战争的开始，这当然是可以的；然而我们知道，科索沃危机可以回溯到许多年以前。1992年，我们已经知道科索沃危机将要变得严重了，而且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华盛顿将美国的这些利益正式通知南斯拉夫，并且甚至通过向马其顿派遣军队而更加清楚地表达了对这些利益的关注。然后，波斯尼亚危机使一切事情都变得不重要了。不过，随着那场危机的结束，我们可以确定，塞尔维亚开始进行种族清洗以及科索沃解放军爆发武装反叛的日期，就是战争开始的日期。
换言之，挑选一个特定的日期是一种惯例，并不是历史学家所刻意追求的东西。短暂世纪的结束，只有一个明显的指示器。我们知道，自从1973年[5]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现在仍然认为，而且如果你相信的话，在康德拉捷夫[6]的长波理论中，这个时期注定在19世纪的某个时候就结束了，至于到底何时结束，并不清楚。我认为，新世纪在10年前苏联解体时开始了，而且与一个严重的危机，即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相一致，从而为时代的变革选定了一个合理的日期。然而很明显，随后在1997-1998年也爆发了经济危机，从而标志着本世纪的结束。只有在某一个时期已经结束好长时间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知道这个时期到底是何时结束的。
例如，我们可以说，在1945年与70年代初期之间，世界经济经历了相对较小的波动；自从1973年以来，我们再次发现了自己处于非常剧烈的变动时期：1980-1982年、1990-1991年和1997-1998年的危机期。很可能有某一种相似的趋势是为我们的未来所储备着的，这就难于为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变规定一个准确的日期。同样清楚的是，苏联解体的影响是严重的、持久的。我相信这一点，在我的著作中曾写道，它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但我并不把它看得太重。如果我今天能够重新撰写《极端的年代》一书，那么我在预测资本主义在不远的将来突然在全世界扩张时，将会更加谨慎。作为苏联解体的结果，这种演化甚至比我在书中的预测还要进一步推迟。所有这一切，都很难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否真是来自“短暂”的20世纪。尽管如此，对于新时代将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认为我们已经了解一些了，因为未来的某些政治与经济特征已经较为清楚。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说已经生活在新世纪了，这是无庸置疑的。在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非常清楚的是，东方共产主义政体的转变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突变，今天的世界被这些事件的效果所支配。这样，我们就可以试着对这个新时代说点什么。
波立陶：您的这种历史信仰，即这种能够从过去洞察未来的雄心来自何处？我的意思是，谁是您的老师，谁引导您爱上历史学家这个职业的？
霍布斯鲍姆：我之所以喜爱历史，首先是因为阅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我的意思是说，马克思让我明白，历史是一种工具，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被马克思的思想所征服了，即历史是可以从总体上加以观察和分析的，并且它具有某种特征，我不能说它就是法律，因为那样会很容易引起人们对老派实证主义的回忆，而是说它具有结构与模式，是人类社会在长期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
我必须要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老师对这类历史不感兴趣，我却开始学习这门学科，而且事实证明我相当擅长这门学科，我也因此而喜爱上了它。我也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它们同样是与社会演化相关的学科。我认为我从迈克尔·波斯坦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是一位来自东欧的移民，在剑桥当老师。他是唯一知道有关欧洲大陆以及欧洲文学作品争论情况的人，也熟悉像马克思或者俄罗斯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这类人的学说。当然，作为一个“白俄罗斯人”，他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不过，他很有自知之明。在战后的10年中，我们这一代人从历史学家朋友们和所谓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们所举办的各类正规研讨会中学习了自己的历史，这些成员有：克里斯托弗·希尔、莫里斯·多布、E·P·汤普森、中古史学家罗德尼·希尔顿、我本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同样是在战后，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发生了一些争论，许多是法国的。我与年鉴学派[7]有许多共同点，而分歧却只有一点。他们认为历史从来不会变化，具有永恒的结构，而我则认为历史是变化的。
波立陶：您从来没有否认您对于马克思主义所承担的责任，甚至当您的解释似乎已经被所发生的事件所彻底否定或者永远埋没的时候也是如此。根据您的看法，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后的今天，您的工作是否就是为了证明这个令人感到困惑的和近乎先知预言式题目的本性？马克思主义到底该如何解释？
霍布斯鲍姆：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会是永恒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成功的结构，因为它能够不断进行变革，所以目前的状况并不是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其次，我们要研究惯常的做法，即一种特定的社会体制发挥作用的途径，以及为什么它产生或者未能产生变革的力量。例如，为了分析中国数百年内的经济状况，尽管具有这么多影响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因素，你还是需要了解这个国家预防并阻止变革因素是什么。而在西方，恰恰需要了解相反的因素。因此，使我对历史产生兴趣的正是这种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要尝试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而不仅仅是揭示这些事件本身。我并不是说这种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准确地理解为什么世界在某种特定意义上是发展的，而是说它能够告诉我们，各种因素在一个社会中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结合就能产生一种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以那种方式结合则不能产生那种动力。
[1]西方占卜士用来预言未来的方法，宣称只要凝视水晶球就可以预知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这里用来形容历史学家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方法。——译者注
[2]法国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的创始人（1798-1897）。于1839年提出了社会学的名称，把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说明社会内部的和谐状态）和社会动力学（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由于他的社会学以进步和秩序作为两个基本概念，为社会寻求安定发展，寻求社会与个人的和谐局面，因此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后市民社会安定时器的理论。主要著作有《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体系》等。——译者注
[3]1999年5月8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和《光明日报》社记者许杏虎、朱颖夫妇不幸以身殉职。20多人受伤，馆舍严重毁坏。北约这一暴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并且成为国际外交史上最黑暗的篇章。——译者注
[4]1999年3月23日晚，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这个主权国家进行野蛮轰炸。——译者注
[5]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产油国以石油为武器，采取石油减产、禁运、提价、国有化和增加本国在石油垄断企业中的股权等一系列措施，并在斗争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其他产油国的联合行动，沉重地打击了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史称“石油危机”。——译者注
[6]尼古拉·康德拉捷夫（NikolayKondratev，1892-1938），一译康德拉季耶夫，原苏联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他对主要西方国家从1780-1920年的历史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活动从起到落的周期大约为50年，就像一个长波。这就是所谓的“康德拉捷夫波（Kondratev’swaves）”或者“康德拉捷夫周期（Kondratevcycles）”。1920-1928年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从事教学并在企业活动研究所任主任。在此期间，帮助制定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虽然同意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但反对农业全盘集体化，并批评斯大林计划中工农业不按比例发展。1938年复审时被判处死刑，死亡的日期与地点不详。1987年，他与许多其他无辜者一起被彻底平反昭雪。——译者注
[7]20世纪国际史坛影响较大的学派之一。主要由法国主持编纂《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后改称《经济、社会和文化年鉴》）的历史学家组成。该学派的第一代史学家提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反对受实证主义影响的、以政治、外交史为中心的19世纪传统史学。第二代史学家认为决定历史运动的有三方面因素，表现为长、中、短三个“时段”。自然环境、社会组织和思维模式是在“长时段”中起作用的最重要因素；经济现象的起伏兴衰则在“中时段”中起作用；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则只对历史进程中的“短时段”起作用，不产生根本性影响。第三代史学家特别注重对“精神状态”史即社会意识和民众心理的研究以及对在“短时段”中起作用的历史事件的研究，而忽视对在“长时段”和“中时段”中起作用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研究。——译者注 |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1999）
序言
“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进行一番预测，这是值得的、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接受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波立陶的采访，对新的千年进行考察，为新世纪的开始确立一些指导方针。霍布斯鲍姆在其《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关于历史时期的著名划分方法，根据这种划分方法，本世纪在10年前就结束了。因此，我们能够从本世纪最后10年中的一些事件中“学习一些有关新纪元的东西”。
首先，正如20世纪这个“短暂的世纪”那样，新世纪是以[b]战争[/b]开始的，巴尔干再次成为导火索。但是，霍布斯鲍姆认为，不能将传统的分析范畴应用于科索沃战争。“关联比较大的是战争与和平的性质，这种性质在20世纪就发生变化了……巴尔干局势的新颖之处在于，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之间的区别、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或者将要消失。”从19世纪直到冷战结束，存在着一些指导国家间关系的规则，这些规则到今天为止不再有效了。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战争，它们潜移默化地受到电视的控制与影响，而且作战方式是以高技术为主。霍布斯鲍姆非常怀疑科索沃战争的“伦理”特征：“我认为各国政府并不是为了是非而打仗——北约进行干涉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确定它自身在冷战后的角色。”
霍布斯鲍姆分析了多民族国家的危机以及[b]民族主义[/b]的高涨，并且谴责了那种因歪曲历史而制造国家神话的行为：“现在有一种风气，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对过去进行篡改。”自从18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国际关系体制，迄今为止仍然支配着世界，有时是殖民主义，有时是核恐怖，他对这种体制危机也表示忧虑。能够取代这种体制的是什么呢？是美国吗？我们是不是正在向另一个[b]美国世纪[/b]进发？霍布斯鲍姆认为不是，“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太大、太复杂了，单个国家已经不能够支配它了。”在美国的革命传统中具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就是那种全球性政府的“妄自尊大”，这种倾向是危险的，“美国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越早制定出一项适合于超级大国的政策，因为过度地炫耀力量再也不足以支配世界了。”
对于[b]全球化[/b]这个本世纪最后10年最典型的现象，霍布斯鲍姆对那种“一厢情愿”的普遍乐观主义不表苟同。全球性经济体系的推行是以标准化为基础的，这种体系迟早会与世界的多样性和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发生冲突。此外，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鉴别全球化的不可逆性是错误的，因为它引发了1997-1998年的严重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b]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b]”再也不会复活了。俄罗斯就是这种失败的一个特殊例子：“这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国家，一些人突然决定完全采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制，最后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即一场真正的文明危机……今天，我们不能像评说两次世界大战遭到惨败的德国来评说俄罗斯，它目前到了关键时刻，但是，这个国家迟早会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个从欧洲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地区将在21世纪发生什么事情而已。”
霍布斯鲍姆考察了欧洲左翼政党的责任与未来。自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结束以及共产主义模式失败之后，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这些政党还没有从危机中恢复元气。因而霍布斯鲍姆对一些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例如，认为托尼·布莱尔“继承了撒切尔的衣钵”，拉方丹“由于过分左倾而不切实际”。这位历史学家对克林顿和沃伊蒂瓦也进行了评判，认为前者“将不可能制造历史”，后者是“唯一有勇气批评资本主义的名人”。他对法国的模式深表赞赏：“若斯潘是对的，市场经济是好的，但市场社会则是不好的。”虽然团结友爱的概念被私人利益所击败，不再是左翼的统一价值了，但它必定会被人们重新记起，公平仍然是一种可行的目标，“今天，这一目标意味着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财富被国家与公共权力机构重新分配，而市场是不能履行这种职责的。”
尽管如此，全球化还是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并且促进了一种具有新的显著特点的[b]全球通俗文化[/b]，这种文化是跨国合并、麦当劳、贝纳通以及像英式足球这种大众娱乐形式的混合物。霍布斯鲍姆认为，这种文化强于地区与地域文化，而且这种同化将继续进行；他分析了这种同化在生活中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结果：幸福、社会等级制度与营养供给，“今天全世界公民的生活比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要舒适得多，以前的世界从来没有这么富裕过。”现在的问题是不平等指数的增长以及全球化对自然与[b]环境[/b]的过度依赖。食物短缺将不会导致人类消失，特别是当[b]世界人口[/b]在2050年达到预计的100亿时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要预测于1999年10月12日出生的第60亿个孩子的命运，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生活将完全依赖于他将出生于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今天的环境已经彻底变化了，不再有自然的生活环境，而是变成了一个人工制造的生活环境。不要沉湎于悲惨的预测之中，而是有必要与这种变化达成一种妥协，即开始重建一种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
在感情色彩浓郁的最后一章中，霍布斯鲍姆表达了他对即将开始的世纪，他那新出生的孙子将要生活的世纪的希望。这位历史学家对他在共产党内的政治生涯进行了清晰的分析，虽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分析中仍然是有效的，但他也承认，“我所信奉的体制不起作用了”。他解释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虽然他在60年代就断定“梦想已经破灭”，但他决定不脱离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不等于俄罗斯，而是人类现代文明传统的一部分，它是伴随着启蒙运动而诞生的，并且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得到发展。”
对于20世纪，有可能这样来描述，即它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额和最差的世纪，这种非同寻常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它的巨大灾难方面，而且表现在人类进步方面……但是，显著的经济活力已经使公众组织发生分裂，基于这个原因，我对新的世纪并不乐观。” |
第二十一章布鲁诺·鲍威尔、赫斯和格律恩——“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二十一章布鲁诺·鲍威尔、赫斯和格律恩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决裂的德国左派思想运动主要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怎样发展的了。我们已经谈过，这次运动主要产生于哲学方面的左倾倾向，这种倾向使得在黑格尔所造成的崇拜国家的气氛下成长的青年一代陷于分裂。黑格尔在排除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之后，已经成了普鲁士和普鲁士领导的德国统一运动的御用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从个人和个人的推理能力出发，认为个人的推理能力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与保证，而黑格尔则坚持，个人本身是没有什么作为的，理性不存在于个人的“主观的”精神过程中，而存在于国家的“客观的”总体中。黑格尔的观念化了的国家凌驾于主观与客观的二元性之上，而代表个人所能追求的最高现实和理性。单纯的人只是这个大统一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对善恶的“主观”判断不屑一提，他的任务不是判断，而是找出自己在大整体中的服务岗位。可是，这个整体并不是全人类，因为就个人来说，整体的范围不能扩大到个人自己的国家以外，而在整个世界，任何历史时代都有一些国家——或者至少有一个国家——负有教化和统治其余国家的使命。随着这一观点而产生的是“辩证法”——从不断的矛盾的角度来说明进步的概念。在进步的过程中，社会中每一个条件或者制度代表一个“正题”，它由于缺乏绝对理性而有缺陷，因而引出了一个代表理性另一面的“反题”。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就会出现某种跟这两者都不相同但又吸收了两者之中具有持久价值成分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合题”。这个“合题”本身又会变成一个“正题”；同一个新的“反题”相抗衡，导致另一个“合题”，就这样永无休止地推演下去。这种深奥莫测的辩证法提供了玩弄聪明的大好机会，对1815年以后的青年哲学家——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不止一种解释。
黑格尔自己的解释是同民主主义完全敌对的。既然他轻视个人和主观判断，显然他也不主张投票选举、民主议会或任何以舆论为基础的自治政府。黑格尔的学说根本不考虑人权的整个概念，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个体的人是没有价值的，他们的作用只是适合一种更高的理性的需要，毫无疑问，把这种理性的法则规定下来只有人才能办到，因此，就必须有一种特殊的人，即最优秀的政治家。这种人已经把自己融合在国家之中，变成国家的代言人和天然的统治者。这些人不是由他人选举的；而是自荐的，其自荐的方式，是使自己成为国家——作为历史所选拔的工具的国家，亦即上帝或黑格尔的上帝“绝对观念”所选拔的工具的国家——的主人。普鲁士国家特别是这样一种工具。
黑格尔的这一套说法同德国的一种国家主义思潮相吻合，而同另一种不那么偏重普鲁士权利的国家主义思潮则不大吻合。完全可以构想出一种不同的黑格尔主义，即把当时的国家当作“正题”，反对国家的自由主义叛乱当作“反题”，而在立宪政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开明“政权”则是预期中的“合题”。某些“左派”黑格尔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而另一些人则从不同的论点出发，搞出另一套正题、反题和合题。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历史是“观念”的发展过程；物质与事实的世界之所以具有意义，只是因为理性是在物质中发展其本身的。即使物质是实际存在的，它也只是“精神”的放射物而已。但是，如果把这一观念颠倒过来，把现实中的物质放在第一位，同时把“观念”（指一般观念而不是“绝对观念”）纯粹看作是物质的从属现象，又会得出什么结果呢？可以不可以把精神本身看作是一种物质存在呢？
就这一点本身来说，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十七和十八世纪霍布斯，拉·梅特里和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再现而已。但是，当早期的唯物主义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出现的时候，它的粗糙之处已被清除了——至少它的代表人物是这样想的。“存在决定意识”是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口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物质纯粹是“观念”的派生物。费尔巴哈的新唯物主义重新提出用纯理性的思维来观察事物的实际发展，认为这样做本身就是值得考虑的。马克思常常拿费尔巴哈的新唯物主义同十八世纪的原始唯物主义相对比。这倒并不是说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令人满意；恰恰相反，他谴责费尔巴哈没有能看到自己学说的含意。于是马克思着手补充这种新学说，使之完整：他把人本身看作物质存在领域中的一个活动者，这样人就不仅仅是物质存在的思辨者，而且也是处于物质存在领域以内而不是以外的活动因素。他论证说，真正的哲学绝不是仅仅考虑纯粹的思维，而应该考虑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他说，把人看作是环境的产物是不够的。“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节，1845年）[1]。马克思并无意于接受把人当作外界环境的单纯产物的观点；他坚持说，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行动是人类历史形成过程中物质力量——同黑格尔的“观念”的力量恰恰相反——的活动的一部分。这一论点导致马克思提出思想和行动基本统一的断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节）[2]。
关于马克思所谓“思想和行动的统一”的精确含意，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课题。显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所说的只是老生常谈。他也不仅仅是在断言（如果说他是在作任何断言的话）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因果关系，因而思想如果影响行动，行动也同样影响思想。与此相反，我认为马克思所坚持的，是思想对行动的影响并不像行动对思想的影响那样具有根本意义，人的思想是从他们的行动产生的，而不是与此相反。用马克思在概括自己的理论时所用的术语来说，思想是人们在生活条件所构成的具体下层建筑之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人们正是按照生活条件的要求而采取行动的。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论证说，行动不过是既有的思想的表象——是意志的心灵活动的表象。实际上，这种说法已经包含在知善就是行善的看法中，例如葛德文就是这样认为的。在我看来，马克思所说的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实际关系，是行动产生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思想是行动在精神方面的表现。马克思就是这样在寻求一种改造世界的行动纲领，并且深信这样一种纲领会带来人们所需要的哲学，人们为了懂得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以满足理性探讨欲是需要哲学的。当然，马克思当时的直接目的是提出一个论点来反对某些哲学家，他们满足于仅仅对世界作出“解释”以适合他们的主观需要，并没有感觉到或者表现出改进世界的迫切愿望，甚至还因为采取行动就需要同实际力量妥协，就会玷污哲学思考的理想纯洁性，因而退缩不前。如果全部价值就在于作出正确的思考，而行动仅仅是思想的派生物，那么唯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要人们更好地去思考，而推动他们采取行动就变成毫无价值的事了，因为他们只有在懂得怎样正确地思考时才能正确地行动，而到这时也就会自然而然地采取正确的行动。这正是马克思主要想加以否定的东西。
于是，马克思就在费尔巴哈批判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学说，力图超过“青年黑格尔派”，这个学派的大多数人直到1841年费尔巴哈发表他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时还停留在唯心主义哲学那个大框框里。从社会主义思想的观点来看，“青年黑格尔派”的最重要成员是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年）和莫泽斯·赫斯（1812—1875年），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卡尔·格律恩（1813—1887年）。前面已经谈过，格律恩是旅居巴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中反对马克思的一人。在开始阶段，“左派”黑格尔主义是对宗教和已确立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进行“现实主义”或“唯物主义”批判的学说；马克思正是在“左派”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后来马克思受到法国思潮的影响，便在思想中把它发展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发展过程的最初阶段，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特别是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看到，这部著作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德意志唯心主义的发展作了批判性的研究。在这些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便系统地创立他们的“唯物史观”，这一学说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表述，不过其中大部分已经包含在马克思为驳斥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在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了。
但是，在马克思同蒲鲁东发生争论以前，他不得不同他身受熏陶的唯心主义最后决裂。这一决裂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马克思仍然主要处于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虽然他已经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在第二阶段，他完全脱离了费尔巴哈，同恩格斯一起形成了自己的明确观点。第一阶段的标志是他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兄弟进行的抨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新黑格尔派展开更加广泛的攻击。本书并不需要深论马克思这个阶段的思想发展，而只是简单扼要地提一下他同鲍威尔兄弟争论的实质。
布鲁诺·鲍威尔和他的兄弟们虽然脱离了黑格尔，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们继续把观念——甚至是“绝对观念”——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并认为哲学的任务同实践或事情的物质基础毫无关系。他们把自己的任务设想为运用逻辑无情地批判人们对教会和国家中的现存社会秩序所作的哲学辩护，从而揭露虚妄的观念，但除开逻辑辩论的领域以外，不涉及任何旨在改革社会的行动。实际上，马克思对鲍威尔兄弟的攻击，主要是针对他们轻视实际改革计划的倾向，他们认为局部改革不合逻辑，意味着接受现存社会制度，而不是根本推翻现存制度。而马克思则认为，应该把局部改革当作削弱现存制度的一种手段而加以支持，从而为彻底推翻现存制度铺平道路。鲍威尔兄弟和其他一些“青年黑格尔派”人物不但有这种逻辑洁癖，而且对于把“利益”当作行动的刺激这一点深表怀疑。他们从黑格尔那里承袭了纯理性是一切的推动力的信念；为了改造社会而企图诉诸人的私利，或者仅仅站在其动机带有私利色彩的运动的一边，都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这就使得鲍威尔兄弟和持有相同看法的人完全置身于工人阶级运动之外，认为这种运动是靠私利推动起来的；这也使得他们肆意嘲笑民主主义，认为它所代表的不是理性或哲学洞察力所指导的力量，而是掩饰唯物主义自私目的的口号所煽动起来的力量。由此可见，作为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走向社会主义首先就要求人转变态度，清洗一切自私成分，从精神上追求社会主义。他们的呼吁，就其现实的一面来说，完全是向善良的人发的，特别是向那些态度开明和具有合理的善良意志的人发的。他们的信条之一是：开展这种启蒙工作的主要障碍是控制思想的宗教力量。于是他们便集中大部分精力来揭露宗教，说宗教是教士在世俗政权的支持下巧施谋略强加于人的一种歪曲。但是，跟费尔巴哈不同，他们并没有打算在各民族的物质环境中去追索宗教信仰的根源。与此相反，马克思却在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唯物主义理论中找到了一个能破能立的武器，既可以用来打击唯心主义，又可以用来建立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坚决反对“青年黑格尔派”以前，曾同这个流派的人物密切合作过一个时期。他在还没有彻底脱离唯心主义学派的时候，同布鲁诺·鲍威尔一直是亲密的朋友和探讨哲学的伙伴。即使在同鲍威尔兄弟决裂以后，他的思想方法仍然保留着浓厚的黑格尔主义色彩，直到生命终了的时刻。尤其是，他深受黑格尔主义的熏陶，一直习惯于把观察到的事实当作隐藏着内在现实的“现象”，尽管他坚持从事实而不是从观念出发，并且斩钉截铁地认为是事实产生观念而不是观念产生事实。马克思对待事物的这种习惯在他的《资本论》中反复表现出来，例如他认为特殊的资本和劳动无非是更加真实的普遍存在的资本和劳动的一些实例而已，这种“资本”和“劳动”在历史上几乎是作为两个集合的实体而存在的，比构成他们的特殊的资本和劳动更加真实。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因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使在马克思已经同黑格尔学说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完全决裂以后，仍然支配着他的思想。
莫泽斯·赫斯（1812—1875年）是远比布鲁诺·鲍威尔重要的人物，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攻击的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但是，在发动这次攻击的时候，赫斯已经大大修改了他的早期观点，并且同马克思及其团体合作得相当密切。他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的大部分学说和方针，但从未放弃自己的根本观点——实质上是伦理的观点。赫斯是一个真挚诚实的思想家，一个不可能产生仇恨之心的人，赢得普遍的爱戴和尊敬，像是降临到革命者中间的犹太圣者。赫斯是在斯宾诺莎和黑格尔学说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深受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影响，首先在纯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既不认识经济因素在决定社会意识方面的作用，也不了解劳动阶级。他阅读法国各派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直到他被驱逐出他的祖国德国而到达法国时，才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生接触。在法国，他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旅居巴黎的德国工人团体建立了关系。
赫斯是《莱茵报》（1842—1843年）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后任该报驻巴黎通讯员，他的早期著作大部分就是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正是他首先引导恩格斯信仰共产主义，后来他又转过来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研究经济学，并了解当时工人阶级运动的实况。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论点是，人类的团结乃是伟大的自然力量，只是由于不良社会制度的阻挠，无法为人类关系建立起正确的结构；他在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以前就持这种论点，而在同他们分裂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仍持这种论点。在这点上，他继承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独特的见解，并且得出了在许多方面非常近似欧文的观点。像欧文一样，他认为竞争——不仅是经济竞争，而且是一切形式的竞争——是大多数社会弊端的根源，因为竞争刺激了人的利己主义冲动，从而使人丧失友爱的本性；可是，赫斯的伦理学说更接近于卢梭的而不是欧文的学说。他认为人具有两种主要冲动，即利己主义和友爱，并且认为后一种冲动更加真实地代表人的根本天性。在卢梭的学说中，“自爱”和“仁慈”同为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并且在它们被社会制度改变以前都是超道德的。而赫斯则认为利己主义主要是关系失调的产物，并且期望通过一种纯粹以人类友爱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来消灭它，或至少有效地抑制它。这种想法促使他提出了建立卡贝式的彻底共产主义的要求，这是他的人性观的直接推论。赫斯同鲍威尔及其集团不同，因为他实质上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并不打算单纯谴责整个现存社会制度而不去改变这种制度。他也充分认识到，除非所有主张在友爱和正义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社会制度的人采取联合行动，否则现存社会制度是不可能改变的。
在这个阶段，赫斯处境的困难在于他一方面认为行动和联合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又感到，除非本着最崇高的道德原则，否则呼吁人们采取行动就是错误。周围所见的实际运动使他感到厌恶，因为这些运动看来几乎全部出于利己的动机。在他看来，工人阶级运动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运动的情况都是这样；他对前者的了解不十分深刻，而对后者则深刻得多。正是根据这一看法，他拒绝支持后一运动关于改革宪法的要求，并且谴责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有使自由竞争的利己主义原则更加牢固地在社会中扎根的趋势。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同赫斯发生了争执，正如他同“青年黑格尔派”其他人发生争执一样。不过事实证明，赫斯不信任工人阶级的态度还比较易于改正，而他对资本主义的敌意以及因此而对自由主义改革所持的反对态度就不那么容易改变了。马克思曾经谴责赫斯说，以为通过纯粹的理想主义呼吁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赫斯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便着手研究工人阶级运动，并表示拥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和坚持为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战斗的态度。此后，即使无产阶级的要求沾染有利己主义成分，他仍然给予支持，因为这些要求方向正确，同时也因为他开始相信这些要求的真正目的是实现人类友爱。他所办不到的是支持马克思的如下观点：社会主义者应该帮助德国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推翻旧的特权统治阶级。因为他仍然认为资产阶级胜利所造成的壁垒森严的竞争，必然会同时滋长资本家和工人思想中的利己主义，从而更严重地毒害社会。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赫斯一度几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从事著述，然而他却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他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工人阶级事业，这种精神促使他在1848年一度接受马克思的领导。在六十年代，他有一个时期曾同拉萨尔合作；而在第一国际，他再次同处于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发生冲突。
事实上，赫斯绝不可能同马克思长期合作。如同其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非常厌恶和不信任强权，同时认为运用暴力手段必然会使目的受到歪曲，无论这个目的多么崇高，多么令人向往。赫斯的这种墨守道德信条的态度经常激怒马克思，马克思的“现实主义”使他自己愿意运用任何可以利用的历史力量，而不去追究这些力量的道德性质。在马克思看来，道德标准只是相对的，援用现存社会的道德观点去反对那些必然会改变现存社会，并将自己的道德标准赋予新时代的力量是完全不正当的。另一方面，“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持有一种绝对的道德标准论，并且早就担心使用暴力强制实现社会主义可能会使它转化为一种新的权力主义，其压迫性和自私性不亚于旧的制度。这道鸿沟是决不可能逾越的；它在马克思和第一国际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就如同在马克思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之间一样宽阔；后来，这道鸿沟又成了共产主义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之间分界线的一部分。
赫斯的道德论自然地把他引向国际主义的立场。但是他又是民族主义者，他坚决认为，人类的友爱必然会通过各个民族集体所作出的贡献表达出来，各个民族集体会从本身的文化和社会观念出发作出各种不同的贡献。赫斯是犹太人，他跟马克思不同，对犹太文化的价值和特性怀有很深的信念。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伟大先驱者之一。他要求让犹太民族有一个民族家园，并且建议在巴勒斯坦设移民区，旨在建立一个犹太势力中心，不仅作为全世界犹太民族的集中地，而且还可以使犹太民族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本民族的贡献。今天的以色列人就大大受惠于赫斯的这种思想影响，虽然直到他去世以后他的主张才受到重视。赫斯也是就民族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第一个提出明确理论的社会主义者。他有许多著作反对把民族性歪曲成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他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是世界范围内的利己主义竞争原则的表现，除非改变民族制度，清除造成民族集体对抗的利己主义，否则这种民族主义便无法根除。他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互相合作的民族集体的联合，每个民族集体都根据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各自的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想法中，他强调的主要是文化的而非经济的差别，虽然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也很重视经济因素。
赫斯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地方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就》（1847年）一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部著作发表在《共产党宣言》以前，并且先一步提出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突出的论点。赫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他的《社会主义论文集》一书中。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欧洲的三国联盟》中，他也像圣西门一样，提议建立德国、法国和英国三国联盟作为新欧洲社会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尊敬赫斯，而对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则深为厌恶。这个人就是我们已经谈过的曾在巴黎同马克思争做德国流亡者的领导人的卡尔·西奥多尔·菲迪南·格律（1817年—1887年）。格律恩远远胜过赫斯，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格律恩像马克思一样，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观念主要就是以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本质的学说为基础的。费尔巴哈认为宗教的根源是人的自我在自身之外的反映。按照这种理论，一切超自然的事物实质上只是人通过这种“自我外化”的过程幻想出来的东西。格律恩接受了这个概念，并用它来解释社会结构。他论证说，财产也是人从财产所自然归属的社会中“外化出来”的某种东西。他说，这种“外化”已经破坏了人类社会和友爱的基础；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就在于把财产重新收归公有。像马克思一样，格律恩也承认阶级斗争事实上是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把人类历史想象为一系列为占有私产而进行的斗争。他承认工业发展和大规模生产的必然性，并期望借此把财产收归公有，交给公众管理，废除财产私有制。但是在格律恩的“资本主义矛盾”学说中，他追随的是蒲鲁东而不是马克思；他也像赫斯在早期著作中所表述的那样，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是一条揭示人类思想的“反映”过程的实质，使人在哲学上改信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一条为夺取政权和物质利益而每天进行斗争的道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和《共产党宣言》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猛烈抨击了格律恩。在反对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或者给予它任何支持这一点上，格律恩比赫斯走得更远，甚至走到彻底反对自由派的各种建议那样的极端程度，因为这些建议会使危害社会的私有财产制更加发展和更加稳固。他反对迫使德国统治者同意建立立宪政府的运动，并且坚持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不干预当前政治的条件下，教育人民，直到人民为掌握政权作好准备为止。他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宪法；无产阶级不需要任何东西；“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始终忠实于原则，不要卷入并没有危害真正原则的、只有盲目的利害冲突的日常斗争中去，使自己的学说受到歪曲。
应该记住，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前，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那些争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往往以稳健派的面目出现，反对那些采取更加极端路线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两人同布朗基派有分歧，因为布朗基派不顾是否有成功的希望而一味策划革命暴动；他们两人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纯真主义者有矛盾，因为任何人如果不是从最崇高的道德原则出发，这些纯真主义者就绝不愿同他们妥协，哪怕是暂时的也罢；他们两人同空想主义者也意见相左，因为这些人要么希望摆脱当前世界，遁入那种会为人们提供理想世界的生动实例的模范公社，要么认为通过革命就可以一步跨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他们两人在右翼也有许多敌人，那就是，那些希望在存在政治和社会特权的体制内走向社会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者”（即《共产党宣言》所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者）；那些把全部信任寄托在自愿的“合作运动”上的纯“协作主义者”；那些认为普选权能够奠定新社会的基础并使其他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的像路易·勃朗那样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那些把宗教当作社会行动的源泉——而不是“人民的鸦片”——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还有那些不能预见无产阶级在建设新秩序中的使命的纯激进派。但是，他们两人在主要是传播他们自己的思想的团体中，看上去就像是稳健派，因为他们坚持——至少在德国——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不断鼓励它对旧政权的专制政府提出更大的要求。在以工人为主的革命团体中，同他们两人接触过的人就认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激烈谴责很难同他所坚持的必须帮助它取得政权的主张协调起来；这些人也同样难于理解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的轻视，因为这些人中有不少熟练工匠，他们本人和家族同小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面临着这些困难，还是在1847年成功地控制了新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并说服它接受他们亲手拟定的《共产党宣言》。我已经谈过，如果他们没有为此目的而采用一种适合革命读者胃口的文体和措词（甚至还部分地采用这样的政策），他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此外，由于1848年的革命看来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对于当时的需要的看法已经有了改变，因而毫无疑问更愿意这样做。在实际的革命形势下，虽然仍然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但也同样有必要强调无产阶级的特殊使命并帮助无产阶级发挥独特的作用，防止它只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工具（如同1830年在巴黎发生过，后来在1848年又发生的那样），并且使它准备好履行他们相信它注定要在资产阶级胜利后的第二天去完成的完全独立的使命。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形势下的产物，而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全面陈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的实际内容吧。
[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译注
[2]《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译注 |
第二十章德国的社会主义——开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二十章德国的社会主义——开端
直到1848年爆发革命的那一年为止，法国无疑是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在马克思以前，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中不是法国人的唯有罗伯特·欧文一人而已；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安凡丹、勒鲁、卡贝、布朗基、路易·勃朗、毕舍以及蒲鲁东，无一不是法国人，拉梅耐也是法国人。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除了罗伯特·欧文这个唯一的例外，堪与这些人媲美的只有：英国的反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霍尔、汤普森、霍吉斯金、格雷和约·弗·布雷；基督教欧文主义者约翰·敏特·摩根；德国的威廉·魏特林（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德籍人魏特林，因为他本人很少在德国）。诚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德国还有少数学者也有权跻身于上述诸人之林。例如约·哥·费希特就是其中的一个，就他同本书所论述的其他思想家的关系来说，他即使算不上一个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也是一个社会改革者。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费尔巴哈以及各个“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兄弟、莫泽斯·赫斯、阿尔诺德·卢格等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有一群群德国流亡者寄寓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他们在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是马克思的合作者（到后来，往往又成了他的敌人）。当然，还有像葛德文和潘恩那样的杰出人物，他们很难被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毕竟是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先驱。此外，还有像托马斯·斯宾士和早期土地改革运动的其他倡导者那样的次要人物以及皮尔塞·雷文斯顿之流的无名人物。
虽然上面提到这些例外人物，但这并不影响这样的结论：1848年以前，巴黎是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学说的发祥地，在那里，各种学说展开无尽无休的论战，并接受论敌的非议诘难。这不仅仅是一批批人数有限的狂想家和“好事者”躲在隐蔽之处进行的活动，而且也是人们在影响广泛的报刊上，在成员众多的俱乐部和社团中，在小册子和传单招贴上，在咖啡馆和十字街头——事实上在每一个场合———当众进行的活动。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法国———特别是巴黎——曾经是1789年大革命的舞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都经历了深刻的巨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时并没有出现真正稳定的新秩序足以代替“旧政权”，国家及其制度的整个前途仍是日常辩论的课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是两种哲学思想的主要策源地：一种探究的是科学所显示的蒸蒸日上的应用知识的力量；另一种探究的则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人伦关系中的人和自然界关系中的人，以及既作为自然物又作为改造自然的创造力量的人。孟德斯鸠和拉·梅特里，伏尔泰和狄德罗，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杜尔哥和孔多塞等人对大辩论的开展都起了推动作用，为吉伦特派同雅各宾派之间的争执以及为1789年以后其他各个集团就法国和人类的前途问题展开的争论扫清了道路，从而也为拿破仑失败以后随之而产生的新论战扫清了道路。十八世纪的德国，在莱布尼茨的后继者之间以及在伊曼努尔·康德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之间，也曾就人类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法国的辩论在“旧政权”的统治下就已经转入了社会和政治方面。而在德国，辩论还停留在高深的哲学领域中，所考虑的是认识过程，而不大讨论行为的动机。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1789年以后，法国的城市居民认识到他们拥有采取爆炸性行动的强大力量。在拿破仑的统治下，这些力量曾一度转向军事冒险行动，战争一结束，这些力量立刻又跃跃欲试。圣西门曾打算把这些力量全部纳入“工业生产者”的范畴，其中既包括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和工程技术的力量，也包括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获得了土地（或者说获得了大部分土地）的农民已经不再是爆炸性的因素了；城市——尤其是巴黎——成了新时代的行动中心和言论中心。同法国相比，德国既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也没有情绪激昂的无产阶级。德国的哲学，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正在社会和经济的真空中蓬勃开展，哲学家主要关心的是概念而不是物质的现实。即使在费希特和黑格尔转入政治思想方面的时候，他们对待事物的方法仍然是从唯心主义思维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着眼于普通人及其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急务的实际政治家或社会革新家的角度出发。费希特也许曾努力唤起德意志民族精神去反对法国侵略者，但是他所呼吁的对象是整个民族，而不是“工业生产者”或工人阶级。黑格尔可能创立了一种新的极权主义的国家学说，但是在他的国家学说中，经济因素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并没有产生任何崭新的理论。只有在法国，哲学的发展同经济与阶级关系的发展汇成巨流，产生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把学者带上筑有街垒的街头，把爱好思索的工人引向探讨研究，把神学家变成反对崇拜圣像的叛逆者，把工程师变成社会设计者，并且使各种力量和思想彼此交织，互相影响，令人惊叹不已。流亡国外的海涅和后来的亚历山大·赫尔岑对此都曾作过深刻的评论和记述。
我们在以后的某一章中将会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英国在经济学方面比法国先进得多，而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方面为什么没有显示出相应的繁荣景象？英国社会也有深刻的不满情绪，甚至也有秘密会社、密谋和起义。英国还有罗伯特·欧文这样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擘划者，也曾指出过反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发展的道路（在这个领域中，只有西斯蒙第堪与匹敌）。但是，伦敦从来就跟巴黎完全不同：英国根本没有像巴黎工人那样的群众能使这个国民生活的中心长期动荡不安。无论是英国的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没有强大到足以从根本上推倒英国社会的支柱或者至少是动摇这些支柱——哪怕只是暂时地也罢。首先，法国在政治事务或经济事务方面都是中央集权的，而英国则不然。英国贵族政府的力量分散在全国；伦敦是政府所在地，但从来不是政府权力的发源地。此外，新的工业制度是在远离伦敦的北部和密德兰地区壮大起来的，因此，工人阶级势力的主要中心不在大都市，而在遥远的地方，因而不能对聚集在议会和政府中的政治家们直接施加影响。在法国，巴黎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活动中心，外省中给予支持的只有里昂和马赛（后者的支持很小）；而在英国，动力的源泉有曼彻斯特、伯明翰、纽卡斯尔、诺丁汉、里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伦敦倒反比较次要，在大多数情况下警察就能轻而易举地控制局面，只是偶尔才需要军队支援。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和法国的无产阶级集中在巴黎这一实际情况，大大有助于法国成为“不断革命”的根据地。任何其他国家的状况都跟法国截然不同。只有在法国，革命才是一种青春常在的活力，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或忘怀的。
本章所要论述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和德国人中间的发展情况，涉及的时期直到马克思创立那种具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为止，这种社会主义很快就控制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意识形态，把那些旧式的社会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似地赶出阵地，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把那些早期的学说排除殆尽，而是说它确实把其中的大部分遂出社会主义运动，另到他处去寻找出路，例如到合作运动和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中，甚至到所谓的“激进社会主义”（叫做“社会激进主义”更恰当）和天主教会卵翼下的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中去寻找出路。那些旧式的社会主义即使在马克思给它们贴上“空想主义”的标签以后仍然继续存在，不过马克思主义毕竟把它们赶出了辩论和组织的中心阵地。那么我们要问，马克思主义本身究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呢？在理论和实践的领域中究竟是以什么前提为依据的呢？
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谁也不会怀疑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德国特色的学说。它同黑格尔主义的联系非常明显，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的用语中，也表现在马克思思想的根本结构中。马克思本人在叙述自己学说的发展过程时就强调它的德国基础，同时他也归功于法国人，认为是法国人使他懂得了他所继承的哲学的社会和经济含义。
然而，在马克思以前就有一位最重要的思想家一向被誉为德国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他也是先于黑格尔的哲学家，曾提出一种同黑格尔的哲学大相径庭的唯心主义哲学。这位思想家就是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1762—1814年）。他的哲学见解师承康德，而黑格尔的哲学却跟康德完全不同。有时候，费希特和黑格尔同被看作是形而上学的极权主义国家观的先驱者，例如伯特兰·罗素在所著《西方哲学史》一书中就是这样看的，但事实上，费希特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远远不是国家崇拜者，他所主张的学说把社会置于国家之上，而且他在颂扬“集体”时，是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看待集体的，这种精神体现在各种社会制度和传统的整个复合体中，而不是体现在任何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中。即使是费希特的民族主义也决不是排他性的，尽管他热情歌颂它。他希望每个民族就根据本民族的精神与传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出贡献以发扬人类精神。费希特在他的名著《告德意志民族书》（1807-1808年）一书中，号召德意志人民起来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并不是要求建立德意志人对其他民族的政治统治。
如前所述，费希特被尊为德国社会主义的鼻祖，我们这里只是就同这一提法有关的方面来讨论费希特其人以及他的哲学和政治学。这一提法的主要依据是他大量著作中的两部：《闭关自守的商业国家》（1800年）和他在1813年的《国家学说》讲稿。在这两部著作中，费希特依据他的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特别强调那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作行为表现出来的个人创造性活动——提出了一项要求，即向每个人提供手段，使他在跟伙伴协作，从事适合其天性的劳动时能发挥个性。他论证说，这就涉及到取得生产资料的权利，因为取得生产资料才能保证劳动者获得他的劳动产品。为了做到这一点，社会应该建立一种自治生产协作社的制度，通过协作社之间的协议来统筹安排力量，交换产品。这些协作社应该拥有生产资料，并且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自治机构，主管社会的经济生活，掌管政治的国家不应干预。费希特在后期的著作中修改了自己的学说，指出国家有责任创办他所提议的协作社，并规定它们的职权范围，但是他从未建议过国家本身应该管理生产。他后期的建议同路易·勃朗就“国民工场”和政府的关系所提出的主张相近，也同二十世纪奥尔雷奇-霍布逊派的国民基尔特主义者的想法相似，因为后一学派主张那些管理工业的国民基尔特的建立和活动，应该以国家制定的规章为依据。当然，主要的区别在于，费希特没有想到把他所设想的协作社建立在工会或任何富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上，实际上也就是没有建立在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任何形式的协作组织的基础上。他考虑问题不是从敌对阶级之间的夺权斗争或反抗剥削的角度出发，而仅仅是从确立个人社会权利出发，旨在使个人得到一切必要的条件，以保证他们在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时有机会发挥个性。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费希特的想法是保证人人都能达到“国民的最低标准”，但他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并没有提出他所主张的协作社实行民主管理。
费希特是在德国还没有成熟到重视社会主义的时候构思出“社会主义”的。他之所以发生巨大影响，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民族主义，在于他在知识和道德的理论领域中发展了康德的哲学，而不在于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事实上，费希特的影响在于他以强烈的主观主义发展了康德的伦理哲学，而摆脱了康德思想中直接师承卢梭的那些因素，在道德和思维的范畴中，费希特几乎同在他之后的马克斯·施蒂纳一样，强调个人精神的合理性是特别重要的因素；而费希特的弟子由于非常不愿意让人的个性消失在“宇宙精神”中，于是便全神贯注地用理性来建立个人的伦理天地。费希特的“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实质上是个人主义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便更容易淹没在黑格尔所发起的攻击的洪流中，黑格尔从形而上学出发，对费希特的整个主观主义观点进行了攻击。黑格尔认为国家在社会之上，而费希特则相反，认为社会在国家之上。黑格尔也曾建议成立协作组织来管理工业，但是黑格尔所设想的协作社只是“文明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地位较低，受国家最高意志这条普遍法则的支配。费希特在后期系统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就没有这种形而上学的内容。他所主张的协作社始终是为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需要服务的，而不是任何高于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力量进行合作的个人——的统一体。
可是，费希特虽然不是一个极权主义者，却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相信国家是一个实体，国家本身并不包含组成国家的个人，而是用一种伦理境界去激励个人，使个人在个性的自我发挥和成就方面臻于上乘。从这种精神出发，费希特坚持必须建立一个统一规划的社会，一个构成自给自足的体系的社会，这个社会同其他社会的关系应服从于它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的需要。在费希特的著作中，显然可以看出，他不仅想建立一种旨在保障这种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贸易保护制度，而且也要求采用一种集体主义手段来循序实现这种制度。这种想法虽然没有使他成为纳粹所指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者，倒是使他成了那种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的鼻祖。他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计划主义者，因而信仰民族“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他的这部分学说对卡莱尔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拿破仑彻底失败以后的那个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并没有得到发展，甚至连革命组织也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得到发展。在1815年以后重新组成的德意志各邦中，出现过一些自由主义运动，但是这些运动并不具有任何社会主义色彩，工人阶级在其中起的作用很小。事实上，关于“社会”的思想——譬如在弗兰茨·冯·巴德尔的著作中——主要是同非常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政治原理混在一起表达出来的。仍以巴德尔为例，他在吁请保证“无产阶级”（这是巴德尔本人的原话）能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水平时，就认为这种保证在新时代不过相当于封建地主对其从属者生活福利的宗法责任，并力主保存等级和行会制度来阻挡自由民主主义观念的发展。巴德尔和另一些同样具有社会意识的政治反动派，始终从一种以农业和小手工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着眼去考虑问题。事实上，除了一些熟练的手工艺者组成的旧式社团以外，德国就没有工人阶级运动可言；如果说这些旧式会社有什么政治色彩的话，那也只是依附于争取改革宪法的自由主义运动而已。到了1830年，建立起资产阶级君主政体的法国革命才在德国引起某些回响，使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在德国略有传播。圣西门主义者曾派人到德国宣传他们的学说，但是效果很小。即使有些新思想，主要也是从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论战中产生的；而且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即便是这些人也只有非常有限的言论自由。然而，在这些抽象的辩论中已经孕育着精神反抗的种子。特别是在居于主导地位的黑格尔学派的思想中，左翼观点的阐释已经露出端倪，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逐渐蔚然成风，不过直到四十年代初期才达到极盛的顶点，当时费尔巴哈的影响已经很普遍。
德国人对经济和社会制度既缺乏新概念，于是法国人的思想便在1830年以后开始渗入德国，并且在德国工人中寻找信从者，起初同“左翼”哲学家并没有什么接触。这种由法国人启发而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是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他是法国军官和德国女仆的私生子，后来当裁缝，在裁缝工人俱乐部——当时受激进思想影响最深的社团——赢得很大的声望。魏特林按照本行业的习惯，走遍德国许多地方，争取信从者，但是不久就为逃避兵役而离开了普鲁士。1836年左右，魏特林在法国定居下来，受到分别以布朗基和卡贝为首的团体的影响，并同旅居巴黎的费立克斯·舒斯特尔领导下的德国流亡者取得了联系。魏特林曾为舒斯特尔起草了宣言《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由于受到1839年布朗基起义事件的牵连，魏特林逃往瑞士，并在那里发表了他的最重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1843年，他在瑞士被监禁，并被引渡给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为了摆脱他，允许他移居美国。赴美途中，他在伦敦逗留了一个时期，同莫尔、沙佩尔和埃卡留斯所领导的德国社会主义流亡者组织建立了联系，并赢得了很大声望。他还在布鲁塞尔消磨了一个时期，同马克思有所争论。1846年，魏特林到了美国，但1848年又回到欧洲，在德国革命失败后再去美国，从此一直在美国工人中从事宣传工作。
马克思最初对魏特林推崇备至，赞扬他是德国无产阶级最有权威的声音。但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流亡国外的德国社会主义团体由于思想意识的对立而陷于分裂，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也同魏特林发生了冲突。在马克思看来，魏特林实质上是一个“空想主义者”。魏特林从巴贝夫、布朗基和卡贝那里吸取了绝对的社会平等学说，在著作中又力图把这种思想同原始的基督教教义联系起来。魏特林是一个彻底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的信徒，并且相信布朗基以武装政变为手段建立所梦想的社会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合乎当时德国条件的见解；马克思反对那种必然会招致失败的暴动，而赞成支持德国自由派，认为这是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于是马克思对魏特林的势力展开斗争，但是直到魏特林去美国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等地的德国流亡者团体中占了优势。
魏特林事实上深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他的共产主义显然带有不信任“知识分子”的色彩。“到头来他们会吃掉我，我吃掉你”，这就是他在谈到那些对立的社会主义派别时所说的话。他对自己的劳工身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也许正是因为他父亲是非无产阶级出身，他的这种意识就更加强烈。他始终坚持，劳工的解放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完成。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的确是一种非常朴素的人类友爱的学说，完全没有精微奥妙之处；他也讨厌那些黑格尔派哲学家，他们正忙于把德国的社会主义变成一种同实际政治完全脱节的学说。他要求劳工行动起来——本着新约基督教教义的精神行动起来。他发现自己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智穷力竭，于是便报之以不信任，认为他们对群众缺乏真正感情，是自取灭亡的诡辩者。
魏特林除了是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外，又是热烈的国际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他大力强调全人类的兄弟友爱，同时大力强调工人阶级运动必须是世界性的。作为一个宣传家，他容易激动，而且往往思路混乱。但是他的真诚和深厚情感是不容置疑的；他虽然爱以“大人物”自居，但是仍然受到广泛的敬爱和尊重。在美国，他创立了“解放同盟”和一家德文杂志《工人共和国》（1850—1855年），并大力鼓吹建立“劳工银行”。他在欧洲的影响1846年以后就消失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几乎忘掉了他的姓名。
在德国国外，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组织于1832年左右开始在巴黎出现。在巴黎、布鲁塞尔、伦敦以及其他中心城市，有许多有手艺的德国工匠从事劳动，其中包括那些在1830年动乱以后逃亡出来的人。最早的团体好像是在鞋匠艾弗拉海姆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他在1833年左右出版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呼吁组织一个包括所有各行业协会的联合会。艾弗拉海姆领导的团体不久就加入了“流放者同盟”，同盟是1834年在律师西奥多尔·舒斯特尔领导下成立的，舒斯特尔曾深受圣西门派和西斯蒙第的影响。流放者同盟中除了有许多流派的社会主义者以外，还包括一批非社会主义的温和派；到了1836年，社会主义者退出同盟，仍在舒斯特尔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新团体“正义者同盟”，同布朗基的“四季社”建立了密切联系。正义者同盟不久就受到魏特林的影响，但是内部仍然存在着对立的派别：一派主要是共产主义者，目的在于通过革命暴动建立完全平等的共和国；另一派则赞成首先展开要求普选权的运动。魏特林在1838年写的小册子《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就是为正义者同盟起草的。
正义者同盟由于1839年布朗基发起暴动失败而解体。恩格斯在多年后谈到这个同盟时说，它一直秘密存在到1847年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为止。如果事实是这样，正义者同盟的活动的确是极其秘密的，以致没有任何记录保存下来，更大的可能，是它的盟员在1839和1840年间分散到各地去以后仍然保持联系，而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形式存在。大多数盟员都到了伦敦，并同原先在那里工作的其他德国人联合起来。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和亨利希·鲍威尔在侨居伦敦时，同裁缝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建立了意义十分重大的联盟关系。埃卡格斯本人已经在英国工会运动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后来成了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担任第一国际的书记，不过以后又脱离了马克思的影响，专心致志做工会工作。1842年，恩格斯到达英国后就同这个德国流亡者团体建立了联系，这个团体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另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已在布鲁塞尔站稳了脚跟；此外还有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一直留在巴黎，有的是在1839年以后到巴黎的。留在巴黎的团体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主要处在卡尔·格律恩的影响之下，格律恩同蒲鲁东关系甚密，曾把蒲鲁东的某些著作译成德文。马克思被逐出德国后，在1843到1845年间也旅居巴黎，他到巴黎不久就同格律恩发生严重对立。马克思这时正同蒲鲁东友好，试图说服蒲鲁东同格律恩分手，但遭到严厉拒绝，不久马克思又同蒲鲁东发生了激烈争论。1845年，马克思被逐出法国，移居布鲁塞尔，除了1845年同恩格斯一起到英国逗留了一个时期以外，他在布鲁塞尔一直住到1848年。在那里，他着手把那批德国流亡者拉过来，按照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1844年在巴黎相见以后，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恩格斯曾经向马克思当时编辑的《德法年鉴》投过一篇批判正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可以认为这篇论文主要是吸取了英国的反李嘉图派经济学家的论点写成的，同时也预示了马克思在演讲稿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以及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加以发展的学说。毫无疑问，马克思是通过恩格斯获得已经在英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初步知识的；同时也正是恩格斯向马克思指出，他的哲学探讨在当时仍然远远脱离实际事物，需要用有关英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丰富知识来加以充实，因为英国当时是遥遥领先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当时正在写《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845年1月这本书以德文出版。而马克思访问英国的目的则是想亲自观察英国的状况以便补充恩格斯所能告诉他的东西。
就恩格斯同马克思的早期合作关系来说，我认为恩格斯的贡献完全不下于马克思，可是他从一开始就乐于接受马克思的领导。正是恩格斯打破了马克思脱离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的局面；同时也主要是恩格斯力促马克思投入斗争，建立一个德国人领导的而又具有国际性目标的新团体，以代替并超越已经解散了的正义者同盟。他们两人的合作是以共同参与一系列论战开始的，他们对德国哲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集团以及当时流行的“左翼”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了批判。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兄弟）而发表的《神圣家族》和长期没有发表的两卷《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这个思想澄清过程中的里程碑。经过这场论战的锻炼，再加上恩格斯所掌握的关于工厂工业和英国情况的知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准备去领导一场空前的无产阶级运动，并且满怀热情地认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懂得怎样去组织和领导这场运动。
魏特林离开以后，他们少了一个劲敌，工作顺利地展开了，尽管格律恩仍然留在巴黎反对他们。早先，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社团曾经邀请恩格斯加入，但是恩格斯谢绝了。到了1847年，莫尔从伦敦来到布鲁塞尔邀请马克思合作，以便把各个中心地点的德国人社团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觉察到欧洲的革命已呈现出山雨欲来之势，于是便同意参加。1847年夏，恩格斯在伦敦出席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采取步骤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时以德国人为主，但其目的在于开创一个国际运动。会议还决定起草和公布一项宣言，宣布新团体的原则和目标。几个月以后，马克思亲自前往伦敦，在民主派兄弟协会组织的一次支持波兰的示威游行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参加了社会主义团体召开的另一次预备会议。会上，马克思接受委托，承担下起草拟议中的《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会议曾讨论了宣言的措词，并大致规定了马克思起草宣言时应该遵循的方针。马克思拿着恩格斯及其他人准备的初稿回到了布鲁塞尔，于1848年1月完成了撰写《宣言》的工作，正好赶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革命运动实际爆发的时候把它发表了。
关于这个著名文献，我们必须另辟专章加以分析。在我们开始分析以前，还必须略略探讨一下《宣言》的意识形态渊源和马克思从开始时的黑格尔主义到“颠倒过来的黑格尔主义”——唯物史观的演变过程。
我们已经谈过，在马克思崛起以前的时期，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一般都把他们的探讨范围局限在哲学和神学的领域内，而在他们大胆踏入经济和社会领域时，往往又摆脱不了辗转得来的法国概念。“青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学派的思想跟德国工人的思想虽然并不是截然分开，毫不相干，但是双方的距离毕竟很大，德国工人或是深受魏特林的影响，或是在流亡中进行工作时成了布朗基、卡贝、路易·勃朗或法国的其他一些社会主义领袖的信徒。流亡国外的德国工人眼见自己的祖国没有实行和平改革的希望，自然就倾向于革命思想，而革命思想又很容易同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空想交织在一起。与此相反，马克思不但深信这种空论无补于事，而且深信在1839年遭到失败以后，由坚定的少数派发动武装政变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和恩格斯不得不反对自己打算施加影响的那些团体中的空想主义，同时也不得不反对它们那种从发动无产阶级起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思想倾向。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革命派；他们并不反对革命理论，只是反对人们认为工人中有阶级觉悟的部分已经强大到足以独立完成革命使命的想法。他们至少肯定德国的革命在开始阶段，必须主要是一种反对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希望，革命一旦爆发，工人就会变得十分强大，既足以在帮助资产阶级推翻旧政权时保持自己的独立，同时又能够在获得胜利后迅速转过来对付他们的同盟者，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觉悟分子及其知识阶层中的支持者所领导的第二次革命。
由此可见，为了创立自己所向往的那种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彻底纠正各个德国工人协会忠于各种牌号的空想主义的立场，扭转它们单纯从无产阶级暴动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倾向。他们不得不向布朗基主义（布朗基本人当时在狱中）、伊加利亚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流派的宗派主义学说展开斗争。但是，如果他们公开地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就根本没有赢得必要的支持的希望。因此他们只有把自己说得非常革命，不招致布朗基主义者的反对，才能攻击各种各样的空想主义。《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慷慨激昂的词句，肯定就是由于这种需要才写出来的。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要求有一个明确的革命号召，而当时的革命运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又已沸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满心愿意发出这种革命号召，而且在《共产党宣言》中也不强调，革命——特别是德国的革命——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 |
第十九章蒲鲁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十九章蒲鲁东
在社会主义的主要宣传家中，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年）几乎是唯一从“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让我们再一次引用圣西门的话——出身的人。[1]他父亲是一个箍桶匠，也曾经在家酿造啤酒，住在贝桑松附近的乡村中；他母亲出身农民家庭。蒲鲁东是一个自学有成的人，从来没有忘记，也从来不愿意忘记自己的社会出身，事实上他还为此感到十分自豪。他当学徒时学的是印刷，后来做校对员，正是从所承校的书籍中，他学到了非常庞杂的知识，特别是神学知识。除此之外，他一生博览群书，不断从所读的书本中积累片断的新知识。他著述浩瀚，而且一般写得非常好，体裁新颖，格调自然。但他的作品往往非常散漫，谁都不推许他是个条理明晰的著述家。他始终没有自立思想体系，一般说来长于批判，而不长于创新。从蒲鲁东所出版的书籍、论文以及记载个人观察所得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当代事物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对那些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他大都采取相当轻视的批判态度，对那些没有在人民大众中扎根，因而不了解人民大众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特别瞧不起那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在他看来，这些人对人性一无所知。他也同样瞧不起所有那些建议把人类生活纳入严密组织或颂扬权威的人。他把自由——个人可以任意行动的自由——奉若神明，而且在谈到这种自由时，往往像是主张这种自由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但是，他也热烈拥护“正义”，誉之为法国大革命的主导思想，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实现这一思想是所有真正发扬革命传统的人的使命。他常说，正义意味着“相互性”，这是限制自由唯一正当的条件。他希望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在“相互的”条件下享有自由的社会，也就是说，建立一个自己享有自由也允许他人享有同等自由的社会。他认为，必须把“正义”和“自由”的原则确立为社会制度的真正基础；但是，这些原则的本性又决定不能凭借任何强加于个人头上的权威来贯彻这些原则。所需建立的社会组织必须是人们的公仆，而不是人们的主人。理想的共和国是一种绝对的无政府状态。它既不像在君主立宪政体下那样，是从属于秩序的自由，也不是受秩序严格控制的自由。而是一种摆脱了一切桎梏、迷信、偏见、诡辩、重利盘剥和权威的自由；它是一种相互性的自由，而不是一种受限制的自由；自由不是秩序的女儿而是秩序的母亲。
这是无政府主义的说法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说法；实际上也正是蒲鲁东首先把“无政府主义”一词应用到政治词汇中来。如果说蒲鲁东往往以“社会主义者”自居，那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社会主义”一词还没有像后来演变的那样同具体的政治行动以及国家这一概念发生密切的联系。我们已经谈过，在路易·勃朗的思想中已经有了这种联系，但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在蒲鲁东以论“财产”的著名论文而初露头角的时候，路易·勃朗还只是许多“社会主义”学派中一派的领袖，其中有些学派对国家的重视并不在蒲鲁东之上。
应该记住，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主张社会变革的人都认为（实际上大多数普通人也认为）“国家”是强加于臣民身上的外在力量，而不是代表广大公民群众的机构。当然，法国大革命曾宣布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代表全国，享有最高权力；而从来没有付诸实施的1793华共和宪法则赋予广大选民以选举权，所规定的条件接近于成年男子选举权。正因为这一点，十九世纪的法国左翼激进共和派便经常怀念1793年，认为真正的革命发展过程至此戛然中断。1793年以后，法国政府又恢复了旧形式，在执政府、执政官或王朝的统治下，国家重新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权力，只允许一群特权阶级分子享有选举权，施政权牢牢掌握在一个权力机构手中，甚至那些特权选民的代表对这个机构的限制权力也非常有限。因此，人们自然就照样认为“国家”主要是压在人民头上的强制权力，因而要求建立某种新的制宪议会来直接代表人民的公民权，并且要求制定一部宪法明确承认在新制度下人民继续享有这种权利。
按照人们的设想，新的制宪议会不是“国家”或国家的一部分，而是处于“国家”之上，由公民授权取消或改造“国家”的机构。因此，一个自称激烈反对“国家”的社会思想家，完全可以同时要求制订一部宪法，从法律上承认在他看来是构成健全社会的正式体制的一切要求或权利。蒲鲁东常常是这样做的，并没有感到这同他那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有任何矛盾。至于路易·勃朗，他不仅要求制定一部关于新的社会和政治的根本大法来保证“劳动权”并为成立“劳动组织”提供法律依据，而且也指望以成年男子选举权为基础的立法机构和对它负责的行政部门能够继续存在，同时希望这些机构能在维护宪法方面持续地起作用，并在必要时修改宪法。对于勃朗认为必须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意见，蒲鲁东并无异议，但他并不认为制定宪法的机构应该是“国家”，也不认为制宪机构在宪法制定后还有任何持续的职能。必要时，可以成立另一个制宪议会来制定新宪法，但是决不能让任何宣称代表人民或者对人民具有任何权威的代表机构长期存在。在蒲鲁东看来，持续存在的权威必须是法律本身，而决不是一群必然会滥用法律而弄权自败的人。另一方面，勃朗相信体现民主国家组织的代议制政府，虽然他也像蒲鲁东一样，不希望政府在官僚主义控制下掌管工业。
路易·勃朗的学说，如同傅立叶、欧文，毕舍以及法国合作主义学派的学说一样，认为社会的实际活动主要应由“协作社”来掌握。这种自治的协作社将成为公民集体办事的普遍设立的典型机构。圣西门派（或者至少是它的正统成员）则用“有限公司”——注册公司——代替这种协作社，这些公司遵照一套确保公共利益的规章进行工作，并由具备必需的技术和行政能力的“学者”和“实业家”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这个委员会掌握财政权，在一切经济事务中将成为社会的实际政府。管政治的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不起实际作用。“国家”将变成表达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生产者”意志的机构。因此，正统的圣西门派和“协作主义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坚持技术能力的原则，而后者则坚持民主的职能管理的原则。
蒲鲁东对这两个学派的思想都抱有敌意。他极力反对圣西门派的集权原则和其中所包含的普通工人应服从管理者和工程师的权威这种观点。他认为协作主义者所主张的工人应服从协作社的多数决定，也违反了以相互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的原则。在蒲鲁东看来，这种多数决定论并不比政治议会中的多数表决更能保证正确的判断。蒲鲁东既怀疑协作社中的权力因素，也怀疑国家。任何组织，只要它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超出了保证“相互性”这一原则（即不排斥给予他人以同等自由的原则）所绝对必需的范围，他都表示怀疑。
在蒲鲁东看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家庭，而不是“协作社”。他把社会同“国家”或政府截然分开，在他的想象中，社会实质上是家庭的组合。他具有农民那种强烈的家庭意识，把家庭当作是家长——父亲——领导下的父权集体。由于他热爱自己的双亲，他对某些圣西门派攻击婚姻制度和家庭生活的言论深感愤慨，对他们要求废除继承权的主张也同样深有反感，认为继承权同维系家庭这个集体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将要谈到，蒲鲁东虽然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财产就是“盗窃”，但他并不反对财产本身，他反对的只是在他看来由于制度的安排不当而引起的滥用财产现象。在他的思想中，家庭和个人从来就没有分开过，两者是同一回事。
因此，在蒲鲁东看来，家庭本身就体现了以全国性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合作的原则；而范围较广的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与家庭之间既存在着自然的和谐，也存在着自然的分歧。按照自然法则，每个家庭都会自谋其利。但是蒲鲁东认为，由此而产生的分歧在一个以正义的相互原则为基础的、组织灵活的社会范围内，完全能够充分地协调起来，任何事物也阻挡不了。他说，各个家庭自谋其利的倾向同把所有家庭自然地维系在一个共同社会中的休戚相关的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谁要想消除这种“矛盾”，那便是愚不可及的事。这样做就会把鼓励劳动的刺激因素破坏无遗，因为改进家庭境遇的欲望是一种有效的刺激因素。蒲鲁东从这一点出发，谴责埃蒂耶纳·卡贝及其信从者的共产主义，认为这违反人类的基本天性，同时也以这一点为依据，谴责任何要求建立经济平等的建议。他说，不等的劳动理应获得不等的报酬，这种报酬是完全符合正义的相互原则的。他说，这是普通人民——农民和工人——凭常识就能充分认识到的。只有知识分子反对，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民。需要废除的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公正，也就是说：要废除的不是以不平等的劳动为依据的不平等，而是以特权和垄断作为靠山的不平等。他说，个人和家庭都应该按照公平交换的原则获得其劳动的全部果实。蒲鲁东在经济方面的全部主张，其所要发挥的或为之辩护的正是这条原则。根据这条原则，蒲鲁东确立了他的“无息信贷”、“互助”以及各成员根据“自由契约”建立的社会等概念。国家的任务只是评断经济关系是否公平合理，而不是决定自由的表现方式。蒲鲁东在1848年所写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就是这样说明自己的观点的。他在许多著作中甚至不主张把这点有限的任务交给“国家”。但是在这本书中，他却力图为二月革命所建立的新政府制定一份临时纲领。在同一段落中，他表示反对路易·勃朗关于“劳动组织”的主张。“我们当前需要的不是劳动组织。劳动组织是个人自由的适当目标，多劳者多得。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对劳工没有更多的话可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我以全体劳动者的名义所要求的，是相互原则、公平交换和信贷组织”。
这种要求建立新信贷制度的主张，在蒲鲁东的积极纲领中占据中心地位。他认为，要使劳动产品得以公平地交换，并使个人自由得到保证，首先需要的，几乎也是唯一需要的，就是这种制度。像所有其他币制改革者一样，他也猛烈地谴责金本位制，认为这种货币制度使垄断资本家得以用来剥夺生产财富的权利。他说，除了人们劳动的产品即商品本身所提供的标准以外，不需要其他标准。按各人的生产能力成比例地提供贷款的信贷制度，能够保证充分就业和高额产量，并不需要国家创办任何“国民工场”体系，也不需要任何精心组织的协作机构。蒲鲁东说，只受生产力限制的无息信贷能保证市场的充分供应，也能保证每个生产者都得到符合其产品的社会价值的报酬。这一点做到了，国家或任何其他掌握强制权力的当局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至于其余的事务，个体生产者可以利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自愿协作组织自行办理。
蒲鲁东在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一面反复批判地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同时代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一面又反复大力强调工人阶级自我表达和自我组织的天赋能力。由于蒲鲁东是一个无师自通的人，因而深信，农民的天赋智慧使自己不难掌握任何一门于己有益的知识。他本人领悟力非常强，任何事情只要他想了解，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这方面的大量知识。毫无疑问，他也是一个十分能干的生意人。他通过自修学会了簿记，并一生十分重视这门知识；他还曾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包括经营一家运输公司。
四十年代中期，马克思在巴黎同蒲鲁东初次相识，对他评价很高，并且热诚地约他合作。马克思自称已把不懂德文的蒲鲁东引进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之门。蒲鲁东过去曾通过间接途径学了一些黑格尔哲学，当时正想在这方面深造。但是两人很快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指责蒲鲁东误用了黑格尔的“矛盾”概念，并且说他歪曲了辩证法，因为他否认社会“矛盾”能够得到解决。蒲鲁东则指责马克思是教条主义体系的制造者和权力主义者，尤其是指责马克思对待卡尔·格律恩这样的同时代社会主义者胸襟狭窄，因为马克思曾经要求蒲鲁东帮助他去削弱格律恩的影响。1846年，蒲鲁东发表了他那部抱负很大的经济学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副题《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报以猛烈的攻击，并第一次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经济学说。马克思在他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出版，后来出了同名的英译本）中，指责蒲鲁东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断章取义。可以认为，蒲鲁东在他的著作中始终玩弄着矛盾、对立和二律背反等概念，所运用的推理方式同黑格尔或马克思的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可是，即使蒲鲁东对黑格尔真正理解错误，分歧也不仅仅在于这一点。问题在于蒲鲁东的全部哲学跟马克思根本不同。如同黑格尔一样，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的实质在于它以正题、反题永远导致更高的合题——即最后达到所有矛盾都得到解决的目标——的三段式来说明现实。而另一方面，蒲鲁东则并没有把社会事物的对立和矛盾看作是什么缺陷，应该加以解决并应该以对立面的统一予以取代。他认为构成社会的，过去是今后必然还是这些对立和矛盾。秩序同进步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化同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私有财产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一切统统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因素。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并不在于清除其中任何一种对立或者使它们在更高的“合”中调和起来，而任于调整社会组织，让对立继续存在，但又用正义的法则予以充分的节制，让这些对立中的有利因素发挥作用而不让不利因素得逞。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可能解决正题同反题的对立的合题只有一个，而蒲鲁东的哲学则认为可以用来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他的哲学跟马克思的决定论及其对未来文明进程可作科学预测的信念，都是针锋相对的。这就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实际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发展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只不过由于两人的争论形式往往隐而不彰而已。用现代的话来说，蒲鲁东实质上是一个多元论思想家，而马克思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元论思想家。
不妨承认，蒲鲁东说理往往很散漫、冗长、甚至装腔作势。作为一个理论著述家来说，他存在着那种无师自通而缺乏训练的思想家所共有的许多缺点，这种思想家从周围流行的思潮中信手拈来一切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毫不顾忌自己的整个理论被弄得杂乱无章或不成体系。事实上，蒲鲁东有意要避免教条主义或自搞一套体系。他赞成的就是杂乱无章的世界。然而（说不定正因为这一点），他的批判往往非常深刻，文体也清新不凡，思想盎然有生气。
让我们较详细地论述一下蒲鲁东对他的同时代社会主义者所进行的猛烈攻击；他放过了圣西门本人，但决没有放过跟他同时代的圣西门派社会主义者。他的抨击主要是从他敌视一切“自成体系”的思想出发的。他坚决认为新制度必须是从现存的条件下自然产生的，而不能单纯运用思想官能去预先计划。“革命”——蒲鲁东所爱用的字眼——要由人民自己来进行，而不能由革命的设计者制定计划来进行。他无分轩轾地攻击了路易·勃朗派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派的“协作主义者”、卡贝派的“共产主义者”以及主张起义的布朗基派；后来在马克思主义者宣布他们同各个流派相敌对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他又攻击了马克思主义者。针对所有这些思想体系，蒲鲁东提出了他所用的人民头脑中的“革命概念”——这就是隐含在1789年大革命运动中并构成十九世纪真正社会运动基础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两个概念。他在攻击“国家社会主义者”时说，民主并不能保证判断正确，代议制政府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因为谁也不能真正代表别人。他也同样抨击直接民主制（即公民投票制），理由是这种制度使一个人或者一小批人高居人民之上，从而直接造成专制统治。事实上，在蒲鲁东看来，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全都以剥夺人类平等为基础，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因此，蒲鲁东希望最后完全取消政府，使未来的社会组织成为人与人之间共同享有最充分的自由的单纯关系。他的主导概念是“契约”；他再三指出，这个观念经过卢梭的歪曲而失去了真义，成了一种虚假的政治公式。按照蒲鲁东的说法，“契约”的根本含意在于人人都能按照本人的意愿在如下的条件下同他人订立契约：即保证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进行磋商，根本不会由于权力垄断或财富垄断而使磋商的公平性遭到破坏。对蒲鲁东说来，“契约”实质上是立约者自由承担的义务，因而他就是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人们所必须遵循的行为楷模。他把“契约”这一观念引申到如此深远，以致任何一种协作制，只要它要求人们放弃以个人身份采取的直接行动，而代之以摆脱个人责任的集体机构或代表机构的行动，他都表示不信任。他承认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凡是需要大规模组织工业或服务事业的地方，协作制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他希望把这种协作压缩到最低限度，他相信社会中的绝大部分工作都可以由个人来执行，并不需要任何集体组织。
蒲鲁东自始至终主要是从小规模经济活动和小型社会团体的角度去考虑社会和社会问题的。事实上，他主要考虑的是那些耕种小块土地的农户和那些进行小规模生产的个体手工业者；他认为向大规模工业组织发展的趋向主要是经济不平等和不良社会条件造成的。有时候，他的著作似乎表明他敌视一切协作制，但是严格说来他的用意并不是这样，正如同他无意攻击一切形式的财产一样。他承认小生产者之间的小规模协作还是需要的，目的在于利用这种协作来加强个人的地位而不是剥夺个人的自由。然而，他心目中的“协作”一词的含意远远超出集体行动本身。在蒲鲁东那个时代，“协作”一词在人们（包括蒲鲁东本人在内）的思想中大都同以下两方面中的某一方相联系：一方是傅立叶主义者的主张，即按协作的原则把人们组织起来，在自给自足的公社中，自成一体，全面地共同生活，从而解决整个社会问题；另一方是路易·勃朗那样的思想家所提出的计划，即把“国民工场”组成为全国性的公司，按照统一的生产计划进行生产。蒲鲁东对于这些“协作”都深感厌恶。他希望仍旧把家庭当作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主张对协作加以限制，仅限于为有限的共同目的才把那些过独立家庭生活的人们联合起来。而同时代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协作”和集体行动本身就是好事，因为这会增强人们对集体负责和为社会服务的精神。蒲鲁东则看不出有如此加强社会约束的必要。事实上，他认为协作有削弱个人的主动性和损害自由的危险。在蒲鲁东看来，任何协作充其量只是一种必要的弊端而已，因为协作倾向于限制个人和家庭的独立自主。他曾说“一个人除非有他身不由己或者是没有办法，否则他决不会同他人协作”，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傅立叶主义者和当代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所主张的那种协作。至于某些个人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的具体目的，也可能需要进行协作，以便利用合作组织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对此蒲鲁东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不过，他认为协作只有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社会的合理基础就是个体生产者根据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进行的自由交换，因为蒲鲁东同意罗伯特·欧文和英国那些反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劳动时间价值说（他们的观点已在前面作过介绍）。
我们已经谈过，蒲鲁东打算通过他所谓的“无息信贷”制度来保证这种交换自由。这就是说让所有能利用资本生产出可供交换的产品或劳务的生产者都获得资本。他认为，这种资本应该无息提供，或者所取的利息刚够支付发放信贷的“国民银行”所需的行政费用。蒲鲁东准备在开始时收取很低的利息，随着新制度的充实完善，利息也逐渐降低到几乎等于零的水平。至于“国民银行”的开创资金，蒲鲁东希望利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缴纳的税款来提供，其中包括公职官员所缴纳的所得税——蒲鲁东对于官吏极为厌恶。“国民银行”不归国家管理，而是一个自治机构，它应能随时提供足够的无息信贷，以保证人人都能获得生产资料。只要有可能，无息信贷应直接向个人提供，而在大规模生产无可避免的情况下，才通过劳动者的协作组织提供。这就是蒲鲁东称之为“互助主义”的制度，后来他的信从者往往就被称为“互助主义者”。
蒲鲁东把自己的学说应用到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就碰到了一些困难。在他的名著《论财产》（这是他第一部重要著作）中，他把财产一概称为盗窃，说“财产就是盗窃”，并且断言财产完全是从劳动果实中榨取得来的。然而我们已经谈过，他这种说法的用意并不是要取消一切私有财产。他所反对的只是财产采取绝对所有权的形式，从而否定了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利益。蒲鲁东发现财产是个人权利同社会权利发生对立的范畴之一；他认为这种对立只能在私人占有同集体权利之间保持平衡才能得到充分的调和。蒲鲁东希望保证人人都能占有生产中实际需用的财产，并让需用者和他的继承者实际需用多久就占有多久，不得超过这个时限。就农民来说，他认为这一点也可以做到，即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公社，但又充分承认农民把土地作为享受劳动果实的必要手段而保持其占有权的愿望。由此可见，他事实上以生产中实际使用为条件，提出了一种保证土地占用权的制度，其中包括农民有权把土地传给他的继承人，但前提是继承人必须继续从事耕作。
我们将会看到，蒲鲁东派的这些思想虽然目的在于废除作为一种机构的国家，但又设想让一套法律制度继续存在，用以保障他那套经过改革的财产制度和提供无息信贷的银行计划的必要基础。他并不认为废除国家必然会使宪法无从存在或者会使他的新社会缺乏法律基础。他所反对的国家是他称之为“政治”的国家，是同作为劳动组织的正当基础的那种合法机构相对立的。
蒲鲁东始终强调，社会必须是为生产而不是为政治而组织的。在这一点上，他附和了圣西门的说法。他深信有一种以互相交换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存在，只要不受国家行动或垄断制度的干扰，这种“自然”经济就能保证利益得到平衡。他论证说，亚当·斯密誉之为国家财富所系的基本原则的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境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况愈下，而这种劳动分工还在使生产过程的划分越来越细；但是在自由交换和个体生产的制度下，劳动分工则为人人创造丰富的产品，而无需这种违反人性的再分工。同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使劳动者备受打击，而在自由交换的条件下，竞争就会变成一件好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竞争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而不仅限于那些垄断资本所有权或独占市场的人们。蒲鲁东先于马克思提出了以下学说：劳动分工使得资本持有者能够把发展中的社会合作的好处据为己有，并也能够把工资压低到仅够糊口的水平。然而，蒲鲁东的价值学说却跟马克思不同。根据蒲鲁东的说法，交换同生产一样，能够通过所投入的劳动而创造价值，因为在生产、分配和交换之间并没有确凿有据的经济上的区别，它们全都只是改变物品的形式而已。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抨击了蒲鲁东，宣称蒲鲁东的价值学说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对店主和自产自销的手工业者的权利抱温情主义。事实上，虽然蒲鲁东一直坚持说工人阶级具有创造能力，但是他心目中的劳动者主要还是耕种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的农民和从事个体生产的手工业者，而不是雇佣工人，并且始终把小作坊主和经商者当作是生产阶级的成员。在蒲鲁东看来，任何有益的劳动都创造价值，有权按照购买者的估价获得报酬。真正自由市场的讨价还价能够保证每个人都获得同他所创造的价值相当的报酬，不论他是直接从事生产的人，还是仅仅帮助消费者获得所需物品的人。根据一般的公平原则，每一个有益的劳动者都有权获得他的劳动对他人所值的报酬。这就是蒲鲁东据以攻击经济平等论的出发点。他反对路易·勃朗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公式，认为这不符合以产品的公平交换为基础的契约观念——他思想中的根本概念。他认为，报酬应该同劳务、职位的性质、才能以及个体生产者的责任成正比例。这一主张是根据他把“自由契约”当作新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观念引申出来的。
我们已经谈过，在政治方面，蒲鲁东不相信代议民主制。他否认群众有能力判断候选人的好坏，也否认“那种通过秘密投票选出的集体”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原则”。在蒲鲁东看来，政治始终意味着中央集权，而中央集权正是他极力反对的。他认为政治就是权力的集中和个人自由的相应损失，个人只有从权威和社会身份中解放出来，并根据自由契约来处理自己的事务，才能获得自由。蒲鲁东深信普通人的创造才能，但是他又认为，只有在小范围内，在个人能够管理和控制并因而可望作出合理判断的事务中，个人的才能才会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这种观点使蒲鲁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许多工团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鼻祖，尽管工团主义者强调工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强调地方性公社协作组织，同蒲鲁东的极端个人主义都有差别。蒲鲁东对政治的不信任促使他进一步否定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无产阶级能够通过政治或革命行动解放自己的学说。他说，除了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务上以外，无产阶级并不拥有具备必要才能的领袖可供挑选，而且也不可能指望赢得社会的控制权，除非它能同农民和小业主——反对政客和金融寡头的天然同盟者——结成联盟。“资产阶级先生们，谨将这些论文献给你们”，这就是蒲鲁东在所著《关于十九世纪革命的总概念》一书的卷头语，呼吁中间阶级同工人阶级修好。这种态度使他在行动方面实质上成了一个温和派，虽然他的语言往往非常激烈。这种态度也使他同马克思主义者对立，马克思主义者嘲笑小资产阶级是过时的阶级，并且坚持说，唯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辩证对立才是争夺政权的真正对手。
在论述蒲鲁东的学说时，关于他对宗教的态度是不能略而不谈的。蒲鲁东毕生坚决反对天主教会，认为宗教正义观同社会正义概念大相径庭，并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社会正义概念的启蒙工具。他也同样反对那些想在新宗教的基础上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同时代人的企图。对于安凡丹和后期圣西门派所发展起来的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他深抱反感。他也同样厌恶孔德以实证主义的社会进化学说为基础而提出的人性宗教观。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新旧宗教莫不拥护权威的原则，否定普通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为共同目的而自愿合作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能力。但是，他虽然攻击教会组织，却并不否定上帝，他认为教会和国家同样是限制人类自由的非法机构，是为它们本身的目的而利用人们的轻信的骗子手。在他看来，真正的宗教是个人的事情，既不需要权威，也不需要组织，需要的只是个人心灵中的自觉服务的精神。这种看法使他在教会干涉社会事务的问题上具有一种彻头彻尾的世俗化观点。蒲鲁东对法国后来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而这种世俗化观点，正是他的思想发生深远影响的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不过，他的世俗化观点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毫无共同之处，而人们有时却把二者混淆起来。蒲鲁东认为马克思对历史所作的决定论阐释不过是权力主义的另一种体系，很可能延续天主教会旧权力主义的恶劣传统，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蒲鲁东忠于自己的农民观点，并深信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因而反对同时代许多社会主义者关于解放妇女的观点。在他看来，妇女的岗位是家庭——农民的家庭，她是丈夫的处于从属地位的伙伴，主要在田间和牛奶场的工作中以及在大型农家的五花八门的劳动中起作用。基于这种观点，蒲鲁东维护男子作为家长的高高在上地位，因而特别反对圣西门派，认为他们是社会基本单位——家庭的潜在破坏者。，
蒲鲁东肯定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他的见解绝大部分直接来自他本人的体验和对社会的看法，而不是来自其他理论家。对他的思想确实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前人著作则是卢梭的著作——不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是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论不平等的起源》、《爱弥尔》和《山中书简》。他完全同卢梭一样，不信任知识分子，颂扬“情感”，并认为人类在“文明”的影响下有无止境地走向堕落的倾向。他也像卢梭一样，崇拜“自然”，强烈反对一切形式的新事物。但是，蒲鲁东受卢梭影响最深的还不是这些思想，而是卢梭所描绘的对家庭的热爱，对父权统治下以户为单位进行集体劳动的农民或手工业者的独立家庭生活的热爱。因此，虽然蒲鲁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但是他同社会反动势力的鼓吹者却有不少共同之处。从他的著作中不难找到一些段落仿佛出自反对民主主义的狂热的天主教徒之手，或出自指责没有灵魂的财阀统治的法西斯分子之手；当然还有一些段落好像出自帕里托或苏雷尔之类的非理性主义者之手。最后还要提到，蒲鲁东有很浓厚的法国人气质，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法国是世界的中心，当时法国展开的社会斗争正是人类为实现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
我意识到，在简略叙述蒲鲁东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的尝试中，蒲鲁东在我的笔下已经俨然成为一个首尾一贯和条理分明的人，而不同于他的著作给大多数读者留下的印象。在初读他的著作时，他似乎总是自相矛盾，不但是这本书同那本书有矛盾，而且是这一页同那一页也有矛盾。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部分是由于他爱好自相矛盾的说法，更主要的则是由于他相信生活本身就是由许多不可解决的矛盾组成的。对于这些矛盾，社会设计者的任务不是去弥合，而只是去调解。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一书中，蒲鲁东写道：
不必费多大思考就可以懂得，正义、联合、一致、和谐、友爱等本身都以对立的两面为先决条件；也不必费多大思考就可以懂得，除非有人具有绝对同一的荒谬概念，也就是说具有绝对虚无的荒谬概念，否则矛盾就不仅是社会的基本法则，而且也是宇宙的基本法则。这也就是我所宣布的同宗教和哲学相一致的第一条法则，即矛盾——普遍对立。但是，正如同生活包含着矛盾一样，矛盾转过来也要求正义；这就引出宇宙和人类的第二条法则——对立因素的相互作用，或者叫作“相互性”。
在宇宙中，相互性是存在的原则。而在社会秩序中，相互性就是社会现实的原则，也就是正义的公式。相互性的基础是思想、见解、感情、能力、气质和利益的永恒对立。它是生活本身的存在条件。
蒲鲁东的这一说法并不是误解黑格尔主义得出的论调，而是一种根本不同的哲学，这种哲学接近黑格尔主义的程度远不及它接近康德的“人类非社会的社会性”这一概念的程度。是马克思误解了蒲鲁东，而不是蒲鲁东不能领会马克思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学说。
蒲鲁东的著作卷帙殷繁，这里不能一一列举，而只能提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最早的一部著作是《论普通语法》（1837年），其中包含若干关于语言发展的看法，这是他早年交友的成果。然后就是一篇关于礼拜日的观察的论文《礼拜日的节日，关于公共卫生、道德、家庭和城市的关系的观察报告》（1839年），接着就是那本使他首次驰名遐迩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1840年）。此后一直到1846年《经济矛盾的体系》一书问世时为止，他大致每年出版一部著作。在1848年和以后的一些岁月中，他编辑了一系列刊物（其中最有名的是《人民》杂志），并且出版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本《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初以连载方式发表）。《关于十九世纪革命的总概念》发表于1851年，这本书往往被看作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在他的晚期著作中，生前发表的有下面几本：《罗马教会与法国大革命的正义问题》（1858年），《战争与和平》（1861年），和《论联合的原理》（1863年）。还有许多著作是在他死后出版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5年），他在去世前不久还在撰写这本书。此外，他还写了许多评论当代时事的著作和小册子。在他札记中发现的一些最尖锐的批评，是他在某些关键时刻逐日写下的，其中的述评，特别是关于1848年和以后的欧洲革命紧急时期的时局述评，都立论公允，切中时弊。道勒安教授已经在所著《蒲鲁东的生平》一书中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料。我认为这是一部最好的蒲鲁东传记，尽管对那些不详细了解法国激进派历史的人来说，领会起来比较困难，
蒲鲁东的学说固然难于总结，蒲鲁东的影响也同样不容易评价。他的影响在法国是深刻而持久的。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的影响在巴黎工人中居支配地位，同时也控制了早期的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他的影响还扩及法国的合作运动和工会运动后来的发展。在国际方面，蒲鲁东对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发展影响最大，尤其是对那些战斗性不那么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学派。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尽管在一些早期著述家——特别是威廉·葛德文——提出无政府主义这一名称以前，无政府主义学说已经发展了，然而蒲鲁东毕竟仍旧称得上是无政府主义运动之父。
[1]卡贝的双亲也是穷苦人，但是他受过高等教育，先受师范教育，后来又学法律。 |
第十八章拉梅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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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拉梅耐
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学者必然而且常常会遇到一个难题，究竟怎样才能最恰当地划定研究课题的范围。有许多著述家虽然在一般意义上说来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者，甚至还可能自称是反社会主义的，可是他们跟那些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以致略而不提他们即使是可能的，那也至少会造成误解。我们已经谈过，汤姆·潘恩就是这样的著述家；距我们的时代较近的那些“分产主义者”，特别是G·K·切斯特顿和希莱尔·贝洛克，也是这样的著述家。后面提到的这两位著述家同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以本章篇幅专门讨论的那种不可抑制的社会势力的思想就有某些共同之处。
雨奎斯-费里西德-罗伯特·德·拉梅耐（1782—1854年）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者。[1]他猛烈攻击当代所有的社会主义学派，可是这种态度本身并不足以确定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还不仅限于他那个时代），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者总是在不断地互相攻击。拉梅耐之所以不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攻击了欧文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伊加利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实际上，他攻击了当代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系统地提出过任何明确的社会学说，而且实际上还有意地拒绝这样做。在某些方面，他同蒲鲁东相似，因为后者也轻视那些理想社会的设计者；但是他又跟蒲鲁东不同，因为他后来深信参政权——普选权——是获得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不可缺少的第一步。他后来坚信，人民得到投票权以后，就能够通过他们的代表获得他们解救自身苦难所需的法律，因此，他总是不断地要求充分的民主政治。然而，他同蒲鲁东一样，也不期望国家在实现充分民主以后在建立新社会中起建设性作用。他相信，限制自由的法律一旦取消，人民就能够而且应该自己来建设新社会。但是，蒲鲁东所期望的主要是在自由接触和“无息信贷”的条件下，由个人采取行动来做到这一点，而拉梅耐则坚决主张“协作”，这是为了集体完成共同的事业，而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劳资集体谈判。他相信通过集体谈判能够把工资提高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并击败资本的垄断势力。
由此可见，拉梅耐是工会主义和合作主义最热烈的鼓吹者之一，同时他也支持极左派的政治要求，除非这些要求所采取的革命形式有可能失去大部分人民的同情。他的著作显然是两种思想的混合体：一方面竭力谴责现存制度，并要求彻底变革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又温和地告诫说，如果社会变革跑到了人民舆论主体的前面，就势必招致灾难。虽然他的用语往往很激烈，但是他的社会哲学实质上却是渐进主义的。他认为，要人们采取行动或者是认可别人的行动——哪怕是善意的行动，就必须首先使他们心悦诚服。他相信个人自由是人类的最终目的，因而往往怀疑每一项需要运用权力的计划都包藏篡夺权力的祸心，其目的是向人民行使权力，而不是让人民行使权力。
拉梅耐走过一条奇特的道路才形成自己的极端的基督教激进主义，因为他在一生事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教皇极权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天主教会的主张，他早期写的都是神学著作，最初他的商船主父亲要他经商，可是他后来当了神甫。他的第一部著作是1808年匿名出版的，要求进行伟大的宗教复兴，以反对国家控制教会。这本书遭到拿破仑的取缔，于是拉梅耐在1814年又同他兄弟合写了另一本书，就国家声称有权不经教皇批准而指派主教的问题进行抨击。这一年，他欢庆了第一次波旁王朝复辟，而当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他逃往伦敦，直到滑铁卢战役以后才回到巴黎定居下来。1817到1824年间，他在巴黎分册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成名之作《论忽视宗教的态度》。这部著作猛烈攻击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以及新教和笛卡儿哲学所颂扬的个人判断权，还谴责了信教自由，要求普遍服从教会权力。他的著作得到教皇的嘉许，教皇延请他入教廷枢机主教团任职，但是他辞而未就。他和夏多布里安互相提携，为《保守党人》杂志撰稿，并在1815年以后的浪漫主义运动中成为领导人物。但是，他由于反对君主专制和世俗国家的专制统治，很快就同《保守党人》决裂了。他退出了政治活动，聚集了一批宗教徒，其中有拉科台尔和蒙塔朗贝尔，主要想在教会内掀起一次同国家决裂的运动。可是，他的身体不久就垮了，等他恢复健康时他的思想已大大改变了，这时，他宣布反对君主制，主张实行他所设想的神权路线的充分民主。他创办了一个新的杂志《前途》（1830年），上面有“上帝与自由”的题句，并且彻底改变态度，要求绝对的宗教自由。拉梅耐同蒙塔朗贝尔一起建立了“宗教自由保卫总会”，这个组织在法国各地获得了大批信从者。拉梅耐主持的杂志和“总会”很快就同法国教会的领袖们发生了纠纷；于是，拉梅耐、拉科台尔和蒙塔朗贝尔亲往罗马诉诸教皇。教皇拒绝接见他们，并在写给爱兰主教的信里劝告人们服从世俗政权。1832年，教皇在写了这封信以后又发出教谕——警世箴言，明确地谴责了拉梅耐的学说。拉梅耐暂时屈服了；《前途》杂志和“宗教自由保卫总会”也关闭了。但是到了1834年，拉梅耐从他的退休地发表了著名的《一个信徒的话》，在这部著作中，他以引人入胜而往往带有诗意的散文体裁表示完全支持激进主义的信念。这本书是一篇热情洋溢的宣言，它反对压迫人民，反对君主和豪门所控制的政府，也同样反对所有不信奉神意的激进主义者。《一个信徒的话》是一本非凡的著作，充满着对穷人所受苦难的怜悯和对权要胡作非为的愤激，同时热烈地呼吁劳动者联合起来挣脱那个使他们屈居人下和剥夺他们基本人权的奴隶枷锁。这部著作大声疾呼，全力维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教义所蕴含的权利，同时这本书也富有国际主义精神。拉梅耐坚决主张，人类的博爱是全民平等主权——人在上帝之下唯一正当的主权形式——的基础。
但是，拉梅耐在强调人的权利的同时，也同样强调人的义务。他说，权利是对个人而言的，其本身并不完整，而义务则以相互友爱合作的纽带把人们联合在一起。协作的力量就在于人们天然地承认彼此都承担义务，而这也正是人们用以取得权利的手段。如果穷人都本着彼此尽责的精神进行协作，那就会无往而不利，因为压迫者的力量就是以穷人的彼此隔绝为基础的。穷人的彼此隔绝是利己主义的恶果，也就是蔑视上帝意志的魔鬼力量所造成的恶果。拉梅耐大声疾呼：团结起来，争取普选权！团结起来，把工资提高到过得去的水平！团结起来，互助合作，反对一切压迫势力！
关于《一个信徒的话》就谈这些，这是一位具有浓厚浪漫主义意识的著述家以上帝的名义发出的雄辩滔滔的呼声。继这部著作之后，拉梅耐又于1837年发表了《人民书》。他在这本书里进行了同样的鼓动，只是行文不再那么富有诗意，而是用比较明朗的语言提出劝告。书中提出的第一个目标是普选权，紧接着就是要求废除那些禁止或限制结社的法律以及纵容任何形式的特权或垄断权的法律。此外，拉梅耐还要求“分散资本”，并且把信贷交给公众支配，使人人都能得到劳动工具。他宣称，这些措施将会重新建立起“财富的自然流程”，由于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这个流程已经被颠倒了。他说，采取了这些步骤，消灭贫困和压迫的日子就会到来。“劳工获得了选举权，成了自身的主人，就能主宰世界，因为正是人类的劳动完成了造物主交给人类的任务。”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的小利益就会逐渐合并为一个归全体所有的大利益，因为人人都会受到友爱团结精神的感染。
拉梅耐于1839年发表的《现代奴隶制》和《为民所用的政治》两部著作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见解，这特别是因为他更全面地叙述了自己见解的历史背景。在前一本书中，他把现代工资劳动者的处境同古代奴隶和中世纪农奴的处境做了对比，然后宣称劳工的基本状况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他们照样听凭主人摆布，虽然主人进行剥削和奴役的方式有了改变。然而，由于有了基督教（尽管基督教中也出现堕落现象），关于人类关系的理论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已经在理论上——但还不是在实际上——承认，一切人的权利基本上都是平等的。人类精神方面的这一进步甚至灭了特权者的威风，使他们在穷人准备团结起来断然要求自己的权利时不敢顽抗。拉梅耐说，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都会摧毁人格，破坏全体人类的天赋主权。自从大革命以来，即使是反对民主主义的人也被迫宣称他们多少也相信天赋主权；而穷人联合起来，以上帝的名义，要求政府实施基督教原则，那么，只要持之以恒，就能不使用暴力而获得效果。拉梅耐在这篇不同凡响的论文中继续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鲜明对立同昔日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绝对对立毫无二致。他刻画了劳苦大众受法律和经济暴君压迫的惨状。拉梅耐在《现代奴隶制》一书中描写这些社会关系时所用的词句往往同《共产党宣言》不相上下，而词锋之犀利也肯定不在《共产党宣言》之下。但是，这本书的结论并不是号召起来革命，倒是他的《一个信徒的话》看起来多少还隐含着这样的号召。这本书只是断言现代的无产阶级不必效法斯巴达克，发动一次奴隶起义，他们的苦难只能在普选权的影响下随着舆论的发展，一步一步地求得解决，舍此不能希冀其他。
继《现代奴隶制》之后，拉梅耐在1841年发表了《人民的过去和未来》。在这部著作中，拉梅耐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历史观，同时也抨击了当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个学派。我们在阅读他的这部著作时，不能不一再想起圣西门——特别是圣西门所著的《关于人的研究》和《新基督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对中世纪教会的历史性作用及其分裂的原因持相同看法，两人同样坚信科学探讨精神的发展对人类作出的贡献，也同样承认教会和科学这两大历史性因素的局限性。拉梅耐也像圣西门一样坚持，必须把人类进步的两个方面——精神的和科学的——联系起来。拉梅耐说，科学本身导致人们强调唯物主义的和决定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满足于本身只局限在实际知识领域，而侵入了人类精神世界，而当它自称掌握了精神准则的范畴时，实际上是毁灭了精神准则。正像圣西门一样，拉梅耐希望教会更生，不再反对科学，也不再反对通过自由探讨扩大知识，而是同这些科学研究和自由探讨的力量通力合作，并在科学家为增进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和运用自然力量为人类服务而进行努力时给予指导，使他们的努力富有意义。拉梅耐说，把自然力量纳入为人类服务的轨道这一点尤应成为社会研究和经济研究的目的。这两方面的研究以及其余科学研究由于把功利主义作为判断标准已经误入歧途。他谴责说，功利主义学说实质上是一种利己主义学说，这种学说否定了义务，从而也否定了上帝。他也同样谴责那种对科学采取冷漠态度或否定科学见解的“超自然主义”。
拉梅耐正是在对各种社会主义学派的批评中，极其明确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未来的看法。他指责欧文主义者（他好像对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完全否定上帝的态度，说他们完全陷入了一团漆黑的纯粹自然主义之中，把人类看作是单纯听任外力摆布的机器。关于圣西门主义者，他说他们承认上帝，但又否定上帝创造万物的教义，从而切断了上帝与人类之间的联系，并用一套抽象的宿命论代替了自然主义者的宿命论，而抽象的宿命论可能沦为唯物主义，同时也提不出任何关于责任义务的理论作为道德行为的依据。至于傅立叶主义者，他说他们把人类的一切情欲都一律看成是正当的，从而否定了善与恶之间的根本区别，走上了歧途，堕落为绝对的个人主义，他们同边沁学派一样，承认功利的虚伪标准，把义和利混为一谈。至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拉梅耐没有一一分析，只是笼统地说，它们不屑于在基本观念上动脑筋，而是让临时涌上心头的想法去支配它们的计划。他说，所有这些“思想体系”都缺乏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所必需的两大要素——权利与义务，因为它们没有按照上帝对人的要求把权利和义务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他指责这些流派的拥护者只是一些不自觉的因袭主义者，说他们只是从基督教教义中借用了人类平等的概念而没有接受这一概念的基督教基础，从而给这一概念加上了一个完全从自然界得来的抽象而绝对的形式。他说，从自然界不可能得出这一原则，因为自然界所显示的平等和不平等的证据同样比比皆是。唯有上帝是全人类之父这一观念才是平等主义观点的适当基础，而不致陷入无尽无休的矛盾。按照大自然的指导行事，就会引出暴力的统治，而不是引出友爱或正义的统治。依靠大自然的指导，就会促使人们单纯强调权利而不是同时强调义务，从而也就会乞灵于暴力来调和互相冲突的权利。这样就产生了建立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府迫使人民就范的想法，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去组织政府实行集体自治。因此，这些流派都持有控制社会的等级制度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能产生新的暴政。
拉梅耐接着说，这些流派大都由于违背政治原则而犯了错误，它们孜孜以求的不是以普选权为基础的普遍主权，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财产关系的计划上。从这一点出发，拉梅耐攻击卡贝及其伊加利亚派信徒的共产主义，因为这种共产主义主张一切财产都归公有。他说，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了，因为财产同人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财产应该分散而不应该集中。人人所共有的财产根本就不能称其为财产；财产的根本概念就意味着个人占有。人没有财产就没有自由，因为财产是自由地进行劳动和鼓励努力工作的手段。为了让大家实际享有劳动权，财产必须是可以积累的，以便把它当作一种生产资料使用；财产也必须是可以承继的，因为社会的真正单位是家庭，而家庭则是代代相传的。由此可见，把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意味着国家对家庭和个人的专制统治。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通过废除财产权来消除无产阶级，而是要设法建立一种“使人人都成为有产者”的制度。拉梅耐说，共产主义不会带来自由和博爱，而将导致“等级的重建”——统治等级支配着受奴役的人民。
然后拉梅耐又谈到收入平等的问题。他提到各个社会主义流派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有些流派主张根据“工作”来分配收入，有些则主张根据“需要”。他说，一切自然法则都对平等分配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那些主张平等分配的人在设法废除财产权时就发现自己是同自然法则相抗争，因为财产是人们对外界的物质施以劳动，使之归己所用的结果，是人类生活中的自然现象。此外，上帝和大自然使人生而不平等，因而任何社会安排都无法消除人的天然不平等。但是，按才能付给报酬的原则也并不更为高明，试问又由谁来评定才能的高下呢？那些赞成这种解决方案的流派不得不提出由某种优等人物来担任评判者（这是对圣西门主义者的嘲笑），这样我们便又回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上去了。
接着拉梅耐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通过普选来实现绝对的政治平等，各种代表和管理人员不断接受人民意志的选择，废除一切限制自由经济活动的法律，并且容许最充分的协作自由。拉梅耐高呼：“主张协作即主张自由。”他说，现存社会缺乏宗教信仰，而没有宗教信仰，既谈不到永恒得救，也谈不到社会得救。除了这一点以外，还缺乏三个条件。这三个根本条件就是人民参政，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及“财产的物质条件”。只要实现第一条，另外两条就会很快得到实现。
拉梅耐继续说道，为了成为有产者，穷人并不需要去攻击富人的现有财产，因为大部分财产并不是一种贮存，而是劳动的流动产品。没有财产的各个阶级只要能获得政治权力和协作权利，也就能获得财产，而且能把富人的现有财产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劳工只要能自由地站在平等地位同雇主讨价还价，就可以拒绝接受任何剥削性的条件。同样，劳工也就可以坚持争取普及义务教育的权利以及接受其本身所能掌握的技艺和科学训练的权利。富人将失掉获得知识和较高生产技能的垄断权；劳工将成为自己的主人，并且能够通过协作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本。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劳工一旦把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他问题就必然会迟早得到解决。
上述全部观点都是拉梅耐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当时法国正处于1830年大革命以后的多难年代。1840年，拉梅耐因发表《国家与政府》一书，被路易-菲力浦政府监禁了一年。他在狱中写成《狱中的呼声》一书，于同年问世。这本书的风格同《一个信徒的话》一样是启示录式的。他在狱中还写了《哲学初稿》（1840年）一书，其中对艺术同宗教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在四十年代，他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宣传工作，并为路易·勃朗的《进步评论》撰稿，对勃朗在《劳动组织》一书中所鼓吹的“协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深表同情。随着新的革命日益临近，拉梅耐担任了“共和主义者团结协会”主席，协会立即得到大量的信从者。1848年革命以后，他被选入制宪议会。拉梅耐在议会中和左翼共和派站在一起，并草拟了一部宪法草案，草案被认为过于激进而遭到否决。他本人还创办了杂志《制宪的人民》，这个杂志在血腥的六月巴黎工人的力量被摧毁以后，遭到封闭。拿破仑三世的政变结束了拉梅耐的政治生涯；他在世的最后几年，直到1854年去世时为止，主要工作是翻译但丁的诗篇。他至死没有同天主教会妥协，死后一个巨大的送葬行列把他的遗体送到贝尔拉雪斯公墓，下葬时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
拉梅耐自始至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具有强烈的道德热诚，为文雄健有力，因而在法国文学史以及法国民主政治史上都占有不朽的地位。他的思想始终具有浓厚的宗教性质，他不能理解任何不以信仰上帝为根据的德性。他坚信人类进步的必然性，因为他相信上帝是仁慈的造物主和全人类之父。虽然他猛烈抨击当时的种种罪恶现象，但是他在改弦更张，信仰民主主义以后，就毫不怀疑自己所处的时代优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他还坚信，人类即将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一信念的产生是由于他坚信思想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他在早期根本就没有这种信念）。他生前看到人们接受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概念，但没有把它付诸实现；他相信，这种矛盾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而且在思想同私利的冲突中，思想必然会取得胜利，因为上帝的旨意必然是如此。他笃信上帝是仁慈的，因而他把世界上的种种罪恶都归咎于魔鬼，在他看来这个魔鬼就是唆使人们背离其对上帝和同胞的责任的活力。但是他认为魔鬼的统治肯定是临近末日了；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后所建立起来的新秩序中，人类所面临的任务首先就是启蒙工作。他说，包括工资奴隶制在内的奴隶制一直使人民处于黑暗和愚昧之中，但是他们很快就会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因此，他坚决主张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也坚决主张通过协作来改进物质条件。尽管拉梅耐一贯坚持个人自由和家庭自由，但是他不同于蒲鲁东，丝毫不担心协作组织会造成“集体”对个人的专制统治。正如同他相信可以制定宪法使人民掌握实际权力（即实际参加政府和行政管理工作）一样，他也同样相信自治的协作组织只要是以普选权为牢固的基础，就能够扩大人的自由而不是限制人的自由。蒲鲁东也相信人民，但是他担心人民一旦通过代表采取行动时，就会丧失良好的判断力。拉梅耐同样珍视个人自由，但是他却认为在许多方面人们只有采取联合行动才能获得个人自由。他相信，集体行动的危险性是由那些本着利己主义的精神——他称之为“功利”精神——而纠集力量的人们造成的。在他看来，协作的真正基础是承认人人对他的同类都负有义务，对人来说，承认这种义务同承认私利是同样自然的。我们已经谈过，拉梅耐的义务观完全是国际性质的，虽然他颂扬“祖国”的权益，但是他始终认为祖国仅仅是组成家庭的个人的集合体而已，并且坚持构成全人类的更大的集合体的权益应该高于祖国的权利。上帝普施人类的父爱使人人都成为兄弟，因此，战争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总是违反普通人民的意志，导致颂扬国家及其统治者的权威。
我在本章开头就已经指出拉梅耐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确实不是，但是他却是许多基督教社会主义学说的直接创始人，并且远比许多后来自称或被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我认为，拉梅耐的历史著述以及他所刻画的他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处境的特征给予马克思的影响远远超过马克思本人对这一点的认识。他的《现代的奴隶制》一书确实是阶级斗争思想史中的伟大文献之一。这部著作构成了圣西门和马克思之间的重要联系，前者有历史进化的概念，但是没有资本家和劳动者相冲突的观点，而马克思则比拉梅耐又进了一步，把这两种概念融合成唯物史观。当然，拉梅耐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所想象的阶级斗争是由上帝鼓舞无产阶级十字军去进行的。
[1]1837年以年以前，拉梅耐的名字的写法是“LaMennais”（“拉·梅耐”），后来改写成“Lamennais”（“拉梅耐”），表示同贵族断绝关系。 |
第十七章弗洛拉·特莉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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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弗洛拉·特莉斯坦
直到十九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还没有一位妇女荣居领导地位。圣西门主义者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教母”。虽然许多社会主义流派心目中都十分重视男女平等这个问题，但是各个流派的女信徒的实际贡献，不论在运动的具体工作方面还是在思想观点的发展方面，都平平不足称道，在本卷所述的时期，曾经出现过少数几个杰出人物：例如法国的乔治·桑，美国的弗兰西斯·赖特；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应该算上玛格丽特·富勒，但是她们没有一个曾对某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作出任何实质性贡献。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来以前，英国还没有一位才智堪与上述几位媲美的妇女。当然，曾经有过若干“先进妇女”和鼓吹女权的先驱者，例如理查·卡莱尔的女教师“伊西斯”。但是，有一个妇女，一个本身就非常奇特的人物，显然有权在本卷所述的这段历史中占有一席地位，哪怕只是次要的地位。她就是弗洛拉·特莉斯坦。
弗洛拉·赛莱斯梯纳·德勒撒·特莉斯坦（1803—1844年）的父亲是秘鲁人和西班牙人混血种，母亲是法国人。在法律上，她是私生子，她的双亲在西班牙结合虽经一个法国移民神甫证婚，但是不合当时不可或缺的礼法。弗洛拉的父亲出身于富有的秘鲁人家庭，他的兄弟曾任秘鲁总统，他本人原是西班牙军队中的一名上校，退休后客居巴黎。他在巴黎突然逝世，遗下孤儿寡妇几乎无以为生。他在秘鲁的亲戚对于他的婚事显然一无所知。弗洛拉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不过略具艺术才能。顺便提一下，她是画家戈冈的外祖母。为了谋生，她曾为一个画家兼雕刻家做着色工作，这个画家爱上了她，就像大多数年轻人同她接触后都倾心于她一样。弗洛拉听从母亲的主张同他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弗洛拉和她的丈夫安德烈·沙扎尔经常吵闹：男的嗜赌；女的好花钱，而且脾气暴躁，易于激动。几年以后，弗洛拉带着孩子出走。她丈夫找到了她，先是要求她回去，后来就要求把孩子交给他管。弗洛拉提出离婚，但是法国在波旁王朝复辟年代，离婚是不许可的，甚至连得到合法的分居也非常困难。沙扎尔夫人把孩子送去同她母亲一起生活，在1825—1830年的几年间，她浪迹世界，看样子是为某一富有的英国家庭做某种工作，这虽然有损她的自尊心，但使她得以饱览各国的生活情趣。
沙扎尔夫人在1830年回到巴黎，随即就同她丈夫在未来关系的问题上发生了一系列剧烈而复杂的争执。沙扎尔再次要求她回去，然后又要求把孩子交给他管。她同意把儿子交给丈夫管，但是不放女儿走。后来，她决心到秘鲁去，设法得到她自己家庭的承认。她把女儿托付给她当时寄居的公寓的看守人照管，便在波尔多上了船。那艘船的全部船员和乘客都是男性，她是其中唯一的妇女。船长爱上了她，因为不知道她是有夫之妇（虽然知道她有孩子），一再向她求婚，甚至在她到达秘鲁以后还追求她。直到她最后把他打发走为止。她伯父若干年来一直供给她和她母亲一小笔津贴，这时在他的大宅邸内接待她，但是拒绝今后再供养她。她回到了法国，在那里又历尽艰辛，随后发表了自传《贱民流浪记》（1838年），非常坦率地叙述了自己的奇异经历，只是只字未提她为那个英国家庭服务那几年的情况。她的丈夫看到这本自传大为震怒，其中关于他的叙述使他深为激愤，竟致企图加害于她，并因此而被判处强迫劳动。她随即又发表了她写的唯一一部小说《麦菲斯》（1838年），叙述了更多的生平事迹。此后，她到了伦敦，写了那本脍炙人口的《伦敦漫步》（1840年），在伦敦和巴黎两地发行。这部著作对英国工人的苦难和早期宪章运动作了最感人最生动的描绘。
这时，弗洛拉·特莉斯坦已经深信不疑自己负有使命，要同时为妇女和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然而，她同法国工人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她读了木匠阿格立柯尔·倍尔德里居的诗篇，知道了过去的法国手艺工人联合会或俱乐部的一些情况（也正是受到倍尔德里居的启发，乔治·桑才写出小说《周游法兰西的手艺人》）。过去也曾有人做过努力，要把那些手艺工人联合会纳入一个统一的组织，但是由于这些联合会互相排挤和尖锐对立而先后失败了。1830年成立的法国流动工人协会，由那些在各个城市设有寄宿舍招待外乡谋生弟兄的行会联合组成，赢得许多追随者；与此同时，人们纷纷提出各种计划，要把手艺工人联合会改组成为更有效率的组织。弗塔拉·特莉斯坦在阅读了那些关于手艺工人的诗篇和小册子以后，就设想建立一个规模更为宏大的工会：不仅要把一个国家的而且要把世界各国的全体工人阶级联合在一个单一的组织之中。1843年，她在一本名为《工人联合会》的小册子中发表了她的主张；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的世界性“工人国际”的计划。
弗洛拉·特莉斯坦的主张本身十分简单，不过实行起来却非易事，她建议，法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经过说服愿意采纳这个主张的工人，每人每年缴纳小量的钱，以便积累一笔足够的资金，用以把工人阶级从屈从的地位解放出来。这笔基金首先用来在每个城市建立“工人宫”，其次用于合作生产计划。工人宫既是学校，又是医院、老弱残废收容所和工人阶级的文化中心。工人宫应该把工人团结起来，给他们以保障和不依附于他人的地位，使他们得以改进自己的经济状况。在小册子的结尾，弗洛拉把自己的建议归纳为以下几点：
1．通过一个组织严密的坚如磐石的联合会把工人阶级组织[1]起来。
2．由工人联合会选派一名“辩护人”代表工人阶级，以确保工人阶级的生存权利得到国家及其他各阶级的承认。辩护人的薪金由工人联合会支付。
3．以工人阶级生存权利的名义，反对侵害和特权。
4．确保财产权在于人的双手这一原则得到法律承认。在法国，有2500万工人除了双手以外别无其他财产。
5．确保不分男女人人享有劳动权这一原则得到法律承认。
6．研究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下建立劳动组织的可能性。
7．在各县建立工人联合会宫，对工人阶级子弟进行文化和技术教育并收容遭受工伤事故和老弱的男女工人。
8．承认妇女迫切需要获得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权利，以便能在精神上帮助男人。
10．原则上承认男女平等是实现人类团结的唯一手段。
弗洛拉·特莉斯坦自己说过，她所提出的工人普遍捐款的想法是从丹尼尔·奥康奈尔的爱尔兰天主教协会那里学来的，而关于付给报酬的工人“辩护人”的主张也来自这个协会。英国的宪章主义者也曾采用这些想法；1839年弗洛拉在伦敦逗留期间曾同他们会晤。我们已经说过，约·弗·布雷也鼓吹过与此颇为相似的主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的“偿还主义者”采纳了类似的做法。他们在里兹和其他一些城市创办了“偿还社”，并且呼吁每个工人每周捐助一便士以积累基金把劳工从资本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1848年，里兹偿还社实际上创办了一个合作移民区，移民在那里除了耕种土地以外还建立了工场，并进行了其他一些实验。但是这个运动最后转变成了承办福利事业的互助会。弗洛拉·特莉斯坦是否听到过布雷的计划和偿还主义者的早期宣传，我还无法肯定，但是这些计划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当然，弗洛拉的计划比布雷和偿还主义者的计划抱负更大，
为了传播她的主张，弗洛拉·特莉斯坦后来开始周游法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到处同工人俱乐部或劳工协会接触，希望取得它们的帮助。正当她仍然身负使命，风尘仆仆的时候，她竟得了伤寒症而死于波尔多，终年四十一岁。她的计划也就随着她而溘然长逝了。
弗洛拉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为工人阶级团结而奔走的使徒。她十分美丽动人，但生性傲慢，而且尽管对劳动者非常同情，却对自己的家庭渊源有强烈的意识。她对于自己被迫用双手劳动和沦为女仆一事感到莫大的屈辱，对于剥夺她的合法地位的法律也深感忿恨。在私人关系中，她对任何屈从于下、听命于人的状况——包括她对自己丈夫的屈从——都起而反抗。她自己的婚姻关系使她强烈地反对当时的婚姻制度。她是女权的热情鼓吹者，但是对妇女选举权却不感兴趣，因为在她看来，这无关重要，不能同劳动和教育方面的男女平等权利相提并论。弗洛拉由于母亲沦于贫困境地，自己没有受过教育和培养，因而十分重视工人教育，始终不忘坚持工人教育必须包括文化和技术两个方面。此外，她还非常善于观察世态人情，有恒地记日记，对于自己的经历也描绘得十分生动感人。尽管她的计划流于空想，她对企业了无所知，因而她的组织“工人联合会”的计划一无成就，但是她在这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却有权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就我所能发现的资料来看，她毕竟是明确提出一种无所不包的无产阶级国际计划的第一人。她曾一再指出，虽然法国大革命解放了“第三等级”，并使第三等级成了僭主，新的革命的使命是要解放“第四等级”，即“工人”；而且她还看到——尽管非常模糊——这次革命还意味着在国际范围内和在每个国家内都建立起全面的组织。
[1]即赋予工人阶级以公认而巩固的社会地位。 |
第十六章毕舍和佩克欧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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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毕舍和佩克欧尔
路易·勃朗在著作中强调“协作”原则是解放劳动力的手段，这无疑是受了菲力浦·约瑟夫·本杰明·毕舍（1796—1865年）的著作的影响。毕舍常被尊为法国合作运动之父，是一位医学博士，一生事业几经变化，在思想方面也经历了若干阶段。他和巴扎尔同为法国烧炭党的主要奠基人。1825年，他以密谋反对政府的罪名被捕受审，幸因缺乏证据而被开释。后来，他又同巴扎尔一道参加圣西门派；在他的大部分著作中圣西门的影响非常明显。他为圣西门派的杂志《生产者》撰稿，圣西门派的经济观点就是在这个刊物中首先形成的。可是，他并不附和圣西门主义者在安凡丹领导下所进行的宗教探讨。他原是天主教徒，由于激烈反对安凡丹的主张又恢复了正统信仰。他在1829年脱离圣西门派以后就着手创立一种新天主教“社会主义者”学派，并企图继续宣传圣西门关于工业和建立欧洲联邦的主张。1831年，他创办了《欧罗巴人》杂志宣扬自己的观点；两年以后，他发表了一部精心刻意的著作，书名为《历史科学导论》，其中的历史观点大部分渊源于圣西门。毕舍把全部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每个时代都以宗教大革命作为标志；他又把每个时代再分为三个时期，认为在这三个时期中先后起主导作用的是“欲望”、“理智成就”和“应用”。他相信有一条连绵不断的进步线索贯穿各个时代。第四个时代以基督教的出现为开端，并且注定会以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慈善三原则充分应用于社会组织而结束这个时代。天主教会本应完成这一使命，但是并没有做到；因此，必须利用其他手段使基督福音弘扬普世。毕舍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这一过程的起点，而且希望在今后的革命事业中注入基督教精神。
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推动者，他同圣西门派决裂以后，便日益寄希望于工人之间的协作。1831年，他创办了一个家具匠协作组织，后来这个组织成了许多生产合作社的榜样。同时，《欧罗巴人》杂志也愈来愈成为合作运动的喉舌。这时，毕舍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他年轻时所信奉的革命主义，开始相信通过协作制，而不必通过革命，就能在现存社会中孕育出新社会。
除了在《欧罗巴人》杂志上发表著述以外，毕舍在1833到1838年出版了一部巨著《法国大革命议会史》，这部著作是他同卢-拉维涅合写的，后来卡莱尔在论述大革命的著作中曾大量引用其中的材料。继之，毕舍又发表《天主教与进步观哲学总论初稿》（1839—1840年）。在这部书里，他认为人的德性并不是一种属于自然领域的固有概念，而是神的启示所赐予，由于它直接从上帝那里进入人的思想，所以是真实无疑的。他就是这样竭力把天主教义同进步论调和起来，并从基督教出发系统地说明自己的民主信念。
毕舍的信从者1840年创办的杂志《工场》成了促进生产者协作组织的主要刊物，一直发行到1850年。毕舍本人则同自由主义刊物《民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同路易·勃朗一起工作，他们两人有很多相同之处。由于同《民族》的联系，毕舍担任了1848年法国革命以后成立的制宪议会的主席；但是他在任内的表现说明他没有担任公职的才能，并且在新制度向右转的时候很快就失掉了他的地位。此后，他退出公共活动，继续写作，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社会科学政治论文》是他逝世后不久（1866年）出版的。
相对说来，毕舍是合作运动史上的人物，而不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人物。但是，我们在论述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时说过，在毕舍的时代，这两种运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毕舍很像傅立叶和欧文，而不同于圣西门主义者和路易·勃朗。他的主要信念在于采取自愿行动而完全不指望国家，虽然他由竭力主张政治改革，而且也不反对路易·勃朗所设想的那种国家行动。他的“自愿主义”深受他的宗教观的影响，因为他相信，只有以基督教的博爱原则作为坚实的基础，协作制才能成功地解放劳动者。正是毕舍学说中的这一因素吸引了J·M·勒德罗，而勒德罗又把他从毕舍那里学到的东西传给了F·D·摩里斯，并且主要借助毕舍及其学派的学说建立起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金斯莱受拉梅耐的影响很大，E·V·尼尔受欧文的影响至少也同样多，而勒德罗则几乎完全师承毕舍的学说。同样，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促进者”所创办的协作组织主要也是效法毕舍早期在法国所搞的实验。毕舍不是一位伟大人物，也不是伟大的群众领袖，但是他对波旁王朝复辟以后席卷法国的思潮的贡献却不容忽视。
像毕舍一样，康斯坦丁·佩克欧尔（1801—1887年）也深受圣西门派的影响；而且他的社会哲学也是以基督教作为基础。但是不同的是：毕舍认为“协作”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佩克欧尔却是首先系统地草拟集体主义纲领的人物之一。佩克欧尔虽然完全反对古典经济学，但是对这门学科却十分精通，他也深深懂得产业革命意味着大企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备置昂贵的资本工具，而劳动者用自愿互助的方法还不可能获得这些工具。因此他指望国家承担起整个生产事业的责任：由国家拥有工业和管理工业，使企业中的工人成为国家雇员。由此可见，他不同于路易·勃朗，也不同于毕舍。我们已经谈过，路易·勃朗希望国家在发起创办国民工场以后就把工场交给劳动者自己去管理，只听从他所建议设立的每种工业的全国性公司统一调配。1848年，佩克欧尔和他的合作者弗朗斯瓦·维达尔应路易·勃朗之召，参加了卢森堡委员会的工作，在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中起了领导作用，
佩克欧尔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社会经济学》（1839年），副题为《论应用蒸汽以后工农商业及整个文明的利弊得失》。这部著作之所以特别重要，是由于它着重强调了经济条件对于阶级结构以及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佩克欧尔在这部著作和第二部著作《关于物质的改进》中扼要地提出的理论，在许多方面都成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学说的先声。佩克欧尔根据技术进步的过程论述了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演变；他着重指出，资本家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所造成的资本积累和集中这一因素，乃是现代无产阶级成长的背景。他还指出这些发展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觉悟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现象。但是，跟马克思不同，佩克欧尔没有把自己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对正统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还保持着它的大部分主导观念）的批判上，而是力图完全摆脱正统政治经济学，自成一家之言。他在这样做的时候采取的方针同马克思截然不同，他的基督教观点和唯心主义使他无法构成一套把阶级斗争当作建立新制度的手段的学说。他也像早期其他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求助于伦理学，把自己所主张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管理建立在对正义和基督教原则的尊重上。这就使人们低估了他对马克思的影响，并使人们企图在他的社会进化“技术”论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界限。马克思和佩克欧尔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但是很难说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马克思也十分强调技术因素，佩克欧尔和马克思的不同之点在于佩克欧尔拒不接受这样的观点：技术因素是以一种完全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决定人类关系的，实际上，佩克欧尔认为，虽然技术力量必然决定社会关系，但是技术力量产生这种作用的方式却取决于人类如何掌握这些力量。因此，国家可以在技术因素起作用的总限度内改变社会结构。由此可见，佩克欧尔不是一位决定论者，而是相信自由意志的基督教信徒。正是这一点遮蔽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佩克欧尔所作的关于物质条件影响阶级结构的分析以及他从历史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论述的根本重要性。
圣西门派对佩克欧尔的影响很大，巴扎尔就圣西门的历史发展观点所作的阐释对他的影响尤其重要。佩克欧尔的历史学说，就像巴扎尔一样，主要是技术主义的，同时也像圣西门一样，强调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创造性作用，而反对那种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完全取决于物质力量的观点。但是，他不同意圣西门派不信任普通人的看法，也不愿意让技术人员变成新社会的不受控制的主宰。
佩克欧尔之所以脱离圣西门派，主要是由于他信仰民主。他反对圣西门派主张建立一个由工程师管理和指导的工业社会的思想，坚持技术人员一定要在民主的控制下管理生产工具。在他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1842年）一书中，他结合自己的社会正义伦理观发展了一套民主集体主义学说，把集体主义说成是在现代工业条件下从基督教伦理法则推演出来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他也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正像欧文的劳动价值论一样，他的学说也是以“劳动时间”这一概念为基础的，不过只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交换。他跟英国的反李嘉图派和马克思不同，并没有想提出在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下如何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的学说。理论上的这一缺陷他促使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低估了他的重要作用。
除了经济学著作以外，佩克欧尔还有许多关于和平问题及国际关系问题的著述。他非常厌恶暴力，并极力鼓吹建立欧洲联盟来防止战争。在这一点上圣西门对他的影响又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论和平》（1842年）一书圣西门主义的色彩极浓。
1848年以后，佩克欧尔的影响日益衰落，他同法国当时的局面格格不入。他的基督教伦理观使他同那些信从马克思学说或蒲鲁东学说的团体断绝了关系，在他的《人民的获救之道》（1849年）一书问世以后，他虽然又活了将近四十年之久，但是再也没有发表过什么重要著作。事实上，佩克欧尔不失为现代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学说的先驱者，只是由于十九世纪后期这种学说经过重新修订，他早期的贡献大都被遗忘掉了。 |
第十五章路易·勃朗和劳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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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路易·勃朗和劳动组织
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都是在长期系狱后到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时才获得自由的。在他们由于1839年暴动的失败而身陷囹圄期间，巴黎的工人渐渐开始追随其他领袖，其中最著名的是路易·勃朗（1811-1882年）。路易·勃朗生于西班牙，父亲是法国移民，母亲是西班牙人。他在波旁王朝复辟时回到法国，先后做过律师和新闻工作者。他最初主编《良知》杂志，后来又主编《进步评论》；1839年出版了那本使他成名并成为巴黎劳工主体的号角的著作《劳动组织》。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其中已经包含了他的大部分主要思想；他后来发表的一些著作虽然在积极的建议方面有所改变，但只是重述他的主要思想，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增补。这些著作包括：《社会主义：劳动权》（1849年）；《社会主义问答》（1849年）；以及《更多的吉伦特党人》（1851年）。比这些更为重要的是他论述1789年以后法国历史的著作：《十年史》（1841—1844年）；《法国革命史》（1847—1862年）；以及《一八四八年革命史》（1870年）。后两部著作是他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期间写的。关于当代的英国国情他也有颇多的著述，如《英国十年史》（1879—1881年编纂成集）和《关于英国的信札》（1866年）。长期寄寓英国使路易·勃朗后期的思想受到很大影响。他在1870年回到巴黎，对巴黎公社采取反对态度，并与作为一个常与激进社会主义者共进退的温和社会改革派的议员终其余生。实质上，他始终是一个温和派，根本不相信暴力革命有任何价值。
从路易·勃朗的许多主要观点来看，完全可以把他看作是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在圣西门派的影响下，他认为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制定经济计划和发展福利事业。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热烈地主张把铁路收归国有，作为发展公共经济的总政策的起点。但是，他又跟许多圣西门主义者不同，对以普选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具有深刻的信念。他指望通过普选把国家改变成为谋求进步和幸福的工具。虽然他毫不留情地抨击资本主义和自由竞争的制度，诉说劳动者在现行制度下所受的困苦，但是他又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他不断提出整个社会真诚“团结”的学说以对抗阶级斗争学说，并诉之于所有阶级的善良的人们。他虽然主张废除资本主义，但是又希望不通过革命而主要通过同意来实现这种改变。他并不幻想依靠多数就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是他相信推动社会进展的手段是辩论而不是暴力。
路易·勃朗的历史学说同马克思是针锋相对的，勃朗认为创造历史的是思想，并且像孔多塞一样，坚决相信人类思想的逐步开明会促成他所向往的社会改革。他的目标是“社会共和国”，在那里没有对抗的阶级，而只有得到所有的人尊重的团结——既是全国性的，也是国际性的团结。他所信仰的是一个最终由上帝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统治的世界。
虽然勃朗希望有一个民主化国家来为创造普遍福利提供条件，但是他并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受过傅立叶主义者的影响，深信“协作”和公社生活的优越性。他主张国家不要去管理工业，而应该去帮助建立自治机构，让工人通过自治机构自行管理工业，自行选举领导人，并根据一套总则所规定的条件分配报酬。制定这套总则的目的在于保证公平分配和充分满足维持资本资产与新投资的需要。他希望他所重视的社会服务事业主要由这些工人自治机构而不是由国家来经营，这些机构应拨出一部分收入来维持社会服务事业。国家在制定实施新制度所需的法律以后，大体上就不必再过问那些新经济结构的事务，而让它们自行处理。正像圣西门派所要求的一样，勃朗也要求设立一家公有银行作为提供信贷的主要分配者，并要求制定全国性的生产规划。勃朗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和竞争一旦取消，剥削和竞争对工人购买力的限制一旦解除，高生产水平的工业活动就会不受经济危机的干扰而顺利地进行，这样工人“协作社”也就可以毫无风险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勃朗说，剥削和竞争是唯一的障碍，使“劳动权”——现有的劳工充分就业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承认。他也像后期的拉萨尔那样，认为得到国家帮助的工人协作社能够把最优秀的工人吸引过来，从而全凭竞争性的效率把资本家排挤出企业。
路易·勃朗的主导经济思想就是关于“协作”和“劳动权”的思想。在《劳动组织》一书中，他希望国家保证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在合理的报酬和就业条件下工作；但是在这个阶段，他虽然希望国家建立这种新制度，却不希望国家接管工业。在这一点上，他是反对圣西门主义者的；他谴责说，他们想使国家变成工业的主人，通过从上层人物中选出的工业管理人员组成的等级机构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去控制一切事务。同时，他也批评傅立叶主义者，因为他们主张让资本提供者经常分享工业生产成果，保持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他自己的想法是国家应该提供资本来创办国民工场，并指派首任管理人员任职一年。一年以后，就应该让工人自行选举管理人员。国家应为工场制定规章或条例，并把工场联合起来，组成工业公司；但是在这个总的协作机构的领导下，每个工场仍应实行自治。用来发展工场的资本可以获得固定的利息，但是不得分取利润。开始时，报酬是高低不等的，但是勃朗认为这种不平等将会随着人们道德观念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普遍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社会。在这种新制度下，继承权也将逐步消失。
在勃朗看来，人人享有劳动权，再加上有保障的最低工资、良好的就业条件以及工业自治权，就能把全部最优秀的工人吸引到国民工场中来，而资本家在失去最优秀的工人以后，也就会被迫把企业交给新制度。勃朗认为，农业也可以按同样的方针逐步加以改组。就农村地区来说，他主张建立农村工场制，开始时在全国每个县创办一个农村工场。这些工场既是利用最新科学技术的集体农场，也是农村的工业中心。通过这些工场就可以在农民中间推广农业革新知识，直到新制度把旧制度完全消除干净为止。事实上，勃朗认为，完全的平等制在农村推行起来要比在城市更加迅速，因为报酬有高有低这一看法在城市居民中比在农村居民中更加根深蒂固。就城市来说，勃朗后来又建议，不仅要建立合作工场，而且要建立集体居民区，让工人集体居住，享受公共服务事业提供的福利，从而领会社会平等的好处。勃朗这方面的学说显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师法傅立叶的，但是他又跟傅立叶不同，他始终强调他所主张建立的“工场”必须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
我们谈过，路易·勃朗承认在过渡时期有必要对资本付给利息。但是他不同意让资本所有者取得任何利润。“工场”的盈余归参加协作社的工人所有，不过必须首先适当地扣除用于投资和补贴基金的款项。补贴基金用来补助同业和其他行业中的非盈利事业，因为勃朗认为，经营某些工业和服务事业即使亏本也是符合大众利益的，同时也有必要弥补个别事业偶然发生的亏损。
勃朗指出，在他所主张的制度下，竞争将会逐渐消灭，私人资本家由于雇不到劳工或者由于无法同国民工场竞争，将会放弃斗争，交出他们的企业，并入合作事业，由各种工业“工场”联合组成的公司统一管理。勃朗相信，这样生产就会大大增加，因为这种自办事业的新精神将会鼓舞工人，而且工人无需再担心提高产量将会导致生产过剩从而造成失业。在市场有保障而生产力成了限制市场的唯一因素的时候，影响充分采用先进科学技术的一切障碍就会完全消除。当贫困之日已经变为丰足之年的时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口号就会成为切实可行的现实。这就是路易·勃朗陈述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典型方式，这就说明他既不同于傅立叶主义者，也不同于圣西门主义者。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勃朗是鼓吹国家应负责筹划充分就业的首要人物。他的最能打动人的口号是“劳动权，劳动组织”以及国家应当成为“贫民的银行”。我们已经谈过，勃朗在鼓吹这些主张时并没有宣扬阶级斗争，不过他确曾不断威胁富有阶级说，除非无产阶级的苦难得到解救，否则必然会激起无产阶级的愤怒。勃朗不像马克思和布朗基那样要推翻国家；在勃朗看来，国家是必不可少的权力机构，他主张把国家变成工人阶级的工具，而且希望通过说理和取得同意，而不是通过阶级暴力来实现这种转变。他的呼吁实质上是伦理性的。他写了许多著作，揭示英国和法国的贫苦人民所受的苦难；而且同马克思一样，他也相信由于日益严重的危机和失业，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危在旦夕。在他看来，他所主张的那种新社会正是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的必然结果：使经济制度同法国大革命所孕育出来的民主概念协调起来。
1848年，路易·勃朗似乎一度找到了机会。他同工人阶级领袖阿尔伯作为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派的委任代表一起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且立即要求采纳他的社会观点。但是临时政府根本不同意他的计划，只是希望利用他的影响使工人保持平静，才容忍他留在政府中。拉马丁和他的大多数同僚对于曾经帮助他们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都感到害怕，他们把路易·勃朗看作是代表工人阶级舆论的有影响的领袖中危险性最小的一个。临时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坚信放任主义的，他们认为勃朗不过是个空想家而已。但是，面临着普遍的失业和贫困，必须采取某种措施以防止布朗基这样的革命性更强的领袖发起暴动并取得成功。
临时政府暂时找到了一条出路，即成立“卢森堡委员会”来彻底研究“工人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并指派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分任委员会的正副主席。委员会没有采取行动的权力，也没有经费。这是一种手段，既拴住了勃朗，使他腾不出手来积极参与政府工作，同时又诱使比较温和的工人阶级团体踯躅不前，再也不听那些要进一步掀起革命的煽动，而一心指望卢森堡委员会及时提出报告以解除他们的苦难。
卢森堡委员会中有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还有若干经济学家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它设立一些小组委员会，分别就各种问题（其中包括路易·勃朗本人的计划，也包括其他许多有关合作事业和合股企业的计划）提出报告。但是，勃朗本人很快就发现，他的主要的日常工作是劝阻罢工，充当雇主和工人的调解人。他的这项工作做得相当成功，却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在帮助临时政府防止工人闹事。他还在希望临时政府在卢森堡委员会提出报告以后会同意实施他的主张。然而，如果临时政府没有在完全不假手卢森堡委员会的情况下，以本身的名义采取一些解救当时疾苦的行动，勃朗本来是不可能控制住罢工的。临时政府的做法是盗用勃朗最著名的“国民工场”计划的名义来推行一套同他的建议毫不相干的救济计划。临时政府的“国民工场”，由勃朗的反对者马利和爱弥尔·托马斯主办，不过是一些救济机构，把失业工人收容起来，随便派给他们一些工作，根本不考虑他们的专门技能，或者是白白付给工资，以免他们流浪街头。此外，这些救济机构很快就被利用起来，作为临时政府维持秩序的辅助工具。到了卡芬雅克将军残酷地把工人阶级中比较革命的派别镇压下去，而进一步掀起革命的危险眼看又成过去的时候，这些救济机构立刻就被封闭了。
在此期间，路易·勃朗得不到临时政府任何资助，他尽力说服自己：既然国家不肯帮助建立真正的“国民工场”，难道工人就不能自己动手，不要国家过问吗？于是，他发起组织生产者的自愿协作机构——生产协作社，同时利用卢森堡委员会的机构帮助协作社制定规章并因陋就简地创办起来。这样，他就同毕舍接近起来，后者曾长期鼓吹这种实验。勃朗为若干新成立的协作社取得了官方合同，使得其中的一些协作社能够在工人阶级运动遭到普遍失败以后继续存在，并且巩固下来。在工人运动于五月间被镇压下去，而即将爆发革命的危险看来已成过去以后，制宪议会甚至还投票决定拨出一小笔款项鼓励协作社的发展，并授权政府部门让协作社制造军需品和其他官方供应物资。但是这时勃朗已被控参与五月事件，逃亡到英国去了。
路易·勃朗在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和后来在英国的流亡生活以后，并没有改变他早期关于国家应起适当作用的信念，但是他又越来越指望自愿组织起来的协作社，把它当作实现新社会制度的手段。可以看出，勃朗开始时是跟傅立叶主义者以及其他自愿主义学派相对立的，是国家作用的首要鼓吹者，而现在他的思想似乎已经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继续竭力强调有必要实现以普选为基础的充分的政治民主，并且认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应当采取必要步骤有效地建立“协作生产”制。他仍然相信，应当设立一所公有银行，集中向“国民工场”和协作社提供信贷和资金。但是，他不再指望国家真会这样做，除非工人事先已经采取自愿行动，证明这种协作组织的效率，从而为建立这种组织铺平了道路，或者是工人阶级接受关于新社会学说的教育，思想上有了很高的觉悟。在英国，勃朗怀着同情的心情先是看到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创办生产合作社的努力，随后又看到了罗契合尔先驱者消费合作社制度的迅速传播以及工会主义和劳资集体谈判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仍然反对暴力，反对革命，深信思想意识支配世界的发展，因此，他认为这些自觉自愿的奋斗是有效的开端，有获得成功的最大希望。勃朗并没有因这种想法而放弃自己对代议制民主的信仰，也没有终止相信人民的代表总有一天将决定经济方面的方针大计，而把工业的日常管理权交给那些朝气蓬勃的工人自治协会，他们可以自由地选举自己的经理和管理人员。勃朗自始至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实行一种伦理的社会主义。他相信这种社会主义早晚会为所有正直的人所接受，他强烈反对那些宣传仇恨和阶级斗争从而玷污了他的理想的人。因此，他站在同布朗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相反的另一极端；他同现代英国工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非常接近，而不大接近任何流派的“无产阶级主义”。在勃朗的鼎盛时期，他在傅立叶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中都有朋友。但是由于他赞成大工业和技术发展，因而同傅立叶主义者有分歧，又由于他一贯主张民主政治和工业的民主管理，因而同圣西门主义者也有分歧。勃朗既不是一位坚强的人物，也不是优秀的组织者；他是一位学者，撰写历史著作时很有鉴别能力，始终力求公允，忠于他的民主理想。由于长期流亡国外，他在法国的影响丧失殆尽；当他在1870年回国时，他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树立作出了真正的贡献，因为他正处于社会主义思想一个发展阶段的开端，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理想主义的而不是单纯空想主义的，是改良主义的和反对革命的，带有强烈的民主色彩。这里所指的民主不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而是以人人必须效忠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团结的学说为基础。毫不足怪，卡尔·马克思非常瞧不起他，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人必须效忠的社会团结这一概念是该咒骂的。
路易·勃朗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占有一席地位的另一主要理由是，他首创——至少是普及——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口号。他所拥护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工人管理”工业的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他也主张以议会民主制来保证工业民主，并保证社会的产品按照人们的需要分配而不是按照服务能力分配。 |
第十四章布朗基和布朗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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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布朗基和布朗基主义
前文关于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的论述，已使本书关于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叙述远远超出了在介绍大陆社会主义者的发展时所到达的阶段；在以上论述中不可能不提及若干后来的发展——例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继续论述法国社会主义史，并概述社会主义在德国国内和德国流亡者中间开始发展的情况。我们将在本章论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方面；但是，为了尽量清楚地说明杰出的革命家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所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我们需要再一次超出一般性论述的范围。
奥古斯特·布朗基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家，曾拥护吉伦特派，后来又同拿破仑言归于好而出任副县长。1815年波旁王朝的复辟结束了他的官场生涯而依靠他那略有遗产的妻子度日。布朗基夫人是一位脾气暴躁的妇女；奥古斯特主要是为了离开她而被送往巴黎求学，他年方十六岁便在那里加入了烧炭党。他参加了1830年革命，并曾负伤。当时他在比埃尔·勒鲁所办的《地球报》当新闻记者。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路易-菲力浦即位之初骚乱四起的局面。1831年和1834年，里昂纺织工人举行暴动；1832年和1834年，巴黎也爆发了共和主义者的起义；此外，三十年代的其余岁月还发生了多次其他动乱。这些事实都显示在“资产阶级君主制”的统治下，共和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不安是何等严重，何等广泛。1830年以后，巴黎出现了一大批共和主义者的社团，它们要求恢复大革命初期的传统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起初，这些团体中最有影响的是卡芬将军的弟弟哥德弗洛埃·卡芬雅克所领导的人民之友社，这个社团后来以“血腥的六月的刽子手”而闻名。布朗基是该社的成员，甚至在1832年巴黎暴动以前，就已经从事革命密谋。是年他因所撰写的论文而被判处一年徒刑。在他两次受审的第一次，当问及他的职业时，他回答是一个“无产者”。这显然是巴贝夫的回声。1834年，他又一次被控告，但被无罪开释，随即再次投入密谋活动。这时人民之友社已经解散；不过，他在1835年又同阿尔芒·巴尔贝斯组织了一个新的共和派地下团体。这个团体因其秘密组织以小组为基础，故而称为家族社。家族社立即着手准备暴动，在巴黎市中心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弹药厂，但不久就被警察发觉了，于是布朗基和其他领导人再度被捕下狱。翌年（1837年），他们因大赦而获释后，又立即恢复了密谋活动。一个叫做四季社的新团体代替了家族社，这个团体由各级成员小组组成，小组的领导者以一年的四季、月份和星期的曜日为名，会员有劳动者也有学生，其中以劳动者居多。这时，布朗基的鼓动已经摆脱了共和派的老传统，愈来愈具有明确的工人阶级性质。四季社还着手在军队中进行鼓动工作。
1839年，布朗基断定暴动的时刻已经来临。警方人员在挑起暴动方面起了一定作用。是年5月，约有600人在布朗基领导下举行暴动。他们攻下了某些枪炮厂，得到了武器，然后开始围攻警察总署；被击退后，他们占据了市内的一个区公所；但是他们的处境显然已经无望。他们原来指望一旦高举义旗便有大批工人群起响应；然而，结果竟毫无动静。政府很快就调集足够的兵力打败了暴动者；布朗基当时最亲密的合作者阿尔芒·巴尔贝斯负了伤，同另一些人一起被俘。其余的人四散逃走，大多数领导者很快就被逮捕。布朗基躲避了几个月，但是后来也被抓住了。他和巴尔贝斯被判死刑，后来被减处无期徒刑，同另一些人一起被押解到蒙特-圣-米歇尔岛的要塞监狱。布朗基在那里一直被监禁到1844年，他的健康恶化以后才被转移到图尔的一个监狱医院。医生宣布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他因而获得赦免，但是他拒绝接受政府的宽恕。不管情况如何，他的病体不能离开医院，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847年。1841年，当他还被监禁在蒙特-圣-米歇尔监狱的时候，他的妻子逝世了。他终于在1847年离开了图尔；1848年革命爆发时，他已是自由人，正在布洛阿养病。
布朗基闻讯立刻赶到巴黎，力图恢复自己的共和派领袖的地位。他很快就获得了一批人的拥护，不过他同巴尔贝斯由于争论各自在1839年的暴动中所起的作用，已经成了冤家对头。他们各自领导一个革命宗派：布朗基领导的是中央共和社，巴尔贝斯领导的是革命俱乐部。在这个阶段，巴尔贝斯和布朗基都反对那些要求立即再一次举行暴动来推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头脑发热的人。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个他们目之为温和到贻害无穷的、受资产阶级控制的政府，而是因为他们都了解暴动必然会招致失败。布朗基说，即使革命者征服了巴黎，也会被外省所击败。这种态度使他丧失了一些拥护者。后来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据说是在帝国档案中发现的文件，从文件看，布朗基简直成了警察的奸细，这使他丧失了更多的拥护者。这份据说是布朗基亲笔所写的文件的原件始终没有公诸于世，几乎可以肯定，整个事件纯属虚构。但是，巴尔贝斯反对他，而且许多人相信这套捏造之词。尽管如此，他仍然拥有许多追随者；中央共和社在温和派的心目中仍被普遍看作是最危险的革命团体。巴尔贝斯的革命俱乐部则要温和得多，而且同政府和制宪议会中比较进步的人士的接触也密切得多。
在这个时期，布朗基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临时政府举行全民直接选举，因为他知道要是举行这种选举，结果会使反动派在全国各省取得多数，会使政权从巴黎工人之手转入资产阶级之手。恰恰相反，他希望临时政府继续掌权，并建议共和派左翼不断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把革命推向前进。布朗基从来不相信普选是表达民意的手段。他争辩说，人民长期受反动势力控制，不可能为真正的自由而投票。只有经过长期的真正的自由思想教育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民主才具有意义。他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并坚决认为共产主义只能分阶段地实现，也就是在人民接受了这种真正的共和主义思想教育为共产主义作好准备的时候，才能实现。因此，他认为必须有一个专政时期，以便实施这种教育。在他看来，要实施这种教育，又必须给予教会——虚伪的社会学说的策源地——以无情打击。
1848年，布朗基准备支持临时政府，同时又发动左翼社团和工人阶级团体对它不断施加压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放弃进一步革命的主张，只是意味着他希望借此等待时机。他的主张仍然是，由少数有纪律的和受过武器训练、并准备使用武器的革命者组织一次武装政变来夺取政权。布朗基相继组织了一些社团，但他并不是来者不拒，个个欢迎，因为他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群众性政党，而是要建立一支由优秀人物组成的精干的革命队伍。他相信，只要不满情绪达到成熟程度，时机选择适当，这批人就能够有效地领导工人，指挥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团体沿着正确的革命道路前进，通过专政逐步为新社会奠定基础。
布朗基准备待机而动，但是其他领袖却不以为然。五月暴动发生了，这是一次缺乏准备，没有计划，而且很可能是蓄意煽动起来的暴动。它使革命团体归于消灭，并使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领袖不再害怕工人阶级。这次暴动是以一次示威游行开始的，目的在于支持法国进行干涉以帮助波兰对付德意志和普鲁士。同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的愿望相反，有些社团组织了一支队伍就这一问题向制宪议会呈递了请愿书。布朗基无法组织这一行动，因为他所领导的团体反对他的意见，于是他便决定插手这一事件；而巴尔贝斯及其信从者却拒绝参与。示威游行变得无法控制，示威群众不顾警察和军队的一再阻止，冲进了正在开会的制宪议会会场。巴尔贝斯和布朗基都发表演说，支持群众的要求，不过建议示威群众解散。他们两人被推向一边。这时，布朗基立即告退，但是巴尔贝斯却突然倒向群众一边。群众的行动使巴尔贝斯相信他们准备革命。于是他便率领一部分群众直奔市政府。在那里，他和其他群众领袖一起宣布解散临时政府，组织一个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代表的新政府。正在宣布这一决定的时候，他们就被逮捕了，而且没有进行武装反抗。接着，布朗基和许多其他人也遭逮捕，革命团体统统被勒令解散，从而为“血腥的六月”和新生的共和国后来在路易·拿破仑手中遭到毁灭创造了条件。
布朗基经过几个月的候审，根据他在这次流产的暴动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被判处十年监禁。他一直到1859年才获释，但是在监禁期间，他得到批准，可以读书和写作消磨岁月。他在获释后又着手组织秘密革命团体。1861年，他再次被捕，被判处四年监禁。1864年，他逃往比利时，避难期间又恢复了密谋活动。在拿破仑三世帝国的后期，随着人民不满情绪的增长，布朗基的影响也逐渐扩大，他所组织的那些新秘密团体获得了很多信从者。他建立了一支规模远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强大的秘密革命部队，而且基本上是在警察当局没有发觉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他不时秘密前往巴黎，鼓励他的信从者。在普法战争爆发时，他已经为发动一次暴动作好准备。后来，他离开布鲁塞尔到巴黎，试图发动起义；这次起义又流产了，但是由于处置及时，主力得以保全。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以后，布朗基的信从者参加了范围更加广泛的新起义。
面对着国家的战败，布朝基便以法国爱国者的新面貌出现了。他新创办的《祖国在危急中报》呼吁全民一致保卫祖国，抵抗德国人，而德国人为时不久就暴露出是法国反动派的同盟者，布朗基很快就恢复了革命者的面貌。1870年10月，他同弗路朗斯以及一部分巴黎国民自卫军联合起来推翻了政府，并代之以由工人控制的新政府。新政府宣布成立了；然而旧政府整顿了自己的力量，又打垮了暴动者。弗路朗斯同政府妥协了，条件是重新举行选举，不惩处那些曾经企图推翻政府的人。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履行，而再一次掀起暴动的尝试又遭到了失败。
正在这个时候，布朗基的身体又垮了，他离开巴黎到乡村养病。军事法庭对他进行缺席审判，以他参加新近的暴动判处他死刑。他在外省被捕入狱，在巴黎公社整个时期都身陷囹圄。巴黎公社社员向梯也尔政府提出以他们所拘留的巴黎大主教和其他俘虏交换布朗基，遭到梯也尔的拒绝。1872年，布朗基又被民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监狱里一直关到1879年波尔多的共和主义者推选他担任下院议员时为止。他的当选没有得到承认，但被释放了，并且允许他重新参加选举。在第二次选举中，他对共和主义者右翼的谴责，使他失去了许多支持者，以致落选。他回到巴黎，恢复了宣传工作，创办了期刊《既非上帝又非老爷报》。1880年12月，布朗基多次在集会上发表演说，积劳成疾，几天后，即1881年元旦，就逝世了。他早已属于那个消逝了的时代；他享年七十六岁，而在监狱中就总共度过了三十三年。1871年以后，布朗基所领导的团体在艾米尔·爱德的主持下在伦敦改组，称为革命公社；这个流亡伦敦的团体一直同法国国内的各个地下组织保持联系，直到1880年大赦令准许革命运动重新公开进行时为止。这时，革命公社改组为中央革命委员会，后又改组为革命社会党；领导人是原先巴黎公社的一位领导者爱德华·瓦扬。这个布朗基主义政党一直存在到1905年。这一年，它并入了法国社会主义统一组织——社会主义者联合党。
就本质来说，布朗基始终是一个暴动领袖和革命专政学说的代表人物。他这种学说的总概念，主要来自巴贝夫和邦纳罗蒂，但是布朗基的阐述却远比他们两人明确。布朗基的基本想法是，他坚信一个具有高度纪律的成员不多的武装政党可以大有作为，这个为革命而组成的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专政，从实现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制度着眼，负责对人民进行教育。他不信任群众性政党；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观点同马克思的有本质的区别。同时，布朗基也非常瞧不起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任何预先计划新社会制度的细节的作法，他在谈到卡贝的规划时说，“共产主义并不是既没有翅膀，也没有羽毛的两腿家禽在人类社会的某个角落里孵的一个蛋。”他还非常蔑视议会派和他们的议会民主观念。他不相信在革命专政建立以前能够做出任何有利于新社会的建设性工作，也不相信能够用暴力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除非工人已经为建立这种社会作好准备。此外，他认为蒲鲁东的互助论毫无用处，工会也没有多大用处，除非这种互助论和工会是在革命的领导下加以推行和建立的。布朗基几乎纯粹是一个暴动主义者，也是后来在法国的工团主义学说中起了重大作用的“觉悟的少数”论的主要阐述者。他认为，除了泛泛地略言其大概以外，试图预言革命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徒劳的，因为革命后会发生什么必然要取决于人民在新政治制度（它势必会取缔传教士和剥夺资本主义权力）的影响下形成的意志。他主张专政一旦建立起来，应立即命令雇主继续生产，不准解雇任何人，听候革命政府进一步处理。
就布朗基对未来的社会组织的想法来说，他期望按照自治合作组织的原则改组工业，并且期望在农业方面也采取同样措施，但进度要慢一些，他认为这些合作组织到头来将完全取代国家，到了专政没有必要的时候，国家也就消亡。正像马克思一样，他完全从阶级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看待整个社会变革的问题。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阐述远比马克思明确，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也远比列宁明确。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他跟马克思和列宁不同，他坚决反对组织群众性政党的观点，相信秘密的革命军是变革社会的工具。虽然他有一篇没有写完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收在他死后出版的选集《社会评论》中，但是其中并没有什么足以引起社会主义学者兴趣的理论性东西。布朗基的经济学说是以批判让·巴蒂斯特·萨伊和巴斯夏的正统派经济学的形式出现的，跟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后来的马克思以批判李嘉图的形式发挥自己的学说的做法差不多。布朗基的中心思想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购买力经常不足是资本所有者榨取利润造成的。在他看来，这就意味着商品的标价高到工人无力购买的程度，结果使生产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资本家则由于有谋求工作的剩余劳工的存在而获得利润。正是针对这一观点马克思用下述论据加以驳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事实上往往以大致不超过其本身价值的价格出售，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利润，是由于他们剥削了作为生产者的劳动者，而不是由于向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索取高价。按照布朗基的说法，资本是“被盗窃的和被扣压的劳动”—这就是从生产者的收入中攫取的部分。“如果没有这种克扣，产品的交换就会按照等价原则进行，而不会发生供销停顿中断的现象，也不会因为萧条与繁荣或停滞与复苏的交替出现而使社会陷于周期性的动乱之中”。同马克思一样，他指出大资本家正在不断地排挤小资本家，并且把这一点归因于大资本家比小业主或个体劳动者更充分掌握了“协作的原则”。他说，没有政权的支持，协作是无能为力的。正因为这一点，那些企图不通过革命就着手建设新社会的空想主义者和互助主义者必然要遭到失败。
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共产主义开始的，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和变革才达到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布朗基同持这种论点的人也争论。他认为，原始社会远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而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仅仅因为原始社会中没有土地私有制便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那是荒唐可笑的。“这就好像现在的国家没有把汪洋大海划归私人所有，就称之为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土地只是在同依土地为生的人口对比变得稀少时才成为私有财产的。在布朗基看来，社会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是不断地从个人主义发展到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都包含着共产主义性质的革新。共产主义不过是最终的协作方式而已。”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反对群众性政党和坚持少数人专政的观念，导致了布朗基的信从者和马克思的信从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布朗基主义者拒绝同国际工人协会发生任何联系，他们认为协会的巴黎支部所属工会接受了拿破仑三世为了笼络工人而答应的有限的宽容条件，犯了同第二帝国妥协的错误。国际工人协会法国支部的主要成员不是布朗基主义者，而是蒲鲁东的信从者，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可是，当巴黎公社在1871年宣告成立而布朗基派在其中起了重大但非主导作用的时候，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都起而捍卫巴黎公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把公社看作是工人阶级在掌握群众性政权方面的第一个实际成就。虽然公社的成就同这两个派别一起成了社会革命史上的巨大里程碑，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止布朗基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重新争吵起来。到了这时，布朗基本人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他的贡献体现在他生平事迹中的远比体现在他著作中的为多；他的著作大部分不过是一些简短的笔记或没有写完的残篇。作为一个著作家。他传世的主要是三五警句而已；本章不妨用他的一句警句来作为结束：“共产主义（即卡贝的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站在河边上争论对岸的庄稼地里种的是玉蜀黍还是小麦。还是让我们过河去瞧个究竟吧！” |
第十三章人民宪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十三章人民宪章
自从英国工会运动在1834年遭到失败以后，人们的注意中心便从工业骚动转移到政治骚动。伦敦的一批工人同议会中的少数激进派议员经过商讨起草了“人民宪章”，而托马斯·阿特伍德及其周围的一批激进的币制改革者则草拟了“伯明翰请愿书”；双方曾经一度互相争夺领导地位。但是，伦敦的那批工人得到了英格兰各地以及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大多数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拥护，终于说服伯明翰改革派在保持其特殊要求的条件下把他们的运动并入宪章运动，从而使宪章运动的要求变成了激进派改革者共同的团结口号。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伦敦工人协会于1838年5月公布了人民宪章，协会主要由全国工人阶级联合会的早期改革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以及各种流派的欧文主义和合作主义运动中的活跃人物组成。宪章运动的领袖有威廉·洛维特、亨利·海瑟林顿、詹姆斯·沃森、罗伯特·哈特韦尔和亨利·文森特；此外弗兰西斯·普雷斯和约瑟夫·休姆两人同这些工人阶级领袖也过从甚密。洛维特在合作运动和要求释放托尔普德尔受难者的运动中都很活跃：海瑟林顿也是一个热诚的欧文主义者，作为《贫民卫报》的发行人，在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中成了领导人物。他在全国工人阶级联合会中和支持工会方面都起了显著作用。另一个工人阶级的新闻工作者沃森也是这样，他曾同理查·卡莱尔一起从事宣传工作，鼓吹自由思想，反对宗教束缚，提倡共和政体。哈特韦尔和文森特都是排字工人，是刚露头角的后起之秀。这些人全都属于上层熟练工人，处境虽苦但还不是无以为生，在他们的个人经历中都没有吃过工厂制度的苦头。他们都是自修苦学的人，很有智慧，善于思考而不轻易为华丽的辞藻所惑。然而，文森特却具有优异的口才，善于打动他人，他后来离开伦敦成为宪章运动在南威尔士和英格兰西南地区的主要宣传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1832年工人选举权运动的失败以及1834年工会和合作运动的失败，使上述那些人大为失望。他们认为，面对当前新旧有产阶级共同把持的议会，仅仅在工业方面采取行动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于是便重新考虑提出成年男子选举权和其他纯政治性改革的要求，首先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他们认为，这样一个纲领能够把一切有不满情绪的主要力量联合起来。如果这一步取得成功，就能为坚持经济要求奠定牢固的基础。因此，他们所起草的人民宪章仅限于提出纯政治性的要求。人民宪章的六项原则都是关系到宪法的，但是，提出这些原则的动机则具有经济性质，而且群众之所以起而响应也必然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不满。六项原则是：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实行秘密投票制，废除议员的财产条件，议员支薪，平等划分选举区和每年召开一次议会。同年提出的伯明翰请愿书只有五项要求，即：户主享有选举权，实行秘密投票制，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议员任职支薪和废除议员的财产条件，请愿书没有提出平等划分选举区的要求（不过，真正的差别并不在这里）；从请愿书要求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而不是每年召开，以及要求户主选举权而不是成年男子选举权这两点来看，伯明翰请愿书比人民宪章温和。1838年，国民请愿书草拟出来了，这是为了把伯明翰改革派和宪章运动各个团体联合起来而进行的一次努力；国民请愿书确曾详细谈到经济方面的不满，也略略提到了币制改革问题，但是它的正面要求仍然只是秘密投票的普选权。
本书的任务仅限于论述社会主义思想，而不是叙述工人阶级运动的通史，介绍宪章运动的史实不属本书范围。在这里，我们所考虑的只是宪章运动中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有关的部分。从这一点出发，重要的是指出，就“社会主义者”一词当时通用的意义来说，人民宪章的实际起草人主要都是社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欧文主义者，希望和期待议会改革能够为实现合作运动的目标扫清道路。欧文主义信徒的阵容在伯明翰是很强大的，但并不占压倒优势，而在曼彻斯特、约克郡的某些城市、格拉斯哥和少数其他地区，欧文主义信徒也不少。但是1834年以后，欧文主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成其为群众性运动，也不再是阶级感情的总汇了。作为一种运动，欧文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又不相信政治行动。投身宪章运动的欧文主义者大都没有放弃他们的合作社会主义思想，而只是不再效忠于残存的欧文主义运动；这时欧文主义运动愈来愈多地集中精力于创立千年至福的公社和“理性宗教”，而欧文本人的思想也愈来愈向这方面发展了。
即使是在伦敦，团结在洛维特和海瑟林顿周围的那一群人也不过是好几个团体中的一个而已。爱尔兰人詹姆斯·布朗特里·奥勃莱恩，原是海瑟林顿发行的《贫民卫报》的编辑，翻译过邦纳罗蒂关于巴贝夫密谋的论著，不久就在伦敦另树一帜，领导一个对立的团体，出版《劳动者报》，并与菲格斯·奥康瑙尔合作。乔治·朱利安·哈尼同奥勃莱恩关系密切，帮助奥勃莱恩建立了伦敦民主协会，同伦敦工人协会分庭抗礼。这两个人的思想都可以溯源于法国大革命，更具体地说，可以溯源于罗伯斯比尔和巴贝夫。这两个人是革命者，而不是激进派改革者，并且显然都有国际主义观点。从本质上说，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欧文主义的而是无产阶级的，至少是以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富有者的思想为基础的。他们十分鄙夷洛维特那群人的正人君子派头，也同样藐视阿特伍德派主张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建立联盟的倾向。这些“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师法欧文或傅立叶，倒不如说是仿效布朗基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巴黎运动的左翼分子。
在各个工业区，都有相当于洛维特派和奥勃莱恩派的人物。但是在北方，工人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议会改革，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而是对经济压迫展开直接斗争。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两个突出的问题是反抗1834年的新济贫法（旨在取消身强体壮者的救济金）和要求改革工厂制度。这些运动的领袖是约翰·菲尔登那样的激进派雇主，理查·奥斯特勒那样的激进托利党福音主义者和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那样的激进反国教宣传者。不论根据“社会主义者”一词的哪一点含意来衡量，这些人也没有一个称得上社会主义者。菲尔登是一个胸襟开阔、白手起家的面粉厂主，他憎恨压迫和集权主义，也同样热心维护童工及其父母的福利事业。奥斯特勒是“王位、教会和家庭”的热诚拥护者，极其憎恨辉格党的资本家和形形色色的孜孜求利的人，衷心维护儿童的福利事业，并且指责工业主义破坏家庭生活和家庭责任。斯蒂芬斯是个热情洋溢的演说家，他坚持人民在法律和富有者使他们无法获得差强人意的生活资料时有权夺取生活资料。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任何建设性的社会学说，除非我们把奥斯特勒缅怀“美好的昔日”的思想——这使人联想到科贝特——也当作一种社会学说。
除了这些领袖和诸如此类的人物以外，从1837年起，还应该提到菲格斯·奥康瑙尔这位口若悬河的爱尔兰人和他所办的影响广泛的刊物《北极星报》。在奥康瑙尔周围还聚集了已经支离破碎的约克郡工会的零散成员，他们还保持约克郡工会的传统，进行秘密活动，并对那些企图以拒绝雇用工会会员来摧毁工会的雇主进行激烈的斗争。1837年，英格兰北部开始认真执行新济贫法，引起了严重的冲突；而在工厂改革运动中，下述双方也发生了巨大分歧：一方是那些受沙夫茨伯里勋爵领导的，并且准备同那些愿意帮助他的进步雇主和政治家和平合作的人；另一方是那些认为除非通过工人自己的努力，否则就不可能取得任何有价值成就的人。后者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奥康瑙尔和《北极星报》的周围，成为宪章主义者，然而在反抗新济贫局这一更为迫切的问题上，他们仍然拥戴奥斯特勒和斯蒂芬斯。新济贫局取消了他们从地方税收入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权利，并使他们在一般直呼为“巴士底狱”的新济贫院中遭受幽禁和男女隔离之苦。
奥康瑙尔的政治生涯，是从在奥康奈尔的领导下担任爱尔兰议员开始的，奥康瑙尔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拥护自耕农所有制的人。同欧文、傅立叶及其他许多人士一样，他也深信采用集约耕作制能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不过他的理想是耕者有其田的个体农民所有制。他不喜欢工业主义，而希望找出一套方案把失业者重新安置在土地上，宣称这样做的一个效果是缓和就业竞争，从而使工业中的工资得以提高。他在《小农场的经营管理》一书以及许多演说和论文中阐述了这一主张。他反对欧文主义，因为欧文主义提倡集体耕作，而且他很快就募集基金创办农业移民区，同欧文主义者直接竞争。奥康瑙尔像欧文一样，也希望建立而且也确实建立了一些农业移民区，例如宪章村、奥康瑙尔村等等。但是，这些宪章派的农业移民区不过是集体购进几批个体农场的土地，然后再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转售给个体移民而已。
宪章派的土地计划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推行。奥康瑙尔在宪章运动的最初几个阶段，也同宪章运动的其他领袖一样，把精力集中在人民宪章的纯政治性要求上，但他却以深深打动厂矿区大多数工人而远非宪章本身所能采用的语言，大力揭示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疾苦，用以支持政治方面的要求。事实上，奥康瑙尔任意发挥宪章，使得洛维特和他的朋友深感恼怒，他们嘲笑奥康瑙尔哗众取宠，甚至对他所唤起的隐约可见的革命恶魔也心怀恐惧。他使那些信从阿特伍德的伯明翰人惊慌不已，更有甚者，也使所有希望和平改革的人胆战心惊。本来中间阶级的广大阶层由于不喜欢旧统治阶级的不断得势，经过说服，是能够同工人合作以实现和平改革的。这些提倡“阶级合作”的人认为，奥康瑙尔是他们前进道路上最不容轻视的障碍，因为他所煽动起来的恐怖驱使愈来愈多的中间阶级人物因循苟且，接受现状。
不过，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在一致要求实施人民宪章的情况下暂时部分地隐伏下来；实施宪章的一致要求也使得人们在争取经济和社会的目标方面以及在赢得宪章斗争的方法方面暂时不再发生分歧意见。大家首先同意集中力量征集签名，向议会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至于请愿一旦被议会驳回又该怎么办，则留待日后再作讨论。
因此在1838年，团结在人民宪章周围的有反对新济贫法的人，主张工厂改革的人，城市和工业区所有心怀不满的人，以及坚定的激进派、共和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欧文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不在此列，因为他们仍然不信任政治行动而自行其是）。此外，由于三十年代末期发生了一场一直持续到“饥饿的四十年代”的长期工业萧条，宪章运动又获得了新的力量。但是，宪章运动是一种起源于人民经济困难但又缺乏任何明确的经济纲领的运动，因而它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思路清晰的理论领袖。当议会表示无意接受人民宪章时，运动本身立刻就分裂成“实力”和“道义力量”两大对立的派别，而摇摆于这两种对立方法之间的中间派则人数更多。两派中的一派是一批人数相当多的宪章运动支持者，他们认为宪章运动实质上是那场导致1832年法案得以通过的政治改革运动的延续，他们指望通过一场宣传鼓劲来实现成年男子选举权，这场宣传鼓动同1830-1832年的运动十分相似，实质上是政治性的，很可能延续很长时间。另一派则是一批人数也相当多的激进共和主义者和过去的工会运动者，他们否认“经过改革的”中间阶级的议会有可能再对其本身进行改革从而使中间阶级放弃它在1832年所获得的权力；他们希望发动公开起义，至少希望举行某种“全国休假日”或总罢工，认为这是唯一可以迫使议会实现工人阶级选举权或者实现他们所要求的经济改革的道路。人民宪章的大多数积极拥护者则踌躇徘徊于这两个集团之间，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敌对者所指挥的武装力量面前自己是软弱无力的，然而对单纯在法定范围内搞宣传鼓动能否有效地达到改革的目的又表示怀疑。把宪章运动全国各地的领导人和信从者统统算在内，我认为“道义力量派”的人数一直大大超过地道的“实力派”；而且那些表面上主张“实力”的人实际上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打算在必要时不惜发动武装起义的人；另一种人则只是希望以实力相威胁，迫使议会进一步作出让步，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打算真正使用实力，即使诉诸实力，无论如何也决不会超过在布利斯托耳和诺丁汉两地的早期改革斗争中所使用的程度。
在这种气氛下，人们在人民宪章一旦成为国家法律以后所将出现的新社会这个问题上的种种分歧意见，自然就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宪章运动的领袖们立意要使拥护各种对立社会学说的人放下他们的分歧，在人民宪章的共同要求下团结起来。宪章运动的领袖们敦促欧文派的工会主义者和合作主义者——最强大的“空想社会主义”集团——同新济贫法的反对者、工厂改革的拥护者和激进共和主义者联合起来，同时要求他们把实现自己的学说的任何尝试推迟到宪章运动获胜以后。事实上，支持宪章运动的群众正是由新济贫法的反对者、工业区主张工厂改革的人以及城市的政治激进派等等组成的；支持力量既然如此复杂，宪章运动的许多鼓吹者在强调人民疾苦和社会改组计划时也就必然各讲一套，尽管他们全都号召人民拥护宪章。
在第一次国民请愿书遭到拒绝和1839年宪章运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分裂以后，上述那些流派就再也没有重新联合起来。主张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合作的那批人不是从此星散，就是把精力投入约瑟夫·斯特奇所领导的普选权联合会的活动，这个联合会跟反谷物法同盟中的进步成员有密切的联系。许多人完全投入了反谷物法同盟，因为他们相信，为废除谷物法而掀起宣传鼓动比起为扩大选举权而掀起宣传鼓动，及早获得成功的希望要大得多。他们认为废除谷物法会为扩大选举权铺平道路。洛维特和他的朋友对奥康瑙尔的得势大为恼火。指责奥康瑙尔始而煽起继而出卖纽波特起义。他们打算同斯特奇派共同行动，但又不愿意放弃人民宪章的名义，而放弃这个名义却是许多中间阶级改革者所坚持的一种让步，因为宪章运动在“神圣月”和纽波特起义中连遭惨败，已经声誉扫地。由于这个问题，同普选主义者采取联合行动的尝试不得不作罢，于是洛维特便退而通过他所创办的人民政治与社会权利全国促进会进行纯教育性的活动，虽然他仍然热衷于同国外的激进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保持接触。组成伦敦工人协会的那个集团解散了；在伯明翰，自托马斯·阿特伍德引退以后，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就一直群龙无首，也没有一定的政策。苏格兰的宪章派也发生了分裂：两个较大的集团——与奥康瑙尔共存亡的左翼同那些打算从英国宪章派中分离出去的强大的“道义力量”派——壁垒分明，争吵不休。
宪章运动大多数领导人在1839年底和1840年初都曾短期身系囹圄，而在他们次第出狱以后，就显然可以看出，宪章运动主体的领导权落入了奥康瑙尔之手。1840年，奥康瑙尔还在狱中，全国宪章协会宣告成立，翌年他获释后很快就被推举担任领导，并逐步诱导协会把其前途寄托在他的农业安置计划的成败上。直到1843年，也就是在1842年第二次声势浩大的国民请愿遭到拒绝和同年的广泛罢工运动失败以后，宪章运动土地计划才真正开始推行。但是早在1841年就已有了兆头，当时奥康瑙尔非常敌视辉格党和反谷物法同盟，要求宪章运动者在选举中倾其全部影响支持托利党。这就引起了奥康瑙尔和奥勃莱恩两人之间的分裂。他们过去一直是紧密合作的。奥勃莱恩要求宪章运动者跟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一概不发生联系，而要集中力量进行独立的宣传，直到自己强大到足以一举而打垮这两个党为止。但是奥勃莱恩还同斯特奇派联系密切，于是便同宪章运动的主体分离了。他已经抛弃了革命思想。他在1841年作为太恩河畔纽卡斯尔的议员候选人时曾提出一个纲领，反对没收财产并要求议会采取行动修订财产法，对所有为了国家利益而可能被剥夺财产的人给予补偿。在这个阶段，奥勃莱恩跟他后期的想法不同，并不主张实行任何全面公有制，甚至不主张实行基本工业的公有制。他的主要经济建议是对富有者征收高额赋税，并且设立公有的国家银行，为生产企业提供资金。
从1840年到1842年，全国宪章协会把它的主要力量倾注在组织第二次国民请愿的工作上，这次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实际人数远较第一次为多。事实上。尽管在宪章运动者的行列中存在着种种分歧，但在奥康瑙尔的领导下，宪章运动在1842年无疑得到了空前广泛的支持，至少在工人阶级中是如此。在这方面，商业的严重萧条大大帮助了宪章运动，1842年商业萧条降到了最低潮，群众性罢工遍及绝大多数工业区，对日益恶化的工业劳动条件作绝望的反抗。这些罢工肯定不是宪章运动的领袖们发动的；事实上，罢工还使他们感到愕然。最初，奥康瑙尔甚至谴责这些罢工是雇主们为了反谷物法同盟的利益而蓄意煽动起来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的信从者已经深深卷入了罢工运动，自己才参加进去，旨在把这次起因于饥饿而本质上属于工业范围的行动转变为争取人民宪章的总罢工。
姑不论1842年罢工的目的是什么，除非能把罢工转变为革命，否则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宪章运动者吸取了1839年的经验教训，又不相信自己有力量发动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于是，罢工工人迫于饥饿，凡是能找到工作的都纷纷回去复工了。面对第二次挫折，宪章运动的声势大大衰落。正是在这个阶段，奥康瑙尔一反以往的政策，要求他的信从者参加普选权联合会在1842年12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并试图同斯特奇派达成妥协。由于全国代表大会投票赞成人民宪章的名称和实质，斯特奇派退出大会，这次尝试失败了。于是，奥康瑙尔便转而求助于他的土地改革方案，并让仍然追随他的信从者投入实现土地计划的斗争。在以后几年中，他们的金钱和精力大都耗费在这项计划上。这一步骤引起了更大的争吵和分裂，在奥康瑙尔所组织的全国土地公司的财务愈来愈混乱的时候尤其如此。到了1848年，宪章运动者之间吵成一片，彼此任意以贪污或无能相诋毁。不久，议会调查委员会裁定控告奥康瑙尔贪污的案件不能成立，同时宣布整个计划为非法，经济上不合算，并勒令结束。在这以前，奥康瑙尔于1847年被选为代表诺丁汉的议员；当时他在工人阶级中仍然拥有一大批信从者，土地计划失败后，他又回过头来把1842年以后已经声势大减的人民宪章的要求重新抬了出来。1848这一年，革命运动在欧洲一大部分地区风起云涌，这就使宪章运动各个集团日趋黯淡的希望死灰复燃。全国宪章协会着手组织第三次国民请愿，并且重新考虑了一旦议会竟敢拒绝请愿时，应拿出什么“出奇制胜之策”来对付。可是，宪章运动者这时已不可能再发动一次广泛的罢工运动来达到自身的目的，而且全国宪章协会实际上也没有提出任何政策。4月间，全国宪章协会在肯宁顿公地上组织的呈递请愿书大示威被轻易地阻挡住了，因为政府事先召来年迈的威灵顿公爵对群众骚动的威胁作了防范布置。少数左翼小团体，在没有任何统一领导的情况下，制定了革命起事的计划，但自知力量薄弱而没有采取行动。为讨论进一步行动而召集的国民代表大会也无结果而散。宪章运动的弱点由于使人们产生了不必要的恐惧而更加惊人地暴露了出来。1848年以后，宪章运动甚至连貌似得到群众支持的全国性运动这个外表，也无法再维持下去了。
然而，正是在这次无可挽回的失败的余波中，宪章运动——或者说宪章运动的尾声——却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1848年以后继续活动的主要团体剩下了两个：一个是经过改组的全国宪章协会，它的领导权已从奥康瑙尔转到他以前的副手厄内斯特·琼斯和乔治·朱利安·哈尼手里；另一个是布朗特里·奥勃莱恩在全国改革联盟的名义下发起的新运动。这两个组织的支持者几乎完全来自工人阶级，因为中间阶级激进派已经扬长而去，集中在以乔舒亚·沃姆斯利爵士和约瑟夫·休姆为首的“议会与财政改革协会”的周围，重新组织他们的力量。这个协会以“小宪章”为纲领，要求户主选举权而不是成年男子选举权，也索得了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支持。在另一端，琼斯和哈尼开始同卡尔·马克思以及那些在1848年初与马克思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外国流亡者建立密切联系。通过这些接触，宪章运动中的琼斯―哈尼派就发展了一种强烈的国际主义观念。实际上在哈尼的思想中，国际主义观念从一开始就存在。宪章派左翼在脱离了奥康瑙尔的控制以后，就愈来愈把自己看作是国际革命运动在英国的一翼，也更加注视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自然，1848年欧洲事态的发展和马克思的感染力鼓舞了民主兄弟协会；这个协会创始于1846年；旨在使协会的英国领导人能同旅居伦敦的各国流亡者团体相聚一堂。看来，建立某种工人国际组织似乎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但是欧洲大陆上的革命接连失败，建立工人国际组织的运动也逐渐消失了，只剩下寥寥几个忠于这一事业的人在继续奋斗，不久，一度被呼为马克思的“白头发的孩子”的哈尼不再为马克思所赏识，主要是由于他没有充分支持马克思的观点，反而坚持同形形色色的大陆革命者拉拉扯扯，其中包括许多同马克思有激烈争论的人。此后，厄内斯特·琼斯成了宪章运动左翼的杰出领袖，在1848年以后的十年间，琼斯再接再厉，反复作出努力，想使日趋没落的宪章运动重振旗鼓，特别是竭力争取工会的支持，然而工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无视他的主动建议。最后，到了五十年代末期，甚至连琼斯也对英国工人阶级是否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感到绝望，转而发起一个使工人阶级同中间阶级联合起来的新运动，马克思对此深为不满，然而这个运动后来在1867年的改革法案中却取得了部分成就。在此期间，哈尼也于五十年代中期愤然离开英国，移居海峡群岛，同原先定居在那里的以维克多·雨果为首的法国流亡者携手合作。
厄内斯特·琼斯在1848年以后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中心学说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必要形式，同时坚持剩余价值论，并认为资本的集中是历史的趋势。琼斯非常重视工会运动，认为这是组织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和提高阶级团结意识的工具。琼斯始终认为工会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以扩大眼界，并使工会在实质上属于政治范畴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中转变为辅助组织。但是琼斯仍然主要是从农业社会主义，而不是工业社会主义的观点去考虑问题的，至少在1848年以后有一个时期是这样。宪章运动土地计划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依靠自愿行动把工人安置到土地上去是不够的。这一教训促使他在五十年代热烈拥护土地国有化。他希望以普选为基础的经过改革的国家购买或没收土地，然后把多余的城市工人安置到土地上去，成为“国内移民区”。他设想的这些移民区仍然由个体耕种者组成。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同时又由于同那些愿意便听他的意见的工会主义者进行接触，琼斯在五十年代愈来愈具有工业头脑。他在曼彻斯特定居，对于改变他一生最后十年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不但没有使他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反而使他逐渐抛弃了革命观点。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他经常自豪地宣称自己属于宪章运动“实力派”。他欢迎《共产党宣言》，认为《宣言》从理论上明确而系统地说明了他早就本能地接受了的革命思想。然而，他却始终没有真正学通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哲学，即使在他自许为这种哲学的名副其实的代表人物时也是这样。琼斯是诗人，也是理想主义的传奇故事作家，他忘我无私，冲破一切障碍，坚决战斗，他的忠贞不渝的品质终于博得举世敬仰。最后，琼斯摆脱了马克思的影响，并根据自己的经验转变看法，认为工人需要在中间阶级的帮助下，通过改革而不是通过他曾寄与希望的革命才能赢得选举权；即使在这以后，马克思对琼斯仍然推崇不已。
1850年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译本的是哈尼而不是厄内斯特·琼斯，译文刊登在哈尼主办的《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他在主办这一刊物的同时，还主办另一个比较朴实的杂志《民主评论》。当时，哈尼刚同奥康瑙尔决裂，并同《北极星报》断绝了关系。可以肯定《红色共和党人》原打算成为1848年已呈燎原之势的国际革命运动的喉舌。1850年，哈尼和民主兄弟协会的会员已经同马克思那一批人以及布朗基的信从者在伦敦携起手来，组织了全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后者意味着连续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完全实现共产主义——“人类社会组织的最终形式”为止。因此，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际革命运动而诞生的时候，哈尼就完全参与其事了。但是不久，他就投入了同厄内斯特·琼斯争夺左翼宪章运动领导权的激烈斗争，在斗争中马克思是支持琼斯反对哈尼的。哈尼虽然是一个革命者，却从来不是马克思真正的信从者。他不是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路易·勃朗的信从者以及欧洲大陆所有其他革命团体、社会主义团体之间的内部争论完全不能理解。他希望同所有这些人都保持友好关系，并使他们携起手来于共同投入一个充满共和主义友爱精神的统一运动。他认为马克思是利己主义者，胸襟偏狭；而马克思则认为他是一个浮夸的傻瓜。琼斯的刻苦精神和组织能力都远比哈尼强，很快就取代了哈尼。
宪章运动的领袖中在1848年以后仍能保留下来起一些作用的，唯布朗特里·奥勃莱恩一人而已。如果他不酗酒，他起的作用可能大得多。1848年以后，奥勃莱恩提出了一个纲领，着手把宪章运动中革命性不那么强烈的人团结在全国改革联盟的旗帜下。这个纲领的目的在于争取罗伯特·欧文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学派的信从者，以及那些企图进行合法的宣传鼓动而不是革命暴动的政治改革者。我们已经谈过，奥勃莱恩本来属于宪章运动的“实力派”，曾经翻译和注释邦纳罗蒂的著作而把巴贝夫的学说介绍到英国来。奥勃莱恩一度是奥康瑙尔的亲密合作者，但是由于是否同斯特奇的普选联合会合作的问题又同奥康瑙尔决裂。他曾攻击奥康瑙尔的土地计划，认为注定要失败，并且必然会使不幸的移民受高利贷者的盘剥。1848年，他强烈反对宪章运动代表大会许多代表所赞成的暴动计划，并退出大会以示抗议。1849年，他才再度露面，在《雷诺兹政治导报》——即今天的《雷诺兹》杂志的前身——上发表了他始终没有写完的著作《人类奴隶制的起源、发展和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开头部分，这部著作很重要，因为它在《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发表以前，就把古代的人身奴隶和现代的工资奴隶相提并论。“今天所谓的工人阶级就是文明国家中的奴隶人。”这种现代形式的奴隶制度只有通过社会巨变才能废除，而社会巨变既可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可能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奥勃莱恩希望的是后者。“最近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所发生的惊人革命既已应用于人类的经济方面，自然应该在人类的政治和社会机构方面引起另一次与之类似的革命。”可以断言，这是圣西门学说的回声。
G·W·M·雷诺兹和欧文派宣传家劳埃德·琼斯（后者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所发起的合作运动也有联系）在1850年同奥勃莱恩联合组成了全国改革同盟，同盟提出了一项包括七点（有时是八点）主张的纲领，旨在调和各个对立的宪章派团体。有一段时间，这个纲领得到全国宪章协会和民主兄弟协会双方的赞同，《雷诺兹新闻报》变成了宪章运动的喉舌。但是，奥勃莱恩同全国宪章协会的关系很快就由于他同劳埃德·琼斯发生争吵而断绝了；1855年以后，奥勃莱恩退出政治活动，以写政治诗篇和《论罗伯斯比尔》度过晚年。全国改革联盟终于一事无成，只有《雷诺兹新闻报》保留下来继续宣传其创办人的某些思想。
宪章运动所提出的最接近于具体政治纲领的东西，是《全国改革联盟建议书》。《建议书》在许多地方受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且也惊人地预示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复兴时期的社会主义纲领。《建议书》首先要求修改济贫法，并要求建立一种集中征收平等地方税的制度，以便为维持条件相当好的工作或生计提供资金。其次要求国家收购土地，让失业工人在那里定居，由他们自己选择加入欧文派的合作公社还是奥康瑙尔派的土地移民区。第三，要求按照拿破仑战争以来物价下降的比例削减国债——这是科贝特的“公平调整”方案，并要求征收财产税以清偿国债余额。第四，主张土地逐步国有化，包括将矿产、矿山和渔业收归国有，同时利用这些资源充作政府费用，“兴办一切必需的公共工程”，并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第五，要求采取一种“以实际可消费的财富为基础而不以可变的，数量不定的稀有金属为基础的”新货币制——是阿特伍德的老方案。第六，要求建立公共信贷制度，以鼓励发展生产合作社和小企业。全国改革联盟的第七点建议要求普遍建立劳动交换所，使各行各业的产品都能在那里按照“以小麦或劳动量为标准的”价值相互交换，从而逐步代替“目前竞争性贸易和零售的不合理制度”。第八，主张在下一阶段将铁路、运河、桥梁、船坞、自来水设备和其他公用事业逐步收归公有。此外，这个纲领的某几种版本还把教育方面的要求扩大为建立免费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其中另有一些条文主张大大修改刑法和改革监狱制度，并削减武装部队的开支。
在这个影响深远的纲领的最后部分，还有一项包括罗伯特·欧文对“理性教”的看法的附加条款，宣布全国改革联盟愿意同欧文派理性协会合作，组织一个全国理性同盟以宣传共同纲领。
显然，奥勃莱恩的建议是个大杂烩。但是，在丛空想社会主义过渡到制定一项强迫（不是推翻）现存的国家来实现进化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个过程中，他的建议毕竟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不过这些建议当时并未取得任何成就；全国改革联盟在奥勃莱恩退出积极的宣传活动以后很快就消逝了，那些留下的工人阶级宪章派大都继续支持厄内斯特·琼斯和日益衰微的全国宪章协会，而不支持奥勃莱恩。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全国宪章协会逐渐销声匿迹，琼斯也转而按照合法方针发动一个新的改革运动；这时，英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便杳无踪影了。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在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下，英国的社会主义曾有东山再起之势，然而这也只是稍纵即逝的现象而已。在海德门于1881年建立民主联盟以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直到1889年以后独立劳工运动行动起来的时候奥勃莱恩的思想才重新抬头。
宪章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为什么如此微弱呢？或者说，为什么宪章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如此之小，甚至在“饥饿的四十年代”那样的年头也会让已经掌握在手的力量悄悄地跑掉呢？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早已拥有立宪（虽然不是民主选举的）政府，因而使那些要求立宪的人和那些要求民主或“人权”的人之间无法建立任何革命性的联盟。另一方面是英国已经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政府基本上仍由贵族掌管，然而国内资本家已经能够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方针办事。再一点则是由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迅速扩张的制度，它还有发展的余地。毫无疑问，工业资本家凶恶地剥削广大的厂矿工人；但是，这种制度也为少数熟练工人、管理人员和小业主提供了日益增多的机会，而且大体说来还有日益提高生活水平的趋向。此外，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并不聚集在伦敦，而是散居于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伦敦根本不可能成为巴黎那样的革命中心；而且英国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由新兴的“白手起家的”人构成的，分布广泛，他们所组成的金融寡头集团远不像巴黎的银行家和商业资本家那样狭隘。这就使英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强大得多，也远不易受革命的冲击；这也使英国政府不易为主要发生在远离京畿地区的暴动所震撼。
尽管如此，通过欧文，通过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通过斯宾士和本鲍之类的人物以及在詹姆斯·摩里逊的《先驱者》上以“塞奈克斯”为名发表文章的人等等，英国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的确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概念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正日渐失去吸引力的时候，社会主义在大陆上却是一股蓬蓬勃勃的力量。不过，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后也遭受了极大的挫折，这是1848年发生的那些主要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相继失败的后果。另一方面，英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就走着下坡路，这并不是由于它分担了资产阶级的失败，而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夺走了它的吸引力。
宪章运动当年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它只是附和欧文、路易·勃朗和卡尔·马克思的学说而已。就大部分工人来说，他们并没有接受这些学说。有人曾经试图把厄内斯特·琼斯培养成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才。奥勃莱恩的才智较高，不过他除了附和别人的观点以外，成就殊小。至于哈尼，甚至没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奥康瑙尔一度受到工人阶级中一大部分人的重视，然而他并没有教给工人什么有益的东西，也没有教给他们任何可以称得上社会主义（即使是从这个名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的东西。 |
第十二章约翰·弗兰西斯·布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十二章约翰·弗兰西斯·布雷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约翰·弗兰西斯·布雷（1809-1895年）当了一本书，极其出色地综合了本书第十章所论述的欧文主义和英国的反资本主义经济学说，而这本书竟出自一位半美国人之手，确实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布雷出生于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父亲是一个移居美国的英国演员，母亲是美国人。1822年，布雷由父亲带回英国，全家定居在里兹，布雷当了排字工人。他好像是在1835年开始同工人运动发生积极的联系的，而且主导思想这时已经形成。他的第一篇问世之作就是1835到1836年在非常激进的《里兹时报》上发表的。1837年，他当选为新成立的里兹工人协会的司库，这个协会同洛维特的伦敦工人协会宗旨相同。布雷在里兹工人协会发表讲演，并于1839年出版了一本书，除了他后来在美国发表的一些论著以外，他只出过这一本书，书名叫做《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或强权时代与公理时代》，发行于当时英国北部宪章运动中心——里兹，奥康瑙尔主办的《北极星报》就是在这里出版的。布雷在英国一直住到1842年，后来在宪章运动趋于衰落的时候回到美国。在那里，他一身兼三任，既是印刷工人和农民，又是报纸撰稿人，继续宣传自己的思想。他留下了一些从未发表过的著作，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发现，不过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和声誉则完全取决于他在1839年出版的那本书。
马克思对布雷的著作评价很高，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蒲鲁东时曾经广泛地引用了布雷的话。诚然，马克思对布雷的思想既加以赞许，也同样给予批判，不过毫无疑问，他从布雷的观点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方面。
如上所述，布雷的著作是欧文主义和反李嘉图派经济学的综合，不过对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和工人阶级运动也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布雷非常同情工会运动，但也完全了解它的局限性。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不啻是以卵击石，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为制定工厂法而进行的斗争；只要在经济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阶级占有生产工具，而另一个阶级又仰仗这个占有阶级提供生产工具，那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处境。劳动者有权享受其劳动成果的全部价值，因为交换的自然法则是产品应该按照其所消耗的劳动量进行交换。但一个阶级的垄断占有制却同这种平等交换的原则相矛盾。劳动成果的大部分为有产阶级所攫取：在日常的工作日中，劳动者只是用部分时间为自己谋取仅够维持生活的报酬，余下来的全部时间都是被迫为雇主进行无偿劳动。这是欧文主义同霍吉斯金学说的综合，而其表达方式则远比二者透辟。马克思基本上同意布雷的上述理论，但也指出了其中的空想成分。马克思说，为劳动者要求全部由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产品，那是空想，因为在现代的生产条件下，大多数劳动者都没有这种产品。他们在一种基本上是社会性或集体性的生产过程中出卖劳动力，因此，提出享有“全部劳动产品”这个要求在当代世界上如果还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那就必须由劳动者集体提出，而不应由个人提出。除去这一点以外，马克思对布雷在书中所作的分析评价很高；此外，由于这本书出自一个工人之手，而不是出自一个同情劳工疾苦的中产阶级著述家之手，因而得到马克思的格外推崇。
布雷对工会主义运动以本位主义为目标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工人单单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为整个社会采取行动，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彻底改变进行努力。他对宪章主义者的批评甚至比对工会的批评更为尖锐，因为他相信政治结构只是社会中各种经济力量的反映——这里显然又看到他对马克思的影响。他认为，除非使基本的经济制度——法律就表达了它的需要——也得到改变，否则单单改变政府是无济于事的，而工人应该全力以赴的目标主要就是改变经济制度。
布雷是一个欧文主义者。他论证说，工人只有在合作公社中自由而平等地联合起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利用这种生产资料共同劳动，他们的疾苦才能解除。他从根本上抨击私有制度，认为这种罪恶制度的根源在于土地的私人占有，而土地本来是一切人所公有的。谁也没有任何权利或者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占有一寸土地。这项自然法则遭到破坏，就引起了私人占有其他生产工具所产生的一切其它弊端。因此，要实行改革，首先就必须把土地归还给人民共同使用。但是布雷承认，要想一下子就把千百年来私有制度和阶级压迫的恶果彻底消除干净是不现实的。那么，在工业和土地方面怎样着手同资本主义的弊端展开斗争呢？布雷以欧文主义的公社为目标，想要找到一个通往这个目标的中间站，并且相信已经找到了这个中间站，这就是，他建议一切工人都参加一些属于他们共有的合股公司。他认为以前的合作计划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缺乏资金，因此，工人以及那些愿意帮助他们的人必须组织公司，定期缴纳小额款项以积累创办生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从而为社会化工业组织打下基础；与此同时，也要求恢复土地公有制。但是，布雷建议的合股企业一旦建成以后，就不再依赖资本主义银行家所垄断的虚伪货币。合股企业应发行自己的货币，这就是根据工人所掌握的生产资源（即他们本身的劳动力）发行劳动券，并通过这种劳动券来公平合理地交换彼此的产品——这也就是按照劳动时间的平等交换。他们应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专门向合股企业提供这种通货，并调节其发行量，使之同劳动力的供应相适应。还应该设立批发市场和零售交换集市，以便按相当于劳动成本的价格分配产品。交通运输和其他服务性事业则由各个地方委员会选出的专业管理局负责安排。所有这些都使人清楚地联想到欧文，而在货币问题上，又使人联想到约翰·格雷。
布雷的建立庞大合股公司体系的思想是以持股者完全平等而不是以资本主义的持股原则为基础的，他的这种思想以及他为建立这种制度而提出的建议，对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偿还运动显然起了鼓舞作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偿还主义者主要集中于里兹，而布雷早已在这里工作并发表他的著作；他们最杰出的理论家件R·李斯显然受到布雷思想的鼓舞。在布雷的思想中，这种即将掌握全国统治权的合股公司网只不过是过渡到欧文所擘划的那种更完善公社制度的中间站；不过他认为对未来的详尽预言要是超出了这种中间阶段的范围，那就远离实际了。
当然，布雷的计划远比他本人所以为的更富于空想性。但是它不仅影响了偿还主义者，而且影响了消费合作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确曾建立了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一类的合作社，这些同资产阶级合股公司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其基础是“一人一票制”，但并不排除对股东按投入的资本付给股息。布雷的计划甚至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些所谓“工人有限公司”的发展也多少有些关系，这类公司在纺织工业中曾大量出现，股东都是工人。但是，这些公司并没有像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那样实行所有股东一律平等的原则，股东的投票权同所持股票的多寡成比例。这是对资本主义原则的让步，布雷一定会完全反对。
布雷的著作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不决定于他提出的那些积极建议，而决定于他持有的基本理论和他表达这种理论的出色方式。他并没有说出多少欧文、霍吉斯金、汤普森、格雷或者前二十年其他著述家所没有说过的话。但是，凡是他所说的，他都说得文从理顺，令人折服；他以前人所未用过的方式把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贡献的要旨融合起来。他附和欧文的观点，强调社会制度对于人的性格形成的影响，强调自由竞争对于人的思想情感的邪恶作用。他像霍吉斯金以及其他许多著述家一样，着重指出人类在需求和基本性格方面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也跟一些早期著述家一样，坚信现有的生产资料，只要利用得当而不是浪费在生产奢侈品和保护不平等的制度上，就足以为人人创造很高的生活水平而无需过度劳动。他把权利的平等看作是一项自然法则，人类违反了这项法则，结果是多数人饱尝辛酸，而少数人则为非作歹以保护其非正义的特权，心中惶惶不安。同霍吉斯金一样，布雷也敌视政府，认为政府是保护财产而压制生产者正当要求的一种工具。他坚持，人类要从事自己的正当事业——共同追求幸福，就必须首先把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现象彻底消除，这种现象本身主要是由私人占有土地造成的。在这一点上，他重复了汤普森把欧文主义和功利主义融合为一种学说的做法。
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布雷坚决相信人类的进步是必然的。布雷并没有十分清楚地阐明自己的历史观。但是他认为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同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是不断前进的，尽管有时出现足以毁灭全部历史文明的逆流。他把法国大革命看做是一种新的发展潮流的浪头，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人类推向前进；他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一场不仅是对一个国家而且是对全世界发生影响的运动，它“不受国家、肤色或信仰的限制”，而注定要波及所有各个民族。关于这个问题，布雷以流畅的笔调，用他的《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一书的副题发挥说，“强权时代”终将为“公理时代”所代替。从这里可以看出，布雷虽然强调经济力量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毕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他只是一个对十八世纪所产生的“思想在不断前进中”这个信念起了承先启后作用的人。
布雷虽然远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给了马克思很多教益。我们不妨从马克思引用他的话中举出一两段来看看：
“我们马上来回溯一下产生政府本身的根源。……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在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更加符合于人类正义和理性原则的社会制度。——译者按：此半句不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每个人都是一个环节，而且是一连串作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一连串的开头只是一个观念，而末端也许是一匹呢绒的生产。因此，虽然我们对各种职业有不同的感觉，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人的劳动必须比另一个人的劳动得到较多的报酬。发明家除了得到正当的金钱报酬以外，经常还会获得我们只给予天才的那种赞誉……”
“……人们之间可以交换的东西只有两种，即劳动和劳动产品。［因此，让他们随意交换去吧，他们似乎只是以劳动交换劳动而已。——译者按：此句不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在公正的交换制度下，一切产品的价值都会由它们的生产费用的全都总和来确定，并且相等的价值经常会换得相等的价值。［这段话显然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
“……交换的不平等是财产不平等的源泉，它是吞噬我们的无形的敌人。”
“平等交换的原则，按其本性来说，必然会引起普遍劳动。”
“……我们这种股份公司的新制度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让步，它允许产品的个人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公有制同时存在；这种新制度使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本身的活动，并使人人均享自然和技术的成就所提供的一切利益。因此，这种制度可以适用于现在的社会，还可以准备它今后的变化。”[1]
后来的社会主义评论家之所以对布雷一直颇有好评，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引用了他的话；当然，这样一来就抹杀了那些使布雷受益良多的早期著述家。尽管如此，布雷还是应该受到重视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所说的那些话，同时也是因为他在知识分子的一片喧嚷中发出了真正劳动者的声音，而且是雄辩滔滔的声音。首先，他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学说同基本的伦理观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其次，他懂得如何著书立说。
1842年，布雷去巴黎作短期访问以后，回到了美国，此后一直住在美国，终其天年。他已经写成了第二部著作——《从乌托邦到世界几个未知地区旅行记》，他在书里讽刺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社会制度。但是，这本书一直没有出版，而且在书的手稿连同其他许多材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发现以前，人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曾宣布要出版这本书，但迄无下文。布雷在美国曾给一些劳工刊物和社会主义刊物写过许多书信和文章，并于1855年发表了他的另一部著作——《即将来临的时代》的头几部分，这部著作一直没有写完。1879年，他仅有的另一部完整的著作问世了，书名为《上帝与人的统一和全人类的统一：新天道的社会与宗教基础》。在上述两部著作中，布雷都力主奉行一种以“永生”观念为基础的非神学的宗教，认为人只能通过努力建立正确的社会制度这一途径而且只能在今世求得永生。他在《上帝与人的统一》一书以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观点已经有了某些变化。他仍然提倡用合作社来矫正社会弊端，并对劳工在现行制度下受剥削进行抨击。但是他回到美国后，终于认识到欧文和傅立叶建立公社的计划是一种空想；他这时所主张的，乃是一种无需经过任何完整的公社生活制度就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合作社制度。他同意按照不同的技术和勤劳程度给予不同的报酬，并且准备有限度地承认私有制所产生的各种权利。不过，他继续指责为资本支付利息是对劳动的剥削，并且希望国家建立一套银行系统，向合作生产者发放无息信贷。这同蒲鲁东的“无偿信贷”方案非常相似；布雷认为这个计划会取代生息的私人资本和资本家的利润。他呼吁农民和产业工人联合起来夺取政权，要求大量削减政府开支并迫使立法机关通过公民投票把一切法律草案交由人民直接决定。布雷在后期著作中还猛烈抨击金本位制，力主实行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纸币制度，并且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实行直接以货易货。
布雷后期的全部著作并没有给他的原有贡献增添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作为美国劳工改革同盟的副主席和劳工骑士团的积极分子，布雷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美国劳工运动中虽然起过一些作用，但始终没有成为主要人物。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的地位是由他1839年在英国发表的那部著作确立的；而且正如我们谈过的，这本书之所以重要倒不是由于作者具有独创的思想，而是由于他在表达思想时条理明晰。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0-115页。 |
第十一章欧文与工会——欧文主义的终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十一章欧文与工会
——欧文主义的终结
英国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我指的是对工人阶级的情绪影响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工会的发展。在1824年以前，无论是习惯法还是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结社法案，都把工会运动列为非法活动，后一类法案是法国革命及其引起的恐怖所促成的普遍镇压运动的一部分。到了1824年，英国终于明文废除了这些结社法案并修改了习惯法，允许工人有组织工会的广泛自由。这一变革主要归功于议会中的约瑟夫·休姆和议会外的弗兰西斯·普雷斯的共同努力；此后，许多原先秘密活动的工会便完全公开了，与此同时，许多新工会也纷纷建立起来。即使是在工会受到法律禁止的时期，这些组织实际上也一直存在，就城市有技术的工匠来说，他们的工会有时甚至还公开进行活动。镇压运动的主要受害者是矿工和纺织工人，他们大都在自治城市以外工作，除非他们能够在大片地区内进行活动，否则，他们的组织根本就没有发挥有效作用的希望。这些行业工人的结社由于涉及的人数太多，被认为具有危险性，所以常常遭到法律的镇压，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没有能够阻止他们不断地进行秘密活动。1824年，许多秘密团体公开露面了，当时商业正处于繁荣状态，但仍掀起了一阵罢工浪潮。惊恐的议会撤销了“休姆法案”，并在1825年代之以一项大大缩小了工会活动范围的新法案。不过当局并没有恢复绝对禁止结社的做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已经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情绪，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并且希望工人在获得有限的结社权以后会了解，在无情的“政治经济学规律”面前，结社所能带给他们的好处是多么微小。持这种看法的人说，禁止结社的做法反而使工人滋长了幻想，以为工会有办法提高他们的工资。而今，1825年法案既已规定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和威胁行为都给予法律制裁，工会慑于法律，很快就会懂得以卵击石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而只会从事一些无害而甚至有益的活动，例如对丧失劳动能力、患病或失业的会员给予友谊帮助等等。
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1824年蒸蒸日上的商业繁荣转变为1825年的投机狂，并以危机而告终。反对因不景气而削减工资的罢工多次发生，而在大多数罢工中，工会都遭到了严重打击。虽然某些工会，特别是约克郡那些毛纺工业工会，再度被迫转入地下，但是运动却没有被扼杀。即使是在不景气的年头，工会运动也还是重新发展起来，地方团体纷纷设法更广泛地联合起来，旨在首先抵制工资的进一步削减，然后争取恢复某些已经丧失的权利。与此同时，霍季斯金、汤普森以及其他同情工人的理论家开始对工人发生影响。特别是汤普森，他号召工会树立起更远大的目标，用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来对付关厂停工或降低工资的企图。这些生产合作社可以为社员提供就业机会，使雇主面临遭受营业损失的威胁。此外，他还向工人宣传一种由工人掌握工业控制权的新社会制度。
在公众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议会改革斗争的那些年头，工会组织及其政策的上述发展一直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通过乔治·缪迪、布赖顿的威廉·金博士以及其他具有工人阶级观点的领袖（包括许多在改革运动中也很知名的工人）的努力，合作主义的思想和计划一直在迅速传播。这两大运动的结合似乎向工人阶级揭示了极其光明的前景，他们已经从议会改革的斗争中看到了旧制度崩溃的开始，看到了工人阶级将能自由地创造自己前途的时代的到来。欧文在宣传自己计划的最初阶段，根本没有想到工人本身会对他所提倡建立的“合作村”起积极作用。他总是希望国家、济贫当局或者私人慈善家给劳动者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证明在比较有利的生活条件下和引人为善的环境中，他们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状况。欧文还没有开始从工人掌管自己的事务这种观点来看问题。但是，他在美国的经验已经使他得到了一些教训。当他还留在国外的“新和谐村”的时候，许多具有工人阶级观点的领袖已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欧文所鼓吹的制度既然很好，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建立而要依赖国家和富翁呢？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经过重新解释的欧文主义已经吸引了许多工人阶级的信从者，特别是那些加入新解放的工会的工人，在兰开夏，约翰·多赫尔蒂首先把棉纺工人组织起来，成立“纺织工人总工会”（1829年），第二年又雄心勃勃地计划建立一个“各行业总工会”——这个机构果然在下一年成立了，称为“全国劳工保护工会联合会”。多赫尔蒂是当时工人阶级新领袖中最杰出的人物。在伦敦，造船工人约翰·加斯特组织了“首都工会”；威廉·洛维特则积极活动，把各个工会主义和合作主义团体联合起来，并向它们灌输欧文主义思想。欧文回到英国时，发现许多方面都要求他出来领导这些正在发展中的工人运动，把它们引上合作社会主义的大道。工人运动在议会改革斗争的那些岁月中迅速展开。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以后，曾在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的工人阶级看到自己仍然没有取得选举权，并且面临着资本家雇主主宰的新政治制度，于是，工会主义和合作主义运动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了。在政治方面大失所望的工人转而采取了经济行动，作为对付国家新统治者的自卫手段；同时，建立全体工人阶级的“总工会”的思想也迅速传播开来。欧文在他的信徒的敦促下开始了行动，着手把工会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当时规模庞大的建筑工人工会刚刚组成，企图把建筑业的各个行会联合在统一的领导之下；欧文对这个工会的“议事会”发表了演说，劝导它制订计划，组织一个排除私人承包商的“全国建筑工人总行业工会”，把整个建筑工业都控制到自己手里。
与此同时，在1831年召开的一系列合作社代表大会上，制定了种种发展合作生产和贸易的宏伟计划，作为全面建立合作制度的第一步。在这个阶段，欧文亲自着手工作，想用具体事实证明1821年他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提到的劳动价值论的效验。他的“劳动交换所”的想法，是不同行业的工匠可以通过交换所直接交换他们的产品，而无需假手任何资本家雇主或中间人。他的这一想法在他亲自付诸实践之前，已经作过一些小规模的试验；事实上，这种交换已经成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某些合作社的一种职能。欧文这时开始以按大的规模进行试验，他筹办了一所“全国劳动公平交换所”。在这里，凡是组织在生产合作社中的各行业的产品，都可以按照生产所用的“劳动时间”确定的价值互相交换。欧文的交换所设在伦敦，但是在伯明翰、利物浦和格拉斯哥也建立了类似的交换所，而且在一段时期内，人们一度使用这些交换所发行的“劳动券”代替官方货币进行活跃的交易。生产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其成员大都是那些为了工资和其他条件而同雇主发生争执的工人，他们企图自行组织生产和销售，从而排除雇主，或者至少使雇主接受他们的条件。此外，还有许多合作商店一方面经销生产合作社的产品，一方面经销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力图缩小批发零售价格差额，降低售价，同时又能提供一笔盈余，为进一步发展合作制度积累基金。某些合作商店甚至还采用了“买货分红”制（通常说是1844年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1]首创的），不过大多数消费合作社盈余积累全都是为了目标更远大的社会实验。威廉·金博士的《布赖顿合作者》杂志于1830年停刊，但是又有若干鼓吹合作主义思想的新期刊相继出现。
在所有这些宣传鼓动的影响下，1833年出现了一个雄心最大的企图，即打算建立一个总工联，总工联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日常的斗争，而且要成为促使合作主义新社会制度早日实现的工具。1833年，合作社代表大会召开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各种合作社、工会和欧文主义宣传团体的代表；会上欧文提出了建立一个“全国生产阶级道义总联合会”的计划，他企图利用这个机构举行一次拒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继续生产的和平联合行动，一举而实现新社会制度。但是，根据欧文这一计划孕育出来的却同他所设想的相去很远。在这以前，其他地方已经有人仿效多赫尔蒂和加斯特建立总工会的做法，如在约克郡就成立了一个以服装业为中心的总工会；而多赫尔蒂的兰开夏组织和约克郡方面都已经派出宣传员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鼓动，力图建立起包罗各行各业的郡联合组织。经过这些努力，终于在1834年初成立了“全国统一工会”，雄心勃勃地想把全体劳动者的力量团结起来，直接攻击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在北部工厂区，多赫尔蒂在欧文和约翰·菲尔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全国更生社”也开始发动宣传，号召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一致拒绝在劳动八小时后继续干活。
欧文本人对事态的发展有两种看法。一方面，他相信在其他阶级热心人士的赞助下，由工人阶级提出联合要求，他的合作制度就有可能一举而建立起来；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不喜欢阶级斗争的想法。欧文相信，只要能向雇主充分说明他的新社会制度，就能诱导他们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欣然参与消灭雇主阶级及其生存所系的竞争制度的事业。他也同圣西门一样，倾向于把“勤劳阶级”（这是他喜欢用的名词，相当于圣西门的“实业家”）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单一的组成部分，天生地同非生产者相对立，并且乐于响应号召为大众的利益而采取合理的行动；而大部分非生产者则不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欧文便以救世主的精神宣称；在一切善良的人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新道德世界”即将来临，但另一方面，他在工会中的许多信徒却正在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危机》杂志编辑J·E·史密斯就在《危机》和《先驱者》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2]后因主张阶级斗争并反对欧文的宗教宣传而被解职。《危机》是欧文办的杂志，而《先驱者》则是摩里逊主持的建筑工会机关报。
欧文虽然是组成“全国统一工会”的主要人物，但是起初并没有担任工会的正式职务，甚至连会员也不是，而且对上述发展的看法也是游移不定的。这时候，雇主和政府已经深为震惊。罢工工人有时满足于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但有时却激烈到要求排除雇主，立即建立新的合作管理制度；于是，雇主便以关厂停工来对付他们，拒绝再雇用任何不肯退出“工会”的工人。在1833—1834年著名的“赛马节歇工”（这次罢工在全国统一工会正式成立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中，雇主们就采取了这种方针；而那些被拒于厂外的工人则力图建立自己的合作工厂进行回击。在约克郡和其他一些地区，雇主们在辉格党政府的支持（事实上也是挑唆）下，普遍采用关厂停工和不雇用工会会员的手段。全国统一工会及其他与之有松弛联系的工会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快到简直无法以任何形式把他们有秩序地组织起来。随着停工事件的成倍增加和雇主抵抗的日益加强，工会发现自己正面临为数不多的基金迅速枯竭的局面，无法维持罢工会员或被拒于厂外的会员的生活，也无法试办合作生产。不久，政府又采取了积极措施压制工会，不仅鼓励雇主拒绝雇用工会会员，而且督促地方官吏加紧镇压危险性的密谋。当时，工会要求新会员宣誓保密是十分普通的事，这一则是1824年以前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那时，工人阶级的任何结社都被目为非法的密谋活动），一则也是对雇主企图抵制所有工会会员的自然反应。在这里，我们无需详述“托尔普德尔受难者”的故事，在这一事件中，有六名多却斯特工人在1834年被控以非法宣誓罪并被判处流放，因为他们在筹建一个附属于全国统一工会的“农业工人互助会”的过程中曾举行宣誓。毫无疑问，这一野蛮判决对于加速工会运动的崩溃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以前，欧文只是一个局外同情者，这时鉴于全国统一工会遭受攻击就亲自参加了进来，并且出任主席，他说服工会理事会出面要求所属各团体立刻取消一切形式的宣誓或秘密仪式。尽管如此，雇主们却在多却斯特判决案的鼓舞下继续加强对工会会员的抵制。许多加入了工会的工人都大为恐慌；到了1834年最后几个月，全国统一工会的宏伟计划便告失败，统一工会本身实际上也垮了台。只有一些零星的组织还能维持下去，这主要是一些特殊技艺行业的地方工人会社，它们大都早在一般“工会”成立以前，早在把工会运动当作工具企图一举而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想法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欧文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的事业中一度上升之后，就这样昙花一现地结束了。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过程都可以说是一段不同凡响的插曲。我们无法说明这些工会皈依欧文主义的程度究竟有多大。随着全国统一工会的骤起骤落而即兴即衰的、具有半革命性的“总工会主义”运动，并不是欧文缔造的，他只是把一些并非由他发起的运动短期地——而且从来也不是全部地——联合起来而已。全国统一工会合并了或者企图合并下列工会：由多赫尔蒂在兰开夏和密德兰纺织工业区以及由秘密的里兹服装业工会；在约克郡创办的那些“总工会”；由建筑工人，陶器工人和若干其他团体试图建立的那些全国性工会；以及一大批同上述团体没有任何联系的新旧地方社团。约克郡工会、建筑工人工会和若干其他大工会，在帮助建立全国统一工会以后，拒绝同统一工会合并，只是同它保持一种松弛而不明确的联系。至于哪个工会属于它，哪个不属于它，事实上根本就弄不清楚；它刚一成立就投入了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始终没有机会好好进行整顿或者把它的组织纳入正规。
全国统一工会的直接目标就像它的机构一样不明确。欧文到处预言，不道德的旧社会制度的灭亡和新道德社会制度的诞生只是几个月之内的事，显然，他是在期待雇主阶级会在工人拒绝为他们继续工作的情况下甘愿被推翻。与此同时，他又斥责一切想诉诸暴力、仇恨或阶级斗争的要求。某些工会领袖，例如棉纺工人工会的多赫尔蒂和建筑工人工会的詹姆斯·摩里逊，都是坚定的欧文主义者，他们无疑也抱有欧文所抱的那些希望，尽管他们对雇主方面的反应并不像欧文那样感到有把握。但是，对于大多数工会领导人来说，他们所希望的多半是建立一个能够通过联合行动来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大型总工会，而远远不是通过一次决定性行动就得到千年至福。诚然，威廉·本鲍至少在1831年就已经提出了“总罢工”或“全国休假日”的想法，而且还在1832年年初以《全国休假日》为题的小册子[3]中作了详细说明。本鲍主要是号召举行政治性罢工，可能对工会舆论发生了影响；而对全国工人阶级联合会中那些痛感失望的领袖们来说，本鲍的号召无疑是受欢迎的，这个工会是激进派改革运动的左翼。亨利·海瑟林顿就是这个工会的主要领袖之一，他在自己所编的《贫民卫报》中指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是全国统一工会的代表大会，而不是改革后的议会，并且号召工会领导工人再接再厉，重新掀起一次运动，争取普选权和建立以合作为基础的新经济制度。可是，整个情况主要仍然是一种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发泄不满的无组织运动，而不是具有一定目标和明确指导的自觉性运动。
当欧文看到工会面临着必然失败的命运时，他便很快转移了阵地。在争取撤销托尔普德尔劳工判决的斗争失败以后，他突然宣布结束全国统一工会，退而想以不那么锋芒毕露的手段来推行合作运动和他的“合作村”计划。他宣布成立一个“英国国内外工业、人道与知识统一协会”，以代替全国统一工会，这个协会实际上只不过是1831年开始举行的一系列合作社代表大会的继续而已，协会不久就改名为“全国勤劳阶级联合会”；此后，欧文派的这一中心组织又多次改名。“合作村”逐渐改变为“国内移民区”；随着欧文主义在工业界影响的衰落，它的宗教性因素便日益增长，它的中央组织后来便称为“理性宗教者协会”——简称为“理性社”。它的信从者往往仍被称为“社会主义者”，而且正如我们提到过的，1841年就正式采用了这个名称。
1834年以后，欧文主义便完全不再成其为群众运动了，而欧文本人也不再同工会保持任何联系。然而，他的影响决没有消失。许多地方仍然有欧文主义社团——“理性社”的分社——以及或多或少受欧文主义影响的合作社。此外，欧文派也重整旗鼓，力图组织一个模范合作公社，为此而忙于募集大小数额的捐款。欧文本人则把他那些较富有的赞助者组织在一个国内移民社里，而理性就则向工人群众募集零星款项。经过这些努力之后，便于1839年在汉普郡的东铁瑟里建立了“和谐厅”或奎因伍德移民区。正如我们读过的，理性社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同欧文的富有赞助者之间多次发生激烈争执，移民区终于在1846年宣告解散。争论的问题错综复杂。工人方面要求奎因伍德的管理应该彻底民主化，而且全体移民都理当从事维持移民区所必需的劳动；可是，那些为奎因伍德提供大部分资金的赞助者却坚持要掌握某种管理权。于是，后者在欧文同意下委派的“理事”便同理性社发生了冲突。在移民中，一部分是理性社分社送来的工人，另一部分是欧文的中产阶级赞助者，后者准备为自己在奎因伍德的膳宿付钱，却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为了补充劳动成员的不足，移民区不得不雇用外界劳工，这又引起了更多的争论。最后，那些“理事”们把奎因伍德移民区全部停办，理性社打算在民主基础上改组奎因伍德而派来的“总裁”被赶了回去。
这样，欧文创办合作公社的第二次尝试又可悲地失败了。但是在1834年以后，欧文主义者除了为这一尝试募集款项以外，还做了其他许多事情。特别是他们派出了许多“传教士”到全国各地传播“理性教”，这实质上是一种现世主义人道主义宗教，没有任何神学教义。以后，理性教逐渐同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和查理·布雷德洛所领导的教育脱离宗教运动融合起来。在教育方面，这些社会主义者也非常活跃，他们不仅为儿童建立学校，并且创办“科学宫”和“社会学院”，在这些地方发表了多次讲演，做了大量教学工作。他们还继续在可能范围内赞助建立地方合作社，其中包括成为现代合作运动先声的“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他们的思想也继续对工会运动产生影响。1845年再次掀起了建立“总工会”——“全国工会联合会”的运动，原先的合作生产计划又一次被提了出来。此外，差不多同时，里兹和其他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文主义影响的“劳工偿还运动”。这个运动也受到约翰·弗兰西斯·布雷学说的影响，布雷在他的《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4]（1839年）一书以及在里兹及其附近地区对工人团体发表的许多演说中都鼓吹过相同的解决方案。“劳工偿还”运动是一种力图把互助会和合作主义思想联系起来的尝试。“偿还社”的每个社员每星期都要缴纳一便士会费以积累资金。通过这种渠道积累起来的款项就被用来创办由“偿还社”掌管的合作农场、合作工厂和完备的村社移民区，而出资者可以从他们投资的收益中获得利润。“里兹偿还社”确曾在南威尔士创办了一个维持了数年之久的移民区；另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实验。不过，这一运动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逐渐消失了。
欧文主义到了最后阶段，同它对工人阶级发生巨大影响的时期相比，其中的“社会主义”——就这一名词的一般含意来说——成分显然少了很多很多。事实上，欧文主义后期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霍利约克——他一直活到二十世纪——就曾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英国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表示强烈的敌意。欧文派的“社会主义”从来没有主要从国家行动或政治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它实质上只是一种合作主义，目的在于通过信从者的自愿行动，而不是通过立法程序，建立公社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它非常接近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而完全不同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这两种互不相容的倾向一直存在着。前一种倾向的发展不是走向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就是走向工团主义，或者发展成为那种类似“国中之国”的现代形式的合作主义；后一种倾向则不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就是转化为各种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说。
[1]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1844年，在英国工业城市罗契台尔，由28个纺织工人组织的第一个消费合作社。——译注
[2]这是假定《先驱者》上署名为“赛奈克斯”（Senex）的那些文章真是他写的。但这一点并不能肯定。无论如何，欧文对他为《危机》杂志撰写的文章是不满意的，因为这些文章倾向于煽起反对雇主的敌意。——译注
[3]威廉·本鲍（WilliamBenbow）是英国首先提出革命性总罢工理论的激进主义者，所著《全国休假日》小册子虽然始终没有用过“总罢工”这个名词，但却提出了工人如何通过全国总罢工以推翻资产阶级暴政的理论。——译注
[4]布雷的这部名著，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先后以《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为名出版过中文译本。我们在这里的译名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下同——译注。 |
第十章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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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1829年，罗伯特·欧文回到了英国，他发现在他旅居美国的几个年头中，英国的形势已经大大改观。国内的天主教徒终于获得解放，托利党政府的长期统治已成强弩之末，议会改革之说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工会主义运动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合作运动则正方兴未艾。欧文回国不到一年，长期处于在野地位的辉格党人上台执政。在议会以外，广泛要求改革的群众情绪日益激昂。产业革命也滚滚向前：使用棉纺机——这是产业革命所产生的一项新技术——的棉纺工人正在雄心勃勃地忙于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总工会；建筑工人群情激愤，反对推广排挤小业主的“总承包商”制度；蒸汽机制造工人和其他新技术工人也正在开始大规模地组织起来。
同样重要的是，理论领域中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其中一个方面是开展合作化宣传以及建立若干消费合作社，这是一种在互助基础上销售货物的合作社。实际上这种合作事业的发展同欧文并无直接关系，他最初对这种事业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许多合作运动的宣传者却有意识地以欧文的思想作为他们计划的基础，并把建立零售合作社会仅仅看作是进一步建立自治合作公社的准备。合作事业的发展是由布赖顿的威廉·金博士大力推动起来的，他所办的杂志《合作者》（发行时期为1828至1830年）发生了广泛影响。另外还有其他宣传合作社的期刊，其中包括《合作杂志》，“社会主义者”一词似乎就是在这家杂志上首先见诸文字的，当时这一名词指的是那些新社会学说的信从者。1829年，即欧文回到英国的那一年，“英国合作知识促进协会”在伦敦成立了，协会最活跃的成员中有亨利·赫瑟林顿和威廉·洛维特。
在这个阶段，欧文主义还决不是合作主义的同义语。威廉·金博士并不是欧文主义者，而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社会思想家，他在宗教问题或性格形成问题上同欧文的观点大相径庭。当时还办了许多合作商店（尤其是在苏格兰），开设这些商店的目的似乎仅仅在于以批发价格购进和分销比较价廉物美的供应品。但是宣传合作主义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有更远大的目标，并且深受欧文主义的影响，而那些致力于创建公社的坚定的欧文派小团体则纷纷展开活动，力图说服合作社和工会完全接受欧文的理论。这些小团体请求欧文给予帮助；欧文不久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一个规模巨大的运动的最前列，而且不得不把自己关于进一步实现其理想的手段的观点加以修正。听从欧文的合作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根本不信赖政府、济贫机关或富翁们所控制的慈善事业。他们所向往的是一种新型的民主体制，希望这种体制能把他们从资本家和中间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因此，欧文必须改进自己的宣传以适应他们的情绪。
工人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采取这种进取的态度，无疑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基础一则在于工会的发展，一则在于他们意识到政治变革即将到来。此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在于新的一代领导人对工人宣传的新经济理论。欧文本人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对奠定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反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也作出了贡献。他对竞争制度的猛烈抨击、他的劳动价值学说以及他根据这一学说而提出的关于新交换标准和交换媒介的建议，都深受工人阶级和激进派读者的欢迎，而很不投合他的报告所直接呼吁的州郡士绅们的心意。古典经济学派的大师大卫·李嘉图也在无意之中作出了同样多的贡献：他不仅承认劳动是衡量商品价值的自然尺度，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收入分配学说。根据这一学说，资本和劳动作为分享成果的对立双方而出现，一方所得愈多，留给另一方的就愈少。诚然，李嘉图所论证的始终是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而不是绝对量，因而他把劳方所得的比例份额的任何缩减都看作是工资的下降，即使是在工资的购买力提高时也不例外。他还提出了生存工资论；这种理论看来是说，除了例外的情况，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工资以外的全部余额都必然会落到有产阶级手中。实际上，李嘉图的说法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他认为如果劳动力供不应求，工人就能提高他们的实际工资，并以所增加的工资提高他们的生活资料水平。但是，李嘉图的这一说法并不能起多大宽慰作用，因为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本人的理论，以及劳动者自身的经验，都使他们相信劳动力十之八九是供过于求的。
当然，李嘉图并没有说剩余价值会落入资本家手中。恰恰相反，他打算说明真正的受益者主要是不劳而获的地主，因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把他们的报酬压低到合理的水平。但是，在阅读过李嘉图著作的工人和那些同情工人的人看来，最最明显的是，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不论是谁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得到好处的决不是工人。
毫无疑问，当欧文从美国回国时，这些新的经济概念对工人阶级听众说来基本上仍然是说得好听的论点而已。就实际问题来说，大多数态度积极的工人所最关心的无疑仍然是议会改革。但是，对政治民主的要求，对资本主义与贵族特权的谴责，以及对新生活方式的向往，这三者正在日益结合起来，而对新生活的向往则主要是欧文唤起的。
反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大体上是以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各种学说采取批判性再估价的形式出现的；这一出发点同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在《资本论》开头几章中进行抨击的出发点基本相同。事实上，马克思在这一方面只不过是承袭了他的先驱者批判李嘉图理论时发展起来的学说，并把它纳入自己更加广泛的理论体系中而已。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劳动是价值的泉源和衡量价值的恰当尺度这一论点，完全不是什么新东西。原始的劳动价值论是约翰·洛克提出来的。事实上，这一学说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远更远的时期。后来，亚当·斯密把劳动看作是不大发达的社会中自然价值的唯一来源，不过当他论及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比较发达的社会时，又指出有若干其他因素在创造价值方面也起了部分作用。李嘉图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价格形成过程的说法，一再强调：除了自然界稀有的物品以外，无论是在发达的或是不发达的社会中，劳动总是衡量价值的基本尺度。李嘉图把资本看作是劳动积蓄的一种体现，因此，一切借助于生产资料而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其交换价值都取决于其不同制造阶段中所投入的直接或间接的劳动。这样就把他的劳动价值观点同承认资本是一种生产因素的看法调和起来了。这一理论最初提出时所承认的唯一例外只是制成某些商品的原料的自然稀少状况这一不大重要的因素。可以肯定，在提出这一点作为交换价值一般性理论的基础以后，为了更精确地阐明问题，李嘉图承认了利息对资本的影响；在他看来，利息是对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谓的“等待”提供的报偿——也就是对资本在一定时期的利用所支付的报酬。不过，这一点仅仅是作为对他的主要论点的次要修正而提出来的。他的主要论点仍然是：撇开市场上单纯的讨价还价（他认为这是实际价格不符合真实价值的原因）不谈，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以过去和现在投入商品中的劳动量来衡量的。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17年问世。不出几年，许多激进派经济学著述家便纷纷抓住他的价值学说，利用它来支持这样的论断：既然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来源，就应当承认它是有权据有产品的唯一生产因素，而其他生产因素的所有者对产品的一切占有都是基于这种或那种非法垄断——其最简单的形式是对土地的垄断，而在比较发达的社会中则还有对资本所有权的垄断。与此同时，这些著述家痛感产业革命带来的种种弊端，谴责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了劳工的人性的一面。他们论证说，劳动力在新经济制度下正在日益转变为一种单纯的商品，其通常价格也像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受市场讨价还价的影响，但是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劳动力的价格决不会长期高于劳动者维持生存的费用。关于劳动报酬必然会围绕着生存水平上下波动的观点，就古典经济学家说来，主要是以两个论点为依据的。第一个论点是，如果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如果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投入商品中的劳动量，那么“劳动价值”就必然取决于用来培养和维持一个劳动者所需的劳动量。其价值只是劳动者为进行工作和生育子女所需消耗的商品的价值。因此，如果劳动者的工资足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就取得了自己应得的报酬。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经济平衡规律的限制，劳动者不可能取得比这更高的工资。这个论点还得到主要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第二个论点的支持：人口的增长有一种自然趋势，即往往会增长到可获得的生存资料所容许的最大限度。如果承认这种说法，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工资由于劳动力供不应求而上升到生存水平以上的任何趋势，都会因劳动力供应的增加而很快被抵消。李嘉图对这种刺耳的论断作了修饰，他争辩说，在进步的经济制度下，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可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足以使劳动者利用劳工缺乏所造成的较高实际工资来提高自己的生存水平———即要求较高的实际工资作为培养足够多的劳动者后代的条件。但是，李嘉图的这一保留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由于机器代替劳动这一情况被看作是一种重要得多的起相反作用的因素，这一保留就更不为人们所注意了。正如李嘉图自己所承认的，如果说新机器的采用会成为一种排挤熟练技术和使劳动力成为多余的潜力（《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后期各版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那么，马尔萨斯的上述理论不管多么冷酷，似乎也只得全盘接受了。
李嘉图经济学的左翼批评者也确实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他们论证说，这种情况是在邪恶的人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而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经济制度下就不会发生，或必然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因为资本主义使劳动力变成了商品，而商品的价值是以竞争性市场的规律而不是以自然正义的法则为尺度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分配法则把大部分人的消费都压低到仅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而且在商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还常常压得更低，这就使市场受到了致命的限制。这些不合理的分配法则使人们无法不断地充分运用人类所掌握的日益发展的巨大生产力；它们造成了周期性的危机，产生这些危机的原因看上去好像是“生产过剩”，而实质上却是由于工人的购买力受到限制而造成的消费不足。给予工人以应得的报酬——即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危机就会消失，而生产也就会因为市场扩大而大大提高。在欧洲大陆，西蒙·德·西斯蒙第从相当不同的立足点出发，也正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类似的批判，他所考虑的主要是农民村社。而英国的反李嘉图派所考虑的则是比较先进的工业经济，尽管这些人——实际上也包括李嘉图本人——仍有一大部分争论是集中在土地及其直接产品方面的。
人们往往指出，反李嘉图派曲解了李嘉图。李嘉图说过，劳动是衡量价值的真正尺度，而不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或唯一来源。但是，反李嘉图派诘问说，这究竟有什么差别呢？如果劳动不同时是价值的来源，又怎么能成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呢？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能确定一种差别，无非是因为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是自然而合理的，认为产品属于生产资料（劳动力除外）所有者是天经地义的，只是这些所有者必须把劳动者（作为一种商品）的价值付给劳动者而已。这种解释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应该记住，特别是李嘉图对于无所事事的地主并无所偏爱，他很希望通过谷物的自由贸易，乃至课征特别税来降低他们从产品中得到的份额。但是，李嘉图确实也是私有财产制的维护者，确实认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理所当然地有权取得利用其财产的报酬。如果他们是积极从事经营的资本家，要向地主缴纳地租，要发给劳动者工资，同时又承担着把各种生产因素在自己的掌管之下结合起来的风险，他们就尤其应该获得报酬。而这一点是反李嘉图派所拒绝接受的。他们坚持要在资本家及其资本之间划清界线，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则一直把两者混淆起来。反李嘉图派认为，资本家作为个人来说有勤有惰，而且即使在做工作，那也往往是无益甚至是有损的，因为这种人的工作只是为了获得不合法的利润而使交换过程不必要地复杂化，从而增加管理费用。资本跟资本家不同，它只是积蓄劳动的一种体现；没有理由认为运用资本就必须付给资本家以报酬。反李嘉图派并没有为这样的论点所打动：既然资本家不把他的收入消费掉而是积存下来，他就应该而且也必须取得报酬。他们反驳说，资本家所积攒下来的只是他根本无权享有的东西。当然，他们承认积蓄（即投资）是必要的，一下子就把全部产品消费掉的社会是维持不下去的。但是，他们强调说，这并不能成为允许资本家垄断“积蓄劳动”的理由（按照李嘉图的说法，除去土地以外的资本都是由“积蓄劳动”构成的）。至于允许资本家垄断土地或地下矿藏，就更没有什么理由了。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法国，正统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阐述分配理论方面已经采取了一条跟英国古典学派相当不同的道路。英国学派仍然在应用“三因素”分析法，即把土地，资本和劳动当作生产的三个参与者。在法国，让-巴蒂斯特·萨伊则提出了第四个因素，即“企业”。他所谓的“企业”指的是能干的企业家在经营管理，积极进取和承担风险方面对生产的贡献，以区别干投资者（投资者和企业家当然也可能是同一个人）的贡献。这就意味着要区别开资本的利息同后来被萨伊视为“企业”的特殊报酬的利润。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没有能作出这种区分，思想是混乱的，亚当·斯密曾经把雇主的经营管理看作是“劳动”因素的一部分，而把雇主的承担风险列为“资本家”的份内事。可是，这种区分本来已不清楚，而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就更加模糊了。当产业革命主要还是由个别雇主或一群群活跃的合伙人所推动，而不是由联合股份公司所掌握的时期，把那些既亲自参与经营又为企业提供至少是相当大一部分资本的人看作是典型的雇主，是很自然的事。像这样把几种职能混在一起的看法，使得反李嘉图派在谴责资本家的时候立论更加容易，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资本家主要看成是因占有生产工具而剥削工人的垄断者，而无视资本家作为经理者和组织者的贡献，或者至少是把这类贡献看作是次要的，只需在用得着的时候付给一份工资就行了。至于谈到风险因素，大多数反李嘉图派都相信，只要提高群众的购买力以保证无限的需求，就能够而且实际上也应该把风险消除掉。
当人们对古典经济学展开批判性再解释的时候，功利主义学说也发展起来了。反李嘉图派坚持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们不仅要求通过扩大参政权来实现这一点，而且要求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建立一种为全民利益着想的新制度。第三种情况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反资本主义经济学中还贯穿着对货币制度的抨击。有些经济学家就把1819年以后金本位的恢复看作是控制货币供应的富豪阶级垄断权的复辟。他们强烈要求发挥货币的正当作用，使人们能够最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生产力。因此，他们主张在实际生产力的限度内，让一切能有益地利用资金的人都能够获得贷款。最后，还有一些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一面抨击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还坚信某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能够使全体人民都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些不同的思想要素往往出现在同一批著述家的学说中，只是不同的著述家强调不同的重点而已。
马克斯·比尔在他的《英国社会主义史》中对各种反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情况作了很好的总结，他从查理·霍尔的著作《文明的影响》（本书第三章已加论述）谈起，一直谈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约翰·弗兰西斯·布雷的著作为止。在这里，我只能作非常简要的概述。我们知道，霍尔曾抨击利润来自不正当地扣除生产者的报酬，并且强调劳动者有权享有其劳动的全部成果。他在维护劳动者权利的同时，又直接抨击产业革命，主张土地公有，并把工业中为就业而展开竞争的多余劳动者安顿到小农场中去。因此，霍尔属于这样一类批判者：他们意识到工业革命早期的恶果，反对这种发展趋势，不过他们主要仍然在农业方面谋求解决方案。托马斯·霍吉斯金（1783—1869年）是较后期的反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更多地从工业方面着眼。他在《为劳动辩护，驳斥资本的权利》（1825年）和《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中，后来又在《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中，从反对李嘉图的经济学出发，提出了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劳动学说，而且站在正在发展中的工会运动一边。霍吉斯金的学说基本上是一种关于工人和有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说工人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却完全受铁的工资规律支配，工资被压到最低生活水平。生产提高的好处都落到了地主和资本家手中。这些人错误地以为劳动者依靠他们所提供的资本维持生存，而实际上劳动者是以自己手头上的产品养活自己的。社会并不需要资本家或地主。社会所需要的只是各种生产者的同时并存的劳动。霍吉斯金又说，正如李嘉图本人所表明的，资本实质上只是未被立即消费掉的那部分劳动成果而已。劳动者应该享有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他们个人应得的份额应该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条件下通过市场议价来决定，而不应当让任何资本家装断操纵，把最低生活需要以外的余额全部剥夺掉。霍吉斯金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更接近于我们今天必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赞成私有财产的存在，但条件是必须让每个生产者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在哲学方面，他相信存在着一种“自然财产律”，人在设立自己的社会组织时应该努力发现这种规律。他否认政治能够有效地解决任何经济问题。他说，经济条件必然会决定政治的发展。他否认立法能消除现有的种种弊端，他断言，立法的全部作用只是把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剥削时所强制推行的变革记录下来而已。因此，他主要寄希望于工会运动，深信它是组织工人阶级抵抗资本家剥削的手段，尽管这一理论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已趋于温和。
1823年，霍吉斯金在伦敦技工学校（他是该校主要创办人之一）讲课时，就传播了他的思想。他是工人教育的热心鼓吹者，不久就投入了那场使这类技工学校分裂为两派的斗争：一派认为这些学校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工具；另一派则认为劳资双方的实际利益是一致的，工人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提高工人的技术质量，向工人灌输古典经济学的真理。就这些技工学校的管理权而言，霍吉斯金和他的朋友在这场斗争中被击败了。古典经济学的拥护者控制着学校存亡所系的经费来源。霍吉斯金和他的朋友被乔治·伯克贝克和弗兰西斯·普雷斯排挤出伦敦技工学校的领导集团；这所学校后来改为伯克贝克学院，现在则是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但是，虽然这个技工学校的控制权转到了正统的激进功利主义派手上，霍吉斯金的朋友们还是有足够的力量使他继续在那里担任讲师，他的《通俗政治经济学》就是根据他在校授课的讲义编写成的。后来，他失去了他原有的那种激进派的热情，晚年成了《经济学家》的主要撰稿人，这家杂志是詹姆斯·威尔逊在1843年创办的，是宣传放任主义学说的喉舌。对霍吉斯金来说，态度方面的这一转变并不困难，因为他从一开始起就不相信国家能够成为推动改革的工具，并且坚持工人必须在经济领域中组织起来以谋求自己的解放。
约翰·格雷（1799—约1850年）代表另一种略有不同的倾向，他的《人类幸福论》出版于1825年。同霍吉斯金一样，他维护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在制造物品的过程中，只有雇佣劳动才是生产性的，虽然其他各种劳动也可能是有用的，只是这类非生产性劳动同生产性劳动对比，必须相对地压缩到最低限度。格雷否认任何私人有权占有财产或者通过这种占有获得任何收入。同欧文一样，他也强调竞争的恶果，指出它削减了生产者的收入，从而也限制了消费者的需求，其结果是束缚了生产。不过，格雷主要还是属于货币改革派，这一派人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特别活跃，后来通过托马斯·阿特伍德和伯明翰改革派把他们的宣传注入宪章运动。格雷的《论社会制度》（1831年）呼吁为资助充分生产而提供充足的低利贷款。他要求建立国家银行向生产者提供这类信贷，鼓吹取消金本位，并发行纸币作为必要的手段。关于这个问题他在1848年出版的《货币问题讲演集》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探讨。格雷早期主要是一个鼓吹发展合作社的欧文主义者，最后则基本上成了一个货币改革派。
坚持货币改革以及坚持银行和信贷在新社会中发挥作用，在这一时期曾以许多种形式出现。这种主张最初是以一种激进派见解出现的，那就是汤姆·潘恩关于国债灾难性累积的预言——见他所著的《英国金融制度的衰颓与没落》（1796年）。科贝特在战时国债日增的情况下把这种说法接了过来，并且把纸币制度斥之为一种欺骗人民的通货膨胀行为——参看他的《纸币与黄金》（1810—1811年）。但是，科贝特也同样激烈地攻击战争结束后恢复金本位制的通货紧缩，要求对国债利息的负担作一番同物价下跌相适应的“公平调整”。不过，科贝特始终相信金本位，反对纸币，而在1815年以后那些不景气的年头中，以伯明翰改革派之父马赛厄斯·阿特伍德为首的大多数货币改革派，则主张放手发放银行信贷以刺激生产。这种学说不仅得到鼓吹充分就业的左翼人士的赞同，更受到小厂主和小商人的拥护，因为在不景气时期，他们的银行信贷突然中断。而工业信贷的主要供应者——地方银行家则又转过来指责英格兰银行及其同伙英国政府用恢复黄金支付的办法收缩通货，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垫款。当然，这种思想并不含有任何特殊的社会主义因素，事实上倒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学经济学”的特征。至于圣西门派的想法——由一所安排全国生产的中央银行对一大群工业银行起统筹协调作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圣西门派的这种思想直到很久以后才得到英国某些社会主义者的附和。在我看来，布朗物里·奥勃莱恩是第一个把这种思想应用于英国实际的人，而那已经是1848年以后的事了。
威廉·汤普森（死于1833年）是一个远比约翰·格雷重要的经济学家。起初，他主要是一个功利主义学说的阐释者，主张通过社会政策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现在会称之为“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他很快就把欧文主义加进了他以边沁主义为前提而得出的结论。他最重要的著作《关于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探讨》（1824年）是功利主义和欧文主义的混合物。同其他反资本主义学派一样，他也是从一开始就断言，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掠夺限制了生产，从而造成了失业和危机。他主张劳动者应该享有全部劳动成果，只扣除所用资本的折旧，另在一定情况下付给资本家以有限的报酬，但是，资本家却不满足于这样的收入，他们把借助于资本而创造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据为己有，使劳动者只能得到勉强糊口的工资；然而无论从功利的或社会正义的原则来看，劳动者的权利都是不容否认的。劳动者不仅由于创造了价值而对它享有最明确的权利，而且从功利的原则来看这也是正当的，因为广泛分散的消费所获得的人类幸福总和要比多数人贫乏而少数人奢侈浪费所获得的来得多。由此可见，汤普森实际上是应用了“效用递减”的原理，而且是杰文斯经济理论的功利主义体制的先声。
从汤普森的上述《财富分配原理的探讨》一书中可以看出，虽然他早已在原则上接受了欧文主义，但是主要论题仍然是功利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应用。他说，功利主义原则要求实行一种有利于普遍幸福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本身就会促成生产的大大增长。有人认为如果不给予商业以无限的刺激，生产就会下降。针对这种论调，汤普森反驳说，现行的制度使劳动者只限于获得生存工资，这就破坏了推动大部分生产者提高生产的一切鼓舞因素。如果劳动者得以享有他们所生产的实际价值，他们就会得到所能得到的最大鼓舞，竭尽全力多创造财富，并且能够为自己提供资本工具，而不再需要外界资本家的帮助。在汤普森看来，经营管理只是劳动形式的一种，有权获得其应得的报酬，而无权份外地享有他人的劳动产品。需要用来吸引足够的储蓄和生产资料的投资的，并不是可望获得高额报酬的捉摸不定的前景，而是保障；而保障则只有在排除了大众消费能力的限制，从而确保所有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有广阔的市场以后才能得到。
汤普森在论证的过程中，把劳动者和资本家对产品分配问题的立场作了对比。他说，资本家认为劳动者在产品价值中所创造的部分只等于他们的劳动力在以土地和资本所有权的垄断为基础的社会中的售价，根据这种说法，资本家便认为超过劳动者生存工资的全部价值都应该归他们自己所有。另一方面，从劳动者的观点来看，资本是非生产性的。资本工具赋予产品的价值只是生产产品过程中工具损耗的所值，而且，甚至连这一点价值也不过是积蓄在资本工具中的劳动价值而已。因此，从劳动者的观点着眼，只有折旧费才是唯一正当的资本费用。虽然汤普森建议给予资本索以有限的投资报酬，但这也只是为了避免暴力冲突而作的过渡性让步，或者充其量也只是承认资本家也是人，也有享受生活资料的权利，只不过不应当高出积极生产者的标准。
从这些基本原理出发，汤普森得出结论说，在一种安排妥善的经济制度下，人人都应该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和更换职业，而生产者则应能完全自由地按照足以保证他们享有全部劳动成果的条件彼此交换产品。
以上便是汤普森在前述《财富分配原理的探讨》一书中提出的见解。汤普森在以后的著述中提出了一系列明确得多的实际建议，并且变成了更彻底的欧文主义者。他在《财富分配原理的探讨》中虽然颂扬了欧文主义，但是并没有排除主要由个体生产者构成的生产制度的继续存在，只是主张这种制度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土地和资本的垄断所有制。但是他在《有偿劳动》（1827年）一书中，就变成了合作主义的热烈鼓吹者；这本书显然部分地是为了答复霍吉斯金的《为劳工辩护》而写的。同霍吉斯金一样，汤普森信赖工会主义运动，但是霍吉斯金把工会主要看成是从雇主手上夺取利润的战斗组织，而汤普森则号召工会在建立合作制度中起领导作用。他敦促工会积累基金，用以购买土地、建筑物和机器设备，以便为失业的或工资被降低的会员提供就业机会。他希望这些工会合作机构同资本主义企业展开竞争，迫使后者关门歇业。不过，他又苦心孤诣地提醒读者说，这种行动本身并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公平合理的制度，因为工会还要为租来的土地和建筑物缴付租金，或者为购置生产设备、土地、房屋等等而借来的资金支付利息。因此，还必须更进一步，建立欧文所规划的那种公社生活制度。看来汤普森似乎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将会成为合作生活和生产所需全部设备的共行者，而他人的资本则会逐渐消失或者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在《有偿劳动》一书中，他鼓动劳动者个人向工会所创办的机构投资，就像他后来号召他们为欧文倡办“合作村”的基金投资一样。
汤普森的理论自始至终只考虑由生产者直接采取行动，而由乐意解囊相助的欧文派富翁给予援助。他并不企求政府帮助建立新制度。他属于这样一派思想家，他们把政府看作是私人垄断生产资料的不良旧制度的维护者；他主要希望劳动者自己能找出解放自己的道路。欧文从新和谐村回国时，发现英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为工人阶级所理解的新欧文主义，为这种新理论作出主要贡献的实际上就是汤普森。而工会主义同欧文的合作主义得以结合起来，主要也归功于汤普森，在紧接着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颁布后的那些年头中，这种结合一直支配着工人阶级的活动。他第一个号召工会主义者通过合作生产去排除资本家，并且首先提出以工会运动为基础，按照欧文的原则建立新社会的措施。此外，在替“欧文主义者合作大会”撰写的《创设公社的实际指南》（1830年）一书中，汤普森为发展欧文主义制度作出了详细的规划。他也是妇女权利的主要鼓吹者，在《人类半数的呼吁》（1825年）一书中要求男女两性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完全平等。
下面，我只能简单提一下反资本主义和欧文主义思潮有所贡献的其他人士。约翰·明特·摩根（1782—1854年）是首先接受并鼓吹欧文于1817年提出的计划的人，但是他反对欧文敌视宗教的态度。他写了《论欧文先生的计划的实际可行性》（1819年）以后，又写了比较著名的《蜜蜂的革命》（1826年）和《十九世纪的汉普顿》[1]（1834年），其中汇集了大量欧文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学说。乔治·缪迪原先是爱丁堡的印刷工人和新闻记者，在1821—1822年间创办了第一个鼓吹欧文合作主义的杂志《经济学家》，并在1821年建立了第一个“欧文主义者协会”，协会不仅宣传欧文主义，而且还首先按照欧文的思想试办了一个工人阶级公社。缪迪创办的“经济合作社”以一批伦敦印刷工人为核心，于1821年开始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生活，并发展了若干项工业企业。这次实验主要由于缺乏资金而失败了。此后，缪迪参加了在奥别斯顿进行的欧文主义实验。托马斯·娄·埃德蒙兹（1803—1889年）在他的《实用、道德与政治经济学》（1828年）中也信从欧文，但并不信从霍吉斯金和汤普森，因为他主要是向富豪们呼吁，希望他们帮助建立以欧文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公社，推行社会主义。约翰·弗兰西斯·布雷同缪迪一样，也是排字工人出身的欧文主义者，他在《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1838—1839年）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汤普森那种把反资本主义经济学和欧文公社学说结合起来的理论。不过，他的著作问世较晚，也就是在三十年代初声势浩大的欧文主义运动结束以后。关于布雷，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在这一章中，我一点没有提到坚决反对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的另一类反对派。这指的是塞缪尔·康勒·科勒里季、罗伯特·骚锡以及其他敌视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家。他们出于自己的观点一方面抨击个人主义的放任主义，一方面也同样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骚锡在他的《托马斯·莫尔爵士，或社会问题对话》（1829年）一书中，十分同情地谈到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方面，并且热烈赞同欧文把下述思想斥之为反社会的：以个人为追求财富而互相竞争的利己主义活动为基础，也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科勒里季具有比较敏锐的哲学洞察力，他肯定人类有同情和团结的天性，并且认为在人们的心灵中还有一个“国家”，这个心灵之国不同于作为统治机构实际存在的国家，体现社会在其世俗关系方面的统一。科勒里季和骚锡两人都把这个高超的“国家”看作是高超的教会（一种神秘主义的信徒联合体）的对应体，并且认为完美的社会组织是一种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的平衡，而以共同对人民福利负责的思想作为这两种力量团结一致的原则。不过，这种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并没有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而是把他们引向了一种温情主义，这同后来欧洲大陆上的基督教社会运动的温情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英国，这种思想通过F·D·莫里斯传给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莫里斯深受科勒里季的影响，而且主要是受这种影响的推动才参加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然而，本章却不打算讨论科勒里季和骚锡的思想，因为他们的社会批评的矛头基本上并不是指向“曼彻斯特学派”谬误的经济学，而是指向其恶劣的伦理学，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因此转向社会主义，而是倾向于怀着浪漫主义的心情眷恋一去不复返的往昔。
[1]约翰·汉普顿（JohnHampden）（1594-1643年）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代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贵族的利益。——译注译注 |
第九章早期的欧文和欧文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九章早期的欧文和欧文主义
在谈过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瑞士的同时代人物西斯蒙第以后，现在就必须来谈谈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了——十九世纪的许多运动都可以追溯到这位名震遐迩的人物身上。欧文一直被推许为英国社会主义和英国合作主义的奠基人。他同老罗伯特·佩尔爵士共享发起工厂改革运动的荣誉。在教育实验史上，欧文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此外，他又是“理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在宣扬伦理主义以及教育脱离宗教运动的一连串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除了这一切，他还一身而二任两种很难调和的角色，既是自我奋斗起家的大工厂主，又是工会运动的杰出领袖和鼓舞者。当然，他并不是在同一时期从事所有这些活动的，但是，一个人不论寿命有多长，能在一生中兼容并包地从事所有这些工作，仍然是相当令人惊异的。
欧文1771年出生在威尔士中部蒙哥马利郡的纽塘。他比傅立叶大一岁，比圣西门小十一岁。他一直活到1858年，毕生都积极从事各种活动，晚年还对唯灵论发生兴趣。可以说，欧文于1800年接管新拉纳克的著名纺织厂，正是他发挥巨大的个人影响的开始，而他的一群信徒于1844年创建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则是他的个人影响消失的年头。在这以后，一直同欧文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合作运动便转入了新的方向，以他从未预见到的方式向前发展。他创建公社的最后实验——奎因伍德公社——是在1845年结束的。而他在工会运动方面为期短暂但轰动一时的领导活动则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在1834年即已告终。自欧文是在1829年完全摆脱他的大工厂主地位的，不过从1824年起就已经基本上放下了这种工作，这一年他从拉普[1]主义者手中买下了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移民区，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规模完备，而且完全没有他称之为“不道德的旧世界”的那些习俗和拘束的欧文主义公社。
罗伯特·欧文之所以能够成为许多运动的推动力量，主要源于他个人的坚定信念。他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充满信心，同样确信自己的能力。他精力充沛，专注于追求他认为合理和正义的事业。因此，他常常表现出刚愎自用的特质，与他人难以相处。他无法妥协，也永远无法想象自己会犯错。当他在某一事业上遭遇挫折时，他往往归咎于世界的无理性，并立即转向其他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他具有自我奋斗出来的人所特有的性格。唯一的例外是他从不自私。他根本不看重金钱，只是将其视为推动他所信仰的事业的手段。他也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因为他虽然有时表现出独断专行的特质，并稍显自负，但他为人非常朴实，往往将人们对他的尊重视为对他思想的认可，而非个人崇拜。他认为自己只是聪明过人，更具远见。当别人反对他的计划时，他从不生气，只是对他们竟会如此愚蠢感到遗憾。只要有人愿意倾听他的话，他就会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的主要思想。如果听者没有被他说服，他只是认为自己尚未充分解释清楚。用莱斯利·斯蒂芬的话来说，欧文是“那种讨人厌的社会中坚人物中的一个”。
欧文的基本思想并不多，他从事多种多样的活动是由于他具有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的无限热情。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他很早就产生或接受的关于性格形成过程的观点；其二是他先在曼彻斯特，后在新拉纳克作为工厂主所得到的体验。实质上，他的观点跟威廉·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一书中所能提出的观点相同。看来，欧文主要并不是直接阅读葛德文的著作，而是间接获得这些观点的，因为欧文从来不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葛德文主义在进步人士中风行一时；欧文既然是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一个活跃的成员，又是唯一神教新学会化学家约翰·多尔顿周围的人士之一，因而一定能听到很多关于葛德文学说的争论以及他的学说同爱尔维修等等法国启蒙运动鼓吹者的学说之间的联系。他对工厂状况和曼彻斯特（当时正处于新兴的产业革命的最高潮）的忙乱生活有亲身体验，这使他确认下列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人的“性格”——他在这里指的是人的行为规范及其品德标准——取决于周围的环境。他在四周目睹了产业革命在纺织业中的第一批成果，他赞许技术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而且他本人也全盘掌握了这些技术。但是，他对产业革命的社会后果，对那些牟取暴利而尔虞我诈的人却深恶痛绝，这些人或则完全没有意识到产业革命的社会恶果，或则暴戾恣睢，毫无人性。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多不人道的手段，而他自己不必过分地压榨贫苦工人就能获得很高的生产效率。他逐渐明白，罪恶的根源在于认为人有能力形成自己的性格这种谬误的看法，因为这种观点给为富不仁的人提供了自我辩护的口实，说什么穷人之所以贫困、无能、沾染恶习都是自找的，而不了解所有这些都是恶劣环境和以错误前提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恶果。他深信不疑，人人都享有权利，只要提供适当的机会和正确的引导，人人都能变得善良而优秀。因此，他反对他所碰到的大多数人对工厂制、贫民窟、穷人借酒浇愁等等令人震惊不已的状况采取熟视无暗的态度。他终于形成了这样的观点：要想改变人民的命运，首先必须进行两大变革，即肃清关于性格形成的错误观念；废除无节制的竞争制。这种制度驱使所有的企业主都采取不人道的做法，他们的借口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正在这样干，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干，否则就得破产。
于是，欧文便不得不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不过在他看来，这两条战线上所进行的实际是同一场战斗。他的性格形成观使他反对一切基督教会，认为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所传播的是败坏道德的错误理论；另一方面，他也反对自己所见到的竞争制，这促使他对那些宣扬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以及实行放任主义的同业们展开正面攻击。
由此可见，欧文的“社会主义”以及他同“不道德的旧世界”一切宗教的争执，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同下述强烈信念相结合的产物：人人都具有行善的基本能力，也都享有在各方面获得公平机会的权利。欧文自己也许会说，他的见解是他生活经历的产物；可是许多表面上也具有相同经历的人，却丝毫没有得出同样的结论。所以，欧文必然在一开始就强烈地意识到他的人类同胞所应享有的权利，否则他所看到的情况就不会使他深为震惊了。他自己的性格诚然受到环境很大的影响，但并不完全是由环境造成的。
欧文所著的《论人类性格的形成》（后来改名为《新社会观》［1813年］）由四篇论文组成，其中第一篇有几句众所周知的话，这几句话极其简洁地道破了启发欧文形成合作社会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采用一定的方法就可以为任何社会以至整个世界塑造任何一种性格，从最好的到最坏的，从最愚昧的到最有教养的；而这些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当权者所支配和控制的，或者是很容易就可以支配和控制的。”欧文在同一篇论文中离这段话不远的地方又说：“儿童经过训练，就可以操任何语言，具有任何感情和信仰，或者具有任何并不违反人类本性的习惯和举止，甚至可以把儿童造就成非常低能或精明强干的人。”
我们可以看出，欧文这些话所强调的主要是社会性格的形成，而不是个人性格的形成；这也就是说，欧文所考虑的主要是一个社会或一群个人的主要特性。这当然包含对于个人性格的影响，但是欧文丝毫没有忽视个人之间的差别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他经常强调教育家必须充分重视他们所教育的个别儿童的“倾向”。实质上，他所说的“性格”并不是指个人的全部个性，而是指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的整个结构以及与之有关的行为倾向。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否则就不能正常地发展。
从这种人性观出发，欧文首先谴责工厂制度是不良性格的塑造者，这既是因为工厂制度伴随着竞争，助长了贪婪，同时也是因为这种制度的牺牲者从小就被迫在恶劣的道德环境和物质条件下生活。其次，欧文着重强调把教育当作改变人类生活性质的工具的重要性。欧文远比傅立叶重视正规教育。欧文的教育观点非常强调道德教育，并猛烈批评贝尔和兰开斯特在学长制下实行死背硬记的普及教育的计划。不过，由于没有找到更好的教育制度，欧文还是给予他们以某些支持，尽管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单纯灌输实际知识而不是陶冶性格。
欧文重视环境的作用，因而不仅致力于普及教育，而且也致力于工厂改革。他同老罗伯特·佩尔爵士一道参加改革运动，促成第一个有实效的“工厂法案”（即1819年工厂法）的制定。直到这时，欧文的各项建议中还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因素，也没有任何建立社会主义公社的企图，而后者则是他后来全力以赴的事业。当时，欧文仍然在努力劝说同业厂主以及能够左右工业局面的政府和政治家，希望他们能从他个人在新拉纳克的建树中学到一些东西，效法他的榜样，从而提供教育机会和改善工厂条件。他用事实表明，为工人提供良好的条件（所谓良好，也只是就当时的标准而言）同企业的牟利目的并不是互不相容的。美洲战争时期，由于原料缺乏，生产受到阻挠，而他却照常发给规定的工资，表现了远非其他任何工厂主所能及的气魄。实际上，欧文的思想更是远远超过了这一点而走向这样一种信念：即使资本应该获得报酬，也不应越出“公平合理”的范围，而企业赚得的利润余额不仅应该用来添置更多的生产工具，还应该用来增进雇工的福利。
欧文为了坚持实施这项原则，曾经先后同意见不合的两批合资者拆伙；而且当一批合资者企图排挤他的时候，他几乎失去了新拉纳克工厂的管理权。不过，他最后还是在一个比较开明的集团的支援下买下了反对者的股票，因而得以把他的发展计划付诸实施。当时让他放手去干的新合资者中，有杰瑞米·边沁和教友派教徒、化学家兼慈善家威廉·艾伦。在他们的默许下，欧文扩大了工人子弟的教育设施，同时着手实行一个宏伟的计划，按照“陶冶性格”的理论教育成年工人。
这样一来，欧文就在他所管理的雇工面前承认了“劳动权利”的原则。这项原则最初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提出来的，后来变成了社会主义思想武库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他还进一步承认：在他的工厂中，雇工真正具有同经理人员和出资者共同经营企业的权利。直到这时为止，他所致力的目标仍然是整顿资本主义企业，使之人道化，并且限制资本家的权利；他并无意于消灭资本主义企业或资本家。
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失业现象大大严重起来。随之，欧文的活动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济贫税的增加引起了一阵要求削减救济经费和更苛刻地对待穷人的呼声，但是欧文却开始根据自己的经验证明，社会有办法防止失业者成为负担。正是在这个时期，他提出了建立“合作村”的建议。他最初提出的合作村只不过是这样一种场所：在那里失业者无需由济贫当局供养，闲着双手过贫困生活，而是向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自力更生，主要通过土地的精耕细作自食其力，因为在工业领域普遍存在失业者的情况下，鼓励领救济金的人去向在业工人竞争是行不通的。后来，他又几次提出“计划”，让工业在合作村中占较大的比重，而他最初提出的实质上只是一种集约耕作计划。失业者的移民区就是欧文设计的“合作村”。当欧文前往伦敦向两个委员会（专为研究解决贫困问题而设立的，一个是议会所设，另一个则由显赫的王公贵族和主教领导）陈述他的计划时，科贝特曾把这些移民村斥之为“欧文先生的贫民平行四边形”。
在这个阶段，虽然欧文只是把他的计划当作解决失业问题的一种办法加以推荐，但在他的思想中这个计划已经具有更为宏伟的远景。他已经把它设想为革新世界的手段，利用它把整个世界迅速地从利润竞争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并说服全世界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生活。他希望通过下列几个方面实现这一计划：一方面由济贫当局采取行动；一方面由政府直接资助新村计划者；此外再由慷慨无私的人自愿资助他所提倡的事业。欧文在鼓吹自己计划的过程中很快就大大拓展了宣传范围。我们已经谈过，欧文坚信人的性格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并且断定教会是宣传人类的一切得由自己负责这一错误理论的主要喉舌。我们也谈过，欧文把整个竞争制度看作是人类苦难的主要根源，也是使穷人和富人同样受反社会行为支配的根本原因。他在大力宣传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时，曾经暂时隐藏起上述两种信念，专心致志于劝说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了解他的计划的优越之处。可是欧文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同时他的主张又在许多方面博得意想不到的欢迎，这种情况似乎也冲昏了他的头脑。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终于在1817年在一系列演讲和报刊通讯中和盘托出他的观点：既坚决反对竞争制度，又猛烈攻击一切宗教，同时还坦率声明，他的“计划”不仅在于安排失业者从事有益的工作，而且还在于号召人们彻底推翻现存的社会和经济制度、
欧文的这些攻击吓跑了许多支持者——这原是意料中的事。他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够坏的，然而有许多身居高位而又憎恨那些大发其财的工厂主集团的老托利党人却在某些方面欣赏他的观点。可是，欧文对教会的攻击恰恰又大大激怒了这批旧时代遗老中的许多人。如果欧文当初只攻击长老会教派和非国教教徒，他们就不会那么介意了。子是，这位一向被称为“慈善家欧文先生”的人突然间就变成了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他的解决失业问题的计划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完全走了样，竟被看成是他反对教会和国家固有秩序的庞大阴谋的一部分。事实上，当时的直接反应不过如此，而不是更加强烈，倒是令人颇为惊异的事。对欧文主义的“反宗教”观点的主要攻击，并不是1817年欧文在伦敦商业区酒家多次举行集会和大批散发宣传小册子以后立刻出现的，而是远在这以后，也就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掀起的，当时欧文正投入以“全国统一工会”的形式出现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令人惊讶的是，1817年甚至在上流社会仍然有许多人愿意倾听他的意见，不仅是王公大人，而且连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艾萨克·戈德斯米德爵士那样的银行家，以至西德默思勋爵等都抱着同情的态度倾听他的意见。
看来似乎很明显，到了这个阶段，欧文已经开始有点忘乎所以了，这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计划越来越抱一种偏执的态度。欧文在1817年发表了那些演说以后，第二年就游历了欧洲大陆，旨在考察斐斯泰洛济和范伦伯格等人的教育实验，同时也利用这次访问欧洲大陆的机会向参加爱斯拉沙伯神圣同盟会的各国君主和大臣递送了一系列“呼吁书”，陈述他那些作为改造世界基础的建议。在这些“呼吁书”中，他特别强调这样的信念：人类“丰衣足食的时代”已经露出曙光，人们利用新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已经能够为全人类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他说：“在创造财富方面，新的科学力量很快就会使人无所用其力”；又说：“我们已能创造出可以充分满足全人类需要的大量财富”；还说：“财富左右一切的局面以及诛求无厌的欲望所引起的邪恶都已经面临末日”。欧文深信不疑，在纺织工业中采用动力机械从而大大提高产量的做法也可以推广到整个工业领域，而通过锹耕作法把科学知识应用于土地的集约耕作中去，则可以使土地的产品大大增加。他相信他所设想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村与村之间仅以剩余产品进行交换的新合作村制度，可以征得人们的同意而得到推广，因为如前所述，欧文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始终相信，只要他把道理说得足够详尽，那些批评他的人，不论是谁，都会回心转意，承认他是正确的。他同意按照他在新拉纳克推行过的办法，给予那些乐意投资的资本家以有限的固定股息，按照这一原则建立新村。不过，他相信，要不了很久丰富的产品就会使资本失去意义，而且会使享受普遍富裕生活的人们不再想用自己的财产去谋利。
不消说，出席爱斯拉沙伯会议的人对欧文的计划是相当怀疑的。欧文回到了英国，在《致拉纳克郡报告》（1821年）一文中大大发展了他的理论。他的建议仍然直截了当地谈到了失业问题，并且提出了不使失业者成为社会上其余人的负担的妥善措施；他还在这篇新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他的劳动价值论。这一理论很快就被反李嘉图派经济学家接了过去，并且加以发挥，后来成了卡尔·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经济学的基石。
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欧文拿劳动力同马力相比。他说，虽然个别马匹在体力上彼此相差很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规定出一种作为计量单位的马力标准。因此，他又说，这一作法也同样适用于唯一能赋予商品以价值的人类劳动。欧文接着便按照许多前辈学者（其中有约翰·洛克，当然还有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采用的观点，进而论证说，人们制造的物品的自然价值取决于投入其中的劳动量，而这种劳动是可以用一种“劳动时间”的标准单位来计量的。他说，比较熟练的劳动在每一工时中赋予产品的价值必须认为大于一个单位——其增值多寡同熟练劳动的熟练程度高于一般不熟练劳动的程度成正比。他指出，应当用劳动来代替金钱作为衡量各种商品相对价值的标准，物与物之间进行交换应当以这种方式确定下来的相对价值为标准。但是，为了便于说明，关于欧文这方面的学说将在讨论其他社会主义著述家如何发展他的学说时再作进一步的论述。我们已经谈过，欧文一边敦促拉纳克郡济贫当局建立合作村，一边也努力劝说私人参加，希望在官方不愿意干时，由他们来办，或者由他们协助官方来办。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计划一再拖延不得实现，欧文也很快感到厌倦了。到了1824年，他便得出结论，认为英国的“性格”已经被教会的谬误和竞争性的工业主义所腐蚀，以致使他无法在自己的祖国创建“新道德世界”。此外，他又同他的教友派合伙人发生了冲突，原因倒不是为了金钱，而是由于他对宗教的看法，由于他如此热心关怀工人的福利，以至怕他危害工人的灵魂。此外，他在自己主办的学校中举行化装舞会也引起了一场风波。威廉·艾伦看到竟允许男孩子同没有穿裤子（我想她们穿的是短裙）的女孩子一起跳舞，不禁为之瞠目结舌。这些纠纷终于——解决了。学校向女孩子发了长裤，欧文也同意不再对雇工进行反宗教宣传。然而，无论如何，欧文的心已经不在新拉纳克了；既然他不再能放手行事，他就更加心向他方了。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位全国知名——事实上也是国际知名——的人物，身负改造世界的使命，可是他的工厂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无法执行这一使命。因而从1824年起，他便不再负责工厂的日常业务，虽然五年以后他才正式同新拉纳克断绝关系。
就这样，欧文于1824年愤然离开了“不道德的旧世界”——英国，前往他称之为“腐败气氛不那么严重的美国”，看看在那里能够有什么作为。不过，他还留下一批信徒，这些人继续在拉纳克郡创办命运不佳的奥别斯顿公社。这一事业由于主要投资人制革商艾布拉姆·库姆的去世，几乎顷刻之间便宣告失败了。
欧文到了美国，从拉普主义者手上买下了印第安那州的“新和谐”公社村。拉普主义者是一个教派，1787年产生于德国，1804年移到美国。他们早在1805年就在“新和谐”村建立了一套公社生活制度。当欧文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正准备从当时的居留地移往他们准备开发的另一个新地区去，因而很愿意卖掉新和谐村。欧文买下了整个移民区，在那里着手建立他的第一个新村，同他合作的有美国的教育改革家兼科学家威廉·麦克卢尔，后者计划把新村的一部分建成一个发展教育和进行科学文化研究的中心。
虽然欧文在思想中把创建公社当作一种手段，旨在建立一套能够普及于全人类的新社会制度，从而改造整个世界，但是在这种创建公社的想法中却丝毫没有社会主义因素。限于篇幅，本书不能论述欧文生前和死后在美国建立的许许多多“共产主义”和“半共产主义”的公社。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其他许多参考书，例如诺伊斯的《美国社会主义史》、海因斯的《美国的公社》、诺德霍夫的《美国的共产主义社团》以及前面提过的贝斯特先生较近期的著作《边远地区的乌托邦》等等。我认为，欧文以前的那些移民区全都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最早的一个公社是早在1680年由拉巴迪主义者在马里兰建立的，继之而出现的则是1732年的“伊弗拉塔公社”和1787年在黎巴嫩山建立的第一个震教徒移民区（建立于震教使徒安妮·李姆姆1784年去世以后）。震教是一个教派，实际上创始于英国，是在十八世纪中叶从教友派中分离出来的。拉普主义者——如前所述——是在1804年从德国移居美国的；在他们建立移民区以后，至善论者于1817年在俄亥俄州的佐阿尔建立了移民区，而且两年后便过公社生活。所有这些都是那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朴素“共产主义”公社的实例。公社发起人主要依靠那些在本国受到宗教迫害并且习惯过朴素生活的农民的支持。公社的宗教领袖只是以率领徒众逃出邪恶的旧世界为目的，而不是以拯救整个世界为己任，其中许多人建立公社只是为了等待基督及早重降人世，最后审判日及早到来。正是由于沉浸在一片盼望期待的至诚之中，有些公社竟然发展到坚持彻底的独身生活的地步。其中至少有一个公社一直维持到其成员全部死绝才不复存在，这些社员到死仍然笃信拖延已久的最后审判日已近在眼前。这些公社同欧文、傅立叶和卡贝等人所设计的公社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后者的宗旨是教导全世界采取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率领少数信徒躲避污浊的尘世。大体说来，宗教性公社是受迫害的信徒脱离欧洲的移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之所以采取公社生活方式，一方面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宗教团契关系，同时也是因为这是保证他们能团结在一起等待最后审判日到来的最可靠办法。此外，由于移民在新地区往往有离乡背井、人地生疏之感，因而公社作为开垦处女地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很有好处的。
由此可见，宗教性公社在社会组织这个总的问题上并没有提出什么一般性理论。鼓舞这类公社的发起人的动机，同美国最初那些清教徒拓荒者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其他移民的动机大致相似，不过后一种人阅历较深，财力较大，生活水平较高，因而从来没有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与此相反，欧文主义者（只有极少数人是例外）则不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是为了反对那个他们所鄙弃的世界的新工业制度和不良社会组织造成的种种恶果。毫无疑问，创建这类公社的动机有时也是更杂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后期，在美国建立的某些非宗教性移民区就带有一种遁世脱俗的思想色彩。不过，这种思想主要只存在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受傅立叶派影响的那些移民区。可以肯定，无论是欧文还是麦克卢尔都没有任何超尘脱世而遁入一个由一小群信徒组成的公社过隐居生活的思想。他们所考虑的是创建一种可以诱导全世界迅速效法的新社会组织的范例。
显而易见，欧文和傅立叶派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虽然欧文一再否认他曾向傅立叶借鉴过任何东西，而他们的信从者也经常彼此争论。他们之间的基本分歧——特别是我们已经提到的关于环境对性格的影响这一问题的分歧———在于欧文从一个工厂主的经验出发，所考虑的是由于大规模工业的发展而处于不断革新之中的世界，而傅立叶则丝毫没有受到工业发展前景的影响，所考虑的完全是那个仍然以耕耘为主的工业发展以前的社会。在傅立叶看来，土地过去错误地为大庄园主所独占，而今又同样错误地为许多小自耕农所瓜分。傅立叶和欧文所提倡的公社基本上都以集约农业为基础。当欧文把他的计划当作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加以鼓吹时，集约农业这一因素在其中似乎总是占主要地位。但是，随着他的思想境界的扩大，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公社当作既是组织农业生产又是组织工业生产的机构。欧文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从他自己在新拉纳克的经验中孕育出来的，新拉纳克工业区也有农业，但只是作为一种向工人供应必需的新鲜蔬菜之类产品的辅助部门。这两个思想流派之间的其他主要分歧，则表现在对资本的处理、对家庭生活的态度以及对人类动机的看法等几个方面。我们已经谈过，傅立叶主张个人报酬应有差别，并主张按照一定比例抽出一部分生产利润作为投资者的报偿。这样，傅立叶就承认了资本可以获得可变利润的原则；而欧文则主张按照固定或最高利息率给予资本以报酬。在欧文的计划中，这种报酬将持续到资本持有人自愿放弃时为止；欧文认为他们不久就会相信新制度的优点，满足于人人都能够保障地过丰衣足食的朴素生活，自愿放弃不劳而获的收入。在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中，其成员虽然要组成小组或“谢利叶”共同从事生产，但在生活方面却是各家分居在不同的寓所，而且生活水平也各有不同；而欧文——至少在这一阶段——则主张尽可能实行全面的公社生活制，他对婚姻制和家庭生活制也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此外，傅立叶相信，如果按照他的制度进行分工，所有必要的劳动都能成为产生乐趣的丰富泉源。他认为只要有正确的组织，就不需要改变人类的性格，因为人很容易从劳动中得到乐趣。而欧文则竭力强调改变人类性格的必要性，他希望通过伦理教育和改变社会环境来达到这一目的。傅立叶把生产劳动的学徒制看作是儿童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令人惊异的是欧文对职业教育却了无兴趣，这也许是因为他所接触的主要是那些并不需要多少职业教育的工业。欧文把教育的重点完全放在陶冶性格上，把教育看作是使学生在道德观念、社会思想以及行为方面打下良好基础的手段。最后，傅立叶完全不考虑国家的作用，认为他的公社完全可以由资本持有者和徒手前来为公众服务的劳动者在自愿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欧文则首先向政府和地方济贫当局呼吁，要求它们主动出面建立他所设计的新制度，其次是向私人（主要是慈善家）呼吁，他几乎从来没有直接诉诸劳动阶级，只是到了晚年才这样做。
欧文投入私产和寄与希望的“新和谐”移民区，一开始就没有办好。移民们为欧文充满信心的发展远景所吸引，蜂拥而来。但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既不具备所需的搭配适当的技术和才能，又缺乏任何共同的经历和信仰，因而不能像宗教性公社那样因有共同的信仰而团结一致。他们中间的那些满腔热忱的理想主义者没有表现出能把公社办好的本领。这些理想主义者有的是欧文派，有的是其他一些流派的社会福音传布者。他们混在一起，每一派对如何办好移民区都各有一套看法。最大的问题是，新和谐村究竟应当实行民主白治，还是应当实行欧文的家长式指导？欧文起先坚持在一段时期内由他个人作主，后来才作了让步，允许移民自行管理自己的集体事务。可是，争执发生了，各个集团都簇拥自己的领袖，使公社分裂成许多自治的小团体。不久，欧文就对这些争吵十分厌烦，对于把新和谐村建成“新道德世界”的模范公社这一点已经感到绝望。于是，他便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留下来尽力整顿混乱局面和改组移民区，他本人则返回英国，决心再接再厉，重作一番努力。欧文的几个儿子实际上是作为一份庞大地产的所有者留下来的，在那里进行了若干社会实验和教育实验，成就有大有小。新和谐村当时还继续存在，也仍然保留某些特点，例如它拥有公社建筑和服务机构，居民当中仍有许多理想主义者等等。但是，作为欧文派社会主义的一项实验来看，它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关于新和谐村的详细情况，读者可以公看弗兰克·波德莫尔的《罗伯特·欧文传》和一两年前A·E·贝斯特先生发表的一本引人入胜的通信集，其中主要是讨论教育问题，书名为《新和谐村的教育与改革：威廉·麦克卢尔与杜克洛·弗雷塔季欧夫人通信集》，1948年出版于印第安纳波利斯。
欧文重新和谐村返回英国以后，便开始了他那惊人事业的下一幕。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2]通过后的动荡岁月里，他又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杰出领袖。但是，我们在论述欧文主义的这些后期情况以前，有必要先谈一谈欧文留居美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和欧文派在思想方面有哪些发展。
[1]乔治·拉普（1770—1847年），美国“和谐”移民区的创建者。——译注
[2]即英国议会选举制三次改革法案中的第二次。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群众的斗争迫使土地贵族作出了让步。根据法案，取消了一些小选区，将选举权分散，增加了新选民近两万人，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并没有争取到选举权。恩格斯说，这次斗争的结果只“是工业资产阶级即厂主已经战胜非工业资产阶级，即食利者”。（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5页。）——译注 |
第八章西斯蒙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八章西斯蒙第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西斯蒙第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派的首领，又说“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1]的确，西斯蒙第是最早直接攻击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家之一，他的著作虽然并不早于欧文的初期著作，但是远在英国“反李嘉图派”于二十年代中期发起攻击以前就出现了。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初版于1819年问世，当时正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出现的经济混乱时期。他原来是亚当·斯密的信徒，但是他的经济观点深受1815年以后普遍失业景象的影响，这种景象是他当时在法国和英国观察到的。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年）是法国血统的瑞士日内瓦人。1793年，他全家迁往英国，翌年移居意大利托斯坎尼，1800年又迁回日内瓦。因此，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了英国和意大利的某些情况，而且对法国也有了相当了解。他的经济学著作只是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他的名著是《意大利共和国史》（有的译本竟多达16卷），此外，还著有《法兰西人史》（31卷）和《南欧文学史》（4卷）。除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以外，他的有关经济和社会的著作还包括：重要的论著《托斯坎尼的农业》（1802年）、早期的经济论文《财富》（1803年）以及三卷本的选集——《社会科学研究》（1836-1838年）等。他和他的密友德·斯塔尔夫人都是基本上从社会学观点出发的现代文艺批评的先驱。在历史学领域中，他也是一个先驱者，特别是在研究中世纪以后意大利各共和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方面。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只是他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有关的方面。尽管他决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者，然而他的影响却非常巨大。
西斯蒙第在离开英国24年之后，于1818—1819年再次访问英国。这次无论是在工厂区还是在农村地区，他所见到的景象都使他惊骇不已。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就是这次经历的直接产物。他的早期经济理论著作《财富》，主要是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阐释，特别强调自由放任主义，并从根本上反对垄断。在《新原理》一书中，他继续鼓吹国际贸易自由，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垄断，包括大地产制在内。但是他所得出的结论是，毫无限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不但不会产生亚当·斯密及其理论的法国解说者让·巴蒂斯特·萨伊所期待的结果，反而必然会导致普遍的贫困和失业。因此，他主张由国家进行干涉，以保证工人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和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
西斯蒙第于1818年重访英国的时候，正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问世不久。当时有人说这部著作已经成功地为经济学奠定了精确的科学基础，而精确的科学则是以顺之则福、逆之则祸的自然法则为依据的。西斯蒙第竭力攻击这种观点。他不承认，经济学家所假定的尽最大可能增加生产总值必然同经济活动（事实上是一切社会活动）所应指向的目标——使人民获得最大幸福——相一致。他认为，如果分配得当，即使生产总值较小，也会给人们带来较大的幸福和福利。因此，国家不应该让财富的分配听任市场因素去摆布，而有责任制定法律，根据大众利益调节分配。这当然要求规定出某些准则，以确定财富分配和收益分配的最好方式。西斯蒙第毫不怀疑，在生产资料方面，把财产广泛分散给那些能够为正当目的而亲自加以利用的人是可取的办法。他研究了法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农业状况，对家庭占有耕地的种种优点坚信不疑，认为这能保证耕作者得到改进生产的利益而不致落入不事耕作的地主手里。他大力赞扬法国农民取得的成就，他们通过革命摆脱了封建勒索和获得土地以后，改进了耕作标准，提高了农田持续生产的效能。他也极口称赞瑞士和意大利某些地区小农户的成就，在这些地区，他们已经能在相当自由的条件下从事耕作。在某些情况下，西斯蒙第也对土地收益分成制表示赞同。按照这种制度，土地的收益在耕作者同提供大部资金的地主之间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配；不过，他只是认为这种分成制优于法国大革命以前那样的封建制而已，而不是无条件赞许。他所绝对赞成的是小农耕作制，小农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耕种土地，并且有把握享用自己勤劳和智慧的成果。
西斯蒙第拥护小农耕作制的主张，是同他对人口问题的看法分不开的。他跟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也被马尔萨斯吓坏了，甚至一度主张制定法令限制那些不能维持家庭生计的人生儿育女。但是，他认为人口漫无节制的增长并不是自然规律，而是不自然的恶劣经济状况造成的恶果。他大力争辩说，从历史事实来看，凡是在农民保证能占有土地和享用收益的地方，他们就显示出一种突出的能力。能够把家庭人口限制在土地收获足以供养的范围内，而且能够维持住就当时的农业知识来说称得上小康的生活水平。他又说，只是在自由的小农经济的自然平衡被工业的无节制发展所破坏以后，人口的增长才呈现出过分迅速的趋势。他猛烈抨击英国斯品汉姆兰执政时颁布的《济贫法》，认为它导致了人口的不平衡增长。在这一点上，他同马尔萨斯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他提出的救治办法则是改革土地制度，并由官方节制工业发展。
马克思之所以把西斯蒙第叫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并且斥责他的观点是反动的，正是因为西斯蒙第要求国家根据小生产者的利益去调整经济状况。至于城市，西斯蒙第希望城市的发展能同他所设想的农村状况相适应，也就是说，他要求城市和工业能为主要由占有耕地的兴旺小农户构成的居民服务，满足他们的需要。他认为，这种自然平衡一旦被破坏，就必然会产生工业生产过剩的趋势，无人问津的工业品充塞市场就会导致反复循环的危机；这些工业品农民不需要，而城市工人又因为工资在就业竞争下被压低而无力购买，他根本否认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萨伊定律”，也就是所谓的每一生产行为都会产生出从市场上取走产品所需的购买力这一经济规律。西斯蒙第说，根据新工厂制度下产品不断增加的事实来看，这条定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站住脚的话，那些反复出现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样，“消费不足”的理论便第一次由西斯蒙第完整地提了出来，虽然欧文和其他一些人曾部分地提出过。这一理论后来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虽然攻击西斯蒙第，但无疑从西斯蒙第的这部分学说中得到了许多东西。在西斯蒙第看来，可以用来购买工厂产品的购买力总量，取决于用来雇佣工人的流动资本的总量，换句话说，取决于“工资基金”的多寡。由于工资被压低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古典经济学家承认这是事实），这就必然会降低人们对大规模生产的新型工厂产品的需求；与此同时，用于机器投资的资本基金则扩大了，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厂制商品的供应量。西斯蒙第论证说，其结果是：在反复出现的危机中，只有把大部分投入大规模工业的过多的资金消耗掉，这种制度才能维持下去，而危机则又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后来，马克思也附和西斯蒙第的这一说法。
西斯蒙第在为小农耕作制辩护的同时还攻击了佃农制，因为佃农制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保证农民本人及其后代牢靠地占有土地和享用改良土地的成果。他也坚决反对长子继承制，理由在于这种继承制使改良土地的投资不足，因为改进耕作的最大动力来自土地的分散占有。他相信，采用比较集约的耕作方法，土地的生产能力会大大提高。他论证说，在诸子之间均分土地是大有余地的，每个儿子都能在一份较小的土地上生产出足以维持丰足生活的产品。当然，这个观点是以他的下述信念为依据的：在他所设想的经济条件下，人口增长的自然限制能够防止土地分散的速度超过农业耕作方法的进步。
在政治方面，西斯蒙第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他在《关于各自由民族宪法的研究》（1836年）一书中反对普选权和彻底民主，理由是劳动阶级和中下阶层都还不够成熟。他为少数人——特别是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中等阶层——的权利辩护。他认为这些阶层既是最开明的又是最进步的，同时也是民族传统必要的维护者。西斯蒙第的日内瓦人出身和经历从他的这部分学说中流露无遗。
从上面所说的西斯萦第的态度上显然可以看出，他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除非是按通常的做法，用这个名词来指那些强调“社会问题”具有首要意义，支持工人要求国家提高他们生活福利的人。他之所以被称为社会主义者，既是因为他鼓吹社会立法，对工人深表同情，并且相信保证工人享有合理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是能够办到的，同时也是因为他强烈反对他所看到的正在发展中的工业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英国。但是他一般并不反对资本主义，他很重视商业资产阶级，他在《意大利共和国史》一书中曾给予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以极好的评价。他所反对的资本主义是以动力机器和工厂制度为基础的新工业制度，这种新制度以无法遏止之势大大增加了贫困和劣等产品，排挤了独立经营的手工工匠和小业主，造成了一支既无技能又不安分的城市无产阶级，同时也把家庭生活的自然条件以及对人口无节制增长的原有约束一概摧毁了。此外，他还先于马克思了解到，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的固有倾向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国外市场，以便为大规模工业的剩余产品谋求出路，其恶果是造成国际性的竞争和冲突。他的理想是，由人口稳定的小农以集约方法耕种上地，同时有人数相当的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同农民互通有无，各为对方服务；而在政治上则由一批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商人、行政人员和知识分子负责治理。这些统治者本身的利益同劳苦大众是一致的，他们力求维持一种既能在自己统治的范围以内保持先进的技术水平、又能符合民族传统和人类对幸福的要求的经济秩序。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译注译注 |
第七章卡贝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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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卡贝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这一阶段，需要特别提到一个地位不如圣西门或傅立叶，甚至也不如比埃尔·勒鲁的人物。如果在十九世纪三十或四十年代后期的巴黎有人谈起“共产主义者”的话，这十之八九是指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年）的信徒。伊加利亚主义者，就是由于卡贝在1840年发表《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而得名的，他们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学派”，同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分庭抗礼，以远比后两派明确的方式宣传彻底社会主义化的主张。
正像巴扎尔、舍伐利埃、毕舍等等其他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领袖一样，卡贝在投身群众事业的初期也曾积极参加著名的秘密同盟烧炭党的活动。烧炭党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各种密谋活动和地下抵抗运动的组织者，1789年以前由弗朗歇-孔德着手组织，1806年前后在那波利王国重新活跃起来，它的这一段历史完全不属于社会主义史范围。在烧炭党人发表的宣言（不论是意大利文的还是法文的）中，除去采取革命反对派的立场以外，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或者统一的理论和政策。他们的团结基础只是反对共同的敌人，先是反对拿破仑和他的卫星国统治者，1815年以后则是反对正统王朝的复辟以及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神圣同盟”。他们对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只在于下列两个事实：其一是他们为革命者提供了一个训练基地，某些革命者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烧炭党瓦解以后加入了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团体；其二是他们成立密谋组织的方法为1830年革命前后在法国出现的许多秘密社团树立了榜样。
卡贝受过律师教育。他参加了1830年的革命，被政府任命为科西嘉的首席检察官。但是由于激烈抨击“资产阶级”君主国的政策，不久便被撤职。1831年，他被选入众议院，并且创办了一种专门面向工人阶级的杂志——《平民》。由于严厉指摘政府，《平民》不久就被封禁。此后几年，卡贝流亡英国，在1833—1834年间伟大的工会运动中受到欧文主义的影响。当他回到巴黎的时候，他已经不仅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改信了英国激进派左翼的更加极端的观点，坚信彻底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化和“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卡贝深受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共产主义因素的影响，着手把他的新学说整理成为一套包罗广泛的理论体系，并且写了一部乌托邦式的小说把它表达出来。在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和他的信徒一直在宣传他的学说。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卡贝也想在当时地广人稀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土上试办他所规划的乌托邦。1848年，卡贝的一群信徒离开法国，想在得克萨斯州按照卡贝在他的乌托邦小说中构想的模型创办“伊加利亚”。翌年，卡贝本人同他的另一批信徒也来到美国；于是伊加利亚便正式建立起来，但地点不是在得克萨斯州，而是在伊利诺斯州的诺伏地方，这里原先是摩门教徒的活动中心。但是伊利诺斯州的伊加利亚只是卡贝想象中的城市的一个暗淡的缩影而已。按照他的计划，这样的城市要有一百万人，而这个移民区实际上却从未超过1，500人。这个伊加利亚并不是按照卡贝心目中的彻底公社制建立起来的，而是不得不采取一种折衷的安排，在容许个人拥有财产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共同生活和集体制。不过，事实证明它远比同一时期的大多数其他乌托邦移民区都更持久。由于方针政策上的分歧，卡贝本人在他逝世的那年离开了移民区，但移民区以后还是继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它的后身——“新伊加利亚”，一直维持到1895年。
埃蒂耶纳·卡贝并不是一个创始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几乎全部源自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托马斯·莫尔爵士和十八世纪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如马布利等人。卡贝的重要性在于他力图建立——至少是鼓吹——建立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社会，那里的一切主要活动都由国家掌握。跟实际上以折衷方式建立起来的伊加利亚不同，他所设想的伊加利亚根本没有私有财产。在那里，所有公民都绝对平等，在同等条件下为公社劳动；衣着也必须完全一致，以防止有人突出。男女几乎完全平等，例外的只是卡贝希望仍然保持家庭组织作为他的理想社会的基本单位，而父亲则是公认的一家之主。一切公职人员和地方首长都由公众推选，而且公众可以随时投票罢免他们。生产工具归集体使用，并且有一个广泛的公共社会服务系统。公社每年先对各种需要作出估计，然后据以制定一份详细的生产计划，委托各种公民组织执行分内的公共任务，同时允许这些组织自行掌管必需的资本、设备和材料供应。劳动产品全部存入公共仓库，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从公共仓库中领取所需的任何东西。卡贝不像傅立叶，并不认为公社将以农业为主，他赞成发展工业，不过他又认为大部分公民都将运用现代机械和技术知识从事农田耕作。
一般所说的政治在伊加利亚主义者那里没有什么用处。他们的代表会议只负责向各个分散的专业组织分派任务，由它们去执行各种生产任务和集体服务工作；除此以外，代表会议本身别无其他职责。公社里报纸很少，而且只限于单纯报道具体事件，而不是舆论的喉舌，因为卡贝旨在建立一个没有党派纷争、在公共政策方面也没有分歧意见的社会。他完全相信，正确的行动道路只有一条，找到之后，就不再有任何争论的余地。因此，他根本不重视言论自由，主张对新闻和意见交流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并依靠对群众普遍进行的思想教育以保证伊加利亚社会生活的顺利发展。
伊加利亚社会怎样才能实现呢？卡贝在移居美国以前的早期著作中认为，过渡阶段不能完全依靠自觉自愿的努力，他希望说服国家对资本和遗产课征高额累进税，利用这种收入以及废除军队而节约下来的经费建立伊加利亚公社。同时，他希望由国家采取行动，规定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私人剥削劳工的做法不再有利可图，从而排除资本主义生产。卡贝鼓吹由国家负责保证改善住房条件，实施普及教育和保证劳动者的“充分就业”，作为走向他的理想社会的一个步骤。
综上所述，卡贝是一个先进的社会激进派。不过，他在脱离烧炭党以后，便不再赞成任何涉及暴力行动的革命。事实上，他已经走上另一个极端。他曾经写道：“如果革命在我的手中，我一定会紧紧地把它握住不放，即使那样做意味着我将被流放到死”。他坚信新社会一定要通过辩论和说服而产生，绝不能借助于暴力。他在法国实现理想的希望破灭以后，这种和平主义的信念便促使他去美国，力图不依赖国家的帮助把公社建立起来。但是跟傅立叶不同，卡贝并不是一个专门仰仗他人自愿捐助的人，他希望能得到国家的帮助，但又不主张通过暴力取得这种帮助。为此，他坚决主张把实现政治民主制当作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同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卡贝也信仰上帝，认为革新基督教将是实现他的梦想的必要条件。他在所著《真正的基督教》（1846年）一书中，吁请教会革除目前的行为作风，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恢复早期贫民教会时代基督徒的“共产主义”。卡贝学说的这一部分具有圣西门某些学说的色彩，但更多的是体现了拉梅耐的学说，他无疑受到拉梅耐的《一个信徒的话》（1834年）一书的影响。不过，对卡贝的社会学说影响最深的还是托马斯·莫尔和罗伯特·欧文的理论，我指的是1832年以后欧文的理论，当时英国“全国统一工会”的领袖们正期待着“新道德世界”立刻到来，而实现新世界的方法并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而是由工人阶级全体拒绝在旧条件下继续劳动，同时把各行各业联合起来，建立一套在集体管理下进行合作生产和分配的新制度。卡贝的共产主义远比欧文主义更接近彻底的公社生活。他一方面吸收了欧文派的千年至福论，另一方面又通过原始基督教文献，通过中世纪和天主教复兴时期的社会激进主义文献确立了共产主义抱负，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
第六章傅里叶和傅里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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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傅里叶和傅里叶主义
圣西门和傅立叶虽然都被推许为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但是就他们所主张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而言，差异极大。圣西门倾向于纵观全局，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统一的观念。他采用的方法是历史的方法，应用的范围是整个世界。他认为即将来临的工业时代，是以人类知识的发展与统一为基础的人类进化伟大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与此相反，傅立叶考虑问题往往从个人出发，从个人的爱憎好恶、追求幸福，能从创造活动中得到乐趣以及易于厌倦等倾向出发。在傅立叶看来，人的根本需要还不仅仅在于使劳动的结果有益于人类，而且还在于把维持人类所必需的劳动本身变得愉快而引人入胜。同时，还必须创造各种手段使人们——更确切地说，使家庭——能共同过社群生活，而社群的组织方式则应能适合各个成员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爱好。圣西门和他的信徒总是拟订规模宏大的计划，强调高产量和有效率的生产，强调大规模的组织，全面的规划和充分利用科学与技术知识等等。而傅立叶对科学技术则毫不感兴趣，他厌恶大规模生产、机械化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中化。他相信，最能满足普通人的实际需求的社会组织是小规模的公社。圣西门的许多最热诚的信徒都是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和校友，而傅立叶的信徒则大都鄙薄大规模工业的最新发展而笃信简朴生活之可取，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
傅立叶本人对以安凡丹为首时期的圣西门信徒极其轻视。他谈到他们时曾经这样说过：“上星期日，我参加了圣西门派的礼拜仪式。这些扮演圣职的家伙居然能够左右这么多的信从者，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们的教义使人无法接受，他们都是些令人耸肩侧目的怪物。不妨想一想：十九世纪的今天，竟然要求废除财产权和继承权！”（摘自傅立叶1831年写的一封信）。傅立叶认为他懂得怎样解决财产问题而无需废除财产权和继承权。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天赋的权利，也符合人类本性根深蒂固的愿望。
弗朗斯瓦-玛丽-沙尔·傅立叶（1772—1837年），出生于贝桑松的一个中产商人家庭，傅立叶的家庭在大革命时期丧失了大部分财产。因此，他不得不当店员并四处经商以谋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著述。他的一套思想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前辈著作家的影响；他从分析人性，尤其是从分析影响人类幸福的各种情欲出发。他的基本理论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组织不应当建筑在压制人类自然欲望的基础上，而应当以一种足以导致和谐和避免倾轧的方式来设法满足这些欲望。有些伦理学家以理性同情欲相对立这一概念作为立论的基础，或者是把社会组织看作是迫使人勉强为善的工具，凡是持这种观点的，傅立叶都表示反对。他认为人性实质上不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化，从而否定了许多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欧文和葛德文）的学说，这些人认为环境几乎可以把人的性格塑造成任何形态。这并不是说傅立叶不像他们那样强调环境在创造或破坏人类幸福方面的重要性，不，绝不是那样。但是，在他看来，问题在于应该创立那种适合而不是企图改变人类固有本性的社会环境。
傅立叶认为，就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浪费在做某事或制某物上，而这些事和物不但不能使他们获致幸福，反而使他们感到厌倦，或者是只能满足虚幻的需求。而当所制之物确能满足实际需要时，其供应方式则又是极其浪费的。在竞争中，尤其是在傅立叶最了解的分配过程中所浪费的劳动，更使他惊讶不已。他希望人们取消这一切浪费生命的买卖过程，设法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只生产和消费人们真正感到称心如意的东西。傅立叶绝不是苦行主义者，而是希望人人都能过美好的生活。根据他的人性学说，他承认追求快乐是完全正当的旨趣。就傅立叶本人来说，他是非常爱好精美的饮食的；我们将谈到，这一点对他学说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认为，人们既然喜欢口腹之乐，自然也就会认为从事一切能获致这种乐趣的工作也是一种享受，例如种植和制备精美可口的食物或饮料就是这样的工作。他对衣着和住所很少注意，只要足够温暖和不虑风雨就行了。因此，在对待工业生产这一问题上，他的主导思想是：住宅，衣着和家具之类的东西应该坚固耐用，手工精致，无需经常更换，从而避免把本来可以过得更加愉快的时光消耗在讨厌的劳动上。他憎恨粗劣的商品，因为制造起来既没有乐趣，又浪费人力。他认为商品之所以这样快就损坏，主要是因为在竞争制度下，制造者希望它们很快就损坏，以保证持续不断的需求。如果制造出来的商品精美到制造者和使用者都感到满意的程度，就自然能经久耐用。因此，他看不到有雇用大量人力进行工业生产的必要，人们可以把大部分劳动时间更好地用来生产和制备令人愉快的饮食。
在傅立叶看来，人类的主要事务是经营农业，而他心目中的农业主要只是园艺活动和小规模的家畜家禽饲养工作。傅立叶所向往的是一种主要利用熟练劳动力从事各种单一产品生产的高度集约的耕作体系。他不大考虑主要作物和用以交换的产品的生产。他希望他理想中的公社生产本身所食用的精美食物——特别是水果和蔬菜。他本人就非常爱吃凉拌菜。他相信这种集约耕作制能够生产出大量食物，足够所有生产者（包括那些不从事耕作的劳动者）的食用。
傅立叶学说的一个主要部分是：任何劳动者都不应该只从事一种工作。他认为，人人都应该从事多种工作，而且每一种工作都不应当持续过久。每个居民的日常工作应该不断变换，以避免单调的工作使人产生厌烦之感。他们可以在提供他们挑选的多种工作中自由选择工作，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愿参加各种专业小组——他称之为“谢利叶”。正是因为工作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同时他们又完全明白劳动果实归自己享用，所以他们会从工作中得到乐趣。在傅立叶看来，提供多种多样的工作任人选择是符合爱好多样化的人类本性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以志愿为原则的社会中，“肮脏的工作”由谁来干呢？这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经常碰到的问题。傅立叶自有其答案。他说，只要看一看儿童游戏的情况，就会明白儿童都喜欢摆弄脏东西，并且天生有“成群结队”的倾向。既然如此，只要承认这种自然倾向，让儿童自由地结成一伙，然后把虽经适当安排而仍然无法避免的肮脏工作交给这些儿童队去做就行了，难道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吗？不让儿童成群结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是天生的欲望；正确的途径是引导他们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工作。
傅立叶的教育观同上述看法是不可分割的。他主张让儿童按照他们的自然倾向发展，让他们以一种多面手的学徒身份自由地跟随长辈学习各种技能。在这方面，傅立叶是现代教育思想——特别是关于职业教育——的一位重要先驱者。他认为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践，诱导儿童产生学习要求的方法就是给他们实践的机会。他说，给儿童以选择的自由，他们就会相当容易地学到那些他们天生喜欢的知识。他认为，儿童具有制作东西和模仿长者行动的天然爱好，而这种爱好就为推行正确的生活技能教育提供了天然基础。
傅立叶的上述各种论点都以他对人性所作的基本分析为基础，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这种分析。他自以为已经发现了一条使人们的各种倾向各得其所的完全实用的法则，并且着手设计一种同这一法则相符合的社会组织。他所设计的公社在规模和结构上都满足这样的要求：既不过大，也不过小，让每个社员恰好都有选择工作的余地。他想象中的公社的理想人数约为1600人，耕种5000英亩左右的土地。这些数字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把人数增加到1800人。在他看来，这个数字适足以使人们的各种不同的性格和爱好各得其所，从而可以保证自由选择的原则不致造成不同工种之间劳力分配的不平衡。这种规模的公社也将使成员有足够的选择范围，从而使意气相投的人和睦结合，避免性情不合的人由于日常接触过多而发生冲突。
傅立叶所设计的公社叫做“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s”），这个名词衍生自希腊文的“Phalanx”（密集队）。这些公社都将拥有一座巨大的公共建筑物或建筑群，拥有一切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公社教养幼儿的托儿所(creches)。但是，公社居民的共同生活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每个家庭都将有自己的一套住所，并将按照自己的愿望或是独家过日子，或是利用公共食堂和公共厅室。公社成员住所的大小并不相等，占用这些住所的人的收入也不一样。住所将适应不同的爱好、需要和收入水平。傅立叶并不主张经济上的绝对平等，也不反对资本所有者不劳而获的收入。恰恰相反，他准备付给有技术，负责任和有管理才能的人以特殊报酬，也准备向投资发展“法伦斯泰尔”的人支付利息。事实上，他设想人人都成为拥有大小不等的股本的投资者。
关于劳动产品的合理分配问题，傅立叶也自有一套理论。他在早期著作中曾提出以总产值的5/12作为普通劳动的报酬，4/12作为投资的利息，3/12作为特殊才能的酬劳——包括付给经营管理者的酬劳。他有时又改变这种比例，提出以总产值的一半作为普通劳动的报酬，特殊才能的报酬只占2/12，支付投资利息的4/12则保持不变。然而，傅立叶也确实看到了听任不劳而获的收入无限制积累的危险，因而提议按照个人财产的多寡定出不同的资本报酬率，借以限制不劳而获的积累。这样，当一个人增加投资时，他从每一份额外增加的股本中得到的收入就递次减少。实质上，这同对不劳而获的收入课征累进税完全相同，而且傅立叶心目中的累进率是很高的。
法伦斯泰尔并不是由国家或任何公共机构出资创办，而是依靠人们自愿组合。傅立叶经常向资本家呼吁，希望他们了解他的理想制度的美妙之处，了解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欢乐愉快，从而慷慨解囊，为妥善建立公社提供所需的资金。他刊登广告征求愿意出资创办公社的资本家，并请他们光临一家饭店同他商谈；若干年中，他一直在这家饭店单独进餐，虚席以待他所期望的客人，可是却始终无人光临。只是在他死后，而且主要是在美国以及（令人奇怪的是）俄国、罗马尼亚和西班牙，才有信徒愿意拿出金钱和生命来从事这一冒险事业。
由于傅立叶提出股本应按不同利率获得股息，并且希望每个劳动者都拥有资本，这就使他的学说远远不是像第一眼那样具有不平等的色彩。但是傅立叶从不主张绝对平等，认为这同人的天性不相符。在他看来，人天生就具有一种按劳取酬的愿望，违反这种愿望行事既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
傅立叶始终坚信他的主张既同人的天性相一致，也符合上帝傅立叶的意志。他认为人类之有情欲完全是上帝的创造；因此，这些情欲也一定同人类共始终。此外，上帝是这样安排事物的：人类的各种各样好恶实际上正是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社会哲学家只要研究人类好恶的多种多样的情况，就能计算出一个公社究竟要多大规模才能胜任愉快地分配必要的工作而又使人人都能毫不受限制地循其所好。傅立叶就这样继承了十八世纪的一种癖好，喜欢论证上帝跟人类本性的一致，至少是喜欢论证人性具有受上帝意志激励和指导的属性。他也甚至把这一观点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找到正当的出路并提供这种出路，人类的一切自然欲望实际上都可以为美好的生活作出贡献。他实际上是“升华”说的头一名鼓吹者，而且以包罗最广的形式鼓吹它。
傅立叶的著作中有许多异想天开的东西——他的后期著作更不乏显然荒唐的内容。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那些荒诞无稽的想法，因为它也同傅立叶学说并无实质上的联系。“魔狮”[1]和柠檬汁海洋同法伦斯泰尔制度的优缺点毫不相干；这些无稽之谈在他的大多数著作中也并不多见。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傅立叶晚年流于想入非非就对他的全部理论一笑置之，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无疑是一个严肃的社会思想家，不仅对社会主义和合作主义思想作出了具有永久价值的贡献，而且对劳动、劳动的刺激因素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类关系等全部问题的解决，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傅立叶的基本理论是以一条心理学法则为依据的协作理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相信他已经发现了一条社会“引力”定律，这是对牛顿所发现的物质世界中的万有引力定律的补充。他认为上帝创造人类就是为了使他们具有一种社会秩序，使他们能够按照一种符合上帝意志的“神意安排”而生活。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就是要发现这种神意安排，并按照这种安排行动。傅立叶断言，在行星系跟人类世界之间有共同之处，人的一切情欲就像星辰一样，在人类生活的体系中各有自己的位置。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即使是一向被目为邪恶的人类情欲实质上也是良好的；只要导之有方，让情欲脱离使之堕落的不良社会组织，就能用来造福人类。在傅立叶看来，社会组织之所以不良，是因为没有得到平衡和调整，以致不能为人提供满足其基本心理需求的无害机会。因此，必须加以改变的不是人的天性而是人的环境，而改变之道则在于使社会组织符合“协作”的原理。
傅立叶的学说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的：只要组织安排适当，大多数必要的劳动都可以变得引人入胜，不需要也不应该让任何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任何工作。在法伦斯泰尔中，一切工作都将由劳动者组成的小组或“谢利叶”根据自愿原则共同分担；“谢利叶”会自然而然地开展竞赛，把工作做好。当然，他并不相信任何一种劳动都能变得吸引人，即使劳动时间很短也是这样。他所坚信的，是那些本质上令人厌恶的劳动大都是不必要的，而且所包含的不愉快成分远远大于产值。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主张取消不必要的消费，把衣着器物之类都制造得经久耐用，借以减少制造过程中的劳动量。他相信妇女也像男人一样天生地能从劳动中得到乐趣，因而希望妇女也同男人一样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事实上，在他所向往的新社会中，男女之间将完全平等。
傅立叶对革命毫无兴趣，他在提出具体的革新建议时极为谨慎，这同他幻想未来时的大胆作风恰恰形成了对照。他并没有要求国家或任何政治团体来建立他的新制度，虽然他认为在他的新制度建立以后，就会产生一个由各个法伦斯泰尔联合组成的松散的联邦机构，这个联邦机构由一个他叫做“奥姆尼阿克”(Omniarch)的负责统筹工作的总裁担任领导。如果不能直接建立法伦斯泰尔的话，他还提出了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也就是他所说的“保障制”；这是一种经过修正的公社生活方式，可以由个别愿意一试的资本家着手建立。戈丁[2]在古玆创办的著名的“法米利斯泰尔”就是受傅立叶思想的启发，也是把傅立叶所说的“保障制”付诸实践的一个突出例证，许多人访问过“法米利斯泰尔”，并且常常谈到它。傅立叶之所以愿意推荐这种过渡性组织，是由于他考虑到人们也许不可能一下子就摆脱他们长期所受的腐化影响。
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傅立叶本人就希望富翁会慨然莅临，帮助他创办法伦斯泰尔。他有时也向君王呼吁，可是从来没有求助于民治政府、劳苦大众或革命。他也像欧文一样，是一个公社缔造者，相信只要能使人们倾听他的话，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反复进行解说，就能够证明他的计划是无往而不胜的。
在将近30年的时期内，傅立叶写出了一卷又一卷内容基本雷同的著作，再三申述他的理论，他的第一部著作《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出版于1808年，接着又发表了一系列其他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反复说明和发挥的始终是相同的理论，但所用的语汇却经常改变。因此，有许多后来出现在社会主义理论词汇的用语都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从傅立叶的著作中找到来源。他后期最重要的著作是：《论家庭农业的协作》，后来改名为《关于普遍和谐的理论》（1822年）：《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29年）和《虚伪的工业》（1835—1836年）。
傅立叶使用的术语真是变化多端。他在早期著作中把自己的全部理想制度有时称为“和谐”或“和谐制”，有时称为“协作”，有时称为“合作社团”，有时又称为“连锁组合”。后来，他在谈到这种制度时又把它叫做“综合单位”或“统一制”，偶尔也叫做“集体制”。他把这种制度的过渡性组织有时称为“保障制”，有时又称为“社团制”；而且这两个名词有时还指接近他理想制度的全部内容的两个不同阶段。此外，他还使用“Mutualisme”和“Mutuellisme”这两个名词来表示一个大致相同的意义——互助制。他把自己的理想公社称为“法朗吉”和“法伦斯泰尔”，前者主要指人们的团体，后者则是指这种团体的住所，“谢利叶”主要是指从事同一种工作的劳动者协作小组。
同样，傅立叶信徒的自称和别人对他们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有“法朗吉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合作学派”、“人性主义者”、“人性论者”、“融洽主义者”、“协作主义者”、“谢利叶主义者”、“谢利叶谬论拥护者”等等。在英国，傅立叶派的领袖休·多赫尔蒂称傅立叶主义为“联谊论”，又把它叫做“普遍主义”、“教化主义”、“法伦斯泰尔主义”或“连锁主义”。在美国，傅立叶主义常被称为“协作主义”、“融洽主义”或“谢利叶主义”；但是，最常见的名词则是“法朗克斯”。有时候，它也被称为“集体主义”，而“互助主义”则是一个总称，并不限于傅立叶的过渡性建议。这里列举的一大堆名词，并没有把用来称呼傅立叶主义的各种不同名称包罗无遗。除去“傅立叶主义”以外，最常用的名称也许就是，“协作主义”、“和谐主义”以及它们的衍生词了。
直到傅立叶晚年，他的信徒也是寥寥可数的。不过，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便有一小群人追随他的左右，并且同圣西门主义者展开激烈的争论。1830年法国革命以后，傅立叶和圣西门的信徒都大大增多，两个“学派”彼此相轻，敌意很深。傅立叶谴责圣西门主义者剽窃他的观点而又不认帐。圣西门派则反唇相讥，说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者，完全不理解知识的进展或科学的使命。不久以后，傅立叶主义开始在国外产生了某些影响。在德国，它被当作法国新兴的社会思潮的一个变种来研究。它也传播到英国，而其追随者也就势所必然地同欧文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发生对抗，虽然这两种学说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欧文派和傅立叶派都标榜自己学说的优点，并为此而争论不休，但又时常发现彼此在反对共同的对手方面是互相一致的。有时候，傅立叶信徒说欧文窃取了他们老师的观点，因为傅立叶的观点见之于书刊的时间早于欧文；不过并没有事实证明欧文在发表自己的主要著作以前曾经听说过傅立叶。然而。我认为，傅立叶派的观点确曾对后期的欧文主义——特别是欧文在奎因伍德所办的事业——发生过某种影响，虽然这些观点同欧文早期的“合作村”计划毫无关系。
在英国，傅立叶派的主要代表是休·多赫尔蒂，他翻译和编纂了傅立叶的某些著作，并且在1840年创办了一个宣传傅立叶主义的期刊——《晨星》杂志。傅立叶派在英国发表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傅立叶重要著作的摘译本——《人的情欲》（1851年），其中包括一篇休·多赫尔蒂所写的傅立叶学说的全面概述。傅立叶派同欧文派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根本不同。傅立叶坚持人性不变论，强调必须创立一种能够适应人性的社会环境。与此相反，欧文派则要求创立一种能够深刻改造人性的社会环境。不过，这种分歧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将要谈到，欧文也完全了解自然倾向的重要性，同时又深信这些自然倾向在表现为行为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几乎其有无限的适应性。就傅立叶来说，虽然他认为人性是不变的，而且相信各种各样的倾向和情欲的分类情况也是确定的，可以用统计学予以证实的，可是他也同欧文一样，始终要求有一个虽不能改变这些偏好、但能把它们导入正轨的社会环境。然而，两人之间的差别还是重要的，因为傅立叶特别强调使劳动适应人们的自然倾向而成为乐事的重要性，而欧文则主张教育人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劳动有利于公共福利，从而具有道义感，并因此而努力工作和感到快慰。同欧文一样，傅立叶也强调教育儿童养成良好的社会习惯和态度的重要意义，但是他的重点并不在于培养儿童对公共利益具有应该具有的信念，而在于引导他们主动愉快地去做社会利益和他们本身的欲望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正是傅立叶学说的这一方面后来吸引了克鲁泡特金和威廉·摩里斯之类大多数自由主义者。
傅立叶主义在美国的影响远远大于美国，甚至也远远大于法国。美国傅立叶派的最重要代表是文伯特·布里斯班（1809—1890年）。在1837年经济萧条以后，他把傅立叶学说介绍到美国。他的《人的社会命运》一书出版于1840年。《纽约论坛报》的霍勒斯·格里利支持布里斯班的主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按照傅立叶主义的原则至少建立了29个移民村，然而却没有一个能存在几年以上。布里斯班对C·H·达纳、玛格丽特·富勒、纳撒尼耳·霍索恩和爱默森等人也发生了巨大影响。著名的布鲁克农庄公社就是由一群包括玛格丽特·富勒在内的新英格兰知识分子在1832年建立的，霍索恩在他的《乐土的罗曼斯》一书中曾对它作了描述。这个公社主要是受傅立叶主义的启示而创建的，虽然它的组织并不完全符合傅立叶的学说，因为它建立在合资经营而不是全部移民入股的基础上，而全部移民入股在傅立叶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同许多更符合傅立叶学说的公社一样，布鲁克农庄也没有存在很久。农庄由于资金缺乏而解体，它所吸收的知识分子则在公社赖以生存的体力劳动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布里斯班在北美创建的“法朗克斯”一直存在到1856年，此后，美国的傅立叶主义运动就逐渐消失了。关于这些傅立叶主义公社的介绍，可以从任何描述美国社会主义实验的著作中看到；其中最新的著作是A·J·贝斯特先生所写的《边远地区的乌托邦》。
在法国，傅立叶的最重要信徒是维克多·普罗斯珀·孔西得朗（1808—1893年）。他的主要著作是：《社会的命运》（1834年），《合作派宣言》（1841年）《旧世界的社会主义》（1848年）。孔西得朗是《法伦斯泰尔》和《法朗吉》两种期刊的编辑，傅立叶学派后期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发表在这两种刊物上。孔西得朗在早期的作品中鼓吹完全摆脱政治的观点，认为旧的“政治”社会注定要消灭，代之而起的招是以完全自愿原则为基础的新公社协作制。但是他后来放弃了这种见解，开始呼吁民主党派用“社会”观点来代替“政治”观点。1848年，他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并且参加了路易·勃朗所主持的卢森堡劳工委员会。法国革命失败以后，他应布里斯班的邀请前往美国，在得克萨斯州试办一个法伦斯泰尔式的移民区。这个移民区于1854年失败了。此后，孔西得朗的观点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变，他放弃了过去对科学工业发展的敌视，试图对傅立叶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使它同科学知识的发展相适应。他生于1808年，死于1893年。
很明显，傅立叶学说最有力的论据在于指出：必须使社会制度适应人类的实际欲望。他认为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中，可以为任何一种已知的情欲找到使之有利于人类的表现方法。即使这种立论失之偏颇，他所坚持的下列说法则显然是智者的卓见：只要为人提供满足自然欲望的充分机会，而不强迫他们按照伦理学家以理性的名义人为规定的行为规范去生活，他们便能很愉快地生活。特别是在今天，当社会心理学家新近对工业关系和工业情况的注意正在发生日益巨大的影响时，傅立叶把上述理论应用于劳动组织的重要意义仍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到。他认为劳动可以而且必须成为一种产生有益的愉快感的泉源；而这一看法大概同大规模生产的实际情况不相容，同工程师把人看作好像是劣等机器的想法也不相容。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确曾更多地注意“劳动问题”的这一面，它早就会成为一套内容更加丰富的理论体系了。此外，傅立叶强调，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人始终只做一种工作或从事一种行业；如果说这种看法错了，则我个人仍有待高明者指正说服。大多数人都完全能够在几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方面获得十分熟练的技能。如果从年青时就开始训练，这一点就尤其容易做到。傅立叶相信，从事多种职业比单调地从事一种不需要什么技巧的职业愉快得多；我认为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一定有若干天生爱钻一门的人，他们宁愿只干一行或在狭窄的范围内从事工作。但这种人是不是很多就值得怀疑了，我相信他们决没有现代工业组织所假定的那样人数众多。
[1]“魔狮”（anti-lions）是傅立叶著作中的许多怪论之一，是一种专吃狮子的狮子。——译注
[2]戈丁（1817-1888年），法国的政治家和实业家。——译注译注 |
第五章圣西门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五章圣西门派
圣西门给他的信徒留下了《新基督教》一书作为遗训，他在晚年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人类进入一个和平生产和国际协作的新时代；在《新基督教》的结束语中，他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得到了天启，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传旨人。他的遗言立即被他的一群信徒所接受的正是这一部分。这群信徒，再加上新信徒，在圣西门死后几年间就声誉鹊起（或者说臭名昭著），其程度远非他们的“导师”所能望其项背。就这样，圣西门主义突然间竟变成一种宗教而出现在人世间；这群圣西门主义者还物色到一位领袖。这位领袖着意要把新宗教发展到极端狂热的程度。他一面搞荒唐离奇的宗教活动，同时仍把科学化实业所负的普及教化的使命作为坚定的中心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有力地吸引了受圣西门主义影响的工程师，科学家以及一般设计人员。
圣西门亲自指定的主要继承者是奥伦德·罗德里格，他是圣西门晚年的密友和资助者。但是罗德里格不是一个有魄力的人物，经他本人同意领导权很快就转入青年工程师巴特尔米-普罗斯比尔·安凡丹（1796—1864年）的手中。安凡丹富有吸引力，在他的影响下，这一小批圣西门主义者很快就着手创立一个教阶严明的教会。不过在这以前，他们先举行讲演会和座谈会，对“导师”的思想大力进行阐释和系统整理。这批圣西门信徒出版了一部前后连贯的论文集：《圣西门学说释义》（1828-1830年），编辑人员是圣阿曼·巴扎尔（1791——1832年，原先是激进派，同烧炭党人有联系）。《圣西门学说释义》是一部根据他们阐释“导师”学说的讲义汇编而成的著作，书中循着一条国家社会主义的脉络大大发展了圣西门的经济思想。这部著作明确地提出了废除财产继承权，因为继承权同每个人只能按照他作为社会公仆的能力取得报酬的原则相违背。这一点是同圣西门本人的观点完全一致的，但是圣西门却从来没有充分考虑到实行这一原则的后果。财产如果不允许继承，就会在所有者死后转归社会所有，实际上也就是转归国家所有，因而国家将会变成资本的唯一来源。不过，圣西门主义者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通过这一步骤让管政治的政府去管理工业。他们要求设立一个由“大实业家”掌管的庞大的中央银行，下设各种专业银行，专门负责向那些最有能力把资金运用于生产的人提供资金。圣西门早就提出，新社会实业的恰当形式应该是处于熟练技术管理下的协作社或公司，而圣西门主义者这时则主张把工业组织成许多大公司，资金由银行供给，大公司负责执行由那些具备工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才能的领袖们组成的委员会所制定的经济计划。他们又遵照圣西门的意见，坚持这种计划经济一定要为人人提供工作机会（据我看，“充分就业”的思想就是圣西门首先提出的），也一定要以工人阶级（“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的利益为目标。圣西门主义者在他们的会议上制定出各种庞大的公共事业计划，其中不仅包括开凿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这是他们“导师”的夙愿），而且要在全世界普遍修筑铁路网，以便使全人类在科学家的领导下统一起来（事实上，他们成了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的鼻祖，对他们来说，绝不存在任何大到不敢设想的计划）。
对圣西门主义第一次作出如此全面的阐释，主要是巴扎尔的功绩；在圣西门死后的几年间，他的确是这一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家。圣西门主义中具有显著的社会主义成分，主要是由于巴扎尔的影响，后来则是比埃尔·勒鲁起作用。如果巴扎尔没有被安凡丹挤出领导行列，圣西门主义运动就很可能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也是更加切合实际的——路线发展，而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也很可能大得多，
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圣西门派“学说”的一个方面；在安凡丹的影响下，圣西门派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新奇而难于理解的阶段，他们的《圣西门学说释义》通篇贯串着不足凭信的语气。在他们的口中，圣西门好像并不是一个凡人（不管他是多么值得推崇的哲学家），而是得到天后的上帝意志的解说者，甚至简直就是上帝。在他们的笔下，圣西门主义不仅是一种哲学或科学的科学，而且是一种新的宗教。这种宗教注定要承担罗马天主教曾在中世纪完成过的那种使命，通过一种新的精神原则——人人有从事工作之职责的原则——把全世界统一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圣西门派开始创立教会，其教阶并不是教皇和红衣主教之类，而是“教父”、“使徒”、教士和受圣餐者这样几级，而且有一套新的祈祷书，赞美诗和礼拜仪式。教会的最高领导职务，由于不能获得取得一致意见，最初不得不由安凡丹和巴扎尔这两个杰出的人物共同担任，不过实权很快就落到安凡丹手中。“教父”和“使徒”都按照早期基督徒的方式过一种公有制生活。他们的言论越来越玄妙而带有启示的味道。不久安凡丹发现，根据他们所宣称的两性平等的原则（这一点是他们对圣西门学说的补充），新教会既有“教父”就得有“教母”以象征圣西门后期学说中所包含的理智与感情或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他们认为，超越基督教对男女大欲的憎恶，把它提升为对精神的必要补充正是他们的使命之一。狂热的安凡丹宣称，“教母”到时候就要光临，将和“教父”象征性地结合。但是当时有两个教父，其中一个已经结婚，而且巴扎尔夫人又是圣西门教会中的积极分子，虽然大家觉得她并不那么适合登上教母的宝座。于是。在巴扎尔夫妇的策动下出现了分裂，而安凡丹也就成了唯一的教父——这时他几乎已经被奉为神人。在安凡丹的领导下，教会中的男性领导成员都退隐到安凡丹在美尼尔芒坦的住宅，躬亲操劳，共同生活，并且保持独身，等待“教母”的降临和指示。他们超尘脱世，离群索居，利用空闲编纂一部奇特的著作《新书》，但要等到“教母”光临才能进一步阐释教义或决定如何应用。就在这个时候，当局对他们进行了干涉，并根据他们的著作和布道内容控告他们犯有多项严重罪行：攻击财产权（继承权）、煽动自由恋爱（他们反对基督教婚姻制度，某些人还鼓吹临时的两性结合）、图谋推翻政府等等。安凡丹被判处徒刑一年，而他的信徒则继续坐待祥瑞。然而“教母”始终没有降临。不久，许多人退了教，基金也随之耗尽，美尼尔芒坦的“家庭”不得不散伙。安凡丹下狱时曾放弃他对这一群信徒的领导，但获释后又重掌领导权。不过，由于美尼尔芒坦的“家庭”已经不存在，而“教母”又迟迟不来同他分忧，这就使安凡丹一筹莫展。看来，圣西门教似乎就要寿终正寝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后，他们又重新拣起那些建设规模巨大的公用事业以统一世界的早期计划——建筑铁路，开凿运河以及任何能够加强人类联系，从而有助于促进人类精神统一的事业。安凡丹及其信徒到了神秘东方的门户土耳其去寻找“教母”——“教母”和“教父”的联姻相象征东方和西方的结合。在这一企图失败以后，安凡丹又率领残余信徒到了埃及，想要开凿一条穿过苏伊士地峡连接东西两半球的运河，实现圣西门很久以前提过的建议。但是埃及政府对苏伊士运河计划很快就冷淡了下来，而把这些圣西门主义者的力量投入一座尼罗河水坝的建筑工程。这项工程虽已动了工，但时隔不久埃及政府又改变主意，使他们的事业再次中断。少数信徒留在埃及来负责各种公用事业（我们知道，许多圣西门主义者都是综合技术学校出身的工程师），其余的人则辗转回到法国，安凡丹在法国度过了一段令人烦躁的闲散生活，直到1839年才通过朋友帮助而被任命为开发阿尔及利亚的一名政府专员，当时。阿尔及利亚正逐步被法国人彻底征服。他在那里逗留了两年，权力很小，1841年回到法国后提出了一份报告，主张法国人和阿拉伯人联合起来，推行一项农业集体移民制度来开发这个国家。在安凡丹看来，这是让法国技术和文化影响渗入东方，促成东西方结合的第一步。安凡丹回到法国，仍然拥有一小群忠贞不渝的信徒，又重新为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计划展开活动，组织了一家推行这项计划的公司，可是结果却受到德·雷塞布的排挤。在圣西门主义者旅居埃及时，雷塞布曾同他们合作过，而现在他看到不让他们插手反而更易于拿到开凿运河的特许权，便不再愿意同他们合作了。这一步落空以后，安凡丹又转向圣西门早期提出的另一项计划。在受过早期圣西门主义影响的金融家的帮助下，安凡丹成为一项修筑铁路计划的主要发起人，按照计划终于筑成了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以后若干年，安凡丹一直是这条铁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说。1848年革命时期，圣西门主义者又产生了莫大希望，然而这一次仍然一无所获。此后，安凡丹和他的伙伴也曾向拿破仑三世进言，祈求得到他的宠信，但结果也是一场空。到这时，这个团体已经奄奄一息了，它的成员已经星散，大都同原来的组织断绝了联系。有些人则已经高升：例如米歇尔·舍伐利埃担任了商订1860年科布顿也条约的谈判代表；贝列拉兄弟成了工业银行界巨子，而安凡丹——我们已经谈过——则当了铁路公司的经理。然而，安凡丹仍然关心“主义”。1858年，他发表了《人类科学》一书，对圣西门学说作出新的阐释；1861年又发表《不朽的生命》一文，对圣西门教作了更加狂热的解说。他于1864年去世。
安凡丹无疑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具有非凡的能力，善于赢得人们的景慕之情，人们愿意恭而敬之地倾听他那套无稽之谈。他完全出于一片赤诚，坚信圣西门教，坚信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也坚信他的“圣妻”注定要降临，同他一起拯救世界。他认定，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计划以及他本人跟同事们一起拟订的其他大规模开发计划，基本上都体现了他们那种新的社会性劳动宗教的精神实质。这种新宗教要通过消除一切剥削和阶级矛盾而消灭“游惰者”，增进劳苦大众的福利。毫无疑问，他已经入了迷，因而用一大套根据圣西门思想引申出来的荒唐言论把圣西门的思想精华掩盖掉。于是，圣西门被人遗忘了，而圣西门主义者在法国人——实际上在大部分西方世界——心目中则成了笑柄，被视为不屑一提的狂人，或者是被指斥为败坏道德，扰乱社会的不良分子。但是，这些圣西门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却具有惊人的远见，特别是他们最先看到了——并且证实了——今天所谓的“管理革命”。
如果认为圣西门主义者在安凡丹领导的年代仅仅干了些荒唐可笑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他们在演出宗教滑稽剧的同时，也一直针对当代整个政治和经济政策进行活跃的宣传。就1830年法国革命后的头几年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他们鄙视这次革命，认为它丝毫没有触动它接管过来的不良社会结构的任何实质。他们不断攻击那些拥护路易-菲力浦实行资产阶级君主制的政党，也抨击那些以正统的名义或者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利而反对路易-菲力浦的人，他们既猛烈抨击那些墨守成规的守旧派，也大力谴责那些鼓吹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到处都是“颛顼无能”和“无政府状态”，而这种情况又星必然的，因为人们完全不了解社会的基层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完全不明白必须把权力从政客和军人手中转移到唯一能掌握不断发展的经济力量的实业家手中。
1830年以后，圣西门派的报刊宣传工作由比埃尔·勒鲁领导。勒鲁原先是“自由主义”刊物《地球报》的主编，后来皈依圣西门主义。圣西门派买下了《地球报》，让米歇尔·舍伐利埃和另一些成员同勒鲁合作，使这家杂志成为宣传他们那些神秘色彩较少的观点的工具。勒鲁本人既醉心于“导师”的学说中那些比较世俗化的思想，也为圣西门的“新基督教”所吸引；不过，他并没有像安凡丹及其一小批亲近信徒那样陷入过分狂热和荒诞不经的地步。他同舍伐利埃合作，把圣西门主义的主要观点纳入抨击路易-菲力浦执政后法国各种政治事件的时事述评中，使之成为一套虽非十分完善，倒还自成体系的纲领。
根据《地球报》所表达的观点，圣西门派看来是彻底的技术统治的鼓吹者。他们对议会民主制和用选票选举政府这一整套办法都极端轻蔑。他们声称，真正有才能的领袖，真正懂得并有能力指挥生产过程的人，并不需要等待愚昧的群众来选举，他们凭着自己超群的才能这一明显的事实就能脱颖而出。不过，圣西门主义者并没有说明这种人究竟怎样才能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权力。他们只是说，总有那么一天，当国人对无能的政客和剥削他人的游惰者感到厌恶时，他们就会本能地转向那些唯一了解拨乱返治之道的人。圣西门派藐视投票箱民主和要求“自由”的呼声，他们说：“自由”不过是加上个漂亮称号的无政府主义而已；社会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秩序。当然，许多反动分子也是这样说的；不过，圣西门主义者紧接着就说明，他们所拥护的“秩序”绝不是排炮或“警察国家”所能树立的秩序。他们所说的“秩序”是科学的实业和经济组织所构成的和平秩序——这种秩序一旦建立起来，就无需军队或警察来维护它。
不过，他们——至少是舍伐利埃——也确曾坚持，社会所需要的秩序不可能在没有权力集中的情况下获得。当有人指责他们是集权制官僚统治的策划者时，他们拍手欢迎这一抨击的一半，因为他们认为，对于健全的经济计划来说，对于取消继承权以后保证国家能把资金分配给最善于用来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人来说，中央集权制难道不是完全必要的吗？《地球报》大力强调通过取消财产继承权的办法来剥夺“游惰者”所掌握的权力，这个刊物攻击那种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促进人们努力生产的必要刺激的说法，斥之为无稽之谈。佃农热爱他所耕种的土地难道不是远远超过只知勒索地租的地主吗？要是工业领导人的任期取决于他们运用受托管理的资本工具时的实际成绩，他们工作起来岂不会加倍努力吗？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工业领导人难道不会千方百计向他们领导下的工人提供努力工作的必要刺激吗？关于工业企业在理想制度中的具体组织方式，圣西门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但是，他们显然是这样设想的；由领班技师雇用工人，工人将分享企业的利润，而技师则由一个负责统筹安排的机构任命和领导。这个机构以政府的名义进行工作，但它是由实业家（高级技术人员、银行家、工业管理人员和经济专家）而不是由政治家组成的。如果那时还有政治家的话，他们也要按实业领袖的指示办事。
除了这些政治和经济组织问题以外，《地球报》上讨论得最热烈的要算外交政策、宗教和家庭等问题了。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圣西门主义者都是鼓吹侵略的积极分子。他们在思想上毫不怀疑，领导全世界走向那个以经济管理取代政治统治的新秩序是法国和法国人的历史使命。尽管他们敌视军事领袖，并且不断呼吁国与国之间保持和平，但是他们却赞成1830年并吞比利时的行动，认为这样比利时就可以同法国一道进行他们所设想的那种伟大的改革运动。他们藐视德国，认为它在各方面都陷于无政府状态。他们羡慕英国在工业方面的杰出成就，但是对于英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却嗤之以鼻，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苦难主要就是由这种政策造成的。他们希望法国把文明教化的力量扩展到北非，而且最好很快就扩展到没有教化的东方各地。《地球报》攻击路易-菲力浦政府在国际事务方面的怯懦无能，是数见不鲜的。
在宗教问题上，勒鲁始终强调新社会必须在基督教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但是，他所说的基督教当然指的是圣西门的“新基督教”而不是罗马天主教。在家庭问题上，《地球报》所关心的是反驳那些常常对圣西门主义者发起的攻击，这些攻击说他们存心要取消家庭，或者至少是想通过取消财产继承权这一手来摧毁家庭的基础。诚然，安凡丹周围的一批圣西门主义者确曾对当时的婚姻制度进行过多次攻击，并且提出过婚姻契约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意志予以取消。但是这并不是圣西门派的共同教义。《地球报》所宣传的新制度并不包含这种主张。勒鲁竭力否认取消继承权会产生拆散家庭的任何后果。他反问道，如此说来，家庭岂不成了一种有财产可传给子女的人的专有组织了吗？贫苦人民的家庭难道不是同有产阶级的家庭一样也繁衍，甚至人丁更加兴旺吗？
《地球报》并没有维持多久，只连续发行了两年。当圣西门派作为一个正式团体日渐分裂时，勒鲁同它的联系就不密切了，他继续在其他刊物上和一系列著作中宣传他所理解的圣西门学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时他着手实行圣西门的《新百科全书》计划，借以统一知识，为即将来临的时代奠立思想基础。他同让·雷诺一起创办了《新百科全书》杂志，又同乔治·桑合办了《独立评论》。正是在前一种杂志上，勒鲁首先使“社会主义者”这一名词通行于法国。1833年，他在《百科全书评论》（《新百科全书》的前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文。就我们所知，这是见诸文字的对“社会主义”一词进行阐释的第一次尝试。“功能”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看来也是勒鲁首倡的。他说，伟大的“功能”就是有用的工作；社会组织一定要以这一“功能”原则为基础。在一个组织妥善的社会中，人人都将成为“公职人员”，而不会再有专用这一名称来称呼的国家官吏。勒鲁的其他主要著作是《论平等》（1838年），《论人道》（1840年）和《论国民宗教》（1846年）。他死于1871年。
圣西门主义者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呢？在巴扎尔的影响下，他们的社会主义倾向是很强烈的，但在巴扎尔离开他们，安凡丹取得领导权以后，这一派人的主要注意力就逐渐转移到圣西门“主义”的其他方面去了。即使如此，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仍然保留下来，不过他们所主张的已经成了一种颂扬权威的社会主义，而且很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管理革命”。因此，关于他们是不是社会主义者的问题，答案不可能十分明确。从肯定的一面来说：他们（一）颂扬劳动，尊重生产者的权利；（二）谴责游惰，反对一切遗产和不是以贡献而获得的财富；（三）坚持集中的计划经济（用法语来讲，就是经济管理的必要性）；（四）主张两性平等；（五）始终认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主导原则必须是改善“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的处境。从否定的一面来说则是：他们（一）蔑视多数人的政治才能——也就是蔑视民主；（二）认为大实业家和银行家是工人的天然领袖；（三）愿意通过任何性质的政府（不论是君主专制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或其他任何性质的）进行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同经济事务的组织相比，政府的形式是无足轻重的。也许还应当加上这样一条：他们毫无顾忌地主张把西方（特别是法国）的思想观点强加给他们目之为未开化的各个民族。最后，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他们的极权主义和他们所坚持的这样一种主张：向社会灌输真理（他们所认为的真理），并且利用社会的教育系统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作为灌输思想的工具。
除了这个“学派”的直接活动以外，圣西门主义者的思想影响无疑也是非常广泛的。在德国，他们的信徒虽少，影响却相当大；毫无疑问，马克思就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在法国本土，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许多退出这一学派而转入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团体的人所发生的影响尤为巨大。譬如，菲力浦-本杰明-约瑟夫·毕舍（1796—1865年）原先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但很快就脱离了这一派，他担任过1830年制宪议会的主席，曾同路易·勃朗一起鼓吹过在国家资本的援助下发展合作生产的主张。奥古斯丁·孔德发展了“实证哲学”，这种哲学一度发生过重大影响，无论是在英国或欧洲大陆都引起过巨大反响。事实上，就圣西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来说，他既没有发起过明显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提出过明确的社会主义理论，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这样一些概念：实行计划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和广泛分散购买力；强调报酬应该按照贡献付给，因而在一个实业社会中一切财产继承权根本不应存在；承认经济力量先于政治力量；认为社会的历史发展将从政治阶段进入“实业阶段”。在最后一点上，圣西门至少有助于启发后来由马克思形成的唯物史观，虽然圣西门本人并不持有这种观点。圣西门的历史发展观是技术主义的，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在他看来，在世界上起作用的基本力量是人类的发明家，而不是“生产力”。圣西门及其信徒常常被称为“实业家”（或译“产业家”，法，法文原文为“Iesindustriels”），而span>“产业的”（“industrial”）一词实际上就是由于圣西门首先使用才被列入现代语汇，我们就用这个词来说明后来所谓的“产业革命”（theIndustrialRevolution）所造成的新情况。 |
第四章圣西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四章圣西门
在潘恩和葛德文发表他们的著作，格拉古·巴贝夫带头发动第一次现代共产主义运动以后，社会主义理论下一步的重大发展出现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在“平等派密谋”失败以后，主要依靠工人阶级起而响应的任何实际运动在一段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出现。两位被公认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也都没有打算发起这种运动，或者说，实际上都没有考虑到要侧重在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当中发展自己的信徒。这两个人就是克劳德-昂利·德·卢夫罗阿·圣西门伯爵（1760—1825年）和弗朗斯瓦-玛丽-沙尔·傅立叶（1772—1837年）。他们两人和罗伯特·欧文同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正如我们谈过的，这个称号也适用于十八世纪的某些理论家。不过，圣西门和傅立叶主要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理论家，他们两人（特别是圣西门）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在这以后，对整个社会组织问题便需要采取新的看法。从“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目前通用的意义来看，完全可以说，把傅立叶或圣西门称为“社会主义者”是不适当的，犹如把葛德文或潘恩称为“社会主义者”是不适当的一样。就傅立叶而言，这是因为他所设想的主要是自愿合作而不是国家行动，因此他是合作主义思想的前辈，而不是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至于圣西门，虽然他确曾极力主张一种以集体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但他从未想到社会主义要涉及资本家雇主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把这两个阶级都归入“实业家”之列，认为它们在反对“游堕者”（以贵族和军人为主要代表的懒惰而富有的阶级）的斗争中具有共同利益。
然而，要把傅立叶或圣西门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撇开却又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为姑不论他们能否算作社会主义者，后来的许多社会主义思想无疑是由于他们的启发而产生的。
让我们先从这两人中比较年长的一位——圣西门谈起。重要的是，首先要弄清楚，圣西门本人和圣西门派——圣西门死后由安凡丹、巴扎尔和罗德里格建立的“学派”——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而且，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圣西门派中的某些人之间，例如巴扎尔，安凡丹和比埃尔·勒鲁之间，也互有分歧。圣西门主义最接近“社会主义”的时期是圣西门死后不久的那个阶段，而且看来主要是由于巴扎尔和勒鲁的影响。在安凡丹的独特影响下，圣西门主义曾一度变成一种救世宗教，而不再是一种政治纲领；圣西门主义中的这种宗教因素以后便一直保持了下来，虽然其中的经济理论部分后来又重新居于主要地位。希望读者了解，我在下面即将论述的完全是圣西门本人的思想，而不是他的信徒在他死后所形成的圣西门主义。
昂利·德·卢夫罗阿·圣西门伯爵和著名的圣西门公爵同属一个家族，昂利·圣西门自信是查理曼大帝的直系后裔，他是作为一个爱好自由的贵族开始他一生事业的。他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为美国人作过战，回国后以上校军阶退伍，开始他终生从事的事业。他在这一阶段就已经深深感到人类必须增强克服周围环境的力量，当他还在美洲的时候，就曾向墨西哥皇帝提出开凿一条沟通两大洋的运河的计划——这就是他的信徒们在他死后十分关注的那类计划。回到欧洲以后，圣西门便开始按照精心制定的进度表进行学习和旅行；他在西班牙旅行时又曾建议开凿一条从马德里通往海洋的运河。法国大革命正是在他按照既定计划学习时爆发的。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唯一活动就是搞证券投机而大赚其钱，以便进行他所计划的那些试验。他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正确地了解世界，他需要尽可能亲身体验各式各样的生活；这样他好作为旁观者，观察公共事务的发展过程，直到他自己准备好插手干预为止。他早就相信自己不仅负有一种使命，而且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像苏格拉底或其他改变世界的哲学家那样把人类事务纳入一条新的轨道。他相信人类正处于一场巨大而崭新的进化性变革的前夕，这是基督教产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而苏格拉底则是基督教的先驱，因为他提出一神论、宇宙统一论以及宇宙受一个普遍原则支配的学说。但是，圣西门还不能肯定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于是便专心研究人和事，特别是研究各种科学和大革命以后的事态演变，以便找出答案。正如他自己所规定的，他的任务就是要探索出一种能够把各种科学统一起来，从而使人能够清楚地预先知道人类未来的原理；这样，人类就可以根据宇宙法则的已知程序胸有成竹地计划他们自己的集体进程。在这个阶段，他一心考虑的就是这种统一观，他当时把这种统一主要看成是知识的统一。自从弗·培根和笛卡尔以来，在日益专业化的各门自然科学以及对人类本身的理解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展，而知识的统一则是取得这种进展所必需的综合和延伸。在这一时期，他从达兰贝尔和孔多塞那里获得了很大教益。由于他们，圣西门产生了必须把实用科学当作社会组织的基础的信念，并确立了历史发展依靠人类知识的发展的观点。
圣西门开始著书立说的时候已经42岁了，那时拿破仑早已成为法兰西的主宰。圣西门的早期著作都是阐述他对新科学时代所抱各种想法的演变过程，这些著作是：《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年），《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1807—1808年），《新百科全书提纲》（1810年），《人类科学概论》（1813年）和《论万有引力》（1813年）。他呼吁各门科学的学者对于人类事务都要持兼顾全局的新观点，一致努力创建一种“人类科学”，并用他们的知识来增进人类福利。他所谓的“科学”实际上已经越出了一般所理解的“各门科学”的范畴，而包括整个知识领域。他认为，必须有一种伦理科学来探讨人类的目的，也同样需要一种实用的自然科学来研究人类所运用的手段——也就是研究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方法。此外，美术和应用艺术也逐渐在他的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知识之树两大分支之外的另一分支。他认为，必须具备包括艺术、自然科学和伦理科学这三大部门的广泛知识。这三者必须结合在一起，并且系统地编入一部《新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应反映出一种不同于达兰贝尔和狄德罗时代的新时代精神；同时，研究这三种科学知识也需要一个组织，即由艺术家、自然科学家和伦理或社会科学家组成的规模宏大的科学院。在圣西门的著作中，关于科学院的组织形式的意见时有不同，但他的基本思想却始终没有改变。他向已经设立了自然科学院的拿破仑呼吁，要求拿破仑创建一个体系完整的新机构。在圣西门的计划中，新机构即使不是用来代替全部政府机关，至少也要成为新社会的实际指导力量。
这些计划的思想基础，是圣西门逐步形成的普遍历史哲学观。那时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成就已经抱深刻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这次革命所完成的一项必要而伟大的工作是摧毁了腐朽制度，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原则，未能取得任何建设性的成就。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总是交替地经历着建设性时代和批判性或破坏性时代。在每一个阶段，人类都需要一种同知识的进展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一种制度在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可以是合理和有益的，但是它如果在已经完成它本身所应完成的任务之后，仍然留恋不去，抗拒必要的变革，那就会变得全盘皆错了。同杜尔哥、孔多塞（他的《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一书对圣西门有深刻影响）一样，圣西门也完全相信人类进步的必然性。他也完全肯定，人类发展过程中每一个伟大的建设性阶段，都要远远超过它以前的阶段。同许多历史哲学家一样，圣西门的眼光也只局限于西方世界。他撇开东方世界不谈，认为那里的人仍然处在进步的“孩提”阶段，不值得认真研究。他把西方世界划分为两大建设时代，即以希腊罗马文明为代表的古典世界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中世纪世界；他肯定无疑，后一时代比起以军事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古代世界来，是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后一时代具有体现在教会中的基督教义统一观。他对中世纪教会评价极高，认为它令人赞叹地满足了那个时代的要求，特别是在社会和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但是，他也把中世纪教会的崩溃看作是它不能适应科学发展的新时代要求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以人类的科学进步为基础的第三个伟大时代即将开始。他认为宗教改革（他称之为教会分裂）以后的几个世纪，正是即将诞生的新社会所必需的批判性或破坏性的准备阶段。从马丁·路德起到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家为止，人们一直致力于清除那些不再能适应先进科学知识的陈腐迷信。但是在这个破坏性时代，正像继古代世界鼎盛时期之后的黑暗时代一样，人类丧失了自己的统一性和统一感。因此，人必须探索一个新的统一化观念，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秩序。圣西门曾一度认为，自己已经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中找到了这个新观念，这就是他的《论万有引力》一书的论题。但是，这种说法很快就从他的著述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根据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唯一法则推演而来的纯属社会性的知识统一观。
法则与秩序：圣西门对这两者都怀有热情，而对革命和战争所造成的混乱则深恶痛绝。他希望出现一个能够体现受共同法则支配的世界秩序的新和平时代。但是他并没有精确而系统地阐明他的学说的政治部分。他所关心的是这个新时代的哲学基础，这种哲学必须是实证的和科学的，不同于那个正在消逝的时代的破坏性形而上学。有一段时期，他曾希望拿破仑率先走上达到这种统一秩序的大道。不过，即使在他最钦佩拿破仑的时候，他也对拿破仑说过，要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建立王朝或持久的新秩序是不可能的。在圣西门思想发展的下一阶段，我们看到他同历史学家奥古斯丁·梯叶里合写了《论欧洲社会的改组》（1814年）一书，他在书里拟定了组织欧洲联邦的计划，这个计划主要以英法联盟为基础，因为这两个国家有能力领导欧洲——在伟大的思想方面由法国领导，在增进人类幸福的工业组织方面则由英国领导。到这时，圣西门对新社会秩序的主要想法已经酝酿成熟；他认为这种新秩序应该以用于和平目的的各种技艺为基础，各种技艺应该成为改进人类命运的手段，正是这个主要论点在1815年以后发展成为圣西门著作中的主导思想。他认为，就以往的文明来说，在民政机构中也一直是军人居统治地位，这样安排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下是有好处的，只要军人有能力管理好以农业技术为主的生产。但是在中世纪以后，贵族和“实业家”便分了家。前者关心的主要是从事战争和对生产者进行剥削，坐享其成；后者则在官方未加控制的私人企业中发展各种生产技艺，但却没有获得同他们的才能相适应的社会地位。刚告结束的批判性时代（特别是在英国）有一个特征是实业家的兴起，另一个特征是享有社会特权的游惰者（旧特权阶级）同对社会作出实际贡献的实业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现在已经到了由实业家控制社会并摆脱游惰者（贵族和军人）统治的时候了。未来的社会应该由实业家来组织，以增进“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的福利，而报酬则应按照每个人在积极从事人类福利事业中所表现的才能进行分配，
在圣西门上述全部思想中，并没有任何民主因素。圣西门始终强调社会组织必须能为劳苦大众谋福利，但是他极不信任“暴民统治”，认为它会造成愚昧统治知识的局面，在1789年以后的岁月里，这种统治所造成的混乱就曾使他惊恐不已。他希望知识居于统治地位；他坚信劳苦大众的天然领袖是大实业家，特别是银行家，因为他们为工业提供贷款，从而承担了安排经济的职能。他毫不怀疑，只要赋予大实业家以新社会领导者的权力，他们就会作为劳苦大众的受托人采取行动，通过增加生产和分散购买力而提高一般福利水平。圣西门丝毫没有想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有发生任何冲突的可能，因为虽然他承认资本家雇主实际上是本着个人利己主义的精神行事的，但是他完全肯定：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是在腐朽的社会中活动，看到社会前途险恶，于是便放纵私欲，沉湎于利己主义。但是这些大实业家一旦掌握统一的知识并负起责任，他们就会本着同实业阶级的大部分成员团结一致的精神从事活动。圣西门并不喜欢个人权利或自由的观念；他推崇秩序，认为这是建立科学的社会组织的必要条件；他所关心的主要也不是如何使人幸福，而是如何使人从事有益的工作。也许他认为这就会使人幸福，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挥人的创造性，而不在于追求幸福。
根据上述理论，圣西门便着手联合实业阶级去反对游惰者，特别是反对法国的“两种贵族”——旧贵族和拿破仑制造的新贵族。这两种贵族在复辟时期构成了一种联合的反社会力量。1815年以后，圣西门接受复辟，并赞成把君主政体作为统一和秩序的象征。他力图说服法国国王同实业家携手共同反对贵族和军人，力劝路易十八把编制预算的任务（也就是财政控制权）委托给一个由实业界领袖组成的委员会，让这些实业界领袖拟定各种公用事业和生产投资的庞大计划。与此齐头并进的是，从资本家共同发展世界经济这一基础出发，朝着国际统一的目标迅速前进。
不过，圣西门也完全清楚，经济发展并不是人类的唯一需求。艺术和伦理科学也起着重要作用。实业家管理财政，有权就方针大计作出最后决定，但是他们要听取“学者”和艺术家的意见，后两种人应在争取实现人类的目的方面进行合作，为社会指出明确的方向。在这一方面，圣西门特别强调教育的作用。按照他的计划，教育将完全归“学者”掌管，并以普及初等教育为基础，旨在对全体人民灌输一套同知识的进展相适应的正确的社会准则学说。他相信，只有准则方面具备一个共同的基础，社会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而把这种准则编入一套关于教育和社会行为规范的法典，则正是伦理科学所应进行的工作。中世纪，在道德领域中起这种统一作用的是教会，那时的教会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真正的统一，并且通过它对所有信奉基督教民族的普遍影响而对世俗事务的进展进行全面的控制。现在，基督教的教条已经过时了，但是社会却仍然极其需要共同的精神指导，而这种指导只能从科学知识的总汇中去寻求。
到这里，我们便要谈到圣西门著述的最后部分，这就是他的最后一部书《新基督教》，不过这部书他只写了开头的一部分。他日益意识到单靠理智作为社会行动的动力是不够的，为了推动社会发展也需要利用“情感”。圣西门希望根据他的新基督教教义建立这样一种教会：它管理教育，并以笃信上帝是宇宙至高无上的立法者为基础，制定一套规定社会行为和信仰的法典。他所主张的新宗教摒弃了神学，而以人类思想（不仅仅是理智，而且也包括对人类前途的信仰）的发展已经达到的阶段为基础。
关于圣西门其人其事，我们就谈这么多；他在弥留之际留给身旁一小群信徒的遗教，正是上述以“科学”为根据的新基督教观。圣西门终其一生几乎都是在默默无闻地进行工作，而且长期一贫如洗。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才在人心彷徨、莫知所从的法国社会中开始找到听众和信徒。至于他的信徒是怎样阐释他的学说的，我们很快就要谈到。不过，在这以前，我们还要再概括地谈谈圣西门本人的思想。
根据圣西门对历史的解释，政治革命和人的思想革命总是相继发生的。每次政治大动乱以后，人们对待道德和科学问题的态度必然会迅速发生革命。因此，圣西门指出，由马丁·路德和笛卡儿掀起的宗教和哲学革命，就发生在中世纪世界的政治崩溃以后。牛顿是在英国内战之后很快创造出他的科学哲学理论的，而洛克的哲学思想则是对1688年英国革命的解释。圣西门肯定法国大革命是规模非常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但需要发动一次相应规模的科学革命加以补充。圣西门在撰写《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1807—1808年）一书时是热烈拥护拿破仑的，把拿破仑征服世界看作是法国大革命的使命，是新科学秩序发展成长的必要基础。他肯定英国人必将为法国人所击败，并且认定英国的失败必将结束对拿破仑统治世界的任何挑战。但是他并不认为拿破仑的世界统治会长久存在或可以传之子孙后代。恰恰相反，他认为，在拿破仑完成清除旧世界的烂摊子的任务以后，人类的一个新时代就开始来临，那时，“生产者”、“科学家”和“艺术家”——三个“有作为的”阶级——将出来担任以科学为基础的新社会的组织者而不是统治者。圣西门所谓的“艺术家”远远不限于美术匠师。例如，他把除自然科学以外一切领域中的“文学家”和“学者”统统算作艺术家。不过，在他设想的新社会中，担任领导的是实业家而不是艺术家。他把十九世纪看作是应用自然科学的伟大时代的开端。他认为在这个时代，艺术固然重要，毕竟只能起辅佐作用。前面说过，圣西门深受孔多塞关于人类精神发展和人类社会最终会达到至善境界这种思想的影响。然而他跟孔多塞仍有所不同，他所向往的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而是一个科学精神的发展足以补偿想象力衰退的社会，圣西门的这种想法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为他一向坚持科学家所追求的目的应该由艺术家来规定，并且赞扬人的创造精神是社会进步的真正泉源。我认为，他实际上是把实用科学家和发明家看成了他们所属各个领域中的创造性艺术家，而且在新的时代又承担了人类发展早期阶段中许多原属想象派艺术家范围的任务。
就够得上称为社会主义这一点来说，以上就是圣西门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追本溯源，圣西门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人的主要工作和义务就是劳动；在新的社会秩序下，每个人只能按照他通过劳动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得到尊敬。根据这一观点，他否定了旧世界容许某些人可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一切特权，而提出了只能按照人的贡献授予荣誉的想法。从这种精神出发，圣西门认为财产私有权只能以这样一种形式保留下来：根据每个人利用财产从事有益工作的能力大小享有财产控制权。技术人员和有技能的组织者将按照他们为公众服务的才能管理财产，而全体生产者——从技术人员和组织者直到不熟练的劳工——都将根据他们所做的工作享受公民权。我们已经说过，圣西门从来没有呼吁工人阶级去反对他们的雇主。恰恰相反，他是向全体生产者发出呼吁的，要求他们接受以科学方式组织起来的生产条件，并按照他们扩大社会生产力的能力进行有效的合作。圣西门始终坚持实业阶级的领导权应该由“大实业家”——那些已显示出有组织生产的才能的人来掌握；而在这些人中，他又具体指定银行家起领导作用，认为银行家在安排经济事务方面具有最全面的能力。圣西门心目中的银行家主要是实业金融家，他们有能力向生产者提供贷款并决定投资的多寡和分配。圣西门丝毫没有想到雇主和雇工之间存在着任何基本矛盾；他始终把他们说成是同一个阶级的成员，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不同于一切要求不劳而获的人，不同于一切维护暴力统治，不让和平实业抬头的统治者和军事首领。只是在圣西门死后，他的门徒才从这些理论中推演出这样的结论：财产应该归集体所有，以便让国家把财产交给那些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财产的人去管理，
圣西门进而论证说，由政治革命和科学进步解放出来的新社会力量，必然要求从大众利益出发而有计划地组织和管理生产。正是圣西门第一个清楚地看到了经济组织在现代社会事务中的头等重要性，并第一个肯定了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因素对社会进化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圣西门也是持有如下想法的第一批思想家中的一员：编纂一部《新百科全书》以继承和发展十八世纪伟大的百科全书派殚精竭虑想出的计划；这部《新百科全书》应汇集新科学的全部教益，并且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出发将这一切教益发展到一定高度。在圣西门的事业中，编纂这种规模宏大的《新百科全书》的想法占主导地位。随着这种精神上的再统一，西方社会在宗教改革后丧失的统一也将重新恢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圣西门苦心孤诣地拟定了通过欧洲联邦达到世界统一的计划，并且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详细阐述了他的“新基督教”理论，想用它来代替腐朽的旧宗教。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想经历过相当大的变化，但基本上仍然是前后一致的。圣西门早期所向往的是一种完全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宗教，它同过去的自然神论相反，是以纯粹的物理主义为基础的。这种宗教不仅摒弃了神学，而且实质上也没有上帝，当然其中居主导地位的中心观念依旧是普遍自然法则所体现的“一”的观念。后来，他的思想又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因素是他逐渐认识到，除少数开明人士以外，大多数人目前还无法摆脱人格化的上帝的观念。为他们着想，还必须允许自然神论继续作为大自然统一的象征存在下去。另一个因素是，他也开始意识到，他原先单纯从理智出发把宗教当作“科学”（“伦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看待的新科学宗教观是不够的，于是便开始强调探讨人类的目的这个领域——“伦理科学”的重要性，其中既包括理智，也包括“情感”。观点上的这种变化使圣西门能够接受自然神论，不仅把它看作是一种临时的象征，而且也承认它本身确有道理；观点上的这种变化还使他把艺术家和“学者”并列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不过他仍然把处理实际事务的最高位置保留给实业家。
我们在圣西门的早期思想中可以看到他简直是奥古斯特·孔德——写《实证哲学教程》时的孔德，而不是后来写《实证政治体系》时的孔德——的前辈。实际上，孔德的实证主义基本上就是师承圣西门思想的产物，而孔德最早的著作就是在他做圣西门的录事和学生时在圣西门指导下写成的。孔德极力避讳这一点，他很早就同圣西门决裂，特别是因为他反对圣西门后期学说中的宗教部分。然而，孔德到了后期也回过头来拣起这样一种观点，即其中有很多地方都取材于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学说，而且也附和圣西门把“学者”看作是教育执掌者和国家顾问的想法。
在经济事务方面，圣西门完全没有意识到资本家同工人之间即将发生斗争，他主张在那些同寄生的非生产者相对立的生产阶级中实行公有制，其基础是生产工具归社会控制并且由具备必要的科学知识和经营能力的人负责管理。他主张按照实际贡献的差别而规定不等的报酬，并且主张把大权交给根据劳绩选拔出来的人组成的领导与规划机构。同巴贝夫一样，他也认为社会有义务向所有的人提供工作机会，而所有的人也都有义务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服务，永远为“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着想。他虽然没有提出阶级斗争的学说，却猛烈抨击劳动者在现行的产权私有制度下所受的剥削，并先于马克思而指出：任何社会制度所维系的财产关系，都使这种社会制度在各个主要方面具有这种财产关系的基本性质。同马克思一样，他也相信人类社会在历史的进程中倾向于一种普遍协作的制度，并且认为这种普遍协作的新制度将是和平与发展的保证。
可是，如果认为圣西门的历史发展观同马克思的非常相近，那就完全错了。虽然圣西门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但是他实质上把经济因素看作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在他看来，经济的变化是科学发明的后果，而人类进步的根源则在于科学知识的发展，因而伟大的发明家就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毫无疑问，马克思在形成他的历史决定论方面曾深受圣西门的影响，但马克思的学说却是一种根本不同的理论，
由此可见，圣西门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坚持社会有义务通过由“生产者”控制的经过改造的国家来计划和组织生产资料的运用，从而不断地促进科学发现。同时，圣西门的学说预示了现代技术统治主义的思想，因为他坚决主张工业生产的专家和组织者应居领导地位。以取代政治家及其他不事生产的阶级，而后者在未来的社会中应处于次要地位。在圣西门看来，对人类关系重大的不是政治而是财富的生产——这里的财富一词涵义十分广泛，既包括工农业产品，也包括艺术和科学成果。他反对功利主义派的最大幸福说，理由是：这样一来，什么是最大幸福的问题就得由统治者来决定；他主张社会组织的目的应该是增加生产，理由之一是生产提高以后，人就取得了最大的自由，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得到满足。另一理由是这样就能使人不再根据毫无意义的或空空洞洞的政治口号来选择统治者，而只是根据已经证实的技术能力来进行选择。圣西门说，有了这样的组织，就不难使人人丰衣足食。既然圣西门认为经济权利的获得完全取决于贡献的大小，这就自然而然地使生产领导者有机会获得巨额报酬，尽管圣西门所说的经济权利并不包括遗产继承权。圣西门学说的这一部分博得了许多厂主、工程师和科学工作者的拥护，而且圣西门派中有许多人后来也都成了法国经济和工业发展的领导人物。但是，正是圣西门对有经营才干的人的如此推崇妨碍了圣西门派从工人阶级中赢得任何有力的支持，尽管圣西门始终把“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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