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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葛德文、潘恩和查理·霍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三章葛德文、潘恩和查理·霍尔 十八世纪的英国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足以同格拉古·巴贝夫密谋相比拟的运动。1789年以前，自由主义而非革命的先进思想曾略现端倪。美国革命在鼓舞英国激进主义和激进舆论方面曾起过显著的作用，但在这些激进的思想中却没有丝毫社会主义的形迹。甚至在约翰·威尔克斯、卡特赖特少校、理查德·普赖斯或约瑟夫·普利斯特列的各种著作和计划中，或在汤姆·潘恩早期在美国撰写的著作中，也都没有出现过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在英国，1789年以前提出的问题几乎完全是政治权利问题（包括税制问题），而不是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问题，直到汤姆·潘恩发表《论人权》的第二部，我们才看到从温斯坦利和掘地派的时代以来第一次有人为人民而提出基本社会纲领。此外，正如前面已经谈过的，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虽曾在农村中以激烈的方式普遍提出社会问题，被当时所关心的主要仍是因土地问题引起的不满，而不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改革。只是在革命和战争所引起的混乱给城市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苦难以后，才直接提出了全面的财产所有权问题，提出了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性的解决方案（纯粹乌托邦式的不在此限）。即使是伦敦通讯社，以及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在英国大多数较大的地方城市中建立起来的其他团体，虽然也提出过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但都没有任何新社会制度的明确概念。它们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政治改革上；它们的领导人（除了一个例外）所提出的各种理论简直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东西，甚至连社会主义的些许萌芽都没有。诚然，巴贝夫对地产的看法同十八世纪英国的某些土地改革论者——罗伯特·华莱士（1697—771年），威廉·奥吉耳维（1736—1813年）和汤姆·潘恩（1737—1809年）——的观点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只有一个改革家在社会计划方面接近巴贝夫，这就是早先活跃于太恩河上的纽卡斯尔，后来活跃于伦敦通讯社的托马斯·斯宾士（1750-1814年）。然而，斯宾士终其一生也没有多少信徒，他的思想也没有引起过任何广泛的注意。斯宾士主张土地归地区公社公有，公社在取得土地所有权以后，再把土地租给耕种者，收取地租。政府的全部开支都依靠这种地租。斯宾士认为政府的开支将会很小，因为他所设想的政府乃是一种由地区公社组成的，机构非常简单，他认为这种松散的联盟就足以适应统筹管理广大地区的简单需求。1775年，斯宾士在纽卡斯尔第一次发表他的方案，以后又陆续出版了若干新的版本。其中最详尽和最完善的版本是《社会自然状态的恢复者》，发表于1801年。可是，斯宾士派的博爱主义者协会（1812年成立）直到斯宾士1814年逝世以后才在政治上多少起些作用。即使在1815年停战以后的多难岁月里，这个协会也只拥有少数信徒，虽然政府和议会曾力图把斯宾士主义运动当作威胁公众安全的广泛阴谋的事例而大肆渲染过它的影响。1816年，伦敦的一小批斯宾士派分子组织了一次半骚动性的示威游行，于是两院都成立了密谋调查委员会，当时人们以委员会的报告为依据，说什么发现隐藏很深的叛乱阴谋，但事实上这个事件似乎从未具有任何有组织的形式。斯宾士派内有暴动分子的说法，从1820年伽图街密谋事件来看可以认为已经得到证实。在这次密谋中，由阿瑟·锡斯尔伍德领导的一小批斯宾士派分子企图在内阁开会时谋杀全体阁员，通过突然的政变夺取政权，但是，这次事先已经泄露给当局的暴动已经证实是——或者至少部分是——坐探的杰作。总之，整个事件的规模极小，就是在斯宾士派中受牵连的也不过是少数狂热分子。这次密谋当然丝毫没有得到威廉·科贝特和亨利·亨将等杰出的激进改革运动领袖的赞助。托马斯·斯宾士的著作对英国社会主义的起源问题的探讨值得重视，但对于当时英国激进派或劳工阶级思想的发展却很少实际影响。真正产生极其巨大的实际影响的是威廉·葛德文（1756—1836年）和汤姆·潘恩（1737—1809年）的理论。虽然这两个人都是那些孕育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说的重要先驱者，但只有在极广泛的意义下，他们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者。 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的探究》（1793年），用现代术语来说，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的哲学著作，而不是一部社会主义著作。葛德文向读者提出的理想是：人类应该着手取消一切形式的政府，而完全依赖个人自发的善意和正义感，而后二者最终是受理性支配的；他相信理性是导向真和善的可靠指南，人人都具有理性，不过在现存社会中，理性被不合理的传统和强制性的习惯所掩蔽罢了。他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真正信徒，他绝对相信人类可以达到完美的境地，这并不是说他认为人类会变得尽善尽美，而是认为人类会持续不断地向更高的理性和更大的幸福前进。他把自己的全部信仰都寄托于人类肯定要进步这一点上，认为人类的进步实质上就是个人的知识和运用这种知识的推理能力的不断发展。他毫不怀疑，知善和行善是一回事；他所赞美的理性是一种道德理性，它会引导人们通过自己的本性正确而充分地按照自己对正义法则的理解去行事。在他看来，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一切人即使在天赋的才能或知识方面有所差异，但在人与人的关系和取得生活资料方面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不仅谴责一部分人占有应该属于全体人民的自然资源，而且也反对任何人在别人迫切需要时保留多余的物品，哪怕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产品也罢。他的学说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学说，主张共享大自然的果实，共享人类对大自然所提供的资源进行劳动加工的成果。 葛德文不仅是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的信徒，而且是英国清教徒的后继者。他的无政府主义以绝对尊重个人的良知为基础，因而根本否认有服从的义务，除非这种义务是个人良知所要求的。实际上，这是从他相信普遍理性是一种完全可靠的指针这一想法推论出来的。他认为：任何集体机构不论其组织如何民主，都无权指挥个人的行动，除非他本人的良知在理性的启发下指示他采取行动。此外，葛德文的清教徒思想具有一种强烈的禁欲主义色彩，或者说至少其有一种蔑视任何不必要的个人消费的色彩。他热情地赞扬崇高的思想和俭朴的生活，而且比他的任何法国先师——卢梭也许是例外——都更彻底地认为，一切形式的奢侈都完全有害于美好的生活环境。这种观点使他不难断言：人人都能够生活得很美好、很快乐，只需要从事少量不使任何人做到辛苦的劳动，就可以分享共同劳动的果实，他在这方面所考虑的主要是土地的耕作。他认为土地是足够人们耕种的，一旦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每个公民都能自由使用土地，生产力便会大大提高。他虽然反对多欲多求，但并没有因此而反对发明创造方面的发展。恰恰相反，他期望有那么一天，机械化的发展会完全取代体力劳动的需要。他所反对的只是导致下述后果的机械化，即迫使许多人在强制的纪律下共同工作，或累积不必要的产品，然后又为这些产品寻找市场。他认为，只有那种能够帮助个体劳动者干得更省劲或缩短工时的，才算是良好的机械化发展。他期待着理想时代出现，到那时，单独一个人在合适的机器的帮助下就能独自完成现在还需要大批人在命令下集体操作才能完成的大量劳动。 葛德文理想中的人是完全自己作主而毫不受人支使地努力工作的人。他不仅把政府，而且把任何形式的人与人的强制性合作都看成是邪恶，认为那必然会造成人对人的屈从。葛德文一方面承认过群居生活的人必须相互依赖，而且还把每个人都必须不分高下地为世界上所有的人谋福利这一点当作自己的伦理学说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认为协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弊端而已。他否认社会本身（有别于组成社会的个人）有任何权利要求个人对它忠诚不渝或履行道德义务。他认为，最好的人类关系是众多独立的个人都能为他人的幸福效力；而他们之间除去相互的权利和义务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制约。不过，他也清楚，没有社会组织，人事实上就无法生活下去，甚至也不能完全没有一点强制——虽然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取消强制。因而同时他也准备接受程度不大的某种协作，但他力求把这种协作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使之建立在地方小团体之间的自然邻里关系的基础上，这些小团体彼此除去个人的交往与活动的安排外，再也没有任何更多的联系。他希望完全取消全国性政府。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政府必然会造成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必然会造成最有害于自由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他所向往的是一个由各个独立的地方小社区组成的世界，每一个小社区都只运用最低限度的强制手段，并尽可能依赖能够导致协调的自由争论来管理自己的事务，而没有任何强制的或联合的权力强加在它们头上。葛德文打算让这些小社区运用最低限度的强制力去约束那些干坏事的人，但是这种约束绝不应扩大成为报复性的惩罚或威慑手段，而只应严格局限于防止个别干坏事的人再去为非作歹，而且只要有可能就应该通过说理和劝导来改造他们， 由此可见，葛德文所要求的并不是财产集体化，而是根本消除财产观念，他所允许的所有权完全以善于运用所有物为每个社会成员谋求普遍福利的能力和意愿为基础；关于如何调节所有权的管理问题，除了个人的善意和常识以外，他并没有另外提出任何办法。他反对处理这类问题的一切法律；他主张，任何纠纷都应该当作个别情况依靠善意和常识并尽可能通过协商来解决。事实上，他完全否认人有权就任何问题制定法律；他认为，唯一有效的法律就是理性法则，人应该尽量设法应用理性法则来处理具体事务，可以在尽可能少的限度内制定一些纯粹解释性的规章，以便在判断是非时作为借鉴。 葛德文之所以反对法律规章，是以这样的信念为依据的：行为的善恶取决于动机；因此，命令人行善从而使人向善的做法是毫无价值的。他认为，这种强制命令会使人遵循理性的曙光行事的自然倾向逐渐消失，会使人的责任感受到破坏，从而也就会阻碍人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变得更有理性的自然趋势的发展。他并不认为，这种趋势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就会在个人的心灵中自动发展。恰恰相反，他认为这种倾向需要通过经常的自由讨论才能发展。他希望他所设想的那些小社区经常讨论各自的事务，以便日益清楚地了解什么是善良和合理的行为，而越来越善于根据共同的利益采取共同的行动，而无需投票表决或制定规章法令。 葛德文坚持，个人行为的善恶完全取决于支配行为的动机，同时他又把这一看法同绝对宿命论以及否认干坏事要承担道义责任这一说法矛盾地结合在一起。他认定，犯罪者对自己的行为正像他刺进受害者身体中的那把匕首一样不负责任，因为他跟那把匕首都同样注定是要干出那样的事来的。在这里，葛德文的意思是说：干坏事的人之所以干坏事，只是因为他错了，而不是因为他愿意干坏事。知善才去行善，不能要求一个人对自己的无知负责———至少在一个没有采取适当措施教导其成员的社会中是如此。这样一来，只要承认他那善的知行合一说，上述古怪的学说便能没有破绽地言之成理。但是，不言而喻，这正是他立论的错误所在。 正是这种理性主义的理论，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年代中，鼓舞了年轻的科勒里季和华兹沃斯，使他们产生了万民平等政治观。后来，风华正茂的雪莱倾注在他的辉煌诗篇《海拉斯》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之中的，也正是这种理论。就思想方面来说，这是一种极其革命的理论，但就葛德文所规划的行动方面来说，就简直没有什么革命性了。诚然，葛德文确曾谈过反抗邪恶的权威是人的最终义务，甚至说过最后应以身殉之。他坚持任何人都不应当做违反良知和理性的事；他也同样坚持只有理性才是促进他的理想社会实现的适当武器，为此而使用暴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暴力丝毫无助于改变人的思想。他认为人类所需要的革命主要是人类思想中的革命，社会制度的改革只能尾随着这种思想启蒙过程而进行。 葛德文的这种观点必然使他极端强调言论自由和教育。在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方面，葛德文在1794年的叛国案审判中显示出他是敢于英勇战斗的。但是，在教育问题上，他反对强制方法的主张和他强烈的个人主义，使他反对所有那些要求通过普及教育来培养新生一代理解能力的改革家。他坚持，不应该对任何儿童或成年人讲授他们不愿学习的任何东西，因为强制性教育同强制性政府一样坏，而且也必然会产生一样坏的后果。他认为强制性教育会蜕变为一种思想灌输（灌输坏思想是这样，灌输好思想甚至也是这样），以致会损害受教育者自行探求真理的独立精神。因此，葛德文知所要求的那种教育，是以地方社团中个人的自发教和学为基础的。他要求大量进行这种自发的、本乎天性的教育。事实上，他正是想依靠这种教育来使他的公社沿着知识和理性常识的道路不断前进。 葛德文就是这样从理性出发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和强制手段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并且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样一个未来的理想世界上：在那里，一群一群的个人居住在各个小社区内，过着既不穷困也不想发财的简朴生活，彼此自由地，友爱地而又明智地共同协作。在《政治正义的探究》一书中，他对纯粹理性是如此信赖，以致想完全排斥感情和情绪对行为的支配作用，并且断言：任何人的行为只要在小至邻里或大至全人类中显示出偏爱某人甚于他人时，就是不合理性，因而也就是错误的。后来，他收回了这种学究气十足的理性行为说，而承认有必要把感情和情绪同理性放在并立的地位，以促进正确社会行为的普及。但是，对十八世纪末叶知识界青年发生深刻影响的，却是他早期比较趋向极端的理论。 葛德文从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那里接受了环境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的信念。他认为：人之所以会采取悖理行为，是由于有组织的社会的传统制度使他们脱离了理性的自然指导。不过，在这方面，他从没有像爱尔维修一类著作家那样走极端，后者认为所有儿童为善为恶的本能完全相同，一切问题都可以用教养来解释。葛德文既承认人的先天气质不完全相同，但又未予重视，而认为每个人都有天赋的采取理性行为的倾向，只要生活在不起腐蚀作用的纯朴环境中，这种倾向很快就会自然表现出来。葛德文这种强调环境影响性格的形成的说法，后来为罗伯特·欧文所承袭，并被他发展成为欧文派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将要谈到，欧文也主张人类寡欲鲜求，相信只要所有的人普遍算从事少许劳动就完全可以生产出足够全人类过美好生活的产品，并且相信由邻里组成的小社区作为理想社会的基本单位最为合适。但是，欧文却丝毫没有葛德文那种厌恶组织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也丝毫没有他那种担心以良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习惯教导年青人会产生不良后果的想法。在无政府主义者葛德文和社会主义者欧文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也存在着基本区别。 葛德文那部售价三基尼的哲学论著，直接受到范围比较狭窄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欢迎，汤姆·潘恩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则远为广泛，远为深入大众，读他的著作的人主要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民众中比较积极的分子。起初，潘恩曾为维护其赋税稽征员同僚的利益，写过一本呼吁体恤他们疾苦的小册子；但使他崭露头角的却是他在美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他在美国所写的著作《危机》和《常识》主张独立和建立一个完全脱离英国的民主的新国家，对美洲进步舆论的形成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潘恩曾一度担任新大陆国会外事秘书，他那时的活动使他不仅作为一个宣传家，而且作为一个目光犀利的民主政治思想家而驰名一时。在许多问题上，他的观点都同葛德文针锋相对，虽然他也曾在某些著作中希望政府的强制作用将随着人们主动采取理性行为的能力的增长而逐渐消失。可是，这在潘恩看来只是一种遥远的理想，就目前而论，他深信建立在最充分的民主平等基础上的代议制政治是解决社会关系中各种基本问题的有效工具。同时，他又认为强制性政府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弊害，凡是它可能干涉人行使天赋人权的地方，都必须严加限制。正像他那本最驰名的著作的标题所表明的，他是“人权”的坚定信仰者，并且认为人权应该高于一切法律。可是，不同于葛德文，他强调人类事务的集体方面，并把政府看作是一种保证个人权利和个人前途获得有效承认与发展的必要工具。他要求国家——当然是指一个经过改革的民主国家——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保证个人能在其中自由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在他看来，每一种得到公众承认的权利都应该看作是一种“交换得来的天赋权利”——也就是根据有组织的社会中必要的生活条件而给予一定形式的天赋权利。他认为这些基本的天赋权利是绝对的和不可剥夺的，虽然可以同不违背其基本特性的法律权利相“交换”。 同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一样，潘恩也打算把财产所有权包括在天赋人权之内。如果说社会主义必须包括生产资料公有的信念，那么潘恩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但是，正像法国大革命中那些比较激进的领导人一样，他也把合法的财产形式和非法的财产形式截然区别开来，他在《土地正义》一书和其他著作中，猛烈抨击了大地主的垄断。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潘恩很快就表示完全赞成革命领导人对一切以独占特权为基础的财产权发动进攻，并且坚信革命会带来充分民主制的前景。 潘恩在《论人权》一书中同伯克进行了辩论，从而名噪一时。不过，介绍该书的主要理论并不属于本书的范围。潘恩为法国大革命所作的辩护，就像大革命本身一样，都不能硬塞进一部论述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著作中。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论人权》撇开不谈，因为潘恩在这部著作中首先是为大革命作了辩护，并阐述了他对民主制的政治方面所持的观点，然后就直截了当地从维护人的政治权利出发为人要求经济权利。此外，他还讨论了在有组织的民主社会中，人在放弃自由享用大自然果实的天赋权利以后，怎样才能公平地换得受法律保障的经济权利作为补偿。 这是《论人权》第二部的主要论题，第二部是在第一部发表一年以后出版的，其中的社会学说也同样锋芒毕露。潘恩在《论人权》第二部中概述了他认为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符合正义原则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可以公平地说，他所提用的计划是后来一切主张为社会正义而利用税制来重新分配个人所得的各种计划的先声。特别是他提出了养老金制度、公办教育等等一系列显然带有现代色彩的社会改革措施。潘恩在《土地正义》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主张，认为他提出的这些措施之所以是正当的，是由于土地的自然公有权，这种公有权既然由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而消失，就应该另以一种每个公民都能享受的社会权利来补偿。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主张在任何人去世时对其所拥有的地产应课征一笔税款，以这种税收作为基金，使每个公民都能从中得到一笔钱，以补偿他们在天赋土地权方面所损失的份额，他提出的补偿办法是：每人年满21岁时一次领取15镑，年满50岁以后每年领取养老金10镑。税率是地产总值的10%；如果继承人不是原土地所有者的直系亲属，则应加课10%。潘恩还进一步提议对动产也应像对地产那样课税，理由是任何财富实质上都有一部分应该看作是社会的产物。可是，他并不主张以任何方式取消或限制个人所有制——除非是说他所主张的税制涉及个人财产。如果说社会主义就等于是一种“福利国家”，其基础是以再分配性的税制作为民主的工具，那么潘恩肯定可以算作第一个实际制定社会主义政策的人。只有在这一意义上而不是在任何其他意义上，才能把潘恩看作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先驱人物，虽然他的著作对现代完整的民主政治观念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除了早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就已开始著述的潘恩，葛德文和斯宾士以外，在十八世纪最后十年，英国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方面再也没有出现过占重要地位的思想家了。诚然，当时的各种激进社团确曾出现过一些人物，如果他们的事业没有突然受挫折，就很可能成为杰出的领袖。这些人物是：亨特歇耳的托马斯·缪尔，他是苏格兰的激进派，他的毕生事业被1793年的叛国案审判所打断；伦敦通讯社的代表约瑟夫·哲腊德和摩里斯·马加洛特，他们两人也遭到与缪尔同样的厄运；此外还有约翰·锡尔沃耳，他曾以讲授罗马史为掩护纵论当代事务。但是，这些年轻人都是演说家而不是独具创见的思想家，不管他们在比较幸运的环境中会变成何等人物，情形也是这样。从1792年以后，英国在对外进行战争和害怕国内革命的双重影响下实行高压政策，把激进派运动压制了下去；到了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末，这一运动实际上已经渺无声迹了。这一时期在英国国内并没有发生任何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震撼社会基础的事变；工业革命也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产生关于阶级结构和经济组织的新观念的阶段。在1789年以前或以后，英国国内都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但是这种不满或则存在于特殊的经济问题上，或则集中在议会改革问题上；前者如匮乏、失业、物价高昂和手艺匠人被新机器所排挤等等，后者如扩大选举权，对虽已衰落而仍享有选举权的郡区实行改革、取消津贴费和挂名差事等等。毫无疑问，1789年以后也曾出现过部分由爱尔兰人鼓动起来的一小群革命左翼分子，但是他们力量薄弱，政府轻而易举地就把他们彻底击溃了。此外，英国的左翼分子虽然曾为法国大革命而欢呼，也曾越过海峡给法国的革命社团送去许多祝词，但是随着新法兰西共和国从恐怖统治进入军事专政和进行帝国侵略，他们就很快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某些英国激进派，如伦敦通讯社的托马斯·哈代，尽管看到这些发展，仍然为法国大革命的成就辩护，但是许多人都感到极度失望，很少有人不对拿破仑表示厌恶。汤姆·潘恩和葛德文所鼓吹的理想一度沉寂了下去，直到长期战争引起人们的不满，胜利后的和平又使人们幻想破灭时才重新抬头。 从潘恩和葛德文的时代到罗伯特·欧文、威廉，科贝特和理查·卡莱尔的时代之间是一段冷落的时期，只有一位著作家在这段时期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对这位仅有的著作家的生平却几乎毫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他曾在英格兰西部行医，1820年左右死于弗利特监狱附近的囚犯特许居住区，享年80岁。此人是查理·霍尔，他留下一部著作《文明的影响》，这本书出版于1805年，但在霍尔的相识约翰·敏特尔·摩尔根于1850年刊印第二版以前，却几乎一直湮没无闻。 霍尔的著作就其时代来说在许多方面都是颇堪注意的。霍尔的观点是十八世纪反对奢侈和崇向简朴生活的思想的反映，他痛恨工业制度的发展，认为这种发展抽走了耕地所需的劳动力，使粮食变得缺乏而昂贵，造成了大批不得不为富人的利润干活的贫苦工人。在他看来，所谓“文明”就是造成这些情况的一种制度，由于这些情况，贫富双方的利益冲突才越来越尖锐。这种文明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上，这样，他们才能利用财产来剥削无产者。霍尔抨击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贫富双方可以订立真正出于资源的契约的论点；他谴责经济学家们忽视了工业制度对财富分配的影响，而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这种制度对工业生产的直接效果上。他说，有产阶级之所以能剥削穷人，是因为他们的财富使他们能够以低于劳动力真正价值的价格购买劳动力。这中间的差额便成了“文明”社会的祸根——利润。劳动者在8天中只有1天是为他自己劳动，另外7天则都是为不事生产的阶级的利润劳动。 那么，怎样来补救呢？霍尔认为罪恶的根源在于土地的私有。他主张土地应该收归公有，然后再分给小农进行集约耕作。工业生产应该严加限制，只要能满足人民的耕作而食的俭朴生活的需要就够了。 由此可见，霍尔提出的解决方案其贡献并不大。在他以前早就有人提出过土地公有的主张，提出过土地私有是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根源。霍尔著作中的新贡献就在于断言有产者和劳动者的利益是绝对对立的，特别是在工业方面，毫无疑问，这种对立情况，主要是他在英格兰西部的毛纺工业中观察到的，当时的毛纺工业中普遍存在着受商业控制的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家庭”制造业。他的另一个新贡献是对利润的指摘，道破利润是以低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价格购买劳动力的结果——这显然是20年后在反李嘉图派经济学家（如托马斯·霍季斯金）的著作中出现的、并由卡尔·马克思加以发展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先声。但是这些观点在最初提出时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知道霍尔著作的有弗兰西斯·普雷斯和欧文主义者乔治·缪迪以及敏特尔·摩尔根；普雷斯和斯宾士两人则曾同霍尔通过信，不过当时却没有任何人重视他的这一部分学说，而现在回顾起来，却正是这一部分意义最为重大。直到后来才由马克斯·比尔在他的《英国社会主义史》一书中指出霍尔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章法国大革命和格拉古·巴贝夫的密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二章法国大革命和格拉古·巴贝夫的密谋 社会主义，虽然从某种意义来说，远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就已经产生，而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又是在法国大革命过去几十年以后才出现的。上面已经谈过，把1789年当作研究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是有充分理由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仅可以追溯思想领域中连绵不断的演变，而且可以探讨社会主义思想和力图实现这种思想的运动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十八世纪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论家并注有什么运动做背景，即使在理论领域中也是如此。他们几乎都是离群索居的思想家，站在那么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的边缘上，这场运动以丰富的民主和自由观念为内容，但其基本思想中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社会主义因素——充其量也只能说，仅仅带有这样一种信念：人类的幸福应该成为社会政策的目标，通过不断走向光明的进展，人类就可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十八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是伦理学家和道德改革家，他们满怀炽烈的人道主义热情谴责贫富悬殊，谴责一面是骄奢淫逸，一面是饥寒交迫的情景。他们把这些时弊和伴随而来的道德败坏归咎于腐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他们认为，人类的堕落并不是由于天性恶劣，而是由于生活所在的环境恶劣，这种环境鼓励奢侈、骄横和压迫，使许多人沦入屈辱和贫困的不幸境地。这些社会批评家根本不是革命家或叛逆者，其中有些人只是提出了一些要求改革的温和而实际的建议，大多数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教育和理性的发展上，而不是寄希望于任何被压迫者的反抗。他们的志趣不是描绘“乌托邦”，就是设计种种完美社会的模型及其行为规范；但是十八世纪的乌托邦主要是虚构美好的梦境，宣扬一些关于道德行为规范的箴言，而不是改组社会的实际方案。起初，这些对新社会的幻想同任何旨在实现新社会的群众运动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至于同无产阶级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一支革命力量，最早也只是从巴贝夫开始的。那些为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开辟道路的“社会”学说，主要是对理应如此而当时并非如此的人类关系所作的伦理阐释。 但是，在紧接着攻陷巴士底狱和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以后的若干年中，“社会问题”终于第一次推开一切而跃居首要地位，它已不再仅仅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和移风易俗者所注意的道德问题，而成为一个突出的实际问题——一个牵涉到富人和穷人（即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以及旧社会的特权等级和无特权的第三等级之间令人惶恐的实际冲突的问题。这种冲突的明显信号首先是从农村而不是从城市发出的，那就是焚烧地契，劫掠富室，迫使许多封建贵族及其管家纷纷逃亡。但是，城市也显出了山雨欲来的迹象：工人阶级居住区呈递的请愿书提出了种种要求；以工人阶级成员为主的（或至少是以工匠为主的）各种俱乐部和会社纷纷成立。在上述乡村和城市两种表现中，农民运动当然要壮大得多，而且就当时说也更为重要。农民运动的成果也巨大得多，因为大致说来，农民获得了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土地和封建勒索的解除。城市工匠却并未获得这样的成果，因为大革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他们成了公民，但并没有变成有产者；甚至连他们的公民权也很快变成了那些对法兰西共和国新宪法各执一见的敌对党派之间剧烈争论的问题。1793年，至少是他们的政治权利似乎一度得到了肯定，但是那一年制定的民主宪法却始终没有能付诸实施。城市贫民眼看自己受了骗，革命的成果落了空，事先得到许诺的作为“人和公民”的权利也被勾销了。于是，一部分人便紧紧追随那些答应为他们争取这些权利的领袖，并且开始把有关政治平等的要求同革命后许多由于经济混乱而失业的工人对工作和衣食的要求结合起来。 实际上，从1789年起到几年后由格拉古·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失败为止，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事变使阶级斗争（虽然只是小规模的和短暂的）第一次成为现代社会中一个公开的现实，并且在穷人和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导致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形成。在当时，这些社会主义学说虽然只吸引了为数很少的坚定信从者，但毕竟体现了西方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新因素。 预示现代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运动正是在这些冲突中初次形成的，为了认识这些冲突的性质，必须先谈谈法国大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意义，也就是研究其纯政治性意义以外的其他影响。人们常说，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温和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都是一样——莫不宣称他们既坚决拥护公民权和政治自由，也积极拥护财产私有权，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废除私有财产和打算用某种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如果不把当时聚集在格拉古·巴贝夫周围的那一小批人计算在内，这种说法是相当正确的。雅各宾派和比他们更右倾的那些党派一样，也完全相信个人财产权的必要性，实际上还认为必须把财产分给更多的人。他们也主张打散大庄园，废除封建勒索，取消教会所拥有的巨大特权和财产权，但是，他们的目的在于分散财产而不是废除财产权。他们也攻击既有的财产权，其理由是占有财产的形式是反社会的，无理地侵犯了人权，而到了革命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所持的理由则是公共安全的迫切需要必须暂时高于一切。在废除贵族的封建贡赋并将教会财产收归新国家处理的时候，革命领袖们明确地把他们所攻击的“不合理的财产权”同他们一心要保护的财产权区别开来。他们要铲除滋长于财产权周围的不合理特权，从而使财产权变得更为神圣不可侵犯。在他们看来，封建贡赋不是合法的产权形式，而是对于农民大众所有或理应归其所有的合法财产权的一种无法容忍的侵夺。他也认为自己并不是在攻击私有财产，而是在废除封建贡赋以解放农民的财产权，同时也是在把一切生产阶级的财产权从不事生产的贵族和寄生剥削的王朝的横征暴敛之下解放出来。同样，在教会问题上，他们认为教会为自己聚敛的财产及其向人民征收贡赋的权利全都是非法的勒索，而不是什么不可废除的权利。他们由于是在旧制度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因而便继承了国家在政治上对教会享有绝对统治权的理论。在这方面，他们又获得了伊雷斯德斯主义[1]之类社会学说的支持，这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鼓吹的学说，事实上也是十八世纪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在著述中所宣扬的学说。他们感到自己攻击贵族封建特权和教会勒索的行动是顺应全国舆情。这种舆论在滚滚向前的革命形势下也的确远远跑在立法行动的前面，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对于人民群众以直接行动所已经取得的一切予以认可而已。 在大革命的头几年，法国人民的新领袖对富人的财产权毫无侵犯，他们所攻击的只是表现为封建特权或教会剥削的那些财产形式。诚然，他们中有许多人深信经济上的过分不平等会造成种种罪恶后果——这种见解从费勒龙开始，由许多政治哲学家一脉相承地传了下来，在整个十八世纪始终作为一种伦理学说宣扬着。十八世纪有些哲学家可以被推崇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先驱者，例如马布利就是一位，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卢梭也是一位；他们始终不厌其烦地谴责奢侈的可恶，赞扬足以温饱的俭朴生活的可贵。而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则深受这些知识分子改革家的道德热情的感染。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侵犯富人本身，只是到后来出于局势的迫切需要才有所行动——首先是由于普遍的匮乏，他们不得不对生活必需品实行限价，禁止囤积居奇和其他垄断剥削以防止发生严重的饥馑；其次是不久之后迫于战争的额外需要，法国政府不得不把看来能用以满足国家迫切需要的每一笔多余财产或收入统统收归国有，以应付急剧增加的开支。采取这一切行动，新政权的领袖们也不过是继承了旧时代的传统而已，因为旧政权同他们一样，也曾宣扬过国家在必要时有全权征用个人的财产以输王国之急。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继承了旧制度下居统治地位的绝对主权观念。他们只是把这些观念嫁接到以民众主权观为基础的新社会身上而已。但是，人们一直认为，出于公共安全的需要而侵犯财产权是一种非常情况，是国家进行战争或为饥馑所困时的临时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并不存在对基本私有财产权的侵犯（无论如何不是有意识的侵犯），而且肯定没有打算立刻以公有制来代替财产私有制；在这些领袖们看来，旧环境不是促进了而是阻碍了财产私有制的发展。首先，革命力图使财产权分散到农民手中，把他们从非法的封建勒索下解放出来，把城市工商业从官僚主义市政体系的束缚和剥削下解放出来。革命是为了建立“真正的”和“自然的”财产私有权以反对虚伪的和“不自然的”特权和垄断制度而进行战斗的；它的领袖们，或者说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场战斗是为了维护非特权者——所有新旧有产者、工匠和劳工的共同利益。 毫无疑问，有不少比较进步的革命领袖都受过十八世纪哲学家的空想共产主义——特别是马布利和摩莱里的学说——的熏陶，也醉心于卢梭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学说，同意书中所说的文明的罪恶应该归咎于比较进步的文明社会中财产所有权的无节制的发展。不过，即使有些领袖曾探讨过以最充分的社会平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也很少有人把他们的这种梦想贯彻到他们促使革命议会采纳的实际政策中去。例如，吉伦特派领袖让·皮埃尔·布里梭有时就被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先驱者；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要用任何共产主义或公社所有制来作为立即重建法国社会的基础。事实上，许多人虽然深受马布利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并且在他们的演说中动辄称道古代斯巴达和莱克古斯[2]的可贵之处，可是他们在社会政策方面所提出的直接要求却属于最温和的一类。 总之，可以公允地说：法国大革命的大部分领袖，包括稳健派和雅各宾派，都认为革命的任务就是以一种方式分散财产权，使比较突出的社会不平等得以减轻，使古老的特权得以废除。他们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来解放各种经济力量；按照重农学派的理论，这些经济力量在一种不存在特权的竞争制度下能生产最大量的财富，从而为绝大多数人创造最大的幸福。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妨碍革命领袖（特别是雅各宾派）不断抨击不平等的罪恶和富人的聚敛，也没有妨碍他们要求断然改革税收制度，以解除穷人的一切负担，并征收富人的财产和多余收入以供给国家的需要。不过，他们之所以发出这些抨击，一部分是为了反击富人在革命的压力下采取的反社会的实际行动以及在有产阶级中普遍出现的反革命势力，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他们要求实现更大的社会平等，他们认为这一愿望的实现主要取决于财产的分散，而不取决于摧毁基本财产权。 巴贝夫及其信徒的共产主义密谋正是在战争局势危急，人民极端困苦，雅各宾党人失败并横遭屠戮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巴贝夫以前，也曾有过少数人徒然地呼吁立即实行公有制和公社原则。特别是夏布依曾向制宪议会提出过一些预示傅立叶的大部分社会学说的计划，其中之一就是要求组织像后来傅立叶设计的法伦斯泰尔[3]那样的集体公社。但是，夏布依和提出类似理想的另外几个人却一直默默无闻。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他们，他们的计划对于当时事态的发展也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影响。直到雅各宾派失败和在执政府之下针对革命的蓬勃发展开始采取猖狂的反动行动的时候，巴贝夫及其信徒才提出一个几乎已经完全成熟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计划，从这个计划中不但可以找到后来主张共同使用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也可以找到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来镇压其他阶级和击败反革命叛乱的观点。 虽然从本质上说，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作为人民中间第一次出现的真正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崭新的性质，但是正如人们所常说的，密谋者的社会远景构想中却没有或很少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们只是从马布利和十八世纪其他空想哲学家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和社会平等的学说，并把这些学说应用于当代社会。如果说有什么新东西的话，那就是他们把这些空想的观念变成了一种旨在立即推翻现存社会及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社会运动。当然，这并不是说巴贝夫运动曾经真正成为一种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正像雅各宾派一样，巴贝夫运动主要也是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在巴黎得到支持的。在这些地方，它之所以能吸引一批追随者，主要是由于当时正处于大革命之后，而获得解放的农民又不肯供应城市以生活必需品，从而造成了匮乏和失业。这次运动即使在城市无产者中间也只吸引一小部分人。这是一次少数人企图纠集城市中主要由于严重饥馑而出现的大批不满现状分子的密谋。它实际上始终没有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甚至在城市工人中也是这样。这也是它在酝酿之初就被轻易扑灭的部分原因，但是即使它在城市中争取到更多的拥护者，在当时农村的那种舆情下它也不可能获得胜利，农村仍然是当时起最后决定作用的主要社会因素。比较幸运的法国农民已经从封建和教会的特权下解放出来，从而确立了他们自己的财产所有权，肯定不愿响应任何旨在建立财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运动。由于革命政权第一批法令的实施，农村居民和城市中比较贫困的阶级之间的距离已经变得非常巨大，这就使任何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群众运动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因此，正是由于革命在农村中取得成就，非但巴贝夫主义，就连雅各宾左派的理想也都无法实现了。城市无产阶级即使得到许多工匠和小业主的支持，力量也过分薄弱，不足以成为新法兰西的基础。 事实上，巴贝夫主义主要是一种对革命的希望感到幻灭的产物。人们曾经对革命怀有极大的希望，而革命给较贫苦的都市居民带来的却是更加严重的贫困和苦难。农民获得了土地，工人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业。因此人们认为，某些人必须对此负责，革命一定是被某些人出卖了。那么，革命究竟是被谁出卖了呢？无疑是那些在许多人受苦时依然骄奢淫逸的富人，也无疑是那些抬出财产权作挡箭牌，允许这类事情发生的人。但是尽管当时苦难重重，这种口号也没有起多大作用，因为它们即使在城市中也分裂了革命力量，而在农村中则根本得不到任何响应。 因此，结合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进程来看，在1796年“平等派密谋”运动中昙花一现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插曲而已。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在当时的环境下曾经取得或可能取得的成就，而在于它预示了后来发生的历次运动。这些运动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力量消失以后发展起来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夺得新权利后的发展所造成的。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生气勃勃的连续不断的社会运动，而是第一次使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对抗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斗争，并且以这种斗争代替了以往那种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之间的冲突，从而为十九世纪欧洲的长期社会斗争准备了舞台，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正是从这些社会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以上所谈的是巴贝夫密谋的一般性质。关于这一事件的史实，已由米开兰基罗[4]的后裔菲力浦-米歇尔·邦纳罗蒂（1761—1837年）在1828年出版于布鲁塞尔的一部著作[5]中首次作了全面的论述，作者本人曾在这次运动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在1830年法国革命以后的多难年代以及在1848年达到最高潮的革命爆发时期，邦纳罗蒂的这部著作几乎成了“革命者手册”。这本书由布朗特里·奥勃莱恩译成英文，并作了增补，对英国左翼宪章派的思想以及欧洲大多数国家中革命专政学说的发展都起了一定影响。后来由于得到了新资料，阿德维艾耳又对巴贝夫事件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他的著作直到今天还是研究巴贝夫主义的最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一直发生着影响，我本人就藏有一本阿德维艾耳的这部著作，它是威廉·摩里斯赠给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的，上面有这样的题词：“威廉，摩里斯赠给厄·贝尔福特·巴克斯，请这位巴克斯保证写出一部明晰地论述巴贝夫事件的著作”；而“这位巴克斯”也果真写了这样一部书。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一直认为，今天的共产党人也认为，巴贝夫密谋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行动，它早就预示了新的革命注定要完成1789年所开始的事业。 从邦纳罗蒂和阿德维艾耳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巴贝夫密谋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雅各宾派被推翻及其主要领袖被处决以后，留下了一大群心怀不满的信徒无人领导，于是，这批雅各宾派信徒便同巴贝夫这一小批“密谋者”（包括少数军人）的领导结合起来，汇成了发动密谋的力量。在巴贝夫原先领导的团体万神会中，会员的社会成分和思想意识是形形色色的。万神会受到执政府压制以后，其中同巴贝夫有密切联系的一小部分人就转入地下策划密谋活动，这个集团经过颇费周折的磋商，才同残存的雅各宾派地下领导联合起来，不料就在他们计划起事的前夕，竟被一个军人成员出卖了，这个人在整个事件进程中一直充当执政府的坐探。巴贝夫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被捕，密谋完全被粉碎。在审讯中，他们被指控抱有各式各样的血腥企图，但是根据信而有征的文件看来，他们只是计划由一小批革命领导人夺取政权，然后以他们在巴黎各地区社团中的追随者为基础建立革命政府，并企图根据从未付诸实施的早已成为具文的1793年宪法规定的民主参政制度尽快选出和召开国民议会。 巴贝夫及其追随者主张，在实施这部宪法以前先建立主要以巴黎工人为主体的临时专政。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革命专政的理论，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了。他们主张建立的临时专政充其量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之计，目的在于实行以成年男子选举权为基础的充分民主的宪法。不过他们也确曾提出于在宪法生效之前就立即采取重大措施以没收财产，然后在共同占有和享用一切财货的基础上实行再分配。他们在《平等派宣言》中一开头就宣称，“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以平等享用一切财货的权利”。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建议立即没收属于公司和人民公敌的全部财产，同时废除一切继承权，使仍然留在私人手中的财产经过一代人就全都变成公有。根据巴贝夫拟定的计划，法国将分为若干个新的行政区；在这些新行政区里，收归公有的财产将由民选的公务员进行社会管理，这些公务员的薪金应同工人的工资相等。人人都必须劳动，只有从事有益劳动的人才有选举权。人人都要受教育，通过教育向人民灌输以财产公布为基础的新社会的各项原则。在巴贝夫的计划中，主要考虑的还是地产问题，这在当时是必然的。不过，关于没收工业公司的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设想，并为此特别向城市工人发出了呼吁，当时城市工人是巴贝夫运动的主要支柱。 对巴贝夫及其同谋者进行审讯的结果是把密谋者首脑巴贝夫和达尔德判处死刑，这种结果也是必然的。不过，许多人都被释放了，因为这时候危险已成过去；还有些人则免除死刑而只被放逐。在这些被放逐的人当中，有邦纳罗蒂和《平等派宣言》的实际起草人薛尔文·马雷萨尔。邦纳罗蒂得以死里逃生，大概归因于他同波拿巴·拿破仑有旧谊，拿破仑后来曾请他担任帝国官职。邦纳罗蒂一直活到1837年，主要住在比利时，1828年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他的著作，1830年革命后回到法国。 巴贝夫的——或者应该说薛尔文·马雷萨尔[6]的——《平等派宣言》实质上是第一篇社会主义政治宣言。巴贝夫及其信徒们认为土地和工业的社会化是完成1789年大革命的必要条件。他们宣称：人人都有天赋的平等权利，享受大自然提供的一切财富；普遍负有从事劳动的义务；也普遍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为了人类幸福，必须清除贫富悬殊的现象。但是在巴贝夫密谋遭到镇压以后，作为一种革命政治运动的平等派社会主义在拿破仑统治和战争紧张的情况下便销声匿迹了，一直到法国1830年的革命解放了拿破仑时代和复辟初期被镇压下去的各种力量以后才重新抬起头来。 [1]伊雷斯德斯主义(Erastianism)，系瑞士人托马斯·伊雷斯德斯（ThomasErastus，1524-1583年）所主张的宗教应受国家支配的学说。——译注 [2]莱克古斯（Lycurgus），传说中的斯巴达第一个立法者和共产主义改革者。——译注 [3]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s）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译注 [4]米开兰基罗（MichelangeloBuonarroti，1475-1564年）是意大利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家和诗人。——译注 [5]邦纳罗蒂的著作名为《争取平等的密谋》。——译注 [6]马雷萨尔（1750-1803年）是平等派密谋者中的主要理论家，大革命爆发以前，就曾因撰写激进的著作被捕过。他一直是一个起领导作用的革命新闻工作者，特别以抨击宗教而著称，他的名噪一时的著作是《无神论释义》。
第一章引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一章引言 人们往往强调，给社会主义下明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时常引以为憾。可是，无论在政治学或伦理学中，对任何重要的概念或制度从来都不能精确地下定义，关于民主、自由、德性、幸福、国家等名词，试问谁还能提出令人满意的定义呢？同样，难道又有谁能给个人主义提出一个比给社会主义更圆满的定义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采取的可望获得成效的最上策，莫过于设法找出这类名词的某种核心意义，核心意义在这类名词的多种用法中几乎总是或多少伴有种种不同的附加意义，而从来不会在不含附加意义的情况下单独出现。找出这种核心意义，并不就能使我们了解这些名词；因为就名词所包含的意义而言，那些附加的意义也是同样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名词的意义只能是那些其言论值得尊重的人士使用这一名词时所要表达的意义；或者就实际情况来说，至少也是他们今天或以往使用这一名词时一般所要表达的意义。可是，我们如果能够找出核心意义，就能更好地理解一个名词在各种用法下的涵义；而在寻找核心意义的过程中，找出一个名词最初的用法乃是很有价值的第一步。 我们并不知道当初究竟是谁首先使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这两个名词的。据目前所知，这两个词在1803年首次出现在意大利文的出版物中，可是当时的含义却同后来的毫不相干。往后就一直没有再出现过，直到1827年欧文主义者的《合作杂志》才使用“社会主义者”一词来称呼欧文的合作学说的信徒。至于“社会主义”一词，则是1832年在法文期刊《地球报》上初次出现的。这个刊物当时由比埃尔·勒鲁编辑，在他手上成了圣西门派的主要机关报；该刊就用这个词来表示圣西门学说的特征。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勒鲁和雷诺两人在他们的《新百科全书》和其他著作中随心所欲地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不久，这个词就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凡是旨在根据人权经济观和社会观来实现某种新社会制度的团体，都被称为社会主义团体。此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词就流行于英法两国，而且很快就传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同时也传到美国。这两个词多半是先在口头上使用，然后才见诸文字。根据已知的各种最早用法来看，它们并不像是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新词，虽然也有这种可能。用这两个词来称呼某些改组社会的意见和计划是相当方便，也是十分自然的；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日常用语中已经需要一种大体上切合的词来称呼这类改组社会的意见和计划了。 一般说来，使用这些名词的人企图借它们来表达的意义是不难看出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词都是由“社会的”这一形容词衍生出来的，前者指一般认为称得上“社会的”学说，后者指倡导这种学说的人。这里用“社会的”一词，其含义和“个人的”相对。“社会主义者”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的反对当时流行的强调个人权利的见解，着重注意人类关系中的社会因素，并力图使社会问题在由于法国大革命和随之产生的经济革命而引起的人权大辩论中受到注意。在“社会主义”一词用开以前，人们已经谈到过“社会制度”这一含义大致相同的术语。“社会主义者”一词指的就是在许多种“社会制度”中拥护其中一种的人。这些“社会制度”在内容上虽然彼此有出入，但都一致反对经济学中流行的个人主义制度，一致反对当时一般人在人类关系和如何正确安排公众事务的看法和态度上把政治问题列在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前面的见解。 原先像这样冠以“社会主义者”称号的流派主要有三个，不过还有许多较小的流派也代表着大致相似的倾向。这三派是：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以及在1841年正式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英国的欧文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三人虽然在许多方面各有不同，但实质上走的都是社会化道路。至少就以下三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上说来是如此：首先，他们都把“社会问题”看成是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且坚持所有善良的人的头等重大的任务就是致力于增进大众的幸福和福利。其次，他们都认为任何以人们争夺生活资料为基础或者是鼓励这种争夺的社会制度如果继续存在，那就同上述任务完全不能相容。第三，他们都极不信任“政治”和政治家，并且相信未来的社会事务的控制权主要应该由“生产者”来掌握，而不应由议会或部长来掌握。他们还认为：如果人类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能够妥善地组织起来，各种传统的政府机构和政治组织就会很快消失，一个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新世界就会代替充满王室倾轧和帝国冲突的旧世界。当然，十九世纪早期还有许多严格说来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如维克多·雨果）也同样有这种不信任“政治”而认为“政治”制度注定很快会被一种更好的新的人事安排所代替的思想。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年代，在如何对待人类的各种问题上，思想界基本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从“政治”出发，另一种则是从“社会”出发。 可是除了这些共同的观点以外，仍然有很大的分歧存在。傅立叶派和欧文派都是热衷于建立公社的人。他们都计划在真正社会化的基础上在全世界建立地方公社来代替旧社会，并且相信建立这种新的基本组织不必通过暴力或革命，单凭它们在增进人类福利方面所具有的显著优越性就能取代现存的社会结构。而另一方面，圣西门派则深信大规模组织和科学规划的功效；他们一心想把民族国家改造成为巨大的生产协作社，由具有科学知识和卓越技术才能的人来管理，并且想用以全世界为范围的经济和社会总发展计划把这些经过改造的国家联系起来。就政治活动这一名词的一般意义来说，欧文派和傅立叶派大都回避这种活动；而圣西门派则有志于掌握国家和政府，并一心想改造它们，使之适应自己的新目标。 此外，傅立叶的信徒主要考虑的是土地的集约耕作而把工商业贬低到次要的地位；欧文派则非常了解产业革命的重要意义，想建立一个以工农业的均衡生产为基础的新社会；圣西门派主要注意的则是大工程事业（例如开凿运河，兴修水利，建筑铁路和公路等）以及为大规模经济规划服务的工具——银行和金融组织。 以上是三派的重大分歧，但是三派学说中的共同因素仍足以使他们在一般的提法中赢得一个共同的名称。他们都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经济制度，也都坚决反对自然经济规律论——这种理论认为，只要政治家能够维护住财产权，同时又放手不管经济事务，则经济的自然规律就能造福大众。他们全都反对放任主义，认为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需要一种积极的集体组织以增进福利，并且主张这种组织应该或多或少是以合作的而非竞争的原则为基础的。1839年，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在他的创始性著作《政治经济学史》一书中，把他们全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此后，这个称号一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采用，便永远同他们联在一起了。 由此可见，最初使用“社会主义”这一名词，指的是以合作为基础、以大众的幸福和福利为目标的人类事务的集体管理制，所强调的不在于“政治”而在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在于加强对公民的毕生教育中的“社会化”影响——教育他们在行为、社会态度和信仰方面遵守合作的而非竞争的方式。因而，一切“社会主义者”对教育都莫不深为关怀，并且认为享受良好的社会教育是一种基本“人权”。 不难看出，在以上关于早期“社会主义”学说的共同特点的叙述中，我们只字未提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同资本家（雇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里之所以没有谈到这些概念，其原因在于：虽然这些概念在巴贝夫运动中不用说显得很突出，而且很快又在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社会斗争中再度流行，可是除了在十分偶然的场合下，这些概念在上述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中简直没有什么地位。无论是圣西门、傅立叶或罗伯特·欧文，都根本没有想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作为两个在经济上对抗的阶级的阶级斗争，更没有想到实现他们的计划要牵涉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规模斗争。他们全都同意，就实际情况来说，工人是受剥削的牺牲者；他们全都挺身维护圣西门所说的那个“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的要求；他们也全都抨击财产和收入的过分不平等现象，要求节制财产权。但是，他们认为财产私有制的弊害是由于“游惰者”——这又是圣西门的用语——的蛮横要求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工人受到直接雇主的剥削所造成的。他们认为，工人受剥削主要是寡头政治特权制度的一种次要后果。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忘记，当时“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在所有国家主要还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圣西门希望“实业家”——既包括雇主也包括工人——在反对旧特权阶级和维护其权力的旧国家的斗争中携起手来，圣西门希望人们要严格根据他们的实际贡献获得报酬——根据这种理论，圣西门的信徒从逻辑上得出了遗产继承权应该取消的结论，圣西门完全准备让“大实业家”凭他们对公众作出的重大贡献去获得巨额收入。傅立叶想把出资者和经理人员的报酬份额限制在总产值的一定比例上，实际上也希望对财产收益课征高额累进税；但是，他并不主张取消财产权或者强行把收入拉平。欧文想使资本只能得到一份固定的或不超过一定限额的股息，剩余的利润则应全部用来发展有利于大众福利的社会事业。他也相信，随着新社会制度的日益发展，想比别人更富有的欲望将会逐渐消失，资本所有者将会自愿放弃他们的所得。欧文、傅立叶同圣西门一样，都没有想到他们的计划是唤起劳动阶级同雇主阶级进行大规模斗争的号召。 就是这样，傅立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徒然坐待资本家响应他的鼓吹自愿地对他所倡导的公社提供资金；而欧文则把他本人和朋友的钱财投入他的“合作村”，并且不断地寻找能够理解其理想的美妙之处的富翁。圣西门也梦想得到富翁们的支援，而他的后继者有时也确曾找到过这样的人。事实上，圣西门最有名的信徒安凡丹就当上了铁路经理，另一些圣西门主义者，例如贝列拉兄弟等人，后来在金融界中也都起了领导作用。社会主义在早期——按照当时对这一名词的理解——显然不是劳资之间阶级斗争的学说。 可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不仅早在“社会主义者”一词使用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本身就包含许多学派和各种不同的见解，而这些学派和见解在当时都被认为同“社会主义”的学派和见解是有区别的。十九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阶级斗争学说的主要鼓吹者是激进主义的极左派，他们从格拉古·巴贝夫和1796年的平等派密谋得到启发。“巴贝夫主义”和“巴贝夫主义者”当时在法国是常用的词汇，1830年革命以后尤其如此。而“无产阶级”一词则更加同巴贝夫主义的传统有关。巴贝夫的信徒们同欧文派、傅立叶派以及圣西门派完全一样，也特别重视“社会问题”；有时，人们也把他们和上述三派混同起来，统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是，这只是1830年以后很久的事情。在这以前，更常见的情况是把他们和上述三派区别开来，因为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都是有组织和得到认可的团体，正如同欧文派在英国那样，而巴贝夫主义则与其说是一种流派，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潮。鼓吹这种思潮的只是各种民主主义的和革命的俱乐部和社团的个别成员。这些团体作为整体来说并没有把巴贝夫主义看作是一种学说，而只把它看成是左翼雅各宾主义的一种突出表现，看成是力图把1789年的大革命推进到合理结局的第一次尝试。 “共产主义”是1830年法国革命后社会骚动时期出现的另一个名词。我们无法确定这个名词是何时产生和如何产生的，不过我们知道它最初是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巴黎的某些秘密革命社团有关的，而且知道它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传开时主要是指埃蒂耶纳·卡贝的学说。它一开始似乎就具有双重意义。法国人使用它来表达一种邻里自治的基本单位——公社的概念，并且使人联想到一种以自由公社的联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但是，这个名词同时也使人联想到公有物，即物品公有和公有制的概念，卡贝及其信徒所发展的正是这一方面的意义。而它的另一方面，即公社的概念，则使它同极左派的秘密会社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这些会社同流亡革命者的团体联系起来，从而，1847年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便把“共产主义”一词用来作为名称了。在英国“共产主义者”一词好像是在1840年首次出现的，由欧文主义者约翰·古德温·巴姆贝从法国输入，他在《新道德世界》上刊登的巴黎通信中使用了这个名词。巴姆贝笔下的这一名词主要是指深受欧文主义影响的卡贝的信徒。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共产主义”一词往往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使用，但通常又有别于后者，并且含有更强烈的战斗含义。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团体特地选用“共产主义者”一词，是因为它比“社会主义者”一词更富有革命斗争的精神，同时它跟共有与同享的概念也具有更明确的联系。恩格斯曾经解释说，它的“空想”成份较少，而同阶级斗争观念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则结合得更加紧密。 我们以上所谈的一直是这些名词以及首先被冠以这类名称的各种思想和行动的流派或观念。但是，不言而喻，许多观念早在有关学派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强调相对于个人要求而言的社会要求，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谴责社会不平等或者指摘富人剥削穷人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强调有必要按照社会道德原则教育全体公民的主张早已有之；提出财物公有的倡议也不是什么创新之举，可以肯定，在描绘理想社会或者为全人类要求经济权利以及公民与政治权利的说法中，并没有任何新颖的东西存在。因此，十分自然的是，这些原先用来称呼傅立叶派、圣西门派、欧文派，伊加利亚主义者（卡贝的信从者）和十九世纪初叶其他流派的名称，很快也被用来称呼某些早期思想家和理想社会的设计者，他们的思想和上述各类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大致相似。到后来，对于以往各种各样的学说，只要所强调的是共同生活，集体所有制、以社会道德为中心内容的教育，或者主张对规范人类生活的习惯和制度等客观条件进行集体的社会计划和控制，一概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后来还有“无政府主义的”）。 在孕育出极其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法国，人们自然会首先回想到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直接前辈——即常常按照理想社会的方式对当代社会提出最尖锐批评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哲学家。在摩莱里的著作（1755年的《自然法典》曾一度被误认为是狄德罗的作品），修道院长博诺·德·马布利的著作（1763年的《弗基昂关于道德和政治关系的谈话集》及其他作品）以及更早的神甫梅叶（约死于1730年）的《遗书》（当时只有伏尔泰所编的节本）等著作中，人们看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言。在卢梭猛烈抨击私有财产所引起的种种罪恶的著作——《论不平等的起源》（1755年）一书中，甚至在其《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的“国家论”中，人们都能找到社会主义学说的成分。同时，人们还追溯到孔多塞所提出的受教育是一种人权的呼吁，以及他关于人类精神发展的预言性著作《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 对十八世纪的这种回溯必然使人们进一步追溯到更遥远的过去。马布利的学说有意识地以柏拉图的《共和国》为依据：而马布利、卢梭和其他许多人的思想又都归宗于普卢塔克对古代斯巴达制度的论述。通过这些中继人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渊源便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而另一些人则重新提到1381年的农民革命或其他农民起义，或者回溯到早期基督教会的“共产主义”和中世纪寺院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另外还有人把社会主义的起源追溯到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其他著作。在英国，弗兰西斯·普雷斯使罗伯特·欧文注意到十七世纪后期教友派教徒约翰·柏拉斯所写的《贫民习艺所》这本小册子，欧文看到这本书已经预示了他自己对解决贫困和失业问题的某些想法；从柏拉斯到彼得·张伯伦或者到英国内战与共和政体时期清教徒中更为激进的团体——平均派和掘地派，彼此之间的距离并不很远，虽然这方面的探索工作直到很久以后才有人进行[1]。蒙斯特省的再浸礼派也被敌友双方拿来纳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谱系。 关于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前的这些预见，不论其虚实真伪如何，我都不打算在本卷中加以重述。我之所以把它们抛开不谈，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越出我当前所要论述的主题。不过，我仍然准备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这两个名词变成通用词汇以前40年左右的时候谈起，因为如果我们不以法国大革命及其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为背景来探讨问题，就根本不可能理解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那个时期的各种运动的历史。人们常常说，从1789年开始，欧洲便进入了三种革命变革的痛苦历程：以法国的事变及其在其他国家的回响为标志的政治与社会革命；以蒸汽动力的出现和在制造工业、土木工程和机械工程中广泛应用科学技术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引起耕作和饲养牲畜的方法以及农村生活的性质发生变化的农业革命。这种说法现在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可是，这三种相互有关的革命不言而喻并不全是从1789年开始的。工业和农业革命不可能单单以某一年或者某一事件作为起点；瓦特留给后世的蒸汽机是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的产物，新耕作法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并没有一桩突出的事件可以用来标明它的开端。只有法国大革命可以指出一个特定的年代作为它的起点，不过它的社会内容也是早在那向全世界宣告旧制度灭亡的巴士底狱陷落之前就已经酝酿很久了。 因此，1789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准确的起点。但一般说来，它很适合我的要求，因为我在本书中所要论述的重点是思想，至于事变和运动则只居于次要地位。在思想领域中1789年是一条分水岭，因为人们都是这样看的。从这一年以后，人们便以另一种心情来考虑自己的思想和计划，就好像探险者跨进了一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一样。 [1]人们对杰腊德.温斯坦莱所著《自由的法律》（1652年）一书以及书中关于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卓越预见和农业共产主义的主张重新发生兴趣，还是最近的事。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前言 本卷虽然独立成书，但在计划中却是一部社会主义思想通史的第一卷。它所论述的年代大致是从1789年到十九世纪中叶。不过，即使就我自己所划定的范围而言，本卷也显然省略了某些属于这一时期的史实；其中最主要的是略而未谈俄国的社会主义——既没有谈到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彼斯特尔的土地国有化计划，也没有谈到早在1850年以前就相当活跃的别林斯基·赫尔举和巴枯宁等等。这是有意的省略，将在第二卷中补叙。我认为，推迟论述赫尔岑和巴枯宁会更便于把他们同以后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也就是把赫尔岑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联系起来讨论，把巴枯宁同分裂第一国际的斗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讨论。同这种省略恰恰相反，本卷关于许多思想家的叙述则又远远越过1850年的界限。关于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论述就是突出的例子。另一方面，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只谈到了他们早期的情况，至于他们后来的思想发展，则留待以后叙述他们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所发起或影响的那些运动时联系起来讨论。因此，本卷并不打算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就戛然中断，而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欧洲革命运动进入低潮，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告解散时才结束的。 我愿向读者说明，这部著作并不是一部社会主义史，而仅仅是一部社会主义思想史，只是为说明社会主义思想才提到必须一提的实际运动。事实上，要一个人独立撰写一部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史是不可能的事，那种著述的规模要比我想写的任何著作都宏大得多——即使我具备必要的学识，其规模也远非我想写的著作所能及。甚至就我目前在较小范围内所作的尝试来说，我对自己的不足之处也颇有自知之明。我完全不懂俄文，对西班牙文也几乎毫无所知，意大利文懂得很少，德文程度也不够高；而且我讨厌看德文书，只要有可能，总是避而不看。所以，前几种文字的著作凡是有英译本或法译本的，我都用译本，只有在我认为需要确定一段原著为德文的译文有无讹误时才去对照德文原著。此外，我在没有译本时间接利用第二手德文资料的情况也远比利用第二手英法文著作为多。我想素有修养的读者会很容易地看出这一点，虽然我希望自己还没有因此而迷误甚远。 本书第二卷初稿已经写完一半，其中除去补叙本卷略去的俄国先驱者以外，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后期情况（直到十九世纪最后25年内各国社会民主党兴起时为止）；第一国际；巴黎公社；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不属于这两派的英国费边主义者和独立工党党人等等之间的分歧；1850年以后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在欧洲大陆的发展以及德国特有的通称为“学院社会主义”中“讲坛社会主义”的运动。我之所以要提一提这些内容，为的是有助于说明本卷为什么也同样略而不谈许多早在1850年以前就开始活跃的俄国以外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德国的洛贝尔图斯、拉萨尔和冯·凯特勒，比利时的科林斯、卡茨和德·凯色尔，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某些先驱者等等。 本卷得以写成，应向许多人士致谢。首先应向我的同事艾赛亚·伯林致以最深切的谢忱，他曾看过本卷的全部校样，提出了令人敬佩的明智批评，帮助我作出重大的改进，我也感谢我的同事H·G·申克博士和约翰·普拉梅纳茨提出的宝贵建议，他们阅读过本卷的若干篇章，帮助我改正了不少错误。我也深深感谢我的内兄雷蒙德·波斯特盖特和我的朋友H·L·比尔斯，他们曾惠借我若干从别处难以获得的参考书；和往常一样，我的秘书罗莎门德·布罗德利的不懈帮助，使我深为感激，她竟能奇迹般地辨认我的字迹而又不以此见责。 我的妻子对我的帮助是经常一贯的，以致我往往坦然受之，绝不言谢字。 G·D·H柯尔 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1952年7月
出版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出版说明 〔说明：原文照录，仅供参考。——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本书系英国工党分子、费边社分子柯尔（Cole，GeorgeDouglasHoward，1889—1959年）所著。全书近二百万字，分五卷出版，此次印行的是第一卷（1789-1850年）。 柯尔一向以“学者”自诩，除一度出任麦克唐纳时期工党政府的经济顾问外，大部分时间从事著述。著书很多，但并无专精，而是内容庞杂，涉及庸俗经济学、资产阶级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等方面。 柯尔此书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一些历史情况和思想资料，对于我们了解那一百五十年的社会政治思想，特别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从芜杂的思想战场上披荆斩棘，去伪存真，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对于我们学习和总结国际上的思想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尚有可供参考之处。 柯尔同英国工党的其他右派人物一样，对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心怀仇恨，恐惧万分。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以抵制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为目的。柯尔妄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适用于帝国主义时代了，而只有靠什么投资管理和控制货币流通的办法来实现需求和生产之间的平衡，从而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实行所谓经济计划化，搞什么“福利国家”，借以维护英国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柯尔在本书中就多次贬抑、诽谤、歪曲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阉割其革命精神，甚至用心狠毒地将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资产阶级思想家相提并论、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列为一家之言。柯尔声嘶力竭地鼓吹“社会主义”，其真意不在于实现社会主义，而在于以伪乱真，反对社会主义。列宁早在1901年就已经英明地指出：“……目前，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话深刻地揭开了英国费边社分子和当时在欧洲其他国家喧嚣一时的机会主义派别的画皮，暴露出其反动的真面目。 本书的其余四卷是：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第三卷：第二国际（1889—1914年）；第四卷：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1914年—1931年）；第五卷：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931—1939年）。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77年1月
托洛茨基的经济观点与今日苏联（曼德尔，199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托洛茨基的经济观点与今日苏联 曼德尔（1991年） *这篇论文发表在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no．84（NewYork，FourthInternationalistTendency．April1991，P．24）上，由法文译出，原文以“L’alternativeeconomique”为题发表在Rouge的一份特别杂志增刊上，由LigueCommunisteRevolutionaire在法国发行。 随着官僚主义的苏联陷入混乱，对于重振社会主义的规划来说，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的经济纲领具有必不可少的指导意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于自由派来说，“新布尔什维克”是当前的主要敌人。 那些由斯大林和新斯大林主义者全力抛出的反对利昂·托洛茨基的无耻诽谤，今天在苏联毫无疑问已经被抛弃了。在托洛茨基遇害50周年纪念日前夕，官方的日报《消息报》（Izvestia）庄严地公开承认，列夫·达维多维奇（LevDavidovich）是一位伟大诚实的革命者，苏联重要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其他报纸透露说，1922年列宁曾两次举荐托洛茨基，由他出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一旦自己生病或去世，即由他作为指定的继承人。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运动的创始人名誉的恢复标志着人们对他那种反斯大林的政治纲领持一种认可态度。恰恰相反，在当前苏联的媒体和社会科学圈里，敌视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新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统治着一切。在这些思潮看来，托洛茨基仍然是意识形态上的敌手，托洛茨基主义仍然是政治上的宿敌。 然而，真正危如累卵的却是苏联不容否认的历史人物和传统。不可否认，斯大林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当斯大林被绝大多数苏联人民痛恨时，主流思想家必然会通过自然而然地转向对托洛茨基施予某种同情来争取平息这种痛恨。他们通常选择的方案是提出一套新的诽谤，与斯大林主义者和新斯大林主义者的诽谤相比，这些诽谤具有较少的煽动性，但却更多地建立在公开歪曲历史的基础之上。 历史的讽刺在于，人们在今天指责托洛茨基，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反革命，而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极左的“革命狂”；人们之所以指责他，不是因为他曾经是列宁的敌手，而是因为他在1917年及之后，曾经是列宁的冤家对头（damnedsoul）［注：译为“冤家对头”显然不对，疑为“该死的化身”。——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和“启发者”（inspirer）。作为十月革命“血腥”的化身（一个犹太教徒且受到欧洲文化熏陶的世界主义者），托洛茨基是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偶尔公开与新斯大林主义者结盟的新黑帮分子（neo-BlackHundreds）的主要目标。在所有的十月革命“民主的”反对者们看来，托洛茨基（“工人阶级历史任务”的“教条乌托邦”［注：译为“固守着‘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教条的空想家’”为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是一位自1918年以来在俄国历史上“离经叛道”的伟大领袖。 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 在这片不和谐的喧嚣声中，围绕经济方案选择的争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据说，托洛茨基曾经是一个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超级工业化”的坚定支持者、个体农民残酷的敌手和“计划经济”之父。斯大林只不过是运用了托洛茨基的经济纲领。今天，苏联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者宣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不过是两个暴君间的权力之争。 从1923年起，中间经过1928年直至1934年，关于这种争论的解释横扫整个苏联，它包含着对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不包括1929年之后的投降主义者）不同出发点的一种混用：一个是长期的分析方法，另一个是政治方法在短中期的运用。这种混用是蓄意谎言、无知或对这些问题缺乏理解的结果。 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的理论，托洛茨基确证了他的立场，即考虑到帝国主义的本性，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将在苏联获胜，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得出答案。在俄国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联合生产者”的无阶级社会，因为这不仅需要高出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同时也会陷入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不断冲突之中。这种对抗的影响力将随着如下机会的破灭而消失，即如果革命无法扩展至“发达工业国家”，苏联将凭借军事或经济压力建立社会主义。［注：译文有误，应为“假如革命没有扩展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对抗的重压终将通过军事或政治压力摧毁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机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这种对于长期趋势的分析当然也有短期的意蕴，它强调了一种工业滞后发展的危险，即冒险推进俄国个体农业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联盟——工农联盟的一种决裂。为了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做斗争，托洛茨基强调了限制个人资本积累和提高国家工业生产率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将允许产品销售处于一个较低的价位，也必然会使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因此，与发端于斯大林—布哈林主义，后又在20世纪60年代由乔治·卢卡奇（GeorgeLukacs）进一步发展的神话相反，托洛茨基并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得出冒险主义—失败主义的结论，即认为历史已经为主要的经济方面确证了一条明确的道路。绝不能将苏联的中期命运简化为这样一种两难窘境：要么是革命战争和领土扩张，要么是不可避免地退回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托洛茨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可以在逐步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同时，等待发达国家革命胜利主客观条件的成熟。换句话说，他建议苏联丢掉吹嘘或幻想，以一种现实审慎的态度步入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另类选择建立在经济逻辑的辩证法与社会力量的动态发展基础之上。托洛茨基的分析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然不匹配。［注：译文有误，应为“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托洛茨基的分析仍旧是无与伦比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工业化节奏的加快必须依靠社会剩余向经济生产的社会化部门的稳定转移才能得以维持，也就是说，尤其是要牺牲中产阶级（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中受益的人）和官僚机构的利益，以非生产性支出的彻底减少为代价。 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和贫困农民（也包括愿意加入的部分中产农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必须通过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工作条件来实现：消除失业；工人在工厂管理中的领导地位；为确保其成员比他们作为个体生产者获得更高的回报，劳动农民在生产合作之初便以机械化的劳动为基础。 这些建议以其内在的一致性为标志，今天仍令人印象至深。1923年，首个大型拖拉机厂的建立确证了“贫困农民在国家农场里的自愿参与”。通过防止农业剩余产品集中在富农手中，城镇居民将会避免因富农减少发货量而受到敲诈的危险，他们的实际工资将会持续增长到1926—1927年。这项政策还将为苏联提供强大的军备工业，使其在长达十年（而非五年）之久的时间里能够抵御可能发生的军事进攻。 同时，向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提出的这条经济道路，将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诸如那些1923—1937年发生在德国、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革命形势。 远非“没有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政策自1928年起就一直处于反对党人先进思想的对立面。［注：译文有误，应为“从1928年起，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政策就与反对派提出的经济政策相敌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全面工业化伴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而不是上升；伴随着劳动条件的灾难性恶化，而不是改善。管理费用不但没有缩减，反而急剧攀升，挤占了工人消费的绝大部分份额。这便是官僚机构令人震惊的重负及其支配社会的绝对权力。如果生产的增长不是由生产者的利益和觉悟来维系，那么它必然要通过暴力和全面控制来实现。现实不再是“处处苏维埃”，而是遍地警察控制和官僚作风（redtape）。 农业的强制集体化与列宁的“合作计划”相一致，与反对党人提出的自愿参与正相对立。［注：译文错误。应为“农业的强制集体化与反对派主张的自愿合作相敌对，后者与列宁的‘合作计划’是一致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尤其是牲畜的大屠杀政策，导致了农民的誓死抵抗。同时，它还伴随着一种农业和服务部门（仓储、运输、分配）投资的系统性低下以及一种浮动的价格政策。这便是造成十几年来农村苦难和城镇贫困的根源。 反对计划经济 随着斯大林的政策日渐明朗，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Rakovsky）和左翼反对党人开始公开指责农业的强制集体化、新经济政策的总体压制、“超级工业化”、对实际工资和农民收入的抨击［注：“抨击”应改译为“攻击”（attacks）。——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社会不平等的加深。以这些政策来标识反对党人，认为他们受到了这些政策的鼓动，这实际上是一个纯真的谎言。［注：译文有误。应为“将这些政策归罪于反对派，认定是他们鼓动起来的，结果只不过是个十足的谎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必须识别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Preobrazhensky-Trotsky）的观点与斯大林政策的差别，前者认为，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将会随着社会剩余产品私人占有和市场机制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复兴；后者则认为，从短期和中期来看，这些机制的消除是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党人对经济目标的曲解。下面的几个引证足以说明这一点。 反对党人的说法 拉科夫斯基、V．科西奥尔（V．Kossior）、N．穆拉洛夫（N．Muralov）和V．卡什帕罗娃（V．Kasparova）在1930年的声明中写道： 废除新经济政策和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该法令是……一个经济谬论。……任何特权和法令都不能消除经济和日常生活中仍在发生作用的矛盾。……企图忽视这一经济事实……已经导致了对暴力的运用，导致了对党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破坏，导致了对列宁关于集体化、中农和新经济政策的最基本告诫的蔑视。 1932年10月22日，托洛茨基在他的论文《危机中的苏维埃经济》（TheSovietEconomyinDanger）中继续说道： 如果存在一个可以将自身投射到拉普拉斯科学猜想中的普遍观念——该观念可以同时记下自然与社会的一切进程、能够量度它们运动的动态过程、能够预测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这样一种观念可以先验地拟订出一个完美、全面的经济计划，上起小麦的亩产量，下至一件汗衫的纽扣。官僚机构常常设想只有这样一种观念才是可操控的，这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如此轻易摆脱市场和苏维埃民主控制的原因。但事实上，官僚机构在对其精神资源进行评估时犯下了可怕的错误…… 大量在经济中活动着的参与者——国有的和私有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必须要由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测定以及供求的直接强制来正式宣告他们的需要及其相关力量。计划是受到检查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市场来实现。市场调控本身必须由其机制所引发的趋势决定。部门拟订的蓝图必须通过商业计算说明其经济效益。离开了对卢布的控制，过渡时期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坚挺的货币单位，商业计算只能增添混乱。[1] 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他接着说道： 然而，工业发展和将农业带入广阔的国家计划的层面让领导层的工作大大复杂化了，质量问题被推上前台，官僚机构破坏了富有创造力的首创精神和责任感，没有了这些，将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质性的进展。官僚机构的弊病在大产业中或许还不那么明显，但它却连同合作社一道吞噬了轻工业、食品工业、集体农业、小规模地方工业，即所有那些与人民靠得最近的经济部门…… 按照一种现成的西方模式，通过官僚机构的命令建造巨大的工厂是有可能的——然而，毫无疑问这要花费正常成本的三倍。但是，你越往前发展，经济就越是陷入与官僚主义如影随形的质量问题不能自拔。苏联的产品仿佛都打着冷漠的灰色标签。在国有经济下，质量需要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一种批判和首创精神的自由——这些条件同一种恐惧、谎言和谄媚甚为流行的极权主义制度是不相容的。[2] 三种方向 在1928—1934年间，苏联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倾向——假定布哈林（Bukharin）的支持者在1933年后仍然如此，这一点根本无法确定。 斯大林的路线以工人和农民为代价，建立在农业强制集体化、超级工业化、超级集中化和超级不均衡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半计划）的基础之上。 布哈林的路线以私有经济和社会化经济的“和平共处”为基础，前者负责为后者提供准备，但它的扩张将十分有限。 同布哈林的方案相比，反对党人的路线预见到了社会化部门更迅速的扩张，但又不如斯大林方案那样急促，当然也就更加平稳。它要求缩减例如被那些官僚们占用的非生产性支出，改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生活。 这三种倾向无疑反映了不同社会力量的压力。但必须牢记的是，至少在1930—1933年间，与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相比，反对党人和布哈林主义者在具体建议上的差别更为模糊。以下两个方面最能体现反对党人经济纲领的特征，一个是他们清晰一致的经济立场，另一个是他们清晰一致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立场（苏维埃民主、生产者物质需要的满足、反对不平等和官僚机构特权的斗争）。 1932年，同样在《危机中的苏维埃经济》中，托洛茨基声明道： 作为计划的基本要素，生活权益的斗争将我们引入关注经济的政治领域。在苏联社会，社会团体的工具是（应该是）——苏维埃、工会、合作社，首先是执政党。只有通过这三种要素（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的相互作用，过渡时期经济的正确方向才能够实现。[3] 最后一句话应受到重视。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托洛茨基认为： 批判权利的恢复和真正的选举自由，是苏联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表示恢复党派自由，从恢复布尔什维克党和复活工会开始。在工业中输入民主制，意味着从根本上修改计划，使之适合于工人们的利益。自由地讨论经济问题将减少因官僚错误和左右摇摆而导致的一般管理费的开支。停止各种浪费金钱的玩意儿，如苏维埃宫殿、新戏院、炫耀的地铁等，而用此种经费建造工人住宅。“资产阶级分配规范”将被严格限制在必需的范围之内，而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将渐渐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平等。[4] 这几行写于55年前的话，对于今日苏联仍具有强烈的重要性，我们再一次发现了这三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倾向： 第一种倾向坚持以重要的经济变革为代价，让官僚机构控制经济。 第二种倾向习惯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旨在鼓励重要的私营部门发展。 第三种倾向是一种新社会主义，主张捍卫工人的当前利益（充分就业、增强购买力、社会服务），减少社会不公和不平等。 与布哈林及其同伴这类真诚的共产主义者相反，第二种倾向在本质上是反共产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第三种倾向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但是，必须日益从革命马克思主义那里借取观念，而不用去管具体术语的选择，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这些观念同当前真正独立的工人运动联手合作的景象在苏联复苏。 新的诽谤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9月9日的《莫斯科新闻》（MoscowNews）中，一个亲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手列昂尼德·拉济舍夫斯基（LeonidRadzikhovski）既谴责了像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Andreyevna）这样的新斯大林主义者，也控诉了苏联共产党内受托洛茨基思想鼓舞的“马克思主义讲坛”的发言人布兹加林（Buzgalin）——在最好的斯大林主义传统中将他们并置在一起，于是，“新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是“新托洛茨基主义者”。 然而，与此同时，拉济舍夫斯基不得不承认，“多亏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托洛茨基才得以揭露苏联社会最重要的罪恶：新贵族阶层和官僚机构反对赋予普通民众权力的斗争。……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还提出了一个整改苏联的规划，包括民主化、自我管理、开放性，甚至是市场”。确实如此，但指责新的苏联社会主义左派想要“捍卫官僚体制，抵制资本主义”却是一个恶劣的诽谤。像托洛茨基那样的真正的“新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同时在两条战线上战斗，既反对官僚机构，又反对中产阶级的增长。这与工人们的物质利益是一致的。 新自由主义面临的最重要的矛盾如下：当每一个个体被正式宣布拥有神圣权利时，如何防止大多数市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辩护呢？应该以何种原则为名做这种辩护呢？在最好的斯大林主义传统中，在暴力的作用下，尽管人们违背了自身的意愿，却又必须表现出快乐，这可能吗？ [注释] [1]Trotsky.“TheSovietEconomyinDanger，”WritingsofLeonTrotsky，1932（NewYork：PathfinderPress，1973），pp．273—274． [2]Trotsky.TheRevolutionBetrayed（NewYork：PioneerPublishers．1937），pp．275—276． [3]Trotsky.“TheSovietEconomyinDanger，”p．275． [4]Trotsky.TheRevolutionBetrayed．p．289．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社会现实》，（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著；颜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感谢新煜校对
模式化教条主义的僵局（埃内斯特·曼德尔著，199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相关链接：克里斯·哈曼 Theimpasseofschematicdogmatism 模式化教条主义的僵局 埃内斯特·曼德尔著（1991） Coward译、赤心校 原刊于英国《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Socialism）1992年秋季号。译自《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谬误》（Thefallaciesofstatecapitalism:ErnestMandelandChrisHarmandebatetheUSSR.SocialistOutlook,1991.）第85—125页。 苏联新斯大林主义的未遂政变及其戏剧性的后果，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我所属的政治倾向第四国际与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样，从一开始就谴责这场政变，并对决定性地促成政变失败的工人群众动员表示赞赏。但现在，正如很长时间以来所清楚的那样，问题是东欧、苏联、古巴和中国是否会资本主义复辟。 与克里斯·哈曼和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逻辑相反，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果将意味着世界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只有工人阶级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才能复辟资本主义。畸形和堕落工人国家的官僚无法抵抗资本主义复辟；事实上，整个官僚的各个部分都在准备为自己找到新位置，成为资本家或进入重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机器中。 对我们来说，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很少数社会主义者必须进行双重斗争。首先，他们必须与官僚斗争到底，确保它在政治上的失败。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解决并赢得旧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政党的部分基础，但这不是问题的政治核心。在政治上，必须为打倒旧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政党，建立群众性的独立工会和新工人政党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必须抵制一切破坏集体财产关系的企图，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毫无保留地反对将企业私有化并破坏工人阶级的社会成果的企图——这种社会成果虽然效率低下、不公平、长期处于无组织状态，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成果，如巨额的房租和食品补贴、极低廉的住房和交通、免费的托儿所和医疗保健，最重要的是有保证的就业。无论这些成果多么混乱和残破，帝国主义都要求破坏它们，以引入完全的市场关系；比如，这一直是一个核心要求，作为通过法尔计划对匈牙利和波兰进行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东德并入西德的后果是对这些成果的猛烈攻击——失业率约为40％，取消免费托儿服务，迫使妇女重返家庭，房租和价格飞涨。 我们对斯大林主义没有任何怀念之情。但每一场革命都会带来反革命的危险。谁会相信，在苏联、中国或古巴重建资本主义，除了失败，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呢？但对于克里斯·哈曼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觉得，这仅仅是“横跨了一步”，正如克里斯·哈曼（不合逻辑地）所说的那样，这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到“跨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关于这个独特的概念，见哈曼在《国际社会主义》第46期上的文章）。由于国家资本主义教条和社工党为证明它的合理性而设计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谬误理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无法应对反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双重斗争的需要。 社会主义工人党发展了希法亭和布哈林的理论，根据它的说法，所有现代资本主义都是一种或另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与国家日益融合。在跨国公司的时代，我们坚决否认这一点。这种理论操作对国资论者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某种国家资本主义，那么非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可以被掩盖了。为了解开这个问题，我们将不得不回到关于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具体内容的讨论中去，并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及其周期性危机。 那么，让我们接着分析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神秘化，之后，我们再详细地回到他们理论的政治后果上。 简单化的马克思和逻辑化的哈曼 因为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看到了马克思理论的活生生的证据，哈曼称我们是极端的简单化。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而这个指控恰好是错误的。 哈曼的总体情况是，苏联的危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资本主义危机。这涉及到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特别是资本与国家一体化的各种牵强的命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对资本与国家一体化的高估，始终导致克里夫—哈曼学派高估了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的计划，从而低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 哈曼试图论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但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有一种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它是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有机（和矛盾）统一体。正如列宁对布哈林——他和希法亭是克里夫斯经济理论的鼻祖——所解释的那样[1]，你不能把帝国主义的运作从三卷本《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中分离出来。 如果没有货币资本作为出发点，为利润而生产作为最终结果，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普遍化的商品生产，没有劳动的私人性和不直接的社会性，没有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 这的确“过度简化”了卡尔·马克思在三卷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1861—1862年的手稿。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其中这些规律不再有效，“国家”（为什么不是“党”、总书记，或任何万能的教皇？）可以以某种方式消除客观规律在人民背后的运作，你就不能认为这是“资本主义”。 每个人都有权认为自己是革命社会主义者，同时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过时”（19世纪的产物）。但是，没有人有权利把那些马克思不仅不认同，而且反对了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思想归结于他。 马克思的《资本论》明确指出，资本的再生产，因而资本积累，因而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增长，是由价值（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和价值（剩余价值）实现过程的统一而产生的。生产了但未售出的商品不会导致资本积累。“萨伊定律”是胡说八道。在商品生产下，产出并不会自动创造自身的实现需求。所以在资本主义下，生产过剩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在20世纪是这样，在19世纪也是这样。在21世纪也是如此，如果资本主义能存活到那时。如果出现了一种这个规律不适用的经济，那么只有两种可能的结论：要么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错误的，要么出现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经济。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精确地指出： 因为价值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必然只有通过和对等价值（Gegenwert是马克思使用的术语）相交换才能存在，所以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因此，普遍资本，没有与它交换的其它资本同它相对立（不是与谁进行“军事竞争”，而是与谁交换——埃·曼）……这样的资本是毫无意义的[2]。 哈曼可以反驳说，他没有说马克思是过度简化，只是说曼德尔在过度简化。毕竟，曼德尔不是马克思。确实如此，曼德尔也不想成为马克思。但是，除非哈曼能够证明，曼德尔误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中心主旨，否则哈曼的反对就不能成立。 哈曼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之前就用这一点来挑战克里夫和哈曼。现在，我们再次挑战他们。他们无法给出解释，因为没有办法解释。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Callinicos）则与哈曼的立场完全相反，他没有指责我们“过度简化”，而是说我们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3]。他认为，我们反对用单一因果来解释经济的繁荣和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不符，因为马克思主义渴望成为一种“社会总体的理论”。不幸的是，我们反对单一因果也是出自马克思在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时写下的文字： 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4] 这实际上是在大声疾呼，要我们不要用单一因果来解释资本主义危机。 我们通过具体和抽象、客观和主观、一般和具体、逻辑和历史之间的辩证互动，来解释社会发展，这实际上再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但是卡利尼科斯用波普尔的理论来与我们论战，认为“保住了理论的完整性，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使它毫无解释力”[5]。真的是这样吗？在这之后，他引用了一些事实，作为“失败”的证据，但这恰恰是我们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在仍处于战后繁荣的60年代中期，我们预测在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会有一个新的“衰退长波”，衰退会更严重，平均增长率会降低很多，永久失业会不断增加。这不正是事实吗？ 按照圣人克里夫的福音，这不应该发生，这不能发生。但它确实发生了。 情况完全相反。没有解释力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教条。为证明对立的观点，只能翻查挑选出来的语录，而对思想的真实逻辑视而不见。卡利尼科斯玩弄这种观点是没有用的。 我们向社工党内及其外围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呼吁分担我们的死罪：更偏爱有三卷《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61—1862年手稿》等数千页文字的富有经验而勤勉的马克思，而不是相信克里夫—哈曼—卡利尼科斯学派的“逻辑上”过分简化者和教条主义者。但是即使对我们处以火刑，我们也要大声的喊出：然而地球还在转！[6]。经验表明，我们是正确的。 我们的（也是马克思的）论点（假说）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完全可以被证伪。如果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严重的失业，如果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苦难没有日益深重，如果西方的“新贫困”没有日益严重，那么马克思和他的二流后继者（比如曼德尔）确实错了。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事态确实是这样的吗？ 落后现实五十年 哈曼坚持认为，“一旦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帝国主义阶段，它就会被巨型的康采恩所主宰，而这些康采恩内部，肯定不会在按市场价格交换商品的基础上来组织生产过程，而是通过投入和产出有计划的互动来组织经济”。 这是一个事实，但并不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巨型”康采恩才有这种现象。任何一个出现多重分工的19世纪工厂，也就是制造蒸汽机或纺织机的工厂，都有这种现象。 但是，当这些康采恩的产品离开工厂时会发生什么？它们是要被卖出去，还是可以通过“投入和产出的有计划互动”来分配。不幸的是，对于福特，菲利普和德比尔斯的老板和经理们来讲，如果汽车和电视没有卖出去，或者钻石以低价卖出，那么利润就会变少，资本的积累就会降低，不论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都是如此。 在工厂之外，价值规律仍然有效。这一规律也会对工厂的国际组织产生影响。垄断巨头们试图控制市场（他们真正做到的是避免永久竞争，以防止价格不断降低）。但是他们不能消除客观上日益的劳动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下，这一矛盾是无法被克服的。 我们姑且承认（不能当真），在特定的阶段，大约在1890—1940年期间，“国家垄断托拉斯”（布哈林的术语）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形式，并且在这一时期，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首先是由它们之间的军事力量关系决定的”。但是哈曼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自二战结束以来，自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说法已经越来越偏离资本主义现实。“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新特点，是生产力日益国际化，因此资本自身也日益国际化。 但与此同时，并不存在“国际国家”，“世界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今天，资本主义的主要组织形式，不是“国家垄断托拉斯”，而是跨国企业，越来越独立于国家。不到700个跨国企业统治着世界市场。它们之间的军事力量关系不再是竞争当中的首要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和西德的跨国企业会崛起，而美国跨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换句话说，为什么在美国完全保持军事霸权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的技术、工业和金融优势在逐渐丧失？ 当然，技术、工业、商业、金融、货币、政治和军事竞争之间有着复杂而具体的互动。因此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每一个特定的次阶段（商业循环周期和阶级斗争周期）都必须要不断地仔细分析。但是，哈曼所说的“正在更新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比客观事实落后了近50年。 “国家资本主义”教条完全不符合当今国际资本主义的现实。国际资本主义的四个主要特点是：跨国企业、对“第三世界”的持续超额剥削、第三次技术革命引起的技术创新加速、永久的通货膨胀，而国家资本主义完全没有考虑这些特点。这就是以捍卫教条为名，实际上脱离了现实。 国际资本主义在债台高筑下走向繁荣。据估计，全世界光美元债务就高达10万亿。德国国债的增长速度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三倍。货币投机的单日周转量就相当于世界贸易的总额。但是哈曼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文章完全没有提到通货膨胀和债务，甚至都没有提到货币。 我们指出，70年代初再度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是无法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来预测的，但是我们的理论可以。哈曼曾经做过一次尴尬的辩解尝试，他说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经济停滞的危机（经济政策先紧缩后刺激，就像英国的意识形态所认为的那样）。但这是不正确的。 在1973—1974和1980—1982年的衰退中，工业产出和销售都降低了。而在当前的衰退中，产出和销售也降低了，而英国的情况要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加严重。虽然事实摆在眼前，但死守教条使哈曼无法看见和理解它们。 现在英国的工业产出降低了6%，失业人口从300万上升到350万，数以千计的小型企业破产。但是哈曼却对这数百万的受害者们说，这不是“真正”生产过剩危机，而只是“停滞”。打个赌，那些失业和破产的人们，一定会对这个好消息感到非常高兴。 苏联经济的本质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苏联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苏联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过生产过剩危机。苏联确实出现过特别的系统性危机，但是这种危机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合理，使用价值（特别是消费品）生产不足。我们总结我们的论点说，你不能解释空空荡荡的商店只是货源充足的商店的变体，也不能说使用价值生产不足的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变体。 克里斯·哈曼回答道：苏联的危机是需求过剩，这只是资本主义商业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哈曼所有论点中最奇怪的一个。19世纪中国和沙俄的农民，会周期性地遭受饥荒的折磨，非洲的农民没有鞋穿，难道这也是因为“需求过剩”吗？哈曼似乎不知道有一个历史现象，叫做长期的供给不足（产出水平过低）。哈曼自己都认为，自斯大林灾难性的强制集体化政策以来，60多年里苏联的农业消费品始终供应不足。这是自相矛盾。“需求过剩”和食品供应不足有什么关系？又和“资本主义”（或者或“国家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 你能想象在资本主义的英国里，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比如说肉类、某些品种的面包、橘子和香蕉、童鞋、女装、男装、功能正常的彩色电视、私人小轿车全都供不应求，但是却没有资本家趁这个机会牟取暴利，也没有资本家制造或者进口商品来满足这些需求？ 为什么所有的资本家都这么愚蠢？资本家不是从来都不在乎长期，只会从中短期出发，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吗？难道资本家不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增加自己的财富，以此作为资本积累的具体方式，从来不在乎这种行为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最终后果，反倒疯狂着迷于“一般经济均衡”，“总卡特尔”，或者希法亭—布哈林—克里夫的理论？ 为了避免破产，资本家不是必须要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吗？但是为什么苏联不存在这样的恐惧呢？您见过哪一个现实世界的资本家行事如此荒唐？这难道不是因为苏联官僚的行为不同、动机不同、机制框架不同吗？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些不同之处，六十年来苏联在这些领域才会出现供需失调。难道这些证据不能表明苏联官僚不是资产阶级吗？这些事实如此明确而浅显，但却需要我们向克里夫和哈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指出来，这真的让我们感到很尴尬。 哈曼同志向常识发起了一场无情的战争。他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极端复杂的世界里，常识不足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常识只是不足以理解，不相信常识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给哈曼同志提一个友好的建议：他应该学习一点常识，这样他会更加现实，更加快乐。 常识告诉我们，长期的（六十年！）使用价值生产不足，与周期性的交换价值（商品）生产过剩危机，有着结构性的不同。注意到这一点，对于哈曼并没有什么坏处。 资本主义是普遍的商品生产。这意味着，价值规律是有效的，它会周期性地对资源进行再分配，使供给满足需求。因此，在资本主义之下，一类商品“需求过剩”的现象不会持续60年。（这并不是说生理需求一定可以得到满足，事实上这种现象可以持续60年甚至几个世纪。这又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需求是由购买力来支撑的，这与没有钱来满足生理需求截然不同。） 与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同，在资本主义之下，价值规律通过私人利益最大化来发挥作用（这里的私人，指的是每个独立的企业）。资本从利润少的行业和活动里流出，流向利润更高的行业和活动。在每个行业里，企业都全力以赴，试图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降低成本，它既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动机（“技术进步”），也是对工人阶级展开阶级斗争的利器（提升剥削率）。 在苏联的经济里，这些机制没有发挥作用，或者说只起次要作用。价值规律没有被消除。但是虽然有很多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但是价值规律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就像在古代的中国一样。 与哈曼的观点相反，在苏联，基本的物力和人力的分配，是由国家（也就是顶层官僚）按照事先确定的标准先天分配的。 驱使官僚确定上述标准的是官僚试图维持和扩大自己权力和特权的欲望，而非利润动力。官僚在消费品方面的特权，与国家和工厂里的权力垄断息息相关，所以这激励官僚发展经济。因此，这一点上，事实再一次与哈曼的观点相反。这些是从苏联公开化时期的材料中得到的，如果这么明显的证据都无法让您信服，那么您就是又在和基本常识作对。 克里夫关于官僚权力和特权起源的先后顺序的论述，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正是体现在这里。 在克里夫看来，官僚充当苏联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主人，进而获得消费上的特权，应该是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竞争的过程中，迫于世界市场的压力在1928年之后加快资本积累的后果。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在1990年的乌珀塔尔布哈林研讨会上，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波契科尔京（Potchekoldin）教授，接触到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档案，透露1923年古贝尔尼亚（Gubernyia）地方党务人员的收入，是工人平均收入的九倍。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收入则是普通工人的30倍。这些巨大的收入差距，要早于加快资本积累的时候，早于与外国的“竞争”。这些巨大的收入差距，是苏联发生热月反动的原因之一。此外，这些收入差距，大体上只表现为消费上的特权。 事实上，早在三十年之前我们就指出，不论是管理工厂还是国家，官僚不关心总体经济表现，长期来看，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现在，这在苏联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但是，由于陷入了“国家资本主义”逻辑的僵局之中，哈曼仍然拒绝承认苏联的经济逻辑和资本主义有着质的差别。[7] 我们从来没有像某些人一样，认为苏联经济是“浪费经济”。我们所说的是，苏联既有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巨大的浪费，而由于没有矫正机制，这种失调正在愈演愈烈。（就像托洛茨基在1932年所说的那样，这种矫正机制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和市场的检查来实现。）[8]由于上述原因，苏联的增长率必然下降，成本（损失，浪费）必然上升。这一点，我们也早在30年前就指出来了。 但是，苏联经济并不只是制造“浪费”。在一个历史时期里，苏联经济的增长率高于资本主义的平均水平；虽然没能追上美国，但在逐渐缩小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9]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哈曼终于承认了这一事实，并给我们带来了1951—1975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的统计数字（他也可以以1928年为起点），数据表明苏联的平均增长率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要高。然后，通过一个惊人的翻转，他试图把这个事实转化为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论据！四十多年来，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直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他们在最初的文章中就为相反的立场进行了辩护，其中就包括哈曼，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战。而在这么多年的论战之后，他还能这样进行论述，他真的很有勇气。 哈曼不满足于一个反转，他还进行了第二次。这第二个反转就是低估了“国家（官僚）指令经济”中，官僚计划失误带来的巨大损失。他指责我们在对比苏联、美国和西欧的农业肥料时，给出了错误的信息。他完全没有抓住重点。 我们从来没有说苏联使用的化肥比美国更多。我们说的是苏联生产的更多，但是很大一部分没有被使用，而是被浪费了，比如放置在没有顶的农场棚屋里，过于拥挤的仓库，或者是从火车上卸下来时浪费了。 所有这一切，不是价值规律运作的结果，也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的结果，而是党政要员不合理分配资源造成的。除此之外，这也意味着，苏联分配给服务业和运输业的资源，只有其他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 这在苏联也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哈曼仍然选择无视它。 事实上，哈曼接受了另一种老生常谈，那就是苏联经济的瓶颈越来越多。总体来讲，这种观点认为，原先苏联的原材料十分丰富，土壤相对肥沃，人力相对充足，现在这些优势正在耗尽，所以苏联官僚已无法从粗放型工业化转换到密集型工业化（经济增长）。 因此，苏联经济错过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从70年代末以来，苏联与西方的技术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10]这对各方面都造成了影响，包括军事领域。这种说法试图用唯物主义来解释戈尔巴乔夫与帝国主义的紧密合作，与阴谋论针锋相对。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着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哈曼和克里夫无法回答。为什么据称是“资本家”的俄国统治者们，不像全世界有财富的资本家那样，以更高效的方式，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电子领域，聚焦于现代工业领域，而不是投到钢铁业？ 韩国和巴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密集型工业化”，更不用提日本、西德、法国、意大利，为什么苏联却失败了呢？苏联石油工业的规模是世界最大的，但它的效率正变得越来越低，但是其他国家却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缺乏资本？但是在资本主义之下，永远不存在资本的“绝对”短缺。总是会有一些资本流出，另一些资本流入（这又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方式）。所以，为什么苏联的资本流动不够及时和充分呢？ 因为苏联工人没有创造出足够剩余价值，或者被剥削得不够狠？或者说他们被过度剥削了？或者说生产的食品太少了？那么为什么农业的低产出，或者说很低的实际工资，使苏联无法生产1000万台电脑，但却可以生产出5000万吨没有用的钢铁或者15万台无人使用的拖拉机。 所以事情不是很明显吗？苏联的官僚与资本家相反，他们在效率和竞争没有既得利益。他们的动机不是利润，不是无休止的去增加生产，而是保守的爱国主义。[11]苏联的计划经济最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之后整个经济系统却日益失灵，从整体上来看，这反映了苏联整个经济的双重性。它的成就，是十月革命残留部分的产物。它的失败，是寄生性的官僚扼杀社会的结果。如果哈曼认为这种充满矛盾的结合不合逻辑，那么这表明他的“逻辑”是错误的。 在《被背叛的革命》里，列夫·托洛茨基总结了苏联经济的双重矛盾性质，在50年后的今天看来，读起来就像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苏联的最佳预言： 苏联官僚能起进步作用，只在这个时期内：即当人们将资本主义技术最重要之原素输入于苏联之时。借用、模仿、移植和嫁接种等，是在革命所奠下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时期是谈不到在技术、科学和艺术方面有什么新发明的。由官僚下个命令，可以依照西方模型建立大规模的工厂——虽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费用。但是你走得愈远，则经济愈加碰到质量的问题，而此问题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们所能操纵的。苏联的生产品，好像烙上了粗制滥造的标记。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质量，就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充满畏惧、扯谎和谄谀的极权政制不能相容的。 质量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复杂更巨大的问题；这问题可以包括在技术和文化上的独立创造这个概念之内。古代哲学家说，斗争是万物之父。若是思想不能自由冲突，便创造不出新价值来。固然，革命专政的本质正是严厉限制自由。但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革命时代从来未曾直接助长文化的创造，只是做些为它清除场地的工作而已。无产阶级专政愈加不再成为专政，则其开放给人类天才活动的范围也愈广大。社会主义文化之繁荣一定是与国家之消亡成正比例的。在那简单的和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中，已经包含有苏联现行政制之死刑判决书了。苏维埃民主制并非抽象的政策要求，更不是抽象的道德。这已成为苏联的生死死攸关的需要。[12] 但是，这些预言的理论基础是：苏联是一个官僚工人国家。也许这个理论并没有错。 苏联的经济正在走向停滞，甚至是负增长，哈曼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事实。但是，这是60年来经济运作模式逐渐失灵的结果，不能表明经济无法发挥作用。比如说，一座桥由于年久失修，有坍塌的危险，因此这座桥上的交通逐渐减少，但是这不能否认过去通行量很大这一事实，或者不能说这座桥从一开始就毫无用处。 现在波兰的商店里充满了商品（交换价值），但是却没有客人，哈曼同样说这是过去空空如也的商店的产物。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现在的波兰，是几十年来系统逐渐失灵的结果，这个过程的特征是：产出的效率和数量不足，导致消费者使用价值的短缺。现在，它被一个不断提高交换价值产出的系统所替代。 官僚和资本家 苏联官僚的特点和行为，与资本家大不相同，特别是在工厂。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在于官僚的物质利益，二是在于苏联官僚政治反革命，即苏联热月成功之后经济的基本特性。 官僚权力的基础在于它篡夺工人阶级的权力，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消除了一切工人行使权力的行为，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还意味着严重限制（在最初的阶段更为严重）工人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执行官僚计划，只能依靠对官僚的物质激励。 人无法直接体现客观社会规律，而是需要以个人利益为中介，资本积累也是如此，不相信这一点或相信其它方面的人，是一种幼稚的理性（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在资本主义之下，资本积累的规律也需要单个资本家的逐利行为作中介，而不能独立于它。 在苏联，计划的实现取决于官僚的个人利益，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因为官僚个人不拥有生产资料，所以官僚个人最重视的是保住自己的职位。丢掉职位（在斯大林时期，这意味着失去自由，甚至是生命），或者失去晋升的机会，都是很沉重的打击。官僚的收入与职位是否稳固直接相关，因为他们可以凭借职位获得许多非货币的优势。 此外，他们的货币收入还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比如说，在计划的完成上，完成预见目标的98%和102%超额完成差距很小，但影响官僚的一半收入，如果不算上各种额外奖金的话。 但是如上所述，官僚计划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失调。这导致供应的持续不稳定，物资长期短缺，生产经常被打断。官僚机制的所有这些特点，使得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变得非常困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与此相反。 为了维护他们的物质利益，官僚会做出典型的反应，这与正常资本家的行为大不相同。官僚会不顾成本[13]，系统性地囤积物资（原材料、人力、设备）。与许多评论家的说法相反，苏联经济的特点不是过度利用资源，也不是库存（也就是“生产要素”的存量）的极度匮乏。库存的总量很大，但是它们分散在许多生产和分配单位里。中央（国家）计划机构无法支配它们。 不仅如此，为了能够留住这些物资，地方官僚会给中央错误的信息。他们不仅在报告里瞒报库存，还会有系统地低估现有的生产能力，高估所需额外资源。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报上去的工厂生产能力越低，生产目标就会越低，实现目标也就越容易，他们的收入就会越高，他们保住自己职位乃至晋升的机会越高。大致说来，多要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获得的资源越多，实现计划，乃至超额完成的可能性就越高。 但是中央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他们就开始认为，他们从生产和分配单位得到的信息部分是错误的。他们也想出了两个办法来对付这种现象。 首先，他们向各单位派出了一支由管制员组成的大军，去检查各单位的数据。第二，在制定计划目标的时候，他们会以一种相当武断的方式，系统性地更改他们收到的大量信息。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信息失调。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官僚计划经济的秘密，那就是庞大的第三部类（非生产性的支出，这些钱被用来供养各种管理员、检验员、警察）和经济的日益失灵。 但是，在哈曼对苏联经济的解释当中，他甚至正式否认第三部类的存在。他把用来扩大再生产的机器和原材料，与武器、锈迹斑斑的钢铁、没有送到纺织厂的棉花、专门给官僚提供的奢侈“文化宫”、在田地里腐烂的土豆混淆在一起，哈曼说这些东西都属于第一部类。从使用价值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商品怎么能有助于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增长呢？这仍旧是个谜。“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无视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基本矛盾，无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没有看到以普遍的商品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这里他们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官僚计划与社会主义计划的逻辑相反，本质上就缺乏透明度，不会被市场和价值规律矫正。自相矛盾的是，一方面，苏联的经济是半吊子的和虚假的计划（即使不多），缺乏真正的计划，另一方面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工人监督），缺少市场的必要矫正，这两方面都很严重。 我们还要指出，任何官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在内）基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大不相同。官僚控制着经济的基础，但是这种经济是事先分配资源（Zuteilungswirtschaft，德语，意味分配经济）。因此，官僚们倾向于直接把这些资源全部消费掉，他们不会去管后果，哪怕下一年可以自动分配的资源减少了也无所谓。他们还倾向于不计后果地索要更多的资源。 资本家则与此相反，他们是在商品卖出去之后才得到收入，也就是说是事后得到收入。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他们面临的竞争压力，他们会致力于削减成本，并精确地核算成本。他们无法“不顾成本”地行动。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的经济行为比官僚更加“理性”。一些经济行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对于单个企业或托拉斯来讲是理性的，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却可以产生极度非理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14]。短期的“理性”，从长期来看其实极端疯狂。 我们只是说官僚和资本家的行为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机构完全不同，他们所受的限制也完全不同，我们没有说一个比另一个“更好”。 苏联经济和世界市场 德雷克·霍尔（DerekHowl）半心半意地试图拯救“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使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即价值规律在苏联经济中如何运作的问题。他的办法是声明俄国官僚会比较俄国与外国“竞争者”的生产成本[15]，苏联以这种形式服从价值规律。但他却无意中指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教条的一个关键弱点。 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当然会将自己的生产成本与国内外的竞争者“比较”。但是在资本主义下，“比较”只是过程的开始，并且不是这一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资本家在作比较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预测、推算、外推，这些有一定的误差幅度，不管这些“比较”有多少错误，真正起到检测作用的是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之下，在竞争中获胜的企业，它的利润率会高于平均利润率。而且，这个系统的一个关键矛盾恰恰是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这并不是因为霍尔所说的“资本过剩”，而是因为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了。 马克思在分析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时，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增值过程）只是一个反作用力，它无法阻止这种下降趋势，因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跟不上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 这是《资本论》第三卷的核心，但是霍尔完全没有提到。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们，先是弄出了一个没有货币的资本主义，然后又故弄玄虚，提出了一个平均利润率没有下降趋势的资本主义。 但是试图通过世界市场（与外国竞争者进行“比较”）来解释资本主义（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有一个错误而歪曲事实的地方，我们在60年代末与迈克尔·基德龙（MichaelKidron）辩论时已经指了出来[16]。革命前的俄国经济[17]，与东欧国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波西米亚地区）相似，是不发达的，不能在世界市场的框架下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 与外国“列强”的“竞争”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国家有着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它们不得不专门生产和出口原料与农产品。这种依赖性经济阻碍了它们的现代化进程。 俄国和东欧之所以能够先后摆脱依赖，是因为它们摆脱了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因为它们单方面停止了与“外国列强”的“竞争”。这些国家恰恰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价值规律的统治地位。因为价值规律首先是通过世界市场来运作的[18]。 而在今天，通过世界市场来恢复价值规律的统治地位，将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一步，也就是，这些国家将在大范围内回到半殖民地的输出模式，专门发展那些它们相对有优势的生产领域，而不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波兰、匈牙利、立陶宛、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俄罗斯，将会更接近与葡萄牙、希腊和土耳其，而不是意大利或芬兰。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将是灾难性的。 实践的严峻考验 几十年来，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们一直认为，在面对苏联和类似国家的工人起义时，不接受苏联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调会使社会主义者采取错误的立场，即使没走到反革命的立场。我们已经证明了这种预测脱离历史。哈曼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回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次他提出了两个转移注意力的论点。 首先，他罔顾事实，声称我们不知何故幻想官僚会自我改良，而且我们更喜欢这种自我改良，（至少在是波兰和匈牙利的例子中），也就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而不是通过群众行动自下而上地推翻官僚专制。我们之前说过，这种论调是单纯的诽谤。我们从4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苏联的本质，从那之后我们从来没有放弃由1932年以来的托洛茨基和我们运动的传统得出的观点和争取政治革命的斗争。[19] 哈曼引用了一些话，试图证明这不符合事实，但是这什么也不能证明。它们只是说明，日益加剧的不满和群众行动，与官僚内部的分裂，必然会产生一些互动。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没人可以否认，在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中，拉科西、格罗·埃诺（GerőErnő）、卡达尔和马莱特·巴尔（PálMaléter）[20]的立场各不相同。 事实上，他们不仅站在对立面，而且埃诺和卡达尔还将纳吉和马莱特处决了。不论这方面的预测是否正确，但说明这些事实本身，不能算是向斯大林主义“投降”，注意到战后长期繁荣的事实更不是向斯大林主义投降。我们会认知这些生活中的事实，然后做出政治和实际的结论，一切都取决于这些结论。我们从官僚内部的分裂中得到的结论是，要继续保卫工人利益的斗争，继续为政治革命而奋斗。 然后哈曼提出了第二个转移注意力的话题。一些和“工人国家论”有关的人士，据称实际上采取了相当错误的立场。然后哈曼就说这是“工人国家论”的必然结果。但是哈曼的这个论断没有任何逻辑推理或经验证据。这只是蛊惑人心的诽谤。它的基础是一种经典的推论诡辩：对单个案例的滥用和无根据的概括。举个例子： “我在加莱上岸时，看到一个红头发的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是法国人……所以所有的法国女人都是红头发的。”不，完全不是这样的。 “雅采克·库隆（JacekKuron），反动的波兰资本主义政府的部长，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使波兰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35%—50%，因为他一直坚定捍卫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所以这种理论一定会导致极端反工人阶级的政策”。不，完全不是这样的。 或者说：“斯大林犯下了滔天罪恶。因为他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马克思和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犯下滔天罪恶”。不，完全不是这样的。 使用这种论战的花招，对社会主义者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对于所有负责任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在严肃的理论和政治讨论中，都应该严格禁止这种话术。它只会适得其反。使用它只会让自己名誉扫地。 事实上，不同的革命派别面对东欧和苏联的变化作出不同反应，人们如果想要从中得出推论，就会发现与哈曼所说的恰好相反。第四国际的所有支部无一例外都认为官僚不会自我改良。所有支部都坚持进行政治革命的立场。但是，所有支部也都认为，苏联及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官僚工人国家，是被官僚专制冻结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形态的社会。所以“工人国家论”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相信官僚会自我改良。 我们已经准备好为我们所属的运动的一言一行负责，包括它的错误在内，我们会努力纠正这些错误，并发现它们的根源。但是，因为伊萨克·多伊彻在1938年就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因此也就不再是第四国际的一员，我们不会为他在这之后的言行负责，但是我们尊敬他的著作，尊重他在国际上为托洛茨基正名所作出的有目共睹的努力。 至于弗雷德·哈利迪(FredHalliday)和瓦尔·莫哈丹（ValMoghadan），我们就更不需要负责了，他们从来没有加入过第四国际，甚至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但是有一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这两种对于苏联及类似国家的社会性质的不同看法，对革命者介入这些国家的冲突采取的做法有什么样实际的政治影响？ 哈曼列举了两个无关紧要的例子，说明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立场，有助于在东欧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措施。在民主德国的具体案例中，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团体（在东德）的同志支持苏联是官僚工人国家的立场，他们也赞成支持哈曼提到的群众示威。 私有化问题是苏东国家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决定政治方向的问题，要比是否参加某个示威要重要一千倍。社工党的同志们却认为这是个“次要问题”。这完全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如果苏联的大工业遭到大规模的私有化，那么就会出现3000万—4000万的失业者。现在前东德地区的私有化，已经创下了欧洲最高的失业率，甚至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还要高，达到了近50%的水平。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者或即使是工联主义者也不会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 拖着脚步，社工党领导人终于说他们也反对私有化，就像他们反对英国国有化工业的私有化一样。但这并不能让他们脱身。 就像克里夫本人正确指出的那样，从艾德礼政府以来，英国某些行业的国有化，都是为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私有领域服务的，是支撑这些资本家所必需的措施。但是，苏联的国有财产不是为了支撑国家的私有领域。正是因为如此，英国的国有化工业没有阻止大规模失业的出现。但是，苏联的国有财产确实使大规模失业现象消失了50多年。 哈曼和克里夫认为苏联的国有财产是“资本主义”，他们困在这个陷阱里无法自拔。如果他们所说的是对的，那么国有财产的废除实际上无关紧要。但是对哈曼同志来说很不幸，这对苏联和东欧的数千万工人来讲至关重要。国有财产的私有化，已经引起了很多斗争，在未来也是如此。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无条件地站在反对私有化的工人一边，不论他们有着怎样的意识形态，也不论是否有一部分官僚支持他们。 我们不会在私有化和国家专制之间二选一，这两个都是亲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选项。我们既反对国家专制，也反对市场（私人财产）专制。我们支持第三种经济模式：有计划的、民主的自我管理，托洛茨基将其成为“生产者/消费者的民主”，在这种模式当中，群众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自己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 我们支持财产归集体和社会所有，反对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和交换。集体财产应该怎样组织，每个工厂、每个工业部门、每个城镇、每个地区、每个共和国和整个联盟的工人应该怎样控制生产资料，生产多少，这些问题没人能够明确回答，苏联工人和革命社会主义者将从新的实践和当前的辩论中学习。 在这之后，哈曼又提出了一个修辞问题： 对于一个工人国家，无论它怎样堕落或畸形，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发生历史性的倒退，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反对这个反革命过程。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应该支持那些反对这些变化的党政要员？比如，反对私有化的利加乔夫，谴责戈尔巴乔夫是‘开历史倒车’（restorationist）的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Andreyeva）[21]，支持镇压布加勒斯特学生的扬·伊利埃斯库（IonIliescu）[22]？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应该支持昂纳克用力量来对抗一个在西德统治下迅速消解的运动？ 但是这种“逻辑”仍然是形式的、机械的，扭曲了真正的历史进程和真正的历史选择。 东欧官僚专制的崩溃，以及苏联严重的系统性危机，是在苏东群众被大规模动员起来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政治改变正在发生，一种革命前的形势已经产生。这种情况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是官僚专制得到了巩固，这对工人阶级来说将是一个失败，一场政治反革命；第二种是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社会反革命，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更加沉重的失败；第三种是政治革命胜利，这将是工人阶级的胜利。 我们认为，只有一个具有战斗性、积极、自我组织良好、政治意识日益增强的无产阶级，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我们认为，利加乔夫、昂纳克、齐奥赛斯库、邓小平等人无力阻止这一切。相反，对群众运动的任何镇压，不论它的短期影响和动机是什么，都只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复辟，因为它让绝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支持亲资本主义阵营。 因此，保卫和拓展当前已经存在的民主自由——不要介意是否可以称之为开放——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前提。不论什么时候，不论是什么力量反对这些自由，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像坚决反对私有化一样坚决地反对它们，不管有没有官僚参与、不论工人在保卫民主自由时持怎样的理念。 换句话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反对私有化，另一条是支持民主权利（自由、活动的空间），而不去管是否有某一派的官僚参与其中。 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这可能显得“不合逻辑”。但是它符合苏联乃至整个世界的工人阶级的短期需求和历史需求。 苏联大型工厂的快速私有化，或者彻底压制现存的自由，回到勃列日涅夫甚至斯大林时期的专制，都将是苏联和国际工人阶级的灾难。 这一立场，完全符合第四国际关于政治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历史位置的观点。在此不再赘述。 但是，没有人说过资本主义的复辟和社会反革命，一定会伴随着内战，否则就不会成功，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都没有这样说过，不知道哈曼和霍尔[23]是从哪里听来的。 事实上，托洛茨基和支持官僚工人国家理论的第四国际，从来没有说过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一定会导致内战。他们只是说，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必须要打败工人阶级的反抗。具体会采用什么形式，很显然取决于这种抵抗的规模和政治意识。以下是托洛茨基1936年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现在来说第二个假定：假使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联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行政长官、技术专家、经理、党部书记以及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现成仆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也还需要把国家机关清除一下。但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较之革命政党所要清除的人，大概要少得多。这时新政权的主要任务，便是在生产资料上恢复私有财产。首先它要创造许多条件，使强有力的私人农场主从微弱的集体农场中发展出来，并且使强健的集体农场转变为资产阶级型的生产合作社——即转变为农业的股份公司。在工业方面，取消国有会从轻工业以及生产食物的企业开始。计划的原则在过渡的时期，要变为国家政权与个别“公司”之间的许多妥协办法，而这些公司就是这些工业的潜在的所有主由国有工业的首长、流亡外国的以前的业主以及外国的资本家组成。可是新的政制在财产形式和工业经营方法上所做的，将不是改良，而是社会革命[24]。 这读起来很像是在描述东欧和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情。这里没有提到内战。 方法上的不同之处的好例子 我们认为，二战是“五场战争合一”，卡利尼科斯对此进行了批判，而在这些批判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模式化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与科学的辩证思维的根本区别。 卡利尼科斯试图再次用我们的长处来反对我们，他指责我们“调和主义”和“墨守成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区别相关因素的精妙技巧，比如说在二战中区分出不下于五种的不同战争……结果就是使社会理论无法和可能存在的证伪观察进行互动。”[25]）。而他的最后一句话，完全是不顾事实，完全地违背了辩证法。指出现实中的矛盾因素，就会“使社会理论无法和可能存在的证伪（？）观察进行互动”。你们被禁止从现实充满矛盾的假设出发，因假设现实的矛盾会自动地“证伪”社会理论而被定罪。一切事物都要参照形式主义的单因模式，也就是先入为主的教条，而不是参照真实鲜活的世界，也不是尝试去提出“社会理论”，这种社会理论会事先考虑这些矛盾的存在，并试图解释它们。反对辩证思想，最终是以反对客观现实的辩证本质为基础。 猫在夜晚皆灰色。这样你就可以系统地尝试用单因模式，把“总体性”简化为单一颜色模式，也就是反对色谱的存在。但是正如伟大的辩证法家歌德所写的那样：生活之宝树是常青的。在马克思所说的真实世界的丰富总体性中——从来不是单因或者单色的——据说人们会变成色盲，因为如果沉迷于“唯一的基本准则”，他们就只能分辨出一种颜色——灰色，最多只能分辨黑色和白色。 接下来，我们不再讨论模式化的形式主义，而是讨论一下真实的历史进程中的“折衷”问题。 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没有任何进步的作用，所有的社会主义都谴责和反对它。但是事情不仅是如此。 中国人民反对试图奴役他们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就不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完全是进步的。这是一场正义战争，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要支持它。 同样，苏联人民反对纳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屠杀，也不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我们再强调一次，纳粹的东方总计划要有计划地屠杀一亿斯拉夫人、犹太人、亚洲人等“次等人种”。这场战争服务于一个非常有用的目的。这是一场正义战争，一场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和苏联工人必须全力支持的战争（就像托洛茨基一直号召他们去做的一样，他们也欣然地接纳了）。 同样，印度、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菲律宾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领主和屠夫的战争也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也是十分进步的。只有帝国主义的走狗才会反对这些起义和战争。 最后，华沙贫民窟、南斯拉夫、希腊、意大利波兰群众反对纳粹屠夫的起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对大规模屠杀和超额剥削的反抗，是正义的，合理的。这是一场完全合理和非常有用的战争，一切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都必须热情地支持它。 这样，我们就看到五种战争合一。这些战争之间的区别牵涉着15亿人民的命运，在你嘲讽它之前，请先试着拒绝具体的分析。你将发现这会非常困难。虽然这五种战争在某些时刻纠缠在一起，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变得模糊不清，用列宁的话说，除非你用模式化的形式主义代替了对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 机会主义者以纳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可否认的特性作为借口，认为只要世界大战还在进行，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被压迫的人民就没有权利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是在“客观上”帮助纳粹和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意见一点也不客观）他们还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工人无权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独立，否则他们就是“客观上”帮助了希特勒和日本天皇。（这是无耻的废话） 另一方面，宗派的教条主义者以二战主要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这是无可否认的——为借口，试图否认另外四种同时发生的战争，否认这四种战争里群众的斗争和相对自主。他们说，这些战争和起义在“客观上”只能帮助两个帝国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客观地讲，这也完全不正确） 所以他们和机会主义者一样，宣扬不干涉主义，也就是被动地屈从于超额剥削和大规模屠杀，只要“帝国主义战争”还没有在所有地方结束，也许这是所有国家同时立即爆发革命的结果。 在“统一原则”的名义下去掩饰真实的群众斗争的不平衡、综合性、矛盾性等特点。在实践中，不论初衷有多么好，实际上都是在助长消极被动，宣扬屈服于命运。 我们相信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义务恰恰与此相反，我们应当鼓励抵抗，反叛、群众起义和革命，与此同时促进阶级独立和自主，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些当作给予进步进步、正义、合理的群众斗争以批判性支持所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 顺带提一下，一战要比二战更加“同质”，是一场更加纯粹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远离模式化教条主义的列宁，在那时就看到了“几种战争合为一体”的可能性。1916年7月，在与他的革命国际主义者同伴罗莎·卢森堡和哥尔特论战中，列宁在一篇名为《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的长文中写道： 假定说，比利时将在1917年被德国兼并，而在1918年举行起义，争取自己的解放……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会成为兼并主义者。[26] 列宁接着说到，尽管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起义发生在一战期间，但是和一切殖民地的起义一样仍然是正义的（其实在这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三种战争合一的“萌芽”）。 然后他提出了更加一般的观点： 因为，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带着种种偏见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爆发，没有那些不自觉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会、君主和民族等等压迫的运动，社会革命也是可以设想的，——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意味着放弃社会革命。一定要有一支队伍在这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社会主义”，而另一支队伍在那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帝国主义”，这才会是社会革命！只有持这种迂腐可笑的观点，才会骂爱尔兰起义是“盲动”。 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一辈子也等不到，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27] 荒唐而又迂腐！口头革命家根本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这不是我们说的，而是列宁说的，而社工党的同志们对二战期间的南斯拉夫、中国、阿尔及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等地的态度，与列宁所批判的人非常接近。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两种不同的方法。 卡利尼科斯，和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新斯大林主义者、欧洲共产主义者、社民党、宗派主义批评家一样，认为托洛茨基在1939年误判了世界发展的趋势。他还指责曼德尔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没有解释力的理论[28]，因为曼德尔试图通过改变寿命来“拯救”托洛茨基的预测。 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托洛茨基的所谓“紧迫”，与他对资本主义衰落的分析的内在逻辑有何联系？ 《战争中的苏联》的著名句子往往只引用一部分，现在的卡利尼科斯也是这样。这篇文章没有说如果战争最终的结局不是革命获胜，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变成奴役人类的极权社会。但它确实说道：“如果假定，今天的战争引发的不是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的衰落（托洛茨基并没有说胜利的革命——埃·曼），那时就将是另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垄断资本的进一步腐朽，它进一步与国家结合，在还有民主的地方用集权制取代它。”[29] 这个预言（它的“解释力”）并不没有达到像卡利尼科斯和其他批评者轻率断言的错误程度。因为，这场战争确实引发了革命，只不过不是学究们所想象的“纯粹”形式。战争也没有导致无产阶级衰落，而是又一次的崛起，这一次与1916年之后的形式不同，但仍然是呈上升状态，而不是衰落。所以这个精炼的公式，确实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1945—1949年发生的事情。 但是托洛茨基所谓的“紧迫”，短暂的期限又如何解释？ 1939年秋天，在一场派别斗争中，为了处理斗争涉及到的主要历史替代选择，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最初的一点意见。几个月之后，他更加详细透彻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纠正了替代选择问题将在短期内解决的印象。在他的政治遗嘱，1940年5月发表的第四国际紧急会议宣言中，托洛茨基写道： 还剩下一个领导问题。这次，在两个国际为帝国主义服务，而真正的革命分子是微不足道的少数的情况下，革命是否仍将被出卖？换言之，我们是否来得及及时地建立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正确地提出它。当然，由于革命领导的不成熟，一个或另一个起义可能或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但事关的不是一次起义。事关的是革命时代。 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出路，如果不认为垂死挣扎的拖延是出路的话。应该对漫长的数年之久的、如果不是几十年之久的战争、起义、短暂的停火、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作准备……速度和期限的问题有巨大意义；但它不能改变整个历史前景，也不能改变我们政策的方向。”[30] 托洛茨基的这种分析，没有体现出任何短期的紧迫，而是以“总体的历史观点”为基础，难道它对二战后发生的事情真的没有解释力吗？ 事实完全颠倒。由于卡利尼科斯沉迷于“统一理论”和“单因模式”，似乎没有注意到在二战之后，南斯拉夫、希腊、意大利、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中国确实发生了革命，或者说开始革命，印度和法国发生了革命前的危机。 在50年代，有玻利维亚革命、阿尔及利亚革命、匈牙利革命、南越革命、古巴革命。60年代有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它在意大利的后续影响。然后是葡萄牙革命和尼加拉瓜革命。并且我们所举的例子只是一部分。 与此同时，还有“局部”战争，它所造成的伤亡已经超过了一战。所以托洛茨基的分析和预测还是错的吗？ 诚然，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严重低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短暂休战”，也就是战后的长期繁荣和与之相应的生产力（包括主要的生产力：无产阶级）的极大发展。我们稍晚一点，但不是太晚，在1953年纠正了这个错误。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托洛茨基的分析仍然比其他人所说的要正确。他们说，革命失败了，完全停止了；或者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已经过去了，完全停止了；或者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繁荣；或者无产阶级处于历史性衰退之中，革命完全停止了。 顺带一提，可以很轻易地证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1939—1940年前就提出了至少“四种战争合一”的理论（即将具有进步性质的俄国的自卫战争、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殖民地起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反动战争区分出来）。而且，托洛茨基在死前就明确支持东欧人民反抗纳粹占领，认为这是进步的。五种战争的理论不是为“一贯正确”而事后发明出来的，而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并正确地预测了它们，为社会主义者的适当干预创造了基础。 “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断革命 我们要再一次指出，这不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学术问题。它事关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判断、政策、干预、行动。 如果你以一种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待阶级斗争、群众斗争和真正的群众革命（也就是劳苦大众大规模参与其中的革命），那么你当然可以认为印度支那革命、第二次越南革命、南斯拉夫革命、中国革命根本不是社会革命，因为这些革命受斯大林派领导、操纵，最终形成了官僚专制。如果这些指导起义的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或组织，那么这些起义就不是工人起义，而是资本主义起义。因此工人阶级等于资产阶级。（对于国资论者来讲，在上述的革命中工人阶级就等于官僚）。 对于马克思来讲，社会阶级是客观范畴，独立于他们的自觉意识水平。虽然罗马奴隶没有“奴隶意识”，更没有阶级意识，但他们仍然是一个阶级。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定性质，阶级意识的水平是阶级斗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它不能决定一场斗争是否代表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和阶段。对于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来讲，这种标准加以必要的修改也能适用。 卡利尼科斯看到像南斯拉夫、中国等国家（更不必提古巴和尼加拉瓜的革命）发生的社会革命向“斯大林主义转移”，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也承认。但对于卡利尼科斯来讲，这些革命只是“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他和孟什维克、斯大林派一起反对不断革命论（最好说是战略），他们都鼓吹阶段革命论，认为不用摧毁资产阶级—地主—外国资本统治，不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实现民族—民主革命（民族独立和激进的土地改革）。 卡利尼科斯混淆了国家的阶级内容和国家政治领导的性质，他试图捍卫南斯拉夫、中国、古巴等国家是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国家和毛泽东的国家没什么区别，巴蒂斯塔的国家和卡斯特罗的国家之间没什么区别。 你不必忠于毛泽东，也不必把他塑造成一个支持直接工人权力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人，就可以认识到这里的真正关键问题是什么。在米哈伊洛维奇、乌斯塔沙组织为一派和铁托为另一派的南斯拉夫内战中，革命者应该保持中立吗？那将是彻底的反革命立场。毛泽东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因为政治原因，与“蒋介石的国家”相比是小恶？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的国家是一个极度专制的国家。所以哪里来的小恶？ 正因为我们面临的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还有很多工人）与他们的阶级敌人作战，尽管他们的领导是官僚主义的，批判性支持人民解放军难道不是正当的吗？这场革命消灭了买办—地主——帝国主义的统治，难道不是使中国实现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或者我们能说这是一个“次要问题”吗？ 将真正的社会革命等同于“纯正”的领导，“纯洁”的意识形态和“纯粹”的形式，最终只会得出一种不合情理的宗派主义结论，那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革命。这就否定了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生活要比这些书呆子的教条模式复杂得多、丰富得多。 古巴和尼加拉瓜的例子就更加明显了。当卡斯特罗和桑地诺领导层在绝大多数劳苦大众的热情支持下（包括古巴重要的城市工人阶级，他们相应卡斯特罗领导层的号召，进行总罢工）发动内战时，没人会异想天开地认为他们是“斯大林派”。 事实上，他们的斗争反对本土斯大林派和克里姆林宫，因为后者的立场往往十分强硬，有时则公然背叛和反革命。在古巴和尼加拉瓜，“国家资本主义”教条的潜在支持者，会站在卡斯特罗和桑地诺的一边战斗吗？还是应该加入斯大林主义的阵营，当一个弃权主义者，说社会革命还没有提到日程上？（只不过理由不同：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导） 或者说像我们所倡导的那样，去消灭资产阶级军队和国家，并至少消灭大部分的私有财产？这种方法有什么错误？这难道不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吗？[31] 当然，我们可以加上民主的工人国家、自由选举的工人代表会、多党民主等等要求。但是这样的国家在1922年的俄国也不存在。难道苏维埃俄国在1922年就已经是资产阶级国家了？ 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两种不同群众斗争方法，有着巨大的影响。保卫工人阶级的某些直接利益，是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核心战略。但是，孟什维克在俄罗斯也是这样。这并不是孟什维克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区别。 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布尔什维克认为，要想真正地实现民族-民主任务，必须要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决裂，并为夺权作斗争。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体现并决定性地补充了这一立场，他认为要想完全实现民族革命的解放（革命）任务，彻底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决裂，就必须推进解放（革命）进程，直至摧毁资产阶级的军队和国家，这在近八十年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了确认（在不断革命论得到执行的地方，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反之则产生了消极的后果）。 不论你喜欢与否，这就是铁托、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桑地诺所做的事情，这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初始动机和之后的政治发展无关。任何一个不抱残守缺，希望真正解释历史的人，都难以否认这一明显的事实。这一理论，也可以解释领导“在群众的压力下”领导革命获胜的说法。虽然这种压力确实存在，但是它不足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它低估了主观因素的关键作用，低估了上述官僚领导在主动性和方向性上的不可否认的优点。 希腊的群众压力难道比南斯拉夫要小吗？但是，希腊的斯大林派拯救了资产阶级国家，放弃了他们的武器。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了一场人民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和军队。同样的，印度尼西亚的压力难道要比越南和中国小吗？但是，在印尼，共产党允许资产阶级军队和国家保持权力，最终导致了反革命，一百万人被杀。在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打败了资产阶级军队，推翻了资产阶级国家。这难道只是“微不足道”的区别吗？ 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纲领和原则，迟早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为了在革命中建立足够强大的、真正的、民主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阵营，知道自己的观点，知道任务的轻重缓急。 建设第四国际还是退回“民族共产主义” 在其他国家，有一些仿照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建立的小团体，哈曼试图为这些小团体的构成辩护，他说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南，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行动。到这里为止还不错。他甚至指出社工党的追随者成功干预希腊总罢工和法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中。[32] 但是这个论点自食其果：一个人怎么能严肃地认为革命社会主义者要懂得在希腊总罢工或法国反法西斯斗争中面临哪些任务就需要信奉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那些在苏联性质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同志不也履行了这些任务吗？在英国同样的结论不也不也是如此吗？ 俄罗斯的反人头税斗争、反对老布什和梅杰的海湾战争的斗争、正确评估尼尔·基诺克[33]政府对工人阶级影响，确定英国工人应该对资本主义欧洲采取什么态度，以及英国阶级斗争现在和未来的问题，这些与国家资本主义论有什么关系吗？ 哈曼指责我们喜欢在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上敷衍了事，而不是准确地表述它。我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敷衍了事。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总体性的观点，我们认为，先进工人必须在其基础上组织起来——并建立独立的组织——的纲领性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关系到推翻资本主义，实现世界革命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建立独立的组织，以免工人阶级遭受可怕的失败，以免人类被消灭。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做准备和组织工人，使他们掌握经济和国家权力。只有当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与这个中心问题相关时，它才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真正敷衍问题的是哈曼。革命组织需要干预现在的斗争，支持眼下的和过渡性的要求并为此斗争，有意识地为工人政权准备基础，那么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来分裂革命组织是否正当，是否是负责任的行为？让国家资本主义教条的这个特别斗争，压倒整个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这是否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这不恰恰是马克思所说的，沉迷于“荣誉”（pointd'honneur），而不是把阶级的总体利益放在首位？ 正是由于国际化成为资本的主要趋势，由于一些对人类来讲生死攸关的问题正在“全球化”，所以进行世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不论阶级斗争怎样起起伏伏，但从长期来看，它也将变得更加国际化。认为欧洲工人阶级，包括英国工人阶级在内，可以通过国家范围内的自我防御，来应对欧共体的挑战，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只有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工人日益团结起来，才能有效地对抗欧洲内外的跨国企业。 但是为了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地行动，你就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我们并不盲目崇拜像今天这样的第四国际。我们相当清楚，它太过弱小。我们支持建立一个革命群众的国际，由世界关键国家的革命群众党组成。在未来的群众国际里，现在的第四国际或许只是一个组成部分。 但不幸的是，这样一个革命群众的国际并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组织，毫不夸张地说一个都没有，将这个事项放在日程之上。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放弃建设第四国际就会一事无成。我们应该继续建设第四国际，与此同时，一切有利于一国和全球的革命者在一定原则的基础上进行重组的行动，我们都要大力促进。经验已表明，建设第四国际有利于这种重组，并非它的障碍。 如果我们不去建设这样的组织，不去展示它可能以及如何运作和发展，那么人们就认识不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该以国际组织为基础。这首先不是一个组织问题，也当然不是策略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纲领和传统的核心。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布哈林以及无数人都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说：“国际是我们真正的祖国。” 一个人不能一边倡导国际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与此同时把建设国际当作一个次要问题或今天不相干的问题，拖到遥远的未来。一个人不能一边支持不断革命论，一边说等待“更好的时机”来建设国际。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作为建设国际的中心问题，忘记国际只能以每个国家的具体阶级斗争为基础，至少也是大部分国家。 120年前，马克思在1872年于阿姆斯特丹发表的演讲中，历史性地总结了为什么要同时建立各国党和一个国际： 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注：在“人民国家报”上接着是：“别国的工人没有表现出团结的精神”。——编者注］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 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34] 第四国际尽管弱小，但却有着伟大的精神，因为它正是致力于这样一种事业。它是现存的唯一一个表达所有国家——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世界革命的三大部分”或“世界现实”——受压迫者的共同和特殊利益，并试图将他们团结起来的组织。 不论是在西方、东方还是南方，都有很多左翼热心地支持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支持东方反对官僚专制的斗争，支持西方的工人（以及女性主义和生态）斗争。但是除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第四国际，没有政治组织或流派准备同时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些斗争，并且不会让它们附属于其他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源泉。这使得基本计划和干预措施具有同质性，比过去任何工人运动都要高得多。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第四国际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这不是一个崭新而显著的成就吗？难道这不值得我们真正为此而自豪吗？ 当我们说第四国际仍然太过弱小时，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它比许多人想象得要强大得多。哈曼得出了错误的成员数字，因为他只强调了第四国际的失败，而忘记了说它的收获。事实是，在四个大陆的许多国家，第四国际正在成长，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国家。但是在这个左翼总体走向混乱和持续衰落的世界里，这可以算是相当重大的成果。这证明我们以适度而有限的方式，已经满足了一个需求。各国的组织和激进分子，以他们自己的阶级斗争经验以及由此得出的政治和理论结论为基础，纷纷加入我们。这和我们的辩论密切相关，哈曼同志。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拒绝参与这种共同的努力，实际上是退回到“民族共产主义”。社工党在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严肃而有意义的组织，但也只是在英国而已。现在尽管它在口头上试图掩饰，但实际上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和扩大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社工党。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才会加入建设国际的行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仅仅是在一些国家按自己的模式建立自己的组织，拒绝将自己与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革命者在各自国家和国际所面临的阶级斗争问题中得出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了相同的纲领性和实践性结论。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民族共产主义”的客观辩证法的作用下，有两个第四国际之外最大的自称是托派组织的案例可以揭露它的面目：英国的“战斗派”组织和阿根廷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莫雷诺的追随者）。 这两个组织的领袖错误地评估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及其对各国的影响，采取了一种极为错误的策略。他们认为全国的工人阶级都在大规模地政治激进化，但实际上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攻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信用危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正在右转，尽管有很强大的防御性群众斗争。 这些错误的策略，使这两个组织的一部分领袖，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他们自己组织内的工人，发生了冲突。[35] 任何一个国家的组织不能参与这样真正运作的国际组织，以它的成员和群众运动来充分融入进国际无产阶级，就迟早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因为它必然会坐在办公桌后靠阅读报纸和书籍来分析世界发展，而且不会通过政治和组织实践来反复检查这些分析。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如果你们坚持退回“民族共产主义”，你们在英国也迟早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实践，就不会有足够的国际主义意识，而这需要一个足够规模的国际组织。[36] 我可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观点。假设某个国家的工人（当然包括苏联在内）正在进行群众斗争，并达到了建立工人和群众代表会的程度，这些代表会的集中化已经提到了日程。诚然，这在近期不太可能发生。但是，社工党的同志们，和我们一样，和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相信这迟早会发生，不会在意时间尺度。 现在我们再加上一个假设：假如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革命社会主义者，积极地支持工人代表会的集中化，并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做准备，但是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那么在夺取政权的前夕，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来分裂和削弱这些社会主义者，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甚至犯罪的行为吗？还是说你们真的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工人不事先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教条，就不能夺取政权吗？ 一些人会说，这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能够直接去夺取政权（或许有几个例外）。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的例子失去意义。工人夺取政权的时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是一系列中间关节之后的最后一环，这些中间环节就是首先让先进工人获取经验，得出结论，然后再扩大到广大群众，使他们的自主性和阶级意识日益增强，再辅之以足够的社会主义宣传和教育。 在所有这些领域，革命组织的活动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如果没有选举产生的罢工委员会和有倾向的集中化的经验，就不会出现工人代表会；如果革命社会主义者没有融入这些最初的自我组织之中，并获得权威，就不会出现革命的群众党。 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工人阶级的自主活动和自我组织，在今天，宣传和初步实施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为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而斗争，是为自我管理的计划经济而斗争，这是克服当前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信用危机的唯一方法。我们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是否处于同一阵营？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在它的基础上一起建立一个国际呢？ [1]见列宁对布哈林的党纲草案的批评，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版见《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137页，《关于党纲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二版增订版。 [2]《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39年德文版第234页。中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40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 [3]《托洛茨基主义》（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第41页，开放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见《托洛茨基主义》第54页，唐山出版社，2015年。 [4]《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英文版第二卷第510页。重点为曼德尔所加，同样见第534页：“ 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中文分别引自《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2页，第6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5]《托洛茨基主义》（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第44页。中文版见《托洛茨基主义》第55页。 [6]这里是暗指教会迫害支持日心说的人——译者注。 [7]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国家资本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阐释和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相似指出。更惊人的是，有关帝国主义国家长期没有革命前景，这两种理论得出了类似的政治结论。 [8]《苏联的经济危机》，《托洛茨基文集1932》第273—279页（探路者出版社）。 [9]“一国社会主义”（之后演变成一个“阵营”）的基本经济谬论在于幻想苏联在总产出、人均产出和人均生产率上可以全部赶超美国以及领先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维持无限期的高速增长。 [10]从某一点开始，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预测发生了变化，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要高于苏联。 [11]当然是相对的爱国主义，而不是绝对的爱国主义。我们会在这篇文章里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12]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275—276页，伦敦纽帕克出版社1967年版。中文引自何伟旧译，向青、林广厦校订：《被背叛的革命》第十一章“苏联往何处去”，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2008年版。 [13]苏联的高层试图阻止或者至少要限制这种对真实成本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的手段是给经理们各种各样的指标：产出指标，原材料指标，工资成本，30年代中期之后还有净财政结果（netfinancialresults）。但是这些指标之间相互矛盾。在实践当中，重点放在了完成产出指标上。来自顶层的压力基本上都是这样，这个官僚计划体系的特点就是把力量集中在重点区域（目标），阻碍经济和社会整体的均匀发展 [14]在资本主义下，企业不需要为“外部性”付款，也不纳入成本计算之中，这十分清晰地证明了浪费。但是，即便企业最终掏钱了，由于经济决策完全是从货币角度来考虑的，所以经济的社会非理性仍然存在，这只会使它的真实特点更加清晰地暴露出来。在一个人进行投资时，即使有人会因此而死，但只要“回报”高于成本，那就是值得的，人命的“损失”变成了账本上的成本，一串数字。那么拥有无限可能的死婴的“损失”呢？宏观社会上的非理性，是极度不人道的。 [15]《价值规律和苏联》（德雷克·霍尔，《国际社会主义》第49期，1990年冬季刊）。 [16]见《“国家资本主义论”的矛盾》，英国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出版小册子，1970年，1973年。 [17]俄国是一个特殊例子，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落后的，但又是不发达国家中最发达的。 [18]这完全不代表可以选择支持专制，这是托洛茨基一直系统性反对的。我们支持的是外贸垄断。而这个垄断权，应该放在国家手里还是工人自我管理的中央机构手中，是另一个问题。 [19]《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DeclineandfallofStalinism）以及1957年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都完全围绕着官僚工人国家中自下而上的由群众行动发起的政治革命。在《第四国际》（QuatriemeInternationale）1957年6-7月号中，有一篇名为《从波兰工人党的第八次大会到第九次大会》的文章，编按中说明：“在之前的杂志中，我们暗示了哥穆尔卡等领导人的特征；在十月（1956年），它利用反抗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学生来对抗警察体制。但是哥穆尔卡仍然是一个官僚，他并没有试图促进群众进行革命，而是试图进行疏导，以避免发生革命起义。 [20]马莱特·巴尔（匈牙利语：MaléterPál，1917年9月4日—1958年6月16日）1956年匈牙利革命军事领导人，生于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艾派尔耶什（今斯洛伐克普雷绍夫），曾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医学，后进入军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与东线战役，后被苏俄红军俘虏，加入共产党。1956年时军衔为上校，负责指挥一个驻扎在布达佩斯的装甲师镇压1956年匈牙利革命起义者，但在与之接触后倒戈。马莱特随之晋升为上将，10月29日任命为国防部长。11月3日，在特科尔与苏联军队谈判时被捕。1958年6月16日与纳吉·伊姆雷等人一同被处决。 [21]苏联及俄罗斯化学教师、政治人物、共产主义者。苏联解体后，担任俄罗斯未注册政党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总书记。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用一整版篇幅刊登了安德烈耶娃的来信，题目是《我不能放弃原则》。她在信中就苏联进行的改革和斯大林的历史地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苏联正在“背离社会主义”；目前对斯大林的批判有“不少歪曲和片面性”。4月5日，《真理报》发表《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以批判其观点。由此，揭开了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前夕的一场改革与抵制改革的论战。 [22]扬·伊利埃斯库（罗马尼亚语：IonIliescu，1930年3月3日－），罗马尼亚政治家，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成员，曾任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总统（1989年—1996年、2000年—2004年）。 [23]德雷克·霍尔，《国际社会主义》第49期，第109页；哈曼，见《国际社会主义》第49期，第80—81页。 [24]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253页，伦敦纽帕克出版社1967年版。中文引自《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九章“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2008年版。 [25]《托洛茨基主义》（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第43页，开放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见《托洛茨基主义》第55页，唐山出版社，2015年。 [26]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28—39页，《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二版增订版。比利时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当然会支持比利时的民族起义，同时无条件地支持所有民主运动，包括民族独立，比如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 [27]同上，第52—53页. [28]《托洛茨基主义》（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第41—42页，开放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见《托洛茨基主义》第54—55页，唐山出版社，2015年。 [29]《战争中的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译文引自《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371页。 [30]《第四国际宣言——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第四国际紧急会议1940年5月26日通过），译文引自《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436—437页。 [31]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相反，古巴有着世界上最进步的劳动法，比北欧国家或奥地利的还要激进。 [32]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勒庞的时候，我们的法国支部当然不用去等待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宗派。 [33]尼尔·戈登·金诺克（NeilKinnock，1942年3月28日—，)。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的通讯记录稿》。 [35]社会主义者当然会毫无保留地反对基诺克的政治迫害，尽管他们与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策略分析。我们对争取战斗派在利物浦补选中的策略提出批评，原因在于这没有使基诺克为他的政治迫害行为受到惩罚。 [36]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倾向在英国的活动中也表现了出来。它有系统地把自己和工党对立起来，尽管英国绝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都忠于后者，而这种忠诚只有在群众激进化的时候才能被打破，但群众激进化还没有出现。因此，社工党在介入群众斗争时（比如反人头税运动），往往把招募成员作为主要目标。
经不起逻辑检验的批评——回应曼德尔（﹝英国﹞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1990年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相关链接：曼德尔 Criticismwhichdoesnotwithstandthetestoflogic AReplytoErnestMandel 经不起逻辑检验的批评——回应曼德尔 ﹝英国﹞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1990年冬 白萌译、苍白校订 1990年冬，首次刊印在《国际社会主义》第2卷第49期，第65-88页。 首次转载于约翰·安徒生（JørnAndersen）在“马克思主义在线”发布的博客：《克里斯·哈曼的晚年著作》，感谢博主分享。 艾因德·奥卡拉汉（EindeO’Callaghan）把此文收录进“马克思主义互联网档案”。 本文是对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的文章《经不起事实检验的理论》（Atheorywhichhasnotwithstoodthetestoffacts,alsoin）的回应，同时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SocialismJournal）第2卷第49期，彼文则是对哈曼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第2卷第47期的文章《从托洛茨基到国家资本主义》（FromTrotskytostatecapitalism）——对埃内斯特·曼德尔《超越戈尔巴乔夫改革》（BeyondPerestroika）的批判——的回应。 东西方一同爆发经济危机的巧合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示出巨大的挑战。曾经主导西方和第三世界工人运动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奔溃。这一奔溃留下了一个真空，马克思主义及阶级政治的反对派正试图用“‘市场’为人类提供唯一前进道路”的说法来填补这个真空。这一主张从曾经的“东方集团”国家的大量工人对困扰他们的经济危机的反应中受到激励：他们相信旧的秩序只是社会主义的某个变种，他们自己拒绝谈论社会主义，转而相信瓦文萨（Walesa）或叶利钦（Yeltsin）鼓吹的西方资本主义奇迹。 面对这一挑战，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提供一种对世界体系的分析，阐明东方经济危机与西方经济危机的相互作用。遗憾的是，埃内斯特·曼德尔没能做到这一点。 对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曼德尔的论述极其简单，他声称是120年前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而他只是做了个总结，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下： “劳动的组织形式首先依赖于工厂主的私人决定，由竞争和市场加以纠正。工厂主要么妥协，要么破产。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一条衡量绩效的标准，那就是利润……售后利润决定一切。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石，金钱是实现和衡量利润的唯一形式。资本从低于平均利润的企业和部门流向高于平均利润的企业和部门…… 一旦有亏损或者低于平均利润的迹象，资本家就会努力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只有在广义的商品生产活动中，即经济活动中的劳动一般指私人劳动时，价值规律才能发挥主导作用。” 当然，这段论述并非完全错误，只是用它来解释马克思之后的实证现实显得那么的不足，那么的无能为力。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一句“是工厂主的个人决定”所能概括的。值此之际，垄断主导国民经济，经济生产部门国有化，市场的‘和平’竞争屈服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军事斗争，政府为了扩张对军事胜利至关重要的部门，凌驾于价值规律之上，这时，分析这些所能引起的后果就是不得不做的事了。 这正是列宁（Lenin）与布哈林（Bukharin）在写作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时所遇到的问题。[1]他们认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但也认识到应该在此基础之上有所发展。他们不再简单地讨论“市场竞争”，而是意识到资本主义开始超越它的历史阶段（在1915和1916年就已经超越了它的历史阶段），与之相比，曼德尔满足于自己对马克思观点的概括，丝毫没有提及列宁和布哈林75年前的论述。 不仅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在列宁和布哈林真知灼见的指引下，接受“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神话”和希法亭（Hilferding）所讲的“普遍的卡特尔”观点的人士，他也置若无睹。然而，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能写出：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托拉斯阶段，控制各个行业，不仅意味着私人生产的终结，也意味着无计划的终结。”[2] 很有可能恩格斯也接受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神话”的观点，估计列宁为《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作序，支持布哈林这本著作的时候，也持相同观点，那已是1915年，他强调“竞争已经演变为国与国之间‘经济’的竞争，竞争的范围虽然极度缩小，但竞争的程度很可能会以另一种形式愈演愈烈，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首先是由各国军事力量的关系决定的。”[3]最后，可以推断，托洛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在给世界工人的《共产国际宣言》中写道： “与以往抗议的资本主义自由化不同，经济生活国有化已经成为事实……不仅回到自由竞争的时期不可能，甚至回到托拉斯、辛迪加及其它经济财团主导的时期也不可能。今天面临的一个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谁才是国有化生产的所有者——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胜利的普通大众？”[4] 列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都一致认为，一旦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帝国主义阶段，组织生产过程必将不以商品交换为基础，而是根据投入和产出制定计划，有点像今天大型公司运营的方式。最近一篇报道这样描写南韩财阀集团的运营方式： “韩国大型企业的经营状况既不能以盈利来衡量，因为利润数据是人为操控的，也不能以外贸体量来衡量，因为外贸可能仅仅反应了补贴的状况。企业是否运营良好应该由生产的实物指标与运营管理综合判断，即产能，质量，库存资产以及出口总额的变化。”[5] 在这些大型企业内部有一套“计划”，常常与商品之间遵循的价值规律背道而驰。 这是这些大型企业的实情，也是现代各个国家军事部门的实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计划”模式实际上已经主导了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即使政府不直接生产武器，它也会确保生产武器的私营承包商能够得到“成本加价”而继续经营，哪怕是以其它高利润的部门补贴这些没什么利润的部门。在现代，没有哪个政府允许市场的内部规律，即价值规律，去摧毁它发动战争的能力。 然而问题尚未结束。虽然价值规律在大型企业内部或者国家的军备中无法发挥作用，却在外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这种“生产计划”不是随意的，它必须确保每一家大型企业在军事或经济领域能与其它国家的企业长期竞争。 一家大型企业如果不能保证整体盈利（盈利与亏损之和），最终将会破产。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不能利用它的资源获得整体盈利，超过它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会面临军事失败的危险。 这些“生产计划”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由外部竞争决定的。正是外部竞争迫使管理者不断地考虑内部生产成本，即努力把商品价值规律施加在他们控制范围内的各类生产过程。 当然，变幻莫测的外部竞争一次次地让内部计划变得毫无意义，不断地推翻原来的成本核算，不断地迫使管理者打破原来的计划，增加某些生产设备的投入而使其它的项目半路搁置。国际竞争还不断地打乱国内经济的调整计划。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竞争，还意味着竞争带有典型的帝国主义军事竞争时代的色彩。 曼德尔对东方国家的杜撰 在论述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如何运作之后，曼德尔还杜撰了苏联这个东方政权内部发生的情况： “在苏联，关键的基础投资不受价值规律支配，而由官僚决定，其中大部分是中央政府做出的决定。这是计划经济，而且是对资源进行直接分配的计划经济。70年间，亏损企业不仅需要大量补贴，还需要生产资源的优先配置，这些都来自其它“更盈利”的企业或部门。在价值规律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世界，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从1928年开始……苏联经济持续增长……苏联没有像资本主义经济体那样经历过经济衰退，也没有因生产过剩而导致半个多世纪的生产大萧条。’最后，尽管‘苏联经济增长率20年前就开始下降，’并且‘可能零增长’……，也不能说明有什么法则导致这种情况必然发生。‘ 曼德尔争辩道，如果说苏联的经济有一种活力，那绝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所指的那种活力，也不是指生产资料的积累，因为许多生产资料的积累最终都成了无用的废品。‘这里计划经济的秘密就是：过度扩张的是重工业，而非农业。’ 他认为，这也说明了苏联的农业是多么的失败，虽然‘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生产的肥料等于‘美国与西欧肥料的总和’，很明显，‘超过半数的化肥在运输途中损失掉了’。‘这种浪费……与资本积累的内在原因无关。’ 让我们逐个分析曼德尔的观点。首先，“苏联经济持续增长”已经被东欧的众多经济学家反驳。很久之前，他们就观察到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也有周期性，也会重复出现经济危机，并且经济波动程度超过了西方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久繁荣期。正如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高曼（Goldman）和科尔巴（Korba）在1969年所说： “对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匈牙利的工业产能变化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趣的图画。增长率反应了相对规律的波动……如果分析仅限于生产资料的话，这种波动甚至会更明显。”[6] 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波动比法国要大。在1966至1974年，最低增长年份与最高增长年份的增长率的之差的平均值，东德为50%，保加利亚为100%，苏联是130%，波兰是228%。 西方20年前的一份学术研究表明，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间，这种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就已经显现出来。[7]根据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苏联的报道，我们现在知道，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工业产出过度扩张，导致1932至1933年的粮食供给殆尽，一场大饥荒造成超过5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在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 经济衰退更严重的情况—负增长，并未如曼德尔所说完全消除：1951-52年和1967年，南斯拉夫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十九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即使在今天的苏联（1990年十月），在引进西方的市场机制改革之前，也出现了经济负增长。 十九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勃朗特·霍尔瓦特（BrankoHorvat）出版了一本专著，名叫《南斯拉夫的商业周期》[8]，指出即使在1968年市场改革之前，南斯拉夫的经济比其它10个经济体更加不稳定，其中包括美国。[9]在曼德尔看来，此书的名字就是个伪命题。 当然，今天曼德尔不再认为苏联这个东方国家联盟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也不会断言俄国的领导人是错误的，但他仍然坚信： “如果有经济危机……那也是使用价值产能不足，而不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过剩。使用价值产能不足是交换价值过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一个空空如也的商店与一家货物琳琅满目却无人购买的商店，情况并不相同。” 因为这两种事物是对立的，就断言它们没有联系，这种看法也不够全面。身为马克思主义者，曼德尔应当十分清楚这一点。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这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尚未普遍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经济处于长期繁荣期间，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认识到产生这些矛盾的现实本质，并为之坚持的原因。[10]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另一种事物——资本过剩——的副产品。但是，这并不是社会需求的绝对生产过剩，社会需求总是在不断增长，事实上，当出现“生产过剩”时，社会需求从来没有被完全满足过。资本过剩，即与剩余价值相关的积累过剩，是从劳动力中榨取而来。 马克思清楚地讲述了生产过剩是如何产生的。无论资本主义处在何种繁荣时期，资本家的竞相投资终将在某一时刻导致现存的原材料，劳动力及可借贷资本（即非投资的剩余价值）的枯竭。这些事物的价格，即商品价格，工资和利率开始上涨，直至利润最低的公司突然发现公司正在亏本运营。一些企业因此破产，而另一些企业不得不放弃计划好的投资，关闭了工厂，才存活下来。这些举动反过来破坏了其它资本市场，迫使投资中断，工厂关闭。这种经济繁荣时期的‘需求过剩’，也就是曼德尔所说的‘产能不足’，正是经济萧条时生产过剩的起因。反过来，经济萧条时，剩余价值在资本中的比重增加，又为新一轮的经济复苏铺平了道路：一方面，一部分资本撤出市场，减少了资本总量；另一方面，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允许资本家增加剥削率，进入积累剩余价值的新一轮循环。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长期繁荣的秘密在于政府把一部分资本投入到非生产的军事领域，从而缓解了积累过剩的压力；采用工资管制等直接手段，保持较高的剥削率；抑制经济过热，在其导致重点企业无利润之前就加以干预；并且靠军事订单确保最低需求水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军国经济并不能消除资本积累的周期模式，但它能阻止经济跌到二战前的水平。 这种情形与苏联斯大林的计划经济非常相似。如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样，苏联也存在过度积累。一方面，为了与更强大的外国资本竞争，投资规模超过了国家经济可支配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积累过剩导致经济发展进入周期循环，经济危机就是其中的一环。过度投资的举动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材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的日益短缺。 随后，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投入不足引起生产企业大规模倒闭。企业购买原材料和支付劳动力的资金超过了经济产出，引起显性通货膨胀，如物价上涨，或隐性通货膨胀，如商店货品严重短缺。 需求过剩的危机—产品过剩的积累—最终将导致生产企业大规模倒闭，进而摧毁其它关联企业的生产市场，演变成商品过剩的危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西方在经济长期繁荣期间采取的措施一样，苏联政府直接干预市场，想方设法给经济降温。政府命令企业“冻结”一部分投资，转而把资源投向其它领域，比如工厂突然从生产某一种商品转而生产另一种商品。预先计划商品生产本身就不现实，一谈到‘先验分配’的问题，曼德尔还是相信这个不可行的做法，不过这个做法已经让位于事后的现实，即后验的分配，也就是投入与产出的反复调整。 在这种调整过程中，消费品的生产计划常常遭受挫折。苏联直接地减少了‘工资基金商品’的生产，腾出资源完成其它领域的投资。通过限制实际消费水平，提高剥削率，让投资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这么做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大了工资与工资购买力之间的差异，即增加了显性的或隐性的通货膨胀。 总之，尽管苏联的发展模式与马克思的模型并不完全相符，它也遭受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曼德尔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苏联的经济一直保持匀速增长，直到20年前才开始下降。事实上，苏联各同盟国的经济在衰退之前，经济增长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下滑，并不像曼德尔所说，直到60年代才显现出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苏联官方增长率的数据如下： 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 1951-195511.3% 1956-19609.2% 1961-19656.5% 1966-19707.8% 1971-19755.7% 其它的权威机构预测的平均增长率比苏联官方公布的要低一些，但经济增长率下滑的趋势是一致的。[11] 要得到苏联早在1956年12月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就是对他们的领导人来说，其难度也是显而易见。那时，苏联首次放弃了和平时期的过于‘紧张’的计划，即放弃那些不可能完成的投资目标。正如一本关于苏联经济的西方标准学术著作所说，‘在1958年之后，经济增长放缓显而易见。’[12] 恰恰针对这些经济上的失误，赫鲁晓夫从十九世纪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早期，多次尝试经济改革，但都未成功。他的这些施政举措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称为‘兔脑子’的愚蠢政策。曼德尔的理论导致他自己否认这一时期经济失误的现实，以至于宣称‘直到20年前’，也就是1970年，而不是50年代中叶，经济增长率才开始下滑。 无论曼德尔有没有意识到，与之相比，托尼·克里夫（TonyCliff）在50年代中叶就已经认识到了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内在原因，那就是经济问题。[13] 即使拿现在的眼光看，曼德尔的观点也令人瞠目结舌。他说尽管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降为零……也不能说明有什么法则导致这种情况必然发生’。事实上，早在1989年夏天，他写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苏联的总产值已经不是零增长了，而是开始暴跌。到1990年十月，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副主席托尔库欣（Tolkushin）对外宣布，‘今年9月份，工业产值同比下降了3.1个百分点。’[14] 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这个经济矛盾是如何产生的。仅仅说‘不是必然发生的’而对问题避而不答是不行的。认为经济萧条‘不是必然发生的’，而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的，却不说这些错误来自哪里，就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做辩护。 曼德尔另一个观点也同样令人惊讶，那就是苏联存在巨大浪费因而无法完成相应的积累。这会让人误以为西方不存在巨大的浪费。事实上，西方‘可利用资源’的浪费率超过了30%或40%，来自各方的统计数据，不管是文斯·帕卡德（WancePackard）探听丑闻之流，还是巴兰（Balan）和斯威齐（Sweezy）[15]或者麦克·开盾（MikeKidron）[16]，都说明了这一点。 很久之前，《批评》杂志的一群理论家指出，苏联是独一无二的浪费型经济体，他们认为苏联既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最近，许多东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采纳了这个观点，认为苏联走向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是合情合理的，他们相信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存在。 但是，正如曼德尔所说，即使最严苛的历史学家来审视苏联的经济，这个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曼德尔曾与希勒尔·蒂克庭（HillelTicktin，《批评》杂志的编辑）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十九世纪20年代末至60年代，苏联经济确实赶上了西方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如果苏联蓬勃发展的重工业只是一个存在巨大浪费的部门，那么苏联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只要对苏联进行严谨的研究，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联农业的生产资料实际上是大幅增长的。苏联打败纳粹，乃至到最近能与美国在军事上相匹敌，都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诸如坦克、核潜艇和核弹都是重工业的一部分，但没有一个庞大的，高产的重工业部门做支撑是不可能的。而且，农业生产资料的巨大积累也必不可少。 另外，曼德尔认为这些不可能是造成浪费的原因，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重工业之所以强制性增长，是因为剥夺了其它部门的资源，尤其是为工人们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的资源。因此，在斯大林集体主义政策下，对农业的投入很低，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故而他们对土地的投入也很低。他们只能在贫瘠的自留地上种土豆为生，而政府却掠夺了他们手中几乎所有的粮食，去养活城市里日益壮大的工人劳动力，哪怕是30年代最严重的饥荒时期，还把粮食出口，购买国外的机械设备。 斯大林逝世之后的前二十年，苏联曾多次试图改善农业的现状，但每一次美俄军事紧张加剧，都会把苏联拖到发展重工业和升级军事装备的老路上去，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成了空谈。 粮食产量停滞不前，是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推翻他的那些人并没有实现当初许下的诺言，加大对农业的投入：1970年拖拉机和卡车的产量只是1966-1970年计划的一半，而化肥产量只完成了计划的30%左右。[17]正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统计学家们解释的那样： “因为国际关系的原因，没能按照计划对农业投入足够的资源，1969的投入虽然比1968年多，但还是低于1966-1970年的设想。”[18] 对农业低投入的种种结果，最终导致农村青年劳力大量流失，留下来的大部分是老年人，道路、粮食存储设备等基础设施匮乏。在1972年大饥荒之后，执政者近乎绝望，即使想振兴农业，在丰收的年份，农村却缺乏有技能、有干劲儿的劳动力，使用最先进的方法和设备运输庄稼。[19] 而1979-1980年的二次冷战打破了缓和的国际关系，苏联对农业的投资又一次为工业和军备预算做出了牺牲：在1971-1980年，苏联的农业股票价格快速增长，只比1981-1986年间略低。[20] 曼德尔举化肥生产的例子恰恰说明了这一点。苏联减少对化肥厂的投资，而加大对重工业的投资，导致1968年苏联农业每公顷土地只使用62公斤化肥，而当时美国是每公顷227公斤，英国是每公顷766公斤。 当然，浪费是导致苏联发展水平低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而且，浪费本身就是强制积累的一个副作用，正如苏联把资源向‘优先’发展的重工业转移的压力阻碍了工厂生产足够的化肥袋来装运增加的化肥产量，导致许多化肥的浪费。[21] 20年过去了，如曼德尔所说，今天苏联的化肥消耗量已经超过美国。但他如果相信‘苏联的化肥产量是美国与西欧产量之和’，那他一定是被误导了。1986年苏联的化肥使用量为2308万吨，而美国与西欧总共是4107万吨。[22]可耕地每公顷的化肥消耗量比美国稍微多一点，而美国土地的平均肥力众所周知比苏联的要高得多（尽管美国与苏联的可耕地面积产不多，但苏联的土地大部分在更北的纬度地带），而且苏联的化肥等级较低。[23]还有一点更明显，对农业低投入，导致苏联比美国的拖拉机要少40%，要想在运输和播撒途中不浪费显然更加困难。[24] 广大农村的道路和粮食存储设备没有一丁点儿的投资，拖拉机数量不够，大部分年轻有技术的劳动力去城镇和重工业就业，土地不肥沃，化肥又劣等，因此，与美国相比，苏联农业低产出和高浪费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只有认识到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财富积累理念主导了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清楚苏联农业的问题所在。 但是曼德尔不仅没有接受‘新派理论家’关于浪费的观点，他还多次为斯大林式的东方政权辩护。 他认为，‘半个世纪以来，苏联的失业率不高，对经济没什么影响’。‘十月革命的益处’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曾有的，将来也是不会有的。而苏联媒体已经于去年承认苏联全国范围内存在较高的结构性失业。俄国《真理报》报道说，在1986年，阿塞拜疆的失业率为27.6%，亚美尼亚[25]的失业率为18%，《莫斯科新闻报》报道亚洲共和国的失业人口有600万。[26]甚至在早期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期间，还裁掉了技术落后的工厂的工人。因此，俄罗斯《消息报》估计，1990年春，苏联失业总人口有800万应该是正确的。[27]这个数字意味着苏联的失业率与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差不多，比日本的失业率高得多！[28]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曼德尔认为“苏联工人阶级消费所占比重，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它国家相比，要‘高得多’”。事实上，据一位官方国营工会的领导人透露，“工人和白领工资在国民收入的比例是35%，在世界排名中较低”，这种说法才是可信的。[29]曼德尔的说法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如果他继续说苏联工人消费比重要比其它类似国家要‘高得多’，那他最好提供一些证据。 连拥护斯大林的人都已经放弃的诡辩学，曼德尔却还在坚持。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有些问题对理解苏联经济如何运转至关重要，曼德尔却在这个问题上自相矛盾。他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支持过这种理论，那就是为官僚阶级生产消费品主导了苏联的经济发展”。而两个段落之后，他又写道： “为了保护以及扩大苏联官僚阶级的特权……不得不发展经济到一定程度……没有汽车厂，三百万中上层官僚就没有汽车。没有足够的钢铁，电力或铁矿，汽车工业就不能良好地发展。” 如果这不是说官僚对消费品的需求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那这又是在说什么呢？ 然后，他认为，官僚阶级消费的欲望是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的首要原因，也是最近经济放缓的原因： “只要消费品的短缺刺激到官僚阶级的欲望，他就会狂热地渴望‘为了生产而生产’，渴望‘技术进步’。但是一旦这些党政要员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这种欲望就会消失。” 对于这种自相矛盾地说法，我只有一种解释。用官僚阶级的消费需求来解释一个国家经济问题，是愚蠢的，比如用它解释以大力扩张重工业为特征的苏联的经济问题。曼德尔暂时采纳了这个观点，但后来又走回了老路，因为另一种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竞争是导致苏联发展重工业的原因。这让曼德尔不得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观点。曼德尔没能在认识上更加深入，反而喜欢自相矛盾。 曼德尔理论的出发点与他的实际上的错误密不可分。他拒绝承认过去苏联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而认识不到苏联工人受剥削的程度，认识不到苏联经济发展的内在危机周期，认识不到苏联部分地区劳动力短缺与其它地区大量失业共存的现象，认识不到增长率的长期下滑，也认识不到近年来广泛爆发的危机是苏联产能必然下滑，经济陷入灾难性萎缩的原因。 与他相反，我们把苏联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很久之前就认识到原因所在。托尼·克里夫（TonyCliff）在1948年就指出了苏联经济从斯大林时期充满活力到最终不可逆转地发生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五十年代中期，他还指出正是这个原因使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梦破碎。过度积累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本来就是难题，我在15年前就指出，经济增长率长期下滑让执政者难上加难。[30] 为了克服经济上的瓶颈，执政者要找到所需的资源来也变得越来越难。经济增长的行业因得不到所需的原材料，生产不出所需的商品，而另一些行业生产的商品却大量积压，因为这是为那些已经放弃投资的领域生产的。一些行业‘产能不足’，尤其是生产‘工资商品’的部门，而另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尤其是生产‘金融商品’的行业。政府决策人员再也无力阻止产能的实际下滑以及大规模的公开性通货膨胀。在1979-1980年，波兰已经如此，现在已经蔓延到苏联，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为了突破经济瓶颈，那些掌管经济的人把目光转向了国际贸易。东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仅一直导致外贸赤字，还导致通货膨胀。在19世纪70年代，波兰和匈牙利与国际经济大规模接轨，向西方寻求资本积累以及希望通过与西方市场做贸易来偿还贷款。在十九世纪90年代，苏联和保加利亚为了应付国内危机，也开始采用相同的办法，直到去年，官方披露的数据才让人看出端倪。 即使寄希望于国际市场，也只能暂时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就像1971-75年，波兰盖莱克政府早期所做的那样），不久国内的经济危机还是会加重。官僚阶级不得不同时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的双重动荡。因为需要偿还外国贷款，迫使官僚阶级担心国内剩余价值与投资之比（即利润率）会下降到国际平均水平以下。 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内部动荡导致了危机，迫使其开放国际市场来摆脱危机。但是这种开放进一步削弱了自身利用旧有资源解决内部危机的能力。就如已经发生的那样，经济萎缩不可避免。 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 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论点，曼德尔也忽视了。那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政府没有能力抑制国内经济危机的现象并不是苏联独有的，整个西方及第三世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十九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国家与资本的结合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趋势，只不过苏联的表现更加引人注目。一个又一个国家，都曾出现过政府长期或短期直接掌控一切生产部门的现象，政府大力扩张军事部门，国家经济为军备竞赛服务，政府在计划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的主导地位以及庞大的军事开支已经影响了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回顾十九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不能简简单单地用“生产过剩的危机”（如曼德尔所讲）来解释。这不符合西方经济危机的特征。比如，在1940-1971年，英国没有普遍的经济衰退，也没有因缺乏市场而导致的经济下滑，英国的情况是经济停滞与发展的交替，政府多次出手干预经济，减少了‘需求过度’（即产能不足），遏制了通货膨胀，平衡了对外贸易赤字。 正如托尼·克里夫指出的那样，那些年发达西方国家经历的经济危机与斯大林政府的经济危机高度相似： 那些导致经济陷入长期战时经济的因素同样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消费资料的生产让位于军备物资的生产，出现产能不足的危机，各经济部门发展不均衡，原材料不足等等。[31] 直到七十年代早期，这一切才开始改变。国家资本主义军备经济引发的经济快速增长必然开始削弱自身的发展。生产力开始脱离政府的管控，前所未有地增长。国际贸易比国际产能增长的还要快，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靠国际合作来完成。为了不丧失技术领先和优势的竞争地位，资本家不得不在全球范围经营企业，或者至少是与国际上其他资本家联合起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国家政府发现，他们主导的经济与这些国家相比开始处于劣势。 阿根廷和巴西，西班牙和爱尔兰，南韩和埃及，这些国家都对外开放了国际投资和部分国家资本的国际市场，但是开放的程度各有不同。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内经济也开始根据变化的世界劳动分工快速调整。 这些变化意味着政府开始丧失其抑制危机的能力，以及阻止资本过度积累（即产能不足的危机）而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能力。这个原因导致十九世纪70年代中叶和90年代早期爆发大规模的经济衰退。[32]因此，无数西方和第三世界的政府突然发现，旧的‘凯恩斯’办法或者‘进口代替发展的战略’不再适用了。 这些原因也越来越困扰着苏联。为了摆脱经济发展的瓶颈及遏制因‘过度投资’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老的办法是把资源从‘非优先发展行业’转移到‘优先发展’行业。但是由于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以及产能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贸易，可转移的资源大幅减少。受于资源的限制，许多原来‘优先发展’的企业和‘非优先发展’的行业达不到原来的产能水平，更不用说那些在‘计划’之中的新兴产业。消费品和一些生产资料的短缺更加严重，经济发展整体停滞，甚至开始下滑。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陷入全面危机。 曾经有一段时期，执政者试图通过改革摆脱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先是‘加速战略’，然后是‘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再后来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但是这些改革没能发挥作用，整个社会不仅没能摆脱经济危机还陷入了社会和政治危机。这时一部分统治阶级开始相信他们已无能为力，只能任由危机蔓延，让企业自由竞争短缺的资源，即使这可能导致国内经济陷入了30年代以来发达西方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大规模衰退。 经济衰退说明产能不足已转变为产能过剩。这是为什么波兰工厂卖不出商品而倒闭的原因，也是乡村食物堆积如山而越来越多的人挨饿的原因。华沙的商店1989年还空空如也，到了1900年货物堆积如山，工薪阶层却无力购买，不论曼德尔是否明白，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导致的。 这类似于在沙塔林（Shatalin）计划下，戈尔巴乔夫所计划在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我以前的几篇文章已经详细阐述，市场之路及经济衰退并不能解决官僚阶级面临的问题，反而会像西方那样导致统治阶级的分裂。[33]官僚统治阶级的大部分人已经觉察到这一点，不断发展的计划经济牵着他们的鼻子往这条道路上走。很可惜，曼德尔之辈为不充分的理论阐述蒙蔽之深，使他们拒绝承认这一点。 理论和实践的两个传统 现在谈谈曼德尔对我的最后一条抨击，他指出，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些辩论感兴趣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是‘学者’，是‘无可救药的分裂派’，唯一的兴趣是‘搅浑革命洪流的人为界限’。但是，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无论它的主观革命性有多强，一个理论若建立在自相矛盾和错误基础上，就不可能指导前后一致的，乃至革命的实践。 理论不是抽象的，脱离于实践的。它决定了一个人是如何理解这个快速变化的现实世界，以及自身的任务。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一个人的理论认知决定了他的立场。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能对1914-18年的帝国主义有正确的认知，站出来反对战争；而有些人只是简单地咬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旧的条条框框，屈服于压力转而支持他们的统治阶级。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坚持‘工农民主专政‘的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支持俄国建立临时政府的原因。 今天我们目睹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我们不能依赖常识来认识这些变化。正如葛兰西（Gramsci）反复强调的那样，靠常识来判断，只会让人不假思索，接受未经批判的流行思想，也就是那些统治阶级的思想。 60年来，东西方的统治者有一个共同的兴趣，那就是宣称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是现存的唯一的非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东方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统治者借此向他们的人民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对手掩盖了他们的真实目的。而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借此把矛头指向东方，并宣称社会主义是广大工人丧失自由的缘由，以此来削弱对自己的攻击。有东西方的领导人共同做推手，这一观念成为世界广大人民的‘常识’也就不足为奇了。 挑战这些常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不幸的是，曼德尔不但没能这么做，反而持反对态度，并为自己辩护道“实际上，在这些国家或世界上，没有人能否认这些事实……在若干东欧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春风吹又生”。 如果因为流行就接受这些观点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认为资本主义下的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工党组成的一直是‘社会主义’政府，而今天的东欧经济危机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这些观点被广为接受，就像东欧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这个观念一样深入人心。 我们不得不拒绝所有这些观点，因为从科学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要从生产与剥削的关系说起，并且这个关系并不会因为简单地更换执政党，政府接管生产工具……或政府放弃一部分所有权而改变。 如果不挑战这些‘常识’，就不能提出一个清晰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纲领。一个工人政权，无论它多么不健全，或者多么腐朽，变成资本主义政权无疑是历史的倒退，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的反革命潮流的阶段。但是如果真朝这个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会不支持最反对这种变革的那些党政要员吗？他们会支持利加乔夫（Ligachev）反对私有化的言论吗？会支持斯大林的情人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Andreyeva）谴责戈尔巴乔夫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吗？会支持杨·伊利埃斯库（Iliescu）镇压布加勒斯特的示威学生吗？在西德霸权主义下，镇压民主运动易如反掌，马克思主义者很有可能支持昂纳克（Honecker）武力镇压民主运动吗？ 曼德尔认为没有哪一个第四国际的组织落入这个陷阱。但它过去给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创造了制造了一个假象。不论曼德尔今天如何诡辩，他确实在1956年怂恿大批东西方的改革家相信，波兰工党领袖哥穆尔卡（Gomulka）掌权保障了‘社会主义民主’。他写道： “民主运动的力量不可阻挡。波兰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还有许多胜仗要打。但是最主要的一仗已经取得胜利，那就是数百万的工人再次承认工人政权。”[34] 他称赞波兰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政权是民主运动的急先锋，同时还抱怨匈牙利政党领导层当中的改革派却没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之间、民众的施压与共产党上层的反对措施之间的微妙联系，是波兰的民主运动可能胜利的因素，但在匈牙利却不存在这个情况。” 他不仅哀悼匈牙利总理纳吉·伊姆雷（ImreNagy）是赫鲁晓夫的牺牲品，还赞扬他‘领导……改革所做的努力’。[35] 在曼德尔苏联学说的影响下，包括一些活跃在第四国际多年的许多人做的有些过火。伊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支持镇压东德和匈牙利的起义，还支持镇压从第四国际分裂出来的某些小派系，比如美国的科克伦（Cochrane）领导的组织及英国的劳伦斯（Lawrence）领导的组织。英国的劳伦斯领导的组织是一个激进的团体，曾多年是曼德尔第四国际的官方分部，他们认为针对德国的昂纳克（Honecker）与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结合而成的‘策略联盟’，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做好应对的准备，并且支持镇压布加勒斯特的学生示威。另外，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有25年历史的曼德尔第四国际最大的分支机构，在几年前，与之分道扬镳并坚称不再是‘托派’的时候，也没有改变其在政治上对卡斯特罗（Castro）的崇拜。 实际上，从不严谨的理论框架出发，虽说不一定，但却更容易得出保守的结论。曼德尔的理论是不严谨的。他认为‘匈牙利、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远离社会舞台’。但只要客观地分析这些国家的国情，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虽说这些国家换了执政党，但实际上，管理企业并从中牟利的统治阶级却毫发无损。此时，匈牙利和波兰的工业至少80%归政府所有，但约20%已经私有化并转移到了有党政要员背景的人手中。军队，警察和大多数媒体依然在原所属人的掌控之中。执政的人或许换了，但政体的关键结构并未发生改变。 东德的情况有些复杂。东德原来任命的经理与西方资本达成了共识。即使企业被西方完全接管，这些高级经理依然保留原职位，成为新统治阶级的下属。德国最大的资本主义政党的东德分支，基督教民主党，这个苏联眼中的前卫政党，里面满是在东德政府呼风唤雨的人物。至于东德的前军官团以及斯塔西的前成员，西德资本主义也为他们找到了发挥作用的地方。[36] 如曼德尔所说，假如东欧正在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即从代表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政权转变为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政权，他应该能说出这种决定性的转变和革命上的倒退是何时发生的。是1989年秋冬之际东欧系列革命的时候吗？是非斯大林政府形成的时候吗？还是不到20%的工业开始私有化的时候呢？或者说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仍然会发生呢？ 曼德尔暗示私有化是问题的关键，比如，他指出私有化能够导致苏联经济衰退。例如波兰，经济私有化只占20%，那么国家经济一定是工人政权在掌控了（或者说它是一个拥有资产阶级政府的工人政权？）。可是波兰遭受了比西方自30年代以来还要严重的经济衰退。 曼德尔的逻辑是，工人斗争的关键是捍卫‘工人政权‘的剩余果实，即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这种逻辑对东方国家真正的左派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工人非常清楚，旧的计划经济导致了抢购风潮，物资短缺，生态灾难，失业率上升和现在的经济衰退。他们憎恨仍然坚持旧体制的部分要员。这也是为什么雷日科夫（Ryzhkov）强烈地反对苏联新的工人组织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组织在叶利钦快速私有化的号召下，轻易地屈服于他所描绘的幻景。这也是为什么瓦文萨（Walesa）能针对政府要员，在波兰煽动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并当选总统，还要求经济更广更快地私有化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东德的工人掉入陷阱的原因，他们相信只要快速并入西德，他们的未来就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提醒工人，市场和私有化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但如果我们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只要走回以前的老路，保持原有的制度不变，一切都会重回正轨’，那么这些提醒就没人相信了。更糟的是，有些社会主义者还呼吁工人为保卫旧的制度而做出牺牲。 1989年春末，大多数东德联左（UnitedLeft）的成员就曾呼吁工人做出这种牺牲。当西德总理科尔（Kohl）承诺东西德马克实行一比一的汇率之后，基民盟赢得大选。然后科尔却要反悔，于是爆发了一场浩大的示威游行。大多数联左成员反对示威，认为保护国有东德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有一席之地才是最重要的，而高汇率能让东德工人拿到更多的薪水，显然不利于企业在国际中的竞争。 幸运的是，少部分联左成员反对这个观点，指出问题的核心是工人要有独立的组织，只有这样，面对原来的雇主以及与其原来的雇主沆瀣一气对他们进行剥削的西德利益集团，他们才能够捍卫自己的利益。[37] 在苏联，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一部分官僚集团企图动员工人，把他们纳入到自己的‘改革’与市场框架之中。另一部分则宣称，捍卫旧体制就是捍卫工人的利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两者都会坚决发对，认为这两者都是让工人自己为经济危机买单。只有清醒的认识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既不是前进，也不是后退，而是左右摇摆，从一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走到另一种剥削形式，我们才能坚持己见。 看看各个国家企业改组和私有化的历史，比如英国，就会明白这些争论的重要性。当国家控股企业时，工人阶级的处境和就业常常受到最猛烈的抨击。管理层督促工人接受企业改组的条件，作为保持企业国有化的代价，以英国利兰汽车有限公司和英国造船业为例，企业管理层还赢得了工会领导人和高级工会代表的支持。在五到十年间，公司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歇业、裁员、再发展之后，还是这些管理层，他们支持私有化，给自己大幅度增加薪水。私有化是在对工人的抨击之后才开始的，而非之前。工会官员和代表把私有化看得比受到抨击更加重要，这使得工人要想反击更加困难。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曼德尔东方的追随者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重蹈覆辙。 认识和了解国家资本主义，不仅对于苏联是重要的，对于其它国家也同样重要。在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左派国家，苏联的危机必然导致一场世界危机。许多民众原来相信斯大林模式是替代西方和第三世界统治阶级的发展模式，现在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 正是这种怀疑态度，让南非共产党，很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仍在继续发展壮大的共产党，找到了实行混合经济和吸纳外资的合理理由。[38]正是这个根本原因，希腊共产党从一个接纳欧洲共产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发展到与右翼新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 南非或希腊的革命党人要为苏联内变寻求一个清晰的解释，当然不是出于狭隘之见。除非他们自己把问题争辩个明白而不是模棱两可，否则他们无法达成所愿。而曼德尔却暗示，东欧革命党人接受我们的观点或他的观点无关紧要，并号召他们加入自己的第四国际，这是在怂恿他们模棱两可。如果他对自己资本主义复辟的论断非常自信，他当然会坚持认为我们这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应该属于另一个不同的阵营。 探讨国家资本主义，其意义已经扩大到了苏联之外。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复制了斯大林政权的极权主义特征。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分析能让这些社会主义者明白这种特征从何而来，并且明白在经济危机和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双重影响之下，他们最终将走向分裂。 相比之下，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详细分析，就很容易落入陷阱，把这些政权看作是特立独行的，比其它任何政权都要可怕。九十年代末，在伊朗问题上就是这么的思想混乱，那时美国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发动第一场海湾战争，意在摧毁伊朗。凡·穆哈达姆（ValMoghadam）发表在《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把伊斯兰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民粹主义政策、计划经济政策以及落伍的贷款禁令等政策，说成是‘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难道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吗？……它跟资本主义沾不上边，更不用说是资产阶级政府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不是资本主义政权，而是鉴于民主权利和人民对社会经济的需求，这个政权没能合理有效地管理政治经济……正是这个原因，1979年夏天，伊斯兰政府开始对大型工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外贸易实行国有化。”[39] 正是对20世纪资本主义表现形式缺乏了解，才会导致这样的认识：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权，比如霍梅尼（Khomeini）领导的政权，本质上不如‘正常’的资本主义政权。在对比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激进态度’与霍梅尼的保守主义理念和政策之后，弗雷德·哈利迪（FredHalliday）得出了上述结论，并发表在同期的《新左派评论》杂志上。[40]正是这些分析导致无人反对美国对伊朗的侵犯。 哈利迪数年来一直主张，苏联政权不同于西方，甚至要优越于西方。他在1990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提到，‘在共产党执政的苏联，确实存在着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制度，其差异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和经济标准；二是‘履行国际义务，这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亮点’。[41]接着他把苏联描述为‘时代的累犯’。[42]不假思索就解释苏联的变革，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苏联的变革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 “马克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思想上最大的错误……是低估了资本主义，既低估了它蓬勃发展的潜力，也对它自身不会有灾变性目的论估计不足……[43] 现在有必要，也有机会这样做的是：不仅要重新评估和梳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还要评估和梳理整个西方社会激进的革命传统。 尤其是面对复苏的时代、教条主义、民族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挑战，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是回归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激进的革命潮流与之相关联的程度。[44] 在1990年夏末的一次广播采访中，可以看出哈利迪的主张在现实中的意义，他催促西方军事力量干预伊拉克。他认为，“即使制裁失败，我将来也不会认为把伊拉克从科威特驱逐出去的行为是非正义的。”[45] 在国际上，真正的左派要对付这种定位不当的言行，唯一的办法是用严格的、科学的态度去审视苏联一切陈旧的常识观念。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才会理直气壮地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心，对世界体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为建立一个国际左翼团体而努力。 但是组成我们这个左翼团体的各个国家机构当然不能走曼德尔的老路，简单地探讨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曼德尔是正确的，我们就不会‘在工人阶级中扎根’；希腊铁路组织（OSE）也不会成为希腊极左翼最大的组织，并有能力干预近期的大罢工；德国社会主义工作组也不会在前东德的联左中赢得一席之地。 尽管我们这个左翼团体的各个机构规模较小，但围绕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它们所做的工作既不抽象也不执迷于宗派主义。法国‘国际社会主义（SocialismeInternationale）’团体近年来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要求左派对抗法国国民战线（FrontNational）的纳粹分子上，法国最大的革命组织‘法国工人斗争（LutteOuvriere）’却拒绝考虑这个问题，而法国第二大组织‘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igueCommunisteRévolutionaire）直到1990年夏初才认真考虑这项工作。‘国际社会主义’迄今为止在政治领域最‘臭名昭著’的工作是，1989在众多的革命组织中站出来，独自面对种族主义右翼势力精心安排的抗议活动，坚定捍卫移民家庭女孩戴穆斯林面纱去上学的权利。 在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荷兰和挪威等国的组织团体，各种斗争都很活跃——从捍卫堕胎权到组织纠察队对抗破坏工会的活动，以及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时还试图通过发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宣传与鼓动相结合的文章，使革命政治与新一代活跃分子联系起来。近年来，我们所有的组织都在反对西方在中东发动的战争，包括1996年和1997年针对伊朗的战争，以及最近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中作出了模范般的记录。 曼德尔抱怨道我们的团体规模小，他领导的第四国际也并无二致：我们在国际上约有6000名支持者，他的第四国际在1985年号称有1万名党员[46]，不久第四国际失去了曾经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分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所以我们双方的支持者都只有数千人，而世界上的工人阶级有数十亿之众。这一事实不会让我们双方难堪，因为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斯大林主义在国际上控制左派，不屠杀他们的时候就边缘化这些反对者，从而失去了左派的信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已经崩塌的斯大林主义。 曼德尔相信，只要回避分析这些问题，并拒绝与现实世界妥协，一个小小的组织就能发展壮大。我们却不这样认为。只有看清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本质，我们的组织才能发展并在东西方的阶级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对这些问题含糊其词或许能吸引当时不明事理的人加入，但最终必将失去他们。 注释 [1]见弗·伊·列宁(V.I.lenin)，《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尼古拉斯·布哈林，《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伦敦，1972年）；尼·布哈林（N.Bukharin），《过度时期的经济》（纽约，1971年）【发布在网络上的《过渡时期的政治和经济》pdf版第二部分】；同上，见列宁批注本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 [2]弗·恩格斯(F.Engels)的《埃尔福特纲领批判》（模板印刷机印刷，英文翻译版，伦敦，第二版） [3]尼·布哈林(N.Bukharin)，《帝国主义》，第119-125页。 [4]列·托洛茨基(L.Trotsky)，《共产国际第一个五年规划》第一卷（纽约，1945年），第23页。 [5]爱·阿姆斯登（注释的注释：AliceAmsden，美国学者，著作有《亚洲新巨人:南韩与后发工业化》《超越后进发展：台湾的产业升级策略》等。）(A.Amsden)，《第三世界工业化：“全球福特主义”还是发展新模式？》，《新左派评论》第182卷，伦敦，1990年7/8月，第21页。 [6]戈德曼（Goldman）与科尔巴（Korba）合著，《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布拉格，1969年），第41页。 [7]瑞·哈钦斯（注释的注释：RaymondHutchings，美国学者，著作有《SovietSecrecyandNon-Secrecy》《TheSovietBudget》等。），《苏联历史上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发表在《苏联研究》，1969年1月。 [8]翻译自《东欧经济学杂志》第十卷，第3和4期。 [9]翻译自布·霍尔瓦特(B.Horvat)的《南斯拉夫的商业循环》，发表在《东欧经济学》第9卷，第3期和第4期。 [10]如果曼德尔真的看过我们的组织在那段时间发表的材料，他应该会知道，我们不仅没有支持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去免于这些自相矛盾，反而花了很多精力与支持这些观点的反对者进行争论。例如，请见迈·基德伦（注释的注释：MichaelKidron，1960年代和1970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的第一任主编。）对雷·克罗斯兰（注释的注释：CharlesAnthonyRavenCrosland，英国工党政治家，党内右派社会民主派分子。）与杰·斯特雷奇（注释的注释：JohnStrachey，英国政治家，先后从属于工党、新党、共产党。）的批评，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1965年，伦敦），以及他对左派改良主义的反驳，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第一辑，1661-1662年冬。 [11]例如，请见巴·科斯坦斯基（注释的注释：BarryKostinsky，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研究中心代表。）和米·贝尔金达斯(MishaBelkindas，美国经济学家。)，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处关于苏联官方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苏联国民生产总值、问题和解决办法的估计》（华盛顿，1990年）。 [12]亚·诺夫（注释的注释：AlexanderNove，当代经济学家，1958～1963年于伦敦学院执教;1963～1980年,被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任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苏联经济史》（1969年，伦敦），第361页。 [13]例如，见《俄罗斯帝国的未来，改革或革命》，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1956年12月，（1982年在伦敦重印，没有在华盛顿和莫斯科重印）;《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俄罗斯帝国》，1958年，伦敦；《俄罗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作为《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卷出版。 [14]由1990年10月12日BBC监测处的讲话翻译而来。 [15]见保罗·巴兰（P.Baran）和保罗·斯威齐（P.Sweezy）合著的《垄断资本》（哈蒙兹沃思，1973）。 [16]见迈·基德伦（M.Kidron）和艾·达拉斯（E.Dallas）合著的《废弃的美国：1970》；见迈·基德伦（M.Kidron）的《资本和理论》(伦敦,1974年)。 [17]数据来自温·G·哈恩（注释的注释：该书作者名为WernerG.Hahn，原文引用时作Harm，疑为笔误。）的《1960-1970年，苏维埃农业政治学》(巴尔的摩,1973年)的第197-199页和第224-225页. [18]《财政》28/69.（注释的注释：FinansySSR28/69，Finansy在捷克斯洛伐克语中近似于英语之“Finance”，故而推定此者大抵为捷克斯洛伐克之一金融类刊物；然，SSR作何义解，犹不明也。） [19]关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请参见拉登科夫（Ladenkov）的《经济学问答》，1967年11月20日，翻译自《苏维埃评论》第九卷，第3期。 [20]请参见前面引文，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处给出的增长率的估计，第10-13页。 [21]请见丹·瓦·康克林（注释的注释：DanielWagnerConklin，美国企业家。）的《苏联技术变革的障碍：化肥的情况》,发表在《苏维埃研究》，1969年,第359页。 [22]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农业统计》，1986年,第178,176和11页。 [23]关于苏维埃化肥缺点的早期讨论，请参见前面所引文献，丹·瓦·康克林（D.W.Conklin）,第353页。 [24]世界粮农组织，参见前面所引文献。 [25]俄国《真理报》，1989年，10月31日。 [26]《莫斯科消息》，1989年9月3日。 [27]伊·埃德良（I.Adirim）在《目前苏联失业率的水平、模式和趋势》一文中建议大概的失业人数为840万，占劳动力的6.2%，《苏联研究》，1989年7月，第460页。 [28]1990年8月美国的失业率为5.6%。很难比较世界各国失业率的差异。但有一点很清楚，苏联的失业率与西方相比差别不会很大。 [29]米娜耶娃（Minayeva）,全国总工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9年1月12日发表在《劳动报》的报道。 [30]见我的文章《波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危机》，《国际社会主义》杂志第一辑,第93期p22-29,1976年，第94期p26-31,1977年。我在《东欧的阶级斗争》（伦敦，1983）一书的末章对这个论点做了总结。 [31]托尼·克里夫（T.Cliff），《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1957年3月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1956年《社会主义评论》重印此文于伦敦。 [32]政府仍在持续发挥作用。1974-76年和1980-82年的经济衰退没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衰退严重。三十年代初期，美国和德国的失业率最高，占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与之相比，八十年代初期，西方失业率最高的国家—英国，失业率只有14%。曼德尔忽略了这个事实，把上两次经济衰退与过去150年的平均情况作比较，而不是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份做比较，是天真而愚蠢的，因为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青年活力期，而不是资本主义衰落的老年期。 [33]见克里斯·哈曼（C.Harman）《市场的神话》，《国际社会主义》第42卷第2期；《暴风雨来临》，《国际社会主义》第46卷第2期。 [34]艾·杰曼（E.Germaine）(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笔名)，《第四国际》，1956年12月，第21-22页。 [35]同上，第23页。 [36]要想知道东德基民盟内政部长为保持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各派系的运作所作的努力，请见《阶级斗争》1990年6月刊第4页，和1990年10月刊第4页的报道。 [37]详细的报道请见《阶级斗争》，1990年5月，第9-11页。 [38]乔·斯洛沃（注释的注释：JoeSlovo，南非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南非共产党第十任总书记。）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伦敦,1990年). [39]瓦·穆甘达姆（注释的注释：ValentineMoghadam，生于伊朗，女权主义学者、女权运动家。），《'社会主义还是反帝国主义？左派和伊朗革命》，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166期,1987年11月-12月，第20页。 [40]伊朗革命及其影响，弗雷德·哈利迪的采访,同上，第37页。 [41]弗·哈利迪(注释的注释：FredHalliday，爱尔兰学者，专攻国际关系和中东问题。）,《冷战的结束》,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180期,1990年3月-4月,第12-13页。 [42]《新左派评论》，第180期,第22页。 [43]《新左派评论》，第180期,第18页。 [44]《新左派评论》，第180期,第23页。 [45]《今日的马克思主义》采访，1990年10月。 [46]这时澳大利亚支部离开了第四国际。
禁不起事实检验的理论（埃内斯特·曼德尔，1990年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相关链接：克里斯·哈曼托尼·克里夫 Atheorywhichhasnotwithstoodthetestoffacts 禁不起事实检验的理论 埃内斯特·曼德尔（1990年冬） 赤心蜀国人译 素侠云雪校 原文发表于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刊物《国际社会主义》第二卷第49期，1990年冬季刊。译自《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谬误》（1991年11月出版）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1990/xx/theory.html 托尼·克里夫的理论认为苏联和那些具有类似社会经济结构的国家都是“国家资本主义”，其依据是一套不证自明的假设。我们略述其中六个： 1．苏联社会和西欧、美国和日本的社会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社会。 2．苏联存在的新统治阶级不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尽管它们被定性为资产阶级。 3．苏联经济根本上受到价值规律——“通过世界市场运作”——的支配，尽管它已消除了内部竞争。 4．正如西欧和日本资产阶级一样，俄国统治阶级也基本上受到积累需求的驱使：“为生产而生产”。 5．生产过剩的危机不存在，因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使得苏联避免了这类危机[1]。 6．而且，鉴于其有朝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军备部门在它们经济中的重要性，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 过去十五年发生的事件给予这些教条主义论断接二连三的猛击[2]。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1974—1975年和1980—1982年间的普遍衰退确实是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尽管有通胀的缓释作用。从规模上看，它们超过而不是低于过去一个半世纪内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平均危机。那么，“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神话和希法亭的总卡特尔还有什么？ 苏联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如果该国发生危机，那是使用价值生产不足（稀缺）的危机，而不是交换价值生产过剩（商品）的危机。声称第一个只是第二个的变体，简直是谬论。空无所有的商店不是装满了无法售出的商品的“变体”。 东欧几个国家正在复辟资本主义[3]。至少一个国家（民主德国）已经完成了该过程。从字面上看，这些国家或世界上没有人否认这一证据，除了那些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追随者。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资本主义如何复辟资本主义？ 他们试图声称“私人资本主义”不同于“国家资本主义”来避开这个难题。但这只是把问题向后推了一步，要么“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差别是本质上的——那么为何用同样的概念来掩盖两者呢？要么这差别是纯数量上的——那么整个最初的问题更强烈地再次浮现出来。有人能够严肃地指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只是量上的差别吗？难道西德与东德的合并没有根本改变民主德国的现实社会经济体制？朝鲜和韩国本质上是一样的吗？ 将资本主义的本质简单归结为对积累的渴望（“为生产而生产”）就是否定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大部分内容，以及整个第二卷的内容。资本主义生产是普遍的商品生产。每一件商品自身都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以及商品与货币的矛盾。所谓克服了这些矛盾的“国家资本主义”将不再是资本主义，至少不是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所分析与定义的那个资本主义。 资本以且只以货币资本作为其初始状态时才是存在的。资本时时刻刻想为自己增值、寻求剩余价值的价值。必要时，资本会回复到原本的货币形态，尽管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并不以货币形式存在着。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资本积累。 这些不是什么深奥的抽象原理。我们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对资本家来说，仅仅让他所剥削的工人产生最大的剩余价值是没有用的。资本家没办法把停车场或是堆满彩色电视的仓库转变成额外的机器或钢铁，不能变成额外雇佣的工人的薪资，也不能变成供自己消费的私人飞机。他不能只靠生产剩余价值来积累资本。资本家必须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来实现剩余价值，达到积累资本的目的。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扩大的）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说积累的过程——是生产过程与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两者的统一。这两个过程永远不会自动变为同一种过程。没有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资本的积累是不可能的。造成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存在于前述统一里的两极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而且，驱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运转机制的正也是来自同样的矛盾。马克思仔细地分析了这些矛盾与运转机制，并将它们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运动规律”。 要分辨一个社会基本上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必须问这么一个问题（并以事实佐证）：“是否有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 仅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剩余劳动是不够的。猫在夜晚皆灰色。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的数千年来，一直从直接生产者那榨取剩余劳动，而这样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时才会终止。但是，这并不表示所有这些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说，归根到底，每一个社会（除了无阶级社会以外）的本质都是由其中剩余劳动被榨取的形式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99页）。而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特定形式是工人将劳动力变成商品，出售给资本家换取工资，资本家花钱购买生产资料，这同一个资本家占有雇佣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商品以获取粗估的平均利润。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所有这些特定的机制，资本主义就并不存在，至少不是以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存在着。 我们对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和当今苏联经济的解释，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一致性。除非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素，否则克里夫的理论将破坏任何形式的连贯性。因此，无论他声称他的理论在解释苏联问题上有多少优势，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时，这些优势都将丧失殆尽。 在匈牙利、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举这些例子）剧变之后，对于官僚是统治阶级的想法，我们确实只能投以一抹微笑。我们在历史上可曾看到过有哪个统治阶级像这些国家的绝大部分要职人员现在所做的那样，蹑手蹑脚地远离社会舞台吗？ 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内容，商品之所以为商品，是因为它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资本论》中文版第一卷第55页。）因此，把苏联经济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就意味着，苏联的工业劳动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所构成的。这真是个十足怪异的叙述。 说某个劳动是私人的，就意味着没有资本家（企业）知道花费的劳动成本（包括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成本）是否是社会必需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无法知道社会是否会支付这些成本。资本家只有在出售商品之后才知道自己是赢是亏。如果所花费的劳动力是社会必需的，则他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如果付出的社会劳动是没有用，则他的收入将低于平均利润甚至破产。 一旦销售时赔本或低于平均利润，资本家就尝试着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他会试着去改善技术，用更好的生产机器，取得价格更为低廉的原料和能源，从他所雇佣的劳动力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扩大投资，获得利率更低的信用贷款等等。 劳动组织的方式首先取决于工厂所有者的私人决定，然后由市场竞争加以修正。资本家必须经历这些修正的考验，否则只能被踢出市场。资本主义下只有一种整体的业绩衡量标准——已实现的利润。生产力越高，生产成本越低，则资本家所得到的利润就越有可能超过其竞争对手。但并非是必然如此。决定一切的关键是产品的售后利润。资本主义经济是基于利润的一种经济模式，而利润只能以货币的形式实现与度量。 这就是著名的“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地方。价值规律透过商品的等价交换确定劳动的社会性质，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动体现为利润平均化的过程。资本从低于平均利润率的产业部门往高于平均利润率的产业部门转移。因此，如同哈曼本人强调的那样，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基本功能是确保生产资源依据客观机制分配，这些客观机制在无形之中加诸产业、资本家以及工人身上，并不被他们的个人意志或决定所左右。 然而，价值规律仅支配到处是普遍商品生产的经济，也就是，那些劳动基本上是私人劳动的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并非如此。在这里，价值规律并不是决定因素，即便它已经开始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一个农民，无论他是十一世纪的法国农民，十八世纪的俄国农民，还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秘鲁农民，并不会依据小麦价格的涨跌而改变播种或是收割的决定，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收成的百分之九十五并不是要拿去市场上卖的。在这些社会里，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源直接由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分配到不同部门。直接的预先分配与由价值规律支配的事后分配相反。这两种资源分配方法之间的差别点出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对立。 在苏联，基础投资并非由价值规律决定。这些基础投资在很大程度上由官僚决定，多数在国家一级。在直接分配资源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计划经济（也就意味着没有经过价值判断：经济本身可以是在非理性、甚至是无意义的方式下被计划的）。七十年以来，需要大量补贴的“亏损”企业得到优先配置的生产资源。这些生产资源是被有系统地从“利润较高的”企业或部门转移来的。在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支配下，这种现象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果价值规律并非“直接”支配着苏联，是否会通过世界市场这个媒介“间接”起作用？ 好像这是一个已揭示的事实一样，克里夫和哈曼教条地声称情况确实如此。然而他们无法证明。价值规律“通过世界市场这个媒介”产生的任何支配必须要经贸易，如同任何与资本主义有关的事物那样。无法与进口货物竞争的企业注定要倒闭。至少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苏联企业无法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竞争。如果这些企业受“通过世界市场这个媒介”运作的价值规律支配，它们将被迫关闭（像墨西哥钢铁厂或是英国煤矿产业那样）。因此，苏联并没有受到“通过世界市场这个媒介”而来的“价值定律的支配”。 混合经济 苏联经济的运作虽然不受价值规律主宰，但也无法摆脱其影响。苏联虽然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说，一个有着普遍商品生产基础的经济，然而也不属于直接满足人类需求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个劳动在其中具有直接的社会特征的经济。苏联经济是一个带有市场要素的后资本主义经济，残余着部分商品生产模式，并部分受直接分配生产资源的支配。 这样结合起来的经济模式是混合式的，且充满矛盾。它隐含着苏联作为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命运，由于官僚独裁统治而“冻结”在现在的阶段，尚未被历史决定。一场社会反革命可以将苏联倒退到资本主义。一场胜利的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可以将它推向社会主义方向（但是，一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无论这个基于工人力量的政府多民主、多革命或多具有国际主义性质。）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难以接受与理解这样的混合经济，这种不确定性的持续，这种“两个伟大的进步性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引用马克思著名的公式来表达）。他们大错特错。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每当特定的生产方式进入其衰落和腐朽的历史时期总会发生的现象。 仅举一个例子。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衰败与资本主义的胜利之间有个过渡时期，小商品生产方式主宰着在这时期，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小商品生产方式有着自己的特征，既不属于封建主义（农奴制），也不属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其中劳动力的主要形式是小私有者或是半私有者的自由劳动，这些人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一个自身能够自动持续的新生产方式。小商品生产可以倒退回封建主义，这发生在十六世纪以后的中欧和东欧广大土地上，所谓的“二次农奴制”时期。它也可以走向资本主义、也就是走向以雇佣劳动为主导，这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以后的荷兰和英格兰。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独立生产者渐渐消失了。 同样的法则或多或少适用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或者商品生产最终消除大多数社会剩余产品的直接分配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复辟资本主义。或者社会能够摆脱官僚这个赘物，并确保由群众民主决定为满足需求而直接拨付和分配主要资源的情况占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无可避免残存的市场机制就不再能够阻碍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进步。在这两种情况下，今天苏联混合局势的特征都将大幅消失。 再强调一次，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模式问题。我们基于现实去了解苏联经济危机具体特征的主要原因。尽管有困惑不解之处，苏联经济的危机是一方面太少中央的计划（应理解为民主的计划经济，非官僚计划），一方面太少市场（在那些劳动的客观社会化不足的地方，资源的直接配置无法运作，需要市场去打破垄断。）[4]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划所带有的极权性意味着巨大的发展不均衡，发展不均衡所累积的效应最终甚至破坏了官僚设定的目标。苏联使用的市场或是伪市场机制始终缺乏适当的基础，很大部分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价格体系和稳定的货币。价格双轨制精确反映着苏联经济的混合二元性质[5]。 克里夫同志的分析太强调世界市场对苏联经济的重要性。然而世界市场并不是什么无实质的圣灵，如圣经所说的那样，徘徊在云层之上来创造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带给社会科学的其中一项重要贡献是断然拒绝对经济范畴的任何物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揭露了这些经济范畴背后的各个社会群体（社会阶级和主要阶层）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方式揭露了包括世界市场在内的经济范畴的秘密。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提出的理论指出苏联及其经济的命运尚未被决定，这以准确认识二十世纪国际阶级斗争为基础。克里夫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际阶级斗争和苏联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意义之间的互相关联。 托洛茨基在1905年到1906年曾预言，帝国主义链条会首先在俄国被打破，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主观上比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强大。然而，从客观上来看，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都要糟糕。因此，要么俄国革命的胜利汇合这些国家革命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会保住政权。要么反之，俄国无产阶级将会失去政权。 但俄国反革命的具体形式会是什么？这又并不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自身的力量，而是取决于世界上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关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力量足够强大到能防止（或者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太弱小不能确保）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革命的胜利。然而，这力量无法足够强大到粉碎世界工人阶级运动。总的来说，这股力量只够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粉碎德国和西班牙的工人运动，但即使这样，也只是暂时的。 此外，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软弱，而国际资产阶级又过于分裂，无法用内战、外国干涉或世界市场的直接压力来复辟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无产阶级的干预和压力削弱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力量[6]。结果是世界各阶级力量之间处在相对平衡的状态。这些条件意味着俄国发生了一场政治反革命（热月），而不是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失去了政治权力，然而受益的不是旧有的或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而是从工人阶级自身的队伍中崛起的专职人员（用马克思的话说）。 长久来看，这种阶级力量的相对平衡无法持久。要么国际工人阶级采取果断行动，推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情况下，任何资本主义的复辟将不可能在苏联发生。）要么世界无产阶级遭受惨败，不一定会是像纳粹在德国获胜那样的确切方式，然而有着同样的后果，也就是其抵抗、集体而有组织的行动的动能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遭到肃清。如果这发生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将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角度看，苏联工人阶级自身的作用，其反应、抵抗和反攻的能力，会越来越重要。 克里斯·哈曼从我们写于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摘取了一段文字来批评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指出苏联经济正以有规律的步调增长着，这表明其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从一位作者写于四十多年前的文章中摘取一段文字并不是进行辩论的认真严肃方式。我们可以轻易地引用出十多个这样的片段，在其中我们预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以下是这样的一段： “轻工业发展和重工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是官僚主义管理的根源，并成为这一经济制度的深刻的裂缝。这对于重工业本身的影响越来越广泛……”[7] 所以我们对这事的看法改变了吗？我们的分析是否有矛盾？一点也不。哈曼所引用的句子与所用的方法反过来可以是打了自己一巴掌。如果检视苏联经济1928年之后的实际增长曲线（纳粹入侵苏联的几年——1941年到1944年除外），将会发现，（a）增长有规律而无间断，（b）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苏联整整超过六十年[8]都没有经历任何经济衰退、导致生产下降的生产过剩危机，（c）经济增长率于二十年前开始走下坡，（d）下跌会可能会变成“零增长”，但没有任何规律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确预测了经济增长的放缓，而我们对苏联经济（和苏联社会）的分析完美地解释了这趋势的两个方面。 克里夫的解释，在另一方面，却是从对分析和术语的混淆开始，并依赖于错误的统计资料。在资本主义下，自由竞争和阶级斗争的冲击使资本家努力增加资本的有机构成。一开始，他们以死劳动，即机器取代活劳动，为的是在市场上能够卖得更便宜。其次，它们会让工人面对失业的压力，以提高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随之而来的利润率下降趋势，都是这种行为的结果而非原因。原因就在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特性：为利润而生产。这让我们再次回到了货币资本，这是资本再生产循环的起点与终点。 换句话说，没有资本家企业之间的竞争，这样的动态过程就不会存在，或只会存在于一个极为有限的范围内[9]。马克思在这点上说得很清楚。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写道，没有竞争，“让生产得以持续进行的火苗”（更何况积累）将会被熄灭。让我们补充一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能以“许多资本”的形式存在着，这必然意味着竞争。马克思也很清楚竞争牵涉到交换，即竞争只有通过交换才有可能。所以苏联军火和帝国主义商品之间的“交换”在哪？ 将“军备竞赛”等同于为实现利润而竞争源自语义上的混淆。现实中，“军备竞赛”要能真的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行为，必须在世界市场上运作。这意味着，苏联被迫从海外购买武器或是生产武器所需的机器，而这又意味着，苏联的军火工厂如果生产成本太高，会因此而被迫关厂。七十年来，苏联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恰恰相反，没有任何军火工厂被迫关闭，无论其生产成本是否高过美国、德国或日本的军火工厂。 所有这些例子再次证明了，苏联经济并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处理军备竞赛问题时，不能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的意义来理解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竞赛”。 哈曼引用的数据是否符合现实？一点也不。如同苏联官僚从斯大林时期以来所做的那样，它们反应的是有系统地试图掩饰苏联经济的现实。这既误导了莫里斯·多布（MauriceDobb）这样的辩护家，也误导了博尔迪加（Bordiga）和克里夫这样的批评家。这样神秘化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苏联官僚化管理本质上的寄生与浪费的作用。 之所以允许发生这种在统计上作伪的理论错误，是由于将苏联经济简化成拥有两个而非三个经济部类的结果（第三部类包括了非生产性消费与“积累”，而第一部类包括了生产资料，第二部类包括了由生产者消费的生活资料，也就是生产性消费）。在生产性消费与非生产性消费这两个部类的计划中，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与在再生产上不具备经济目的的投资被粗心地合在一起并混杂在一起。 可以特地从军备生产之外找一个例子。一个炼钢厂生产了许多钢条，在仓库（或更甚，露天）“积累”着，并且就一直放在那里，不能说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积累”。把这当作“资本积累”会让任何资本家笑掉大牙。从社会的观点上来看，这完全是生产浪费。对那些掌控经济运作的人而言同样如此。 在苏联经济中，产品与资源的纯粹浪费占了很大部分。要计算确切的浪费数量并不容易，但是最关键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浪费占可用生产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三分之一的有酬工作时间没有实际产出）的30％至40％的数目。这里我们发现了苏联伪计划或半计划的指令性经济的“秘密”：是第三部类而非第一部类的过度扩张。 让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其产量几乎相当于美国和西欧的总和。这意味着第一部类的过度扩张吗？（化肥作为原料属于第一部类。）一点也不。超过一半的产品“在运输途中”不见了。这些化肥永远不会到达用户手上，因而也永远不会纳入任何生产或再生产的力量。没有实现其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没有交换价值。马克思是这样断言商品生产的。将这种分析扩大到任何不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社会，说这仅仅是社会资源的纯粹浪费，更强烈地呼应了这种浪费的思想精神。这种浪费与任何“根据价值定律分配生产资源”或是任何“资本积累”的动力无关。 有人要反唇相讥了：但是资本主义下的武器生产呢？难道这不是在浪费生产资源吗？难道将军备竞赛差不多当作常态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在发展毁灭性力量而非生产性力量的资本主义吗[10]？我们对这个异议的回答分为几个层次。 从生产军火的单个资本主义企业看来，这不是浪费。只要购买军火的消费者（国家或军火商）期望去实现这些军火本身的使用价值，这些军火就会有买主。因此，这些军火具备了能够实现利润的交换价值。否则，它们不会在资本主义下被制造出来。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难道军火厂商会管有用的东西是是不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是不人道的？毋庸置疑。但这正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经济活动的局部合理性与全球非理性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极致[11]。同样的特征可以在毒品、香烟、排放废气的汽车、化肥和核电厂等方面看到。 从资本主义经济整体来看，军备生产是否是“非生产性的”？换句话说，它是否不增加剩余价值、利润来源和资本的数量？而这些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具备生产性”的唯一定义。不见得。当大量生产资源闲置时，扩大第三部类的效果可以是调动这些资源，从而增加剩余价值与利润的总量[12]。这正是自1940年以来发生在美国的事。否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美国社会在1944年比1933年要繁荣是荒谬的认识。 这是否意味着本主义已经转变成“浪费经济”？只有部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马克思已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里指出，资本主义只有在同时损耗一切财富的两个来源的情况下，才能够生产物质财富。这两个来源分别是：人类的生产力和自然。 在资本主义的崛起过程中，增长的“正面”效应超过其破坏效应。在衰退时期，至少从1914年以后，破坏效应大于“正面”效应。然而自1949年之后（美国是自1940年后），经济增长并非不那么真实。过去五十年来生产的食品、纺织品、药品和房屋是真的很多。称其为“破坏性力量”是荒谬、非唯物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 所以，从经济学上来说，可以由此得出一个社会的生产破坏性手段或是生产性手段是无关紧要的事吗？这样的结论并不合理。再生产的铁律无论对什么样的商品生产系统（包括苏联或是任何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部分商品生产系统）都一样有效。一个人不能用催泪瓦斯生产出小麦，用坦克生产出礼服，或是用火箭生产出电视机。第三部类的规模必然会对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规模产生反作用。将任何生产性资源用于制造军备，都需要将其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中扣除。因此第三部类的生产活动不能超过某个程度，否则将最终减少其他两个部类的生产活动，从而扼杀扩大再生产与资本积累。 对资本主义社会适用的同样也对前资本主义社会适用。只要军备生产持续存在（或浪费迹象大量出现），就同样适用于后资本主义社会。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千年里，战争导致了饥荒和生产的绝对下降，其时间的长短视时期与环境而定。在苏联，军备生产和一般非生产性支出（首先是行政支出，即官僚的耗费）的第三部类的过度扩张，阻碍了物质生产的整体发展。最终，它甚至阻断了增长，包括军火部门的增长。两个原因，它取走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重要资源，加剧了生产者对自身既定的消费水平（即使这部分一直缓慢增长）的不满，使得他们越来越不关心整个生产结果。在资本主义下，对裁员和失业的恐惧部分抵消了这种不关心，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恐惧一直没在苏联发挥作用。因此，取而代之的是，每个生产者必须配一个监工，一个工头和一个警察。自托洛茨基时代以来，“小”官僚巨大而臃肿，估计有二千万人。庞大而持续增长的非生产生支出也是如此，如同传说中的衔尾蛇那样，第三部类正咬着自己的尾巴。 戈尔巴乔夫吃了苦头才知道这样的机制无法“改革”。只有推广严格公开而广泛的工人阶级监督、在多党制社会主义民主下真正的工人阶级管理，才能降伏这条衔尾蛇。 一种非黑即红、受困于极简单化的抽象概念的公式化思想系统无法处理“过渡”、“综合不平衡发展”和“矛盾的现实”等等概念。换句话说，这种思想并不辩证。很不幸，这是托尼·克里夫和克里斯·哈曼的思考方式，至少他们在处理一般问题时是这样。 此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对于苏联自1927年以来的加速工业化的猛烈抨击中有些是非理性的、甚至是不负责的。每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农民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每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反对“过度投资”，反对“巨大化”，反对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超工业化”，其中大部分是物质资源支出的全部损失。但我们并不反对这类国家或俄国的加速工业化，后者在十月革命后率先选择了工业化。 放弃这种工业化，不仅意味着要拒绝列宁、托洛茨基和1923年后的左翼反对派制定的经济政策中的整个短期和中期趋势。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迫使那些国家在野蛮中挣扎，等待世界革命的胜利。但是，世界革命何时会发生？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谁知道？在等待的同时，我们要抱起双臂，忍受那不可忍受的事物吗？ 我们并不是随口说那不可忍受的野蛮。欠发达状况每年在第三世界国家杀死一千六百万儿童。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在民主监督的社会主义经济下进行发展，每年有多少孩子会死去？纳粹领导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东方总计划设想在中欧和东欧消灭一亿人，不去为成功抵抗该计划中的滔天罪行而奠定条件，特别是在乌拉尔及其周边地区建立强大的工业，是否错误？社工党的同志缺乏主次观念（没能区分必要的加速工业化与不成比例的、浪费的和破坏性的超工业化），不具备辩证的思考，不可能实现自身的目标。 让我们假设有一天他们成功领导英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场胜利的革命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是否突然转变到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乌托邦那边去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受到来自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单单在英国，工人力量几乎无法抵抗这种压力。他们的努力会不会徒劳无功？社会主义社会将凭借着英国革命马上散播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但如果这没有发生，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生，难道英国不是一个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其中，所有先进工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将团结一致抵抗官僚化的威胁，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这样的危险？现在否认这样一种未来注定被迫实行的想法有什么意义？而且用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积累资金，不是必须足以达到（至少部分地）投资需要，以便满足群众需求并保卫他们的环境？ 将整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归结为“世界市场压力”的问题，难道就不会导致社工党和任何胜利的英国革命陷入瘫痪甚至自杀？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如果不诉诸“过渡”、“过渡纲领”、“过渡需求”和“过渡社会”等类别，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或进行革命行动。纯有或纯无的方法会遮住我们的眼睛。不管其效果如何，它都会阻碍革命行动。 苏联官僚的特性 根据克里夫和哈曼的说法，苏联官僚的特征是倾向于过度生产生产资料，为生产而生产。这个观点反对（并认定我们）声称苏联的经济发展以生产官僚的消费品（奢侈品）为主导。 我们从来没有捍卫这样一种极端的论断。没有一个社会（包括奴隶或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统的刺激性活动¾¾增加自身的消费欲望¾¾能解释或耗尽整个经济的动力。 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特权，苏联官僚就像历史上的任何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一样，必须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汽车制造厂，三百万名中高层官僚将无法获得汽车。没有足够的钢、电或铁矿石，汽车工业就不能令人满意地发展。 诚然，人们可以尝试进口这些货物。但必须出口才能获得资源，这意味着要服从价值规律和世界市场。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不发达国家基本上仍然是不发达国家，无法实现超过一定限制的工业化或购买足够数量的汽车。 为了避免这种限制（逃避世界市场的限制），苏联官僚启动了苏联的“超工业化”进程。没有这一点，它就不可能像1928年以后那样引人注目地捍卫、巩固或扩大自己的权力和特权。 这是理解过去60年来苏联发生的社会政治斗争所必需的框架。是三种方式的斗争而不是两种方式（“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当1928—1933年，1941—1944年和1945—1948年的深刻危机动摇了苏联社会和官僚权力时，官僚在每种情况下都同时打击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东欧同样如此，官僚不仅“过度剥削工人阶级”，还剥夺了资产阶级。从历史上看，官僚起了自主的作用。 真正的理论争论在于，这种相对自主的程度以及这种自主可以持续多久。“官僚集产主义”理论的信徒认为这种自主与历史上上其他统治阶级相同。托洛茨基和我们则认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官僚的自主权都非常有限。但这并没使它缺乏真实性，可能比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1927年设想的更真实。今天还坚持无视这些，就无法解释自那时起苏联实际发生的事情。 官僚化苏联在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危机正在上演。尚需时日才能知晓三方斗争是否继续（我们认为会），还是像许多评论家和各种倾向相信的那样，党政要员一股脑儿加入国际资产阶级阵营，成为其地盘的初级伙伴（很初级的：看看东德！）。 尽管如此，在这场复杂的社会斗争中必须明确区分目标和手段：基本动力是什么，用什么手段实现所选择的目标，目标和手段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结果是什么？在这里，我们被迫返回结论——而且这一结论与马克思的定义相对应——只有在竞争的冲击下，资产阶级才能在生产的不断扩大中拥有永久和持久的利益。由于没有持续的竞争压力，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丝毫不会表现出这种趋势（我们加一句，苏联官僚阶层也不会）。 只要消费品的短缺使官僚阶层有更多渴求，他们就会热衷于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和“技术进步”（因为一部分中层官僚仍贪求美国人雅皮士的生活方式）。但是，一旦整个“党政要员”实现了满意的消费水平（“为自身利益实现了社会主义”）时，这种渴求就会消失，“生产主义狂热”消退，这时，匈牙利斯大林主义前总理赫格居什（Hegedüs）正确地称之为“普遍不负责任”的阶段开始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苏联管理者不像他们的资产阶级同行，几乎总是屈服于工作场所的工资需求：因为没有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从工人那里榨取“最大剩余价值”。他们唯一的压力就是实现计划时要“避免出问题”。为彻底改变他们的态度，戈尔巴乔夫之流一直试图引进改变全部技术官僚的重组改革。然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作为重组改革和彻底“经济自由化”的最坚定支持者都明白，如果不大规模倒退回私有制，就不可能实现根本的“结构改革”。 没有竞争，没有激发私人积累的动力，那么东方官僚的行为从根本上就不会像资本主义老板那样。充其量，他们像歹徒一样试图使盗窃和勒索合法化（“努力合法化”）。而且，如果他们开始全面私有化，就意味着要使数千万的苏联人失业，他们将不得不打破工人阶级的抵抗。 这证明了苏联正在发生一场真正的“三方斗争”。事实证明，不管怎么样，工人至少有两个来自十月革命的“成果”要捍卫：半个多世纪不间断的充分就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废除大生产中的私有制，否则就无法实现充分就业。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武断地、不切实际地将官僚定义为“资产阶级”，无法把握苏联官僚的独特性。官僚与资产阶级不同，实际上与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均不同，因为这些阶级的收入（其占有的部分社会产品）是可变的，而官僚的收入是固定的。资产阶级的年利润取决于利润和生产的年度波动。封建的年租金取决于收成的年度波动。官僚的年收入取决于他（或她）在等级制度中的职位。如果该职位保持不变，除去轻微的变化，则收入也不会发生变化。 因此，官僚的保守主义、不思进取及“不负责任”的作风，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行为有所不同，不是因为它比官僚“更进取”或“更合理”，“更好”或“更坏”，或者更“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资本家这样做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意味着关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分配斗争永远不会消除，这意味着他的份额永远不能得到保证。如果他在“技术升级”或是“劳动组织”的路上摔跤，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他的份额会减少，如果不至于破产的话。 “国家资本主义”的神话没有解释“公开化”所揭示的苏联经济现实的一切，这些神话只是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成就”的硬币的反面。可以根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对苏联社会与苏联经济的分析，以及基于苏联官僚特殊性质的分析来解释一切。 哈曼声称，历史上没有哪个生产阶级参与过从生产者本身“最大限度榨取剩余劳动”的活动。毫无疑问，苏联官僚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但是十月革命和孤立的俄国工人国家的建立也是缺乏历史先例的新现象（巴黎公社仅持续了几个月）。如果新的历史发展带来了新的和意想不到的副产品，那么具有科学和非教条主义观念的人应该不会感到惊讶。 让我们谈谈“最大限度榨取剩余劳动”。仅与一个进行加速工业化的国家对比：苏联工人阶级的消费比例（不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消费放在一起：中产阶级消费比工人多十倍以上，占人口的20％）比巴西大得多。 我们想到一个简单的类比（并不是说它是相同的，只是相似）。对于任何在1848年或1890年的社会主义者或工联主义者来说，认为社会党领导人或反动工会领导人采取行动以客观增加“从生产者那榨取的剩余劳动”，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是自1914年以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及自那时起很多工会领导人所做的事情。因此，是否应该拒绝称社会民主党为工人政党？他们有没有成为与保守党和自由党同类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否有可能在欧洲或日本参与阶级政治，而不必捍卫这些政党反对资产阶级削弱或甚至定期镇压他们的企图？ 改良主义叛徒领导下的群众工会，是否应被视为老板的黄色工会？极左派长期以来一直捍卫这个荒谬的想法，就英国而言，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拒绝了这一看法。但是，为什么可以设想捍卫德国社会民主党抵抗法西斯主义，尽管暗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诺斯克领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但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联就是“不可思议的”？ 克里斯·哈曼声称我们相继提出的关于官僚的两个论点是相互矛盾的。第一个论点是官僚不是统治阶级。第二个论点是官僚控制和分配苏联的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但是哈曼的这种不兼容再次反映了形式主义、公式化的和简单教条的思维方式。 历史上已经有许多情况，由非统治阶级的强大社会阶层控制和分配大量剩余产品。要成为统治阶级，就要占有剩余产品，但这并不一定等同于控制或分配剩余产品。 中华帝国鼎盛时期的官吏和罗马帝国晚期的帝国官僚基本上控制着社会剩余产品的集中和分配。但尽管如此，他们不是这两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占有剩余产品的主要份额。 在第三帝国末期，纳粹军事官僚当然控制了社会生产产品的分配，但他们绝不是统治阶级，因为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继续被资产阶级所占有。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谁才是主人，谁尽管无所不能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未来事件同样会证明，苏联官僚将只能够通过把社会剩余产品和生产资料挪用给自己，即转变成拥有大量大规模生产资料的“老式”资本家，才能成为统治阶级。 毫无根据的恐惧 托尼·克里夫决定打破托洛茨基提出的以及第四国际所捍卫的对苏联社会的解释时曾预测，谁继续主张苏联是堕落的官僚工人国家，谁就会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特别是与官僚一起反对工人的反抗。（顺便一提，让我们回想一下，早在斯大林死之前，如果不是从1948年开始，我们就预言有这些反抗……）。 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这种预测毫无根据。无论是第四国际，或者它的各个支部，或其主要代表，都没有一次站在官僚一边反对反抗的群众。我们所有人都百分之百地支持1953年东德工人起义、1956年匈牙利革命，以及同一年的波兰工人斗争、1968—1969年抵抗苏联入侵的布拉格之春、1980—1981年团结工会的兴起和其随后对雅鲁泽尔斯基军事政变的斗争，以及1989年的中国和东欧的起义。 此外，克里斯·哈曼认识到这一点。令人尴尬的是，他退回到这样的主张：我们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时仍然表示可能“偏爱”哥穆尔卡式的改革方法。这是诽谤。哈曼不可能找到一条引文来支持他的指控。自从我们开始参与关于苏联性质的辩论以来（即从1945—1946年以来），我们一直支持政治革命——这场革命涉及到大范围的群众独立行动和自我组织——从未改变。我们从未偏离这个立场。但是，苏联、东欧和类似社会的群众政治斗争的现实不能被归结为群众与官僚之间的斗争。 在苏联、东欧、中国、古巴和尼加拉瓜，过去五十年的斗争一方面发生在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之间，另一方面则发生在这些国家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至少可以这样说，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并不能指出如何应对这些冲突，其内部逻辑必然导致人们将大多数此类冲突视为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并采取一种缺席主义的“第三阵营”的立场（这是克里夫在朝鲜战争期间采取的立场，至少他的一些追随者在古巴猪湾冲突时也想这么做）。越南战争期间，他确实采取了更正确的立场，然而这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公然矛盾。 在这些冲突中，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从工人开始，并没有保持中立。尽管憎恨斯大林及其继承人，他们仍旧反对帝国主义。在实践中，他们采用了托洛茨基对苏联（以及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军事防御路线来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在苏联、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古巴和尼加拉瓜就是样做的。在这些涉及数千万工人的对抗中，“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少数追随者所采取的态度充其量只会带来混乱和矛盾，最糟糕的就是带来反革命。如果苏联工人不幸遵循这些错误的指导，那么我们今天谁都不会活着，欧洲乃至其他大陆都不会有独立的工人组织。纳粹野蛮主义的胜利将摧毁他们。 宗派主义的恶性循环 以托尼·克里夫为首的倾向（社会主义工人党来自这个倾向）自诞生以来主要任务就是传播“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这样定义的一个宗派的特征标志：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它用特定的学说创造了一套陈词滥调，以保护这套陈词滥调为活动的主要目标。 这种宗派偏差有其自身的逻辑。在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志受到了部分保护，免于宗派主义的最严重罪行，因为他们真正扎根于工人阶级，而且组织规模庞大：在成千上万的批评眼光中行动时，不可能有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即使在英国，宗派主义的思想框架也已经并继续破坏着社会主义工人党，特别是针对一些群众运动的方法上，社工党认为这些运动是“非无产阶级”的，草率地给它们冠上“小资产阶级”的封号。这源于同样无法理解作为过渡现象而出现的综合发展的概念，特别是在阶级意识领域。这种“纯有或纯无”的态度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 宗派主义以另一种方式特别损害了社工党的国际工作。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意味着无力把握第三世界群众反帝运动的整体动态。根据该理论，这些运动最终只能建立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动力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整个战略——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独立的同时，全力支持反帝斗争；争取运动内部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努力确保在解决民族民主任务的革命过程中，开始解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任务——实际上遭到社工党领导的拒绝或轻视。 在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社工党的追随者大多满足于组建小组来传播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而这些小组由于规模很小而无法参与真正的阶级斗争。其宗派利益优先于阶级利益。在完全陷于社会和政治动荡的东欧各国同样如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供了共产党人必须做什么的经典定义：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是“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在理解东欧和苏联无产阶级运动的前进路线、条件和最终的总体结果方面，社工党和第四国际没有分歧：无产阶级自我组织起来，以多党制的、民主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夺取政权，最终实现国际无阶级社会。 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追随者没能得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即在这些东欧国家，以国家为单位单独建立组织并不合理。他们没有看到，每个革命者的任务是帮助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在两条战线上战斗，反对官僚和复辟势力。社工党的追随者们并未捍卫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这首先要（重新）确立阶级独立（这绝非易事），相反他们专注于挑起与其他革命流派的人为区别，这种区别完全基于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教条——他们的宗派口号。 这只能强化革命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教条主义者、无望的“分裂分子”的形象，最先是斯大林主义者，然后新斯大林主义者和新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东欧国家系统传播这些信息，打击革命马克思主义（以及日益损及马克思主义本身）。这个形象是适得其反，它削弱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国家真正的发展潜力，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要建立宗派，而是要重建自身，要争取工人运动内部战斗的左翼。 好在这个负面效应仍有限，一方面因为第四国际已经获得了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力量（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力，社工党则不具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中涌现出的最好的本地力量已经渐渐认识并体会到，社工党在这里发挥的作用清楚地说明了宗派主义的消极影响。 这种宗派主义使社会主义工人党无法在建立国际组织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宗派只能与其严格控制的小宗派联系。从组织上讲，他们的宗派主义使他们无法联合许多国家的大量自主革命团体。从政治上讲，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群众斗争的真实进程。因此，社工党本质上是一个民族共产主义组织，它不得不试图在一些国家创建小团体来欺骗其成员。 经过40年的经验，我们在建立国际组织方面的记录无可挑剔。第四国际作为唯一的世界组织而存在。当然，它还弱小，太弱小，远不是它致力于建立群众性革命国际，还只是其组成部分。但是，无论从数量上，扎根于工作场所和工会的程度以及从地理上来讲，它都比1938年或1948年要强大得多。它存在于50多个国家中。它的某些支部和同情组织在各自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中发挥了真正的作用，这得到了大家的公认。根据上述《共产党宣言》规定的基础，它将以非宗派的方式行事并将继续以非宗派的方式行事。 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它代表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毫不妥协地保卫世界革命三大组成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官僚独裁国家和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工人和被压迫者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将这种保卫屈从任何所谓的“优先事项”。这就是允许同时建立一国内革命组织和国际的革命组织的原因。在这方面，立足于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过渡纲领》和“世界革命三大组成部分的辩证法”，第四国际对苏联和第三世界已发生的和正发生的事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认识已证明是可行和有效的。 [1]博尔迪加提出了不同于克里夫的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他预测该国将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他甚至宣布了确切的爆发年份。这一年来了又去。苏联还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 [2]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根本没有预测到1974–1975年和1980–1982年的生产过剩危机。我们几乎预测到了它们爆发的年份。 [3]知道该过程需要多少时间才会完成是另一回事。 [4]请参阅托洛茨基在《苏联经济的危机》中作出的相当明确的声明。 [5]最好加一句，三重或四重定价系统，因为必须考虑黑市价格和“灰色市场”（服务交换）的“价格”（比较优势）。 [6]此外，应该包括1925—1928年往后日益重要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群众解放运动。 [7]《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著于1960年（梅林出版社，第一版，第598页）（中译本见：《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下卷第226—227页）。“与此同时，工业增长率不得不降低了”（1969年第二版）。 [8]阿甘贝格扬（Aganbegyan）声称，有一年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产量绝对下降。这与其他来源相矛盾。 [9]资本主义的完全和永久的垄断是不可能的。它们的利润率与其他行业的利润率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可避免地将资本吸引到了垄断行业。 [10]郎贝尔派这样认为。 [11]我们用《晚期资本主义》整一章内容来发展这个理念。 [12]这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理性内核”，这个理论内核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是错误的。
从托洛茨基到国家资本主义（﹝英国﹞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1990年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 FromTrotskytostatecapitalism 从托洛茨基到国家资本主义 ﹝英国﹞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1990年夏） 苍白译施帕德校 原载英国《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Socialism），1990年夏季号。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1990/xx/trotstatecap.html 《超越戈尔巴乔夫改革》（BeyondPerestroika） 作者：埃内斯特·曼德尔 1989年伦敦,￡10.95 今天的苏联展现了一个进入长期的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动荡时期的社会的所有症状。这样的时期在国际上对于革命性的左翼来说，既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又是一个极大的机会。但要面对它们，左翼便必须清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理论来指导革命的实践。 革命性的左翼对于苏联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论分析。埃内斯特·曼德尔是“蜕化的工人国家”论的最著名的拥护者之一，托尼·克里夫则持“官僚国家资本主义”论。最近几个月出现的曼德尔的《超越戈尔巴乔夫改革》（BeyondPerestroika）一书的英译本和托尼·克里夫的《俄国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inRussia）的法译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比这两种分析并得见哪种分析最符合当下现实的机会。 曼德尔和克里夫都来自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克里夫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巴勒斯坦和英国的第四国际支部的成员，之后在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曾经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中担任领导角色，并作为该党的主要活动家。曼德尔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第四国际的领导人物。 两人一开始都接受了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阐述的对俄国的分析，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东欧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段激烈的争论时期，克里夫和曼德尔被引向了不同的理论方向。 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曾认为苏联的官僚是一种“种姓”。它是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利用俄国革命的孤立（它当时也的确助长了俄国革命！），国家的贫穷和民众对于将权力和利益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厌倦。但是，只有在国内外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之间取得平衡，才能做到这一点： “苏维埃的（更确切地说是反苏维埃的）官僚制度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各民族共和国和地区之间、不同农民群体之间、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的消费者群体之间的社会矛盾的产物；最后，在苏维埃国家和资本主义环境之间……官僚凌驾在劳苦大众之上，控制着所有这些矛盾……”[1]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赘生物。”[2]在这一点上，它可以与西方行业工会的官僚制度相比较：它背叛了工人阶级，利用工人阶级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依赖工人阶级。它在财产所有权或生产中没有自己独立的根源，而是基于消费领域的矛盾的寄生物。严格来说，它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没有取代任何基于自身阶级利益的新的发展。“肿瘤可以长得巨大，甚至可以扼杀活的有机体，但肿瘤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有机体。”[3] 因此，它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官僚制度的进一步的不受阻碍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停滞，导致可怕的社会危机，以及整个社会的衰退。”[4] 托洛茨基在他早期的分析阐述中得出结论，官僚机构仍然可以由一个恢复生机的工人阶级和平地恢复秩序： 承认现在的苏维埃国家为工人国家，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起义的方式才能够夺取政权，而且苏联的无产阶级没有丧失使资产阶级服从于它、使党复活，以及重建专政政权的可能性——不进行新的革命，而通过改良的方法和道路。[5] 不过，鉴于斯大林当权后的残酷经历，他并不害怕改变自己的说法。1933年10月，他写道：“只有用武力才能够迫使官僚将鲜花交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手中。”[6] 在三年后写就的《被背叛的革命》中，他绝对坚信党和国家都不可能实行改良：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导致人民当中文化较高的力量同官僚寡头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危机是不会带来和平的结果的。还从来没有一个魔鬼自愿斩断自己的魔爪。苏维埃官僚也是不会不经过斗争就放弃自己的地位的。事态的发展显然将导向革命的道路。”[7] 他认为，这场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尽管它将是一场带来“深刻的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8] 托洛茨基在被谋杀前的四年里，对官僚的态度愈加强硬。他坚持认为它是一种反革命的力量，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压迫的产物。但他仍然坚持说它不是一个阶级。官僚中有权力的部门想把自己变成一个阶级，但他们只能通过建立私有产业来做到这一点——对工人阶级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这样做。“它（官僚机构）只在对无产阶级的恐惧的程度上保护国家财产……”[9] 正如工人阶级不进行革命就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一样，官僚不进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就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统治阶级。托洛茨基认为，官僚看似非常强大，但实际上，它的力量是不会持续太久的：“就波拿巴主义的本质而言，它无法长期维持它自己：一个平衡在金字塔顶端的球体必将从一边或另一边滚落下来。”[10] 他反对沙赫特曼等人在1939年提出的“新阶级理论”的一个论点是，作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置于一个可笑的境地，如果我们在一个新统治阶级倒台的几年甚至几个月前，将对于它的命名法固定为波拿巴主义的寡头统治集团”。[11] 1940年，他更加有力地阐明了这个论点。战争的爆发将增加苏联内部所有矛盾的压力，官僚机构再无继续采取平衡行动的机会。在世界无产阶级处于被动地位的情况下，如果发生的是持久战，那么苏联的内部矛盾不仅可能而且必将导致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反革命。[12] 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在战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斯大林主义官僚非但没有瓦解，甚至也不曾削弱，它反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的军队扩展了苏联的疆域，在东欧建立了几乎与苏联一模一样的政权——这一业绩不久即为毛泽东的军队所复制到中国去了。倘若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那么从逻辑上来看，这些政权也必定是某种形式的工人国家。然而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主义官僚是“反革命的”的论点——抑或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从底层进行革命，方能消灭资本主义”的论点，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第四国际的革命者在托洛茨基1947-1949年的分析中与这些矛盾作了斗争。一些人（包括克里夫和曼德尔）试图将现有事实纳入旧的分析：俄国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但东欧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法国的卢特·乌夫里埃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但很快，两种立场都以不同于托洛茨基的方式各成体系。 第一种方式是使用托洛茨基的阐述中的诸多措辞，但接受斯大林主义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尽管不出于其主观，并宣称东欧国家为“畸形的工人国家”。这是曼德尔、皮埃尔·弗朗克、米歇尔·帕布洛等人所持的立场。 正是这条道路使一些人极轻易地脱离了托洛茨基理论的精神。例如，帕布洛总结道，如果斯大林主义政党能够具有革命性，那么人类将面临“数百年的畸形的工人国家”，革命者的工作惟有加入斯大林主义政党以帮助他们进行创造。[13]与此同时，在战前曾经反对建立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伊萨克·多伊彻认为，苏联内部的工业增长将自动导致斯大林主义的自我改革。同样，他的逻辑是放弃独立的革命政治。多伊彻在1953年写道：“柏林起义的影响客观上是反革命的，而不是革命的”，因为它遭致了“贝利亚的倒台”，而当时“贝利亚是主张民主改革的人之一”。[14]后来，他将自己的信任转移到赫鲁晓夫身上，他在写到20世纪50年代的起义时说： “东欧（匈牙利、波兰和东德）......在斯大林时代末期，它发现自己处在资产阶级复辟的边缘；只有通过苏联的武装力量（或其威胁）能阻止它。”[15] 与此同时，一部分帕布洛的追随者支持俄国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当然，这些人未必对斯大林主义或赫鲁晓夫不持批判态度。多伊彻直到1968年——他的生命的尽头，仍在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变种而争论。但重要的一点是，他看到俄国的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地——作为一个向着那个目标努力的代理人。 第四国际的主流设法避免了这种极端的结论。但他们确实倾向于将俄国统治集团视为一种进步的历史力量。例如，曼德尔认为，仅用俄国经济的增长率便足以证明其经济比任何资本主义还要优越（他忘记了托洛茨基在近20年前，对俄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测！）: “苏联保持着或多或少地平稳的经济增长节奏，一个又一个计划，一个又一个十年，不曾将过去的进步施压于未来的可能性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规律——引起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都被消除了。”[16] 倘使曼德尔从未犯过与多伊彻反对1953年东德和1956年匈牙利起义一样的错误，那么他确实倾向于将东欧的改革与“政治革命”等同起来。故而，他在1956年明确表示，较之布达佩斯的革命者，他偏好于华沙的哥穆尔卡方案。他可以这样写道，纵然“社会主义民主在波兰仍有许多场仗要打，但这场使数百万工人再次将自己与工人国家联系在一起成为可能的主要的仗已经打赢了。”[17] 现今，这一趋势为许多自称以托洛茨基的分析为基础者所延续。因此，以“政治形态”受到“伊萨克·多伊彻、列夫·托洛茨基和埃内斯特·曼德尔（以此为顺序）的极大影响”的塔里吉·阿里（TariqAli）所言为例——他在那本书名起得恰到好处的书，《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fromAbove）中对戈尔巴乔夫寄予了极大的信心。“为了使苏联维持下去，”他写道，“戈尔巴乔夫需要完成已经在进行中的政治革命。” 幸运的是，曼德尔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Perestroika）的书的基调是不同的。他告诉我们： “戈尔巴乔夫代表了官僚中的现代主义派对其统治稳定性所受到的威胁的反应，这种威胁表现为（苏维埃体制的）危机和公众意识的增强。引导这些变化，并试图将其置于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这是苏联官僚机构中的戈尔巴乔夫派的历史性的规划。”[18] “构成戈尔巴乔夫表面上的现实主义基础的，是一种深刻的保守主义对现实的看法，这与苏联官僚在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完全契合……”[19] 曼德尔强烈反对那些将现今正在发生之事称为“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人： “这场运动的意图是在于防止一场革命性的爆炸，换句话说，就是防止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措施只是激进的改革，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20] 然而，基调并非往往都是那么确定的，而当他写道“对于戈尔巴乔夫所采取的措施的‘唯一有效的结论’是一个细致入微的结论，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对于那些将问题简单化的人来说，就太糟糕了。[21]正如曼德尔在与塔里克·阿里这样的希望我们信任戈尔巴乔夫的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之后，仍未完全相信他们是错的。 但倘若曼德尔的结论并不完全合乎逻辑，就更不必说他所依据的分析就更不一致了。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包含了以令人恼火的数量为计的基本事实错误。[22]更重要的是，这一论点的理论基础存在根本缺陷。 分析中最基本的问题是曼德尔对官僚的理解。他坚持认为官僚不是一个阶级：“共产党精英（Nomenklatura）不是统治阶级，而是一个阶级中从工人阶级手中篡夺了权力的一小部分……”[23] 这使他陷入各种矛盾之中。他写道：“官僚阶层垄断政治权力，正如其垄断经济权力”[24]，“广大生产者、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与那些董事/经理的意见相反……”[25] 他把他所说的“从不同社会的历史中产生的基本规律”运用其上，即“社会群体（社会阶级或社会阶级的主要部分）由于自身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控制着社会剩余，在很大程度上也控制了所有其他活动。”[26]从“对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可以看出： “支配关系源于生产关系。这些支配关系除了在短暂的二元权力时期以外，不能与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对立。” 但倘使官僚由于“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控制了社会剩余”，那么“它的作用”就包括剥削直接生产者。而剥削直接生产者的“集团”，顾名思义，即为剥削阶级。 当然，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情况：一部分剥削阶级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榨取了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先前所处理的大部分剩余。例如，晚期封建君主制，以及——如马克思所言，路易·菲利普和路易·波拿巴的政权——事实上都是如此。但在这些情况下，剩余首先来自对直接生产者的阶级剥削。所谓“阶级的一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 声称一部分工人阶级（亦即被剥削阶级）可以控制剥削的剩余，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嘲弄。但曼德尔并不追求这种观点。写了三页之后，他否认了自己的论点： “与真正的统治阶级不同，官僚无法将其物质特权建立在经济系统的连贯运作（亦即再生产）及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基础上……”[27] 因此，在一页纸上，官僚由“它在生产中的作用”“控制着社会剩余”。三页之后的“它的物质特权”——想必是剩余的一部分——并非来源于“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当我们后来被告知“实际上，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于苏联”[28]时，整个论点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了。 这种关于官僚是否是统治阶级的困惑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困惑的一部分。在曼德尔的描述中，对于俄国经济的动力没有任何解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曼德尔曾经持有这样的观点：计划使俄国经济能够无限期地扩张。现在，经验的现实使他改变了想法。他谈到经济“危机”，并说：“这场危机最显著的表现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9] 他从三个方面解释这一点。 一、曼德尔说道： “苏联社会的矛盾发展，正是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活力源于经济和社会增长（十月革命的遗留的产物），从长期来看，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纵使它正在逐年放缓。这种静态是对于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官僚主义压制所造成的。这是进一步增长的阻碍。”[30] 在别处，他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阶层似乎没有能力发展这个体系。”[31] “……官僚的物质利益（是）——倘使并不唯一的话——实现计划和维持体系日常运作的驱动力。这剥夺了整个经济的任何形式的经济理性。官僚的物质利益以向官僚本身提供更多商品和服务为导向，而非朝着优化企业产出的方向——当然也不是朝着最大化积累率的方向。”[32] 二、他接着说： “从技术上讲，增长率的下降表现出有规律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称之为“资本系数”。从一个五年计划到下一个五年计划，增加国民收入1%所需的投资量一直在增加。”[33] 三、最后，曼德尔声称： “计划/市场关系，或等同于同一事物的东西，官僚专制/价值规律关系......（是）经济的根本矛盾......”[34] 让我们依次来看。 在第一点中，曼德尔所说的“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过去的经济似乎非常有活力，增长率高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不是所有国家：日本大体上表现可能更好），但它越来越容易陷入停滞。但是，试图用“十月革命的遗留”来解释这种活力，用“官僚主义压制”来解释这种停滞，是完全错误的。这样的解释意味着，在莫斯科大审判时，“官僚主义压制”比今天少，“十月革命的遗留”比今天多，500万到1000万的奴隶劳动者比今天多。 事实上，正如每一次对五年计划和工业化的严谨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工业化和集体农业的动力都是由官僚的斯大林派来推动的（事实上，是由前季诺维也夫分子，投降主义的左派反对派——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以及一大批表示悔改的布哈林分子推动的）。它发生在所谓“斯大林革命”之后——党、国家机器和工会的最终的和彻底的官僚化，以及使用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所有反对意见进行抹杀。[35] 这种官僚化并不是简单地——甚至主要地——导致“朝着增加官僚自身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机会的方向发展”。最重要的是——尽管曼德尔的说法与此相反——它导致了巨大的积累率。而这种积累并非官僚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而是最为重要的重工业——钢铁、水泥、发电、煤炭、燃油。 俄国经济学家瓦西里·谢柳宁（VasilySelyunin）最近提供了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苏联积累的数据。他首先从阿加别吉扬（Agabegyan）的数据开始——这一数据显示，目前国民收入的25%用于“储蓄”，75%用于消费。然后，他将价格扭曲的因素考虑在内，推断出以下结论：“消费基金占收入的60%，储蓄基金占40%。如此之高的储蓄构成基本上是一种战时标准。”[36]相比之下，西部各共和国的平均总积累率仅为15%-20%。 谢柳宁接着就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的实际积累率如何持续增长给出了以下数字：1928年消费品占产出的60.5%，1940年占39%，1960年占27.5%，1985年占25.2%。他得出结论，官方给出的积累率数字必定是严重低估的： “根据官方数据，四分之三的净收入用于消费，而消费品仅占工业产出的四分之一——这实在无法想象。我们不禁想要知道用消费基金购买的究竟是何种商品。 向生产性商品制造业的转变使我们处于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局面——发展速度的增大和国民收入的更快增长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微乎其微。经济越来越为自己——而非人类——运转。”[37] 从大量俄国工人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不合理的，他们的劳动是积累起来的，却得不到回报。但这当然不是一项仅为官僚生产消费品的政策——除非相信“钢铁和干部”真的吃掉了这些东西！ 事实上，官僚监督了一项大规模积累和工业化的政策，宣称它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曼德尔宣称，“资本系数”的增长是“由于经济的普遍运转失常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低下所导致的资源利用率下降”的产物。 但这一说法尚需证实。如果资源利用率正在“下降”，为什么？——因为“经济普遍运转失常”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但是，有什么理由让今天的情况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更坏呢？ 有人可能期望马克思主义者比曼德尔更仔细地看待“资本系数”的增长。因为系数是与马克思主义资本有机构成观密切相关的。系数是生产资料与产出的比率，有机成分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比率（均以价值计量）。如果其中之一增加，那么另一个很可能同样会增加。 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对于马克思而言，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利润率下降趋势和经济日益停滞的基础。倘若这亦是苏联危机的根源，那么这一发现确实非常重要，且不能简单地用一种说法——即目前的效率低下和理性缺失较之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恐怖活动最严重之时期更为严重——来解释。 最后，试图将“根本矛盾”视为“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或“官僚专制”与“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其意图何在？ 曼德尔在此处的表述既有理论上的缺陷，也有政治上的危险。 价值规律在有商品生产——尤其是最发达的商品生产形式，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中运作。任何社会都必须在不同的生产任务之间分配劳动，这种功能在这种社会中不是有意识地实现的，而是通过相互独立组织的不同劳动行为的产品之间的盲目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这些不同劳动行为的组织者相互竞争，这种竞争迫使他们努力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保持领先地位——既通过进行更艰苦的工作，也通过投资于更先进的生产资料。通过这样的行为，他们不断地将每一个具体劳动行为与在体系中完成的其他任何具体劳动行为联系起来，或如马克思所言，将具体的个体劳动转化为抽象的社会劳动。 价值规律是存在于这样一个系统中的压力，它迫使系统中的每一个单元与其他单元的生产力相联系。它是一种强制性的经济力量，它压倒了体系中各个部分的人的欲望和意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当然不是一定要反对“官僚专制”的东西，也不是一定要反对个别企业内部的计划。恰恰相反——它迫使管理者变得专制，将工人控制得更紧。这也迫使他们“计划”公司内部的安排，以满足外部竞争的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工厂的暴政”。 事实上，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在体系的某些部分，创新和技术进步先于其他部分。在这个体系的别处，旧形式的“公司内部的暴政”——资本主义计划的旧方法——不再符合为使生产力增长而进行的斗争。价值规律与现有的生产组织形式相矛盾。 “官僚专制”与“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是因为社会受制于价值规律而产生的。这使真实存在于苏联的吗？——除非你接受苏联是一个生产商品的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的变种。 这对于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著作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尽管苏联的大工业是由国家控制的，但实际上整个农业部门、相当大一部分贸易和许多手工艺品生产都是由私人掌握的。国家与私营部门和国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因此受到商品生产本身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可以写下一方面来自商品生产要求（“价值规律”）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国家为了一个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对经济作出计划的尝试之间的冲突。 但满足商品生产要求的压力从何而来？斯大林实际上消灭了农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国有部门完全支配经济。倘如曼德尔所言，苏联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不再由商品生产主导，那么很难理解为什么价值规律应该与官僚的经济运行方式相冲突。这相当于期待空气动力学定律在空无一物的空间中运行——除非他无意中承认他在书的其余部分所否认的——官僚被迫表现得像一个资产阶级。 在他的表述中有一种危险的解释：官僚主义治理的经济天生就不如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违背了价值规律”。这当然是西方资本主义一大批思想家的论点。这也是许多人认为苏联是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形式——既非资本主义也亦非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苏联是一种“东方专制主义”或“官僚集产主义”，具有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动力——事实上，通常根本没有动力，因此被视为次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例如，这在今天，本质上是围绕着英国杂志《批评》（Critique）的一群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也是导致前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斯·夏希特曼（MaxShachtman）支持对古巴的“猪湾入侵”原因。当然，曼德尔并没有得出如此可怕的实际结论。但他确实采用了这样一些阐述，它们可能会导致其他人得出这种结论，如他所说的“信息的清晰可信和无障碍传播......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为私有财产所保证。”[38] 事实上，正是、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确实导致了工厂的暴政，也导致了公司内部官僚主义的效率低下，试图扼杀创新，高层管理者对车间管理缺乏控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运作都是一系列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并没有被某种平稳运行的自动机制消灭，而只是通过危机和“重组”，使内部生产周期性地调整到与外部价值规律一致。更重要的是，资本的日益积聚和集中意味着企业越来越大，企业内部的官僚专制越来越强，满足价值规律所需的重组和危机程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严重。 这一点很重要。一直以来，我们都在面对来自媒体的宣传，说“共产主义危机”展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效率。我们不应该在这一论点上作丝毫让步。 不幸的是，这并非曼德尔作出让步的唯一一点。他还说，苏联的医疗服务比美国差的另一个原因是“苏联的医生在填表时花费极多时间。”[39]然而，美国的医疗服务效率低下是众所周知的（消耗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三倍，或总资金的六倍），正是因为美国医生花费极多时间检查病人的银行存款余额！ 曼德尔的分析缺乏理论连贯性，这在他写道“斯蒂芬·科恩（StephenCohen）和摩西·莱文（MosheLewin）的方法‘类似于本文作者的方法’”[40]时得到了最为分明的揭示。科恩和莱文都写过实用的历史著作。但这两人皆为守旧的布哈林分子，他们相信依赖市场本可以解决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所有经济问题，他们亦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建议今天的苏联领导人遵循这种依赖市场的政策。 曼德尔的分析的最后一点，一个切实可信的观点。托洛茨基认为官僚是一种不稳定的寄生增长。这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所预期的“倘非几个月，则为几年”的大危机，将导致官僚的主要部分选择转变成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并不通过蜕化有机地转变，而是通过反革命”。[41] 以托洛茨基的分析为基础的人今天分成了三个阵营。有些人把苏联目前的危机看作是他曾警告的危机（忽略了55年的时间差，在这段时间里，官僚主导了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在苏联和东欧谈论市场的改革者代表着“资产阶级复辟主义”的力量，革命者的任务是反对他们。这一立场的逻辑是对利加乔夫分子——苏联最反动的势力——给予关键支持。 第二种解释是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构成了“政治革命”，并为他提供了批判性的支持。 第三种观点，亦即曼德尔在他的书中主要坚持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见，并非一致），是争取利用“公开性”（glasnost）提供的机会，独立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保守派对手，对工人阶级进行组织。 但曼德尔只能通过淡化托洛茨基坚持“复原主义”力量的论点来做到这一点。曼德尔坚称“戈尔巴乔夫并不想在苏联引进资本主义”[42]——尽管他在其他地方写道“官僚中出现了明显的“复原主义者”，[43]而“戈尔巴乔夫的真实的经济困境......是......社会化和计划经济的维持或大规模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复原”。 这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可以从同一个“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苏联的分析中产生。这一事实必然会引发对于分析本身正确性的质疑——正如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1947-1948年的危机一样。 克里夫对这场危机的反应与曼德尔截然不同。他在1948年初出版的这本书的第一版中指出，革命运动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坚持旧的对现实作出的分析可能会导致放弃最初推动这种分析产生的革命精神。避免这种危险的唯一办法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分析，“植根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的教诲”。 克里夫自己的分析是从考查苏联的物质现实开始的。他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将后革命时代的情况与1928年斯大林最终巩固其统治后的情况作了对比。 托洛茨基在1935年得出的结论是，热月反动——政权之决定性的官僚化——是在10年前随着左翼反对派的失败而出现的。但他接着指出，热月反动代表了——在法国大革命中——一个非革命政权的建立，这个政权仍然保持着革命的基本进展，与反革命政权是不同的。 克里夫认为，对物质现实的检验表明，在1924年俄国的热月反动之后，进一步的质的变化发生了。在1928-1929年的冬天，先前在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保持平衡的官僚将这两者一并狠狠打击。 工人所控制的最后一部分被摧毁于工厂中；工会的独立性被完全废除；实际工资下降了30%或40%；格别乌被予以抹杀党内议论的最后残余的自由；反对“平等主义”成为国家政策，因为官僚和工人之间的差距剧烈增加；农民因所谓“集体化”被驱逐出土地；劳改营的囚犯人数在两年内增加了20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又增加了10倍）；俄罗斯化被用来消灭非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自治。 所有这些变化同时发生并非偶然。这些都是斯大林派官僚对以1927年的战争威胁和1928年的“剪刀危机”袭击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反应的副产品。当它的旧政策——1924年—1927年的布哈林-斯大林政策（Bukharin-Stalinpolicy）瓦解时，官僚动用了所有可以支配的力量来推行一项新政策。它试图通过模仿西方资本家用以建设工业和军事力量的非常手段来应对来自西方的威胁。它消灭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独立性，侵犯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从而赚得用于工业化的盈余。如果说斯大林的方法比英国工业革命时的方法更邪恶的话，那是因为斯大林主义官僚试图在几十年内完成英国花了300年才完成的事情。 克里夫的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他通过对苏联官方统计数据的仔细考查，展示了官方关于“计划”的说法（当时被曼德尔和其他“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所接受）如何掩盖了1928年后消费品生产不断从属于生产资料的现实。在1928年以前，消费品和生产品的生产一并增长，而在1928年以后，二者的发展道路变得完全不同。尽管生产商品“计划”的目标超额完成，但消费品的目标却被忽视了。 顺带一提，这显示出托洛茨基在1928年以前为之奋斗的计划和工业发展的概念与斯大林所实施的概念之间的鲜明对比。托洛茨基的立足点是必须加快工业增长速度，以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信心和社会地位。斯大林的立足点是降低生活水平，利用格别乌威胁工人阶级屈服，将旧有的、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层淹没在原始的、缺乏经验的、恐惧不已的前农民的海洋中。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政策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这些使托洛茨基本人一度感到困惑，并导致像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样的人向斯大林主义投降。但是，托洛茨基自己也逐渐意识到，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对立的。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经济的总体情况是，积累生产资料的驱动力主导了其他一切。这种积累的驱动力使得官僚与工农对立起来。它赋予了官僚集团中不同成员的利益，且根植于生产过程本身，这使他们在与其他阶级的无情的历史性对立中形成了一个阶级。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抑或仅仅是在其他阶级之间保持平衡的一个群体，而是以牺牲其他阶级为代价进行对生产方式的创造的主角。正如克里夫所说： “为什么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这样一个转折点？ 现下，官僚第一次谋求建立无产阶级，迅速积累资本。换言之，官僚机构现下所谋求的是尽可能快地完成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生产水平低、人均国民收入少的基础上迅速积累资本，必然给群众的消费、生活带来沉重的压力。在这情况下，官僚——对他们来说，资本积累是最为要紧之事，以及最终目的所在——转变为资本的人格化，他们必须摆脱工人控制下的一切残余，必须以强迫代替劳动过程中的信念，必须使工人阶级分裂为原子，必须迫使一切社会与政治生活进入极权模式。显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成为必需品，成为工人的压迫者的官僚不会迟迟不利用自己在生产关系中的社会支配地位在分配关系中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在一个处于封锁状态的落后国家，农业（‘集体化’）的工业化和技术革命使官僚从一个受到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和间接压力与控制的阶层转变为一个统治阶级，成为‘社会一般事务’的管理者：指导劳动、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44] 克里夫将官僚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使得他的理论受到许多评论者——曼德尔只是其中之一——的抨击，他们声称，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拥有者相互竞争销售商品，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 克里夫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这一观点。他立足于列宁和早期的布哈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这些分析表明了资本在区位和权力层面上的集中如何导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代。横向和纵向的归并导致支配整个行业的大公司的产生，它们精心规划自己的业务，而不仅仅是放任市场的不测事件。这些行业的负责人与国家官僚机构的合作日益密切。可以说，这是一种工业与国家的“融为一体”。这在帝国主义的全面战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在这场战争中，国家和资本在内部共同计划战争经济，同时争取从根本上消灭敌对的资本主义。 战争经济计划如此之多，以至于那些从简单的、非历史的资本主义视角出发的人不再把它看作资本主义。例如，这就是著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希法亭（Hilferding）关于纳粹德国经济得出的结论。由于在战争经济中，生产是出于自上而下的计划的，不依赖于市场的上下起伏和商品的相互作用，其对外贸易必然受到限制。 然而，克里夫坚持认为，战争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因为，如果陈旧的“自由市场”竞争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那么一种新的竞争形式将完全支配它。这是不同国家的敌对国家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之间的军事竞争。这种竞争对每个国家内部生产组织的影响与经济竞争对每个企业内部生产组织的影响相似。 为了在军事上相互竞争，每个国家的统治者必须确保他们所领导的劳动生产率不低于他们的对手。每当他们的竞争对手在新设备和更先进的技术上投资时，他们就必须设法同样做到这一点。每当他们的竞争对手通过提高工人的剥削率而获得更大的投资盈余时，他们就必须设法作出与他们旗鼓相当的努力。 这样依赖，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工厂进行的不同具体劳动行为便相互联系，相互衡量，转化为共同的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 军事失败的威胁迫使庞大的国家资本家统治阶级将价值法则强加于其企业，就像最小的个体企业家被迫破产一样。 克里夫正是用这种分析来解读斯大林主义俄国之谜。1928年后，斯大林的政策涉及将俄国转变为持久的军备经济体制，其主导力量是积累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尤其是重工业。斯大林将整个苏联的经济置于一种特殊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竞争（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规律）的压力之下，甚至阻止了苏联内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竞争。 正是这种竞争支配解释了苏联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它表现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活力——对积累的无休止的追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活劳动不过是发展积累劳动的手段”的“资产阶级社会”和“积累劳动不过是扩大和丰富的手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作出了明确的区分，苏联在这一方面是处于在“资产阶级社会”一边，而非社会主义一边的。克里夫将原因解释清楚。 但这并非他想要做的一切。他揭示苏联经济的活力是无休止的竞争积累，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斗争引出结论。 对于这种动力不甚明了的人可能会得出两个同样糟糕至极的结论之一。第一个结论是认为官僚统治阶层比西方的资产阶级更为进步。这样一来，逻辑就是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从属于向这些统治者提供帮助——或者至少是建议。这样一个逻辑导致了可怕的想法——社会动荡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统治，由于对面对目前的危机的恐惧，苏联陷入瘫痪，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复原”。 第二个结论是认为官僚统治阶层不如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是一种极权主义力量，在无限的未来阻碍着人类的发展。这即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夏希特曼的道路。这便是许多“新阶级理论家”今天所追求的道路。 克里夫的理论——通过明确这种动力——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正是斯大林主义官僚——像西方资产阶级一样——为自己创造了掘墓人。它在积累资本方面愈是成功，就愈是为一个拥有足以推翻它的规模和力量的工人阶级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官僚在有史以来最高程度集中的基础上发展了工人阶级。而且，尽管它可能试图避免集中雇佣劳动和集中资本之间的深渊，但官僚正在形成一种早晚会与其发生激烈冲突的力量。”[45] 当这些文字于20世纪40年代末被写成时，它们似乎远不如那些谈论“数百年来蜕化的工人国家”的人或那些声称俄国官僚统治着某种不受资本主义矛盾支配的奴隶社会的新变体的人的话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今天，席卷苏联的大规模动乱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 这是最后一点。只有克里夫的分析才能够说明苏联当前经济危机的特点。正是因为苏联是一个建立在军事和经济竞争基础上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官僚才得以发现其运作经济的旧方法不再适用。 苏联统治者试图保持与一个拥有两倍于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的军事平等，因此不得不在军备上花费两倍于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他们痴迷于工程行业的现代化，以便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技术进步相匹配。他们认为，近年来主要的出口产品——石油——的价格的相对下跌，使进口最先进的机器更加困难，从而威胁到他们的整个经济战略。最重要的是，他们极其担心自己无法将苏联国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接近美国的水平。 曼德尔曾否认外部环境会对俄国经济施加这样的压力，他写道，这是在宣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和出口的产出中，有1%的尾部正在动摇俄国经济。”[46]现在他承认它们存在，但不能将它们整合到一个全面的分析中。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看到了“价值规律”和“官僚专制”之间的矛盾，却没有解释这一规律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为什么这一矛盾此时凸显出来。 然而，一旦你认识到苏联是一个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就很容易完成分析。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危机和日益严重的战争威胁，斯大林主义官僚试图在国内积累资本，同时尽量减少对外贸易联系。在这方面，它的行为与许多西方和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并无太大区别。整个时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国家进行干预，以防止国内经济发生暴力危机——西方的凯恩斯主义时期，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进口替代型增长时期，以及在中国甚至印度复制斯大林主义“计划”的尝试。 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各地的这种做法越来越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相矛盾。资本的集中意味着在最先进的工业中保持领先所需的资源开始超过几乎所有国家的内部资源；跟上技术进步越来越意味着与最大的跨国公司建立联系。在国家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工业现在只有作为新的国际分工的一部分进行结构调整才能生存。 即使对于像英国这样相对开放和有限的国有资本来说，重组也可能是艰难的。在更为专制和完整的东方国家资本主义中，它可能是毁灭性的。它不仅威胁到许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谋生手段，而且还威胁到整个官僚管理机构本身。而且也不能保证，即使它成功完成，外部世界的条件也不会在过渡期间发生使苏联的经济保持缺乏竞争力的原状的变化。 俄国的统治阶级面临着周期性地困扰着每一个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问题。过去允许成功积累的方法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它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它必须努力改变自己的方式。但它这样做的企图正在释放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7] 东方的斯大林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西方和第三世界的“私人”（更确切地说，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一样，无法摆脱这种暴力的资本主义动力。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今天发生的事情如此耐人寻味。但要理解其原因，便必须超越曼德尔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阐述，而最好的方法便是以克里夫的书作为基础。 注释： [1]工人国家与热月反动和波拿巴主义问题(伦敦，无出版日期)，p.8. [2]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伦敦1962)，p.13. [3]同上，p.13. [4]同上，p.12. [5]苏联的发展问题，托洛茨基全集，1930–31(纽约1973)，p.215. [6]托洛茨基，苏联的阶级性质，托洛茨基全集，1933–4(纽约1972)，pp.117–118. [7]被背叛的革命(伦敦1957)，p.286. [8]同上，p.288. [9]保卫马克思主义(纽约1942)，pp.63–70. [10]托洛茨基，工人国家与热月反动和波拿巴主义问题(伦敦，无出版日期)，p.19. [11]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同前，p.14. [12]战争与第四国际，见托洛茨基全集，1939–40(纽约1973). [13]帕布洛近年来的文章可见于国际秘书处文献，第一辑(纽约1974). [14]多伊彻给布兰德勒的信，1953年7月15日，见布兰德勒与多伊彻通信，新左翼评论105期，19779月-10月. [15]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牛津1959)，p.462.另请参见大学与左翼评论，第一辑，第一部分，p.10. [16]第四国际，14年(1956，)1–3号. [17]E.Germaine(即曼德尔)，第四国际，1956年12月. [18]埃内斯特·曼德尔，超越戈尔巴乔夫改革(伦敦1989)，p.xii. [19]同上，p.116. [20]同上，p.187. [21]同上，p.134. [22]例如：当他两次将“柯西金改革”（Kosyginreforms）确定为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而事实上是在那之前的十年开始的(例如，另请参见迈克尔·埃尔曼，社会主义规划，剑桥1989，pp.73，80，以及马歇尔·戈德曼，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挑战，纽约，1987，pp.53–54);当他把格里戈利派（Grigoriants）称为“左翼反对派”，而他实则是右翼自由派；当他说“作家联盟大会在1987年抛弃了保守派官员”时，事实上，作家联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所有文化联盟中最保守的。 [23]曼德尔，1989，同前，p.xii [24]同上，p.33. [25]同上，p.33. [26]同上，p.31. [27]同上，p.34. [28]同上，p.109. [29]同上，p.3. [30]同上，p.3. [31]同上，p.32. [32]同上，p.35. [33]同上，p.8. [34]同上，p.21. [35]基于对此前无法查阅的档案的研究，参见迈克尔·雷曼，斯大林主义之诞生(伦敦1987). [36]瓦西里·谢尔尤宁，社会主义工业化，1988年1月5日. [37]同上. [38]曼德尔，同前，p.11. [39]同上，p.15. [40]同上，p.44. [41]托洛茨基，1962，同前，p.13. [42]曼德尔，纽约，p.62. [43]同上，p.42. [44]克里夫，纽约，p.154. [45]同上. [46]“国家资本主义”的矛盾(伦敦1969)，p.13. [47]共产党宣言
第十五章补篇：斯大林的最后岁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十五章补篇：斯大林的最后岁月
第十四章胜利的辩证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十四章胜利的辩证法
第十三章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十三章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
第十二章大元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十二章大元帅
第十一章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二）（1934-194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十一章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二） （1934-1941年）
第十章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一）（1923-193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十章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一） （1923-1933年）
第九章渴望权力的诸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九章渴望权力的诸神
第八章“大转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八章“大转变”
第七章总书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七章总书记
第六章斯大林在内战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六章斯大林在内战中
第五章191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五章1917年
第四章科巴变成了斯大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四章科巴变成了斯大林
第三章总演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三章总演习
第二章地下社会主义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1949） 第二章地下社会主义者
第十节那么，为什么说国家是一台机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十节那么，为什么说国家是一台机器？ 在《斯维尔德洛夫关于国家的演讲》〔即《论国家》〕（1919年）中，列宁表现出对只使用两个术语的独特坚持。他既不说机构，也不说组织，也不说有机体，而是说仪器和机器。他还坚持说，这个“机器”是特殊的，这个“仪器”是特殊的，但没有说它们在什么方面是特殊的。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解释这些术语，让它们必须有准确的含义，因为列宁没有走得那么远（就像马克思在他之前没有走得那么远）去阐述这些术语，而是把它们作为关于国家的最后可能的说法。 列宁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他说，如果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机器或仪器，这就意味着它的存在是独特的，因此，它与其他的东西不一样：也就是说，它与“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其他东西不一样。因此，它们不是单纯的机构，如国务委员会；它们不是一个协会，如家长协会；它们不是一个联盟，如人权联盟；它们不是一个组织，如政党或教会，也不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更加模糊的术语）。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机器，因为它是由一种不同的金属制成的，我们的意思是（因为在对现代国家的任何反思中也涉及到了军车、机枪和步枪的金属）一种不同的结构，一种不同的“物质”，一种完全不同的同一性。从这里，我们又被送回我们刚才所说的，表明国家是“独立的”和“工具性的”。 仪器和机器这两个术语仍然存在。 如果我坚持使用术语，那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使用术语，如此坚持，使得我们不得不相信，他们用于国家的某些词语，而且只用于国家，是因为他们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表述的概念的索引，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表明这一点。实际上，仪器和机器（至少就我熟悉的马克思的术语而言）是为国家保留的，这本身就令人惊讶：例如，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生产机器”，甚至没有说过生产设备，这些术语今天已经变得很普遍（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很中性）。除了这个例外，重要的是，在例外本身中，仪器-机器这一对。如果不是意味着什么，那至少可以表明什么？ Appareil，指的是机器〔或仪器——译注〕（一个事物的所有细节的外部展示），根据字典，它的意思是：“一组元素，为了同一个目的，形成一个整体”。国家机器很可能显示出多种多样的装置（镇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作为国家机器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它们都“为了同一个目的”而相互配合。这就是国家作为一种工具的定义中的国家的情况：一种工具（可以由各种元素组成）存在于一个目的的功能中：即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但这也意味着，在这套元素中，没有一个元素是多余的；相反，只要它们构成了机器，即国家这个衔接的整体的一部分，它们都能完美地适应其目的。那么，这就预示着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所有的部件、所有的齿轮都朝着同一个目的工作，而这个目的显然是在设备的外部，否则设备就不会是“独立的”。这种外部性在人们想到诸如“酷刑装置”或甚至是假肢装置等的表达时就很明显。 “机器”这个概念，是由机器的所有要素为了一个（外部）目的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难道这里不是简单地指的是一般机器的概念的吗，或者也不是马克思说的那种机器的概念吗？（尽管在德语中，Maschinerie这个词与法语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我不这么认为，我想提出一个假说。 首先，让我们注意到，有两个词是马克思和列宁小心翼翼去避免的。他们不仅从未从有机体的角度谈论国家，也从未从机制的角度谈论国家。马克思和列宁这样说的意思是，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机器，但又相当复杂，使得如果我们好好看看它的政治效果，我们就会迷失在它的细节机制中？也许，马克思和列宁把国家描述为“机器”的意思是，它像某些机器（如蒸汽机）一样自己运作？但是，当人们是蒸汽机以及傅里叶定律和卡诺定律的同时代人时，就会知道没有机器是自己工作的。如果这样说，那就是作为一种隐喻，坚持国家的“自主”或“自动”特性；但我们对国家的了解足以说明，与国家的分离与自主性都无关。马克思和列宁从未谈到过国家的自主性。 我们在17世纪发现，尽管那些语言明显带有时代风气的烙印，例如在博叙特，就有“国家大机器”的表述，其中的机器和法斯托与当时的“器械”机器的运动理念相联系。“战争机器”，包括弹道和其他方面，自古以来就存在。机器：“将一种力量转化为另一种力量的机构系统”，无论是人的能量还是重力，但在19世纪，或者早在1824年，即马克思12岁时，卡诺就研究了“火机”，并有了惊人的发现，这些“作为蒸汽机的火机”，是整个英国资本主义的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章节中谈到了蒸汽机、简单机器和机床：他仔细阅读了巴贝奇，一个诚实的技术人员，但没有理论意识，他写道：“所有这些简单仪器的组合，由一个发动机启动，就形成了一台机器”（1832）。马克思坚持认为，彻底改变生产世界的不是蒸汽机，而是机器工具：在人的手只能缓慢移动一个工具的地方，机器使成套的工具快速运动起来。 马克思对“发动机-传动装置和工作机器”的关系相当着迷，他很快就忽略了发动机：“发动机给整个机制带来了动力。它产生自己的动力，像蒸汽机、电磁机、热机等等，或者从外部自然力中接受动力〔…〕。传动装置〔……〕调节运动，分配运动，必要时改变其形状，从矩形到圆形，反之亦然，并将其传送到机床上。” 既然只是传递和转化运动，一切都取决于这个新“机器”的引擎，也就是火或热的引擎。冥冥之中，字典上说：“机器：这种制成物，一般是复杂的，旨在转化能量并使用这种转化（原则上区别于仪器和工具，它们除了使用能量之外什么也不做）。” 如果这就是区别的话，“机器”将为“仪器”增加一些基本的东西：它将在简单使用某种能量的基础上增加能量的转化（从一种能量到另一种能量：例如，从热能到动能）的概念。在仪器的情况下，一种类型的能量可能就足够了，在机器的情况下，至少涉及两种类型的能量，最重要的是，一种能量向另一种能量的转化。 如果国家不仅是一个“有机体”，如果它没有被“工具”一词很好地定义，而“工具”又并不是太错，只是过于笼统，那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整整一个世纪里，马克思和列宁不仅要在这种程度上坚持说“仪器”，还要说“机器”，这种基本意义的词被他们真正的术语坚持所指定，被他们留下却又没有给我们解释。当有人固定在一个或两个词上，而且这两个词的意义是相同的，所以第二个词通过给第一个词增加一个基本的精确性来发展第一个词，他坚持这个词却不能说为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正在处理一个重要的和模糊的问题。 据我所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只有一个类似的固执的、同时也是偏盲目的坚持术语的例子：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表述中的专政一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更容易找到解释，但往往是在这个词旁边，所以我们必须让文本对自己起作用，以引出它的意义。
第九节国家在什么意义上是“工具性”和“独立性”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九节国家在什么意义上是“工具性”和“独立性”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从国家和基础的真正区别中得出了非常有力的政治结论。但在理论上他从未走得很远。序言中所说的，实际上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中的一个基本主题：国家不仅有别于基础，而且是独立的。我们这一次的纠正将让它明确、肯定。 这个“分离”的主题在马克思和他之前有很长的历史，并且与法律问题密不可分。自然法哲学所开辟的整个问题，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经由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之上，或者说是，是建立在一个强塞给我们的“证据”上（统治的主导意识形态或假装统治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在必须从私法方面解决公法（或政治）问题的骗局之上。 在斯宾诺莎之后，黑格尔在指责自然法哲学家对主体的“原子化”观念时，已经很能明白这一点。他试图告诉他们，自然法哲学家已经误入歧途，因为你永远不可能从私法中推导出公法，例如国家，私法将原子化的法律主体带入其中：如果你把人类个体主体的原子元素作为你的出发点，你怎么能重建整体？而如果你能超越自然法哲学家们——通过随便什么契约，无论它多么糟，但这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规定——重建出那个整全的现实，那这就是国家？黑格尔承认霍布斯的优点，他曾灵巧地设计出人与人的次级契约（“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契约”），“同意不对抗”君主，这是同意之人与君主之间的荒谬契约，因为君主在契约之外，而他们却把一切都让给了他，何来对应之物！” 对这一概念的历史稍加研究就足以意识到，自然法的哲学家们除了试图以容错的方式解决〔同一问题〕外，每个思想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根据变化的力量之关系和可以说的东西（他们当时没有用政治著作开玩笑）：在商法（这是法学家称之为私法的现实）中找到思考公法（国家）和在公法保障中建立同一商法的那个要素。他们在商法实践的例证中插入了商法，而商法已经足够多了，他们希望有一个国家来保证他们的这种商法，并在其政治实践中尊重这种商法，他们想象着他们可以将国家建立在商法之上，他们就这样承担了一项荒唐的任务，但其政治利益是不可忽视的。当然，他们并没有设想国家的分离；相反，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国家不要分离，而是建立在商法本身上，建立在作为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上，即可以消费它，出售它，用它来购买劳动能力和增加他的财产，等等，但条件是，这种所有权是由谁来保证的呢？当然是由国家来保证的！为了从国家那里得到保证，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国家！为了从国家那里得到保证，即国家不会任意妄为，它不仅不会剥夺商法的优势，而且会保证这些优势，于是所有者在17世纪有了格劳秀斯，以及后来的洛克，他们作为思想家开展工作，公开确立（这一点传播得很厉害，因此也被人读懂）国家高于私法，国家高于商法，国家高于人类主体的自由。当卢梭，以他提出问题、颠覆问题和用其他有利立场的方式激进地试图在《社会契约论》中表明，国家不仅是整体，而且是一个大全，是个人意志的总和，通过一个奇特的系统，国家表达了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强制的一般意志（“他将被迫自由”），这是多么大的丑闻。 对康德来说，他援引古老的道德与和解的“底线”来充当人类历史、自然和自由的理念，进而前进，但与此同时，他对作为“强制”的法律有一种相当唯物主义的看法，黑格尔用国家作为最高的伦理现实这一理论回答了他——所有对抽象法律和道德以及家庭和“市民社会”（需求体系=政治经济学）的期待，都被阻挡在这些理论的有限性之外。因此，国家被置于所有事物之上，高于道德（康德的解决方案）和自然法哲学的主观主义原子论。它是其他一切事物的目的和意义。但它不是“分离的”，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分离是由理解力来把握的，而理解力“自在存在”和“为他存在”的。马克思是个大公无私的人，他解决了自然法本身的问题，表明只要“把事情颠倒过来”，不从自由主体想到国家，而是从国家想到自由主体和抽象（商法）等：这就是“目的”，这样就把开端和中间环节的意义都揽在自己的怀里。 马克思从黑格尔开始论述国家：国家就是理性，没有什么比国家更理性，没有什么比国家更重要。在国家中，有普遍的统治；作为例证，公民：他是自由的，与其他人一样平等，包括君主，他自由决定与他有关的事情。法，有一般的意志和公民的授权。公民，他不再是那个可悲的鞋匠，不再沦为他人的耗材和工具，不再沦为他人的悲伤和他孩子的忧虑：他居住在普遍性中，并能颁行法，或者，更好的是，使法具体化（至少在原则上）。 在这个强有力的保证的基础上，马克思很快就有了机会，在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这位普鲁士国王，私下里非常自由派，但在公开场合是个暴君）的领导下，他发现本身是理性的国家，却过着可悲的不合理的、甚至事实上是非理性的生活。有一段时间，他天真地从中得出结论：“理性总是存在的，但不总是以理性的形式存在”：总之，只要有希望就够了。 费尔巴哈进入德国哲学界时，马克思还在等待。这个人在马克思所有的同时代人中产生了真正的启示，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理性必然以非理性的形式存在？正是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改变了一切：以前，它是偶然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副标题（因为当时在德国，一切都围绕着宗教这个离经叛道的问题展开）是《纯粹非理性批判》。这是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真正的公开挑衅。 费尔巴哈的主要论点（所有其他论点都取决于它）是众所周知的：正是通过理性的异化，理性必然以纯粹的（或不纯粹的）非理性的形式存在：极端地说，在费尔巴哈那里，没有不纯粹的东西；一切都是纯粹的、透明的：不透明的、夜晚的东西不存在）。那异化于什么呢？是与人的本质的疏离，它不是所有存在的α和ω（蜻蜓和星星不是人的本质的疏离），而是所有符号的符号，包括蜻蜓的符号（它的那种完全自由）和星星的符号（沉思之光）。现在，在这些符号中，有那些完全是文化历史性的，比如完全由人类的力量、斗争、历史产生的（不像蜻蜓和星星）；比如个人符号（费尔巴哈给他的瓷器新娘写了独一的情书），有些也不是文化历史性的。最重要的是集体的、社会的、通用的文化意义，简而言之，就是那些人类（每个人都是“抽象的”）认识自己的意义，因为它在这些意义中表达了自己。这些伟大的人类通用符号首先是宗教，然后是哲学，然后是国家，最后是手工艺和工业生产及贸易。 宗教提供了人类本质异化的最纯粹的案例：人们在上帝那里崇拜、爱和害怕上帝的无限的、全能的、全知的、无限的善和拯救的一类本质（对费尔巴哈来说，所有这些属性都是人类的属性，不是想象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他“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在上帝那里沉思自己，看到自己（身体），触摸自己，感受自己，爱自己，爱自己的力量，爱自己的无境的科学。人类在上帝身上投射和异化了自己的本质，人类用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制造了那个他们所祈祷和崇拜的替身：却不知道人类就是上帝。一个巨大的幻觉就这样创造了上帝，他不是人的形象却有人的本质。在我这个渺小的个体和我所忽视的人类基因的无限极限之间，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被基因（=上帝）的全能、其无限的科学、无限的爱、无边的善意和宽恕所淹没，这并不奇怪。这个一深渊相当宏大，使得小人物永远不会认识到他所崇拜的这位上帝就是他，不是作为一个“有着扁平鼻子”的有限个体（原文如此）。而是作为人类的一员。 事情是如何开始的？异化是如何进入历史舞台的？通过第一个深渊：在无所不能、令人恐惧的自然界（同时又为因为生存而显得够慷慨）和小人物之间。后者把自己的本性与自然界的本性相提并论，然后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根据自己历史的修饰来改造自己的上帝（与马克思所说的相反，他需要这个错误，历史对费尔巴哈来说存在得很可怕，尽管是他自己的历史）：有犹太人的上帝，那个“实用”（=自我主义，参见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一篇论文）的民族，有《新约》的上帝和其他上帝，他们把自己特有的本质还给由历史决定的（和有限的）人类。然后是哲学，这一神学的副产品，本身就是宗教的副产品（有一个例外：希腊人，唯物主义者，他们在宇宙之美、星空之体和爱人之身中崇拜自己的本质，而哲学家们，他们以哲学为宗教）。然后是国家，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异化形式，因为国家是世俗的上帝。然后是伟大的科学发现，近代伟大的科技革命（现在也是！），法国大革命，人类在理性中认识到自己，被当作理性来崇拜，而且触手可及。历史、工业、蒸汽机诞生的漫长时期，法国大革命后的复辟大危机，宗教危机，这一切都表明，有可能走出困境，事情已经成熟，宗教有问题，有破绽，有危机，即将要放弃它的秘密，一个人最终能够说出真理的时候已经到来。真理有一个名字：“人”。说出真理的人有一个名字：“人”，是一个高贵的、有胡子的、四十岁的哲学家，住在乡下的一个小瓷器厂里，他的女儿已经嫁人了〔原文如此〕。恩格斯在经历了费尔巴哈式的大爱之后，在意识到伟人在1848年没有抬起他的小手指的时候，会写道：这就是一个伟大的精神住在乡下时的情况！〔原文如此〕！ 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保留了一个：“人是人的本质”，国家的不合理性是其异化的结果。他补充说（在1843年），异化的原因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而不是在人和物之间的差异中寻找：而是在社会的异化生活条件中寻找，然后是在工人的生活条件中寻找，最后，在以对异化主题（至少在《资本论》中从未完全离开它）的这种激愤地利用结束之前，是“异化的劳动”（《1844年手稿》）。 马克思将异化的模式应用于国家，就像费尔巴哈将其应用于上帝一样，而正是在这里，分离的概念第一次发挥了作用。就像费尔巴哈笔下的宗教人士一样，人生活在一种双重存在中。他的一般的、普遍的生活，他在国家中思考，国家是理性和善。他的私人、个人生活在他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实现。作为一个公民，他有权利享受物的生活，即理性的生活。作为一个个体，他有权利享受财富或痛苦，享受与其他生活无关的东西。人被一分为二，这就是国家与人分离的原因。这些是《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关于“人的权的著名篇章，是形式上的权利（“国家是政治生活的天堂”）和实际的“权利”之间的矛盾，这些权利一无是处或完全不同（在私人生活的大地，自私和竞争的斗争统治着这里）。结论是：我们必须结束这里的异化，在必然性和竞争的地球上，结束异化的劳动，这样，随着人类最终恢复其本质的天堂，人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我们不要忘记，费尔巴哈的一切起源）将结束：然后，完成的自然主义将与完成的人道主义没有区别，反之亦然。这是马克思本人在1844年所说的话。 这些话，本意是强硬的（马克思不想出版包含这些话的《1844年手稿》，这再次可以理解），在混乱的结论中证明了他自己的理论弱点。马克思会放弃这个结论，保留国家的分离（异化）与人的异化，以及处于生产核心的人：工人的异化相联系的观点。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与1844年在“异化劳动”上开辟的道路不同的东西。异化只是一个词，无法解释自己。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所有迂回，以及在此之前的1848年革命的所有经验都是必要的。 只需要读一读《雾月十八日》：不再有任何1844年的主题的迹象。国家仍然是“分离的”，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机器”，一个“器械”，不再被异化所解释。国家的“分离”不再意味着国家与政治相同，更不意味着它是人类的胎儿。“分离”后，国家被赋予了不同的、机械的唯物主义理论地位，一方面动摇了费尔巴哈或其门徒（“德国社会主义者”或其他道德教派）的所有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动摇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通过将黑格尔“注入”费尔巴哈的“辩证法”。即使在今天，这种震荡也会撼动“欧洲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精华。那么，这种国家分离的理论地位是什么？国家是独立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统治阶级用来延续其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列宁甚至会说是“一根棍子”）。 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其他基础上，仅仅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仅仅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不明智的东西，而我们应该谈论的是国家的理论要素。我再说一遍：虽然它们只是理论上的要素，但它们至少有资本的政治意味。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国家是独立的。政治并没有沦为国家，不过远非如此（感谢上帝！）。国家是一个“机器”，一个旨在为统治阶级的斗争服务并使之永久化的“机器”（？）列宁会说：国家不是一直存在的。这很正常：如果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只有在阶级社会中才有国家，之前没有。国家使自己永远存在，为什么？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个工具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最初的雏形，已经衰落的统治阶级把这个工具传给了下一个阶级，而下一个阶级又把它“完善”了。这就是个简单得令人心动的解释：国家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有这个需要。这就是所有能确定的东西，这就是所有的说法。恩格斯将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试图勾勒出国家诞生的理论，但这是一部汇编的作品，很难令人信服。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了。 阶级斗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到国家：统治阶级为维护和加强国家而斗争，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具”；革命阶级为征服国家权力而斗争（为什么是“权力”，因为我们必须区分机器和使机器运转的权力：如果我们夺取机器而没有能力使它运转，那将是一场无用的政变）。工人阶级必须征服国家政权，不是因为国家是普遍的或关乎一切的，不是因为国家是“归根到底的”，而是因为它是工具，是“机器”或“仪器”，在改变社会的经济-社会基础，即生产关系时，一切都依赖于它。一旦征服了资产阶级国家，就有必要“摧毁它”（马克思、列宁语），建立“一个非国家的国家”，一个在结构上完全不同于目前“机器”的革命国家，并且不是为加强它而是为它的消失做好准备。然后我们将进入“无产阶级专政”阶段，马克思在1852年说，这是他自己的发现和他所阐述的基本论点。 所有这些术语，我是说术语，都需要被解释。因为我们太习惯于那些我们不再知道，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不再想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的词汇了〔根据这些词汇，似乎“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在庄严的大会上，匆忙地，或者两者都有，会“放弃”无产阶级的专政；凭着这一点，我们满足于使国家“民主化”，以便不必“摧毁”它（法国），或全力“重新组合〔它〕”，以便不再处在“分解”、“分裂”中等等。（意大利）〕。 首先，说一下“工具”。是的，国家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并为其服务。如今，“工具”这个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评价（请看我们理论家的词汇，他们与这个词的距离远得像山一样）。但是说“工具”的人都说“分离”。每种工具显然都与它的代理人“分离”了；乐器与音乐家；“警棍”与警察。与什么分离？整个问题就在这里。与社会分离？这就是平庸和简单的说法，即使是恩格斯的说法，也是使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旧有对立发挥作用，而马克思在其深刻的理论性（即使包含可疑的表达）序言文本中已经远离了这种对立。如果是这样的话，国家就会与不是自己的东西，即与其他的东西，或市民社会（生产等）“分离”。而当葛兰西为了重新建立（并非没有意图，而且有其后果）文字的对称平衡，说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开时，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他把自己的“市民社会”定义藏在袖子里）。国家与统治阶级分离吗？那是不可想象的。我现在略过了中间的“解决方案”，转而讨论本质问题。 我认为必须理解，对马克思和列宁来说，如果国家被“分离”，那是极其意味着与阶级斗争分离。这将使我们那些怀着关于阶级斗争对国家的整体“跨越”〔traversée〕理解的理论家发抖，使所有那些对国家“分离”的观点提出异议并意识到阶级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危险之中——出于这个原因拒绝国家是一种“工具”的人滚开！我们根本不属于那些接受这种粗糙的“机械论”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次（以后还会有几次），必须不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伸张正义（我们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它），而是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伸张正义，因为他们在理论上一贫如洗的情况下，至少坚决支持这种决定性的“延长”。国家当然是与阶级斗争分离的，因为它就是为阶级斗争而生的，所以它是一种工具。你能想象一个由统治阶级使用的、不与阶级斗争“分离”的工具吗？它有可能一有机会就在统治阶级手中爆炸！这是我的想法！而我想到的不仅仅是群众阶级斗争对国家的这种“跨越”（我想这就是我们的非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业余舵手所谈论的），这种群众斗争在整个历史上确实“跨越”了国家，但最终却落入资产阶级政治（如1968年）。我首先说的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本身。如果大的国家机关听任资产阶级阶级斗争“跨越”国家，那就很可能意味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束……在德雷福斯事件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事情就已经到了这种极端的地步，其他的例子就不说了。 如果我说，国家与阶级斗争（它在生产-剥削、政治机构和意识形态机构中展开）分离，因为国家是为阶级斗争而制造的，是为了与阶级斗争分离，这意味着它需要这种“分离”，以便能够介入阶级斗争，而且是“全方位”介入：不仅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维持资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剥削和普遍压迫制度，而且最终在统治阶级内部的阶级斗争中，反对统治阶级的分裂，如果工人阶级和群众阶级的斗争是强有力的，那么统治阶级的分裂会对国家构成严重的危险。 为此，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可以举出1940年法国资产阶级在战败后和贝当统治下的情况吗？人民阵线，西班牙的内战激发了法国资产阶级的恐惧，甚至在战前，它就已经默默地做出了选择：“希特勒比人民阵线好”。这一决定激起了法国的军事政策：那就是战争是愚蠢的。最新法国“持有人”迎接了失败，正如莫拉斯所说，是“一个神圣的惊喜”。贝当和合作政策随之而来。但与此同时，在这种可怕的困难条件下，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拒绝了失败，拒绝了德国纳粹主义和贝当的企业法西斯主义，其中最有政治素养的人起了带头作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在几个月内要求占领者使其组织“合法化”，牺牲了法共最优秀的激党员，他们为了支持党的要求，号召他们恢复政治活动：以蒂姆鲍和米歇尔为首，他们最终在沙特布里昂被纳粹枪杀，还有许多人在其他地方被枪杀。但许多与领导层保持距离的共产党人自发地参加了斗争（参见FTP负责人查尔斯-蒂龙的证词）。与此同时，一位贵族和爱国者出身的陆军将军戴高乐在伦敦呼吁法国人团结起来。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们可以看到国家正在发生什么。 事实上，法国资产阶级是分裂的：绝大多数人通过“非政治主义”或疯狂的政治意图，支持贝当。少数资产阶级，首先是小资产阶级，跟随戴高乐。他的第一个呼吁是基于拒绝战败和屈辱以及爱国主义。他还号召所有爱国的士兵和军官“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伦敦与他一起组成军事力量的基础。作为一名将军和伟大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戴高乐想体现民族的抵抗，让民族拥有合法的国家，因为贝当的国家不过是一个受制于德国人的工具。 戴高乐的整个政策，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后来的“阿尔及利亚事件”（另一场同样使资产阶级分裂的战争）中，都是把资产阶级的替代政策（而且更“聪明”）强加给分裂的资产阶级，其中大多数人都瞄准的是贝当。戴高乐有（资产阶级的）智慧，他明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有可能无法抵御人民的抵抗运动，而这种抵抗运动只有在资产阶级自己不在抵抗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如果它不形成一个能够接替贝当的傀儡和法西斯国家的国家，它才有可能壮大。正是从戴高乐的阶级意识立场出发，人们可以理解他与内部抵抗力量关系的动荡历史，这些抵抗力量显然没有等待他的命令而采取行动。正是从戴高乐的阶级立场（他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即使他身边只有薄弱的军事分队和孤立的资产阶级志愿者），人们肯定理解他对贝当和军队以及对与贝当结盟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的态度。戴高乐的着眼点是重建资产阶级的阶级团结，跨越其目前的分裂。在这项工作中，他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以其名义发言并与之认同的合法国家。 在经历了漫长的沧桑和严重的冲突之后，他能够使他的“政府”得到盟国的承认，并在此基础上由自由法国的部队采取军事行动。他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向军官和士兵讲话，并呼吁他们履行“义务”，从而从现有的法国军队中召集了他的部队。在伦敦，并很快在阿尔及尔，他建立了整个国家机器，能够控制内部的抵抗运动——并非没有坏的后果。而在军事和政治事件强加的这种“相遇”所产生的冲突中，是人民运动的政治与戴高乐的国家雏形背后的政治发生冲突。当整个抵抗运动的历史与阶级斗争的伟大历史回声产生共鸣时，当在斗争本身中勾勒出转型的政治计划，有时甚至是社会革命的计划时，戴高乐总是以原则的名义进行干预，在这些原则中，爱国主义被“国家利益”、“国家意识”、“责任”、纪律和对代表国家“总体利益”的国家元首的单一命令的服从所严格控制。公开站在政治立场上的戴高乐，很难阻止“政治”在抵抗组织中的“实施”。但在自由法国部队中，这种情况要少得多，在那里，人们也可以感觉到不仅是为了“解放祖国”，而且是出于责任或纪律而行动。而在战斗的幕后，戴高乐在法国几乎没有控制权，通过这场战斗，戴高乐启动了国家机器的要素，当时机成熟时，他注定要接管留在法国的国家机器，或者说，把它置于他的指挥之下，除了少数几个头目外，把它收回来，为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众所周知，戴高乐的计划大致上是按照他的愿望进行的。他能够与各政党进行谈判，而被多雷斯事件（一个不想离开法国却向斯大林屈服的人的“叛逃”，斯大林实际上是把他作为人质绑架了）牵制的共产党人仍然很听话。他强行向法国派遣政委，并且——由于抵抗运动的政治弱点、留在法国的国家机器人员的力量、盟国最后明显的政治支持——在法国登陆和解放后，结束了国内抵抗运动的组织和军团所带来的政治问题，颁布了统一的法令，进行了“缴械”，并将抵抗运动推向了对德国的正规军事斗争。 国家，国家机器，不仅是在伦敦和后来在阿尔及尔建立的雏形国家机器，还有留在法国为合作政策服务的国家机器，在戴高乐拯救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政治意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再明显不过了。这些机器的机制，在伦敦和在维希一样，使事情变得更容易，这一点太清楚了。戴高乐成功实现这一意图的条件是，他发挥了国家机器的传统“价值”，也就是说，除了无法避免分裂的爱国主义之外，还有责任、纪律、对国家及其代表的服从、等级制度、“为国家服务”和“公共服务”等价值，也就是说，尽可能地将国家机器与阶级斗争的最紧迫问题分开：戴高乐不仅依靠国家机器的“功能作用”，而且依靠他从伦敦灌输给他的执行者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与爱国主义的要求明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在这一行动中获得了成功，我想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正如不能否认的是，资产阶级阶级团结的恢复，在非常危险的分裂和暴露在人民力量的斗争中，是通过“明智”的政策，通过知道如何看到远方，通过宣布一场战斗而不是战争，以及通过对国家机器的巧妙管理来实现的，几年来，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力量在伦敦，另一部分在法国，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毫无疑问，为了更有说服力，有必要详细地说明，但我相信，根据这一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支持这样的论点：为了履行其作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职能，国家机器必须在最坏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与阶级斗争分离，尽可能地从阶级斗争中撤出，以便它不仅可以干预人民阶级斗争的威胁，而且可以干预阶级斗争在统治阶级本身内部可能采取的形式的威胁，以及干预两者的结合。 因此，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还在于它尽可能地与阶级斗争分离，成为掌握国家权力者的工具。国家的结构、国家的等级制度以及所有国家官员的服从（和保留）义务，无论他们的地位如何，都体现了它“为此而生”的特点。这就解释了国家的军队、警察和行政人员的特殊情况。军队中没有工会，高级政治人员中也没有工会，在严厉的镇压威胁下，他们的罢工行动是被禁止的。警察部门（已有一段时间）和司法部门（最近）有工会，最近CRS也有工会，但在“核心”部门，即武装部队、宪兵、机动卫队等，没有工会，它们是卓越的镇压力量。如果警察可以罢工（在特殊情况下），那么军队、共和军和宪兵就从来没有罢工过；顶多是“动乱”，比如在抵抗运动和1968年，或在某些其他情况下，当秩序部队判断他们不明智地参与了可疑的或代价很高的战斗时（有时，但在极其罕见的例外情况下，是为了抗议针对他们的暴力命令，虽然这不符合他们“维持秩序”的概念）。当然，自1946年宪法以来，“公务员”的罢工权就得到了承认，但“当权者”的公务员却没有，而且这种罢工权并不适用于军队或治安部队（CRS、机动卫队、国家宪兵，此外，它们也是军队的一部分）。而当治安官工会想采取进步的举措时，不仅受到了部长的严厉斥责，而且受到治安官高级官员的严厉斥责，他们用纪律措施来惩罚“违法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所有官员都必须履行的“后备职责”，还允许在特定的困难情况下进行几乎所有所需的镇压。 很难想象国家及其公务员的这种“特殊情况”，因为有一种趋势是把军队、CRS、宪兵、治安官、被称为“权威”的高级官员，也就是国家的“核心”应有的“职责”放在一边、也就是国家的“核心”，即拥有并包括物质力量、国家镇压力量及其“政治”力量的核心放在一边，只考虑“公共服务”公务员（从教师到邮政工人、铁路工人和其他“公共服务”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活动中的次要现象。而且有一种倾向是把某些地方官、教师或其他人的示威当作阶级斗争的公开形式，而人们至少应该问问自己其中一些示威的倾向和效果。 我在这里想到了马克思对工厂检查员的评价，他们比我们现代的劳动检查员要“先进”得多（我说的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案例，这些案例可能很了不起），他们批评不人道的工作时间。他们的努力在英国资产阶级国家于1850年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时获得了成功。马克思表明，这项措施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虽然受到英国部分工业资产阶级的激烈反对，但由英国资产阶级国家强加于人，实际上是通过保护其劳动力，即保护其劳动力的健康和繁衍来为英国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服务。而在这项对大多数资本家来说是可耻的措施之后，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研究报告（马克思引用过），表明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人在十个小时的工作中的产量比十二个小时或十五个小时的产量高，因为疲劳使他们的总产量低于每天十个小时的产量。 这就是国家：一个能够对部分或大多数资产阶级采取措施以维护其统治阶级的“总体利益”的机器。而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必须是独立的。正是通过玩弄国家的性质，玩弄它的分离，玩弄确保其分离的价值观（首先看到的是：去政治化和“公共服务”），英国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够实施十小时法，戴高乐才能够以国家、民族和祖国的名义，聚集足够的国家军事力量，被盟国承认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法国共和制国家）的总统，并在所有领域和所有问题上打出合法性的牌。 但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奇怪的矛盾。的确，我们怎么能认为国家是一种工具，因此是“独立的”，而同时它又是统治阶级用来确保其统治并使之永久化的工具？确保：国家必须是强大的。永久化：国家必须持久，这样剥削的条件才会持久。 其实不存在矛盾，或者说，如果国家只是一个纯粹的工具，完全与阶级斗争格格不入，那就不存在矛盾了。确切地说，如果它与阶级斗争“分离”，这种“分离”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毫无困难的，正如国家为了确保这种“分离”而不得不对其不同类别的代理人、政治家、军人、警察、治安官和其他人采取的所有措施所表明的那样，所有在任务分工方面的分离措施，所有等级化的措施，它们因机构而异，但总有一些共同点：对责任的严格界定，以及所有关于义务、服务、后备的措施等等。 正如我刚才所表明的那样，不能肯定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把国家从工人阶级和人民斗争的影响或传染中“分离”出来（永远不要忘记，绝大多数职能部门，包括“秩序力量”，都是农民、工人阶级和人民出身；葛兰西曾很好地指出这一点）。它们也可以旨在将国家与各种形式的分裂“分离”，这些分裂也可能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来自某些团体的阴谋，或者来自与“公共服务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做法，尽管存在某些丑闻（在法国很少，在其他地方更频繁；参考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洛克希德公司的丑闻），但这种精神应该是在国家代理人中占主导地位，而且在大多数时候确实如此。 但是，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事实，很明显，“国家的工具”，或“国家机器”，不是中立的，它对统治阶级有可怕的偏见。当然，从官方来说，它“不制定政策”；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宣称这一点。国家不制定政策，因为它不偏袒任何一方；它将“凌驾于阶级之上”，除了客观和公平地管理国家事务，即所有人的事务之外，什么都不做。如果你愿意，它会有一项政策：但它将是“公共服务”的政策。而国家正是向其工作人员灌输这种意识形态，不管他们在什么岗位上工作。 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批判了这种神秘化：国家是“独立的”，但要成为一个阶级国家，最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的宣称和证明的捍卫者服务。国家元首确保国家的统一，指导国家的政策。他是国家政治机器的一部分，与政府及其部长们一起，欣然利用执政问题和他们的执政能力来掩盖他们制定的政策，以便更好地为统治阶级的更高利益服务。绝大多数高级官员，无论是政治家、军人还是警察，都是上层资产阶级的出身或职业。而通过不断诉诸于等级和责任，诉诸于国家机密或国家后备，国家现在变得相当复杂，当人们来到邮局柜台（PTT）、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或社会保障办公室时，早已看不到远处支配着所有行政机构的阶级政治，人们会有一种面对“手续”的印象，这些手续当然很复杂，但可以简化，一切就成了“自然”。 还有什么比买公共汽车票或橙子车票更自然的呢？关于橙子车票，在法国有一场抗议运动，反对其价格上涨的合法性。而且，由于涉及到钱，当你站在税务柜台前时，你不再有“自然的手续”的印象，也不再有可怕的间接税的印象，这些税使民众钱包中的剩余价值流失了（在法国为17.5%！），使货币价格的最重要部分落入税吏手中。这些税对最弱势的人征收最重的税，对那些已经在工作中受到剥削的人征收最“自然”的税，除了他们的所得税（有些部长可以模拟对老人和穷人的一些优惠）外，还对面包和牛奶征收严厉的税，更不用说衣服和大众消费的物品了。 国家在政治上是一个阶级国家；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一点。但它通过它的高级和中级官员直接与统治阶级相联系，因为它的代理人是大资产阶级或特定的资产阶级。由于这些高级官员通过整个国家等级制度、整个责任和后备制度，通过整个例外制度来支配其他官员，据说这种制度至少在宪法上和在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情况下（军队、警察、CRS、宪兵、特务、监狱等）将国家置于“阶级斗争之外”，因此可以正确地说，国家“脱离了阶级斗争”，是为了以便更好地介入其中。 国家机器中存在矛盾，军队并不像警察那样发挥作用，在一些国家，军队有政治意图，可以采取行动；在其他国家，〔是〕警察控制一切，官方警察和平民警察；在其他国家，例如法国，财政部占据了一个位置，行使过度的控制，那是“秩序之内”。一个国家是复杂的。矛盾可以作为资产阶级某些部分的意图或野心的支撑力，这是众所周知的，甚至是研究的主题。最后，这些同样的矛盾可以被一般的阶级斗争所激化，甚至，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兴趣的），被工人阶级和民众的斗争及其传播所激化，以帮助在某些行政部门，当然，是在公共部门的行业和企业中引发罢工，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没有认真地听到这样的观点，即国家机器，即使在某些部门几乎摇摆不定（特别是在戴高乐的意志缺席期间，他访问马苏时，他说他“不搞政治”），甚至在1968年，它的结构和团结都受到了严重动摇。警察、CRS、流动警卫、宪兵都服从了，而且服从得很好，街垒上的示威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甚至没有开过一枪（参见格里莫省长的回忆录）；至于军队，他们把车放在朗布依埃森林的树下，没有显示它的力量，没有去影响骚乱。 因此，认为国家“顾名思义被阶级斗争所贯穿”，就是把自己的一厢情愿当作现实。它是把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影响，甚至是深刻的影响，或阶级斗争的痕迹当作阶级斗争本身。但是，准确地说，我认为，国家，在它的核心，也就是它的物质、政治、警察和高级行政干预的力量，在最大程度上是为了不受阶级斗争的影响或“贯穿”。它成功了，而且非常成功，这一点非常明显，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意大利，从葛兰西开始，正在发展一种关于国家的弱点或不存在的理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它在实现这一点上的困难有时显而易见：但事实是，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在我们中间还是在苏联，而且手段非常相似。有时会出现国家机器的某些人员的罢工，但这不是所有的罢工，而且从来没有在国家的实际中心进行过罢工，这些不满的表现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安全的耳光，也是一种警告系统，它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整顿，导致一些口号：国家公务员必须得到更多的报酬，或者必须改善行政服务，使他们更好地与公众接触，行政手续必须简化（吉斯卡尔本人，国家元首，都在这些令人放心的公式中强调他们的作用，无论人们怎么说）。 说了这么多，就是要重申，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国家是“工具”的公式，国家是从阶级斗争中分离出来，以便更好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公式，决不能放弃。 同样可以说，因为需要表述仪器，或者机器，我们仍然要停留于术语中。
第八节一个绝对的局限：上层建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八节一个绝对的局限：上层建筑 因此，我们必须以时间为距，经过思考，建立一个基准。问题是要尽可能准确地评价马克思通过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理论”指示留给我们的东西。在这种关系上，在权衡了一切之后，我们必须说，从政治角度看，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和基本的指示，但相反，从理论角度看，他给我们留下了不足。 我们回到1859年的那篇序言，它是几代共产党人的参考，列宁和葛兰西把它作为他们思考的起点。马克思在那里说了什么？回到他自己的历史，他说：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从这篇著名的文本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一般来说，“社会形态”是可以从其生产方式中理解的，这从根本上说是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区别，我已经尽量仔细地翻译了这篇文章，而且比我们现有的译文更忠实。我不会去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所涉及的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在那个“结构”，即在他用Struktur或Basis这个词来指定，这个词翻译成法语是“基础设施“或“基础”，很少翻译成“结构”，已经解释过这一点、在这个基础，即不是“市民社会”的基础，而是生产和剥削、流通和消费的基础，除了《资本论》的大量分析外，我们还可以利用《1857-1858手稿》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所有思考（这些理论将构成《资本论》第四卷）。 但从我们刚刚翻译的文本中也可以看出，存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基础设施”内部的关系）可以采取两种极端的形式：同一的形式（entsprechend）或对立的形式；而这些形式的变化以及所有中间形式的驱动因素是生产力。在“辩证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中，决定性的是生产力：当它们超过生产关系的“能力”时，这些关系就会崩溃，而正是社会革命，这种变革（Umwälzung），最终动摇了整个大厦，不仅是基础设施，还有整个“宏大的上层建筑”，最终“或快或慢地”让位。 这里可以提出几点意见。 首先，可以注意到，在概述世界历史“演进过程”的序言中，由于它似乎列举了历史上存在的所有生产方式，因此，对立同一的辩证法被说成是普遍的，对所有生产方式都有效。但马克思真正致力于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 还可以注意到，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生产力成为变革的动力：只要它们的发展不仅“容纳”了生产关系的能力，而且超过了它们，它们的外壳就会打开，在旧社会已经产生的新的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们。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刚刚揭示的所有内涵之后，这里呈现的“历史辩证法”变得完美无缺了，因为人类（=人类历史）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永远不会超过所能承担（lösen）的任务，即如果一个任务被设定并被强加，那最后，生产力会总是强于生产关系，因为它们总是有足够的能力来“容纳”生产关系并超过它们，从而引起动荡的社会革命。 在这里，这不是一个由扩大再生产统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由简单再生产统治的其他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再生产会受到局限，会导致它们的灭亡。因此，这不是生产方式的灭亡问题；我指的是纯粹和简单的灭亡，这种灭亡不仅受更强大和更有力的军事征服者的入侵的影响，还受生产力的衰弱或衰退倾向的影响（让我们保留马克思的语言）或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影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认为，这个文本非常笼统，虽然，它比其他任何文章都更能表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的趋势，但它说得很权威，很灵活，也很有说服力，不会在评论家中引起许多胡言乱语。但那群评论家太过随意，他们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详尽的、“普世的”或神圣的文本，他们得出了为人所知的机械论和经济主义的结论，即生产力的优先地位，以及在生产力中，生产资料对劳动能力的优先地位。更不用说那些高兴地重复“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这个句子的人，他们试图在其中找到某些人的纯粹唯心主义的荒唐行为，从而归罪给马克思的所谓不明智的历史主义哲学的基础。 事实上，除了这些和其他几个句子外，马克思从未论证过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优先地位，就像他论证过劳动过程对生产过程的优先地位一样。他只是坚持了基础设施（或基础）“最终”高于上层建筑的论点。而且，事实上，在基础设施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他在坚持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统一性思想的同时，还坚持了生产关系（即同时是剥削）对生产力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这表明，生产力在其“要素”中包括劳动能力，生产关系的优先地位只有一个含义：让我们认为剥削就是阶级斗争，技术和工艺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作用，但从属于阶级斗争。 我保留这一点，虽然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充分的承认。但请注意，并不总是这样。不仅是斯大林，而且在他之前，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就在生产力面前屈膝了，而生产力是指生产资料，因此是指技术和科技。而今天，“科技革命”这个新的、神圣的、受祝福的宗教接着统治着，它奇迹般地解决了被我们的领导人忽视的阶级斗争的这种“小”问题。 我现在要转向上层建筑了。在建筑（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地形学隐喻中，上层建筑占据了第一层：它在基础之上升起（sicherhebt）。而马克思说的是“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因此它包括法律和国家。请注意，虽然马克思不断引用对应概念，但绝不是说上层建筑就对应于（entspricht）基础。他为两种情况保留了对应的概念（entsprechend），而且只是两种情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对应，以及上层建筑（法律和国家）和“与之对应的意识形态意识的形式”之间的对应。谨慎点。 谨慎点，但鉴于现在相当混乱的看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去追悔。当然，马克思和他之后的列宁会坚持这样一个事实：所有阶级社会都是剥削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历史共谋转化为对统治手段的继承；法律，首先是统治阶级在自以为是的历史传承中留给自己国家的产物，因为法可以超越统治阶级自己历史的灭亡或消融。因此，资产阶级继承了罗马法和在几千年阶级斗争过程中“完善”的旧国家机器，它将进一步“完善”它，以使它的被剥削者处于它的枷锁之下。因此，剥削阶级的跨历史的国际被勾勒出来了，这在法律上，尤其是在国家中得到了承认。但是，像往常一样，诉诸历史往往不过是回避理论问题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资本论》和列宁都不会失去这一奇特的谨慎）会有存在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性质的这一理论空白？在思考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用来表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极端的同一关系和对立关系）以及法律和国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对应关系：显然这里提到的对立关系没有发挥作用）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消失了。马克思在这方面说的是，上层建筑在基础上升起（sicherhebt）……现在我们真的取得了进展：用马克思的话说，如果你喜欢从“颠倒的”黑格尔出发，像一个真的唯物主义者一样，说Erhebung而不是Aufhebung，那我要在这里引入这个小小的语义差异：法律和国家在基础之上的提升〔élèvement〕，并不是一种“在它的怀抱中保持着被超越的东西的超越”（Aufhebung）。法律和国家是一种真正的建构，真正高于基础，也就是说，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基础的世界，而不是在其“超越”中“保持-保留”基础。这很重要，但从概念上来说，它很少出现。
第七节“思想的万能性”又是怎么回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七节“思想的万能性”又是怎么回事？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以较好的唯物主义方式，说明历史是如何以这种方式惊讶和超越了马克思的思想。 事实上，马克思与所有唯心主义政治哲学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他只同意一个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因为他从来没有对“思想的万能性”，包括他自己的思想抱有任何幻想。是列宁在激烈和无情的论战中，不明智地写道：“马克思的思想是万能的，因为它们是真实的”。当然，它们是真实的，但它们不是“万能的”，因为没有任何思想仅仅因为是真实的思想而“万能”。自《宣言》以来，这一点从未改变过，马克思的立场明确：不是共产主义思想，而是无产者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一般运动，它打开了并将打开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即“现实的运动”。思想的影响只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这些条件表达了阶级之间的某种力量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对“思想”的有效性“最终”起着决定性作用。 现在，非同寻常的是，在政治立场和对自己的思想的阐述中，马克思与他自己的论述相一致了，即在社会机器中的运作中，考虑到了自己的理论！我们在《宣言》和1859年的序言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主要理论原则的表述采取了“地形学”的形式，即在空间中铺设建筑，这其中定义了各地形（topoi）及其关系，以便“显示”相对外部性、决定性等关系，从而显示“实例”之间的效力：基础设施（生产-剥削，即“经济”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的要素（法律、国家、意识形态）。这意味着，这也是决定性的一点，马克思采用了地形学处理的方式，在同一空间的两个不同“地形”，以两种不同的形式，两次提出自己的理论思想。 马克思首先把他的理论思想作为分析他的整个对象的原则：无论这个对象是资本家和他们的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这一阶级斗争背景下的革命前的政治形势（《宣言》），还是一般的社会形态的结构（1859年的序言）。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思想无处不在，它们占据了整个空间，从而占据了这个对象的位置，因为这是一个促进对这个对象整体理解的问题。 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使他同样的理论思想第二次出现，但随后将它们置于同一整体现实所占据的空间中的一个具体的、极其有限的“位置”。让我们说，接过1859年序言的公式，马克思把他自己的理论思想置于“人们意识到（阶级）冲突并将其贯彻到底的意识形态形式”之中。通过这样第二次将他的思想置于一个既由阶级关系又由其意识形态效果界定的地方（在“上层建筑”中，在国家旁边），马克思不再将他的理论思想作为特定整体的解释原则来对待和提出，而只是考虑到它们在主导这个“整体”、这种社会形态、这种情况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阶级斗争中的可能作用。在现实中，通过改变提法（和功能），理论思想改变了形式：它们从理论形式变成了意识形态形式。 被列宁称为“一贯性”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仅包括把一切幻想还原为现有现实的客观性和对这种现实的认识，而且同时还包括对他的思想能够成为活动的条件、形式和限度的敏锐而实际的认识。因此，它在论题中有双重意味。因此，在涵盖其对象整体的思想的真理和仅位于“对象”的一小部分“空间”的思想的效力之间存在着距离（起初是相当大的）。因此，《资本论》认为，即使思想是现实的，并且在形式上和物质上得到了证明，但思想永远不可能作为纯粹的理论思想而在历史上活跃起来，而只能在意识形态下、在意识形态中和通过意识形态——而且必须补充说，因为这是根本的——在阶级斗争及其发展中被卷入的群众。 然而，由于历史的惊人转折，激进的工人们不得不经历这些转折。即使对于他们的肉身，马克思也无法理解，或者说无法预见。他的思想受到虽然是假扮的但也是太过现实的“思想的万能性”的作用，通通转化为了他的“学说”，他自己的思想也可能被腐蚀，因为那些有一天有人能够而且会知道如何用他名字的威望来掩护自己，以伪造他的思想本身的政治。整个偏离的历史（自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以及它在革命后的国家中“实存”的历史，都可以被召唤到这个过程的舞台上，而这段史实是多么的沉重啊。但是，人们不能在这里试图质疑马克思，用他自己的政治和理论历史以外的东西来“评判”他，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其范围和限度。我们不能试图把马克思没有的清晰度借给他，也不能责备他没有理解他无法生活的经验。如果保持所有的距离，这就像是责备牛顿没有成为爱因斯坦。 除非我们在过去寻找一个替罪羊来补偿我们的困难或我们的威胁，否则真正能够被质疑在马克思思想方面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的人，只会是那些提出这些问题或最终强加给替罪羊的人，那些能够和愿意（或不能和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的人：首先是共产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这些党顽固而愚昧地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或者只“放出”一些不是自我批评的感性说法（错误总在别人身上！），而且总是“姗姗来迟”（！）因为他们故意花时间回避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太讨厌了，对简单的革命战士来说是如此，无论他们是否是这些党的党员。 然而，至少应该指出马克思的理论缺陷，他的缺陷跟他的优点一样，是种无人问津的奇特。我只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马克思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公社）的奇特汇编，构成了他对公社政治历史的连续分析，是对公社本身运动中的历史，也是对公社闻名的政治发明的理论化，其中马克思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积极力量。众所周知，马克思最初是反对起义的，但一旦运动发动起来，他并不吝啬自己明确而热情的支持。然而，在这一分析中，有一点不是很清楚：对法国阶级关系的分析，特别是对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条件和形式，以及因此对公社成员失败的阶级条件的分析，这一定是某种沉默不语。让我们更准确地说：可以认为马克思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中已经阐明了这个问题；但是，1871年的法国，在二十年间经济大发展，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战胜了大地主，无产阶级得到了发展，已经不再是1850年的法国。即便如此，也还是没有分析。但是，马克思怎么可能不知道利用这种非同寻常的经验来更好地分析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运作，从而从中得出比他早在1852年就已经阐明的过分贫乏的概念更丰富的概念呢？此外，马克思怎么没有试图了解在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中所发生的事情，由于他们，现实已经更新了呢？法国的内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事件细节的惊人的、悲剧的编年史，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的、未来的理论化，但内战没有告诉我们任何能使我们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以及这两者的对立政治的认识。在这些主题上——国家、意识形态、政治——马克思仿佛不觉得有必要仔细观察，要么是因为这些问题对他来说显而易见，要么是因为他在这些问题上没有看到任何特别的奥秘。 我再来谈谈《哥达纲领批判》这段插曲，这是个奇怪的事件。首先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当时并不是真正的党内党员。然后要指出，马克思没有从这一挫折中得出任何结论。统一了马克思主义党和拉萨尔党的哥达大会举行了，并就一项纲领进行了投票。惊愕之余，马克思将自己的基本论述（与共产主义论述毫无关系）置于严谨的批判之下；他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 新的统一党的领导层，以及它内部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他们得到了消息，于是禁止马克思发表他的批判！令马克思吃惊的是，他在一段时间后发现，“资产阶级记者……甚至工人”都在哥达纲领中“读”出了不存在的东西。在他们那些改良主义论述的地方，他们“相信”那才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如果马克思没有发表他的批判，没有“反对社会民主党（统一党）的禁令，”那〔……〕只是因为资产阶级记者〔……〕甚至工人自己“在那里发现了没有的东西。”结果就是：马克思沉默了。他曾多次写道：“工人运动的未来利益决不能牺牲它的眼前利益”，这就是机会主义，他没有想到未来，没有问问自己，在几个月或几年后，这些公式是否还会起作用，罪恶是否已经造成了，而且不可能再修复了。17年后，恩格斯利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讹诈，终于将《批判》公之于众了。为什么这么晚？而且，这个《批判》当时又是以什么意图值得公布的呢？那时马克思已经死了，但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做任何事来公开他的批判。 我想到了恩格斯的那句奇怪的话：“马克思和我本人从来没有出于政治原因干预过党，我们只是为了纠正理论错误。但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维持的区别。很显然，被党的领导层禁止的、马克思没有发表的《批判》“只是因为……”，与哥达纲领的理论“错误”有关。 一个党，以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为首的领导层，禁止对纲领的激进批判，“以便不损害党的团结”（从1875年到1978年，领导层总是援引这同样的理由），马克思惊讶地看到纲领文本中发生的一个奇妙的错误，这个错误使“资产阶级记者……甚至工人”都（错误地）相信它含有共产主义的论题。甚至工人“在（错误的）信念中认为其中有共产主义提纲”；马克思满足于这种误解并保持沉默，就像《批判》的最后一句话一样令人清醒：“dixietsalvavianimammeam”。〔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事实上，这可能是马克思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属于他自己但他并不能够领导的政党，因此，他的立场是相当客观的：一个激进分子或准激进分子。那个党做了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而马克思却满足于“资产阶级记者……甚至工人”给他的最低限度的宽慰——在纲领中看到了不在纲领中的东西。这本应是多么好的经验啊！讨论党，讨论党在政治和理论问题上的行为方式，也讨论改良主义文本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幻觉，马克思对本应的讨论通通保持沉默。毫无疑问，他病了，而且好像手无缚鸡之力，无能为力，这是他接受党的领导禁令后的一种借口。而且他既没有质疑党的成分，也没有质疑那些引起错误的提纲的古怪成分、也不质疑他接受隐瞒自己的批评所换取的一种幻想，也不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党团结的目的，进而妥协的目的（但条件是马克思保持沉默），以及在“资产阶级记者……和工人”的头脑中的意识形态——都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作用。这使他们把张三的帽子和李四的头都混为一谈了：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让马克思担心未来，因为马克思带着一个纯洁的灵魂出来了：“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我的灵魂……”。 马克思保持沉默是一回事。鉴于他的个性，他可以说话，也可以保持沉默。毫无疑问，其他党员也在党内批评过哥达纲领。但由于他们没有马克思的权威，他们不得不又服从了，他们的抗议也就被压在领导层的抽屉里。至少说，在这些任一情况下，马克思都没有尝试反思过自己的人格，这一点令人惊讶。他一定是感到被谦虚所迫（“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这是“拯救他的灵魂”的另一种方式，他以他自己的方式，仿佛他不是客观上的什么人，尽管他有这样的顾虑：一个具有伟大地位的人格，更重要的是，一个理论人格，在那种把政治的严肃性和宗教或准宗教的服从结合起来的含糊其辞面前，他所有的话都是有分量的，他的短语和公式能被当作硬通货而且人们对此都很认真。现在，“理论人格效应”无可争议地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效应，不仅在资产阶级历史上，而且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上，都是如此。马克思很清楚这一点，他不能忍受巴枯宁和拉萨尔的“个性”，又不得不考虑到他们的个性的影响。显然，他并不想让自己成为谁的人。因为在这整个事件中，不仅有他，还有党的主要人物（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还有禁止他发表批评意见的党及其领导层，以及“记者……甚至工人”的整个意识形态，人们肯定认为，这太复杂了，或者马克思他自己会认为，党在这些事件之后会回到它的“本质”；或是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次要的，对马克思来说，只要写作和“拯救他的灵魂”就足够了……把所有都埋在在抽屉里…… 在这里，我们也沦陷在消极的假设中了，但我们也留下了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在面对党、党的结构、党的机制、党的影响、党的决定等现实问题时感到手足无措，在面对某些错误的意识形态影响时，尤其是在面对自己的理论人格的意识形态地位时，可能更加手足无措，等等。 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党、工人运动中的理论和政治人格：马克思有这么多“绝对局限”，为了认真反思，有必要好好注意一下。
第六节马克思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六节马克思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中 我知道，人们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些元素，用这些元素来证明其中一些公式和某些其他公式的出现。人们很容易在马克思那里找到百分之百的费尔巴哈式的“颠倒”主题，这是一个口号，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概念，因为把它当作一个概念，这个口号把任何读者和任何“为自己思考”的人抛入理论猴戏的困境：例如，作为唯心主义，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恩格斯会指摘元素，说唯心主义是第一个颠倒的结果，是唯物主义，按道理，这本来是唯心主义的原创……）。 是的，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共产主义中这种完全透明的社会关系的潜在思想，即这些社会关系是“人的关系”，即简单的个人（一切中的所有个人）在征服和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中的明确关系。是的，从详细阐述这一主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其中第一卷描述了鲁滨逊时代的社会和生产出的封建家庭的情况，再到作为一种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个人的自由发展构成了社会关系得共产主义的自由联合。而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共产主义中的生产关系已经像国家、市场关系、货币、政治、政党、民主、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别、城镇与乡村的区别、性别之间的区别、父亲与儿子、岳母与女婿的区别等等一样，都是多余的。 当然，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时使用的唯心主义语言较少，尤其是在最后一篇美文《评瓦格纳》（1882年）中可以看出，他对直接来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唯心主义神话几乎没有任何保留（参见傅立叶：共产主义是尽可能合理地组织个人激情发展的领域，而且主要是情欲激情），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然后在《共产党宣言》中几乎放弃了它，只是在《1857-1858年手稿》中又发现了它，而且比以往更有活力，在《资本论》中依然存在，尽管是有限的。 这些主题或公开或潜在的唯心主义围攻着〔……〕“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把这些暴露在我们面前（这个手稿在1845年也没有出版，是任由“老鼠吃”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想把它出版，但1848年的革命让他们措手不及，最后，直到很晚才得以完成。恩格斯当时坚持认为，这部书证明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知识方面的落后”），但在1859年的序言中也是如此。在那里，生产方式确实被排成了一个连续的清单，而且是“渐进式”增长的强行承袭，有点像本世纪初的“思想家”追随自然法的哲学家和卢梭所说的那样：首先是蛮荒，然后是野蛮，然后就是“文明”。同样，马克思把这一系列有序的过程表述为“渐进”的继承：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显然，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赶上移动的火车”，但每一个社会都必须经历整个强行的生产模式顺序。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谈到“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时再次谈到了这一观念，而且，我仅举这些例子，马克思在谈到印度这个自相矛盾的案例时，印度古老的结构竟然敢抵制英国的殖民资本主义，然而，在他看来这是更“进步的”。 马克思经常以这种革命和唯心主义的精神构思“过渡”问题，即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下一种……）？然后，马克思说出了葛兰西非常喜欢的那些伟大的神圣的话语，这些话语虽然想说出一切真理，但最终却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完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愿望”，即看到真实的历史按照他所希望的或愿意的方式进行；例如：“一个社会形态在它能够包含的所有生产力得到发挥之前是永远不会灭亡的（！）…”。现在，这意味着什么呢？例如：“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但是，同样的唯心主义以一种极其微妙的形式围困着《资本论》本身。因为他们两个人，长期的分析工作十分艰苦，在这个问题上又得与流行的思想作斗争，就不得不让人认识到它的“论述顺序”应该有问题。尽管让人印象深刻，但《资本论》论述的统一性在当时对我们来说似乎就是这样：虚构的。但为什么会有这种虚构的统一性呢？因为马克思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的“半黑格尔主义者”，也就是说，作为他所是的黑格尔式的“颠倒的”唯物主义者，有义务在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科中面对一个哲学著作的开头这一纯粹的哲学问题。这种误解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节，即它的开头，重写了十几次；他不得不从“最简单的”和“抽象的”，即商品，从而从价值开始；他因此感到不得不从价值的抽象开始，这使他的论证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但同时在“推导”货币、资本主义剥削和其他一切时，又把它们“框定”在一个非常尴尬的理论领域。更不用说在价值抽象中所预设的，“抽象劳动”，即存在一个同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价值的最终等式（x商品A=z商品B）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平均分配占统治地位，因为它已经取得了胜利。这种平均分配只是倾向性的，尽管为了以他所选择的或应该选择的严谨形式进行推理，马克思把它作为一个基准点出发，而不把它当作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结果，而是当作“最简单的”原始状态。最后，且不说这种“论述顺序”，即使是在论述顺序之外也必然遗漏了马克思必须谈到的东西，即以便能够提供一种不能归结为剩余价值（作为价值的差别）的剥削理论。因为这样一来，矛盾的就是，有必要考虑到论述顺序所要求抽象的东西：所有形式的劳动生产力，作为简单商品以外的东西的劳动能力，以及简单的资本主义出现的条件的历史，其中也包括原始积累。因此，就在关于工作日、劳动过程、制造业和大工业的三个长章节，以及关于原始积累的特别章节。 这些章节在“论述顺序”之外，给解释者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要从理论过渡到历史，从抽象到具体，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刨根问底，马克思关注的对象是什么：是他在《资本论》中无休止地重复的“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理想媒介”，还是使西方资产阶级沉淀为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条件的具体历史？但是，我们现在正处于“具体”之中，因为原始积累、剥夺工人（农业和城市）的生产资料和再生产条件，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与任何抽象的东西、任何“理想的尺度”，不管它是什么，都没有关系。那么，为何把这种思想的这些不和谐和令人不安的因素结合起来，而这种思想本身从未停止过宣扬其统一性，并在《资本论》中假装的论述顺序中强加了这种统一性？ 更妙的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理论，即它要在价值的基础上证明生产价格的产生，而这还是以计算中的一个错误、一个遗漏为代价才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斯拉法是移居英国的葛兰西的老朋友，斯拉法和他的学派有一个优点，就是密切关注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证，并且非常吃惊地发现，这个论证是错误的。这事一个走的太远的错误：恰恰是来自这样一个原则，即必须从最简单的、第一要素即商品或价值开始，而简单的东西既不简单也不最简单；还来自这样一个原则，即绝对必须从“分析”模式开始，它的任务是在简单的东西中发现其本质和这种本质的效果，这些效果适合于通过综合推理最后找到具体的东西本身。马克思自己打破了这一要求，他不仅在引入《资本论》论述顺序的具体章节中，而且通过引入抽象概念，他从未停止过将这些概念插入抽象论述顺序的理论领域，以扩大它，从而表明自己，感谢上帝，这很可能地不属于黑格尔。 那么，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开始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是这种要求和这种“救赎”：“在每一门科学中，开始是困难的”，他在《资本论》的开头这样写道。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要把由价值的最终抽象性所迫使的开始的想法强加给自己呢？清楚了解马克思的人都不会怀疑，在某个时候必须要通过与“价值”有关的东西：但没有任何东西迫使人们非要从价值开始，除了用难以控制的感觉填充它。实际上，似乎所有这些要求，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困难，都是由马克思对科学（Wissenschaft）的某种想法（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想法改变了，也没人能逃脱）强加给他的，也就是说，每个思想过程（Denkprozeβ>）必须服从的不可缺少的形式条件，以便足够“真实”。 最清楚地把握这一思想内容的文本是《批判》（1858年）导言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一章（也是马克思未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通常的偏见相反，马克思在那里首先指出，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过程必然以抽象开始。真正的思想，科学，不是从具体到抽象，而是从抽象到具体：因此，它必须从抽象开始，即从最简单的或最简单的（最一般的，等等）开始。为什么提出这一要求？马克思阐明了这一原则，那他的著作必须提供其证明，即因为方法不存在于其实现之外，即不存在于其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但是，由于《资本论》（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没有提供这种证明，而是提供了它的难题，因此，就我们而言，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要发展这个“真正思想的过程”的理念，并让这些精细的要求指导《资本论》？ 马克思当然会参考自然科学，他最常从化学分析中选取例子，但也从物理学甚至数学中选取例子（那里的分析包括假设问题得到解决，并“分析”其解决的条件，然后就可以被揭示看）。但毫无疑问，在这些纯科学的参考文献背后，马克思甚至在为他的论述所服务的解释中，都受到一种真理理念的指导，而这种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黑格尔和其他人。事实上，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自然和精神的整个“辩证”演绎，完全表明人们必须“开始”，但这是在哲学中，是纯粹的抽象，而不是在“科学”中，同时，在黑格尔那里，这不是一个确定的抽象（德拉-沃尔普已经很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是一个不确定的抽象。在保留这一基本差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科学的理念（Wissenschaft）也要求从抽象开始，思想的过程从抽象到具体，从最抽象到最具体；者同一个理念都要求分析每个内容（存在、无、生成等），以便在其中发现下一个内容的诞生。 现在，在《资本论》的实践中，在其论述顺序之外的章节中，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分析所统治的理论空间中插入概念的时候，马克思实际上是与黑格尔的科学思想，因而也是方法的思想，因而也是辩证法的思想决裂。但与此同时，他又把自己置于这个理念之下，把以价值为起点作为强行的东西强加给自己，在“颠倒的”黑格尔辩证法中承认自己，并思考他在《资本论》独特（正确）的论述顺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统一性中发现了什么，但这是虚构的统一性。 黑格尔，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就知道他，黑格尔后来被马克思遗忘或反对，1858年在巴枯宁送给他的一本书（《大逻辑》）中偶然被重新发现，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而平静地说，黑格尔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中，包括《资本论》，一旦黑格尔被插入费尔巴哈的异化哲学，这种哲学也会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激起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同样的现象在1920-1930年代已经在欧洲有些普遍地发生了）。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目的，我们也必须从中得出结论。是的，马克思，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经历了强加在他身上的局限，尽管他有一切意愿与他自己时代的主流思想决裂。惊奇的是，不是他经历了这些局限，而是尽管它们很沉重，尽管有这些局限，他向我们打开了一个现实的知识，在他之前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瞥见了这个现实。 有了这种预防手段，我们就可以转向《资本论》了。我们会毫不费力地发现，这种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哲学概念的真实思想过程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例如，在介绍（Darstellung）剩余价值的会计外观（外观：这不是一个价格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的时候，是作为生产价值和工资价值之间的差异。在这种形式下，由于论述的顺序和概念的推导，这种表述会导致对剥削的“经济主义”解释。因为在现实中，马克思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清楚，剥削并不简化为对剩余价值的这种保留；只有把它的所有具体形式和条件看作是决定因素，才能理解它。现在，所有这些具体形式包括价值的保留，但也包括嵌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过程的无情压迫，因而也包括剥削：劳动的分工和社会技术组织，“工作日”的长度，工作节奏强化的概念，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因此在它之前闻所未闻，任务的分工，工作的过度合格和不合格，工作集中的物质条件（工厂、车间），工作中的事故，职业病，等等。而生产过程本身必须被视为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家庭、住房、孩子、教育、学校、健康、夫妻问题、年轻人等），更不用说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涉及国家、其机构（压制、意识形态等）的另一个时刻。 现在，这些问题，简单的剩余价值公式必须从中抽象出来，以便在价值保留中显示出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著名的“具体”章节中处理了这些问题，这些章节与《资本论》中的抽象论述顺序相矛盾。这就是说，剥削理论在《资本论》中可以找到，但是在几个地方“暴露”出来，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以可量化的形式出现，也在关于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改造（相对剩余价值）的其他章节中解释，更不用说关于原始积累的章节。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其抽象“论述”和具体解释中的这种分布，这并非没有理论上的后果，比如劳动能力甚至工资理论的不足，以及在相当多的其他问题，例如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阶级斗争的“技术”形式的影响下工人阶级的转变问题（移民劳动、任务的重新组合、跨国公司的投资“政策”对劳动能力的新竞争等等），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 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说明马克思由于把价值的抽象化强加给自己的强行开始而使自己陷入的困难和矛盾之中。例如，价值（究竟是什么价值？）通过劳动能力的“使用”从生产资料“传递”到产品的棘手问题，以及著名的极限情况，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依据是，假定C，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可以是零（＝0）。例如，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马克思在这里陷入了推理的错误，等等。 显而易见：这是不得不“改变立场”的证据，不得不采取“代表无产阶级”的立场的证据，无论多么有意识地（而且这两个公式相隔三十二年！），都不可能单独地、一下子“与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意识算账”。马克思所宣称的唯物主义也适用于他：他的意识不能穷尽他的实践；他的意识甚至不能穷尽他的思想的真实形式；他的思想，即使受到最微妙的统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接管和调节由此被引入的矛盾。在其问题的实践、思想和矛盾中，一个唯物主义者会从中得出的结论，比马克思的意识更多。他还将能够得出结论，马克思思想的局限性并非没有对他或其他人的行动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这种不可避免的误导的标志，除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简短的、仍然是神秘的陈述之外，马克思从来没有对一定是在与他的旧哲学意识决裂之后接受的新立场，也就是说，对他的哲学作过明确的解释。马克思几乎向恩格斯承诺，“如果我找到时间”，就会写二十页关于辩证法的文章：他从未写过这些文章。真缺少时间？而1857年的导言，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最详尽的（首先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优点的那一章，它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着迷，但最后同时又是令人惊讶和非常含糊的），马克思把它压下了，理由是“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是的，但为什么事后会出现这种沉默？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没有不间断地占用自己的时间来研究哲学，或是试图赋予活跃在他思想中的新哲学以肉身，从他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与旧哲学决裂的“时刻”开始，他就知道这一点，因为旧哲学太忙于“美化现有事物”，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联系太紧密。有个事实：这整个自我批评和纠正的过程在马克思的工作中，在他的政治和理论实践中，是以巨大的困难为代价发展起来的；看清楚一点：当然是在他的科学工作中，但也首先是在从1848年革命失败到公社，〔通过〕成立第一国际的可怕年代里，为恢复工人运动而进行的斗争。他在矛盾中，在矛盾中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以确保新的立场不受旧的立场的复辟和报复的影响。这场斗争总是令人怀疑，甚至在它似乎已经胜利的时候：这是一场寻找尚不存在的词语和概念的斗争，思考直到那时还被所有强大的词语和概念所掩盖的东西。因为，这很正常，当概念和文字浓缩了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不确定性或幽暗的、未澄清的矛盾的发挥时，这场战斗也是为了概念，甚至是为了文字而战。我们知道，《资本论》最深层的犹豫见证了这一点，在那里，异化这个词、这个主题、这个观念或这个概念不仅继续出现在拜物教的理论（百分之百的费尔巴哈主义）中，而且还出现在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戏剧性对立中，出现在劳动条件对工人的支配中，出现在共产主义这个唯一的社会关系是其自由的“人”的自由联合中：异化，一个古老的词，一个古老的唯心主义概念，它对一切都有效（也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是仍然错误的思想），在这里，我们明显是在思考别的：一个未思考的异化，从我们这里被偷走了。 为什么会从那里被偷走？答案是必须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在它的“局限”中，以及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寻找答案，即为了思考真实而要遵循的论述顺序。
第五节马克思主义，是一条有三个来源的河流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五节马克思主义，是一条有三个来源的河流吗？ 既然我们处于模棱两可的继承位置，我们可以在恩格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论述中找到同样的“不精确性”（至少可以这样说），考茨基在带有这个标题的小册子中再次系统地采纳了这一论述，列宁也非常“经典”地援引了这一论述。这是从其起源的角度，反思马克思思想史的一种方式。 当然，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无中生有的，它有前人和直系亲属，而且，我们不确定他们是否是最重要的，但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使任何思想体系“来源”的意识形态的某些确定性受到怀疑。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他们的大学教育以及当时在西欧盛行的风气，成为接受过“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为有我们的“三个源头”，所以必须重新找到它们，以便从源头开始流淌。 让我们记住，除非我们在这个词中发现了马克思以极大热情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共鸣，以及从巴贝夫那里产生的激进革命倾向，并在布朗基那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否则“法国社会主义”是相当模糊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理论上和历史上会把马克思的思想还原为这三种潮流的模糊的汇合，为了阐述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汇合既是必要的（为了完成某种“图景”），也是不精确的。一个保证原则就这样被公开肯定了，这个原则无疑为马克思的身份和合法性要求提供了必要的伦理保证（黑格尔之子，史密斯-里卡多之子，圣西门和蒲鲁东之子……或巴贝夫和布朗基之子？）但是，与此同时，它陷入了从《圣经》谱系（亚伯拉罕是以撒的儿子，雅各布的儿子〔原文如此〕，等等，因此是亚伯拉罕本人）继承下来的庸俗真理之中，或者，充其量说，是进入了一部思想史。因此人们发现没有能力思考思想史的社会-政治-理论基础，而这一基础使得从这三个来源流向特定思想体系的三大潮流相遇成为必要：卡尔-马克思和他的伙伴们。最重要的是，人们没有能力将这种“相遇”转变为对其自身构成要素的“革命批判”。 没有人会否认，黑格尔（以及在他之后的德国哲学）、李嘉图（以及在他之后的斯密和经济学家，而且他们自己作为再生产的理论家，相对于斯密和李嘉图来说非常先进）和蒲鲁东（在他之后的圣西门？但对于理解马克思来说还有同样有趣的人物）构成了马克思的历史视野。他们代表了他的主导性文化，是他的阶级的每一个知识分子要想好奇地了解他的时代，就必须从那里开始的文化，是他工作必须的原材料，等等。但是，在这个令人放心的列举中，没有任何内容要求马克思把他的意识形态的外表颠倒过来，把他的原则翻出来，以便察觉黑格尔所说的（关于自我意识的）“背面”、“反面”、隐藏的现实。现在，颠倒正是“改变地形”，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一个“革命批判”的立场，那个著名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批判”的立场。 把马克思的思想中这场革命的历史简化为“三种来源”在地形学上和来源上的汇合，最终意味着在马克思身上看到了一个“作者”，他巧妙地知道（他的“天才”！）如何结合他所发现的元素（但为什么？）的汇合点。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断地坚持，当然是在共产主义传统之外，但偶尔也在共产主义传统之内，认为马克思只不过是“黑格尔应用于李嘉图”，以让政治经济学成为“形而上学”（克罗齐、阿隆等语）。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首先是在马克思的公式中，人们倾向于把马克思对他的“三个来源”的作者所进行的革命看作是对每个要素的唯物主义“颠倒”，从而看作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站起来”，每个要素在其结构中保持不变，通过这种神迹，就将政治经济学转化为科学，将哲学转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将法国社会主义的愿景转化为历史哲学，或者说，将其弥赛亚主义的实践版本转化为了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最后以这种完成形态的公式，在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的。但它们几乎都可以在恩格斯那里找到，恩格斯是在马克思还活着的时候写的，而且，恩格斯说，是在他的监督下写的……它们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这一历史中，从第二国际开始，它们就代表了官方的定义，即三个组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后来，在斯大林的直接政治推动下，在1930年代给了“最后一击”，他找到了宣布“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解决办法。这样一来，出路就被守得严严实实了！
第四节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来说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四节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来说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的。 但是，突然间，我们被引向另一个事实。 事实上，正是通过直接和亲自参与，特别是几年来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和斗争，马克思的思想才得以“改变基础”（国际歌的表达方式是公正的），成为“批判的—革命的”（Kritisch-revolutionär）。 而当我谈到工人运动时，我说的是革命前和革命时期（1835-1848）欧洲的工人运动，这时是极其多样化的。它或者像英国那样被集中在一个激进的工人政党之下（宪章运动：一个要求同时也是政治性的运动），或者被分散开来，甚至在法国分裂成小资产阶级工团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参见路易-布朗和蒲鲁东本人）和乌托邦教派（认识蒲鲁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傅立叶、圣西门派等等，当时，对他们的理论和行动一直有着最大的政治尊重）。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进入这些乌托邦教派，而是在技术工人的激进团体中，他们大多是德国血统，把政治流亡者聚集在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团体中（卡尔贝特在法国代表这种倾向，在德国是魏特林）。宪章运动在英国的失败后，这些小的、非常活跃的、奇特的明晰的团体代表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先锋队。马克思和恩格斯分享的正是这些团体的生活和斗争。而正是他们对这些团体的追随，带来了他们思想中的“基础变化”：阶级斗争的哲学和理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转向了与无产阶级相关的新立场。 这个论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产生于事实观察，并且将不得不确立“思想史”（这门学科是不确定的、平淡无奇的，至少在它所宣称的大多数意图中）。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自马克思时代起，这一论题就一直是激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辩论的主题。例如，当马克思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一封著名的信（1852年3月5日）中写道：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补充：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 因此，自1852年以来，马克思宣称，他不是第一个谈论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人，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谈论过它们（他还可以提到哲学家和政治家，从最遥远的古典古代开始，参见柏拉图、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塔西佗、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洛克等等），但如果他谈到它们，那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因此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哲学和理论基础上。这个哲学基础是自《关于费尔巴哈》以来所肯定的唯物主义，以及自觉地从黑格尔那里拿回来的辩证法，但辩证法自1857-1858年的笔记本（Grundrisse）和《手稿》（1859）以来宣称已经“去神秘化”了。这个其他的理论基础，我想我可以通过它采取了阶级斗争高于阶级的形式来表明，至少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只有理解这个优先性（或矛盾高于对立的优先性），才有可能使《资本论》在它所说的一切和它所不说或不能说的一切中被人理解。 现在，马克思在这里暗示的东西在其他地方说得很清楚：在1859年的序言中，在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宣称，他和恩格斯从自己的经验中看到了“清算（abrechnen）我们以前的哲学意识”的必要性。因此，在他和恩格斯亲自参与的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的影响下，他的思想改变了工人运动的基础。 然而，这个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广为争论的主题，一直持续到今天。 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正是考茨基为这个关键问题提供了他经典的“修正主义”解释形式，而这种解释远远偏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想法。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时期，恩格斯自己在几年前就揭示了社民党必然的选举胜利，考茨基写到： 社会主义意识将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直接、必要的结果。现在，这完全是错误的。当然，作为一种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源在于当今的经济关系，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程度相同，就像后者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对群众的贫困和痛苦的斗争所产生的一样。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平行产生的，并不互相产生。今天的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基础上才能产生。事实上，当代经济科学（原文如此）和现代技术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尽管无产阶级有这样的愿望，但它既不能创造这一个，也不能创造另一个：两者都是从当代社会进程中产生的。但是，科学的承载者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考茨基强调了这点）：当代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类型的某些人的脑子里诞生的，正是由他们把它传达给智力更发达的无产阶级，然后在条件允许的地方把它引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因此，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部（vonaußenHineingetragenes）输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元素，而不是自发产生的东西（urwüchsig）。 考茨基补充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展最发达”的国家竟然是“与这种社会主义意识相距最远”的国家，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我们知道，就在这段文字出现在《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杂志）的几个月后，列宁在《怎么办》中引用了考茨基的相同语句来支持他反对经济主义自发主义的斗争（反对那些相信经济阶级斗争的万能性而拒绝一切政治斗争的人），他自己把这些语句拿出来，没有改变任何一个逗号。但列宁并没有像考茨基那样强调知识分子是唯一的“科学持有者”，以及“经济科学”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之间的一致性。列宁还有其他目的，从《怎么办》中可以看出：革命理论和革命政党，特别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绝对有必要应对地下的问题。他后来不得不多次解释这一点，他反对那些指责他想让工人的意识，也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受制于知识分子的“科学”的人，而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外在于无产阶级的，因此他们指责列宁想把知识分子领袖的万能性献给民兵和群众本身。这场论战采用了讨论党的概念和工会与党之间关系的形式。列宁对批评者的回答可以从他1907年的讲话《列宁文集：十二年来》中看出。 《怎么办？》是用论战方式纠正（自发的）经济主义。因此离开小册子的这个任务来看它的内容是不对的〔……〕目前同《怎么办？》这本小册子进行论战的人所犯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这一著作同一定的历史背景、同那个在我们党的发展中早已成为过去的一定时期完全割裂开来了〔……〕今天来说《火星报》夸大了（在1901年和1902年！）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这等于是在日俄战争以后责难日本人，说他们夸大了俄国的兵力，说他们在战前对同这支兵力作战过于操心。当时日本人为了取得胜利，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俄国可能动员的最大数量的兵力。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是站在一旁评论我们的党，他们不了解情况，看不到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思想现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但是当时如果不把这一思想提到首要地位，不“夸大其词地”向妨碍实现这一思想的人讲清楚这一思想，那么这一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没有特意想把我在《怎么办？》中所作的表述当作一种构成特殊原则的“纲领性的”东西。相反，我使用的是后来常常被引用的矫枉过正的说法。我说在《怎么办？》中我是把经济派弄弯了的棍子直过来（见1904年日内瓦版《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正因为我们使劲把弯的直过来，我们的“棍子”将永远是最直的。 那么就很有必要问一下，尽管对《怎么办》有明确的解释，但这个文本并没有结束引起模棱两可的解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列宁的解释充满敌意的。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的进程决定了这一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列宁使用的公式的措辞本身也促成了这种反解释。事实上，列宁把〔考茨基的〕公式逆用为了自己的公式。由列宁自己的笔写的、改写的考茨基的公式被归于列宁，现在仍然被归于他，在我们这个时代，考茨基仍然被指责：看来，如果想用唯物主义话语把棍子弄直，就不能把棍子向另一个方向弯曲，不让这种反弯曲也留下痕迹，意识形态斗争可以使这种痕迹比它所纠正的、已不再流行的痕迹更深刻。事实上，一个有条件成为权威的作者所写的公式，在其使用的客观意义上，转而去反对当时合法使用它的人，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这种使用一点也不含糊。情况过去了，但话语仍然存在，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支撑点，甚至作为一种解释或一种模棱两可或坦率敌对的倾向的固定物。马克思主义者，我指的是那些在内部论战中自称是马克思和列宁追随者的政治家或其他人，不幸的是，他们没有仔细研究这种公式的长存和留续现象，这种超出强加给他们的情势的公式：他们宁愿毁灭自己，也不理解那些支配他们的公式和情势变化之间关系的辅助法则（因为它们从来都是基本的，也许在矛盾平衡的极端情况下除外）。 我想补充的是，实际上，列宁也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引文或自己的表达方式的政治反响问题。据我所知，他从未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过这个问题，尽管考虑到他的某些提法可能引起的“回声”，所以在实践中他几乎总是像“本能”一样解决这个问题。同样，他对历史背景的“解释”非但没有纠正他当时的“失误”，反而加重了它。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列宁在1902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问题”其实与考茨基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完全可以通过列宁自己的公式来解决，而这些公式当时就足以满足其目标。那么，列宁为什么要在他的文本中引入考茨基的呢？既然他的所有“解释”都不过是要否定之词，而这些否定之词又加强了他想要消除的效果，那么列宁为什么要在他的文本中引入考茨基的这段巨长的引文，并让自己无止境地携带这个巨大的艺术品呢？毫无疑问，他需要依靠一个“权威”（考茨基的），但这种需要一点也不明显，除非我们假设，尽管他后来说了一切，但列宁真的赞同考茨基的论点，无论是一时的（文本刚刚出现），让自己被它们吓倒，还是以更持久的方式（但当我们知道列宁将对知识分子说什么时，这就非常值得商榷了……）。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个不明显的地方，弯曲的指挥棒在另一个方向的理论作为一个暗示出现，但也作为一个缺陷的暗示，一个失误的暗示，因为列宁使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指挥棒，把考茨基“引入”一个实际上与他关系不大的文本中。 我们总结一下。当在这种现象中（模棱两可的引文或被当作“权威”的作者的公式），一个倾向像后者的一样，都一致地假设了以前倾向的公式，那么理解这种现象的所有顾虑（为什么会有这种假设，等等）都被证据清除了。事实上，撇开列宁关于工人运动之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从外部输入工人运动的问题的引文不谈，机械论—唯心主义倾向在考茨基身上已经存在了，这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和他作为第二国际领导人的实践完全一致：而且这种倾向一直存在于他身上，他的对手也是如此，他们也或偶尔或主要把自己算作列宁的对手，把他放在聚光灯下，为了批判他们而把考茨基的论文归咎给列宁。还必须说，他们希望能够在列宁身上找到与考茨基相同的其他或真实或主观的表象。而在那里，列宁也援引了或将要援引“联合”…… 无论如何，在20世纪初的第二国际中，在理论的一般概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产的科学”和“从外部引入工人运动”——的背后，完美地勾勒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党与群众运动（因而也是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领导者（知识分子；他们是否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问题）〔与战斗人员〕之间的关系的整个唯心主义和自发论表述。现在，这种表述归根到底不能不再现资产阶级的知识形式，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知识的生产和拥有，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权力拥有和行使形式；这些形式都被知识和非知识之间、智慧和无知之间、掌握知识的领袖和被领导之间的分离所支配，因为他们本质上是无知的，只能从外部和上层接受知识。 但是，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是受过古典大学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你必须出生在某个地方。他们的出生，一个是拥有自由职业的中等资产阶级的儿子，另一个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儿子。然而，出生的条件不一定是一种命运。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固定在他们作为新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中的真正命运（使用葛兰西的方便术语，但这并不是没有误读），是在遭遇中，即在恩格斯在英国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的直接的、现实的、个人的经验中发挥的（参见《工人阶级的处境》）。恩格斯在英国有对于工人阶级的受剥削（参见《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年）和宪章运动的巨大的工人斗争的个人体验，以及马克思有在法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的政治阶级斗争的直接的、现实的个人体验。正如安古斯特-科努所表明的那样，正是在法国，马克思在1843-184年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而恩格斯走的是同样的路线，但在实地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剥削条件和工业工人阶级的剥削和斗争步调（他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在一家工业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依靠自己的家庭，与同一工厂的工人—爱尔兰“移民工人”玛丽一起生活）。 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在1845年的布鲁塞尔，这两个人可以看到，他们的个人旅程和他们自己的经验，尽管不同，但都让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知道，被恩格斯称为“两个人中的强者”的马克思，当时宣称恩格斯的“杰出研究”（关于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使他走上了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的道路。对于那些想不惜一切代价寻找作者的人来说，这里有两个人，他们也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这是正确的，因为他们从这个主题的唯一“作者”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发现：被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活生生的经验被刻在他们的“青年作品”的奇怪阶段中，刻在他们处理的“对象”中，刻在他们处理这些对象的“问题学”中，刻在他们产生的矛盾的结果中，这些结果引发了不断的位移、对象的替换、问题的重组等等。15年后，我仍然坚持这一点，就像有兴趣用连续论的历史之水去“淹死”任何让他们不舒服的东西的人一样，不管是此时此地的水，不间断起源的水，令人放心的连续之水，还是“时空”的水；马恩反对所有那些为了给他们的坏良心提供可以安抚它的读物而创作出的闻所未闻的文章；人们可以从1841年到1845年（当然还包括以后）逐个文本地追踪这种惊人的政治理论经验的各个阶段，其中政治意识，即阶级政治意识的形成，是推动力，而理论意识是遵循、记录、发展、预测、比较前提和结论、纠正前提等等。 我们不仅可以追溯这种经历的各个阶段；我们甚至可以划定（在这里，我们处于我轻率地称之为认识论的“切口”或“断裂”的位置），在这个“时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中出现了一种需要，即不是部分地而是完全地和彻底地质疑他们从大学训练中得到的理论原则，需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改变地形”，改变要素（就像泰米斯托克利斯对雅典人所说的那样：改变你的方式，不要在陆地上作战，而在海上作战！）。在费尔巴哈的异化哲学、这场“史无前例的理论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概念之间的壮烈对抗之后，这个时刻“爆发”了；在那些马克思从未想过要出版的《1844年手稿》之后（但是，在我们准备利用马克思写的每一篇文章，甚至那些他认为不适合出版的文章，因为他把它们放在抽屉里，谁尊重这个意愿或至少考虑到了？）这些理论上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们想通过把黑格尔化的、费尔巴哈式的、异化的、唯心主义哲学与不加批判采用的、政治经济学的、神学式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来达到现实的目的。 这个时刻，做出的“意识”（似乎必须这样说），既是布鲁塞尔会议，是两位工人阶级斗争的探索者和斗士之间公认的实质协定，也是宣布“我们以前所宣称的哲学意识（ehemalige）”必须结束、解决或清算（abrechnen）。 因此，如果最终支撑或维持每一种理论和每一个问题的确实是哲学，那么马克思并没有白白地谈论“哲学意识”，谈论哲学。如果他所说的哲学归根到底就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原则的“浓缩物”，在哲学与所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中考虑，那么马克思就没有只说哲学。 马克思生来先是一个资产阶级；他成为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他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掩盖了它赖以生存的阶级剥削，并且在国家及其机构努力将其统一为统治意识形态的要素的相互作用下掩盖了这种剥削时，他就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他之所以不再是哲学家，是因为他在一次诚实地睁着眼睛、生活的经历结束时明白，主流意识形态的伟大先知，洛克、斯密、康德、黑格尔等人所说的真理，只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所生存的阶级剥削，而这种剥削是由国家从上面监视的，黑格尔说，为了不犯错或迷失，他必须求助于他的哲学教授们的启蒙教育。当他意识到，为了最终理解这个剥削和压迫的世界以及将这种剥削和阶级斗争的现实转化为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的机制，有必要扫除所有这些，建设并改变他的哲学基础时，他就不再是一个哲学家了。马克思没有说错：我们必须从哲学开始；我们必须要求它负责；我们必须拒绝哲学的冒牌货；不是为了取消它，而是为了改变它的哲学基础。这种哲学基础的改变比马克思想象的更费力，我们可以从“更正”的文本中看到这一点。距今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被勾勒成了一种主观主义的历史主义，一种费希特式的或前现象学的“实践”历史主义。而六或十个月后，《德意志意识形态》显示出一种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它放弃了所有的哲学，但在现实中这样做是为了暂时重新陷入一种“唯物主义”（个人）的历史哲学。没关系：一些决定性的事情已经发生；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事情。 是的，当然有一个“断裂“或“切口”，因此，有一个与以前的“时刻”不一样的“时刻”。马克思，如果不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不甚清楚的另一个文本）中，至少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欢快地宣布了哲学的终结和对“事物本身”的回归，这是给定的、可见的、有形的，他认为他肯定已经到达了个人（但不是人！），他编织了一个神志不清但有趣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认为他已经到达了—谁会不明白这一点—但只是他悲伤的开始。 再就是任务，这是理论对自身的枯燥工作，哲学试图在批判这种虚幻的政治经济学的发现中形成自己；这些发现非常迅速：《哲学的贫困》（1847年），其中马克思以前（在《神圣家族》中）认为普鲁东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拥有者，被否定了（！），其中出现了第一批概念，使我们能够认为，只有通过诉诸阶级斗争，在政治经济学的假象下重新组合的“范畴”才能与这些新概念一起获得其真正的意义。 但理论工作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共产党宣言》写于1847年底，在革命前的1848年出现。 这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紧急事项委托给马克思的。事实上，他当时“很着急”：革命正在酝酿之中。而马克思与恩格斯曾一起投入到莱茵兰暴力的革命斗争中，成为政治记者、政党领袖、政治和内战领袖，然后就是在伦敦沉默和苦难的避难所里，在那无尽的“荒漠穿越”中，在疾病和饥饿中，马克思对1848年失败的原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而恩格斯则尽其所能地帮助，但是在远处，他在那里执行养活他们两个人的的任务。在大英博物馆进行的迅猛研究与政治上的通信和斗争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将分散的战士重新组合起来的问题，以便有希望走向更好的时期。1857-1858年是紧张工作的几年；马克思撰写了被称为Grundrisse的手稿（未出版—如果读了它，人们在理解的同时对马克思没有出版它而感到遗憾！）（马克思也没有，且明确地给这些笔记本起这个标题。）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问世。ZurKritik〔对……的批判〕……批判是它的核心，而且它始终是一篇费力的文章。1850年后，他觉得自己不得不“从头再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僵局和1848年革命的失败后从头开始，马克思可能认为自己已经抵达了；但我们知道（从他在导言中未完成的注释中，在其中一些章节中还很奇怪），他至少怀疑过：鉴于他平庸的序言有点滑稽的特点，他有充分理由这么做。 同时，马克思为报纸投稿，以赚取一些钱：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报纸等等：这种谋生任务使他成为当代世界历史所有事件的记录者和政治分析家。在分析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件的实践中，他注意从印度的停滞到英国的周期性危机中——棉花或其他事物——马克思应用和验证，同时也纠正了他对事物的概念。他越来越多地加强了阶级斗争与他所谓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及“经济”和意识形态影响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往往是矛盾的“辩证法”。在这里，政治经济学的Kritik〔批判〕也在发挥作用，而且自然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 然后，在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立即在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直到公社和1872年，它的解散日子。然后，最后，他离开了荒漠：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其中第一节（即“与黑格尔的调情”），重写了十几次，因为马克思需要一个“科学的”开头，而他自己对这个开头有一个“确定的”想法：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这是一个相当不幸的想法，我们有勇气和手段说，这个开头的想法并不成立，它甚至妨碍了《资本论》产生所有可以预期的效果。马克思很高兴看到聪明的资产阶级，尤其是“最先进的工人阶级领导人”对他的书感兴趣。 第二和第三卷未完成，但写于第一卷之前，所以由恩格斯出版，后来在恩格斯死后由考茨基出版。很奇怪。有一整部《资本论》的历史要写。这部长期的著作，在马克思生前只出现了第一部，却扮演了一个奇特的角色：它在与《宣言》的关系上，甚至在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关系上，以及在与《批判》（其著名的序言！）的关系上，都被无限地弱化了。恩格斯夸张地说，这本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它只在德国传播，后来又在俄国传播：在法国和意大利，它是在……二十年后才进入的！ 然后，在《批判》（又是一篇批判！）的高潮之前，由于政治任务和疾病的重负，完成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沉寂！）的哥达纲领，在那里，马克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外（恩格斯：”马克思和我除了纠正理论上的错误之外，从来没有干预过党”……），他拿起他的笔，把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愚蠢公式化为灰烬，在这一点，他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1“党”的领导层拒绝出版他的小册子（恩格斯15年后出版了，但代价是被欺骗和讹诈），2）人们，资产阶级记者，甚至工人，把这些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简单东西当作声明……“共产主义！”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进一步发展对这两个奇怪事件的分析，尽管它们表面上不重要，但却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这是公社成立四年后的事了，公社澄清了一些想法。马克思对巴黎人的起义感到惊讶，他热情地给了他们支持和建议，并在《法兰西内战》（1871年）中写下了精彩的记录。 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些事件和这些日子，以及这些著作的政治背景，以表明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而他的政治思想体现在他的行动、他的政治斗争中，这些都是为国际工人阶级斗争服务。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说：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正如在他的政治斗争中，马克思自1843年首次宣告以来，他从未放弃过工人阶级斗争的地盘。因此，拒绝考茨基的提法并不困难，不幸的是，列宁一字不差地采纳了他的提法（他对“背景”的辩护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列宁其实不需要引用考茨基的话；他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说话，以另一种方式说话），甚至提出一个比他自己的提法更符合历史和政治现实的论点。 因此，可以粗略地说，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在工人阶级运动之外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现有的工人阶级运动内部，在它的政治基础和经过纠正的理论立场上形成的。这个基础和这些立场并不是已经存在的，或者说，它们必须不断地被纠正，对于任何一个对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这种理论决不是“从外部引入到工人运动”的，它是在工人运动内部传播的，从最初的共产主义圈子，以什么斗争和矛盾为代价，传播到伟大的群众政党。 如果这个论点可以接受，那么所有关于“拥有科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部引入到工人运动”的文章，即由考茨基开创并被马克思和列宁的批判家利用的文章，即我们都很熟悉的当代花哨的批判的素材，就会土崩瓦解。让我们把话说清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存在的，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他们，在各级共产党中，他们以负责任的身份，在一个忍受他们、〔容忍他们〕、奉承他们或生产他们的组织中，开展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作。至于马克思，感谢老天，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不是那种人。他有太多的矛盾“精神”，或者说，正如布莱希特所说，他不喜欢“像矛盾这样的东西”，一旦他亲自认识到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现实，他就不会驱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性格和他的灵魂。至于知道他是否是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澄清葛兰西的一些太过简略的公式，以便作出宣判。
第三节马克思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三节马克思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首先，我们可以保留这个简单的事实，可能看起来不多，但却是根本的。 马克思至少说过一次，“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众所周知。这一表述可能被认为是他单纯的自由、谦虚和苛求的精神。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序言中要求他的读者“自己思考”，而且他通过如下文本体现了他的要求：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为自己思考，自由地思考，嘲弄“公众舆论的偏见”并不意味着思考什么，相反，是在说真话，是以这种名义宣布欢迎所有的“科学”批评。 实际上，马克思深深地相信，实际上是绝对相信，没有任何内心的犹豫，与这个领域提出的所有科学相反，他开创了一种新的科学；唯一真正的科学是：至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关于阶级斗争的条件、形式和效果的知识。并不是说“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历史对马克思来说是存在的；他在1857-1858年对它们进行了相当简短的研究，这本手稿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出版，而且他在《资本论》本身的文本中经常提到它。但他所有关注和肯定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其他方面，尤其当涉及到其他生产方式时，他就不那么肯定了（正如我们现在意识到的）。而且，马克思在他的时代，用他的语言（而且不以为然），不怕说和重复他是第一个在他所发现的领域创造“科学”（Wissenschaft）的人。有必要在强烈的意义上采用动词discover：用马克思的话来说，discover就是解放，就是清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意识形态构造，这些构造是为了掩盖它，从而确保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地位。应该理解，马克思深信“生产”，使之曝光从而第一次清晰和系统地使客观知识变得可见和可理解，适合于帮助和指导革命运动，同时，他表明它已经真正存在于工人群众中，一切都导致赋予它力量和手段来废除阶级斗争和阶级本身。〔为作区分，我将阿尔都塞正统意味上的科学着重表示，一般意味的科学不作特殊标记，资产阶级误认的科学以行楷体表示——译注〕 在这方面，马克思是完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自己的工作，他认为这是“科学”，从未对这个词犹豫过，而不是意识形态或“哲学”。这是一门与其他科学不同的科学，因为他说《资本论》是“有史以来投掷在资产阶级头上的最危险的炸弹”；当然是一门“爆炸性的”、危险的、“革命的”科学，但却是一门“科学”。 然而，他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事先拒绝把他的著作解释为一种哲学或意识形态体系或观点——特别是作为“历史哲学”的新翻版。最重要的是，他拒绝那种认为他最终发现了那个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文化中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科学”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本人事先拒绝了一种概念——即他的思想不仅可以声称提出，而且拥有一个总的统一性，一个将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且这“一个”著作可以由“一个”作者产生：他自己，那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卡尔-马克思，犹太人，“自然如此”。 因此，马克思对这种说法提出警告，拒绝说《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而是说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副标题）。在这里，仍然有必要在马克思赋予它的巨大意义上理解“批判”：对所有唯心主义哲学预设的批判。这些预设声称政治经济学是作为一个主体，作为一个由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范畴界定的所谓“对象”的适当详尽的理论而存在的。后者都与需求、劳动和交换的主体有关，仿佛从它们的起源开始就是如此，而对这个由这些可疑、绝不是无辜的概念所界定的“对象”的“科学”来说，这些都是可能的。 马克思并没有全盘否定经济学家的著作：他否定的是由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强加给他们的、在某些概念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我刚才已经列举了其中的一些概念。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霍治斯金等人的著作中，有科学的因素，有客观知识的因素，但是，为了认识并能够利用它们，必须完全改变范畴体系，改变地形学，从而从根本上批判政治经济学和它假装的“对象”（满足需要或生产“国家财富”等等），即它声称的认为自己所谈论的对象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讲得很好，但讲的是别的东西，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也就是说，除其他外因素，资产阶级（经济）政治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而被伪装成“政治经济学”。 但与此同时，马克思改变了（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对……的批判”这一表述的传统含义，从而也改变了批判概念的含义。 从培尔到康德，一整个世纪以来被提升为哲学尊严的古老的批判概念，在整个唯心主义传统中是将真与假（错误、“偏见”、幻想）分开，或者，更好的是，像伏尔泰在著名的审判中看到的那样，在真理被错误嘲笑或攻击的时候，以真理的名义批判错误。在马克思年轻时的著作中，他曾长篇大论地接受了这种唯心主义传统，批判理性存在条件的“非理性”（例如：国家本身就是理性，但它以不合理或非理性的形式存在；批判必须批评这种矛盾和对国家-理性的侮辱，以便重新确立真理和批评错误）。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给批判强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含义，一个完全不同的功能。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引用的那位聪明的俄国评论家所写的那样，对马克思来说，批判不是由（真正的）理念对有缺陷或矛盾的现实所宣布的判断，而是由现有的现实本身（或者由其他现实的东西，或者由现实的内部矛盾）对现有的现实进行批判。对马克思来说，批判是现实对自己的批判，消除自己的碎片，以便释放和尽力地实现它的主要倾向，在其最深的倾向中活跃。正是在这种唯物主义的批判意义上，马克思从1845年起就能够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意识”的反面，说成是“现实运动”。 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这种仍然抽象的批判概念。因为这涉及到什么“现实”？只要我们不知道“现实”是什么，一切都可以是现实的，都可以作为现实来引用；一切，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马克思把批判与在现实运动中建立它的东西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对他来说，最终与被剥削者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他们可以客观地把批判引向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他们的实存剥削形式：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性质本身，而且只是因为它的性质本身。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德文版的序言中，可以用一个奇怪的捷径证明他的意识的敏锐性，他写道： 就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vertreten）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Beruf）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如果我们一路走下去，通过这种批判的概念，很明显马克思拒绝了（尽管没有明确说出来，因此也没有得出所有的结果）当时对每个人来说“不言而喻”的想法，即他，个人的马克思，他，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可以成为这种批判的知识分子甚至政治作者（作为一个绝对起源，一个创造者）。因为是现实，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它作为现实本身的批判的真正作者（代理人）。被称为马克思的个人以他自己的方式和风格，以他自己的素养，以他已经和正在进行的经验所破坏的素养，以他所具有的尖锐的矛盾感，为这个比他自己无限伟大的“作者”“写作”；为他，但首先是由他，在他的命令之下。
第二节让我们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二节让我们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 现在是1978年。130年前，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它在欧洲1848年的革命中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10年前，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它发出了一些声音，但它花了很多年才生效，而且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中进行的解释还是按照当时的时代精神，即当时的进化论风气。 自从那些伟大无闻的日子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只有《宣言》（和《反杜林论》的中心章节，然后是列宁的伟大文本等）和很少的《资本论》（德国和苏联除外）指导了这些事。马克思主义知道最糟糕的考验，当它在西欧因为神圣的联盟而显得奄奄一息时，它在转到中国之前，是在俄国获得了重生。这是最坏的考验，也是最坏的故事和悲剧。 在这里，我们想把自己局限在这段历史及其矛盾的理论方面，当然，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政治事件进行抽象化，这是因为理论是我们可以接触到的，而历史则沉睡在苏联的封禁档案中。又因为与马克思、列宁、葛兰西和毛泽东的传统直接相关，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其理论的质量。 那么，在1978年，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并正在深入参与国际工人和人民运动的或公开或沉默、或光明或黑暗的实际斗争，甚至参与伴随运动历史的分裂，我们是否有可能勾勒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的负债表，尤其是它的某些历史性的矛盾？是的，这种尝试是可能的，不仅因为我们拉开了一段时间，从而有比较的优势，而且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胜利、失败和悲剧的丰富经验。毫无疑问，更肯定的是，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们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公开危机的法则之下（没有一个共产党宣布过……但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著名的“滞后”，这是这个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如此激进和深刻的危机，它似乎能够自行驱散许多维持的幻想，并最终迫使真诚的共产党人对现实进行不可避免的健康体检。更重要的是，正如毛泽东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即使在最严重的矛盾中，群众运动也要求并维持这种体检。 因此，我提出了一个局限的问题（最困难的问题总是最好的问题）：我们今天所保持马克思的东西哪些对他的思想真正重要，而且可能（而且肯定）并不总是被很好地理解？ 我说：我们可以保留我现在要阐述的事实，然后再进行评论。那就开始吧。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终于爆发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终于爆发了 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我们所经历的所有事件，导致了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意义是最广泛的，不仅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指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组织和实践，它们在经历了漫长而悲剧性的历史之后，导致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等、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神圣联合和十月革命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而且在第三国际解散后，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导致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公开分裂，导致了所谓“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潜在分裂。 曾几何时，在“第二国际崩溃”之前，国际工人运动曾设法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实现统一，而冲击正是来自资产阶级，正是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自中苏分裂以来，这一非常严重的冲突已经十分明显了。这自然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的解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解释产生疑问。 苏联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残酷地揭露了一个可怕的现实，说到底，就是1937-1938年在苏联和1949-1952年在“人民民主国家”的畸形审判，这个现实隐瞒党员20多年，为挽救斯大林掩盖自己的手段的理由，他们不得不为此斗争。事情变得相当严重，赫鲁晓夫揭露了大屠杀、大规模驱逐出境和集中营的恐怖行为，对改善苏联和〔西方〕各党派仍未解决的局势却毫无帮助。苏联和西方政党中的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批判的那些做法所统治着。这清楚地证明，当时以这种形式明显爆发的危机比所说的还要深刻：这不是所谓“个人崇拜”的影响问题，也不仅仅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问题正是整个理论和实践体系还能够经受住揭露出的丑恶。 所有这些恐怖的东西从何而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已经过去了。当然，在此期间，除其他党外，中国已与苏联决裂，中方批评了斯大林的经济和国际政策，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清算斯大林主义最坏的缺陷，尽管它基本上失败了。诚然，西方政党已经大大疏远了苏联，并批评那里的压迫政权和对国外的武装干预。但是，不论是苏共，还是西方，没有一个共产党，有最起码的政治勇气，尝试去分析他们所批评的一些影响的历史，还有原因。讨论这些过去的所有真相显然让人不高兴，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是无法忍受或不可面对的。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认为自己，一直无法解释他们自己的历史。 因此，我们必须要认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危机指的是它的危机或它的症状或它的理论困惑。否则，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为名的历史，怎么会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不透明呢？如果确实如此，除了少数例外，我们就便于看到，那些想方设法发现马克思主义弱点的著作，都沦为了博学的编年史，但编年史没有政治和理论实在，仅仅是些冒险的假设。如果不想要政治和理论上纯粹的废话，那么我们必须问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书写自己的历史，不仅是斯大林的历史，还有第三国际的历史以及自《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整个历史？ 这个问题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理论的。它迫使我们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看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正如其创始人所想的那样，以及他的继承者在本应作为理论实验的最特殊的时刻所解释的那样，寻找一些东西来部分地解释对它来说仍然模糊不清的事实？我认为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必须公开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但有一个重要的保留意见，即这种危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在1930年代，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其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式，阻止摆脱危机的任何途径，使人们不被允许进行政治和理论研究工作，从而也不允许用纠正的话语来表述。 今天，我们不仅处于危机之中——而且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知道，斯大林最喜欢的受害者是共产主义者，也就是那些最负责任的到最谦虚的党员），而且，由于群众运动增加了矛盾，并最终将它们暴露出来，非常清晰和实际，我们处于一种新的情况：这种情况使我们可以说，“危机终于爆发了！”它终于被所有人看到了，终于有可能纠正和纠偏了！ 从这我们可以开始，不仅用我们的经验，而且在那些长期以来被排斥的孤独中，成为这场危机的第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成为因为有勇气公开危机、尝试反思却被责难的人。这种人是对那些不停地说“但为什么是在今天”不感兴趣的人。如果他们真的好奇“为什么是在今天”，那是他们不知道或忘记了仅仅十年前法国共产党的情况，以及今天的情况。至于传统的反共人士，对他们来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包裹在经济形而上学中的宗教，而时尚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也已经过时了），他们在大国首都和“纽扣洞里的古拉格”大会上走来走去，如果他们有机会提供一些严肃的解释（但这早就知道了），我们会考虑他们；如果没有，就让他们认命，成为媒体的小人吧。 至于我们的同志，请让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要承受这段历史，无论他们是能够留在党内还是不得不离开党（后者是多么的多！），每个革命者都知道或感觉到，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可能是妥协的，或者说是危险的，原因很简单：说什么来什么，而危机一般会导致崩溃（列宁曾谈到第二国际的“崩溃”），而崩溃会导致清算或灭亡。然而，危机也意味着“解放的危机”，甚至“发展的危机”。那么就让同志们来判断，看看下面的反思是导致崩溃还是重生。 如果他们担心——这可能是合理的——我们的敌人会把这种表达当作一种“忏悔”，而他们会利用这种忏悔把它扔到我们的脸上，那就让我们的同志也知道一些我以某种严肃的态度说的话。让自己对现实保持盲目，继续屈从于一种盲目，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影响中，在其最严重的一个方面延长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这种盲目在不久前还是被接受为共产主义者所必须的。防止高声、指名道姓地讨论长期以来围困和担心我们的现实，这是延长马克思主义在其影响中的危机，在其最严重的方面之一，他们的借口是任何资产阶级记者或思想家都会把这种表达方式转向我们。 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同样的措辞宣称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崩溃和死亡，还公开讽刺地将危机埋在他们的论点之下。哲学家们，从韦伯到克罗齐到阿隆到波普尔，都“证明”了“马克思的哲学”是不可能的或形而上学的，就像马克思自己所批评的那种哲学。博学的“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价值理论是一个神话，剩余价值理论是无效的，因为它在数学上是“不可量化的”。宗教家、道德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已经“证明”，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主义者把世界置于他们的法律之下，而世界完全可以忘记阶级斗争，或者说最好忘记它。所有这些人都说，马克思已经死了；更糟糕的说法是，“流产了”：很久以前。而那些想“拯救马克思”的人，出于道德义愤、人道主义或宗教，把他变成了革命者：但在他们的颂词和意识形态的利用下，他们也埋葬了他。 如果我们今天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我们并没有给我们的对手提供任何他们还没有使用过数百次的武器。现在，如果我们谈论它，就不会像他们那样，我们不会给他们提供新的论据，而是要夺走他们由于我们自己的政治和理论上的弱点而持有的论据。在这一点上，也让我们的同志们来判断。这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说成是一个警钟的问题。我们今天可以，是因为世界上工人和人民运动的力量，是的，尽管他们有非常大的矛盾，但正由于群众的力量，我们可以积极地、满腔热血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以最终使我们摆脱危机的已知原因，至少开始了解它们，才方便我们能够摆脱它们。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今天也许是其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解放的开始，从而成为其重生和变革的开始。 这不是一种信仰行动，而是一种政治行动，它指定了一种已经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实现的有效可能性。事实上，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它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和理论上的清醒，在这场危机中，马克思主义一直处于迷失的边缘，有人高兴地导向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而不是解放和重生。为此我们需要我们所有的共产主义同志的合作：无论他们在阶级斗争中处于什么地位，除了那些已经离开或背叛的人，他们都可以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中。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力量”，我们可以一起帮助党走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这也是今天全世界共产党的危机：我们的内部危机。
译者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译者前言 1977年左派联盟失败，在法共中央一系列逃避问题的做法以及再一次倒向苏联，法国共产党影响力急转直下。意大利共产党在“工人主义”影响下逐渐式微。伴随欧洲共产主义基本破产、群众运动退潮以及东方的剧变。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逐渐陷入危机。与此同时的是理论上的危机。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兴起，“线性历史观、决定论、功能主义”等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日俱增。1977年至1978年间，阿尔都塞在一些文章中流露出他对法国共产党日趋激烈的批判态度。从批评法共中央委员会和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回避失败，分析党群关系的《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到公开宣称危机已经爆发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再到“要给马克思主义描画一份资产负债表”的《局限中的马克思》，阿尔都塞讨论的远不止党的组织、战术或战略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位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双重危机的背景下，阿尔都塞提出了认真对待危机并质疑导致危机的原因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可能仅仅是历史机遇的反常影响，也不可能是所犯（实际）错误的反常影响，更不可能是多年来联合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力量的反常影响：无论如何，如果这些都是原因的话，我们就必须扪心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事态战胜了理论，而理论的“万能性”（用现在的经典说法）来源于阐明它的思想的不容置疑的真理。阿尔都塞认为，要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只能扪心自问理论本身的内在局限性。 在这篇长达9万字的著作中，阿尔都塞从“左”的一面，分析马克思思想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上层建筑（法、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充分性，这种不充分性又跟马克思与唯心主义不充分的决裂——相当然地认为权力关系“透明的”、或是与形势所迫马克思与列宁缺乏时机进一步分析息息相关。由此，阿尔都塞进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描述：“国家必须‘脱离’阶级斗争，以便更安全地介入阶级斗争”、“国家的独特性一方面在于其职能不同于其他社会机构，一方面也是核心方面在于其拥有广泛的武装力量”、国家机器中的“机器”也被阿尔都塞重点分析——“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剩余力量、暴力通过国家机器转化为法权、规范”、“即从力能转化为权能”等等新论点。 此外，阿尔都塞还想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阐明如何理解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能，以及如何使其终结——通过阶级斗争。如果说六十年代阿尔都塞是为了在法国黑格尔主义开始兴起时，去净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黑格尔因素，那么现在，他的中心任务则是坚持把同样的理论（及其实践）重新定位在唯一可以摆脱意识形态附着物（限制性的和“主体”的）的领域中，这种意识形态附着物扭曲了观察世界的方式。因此，一方面，阿尔都塞在20世纪80年代的基本理论——相遇唯物主义，关注的正是对“唯物主义”的理解的研究。另一方面，阿尔都塞在斯宾诺莎和马基雅维利的文本中寻找唯物主义替代方案时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两位思想家最清楚地论述了“想象”在统治和征服的建构动力中的交织。阿尔都塞在这里简单分析了两种科学（《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详细讨论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由此批评《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强行设立一个开端——即商品，从商品推出价值，进而推出货币——是唯心主义起源论的影响导致的，以及开端问题又与商品拜物教纠缠在一起，加重了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的“绝对局限”等等。 上层建筑，尤其是国家学说（第八节至第十七节，重点见第十二节至第十六节） 哲学问题，集中在《资本论》（第三节、第六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 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组织、战术、战略（第一节、第二节至第五节、第七节、第二十节）
第二十三章金融资本和各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二十三章金融资本和各阶级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垄断的结成如何唤起资本对强化国家权力的关心。同时，资本直接通过它自身的经济力量，间接通过使其他阶级的利益服从于它自身的利益，来获得支配国家政权的力量。 金融资本的发展，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的从而政治的结构。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个别资本家，彼此在竞争中相敌对。像在其他领域一样，这种对立也妨碍他们在政治领域中采取共同行动。此外，阶级需要还没有要求采取这种共同行动。因为对国家政权的消极态度，使产业资本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出现，而是使个别资本家作为国家公民出现。使资产阶级焦虑不安的大问题，实质上是宪法问题，是现代立宪国家建立的问题，从而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所有公民并使他们在反对反动和反对封建的专制官僚统治方式的残余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问题。 但是，一旦资本主义的胜利使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对立摆脱羁绊时，情况就不同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首先起来反抗产业资本的统治。这两个阶级在经济领域进行干预，经营自由似乎受到要求行会式约束的小资产阶级以及要求对劳动契约进行法律调节的工人阶级的威胁。现在所涉及的不再是公民，而是工厂主和工人，工厂主和行会师傅。现在，政党公开地根据经济利益确定自己的方针，而这些利益以前是隐藏在反动政治、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口号之后的，在这些口号下，又隐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三个阶级：地租获得者及其在宫廷、官僚和军队中的仆从，资产阶级以及联合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在争取产业制度的斗争中，产生了三个经济集团：产业资本家联合会、合作团体和工人组织，前两者受到国家政权的多方面的支持，国家政权按照一定的职能把它们改造成为合法团体。但是，合作团体和工会很快统一了目标，而资本家联合会却由于商业政策的冲突依然四分五裂。此外，产业资本在政治上与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陷于对立的状态。 商业资本比产业资本更倾向于增强国家的权力，因为批发贸易，特别是作为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力求得到国家的保护，此外也容易趋向托庇于特权。早期资本主义的借贷资本支持国家政权，它借助国家政权解决自己的最重要的交易即国债，完全脱离开激励产业资本的对和平和宁静的渴求。国家财政的需要越大，借贷资本的影响就越大，国家借债和金融交易也就越频繁。但是，这些不仅仅是当时直接利润的基础，而且也是交易所交易的支柱以及银行获得国家特权的重要手段。例如，英格兰银行的发券特权，在历史上就是同国家对银行的债务关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卡特尔化把经济力量联合起来，从而直接增强它的政治影响。但是同时，它也与资本的政治利益相一致，使整个经济力量影响国家政权。它把所有资本的利益联合起来，从而以比自由竞争时代分散的产业资本更团结一致地同国家政权相对立。但是同时，资本也在其他居民阶级中找到了更大得多的支持。 乍一看来，这一定使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金融资本看来首先是与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的确，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垄断利润是所有其他阶级收入的一种扣除。工业品的卡特尔利润，使农业生产资料昂贵，削弱了农业收入的消费力量。工业的迅速发展夺走了农业的劳动力，由于农业生产中的科技革命，造成农村慢性的人力短缺。只要金融资本提高工业产品价格的趋势与农产品的同样趋势不相适应，这种对立必然更加尖锐。 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农业人口中遇到相反的利益。工业摧毁了农民的家庭劳动，把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民经济变成为依赖市场销售的纯粹的农业企业。这种转变是以农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因此，农民敌视工业的发展。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农民仅仅是一个没有活动能力的阶级。没有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城市文化隔绝，视野局限于最狭隘的地方利益上，使农民所能进行的政治活动大都仅仅是追随其他的阶级。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农民恰恰同农村中具有最强的活动能力的阶级即大土地所有者相对立。大土地所有者能从工业发展中获得直接的利益。他们的生存取决于自己产品的销售。资本主义为他们创造了广阔的国内市场，提供了发展农村工业的可能性，比如制造烧酒、啤酒、淀粉和糖等等。大土地所有者的这种利益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保证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得到大土地所有者的支持，从而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重商主义的政策也始终是由大地产即对领主制度的资本主义改造的产物所担载的。 由于反对重商主义及其执行机构即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斗争，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很快摧毁了这种利益共同体。这场斗争直接针对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国家权力，在军队、官僚和宫廷中占据领导地位，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经济上的利用，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及最后在领地范围内成为国家权力的直接承担者。在对专制主义取得胜利和现代国家创立以后，这种对立激化。工业的发展增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使土地所有者面临完全被剥夺统治权力的威胁。除了政治的对立之外，经济上的对立也加剧了。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人口减少，造成人力不足，最后把出口利益转变为进口利益。于是，产生了商业政策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英国是以土地所有者的失败而告终的。然而，在大陆，保护关税的共同利益，阻止了这种对立向完全激化的程度发展。在大陆，只要落后的工业的发展还不得不使大农业出口自己的产品，大土地所有者也就在一定限度内对工业，特别是对贸易持友好态度。他们成为自由贸易论者；只是进口利益的出现，才使他们改宗信仰保护关税，使他们在经济政策上更倾向于重工业。但是，同样的工业发展却使大土地所有者在德国强大起来，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和增加了地租，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对立的萌芽。在卡特尔化时期以前，工业的增长加强了工业欢迎自由贸易论和贸易协定的倾向。它的力量足以造成以低廉的谷物价格来实现工业利益的威胁。因此，对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来说，工业的发展成为一种危险。这种危险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更加严重：在欧洲把大陆变成一个工业国的努力，唤起美国农业的竞争，这种竞争以谷物价格、地租和地价的急剧下跌威胁着欧洲农业。金融资本的发展通过改变保护关税的职能来调解这种对立，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卡特尔化的重工业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现在，农业的价格水平得到保证，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提高这一价格水平。土地所有者的主要忧虑，现在不再是同工业的对立，而是工人问题。现在，遏止工人的要求成为他们最紧迫的政治问题，因此，他们同时也强烈反对产业工人改善自己状况的努力，因为每一次这样的改善都为保持农业劳动力造成困难。因此，对工人运动的共同的敌视，促使这两个最强大的阶级联合起来。 同时，由于与小土地所有者的对立的消除，或者至少是极大的减弱，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在增强。他们之间过去的历史的对立，由于封建土地贡赋的废除早已被解决。谷物价格下降时期和工人问题的困难，使大土地所有者靠牺牲小土地所有者进行扩张的情况，现在差不多完全停止了。另一方面，为农业关税的共同斗争使大小土地所有者联合起来了。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关心对家畜和肉类进口的保护，自然绝不会阻碍联合，因为关税只有通过共同的斗争才能达到。此外，农业关税对土地价格有特殊的影响。虽然土地价格的上涨对农业本身有害，但对每一个农业土地的所有者却非常有利。因此，商业政策的共同斗争，团结了需要进口农产品的国家中的农业土地所有者的所有阶层，从而为金融资本提供了农村的支持。当合作制度的迅速发展扩大了所有农民经济的市场销路和减少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时，中小土地所有者更是积极地参加这些斗争。同时，在这些合作组织中，大所有者很容易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一方面不存在强烈的利益对立，另一方面正是他们掌握必需的经验、知识和权威。这就又加强了大土地所有者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导致农村政治日益转移到大土地所有者手中。 同时，发展的趋势是，所有者的利益越来越统一化，因为收入来源变得更多样化了。关税政策迅速地增加了地租收入，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间，海外农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减弱，部分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迅速[1]，部分是因为中南美国家的农业生产虽然发展迅速，但却不能与需求的增加保持同步。但是，地租的增加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握有剩余收入。不过，把这些收入用于扩大农业生产却遇到困难，因为正是耕地面积的扩大在土地所有的分配中遇到严重障碍。如果谷物价格提高的趋势强烈而持久，从而使土地价格提高到适当水平以上；或者如果（这是第二个重要因素）大土地所有者遇到的是陷于贫困的和无法抗拒而不得不抛售土地的农民，那么，这些障碍就会被克服。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中到20世纪头10年，对农民曾是有利的。被外国竞争全力打击的和受劳力不足损害最大的，正是大规模耕种谷物和广泛饲养牲畜的大土地所有者；而城市对小农业的主要产品——牛奶、肉、蔬菜、水果等等需求的巨大增加和劳动力问题意义的减小，对中小所有者有利。只有当谷物价格下降的趋势让位于相反趋势的时候，大企业才能十分有力地贯彻扩大土地占有的意向。而这种意向遇到强大的中小所有者的抵抗，它们的主要产品同样有价格上涨的趋向。因此，这些剩余收入不得不主要在对工业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中寻求自己的用场。这也受下述情况的推动：自1895年以来的狂热的高涨时期提高了工业的利润率，这种利润率不管怎样都远远高于农业利润率。这样使用的可能性也更容易达到了，因为股份制度的发展为来自其他领域的这种投资创造了适当的形式，大工业的集中和联合也使那些门外汉大大减轻了风险负担。此外，真正的农村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它们由于国家政权（赋税法）的鼓励而发展为垄断；在农村有自己的所在地的工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最后，对大土地所有者重要的是，由古老时期产生的农地所有和矿山所有的结合。所有这一切，把大土地所有者阶级从一个由地租获取收入的阶级变成为一个除了地租之外还越来越从产业利润中或从“可动的资本”的利润分成中获取收入的阶级。[2] 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对抵押业务的兴趣越来越浓。但是，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土地价格的水平对这种业务的扩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土地价格越高，抵押债务就越大。因此，农业关税的提高，使银行业务的并非不重要的一部分，成为重要的利益。同时，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收入的提高，对农业中新投资的增加和集约化经营程度的提高，从而对借入生产资金的增加以及银行资本投资领域的扩大，提供了刺激。 另一方面，城市资本家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欲望，促使他们谋取地产，或者（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个人联合的原则）通过联姻（这是进行社会渗透和防止财产分割的常用的形式）谋求与大地产的结合。 因此，通过由股份制度产生的所有权与生产管理权的职能的分离，便产生了利益一致化的可能性；而随着一方面地租的增加和另一方面产业超额利润的增加，产生了这种一致化的现实性。“财富”不再按收入来源，从而不再按来自利润或地租来区分，而是来自对工人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所分割的各个部分的分成。 但是，与大土地所有者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金融资本支配国家政权的力量。它与大土地所有者一起赢得了领导阶层的地位，从而在大多数问题上赢得了一般农村。当然，这种支持不是无条件的，而肯定是代价很高的。但是，必须以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形式支付的费用，很容易通过超额利润来补偿，这种超额利润是支配国家政权从而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金融资本提供的。对金融资本来说，支配国家政权是不可或缺的条件（contitiosinequanon）。由于大土地所有者的支持，金融资本同时也就为自己保证了占据大部分最高的和最有权势的官职、支配官僚和军队的阶级的支持。同时，帝国主义意味着国家政权的加强以及陆海军和官僚的增加，从而也增强了金融资本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性。 因此，如果说金融资本支配国家政权的努力得到农村有决定性影响的阶层的支持，那么，工业生产者内部阶级对立的发展最初就促进了这种努力。 从一开始，金融资本就同中小资本陷入对立状态。我们看到，卡特尔利润是非卡特尔化产业利润的扣除。因此，非卡特尔化产业具有反对卡特尔化的利益。但这种利益被其他利益所阻挠。就那些没有或现在还没有出口能力的产业来说，它们由于共同的行动并且只有通过共同的行动才能实现的保护关税的利益，同作为保护关税的最强大的先锋的卡特尔化产业结合起来。但是，一个产业中卡特尔的形成，实际意味着其他产业中垄断化趋势的加速发展。恰恰是还没有卡特尔化的产业中的最强大和最有竞争能力的资本家，欢迎这种卡特尔的形成，因为它必然促进他们自己产业中的积聚，从而必然使自己的卡特尔化能力迅速发展。这种产业力图通过创建自己的卡特尔来抵御其他产业的卡特尔，绝不是为了自由贸易而斗争，因为它努力追求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通过自己的卡特尔谋求利用保护关税的可能性。此外，在中小资本家中间，对资本间接隶属的情况增加了。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商业中，这种情况达到最大规模。而且，只要这一过程还在生成中，就会带来对立。但是，这一过程一经完成，这些阶层的利益便同卡特尔一致起来。现在作为煤炭辛迪加或酒精贩卖中心代理人的商人，只对使他们摆脱外来者竞争的辛迪加的加强和扩大他们交易的辛迪加的扩张感兴趣。一般卡特尔的扩大，意味着一切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一致。为一个百货商店，一个大的工业康采恩等等工作的产业资本家的间接隶属的大量的和越来越多的情况，其结果也是一样。中小资本家对大产业的参与，沿着同样的方向发生作用。股份制度也使其他产业部门积累的利润有可能部分地投于重工业，因为这里要求生产资料的生产相对迅速扩大的那种发展进展最快，卡特尔最发达，从而利润率也最高。 最后，金融资本的政策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扩张，以及对新的投资领域和销售市场不断的追逐。但是，资本主义越是迅速扩张，繁荣时期就越长，危机就越短。扩张是所有资本的共同利益。在保护关税时代，它只有作为帝国主义扩张才是可能的。此外，繁荣期越长，国内资本的竞争越不明显，对那些屈服于大资本家竞争的小资本家的危险也就越小。这适用于所有产业（也包括卡特尔化产业）的小资本家。如果说萧条时期恰恰是对卡特尔的生存构成最大危险的时期，那么，相反地带有国内激烈竞争和大量闲置资本的萧条时期，则是开拓新市场的冲动最强烈的时期。 马克思的集中理论在受过数十年的批驳之后，现在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产业中间等级的衰落被当作是不可遏止的。但是，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由小企业的毁灭引起的它们数量的下降，不如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工商业的小企业中造成的结构变化。一大部分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附属企业，因此对大企业的扩张有利益关系。城市里的修理业、设备安装业等等，受尚未占领修补工作的大工厂生产的制约。各种修理业的敌人不是工厂，而是全都从事这种工作的手工业。因此，这些阶层与工人阶级相对立，而不是与大产业相对立。但是，还有更大部分的小企业，一般仅仅是有表面上的独立地位；实际上，它们已陷入“对资本的间接隶属”（桑巴特），从而成为“从属于资本的”（奥托·鲍威尔）。它们是一个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缺乏组织能力、完全依附资本主义大企业（它们是这些大企业的代理者）的没落阶层。例如，只不过是酿酒厂代销店的小客栈老板，由鞋厂设立的鞋店店主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其中也同样包括大量表面独立的为家具店工作的木工师傅和为服装厂工作的裁缝师傅等等。没有必要对这方面作更详细的研究了，因为这已经由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和确切的描述。 然而，重要的是，随着这种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这些阶层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表现为手工业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斗争，以及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利益斗争，已经基本解决了。这种斗争迫使老的中间等级采取反资本主义的态度。中间等级试图通过反对营业自由和限制资本主义大企业，来延缓它们的失败。为了通过保护手工业、恢复行会、确定学徒期以及区分不同的赋税立法等等来延长中间等级的寿命，便对立法进行呼吁。在这种反对大资本的斗争中，中间等级得到当时同样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村阶级的支持。但是，它遭到工人阶级的敌视。工人阶级必然会看到，生产力的限制是对他们切身利益的一个威胁。 现存小企业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就资本和手工业之间的竞争而言，竞争在这里已基本解决。围绕积聚的斗争，毋宁说是在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作为中小企业反对大企业的斗争而进行的。小企业现在基本上仅仅是大企业的附庸；即使在它们的独立性不仅仅是虚构的场合，它们也不过是大企业的附属企业罢了。例如，安装照明设备的企业，销售工厂产品的现代大城市的商店等等，它们全都没有同大产业进行竞争，而相反地对大产业的尽可能大的扩张有利益关系，因为它们作为修理业或附属企业以及作为商人或代理人经营大产业的业务。这既不排斥它们相互的竞争，也不排斥积聚运动在它们中间的作用，但是，这种斗争不再引起一般的反资本主义的态度，相反地，它们在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中看到自己的幸福。它们自身就是这种发展的产物，这种发展扩大了它们的就业场所。但同时，它们却陷入与工人阶级日益尖锐的对立之中，因为工人组织的力量恰恰在小企业中最强。 然而，即使在小企业还占优势的地方，例如在建筑业中，那些占有小企业的阶层同大资本的对立也失去了尖锐性。不仅仅因为这些依赖银行信用的企业家完全充满资本主义的精神，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同工人的对立越来越强烈，而且还因为他们提出特殊要求时，恰恰在最大的资本那里遇到越来越少的阻力，甚至还常常得到支持。赞成还是反对营业自由的斗争，是一场在生产消费资料部门里手工业师傅同中小工厂主之间异常激烈地进行的斗争。一方以裁缝、鞋匠、修车匠和泥瓦匠为先锋，另一方则是纺织厂主和服装厂主等等。相反地，今天当这种斗争已经在一切基本方面获得解决时，保护手工业对资本主义最先进部门的切身利益没有任何影响。煤炭辛迪加，钢铁联合企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对中间等级现在提出的要求完全无所谓。由此而遭到损害的中小资本家的利益，不是或至少不直接是他们的利益。相反地，这些要求的代表恰恰是工人要求的最激烈和最残酷无情的反对者。在这些小生产范围里，竞争最激烈，利润率最低。每一项新的社会改革，每一次工会所取得的成就，都使一批这样的人陷于绝境。这里，工人发现了他们最凶恶的对手，而大资本和大土地所有者也在这里发现了自己最好的守备军。[3] 但是，同样的利益也为中间等级保证了农村阶级的支持。因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原有的利益对立消失了，后者变成为大资本的一支政治守备军。即使中间等级要求的满足没有改善中间等级的状况，也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国家强制建立小企业组织的活动，到处都遭到失败。在小企业还有生存能力的地方，合作社和行会，也像在大城市的生活资料产业中那样，已经成为一种试图共同掠夺消费者的卡特尔，例如肉类加工厂和面包房中的情形就是如此。它们也许成为雇主协会，不管是直接参加或通过行会会员集体参加一个独立的但内部却依赖行会的雇主联合会。[4] 但是，中间等级已不能提出与老手工业对立的重要的经济要求。正是这一点使它没有能力推行独立的政策，使这种尾随政策成为必然性。由于不能推行自己的阶级政策，它便成为一心打算利用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的所有煽动的俘虏。它从工人的经济对手变成为工人的政治对手，把自己不再能够利用的政治自由看作是促进工人阶级政治力量从而经济力量加强的手段。它成为政治上的反动派，它的家庭越小，它赋予保持家长地位的价值也就越大。它吁请政府的强有力的帮助，准备支持任何旨在反对工人的暴力政策。因此，它成为加强政府权力的热情的促进者，醉心于军国主义、海上霸权主义和权威的官僚政策；于是，它为帝国主义阶级的事业服务，并在这方面成为它们的最有价值的盟友。帝国主义本身向它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它也从资本的迅速扩张中，期望自己事业的畅顺，自己营业机会的增加，自己顾客购买力的增强。它成为帝国主义政党的热情追随者。同时，它也最容易接受影响选举的手段，特别是营业抵制；它的弱点也使它成为政治上合适的盘剥对象。 当然，当费用账单交到中间等级的面前时，它感到疑虑了。它和大资本之间的和谐在一段时间内被破坏。但是，赋税绝大部分由工人缴纳。如果说间接税对它的影响比对大资本要大，那么，它的抵抗力量是太小了，以致不能解除同大资本的联盟；仅仅其中的一小部分摆脱了对资产阶级的随从，归附于无产阶级。除了表面上独立的而实际上是家庭工业者的单独经营者外，大多数城市小商人阶层就属于这一部分人。他们依赖于工人顾客，出于营业考虑或通过同工人的经常交往，开始赞同工人的观点，参加工人政党。 最近被按照坏习惯称作“新中间等级”的那些阶层，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这里指的是工商业中的雇员，他们由于大型企业的发展和企业的公司形式而大大增加，并在各个级别上成为生产的真正管理者。这个阶层的增长甚至超过无产者阶层。向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发展，意味着工人的相对减少；在一些情况下和一些产业部门，甚至意味着工人的绝对减少。技术人员的情况绝不是必然如此，他们毋宁说是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即使不是按同样的比例增加。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发展意味着企业自动化的发展，意味着机器体系的变革和复杂化。新机器的采用使人的劳动力成为多余的，但绝没有使技术人员的监管成为多余的。因此，机械化的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符合各类技术雇员的切身利益，并使产业中的雇员成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热情的拥护者。 股份制度的发展，最初也以类似的方式发生作用。它使管理权同所有权相分离，使管理成为具有较高报酬的雇佣劳动者和雇员的特殊职能。同时，较高的职位变成势力强大和报酬优厚的职位，谋取这种职位的可能性似乎对所有雇员都是敞开的。对发迹的关心，对晋升的渴望（这种渴望在任何等级制度中都会产生），在每个雇员身上苏醒过来，战胜了他们的休戚与共的感情。每个人都希望提升得比别人快，由半无产者的境遇提高到资本家收入的高度。股份公司发展越快，它们的规模越大，职位的数目，首先是势力强大和报酬优厚的职位的数目，也就越多。雇员最初仅仅看到这种利益的和谐一致。因为每个职位在他们看来都只不过是向更高职位的过渡，所以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为自身劳动契约而斗争，不如说是资本为扩大自己势力范围而斗争。 这是一个阶层，按它的思想意识和出身都属于资产阶级，它的最有能力的或者最无顾忌的代表还上升到资本家阶层；它由于自己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产阶级之上。这个阶层的成员同处于领导地位的资本家接触最多，受后者最严密的监视和最精心的选择，反对雇员组织的斗争最激烈和最无情。如果说发展最终恰恰把这些对生产不可缺少的阶层推到无产阶级一边，特别是在权力关系已经发生动摇、资本主义权力虽然还没有被打碎但却不再显得是不可克服的时候，那么，这些阶层现在也还不是独立斗争中的特别积极的部队。 当然，进一步的发展，必然逐渐改变这种消极的态度。取得独立地位的可能性的减少，是积聚发展的结果。它日益迫使小企业主和小资本家让自己的后代进入雇员生涯。同时，随着雇员人数的增加，由他们的工资形成的支出项的分量加大了，引起压低工资水平的倾向。这类劳动力的供给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在大企业里，形成越来越细的分工和专业化，甚至对这种熟练程度最高的劳动力也是如此。具有自动性质的一部分劳动，由熟练程度较低的工人担任。现代的大银行、现代的电力公司和百货商店，雇用了大量雇员，他们同经过培训的局部工人没有多大差别。即使他们有较高的教养，但对企业家来说，这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经常面临被没有经过培训的或只经过简单培训的工人所取代的危险，即使女工也对他们造成强有力的竞争。他们不得不在自己劳动力价格上把这种竞争进行到底，他们的生活水平被压低。当他们已经习惯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时，就更加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此外，随着大企业的扩张，仅仅是这些低收入职位的数量增加了，而较高职位的数量绝没有按同样的程度增加。如果说大企业及其现代形式的增加，迅速增加了对各种职员的需要，那么，现有企业的扩大绝没有引起这种要求按同样比例增加。此外，随着股份公司的合并，最优报酬的职位越来越被大资本家阶层垄断，职业升迁的前景微乎其微了。[5] 产业和银行结成大的垄断，使雇员处境进一步恶化。他们现在面对一个占压倒优势的资本家集团。他们的自由流动，从而他们利用企业家争取最好职员的竞争来改善自己地位的希望，即使对他们中间最有能力和天才的人来说，也越来越困难。由于联合，雇员的数目也可能绝对地减少。这首先影响最优报酬的职位数目，因为管理能够被简化。联合的形成，尤其是托拉斯，减少了最高技术职位的数目。流通代理人、推销员以及广告人员等等的数目被绝对减少了。[6] 但是，要使这些后果对该阶层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需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由于他们从资产阶级圈子里产生和补充，所以他们最初完全在自己的旧的思想意识中生活。他们是这样一个阶层：由于对沦为无产阶级的恐惧，使他们保持仅仅不被当作无产者而做的不懈努力。他们同时也是这样一个阶层：对无产阶级的仇恨最强，对无产阶级斗争手段的嫌恶最深。商业职员如若被称为劳动者，便感到是一种侮辱；而枢密顾问，有时也包括卡特尔的经理，却热心地为自己索取这个称号。当然，在这里，一方是害怕社会地位低微，另一方则是重视对劳动的伦理评价。但是首先，这种思想意识毕竟使雇员对无产阶级的观点保持较远的距离。而另一方面，股份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发展，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大银行的急剧发展，通过资本输出手段造成的生产扩大，新市场的占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各种雇员日益开辟新的就业场所的手段。他们脱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资本活动领域的扩张中，看到了自己的全部前景。他们比上述那种中间等级有更高的教养，所以更容易被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侵袭。他们同资本的扩张有利益关系，成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同他们还相距甚远，事实上也太危险。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出路，打开了晋升和提薪的迷人前景。这个雇员阶层虽然在社会上是微弱的，但由于它在小资本圈子内的联系以及在公共活动中的较大便利性，所以对舆论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是专门的帝国主义机关刊物的订阅者，种族主义理论的拥护者（这种理论在他们中间也常常成为竞争武器），战争小说的读者，殖民英雄的颂扬者、鼓动者以及金融资本的选民。 但是，这种态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推广越是遇到延缓它的障碍，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越是达到完成从而压低雇员生活状况的趋势越是占上风，执掌最重要的生产管理职能以及最无用的职能的那些阶层同资本的对立也就越尖锐；构成雇员主要群众的、处于和始终处于依附地位的以及沦为报酬低和劳动时间长的工人地位的那部分雇员，也就越是被推到无产阶级一边，进行反对剥削的斗争。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越大，从而胜利的希望越大，这一时期到来的也就越早。 最后，抵制工人阶级前进运动的共同利益，越来越把一切资产阶级阶层联合起来。但是，在这种防御战中，大资本早已接管了领导权。 [1]美国小麦出口，1901年为小麦总产量的33％，1902年为29％，1903年为19.5％，1904年为10.5％（J.M.鲁宾诺：《俄国的小麦贸易》，1908年华盛顿版）。玛丽·施瓦布在《张伯伦的商业政策》一书第73页上引用华盛顿商业和劳工部的报告：”粮食、食品和棉花的出口量近年来下降了，特别是上年的1903—1904年年度。这既不能归于国内的歉收，也不能归于国外的价格低廉。去年的玉米、小麦和棉花的收获量不低于平均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非常高。农产品占出口总额的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显然是美国需求量的提高。为美国国内消费保留的小麦量，1880年以前从未达到27500万蒲式耳。但是，在1883年，它突破了30000万蒲式耳的大关，并随人口的增加而逐渐增长。在1889年，它超过40000万蒲式耳；1902年，超过50000万蒲式耳；在以1904年6月30日结束的会计年度中，它达到51700万蒲式耳。这曾是到某年为止的总数最高的数字。”“从1880年到1900年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人口从5000万增加到7600万，即是说增长了52％。而该国小麦种植面积仅仅从3400万英亩增加到4200万英亩，即是说增长了23.5％。各种谷物种植总面积，仅仅从13600万英亩增加到15800万亩，即是说增长了16.5％。”（同上书，第72页） [2]关于普鲁士，参见F.屈纳特教授《普鲁士独立农场主的资产》一文，载《普鲁士皇家统计署杂志》1908年第48年度。在这里作为基础的是，根据1902年征收所得税和附加税的材料计算的至少缴纳60马克土地税的土地所有者（即一般的独立农场主）的普鲁士统计材料。这里所说的”真正资产”不是指地产、农业和林业的经营资本，也不是指工业和矿山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是指各种资本要求权，例如股票、储蓄存款以及矿业股票等等。因此，它是指农业和工业中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外的资产。这里得出的结果是：至少缴纳60马克土地税的土地所有者总数为720067，总共占有7920781703马克的资产。其中3997549251马克或50.5％属于628876个以农业或林业为主要收入的所有者，即一般的以此为主要职业的独立的农场主，3923232452马克或49.5％属于91191个以农业和林业为辅助收入的所有者，基本上是以此为副业的独立的农场主。720067个独立的普鲁士农场主的总财产额为39955313135马克，74.1％是地产，19.8％是资产，5.9％是工业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0.2％是享有专有权和特许权的独立财产；特别是在628876个本业农场主的28541502216马克的总财产中，与上述相应的比例数是：84.9％，14.0％，1.0％和0.1％；而在91191个副业农场主的11413811919马克总财产中，相应的比例数是47.1％，34.4％，18.3％和0.3％。 [3]汉堡-阿尔托纳区雇主联合会总书记和混合雇主联合会原则的主要辩护人冯·赖斯维茨男爵的态度表明，大产业资本家已经多么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列举了混合雇主联合会的好处：首先，它对雇主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因为一个参加进来的部门几乎随时都会遭到罢工的袭击，所以联合会“可以说一直不断地处于战争状态”；而另一方面（这是主要的），它可以使大产业、小企业和手工业采取统一的共同行动。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冯·赖斯维茨男爵特别强调各种产业的这种共同行动。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小规模的战争中，手工业者是最好的先锋战士；因此，大产业对保持它在经济上的生存能力有很大兴趣（参见赖斯维茨：《建立雇主联合会》第22页以下。引自格啥德·克斯勒博士：《德国雇主联合会》，载《社会政治协会文集》第124卷，1907年莱比锡版，第106页以下）。 [4]前引克斯勒的著作，第15页。 [5]例如，据1909年6月14日《柏林日报》的报道，在德国银行职员协会会议上，执行委员会主席菲尔斯滕贝格（柏林）说：“幸而银行业集中的努力得到停止。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德国所有银行职员的90％还是没有达到独立自主的希望。” [6]威士忌酒托拉斯的形成，使300名商品推销员过剩；钢铁托拉斯的形成，使200名商品推销员过剩。（见J.W.詹克斯：《托拉斯问题》，1902年纽约版，第24页。）
第二十二章资本输出和争取经济区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二十二章资本输出和争取经济区的斗争 一方面，保护关税制度的普遍化力图把世界市场日益分割为一个个按国家分隔开来的经济区，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发展增强了经济区规模的重要性。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直具有重大意义。[1]经济区的规模越大和人口越密集，经营单位就能越大，从而生产费用就越低，企业内部的专业化程度也越高。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同样也意味着生产费用的降低。经济区越大，工业所在地设在自然条件最有利和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地区也就越容易。经济区域越广阔，生产就越多样化，不同的生产部门越有可能互相补充，从国外进口所花运输费用越能得到节约。在一个大区域内，需求变动或自然灾害对生产的干扰更容易得到补偿。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由贸易会把整个世界市场联结成为一个唯一的经济区，并保证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合理的国际分工，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即使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产业仍能在其本国市场上享有一定优势，因为它熟悉本国的习俗和消费习惯，容易取得一致，特别是因为距离很近从而获得由于节约运输费用而提供的好处，这种好处还由于税率政策方面的措施而增强。相反地，对外国产业来说，由于语言、法律、货币等等的差异，增添了某些障碍。但是，保护关税大大加剧了对较小经济区的危害，因为它妨碍输出，从而缩小了可能的经营，阻止了专业化的发展，因而正像合理的国际分工受到阻碍那样，造成生产成本的提高。美国产业即使在保护关税制度下也能如此迅速地发展，首先归因于它的经济区辽阔，能使企业范围内的专业化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在已经相当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从而在培育关税已经完成了自己职能的时候，经济区越小，该国对自由贸易的兴趣一般也就越强烈。例如，比利时对自由贸易的强烈兴趣即是由此而来。此外，经济区越小，生产力的自然条件分配也就越片面，从而有发展能力的产业部门也就越少，从国外进口本经济区不适合生产的商品的兴趣也就越强。 相反地，保护关税意味着对经济区的限制，从而意味着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因为它缩小了产业企业的规模，使专业化陷于困境，最后阻碍一切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使资本流向有关国家的具有最佳条件的那些生产部门）而在现代高额保护关税的条件下，这变得更加显著，因为关税率的确定常常不考虑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状况，而毋宁说是各个产业阶层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关税率的形成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些阶层对国家政权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保护关税是生产力发展，从而是产业发展的障碍，那么，对资本家阶级来说，它却直接意味着利润的提高。首先，自由贸易给卡特尔化造成困难，剥夺了一些具有卡特尔化能力的产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这是就它们不是通过运价保护（如煤的情况）或自然垄断（如德国钾盐生产的情况）保证垄断化的意义上而言的。但是，这样的话，由于采用卡特尔的保护关税而得到的超额利润将不复存在。 当然，垄断化甚至在没有保护关税的情况下也会发展，这是肯定的。但是，第一，它的速度会因此而大大放慢；第二，卡特尔的稳定性变得更小；第三，担心同国际卡特尔的对抗，因为国际卡特尔直接被当作同民族相异己的剥削力量。相反地，保护关税为卡特尔保证了国内市场，赋予它更大得多的稳定性，这不仅是通过排除竞争，而且因为利用保护关税的可能性成为缔结卡特尔的直接有效的动力。国际卡特尔化的确最后也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在集中的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但它通过保护关税也被加速了。保护关税促进了卡特尔的缔结，首先是划分销售区域和签订价格协议的卡特尔形式，因为它不像在自由贸易制度下的情况那样，把世界市场上孤立的生产者联合起来，而是把已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的卡特尔彼此联合起来。保护关税把各个卡特尔作为缔约当事人，因而极大地减少了参加者的数目。保护关税从一开始就把国内市场留给各该国家的卡特尔，这也使协议的基础更容易建立起来。但是，这种由于保护关税而排除了竞争的、为一定国家的卡特尔保留的市场越多，就自由市场达成谅解就越容易；其次，国际协议也就越牢固，因为即使这种协议破裂也不会对外人提供像在自由贸易条件下那样大的对竞争结果的期待。 因此，这里有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保护关税成为卡特尔进行竞争的进攻性武器，因而加剧了价格战；同时卡特尔又试图通过使用国家的权力手段和外交干预来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保护关税使各国的卡特尔保持稳定，从而为缔结国际卡特尔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两种趋势作用的结果是，这些国际协议与其说意味着持久的共同利益，不如说意味着暂时的休战，因为保护关税的武器上的每一个变化，各国市场关系上的任何更动，都会改变协议的基础，并产生达成新协定的必要。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出现比较稳固的国际卡特尔机构，或者自由贸易多多少少消除了国家的壁垒，或者卡特尔的基础不是通过保护关税建立起来，而首先是通过自然垄断建立起来，例如像在石油产业领域中那样。 同时，卡特尔化也大大提高了经济区大小对利润水平的直接意义。我们已经看到，保护关税为进行国内市场销售的资本主义垄断提供了超额利润。经济区越大，国内销售量就越大（可以想想美国和比利时的钢铁业的出口部分），从而卡特尔的利润也就越大。卡特尔利润越大，出口奖励可能就越高，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因而也就越强。随着由追逐殖民地的狂热所引起的对世界政治的更积极的干预，同时也产生了在保护关税的壁垒内尽可能大地建立经济区的努力。 至于保护关税对利润率水平的不利影响，卡特尔试图用保护关税制度本身提供给它的手段来克服。首先，保护关税带来的出口奖励的发展，有可能克服或至少部分地克服外国的保护关税的壁垒，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预防了对生产的限制。其次，由本国保护关税所鼓励的国内生产规模越大，就越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这里产生的仍然不是对自由贸易的利益，而是对扩大本国经济区和提高关税的努力。但是，一旦这种手段不灵，便开始以在国外建工厂的形式进行资本输出。受外国保护关税威胁的产业部门现在自己也利用这种保护关税，把一部分生产移置国外。如果因此而使母企业不能扩大，也远远不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利润率，那么，这便通过各该资本所有者目前在国外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上涨所提供的利润的提高来补偿。因此，资本输出在不同形式上受到本国保护关税的有力促进，也同样受到外国保护关税的鼓励，它同时也为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渗透和资本的国际化作出贡献。 于是，就这里所考察的利润率而言，由现代保护关税阻碍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利润率下降的结果便消失了。因此，在资本看来，自由贸易是多余的和有害的，资本试图补偿由经济区的缩小造成的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但不是通过向自由贸易的过渡，而是通过扩大本国的经济区和加速进行资本输出。[2] 因此，如果现代保护关税政策加强了资本对不断扩张自己领地的始终存在的冲动，那么，一切闲置的货币资本向银行手里集中却导致有计划的资本输出组织的建立。银行与产业的联系使银行货币资本的提供受下述条件的制约：这种货币资本被用于与该银行有关的产业。因此，一切形式上的资本输出都大大加速了。 我们所说的“资本输出”，是指用来在外国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输出。这里根本的问题是，剩余价值仍然留归国内资本支配。例如，如果一个德国资本家携带他的资本移居加拿大，在那里进行生产，不再回归故里，这就意味着德国资本的损失，意味着资本脱离原国籍。这不是资本输出，而是资本转移。它形成本国资本的扣除和外国资本的增加。只有用于国外的资本仍由国内支配，才能谈得上资本输出。因而，这部分资本形成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的一项，每年期满日的剩余价值形成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项。资本输出相应地（protanto）减少了国内资本量，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国民收入。 股份公司和发达的信用组织促进了资本输出，并在下述意义上改变了它的性质：它们能使资本离开企业家而移往国外；因此，所有权在相当长时间内或持久不变地留在输出国，而资本的民族化则很困难。为农业生产的目的而进行资本输出的地方，这种民族化通常要迅速得多，正如美国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 从输出国的角度看，资本输出能以两种形式进行：作为带来利息的资本或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移往国外。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它又可以执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职能。从资本输入国的角度看，还要考虑用剩余价值的哪一部分支付利息：为在外国的抵押证券支付的利息意味着地租[3]的一部分流往外国；而为产业企业的债券支付的利息意味着产业利润的一部分流往外国。 在欧洲，随着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发展，资本常常已经作为带来利润的资本移往国外了。德国的一家大银行在国外设立了分行，这个分行中介贷款，其收益用于建立一个发电厂。该厂的建立被委托于国内与该银行有联系的电力公司。或者，这个过程还可以更加简化：国外分行在外国建立一个产业企业，在国内发行股票，把供货再委托给予总行有联系的企业。当国家贷款被用于获取产业供货时，这一过程便在最大规模上进行。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密切联系促进了资本输出的迅速发展。 资本输出的条件是利润率的差异。资本输出又是国内利润率平均化的手段。利润水平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取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先进，平均利润率就越低。对这个一般性的规定，我们这里不予考察，因为所涉及的问题是世界市场上的商品，它们的价格由最先进的生产方法所决定。但是，除了这个一般性的规定外，还要补充特殊的规定。至于利息率，它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和缺少信用与银行组织的国家要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此外，在前者的利息中还大都包括工资或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在内。高利息率形成借贷资本输出的直接诱因。企业主收入在这里也比较高。首先，因为劳动力特别低廉，劳动力质量上的不足则通过超长的劳动时间来补偿。其次，因为地租低或仅是名义上存在地租，这是由于有自然的或对当地人民暴力掠夺造成的大量闲置土地的存在；因此，低廉的土地价格使生产成本降低。此外，利润通过特权和垄断而提高。由新市场本身形成其销售区的产品，实现了很高的超额利润，因为这里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商品与手工业方式生产的商品之间的竞争。 无论资本输出如何进行，它总是意味着外国市场吸收能力的提高。外国市场对欧洲工业产品的吸收能力，是以前商品输出的障碍。这种市场的消费能力受它们所支配的剩余的限制，这些剩余是由自然经济或其他不发达的生产中产生的。这种生产的生产率不能迅速提高，在短时期内还不能转变成为为市场的生产。因此，很容易理解，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即具有巨大弹性和扩张能力的生产，很快满足了新开辟的市场的需要，并超过了这些需要，这又反过来表现为纺织工业的生产过剩。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对这些新开辟市场的特殊商品的消费能力也受到限制。虽然这种消费能力，从纯粹数量上来看，自然比其他外国市场上的消费能力要大得多，但是，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质的特性，即外国市场能作为英国商品以等价物送回来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就专门的奢侈品来说，它的消费在英国受到限制；而另一方面，特别是纺织工业，却力求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规模。但是，纺织品的出口，增加了对殖民地产品的进口，而对奢侈品的消费却根本没有按同样的程度扩大；相反地，纺织品生产的迅速发展，要求利润以提高的比率来积累，而不是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因此，每一个新的外国市场的开辟，在英国都以危机而告终。这种危机一方面是由纺织品价格在外国的跌落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殖民地产品价格在英国的暴跌引起的。英国产业危机的全部历史都表明了这些特殊的危机原因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图克仔细地探索了所有殖民地产品的价格，以及早期的产业危机如何合乎规律地伴随着这些商业部门的完全崩溃。这种情况只是随着现代运输体系的发展才开始改变。现代运输体系的发展把重点转移到冶铁业，而与新开辟的市场的交易同时越来越沿着这样的方向推移：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贸易，而是资本输出。 资本作为借贷资本的输出，已经大大地扩大了新开辟的市场的吸收能力。假定一个新开辟的市场能够出口100万英镑的商品，那么，它在商品交换中的吸收能力（假设是等价交换）也同样等于100万英镑。但如果这一价值不是作为商品，而是作为借贷资本（例如以国家借款的形式）被输出到这个国家，那么，新市场通过输出自己的剩余而能支配的100万英镑的价值，就不是用于交换商品，而是用来使资本生息。因此，如果这一价值作为资本被输送到这里，利息为10％，那么，现在被输出到这个国家的价值可能不是100万英镑，而可能是1000万英镑；如果利息降低到5％，就可能是2000万英镑。这同时也说明利息率下降对于市场扩大的能力的巨大意义。外国借贷资本的激烈竞争具有这样的趋势：利息率甚至在落后国家中也急剧下降，从而又增加了资本输出的可能性。但产业资本输出的影响远比借贷资本形式的输出重要得多。这也就是产业资本形式的资本输出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转移到外国市场，使这一市场完全摆脱了自己消费力量的限制。这种新型生产的收益实际保证了资本的增殖。但是，对销售来说，绝不仅仅考虑新开辟的市场。相反地，这些新区域里的资本也向那些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得到保证的生产部门那里转移。例如，南非的资本利用就完全摆脱了南非的吸收能力，因为其主要的生产部门即金矿开采业的销售的可能性恰恰是无限的，资本的利用在这里仅仅取决于采矿的自然扩张能力和充足的劳动人口的存在。同样，例如铜矿的开采也与殖民地的消费力量无关，而必须在新市场上寻求自己大部分产品销路的真正消费资料工业的扩大，很快就遇到消费能力的限制。 因此，资本输出扩大了由新市场的消费能力所产生的限制。但是同时，把资本主义运输方法和生产方法移到外国，也在那里造成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过自然经济关系瓦解而产生出的较大的国内市场，扩大了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从而增加了被出口的以及因此又可以用来支付新输入资本的利息的产品。如果开发殖民地和新市场以前首先意味着开发新的消费资料，那么，现在新资本主要投向为产业提供原料的生产部门。同时，随着服务于资本输出需要的国内产业的扩大，被输出的资本就投向为这些产业提供原料的生产。因此，被输出的资本的产品便在宗主国找到吸收场所；由于国内产业和被输出的资本的生产相依为命，英国生产活动的狭小范围便大大扩展了。 但是，我们知道，开辟新市场是结束产业萧条、延长繁荣时期以及缓和危机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资本输出加速了对国外的开发，最大限度地发展了它们的生产力。同时，它在本国也增强了那种必须提供被作为资本输往国外的商品的生产。因而，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动力。随着资本输出的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狂飙与突进运动的时期[4]，在这一时期内，似乎繁荣和萧条的周期缩短了，危机也缓和了。生产的迅速提高也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这种需求的增加有利于工会。资本主义固有的贫困化趋势，在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似乎被克服了。生产的迅速增长阻碍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弊病的认识，造成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命力的乐观估计。 今天，殖民地和新市场开发的快慢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它们为投资服务的能力。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在世界市场上的销路被保证的以及对宗主国的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的产品在殖民地越多，上述能力也就越大。但是，189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的急剧膨胀造成价格上涨，首先是金属和棉花价格上涨，从而大大加强了对开发这些重要原料的新来源的冲动。于是，输出的资本主要在能够生产这些产品的地区寻找活动余地，并转到尤其像采矿这样能立即按高度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的领域。由于这种生产，殖民地可以输出的剩余又增加了，从而提供了新投资的可能性。因此，新市场上的资本利用的步伐大大加快。开发的障碍不是各该国家资本的缺乏，这倒是可以通过资本输入来消除；在大多数场合，另外一种情况越来越起干扰作用：缺少“自由的”劳动，即缺少雇佣劳动；工人问题采取了激烈的形式，似乎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解决。 情况总是这样，当资本最初面对与它的增殖需要相矛盾、在经济上只能逐渐地和极其缓慢地加以克服的关系时，它便诉诸国家政权，使它服务于创造必要的自由雇佣无产阶级的暴力剥夺。在其初期阶段，这种无产阶级可能是欧洲农民、墨西哥和秘鲁的印第安人；今天，则是非洲的黑人。[5]这些暴力方法属于殖民政策的本质，没有它们，殖民政策就失去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意义。正如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样，它们也成为殖民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推行殖民政策而又要消除它的暴力方法，就如同废除无产阶级而又想维持资本主义一样，是一种没有经过严肃思考的幻想。 强制劳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手段是对土著人的剥夺，夺走他们的土地，即夺走他们迄今为止的生存基础。土地被移交给征服者；同时，这样一种趋势也日益发挥作用：土地不是移交个别殖民者，而是移交大土地公司。矿产品的开采尤其如此。这里，按照原始积累的方法，资本主义财富突然集中到少数资本巨头手中，而小殖民者却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只要想想下述情况就足以理解：巨大的财富以上述方式向掌握着英属南非的金矿和金刚石矿的集团手里集中，少量的则集中在西南非与大银行有最密切联系的德国殖民公司手中。这种剥夺同时也在被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土著居民中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他们必定成为任人摆布的剥削对象。征服者的要求自然引起了土著居民的反抗，因而使剥夺本身成为可能。殖民者的暴力行为本身引起冲突，这种冲突使国家干预成为“必要”。于是，国家着手进行彻底整治。资本追求不加抵抗的剥削对象的努力，现在以在该地区“维持治安”的名义成为国家的任务。整个民族，即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士兵和宗主国的纳税人将要承担执行这一任务的责任。 在剥夺不能一蹴而就的地方，就通过建立税收制度达到同一目的，这种税收制度要求土著居民缴纳货币贡赋，其数额唯有通过不断为外国资本进行劳动才能筹措。这种对劳动的训练在比属刚果达到完善化。在那里，除了压榨性的征税之外，极其无耻地慢性施用暴力、欺诈和蒙骗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手段。奴隶制重新成为一种经济上的理想；残暴精神也与之同时从殖民地转移到宗主国的殖民地既得利益者身上，并在这里进行丑恶的庆祝狂欢。[6] 如果土著居民不足以提供所期望的剩余价值率水平，这或者是由于剥夺时的过激行为使土著居民不仅脱离土地，而且也丧失生命，或者是由于居民的身体素质不强或数量不足，那么，资本就试图通过引进外国劳动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输入苦力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同时，通过契约奴隶制这样一种精心策划的制度，使供求规律在这种劳动市场上不发生令人不快的影响。当然，这不是为资本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办法。一方面，在对白人雇佣劳动留有余地的所有国家中，引进苦力遇到白人工人的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同时，另一方面，在欧洲殖民政策与日本（中国本身在不久的将来也必然步日本的后尘）的日益加强的扩张野心发生利害冲突的地方，在统治者阶层看来，这种引进也是危险的。[7] 因此，如果引进黄种人劳力受到限制，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白人劳动范围的扩大就更受到限制。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把工人游离出来的做法在欧洲已大体停止。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在最先进的国家中部分地造成相反的趋势，而在这个狂飙与突进运动时代甚至造成完全相反的趋势。 例如，德国资本主义在最近的两个高涨时期，就遇到劳动人口的障碍，不得不以外籍工人对产业后备军进行必要的补充。美国的资本主义也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依赖引进移民。而英国发展的缓慢却表现为明显的失业。因此，欧洲的向外移民的地区缩小至南欧、东南欧和俄国的范围。但是同时，由于迅速的扩张，对雇佣劳动的需求则大大增加了。 那些由于社会政治或世界政治的原因而排斥亚洲移民的国家，在它们扩张时遇到人口的障碍。这种障碍恰恰在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里最难克服，例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此外，在拥有广阔自由地的这些地区，农业的扩大也同样需要迅速增长的追加人口，这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而且，这些地区的有些地方，人口自然增长相当缓慢。即使在发达的欧洲国家，人口增长也不断减慢[8]，从而减少了可以向外移民的剩余人口。 然而，人口的这种缓慢增长恰恰发生在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有较大意义的地区，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这种缓慢化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尽管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强大的扩大能力，但是这种趋势还是越来越强。 但是，人口的障碍始终仅仅是相对的。它说明资本主义扩张还不能更迅猛地向前推进的原因，但它绝不能消除这种扩张本身。此外，它自身就带有医治自己的手段。撇开在真正的殖民地地区创造自由的雇佣劳动或强制劳动不论，撇开在资本主义宗主国由于技术进步而不断进行的对白人劳动的相对游离（它在扩张减慢时则提高为绝对游离）不论，在白人劳动的殖民化地区的资本主义扩张的更严格的限制，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克服对立的政治障碍的条件下，在更大的程度上转向欧洲本土中仍然落后的农业区，从而开发一些地区，通过破坏农村家庭工业和使农业人口游离出来，在极大规模上为加强向外移民提供了材料。 如果说新市场不再仅仅是销售地点，而且也是投资场所，那么，这也带来资本输出国的政治态度的变化。 单纯的贸易，就其不是与抢劫和掠夺相联系的殖民贸易，而是与具有抵抗能力的和比较高的发展程度的白人或黄种人的贸易而言，并不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础长期受到影响，而只是限于经济关系。只要有国家权力存在并能在相当程度上维持秩序，直接的统治并不重要。但是，随资本输出占据优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有更大得多的利害关系发生了。在外国修铁路、获取土地、建港口、创办和经营矿业等等的风险，比单纯的商品买卖的风险要大得多。 因此，法律关系的滞后成为障碍，金融资本也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以暴力手段克服经济障碍。这就导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地区的国家政权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冲突，导致把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法律关系强加于这些地区的越来越急切的尝试，而不管是保护还是毁灭迄今为止的政权。同时，争取新开投资场所的竞争，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之间造成新的对立和冲突。而在新开发的国家自身内，被输入的资本主义加剧了对抗，激起了民族意识日渐苏醒的人民对入侵者的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可以很容易地达到对外国资本采取危险性的措施。旧的社会关系被彻底革命化了，那些“无史民族”的千百年来的农业纽带被斩断了，他们自己也被卷入资本主义的旋涡之中。资本主义本身逐渐为被征服者提供自身解放的手段和途径。欧洲民族过去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作为经济和文化自由的手段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目标现在也成为被征服者的目标。这种独立运动恰恰在欧洲资本的最有价值和前途的开发地区威胁着欧洲资本。这种资本只有日益通过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手段，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因此，一切在外国有利益关系的资本家，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凭借它的权威保护自己即使是在世界最遥远的角落的利益；呼吁举起必然到处可见的战争旗帜，从而能够到处竖起商业的旗帜。然而，输出的资本在由本国的国家政权对新地区实行完全的统治时，感到最称心如意。因为那时其他国家的资本输出被排斥在外，而它享有特权地位，它的利润还可以得到国家的保证。于是，资本输出也促使采取帝国主义政策。 资本输出，尤其是从它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形式输出以来，大大加速了所有旧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并把整个地球包容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在每个个别国家里自发进行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关系随同资本一起输入，而且总是在最先进的国家所达到的阶段上被输入的。今天新建的工业，不是仅仅从手工业的端绪和技术发展到现代的大企业，而是一开始就作为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建立起来的。同样，资本主义现在也是在它当时完成的阶段上被输入到一个新的国家，从而以比荷兰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力量大得多和时间短得多地发挥自己的革命作用。 运输业的变革在资本输出史上划出了一个时代。铁路和轮船本身，由于缩短了流通时间，对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第一，流通资本被游离出来。第二，利润率被提高。原料价格的低廉降低了成本价格，扩大了消费。再次，只有铁路和轮船才能创造出大的经济区，使现代大企业有可能进行它们的大规模的生产。但是，铁路首先成为开发外国市场的最重要的手段。只有通过铁路，这些国家的产品才能如此大规模地为欧洲所利用，市场才能如此迅速地扩大为一个世界市场。然而，更重要的是，现在必须以极大的规模进行资本输出，才能修建这些几乎完全用欧洲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来修建的铁路。 然而，资本输出是英国的垄断，保证英国对世界市场的统治。因此，无论是在产业上或金融上，英国都无需担心别国的竞争。因而，市场自由仍然是它的理想。相反地，英国的优势必然促使所有其他国家更加努力地维持和扩大他们对已经获得的地区的统治，以便至少在他们的疆域内保护自己和抵抗英国的强大竞争。 但是，一旦英国的垄断被打破，一旦美国和德国的资本主义对于由于自由贸易而未充分有效地组织起来的英国资本主义成长为占优势的竞争者，情况就不同了。向金融资本的发展，在美国和德国造成对资本输出的强大冲动。我们已经看到，股份公司和卡特尔的发展如何产生创业利润，这种利润作为努力寻求使用的资本流向银行。此外，保护关税制度限制了国内的消费，从而促使输出加速进行。同时，由于卡特尔保护关税而成为可能的出口奖励，为在中立市场上对英国造成占优势的竞争提供了一个手段。当这些国家中更年轻的大工业由于自己的新设备而在技术上部分地胜过英国时，这种竞争就更危险。如果说出口奖励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手段，那么，出口奖励越高，这种手段也就越有效。这种奖励的水平取决于关税水平。这种水平的提高现在成为一切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里不存在长期的落后。一个国家的保护关税必然随另一个国家的保护关税接踵而至。这后一国家的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主义垄断越强大和越普遍，保护关税越是必然发生。保护关税的水平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一国关税的提高，必然立即为其他国家所仿效，以避免竞争条件恶化，不致在世界市场上遭到失败。工业保护关税（农业保护关税按其性质来说也是这样）也就无休止地螺旋式上升。 但是，只有通过较低廉的商品价格才能一决雌雄的竞争战，面临着日益遭受损失或不能产生完全的平均利润率的威胁。这里，消除竞争也成为大资本家集团的理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输出对于大资本家集团成为一种迫切的必然性时，情形就更是如此。这种必然性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实现的，因为尽可能大的生产规模的技术条件强制地要求这一点。但是，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占统治地位。因此，留下的出路无非是：一种竞争方式为另一种危险性较小的竞争方式所代替，商品市场上的竞争（这里，只有商品价格才是决定性的）为供给借贷资本（这种资本的提供已经为后来接受商品的条件所约束）的资本市场上的竞争所代替。资本输出现在成为保证资本输出国工业品供给的一种手段。购买者现在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成为债务人，从而成为必须接受债权人条件的依附者。塞尔维亚只有在承诺从斯科达、克虏伯或施奈德购买大炮或铁路材料时，才能从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得到借款。争夺商品销路的斗争成为各个国家银行集团之间争夺借贷资本投资场所的斗争。由于利息率的国际平均化，经济竞争在这里被限制在相对狭窄的界限内，因此，经济斗争很快成为运用政治武器进行的权力斗争。 但是，从经济上来看，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斗争中仍保持优势。英国[9]拥有资本充足的老的产业，它是由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时代为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建立的。它的发展比德国或美国要慢，其扩张能力也比较小。但是，另一方面，它积累的资本特别大，新的用于积累的大量利润不断地从国外投资流回英国。进行积累的资本量与能在国内投资的资本量之间的比例在这里是最大的，因此，向国外投资的冲动在这里也最强，所要求的利息率也最小。在法国，不同的原因也导致同样的结果。在那里，一方面，除了国外投资的收入不断流回之外，还有过去积累的、虽按财产关系来说不那么集中但却通过银行集结起来的财富，另一方面，本国的产业发展停滞，因而也形成资本输出的强大冲动。两国的这种优势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能得以发挥：或者政治上通过强大的外交压力这一危险从而有限的手段，或者经济上通过有时可以有余地抵偿较高利息的价格上的牺牲。 但是，竞争的激烈性唤起消除竞争的努力。如果把世界市场的一些部分纳入国内市场，即通过殖民政策把外国的一些地区合并过来，就能最简单地做到这一点。如果说自由贸易对殖民地无关紧要，那么，保护关税便直接导致殖民政策领域的更大的活动。在这里，各个国家的利益相互间发生直接的敌对冲突。 另一个因素也朝同一方向发生作用。从纯粹量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把它的资本以带来利润的形式输出比带来利息的形式输出更有利，因为利润比利息大。但是，如果从事输出的资本家把他们的资本作为产业资本而投入，那么，对资本的支配仍然是直接的支配，对资本的控制也是直接的控制。投在美国铁路证券上即作为生息资本投入的英国资本，对美国铁路大王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产业企业本身以英国资本经营的场合，这种影响则是决定性的。然而，今天产业资本输出的承担者首先是卡特尔和托拉斯，而且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首先，它们在重工业中是最强大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重工业中，为了对自己巨大增长的产品获得新的销售市场，资本输出的冲动最强烈。这些垄断的重工业的兴趣，首先是铁路建设、采矿、扩充外国的军备、建立发电站。在它们背后也有与这些部门联系最紧密的大银行的支持。此外，一方面，在卡特尔化的产业中扩大生产的冲动很强；另一方面，较高的卡特尔价格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因此，扩张为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提供了最好的可能性。此外，由于自己的超额利润，卡特尔总是支配有准备用于积累的资本，希望把这部分资本投在自己的利润率最高的部门。同时，银行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在这里也最紧密。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而获得创业利润的可能性，成为资本输出的强大动因。因此，在有组织的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即在德国和美国，我们现在看到了产业资本输出的最强烈的冲动。这说明了一种奇特现象，即这些国家一方面输出资本，另一方面又从外国部分地输入自己的国民经济所必要的资本。它们首先输出产业资本，从而扩大自己的产业，而又从那些产业发展缓慢但却积累了较大资本财富的国家中，部分地以借贷资本的形式获得自己产业的经营资本。这里，它们不仅从自己在外国市场上牟取的产业利润与自己向英国或法国所借资本支付低得多的利息之间的差额获利，而且也同时通过这种资本输出保证本国产业的更迅速的扩大。例如，美国以极大的规模向南美输出产业资本，而同时又从英、荷、法等国以证券和公司债券的形式[10]输入借贷资本，用来经营自己本国的产业。 因此，在这方面，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通过加速资本输出，也使产业垄断化最发展的国家中的资本家与产业组织较差的国家相比占优势，因而一方面在后者中间唤起通过保护关税加速本国产业卡特尔化的努力，同时也在最先进的国家中加强了通过排除任何外国资本的竞争以保证在一切情况下继续进行资本输出的努力。 如果发达形式上的资本输出是由资本积聚程度最高的部门进行的，那么，这反过来又加强了这些部门的资本力量和加速了积累。最大的银行和最大的产业部门为自己取得了在外国市场上利用资本的最好条件。丰厚的超额利润落入大银行和大产业之手，而弱小的资本力量是根本无法分享的。 因此，金融资本政策有三个目的：第一，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区；第二，通过保护关税壁垒排除外国竞争；因而，第三，把这一经济区变成为民族垄断联盟的开发地区。然而，这些要求必然与这样的经济政策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种经济政策使产业资本在它的绝对统治（在双重意义上，即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隶属于它，它同时又在世界市场占绝对统治地位）时期在英国达到古典的完善状态。当其他国家实行金融资本政策日益威胁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时，情况更加如此。的确，自由贸易国家是外国竞争的天然的进攻对象。当然，“倾销”对英国产业也是有利的。加工工业由于抛售的竞争而赢得比较便宜的原料。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损害了原料工业。于是，随着卡特尔化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阶段的合并以及出口奖励制度的形成，那些迄今从“倾销”中获取利润的英国产业的末日也一定会到来。然而，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关税以其获取超额利润和创业利润（这对英国资本是个很大的诱惑）的机会，开拓了一个迅速垄断化的时代的前景。 另一方面，通过保护关税把英国同它的殖民地联合起来是完全可能的。英国的自治殖民地大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首先是作为英国的原料供应者[11]和工业品购买者[12]而具有重要性。其他国家的保护关税政策，特别是农业保护关税政策，终归会把殖民地国家引向英国，把英国作为自己的主要销售市场。但是，就英国产业会妨碍这些殖民地国家自己的产业的发展而言，这些国家仍处于培育关税阶段，即关税不能超过一定水平的阶段，因为外国工业品的进口对于供应本国市场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在保持“国内的”培育关税的情况下，整个不列颠帝国实行更高的卡特尔保护关税是相当容易的。建立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强大到足以限制其他国家用提高保护关税来排挤不列颠产业的经济区的前景，促使整个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13]此外，用于殖民地的资本绝大部分归英国资本家所有，对他们来说，帝国的关税比自治殖民地的关税率的显著提高更重要得多。[14] 美国本身即使在帝国主义时代也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区；此外，它的扩张方向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以门罗主义作为其最初的政治表现的泛美运动只是处于初始阶段，而且由于美国的巨大优势还有很大希望。 在欧洲，情况就不同了。在那里，国家的分裂造成经济利益的对立。通过中欧关税同盟来消除这些对立，遇到了很严重的障碍。这里，不像在不列颠帝国中那样，是一些互相补充的部分，而一些是多少同样的因而互相竞争和互相敌对的实体。 但是，这种敌对由于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而大大加强了。这时，对立已不像19世纪那样产生于对在欧洲本土建立统一经济区的追逐，而是产生于对吞并外国中立市场的追逐。为了这个目的，欧洲国家现在部署了国家的武装力量。这不是为了吞并已经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产业本身有输出能力，它对征服者国家的产业来说仅仅意味着竞争的加剧，而无论如何作为其他国家剩余资本投资场所的意义很小。重要的毋宁说首先是为了那些尚未被开发的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开发恰恰对最强大的资本家集团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主要是为了海外殖民地。因为这里为资本提供了大规模投资的机会。特别是现代交通运输体系、铁路和轮船航线的创立，吸引了大量的资本。[15] 国家按照能够创造超额利润的条件把殖民地的活劳动提供出来。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它也通过接受国家保证来保证整个利润。殖民地的自然财富同样成为超额利润的来源。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原料价格低廉，从而工业品的成本价格降低。在殖民地，地租还没有发展起来，或者发展程度很低。把土著居民驱逐出去或彻底消灭，或者在最有利条件下把他们从牧民或猎人转变为契约奴隶或被限制在狭小的固定地区的农民，一举而创造出只有名义价格的自由土地。如果土地一般是肥沃的，它就能为国内产业提供远比旧的供给来源便宜的原料，如棉花。即使价格上反映不出这一点（因为例如在棉花上，美国的价格仍然是决定性的），它也意味着，本来要付给美国农场主的一部分地租现在落入了殖民地种植园主的腰包。 金属加工业的原料供应更重要。尽管技术在进步，这种工业的迅速发展仍有提高金属价格的趋势，而这种趋势还受到资本主义垄断的促进。因此，在自己的经济区内拥有原料来源变得更加重要了。[16] 因此，获取殖民地的努力导致大经济区之间不断激化的对立，并对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如像美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区内部，不同的自然条件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源泉；而在欧洲，不同的自然条件按照极其多种多样的、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偶然的从而是不合理的方式分配于大量的小经济区之间，则相反地阻碍了经济发展，使之发生分化，更加有利于大经济区和损害小经济区，因为没有自由贸易把这些地区联结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发展程度的经济统一体。但是，这种经济不平衡对于各个国家的关系，也就是它在这些国家内部对各个阶层的关系，即经济力量弱的依赖于经济力量强的。这里，经济的手段也是资本输出。资本富有的国家把资本作为借贷资本输出，成为借债国的债权人。 只要资本输出主要用于在落后国家首先建立交通运输体系，其次发展消费资料工业，它也就长期促进了输入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这种方法对输入国家也带来一些不利，利润的最大部分流到国外，在那里部分被作为收入花费掉，因此没有用于债务国的产业；或者积累起来。自然，这种积累完全无需发生在产生利润的国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的“不在制”[17]会大大放慢债务国的积累速度，从而大大放慢其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资本主义由于国内条件而必然迅速发展的大经济区里，不久便会发生外国资本的民族同化。例如，德国很快就把比利时和法国的资本同化，这些资本特别在莱茵—威斯特法伦的矿山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小经济区里，这种同化较难完成，因为本国的资本家阶级的出现要慢得多，而且有较大的困难。 一旦资本输出的性质发生变化，一旦大经济区的资本家阶级不打算在外国建立消费资料工业，而相反地旨在保证对其不断发展的生产资料工业的原料的控制，这种解放就完全不可能了。例如，比利牛斯半岛国家的矿井和矿山便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这些外国资本现在不再作为借贷资本输出，而是直接投于这些矿场；斯堪的纳维亚的，尤其是瑞典的矿产资源也发生同样情况，虽然碰到较强的反抗。这些国家在一般也许能建立最基本的现代工业即自己的冶铁业之时，原料却被夺走，用来促进英、德、法的产业。因此，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它们的政治的和金融的发展，在开始阶段就受到阻碍。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外国资本[18]，在政治上也成为二等国家，依赖于强国的保护。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殖民政治的日益增长的意义，使英国面临保证其殖民帝国地位的任务，这一任务同维持它的海上霸权和通往印度的道路具有同样的意义。但它为此须掌握大西洋的港口，这就促使英国必须与大西洋沿岸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英国在政治上能够达到这一点，因为它通过自己的资本输出使这些较小的国家在经济上依附于自己。当德国要求参与殖民政治而使法国和德国相对立并使法国像其他占有殖民地国家一样为自己的占领地感到担忧时，英国海军的强大力量必然促使法国倒向英国一边。从而，出现一个日益增强的趋势：虽然欧洲内部的关税壁垒没有被废除，并因此而没有形成一个大的统一的经济区，但是一些较小的、政治上从而经济上落后的统一体却环绕大的统一体结成政治集团。这些政治关系反作用于经济关系，使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成为保护国资本的特殊的投资场所。这里，外交直接为寻求投资的资本服务。 但是，只要小的国家还没有被完全攫取，它们便成为外国资本的竞争场所。这里，人们也试图使用政治手段加以解决。例如，对塞尔维亚来说，大炮的供应也是同时与这样的政治决策联系在一起的：是选择法、俄的援助，还是选择德、奥的援助。[19]因此，政治力量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对金融资本来说，国家的权力地位成为直接的利润利益。现在，外交把代表金融资本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职能。除了纯粹的政治武器之外，还有商业政策的武器[20]；商业协定的条款不再仅仅由商品交换的利益所决定，而且也由小国使大国的金融资本在竞争面前占优势的自愿程度所决定。 经济区越小，借助高额出口奖励能使竞争取胜的力量就越小，为参与其他列强的经济发展及其高额利润而进行资本输出的冲动也就越强烈；本国已经积累的财富量越大，这种需要就越是能够得到满足。 但是，这里也有相反的趋势在起作用。经济区越大，国家权力越大，其民族资本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也就越有利。因此，金融资本成为利用一切手段加强国家权力的理念的承担者。但是，历史上所生成的国家权力的差别越大，竞争条件也就越不同，大经济区争夺世界市场支配权的斗争也就越有希望，因而斗争也就越残酷。金融资本越发展，金融资本为民族资本而把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垄断化的努力越强，这种斗争也就越激烈；而垄断进程越是向前发展，为争取世界市场的剩余部分所作的斗争也就越残酷。如果这种对立由于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还可以承受的话，那么，它由于短期内必定发生的向保护关税的过渡则大大激化。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它的经济区比较小的部分之间的矛盾大大增强。同时，德国产业取得迅速发展，它的竞争地盘突然被缩小。这一点，由于下属情况而使人更加明显地感觉出来：由于历史的原因[21]，从而由于对现代资本主义（它对过去是完全漠不关心的，除非是积累的“过去劳动”）来说是偶然的原因，德国没有值得一提的殖民地占领区；不仅仅它的最强大的竞争者英国和美国（对美国来说，它的整个大陆在经济上都带有殖民地的性质），即使比较小的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也都支配有相当多的殖民地占领区，连它今后的竞争者俄国也占有非常广阔的经济区。这种情况必然大大加剧德国同英国及其卫星国之间的对立，最后诉诸暴力解决。 如果没有相反的原因进行阻碍，这种暴力情况可能早已发生了。资本输出本身造成阻碍这种暴力解决的趋势。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资本输出形式上的某种区别。只有产业发展在技术方面和组织方面达到最高形式的国家，才能直接参与对产业落后或发展缓慢的国家的开发。其中，首先是德国和美国，其次是英国和比利时。其他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其说是以建工厂的形式参与资本输出，不如说是以借贷资本的形式参与资本输出。这便导致了，例如法国的、荷兰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的资本变成向德国和美国管理下的产业提供的借贷资本。因此，出现了国际资本利益团结一致的趋势。法国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对德国在南美等地的产业发展发生利益关系。同时，这种大大增强的资本力量的联系，使更迅速地开发外国地区成为可能；此外，由于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强大压力，这种开发变得更容易进行。[22] 在这些趋势中，哪种趋势占优势，因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这首先取决于由斗争的结果所开辟的获取利润的前景如何。这里，决定竞争在一个产业部门内继续下去还是通过卡特尔或托拉斯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使竞争结束的同样情况，在国际和国与国之间的范围内也起作用。力量差距越大，通常越有可能发生斗争。然而，每次斗争的胜利都增强了胜者的力量，使力量对比关系有利于胜者，而不利于所有其他各方。最近时期的国际占领地政策，整个地使人想起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的均衡政策。此外，还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所造成的对战争的内部政治结果的恐惧。但是，另一方面，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不仅仅掌握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上；在这些国家，反战的倾向已十分显著。东欧和亚洲国家的资本主义觉醒，伴随着力量关系的推移，又反作用于大国，也可以使现有对立暴发。 但是，如果国家的政治力量在世界市场上成为金融资本的一种竞争手段，那么，这自然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同国家的关系的彻底变化。在反对经济上的重商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同国家相敌对的力量的代表。自由主义是真正的破坏力量，它实际上意味着“推翻”国家政权和瓦解旧的羁绊。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土地依附关系，城市的行会纽带，及其特权和垄断的复杂上层建筑的整个体系，被彻底废除了。自由主义的胜利，首先意味着国家政权力量的大大减弱。至少在原则上经济生活应完全摆脱国家的调节，国家在政治上应限于安全监督和建立公民平等。因此，自由主义纯粹是否定国家调节的，与资本主义早期重商主义阶段的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时的国家原则上要调节一切事情；它也与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鲜明的对照，社会主义制度试图建设性地而不是破坏性地以对自己的经济生活从而对自己组织起来的社会进行自觉调节，来代替无政府状态和自由竞争。自由主义原则最早在英国实现，是完全自然的。在英国，自由主义原则由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来代表，而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同无产阶级的对立才在短时期里不得不诉诸国家权力。但是，甚至在英国，自由主义原则的实现也遭到抵抗，它不仅来自推行保护关税政策从而反对自由主义原则的旧贵族，而且也部分地来自商业资本和旨在向国外投资的银行资本。后者首先要求维护海上霸权，这个要求受到对殖民地有利益关系的阶层的最有力的支持。但是，在大陆上，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从一开始就只有通过很大的曲折才能流行。法国人经典方式表述的大陆自由主义，比英国的自由主义更勇敢和更彻底得多地得出对全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一般领域的一切理论结论。由于它是后来出现的，成为同英国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科学工具（因此，它的表述也普遍得多，它的基础是理性主义哲学，而英国的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所以它在大陆上的实际实现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的限制。这是观念体系同现实之间的鲜明对立。资产阶级经济上需要把国家作为自己发展的最有力的杠杆；对它来说，问题不是废除国家，而能是把国家从一种障碍物转化为自己发展的工具。那么，资产阶级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削弱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呢？大陆资产阶级首先需要的，是克服小国的分散状态，以统一国家的强大优势代替小国的软弱无力。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必然使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是维护国家论者。但是，在大陆上，问题不是海上实力，而是陆上实力。但是，现代陆军在使国家权力同社会相对立的问题上，是同海军完全不同的一种手段。这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支配军队的人的手里所掌握的国家权力的独立化。另一方面，把群众武装起来的普遍兵役义务，很快便使资产阶级相信，如果军队不应成为对自己统治的威胁力量，那它就需要建立一个带有作为国家驯服工具性质的独立军官团的严格的等级组织。因此，如果自由主义不能在德、意、奥这样的国家实施自己的国家纲领，那么，它的努力在法国也很快会受到限制，因为法国资产阶级在商业政策上不能没有国家的帮助。此外，法国革命的胜利必然使法国从两条战线卷入战争。一方面，法国必须反对大陆的封建主义，确保自己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建立现代资本主义新帝国，意味着对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原有地位的威胁；因此，法国同时势必同英国展开争夺世界市场支配权的斗争。它的失败加强了英国土地所有者、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和殖民地资本的力量，从而使国家权力加强到超过产业资本，因此推迟了英国产业资本统治的最终出现和自由贸易的胜利。另一方面，英国的胜利必然使欧洲的产业资本成为保护关税的追随者，使经济自由主义的胜利完全化为泡影，同时也为大陆金融资本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因此，资产阶级的观念体系和国家观适应金融资本需要的过程，在欧洲从一开始障碍就很小。德国统一以反革命的方式而实现，这个事实必然大大增强人民意识中的国家政权的地位；而在法国，军事上的失败首先使一切力量集中于恢复国家权力。因此，金融资本的需要遇到这样思想因素，这种因素可以很容易地为金融资本所利用，从中创造出新的与自己利益相适应的思想。 但是，这种思想体系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完全对立的。金融资本所希望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它对个别资本家的独立性毫无兴趣，而是要求对后者的束缚。它厌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希求组织，当然只是为了能够在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展开竞争。但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维持和加强自己的优势，它需要国家通过关税政策和税收政策保证其国内市场，并有助于它征服外国市场。它需要政治上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其商业政策上不必考虑其他国家的对立利益。[23]它需要强大的国家使自己的金融利益延伸到国外，并运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把于己有利的供给合同和贸易协定强加给小国。它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能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以便能把整个世界转变为自己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最后，金融资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以便能够推行扩张政策并吞并新殖民地。如果说自由主义是国家的强权政治的反对者，那么，它却企图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向贵族和官僚提供国家权力手段，来保证自己的支配权，对抗贵族和官僚的原有权力。因此，没有任何限制的强权政治便成了金融资本主义的要求，即使由于军国主义和海上霸权主义的支出而不能直接保证最强大的资本主义阶层得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垄断利润的重要销路，情况也会如此。 但是，对扩张政策的要求也使资产阶级的整个世界观彻底变革了，它不再是和平的和人道的了。老的自由贸易论者信仰自由贸易，认为它不仅是最正确的经济政策，而且也是和平时代的开端。金融资本早已丧失了这一信念。它不相信资本主义利益的和谐，而是清楚地知道，竞争日益成为政治的权力斗争。和平理想失去了光泽，代替人道理念的是国家强大的理想。现代国家是由于民族统一努力的实现而产生的。因为民族思想承认所有民族有形成自己国家的权利，从而国界是由民族的自然边界而定，所以这种思想在民族构成国家的基础时便发现了自己的自然界限。这种民族思想现在转化为把本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思想。[24]现在作为理想表现出来的是，保证自己的民族对世界的支配；这种努力正像它由以产生的资本追逐利润的努力一样，是无限的。资本成为世界的征服者；随着征服每个新国家，它也征服了需要跨越的新边界。这种努力成为经济的必然性，因为每一步落后都降低金融资本的利润，削弱它的竞争能力，最后可能使较小的经济区成为大经济区的附庸。这种努力在经济学上被加以论证，在思想上则被显著歪曲了的民族思想加以辩护。这种民族思想不再承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权和独立性，不再是一切人类成员平等的民主信条在民族范围内的表现。垄断的经济上的优越性，反映在别的民族必须归附于自己民族的优越地位上。这个民族被认为是选拔出来的优于所有其他民族的民族。既然征服别的民族是靠武力即靠完全自然的方式进行的，所以，统治民族显然是把这种统治归功于自己的特殊自然性质，即归功于自己的种族性质。因此，在种族主义思想下，金融资本的权力欲便得到披着自然科学外衣的论证。于是，这种权力欲便证明了它的行为具有自然科学的制约性和必然性。寡头统治的理想代替了民主平等的理想。 但是，如果说这种理想在对外政策范围内表面上还包括整个民族，那么，它在国内政策范围内却加强了雇主对工人阶级的阵地。同时，工人日益增长的力量，也加强了资本进一步强化作为反对无产阶级要求的保障的国家权力的努力。 于是，帝国主义思想体系便产生了，它是对旧的自由主义理想的否定。它嘲笑后者的天真。在武器优势是最终主宰的资本主义斗争世界里，相信利益的和谐是多么可笑的幻想！在只有权力才能决定人们命运的地方，期待永久和平的王国，进行国际法的说教，又是多么可笑的幻想。想把国内法律关系的调节移往国外，是多么愚蠢。这种把工人变成为劳动问题、在国内发明社会改良以及想在殖民地消除契约奴隶制（这是合理化地进行剥削的唯一可能性）的人道主义幻想，是对事业多么不负责任的干扰。永恒的正义是一个美梦，而用道德是不可能在国内建起铁路来的。如果我们想期待竞争的幡然悔悟，那我们怎样能征服世界呢？ 但是，帝国主义以消除一切幻想来取代资产阶级已经黯然失色的理想，仅仅是为了唤起一个新的更大的幻想。在衡量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之间的实际冲突时，它保持清醒的头脑；它把整个政策理解为互相斗争但又互相联合的资本主义辛迪加之间的事情。但是，当它暴露自己的理想时，就变得很迷人和令人陶醉了。似乎帝国主义者自己不打算索取什么，也不是空想家和梦想家，这种空想家和梦想家把一切发展阶段上和具有一切发展可能性的杂乱无章的种族，溶解为人的空泛概念之中，以代替丰富多彩的现实。它以严峻而清晰的目光观察这些混杂的民族，并看到自己的民族凌驾于所有民族之上。这个民族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强大的、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之中。这个民族地位的提高值得它付出一切努力。于是，便达到了把个人利益献于较高的一般利益，而后者是一切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想体系的条件；与人民相异己的国家同民族本身被联结为一个统一体；民族思想被作为政治的推动力。阶级对抗消失于为整体利益服务之中。为民族强大的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的民族的共同行动，代替了对所有者阶级来说是绝望的和危险的阶级斗争。 似乎为陷于分崩离析的资产阶级社会扎上一条新的纽带的这种理想，当资产阶级社会的瓦解过程进一步加深时，必然更加受到热烈的欢迎。 [1]见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载《马克思研究》第Ⅱ卷，第178页以下。 [2]下面是一个说明国际卡特尔同时也说明资本输出影响的典型例证。“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苏格兰，一个很重要的、很久以来就存在的本地的产业部门是缝纫线的生产。直接统治这一产业的四个最大的公司，即科茨公司、克拉克公司、布鲁克兄弟公司和乔德威思兄弟公司，自1906年以来，以J.P.科茨有限公司的名义联合成为一个著名的企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还包括一系列较小的英国工厂和一个拥有15个美国公司的联合公司。这个所谓‘线业集团’，有55万英镑资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集团之一。甚至在联合之前，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就促使科茨公司和克拉克公司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工厂，以便避开加在其产品上的当地的高关税率。新集团继续实行这样的办法，并且通过获取北美和其他国家该产业的一些公司的多数股票（从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输出）保证对这些公司的控制。因此，英国的产业资本家便在国外进行生产。劳动机会的减少，使英国工人阶级蒙受损害，最后使整个民族蒙受损害。线业托拉斯有一切理由继续实行这项政策。因为可以不容争辩地说，它1903—1904营业年度所获得的258万英镑的利润，恰恰主要来自设在国外的工厂。但是，日益强大的外国产业摆脱英国‘控制’的枷锁并减少自己的利息贡赋，只是个时间问题。”（施瓦布：《张伯伦的商业政策》，1905年耶拿版，第42页。） [3]因而，例如匈牙利地租的一部分流入奥地利，用来支付在奥地利流通的匈牙利抵押公司的抵押债券的利息。 [4]按照帕尔符斯的确切表述（《商业危机和工会》，1901年慕尼黑版）。 [5]见帕尔符斯所举的例子（《殖民政策及崩溃》，1907年莱比锡版，第63页以下）。 [6]请想想，例如在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里，对一个名叫卡尔·彼得（卡尔·彼得（1856—1918），曾经帮助建立了坦噶尼喀的德国东非保护关系。——译者）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可耻的热情。这种关系对英国自由贸易者已经是很明显的。强调这种关系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一种很好的鼓动手段。例如，科布登说：“如果我们的品性在国内没有败坏，我们能在那里（印度）扮演暴君和刽子手的角色吗？”（引自舒尔策-格弗尔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注104。） [7]参见《新时代》第26卷第1期中关于移民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奥托·鲍威尔的《无产者的移民》和马克斯·席佩尔的《外国劳动力和不同国家的立法》。 [8]见保尔·蒙贝尔特《德国人口运动研究》（1907年）一书提供的材料。例如，欧洲按每1000居民计算的年平均出生率为： 1841—1850年37.8 1851—1860年37.8 1861—1870年38.6 1871—1875年39.1 1876—1880年38.7 1881—1885年38.4 1886—1890年37.8 1891—1895年37.2 1896—1900年36.9 1901年—36.5 同样，出生率下降在美国十分显著，在澳大利亚则令人吃惊。例如，在新南威尔士，1861年，每1000个年龄在15—45岁的已婚妇女的婚生子女为340.8，1901年为235.3（同样见舒尔策格维尔尼茨《英帝国主义》第195页提供的材料。他引用了官方统计学家科格伦的紧急呼吁：“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具有首要的意义，对澳大利亚比对某其他国家更重要。我们国家能否在世界大民族中占一席地位，取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圆满程度。”）。 因此，上述地区中的人口增加可以完全归结为死亡率的显著下降，死亡率比出生率下降得更快。迄今为止，德国死亡率下降比出生率下降要快得多。“如果出生率继续下降，那就必定会达到一点（这符合事物的本性）：死亡率下降更缓慢，两者下降的比例颠倒了过来。因此，既使出生有超过死亡的余额，但它也显示出下降的趋势。”（前引蒙贝尔特一书，第263页）这种趋势对例如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以及瑞典已经发生了影响。 蒙贝尔特的结论也适用于资本主义扩张的现阶段：“人们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看到，在其他国家也像在法国一样，人口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人口增加过强，不如说是人口增加太弱。”（同前引书第280页。） [9]英国在国外所投资本，1900年估计为250000万英镑，每年以5000万英镑的速度增长，其中3000万英镑是证券。很明显，它在国外投资比国内投资增长得快；英国在1865—1898年之间的总收入仅仅大约翻了一番，而它同期从国外得到的收入，却增加了9倍（据吉芬提供的材料）。具体材料见《皇家统计协会杂志》1909年9月份发表的乔治·佩什的演讲。根据这个材料，1906—1907年间从印度国债得到的收入为8768237英镑，从其余殖民地得到的有13952722英镑，从所有其他国家得到的有8338124英镑。与1897—1898年的总量25374192英镑相比，总计为39039083英镑。从其他证券（铁路！）中所得收入达48521000英镑。在国外所投资本量计为270000万英镑，其中170000万英镑投在铁路上。这部分资本的收入估计为14000万英镑，它相当于5.2％的利息。这些估计还可能远远小于实际数字。法国在国外的资本，据P.勒鲁瓦-博利耶估计，达3400000万法郎。1905年，它增长到4000000万法郎。年新投资额估计为150000万法郎。德国在国外的财产，据施英勒在其著名的给交易所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估计，1892年达1000000万马克，而据克里斯蒂安斯估计达1300000万马克，由此产生的年利润在50000万—60000万马克之间。扎托里乌斯估计，1906年有1600000万马克的证券和1000000万马克其他的在国外的财产，年收入约124000万马克。详细材料见扎托里乌斯《对外投资的国民经济体系》第88页以下。 [10]甚至在欧洲资本以美国股票形式投资的地方，它得到的常常不多于利息，因为企业主收入已先期纳入美国银行的创业利润里。 [11]“在最近20年里，从外国进口的小麦和其他谷物的金额增长了400万英镑或9％，从英国占领区的进口增长了925万英镑或84％。从外国进口的肉类增长了1650万英镑或79％，从英国占领区的进口增长了800万英镑或230％。从外国进口的黄油和奶酪增长了950万英镑或60％，而从英国占领区的进口增长了630％。“从英国占领区进口的各种谷物，1890年为7722000英镑，1905年为20345000英镑，增长了12623000英镑或163％。在同一时期，外国的进口只从45359000英镑增长到49684000英镑，增长了4325000英镑（原文为4323000英镑，显然为笔误或印刷错误。——译者）或9.5％。1895年，外国提供了联合王国所需谷物的85.4％，英国殖民地提供了14.6％。1905年，外国提供了71％，英国殖民地提供了29％。”（W.A.S黑温斯：《不列颠帝国》，载恩斯特·冯·啥勒编《世界经济》第1年度，1906年第2卷第7页。） [12]根据张伯伦关税委员会的材料（引自舒尔策-格弗尔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216页），下列国家从大不列颠进口的人均价值为： 国家英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德国、荷兰、比利时0.11.8 法国0.8.0 美国0.6.3 纳塔尔8.6.0 殖民角6.19.6 澳大利亚5.5.6 新西兰7.5.7 加拿大1.18.4 1901年英国殖民地进口（百万英镑）： 从宗主国123.5 其他英国占领区68.0 外国90.0 联合王国出口为（百万英镑）： 18661872 18821902 _________ _________ 向英国占领区53.760.6 84.3109.0 欧洲63.8108.0 85.396.5 非英属亚、非和南美42.947.0 40.354.1 美国28.540.7 31.023.8 [13]因此，这个观点也总是被张伯伦在鼓动中加以强调。“我认为，时间沿着把所有权力集结于列强之手的方向前进。没有进步的弱小国家，似乎注定要降到从属地位。但是，如果大不列颠仍然保持统一，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帝国能在面积、人口、财富以及资源的丰富多样上超过它。”（张伯伦1897年3月31日的讲话，引自玛丽·施瓦布编：《张伯伦的商业政策》，1905年耶拿版，第6页。） [14]关于对关税改革和帝国主义的整个资本主义的利益（这里，一向是或者现在还是赞成自由贸易的加工工业的利益被突出了出来），黑温斯教授作了如下概括： “现在，联合王国从某些与自己没有双边关系的国家进口自己的食物。因此，它为了支付自己的食物账，必须依赖国际贸易的复杂机构，不断地在全世界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新的销售市场，并通过一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清偿自己的债务。看来，这种产业政策由于以下原因不可能长久继续下去： （1）通过这种方式进口英国制品的国家数目不断减少。例如，在远东市场上，我们确定无疑地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遇到日本的不可抗拒的竞争。 （2）撇开殖民地不论，不断为我们的产品寻求诸如德、美等国之外的其他市场的必要性，对英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产生有害的影响。自然发展的进程是：推动英国产业达到越来越高的阶段，雇用更熟练的工人以及发挥更高的技术才干。但是，实际上，发展进程可能发生很大的偏离。文明的和进步的市场关闭了。由于不得不与世界落后地区进行贸易，英国企业必须生产适合它们需要的商品。 （3）这里，在两个对立的趋势之间发生了直接冲突。正是在这些大宗商品领域里，年轻的工业国家也可以取得很大进步。德国、比利时、美国、奥地利，甚至日本，都能在这些领域里与我们竞争，并同样跻身到上述国家。另一方面，英国产业也显示出一种倾向，即更多地发展特产，而不是发展大路货，从而生产更昂贵的商品。因此，在为支付自己的食品而经常依赖的那些领域里，大不列颠越来越退到后面去了。但是，出于这种考虑，组织大不列颠产业生活的努力，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就有了自己的意义。”（黑温斯：《不列颠帝国》第37页。） [15]下述材料表明，殖民地铁路建设对英国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1880年，英帝国有4万英里铁路，其中八分之三在联合王国内，八分之五在海外占领区和殖民地。1904年，铁路网增加到9.5万英里，其中只有九分之二在联合王国内。因此，国内铁路长度增加26％，海外增加223％。当然，殖民地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这样一些地区的迅速开发的基础上的，这些地区早先没有铁路，或者只有一些原始的铁路。自1880年以来，印度和加拿大的铁路增加了两倍，澳大利亚增加了三倍，南非增加了四倍。 在联合王国以外，与人口密度相比，铁路密度最大的是澳大利亚联邦。在那里，每1000居民有3.86英里铁路，而加拿大为3.76英里，印度为0.19英里。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王国的铁路网本身虽很大，但与美国的铁路网比起来就显得小了。据普尔的铁路手册所载，美国1904年有212349英里的铁路在运营，是不列颠帝国铁路长度的两倍多，尽管后者的人口有美国的五倍之多。由此便得出帝国内铁路广泛地、几乎可以无限地扩大和发展的前景。 在联合王国内，为建造所有这些铁路的全部资本差不多都筹集起来了。投在宗主国之外的英国铁路上的资本总额估计约85000万英镑，年总收入为7500万英镑，年纯收入为3000万英镑。如果考虑到联合王国本身的数字，我估计投在不列颠帝国铁路上的总资本达210000万英镑左右。这比在长度上更大大接近美国的数字（280000万英镑）。每年的铁路纯收入约7000—7500万英镑，或为所投资本的3％。”（黑温斯：《不列颠帝国》第34页） [16]德恩堡先生在他的鼓动演说中，一再强调德国殖民地在棉花和铜上把德国资本家从对美国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因此，他非常了解资本家的心理。 [17]对俄国这种现象的结果所作的透彻分析，见考茨基：《美国工人》，载《新时代》第24卷第676页以下。 [18]俄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它的资本民族同化（已经部分地实行）由于地区广大十分容易成功。为达到这个目的，最激进的手段就是国家破产。 [19]相反地，在进行贷款谈判时，小国只能受制于供货的困难条件，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的产业效率不高。“荷兰银行受到指责，也许是不无道理的：它们把资本提供给外国，常常不附带某些条件……”。交易所“把大量资本提供给外国，最近（指1905年）提供给南美，但没有像在比利时、德国和英国常常发生的那样，约束有利于荷兰产业的条件。”（G.黑泽林克：《荷兰》，载哈勒编：《世界经济》第3卷第118页。） [20]关于大经济区在这方面所享有的优势，见里夏德·许勒尔：《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1905年维也纳版，第247页：“一个小区的对外贸易，同它的生产相比是大的，因而对该国来说是重要的；而对那些它从其进口商品并想向其出口的大国来说，这种通商贸易同它们的生产相比意义很小。因此，小国很少能在贸易协定上相应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或促使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适应自己的需要。” [21]见卡尔·埃米尔（希法亭早期著作中所使用的笔名之一。——译者）：《德国帝国主义和对内政策》，载《新时代》第26卷第1期。 [22]摩洛哥争端的暂时结果，为这种发展提供了一个实例。这时，克虏伯和施奈德-克罗伊措特为共同开发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矿藏而结成的联盟，使两国（指德国和法国。——译者）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在摩洛哥似乎能利用两国的矛盾从中渔利时，却很少能逃避它们的压力。 [23]试想想，俄国的政治权力由于远东的纠纷而变得如此之弱，以至于不能施加政治压力，这对最近德国的商约在国际上的实行是何等重要。 [24]见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载《马克思研究》第Ⅱ卷第30节（《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原则》）第491页以下。
第二十一章商业政策的转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五篇论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 第二十一章商业政策的转变 金融资本意味着资本的统一化。以前被分开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等，现在被置于产业和银行的支配者通过紧密的个人联合而结成的金融贵族的共同领导之下。这种联合是以大垄断联合从而消除个别资本家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当然，资本家阶级同国家权力的关系也因此而发生变化。 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产生于反对重商主义政策以及反对中央集权和享有特权的国家权力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表了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利益，一方面反对大商社和殖民公司的特权和垄断，另一方面也反对封闭的行会手工业的特权和垄断。但是，只有在证明国家的经济立法是多余的或有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反对国家干预的斗争。同国家法律相对立，经济固有的规律性及其对国家立法的优越性，还必须加以证明。[1] 这样，资产阶级的政策便建立在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反对重商主义的斗争变成了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后者又扩大成为争取个人自由、反对国家监护的斗争。这些观点如何上升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这里不能详加考察。也许应该指出的只是，例如在英国，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在现代科学观点还不知道的某一时间取得胜利，但自由主义却没有把这种观点纳入自己的世界观之中。像法国自由主义所阐明的有关一切道德和宗教观点的革命转变，在英国绝没有成为国民的共同意识；相反地，经济自由主义在英国却比在欧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得到了更强的贯彻。 然而，即使在英国，自由放任的胜利也是不完全的：银行业领域依然被排除在外。银行自由的理论服从于英格兰银行统治者的实际需要。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对实际执行的对外政策的影响则更小，这种对外政策在19世纪，如同在17世纪及18世纪一样，执行的依然是英国的世界贸易。在欧洲大陆，其实践则完全是贯彻营业自由，并依然作为对内政策的原则。而贸易政策很自然仍是保护关税的。因为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先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英国产业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优势的基础之上的。英国的这种领先地位绝不是仅仅由于自然原因，尽管这些原因也起重要作用。只要现代的交通运输体系还没有发展起来，水上运输以及由于矿石和煤炭产地相近而产生的运费的节约便具有决定意义。但是不应忘记，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资本积累。英国积累较快，其基本原因是：一方面，同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争夺海上霸权从而对殖民地统治权力的斗争已经结束；另一方面，由于大地主对农民的胜利而使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加快。 英国产业的领先地位增加了它对自由贸易的兴趣，正像早些时候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先地位使它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一样。[2]在国内，产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以及人口在城市里的集中，很快便造成农产品的不足。因此，谷物价格便由当时运输方式变革前的特别高的运输费用以及后来生效的关税所决定。此外，在只是丰收使谷物进口没有必要而歉收却使谷物进口大大提高的过渡时期，土地所有者已经通过出口奖励制度周期地制造饥荒价格。英国货币制度的狭隘基础，在生活资料变贵之后，也造成货币危机。这一整个体系现在同产业的利益处于最尖锐的对立之中。外国工业品进口并没有使工厂主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的企业在技术和经济上都远为优越。但是，谷物价格是“劳动价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产业资本家的成本价格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资本有机构成还很低时，活劳动占总产品价值的份额比较高。英国反关税斗争的公开的动机是，通过降低原料和劳动力价格来降低成本价格。 英国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对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也很感兴趣，而对殖民地的占有兴趣不大。就殖民地作为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料购买市场来说，只要这些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制度，英国就没有值得一提的竞争对手。要求一项积极的殖民政策的代价是昂贵的——增加税收和削弱宗主国的议会制度。这种要求退到了自由贸易的宣传之后。当然，放弃殖民地仍不过是激进的自由贸易论者的柏拉图式的要求。因为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不仅仅被看作市场，对印度的统治也保证一个大的和有势力的阶级获得作为“对善政的贡赋”的优厚收入。[3]此外，在这一重要市场上，“治安”是销售的条件。值得怀疑的是，英国放弃统治是否一定能阻止先前那种使销售能力恶化的斗争重演。[4] 在大陆，商业政策的利益关系完全不同。在这里，首先是农业原料的供应者，从事出口的地主主张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扩大他们自己的产品销售，能便宜地获得工业品。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却相反。对农产品实行保护关税不成问题，但是强大的英国竞争却妨碍了或延缓了自己的产业发展。需要做的仅仅是克服最初的困难，战胜一切由于缺乏熟练工人、工长和工程师而带来的障碍，克服技术落后状态，建立商业组织，促进信用的发展，通过镇压手工业的竞争和瓦解古老的农民经济来加速无产阶级的形成，——简言之，就是要补做作为英国优先地位基础的一切东西。此外，对关税收入的国家利益，在间接税制的初期，以及在广大地区的自然经济状态对这种税制的发展设置了不可克服的障碍的时期，比现在更为受到重视。此外，在那一个时期，大陆国家的关税收入，就其是对工业品的征收而言，对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害处，虽然国内消费者必须为例如英国工业品多付关税税钱，但这种差额毕竟流进国库里了。而现在保护关税却造成如下结果：国内消费者必须把超过流入国库的巨大数额付给产业资本家和地主。相反地，在英国，国库的利益现在变得突出了。因为在这种阶级的政治权力关系下，已经形成的关税制度只有经过巨大的困难和反抗才能得到完善。 至于殖民地占有问题，如果殖民地国家废除了保护性的关税壁垒和特权，它们就必然面临极强大的英国的竞争的威胁。 因此，产业阶级的关税政策在大陆和美国具有不同的方向，这可以由美国资本主义的产业优势加以说明。大陆及美国的保护关税制度由凯里和李斯特作了理论上的论证。李斯特的体系并不像李嘉图所表述的那样，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驳斥。它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政策，这种经济政策只有通过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才能使自由贸易制度成为可能。而后，自由贸易制度便是民族工业的最适当的制度。李斯特的培育关税只应服务于这一目的。因此，他要求低额关税，以便弥合英国的先进和德国的落后之间的差距。这种关税只是暂时的，因为他的政策必然使关税最终成为多余的。 这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税政策，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税政策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坦率地说，李斯特的体系是适合于资本主义落后国家的体系。目的变异规律*〔*译者注：“目的变异”来自德国著名理学家威廉·冯特的心理学理论，指行为过程的结果导致最初目的改变或非最初目的出现的可能性。〕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一旦以资本集中和积聚的程度即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的程度以及银行支配产业的程度——简言之，以所有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程度为标准，那么，不是自由贸易国家的英国，而是保护关税的国家德国和美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国家。在德国，在国内关税壁垒瓦解之后，特别是在帝国建立之后，产业的迅速高涨引起了商业政策利益的彻底演变。农产品输出的停止使地主成为保护关税的既得利益者。工业中的保护关税的既得利益者同他们结合在一起。这正是要求保护关税、对抗更强大的英国竞争的重工业的代表，特别是冶铁业的代表。这种产业部门有较高的有机构成，可以比较容易地承受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此外，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当时还不太明显，它的影响被正在开始的美国农业竞争所消除。另一方面，产业由于危机的结果而遭受极其严重的危害。当德国的冶铁业由于自然和技术的原因而落后于英国时，特别是生铁除磷法发明以前，对来自英国的竞争更难以承受。此外，在具有很高的有机构成和特别大的固定资本份额的产业中，后起者也很难赶上先发者的优先地位。在德国，从一开始就已经同重工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银行资本的一部分，也赞成保护关税政策。保护关税的反对者，是那些投资于出口产业的产业资本的一部分和商业资本。但是1879年保护关税的胜利意味着保护关税职能转变的开始，即从培育关税逐渐变成卡特尔关税。[5] 毫无疑问，排除外国竞争极大地促进了卡特尔的形成。这是直接的促进，因为竞争者的减少使他们结合更容易；这也是间接的促进，因为保护关税就它的实际形成和起源来说（保护关税在这个阶段上，在欧洲和美国，受经营原料和半成品生产的强大资本家的支持），通常对生产原料和半成品的产业比对为出口的成品产业更为有利。后者必须在世界市场上同英国的这种产品竞争，而英国这种产品的成本价格并没有因为保护关税而提高。正是这种情况，必然促进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产业的发展，把其技术发展所必要的一切资本提供给它们支配，加速它们向更高的有机构成方面发展，从而也加速它们的积聚和集中。这样便为它们的卡特尔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最初由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而造成的情况，这种情况最终成为德国产业对英国产业具有组织优势的一个原因。英国产业的发展在组织上可以说经历了由小的萌芽逐渐到大规模的发展。由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变成工厂。工厂最初主要在纺织工业中发展起来，这种工业要求比较小量的资本。就组织方面来看，主要仍是个人企业。个别资本家而不是股份公司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财富依然掌握在个别产业资本家手里，因此，一个富有的资本雄厚的产业企业家阶级渐渐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产生出来。他们的财产就是生产企业。后来，特别是由于大运输企业的发展，股份公司便获得了更大的意义。这时，这些大产业资本家基本上都成了股东。就股份公司的产生和其性质而言，投资于这些股份公司的也是产业资本。像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银行资本和从事发行活动的资本也掌握在个别资本家手里，而股份银行仅服务于流通信用，因此对产业不产生很大的影响。从事发行活动的银行家也一样，他们正因为是发行家而不再是银行家，至少部分地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资本在个别资本家手中积聚的这种趋势，是英国资本主义较早的可以说是有机发展的一个结果，在大陆和美国都是不存在的。另外，来自殖民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大量货币额也像利用英国的贸易垄断而获得的大量货币额一样，在个别资本家手中积累起来，这在德国和美国则是完全不存在的。 后来，在德国，当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障碍由于关税同盟以及随后帝国的建立而被最终克服的时候，当资本主义的道路被扫清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当然不必步英国的后尘。尽可能地在技术和经济上以先进国家已经达到的阶段作为本国的起点的努力，是必然的。然而在德国，缺少资本在单个人手中的积累，这种积累是在最发达的产业中按英国已达到的规模进行生产所必要的。因此，在这里，股份公司除同德国的和英国的形式有共同职能外，还获得了新的职能，即筹措必要资本的手段。由于积累较小，不仅个别资本家没有必要的资本，就是整个产业资本家阶级也没有必要的资本。在英国，股份公司，特别是在它的初期，把富有的资本家联合起来；而在德国，股份公司也向产业资本家提供必要的资本，把其他阶级的货币提供给他们，用于他们的企业。但是，直接发行股票是不能达到通过银行中介那样的规模的。在银行中，所有资本家本人的闲置货币，还有其他阶级的货币，可以被集中起来，提供给产业支配。在产业中鼓励股份形式的同一原因，也使银行作为股份银行而产生出来。因此，德国银行从一开始就具有给德国产业股份公司提供必要资本的任务，从而不仅提供流通信用，而且也提供资本信用。因此，在德国和（部分地也以不同的形式）在美国，银行同产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必然不同于英国。如果说这种区别首先来自德国比较落后和比较迟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在德国和美国，这种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之间的密切联系相反地却成为向更高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发展的重要因素。[6]在产业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保护关税政策同产业由于银行而金融化的这种结合，必然很快造成卡特尔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本身又造成新的保护关税利益，因为保护关税本身的职能由此而发生了变化。 古老的保护性关税的使命，除了弥补既有的不利自然条件外，就是促进在被保护范围内产业的建立。它应保护处于发展中的国内产业，防止被已发展起来的外国产业的强大竞争所阻碍或消灭。关税只需确定在恰好足以抵消外国产业优势的适度水平。这种关税还不能设想为禁止性的关税，因为国内产业还不能满足需要。它首先不能成为长期的。如果保护关税仅仅执行它的“培育关税”职能，如果国内产业发展起来能够满足需要并造成出口的可能性，保护关税便失去自己的意义。它完全变成有利的出口机会的障碍，因为它促使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从被保护的产业满足了国内需要并能开始出口时起，保护关税的提高价格的作用便不再有效了。其实，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时受保护的市场价格必然等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因为运往遥远的世界市场的运输费用的节约使国内市场的销售比国外市场的销售盈利更多。产业的供给等于或大于国内需要，因此，保护关税按其水平来说更为适中，按其时间说更为短暂，只是帮助某产业部门度过它幼年时期的最初困难。 但是，在资本主义垄断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现在正是那些具有最强出口能力的产业支持高额保护关税。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根据过去的理论，他们对保护关税不该再有什么利益。从国内产业完全满足需要时起，保护关税便不再具有提高价格的作用（假定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但是产业上的保护关税是促进卡特尔化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首先，它使外国竞争更加困难；[7]其次，卡特尔提供了利用关税差额的可能性，即使是出口能力已经达到。卡特尔通过分摊用于国内消费的生产量，排除了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即便在生产早已超过国内需要的阶段上，竞争的消失也维持了保护关税提高价格的作用。因此，卡特尔化产业的一个重大利益就是使保护关税成为一项长远的制度。保护关税首先保证这种产业作为卡特尔的存在，其次使这种产业在国内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获取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的高度是由国内价格超过世界市场价格的幅度决定的，但是这种差额取决于关税的高低。因此，正如追求利润的努力一样，追求提高关税的努力也是没有止境的。因此，卡特尔化的产业对保护关税额度的大小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利害关系。关税越高，国内价格也就越能提高到世界市场价格以上，因而也就由培育关税变成高额保护关税。逐渐降低关税的缔约的拥护者、辩护者，变成了狂热的高额关税论者。 但是，卡特尔不仅从对由它自己生产的产品实行保护关税中得到好处。我们知道，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卡特尔价格受其他产业利润率的限制。例如，如果机械工业的利润率由于机械关税的提高而提高了，那么，煤炭和冶铁生产的卡特尔就能提高自己的价格，从而把机械工业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或甚至有时全部据为己有。这样，垄断同盟便对关税产生了利害关系，不仅对它自己的产品，而且也对加工工业的产品实行保护关税。 因此，保护关税向卡特尔提供了超过由于卡特尔化所达到的超额利润的超额利润[8]，并赋予卡特尔向国内人口征收间接税的权力。这种超额利润不再来自卡特尔雇用的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也不是对其他非卡特尔化产业的利润的扣除，而是对国内整个消费者阶级所课的贡赋。它在何种程度上由消费者阶级来承担，具体地说，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是对地租、利润或工资的扣除，恰像对工业原料和享受资料所课间接税的转嫁中那样，取决于具体权力关系和由于卡特尔保护关税而变得昂贵的物品的性质。例如，食糖价格的上涨比农业机械或硬木家具的价格上涨对工人群众影响更为严重。但是，不管最后这种价格上涨的作用如何，社会收入的一部分都由于这种价格上涨而被受关税保护的卡特尔化产业所占有。这些产业的积累也因此而受到强有力的促进。 同时，这种提高利润的方式必然变得更加重要，因为通过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即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而造成的利润率的提高，由于工人组织的加强而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而相反的趋势却日益加强。实行工业关税带来农业关税提高的事实，恰恰对重工业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后者有机构成高，劳动力昂贵，并不会过于加重它们的负担。它们在工资斗争中的地位很强大，如果保护关税确实定得足够高，那么由于农业关税而引起的生产费用的少许提高，也可以由保护关税而产生的超额利润绰绰有余地加以补偿。 然而，国内市场价格的上涨有缩小卡特尔产品销售的趋势，这样就和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的趋势相矛盾。在卡特尔还不巩固的场合，这就可能对卡特尔的生存构成威胁。对那些具有最好装备的大企业来说，由于卡特尔政策而引起的销路的减少是不堪忍受的。于是，他们重开竞争战，以消灭弱小企业并占领后者的销售市场。在竞争战结束之后，便会在新的基础上产生一个更加强大的卡特尔。但是，如果卡特尔已经巩固，它就力图通过加强出口来补偿国内市场的缩小，以便能够在同样的规模上或尽可能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生产。当然，在世界市场上，卡特尔必须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销售。如果卡特尔有足够的生产和出口能力（这是我们的前提），那么，它的实际生产价格（k+p）便与世界市场价格相一致。但是，卡特尔也能以低于它的生产价格出售，因为它在国内市场上靠在该市场销售的产品获得了超额利润，这一超额利润的量是由关税的高低决定的。所以，卡特尔能够用这些超额利润的一部分，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出售，从而扩大自己在国外的销售市场。如果这一点成功了，它也许能够扩大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新的超额利润，因为国内的价格保持不变。如果国内的购买者把它的产品出口，它从自己的超额利润中向他们支付出口奖励，它也能达到同样的结果。这里，在经济区的规模和国内消费量既定的情况下，出口奖励的最高限额便由关税水平来决定。而在景气时期，卡特尔能够把这种奖励压得非常低，有时可以完全取消，并通过这种方式把一部分本应属于购买者的因景气而获得的利润据为己有。在不景气时期，全部奖励也许不足以补偿购买者由于世界市场价格下降而蒙受的损失。卡特尔的历史反复证明，把出口掌握在自己手里对卡特尔的生存是多么重要。因为不然的话，由于缺少发达的奖励制度而造成出口的障碍，便不断威胁卡特尔的生存。但是，随着奖励制度的发展，保护关税的职能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实际上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从抑制外国产业占领国内市场的手段变成了国内产业占领外国市场的手段，由弱者手中的防御武器变成了强者的进攻武器。 英国的自由贸易绝没有被它的代表者看作仅仅是适用于英国的经济政策。相反地，自由贸易政策的普遍化是英国产业的普遍利益，它保证了英国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其他国家的保护关税意味着英国商品销售能力的限制。现在，这里也发生了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变化，即资本也克服了这种障碍。虽然他国实行或提高关税对向它输出的国家始终意味着销售能力的限制，从而成为后者产业发展的障碍，但是保护关税在前者国家中意味着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便成为不是把商品而是把商品生产本身带到国外去的动机。只要资本主义还不发展，这种能力就比较小，这部分地是因为当时国家立法的阻挠，部分地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前提还没有充分具备，即缺少国家的保护，缺少劳动力，特别是缺少熟练劳动力。所有这些都是必须缓慢地和逐步地加以消除的并使资本转移特别困难的障碍。但是这些障碍现在大都被消除了。因此，对发达国家的资本来说，通过资本输出手段克服保护关税制度对利润率影响的有害结果，是可能的。 [1]因为揭示经济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所以反对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斗争便成为推动理论经济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另一个以前发生的、还更直接触及本质的动力，是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初期经济立法的主要问题即正确的货币制度的努力。配第提出的货币问题使他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价值问题，从而导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2]“荷兰在航海和贸易上的霸权，在从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到同克伦威尔查理二世的战争期间，即从1600年到1675年，达到全盛期。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据科尔贝特估计，欧洲国家的商船总数达2万艘，其中1.6万艘完全属于荷兰人所有。因此，荷兰人被称为欧洲货运业者。一个无边无际的殖民帝国在亚洲、南北美洲和非洲被建立起来，大规模的保险业务也产生了。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是最早的交易所，那里是货币的世界市场，货币的较低的利息率总是不断给工商业带来益处。在鲱鱼和鲸鱼的捕捞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企及的。商业政策在当时是最自由的，不存在值得荷兰担心的竞争者”（萨尔托里乌斯：《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第369页。） [3]仅仅每年从印度流入英国的俸金额现在计有32000万马克。此外，还有很大数额用于支付英国官吏、维持军队和英国在亚洲进行的一部分殖民战争。 [4]“相反地，英国不顾科布登的主张，没有放弃它自己的殖民地。当时自由主义政治家首领约翰·拉塞尔勋爵声明放弃殖民地的时间还没有到来，也许是想表达自己党派的意见。英国在这期间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促使殖民地实行自治，事实上，在曼彻斯特学派的影响下，英国放弃了先前认为占有殖民地是有利的观点。罗伯特·皮尔爵士还曾指出：‘在我们的每一个殖民地，我们都占领了第二个爱尔兰。’现在英国同它的海外移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了联系，并向他们提供了议会制度。这样曼彻斯特学派（尽管不想如此）变成不能靠红衫士兵维系的新的英帝国的建立者。”（舒尔策-格弗尔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75页。） [5]见鲁道夫·希法亭：《保护关税职能的转变》，载《新时代》第22卷第2期；罗伯特·利夫曼：《保护关税和卡特尔》，1903年耶拿版。在赫尔曼·莱维：《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康拉德年鉴》，1905年）中有丰富的例证资料。 [6]由动产信用公司的建立开辟了道路的法国的类似的发展遭到的中断，可以由一般阻碍法国产业发展的原因来解释。这些原因包括：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分配及其后果（双子女制度和缺少足够的产业后备军），过度的保护关税政策以及过度的资本输出（这本身又是建立在小资产阶级、小农阶级和奢侈品工业基础上的食利者阶级而引起的）。亚历山大在《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1部分第449页）中阐述了由于资本民族化和由于德国产业资本家缺少资本力量而造成银行对产业影响的加强之间的联系。据他的叙述，一部分煤矿，例如赫尔内、波鸿等等，直到最近（1892年）还为法国和比利时的股东所占有。与此同时，煤矿的集中也发生了。购买股票的中介由银行承担，因为这些公司还不占有用于此目的的流动资金。银行之所以能接受，仅仅因为银行确信，他们能通过期货交易，把自己的资金固定其上的证券很快再脱手。此外，可以认为，由于法律的限制，特别是对期货交易的限制而造成的交易所的削弱，有扩大银行对产业影响的趋势，因为这时，同交易所发挥有利作用时相比，产业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银行的中介。实际上，德国交易所立法的影响对大银行非常有利。 [7]当然，工厂主已经意识到这种使卡特尔的形成变得困难的自由贸易的影响。一位英国工厂主在1906年10月10目的《泰晤士报》上提出建立一个英国电力公司的卡特尔的建议。建议者在这里承认，“在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里，高物价和对生产的限制只能把贸易转到外国竞争者手里。”另一位工厂主回答说：“如果我们实行保护关税，我们或许能够按建议中所提出的方式做些事情。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在现有情况下，企图通过联合使物价保持在在贵报通信者的建议的高度上的一切尝试，都是无望的。我们大家都在遭受生产过剩之苦，而在生产过剩通过工厂主缩减自己的生产或完全放弃生产进行救治之前，我们将继续受苦。”（麦克罗斯蒂：《英国工业中的托拉斯运动》，第319页以下。麦克罗斯蒂自己也在该书第342页上写道：“联合王国各种形式联合的弱点，都归咎于对外国竞争的自由放纵。如果这一点能够消除，他们的力量便大大增强，问题的所有条件都将改变。”） [8]这种可能性本身最初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卡特尔化的动机，从下述事实可以看出来：当砂糖关税由于布鲁塞尔会议被降低到6法郎时，德国和奥地利的糖业卡特尔受到严重震撼。例如奥地利22克朗的关税为结成卡特尔的工厂提供了很高的超额利润，以致大大超过了即便是最大的或技术最完善的工厂从竞争和排挤小工厂中所能得到的利益。这造成缔结卡特尔的趋势。同时分配生产定额的条件也更容易承受，即使这实际上恰恰使最大的和技术上最完善的企业遭受较大的牺牲，因为关税水平和由此而可能引起的国内价格上涨，绰绰有余地补偿了由此而造成的损失。由此可以看出，不仅关税本身，而且还包括关税水平，对卡特尔化是多么重要。
第二十章危机性质的变化。卡特尔和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二十章危机性质的变化。卡特尔和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也带来危机表现形式的某些变化，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方面的研究。而这里所能做的，仅仅是揭示发展的一般线索的尝试；至于对每个个别国家危机变化的比较论证，则是历史研究的任务。 这里只是试图从特殊中抽出一般。这一点现在更加困难了，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过程在国际间的纵横交织越来越紧密；因此，当危机爆发时，一国的现象连同它的一切时间的、技术的与组织的发展阶段的特殊性，都会反作用于他国的危机。 例如，最近欧洲1907年的危机现象，就只能从美国危机的反作用来理解。在欧洲早已不再能够达到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现象所表明的美国危机的特殊性质，导致欧洲货币市场上的一些特殊现象。如果没有这种反作用，这些现象的一些细节和尖锐程度也许可以避免。 另一方面，从一个国家（例如英国）的危机史中推论出危机变化的一般规律，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危机恰恰是一种世界市场的现象（危机时间越长，就越是如此）；一国的危机由于该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形，把这些变形一般化必然误入歧途。[1] 因此，如果想确定危机现象的变化，就必须能够同时从理论上推导出这些变化，以便我们能够确信，我们面对的不是与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相适应的因而整个说来也许是偶然的特殊现象，而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中产生的趋势。 资本主义是从商品生产还比较小的社会里发展起来的。只有资本主义的扩大，才使商品生产普遍化，才形成民族市场和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随着市场的扩大，危机得以爆发的条件也发展起来了。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在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拘束于手工业式的、为地区市场而进行的非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广阔基础上成长起来，危机便以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打击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危机也触及那些销路差不多完全停滞的生产部门，因为必要的流通，即为进行社会物质变换所绝对必要的流通，是通过手工业生产满足的，其他的需要是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满足的。这里，在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范围内，危机可以带来极大的破坏；如果造成危机的原因很强，足以使生产陷于瘫痪，那它就使一个时期的销路完全中断。正如我们还要看到的，在这一时期内，情况也确是如此。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和自给自足的生产被大量消灭。现在，危机触及了这样的生产，对它的节制受到满足相对和绝对地增大的社会需要的必然性的制约。随着生产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继续进行的而其继续进行便会阻止生产和流通过程完全中断的那一部分也增长了。这表现在服务于消费的产业部门受危机影响较弱；生活资料越是必需的，对其消费的波动越小，受危机影响也就越弱。 危机现象也必然由于资本主义积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单个企业的抵抗能力随其自身规模的增长而增长。企业越小，就越可能随价格暴跌而完全破产。小企业家也许会丧失自己的全部销路，价格暴跌和歇业使他的商品资本不能向货币资本转化。因为他不掌握准备资本，尤其在危机期间得不到信用，所以不能履行自己的支付义务。因此，危机造成小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大量崩溃，信用失灵，大批破产，支付停止，银行倒闭，从而导致一片混乱。此外，技术的差别也很大。现代企业与古老的、部分地还是手工业的或属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企业并存，后者在价格暴跌时完全无法生存。但是，它们的大量崩溃也把那些技术上有生命力的企业界一同拖进毁灭的深渊。[2] 现代大企业与危机的关系就不同了。它的生产如此之大，即使在危机期间，一部分也能继续进行。美国钢铁托拉斯在危机期间被迫将它的生产压缩一半，但它无需把自己的生产限制在最低限额以下。因此，随企业积聚的发展，它们能维持自己生产的规模也扩大了。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的那部分生产的规模，也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了。与之相随，在危机期间仍然不受影响的商品流通范围也扩大了，以此为基础的流通信用也增加了。因此，对信用的破坏，不一定像资本主义初期的危机中那样彻底。但是，信用危机向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发展，也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困难起来：一方面，信用组织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商业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异。 如果信用崩溃引起支付手段的突然短缺，那么，信用危机便发展为货币危机。[3]但是，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继续进行的那种生产的规模越大，这种短缺也就越难发生，因为信用货币能够继续以同样的规模执行自己的职能；第二，通过信用解决的交易额越大，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越多，这种短缺也就越难发生，因为动摇银行信用比动摇个别产业资本家的信用更困难。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支付手段短缺的情况一般并不出现，原因是：首先，信用的发展即使在危机时期也压低对支付手段的需要，因为支票和票据交换还继续进行；其次，这种支付手段可以由发行银行提供，而发行银行的信用即使在危机期间也仍然不受动摇。我们已经看到，银行券流通是建立在票据流通基础上的。票据流通之所以缩减，是因为作为它的基础的商品流通缩减了。但是，票据流通缩减的程度比商品流通更强，因为商业信用发生了动摇。现在，银行在实际商品流通许可的范围内用自己的信用取代商业信用。银行之所以能在这一范围内这样做，是因为继续进行的商品流通使银行确信，它的相应债权是有保证的。因此，它可以按照流通的实际需要提供自己的信用货币，满足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因此，银行便把支付手段的需求限制在它的实际的流通所必要的需要范围内，预防由于人们担心即使以最佳抵押也得不到支付手段而产生的几乎是无限制的需求。这种需求超出实际的需要，导致大量货币贮藏，从而又造成支付手段的减少。为使发行银行能够采取这种步骤，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它的信用是不可动摇的。这对经营得好的发行银行来说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条件。第二，银行券发行的增加不得危害可兑性。这个条件是由银行自我维持的利益迫使银行采取的措施实现的。这个措施是：在危机时期，银行券只有在绝对抵押条件下才予提供。因此，银行得到真正的仅在危机时期所造成的界限内满足流通需要的保证。再者，充足的现金储备，特别是黄金，保护可兑性不受无法预料的偶然事件的干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条件通过黄金生产的扩大、银行中黄金的积累以及把黄金的职能限于充当准备金来实现。由于信用的发展，黄金的职能日益被限制在清算国际收支差额方面。如果说国际支付量也绝对地大大增加了，那么，由于在国际间执行职能的信用货币的发展，用现金结算的差额却没有按照与老的资本主义发展国家积累的黄金储备相同的量和相同的比例增加。这就使发行银行能够满足危机期间增长的需求。当然，前提条件是，银行的经济职能没有受到法律的强制的阻挠。例如，在英国，它们受到皮尔条例的阻挠。在美国，它们受到荒谬的准备金规定的阻挠，同时也在那里造成具有典型意义的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若不发生，便保护了信用免遭全面崩溃，因而也同时预防了银行危机的爆发。这样，向银行的挤兑便不会发生，抽取存款也不是急切的和全部的，银行只要具有一般的支付能力就能偿付自己的债务。就银行危机不是作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的结果产生的，而首先是由银行资金的固定和信用提供的损失产生的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里也具有为资本缓和危机的趋势。 银行的积聚在这里也发挥着重大作用。银行通过大大扩大业务范围，通过延伸到具有不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区，使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化。此外，这种日益增强的银行积聚，也同时带来银行对投机、商业和工业的地位的变化。首先，由于自己的巨大资本力量，银行积聚意味着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有利于银行。这种力量不仅在量上比银行债务人的力量更庞大，而且银行的优势也是一种质的优势，因为银行拥有随时可以发挥作用的形式即货币形式的资本。这种优势能够防止经营有方的大银行把自己的资金固定于其中的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并形成对它们命运的依赖，从而不可挽救地卷进这些企业在危机时发生的崩溃之中。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使银行危机的产生变得困难的原因，那么，首先应该指出，投机的范围和意义大大丧失了，而且既包括商品投机也包括证券投机。我们这里所说的商品投机不仅指交易所中的投机，而且尤其是指商品贸易中的投机，即指期待价格进一步提高的商人对商品的需求以及为通过抑制供给进一步提高价格而大量囤积商品。首先，随着一般商业的取消，随着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交易的增加以及商人转化为拿固定佣金的辛迪加和托拉斯的代理人，这种投机也走向衰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商业在高涨时期投机地把物价抬高到生产者确定的价格之上，避免了有效需求实际已经开始停滞时还制造销路畅通的假象。[4] 但是，批发贸易（在这方面仅涉及批发贸易）并没有因产业和大银行的商品部而丧失自己的原有地位。它自身显示出强大的积聚并大大限制了资本力量弱小者和完全局外人的参与。但是，在交易所的商品贸易由于特殊条件还在起特殊作用的场合，投机运动越来越受银行支配。银行由于信用组织的发展而日益掌握全部货币资本的支配权，使之能够限制投机运动不致超过一定的界限。 最后，能够大大缩短特别易于投机的商品同市场距离的运输工具的发展，随时通报市场状况的通讯事务的发展，也促成对商品投机的限制。一方面在遥远的市场上卖不掉的商品堆集起来和另一方面在生产场所生产按原有的或提高的规模继续进行的情况，现在是更难发生了。但是，由于消费资料相对份额的减少，殖民地产品投机（这在英国早期危机中常常是致命的）只起十分微小的作用。供给的可靠性和规则性，市场状况信息的准确性和迅速性，也促进了这一点。此外，随着生产资料工业占有越来越大的规模，商品投机也失去意义。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品不宜于投机，因为这种生产越来越成为根据订货来进行的生产。 产业危机现象的变化和银行对产业统治的发展，也沿着阻滞银行危机发生的方向发挥作用。我们看到，日益增长的集中使产业企业具有更大的抵制危机的极严重的影响即全面破产的能力。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提高了这种抵抗能力，同时也像我们所看到的，它极大地加强了银行对产业的影响。其原因是：首先，股份公司提高了企业的抵抗能力。它即使在没有收益甚至亏损的情况下也能继续经营，因为资本供给在这里比单个企业更为容易。其次，在股份公司中可以很容易积蓄储备金，在好年景时为坏年景采取防备措施。再次，股份公司可以更容易从而更严格地控制资金的使用，尤其是对借入资本的使用。银行直接监督由它们以信用支持的公司的资本使用情况。导致产业对银行依赖的趋势越发展，这种监督的实施也就越系统化。出于企业本身之外的其他目的利用信用，则受到制止。在早期的危机中，下述情况起很大作用：个别企业家大量参与投机并为此而使用自己的经营资本，而用借入资本维持自己的企业。现在进行监督的银行制止这样做。 因此，下述观点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它把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因而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银行向产业的渗透作为银行的威胁而进行斗争，相反地却把带有储蓄银行与投机银行分工的组织上落后的英国银行制度看作是必要时必须通过法律强制手段来达到的理想。这种观点首先把英国银行制度的外观当作现实，因为它忽视了英国银行也把自己收集的货币提供产业、商业和投机支配。这在英国是通过中间人实现的[5]，在德国和美国（又以某种变化的形式）是直接通过银行实现的，这一事实可以由一定的历史原因来解释。但是，英国的做法是落后的，此外，这种做法也正处于消失之中，因为它很难对贷出的银行资本进行监督，因此妨碍了银行信用本身的扩大。 最后（这里只要参阅一下交易所一章的叙述也就够了），有价证券投机作为引起银行危机的因素之一，也起着越来越小的作用。随着银行权力的增长，银行日益支配投机运动，而不是被投机运动所支配。随着交易所意义的总的减小，交易所作为加剧危机的原因的作用也迅速下降。 随着投机作用的下降，资本主义公众的心理状态也同时发生了变化。投机家的这种心理是很幼稚的，尽管他们的赞美者竭尽全力把各种预见能力和改造世界的浪漫主义计划牵强附会地加在他们的心灵之中。实际上，投机的公众态度的改变，可以由资本主义下正常人的老生常谈来说明：“损失使人变得聪明”。资本主义时代初期（一个极乐的时期，每个投机家都觉得自己是从无创造世界的上帝）投机所造成的那种群众激情，看来是一去不复返了。具有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背景的郁金香热，带有刺激冒险的关于空前大发现奇想的南海热，怀有征服世界意图的约翰·罗计划，所有这一切都让位于以1873年大崩溃而告终的对差额利润的赤裸裸的追求。从此以后，对信用和交易所魔力的信仰消失了。美好的天主教崇拜不顾邦图*而屈服于理智的启蒙。这种启蒙已不愿信仰投机精神的圣洁受胎，而是接受自然事物本身，把信仰留给那些并未全部消失的蠢人。交易所失去了自己的信徒，仅仅保留下自己的靠他人信仰进行交易的牧师。既然信仰变为一种交易，信仰事业便衰落了。富有魅力和有利可图的狂热消逝了；郁金香早已凋谢；咖啡树虽然还提供商业利润，但却不再提供正当的投机盈利。散文打倒了盈利的诗歌。 （*译者注：欧根·邦图是一位法国工程师和金融家。他于1878年创建投机的总联合会，为东欧建造铁路；1881年从基督教徒和贵族那里收集资金达500余万英镑，投机获很大成功。最后，于1882年以破产告终。） 上述诸因素使人们认识导致危机现象（就它们是由大批破产，由交易所、银行、信用和货币等危机的暴烈现象所造成的意义上）变化的原因。这些因素绝不排除这些危机的发生，而只是说明为什么这些危机的出现更困难。危机是否发生，取决于干扰的严重程度及其出现的突发性的程度。这是否大到足以使例如一个德国的大银行倒闭（假定经营是正常的），是一个实际问题（quaestiofacti），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影响产业危机本身的出现和繁荣与萧条的转换。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产业组织形式的巨大变化，坚持消除资本主义机制的调节力量即自由竞争的垄断，是否能造成周期现象的质的变化。 我们知道，卡特尔可以引起价格水平的演变。卡特尔造成卡特尔化和非卡特尔化生产部门之间利润水平的差别。因此，周期现象是在这种变化了的基础上发生的，这种现象本身由于卡特尔发生一定变形。但是过去，部分地也包括现在，却把其他作用加在卡特尔身上。卡特尔似乎不仅意味着危机作用的变形，而且还能够彻底消灭危机，因为卡特尔能够调节生产并能随时使供给适合需求。 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危机的内在性质。只有当危机的原因被简单地看作是由于对市场情况不明而产生的商品生产过剩时，卡特尔能够通过限制生产而消灭危机的观点才是可信的。 危机同商品生产过剩是一码事，或者生产过剩是危机的“原因”，这似乎是无可争议的真理。难道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价格是低廉的，因为供给超过需求，从而存在着过多的商品。每每浏览一下市场报告就会看到，货栈充斥，商品卖不掉，因而实际上存在着商品生产过剩。但是，卡特尔能够对整个产业部门实行生产限制。这在以前是盲目的价格规律造成的，这种规律通过价格下跌使众多企业陷于停顿和破产；而现在这种大有裨益的生产限制，却由卡特尔化生产的领导者的集体智慧更加迅速和无痛苦地实行了。还不仅如此。既然卡特尔能够决定价格和随时“注意使供给与需求保持一致”，消灭投机，即使不直接接管但也能准确地监督和控制贸易，那么，它为什么不能通过使生产完全适合需要而从世界上彻底消灭危机，并迅速而没有很大震动地消除经济生活中的一些不大的干扰呢？ 这种想法虽然是好的，但却是不现实的。把危机简单等同于商品生产过剩的人恰恰忽略了主要的东西，即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品不仅是商品，而且是资本产品；危机期间的生产过剩不是单纯的商品生产过剩，而是资本生产过剩。而这只不过意味着，资本以使它的增殖条件和实现条件陷于矛盾的规模投入生产，以致产品销售不再产生能进一步扩大规模和进一步进行积累的利润。商品销售停滞，因而生产的扩大也停止了。因此，把资本主义危机简单等同于商品生产过剩的人，在分析危机时仍然停留在最初阶段。从危机过后不久市场就显露出吸收更大量商品的能力这一事实便已经可以看出，问题不可能是单纯的生产过剩。每一个接踵而至的繁荣时期都大大超过以前的繁荣期，尽管吸收能力的这种增加不能由人口增长和提供消费的收入增长来解释。除了单纯的消费能力以外，还有几个完全不同的因素应该考虑到。 卡特尔不是减少而是加剧价格调节中的干扰，这些干扰最终导致比例关系失调，从而导致资本增殖条件和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 第一，卡特尔造成一个生产部门内部竞争的停止，或者更确切地说，使竞争成为潜在的，即使该部门的竞争不再发挥降低价格的作用。第二，它使卡特尔化生产部门间的竞争在比非卡特尔化产业更高利润率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卡特尔不能改变资本争夺投资领域的竞争，也不能阻碍积累对价格形成的影响，因此也不能阻碍比例关系失调的产生。 我们已经看到，在繁荣期间，同一生产部门内部的竞争并不起降低价格的作用；需求实际超过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存在于买者中间，而不存在于卖者中间。 只有当供给超过需求时，卖者间的竞争才会发生；此时价格开始下跌。卡特尔遵从价格的形成而不是决定它，这是生产机制所造成的结果。假定卡特尔在繁荣时期仍保持较低价格；于是，利润没有提高，积累也没有增加。如果卡特尔化产业的价格仍保持低水平，而同时非卡特尔产业的价格却提高了，那么，资本便从卡特尔化的产业中流出。很快，非卡特尔化生产部门便出现资本生产过剩，而卡特尔化的生产部门则出现生产不足，即发生导致普遍危机的极严重的比例失调，因为危机即使在生产保持不变或者甚至缩减时也是可能的。事实上，卡特尔早就该被摧毁，因为它不是满足而是妨碍利润欲，因而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理由。局部调整，即把某产业部门并入一个企业，对整个产业的比例关系没有任何影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能通过各个因素在增强它们的效率和强度的条件下同时减少量来消除。它根本不能分期分批地或逐渐地加以消除。有调节的生产和无政府的生产不是量的对立，以致可以通过补缀越来越多的“调节”便由无政府状态变成自觉的组织，而是只有通过把整个生产置于自觉的监督之下，这个转折才能突发式地产生。谁实施这种监督，生产属于谁，是一个权力问题。从根本上讲，一个领导全部生产并以此而消除危机的总卡特尔本身，在经济上是可以想象的，虽然这种状态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必然由于发展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利益对立而毁灭。指望用个别卡特尔消除危机，只不过表明对危机的原因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的无知。 正像卡特尔不能阻止危机的产生一样，卡特尔本身也不能避开危机的影响。当然，如果把危机同商品生产过剩等同起来，救治的方法也就很简单了。卡特尔缩减生产，从而以加速度，也许还在更大的规模上，造成了危机，通过企业破产和减少企业生产所直接造成的结果。它的社会后果，特别是失业和工资下降，当然也是一样。但是，卡特尔化的资本家能够保持高物价，因为供给受到很大限制。价格维持高水平，利润却减少了，因为销路减少了，生产成本也提高了。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市场吸收了过剩的产品，繁荣便可以产生。这种论证既是简单的，也是错误的。繁荣再现的前提是这样两个条件：第一，结束萧条所必要的比例关系的建立；第二，生产的扩大，因为只有这一点才确实地意味着繁荣。而上述卡特尔的政策恰恰使这两个条件难以出现。生产的限制意味着停止一切新投资；高物价的维持加剧了危机对所有非卡特尔化的或不那么巩固的卡特尔化的产业的影响。这里，利润的下降更为急剧，或损失更大，而因此被迫进行的生产缩减更多。这又加剧了比例失调。卡特尔化产业的销售也蒙受进一步的损失。事实表明，尽管生产急剧缩减，“生产过剩”还在继续，甚至还在加剧。但是，生产的进一步缩减意味着，在“一般费用”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进一步闲置；从而，成本价格进一步提高；于是，利润进一步降低，即使是在维持高价格的条件下。高物价吸引着局外企业。由于价格普遍下跌，他们可以以较低的设备费用和劳动费用进行计算。因此，它们便有了竞争能力，开始以低于卡特尔的价格出售。卡特尔不再能维持原有价格，价格暴跌波及卡特尔化产业。人为的干预受到纠正；价格形成遵循一定的规律，卡特尔力图摆脱这些规律是完全徒劳的。[6]在新的价格形成的基础上，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进行重新分配，逐渐恢复比例关系，萧条被克服。一旦技术革新或新的市场引起需求的增加，后者又引起生产资本尤其是固定资本的新投资，繁荣就会开始到来。 因此，卡特尔并没有消除危机的影响。它们只是在把危机的重担转嫁到非卡特尔化产业身上的意义上，使危机发生变形。卡特尔化产业和非卡特尔化产业之间利润率的差别（卡特尔越巩固，它的垄断越有保证，这种差别平均来说也就越大），繁荣时期缩小，萧条时期扩大。在危机和萧条的初始阶段，卡特尔也可以比独立的产业更久地保持利润，并加剧危机对后者的影响。这种情况并非不重要，因为恰恰在危机时期和危机刚刚过后的时期，产业资本家的处境最困难，他们的独立面临最大威胁。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得不到例如不降低他们的原料价格等等的卡特尔政策的帮助。这一因素对非卡特尔化产业状况的恶化和集中的加速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1]顺便提一下，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仅仅从他关于英国危机史的卓越的和令人信服的论述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看来总也避免不了犯这种错误。 [2]“1857年的危机在冶铁业袭击了一大批企业，1873年的危机则对这些企业的影响更严重，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彼此并无很大差别。因此，在普遍崩溃之中，许多本身从纯技术上来看是有生存能力和有生存价值的工厂倒闭了。1900年的危机，除了触及基本产业的大企业之外，还触及众多的按今天的概念看已属过时组织的企业，这些‘单纯’的工厂过去曾被高涨的浪潮卷上高峰。价格降低和需求减少使这些‘单纯’工厂陷入困境，而联合的大企业有时根本未陷于困境，有时出现这种情况也只是很短的时间。因此，最近的危机以与以前的危机完全不同的程度导致产业的集中。例如，1873年的危机，尽管它作了淘汰，但在技术状况方面却没有达到使胜利者企业形成垄断的程度。然而，由于自己的复杂技术、巨大的组织和资本力量，当今的冶铁、电气工业的大工厂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长期垄断；机器制造业和某些金属、交通以及其他产业的大工厂，在较小的程度上建立了这种垄断。如果这种情况不适用于某些‘轻’工业部门，危机对这些产业部门的影响同以前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那么，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银行业的最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上述其他产业的影响。”（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第108页。） [3]只需这一个条件就足以造成货币危机，尽管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在关于1773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崩溃的记述中，对一次大破产的后果作了如下描述：“没有人知道这次破产的全部损失有多大，也不知道哪些其他厂家由于这次崩溃而毁灭。普遍的混沌状态使信用消失，一时间再也找不到现金。某些人害怕看到他们的票据被退还，另一些人担心收不回他们有权要求的债款，还有一些人试图利用普遍的困境从中牟利。因此，每个人都在寻求机会以最低价格购买，每个人又害怕付出自己的现金，于是流通几乎完全中断。”（《荷兰的财富》，译自法文，1877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444页以下，引自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第377页。）试将这一点与下列1870年战争爆发之际德国交易所情况的描述比较一下：1870年7月4日，柏林交易所的气氛极佳，而以后几天出现动乱，7月8日变得很不安宁，7月11日失去控制。恐慌持续了8—10天，随后恢复自信，下跌的运动停止……好像魔杖一挥，货币便从交易所消失不见了。普鲁士银行的贴现率提高到9％，莱比锡的抵押贷款利息率上升到10％。卢贝克上升到9％，不来梅上升到8％。那些在几天前以3％或3.5％的利息就能得到的绰绰有余的货币，现在到哪儿去了呢？国家为动员的目的吸收了货币的说法，已经为下述事实所排除：当时德国的发行银行业是分散化的，此外，一定货币贮藏在许多非发行银行和私人银行家手里。大部分货币仍然待在它原来所在的地方，但没有从钱柜里拿出来。谁能收取货币，谁就能把它放归别处。例如，来自慕尼黑的报道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以最佳证券和最大的抵押都不能筹措500盾。相反地，甚至连私人都认为必须设立一笔现金储备，以备万一，尽管这样做会有很大牺牲。”在法兰克福，“银行家们一心想收回他们的债权，因为公众也迫不及待地索还存款。银行清算债权的迅速增加表明，银行家和公众双方都试图筹措较大的现金储备，以应付一切偶然的事件。”下面是来自汉诺威的关于现金贴水的报告：“每一个银行家，首先是汉诺威银行，只为自己打算……德国私人银行的票据和银行券被贬斥，持有通用证券和普鲁士证券的富有人物不得不蒙受5％的损失，而那些害怕以随意的价格进行销售的农民也不得不支付10％，甚至更多。”这种情况以缩的程度反映了最近美国货币危机的所有典型特征，克服的方法也是同样的。在7月下半月货币困难时期，人们试图通过各种措施以自救。在不来梅，参议院和市民会议通过关于赋予某些外国金币以法定支付手段的决议，但这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这种货币如同该城市的本位货币一样被贮藏起来。在斯图加特，成立了一个银行同盟，该同盟发行了自己的3％利息和6个月偿还期的面值为50—500盾的证券。在慕尼黑，抵押银行和汇兑银行也把类似的债券投入流通。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为当地的发行银行提供了集体担保。只要有可能，贵金属就被从外国输入。截止到七月底，不莱梅银行和进口公司便拥有大量索维林。法兰克福从英国获得了黄金，从维也纳获得了白银。这些措施表明，它们在应付支付交易中的货币短缺上还算是有效的，但却不能给借贷市场提供资本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同上书，第323页以下。） [4]就这方面来说，针对目前的情况，马克思的下列论述应当加以限制：”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部分，因此，它在已买物品最终卖掉以前可以再进行购买。……除了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W-G和G-W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产生一种虚假的需求……因此，在危机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0页。） [5]在银行和企业之间间或插入一个独特的创业公司（信托公司），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后者仍然直接依赖银行。 [6]以上所述通过钢铁托拉斯的行为得到说明。这个托拉斯1907—1908年把自己的生产缩减到极限，以便维持价格。一年以后，生铁市场出现市价暴跌，所有其他金属市场也都被卷进去了。
第十九章萧条时期的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十九章萧条时期的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之后的积累过程，首先就会看到，下一个再生产期间是在缩小的规模上进行的。社会生产受到限制。这里，由于“生产部门的连带关系”，生产过剩究竟在哪个领域里爆发，都没有任何区别。主要领域里的生产过剩，意味着普遍的生产过剩。因此，生产性积累停止，利润向资本的再转化没有增加，生产资料的使用没有增加。即是说，生产性积累消失。但是，个人的积累和各个产业领域的积累是怎样的呢？生产尚在继续，虽然规模已经缩小。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企业，首先是各个领域内技术生产能力最强的企业，其次是生产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和其产品消费不能过于减少的领域，仍然获得利润。这种利润的一部分可以被积累。现在利润率下降了，它的下降也可以使积累率减少。同样，利润量下降了，它也减少了积累的可能性。此外，如果一部分资本家取得利润，另一部分就遭受损失，若要免于破产，就必须通过追加资本进行补偿。但是，在萧条期间，实际生产不会扩大。因此，如果发生积累，那也只能是货币形式的积累。那么，货币是从哪里流向进行积累的资本家呢？ 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再生产的公式： Ⅰ.4000c+1000v+1000m=6000 Ⅱ.2000c+500v+500m=3000 这是由于危机已经缩小的生产。但是，资本家生产的不是货币，而是商品。如果资本家要取得货币，而且要多于他已经支付的数额（因为否则就不会发生货币积累），那就必须把商品转化为货币，而放弃向商品的再转化。如果第Ⅱ部类打算从它的500m中拿出比如250用于积累，那就必须出卖生活资料（而且是第Ⅱ部类的成员向本部类的其他成员出卖，因为第Ⅱ部类的m交易是在第Ⅱ部类内部进行），而自己不购买其他成员的商品。因此，第Ⅱ部类内部仍有250m卖不出去。如果一方出售成功，他方的产品便没有销路。于是便发生货币资本的重新分配。卖者从买者那里取得了货币，但货币却没有回流到买者手里，因为他们没能将自己的250商品出卖。 如果我们假定第Ⅰ部类的资本家将其剩余价值的一半用于积累，那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时，他们可以把具有生产资料形态的1000v+500m卖给Ⅱc。后者为此支付货币1500。但是，由于Ⅰm现在不购买2000生活资料，而是保持货币500，所以Ⅱc现在只能卖掉1500。因此，它剩下生活资料500，减少货币500，后者被留在第Ⅰ部类手上积累起来。但是，如果Ⅱc没有预付1000货币购买生产资料，而是假定第Ⅰ部类开始这一过程，于是，第Ⅰ部类购买1500生活资料，而第Ⅱ部类用这一货币购回生产资料1500，为第Ⅰ部类余下500生产资料没有卖掉；它的积累愿望没有实现。第Ⅱ部类进一步压缩生产，用1500c开始再生产过程，并相应减少了自己的可变资本。如果说它曾有货币2000用来中介与Ⅰc的交易，那它现在只使用1500，而从前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500便闲置起来了；此外，以前被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也减少了。 事实表明，在生产规模缩小或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社会规模的纯货币积累是不可能的。只能发生个人的积累，而这只不过意味着，一方的积累仅仅是他方货币资本分配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必然引起对再生产的新的干扰。当我们考察黄金生产者本身时，也不会有所改变。当然，直接的货币积累在这里是可能的；但是，这种货币积累直接受该生产部门积累的利润量的限制。这种积累的货币额同时也是其他产业缩减的销售额，因为货币确实被积累和以贮藏形式保存起来。顺便指出，不管如何考虑这一因素，它在数量上对一般意义上的积累都太小了。 在这方面，信用并不带来什么变化：2000（v+m）Ⅰ必须向2000Ⅱc出卖。但是，货币积累意味着，虽然第Ⅰ部类出卖2000，但只从第Ⅱ部类购回1500。不管这种交易是否以信用为中介，如果第Ⅱ部类从第Ⅰ部类购买2000，第Ⅰ部类才能积累500货币、信用货币或对未来生产的收入的凭证。只有在第Ⅱ部类以自己的商品进行支付（这按我们的假定是不可能的）或由货币准备基金进行支付（这里，第Ⅰ部类只能积累第Ⅱ部类之所失）时，它才能从第Ⅰ部类购买2000。因此，说萧条时期的闲置资本是由以货币形式或信用形式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购成，是错误的。它是由生产紧缩而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这种资本从前为实现交易服务，在生产缩小时又成为多余的了。货币资本的闲置同生产资本的闲置是相适应的。由于生产紧缩，生产力只有一部分被利用。新生产出来的不变资本被堆在仓库里，不能投入生产使用。货币资本和现有信用组织的能力，同被限制的交易相比，变得过大了。货币资本悠闲地待在银行里和等待着被利用。它们被利用的前提是生产规模的扩大。 顺便指出，危机理论家们恰恰把货币资本的闲置视为再生产扩大的最强有力的动因，这也是一个奇怪的见解。[1]带有自己物质损耗和精神损耗危险的机器停转，意味着不仅利润丧失而且还继续亏损的一般固定资本利用的减少，似乎不是比货币资本利息的减少更强大得多的生产扩大的动因。问题并不在于危机之后积累动机在货币闲散影响下得到加强，而是在于再生产的扩大客观上是否可能。通常，危机过后立即出现大量的货币闲散。尽管如此，还是要经过若干年后，繁荣才能完全出现。[2] 看一看资产阶级报刊上商业专栏作家的看法如何随周期现象的转换而转换，是很有趣的。在德国报纸上，最近的危机几乎完全被归咎于货币昂贵或货币资本短缺。现在，尽管有持续不断的、国际性的货币闲散，但萧条还在继续；人们逐渐发现，繁荣并不完全取决于货币市场的状况。[3] 关于萧条期间货币闲散的原因以及这种货币闲散对克服萧条的意义的错误看法，归根结底在于：在关于经济的形式规定性问题上，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的分析中所揭示的社会生产的物质规定性。人们仅仅使用“资本”、“利润”、“积累”等等一些经济学的概念，以为只要指出据以使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的或必然引起干扰的量的关系，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这里忽略了：与这些量的关系相适应的还有质的条件，不仅彼此可以直接通约的价值量互相对立，而且在生产和消费中必须具有一定属性的一定种类的使用价值也互相对立；在分析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仅一般资本部分互相对立，以致例如产业资本的过剩或不足可以通过货币资本以相应部分来“补偿”，也不仅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互相对立，而且也涉及特定的（技术上特定的）种类的机器、原料和劳动力，为了避免干扰，它们必须作为这些特种使用价值而存在。[4] 事实上，我们在危机期间看到的，一方面是建筑物、机器等等闲置的产业资本，另一方面是闲置的货币资本。造成产业资本闲置的同一原因，也使货币资本闲置。货币资本之所以没有进入流通，没有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是因为产业资本没有执行职能。货币之所以闲散，是因为产业闲散。“芬尼克斯”公司停产并不是因为自己资本（货币资本）短缺，它重新开工也不是因为它现在支配绰绰有余的货币资本。相反地，货币之所以存在过剩，是因为生产缩减了。货币资本的“短缺”仅仅是由于已经发生的生产过剩所造成的流通过程停滞的征兆。 信用首先取代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次使货币转移更容易进行。从理论上说，假设有必要的金属量用于纯金属流通，暂时舍弃信用还是可以的。 由利息率的变化来解释周期现象，而不是相反地由生产关系来解释货币市场的现象，是差不多所有现代危机理论家的特点。[5]其原因是不难发现的。货币市场上的现象是一目了然的，报纸上每天都在议论并对交易所和投机的活动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借贷资本的供给在每一瞬间都表现为而且也必然表现为一定的量，因为否则仍无法说明供给和需求如何能决定利息。人们忽略了，借贷资本的供给取决于生产状况，而且首先取决于生产量，其次取决于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对商品流通时间从而对信用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人们还忽略了，流通信用和资本（银行）信用一般职能上的差别。由于银行券的发行似乎抹杀了这种差别，以及一切信用随银行制度的发展都表现为银行信用，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但是，如果忽略这种差别，货币市场现象的发展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了。现在，这种依赖关系仅仅简单地表现为生产的扩大需要更多的资本。资本多少有些含糊地被与货币资本等同起来。生产扩大，货币资本需求增加，利息率提高。最后，出现货币资本短缺，高利息率使生产利润消失，新投资中止，危机开始。然后，在萧条时期，货币资本被积累起来，而没有立即转化为固定资本——这是一种空泛的想法，因为机器、船坞和铁路不是由黄金生产的。利息率下降，货币资本家不满足低微的利息，于是重新将货币投入生产，繁荣重新开始。 经济学家们的这种想法是以可怕的混乱为基础的，他们把货币、机器、劳动力称为资本，所以现在可以立即使一种资本即货币转化为另一种资本即机器等等和劳动力，或像他们所说的，使流通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撇开这一点不论，这种著名的“理论”忽略了，即使从纯粹的计算上来看，他们的论断也是荒谬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我们以官方贴现率的波动幅度2％至7％为基础来判断，那么，利息率变动幅度至多为5％。这里，按照我们的看法，由于进行限制的银行立法或贴现政策的缺陷，这种波动幅度会提高到经济上合理的幅度以上。现在，生产资本家需要货币资本来扩大生产；这即是说，被借入的价值转化为生产资本，进行增殖，产生利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的大小取决于价格。但是，在周期期间，商品价格的波动完全不是5％的波动。浏览一下价目表就会知道，波动幅度为50％、100％或更大，并不稀奇。利润现在之所以没有以同样的程度提高，是因为成本价格增加了。但是，无论如何，在繁荣和高度繁荣时期，产业资本家的利润的提高远远超过5％。如果产业资本家的利润不是出于其他原因而降低，那么，7％的利息率实际上不会使积累停止。例如，如果莱茵威斯特法伦煤业辛迪加能以高度繁荣时期的价格出售他的全部开采量，那么，即使为借入资本（这只是它们资本的一部分）支付10％的利息它也毫不犹豫，因为它就是用这一部分资本也还会赚回超过利息率的企业主收入。[6] 关于利息逐渐吞噬企业主收入的离奇见解，还受到充满“利润”、“企业主收入”、“监督工资”、“利息”以及“股息”等等范畴中的绝对空话的支持。随着股份公司的推广，这种混乱还有所增长。股息表现为利息；但与每一瞬间都是固定的借贷利息相比，却又表现为一种令人惊奇的波动的利息。借贷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区别不再表现为带来利息的资本和生产利润的资本的区别。毋宁说，二者都表现为带来利息的资本。区别只是在于：“流动”资本总是产生每天由交易所公布的每一瞬间是一定的利息，而“固定”资本产生人们由股息通知书中得知的利息。于是，收益可靠性的区别，归结为“流动”资本即货币资本和“固定”资本即产业资本的区别。如果说这样混淆了所有质的差别，那么，关于量的区别产生一些最离奇的见解并自诩为在利息率的波动中找到了能够阐明周期转换机制的充分说明，也就不奇怪了。 [1]不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而且奥托·鲍威尔也在他的对马克思危机理论作了如此敏锐和令人兴奋的论述中（《新时代》第23卷第1期第133页以下），被这个由经济现象本身所产生的诱惑所蒙骗。 [2]例如，1890年以后的萧条时期，情况就是这样。整个1893年是一个具有异常充裕的货币供给和利息低微的年头。1894年2月底，伦敦银行的贴现率为2％；而3月中旬，私人贴现率为1％。1895年1月中旬，伦敦的私人贴现率在0.5％至0.875％之间。尽管在长时间内存有异常大的闲散货币，但高涨期只是从1895年下半年才开始。 [3]近来，一般地说，由于忽视理论考察方法，一种恶习大大流行起来：根据短短几年间的一些观察中便推导出一般结论，把一个产业周期某部分阶段的现象，充其量是一定特殊周期的现象，提高为普遍“规律”。由于这种原因，其他人便拒绝任何一般的认识，并以等着瞧（quivivraverra）的处世之道来宽慰自己。他们故意把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贬低到低级趣味的笑话的水平。 [4]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危机理论中的这种混淆达到了极点。这种理论只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经济的形式规定性，而忽略了一切生产（不管它们的历史形式如何）共有的自然条件；因此，便得出仅仅为生产而存在生产的奇怪概念，消费则仅仅成为一种累赘的附属物。如果说这已经是“荒唐的想法”，那它却有“方法论”，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因为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的形式规定性的分析正是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是疯狂的马克思主义，但却是马克思主义。它使杜冈的理论如此奇特而同时又如此令人振奋。此外，杜冈本人也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他不了解它。他对自己论敌的“健全的理智”展开如此激烈的攻击，即是由此而来。 [5]这不仅是自今日始。“政治经济学的浅薄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4页。） [6]下述例子证明，高利息率并不造成危机：1864年，英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由于美国内战，棉花供给中断。因此，由东部印度和埃及供给的棉花增加，从这两个国家的进口迅速膨胀起来：从东印度的进口额由1860年的1500万英镑增加到1864年的5200万英镑；从埃及的进口额由1000万英镑增加到差不多2000万英镑。于是，银行提高自己的贴现率以阻碍黄金外流。在1864年间，贴现率在6％至9％之间波动。尽管如此，危机仍仅仅限于货币市场。商品市场上，价格提高不大。”尽管存在着过去只是在货币奇缺时才碰到的高贴现率，商业和工业却没有受到重大的震动。”“虽然发生持续的棉荒，英国贸易在这整个时期内丝毫也没有受到压抑。”（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第139页。）
第十八章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信用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十八章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信用关系 在繁荣阶段的初期，一般情况是利息率较低，并仅仅是缓慢地、逐渐地上升。借贷资本充裕。生产的扩张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流通的扩大，虽然增加了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但是这种增加了的需求还是容易满足的。这是因为，第一，在萧条时期，闲置的货币资本可以为此而提供支配；第二，在繁荣的初期阶段，流通信用同时也扩大了。虽然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待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商品资本也在量上和价格上都提高了，但是信用货币量的增加却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流通手段。信用货币量增加了；同时，信用货币的流通时间也因生产资本周转的加快而缩短。由信用货币增加而造成的借贷资本供给的增加，在不提高利息率的条件下，满足了对借贷资本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这一时期内，由流通时间长度决定的、生产资本家在他的资本流通时间内所必须掌握的货币资本，由于流通时间的缩短而减小，并作为借贷资本出现在货币市场上，从而也增加了借贷资本的供给。 随着繁荣的延续，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这种逐渐的变化表现在利息率的逐渐上升。 我们已经看到，在繁荣时期，第一，资本周转时间延长；第二，出现了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但是，周转时间的延长，从而销路的滞缓，同时也意味着信用货币流通速度的放慢。一张为期三个月的票据，如果它以货币形式所代表的商品在四个月之后才被支付，那么，它在期满日就不能兑现。这张票据必须延期，或者用现金支付。这种延期意味着对信用即银行方面的资本信用的要求，从而意味着对银行信用需求的增加。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成为一般的需要，因为延期的必然性不仅涉及个别资本家，而且也一般地涉及整个生产资本家阶级。仅仅由生产资本家相互提供的流通信用已不能满足需要而造成的对银行信用需求的增加，对现金需求的增加，直接促成利息率的提高。 同样意味着滞销的比例失调的加剧，也具有同样的结果。商品必须以商品来代替，从而信用货币才能执行代替现金的职能。如果商品的相互交换停止，则信用货币必须为现金所代替。票据在期满日不能被兑现，是因为它所代表的商品还没有出售。然而，如果票据必须被兑现，那它就只有通过要求银行信用才能做到这一点，于是银行信用取代了流通信用。但是，对产业资本家来说，下述情况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出卖自己的商品所得到的票据的兑现，是通过流通信用的方式，从而归根到底通过一种商品为另一种商品所代替，还是通过银行信用的方式，从而他的商品没有最终为另一商品所代替。虽然他现在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但他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即使明白了，也不能改变现状，对他也没有任何帮助。价格和利润依然是高的。他还要通过自己票据的兑现获得能使生产在原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的必要的货币资本。他全然不知道，他现在使用的货币资本不再是自己的商品资本的转化形式，它实际上根本没有卖掉。他也不知道，现在维持生产所使用的追加货币资本是银行家提供给他的。 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情况。开始时的比例失调必然反映为商品储备的形成。在商品流通过程的某一点上，必然发生停滞。如果必须将商品卖掉以便能用卖得的货币继续维持生产，那么，这种商品储备便必然会挤压市场。 这种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价格和利润的影响，可以通过银行向生产资本家提供货币资本而加以避免。因此，信用掩盖了开始时的比例失调。生产仍然不变地继续进行，在某些价格特别高的生产部门则还在急剧扩张，因为货币资本的获得防止了商品对市场施加压力和造成价格波动。虽然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已经形成，但生产看起来却好像处于完全正常的状态。 最初由周期过程中比例关系的变化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的变化，反过来对创业活动、商品和有价证券的投机，从而对交易所交易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在繁荣的初期阶段，利息率处于低水平；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这种现象便引起虚拟资本币价的上涨。在产生固定和可靠收益的那部分虚拟资本中，例如在国家和公共团体的债券中，在某些种类的抵押债券中，市价就是直接由于利息率的降低而提高的。就股票而言，股息的减少和收益的更加不稳定，对因利息率下降而造成的市价上涨产生抑制作用。繁荣消除了这种相反的趋势；由于收益增加并且日益稳定，在利息率仍然很低时，股票市价却上涨了。与此同时，利用市价上涨为自己牟利的投机活动猖獗起来，从而对股票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市价进一步提高。生产的扩大同时意味着创业活动的增加。新的股份公司被创建起来，现有的股份公司扩大了自己的资本。银行的发行活动变得活跃起来。股票的高市价与低利息率，决定了高额发行利润。新股票迅速被交易所所吸收，轻而易举地卖给公众，即卖给那些拥有借贷资本的资本家。这是创业活动最活跃和银行由发行活动获得的利润最大的时期。货币的闲散有利于那种为了自己的活动而依赖于对信用要求的投机。由于利息低，投机甚至可以种用市价的微小波动（这在繁荣的初期占统治地位）而牟利。交易所的活动是活跃的，交易在价格波动比较小的情况下也颇为可观，而这些波动最后整个说来又造成市价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由证券数量的增加和市价的提高造成市价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交易的扩大意味着对信用的更大要求，以进行需要更大数额货币的差额清偿。因为在这样的时期内，买空投机超过卖空投机，买超过卖，最后应该加以清偿的差额增大，所以情况就更是如此。然而，交易所对信用需求的增加（这与在产业资本家的场合不同，在那里，需求的增加首先通过流通信用的扩大而得到满足），在这里并不同供给的增加相对应。因此，需求的增加直接促进了利息率的上涨，加强了那些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促使利息率上升的趋势。 在商品投机领域中，过程也相类似。商品投机也同样力图利用价格上涨为自己牟利，并加强价格上涨的趋势。一方面，把在该市场上价格高的商品从其他市场上调来，从而增强供给。由于一个输入业者不了解其他输入业者的活动，所以便直接产生这样一种可能性：供给最终超过需求，形成商品积压。另一方面，商品市场的投机，同证券市场的投机一样，力图维持并尽可能地促进价格提高。为了提高价格，商品被尽可能久地保持在市场之外。这时，试图通过制造人为的短缺而抬高价格的瑞恩和科奈尔就形成了。为能囤积商品，信用要求再次成为必要，从而又造成利息率的提高。 这时，产业繁荣普遍化并步入鼎盛时期。价格和利润处于最高水平。股票市价由于收益提高而提高。迄今基本上以盈利而告终的投机不断扩大。投机盈利发挥了自己的宣传力量。公众对交易所交易的参与日益增多，从而使职业投机有可能靠牺牲公众利益来扩大自己的业务。利息率处于高水平，交易所交易要想盈利，还必须使市价发生较大变动，否则投机盈利就会被高利息所吞噬。但是这种波动现在之所以还很大，还因为来自产业方面的信息不再是无条件有利的。除了盈利提高之外，有时还出现停顿；销路不再那样畅通；信用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因为银行开始感到鼓励投机是危险的，还因为随着公众更多的参与，没有自己的资金或远远超过自己的资金量进行投机的人的范围扩大了。类似的过程也在商品市场上发挥作用。 但是，利息率的提高具有使股票市价降低的趋势。因此，最后必须达到这一点，即投机不得不停止它的哄抬物价的努力。如果投机过去所要求的信用的一部分能从投机中抽回，那么，这一时点便加速到来。我们已经看到，在繁荣继续进行时期，生产资本家必然向银行提出越来越大的要求。除了已经叙述过的原因外，现在还要补充另一个原因。利息率对创业利润具有决定意义。高涨时期的高利息率减少了创业利润，从而限制了发行活动。此外这个时期的投机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不能承受按现有高市价增发的有价证券。于是，银行面临着新股票不能出售或只能以较低市价出售的危险。 现在，产业的需要由银行本身来满足。银行不发行股票，而是提供银行信用，生产资本家必须按占统治地位的高利息率向银行信用支付利息。但是，产业对银行的要求越多，银行能够提供投机支配的资金也就越少。投机必然紧缩。但是，这意味着需求减少和市价下跌。而既定的市价水平是向投机提供信用的基础。因此，现在必须提供追加的抵押证券或其他充作信用基础的证券，而这种追加是许多投机家，特别是来自公众的追随者做不到的。于是，出现了抵押股票的强制拍卖，出现供给的突然增加，从而使证券市价急剧下降。这种下降由于职业投机的转变而加剧，它掌握市场的危急状况，现在投向卖空投机。市价下降意味着新的信用紧缩，新的强制拍卖。这种下降造成暴跌、交易所危机、混乱和崩溃。有价证券大幅度贬值，迅速下降到与它们在正常利息率水平条件下的实际收益相一致的水平之下。大资本家和银行大量买进这种贬值的有价证券，以便在恐慌过去和市价回升之际高价抛出。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直到在下一个周期过程中，对一部分投机家的剥夺过程和财产向货币资本手上的集中过程重新进行，从而交易所执行作为通过虚拟资本的集中而实现财产集中的手段的职能。 因此，交易所危机是直接由货币市场和信用关系的变化引起的。由于交易所危机的出现仅仅直接取决于利息率水平，所以它可以在一般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但是，交易所危机只不过是商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的征兆或端倪，因为货币市场的变化实际是受导致危机的生产的变化所制约的。[1] 证券投机中的这些过程，也发生在商品投机之中。区别只是在于：在商品投机中，按照事物的性质，与生产关系的联系更为密切。即便在这里，利息率的提高和信用紧缩，也使商品的囤积从而价格的维持难以进行。但是同时，高价格水平也使生产开足马力、供给增加和消费抑制，直至最后发生崩溃。如果某商品的价格水平同时也对主要交易所证券的市价发生影响，例如铜价对铜股票的市价发生影响，那么，商品投机的崩溃就会同时成为交易所投机崩溃的信号。 货币市场关系的变化，也对银行利润的水平和性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繁荣初期阶段，低利息率和高发行利润占统治地位。我们已经看到，在周期过程中，二者沿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此外，在整个周期过程中，银行由作为流通信用的中介而抽取的佣金所构成的盈利提高了；货币经营资本的利润也提高了，因为对生产资本家的支付业务扩大了。尤其是随着利息率的提高，银行资本首先靠牺牲企业主收入而分享生产资本家的份额，其次靠牺牲差额利润而分享投机家盈利的份额，都提高了。利息率越高，金融资本分享高涨果实的份额就越大。因此，随着繁荣的继续，货币资本占生产资本利润的份额提高了。 同时，我们还看到，在周期过程中，当流通信用达到最高限时，对银行信用的要求越来越强。对银行信用提出要求是因为生产的扩大意味着流通的扩大，而流通的扩大要求流通手段的增加。因此，银行准备金日趋耗竭，而这最后必然反过来促进对中央发券银行的要求。因为销售缓慢化意味着票据流通的缓慢化，从而意味着流通信用的紧缩，银行信用必然出来代替流通信用。但是，带有自己全部后果的比例失调过程将继续进行下去，并由于投机需要的增长而加剧自己对银行信用的影响。于是，逐渐出现了银行信用的紧张，直到银行为了不致使自己的准备金过度减少而不再能扩大信用。不再能通过信用来扩大的流通，现在要求使用现金。因此，现金大量涌入流通，准备金减少。这必然迫使银行更大幅度地紧缩信用的提供。但是，对产业来说，这种紧缩意味着由比例失调所产生的干扰不再能够被抵消，因为为此所必要的货币资本得不到提供。商品被迫倾销，以便取得无法通过信用获得的支付手段。价格开始下跌。但是，迄今的价格水平是所有信用交易的基础。价格降低意味着，以前对这些商品开付的票据，不能由商品出售的货款支付。为支付目的的需求产生之时，也就是供给紧缩之日。实际上，由于价格降低使票据贬值和票据收款减少，所以流通信用急剧减少。同时，银行信用也不能扩大，因为价格降低使生产资本家支付能力的可靠性发生问题。因此，对支付的需求导致无法满足这一需求的状况。信用压力提高到极限。不仅利息上升到最高水平，而且根本不能取得信用，因为信用的动摇使所有支配现金的人都为了自己的支付而把现金储备起来。取得支付手段只有一个途径，即把商品转化为货币。人人都想卖，但正因为如此而没有人买。虽然价格暴跌，但商品仍然卖不出去。销路停滞是绝对的，因此，流通信用消失；流通出现如此严重的缩减，而信用货币的消失使流通手段的减少更甚。现金必然取代信用货币，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变成为对现金的狂热需求。 这种需求会产生何种结果，取决于具体情况。商品价格暴跌，极其严重地损害了产业资本家的支付能力，从而使他们偿还银行信用的能力受到怀疑。如果银行把自己的资金以信用形式固定于无支付能力的产业资本家那里，那么，后者的破产便会引起银行的破产；银行以存款形式或在自己发行银行券时以接受自己银行券的形式所享有的信用，被突然地破坏殆尽。银行出纳处发生挤兑现象，存款被要求以现金归还，而只有最低限额的存款才未被贷出。存款丧失了，恐慌还会从这里波及其他银行，并迫使它们相继停止现金支付。于是，银行危机爆发。信用主义的崩溃，或像马克思所说的向货币主义的转变，现在仅仅使现金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但是，现金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恐慌造成大量现金贮藏，情况就更为严重。其结果是现金贴水的出现，货币的自身价值消失了（当然，即使在金本位制条件下也是如此，正像美国最近的危机重新表明的那样），货币的市价由社会必要流通价值来决定。 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与作为借贷资本的职能之间，有一个很长的发展时期。 金光闪闪的货币是青年资本主义的狂热的初恋。重商主义理论就是它的情书。这是一种强烈而巨大的激情，焕发着浪漫主义的全部光彩。为了赢得所渴望的情人，资本主义建立了一切英雄业绩，发现新大陆，不断发起战争，建立现代国家以及出于浪漫主义的狂热而摧毁一切浪漫主义的根基即中世纪。它年龄大了，也变得冷静了。古典派理论告诫它鄙视浪漫主义的外观，在自己故乡即资本主义工厂建立稳固的家庭。它惊奇地回顾它青年时期那种充满牺牲的，使它无视家庭幸福的愚蠢行为。李嘉图向它指明它与金的代价昂贵的媚情所造成的损害。它同李嘉图一起抱怨“金银条块价格高昂”（highpriceofbullion）的非生产性。现在，它在证券、银行券和票据上，写下对情人的谢绝信。当然，它试图维护一定的要求；通货学派要求质朴的证券，这种证券应按金光闪闪的前情人的习惯行事。它的年龄越大，它的欲望越精。它在青春年华时曾大享其乐，奢侈的和冲动的热情已不再合它的口味。神秘的恐惧油然而生：只有信仰才带来宁静。约翰·罗宣告了新的福音：嗜欲过度而厌腻的人轻视肉欲，遁入精神的避难所。它再次经历极大的欢喜。这时，昔日的渴望突然振荡了长期保持的禁欲。对仅仅通过信念求得满足的信赖，突然消失了。它渴望得到确证：自己的力量是否还存在。信用瓦解，突然被遗弃的人绝望地返向自己最初的情人即黄金。由于危机发作的振荡，它为了达到情人身边，而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它曾自以为摆脱了情人魔力的支配，但这时却感到最可怕的失望，由于危机的振荡而惊魂不定，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受支配的地位。但是，这是具有医疗作用的危机。它逐渐理解了可怕情人的性情，但却不能摆脱对她的思恋。当然，它不再放弃这种徒劳的努力，而是比任何时候都醋意更浓地试图抓紧她，特别阻止她对外国游客的危险的爱慕。但是，它的统治越巩固，现在就越不能受黄金枷锁的束缚。以前曾是如此苛求的情人却学得谦逊起来，当新的失望使那些不能自拔的人寻求她的庇护时，她最终满足于留作准备金的角色。即使她的要求提高，有时拒绝委身于它，但这不会持续很久，于是又恢复故态。黄金最终丧失了绝对统治……。 货币危机并不表现为危机的绝对必然性，它也可以不发生。即使在危机期间，商品交易也确实在继续进行，虽然有显著的缩减。在这种范围内，流通可以借助信用货币继续进行。当危机不是同时以同样的力量袭击所有生产部门时，情况尤其如此。毋宁说，销路停滞恰恰只是由于同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相并发才达到极点。 但是，如果向流通提供必要的信用货币，那么，货币危机便可避免。这可以通过信用仍未发生动摇的银行在抵押条件下向产业资本家提供信用货币来达到。事实上，当这种流通手段的扩大成为可能时，货币危机也就可以避免。货币危机始终仅仅发生在信用仍未发生动摇的银行被阻止提供信用货币的时候。1847年和1857年的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一场正在开始的货币危机由于停止执行银行法而被消除了，该银行法完全任意地将银行券（即信用货币）的发行限制在黄金准备量加1400万英镑之内。在美国，法律还以更加荒谬的形式阻止信用货币的流通；当信用货币流通最为迫切的时候，1907年的货币危机以典型的方式完成了。 如果考察一下国内市场上所发生的事件，那么，很明显：现金储备的减少，不仅是因为它流向国内流通，而且还因为它流向外国。我们已经看到，为了结算国际收支差额，黄金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现在可以指出，在高涨处于鼎盛阶段因而危机逼近的国家内，有国际收支恶化的趋势。高涨时期的价格促进商品进口，推动它远远超出正常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仍显得很大，因而出口活动不能按同样程度增长；至少某些重要的出口商品，例如矿石、煤炭等等，甚至可能绝对地大大减少。 此外，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进口自然产品、消费品、原料，而主要出口工业品。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机对象。撇开所有其他因素不论，这一点已经使商业以及与此有关的市场混乱不清在这里起极大的作用。因此，超量进口可能比超量出口程度更高和规模更大。贸易收支即国际收支中最重要的部分发生恶化，要求用大量的黄金进行清算。 货币市场关系的形成则不同。首先，在处于高涨鼎盛期的国家里，利息率也最高。因此，大量外国货币长期地或暂时地投资于那里。其次，证券投机和商品投机，就其是交易所的投机而言，极其兴旺，也吸引了国外的投机家，因而大量货币流入该国，用于购买有价证券。国际收支的具体形成总是取决于国际贸易中的信用关系。英国（在它的危机出现之前照例总是有大量的黄金外流）为支付由它出口的商品提供较多的信用，而自己为支付进口商品却很少利用信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贸易收支中必然出现的不平衡，因此将更加扩大。 仅仅贸易收支恶化本身就足以引起黄金外流。在信用极度紧张时，任何黄金储备的减少都会引起恐慌，使利息率进一步提高，使信誉发生动摇，特别是限制了投机，并因此促进交易所的危机。贸易收支恶化的影响还会因国际收支的变化而加强。高涨是一种国际现象，尽管在不同国家里它的强弱呈现出不同的程度和层次，在其过程中呈现出时间上的差别。假定高涨首先从美国开始并在那里达到极盛时期，而在英国它才刚刚接近高峰。较高的利息率和较活跃的投机把大量英国资本吸引到美国。但是，在英国，对货币市场的要求现在也越来越迫切，这里的利息和投机也达到一个高的阶段。因此，过去投放到美国货币市场上的货币，现在又被抽回并投到英国；正是这时，美国的贸易收支也出现恶化。因此，黄金外流加剧并导致美国信用紧缩，从而导致交易所危机爆发。在商业危机之前发生的交易所危机本身，首先还使国际收支关系进一步恶化。投于投机中的外国货币被迅速撤回；当然，能够被撤回的外国货币，也就是那些不是固定在有价证券中而是使用于期货交易和抵押交易中的部分。在危机的初期，国外的投机家也试图使市价跌落的证券脱手，此外还要对那些买空投机现已崩溃的证券进行强制拍卖。就外国已经卷入的限度内，有价证券的出售使国际收支恶化。 但是同时，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可能带来转折。交易所危机以及可能接踵而至的银行危机，意味着信用受到剧烈震动。利息率上升到非常的高度并造成外国货币资本的投资。有价证券的贬值使外国资本家认为它们是物美价廉的，增强的有价证券输出也同样改善了国际收支。同时，贸易收支也在好转。信用动乱使商品投机告终。很快，下述情况便暴露出来：国内市场饱和，价格下跌，商业危机开始，进口停滞，而出口（只要还没有出现危机的国外市场允许）以获得支付手段被加速进行。[2]破产开始。但是，就破产触及那些必须为进口商品向外国产业资本家进行支付的进口业者来说，他们的破产抵消了这种支付，并在这种意义上改善了该国家的国际收支。[3]因此，根据具体情况，在危机爆发之前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黄金输出便停止了，并让位于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的黄金流入。因此，在这一危机时期，黄金输出和黄金输入的交替，同时也意味着危机作用范围的变化。 在流通信用由于已经形成的比例关系失调而不再能按流通需要的同样规模扩大时，更多的黄金外流常常影响利息率。但是，具体影响却被银行立法所左右。错误的银行立法的实质在于，它强制流通信用的扩大，使其不能达到由经济规律产生的合理的限界。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强制地使流通信用与价值量发生某种关系，而事实上流通信用按其经济性质同这种价值量没有丝毫关系。我们知道，银行券不过是票据的转化形式，而票据也不过是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如果现在不使银行券与票据从而归根到底与处于流通中的商品价值发生关系（这可以通过所谓银行的银行券发券准备来达到，如果它被严格执行的话），而是像在英国那样与金属储备发生关系，或像在美国那样甚至与国库债券发生关系（在那里，荒谬达到极点，债务被当作是信用提供的最大担保；这种荒谬可以由虚拟资本的荒谬形式来说明），那么，人们便对借贷资本的供给制造人为的限制，这种限制当然必定立即对利息率产生影响。在英国，银行券的数量是由法律确定的，因此流通的需要只能由金属货币来满足（因为数量超过1400万英镑[4]的一切银行券只不过是银行金库中黄金的代表，从而是经济上实际的黄金）。因此，在英国，任何较多的黄金外流都必然直接成为对流通的威胁。银行不再能够按黄金外流（例如，为了清偿由于英国歉收而增加的谷物进口）的程度把等量的票据转化为自己的银行券，尽管情况还完全正常，信用也没有发生动摇。因此，在每次黄金外流时，虽然银行也确信这仅是暂时的，但银行也必须立即提高利息率以保护自己的黄金储备，因此使信用昂贵。顺便指出，这是以牺牲企业主收入来提高借贷资本利润，从而提高银行自己利润的措施。但是此外，票据向银行券即法定支付手段、或向即使不是法定的但却是一般公认的交付手段的兑换能力，却变成是值得怀疑的了。因此，日益增长的流通所要求的信用货币的流通，便受到强行阻止，尽管生产状况没有为此提供丝毫原因；于是，有时人为地造成了信用货币流通的完全中断及其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结果。当然，迎合这种错误理论，把它变成实践，给借贷资本带来的就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好处了。 美国的情况还更为不可思议，在那里，银行券流通的扩大只有通过购买国债的扩大才有可能。由于国债量是限定的，所以需求的增加便立刻导致市价的大大提高。这使银行感到，即使在高利息条件下，发行银行券也无利可图。此外，如银行放弃购买国债，从而放弃银行券流通的扩大，就会造成利息的过度提高。这不仅向银行和银行资本家提供了异常大的利润，而且使他们一般地成为货币市场的主宰，使他们不仅对投机和交易所实行独裁统治，而且也通过股票事业和信用提供的中介对生产实行独裁统治。这也是美国交易所对财产向少数货币资本家手里集中赢得如此重大意义的原因之一。如果这种银行立法仍然得以维持，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偿还国债恰恰意味着对自己银行券流通的破坏。这是一种荒唐行为，但同时也是一种方法，一种为借贷资本提供货币的好方法，因而也是对一切救治尝试的有效抵制。 银行立法的限制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容忍，是因为（部分是由这种立法造成的）银行券流通恰恰在这种限制最严格和最有害的英国和美国，由于其他种类的信用货币流通的形成而受到限制，从而法律规定不那么使人感觉得出来。这也包括票据交换和支票交易的形成。票据交换造成票据的直接抵消。票据在它们的互相抵消的范围内，执行自己的货币职能，因而无需转化为银行券。支票也起同样的作用。支票要求归还自己的存款。这种存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银行已经把它贷出。如果我以建立在这种不存在的存款基础上的支票进行支付，那就像我以银行券进行支付一样，这种银行券同样没有金属准备，而是如同被贷出的存款，仅仅以银行的保证作为基础。它们经济上具有相同的内容，虽然形式（幸而银行立法者只看到形式）还呈现如此差别。在美国，除了这种银行券流通的节约手段（正是信用货币的一种形式能由另一种形式所代替的情况，证明了它们的本质上的同一性）外，还有一种切实保证：当面临可能发生的危险威胁时，著名的银行法便立即停止执行。 银行券立法的作用，也可以削弱、有时则可以完全消除表现在危机期间国际收支变化中的一些趋势。我们已经看到，国际收支的变化总是在贸易收支的形成所提供的基础上进行的。贸易收支本身首先取决于生产的自然条件，其次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一个经济发达的古老国家，即具有十分强大的纯产业的发展、主要出口生产资料和只有较少原料生产的国家，将会出现贸易收支逆差。只有当英国（具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国家）不仅把自己的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而且也作为资本输出时，即生产资料不是卖到国外而是作为自己向外国的投资输出时，英国才能如此强大地发展自己的生产资料出口。例如，英国同意向南美提供一笔铁路贷款，而南美人用这笔进款购买英国的机器、火车头等等。这种同时是资本输出的输出，便不再依赖于同时的商品输入。如果是单纯商品输出，只要例如南美能够用自己的商品进行支付，它就可以长期从英国取得生产资料，因为南美没有积累起足够的货币，以便从纯金属储备中支付这种数量的生产资料。事实上，国际贸易的一大部分就是这种商品交换，它们在这一范围内互相抵消。但是，由于商品是作为资本输出的，所以输出量便不依赖还不发达的国家的商品生产。它的界限仅仅在于：一方面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即生产资本的剩余。这恰恰是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原因。因此，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出口提高到远远超过来自不发达国家的进口。因此，贸易收支逆差便为相反的国际收支顺差所弥补，因为这些国家不断地获得支付，即获得由输出的资本中产生的利润。 决定黄金输入和输出的趋势，现在按贸易收支和国际收支的具体的量的构成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说美国绝没有出现像英国早期危机时那样经常的黄金外流，那么，也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由银行券立法中产生的流通信用发展的障碍。由于美国狭小的流通信用的不足而将利息率提高到超过欧洲水平，所以美国能不断把欧洲货币资本吸引到本国来。这种货币资本在高涨时期能否重新流回欧洲并造成美国的黄金输出，完全取决于对欧洲信用压力的强度。 其次是美国贸易收支的构成可以起缓冲作用。美国是一个以原料输出为主的国家。假定有一个好收成，美国的贸易收支恰在高涨期间便发生极大改善。因为例如棉花、铜以及可能还有谷物的价格将会提高，贸易收支的这种改善可以削弱、消除或拖延那些导致黄金外流发生的趋势，因而也就削弱、消除或拖延危机的爆发。但是，对危机的爆发来说，黄金外流的出现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条件（conditiosinequanon）。 在这方面还必须强调指出，国家银行抵制黄金外流的力量，按照造成为输出的目的而需要黄金的原因，而有很大不同。例如，假若占统治地位的银行贴现率在柏林是5％，而在巴黎仅为3％，那么，法国的银行便产生了为利用较高的利息率而把货币从法国转移到德国的动机。例如，如果柏林的交易所投机比较活跃，法国银行想参与进去，情况也是一样。这种黄金的转移并不是由强制的经济必然性引起的，而毋宁说是一定程度上的任意的货币资本运动。如果这些资本能满足于较低的利息率或较少的交易所盈利，那么，它们自身也可以留在法国。因此，适当的银行政策上的措施也可以阻止黄金的运动。使这些货币额保持在国内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向它们提供较高的利息，提高银行贴现率。同时，这也使利息率平均化。如果银行能拒绝兑换黄金，那它也就能够直接阻止黄金的转移。已经停止现金支付的奥匈银行为此有了法律上的权利；也能以白银进行支付的法兰西银行，同样能够拒绝黄金支付，有时也通过行使自己加算黄金贴水权利的形式。[5]通过提高金价，消除了由利息差额中产生的好处，从而消除了黄金流出的动机。英格兰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不掌握这种直接的手段。但至少后者在出现货币的紧张状况时试图通过对黄金输出业者施加间接压力而限制黄金流出。此外，对国家的国民经济来说，这种政策如果仍限于这种黄金输出的场合，就是完全合理的。同时，对货币资本自由移动或黄金外流的这种实际限制，是防止各国利息率向同一水平的国际平均化的原因之一。 但是，例如由于德国人在英国必须对商品和有价证券进行支付而德意志帝国银行产生黄金需求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德国人首先在柏林交易所购买英国汇票；但若汇价超过平价，他们宁愿用黄金支付。倘若帝国银行拒绝提供黄金，那些必须进行支付的德国债务人，如若不想宣告破产，就必须重新购买英国汇票。他们的需求将使汇价提高到平价以上，这意味着德国货币贬值，而防止货币贬值是银行政策的最高任务。 因此，仅仅由金融交易引起的黄金外流是可以阻止的；这时，这种金融交易恰恰必须停止。反之，不使货币贬值，就不能阻止为清偿由商品和证券的交易中已经产生的实际债务所必要的黄金外流。 [1]当然，我们这里只考察交易所危机，这种危机作为一般商业危机的一个因素而出现。交易所危机和投机危机，也可以孤立地发生。例如，交易所危机常常出现在产业繁荣的最初阶段，当投机在高涨开始出现之前实现的时候。1895年维也纳的情况就是如此。 [2]例如，在最近的美国货币危机时期，向欧洲的棉花和谷物出口便全力加速进行，以期能够从欧洲赚得黄金。 [3]当然，这是陈旧的经验。一位匿名的大陆商人对著名的金条委员会（1810年）成员说了这样的话：“事实上，我只知道清偿贸易收支逆差的两种方法，即或者付黄金或者破产。” [4]这是在皮尔时期；当今无准备的银行券数额约为1850万英镑。 [5]“当货币外流时，法兰西银行经常加算一份贴水；在国外需求增强时，贴水提高到千分之八，甚至到千分之十。因为外国只能使用黄金，所以贴现者必须把这一数额加算于国内贴现率。一般说来，可以肯定，在外国贴现率高而巴黎的贴现率很低时，就会使用黄金贴水。它使一张千分之五利息的为期三个月的票据，提高到年息为2％。”（萨尔托里乌斯：《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第263页。）
第十七章危机的原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十七章危机的原因 当我们考察在无政府主义生产中必须实现的比例关系的复杂性时，首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承担保持这些比例关系的责任？显然，价格规律必须执行这种职能。因为价格调节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的变化对生产的扩大或限制，以及对新的生产的建立等等，是决定性因素。由此也产生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唯一可能的调节者的客观价值规律的必然性。因此，对这些比例关系的干扰，必须从对这种生产的特殊调节的干扰，即对价格形成的干扰（结果，价格不再是生产必要性的标志）方面来解释。因为这种干扰是周期性的，所以对价格规律的干扰也必然表现为周期性的干扰。 资本家关心的不是他的产品价格的绝对水平，而是市场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比例，或者说是利润水平。他把自己的资本投于哪些生产部门取决于利润水平。如果利润明显地下降，新投资就会完全停止。在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的场合，尤其如此。因为这样投入的资本被长时间地固定下来，而固定资本的价格对利润率的计算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知道，资本有机构成是变化的。由于技术的原因，不变资本部分比可变资本部分增加得快。此外，固定资本比流动资本增加得快。但是，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减少引起利润率的下降。危机意味着销路减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销路减少是以新投资停止为前提的，后者是以利润率下降为前提的。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是由这种资本的新投资时发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决定的。危机只不过意味着出现利润率的下降的时刻。但是，在危机之前，存在一个价格和利润水平高的繁荣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转折是怎样发生的呢？这种从狂热的活动、优厚的利润和提高的积累的极乐世界向销路停滞、利润消失和出现大量闲置资本的绝望境地的过渡是怎样发生的呢？ 每个产业周期都是从生产的扩大开始的。生产扩大的原因按具体的历史时期而有所变化。但是一般说来，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新市场的开拓，新生产部门的建立，以及新技术的采用和人口增长所引起的需求的增加。需求的增加首先使各个生产部门的价格和利润提高。因此，这些领域中的生产也扩大了，而这也意味着对提供给它们生产资料的那些领域的产品的需求增加了。于是，新的固定资本投资和对旧的、技术上过时的设备的更新，以更大的规模进行。这个过程普遍化了，每个产业都通过自己的扩大创造了对其他产业部门产品的需求。各个生产领域相依为命，产业对产业成为最好的顾客。 可见，产业周期是从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增加开始的。固定资本的更新和增加是推动繁荣到来的主要动因。而在繁荣时期，生产的扩大同时也伴随一切现有生产力的最大利用。 “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也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比如说平均为10年。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期的新的物质基础。”[1] 但是，在繁荣阶段初期，除了前面所叙述的需求的增加之外，利润率提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首先，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与需求的增加同时出现，而且前者正是由后者所造成的。劳动期间缩短了，因为实行技术改良可以更迅速地制成产品。例如，在采矿业中，为促进真正的采掘而雇用的辅助工人被限制到最低限度；机器通过加快运转，特别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清除空闲班次、加班加点和雇用新工人）而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等等。此外，流通时间缩短了，销路顺畅，流通时间常常由于按订货加工而事实上等于零。对一系列重要的产业部门来说，在相近的国内市场上的销售比在遥远的外国市场上的销售增加，这又意味着流通时间的缩短。所有这些又造成年利润率的提高，因为生产资本从而生产剩余价值的可变资本的周转加快了。 周转时间的缩短，同时还意味着产业资本家垫付的货币资本同生产资本相比而相对减少。首先，由于机器的运转加速而造成的劳动期间缩短，一般说来，由于现存生产因素更密集地加以利用，在货币资本的支出没有增加或至少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现有生产资本得到了更好的利用。其次，流通时间缩短了，从而资本家在流通时间内，除了真正在生产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之外，还必须握有的资本量也减少了。因此，只是为了流通目的从而非生产性使用的资本，同为了生产利润而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相比减少了。流通时间的缩短和周转的加快，同时也减少了作为商品储备闲置起来的，只能造成非生产费用的资本部分。因此，年剩余价值率和年利润率提高了，而后者由于用于流通目的的资本的减少而提高得更为显著。同时，剩余价值量从而积累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因此，产业的繁荣只不过意味着资本增殖条件的改善。但是，最初造成繁荣的同样情况，也包含着使增殖条件逐渐恶化，直至最后出现妨碍新投资和明显滞销的潜在因素。 例如，如果说在产业周期的第一个阶段上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利润率的提高，那么，这种提高只是在为以后利润率下降准备了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在繁荣时期，涌现出大量新投资，这些新投资必须适应最新的技术状况。但是，我们知道，技术的改善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则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增殖条件的恶化。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相比相对下降，从而同样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一个较小的利润率；第二，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相比越大，资本周转时间也就越长；而周转时间的延长也同样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 此外，还有其他延长周转时间的情况。在繁荣阶段的鼎盛时期，劳动期间可能延长，因为可能出现劳动力的缺乏，特别是熟练劳动力的缺乏，且不说在这个时期经常发生的工资斗争。不变资本的过度使用也会造成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例如，机器超高速地运转，如果雇用不熟练的工人，机器可能遭到损坏；或者为了不致错过产业开足马力的短暂时期，忽视了维修和辅助劳动。再进一步，流通时间也延长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已经满足，必须寻找更遥远的国外市场。商品销售即商品向货币的再转化的时间延长了。所有这些因素，在繁荣的第二个阶段上都造成利润率下降。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在繁荣时期，由于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劳动力的价格上涨。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率从而利润率下降。不仅如此，由于后面还要讨论的原因，利息率逐渐提高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上，因此，企业利润率下降了。当然，银行资本的利润却由此（这种情况经常被忽视）而增加了。但是，在这个时期，银行不再能够为生产扩大提供货币。首先，在这个时期，商品和证券的投机最盛行，对信用的要求显著增加；其次，正如我们还要看到的，生产资本家互相提供的流通信用已不能满足增加了的要求，银行在这里不得不介入了。因此，银行便具有以流动形式即货币形式保持自己利润的倾向，阻碍了它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从而阻碍了实际的积累和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同时，这也意味着对生产过程的干扰，因为银行通过提高利息率吸收的并以货币形式保持的货币资本的再转化受到阻碍，使用来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本的相应（protanto）部分失去销路。因此，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企业主收入的减少同样意味着增殖条件的不断恶化和积累的减少。 危机是在上述利润率下降趋势胜过由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价格和利润上升趋势的瞬间出现的。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为繁荣的结束准备了条件的这些趋势，怎样在资本主义竞争中并通过资本主义竞争而实现？第二，为什么这种实现是激烈地而不是平缓地，是突发地而不是渐进地进行的？当然，后一个问题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因为对行情的波动来说，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具有决定意义，而这种交替的突发性仅仅是第二位的。 很清楚，如果在繁荣时期价格的上涨是普遍的和一致的，那么，这种上涨就是纯粹名义上的，如果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10％或者100％，那么，它们的相对交换比例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2]这样，价格的上涨也不会对生产发生任何影响，不会引起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变动和引起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如果生产像前面的图式所描述的那样按照正当的比例进行，这种比例就无需改变，因此也不会受到破坏。可是，如果由于价格上涨的性质可能造成排除这种均衡性的因素，情况就不同了。那时，价格形成的变化也会引起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变化，因为价格和利润的变化对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具有决定性影响。一旦事实表明价格上涨必然带来资本分配关系的变化，这种可能性就变为现实性。实际上，也可以指出妨碍这种均衡性的因素。 如果撇开技术革命不论，仅仅考察经常性技术变化的平均情况，那么，在使用机器、一般固定资本最多的地方，归根结底造成利润率下降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也最大。因为已经使用的机器、科学等等的数量越大，设备的合理性、技术的改进以及更科学的处理方法的利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和越经常地出现，出现更高的有机构成的趋势在这里的作用也就越强烈。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只不过是生产率提高的经济表现。生产率提高意味着等量商品的价格降低。因此，新投资本首先获得超额利润，从而，资本流向这些投资领域。这里，一种干扰因素也在发生作用。在这些新投资领域中产生的超额利润越大，流入这些领域的资本也就越多。一直到这些领域的新产品涌入市场，它们过多的供给把价格压下来的时候，某种纠正才会出现。[3]与此同时，这些领域的需求也同样提高了其他领域的产品价格，并在那里引起资本供给，尽管规模比较小，因为那里的超额利润由于技术改进较小也比较少。进一步的结果是，由于资本不是按同一比例增加，所以价格上涨在后者的场合比较高。在前种生产领域中，超额利润大；在后种生产领域中，超额利润比较小。这种差别渐渐趋于平均，因为在前一场合，较大的资本供给造成超额利润减少；在后一场合，较少的资本供给造成价格提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固定资本量增大，而各种不同产业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量的差别也随之一起扩大。 但是，固定资本量越大，制造新设备所必要的时间也就越长，各个产业部门可以扩大生产的时间上的差别也就越大。而制造新设备的时间越长，也就越难适应消费的需要，供给也就越落后于需求，价格在这里上涨得也就越猛，这些产业中的积累冲动也就越普遍。 固定资本量越大，它们带来新的变化和提高生产效率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但是，在达到这一点之前，供给将落后于需求。高炉的增加、新煤矿的建立以及新铁路的铺设所经历的时间，比纺织品或纸张生产扩大所需时间要长。因此，一方面，随着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利润率长期下降的原因增强了；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关系的变化，由于供给相对于需求的缓慢增长所引起的供求关系的演变，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在景气时期，价格的提高一开始就比其他生产部门更急剧。不仅利润没有减少，相反地，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首先伴随着价格和利润的提高。而且，一般说来，价格具有这样的趋势：有机构成的发展越高，价格上涨的幅度就越大。但是，资本流入利润较高的部门，所以进行积累的资本首先被引导到这些部门中来；这种倾向将延续下去，直到新投资完成和新企业发挥更强大的竞争作用。因而，在资本有机构成最高的部门中，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相比，具有过度投资和过度积累的倾向。当前者的产品进入市场的时候，这种不均衡便表现出来。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的生产没有按同样的方式或以同样的速度扩大，而是比较快但却不那么强地扩大，这些新产品的销售便受到阻碍。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技术最发展的生产部门中，即早期首先是在纺织工业和后来在重工业中，危机表现得最严重。一般说来，在资本周转时间最长、技术的完善和革新进展最大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也最高的地方，危机最为严重。 危机本身首先使价格和利润降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即降低到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以下。生产缩小，弱小的企业破产，最后只有那些即使在价格下降条件下仍能取得平均利润的企业还继续经营。但是，这种平均利润现在却具有不同的水平。它不再与产业周期出发点上的有机构成相适应，而是与已经变化了的、比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相适应。 相反地，在那些固定资本量较小的产业中，能够更迅速地适应消费需要，价格的上涨仍停留在较狭隘的限界内（撇开原料价格的波动不论），对资本积累没有什么刺激。这是产生比例失调和新投资本集中在价格上涨得最迅速和最高的生产部门的另一个原因，同时也是造成下述事实的一个原因：一般固定资本越大，危机的作用一般说来也就越强；在固定资本量最大的部门里，危机的作用也就最强烈。 此外，某一定时期的技术水平对一定生产部门所要求的资本量越大，也就越难使生产的增长在数量上精确地适合消费的增长。例如，通过新建一座小钢铁厂以扩大钢铁生产，在技术上是不合理的，因而是不经济的。在这里，技术独断专行地决定扩大的程度，而不可能关心扩大的程度是否符合消费者的要求。一旦现有的生产力被充分地利用（这种利用的可能性的变化是抵消需求的较小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重工业的扩大就只能大规模地、跳跃式地进行，而不是按资本主义初期那样小规模地进行。在这里，轻工业的适应能力要大得多；因此，这期间的价格上涨也比较小。 除了由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产生的价格构成的这种不协调以外，还有由自然情况产生的其他不协调。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的部门中，存在着过度积累的倾向。这些部门一方面是原料的大宗消费者，而另一方面也为其他部门提供原料和半成品（铁、煤）。这里，也可能出现对比例性的干扰。“我们在第二卷中已经看到，在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售之后，这个货币的一定部分，必须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一定技术性质所需要的比例，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在这里，撇开工资，也就是撇开可变资本不说，对一切部门来说，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原料，包括辅助材料在内，而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生产部门，例如采矿业和一切采掘工业，辅助材料则特别重要。……如果原料的价格上涨了，那么，在扣除工资以后，它就不可能从商品的价值中得到完全补偿。因此，剧烈的价格波动，会在再生产过程中引起中断，巨大的冲突，甚至灾难。特别是真正的农产品，即从有机自然界得到的原料，由于收成的变化不定等等，——这里我们还是完全撇开信用制度不说，——会发生这种价值变动。……第二个要素——在这里，我们仅仅为了完整起见才提到它，因为竞争和信用制度还不属于我们这里考察的范围——是：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像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二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间间隔，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只要有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增长起来。因此，由固定资本即机器等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的生产和增加，可能会并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比由有机原料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快得多，结果对有机原料的需求会比它的供给增长得快，因此，它的价格会提高。这种价格提高，实际上会导致如下的结果：1.这种原料会从较远的地区运来，因为提高的价格可以弥补较贵的运费；2.这种原料的生产会增加，不过按照事物的性质，也许要在一年以后，产量才能实际增加起来；3.以前没有使用过的各种代用品会被利用起来，废料会更经济地利用。如果价格的提高开始非常明显地影响生产的扩大和供给，这多半表明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由于原料和有原料作为要素加入的各种商品长期持续地涨价，需求下降了，因此对原料价格产生一种反作用。撇开这种反作用由于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贬值所引起的动荡不说，还会出现一些别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些情况。 首先，从以上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因而，由机器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突然增加和持续增加的手段越多，积累越快（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也就越严重，植物性原料和动物性原料的相对生产不足也就越明显，上面所说的原料价格上涨的现象以及随后产生的反作用也就越显著。因此，由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主要要素的这种剧烈的价格波动引起的激变，也就越频繁。”[4] “因此，在生产史上，我们越是接近现代，就会越是经常地发现，特别是在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中，从有机自然界获得的原料，是处在一种不断重演的变动中：先是相对的昂贵，然后是由此引起的贬值。”[5] 除了这些干扰之外，还有由固定资本再生产的方式中产生的其他干扰。我们已经看到，在简单再生产中，被消耗掉的固定资本必须等于新投入的固定资本。实际上，这个条件绝不会严格地实现。因此，为了弥补这种状况，一方面必须经常有剩余的固定资本部分即商品储备，另一方面必须有与商品储备相应的准备货币资本。一定的商品储备和一定的货币贮藏是再生产的条件，否则再生产就会在一定时点上陷于停顿。资本本身的弹性可以使这种小规模的弥补比较容易地进行，也可以通过加快生产速度或加班加点等来满足某些迫切的需要。对一切生产能力的滥用，既减少了商品储备，又减少了货币储备（相对地和绝对地），从而消除了在正常时期用以抵消干扰的因素。在危机以前的阶段内，准备货币资本的减少是绝对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这时达到顶峰，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从而流通信用回流开始滞缓而造成对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迅速增加。现在，提取准备货币资本已不能抵偿对销售的进一步干扰，因此而导致破产。 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对比例造成进一步的干扰。在繁荣时期，价格从而利润提高了。商品价格的提高必然超过工资的提高，否则利润将不会增加。因此，在新产品中，企业家阶级所得的份额比工人所得的份额增加得快。消费绝对地增加了，因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工人，他们的消费都扩大了。但是，积累增长则更快，因为正是这时对积累的刺激作用最强，即使只延续一定时间，直至奢侈品消费增加。奢侈品消费有很大弹性，也比较容易适应强烈的积累冲动。于是，便发生了变化。利润的比较大的部分用于积累，比较小的部分用于消费。而这就是说，消费不是与生产同步增长。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消费中那种保持不变的部分，归于以固定薪水而不是直接靠生产来维持生计因而只是受生产波动间接影响的收入阶层。 因此，繁荣期间的比例失调是由于价格构成上的干扰而产生的。因为上面提到的所有因素都意味着市场价格同生产价格的背离，从而意味着在其规模和方向上都取决于价格构成的生产调节上的干扰。这些干扰最后必然导致销售停滞。这些干扰的实现是由信用现象相伴随和中介的。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这些现象。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06—207页。 [2]乍一看来，繁荣时期的特征似乎是价格的普遍和一致的上涨，而萧条时期的特征是价格的普遍和一致的下降。这就是人们如此长期不懈地在货币价值的变动中寻找危机根源的原因。对货币数量论的迷信也在这里找到自己最坚强的支柱。 [3]“毫无疑问，正是在洛林-卢森堡地区，采矿业和冶铁业的经济发展极其迅速，其影响十分显著，一些新工厂后来开始营建，因此在高涨时期长时间地促进了需求的增长。但是，在1899年底和1900年春，当这些新工厂开始投产时，发展的高峰已经过去，以致它们现在只是促进供给的增加……由于它们退出消费者的行列和带着自己的产品出现在市场上，生产能力日益提高，生产过剩也就不可避免了。”（《1900年以后德国经济生活的纷扰》第2卷，见《矿业和制铁业》第48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4—136页。另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Ⅱ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588页以下。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8页。
第十六章危机的一般条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四篇金融资本和危机 第十六章危机的一般条件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平衡条件 ↘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平衡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注定要经历繁荣和萧条的循环，这是经验的规律。以危机为中介，完成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在繁荣阶段的某一定时刻，一系列生产部门出现滞销，价格也因此而下跌。滞销和价格下跌的现象不断扩大，生产受到限制。这个阶段价格和利润偏低，会持续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后，生产又开始逐渐扩大，价格和利润上涨，产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直至转折点重新出现。这一过程周期性地反复出现提出了它的原因何在的问题，这些原因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 危机的一般可能性是同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一起产生的。这包含着：如果货币没有被用于商品流通，而是被凝结为贮藏货币，商品流通过程就可能发生中断。W1—G—W2过程停止了，因为实现了商品W1的G本身不实现W2。W2仍然卖不出去，从而造成销路停滞。 但是，只要货币仅仅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只要商品直接交换货币并且货币也直接交换商品，那么，货币向贮藏货币的转化就只能是个别的和偶然的过程，它意味着某种商品不能销售，但并不意味着普遍的销路停滞。随着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的发展，进而随着流通信用的发展，这种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现在，销路停滞意味着不能进行已经约定的支付。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支付约定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用于其他的一系列交易。一个人不具有支付能力，也使其他人不能支付。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造成的支付义务的链条破裂。一个环节上发生的滞销波及其他一切环节。滞销成为普遍现象。因此，支付信用发展了生产部门之间的连带关系，提供了使局部滞销转变为普遍滞销的可能性。 但是，危机的这种一般可能性，仅仅是危机的一般条件：没有货币流通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的发展，危机就不可能发生。但是，可能性远远不是现实性。 简单商品生产，更确切地说，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一般不存在危机。对经济的干扰不是来自经济规律上的危机，而是来自诸如歉收、干旱、瘟疫和战争等特殊的自然或历史原因引起的灾害。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来自生产的不足，而根本不是来自某种生产过剩。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生产依然主要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生产和消费作为手段和目的而联结在一起，商品流通只起比较小的作用，那么，上述情况便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使商品生产普遍化，尽可能使一切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以及（这是决定性的因素）使商品销售成为再生产得以重新进行的先决条件。[1] 但是，这种产品向商品的转化，造成生产者对市场的依赖，并把原则上已经存在于简单商品经济之中的、由私人经济的独立性造成的生产不规则性，发展成为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随着地方的和分散的市场扩展成为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这种无政府状态便形成危机的第二个一般条件。 资本主义通过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创造了危机的第三个一般条件。首先，资本主义使生产者与他的产品相分离，把他归结为价值产品中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部分。这样，它就创造出了一个雇佣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消费并不直接同全部产品发生关系，而仅仅同总产品中等于工资资本的部分发生关系。但是，雇佣工人生产的产品并不是雇佣工人的财产。因此，他们的生产并不服务于他们消费的目的。相反地，他们的消费及其消费的范围，依赖于他们不能施加任何影响的生产。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目的是利润的实现和增加。这就是说，决定生产的命运即它的规模扩大或缩小的关键性因素，不是消费及其增长，而是利润的实现。生产是为了取得一定的利润，维持资本的一定增殖程度。因此，生产并不依赖于消费，而是依赖于资本的增殖需要。增殖可能性的恶化，意味着对生产的限制。 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与消费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般联系。这种联系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自然条件。但是，在为满足需要的经济中，消费决定生产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只受已达到的技术水平的限制。相反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消费由生产规模来决定。而生产规模又受当时的增殖可能性、资本的增殖程度以及资本及其增长产生一定利润率的必然性的限制。这里，生产的扩大遇到纯粹社会的障碍，这个障碍产生于该社会的一定结构，并且仅仅为这一社会结构所特有。危机的可能性虽然来自无规律的生产可能性，从而来自一般商品生产，但它的现实性却仅仅来自这样一种无规律的生产，这种生产同时消除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是其他社会形态的特征），并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插入资本按当时的一定比率进行增殖的条件。 一般说来，“商品生产过剩的说法”和“消费不足”的说法一样，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严格地说，人们只能在生理学的意义上谈消费不足。而这种说法在经济学中没有意义，在经济学中只能说社会所消费的少于它所生产的。如果生产完全以正常的比例进行，那我们便想象不出消费不足怎样才能发生。因为总产品等于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c+v+m），v和m被消费掉，被消耗掉的不变资本要素必须得到补偿，所以生产可以无限扩大而不会导致商品生产过剩，即不会导致生产出来的商品（这里，只考虑使用价值）即物品超过所能消费的数量。[2] 此外，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由于危机周期性地相继发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所以它的原因必然存在于资本性质之中。症结必然在于由这个社会的特殊性质所产生的干扰。资本主义生产的消费关系所提供的狭小基础之所以是危机的一般条件，是因为扩大这一基础的不可能性是市场停滞的一般先决条件。如果消费能够任意扩大，那就不可能出现生产过剩。但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下，消费的扩大意味着利润率的降低。因为广大群众消费的扩大依赖于工资的增长，而工资的增长又意味着剩余价值率从而利润率的降低。因此，如果积累引起对工人需求的增加达到如此之大，以致出现利润率下降，从而（作为极限）增加的资本不能比未增加的资本生产出更多的利润，那么，积累就必然因不能达到它增加利润的目的而停止。正是在这一点上，积累的一个先决条件即消费的扩大，便与积累的另一个先决条件即利润的实现发生了矛盾。增殖条件反对消费的扩大。由于前者是决定性的，于是，矛盾便升级为危机。但是，狭小的消费基础仅仅是危机的一个一般条件，而危机根本不能由“消费不足”的论断加以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尤其不能由此加以说明，因为周期性根本不能由某种经常的现象来说明。因此，马克思的如下论述与我们前面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 “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么，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甚至资本也会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不断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采取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用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窄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二者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正好因此而日益增长。”[3] 周期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因此，它只能由特殊的资本主义性质中引出。[4] 一般地说，危机就是流通过程的阻碍。它表现为大量的商品没有销路，商品价值（或商品的生产价格）不能实现为货币。因此，它只能从商品流通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条件来说明，而不能由简单商品流通的条件来说明。 商品流通的特殊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商品必须被作为资本的产品即作为商品资本来生产，并作为商品资本来实现。因此，这种实现包含着仅仅是资本本身所特有的条件，这正是资本的增殖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从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它在这里特别重要）的角度对这些增殖条件进行了分析，从而进行了除魁奈之外在政治经济学中还未曾开始的尝试工作。如果说马克思称魁奈的《经济表》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那么，马克思自己对社会生产过程的分析肯定是对天才思想的最天才的叙述。一般说来，《资本论》第二卷中如此被人忽视的分析，从所谓纯粹经济理性的观点来看，是这个令人惊叹的著作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只有回想一下马克思分析的结果，才能达到对危机原因的认识。[5]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平衡条件 我们扼要重述马克思分析的最重要的结论如下： 在作这种考察时，我们首先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保持不变，即简单再生产；同样，撇开价值和价格的变动不论。 总产品，从而社会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 1.生产资料，即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形式的商品。 2.消费资料，即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形式的商品。 每一部类的资本都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可变资本（v）和不变资本（c）。后者又分为固定不变资本和流动不变资本。 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价值c，是和生产上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不一致的。固定资本仅仅把它的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产品中去。下面我们首先撇开固定资本不论。 总商品产品用下列公式来表示： Ⅰ.4000c+1000v+1000m=6000生产资料。 Ⅱ.2000c+500v+500m=3000消费资料。 总价值=9000，其中不包括继续以实物形式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 现在，如果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这里全部剩余价值都是非生产性地被消费掉）的各种必要的交换，并且先不考察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流通，那么，我们一开始就会得出三大要点： 1.第Ⅱ部类中工人的工资500v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500m，必须用于消费资料。但是它们的价值存在于价值1000的消费资料中，这些消费资料掌握在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手里，补偿预付的500v，并代表500m。因此，第Ⅱ部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将在第Ⅱ部类内部同第Ⅱ部类的产品进行交换。这样，就有（500v+500m）Ⅱ=1000以消费资料形式从总产品中消失。 2.第Ⅰ部类的1000v和1000m同样必须用于消费资料，即用于第Ⅱ部类的产品。因此，它们必须同第Ⅱ部类的其余的、数量与它们相等的不变资本部分2000c相交换。为此，第Ⅱ部类会得到数额相等的生产资料，得到体现第Ⅰ部类的1000v+1000m的价值的第Ⅰ部类的产品。因此就有2000Ⅱc和（1000v+1000m）Ⅰ从计算中消失。 3.还剩下4000Ⅰc。它们由生产资料构成，只能用于第Ⅰ部类，以便补偿该部类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要通过第Ⅰ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互相交换来解决，就像（500v+500m）Ⅱ要通过第Ⅱ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或通过第Ⅱ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解决一样。 固定资本的补偿起着一种特殊作用。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由劳动资料转移到劳动产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继续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而且是以它的旧的实物形式继续执行职能。只是劳动资料的损耗，即它们在一定期间持续执行职能时逐渐损失的价值，才作为借助于劳动资料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要素再现。 当等于固定资本损耗的那部分商品价值转化成为货币时，这种货币是不会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的，虽然它补偿了生产资本的价值损失。它在生产资本旁边沉淀下来，保留它的货币形式。 这种货币沉淀反复发生，直到年数不等的再生产时期结束为止；在这个时期，不变资本的固定要素以其旧的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职能。一旦这种固定资本要素如建筑物、机器等等报废，不能再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其价值就存在于身旁，全部由货币来补偿，即由货币沉淀的总和，由固定资本逐渐转移到它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已经通过商品出售而转化为货币形式的价值的总和来补偿。接着，这些货币就用来对固定资本（或固定资本的要素，因为固定资本的不同要素有不同的寿命）进行实物补偿，从而对生产资本的这个组成部分进行实际更新。可见，这些货币是不变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即固定部分的货币形式。 因此，这种货币储藏本身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还没有完结，从而还没有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所生产的商品中去，还不必用实物补偿之前，固定资本价值或它的个别要素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再生产和贮存。只有在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新的要素，以便补偿它的寿命已经完结的要素的时候，它才失去货币贮藏的形式，从而再能动地进入以流通为媒介的资本再生产过程。但是，为使简单再生产顺利进行，每年消耗的固定资本部分必须等于每年应更新的固定资本部分。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例如（1000v+1000m）Ⅰ和2000Ⅱc的交换。在这2000c中，有200固定资本必须补偿。因此，必须完全转化为流动不变资本的1800c，便与1800Ⅰ（v+m）相交换。现在，第Ⅰ部类中剩下的具有固定资本实物形式的200，同样必须被第Ⅱ部类所购买。但是，只有在第Ⅱ部类的资本家手里有为购买第Ⅰ部类的固定资本200的贮藏货币200时，它才能被购买。因为200必须以第Ⅱ部类其他资本家的货币来补偿，并作为自己固定资本的磨损部分以货币形式来保持。即是说，在前几年中把自己固定资本的磨损部分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的资本家，在这一年要对自己的固定资本以实物（innatura）来更新。他们用200货币购买第Ⅰ部类的剩余额200（v+m）。第Ⅰ部类的资本家用另外的200货币购买第Ⅱ部类其他资本家的消费资料剩余额，后者又把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自己固定资本的磨损部分的货币储存起来。这样，第Ⅱ部类中在这一年对自己固定资本以实物形式更新的那部分资本家，便提供了第Ⅱ部类其他资本家能够用以把自己的磨损部分货币化并作为货币保持的货币。因此，我们必须假定，消耗的固定资本和应当更新的固定资本之间的比例保持不变。此外，还必须假定，消耗的（从而应当更新的）固定资本和以旧的实物形式继续发挥作用的固定资本之间的比例也保持不变。因为如果消耗的固定资本增加到300，那么，流动资本就会减少。Ⅱc现在有较少的流动资本，生产就不能以同样的规模继续进行。此外，如果固定资本增加到300，而第Ⅱ部类只花费200货币用于以实物对资本进行更新，那么，第Ⅰ部类的固定资本就有100卖不出去了。 因此，只要每年消耗的固定资本和继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实际上情况也总是如此），那么，在完全维持固定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生产的比例失调仍然可能发生。 正像刚才所看到的，要使简单再生产成为可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Ⅰ（v+m）必须等于Ⅱc。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比例的实现总是受到干扰，为了使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总是必要的，以便随时准备应付突然出现的需要以及需要的不断变动。但是，进行周转的资本价值的回流中的一定干扰和不规则性经常发生。为了克服这种不规则性，资本家一方面必须掌握商品储备，另一方面还必须经常掌握货币储备，以便总是能够相应地支配这些商品储备和排除干扰。排除干扰需要追加货币即准备货币资本。这种资本必须保持货币形式，因为恰恰可能是商品资本的周转受到干扰，而资本家必须得到商品，并要在一个较早的时间内得到。但是，价值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形式，才能随时向任何其他商品转化。这里，货币的必然性也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 “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数量的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像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6]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种相对生产过剩也必然经常发生，并表现于为排除干扰而经常存在的商品储备。另一方面，与此相应的是归产业资本家支配的货币资本储备，这种储备使他们有可能在出现干扰时，从商品储备中置备为继续进行自己的生产所必需的因素。所有资本家为对付暂时的干扰，即使在正常时期也必须掌握的这种准备货币资本，不能同那种商品滞销时所必要的准备货币资本混为一谈。在繁荣时期，一方面是生产急剧扩大，另一方面是以前的准备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准备货币资本减少，这意味着抗干扰因素的丧失。于是，这就成为产生危机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可以确定，这种相对生产过剩的必然性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再生产过程的性质的基础上的（只要资本主义社会里表现为固定资本的生产因素达到较大的规模）。这种由技术的自然状况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实际上是单纯的储备的形式，它本身也是一个有调节的、满足需要的经济所固有的，不能同危机期间的普遍生产过剩混为一谈。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有时也形成加剧危机的因素。 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平衡条件 在资本积累是其生存条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简单再生产实际上并不存在。当然，这并不排除在产业循环的过程中，某年的再生产不仅保持不变，而且甚至缩小规模。如果说简单再生产已经要求有一定的复杂的比例关系，那么，在积累过程能够不受干扰地进行时，这些比例关系会变得更加复杂。马克思提出如下图式： Ⅰ.生产资料的生产：4000c+1000v+1000m=6000 Ⅱ.消费资料的生产：1500c+750v+750m=3000 社会产品总价值=9000 假定第Ⅰ部类把自己剩余价值的一半（=500）积累起来，把另一半作为收入消费掉。于是，我们便有了如下交换：第Ⅰ部类以作为收入开支的1000v+500m与第Ⅱ部类的1500c相交换。这样，第Ⅱ部类便补偿了自己的不变资本，并向第Ⅰ部类提供了它应消费的消费资料。这种交换与我们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所遇到的交换完全相同。在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在第Ⅰ部类里的要留下来并转化为资本的500m中，必须有400转化为不变资本，100转化为可变资本。这500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而且其中的400必须以为增大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所必要的生产资料的形式而存在。因此，第Ⅰ部类便把这400归入自己的不变资本。剩下的100m必须转化为可变资本即生活资料。因此，它必须从第Ⅱ部类中购买。由于这100m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所以第Ⅱ部类必须利用它们来扩大自己的不变资本。于是，第Ⅰ部类就有了一笔资本：4400c+1100v=5500。 现在，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是1600c。为了使这些不变资本发挥作用，还必须以货币形式追加50v，以购买新的劳动力；于是，它的可变资本便从750增加到800。第Ⅱ部类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增加总额的这150，由自己的剩余价值来承担。因此，在第Ⅱ部类的750m中，只剩下600m作为这个部类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他们的年产品现在划分如下： Ⅱ.1600c+800v+600m（消费基金）=3000 我们现在得出下列图式： Ⅰ.4400c+1100v+500消费基金=6000 Ⅱ.1600c+800v+600消费基金=30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计=9000 同上面所举数字一样，其中，资本是： Ⅰ.4400c+1100v（货币）=55007900 Ⅱ.1600c+800v（货币）=2400 而开始生产时的资本是： Ⅰ.4000c+1000v=50007250 Ⅱ.1500c+750v=2250 这里，我们看到一系列新的复杂条件。首先，在第Ⅰ部类中，应该积累起来的500m，必须按这样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其中的4／5适用于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1／5适用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其次，第Ⅱ部类的积累程度依赖于第Ⅰ部类的积累。在第Ⅰ部类中，剩余价值的一半被积累起来；而在第二部类中，这是不可能的。在750的剩余价值中，只有150即1／5被积累起来，而4／5必须被消费。 现在我们来考察积累的进展情况。 如果现在以增加了的资本进行生产，那么，我们在下一年年底得到： Ⅰ.4400c+1100v+1100m=66009800 Ⅱ.1600c+800v+800m=3200 如果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进行积累，我们下一年将得到： Ⅰ.4840c+1210v+1210m=726010780 Ⅱ.1760c+880v+880m=3520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假定，第Ⅰ部类的剩余价值的一半被积累起来，而且Ⅰ（v+1∕2m）=Ⅱc。 要进行积累，Ⅰ（v+m）必须始终大于Ⅱc，因为Ⅰm中的一部分恰恰不能转化为Ⅱc，而是必须充作自己的生产资料。相反地，Ⅰ（v+1∕2m）可能大于或小于Ⅱc。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没有必要更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7] 生产的提高要求增加黄金量用于自己的交易。在流通速度保持不变和撇开信用不论的条件下，这一增加的黄金量必须由黄金生产来提供。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碰到一个天然的障碍。信用制度把这个障碍远远推到后面，但却不能完全消除。 现在，我们还要考察一下包含积累在内的那些流通过程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在我们的例子里，我们曾经假定，第Ⅰ部类的500m被积累起来，其中400转化为不变资本。这需要通过哪些流通过程才是可能的？第Ⅰ部类用怎样的货币来购买这400？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单个资本家的积累。这种资本家为了能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必须使这一剩余价值事先达到一定的量。因此，年末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必须在许多年内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不同产业部门的资本和这些产业部门内的单个资本，处于剩余价值相继转化为资本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因此，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把他们的已经增加到相应数量的可能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而另一部分资本家则仍然从事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贮藏。因此，这两类资本家是互相对立的：一方作为买者，另一方作为卖者，并且每一方在这两种作用中都只起一种作用。 例如：A卖给B（可以代表一个以上的买者）600（=400c+100v+100m）。他已经卖掉商品600，换成货币600，其中100代表剩余价值，他把这100从流通中取出，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但是，这100货币不过是剩余产品即价值100的承担者的货币形式。 货币贮藏根本不是生产，因此一开始也不是生产的增长。资本家的活动，在这里，不过是把出售剩余产品100所得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握有它，把它扣留下来。这种做法不仅在A方面发生，而且在流通领域的许多点上，还有其他资本家A′、A″、A′″，都同样热衷于这种货币贮藏。因此，在这许多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许多的点也就像是流通的许多障碍，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 但是，A所以能进行这种货币贮藏，仅仅是因为就他的剩余产品来说，他只作为卖者，而不接着作为买者出现。所以，他的剩余产品——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连续生产，就是这种货币贮藏的前提。因此，尽管A从流通中取出相当于他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把它贮藏起来，但另一方面，他也把商品投入流通，而没有以此从流通中取出其他商品，因此，B、B′、B″等等就能够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取出商品。 “和以前考察简单再生产时一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年产品的不同组成部分的交换，也就是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流通（这种流通必须同时包括资本的再生产，以及资本重新恢复它的不同形式：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其前提绝不是接着以卖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的买，或者接着以买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的卖，以致事实上，像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贸易学派所假定的那样（在与重金主义和重商主义制度的斗争中，由于论战利益的引诱而误入歧途——希法亭），只有商品和商品进行交换（即是说，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因而相对来说是多余的——希法亭）。我们知道，固定资本一经投入，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就不用更新，而是以它的原有形式继续发挥作用，它的价值则逐渐地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8] 这里，使货币一般成为可能的，是价值流通对生产过程中固定资本技术职能的持续性的分离和独立化。从社会来看，这种分离是不可能的。每一次固定资本的供给数量，必须同旧的固定资本的磨损一样多。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来说，这种磨损的价值部分要在若干年中保持货币形式。“我们又已经知道，Ⅱc的固定资本（Ⅱc的全部资本价值转化为在价值上与Ⅰ（v+m）相等的要素）的周期更新的前提，一方面是Ⅱc中要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的固定部分的单纯的买，与此相适应的是Ⅰm的单纯的卖；另一方面是Ⅱc中要沉淀为货币的固定（损耗）价值部分的单纯的卖，与此相适应的是Ⅰm的单纯的买。在这里，交换正常进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Ⅱc的单纯的买，按价值量来说，和Ⅱc的单纯的卖相等……不然，简单再生产就会遭到破坏。一方面的单纯的卖，必须由另一方面的单纯的买来抵消。同样，这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Ⅰm中的A、A′、A″的货币贮藏的部分的单纯的卖，和Ⅰm中B、B′、B″要把贮藏货币转化为追加生产资本要素的部分的单纯的买保持平衡。” “既然平衡的形成是由于买者后来作为出售同等价值额的卖者出现，卖者后来作为购买同等价值额的买者出现，所以，货币会流回到在购买时预付货币的、在重新购买之前先已出售的那一方。但是就商品交换本身、就年产品的不同部分的交换而言，实际平衡要取决于互相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的价值额。” “但是，既然发生的只是单方面的交易，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卖，——并且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年产品的正常交易决定了这种单方面的形态变化，——所以，这种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要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相互抵消。”但是，在所有这些单方面的交易中，货币不是作为商品交换的单纯中介而发挥作用，而是作为一个过程（这里，一方面仅仅是商品，另一方面是商品价值的独立形式——货币）的发起者和完成者来发挥其作用。因此，为了一般地使这些单方面的过程能够进行，货币是必要的。 “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同时又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9] 资本家A、A′、A″，通过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形成了货币贮藏，形成了追加的可能的货币资本。在我们考察的场合，这个剩余产品是由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构成的，在B、B′、B″手中执行生产资料的职能。这个剩余产品，只有在他们的手中，才执行追加的不变资本的职能。但是，它在出售以前，在货币贮藏者A、A′、A″的手中已经是潜在的追加的不变资本了。如果我们只考察第Ⅰ部类方面的再生产的价值量，那么，我们就仍然处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在这里，区别只在于被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不同。在价值量相等的范围内，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被生产出来了。以前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完全与Ⅱc相交换并因此必然由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构成的Ⅰm的一部分，现在则由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所构成，以便能够作为这种生产资料并入第Ⅰ部类的不变资本。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只考察价值量，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便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 简单说来，这种物质基础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用在第Ⅰ部类潜在的追加资本的创造上的第Ⅰ部类工人的剩余劳动。 因此，A、A′、A″（Ⅰ）方面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通过相继出售他们的不需要任何资本主义货币支出而创造的剩余产品，——在这里也就只是追加地生产出来的第Ⅰ部类的生产资料的货币形式。“因此，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在流通领域许多点上的大规模生产，不外是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的多方面的生产的结果和表现，这种生产资本的形成本身并不是以产业资本家方面的任何追加货币支出为前提的。”[10] “A、A′、A″等等（Ⅰ）方面的这个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向潜在的货币资本（贮藏货币）的相继转化，是由他们的剩余产品的相继出售引起的，因而是由没有购买作为补充的反复进行的单方面的商品出售引起的，这种转化是靠反复从流通中取出货币以及形成与此相应的货币贮藏来完成的。这种货币贮藏——金生产者是买者的场合除外，——绝不包含贵金属财富的增加，而只包含到目前为止处于流通中的货币的职能的改变。以前它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现在则作为贮藏手段，作为正在形成的、潜在的新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因此，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和一个国家现有贵金属的数量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由此还可以得出结论：已经在一个国家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包括并入生产资本的劳动力，即剩余产品的创造者）越多，劳动的生产力，从而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的技术手段越发展，因而，剩余产品的量无论在价值方面或在价值借以体现的使用价值量方面越大，那么，下列两者也就越大： 1.A、A′、A″等等手中的剩余产品形式的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和 2.A、A′、A″手中的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产品的量，即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量。因此，如果说，像富拉顿这样的人，不想知道普通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而只知道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生产过剩，那就再一次证明，甚至最优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制度的机构。”[11] “如果由资本家A、A′、A″（Ⅰ）直接生产和占有的剩余产品是资本积累即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基础——虽然它要到B、B′、B″等等（Ⅰ）手中，才实际以这种资格执行职能——那么，当它还处于蛹化成的货币的形式，作为贮藏货币，作为只是逐渐形成的潜在货币资本时，它是绝对非生产的，它在这个形式上虽然和生产过程平行进行，但却处在生产过程之外。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重（deadweight）。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剩余产品就是由于它执行职能而产生）的总额越大，转化为潜在货币资本的剩余产品的量也就越大。但是，当每年再生产的潜在货币资本的量绝对增大时，这种资本的分裂也就会更容易，因此，这种资本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一个特殊的企业，不论这个企业是在同一个资本家手中，还是在另一些人（例如参加遗产分配的家庭成员，等等）手中。在这里，货币资本的分裂是指：完全离开原有的资本，以便作为新的货币资本投入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12] 剩余产品的卖者A、A′、A″（Ⅰ）取得的剩余产品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B、B′、B″要得到这种剩余产品，必须通过一种流通行为。他们以前同现在的A、A′、A″一样，通过出售各自的剩余产品，形成所需要的货币；他们已经达到了目标。现在他们通过贮藏货币而积累的还仅仅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实际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来执行职能。 这种交换剩余产品所必要的货币，必须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在简单再生产中，仅仅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会按照各该资本家为交换各自商品所预付的货币的多少，回到各该资本家手中；在扩大再生产中，同样的货币会再次出现，但是它们的职能改变了。A等等和B等等（Ⅰ）将交替地提供货币，以便使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潜在的货币资本，并且交替地把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作为购买手段再投入流通。 这里唯一的前提是：国内现有的货币量（假定流通速度等等不变）要足以适应能动的流通的需要。因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前提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也是必须具备的。不过贮藏货币的职能在这里是不同的。 当然，这种图式的说明是十分简单化的。很明显，在整个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部门和生产消费资料的产业部门之间必然存在的比例关系，对于每个个别的生产部门来说，也必然以类似的方式存在。但是，这种图式同时也表明，只要保持这些比例，资本主义生产——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就能不受干扰地进行。相反，在比例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例如在已消耗的和新投入的资本之间的比例遭到破坏的条件下，即使是在简单再生产中，危机也可能发生。因此，绝不能得出结论说：危机的原因必然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大众消费的不足。消费过度膨胀本身像生产资料的生产保持不变或减少一样，也必然导致危机。同样不能由上述图式本身而得出商品普遍生产过剩可能性的结论，相反地倒是可以指出。现有生产力所允许的任何生产的扩大都是可能的。 [1]撇开特别是在农民经济中所保留的以前自给经济的残余不论，自给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起某种作用。在这里，企业产品本身又成为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例如，作为种子的谷物，煤矿所使用的煤等等。这种自给生产的范围随着企业联合的发展而增大。它之所以是自给生产，因为商品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作为本企业的不变资本要素来使用的。但是，它同以前社会形态的旨在满足需要的自给生产根本不同，因为它不是为消费服务的，而是为商品生产服务的。 [2]“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与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恩格斯对此加了一个注：”供可能出现的洛贝尔图斯危机学说的信徒们参考。”（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56—457页。） [3]《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2—273页。 [4]“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85页。） [5]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贡献是：他在他著名的《关于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中，指出对危机问题的这种研究的意义。值得注意的仅仅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提示。 [6]《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6—527页。 [7]进一步的例子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76页以下。 [8]《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56—557页。 [9]同上书，第557—558页。 [10]同上书，第561页。 [11]同上书，第561—562页。 [12]同上书，第562页。
第十五章资本主义垄断的价格决定。金融资本的历史趋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十五章资本主义垄断的价格决定。金融资本的历史趋势 局部联合意味着集中的一个更高阶段。它们与通过消灭弱小企业而造成集中的较早形式的区别在于：这里，财产的联合并不一定同生产的联合和企业的联合同时发生。但是，局部联合并不意味竞争关系的任何根本的变化。就它们的成本低于其他企业成本或联合前自己企业的成本的限度内，它们在竞争中更为有力；如果联合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很充分，以致它们生产了产品的绝大部分，那么，它们的生产成本对价格将是决定性的。因此，这种联合有降低价格的趋势。这并不妨碍联合的优势能给联合的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甚至是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 垄断联合，即卡特尔和托拉斯，情况就不同了。它们的目的是提高利润率；一旦它们能够消除竞争，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达到这一点。这里便出现了卡特尔价格的问题，这个问题通常被与垄断价格本身的问题混为一谈，而且还有许多争论：垄断联合是真的垄断呢，或是垄断受到某种东西的限制；从而这种联合的价格必须真的等于垄断价格呢，还是低于垄断价格。可是，垄断价格本身，一方面由生产成本与生产规模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另一方面由价格与销售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垄断价格等于这样一种价格，这种价格能使销售量达到如此大的程度，以致生产规模不会使生产费用过于昂贵，从而不会使单位产品利润过于降低。较高的价格减少销售量，从而缩小生产规模，这样，单位产品成本提高而利润降低；较低的价格会大量地减少利润，以致即使是很大的销售量也不能抵偿被降低的价格。 在垄断价格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不确定的和不能测定的因素是需求。需求对价格的提高如何反应，不能确定。垄断价格虽然可以根据经验确定，但是它的水平却不能从理论上客观地认识，而只能从心理上主观地来把握。由于这个缘故，古典经济学派（也包括马克思）在他们的推论中排除了垄断价格，即不能任意增加的商品的价格。相反，心理学派的爱好是“解释”垄断价格，而且最热衷于从商品储备有限出发，把所有价格都说成是垄断价格。 古典经济学派把价格理解为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生产的表现形式，把价格水平理解为依赖于社会劳动生产力。但是，客观的价格规律只能通过竞争为自己开辟道路。如果垄断消除了竞争，它们也就因此而消除了客观的价格规律能够借以实现的唯一手段。价格不再是一个客观决定的量，而变成那些以意志和意识决定价格的人们的计算数例，变成了前提而不是结果，成了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成了任意的和偶然的东西而不是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志和意识的独立的和必然的东西。因此，马克思集中理论的实现，即垄断联合，看来要废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卡特尔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按照某种时间顺序，根据为卡特尔化所提供的条件，攫取了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怎样趋于为所有生产部门日益造成这些条件。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即银行对产业影响的发展程度相同，产业周期的阶段相同，资本有机构成相同），那么，一个产业部门，其个别企业的资本量越大，该生产部门的企业数量越少，就越是适合于卡特尔化。 假定这些条件在铁矿开采中首先获得；铁矿采掘业被卡特尔化，价格被提高。直接的结果是采矿企业家利润率提高。可是，铁矿石销售价格的提高，意味着生铁生产者成本价格的提高。但是，生铁的销售价格并不首先因此而受到影响。生铁市场并没有因铁矿采掘业的卡特尔化而变化。供求比例，从而价格，仍然保持不变。因而，卡特尔利润率的提高导致生产者利润率的下降。这意味着什么呢？ 从理论上讲，会出现下述结果。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领域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领域，以前用于生铁生产的资本现在被用于经营铁矿山。于是，竞争在铁矿采掘业中发生了；而由于生铁生产的缩减，这种竞争更为显著。矿石的价格将下降，而生铁的价格则会上升，在经过几番波动之后，在卡特尔可能发生崩溃的时期以后，以前的状况又会被恢复。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恰恰是在这些生产部门里，资本的流进和流出会遇到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朝向利润率平均化的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 卡特尔价格仅仅对于那些必须在市场上购买矿石的生铁生产者才有意义。为了避免卡特尔化的影响，生铁厂本身合并于铁矿山也就行了。通过这种方式，它们便独立于卡特尔，它们的利润率也达到正常水平。此外，那些最初成为联合制企业的企业，与那些不得不支付昂贵的原料价格和矿石商人的商业利润的其他企业相比，获得超额利润。但是，这也适用于那些转移到生铁生产的铁矿山，这些铁矿山作为联合制企业，较之单纯的工厂，在竞争中也具有优势。因此，卡特尔首先证明自己是促进实行联合制，从而促进进一步集中的最强大的推动力。这种集中在那些购买和加工卡特尔产品的产业部门中特别显著。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联合的趋势怎样由某种行情波动现象所引起或强化。由于卡特尔化，这种趋势被加强，同时又发生变形。垄断联合甚至在危机期间也能维持高价，而它们的非卡特尔化的买主则不可能。于是，对后者来说，由于不能较便宜地购进原料以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还造成危机的后果。在这样的时期，在非卡特尔化的厂商身上，从自己的矿山获得廉价原料的冲动特别强烈。但是，如果这不能成功的话，那么，整整一系列在其他情况下有生存能力的、技术装备良好的企业便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它们要么破产，要么把自己低价出卖给铁矿采掘业；而对铁矿采掘业来说，廉价获得工厂意味着对将来盈利的保证。 生铁产业资本家还有另一条出路。生铁生产者分散地与矿山所有者的联合力量相对抗。他们面对原料昂贵而无能为力。当需要把自己原料价格的提高通过铁的价格表现出来时，他们同样无能为力。一旦他们自己联合为卡特尔时，情况便发生了变化。那时，他们就能联合起来同矿山卡特尔抗争，并作为买主发挥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在出卖自己的产品时，他们自己现在也能确定价格，把利润率提高到正常水平以上。实际上，两条途径，即联合制和卡特尔化，都在被利用；这个过程的结果将是铁矿石生产者和生铁生产者的联合制式的垄断联合。 很明显，这个过程以后必定进一步蔓延到其他生铁购买者，并攫取一个又一个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因此，卡特尔扩展了自己的宣传力量。卡特尔化首先意味着利润率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靠牺牲其他资本主义产业的利润率来实现的。这些利润率向同一水平的平均化，不能通过资本转移来实行。因为卡特尔化意味着，资本争夺投资领域的竞争受到限制。各种经济原因和财产关系（对原料的垄断）对资本自由转移的阻碍，确实是废除销售者之间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利润率的平均化，只能借助这样的途径来实现：或者通过自我卡特尔化，或者以联合制排除卡特尔化，达到分享较高的利润率。二者都意味着集中的加强，从而对进一步卡特尔化的促进。 可是，如果由于某些原因，进一步的卡特尔化被排除了，那么，卡特尔价格怎样发生作用呢？关于它的水平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已经看到，由卡特尔价格的提高而造成的利润率的提高，只能由其他产业部门利润率的降低来达到。卡特尔的利润首先仅仅是对其他产业部门利润的分享或占有。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资本很小和生产非常分散的产业部门中，现在存在着利润率降至它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的趋势。卡特尔化意味着这一趋势的加强，意味着这些部门的利润率被进一步压低。它能被压低到何种程度，取决于这些生产领域的性质。过大的降低，就要承担资本从这些领域流出的后果。由于这些领域的资本的技术性质，这种流出并不太难。 但是，由于其他小规模投资领域同样被卡特尔化产业所剥削[1]，所以这种资本应投向何处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因此，在这些产业中，那些表面上述是独立的资本家的利润，最终变成了纯粹的监督工资，这些资本家本身变成了卡特尔的雇员，变成类似于手工业时期中间师傅的中间资本家或中间企业家。 事实上，卡特尔价格依赖于需求。但是，这种需求本身是资本主义的需求。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卡特尔价格归根结底等于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率。但是，这种平均利润率本身发生了变化。它对大的卡特尔化产业和对依赖于它们的小产业的小领域是不同的，前种产业掠夺后种产业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把后者的收入限制到单纯的薪金。 然而，这种价格决定（像孤立的或局部的卡特尔本身一样）仅仅是暂时的。 卡特尔化意味着平均利润率的变化。利润率在卡特尔化产业中提高，在非卡特尔化产业中下降。这种差别导致实行联合制和进一步卡特尔化。对卡特尔化之外的产业来说，利润率下降。价格在非卡特尔化产业中降至这些产业的生产价格以下的数额，就是卡特尔价格提到卡特尔化产业的生产价格以上的数额。至于非卡特尔化产业中存在的股份公司，它们的价格不能降至K+Z（成本价格加利息）之下，否则资本的投资是不可能的。这样，卡特尔价格的提高，便受到非卡特尔化产业利润率下降的可能程度的限制。在非卡特尔化产业内部，由于这里存在的资本争夺各种投资领域的竞争，利润率向较低水平平均化。 卡特尔价格的提高，不能不使非卡特尔化的产品价格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产生于非卡特尔化产业内部利润率的平均化。如果非卡特尔化产业形成为一个统一体，那么，非卡特尔化的产品价格便保持不变。同样的价格仅仅意味着比以前更小的利润率，因为原料价格从而成品价格提高了。如果价格以前为100，利润率为20％，那么，利润率现在将降至10％，因为以前为80的成本价格现在由于卡特尔化而提高到90。但是，既然在各个非卡特尔化产业中，由于卡特尔化，成本价格按其有机构成以不同的方式提高，所以平均化必然发生。那些使用因卡特尔而变贵了的大量原料的产业，不得不提高它们产品的价格；而那些使用较少原料的产业，将会降低它们产品的价格。换句话说，生产价格在其资本有机构成高于平均[2]水平的产业中将提高，在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平均水平的产业中将下降，而在具有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产业中则保持不变。人们通常只着眼于价格的提高，并且马上会认为，生产成本的任何提高都能直截了当地转嫁给消费者。但是，生产成本的提高，在一定情况下，甚至会导致价格的下降。 但是，价格形成还显示一些其他特征。假定卡特尔化产业的资本共计500亿。在利润率为20％的情况下，生产价格为600亿。其中，500亿由非卡特尔化产业购买。在利润率保持不变时，它们的生产价格同样是600亿。因此，总产品的价值为1200亿。但是，卡特尔化产业提高了它们的利润率，因而降低了非卡特尔化产业的利润率。因此，非卡特尔化产业的利润率只等于10％。它们的利润率之所以被降低，是因为它们必须为原料支付550亿而不是500亿（我这里不考虑与此例无关的可变资本）。但是，如果卡特尔得到550亿而不是500亿，那么，它一定照此得到660亿而不是600亿。价格不仅对于资本主义消费者，而且对于所有消费者，都必定是相同的。所以，按照我们的假定，直接到达消费者的最后100亿将以110亿而不是以100亿出卖。这样，消费者按以前的价格购买非卡特尔化的产品，按提高了的价格购买卡特尔化的产品。因此，卡特尔利润的一部分来自消费者。这里所说的消费者是指所有获得派生收入的非资本家阶层。但是，在价格提高时，消费者可能会限制他们的消费。这里，我们遇到了对卡特尔价格的第二个限制。首先，价格的提高必须让非卡特尔化产业得到能继续进行生产的利润率；其次，价格的提高也不能过多地减少消费。这第二个限制本身又依赖于由非直接生产的阶级所支配的收入量。但是，因为对卡特尔化产业总体来说，生产性消费比非生产性消费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所以，一般说来，第一个限制是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 但是，垄断化产业中利润的减少，意味它们发展的缓慢化。利润率的降低，意味着新资本只是缓慢地流入这些领域。但是，由于利润率降低，争取销路的斗争也同时更加激烈；而由于比较小的价格降低就能使低微的利润消失，这种斗争的作用也就更加危险。同时还出现另外一种后果：在卡特尔化产业的优势成功地把利润压缩为单纯的监督工资的地方，不再有形成股份公司的任何余地，因为创业利润和股息只能由超过监督工资的收益来支付。因此，卡特尔化起着阻止非卡特尔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同时，它也加剧了非卡特尔化产业内部的竞争，从而加强了集中的趋势，直到这些产业自己最后有了卡特尔化的能力，或能够被一个已经卡特尔化的产业所合并。 由于采用改良技术，自由竞争迫使生产不断扩大。对卡特尔来说，采用改良技术同样意味着利润的提高。此外，它们也不得不采用这些技术，否则，就有局外企业掌握新技术并运用于与卡特尔的新的竞争的危险。这样的危险是否可能，取决于卡特尔建立的垄断的性质。那种垄断了自己生产的自然条件的卡特尔（如矿山辛迪加），或者其生产要求有极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卡特尔（这样，新的企业就需要非常大的资本力量，而这只有那些不想违反卡特尔利益的银行才能提供），享有抵御新的竞争的高度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改善意味着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不会被竞争最终消除，商品价格也不会因此而下降。改良技术的采用并非有利于消费者，而仅仅有利于严密组织的卡特尔和托拉斯。但是，改良的技术可以形成更大的生产量，它们的销售又要求降低价格，没有价格的降低就不能实现消费的扩大。情况可能是这样，但又不一定是这样。出现下述情形也是有可能的：例如，钢铁托拉斯在一些企业里应用这种改良的技术，于是，这些企业的生产足以满足按现有价格的全部需要，而钢铁托拉斯为此关闭了其他一些企业。价格将保持不变，生产成本将下降，利润将提高。生产没有扩大，改良的技术把工人游离出来，这些工人看不到就业的希望。最大的工厂采用改良技术，从而扩大它们的生产；为了能在卡特尔内部做到这一点，最大的工厂从较小的工厂那里购买自己的股份，然后关闭它们。改良技术的使用，也造成了集中，但生产却没有任何扩大。 卡特尔化意味着异常的超额利润。[3]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超额利润怎样被资本化，怎样作为被积聚的资本量流入银行。但是同时，卡特尔化也意味着投资的缓慢化。这在卡特尔化产业中，是因为卡特尔的最初措施是限制生产；在非卡特尔化的产业中，是因为利润率的下降威胁了进一步投资。因此，一方面用于积累的资本量迅速增大了，而另一方面投资的可能性却减少了。这个矛盾要求有解决的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在资本输出中被找到。资本输出本身不是卡特尔化的结果，它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一种现象。但是，卡特尔化突然加剧了这个矛盾，赋予资本输出以紧迫的性质。 但是，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卡特尔化的界限实际定在哪里。这个问题必须这样来回答：不存在卡特尔化的绝对界限。相反地，倒是存在着卡特尔化不断蔓延的趋势。我们已经看到，独立的产业日益陷入对卡特尔化产业的依赖，直到最终被它们所吞并。于是，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产生了总卡特尔。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将由一个主管机关自觉地进行调节，这个机关决定它的所有领域内的生产量。于是，价格决定成为纯粹名义上的，仅仅意味着总产品在卡特尔巨头为一方和大量的所有其他社会成员为另一方之间进行分配。那时，价格将不再是人们之间发生的物的关系的结果，而成为物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单纯的计算方式。于是，货币失去了作用，因为要完成的是实物的分配，而不是价值的分配，所以货币会完全消失。随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失，物的外观的消失，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消失，从而货币也消失，由卡特尔分配产品。物质生产要素被再生产出来并用于新的生产。在新产品中，一部分分配给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其他部分留归卡特尔随意使用。这是一个以对抗形式进行自觉调节的社会。但是，这种对抗是分配的对抗。分配本身被自觉地调节，从而使货币的必然性消失。这样，在它的完成的形式上，金融资本脱离开它赖以产生的土壤。货币流通变得不必要了，货币的不息流动达到了它的目的地，即被调节的社会。流通的永动机找到了它的最终归宿。 建立总卡特尔和形成中央银行的趋势正在合流；在它们的联合中，生长出金融资本的巨大的集中力量。在金融资本中，所有部分的资本形式都联合成为一个总体。金融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实际上具有货币资本运动形式G—G′，是带来货币的货币，是资本运动的最一般、最不可理解的形式。作为货币资本，它以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两种形式提供给生产资本家支配。这个过程的中介是银行，银行同时试图把这个资本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变成自有资本，从而赋予金融资本以银行资本的形式。这个银行资本越来越变成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即产业资本的单纯形式——货币形式。同时，商业资本的独立性越来越被消灭，银行资本同生产资本的分离在金融资本中被扬弃。在产业资本自身内部，各个领域的界限被以前分离的和独立的生产部门的进一步联合所冲破。社会分工（即只有通过交换活动才能作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部分联系起来的各种生产领域的划分）不断减少，而另一方面，联合的企业内部的技术分工则越来越发展。 这样，资本的特殊性质在金融资本中消失了。资本表现为君临社会生活过程的统一力量，表现为直接从生产资料、自然资源、整个积累起来的过去劳动的所有制中产生的力量，表现为对作为由所有制关系中直接产生的结果的活劳动的支配权。同时，积聚和集中在几个最大的资本联合体手中的财产，表明自己与没有资本的群众的直接对立。因此，所有制关系的问题，获得了它的最清楚、最无疑义和最尖锐的表现；而社会经济的组织问题，也由于金融资本本身的发展而得到越来越好的解决。 [1]同时，卡特尔利润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是由无偿劳动、剩余价值构成的，但其中一部分是由其他资本家雇佣的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构成的。 [2]这里不是指社会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而仅仅是指非卡特尔化产业中的平均有机构成。 [3]在下述情况下，卡特尔的超额利润采取了一种有趣的形式。19世纪90年代以前，德国工业中制鞋机器的供应差不多全掌握在美国之手。向德国供货的美国制鞋机器制造厂联合成为“德国联合制鞋机器公司”（DVSG）。机器并不出卖，而是根据一定的租金出租。如果制鞋厂主希望获得机器，那就要签定5—20年的一份合同。”合同规定，供货公司有义务安装机器、免费修理、供应所有新的设备以及以廉价提供零部件。相反地，制鞋厂主支付大约相当于机器制造价格的一次性基本费，此外还继续支付机器每运转1000次的一定付费。……这种付费……意味着，制鞋厂主向DVSG支付每双长靴15—25芬尼。这是一笔贡金，其大小在我们获悉下述情况时才能理解：例如，在1907年，埃尔富特的三个总共拥有885个工人和主要利用这种机器的制鞋厂，为这种利用一年支付61300马克。”（卡尔·雷埃：《德国制鞋大工业》第32页）饶有兴趣的是：这些机器的利用给德国制鞋厂主提供了超额利润，因为它以此赋予他们以压倒其竞争者的优势。美国托拉斯强迫他们把这种超额利润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否则使用这种机器的动机就不存在了）转让给托拉斯。每年支付租金的契约，使购买机器比较容易，也加强了制鞋厂主对托拉斯的依赖，因为他们被束缚于这种机器上。这种机器的一切改良被立即加以应用，提高了超额利润，从而增加了制鞋厂主的销售额，也增加了向托拉斯的付费。这样，托拉斯便把别人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自己的超额利润。因此，改良技术所获得的利益，最大部分归于托拉斯，较小部分归于机器的使用者，最小的部分归于消费者。
第十四章资本主义的垄断和银行。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十四章资本主义的垄断和银行。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 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引起银行的集中，而集中的银行制度本身是达到资本主义集中的最高阶段——卡特尔和托拉斯的重要动力。那么，后者如何反作用于银行制度呢？卡特尔或托拉斯是拥有巨大资本力量的企业。在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决定哪些企业依赖于其他企业的，首先是资本力量的强大程度。卡特尔化的进一步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使银行为了不依赖于卡特尔或托拉斯也进行联合和扩大的方向发生影响。这样，卡特尔化本身助长了银行的联合，正像银行的联合反过来助长了卡特尔化一样。例如，许多银行对钢铁厂的联合发生兴趣，它们甚至违反个别产业资本家的意愿而一起行动，以促成联合。 相反，首先由产业资本家建立的利益共同体造成这样的结果：两家以前竞争的银行有了共同的利益，首先在某一定领域中进行共同的活动。产业的联合制式的联合也以类似方式影响银行在产业领域的活动的扩展。银行以前可能仅活动于原料工业部门，而由于联合制也不得不把它的活动延伸到加工工业。 卡特尔本身以大银行为先决条件，而大银行不断满足整个产业领域的巨大的支付信用和生产信用的要求。 但是，卡特尔也在银行和产业之间造成更为密切的关系。由于产业中的自由竞争被消灭，首先使利润率提高了。这种被提高的利润率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竞争被兼并排除的场合，产生一种新的企业。这种企业能够指望得到高额利润。而这种高额利润又可以被资本化并形成创业利润。[1]在托拉斯出现时，创业利润在两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它的获得是银行促进垄断化的非常重要的动机；其次，创业利润的一部分，可以用来通过支付较高的购买价格而使那些试图反抗同时又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者出卖他们的工厂，从而推动卡特尔的建立。这或许可用以下方式来表达：卡特尔产生对一个产业部门的企业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这些企业的价格[2]，而这个较高的价格就要用创业利润的一部分来支付。 卡特尔化也意味着卡特尔化的企业的收益有较大的可靠性和均等性。经常威胁个别企业生存的竞争的危险被消除了。这些企业的股票市价一经因此而提高，就意味着在新发行时获得高额利润。而且，投于这些企业的资本的可靠性大大地增强。这使银行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产业信用，从而从产业利润中获得比以前更大的份额。因此，由于卡特尔化，银行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投于产业的资本的支配权也同时越来越落入银行之手。 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阶段，银行的货币来自两个源泉：一是来自非生产阶级的货币，二是来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准备资本。我们还看到，信用发展的结果，不仅把资本家阶级的整个准备资本，而且也把非生产阶级的大部分货币，提供产业支配。换句话说，现代产业运用远远大于产业资本家总资本的资本进行经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非生产阶级提供给银行支配以及银行提供给产业资本家支配的货币额也不断增长。对于产业必不可少的这些货币的支配权属于银行。因此，随着资本主义及其信用组织的发展，产业对银行的依赖也加强了。另一方面，银行只有对非生产阶级的货币支付利息，才能吸收这些货币，并保持对这些货币的日益增长的基本部分的持续分配。只要这些货币的数量不是太大，银行就能通过把它们用于投机信用和流通信用而做到向它们支付利息。随着一方面这些货币的增加和另一方面投机和商业意义的减少，这些货币必定越来越转为产业资本。如果没有生产信用的不断扩大，存款的可利用性，从而银行存款的利息，早就深深地下降了。事实上，英国的情况部分地就是这样。那里，储蓄银行只提供流通信用，所以存款利息降至最低限额。因此，通过购买股票，存款不断地流向产业投资领域。在产业银行和储蓄银行结合在一起的条件下由银行所做的事情，这里由公众直接来做了。对于公众来说，结果是相同的，因为他们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没有得到创业利润。但是，对于产业来说，这意味着对银行资本的依赖性在英国比在德国要小。 因此，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对于所有者来说，它总是保持货币的形式；它由所有者以货币资本、生息资本的形式投放出去，并总是能以货币形式收回。但是，实际上，这种投入银行的资本的最大部分，被转化为产业资本、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在生产过程中固定下来。用于产业的资本的越来越大的部分是金融资本，即归银行支配的和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资本。 金融资本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而发展，并随着产业的垄断化而达到它的顶点。产业收益获得了更为可靠和经常的性质，因而银行资本投于产业的可能性越来越扩大了。但是，银行支配银行资本，银行股票多数的持有者统治银行。很清楚，随着财产的日益集中，控制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与控制产业的资本所有者，越来越合而为一。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大银行愈益获得对虚拟资本的支配权时，更是如此。 我们看到了产业怎样日益依赖于银行资本，但这根本不意味着工业巨头也依赖于银行巨头。毋宁说，正像资本本身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上变为金融资本一样，资本巨头、金融资本家也合于一身，越来越以支配银行资本的形式支配整个国民资本。个人联合在这里也起重要的作用。 随着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金融资本达到了它的权力的顶峰，而商业资本却经历了最严重的衰落。资本主义的循环完成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作为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货币资本，对资本积累和手工业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转变，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后来，“生产”资本家，即谋求利润的资本家，也就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开始反抗谋求利息的资本家。[3] 高利贷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作为货币经营资本，它执行货币的职能；否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在他们的商品发生形态变化时，必须自己执行这种职能。作为银行资本，它在生产资本家之间开展信用业务。资本的动员和信用的不断扩大，逐渐引起货币资本家地位的彻底变化。银行的权力增大，它们变成了产业的创立者以及最后变成产业的统治者。它们作为金融资本掠夺产业利润，就像以前古老的高利贷者以自己利息形式掠夺农民的收益和地主的地租一样。黑格尔派会说这是否定之否定：银行资本是对高利贷资本的否定，而银行资本自身又被金融资本所否定。后者是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综合；在一个无限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它占有社会生产的成果。 然而，商业资本的发展，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产业的发展逐渐把它从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占据的对生产的统治地位上排挤下来。这种衰退是确定不移的。金融资本的发展绝对地和相对地降低了商人的重要性，把过去如此傲慢的商人变为被金融资本垄断的产业的代理商。 [1]美国糖业托拉斯是哈韦迈尔在1887年通过15个小公司的合并组建的，这些小公司申报它们的总资本为650万美元。托拉斯的股份资本被确定为5000万美元。托拉斯立即提高精糖的价格而降低粗糖的价格。1888年进行的调查表明，托拉斯在一吨精糖中约赚14美元，这可使它支付对全部股份资本10％的股息，即公司创立时实际付进的实际资本的70％左右。另外，托拉斯有时还能支付额外股息，并留存大量的准备金。现在，托拉斯拥有9000万美元的股份资本，其中一半是有权获得7％的累积股息的优先股，另一半是现在同样挣得7％的普通股。（1909年7月1日《柏林日报》）在《产业调查委员会关于托拉斯和工业联合制企业的报告》中，也有大量事例。 [2]这里所说的“资本价格”，等于资本化的利润。 [3]实际上，“高利贷，即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收入转入高利贷者手中，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或多或少同土地所有者携手共同反对资本的这种古旧的形式”（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Ⅰ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95页）。
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垄断和商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垄断和商业 产业的资本主义联合，也通过商业对流通及其中介发生反作用。我们这里把商业看作一种特殊的经济范畴，从而把它与称量、分割的职能以及运输的职能分离开来进行考察。商品生产使商品的全面变位成为必要，而这种变位要通过买卖来实现。如果买卖成为某一资本的独立职能，那么，这种资本就是商业资本。显然，由于这些活动的独立化（否则它们必须由生产者自己来进行），商业活动没有成为创造价值的活动，商人也没有成为生产者。不过，商业的独立化造成买卖的集中、保存和维持费用的节省等等。因此，商业意味着流通费用的减少，从而意味着非生产费用的减少。但是，为了能进行交易，一定量的货币是必要的，它们必须转化为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一货币额都带有资本的性质。如果商业的职能独立化，那么，投于商业的货币必定变为资本，从而产生利润。但是，很显然，这种利润并不是通过商业、通过为卖而买的简单过程产生的，而仅仅是在那里被占有。利润量是由资本量决定的，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但是，这种利润本身是对生产中创造的利润的扣除。产业资本家必须从原初属于他们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让予商业资本家，这一部分要足以把商业所必要的资本真正提供于商业。 在商品生产普遍化以前，即资本主义发展以前，商业就存在了。因此，它像高利贷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一样，比产业资本更古老。它本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出发点。它聚敛了社会的货币财富的最大部分。通过始终是建立资本主义依赖关系的重要手段的信用（常常处于商品信用的形式），商业使古老的手工业生产依赖于自己，一方面创造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另一方面创造了最初的工场手工业。产业资本的发展消除了这种生产对商业的依赖，并把商业孤立起来，使之脱离生产，从而使两者独立化。 商业自身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方面，它取决于商业的技术条件本身。商业先是收集和集中各个生产场所的产品，最后把它们出卖给最终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居住越是分散，销售最后也必然越加分散，这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也在时间上和地点上。最后销售的性质依赖于最终购买者的收入情况和他们居住地点的集中情况，而这两种因素又取决于一定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恰恰在商业技术方面，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买卖的费用和簿记远不是与交易的价值额一起增长的。因此，存在着集中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商业越接近于消费者，则销售在时间上和地点上就越分散，这是商业的特性。因此，按照与消费者的接近程度，企业规模是有一定界限的。这些界限有很大的弹性，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而扩大，但总还是制约着各种不同的营业规模。在每一个接近消费的阶段上，建立更大规模企业的趋势都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只是力量和速度不同。在地点上分散的必然性由建立同一个大商店的分店而得到克服。另一方面，人口在城市的集中使零售商业集中于大的百货商店。但这只是集中的初期阶段。商业技术的需要把百货商店自身联结为大的购买组织，这种组织收容了一大批百货商店，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对它们实行金融统治。而另一方面，大百货商店的巨大的金融需要又迫使它们与银行结成密切的关系。[1] 但是，随着集中过程的进行，在零售商业中也同时出现消除自己独立性的趋势，因为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者自己接管他们产品的销售。在托拉斯完全排除独立商人的地方，这种发展进行得最快，例如美国烟草托拉斯就是这样。[2] 另一方面，这种集中运动也遇到了阻滞它的障碍。开办一个小规模的商业企业是容易的，越小越容易；特别是，这里信用提供的路子比较宽，因为所涉及的仅仅是商品资本的信用；而在这种信用提供来自生产者方面时（它是生产者在争取销售市场的斗争中的一个竞争手段），就尤其如此。在这些小的企业里，低的利润率占统治地位，使这些商人成为他们仅仅为其推销产品的资本家的代理人。不存在排挤他们的强烈的经济利益。 但是，除了这些在直接卖给最终消费者的产品中（从而在零售商业中）起作用的技术因素外，在产业资本家本身之间以及产业资本家同批发商人之间的商品交易中，产业关系的反作用也起一种主要作用。这里，产业的集中反作用于商业的发展，迫使商业适应它。产业企业越是集中，它们的产量越大，进行这些产品交易的商人所必需的资本力量也就越大。此外，产业企业的数目随集中的增长变少，一般说来，商人越是变得多余，巨大的集中的生产场所无需独立商人的介入而彼此直接联系就表现得更为简单。因此，产业的集中不仅引起商业的集中，而且也使它变得多余。交易次数少了，因为每次交易额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资本家的介入日益被排除。处于商业中的资本的一部分也成为多余的了，可以从流通领域退出。 投入商业的资本，首先等于年社会产品除以商业资本的周转次数，再乘以年社会产品到达最终消费者之间经历的中间阶段数。但是，这种资本仅仅是在计算上才这样大，商业资本的最大部分仅仅由信用构成。商业资本仅用于商品流通。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商品流通大部分无需借助现实的货币也能进行。这是生产资本家彼此提供和抵消的相互间的信用。实际的商业资本非常少，商人仅仅由这种资本中获取利润。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取决于他的全部资本，不管这种资本是自有资本还是借入资本，都完全一样，因为它是生产资本。商人的利润仅仅依赖于实际运用的资本，因为它不是生产资本，而仅仅执行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职能。这里，信用不仅意味着财产的分离，从而利润的分割，而且也意味着资本的绝对减小，从而落归商人阶级的、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他们的利润的减少。这里，信用正像纸币一样，直接减少流通费用。 但是，商业利润是生产中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如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归于商业资本的部分越大，归于产业资本的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存在利益的对立。 由这些对立的利益中产生了斗争，这种斗争，由于资本主义依赖关系的产生，最后以一部分被克服而告终。在这种资本利益的斗争中，资本力量的大小决定胜负。但这不能仅仅从量上来理解。 我们从前面的全部论述中看到，资本的形式也很重要。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对货币资本的支配产生极大的优势，因为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而日益依赖于货币资本。这样，产业和商业的依赖性也就以不同的形式完成了。 只要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商业就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产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在那些生产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分散进行，而商业的集中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的产业部门中，尤其是这样。在这种意义上，信用关系也起着作用。只要信用还主要是支付信用，只要银行首先是为商业资本提供信用，金融优势也就常常在商人方面。商人利用这种优势，在购进时压低生产者的价格，使生产者接受这样一些供货条件和支付条件，这些条件使商人能在高涨时期捞取好处，以及把萧条时期的一部分损失转嫁于生产者。这是一个产业资本家对商人独裁不断抗议的时期。以后，商人的活动为产业资本家服务，成为结成卡特尔的辩护理由之一。随着银行对产业关系的变化，随着产业中的资本主义联合的兴起，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局部的产业联合首先缩减了商业；联合制式的联合直接缩减了商业，因为它把商业活动变成完全多余的东西。同种的联合所起的作用与一般产业集中相同。但是，垄断联合有完全消灭商业独立性的趋势。我们看到了，只有在商品通过一个中心机构销售时，对市场的真正控制才有可能。但是，为了调节它的产业部门的生产，中心机构必须能够对各该时期的销售量作出判断。此外，销售量总是依赖于价格水平。因此，直到最后阶段，价格都必须由垄断联合来确定，而不能听任与它相独立的因素来确定。但是，这种独立因素首先就是商人。如果把特殊的商业活动（包括价格确定）留给商人来做，那么，利用市场情况这一卡特尔的主要优势，就会大部分落归商人手中。他们会投机地囤积产品，并（尤其在景气时期）高价出卖，这一方面造成对生产的限制，卡特尔即使通过高额利润也不能对此进行补偿；而另一方面也使卡特尔的管理机构在完全把这种投机的、也许是不正确的商人需求当作它们生产的基准时，对市场作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垄断联合力求消除商业的独立性。只有这时，卡特尔才能充分利用自己对价格规定的影响。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卡特尔化已经体现了同产业与银行资本的内在联系。通常，卡特尔拥有较大的权力。于是，卡特尔能把它的法规强加于商业。但是，这些法规的内容就是剥夺商业的独立性，消除商业确定价格的权力。这样，卡特尔化将消灭作为一个资本投资领域的商业。它限制商业的活动，消灭其中的一部分，通过自己的雇员即卡特尔的代理商来完成其余部分。这里，一部分以前的商人很可能成为卡特尔的代理商。卡特尔准确地给他们规定买卖价格，它们的差额构成了这些“商人”的佣金。可是，这种佣金的水平不再取决于平均利润率的水平，这种佣金是由卡特尔确定的工资。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关系不同，那么，商业和卡特尔之间关系的形成也会有所不同。商业集中的条件比产业集中的条件更有利，是可能的。这时，少数商人同许多拥有较少资本、其产品销售依赖这些商人的企业相对立。所以，商人能够利用他们的资本力量，通过对这些企业的金融参与，把自己资本的一部分作为产业资本来使用。他们能够利用产业对他们的依赖地位，迫使这些企业低价向他们出售商品。因此，他们靠牺牲产业利润而增加商业利润。 最近，这种依赖关系在一些向大资本主义百货商店出售产品的消费资料工业中发展很快。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阶段上，这些依赖关系反映了导致商人向手工业者进行贷付的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出现的过程。但是，相似的关系在具有卡特尔化能力的产业中也可以存在。这里，可能参与整个一系列这样的企业的商业资本，起着通常由银行资本所起的类似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直接参与卡特尔。但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事先已经以金融参与的形式参与了生产。[3]事实上，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什么变化。这里，商业也失去了对价格规定的影响，它不再是现在直接与消费者相联系的产业资本家的市场。 因此，垄断联合造成对独立商业的排除。它使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完全成为多余的，使其余部分减少了费用。 靠牺牲其他企业的销售而特别为某一定企业产品争得消费者所使用的流通费用的减少，也沿着同样的方向发生作用。用于这一目的的首先是推销员的旅差费用（他们的数量决定于生产在各个企业间的分散情况）和广告费用。这些费用是非生产性流通费用。就这些费用使个别企业家成功地把自己的交易额提高到超过一般可能的规模的程度上，它们为个别企业家带来利润。但是，这种利润是个别企业家为扩大自己的交易额而使之牺牲的其他企业家的亏损。对生产领域来说，这些费用是通常归于该领域的利润的扣除。卡特尔化通过把广告限于产品介绍，把旅行推销员旅差费限制到进行缩减的、简化的和加速的商业活动所必要的数目，大大地减少这些费用。 奥地利经历了独特的发展方式。由于历史原因，真正的资本主义批发商业在这里没有充分发展。在商品批量生产的领域内，尤其是在投机起作用的地方，如糖业贸易中，银行担当了批发商的职能。由于执行这种职能只需固定的少量资本，所以银行资本就能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于是，银行既作为商人，又作为信用提供者，对卡特尔化发生了兴趣。因此，在奥地利，银行资本对卡特尔化的直接地、自觉地影响非常容易得到证明。银行也继续保持为卡特尔进行销售的职能，并为此而取得固定的佣金。最近，德国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例如，沙夫豪森州银行集团建立了自己的商品部门销售卡特尔的产品。[4] 因此，整个过程的结果是商业资本的减少。但是，如果资本减少，归于这一资本的利润也就减少；像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利润是产业利润的扣除。商业资本的这种减少是非生产性费用的减少。这对价格有什么影响呢？产品价格决定于它的成本价格加总利润。这种利润在企业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分割对价格完全没有影响。卡特尔取代了商人以及一部分商业活动被取消，仅仅意味着产业资本家现在不再把他的利润的任何部分让渡给商业资本家。就消费者而言，总产品价格仍然保持不变。[5]流通费用形成的利润的扣除，意味着产业利润，企业主收入，按照由于商业费用的减少所游离出来的数额增加。仅仅对让渡利润的迷信，对商人利润简单地由他的成本价格的加价而造成的印象，在一些著作家中间唤起这样的希望：商业费用的减少可以以某种方式为消费者降低产品价格。[6] 商业活动的缩减，也意味着以前活动于商业领域中的资本游离出来，现在寻求新的利用。在某些情况下，这会加强资本输出的冲动。 卡特尔形式上保留商业，是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的。关于这一点，煤炭辛迪加的头目基尔多尔夫说：“……为了达到消费的最深层的源泉，达到各个购买者，必须有一个庞大的机构。于是，管理费用增加，并远远超过直接供货带来的价格的好处。企业费用变得如此之高，以致不堪承受；职员变得如此之多，以致不能实行监督和控制。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牢固的中间贸易仍有绝对的必要，绝不能被消除。”[7] 但是，事实上，这里涉及的不是商人，而是辛迪加的代理商；他的独立性是虚构的，正如有独立的师傅称号的家庭工业工人的独立性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家庭工业由于生产的技术变化从一定时点起便无利可图，而这在商业中却无关紧要。无论是拿固定薪水的代理商，还是实际上接受佣金的“独立”的商人，他们之间并没有经济的差别。由于销售范围在地区上被限定，以及由辛迪加支配的价格差异的确定，商人佣金的波动很小，以致商人的收入同代理商的收入相当一致。但是，由不同的报酬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是指由其资本利润以及辛迪加必须支付给代理商的工资构成的“商人”的收入）产生的虚拟独立性，为辛迪加节约了监督和控制的费用，正像计件工资对计时工资的情况那样。此外，在这种商业中，必要资本大大降低。因为卡特尔价格的稳定和地区垄断减少了风险，所以商人的自有资本只需很小的数额。因此，这种交易可以主要通过信用得到大部分用于支付的货币。对这一部分资本只需支付利息。辛迪加仅仅关心削减商人数目，因为它自己的交易因此而简化；关心使商人活动（被评价为高度熟练的活动）的佣金实际接近于工资的水平。这种独立性的虚构保持多久，以经济观点看是无关紧要的。基尔多尔夫自己说[8]，中间贸易目前被排挤的程度是不确定的，而只有“通过考虑煤炭贸易的历史发展才能确定”。他还强调，很显然，“在以前采掘分散的条件下，以如此大的数目发展起来的煤炭贸易，今天已不再有必要了”。 这种情况也由一些大的煤炭商人公开加以说明，尽管他们作了明显的保留。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举几段引文就够了。批发商福温克尔（杜塞尔多夫）说：“当我说我们已不再是真正的商人的时候，我是基于以下的考虑。煤炭辛迪加规定我们，首先买什么样的品种，其次按什么样的价格购买，第三销向哪些地区，第四按什么样的销售价格销售。这里，为贸易自由留下的余地自然不多。但是，我相信，煤炭辛迪加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做别的什么事情。……将来，我们批发商人一定会弄清楚，不会有别的结果，我们渐渐地越变越少。这一事实如此显著，以致在今天开办一个较大规模的批发商店一般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商品量是不存在的。即使是现存的商店也受到限制，它要扩大是绝对不可能的。”[9] 这些“商人”被剥夺了任何独立性。因为如煤炭商人贝尔温克尔（多特蒙德）所说：“辛迪加在每个销售协会的监事会里都有席位和表决权”，“而且有随时检查所有账目的权利”。他非常正确地指出：“我们的活动自由最终被剥夺了，我们毋宁说变成一种代表。” 对未来的预测还更糟糕。福温克尔先生提出了如下预测：“辛迪加创造了惊人的组织。对此我想：批发商业除了很小的一部分外，都会被消除。那么，批发商业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对于批发商人来说，最终余留下来的仅仅是在小的消费者和信用需要者那里寻找自己的销路，以及为了平缓波动而在滞销时期大量囤积煤炭。这就是批发商业将来还能存在的几点理由。已经下降了45％的煤炭贸易，像我们今天早上所听到的，将至少再下降20％。这是可能的。”[10] 这里完全正确地描述了，中介流通过程W—G—W的特殊的商业职能变成多余的了；继续保留下来的仅仅是产品的分配、保管和储备的职能，这是在任何进行大量生产的社会制度里为中介消费所始终必要的。但是，商业经营本身已被消除。福温克尔先生抱怨说，它变成一个完全自动的过程。[11] 但是，福温克尔也同样详细说明了，批发商人怎样渐渐地被辛迪加的代理商所取代。他恰当地把参加销售协会称为“闲差”。这完全取决于辛迪加的恩惠。现在的参与者死后，确定给他的销售份额最后归于辛迪加。“辛迪加成为参与者。因此，十分明显，这个次级的辛迪加（指商人协会）最终转归主要的辛迪加。”[12] 大商人的垄断或销售协会的垄断，也赋予他们置小商人于从属境地并规定其卖价的权力；简言之，又把小商人变为他们的代理人。例如，煤炭批发商海德曼（汉堡）说：“因为我从我的账簿上发现，这些人（即从他那里获得煤炭的小商人）的债务越来越膨胀，所以我便告诉他们，你们只有在至少接受某某价格的时候才能得到煤炭。”[13] 市议员里费博士说到上西里西亚的批发商人：“我们这里涉及的是批发商人先生们，即第一流的商人（策扎尔·沃尔海姆公司和弗里德兰德尔公司）。当然，他们有整整一大批第二流的商人相跟随，后者（可以坦率地说）直接依赖于前者。第二流的批发商人身后又有一流、二流和末流的商人。一个依赖另一个。第一流的批发商人即使不是按契约但也是自愿地同协议（指上西里西亚的煤炭协议）保持一致。” 这里应当简要地指出，这两个上西里西亚的煤炭公司的独立地位，是从它们在协议缔结以前很久就已经掌握了同矿山的贸易中得到的。矿山大部分是私有的；两个公司部分地从金融上参与了这些矿山的经营。它们不仅掌握了销售组织，而且也掌握了矿山所有权的一个份额，或是直接地，或是作为债权人。 在莱茵—威斯特法伦，股份形式一开始就使矿山独立于商业。在西部商业也不集中，可能是因为那里无争议的销售地区比较大，因而竞争不激烈。更为重要的还应该是这一事实，即西部的矿山比起古老的上西里西亚的矿山较为近代些。因此，在上西里西亚，虽然商业保持不住，但两个最强大的商业公司却保持了它们的地位。它们恰恰变成了卡特尔的贸易组织（是实际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因为形式上卡特尔并不关心贸易，而是把销售转交于矿山）。它们成为这样的组织，并非作为“商人”，而是由于它们的资本力量。因商业不那么集中而不甚重要的西部商业，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批发商人也“或多或少地变成代理商”，就像矿山高级监察员瓦赫勒博士所说的那样。[14] 商业从属于辛迪加，也使后者更容易制止外国的竞争。外国竞争比国内生产更多地依赖于商业。例如，商人克勒克纳（杜伊斯堡）说：“中介铸铁销售的商业公司，当然必须承诺生铁辛迪加的条件，他们有义务不输入外国的铁或把铁引进到德国来。”[15] 相反地，与卡特尔化产业的这种优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还没有卡特尔化能力的产业中的小工厂主对资本雄厚的商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在因信用提供而加强的时候，变得特别严重。 “从营业的角度看，许多小工厂主也完全处于商人的支配之下。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生产成品的产业中，有很多工厂主的资本力量太弱，不能真正自立，以致为维持自己的企业，被迫以任何价格出卖他们的商品。然后，这些商品被商人买去，或者甚至被预付出去。这样，在可预见的将来，商人就会控制小工厂主，继而可以规定小工厂主的整个业务。”[16]格施泰因先生谈的是小钢铁工业，并且看出商人的抵抗是造成卡特尔化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仅仅制造成品的产业的卡特尔化，并不能在价格利用方面给这种产业多大的利益：“如果制造成品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如果他们制定的价格给他们带来为数不多的利益，那么，很不幸，我们经常得到这样的经验：大工业有意识地对他们制造麻烦。他们自己所必要的商品在他们自己的工厂里制造，他们这里所计算的成本自然同那些按大工业卡特尔的价格购买他们原料的工厂主完全不同。正如我们所听到的那样，这种在自己企业内制造必要的商品的情况十分流行。经理富克斯先生昨天还告诉我，一些大的工厂，诸如波鸿、多特蒙德联盟、柯尼希斯劳拉冶炼厂（车辆的确不属于小冶铁业，但却属于成品），现在正作为专门的车辆厂的竞争者出现。当时我回答他说，这样一来，不仅专门的车辆厂受到损害，而且小炼铁企业、制造车辆零配件的工厂主也受到损害。因为大钢铁厂不仅制造成品车辆，而且制造所有有关配件：缓冲器、交叉接头、离合器，总之，一切车辆配件。柯尼希斯劳拉冶炼厂为自己的车辆制造一切，从车轮到最后的部件（也许弹簧、螺丝和铆钉除外）。多特蒙德联盟也为自己的车辆工厂制造几乎所有的部件，还制造其他小铁制品，如用于铁轨床的螺栓。”[17] 但是，如果商业通过它对较小资本家的影响阻止卡特尔化，那么，另一方面，它还试图通过自己结成联营来加强这种影响。格施泰因也举了一些这方面的实例。比如，柏林的一些大五金商店就结成了对价格形成有强大影响的联营。但泽的一些商店集体购买了一家商行，然后结成一个五金商人联合会，即股份有限公司。设在美因兹的德国五金商人协会制定了关于购买商品的规定。协会成员应让其供应者签署一份保证书，“按照这份保证书，供应者不得在市场上进行销售”。协会成员也负有义务，不得从向消费者直接出售产品的制造商那里购货。这在一些地方竟然发展到视国家铁路为消费者，并试图阻止制造商向国家铁路直接供应各种商品的地步。[18] 下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较大的资本如何轻易地造成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有时采取这样的形式，即批发商靠牺牲产业资本家的利益来增加商业利润，并把面临的、也许只是由于自己的投机才产生的风险转嫁到产业资本家身上。相反，印刷纸的投机妨碍辛迪加稳定价格和使供求相适应的努力。一般的纸，尤其是新闻纸，不是投机的商品。根据从几乎所有德国造纸厂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总是那些在纸价出现下降趋势时不顾生产成本而卖空的批发商，在后来购买时以最不光彩的方式在价格上对订货中陷入窘境的造纸业者施加压力。这种商人通过散布谣言，迫使那些居于山区、与纸张市场隔绝的造纸者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出卖商品。这种情况过去发生过，现在更加盛行。 “但是，相反地，当纸张市场上出现价格上升趋势时，同一些批发商人又总是使出浑身解数和劝说术，迫使造纸业者订立大批供货合同或出售大量纸张，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再销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印刷业者成为受害者，他们必须为商人的成功投机付出很高代价。其次，合乎规律地转瞬即逝的高涨，也使造纸业者成为受害者，因为在出现市场价格下降运动之后，有关的商人就直接压低价格；或者，在商人自己不能买下这些纸的场合，就让造纸业者的商品积压下来。仅仅在极少的情况下，造纸业者才决定为此对商人提出指控或一般地提出法律诉讼，他总是权衡，不想在将来失掉商人主顾。”[19] 辛迪加的形成一举改变了这种形势。现在，联合的产业对抗分散的商人。资本的力量现在在产业资本家一边。还不仅仅如此。现在，商人的真实面目表现出来了，相对于必不可少的生产来说，他们成了非必要的辅助手段。这里同样表现出生产的自然必然性对借助商业的资本主义分配的必然性的优势。辛迪加把商业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商业在这样的时候才被视为合法的：商人在确实的收购价格加适当利润的基础上转卖纸张，同时遵守造纸业者认为可以接受的、在纸张销售上符合商品习惯的条件。”这样，纸张商人变成拿固定佣金的辛迪加的代理商。他被剥夺了自由，大声抱怨对他的不公平待遇，并留恋地讲述那甜蜜商业（ledouxcommerce）的美好往事。在加之于他的条件中，他觉得最为苛刻的是：他从现在起只能从辛迪加那里购货，而不能从任何其他那人里购货。他不能利用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他自己变成了巩固辛迪加和使束缚他的垄断永久化的工具。他必须放弃所有的希望，因为辛迪加营业部的门上题写着：“只能从辛迪加成员那里购买，只能按辛迪加规定的价格销售。”这使他如此恐惧，就像罪人看到地狱门上但丁的话时产生的恐惧一样。这就是资本主义商人的末日。[20] 消除商人投机的一个手段是签订长期合同。例如，煤炭辛迪加总是不变地确定它一整年的价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偏离这个“基本的规定”。[21] 瞬息之变！在1893年的交易所调查报告中，投机贯穿着整个资本主义。一切都是投机：制造业、商业、差额贸易。每个资本家都是投机家，甚至连考虑在什么地方能以最好的价钱出卖其劳动力的无产者也是投机家。但是，在卡特尔的调查报告中，投机的圣洁被忘却了。它现在是由危机和生产过剩即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祸害中产生的罪恶本身。消除投机已成为口号。代替投机理想的，是对“稳定价格”即投机死亡的理想的投机。现在，交易所和商业是投机的、无耻的活动，必须废止，以利于产业垄断。产业利润合并了商业利润，自身又被资本化为创业利润，即达到作为金融资本的最高资本形式的三位一体的赃物。因为产业资本是圣父，它生下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作为圣子，而货币资本则是圣灵。它们是三位，但在金融资本中却是一体。 卡特尔利润的安全性和投机盈利安全性的对比，反映在从事这两种活动的人们之间的心理差别上，也反映在他们活动的坚定程度上。卡特尔巨头自认为是生产的主宰，活动于光天化日之下。他把自己的成就归因于生产的有效组织和非生产性费用的节约。他自认为是反对个人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必然性的代表，把自己的利润看作是对自己的组织活动的应得的报酬。从他的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来看，把组织（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活动）的成果归之于他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他是新时代的代表。哈韦迈尔训斥旧制度的维护者：“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人民大众以牺牲个人而得益，那么，个人就应当而且必须让开。”[22]这就是他所说的是社会主义。他陶醉于胜利之中，没有注意到有一天他和他的同类也可能属于不得不让开的个人之中。卡特尔巨头毫无顾忌。如果哈韦迈尔以可爱的坦率宣称他毫不关心他人的伦理观[23]，那么，基尔多尔夫先生则不无自豪地强调在自己家中的主宰权利。按照他们的伦理观，最坏的犯罪是破坏团结，自由竞争，拒不参加垄断利润的团体。社会排斥和经济破产是这种犯罪应得的惩罚。[24]名单发出了，其中不参加垄断组织的酿造业者被用黑体字强调出来。[25] 投机家的活动就完全不同了。他以谦逊和内疚的面貌出现。他之所得完全是他人所失。如果说他也是必然的产物，那么，他的必然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缺陷的一个证明。他的盈利来源仍然是不清楚的。投机家的确不是创造价值的生产者。如果他的盈利超过一定程度，那么，对他成就的赞赏就立即同对他的怀疑在思想上斗争起来。他在公众面前绝不会感到安全，而且总是害怕新的交易所法规。他表示道歉并恳求人们不要过于严厉地指责他：“这是一切人间制度的遗传基因：它们总是错误多、罪过多。”[26] 当他发现像范·德·博尔格特教授先生这样的信徒时，感到很幸运。这位教授安慰他说：“赌瘾有时很盛是人的天性。”这位教授还以如下保证缓冲攻击者的情绪：“所有这些有害的结果，归根到底都应当归结为人的天性中难以根除的弱点和激情。”[27] 当然，也不能苛求任何资本家。恰恰是资本家还承认：“货币具有败坏道德的力量，道德性随收入的增加而很快发生变化。”[28]他真的发起肝火来。他始终都对科恩教授先生对他的美好心灵所表示的局外人的不理解感到恼火。他以很大的耐心忍受着教授先生关于交易所职能的极其冗长的解释，这种解释不能使之更明白一些。他以泰然自若的心情倾听科恩教授关于普鲁士大学职能的有趣的演说。但是，不能把事情搞得太过分了。当教授宣布大学的目的是站在交易所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证明交易所伦理的正当性并捍卫它时，他肯定不会表示反对。但是，当这位博学的先生继续说，“如果没有大学，这些对立将会爆发”时，这种自大狂和其他狂想的表露使他发笑。他不可能相信教授的严肃性，因此他插进来说：“我同意（注意，他现在也还是一个投机家）交易所追求伦理的目的，但是交易所并不是为此而建立的，而是出自利己心而建立的。商人建立交易所是为了把它们变为慈善机构吗？”[29]但是，伦理的政治经济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科恩教授在这个场合就像一条落水的长卷毛狗，一条没有恶魔缠身的长卷毛狗。 [1]1908年7月初，下面的消息充满了各种报纸：最近，众所周知，苏黎世的瑞士布劳恩百货商店集团在德国财团的参与下变成为两合公司。百货商店被“创立”起来，不再是稀有的现象。但瑞士的这种创立却由于其他原因而值得普遍注意。德国财团的管理掌握在柏林的黑希特、普法伊弗尔商行手中，这个商行属于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商行。它已发展成为不同国家的许多百货商店的购买康采恩。与瑞士布劳恩百货商店的协议规定，黑希特、普法伊弗尔商行将来负责布劳恩百货商店的所有购买，并直接为布劳恩百货商店的购买进行支付。这个商行拥有广泛的购货组织。去年初，它与汉堡的MI.埃姆登·泽内商行结成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如此紧密，以致黑希特·普法伊弗尔商行现在也在国内为埃姆登中心所属的200家商店从事购买。此外，该康采恩也与纽约的一家百货商店有关系；根据德国的《服装设计师》杂志报导，它每年为纽约百货商店购入约6000万马克的货物。大百货商店的经济优势（它的特别好处是能够大量购买），导致购物中心的建立，这些购物中心使大多数由它们供货的商店在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 [2]参见阿尔格农·勒《美国零售商业的托拉斯化》一文（载《新时代》第27年度第2卷第654页以下）中的有趣概述。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立，卷烟商人组成了名为独立卷烟商业公司的商业联合会。与此相对立，烟草托拉斯建立了拥有20万美元资本的联合卷烟商业公司。“这个公司购买了许多现有的零售商店，而且开办了许多其他的提供比其竞争者更好的商品、更丰富的品种和具有与之相应的外观的零售商店。价格被降低，最后实行保证公司拥有长久顾客的有奖销售制度。斗争没有持续很久。在一年内，独立卷烟商业公司便被迫按托拉斯规定的价格把全部商品卖给联合卷烟商业公司。零售商人的反抗只是加速了他们灭亡的命运……毫无疑问，托拉斯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许甚至以加速度进行，直至它征服了这个产业部门的零售商业中值得征服的一切。”阿尔格农·勒然后论述了咖啡、茶叶、牛奶、冰淇淋、燃料、精美食品等零售商业中的集中情况，最后把集中的趋势确切地概括如下：“集中在进行，独立的零售商人阶级按以下五种不同的、但却导致同一目标的方向，失掉了牢固的基础：（1）一些产业托拉斯在获得了生产上的支配权后，把它们的业务扩展到零售商业的范围，完全排挤了零售商人，直接向消费者出售自己的产品。（2）一些大的生产公司虽然还通过零售商人把他们的商品出卖给消费者，但与其说是把零售商人当作独立商人，不如说把他们当作代理商。（3）在大城市里，百货商店已经从零售商人那里夺走了大部分零售商业，这个过程取得越来越大的进展。这样一些商店拥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的资本。许多这样的商店往往属于一个公司，已经形成集中原则在百货商店领域以更大规模表现出来的端倪。因此，百货商店与大金融集团、批发商业和产业托拉斯产生更为密切的联系。（4）那些全部或差不多全部接受邮购委托的大商店，在农村地区侵蚀了零售商人的地盘，就像它的一些支店在城市所做的那样。电话业和电车业的巨大发展以及农村地区免费邮运供货的扩大，大大开拓了这一商业领域的范围。这些邮购商店大多属于城市里设有一个或数个支店的同一公司。（5）就像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产业领域里的竞争一样，零售商人自身范围内的竞争也使集中原则在很大的程度上发挥作用。一些商人善于保证自己对其竞争者的某种优势，因而能够扩大自己的业务，由此增加自己的新的优势并缩小其竞争者的业务范围。”（参阅维尔纳·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2卷第22章“排挤零售商业的努力”。） [3]销售代理人同时也是矿山所有者和他所代表的公司的共同所有者，这是波希米亚的褐煤贸易组织的特征。两个煤炭代理商J.佩特舍克和E.J.魏因曼都在奥辛建立了组织，“它们为大波希米亚公司负责褐煤销售……两个煤炭商行原先只是中间商。90年代初，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布吕克斯矿山公司的强大发展开始的。过去一直是魏因曼商行为这个公司从事零售。布吕克斯公司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获得了被水淹没的奥塞格煤层，以此上升为波希米亚褐煤工业中的首要企业。这时，布吕克斯股票的所有权出现了变化，多数股票转到佩特舍克商行领导下的辛迪加。作为权力关系变化的表现，煤炭零售商转归这个商行。因此，一种新的关系建立起来了。煤炭代理商也成为这个企业的大股东。它好像是与自己签定销售合同，并在经营和生产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竞争的商行也不得不走上同样的道路。它们也懂得通过占有股票对它们所代表的企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和长久的利害关系。”（1906年2月25日《新自由报》） [4]例如，《新自由报》（1805年6月18日）把信用银行对布拉格的一个大糖业商行的接管描述为具有典型意义，然后继续写道：“糖业贸易几乎完全成为这些努力的牺牲品，早在90年代初，绝大多数波希米亚的糖厂的销售就已经是布拉格富有的糖业商人的势力范围。他们通过靠生产者承担责任进行销售中介，取得显著利益。他们常常也靠自己承担责任进行交易，而他们的大规模交易和与国外市场的联系在当地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银行的糖业交易限于以代理的方式为自己的糖厂进行销售，限于银行正常活动范围内的信用提供。在最近10年间，这样一些私人糖业商行完全销声匿迹，或被转归银行，其他的糖业商行则被迫大大缩减了自己的业务。在以前的糖业贸易巨头中，仅仅剩下布拉格唯一的一家大商行，它现在也还代表13家糖厂，每年销售数十万公担的白糖。生产扩大到帝国两半部分的一些最大的私人糖厂，在进行销售时根本不需要中介，而是自己组织批发销售。中等的和较小的企业与银行结成程度不同的紧密的联系，银行向它们提供必要的信用，代它们为出口和国内零售贸易销售产品，但也常常自己承担糖销售中的全部风险。这样，以前大规模的和利润丰厚的中间贸易便被完全排除了，波希米亚糖厂销售的三分之二由布拉格一些银行（大部分都只不过是维也纳银行的分行）的糖业部承担。糖业贸易改组的起点是信用的提供和新糖厂的建立。80年代和90年代，波希米亚和摩那维亚地区建立了大量新糖厂，其中包括易北河岸的一些大的供出口的制糖厂。它们大部分是用外国资本兴建的，而提供必要资金的一些银行则要求这些新厂将产品的代理销售权转归自己。自卡特尔出现以来，小型粗糖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它们常常是用不足的资本建立起来的，因而完全依赖它们的信用提供者。即使是现有企业，为使自己现代化和扩大规模，也需要大量资金，并与资金提供者结成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常常导致整个销售的转移。例如，一些维也纳银行的布拉格分行以及一些地方银行，在糖业贸易中站稳了脚跟，并把自己活动重点移到这方面来。农业银行代表15个糖厂……英国银行承担11家粗糖厂的代理销售。信用银行集中了5个大企业的商业事务。齐弗罗斯泰因什卡银行是许多地方糖厂的销售所。银行购买粗糖厂的产品，把它们转运到精炼厂；它们又从精炼厂收购白糖，投入国内外的销售市场。当几年内出口对于奥地利工厂具有越来越大意义时，银行活动也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出口要求在各种国外市场上继续开展业务活动，有限的代理贸易佣金与获自套汇和投机交易的大量利润相比日益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靠自己承担责任的贸易与国际贸易紧密相联，因为只有极少的国内生产者能承担这种常常必须延展很长时间的业务活动。因此，作为糖业贸易的最后环节，糖便被银行稳稳地控制了。工厂把它们的产品卖给与自己有联系的银行，而银行又试图通过利用国内外市场上的最有利的条件来谋利。当然，依靠自己承担责任的贸易还不是一般原则，一些谨慎的银行还从根本上对它持有保留态度。但是，除了代理销售外，它也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能否认，事情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些与卡特尔有密切联系、并且承担它们所控制的产业的销售的银行，还有更大的商品交易。例如，农业银行承担火柴厂、糖浆厂、搪瓷器厂、包装纸厂、淀粉厂以及一些化工行业的卡特尔的销售。银行联合会与纸板厂有类似的关系，信用银行也承担联合黄铜厂的销售。这些都不过是代理关系，并不包括任何严格意义上的贸易，即不包括通过中央销售部中销售的卡特尔化和集中化把中间贸易排挤出去。由于银行之间的竞争，商品代理贸易的利润减少了，仅仅达到以前很大的代理佣金的较少部分。一般银行业务获利额的下降，在一些具有商品部的银行中引起更强烈的靠自己经营商品交易的想法，而且显示出沿这个方向扩大营业的新的尝试的一些征兆。” [5]在个别情况下，按各个领域中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不同比例，价格会发生变化。假定在一个部门中，例如在机器制造业中，生产资本等于1000，商业资本为200。在平均利润率为20％的条件下，则商业利润为40。对消费者的总价格等于1000+200（产业资本家按这样的价格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商人）+240（它补偿商人的资本加利润），即整个等于1440。但是在纺织工业中，商业资本400分摊在生产资本1000上面。于是产品价格是1680。现在假定卡特尔在两种情况下成功地消除了商业资本，并把商业非生产性费用压缩到一半，那么，机器制造业者靠1100资本获得340利润，而纺织业者靠他们1200资本获得480利润。利润率不等会导致平均化过程，这又通过价格的变化反映出来。但是，纺织品消费者所得即是机器购买者所失。而一般说来，由于卡特尔化，这种平均化将是非常困难的和不完全的过程。如果独立商业被消费合作社、批量购买协会、农业购买合作社等所取代，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这仅仅意味着被组织起来的消费者的活动代替商业资本家的活动，因此商业利润也归于这些消费者。同时，集中的加强也意味着流通费用的节约。 [6]批发商人恩格尔说得很对：“辛迪加所追求的是实际垄断和直接消除批发商业。当然，购买者并不因此而能更便宜地进行购买。对工厂和辛迪加来说，如果目的不是取得与批发商业同样的利润，那么，整个活动将是盲目的。”（《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Ⅳ期114页。）煤炭辛迪加也是这样。它“也利用运输业和批发商业的垄断，以便在不通过抬高运费而造成煤炭价格显著提高的条件下，加重小消费者的负担；或者设法使消费者必须支付的较高价格，不像以前那样归于商业，而是归于生产者。”（利夫曼：《卡特尔和托拉斯》第98页） [7]《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Ⅰ册第236页。 [8]同上书，第235页。 [9]同上书，第228页以下。 [10]同上书，第230页。 [11]同上书，第229页。 [12]同上书，第230页。 [13]同上书，第Ⅱ册第455页。 [14]同上书，第Ⅱ册第380页。 [15]勇敢的辛迪加代理人的伪善言辞真是妙不可言：“作为商行，我们也认为这是正当的，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促进和保护国内商业。”掠夺本国，通过人为制造煤炭、焦炭和铁的短缺而阻碍加工业，通过向国外倾销而维持国内的高价——这就是利润欲的国民信念。 [16]商业厅秘书格施泰因（哈根）的陈述。见《纠纷案》第六次会议，半成品协会，第444页。 [17]格施泰因的陈述。同上书，第445页。 [18]同上书，第447页。格施泰因的陈述也表明（同上书，第556页），另一方面，大工厂对待它们较小的供应者有时是多么严厉：“一家拥有矿山的大冶炼厂为订购自己的工具材料制定了苛刻的条件，其中包括报价，并进一步规定：在数量方面，我们根据1904年的需要，没有义务购买任何特定的数量。按我们的要求交货。” [19]《德国印刷纸厂联合会的纠纷案》第Ⅳ册，经理罗伊特的陈述，第110页以下。 [20]“因此，辛迪加的任务是消除印刷纸贸易中的这种批发商。在成功地通过缔结辛迪加排除在其他纸张之外也经营印刷纸的大量代理商以后，却仍然存在大量的经营印刷纸的商人。因此，辛迪加的任务就不仅是拒绝向从事投机的商行提供印刷纸，而且也防止新的在印刷业范围内出现商人。于是，在许多情况下，辛迪加拒绝向那些在辛迪加存在时刚刚想把自己的商业扩大到印刷纸上的纸张商行出售印刷纸。”（同上书，第111页。） [21]《纠纷案》第1册，第94页以下。1899年秋天，德国焦炭辛迪加迫使它的主顾购满1900和1901两年的需要量。顺便指出，辛迪加这时利用它的权力，把在1899年2月就已经确定为14马克的1900年的价格提高到17马克，作为上述两年的价格。在不如此就得不到焦炭的威胁下，各冶炼厂不得不同意缔约。这一事例之所以使人感兴趣，是因为它表明，辛迪加对危机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小。这些协定是在1899年即大约27个月之前签订的，1900年中期行情低落，1901年是一个危机年头，但焦炭的最高价格却得到保证。因此，危机对加工工业的影响异常严重。（《纠纷案》，第三次会议，第638、655、664页） [22]工业委员会：《关于托拉斯和产业联合的初步报告》，第223页。 [23]同上书，第63页。“我毫不关心你们的伦理观”。他补充说，为排除竞争而制定低廉的价格，这是正确的商业原则。因为像他后来所认为的那样，托拉斯不是为竞争者的健康而设置的事业（第223页）。 [24]请听听对农场主联盟比较亲近的《德国农业通信》（1899年第8号）所报道的惩罚威胁：“拒绝加入协会的德国酿造业者，丧失了要求受到职业尊重的权利。这帮先生们应被打上永久的烙印。如果后来他们的钱包被洗劫一空，对这些正人君子的惩罚也不会比他们理应受到的唾弃更严重。” [25]《纠纷案》。总书记克普克的陈述。 [26]《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Ⅰ卷第464页。贴现公司总经理鲁塞尔的话。 [27]《社会科学词典》第181页以下。 [28]《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2151页。范·居尔彭的陈述。但是，不仅仅是这种时候。V.瓜伊塔先克断言：“如果他们使他（地方银行家）的生计发生困难，那么，他就不得不经营比以前可能经营更多的纯投机证券。”（同上书，第759页） [29]《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2169页。
第十二章卡特尔和托拉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十二章卡特尔和托拉斯 资本主义企业联合的方式，被按三种观点加以划分。 同种的联合和联合制式的联合的区分关系到联合的技术特性。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联合的形成有不同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是由不同的技术的和经济的原因产生的。 局部联合和垄断联合的区分是基于它们在市场上的不同地位，即它们控制价格还是相反地被价格所控制。这里，对价格的控制并不取决于一切同类企业是否联合。只要控制在经济周期的一切阶段中对市场供给所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生产，同时这种生产的成本必须低于局外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就够了。只有这样，危机时期所必要的生产缩减才会落到局外企业头上，而价格也只需减少到卡特尔生产价格的水平。 最后，利益共同体和兼并的区分是基于组织形式的区分。利益共同体是以两个或多个先前彼此独立的企业的协定为基础的，而兼并则是两个或多个企业结合成一个新的企业。但是，这种对立仅仅是一种组织形式的对立，并未涉及内容上的区别。这种内容上的区别本身，不如说取决于利益共同体借以建立的协定的内容。总之，协定在某些方面限制了有关企业的独立性，而兼并则消除了独立性。但是，在限制和消除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协定越是限制加入利益共同体的企业的独立性，这些企业的经济作用越是接近于兼并。而对企业独立性的限制又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首先，可以在协定上对企业组织进行规定，例如企业管理必须服从一个共同机构的监督，这种机构通过确立共同的支付期限和条件等等，即统一所谓“条件”，限制流通领域中的某种竞争；然后，可以对关系经济的和经营的行为的限制进行规定。 但是，垄断的利益共同体的协定内容，已经由它的目的所决定。这个目的就是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利润。提高价格可以在最简单的形式上通过缔结价格协定来达到。但是，价格不是任意的，它们首先依赖于供给和需求。单纯的价格协定只能在价格有提高趋势的繁荣时期实行，而且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价格的提高刺激了生产的扩大。供给增加了，最后价格协定就不能维持下去，这种卡特尔最迟在萧条来临时就垮台了。[1] 因此，如果卡特尔要存在下去，协定就必须前进一步，必须造成这样一种供求关系，使规定的价格在市场上也被遵守。因此，协定必须调节供给和分配生产定额。遵守这些规定现在虽然符合整个卡特尔的利益，但并不总是符合个别成员的利益，这些成员可以通过扩大自己的生产来降低其生产成本，从而常常努力逃避卡特尔的规定。而对逃避规定的最可靠的防范措施是，产品销售不再由各成员自己进行，而是由卡特尔的中心销售机构来进行。 但是，控制的可靠性不是这种措施的唯一结果。个别企业同自己顾客之间的直接关系，现在在卡特尔化时期被取消了，这些企业的商业独立性也随之被消灭了。卡特尔现在把自己的成员连接一起，不仅通过单纯的协定（它的规定随时都可以轻易地加以破坏和逃避），而且也通过共同的经济设施。脱离这种卡特尔，必须与顾客建立新的关系，恢复原有的销路；这种尝试也可能遭到失败，无论如何只有作出牺牲才能获得成功。因此，卡特尔较大的稳定性和较长的持续性也同时得到保证。通过消除企业的商业独立性，由一个单纯按照协定建立的团体变成一个商业单位的卡特尔，被称作辛迪加。但是，要想使辛迪加成为可能，必须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买主无论从哪个卡特尔化工厂里购买都是一样的。这又是以一定的生产规格同一化为前提的。因此，这种同一化是实现像辛迪加这样更紧密的、持久的和严格的组织的先决条件。这里应该指出，特种商品的卡特尔化一般更加困难，因为生产者从自己的特种商标、专利权等等的使用中获取了超额利润，排除竞争对他们来说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重要。当向他们提供原料的产业的卡特尔化同样迫使他们卡特尔化或联合的时候，这种卡特尔化才实行起来。另一方面，卡特尔化同时也使生产更加简单化。[2] 因此，垄断的利益共同体的协定内容的发展，可以多少有些简单化和图式化的描述如下；当然，这里也可能有某一发展阶段被超越了。首先，作为最松散的形式和准备的，似乎是“条件卡特尔”（按格龙策尔的话说）。其次，出现的是对价格的共同调节；但是，为了能够保持价格，也必须对供给作相应规定。因此，要使价格调节不是不经常的和暂时的，价格调节就要求对生产进行规定。但是，要使逃避协定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最可靠的防止措施就是把销售不留归个别企业，而是由各企业的一个共同机构即销售部进行。这样，企业便丧失了其商业的独立性，丧失了与自己顾客的直接关系。如果利润不归于实际生产它的企业，而是按照预先规定的方案在所有参加者之间进行分配，遵守协定也就得到保证。同样，原材料的购买也可以共同进行。最后，对个别企业的技术独立性的干预也可能发生。设备差的企业可能被停产，一些由于自己的技术装备或者自己对销售场所的有利位置而特别适合于生产某种产品的企业，被安排专门生产这些产品。[3]所有这些都能通过缔结协定即在利益共同体中进行。但是，这种利益共同体同兼并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组织不够灵活。因此，提出卡特尔和托拉斯是互相排斥的对立物的问题，是错误的。企业的独立性即使在卡特尔形式中也可以受到很大限制，以致同托拉斯的区别也消失了。问题毋宁说是，独立性的限制提供了什么好处。就对独立性的限制提供了好处这一点来说，托拉斯一开始就占有了这些好处；而对卡特尔来说，则取决于它赖以建立的协定的性质和作用。[4] 垄断联合是经济统治组织，因为它与国家统治组织相类似。这样，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关系，类似于同盟国家、联邦国家和统一国家的关系。那种和托拉斯相比而把卡特尔赞美为“民主的”说法，如果被用于昔日德国同盟上，就显得十分可笑了。 在规定价格方面，托拉斯优于卡特尔。在规定价格时，卡特尔不得不从以最昂贵的费用进行生产的工厂的生产价格出发；而对托拉斯来说，只存在一个统一的生产价格，在这个生产价格中，设备好的和设备差的企业的费用平均化了。托拉斯能够规定使生产量尽可能大的价格，交易量大对单个商品利润额小作了补偿。而且，托拉斯能够比卡特尔更为容易地使盈利较少的企业停产。当生产缩减时，托拉斯能够使这种缩减仅仅限于以最昂贵的费用进行生产的企业，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反之，当生产扩大时，它能够使技术最完善的企业的生产增加。通常，卡特尔必须在它的成员企业中公平地分配增加了的生产。因此，卡特尔的价格规定便为技术装备较好的企业提供了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不能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因为卡特尔排除了竞争；于是，这种超额利润似乎具有了级差地租的性质。但是，同地租的区别在于：最差的工厂绝不像最差的土地那样是满足市场需要所必需的。如果这种最差工厂的生产被转移到设备较好的工厂，它们就会倒闭。但是，因为卡特尔价格首先得到维持，所以生产的扩大对以较低费用进行生产的工厂来说，就意味着获得超额利润。因此，较高费用的工厂的生产被替换，也就成为有利可图的了。但是，这时“级差地租”就消失了，只存在高额的卡特尔利润。 正是在生产原料的卡特尔中，生产成本间的差别是重要的，因为在这里，地租（矿山地租）的高水平对生产价格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一方面是盈利较少（这个词的特殊意思是：产生的地租较小）的企业被停产的趋势最强，另一方面又出现维持高价格的趋势，而这又意味着生产缩减的相对加强。自然垄断也同时使这种趋势的实现成为可能。原材料的高价格也反过来影响价格，从而影响加工工业的生产量。 [1]恩格斯所指的就是这种卡特尔形式。他写道：“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两种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在此期间，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地被大资本家吃掉。”（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7—138页。脚注［16］） [2]“卡特尔想要的是其质量、形式、材料等等不再有明显差别的批量商品。当然，这里也可以人为地加以促成，正像在商品交易所里所发生的那样。商品交易所同样是以商品的一定的可代替性为前提的，因此特殊的商业惯例便规定出，商品要能提供交易所交易必须具备某种属性。卡特尔达到这同一目的，或者通过仅仅选择该部门的交易主要依赖的一定标准商品，或者通过提出所有工厂主在制造他们的商品时必须遵守的规范，以消除质量的差别。例如，国际玻璃镜面卡特尔就遵从只生产10—15毫米厚的玻璃镜面的协定。”“奥匈麻绳卡特尔首先对所生产的种类制定了样品，所有参加者有义务按该样品生产自己的商品。同样，奥匈黄麻卡特尔对要生产的麻袋提出了一定规范。”（格龙策尔：《关于卡特尔》，1902年莱比锡版，第32页及以下） [3]例如，德国钢铁企业联合会董事会主席沙尔特布兰德的以下陈述，证明卡特尔也对企业的生产和技术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在联合会持续存在的条件下，为了使销售尽可能地有利，我们应该怎样指导销售？为了沿着不是每个工厂生产一切产品的方向更廉价地进行生产，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分工？”（《关于德国卡特尔的纠纷案》第10册第236页）奥地利的机器制造业卡特尔也在各个企业之间推行了进一步的分工。利润流进公共金库，并按比例进行分配。 [4]格龙策尔（《关于卡特尔》，第14页）认为：“卡特尔和托拉斯不是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而是在本质上有很大不同。在欧洲如此活跃的卡特尔运动的30年中，我还不知道有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的情况。”因此，当他这样认为的时候，他恰恰是把法律形式当作本质。由卡特尔过渡到托拉斯并不经常发生，恰恰证明这两种形式具有同一内容。同时，也不应忽视，对卡特尔化企业独立性的进一步限制，使这些企业不断地靠近托拉斯。但是，形式的不同是与其他情况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同银行的发展及银行同产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部分地也同立法上的干预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美国的反卡特尔立法促进了托拉斯的形式。
第十一章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及其克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三篇金融资本和对自由竞争的限制 第十一章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及其克服 资本主义的生产旨在获取利润。获得最大利润是每个资本家的动机，也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必然产生出来的经济行为的指导原则。每个资本家只有在不断跟上并且超过他的竞争对手时，才能生存；而只有在成功地把自己的利润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并由此而获得超额利润时，才能做到这一点。[1] 然而，刺激各个资本家去获得最大利润的主观努力所达到的客观结果，却是为一切资本创造相同的平均利润率的趋势。[2] 要达到这种结果，必须通过争取投资领域的竞争，通过资本不断流向那些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领域和离开那些低于平均利润率的领域。然而，资本的这种不停流动却遇到了障碍，这种障碍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加。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技术的进步，表现为等量活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的日益增加。在经济上，这个过程反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反映为总资本中不变资本额比可变资本额的增长。[3]C∶V比例中的这一变化表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和早期资本主义工厂到现代工厂的情景变化：前者是处于狭小的劳动空间和拥挤在几台小机器周围的工人：后者是在庞大的自动化机器后面的少量的、有时几乎看不到的工人，而且他们似乎越来越少见了。 但是，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不变资本组成部分内部的变化。固定资本组成部分比流动资本组成部分增长更迅速。下列情况说明了这一点： “冶炼过程的技术进步，必然造成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和资本积聚的日益加强。据吕尔曼（《50年来高炉生产的发展》，杜塞尔多夫1902年版）说，自1852年以来高炉的容积增长48倍，每个高炉的生产能力增长333倍，高炉容积每吨的生产能力增长7倍。1750年，西里西亚14个烧木炭的高炉共生产12500吨生铁；1799年，柯尼希许特尔的两个烧焦炭的高炉的设计年产量为2000吨生铁。1852年，厄切尔霍伊泽尔夸口它每日生产50000到60000普鲁士磅。每个高炉每日生产的最新记录是：德意志帝国矿业联合公司（蒂森）达518吨；俄亥俄钢铁公司第三号炉达806吨。换句话说，美国每个高炉大约30小时的生产量与以前一个西里西亚高炉一年的生产量相等，美国每个高炉36小时的产量相当于150年前14个个西里西亚高炉每年的产量。 然而，每个高炉的建设费用大大地提高了。上述的柯尼希许特尔高炉总造价估计达4万塔勒。这使日产1吨的投资达2万马克左右。根据韦丁的计算，1887年，在每座高炉的建设费用差不多100万马克的条件下，日产1吨的投资额下降到5400和6000马克之间。然而，最近由于使用许多新设备和彻底排除手工劳动，日产1吨的费用又上升到大约1万马克。这就是说，现在在鲁尔区，建一座250吨的高炉要花费250万马克，而巨大的美国高炉的造价估计已经达到600万马克。 除了在西格兰德和上西里西亚以外，德国现在几乎没有日产能力低于100吨的高炉。一个要新建的高炉最低年产量至少在3万到4万吨之间，但是，拥有多座高炉的企业具有很大优越性，因此出现各冶炼企业不断增加高炉数量的努力。正像一般费用（管理、实验室、工程师）一样，必要的后备机器的费用（鼓风机、热风炉）分摊在更多的产品上。然后，人们才能在多座高炉相结合的情况下，用一座高炉年年生产同一种生铁。因此，首先，高炉从生产一种生铁转换为生产另一种生铁的这一棘手问题就不再存在了。其次，使高炉的构造按所要生产的生铁种类实行专门化成为可能。最后，只有在高额生产指标和许多高炉的情况下，利用现代发明（合理地运送原料、铸造机、搅拌机、高炉煤气机）才能在经济上成为合理的。”（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第13页以下） 拿一个使用机器同样达到很高程度但由于技术条件不同而有机构成相当低的产业领域，与这个有机构成最高的领域相比较，是颇为有趣的。“制鞋业所需的资本量，可以举一个日产量为600—800双鞋子（这些鞋子一半是缝的，一半是钉的）的工厂为例： 厂房10万马克 场地5万马克 蒸汽机（50马力）2.1万马克 电力设备2万马克 制鞋机器和其他设备8万马克 楦子2.5万马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固定资本29.6万马克 如果我们假定流动（经营）资本一年周转两次，我们就会得到下列数字： 6个月的原料35万马克 6个月的工资10万马克 6个月的其他费用9万马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流动资本54万马克 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大约3万马克的固定资本外，还需要5万马克的流动资本，即是说，对这个雇用180到200个工人的工厂来说，需要大约8万马克的总资本。”（卡尔·雷埃：《德国制鞋大工业》，耶拿1908年版，第54页） 相反地，“例如，一个按托马斯法进行生产并具有3万~4万吨生产能力的大型联合工厂，应在西部德国新建起来，并且必须购买矿山和土地。现在，它的总费用至少需要： 铁矿山1000公顷1000万马克 鲁尔区的6个煤田300万马克 包括炼焦厂在内的具有100万吨开采量的煤矿1200万马克 高炉设备1000万马克 炼钢和轧钢厂1500万马克 钢铁厂的场地、铁路支线、工人住房等500万马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计5500万马克 此外，需要1万个工人。在美国，对具有两倍于这样生产能力（日产2500吨）的钢铁厂来说，投资2000万～3000万美元，被认为是必要的。”相反，1852年，投在整个拿骚钢铁工业中的资本是123.5万佛罗林。（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第26页） 然而，固定资本的这种巨大膨胀意味着：资本一旦投放出去，其转移就变得日益困难了。流动资本在每一次周转期间结束之后再转化为货币，以便能投入其他生产部门；而固定资本在一连串更长的周转期间里都被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它的价值逐渐地转移到产品中去，逐渐地以货币形式流回。总资本的周转时间延长了。固定资本越大，它的数额越多，它在投资中的比重也就越大，占总资本的份额也就越大，不遭受巨大损失而实现其中包含的价值，并在以后把这一资本转移到更为有利的领域中去，也就越困难。争夺投资场所的资本竞争因此而发生变化。代替中世纪监护的古老的法律限制，阻碍资本自由转移的新的经济限制产生了。当然，这种限制只涉及已经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资本，而不涉及新投资的资本。第二个限制在于，技术的发展同时扩大了生产规模；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量的膨胀，要求一个绝对的越来越大的资本额，以便能够相应地扩大生产或建立新的企业。由剩余价值逐渐积累起来的数额，在长时期内不足以转化为独立的资本。由此可以想象，新资本的流入是不充足的或迟缓的。然而，资本的自由转移是形成平均利润率的一个条件。如果资本的流进流出不能畅通无阻地进行，这种平均化就会受到破坏。既然利润平均化的趋势首先是个别资本家对尽可能高的利润的追求，那么，这个阻碍也必须首先由个别资本家来消除。这是通过资本动员来实现的。 创造资本结合，就足以使资本集中。但是，资本动员也同时扩大了能够结合的资本的范围，因为它使产业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在内）向货币资本的不断再转化而最大限度地独立起来，不受固定资本应执行职能的周转期间之后实际回流的束缚。当然，这种再转化在社会规模上是不可能的，而仅仅适用于一定数量的不断换位的资本家。但是，这种向货币的不断再转化的能力，赋予了资本以借贷资本的回收方式。借贷资本是这样一种货币资本，它在一段时间内被预付出去，然后作为增加了利息的货币额收回。这样，它使货币额适合于产业投资领域；否则，这一货币额就不能执行产业资本的职能。 对所有者来说，这些货币额必须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闲置起来，或者作为纯粹的借贷资本暂时投放出去。这些货币额不断变换自己的构成，进行收缩和膨胀，但是一定数量暂时闲置的货币额总是存在的。这些货币额可以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被固定下来。这种货币额的不断变换，在股票所有权的不断变换中表现出来。当然，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仅仅发生一次，并且是彻底完成的。闲置资本最终转化为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又转化为生产资本。由这种闲置的货币基金中汇流而成的新的货币额，执行股票购买手段的职能，现在仅仅充当股票交易的流通手段。但是，这些新的货币额尽力为最初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的所有者收回他们的货币。这些货币在此期间为他们执行资本职能之后，现在又可以被他们用于其他目的。应该附带说明，随着股票市价的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terisparibus），股票交易所必要的货币必须增加，这时比原来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更多的货币可以进入流通。这里应该注意，股票市价通常要比由货币转化而来的产业资本的价值高。当然，资本的动员同生产过程无关。它仅仅涉及所有权，仅仅创造执行职能的资本主义所有权的转移形式，即作为资本、作为产生利润的货币额的资本的转移形式。既然资本的动员不牵涉生产，那么，这种转移实际上只不过是对利润的所有权证书的转移。资本家关心的仅仅是利润。至于利润是从哪个领域里生产出来，对他是无关紧要的。资本家不为生产商品，而是为从商品中谋取利润。 因此，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一张股票同另一张股票带来相同的利润，那么，它们也就一样。因此，每一种股票的价值都是根据它带来的利润进行估价的。购买股票的资本家，用同任何其他资本家同样的货币额，购买了同样大小的利润份额。因此，对个人来说，资本的动员为每个个别资本家实现了利润率的平等。但是，这也仅仅对个人才是这样，因为对他来说，在他购买股票时，实际存在的不平等被消除了。事实上，这种不平等依然存在，就像它的平均化趋势依然存在一样。 实际上，资本的动员并不影响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的实际运动。资本家追求尽可能大的利润的努力依然如故。这种利润现在表现为更大的股息和更加提高的股票市场价格。这样，便为新投的资本指明了道路。所获得利润的水平，从前是个别企业的经营秘密，现在却或多或少地在股息水平上适当表现出来，从而易于为寻求投资场所的资本决定应转向哪些生产部门。例如，如果在具有10亿资本的钢铁工业中获得2亿利润，而在具有同量资本的另一工业中只获得1亿利润，那么，在假定5％的资本化的条件下，钢铁股票的市场价格就是40亿，而另一种股票的市场价格就是20亿。因此，对个别所有者来说，差别就消失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新的资本在钢铁工业中寻求投资，在那里它能获得平均水平以上的利润。正是股份制度使资本流入这些部门变得容易了。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不仅因为由资本量所产生的障碍因此而比较容易被克服，而且还因为这个部门的超额利润的资本化约定了特别高的创业利润，刺激银行参与这个生产部门。在这里，利润率的差别表现为创业利润的不同水平；这种利润率的差别，由于新积累的剩余价值量流到那些具有最高创业利润的领域而平均化了。 同样，资本的动员也不影响那些阻碍利润率平均化的困难。相反地，与资本的动员同时发展的资本结合，消除了由新投的资本量中产生的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增长，由于货币额的集结，企业的规模不再是企业经营的障碍。因此，只有使新的资本进入那些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的领域，利润率的平均化才日益成为可能，而要从那些有大量固定资本的生产部门移出资本却是极其困难的。这里，资本的减少只能通过旧设备的逐渐磨损或通过在破产情况下的资本的消灭而实现。 同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还产生了另一个困难。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领域中，新建企业必须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巨大的规模，它的建立会立刻大大增加这个领域的生产。技术的规则不允许那种也许是市场的吸收能力所要求的生产提高的渐进性。生产的显著增加绰绰有余地抵偿了对利润率的影响。如果说利润率以前高于平均水平，那么，它现在却降到平均水平以下。 因此，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的障碍就出现了，这些障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加。这些障碍按资本的构成，特别是按固定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对不同领域发生不同强度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领域中，即在重工业中，这种影响最强。这里，固定资本起着极大的作用，资本一经投入，流出便十分困难。 那么，上述因素对这些领域中的利润率产生什么影响呢？下述论证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产业中，极大的创办资本是必要的，而占有如此巨大的创办资本的人是有限的，因此，在这些领域中，竞争较小，利润较高。这种论证忽略了，这只是在资本还是执行个别资本职能的时期才是正确的。资本结合的可能性轻易地克服了这种障碍。资本量大并不是筹措它的障碍。相反地，通过资本流出实现平均化在这里几乎被排除了，消灭资本在这里也同样十分困难。这些发达的产业同时也是这样的产业，在这些产业中，竞争极为迅速地淘汰了小企业，或这种小企业根本就不存在（如在许多电力工业部门中）。不仅大企业占统治地位，而且这些资本强大的企业也彼此越来越势均力敌，因为那些给它们中的某些企业提供竞争优势的技术的和经济的差别越来越小。这里不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弱者被摧毁，从而该领域中的资本过剩被消除——而是势均力敌者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长期不能决定胜负，斗争各方都遭到同样的牺牲。所有这些企业都不得不努力坚持斗争，否则，渗透到每个个别企业中的全部巨大资本便发生贬值。因此，通过消灭资本来减轻该领域的负担是极其困难的。同时，在这里，每一个新的企业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必须具有很大的生产能力，所以对供给产生很大影响。正是在这些领域，很容易形成利润率较长时间地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情况。平均利润率越低，这种情况就越危险。随着伴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利润率的降低，生产在其中还有利可图的余地越来越窄。如果现在利润率只有20％，而从前曾一度是40％，那么，由价格产生的细微压力就已经足以使利润完全消失，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落空。因此，正是这些拥有自己大量固定资本的产业，对竞争和由此而造成的利润率下降越来越敏感；而同时，对它们来说，改变已经作出的资本配置也越来越困难。因此，正是在这些产业中，可以很容易产生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这种利润率只有通过停止新资本流入和通过随人口而增长的消费逐渐提高，才能渐渐地平均化。这种趋势还可以由下述事实而加强：新的资本（股份资本）从一开始就能以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来计算。 另一方面，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在那些个别资本仍然占优势和资本的需要量相对较小的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那些在发达的领域中不再有竞争能力、而其较小的量不允许其所有者把它们当作带来利息或股息的资本来投资的资本，便涌向这里。它们是些零售商业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竞争激烈，其旧资本不断毁灭并立即又为新资本所代替）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充满了总有一只脚踩在无产阶级中的分子，对他们来说，破产是经常的现象；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才渐渐发展成大资本家。这些生产部门以极不相同的形式，日益陷入对大资本的间接隶属之中。 除了这些生产部门的充斥之外，还有另一个使这里的利润率降低的情况。到处都在进行争夺销路的残酷竞争，而为了打赢这场竞争，不惜耗费巨额开支以加速周转和扩大销路。进行大量的广告宣传和派出大批推销员。十个推销员为了每一个顾客而相争。所有这些都需要货币，而货币又使这些领域中的资本膨胀。但是，由于货币不被生产性地使用，因而也就不增加利润，而利润率由于现在必须以这种增大的资本来计算而下降了。 因此，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极上，利润率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的趋势是怎样由完全不同的原因产生出来。在资本力量足够强大的地方，这种趋势现在又唤起克服自己的相反趋势。这种相反的趋势最终导致自由竞争的消除，从而导致长期形成利润率不平均的趋势，直至最后这种不平均本身由于生产领域分离的消除而消除。[4] 在产业资本内部，恰恰是在它的发达的领域中所产生的趋势，受到银行资本利益的促进。 我们已经看到，产业的积聚同时造成了银行的积聚，而银行的积聚还由于银行业务自身的发展条件而加强。我们还看到，银行资本如何通过股份制度来扩大产业信用，如何受创业利润的前景所引导，对金融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利益。但是，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创业利润依赖于利润水平。因此，银行资本对利润水平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随着银行的积聚，银行作为信用提供者和金融机构参与的产业企业的范围也同时扩大了。 享有技术或经济优势的产业企业，有希望在竞争战胜利之后，保持住市场，扩大自己的销售，以及在排挤对手之后较长时期地获得超额利润（这一超额利润绰绰有余地补偿了竞争战的损失）。但是，银行的考虑不同。这个企业的胜利就是其他企业的失败，而银行对后者同样有利益关系。这些其他企业曾占用大量信用，被借贷的资本现在遇到了危险。竞争本身给所有的企业带来损失。在这一时期，银行不得不削减自己的信用，放弃有利可图的金融业务。一个企业的胜利绝不可能补偿银行的这些损失。这样一个强大的企业是一个对手，银行从这一对手身上不能获取很多。只要进行竞争的工厂是银行的顾客，银行从它们的竞争中所能期待的就只不过是损失。因此，银行对排除它所参与的那些工厂之间的竞争所作的努力是绝对的。但是，每个银行也都对尽可能高的利润有利益关系。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在一个产业部门内的竞争被完全排除时，这种利润又达到顶点。这就是银行力求建立垄断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消除竞争的趋势是一致的。同时，银行资本也获得了实现这一目的的越来越大的力量，即使违背了个别凭借自己特别有利的设备有时还宁愿进行竞争的企业的意志。因此，如果在没有银行资本参与而自由竞争还继续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便排除了竞争，产业资本应该为此而感谢银行资本的支持。[5] 除了这些限制竞争的一般趋势之外，由产业周期的一定阶段中产生的趋势也在发挥作用。首先应该指出，在萧条时期，增加利润的动机特别强烈。在繁荣时期，需求超过供给。这一点从下述事实中已经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产品在它生产出来以前很久就被销售出去。[6] 应当顺便指出，在这一时期，需求往往具有投机的性质。人们在预期价格还将继续上涨时进行购买。限制消费需求的价格上涨，相反地却刺激了投机需求。但是，如果需求超过供给，市场价格就由那些在最差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企业所决定。那些在较好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企业实现了超额利润。即使没有缔结协定，企业家们也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相反地，在萧条时期，每个人都力求靠自己拯救还可以拯救的东西，每个人都无情地进行反对其他人的活动。“在竞争中一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同时就是这样一方，在这一方中，个人不顾自己那群竞争者，而且常常直接反对这群竞争者而行动，并且正因为如此，使人可以感觉出一个竞争者对其他竞争者的依赖，而处于优势的一方，则或多或少地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来同对方相抗衡。如果对这种商品来说，需求超过了供给，那么，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另一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来出售。相反，如果供给超过了需求，那么，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人不得不跟着干，而买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把市场价格压到尽量低于市场价值。只有各方通过共同行动比没有共同行动可以得到更多好处，他们才会关心共同行动。只要自己这一方变成劣势的一方，而每个人都力图找到最好的出路，共同行动就会停止。其次，只要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如果一方占了优势，每一个属于这一方的人就都会得到好处；好像他们实现了一种共同的垄断一样。如果一方处于劣势，每个人就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优势（例如用更少的生产费用来进行生产），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就根本不顾他周围的人了，尽管他的做法，不仅影响他自己，而且也影响到他所有的同伙。”[7] 于是，便出现一个矛盾：当最没必要限制竞争的时候（因为协定仅仅认可现存状态），即在繁荣时期，限制竞争最容易达到。相反，在萧条时期，当限制竞争最必不可少时，缔结协定却最困难。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卡特尔在繁荣时期或至少在萧条时期被克服之后更容易形成，而在萧条时期（特别是在它没有紧密组织起来的时候）却常常崩溃。[8] 垄断联合对市场的控制在景气时期比在萧条时期要有效得多，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9] 除了造成利润率及其平均水平长期下降并且只有通过消除其原因即竞争才能加以克服的趋势外，还有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率由于另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上升而造成的下降。如果说前者是由长期发生作用的原因产生的，那么，后者则是由产业周期的条件产生的。如果说前者最终出现于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那么，后者却仅仅影响一定的生产部门。最后，如果说前者是由一个产业部门内的竞争引起的，那么，后者则产生于一个为另一个提供原料的诸产业部门的关系之中。 在繁荣时期，生产扩张了。在资本比较小、生产扩张能在较短时间里和在许多方面进行的地方，这种扩张最迅速。在某种程度上，生产的迅速提高抑制了价格的上涨。大部分制造成品的产业中的情形就是如此。相反地，在采掘工业中，生产却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扩张。打好一口新的矿井，安装新的高炉，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10]在繁荣的最初阶段，需求的增长由更集约地使用原有生产能力而得到满足。但是，在高度繁荣时期，制造成品的工业的需求比采掘工业的生产增长得更迅速。因此，原料价格比那些成品的价格上升得更迅速。所以，采掘工业的利润率是以牺牲加工工业而提高的，而加工工业在利用景气时期方面，可能还要受到原料短缺的阻碍。 在萧条时期，情况却相反。在供给原料的一些部门中，资本的外流和生产的缩减比在生产成品的领域中更困难，亏损也更大。因此，在供给原料的一些部门中，利润率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仍然低于平均水平；这一因素有助于使加工工业的利润率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原料生产部门中的萧条却更持久、更严重。 在1874～1878年之间，美国的钢铁工业的危机表明：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这种萧条的情况会是多么严重和持久。在1873年以后，费拉德尔非亚的生铁价格从42.75美元最后下降到1878年的17.36美元。[11] 在产业周期过程中，价格的巨大波动也可以通过下列数字来说明（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一般来说，这一时期的生铁生产成本是下跌的）： 贝氏炼钢炉用的一号赤铁矿石的价格，从1890年的6美元逐年下降到1895年的2.90美元。1894年，贝氏炼钢炉用的铁矿石的售价为2.25美元，而非贝氏炼钢炉用的铁矿石的售价为1.85美元。后来，出现了钢铁工业的一个短暂的高涨时期……上述铁矿石的价格立即分别地上升为4美元、3.25美元和2.40美元。[12]在匹兹堡，贝氏炉用的生铁按美元计价为：1887年为2.37，1897年为10.13，1902年为20.67，1904年为13.76。英国最好的生铁，1888年为10.86，1895年为11.30，1900年为20.13，1903年为13.02。[13] 列维[14]为经济周期下降时期的原料和制成品生铁的价格关系的形成提供了下列具有启发性的“图表： 年份2240磅贝氏炉 生铁的价格（美元）2240磅莱克优质 矿石的价格（美元）2000磅焦炭的 价格（美元）4122磅矿石加2423磅 焦炭的价格（美元）生铁价格与矿石加焦炭 费用之间的差额（美元） 189018.87256.00 2.083313.56 5.31 189115.95004.75 1.875011.01 4.94 189214.366674.50 1.808310.47 3.90 189312.86924.00 1.47929.15 3.72 189411.37752.75 1.05836.34 5.04 189512.71672.90 1.32506.94 5.78 189612.14004.00 1.87509.63 2.51 189710.12582.65 1.61676.84 3.29 我们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1890年以后，那些完全依靠购买煤炭和矿石的企业已经陷入何等境地。1890年以后，原料价格虽然大大下降，但原料费用和成品价格之间的差额下降更大，以致原料使用者的状况极大地恶化了。生铁价格比原料价格更快和更大地下降的趋势，如我们已经阐明的，导致企业实行联合制。” 这种利润率的差别必须加以克服，也只能通过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联合即通过联合制来加以克服。 按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实行联合制的动因也是不同的。在繁荣时期，这种动因来自加工工厂，加工工厂以此克服原料的高价甚或短缺。在萧条时期，原料生产者为了避免原料以低于生产价格出售，而把加工工厂建入自己的企业之中。自己对原料进行加工，在成品上实现较高的利润。概括来说，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盈利较差的生产部门将盈利较多的生产部门并入自身之中。[15] 因此，可以根据联合制形成的方式和方法，作如下的区分：向上的联合制，例如轧钢厂将高炉和煤矿并入自身；向下的联合制，例如煤矿购进高炉和轧钢厂；混合的联合制，例如钢厂将煤矿和轧钢厂并入自身。 因此，利润率的差别引起了联合制。对实行联合制的工厂来说，利润率的波动被消除了，而单独的工厂却由于其他工厂而减少了自己的利润。 联合制的另一个优点来自商业利润的节约。商业利润可以消除，而产业利润增加了与商业利润相应的数额。 积聚的发展使商业利润的消除成为可能。商业把分散于各个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能集中起来并因此而能够使其他产业资本家按照他们相应的数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职能，现在已不再是必要的了。一个织布业者宁可从纱线商那里满足具有不同质和量的各种规格的纱线，也不愿同一大批纺纱业者缔结交易。同样，纺纱者也宁可把全部产品一次卖给一个商人，而不愿卖给一大批织布业者。因此，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节省了，准备资本也减少了。 在涉及生产同种商品（批量商品）的巨大集中的企业以及在一个企业的生产满足另一个企业需要的场合，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商业变成多余的了。商人及其利润可以被消除，并且商人也实际因这些企业实行联合制而被消除了。商业利润的这种消除是联合制的固有特点，它与同类企业的联合不同，在那里，当然不存在商业关系。然而，商业利润只不过是总利润的一部分。因此，商业利润的消失相应地提高了产业利润。只要联合制工厂同单独的工厂进行竞争，提高了的利润就会给联合制工厂以竞争上的优势。 如果两个工厂的利润率相同，而且等于平均利润率，那么，联合制最初并不意味着有什么优势，因为总是只能实现平均利润率。但是，第一，联合制使行情差异持平，从而为联合制工厂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商业的消除。第三，联合制造成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从而与单纯工厂相比获得超额利润。第四，在严重的萧条时期，当原料价格降低与成品价格降低不同步时，联合制加强了联合制工厂对单纯工厂竞争中的地位。 联合制意味着对社会分工的限制，同时又给新的总企业内部的分工（也越来越包括管理劳动）以新的刺激。联合制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正如工场手工业部分地由不同手工业结合而成一样，工场手工业又能发展为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例如，英国的大玻璃工场自己制造土制坩埚，因为产品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坩埚的质量。在这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了。反过来，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也可以同那些又把它的产品当作原料的工场手工业，或者同那些把它的产品与自己的产品结成一体的工场手工业结合起来。例如，我们看到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场手工业同磨玻璃业和铸钢业（为各种玻璃制品镶嵌金属）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场合，不同的结合的工场手工业成了一个总工场手工业在空间上多少分离的部门，同时又是各有分工的、互不依赖的生产过程。结合的工场手工业虽有某些优点，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16]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近阶段，联合制的巨大进展归因于由经济原因特别是由卡特尔化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而这同时又包括，由经济原因产生的联合制很快便为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改良提供了机会。例如，可以想象，只有高炉和加工的结合才能合理地利用高炉废气作为动力。这些技术的利益一经产生，就会在单纯的经济原因还不能造成联合制的地方，反过来成为实现联合制的一种动机。 因此，我们所说的联合制，是指一个为另一个提供原材料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结合；我们还把由不同产业领域中利润率的差别引起的这种结合，和同一产业部门的企业联合区别开来。后者是以通过消除竞争来提高该产业部门的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为目的而形成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企业联合之前所属的产业部门的利润率不发生变化。利润率的差别继续存在，仅仅对联合制企业消失了。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期待利润率在该产业部门中由于竞争的减少而提高。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情况在两个企业联合的时候已经发生，不管是由于竞争的消除只对这两个企业有效，还是由于联合的企业大到足以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并以此来抬高价格，从而也缩小竞争对其他企业的影响。当然，也可能产生这种情况：联合的企业首先利用它们的强大地位击败竞争对手，在这一目的达到之后，利润率的提高才出现。 企业的联合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发生。企业可以保持自己形式上的独立性，而只是通过协定来规定它们的共同行动。我们这时涉及的是利益共同体。而如果各企业融合为一个新的企业，这就叫做兼并。 利益共同体和兼并既可以是局部的（这时自由竞争在有关产业部门中继续存在），也可以是垄断的。[17] 尽可能地囊括所有企业、旨在通过尽可能完全地排除竞争来提高价格从而提高利润的利益共同体，就是卡特尔。因此，卡特尔是一种垄断的利益共同体。 通过同样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目的的兼并，就是托拉斯。因此，托拉斯是一种垄断的兼并。[18] 而且，利益共同体和兼并，既可以是同种的即包括同一生产部门的企业，也可以是联合制式的即包括互相衔接的生产部门的企业。因此，我们说局部的、同种的或联合制式的兼并和利益共同体，同种的或联合制式的卡特尔和托拉斯。这里应该注意，利益共同体现在往往不是通过正式的协定产生的，而是通过通常表现了资本主义依赖关系的个人联合而产生的。兼并和利益共同体不仅在工业领域中是可能的，而且在商业、银行中也同样是可能的。所有这些结合发生在同一领域内，我们把它们称作同质联合。但是，例如一个商业企业同一家银行结成的联合，也可以建立起来。在银行建立商品销售部或在百货公司开设储蓄银行时，情况也是这样。同样，工业企业也可以建立商业企业；例如，制鞋厂常常在大城市建立鞋店，直接向最终消费者销售。这时，我们所说的就是异质联合。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正像自然界中的物种一样，产业中的不同部门也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一般所想象的联合制，只是由以前被分开的部门结合成一个综合的产业部门。很容易设想，钢铁工业将形成为一个唯一的产业部门，这个部门也包括煤炭和铁矿石的开采，正像包括钢轨和钢丝的制造一样。因为每个钢铁厂都包括所有这些种类的生产，单一的工厂消失了。于是，在这样的产业部门中，从利益共同体到托拉斯的所有削弱竞争的方式都是可能的。 无论是在利益共同体形式中还是在兼并形式中，局部联合制都不限制竞争，而仅仅加强了联合制工厂对单独工厂的竞争力量。相反地，同种的联合，在它是局部联合时，总是导致竞争的削弱；在它是完全联合时，总是导致竞争的消除。除了提供经济上的好处之外，联合制、兼并和托拉斯也提供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所固有的技术上的好处。这些好处按照企业和产业部门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仅仅这种技术上的好处本身就足以导致联合制和兼并，而利益共同体和卡特尔则只能由纯粹经济上的好处而产生。 产业企业的所有这些联合，通常都是由把银行同企业连结在一起的共同利益所促成的。例如，对一个煤矿有强大的利益关系的银行，就会利用它对铁厂的影响使之成为这个煤矿的顾客。这是联合制的萌芽。或者银行对两个在不同市场上进行剧烈竞争的同类企业的利益关系，促使银行进行使两者达成谅解的尝试。这就为同种的利益共同体和兼并铺平了道路。 这种银行的干预加快和促进了向产业集中方向的发展过程。但是，银行的干预是通过不同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的。竞争的结果是事先就料到的。因此，一方面，生产力有害的破坏和浪费现象被避免了；而另一方面，作为竞争斗争结果的最初的财产集中就不会发生了。其他工厂的所有者没有被剥夺。这是没有财产集中的生产集中或企业集中。正像交易所里发生的是没有生产集中的纯粹财产集中一样，产业中现在所发生的是没有财产集中的生产集中；这是下述事实的显著表现：所有权职能同生产职能日益分离。 相反地，对于银行来说，中介上述过程意味着：首先，它所贷出的资本有了更大的保证；其次，是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即股票买卖和发行新股票等等的机会。实际上，这些企业的联合意味着它们利润的提高。这种被提高的利润中的一部分，被银行资本化和占有。因此，银行不仅作为信用机构，而且首先作为金融机构，对联合过程有了利益关系。 增长的集中同时也成为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些企业越大、越强和越是同种类型的，一个企业能够通过在竞争中击败其他企业而扩大自己的希望也就越小。同时，低利润率水平，对由于生产增加而使本来就被压低的价格再进一步降低的担心，阻止了一般出于技术上考虑也许是值得追求的扩大。但是，在受压抑的市场状况下，生产扩大的好处是不可缺少的。这里的出路在于，通过以前被分开的企业的联合即兼并，创造更大规模的企业。 为了能够控制市场价格，垄断联合占全部生产的份额必须多大呢？关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有适合于一切生产部门的一般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竞争者在景气和不景气时期的不同行为的话，便为寻求答案获得了一个支点。在景气时，需求超过供给，产品价格原是尽可能高的；在这一时期，局外企业卖价高于而不是低于卡特尔的价格。在供给超过需求的不景气时期，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垄断联合是否控制了市场，必然会显示出来。只有在它的生产对市场供应是绝对必要的时候，它才控制了市场。只有在它的价格被接受时，它才能卖得出去；这种价格之所以必须被接受，是因为卡特尔的供给恰恰是市场所必不可少的。卡特尔可以按这种价格卖掉市场上所缺少的商品量。但是，它这时必须大大缩减生产，达到不使市场负担过重，而局外企业也能够卖掉他们的全部产品。这样一种价格政策在以下两种场合是极为可能的。首先是在那些生产的缩减没有招致过于严重牺牲的生产部门里，特别是在那些活劳动构成主要款项而不变资本的损耗不起太大作用的生产部门里。在采掘工业中，两者的情况就是如此。矿石和煤炭不损毁，活劳动起很大作用。其次是在那些不景气时期消费的缩减很小的生产部门里。 然而，在上述两种场合都不存在时，卡特尔要维持自己的销路，就不得不对局外企业作出价格上的让步。于是，这样的时刻便到来了：不再支配整个生产的卡特尔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自由竞争又重新发生。 因此，缩减生产从而提高被减少的产品的生产成本和降低利润率的必然性，便抑制了反映对市场控制的维持萧条期间的价格的趋势。不过，如果卡特尔仅仅满足平均需求，并把满足随周期而变化的需求留给局外企业，那么，它能够避免这种对生产的缩减。但是，这只有在下述场合才是可能的：首先，局外企业的生产不能超过景气时期追加的需求所要求的水平（否则就会出现限制卡特尔销售的危险）；其次，这些局外企业按高于卡特尔的费用进行生产。因为只有这时，对卡特尔仍然有利可图的价格构成才能把这些竞争对手驱出市场，并保证卡特尔的销售。换句话说，由行情波动产生的全部负担基本上转嫁到局外企业身上。卡特尔在高涨时期，实现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在萧条时期，实现了正常利润，而竞争者被排除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完全阻止局外企业的存在，是完全符合垄断联合的利益的，尽管垄断联合由于自己的优势常常有力量这样做。 但是，局外企业在不利条件下进行生产所必要的条件何时能够出现呢？当垄断联合的规模和技术设备确保了它的这种优势时，这些条件可能就已经出现。但是，这种优势往往是暂时的或者不够强大。而当有关的卡特尔支配了更有利的自然生产条件，从而在经济垄断之外又拥有自然垄断时，情况就不同了。例如，当卡特尔为自己保证了特别有利的煤矿和铁矿或瀑布时就是这样，而局外企业就处于不利条件之中。这时，第一，局外企业扩大生产一般不能达到使卡特尔无法销售自己产品的程度；第二，只有在高度繁荣时期的高价格使局外企业能够按较高的成本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进行生产。 钢铁托拉斯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司能够轻易地提高自己的生产。但为了不致在萧条时期必须承担生产过剩的重担，它没有这样做。“在生铁工业中的联合制大企业看来，有一个总是能找到销路的生产基本额是值得追求的。为了达到这一点，在需求活跃时期，它们允许非联合制的、生产成本高的局外企业稳步地扩大生产，甚至还通过增加购买帮助它们。现在，落后企业又由于提高价格变得有利可图了，投机热导致了新的非联合制企业的建立，简言之，生产以同先前最低水平相比的较高生产成本进行扩大。这一直持续到增加了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价格又下降时为止。现在，在高度繁荣时期投入生产的高炉，就它们在生产成本高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而言，它们作为卖者便从市场上消灭了，因为它们很快就不能获得利润。只有那些以最低生产成本进行生产的企业存留下来，因为它们的生产还能够有些利润；这些企业首先是托拉斯、大联合企业和具有某种特别有利的‘精密’高炉的企业。 因此，那些由于自己的巨大规模而能在不景气时期也像景气时期一样获得利润并找到销路的大企业，首先是公司，构成生产的基本额。在景气时期，局外企业竞争的加强并不会使公司受到伤害，因为它能满足增长了的需求本身；在需求减退时，它固然会更强烈地感受到生产过剩的切肤之痛，而这时首先遭到打击的却是局外企业。”[19] 例如，莱茵—威斯特伐伦煤业辛迪加的情况就有些不同。这里，局外企业没有多大意义。1900年，在多特蒙德矿山管理局地区，辛迪加煤矿占总生产的份额为87％，非辛迪加煤矿的份额为13％。因此，辛迪加控制了市场和价格。这就是它宁可在1901年危机期间维持1900年高度繁荣时期的价格并缩减生产的原因。结果，局外企业在1901年和1902年多少还能够增加自己的开采量，而更重视维持高价格的辛迪加的开采量却减少了。[20] 但是，在生产的扩大不受自然垄断的限制、从而生产能远远超过景气时期追加的需求量而扩大以及这种扩大在成本相同甚至更低时也能进行的场合，垄断联合政策的形成必然不同。当然，这时对市场的控制基本上取决于垄断联合是否控制了生产的绝大部分；否则，不景气就会使卡特尔对它的参与者无益，或许会摧毁卡特尔。 因此，自然垄断存在与否，对价格的形成和生产成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也对垄断联合的存续以及对市场控制力量的大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垄断联合为了能够统治市场而必须掌握的生产份额。 保持对市场控制的可靠程度可以是不同的。在经济垄断可以通过自然垄断成功地加以保证的场合，可靠程度更大。同时，一经形成垄断联合，便会具有强大的优势，因为它的巨大资本力量使它能够把异常巨大的资金较长时间地固定下来。生产原料的辛迪加的加强，主要是建立在它们对生产的自然条件垄断的基础上；此外，矿山法规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些辛迪加的垄断。 专利权的占有为垄断联合提供了作为经济垄断支柱的法律垄断。这里，垄断联合由于自己较大的资本力量，也就能比单独竞争者更容易获得新的专利，从而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21] 自然的、法律的垄断和纯粹经济的垄断之间的中间阶段，是对运输手段的垄断。因此，托拉斯努力要获得对陆路和水路运输的控制。运输手段的国有化削弱了垄断的稳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和财产集中的缓慢化。 为建立一个新企业所必要的资本越大，银行和垄断联合的联系越紧密（因为如果没有银行的帮助或者甚至违反银行的意志，大产业企业现在就几乎没有生存的能力），经济垄断本身也就越巩固。 [1]霍布斯对这种努力作了如下概括：人类的普遍倾向是“得其一思其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利维坦》，商务印书馆版，第72页。）把社会范畴人格化的大师左拉，使资本主义的动机（为利润而利润）在贡德尔曼身上体现出来。贡德尔曼的全部消费需要已经缩减到只喝牛奶了，但他不顾这些，总是积极进取。因此，他对萨卡尔（贡德尔曼和萨卡尔是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的小说《金钱》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译者）的胜利也就是资本主义原则的胜利。在萨卡尔身上，利润欲被同资本相异的杂质即权力欲、文化理念和个人奢侈的需要弄得浑浊不清了。在贡德尔曼身上，资本家的最不合理的形式即放债者、交易所投机家被作了最好的概括，比易卜生在《约翰·盖贝尔·布克曼》中的描写（在这里，社会需要被资本主义所抑制）要正确得多。因为布克曼的出发点不是利润利益，而是社会需要，即与资本家相反的动机。在关于资本家的戏剧中，这种社会利益和利润利益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悲剧的动机，它们的非现实主义的效果常常由此而来。真正的资本家（他与守财奴不同，守财奴的个人不幸有时还能产生悲剧效果）不是戏剧的角色，而只是小说中的一段插曲。 [2]从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这本身又是由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中，只能推断出形成经济条件平均化的趋势：同量商品具有相同的价格，等量资本具有等量利润，等量劳动具有等量工资和等量的剥削率。但是，我绝不能以这种方式从主观动机出发得出量的关系本身。相反地，为了能够找出各个部分的量的规定性，我必须事先了解社会总产品的数量（上述平均化的趋势在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中发生作用）。一定的量的结论决不能由心理因素推导出来。 [3]在现代的轧钢厂中，活劳动份额被压低到何种程度，可以由下述情况来说明：“在钢轨碾压中，仅仅升降机装置就使从业人数从15—17人压缩到4—5人。在美国，每吨产品的工资（用美分表示）下降如下： [4]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对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和价值规律作为运动规律的作用方式，是重要的。因为价值规律并不直接支配个别的交换活动，而只是支配交换活动的总体，其中个别的交换活动仅仅是受总体制约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个人利润的不平等，对总利润的分配，对积累和集中以及最后对联合、兼并、卡特尔和托拉斯，都是重要的。 [5]毋庸置疑，英国银行制度所经历的不同发展（这种银行制度使银行对产业的影响甚微），是造成英国卡特尔化困难以及英国卡特尔即使形成也只成为松散的价格协定的一个原因。这些卡特尔在景气时期实现特别高的价格，而在萧条时期便发生崩溃。（见亨利·麦克罗斯蒂《英国工业中的托拉斯运动》第63页以下为这种崩溃所提供的大量实例）英国产业组织的改进，特别是近年来联合制的扩大，应该归因于美国和德国的竞争。对世界市场的垄断使英国产业落后，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竞争必要性的最好证明。此外，英国银行的发展也还显示出另外一个现象。在德国和美国，大部分由银行董事通过个人联合体现利益共同体。而在英国，这只起很小的作用；在那里，个人联合是由产业股份公司的董事实现的。 [6]例如在1907年6月中旬，德国和英国的纺纱厂常常已经把1908年第一季度的产品预卖出去了。1907年1月，德国的煤炭消费者已同煤炭辛迪加签订了到1908年3月也就是15个月之后的固定契约（1907年7月16日《法兰克福报》）。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6页。马克思接着引用的段落也是颇有特色的，我这里把它翻译如下（马克思下面的引文在《资本论》中是英文。——译者）：“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每个人从来不能在总的收益和财产中取得多于一定部分或相应部分的东西，他就愿意联合起来去提高这个收益（只要供求关系许可，他就这样做）：这就是垄断。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用某种方法增加自己这一份的绝对数额，即使这样做会使总额减少，他也常常会这样做：这就是竞争。”（《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05页。）在繁荣时期，份额是一定的，它等于单个企业家能够生产的全部产品。而在萧条时期，它就必须为争取自己的销路而斗争。 [8]“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卡特尔被描述为‘必然的产物’，尽管同业者联合的努力大都在经济活动衰落或危机时期有其最肥沃的土壤，但由于保持有利价格的希望同强大的需求连在一起而使卡特尔的形成在经营状况有利和高度繁荣时期最容易，都是共同利益联合的最强大的动机。相反地，为以任何价格，甚至是最低价格获得订货并从竞争者那里把它们夺走的努力，则阻碍共同行动。”（弗尔克尔博士关于德国印刷纸生产者协会的报告，载《关于德国卡特尔的纠纷案》；另参见海因里希·库诺夫关于卡特尔历史的叙述：《卡特尔的理论和实践》，载《新时代》第22卷第2期第210页。） [9]例如，列维指出，美国从1901年5月到1905年夏天，不顾世界市场价格和原料价格的一切波动，钢轨价格总是保持28美元不变。此后，他还指出：“似乎这种联营的组织，总是在不景气时期失去力量，而在景气时期又重新赢得它。”“例如，1892年价格一下降，钢轨联营便由于它的两个主要成员卡内基钢铁公司和伊利诺伊斯钢铁公司的冲突而崩溃了。同样，在1896年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第二个联营又于1897年崩溃了。接踵而至的是市场状况的普遍低落，这又使生产者在1898年年底采取共同的措施即建立新的钢轨卡特尔。”（海尔曼·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201页） [10]在鲁尔矿区，建立矿山需要5—7年。在美国建成单独的钢厂和轧钢厂需要两年；如果附带高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1905年柏林版，第221页）。这里所描述的过程是一种纯粹的竞争现象。因此，对这种现象的分析便不再是《资本论》研究的范围。然而，马克思还是在另一种联系上顺便指出过类似的现象：“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像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两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间间隔，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只要有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增长起来。因此，由固定资本即机器等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的生产和增加，可能会并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比由有机原料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快得多，结果对有机原料的需求会比它的供给增长得快，因此，它的价格会提高。”（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5—136页）这里所描述的差异是周转时间长短不同的结果。如果说这种差异在有机原料方面是由自然的原因产生的，那么，它在无机材料方面就是由资本量，特别是其固定资本部分的量产生的。 [11]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31页。 [12]同上书，第98页。 [13]同上书，第121页。 [14]同上书，第136页。 [15]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第223页。在美国，铁路的需要（它本身又取决于收获的结果）决定在其初期发展阶段上的钢铁工业的行情状况。在美国，经济周期过程中价格的急剧变化和巨大的波动幅度，以及对实行联合制的较早的冲动，即是由此而来（参见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77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5—386页。 [17]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如果联合对市场的价格决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这就已经是一种垄断的联合了。此外，还存在一些独立企业。它们在价格上总是遵从联合的价格规定。这种情况并不改变在经济理论意义上的自由竞争在这一生产部门中不再存在的事实。但是，为了不破坏学究们的思虑，我不把这种联合称作完全的利益共同体或兼并，而是称作垄断的联合（见利夫曼：《卡特尔和托拉斯》，1905年斯图加特版，第12页）。 [18]同上书，第13页。 [19]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156页以下。列维用生铁生产的下列数字对上述说法作了说明。当然，这些数字中也包括铸铁和搅炼铁的生产，公司对这些生产只有最低限的参与。但是，它们作为上述说法的例证，是有说服力的。生铁生产量如下： 因此，1903年同1902年相比，公司的生产降低了，而局外企业的生产却有很大增加，以致公司在总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从44.3％下降到39.9％。但是，在萧条的1904年，公司的生产仍稍有增长，而局外企业的生产却下跌了14万吨之巨，从而降到1902年的生产水平以下。顺便提一下，那种把卡特尔之外的每个人都看作是精神上的怪物和经济上的罪犯的观点是何等的浅薄。即使从卡特尔的利润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也是荒谬的，更不必说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因为完全撇开消费者的利益不论，正是局外企业的竞争可以对垄断联合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价值。 [20]见《关于德国卡特尔的纠纷案》第Ⅰ册（1903年柏林版）第80页上的基尔多尔夫的陈述。 [21]另一方面，如果通过占有专利获得的超额利润大到足以使维持竞争成为有利的话，那么，占有专利就又会在一定情况下使联合变得困难。“纺织机械工业的每一个部门只包括很少几个企业。兰开夏的八大公司制造棉花机器，不仅垄断了国内市场，而且每年还出口45万英镑以上的价值。虽然反复提出过利益融合的建议，但它们总是遭到失败。机械工业很容易导致发明；这些发明如果获得专利，就造成许多年的垄断；而只要专利还有效，它就是反对联合的论据。不愿意将一个举世闻名的名字（特别是在它是由于个人的进取心和首创精神创造的时候）牺牲于非个人的匿名的联合，同样必然被看作是有效的威慑手段。”（麦克罗斯蒂：《英国工业中的托拉斯运动》第48页）这里，小垄断是大垄断的敌手。然而，也正是交换专利的欲望，提供了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动因。德国化学工业的协定，德国通用电力公司和美国威斯汀豪斯公司之间的协定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十章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十章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资本动员为银行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发行和投机。从理论上来说，这些活动是与一个银行的支付中介和信用中介相联系，还是由不同的银行机构来进行，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问题仅仅在于，对各个职能按其经济意义加以区分。现代的发展到处都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导致各个职能的综合，这或者是在一个企业内，或者是通过同一资本家或同一资本家集团支配更多不同的从而执行互相补充的职能的企业。导致这种综合的因素归根结底在于，在所有这些职能中，资本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作为总是又能够从当时的投资中作为货币收回的借贷资本而出现。即使这种综合在一个企业里没有发生，同一货币资本通过由这些企业中的一个企业提供给其他企业，也部分地执行了各种不同的职能。 只有在分析了这些不同的职能之后，才有可能来研究银行资本的利润的源泉是什么，以及利润和资本（银行的自有资本和提供银行支配的别人的资本）之间的关系在银行资本领域内必须采取何种形态。 我们知道，利润是在生产中产生和在流通中实现的。我们也同样知道，流通业务即商品买卖的进行要求追加资本。这些业务的一部分，被商业资本家从产业资本家那里拿走，变成为社会资本的一个分支即商品经营资本的独立的职能。商人所使用的资本产生平均利润，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在生产中所产生的利润的一部分，从而形成在其他情况下应归于产业资本家的利润的相应扣除。[1]同样，流通也要求一系列的货币业务，即货币的贮存、准备和运送、收付账目等等。这些业务即簿记可以集中起来，通过这种集中节约形成流通费用的劳动。由于这种集中，为进行这一劳动也只需要较小的资本。“货币在产业资本和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进来的商品经营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因为商品经营资本承担了产业资本的一部分流通运动，并把它当作自己的特有的运动）所完成的各种纯粹技术性的运动，当它们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职能，而这种资本把它们并且只把它们当作自己特有的活动来完成的时候，就把这种资本转化为货币经营资本了。产业资本的一部分，确切些说，还有商品经营资本的一部分，不仅要作为一般货币资本，而且要作为正在执行这些技术职能的货币资本，不断处于货币形式。现在，一定的部分从总资本中分离出来，并在这样一种货币资本的形式上独立起来，这种货币资本的资本主义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就像在商品经营资本的场合一样，这里也是在流通过程中以货币资本形态存在的一部分产业资本分离出来，替其余的全部资本完成再生产过程中的这些活动。所以，这种货币资本的运动，仍然不过是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2]“可见，我们在这里考察的纯粹形式的货币经营业，即与信用制度相分离的货币经营业，只与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即与货币流通的技术和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货币职能有关。……显然，货币经营者所使用的货币资本的总量，就是商人和产业家的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资本；货币经营者所完成的各种活动，只是他们为之服务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活动。同样很清楚，货币经营者的利润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所作的一种扣除，因为它们的活动只与已经实现（即使只是在债权形式上实现）的价值有关。”[3]在发展过程中，簿记归于银行。为此所需要的资本量，是由这些业务的技术性质和它们当时的规模决定的。银行靠这种资本实现平均利润，正像商人靠商品经营资本和产业资本家靠生产资本实现平均利润一样。[4]但是，这也是银行资本中其利润是绝对意义上的平均利润的唯一的一部分。靠其他银行资本所取得的利润，与此根本不同。 作为信用的中介，银行用整个归它支配的自己的和别人的资本展开活动。银行的总利润由所贷出的资本的利息构成。它的纯利润（扣除费用之后）由支付给它的利息和它为存款付出的利息之间的差额构成。因此，这种利润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利润，它的高低不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它也正像其他货币资本家的利润一样，是由利息中产生的。银行在信用交易中的中介地位，使它不仅能像其他货币资本家那样单靠自己的资本获得利润，而且也能靠它的债权人获得利润，因为它支付后者比自己要求债务人付出的利息要低。这种利息仅仅是按其水平已经达到既定的社会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或一种扣除。但是，这种利润绝不像商人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利润那样，自身参与平均利润率水平的决定。 利息水平取决于对借贷资本一般（银行资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供求关系。这种利息水平决定总利润。为了尽可能多地握有货币资本，银行方面也为存款偿付利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ceterisparibus），银行握有的货币资本取决于它为存款支付的利息水平。于是，争取存款的竞争，迫使银行偿付尽可能高的利息。银行作为债权人所获得的利息与作为债务人所偿付的利息之间的差额，形成银行的纯利润。 因此，这个过程如下：首先，对借贷资本一般的供求关系确定利息率，而这一利息率又决定银行通过贷出归它支配的自己的或借入的货币而获得的总利润。银行的自有资金同借入资金的比例如何，对于利息率水平的形成和总利润的大小，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只是在借入的货币中，只有一部分真正归银行支配，而其他部分必须保持为准备金，而且这种准备金是不带利息的。与整个数额相比，这种准备金是微乎其微的。银行彼此间的竞争，决定银行方面为存款必须偿付的利息的水平。而这种利息水平，在总利润既定和费用既定的条件下，又决定纯利润。我们看到，在这里，既定量不是银行的自有资本。因为银行利润并不取决于自有资本，而是取决于一般归它们支配的借贷资本。因此，银行利润是既定量，银行自有资本的规模必须与之相适应。银行可以从整个借贷资本中将银行利润所允许的数额转化为它的自有资本。对于资本来说，银行企业也像任何其他企业一样，是一个投资场所。如果资本在这一领域中找到与在产业领域或商业领域中同样的增殖的可能性，那它才会涌入这一领域。否则，资本就会从这一领域流走。但是，另一方面，银行利润是既定量。因此，银行的自有资本必须这样来计算，以自有资本计算的利润，等于这一资本的平均利润。假定一个银行握有借贷资本1亿马克，以此获得总利润600万马克和纯利润200万马克。在利润率为20％的情况下，银行的自有资本可以是1000万马克，而9000万马克作为存款归它支配。这也说明了，虽然银行资本不生产企业利润（产业利润）而只实现利息，但在股份银行创办时或资本增加时却为创业利润留下余地的原因。因为银行利润等于平均利润率而股东只需要获得利息，于是便产生出创业利润的可能性。如果银行在货币市场上占统治地位，那它就能够把创业利润全部地或部分地攫为己有。创业利润加强了银行的准备金。当然，准备金是银行的自有资本，只是在账面上将利润分配到较小的名义资本上。准备金又可以使银行把它的资本的较大部分固定于产业上。 对于利润来说，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的划分，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在自有资本量与通过自有资本吸引的借入资本量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关系。这种情况首先使自有资本的规模呈现为任意性的，为这样计算它提供了可能性：利润虽然本身不是平均利润，但却等于平均利润。如果银行制度已经有巨大的发展，游离的借贷资本已经归银行支配，那么，新建银行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没有足够的别人的资本供它支配，或者是这种资本只有在这个银行同所有其他银行进行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也很值得怀疑）之后才能被吸引过来。 银行资本的情况与产业资本完全不同，与商业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也不同。在后面这些领域内，资本量是技术条件规定的，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产业资本的大小取决于生产过程一般的发展，取决于现有生产资料（也包括自然力及其利用的可能性）和现有劳动人口的规模。这些因素的利用和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决定了以同样方式分配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利润的大小；这里，在后面两个领域中，资本同样是由要进行的流通业务的技术条件决定的。因为流通不生产利润，从而是非生产费用，所以同时存在着将这里所使用的资本压缩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倾向。相反地，银行资本（包括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不过是借贷资本，这种借贷资本实际上不过是生产资本的货币形式。这里重要的是，它大部分是单纯的形式，即纯粹为了计算而存在。 我们在考察由发行活动和投机活动产生的利润时，发现银行利润和自有资本量之间具有同样的关系。 创业利润或发行利润，既不是利润，也不是利息，而是资本化的企业主收入。它的前提是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化。发行利润的高低，首先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其次是由利息率决定的。平均利润减利息决定企业主收入，企业主收入按占统治地位的利息率资本化形成创业利润。创业利润绝不取决于银行自有资本量。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转化的可能性，只取决于可贷资本一般的量，这种资本保持生息资本的形式，并准备向生产资本转化。为向股票投资，必须有足够的货币存在。这里必须区分清楚：既有的产业资本向股票资本的转化所束缚的货币量，仅仅是股票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流通所必要的货币量；这一货币量本身又取决于，这些股票是作为投资证券留在“可靠之手”上，或是作为投机证券频繁地交易。但是，股份资本的发行同时意味着企业的新建和扩大。因此，需要必要的货币资本，首先用来完成循环，其次用来进行股票本身的循环。现有借贷资本量同时决定利息率的高低，而利息率对资本化，从而对发行利润的大小，又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发行利润与银行自有资本无关。但是，从长远来看，发行利润总额必须等于银行自有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另一方面，银行会有扩大它的自有资本的趋势，因为这样一来，首先使它的信用增加，其次使它的安全性增强。 投机盈利的情况相类似。参与投机也不取决于将归银行支配的资本分为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而是取决于资本总量。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由于信用中介的活动以及金融化和投机，集中的趋势加强了。与此同时，将资本的尽可能大的部分作为自有资本来掌握的努力也加强了。因为自有资本不像借入资本那样可以随时索还，所以可以安全得多地固定在产业企业之内。创业活动尤其意味着，将货币资本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固定于产业中，直到货币资本通过出卖股票又流回到银行。因此，自有资本的扩大，意味着更长久地参与和最后支配产业企业以及更强烈地影响商品投机和证券投机的可能性。所以，只要利息收入和发行利润允许，银行就有经常扩大自有资本的趋势。 即使撇开使增大了的资本相应增殖的必然性不论，借入资本向自有资本转化的可能性，也绝不是银行随心所欲的结果。银行试图扩大它的自有资本，以便能够把它在产业上固定下来，谋取发行利润以及支配产业。如果仅仅是为了支付信用的中介，那么，自有资本扩大到超越一定的界限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握有借入的货币在这里仍然是决定性的，银行可以始终在随时可用的形式上掌握充当支付中介的、只能获得利息的资本。银行不单单因为把一般可贷货币的较大部分作为自有资本来掌握，就已经能够把较大的资本在产业上固定下来，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只有一部分可支配的借贷资本一般对支付中介（流通信用）是必要的，另一部分则供产业投资（资本信用）使用。一般可支配的借贷资本为流通信用和资本信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这种分配，具有它自己的客观制约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由当时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状况所决定的。虽然这些界限也是有弹性的，但是银行却不能忽视这些界限，否则就不能始终保持银行资本的货币形式，从而银行的支付能力就受到威胁。相反地，可支配的借贷资本的这种分配，同哪一部分作为自有资本和哪一部分作为借入资本归银行支配，并没有什么相干。但是，银行却希望扩大它的自有资本，以便能够把这种资本在产业上固定下来。借入资本向自有资本转化的可能性的界限，是一般可支配的资本中提供资本信用使用的部分。在这一界限内，银行发展的趋势是，把借贷资本中日益增长的部分转化为银行的自有资本。因此，自有资本量绝不仅仅依赖于银行自身的意志，也不仅仅依赖于扩大了的资本的增殖可能性。 银行资本的增加，首先意味着纯粹法律上的交易，而并不意味着经济职能的变化。银行只有通过把借入货币资本转化为自有货币资本，才能增加它的必须具有货币资本形式的资本。因为在发达的货币制度条件下，一切可支配的货币都被收集于银行之中，所以银行资本的增加首先仅仅意味着，银行可支配的存款的一部分，通过发行股票的途径，现在被转化为银行资本。 银行的借入货币资本向自有货币资本的这种转化，当然根本不能改变货币资本的供求关系，因而也不影响利息率。[5] 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产业资本的增加造成利润量的增加，因为产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了剩余价值。银行资本的增加，当然根本不能改变银行所取得的整个利息量，因为后者在需求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而借贷资本绝不因它在银行和私人之间分配的变化即所有权的变化而变化。改变的只是银行纯利润的计算，纯利润在自有资本增加时按比例地减少。 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是社会资本的一定部分，它们在既定时期内必须按一定比例彼此并存。抽象地讲，一切社会资本都可以同时成为银行资本。因为银行资本意味着仅仅归银行支配的资本，本身并不妨碍一切资本经过银行。当然，这种银行资本的最大部分是虚拟资本，仅仅是真正在生产中充当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货币表现，或者仅仅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证书。因此，银行资本的增加，不像在产业中那样，是利润增加的前提。相反地，在银行中，利润是既定的。如果利润提高，那么，银行将增加它的自有资本，因为增加了的资本使它能够在不使自己的安全遭到威胁的情况下，以更大的规模把它的银行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促使银行自有资本扩大的因素，主要是产业信用的提供，通过占有股票参与产业企业以及发行活动。这一点为下述事实所证明：英国单纯的储蓄银行，虽然交易额有极大提高，但却没有增加自己的资本，从而分配很高的股息。 因此，不能对问题做这样的设想：似乎银行资本的流进或流出会以利息率变化的方式影响银行利润。毋宁说，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利润的分配，因为这种利润必定时而分配在较大的自有资本上，时而分配在较小的自有资本上。 股份资本即虚拟资本形式上的银行资本的扩大，在这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看到，从货币向虚拟资本的转化，并不能改变个别资本家作为货币资本家或借贷资本家的性质。现在转化为虚拟资本的货币，仍然成为银行资本，从而成为经济意义上的货币资本。这种银行资本一部分被转化为产业资本，而这种转化可以按两重方式进行。银行向产业企业提供信用，即直截了当把自己的资本贷给企业；或者银行接受产业企业的股票，现在则长期占有这些股票，因为这是银行的资本量所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资本增加的结果是：货币资本首先转化为银行资本，然后银行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私人货币资本家不是直接把它们的货币投于产业股票中，而是投于银行股票中，银行通过购买产业股票，然后才把它转化为产业资本。区别在于，银行不仅是这种业务的中介，而且作为银行资本所有者，也成为产业企业的共同所有者。银行的这种所有权起着与各个股东的所有权完全不同的作用。因此，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私人的可支配的货币资本首先以尽可能大的规模转化为银行资本，然后银行资本才转化为产业资本。这里，发生了虚拟资本的两重化。货币资本虚拟地转化为银行股份资本，从而实际地转为银行财产；这种银行资本现在虚拟地转化为产业股票，实际地转化为生产资本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以大量借入资本（存款）开展活动的银行的股息政策，必须比产业企业的股息政策更稳定。当存款来自这样一些人的时候尤其如此：他们只能由股息稳定性如何的外部标志来推断经营的好坏，并在股息政策波动时抽回自己的存款。因此，这里涉及的是非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人的存款。在股息政策方面，产业企业是比较独立的。首先，因为它的信用提供者大都对支付能力有精确洞察。其次，因为它经常需要的信用即支付信用必须以它生产的商品补偿，其他信用并不像在银行中那样经常不断，而只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才需要。这种较大的独立性首先能影响股票市价，从而使内行在交易所获得投机盈利；其次，也能更易于适应行情的波动和积累的需要，而波动和适应对产业企业比对银行更重要。 另一方面，银行比产业企业更易于实行较稳定的股息政策，因为行情波动对银行利润的影响，不像对产业利润那样强烈和片面。首先，大部分银行利润与其说取决于利息率的绝对水平，不如说取决于贷出资本的利息同借入资本的利息之间的差额。而这种差额，特别是在银行集中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时，与利息的绝对水平的波动相比，要稳定得多。其次，在经济周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它们部分地互相抵消。日趋繁荣的时期是最有利的，这时利息率逐渐上升，产业的资本需要增强，从而发行活动活跃以及创业利润提高。与此同时，由簿记、支付信用的中介以及交易所投机中产生的盈利也提高了。在高度繁荣时期，利息率以及获得的利息与偿付的利息之间的差额增大了，相反，发行活动和创业利润则下降了。产业对资本的需要，与其说靠发行股票和债券来满足，不如说靠银行信用来满足。同时，在危机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内，证券的投机通常已经受到高利息率的限制。在萧条阶段的初期，当利息率处于最低点时，正是发行固定利息证券的最有利的时机。银行由接受国家借款和城市借款等等所获得的利润急剧增加，通过按现在提高了的市价出卖自己储备的固定利息证券所获得的和润也是如此。产业以前负下的银行债务的一部分，因为货币市场充裕，便被转化为股份资本和债券资本，并提供新的发行利润。这些因素多多少少地把由信用中介的利息所产生的收入减少给补偿了。 银行不仅以它的自有资本进行竞争，而且也以归它支配的整个资本进行竞争。但货币市场上的竞争同商品市场上的竞争根本不同。最主要的区别首先在于，资本在货币市场上具有货币形式，而在商品市场上则必须先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但是，后者也包括这种转化或多或少招致失败的情况，于是商品资本可能贬值，没有产生利润，而是蒙受损失。在商品竞争中，问题在于资本的实现，而不在于资本的增殖。在货币资本竞争中，资本本身是被保证的，问题只是在于它的增殖程度，在于利息的水平。但是，利息是按一种没有给各个竞争者留下什么活动余地的方式来决定的。首先，中央金融机构的贴现政策在这里对所有其他金融机构是决定性的，只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才给它们以活动余地。这对于银行的纯粹信用业务，即贷与借，是特别重要的。这里，竞争是比较小的。但是，活动余地越小，业务范围大小这一量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只有在业务范围很大的时候，佣金才能降低，存款利息才能提高。但是，在企业规模相同的情况下，条件也必须大体相同。在很大的企业里，与较小的企业相比，由于节约和易于避免损失与分担风险，才产生一些超额利润。除此之外，在信用中介的领域里，便不再有超额利润。相反地，在产业中由于享有技术专利的革新所产生的以及对竞争如此重要的超额利润，在这里不起任何作用。 竞争在金融业务即发行中，比在信用中介中，起更大的作用。这里，创业利润量为互相压价的竞争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所。但是，即使在这里，范围也不是过大的。相反地，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与其说是银行的条件，不如说是产业由于以前被提供的信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的依赖程度。 在竞争问题上，必须将产业中的技术的方面和经济的方面分别开来。在银行中，技术的差别只起很小的作用；在同类的银行中，技术都是一样的（不同类型的银行一般不直接相互竞争）。这里，一开始就只有经济上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纯粹量的区别，仅仅在于所收集的资本量。 但是，这种竞争的十分独特的性质，使银行以如此不同的和相互交替的方式，时而互相竞争，时而互相协作。我们只是在偶尔就某项交易（例如，在投标的场合）达成协议的同样规模的产业企业中，才发现类似情况。但是，在产业中，这常常是卡特尔即排除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协作的前趋。 如果说一般利息率是信用中介范围内的竞争的限制，那么，平均利润率就是支付交易领域内的竞争的限制。但是，恰恰在这里，交易量对佣金的高低是决定性因素，造成大银行的强大优势。 最大的安全性这一银行技术的原则，使银行从一开始就厌恶竞争。因此，卡特尔在产业中排除竞争以及谋取“稳定的利润”，使它感到特别亲近。 银行利润并不是产业利润，但是，按银行自有资本计算的利润总额，必须等于平均利润率。如果它低于平均利润率，资本便从银行业务中抽走；如果它高于平均利润率，便会有新的银行建立。因为银行资本经常具有货币形式，或大部分随时可以很容易地再转化为货币形式，所以利润的平均化，在这里可以最迅速地得到实现。 因此，也不存在银行资本的“生产过剩”。相反地，银行自有资本的过度增加，又会导致资本外流以及用于其他投资，但不会像我们在产业领域里所看到的那样，造成贬值等等的普遍危机。银行危机仅仅是产业生产过剩或过度投机的结果，表现为货币形式上的银行资本的匮乏。这种匮乏在于，银行资本被固定在一种不能立即实现为货币的形式上。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随着银行与产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这样一种趋势加强了：一方面，银行间的相互竞争越来越被排除了；另一方面，一切资本被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集中起来，只有通过银行的中介才能提供生产者支配。这种趋势归根结底将会导致：一个银行或一个银行集团获得对整个货币资本的支配权。于是，一个这样的“中央银行”便施行对整个社会生产的控制。[6] 在信用中，除了物的关系之外，还出现了人的关系。同其他经济范畴的物—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同货币）相对立，信用表现为直接的人—社会的关系，通俗些讲，就是“信任”。同样，信用在其完备形式上是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它对无政府状态来说是组织和监督。因此，它来自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即迎合资本主义的冒牌的社会主义。它为了少数人的需要而把别人的货币社会化了。它一开始就为信用骑士突然打开最广阔的前景：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即私有财产似乎崩溃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似乎转归各个个人支配。它晕头转向了，它也把人扰得晕头转向了。 信用的最初的先驱是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例如罗和贝列拉。经过一段时间，实干的资本家便占了上风，贡德尔曼战胜了萨卡尔（译者注：贡德尔曼和萨卡尔是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的小说《金钱》中两个主要人物）。 [1]关于更详细的叙述，见《资本论》第3卷第4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52页。 [3]同上书，第359—360页。 [4]下列的数式计算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假定生产资本等于1000。它生产出利润为200。商品经营资本占过大的比例为400，货币经营资本为100。利润分配于1500的总资本上；因此，平均利润率为15％。在总利润200中，150归产业资本家，40归商业资本家，10归货币经营业者。 [5]因此，期待某发行银行（例如德意志帝国银行）自有资本的增加必然导致利息率的下降，是一种极其幼稚的想法。 [6]“当然，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但是，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6—687页）。
第九章商品交易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九章商品交易所 交易所是证券交易的诞生地。随着交易所的发展，证券银行也发展起来了。证券银行一方面是交易所的竞争者，另一方面又把交易所作为它的中介机关来使用。期货交易对证券交易并不重要，它使证券交易顺利进行，但对价格的高低却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交易所的商品交易，情况就不同了。[1] 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证券交易，这种交易执行资本动员的职能。通过出卖股票，为个别资本家完成虚拟资本（它曾一度转化为产业资本）向货币资本的再转化。这是具有独特性质的交易，除了买卖形式即价值和所有权转移的一般经济形式之外，同商品交易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商品交易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这里完成的是在生产中产生的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的实现，同时通过商品流通完成社会的物质变换。因此，商品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正像商品和有价证券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彼此不同的。如果忽视了这种根本区别并把投机同商业等同起来，那么，把它们混合为“交易所”，必定会引起混乱。因此，对交易所的商品交易的概念，从而对与其他“交易”不同的商品交易所的特殊性质，需要加以检验。 通常，我们把在交易所这个有大量商人去的地方进行的一切交易，称作交易所的交易。但是，很清楚，不管这些商人是在他们的办事处或是在第三者的场所即交易所解决他们的交易，这只能构成商业技术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区别。当然，交易完成的速度和对市场状况的观察可以因为在交易所而增强，但这毕竟是商业技术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区别。 即使在下述场合，区别也仍然是纯商业技术上的：由于只允许提供固定质量的商品，为每次交易检验和确定商品使用价值的做法便被废止，因此，商人日常的一个重要职能成为多余的了。这种供货条件执行与否，如有争议，应由交易所自己的专职机构对此做出裁决。当然，这种职能的废止仍不过是交易所商品交易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只有在附加其他经济标准时，交易所商品交易才能成立。 因此，商品是作为一定质量的商品进入交易所交易的。它是按照交易所的方式，作为确定的使用价值，作为标准商品，进行交易的。作为这样的商品，每一个量都可以通过其他相等的量所代替。作为相同的使用价值的量，商品成为可以互换的货物。在交易所交易内部，大批商品只有量的区别。按照商品的性质和交易所的规定，一定量（若干公斤，若干袋）充作成交时的单位。因此，只有那些由于自己的性质或经过比较简单而又费用不大的处置即能互换的商品，才适合于交易所的交易。 但是，商品可以互换是使用价值的一种自然属性，这种属性是同种商品所有而他种商品所无的。然而，这对于交易所的交易还是不够的。在普通交易中，商品按照工厂主的生产价格转给商人，而商人（按再增加商业利润的价格）把商品卖给消费者。只有在除了商业利润之外还为差额利润即投机盈利留有余地的时候，交易才成为交易所的交易。但是，经常出现价格差异和价格波动是投机的前提条件。因此，那些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较大的价格波动的商品，适宜于交易所的交易。这首先是土地产品，例如粮食、棉花；其次是那些原料价格急剧波动并对产品价格有决定性影响的半成品甚或成品，例如糖。 根据罗宾诺夫提供的材料[2]，期货交易首先是在英国的金属、滑石等等商品中发展起来的。只是随着电讯和轮船航线的开辟，期货交易才扩展到海外产品。得到这些产品不要一年，只要短短几个月；它们被一次抛到市场上，而消费却要一整年。期货交易的原因在于，生产时间短，而由不断地消费所产生的流通时间长。进行交易的对象本身作为资本化的收益凭证即货币代表是可以互换的。它们的可以互换的性质，迫切要求实行证券交易中的期货交易。实行商品期货交易，是受特殊的周转条件（例如，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之间的差异）制约的。只有期货交易的需要，才导致常常只有通过人为的手段才能达到的完全可以互换的商品（在这些商品中，一个量和任何其他量一样，具有同样的使用价值）的制造。[3] 如果价格波动通过卡特尔化（例如在石油方面）而停止了，那么，这些产品的交易所交易也就停止了，或者成为纯粹名义上的。 与上述直接有关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价格波动并不因供求相合而能够随时平息下来。这种相合在农产品中也是最难的。一经收获，供给便因此而决定了，只有经过较长的时间之后才能适合需求。最后还要提到的情况是，进入交易所交易的商品量，必须大到足以能按照常规排除瑞恩、科奈尔等短期价格协定形成的危险的程度，因为垄断价格的形成抑制价格变动，从而抑制投机。 交易所交易的特点是：商品使用价值的确定，使商品对每个人都成为交换价值的纯粹化身，成为价格的单纯承担者。任何货币资本都能直接地转化为这种商品。因此，除了过去职业的和内行的商人之外，也可以有一帮人从事这种商品的买卖。这种商品直接与货币相等同。购买者不再检验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只是经历不断的、某种程度上较小的价格波动。[4]因为它们是世界市场的商品，所以它们的销售能力，从而它们向货币的再转化，都是随时有保证的。问题始终仅仅在于价格差额的得和失。因此，它们像有价证券等其他货币凭证一样，成为适当的投机对象。在期货交易中，这种商品只被作为交换价值。它成为单纯的货币代表，而通常货币是商品价值的代表。商业即商品流通的意义丧失了，从而商品和货币的性质及其对立也丧失了。只有在投机因科奈尔的阻碍而结束以及不能占有的世俗商品必须被货币所代替的时候，这种对立才重新表现出来。正像货币在流通中只起一种转瞬即逝的作用一样，商品在商品投机内部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正像流通中有比现有量多得多的货币被用于计算目的，也有比实际存在量大得多的商品量用于投机。[5] 最后，在商品的期货交易中，为了进行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实际的连续不断的运动，即进行实际的交易业务而不是单纯的投机业务（交易是投机可能性的必要前提），期货交易之链的始端必须是生产者（或作为他的代表的商人），终端必须是消费者（例如面粉制造业者）。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商品的一部分始终留归投机支配。这只不过是一定的储备，当然，它的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否则，它就必须存于某处，置于其他资本主义代理人的支配之下，他们不是投机家，而是生产者或商人，有时甚至是消费者。这种储备必须始终具有一定的量，以避免科奈尔和瑞恩形成的危险。 由于投机支配这些商品，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长系列的新的买卖交易。这种买卖交易之链是纯粹投机的。它的目的是谋取差额利润。这不是商业活动，而是投机买卖。买卖范畴在这里没有商品流通的职能，没有使商品从生产者达到消费者的任务，而是成了类似想象的东西。其目的是谋取差额利润。商品是已经带着正常商业利润的附加来到交易所的。因为商人把它卖给了交易所。如果工厂主来做这件事，那他本人恰恰是同时作为自己的商人执行职能，把商业利润本身装进自己的腰包。交易所的买卖纯粹是投机性的，投机家不是谋取利润，而是谋取差额利润。一人所得就是他人所失。但是，这条经常不断的交易之链，保证了交易所商品向货币的不断转化，从而，在达到一定程度时，使货币投于这种商品并随时可以通过出售商品实现货币。因此，交易所的商品便成为暂时游离的货币的适当的抵押品。因此，待这些商品的价格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银行便可以把这些商品作抵押贷款或进行延期交割，于是，便产生了银行资本的一种新的用法，即银行资本参与商业，但它只是在适合于它的作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参与的。它用它的货币转化而成的商品，随时都可以再转化为货币。一所经营有方的银行，绝不会把比随时（也包括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能实现的更多的货币固定于这些商品上。交易所的存在，构成投机买卖的无尽链环的存在，保证银行随时可以实现自己的货币。因此，货币不是被固定死的，对银行仍然是货币资本，按银行方式所投放的资本，因而仅仅带来利息。但是，银行资本的介入，又给投机和商业扩大自己业务提供了可能性。现在，为了购买商品，已不必占有全额价格的货币，只需要有能够抵偿一切可能范围内存在的差额的货币量，其余的由银行提供。对于投机来说，这仅仅意味着它的业务的扩大。但是，由于交易额的增长，即使微小的差额也足以引诱投机家从事买卖，所以，一方面，交易次数增加了；而另一方面，每次的差额量却减小了。 银行资本对商业的影响问题就不同了，而且更有兴趣。现在，商业也可以以商品作抵押取得贷款了。它只需对这一资本付利息。但是，商业本身并不产生利润。商业只实现同所使用的资本量相适应的平均利润。但是，因为有大量信用提供给自己支配，所以商业现在只需较小的自有资本，便可以进行同样数量的交易。因此，这一资本的商业利润，现在被分配到更大的商品量上。由商业所造成的商品加价也减小了。但是，因为商业利润只是从产业利润中所做的扣除，所以产业利润便按同样程度提高。对消费者来说，商品价格保持不变。因此，银行资本的介入造成：第一，产业利润提高；第二，全部的和按个别商品计算的商业利润下降；第三，商业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息。后者是商业资本的一部分被银行资本所代替的必然结果。而交易所的商品交易使这种代替成为可能。 利息（这里插进来谈谈），除了消费信用外，始终是利润或地租的一部分。但是，下面的问题还应该注意。在生产中，实际借贷资本是作为产业资本发生作用的，因而生产利润。借贷资本只获得利息，因而增加了产业资本的利润，增加额等于平均利润和按所借资本额计算的利息之间的差额。商业并不生产利润，而只是必须从一般利润量中为商业资本支付平均利润率。银行资本在商业中的作用就不同了。它获得自己的利息，但并不为商人生产任何利润。商人现在所获得的，毋宁说是去掉银行资本额的商业资本的平均利润加上他向银行资本后来支付的利息。为经营商业，现在只需较少的商业资本，因而这一资本的利润也变小了。这种被节约的利润留归它的生产者即产业资本。银行资本这里所起的作用，同节约商业费用的某种进步所起的作用一样。结果上的区别简单地来自下述情况：产业资本生产剩余价值，而商业资本却不生产剩余价值。 另一种情况也在同样的方向上发生作用。交易所的期货交易，为由它所掌握的商品，创造了一个始终准备吸收这些商品的市场。因此，生产者或进口商可以随时出卖商品。而这就意味着他的资本的流通时间的缩短。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流通时间的任何缩短，都意味着资本的游离。因此，期货交易也以这样的方式，减小了用于商品流通即商业业务所必要的资本，这种资本不是用来生产，而仅仅是用来实现利润。 期货交易是一切投机的适当的形式。任何投机都是对价格差额的利用，这种利用是在时间中进行的；而另方面，对每个投机家来说，他不进行买卖的时间是纯粹的损失。投机也不是生产。因此，投机家必须能够迅速地利用每次的价格差额，哪怕是将来的价格差额。因此，在每一个瞬间，他都必须能够为每一个将来的瞬间进行买卖。这恰恰是期货交易的本质。由于做了期货交易，投机便创造了一个适用于一年中任何一个时期的价格。因此，它便使工厂主和商人有可能为自己排除价格发展的偶然结果，保证自己免受价格波动之害，并把价格波动的风险转嫁到投机身上。例如，原糖制造业者今天购买甜菜。如果他今天已经能够把应提供原糖时期的期货，以比如13万马克在交易所出卖，那他便知道，他可以为甜菜支付比如10万马克。因此，如果他今天按这一价格出卖了原糖，那他便与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价格波动无关了，他便保证了自己的利润。因此，期货交易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限于执行自己纯粹职能的手段。用于抵御价格波动而保证自己所必要的固定于产业或商业领域中的准备资本的一部分，因此便游离了。其中的一部分现在用于交易所投机。但是，在这里，它们被集中了，因而可以比分散于各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人手中的资本更小。 资本主义利润在生产中产生，通过流通而实现。当生产早已结束，因而利润对生产者或已经购买了商品的商人是一个既定的量的时候，保证这一利润抵御由流通时的价格波动所产生的偶然情况，是生产者和商人自然作出的努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对那些由于自然原因（例如，由于生产的结果依赖于气候条件）价格波动特别大和不可忽视的商品，期货交易促进了这种努力。期货交易尽可能地平息由投机中产生的波动，但这一点只有通过制造由投机引起的较小的和较频繁的振荡才能达到。这种投机（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无意义的）之所以显得必要，因为它安排了买者和卖者参与的必要规模，以致总是能够有必要的商品量进行交易。这种抵御价格波动的保证，使市场价格越来越接近于生产价格。于是，便形成一个独特的资本家阶级，即接受这种价格波动的投机家。问题是他们的资本怎样增殖。 我们在考察证券投机时已经看到，这种资本谋取差额利润。一人所得就是他人所失。在这里，那些能够等待和自身影响市价的大投机家以及了解内情的行家里手[6]，通常靠牺牲小投机者和外行谋取利润。问题仅仅在于，除此之外，投机是否还能得到风险酬金。 风险酬金虽然经常被提到，但研究却很少。首先应该确定的是，风险酬金不可能是利润产生的原因，因而也不可能是说明利润的理由。利润是在生产中产生的，等于不花资本家阶级分文的工人的剩余产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不同的风险，即能够通过流通实现生产中所产生的利润的不同的可靠程度，只能造成不同的利润分配，致使具有较大风险（而它也必然实际地表现为较大的损失）的部门得到较高的价格，但归根结底也使它们资本的利润率等于平均利润率。很清楚，就必须考虑一个生产部门中造成收益降低的特殊情况来说，这些特殊情况也必须被价格水平所补偿，从而保证利润率的相等。在光学镜头的价格中，也包括那些在浇铸时平均被损坏了的玻璃的费用。这些费用属于生产费用。同样，商品在运往市场的途中所平均遭到的损坏或腐烂，也加到价格中。但是，风险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由流通时仅仅偶然发生的情况中产生的，但也波及生产费用本身。例如，如果用旧机器制造的某产品还在市场上，而现在新机器以一半的时间就能制造它，那么，对这种“风险”就不存在补偿，这种产品的出卖者将必然承受损失。 对主要在交易所期货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的产品来说，条件也相类似。这种不安全性来自下述情况：例如，对德国的谷物价格来说，不仅德国的收获情况即德国的直接表现为价格的生产费用是决定性的，而且美国、印度、俄国等等的生产费用也同样是决定性的。但是，对于这种价格形成来说，德国谷物的价格却没有任何补偿。[7] 但是，一旦在流通中出现大的无法预料的波动，这一部门的资本家就必须握有准备金，以便能够补偿价格波动所造成的损失和继续进行生产。这种准备金是必要的流通资本的一部分，对它计算平均利润。归之于它的利润可以被称作风险酬金。但是，即使是通过期货交易，这种准备金对生产资本家也并非是多余的。因为期货交易并没有完全消灭由生产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价格波动。生产者必须承担世界市场对国内价格的影响。 交易所的保证只关涉流通时所出现的波动。面粉制造业者通过今天购买谷物来保证他今天出卖面粉的价格。谷物商人则通过把他今天购买的谷物在交易所按一定期限出卖来保证他的利润。这种保证在于，他为实际履行自己义务的一个后来的时期，保证了一定的现有价格。换句话讲，对于商人和生产者来说，买和卖是一环扣一环地进行的，而不是只进行单方面的买或单方面的卖。但是，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是：首先，像期货交易为它创造的那样一个随时准备开放的、大规模的和有吸收能力的市场；其次，那些并不为自己作这种保证而是期待后来时期的市场状况的代理人，即为对自身保证的商人解除风险的投机家。因此，他们的盈利不是风险酬金，而只是必然有相应的损失与之对立的差额利润。正是投机盈利的这种性质造成如下结果：只有在大量承受损失的外行参加时，职业投机才兴旺发达。没有“公众”参加，投机就不会繁荣。[8] 积聚的进一步发展，使这种保证渐渐没有必要了。如果商业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有利的机会和不利的机会就互相抵消。于是，大商号便作“自我保证”，放弃期货市场。接踵而来的是，小投机者[9]也必然渐渐地抽身，因为他们不得不越来越经常地付出代价。股份制度的发展和证券投机，也把他们从商品交易所中拉走。最后，辛迪加和托拉斯迅速地结束了它们所支配的商品的投机。 如果要问，期货交易对哪些阶层是必要的？那便可以说，它对中等商人的必要性恐怕是最为迫切的。对生产者来说，在不如此就必须自己执行这种重要的商业职能的意义上，具有必要性。当进一步加工已经是按照大规模的和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而原料生产还十分分散的场合，情况就是这样。这里，交易所完成了产品的必要集中。例如，这种情况就适用于现代面粉制造业的发展时期。商品交易所完成这种集中，比最初批发商业必须发展时要迅速和猛烈。对于商业来说，特别是下述产品的期货市场是符合理想的：它们的流通时间长，它们的生产分散于难以数清的生产场所的巨大范围内，生产结果难以预料且不稳定，因而流通中的价格波动很大，以及没有规律可循。 一旦期货交易建立起来，参加期货交易对商人和生产者就越来越有必要，因为期货市场成了价格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相反地，把期货交易限于职业商人，便夺走了期货交易的最重要的职能：通过把价格波动中所造成的损失转嫁于投机，使保证具有可能性。 因为投机家不想长久地保持投机对象，所以由此即可得出：每一个投机家常常既是买者又是卖者。卖空投机家，即一种商品的出卖者，为了保护自己，又成了这种商品的买者。 但是，他是在不同的时间上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并且利用了这一时间内的价格波动；而实际的商品交易的保证恰恰在于避开这种波动，因此，以同时卖的估价作为买的基础，以同时买的估价作为卖的基础。 投机家首先利用了价格波动，这种价格波动不是由他造成的，而是由实际的商品交易造成的。这种价格波动，既可以由偶然的供求关系引起，也可以由商品生产费用变化这一更深刻的原因引起。投机的需求和供给本身又使这种价格水平发生变化，造成波动，而这种波动最后必然不断抵消，这恰恰是因为每个投机家既是买者又是卖者。这当然不妨碍，一种投机方向，例如买，即买空投机，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占压倒优势。只要这种单方面的行为还继续存在，价格就高于由单纯的实际商品交易所产生的水平。因此，投机造成更频繁的从而也更微弱的价格振荡，这种价格振荡从长远看将互相抵消。 期货交易把整个交易集中于一个地点，使那里的批发商对地方商人占上风，这些地方商人则渐渐消失。[10]而在交易所所在地本身，它又给以前的外行跻身进来提供了可能，这些人现在同老商号进行竞争。因此，期货交易的新的开展，常常遇到老的职业商人的抵抗。期货交易在达到一定程度时，它所需要的专门知识比老的职业商业要少。银行资本的参与，使资本微薄的人也有可能参加进来。但是，集中在这里也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的。一般说来，人们有这样一个印象：纯粹投机和外行参与期货市场，毋宁说在减弱。[11] 相反，废除期货交易意味着批发商地位的加强，这些批发商没有这种保证也能过得去。 期货交易的危险之一，是“短期价格协定”的可能性。如果卖者在供货日没有提供商品，那么，买者就有权在交易所由卖者承担费用来购买这种商品。如果这种商品由于买者以前已经把可支配的储备大量买进而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便产生了取决于买者意志的极高的虚拟价格。这时，卖者就完全交由买者摆布了。商品储备越小，“短期价格协定”也就越容易。如果期货交易的供货条件对商品质量提出高要求，这一点也可以人为地制造出来。相反地，压低供货质量是阻滞“短期价格协定”的一个手段。“短期价格协定”一般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和短时间内发生，例如谷物储备由于新的收获尚未进行和旧的储备已大部卖出的很小的时机。但是，异乎寻常的价格一般又使人们认为已经归于消费的储备在市场上出现。如果新的供给超过买者的吸收能力，“短期价格协定”便崩溃了。一般说来，即使是成功的“短期价格协定”，也只不过意味着对局外的投机集团的剥夺，很少影响商品的现货交易和实际价格。 众所周知，1896年6月22日的德国交易所法，部分地废除了期货交易，部分地使它难于进行。特别是自法院的判决也威胁着商法关于期货交易的条款以来，谷物贸易被大大限制了。因此，“参与期货交易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少到几乎不能达到期货交易的目的”。因而，现在连保证业务也变得十分困难了。结果如何？“由于与此相联系的困难，现在已经有一些很大的公司认为，即使完全没有期货交易所的价格保证也能过得去。同时，他们凭借几年来稳定的甚至提高的价格取得不小的利润。但是，一般说来，稳定的公司认为这样一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投机，宁可满足于较小的但却是可靠的利润……，在目前情况下，上述两三个大的公司也把整个交易的越来越大的部分抓在自己手上，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这里，集中受到立法的鼓励，正像银行业中的集中通过这种方式日益发展一样。但是，这种发展是否能真正长久地使那些赞美这一规律是一个巨大成就的人们喜欢，是颇值得怀疑的。对农场主来说，为了达到尽可能有利的价格，多方面的竞争所提供的保证，无论如何要比最后由几个大公司决定价格时要好得多。”[12] “期货出卖为地方商人提供了按有利条件抵押商品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对期货交易就更有兴趣了。因为这种商品已经按固定价格出卖，从而不再因价格跌落而丧失价值。因此，商人又重新获得资本，再按有利的价格从生产者那里接受一部分新的谷物。”[13] 为生产资本家缩短流通时间以及通过投机减少风险，也可以对生产发生反作用。在期货交易实行之前，主要是由局部生产者承担风险。如果风险和商品（它现在同样集中在交易所所在地）储存的必要性消失了，那么，单纯的生产职能已经不够了。局部生产者通过把自己的企业与第二个企业的联合而成为完全的企业家。他可以更容易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流通资本和准备资本的一部分被游离了。例如，羊毛梳理业者，由于他们以前承担的风险现在转嫁到期货交易上，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自己现在成为毛纺业者，或者相反地，毛纺业者合并于羊毛梳理厂。[14] 期货交易为生产者节约流通资本，第一是通过缩短他们的流通时间，第二是通过缩减抵御价格波动的自我保证（准备金）。这加强了首先享有期货市场好处的大企业的资本力量。这样被游离的资本变成为生产资本。 在企业分工的条件下，不仅技术观点是决定性的，而且商业观点也是决定性的。一些局部过程，首先是从原料到半成品的加工过程，本身仍然不过是独立化的过程，因为局部生产者同时执行一些重要的商业职能。他们从生产者或进口商那里接受原料，与这些人一起分担价格波动的风险。当工厂主通过期货市场，在没有这种中介也能避免风险的时候，这种独立性便成为多余的了。于是，他便把这种原料加工并入他自己的经营中。商业职能的丧失，使技术的独立性成为多余的了。这里也出现了排挤中间商业的趋势。的确，商品交易所一开始似乎还增加了商业业务，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种买卖并不是商业交易，而是投机交易。 我们已经看到，期货交易是使银行资本首先通过提供信用（不论是抵押放款形式或是延期交割形式）参与商品交易的手段。但银行也可以利用自己巨大的资本力量和对市场的洞察，相当有把握地参与真正的投机。银行普遍地延及一系列期货市场的联系，除了使它对市场有更深刻的洞察外，首先给它提供了可靠的套利活动的机会，这种套利活动大规模进行时带来巨额利润。银行支配的商品量越多，对供给量的影响越大，它就越能可靠地进行这种投机交易。于是，便产生了日益取得对在期货市场进行交易的商品的支配权的努力。银行力图排挤其他商人，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获得商品。银行可以以代理的方式转卖（它在与商人的竞争中，可以对这种出卖要求比商人小得多的利润，因为它还能获取投机盈利和能以更大的规模开展信用业务），或者为自己的利益购买商品。这里，银行利用它通过自己同产业的其他业务、关系所具有的影响，以代替商人同产业资本家打交道。一旦银行占有销路，银行同产业的相互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了。银行不仅作为投机家关心商品价格的形成，而且也希望有符合它与之有各种信用关系的企业的利益的较高价格。因为它对尽可能多地支配商品有利益，所以它也同时试图与尽可能多的企业建立联系，从而与整个产业部门发生利益关系。它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地保护这一产业部门，防止萧条。它利用自己的影响加速卡特尔化。卡特尔化虽使银行在国内市场上（不是世界市场上）的投机活动成为多余的，但银行通过参与分享各种不同形式的卡特尔利润而对此获得巨大补偿。当由于历史原因而未能形成强大的和有效率的批发贸易（不论是一般的或是在该生产部门中的）时，这种发展尤其得到实现。例如，在奥地利，银行通过商业途径跻身于制糖业；也跻身于石油工业，虽然成绩不大。银行成了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企业致力于卡特尔化的承担者。因此，在这里，期货交易促进了作为一般趋势的发展，以便最后再扬弃期货交易本身。 垄断同盟彻底消灭了商品交易所。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种同盟确定长期价格，从而使利用价格波动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当然，“时间的分配”是直截了当地进行的。这最多会使埃伦贝格教授先生感到惊奇。德国煤炭辛迪加和钢铁企业同盟，使埃森和杜塞尔多夫的交易所标价成为纯粹名义上的。“因此，埃森的煤炭交易所只不过是一只装着煤炭标价的提包，这个提包每次被从煤炭辛迪加的办公楼带到埃森的交易所大厅；而整个所谓杜塞尔多夫的商品交易所只不过是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产业资本家按照惯例送给杜塞尔多夫交易所负责人的。”[15] 这也适用于酒精的期货交易。“这里可以完全正确地指出：交易的一部分由于中央机构（为酒精销售）而失去意义。中间交易的一部分在辛迪加中没有存在的余地。这是主要从事期货交易的一部分。代理交易者即经纪人，一切同生产者没有直接联系的商人，由于辛迪加的产生而自然成为多余的，从而被排挤掉。”[16]实际商人被酒精辛迪加变为拿固定佣金（30到40芬尼）的代理人，他们的数量似乎保持相当的稳定性（1906年为202），占推销产量的40％。 就商品交易所的盈利来自商业利润这一点来说，在排除交易所的情况下，它们归于生产者。对由生产时间（即“生产季节的长度”）和消费时间的不同产生的那些盈利来说，情况也是这样。例如，夏天的酒精价格比冬天的高。生产季节结束时，产品便转移到商业手中。夏天价格之所以高，是因为必须计算贮藏费用、利息损失等等。但是，在生产季节结束时，酿造业者必须尽可能早地把酒精卖出。这时，供给便蜂拥而来。相反地，夏天不进行生产。这时，供给不可能再增加，商人有足够的资本力量在不利的时候不廉价处理商品。这里，商人（银行资本在这里也通过延期交割和抵押放款而提供商人支配）的资本力量和那些常常是小生产者的资本力量的不同，也在价格决定中起某种作用，当然这里所指的，不是消费必须支付的价格，而是商人支付给生产者的价格。生产者卡特尔也使这种关系发生不利于商人而有利于生产者的变化。酒精销售中的经营负责人施特恩先生作了确切的表述，他说：“辛迪加使酿造季节结束以后的价格提高，有利于酿造业者，而自由市场则使之有利于投机者”。 正是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卡特尔化（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常只不过是卡特尔的萌芽或小型的卡特尔）有巨大的好处。因为恰恰对农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的价格调节是最不适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恰恰同农业生产的自然技术条件不相容，正如资本主义一般不能实现合理化农业的理想一样，这一点同工业中的情况正相反。但是，资本主义的价格调节同农业生产的自然技术条件的矛盾，由于不断使价格发生变化的期货市场的存在而尖锐化了。因此，期货交易连同它的常常是戏剧性的、由投机引起的或至少是过度的价格方向的变化，被指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罪过。所以，如果对此进行蛊惑性的利用，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农业生产者中间煽起反对期货交易的激烈运动。[17] 卡特尔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无政府状态，它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恰恰对农业领域产生特别有利的影响。农业的特点在于，各年的生产量按自然条件变化很大。而这种生产量直接影响价格。生产量过剩会大大压低价格，增加当年的消费。由于价格被压低，下一年的生产便受到限制。如果此外再出现歉收，那就会造成匮乏，价格迅速提高，消费被大大抑制。对这种现象，分散的生产简直无能为力。但是，卡特尔对价格形成却有大得多的影响，因为它可以作及时的储备以及通过生产的分配预防过于急剧的波动。当然，资本主义的卡特尔也利用这种力量，通过对生产的相应限制，达到持续的最高价格。但是，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它创建了较为稳定的状态。 正是上面提到的经营负责人施特恩这样说：“辛迪加即使不能无限量地保存过剩商品，但却可以极大量地保存过剩商品。一旦过剩商品太多，自由市场便立即使价格猛跌，直至产品降到远远低于生产费用为止。辛迪加可以把国外价格和国内价格分开。当出现过剩和需要输出时，自由市场的全部产品的价格状况便取决于输出收入。这里举一个例子：1893和1894年间，曾出现2000万立升酒精的过剩。这绝不是威胁性的过剩，但却把年平均价格压到31马克。如果辛迪加这一年多输出1000万立升，如果这1000万立升中每100立升价格损失5到8马克，其价格损失总额等于50万到80万马克，那么，这就使酿造业大大减少跌价。因为如果假定全部产品的价格都提高5马克，那么，以50万到80万马克的损失便将约3亿立升的全部产品在价值上提高1500万马克。 交易所并不使基本存货增加。产品的意外增加很快为产品的减少所抵消。生产季节结束时（每年的9月30日）所有的存货，在酒精自由市场存在时期，通常为约3000万立升。这种存货有许多次停留在这一数额之下，而一度最低降到900万立升。但是，只有一次，在1893—1894年间，这一数字有很大提高，达到1500万立升。这些在1000万上下的数字只是产品的3%—5％，但这3%—5％就足以把价格压到极限。甚至很小的存货也使投机家神经紧张起来。当他相信丰收在即的时候，便把存货抛出。交易所的这种表面的平衡，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恐惧和神经紧张罢了。”他接着说明了他不喜欢交易所所作的平衡的原因：“这种平衡是交易所通过低廉的价格达到的。”但是，他的雇主即卡特尔化的酿造者和酒精制造业者，却只需要高价上的平衡。[18] 一些期货交易的辩护者也断言，它是更准确的价格决定的保证。期货市场把一大批懂行的当事人囊括进来，这许多行家意见的结果一般必然比少数人的意见要正确些。但是，作为谷物商人的属性并没有赋予他能够预见未来收获量的神秘能力。一个谷物商人没有这种能力，无限多的谷物商人也没有这种能力。如果说“理智总是在少数人一边”这句话对交易所参加者不适用，那他们（即使在其他方面可能具有许多旧约全书的性质）肯定也不具有预言家的天赋。实际上，期货价格只不过是投机性的。甚至辛迪加，例如像对国内的价格决定有直接影响并因此很容易提供期货供给的酒精辛迪加，也并非完全心甘情愿地提供这种期货供给。例如，酒精销售中的经营负责人乌图赫特说：“期货供给总是有某些困难。如果事情按我们的意愿进行，我们倒宁愿对期货供给持谨慎态度……。当有人提供一种产品的时候，为了能够确定价格，必须事先了解有多少产品量归他支配。当然，我们只有在生产季节已经过了许多月之后才能了解这一点。即使这时，我们也不能完全避免上当，因为只有春季几个月的生产才能决定整个生产季节的生产是大或是小。当形势无法认清时，尤其如此。”但是，人们将会承认，了解全部生产情况并控制大约80％的生产的销售中心的信息，同交易所参加者的信息，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要求了解期货价格的原因是：加工工业在签订供货合同时，必须了解原料的价格。如果原料生产期同加工工业的定货期不相一致，那么，对价格急剧波动的商品来说，便产生了期货价格的需要。因此，加工业者便把风险转嫁给他的原料供应者。但是，辛迪加利用自己的强大势力又把风险从自身转嫁出去，或者通过保持价格稳定，或者通过把期货价格提高到使它同样避开风险的高度。乌图赫特直接谈到这一点：“因为我们面对毫无把握的情况，所以我们小心行事（原文如此！），宁可把价格估计偏高，也不把价格估计偏低。”在辛迪加的备忘录中写道：“在辛迪加存在的最初四年间，这样的期货报价是在新的营业年度之初发布的。而自1904—1905年度以来，则遵循下述原则：只是在对生产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立足点的时候，才标出一般的供货价格。” 在德国的交易所的调查报告中，商业界以外的调查成员（如内阁大臣维耐尔和自由保守党议员冯·加姆普）认为，现货交易是合法的，交易所的差额交易是非法的。这一区分同样常常被商人所驳斥。前一部分人恰恰不能理解，在一切资本主义交易中，使用价值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大都仅仅是可悲的必然性（必要条件）。实际上，纯粹的差额交易是下述事实的最完全的表现：对资本家来说，重要的仅仅是交换价值。因此，差额交易恰恰是资本主义根本性质的嫡子。这种交易本身是从价值的世俗的现象形式（使用价值）抽象出来的。对于非资本主义的认识论学者来说，这种经济的自在之物完全表现为超验的东西，因此把它愤怒地称之为诈骗，这是完全自然的。[19]他们没有看到，每一个资本主义交易的经验的现实背后，有这一交易本身的超验的事实，只有这一超验的事实才能说明那种经验的现实。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使用价值的捍卫者来说，一旦他们涉及交易所，使用价值概念本身便消失不见了。现在，他们把任何交易都同样看作是现货交易，只要证券或商品实际转手，那就不管是收益证书的买卖或是商品的买卖。他们完全忽视了，证券流通对社会的物质变换是无关紧要的，而商品流通则是社会的生活条件。 对使用价值的漠不关心可能导致何等荒诞不稽，这里可以举一例子。为了使商品可以互换，商品必须满足某些确定的条件，即在一定量的情况下，具有一定重量，显示一定的颜色和气味等等。只有这样，商品才符合适宜于进行供货的“等级”。在汉堡的咖啡期货交易中，等级相当坏。较好的品种由于掺杂黑豆、石子等等而变坏了。在柏林，等级比较好。在汉堡所加的掺杂物，必须在柏林花很大力气拣出去，才能使咖啡交货。这大概算是资本主义非生产费用的最明显的例证。[20]但是，这还算是好的。在汉堡，曾经形成一个科奈尔。于是，出现缺少可以交货商品的局面。而能够提供的仅仅是掺有石子等杂质的咖啡。较好的品种因为不符合供货质量，所以必须另外赔钱；换句话说，必须为较高质量的供货支付罚金。但是，这是完全符合彻底加以运用的资本主义逻辑的。因为对于买者即科奈尔的成员来说，问题根本不在于使用价值，而仅仅在于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决定整个经济活动，这种活动恰恰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或中介，而仅仅是谋取利润。[2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护士，试图通过下述方式来证明它的各个现象的必然性：他们把由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特殊经济的从而历史的形式，同对短暂的形式相比必然是长期的技术内容等同起来；然后，从这种错误的等同出发，反过来推论形式的必然性。于是，他们极力强调对每个社会劳动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的必然性，以便由此立即证明由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资本主义管理的必然性，从而证明这种私有制一般的必然性。因此，他们不是把商业理解为特殊的流通活动，而是理解为货物向消费者的分配。例如埃伦贝格把商业解释为空间的分配，把投机理解为时间的分配。因为分配在技术发展的一定程度上自然始终是必要的，所以商业和投机也始终是必要的，它们的消灭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一种乌托邦。如果此外还把“必要的”和“生产的”等同起来，那便同埃伦贝格[22]一起得出如下荒谬的结论：投机像农业一样是一个生产部门。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因为土地和股票都同样带来货币呀！这里，商业被简单地与运送、包装劳动和拆分劳动混淆在一起，投机则与储备等同起来，这些业务在每一个技术发达的生产方式下自然是必要的。即使像勒克西斯[23]教授这样目光敏锐的、严格说来同埃伦贝格完全不同的人，在他的关于期货交易的论述中也陷于困境，因为他也忽视了同商品交易不同的交易所商品期货交易的特殊的经济形式的规定性。他忽视了投机的特殊作用，试图通过证明期货交易是实际交易来论证期货交易的必然性。 然而，他的对手加姆普却轻而易举地指出，期货交易创造了巨大的商品交易额，但这一交易额却没有为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分配作任何贡献。勒克西斯指出，在期货交易条件下，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买主。这是对的。只是这种“买主”并不是通常的消费者，而本身又是“卖主”，即本身是投机家。但是，想从绝对的分配需要推论出商业，甚至推论出期货“交易”即期货投机，则是错误的。商业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用来满足分配的需要；正像辛迪加和托拉斯排除商业所证明的那样，商业的必要性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也是暂时的。谁要是把商业完全看作是“生产的”，即看作是不仅是实现利润而且也生产利润，谁就会完全陷入困境：他把节约商业费用推崇为卡特尔化的优点，然而只有在商业活动形成非生产费用从而是非生产活动的时候，这才可能成为优点。 实际上，期货交易的必要性在于：第一，它使生产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有可能把自己的流通时间压缩到零，从而保证自己抵御流通时间内的价格波动，把这种价格波动转嫁给执行这种特殊职能的投机身上。第二，期货交易使一部分商业职能不是交给商业资本来执行，而是交给货币（银行）资本来执行；对这一部分业务，不是谋取平均利润，而是谋取利息；产业利润（企业利润）提高了，提高额等于平均利润和利息间的差额。第三，与第二点相联系，期货交易使货币资本在保持货币资本性质的条件下向商业资本转化，从而为银行资本打开了扩大它对工商业的支配权限以及使生产资本越来越大的部分获得银行所支配的货币资本性质的可能性。 [1]贴现公司的鲁塞尔作了如下定义：”商业投机的本质在于，观察行情的适当变化，有时通过期货交易事先已经保证这种变化。”（《交易所调查报告》第1卷第417页。） [2]《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2072页。 [3]这种人为作法是造成很多滥用和障碍的源泉。不过，在可互换性实际存在和总是能够容易确认的地方，例如在酒（酒精度）和部分地在糖（分级度）的场合，这些情况不会发生。 [4]“因此，这种期货交易的特殊形式被创造出来，不仅仅是为促进实际的交易，而且归根结底也是为向资本家或投机家即现在还没有其他束缚的资本的所有者提供把资本暂时地（或长期地）投入各该商品部门的可能性服务的，尽管这种资本的所有者，缺少商品知识和该商业部门的外部技术的知识。因此，这种资本家……以自己的活动动机而同谷物商人根本区别开来”。后者想进行谷物交易，而前者想通过价格波动盈利。同时，资本家这里也承担风险。（富克斯：《商品期货交易》，载《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施穆勒年鉴》1891年第1期第71页）但是，还必须指出：追求利润当然是一切资本主义活动的共同动机，区别仅仅在于能够获取利润的方式。 [5]例如，啥弗雷羊毛交易所的奥费尔曼报告说：那里，1892年，实物交易是2000包，在期货市场上卖掉的是16300包。棉花也是一样，期货交易是实物交易的10倍。在800万到900万包收获量的情况下，期货市场上的交易量却达1亿包左右（《交易所调查报告》第3368页）。 [6]当然，对商品期货交易的行家，也不能作特殊的奢想。“如果能从一些情报中看出市场今后如何发展，什么样的价格合适，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了。我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说：感觉就是一切。消息灵通则一切顺利，这不过是一个口号，仅仅从这个口号里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商人常常失误……商人也像农夫一样无知；如果他研究一切情报，那他就变得更蠢，结果常常是另一个样子”。这是诚实的商人达梅所供认的（《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2858页）。 [7]保护关税也没有使这种价格平均化，而只不过把德国的价格提高到世界市场价格以上，其数额应使谷物生产者即使在世界市场价格低的情况下也还能够获利。 [8]关于参加一般期货交易，柏林商业协会主席肯普夫先生说：”浪高时，整个商业界都参加；浪不高时，则是从事这种交易的富人参加。”（《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813页） [9]关于商人在想到弱小者的损失时道义上所感受到的痛苦，弗·加姆普先生和霍维茨先生之间的对话是饶有趣味的：这不符合商人的本性。要么废除商人，要么让商人保持他所固有的本性（《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Ⅲ卷第2459页）。对伦理国民经济学来说，交易所一般只执行道德厕所的职能。它的其他职能，对这种经济学仍然是隐藏着的。 [10]见《交易所调查报告》：《委员会报告》第90页。 [11]“小的和非职业的分子，从咖啡交易中隐退了，这种交易处在大的联合组织的领导之下。”（《交易所调查报告》第2065页）这由经验中得到说明，这种经验被行家范·居尔彭概括在下面一句话中：“如果大资本的力量被调度用于个别商品上，那它就能办成非常多的事情。”一些伦敦的大谷物商是实行期货交易的反对者，因为期货交易使商业民主化，把他们的统治地位废除了（同上，第3542页）。 [12]亨·吕施：《德国交易所法之下的柏林的谷物贸易》，载《国民经济和统计康拉德年鉴》1907年第XXXIII卷第Ⅲ期第1册第53页。 [13]同上书，第87页。参见兰德斯贝格尔关于这种发展的预言：“具有特点的是，最大的谷物商人不参加期货交易，他们给自己作保证。因此，废除期货交易必然造成谷物贸易集中在资本力量最强的商号手里，正像禁止某些种类的有价证券的期货交易，也同样必然使证券交易的这一部门落到德国大银行手里。”（同上书，第45页） [14]《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Ⅲ卷第3373页以下奥费尔曼的叙述。 [15]1907年10月19日《柏林日报》。 [16]《关于德国酒精制造业联盟的德国卡特尔调查对席审理》，酒精销售中心营业负责人布尔楚特斯基的陈述。 [17]兰德斯贝格尔说得很对：“农业反对期货交易的斗争，也可以由重要的经济事实中得到说明。与某种其他生产部门相比，农业更多地受制于在时间上和地点上都是既定的生产条件。即是说，农业中生产费用因素的变化，比在其他经济部门中要小。这是与资本在农业中的束缚、土地抵押债务，哪怕只是在大体相同的程度和效果上使用其他生产部门抵御不景气的最重要的武器即生产专业化和生产的暂时伸缩的自然困难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经济生活的非人因素即行情变动，在任何其他生产部门里，都没有这样对人的因素即生产费用占压倒优势。而且，几十年来，行情变动对中欧的农业大多是不利的。但是，行情变动是以期货交易为中介的。不能避开行情变动、在其经济过程的两极即买进和卖出都受行情变动侵袭的商业，不得不以一种特殊的职能对行情变动作出反应。执行这一职能的机关就是期货交易。它的任务是使世界的行情变动成为在经济上可以把握的，并尽可能清楚地把这种行情变动反映出来。在其最完全的形式上的、摆脱了一切失误和滥用的期货交易，必然忠实地反映行情变动。但是，在这面镜子里，农业主要看到对自己不利的行情变动。要打碎这面镜子的当然努力，即是由此而来。”（兰德斯贝格尔：《德国农业交易所的改革》，载《国民福利、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1902年第Ⅺ卷第44页以下）。众所周知，对于有资本的商人和投机家来说，由于利用他国的期货交易而避开了一国对期货交易的禁止。例如棉纺织业主库富勒尔博士说：“在差不多承担了整个中欧棉花进口贸易的不来梅，不存在期货交易；但是，每一项缔约都是建立在期货交易基础上的，即建立在利物浦或纽约期货交易基础上的。”（见《国民经济、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第Ⅺ卷第83页所载《关于奥地利国民经济学家协会座谈报告》）同样，奥地利对谷物期货交易的禁止，只不过造成投机转移到布达佩斯。 [18]但是，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交易所执行它的所谓时间平衡的职能是多么不完全。 [19]因此，当行家西蒙提出下述看法时，是完全正确的（《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1584页）：“对差额的追求是每一个产业企业的真正创建者。”而帝国银行总裁科赫反驳说：在商业交易中，同差额交易不同，成为基础的是把一种商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的意图。这种反驳完全不着边际，也根本不能为西蒙所理解。因为两种交易的区别仅仅在于，这种差额一方是由平均利润形成的，另一方是由绝对意义上的差额利润形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常把经济行为的社会职能同行为的动机混淆起来，把执行这种职能作为行为者的动机加到行为者身上，这自然是行为者所不知道的。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看不到经济学的这种特殊问题。把社会生活必须借以实现的经济行为的这种职能上的联系作为整个其他动机的结果揭示出来，由必要的职能本身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动机。 [20]《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2079页。 [21]《交易所调查报告》第2135页。下面还举出谷物和酒的类似例子，例如不能用精馏酒精代替原生酒精供货。 [22]“商业和投机，像原料生产和材料加工工业那样，是特别的生产种类。商业是这样的生产种类，它的任务是从地区上克服经济财富的自然匮乏。而投机则在从时间上克服财富匮乏方面有着同样的作用。从私有经济的角度来看，商业利用地区差价，投机利用时间差价。”“根据汇流于交易所的各种情报，包括真实的情报和错误的情报，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情报和尚未发生的事实的情报，交易所得出的看法对价格产生影响。尚未发生的事实的意义，事先已经被交易所的看法估价过了。如果交易所的看法以这样的方式利用低的价格建立未来的储备，利用高的价格能够像支配现在的储备那样支配未来的储备，那它便起生产性的作用，否则就不起生产性的作用。”（里夏德·埃伦贝格：《交易所制度》词条，载《社会科学词典》第2版。） [23]见《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3523页以下。
第八章证券交易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八章证券交易所 一、交易所证券。投机 二、交易所的职能 三、交易所的交易 一、交易所证券。投机 交易所是证券市场。我们这里首先把证券理解为代表货币额的完全一般的“有价证券”。它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货币凭证，它只不过是债券，即表示作为它的发行基础的货币额的信用证券；其主要代表是票据。第二大类是那些不是代表货币额而是代表货币额的收益的证券。这些证券又分两小类，即分为固定利息证券（国债券和公司债券）和股息证券即股票。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一项有规律地（每年）重复获得的收益被理解为资本的收入，它的量等于按一般利息率资本化的收益。因此，这些有价证券同样代表货币额。但是，同前一类的区别在于：在信用证券中，货币额是第一性的；等量的货币或价值实际被贷出，现在带来利息。这种证券只在一定时间内流通，当资本被收回时，它也就终结了。于是，票据就满期了。票据不断地流通，并不妨碍各个票据不断地满期，因而也不妨碍被贷出的资本回流到放款人手中。于是，放款人手中又握有货币额，可以重新将它贷出。在这里，票据满期，从而资本不断回流到它的所有者手中，是这一过程不断更新的条件。 第二类的情况就不同了。这里，货币最终地放出了。在国债券的情况下，货币早已被非生产性地消费掉，即完全消失了。在产业证券的情况下，货币通过购进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支出了，它充当了购买手段，它的价值现在以生产资本要素的形式而存在，货币额在卖者手中，不再返回到它的出发点。股票已不可能代表这一货币，因为这一货币已经转到商品卖者（生产资本要素的卖者）手中因而成了卖者的财产。但是，股票也完全不代表生产资本本身。因为，第一，股票占有者对生产资本的某一部分没有要求权，而只是对收益有要求权；第二，股票不像货栈或仓库的证券那样代表某种具体的使用价值（如果股票真的是生产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个部分，那就必然代表某种具体的使用价值了），而是只给予一定货币额的要求权。股票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产业资本的“动员”。但是，这一货币额不过是按当时的利息率资本化的收益。因此，收益即年收入在这里是对证券估价的出发点，货币额只能按收益来计算。 固定利息证券，就一定货币额在一定时刻总是与固定收益相适应来说，与第一类相近。但是，它却属于第二类，因为它最初代表的货币是最终地放出的，勿需回到出发点，因而它所表示的资本是虚拟的，它的量仅仅由收益来计算。固定利息证券同其他收益证券的区别表现在：如果撇开偶然的规定原因不论，那么，前者的价格取决于利息率，而后者的价格取决于利息率和当时的收益水平。因此，前者的价格只经受比较小的波动，而且这种波动是随着比较容易预见到的利息率的一般波动而逐渐发生的。相反地，在第二类中收益水平却服从于不确定的、各种各样的和不能预先估计到的变化，这种变化造成这种证券的强烈的价格波动。因此，这种证券便成为投机的主要对象。 由上面的叙述已经得出结论，把交易所当作“资本市场”的一般说法，并没有触及交易所的本质。 第一类证券是债务证券。它们绝大多数产生于流通活动，产生于没有货币介入的商品转移，货币在这里只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它们作为信用货币代替现金。它们在交易所的交易，仅仅意味着信用的提供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但是，像我们已经知道的，信用货币的流通是以实际货币的流通为前提和补充的。因为这里流通的信用货币，不仅中介国内的支付交易，而且也中介国外的支付交易；因此，交易所不仅必须掌握国内的信用货币，而且也必须掌握国外的信用货币和硬币。所以，作为信用货币交易的补充，外汇交易和货币交易也以交易所为中心。随时可以支配的货币资本汇流到这里，寻求投资口，并在信用证券中找到了它。在这种活动中，交易所同真正的信用机构即银行展开了竞争。但是，这里既有量的区别，也有质的区别。从量上来说，这里不像在银行中那样，起着从极其多种多样的小的来源处收集货币的作用，而一开始就是大批汇集的资本寻求投资口。构成银行的一个重要职能的货币积聚，在这里已经完成。从质上来说，区别在于：这里的问题不是信用提供的不同方式。这里只提供为维持信用货币的流通所必要的货币。货币大规模地投于头等重要的票据。无论是在需求方面还是在供给方面，都是巨额，同供给和需求的积聚相对应。这里形成借贷资本的市场价格，形成利息率。这是纯利息，摆脱了任何风险酬金。这里论及的是在这个恶劣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所可能有的最好的证券，它的善良比慈悲上帝的善良更加不容置疑。这种最纯正的票据（当然，不是卑俗的使用价值意义上的纯正，也不是写在手工精制纸上的最佳票据）的利息，似乎是由对货币资本的单纯占有所产生的。货币似乎根本没有放出，因为它能通过经常可以进行的票据再转让而随时实现。在一切情况下，货币都仅仅是暂时投下的，随时准备移作他用。安全可靠和满期时间短，造成这种投资的利息低微。只有那些常常是暂时可以支配的巨额资本才适合于这种投资。这种利息形成其他投资部门利息计算的出发点。这种利息的高低，也决定了自由浮动的货币资本在不同的交易所场地的进出，这些货币以经常变化的规模进入世界货币的流通。 在这里，交易所形成大银行和大资本家彼此之间货币交易的市场。所涉及的票据都带有一个第一流的银行的签字。国内和国外的银行或其他大资本家，以这种带来利息的和绝对安全可靠的使用方法，把流动的货币投于这种票据。相反地，大的信用机构，当它接受的要求超过自己可以支配的资本时，也把这些票据带到交易所来，以筹集必要的资金。[1] 这种交易所需要的货币额有增有减，但总是以一定的最低限量存在着。用它来购买票据，当票据满期时，货币又被收回。由于货币的这种不断地向它的出发点的回归，由于货币的作为信用交易的简单中介的职能，投于这第一类的交易所证券的货币的流通，便立即同货币向第二类的投资，例如股票的投资，区别开来。在后者的场合，货币最终放出了，转化为生产资本，移到商品卖者手里。货币不像在前者的场合那样回归到交易所。现在，资本化的利息证书代替货币而存在。这里，实际上是把货币从货币市场上抽走了。 在票据市场上，交易所与银行展开竞争。银行的发展，把一部分票据从交易所那里取走了。产业资本家和作为支付信用的中介（这在交易所产生期是交易所的最重要的职能）的交易所之间的关系，绝大部分被银行从交易所那里夺走了。留给交易所的，仅仅是银行本身之间的中介和中介国际支付与调节汇率的外汇交易。但是，即使在这里，大部分交易也是直接由为此目的设立自己的外国支行的银行来进行。银行的发展对限制交易所的这部分交易起双重的作用。首先，直接通过银行把自己的日益增长的货币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投于票据，而不通过交易所的中介；其次，通过银行的发展使票据信用部分地为其他信用形式所代替。 票据是一个生产资本家（所谓生产资本家是指每一个取得利润的资本家，因此也包括商人）向另一个生产资本家提供的代替支付的信用。接受票据的资本家把票据在银行中贴现，银行现在便因此而提供了信用。如果两个资本家在银行有存款或对他们敞开的银行信用，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以银行支票代替票据或银行账簿上的转账来调整他们的支付。票据已成为多余的了。银行账簿中的交易代替了票据。这种交易同能够继续转让的票据相反，是根本不形诸于外的。由于银行越来越多地调节自己顾客的支付，票据的交易便受到限制，票据的交易所市场也受到这种限制的影响。此外，在实行发券银行垄断的国家里，发券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占统治地位。这种地位如果发生动摇，并不对交易所有利，而仅仅对大银行有利。在这个信用货币交易的领域，除了外汇投机之外，没有进行特殊的交易所活动的余地。这里，交易所不过是提供给信用货币交易支配的货币额的集中市场罢了。 真正的交易所活动的领域，是利息证书或虚拟资本的市场。这里，货币投资首先是作为应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货币资本而进行的。货币通过购进利息证书而最终地放出，不再被收回。只是每年所谋取的利息才流回交易所，因此与信用证券的货币投资中的情况不同，在那里，资本本身同样是要收回的。相反地，为了利息证书的买卖，服务于交易所本身中的流通的额外货币是必要的。这一货币额比交易额要小。因为利息证书是货币凭证，所以它们能直接相互抵消，常常只需弥补少量差额就行了。为结清这些差额的特殊机构所要做的，实际上只需以现金补齐差额。但是，就绝对额来说，特别是在投机盛行时期，为交易所的目的所需要的流通手段是可观的，因为恰恰是在亢奋的投机时期，投机大都是沿着单一的方向进行的，因此需要结清的差额显著增大了。 现在产生了交易所活动的方式及其职能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票据市场上，交易所的活动与银行的活动是相一致的。同样，为投资的目的购买有价证券，并不是交易所特有的职能。像在交易所中那样，有价证券也可以在银行中购买，而且实际上数量也越来越大。交易所的特有活动毋宁说是投机。 投机首先表现为买卖。但这不是商品的购买，而是利息证书的购买。生产资本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利润，必须把他的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即卖掉他的商品。如果另一个资本从他那里把出卖的职能取走，那么，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把他的利润的一部分转让给这另一个资本家。 商品中所包含的整个利润，只有在出卖给消费者的时候才最终实现。商品同时也由生产者手中移到消费者手中。从地点的移动来考虑（只要想想房屋的出卖就行了）并把商业同运输混淆起来，自然是毫无意义的。买卖中所涉及的不是地点的变化，而是经济过程，是所有权的转移。在一切内涵不丰富的过程中，也涉及场所的变化。但是，谁能在剧场的寻求中看出戏剧欣赏的本质？ 商品最后归之于消费，因而从市场上消失。而利息证书按其性质来说是永恒的。它绝不在商品那样的意义上脱离开流通。它即使为了投资的目的暂时从市场上抽走，但还可以随时回到市场上去，实际上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和以或大或小的数量回到市场上去。但是，对于投机本身来说，利息证书离开市场从而离开流通，既不是目的也不是结果。在交易所，真正的投机证券是经常处于流通之中的。这是往返运动，是循环，而不是前进的运动。 商品买卖是一个社会必然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生活条件通过它而实现。它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投机绝非同样是这种条件。它不关涉企业，既不关涉经营也不关涉其产品。对于既经建立起来的企业来说，占有的更替和不断地流通都没有影响。生产及其收益不受收益凭证转手的影响。收益的价值也同样不因股票价格的变化而变化。相反地，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caeterisparibus），收益的价值决定股票的价格变化。因此，这种利息凭证的买卖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一种私有财产分配的纯粹转移，对利润的生产或实现没有任何影响（像在商品出卖中一样）。因此，投机的输赢仅仅产生于当时对利息证书估价的差别。它们不是利润，不是剩余价值的份额，而仅仅产生于由企业落入股票占有者手中的剩余价值份额的估价的波动中。像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波动完全不一定是由实际实现的利润的变化中产生的。这是纯粹的差额利润[2]、资本家阶级本身不付任何等价物地占有无产阶级劳动的一部分，因而获得自己的利润；而投机家仅仅是互相争利。一人所失就是他人所得。这是花别人的钱办的事（Lesaffaires，c'estl'argentdesautres）。 投机在于对价格变化的利用，但不是对商品价格变化的利用。同生产资本家相反，投机家对价格高低如何是漠不关心的。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商品价格。他不考虑商品价格，而只考虑他的利息证书的价格。利息证书的价格取决于利润量。利润量在价格保持不变、下降或提高时，可以提高或降低。因为对利润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所生产的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而是它的成本价格对它的出售价格的比率。但是，对投机家来说，利润提高或是降低也还不是根本性的，对他至关重要的仅仅是变动和对这种变动的预见。他的利益既与生产资本家完全不同，也与向往尽可能稳定的和尽可能不断提高的收益的货币资本家完全不同。商品价格的提高，只在它是利润提高的指数时，才对投机有影响。必须加以预见或根据利润变化决定投机。但是，企业所生产的利润，是不考虑投机而分配的。利润分配于生产资本的所有者或利润证书的所有者。但是，投机家本身完全不是从利润的提高中抽取自己的盈利的，他同样可以通过利润的下降而获利。他一般不考虑利润的提高，而只考虑由于利润的提高或降低所引起的利润证书的价格变化。他保有的不是指望获得高额利润的利润证书（这是向企业投资的资本家所干的），而是试图通过他的利润证书的买卖而获利。但是，他的获利不在于以某种方式参与利润（他甚至在利润下降时也可能获利），而是在于参与价格的变化，即他在一个既定的时刻，可以比以前的卖更便宜地买，或比以前的买更昂贵地卖。如果所有的投机参加者都沿着同样的方向行事，因而大家都同时较高或较低地估价利润证书[3]，那么，就根本不可能产生投机盈利。它的产生仅仅是由于对立估价的形成，其中只有一方才可能是正确的。买者和卖者之间在一定时刻对利润证书估价的差别，形成一方的投机盈利和另一方的投机亏损。这里，一方的盈利就是他方的亏损，与生产资本家的利润完全相反。因为资本家阶级的利润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亏损，工人阶级在常的资本主义关系下不能获得比自己的劳动力价格更多的东西。 现在应该研究一下投机在其业务中所考虑的一些因素。投机的主要对象不是固定利息的证券。这里，价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利润的水平和利息率的水平。诚然，一般说来，利润在理论上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但是，平均利润率只不过是一系列无数个别利润的表现，这些个别利润的大小可能完全背离平均水平。但是，产业利润的水平是局外人完全不能了解的。除了剩余价值量和预付资本量这些利润率的一般决定原因之外，市场价格的变动和企业家利用行情的个人手腕的全部偶然性，在这里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商品的市场价格才从外部表现出来。市场价格对成本价格的比率这一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从外部无从了解的，常常是企业家本身在周转期结束之后通过准确的计算才能知道。撇开实际利润量不论，一系列或多或少的任意的因素，也起着影响实际对利息证书进行分配的收益的作用。这些因素是：折旧和董事红利的水平，准备金的配备等等。这些因素同时也给企业的管理机关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任意确定收益水平从而影响证券市价的力量。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决定价格的并在实践中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投机家根本无法测定的。在经常遇到的价格差别很小和利润由于利润的资本化所发生的变化在市价上所造成的振动很大的条件下，一般的、多多少少是表面的企业知识，是很少有所作为的，相反地，通晓企业的知识，使那些行家里手有很大的安全性以及差不多没有风险地利用自己的知识达到投机盈利的能力。 第二个价格决定的原因即利息率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已经看到，为了使投机活动成为可能，必须有对进行预测的市价状况看法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未来利润的不确实性产生的。相反地，利息率与商品的市场价格相类似，在每个一定的时刻都是一个既定的量，因而是所有投机家都同样地知道的。即使利息率发生变化，但至少在它的发展方向上是可以大体近似地预先确定的。当然，这里撇开了带来直接影响货币需要的战争或革命的爆发、世界性的灾难等非常事件的突然的和多多少少急剧的骚动。此外，利息率的变化对市价影响的强度减退了。在萧条时刻，利息率一般较低；投机不振；信任程度下降，即使利息率低，产业证券的市价水平也还是低。相反地，在高涨和投机活跃时期，高利息率则由于期待市价利益的提高而受到抑制。因此，如果说利息率及其状况是一个比利润的预测更安全可靠的因素，那么，利润的状况却从根本上规定了投机的方向和决定了投机的强度。所以，投机家们应该考虑的正是这个不安全的和不可测定的因素。换句话说，某种安全可靠的预见是投机不可能做到的，它在自己的活动中只能暗中摸索。交易所投机具有赌博的性质。但是，对于行家里手来说，这种赌博成为有把握的（acoupsûr）赌博。 在市价中，也像在所有价格中一样，除了真正的价格决定原因之外，还可以区分出在供求关系的变化中表现出来的偶然的价格决定原因。对于投机来说，重要的只是价格变动，而不是这种变动的原因。因此，这些原因对它自然是无关紧要的。另方面，投机的本质在于，以自己经常变化的情绪和期待（由自己的不确实性中必然产生的一种变化）本身造成不断变化的供求关系，后者又影响价格的变化。但是，在这一领域，每次价格的变化又推动了新的投机、新的交易和地位的变化，从而推动了供求的新变化。因此，投机通过它所掌握的证券创造了随时准备加以吸收的市场，从而为其他范围的资本家提供了把他们的虚拟资本转化为实际资本的可能性，从而创造了虚拟资本交易的市场并因此而创造了虚拟资本投资的不断变换以及虚拟资本向货币资本不断再转化的可能性。 但是，投机的不安全性也造成另一种现象，即大投机家影响投机方向和“携带”小投机家的可能性。因为投机家什么也不知道（常常一般情况都不知道，而无论如何，详细情况是什么也不知道的）[4]，所以他追随市场的征兆、气氛和一般潮流。但是，这种气氛可以由大投机家们所制造，实际上也是由他们制造的。此外，他们也有或多或少的理由被认为是懂行的。他们的投机为小投机家们所仿效。他们通过大量购买来稳定市场。由于他们需求的增加使价格上涨，从而提高了市价水平。如果运动继续进行，需求便由于所有那些以为是跟随大投机家进行投机的人的购买而提高，价格进一步提高了，虽然大投机家已经不再参与。这些大投机家现在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逐渐实现自己的盈利，或长短不等地保持提高了的市价水平。这里，对更大资本的支配直接产生了市场上的优势，因为市场方向本身是由这些资本的使用方式决定的。在生产领域中，较大资本的有利条件在于较低廉的生产，因而在于价格的降低；而在这里，价格的变化却是直接由资本的影响引起的。证券批发商即银行，可以利用这种情况迫使投机沿一定的方向进行。银行给自己的大量顾客以买卖一定有价证券的暗示，从而达到通常银行所预知的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也像每一个投机方向的预知一样，为银行带来了利润。这种同路人、局外人和公众的重要性，在这里也显示出来了。对于职业投机来说，盈亏可以互相抵消。但是，广大公众仅仅追随大投机家指示的方向，即使在大投机家已经带着自己实现了的盈利退出了，却仍然保持着这种方向。他们是一些天真的人，以为他们分享高涨的果实的时刻现在到来了。其实，他们是必须承担损失的人，在经济周期的每一次转变中，或者仅仅在交易所气氛的每一次转变中，都必须支付差额。把差额装进口袋，构成投机的“生产活动”。 投机是非生产性的，带有赌博的性质，而且在舆论中受到这样完全正确的评价。但是，所有这一切丝毫也不否认投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或至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必然性。一般说来，把一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必然性的东西冒充为生产性的，是一种辩护的手法。相反地，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对抗，资本主义生产在其分配方式中，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巨额的支出和耗费（这不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在有组织的社会中要加以废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是非生产性的。[5]投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必然性，并不证明它的生产性，而只是证明这种社会组织的错误。 但是，投机对执行交易所的职能是必要的。现在应该详细考察这种职能。 二、交易所的职能 交易所的职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在它的初期阶段，交易所服务于不同货币种类和票据的交易。为此，只需收集投于这种票据中的游离的货币资本。后来，它成为虚拟资本的市场。虚拟资本首先随国家信用的发展而发展。交易所成为国债市场。但是，只有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化，从而股份公司越来越强有力地向产业渗透，才发生变革的影响。因此，一方面，提供交易所支配的材料急剧地和无限地扩大；另方面，交易所作为随时准备吸收的市场的存在，是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转化和股息归结为利息的前提。 随着这种虚拟资本市场的产生，出现了投机的可能性。另方面，为了使这种市场成为随时可以吸收的市场，从而为货币资本本身提供不断转化为虚拟资本和由虚拟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可能性，投机是必要的。因为通过买卖可以实现差额利润，于是便提供了对买卖的不断刺激，从而保证了一个随时准备吸收的市场的经常存在。交易所的根本职能在于，为货币资本投资创造这种市场。因此，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投资的可能性才能大规模地产生。为了使资本能够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第一，资本必须产生一个经常的收入（利息）；第二，老本本身必须回流，如不是实际回流，则可以随时通过出卖利息要求权而回流。只有交易所才有可能动员资本。这种动员在法律上不过是所有权的转移，同时也是所有权的二重化。[6]实际生产资料所有权由个人转归一个法人公司，这个公司虽由这些个人的总和构成，但其中的个人本身却根本不再有这些财产的所有权了。个人毋宁说只有收益的要求权。他的所有权以前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实际的和无限的支配权，从而意味着对生产的管理权。但它现在已经转化为一种单纯的收益证书，生产的支配权已经从他那里被夺走了。而从经济上来看，动员就是资本家把他所投的资本随时以货币形式抽回和转移到其他领域的可能性。资本有机构成越高，生产资本在它的物质要素上的投资的实际变化就越不可能引起这种变动。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越来越受到下述情况的抵制：其主要组成部分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本，越来越不可能从一个生产部门中抽回。这种平均化的实际运动，主要通过新积累的剩余价值向利润较高的投资领域投资和停止向利润率较低的投资领域的新投资，只是缓慢地、逐渐地和近似地进行。同利润率相反，利息率在每个既定的时刻都是相等的和一般的。一切资本的相等（对个人资本家们来说，这不是价值额相等，而是等量价值的收益相等），只是在利息率的一般性和相等中，才找到自己的适当表现。资本家对使用价值、对他的资本的当时的具体投资领域的漠不关心，即资本无非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仅仅从这种量的关系上来考察和仅仅是利润证书这一事实，在收益（利润）实际不同的条件下，导致对等量资本价值的不同估价。假定有价值为100的两笔资本，其中一笔资本产生10％的利润，另一笔资本产生5％的利润，那么，前者的估价就是后者的二倍。一方面，个人资本所产生的利润的差别，由于个人资本家力求为自己的资本谋取尽可能高的利润，导致资本在投资领域的竞争，从而导致利润率（以及以前的剩余价值率）平均化的趋势和一般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另方面，由于个人利润率的这种不相等不断地重新产生和经常引起资本移动，对个人资本家来说，这种不相等又通过他的资本按照以利息率资本化的收益进行估价而不断地被克服。为了使这种估价成为实际的，使资本家作为资本家真正平等以及使一切带来利润的东西的等同最终实现，这种资本也必须随时能够按照这种估价标准来实现，而且能够以社会通用的形式，即作为货币来实现。然后，利润率对每个个别资本家的相等才能实现。这种实现同时也是实际关系的颠倒。资本不再表现为一定的量，这个量也不再是利润量的决定因素。相反地，利润固定地表现为一定的量，从而决定资本量。这种决定在创建股份公司时实现，使谋取创业利润成为可能，并决定创业利润的高低。实际关系被颠倒地表现出来。奇怪的是，那些以交易所成员的眼光看待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家，却相反地把实际关系的描述当作颠倒黑白！ 因此，一切资本的相等实现于资本按其收益进行估价之中。但是，这样估价的资本，正是在交易所，在资本化的利息证书即虚拟资本的市场上得以实现，并因此而成为现实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它的使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价值作为资本服务于资本家阶级和使每项资本都获得等量收益的要求，推动了资本的动员并因此而推动了资本作为单纯带来利息的资本进行估价，那么，交易所便执行了使这种动员成为可能的职能，因为它提供了资本转移的场所和创建了这种转移的机制。 资本的动员越来越把资本主义财产转化为收益凭证，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脱离资本主义财产运动而独立存在。在交易所进行的这种收益证书的交易，意味着财产的运动。但是，这种财产的转移可以不依赖和不影响生产的运动而进行。财产的运动现在是独立的，不再由生产过程所决定。以前的财产运动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企业家职能的转移，另一方面，企业家职能的变换决定财产的变换，而现在情况就不同了。以前，财产分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结果的变化，财产分配是产业竞争的结果。现在，除了这些继续发生作用的原因之外，还出现了其他原因。这些其他原因来自利息证书流通的机制并可以引起财产运动，这些财产运动对生产仍然没有任何影响，正像它们没有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产生一样。 在商品流通中，使用价值的转移和财产转移是同时进行的。在简单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的转移表现为本质的东西，表现为财产转移过程的动机；而财产转移仅仅表现为使用价值转移的手段。因为生产的决定性动机还是使用价值，是满足需要。此外，在资本主义商品流通中，使用价值的流通意味着在生产中产生的和形成经济活动动力的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劳动力商品向资本家转移，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财产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增加。但是，在证券的流通中，问题则在于财产转移，在于没有同时的使用价值转移的单纯所有权证书的流通。这里，财产运动是在没有同时的使用价值运动的条件下进行的。这里，资本主义的财产失去了同使用价值的任何直接的联系。这种财产本身流通的市场就是交易所。 动员本身，虚拟资本的创造本身，已经是资本主义财产在生产过程之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以前资本主义财产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利润的积累而产生的，那么，现在虚拟资本的创造却提供了创业利润的可能性。因此，利润大部分归于积聚了的货币权力之手，而只有这种权力才能赋予产业资本以虚拟资本的形式。但是，这种利润并不像股东的股息那样，作为每年的和分散的收入流归于它，而是资本化为创业利润，资本化为无论相对地或绝对地来看都能立即以货币形式执行新资本职能的巨大数额。于是，每一个新的企业从一开始就向它的创建者支付一份贡赋，而创建者却没有为此做出任何事情，也无需与企业打什么交道。这是一个在大的货币权力手中重新积聚巨额货币的过程。 独立于产业中的积聚过程的财产积聚过程，也在交易所发生了。大资本家占有关于股份公司事务的知识，通过经营成果的状况，从而能够预知市价发展的方向。他们的巨大的资本力量，也使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买卖，影响市价状况本身，并由此而取得相应的盈利。[7]此外，他们的资本力量也使他们能够进行博得如此赞许的干预，即在危机或恐慌时买进证券，而一当正常情况恢复，又能把它们卖出盈利。总之，他们熟悉内情，正像精明的银行家赛米尔·葛尼向上院委员会所担保的那样，“营业上的一切波动对熟悉内情的人都是有利的。”[8] 交易所的职能是：对个人资本家来说，通过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化，赋予产业资本以货币资本的性质。对交易所的这种职能来说市场的大小是根本性的，因为货币资本的性质取决于股票和债券能够随时实际地和没有较大市价损失地出卖。由此产生了把一切交易尽可能大地集中于一个唯一的市场上的趋势。于是，银行交易和交易所的交易越来越集中于经济生活的中心即首都，而各省的交易所却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德国，柏林的交易所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的交易所。除了柏林之外，只有汉堡和法兰克福的交易所还可以考虑，但它们的意义也在减退。 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理论，股票应意味着“资本的民主化”，而小资产阶级的实践（还有些合理性）却力图使股票的占有限于资本家。大资本家实践的代表们很赞同这种警告，即这种惬意的意识：某种程度上利用，但不过分利用。精通此道的阿恩豪尔德认为：“需靠固定利息过活的人，不能购买股票。[9]股票的摇摆不定的收益（后面还要说明），对需靠自己的利息过活的人来说，只是丧失资本的一个源泉，因为高额股息大都促使他提高自己的预算；他不利用高的市价出卖，而通常只是在股息小和市价低使他感到恐惧时（他总是感到恐惧，因为他不了解交易的真实情况，因此不得不相信市价和交易所的“判断”）才出卖，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得不出卖。 三、交易所的交易 交易所的交易是买卖交易。这种买卖交易同其他买卖交易的本质区别，是进行交易的商品，不是进行交易的方式。经济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交易的技术，而是交易的内容。这种技术细节的描述，与其说属于理论论著，不如说属于从事实际工作的商人的手册。只是就处理交易的方式使由交易的内容产生的一定结果更容易达到的意义上来说，它也一般地具有重要性和使人感兴趣。 处理交易所交易的特种规定（交易所的惯例）所追求的目标，首先是广泛地利用信用、限制风险和最大限度地加速交易的可能性。 由于进行交易的“商品”的性质，信用已经有了最广泛地加以利用的可能。这些商品从一开始就是货币凭证，或者像票据等等是直接的，或者像资本主义的利润凭证是间接的。作为这样的货币凭证，交易所价值彼此相同，可以互换，只有量的区别。交易所证券的所谓质的区别，例如固定利息证券和股票之间的区别，以及证券的安全性的区别，也由于交易所的交易而不断转化为量的区别，也只能表现为估价的区别。只是这里，价格的区别，不像在同种商品具有不同质量情况下那样首先由生产费用的区别来说明，而仅仅是供求关系的不同造成的。例如，如果砂糖股票和铁路股票提供相等的收益，那么，铁路股票市价可能高些，因为更多的人愿意购买在他们看来其收益可能更稳定可靠的铁路股票。收益安全性的质的区别，在量上表现为市价的区别。交易所价值的这种可互换性，现在有可能使买卖交易通过相互抵消大部分得到解决，只有很小的一部分需要通过支付差额来结清。因此，信用的提供便同时与交易的缔结联系起来了，货币只执行计算货币的职能，这时只有很小的数额需要现金支付。但是，为了能把这种支付压缩到最小限度，便出现了为抵消买卖交易中所产生的债权的特种机构。[10]但是，为此必须把交易所交易缔结时的价格公之于众；因此，市价的确定是公开的。同时，由于这种公开的市价确定，交易所作为随时可以按众所周知的价格进行这种交易所价值交易的市场的职能才得以执行。因为随时可以实现的价格被确定，所以信用提供的另一种形式，即本来意义上的贷款，与支付相抵的较早形式相反，大大地容易了。因为信用提供者准确地知道他放款的抵押物的价格。投机家把他用借来的货币支付的证券抵押给货币提供者。于是，同时也就产生了对带来利息的货币资本加以利用的一种新的和安全可靠的方式，即交易所证券的抵押贷款。信用的提供使投机家有可能利用已经是很小的价格波动，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够远远超过自己财产而扩大自己的业务，从而通过自己的交易量使哪怕是细微的价格波动成为有利可图。相反地，又由于信用使投机能够扩大自己的交易和随时利用市场状况，投机便造成了价格波动的减小，因为投机业务总是由相反的业务相伴随的。信用的利用同时也提高了大投机家的优势。由于比财产更迅速得多地增长的信用的利用，大投机家的财产的威力增加了许多倍。 交易所交易的另一个特性，是它缔约的迅速性，这种迅速性决定了交易缔约的某种简便性。这种迅速性基本上是由能够利用细微的和短期的价格波动的投机的需要中产生的。在供求关系迅速变换和市价变动急剧的条件下，这种尽可能加速交易的缔约，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对投机家来说，每一个新的转变都意味着一种新的增殖的可能性，意味着新的市价盈利。因此，任何耗费时间的手续都被断然拒绝，因为“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在这里实际上对许多人都是适用的。厌恶任何法律上的期限规定，厌恶总是同丧失时间联系在一起的任何法律上的干涉，也是由此而产生的。 信用的好处受到期货交易的最佳利用。期货交易把一切交易移到同一时刻进行。因为这些交易首先是由投机进行的，所以买卖交易互相对立，它们绝大部分彼此相抵。只是为结清差额（即使是这些支付，也大部分通过信用货币或银行账簿上的转账进行）或为清偿单方面的买和卖（但它们相对于大量的互相抵消的交易是很小的），货币才是必要的。即使在这里，信用也发挥了它的扩大市场的作用。期货交易能够大大地扩展自己的业务。进行期货交易的证券，随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市场。因此，除了市场的灾变式的震荡期以外，随时可以通过买卖结束它的投机，实现它的盈利或限制它的损失。此外，因为在期货投机中重要的不是占有证券而是谋取差额利润，因为证券随时可以出卖，所以交易额不受证券价格的限制，而只受可以由投机中产生的差额量的限制。同时，实际存在的和在市场上出现的证券，只是在投机交易（买和卖）不能彼此相抵的限度内，才是必要的。因此，所缔结的交易额也同实际存在的证券的价格总额的大小无关，前者能超过后者许多倍。同时，缔约条件的典型性质，最充分地考虑了进行交易的迅速性。 期货市场上简单化的进一步发展，互相抵消的可能性的增加，减少了为进行投机所必要的资本。因此，便扩大了能够参与投机的人的范围，扩大了各项交易的规模。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比而扩大了。但是，与此同时，它为维持和继续进行投机所吸收的资金也小了，从而对提供投机支配的资本的利息的影响也不那么强了。但是，因为大部分投机常常是用借来的资本进行的，这种资本的利息对投机的继续进行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期货市场一般具有使投机更为经常地继续进行的趋势。这种更大的经常性又带来这样的结果：供求关系的变动减小，从而市价波动的振幅减小。同时，在交易规模比较大的情况下，即使波动小得多，也足以促使投机家开展自己的活动。下述情况也沿同一方向发生作用：期货交易使证券能够为投机目的而出卖，从而能够比在现货市场上更好地抵制供给的片面增加。[11] 期货交易使下述情况成为可能：只是后来才满期的资本在以前按事先确定的市价投资，或只是后来才需要的资本事先按照有利的情况筹集。此外，还有上面已经提到的期货交易通过信用提供和交易缔约的容易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期货交易比现货市场更有吸收能力。因此，它使发行业务变得容易了，因为发行机构能够逐渐地和不招致市价低落地让渡自己的存货。[12]期货交易对套利职能，对不同的交易所所在地的市价差别的平均化的职能，也是现成的形式。 投机要求为自己的目的而提供支配的证券的一定存货。如果某种证券绝大部分掌握在“牢固”之手，即它作为投资证券长期脱离市场，那它对于投机是不适当的。同样，其总额很小的证券，也不是投机的适当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小的买卖也可以对市价水平发生极强的影响，使少数资本家能够通过购买全部“现货”而把垄断价格强加于他们的投机对手。投机正是以一个大的和不大容易加以支配的市场为前提的。垄断就是投机的灭亡。 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信用交易也总是同投机交易联系在一起的。诚然，在投机中，购进的证券的市场价值总额是不成问题的，而成问题的仅仅是可能发生的市价变动的大小。在证券抵押的情况下，其数额达到足以补偿市价变化时，信用提供者可以提供信用。如果某种波动比较小的证券的市价是110，那么，投机家可以随时通过抵押证券获得90，因而自己只需预付20。 这种信用提供的形式是最普通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交易所经纪人、银行家和银行使他们的顾客有可能参与交易所交易。抽回信用或使信用发生困难，是把这些顾客“从他们的交易中抛开”，使他们的投机的继续进行成为不可能、强迫他们按任何价格出卖自己的证券以及通过这样的突然供给使市价暴跌的惯用手段，同时也是信用提供者按照便宜的价格买进这些证券的手段。这里，信用提供也是剥夺小债务人的手段。 对于真正的大投机，信用提供则作了不同的调节。这里，投机家们通过延期交割的途径筹集必要的货币，从形式上来看，延期交割是买卖交易。如果买空投机家想超过这一期的最后期限保持自己的证券到下一期（因为他希望在这期间证券价格继续上涨），那么，他就把这些证券出卖给某个货币资本家，并在下一期把它们再买回来。对货币提供者来说，卖价和买价的差别中包含着他的货币的利息。但是，这仅仅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货币提供者在这一定时期不过是简单地接受证券并代替投机家。他与投机家的区别在于：他不承担风险，也不指望获得投机盈利，而是在这一时期投下他的货币并为此而实现利息。但是，作出这种预付的形式在这里有重要意义。因为信用交易在这里采取了买的形式，所以证券的所有权在这期间便转移到信用提供者手里。这就使他能够在这期间随心所欲地利用证券。一旦问题涉及产业股票，这就会成为重要的。银行关心的可能是：在总会召开之际，通过大量的股票占有，保证自己对会议决议的决定性影响。银行通过延期交割可以暂时地占有股票，从而支配股份公司。由于银行通过压低延期交割贴费率使延期交割易于进行，银行也就容易从投机领域获得这些证券。这时，银行也常常排除一定时期内对一定证券的延期交割的竞争而互相支持。[13]因此，股票似乎赢得了双重职能。它一方面充当投机的对象和投机的差额利润的基础，同时也服务于银行在股份公司中取得支配性的影响和在总会中贯彻自己意志的努力，而这里也不必长久地把自己的货币固定在相应的股票上。[14] 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交易所投机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提供投机家支配的货币的多少。因为证券被交易的次数多少（每一次这种交易都带来差额利润），同现有证券的数量自然无关。由此便产生了银行对交易所投机的影响。银行通过信用的提供或拒绝，可以对投机规模产生很大的影响。信用的最大需要，是通过延期交割产生的。[15]巨额的浮动资本大都投于这种交易之中。这种投资对日贷款的利息率的形成、对贴现率（在货币休闲较小的时期）以及对黄金的运动发生影响。因此，银行可以通过限制信用提供，直接影响利息水平。这之所以是可能的，因为信用提供的不同规模在这里取决于银行的意愿。这里涉及的是纯粹的金融交易，即使能废除它，也不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的信用提供，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突然地和过分地抽回信用，必然导致崩溃和极其严重的危机。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有价证券交易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起初，银行家只不过是为顾客办理交易的经纪人罢了。但是，银行的资本力量和它对股票市价的利害关系越是增长，它也就越是转到自己的交易中去。现在，大部分交易不再在交易所进行，而是银行将自己的顾客提出的不同要求互相抵消，只是那些不能抵消的数额才在交易所办理，或由银行用自己的股票加以补偿。因此，银行带到交易所进行买卖的数额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的意愿。银行影响市价发展的手段就在于此。于是，银行不再是证券交易的单纯中介，而是经营自己的交易了。“银行交易现在实际上不再是代理交易，它已经成为自己的交易。”[16] 同时，大银行从交易所夺走了一部分职能，自己变成证券市场；留给交易所的只是银行中没有抵消的残余数额。[17]“大银行自身体现了某种供求量，这种供求量以前仅仅是由大交易所代表的。”[18] 随着银行集中的发展，大银行对交易所的势力有了极大的增长，特别是在广大公众参与交易所投机变得较小的时期。“交易所的事态如何发展，现在确实不必谈交易所的趋势，而宁可谈大银行的趋势，因为大银行越来越把交易所变成为自己的附属工具，按照自己的意愿左右它的运动。去年春天，对一家大银行的议论纷纷的不景气的预测，对当时的市价暴跌给予外部的推动，其实它的内部具有更深刻的原因。同样，在这一周，相反地倒是大银行方面的振奋和加以抑制的努力，这使交易所的气氛为之大变，过去一向只注意不利因素的交易所，现在也为有利因素所感染了。”[19] 除了对市价发展的强大影响之外，银行也通过它与产业的日益增加的联系准确了解各个企业的情况，预测收益以及有时也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影响收益的水平。所有这些因素，使银行有可能在自己的投机中以更大的安全性开展活动。 当然，交易所意义的减退，是同大银行的这种发展联系在一起的。[20] 在交易所中，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其纯粹的形式上表现为收益证书；剥削关系，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令人不解地转化为收益证书。所有制不再表现某种一定的生产关系，而是成为似乎同某种活动完全无关的收益凭证。所有制脱离开任何对生产、对使用价值的关系。任何财产的价值似乎都是由收益的价值决定的，是一种纯粹量的关系。数就是一切，物什么也不是。只有数才是现实的东西，而因为现实的东西不是数，所以相互联系就比毕达哥拉斯派的信念更为神秘了。一切财产都是资本；非财产，债务，像任何国债所证明的那样，同样也是资本。一切资本都相等，都体现在在交易所上下波动的印刷纸片上。实际的价值形成，是一个完全脱离所有者的领域并以极其神秘的方式决定他们的财产的过程。 财产的大小似乎同劳动没有什么关系；劳动和资本收益的直接联系，在利润率中已经被掩盖，在利息率中则完全被掩盖。一切资本向带来虚拟资本形式的生息资本的表面转化，完全抹杀了对联系的任何认识。把不断变动并且实际上能脱离直接的生产过程而变动的利息同劳动联系起来，似乎是荒谬的。利息表现为资本财产本身的结果，表现为具有生产力天赋的资本的果实。利息是变动的和不确定的，“财产价值”（一个荒诞的范畴）随利息而变动。这种价值也像未来一样，显现为神秘的和不确定的。似乎是单纯的时间过程产生利润，庞巴维克就是根据这种假象创立了他的资本利息理论。 [1]参见威·普里庸的富有教益的著作：《德国票据贴现业务》，1907年莱比锡版。 [2]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完全不是所谓的差额交易，在这种交易中，不发生有价证券的实际转让，投机通过市价差额的支付而完成。相反地，任何投机盈利都是经济意义上的差额利润。在这方面，作为基础的交易所交易的技术是无关紧要的，正如资本家和一部分经济学家把所有资本主义利润看作差额，而对它是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地租、利息、投机盈利都无所谓一样。 [3]不仅在相同的方向上，而且也在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程度上。因为只有在一个人后来按比另一个人现在出卖时更高的价格购买证券时，或一个人现在付出比另一个人已经卖出的更高的价格的时候，投机盈利才能产生。 [4]对此，这里举一个适当的例子：“最近，出现了关于芬尼克斯公司接受了美国一大批钢管订货的报道，据称价值达数百万马克。交易所轻信了这个报道，提高了我们国内矿山股票的市价，特别是芬尼克斯公司股票的市价。交易所的确知道，美国市场状况目前有不小的好转……但是，在国内其他地方，在工业区，特别是在芬尼克斯公司的管理部，都对这种离奇的报道付之一笑，而这一报道却在柏林的交易所里引起很大的振奋。一个连一吨钢管也不生产的、在德国钢铁同盟的钢管里连一根也不占有的企业，硬是被瞎说接受了一批订货，几百万马克的订货，而且还是美国付款的。这是一场拙劣的骗局。”（1909年7月15日《柏林日报》）因此，当阿恩霍尔德先生（《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一部分第444页）侈谈投机的思想活动时，毋宁说是对听众的思想活动进行投机。此外，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大量小投机家和公众中的参加者来说，投机是偶然的和没有规则的。 [5]关于狭义的生产劳动概念，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22页以下。 [6]按卡尔纳的用语，这是没有规范的同时变化的法律制度的职能变化（见《马克思研究》第1卷第81页） [7]最近时期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恐怕就是钢铁托拉斯在1907年秋恐慌时接收了它的最主要的竞争者坦内西钢铁和煤炭公司。在1907年11月17日的《柏林日报》上，一名激愤的作者关于这一点写道：“现在，从消息灵通人士方面证实，数日前被派往华盛顿的约·皮尔庞特·摩根的两名代表（爱·亨·加里［钢铁托拉斯］和亨·查·弗里克）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下述最后通牒：要么安然听任摩根的托拉斯吸收坦内西的钢铁和煤炭公司，答应政府不再按现行的反托拉斯法采取预防行动；要么就得遭受国内所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慌，也许要伴随全部银行的歇业。这种在最激烈和最危险的经济灾难时刻冒险向国家总统瞄准的火器，当然是不会不奏效的。总统屈从于危急情况，不得不拱手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交易所。他被粗暴地胁迫，暂时放弃他作为国家头号人物的最高义务和忽视现行法律。最高行政权无以为害，勇敢的摩根尽可以为‘拯救’美国信托公司和林肯信托公司而把钢铁垄断纳入他的钢铁托拉斯联盟中。几天之后，他又通过他的拯救活动，一举成功地攫取了查·威·莫尔斯近海轮船联合公司。这标明由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杰弗逊等忘我的爱国者和其他卓越人物所建造的美利坚合众国现状的特征。”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74页。 [9]《德国交易所调查速记报告》，1893年，第1卷第190页。 [10]例如，在伦敦，“自1874年以来就有了证券交换所，它把当时最重要的证券种类的交易尽可能地进行抵消，只需对剩余部分开具支票。对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结果是：只有大约10％的交易通过支票支付，而90％的相互间的债务是通过简单的抵消解决的。”（雅费：《英国的银行制度》，1909年莱比锡版，第95页）在其他的交易所所在地，也存在有类似的机构。 [11]“交易所交易的各种形式，不仅仅对了解价格有意义。交易所交易的缔结和实行的条件，比交易所交易的简单的法律技术的辅助手段有更多的意义。这些条件也是价格形成本身的因素，当然归根结底需要和储备、供给和需求是决定性的，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证券或商品的交易是以现金还是按期货交易来进行，期限是长还是短，在怎样的缔约单位之间进行，商品以何种类型交易，有价证券在何种类型的交易所即是在黑市还是限定地点的正式交易所进行交易，所有这些和其他形式的措施，不仅对价格的正确了解，而且也对价格的形成，都是具有极大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的任何变化，都影响价格在有组织的市场上按时间推移所经历的曲线。”（兰德施贝格尔：《德国农业交易所的改革》，载《国民福利、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1902年第Ⅺ卷第36页） [12]《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1卷：《委员会报告》第75页以下。 [13]这也可以为其他目的而进行。“在大陆，（由银行）推行一种独特的延期交割政策的情况不少。银行在它例如准备进行较大的发行时，为了制造价值而造气氛，便压低延期交割贴费率。银行可以把由此遭受的损失，通过发行时的市价上的盈利加以抵偿。”（菲利波维奇：《政治经济学大纲》第2卷第2册第181页） [14]参见《德国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Ⅲ卷第1930页上所载专家柯尼希的叙述。他认为期货交易对于产业是不理想的，并对这一点作出如下论证：”所有这些处于期货交易中并在交易所游动的证券，大部分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里：他们对事情本身没有长久的兴趣，而只对股票有兴趣；对作为企业的企业没有兴趣，有兴趣的是压低或提高股票价格。在期货交易中存在的一些措施下，影响企业以及在总会要召开的前一月底通过期货交易保证大量股票，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容易的。人们作为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几百万股票的所有者出现，突然出现在对此毫无所知的正派的股东面前。这些股东突然遭到袭击，强迫他们接受自己根本不曾料到的天大好事！” [15]见迈埃尔的叙述（《交易所调查报告》第Ⅱ卷第1608页）。他把英国期货交易的巨大发展，归结为那里随时都有大量浮动资本提供延期交割支配。 [16]《交易所调查报告》第1卷第347页所载阿恩霍尔德的叙述。 [17]参见例如1908年2月25日的《柏林日报》再现出来的“柏林银行界的卓越一员”的如下论述：“请不要忘记，以正式现金流通进行的交易，只是总交易中一个比较小的部分。德国银行业的集中，造成大部分买卖票据在大银行事务所里互相抵消。在柏林的交易所里，实际上不过是调整‘区区小数，罢了。”同样的现象也在奥地利出现。在维也纳通汇和现金结算联合会的总会上，一位股东抱怨说：“由于王国的商业生活越来越集中到银行之中，以致所有的比较弱小的私人商号不得不销声匿迹，所以交易所的交易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通过结算事务所。每一个银行都是一个不需要额外费用和职员的通汇和现金结算联合会。银行中证券交易的兴旺，是同限制通汇和现金结算联合会的结算中介联系在一起的。”（1905年2月1日《新自由报》。） [18]《柏林工商年鉴》1905年。 [19]1907年6月21日《法兰克福报》。 [20]1906年1月28日的《法兰克福报》这样写道：“现在几乎谈不上真正的限月清算。当然，展期贴费率还是公布的，但大多数延期交割被在大银行内部调整，大银行也可以定它们自己的贴费率。关于浮动的交易额，一般是不能作判断的，因为像我们已经指出的，只有全部交易的极小部分才在交易所的清算中加以结算。”外国的交易所则有部分地不同。特别是纽约的交易所，它作为财产转移即剥夺的手段，比欧洲的一些交易所有更大的意义。这里，特殊的货币制度也是同交易所技术联系在一起发挥作用的。纽约的交易所只知道现金交易，按这种方式，差额必须每天进行清算。在市价急剧波动的情况下，特别是当市价沿同一方向运动的时候，便产生了对货币的急剧增长的需求。如果货币市场紧张，美国的缺乏弹性的发行银行立法，便成为产生小投机家不能支付的法外利息率的有效手段。这正是大的货币贷出者“从投机中驱逐”小投机家并在强制清算时廉价获得证券的机会。
第七章股份公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二篇资本的动员。虚拟资本 第七章股份公司 一、股息和创业利润 二、股份公司的金融化。股份公司和银行 三、股份公司和个人企业 四、发行活动 一、股息和创业利润 迄今为止的经济学，主要仅仅从组织形式的区别和由此直接产生的结果中来寻求个人企业和股份公司之间的区别。它指出两种企业形式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时而把主观因素（经营者的直接利益和责任的大小，企业控制的难易），时而把客观因素（资本筹措的难易，积累力量的大小），作为区别的标志加以强调。但是，它却忽略了对两种企业形式的基本的经济区别的研究，尽管这种区别对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理解股份公司的胜利及这种胜利的原因，就根本不能理解这种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1] 我们最先考察的产业股份公司，首先意味着产业资本家职能的变化。因为它从根本上带来了在个人企业中只是偶然才能出现的东西，即产业资本家摆脱产业企业家的职能。对于资本家来说，这种职能的变化，赋予投入股份公司的资本以纯粹货币资本的职能。货币资本家作为债权人，同他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用完全无关——尽管仅仅在他转让自己的货币资本并经一定时期之后带着利息收回的意义上，这种利用实际上也是借贷关系的必要条件。正像这种情况一样，投入股份公司的资本的职能仅限于一种法律上的交易，从而股东也执行单纯的货币资本家的职能。他献出货币，从而以此获得收益（开始时我们使用这个非常一般的名称）。这里，他可以任意决定货币数额，超过这一数额便不承担责任，正像货币资本家只以自己选择的一定货币额冒险一样。但是，这里已经出现了差别。以股份形式提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利息率，本身不是事先决定的，而只是作为对一定企业收益（利润）的要求权而存在。同借贷资本的第二个区别在于，资本向货币资本家的回流不是直接决定的，即不是作为在这种关系本身发生时约定的和由借贷关系的性质本身产生的东西决定的。 我们首先考察第一个要素。首先可以确定，以股份形式提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收益，绝不是完全不确定的。资本主义企业被建立起来，是为了产生利润。谋取利润，即在正常情况下谋取一般平均利润，是建立企业的前提条件。无论如何，股东这里所处的地位，同为了不致使债务人丧失支付能力而必须考虑自己的资本在生产上增殖的货币资本家相类似。一般说来，股东同货币资本家相比，具有更大的不安全性，也为股东带来一定的风险酬金。只是不可设想，这种酬金本身会以某种方式固定下来，表现为股东自觉的和首先可以计量的要求。相反地，它是由下述原因产生的：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用于股份投资的货币资本的供给（创业者求助于游离的货币资本），比用于固定利息的、可能是特别安全的投资的货币资本的供给要小。一般说来，这种供给的区别说明了利息率的区别或有息证券市价的区别。安全与否作为供给大小的动因发挥作用。但是，只是由于这种供求关系的区别，才造成利息收益的区别。因此，股份收益的可能结果是由产业利润决定的，而产业利润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 但是，股东并不是产业企业家（产业资本家）。他首先仅仅是货币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同产业资本家不同的根本标志是，他能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自由支配自己的资本即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家本身把他的全部资本投于一定的企业。其前提条件是，他的资本足以能够在这一产业部门中独立执行职能。相反地，股东只需支配较小的资本额。产业企业家把他的资本在自己的企业中固定下来，只是在这个企业的生产上发挥作用，随这个企业而持续不断地发展。他不能抽回他的资本，除非出卖整个企业。而出卖整个企业则意味着资本家个人的换位，即一个产业资本家为另一个产业资本家所代替。他不是货币资本家，而是产业资本家（生产资本家，职能资本家）。企业收益（产业利润）归他所有。但是，如果我们把股东作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来考察，那么，对于他来说，谋取自己资本的利息，就足以使他提供自己的货币资本。 但是，要使股东成为货币资本家，必须使他能够随时把他的资本作为货币资本而收回。但是，他的资本似乎也像个人资本家的资本一样，在企业中被固定下来。实际上情况也是这样。货币被让出，用来购买机器、原料和向工人进行支付等等，总之，它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即，以便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这种一经让出的资本，股东便不能再收回。他对这一资本没有要求权，而只是对收益的一个相应部分有要求权。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每一个货币额都有产生利息的能力。相反地，每一种可以转移的（只要不像工资等同纯粹个人的从而是短暂的和不能确定的条件联系起来，情况就是如此）、有规律地重复获得的收入，被看作是资本利息，获得与按一般利息率资本化的收入相等的价格。[2]这一点由下述事实直接得到说明：越来越大的货币额为了增殖而游离，并在对收益的要求权中找到这种增殖的途径。因此，股东通过出卖他的股票即他对利润的要求权，便能够随时收回他的资本，从而处于同货币资本家一样的地位。这种出卖的可能性是由一种特殊的市场即证券交易所创造的。只有这种市场的形成，才赋予现在对各个人始终都是“能够实现的”股份资本以完全的货币资本性质。相反地，货币资本家以股份形式投入他的资本时，他才保留了他的货币资本家的性质。因此，游离的货币资本本身即作为生息资本，为投于股票而竞争，正像它在其作为借贷资本的原有职能上，为投于固定利息的贷款而竞争一样。为这些不同的投资可能性而进行的竞争，使股票的价格接近于固定利息投资的价格；对股东来说，把产业利润的收益归结为利息。 因此，这种归结是一个同股份制度和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历史过程。只要股份公司的形式还没有占统治地位，股票的买卖还不发展，股息中也就不仅包含利息，而且还包含企业利润。 因此，就股份企业所及的范围内，产业现在便以这样一种货币资本来经营：它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对这些资本家来说，不需要产生平均利润，而只需要产生平均秘息。但是，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作为股份资本而提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确转化为产业资本。对它的所有者（即从主观上）来说，它完全是按照借贷资本的方式执行职能的。这肯定不能影响产业企业的收益。这种货币资本仍然像在正常情况下一样产生平均利润。股份公司低于平均利润出卖自己的商品，自愿放弃一部分利润，以分配只给股东产生利息的收益，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因为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都试图谋取尽可能高的利润，正是这种努力造成按生产价格出卖商品，即按等于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的价格出卖商品。因此，上述主观上赋予按股份形式投入的货币资本以借贷资本即生息资本的性质的因素，似乎不足以说明股票收益归结为利息这一事实。由此的确还不能说明，利润的另一部分，即等于真正企业主收入的平均利润减利息，消失于何处了。我们现在详加考察。 由于私人企业向股份公司的转化，似乎出现了资本的二重化。但是，最初的由股东预付的资本，确定不移地转化为产业资本，实际上也仅仅作为产业资本而继续存在。货币执行生产资料购买手段的职能，为生产资料而支出，从而最终在这种资本的循环过程中消失。只是生产资料通过生产向商品转化，以及这些商品的出卖，才使货币（完全不同的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因此，在后来的股票交易中被支付的货币，完全不是股东最初提供的和使用了的货币，也不是股份公司的资本即企业资本的组成部分，而是资本化的收益证券进行流通所必要的追加货币。同样，股票价格也绝不是作为企业资本的一部分被决定的，毋宁说是资本化的收益的相应份额。它本身并不是作为在企业中固定下来的总资本的相应部分从而作为相对固定的量被决定的，而仅仅是作为按一般利息率资本化的收益被决定的。因此，股票价格并不取决于实际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的价值（或价格），因为股票不是企业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一部分的凭证，而是收益的一部分的凭证，因而首先取决于利润量（因而是一个比产业资本本身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更大的量），其次取决于一般利息率。[3] 因此，股票是收入证书，是对未来生产的债权证书，是收益凭证。由于这种收益资本化以及由它构成股票价格，所以这种股票价格中似乎存在着第二资本。这是纯粹虚拟的。实际存在的只是产业资本及其利润。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虚拟的“资本”在计算上的存在和作为“股份资本”来援用。实际上，它并不是资本，而仅仅是一种收入价格，这种价格是由于下述原因才成为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每一个货币额都产生收入，从而每一种收入都相反地表现为一个货币额的果实。如果产业股票中这种假象还是由实际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的存在所促成，那么，在其他收益凭证中，这种证券资本的虚拟的、纯粹计算的性质便完全无可怀疑了。国家债券无需以任何方式代表某种现存的资本。国家债权人当时所贷出的货币，可能早已化为炮灰。国家债券不过是历年赋税的一定份额的价格，而这些赋税则是与当时以某种方式非生产性支出的资本完全不同的资本的收益。 股票交易并不是资本交易，而是息金证书的买卖。它们的价格波动，根本不使实际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股票代表它的收益，不代表它的价值）直接受到影响。股票价格除了取决于收益之外，还取决于股票据以资本化的利息率的高低。但是，利息率的运动根本不依赖于个人产业资本的命运。由此已经可以看出，把股票价格看作是产业资本的相应部分是不适当的。 因此，“股份资本”总额，即资本化的收益证书的价格总额，无需同最初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资本相一致。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差额是怎样产生的，它的大小如何。我们假定，一个产业企业拥有100万马克资本。平均利润率是15％，一般利息率是5％。这个企业产生15万马克的利润。但是，这15万马克的数额作为年收入按5％资本化，将会有300万马克的价格。当然，按5％，货币资本也许只想接受具有固定利息的更安全的证券。但是，如果我们假定有一个高的风险酬金，比如说2％，还要考虑必须由企业利润中承担的对同股份公司相反的私人企业来说仍然可以节约下来的管理费用和董事的红利等等，为此使可支配的利润减少2万马克，那么，便有13万马克可以分配，应给股东提供7％的利息。于是，股票价格等于1857143马克，按整数说就是190万马克。但是，为了生产15万马克的利润，只需100万马克，90万马克被游离了。这90万马克是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带来股息）的资本的转化而产生的。如果撇开由股份公司的形式产生的、使利润减少的较高的管理费用不论，这90万马克就等于按15％资本化的收入与按7％资本化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即产生平均利润的资本与产生平均利息的资本之间的差额。这种差额表现为“创业利润”，是仅仅由带来利润的资本向带来利息的资本形式转化而产生的利润的源泉。 流行的观点如此热心地强调股份公司比私人企业的管理费用昂贵，但对由生产费用低廉的企业形式向生产费用昂贵的企业形式转化条件下利润由何产生这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既没有看到，也没有解释，而是满足于关于费用和风险的空话。但是，创业和润既不是欺诈，也不是补偿或报酬，而是一种特殊的（suigeneris）经济范畴。 就其将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一般加以区分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把股息简单地理解为利息加企业主收入，即理解为同个人企业的利润一样的东西。很明显，股份公司的特殊性在这里没有被认识到。例如，洛贝尔图斯说：“为了对术语有所理解，我这里只想指出，股票的股息中不仅包括利息，而且也包括企业利润；而在贷款证券的利息率中，却不包括企业利润。”[4]因此，对创业利润的说明是不可能的。“……股份企业的经营形式[5]上的企业利润，也归于资本所有者（如果他把他的资本贷给个人企业家，那便只得到通常的利息），而且也像利息一样方便。因此，对我们的资本家来说，股份企业也同样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可以设想，股份形式将日益占领工业领地。所谓创业欺诈是真正事业的纯粹泡沫和渣滓。”[6]除了道德的判断以外，任何关于创业利润不是欺诈而只是使欺诈成为可能的解释都被放弃了。洛贝尔图斯片面地理解事物，因而是错误的。他说：“因此，以前的借贷资本在股份形式上便不再是借贷资本了，变成在它的所有者手上自行创造价值的东西，而且是在使他们在借贷资本家的神仙似的生活下差不多囊括了全部资本息金（洛贝尔图斯把它理解为企业利润加利息）的形式上。”[7]洛贝尔图斯只看到过程的内容，即由货币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但是，他却忽视了，转化的形式在这里是根本性的，因为货币资本同时成为虚拟资本，从而为它的所有者保持了货币资本形式。[8]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虚拟资本的固有的流通形式，那我们就发现下述情况：股票（A）被发行，即为货币（G）而出卖。这一货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g1）形成创业利润，归于创业者，例如发行银行，从这一循环的流通中脱离出来。另一部分（G1）转化为生产资本，进入我们已经熟悉的产业资本的循环。股票被出卖。如果它们本身又要流通，那么，为此作为流通手段的追加货币（G2）便是必要的了。A—G2—A这一流通，在一个特殊市场上即交易所，找到自己的活动场所。 于是，产生了下列流通图式： 股票一经创造出来，便同它所代表的产业资本的实际循环无关了。股票在它的流通中所经历的事件和事故，并不使生产资本的循环直接受到影响。 股票和一般的虚拟资本证券的交易，要求新的货币，即现金和诸如票据等信用货币。但是，票据以前是由商品价格补偿的，而现在是由取决于收益的股票的“资本价值”补偿的。而收益又取决于股份公司制造的产品的实现，即取决于商品按它的价值或生产价格出卖。因此，这种信用货币只是通过商品价值间接补偿的。还不仅如此。支付往来的量在商业中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而在股票交易中是由纯收益中资本化的数额决定的。另一方面，实际需要的货币在这里受到这种证券的互换性的很大限制。 我们现在考察创业利润的公式（Gg）。假定平均利润等于p，股息等于d，企业收益等于E，如果我们还记得资本等于100倍的利息除以利息率，那么，便产生如下公式： 如果股份公司的收益由于管理费用昂费而减少，可以用（E-n）代替第一个E。我们看到，迄今为止的经济学单纯记述的企业家职能的分离，同时就是产业资本家向股东、向特种的货币资本家转化；此外，也存在着使股东越来越成为纯粹的货币资本家的趋势。这种趋势由于股票在交易所始终可以出卖而完成。 我们对股份公司经济学的观点，超过马克思的观点而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中信用的作用的天才概述（可惜，他没有详加论述）中[9]，把股份公司的形成理解为信用制度的结果，并把它的作用描述如下： “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了公司的企业。 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3.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不再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从借入者获得的利润中理所当然地引出来的利息）表现为对别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在我们作进一步阐述之前，我们还要指出一个经济上重要的事实：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曲平均化。” 马克思这里所考察的首先是股份公司的经济政策的影响。他还没有把股息理解为特殊的经济范畴，因此也没有分析创业利润至于最后对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利润率下降的影响所作的说明，很明显，随着股份公司的推广，股份公司的利润也同私人企业的利润完全一样，必定参与一股利润率的平均化。此外，我们上面也已经看到，在正常情况下，股份公司的产品也同私人企业的产品一样，服从于同样的价格规律。马克思想到的是他那个时代的铁路股份公司，他的说明在这方面也许部分地是正确的；之所以说是部分地，因为即使在那里，创业利润也已经事先取走了必然表现为铁路价格的利润的一部分。 二、股份公司的金融化。股份公司和银行 创建股份公司时，股份资本将这样来计算：企业利润足以为该资本分配股息，这种股息为各个股票所有者带来自己所投资本的利息。[10] 如果出现高涨或有其他能在后来分配较高股息的有利情况，股票市价便会提高。假定某企业的股票在股息为6％时是100，那么，在股息为9％时便提高到150。因此，股息的不同便反映了各个企业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命运。另一方面，对于股票的新的购买者来说，这种不同便由于市价的涨落而消失了。[11] 在股份公司的生活过程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和（虚拟的）股份资本之间的差别可能进一步扩大。如果企业产生的收益比平均利息高得多，出现了增加资本的必要性或者哪怕仅仅是一个机会，那么，这种较高的收益便成为新的资本化的基础，名义股份资本便远远超过职能资本而增加。相反地，也有这种可能：职能资本增加，而名义股份资本却没有增加。例如，当纯利润不是作为股息分给股东，而是全部或部分地用于企业经营时，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这种利用预示着未来收益的提高，所以股份资本市场价值的提高便会同时出现。 撇开这一点不论，与收益的变化和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减无关的市场价值的变化，将由一般利息率的变化而产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长期持续降低的利息率使股份资本的市场价值提高，而较高的利息率则使其降低。 从股息的形成中已经可以看出，无论是按利息率的方式，或者是按利润率的方式，都不能产生平均股息。股息最初等于利息加风险酬金，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可以低些或高些，而且也可以持续保持不变，因为竞争在这里并不像在利息率和利润率中那样对收益进行平均化，而仅仅是对股票市价进行平均化。 因此，股份资本的市场价值，总是比在正常条件下执行职能的即带来平均利润的资本的价值要大。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收益和利息率是既定的，那么，股份资本的市场价值便取决于发行的股票量。一个企业的全部股份资本，如果其中的生产资本是100万马克，带来20万马克利润，在利息率为5％时，便有400万马克的市场价值。而一张票面价值1000马克的股票的市价，在发行股票100万马克时为4000马克，在发行200万马克时为2000马克，在发行400万马克时为1000马克，在发行800万马克时则为500马克。 如果名义股份资本很大，以致它的市价在发行时降低到票面价值以下，即降低到平价（pari）以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股份资本掺水。很明显，这种掺水首先具有纯粹计算的性质。收益是既定的，这就决定了整个股份资本的市价。构成整个股份资本的股票数量越多，落到各个股票上的相应部分自然也就减少。掺水同创业利润无关，创业利润毋宁说是在每个股份公司创建时由生产的带来利润的资本向虚拟的带来利息的资本的转化而产生的。实际上，掺水并不是根本性的东西，因此，与创业利润相反，一般可以通过法律来阻止。德国股票法规定，股票贴水必须归入准备金。这一规定只是造成股票按平价或较小的贴水转让给银行团，银行团卖给公众而获得利润（创业利润）。 但是，在一定情况下，掺水是把剑业者的份额提高到超过创业利润的适当的金融技术手段。例如，在美国，当大规模的股份公司创建时，通常发行两种股票，即优先股和普通股。优先股的利息是限定的，大多是5％到7％。这种股票同时常常是积累的，即是说，如果这种股票所要求的整个股息一年内没有被支付，那它就有要求从以后年度收益中补充支付的权利。只有在满足了优先股之后，股息才能在普通股之间进行分配。优先股的数额在股份公司创建时是这样衡定的：它比实际执行职能所必要的资本大。在优先股中已经包含了创业利润的最大部分。然后补充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差不多是同样数额的普通股。一般说来，普通股的市场价值最初是很低的。优先股和普通股一起，通常略高于平价。但是，第一，这种普通股大部分保留在创业者手中，使他们很容易保证超过半数。[12]第二，优先股在创建较稳定的公司时获得相当的利息，而普通股的份额则完全不确定，这里首先反映了行情的一般状况，这种股票的收益波动极大，因此是受人喜爱的投机证券；但是，市价波动却可以被那些不为这种波动花费分文的内行的大股东利用来进行有利可图的投机。第三，这种金融化方法为创业者、普通股所有者，保证了通过创建所期待的超额利润以及一切未来的成就和景气的收益；而占有优先股的公众的利润，被置于一种固定的、不能超过利息太多的限界内。最后，在达到一定阶段时，企业的真实情况就会被此所掩盖[13]，这种模糊不清的状况可以很容易被利用进行欺诈活动。但是，过度的资本化对价格绝无影响。那种认为由于虚拟资本名义上的增加，所以价格规律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的想法，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大的股份资本产生高价可以使它获得利息的愿望，是很自然的。但是，资本也可以逐渐扣除到零；任何资本家也不会比他必须按其出卖的价格更便宜地出卖，不管他是一个私人企业的支配者、一个简单的股份公司的支配者，还是一个托拉斯的支配者。 股份公司是资本家的公司。它通过资本家投入资本而建立。每一个资本家参与它的建立的程度，是由他投入资本的量决定的。因此，他的表决权或支配权力自然也是依据他所付资本的量。只是就其有资本的意义上来说，资本家才成为资本家；他同任何其他资本家只有量的区别。因此，整个企业的支配权力落在超过半数的股份资本所有者之手。因而，为了能够支配股份公司，只需要资本的半数，而不像在支配私人企业中那样，需要占有全部资本。这就使大资本家的权力增加一倍。一个把自己的私人企业（撇开信用不论）转变为股份公司的资本家，为了保持完全的支配权力，只需要他的一半资本。另一半被游离了，可以从这个企业中抽回。当然，这后一半资本的股息也就丧失了。但是，对别人资本的支配权力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撇开所有其他方面不说，控制企业对交易所股票所有权运动的影响有极大的意义。 但是，在实践中，足以控制股份公司的资本额通常还要小，只是资本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甚至比这个数目还小。而股份公司的控制者却支配别人的资本，就像他支配自己的资本一样。这种支配方式同一般的支配别人的资本完全不一样。如果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信用的发展，每个人自己的资本同时也是别人借入资本的指数（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信用量取决于自有资本量，虽然它比自有资本量会更为急剧地增长），那么，大股东的自有资本还在双重的意义上成为这种指数。他的资本支配其他股东的资本，企业的整个资本力量又成为企业所接受的别人的资本即借贷资本的吸引力。 控制一个股份公司的巨额资本，如果它不仅涉及单个的股份公司，而是涉及互相依存的公司的体系，那它的重要性还要大得多。假定资本家N以他所有的500万的股份，控制着股份资本为900万的股份公司A。这个公司创建了一个拥有3000万股份资本的子公司B，其中它保留有1600万的股份。为了能投入这1600万的货币，A发行了1600万没有表决权的固定利息的债券。N现在以他的500万的股票控制了两个公司，从而控制了3900万资本。A和B现在可以按照同样的原则创建新公司，以致N以一个相对较小的资本便取得了对别人的极其庞大的资本额的指挥权。随着股份制度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金融技术，它的任务是以尽可能小的自有资本保证对尽可能大的他人资本的控制。这一技术在美国铁路系统的金融化中得以完成。[14] 一方面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另方面随着日益增进的财产积聚，在各种不同的股份公司中投入自己资本的大资本家的数目增加了。但是，大量股票的占有赋予在公司领导机关代表自己的权力。作为监事会的成员，大股东，第一，以红利的形式取得利润的一个份额[15]；第二，取得影响企业管理的机会或利用企业中一些事务的知识于投机交易或其他商业交易的机会。于是，形成一个集团，他们通过自己资本的力量或作为他人资本集中力量的代表（银行董事），能够成为大量股份公司的监事会成员。因此，首先在各种不同的股份公司相互之间，其次在这些公司和银行之间，产生了一种个人联合[16]，这种情况对这些公司的政策必然具有极大影响，因为在各种不同的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占有利益。 为了实现把资本集中于一个企业，股份公司由各个小额资本聚积自己的资本；每个小额资本，就本身来说，为要执行产业资本（一般地，或特别在作为股份公司领地的产业部门）的职能也许是太小了。但是，应该注意：在股份公司的初期，这种聚集大都是通过直接诉诸于个别资本家而进行的。而在发展过程中，个别资本已经被收集和集中于银行之中。因此，诉诸货币市场是通过银行的中介进行的。 任何银行也不能指望筹措一个私人企业的资本。银行通常基本上只给它提供“支付信用”。股份公司的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对银行来说，筹措资本不过意味着预付资本、分成股份以及通过出卖这些股份收回资本，即按形式完成纯粹的货币交易G—G1。这种资本证券的可转移性和让渡性，构成股份公司的本质，赋予银行“创建”从而最终控制股份公司的可能性。同样，银行债务的可能性在这里也比在私人企业中大得多。私人企业一般能够由收益中偿清债务，因此这种债务有一个狭隘的界限。正因为这种债务比较小，所以使私人企业家保持相当的独立性。而在股份公司中则存在这种可能性：这种银行债务不仅可以由正常收益中偿还，而且也可以通过扩大资本、发行股票或债券（它们的发行还为银行带来创业利润）来偿还。因此，银行可以以比对私人企业更大的安全性向股份公司提供更大的信用。它首先是不同种类的信用，这种信用不仅是作为支付中介的流通信用，而且也是用作补充不足的经营资本的资本信用。因为银行如果认为必要的话，可以限制这种信用的提供，其办法是通过新发行股票或债券，把新资本提供给企业。[17] 但是，银行不仅可以向股份公司提供比对私人企业更多的信用，而且也可以把自己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投于股票。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产生银行对股份公司的持续的利害关系。银行一方面为保证适当地利用信用，必须对股份公司进行监督，另方面，为保证自己一切有利可图的金融交易，也必须尽可能地对股份公司进行控制。 从银行的这种利害关系中，产生出不断地对与它利害攸关的股份公司进行监督的努力，这可以通过监事会中的代表来最有效地进行。这种代表同时提供了使公司将一切其他与发行业务有关的金融交易通过银行进行的保证。另一方面，银行为分散风险和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也与尽可能多的公司发生业务关系，以便同时代表这些公司的监事会。对占有股票的支配权，使银行有可能代表最初也许是相对立的公司。于是，由此便产生了兼任这种监事会职位的趋势。[18] 监事会中的产业代表起另外一种作用。这里的问题是两个公司之间业务关系的联系。例如，一个钢铁厂在一个煤矿的董事会中设一名代表，以谋求从这个煤矿中取得自己的煤炭，这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这种个人联合，同时意味着监事会的职位在一小撮大资本家手中的积累。一旦它成为过去彼此独立的公司之间更紧密的组织联系的先驱或促进者，这点就变得重要了。[19] 三、股份公司和个人企业 因此，股份公司在它创建的时候，并不诉诸于执行职能的和有执行职能能力的资本家（他们必须把所有权职能和企业家职能结合在一起）的相对狭小的阶层。它从一开始就同这种个人的性质无关，而且只要它还存在就仍然如此。它的所有者的死亡、遗产分配等等，对它都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这还不是同个人企业的决定性区别，因为个人企业在达到一定发展程度时，它的所有者失去的个人性质，可以由雇用的职员的个人性质所代替。文献中在股份公司和个人企业之间所作的另一种对比，实际上也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对比是：一方是由主观上负全部责任的、完全独立的、但也有完全利害关系的企业家进行管理，另一方是由一群没有教养的、没有影响作用的、只有部分利害关系和不懂管理的企业家（股东）进行指挥。因为股份公司（恰恰是最重要的、收益最多的和最有开拓精神的股份公司）是由一个寡头或者甚至只由一个大资本家（或一个银行）所控制，他们实际上同样有完全的利害关系并同大量的小股东相独立而存在。此外，管理者，即产业官僚的上层，通过红利，首先是通过通常的扩大股票占有，也与企业发生利害关系。 这种实际的区别要重要得多：诉诸货币市场就是一般地诉诸一切有货币的人。货币在这里同时意味着对信用的支配。股份公司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量，个别资本要能够执行一个私人企业的产业资本的职能，必须首先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不仅使入的范围扩大了（现在，每一个有货币的人都可以成为货币资本家），而且也使每一个超过一定最低限度（众所周知，只需有几个先令）的货币额，能够在一个股份公司中同其他货币额结合起来，并作为产业资本加以利用。这从一开始就使股份公司的创建比私人企业具有截然不同的容易程度，使股份公司具有比既有企业大得多的扩张力量。 在这种收集资本的属性上，股份公司执行同银行相类似的职能。区别在于：银行中所收集的资本保持货币资本的原有形式，并在货币收集之后通过信用提供给生产支配；而在股份公司中，这种分散的货币资本以虚拟资本的形式结合起来。此外，不能认为，小资本（它们只需是大资本的组成部分）的聚集同小资本家的参与是一回事。这些小资本可能恰恰属于一些大资本家。小资本家的小资本，与其说是通过股份公司结合起来的，毋宁说是通过银行结合起来的。 随着资本筹措的容易，积累也容易了。在私人企业中，积累必须从利润中承担。一部分未被消费的利润，从一开始就是以企业的一定大小为前提的。这部分利润在它的量足以进行新的投资和扩大经营之前，是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被积累的。与此相反，在股份公司中，股息当然首先支付给股东。但是，这里也存在着把利润的一部分进行积累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股息大大超过平均利息率的情况下。但是，这种扩大首先并不取决于来自企业自己收益中的真正的积累，而是可以直接通过增加资本来进行。私人企业增长的限制（企业本身中生产的利润量）被取消了。因此，股份公司的增长能力比私人企业的增长能力要大得多。全部游离的货币资本被提供出来，用于股份公司的创建和扩大。股份公司不仅仅用它自己利润的积累而扩大。全部积累起来的以及现在力求增殖的货币资本，是股份公司可以往自己磨盘里注进的水。由资本在它的个人的、对事业漠不关心的和偶然的承担者之间的分散化产生的限制消失了。股份公司直接诉诸资本家阶级的结合起来的资本。 脱离开个别资本而独立化，使企业的大小独立于已经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大小，使企业（不考虑财产积聚已经达到的程度）能够扩大。因此，那些由于自己的资本需要量是私人企业家所不可企及的从而必须放弃或由国家来经营的企业，即离开资本的直接的势力范围的企业，只有通过股份公司才是可能的，或至少在必要的规模上才是可能的。众所周知，这里最明显的例子是铁路，它最强有力地促进了股份公司的推广。股份公司打破了财产的个人限制，它的规模似乎只受社会资本量[20]而不受个人资本量的限制。股份公司的这种意义，特别是在它发展的初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已经成为股份公司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张，摆脱了个人财产的桎梏，现在可以纯粹按照技术的要求来进行：采用新机器，吸收相近的生产部门，使用专利等，仅仅按照它们技术的和经济的适用程度的观点来进行。为筹措必要的资本（这在私人企业中起主要作用）而操心，限制了私人企业的扩张力量，降低了它的抗冲强度和经常的应变准备。这种操心现在减轻了。景气可以更好地、更彻底和更迅速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繁荣期间缩短的场合，这是一个重要的着眼点。[21] 上述一些因素在竞争中具有自己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股份公司中筹措资本的容易程度，与私人企业中相比，真有天渊之别。因此，股份公司有按照纯粹技术的考虑装备自己企业的可能性，而个人企业家这时却继续受他的资本量的限制。这在个人企业家利用信用时也是如此，因为信用量是受他的自有资本量制约的。股份公司则相反，无论是在创建时，也无论是在扩大和进行新投资时，都不受这种个人财产限制的束缚。因此，它可以占有最好和最新的成就；即使在它进行新投资时，也比私人企业家独立得多，私人企业家在他的利润达到能够进行积累的量之前必须等待。因此，股份公司可以得到技术上的优越设备以及始终保持这种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这后一点与前一点差不多同样重要。但是，这也意味着，它在技术的成就和节约劳动的方法普及化之前，就能够利用它们；因此，同私人企业相比，股份公司能够首先在更大规模上、其次以更完善和更新的技术进行作业，从而能够对私人企业相比获取超额利润。 此外，股份公司在利用信用方面也比个人企业家有很大的优势。在这方面，还必须简单地加以论述。 私人企业家通常只能要求相当于他的流动资本最高额的信用。任何进一步的信用提供，将把所贷资本转化为固定的产业资本；因此，对借贷资本家来说，这种资本实际上（defacto）被夺去了借贷资本的性质。借贷资本家简单地转变为产业资本家。因此，对私人企业家的信用，也只能由那些通晓这个产业资本家的一切情况和经营方法的人来提供。对私人企业的信用，是以熟知自己顾客的经营状况的小的地方银行企业、私人银行家为前提的。 股份公司很容易获得信用，因为它的组织方式使银行很容易通过简单地派遣一名可靠的人作为代表对它进行监督。这里，私人银行家被一位银行职员所排挤。但是，向股份公司提供信用的规模却可以大得多，因为股份公司可以很容易地筹措资本。所要求的信用不能被动员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即使信用实际上被股份公司用来置办固定资本，股份公司也可以在有利时机，不顾固定资本的实际回流，通过发行股票来动员资本，用以偿还银行债务。实际上，日常情况也是如此。但是，更容易进行监督和废除信用限于流动资本的障碍这两种情况，给股份公司以极大的利用信用的可能性，从而给股份公司在竞争中以新的优势。 因此，创建股份公司具有更容易筹措资本以及更容易进行扩张的经济优势，同时带来了技术的优势。 但是，由于自己的构成，股份公司在价格竞争中也具有优势。 我们已经看到，股东具有货币资本家的性质，从他所投的资本中仅仅期待利息。尽管有创业利润，尽管由于高额的管理费用、董事的红利等等而使利润减少，但在有利的发展过程中，收益还是可以远远超过利息。 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提高的收益并不一定总是对股东有利。它的一部分可以用来加强企业和形成准备金，后者在危机时期给股份公司提供了比对私人企业更强大的支持。与此同时，高额准备金可以造成更稳定的股息政策，并因此而提高股票市价。或者，这种收益中的一部分可以被积累起来；因此，实际执行职能的即生产利润的资本，在不提高名义资本的情况下，也被提高了。这也提高了股票的实际价值，而且是在比准备金的形成更大规模上的提高。这种也许在后来的时间里才能证明的提高，对大的和持续握有股票的股东有利；而小的和股票经常脱手的所有者，则必须为此付出损失自己一部分利润的代价。 但是，如果出现不景气和竞争激化，股份公司（这里，由于这样的股息政策而使股份资本和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之间的最初差额大大减小或完全消失）便可以把自己的价格压低在生产价格K+d以下，达到等于K+Z（成本价格加利息）的价格；于是，仍然可以分配等于或稍低于平均利息的股息。 因此，股份公司的抵抗力量要大得多。个人企业家努力实现平均利润。如果他产生的利润少，他就会考虑抽回他的资本。在股份公司中，这种努力绝没有到如此程度，至少在领导机关中是如此，在所有者中间也是如此。私人企业家必须从收益中承担自己的生活费用。如果他的利润降低到一定界限之下，那他便失去了经营手段，因为他把他的资本的一部分用在自己的生计上。于是，他便破产了。股份公司的情况则不同。它努力使股份资本获得利息。但是，一般说来，股份公司的活动只要不带来损失，股份公司就能继续存在。对股份公司米说，一般不存在为纯收益而工作的强制[22]；而对自己的资本减少的个人资本家来说，却存在着直接导致灾难的强制。这种强制也可能影响股东，迫使他出卖股票。但是，这种出卖并不影响执行职能的资本。如果纯利润没有消失而只是减少，那么，股份公司也可以长期继续存在。如果纯利润降低到股息的平均率以下，股票价格便会下降。新的股票购买者，也和老的股票所有者一样，现在都按较小的资本计算收益。股票的市场价格降低了。但是，那种由于不再生产平均利润而从产业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已经不盈利的企业，对新的股票购买者却是完全盈利的；如果企业完全停顿，老的股票所有者只能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但是，即使经营不善带来损失的股份公司，也还具有较大的抵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企业家往往失败和不可避免地遭到破产，而股份公司却可以比较容易地“改组”。因为筹措资本的容易性，使股份公司有可能筹集为继续经营和进行整顿所必要的资金额。股东一般不得不同意。实际上，股票价格反映了企业的这种状况。股东不得不同意将实际上的损失也在名义上反映出来。 股份资本被降低；这就是说，收益分配于较小的资本，以后就以这种较小的资本来计算。或者，如果这里收益全无，新资本便被筹集，它现在同较低估价的旧资本一起产生了足够的收益。顺便指出，对于银行来说，这种整理和改组有两重意义：第一，作为带来利润的业务；第二，作为使这种公司依附于自己的机会。 资本所有权同资本职能的分离，对企业的经营也有影响。对股份公司的管理者来说，所有者对尽可能大和尽可能快地牟取利润的关心，在每一个资本家心灵中潜伏着的掠夺式经营的冲动，在达到一定程度时，便退居到经营所提出的纯粹的技术要求之后了。他们比私人企业家更为热心地装备企业，使陈旧的设备现代化，为征服新的领域进行竞争，而不顾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使股东遭受的牺牲。在管理他人资本时，表现出精明强干、合情合理以及不作个人考虑的特点。当这种政策通常也得到占统治地位的大股东的认可时，就更其如此。这些大股东能够容易地承受对自己利润的暂时限制，而最后通过市价上涨和利润提高，把早已出让自己股票的小股东同样必须作出的牺牲果实，也攫为己有。 股份公司对个人企业的优势在于：在股份公司中，纯粹经济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不顾有时同技术一经济要求相矛盾的个人财产的条件而实现。 资本的积聚运动，经常伴随着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的分离。“在这方面，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产起着重大作用。……所以，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受到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的阻碍。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23] 随着股份制度的扩大，经济的发展便摆脱了表现为股票的而不是股份公司的命运的财产运动的个人偶然性。因此，企业的积聚可以比财产的集中更急剧地进行。两种运动有它们各自的规律。但是，在两者中都存在着积聚的倾向。在财产运动中，积聚的倾向只不过更加偶然地和很少强制地表现出来罢了，而且实际上也常常为偶然性所阻滞。这种现象使一些人有借口去侈谈财产通过股票而民主化。产业的积聚运动同财产运动相分离是重要的，因为这样一来，前者便摆脱了个人财产限制的束缚，而只需依从技术经济的规律。这种并不同时是财产积聚的积聚，必须同通过财产运动并与财产运动一起同时进行的积聚和集中[24]区别开来。 由于财产向股份财产的转化，所有者也就成为权利较少的所有者。他作为股票所有者，依赖于所有其他股票所有者的决议：他只是整体的一员（即使并不总是从属的一员）。因此，随着股份制度的扩大，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越来越成为这样一种有限制的所有制，它只给资本家一种简单的剩余价值的要求权，而不允许他对生产进程进行决定性的干预。但是，这种限制同时也使巨额股票所有者对少量股票所有者施行无限制的统治。于是，极大数量的小资本家的所有制越来越受到限制，对生产的无限支配权被取消了，生产支配者的范围日益狭小。资本家们形成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他们大多数人对管理是不容置喙的。对生产资本的实际支配权，落到那些实际上只付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的人的手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不再作为个人而存在，而是他们形成一个公司，从公司那里，个人只有对收益的相应部分的要求权。 四、发行活动 作为票据交易的中介，银行以银行信用代替商业信用。作为由闲置货币向货币资本转化的中介，银行向生产资本家提供新的资本。银行的第三种职能，同样是向生产资本家提供资本，但不是银行把资本贷给生产资本家，而是通过银行把货币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以及这种转化本身的实现。一方面，这种发展日益造成这样的结果：一切货币汇流到银行，并且只有通过银行的中介才能转化为货币资本。另方面，由于银行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资本不再以货币形式存在，从而不再是银行资本的适当组成部分。资本的动员，即资本向虚拟资本，以及向资本化的收益凭证的转化，解决了这一矛盾。因为随着这一转化，这种凭证的市场也同时发展起来了，从而这种凭证随时都能转化为货币，都能成为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这里，银行并不发生任何信用关系，也不实现任何利息。银行只是把要向产业资本转化的一定的货币资本以虚拟资本的形式提供给市场。在市场上，虚拟资本被出卖，银行实现了由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化中所产生的创业利润。因此，“发行信用”这个术语并不表示任何信用关系，而只不过是指公众认为银行不会进行欺骗的多少有些根据的信任罢了。 银行的动员资本的职能，是从银行对社会的全部货币的支配中产生的。同时，这种职能是以银行的巨额自有资本为条件的。虚拟资本即债务证书，是一种特殊（suigeneris）商品，只有通过出卖才再转化为货币。为此，一定的流通时间是必要的；在这段时间内，银行资本固定在这种商品上。此外，出卖并不是随时都是可能的，而银行债务却始终必须以货币形式履行。因此，为了这种交易，银行必须始终掌握它不负债务的资本即自有资本。同时，随着产业企业的发展，这种交易的量也增长了，从而扩大银行资本的必要性也增长了。[25] 银行势力越强，把股息归结为利息也就完成得越充分，创业利润也就越是完全地归银行所有。相反地，一些强大的和稳定的企业，在增加自己资本的时候，也能为自己企业保证一部分创业利润。于是，在公司和银行之间便出现了一种为分配创业利润而展开的斗争，从而产生了银行保证自己对企业的控制的一种新的动机。 创业利润不仅仅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创建时才达到的，不论是完全新建还是把现有私人企业转化为股份公司都是一样，这是不言而喻的。经济意义上的创业利润，在现有股份公司每一次增加资本的时候，也同样可以获得，其前提条件是：它的收益大于单纯的利息。 部分地看，表现为利息率下降的，仅仅是股息不断地归结为利息的结果，而创业利润越来越表现为全部企业利润的资本化。这是一个以银行及其与产业的联系高度发展和虚拟资本市场即交易所的相应发展为前提的过程。美国铁路债券的利息，70年代是7％，现在是3.5％[26]，这是因为，在7％中作为企业利润所包括的一部分，现在被创业者资本化了。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创业利润由于股票和债券的收益越来越归结为利息而有提高的趋势。对这种创业利润提高的趋势发生反作用的是利润率的下降。可以认为，利润率常常被中断的下降（与此相对立的是把利润提高得更多的反作用）的最终结果，并不能取消创业利润提高的趋势。因此，创业利润直到最近还是沿着提高的方向发展，而且在那些银行和交易所的发展十分迅速和银行对产业的影响已最后完成的国家里表现得最显著。 货币资本家通过出借资本获得利息，而发行股票的银行什么也不贷出，因此也不获得利息。相反地，股票所有者以股息形式获得利息。企业利润流归银行，但不是作为每年的收入，而是作为资本化的收入，作为创业利润。企业利润是连续的收入，但这种收入以创业利润的形式一次付给银行。银行把资本主义的财产分配当作永恒的和不变的东西，并把这种永恒性实现于创业利润之中。因此，它也一次永久地得到偿付，没有任何对废除这种财产分配要求补偿的权利。它已经得到了自己的报酬。 [1]当埃尔温·施泰尼策尔把自己关于股份公司的著作称为《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1908年莱比锡，东克尔和洪布洛特出版社）时，这种感觉大概也传到他的身上。但是，在这本书里，对股份公司的基本经济特性却没有什么认识。不过，这部著作也不乏准确和细致的评论。 [2]“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其价值不是由它们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们为自己的所有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来决定。”（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98页） [3]股票市价同生产资本价值的联系毋宁说仅仅表现在：股票市价不可能下降到低于企业破产时在满足所有其他债权之后作为相应部分归于股票的价值部分。 [4]鲁道夫·迈尔博士编：《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1卷第259页。 [5]顺便指出，这是错误的。股份公司不是经营形式，而是企业形式。 [6]鲁道夫·迈尔博士编：《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1卷第262页。 [7]同上书，第1卷第285页。 [8]但是，这个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正确地感觉到股份公司的革命意义：“把发自数千个小的资本源泉的一些支流联结为一条大河的这种经营形式。（即股份企业）必须完成一项使命。它必须补完上帝的创造，必须做全能的上帝遗忘了或没有抓住机会去做的事情，即贯串地峡和陆地，把被海洋分离开的陆地通过海底或海面联结起来，钻透阿尔卑斯山等等。金字塔的建造和腓尼基的方石也赶不上股份资本今后还应该创造的东西。”洛贝尔图斯的浪漫激情不亚于左拉的小说《金钱》中的萨卡尔。然后，他接着说：“但是，就我本人来说，对它还有十分特殊的‘爱好’。为什么？因为它为我扫清了道路。这是怎样的一种清扫啊！普通的没有股份形式的自由贸易，只不过是一把可怜的手用扫把；而具有股份形式的自由贸易，却是一部蒸气清扫机，它十年内就清扫了一百年的清扫量。股份企业之手啊！解决社会问题需要这样的清道夫。实际上，即使没有公司的形式，它也需要哪怕是鸽子衔食似的清扫。”（同上书，第1卷第291页）同样，下面的议论也很确切：“在股份形式下，也像个人企业家一样，纯粹的借贷资本家将日益消失。”（同上书，第1卷第286页）范·博尔格茨在《社会科学词典》的“股份公司”词条中的叙述，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天真：“公司企业的任务和目的，既能够补充和加强企业家个人的劳动力、知识和经验，也能够加强资本的力量。”这真是妙极了，正像有人在一本食谱学的书中训诫说：李子团的任务和目的是既能够使味觉得到刺激和满足，又能够使女厨师得到工资。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494页。 [10]对正文中所提供的总括的叙述举一个例子。《柏林日报》1908年5月16日晚版做了这样一个报道：“这几天，克佩尼克的亚硝酸盐工厂的股票以80％以上的贴水进入交易所。从1901年到1906年，这个企业作为具有30万马克小资本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存在。在经过几年亏损之后，这个有限责任公司一次就得10万马克的总利润，第二次就得30万马克的总利润，相应支付1.5万马克和7.5万马克的股息。因此，在创建者们看来，它注定应该成为拥有100万马克基本资本的股份公司，原有限责任公司的30万马克也转移到这个股份公司中。为了使新股份公司的贷方和借方得到平衡，在有限责任公司以9万马克入账的土地，必须由股份公司以21万马克接受下来；筑物价值由4.5万马克提高到14万马克；机器、工具和器具的价值由24.6万马克提高到40万马克。新股份公司现在经过两个营业年度，在这两个年度中分别分配15％和16％的股息，虽然土地账上（不考虑新征地）还仍然标明负债20万马克，建筑物账上标明负债15万马克。只是在价值的提高看来最令人怀疑的机器和器具账上，下降到25万马克。这个公司的生产以两项专利为基础，其中一项已经一年满期，另一项由发明者以5万马克卖给股份公司。这些基础足以使发行机构以180％的价格签订契约，即是说，这些发行机构以通过追加10万马克的现金支付形成股份公司基础的以前的30万马克，便可以支付180万马克！”这里，创业利润还增加了，因为这个企业通过专利的利用取得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当然也同样被资本化了。 [11]投入股票的资本在最初投入或新投入时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股息，仅仅略微超过平均利息率。我们从1907年6月1日的《柏林日报》上摘下来和下一张表，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帝国银行的贴现率是5.5％。 5月30日的市价（％）股息（％） 盈利率（％） 柏林商业公司150.759 5.97 达姆施塔特银行129.308 6.18 德意志银行223.6012 5.36 贴现公司1699 5.32 德累斯顿银行14181∕2 6.02 国民银行121.5071∕2 6.17 波鸿铸钢厂224.2515 6.18 劳拉冶金厂225.3012 5.32 哈尔彭矿山铁路公司207.6011 5.29 格尔森基兴矿业公司195.5011 5.62 芬尼克斯矿业公司205.3015 7.30 尤巴赫尔冶金厂204.5014 6.84 多纳斯马克冶金厂264.5014 5.29 克拉夫特铁厂16611 6.62 塔勒炼铁厂（优先股）1239 7.31 通用电气公司198.5011 5.54 拉默伊尔电气公司1228 6.55 霍夫曼车辆厂33522 6.56 加根瑙尔铁厂1058 7.61 舍林化学工厂26317 6.46 奥兰宁堡化工厂184.5010 5.42 舒尔特斯酿酒厂288.5018 6.23 联合酿酒厂（股票）210.5012 5.70 [12]英国的创业也是一样。在描述一个混合铁厂和一个钢厂之间的利益组合时，麦克罗斯蒂指出：“应当注意，为了扩大企业而诉诸公众的帮助时（即通过发行债券如优先股），只要维持支付债券利息和优先股股息，支配权就仅仅掌握在卖者（比尔兄弟和杜尔曼·朗公司）手中。这的确是英国创业的一般特征。这就要求精心的投资家仔细检查购买条件。”（亨利威·麦克罗斯蒂：《英国产业的托拉斯运动》，1907年伦敦版，第27页）“在许多情况下，普通股大部分或完全被原来的卖者所握有，以便他们能够保持支配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公众来说，普通股的股息就无足轻重了。”（同上书，第54页）以前德国（和奥地利）股票法中的所谓创业者权，具有同普通股相类似的职能（创业者垄断股份公司发展的有利结果）。创业者要求一定的特权，例如在新发行股票时，总是必须按额面价值提供给他们。但是，这种规定同资本动员的职能相矛盾，从而被废除。关于这一点，1907年9月24日的《柏林日报》写道：“在我们的时代，至今还在一系列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创业者权的制度，犹如早已过去的时代的纪念碑似地耸立着。创业者权来自股票法还没达到现在这样发展程度的时代。以前，保证企业的创业者们以持续的特殊利益是允许的，但这种情况由于股票内在的可动性而必然使人感到压抑和不公正。1884年股票法的补充规定已经同创业者权制度有了裂痕；由于1900年1月1日生效的商业法，对新形成的公司来说，创业者权完全被废除了。当然，新的商业法没有返转的力量，所以旧时期所产生的创业者权继续不变地存在着，并在它不是通过自愿联合而消失的限度内，时而唤起对那些‘有幸获得’创业者权的公司的股东们的不愉快地回忆。在柏林电气厂中（举一个创业者权作用的典型例证），通用电气公司的特权在于：它能够按额面价值接受新发行股票的半数。由于这种特权仅仅靠1889、1890、1899和1904年柏林电气厂的股票发行而流归通用电气公司的利润，估计有大约1500万马克。对创业者或他们的继承人行使自己既得的权利，是不能抱怨的。但是，事实已经表明，关于股票本质的现代见解，有权要求消除永久的创业者的利益。” [13]美国钢铁托拉斯的历史，提供了最好的和规模最大的例子（见《1901年产业委员会的报告》第ⅫⅠ卷第ⅩⅠⅤ和ⅩⅤ页）。这个托拉斯把已经过度资本化的一些公司联合起来。报告通过仅仅将构成托拉斯的各公司的优先股相加（这实际上产生了可以按平价接受的股份资本）而计算出“实际价值”，并得出结论：仅仅出于“好意”（“goodwill”）而计算出398918111美元。1909年3月29日《法兰克福报》的下述报道，对“过度资本化”，更确切地说是对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和股份资本之间的差额，提供了更为适当的概念：“加里的一些工厂值大约1亿美元，提供200万吨以上的钢。托拉斯的其他工厂使差不多15亿美元资本化，生产能力为1千万吨。不成比例是很明显的。”即使考虑到在这种资本化中包括价值大的矿石所有和其他对象，但这种不一成比例的情况也还是很大的。但是，这并不妨碍钢铁托拉斯常常能向优先股支付7％的股息，也不妨碍普通股的股息越来越高。托拉斯是1901年春创立的。1901到1903年是景气时期，普通股获得4％的股息。1903年，股息降到3％；1904年和1905年，股息消失。但是，1905年，情况好转，钢铁托拉斯余留4300万美元作为股息分配，可以支付8.5％的股息。但是，托拉斯把这一金额用作折旧、新投资和形成准备金。1906年，又支付2％。但是，这种股息同钢铁托拉斯的利润并不处于正当的比例。因为1906年是一个很好的年景，提供给钢铁托拉斯作为股息支配的差不多有1亿美元。其中，对于优先股的支付，要求大约2500万美元。从计算上来看，余留下来的是对普通股的14.4％。现在，股东只获得10166000美元，而5000万美元用于新的建设（其中包括对加瑞钢厂第二次分付的2150万美元），此外还扣除剩余金1300万美元。1907年，董事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这一年比1906年赚得更多。对普通股所有者来说，提供支配的是相当于15.6％的股息的数额。股东每年又获得仅仅2％，从而每季度为0.5％。5400万美元被用于新的建设，其中1850万美元提供加瑞钢厂。剩余金扣除2500万美元。与前几年相比，1907年（此处似应为1908年，可能是笔误或排印错误。——译者）的结果很糟。但是，毕竟还是为钢铁托拉斯的普通股赚了大约超过每年4％的股息。实际上，所有者仅仅获得2％。对新的建设没有投资，而剩余金相反地却提供1000万美元以上，以至于剩余金在1908年末增至13350万美元。1909年第一季度，与上一年同期相比，情况有所好转；而同1908年后两季相比，主要由于2月中旬美国钢铁市场上出现的价格暴跌，情况却又恶化了，正像自1900年以来的情况那样，这一季度对普通股支付0.5％的季股息，300多万美元划归剩余金。（见1909年7月28日的《柏林日报》）1909年第二季度，钢铁托拉斯宣布季股息为0.75％，相当于3％的利息；第三季度，宣布季股息为1％，相当于普通股的4％的利息。普通股的一大部分，保留在创业者手中。就这些股票被转移到把它们看作最好的投机证券的投机者手里的限度内，在1907年恐慌时期和此后不久，被金融集团按最低市价买回。因此，这种靠牺牲股东长年截留利润以在适当时机突然加以分配的股息政策，是支配钢铁托拉斯的金融集团的巨大的发财致富的源泉。 [14]金融化技术的详细阐述，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但是，下述典型例证却为本文所述作了说明。这个例证就是罗克—伊斯兰德—铁路系统的金融化（见1909年10月6日的《法兰克福报》）。这个系统的最上层是一个控股公司（HoldingCompany，即真正占有其他公司股票的公司），即罗克伊斯兰德公司，它没有任何固定利息的债券，而拥有经过审定的5400万美元优先股和9600万美元普通股的资本，其中分别发行4912.9万美元和8973.3万美元。只有优先股才具有表决权。这个公司占有芝加哥罗克·伊斯兰德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全部股份资本14500万美元，而这个铁路公司此外还占有4％和5％固定利息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7019.9万美元和1736.1万美元。这些都是为保证它们而把其他有价证券作为抵押交于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关于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见托马斯·拉·格林：《公司金融》，1906年纽约版）这个铁路公司又有自己的两个铁路公司：一是芝加哥罗克·伊斯兰德和太平洋铁路公司。它的有担保的债务是19785万美元。它的股份资本是7485.9万美元，其中7019.9万美元作为铁路公司上述4％利息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的发行基础交于受托管理人。二是圣路易斯和旧金山铁路公司。它的有担保的债务是27700万美元。它的股份资本构成如下：头等优先股500万美元；二等优先股1600万美元；普通股2900万美元。其中2894万美元由罗克·伊斯兰德公司得到。罗克·伊斯兰德公司对每100美元股票，给以自己的股票60美元以及芝加哥罗克·伊斯兰德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5％利息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60美元。现在，两个大的铁路公司又有了它们自己的子公司。这种高明的金融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整个庞大的铁路系统的控制权在于罗克·伊斯兰德公司的独占表决权的优先股。在它1902年创建时，这种股票的市场价值在40％和70%之间。对为了进行控制所必要的优先股2700万美元，创业者最多只需要大约1500万美元。这一货币就足以使它们成为整个铁路网的统治者。 [15]E.勒布（《监事会制度》，载《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902年第ⅩⅫ卷第3期）估计：1900年德国监事会地位的人的收入达6000万马克。在该杂志的一篇关于德国股份公司监事会的十分详细的研究文章中（1906年第ⅩⅩⅫ卷第3期第92页以下），弗朗茨·奥伊伦堡估计：1906年，这种收入的数额达7000万马克左右。每个股份公司平均把它的名义资本的0.6％作为监事会成员的红利进行分配，因此，每个监事会成员平均获得0.1％。当然，在各大公司，这个数额是绝对更大的，大约6000马克到8000马克，或者还更多。例如，作为监事会成员红利进行分配的，德累斯顿银行是21000马克，费尔滕和纪尧姆公司是34000马克，迪尔科普公司是10000马克，德意志银行是32000马克，赫德尔矿山是15000马克，格尔森基兴公司是87000马克，巴伐里亚抵押银行是13000马克。 [16]个人联合是休戚相关的联合体的开端和结尾，这些联合体由于外部的原因必然在组织上和结构上被分开，但它们的力量只有在一个最高的共同领导机关下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个人联合，是两国以前的联合时代遗留下来的残迹，也许只有在它能够成为别种联合的出发点的限度内才有意义。工人阶级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联合，由于在其最高领导机关下的个人联合，才使两者的力量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在对德国土地所有的农户同盟中，特别是在完全形成的普鲁士的波兰人的一些组织中，也发现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联合的同样的现象。 [17]因此，私人企业的大量银行债务，常常是它向股份公司转化的前兆。 [18]大银行力图“按照地区和生产种类而尽可能多方面地形成同产业企业的结合，日益消除可以由各个银行机构的历史加以说明的地区的和生产的配置的不平等。与此同时并行的是这样一种努力，即把同产业的关系建立在有规律的和长期的事业结合的基础上，并通过兼任董事会职位的制度把它表现出来，以及提供给它扩大和深化的可能性。”（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1905年莱比锡版，第180页。）耶德尔斯提供了如下的一张表（1903年），说明一些银行在股份大公司中的代表人数（见下页表）。 德意志银行贴现公司 达姆施塔德银行德累斯顿银行沙福豪森联合银行 柏林商业公司总计 董事10131 515368 40344 监事12061 508062 3440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22192 101133130 74751 这就是说，从整个来看，仅仅柏林的六家大银行就掌握了751个监事的职位。按最近的董事和监事会成员的名录（1909年），这种职位在德国有12000个。但是，2918个监事职位仅仅掌握179个人手中。柏林商社的卡尔·菲尔斯滕贝格先生保持了占44个职位的纪录。德累斯顿银行的欧根·古特曼先生占了35个职位。一般说来，出任监事会成员的各种职业中，银行业出任最多，因此兼职最多的也是银行业。关于这一点的详细材料，参见奥伊伦堡的前述文章。 当然，同样的现象也出现于美国。1906年，约·皮·摩根公司出任了5个银行、50条铁路、3个航运公司、8个信托公司、8个保险公司和40个产业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施泰尼策尔：《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1908年莱比锡版，第158页）。 [19]相反地，法律虚拟意义上的监督，根本不起作用。例如“柏林电灯和电力设备股份公司”总会主席直截了当地说：“以为某监事会或监事会成员会作法律规定他们作的事情，那就错了。立法者制定这一法律时，并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想想看，竟要监事会的一员或整个监事会，仅仅在一天时间里，巡视我们的一个大公司的所有的企业部门！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进行监督的时候，而在其他十个地方可能铸成了大错。监事会只能指出管理公司的大的原则。它可以监督管理部门，使它们不做违反法律和章程的事。审查细节是检查委员会的事情。”（1908年11月28日的《柏林日报》） [20]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私人企业家受个别资本量的限制，而股份公司则受整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为了新的使用而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的限制。 [21]“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贯彻自己的积聚趋势所掌握的最锐利、最可靠、因而也是最有效的武器。而股份公司本身已经是一种完成的积聚：把小额的和分散的、本身多多少少被生产性使用排除在外的财产部分集合为一笔巨大的总资本，这一总资本本身在统一管理下用于经济的即生产的目的，并且也是适宜于这种目的的。而由于股票容易让渡和承袭，其次由于股份公司通过差不多完全摆脱了企业家个人而比其他企业形式在高得多的程度上提供了较长寿命的可能性，最后由于对集合的资本所期待的股息（在理论上）没有限制，所以股份公司也实际地对可以支配的资本发生了异常强大的吸引力。因此，股份公司具有比任何其他企业形式更大的可能性，通过增加资本来满足自己的信用需要和扩张需要。而筹措资本的容易程度，当然又引起增大资本的趋势，而且是按照越来越大的比例，因为无论是在工商业领域还是在银行业领域，这似乎都成为一条经济规律：一倍的资本使一倍以上的生产和一倍以上的销售（注意：但并不直接也是一倍的盈利）成为可能，因此增大资本的趋势随这种资本的增长而加强，从而在较大资本的场合远比较小资本显著。”（里斯纳：《德国大银行发展史》，第152页） [22]“尤其是关于股份公司的竞争，1886年委员会听到特别多的抱怨。许多见证人断言：商品价格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股份公司在许多生产部门内过度地普及。股份公司即使没有利润也能继续经营，因为领导事业的人（董事、监事等等）所关心的，是不考虑盈利而继续生产。”（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901年耶拿版，第162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6页。 [24]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页以下。 [25]银行资本增大的这种趋势，还可以通过法律的干预而加强。例如，德国股票法规定：在私人企业向股份公司转化的时候，创业后一年，股票才允许进入交易所交易。其结果是：银行资本在一年间不能被动员，因而在这一年内继续向产业资本转化，不能再采取货币形式。因此，特别是对大企业来说，创业活动成为拥有巨额自有资本的整个大银行的垄断。同时，银行业集中的趋势也因此而受到促进。于是，创业利润也落到这些大银行手中。 [26]见爱德华·舍伍德·米德：《托拉斯金融》，1907年纽约版，第243页。
第六章利息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六章利息率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每个货币额都具有执行资本职能的能力，即产生利润。其条件是：它被提供给生产资本家。“假定年平均利润率是20％。这时，一台价值100镑的机器，在平均条件以及平均的智力水平和合乎目的的活动下当作资本使用，会提供20镑的利润。因此，一个拥有100镑的人，手中就有使100镑变成120镑，或生产20镑利润的权力。他手中有100镑可能的资本。如果这个人把这100镑交给另一个人一年，让后者把这100镑实际当作资本来使用，他也就给了后者生产20镑利润即剩余价值的权力。这个剩余价值对后者来说什么也不花费，他没有为它支付任何等价物。如果后者在年终把比如说5镑，即把所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付给这100镑的所有者，他就是用这5镑来支付这100镑的使用价值，来支付这100镑的资本职能即生产20镑利润的职能的使用价值。他支付给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润，叫做利息。因此，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润的特别名称，特别项目；执行职能的资本不能把这部分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必须把它支付给资本的所有者。 “很清楚，100镑的所有权，使其所有者有权把利息，把用他的资本生产的利润的一定部分，据为己有。如果他不把这100镑交给另一个人，后者就不能生产利润，也就根本不能用这100镑来执行资本家的职能。”[1] 由于货币所有者出借他的货币，这一货币对于他来说便执行了资本即借贷资本的职能，因为这一货币在经过一些时候之后就作为增加了货币归还给他。但是，资本只有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剥削劳动力，即占有无偿劳动，才能增殖。因此，借贷资本家的货币资本为在生产过程中保持自己并生产利润，必须成为生产资本家的货币资本。这一利润现在被分割了，一部分作为利息归还借贷资本家，另一部分留归生产资本家。因为利息在正常情况下是利润的一部分，所以利润是利息的最高限界。这是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唯一关系。而利息却不是利润的某种固定部分。利息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需求和供给。人们可以在货币所有者和生产资本家统一的前提下，或者换句话说，在所有生产资本家同时握有必要的货币资本的前提下，来设想资本主义社会和推论出它的基本原理。这样，利息将不会产生。而如果没有利润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便是不可想象的。两者不如说是一码事。利润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和目的。利润的生产，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客观决定的。利润是直接由经济关系，由资本关系，由生产资料同劳动的分离，以及由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而产生的。利润量取决于工人阶级利用观有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新价值以及这种新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分配，而后者又决定于劳动力的价值。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是纯粹客观决定的因素。 利息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来自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对生产资料同劳动的分离来说是偶然的事实：首先，不仅仅生产资本家占有货币；其次，不是全部货币资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进入个别资本的循环，而是它有时候处于闲置状态。利润的何种部分能为借贷资本家所占有，取决于生产资本家方面对这种货币资本的需求关系的变化。[2] 但是，如果利息取决于需求和供给，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需求和供给又是由什么决定的？一方面存在着暂时闲置而又力求增殖的货币，另一方面则又存在着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对货币的需求，他们希望把作为货币资本的货币变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资本信用造成了这种分配，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信用的状况。在每个一定的时间内，都有一定数量的货币额供资本主义社会支配，它就是供给；另一方面，在同一个时间内，由于生产和流通的扩大而同样产生了职能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一定的需要。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在每个时间内，都有两个既定的量，它们作为需求和供给，彼此在货币市场上相遇，决定“货币的出借价格’即利息率。这种决定倒没有什么困难，困难只是出现在对利息率的变化进行分析的场合。 首先应该弄清：生产从而流通的扩大，意味着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加。因此，在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需求的增加必将造成利息率的提高。但是，困难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况：供给也与需求的变化并且正是由于需求的变化而同时变化。如果我们考察形成供给的货币量，那它便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第一，既有的现金；第二，信用货币。在分析流通信用时，我们看到：信用货币是一个可变的因素，它同生产的扩大一起扩大。但是，这意味着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加；而这种增加了的需求也找到增加了的供给，后者是通过由生产的扩大而增加的信用货币产生的。因此，只有当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变化比供给的变化更强烈时，利息率的变化才会出现；即是说，当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长比信用货币的增加更快时，利息率的提高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会在何时发生？首先，信用货币的增加，要求作为用于信用货币不断兑现的准备金所必要的现金额的增加。其次，随着信用货币的流通，为清偿不能互相抵消的信用货币的差额所必须保持的现金部分也增加了。同时，随着流通的扩大，信用货币在其中只能起很小作用的交易也增加了。为支付工人工资和解决日益增加的零售交易所必要的数额，大都由现金构成。因此，为借贷交易所提供的数额减少了，因为现金的一部分必须用于这些不同的职能。最后，一旦繁荣期结束，商品销售停滞或减慢，信用货币的增加便落后于提高了的生产和流通的需要。 实际上，这意味着，为商品而发出的票据不再互相抵消，至少是票据的期限延长。但是，如果满期的票据不互相抵消，那它们必须兑付现金。因此，信用货币（即票据或代替它的银行券）便不能按以前的规模执行货币职能和完成商品流通。为了兑付票据，便产生了对现金的更大的需求。因此，实际执行职能的信用货币减少了，而同时代替它的对现金的需求增加了。这种需求造成利息率的提高。 因此，如果说利息率的绝对水平取决于资本信用的状况，那么，利息率的变化则首先取决于流通信用的状况。对这种变化的详细分析，属于对产业的周期波动的叙述部分，因此，要联系那一部分加以阐明。 “利息率的变动（撇开较长时期内利息率的变动或不同国家利息率的差别不说；前者由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后者由利润率之间的差别和信用发展上的差别决定），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假定其他一切条件，如信任的程度等等，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取决于以货币形式，即以硬币和银行券形式贷出的资本的供给；这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同，后者是通过商业信用，以商品形式贷给再生产当事人自己的。”[3] 我们的观点与此不完全一致。马克思认为利息率的变动取决于以货币即硬币和银行券形式贷出的资本的供给。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银行券的量能够有多大。这里，明显地浮现在马克思眼前的是英国的情况。对于英国来说，皮尔银行条例的法律规定作了回答。硬币和银行券的总额，是由处于流通中的硬币额、银行的黄金贮藏以及能进入流通的无准备金的1400万英镑银行券构成的。实际上，这些银行券就其代表或至少在皮尔时期代表了能以货币符号代替的流通的最低限额来说，执行了国家纸币的职能。因此，银行券总额，通过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一次最终地确定了。但是，如果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利息率的变动取决于可以贷出的货币的供给即它的数量。但是，一切没处在流通中的货币都可以贷出。而处在流通中的，第一，是相当于最低限额所需要的货币符号：第二，是一定数额的黄金。其余的黄金贮藏在一特定银行或一些银行的地下室。这些黄金的一部分充作国内流通的准备金（贮藏货币），一部分充作国际流通的准备金，因为黄金必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经验指明了为这两个目的的准备金所必须有的最低限额。剩余的部分可以贷出，归根结底，形成那种对它的要求决定利息率水平的供给。而这种要求本身取决于流通信用的状况，从而取决于再生产当事人彼此提供的“商业信用”。只要商业信用能按照增大了的需求所要求的同样程度扩大，就不会发生利息率的变化。但是，不应忘记，需求的最大部分是通过与需求同时增长的供给来满足的。信用的最大部分是商业信用，或像我们常说的，是流通信用。这里，需求和供给即满足需求的手段，彼此同时随生产的扩大而增大。这种信用可以扩大，而对利息率没有任何影响。在繁荣的初期阶段，这样的扩大发生了，但并没有对利息率产生特别的影响。只有在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准备金接近它的最低限额，因此银行不得不提高贴现率的时候，利息率才提高。但是，这是在高度繁荣时期的情况，因为流通要求更多的黄金（可变资本，一般交易，从而为清偿差额服务的数额都增加了）。但是，正是在黄金贮藏由于吸收更多黄金的流通的需要而最小的时候，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最强烈。可以贷出的黄金贮藏的枯竭，直接造成在这个时期成为利息率调节者的银行贴现率的提高。贴现率提高的目的，也正是在于造成黄金的流入。错误的银行立法的限制，只是造成这个时刻比纯粹经济条件所要求的更早地出现。所有这些限制的错误在于：它们以某种方式过低估计了流通所必要的最低限额，从而限制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这种情况在德国是间接发生的，而在英国是直接发生的。 因此，利息率降低的趋势是同这样的前提联系在一起的：现有黄金贮藏同对借贷资本需求的比例经常是更为有利的，即黄金贮藏比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更迅速地增长。如果仅仅将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彼此进行比较，那么，这种利息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实际上是不能证实的。[4]它在理论上也是不能设定的，因为随着黄金贮藏的增加和处于流通的最低限额，高度繁荣时期被流通追加吸收的金额也增加了。 但是，只有在利息是利润的某种固定的部分时，利润率的下降才意味着利息率的下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利润率下降顶多意味着，利息的理论上可能的最高限额即利润的降低。但是，因为这种最高限额一般在较长时间内是达不到的，所以这种“证实”是根本没有意义的。[5] 相反地，另一个因素是重要的。因为利息率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很少变化，而利润率下降，所以总利润中的利息份额与企业利润相比有某种程度的增加，即游手好闲的资本家的份额靠牺牲职能资本家而增加。这一事实虽然同利息率下降的信条有矛盾，但却与事实相一致。它同时也是生息资本从而银行的影响和意义增长的一个原因以及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一个重要杠杆。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8—379页。 [2]为了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说明价格，供给与需求必须是既定的，必须是固定的量。边际效用理论力图以供给不变为前提，因而从一定的储备出发，也是由此而来。因此，当熊彼特（《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1908年莱比锡版）努力保卫边际效用理论而最终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静态的学说时，是完全首尾一贯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必然是动态的学说，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的学说。实际上，这样便很好地和极其尖锐地表述了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但同时也同样表明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毫无结果，按海德曼的俏皮话说，就是：最终效用的最终无效用（thefinafutilityoffinalutility）。从经济学上说明供给量，即说明生产量的经济规律性，还有困难。需求本身是由生产及其分配以及社会产品分配的规律决定的。在决定利息率的原因方面，困难也仅仅在于说明那些决定供给量的因素。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65页。 [4]就现有的可以比较的经验材料来看，根本不支持利息率下降的教条。斯密曾指出：在荷兰，在他那个时期，政府支付2％的利息，有信用的私人支付3％的利息。在英国，在上次战争（1673年）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仅最有信用的私人，而且伦敦的最大的几家商店，通常都支付5％的利息；而他们在此以前常常最多支付4％到4.5％的利息。图克引用了后一材料，对此指出：“1764年，四分息的国库证券下降到平价以下；海军证券决定9.625％的贴现率；三分息的公债，1763年3月达96，10月则下降至80。但是1765年，三分息的国库证券（其中包括新发行的）一般达到平价，有时超过平价；三分息公债提高到92。”此外，施穆勤（《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第二卷第207页）指出，三分息的公债1767年已经达到107。还服从于其他决定原因的国家证券的市价，当然不是利息率水平的绝对可靠的尺度，但总还是应该注意。但是，对发券银行贴现率的考察，也看不出同样下降的趋势。我们从1907年11月26日和27日《柏林日报》上阿尔弗雷德·施沃纳博士的一篇颇有兴趣的文章《从统计的角度看利息率和危机》中，借用如下一张图表：K表示危机年份，但1895年和1882年“邦图破产”是纯粹的投机危机： 最近55年中欧洲四个主要银行的平均贴现率： 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 德意志帝国银行 （1874年到1875年是普鲁士银行）奥匈银行 （以前是国立银行） 1907（头10个月） 3.35.724.72 19064.273.0 5.124.4 19053.083 3.823.68 19043.33 4.23.5 19033.763 3.773.5 19023.333 3.323.55 K19013.93 4.14.08 K19003.943.2 5.334.58 18993.753.06 5.045.04 18983.192.2 4.274.16 18972.642 3.814 18962.482 3.664.09 K189522.1 3.144.3 18942.112.5 3.124.08 18933.062.5 4.074.24 K18922.522.7 3.24.02 K18913.353 3.784.4 18904.693 4.524.48 18893.553.16 3.684.19 18883.33.1 3.324.17 18873.343 3.414.12 18863.053 3.284 18852.923 4.124 18842.963 44 18833.583.08 4.44.11 K18824.143.8 4.544.02 18813.483.84 4.424 18802.762.81 4.244 18792.382.58 3.074.33 18783.752.2 4.345 18772.852.26 4.425 18762.623.4 4.165 18753.254 4.714.6 18743.754.3 4.384.87 K18734.755.15 4.955.22 18724.125.15 4.295.55 18712.855.35 4.165.5 18703.123.9 4.405.44 18693.252.5 4.244.34 18682.252.5 44 18672.52.7 44 K186673.67 6.214.94 18654.753.66 4.965 18647.53.51 5.315 18634.54.63 5.085 18622.53.73 4.25 18615.255.86 4.25.06 18604.253.56 4.25.5 18592.753.47 4.25.12 185833.68 4.25 K18576.76 5.765 18565.85.5 4.945 18554.85 4.084.27 18545.14.37 4.364 18533.43.23 4.254 18522.53.18 44 施沃纳对这个表作如下说明： “此外，如果想由19世纪银行贴现的统计中得出关于利息率运动的一般结论，那么，事实表明，不可能证明一个向上或向下的一定趋势。4％以下的公定贴现率，只是在时间的过程中才出现的，而且是按照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迟或早地出现的。在这方面，英国远远走在其他国家前面。在那里，1845年已经第一次出现2％的银行贴现。在法兰西银行，1852年第一次出现了3％的利息率，1867年第一次出现2.5％的利息率，1877年第一次出现2％的利息率。在柏林银行，在上一世纪的20年代，已经出现3％的最低利息率，而在普鲁士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支配下，利息率在1880年第一次下降到4％以下。在奥匈银行中，1903年第一次出现3.5％的利息率，这是帝国在币制调整后所经历的最初的萧条时期。因此，就利息率的界限随银行组织和币制的技术的完成而向下运动这一点来说，应该认为是一种进步。” 施沃耐尔还提供了下列数字： 最近50年中每10年的平均贴现率： 年代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 德意志帝国银行奥匈银行总平均 1897—19063.522.85 4.284.053.67 1887—18963.042.71 3.594.213.38 1877—18863.192.96 4.114.263.63 1867—18763.253.89 4.344.854.09 1857—18664.824.48 4.835.064.79 “总平均在1857—1866这10年间最高，是4.79％。在1867—1876这10年间，它降到4.09％，但仍然很高。1877—1886年，它跌到3.63％。在1887—1896的10年间，它是3.38％，达到谷底。最后10年，平均为3.67％，高于前20年，但比产业和金融高涨的最初20年（1857—1876）还低得多。” 从所有这些材料可以得出结论：利息率的高低并不是以某种方式由利润率决定的，而是由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大小决定的，正像这种需求受繁荣期的发展快慢、速度、强度和范围的制约一样。 在考察非常高的利息率时，情况总是表明，应该在货币制度中寻求它的原因。例如，在1799年，汉堡的贴现率提高到15％。但是，只有最好的票据和仅仅在有限的规模上，才能按这一比率贴现（图克：《价格史》，第一卷第241页）。原因恰恰在于缺少有弹性的货币体系，正像现在在美国利息率很高而又经历巨大波动时所表明的那样。相反地，它们同利润率的某些变化完全无关。 [5]“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多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少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少的报酬。”（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81页）亚当·斯密的这一原理虽然很清楚，但却没有被证明，而且也不正确。
第五章银行和产业信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五章银行和产业信用 信用首先表现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职能的变化的简单结果。如果支付只是在出卖实际完成之后的一段时间才发生，那么，货币便在这一段时间赊贷出去了。因此，这种信用形式是以商品所有者为前提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则是以生产资本家为前提的。我们假定这个过程是个别的和一次性的，那么，它只不过意味着，资本家A有足够的准备资本，可以等待从购买时没有掌握必要数额支付手段的B那里回流。在这种单方面提供信用的条件下，A必须握有像B到支付期所需要的那样多的货币。因此，货币不是被节约了，而只是被转移了。如果支付凭证本身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换句话说，如果A不仅向B提供信用，而且通过用B的票据支付给C而自己从C那里又接受信用，那情况就不同了。如果现在C本人必须向B支付，而且用B自己的票据支付给B，那么，在这里，A和B、A和C以及C和B之间的商品买卖，没有货币的介入便完成了。因此，货币被节约了。因为在生产资本家手中必须同时握有作为追加货币资本的货币（用于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货币资本便因此而被节约了。票据代替了货币，因为它本身执行了货币职能，执行了信用货币的职能。大部分流通活动，同时也是最大的和最集中的流通活动，发生在生产资本家本身中间。所有这些交易，基本上都能通过票据来实现。这种票据的大部分将彼此抵消，只需要一定数额的现金来清算差额。因此，在这里，信用是由生产资本家互相为对方提供的。资本家这里互相赊贷的是那些对他们作为商品资本的商品。但是，这些商品表现为在出卖时已经被假定以其社会有效的形式实现了的一定价值额的单纯的承担者，因而表现为票据所代表的一定货币额的承担者。因此，票据流通是建立在商品流通基础上的，但这种商品是通过完成了的出卖已经转化为货币的商品，即使这种转化还没有形成社会效用，而只是作为买者支付约定中的私人活动而存在。[1] 以上所考察的在生产资本家本身之间进行的这种信用，我们称之为流通信用。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信用代替货币，从而节约了昂贵的金属，因为它未经货币介入而使商品发生了转移。这种信用的扩大是以商品转移的扩大为基础的，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商品资本（即生产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所以也是以再生产过程的扩大为基础的。再生产过程扩大了，对生产资本（机器、原料、劳动力等）形式上的资本的需求也就增加了。 生产的提高同时意味着流通的扩大。流通活动的扩大通过增加信用货币来解决。票据流通扩大了。之所以能够扩大，是因为进入流通的商品总额增加了。因此，不一定增加金币额，这种流通的扩大也可以发生。对货币资本的供求关系也不需要加以改变，因为随着对流通手段需要的增加，供给也同时并按同样的比例增加。这是由于信用货币在商品总额增加的基础上可以更多发行的缘故。 这里，票据流通扩大了。[2]这种信用的增加绝非必定影响实际生产资本因素的供求关系，相反地，两者都同样地增加了。生产过程扩大了，从而生产规模扩大所必要的商品也生产出来了。于是，我们这里便有了信用的增加和生产资本的增加。两者在票据流通的扩大中表现了出来。但是，对货币形式的资本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却与此无关。而影响利息率的只是这种需求。因此，信用（如果它恰恰只是流通信用）可以在利息率保持不变时而增加。 票据流通只受实际完成的交易总额的限制。国家纸币可以超量发行，因而各个货币单位的价值下降，但总额的价值绝不发生变化；而票据基本上只能通过已经完成的交易签发，因而不会超量发行。如果这种交易是虚假的和带欺骗性的，那票据当然也就是无价值的了。但是，个别票据的无价值绝不影响大量其他票据。 然而，票据不能超量发行这一事实，并不证明票据开列的货币额不能过高。如果出现导致商品贬值的危机，支付义务便不能全部完成。销路不畅使商品不可能转变为货币。机器制造业者指望靠出卖自己的机器来兑现他为购买铁和煤所发出的票据，然而他现在却不能兑现了，也不能通过从他的机器的买者那里获得的票据以某种方法同购买铁和煤所发出的票据相抵消了。如果他此外别无办法，那么，他的票据现在便成为无价值的了，虽然它原先发出时是代表商品资本的（转化为机器的铁和煤）。[3] 票据信用是旨在完成流通过程的信用，它代替在流通时间内必须保持的追加资本。生产资本家本身互相提供这种流通信用。只是在回收不成时，货币才必须由第三方面即银行来提供。同样，当商品销售从而票据往来的条件以某种方式发生故障时，不论是商品暂时不能销售，也不论是出于投机而把商品囤积起来，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情况，银行便露面了。它在这里仅仅补充和补足票据信用。 因此，流通信用便超越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资本而扩大了生产的基础。对于资本家来说，货币资本只不过形成信用上层建筑物的基础，形成用于抵偿票据差额的基金和票据贬值时应付损失的准备金。 首先，票据彼此抵消越多，现金节约也就越大。为此，必须有独特的机构。票据必须被收集起来，彼此加以抵消。银行执行这些职能。其次，这些票据执行支付手段职能越多，货币节约也就越大。而票据的支付能力越可靠，票据流通的范围就能越扩大。应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的票据的信誉，必须获得公认。这种职能也落在银行身上。银行通过购买票据执行两种职能。银行家通过购买票据而成为信用的提供者。银行家以银行信用即他通过为票据提供银行券的自己的信用代替商业信用，以自己的票据代替产业的和商业的票据。因为银行券不过是对银行家的票据，这种票据比产业资本家或商人的票据更为人乐于接受。因此，银行券是建立在票据流通基础上的。如果说国家纸币是由社会必要的商品交易的最低限度保证的，票据是由完成的作为资本家私人活动的商品交易保证的，那么，银行券就是由票据即以所有进行交换的人的全部财产作担保的支付约定保证的。同时，银行券的发行是受贴现的票据数量限制的，而票据本身又是受完成的交换活动的数量限制的。 因此，银行券最初无非是代替生产资本家[4]票据的银行票据。在银行券产生之前，票据到期满为止常常带有上百的背书进行流通。相反地，银行券最初按照票据的方式发行不同的面额，不仅仅是整数。它并不总是具有见票即付的票据的性质。“以前，这种情形并非是不一般的：按照发行人的选择，银行发行的证券或者见票即付，或者在一个比兑换日更晚的日子里支付，但在后者的情况下，这些证券带有到支付日为止的利息。”[5] 只是国家的干预才带来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取消经济规律。立法的目的在于，通过直接地或间接地限制银行券的发行以及使这种发行成为一个在国家控制下的银行的垄断，保证银行券的可以兑现。在那些缺少国家纸币或纸币数额被限制在远远低于社会最低限度之下的国家里，银行券占领了一般属于国家纸币的地盘。如果银行券在某些危机时期被强制通用，那么，它本身便因此而成为国家纸币。[6]一旦情况要求增加银行券的发行，对银行券发行的人为调节便立即失灵了。例如，在危机时期，信用崩溃了，许多私人资本家的信用货币（即许多票据）变得不可靠了，由信用货币在流通中所占的地盘必须由追加的流通手段来占领。法律失灵并被践踏，犹如最近在美国的情况那样；或者法律被废除，像英国的皮尔银行条例就是如此。银行券被接受，而许多其他的票据被拒绝，这仅仅是建立在银行信用比较牢固的基础上的。如果银行信用也同样是动摇的，那就必须使银行券强制通用，或者直接发行国家纸币。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那就要像在最近的美国危机中那样，建立私人流通手段。但是，这种办法要对付由错误的银行立法所加剧的货币危机，是很少能奏效的。[7] 可兑银行券（不可兑银行券实际上不过是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也同票据一样，不能超量发行。[8]交易把它不再需要的银行券归还银行，从而摆脱这些银行券的干扰。因为银行券代替票据，所以，银行券的发行也像票据流通一样，服从于同一规律，在信用没有发生动摇时，银行券的发行随票据流通的扩大而扩大；但是，一旦票据流通在信用危机时急剧收缩，作为其信用在危机时仍不发生动摇的支付手段的银行券，便同现金一起取代了票据。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一切闲置货币涌入银行，银行信用便以下述方式取代商业信用：所有的票据越来越不是以它们在生产资本家之间流通的原有形式充当交付手段，而是以其转化形式充当银行券。现在，差额的抵消和清算在银行中和银行之间进行，技术的简便扩大了可以抵消的范围和大大缩小了用于清算所必要的现金。 以前生产资本家自身为弥补他们签发的票据的差额必须掌握的货币，现在对他们就成为多余的了。它作为存款流入银行，银行现在就可以用它来完成差额的清算。因此，生产者必须以货币资本形式掌握的资本部分便减少了。 因为银行家用他自己的信用代替票据，所以他需要信用，但却只需自己很小一部分货币形式的资本作为他支付能力的保证金。银行这里所做的事情是，以它自己为人熟知的信用代替不大为人所知的信用，从而大大提高信用货币的流通能力。因此，银行可以在地域上大得多的范围内实行支付要求的抵消；而在因此使抵消能力在时间上增加数倍的程度上，银行可以实行时间上的抵消。这样，银行便扩大了信用上层建筑，其扩大的程度超过了局限于生产资本家之间的票据流通所达到的程度。 但是，银行通过票据贴现提供给生产资本家支配的资本，不能双重地计算。银行存款的最大部分属于生产资本家阶级；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他们把自己全部可以支配的货币资本保存在银行里。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货币资本形成票据流通的基础。但是，它是这个阶级的自有资本。通过票据贴现，并没有新资本提供给这个阶级本身。它只不过是以一种货币形式（银行的支付约定，有时是现金）的资本代替另一种货币形式（私人的支付约定）的资本，只是在它恰恰代替被实现的商品资本的限度内，即在从发生上来考察这一货币额的限度内，它才是货币资本。从职能上来看，它则始终是货币（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 当然，银行信用代替生产资本家的信用，也可以通过与银行券发行的不同形式进行。例如，在实行发行垄断的一些国家，私人银行通过它“接受”生产资本家的票据，即通过自己签字从而保证票据的支付能力，向生产资本家提供自己的银行信用。因此，这种票据享有银行信用的待遇。这也像它被这一银行的银行券所代替了一样，提高了票据的流通能力。众所周知，特别是国际商业交易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票据解决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样接受了的票据同私人银行的银行券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9] 因此，正是在我们所使用的意义上的流通信用，是信用货币的创造。因而，它使生产脱离既有现金额的限制而独立存在。我们这里所说的现金，是指有十足价值的金属货币，本位货币，银币或金币，此外加上社会必要的流通最低限额范围内存在的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和辅币。 但是，流通信用本身既不造成货币资本从一个生产资本家向另一个生产资本家的转移，也不造成其他（非生产的）阶级的货币流归资本家阶级，由后者把它转化为资本。因此，如果流通信用代替现金，那么，我们就把那种其职能在于将货币（不管采用怎样的形式，即不管是现金或是信用货币）由闲置货币转化为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信用，称之为资本信用。之所以是资本信用，是因为这种转移始终是向通过购买生产资本因素把货币作为货币资本使用的人的转移。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进行中，应当充作货币资本的游离的、贮藏的货币是如何产生的。它有时是通过流通过程束缚起来的，有时是闲置的货币额，是为补偿固定资本而贮藏的货币额，是为积累但还没有达到足够数量的贮藏的剩余价值额。这里必须做三件事：第一，各个货币额必须集合起来，直到它们通过集中达到足以在生产上加以利用；第二，它们必须提供给适当的人支配；第三，它们必须在适当的时机提供支配。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信用货币如何从流通中产生。现在，我们要来讨论不执行职能的货币。但是，货币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而且它只能在流通中执行这种职能。因此，信用所能执行的职能，只能是把不流通的货币投入流通之中。 但是，作为资本主义信用，它仅仅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货币才把货币投入流通之中。它把货币作为货币资本投入流通，是为了使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因此，它扩大了生产的规模，而这种扩大必须有先前的流通规模的扩大。流通规模的扩大无需新货币的介入，只需把原有的闲置货币用于流通的目的。 因此，这里又产生了把闲置的货币资本收集起来并把收集的货币资本加以分配的经济职能的需要。 但是，信用在这里带有与流通信用不同的性质。流通信用使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而为一种被出卖的商品进行的支付，则提供了信用。在其他情况下必须出现于流通中的货币节约了，因为它被信用货币所代替。在这一数额上，在其他情况下必须存在的实际货币成为多余的了。另方面，并没有新的资本提供给资本家支配。流通信用只是赋予资本家的商品资本以货币资本的形式。 资本信用的情况就不同了，它只不过是将其占有者不能作为资本利用的一个货币额向可以将它作为资本利用的人的转移。这是这一货币额的天职。因为这一货币额如果不作为资本加以利用，它的价值就不能保持和回流。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为了使货币能够安全地贷出，货币总是必须回流到债务人那里。因此，这里发生了既存货币的转移，而不是一般货币的节约。因此，资本信用在于货币的转移，货币借此应由闲置货币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转化。[10]资本信用并不像流通信用那样节约流通费用，而是在同样的货币基础上扩大生产资本的职能。 这里，资本信用的可能性是在货币资本本身的流通条件中产生的，是由于货币在资本的个别循环中周期性被闲置而产生的。一些资本家不断地把货币存入银行，银行又把它提供给其他资本家支配。 在整个资本家阶级看来，货币并不是休闲的。如果货币在这里凝结为贮藏货币，那么，信用会立即把它转化为另一个流通过程中的能动的货币资本。因此，对于整个阶级来说，应预付的货币资本量减小了。这种减小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流通的间歇使货币能够转移，从而避免了货币休闲为贮藏货币。于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只需使货币的较小部分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以便能够对付流通的混乱和干扰。 前面我们谈到了借助信用货币进行自己交易（例如购买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现在，生产资本家成了货币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但是，他具有的这种性质仅仅是暂时的，即他等待向生产资本转化的货币资本正在闲置的时间。正像他在某一时刻贷出一样，他在另一时刻又从第二个生产资本家那里借入。借贷资本家的性质起初只是暂时的，后来才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成为他的特殊职能。 通过信用的中介，与没有这种中介相比，现有货币资本在更大的范围内执行职能。信用把闲置资本限制在为防止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干扰或无法预见的变动所必要的最小限度上。因此，信用力图为社会资本而消除在个别资本循环过程中某一定时间内的货币资本的闲置。 同时，生产资本家存款的存入和取出，遵从于由生产资本流通的性质及其流通时期的长度而产生的一定规律。经验教会了银行认识这种规律性，向银行指明在正常时期不能降低于其下的存款的最低限额，使银行能够总是把相应数额提供给生产资本家使用。 支票同存款有直接的关系，而票据必然仅仅潜在地同存款发生关系。支票同个人的存款相关，而票据则建立在阶级存款的基础上。因为通过票据贴现提供给资本家阶级支配的，首先是这个阶级自己的存款，而在为满期的票据进行支付的时候，从而为出卖了的商品进行实际回流的时候，它们总是又作为存款而复归。如果回流减少，票据的支付变小，那么，资本家必须有追加资本可供使用。于是，他们缩减了存款，从而也缩减了为他们的票据贴现的基金。现在，银行不得不出面支持。它必须以它自己的信用来进行贴现。但是，因为票据流通的基础即存款减少了，它们的流动性减小了，所以银行要不冒风险，便不能增加它自己的信用。在这种情况下，回流的缓慢引起了对银行信用需求的增加；而银行信用不能扩大，所以引起对银行资本（借贷资本）需求的增加。这表现为利息率的提高。执行信用货币职能的票据的职能缩小了。货币必须代替票据。货币从银行中取走，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加在这里变得很明显。因此，在这里，出现了在票据流通保持不变或提高以及利息提高条件下的存款减少。 这里已经很清楚，存款额是实际存在的现金额的许多倍。硬币经历了一系列的流通，同时也是信用货币流通的基础。每一次这样的现金或信用货币的流通，都可以作为存款在银行家那里沉淀下来。因此，存款额可以比现金额、比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货币流通次数所显示出来的数额更大得多。 A把1000马克存入银行。银行把这1000马克贷出给B。B以此向C支付债务。C又把这1000马克存入银行。银行重又把它贷放出去并重又把它作为存款接收进来，如此等等。“存款……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们会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因而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只是作为存款人提供的贷款记在银行的账簿上。另一方面，在存款人相互间提供的贷款由他们的存款支票互相平衡和互相抵消时，它们只是作为账面项目起作用；在这里，无论存款存在同一银行家那里，由他在各账户之间进行抵消，或者存款存入不同的银行里，由各该银行互相交换支票，而只是支付差额，情况都完全是一样的。”[11] 按照前面的叙述，首先，银行作为支付交易的中介发挥作用，它通过支付的集中和消除地方差异扩大了支付交易。其次，它使闲置的货币资本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转化，它收集、集中和分配货币资本，从而把货币资本压缩到社会资本循环所必要的最低限度。银行接受的第三个职能是，收集所有其他阶级货币形式的收入，把它作为货币资本提供给资本家阶级支配。因此，除了银行管理的它们的自有货币资本外，所有其他阶级的闲置货币都流归资本家，作生产上的使用。 为了执行这种职能，银行必须尽可能地收集和集中一切在其所有者手中闲置的货币，然后把它们贷放给生产资本家。银行的主要手段，是向存款提供利息，以及为接受存款建立收集场所（分支机构）。因此，这种所谓的分散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纯粹是地方的，而不是经济的）植根于把闲置货币转移给生产资本家的银行职能的本质之中。 银行提供给产业资本家支配的货币资本，可以由产业资本家按两种方式用于扩大生产：货币资本可以被要求转化为流动资本或固定资本。由于资本回流的方式不同，这种区别是重要的。为购进流动资本所预付的货币资本，按同样的方式回流；即是说，它的价值在经过周转期之后完全再生产出来并再转化为货币形式。为转化为固定资本的预付，情况就不伺了。在这里，货币在漫长的一系列的周转期内，仅仅逐渐地回流，在整个期间内是被固定的。因此，资本回流的方式不同，决定了银行的货币被固定的方式和方法的不同。银行把它的资本投入资本主义企业，从而与这个企业的命运有了联系。银行资本在企业中越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这种联系也就越是固定。同产业企业比较，对于商人，银行要自由得多。 一般说来，在商人资本那里，主要的问题仅仅是支付信用。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商人资本和银行资本之间关系的形成与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的关系完全不同。这一点我们后面将会看到。 按上述范围包容他人货币的银行资本被提供给生产资本家支配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自己存款的透支，让予空白账面信用，以及往来账户。它们的区别没有原则意义。重要的仅仅是，货币实际使用的目的即是投于固定资本或是投于流动资本。[12]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资本固定化也要求更大的银行自有资本，以充当总是能够提取存款的准备金和保证金。因此，能行使真正提供信用职能的银行，与纯粹的储蓄银行相反，总是必须握有大量资本。例如，在英国，存入的股份资本同债务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在经营有方的伦敦和郡银行，1900年的这种比例是4.38∶100。”[13]另一方面，英国的储蓄银行的红利水平，也从这种比例中得到说明。 在发展的初期，信用主要以票据为中介。它是生产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互相提供的支付信用。它的结果是信用货币。如果信用在银行中集中起来，那么，除了支付信用外，资本信用越来越显著。同时，从形式上来看，产业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也可以发生变化。产业资本家把他们以货币形式占有的所有资本存入银行。他们是通过票据互相提供信用，或是他们互相提供自己的银行信用证书，现在都没有什么差别。因此，银行信用可以代替票据信用，票据流通减少了。银行票据代替了产业票据和商业票据，但银行票据又是以产业资本家对银行的债务关系为基础的。[14] 从支付信用向资本信用的发展，在国际上也表现出来。最初，英国（我们撇开初期资本主义时期荷兰的资本主义同英国的资本主义相类似的地位不论）对购买英国产品的外国主要提供商业信用，而对自己的购买则大量以现金支付。现在，情况不同了。信用不仅仅和不首先是作为商业信用为贸易关系而提供，而是为投资而提供。人们力图通过资本信用支配外国的生产。国际银行家不是工业国（美国，德国），提供资本信用的首先是法国，其次是比利时和在17和18世纪就已经使英国资本主义金融化的荷兰。英国占中间地位。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的黄金运动的区别，也是由此而来。英格兰银行的黄金运动曾一度是国际信用关系的指标，因为伦敦历来就是唯一完全自由的黄金市场，因而黄金贸易在那里集中起来。完全自由的黄金运动，在法国受到黄金贴水政策的阻碍，在德国受到帝国银行管理的一些影响的阻碍。因为英国提供的信用还主要是商业信用，所以英国的黄金贮藏的运动首先取决于工商业的状况和贸易收支的状况。拥有自己巨额的黄金贮藏和较小的商业债务的法兰西银行的举措要自由得多。在商业信用动摇时，帮助英格兰银行的是法兰西银行。 银行信用对商业信用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是重要的，因为它对银行家意味着某种优越性。每一个商人和产业资本家都有到一定时点上必须履行的信用债务。但是，对于这种履行，他自身现在却得听任他的银行家的摆布。银行家通过限制他的信用有时可以使他不能实现这种履行。只要信用的主要部分是商业信用，银行家基本上仅仅是票据商人，情况就不会是这样。这里，毋宁说，银行家本身取决于事业的进程，取决于票据的支付。只要还在进行以某种方式限制所要求的信用提供，银行家就必须尽可能地避免这样做，因为不然的话，他就可能破坏整个票据信用，从而造成他自己信用的高度紧张，直至过度紧张和崩溃。现在，商业信用不再起这种作用，而是资本信用成为主要的事情，银行对事态可以更好地进行控制和支配。 一旦信用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对资本主义企业来说，利用信用就成为由于竞争强制它接受的必然性。因为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利用信用意味着他的个人利润率的提高。假定平均利润率为30％，利息率为5％，那么，100万马克的资本获得30万马克的利润（按资本家的计算，在这一利润中，25万马克是作为企业利润记账，5万马克是作为他的资本利息记账）。如果这个资本家成功地借到第二个100万马克，那么，他现在取得的利润就是，60万马克减去他必须作为第二个100万马克的利息支付的5万马克，即55万马克。他的企业利润现在是50万马克。如果仍按自有资本100万马克来计算，现在便得出企业利润率为50％，而以前是25％。如果更大的资本使他能够同时通过生产的扩大更便宜地进行生产，那么，他的利润还会进一步提高。如果其他资本家不能按同样的程度利用信用，或者在更困难的条件下才能利用，享有优惠的资本家就能够取得超额利润。 如果市场状况不利，利用信用的好处便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利用他人资本的资本家，可以在利用他人资本的范围内，把自己产品的价格压低到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以下，直到K+Z（成本价格加利息），以致使他能够把他的全部商品低于生产价格出售，而不减少他的自有资本的利润。他仅仅牺牲了他人资本的企业利润，并没有牺牲自有资本的利润。因此，在不景气时期，信用的利用在价格战中便提供一种优势，这种优势随信用利用规模的扩大而扩大。因此，对生产资本家来说，他们利用的自有资本不过是企业，借助他人资本远远超越自有资本的限界而扩大的基础。[15]企业利润通过信用的利用而提高，这对于个别资本家和他的自有资本都是如此。它最初并不影响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但是，与此同时，利润量自然是提高了，从而积累的速度加快了。由于企业利润的提高使生产规模扩大和劳动生产力提高，所以它首先向那些能够最先或比别人更大规模地使用信用的资本家提供了超额利润，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通过大都同生产的扩大联系在一起的资本构成提高的进展，使利润率下降。个别资本家企业利润的提高，推动了越来越强的信用要求。同时，由于所有的货币资本都汇聚在银行中，这种要求的可能性也增大了。这种在产业中产生的趋势，也必然反作用于银行的信用提供方式。 追求信用的进一步加强，首先导致对用于流动资本信用的要求，自有资本越来越大的部分被转化为固定资本，而他人资本承担流动资本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但是，生产规模越大，固定资本部分越大，信用被限制在流动资本上的感受就越显著。但是，如果也要求信用用于固定资本，那么，信用提供的条件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流动资本在经过一个周转期间之后，再转化为货币资本；而固定资本却要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随着它的逐渐损耗，才渐渐地再转化为货币。因此，被转化为固定资本的货币资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被束缚起来，必须长期预付。但是，提供银行支配的借贷资本，绝大部分必须随时能够提取。其中，能为了转化为固定资本而贷放出去的，仅仅是很长时间停留在银行手中的部分。个别借贷资本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在整个借贷资本中，总是有一大部分停留在银行手中；它的构成不断发生变化，但一定的最小限额总还是保持得住的。保持归银行支配的这一部分，也可以作为固定资本被贷放出去。个别资本在纯粹借贷资本形式上，是不适宜于固定投资的（因为这样一来，它便不再是借贷资本，而成了产业资本的一部分，资本家也由借贷资本家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而这个经常归银行支配的最小限额，则适宜于固定的投资。提供银行支配的总资本越大，这个最小限额也就越大，进而也就越稳定。因此，提供固定资本的银行，总是必须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这种规模必然随产业企业的扩张而扩大，而且还比后者更急剧地扩大。同时，银行不能只参与一个企业，而是具有通过多方参与来分摊自己风险的趋势。实际情况也已经是这样，因为只有如此才会使这种预付的回流更有规律地进行。 但是，随着这种信用提供的出现，银行相对于产业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只要银行仅仅是中介支付交易，那它真正关心的也仅仅是企业的暂时状况和企业的暂时的支付能力。银行对经过这种检验确认是好的票据进行兑现，对商品发放贷款，把根据市场目前状况以正常价格出卖的股票作为抵押贷款。因此，银行的真正用武之地，与其说是产业资本，不如说是商业资本；此外，还满足交易所的要求。银行对产业的关系，与其说关涉生产过程，不如说关涉产业资本家向批发商的出卖。当银行转到为产业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本时，情况就不同了。这时，银行的兴趣不再局限于企业的暂时状况和市场的暂时状况，而毋宁说更关注于企业的长远命运和未来的市场状况。由暂时的利害关系变为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和越持久。 但是，与此同时，银行对企业的影响也增大了。 只要信用还仅仅是暂时的，从而只要企业还仅仅从银行获得对它的流动资本的信用，解除这种关系也还比较容易。在经过周转期间之后，企业可以偿还信用，寻求其他的信用提供者。如果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也被提供信用，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这时，债务只有经过比较长的时间之后才能解除。企业仍为银行所约束。而在这方面，银行常常占优势。银行总是握有流动的、随时准备执行职能形式的资本，即货币资本。但是，企业却有赖于商品的再转化。如果流通过程受到阻滞或销售价格降低，那么，追加资本就是必要的了，而追加资本必须通过信用筹集。因为，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每个企业的资本量被限制在最小限额，所以任何突然出现的要求增加流动资金的紧急情况，都要求信用业务。对企业来说，信用被拒绝可能意味着破产。支配货币资本，使银行对把自己的资本作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固定下来的企业占优势。此外，银行资本的优势，使银行相对独立于个别的交易；而对企业来说，也许一切都取决于这种交易。相反地，在一些情况下，银行可能严重地受某一企业的约束，以至于它的命运同企业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不得不顺应企业的一切要求。一般说来，决定债务关系内部经济依赖性的，始终是资本力量的优势，特别是提供自由支配的货币资本的扩大。 对产业关系的变化，加强了一切已经由银行业的技术中产生的导致集中的趋势。这里，考察这些趋势，也必须区分银行的三种职能，它们表现为支付信用（从而票据交易）、资本信用和发行业务（这里必须先提出它）。 对于票据交易来说，决定性的因素首先是国际关系的扩大。票据交易要求多分支的国际关系网。其次，在这里，外国票据较长的流通时间，使有时固定较大的资金成为必要。第三，通过票据的抵消进行的清算，在这里也不均衡，因此，外汇交易要求一个大的和有效率的组织。“重要的问题在于，仅仅由对产业的繁荣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的一定银行业务的技术中，已经产生了银行业集中的趋势。由工业生产中产生的票据，即主要用于支付原料和产品的外国票据和国内票据，要求建立一个十分广泛的多分支的银行业的组织，以便能够调整大规模的，特别是同外国的票据交易，而同时也能够检验个别票据的确实性；即是说，要求建立具有许多对外关系和国内分支机构的大银行。当然，票据对产业的服务，主要是为进行支付和创建支付信用。提供这种信用的机构，还没有因此而获得自觉地和有计划地干预接受信用的产业的可能性；在这里，银行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超出对信用接受者的可靠性的必要检验和贴现利润的范围。”[16] 为了有利地经营外国票据业务，套汇也必须与之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此，一方面需要广泛的联系，另方面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因为套汇活动要获得利润，总是必须十分迅速地和大规模地进行。这种套汇交易的“基础是：例如，在对巴黎票据的需求（在伦敦）大于供给以及票据市价相应提高的日子里，在法国有存款或信用的商号便开具巴黎的票据，利用这种行情。而在巴黎的有关商号也期待着伦敦市场上同样有利的机会，再把这一金额送回英国。”[17] 资本信用的服务表现为往来账户[18]的日益重要的意义。“它对银行同产业的关系的意义，出自下述三种原因：（1）它通过自己对企业平稳扩大的决定性意义，造成对信用提供者的依赖。（2）产业的银行信用的业务性质，与上述信用业务相比，对银行业的组织发生更多的影响，只有它才影响银行集中……，对产业的特种关系……要求新的原则，要求银行管理者的不同的产业知识。（3）最后，产业的往来账户业务，是银行和产业的全部交易的枢纽；创业和发行活动，直接参与生产企业以及作为监事会成员参与产业企业的领导，在很多情况下都与银行信用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同时，往来账户是“银行判断和监督产业企业的有效手段；合乎规律的交易意味着良好的经营状态”。[19]通过这种合乎规律的关系，银行同时也取得关于这个企业的精确知识；这种知识在其他方面，例如在交易所交易方面，对银行可能是有好处的。另方面，过度信用提供的危险，要求对产业企业进行更严密的监督；其首要前提条件是，企业仅仅同一个银行打交道。 因此，如果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随产业的扩大要求银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那么，它的作为发行机构的职能也同样要求尽可能大地集中。这里，在盈利最多的业务方面，大银行的直接优势首先发生最显著的作用。大银行经营更多、更大和更有利的业务。银行越大，银行发行的安全性也就越大。它可以把发行额的大部分分派给它自己的顾客。但是，银行这时必须能够有把握地筹措相关的越来越大的金额。为此，它需要大量的自有资本和对市场的巨大影响。 大银行可以选择适当的销售时机，可以通过自己的巨额资本筹备交易所，也可以在以后控制股票市价的发展，从而保护企业的信用。对银行发行力的要求，随产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大。资本的动员只承认生产扩大的一个条件，即技术的适用性。同时，它还为企业的扩大消除了对自己生产剩余的依赖性，使带有突然加强的资本要求的急剧的、在景气时期常常可以说是飞跃的扩大成为可能。它只能从资本大量集中的地方即从银行获得这种资本，又必须委托银行在不动摇货币市场的条件下筹措这种资本。银行只有在它支出的资本又迅速回流的时候，或交易仅仅在账面上进行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只要股票由银行自己的顾客所接受，这些顾客为此向银行支付货币，交易在账面上进行的情况就越多。顾客从银行存款中取出货币，从而减少了负债。 因此，由银行经营本身的技术中产生了一些趋势，这些趋势促使银行集中，正像产业集中造成银行集中一样；但是，产业集中是银行集中的最初原因。 [1]如果只看到票据以商品交换为基础，而忽略了只有在票据相互抵消，差额通过现金清偿以及没有支付的票据为货币所代替时，这种商品交换才能在社会中有效地进行，那么，就会陷入商品券、劳动货币等等的乌托邦中去，即陷入脱离开金属而独立地直接代表商品价值的信用符号的乌托邦中去。 [2]一年中流通的票据总额，以百万马克为单位计算，1885年是12060；1895年是15241；1905年是25506。其中，银行承兑的分别为：1965或16％；3530或23％；8000或31％。当然，在这一总数中，没有进入交易的票据（保证票据，货栈票据等等）也计算在内（维·普里庸：《德国的票据贴现业务》，1907年莱比锡版，第51页）。 [3]但是，如果正常的商品流通被非常的、超经济的从而是偶然的事件，例如革命或战争等等所中断，那么，这一中断时间不计入正常流通时间，而是等待这些事件过后，是合理的。这通过票据延期支付的法律规定而进行。 [4]我们所说的生产资本家，是指实现平均利润的资本家，即同收取利息的借贷资本家和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相对立的产业资本家和商人。 [5]詹姆斯·威尔逊：《资本、通货和银行业》，1847年伦敦版，第44页。 [6]当然，银行继续对这些银行券进行贴现。在这些银行券对票据和其他保证而发行的限度内，它们仍然执行信用货币的职能。但是，这绝不排除它们是国家纸币。一旦它们由于纸币发行量超过社会流通的最小限额而发生贬值时，这一点便立即得到证明。如果这样的发行情况不曾发生，那当然也不会出现贬值。因为正是使纸币的流通量独立于工商业的需要而增加的向国家的预付，即使在英国实行银行限制的时期也仍然是很小的，所以贬值也很小。但是迪尔的下述说法是错误的：“但是，即使是具有法定支付手段实质的不可兑银行券，也说不上是‘货币’，因为缺少兑换义务也是十分可疑的。”（此外，迪尔没有考虑奥地利币制的经验，过高估计了这种怀疑）“即使在这种制度下，银行券也不是为使货币流通而发行的，而是以向国家或商人贷付的形式发行的，从而是对银行所达到的要求数而发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券的发行是否完全有利于和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和商业的正常的信用需要，或银行券的发行超过这一需要是否会导致危害整个信用的纸币经济，所有这些都取决于银行经营的方式，而不取决于银行券的数量。”（卡尔·迪尔：《对李嘉图的国民经济基本规律的社会科学的说明》，1905年莱比锡版，第二部分，第235页）迪尔忽视了两种银行券发行之间的本质区别：一种是以票据贴现从而是以要求货币的商品交易（信用货币正是为此而提供的）为基础的银行券发行，另一种是为向国家进行预付的银行券发行。银行券代替票据，从而一种信用货币形式为另一种信用货币形式所代替，而票据代表实际的商品价值。但是，为取得国家的支付约定而进行的银行券发行，才能使缺少货币的国家购买商品。如果国家在货币市场上借债，它便获得处于流通中的货币，而货币通过国家支出又流回到货币市场上去。这里，处于流通中的货币量无需发生变化。但是，国家由于没有任何其他的信用，所以便转向银行，赋予银行券以强制通用的能力，否则银行就会破产。为这种借款而发行的银行券追加于流通并可能造成贬值。当国家自身发行为自己的支付所必要的纸币而不经银行的弯路时，情况也完全一样。只是这种弯路对银行有利，因为银行现在靠只花费它印刷费的“借款”便取得利息。正是这种情况，使李嘉图如此激愤地反对英格兰银行，并要求把纸币发行（当然，他这里把国家纸币和银行券混同起来了）变成为国家的事情。此外，了解下述情况是不无兴趣的：李嘉图在他的《经济的和安全的通货提案》（proposalsforaneconomicalandsecureCurreney）中的一些著名建议，有许多部分在奥地利的“纯纸币本位制”中得到实现；而正是这种实现，使人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李嘉图的理论根据的错误。 [7]在关于货币制度的立法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面临一个纯粹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个社会对它自身一点也不了解。它自身的运动规律对它一直隐藏着，必须通过理论的艰苦努力才得以揭示出来。但是，它的领导阶层的利益又反对采纳理论发现的结果。即使撇开作为银行立法问题上最杰出的专家的货币资本家的褊狭的、利己的利益不论，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憎恶，也成为正确认识货币和银行券流通规律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导致通货学派的原理在英国银行立法中的胜利，尽管这种学说已经被图克、富拉顿和威尔逊的著作从历史上和理论上证明是荒谬的。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历史的讽刺：这种理论可以在通常都是致力于彻底贯彻劳动价值理论的李嘉图那里找到根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在这里，在纸币经济实践的印象下，李嘉图放弃了他自己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性质，使这个社会很难合理地和自觉地调节社会的任务。它只是从极其不同的国家和时代的严酷的和花费很大代价的经验中，才艰难地和极其缓慢地学到一些比较正确的原则，但又找不到将这些原则一般化的力量。在美国和英国，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包括德国，迄今仍维持发行银行的立法和政策，便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统一地从理论上把握一些新的经验，现在就更加不可能了。某个克纳普的胆量已经使它目瞪口呆，这个人对新的事实既没有作出判断也没有加以解释，而至少由此作出了系统的术语说明。既然货币流通和信用流通的管理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任务，于是便提出了把这个任务转交给国家的要求。但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被阶级利益所分裂了，所以引起那些担心现在正统治着国家的阶层的权力增加的人们的疑虑，他们会立即警觉地反对这种要求。斗争大都以对享有特权的私人公司进行广泛的国家监督的这样的妥协而告结束。所谓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个人利益，恰恰必须被排除或受到限制。国家银行管理者的私人利益，同这些银行的势力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由于为自己的打算而利用国家信用，自由管理利润利益在这里就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任务的社会性质，使排除或至少严格限制利润利益成为必不可少的。 [8]“我丝毫也不犹豫地表示，我完全赞同1810年老银行经理们如此激烈诋毁的下述原理：只要银行仅仅发行贴现不超过60天有效期的好的票据的银行券，如果它发行的银行券数量是公众乐于接受的，那它就不会处置失当。我认为，在这个如此简单的原则中，包含着比自那时以来颁布的某项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更多的真理和对支配货币流通的原理的更深刻的洞察。”（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第207页） [9]“在国际交易中解决支付的最重要的手段是票据。以前明显地是通过商业票据实行国家之间的清算，而从上一个世纪起，银行票据越来越重要了，商业票据，也包括由其他要求（例如由证券交易）所派生的票据，隐退于银行票据之后了。在商业票据中，以前商品购买的特殊方式消失了；在银行票据中，根据时代的特点，抽象化还更进了一层。现在已不能作出结论，说它的基础是商品交易；相反地，只能说应该清偿由某种经济过程产生的货币要求权。现在，国际信用可以同这种支付方式联系起来。”（阿·萨尔托里乌斯·弗赖赫尔·冯·瓦尔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1907年柏林版，第258页以下。） [10]因为一切货币都是为利息而贷出的，从而对贷出者来说带有资本性质，所以，一切被贷出的货币，不管它的实际职能如何，不管它是形成新的生产资本的出发点或是仅仅中介既有资本的流通过程，都被看作是资本，并把对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与对作为货币资本的货币的需求混同起来。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33页。 [12]那些在分析商品时忽略了特殊的形式规定而只考察交换活动内容的经济学家，在论述信用交易和交易所交易的发达的形式时，相反地又忽视了内容，不知餍足地陷于关于形式的无限遐想之中。即使是耶德尔斯，在他的我认为在其他方面是卓越的著作（《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1905年莱比锡版）中，也给信用交易的形式以过高的意义。 [13]雅费：《英国的银行制度》，第200页。 [14]“首先，在差不多所有事业部门里，都可以察觉到越来越多地采用现金支付（而普里庸把银行支付也包括在里面）代替票据清算，而在原料交易和半成品交易中已经这样实行了。借助于银行信用，特别是承兑信用形式，商人通过转账或填写支票以现金支付，以致纯粹的商品票据越来越被排挤了。这必然最强烈地触及巨额的和最好的商品票据，因为在商业交易的最上层，资本财富通过吸收过程本来已经变得很强大了。即使在迄今为止最纯粹的票据的发源地的海外大宗交易中，例如在谷物交易中，如不使用银行承兑票据，那么，以即期票据代替两个月的票据和三个月的票据进行支付已是很普通的了。这种转变为下述事实所说明：买者在现金支付时总是能得到更有利的条件，即使为此目的必然要求相当大的银行信用，这些有利条件本身整个来说仍然存在。此外，为了实际上还处在流通中的商品票据，帝国银行和一些信用银行之间以及信用银行本身的各个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大银行中的巨额资本的堆积，涌向相应的票据投资，因而在竞争中把好的商品票据的价格远远压低在帝国银行的贴现率以下，压低到私人银行的贴现率。”（普里庸：《德国的票据贴现业务》，第120页） [15]在个别情况下需要多大的信用，可以从例如1902年《股东》的一篇报道中看出来。按照这篇报道，产业资本家们必须对银行债务支付20％到40％的利息，这已经成为很普通的事情。在诺伊斯钢铁厂即原鲁道夫·德伦钢铁厂的一次总会上，一位股东曾作了如下计算：这个工厂1900年到1903年的债务，分别是各该流动资金的26％、85％、105％和115％。在1903年的71.8万马克债务中，50万马克是银行债务。这里，股份资本为100万马克（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第42页）。 [16]同上书，第32页。 [17]埃德加·雅费：《英国的银行制度》，第60页。 [18]往来账户信用的本质在于：“它使债务人能够完全地或部分地支配所约定的信用，并相应地随时归还。往来账户信用的这种特性，对债务人有利之处在于：他能使贷出资本的利用完全适合于自己经营的需要，并能以节约的方式减少这种利用的费用。相反地，对于银行来说，通过往来账户信用让出货币，意味着相当固定的投资。投资的期限虽然不受限制，但却可以使债务人的归还不断地进行。”（普里庸：《德国的票据贴现业务》，第102页）关于它在德国的利息率，该书作了如下叙述：“普通的情况是：往来账户的利息率相应于帝国银行抵押贷款的利息率，但在银行利息率降低的情况下，并不使它降低到一定的最低限度（大抵5％）以下。除了这种在实践中按同样的方式进行的利息的计算之外，对特种信用的提供，则按银行的基础和性质以及考虑业务关系的质的状况计算手续费。这种手续费大都通过被提供的或实际需要的信用量来计算，并取决于交易的活跃程度。总之，这种手续费改变了原来的利息率，对信用接受者十分不利，以致于实际上必须按各个契约比名义上存在的利息计算多支付2％到3％。” [19]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第32页以下。
第四章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货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四章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货币 ↘货币资本的周期性游离和闲置 ↘闲置资本量的变化及其原因 ↘闲置的货币资本通过信用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转化 我们现在把话题转到货币在产业资本流通中所起的作用上来。因此，我们的考察不是指向具有技术奇迹的资本主义工厂，而必须转向单调的、始终如一的市场过程。在那里，按照形式上总是一样的方式，由货币变为商品和由商品变为货币。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途径，探索那种作为资本主义信用最终取得对社会进程的统治的力量，如何由流通本身中成长起来的秘密。只有这种希望，才能鼓舞读者稍微耐心地通过下面一章所遇到的困境。 在流通中，如果价格总额始终是固定的，从而商品数量和价格不变，而每种商品都是按自己的价值进行交换，那货币就成为多余的了。在一个没有调节的无政府主义的生产方式内部，这样一个条件是不能满足的。另一方面，对社会生产的自觉调节，将使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现象即两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货币，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对由社会生产的社会产品所发的凭证并不是货币，正像戏票不是戏院雅座的优待券一样。相反地，只有商品生产的特性，才使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从而作为流通手段，成为必然的。[1] 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那么，所有支付在一定时刻完全抵消的情况便纯属偶然，在现实生活中绝不会出现。这里，货币独立地结束了商品换位的过程。支付中所接收的货币何时又变为商品，即最初的商品价值何时最终地为其他商品所代替，是随心所欲的。这里，在G—W—G过程中存在的联系被切断了。为了满足根本不一定是另一个商品的买者的商品的卖者，货币在这里必定要出现。 这种流通过程的中断，在简单商品流通领域内还表现为偶然的和任意的，但在资本主义商品流通范围内便成为必然的了。对资本流通的考察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价值通过它成为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变成资本。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这一过程的前提是，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以及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存在。雇佣劳动者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者阶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们的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其中一部分给资本家补偿他为购买劳动力所垫付的那部分资本（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可变部分），而另一部分则作为剩余价值落入资本家的腰包。因为在劳动过程中，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资本）被转移到产品上去，所以资本家为生产所垫付的价值便增加了，成了产生价值的价值，表现为资本。 任何产业资本都要经历循环过程，但在这方面使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的形式转化。因为过程的内容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即资本的增殖。这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这一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双重的职能：它像在任何社会形式中一样，是提供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但它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增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资料执行资本的职能，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这一过程作了详细分析。我们研究的联系仅仅要求深入探讨价值的形式转化，而不是价值的产生。但是，形式转化并不涉及价值量。价值量的增加毋宁说是构成增殖过程的内容。如果说价值量的变化属于生产过程，那么，形式的变化却属于流通过程。但是，价值在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中只能采取两种形式：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资本的循环过程，那么，任何资本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都首先表现为货币资本。它作为应执行资本职能的货币，转变为一定种类的商品（W）、生产资料（Pm）和劳动力（A）。接着是生产过程（P…）。这一过程不包括价值的形式变化。价值仍然是商品。但是，在生产过程中，第一，商品的使用价值被改变（这一般不涉及价值）；第二，劳动力通过执行自己的职能使价值增加，价值增大了。作为在其价值上增添了剩余价值的商品（W1），商品离开了生产场所，以便取得商品的第二个和最后一个的形式变化，转变为货币（G1）。 因此，资本的循环过程分为两个属于流通的阶段G—W和W1—G1以及一个生产的阶段。资本在流通中表现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在生产中表现为生产资本。经历所有这些形式的资本是产业资本。因此，在这里，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不称为独立的资本种类，而仅仅称为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 因此，产生了如下的公式：G—W—P…W1—G1。 任何新出现的资本都首先表现为货币资本。人们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资本。[2]货币之所以是资本，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转变为生产资本的因素。资本最初仅仅是货币，因此只能执行货币职能，仅仅是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可以包含信用关系。G—W，即资本流通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分为两部分：G—Pm和G—A。因为雇佣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过活，劳动力的维持要求每天进行消费，所以，必须每隔一个较短的时期付给他一次报酬，使他能够不断地进行为维持自身所需的各种购买。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家，他的资本必须不断作为货币，和雇佣工人相对立。[3]因此，信用在这里没有起任何作用。 在G—Pm过程中，情况就不同了。信用在这里可以起较大的作用。被购买的生产资料用于增殖的目的。对资本家来说，为生产资料所支付的货币仅仅是预付的，其任务是在流通期间过后归还于他，如若过程正常，则加多地归还于他。既然资本家仅仅预付自己的货币，这些货币又归还于他，所以货币也可以预付即贷给资本家自身。生产信用的一般前提是：货币仅仅贷给只以货币必须重新归还自己（始终以过程正常为前提）的方式支出货币的人。同时，信用也是建立在为购买先要预付货币的商品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信用。信用来自商品流通本身，来自货币由流通手段转化为支付手段。相反地，我们这里还没有考察由资本家的职能分为单纯的货币占有者和企业家中产生的信用。如果货币由货币资本家或借贷资本家贷给企业家，那么，这不过是货币的转移。预付货币量还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但是，在我们现在考察的情况下，这就可能发生了。生产资料的卖者把商品贷给企业家，为此获得支付约定，例如票据。然后，在期满之日，这个企业资本家也许能够通过他所预付的资本由流通过程中回流过来而进行支付。就这种情况来说，他的货币资本总额可以小于在其他情况下所必需的数额，信用扩大了他的资本的潜力。 但是，信用的事实并没有使下述情况发生变化：为了能够购买商品，资本必须具有货币形式。就支付互相抵消的意义上，信用只是减少了一般为交换所必要的金属货币的量。但是，这种量并不是货币在交易中所具有的资本性质通过某种方式来决定的，而仅仅是依从于由商品流通的性质中产生的规律。如果所有其他情况相同，必须预付的货币量便决定于必须购买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因此，货币资本预付的增加，只不过意味着适用于生产资本的商品（Pm+A）的购买的增加，从而意味着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量的增加。 在这种增加中，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在起作用。随着繁荣时期积累的急剧增长，对一定商品的需求，从而商品的价格，也都增长了。价格总额的提高必然使货币增加。另一方面，信用也同时增加了，因为这是一个景气时期，此时货币回流有规则地进行，资本增值过程显得有保证，因而提供信用的意向和可能性也增长了。这里，信用可以超越金属货币的基础而急剧膨胀。 这当然只适用于G—Pm过程，而不适用于G—A过程。相反地，随着可变资本的增加，用于购买和进入流通的追加货币也以同样的程度增加。很明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用信用的范围经常地绝对扩大，相对扩大则更大。因为，随着向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发展，G—Pm的交易比起G—A经常增长，因而信用的范围比起现金的范围也经常扩大。 一般来说，从循环过程的考察中还没有产生出对信用作用的任何新规定。当我们考察周转时间对货币资本量的影响时，情况就变了。因为事实将会表明：在循环过程中，一定货币量周期地被游离出来。但是，因为闲置的货币不能产生利润，于是便产生出尽可能地阻止这种闲置的努力，这是一个只有通过执行一种新的职能的信用才能解决的任务。现在，我们的研究必须转向信用关系产生的这一新的原因上来。 货币资本的周期性游离和闲置 “资本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阶段的运动，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的。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生产时间，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流通时间。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4] “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5] 因此，在我们的公式中，为完成G—G1过程每一次所必要的时间，形成周转时间。流通时间等于和W1—G1的交易所必要的时间。而生产时间等于资本作为生产资本（P）依从增殖过程的时间。 假定某资本的周转的时间为9周，其中生产时间为6周，流通时间为3周，为进行生产，每周需要1000马克资本。如果要使第6周末尾，即生产时间末尾，生产不致中断3周，那么，资本家必须为流通持续的3周预付一笔新的资本3000马克（第二资本）以使生产继续进行。因为这个资本在这3周停留在流通领域，从生产过程来看，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样。[6]因此，流通过程使追加资本成为必要。这一追加资本同总资本的比例，就好像流通时间同全部周转时间的比例一样，在我们的例子中是3∶9，或追加资本等于整个资本的三分之一。 因此，为了不致使生产停顿3周，资本家必须掌握9000马克而不是6000马克。但是，这一追加的3000马克，只是在流通时间开始时即在第7周才执行职能的，因此，在前6周便处于闲置状态。这3000马克的游离和闲置不断地反复进行。在第一个劳动期间转变为商品资本的6000马克，在第9周末被出卖。现在，资本家手上便有了6000马克。但是，第二个劳动期间从第7周已经开始了，现在已过去一半时间。在这一段时间，追加的3000马克资本执行了职能。因此，到劳动期间结束时，只需要3000马克。最初6000马克中的3000马克又被游离出来。这样的过程总是反复进行。 因此，为了保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使它不致因资本流通而遭到中断，一笔追加资本就是必要的了；而且还得是货币资本，因为它执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这一追加资本本身并不连续不断地产生剩余价值，即是说，并不一般地执行资本的职能，而是通过循环机制本身不断地在一定时间内游离出来，以便在其他时间内能够发挥作用。 “在考察社会总资本时，这个追加资本会不断地有相当大的部分长期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7]“并且这个游离资本正好和那个把流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相等。”[8] “因此，为了把资本Ⅰ（6000马克）的流通时间转变为生产时间而必需的追加资本（3000马克）的加入，不仅会增加预付资本的量和总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而且特别会增加作为货币储备存在，因而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并且具有可能的货币资本的形式的那一部分预付资本。”[9] 仅仅这3000马克，不一定是在一定时刻内闲置的货币资本的总额。假定[10]我们的资本家以这样的方式使用首先为生产所需要的6000马克：他用一半购买生产资料，另一半支付工资。但他每周都要向工人支付工资。于是，到第6周结束前，在为此所必需的3000马克中，每周减少500马克的那一部分便常常被闲置起来了。这样的情况同样是可能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例如煤，也不是一开始就买进整个生产期间所使用的数量，而只是在生产期内逐步买进必要的部分（相反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市场状况或供货习惯强制买进比一个生产期间所需更多的生产资料。于是，便产生了把更多货币资本转变为商品资本的必要性）。 因此，由于货币在过程中不是立即转变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即使撇开追加的资本Ⅱ不论，也会产生闲置的货币资本。货币的一部分完成G—W行为，而另一部分则固守货币状态，以便在一个由过程本身的条件所决定的时间内，服务于同时或依次进行的G—W行为。它们只是暂时地脱离流通，为的是在一定时间上发挥作用，执行自己的职能。所以，这种贮藏是货币执行它的货币资本职能的一种状态。之所以作为货币资本，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暂时休闲的货币本身是货币资本G（它的价值等于循环由以出发的生产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一切从流通退出的货币，都是处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中。“因此，货币的贮藏形式在这里成了货币资本的职能，正如在G—W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为货币资本的职能一样，这是因为资本价值在这里是以货币形式存在，货币状态在这里是由循环的联系所规定的、产业资本在它的一个阶段上所采取的状态。但在这里，同时再一次证明了，货币资本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除执行货币职能外，不执行其他任何职能，并且这种货币职能只是由于它和这种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的意义。”[11] 货币资本闲置的第三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来自资本由增殖过程中回流的方式，而且这里又可以列举产生闲置的货币资本的两个主要原因。 大家都知道，从其周转的角度来看，产业资本分为两个部分。这种资本的一部分在每个个别的周转期间被完全消费掉，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例如，在一个纺纱厂中，每月生产1万磅棉纱，月底被出卖。在这个月期间，棉花、润滑油、照明瓦斯、煤和劳动力的相应价值被消费掉，它们的价值在产品出卖时补偿给资本家。在一个周转期间被补偿的这部分资本是流动资本。另一方面，为生产所必需的建筑物、机器等等，即使在这一周转期结束之后，则还继续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在它们的价值中，只等于一个周转期间内平均损耗的一部分被转移了。假定它们的价值是10万马克，它们发挥作用的长度平均为100个月，那么，通过出卖棉纱来补偿建筑物和机器，就会每月平均流回1000马克。在一系列周转期间执行职能的那部分资本，形成固定资本。 因此，货币作为其固定资本的补偿，不断地从流通中流向纺纱厂所有者。他必须以货币形式掌握它们，直到100个月之后达到用来购买机器等等所必要的10万马克为止。因此，这里还是形成了货币贮藏。它本身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还没有完结，从而还没有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所生产的商品中去，还不必用实物进行补偿之前，固定资本价值或它的个别要素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再生产和贮存。”[12] 同时我们看到，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把货币从流通中抽走，作为损耗了的固定资本价值的补偿。这里，货币形式是根本的。固定资本价值只能以货币来补偿。因为固定资本本身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因而不需要以实物来补偿。因此，固定资本再生产的一定方式，使货币成为必要的。[13]这里，只有通过一般货币，才有可能使固定资本的价值流通同它在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技术职能相分离和独立化。 因此，固定资本回流的方式造成货币资本的周期性的贮藏，从而也造成周期性的闲置。 作为货币资本游离的最终原因，我们还必须考察资本主义积累的方式。如要剩余价值执行资本的职能，不论将它用于扩大旧的企业或是建立新的企业，都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这个量的规模依赖于企业既定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但是，随着每次循环的结束，都有一部分剩余价值被实现，而且首先以货币形式被实现。通常，在被实现的剩余价值总额达到足以转变为生产资本的规模之前，这样的循环必须进行许多次。因此，各个资本家经常不断地贮藏他们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定货币额，直到最后这些货币额达到足以进行生产性使用为止。我们这里涉及的是闲置的货币资本，它由增殖过程中产生，在能够达到生产性使用之前，必须在一段时间内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 在简单商品流通内部贮藏就可以发生，但需在W—G—W过程中不进行第二部分G—W，即是说，商品卖者不再购买，而是把货币贮藏起来。但是，这样的情况表现为完全偶然的和任意的。而在资本流通中，这样的贮藏便具有由过程本身的性质所产生的必然性。同简单商品流通的区别还在于，不是凝固为贮藏状态的单纯流通手段被游离，而是货币资本，即过去曾是增殖过程的一个阶段而现在必然力求重新达到增殖过程、重新成为货币资本的货币被游离，因此，它便对货币市场施加压力。 于是，资本流通机制本身便产生了这样的必然性：货币资本在或大或小的规模上以及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闲置起来。但是，这就意味着，它在这一时间内不能产生利润，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死罪。而资本犯下这种罪恶的大小，也像大多数罪恶一样，依赖于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考察的客观因素。 闲置资本量的变化及其原因 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流通时间内，为使生产过程继续不断地进行，需要有周期性闲置的追加货币资本。如果在我们头一个例子中，流通时间现在从3周缩短到2周，那么，1000马克就成为多余的了，会以货币资本的形式沉淀下来。它作为被沉淀下来的货币资本进入货币市场，成为这里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追加部分。这多余的1000马克，以前只有一部分，即用于支付劳动力的那一部分，以货币形式存在，而500马克则被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从而以商品形式存在。现在，它们完全地以货币形式由这一资本的循环过程中沉淀下来。 “因此，现在就有1000马克以货币形式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虽然这1000马克以前就周期地处于游离货币资本和追加生产资本的形式，但是，这种潜在状态本身是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条件，因为它是生产过程得以连续进行的条件。现在，为了这个目的，已经不再需要这1000马克了，因此它就形成新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绝对不是社会现有的货币储备的追加要素（因为它在企业开始时就存在，并且通过这种企业投入流通），也绝对不是新积累起来的贮藏货币。”[14]因此，这里表明，在货币储备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只有通过缩短资本周转时间，才能造成货币资本供应的增加。因为货币通过它以前作为资本的职能而适合于重新成为资本。 相反地，如果流通时间再延长2周，那么，追加资本就需要2000马克，这2000马克必须从货币市场上取出，以便进入生产资本的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始终包括流通时间在内）。1000马克逐渐由货币形式转变为劳动力，另1000马克也许立即转变为生产资料。因此，周转的延长造成货币市场上需求的增加。 影响周转期本身的最重要的因素如下：“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其取决于真正的劳动期间，即完成可进入市场的产品所必要的期间而言，是以不同投资的各自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条件，在农业上，更多地具有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性质，在制造业和绝大部分采掘业上，是随着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发展而变化的。”[15] 这里有两种倾向。技术的发展缩短了劳动期间，单件商品更迅速地被制造出来，从而更迅速地离开工厂来到市场上。此外，说到不同的产品，那么，在较大的公司里也是这样做的，产品比以前制造得更多，从而较大的资本周转更快。技术进步缩短了劳动期间，因而加速了流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周转。但是，这种进步同时意味着固定资本的增加。固定资本的周转期间更长，包括一系列流动资本的周转。固定资本的这种增加比流动资本的增加进展更快。因此，总资本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放慢了自己的周转。撇开信用不论，那么，周转的变慢便是货币资本预付增加（其中留下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可以支配——被游离出来）的另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生产规模本身的扩大）。 “劳动期间的长短，就它以供应数量（产品作为商品通常投入市场的数量的多少）作为基础而言，具有习惯的性质。但是习惯本身也以生产规模作为基础，因此，只有在个别考察时才具有偶然性。”即使在这里，一般说来，数量增加，资本预付也随之而增加。但是，应该注意，由于技术的进步，较大的数量可以有较低的价格，因而也可能只需要较小的预付。 “最后，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其取决于流通期间的长短而言，部分地要受到下列情况的限制：市场行情的不断变化，出售的难易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把产品一部分投入较近或较远的市场的必要性。撇开需求量本身不说，价格的运动在这里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在价格降低时，出售会有意识地受到限制，而生产会继续进行；反之，在价格提高时，生产和出售可以齐步前进，或者出售可以抢在前面。但是，由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实际距离，必须看作是真正的物质基础。”[16] 因为利润是在生产中产生的，流通只不过是实现了它，于是便产生了把所有资本尽可能地转变为生产资本的经常的努力。由此产生了两种倾向：第一，由于信用货币代替金属货币，流通费用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第二，由于商业技术的发展，由于产品尽可能迅速地出售，流通时间本身被缩短了。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形成一种对立的倾向。这种对立倾向的影响，由于交通运输关系的发展而趋缓解。 我们最后还要强调指出，对剩余价值转化为积累，进而转化为资本的速度来说，资本周转时间的长度是决定性因素。周转时间越短，剩余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实现也就越快，就越是能够更迅速地转化为资本。 资本有机构成，特别是固定资本部分同流动资本部分的比例，缩短流通时间的商业技术的发展，沿着同一方向发生作用的但在寻求越来越远的市场中又促进一种相反倾向的交通手段的发展，由于周期性的行情波动而造成的回流速度的差异，以及最后生产积累的快慢，总之，所有以前曾经提到的这些因素，都对闲置资本量和闲置时间的长短发生影响。 此外，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如果原料价格下跌，那么，我们例子中的资本家，为了使生产在同样规模上继续进行，每周需要预付的就不是1000马克，而是只有比如说900马克。因此，参加他的资本的整个周转期间的，就不是9000马克，而是只有8100马克，而900马克被游离了。“这样分离出来而现在不用的，从而要在货币市场上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无非是原来要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9000马克资本的一部分。如果生产不扩大，而是按照原有规模继续进行，这一部分就会由于它要周期地再转化成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下跌而变成多余的。如果这种价格下跌不是由于偶然情况（特大丰收或供给过剩等等）造成，而是由于提供原料的部门的生产力的提高造成的，那么，这个货币资本就会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绝对的追加，成为在货币资本形式上可供支配的资本的一个绝对的追加，因为它不再是已经使用的资本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17] 相反地，原料价格的提高要求追加货币资本，从而造成货币市场上需求的增加。 十分清楚，对于由经济周期造成的周期性波动时期的货币市场的发展来说，上面所考察的因素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在繁荣期开始阶段，价格低廉，回流还比较快，流通时间短。在高度繁荣时期，价格提高，流通时间延长。为满足流通的需要而强烈要求信用。同时，由于生产的扩大，对资本信用的要求也增长了。流通时间的延长和价格的提高，使追加资本成为必要的。追加资本必须从货币市场上取得，可支配的借贷资本量便减小了。 一般说来，随着向更高有机构成的发展，资本周转时间延长了。不仅被使用的资本量增长了，而且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时间也延长了，预付资本回归到其出发点的时间也随之延长了。例如，资本家必须预付1万马克，如果它的周转时间为10周。如果他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必须预付6万马克，周转时间现在为30周，那就必须从货币市场上取走6万马克。这样，6倍的资本必须以3倍长的时间进行预付。 资本周转时间越长，从市场取得的商品等价物（生产资料和工人的生活资料）又以商品形式回到市场上的时间也就越长。对市场上取得的商品，只能提供给货币。 货币在这里不是转瞬即逝的形式，而是对从市场上取得的商品的持续的价值形态。货币的价值对商品是独立的。在这里，商品价值必须绝对地为货币所代替，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才能实行为其他商品所代替。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而且必然会不断发生严重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大批这样的企业的产生，也就是造成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这里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和商人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投入铁路投机事业等等，以致这种货币资本要靠向货币市场的借贷来补偿。——另一方面，社会的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力。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候，通常是欺诈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转移。……”[18] 这里，周转的差别成为干扰再生产比例的一个因素，从而（像后面还要指出的）成为危机的一个因素。 因此，作为上面研究的结果，我们得出：第一，在生产中执行职能的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闲置起来。第二，这一闲置的货币资本的量变化很大，所有这些变化都必然对货币市场、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发生影响。 但是，资本闲置是与以生产利润为目的的资本职能相矛盾的。因此，便产生了把这种闲置压缩到最低限度的努力。这一任务形成了信用的一个新的职能。 闲置的货币资本通过信用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转化 信用能够执行这种职能的方式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货币资本周期性地从资本的循环过程中游离出来。但是，这种由个人资本循环中沉淀下来的货币资本，如果通过信用提供给另一个资本家，那么，这一货币资本便可以在另一个资本的循环中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于是，资本的周期性游离便成了信用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因此，一切导致资本闲置的原因，现在都同样成了信用关系产生的原因；一切影响闲置资本量的因素，现在都决定信用的膨胀和收缩。 例如，如果在资本的循环过程中出现间歇，循环过程中断，以致资本固定为货币资本，那么，这里便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它现在通过信用被提供给其他资本家。这是在非连续性生产过程条件下的情况。这种生产过程依赖于季节，这或者是由于自然条件（农业、捕鱼、制糖等等）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传统习惯造成的，例如在所谓季节劳动情况下就是如此。但是，货币资本的任何游离都意味着这一货币资本通过信用的中介用于把它游离出来的个人资本之外的其他生产目的可能性。[19] 相反地，如果循环在没有货币资本游离出来的其他阶段上被中断，那么，为了维持过程的连续进行，这时倒是需要必须同样地保持货币形式的准备金，或者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利用信用。 因此，一方面，循环过程的性质产生了提供资本信用的可能性。由于货币总是需要流通费用，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具有越来越加强自己的力量而又不同样地增加货币资本的趋势，所以这种信用便成为必然性。 另一方面，流通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干扰，W—G或G—W过程的任何延长，都使追加资本即准备资本成为必要的，以维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我们已经看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caeterisparibus），货币量取决于进行流通的商品的价格总额。 因此，如果循环过程中发生价值变化，那么，货币资本量便受到影响。如果价格提高，追加的货币资本被束缚起来；如果价格下跌，货币资本就被游离出来。“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排除干扰；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20] 但是，建立在货币资本游离基础上的信用，与在简单商品流通基础上仅仅由货币职能的变化产生的支付信用，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一点还需要详加论述。 [1]在致鲁道夫·迈尔的一封信中，洛贝尔图斯说：“金属货币不单是价值尺度和清算手段（就它仅仅符合货币观念的意义上。在这种观念中，不存在将这种凭证即商品价值证书记载在像贵金属这样昂贵的材料上的问题），而且现在也充当生产的调节者。但它只有通过自己贵重的材料才能履行这种职务。如果您想实行商品券，那您也必须能够向每个企业家发布他们应该生产多少的命令。商品券的思想归结为整个政治经济学最有兴趣的问题。但是，如果商品价值按劳动构成以及商品券体现按劳动计算的商品价值，那么，作为经常的流通手段（不单纯是暂时的放款证券），商品券是可能的。我不怀疑这种货币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这种货币应是唯一的流通手段，那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废除土地和资本的所有制。”（鲁道夫·迈尔博士编：《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1年柏林版，第2卷第441页）此外，也像其他一些地方一样，这些地方证明了：当恩格斯把洛贝尔图斯同那些认为劳动货币在没有对生产的社会监督条件下也是可能的小资产阶级的劳动货币的空想家格雷、布雷等等同样看待时，他是冤枉了洛贝尔图斯。 [2]确定资本概念以及一般经济概念的困难，是由这样一种现象产生的：它们附着于物本身，而同时仅仅反映这些物在其中起着完全变换不定的作用的一定社会关系。例如，黄金作为货币，一方面仅仅反映了商品交换发展的一定时期的关系，成为流通手段；但在另一种关系中，它又成为资本。因此，提出黄金或货币是否是资本的问题，是提错了。在一些关系中，它是货币；在另一些关系中，它也是资本。说它也是资本，即是说，它作为资本总是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仅仅是同资本的商品形式不同的资本的货币形式。想赋予一定的物以资本性质，正像把空间看作是附着于物的某种东西一样，是错误的。只是我们的直观赋予物以空间形式，同样，只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赋予物以货币形式或资本形式。 [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2—43页。 [4]同上书，第138页。 [5]同上书，第174页。 [6]同上书，第287页。 [7]同上书，第293页。 [8]同上书，第309页。 [9]同上书，第293页。这一数例在马克思那里与我们正文中不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我们的数字插入马克思的引文中。 [10]我们这里只能列举最重要的因素。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探讨。这里顺便提一下，学究们还可以作得更详细些。但是，这些研究对理解信用关系的根本意义，向来就是被忽视的。 [1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90页。 [12]同上书，第504页。 [13]“就像简单的商品流通不是单纯的产品交换一样，年商品产品的交换也不能分解为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单纯的、直接的互相交换。货币在其中起一种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尤其会在固定资本价值再生产的方式上表现出来。”（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04—505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20—321页（正文中的数字和货币名称作了改动——译者）。 [15]同上书，第352页。 [16]同上书，第352页。 [17]同上书，第324—325页。 [18]同上书，第350一351页。 [19]将货币需要量急剧变动的农业地区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提供给工业地区的那些银行的活动，正是建筑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习惯能够产生何种影响，下述现代制鞋业的例子表明了这一点。虽然鞋的制造过程平均只有3至4周，但流动资本一年周转不超过两次，这可以由下述情况得到说明：一年中的主要订货要求在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前供货。商品在这期间被制成并贮存在仓库内，因为在供货期之前商品不被接受，或至少是鞋商的支付义务只是从供货期才开始的（卡尔·雷埃：《德国制鞋大工业》，1908年耶拿版，第55页）。同时，这种情况对信用的利用产生决定性影响。“制鞋业中季节性交易的特性，也使制鞋工厂同银行打交道。主要季节之后所收到的大量金额被送到银行，银行在其他季节又向工厂提供为支付工资和其他经营费用所需要的金额，也通过转账或支票交易承担原料的支付。”（同上书，第57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24页。因此，这里预言了银行对产业的统治这一最近时期的最重要的现象，即使这种发展的萌芽当时还几乎是看不见的。
第三章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信用货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三章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信用货币 我们上面考察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证明了它的客观价值的必然性，指出了这种必然性的限界以及由货币符号代替的可能性。在流通过程W—G—W中，同一价值量总是双重地存在着，一方面作为商品，另一方面作为货币。但是，商品应首先能够卖出，然后才被支付。商品价值由货币代替之前，商品的换位已经完成。出卖者成为债权人，购买者成为债务人。由于出卖和支付的分离，货币便获得一种新的职能，即货币成为支付手段。商品和货币这两种等价物在出售过程的两极同时出现的现象便告停止。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却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之后。货币不再中介这个过程，而是独立地结束这个过程。如果欠债的购买者没有货币，那他为了能够支付便不得不出卖商品。如果他不支付，便强制拍卖他的财产。因此，商品的价值形态即货币，现在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状况所产生的社会必然性而成为出卖本身的目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沟通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社会联系，因此，这种联系本身只有通过货币的中介才能产生；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表现为一种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在货币发生作用以前就已经形成。商品在它的价值由货币代替之前，已经消失，也许早已被消费。支付期与支付义务产生期是完全不同的。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作为支付而付出的货币，不仅仅是中介的、转瞬即逝的以及可以直接代替的经济形式。在内容上，也只有通过支付才能完成这个过程。因为在W—G—W中，如果G被提供信用，那么，出卖了商品的第一个商品占有者，只有在G被支付时才能完成他的第二个形态变化G—W。以前的简单过程现在分为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两个组成部分 另一种情况也是可能的：这个商品所有者反过来也通过拖欠G完成购买G—W，同时等待因出卖自己的商品而收回G。于是，他的支付便依赖于他的商品买主的支付。如果没有支付，那他便遭到破产，也迫使他的债权人破产。因此，要使整个已经完成的交换过程以后不致失效，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必须回流。如果货币没有被支付，那么，商品虽然已经出手，但由于这种出手所造成的社会联系却不能折返回来了，对于个别商品占有者来说，它此后便成了零。商品占有者不能再重新据有他所让出的价值，也不能获得任何价值或支付已经得到的价值。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是以买者和卖者双方同意延期支付的协定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这里，经济关系来自一种私人活动。除了买和卖之外，还产生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第二种关系，即两个私人之间的义务。 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只代表已经完成的买和卖。货币首先只是在观念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支付是后来才进行的。如果买和卖在同一个人那里进行，那它们便可以互相抵消，只需以货币支付差额。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货币也仅仅是价值的代表，可以被代替。但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仅仅中介商品交换，即一个商品的价值为另一个商品的价值所代替，这样过程便完全结束了。这个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是社会的物质变换借以实现的活动，因此，在一定范围内是绝对必要的。因为金币在这里只是进行中介，所以它可以由社会（国家）认可的符号所代替。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那么，一个价值被另一个价值直接代替的现象恰恰消失了。卖者交出了商品，但却没有得到社会有效的等价物即货币，也没有得到同样价值的其他商品（它使货币在这种交换活动中成为多余的）。他只有买者的支付约定，但在这一约定背后并没有社会保证[1]，而只有买者的私人保证。他交出商品换回一个约定，这是他的私事。这种约定的价值如何，只有在支付日当这一约定能实际转变为货币的时候，才显现出来。因此，卖者交出商品换回一种支付义务，即一张“票据”。这张票据本身也可以被别人认为是可靠的，他们也就会把商品卖给我们的票据所有者。一些人由于一种把支付约定当作完全可靠的东西接受下来的品性，因而只是根据虽然大多数都很有根据但却是他们私人的见解，而结合成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内，票据执行着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简言之，执行货币——信用货币的职能。对于这个圈子的人来说，只有在信用货币转变为货币的时候，所有这些交换活动才最终完成。 因此，同作为由流通中产生的社会产物的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相反，信用货币是私人保证的，而不是社会保证的，因而必须能经常转变为货币，进行兑换。如果这种兑换性遭到怀疑，那么，这种支付手段的代替物便失去任何价值。因此，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只能由支付凭证所代替。这些凭证在它们通过相互往来不能抵消的限度内，必须加以兑换。 这一点构成票据流通和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流通之间的区别。国家纸币流通是建立在商品流通的社会最低限度的基础之上的。票据流通则占据了这种最低限度之外的地盘。它是建立在当时实际完成的而且是按一定货币价格完成的商品出卖的基础之上的。票据是私人的债务证书，它或者同另一个债务证书相抵消，或者用货币来支付，从而私人债务证书才变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物。这种债务证书是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产生的。它代替货币，而且是通过信用，通过缔约者之间的私人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背景是对他们的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的信任。国家纸币并不是以私人交换过程的完成为前提的，相反地，交换只有通过国家纸币才能完成。国家纸币在这里起纯粹流通手段的作用，从而完成交换，使之在社会范围内有效。交换不必像在票据往来的情况下那样（就票据不能互相抵消而言），只有通过现金支付才能在社会范围内有效。 国家纸币并不是建立在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把它称之为国债或信用货币是完全错误的。 国家纸币和票据的不同的发展可能性，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的：票据只对私人负义务，国家纸币则对社会负义务。国家纸币总额始终是一个统一体，其中每一个别部分都对其他部分负有同样共同的责任。它只能整个地贬值或增值。它的贬值以同样的方式涉及所有社会成员。社会保证同样适用于整个总额，从而适用于它的每个组成部分。社会通过它的自觉的机关即国家，提供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代替物。信用货币则是私人的创造，它建立在私人交换活动的基础上，只是因为它随时可以兑换货币，而且只有在它随时可以兑换货币的时候，它才有货币的效用，才执行货币的职能。因此，如果这种私人交易不能社会有效地完成，即是说，如果在支付期不能进行现金支付，那么，每张个别的票据都会发生贬值（但任何票据都不会增值）。它可以变成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始终只是个别人的票据成为无价值的，贬值总是只涉及其他个别人，而他们自己的债券并不因此而变化。 不可兑的纸币必须始终限制在流通过程的最低限度。信用货币量只依赖于商品（货币对它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价格总额。在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它的数额只依赖于信用关系的扩展程度，而后者本身又是极其变化不定的。但是，由于信用货币必须始终是可兑的，所以它绝不能按照并通过它同商品的比率而贬值。可兑的信用货币绝不会由它的数量产生贬值（像不可兑的国家纸币那样），而只能由兑换性失灵而产生贬值。即使对可兑性只产生些微小的怀疑，就会立即加以验证。那些曾经沉溺于精巧媚人的“小纸片”之中而完全忘记了黄金的商品所有者，便全都向黄金蜂拥而去。初恋常新（Onrevienttouzoursàsespremiersamours）。 在一定时间内，总是有一定数量的债券流通，这些债券代表由自己造成其出卖的商品的价格总额。为支付这一价格总额所必要的货币量，首先依赖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后者受两种情况的制约：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的犬牙交错，以致从其债务人B获得货币的A，又把货币继续支付给他的债权人C等等；以及不同支付期之间的时间长短。 支付期彼此愈接近，同一黄金依次被用于支付的次数就会愈频繁。 如果在G—W—G过程中，出卖同时或相并行而发生，这就限制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从而限制数量由流通速度所代替。相反地，如果支付同时同地发生，那它们就会彼此抵消并节约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随着支付在同一地点的集中，它们相抵消的特有设施和方法便自发地发展起来。例如中世纪里昂的菲尔曼（Virements）就是如此。为使一些债权在达到某一定总数之前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消，只需将它们加以对照就行了。这样，便只剩下一个债务差额待结算。支付集中量愈大，差额从而流通的支付手段量就愈小。 我们已经看到，处于流通即W—G—W中的货币量（这里，流通最低限度数额的黄金，可以通过黄金符号来代替），等于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名黄金的流通次数。同样，支付手段量等于债券总额（这又等于通过其出卖而产生债券的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名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数，再减去互相抵消的支付额。假定流通速度在一定时间内是既定的，假定它等于1，那么，一般执行职能的货币量，等于进行流通的商品价格总额加到期支付的总额，减去相互抵消的支付，最后减去开始执行支付职能和后来执行流通职能的货币。如果各方面销售的商品总额是10亿马克，到期的支付也同样多，但2亿首先用作支付以及后来用作流通，此外还有5亿的支付互相抵消，那么，总共需要13亿马克，这体现了在这一时刻所必要的货币。这也就是我称之为社会必要流通价值的数额。 一切销售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私人信用货币，通过互相抵消的债券和支付凭证来进行的。[2]支付手段对流通手段占绝对优势的原因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流通关系也复杂化起来，适当的买进和卖出的时点彼此分离，一般说来，只有在能够卖出的时候才予买进的联系也必然瓦解。 因此，信用货币是在资本家的买卖活动基础上产生的。它产生在流通内部和流通的基础上。它的作用在于，使流通不依赖于现有黄金的限制。就信用货币是有效的意义上来说，黄金不再起流通手段的作用，因此不需要亲身与商品相对立，而只是用来平衡最后的结算，这种结算本身同占用的黄金量相比是巨大的，设有特有的机构用于相互抵消。但是，像我们所看到的，流通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只有当资本家通过流通活动占有生产要素时，资本主义生产才能开始。随着流通独立于真实货币的存在，生产也以同样的程度独立于黄金量。因为这些黄金毕竟耗费了劳动，而且占非生产费用（fauxfrais）的相当大的部分，所以，货币的代替物便直接形成流通过程中的无谓费用的节约。 从其产生来看，信用货币量是受生产和流通的大小制约的。它用于商品交易，归根结底是与它中介其交易的商品的价值相符。但是，与国家纸币不同，这里不存在不能增加的最低限度。相反地，信用货币随商品量及其价格的增长而增长。不过，信用货币仅仅是一种支付约定。如果商品同真实的黄金相交易，从而价值与价值相交换，那么，这个过程便最终完成，排除了进一步的干扰。但是，它却仅仅是以支付约定完成的。这一约定能否实现，依赖于债务人能否按同样的价值卖出他所购买的商品或代替它的其他商品。如果交换活动不符合社会条件，或这些条件当时发生了变化，即债务人便不能实现他的支付约定，这种约定也就毫无价值，它也就必须为真实的货币所取代。 由此已经可以看出，在发生危机时，信用货币量随商品价格的缩减而急剧缩减。但是，这种缩减意味着代表较高价格的信用货币的贬值。销路不畅带来价格缩减，商品卖不出去，同时票据也到了期满日。票据的兑换就成了问题。价格缩减和销路不畅使针对商品发出的信用货币贬值。这种贬值形成了伴随每次商业危机而出现的信用危机的根本因素。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3] 但是，当信用货币贬值最厉害的时候，也正是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经历最大胜利的时候。这种纸币也像金币一样，是法定支付手段。信用货币的失灵在流通中造成一个空隙，由于害怕空隙（horrorvacui），所以迫切需要填补它。这时，扩大国家纸币（或中央银行的银行券。它的信用坚实可靠。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它实际上由于法律规定而成为国家纸币和信用货币之间的中间阶段）的流通就是合理的了。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货币（金属和国家纸币）便获得贴水，就像美国最近一次危机中的黄金和美钞一样。 信用货币按其职能要求建立特有的机构。在这一机构中，一些支付要求互相抵消和补偿。随着这种机构的发展，现金也越来越节约了。在发达的银行制度下，这一任务成为银行的重要职能之一。[4]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第一，进行流通的商品总额，从而社会必要流通价值，急剧增长了；因此，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所能占据的地盘也扩大了。第二，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随着一切债务转变为货币债务，特别是随着虚拟资本的增长，通过信用货币进行交易的范围也扩大了。同要进行的流通过程和支付相比，两者使金属货币大大减少。 [1]指内容上的经济保证。契约必须履行的形式上的法律保证，自然始终是前提条件。 [2]在德意志帝国银行的转账业务中，1芬尼现金，1894年承担4.35马克的年交易，1900年承担8.30马克的年交易。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8页。 [4]为清算社会交易，德国所需要的现金比英国多9至15倍。支票交易节约14000万英镑左右的银行券。如果现在的法律规定还有效的话，那么，为保证这些银行券必须有大约3500万英镑的货币储备的4倍。（S.雅费：《英国银行制度》，1905年莱比锡版。）
第二章流通过程中的货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二章流通过程中的货币 流通过程采取如下形式：商品—货币—商品，即W—G—W。社会的物质变换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A出卖他的对自己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购买另一种对自己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只不过起一种证明的作用：商品的个人的生产条件适应社会的生产条件。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满足各个个人的需要，而这只有通过商品的全面转手才有可能。商品的价值为其他商品的价值所代替。商品被消费，退出流通领域。 如果说商品经常地退出流通领域，那么，货币却继续不断地停留在这个领域之中。商品让出的地方，被价值相等的货币占据了。于是，商品的循环过程便形成货币的流通。这时产生了流通所必要的货币量的问题。这里涉及的是货币和商品的实际对立。因此，流通手段的量首先决定于商品的价格总额。假定商品量已定，流通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增减，至于价格的变动是由实际的价值变动或只是由市场价格的波动而产生，是无关紧要的。[1]只要买和卖在空间上相并行，便总是适用的。相反地，如果买和卖只是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一个系列上的环节，那么，下列等式便是适用的：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里，流通手段的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币或货币材料的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2] 我们已经看到，货币其实就是通过物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这种物充当直接的价值表现。但是，在W—G—W的关系内部，商品价值总是被另一种商品价值所代替。因此，货币表现仅仅是转瞬即逝的。它表现为单纯的技术辅助手段，这种手段的利用造成的额外费用，必须尽可能地加以避免。与此同时，排除货币的努力也同货币一起增长起来。[3]在商品流通内部，货币首先表现为商品转化成的固定的价值结晶，然后又作为商品的单纯等价形式而消失。[4] 货币作为价值结晶是必要的，作为等价形式是多余的。但是，它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唯其如此，商品价值才被社会有效地表现出来，商品才能从货币重新转化为一切其他商品。但是，既然货币表现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本身并不那么重要（例如，当W—G—W过程被中断而货币本身还应当被保持或长或短的时间，以便后来使G—W过程成为可能时），所以只考察货币的社会方面，即它作为价值与商品相等的属性。这种社会方面是通过货币材料，例如通过金币，物质地表现出来的。但它也可以通过自觉的社会调节或国家调节（因为国家是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的自觉器官）直接表现出来。国家可以规定一定的符号（例如将带有标志的纸片作为这种符号）作为货币的代表，即货币符号。 很明显，这些符号只能执行两种商品之间流通媒介的职能。它们不能用作其他目的、其他货币职能。因此，它们必须整个地进入流通，因为只有在流通内部，货币的价值存在才始终是转瞬即逝的，因为这是不断为商品价值所代替的形式。但是，这种流通的量却是急剧波动的。因为像我们知道的，在货币流通速度保持不变时，流通量取决于价格总额。价格总额经常变动，一年内的周期波动（例如，土地产品进入流通以及它的量使价格总额增长），或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内的价格波动，在这里起着特殊的作用。因此，纸币量必须始终保持在流通所必要的最低限度货币量以下。但是，这个最低限度可以由纸币来代替[5]，因为它始终是流通所必要的，所以不需要黄金来代替它。因此，国家可以使这种纸币强制通用。于是，在流通的最低限度的范围内，社会关系的物的表现便被一种自觉调节的社会关系所代替。这之所以是可能的，正是因为金属货币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尽管是隐藏在物的外壳之下。要把握纸币的性质，就必须理解这一点。[6]我们已经看到，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由这种无政府状态产生了货币的必然性。对于流通的最低限度的情况来说，这种无政府状态立即被排除了。因为一定价值的最低限度的商品，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被出卖的。排除无政府主义生产的影响，表现在以单纯的价值符号代替黄金的可能性之中。 但是，这种自觉的调节以流通的最低限度为限。只有在这一限度内，货币符号才充当货币的全权代表，纸片才成为金符号。因为流通量经常波动，所以除了纸币以外，金币也必须能够经常地进入和退出流通。如果这一点不能做到，那么，纸币的名义价值和它的实际效用之间便出现了差距，于是纸币贬值。 为了理解这一过程，我们首先假定有一种纯粹的纸币本位制（这里始终是以国家的强制通用为前提）。我们假定，在某一定时间内，流通需要500万马克，为此必须有大约3656磅金。于是，我们便有了以下述图示表示的整个流通：W（500万马克）—G（500万马克）—W（500万马克）。如果黄金用纸符号来代替，那么，不管可能把什么东西印到这种符号上，它们的总额必须始终代表商品的价值总额；因此，在本例中，等于500万马克。如果印在5000张相同的纸片上，那么，每一张将等于1000马克；如果印在100000张上，那么，每一张等于50马克。假定流通速度始终保持相等，如果商品价格总额增加一倍而纸片数量不变，那么，它们就值1000万马克；如果价格总额下降一半，那么，它们只值250万马克。换句话说，在实行带有强制通用的纯粹纸币本位制的条件下，如果流通时间保持不变，纸币的价值便决定于必须在流通中加以销售的商品的价格总额。这里，纸币同黄金的价值完全无关，它根据下述规律直接反映商品的价值：整个纸币量代表与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相等的价值。我们立即看到，与出发点相比，不仅可以出现纸币的贬值，而且也可以出现纸币的增值。 当然，不仅纸可以充当货币符号，而且一种自身具有价值的物质也可以充当货币符号。例如，可以把银用于流通。如果由于银的生产费用降低而出现银的贬值，那么，商品的银价便提高，而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商品的金价仍然保持不变。银本身的贬值表现为它同金的关系。实行银本位制的国家的汇率同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的汇率相比，呈现出贬值。在实行自由铸造的条件下，具有法定支付力量的银铸币，发生同未加铸造的金属程度完全相同的贬值。如果自由铸造[7]被停止，情况就不同了。在我们的例子中，如果投入流通的商品的价格总额现在从500万马克提高到600万马克，铸造了的因而适用于流通的银币价值按其金属价值例如只有550万马克，那么，每个银铸币现在在其流通内部的估价中将会提高，达到其总和等于600万马克。因此，它们作为铸币的估价超过它们的金属价值。一种像勒克西斯和洛茨这样重要的货币理论家都不能说明的现象，即荷兰和奥地利的银盾以及后来印度的卢比何以能提高估价，按照我们前面的叙述，便不再是一个谜了。[8] 纸币的价值是由处于流通中的商品总额的价值决定的。这里，价值的纯粹社会性质表现在：一种像纸这样本身没有多少价值的东西，由于执行一种纯粹的社会职能即流通，便获得了某种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由自己的转瞬即逝的微小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将自己的价值反映在纸片上的商品总额的价值决定的。本身早已冷却的月亮之所以能发光，仅仅因为它从火红的太阳那里得到了光。同样，纸币之所以有价值，仅仅因为劳动的社会性质赋予商品的价值。使纸成为货币的是被反映的劳动价值，正像让月亮发光的是被反映的阳光一样。纸的价值证券就是商品的价值证券，正如月亮的月光就是太阳光一样。 自1859年以来，奥地利发行了不兑换的纸币。银盾对纸币便获得了贴水。这正是因为纸币的发行超过流通所必要的数量。因此，便出现了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情况：一盾能买多少商品，不再取决于银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处于流通中的商品总量的价值，后者决定纸币总额的效用。如果整个流通的价值等于5亿盾，却印了6亿纸盾，那么，纸盾只能购买像以前5／6银盾所能购买的那样多的商品。这样一来，银盾本身便成了商品，因为人们只用纸盾支付，而把银盾出卖到外国。他们以此得到5／6纸盾，可以用来偿还自己以前的银盾债务。银从流通中消失。银盾和纸盾之间比例的变化，现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生。一是在银盾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商品销售由于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增加。如果不新发行纸币，那么，只要流通的商品总额为其销售需要6亿盾，纸币就可以重又达到它原有的效用。如果商品总额增加，纸盾也可以提高到超过它的出发点。如果商品总额要求7亿盾而只有6亿纸盾投入流通，那么，纸盾现在就值7／6银盾。倘若存在自由铸造银币的情况，那么，私人就会铸银，直到有足够的银盾进入流通，使纸盾和银盾一起满足7亿盾商品流通的需要。于是，纸盾和银盾等值。如若自由铸造继续存在，纸盾便不再由商品价值决定，而由银来决定，因此又成为银符号。 类似的过程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发生。首先，商品流通量保持不变，于是纸盾只值银盾的5／6。但是，现在银的价值出现下跌，降低1／6。这样，用银盾可以买到同用纸盾一样多的商品。银贴水消失了，银仍然停留在流通中。如果银的价值下跌更多，比如降低2／6，那么，购买银并将它在奥地利铸造，就成为有利可图的了。这种铸造将一直进行到纸盾和银盾的总额达到足够量，以致它们虽然按其购买力减少2／6，但却能满足流通的需要。我们曾经假定有5亿盾（原有的效用）的商品流通，可是却有了6亿盾纸币，因此，这些纸币只值原有盾的5／6。现在补充以只值4／6的银盾。为了使商品流通，我们现在需要6／4×5亿盾，或者说，7.5亿盾。这由6亿纸盾和1.5亿新铸造的银盾构成。但是，国家想阻止自己的货币贬值。为此，它只需要停止自由铸造银币就行了。这时，它的盾便保持与银价无关。它的效用仍然是原盾的5／6。银的价值的下降并没有在银币上表现出来。 这是与传统理论相矛盾的，按照传统理论，一银盾在一切情况下都只是1／45磅的一块银，因此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我们知道，在禁止自由铸造的条件下，货币的效用只是进入流通的商品总额的价值的反映，那么，这便容易解释了。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银的价值降低2／6，而奥地利盾只比考察的出发点低1／6，所以仍然处在流通中的奥地利银盾便比等量银的价格高1／6。因此，它增值了。实际上，这种现象1878年在奥地利出现过。其原因是：一方面，纸盾的价值由于流通的发展而必然提高，因为纸币总额没有按同样的比例增加；另一方面，银的价值下跌，表现为伦敦银价的跌落。 实际情况也完全与这种例解相符。在荷兰，1873年5月停止自由铸造银币。金属银同黄金相比出现贬值，而铸造的荷兰银币却大大增值。“截止到1875年初，伦敦银价下跌至约57.5便士，而荷兰货币的价值对英国货币的价值却提高到如此程度，以致1英镑不再像以前那样为12盾，而是只有11.6盾。这一事实表明，荷兰盾的价值已经提高到超过它的含银量大约10％”。这样，在1875年才实行了以10盾金币为法定支付手段。[9]“1879年，银盾的含银量已经只值96.85克里泽；后来继续跌落，1886年到91.95克里泽，1891年到84.69克里泽”。[10] 奥地利币制的发展简单叙述如下：“根据1857年9月19日和1858年4月27日的公告，自1858年11月1日起，帝国本位制在法律上以及首先在实践上，是以500克纯银为45盾法定含量的银本位制（以1000克纯银为90盾法定含量）。但是，银的现金支付（从发行银行方面）只存在很短一段时间（到1858年底）。此外，由于持续的政治和财政危机（这正是滥发银行券的结果——希法亭），到1878年，银对纸币便出现了贴水，遂把银币从交易中排挤出来。1871年，银贴水还超过20％；但是，在70年代期间，由于世界市场上银价猛跌，它逐渐降低了。自1875年起，银价已是如此之低，致使它不断接近它的铸币价格（以500克银为奥地利货币45盾），最后在1878年达到了这个水平。自于伦敦对维也纳交易所外汇汇率的发展，把银输送到维也纳和克莱姆尼茨的造币局铸成奥地利银币便成为有利可图了。事实上，1878年，奥匈关税区的银的输入也大为增长了。由于前面已经说明的理由，这一年和后一年，奥地利银币的铸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1]为了防止货币贬值，1879年初便停止自由铸银。停止铸银的结果是，“奥地利盾摆脱了银价的似乎是机械的影响，相反地却差不多完全独立于奥地利银盾含银量的价值而发展。100银盾所含纯银，以伦敦银价和伦敦外汇汇率为基础，在维也纳平均具有如下价值： 1883年97盾64克里泽 1887年91盾 1888年86盾8克里泽 1889年82盾12克里泽 1891年84盾70克里泽 在相同的前提下，奥地利货币100盾的价值折合金盾[12]为： 1883年82盾38克里泽 1887年72盾42克里泽 1888年69盾34克里泽 1889年69盾38克里泽 1891年73盾15克里泽 相反，奥地利货币100盾的实际流通价值，上述各年的平均值是：“84.08、79.85、81.39、84.33和86.33金盾”。[13]换句话说，奥地利银盾在上述年份增值了，即是说，它们的购买力高于其中所含银的购买力。在这些年份，对100银盾的差额是： 1883年1盾70克里泽（金盾） 1887年7盾43克里泽（金盾） 1888年12盾5克里泽（金盾） 1889年14盾95克里泽（金盾） 1891年13盾18克里泽（金盾） 由这张表可以看出，银盾的市价不只是像施皮茨米勒认为的那样，差不多独立于银价而运动，而是完全独立于银价而运动。 施皮茨米勒称这种本位制为“信用本位制”，但他不能说明它的市价是由什么决定的。他说： “因此，奥地利银盾或纸盾的购买力和交换力，在1879年到1891年期间，首先不是由货币金属的价值决定的。不仅如此，在这期间，正如卡尔·门格尔正确强调指出的（见1889年12月12日《新自由报》），奥地利盾表现为一种不能由任何现有实际铸币的内在价值所表示的交换价值。 “因此，奥地利的本位制实际上不是银本位制。它即使被称作跛行银本位制，也只是不确切的意义上的说法。毋宁说是一种信用本位制。它的估价，在国际交易中，首先是受奥匈关税区的国际收支差额制约的；在国内交易中，除此之外，还受其他影响关税区内价格形成（原文如此！）因素的制约”。 他的不确切之处可以从下面的引文中看出来： “如果认为被用于奥地利本位制上的‘信用’完全（！）不依赖于银市场上的价格形成，那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相反地，在对从1879年到1891年过渡时期我们的本位制进行估价时，下述情况无疑起着一定的（！）作用：停止为私人铸银只是基于一种随时可以撤销的行政命令；此外，为国家考虑的铸造还继续进行。因为上述因素使我们的本位制的未来呈现为一种不确定的东西。特别是，从1885年到1888年银价重新下跌与我们外汇汇率的急剧上涨相并发，的确不是偶然的”。（第311页） 如果指明关于本位制未来的完全不确定的意见如何能随时变成数学上一定的行情涨落，那倒是饶有趣味的。事实上，这种主观的影响根本不起作用，而是只有社会流通需要的客观状况才有意义。 黑尔费里希倒是更接近于正确的解释，他说： “铸币（即指在实行禁止自由铸造的本位制的条件下）的追加价值，是建立在如下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被铸造的金属才执行货币的职能，而不包括未被铸造的金属；国家拒绝应人要求把金属变成铸币。 “不可兑纸币的价值，也是仅仅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的：这种纸币由国家宣布为法定支付手段，可以被用于偿还现有债务以及享有国家赋予的执行经济上完全不可缺少的货币职能的特权。 “这两种货币的价值，既不是建立在它们材料本身价值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它们像可以兑换的银行券那样包含着提出某种要求的权利的基础上，而是仅仅建立在赋予它们的作为法定支付手段的性质上。”（《货币》，第81页） 正像黑尔费里希正确地强调指出的那样，在实行银本位制条件下停止自由铸造，是银币摆脱它的材料价值的条件和原因。但是，至于铸币现在所获得的价值量，他却并没有说出任何东西。而这一点恰恰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种量是由社会必要流通量决定的，而后者归根结底又是由商品总额的价值决定的。黑尔费里希的主观主义的价值理论妨碍他认识这一点。 黑尔费里希反对施皮茨米勒等人主张的信用假说，则是完全正确的： “在实行自由本位制的条件下，在一切种类的货币中，铸币的材料价值都低于它的货币价值。这里，把货币价值较高归结为信用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不足值货币可以与之兑换并通过信用途径从中推导出自己价值的足值货币。在1873年到1875年的荷兰币制中，1879年到1892年的奥地利币制中，以及1893年到1899年的印度币制中，都根本没有足值货币。荷兰和奥地利的银盾以及印度卢比的超过材料价值的货币价值，是一种完全独立的价值，而不是由任何其他价值物中推导出来的。它不是建立在足值货币的比率的基础上，更不是建立在要求足值货币的权利的基础上，而仅仅建立在赋予铸币作为法定支付手段的性质以及限制铸造的基础上。对1879年起的奥地利本位制，迄今还有一部分模糊不清。这种状况表明，到目前为止，理论是多么严重地囿于下述概念：不足值货币必定是信用货币，至少必须从一种足值货币推导出自己的价值。在停止自由铸银以后，已被铸造的奥地利银盾的价值提高到超过自己所含银的价值。这种现象使人目瞪口呆。其主要原因是，人们看不到银盾是从哪种具有较高材料价值的货币中，推导出超过自己含银价值的货币价值。因此，便陷入这种奇特的解释：只有通过银盾和纸盾的联系，银盾的价值才能保持在它的纸币价值以上。”（《货币》，第382页以下） 我们在印度也看到与奥地利货币制度中相类似的现象。1893年，过去一直通行的自由铸银被停止了。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卢比的市价提高到16便士。在实行自由铸造时，这一市价相当于大约43.05便士的银价。这就是说，在这一价格条件下，卢比中所含的银，如果将其熔化和出售，在伦敦（世界）市场上便得到16便士的价格。停止自由铸造的结果如下：卢比的市价提高到16便士，而以前是147∕8便士。相反地，在短短几天内，银价便从造币局关闭前的38便士下降到7月1日的30便士。从这时起，卢比市价又开始下跌，而银价则提高到343∕4便士。在1893年11月1日美国停止购银（每月4.5百万盎司）之前，银价则围绕这一价目波动。此后，银价又下跌，1897年8月26日跌至谷底233∕4便士。相反地，1897年9月初，印度货币的价值达到16便士的理想高度，而卢比中所含金属价值约为8.87便士。 “一开始就取得了成就：从印度造币局对私人铸造关闭时起，卢比的市价已经常保持在熔银价值以上，而且大大高于铸造费用。从1896年中起，银价和卢比市价之间的最后联系也消失了，它们的运动之间虽然后来大大削弱但还存在着的平行关系也最终被消灭了。”[14][15] 使货币理论家伤脑筋的问题是：在实行禁止自由铸造的本位制下，什么是价值尺度。[16]显然，不是银（在实行禁止自由铸造的金本位制的条件下，可以出现完全同样的现象）。[17]货币市价和金属价格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运动。自图克的证明以来，数量论理所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此外，根本不能使金属量和商品量双方联系起来。在x千克金、银或纸币同a百万双皮靴、b百万盒鞋油，c公担小麦以及d百升啤酒之间，究竟应该有什么关系？货币量和商品量双方的关系，已经是以一个共同的东西为前提，这正是应当加以说明的价值关系。 把国家政权请出来，也同样是不够的。首先，国家怎么能够赋予一张纸片或一克银对酒、皮靴、鞋油等等更大的（哪怕只大一赫勒的百分之一）购买力，仍然是完全神秘莫测的。再者，国家在做这种尝试时总是遭到失败。印度政府想赋予卢比以16便士市价的意愿，对印度政府毫无裨益。卢比对此毫不相干。国家的最新成就仅仅是，使卢比的市价首先成为完全不能加以计算的东西，因为它现在不再同银价相关。对奥地利国家来说，银盾的增值没有经过任何自觉的干预，而是好像不知不觉地一下子突然出现的。使理论家迷惑不解的[18]是这样一种情况：货币好像仍然保持着自己作为价值尺度的性质。当然，一切商品仍然通过货币来表现和“衡量”，货币仍然表现为价值尺度。但是，这种“价值尺度”的价值量，却不再由形成它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即不再由金、银或纸的价值来决定。实际上，这种“价值”毋宁说是由流通的商品总价值决定的（在流通速度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真正的价值尺度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市价”，即由我想称之为社会必要流通价值来决定的。如果我们还要考虑以前为了简化而忽略和以后将详加叙述的货币的支付职能，那么，社会必要流通价值便通过下述公式而得商品价值总额∕货币流通速度到：加到期的支付额，减互相抵消的支付，最后减同一货币交替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的流通次数。这是一个标准，它的量当然不可能事先计算出来。唯一能解这道算题的数学大师是社会。这一量是变动的，货币市价随它的变动而变动。1893年到1897年印度卢比的市价变动，以及奥地利币值的波动，都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只要一种足值的商品（金、银）作为货币重又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这种波动就会避免。我们已经看到，为做到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使纸币或不足值货币退出交易，只需要把它压缩到流通的最低限度。超出这一最低限度之外的波动，由足值货币的出现来消除。 禁止自由铸造的本位制或“镶金边的银本位制，金边制”（人们这样称呼印度和类似的本位制）的令人瞩目的历史，只有在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观点进行考察时，才失去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如若以“金属”论的观点进行考察，它仍然是混沌不清的。克纳普以极其敏锐的目光揭露了“金属”论的许多缺点（他没有顾及马克思的理论，明显地把它同“金属”论混为一谈了），但他本人并没有从经济上说明这一现象，只是建立一个货币分类的精巧的体系，而未深入探讨它们的产生或发展。这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说明，术语学占很大篇幅是其特点。货币价值和货币购买力的经济基本问题，被完全置于考察范围之外。克纳普好比货币理论上的林奈，而马克思这里也就是达尔文。但是，这个林奈却在达尔文之后很久才出现。 克纳普是下述理论的最彻底的门徒，这种理论因为不能说明纸币本位制的现象，便将在实行强制通用的纸币条件下纸币发行量的影响这一引人瞩目的现象，简单地转移到金属货币上，从而转移到一般通货（金属加包括国家纸币在内的银行券）上。这种理论只考察数量关系，却忽视了价值（包括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它的错误特别产生于英国自1797年停止现金支付以来的纸币经济的经验。“这次争论的历史背景是：18世纪的纸币的历史，罗氏银行的破产，18世纪初期至中期北美洲英国殖民地地方银行券随价值符号量的增加而造成的贬值；以及后来独立战争中美国中央政府用法律强制流通的纸币（Continentalbills），最后是规模更大的法国阿西涅币的试验。”[19] 李嘉图虽有敏锐的目光，但也没有避免这一错误结论。这是心理学上一个有趣的事例，说明感性印象对抽象思维具有强大影响。因为在所有其他地方，李嘉图恰恰是从影响价格的数量关系（从需求和供给作为价格决定的因素）追溯到形成数量关系的基础并支配数量关系的东西，即追溯到价值。只是在货币问题上，他却把已经发现的价值概念撇到一边。他说：“如果在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发现了一座金矿，那个国家的通货就会由于贵重金属流通数量的增加而减低其价值，因而不能再与其他国家的通货具有相同的价值。”[20]这里，仅仅数量就使金的价值降低，金被完全片面地仅仅理解为流通手段。于是，由此自然得出结论：一切金都立即全部地进入流通。既然仅仅数量是决定性的，因此金便可以直接了当地同银行券等同起来。虽然李嘉图字面上首先以银行券是可兑现的为前提，但银行券在他眼里却是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这也是与当时英国币制的情况相一致的。因此，他可以说：如果在任何一个国家，不是发现了一个矿藏而是设立了一个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有权发行纸币作为流通媒介；在……发行了大量纸币以后，通货的数额就大为增加，其影响将与发现金属矿的情况相同。[21]因此，在这里，英格兰银行的作用便同发现一个金矿的作用等同起来了，因为两者都增加了流通媒介。[22] 然而，这样等同起来，既不能正确认识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也不能正确认识银行券流通的规律。克纳普又完全被上述稳定的“纸币本位”以及银币同它的金属价值相脱离的新现象所左右。后面这种情况，是银币（从而金属货币）和纸币所共有的。但是，纸币的价值似乎是由发行它的国家决定的。因为在这一方面，银在禁止自由铸造条件下同纸币是相一致的，所以便产生一种幻觉：纸币（以及金属货币，从而货币一般）是由国家决定的。明显不是经济理论的国家货币论产生了。作为这种理论基础的幻觉，有必要进行如下的批判： “国家发行强制通用的纸币……这种干预，似乎废除了经济规律。过去国家规定造币局价格只是给金的一定重量起一个教名，而制造铸币只是把自己的印记加印在金上，现在国家似乎用自己的印记的魔术点纸成金。因为纸票有强制通用的效力，所以谁也不能阻止国家任意把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并在它们上面印上任意的铸币名称，如一镑、5镑、20镑。纸票一进入流通，就不可能再抛出来，因为不仅国境界碑阻止它们流出，而且它们在流通之外便失去一切价值，不论是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它们离开自己的职能存在，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可是，国家的这种权力纯粹是假象。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注意：克纳普的理论也正是在开始出现经济问题的时候而告终的。）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23] 因此，需加以说明的困难来自下述情况：不同的货币职能和不同的货币种类（国家纸币和信用货币——见下面的叙述）被混在一起。如果说数量论（李嘉图也没有避免这种错误）的错误，是把国家纸币的规律一般地同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特殊地同银行券（信用货币）流通的规律混为一谈，那么，现在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因为数量论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已被驳倒的理论，所以人们害怕，在数量的影响具有决定意义的场合，即在实行纸币本位制和“不足值”货币本位制的条件下，承认数量对货币市价的影响。人们抓住各种各样的解释，因为不了解社会的决定因素而求助于一些主观主义解释的尝试，试图把国家纸币的价值归结为某种信用估价。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在金属价值上必然执着于货币的自身价值，而又不想被迫像克纳普那样完全放弃对经济内容的解释，所以，货币增值问题仍然不能清楚地加以说明。在李嘉图那里，货币价值的每一种变化都是由数量的变化来解释的。因为按照他的理论，价值变动是一种很经常的现象，货币价值按照货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而降低或提高，因而在实行任何本位制的条件下都经常发生货币的增值和贬值，所以，对于他来说，货币增值便不再成为问题。他说： “它（指纸币——译者）虽然没有内在价值，但只要限制它的数量，它的交换价值就会等于面值相等的铸币或其内含生金的价值。根据同一原则，在限制数量之后，减色铸币也会像具有法定重量和成色一样按表面所标价值流通，而不按其实际含有的金属量的价值流通。因此，在英国铸币史中，我们看到通货贬值从不与其减色成同一比例，原因是通货数量的增加从不与其内在价值的减少成比例”。（《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02页）李嘉图的错误在于，他把适用于禁止自由铸造本位制的规律，也直截了当地转用于自由铸造的本位制上。大多数德国货币理论家也同样把两种本位制混为一谈，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罢了。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数量论感到有愧，在银行券流通问题上总是又退回到数量论的旧观点，而在禁止自由铸造本位制问题上则又厌恶数量的解释。 相反地，在富拉顿那里，提出禁止自由铸造本位制的一个有趣的和基本正确的问题。他假定一个没有贸易往来和没有经常重新铸币设施的民族，通过一种老的和不足值的（debased）金属通货进行它的内部流通。这种通货只有通过限制它的量。才能保持高的购买力。这个民族同时还耗费大量贵金属用于奢侈和修饰的目的，每年将50万工业产品输出到占有矿藏的国家，以满足自己每年贵金属的需要。现在，由于开采方法的完善或发现新的富矿，矿业国家金银生产的费用压缩到一半，接踵而来的是生产翻番，当地金属价格相应下跌。上属民族的商人便能够用同量的出口商品，进口价值100万的这种金属，而不再是50万。结果如何？这与某种其他同样耐用商品供给过剩的结果，肯定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由于该国以前每年用于奢侈目的的金银消费，通过进口价值50万这种金属而完全得到满足，所以，在价格降低创造出新的需求之前，购买者不会增多。因此，以贬值了的通货估价的新进口的金属储备的价格，便按照商人实现他们商品的快慢，或快或慢地下降了。但是，在整个这一段时间内（直到金属价格由于竞争而还原到它的生产费用为止），除了以该国当地的通货衡量的金银外，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将仍然保持不变。只要某些过剩的金属价值不能被用于同在不利条件下获取金银的第三国进行交换活动，进口国从这些周期性获得的金属财富中，除了金银用作家庭用具更其流行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于是，在这里，奥地利银盾增值的情况便从理论上构造出来了，只是富拉顿并没有揭示由社会流通最低限度作出的量的规定。 然后，富拉顿研究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自由铸造条件下的完全不同的关系。他探讨了同样情况在这样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影响：这个国家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它的货币制度处于良好状态，因而具有足值的金属货币流通、不受限制的金属贸易以及有义务铸造货币金属的造币局。于是，矿产供给加倍的结果便完全不同了。金属条块的市场价格可能不会提高，因为以同样金属的铸币衡量的金价不可能发生变化。它们可以一起降低或提高，但不可能出现相互背离。因此，由于进口增加，既不会出现市场上金块供给的急剧增加，也不会出现增加消费的吸引力，至少在初期是如此。所有金属条块都被送往造币局进行铸造，使进口者的财富大大增加。他们现在按照已经达到的资金规模，立即成为市场上各种生产设备和生活消费品的竞争者。但是，由于这些奢侈品的供给总是有限的，绝不会因进行流通的铸币的泛滥而增加，于是便出现下述不可避免的结果：首先是利息率下跌；其次，土地价格和所有生息的有价证券上涨；最后，所有商品价格持续地普遍提高，直到同铸币的降低了的生产费用的水平相适应为止。这时，它对利息率的影响便停止了，铸币的新储备被旧储备所吸收，突然到来的财富和繁荣的幻影消失了，除了在每一次买卖中必须支付的铸币的数量和重量更大以外，再也没留下其他痕迹。[24] 但是，还必须提一下一种有特点的货币增值情况。之所以说有特点，是因为这种货币增值未经任何国家的干预，是完全自动发生的。美国1907年秋发生最近一次信用危机时，突然产生对货币的贴水，不仅对金币，而且也对金银铸币、国家纸币（美钞）以及银行券等一切种类的法定支付手段。开初，贴水超过5％。1907年11月21日《法兰克福报》的纽约通讯报道了这一事实：“在大部分美国商业区，现金支付已经完全停止。那里支付的是私人货币证券。在其他地区，部分用这种私人证券，部分用现金。在许多地方，现金其实只是作为辅币流通。美国77个城市中已经发行了非常货币，即票据交换所的证券或特别为应急发行的银行券，但大部分是前者。危机之前大概只有12个美国城市有票据交换所，而现在却在上百个地方建立了这种机构。一旦纽约爆发危机，该地的金融机构便联合起来共同防御面临的危险。与只发行大面额交换所证券的纽约的做法不同，其他地方的交换所则创立了一种供一般交易用的非常货币，而且是适应小额交易需要的1、2、5和10美元面额的小票。这些货币证券在交换所所在地及附近地区畅通无阻地进行流通，工人接受它作为自己的工资，商人接受它让渡商品等等。它们不断转手，即使对现金蒙受贴水的损失，也大都是微不足道的。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即使在纽约，现金匮乏业已到了何种程度：甚至强大的美孚石油公司，也不得不用单独的证券向它的工人支付工资。只有在同政府机构的交易中，才不能使用非常货币。国库是建立在法定支付手段（LegalTender）基础上的，因此，必须取得现金。这是对现金贴水的最主要的原因。当最近几天美国糖业公司在这里不能筹措到足够的现金以便从海关取回所运的砂糖时，它不得不使几个商店歇业一两天。” 这种现象的特点在于，对于交易的需要来说，现有流通量是太小了。信用危机唤起对现金支付的强烈需要，因为信用货币（票据、背书转让等等）对支付的抵消受到阻碍，于是产生了对现金的渴求。流通要求更多的现金，而现金却从流通中退出，被作为准备金而贮藏起来。[25]人们试图创造新货币代替消失了的货币。这种新货币就是交换所的证券，即实际上在进行票据交换的一些银行的共同保证下发行的钞票。人们反对或至少不顾法律，将钞票发行的法律限制直接了当地摧垮了，正像英国在同样情况下停止皮尔法令一样。这种信用货币不具有法定支付力，而现金又不够。于是货币增值，持续地增值（这造成“贴水”），直到欧洲黄金的输入、正常信用关系的恢复以及危机之后立即出现的流通大紧缩，消除了“货币饥渴”并把它变成为货币湧流为止。贴水的额度是变化的，由社会流通价值决定。它的特点是：贴水对纸币和金属货币是完全一样的。这是它同黄金价值的某种提高毫不相干的最好证明。 大家都知道，对于国家来说，发行强制通用的纸币常常成为国家通常所缺少的支付手段。纸币首先把足值的金属货币从流通中驱逐出去，使之流往外国，用以支付军费开支等。[26]在继续发行纸币的情况下，便发生纸币贬值。因此，数量论适用于禁止自由铸造的本位制。这一理论也是通过对18世纪转变期美、法、英各国货币混乱的经验总结而表述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可以谈通货膨胀，通货充斥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缺少流通手段。相反地，在自由铸造的条件下，即使以强制通行的纸币填满流通的最低限度，通货膨胀也不可能发生。信用货币出现过剩时，便立即退回到发行所；金币也是一样，被送到银行地下室作为黄金财宝贮藏起来。同时，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是普遍适用的和始终被人们所追求的价值和财富积累的形式。贮藏强制通用的纸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只是在国内流通中才表明为价值。黄金是世界货币，形成一切发行的准备金，因此，黄金的积累总是表现为合理的。黄金即使在流通之外也是独立的价值承担者，而纸币只有在流通内部才获得某种“市价”。 纸币过量发行，仅仅表现在纸币对它所代表的金属发生贬值。但是，在某一定时刻内，与流通所必要的数量相比，纸币不多也不少。假定流通需要100万盾，而国家却通过它的支付把200万盾塞入流通。现在价格名义上提高到二倍，需要200万盾纸币。这些纸币贬值了，因为它们发行过量。但是，既然它们已经发行了，所以它们现在也要求流通。因此，它们不能自动地退出流通。在商品总额保持不变的条件下，纸币总额只有通过国家对它们部分地加以废除才能变小。因此，剩下来的货币总额的市价便相应提高。对于国家来说，这当然意味着，所遭到的损失与它当时通过发行这部分纸币所获得的利益相等。这里重要的是：在实行禁止自由铸造以及在无值或不足值的支付手段的条件下，整个数额的货币必然停留在流通之中，不能从流通中脱离出来。因为不管发行的规模如何，它们的市价都是从处于流通中的商品那里得到的。在实行自由铸造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这里，黄金按照当时的需要进入或退出流通，而多余的部分则作为价值的承担者贮藏于银行之中。因此，在这里，数量论的那种价值的变化来自处于流通中的货币（足值的金属货币）太多或太少的看法，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 因此，在实行纯纸币本位制的条件下，若流通时间保持不变，由纸币所代表的价格总额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发行的纸币单位量成反比。在实行禁止自由铸造的条件下，当不足值金属进行流通时，这一规律也是适用的。只是在这里，世界市场上的金属价格决定贬值的下限。即使在增加发行的情况下，铸币也不可能降到这一价值之下。此外，即使在实行金本位制的条件下，如果自由铸造即私人享有随时铸造他们拥有的金的权利被取消，那么，这里也可以出现铸币对未加铸造的金属的估价的提高。[27]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流通手段都不是货币符号即金符号，而是价值符号。但是，流通手段的这种价值并不是通过某单个商品的价值获得的，例如像在实行混合本位制条件下仅仅作为黄金代表的纸币从黄金那里获得这种价值一样，而是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时，纸币总量具有与处于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同样的价值。因此，纸币总量的价值只不过是社会总流通过程的反映。在这种流通中，所有在一定时刻进行交换的商品，都是作为一个价值额，即纸币量由于社会交换过程而作为同样的单位与之对立的单位，而发生作用的。 但是，由上面的叙述中也已经看出，这样一种纯粹的纸币本位制不能长久地适合流通手段的需要。因为纸币的价值是由当时流通的商品价值总额决定的，而后者又经常波动，所以货币的价值也是经常波动的。货币不再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而是相反，货币价值由当时的流通需要来衡量，从而，在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由商品价值来衡量。因此，纯纸币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这样会使流通经常发生波动。 抽象来看，纯纸币本位制的情况可以作如下设想。假定有一个封闭的商业国，它按照能满足平均流通需要的量发行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总额是不能增加的。除了通过这种纸币外，还通过银行券等来满足流通的需要，正如在实行金属本位制条件下的情况一样。仿效现在大多数发行银行的立法，纸币充当一般按银行方式加以担保的银行券的准备金。纸币不增加，便保证纸币不受贬值。于是，像现在的黄金一样，纸币也按照流通状况，在流通规模减小时流入银行或为私人所贮藏，在流通规模扩大时又流回流通之中。流通中总是保留有当时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流通手段，而流通的波动则有银行券的增减加以平息。因此，这样一种国家纸币便具有价值的稳定性。只是当信用崩溃、货币危机爆发的时候，现有纸币量可能也许不够用了，纸币就会获得贴水，正像美国最近的货币危机时黄金和美钞的情形一样。但是，实际上，这样一种纸币本位制是不可能的。首先，这种纸币只是在一国内部才适用。为使国际收支差额平衡，需要的是金属即带有自己价值的货币。一旦情况如此，为了避免对贸易往来的干扰，国内流通的货币价值也必须与国际支付手段保持在同一水平上。例如，奥地利货币的制度和政策满足了这一要求，金属不必同时进入国内流通。马克思好像已经预见到货币制度领域内的这种最新的经验，他说：“全部现代产业史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国内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已由所谓国家银行停止用现金支付的办法所证明。而且每当遇到紧急情况，这个办法总是被作为唯一的救急手段来使用。”[28] 其次，这种纯纸币本位制由于下述情况而实际遭到失败：任何许诺不再增发这种国家纸币的保证，都是靠不住的。带有自己价值的货币即黄金，作为财富的始终有效的形式上的贮藏手段，总是必要的。[29] 因此，货币以及像黄金这样具有自身价值的货币材料，要想不受阻碍地进行流通，在流通中就绝不能完全被单纯符号所代替。实际上，在纯粹的纸币本位制中，也总是有足值的货币在流通，例如用于对外支付。始终仅仅是流通按经验不能下降到其下的最低限度，才能为纸币所代替。但是，这同时也证明，货币正如商品一样，不具有任何想象的价值，而价值必定是一个客观的量。绝对纸币本位制的不可能性，对于客观的价值学说，对于只有在这种价值学说基础上才能说明纯粹的纸币本位制和一般的禁止自由铸造的本位制所呈现的独特现象，是一个严格的验证。 相反地，在流通最低限度的范围内，具有十足价值的货币即黄金为相对无价值的符号所代替是合理的。因为在W—G—W的过程中，对于其内容，对于社会的物质变换，货币是多余的，只形成可以加以节约的无谓费用。[30]只有在这一范围内，处在流通之中，纸币才不是商品价值的代表，而是黄金的代表；不是商品符号，而是黄金符号。在这一限界内，马克思的论述也是适用的：“在W—G—W过程中，只要这个过程表现为只是两个形态变化的过程中的统一或直接的相互转化，——这个过程在价值符号发生作用的流通领域内就是这样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价格上得到的只是观念的存在，在货币上得到的只是代表性的、象征性的存在。这样，交换价值只是表现为想象的或用物代表的东西，它除了在商品本身中物化着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以外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因此，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但是，这个表面现象是错误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金不是像彼得·施莱米尔那样出卖自己的影子，而是用自己的影子购买。因此，价值符号起的作用，只是在过程内部对另一个商品代表一个商品的价格，或对每个商品所有者代表金。某种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一块皮、一片纸等等，最初按照习惯变成货币材料的符号，可是，只有在它作为象征的存在得到商品所有者公认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在它取得法定存在而具有强制通用的效力的时候，它才肯定为货币材料的符号。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是价值符号的完成形式，是直接从金属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纸币的唯一形式。”[31] 因此，我们关于没有黄金作补充的纯粹纸币的假定，只不过重新表明，商品彼此直接充当它们自身交换价值的表现是不可能的。相反地，这里也显示出发展为一般等价物的必然性，这种等价物本身必然仅仅是商品，从而是价值。 很明显，在实行铸币时，为保证它的正当性，已经需要生产者的共同行动了，在实行纸币时就更为如此。为此而建立的自然机关是国家，即资本主义社会所熟悉而同时具有强制力量的唯一自觉的组织。这里，黄金的社会性质直接表现为国家进行社会调节的性质。因此，铸币和纸币的流通能力便同时限定在国界以内了。金银按其重量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 [1]《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8页。 [2]同上，第142—143页。 [3]威尔逊认为，闲置货币对社会是一种损失，这只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作出的判断。相反地，整个流通机制，就其耗费价值来说，形成非生产费用（fauxfrais）；甚至从发达的资产阶级观点来看，黄金就其是流通手段的限度内，表现为非生产（即不带来利润的）支出，因此是应该加以避免的。对重商主义来说，这种思想是可怕的东西（见詹姆斯·威尔逊：《资本、通货和银行业》，1847年伦敦版，第10页）。 [4]《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1页。 [5]这一规律是适用的：“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7页） [6]克纳普先是陷入货币“最初”不过是一定金属重量的幻想，后来便对货币能够被一种仅仅是社会通用的符号所代替而感到吃惊了。如果他认识到货币仅仅是社会关系的物的表现（缺少这种认识至今还阻碍经济学家们作出详尽的货币理论），那他对下述情况就不会感到费解了：在一定范围内，这种物的关系通过社会有效的、自觉加以调节的协议表现出来，而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就是这种协议的表现。正确的是：这里包含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这种国家的从而自觉的社会调节的限界问题。但是，克纳普恰恰把这个经济学问题从他的考察中排除出去了。 [7]众所周知，所谓自由铸造，是指将任一货币材料量在国家造币局按确定的铸造标准改铸为国家铸币的私人权利。当国家拒绝这种改铸时，铸造便被禁止了。 [8]实际上，对在英国银行限制法的印象下进行写作的著作家来说，提高估价的可能性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们十分天真地把纸币的规律用于金属货币上。试比较一下下述引文：”很明显，正像滥发纸币使商品的名义价格提高一样，由于同样的原因，向流通需要的自然限度以下的缩减，也以同样的程度使名义价格降低。……条块形式的黄金在市场上常常比铸币形式的黄金价值小，商人们为了从黄金由条块向铸币的转变中获利而把黄金送往造币局。”（威廉·布莱克：《关于调节交换市价的原理和目前通货价值下跌的状况》，1810年伦敦版，第40页。） [9]见黑尔费里希：《货币》第77页。 [10]同上书，第80页。 [11]施皮茨米勒：《奥地利—匈牙利的货币改革》，载《国民经济、社会政策和管理杂志》，1902年，第Ⅺ卷第339页。 [12]金盾是八盾币的八分之一。这八盾币是作为贸易货币铸造的，因此不用于国内流通，按含金量来看等于20法郎。 [13]同注B20，第311页。 [14]安东·阿诺尔德博士：《印度的货币制度。特别考虑它自1893年以来的改革》，第227页。 [15]一位从印度旅行归来的朋友曾对我讲过如下的情况：他看到几个欧洲人在一个印度的市场上购买银饰品。印度商人给他们拿货的时候把首饰称了一下，以消除他们害怕上当的疑虑。据说，买价是同样重量的银卢比。这些欧洲人对此十分满意并达成交易。他们洋洋自得，因为补偿给商人的仅仅是金属价值，而加工的费用却无偿地得到了。然而，由于货币立法，这个商人却同时获得差不多超过金属价值100％的价格，这自然是他们所不知道的。认为这是对经济学无知的罚金，肯定是完全合适的。只是可惜，它还不能一般化。 [16]“实际上，值得怀疑的是：自实行新的银行制度（指1797年停止现金支付和赋予英格兰银行券强制通用的能力）以来，黄金是否仍然实际上是我们的价值尺度（measureofprices）；我们是否具有与英格兰银行和地方银行的流通手段（circulafionmedium，它的相对价值变动与这种‘流通手段’的可能的过剩一样是不能确定的）不同的价格标准（standardlofprices）”。（《特别调查委员会关于黄金条块价格昂贵原因的报告》，1810年伦敦版，第16页。这个报告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没有作出决断。） [17]林赛在1898年由托夫勒勋爵主持召开的货币委员会上正确地宣称：“在现行货币制度下，卢比不过是一种不可兑的、强制通用的金属证券。因此，适用于不可兑的纸币的所有规律，对它都是适合的”。按林赛的看法，这些规律是由李嘉图制定的。（引自博特：《印度的货币改革》。） [18]博特（《1893年以来的印度货币改革》，1904年科塔出版社版，第48页以下）的下述问答游戏是颇有特色的：“1893年6月26日以后，印度的价值尺度是什么？”一旦卢比的黄金价值提高到超过其中所含有的纯银量的黄金价值，银便不再是价值尺度……是很明显的。那么，像勒克西斯教授在他的《纸币》词条（《社会科学词典》）中所阐明的那种意义上，“卢比”是否就成为印度的价值尺度了呢？勒克西斯指出：不兑换的、强制通用的证券可以成为独立的货币，即成为价值尺度，因为它们的法定支付力量使它们具有“支付信用的最明显的痕迹”，使它们对商品保持自己的价值。在造币局关闭之后，黄金在印度是价值尺度吗？如果把价值尺度的属性赋予卢比，那就等于说，抽象的价值尺度是可能的，因为1893年6月26日以后，卢比的价值不再由它用以铸造的材料的使用价值（！）来决定（这使用价值只是不断变动的下限），而是由卢比的并非从其材料中导出的属性和有用性的判断来决定。约翰·卢博克的意见也完全一样：“说‘交换’（exchange）自造币局关闭以来成为价值尺度，这只不过是抽象的价值尺度是可能的这一并非不可怀疑的（！）说法的另一种形式。“如此而已（voilatout）。我们看到，对勒克西斯教授的权威的十分具体的尊重，妨碍了作者对使勒克西斯达到著名的抽象物的理论“抽象”的缺点作任何批判。但是，在缺少价值概念的地方，却及时出现了“信任”的词句。此外，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照阿诺尔德前面所引的著作《印度的货币制度》第241页以下对勒克西斯的反驳。 [1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8页。 [20]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引自《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7页。 [21]同上书，第58页。 [22]同上书。 [2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0—101页。 [24]约翰·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第2版，第59页以下。 [25]在1908年1月中旬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美国财政部秘书科特庸估计，自尼克博克信托公司停止支付到信任恢复为止，公众抽回的现金总额约2.96亿美元。这一数额基本上是美国整个处于流通中的货币的十分之一。 [26]按照古老的法则，劣币在流通中驱逐良币。我们在马考雷那里读道：“第一个注意到良币和劣币一起流通时劣币驱逐良币这一事实的著作家，是阿里斯托芬。他似乎相信，他的同胞们宁肯选择轻币，是与诱使他们把管理大事的权力委托给像克里昂和胡佩博卢斯这样的人的同样的恶趣味所致。尽管他的国民经济学不及格，但他的诗却是很出色的： 我常常思忖：我们的城邦 对待自己纯真而高贵的市民， 就像对待我们的和新金货并行的旧铸币一样。 这种铸币经过验定，没有丝毫掺假， 而且我认为是所有铸币中成色最好的， 道地的印纹可鉴，清脆的音响足证， 在海拉斯（希腊）后裔中间和外国到处通用； 可你们却不使用它，不，你们宁可使用 新近铸造的拙劣得要命的铜币。 同样，我们熟悉的市民生性高贵， 是些纯真、亲切、正直和善良的人们， 擅长格斗、合唱和诗歌艺术； 可你们却把他们驱逐出去， 胆大妄为地使用饰金者、比尔利克的舞蹈演员、 外路人、流氓和流氓子弟去做一切。” （阿里斯托芬：《蛙》。J.多纳译，1861年莱比锡和海德尔堡版，第744页以下）。 [27]人们一直急切地期待着现代经济学家们进行说明的尝试。90年代中期，当黄金的生产急剧增长、同时货币的流动性加强以及利息率下降（伦敦市场的贴现率在1％以下）时，停止黄金的自由铸造的设想在伦敦展开了讨论。此外，这个问题图克也曾发表议论。起因是关于实行造币手续费（Seignorage，李嘉图甚至提倡5％的造币手续费）的好处和影响的争论。“不足值的铸币（dedasedcoinage）或征收造币手续费的铸币，如若对全部处于流通中的货币量不同时加以限定，那么，与铸币是足值的或严格实行限制原则时相比，当然不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notbeofthesamevalueinexchange）。”然后，图克以下述情况作为例证：“假定一国的通货仅仅由黄金构成，数额为现行重量和成色的2000万索维林，如果每块金币突然缩减二十分之一或5％，但块数仍然准确地限制在同样2千万的数额，在其他情况相同和商品等等同铸币数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价格自然是不发生变化的。如果块金以前在市场上是每盎司值3英镑17先令101∕2便士，那么，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价格也仍然一样。或者，换句话说，重二十分之十九磅的铸造了的黄金为46英镑14先令6便士，在市场上将与同样成色的一整磅未铸造的黄金相交换。但是，如果这样从每个铸币中抽去的黄金量现在以金币的追加量铸造出来并投入流通，那么，现在的2100万并不具有比以前的2千万更大的交换力量（Thetwentyonemillionswouldthenexchangefornomorethanformertwentymillions）。一切商品价格都将提高5％，其中也包括块金，它这时值4英镑1先令91∕4便士。或者，换句话说，铸币46英镑14先令6便士，将仅仅与一磅未铸造的黄金的二十分之十九相交换。这是关于流通手段（currency）的全部议论的中心点。把它运用到在实行完全的金属本位制的条件下通过自己的发行垄断把铸币的名义价值提高到它们的内在价值（intrinsicvalue）以上的国家权力，是十分明显的。”（见《价格的历史》第1卷第120页以下） [28]《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85—586页。此外，马克思关于货币问题的一些阐述，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在他的意识中，由他的货币理论中产生的某些结论，在同由当时的经验材料中得出的以及不能通过单纯的逻辑途径完全加以克服的观点进行斗争。最近的经验也恰恰证明了由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中能够得出的最后结论。当马克思强调流通中只能有与流通所必要的黄金相同数量的纸币存在的时候，回想一下这些黄金量本身由于自己的价值是既定的而在当时为社会流通价值所决定，对理解现代的货币现象是重要的。如果社会流通价值降低，黄金便由流通中流出；如果社会流通价值提高，黄金便流入流通之中。但是，在实行纸币本位制和禁止自由铸造本位制时，便不会发生流出和流入流通的情况，因为不流通的纸符号是价值很小的东西。因此，这里必然归结到作为决定性因素的流通价值。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作的那样，把货币符号看作是单纯的黄金符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认为，马克思对纸币的（或禁止自由铸造的）本位制的规律作了最正确的表述，他说：“没有价值的记号，只有在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代表金的限度内，才成为价值符号，它们又只有在金本身原来就会作为铸币进入流通过程的限度内，才代表金，这个量，在商品交换价值和商品形态变化速度既定的时候，是由金本身的价值决定的”。（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9—100页）只是马克思所走的这样的迂回道路，似乎是多余的：他先确定铸币量的价值，然后通过铸币量的价值才确定纸币的价值。如果直接由社会流通价值推导出纸币的价值，那么，这种确定的纯粹社会性质就更明确地表现出来。纸币本位制在历史上是由金属本位制产生的，并不是从理论上也这样看待它的根据，不诉诸金属货币，纸币的价值也必定能够推导出来。 [29]因此，黑尔费里希下面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从理论上来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纯粹的纸币适合于国民经济对货币需要的波动，从而避免了在实行金属本位制条件下由货币供求均衡的变化可能产生的许多干扰。”（《货币》第470页） [30]因此，纸币并不是“有缺点的”或“坏的、拙劣的”货币。它按正确的比例处于流通之中，与经济规律完全不矛盾。只是对这些规律漆黑一团，才使大多数“金属主义者”把故意的或出于理论的无知而产生的滥用看作是属于一切纸币本位制的本质的东西，使他们陷入完全迷信的恐惧之中，不仅是对一切不可兑的国家纸币，而且也对根本无害的小额兑换银行券。他们是巨人哥里亚（但不是理论上的），却害怕大卫（据圣经上的传说，哥里亚是非利士族的巨人。他在与青年大卫决斗时，被投石器杀死——译者）；银行券越小，恐惧也就越大。 [3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7页。
第一章货币的必然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一篇货币和信用 第一章货币的必然性 人的生产共同体原则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构成。第一，它可以自觉地加以调节。社会（它的范围包括自给自足的家长制家庭，共产主义部落，社会主义社会）为自己创立一些机构，这些机构作为社会意识的代表规定生产的规模和方式，把所获得的社会产品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依据现有的自然和人工的生产条件决定制造新产品的方式、地点、数量和手段的，是家长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的和全国的委员会。他们或者由现身经验而熟知家庭的需要和资源，或者借助有组织的生产统计和消费统计的一切手段，把握社会的需要，从而以自觉的预见、按照他们自觉地代表和领导的共同体的需要，组织整个经济生活。这样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的成员，在生产中自觉地作为一个生产共同体的部分彼此发生关系。他们的劳动安排和产品分配，服从于中央的监督。生产关系表现为直接的社会关系。就其涉及经济生活而言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脱离开个人意志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本身直接被理解为由全体自觉地确定的和所意欲的。 缺乏这种自觉组织的社会，情况就不同了。它被分解为彼此独立的个人，他们的生产不再表现为社会的事情，而是表现为他们的私事。于是，他们成为被分工的发展强制发生相互关系的私人所有者；使他们发生这种关系的活动，是他们的产品的交换。这里，只有通过这种活动，才能在被私有制和分工分为各个原子的社会中产生联系。但是，交换只是作为社会联系的中介，才形成理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因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可以发生交换。但是，这是社会以某种方式有意识地统一了分配标准之后的交换。因此，这种交换似乎是对社会分配的私人校正，是服从于主观情绪和考虑的私人活动，而不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它对理论经济学所起的作用，同儿童活动室中洛特和弗里茨两个孩子之间的玩具交换一样，这种交换与他们的父亲在玩具商店里购买是根本不同的。因为这后一种交换只是一切交换活动总和中的一个元素，只有通过这种总和，社会才能实现像它现在这样的生产共同体。因此，在每一个这样的交换活动中，生产共同体必然被表现出来。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换活动，被分工和私有制分解了的社会才联结为一个整体。 因此，如果马克思在一个地方说，上衣在交换关系内部比其外部有更多的意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交换关系在一个一定的社会联系内部比在另一个社会联系内部有更多的意义[1]。只有在交换才产生社会联系的地方，即在私有制和分工使个人一方面相互分离和另方面彼此制约的社会里，交换才获得社会的规定性，才必须执行使社会生活过程成为可能的职能。在自觉进行调节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的中央机关自觉地决定生产的对象、数量、地点和人员，这在这个社会的所可能有的交换活动的过程中，都必须加以贯彻。总之，通过交换告诉商品生产者的东西，同自觉地调节生产、决定劳动秩序等等的当局必须告诉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东西，是一样的。理论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发现这样决定了的交换的规律。由这种规律所必然产生的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中的生产调节，正像由社会主义当局的法律、命令和规定中必然产生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受干扰的运行过程一样，只是这种规律不是直接自觉地规定人们在生产中的行动，而是按自然规律的方式通过“社会的自然必然性”[2]发挥作用的。 但是，即使是应该由独立的手工业者或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来生产的问题，也必须通过交换来回答。这就是回答商品生产内部由于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进步而必然发生的交换关系的变化问题。但是，交换只有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才有质的区别。例如，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在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就根本不同。但是，在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本身的内部，在质上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进行交换的商品的量的关系。在商品生产内部，交换的基础是支配交换比例的一个客观的社会因素，即体现于交换物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交换的基础仅仅是主观的等同、方向相同的意志。这里，交换是偶然的，不能成为理论经济学的考察对象。它不能进行理论的分析，而只能从心理上来理解。但是，因为交换总是表现为两物之间的量的关系，所以人们从未注意到这种区别。[3] 使交换活动成为社会物质变换中介的，正是社会物质变换的必然性。因此，虽然个别的或分散的交换活动可能表现为偶然的，但是只要它使社会的物质变换成为可能，只要它保证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就能长期地和大量地进行。因此，社会生产是个人交换活动的条件，个人只有通过交换活动才能同社会联系起来，并从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的整个社会生产的结果中取得一个份额。这种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关系，使个别交换超脱于偶然的、任意的和主观的范围，把它变成为某种合乎规律的、必然的和客观的东西，变成为社会物质变换的条件，从而变成为个人的生活必然性。因为建立在私有制和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只有通过彼此进行交换的个人的关系才可能存在，只有通过它在经济上所知道的唯一社会过程的交换过程，才能成为其社会。只有在这种社会内部，交换活动才成为一种特殊的分析的对象，这种分析所探讨的问题是，中介社会物质变换的交换过程具有怎样的性质。 在这样的交换活动的内部，货物成为商品，即成为这样一种东西：它不再用于个人需要，它的兴衰也不再是个人需要造成的；而是用于社会，其全部可能是比奥德赛的命运更变化多端的命运（同纽波特的长着如同百眼怪物阿尔戈斯〔译者注：希腊神话人物〕般眼睛的税吏相比，圆眼巨人波吕斐摩斯〔译者注：希腊神话人物〕现在算得了什么呢？或者同德国的肉畜监察员相比，美丽的基尔克〔译者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把人变为兽的妖女。〕得了什么呢？），这取决于社会物质变换的必然性。货物之所以成为商品，是因为这种货物的生产者处于他们必须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彼此对立的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只有在这种形式中，货物这种一般自然的和完全不成问题的东西，才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从而赢得社会性质。它作为劳动产品，现在不仅仅具有自己的自然属性，而且同时也成为社会的事实。现在重要的是寻求这个作为生产共同体即劳动共同体的社会的规律。因此，从新的观点来看，个别劳动表现为这个生产共同体所支配的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有从这种观点来看，劳动才表现为形成价值的劳动。 交换活动是可以进行分析的，因为它不仅是个人的需要，而且也是使个人需要仅仅成为自己的工具并同时限制个人需要的社会必然性。只是在社会必然性所许可的限度内，个人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个人需要是前提条件，因为如果没有个人需要的满足，人类社会便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但是，交换不再像集体主义社会中那样执行满足个人需要的职能，而是在通过交换将个人限定在社会生产的限度内，个人需要才得以满足，即参与决定交换。交换仅仅表现为两物之间的量[4]的关系。如果这种量是一定的，交换也就是一定的。而一般在交换中所置换的量，仅仅被看作社会生产量的一部分。社会生产量在量上又是由社会为制造总产品所必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里，社会被理解为用自己的全部劳动力来制造产品的统一体，进行自己劳动的个人仅仅被看作是社会的器官。个人作为这样的器官，仅仅按照自己的劳动力符合社会平均劳动力（假定它的强度和生产率是既定的）的程度，参与产品的分配。如果个人劳动过于缓慢，或者他制造了无用的东西（即使是一般有用的东西，但它在社会的物质变换中又太多），那么，这种劳动便缩减为平均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如果总产品的劳动时间总额是既定的，那么，交换必须反映这个事实。如果在交换中，商品的量的关系同制造这些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的关系相等，这一事实便以最简单的方式表现出来。于是，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彼此交换。 如果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相等的，如果他们全都是自己生产资料的独立的占有者，用这些生产资料制造产品并在市场上进行交换，那么，这种关系便实现了。这种关系是最简单的关系，是理论考察的出发点。只有从这种关系出发，一些形态变化才能被理解。但是，这些形态变化总是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不管个别交换怎样形成，交换活动总额必须实现总产品的交换。形态变化只有通过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地位变化才能发生。形态变化必然由此而发生，因为只有在交换活动中，不仅生产的社会联系得以实现，而且生产者的社会联系也才得以实现。社会的一部分人的财产被剥夺，另一部分人垄断占有生产资料，当然使交换发生形态变化，因为社会成员的这种不平等只能在交换中表现出来。但是，因为交换活动是一种平等关系，所以不平等在这里表现为平等，但不是价值的平等，而是生产价格的平等；从而劳动耗费（同时，资本家对作为他人劳动耗费的劳动耗费是漠不关心的）的不平等表现为利润率平等。这种平等只不过表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决定性因素是资本；因此，个别交换活动不再服从于等量劳动对等量劳动的条件，而是服从于等量资本产生等量利润的条件。劳动等式被利润等式所代替，产品不是按它们的价值出卖，而是按生产价格出卖。 因此，如果交换是由社会决定的，那么，另一方面，社会和个人只是从已经完成的交换中才知道社会的规律。因为个人劳动首先仅仅是由个人意愿产生的他个人的劳作，即私人劳动，而不是社会劳动。个人劳动是否同社会的物质变换的条件（他的劳动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条件）相一致，只有在将所有这些部分条件相互比较，它们的总和满足了社会的物质变换的总条件时，才能得到证明。 商品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但是，这种劳动时间本身，并不像在洛贝尔图斯的社会中那样直接表现出来。在那里，中央当局对每一个产品直接规定社会通用的劳动时间。它仅仅表现为一物同另一物在交换中相等。因此，在这种交换中，一物的价值，它的社会生产时间，并不作为本身表现出来，即不表现为8小时、10小时或12小时的劳动，而是表现为另一物的一定量。因此，后者作为像它的直接存在的具有它的一切自然属性的物，充作另一物的价值表现，即充作另一物的等价物。例如，在一件上衣=20米麻布的等式中，这20米麻布是一件上衣的等价物。这些麻布与这件上衣相等，因为它们也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作为这样的东西，一切商品都可彼此作为等价物。 因此，价值这种社会关系在另一物（它的使用价值与应表现其价值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中的表现，是直接由商品生产的性质产生的，是与后者分不开的。因为只是由于一个人的货物成为商品，并因此而成为另一个人的货物，商品生产所固有的其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他们作为他们物的交换者的相互关系，才产生出来。只是在交换完成之后，生产者才知道他的商品是否真正满足了社会需要，他是否正确地花费了劳动时间。他不能通过一个以社会名义对他的工作进行评论（像中间商对他的织工的劳动进行评论那样）的人的认可或否决，证实自己是否是商品生产社会的完全合格的成员，而只有通过他在为之而进行的交换中所获得的物，向他证实他的社会能力。因为社会把自己的事情建立在物的基础上（尽管施蒂纳正是把他的无政府主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及其集体意识的基础上。因此，能向生产者提供这种证实的物，必须有能以社会名义讲话的必要的资格证明。获得这种资格证明，正像其他机关获得自己的资格证明一样，是给予这种资格证明的人以共同的活动。人们互相联合并授权他们中间的某个人，使他以他们的名义从事一定的活动。同样，商品也必须联合起来，以便从自己方面授权给某商品，使它以它们的名义在这个商品界中授予市民权（完全的市民权和不完全的市民权）。能够使商品互相联合的唯一形式，就是商品交换。因为相当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意识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上商品的社会活动。市民世界的意识归结为市场报告。只是由于交换的完成，个人才知道整体的规律。只有在个人成功地进行了交换时，他才证明他生产了社会必要的东西，然后他才能重新开始生产。商品的共同行动授权以表现所有其他商品价值的物，就是货币。随着商品交换本身的发展，这种特殊商品的合法身份也同时发展起来了。 A和B只有通过他们产品的互相交换，才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社会关系。当上衣同20米麻布相交换的时候，这种关系便成立了。如果商品生产一般化了，那么，裁缝就必须通过交换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他不只是发生同麻纺织者的一种关系，现在还发生了大量其他关系。一件上衣=20米麻布，但也等于5磅糖、10磅面包等等。但是，因为所有的商品生产者都发生了这样大量的关系，所以我们最后便得到无数的交换等式，在这些等式中，商品彼此相等互相衡量它们的价值。但是，由于它们互相衡量，它们同时也就越来越频繁地以一种商品来衡量它们的价值。于是，这种商品便成为所有商品的一般价值尺度。 简单的价值表现，例如1件上衣=20米麻布已经表现了一种社会关系。但这只能是偶然的和个别的。为了成为真正的表现，价值等式不应是个别的；只要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一般形式，在无数的交换即无数的价值等式中，便实现了社会的物质变换，从而实现了劳动者的社会联系。交换中商品的共同活动，使个别人的私人的、个别的和具体的劳动时间转化成为表现价值的一般的、社会必要的和抽象的劳动时间。由于商品在交换中全面地互相衡量，它们同时也就越来越频繁地趋向以一种商品来衡量。这种商品为了成为货币，只需按照习惯被固定为价值尺度。 因此，为了一般地使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成为可能，价值的交换是必要的。只有如此，私人劳动才成为社会承认的和验定的，物的相互关系才成为它们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因此，不管交换可能怎样进行，交换都必然是等价的，商品交换无论是直接进行的或是通过货币的中介，都是如此。因此，货币作为价值是商品，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货币具有价值的这种必然性，是直接由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中产生的。[5] 因此，货币是同所有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从而是价值的物化。货币同所有其他商品的区别是：它是所有其他商品的等价物，即是表现所有其他商品价值的商品。货币成为这样的商品是整个交换过程的结果。[6]因此，它被授权成为价值尺度。货币商品，即带有其一切自然属性的这个特定的物体，现在是价值的直接表现，即仅仅是由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其物的表现中产生的这种属性的直接表现。我们同时看到，共同的价值尺度（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都可以直接由它来表现，从而都可以随时直接同它相交换）的必然性，如何从交换过程本身中、从商品彼此不断等同的必然性中产生出来。因此，货币一方面是商品，而另一方面这种商品总是被推到等价物的特殊地位上。这是由于授权货币商品作为自己唯一的和普遍的等价物的所有其他商品的活动而产生的。 因此，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在货币商品中，在它的使用价值的一定量中，社会有效地表现出来。于是，通过以货币商品来衡量所有其他商品的相互活动，货币商品便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直接体现。“作为一种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的商品交换价值，就是货币。”[7]因此，一切商品通过它们向货币的转化而获得自己的社会验定。 按恩斯特·马赫的说法，自我不过是以自己的网形成世界图像的感觉的无数条线密集于一身的网的网结。同样，货币也是由个别交换活动的无数条线织成的商品生产社会的社会联系之网的网结。同时，在货币中，人们的社会关系成为物，成为闪耀着神秘色彩的东西，它的使人迷惘的光，至今仍然使不愿在它面前完全闭上眼睛的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眼花缭乱。 由于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彼此发生关系，它们便归结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并作为这样的产品而相等。在交换过程中，把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同个人的特殊需要联结起来的纽带被切断了。在交换中，商品仅仅被看作交换价值；只有通过交换的进行，从而在交换完成之后，它才重新成为使用价值，同另一个人的个人需要产生一种新的联系。货币的使用价值不过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即交换价值。通过货币，商品直接表现为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便通过货币而对它自己的使用价值独立化了。只是在货币中已经包含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之后，货币向商品的转化才把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来实现。然后。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离开流通和归之于消费。 货币能够成为一般等价物，仅仅因为它是商品即具有交换价值。但是，任何商品作为交换价值，都是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由于一切商品在自己的相互活动中都同一种商品发生关系，这种特殊的商品便成为交换价值而相应存在，作为一般等价物而存在。一切商品都是交换价值；这就是说，在被分工和私有制分解为各个原子的社会里，即在没有共同意识但却是生产共同体的社会里，生产者只有通过他们的物质产品才彼此发生关系。这一点现在表现为：生产者的劳动产品作为交换价值，只表示同一个对象（货币）的不同量。一般劳动时间，即生产共同体的经济表现，它本身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东西，即一种同所有其他的商品相并列的在他们之外的商品。 在交换过程中，商品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证明它满足了需要，而且是按社会所需要的规模来满足的。如果它做到了这一点，那它便因此而成为满足同样条件的所有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这反映了它向货币即交换价值的一般代表的转化。由于它成为货币，它也就成为所有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必须成为货币，因为只有这时它才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原本如此的两者的统—而社会地表现出来。但是，由于一切商品都通过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让渡而转化为货币，货币便成为所有其他商品的转化了的存在：只有作为所有其他商品向货币的这种转化的结果，货币才成为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对象化，即成为个人劳动全面外化、扬弃的产物。 因此，货币的必要性来自通过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的商品交换才知道自己规律的商品生产的社会的本质，来自生产者的社会联系被表现为规定他们参与生产和产品分配的份额的他们产品的价格。这个社会的真正调节是通过价格规律进行的，价格规律要求一种商品作为商品本身的交换手段，因为只有这种商品才体现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交换手段必须具有价值这一点，是直接由货物在其中成为商品和作为商品必须进行交换的社会的性质中产生的。“使货物成为商品的同一个过程，也使商品成为货币”。 社会联系具有盲目性，它通过商品交换而形成；只是在本来确定了社会联系的生产过程已经成为过去而无法改变的时候，才在交换过程中证明是否社会正确地建立了这种联系。这些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之所以是无政府状态，是因为这里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生产的任何自觉性，而是社会联系按照自然规律（它不顾参加者的意志而发生作用，虽然它是由于他们自己社会的因而是他们意识不到的活动才存在）的方式，强加于那些只意识到自己而意识不到社会的个人成员。这种活动绝不是出于建造社会联系的意识和意图而采取的，而是始终仅仅服务于个人需要的满足。因此，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通过货币即从一种自身有价值的物来中介交换的必然性，是从商品生产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 因此，货币一方面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产品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化的条件。由于货币成为商品的价值尺度，所以货币便使商品能够直接进行比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货币作为价值同商品是一样的，货币在价值形式中则是商品的对立物——等价物，即表现价值的使用价值。 因此，货币是由交易往来自发产生的，并仅仅以此为前提。交易往来使那种按其自然属性最适合作为货币的商品成为货币。这种例如像黄金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使黄金成为货币材料。黄金天然不是货币（而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成为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黄金。因此，无论是国家或是法制，都不能任意决定货币的性质和货币的材料。国家或法制首先仅仅使货币成为铸币。它改变的不过是黄金量的分割。如果说黄金量的分割或衡量最初是按重量进行的，那么，现在则是按其他任意的标准进行的，从而是按照必然建立在自觉地协商基础上的标准进行的。因为代表商品生产社会最高意识的组织是国家，所以这种协议需经国家认可，以使它具有一般社会有效性。这里的情况与确定其他标准，例如确定长度的标准，相类似。只是这里所涉及的是价值标准，而价值总是仅仅体现在某一物中，在每种物中则按其生产时间不同而有不同体现。因此，国家也必须同时宣布这种物即货币材料。只是在协议的范围内部，例如在国家内部，这种标准才是适用的。在国境之外，它就不适用了。在世界市场上，按其重量来计算，金银被看作是货币。[8]关于一定货币的协议，也可以不经国家干预而由私人来达成，例如由一个城市的商人们来达成。这时，它当然只适用于这个范围。[9] 因此，黄金由国家按某种方式加以分割，每一块都由国家铸造，加上标记。现在，一切价格都由这种标准来表现。这样，国家便制定了价格标准。黄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因为它是商品，从而是价值，即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体现。作为这样的东西，它的价值随它的生产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价格的标准，黄金被分割为具有同样重量的小块，这种分割按其意义来说是不变的。铸造不过是证明，这样加盖标记的货币，含有货币材料（例如黄金）的一定重量。这同时是显著的技术简化。货币不必再加衡量，而是只要点数就行。这样。现在可以用一种便利的方式，表示交换中所必要的任何价值量。 [1]由于交换活动的这种完全不同的性质，要想为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的交换活动寻找同样的规律是荒谬的。 [2]约·卡尔耐尔（卡尔·伦纳博士）：《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载《马克思研究》第1卷第2期第108页。因此，这是十分独特的类型的规律，这些规律仅仅由一定社会联系中产生，并随这种联系的消失而消失，但在这种联系内部具有因果作用。只有认识这些规律才是理论经济学的任务。 [3]“他们（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似乎归结为私人的交换关系。但是，交换本身首先仅仅是私人关系。为了使两个人交换，只需要他们手中有物并愿意互相让渡。交换本身是一种属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现象，因为一切社会形态都有财产。实际上，课桌上钢笔杆和邮票的交换，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成员之间的马和汽车的交换，是一种私事，同理论经济学毫不相干。企图通过对作为纯粹私人活动的交换的分析来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是边际效用理论的幻想。”（希法亭：《论卡尔·马克思理论经济学的问题》，载《新时代》1904—1905年第1卷第106页） [4]这些物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一般必然互相发生关系，而且它们可以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表现发生这种关系。只有作为这种表现，它们才能通约。价值学说中的本质的东西在于，它们是社会劳动时间的产品即社会产品，而不是这一劳动时间在任何情况下在交换关系的两个方面都是相等的。后者是次要的因素，仅仅决定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关系。 [5]这个命题由于现代纸币本位制的形式而产生怎样程度的变形，是后面要研究的对象。 [6]任何商品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体现，从而作为商品生产过程的结果，都有价值。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对于交换过程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换过程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特殊的价值形式”，即作为一般等价物（《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8页）。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3页。 [8]至少在黄金的独占统治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时候，暂时还是如此。 [9]1770年以来的汉堡的银行币制就是一个例子，交易是通过在汉堡交换银行的转账解决的。仅仅对支付十足重量的银记入贷方项。银被作为货币材料，科伦的纯银马克被作为单位以273∕4银行马克入账。因此，这种1872年以前用于汉堡商业的账簿货币，是建立在未加铸造的银的基础上的。这里，银本身完好地保存在银行的地下室里，只是所有证书（同银行券完全不同）在流通。这是无关紧要的。有完全准备的“纸币”，不过是证书所有者实际寄存的和在银行中实际保管的金属的证书，是纯粹技术上的方便措施和单纯的防止金属磨损的手段。这好像银块用皮或纸包着进行流通一样，对货币流通的所有规律都没有影响。正文中所作的叙述，首先是国家所起的唯一的作用。因此，克纳普关于货币只有通过国家的法令才能产生的幻想便完结了。同时，我们也看到，货币在历史上最初怎样从流通中产生出来。因此，它首先是流通手段。只是在它成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之后，才成为一般的支付手段。这同克纳普是对立的（见克纳普：《国家的货币理论》第3页）。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前言 本书试图科学地阐明最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现象。即是说，试图把这些现象纳入从配第开始和在马克思那里达到其最高表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将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 笼罩一般资本关系的神秘现象，在这里是最难看透的。金融资本的特有运动看似独立的，其实不过是一种反映。它借以实现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它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分离性和独立化，都是需要加以分析的过程。特别是在迅速增长和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现阶段所起的影响越来越强有力，不掌握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的知识就不可能理解目前的经济趋势从而任何一种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的时候，尤其如此。 因此，对这些过程的理论分析，必然导致对这些现象相互联系的探索，从而导致对银行资本及其同其他资本形式关系的分析。必须研究产业企业借以创建的那些法律形式是否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这也许有助于阐明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但是，在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中，只能看到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基本形式所能揭示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信用的作用和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只有在弄清货币的作用时才能回答。后者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重要：自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提出以来，首先由荷兰、奥地利和印度形成的货币制度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迄今的货币理论似乎还没有找到任何答案。这种情况使敏锐地认识到现代货币现象的症结的克纳普，试图放弃任何经济的说明而代之以法律术语的解释。这种解释虽然不能说明什么，即不能提供科学意义上的理解，但看来至少提供了一种无偏见和预断地加以记述的可能性[1]。较深入地论述这些货币问题之所以更为必要，是因为在货币问题上仅仅用经验正确地证明经济学体系基础的价值理论是不够的，同时也因为只有从货币的正确分析中才能认识信用的作用，从而认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 因此，这部著作的内容划分便由自身而产生了。在货币的分析之后是信用的研究，接着是股份公司的理论及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所占的地位的分析。这就导致对作为“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所的研究，而由于商品交易所体现了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关系，因而必须受到特别的考察。随着产业集中的进展，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有必要对在卡特尔和托拉斯中达到顶点的这些集中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加以研究。奢望形成垄断联盟以“调节生产”从而使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下去，奢望它特别对周期性的商业危机起巨大作用，也使对危机及其原因的分析成为必要；理论部分以此而告结束。但是，因为试图从理论上把握这种发展同时对社会阶级划分发生巨大影响，所以在最后一篇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各大阶级的政策的主要影响加以探索，看来是适当的。 马克思主义常常受到指责，说它忽视了对经济理论的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指责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不乏其客观的正当理由。但是，也同样必须指出，这种疏忽是很容易解释的。由于应该加以研究的现象极其复杂，政治经济学理论肯定属于最困难的科学部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处境特殊，他们被排除于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时间的大学之外，不得不在政治斗争的空闲时间内从事科学工作。但是，要求战斗者构筑科学大厦的工作进展得像安定的泥瓦匠那样快，是不公平的，是对他们的工作能力的不尊重。 在最近一个时期进行的大量的方法论论争之后，即使对经济政策不需要加以论证，但作一个简短的说明还是必要的。有人说，政策是一种规范学说，归根结底是由价值观决定的。因为这样的价值判断不是科学的事情，所以政策的论述便被置于科学考察的范围之外。深入研究认识论对规范科学和规律科学即目的论和因果论的关系的解释，这里自然是不可能的。当麦克斯·阿德勒在《马克思研究》第一卷中[2]详细研究了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问题之后，我更应该放弃这样做。这里只需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政策考察的目的也只能是揭示因果联系。对商品生产的社会规律的认识，同时指明了决定社会各阶级意志的决定性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阶级意志如何决定，是科学的即记述因果联系的政策的任务。像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也是独立于价值判断的。 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本身等同起来是一种错误观点，即使这种观点在内部和外部（intraetextramuros）都十分流行。因为从逻辑上仅仅作为科学体系来考察，即撇开它的历史作用不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即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般表述。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社会主义的结论则是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各种倾向的结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认识，其中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根本不是作出的价值判断，也同样不是对实际行动的指示，因为认识的一种必然性同献身于这种必然性是不同的两码事。某人坚信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献身于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可能的。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总是给予掌握了它的人以优势；但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中间，那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体会最深的人，肯定是最危险的。 但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也是容易理解的。维护阶级统治是与使服从于这种统治的人相信这种统治的必然性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对这种统治的暂时性的认识本身，就是克服这种统治的一个原因。统治阶级对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的不可遏制的厌恶，即由此而来。此外，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复杂性，也要求花费很大精力去进行研究，只有不是一开始就相信结论的有害无益的人才能承担。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逻辑上科学的、客观的和摆脱了价值判断的科学，按照自己的历史地位，必然为它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支持其胜利的阶级的代表所掌握。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并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对立，同时又始终不渝地坚持一切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客观的普遍适用性的要求。 这部著作的基本要点，在四年之前已经大体就绪。外部的情况却一再推迟了它的完成。不过，我想指出的是，论述货币问题的那几章，在克纳普的著作[3]出版之前就已经完成，只是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和批判性的增补而已。这一章也极容易造成一些困难，因为遗憾的是，在货币问题上，不仅兴致极易消失，而且理论的理解力也极易消耗殆尽。此外，富拉顿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忧郁地说：“的确，这不是一个能有效地或直接地诉之于广大公众的题目。它是这样一个题目，对它的认识的进展过去总是非常缓慢的，而且也必将总是非常缓慢的。”[4]自那时以来，情况也的确没有变得更好些。因此，我们得立即作出保证：在读懂最初的说明之后，下面的研究渴望不会引起不耐烦的读者对难懂的特别抱怨。柏林—弗里德瑙。 鲁道夫·希法亭 于1909年圣诞节 [1]见克纳普《国家的货币理论》（1905）。——译者 [2]指阿德勒的论文《关于科学争论中的因果关系和目的论》（1904）。——译者 [3]指克纳普的著作《国家的货币理论》（1905）。——译者 [4]见富拉顿《论流通手段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5页。——译者
3．《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一九六九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3． 《资本论》第一卷序言 （一九六九年三月） 学习参考书简介 在法国出版史上，现在广大读者是第一次能够读到《资本论》第一卷。 什么是《资本论》？ 这是马克思最伟大的著作，为了这部著作，马克思贡献出了他在一八五〇年以后的整个一生，他个人和他家庭的生活，大半都是在苦难中渡过的。 这部著作是对马克思作出判断的根据。要对马克思作出判断，只能根据它，不能根据他早先还是唯心主义的「早期著作」（一八四一年～一八四四年），也不能根据像《德意志意识形态》[1]，或者甚至像《大纲》（已译成法文，但用了一个错误的书名《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2]那样还很含糊的著作；甚至不能根据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3]，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用很含糊的（因为是黑格尔的）词句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对应与不对应」的「辩证关系」。 《资本论》这部巨著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史上的三大科学发现之一，即概念体系（因而是科学理论）的发现，由于这一发现，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大陆」的领域向科学知识启开了大门。在马克思之前，已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大陆」向科学知识敞开了大门；数学大陆是由希腊人在公元前五世纪敞开的，物理学大陆是由伽利略敞开的。 我们还远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决定性发现的规模并从中得出所有的理论结论。特别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范围较小）的各个领域工作的专家们，例如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心理学家、艺术史家、文学史家、宗教史家等等，甚至语言学家和精神分析家，——所有这些专家都应该知道，除非他们承认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必不可少，他们就不可能在他们的专业中得到任何真正科学的认识。因为这基本上是使他们工作所在的「大陆」向科学知识启开大门的理论，直到现在，他们在这个「大陆」上所得到的还只是一些很初步的知识（语言学、精神分析），或一些知识的因素或萌芽（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个别章节），或一些简单幼稚的不能称之为知识的幻想。 只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士们从《资本论》中得出了结论：他们承认它关于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说明，从而联合成从事经济的阶级斗争的组织（工会）和从事政治的阶级斗争的组织（社会党，共产党），他们采取群众的斗争「路线」来夺取政权，并对他们必须在其中进行战斗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以作为执行路线的根据（这种「分析」需要正确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概念于「具体情况」）。 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专家们对一部包含着他们的专业所需要的理论的书不能理解，而工人运动的战士们尽管有很大困难，却反而理解了这部书，这说起来是很荒谬的。然而这个荒谬却很容易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宁在他的著作中[4]都对此作了说明。 如果说工人们这么容易「理解」《资本论》，那是因为《资本论》用科学术语叙述他们所关心的日常现实，即他们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受到的剥削。正因为如此，《资本论》这么迅速地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圣经」（恩格斯在一八八六年是这样说的）。相反，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家们，过去和现在都那样难以「理解」《资本论》，那是因为他们从属于统治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直接介入他们的「科学」实践，歪曲他们的对象、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方法。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专家不怀疑，也没有能力怀疑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控制是如何强大和如何复杂。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专家没有能力批判他们所抱有的和所维护的幻想，因为他们简直被这些幻想蒙住了眼睛。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专家没有能力实现意识形态上和理论上的革命，以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是使他们的实践最终成为科学的实践所必需的理论。 所以，当我们谈论解读《资本论》的困难时，必须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解读《资本论》的困难有两种类型，彼此毫不相干。 第一种困难，是绝对决定性的，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困难，因而最终是政治方面的困难。 《资本论》的读者有两种，一种有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经验（首先是直接生产中的无产者或工资劳动者，但是也包括根据在生产系统中的地位而有细微差别的非无产阶级的工资劳动者）；另一种没有受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经验，相反，他们在实践和意识中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第一种读者对理解《资本论》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面的困难，因为那是对他们的具体生活的直接了当的讨论。第二种读者对理解《资本论》有很大的困难（即使他们很「博学」，我甚至要说，特别是如果他们很「博学」），因为《资本论》的理论内容与他们头脑中的思想，即他们自己的实践中「重新发现」的思想（因为他们把这些思想首先放在实践中）在政治上是不能兼容的。正因为如此，《资本论》的第一种困难最终是政治方面的困难。 但是解读《资本论》还有另一种与第一种困难毫不相干的困难，第二种困难，或理论方面的困难。 在这种困难面前，同样的读者又分成两类。那些习惯于理论思维的人（即真正的科学家），对解读《资本论》这样一部理论书，没有或者不会有任何困难。那些不习惯于搞理论工作的人（工人，以及许多虽然「有文化」，但没有理论修养的知识分子），对解读《资本论〉这样一部纯理论的书必定会有很大的困难。 读者一定已经注意到，我在这里用了条件式（不会…会…）。我这样做，是为了强调一种现象，它比我刚才讨论的事情甚至更吊诡，即某些没有理论阅读训练的个人如工人）甚至比某些在纯理论方面有专门训练的个人（如科学家，或者很有「文化」的冒牌科学家）在解读《资本论》时遇到的困难更少。 的确，对于解读《资本论》最终真正有决定意义的困难，不是理论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必须年牢记住，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讨论《资本论》作为一部纯理论著作所出现的特殊类型的困难。 大家知道，没有相应的科学的理论，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实践。即不可能有产生新的科学知识的实践。因此一切科学都有赖于它自己的理论。至于这个理论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面目全非，则毫不影响这个原则。 那么，这种对于每一门科学都必不可少的理论是什么呢？是基本科学概念的体系，这个简单定义的提法提出了每种科学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1）基本概念，（2）它们的体系。 这些概念就是概念，即抽象的观念。理论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要学会进行抽象，这种学徒式的训练（这的确是一种学徒式的训练，可以和任何其它行业，譬如锁匠的学徒式训练相比），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由数学和哲学提供。甚至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还告诫我们，抽象不只是理论的存在方式，而且也是他的分析方法。实验科学有「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没有「显微镜」，它必须用抽象来「代替」「显微镜」。 请注意，科学的抽象丝毫不「抽象」，而是完全相反。譬如说，当马克思说到总的社会资本时，谁也不能「用手摸到它」；当马克思说到「总的剩余价值」时，谁也不能用手摸到它或计算它，然而这两个抽象概念却表示实际存在的现实。使抽象具有科学性质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表示的是肯定存在着但又不能「用手摸到」或者「用眼看到」的具体现实。每一个抽象概念因此都对它所揭示的现实提供一种知识：一个「抽象概念」就是一个提法，表面上很抽象，实际上由于它所表示的对象而非常具体。这个对象比人们能「用手摸到」或者「用眼看到」的对象要更具体、更实际得无可比拟，然而人们不能用手摸到或者用眼看到它。例如，交换价值的概念、总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等等。这一切都是很容易解释的。 第二点：基本概念以体系的形式存在，这才成为理论。理论的确是基本科学概念的严密体系。在一种科学理论中，基本概念没有任何既定的顺序，但有严密的顺序。所以必须知道这种顺序，并且逐步学会严密的实践。严密（体系的严密）既不是幻想，也不是虚有其表的摆设，而是一切科学、任何科学实践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是马克思在他的《跋》中所说的科学理论「叙述方法」的严密。 我们在说这点之后，必须知道《资本论》的对象是什么，换句话说，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分析的对象是什么。马克思告诉我们：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本身是一个抽象的对象。的确，不论表面上怎样，马克思并没有分析任何「具体的社会」，连他在第一卷中经常提到的英国，他也没有分析，他分析的只是资本生义的生产方式而已。这个对象是一个抽象的对象，这意味着它非常真实而且从不以纯粹的状态存在，因为它只存在于各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简单地说，为了能够分析这些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法国、俄国等），必须知道它们是被那种（肉眼）「看不见的」非常具体的现实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统治着的。「看不见的」也就是抽象的。 当然，误解还远不止此。有些并非困难的困难就是由这些误解引起的，我们必须极端小心才能避免。例如，我们不应该设想马克思在讨论英国时是在分析英国的具体情况。他讨论英国，是为了「以实例说明」关于资本主我生产方式的（抽象）理论。 概括地说，解读《资本论》的确有一种理论方面的困难。它在于理论或理论分析的基本概念的抽象性质和体系性质。必须认识到，这是只有通过在科学的抽象和严密方面进行学徒式的训练才能克服的真正困难。必须认识到，这种学徒式的训练不是很快就能够完成的。 因此，给读者的第一条忠告是：时刻牢记《资本论》是一部理论著作，它的对象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 第二条忠告是：不要把《资本论》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书，也不要把它看作是「经验的」政治经济学的书（按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些名词的理解）。而是要把它看作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书。历史学（具体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经验的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同。 第三条忠告是：当你在解读中遇到理论方面的困难时，要承认这个事实，并采取必要的步骤。不要性急，要回过头去细心地慢慢地解读，直到你读懂了再往下读。要知道，如果你希望能够解读理论著作，那么在理论方面进行学徒式的训练就是必不可少的。要认识到，如果你严肃认真地尊重上述条件，那么你就能够在走路中学会走路。要认识到，你不会一下子就在理论方面学会走路的，不会瞬息之间就明确无误地学会的，而只能一点一滴地学，要有耐心和谦虚谨慎。这是取得成功的代价。 实际上这意味着，《资本论》第一卷除非反复解读四、五遍，是不可能读懂的，这也就是在理论方面学会走路所需要的时间。 这篇序言想给读者指出在理论方面如何迈出头几步。 但是在这样做之前，我想先向打算解读《资本论》的读者说几句话。 这些读者可能包括些什么人呢？ 1．直接受雇于物质生产部门的无产者或工资劳动者； 2．非无产阶级的工资劳动者（从一般的白领工人到中高级行政人员、工程师和研究人员、教师等）； 3．城乡手工业者； 4．自由职业者； 5．大学、中学的学生。 在要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的无产者或工资劳动者中，自然有些人已经从他们在工会和政治组织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得到了某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念」。当某些人由无产者变为非无产阶级的工资劳动者时，这个观念也可能大抵正确，它不会被完全歪曲。 在要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的其他几类人当中，自然有些人在头脑里也有某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念」。例如，大学的师生、特别是那些搞历史、经济和其它一些科目的人（众所周知，在今天的人文科学中，谁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十之八九是歪曲的。这些歪曲的观念甚至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编造出来，从那以后一直被翻来覆去地重复，而没有任何显著的改变。在过去一百年当中，每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或意识形态专家[5]都为了「反驳」马克思主义理论，编造和维护这种歪曲的观念。 这种观念之所以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广大读者，是因为这些读者由于其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偏见对这种观念一见倾心。 这里所谓广大读者，主要是知识份子，不是工人，因为正如恩格斯说的，无产者即使没有弄懂《资本论》中那些最抽象的论证，他们也不会「上当」。 相反，即使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也会在某一方面上当」， 因为他们没有受剥削的直接经验，抵挡不住小资产阶级偏见的严重影响。 因此，在这篇序言里，我必须同时考虑下述情况： 1．有我已经指出的两种困难（第一种困难是政治方面的。第二种困难是理论方面的）； 2．读者分成两大类：一方面是雇佣工人读者，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读者，而且这两类读者的界限有交叉的地方（某些雇佣工人同时是「脑力劳动者」； 3．在意识形态市场上有对《资本论》的所谓「科学的」反驳，这些论点对不同读者按其阶级出身而有或深或浅的影响。 考虑到这些情况，我这篇序言将采取下述形式： 第一部份：向读者提点建议，告诉他们如何暂时避开一些最难对付的困难。这一部份可以很快读完，也明白易懂。我希望无产者会读它，因为这一部份我是特别为他们写的，虽然它对其他人也有用处。 第二部份：谈谈《资本论》第一卷中那些为所有反马克思主义论点提供把柄的理论方面的困难是属于什么性质。由于谈到这些理论方面的困难的性质，以及根据这些困难编造出来的反马克思主义论点的论据，这一部份读起来必然要艰巨得多。 第一部份 使得《资本论》第一卷不容易读懂的最大困难，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都不幸（或者说：幸亏）集中在这一卷的最开头，确切地说，集中在论述《商品和货币》的第一篇。因此我的意见是：暂时把整个第一篇放在一边，而从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解读。 依我看，除非你从第二篇开始，把整个第一卷读了一两遍，否则，要开始（甚至是开始）理解第一篇是不可能的。 这不仅仅是我的意见，这是一个劝告，尽管我非常尊重我的读者，我还是准备把它作为坚决的要求提出来。 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能从实践中自己感觉出来的。 如果你从头开始，即从第一篇开始读第一卷，你不是读不懂，就是读不下去：要是你以为你读懂了，问题就更严重，因为完全可能你所理解的根本不是它本来的意思。 从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起，内容明白易懂。你立刻就接触到第一卷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无产者要理解它毫无困难，因为它只是他们每天经历的事情——阶级剥削——的科学理论。 紧接后面，是两个很有份量但很清楚的部份，即第三篇和第四篇。它们即使在今天，对阶级斗争也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篇论述的，是资本家阶级用来把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推进到最大限度的两种基本的剩余价值形式，即马克思所谓的绝对剩余价值（第三篇）和相对剩余价值（第四篇）。 绝对剩余价值（第三篇）涉及工作日的长度。马克思解释说，资本家阶级无情地竭力延长工作日，工人阶级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阶级斗争，目的就是通过反对这种延长来缩短工作日。 这一斗争的几个历史阶段是人所共知的：先是争取十二小时工作日，十小时工作日，然后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最后是在人民阵线领导下争取四十小时工作周。 每个无产者都亲身了解马克思在第三篇中所阐述的内容：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抗拒的趋势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或工作周）来尽可能增加剥削。达到这个目的的办法，有的是违反现有的立法（四十小时工作周从未真正实行过），有的则是借助于现有立法（例如「加班制」）。加班制似乎要「花费资本家大量的钱」，因为加班的工资是正常工资的一点二五倍、一倍半、或者甚至两倍。但是实际上这是对资本家有利的，因为由于工艺进步的速度加快，机器的寿命较前缩短了，而采用加班制可以使机器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转。换句话说，加班制使得资本家能够从「生产率」中取得最大利润。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家阶级给工人支付加班费，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为了取悦于他们，或者让他们用自己的健康换取更多的收入，而只是为了更多地剥削他们。 相对剩余价值（第四篇）无疑是目前的头号剥削形式，从我刚才关于加班制所说的话中也能瞥见它的存在。它要更加微妙得多，因为不像延长工作日那样可以直接看见。但是，我们会看到，无产者对它，在本能上的反应如果不是反对它，至少也是反对它的影响。 相对剩余价值实际上是加强（工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从而提高生产率。现在是向自动化发展。以最低价格生产最大量的商品以取得最高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不可抗拒的趋势。自然，这是同增加对劳动力的剥削同时进行的。 人们喜欢谈论现代科技中的「变革」或「革命」。实际上，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过，在《资本论》中又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就是它的「生产资料不断革命化」，而且其中首先是生产工具（科技）不断革命化。最近十到十五年中发生的事情，在一些堂皇的声明中被说成是「史无前例」，的确，最近几年事情发展得比以前更快一些。但是这只是程度的差别，不是性质的差别。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就是生产率由于科技发展而飞速增长的历史。 现在也和过去一样，结果是在劳动过程中采用越来越完善的机器，使得有可能在先前的一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生产出同样数量的产品，也就是生产率发生显著的增长。但是与此相应的是造成一些加重劳动力剥削的后果（雇主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要求增加定额，一些蓝领和白领工种被消灭等），承受这些后果的不仅是无产者，而且也有非无产阶级的工资劳动者，包括某些甚至较高级的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他们不再能「跟上」技术的进步，因此再也没有市场价值，不得不失业。 马克思在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中极其严密和精确地论述了所有这些情况。 他揭示了通过提高生产率进行剥削的具体方式。他阐明了生产率的提高绝不是自然而然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而是完全相反，因为提高生产率的目的正好是为了增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这样，马克思就无可办驳地证明了工人阶级在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夺得国家政权以前，不能指望从现代的生产率增长中得到好处。他证明了一直到革命夺取政权、打开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前，工人阶级不能有别的目的，因此也不能有别的办法，而只有进行斗争反对由提高生产率造成的剥削后果，以限制这些后果（反对提高生产定额，反对不按生产率分红，反对加班制，反对以不适合生产需要为理由裁减人员，反对「自动化失业」等）。这个斗争基本上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 读完第四篇后，我劝读者暂时放过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直接去读论述工资的第六篇，它非常明白易懂。 这里所说的情况，无产者也非常熟悉，因为马克思除了考察资产阶级关于对工人「劳动」是「按其价值支付」的故弄玄虚的说法以外，还讨论了工资的不同形式，首先是计时工资，然后是计件工资，还是资产阶级想要摧毁工人阶级作为有组织的阶级的斗争意志而为他们的意识设置的不同陷阱。在这里，无产者会认识到，他们的阶级斗争不能不针锋相对地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不断增长的趋势。 在这里，通过对工资即内阁部长及其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生活水平」或「收入」的研究，他们会认识到，无产者和其他工资劳动者的经济阶级斗争只能有一个意义，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以一切方式增加剥削的客观趋势的防御性斗争。 我说防御性斗争，也就是反对工资下降的斗争。当然，任何反对工资下降的斗争同时也是争取现行工资提高的斗争。但是，如果只谈争取提高，那将是描绘斗争的结果，而有可能掩盖斗争的原因和斗争的目标。因为资本主义总是要无情地降低工资，所以争取工资提高的斗争在原则上还是反对资本主义降低工资的趋势的防御性斗争。 所以非常清楚，正如马克思在第六篇中强调的那样，工资问题肯定不能通过在无产者和其他劳动者当中「分摊」生产率增长（即使是惊人的增长）的「收益」而「自行」解决。工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它不是自行解决的，而是通过阶级斗争解决的：这个阶级斗争首先就是各种形式的罢工，它们最终会导致总罢工。 这种总罢工或者纯粹是经济性质的，从而是防御性的（「保卫劳动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增加工时和降低工资的双重趋势），或者采取政治的，从而是进攻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凡是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作这些区别的人们，都知道政治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的阶级斗争之间的差别。 经济的（工会的）阶级斗争之所以是防御性的斗争，是因为它是经济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两大趋势）。政治的阶级斗争之所以是进攻性的，是因为它是政治性的（争取由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夺取政权）。 这两种斗争必须仔细区别开，虽然实际上，它们总是按照具体场合而程度不同地互相交织在一起。 有一点是肯定的，而且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对英国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分析也表明：有意限制在经济斗争领域的阶级斗争，从来只是而且将永远只是防御性的，也就是永远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改良主义者、费边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千方百计想要诱使人们去做的事情，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讨论。一般说来，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也是如此。只有政治斗争才能逆转潮流，打破框框，从而不再是防御性的斗争而成为进攻性的斗争。这个结论包含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它也同样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政治论文中读到。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以来，这一直是工人运动中的头号问题。 读者接着可以读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它非常明白易懂。在那里，马克思解释再生产和扩大资本的基础本身是资本主义的趋势。资本家不断地把从无产阶级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从无产者那里榨取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愈多，资本就不断地「像滚雪球一般地扩大起来」。马克思用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六六年英国的情况对此作了具体生动的说明。 至于第一卷最末尾的第八篇（所谓原始积累）[6]，那里包含着马克思的第二大发现。第一大发现是「剩余价值」。第二大发现是借以获得「原始积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段，资本主义正是依靠原始积累以及大量「自由劳动者」（即被剥夺了劳动手段的劳动者）的存在和技术上的发明，才在西方社会中「诞生」和成长起来。这种获得原始积累的手段是最野蛮的暴力，即通过盗窃和屠杀为资本主义开辟通向人类历史的大道。这最后一章包含着尚未被开发的大量财富，特别是这样一个命题，即资本主义一向使用了而且在宗主国的「边缘」即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一直到二十世纪还在使用着最野蛮的暴力手段，这个命题是我们必须加以发挥的。 因此，我很希望读者采用下述解读方法： 1．在第一次读时有意把第一篇（商品和货币）放在一边。 2．从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读。 3．仔细读第二篇、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4．把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放在一边。 5．仔细读第六篇（工资），第七篇（资本积累）和第八篇（所谓原始积累）。 6．最后，开始谨慎地读第一篇（商品和货币），显而易见，即使把其它各篇读了几遍以后，如果没有相当多较深刻的解释，第一篇也总是极难读懂的。 我保证，读者如能严格认真地按照这个顺序解读，并记住我所说的在解读《资本论》时会遇到的政治上的和理论上的困难，那是不会后悔的。 第二部份 我现在来谈使得《资本论》第一卷不能很快读懂，有些地方甚至很仔细解读也难以读懂的那些理论上的困难。 让我提醒一下读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是企图用这些困难来说明自己（但它是否真的被自己说服了呢？），似乎它早已「驳倒了」马克思的理论。 头一个困难是一般性的。它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造成的，即《资本论》第一卷只是一部共有四卷的著作中的第一卷。 我说共有四卷。大多数人知道有第一、第二和第三卷，甚至读过这三卷的人通常也不理会第四卷，即使假定他们猜想到它的存在。 第四卷的真名叫《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ofSurplus-Value），法译者别出心裁，把他的译本（如果可以说是译本的话）取名叫《经济学说史》[7]，使得人们以为马克思是一位「历史学家」，对他们说起来，第四卷就只是一个「谜」了。 当然，《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唯一的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他一八八三年逝世后由恩格斯出版的，第四卷是由考茨基（KarlKautsky）出版的[8]。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能够说，第一卷「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著作」。的确，在以后各卷还没有问世以前，它不得不「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 今天情况不同了。所有四卷都已出版，既有德文版，也有法文版。读者如果懂德文，我建议经常参照德文本来核对法译文，那会很有好处。因为第四卷是连猜带蒙搞出来的，错误连篇，第二卷和第三卷对某些术语的处理并不总是很确切，由鲁瓦（JosephRoy）翻译的第一卷虽然由马克思亲自校订过全文，对某些段落作过修改、甚至明显的增补，但是由于马克思对法国读者的理论才能存在疑虑[9]，他有时对原文概念表述方法的精确性作出危险的妥协[10]。 若是了解其它三卷的内容，第一卷中某些很难对付的理论上的困难，特别是在著名的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围绕着「劳动价值论」的一系列困难，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由于受黑格尔科学概念的影响（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科学都是哲学性的，因此每一门真正的科学都必须建立它自己的开端），马克思当时认为，「万事起头难」的原则「应该适用于每一门科学」。事实上，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采用了一种基本上是由这种黑格尔的偏见所造成的困难的叙述方法。而且，马克思在赋予这个开头以「最终的」形式以前，曾把它改写了十多次——好像他所要克服的并不只是叙述上的困难似的，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 让我很简略地谈谈解决这个困难的原则意见。 一向被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用来奚落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有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价值规律」的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才能理解。价值规律也就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劳动力的规律，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说来，这种劳动力的分配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说这个道理「每一个小孩」都能懂得，从而否定了每一门科学都必然「起头难」的说法。关于这一规律的性质，读者可以参看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和七月十一日致库格曼（LudwigKugelmann）的信。 「劳动价值论」不是第一卷中唯一造成困难的问题。我们当然必须提到剩余价值的理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最讨厌的东西，他们攻击它是「形而上学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死板的」等等。而这个剩余价值的理论，也只有作为一个更广泛的理论、即剩余劳动的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才能理解。 剩余劳动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在无阶级的社会里，把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所必需的部份留出来以后，剩余劳动由社会（原始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分享。在阶级社会里，把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所必需的部份留出来以后，剩余劳动由统治阶级从被剥削阶级那里榨取走。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里，劳动力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商品，被榨取的剩余劳动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 这里我又不能再深入地谈，我只能为解决问题提供一点原则性的意见，要证明起来需要很详细的论证。 第一卷还包含有与上述问题或其它问题有联系的其它一些理论上的困难。 例如：关于价值与价值形式必须加以区分的理论；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理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理论；社会需要的理论。又例如：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商品「拜物教」及其以后被普遍化的著名理论。 所有这些问题（还有其它许多问题）都是真正的、实在的困难，而在第一卷中只能找到它们大致的或部份的答案。为什么这样不完备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时，他已经写出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一部份（后者是以笔记的形式）。无论如何，正如他和恩格斯的通信证明的那样，他当时至少大致上已在头脑中装有《资本论》的全部内容[11]。但是毫无疑问，马克思不可能在一部包括四卷的著作的第一卷中把「一切都搬到纸上」。此外，虽然马克思已在头脑中装有《资本论》的全部内容，他还没有得出其中一切问题的答案——这一点在第一卷的某些地方可以觉察得出。只是在一八六八年，即在第一卷发表一年以后，马克思才说对理解第一篇有关键意义的「价值规律」是「每一个小孩」都能懂得的道理，这决不是偶然的。 因此，第一卷的读者必须认识到：第一卷包含的某些答案，只是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卷中才提出问题，而它包含的某些问题，只是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卷中才提出答案。如果考虑到马克思是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跨进一个从未开发过的大陆，这一点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实质上，第一卷的客观困难大部份是由这种「不确定的」或者说「初步的」性质造成的。因此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即在解读第一卷时要考虑到第二、第三和第四卷。 然而，还有严重妨碍解读第一卷的另一类困难。这些困难已不是由《资本论》包括四卷这一点造成的，而是由马克思的语言以至思想中残留着黑格尔思想影响造成的。 读者可能知道，我以前曾捍卫过这样一个观点，即马克思的思想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有过真正的断裂或决裂。我越研究就越感到这个观点正确。然而，我必须承认，我那时说这一决裂可能是发生在一八四五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那就显得太突兀了。有些带决定意义的东西的确是从一八四五年开始的，但是在马克思能够用真正新的概念记载下他同黑格尔思想的决裂以前，他需要一段很长的革命加工时期。著名的一八五九年《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还是充满着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思想。一八五七年～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本身打着黑格尔思想的深刻印记，因为在一八五八年马克思怀着惊叹的心情重读了《大逻辑》（Logic）。 当《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仍然保留着黑格尔影响的痕迹。只有到后来，这些痕迹才完全消失。《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以及《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八八二年）就完全彻底地摆脱了黑格尔影响的一切痕迹。 所以，对我们头等重要的是知道马克思是从哪里开始的：他的起点是新黑格尔主义（这是一种从黑格尔退回到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然后转到纯粹的费尔巴哈主义（Feuerbachianism），之后再转到充满黑格尔影响的费尔巴哈主义（《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到一八五八年又重新发现了黑格尔。 同样重要的是知道马克思是朝哪里走的。他的思想的趋向不可抗拒地驱使他坚决抛弃任何一点黑格尔的影响，这从一八七五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和一八八二年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看出来。马克思在无情地抛弃一切黑格尔的影响时，继续承认黑格尔的重要功绩：是黑格尔第一个把历史理解为「没有主体的过程」。 考虑到这种趋向，我们就能把第一卷中留下的黑格尔影响的痕迹看作是最终要被完全抛弃的残余。 我已在关于每门科学「起头难」的那个典型的黑格尔问题中提到这些痕迹，第一卷第一篇是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这种黑格尔影响可以很确切地在第一篇马克思所用的词汇中找到。例如，产品的社会有用性和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是马克思在谈到它们时实际上却用了一个共同的词语，即「价值」：一个是使用价值，另一个是交换价值。马克思在一八八二年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以他特有的严峻态度公开嘲笑瓦格纳（AdolphWagner）（那个「蠢汉」），因为瓦格纳似乎相信，既然马克思在两种场合都使用同一个词语「价值」，那么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就是对「价值」概念进行（黑格尔式）分割的桔果。而事实只是马克思没有留意把「价值」一词从「使用价值」中去掉，没有像他本来应该做的那样简单地说产品的社会有用性。可是在一八七三年《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中，我们发现马克思曾承认，「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即第一篇），他甚至敢于「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出结论，而这最终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改写《资本论〉的第一篇，使它成为一个不再是「困难的」，而是很容易和简单的「起头」。 在第一卷第八篇第三十二章，马克思在讨论「剥夺剥夺者」时，宣称「这是否定之否定」[13]，这个轻率的说法也同样显露出黑格尔的影响。说它轻率，是因为它至今还在造成危害，尽管斯大林从辩证法的规律中删去了「否定的否定」，这一次是做到了，但是必须说，这使得有可能造成其它甚至更严重的错误。 最后一条黑格尔影响的痕迹，是关于拜物教的理论（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是最露骨和最有害的一条，因为所有的「物化」和「异化」的理论家都把它当作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唯心主义解释的「基础」。 读者会了解，对这些问题我不能深入地谈，因为其中每一点都需要长篇的论证。不过，我还是把它们指出来了，因为它们所浸透的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是可怜人的黑格尔主义），同那非常含糊和（可惜！）非常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八五九）一起，在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史上已经造成了危害。我注意到，列宁一分钟也没有受这些充满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思想的篇章影响，否则他就不能与第二国际的背叛进行斗争，就不能创建布尔什维克党，就不能带领俄国人民夺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 我也注意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幸的是，斯大林把一八五九年序言当成了他的参考作品，这从《联共（布）党史》（HistoryoftheRussianCommunistParty—Bolshevik）中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节（一九三八）可以看出来。这种情况无疑是毫无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个人崇拜时期」的许多事情的原因。我还要在别的地方专门谈这个问题。 让我再补充一点，要防止第一卷读者可能产生的一种很严重的误解，这与我刚才说的那些困难已毫无关系，而是与必须很仔细地解读马克思的论述有关。 这种误解涉及的是从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讨论的对象。事实上，马克思在那里讨论的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每一个给定的资本中都有一部份（管如说40%）构成不变资本（原料、厂房、机器、工具），另一部份（在这个场合是60%）构成可变资本（购买劳动力的花费）。不变资本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保持不变：它不产生新的价值，所以就保持不变。可变资本之所以称为可变资本，是因为它产生比原来的价值更高的新价值，产生新价值的途径是榨取剩余价值（发生在劳动力的使用中）。 现在，绝大多数读者，其中自然也包括「经济学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些人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行家，一味从事歪曲，是注定要这样「疏忽」的），都以为：马克思在讨论资本有机构成时，是在建立一种企业的理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一种生产单位的理论。然而，马克思说的与这完全相反：他一直是在讨论总的社会资本的构成，不过是采用具体例子和具体数字的形式（例如，一亿资本中，不变资本＝四千万，占40%，而可变资本＝六千万，占60%）。马克思借用一个有数字的例子，并不是谈某一个企业，而是谈「总资本的一部份」。马克思围绕一个「具体的」（即有数字的）例子谈问题，是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为了「使他的思想具体化」，这个具体例子只是给他提供一个谈论总的社会资本的方便形式。 为此，我要指出一个事实，即在《资本论》中根本没有谈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单位或资本主义消费单位的理论。因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理论还有待于补充。 我还注意到这种混淆的重要政治意义，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计划在《资本论》中讨论「世界市场」，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到全世界的超势。这种「趋势」最终采取了帝国主义形式。领会这一事实的决定性的政治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第一国际对这个事实就看得很清楚。 事实上，如果资本主义剥削（榨取剩余价值）存在于雇用了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企业里（工人是这种剥削的受害者，因此也是它的直接见证人），那么这种局部的剥削只是作为一个全面剥削体系的一部份而存在的，这个剥削体系稳定地从城市大工业企业向农村资本主义企业扩展，然后向其它部门的复杂形式扩展（城乡手工业者、「一家一户的农业」单位、白领工人和职员等），不仅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而且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后扩展到全世界（通过依靠军事占领的直接殖民剥削：殖民主义；然后是不借助军事占领的间接殖民剥削：新殖民主义）。 因此，实际上有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国际，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则成为帝国主义国际，而工人运动及其伟大领袖（马克思，然后是列宁）与之相对应搞起了工人的国际（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工人阶级战士们在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1．他们在劳动所在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单位）中直接受到剥削； 2．他们不能只是在他们自己企业的范围内进行斗争，而必须在他们行业的全国规模上进行斗争（工程、建筑、交通等的工会联合会），然后在全国不同行业联合的规模上（如法国的总工会），最后在全世界的规模上（如世界工会联合会）进行斗争。 这是说经济的阶级斗争。至于说政治的阶级斗争，虽然已没有一个正式的国际，情况自然还是一样。正因为如此，解读第一卷时不仅必须参照《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且还必须参照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章程，当然也还要参照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说这些，完全不是离开《资本论》第一卷来对一本似乎只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书进行「政治宣传」。恰好相反，这是严肃对待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以惊人的发现为科学知识和人的自觉实践开辟了一个新的大陆，历史科学的大陆，而且，就像每一门新科学的发现一样，这个发现伸展到这门科学的历史中去，伸展到已在这门科学中认识了自己的人们的政治实践中去。马克思未能按照计划给《资本论》写出题为《世界市场》的一章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以与资本主义国际和后来的帝国主义国际相对应，但是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创立的第一国际，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三年就已开始用事实写这一章了，而列宁，他不仅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而且还用成立第三国际（一九一九）的行动继续写了这一章。 如果你是一个「经济学家」或者甚至「历史学家」，更不必说如果你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那么很自然，这一切如果不是完全不可理解，至少也是很难理解的。相反，如果你是一个无产者，即受雇于（城乡）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劳动者，那么这一切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对一些人那样难，对另一些人又那样容易呢？我认为遵循某些马克思自己的作品和列宁在他《全集》的前几卷中评论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所提供的说明这条路线走，我已经能够解释了。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一种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而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前者被竭力掩盖阶级剥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蒙住了眼睛，看不见资本主义剥削。后者则相反，尽管他们背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沉重包袱，还是能够看到这种剥削，因为这种剥削就构成他们的日常生活。 要理解《资本论》，从而要理解它的第一卷，必须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也就是采取那种唯一能够看到构成资本主义全部内容的雇佣劳动力被剥削情况的观点。 相对地说，工人要与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生来」就有由严酷的日常剥削所形成的「阶级本能」，他们只需要政治理论教育来帮助他们客观地理解他们主观地、本能地感觉到的东西。《资本论》就以客观解释和证明的方式给他们提供这种理论教育，帮助他们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转到（客观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去。 但是，这对专家和其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大、中学生）说来就极为困难。因为他们单是对思想意识进行教育是不够的，单是解读《资本论》也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中进行真正的决裂，真正的革命，才能够从他们必然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转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去。这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证据就是：马克思本人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子弟（他父亲是律师），而恩格斯出身大资产阶级，本人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当过二十年资本家。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发展过程能够而且必须这样理解：即这是他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向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转变的长期的、困难的和痛苦的决裂过程，他在《资本论》中对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作了详细的阐述。 这是能够而且必须加以思考的一个例子，同时还有其他杰出的例子：首先是列宁，他是一位开明的小资产者（进步的教师）的儿子，在帝国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的最高或最后阶段，成了十月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14]。 一九六九年三月 学习参考书简介 我想把这些书分作两类： 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一八六七年）以前写的著作，学习它们能使你更容易地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之前的研究工作和《资本论》本身。 1．《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 2．《哲学的贫困》（一八四七年）：对普鲁东（PierreJosephProudhon）的批判。 3．《雇佣劳动与资本》（WageLabourandCapital）（一八四八年）：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的两个关键概念对工人听众的演讲。在一八五〇年以后，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起义已被镇压下去，马克思撤退到伦敦，在这以前，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只有过间接和肤浅的了解，现在他决定在这方面「再从头开始」，在一些图书馆中对各经济学家的著作、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以及各种文献资料进行了辛勤的研究（参阅《书信选》SelectedCorrespondence中他在这一时期的信件）。 4．《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为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准备的手稿汇集。其中只有一部份编入该书。写得很出色的《导言》没有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安斯洛波斯版EditionsAnthropos的法译本以这个不恰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名称出版）中有许多地方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强烈影响，它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气味结合在一起。可以肯定地预言，《大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起，将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唯心主义解穋提供各种可疑的论据[15]。 5．《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八五九年），它的关键部份（货币理论）被编入《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不幸的是，著名的《序言》打上了他黑格尔发展观的深刻印记，这种印记在《资本论》中百分之九十九消失了，而在以后的著作中则完全消失了。 6．《工资、价格和利润》（一八六五年）。马克思对工人听众的演讲。这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的各种概念在这里已完全形成。 7．一八六七年以前关于《资本论〉的通信，集子的标题是《〈资本论〉书信集》（LetterssurleCapital）[16]。在这里大概可以直接看到马克思怎么向出色的「资本家」恩格斯学习到有关劳动过程、劳动工具（机器）、一个企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的不同部份的流通情况等。大概可以看到马克思把他的假设、研究成果告诉恩格斯，向他提出问题，注意到他的答复。大概可以发现，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以前在脑子里就已经装满《资本论》的全部要点，不仅是第一卷，而且还有第二卷、第三卷，因为他详细地谈到地租理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这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发表的第三卷的内容）。 二、在《资本论》以后由马克思本人及其他大理论家（恩格斯、列宁等）写的著作。这些著作有两方面的好处：它们对《资本论》中的许多困难问题有所阐释，或大有助于解读《资本论》。此外，它们扩展了对马克思所创始的理论的研究，展示了这种理论在具体运用中的丰富成果。 8．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八七七年）的第二篇，它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主要论点作了非常清楚明了的概述。 9．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这是马克思在「社会民主工党」（SocialDemocraticWorker'sParty）（马克思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GeneralAssociationofGermanWorkers）（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派）同意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案草案上写的批评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他们两人原想与这个新组织公开划清界线的，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纲领中看到了那里所没有的东西」才决定不那么做。马克思的这些意见很有价值。它们讨论了在巴黎公社四年之后所有统一、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政策必须遵循的原则。其中有关于法的理论的出发点：法在任何时候总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不是「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法律概念），而是「集体占有」。基本的论点是：法律关系和生产关系不应该混淆起来。 该《批判》的曲折遭遇是发人深省的。它被社会民主党领导禁止发表，只是在过了十六年以后由于恩格斯的努力才得以问世，恩格斯对这个党的领导又压又劝，经过许多周折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竭力反对发表马克思的批评意见，是怕「损害我们与我们的拉萨尔派同志们的团结······」 10．马克思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八八二年）。马克思写的最后一篇著作。它无可辩驳地揭示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方向：那里再也看不到费尔巴哈人道主义或黑格尔的丝毫影响。 11．恩格斯为《资本论》写的序言和论文，编在一起叫做《论马克思的《资本论》〉（OnMarx’sCapital）（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第一流的分析，非常清楚明了，但是，尽管恩格斯是理论天才，挥洒自如，有时也不免出点瑕疵（例如，说「价值规律」只有在十四世纪才不再适用[17]）。 12．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Whatthe“FriendsofthePeople”ReallyAre）（一八九四年，列宁当时二十四岁）。它批判民粹派（Populists）的唯心主义人道主义。阐述马克思的科学发现的认识论原理。从范畴上坚决肯定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 13．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八九九年，列宁当时二十九岁）。所有科会学家都应该仔细研究的世界上唯一的一部科学社会学著作。它把关于封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应用到十九世纪末的俄国社会形态上，那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正在向农村扩展，取代封建的生产关系。这部著作概述了列宁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在批判民粹派和「浪漫的」经济学家」的过程中对《资本论》第二卷的基本论点所进行的大量研究的要点。这部著作同得到列宁高度评价的考茨基的《土地问题》（TheAgrarianQuestion）（一九〇三年）有关联，尤其是同《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NewDataontheLawsGoverning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inAgriculture）（一九一五年，《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有关联，列宁在这部著作中讨论了美国农业中的这样一种「奇怪现象」，即资本主义小农户在大农户一旁得到同样先进的发展。法国「土地问题」的「专家们」全部应该仔细读这部很有现实意义的著作，并且从它那里学会如何「处理」官方的统计数据。 14．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MarxismandRevisionism）（一九〇八年）。 15．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份》（ThreeSourcesandThreeComponentPartsofMarxism）（一九一三年）。 16．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TheHistoryoftheDestinyoftheDoctrineofKarlMarx（一九一三年）。 17．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九一六年）。 18．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 我将在这里结束这个简短的参考书简介。 专门「解释」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资本论》的论文不胜枚举，它们通常是评论性的。《资本论》中特别敏感的、引起评论最多的地方是：第一卷第一篇，尤其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理论、「价值规律」的理论。 以上的作品在最专业的书店要买都能买到。 [1]该书在一八四五年写成，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 [2]《大纲》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一八五七年～一八五八年的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3]《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一八五九年写成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页八一～八五。 [4]例如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开头。 [5]这些不是争论性的词句，而且〔应为“是”〕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笔下所写的科学概念。 [6]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和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 [7]这个译本是一九二四年～一九三六年由巴黎柯斯特出版社（Paris：EditionsCostes）出版的，共分八卷。见KarlMarx，HistoiredesDoctrinesEconomiques。 [8]第二卷出版于一八八五年，第三卷出版于一八九四年，第四卷出版于一九〇五年。 [9]见马克思致《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者拉沙特尔（LaChatre）的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页二十六。 [10]虽然英文版第一卷是由穆尔（SamuelMoore）和艾威林（EdwardAveling）翻译，由恩格斯校阅的，其它各卷的译文也经过莫斯科马列学院权威人士的审阅，然而据说阿图塞的许多批评意见对英文版也是适用的。至于中文版，由于中德两种文字之间的距离比两种西方文字之间的距离更大，翻译起来更困难，译文中的问题可能还要更多一些，读者如能参照德文阅读，当然更好了。 [11]参阅马克思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五日致恩格斯的信。 [12]即《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3]中文版是第七篇第二十四章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页八三二。 [14]恩格斯在发表于一八六八年莱比锡（Leipzig）《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Wochenblatt）上的一篇文章里，给《资本论》做了一次出色的概括。 [15]《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大卷的《一八五七年～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 [16]中共「中央编译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包括一八四四年～一八九五年的全部有关信件。——译者 [17]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页一〇〇一八～一〇〇一九。
6．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九六九年一～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6．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研究札记）[1] （一九六九年一～四月） 关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 我曾说过，为了使生产成为可能，必须更新生产资料，当时我的分析中曾隐约触及到一些东西，现在就来说明一下。过去只是附带提及，现在要专门谈谈。 正像马克思说的，每一个小孩都知道，一个社会形态如果在生产的同时不对生产条件进行再生产，那么一年也不能维持[2]。因此，生产的最终条件是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可能是「简单的」（把原有生产条件加以复制）或「扩大的」（使生产条件有所增加）。但我们暂时撇开不谈这种差别。 那么，什么是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呢？ 这里，我们在进入一个既是非常熟悉（《资本论》第二卷中谈得很多）又是被完全忽略了的领域。单纯生产的观点、甚至简单生产实践（与生产过程比是抽象的）的观点是如此显而易见（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显而易见）如此深入到我们日常的「意识」中，以致很难（几乎不可能）上升到再生产的观点上来。然而，离开这个观点，一切都将是抽象的（比片面更坏：是被歪曲了的）——即使是从生产的角度看，更不要说只是从实践的角度看了。 让我们来系统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简单说来，如果我们以为，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产物，我们就能够说，生产过程使现存的生产力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和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制约下活动。 由此可见，每一种社会形态为了存在，必须在它生产的同时再生产它的生产的条件，而为了能够生产，它就必须再生产： （1）生产力， （2）现存的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所有的人（包括在国家财政部门工作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现代的「宏观经济」「理论家」）现在都承认，任何生产若不容许生产的物质条件再生产，即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以令人不能不信服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任何一名经济学家都知道，每年都必须预见到需要用什么来替代已在生产中被消耗或损耗掉的东西：原料、固定设备（厂房）、生产工具（机器）等，在这一点上，一般的经济学家与一般的资本家没什么差别。我说一般的经济学家＝一般的资本家，是因为二者都表达企业的观点，都满足于用企业财务核算的术语讲话。 但是我们知道，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再生产不能在企业的水平上来考虑，因为在现实条件下，它并不存在于这一水平上。这个「明显的」问题是由魁奈（FrancoisQuesnay）天才地第一次提出，由马克思天才地解决了的。在企业的水平上发生的是一种结果，它只给人一种关于再生产必要性的观念，但是绝对没有让人考虑到再生产的条件和机制。 只要思考片刻就足以确信这一点：在自己的毛织厂里生产毛料的资本家X先生，必须「再生产」他的原料、他的机器等。但是他并不为他自己的生产来生产这些东西：别的资本家为他来生产这些东西。例如：澳大利亚牧羊场的场主Y先生、生产车床的大车床厂老板Z先生等等。而Y先生和Z先生为了生产成为X先生生产条件再生产的条件的那些产品，也必须再生产他们自己生产的条件，如此直至无穷——全部都按比例进行，以致在全国甚至世界的市场上，对（供再生产用的）生产资料的需求能由供应来满足。 为了思考这种类似「循环链」的机制，必须跟上马克思的「整个」思路，特别是研究《资本论》第二、第三卷中关于资本在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流通关系和剩余价值的实现。 我们将不去深入分析这个问题。指出生产物质条件的再生产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就足够了。 劳动力的再生产 然而，有一点读者不会没有看到。我们讨论了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但是没有讨论生产力的再生产。因此我们忽略了使生产力有别于生产资料的那种东西的再生产，即劳动力的再生产。 通过观察企业中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通过预测折旧和投资的财务核算情况的考察，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再生产实际过程发生的大致概念。不过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领城，是通过观察企业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对这一个领域如果不是还完全一无所获，至少也是几乎如此。原因很简单，因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基本上是在企业的外头进行的。 劳动力的再生产是怎样获得保证的呢？ 它是通过给予劳动力用以再生产自己的物质资料即工资来获得保证的。工资作为「雇佣资本」[3]列在每个企业的帐目中，但完全不作为劳动力实际再生产的条件。 然而，它实际上正起着这种作用，因为工资只代表劳动力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耗费所生产的那部份价值，也就是对恢复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必不可少的那部份价值（用以偿付房租、购买食物和衣着，也就是使雇佣劳动者能够在第二天再次出现在工厂里的费用——上帝让他多活一天，他就需要多花一天）：我们还应该补充一句，无产阶级以小孩的方式无穷尽地把自己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出来，这必不可少的那部份价值其中是还包括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费用。 记住，这个对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价值量（工资），不是单单根据谋生需要订出的最低工资决定的，而是根据历史需要订出的，也就是根据一种在历史上可变的最低工资决定的（马克思指出，英国工人需要啤酒，而法国无产者需要葡萄酒）。 我还想要指出，这一最低额在双重意义上是历史的，因为它不是由资产阶级「承认」的工人阶级的历史需要确定的，而是由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一种双重的阶级斗争：既反对延长工作日，又反对减少工资）所强加的历史需要确定的。 然而，如果要使劳动力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出来，单单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对劳动力来说是不够的。我已经说过，可用的劳动力必须是「合格的」，即适合被安置在生产过程的复杂体系中进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力在特定阶段历史地构成的统一体类型产生着这样的结果，即劳动力必须有各种不同的技能，并作为有技能的劳动力被再生产出来。技能的不同，是根据社会技术分工、各种不同「工作」和「职位」的必要条件不同而不同。 在资本主义政权底下这种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在这里，不像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的社会形态下，劳动力技能的这种再生产越来越不是「在厂内」（通过学徒制）进行，而是越来越是在生产之外，即通过资本主义的教育体制及其它场合和机构来完成。 儿童们在学校里学习什么呢？学习的程度有深刻不同，但一般总离不开读、写、算，即一些技术及一些其它的东西，包括对不同工种（如工人、技术人员、工程师、较高级管理人员等）直接有用的各种（初步的或透彻的）「科学」或「文学」原理。一句话，就是学「谋生技能」（know-how）。 但是，除了这些技术和知识之外，而且在学习这些技术和知识的当中，儿童们在学校中还学习良好行为的「规范」，即每个人按照他「将来预定要」从事的工作在分工中所应遵守的态度：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的规范，实际上就是尊重社会技术分工的规范，归根到底就是要尊重由阶级宰制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规范。他们还学习「说好和写好法语」，学习正确地「管理」工人，即（对未来的资本家及其仆从说来）学习恰当地「使唤」工人，或者以正确的方式向工人「说教」（这是理想的方案）等。 换个比较科学的说法，我要说，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而且同时还要求将劳动者对现存秩序规范的顺从态度再生产出来，即将工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顺从的态度再生产出来，以及要求将进行剥削和压迫的人正确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再生产出来，让他们也会「用言语」为统治阶级的宰制做好准备。 换句话说，学校（像教会这样的国家机构或军队这样的其它机器也一样）教「谋生技能」，不过是以保证对统治意识形态的从属（subjection）或贯彻它的「实践」的方式来进行的。凡与生产、剥削和压迫有关的当事人，更不要说「意识形态专家」（马克思语）了，为了要「自觉地」执行他们的任务一一被剥削者（无产者）、剥削者（资本家）、剥削者的助手（经理）或统治意识形态的高僧（官员）等等的任务——都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多少对这种意识形态有「高深的造诣」。 由此可见，不仅劳动力「技能」的再生产，而且劳动者对统治意识形态的从属的再生产或这种意识形态实践的再生产，都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绝对必要条件。但需要指出的是，只说「不仅而且」还不够，因为很清楚的是：只有在意识形态从属的形式和在该形式下，才为劳动力技能的再生产提供了准备。 但是，这是承认一种新现实：意识形态，有效地存在着。 这里我要做两点评论。 第一点是要圆融我对再生产的分析。 我刚才草草地概括了生产力再生产的两种形式。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再生产。 但是我还没有接触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说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放过它将是理论上的疏忽，甚至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所以我要把它拿来讨论。但是为了获得讨论它的手段，我必须再兜一个大圈子。 第二点评论是，为了兜这个圈子，我必须重新再把我的老问题提出来：什么是社会？ 基础和上层建筑 我在许多场合[4]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整体」概念的革命性质，因为它和黑格尔的「总体性」是不同的。我会说（而这个观点只是重复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原理），马克思把每个社会的结构设想为由一种特殊决定因素衔接在一起的「层次」或「领域」：基础或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和上层建筑，后者本身又包括两个「层次」或「领域」：政治法律制度（法律和国家）和意识形态（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的、伦理的、法律的、政治的等）。 这种说法除了理论教育的意义以外（它显示了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差别），还有下述极其重要的理论优点：它使得我曾称之为各个有效性的标志有可能纳入到它这些基本概念的理论体系中去。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容易看出，把每个社会的结构说成为一座大厦，它有一个基础，在它上面竖立着两「层」上层建筑，这是一个隐喻。具体地说，这是一个空间的隐喻，即表示位置（topique）的隐喻[5]。像每个隐喩一样，这个隐喻也暗示着某种东西，使其种东西变得明显可见。什么东西呢？正是这个：上面几层楼如果不是正好竖立在它们的基础上，就不能单独「呆在那里」（悬在空中）。 因此用大厦隐喻的目的是首先说明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这个空间隐喻的作用是赋予基础这样一种著名的有效性标志：经济基础中发生的事情对上面几「层」（上层建筑）中发生的事情起了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 从这种「归根到底」的有效性标志出发，上层建筑就显然被赋予了不同的有效性标志。它们是什么样的标志呢？ 人们可以说，上面几层建筑不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而是被基础的有效性决定的；假如它们以自己的（尚不明确的）方式起决定作用，那么这也只有在它们被基础决定的限度内才有可能。 这种由基础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所决定的有效性标志（或决定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按两种方式来思考的：（1）上层建筑对基础有「相对独立性」：（2）上层建筑对基础有「反作用」。 因此我们能够说，马克思主义用大厦（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作的隐喻，其巨大优点在于，它既显示了决定作用（或有效性标志）是个关键性问题，又显示了正是基础归根到底决定整座大厦。结果它使我们必须提出关于上层建筑特有的「次生」有效性类型的理论问题。就是说，它使我们必须考虑马克思主义传统所谓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 用大厦空间的隐喻表现每个社会的结构，最大短处显然是它的隐喻性，即它仍然是描述性的。 现在我觉得有可能并且最好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说明事情。注意，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我要拒绝那个古典的隐喻，因为那个隐喻本身要求我们扬弃它。而我不想为了把它作为陈腐的东西加以拒绝而扬弃它。我只是想思考它以描述方式所给与我们的东西。 我相信，有可能而且必须从再生产出发去思考表现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存在本质的基本特征。一旦我们采取再生产的观点，大厦空间的隐喻所指出但是又不能提供概念解答的许多问题，就会豁然开朗，迎刃而解。 我是基本论点是，除非从再生产的观点出发，否则就不可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从而为它们提供解答）。 我将从这一观点出发，简单地分析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我会表明，从实践和生产观点出发以及从再生产观点出发，分别会发生什么情况。 国家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这里是明确的：在《共产党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EighteenthBrumaireofLouisBonaparte）中（以及在所有后来的经典著作中，首先是在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著作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国家被明确地设想为镇压性的机器。国家是一架镇压性的「机器」，它使得统治阶级（在十九世纪为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阶级」）能够保证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宰制，并使他们能让工人从属于剩余价值的榨取过程（即资本家的剥削）。 国家因此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所称的国家机器。该词的含义不仅是指在讲到法律实践要件中我曾指出其存在和必要性（狭义性意义）的专业机关，即警察、法庭、监狱；也指警察及其专业化辅助队伍对形势「失去控制」时，在最后关头作为补充性的镇压力量直接进行介入的军队（无产阶级已为这一经验付出了血的代价）：而且更是指超乎这个整体之上的东西：国家元首、政府和行政机关。 马列主义国家「理论」以这种形式表述是抓住了问题的要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不意识到这的确是问题的要点。这个把国家明确地表述成是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镇压和介入的一种力量的国家机器，确实是道地的国家，而且确实道地的表明了它的基本「作用」。 从描述性理论到理论本身 然而，这里也像我关于大厦的隐喻（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指出过的那样，对国家的性质的这种表述仍然还有部份是描述性。 由于我将常常需要使用这个形容词（描述性的），为了清楚起见，必须作点解释。 在提到大厦的隐喩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时，我总是说这些都是对它们的对象所做的描述性概念或表述，其实我没有任何别有用心的指责的意思。相反，我有充分理由以为，伟大的科学发现不能不通过我将称作描述性「理论」的阶段。这是每一种理论的第一个阶段，至少是在涉及到我们的这个领域中（即在关于社会形态的科学领域中）。照这样，我们可以——而按我的看法我们必须——把这个阶段看成是理论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在我的「描述性理论」这一用语中刻划的过渡性，在这两个词语的结合中表明它们等于是一种「矛盾」。事实上，理论这个词语在某种程度上是和我加在它前面的形容词「描述性」「相冲突」的。这恰好说明：（1）「描述性理论」确实是理论的不可逆转的开始：但是（2）理论呈现的「描述性」形式在「矛盾」的作用下，要求这一理论继续发展，超出「描述性」的形式。 我们且回到我们现在的对象——国家——上来，把我们的想法说清楚。 当我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仍然部份是「描述性」时，首先这意味着这一描述性「理论」毫无疑问正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开端，这个开端也给我们提供了基本点，即决定这一理论今后每一个发展的原则。 的确，我要说这一描述性的国家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完全有可能使有关领域的绝大部份事实符合它给它的对象所下的定义。例如，把国家规定为存在于镇压性国家机器中的阶级国家，能够出色地说明发生在各种不同镇压性领域中的一切事实：从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巴黎公社、一九〇五年五月彼得格勒的流血星期日、抵抗运动、夏龙省（Charonne）的大屠杀到对狄德罗的《修女》（LaReligieuse）或加蒂（ArmandGatti）关于佛朗哥（FranciscoFranco）的剧本的查禁；能够说明一切直接或间接的剥削形式和灭绝人民大众的形式（帝国主义战争）：能够说明列宁遵照马克思的观点，称作资产阶级专政的那种以政治民主形式掩盖着的狡诈的日常宰制。 然而，描述性的国家理论展现了理论建构中的一个本身要求自我「扬弃」的阶段。因为很清楚，如果关于国家就是镇压机器的定义真的给我们提供辨别和确认压迫事实的手段，那么这种把国家同镇压机器联系起来的关系，就会使我们觉得国家进行镇压是件明显可见的事：「就是这样！真对！是真的！」[6]在国家定义的名下积累的事实可以使例子成倍增加，但是不能真正使国家的定义前进一步，即不能得出科学的国家理论。因此，每一种描述理论都要冒「堵塞」理论发展的危险，然而那种发展却是最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为了把这种描述性理论发展成为理论本身，也就是为了进一步理解国家在它产生作用时的机制，就必须在把国家规定为国家机器的古典定义上增加一点东西。 马克思义国家理论的要点 让我先澄清很重要的一点：除非把国家（以及国家在国家机器中的存在）看成是国家权力的作用，否则国家完全就没有意义。一场政治上的阶级斗争都是围绕着国家进行的。所谓围绕着国家进行的，我的意思是说围绕着阶级或阶层的联盟占有（即夺取和保持）国家权力而进行的。这第一点澄清，使得我必须把是政治上阶级斗争目标的国家权力（保持政权或夺取政权）同国家机器加以区分。 我们知道，正如十九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政变（十二月二日，一九五八年五月），国家的崩溃（一八七〇年帝国的覆亡，一九四〇年第三共和国的覆亡）或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兴起（一八九〇年～一八九五在法国）等所证明的，尽管发生了导致国家权力易手的政治事件，国家机器却可以不受影响或不加改变地存在下去。 列宁曾反复指出：甚至在一九一七年那样的社会革命以后，虽然无产阶级和小农阶级的联盟已夺取了政权，国家机器的一大部份都还是保留下来了。 可以说，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sinFrance）以后，关于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之间的这种区分显然已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组成部份了。 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向主张，（1）国家是镇压性的国家机器，（2）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必须区分开，（3）阶级斗争的目标在于争夺国家权力，也是拥有国家权力的阶级（或一些阶级或阶层的联盟）根据其阶级目标争夺国家机器的使用权，（4）无产阶级为了摧毁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夺取国家权力，而且在第一阶段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机器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取代它，在随后的阶段则开始一个彻底的过程，即消灭国家的过程（国家权力和一切国家机器的消灭）。 由此看来，我想要给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补充的东西，已经白纸黑字地写在那里了。但是我觉得，即使有了这一补充，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描述性的，尽管它现在已包含有一些复杂的和差异的成份，但是若不求助于更进一步的补充的理论发展，这些成份的作用还是没有办法让人理解的。 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因此，必须给「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补充的是某些别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必须小心地前进。事实上很久很久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进入了这个领域，只不过他们没有把他们的经验和作法所包含着的决定性发展，用理论的方式系统地整理出来。他们的经验和作法的确主要限于政治实践的领域。 在事实上，即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国家看作是比「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所下的定义更为复杂的东西，即使这个定义已经像我刚才建议的那样作了补充。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承认这种复杂性，但是他们并没有用相应的理论把它给表述出来[7]。 我想尝试为这个相应的理论描画一个大致的轮廓。为了这个目的，我提出下述论点。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不仅必须考虑到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分，还必须考虑到另一个明显地伫立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这一方面的现实，但是千万不把它混为一谈。我要把这个现实叫做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什么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呢？ 不应该把它们和（镇压性）国家机器混为一谈。记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它们构成了我在后头要把它们称作镇压性国家机器的这些内容。镇压性表示这些国家机器是「以暴力方式产生作用」——至少最后是如此（因为镇压，例如行政性的镇压，或许采取非肉体的方式）。 我会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称作是一些以独特和专门机构的形式呈现在直接观察者面前的现实。我提出的这个以经验为根据的单子，显然还必须经过详细的考察、检验、修正和重组。尽管有这一要求包含着的各种保留，我们暂时还是可以把下述机构看成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我列举的次序没有任何特别意义）： ——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教会体系）， ——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各种公私立「学校」的体系）， ——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8]， ——法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9]， ——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 ——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传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版物、广播和电视等）， ——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文学、艺术、体育等）， 我已说过，不应该把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和（镇压性）国家机器混为一谈。差别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镇压性）国家机器只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却有许多个。把这许多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联成一体的统一体，即使假定存在着，也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其次，我们还看到，统一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完全属于公共领域，相反的，绝大部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显而易见的散布上）却是私人领域的一部份。教会、政党、工会、家庭、某些学校、大部份的报纸、文化事业等等，都是私人的。 我们暂且可以不管第一点。但是有些人要对第二点提出疑问，问我根据什么权利把那些大部份没有公共地位，完全只是私人性质的机构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葛兰西作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用一句话堵住了这种反对看法。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区别是资产阶级法律的一个内在区别，在资产阶级法律发挥其「威权」的（附属）领域中有效。国家领域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管辖，因为国家在「法律之上」，是统治阶级的国家的国家，它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相反，它是公共和私人之间任何区别的前提条件。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出发，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这些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不管它们是被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公共的」领域也好，还是体现在「私人的」领域也好，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们如何发挥作用。私人的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也可以完美地「发挥作用」。只要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进一步的分析，就能证明这一点。 现在谈一下什么是根本的东西。使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有别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是下述基本差别：镇压性的国家机器是「以暴力方式」来产生作用，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则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产生作用」。 通过修正这个区别，我可以把事情阐述清楚。我想说得更恰当一点，每一种国家机器，无论是镇压性的还是意识形态的，都是以暴力方式和意识形态方式「产生作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让我们绝对不可以把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和（镇压性的）国家机器混为一谈。 这就是（镇压性）国家机器是大量地和主要地以镇压方式（包括肉体的镇压）来产生作用，而辅之以意识形态方式来产生作用。（根本没有纯镇压性的机器这样的东西）。例如，军队和警察为了确保它们自己的团结和再生产，以及它们向外宣传的「价值观念」，也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产生作用。 同样，但是要反过来说，必须说，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大量地和主要地以意识形态方式来产生作用的，但是它们也是辅之以镇压方式来产生作用，即使是在最后关头（但也只是在最后关头）以镇压方式产生作用，镇压也是非常微弱的和隐蔽的，甚至是象征性的（根本没有纯意识形态的机器这样的东西）。因此学校和教会使用适当的惩罚、开除、选拔等方法来「规范」它们的牧人和它们的羊群，使它们服从纪律。家庭也是一样……。文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是一样（如书报检查制度），等等。 根据事情是不是和（镇压性）国家机器或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有关，以镇压和意识形态的方式（主要地、辅助地）产生双重「作用」的这种决定因素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从（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相互作用中可以编织出各种非常微妙的或明或暗的结合形式。是不是有必要再补充这一点呢？其实日常生活也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情况的无数例子，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比这一单纯的观察更深入一步，那就必须对这些例子进行详细的研究。 然而，这一观察使我们了解到是什么构成各种表面上极不相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大量地和主要地是以意识形态方式「产生作用」，那么使它们的多样性统一起来的正是这种作用。因为就意识形态的范围言，它们赖以产生作用的意识形态不管如何多样化、如何矛盾，总是在事实上统一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下面的。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统治阶级」在原则上掌握国家权力（公开地或更多地借助于各阶级之间或各阶层之间的联盟），因而能支配（镇压性）国家机器，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就最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真正在意识形态的矛盾中体现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头的这个范围而言，这同一个统治阶级是活跃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里头。当然，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中按法律和法令行动和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中介来「行动」，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这种差别——但是它不能掩盖住一种深刻统一性的事实。据我了解，任何一个阶级若不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并在其中行使其文化霸权，就不能长时期掌握国家权力。我只需为这种情况举出一个例子和证据：列宁忧心忡忡地急于要使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其它）革命化，只是为了使已经夺取政权的苏联无产阶级有可能确保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和向社会主义过渡[10]。 这最后一点说明使我们有可能理解，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可能不仅是阶级斗争的赌注，而且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且往往是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场所。掌权的阶级（或阶级联盟）不能像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中那样轻易地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制定法律，这不仅是因为以前的统治阶级能够在那里长时间地保持牢固的阵地，而且也是因为被剥削阶级的抵抗，或是通过利用它们的矛盾，或者通过在斗争中占领其中的战斗阵地[11]，能够在那里找到表现自己的手段和机会。 让我来概括一下我的说明。 如果说我提出的论点有充分的根据，那么在一个问题上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讲得更细致一点时，我们就可以回过来再研究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我主张必须把国家权力（和它被……占有）与国家机器区分开来。但是我补充了一点，即国家机器有两类：一类是展现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一些机构，另一类是展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些机构。 但是如果情况如此，那么一定会有人提出下述问题，甚至是用我所提示的这种概述方式提出来：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确实是在什么范围起作用的？它们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换句话说：这些不以镇压方式而以意识形态方式产生作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的「作用」相当于什么？ 关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我现在能够回答我在很多页以前留下的那个重要问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怎样获得保证的？ 用位置所在的语言（基础、上层建筑），我能够说：就绝大部份而言[12]，它是由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来获得保证的。 但是，既然我认为必须超出这一仍然是描述性的语言，我应该说：就绝大部份而言，它是通过国家权力在国家机器中，即一方面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中，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的行使而获得保证的。 我刚才说的也必须考虑在内，它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 1．所有的国家机器都既以镇压方式又以意识形态方式产生作用，不同的地方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大量地和主要地是以镇压方式产生作用，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则大量地和主要地是以意识形态方式产生作用。 2．（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个有组识的整体，它的不同部份接受一个统一体集中指挥，这个统一体就是拥有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政治代表所推行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则是多样的、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并且能够为以可能是有限的或极端的形式表达资本家阶级斗争和无产者阶级斗争之间冲突效果及其附属形式的矛盾，提供客观的场地。 3．（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统一性是由行使统治阶级阶级斗争政治的政治代表所领导的中央集权组织来获得保证的，而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性则往往是以矛盾的形式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获得保证的。 把这些特点列入考虑，那么就有可能按照某种「分工」的方式来展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13]。 就镇压性的国家机器是一部镇压性的机器这个范围来说，它的角色基本上是在于以暴力方式来保证那种归根到底是剥削关系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政治条件。国家机器不仅广泛地有助于它自己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政治专制、军人专制等的存在），而且国家机器首先也靠镇压（从最粗野的暴力到行政命令、禁令以及公开的和暗中的检查制度）来保证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行动的政治条件。 事实上，正是给镇压性国家机器提供庇护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特别主要地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握有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角色正是主要集中在这里。而且正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中介作用，确保着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以及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和谐」（有时是不合拍的和谐）。 因此正是作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它们单一的（因为是共同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的一种作用，使我们不能不正视下述的设想。 我们己经列举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相当大量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机器、宗教机器、家庭机器、政治机器、工会机器、传播机器、「文化」机器等。 但是在以「农奴制」为特征的那种生产方式（通常称作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中，我们看到，虽然有形式上非常类似我们今日所知的单一的镇压性国家机器（从最早已知的古代国家是如此，就不必说专制君主制了），但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数目要少多了，而且它们个别的形态也不同。例如，我们看到，在中世纪时，教会（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蓄积了许多今天已转移到几个独特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作用，就是我现在正谈到同过去有关的新作用，特别是教育和文化的作用。与教会并列的还有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角色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教会和家庭不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有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三级会议、议会、不同的政治派别和联盟、现代政党的前身、自由市以及后来城市的整个政治体系）。假如我大胆地提出似的落伍的术语（强大的商会、银行行会和职工会）的话，也还有强大的「行会性」（proto-trade-union）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像戏剧一样，甚至出版和传播都有了无可争辩的发展，它们最初都是教会的组成部份，然而〔然后〕才变得越来越独立出来。 在我极概括地考察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时期中，有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即当时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教会。它不仅集中了宗教作用，而且集中了教育作用和大部份传播与「文化」作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全部意识形态斗争，从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冲击开始，都集中地表现为反教会和反宗教的斗争，这决不是偶然的。说得恰当一点，这正是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占着统治地位的一个作用。法国革命的首要目标和成果，不仅仅是把国家权力从封建贵族转到商人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手中，打破一部份以前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并以新的（例如国民军）来取代而已，而且也是进攻了头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因此才通过《教士法》、没收教会财产、创造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取代宗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导角色。 自然，这些事情并不是自动发生的：《政教协议》、王朝复辟、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之间在整个十九世纪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以控制以前由教会（尤其是由学校）实现的作用而进行的长时期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此作证。可以说，资产阶级依靠了新的政治、议会民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目的是要对教会进行斗争，并且把它的意识形态作用从它那里夺走，换句话说，目的不只是要保证它自己的政治的文化霸权，而且要保证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在大革命头几年建立起来的，然后是经过一八四八年的几个月和第二帝国垮台后几十年长期、猛烈的斗争才又恢复过来的。 正因为如此，我相信，不管下面这个论点的论据是多么的不足，我提出它还是有道理的。我相信，经过同旧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而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建立起来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的意识形态机器。 假如说从每个人看来，即从处在资产阶级设法赋予它自己和它所剥削的各阶级的意识形态展现中的每个人看来，确实似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里头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是学校，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把普选权和党派斗争结合起来的议会民主制的这一政权，那么这个论点可能看来很吊诡。 然而，历史，甚至最近的历史，表明资产阶级过去能够而且现在仍然能够适应议会民主以外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单说法国的例子，就有第一和第二帝国、立宪君主制（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议会君主制（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总统制民主（戴高乐GeneralCharlesDeGaulle）。英国的情况甚至更加清楚。那里的革命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特别「成功」，因为那里不像法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部份地由于小贵族的愚笨，听任农民与平民的「革命起义」，把自己推上权力宝座，因而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而英国的资产阶级则能够与贵族「妥协」，在长时期中「共享」政权，共同使用国家机器（各统治阶级中的一切有善良意愿的人们之间和平相处！）。德国的情况甚至更令人吃惊，因为那里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经历」魏玛共和国、委身于纳粹主义（Nazism）之前，是在帝国的容克（俾斯麦OttevonBismark是集中体现）、他们的军队和警察提供了庇护和领导人员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支持下，大摇大摆地进入历史的。 因此我相信我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占据前台的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幕后，资产阶级已经建立起来当作它第一号机器，即当作主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东西，是教育机器；其作用实际上已取代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我们甚至可以补充说：学校和家庭的搭配已取代了教会和家庭的搭配。 为什么教育机器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而它又是怎样产生作用的呢？暂时说这么几点就应该够了： 1．所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管它们是什么，都是为了助长同一结果：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2．每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都以适合于它的方式助长这一结果。政治机器是靠着使个人从属于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靠着使个人从属于「间接的」（议会的）或「直接的」（公民投票的或法西斯主义的）「民主」意识形态的方式。传播机器是借助出版物和广播电视给每个「公民」每天灌输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道德主义等的方式。文化机器等也是如此（体育运动在沙文主义中的角色最为重要）。宗教机器则是通过这个方式：在布道及其它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的重大仪式中，宣传人只是尘埃，除非他热爱他的郑居，热爱到人家打了他的左脸，他还把右脸贴过去让人家打。家庭机器……但是没有必要说下去了。 3．这一演奏会由一个乐谱支配，偶而会有矛盾（过去统治阶级残余的矛盾，无产者及其组织的矛盾）的干扰。这个乐谱就是当前统治阶意识形态的乐谱。这个乐谱把甚至在基督教降临之前就创造希腊奇迹，以后又创造罗马荣耀不朽之城的伟大先人的人道主义这一伟大话题，融合到它的音乐里头，同时也把特殊和一般的利益等等、民族主义、道德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这些话题，融入到它的音乐里头。 4．然而，在这一演奏会中，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肯定是有占着主导地位的角色，虽然决不是所有的人都竖起耳朵来倾听它的音乐：它是如此沉默！这就是学校。 它从每个阶级招进幼儿园年龄的儿童，然后在若干年中，（这是儿童最易受到影响的若干年），在家庭的国家机器和教育的国家机器交相逼压下，不管是用新方法还是用旧方法，给儿童灌输一定量的用占统冶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裹着的「谋生技能」（法语、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或者是纯粹状态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守则、哲学）。大约在十六岁时，大量孩子就被「投入生产」：这些人就是工人或小农。另一部份适合学习的青年继续上学，他们好歹多学几年，然后退下来充当初级和中级技术人员、白领工人、初级和中级行政人员、各种小资产者。最后一部份达到顶峰，或是成为近乎失业的知识分子群，或是成为「集体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即充当剥削代理人（资本家、经理）、镇压人员（军人、警察、政治家、行政官吏等）和意识形态专家（各式各样的神甫，其中大多数咸信是「门外汉」）。 在学习的半途中被丢出的每一批人，实际上都被提供在阶级社会中他们必须履行什么样适合于他们的角色的这一意识形态：（具有一种「高度发达的」「职业的」、「伦理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意识的）被剥削者的角色；（有给工人下命令和与他们说话的能力：执行「人的关系」的）剥削者的角色，（有下命令和不容分说迫使人服从的能力，或者运用政治领导人的蛊惑宣传能力的）镇压人员的角色，或者（善于恰如其份地用尊敬、轻视、威胁和煽动的态度，配上道德、善行、上帝、民族、法兰西的世界角色之类的腔调，去影响人们意识的）意识形态专家的角色。 当然，这些相对的品德（一方面是谦逊、服从、温顺，另一方面是伪善、轻视、傲慢、自信、妄自尊大、甚至油腔滑调和狡诈）在家庭、教会、军队、闲书、电影，甚至在足球场上也教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没有任何其它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全体儿童作为义务的（丝毫也不是自由的）听众，每周五、六天，每天八小时。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即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和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关系，主耍是靠灌输各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谋生技能再生产出来的。为资本主义政权生产这种攸关生命的成果的机制，自然是被一种普遍统治着的学校的意识形态掩盖起来了。之所以说它普遍统治着，是因为它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基本形式之一。这种意识形态把学校说成是一种消除了意识形态的中性环境（因为它是……世俗的机构！），在那里，尊重由「家长们」（他们也是自由的，换句话说，小孩子是他们的）满怀信心地托付来的这些孩子们的「良知」和「自由」的教师们，以他们自己的榜样、知识、文学和他们「使人自由的」品德，为孩子们开拓通往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感的道路。 我要请那些在可怕的条件下试图拿他们在自己「教」的历史和知识中能够找得到的少数武器，转而对抗他们所陷入的意识形态、制度和习俗的教师们原谅。他们是一种英雄。但是他们为数不多，有多少人（大多数人）甚至还不曾怀疑过制度（他们在制度的压迫下毫无反抗力）迫使他们执行的这一「工作」，更糟糕的是，他们全心全意挖空心思用最先进的意识（著名的新方法！）来完成这一工作。他们对学校简直是连怀疑都不怀疑，因此他们的奉献就有助于学校这一意识形态的装扮，使其得以维护，获得滋养。这样，乃使得学校在今天对我们的同时代人说来，显得那样「自然」、不可或缺，甚至非常有益，就如同教会在几世纪以前对我们的祖先说来显得那样「自然」、不可或缺和宽容大度一样。 事实上，教会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角色今天已经被学校所取代。正像教会曾经同家庭搭配在一起一样，学校现在和家庭搭配在一起了。我们现在能够说，既然学校（以及学校和家庭的搭配）构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本身的存在受到世界阶级斗争所威胁的这一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这一机器也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那么往往与动摇家庭制度的危机（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宣布了的）结合在一起现在正在动摇着全球许多国家教育制度的空前深刻危机，就具有一种政治意义了。 关于意识形态 当我们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时，当我们断言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产生作用」时，我是诉诸于一个必须稍为讨论的现实：意识形态。 大家都知道，「意识形态」这个措辞是卡巴尼斯（PierreJeanGeorgesCabanis）、德·特拉西（AntonieLouisClaudeDestuttedeTracy）同他们的朋友在一起创造出来的，他们把观念（起源）的理论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研究对象。五十年后，当马克思借用这个措词的时候，就给了它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甚至在他「早期著作」里头也是如此。在这里，意识形态便成为宰制一个人的精神或一个社会团体的这一种观念和展现的体系。像马克思为《莱茵报》（RheinischeZeitung）撰写文章这么早的时候所从事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就已经无可避免地而且马上迫使他要面对这个现实，同时逼得他要把他最早时期的直觉往前推进一步。 然而，我们这里遇到一件相当使人惊异的吊诡的事情。好像什么东西都引导马克思走向一套制订意识形态理论的道路上去。确实，《德意志意识形态》继《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向我们提供了一套明确的意识形态，但……这种理论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马上要看理由是什么）。至于《资本论》，该书虽然包含了有关种种意识形态理论的许多提示（最明显的是庸俗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却并不包含这种理论本身，因为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般意识形态的理论。 我想冒味地提出像这样一种理论的初步和非常概略的大要。我将提出的这些论点，当然不是信口胡编的，但这些论点除非经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否则它们也还都是我们不能随便就加以支持或考验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随便就肯定它们或拒绝它们。 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首先我稍为大体地解释一下理由，说明为什么我总觉得可以提出一套一般的意识形态的构想，而不是提出不管形式是什么（宗教的、伦理的、法律的、政治的），总是表现阶级立场的特定的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构想；或至少说我提出这个构想可以证明是正当合理的。 探索一套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一定要从我刚提到的两个方面来进行，完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就很清楚了，各种意识形态的一套理论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社会形态的历史，因此取决于结合在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的历史以及在社会形态中展开的这一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显然就谈不上有一般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了，因为以上述所提的区域和阶级这两个方面来界定的各种意识形态是有历史的，而这种历史的最后决定因素显然是在意识形态的外部，虽然它与意识形态也有关系。 相反的，假定我能提出一般意识形态理论的这个构想，而且假定这种理论真正是各种意识形态理论所仰赖的因素之一，那么就要有一个表面看来似乎吊诡的命题。这个命题，我用以下的话来表述：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一如我们所知，这个提法正是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段文字里头。马克思在谈到形而上学时阐述了这个提法：他说形而上学同伦理学（意思也是指意识形态的其它各种形式）一样没有历史。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个提法是在明显的实证主义的背景中出现的。在这里，意识形态被看做是纯粹的幻想、梦想或虚无。所有意识形态的现实都处在其自身之外。意识形态因而被看作是一种印象的建构，它的理论地位同弗洛伊德以前的作家眼里的梦完全一样。在这些作家看来，梦是以任意的安排和秩序的方式（有时甚至是「颠倒」，易言之就是以「失序」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一纯粹印象的即虚有的「白昼的残迹」之成品。对他们来说。梦是印象的，它是空幻、虚有的，而且是一旦双眼合上，就从唯一充实的和明确的现实（白昼的现实）的残迹里随意「拼凑起来」的东西。这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头哲学和意识形态（因为在这本书里哲学是典型的意识形态）的地位。 那么，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就是以唯一充实和明确的现实（即具体实在的个人实际地生产他们生活的这一具体历史的现实）的白昼残迹，建构起来的一种印象总和、纯粹的梦、空幻和虚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认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因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在其自身之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唯一存在的历史是具体的个人的历史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头关于意识形态没有历史的这种论点，因此是一种纯否定的论点，因为它同时意味着： 1．就意识形态是一种纯粹的梦这个范围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虚无的东西（由知道意识形态的力量的人制造出来的：假如不是通过分工的异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但是这也是一种否定的规定）。 2．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强调的不是说它本身没有历史（完全相反，因为意识形态只是真实历史的黯淡的、空幻的、颠倒的反映），而是说它没有自己的历史。 那么，当从形式上说我想维护的这一论点是采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措辞（「意识形态没有历史」）的时候，我所说的这个论点还是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论点完全不同的。 一方面，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各种意识形态是有自己历史（尽管历史归根到底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一般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不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来说的（它的历史在其自身之外），而是从绝对肯定的意义上来说的。 如果说确实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是这样：在结构和作用是固定不变而以整个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一同样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意义上，亦即在《共产党宣言》把历史界定为阶级斗争史，也就是说阶级社会史的意义上，意识形态被赋予了一个结构和作用，例如使它成为一种非历史的现实，即一种在历史上遍布的现实，那么这一意义就是肯定的。 为了在这里提供一个理论的参考点，以弗洛伊德是时〔释〕梦的观念回到我们梦的例子，我可以说，我们的命题：「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能够而且也应该同弗洛伊德关于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即没有历史的这个命题直接衔接起来（而且以绝对不是随意的而是相反的以理论上是必然的方式直接衔接起来，因为两个命题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如果永恒不意味着凌驾于全部（世俗）历史之上，而意味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和在整个历史范围内形式不变，我将完全采用弗洛伊德的表述一字不变，并写道：正如无意识一样，意识形态是永恒的。而且我还要补充一句，我发现这一类比在理论上已被无意识的永恒性跟一般意识形态的永恒性并非没有关系的这个事实所证明了。 正因为如此，在弗洛伊德提出一般无意识的理论的这个意义上，我相信至少在假设上在提出一般意识形态的理论时，我是正当合理的。 斟酌一下已谈到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论点，为了简化措辞起见，用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来表明我刚才说过没有历史，或用另一种说法说是永恒的，也就是说在全部历史（＝包含各种社会阶级的各社会形态史）中以固定不变的形式永远存在的一般意识形态，确有其方便处。暂时我就把我自己局限在「阶级社会」及其历史的范围内。 意识形态是个人同真实存在情况印象关系的一种「展现」（Representation） 为了讨论我论及意识形态的结构和作用的中心论点，我将先提出两个论点，一个是消极的，另一个是积极的。第一个涉及到由意识形态的印象形式「展现」出来的对象，第二个涉及到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论点一：意识形态展现了个人同其真实存在情况的印象关系。 我们通常把宗教意识形态、伦理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等说成是那样的「世界观」。当然假如我们不把这些意识形态其中的一种看作是真理（例如，信仰上帝、天职、正义等），那么我们就要承认，我们现在从批判的观点来讨论的、像人类学家检讨「初民社会」的神话一样来检讨的这一意识形态、这些「世界观」，大部份都是印象的，即不「符合现实」的。 然而，在承认这些世界观不符合现实，即承认它们建构一种幻想时，我们也承认，它们确实涉及到现实，如果要挖掘出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印象展现后面的这一世界现实，只需要对这些意识形态加以「解释」（意识形态＝幻想∕暗示）。 解释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最著名的是十八世纪流行的机械论（上帝是真实国王的印象展现），和由最早期教会的神甫所开创与后来由费尔巴哈和承袭他的神学哲学学派例如神学家巴尔特（KarlBarth）恢复过来的「诠释学」的解释。（例如对费尔巴哈说来，上帝是现实的人的本质）。要点是：在我们解释意识形态的印象变换（和颠倒）的条件下，我们取得了这样的结论：在意识形态中，「人以印象的形式向他们自己展现他们真实存在的情况」。 可惜这种解释还留下一个小问题有待解决：为了「向他们自己展现」他们真实存在的情况，人为什么「需要」对他们真实存在情况做这种印象变换呢？ 第一种答复（十八世纪的答复）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这要归罪于神甫和专制君主。神甫和专制君主以他们服从上帝旨意的这一信念，「杜撰」了种种美丽的谎言，所以人们实际上也习惯于服从神甫和专制君主。神甫和君主往往狼狈为奸，神甫为君主工作，反之亦然，君主根据相关的「理论家」的政治立场行动。因此，对真实存在情况进行印象的变换事出有因：原因就出在有一批寡廉鲜耻的人，他们站在对于他们用印象来描绘的世界所做的一种错误的展现这个基础上，对「人民」进行他们的宰制和剥削，目的就是要通过宰制人民的印象的办法来役使他人。 第二种答复（费尔巴哈的答复，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全盘接受这个答复），比较「深刻」，换句话说，同样是错误的。它也寻找并找到了一种关于人的真实存在情况印象的变换和歪曲的原因。一言蔽之，即寻找并找到了人存在情况展现的印象里头的这一异化的原因。这个原因不再是神甫或专制君主，也不再是他们主动的印象和受他们害的人的被动印象。这个原因是在人自身存在的情况中占统治地位的物质的异化。在《论犹太人问题》（TheJewishQuestion）和其它文章里马克思就是这样为费尔巴哈的观念辩护的，他说：人们之所以自己制造一种关于存在情况的异化的（＝印象的）展现，是因为这些存在情况本身是异化着（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样说：因为这些情况是由异化了的社会的本质即「异化了的劳动」所支配）。 所有的这些解释确实扣住了他们以之为前提和他们所仰赖的论点。就是说，在对于意识形态当中有的这一世界所做的印象展现里反映出来的东西，是人存在的情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 那么我能够回到我已经提出的一个论点上了：「人」在意识形态中「向他们自己展现」的不是他们真实存在的情况，不是他们的现实世界，而主要是在那里展现给他们的他们同那些存在情况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才是每一个现实世界意识形态（即印象）的展现的重心。正是这种关系才包含了必须解释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展现的这一印象曲解的「原因」。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撇开因果关系的说法，就必须提出这种论点：正是这种关系的印象性质才构成了一切我们能在（假如我们不信其真理）一切意识形态中观察到的这种印象曲解的基础。 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假如确实占有生产、剥削、镇压、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实践者位置的这些个人真实存在情况的展现，归根到底是从生产关系及其次生的各种关系中产生的，那么，我们还可以说：任何意识形态在其必然的印象曲解中所展现的，不是现存的生产关系（及其次生的其它关系），而主要是个人同生产关系及其次生的各种关系的那种（印象）关系。因此，在意识形态中展现的不是支配个人存在的那些真实关系的体系，而是那些个人同他们所处的真实关系的这一印象关系。 如果情况确如上述，关于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印象曲解的「原因」的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并且一定要由另一个问题来代替：为什么把个人（个别）跟支配个人的存在情况、支配他们集体的、个人的生活的这些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关系呈现给个人的这一种展现，一定是一种印象关系呢？这种印象的本质是什么呢？问题以这种方式提出来，就戳穿了「小集团」[14]、伟大意识形态神话制造者这一群人（神甫或专制君主）的骗局了。这就正像它揭穿了现实世界异化了的特质所布置的骗局一样。在我后面的说明里，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暂时我就讲到这里。 论点二：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 我在说似乎构成意识形态的「观念」或「展现」不具有观念的、精神的存在，只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时，我已经触及到这个论点了。我甚至提到过，「观念的观念存在完全是在「观念」和观念体系的一种意识形态里头产生的，而且让我补充一句话，它们完全是在科学出现后似乎已经「建立」了这个概念的一种意识形态里头产生的。亦即它们完全是在科学工作者用他们作为正确或错误「观念」的自发的意识形态方式展现给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里头产生的。当然，这个论点以确定的形式呈现出来是没有经过证实的。我只要求读者，譬如说，以唯物主义的名义善意相待，要证明这个论点是要有一连串长篇论证的。 「观念」或其它的「展现」没有精神存在只有物质存在的这种假设的论点，在我们分析意识形态的本质当中，假如我们要往前推进，的确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为了更完美的显现在一切严谨的任何意识形态分析上每一个能直接和经验地显示给每个观察者（不管怎么批评）的东西，它对我们非常有用。 在讨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及其实践的时候我说过，每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和每一种它的实践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实现（这些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宗教、伦理、法律、政治、美学等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是通过它们向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属来获得保证的）。我现在回头谈这个论点：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一种机器及其实践或其各种实践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 当然意识形态在一种机器及其实践中的物质存在形态和一块铺路石子或一支枪的物质是不同。但是在冒着被当作是新亚里士多德派（注意：马克思非常尊敬亚里士多德）的危险下，我要说「物质一词包含多种意义」，或说得恰当一点，物质是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所有的这一切形态归根到底都是扎根于「物理上的」物质。 说过这些以后，让我往前继续再讲下去，看一看生活在意识形态里的「个人」，也就是说生活在一定的（宗教的、伦理的等等）世界（对这一世界的印象曲解，是取决于个人同其存在情况的印象关系，易言之，即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同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印象关系。）展现里的「个人J」是怎么样了（意识形态＝同现实关系的一种印象关系）。我要说，这种印象关系本身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 照目前这种情形我讲一下以下的问题。 一个人信仰上帝，或天职，或正义等。这种信仰（对每个人说来，即对生活在把意识形态归结为定义上具有一种精神存在的这些观念的这一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展现里的那些人说来）是来自相关的个人的观念，即来自带有包含自身信仰的这些观念在内的一种意识而且又作为一种主体的这个人。这样，也就是说，利用这样建构（具有一种个人自由地形成或自由地承认他所相信的这些观念的一种意识的主体）的纯粹意识形态的「概念」设计（dispositif），相关主体的（实际）态度也就自然跑出来了。 以一定的方式行为举止，采取一定的实际态度，还有参加某种例行的观念所「仰赖」的那些意识形态机器实践的该个体，确实是自由地选择作为一个主体。假如他信仰上帝，他便去教堂作弥撒，跪拜、祈祷、忏悔、告解（告解在这个术语的通常意义里一度是物质性的）和自然迁过向善等等。假如他信仰天职，他便有这一些相应的由「按照正确的原则」写进仪式的实践里的态度。假如他信仰正义，他便要无条件地服从法律规章，甚至在法律规章遭到破坏时提出抗议，签名请愿和加示威游行等。 经过这种解说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的这种意识形态展现本身不得不承认，每一个具有一种意识，相信他的「意识」唤醒着他让他自由地接受的「这些观念」的「主体」，一定「根据他的观念行事」，因此一定把他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主体的观念刻划到他的这些物质实践的行动里头。假如他不这样做，那么「就恶毒了」。 事实上，假如他不做那些按照他所相信的事产生作用让他应该去做的那些事情（因为他做了还是按照同一个观念架构产生作用让他去做的其它事情），那么这表示他的脑海中他还有其它的想法和其它那些他所公开赞扬的东西，也表示他是根据这些其它的想法来行事。就如同要不是「言行不一」（「没有人是故意为恶的」），就是玩世不恭或者行为乖张的人一样。 在所有的情况里，意识形态的这种意识形态因此承认，不管意识形态的印象曲解是如何，人主体的「观念」都是存在于主体的行动中，或应该存在于主体的行动中。如其不然，意识形态就会让主体的其它观念和他所履行的行动配合一致（不管是行为多乖张）。这种意识形态谈到了一些行动：我也应该谈一下被放到实践里头的这些行动。而且我要指出，这些实践在意识形态机器的物质实践里头，是受到把这些实践写进去的各种仪式所支配，哪怕这些仪式只是意识形态机器的一小部份，例如一座小教堂一次小规模的望弥撒、一次葬仪、某个体育俱乐部的一次小比赛、一个上课天上课、一次政党的会议等等。 除此之外，就这个能使我们把意识形态概念说明的次序颠倒过来的巧妙提法来说，我们都受惠于帕斯卡尔捍卫的「辩证法」。他大约是这样说：「跪下，祈祷，你就会信。」他因此令人惊叹地把事物的次序颠倒了过来，就像基督一样，带来倾轧而不是和平，和另外一些几乎不是基督的东西——污蔑（因为灾劫降临到把污蔑带到这个世界的他这个人身上）。一个幸运的污蔑使他能用参孙（Jansen）的挑战方式，坚守直接叫唤（names）现实的一种语言。 让我把帕斯卡尔放在他同他那时代的宗教意识形态机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论证上。而且假如可能的话，我理所当然会用一个比较直截了当的马克思主义词汇。因为我们一直是在拙劣的探索领域前进。 因此我要说，就只在一个相关的单独的主体（某个人）这里，主体所信仰的这些观念的这一存在是物质的，道理在这里：他的观念是写进物质实践里的他的物质行动，而物质实实践本身则是受衍生出该主体规念的物质意识形态机器所限制的那些物质仪式支配。自然，在我的命题里的形容词「物质」的四种用词，一定会受到不同的情况所影响：动身去望尔撒的一种替换作用、跪拜、划十字的手势或者悔罪、判决、祈祷、忏悔、赎罪、凝视、握手、外在非口头的言说或（内在）非口头的言说（意识）等种种的物质性（现实性），都不是同一种的形态。我要把物质性形态间的差异这一个理论问题搁下不谈了。 在这种把事物被颠倒过来的展现里还有东西留下来，不过我们现在完全不讨论这一种「颠倒」，因为很显然有若干概念已经完全从我们的展现里消失了，反之其它的概念则依然还在，而且新的术语也出现了。 已消失的术语是：观念。 依然存在的有：主体、意识、信仰、行动等术语。 新出现的术语有：实践、仪式、意识形态机器。 因此，这不是一种颠倒或倾覆（除非是在论及一个政府或玻璃杯被推翻或翻倒的这个意义下），而是一种（非内阁形态的）改组，一次相当奇怪的改组，因而我们取得了以下的结果。 就我们看得出来，这些观念的存在现在是写进归根到底由意识形态机器制约的仪式所支配的各种实践行动里的这一明确的范围来说，这些观念（在它们具有一种观念或精神存在这领域内）就这样消失了。因此就主体受下面（在体制现实规定的秩序中配置着的）体制掣肘的程度来说，好像主体产生作用。这个体制就是意识形态。它存在于一种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里，规约着受一种物质仪式支配的物质实践，而其实践则存在于确实根据其信仰来行动的主体的这些物质行动里。 但是，这样的展现表明，我们已经保留了下列概念：主体、意识、信仰、行动。我要马上从这个序列抽出关键核心的其它都依赖的这一术语：主体的概念。 而且我马上要写下两种相关连的论点： 1．除非通过意识形态和在意识形态里头，否则就没有实践。 2．除非通过主体和因为主体，否则就没有意识形态。 我现在能够回到我的核心论点了。 意识形态建构作为主体的个人 这个论点只是约略使我的最后一个命题：除非通过主题和因为主体，否则就没有意识形态，表达得清楚一些。这个意思是说：除非因为具体的主体否则就没有意识形态，而且意识形态只有通过主体，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意思也是说，只有通过主体的范畴及其作用，意识形态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就这点而言，我的意思是这样：即使意识形态只是在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崛起（尤其随着法律意识形态的崛起[15]）的这个名字（主体）下它才出现，但是主体（或许在其它名下产生作用；例如作为柏拉图的灵魂，或作为上帝等等）的范畴才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构成范畴，不论意识形态的规定（地域的或阶级）是什么，也不管它的历史年代是什么——因为意识形态是没有历史的。 我说，主体范畴构成一切意识形态，但同时马上我还要补充说，只有在一切意识形态具有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主体的这一作用（作用规定了意识形态）这个范围内，主体范畴才构成一切意识形态。一切意识形态的作用都存在于这种双重构成的相互作用里，意识形态什么都不是，意识形态只是以产生作用的物质存在形式方式出现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已。 为了弄清后面的论述，必须先了解：无论是写这几行字的作者或是读这几行字的读者本身都是主体，因此都是意识形态的主体（同语反复的命题），也就是说，这几行字的作者和读者都在我说过「人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动物」这个意义下，「自发地」或「自然地」生活在意识形态中。 就作者写出声称是科学的一种言说这几行字的这个范畴来说，作者作为一种「主体」是完全不存在于「他的」科学言说里（因为一切科学的言说定义上是一种没有主体的言说，除非在科学的意识形态里头，否则没有「科学的主体」）的这个问题，是一种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要暂时搁下。 诚如圣保罗（St.Paul）所说的说得好，只有在「逻各斯」（即意识形态）里头我们才活着、「动着和有我们的存在」所以，主体范畴对你和对我来说都是直接「明显可见」（明显可见始终是直接的）：很清楚的是，你和我都是主体（自由的，伦理的等等）。正如所有的「明显可见」一样，包括说一句话、「给东西命一个名」或「赋予一个意义」（因此包括语言「简单明了」的这种明显可见在内）的那些东西在内，你和我都是主体的这个「明显可见」和不产生任何问题的明显可见一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效果，是这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效果[16]。实际上正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性才让明显可见（不用公然这样做，因为这些东西是「明显可见」）像明显可见一样产生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明显可见，而且在其面前我们有免不了和自然要喊出（高声或以「出乎内心的低呼」）：「就是这样！真对！是真的！」的这一种反应。 在这种反应中起作用的是意识形态本身两个作用其一的意识形态的承认（recognition）作用（其反面的形式是误认作用）。 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些朋友，当他们敲门，我们隔着门问说：「谁呀？」时，他们往往回答（因为「是明显可见」）说：「是我」。而我们知道「这就是他」或「她」。我们打开了门，「果然她就在那里」。再举另一个例子说：我们在街上认出我们（以前）认识（再承认）的某人时，我们是用向他说声：「老友你好！」接着握手致意（这是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承认的一种物质的仪式实践，至少在法国是如此：其它地方有其它的仪式）的方式，来向他表明我们认识他（而且已经知道他已经认出我们）。 我利用这种初步的提示和这些具体的说明，只是希望指出你和我总是已经（alwaysalready）是主体，并且以总是已经是主体的方式不断在执行向我们保证我们实际上是具体、个别、独特和（自然是）不可替代的主体的「意识形态承认」仪式。我现在正从事的写作和你现在[17]正从事的阅读，在这方面也都是包括关于我的反省的「对」或「错」本身强行加在你头上的这种「明显可见」的意识形态承认仪式。 但是，承认我们是主体，我们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物质仪式（握手、用你的名字喊你的这个事实、知道你自己「有」个名字的这个事实——即使我不知这是什么名字，这都表示说，你被承认为是一个独特的主体等等）里产生作用——这种承认只是赋予我们关于我们不断地（永恒地）进行意识形态承认的实践这种「自觉」（它的意识，即它的承认）而已，却绝对没让我们有这种认识机制的（科学）知识。现在在意识形态里头说明问题时，假如你愿意走到这么远再讲下去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取得的知识。而且，为了敢于成为讨论意识形态科学（即无主体）言说的先驱，我们就必须从意识形态里头概括出一套打算跟意识形态决裂的言说。 因此，为了展现为什么主体范畴构成只通过把具体的主体建构成主体才存在的这一种意识形态，我要使用一种特殊的说明方式，这一方式可以「具体」到足以让大家认识，又抽象到足以供思考和思维，也就是说可以产生一种知识。 以第一种提法表示，我要说，一切意识形态都是通过主体范畴的作用，把具体的个人呼叫或建构成具体的主体的。 这是一个让我们暂时把具体的个人和具体的主体区分开来的命题，虽然在这个层次上具体的主体只有在它们为具体的个人所支持的这个范围内才存在着。 其次，我要提出这种看法：意识形态是通过我称之为建构（interpellation）或呼叫（hailing）以及按照日常最琐碎的警察（或其他人）呼叫：「喂！喂！」[18]的方向可以想象的那种非常精密的操作，利用在个人当中「招募」（recruits）主体（招募所有的个人）或者把个人「改造」（transforms）成主体（改造所有的个人）的这一种方式来「行动」（acts）或「产生作用」（functions）的。 假设我想象的理论情景发生在街头，被呼叫到的个人会转过身来，通过这个仅仅一百八十度的身体转身，他就变成了主体。为什么？因为他承认这种呼叫「确实」是在叫他，「被呼叫的人确实是他」（而不是别人）。经验表明，这种呼叫实际上的远距离传送是这样，因此，几乎没有叫不到人的：口头的叫唤或口哨，被呼叫的人往往都承认被叫着的人确实是他。尽管有许多人是「因为某种事情而心有不安」，然而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不能只用「罪恶感」来解释。 自然，为了我的小小的理论场面便利和清楚起见，我必须用有前后连贯的方式来把事情呈现出来，例如：以时间连贯的方式把事情呈显出来。有几个人向前走着。某个地方（通常是在他们身后）传出这个呼叫声：「喂！喂！」。有个人（十之八九就是被呼叫的那个人）转过身来，半信半疑或者知道就是叫他，也就是说，承认呼叫声所叫的「确实是他」。但实际上，事情不是一件接一件地发生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与个人作为主体的呼叫或建构是同一件事情。 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件这样似乎发生在意识形态外头的事情（精确的说，发生在街头），实际上是发生在意识形态里头。实际上发生在意识形态里头的事情因此又似乎是发生在意识形态外头。这正是那些处在意识形态中的人们从定义上相信他们自己是置身在意识形态之外的理由：意识形态各种作用其中的一个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这一意识形态性质进行实际的全面否定。意识形态永远不会说：「我是意识形态。」一定要走到意识形态外头，即在科学知识里头，才能够说：我是处在意识形态中（极其特别的情况）或我曾处在意识形态中（一般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责备一个人活在意识形态当中，这个责备只会用到别人身上，永远不会针对着自己（除非他是真正的斯宾诺莎主义者（Spinozist）或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这一点上，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都一样）。这等于说，意识形态（就本身而言）没有外在的东西，可是同时（对科学和现实而言）它只是外在的东西。 斯宾诺莎比马克思还早二百年就说出了这一点，马克思实地运用过，但是却没有详细的解释。让我们先把这点搁下来再说，虽然它不只是有理论上的而且直接也是有政治上的无比的重要性。因为，比如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套理论，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实践的这个金科玉律就是取决于它的。 因此意识形态把个人呼叫或建构成主体。由于意识形态是永恒的，所以我现在必须除掉我呈现意识形态作用的时间形式，接着说：意识形态总是已经把个人建构成主体，这也就等于很清楚的说，个人总是己经被意识形态建构成主体。从这里，我们必然得出最后一个命题：个人总是已经是主体。因此就总是已经是主体的这些主体而言，个人是「抽象的」。这个命题或许看来吊诡。 个人总是已经是一个主体，即使在出生前也已经是主体，这不过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清楚明白的事实，一点都不吊诡。弗洛伊德仅通过指明围绕着「出生」这件「快乐的事情」的期待而有的意识形态仪式，就表明了，就个人总是已经是主体而言，个人总是「抽象」的。每个人都清楚大家期望着即将降生的小孩，也清楚要巴望一个即将降生的小孩做什么事。如果我们同意把「感情」（即父母夫妻兄弟），即期待将降生的小孩的这一家庭的意识形态形式撇开不谈，那这等于是说（非常老掉牙的事情）：事先可以确定他将冠父亲的姓，因而会有身份，没人能顶替。这个小孩子在出生前因此就总是已经是主体，总是在一旦知道它要降临就「巴望」他能做什么的这种特定家庭意识形态的构造中被指定为一种主体，而且也被这种特定意识形态的结构指定为一种主体。我几乎不用补充说，这种家庭意识形态的构造就其独特性来说，是严密地建构着的，而且正是在这个无法改变又多少带有「病态」（假定该词有可确定的含义）的结构里，前面那个将成为主体的主体一定必须「找到」「它的」位置，即「变成」他事先已是有性别的主体（男孩或女孩）。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制和事先指定，以及哺育和家庭教育的种种仪式，都跟弗洛伊德对生殖前和生殖的各种性活动「阶段」形式的研究，也就是说，对弗洛伊德把它的作用说成是无意识的这种「支配」（grip）的研究，有着某种的关系。可是让我们也把这点搁下不谈。 让我再讲得深入一点。现在我要把我的注意力放在在这场建构舞台演出（miseenscéne）中的「演员」，以及他们的各别角色是怎么被反映到一切意识形态这种结构上面来的这一点上。 一个例子：基督教的宗教意识形态 由于一切意识形态的形式结构始终是相同的，在同一个例子也能说明伦理、法权、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等等的情况下，我要把我的分析限制在一个简单的、人人都能接受的例子上，即宗教意识形态的例子。 因此就让我们来考察基督教的宗教意识形态。我要利用一个讲话的人，而且也「让它说话」，也就是说，我要收集一套不只是在新约和旧约、神学著述和戒律中，而且也在实践、仪式和圣礼仪式中所「说」的杜撰的言说。基督教的宗数意识形态说的大致是这样一番话： 它说：一个名字叫做彼得（Peter）的人（每一个人从消极的意义上说，都是用他的名字叫出来的，给他自己名字的人永远都不是他），我有话对你说，目的是要告诉你，上帝存在着，你要响应上帝的召唤。它又补充说：上帝通过我的声音传话给你（圣经汇集了上帝的话，传统把上帝的话传诸后世，罗马教皇又把上帝的话作了最「漂亮的」解释）。它说：这就是你，你是彼得。这是你的出身，你是由永恒的上帝所创造的，虽然你在主基督耶稣诞生后一千九百多年才诞生！这就是你在世界上的位置！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这是说，如果你遵守「爱的律令」，你，彼得，你就能得救，就能成为荣耀的主基督圣体的一部份！如此等等……。 这是相当司空见惯平凡陈腐的言说，可是它同时也是相当使人吃惊的言说。为什么使人吃惊？因为如果有这些事情产生的话，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考虑到说，宗教意识形态的确是向个人说教[19]，目的在「把他们改造成主体」，通过个人（彼得）的建构，目的是在使他成为一个主体，随心所欲地服从或不服从召唤，即上帝的旨谕：如果宗教意识形态通过他们的名字呼叫这些个人，从而知道他们总是被建构成具有个人身份证明的主体（就帕斯卡尔的上帝说：「正是为了你，我滴下了我这滴血。」这个范围而言是这样）；如果意识形态用主体回答说：「是的，正是我！」这样一种方式建构他们：如果宗教意识形态从他们身上取得这种承认：他们确实在世界是占住了意识形态指派给他们的这种位置，即一个固定的所在。在这个尘世中，「这就是我，我是在这里，一个工人、老板、士兵！」如果宗教意识形态从他们身上取得根据他们对「上帝的旨谕」（即变成了爱的律令）报以的敬意或藐视而取得对于一种命运（永生或遭到诅咒下地狱）的承认：——假如所有的一切都以这种（以行洗礼、坚信礼、领圣体、忏悔、临终涂油礼等……众所周知的仪式实践）的方式产生，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点：所有的这种建构基督教宗教主体的「程序」，都是由一个奇怪的现象支配的，这就是：在有一个独一无二、绝对、其它大的主体（Subject）（按：中文文字无大写的特称用法，我们以「大的主体」这种用法来指涉Subject这个特称。——译者），即上帝的这个绝对条件上，才会有像这样众多的可能的宗教主体存在。 把这个新而显著的大的主体（Subject）用开头字母大写Subject来表示，以有别于普通小写的subject（主体），是便利之计（按：以下我们用「大的主体」（Subject）和「主体」（subject）来区分两种表示法。——译者）。 以「其它大的主体」的名义，宗教意识形态才把所有的个人建构成主体，那么，个人作为主体的这个建构就是以一个独一无二和重要的「其它大的主体」之「存在」为前提了。这一切在正确地称之为圣经的东西上写得清清楚楚[20]「那时，上帝耶和华（Yahweh）在云端中正同摩西（Moses）讲话。上帝对摩西呼叫说：「摩西！」摩西说：「我在这里！我是你的仆人摩西，你吩咐吧，我听着你！」上帝便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 因此，上帝把自己界定成为出类拔萃的大的主体，界定成为通过自己并且因自己（我是自有永有的」）而存在的人，同时也界定成为建构了祂的主体、建构了通过祂的这个建构因而从属于祂的这个个人的一个人：这个被上帝建构的个人，名字叫摩西。而通过他的名字被建构和呼叫而且又承认被上帝呼叫的人「正是」他的摩西，承认自己是主体，是上帝的子民（subject），是从属于上帝的主体，即是通过大的主体形成的、从属于大的主体的一种主体。证明就是：他服从上帝，并让他的子民服从上帝的旨谕。 上帝因此是大的主体，而摩西以及无数是上帝选民的这些子民、大的主体建构的对谈者，则是上帝的镜象和反映。人不就是根据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吗？可是也正如全部神学思考所证明的，跟上帝没有人也「可以」完美的造人相反，上帝需要人，大的主体需要主体，正如人需要上帝，主体需要大的主体一样。说得清楚一点是：上帝需要人，这个伟大的大的主体需要主体，甚至就是在他的形象在他们身上（在主体沉迷于酒色时，即违反戒律）造成可怕的颠倒现象时亦然如此。 说得清楚一点是：上帝复制了他自己，而且派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作为上帝「遗弃」的一名普通子民（在橄榄山的长期传橎福音，直到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方告结束），以主体而不是大的主体的身份，以人而不是上帝的身份，为最后的救赎即基督的复活铺路。上帝因此需要「把自己变成」人，大的主体因此需要变成主体，彷佛要经验上显示出来，让主体（假如他们是从属于大的主体的这一主体的话）的双眼能看得见，双手可以（请参阅里·托马斯St.Thomas）摸得到，这仅仅是为了最后在「最后审判日」（JudsementDay）的那一天使他们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重新投入主的怀抱，即重新投入大的主体[21]。 让我们且把大的主体变成主体，大的主体本身变成一个大的主体的主体的这种复制令人赞叹的必要性，译解成理论的语言。 我们看到了一切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种独一无二和绝对的大的主体之名把个人建构成主体，是反射，亦即是一种镜象结构）和双重的反射：这种镜象的复制构成了意识形态，并保证了它的作用。这就意味着说，一切意识形态都集中在一点上，绝对的大的主体占着中心的独特地位，并在双重反映关系中把围绕着它的无数个人建构成主体，因而它就使这些主体从属于大的主体，同时又在任何主体都能从中思索其自身（现在和未来）形象的大的主体里头赋予他们这样的保证：这跟他们与上帝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而且因为全部的事情都是在大家庭（即神圣家庭：这个大家庭本质上是神圣的）里发生的，「上帝在其中会承认他自己」，换句话说，那些承认上帝的人，和那些在祂那里认出自己本身的人，将会得救。 让我概括一下我们在一般意识形态发现到的东西。 意识形态复制的镜象结构同时保证： 1．把「个人」建构成主体： 2．主体从属于大的主体； 3．主体和大的主体互相承认，主体和主体彼此承认，以及最后是主体承认他自己[22]； 4．这种绝对的保证：事事都是如此，而且在主体承认他们是什么，按照这样来行事的条件下，绝对保证凡事一切都会顺利：阿门——「就那样吧」。 结果是：主体在建构成主体、从属于大的主体、普遍承认以及绝对保证的这四重体系中被套住了，这些主体「做出来」了。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主体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只有个别的「坏的主体」是例外，他们往往引起（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的某个镇压部门介入。但绝大多数的「好的主体」「全部都自己」做的不错，就是说都按照意识形态的方式（其具体形式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得到实现）做的不错。他们都被放进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仪式所支配的实践中。他们「承认」现状，承认「现状就是如此，不能不是如此」，承认必须顺从上帝，服从他们的良知，服从神甫、戴高乐、老板、工程师，承认你应该「爱你的邻人如爱自己一样」，等等。他们具体实际的行为无非是把祈祷者的这句妙不可言的话：「阿门——就那样吧」，移植到生活中来。 的确，主体「是由自己做出来的」。这种作用的全部奥秘就在上面我刚谈到的四重体系的头两个环节，或者假如你认为较好的话，也可以说，就是在主体这个术语的含混不清中。在这个术语的普遍用法里，主体实际上意味着：（1）一种自由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主动性行动的中心、行动的主人和负责其行动的人；（2）一个已经从属了的存在物，他从属于上级机关，因此除接受奴役的自由外再也没有任何自由。这后一个提示赋予我们有关这个含混性的意义，这个含混性不过是生产这个含混性的作用的一种反映而已：把个人建构成为（自由的）主体，目的是在于使主体能够自由地仰承大的主体的旨谕，就是说，目的在使主体能够自由地接受他的从属，也就是说目的是在使主体能够「全部都是由他自己」摆出他从属的姿态和行动。除非通过主体的从属，以及因为他们的从属，否则不会有主体的存在。正是因为如此，主体才「全部都是由自己做出来」的。 「就那样吧！……」记录着取得了这种作用的这句话，证明这不是「自然地」那样（「自然地」：就是不用祈求，就是说，没有意识形态的介入）。这句话还证明，假如要让事情成为所应该的那样，而且让我们把话从口头无意地说溜出来，就是说，假如要使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获得保证，甚至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和流通过程、在「意识」里面，即在科技分工在生产、剥削、镇压、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实践里头占据指派给他们的位置的这种个别主体的态度里面，它就必须要那样。在关于大的主体，关于把个人建构成主体以及在关于假使主体自由地接受他们向大的主体之「旨谕」的从属，这样大的主体就给主体保证，等等的这种镜象承认的机制中，确实被谈论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在这个机制中谈论到的现实，这个在承认的许多形式里必然被忽略掉的现实（意识形态＝误认或无知），确实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和他们衍生的这些关系的再生产。 一九六九年一月～四月 后记 即使这几个纲要性的论点可以让我说明上层建筑产生作用的若干层面及它介入经济基础的方式，但它们毕竟还是抽象的，而且必定也留下一些重要问题有待解决，应该要提到的问题是： 1．实现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这整个过程的问题。 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作为这一过程的因素促进了这种再生产，但是，有关这种促进作用的观点仍然还是一种抽象的观点。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只有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才获得实现。它是通过「完成」劳动者训练，指派给他们的位置等等的那些过程的机制，而获得实现的。正是在这些过程的内在机制里，我们才能感觉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作用（尤其是法律伦理意识形态的作用）。 但这种观点还是一抽象的观点。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因此，也是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作为统治阶级最高目标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而不能只是在「技术分工」中培训和给个人安插不同位置的这类简单的技术操作。实际上除了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否则就不存在有劳动的技术分工：劳动的每一种「技术」分工和每一种「技术」组织，都是劳动的社会（＝阶级）分工和社会（阶级）组织的形式和掩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因而只是一个阶级的勾当而已，它是通过使统治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对立起来的阶级斗争而获得实现的。 在不采取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这个范围来说，生产关系再生产实现的这整个过程因此还是抽象。采用这种再生产的观点，因此归根到底也就是采用阶级斗争的观点。 2．关于在某个社会形态中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这一阶级性的问题。 一般意识形态的「机制」不是一件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能够把它归结为用几句话表现出来的一些原则（就如按马克思的意见来说，像在界定生产的一般，或以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像是界定无意识的一般的那些原则这么「贫乏」的东西）。如果这个机制还有任何真理在里面，那么就每一个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形态这个问题说，这个机制一定也是抽象的。 我已经提到过，各种意识形态是在制度、在它们的仪式和实践以及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获得实现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基础上它们促进了攸关统治阶级生命的那个阶级斗争的形式，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是，这个观点本身无论它是多么实在，却仍是一种抽象的观点。 的确，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国家和国家机器作为一种保证阶级压迫与保障剥削条件存在和其再生产的阶级斗争机器，才有其意义。但是没有对立的阶级就没有阶级斗争。不管是谁提到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他也就是在谈被统治阶级的抵制、反抗和阶级斗争。 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才不是一般意识形态的实现，甚至才不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个免除冲突的实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靠天意甚至也不能只靠掌握政权，来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安装（installation），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头这种意识形态才获得实现，而且才自己实现了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这件事。可是，这种安装不是完全通过自己来取得的；相反，它是在持久而艰苦的斗争中进行的赌注：首先要在旧和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头对抗以前的统治阶级和他们的身份地位，其次要对抗被剥削阶级。 但是，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这种阶级斗争观点仍旧是抽象的。的确，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阶级斗争诚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有时还是一个举足轻重和象征的阶级斗争，例如十八世纪的反宗教斗争或当今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危机」。但是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却只是远超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范围的一种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执政的阶级在它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制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这个意识形态，确实是在那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获得实现的」。但这种意识形态却超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范围，因为它来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外部。同样的，被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和反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设法捍卫的这种意识形态，也是超出这些国家机器的范围，因为它来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外部。 只有从阶级观点，即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才能解释在社会形态中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不仅只有以从这个出发点出发，才能解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实现，以及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作是斗争所在地和赌注的那些阶级斗争形式的实现，而且也只有和尤其只有从这个出发点出发，才有可能理解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实现和在那里相互对立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来源。因为，假如确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展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获得实现和被统治阶级必然得以衡量和面对的这种形式，那么各种意识形态就不是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头「产生的」了，它们是来自在阶级斗争搏斗中的各社会阶级，也就是说，是来自各社会阶级的存在条件、他们的实践、他们斗争的经验等等。 一九七〇年四月 [1]写于一九一六年一月至四月，由作者当时正在写的一部研究著作中的两个片断构成。副标题《研究札记》是作者自己加的，作者认为本文中所表述的思想只是为了促成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第一次发表在《思想》杂志一九七〇年第一五一期上。 [2]马克思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致库格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页三六八。 [3]马克思赋予它的科学概念是可变资本。 [4]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中。 [5]Topique源于希腊文的topos（地点）。它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展现几种现实所占的各种位置：如经济在底层（基础），上层建筑在它上面。 [6]参看下面第一七六页《关于意识形态》部份。 [7]据我了解，葛兰西是在我走的这条路上走过一段距离的唯一的一人。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想法，即国家不能归结为（镇压性）国家机器，而是像他说的国家是包含有若干「市民社会」的机构：教会、学校、工会等。遗憾的是，葛兰西并没有把他的思想系统化，它们停留在一种尖锐的然而零散的评论的状态中。参看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8]家庭显然除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以外，还有其它的作用。它介入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在不同的生产方式里头，它是生产单位和（或）消费单位。 [9]「法律」既属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又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体系。 [10]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KonstaninovaKrupskaya）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哀婉动人的文章中，叙述了列宁绝望的努力和她所认为的失败的一段历史。 [11]我在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阶级斗争里用这几句简短的话说过的东西，显然远没有穷尽阶级斗争的问题。 处理这个问题，必须记住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在考察这些变革（社会革命）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因此，阶级斗争以意识形态的形式，从而也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形式表达和进行。但是阶级斗争远远超出这些形式，而且正是因为它超出它们，被剥削阶级的斗争也可以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形式进行，从而把意识形态的武器用来对付掌权的阶级。 这是由于第二个原则：阶级斗争超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范围，因为它是扎根于意识形态以外的另一个地方，扎根于基础中，扎根于生产关系中；这些关系或基础都是剥削的关系，也是构成阶级关系的基础。 [12]就绝大部份而言，因为生产关系首先是由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物质性再生产的。但是不应该忘记，在这些过程中就存在着意识形态关系。 [13]就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助于再生产的那个部份而论。 [14]我故意使用这个很现代化的名词。因为令人遗憾的是，甚至在共产党党内也常常用「小集团」的行动来「解释」某些政治偏向（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 [15]法律意识形态是借用「法律的主体」的法的范畴形成意识形态的概念：人本质上是一个主体。 [16]语言学家和为了种种目的诉诸语言学的人时常碰到产生的难题，因为他们忽略了所有言说中意识形态效果的这一作用——甚至包括科学的言说也如此。 [17]注意：这里的两个「现在」再一次证明，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因为这两个「现在」是由不定期的时间间隔分开的，我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写这几行字，你可以在以后任何一个时候读到它们。 [18]呼叫作为从属于一种严密仪式的日常实践，在有关呼叫「嫌犯」的警察「呼叫」这种实践中是采取一个十分「特殊」的形式。 [19]虽然我们知这个人总是已经是主体，但是我们一直利用这个措辞，因为它产生的对立作用有便宜之处。 [20]我是以合并组合的方式引述，不是逐字逐句，而是「以精神和实质」的方式引述。中译文请见〈出埃及记〉，《旧约全书》，第三章。 [21]三位一体的教义正是有关于大的主体（圣父）被制成主体（圣子）和关于祂们的镜象关系（圣灵）的这一种理论。 [22]就黑格尔是一名「普遍承认」的「理论家」（不幸在「绝对知识」的意识形态中停止不动了）这个范围来说，他是（人所不知的）一个令人敬佩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费尔巴哈是一名令人惊异的镜像关系的「理论家」，他不幸在人的本质的意识形态中就停止不再前进了。要找到足以建构关于这种保证的一种理论的材料。我们必须把眼光转向斯宾诺莎。
5．列宁在黑格尔面前（一九六九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5． 列宁在黑格尔面前[1] （一九六九年四月） 我在一年以前做过一次讲演，后来由玛斯佩罗出版社用《列宁和哲学〉（Leninandphilosophy）作标题印成了一本小书。我在这篇讲演中曾试图证明，应该认为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真正的发现，这个发现可以概括为下述论点：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所导致的不是一种新的哲学（称作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确切地说，一种建立在哲学中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之上的哲学实践。 这一在我看来极为重要的发现，可以用以下几个论点表述： 1．哲学不是科学，在科学有对象的意义上，它没有对象。 2．哲学是一种以理论方式进行政治介入的实践。 3．它主要是在两个特别领域介入：起阶级斗争作用的政治领域和起科学实践作用的理论领域。 4．实质上，它本身是在理论领域里由起阶级斗争作用和起科学实践作用的这一结合产生出来的。 5．因此，它以理论方式对政治实践和科学实践这两个领域进行政治上的介入：既然它本身是由这两种实践的作用结合产生出来的，这两个介入领域就是它固有的领域。 6．在宰制全部的哲学史的大辩论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辩论中，所有哲学都表达一种阶级立场，一种「党性」。 7．唯心主义的哲学概念（哲学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虽然本身总是表示一种阶级立场，却否认哲学表示阶级立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哲学中的革命就在于拒绝这种概念，并在哲学中采取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也就是创立一种理论阶级划分效果的、新的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哲学实践。 所有这些论点都可以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找到，有的是明白说出来的，有的则暗含在字里行间。我只不过是开始更清楚地说明它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注明的写作日期是一九〇八年。那时列宁还没有读或者说还没有真正读黑格尔的著作。列宁只是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才读了黑格尔的著作。我们应该注意到，就在列宁读黑格尔的著作（先是《小逻辑》，然后是《大逻辑》和《历史哲学》）之前，他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一九一四年）。 因此，列宁是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期间读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著作的，那是帝国主义大战的头两年，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失败九年之后，当时正面临着工人运动史上最关键的时刻：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背叛革命，它们那种神圣同盟的做法开始造成严重的分裂，后来导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作出极大的努力来完成一九一七年革命和建立第三国际。今天，在一九六九年四月间，当我们正在经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事实上的分裂的时候，当中国共产党正在举行九大、莫斯科正在筹备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时候，思考一下列宁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读黑格尔《逻辑学》的情况，完全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不是烦项哲学，而是哲学，而且由于哲学是理论中的政治，所以这就是政治。我们有一点比列宁优越得多，这就是我们现时并没有置身于世界大战中，因此，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现在的分裂，——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它发生现在的分裂，尽管我们掌握的情况少得可怜，我们还是能够稍微更清楚地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因为人总是能够思考的。 列宁在黑格尔面前的态度似乎有点前后矛盾，通过两个事实的对比可以看得出来： 1．第一个事实 很清楚，列宁在一九八四年〔注：应为“一九一四年”〕还没有读过黑格尔的著作，而只是读过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关于黑格尔的论述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黑格尔的论述。可是他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用十二页篇幅谈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这十二页是一篇反黑格尔的明确宣言。这十二页的结论（在一个脚注中）就是（我引列宁的原话）：「责备马克思主义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荒谬绝伦的。」[2]列宁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截然相反」。」[3]至于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说法，也就是在《资本论》中，特别是在第一卷第一篇中出现的那些黑格尔式的说法，马克思自己说是他「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的结果，列宁却把它们一律算作「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是由「学说的起源」造成的，并且理所当然地补充说，「不可把理论的起源当作理论的罪过」。[4]列宁接着说，黑格尔的辩证法说法，这个「空洞的辩证公式」三段式，是「盖子」或「外壳」，不仅人们可以把这个盖子或外壳去掉而不会使揭开盖子的茶碗或剥去外壳的果子有什么改变，而且说实在的，必须把盖子揭开，把外壳剥去，才能看到它们内部所包含的东西。 我要提醒读者，列宁在一八九四年不曾读过黑格尔的著作，但是他非常仔细地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解得比任何人都更深刻，以致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最好的介绍要到列宁的著作中去寻找，而列宁当时只有二十四岁。这一点似乎可以证明，要想理解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最好的办法首先是读懂《资本论》。 2．第二个事实 一九五一年〔注：应为“一九一五年”〕，列宁在读《大逻辑》时记的笔记中写了一段话，这段话是大家都记得的，我把它引出来：「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5] 在任何一个从表面观察问题的读者来看，这段话显然与一八九四年说的那些话矛盾，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似乎不是坚决反对，而是坚决拥护黑格尔的声明。说实在的，这段话说到了这种程度，若是用它来衡量列宁自己，那么他在一八九三年到一九〇五年之间写那些论述《资本论》的出色文字时，似乎也是没有「理解马克思」的，因为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以前，列宁并没有「钻研和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 我将这小小的「矛盾」留给一般评论者去解决，但是我怀疑他们会由此得到许多进步，不管他们作为列宁其它著作的出色评论家，如何口口声声说「矛盾」是包括理解进步在内的一切进步的普遍动力……。 至于我自己，我声明，正像我完全同意列宁的头一个说法一样，我也完全同意他这第二个说法。我马上来说明这一点。列宁完全有理由说，为了「理解《资本论》」，特别是像他天才地指出的那样，为了理解它的第一章，即那个异乎寻常的第一卷第一篇（说它异乎寻常，是因为不仅它的用语，而且它的叙述方式都仍然是黑格尔的），必须透彻地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原因不用说了！ 我凭着指出在列宁的第二种说法之前（笔记中的前一页）只有几行字前面的地方，有另外一段非常有趣的说明。这段，就能够把这第二个事实即列宁第二种通俗易懂的说法说清楚。列宁实际上说，「黑格尔对推理的分析……令人想起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章中摹仿黑格尔」。这是重述马克思对自己的诊断：「卖弄」黑格尔。会听话的人有他的好处。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列宁跟在马克思之后说的。事实上，如果不把扣在第一卷第一篇上的黑格尔主义「盖子」揭掉，如果不是像列宁作为唯物主义者那样来读黑格尔的著作，如果（请原谅我放肆）不把它重新写过，我们就根本读不懂这第一卷第一篇。 这立刻把我们带到了我关于列宁如何读黑格尔著作的中心论点上来：列宁在关于恩格斯著作的笔记中完全保持了他先前在《什么是人民之友》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也就是他还没有读黑格尔著作时所采取的立场。这会使我们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然而却是正确的结论：从根本上说，列宁为了理解黑格尔，并不需要阅读他的著作，因为他细心地钻研和理解了马克思的著作之后，就已经理解黑格尔了。想到这种情况，我要冒昧写出一句我自己独断的警言：「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挑战会招致挑战，我希望人们会饶恕我这一次，至少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里。 至于黑格尔主义者，他们可以继续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在这位一切思考的思考者，也就是哲学史上一切解释的解释者的著作中，去进行他们的思考。无论如何，作为忠实的黑格尔主义者，他们知道历史已经终结，所以他们只能在关于历史终结的理论中，即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兜圈子。毕竟，不仅是旋转木马会兜圈子，历史车轮也会兜圈子。至少哲学的历史车轮是如此，它总是在兜圈子，如果这哲学的历史车轮是黑格尔主义的，那么它的优越性就像帕斯卡尔（BlaisePascal）认为人对芦苇具有的优越性那样，在于「它心里明白」。 可是在黑格尔的《大逻辑》中，什么东西使列宁那样感兴趣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学会解读列宁在读黑格尔的著作时所记的笔记。这是老生常谈，但是却很少有人能从这当中做出必要的然而基本的结论。我们不得不认为，在关于黑格尔的笔记的评论者当中，没有谁曾经自己记过读书笔记。 因为人们记笔记的时候，总是有的地方对自己刚才读过的东西加以概括，有的地方加以评论，而且是有时候记，有时候不记。例如，读者若愿意把黑格尔《大逻辑》的文字与列宁记的笔记加以对比，就一定会发现列宁几乎完全忽略论存在的一册，对它除了概括性的笔记以外，没有留下什么评论。这肯定是奇怪的，即这是征兆。当列宁读到论本质的一册时，读者一定会发觉笔记明显地多起来（不仅有概括性的笔记，而且也有评论性的，通常是表示同意的，偶尔也有表示不同意的），很清楚，列宁对这一册相当感兴趣。而到论述主观逻辑的一册时，列宁的笔记变得非常多，对绝对现念则有很赞扬的评论，尽管看起来可能令人吃惊，列宁把这一章看成实际上是唯物主义的。 我不能深入地谈所有细节，虽然它们都很重要。我想要首先谈谈列宁是怎样解读黑格尔的，然后谈谈列宁对黑格尔主要感兴趣的是什么，最后试图说说其中的道理，为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批判地、即唯物主义地解读列宁在读黑格尔的著作时所记的笔记。 一、列宁是怎样读黑格尔的？ 常常说，列宁是作为「唯物主义者」解读黑格尔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表示列宁是用把黑格尔「颠倒过来」的方法去解读他的。这个「颠倒过来」又是什么意思呢？只是把唯心主义「颠倒过来」成为唯物主义。但是要当心！实际上，这并不是说列宁把观念解读成物质，把物质解读成观念，因为这只会产生出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即古典哲学的唯物主义变种，至多是机械唯物主义），而是说列宁在解读黑格尔时采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换句话说，列宁解读黑格尔并不是为了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改换成唯物主义体系的形式。他为解读黑格尔采取了一种新的哲学实践，即从无产阶级观点，也就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实践。黑格尔那套使列宁感到兴趣的，首先就是对黑格尔著作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解读法的作用，也就是对解读黑格尔著作中主要论述所谓「知识论」和辩证法的篇章所产生的作用。 如果列宁并没有按照「颠倒过来」的方法解读黑格尔，那么是怎样解读他的呢？正是按照他早在一八九四年在《什么是「人民之友」》所描述的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方法，即「揭示」的方法。对解读《资本论》中马克思那些沾染了黑格尔术语和黑格尔表达方式的章节适用的方法，对解读黑格尔本人的著作显然更加适用，百倍地更加适用。因此，列宁采用的就是这种彻底揭示的方法。《哲学笔记》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很清楚地谈到这点： 「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动机」（Trieb）——「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abstrusen（晦涩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必须发现、理解、拯救、揭示、提纯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6] 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揭示」、「提纯」或「提取」（别的地方也用这个词）这种比喻的说法呢？它一定是说，在黑格尔那里有一种「合理的」内核，必须去掉它的外皮，这无疑是外加的一层皮，也就是厚薄不等的一种外壳（譬如水果、葱头或甚至洋蓟那样）。要取得内核就需费力剥去外壳。有时，例如在论述绝对观念的那一章中，唯物主义的内核几乎露出表面，只需稍微揭示一下就够了。有时外壳很厚，并且与内核本身纠缠在一起，就需要费力把内核解脱出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须或多或少进行改造的工作。有时只有外壳，没有什么可以保留，全部都要抛弃，根本没有合理的内核。例如在《大逻辑》的论存在那一册中，在所有直接或间接包含着列宁所调「神秘主义」（如说逻辑外化为自然界等）的章节中，列宁愤怒地写道「荒谬！愚蠢！不可信！」他彻底地抛弃这些东西：「关于绝对的呓语。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读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著作的倒立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说，我大抵抛弃神、绝对、纯粹观念等。」[7] 可见这是一种颇为特殊的方法。颠倒过来只是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在哲学中的党性立场：把唯心主义颠倒过来成为唯物主义。真正用唯物主义观点解读的工作则包含完全不同的内容： 1．抛弃大量设法加工、完全无用的命题和论点，它们是没有内核的外壳； 2．把某些经过挑选的有用之物保留下来，细心地剥去它们的外壳，或者通过真正的改造工作把它们当中与厚实的外壳纠缠在一起的内核解脱出来。「首先必须从这些东西（黑格尔的胡言乱语）当中剥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这些东西当中十之八九都是这些外壳、皮屑。」[8] 大都是废物！对这些东西用神奇的「颠倒过来」是搞不出任何名堂来的。 二、列宁感兴趣的是什么？列宁从黑格尔那里保留下来并加以改造的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的东西太多了。我将就两个题目说一点我的看法，这两个题目在我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我相信每一个细心解读《哲学笔记》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第一个题目是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第二个题目是论述绝对观念的那一章。 A．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 这是绝不会错的：列宁只要看到黑格尔的著作中批评康德的地方，他就表示赞同。特别是在黑格尔批评康德认为自在之物不可知的时候。那时候列宁表示的赞同斩钉截铁，甚至带有抒情色彩： 「实质上，黑格尔反对康德是完全正确的。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它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康德贬损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黑格尔推崇知识，硬说知识是关于神的知识。唯物主义者推崇关于物质、自然界的知识，把神和拥护神的哲学混蛋打发到阴沟里去。」[9] 这里，列宁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 「但是，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己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10]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种态度呢？我们应该仔细地注意到，当列宁对黑格尔从黑格尔观点批评康德的事实表示赞同时，他肯定并不百分之百地赞同黑格尔的观点，但是他的确百分之百地赞同康德被批评，而且可以说赞同黑格尔用以批评康德的大量论据。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两个人完全可能由于不同的或多或少不同的理由而一致反对第三者。 对列宁说来，也正如对黑格尔说来一样，康德意味着主观主义[11]。列宁用几乎是黑格尔的措辞说先验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心理学。列宁还偶尔把康德与马赫相比，这一点自然也不足为奇。因此，列宁在从客观主义观点批评康德方面是与黑格尔一致的……，但是这是什么样的客观主义呢？我们就要看到。 无论如何，黑格尔对自在之物的批判使他高兴。他同意黑格尔的提法，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是一种声称能思考不可知的东西的神话，实则自在之物是现象中的本质的同一。 「康德的自在之物是空洞的抽象，而黑格尔要求的是和本质相符合的现象。」[12] 这是一个双重的命题：坚决拒绝自在之物，同时承认现象中有本质存在——列宁把这解读为本质与自在之物同一（本质与现象同一）。在这双重的命题上，列宁是与黑格尔一致的，虽然后者决不会说自在之物的「现实性」是本质。也许这是细微的差别，但是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是以绝对唯心主义的名义对主观唯心主义进行批评，这表示黑格尔并不停止在本质论上，而是以观念论的名义批评康德，然而列宁则停止在一种黑格尔会称之为本质论的立场上。 这里我们看到了列宁是「以什么名义」批评康德的主观主义的：是以客观主义的名义，我上面已经说过。然而这个名词太容易与主观主义这个名调相对称，以致会立即引起嫌疑。我们还不如说，列宁是以（物质）存在和（科学）客观性结合在一起的唯物主义命题的名义批评康德的主观主义的。换句话说，列宁是从唯物主义命题中包括的哲学唯物主义和科学客观性的观点出发批评康德的。这正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立场。 然而这使我们能够揭示出一系列重要的结论。让我们来看看它们。列宁对黑格尔的有选择的和「揭示」性的解读中所包含的对康德先验主观主义的批评，事实上要求： 1．消除自在之物并把它转化为本质与现象同一的辩证活动； 2．消除主体范畴（不管先验的或其它的）； 3．通过这两个消除和把自在之物转化为本质在现象中的辩证活动，列宁得出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常常加以强调的效果：解放科学实践，使之最后摆脱任何会使它僵化的教条，从而恢复它本来应该有的活生生的存在——科学的这种生命只是反映现实本身的生命[13]。 这是在列宁与黑格尔批评康德时把列宁跟黑格尔划分开来的明确的界限。对列宁说来，黑格尔是从绝对观念的观点，也就是从「神」的观点批评康德的，而列宁是从科学的观点，即从科学客观性和科学对象物质地存在的观点利用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来批评康德的。 列宁从黑格尔按照完全不同的观点进行的言说中取出他按照自己的观点感兴趣的东西，这就是揭示和剥皮的作法，提纯的作法，正如我们在可以接受下来的那一点上所看到的一样。这里决定取舍的原则的是观点上的差异：在列宁那里，科学及其物质对象占首位：可是我们知道，对黑格尔说来，科学家的那种科学（仍然停留在知性中）不占首位，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占首位的是宗教和表述宗教真理的哲学，科学是从属于它们的。 B．论述绝对观念的那一章 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吊诡的地方。我刚才说过，列宁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感兴趣的是对康德的批评，但是他是从科学客观性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这种客观性的真理的观点出发。这个真理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简单地说是由绝对观念代表。然而列宁却非常欣赏论述绝对观念的那一章，几乎把它看成是唯物主义的： 「极妙的是：关于「绝对观念」的整整一章，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仅仅有一次偶然漏出了「神的」「概念」），此外——注意这一点——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而是把辩证的方法作为自己主要的对象。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还有一点：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14] 我们应该怎様解释这个吊诡呢？ 对它的解释归根到底将非常简单。但是解释之前，我必须先稍微回顾一下。 去年我在伊波利特主持的研究班上作了个报告，阑述了马克思在理论方面应该归功于黑格尔的地方。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行了一种可以称作概念实验的工作，他往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的理论中加进了黑格尔的东西，即历史异化过程的思想，我对马克思这种实验的辩证方面进了批判考察之后，指出了这种概念的结合是站不住脚的和要爆炸的。实际上，这种结合一方面被马克思抛弃了（手稿没有发表，其中的论点后来逐步被抛弃了），另一方面它产生一种爆炸。 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主张的那个站不住脚的论点是：历史是主体（即在「异化劳动」中被异化的人类本质）的异化过程的历史。 但是正是这个论点爆炸了。爆炸的结果是主体、人的本质和异化等概念完全消失，化为乌有，没有主体的过程这一概念得到解放，成为《资本论》中一切分析的基础。 在《资本论》法文版的一个脚注中，马克思自己为这提供了证据（这是很有趣的，因为马克思只有在德文版问世三四年之后才加上这个脚注，要过这么一段时间他才能理解这个范畴的重要性并把它表达出来）。马克思这样写的： 「“procés”（过程）这个词语表示一种从其全部现实条件上来考察的发展，很久以前就成了全欧洲的科学用语。在法国，它最初是有点羞羞答答地以拉丁文形式——processus——引进的。后来，它脱去了学究式的伪装，进入了化学、物理学、生理学等等的著作，也钻进了某些形而上学的著作。它终将获得完全归化的证件。我要顺便指出，在日常用语中，德国人和法国人一样是在法律意义上使用Prozess（procés，process）这个词语。」[15] 那么，任何一个「知道」作为唯物主义者去解读黑格尔《逻辑学》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没有主体的过程正是在论述绝对观念的那一章中所能找到的东西。伊波利特明确地证明了，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与任何人本学绝对没有关系。证据是：历史是精神，这是以逻辑「开端」经过自然界并以精神结束的异化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精神就是能够以「历史」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完全与柯热夫（AlexandreKojeve）和青年卢卡奇以及他们以后的其他一些几乎耽于谈自然辩证法的人的错误观点相反，黑格尔认为辩证法决不是历史所特有的，这是说，历史并不在它自身的任何地方，在任何主体中包含着它自己的起源。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回到自然擀证法的命题上来是完全对的，这个命题包含着这样一种论战性的意义[16]：历史是没有主性的过程，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辩证法不是任何主体的作用，无论这主体是绝对的（神）还是仅仅是人类的，历史的起源总是已经被推到了历史以前，因此历史既没有哲学上的起源，也没有哲学上的主体。那么在这里对我们重要的是，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本身并不是它自己的起源；它本身是一个不从它开始的异化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的起源在一个别的地方，即在逻辑中。 正是在这里，问题变得特别引人注意。因为很清楚，列宁会把自然界是逻辑异化的产物斥为荒唐的思想，然而他又说关于绝对观念的一章几乎是唯物主义的。真是令人吃惊。 实际上，逻辑在黑格尔那里的地位是什么呢？是双重的：一方面，逻辑是起源本身，不可能回溯得更远，以后的异化过程是从它那儿开始的。因此这个异化过程的确像有一主体：逻辑。但是当我们正是在关于绝对观念的一章中仔细考察这个被假定为绝对的主体的「本质」时，我们发现这是被否定作为起源的起源。这一点特别在两个地方可以看出来。 第一、在《逻辑学》的开端，通过立即以「无」否定「存在」，从一开始就否定用以开始的东西，这只能有一个意思，即起源必须在被肯定的同时被否定，因此主体必须从被设定的那一环节起就被否定。 第二、在黑格尔关于绝对观念只是绝对方法的著名论点中，因为这个方法只不过是过程的运动本身，它只是把过程作为唯一的绝对这个观念。 列宁把他的唯物主义解读应用于黑格尔这个双重论点。正因为如此，他完全被绝对观念吸引住了。他于是揭示和提纯这个概念，留下绝对，舍去理念，这就是说，列宁从黑格尔那里采取了如下的命题：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是绝对的，那就是方法或本身是绝对的过程的概念。而由于黑格尔本人以逻辑的开端暗示「存在物」＝「虚无」，并且以逻辑的地位本身暗示起源作为起源被否定，主体作为主体被否定，列宁认为这是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绝对必须（就像他从认真解读《资本论》所学到的那样）消除任何起源和任何主体，并且说：绝对的东西就是没有主体的过程，在现实中和科学知识中都是一样。 由于这个命题经常触及表面，呼之欲出，只需要剥去外壳就能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关于运动的绝对性、关于方法现实性的绝对过程的概念，确切地说，即关于没有主体的过程的概念完全符合科学的概念，我们在《资本论》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别的地方，例如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因此，关于物质存在和科学知识客观性的唯物主义论点，在这关于绝对观念的一章中得到了确认，这种确认是彻底的，然而又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对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的黑格尔读者说来是完全令人困惑不解的。但是对读过马克思著作的黑格尔读者说来则是完全自然的。我甚至要说，若是有人在没有读过黑格尔的著作以前，就够像那个在一九八四年〔注：应为“一九一四年”〕就写了整整十二页论述黑格尔的二十四岁青年那样，在完全不了解也就是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以强烈的措词谈到黑格尔的话，那么不管他是谁，对他来说就是完全自然的。 以这些评论作为出发点，我要求你们也试着重新读读列宁关于黑格尔的读书笔记，并且告诉我，我刚才提出的那个令人吃惊的命题是否千真万确： 「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 我们要感谢列宁，由于他，我们对黑格尔的哲学世界才能够在对之进行改造的同时开始理解它，而不单是解读它和解释它。 让我再提醒一句，列宁对黑格尔的那种预知以及他后来对黑格尔的那种解读，是只有从无产阶级观点出发，借助基于无产阶级观点的新哲学实践，才可能做到的。也许我们能从这里为现在和将来学到一点经验教训。因为总的说来，一九六九年的形式对国际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说来不像一九一五年那样严重——这并不是说任务不大，只是说，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比较起来不那么艰难。可是必须有一个条件，而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始时就对他的读者提出来的，即要有勇气「独立思考」，思考在酝酿的事情，甚至是在中距离和远距离酝酿的事情，思考在群众中酝酿的事情，因为创造历史的是他们，而不是哲学家。 一九六九年四月 [1]本文是阿图塞一九六九年四月在巴黎举行的《黑格尔学术会议》上作的报告。——译者注 [2]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页一五三。 [3]同前揭书，页一四七。 [4]同前揭书，页一四四。 [5]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页二二四。惊叹号是列宁加的。 [6]同前揭书，页一四七。 [7]同前揭书，页一〇四。 [8]同前揭书，页一六二。 [9]同前揭书，页一八一。 [10]原恩格斯的话。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页二二一。 [11]「黑格尔斥责康德的主观主义。这是值得注意的。黑格尔赞成假象、『直接的现存的东西』的『客观意义』。」列宁，《哲学笔记》，页一三九。 [12]同前揭书，页八八。 [13]「好极了！！如果我们问什么是自在之物，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不知不觉地包含不可能回答的成份了……这是非常深刻的：……自在之物完全是空洞的、无生命的抽象。在生活中，在运动中，一切的一切总是「自在」的，在对他物的关系上又是「为他」的，它们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同前揭书，页一一〇。）「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的「空洞的抽象」代替了我们关于事物的认识的日益深入的、活生生的进展、运动。」（同前揭书，页八八） [14]同前揭书，页二五三。 [15]《资本论》一九四八年巴黎社会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一八一页脚注。 [16]还有其它的意义。
文献提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文献提要 本书是根据我在1938年9月提交给牛津大学近代史系的一篇博士论文《废除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经济因素》写成的。所参考的资料，主要是本文论述的1783—1833年这一时期的手稿资料。 I.第一手资料（手稿） A.伦敦档案馆 1.殖民部文件。这类资料的价值不言自明。本书正文里所引用的该文件资料，虽然已作了最大限度的删减，但却是我全面査阅了二百三十余册的文件档案后选录出来的。这批文件包括牙买加、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德梅拉拉（英属圭亚那）的，涉及的年代为1789—1796年（废奴运动早期）和1807-1833年。文件索取号为C,O.27（巴巴多斯），C.O.111（德梅拉拉，即英属圭亚那），C.O.295（特立尼达〉，C.O.137（牙买加）。 2.査塔姆文件,G.D./8。这批文件只选用了小皮特的书信集和档案，没有选用他父亲的。大量有关査塔姆的材料散见于佩尔斯的著作中。我所查阅的这批文件，提供了关于英属各个岛屿，圣多明各和印度的极其有价值的材料，时间为1784年自小皮特活跃于英国国会舞台起至I860年他去世为止这段时期。所以，这是极为重要的文件资料。 3.外交部文件。在叙述1789-1793年间的史实，特别是论述英国政府对待法属圣多明各的态度时，我主要利用了这批文件。本书正文里引用了几段重要的外交条文。所引文件索取号为F.O.27（法国）。 4.海关档案。其中查阅过的档案有“海关8”，关于1814-1832年英国出口的资料；“海关5”，关于英国进口的资料。 B.英国博物馆 1.利物浦文件。这是本书所使用的最重要的附有原稿的文件。这批文件汇编成好几大卷；读者从本书的注释部分可以找到各个时期的主要参考文件。霍克斯伯里勋爵（后来的利物浦第一伯爵）作为西印度群岛的一个种植园主，并且担任过贸易委员会会长，在废奴运动时期自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书信集收入了许多有价值的书信和备忘录，内容涉及奴隶贸易，英属和法属殖民地，英法战争期间英国与反叛的法国殖民地居民之间的谈判，以及东印度的食糖问题。 2.废除奴隶贸易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簿，其中有三本记录了大量有用的有关材料。 3.奥克兰文件。这批文件，内容为1787年英国派往法国的使节劝说法国取缔奴隶贸易的情况；其中收入了五封威廉·威尔伯福斯的书信，可以补充这位废奴主义者的传记。 4.赫斯基森文件。这批文件包含若干赫斯基森评论解放奴隶，论述西印度群岛人和废奴主义者的宝贵材料。 C.利物浦公共图书馆 本书使用了这个图书馆馆藏的三份重要手精，一份是霍尔特和格雷格森文件第十卷，内有说明利物浦如何依赖奴隶贸易的完备的统计材料，有马修·格雷格森论述同一问题的书信；一份是奴隶贩子罗伯特·博斯托克在1789-1792年这几年里与他的船长之间的通信集；一份是1779-1788年利物浦贩奴船的航行日志。 D.曼彻斯特，约翰·赖兰兹图书馆 这家著名的郡图书馆，设在曼彻斯特这个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又与奴隶制度有密切关系的城市里。馆内保存着迄今未经使用过的英国手稿，馆藏的手稿，包括东印度的食糖问题和抵制西印度群岛奴隶生产产品的大量材料；巴克斯顿建议把向黑人传播基督教作为取消奴隶制的补偿的信件；还有T.B.麦考莱的一封有趣的信，他因无力捐款出版一本拟用作庆祝释奴法令颁布的诗集，写这封信申诉做生意的艰难。 感谢先知在1917收集、录入及校对先知在1917收集、录入及校对 E.赫尔,威尔伯福斯博物馆 该馆馆藏的材料数量很少。在散见的几封信中，凡提及格尼论述去非洲传播福音意义的材料，我在本书正文里都引用了。这些信件的索取号，与我1939年6月到该馆参观时使用的一样。这个博物馆的价值，不在于它所收藏的文献档案，而在于它展出了奴隶贸易时期使用过的各种触目惊心的刑具.有一间展览室展岀了一份“奥兰治山庄”（未标明所在地点）编制的奴隶名册。在这份名册中，奴隶是按体力、年龄和肤色分成几类。其中有五名奴隶，年龄从一岁八个月到二十岁不等，被划归到很有趣的一类，叫“蒙格尔”。在种植园里，人们较熟悉的奴隶有黑人，姆拉多（黑白混血种人）等几类，但“蒙格尔”这类奴隶，到底是怎样形成和划分的，我们不得而知。 F.牛津，罗得斯私家图书馆 在罗得斯私家图书馆的藏书中，有一卷手稿是废奴主义者詹姆斯·拉姆齐的手迹。这卷手稿引人入胜，它收入了拉姆齐的笔记、备忘录和演讲词，不仅对研究整个废奴运动很有用，而且对深入了解拉姆齐这个废奴论者也有用。拉姆齐在1788年向枢密院提交他的证词和几本著作之前，人们对他了解甚少。 G.伦敦，罗厄汉普顿，英国银行档案馆 这里保存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分类账。我所査阅的几册为1786年7月东印度公司认购八十万英镑追加股票的登录簿，以及1783年—1791年、1791—1796年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分类账。査阅这些账册可以看出东印度人与废奴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II.第一手资料（印刷品） 1.英国议会辩论录（汉萨德）。有必要强调这一时期议会辩论录的重要性。因为除一位英国作者W.L.马西森外，还没有人做过认真的努力，来使用这批其价值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资料。1650-1860年这个时期的议会辩论录，保存的相当完整。虽然截至1760年较早时期的演讲词极度分散，但是，值得学者们庆幸的是，L.F.斯托克这位勤奋的作者已把它收集起来，并汇编成一套査阅方便的书册，其标题为《英国议会关于北美问题的议事记录和辩论录》，按日期分为五卷，由卡内基学会主持出版。 1760—1860年这时期的议会辩论录，分别以下列的标题见世：1760-1803年的，题为《科贝侍英国国会史》；1803—1812年的，题为《科贝特议会辩论录》；1812—1820年的，题为《汉萨德议会辩论录》；1820—1830年的，题为《汉萨德议会辩论录》（新辑）；1830-1860年的，题为《汉萨德议会辩论录〉（第三辑〉。我保留了官方的这种分期法，以便于査找和参阅。这种分期法,看来比仅用“汉萨德”这个单一的名词来统称各个完全不同的丛辑，使用起来方便得多，否则会造成各个卷册之间的混乱，以致不易査找。年代较早的历年议会的辩论录，都编入了一个单册。1845年及以后各年的辩论录，一般是每一年的编辑成四分册。 2.美洲奴隶贸易的说明文件，这是卡内基学会出版的又一套四卷本的出色著作。研究黑奴制度的学者将会永远感激这部著作的作者，已故的伊丽莎白·唐南教授和她得力的助手。与本书的研究内容有密切关系的，主要是其中的第二卷。这一卷涉及十八世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贸易。涉及十七世纪的第一卷，尤其是其中涉及1688年以后这段时期的奴隶贸易情况，也同样是很有用处的。第三、第四卷的内容，是美洲大陆北部、中部和南部各个殖民地的奴隶贸易情况，凡需要査阅的，我都査阅了。 3.国会文件。提交给国会的文件和国会委员会收藏的证词，我都归到这一标题下。鉴于在注释部分已经列出所参考的文件，这里就无需再列出详细目录。但1784年至1848年间的许多很有价值的报告，是研究西印度群岛问题时不能忽略的。如果仅因不知道有这批文件，或对这批文件广泛利用的可能性还有待说明而一时忽略的话，那么这里需要先着重指出其中的第四十八册。这一册收入了1837—1838年这一年的国会文件。根据1833年释奴法令，获很奴隶赎金的一份详细名单就收在这一册里。 现存的唯一完整的国会文件集，收藏在英国博物馆。 4.枢密院上议院委员会有关贸易和国外种植园一切事务的报告（1788年）。这份文件，对于想要了解美国革命以后，各个产糖殖民地情况的人来说，是不可不读的。自然，据以说明皮特对待奴隶贸易的态度的，也是这份报吿。这份报告分为好几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这部分谈的是奴隶的状况，第五部分谈到法国在食糖贸易方面的竞争；第六部分为报吿发表的最后阶段所收到其他文件。 5.这一时期几位著名政治家的书信集和备忘录。其中已经发表的至少有坎宁、卡斯特里、威林顿和格兰维尔的书信集和备忘录（格兰维尔的已由历史文献手稿委员会以《J.B.福特斯鸠先生手稿》为题发表，并保存在德罗库尔）。由威尔伯福斯的儿子公布的《W.威尔伯福斯书信集、《W.威尔伯福斯私人文件》，也应该归入这一类。 6.官方文件汇编，殖民地辑：美洲和西印度群岛。这几辑文件汇编，附有一份编得很出色的索引，而且一般是采用简短的形式。内容包括许多与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奴隶贸易，以及美洲大陆与群岛之间经济关系等的有关项目。此外，这个专辑还编入关于西印度群岛白奴的大量有用的材料。其中我査阅的几册，其年代为1611年至1697年这一时期的。 III．第二手资料 A.当代的资料 这批当代资料卷帙浩瀚。我仔细査阅过著名重商主义者波斯耳思威特、德维南特、吉,达尔比·托马斯爵士和伍德的著作；也査阅了反对重商主义的名著《国民财富》一书。当代资料中有关契约奴的材料虽然不多，但现存的材料很有价值。具有重大价值的关于西印度群岛人与印度人之间激烈论战的材料，也全部査阅过。除英国博物馆馆裁的材料外，还查阅了印度国立图书馆的资料，约翰·赖兰兹图书馆的小丛书。布赖恩·爱德华的名著《英属西印度群岛史》，也很值得重视。该书不但在内容方面有价值，而且可以把它看作是奴隶社会在文化上的一个难得的样本。这个西印度的奴隶杜会与古希腊的奴隶社会不同，它既不重视教育，也没有给这个世界创造出什么伟大的成果，除查阅大量的地方史外，我还特意查阅了港口大城市、工业中心，以及当代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史。我广泛利用了废奴主义者自己写的著作，特别是威尔伯福斯的儿子撰写的、内容不连贯，但资料丰富的五卷本《威尔伯福斯生平》。 B.现代时期的资料 研究1763—1833年这几十年的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任何问题，可以不必全部列出著者和资料来源的目录。因为有一个传说，说废奴论者们，每当在争论一个观点时，有人就会提议“查一査麦考莱的著作”。同样，“査一査拉加茨的著作”这个提议，对研究1763-1833年这一时期的加勒比地区史来说，也并不为过。拉加茨著的《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种植园主阶级的衰落》一书，是一本原始资料很完备的著作。他撰写的《1763-1834年英属加勒比历史研究指南》（华盛顿特区，1932年出版）一书，对研究加勒比地区的学者，是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学者们不仅可以从该书中得到一份各类著作的完整书目，而且可以读到每一本著作的主要观点的简介。拉加茨的《1763—1833年研究英属加勒比地区历史的统计资料》一书，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统计材料。《1763—1834年下议院和上议院会议文件目录索引》一书，对参考这一时期的国会文件，遇到其中明显的差错而又不得其解的所有学者来说，是不可不査阅的。拉加茨教授还编辑了三本书目索引：《美国出版的关于殖民地历史和海外扩张的著作与论文目录索引》，分别编为1900—1930年、1931—1932年和1933-1935年三大册。在目录索引中列出大量论及契约白奴地位的著作和论文。最后，是他最近编辑的《研究1815-1939年欧洲历史的书目提要〉（安·阿伯，1942年出版），在该书的第140-158页，开列了一份长长的关于联合王国的书目，其中包括十九世纪关于英国发展情况的许多有价值的书目。 除拉加茨教授的著作外，还有另一位美国学者弗兰克·皮特曼教授撰写的关于加勒比地区的著作，也值得大加重视。他著作中所论述的那一段时期，正好可以补充拉加茨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研究。皮特曼教授著的《1700-1763年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发展》，是又一部优秀的杰作。这部著作与拉加茨的著作一样，是在认真分析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皮特曼的论文《十八世纪英属西印度种植园的资金筹措与清算》，是C.M,安德鲁斯的学生们，为祝贺他的寿辰所写的许多论文中的一篇。该文真可以说是一篇名作。 有两本英国人写的著作，应当同那些在英国流行的，对奴隶制进行唯心主义解释和歪曲事实的著作，加以区别。理查德·佩尔斯著的《1739—1763年西印度群岛的战争与贸易》一书，内容上虽不免对战争和外交活动作了过多的描述，但正是该书包含了关于西印度群岛的重要材料。这些材料，对了解西印度种植园主对待其他国家产糖殖民地的态度，具有重要意义。佩尔斯的著作，把社会经济问题摆在次要地位。而在W.L.伯恩的著作中，这个问题则是作为主要问题来阐述。伯恩的《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解放奴隶与徒工年限》一书，对1833-1838年的徒工制度作出了有见解的分析。不过，该书论述解放奴隶的前三章，参考价值不大，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作者仅满足于第二手材料。在少数几个英国作家中，值得一提的是W.L.马西森。固然他的著作与库普兰一样，利用的都是第二手的材料，但是，他与库普兰不同的是，他善于运用第三手材料，而且始终不忘英国是一个有国会的国家，在国会里可以进行辩论。他撰写的四本论奴隶制度的著作，都附有一份完备的索引，很有参考价值。库普兰对历史抱有伤感的看法；但他的著作在使我们了解废奴运动情况方面却不是伤感的。C.M.麦金尼斯研究奴隶制问题的一部较早时期的著作《英国与奴隶制》（伦敦，1938年〉，是一本充满感情色彩的历史著作，而他后来写的《布里斯托，帝国的门户》一书，则是一部有价值的、科学性的历史著作，而且是根据布里斯托档案馆未经公布的材料写成的。F.J.克林伯格在他著的《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美国历史唯心主义的问题。 有两本全面论述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关系的著作，有必要特别提出来。头一本著作是W.E.威廉斯的硕士论文《非洲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38年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出版。第二本，也是较为重要的一本著作，是C.L.R.詹姆斯撰写的《黑色雅各宾，杜桑·卢维杜尔与圣多明各的革命》（伦敦，1938年出版）。这本书在第38-41页，对上述课题所作的简明扼要的阐述，据我所知，在英国还是第一次。 要对殖民地政策进行全面研究，有两本著作不可不读。一本是C.M,安德鲁斯著的《美国历史的殖民地时期》。该书除论述巴巴多斯和牙买加的一些精采章节之外，还从重商主义的整个背景，来论述产糖殖民地的应有作用。安德鲁斯对各类贸易法和一般殖民制度所作的分析和论述，对每个研究早期英帝国史的学者来说，是一本入门书。一本是G.L.比尔著的《旧殖民制度》。该书论述的范围虽然很窄，但正好可以补充安德鲁斯一书的内容。梅里威耳1839—1841年间在牛津的讲演稿《关于殖民与殖民地》，是牛津最优秀的学术成果。贝尔与莫雷尔合编的《1830—1860年英国殖民地政策的精选文件》，收入了这一重要时期若干很有价值的原始文件的复制件。要专门研究旧殖民制度时期的西印度群岛，哈洛、威廉森和海厄姆的著作，都是很重要的参考著作。其中哈洛的《巴巴多斯史》一书尤为重要。要了解二十世纪巴巴多斯以及英属西印度群岛的问题，就得追根溯源，探究由蔗糖和奴隶制引起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 关于英国私人企业的兴起和发展的著作，在各章注释中都列出了。至于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最全面论述的著作，只需指出曼托克斯和克拉彭两位著者就足够了。克拉彭的《近代英国经济史：铁路时代初期》一书的第五章，对工业革命作了最精辟的分析；他的一篇编入《剑桥英帝国史》第二卷的论文《1783-1822年工业革命与殖民地》，对废奴运动和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溃崩这些问题所持的见解，比英国“官方”史学家所有著作中的见解，要理智和深刻得多。 在文学领域，西弗尔教授著的《被俘的几内亚诸王：十八世纪英国的批判奴隶制文学》一书，是研究黑奴制度的优秀作品之一。我们得知该书是与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协作的。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本书有很大缺陷。这个缺陷在某些方面是不可原谅的。然就这一时期的文学来说，该书仍不失为一部有见识，又有综合分析的作品。正因为如此，它对社会学研究也很有帮助.我的一位同事，伊娃·戴克博士最近发表的《具有英国罗曼蒂克思想的黑人》一书（华盛顿特区，联合出版社，1942年），对西弗尔的作品会是有益的补充。玛格丽特·斯蒂恩的畅销小说《毁我者，阳光也》，对深入了解三角贸易及其对英国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会有所启发。 我们考察这一时期法属圣多明各和西属古巴的发展所使用的那些资料，自然也是第二手材料。就法国而论，最主要的作家是加斯通一马尔丁。1940年夏季，罗森沃德协会准许我到古巴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捜集资料。佩祖拉编的古巴岛综合性《辞典》，在食糖这一条目下，收入了大量精采的材料。当时的一位糖业大王坎特罗著述的《古巴岛的制糖厂》一书，是一部抒情的，有大量插图的珍贵著作。 我在三篇已发表的专题论文中，曾详细地论述了新近提出的几个问题。这三篇论文的题目是：《英国奴隶制的黄金时代》（载《黑人历史杂志》1940年1月号）；《1807年废妈后各个殖民地之间奴隶贸易的情况》（载《黑人历史杂志》1942年4月号）,《保护关税，自由放任与食糖》（载《政治学季刊》，1943年3月号）。
第十三章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十三章结论 本书虽然着重于论述英国，却采用了《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这一含义广泛的书名。从学究的观点看，这本书若起名《英国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也许较为确切，然而就全书论述的内容看，就免有所失真了。因为英国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征，对法国的资本主义来说，也是有其典型意义的。加斯通一马尔丁写道：“1714年至1789年间，南特港的大船主，没有一个不从事奴隶买卖，也没有一个仅仅从事贩卖奴隶这一行当。几乎可以肯定说，大船主要是不从事奴隶贩卖，他就不成其为大船主。这就是奴隶贸易重要性之所在；其他各个行业的兴废都取决于奴隶贸易的成败。”[1] 遥居世界各国之首的英国，还有法国，是开创世界近代工业发展、议会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两个国家。英国与印度的贸易，是促进英国资本积累的又一个国外渠道。这个渠道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个时期，还只列居第二位。英国后来之所以转而加紧剥削它在印度的殖民地，主要是由于它在1783年丧失北美殖民地的缘故。 1776年发生的危机，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还持续到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宣布之前。这场危机在许多方面和今天发生的世界危机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当前的危机范围更广，更深刻，也更为严重。如果对过去危机的研究能使我们多少得出一些思想准绳，用以探讨今天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那就不会感到不可思议了。 一、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个历史时期，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正在发展中的经济力量。 这些经济力量的变化是渐进的、微小的，但它却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越来越大的影响。那些追逐自身利益的人，对他们所作所为必将产生的后果，很少有所认识。十八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通过奴隶制和垄断的方式，增殖了欧洲的财富。但是，商业资本主义在增殖财富的过程中，却促进了十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而后者的形成反过来却摧毁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力量，摧毁了从属于它的一切行业，摧毁了奴隶制度。如果不牢牢抓住经济上的这些变化，那么这一时期的历史就会毫无意义。 二、相互竞争着的各个最有势力的商人集团，工业家和政治家集团，对他们眼前的利益极其敏感，然而对他们各自采取的行动提出的建议和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则往往是盲目的。 对绝大多数制定英国政策的人来说，北美殖民地的丧失是一场灾祸，而事实很快表明，这场灾祸反倒为英国开创了一个增值财富和扩大政治权利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前一时代所确认的全部成就。从这个观点出发，非洲和远东摆脱帝国主义去争取自由的问题，最终将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1833年的新生产力，摧毁了先前宗主国与其殖民地维持了六十年的关系。所以，今天无可比拟的更为强大的生产力，也必将最后摧毁阻碍它前进的任何生产关系。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非洲和远东——在当前或战后——为争取民主和自由所提出的理论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但是，如能对所提出的理论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也就会比较接近实际。要是根据某些相同的理论所取得的经验，冷静观察一下这些理论所代表的特权集团（这个特权集团与积极活动的当代人显然不同）,那么，对上述理论的研究是会有益的。 三、这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要从与这个时代密切相联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去进行研究。 抽象的政治和道德观念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看到，英国的政治家、政论家，今天维护奴隶制，明天谴责奴隶制，后天他们又出来维护奴隶制。他们今天是帝国主义者，第二天则成为反帝国主义者；在经历一代人以后，他们又成为亲帝国主义分子。而且他们不管扮演什么角色，总是带着同样热烈的感情。他们在维护或抨击奴隶制时，也往往依据很高的道德和政治标准。他们所要捍卫或者抨击的事物，往往是人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可以用英镑或者常衡磅来计算，也可以用美元、美分，用度量衡来计算的。这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件事实。这件事实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理解。但是，历史学家在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来叙述这件事实时，就没有理由把其中的真实利益继续淹没在混沌之中。[2]群众性的反奴隶制运动，是最伟大的群众运动之一。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也表明，它与新兴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壮大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与旧利益集团的必然毁灭也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 四、从历史角度看，命中注定要灭亡的旧利益集团，也还能起一种阻碍作用、分裂作用。这些作用，只有通过了解这个集团先前曾经起过的强有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受到过保护的情况，才能加以解释。 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家——如果真有这样的观察家话，当他能够预见到西印度群岛人的时代即将完结时，他对他们还在顽强地维护自己那个时代的行动，还能作出什么其他的解释呢？可是，要用历史惯常使用的那种简明扼要的叙述方法，用经过仔细选择，又有代表性的一些当代言论来进行解释，却只能对本来很明确的目的和意图造成误解。 五、建立在旧时代利益基础上的观念，在这个利益已经被消灭以后，它还将长期存在，并继续起着原有的坏影响。由于与其相适应的那个利益已不复存在，这种影响造成的危害就更加大。 那种认为白人不适宜在热带地区劳动的观点，认为黑人天生低劣，注定要沦为奴隶的观点，就是属于旧时代利益的观点。因此，我们不仅要警惕这些旧的偏见，而且也要警惕正在不断产生的新的偏见。这种情况，古今各个时代概莫能外。 以上归纳的几点，并不是为解决当前各种问题而提出来的。但这几点可以作为另一个时代的大海里，指导航行的海图图标。那个时代的大海，也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海一样，充满了大风暴。历史学家既不能编造历史，也不能支配历史。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往往是很渺小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历史学家倘若不能从以往的历史中学到一些东西，那么他们的学术活动只能成为文化上的装饰品，或者粉饰一个美满的过去，而对于今天充满动乱的时代，全然无所裨益。 [1]Gaston-Martin,L’ÈredesNégriers,1714-1774(Pars,1931),424 [2]在这一可悲倾向中，牛津大学的库普兰教授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作者注
第十二章奴隶与奴隶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十二章奴隶与奴隶制 我们已经分析了英国政府，英国资本家，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外在种植园主，以及英国人道主义者对待奴隶制度的各种不同的态度。我们也叙述了英国国内围绕奴隶制问题所展开的斗争。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看成似乎只是宗主国内部的一场斗争，那就大错特错了。殖民地的命运也和这场斗争休戚相关。而且殖民地居民也陷入了这一场动乱之中。这场动乱不仅反映和证实了在英国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而且对这些事件也产生了影响。 在殖民地居民中，一是白人种植园主，他们不但要对付英国国会，而且要对付奴隶；二是自由的有色种人；三是奴隶。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著作家都不把奴隶放在眼里。现代的历史学家则日益认识到，由于忽视奴隶这股力量，对那一时期的历史就产生了误解[1]。他们纠正这一缺陷也就纠正了当时的种植园主、英国官员和政治家都曾经犯过的错误。 我们先说种植园主。1823年，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改革政策，要改革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度。根据议会敕令，这项政策要先在特立尼达直辖殖民地和英属圭亚那实施。议会期望这项政策的顺利执行，会鼓励那些自治殖民地自发地仿照实行。改革的范围包括，废除鞭刑；取消星期日黑奴市场，另行规定一天作为奴隶们参加宗教活动的时间；禁止鞭打女奴隶；勒令释放田间奴隶和家务奴隶；宣布1823年以后出生的女孩有人身自由；准许法庭接受妃隶的证词；设立奴隶储蓄银行；规定每日九小时工作制；指定一名奴隶监护人，其职责除一般事务外，主要负责保管惩处奴毆的档案材料。这项改革政策不是为的解放奴隶，而是改善一下奴隶的待遇；不是实行革命，而是实行改良。似乎奴隶制度会由于发善心而被消灭。 在直辖殖民地和各自治殖民地岛屿，种植园主对上述改革措施的反应是，坚决反对。而且拒不通过在他们看来“仅仅是对黑人的一种纵容的政策”la。种植园主深知，所有上述作出的让步，只不过意味着要作出更多的让歩。 上述改革的内容，没有任何一项得到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一致赞同。相反倒激怒了他们。其中禁止鞭笞妇女和取消星期日黑奴市场这两条建议，尤使他们暴跳如雷。 在种植园主看来，处罚妇女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辩解说，即使在文明社会里，妇女也受到鞭笞，例如在英国的教养所里就是这样做的。哈姆登先生在巴巴多斯立法院说：“这里的黑女人多少具有一种类似亚马逊妇女的性格；我相信，他们的丈夫如果听说他们的妻子竟可以免受处罚，那么他们是会深表遗憾的。”[2] 关于取消星期日黑奴市场的问题，巴巴多斯人表示反对，他们不愿放弃本来已经减少了六分之一的收入。[3]牙买加人则答复说，提出“奴隶应该有履行宗教义务的时间”，这是一个借口，它只会助长奴隶们的懒情。由于种植园主如此激烈的反对，因而总督认为，任何改革的尝试都未免太过轻率。他宁可维持现状，而“把改革留给时间来解决，或等待情况和舆论发生变化以后再进行。情况和舆论的改变，虽然缓慢，但却肯定会导致改变奴隶的生活习惯和性情”。[4]等待时间，仅就改善奴隶的文明状况这点，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奴隶对这种循序渐进的必然改善，是无动于衷的。 种植园主认为，如若需要维护纪律，那就必须保留鞭刑。废除鞭刑，“就会使种植园里的安宁与和谐气氛不复存在。”[5]一位特立尼达的种植园主说，执意要在西印度群岛的成年奴隶中实行九小时工作制的规定，是“对财产进行最不正当和最粗暴的侵犯”。因为英国的工厂主尚且可以在又闷热又不卫生的环境里强制儿童干十二小时的劳动。关于法庭可以接受奴隶证据这项法案，在牙买加议会里引起了一场喧嚣尘上的抗议声，结果该项法案在二读时，以三十六对一票的多数遭到否决。牙买加议会还决定，把设立奴隶储蓄银行这一条款推迟到下一届会议讨论，[6]因而关于女奴的孩子可以得到自由的问题，总督就连提也不敢再提了。[7]英属圭亚那的立法会议决定，“如果那个会引起连锁反应的释奴政策非通过不可的话，那么更多考虑的应是原则的贯彻始终，以及原则制定者的利益；也就是说，应该为他们制定原则，而不是由他们来执行原则”。在特立尼达，释放奴隶的数目大大地减少了,[8]而对释奴法令所作的评论却突然多起来。[9]斯蒂芬承认说，“那些发过誓的评论者，宣布一个不公正的决定的可能性，过去未曾意料到，现在又不可能加以制止”。[10]特立尼达有位奴隶管家谈到“议会那个愚蠢的法令”时，他使用了与他的职责不相称的语言记录对奴隶的惩处，而且对立法制定者大加嘲弄。[11]在英属圭亚那设立的奴隶监护人机构，不过是个“骗局”；1832年，担任这一职务的牧师写道：“对奴隶们来说，无所谓保护问题。我在那里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12]西印度种植园主对英国政府的具体建议，不但提出质问，而且还向英国议会的权利进行挑战，反对它再援引法律来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发布独断专行的命令。这类命令对所要处理的问题既过于自信，又不适当，而在时间上又过于仓促和专断。[13]巴巴多斯总督提出的报告说，任何一个即将发布的命令，都会当场激起愤懑和抗议。奴隶主之间在谈论权利与自由问题时，前后自相矛盾的言论，都被当作“无知的喧闹”，抛在脑后。哈姆登吿诫说，回顾一下历史，“你就会发现，世界各个民族，没有一个不羡慕那些不存在奴隶制度的自由国度。”[14] 在牙买加议会里，更是群情鼎沸。议员们在会上发誓说，它对于依法规定纯属于它市政管理和治安警察职责范围内的、[15]并得到确认无疑的权利，决不会作出丝毫的让步。而英国国会如果要为牙买加制定法律，它必须行使不与他人分享的特权。但牙买加却宣称，英帝国议会这种超然权利论，既破坏他们的合法权利，也危害他们的生命财产。[16]据该岛总督说，“英国国会毋庸置疑的权利，一再地遭到肆无忌惮的藐视。除非有效地制止这一类傲慢无理的要求，否则，英皇陛下在这个殖民地的权威，将会有名无实。”1832年，派到英国去的两位牙买加代表，把他们的苦衷和不满都向宗主国当局申诉，同时，逐一地揭露那里潜藏着的危险势力。这股势力宣称，“我们既不归顺大不列颠人，也不归顺加拿大的殖民地兄弟。……我们从不认为，牙买加可以援用英国的舆论制裁来维护自己的法律和习惯。”[17]另一位牙买加议员更进一步问道：“我倒很乐意知道，英国国王，他除了从西班牙手里抢去牙买加之外，对牙买加还有什么权利？”[18]英国国会的一位西印度群岛议员提醒英国人民说：“由于执意要讨论权利问题，结果我们失去了美国。”[19]在西印度群岛，到处都在谈论脱离宗主国的问题。英国政府也得到警告说，牙买加和美国人之间交往频繁，有些种植园主还派人向美国政府进行试探。内阁就这件事严厉地质问了该岛总督。这未免过虑了。圣多明各在类似的情况下，不是也没有把自己出卖给英国吗？ 这些用以嘲弄帝国当局的“既温和而又有相当权威性的语言”，[20]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绝望者或者疯子的语言。这是一个教训。与其说这是针对英国大众，毋宁说是针对西印度群岛奴隶的教训。 如果说，牙买加总督发现，种植园主“对剥夺他们控制奴隶的权利，有一种比现在所能意料到的反抗更为强烈的话”，[21]那么奴隶们对种植园主的统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低抗，也就不难理解了。用巴巴多斯总督的话说，所有民族中地位最低的黑人，似乎会“忘却”那些种植园主“酷爱统治可怜的黑人的权力；每个种植园主在自己的产糖小天地里设置重重障碍阻挠奴隶去获得自由，仿佛他顶痒爱自己的奴隶似的”。[22]可见，奴隶的解放，不会得到种植园主的同意，相反是要反其意志而行之。 当白人在密谋策划反叛和脱离宗主国的时候，自由的有色人仍旧坚定不移地效忠宗主国，他们反对“割断与宗主国之间互相联系的纽带，因为那样做将会祸及我们自己，祸及我们的子孙后代”。[23] 总督报告说，对有色人可以充分信任，他们不参加那些“煞费苦心在殖民地自由民和奴隶当中散布不满情绪的会议”。[24]在白人拒绝担任公职的时候，黑白混血种人一直坚持履行他们对公共事业的职责。他们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这不但因为他们力量太弱，不可能单枪匹马去获得自己应得的权利，而且除通过英国政府之外，他们不可能获得解放。此外，当地政府在极力贯彻反对垄断商的政策时，还不得不依靠他们。巴巴多斯总督写道，姆拉多混血种人有涵养，他们在道德、教育和才能方面都很出众。而白人，他们除利用手中原有的权利和旧偏见维护自己无教养的地位之外，一无所有。这应总督向本国政府建议说，“你们将会看到，在目前情况下，采取一项重大的政策是会推动这些阶级前进的。这些姆拉多人是一个有理智、有才干、很活跃而且忠实的种族，如果一旦儒要，我可以同样依靠他们去对付奴隶以及白人民兵。”[25] 但是，与一般的见解，甚至与博学的见解相反，随着英国政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奴隶本身成为殖民地社会中最活跃、最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是解决西印度群岛问题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过去被有意地忽略了。似乎奴隶被当作生产工具以后，要重新回到做人的地位，只需按分类法归归类就行了。种植园主把奴隶制度看作是永恒的，是按上帝意志安排的。他们还援引圣经条文，力图证明实行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可是，有什么理由非要奴隶也持这样一种看法呢？奴隶也援引圣经条文，但他们是用它来证明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奴隶对奴隶主所施加的刑罚和其他高压手段，都报之以怠工、破坏、甚至暴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唯一可能做到的是怠工。这是奴隶经常采取的一种消极的反抗形式。可见，关于黑人奴隶是十分温顺的说法，不过是一种神话。牙买加的马伦黑奴和英属圭亚那的布须黑奴，他们探听到英国政府有关释放奴隶的条约后，纷纷逃出种植园，或者避居在偏僻的山区，或者躲进密林深处。他们自行闯出的这条自由之路，给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胜利，可以说是新大陆奴隶制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804年，当独立的海地共和国成立之后，牙买加、古巴以及得克萨斯的白人奴隶主，人入提心吊胆，唯恐又出现一个杜桑·卢维杜尔。在这样一个时期发生的这个震撼英国几百万人口，并造成经济混乱和巨大骚动的事件，不可能想象它对奴隶，以及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不发生任何影响。英国资本家对蔗园主所施加的压力，被夸大了，实际上这种压力是来自殖民地的奴隶。在西印度群岛这样的社会里，正如巴巴多斯总督所指出的，“公众的心情，总是胆战心惊地感触到暴动的危险”。[26] 奴隶远非像其主人所认为的那么愚蠢，也远非像后来的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呆笨。奴隶对其周围的一切异常敏感，对探讨与他的命运有关的事情，极为关切。1830年，英属圭亚那总督写道：“奴隶对所有关系到他自身利益的事，比之对其他事情具有更敏锐的观察力。”[27]而种植园主往往在奴隶在场的情况下，公开谈论决定他们命运的问题。“在这里举行的，有种植园主参加的会议，如果他们狂怒的情绪得到怂恿的话，”1832年特立尼达总督写道，"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感到大惊小怪了。……”[28]当地报纸对这种情绪还火上加油。特立尼达一家报纸把议会的命令骂之为“卑鄙可恶的法令”。另一家报纸则把它称之为“黑人法典的荒谬条款”。[29]有位法官拒绝出庭审理根据议会法令提出的讼诉案件，并步出法院扬长而去。种植园主这种粗鲁的态度，虽然受到了责备，但他们也想不出别的办法。这是面临深刻危机的社会都具有的一种特征。例如，法国大革命以前，在法国的宫庭和贵族当中，不仅可以自由地讨论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可以发表真实的思想评价。然而，种植园主们的那种傲慢举止和粗鲁语言，对早已心怀不满的奴隶们，只能起煽风点火的作用。 每当掀起一次新的讨论，或者颁布一项新的政策时，奴隶们的一致看法是，释奴法令在英国已经获得通过，但却遭到了他们主人的阻挠。1807年，牙买加总督报告说，“奴隶们把取缔奴隶贸易看作是他们的彻底解放”[30]1816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硬性规定对所有奴隶进行登记注册，以制止违犯废奴法令和走私贩卖奴隶的活动。牙买加的奴隶对这项法案的看法是，该法案考虑了有利于他们的一些措施，在本地议会里也得到那些期望尽快禁止奴隶制的普通居民的支持。[31]因此，种植园主就把国会的一份宣言公布出来，宣言上说，国会从未考虑过解放奴隶的问题。[32]在特立尼达和巴巴多斯的奴隶当中，也同样流传这种对法案的误解。整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都在询问，“巴卡拉为什么不遵照国王的吩咐去做？”[33]奴隶们居然深信不疑地认为，在他们反对自己主人的斗争中，宗主国政府会给他们一些重大好处，因此他们急于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证实这一点。这样，每一任总督的更换都被奴隶们看作是来宣布解放的。1824年，杜尔斑总督抵英属圭亚那时，奴隶就认为，他的到来会给他们的前途带来好处。[34]1831年，特立尼达总督回去渡假时，黑奴们以为，他即将公布释放全部奴隶的法令。[35]马格雷夫斯于1832年抵达牙买加时，也出现过群情激昂的场面。有一次，他到金斯顿附近视察，在他周围一直簇拥着一大群奴隶，其人数之多是该岛前所未有过的。奴隶们都怀着这样一个想法，马格雷夫斯“口袋里装着释奴法令，就要拿出来公布了”。[36]1833年，任命史密斯为巴巴多斯总督这件事，也被奴隶们理解为即将全面解放奴隶的迹象。所以，当史密斯抵达该岛时，竟引起人数相当多的奴隶逃出偏僻地区的种植园，来到布里奇敦城，“以便亲自证实总督是否已经公布了自由法令”。[37] 虽然如此，奴隶也并不打算静待上面把赎买来的自由恩赐给他们。1800年以后，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奴隶暴动，正是反映当时日益紧张的局势。威斯敏斯特庄严的议会大厅里，也感受到这种紧张的气氛。 1808年，英属圭亚那爆发了一次奴隶起义。但这次起义被人告发了。起义的领导人全部被捕。这些领导人中，“有马车夫、商贩和庄园里那些最敏感的奴隶”。[38]也就是说，发动起义的，不是田野里干活的奴隶，而是那些生活比较舒适，待遇比较好的奴隶。1824年，牙买加也有一名反叛的庄园奴隶，后因被告发自杀了。他曾公开承认，他的主人是善良和宽容的。然而他又为自己的反叛行为辩护，理由是，他生前之所以得不到自由，主要是由于他主人的阻挠。这件事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圣多明各的杜桑·卢维杜尔原来就是一位深得主人信赖的奴隶车夫。 1816年，巴巴多斯紧接着爆发起义。这对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们曾吹嘘说，善待奴隶，“可以防止他们使用暴力去获取他们应得的天赋人权。这个权利虽长期以来为法律所认可，但至今一直未得到正式承认。”[39]当询问奴隶因何暴动时，他们直率地承认，他们之所以要暴动，并不是由于受到虐待。“但是，他们固执地认为”，该岛司令官在致总督的信中写道，“巴巴多斯这个岛，不是属于白人，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还宣称，要消灭全部白人，只留下白人妇女”。[40]这次起义，种植园主本来毫无防备。只因有个起义的奴隶，喝醉酒走漏了消息，迫使这次起义提前发动，因而未能波及全岛。牙买加的种植园主从这次起义事件中，所看到的仅仅是几个头脑发热的博爱论者、无知的讲演家及其盲目的追随者拟定的空想计划的第一个成果。[41]而他们自己所能想到的对策，则是催促他们的代表到总督那里，要求调集一支分遣队来。不巧，这支军队在几天以前已开赴英国，他们只好要求留下牙买加团部的留守人员。 但是，紧张的局势仍在急剧发展。继1808年英属圭亚那、1816年巴巴多斯的起义之后，1823年又再度爆发英属圭亚那的奴隶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有五十五个种植园的奴隶，人数达一万二千人。我们从这次起义中再一次看到，起义的计划制定的非常细致，而且极端秘密，把种植园主完全蒙在鼓里。奴隶们要求获得无条件的解放。可是总督却告诫说，他们的解放只能逐步地进行，不能操之过急。但奴隶们对这种告诫，漠然置之。“他们说，这样做并不能安抚他们，上帝赋予他们和白人以同样的生命，他们再也不愿充当白人的奴隶，他们应当获得自由，否则，他们就不愿再继续干活了气总督于是向他们保证说,“倘若他们采取得到国王陛下恩准的和平行动，他们的处境是可以得到逐步的，而又是切实的改善。[42]可是他们竟宣称他们要成为自由人”。接着就采取了往常的严厉手段，把奴隶起义镇压下去。种植园主为此弹冠相庆，又毫不在乎地依然故我。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起义前已经颁布的航海法，会不会继续有效。 巴巴多斯总督听到圭亚那奴隶暴动的消息后，给殖民大臣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球现在已经开始滚动，谁也说不准这个球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停止下来。”[43]翌年，牙买加汉诺威教区有两个种植园的奴隶发动起义。但这次起义是局部性的，不久遭到一支强大军队的镇压。起义的领导者全部被处死。然而，奴隶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单靠屠杀的办法是难于制止他们再度发动起义。此外，那些被处决的人，正如牙买加总督所说的，“充满着这样的信念：他们有权享有自由,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他们还极力为自己应得的权利进行辩护。”据一位起义的首领说，他发动的起义并没有被平息，“战斗还刚刚在开始”。[44] 在英属圭亚那和牙买加，表面上虽然恢复了平静，但黑奴的骚动仍持续不断。英属圭亚那总督写道：“不满的情绪丝毫没有消失，它还会死灰复燃；而且，黑人的情绪，在那些不善于观察它的人来看，虽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反常迹象，但一直在受到鼓动，充满猜忌和疑虑”。[45]为此，总督提出警告说，解放奴隶一事再不能拖延时间了。这不仅要从应有的人道主义和现有的政策措施去考虑，而且也要设法消除黑人的期待和猜疑心理。在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前，使他们能够从狂热情绪的支配中摆脱出来。没有什么比黑人思想上这种捉摸不定和朦胧期待的状态，更加危险了。 这是1824年的事情。七年以后，关于人身财产、赎金问题和合法权利问题，又继续进行类似的讨论。1831年，奴隶们决定要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了。这年在安提瓜发生了一次暴动。巴巴斯总督不得不派出增援部队。在巴巴多斯本岛的奴隶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想法，国王已恩准了释放奴隶，但总督却阻挠奴隶们得到这种恩惠。与此同时，还传出了谣言，说国王派来的军队接到了确切的命令，在发生暴动时，不准向奴隶开枪。 在1831年的圣诞节期间，以牙买加奴隶起义为标志出现了奴隶反抗的高潮。牙买加是英属西印度殖民地中面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殖民地。它拥有的奴隶占整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一半以上。所以，牙买加一经点燃了起义之火，就没有什么办法能制止这场大火的蔓延。这是西半球奴隶中爆发的一场“规模很大的破坏性暴动”。[46]总督报告说，这次暴动，“不是起因于任何偶发的怨恨，或者任何直接的不满情绪，它是经过长朗策划，而且几经推迟了的一次暴动。”这次起义的领袖，大都是身任最受主人信赖的必务，他们后来还被免除一切繁重的劳动。“他们的真实动机，看来不外是激励着他们的那个获得人身自由的愿望，以及在某种条件下，他们自己想占有主人财产的愿望。这些愿望都可能影响他们的行动。” 但是，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从这几次奴隶起义事件中，仅仅看到的是造成宗主国和人道主义者陷入窘境的那个短暂时刻。1832年，特立尼达总督在信中写道：“就本岛的奴隶而言，目前还相安无事。那些有责任努力维持这一局面的人，倘若真想要维持它的话，是很容易办到的。……然而看来，这里的某些有地位的人士，他们的实际动机，似乎是要催逼政府放弃自己的既定原则，甚至于不惜甘冒激起奴隶暴动的危险”[47]牙买加的总督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说：“无疑会有这样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他们由于失意，一时竟满足于一些地区因黑奴暴动造成的混乱。这些对自己的前途深感绝望的人，想要借奴隶暴动给英国政府造成的困境，来得到一点安慰。”[48]丹尼尔·奥康内尔这样说过，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一直坐在“肮脏的、盖满灰尘的火药库上面，他不愿离开这个座位，然而，又时时刻刻担心奴隶会用火把点燃这个火药库”。[49] 但是，这场斗争，还只停留在抽象地讨论诸如奴隶是否算财产，要釆取哪些政策措施等政治问题的阶段。而要求释放奴隶，则已经日益成为人们强烈的愿望。一位牙买加人在致总督的信中说，“这个问题不应再留待英国政府和种植园主通过无休止的争执来裁决。奴隶已经懂得他自己是社会的第三种势力，他深知自己力量的所在，而且将重申他应有的自由权利。甚至在最近的一次起义失败以后，奴隶们也不灰心，仍以顽强的决心，谈论解放问题。”[50]来自巴巴多斯总督的报告强调指出，在这问题上悬而不决，“会产生两种恶果”，它一方面会使种植园主的种种努力，化为乌有；另一方面迫使多年期待获得自由的奴隶，铤而走险。[51]他警告说，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向奴隶们空口许诺，即将给他们以自由，再没有什么比这样做更有害了。[52]过了两个星期以后，他又来信说，人们强烈要求，“宗主国政府应尽早作出决定，解决那些不幸的人的状况；他们由于梦想自由而不可得，就会把仇恨向其主人发泄，在某些情况下，这反过来又会使他们本来就很悲惨的状况，更加恶化。” 因此，到1833年，形势已经很明朗：或者靠上面来解放奴隶，或者由下面来解放奴隶。总之，是非解放不可了。经济上的变化，垄断制的衰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道主义者在英国教会进行的鼓动宣传，以及国会大厅里的相互攻讦和辩论，现在终于在奴隶自己决心起来争取自由的情况下，实现奴隶的解放。黑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财富，而财富的不断增殖，终于促使他们获得了人身自由。 [1]SeeC.L.R.James,TheBlackJacobins(London,1938) 书中讲的是圣多明各的奴隶革命。还应该参考H.Aptheker著的《美国的黑奴暴动〉(纽约,1943年)。关于西半球情况令人信服的概括，在上引Herskovits”一书中可以找到。 laCO.28/95.HouseofAssembly,Barbados,Nov.15,1825. [2]C.O.28/92.ReportofaDebateinCouncilonadespatchfromLordBathursttoSirH.Warde,Sept.3,1823.Mr.Hamden,pp.21-22.SecalsoC.O.295/59. 特立尼达总瞥曾辩解说，对女奴作出这种让步，会被男奴看作一种不公道的做法。伍德福德1823年8月6日致巴瑟斯特的信：C.O295/60。特立尼达一位有名的种植园主伯恩利先生说：“我承认，这个计划在我看来太荒谬和离奇，使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好”。 [3]C.O.28/92.ReportofaDebateinCouncil...Mr.Hamden,P.5. [4]C.O.137/148.ManchestertoBathurst,July10,1819. [5]C.O.28/92.ReportofaDebateinCouncil...Mr.Hamden,P.24. [6]C.O.137/156.ManchestertoBathurst,Dec.24,1824. [7]C.O.111/55.D’UrbantoBathurst,Julyl4,1826. [8]C.O.295/85.Oct.29,1830. 1825—1830年释放奴隶的数目如下： 年份释奴人数获得释奴赎金的人数 田间奴隶家庭奴仆 1825年16298 38124 1826年167108 46121 1827年167129 49118 1828年12884 3395 1829年8741 1572 1830年3322 626 （至10月29日） [9]CO.295/72.WoodfordtoBathurst,Aug.8,1826. [10]C.O.295/73.StephentoHorton,Oct.5,1826. [11]C.O.295/67.HenryGloster,ProtectorofSlaves,toGovernorWoodford,July7,1825. 菲茨杰拉德的复信如下，奴隶约翰·菲利普一“身上有七道伤痕，如不算足部，其伤部都是所有文明国家认为是最侮辱人尊严的部位”。奴隶菲利普一“身上有二十三道伤痕，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认为，在收受礼品时，他是最末一个进去，最先一个出来。在有妇女在场的情况下，提起他的名字，甚至被看作是严重失礼的”；奴隶西蒙·迈德一“在身上特定部位有二十三道伤痕，此奴难得犯罪，但却为他人代罪受过”。 [12]BellandMorrell,op.cit.,p.382. [13]C.O,28/99.Carrington,AgentforBarbados,toBathurst,March2,1826. [14]C.O.28/92ReportofaDebateinCouncil…,p.33. [15]C.O.137/165.MessageofHouseofAssembly,Dec.1827,P.260 [16]C.O.137/183.ManchestertoGoderich,Dec.16,1832. [17]C.O.137/186.MemorialoftheJamaicadeputiestoBritein.Nov.29,1832. [18]C.O.137/183.ManchestertoGoderich,secretandconfidential,Dec.16,1832. [19]Hansard,XXXI,781-782.Marryat,June13,1815. [20]ThephraseisCanning‘s. [21]C.O.137/154.ManchestertoBathurst,Dec.24,1823. [22]C.O.28/111.SmithtoStanley,July13,1833. [23]C.O.295/92.MemorialforourselvesandinbehalfofallourfellowsubjectsofAfricandescent(enclosedinGovernorGrant'sdespatchtoGoderich,March26,1832). [24]Ibid..GranttoGoderich,March26,1832. [25]C.O.28/111.SmithtoStanley,May23,1833. [26]C.O.28/88.CombermeretoBathurst,Jan.15,1819. [27]C.O.111/69.D'UrbantoMurray,April20,1830.SeealsoC.O.295/87.SmithtoGoderichfromTrinidad,July13,1831： “这些奴隶具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本领。每当我们即将接到一份总会影响他们的状况和地位的公文时，他们事先就得知其中有关的，而往往是走了样的消息”。 [28]C.O.295/92.GranttoGoderich,March26,1832. [29]C.O.295/93.ExtractfromaTrinidadpaper,n.d. [30]C.O.137/119,CootetoCastlereagh,June27,1807；C.O,137/120,EdmundLyon,AgentforJamaica,toCastlereagh,July17,1807. [31]C.O.137/142.ManchestertoBathurst,Jan.26,1816. [32]C.O.28/85.Col.CoddtoGovernorLeith,April25,1816；Ibid.,RearAdmiralHarveytoJ.W.Croker,April30,1816. [33]C.O.295/60.AcommandantofTrinidadtoGovernoWoodford,Aug.30,1823. [34]C.O.111/44.D'UrbantoBathurst,May5,1824. [35]C.O.295/89.GranttoHowick,Dec.10,1831. [36]C.O.137/183.MulgravetoHowick,Aug.6,1832. [37]C.O.28/111.SmithtoStanley,May,23,1833. [38]C.O111/8.NicolsontoCastlereagh,June6,1808. [39]C.O.28/85,LeithtoBathurst,April30,1816. [40]Ibid.,CoddtoLeith,April25,1816. [41]C.O.137/143.AlexanderAikman,Jr.toBathurst,May2,1816. [42]C.O.111/39.MurraytoBathurst,Aug.24,1823. [43]C.O.28/92,WardetoBathurst,Aug.27,1823. [44]C.O.137/156.ManchestertoBathurst,July31,1824. [45]C.O.111/44.D'UrbantoBathurst,May5,1824. [46]C.O.137/181.BelmoretoGoderich,Jan.6,1832. [47]C.O.137/182.BelmoretoGoderich,May2,1832. [48]C.O.295/92.GranttoHowick,April30,1832. [49]C.O.137/188.MulgravetoGodeich,April26.1833. [50]Hansard,ThirdSeries,XIII77,May24,1832. [51]C.O.137/191.F.B.ZuicketoGovernorBelmore,May23,1832, [52]C.O.28/111,SmithtoGoderich,May7,1833.
第十一章“圣人”与奴隶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十一章“圣人”与奴隶制 本书有意暂不去叙述奴隶制度的惨无人道和摧毁了这一制度的人道主义的问题。然而，完全无视这一问题，就会犯严重的历史错误，而且会把整个时代中最伟大的宣传运动中的一次给忽略了。人道主义者在摧毁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和解放黑人的运动中是冲锋陷阵的先锋。但是，他们行动的重要意义却被某些人严重地误解了，大大地夸张了；这些人不顾常识，全凭感情用事；而且就象过去的经院学究一样，讲求的是信仰，而不是什么道理和根据。库普兰德教授在一次想象的与威尔伯福斯的会见中问他：“先生，您认为您的工作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宣扬废除奴隶制吗？”他立即回答说：“这是上帝的工作，它的意义是：上帝的意志战胜了人类的自私。它教导说，没有任何由利害和偏见而造成的障碍是不能被信仰和祈祷所克服的。”[1] 这种误解的产生，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故意歪曲废奴运动。1807年废止奴隶买卖时，议案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说这种买卖是“和正义、人道和明智的政策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对此霍克斯伯里勋爵表示反对；按照他的说法，“正义和人道”这些词句有损奴隶贸易商人的声誉。因此，他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删去这些词句。这样做，就把废除奴隶贸易的必要性仅仅说成是权宜之计了。大法官对此表示异议。这个修正案会使要求其他国家在废除奴隶贸易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唯一理由不复存在。劳徳代尔伯爵声称，被删去的那些词句正是议案中最根本的东西。 这种删略会使法国的怀疑显得可信，即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因为英国殖民地里的黑人已经比比皆是了。“因此，在人们怀疑我们自己没有做出任何牺牲的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够振振有辞地去要求外国在废除奴隶贸易问题上进行合作呢？”于是，上院投票赞成最初的提案。[2] 英国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个堂堂的阵容。克拉克森是那个时代人道主义的最杰出的化身。时至今日，人们在反复思索他的那篇获奖的文章的主旨时，对他首先认识到奴隶制的极端不公正所流露的感情，仍然赞赏不已。克拉克森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作家，他对奴隶贸易的状况及其后果进行了长期而又危险的研究工作；他写的许多叙述废奴运动历史的小册子，至今仍然堪称杰作。他为了正义事业在非洲问题上付出的辛勤劳动，带来的只是个人的贫困，原来就捉襟见肘的财富，也耗费殆尽。1793年他写给乔赛亚·韦奇伍德一封信，信中抒发了激励人道主义者们的某些十分高尚的情操。他需要钱，因此希望卖掉他的两份塞拉利昂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是为了促进与非洲的合法贸易而在1791年创办的。他指出，“但是，我不愿让这样一种人成为我的买主，他感兴趣的只是个人从中谋取巨大的商业利润，而不是非洲的美好前景；并不是说谋取私利的就没有指望了。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希望这种人能保证他在把光明和幸福带给一个国家中有所裨益，因而他也就可以感到心安理得了；而在这个国家中，人们的思想一直处于愚昧之中，躯体上带着的只是欧洲的镣铐建[3]对于克拉克森的某些同事来说，他是过于冲动和热情了，[4]因此他是黑种民族所有的、为数少得可怜的朋友中的一个。 此外，还有詹姆斯·斯蒂芬父子。老詹姆斯曾在西印度群岛做律师，了解第一手情况。小詹姆斯成为殖民部的第一任杰出的常务次官，人们不友好地讥讽他是“附加的大臣斯蒂芬”或“母国先生”。他利用这种职位，为他的无能为力的黑人奴隶选民们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辩护。他一直在不断地鼓动威尔伯福斯进行更大、更公开的努力，而不要采取呈递请愿书或晋谒大臣们的政策。制止殖民罪恶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英国公众揭露这些罪恶，用人民大众的愤慨来武装我们自己”。[5]斯蒂芬没有被种植园主的辩解所动。“住宅和家具被剥夺虽然是痛苦的，但是这却很难与长期被排斥在人类生活的共同利益之外的那些痛苦相比拟，根据这方面公认的事实可以证明，奴隶们正在这种处境下进行挣扎……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保证生命、财产和名誉一一应当优先于次要的目的——享受特殊的公民权。”[6]用最高贵的形式和最美好的语言来说，就是托管。斯蒂芬起草了“解放奴隶法案”，其中包括他不愿意提出的对种植园主的让步。在其他的人们停下来喘一口气并且自我庆幸的时候，这位常务次官却继续以戒备和怀疑的眼光注视着殖民地的立法。他在1841年写道：“人民的公民权掌握在拥有大量奴隶的奴隶主手中，这是专制暴政压迫人类的空前残酷的手段。”[7]在那些日子里，由这样一个行政官员来掌管英国直辖殖民地政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保护弱小民族的步骤。 詹姆斯·拉姆齐是最早的、最有才干的、最勤奋的废奴主义者之一。他作为西印度群岛的一个教区长，对奴隶制大约有二十年的经验。1787年他在给威尔伯福斯的信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唯一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就这样利用我吧，我将感到幸福。”[8]他根据经历，知道白人水手在进行奴隶贸易时造成的死亡率是极高的；他能够说出奴隶在种植园中由于过度劳果而造成的严重死亡的第一手材料。种植园主们用一种专门对付他的残酷手段对他进行迫害。有一个种植园主就大言不惭地说：“拉姆齐完蛋了，是我把他干掉的。” 除了这些人物以外，还有面目清秀、身材矮小的威尔伯福斯。威尔伯福斯这个人，他的生活或宗教信仰，都有一点自命不凡的味道。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并不称职，他向守中庸、妥协之道，行动不果断。他反对极端的手段，害怕民众的骚动。他依赖贵族的恩赐、议会的外交手段和对当政人员个人施加影响以收取实效。[9]他是一个院外活动分子，大家都说他的投票事前十拿九稳地可以估计到的，因为他的发言肯定是会遭到反对的。蒂尔尼说：“一般来说，他的措词用语是能够为任何一党所接受的；如果有时他的论点有失平衡，稍稍倾向了一边，他自己就会很快地纠正过来，同样再稍稍倒向另一边，使他的发言保持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10]但是，他能言善辩，言词娓娓动听，而且语调优美，因此赢得了“议会夜莺”的雅号。最重要的是他具有超凡脱俗的思想，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他在事业中的这种圣洁和不谋私利的声誉，正是皮特所以推崇他应该领导国会的改革运动的有力因素。 种植园主们把这些人叫做幻想家、狂热分子，比作是鬣狗和老虎。[11]在麦考利、韦斯利、桑顿和布鲁厄姆等人的协助下，他们在英国成功地把反对奴隶制的情绪几乎提高到宗教热情的程度；正是这些宗教改革者使克拉彭起着比铁路联轨点更重要的作用。人们给他们起个绰号：“圣人”，并不是不恰当的。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对这种现象所引起的感情的流露，应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因为就象许多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如果奴隶制问题陷入了神学的领域，那么完全可以肯定地说，神学是垄断不了这个问题的。 废奴论者并不是激进分子。他们对国内问题的态度是反动的。卫理会教徒给英国工人提供的是圣经，而不是面包；而威斯莱教派的资本家们却对工人阶级公开表示轻蔑。威尔伯福斯对于贩奴船底舱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是熟悉的，但是却忽略了矿井底下所发生的事情。他支持谷物法。他是调查和镇压1817年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他反对妇女组织的反奴隶制协会，并且认为“第一个议会改革法案”过激了。 许多人都犯过的最初一个错误，就是认为废奴主义者一开始就没有隐瞒过他们要为彻底解放奴隶而进行工作的意图。实际上，废奴主义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回避而且一再否认他们持有任何解放奴隶的主张。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奴隶贸易，他们认为，废除奴隶贸易最终将会在没冇立法干涉的情况下导致自由。废奴委员会曾经三次明确地否认抱有任何解放奴隶的意图。[12]1807年，威尔伯福斯也公开否认这种意图。罗彻斯特主教断言，废奴主义者不是按照不切实际的想法，即人人平等和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去进行活动的；他们亟力支持文明社会的等级划分。[13]1815年，非洲协会明确地声称，它指望奴隶主来解放奴隶。[14] 一直到1823年，解放奴隶才成为废奴主义者公开宣称的目的。主要的原因是殖民地的传教士遭到了迫害——史密斯在圭亚那去世了；巴巴多斯岛的施鲁斯伯里被驱逐；尼布在牙买加受到迫害。即便是这个时候，解放奴隶还是缓慢进行的。巴克斯顿告诫说，“不可轻率，不可操之过急，不可没有节制，不可带有任何暴力的色彩。”最重要的还是缺乏热情。奴隶制是永远不会被废除的。“它将会停滞，将会衰落，将会终止，将会像它过去那样，自行灭亡，销声匿迹……我们要让它平平静静地消亡——慢慢地、无声无息地、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并被人们遗忘。”[15]就像在美国一样，奴隶制是要消亡的。但这种希望在英国也是没有人看到的，虽然西印度群岛人太软弱，人数也太少，无法进行一场内战。 这就是1830年的局面，这时，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英国议会的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在殖民地的奴隶制和垄断实施方兴未艾的时候，废奴主义者还在议会之外进行游说，多方说项，他们向大臣呈递请愿书，派代表去晋见他们。“因此，现在需要有另外一种人来接手这项工作，他们是一些具有更为勇敢、更加坚强的性格的人，即便他们不是那么文质彬彬也罢；这不是要他们来替他们的那些谨小慎微、迟疑不决的同事们的那些做法修修补补。”[16]1830年5月，保守派和激进派在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奴隶制的会议上发生了冲突。巴克斯顿提出了象往常那样的决议案，“措词要可取，愤慨要得当；但是——还要采取适当的审慎的态度。”波纳尔站起来提出了他的修正案——立即废除奴隶制。这个意见在代表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巴克斯顿表示反对,布鲁厄姆提出异议，威尔伯福斯挥手要大家安静，但是，这个修正案终于在“一阵欢呼胜利的声中”通过了。[17]斯特奇的一位朋友在说明这个新政策时讲得妙极了：“如果我们不进行鼓动、鼓动、再鼓动……罪恶就会横在我们的门口。人民必须解放奴隶，因为政府是决不会这样的。”[18] 然而，就废奴论者的领导而言，他们对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态度，必须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奴隶制联系起来看。他们对奴隶制的谴责只是指黑人而言，而且只是指英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首先是印度。 废奴主义者在发动反对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运动中，开创了科钦称之为“一种虔诚的，然而是愚蠢的十字军运动”。[19]他们呼吁他们的同情者不要去购买奴隶生产的产品，而购买印度的自由人生产的产品。1795年，废奴委员会对这个运动作了介绍，许多作家也写小册子介绍这个运动。威廉·福克斯在1792年告诉英国人民说，在每一磅蔗糖中，他们吃下去两盎司人肉。根据一次详细的计算，人们估计，一个每星期食用五磅食糖的家庭，如果一年零九个月不吃糖，就可以有一个黑人免受奴役并免遭杀害。[20]食糖消费者实际是“祸首，是一切可怕的非正义的根源”。[21]由于东印度的蔗糖替代了西印度群岛的蔗糖，有人就对佩卡姆女士们组织的“非洲反奴役协会”说，他们正在用最稳健的、最方便的、最有效的方法，摧毁奴隶制度。废奴主义者散发了一份传单，题目叫作“黑人奴隶向主持人道的朋友们申诉”。黑人申辩说：“然而现在，先生们，你们是自由的朋友，是好人，同情可怜的黑人，我请求你们买东印度的蔗糖，不要买奴隶生产的蔗糖，买自由人生产的蔗糖。这样，我的主人将会考虑并且说，我们不再买卖奴隶生产的蔗糖，奴隶就不再成其为奴隶，应当是自由人，我们要给工资，让他们愿意心甘情愿的工作，而且，做更多的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卖更多的蔗糖，赚更多的钱。——东印度的人是聪明的人，聪明的人在东印度不是奴隶——能够自由地、充分自由地生产蔗糖。”[22]不仅是蔗糖，还可以自由地生产棉花。于是在妇女中间开展了一个运动，鼓励人们消费自由人生产的棉花。根据格尼的说法，这个运动对于在美洲废除奴隶制度，要比所有废奴主义者的小册子所起的作用还大。正如爱尔兰废奴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他们的目的是要“普遍使用自由劳动生产的热带产品”。[23] 但是，东印度的聪明人并不比西印度群岛罪孽深重的种植园主的罪过轻。关于解放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的那个法案，于1833年8月7日通过了三读。四十八小时之前，更换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的问题已经在上院提出来了。这个法案包括一项条款，宣布奴隶制度在印度“应予废除”。埃伦巴勒勋爵对于一个政治家居然会想到这样一个念头表示惊讶。奥克兰勋爵为这个议案辩解说，"拟定这个法案是极为审慎的，它和摧毁这一可恶的制度是并行不悖的；同样要极为谨慎的是，不要去干预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威灵顿公爵呼吁上院议员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一笔带过就算了，因为他们对于维护英属印度是极为重视的。这是标新立异，完全没有必要，如果说它引起的不是一场真正的暴乱，那也会造成极大的不满。[24] 议会后来一再代表政府发表声明说，为了"改善”奴隶制度正在准备立法，而且这个立法将在议会产生。但是，已答应了的立法从来没有到来。“印度政府正在采取改善奴隶状况的措施，以便在不太遥远的时间里导致奴隶制的彻底消亡。”[25]这是1837年的事情。到1841年，并没有产生什么使奴隶制有所缓和的条例和法规。而且，当对东印度兰姆酒征收同等税款的问题提出来，并证明这种兰姆酒确是奴隶生产的时候，佩尔首相回答说，“推迟征收同等税款……直到他实际解决了废奴问题时为止，所要推迟的期限甚至比西印度群岛最热烈的拥护者所期望的要长得多。”[26]1842年，有人替东印度人辩护说，在奴隶短缺的时候，他们曾禁止把儿童贩卖为奴。英国的“大赎罪”过了十年，奥克兰伯离也不否认,“某些多少带有痛苦的奴役本不应该继续存在”；[27]而佩尔认为，已经采取的这些措施看来是经过妥善算计的，可以阻止奴隶制的发展，遏制各种弊端；而且这些措施在我们控制下的印度各地，或者我们能够施加影响的地方得以贯彻，这对于废止奴隶制是大有裨益。”[28] 然而，废奴主义者在向英国人民宣传的是热带的产品。克拉克森号召英国人民，“不要使用种植园主生产的产品，以此来表达他们对种植园主制度的厌恶。”[29]而且直到1840年，他还指望东印度公司“用完全道义的和和平的方法——就是说，用耕种土地和雇用自由劳务的方法”[30]去消灭奴隶制。 废奴主文者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无知。为了替东印度公司辩解，扎卡里·麦考利极力声称“他们已经控制了过去在印度和莫卧儿政府统治下的那些国家。因此，在他们占有这些国家的时候，如果他们发现了一些可以遵循的原则，他们是没有什么可以受到指责的；不管这些原则是和他们的感情多么抵触，但如不加审慎，贸然地进行干涉，则是不妥的。”[31]1837年，巴克斯顿曾经表示担心蔗糖在东印度也会象在西印度群岛那样不光彩地产生奴隶制度。政府发言人向他保证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巴克斯顿“对于这种保证……表示非常感激”。[32]1843年，布鲁厄姆满怀希望能在印度废除奴隶制，“依靠立法，对财产釆取暴力手段”，都不能像鼓励拥有土著奴隶的奴隶主宣布奴隶的子孙在一定的日期之后将获得自由那样“可以取得完美的结果”。[33] 克拉彭派中的一些人在东印度公司拥有股份，而且“也许由于他们感到在蔗糖征税上待遇不公平；有利于西印度群岛，将对日益发展的印度蔗糖种植园不利，因而他们对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愈来愈感到厌恶。”[34]桑顿家族拥有东印度的股票；[35]这个家族的一名成员参加了1793年东印度议会关于蔗糖贸易问题的辩论，而且不赞成任何有利于西印度群岛垄断的契约继续存在下去。扎卡里·麦考利在东印度公司拥有股权，而且是1823年召集讨论蔗糖问题的股东董事会的九个签字人之一。他在1823年所写的一本颇有影响的小册子中声称，西印度群岛人“就像过去没有权力在明显地损害非洲利益的情况下，要求奴隶贸易继续存在下去那样，现在也没有权力在明显地损害印度和英国利益的情况下，要求蔗糖的保护关税继续存在下去。”[36]麦考利1823年在东印度议会关于蔗糖贸易的辩论中所作的演讲，对奴隶制极尽讽嘲之能事，因此在他以后的发言者，不得不提醒他说：“如果说奴隶贸易比过去所说的还要糟十倍，怎么并没有人提出要考虑这个问题。”[37] 比桑顿或麦考利更为重要的人物是詹姆斯·克罗珀。杰出的废奴主义者克罗珀，是利物浦进口东印度蔗糖的最大的进口商人，而且是独立的东印度议会的创始人和领袖；克罗珀、本森和利物浦公司，每天要进行一千磅蔗糖的交易。[38]克罗珀知道，他的个人利益会使人们对他的动机发生怀疑。[39]西印度群岛人想起了他曾一度从美国进口由奴隶种植的棉花。[40]克罗珀本人是这样解释的，“我看到了奴隶制这个可怕的怪物好象正在死亡的痛苦中喘息，正在寻求可以使它苟延残喘的唯一的支持……正是由于我的利害攸关，我无法克服人道和职责的崇高感情而忍受谴责的恐惧。我不敢面对我自己良心上的谴责。”[41]他在反对奴隶制的辩论中，不愿避开商业方面的种种考虑。他写道：奴隶制“只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而且是在像美洲的那些人口匮乏的新国家中才有利可图；在那里，两天的劳动就能购买一英亩土地。”[42]他在讨论在欧洲、合众国的北方各邦和南美洲的一些地方废除奴隶制的问题时，最后作出结论说，在那些奴隶劳动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奴隶的解放不是广泛的这一事实表明“在和自然的因素相配合的时候，仁慈的人们所作的努力就取得了最大的成功”。[43]然后，他带有抒情味地写到英国的制造技术和工业，“慷慨解除了枷锁，无用的垄断不会有所得益，无拘无束的自由得以茁壮地成长”，[44]他想到的是西印度群岛的垄断权，而不是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英国为什么不能供应欧洲大陆以精糖和加工的棉花？但是，当西印度群岛人向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他的意思是否要采购巴西和印度的蔗糖，他回答说，只要巴西和古巴同意废除奴隶买卖，所有的蔗糖在关税一致的情况下都可以购买。那么，他的“自然的因素”成了什么呢？他的人道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的双重立场，使他自相矛盾起来。在他的家里，有一个专门侍候宴会的仆人，打扮成一个身戴镣铐的黑人；1837年，他又购买了一万二千只小瓶，装上自由人种植的蔗糖和咖啡的样品，把它们分发给同情者和议员。但是，这位利物浦的“仁慈的市民”的支持，确实给人道主义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害。 议会中的东印度领导人托马斯·惠特莫尔，是“反奴役协会”的一个副主席，而且一度是继承议会反奴派领导职位的候选人。威尔伯福斯在1823年5月22日（这是惠特莫尔提出关于蔗糖关税问题的提案的日期）的日记中写到：“除了东印度人和我们几个反对奴隶制的人外，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而西印度群岛人和政府是反对我们的。”[45]惠特莫尔和巴克斯顿是站在东印度一边的两个演讲人。[46]所有废奴论者中，只有布鲁厄姆一人反对关税平等，因为关税平等会很快地毁掉西印度群岛。 东印度人和相当一部分废奴主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没有为人们十分重视。库普兰显然对整个事情是不高兴的，从他对两派的“诚意”都表示关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47]克林伯格谈到了“合作”[48]伯恩认为对克罗珀的公正无私所作的抨击是没有根据的。拉加茨的解释，是所有的解释中最令人满意的一个，克罗珀的公正无私是“那些偶然出现的根本没有受到私利影响的行为中的一个例子。虽然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的个人利益可能恰巧是一致的。”[49]但是，废奴主义者支持东印度，其后又支持巴西的蔗糖，其真正的意义在于，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不仅是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残酷无情，还包括西印度群岛垄断的毫无用处。 继印度之后，是巴西和古巴。不管怎样想象，任何人道主义者都不能认为任何目的在于把奴隶制的枷锁更加牢固地套在巴西和古巴黑人身上的意见是正确的。蔗糖自由贸易的确切意义就在于此。因为1807年以后，西印度群岛取缔了奴隶贸易，1833年以后，又取消了奴隶劳动。不妥当地说，如果废奴主义者认为印度的蔗糖是自由人生产的，因而根据人道主义的原则就建议购买印度的蔗糖，那么根据他们的原则和信仰，他们有责任抵制巴西和古巴的由奴隶生产的蔗糖。所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能认为这是他们的过错；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由于未能采取这一途径，就完全破坏了他们的论点。1833年以后，废奴主义者仍旧反对现已雇用自由劳动的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1833年前，他们在西印度群岛曾经抵制过英国的奴隶主；1833年后，他们却支持巴西奴隶主的事业。 废奴主义者最初并没有把注意力只放在英国的奴隶贸易上。他们梦寐以求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普遍地废除奴隶贸易。他们利用1815年恢复和平的机会并且在当时风行一时的国际会议上，散布他们的观点。他们向议会呈送了连篇累牍的“骗人的空话”；[50]在1814年的三十四天中，他们就送去了附有一百万人签名的七百七十二份请愿书。[51]他们公然抨击维也纳会议反对奴隶贸易的书面声明，在维也纳会议上，他们把英国的全权大使威灵顿争取过来，他们甚至准备要为废除奴隶制而战。他们得到了俄国沙皇的支持。[52]他们派出了特别观察员克拉克森参加埃克斯·拉·夏佩勒会议。他们准备为阻止法国重新占领圣多明各而再次和法国展开斗争,[53]而且他们不愿意在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奴隶贸易的情况下承认巴西从葡萄牙独立出来。他们通过他们的“友好的暴力行为”，[54]强迫英国政府在非洲海岸派驻一个舰队，用武力来制止奴隶贸易。 对政府施加的压力是很大的。政府要求给以时间，慎重从事少卡斯尔雷说：“道德决不是靠刀剑教导岀来的。”[55]他请求人道主义者“节制他们正直的感情，把他们对非洲的关注置于理智的支配之下”。[56]但是，废奴主义者却使政府不得安宁。正象利物浦有一次向威尔伯福斯所表白的那样：“如果我根据原则急于废除奴隶贸易，我必然要感受到任何一个政府，由于这个问题目前在我国的这种状况所处的那种窘境。”[57]政府在其对外关系中就要受到很大的累赘，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谈判都是无用的。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公开地这样说。韦林斯顿在给阿伯丁的信中写道：“在废除外国的奴隶贸易上，我们是决不会成功的。但是我们要谨慎从事，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英国人民认为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并没有尽一切努力来阻止并取缔奴隶贸易的步骤。”[58] 在1831年的一次令人难忘的大选中，候选人们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观点受到了嘲讽，废奴主义者用金色的锁链拖着“黑人”去选举，他们找不到黑人，找的是清扫烟囱的工人。他们在全国各地的竞选讲坛上张贴白人种植园主鞭打黑人妇女的巨幅全身招贴画。[59]他们在他们发动的运动中求助于英国妇女们的同情与良知，甚至去接近儿童。利兹还为少年读者出版了一套反对奴隶制的小丛书。一部反对奴隶制的自动电话拨号盘设计出来了，于是英国的那些在傍晚炉边享受着家庭温暖的慈善人们，也能够知道黑人在赤道烈日的灼烤下、正在种植园里受苦受难。这是1833年以前那些年代的情况。在这种黎明的曙光中有着巨大的幸福。 但是，即使在这黎明中，暴风雨的阴云已经开始聚集了。废奴主义者正在抵制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生产的、浸透了黑人鲜血的产品。但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依靠美国奴隶种植的棉花，同样和奴隶制有着联系，而且沾满了鲜血。西印度人理所当然地会问到，是否“奴隶制只是在那些没有人从事奴隶贸易的、那些没有和奴隶贸易发生关系的国家里，才会受到谴责。”[60]答案是无法理解的。一个从美洲那里接受奴隶种植的产品的人，经营的是不属于他本国臣民的奴隶生产的劳动产品；而且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明，在美国的奴隶制中存在着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极端骇人听闻的特征之一——毁掉人的生命。抵制西印度群岛蔗糖的人们，坐在用古巴的桃心木制成的椅子上，面前摆着用巴西花梨木制成的桌子，使用着奴隶用黑檀木雕成的墨水瓶架；但是，“却对每把椅子和每个桌子的渊源刨根问底,这是没有用处的。”在象英国这样的国家里，绝对不喝奴隶酿造的酒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自己愿意回到森林中去，以树根和浆果维持生活。正象纽卡斯尔的废奴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只要买了一点点无关紧要的奴隶生产的产品，就陷进了奴隶主的罪恶中去。”[61] 巴西的蔗糖是必不可少的吗？资本家说是的；它对维持英国的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废奴主义者偏袒了资本家。1833年，废奴主义者中资历最老者之一、一个蔗糖提炼区的代表勒欣顿，要求政府毫不迟疑地解除他的选民们的痛苦；他的选民们要求的不是偿金，不是不义之财，不是非正义的垄断。[62]他所考虑的是哈姆雷兹塔区的蔗糖加工商，而不是英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巴克斯顿采取了一种奇怪的态度。如果可以证明所要进口的外来蔗糖是在国内消费而不是出口，那么他将投票反对。但是，这就需要增加三分之一的劳动在巴西提炼蔗糖，然后再把提炼后的精糖输入英国。所以，允许外来的蔗糖在英国加工，他们就可以用英国国内的机械来代替海外的奴隶劳动，从而可以达到减少奴隶劳动，阻止奴隶贸易。议会对此大为惊讶。而这样做或许是恰当的。 这是1831年9月间的事情。两年后，巴克斯顿对于他所从事的艰辛的工作获得成功，感到欢欣鼓舞。“就这个国家来说，一项非凡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63]“解放奴隶法”标志着废奴主义者的努力告结束。他们感到满意。他们从来没有明白，如果允许蔗糖种植园存在下去，黑人的自由只能是徒有其名。1848年，当格莱斯顿仍然为种植园主争取保护关税时，他极力强调说，这和黑人没有什么关系。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们一定要把我国的资金抛弃掉，而给那种状况增添麻烦；这种状况是一种慰籍，完全可以适合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足以满足他们的愿望。”[64]废奴主义者无言以答。他们决不会想到黑人居然想要得到土地。在安提瓜岛上，所有的土地都已分拨停当；当解放奴隶的消息传到了这个岛上的时候，种植园主和奴隶们齐集教堂，感谢上帝赐给他们以自由。而且为了酬劳他们的辛勤劳动，奴隶们的地位现在已经上升为无地的雇佣劳力，每天工资为二十五美分。巴巴多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巴巴多斯人除了去感恩节外，其他情况也尽相同。废奴主义者在什么地方呢？巴克斯顿写道：“黑人种族具有一种接受道德上的教育和宗教上的教诲的独特才能。据我看，对任何一个国家提出的要求，从来没有象现在对我们提出的这样强烈，要求我们满足他们所具有的这种天赋倾向，向他们充分提供种种教育手段，派遣传教士，开办学校，发送圣经。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唯一补偿。这是一种多么丰富的补偿。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补偿我们所造成的全部悲伤和痛苦，并且使之成为一种工具，最终把迫使他们离乡背井的那种野蛮做法变成他们的最大幸福。”[65]对非洲来说，也是如此。格尼在1840年写道：“彻底根除非洲的弊端和不幸的办法是基督教。……我们决不能忘记宣讲福音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价值。”[66] 1833年以后，野蛮地迫使非洲黑人背井离乡前往巴西和古巴的蔗糖种植园，至少持续了二十五年。巴西和古巴的经济依靠着奴隶贸易。仅仅从言行一致这一点来说，就要求英国的废奴主义者反对这种贸易。但是这样做就会妨碍巴西和古巴的发展，从而也就妨碍了英国的贸易。1833年以后，要求廉价蔗糖的愿望压倒了所有对奴隶制的憎恶。当年英属西印度群岛上的那些奴隶的监工带着鞭子的情景所造成的恐怖感，现在消失了；古巴的奴隶监工带着鞭子、短刀、匕首和手枪，而且还带着猎犬，这些甚至都没有激起废奴主义者的评论。英国人道主义的中心——埃克塞忒会堂让与了英国自由贸易的先锋一一曼彻斯特学院。 曾经与奴隶贸易不共戴天的废奴论者，现在变成了和平主义者。巴克斯顿写了一本书，谴责使用禁奴舰船和强行禁止奴隶贸易的政策，因它使众多的人们遭受更加深重的痛苦。斯特奇在纯粹和平主义的基础上改组了“反奴役协会”。威尔伯福斯，这位资历较浅的牛津主教，在废奴主义者1840年举行的一次大型集会上说：“依靠条约、抗议、海军舰艇去阻止奴隶贸易发展的种种企图均告彻底失败，这就证明釆取一种以不同的和较高的原则为基础的预防性政策，是必要的。”[67]年青的巴克斯顿，必然会看到，多年来指导英国的那些高度原则，现在已被另外一些原则所替代；这些原则本身虽属重要，但比之于他过去多年所遵循的那些原则，却是望尘莫及。”[68]激起布鲁厄姆的善心的是蔗糖而不是棉花，是奴隶贸易而不是奴隶制度，而且只是非洲和巴西之间的奴隶贸易而不是弗吉尼亚和得克萨斯之间的奴隶贸易。他谴责“以海盗行为、痛苦和鲜血这种更高代价换取廉价蔗糖”的政策，是“把自由贸易的学说完全颠倒了”。[69]他认为排斥美国棉花是疯狂的行为。他是把奴隶贸易而不是奴隶制度作为他的衡量标准的。他争辩说，虽然他无权去干涉独立国家的内部制度，但他却完全有权要求实施独立国家签订的条约。按照他的解释，则美国没有进行奴隶贸易。他争辩说，路易斯安那奴隶生产的蔗糖和巴西奴隶生产的蔗糖是有所不同的；路易斯安那的蔗糖是靠奴隶的自然增多或更为有效的耕作来增产的，而巴西的蔗糖是靠“非自然的、强迫的和用暴力与欺诈在非洲人中间从事罪恶的交易而增产的“。[70]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即后来的麦考利勋爵在1845年所作的演说，也许是在奴隶制问题上作出的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演说。这篇演说词不愧是一位伟大历史学家的明晰、精辟的杰作，但有一个缺点：它偏袒奴隶制，而不是反对奴隶制。麦考利刻薄地说：“要是奴隶制度在我这个议员对其福利负有责任的那个地区废止的话，我对黑人奴隶制的特殊责任也告终止”。他反对为了纠正独立国家制度中的弊端，把国家的财政法规变成刑法；或者把关税变为“酬劳某些外国政府的正义和仁道，处罚另外某些外国政府野蛮行径的的手段。”他大胆地面对着进口巴西蔗糖是为了加工而不是为了消费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进口这个该诅咒的东西；我们把它堆入了货栈；我们用自己的技术和机器去加工，使它更吸引人们的注意，适合人们的口味；我们把它输出到里窝那和汉堡，并把它送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所有咖啡间去；我们从中赚了一笔钱。然后，我们装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感谢上帝；我们并不象那些罪孽深重的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他们竟然心安理得地吞下了奴隶生产的蔗糖。”[71]他们不敢禁止巴西蔗糖的进口，除非他们希望把德国变成另一个沃里克郡，把莱比锡变成另一个曼彻斯特。“我不会有两个正义的标准……我不会有两种法码或两把尺子。我不会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小事拘谨大事糊涂。”[72] 所有伟大人物的名字都有了——威尔伯福斯、巴克斯顿、麦考利、布鲁厄姆。只有克拉克森，就象荒原里的呼声一样，要求排斥用戴着镣铐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一切产品。[73]然而，即使是克拉克森，他在1839年也奇怪地反对禁止奴隶生产的产品，他说：“这无疑是把钱塞到我们的军人的腰包里去。”[74] 人们现在对奴隶制的看法不同了。威尔逊先生不打算这样说，由于雇主和被雇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应当说成是非正义、是压迫。这位支持牛津大学的议员反对奴隶贸易，如果有必要，他准备赞成用战争来制止奴隶贸易。但是他从来不赞成这个观点：把人作为财产是非法的。政治经济学家马卡洛克回忆说，如果没有奴隶制，热带地区就永远不会被开发；作为一种制度，对它横加指责，这是不公正的。[75]梅里威耳教授在牛津讲学时说，要更加冷静地考虑奴隶制的制度，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弊端。但是它在程度上、性质上而不是在本质上和他们不得不忍受的许多其他社会弊端，如财产上的极不平等，贫困状况或者儿童的过度劳动，是有区别的。 迪斯累里，就象英国和美国的许多追随者那样，指责解放奴隶是英国人民犯下的一个最大的过错。这是“向意志坚强的岛国人民演讲时……一个激动人心的题目，但是材料非常不足。”[76]这不是在一次才华横溢的演说过程中轻率作出的结论。这是一个经过考虑的见解，这个见解他在他所著的《乔治·本廷克勋爵的生平》一书中有意地重复过。“中等阶级为了废除奴隶制所从事的运动是公正的，然而是不明智的。这是一个无知的运动。英国人所从事的废除奴隶制的历史及其后果，都说明了无知、不公正、愚蠢、徒劳而且是一场浩劫，很难与人类的历史相比拟。”[77] 甚至知识分子也被卷了进来。科尔里奇由于写了一首颂扬奴隶制的赞歌，参加了戒糖的行动，被剑桥大学授予布朗金质奖章。但是，在1811年，他嘲笑“慈善的贸易”；指责威尔伯福斯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灵魂，批评克拉克森恰似“精神上的蒸汽机或是具有单一思想的巨人”，侈谈仁慈而自负；[78]而1833年，他强烈地反对不厌其烦地讨论黑人的“权力”，黑人应该“接受教育，要对把他们置于仁慈的手段范围之内的那种天命表示感谢”。[79]1792年，沃兹华斯对正在传遍整个英国的“正义感的新热”采取了完全冷漠的态度。[80]他写给克拉克森的那个著名的十四行诗《杜桑·卢维杜尔》和“穿白色长袍的黑人”只不过是些华丽的词藻，而且缺乏他最出色的诗歌所具有的那种深度，看来这并非偶然。1833年，他申辩说，奴隶制在原则上是丑恶的，但在人性上并不是最坏的东西；奴隶制本身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使人感到遗憾的。因此他在1840年拒绝和废奴主义者公开发生关系。R·索西赞成采取强制的手段去解放奴隶；只有通过强制的手段，才可以合情合理地指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除奴隶制。 但是，最坏、最卑劣的反应还是卡莱尔。他写了一篇论“黑鬼问题”的文章，嘲笑《埃克塞特——哈尔利里和其他可悲的丑态》一书，竟根据人人平等的虚伪原则，把西印度群岛说成是“黑色的爱尔兰”。他问道，"难道下一个要解放的是马吗？”他作了一个对比说，“漂漂亮亮的黑人坐在那里，南瓜堆漫过了他的头，而可怜巴巴的白人坐在这里，却连土豆都没得吃。“使西印度群岛具有价值的只是白人，而“懒惰的两条腿的畜牲”应该强迫他们去干活。奴隶制的弊端应予废除，而其精华应予保留：黑人“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和不可改变的'权力'，即为了生存而被迫做他应该做的工作。”这并不是卡莱尔仇视黑人。不，他喜欢黑人，而且他发现，“用一便士的石油，就能够为可怜的黑人做一件相当漂亮的事情。”黑肤色的非洲人，是能够在文明人中间生活的唯一的一种野人。但是，自上帝造物以来，他的用场只能是充当永恒不变的奴仆，除非英属西印度群岛象海地那样，变成一个“热带的狗窝”，黑彼得消灭黑保罗。[81]正象登曼勋爵悲叹的那样，舆论已经在可悲地、不光彩地有了改变。 [1]R.Coupland,TheEmpireinTheseDays(London,J935),264. 库普兰教授对废奴运动史的了解，同他笔下的英雄所了解的一样肤浅。1807年威尔伯福斯写道：“此刻，废奴运动何等深入人心啊！”“上帝是能够改变人的心灵“。 Wilberforce,“LifeofWilberforce“III,295,Feb.11,1807. [2]Hansard,VIII,679-682.Feb.6,1807. [3]K.Farrer(ed.),TheCorrespondenceofJosiahWedgwood(London,1906),I,215-216.June17,1793. [4]SeeProceedingsoftheCommitteeforAbolitionoftheSlave-Trade,Add.MSS.,21254,ff.12-12(v).SamuelHoaretoClarkson,July25,1787： “希望你在热心和积极处理这件事情时，也要兼有耐心和稳重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事情的成功。” [5]Wilberforce,LifeofWilberforce,IV,240-241.Writtenin1811. [6]C.O.295/93.StephentoHowick,Aug.25,1832. [7]BellandMorrell,op.cit.,420.MinuteofStephen,Sept,15,1841. [8]Ramsay,MS.Vol.,f.28.Dec.27,1787. [9]SirG.Stephen,Anti-SlaveryRecollectons(London,1854),77;Richard,op,cit.,78. 斯蒂芬和理査德实际上是讨论非洲的制度和反奴役协会的事. [10]Coupland,Wilberforce,417. [11]Hansard,NewSeries,XI,1413.Wilberforce,June15,1824. [12]ProceedingsoftheCommitteeforAbolitionoftheSlaveTrade,Add.MSS.21255,f・50(v).Aug.l2,1788;Add,MSS.21256,ff.40(v).96(V).Jan.31,1792,March29,1797. [13]Pari.Hist.,XXXIII,1119.July5,1799. [14]Hansard,NewSeries,XIX,1469.QuotedbyLordSeaford,June23,1828. [15]Ibid.,NewSeries,IX,265-266.May15,1823. [16]Richard,op.cit.,79. [17]Stephen,op.cit.,120-122. [18]Richard,op.cit.,101-102.March28,1833. [19]A,Cochin,L‘AbolitiondeL'Esclavage(Paris,1861),Introduction,pp,xiv-xv. [20]R.K.Nuermberger,TheFreeProduceMovement,AQuakerProtestagainstSlavery(Durham,N.C.,1943),9-10. [21](Anonymous),RemarkableExtractsandObservationsontheSlaveTradewithSomeConsiderationsontheConsumptionofWestIndiaProduce(Stockton,1792),9.CopyinWilberforceMuseum,Hull. [22]Undatedsheet,inWilberforceMuseum. [23]“希伯恩黑人之友协会的原则、计划和宗旨，与先前那些反奴协会的原则、计划和宗旨不同，它是以致伦敦反奴役协会秘书托马斯·普林格尔先生一封信的形式作为通吿的。”1831年1月8日(约翰·赖兰兹图书馆)。 [24]Hansard,ThirdSeries,XX,315,323,321.Aug.5，1833;Ibid.,446.Aug.9,1833. [25]Ibid.,ThirdSeries,XXXVIII,1853.Hobhouse,July10,1837. [26]Ibid.,619.Feb.12,1841. [27]Ibid.,ThirdSeries,LXX,1294.July21,1843. [28]Ibid.,ThirdSeries,LXVIII,753.April10,1843. [29]Eng.MS.741.ClarksontoL,Townsend,Aug.1825. [30]ClarksonPapers(BritishMuseum),Add.MSS.41267A,ff.178-179. [31]Debates…ontheEastIndiaSugarTrade,35. [32]Hansard,ThirdSeries,LXX,1291.July21,1843. [33]Ibid.,ThirdSeries,LXX,1294.July21,1843. [34]BellandMorrell,op.cit_,Introduction,p.xxx. [35]1786年7月东印度公司股票认购登录账的追加股票共800,000英镑；东印度公司股票分类账，1783-1791年，1791-1796年，这批档案保存在伦敦罗汉普顿英国银行档案馆。1786年发放的股票，亨利·桑顿认购了500英镑，约翰·桑顿认购了3000英镑。约翰死后，他的股票留给亨利的为3000英镑，留给罗伯特4000英镑，留给赛缪尔3000英镑，留给其余的人每人2000英镑。 [36]Macaulay,op.cit.,29. [37]Debates…ontheEastIndiaSugarTrade,36.Hume. [38]Correspondencebetween…Gladstone—andCropper…,15;F.A.Conybeare,DingleBank,theHomeoftheCroppers(Cambridge,1925),7;Ragatz,ThepallofthePlanterClass…,364. [39]J.克罗珀致威廉·威尔伯福斯的信，建议鼓励在印度的英属自治领地种植甘蔗，作为实现全面彻底废除奴隶贸易的一种必要的手段。 (Liverpool,1822),Introduction,p.vii. [40]Correspondencebetween…Gladstone…andCropper…,16. 克罗珀回信说，这种联系已经中断。对此，格拉斯锁反问道;“倘若我们看到这种中断与他之成为知名的反奴作家是同一时间发生的话，那倒是一个颇为奇怪的巧合;再说，在他还未辞去棉奴监工职务之前，不应该改行去当作家，这难道不是极为明显的事实吗？”同上，第37页。 [41]Correspondencebetween…Gladstone…andCropper…,55. [42]J.Cropper,“SlaveLabourandFreeLabour.” 这是1825年11月22日克罗珀先生在德比的金斯总部举行的重要会议上发言的内容。(Derby,1825),3.JohnRylandsLibrary。 [43]克罗珀致利物浦促进废除奴隶制协会的一封信。信中论及产品价格高的害处和价格低廉的好处，并论及奴隶的状况。(Liverpool,1823),8-9. [44]Ibid.,22. [45]Wilberforce,LifeofWilberforce,V,180. [46]Hansard,NewSeries,IX,467.May22,1823. [47]Coupland,TheBritishAnti-SlaveryMovement,124. [48]Klingberg,op.cito203. [49]Ragatz,TheFallofthePlanterClass…,436. [50]Hansard,NewSeries,IX,349,Baring,May15,1823. [51]Klinberg,op.cit.,146. [52]威尔伯福斯后来承认说：“我们已具备亚历山大大帝赞不绝口描述过的宗教品德……”。1814年5月31日致奥利维亚·斯帕罗女士的信。收藏于威尔伯福斯博物馆，D.B,25(60).关于这个问题，他给沙皇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威尔伯福斯，“威尔伯福斯生平”，第五卷，第136—137页。1822年11月20日，威尔伯福斯致麦考利的信。威尔伯福斯把沙皇开始答应抵制，后来又进口巴西产品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任何背约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将永远丧失一个体面人的品德”。 LiverpoolPapers,Add.MSS.38578,ff.31-32,WilberforcetoLiverpool,Sept.4,1822. [53]Correspondence…ofCastlereagh,XII，4-35.MemorandumofJamesStephen,Sept.8,1818. 有关非洲和殖民地问题的讨论，可能提到艾克斯-拉夏佩勒召开的大会上。 [54]Wilberforce,LifeofWilberforce,IV133. [55]Hansard,XXVIII,279,284.June27,1814. [56]Ibid.,393.June28,1814. [57]Wilberforce,LifeofWilberforce,IV,209.Sept.7,1814. [58]Despatches…ofWellington.V,15.Sept.4,1828. [59]Hansard,ThirdSeries,XCVI,37.Bentinck,Feb.3,1848. [60]TheLiverpoolMercuryandLancashireGeneralAdverti-ser,July23,1832,reportingameetingoftheLiverpoolWestindiaAssociation. [61]Anonymous,ConscienceversusCotton；or,thePreferenceofFreeLabourProduce(NewcastleAnti-SlaverySeries,No.10,n.d.).JohnRylandsLibrary. [62]Hansard,ThirdSeries,XIX,1177.July24,1833. [63]Eng.MS.415.BuxtontoMrs.Rawson,Oct.6,1833. [64]Hansard,ThirdSeries,XCIX,1022.June22,1848. [65]Eng.MS,415.BuxtontoMrs.Rawson,Oct,6,1833. [66]GurneytoScoble,Dec.5,1840.WilberforceMuseum,D,B,883. [67]Hansard,ThirdSeries,CIX,1098.QuotedbyHutt,March19,1850. 1858年威尔伯福斯声明：“除非我们准备诚实地和坚定地执行我们与盟国共同制定的査禁奴隶贸易的条约，否则我们无权对世人自称是奴隶贸易的取缔者。”ThirdSeries,CL,2200.June17,1858. [68]Ibid.,ThirdSeries,XCIX,849.June19,1848. 1850年巴克斯顿要求取消奴隶生产的蔗糖，可是并不要求取消奴隶生产的棉花和烟叶。他辩解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电因为还有另一些弊端他无法反对，他就不应该反对他可以成功地反对的那一种弊端。” ThirdSeries,CXI,533.May31,1850.Ibid,, 1857年，他上疏女王，恳请竭尽全力取缔奴隶贸易。 Ibid,,ThirdSeries,CXLVI,857.July14,1857. 舆论上的这种改变是和资本家观点的改变相一致的。1849年，赫特是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把查禁奴隶贸易的种种努力，说成是不切实际和徒劳的。1853年，赫特和布莱特都加入的一个委员会宣称，“这些出于人道的原因所作的种种努力，经过这么多年还始终未中断，应当看作是国家的荣誉和体面。而且这种努力的成果，只有坚持到彻底废除罪恶的奴隶贸易以后，才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感召力”。 Mathieson,GreatBritainandtheSlaveTrade,133-134. [69]Hansard,ThirdSeries.CXXXIX,116.June26,1855. [70]Ibid.,ThirdSeries,CL,2205.June17,1858. [71]Ibid.,ThirdSeries,LXXVII,1290,1292,1300,1302,Feb,26,1845. [72]Ibid.,ThirdSeries,LXXVII,1290.Feb.26,1845. [73]Ibid.,ThirdSeries,LXXXVIII,4-5.July27,1846. 这是布鲁厄姆提交给上议院的克拉克森的一份请愿书。 [74]Mathieson,GreatBritainandtheSlaveTrade,34-35. 这笔钱指的是“人头税”。每一艘被捕获的船，不载奴隶的，按船的吨位每一吨征税四英镑；载有奴隶的，则对每名活着的奴隶征收“人头税”五英镑，对捕获后死去的奴隶，每名征收二英镑十先令。 [75]Hansard,ThirdSeries,LXXXVIII,163.QuotedbyDisraeli,July,28,1846. [76]Hansard,ThirdSeries,XCVI,133.Feb.4,1848. [77]Morley,op.cit.,I,78. [78]Sypher,opcit.,217. [79]E.B.Dukes,TheNegroinEnglishRomanticThought(Washington,D.C.,1942),79-80. [80]Sypher,op.cit.,215-216;Dukes,op,cit.；70. [81]T.Carlyle,"TheNiggerQuestion”，inEnglishandotherCriticalEssays(Everyman'sEdition,London,1925).thewholeessay,writtenin1849,shouldberead.
第十章“我国的商业界”与奴隶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十章“我国的商业界”与奴隶制 资本家最初曾助长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后来又帮助去摧毁它。当英国资本主义依赖西印度群岛时，他们对奴隶制不予过问或者为之辩护。当英国资本主义发现西印度群岛的垄断集团是一个累赘时，他们就把摧毁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作为摧毁西印度垄断的第一步。奴隶制对他们来说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以经纬度来确定的。这一点，从他们在1833年以后对古巴、巴西和美国的奴隶制的态度，就可以得到证明。他们嘲笑对手只是在生产蔗糖的地方才看到奴隶制，从而把自己的眼界囿于狭小的范围之内。[1]他们拒绝按道义来制定关税，拒绝在每个海关设立讲坛，对那些等待上岸的人们灌输反奴隶制的教义。 1815年前后，英国政府试图贿赂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要它们废除奴隶贸易——1818年给西班牙四十万英镑，要它答应废除奴隶贸易。这一切都没有起作用。那些条约被看成是一纸空文，因为废除奴隶贸易就会毁掉古巴和巴西。因此，英国政府在西印度群岛人的强烈要求下，决定釆取更为激烈的措施。威灵顿被派往参加在维罗纳召开的国际会议，建议大陆国家抵制那些仍然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的产品。如果有人问他，英国是否同样准备排斥那些不是为消费而是为转运（从奴隶贸易国家进口）的产品，他就要表示，愿把这个建议交给他的政府去考虑。[2]这些指示，实在是低估了欧洲大陆政治家们的敏锐的观察力。人们对威灵顿的建议不置可否，因为他说“那些非难和异议的征兆，不仅使我深信这个建议不会被采纳，而且使我深信这个建议的提出会被说成是出于与废除奴隶贸易的人道主义愿望完全无关的利害动机！”正如坎宁向他的内阁报告的那样：“人们对于建议中不让巴西蔗糖进入俄罗斯、奥匈帝国以及普鲁士王国境内一事（正如预料的那样）报以一笑；这就表明，欧洲大陆的政治家们怀疑我们的建议中可能有着某种私利，就是为了排斥与我们的产品相竞争的殖民地敌手的产品；同时，他们也感到惊讶，我们竟会同意转运我们极力劝阻他们消费的那些产品。”[3] 一位议员后来称为“有利可图的仁慈”指的是什么，也就一目了然。[4]巴西的独立给坎宁一个更有利的机会。用承认巴西的独立来换取废除奴隶贸易。但是，也有一个危险：法国会在奴隶贸易继续进行的条件下承认巴西。那么，英国同巴西进行贸易，并且向巴西出口，又怎么样呢？坎宁提醒威尔伯福斯说：“英国与巴西进行贸易，非常有利，但是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处处留心；我们必须要使英国人在贸易上的感情以及在道义上的感情与我们息息相通。”[5]道义还是利润？这是英国必须加以选择的。坎宁在给威尔伯福斯的信中坦率地写道：“你大声疾呼反对承认没有抛弃奴隶贸易的巴西……你感到惊讶，威界顿公爵居然没有接到指示要他这样说，如果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禁止巴西的产品，他将放弃与巴西的贸易（我恐怕这就等于放弃蔗糖和棉花的进口和再出口）。你有权感到惊讶，这是满有理由的，因为当我们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准备作出牺牲。我赞成作岀牺牲；但是如果对于我国商业界的意见没有充分的了解，谁敢同意这样做？”[6] 我国的商业界并没有让坎宁捉摸多久。1815年，议会中提出了一个法案，禁止英国资本把奴隶贸易作为一项投资。后来与独立的西属美洲有密切关系的一家大银行的巴林，提出一个严重警告说，英国的每个商业组织都会提出请愿，反对这个法案。[7]因此，上院没有通过这个法案。1824年，伦敦的一百一十七名商人请愿，要求承认南美洲的独立——总之，请愿者都是伦敦商业界的人物。曼彻斯特商会的会长、副会长和成员宣称，南美市场向英国工业开放，一定会给英国商业带来最大的有利的后果。英国资本主义不能再满足于走私了。 这个南美市场，特别是巴西，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并且需要奴隶贸易。因此，英国资本家开始了一个强大的运动，反对他们的政府在非洲海岸驻扎军舰、以便使用武力查禁奴隶贸易的政策。这一政策的花费很大，超过了每年对非贸易的总额。1824年，非洲出口货物十五万四千英镑；进口英国货十一万八千英镑，进口其他国家的货物十一万九千英镑。休姆说，这里进行贸易的范围非常之大，国家为此要在这死亡的奴隶海岸上牺牲大量的人命。[8]为了对英国海员讲求仁道，需要放弃这种做法。如果某些废奴主义者蒙受了人道主义的欺骗，为什么竟然还要让他们去欺骗议会？英国人民不能以这样过髙的代价为非洲换取恩惠。 这一切都是1833年以前的事情，而且是和资本家攻击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同时发生的。1833年后，资本家们仍然和奴隶贸易本身有牵连。英国的货物——棉花、脚镣和手铐，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直接运往非洲沿岸或间接运往里约热内卢和哈瓦那；古巴和巴西的货物承销商就用它们来购买奴隶。据说，巴西用来购买奴隶的货物十分之七是英国制造的。[9]人们私下议论说，英国不愿摧毁非洲沿岸的奴隶出售中心，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断送了英国的印花布的销路。1845年，皮尔拒绝否认这个事实：英国臣民正在从事奴隶贸易。议会中代表利物浦的议员在受到人们直截了当的质问时，并不准备否认利物浦对非洲或其他地方的出口货物是用于“某些不正当的意图的”。[10]英国在巴西开设的银行为奴隶贩子提供资金，给他们的货物予保险，以此来赢得他们的东道主的欢心。英国的采矿公司拥有并购买奴隶，在他们的企业里利用这些奴隶进行劳动。布鲁厄姆在谈到古巴和巴西的发展情况时说：“我们不得不作出痛苦的结论，在所需要的这一大笔资本中，至少有一大部分肯定是属于我国的富人们的。”[11]约翰·布赖特在说下面这番话的时候，对于他的兰开夏的选民的利益完全是胸中有数的。他在1843年大声疾呼，反对在奴隶贸易中禁止即便是间接地利用英国资本的法案，因为这不过是一纸空文，而这个问题只应听凭每个人的荣誉感和道义感。就在这一年，从伯南布哥、里约热内卢和巴伊亚出口的糖的八分之三、咖啡的二分之一、棉花的八分之五是由英国商号经营的。 资本家们已经受够了英国的“崇高的试验”。商业就是伟大的解放者。[12]制止奴隶贸易的唯一途径就是坚信自由贸易的永恒的和正义的原则。别去管奴隶贸易了，它会自行消亡的。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恶棍们要去从事奴隶贸易，那么，他们会自食其果的；让世界的道义政府这个更高的法庭来审判吧。在为查禁奴隶贸易而作的努力中白白耗费的金钱，可以更为有利、更合乎情理地用于国内。布赖特批评这种主张是蛮不讲理：要对非洲讲公正，就应该对英国不讲公正。科布登争辩说，在议会两院从事一项把整个非洲从野蛮中拯救出来的计划之前，他们近期在国内和议会两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13]英国海军舰队在非洲沿岸的活动被描写成海盗远征,[14]这种活动使得英国每年失去了很多最优秀最勇敢的人，从而使无数的英国家庭失去了亲人。还有其他可以注意的人间社会幸福的方面，还有其他可以致力推进这一幸福的手段，因而他们不应依靠财政条例来粗暴地干涉他人的感情。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的舆论，一定会被争取站到人道的事业方面来，而不会由于一项强制政策而疏远；而且，在人道主义的道路上，不可能指望巴西人会比英国人走得更快。[15]英国的“荒谬的和无知的人道”，只能加重奴隶们的痛苦。[16]赫特说，他们已经使用了“随心所欲的、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的手段——随意使用公款；海军舰艇对有可能出现贩奴船只的每条海岸和每个海域进行监视，在赤道区域一半的地区设立特别法庭，使用了也许是我国对任何一种公众事物从来没有使用过的那种外交影响和力量。”[17]尽管做了这一切，奴隶贸易还是在增长。这是一种疯狂的改革运动，然而即使是拿出英国海军部的全部兵力和英国财政部的全部财源，也是不可能禁止奴隶贸易的。他们辛辛苦苦地干了三十年，即便是一个疯子也不会对他们将来会取得成功抱任何乐观的幻想。难道英国政府让它的理智屈从于善心？把它的外交出卖给一种毫无道理的狂热意图了吗？看来很奇怪，政府部门不是以致力于国内的宪法自由而著称，反而认为一个地处遥远而秉性野蛮的民族却比本国的同胞在良知上可以提出更多的要求。国人厌恶这种“慈善侈谈”[18]这些异想天开的、轻率而无用的体系,[19]是一种阴险而虚伪的慈善；[20]是一些所费不貲而且失败的试验,[21]它危害了世界和平，因此必须予以抛弃。上帝的法律并未许可英国人把整个世界置于奴隶贸易的纷扰之中。[22] 帕麦斯顿到哪里去了？奴隶贸易被称为帕麦斯顿的“慈悲的怪念头”；而且，他以奴隶贸易的坚决反对者的面目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出现。帕麦斯顿在公务上没有什么成就，而在公务之外，他却唆使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去完成他所没有完成的事情。他在提出一个只涉及1815年至1843年间奴隶贸易情况的报告书的时候，却同时发表了一个占议会议事录二十五栏的长篇演说；这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冠冕堂皇的长篇演说，这可能是从过去半个世纪反对奴隶制的许多演说中摘选而成的，是给一个简单的不关痛痒的动议做陪衬的。[23]他每月有一次要吸引人们注意他的辛勤工作，好象他在向议会和全国人民呼吁充分赞赏他在这一事业中付出的辛勤努力。但是，当代表曼彻斯特的议员着重指出，英国的查禁政策正在造成与巴西政府之间的困难，从而反对武装干涉时，帕麦斯顿却大谈起法国、古巴和马斯喀特的伊玛目等其他事情，就是没有谈到巴西的奴隶贸易问题。[24]随着议会中反对查禁政策活动达到高潮，帕麦斯顿则希望“没有任何委员会会提出一项与我们一直遵循的方针相反的建议……也没有任何人会说，我们应当走回头路。”[25]他认为，他们已经证明自己对查禁奴隶贸易是有热情的。如果他们禁止进口巴西糖，巴西就会认为他们并不真正相信自由劳动比奴隶劳动便宜。在敦促实行西班牙要求的贸易互惠时，他警告说，他们就会像失去与巴西进行贸易一样，失去与西班牙（古巴）的贸易，这完全是由于政府“不合理的关税和有害的政策”造成的。“他们在与巴西进行贸易，及与西班牙进行贸易中，已经牺牲了我国的商业利益；而且，我恐怕在将来的其他方面的贸易中，也会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一种为了企图坚持一种以虚伪的借口为基础的偏爱的怪念头。”[26]“十九世纪的最后一支蜡烛”熄灭了。 迪斯累里也以经济的理由谴责查禁奴隶贸易；谴责它是一个可疑的政策，使英国在每一个法庭上、在每一个殖民地中都遇到困难。[27]威灵顿把这叫作犯罪——“违反各国法律，违反条约”。[28]甚至格拉斯顿也被迫要在英国资本家的需要和西印度种植园主的需要之间进行选择。1841年，他是全力支持查禁的，并且质问资本家们，是否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就准备放弃他们在全世界人们面前所赢得的崇高称号和高贵的品德？难道他们要把每个矛盾都公诸于世，以便进一步制造更大的矛盾，或者，要用错误的一致性来代替对正确的事物的承认吗？然而，他在1850年就谴责査禁政策是违悖常情，十分荒谬的。“一个国家的政府竟然要纠正另一个国家的道德，这不是天经地义的。”[29]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西印度群岛过去的奴隶占有者，现在却高举着人道主义的火炬。那些在1807年一直故作悲哀地预言说英国对奴隶贸易的废除会“引起商业衰退，收入减少，航运缩减，最后逐步动摇并完全挖掉英国繁荣的伟大基石”的人，[30]在1807年以后，又起来反对“一个盗卖那些贫穷而于人无害的人们的制度”。[31]一个西印度群岛人巴勒姆，引用1815年的法案提出，对利用英国资本在国外从事奴隶贸易者应给予刑罚惩处，即使是为贩奴船只提供保险者也属犯罪之列。1830年，西印度群岛的利益集团为了解决殖民地日益增多的麻烦所提出的补救办法中，有一个决议案要求“采取比迄今为止为了制止在国外进行奴隶贸易所采取过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繁荣……最终取决于有效地查禁在国外的奴隶贸易。”[32]牙买加1832年派往英国的使者宣称：“殖民地乐意废除野蛮的贸易，这种贸易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文明再也不能允许存在的；但是他们显然满有道理认为，慈善家们不应该对破坏英国的贸易一事感到满意。”[33]1849年，牙买加展开了一场强大的废除奴隶贸易的群众运动。在公正对待非洲的问题上，所有的阶级、种族、政党和阶层，都联合起来了。他们谴责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违反人道主义，对非洲造成了最大的罪恶，使所有从事这种贸易的人堕落，对被奴役者的道德和精神利益方面都是有害的。”他们还声称“可恶的'奴隶'一词（应该）从全世界的词汇中予以清除。”“奴隶制必然垮台，那时，牙买加就将繁荣起来。”他们尖锐地指出，英国已经为非正义的事业走向战争了。[34] 然而，英国资本家们仍然无动于衷。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声称：“我们知道，从整个商业意义来说，英国是美国各州中的一个州，而实际上，我们却是南方种植园主的伙伴；我们掌握着他们所出售的一切物品，他们的牲畜和农具的帐单，并拥有奴隶制利润中的最大份额……。我们给予斯托夫人以最大荣誉，赞赏她的著作，并为反奴隶制的总统祈祷……，但是整个这个时代，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全世界穿的东西都需要'山姆大叔'以及他的受苦受难的同胞摘下并清理的棉花。这就是我们的贸易。这就是英国工业需要的主要商品。我们是菜格里先生的棉花代理商，经营他的棉花作物的加工和销售。”[35]英国资本主义摧毁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但它却继续使巴西、古巴和美国的奴隶制茁壮成长。但是，西印度群岛的垄断却一去不返了。在内战时，英国政府几乎承认了南方邦联。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却要由西印度群岛人格拉斯顿在纽卡斯尔提醒他的听众说，美国内战“或许已经成为过去所发生过的大规模内战中最无意义的一次内战”，还说：“毫无疑问，杰佛逊·戴维斯以及其他的南方领导人已经建立了一支军队；看来，他们正在建立一支海军；而且他们已建立的不止如此，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国家。”[36] [1]Hansard,ThirdSeries,XCIX,1223.G.Thompson,June26,1848.Thompsonwasaprominentabolitionistspeaker. [2]Despatches…，ofWellington,I,453.WellingtontoCanning,Oct.28,1822. [3]Correspondence…ofCanning,I,62.MemorandumfortheCabinet,Nov.15,1822. [4]Hansard,ThirdSeries,XCVI,1096.Hutt,Feb.22,1848. [5]R.I.andS.Wilberforce,TheCorrespondenceofWilliamWilberforce(London,1840).II,466.Oct.24,1822. [6]Despatches…ofWellington,I,474-475.Oct.31,1822. [7]Hansard,XXX,657-658.April18,1815;Ibid.,XXXI,174.May5,1815.FortheBaringsandLatinAmerica,seeJenks,op.Cit.,48. [8]Ibid.,NewSeries,XXV,398.June15,1830. [9]Ibid.,ThirdSeries,XCVI,1101-1102.Jackson,Feb.22,1848. [10]Hansard,ThirdSeries,XCVIII,1168.Palmerston,May17,1848;Ibid.,1198.Cardwell,May18,1848. [11]Ibid.,ThirdSeries,XCV,938,942,945.Aug,2,1842. [12]lbid.,ThirdSeriesLXXVII,1066.Ewart,Feb.24,1845;Ibid.,LXX,224,June22,1843. [13]Ibid.,ThirdSeries,CXIII,40.July19,1850. [14]Ibid.,ThirdSeries,XCVII,988.Urquhart,March24,1848. [15]Ibid.,ThirdSeries,CVII,1036.Gibson,July27,1849. [16]Ibid.,ThirdSeries,XCVI,1101.Hutt,Feb.22,1848. [17]Ibid.,ThirdSeries,LXXXI,1158-1159.June24,1845. [18]Ibid.,ThirdSeries,XCVII,987.Urquhart,March24,1848. [19]Ibid.,ThirdSeries,LXXXI,1165,1170.Hutt,June24, [20]Ibid.,ThirdSeries,CIX,1109.Hutt,July19,1850. [21]Ibid,,ThirdSeries,CXIII,61.Hutt,July19,1850. [22]W.L,Mathieson,GreatBritainandtheSlaveTrade,1839-1865.(London,1929),90n,ThephraseisCarlyle's. [23]Hansard,ThirdSeries,LXXVI,947,963.Peel,July16,1844. [24]Ibid.,ThirdSeries,LXXXII,1058-1064.July24,1845. [25]Ibid.,ThirdSeries,XCVI,1125.Feb.22,1848. [26]Ibid,,ThirdSeries,LXXXII,550,552.July15,1845. [27]Ibid.,ThirdSeries,XCVIII,994-996.March24,1848. [28]Ibid.,ThirdSeries,L,383.Aug.19,1839. [29]Ibid.,ThirdSeries,CIX,1163.March19,1850. [30]TheManuscriptsofJ.B.Fortescue…,IX,14-19.EdmundLyontoGrenville,Jan.16,1807. [31]Hansard,XXVIII,349.LordHolland,June27,1814. [32]Statements,CalculationsandExplanationssubmittedtotheBoardofTrade…,p.84.LetterfromKeithDouglas,Oct.30,1830. [33]C.O,137/186.MemorialofJamaicadeputies,Nov.29,1832. [34]D.Turnbull,TheJamaicaMovement,forpromotingtheenforcementoftheSlave-TradeTreaties,andtheSuppressionoftheSlaveTrade(London,1850),65,94-95,99,120,201.249,267. [35]Times,Jan.30,1857. [36]Guedalla,op.cit.,64-66.
第九章英国资本主义与西印度群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九章英国资本主义与西印度群岛 —、棉纺织厂主 二、铁器制造商 三、毛纺织业 四、利物浦和格拉斯哥 五、糖厂主 六、海运业和海员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英国的每一个重要的既得利益集团都与垄断制度和殖民制度休戚相关。但是1783年之后，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起来反对垄断制和西印度的奴隶制。英国向全世界出口它的工业品时，所得到的支付不外是原料一一美国的棉花、咖啡和蔗糖；古巴的蔗糖；印度的蔗糖和棉花。英国能否扩大其出口，完全取决于它吸收作为支付手段的原料的能力。然而，英属西印度的垄断制阻碍着英国进口其他国家种植园的蔗糖来满足其国内的需要。因此，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家——棉纺织厂主、造船主、糖厂主，每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设菲尔德、约克郡西区，都不约而同地攻击西印度的奴隶制和它的垄断制。值得注意的是，废奴主义者把他们的攻击目标都集中在各个工业中心。[1] —、棉纺织厂主 十八世纪的西印度种植园主，既是皮棉的出口商，又是棉织品的进口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愈来愈变得无足轻重了。蒸汽机和轧棉机的应用，使曼彻斯特一改过去漠不关心的态度，直率地表示它对奴隶制的反感。早在1788年，威尔伯福斯就高兴地看到曼彻斯特为废除奴隶制而慷慨捐款，曼彻斯特向来“对与非洲的贸易是十分感兴趣的”。[2] 1832年之前，曼彻斯特在众议院里没有自己的代表。所以它在议会里谴责西印度群岛的制度，是1832年以后的事。但是在这之前，这个棉纺工业基地已经对这个问题极为关切。1830年，工人领袖科贝特参加曼彻斯特选区的议员竞选，他对地主集团所持的反对态度本来可以使他参加后来的反谷物法同盟的。但是在西印度奴隶制的问题上，他的立场受到了考验。科贝特憎恨威尔伯福斯和卫理公会教友。1818年在逃亡美国后，他给奥瑞特·亨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美国“没有威尔伯福斯之流”；[3]卫理公会的教友是“人世间上帝最难容忍的一群无耻之徒”。他还鼓动人们向卫理公会的教友投掷臭鸡蛋。在他看来，奴隶们个个都是“又胖又懒的黑家伙”，只会从早笑到晩。而奴隶主则总是那么和蔼，宽厚和善良。[4]他认为，西印度群岛的垄断制并未花费英国人一分钱。但是科贝特在曼彻斯特落选了。他想要改变立场，但已经为时太晚了。 曼彻斯特公开支持代表东印度蔗糖利益的活动。1821年5月4日，曼彻斯特商会向下议院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它对各个殖民地采取厚此薄彼的态度，特别反对它只重视奴隶殖民地而不重视自由民的国家。1833年曼彻斯特提议，准予进口巴西的蔗糖作为加工原料。曼彻斯特在国会的代表马克·菲力普斯，用简洁而又生动的语言阐明进口巴西蔗糖对于他所代表的棉纺织业中心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还着重指出了禁止从巴西返航的船只装运蔗糖所造成的困难。他认为，奖励蔗糖加工业将会为勤劳的劳动阶级提供就业的机会。[5] 仅从这点来说，菲力普斯的名字就概括了曼彻斯特及其棉纺织业的变化。1749年，基·恩·菲力普斯股份公司已经大规模从事西印度的贸易。1832年，菲力普斯是曼彻斯特两个当选议员代表中的一个，并首次进入改革议会。当时，菲力普斯与西印度群岛还保持着联系。他同时还是罗伯特·希伯特的亲戚，被希伯特选进首届托管委员会，掌管罗伯特·希伯特联合企业。但是，在经济上他与西印度的联系已经中断。他极力反对令人厌恶的奴隶制。在该市为庆贺他当选而举行的宴会上，他的反奴情绪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呼。也是在这个宴会上，哈德菲尔德发表的令人信服的人道主义观点，也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我向你们呼吁，……没有把自由传给他人的愿望的人，自己也不可能享受自由。……难道肤色上的黑白之分，就可以使一个种族永远是奴隶，而另一个种族永远是自由人吗？难道生为黑人，他就应是奴隶，而生为白人他就应该是自由人吗？我说，除非把我们国家一切部门中的这种令人厌恶的污秽清除掉，否则自由是没有保证的。”[6]其实这种令人厌恶的污秽不是奴隶制而是垄断制。曼彻斯特所感兴趣的不是圣经而是能够加以统计的利润。 1833年之后，曼彻斯特的资本家都一致赞同蔗糖的自由贸易。这实际上是支持奴隶生产的蔗糖。菲力普斯支持对东印度的蔗糖征收同等的进口税。他说，种植园主已经得到了补偿费，不能让他们再多得一个便士。1839年，他又极力赞成对一切外国的蔗糖课以同等的进口税。在他看来，国会的职责就在于设法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积极鼓励与巴西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约翰·布赖特和一度当过贸易委员会副会长的米尔纳·吉布森始终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他们认为，对西印度实行的保护关税迫使英国工人阶级为买食糖付出了更多的钱，这实际上是夺走了他们在工厂里挣到的工钱。因此，他们把这种保护关税叫做“罪恶税”[7]，或“国会的一种慈善费”。[8]这种税收比蔗糖的生产成本还要高，如果说，巴西人生产的蔗糖无利可得，或者他们的蔗糖是天上掉下来的，或他们的蔗糖被西印度的种植园主所偷窃，这在我们看来，都没有什么区别。约翰·布赖特说，关税保护是一种鸦片剂，使服用过它的种植园主没完没了地要求多给一点，就像奥利佛·特威斯特（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主人公——译者）总想多要一些东西吃一样。而布赖特却吹捧棉纺织厂主，说他们从来不要求关税保护，他们也不需要这种保护。[9]这里，布赖特居然忘记，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棉纺织厂主为对抗印度商品的竞争，曾要求得到关税保护。 他也没有预计到，在七十五年以后，棉纺织厂主会要求关税保护，以对抗日本纺织品的竞争。布赖特警告说，在开放自由贸易的初期，自由贸易商可能要失败，但是他们会振奋精神，重新战斗。他认为种植园主的要求未免太过分，国会没有义务非使甘蔗种植业挣钱不可。布赖特曾向种植园主们建议种蒜和豆蔻。 二、铁器制造商 早在1788年，伯明翰就成立了废奴协会，而且为废奴运动开展了自由募捐活动。在这个协会里，铁器制造商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劳埃德家族的三个成员以及他们在银行界的同仁都是委员会的会员。但是，该协会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塞缪尔·加伯特。[10]加伯特是一位杰出的工业革命家。他在二十世纪受人怀念的程度超过十八世纪。他的高瞻远瞩、活动广泛和兴趣多样的品格，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塞缪尔·杜歇。同陶切特成为怀亚特——保尔纺纱厂的一个股东一样，加伯特成为罗巴克拥有的卡朗铁厂的一位搭挡。加伯特还与博尔顿和瓦特合股开办阿尔比恩厂和康沃尔的铜矿。艾什顿写道，“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工厂和贸易部门不留下他的踪迹”。此外，他还把主要的精力用来考虑工业的政策，而不过多考虑管理方面的细节。他后来成为跟政府打交道的铁器制造商的代言人。[11]对种植园主来说，有加伯特这样一个奴隶制的反对者确实是危险的，因为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加伯特就代表了伯明翰。 1788年1月28日，塞缪尔·加伯特主持了在伯明翰举行的有许多知名人士参加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向国会递交一份请愿书。请愿书特别谈到：“作为这个工业城市的居民，我们这些请愿者心中牢记我国贸易方面的利益，但是我们也毫不掩饰对那些引起暴力事件，而且常常带来悲惨结局的贸易深感不满的情绪气当非洲人古斯塔夫斯·瓦萨访问伯明翰时，受到了人们热情的欢迎。[12] 这一切并不说明，在废除奴隶制问题上，所有伯明翰人的看法完全一致，没有异议。相反那些对奴隶贸易仍有兴趣的贸易商就举行了一次对抗集会，而且向国会呈交了内容相反的请愿书。从西印度人的立场来看，塞缪尔·加伯特和劳埃德家族以及其他要人们都是站到了错误的一边。 1832年，伯明翰成为鼓动废除奴隶制的中心。这次废奴运动的领导者是铁器制造商阿特伍德。这场运动把英国推到了革命的边缘。它的高潮是1832年改革法案的通过。在是否要解放奴隶的问题上，这个城市又再次岀现分裂。1833年4月6日，在皇家饭店会议厅召开的集会成了一个吵吵嚷嚷、挥拳动腿的闹会，结果不欢而散。饭店的老板说，他们的损失很大，许多杯子和椅子都被摔坏了。伯明翰也和其他一些工业中心一样，1833年投票赞成缩短根据释放奴隶法案规定的学徒期限。因为按照规定的学徒期限，黑奴制度将以一种改良的形式长期维持下去。约瑟·斯特奇在为奴隶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是个杰出的人物。1833年之后，斯特奇在英国带头抗议“黑人的学徒制”。1836年，他与废奴主义者格尼一起乘船前往西印度，“怀着想要亲自调查黑奴状况的良好愿望，带着进一步改善他们处境的希望”。翌年，在他安全回来时，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在市政厅为他设的早宴上，人们感谢他“为黑奴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倦的、善良的努力”。[13]十八世纪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十九世纪的年代，伯明翰，作为又一个新的既得利益工业城市，已经反转来反对殖民制度了。 除了伯明翰，人们自然也会想到钢铁工业中心设菲尔德。设菲尔德对殖民制度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没有任何既得利益工业集团会维护殖民地的奴隶制，这对废奴主义者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如同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其他工业中心一样，1832年之前，设菲尔德在议会中也没有自己的代表。它曾经是约克县的一部分，而约克县的首任代表是威尔伯福斯，后来是布鲁厄姆。他们俩都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1830年，布鲁厄姆在该市参加竞选时说：“我主张废除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我要把它连根拔掉。现在我已经把它摇得松动了，要是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我就能把它拔出来让你们瞧。”[14] 设菲尔徳所以持这种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在东方有自己的利益。1825年，废奴主义者发动了一场抵制西印度群岛产品，大力鼓励购买印度蔗糖和兰姆酒的运动。设菲尔德成了这场运动的中心。同年，该市为释放黑奴，成立了一个辅助协会。这个协会的委员会在市里广泛宣传，每个会员负责两条街道，奔走游说,劝诱家庭主妇们购用东印度产品。协会委员会估计，如果每六户人家食用东印度食糖，那么在西印度就会减少一名奴隶。显然这是远水不解近渴的理由。不过，这又何妨？只要能够鞭挞西印度人，什么样的棍子都是好棍子。委员们还鼓励市民同胞：“可以肯定，你们只要作出小小的牺牲，就可以使一个生灵解脱苦难的枷锁，这是值得尽力去做的。”设菲尔德果真不负苦心，东印度蔗糖的销售量在六个月中增加了一倍。[15] 1833年5月，该市的反奴役协会向首相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陈请立即解放奴隶，反对釆取逐步解放的办法。备忘录最后一部分要求坚决反对给奴隶主发赎金和实行黑人学徒制的计划。同伯明翰一样，设菲尔徳也最后投票赞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废止学徒制。 三、毛纺织业 毛纺织业也参加了反对奴隶制运动的大合唱。威尔伯福斯和布鲁厄姆的言论不但代表了人道主义者，也代表了各个毛纺织业中心。1833年，约克郡的代表斯特里克兰先生询问议会，它是准备以自由贸易和扩大资本的使用作为立法之本，还是准备通过限制贸易和资本使用来加强垄断？他自己的回答是，一切垄断都应当废除，因为垄断只能破坏贸易的发展。 棉纺织业的约翰·布赖特，铁器制造业的塞缪尔·伯特，他们的名字在反垄断制中非常响亮。现在又加上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理查·科布登，毛纺织业的代言人。这位自由贸易的布道者和反谷物法同盟的首领在西印度垄断制的问题上，发表了充满激情而又逻辑性很强的演说，受到群众压倒多数的支持。 西印度人声称他们有权享有垄断权利，从原则上说，这完全是厚颜无耻。科布登曾大声说道，总有一天要重新恢复长期国会和査理一世的精神，那时国会中就不会有人再敢站起来为垄断制进行辩护了。商人们总是要计算成本的。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支付的钱只等于殖民地贸易总价的一半，那就不能期望他们会感到满意。如果英国把它的出口货物赠送给种植园主，以换取与巴西、古巴进行自由贸易，实际上还是对英国有利。那么，这是一笔什么样的买卖呢？“这正好比一个店主，每当他卖出值一镑的商品时，还多给顾客值十个先令的商品”。英国下议院在做买卖时，缺少的就是这种精明，还不如一个经营得法的杂货店。[16] 有人辩解说，实施有利于西印度的糖税法，为的是要阻止人们食用奴隶生产的蔗糖。科布登用尖刻的语言对这种观点大加冷嘲热讽。他说，这些纺织业巨商乘坐自己的船前往巴西。他们船上满载着的棉织品就是用奴隶生产的原料制成的。对此，他们只翻翻白眼。而在返航时，他们竟为奴隶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拒绝装载奴隶生产的蔗糖。他们有必要这样做吗？这种情况真是可笑。科布登为此写了篇幽默短文。文中虚构了里彭勋爵和巴西大使在贸易委员会里的一次对话。大使辱骂狼狈不堪的里彭勋爵说：“有哪一条宗教禁忌反对把奴隶生产的棉花运往世界各国？有哪一条宗教禁忌不准食用奴隶生产的稻米？有哪一条宗教禁忌不准吸用奴隶生产的烟叶和鼻烟？……是否像我理解的那样，英国人的宗教禁忌只局限于蔗糖这一商品？”里彭显然感到坐立不安了，只好一再申明英国没有能力购买巴西的蔗糖。接着，他以支持约瑟·斯特奇领导的反奴党为由，对巴西大使进行反驳。正在此时，斯特奇走了进来。他脖子上系着棉织的领带，头戴花边亚麻帽，身穿一件用棉线缝制的外套，口袋上挂着奴隶锻制的金银装饰品。两位外交家见了斯特奇这付穿着，不禁哈哈大笑起来。[17] 科布登的立场即或不是出于人道，也是合乎道理的。他的这种立场，其实就是反奴党的立场。科布登十分公正地夸耀说，反奴党在一些工业城市中都设有总部，很有势力，而且现在又加入了谷物法取消派的行列。[18]科布登与取消派的立场也是一致的。1848年他宣称：“我是毛纺织业的代表。这个地方工业，本议会并没有人对它嫉妒……我所代表的郡县，在奴隶制发展时期曾经显赫一时，……现在，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所有率先为奴隶的解放而进行宣传鼓动的人，所有对公众舆论施加自己的影响，因而有助于实现奴隶解放的人，都是与本议会中某些议员先生的态度相对立的。那些议员先生们主张对外国的蔗糖征收特定关税，以为这样会有助于废除国外的奴隶制。”[19] 四、利物浦和格拉斯哥 对于西印度人来说，最令人伤心的事也许是，利物浦居然也转过头来反咬哺养过它的恩人。1807年利物浦还有七十二名奴隶贸易商。在废奴法案生效前夕，英国最后一个奴隶贸易商休·克劳船长，就是从利物浦港启程出航的。虽然塔尔顿在国会中继续坚持反对把取消英国与其他国家产糖殖民地的奴隶贸易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措施，但是，利物浦在国会中的另一个代表威廉·罗斯科反对奴隶制的情绪却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 1807年，利物浦还在继续进行奴隶贸易，不过这种贸易对于港口的存在已经无足轻重。1792年时，该港每十二艘船只中有一艘是从事奴隶贸易的，到1807年，这个数字为每二十四艘船只中只有艘了。[20]1772年时，利物浦有101艘船从事奴隶贸易，码头税收入为4,522英镑；而1779年这一年，由于美国革命的影响，只有十一艘船从利物浦开往非洲，但码头税收入未减，为4,957英镑。[21]到1824年，码头税收入更增至130,000英镑。[22]这清楚地说明了废除奴隶贸易后并不会毁掉利物浦。正如罗斯科指出的，利物浦的居民并不都反对废除奴隶贸易。对于那些因废除奴隶贸易而受到影响的人，他向他们指岀，发展与东印度的贸易有着诱人的前景。他还说，因废除奴隶贸易而蒙受损失的英国商人，将会从废除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制中得到全部补偿。 既使利物浦已经转而反对奴隶贸易，它依然对奴隶制兴趣浓厚。不过，它现在感兴趣的已经不再是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而是美国的奴隶制；不再是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蔗糖，而是美国生产的棉花。美国的棉花成了利物浦最重要的一项贸易。1802年英国全部进口的棉花有一半是通过利物浦港。1812年这一数字达三分之二，1833年竟达十分之九。[23]十八世纪，是利物浦提供资金建起了曼彻斯特市；而十九世纪，曼彻斯特市在前面开辟道路，利物浦市则顺从地跟在后面。在重商主义时代，曼彻斯特是利物浦的内地；在自由竞争时代，利物浦则成为曼彻斯特的城郊。 利物浦跟随棉纺织业之都曼彻斯特走自由贸易的道路。从1807年起，它选出的代表中，坎宁和赫斯基森是完全支持自由贸易的。只是他们在国会的发言语气比较和缓些。赫斯基森在1830年说，专有权利已经过时了。[24]他表示要出色地完成利物浦委托给他的重任，还将“证实他作为贸易委员会会长所提出的开明的贸易方针，是十分有利于英国的。”[25]1833年，利物浦新当选的代表埃华特说，若为曼彻斯特的商品着想，那么任何一个内阁阁员竟敢继续给英国的贸易设置障碍都要受到议员的弹劾。同年，利物浦的商人和船主还向国会请求，希望国会考虑殖民地独自垄断国内市场这一事实。该市有一个强大的巴西人协会，他们强调说，由于西印度的垄断，英国二百万英镑以上的资本被迫流入其他渠道，用以雇用外国船只，支付外国船只的运输费、佣金和其他费用，结果使英国的船主蒙受巨大损失。利物浦的商人和船主希望国会为边远殖民地的奴隶制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法案时，也应该考虑到国内劳动人民的现状和今后的福利。 同样，在格拉斯哥，西印度人又失去了另一个朋友。麦克道尔和蔗园女继承人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变化可以从格拉斯哥一个家族的盛衰中窥一斑而见全豹。十八世纪，该市一个贫民理查·奥斯瓦徳移居伦敦，并幸运地与一个大甘蔗种植园的女继承人结了婚，从此财运亨通。他多年来大规模经营奴隶买卖，在塞拉里昂河口的班司岛上拥有自己的工厂。他的这笔财产后来传给了詹姆士·奥斯瓦徳，此人是英国改革议会的首届代表。1833年，奥斯瓦德向国会呈递了一份签有许多名字的请愿书，书中请求国会减少对巴西蔗糖征收的高额进口税。[26] 五、糖厂主 英国打算在十九世纪，使自己成为世界的糖业中心，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亚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结果使英国能够为全世界提供衣着，现在它又想为全世界的茶和咖啡提供白糖了。这种面向世界的观点，与西印度群岛的蔗糖产量不相适应。因为在世界蔗糖产量中，西印度群岛所占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降低。不但如此，这种面向世界的观点还与西印度种植园主为了保持垄断价格而限制蔗糖生产的决心发生矛盾。 圣多明各的奴隶暴动使欧洲市场的糖价盘高。从1788年9月到1793年4月，糖价上涨了百分之五十。1792年糖厂主向国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表明，他们不再像四十年前那么安分守己了。他们责怪西卬度垄断制这个妖魔，指出，这是"他们一度兴旺的生产之所以变得萧条”的原因。他们请求在征收较高税收的情况下，允许用英国的船只裝运外国的蔗糖。他们还要求对印度和英属西印度的蔗糖课以同等的进口税。这真是在挖西印度种植园主后院的墙角。公众舆论把糖价的昂贵归罪于糖厂主，这是不公正的。可是，在设法降低糖价的一次集会上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却极力为糖厂主开脱责任，它主张按同等条件进口东印度的蔗糖，并认为这是“公平合理的”[27]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当圣多明各这块富庶的宝地诱人地浮悬在英国政府的眼前时，印度的问题就被置诸脑后了。但是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印度为支付进口的英国商品，需要出口某些原料时，印度的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印度的棉花无法与美国的棉花进行竞争,[28]所以，有人认为，印度商人只有在出口蔗糖和出口恒河的沙石之间作出选择。东印度人嘴上说赞成自由贸易，心中想的却是与西印度人分享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在这方面，他们与糖厂主无法合作。正如理嘉图所说，“不管是东印度人还是西印度人，都不应得到特殊关税的保护，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蔗糖，我们都应该准予自由进口，这不会带来什么害处。”[29] 1831年，糖厂主的境况是十分艰难的。由于西印度人垄断了国内市场，所以从印度进口的蔗糖所付关税极高，只能用于再出口。国会虽然每年都通过法案，允许进口巴西和古巴的蔗糖，但是只能供加工和再出口之用。显然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制糖工业获得的投资是巨大的。据估计，1831年它的投资额达三、四百万英镑。[30]由于英国禁止进口英属西印度群岛以外的其他蔗糖，致使制糖业濒于破产的境地。英属西印度所产的藤糖，成本较高，这就意味着，欧洲大陆的糖厂主势必要在整个欧洲的蔗糖市场上取代英国。1830年，伦敦开工生产的糖厂有224家，到1833年，这些糖厂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在整个英国，制糖业的三分之二全都处于停工状态。[31] 约翰·伍徳代表普雷斯顿的糖厂主问道，这难道仅仅关系到西印度人的利益吗？难道国会“为了满足垄断者的利益，竟同意中断我们以后的原料来源吗？[32]贸易委员会的赫斯基森说，英国也许会成为世界食糖的集散中心，从而为它国内的失业工人提供就业，并使多余的资本投资于制糖业，加工欧洲市场需要的砂糖。赫斯基森当时确实还不知道除了制糖业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渠道可以使投资赚得更多利润。威廉·克莱代表哈姆雷茨塔区的制糖业说：“釆取赎买方式，可以很容易地取消西印度的垄断制，但要满足西印度种植园主提出的全部赔偿要求。”[33] 由于1832年执政的那一届英国政府仍然受着土地贵族的控制，他们对其殖民地的同仁深表同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未免走得太快一些。于是政府只好采取一种临时的折衷办法，以确认西印度人对国内市场的垄断为条件，换取对奴隶的解放。与此同时，又批准对外国蔗糖的进口不加限制，但规定进口蔗糖只能用于加工和向欧洲出口。 这种情况真是怪极了。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因为巴西和古巴的蔗糖是奴隶生产的。但是，美国的棉花，巴西的咖啡不也是奴隶生产的吗？如果对外国的棉花也像外国的蔗糖那样施加同样的限制，那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工业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自由劳工生产的产品与奴隶生产的产品之间的区别，只能作为个别部门的原则，不能作为指导国际贸易的指导方针。[34]资本家唯一需要的是低廉的蔗糖，他们唯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不得不依赖按垄断价格向他们提供的蔗糖，他们对此感到“厌恶”。正如兰斯多恩勋爵所解释的那样，他们不会用一个特定的温度计来检验事物。在检验古巴的蔗糖时这个温度计上升至沸点，而在检验卡罗莱纳的棉花时则下降到使人舒服的温度。 六、海运业和海员 西印度人为了证明他们的制度是合理的，总是摆出他们对英国海军的壮大所作过的贡献。多亏克拉克森的研究，才使英国得以真正了解了她因为西印度人的这种贡献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克拉克森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他游历、遍访于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的码头，询问海员，查阅海员名册，并广泛收集材料。他收集的材料有力地证明奴隶贸易不但对黑人，同时也对白人发生过可怕的影响。 据克拉克森说，从事奴隶贸易的海员死亡率与从事纽芬兰贸易的海员死亡率相比是二十比一。[35]威尔伯福斯估计，每年有四分之一人数的海员葬身鱼腹。[36]他向国会面呈的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的海员名册表明，在350条贩奴船上，共有海员12,263名。这批海员在十二个月之内死亡达2,643人，死亡率是海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而从事西印度贸易的462条船上共有海员7,640名，这批海员在七个月之内仅死亡118人。或者每年平均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三。[37]威廉·史密斯还揭穿关于奴隶贸易使许多“村民”变成水兵的谎言。从布里斯托尔的海员名册上看，村民占海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从利物浦的海员名册上看，村民仅占十六分之一。[38]据霍威克勋爵说，在奴隶贸易中丧身的海员人数比在西印度贸易中丧身的海员人数多七倍。贩奴船上的海员有充分准备，他们一旦到达西印度，就立即离开贩奴船，到皇家船上工作。废奴委员会宣称，从事奴隶贸易的海员死亡率，是英国其他外贸部门海员死亡率的两倍。约翰·牛顿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权威，他说，在奴隶贸易中海员死亡的数字,“实在骇人听闻”。拉姆齐把一般人的感受概括如下：“奴隶贸易不但没有培养出海员，反而是摧残了海员。这种对海员的摧残，就是强烈要求废除奴隶贸易的一个理由。如果我们多少还珍惜海员生命的话，我们就应该取消这种损耗人的贸易。”[39] 到1807年，船主对奴隶贸易的兴趣大为下降。在1800年之前的十年中，对奴隶贸易的投资每年平均额仅占英国出口贸易总投资额的不到百分之五；到1807年仅占百分之一点二五。1805年，除去向爱尔兰和沿海地区出口之外，英国出口船只吨位数的百分之二是被用来搞奴隶贸易的。从事奴隶贸易的海员只占全国海员人数的百分之四。[40] 同样，船主们也开始感到西印度的垄断制令人讨厌。他们得到保证说，如果东印度的蔗糖享受同等关税待遇，他们的船只就能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运输量。[41]英国从事印度贸易的海上运输量从1812年到1828年增加了四倍。但是赫斯基森承认，要从印度运回一些当地货物是困难的。 船主们对巴西蔗糖的价格也同样很敏感。贸易委员会的波立特·汤姆逊强调指出，为加工目的而进口外国蔗糖，这对于英国船主来说，是最为有利可图的。据埃华特说，仅从巴西一地进口蔗糖就可以使船只货运量的吨位数达到每年120,000吨。若加上圣多明各、古巴、马尼拉和新加坡，则将使货运量再提高到200,000吨。[42]马克·菲力普斯向国会讲过这样一个令人恍惜的事：1832年，有五十一艘货船从利物浦启航前往里约热内卢，在由巴西返航时，这些船中竟没有一艘是装载货物的。[43]据威廉·克莱说，1832年，英国每月有四艘船从布里斯托尔开往巴西，可是返航时，没有一艘船运回用自己的货物交易来的当地产品。[44] 虽说船主们都一致支持自由贸易，但他们认为可以容忍某些个别人的垄断。1825年修改了航海法，准许英属西印度群岛与世界各地通商往来。这是引起以后严重恶果的一个开端。1848年，作为殖民制度核心的航海法被废除了，就像旧时代的木牌被自由贸易的巨浪卷走了一样。理嘉图嘲笑了当时商品交易所遵循的颇费周折而又耗费开支的程序。他举例说，有一批美国的兽皮，从马赛运到鹿特丹，由于在那里销售不出去，就把它运回马赛，后来又转运到利物浦。在利物浦，这批兽皮被海关截住了，理由是，这些兽皮是用法国船只运进来的。这条船后来获得了释放，条件是，这批货物必须运回纽约。理嘉图接着说，英国的航海法禁止西班牙人把古巴的蔗糖运到某个法国港口，然后再通过这个泄口把葡萄酒运入英国。在英国，西班牙商人会碰到这样一位海关官员，并从这位官员那里得知，他不准在英国卸货。于是西班牙人就问：“怎么，你们不是要葡萄酒吗？”“是的，一点不错”，这个官员回答说。接着西班牙人说：“那么我用酒换你的陶器吧！”英国海关官员说：“那不行，葡萄酒必须由法国人用法国的船运来。”西班牙人又说：“但是法国人不需要你们的陶器啊。”于是这位官员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不能违犯航海法。”理嘉图最后的结论是,如果西班牙人需要陶器，法国人需要糖，英国人需要葡萄酒，“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禁止按这种自然程序进行的交易呢？”[45] 船主们是不同意这样做的。他们虽然曾经投票反对过谷物垄断，反对过蔗糖垄断，可是却不会同意废除海运的垄断。然而，凡是谷物和蔗糖的垄断受到人们抨击的地方，对海运业的抨击也不能幸免。1848年航海法终于被撤销了。在理嘉图建议“远洋航运”的支持者们驾驶他们的货轮绕着大不列颠群岛航行三周时，实际上就是在重商主义的棺材上钉进了最后一根钉子。 [1]H.Richard,MemoirsofJosephSturge(London,1864),84,CroppertoSturge,Oct.14,1825. [2]AucklandPapers(BritishMuseum),Add.MSS,34427,ff.401-402(V).WilberforcetoEden,Jan.1788. [3]Coupland,Wilberforce,422. [4]Bready,op.cit.,302,341. [5]Hansard,ThirdSeries,XVI,290,March6,1833. [6]ReportoftheSpeechesattheGreatDinnerintheTheatre,Manchester,tocelebratetheelectionofMarkPhilips,Esq,andtheRt.Hon.C.P.Thomson(JohnRylandsLibrary),2,8. [7]Hansard,ThirdSeries,LXXVII,1053.Gibson,Feb.24,1845. [8]Ibid.,ThirdSeries,LVI,605.Hawes,Feb.12,1841. [9]Ibid.,ThirdSeries,C,324,Bentinck,July10,1848,quotingBright. 本廷克着重提到过去抵制印度纺织品的保护措施。 [10]J.A.Langford,ACenturyofBirminghamLife：oraChronicleofLocalEvents(Birmingham,1870),I,434. [11]Ashton,op.cit.,223. [12]Langford,op.cit.,I,436,440. [13]Dent,op.cit.,427. [14]N.B.Lewis,TheAbolitionistMovementinSheffield,1823-1833(Manschester,1934),4-5. [15]Eng.MS.,743(JohnRylandsLibrary),AuxiliarySocietyforthereliefofNegroSlaves,f.12.Jan,9,1827;f.15.July10,1827. 他们向城镇居民提出的要求写在一张小卡片上，未注明日期，藏于该馆的五号卡片盒。 [16]Hansard,ThirdSeries,LXX,210.June22,1843. [17]J.E.Ritchie,TheLifeandTimesofViscountPalmerston(London,1866-1867),II,743-744. [18]Hansard,ThirdSeries,LXXVII,1128.Feb,24,1845. [19]Ibid.,ThirdSeries,XCIX,751-752.June16,1848. [20]Hansard,VII,613.LordHowick,June10,1806. [21]Ibid.,VIII,948.LordHowick,Feb.23,1807. [22]Jackman,op.cit,,II,515n. [23]Buck,op.cit.,31-32. [24]Hansard,NewSeries,XXIII,180.March11,1830. [25]TheSpeechesof...Huskisson...,I,115,Feb.1826. [26]Hansard,ThirdSeries,XVI,291.March6,1833* 1846年另一位奥斯瓦德进一步说：“当我们穿用奴隶生产出来的棉布，喝奴隶种出来的咖啡，吸奴隶种出来的烟叶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生活中还有什么理由不能食用奴隶生产的砂糖……他们必须设法在海关以及其他方面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了。” Hansard,ThirdSeries,LXXXVIII,122.July28,1846.- 要是了解到这位奥斯瓦德也是同一家族成员的话，那就更有趣了。 [27]LiverpoolPapers,Add.MSS.38227,217.ChairmantoHawkesbury,Jan.23,1792;ff.219-222.Chairmantopitt,Jan,12,1792. [28]1816年，印度的棉花岀口总值为七百万英镑,1817年为三千一百万英镑，1818年为六千七百万英镑。但1822年仅有四百万英镑。美国的棉花出口总值，1816年为五千万英镑，1822年为五千九百万英镑；巴西的棉花出口总值为二千万英镑,1822年为二干四百万英镑。海关5,第5,6,7,11卷。但由于印度的棉花耕作粗放，包装简陋，在英国市场上质量最劣。 E.Baines,HistoryoftheCottonManufactureinGreatBritain(London,1835),308。 约翰·布莱特后来常常讲起这个故事：在兰开夏的一次祷吿会上竟有人提出这样的请愿：“主啊，恳求您赐给我们棉花吧！但是，主啊，我们可不想要苏拉特的棉花！”这是指苏拉特出产的棉花，而且很可能这与美国的内战有关。 G.M.Trevelyan,TheLifeofJohnBright(Boston,1913),318n. [29]Debates…ontheEastIndiaSugarTrade,19. [30]Hansard,ThirdSeries,VII,764.JohnWood,Sept.28,1831.P.251. [31]Ibid.,ThirdSeries,XIX,1165-1167.WilliamClay,July24,1833. [32]Ibid.,ThirdSeries,VIII,362.Oct.7,1831. [33]Hansard,ThirdSeries,XVIII,589.June11,1833. [34]Ibid.,ThirdSeries,XVII,75.WilliamEwart,April3,1833;Ibid,,ThirdSeries,LVIII,101.Ewart,May10,1841. [35]Ramsay,MS.Vol.,f.64.“AnAddressontheproposedbillfortheAbolitionoftheSlaveTrade.” [36]Aucklandpapers,Add.MSS.34227,f，123.WlilberforcetoEden,Nov.23,1787. [37]Pari,Hist.,XXIX,270.April18,1791. [38]Ibid.,322. [39]Ramsay.MS.Vol.,f,64. [40]Hansard,VIII,947-948.LordHowick,Feb.223,1807. [41]ReportofaCommitteeoftheLiverpoolEastIndiaAssociation...,56. [42]Ibid.,ThirdSeriesXVI,881-882.March20,1833. [43]Ibid.,290.March6,1833. [44]Ibid.,ThirdSeries,XIX,1169.July24,1833 [45]Lindsay,op,cit.,III,85-86.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CapitalismandSlavery 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944 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 ﹝特立尼达-多巴哥﹞艾里克·威廉斯（EricE.Williams）编者 1944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译者：陆志宝、彭坤元、张晓华 前言 序 第一章黑人奴隶制的起源 第二章黑奴贸易的发展 第三章英国的商业与三角贸易 第四章西印度集团 第五章英国工业与三角贸易 第六章美国革命 第七章1783—1833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八章新的工业生产秩序 第九章英国资本主义与西印度群岛 第十章“我国的商业界”与奴隶制 第十一章“圣人”与奴隶制 第十二章奴隶与奴隶制 第十三章结论 注释 文献提要
第七章文明对于人类风俗习惯的影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第七章文明对于人类风俗习惯的影响 ↘残暴与人道 ↘两种倾向 ↘杀戮和恐怖手段 ↘十九世纪行为的倾向仁义 ↘战争的影响 残暴与人道 我们已经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屠杀在以后的几次革命中没有再度出现；从一八三〇至一八七一年，革命的战士们即使受到恐怖统治所树立的传统的影响，事实上却力求尽可能合乎人道——同他们的敌人在此前后在一八四八年六月以及一八七一年五月所表现的最触目惊心的残暴行为形成极鲜明的对照。 在整个十九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人阶级中间发生一种逐渐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情况。现在，在二十世纪之初，革命已经在俄国和德国爆发，并且已经恣意地实行那种类似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杀戮。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倒退的现象呢？按照一般的看法，人道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假定人天然是一个邪恶的冷酷的生物。他具有猛兽的本能，常常准备去袭击他的邻人，压迫他、折磨他和杀害他。我们还相信，只有经过长期的教育与训练、即文明的进步，人才获得社会的感情，一种互助、仁爱以及憎恨残暴与屠杀的观念。 这种观念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表达出来，它用“人道”一词来说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品质，把它们同我们斥之为兽性的（起源于“野兽”一词）和残忍的（起源于“畜生”一词）其他特征区别开来。我们有许多人种学家也抱有洛姆布罗索[1]及此学派所采取的观点，认为重新回到人类的动物先驱的感官生活乃是他们叫做返祖现象的严重罪行。而且，即使是残忍的猛兽也照例不残害同类；我们没有理由来假定人类真正生来就是具有强烈的嗜血本能的猛兽。我们不知道人类的动物先驱究竟是怎样的情况，但我们必须假定，在今天的动物中间，类人猿是最接近人类的。像这些动物一样，人类的祖先显然靠植物性的食物为生，偶尔补充一些小动物、毛虫、蠕虫、爬虫甚或小鸟；但他从来不为了贪图口福而杀害一个哺乳动物。任何的类人猿都不做这样的事情。 首先，类人猿决不对它自己的同类进行任何凶残的战争。从最初起它就并不具备为进行这种战争所必需的器官。个别的类人猿可能会抢夺卤获物或为了争夺配偶而发生格斗并受到轻伤，但这种扭打结果并不是致命的。 就人来说，一旦他的技术知识给他提供了用具以补天然器官的不足，即给他提供了贝壳和刀剑的工具与武器，上述的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这样，他便获得了一个猛兽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他身上的发展又使他具有猛兽的一切本能和机能。这时他能够杀死较大的动物并撕裂它们。植物性的食物因而对他丧失了重要的意义。打猎和流血变成他的日常的事情。这样，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死亡。然而，民族与民族间的屠杀、即战争却不能单纯用武器的发明来解释。战争的先决条件是教养上的进一步发展，即人们分别聚集为紧密的社会。 这一点至今很少被讨论过，并且我自己也一向谈得很不够，所以在这里不妨作一些说明，虽然这样做会离题较远。毫无疑问，人起源于爱群居的动物，但他和它们不同的是他组成紧密的社会。爱群居的动物惯常过一种内部缺少团结的合群生活。这些同样的个体动物根据生活的条件、食物的供应情况、敌人的数目等等，有时组成庞大的群体。在另一个时候，它们又分成许去小的甚至只是分成若干对，直到某种比较有利的机会又把它们聚成巨大的集体为止。一个个体可以非常容易地从一群转到另一群。对于人来说，这是极端困难的。在这里讨论这种改变的原因，也许离题太远，但不妨作如下的简短的说明。 动物的互通消息的方法依靠它们本能地发出的自然的响声，以及包含在姿势和模仿中的交谈方法，但这种方式它们毋需彼此学习，而是生来就具有的。因此群体中的每一个分子可以用这个方法同样清楚地表达它自己的意见，并且可以为其他所有的分子所了解。 除对工具的使用以外，使人类与动物有别的是发言淸晰的语言。人类所用的工具不是生来就具有的，而是由他自己制作的，并且必须从邻人那里学会制造工具的方法；除此以外，还有一种相互了解的媒介，这种媒介也不是生来就具有的，而是他的同类在环境的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并且他自己非向他们学习不可。这种沟通消息的媒介不是一开始就由全社会所共有的，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形成的。通过这种运用语言的方法，社会的团结变得更加巩固和密切，因为依靠这种方法，对于劳动的了解和协作变得比较容易和多样化。由于这些不同，人类的一些部族和群体从一开始就互相分离。因此每一个人不得不同他已经熟习其语言的那个特定的部族或群体生活在一起。他无法同其他的部族和群体沟通思想和感情。当他处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感到不惯和不舒服。除此以外，还产生另一种因素。语言让一些个人彼此建立关系。它也让人们把自己对于过去的回忆记录下来。换句话说，它形成一个保守的因素。即使是充分发达的动物也无法辨别同类的其他动物，因此它很容易忘记它的父母和同一家族的其他成员。但人类却能终身保持这些关系。他甚至能够辨别和记得他的双亲的父母、他自己的儿女的儿女，以及他的兄弟姐妹的儿女等等。 一般人认为：家族是由自然所规定的，“血统的声音”就是这一事实的明证。事实上，所创造的是“语言的声音”。如果没有某种关系的标志，任何家族都不能作为一个永久的组织存在下来。在动物方面，一旦幼小的动物羽毛丰满并且已经开始过独立的生活，“血统的声音”就嘎然而止了。这一事实使得今天有些人的说法听起来格外可笑，他们企图不但把家族的关系而且甚至把民族的关系解释为“血统的声音”的结果；例如，当日耳曼血统的奥地利人倾向于同德意志帝国的日耳曼人联合起来的冲动被说成是这种“声音”的不可思议的规律的例子时，就是这种情况。实际上，住在奥地利的非日耳曼血统的居民、特别是捷克人，比直接同德意志帝国有关的人来得多。 由于形成了家属，由于积累了比占有者寿命更长的以工具、武器和各种用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财产，一个家庭的亲密的性质进一步加强了。因为，在他死了以后，所有这类私有财产都归那些曾经和他十分亲密地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承受，从而成为直到他死亡为止始终维持这种关系的坚强理由。直系亲属的亲密程度又因另一种类的财产、即由于全家共同占有的土地而更加有所保证。甚至动物也都愿意住在它们曾在那里长大的、可以说是感到很自在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它们熟悉食物的每一个来源、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危险的地点。然而，这种地方的范围并不是划得很窄的，家庭中的个别成员如果在附近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或由于某种危险，可以毫不费力地扩大他的活动范围，直到他搬进他比较中意的另一个地区为止。可是在那里，他是迟早要隶属另一个部族的。 在比较亲密的人类社会中，这一点就有所不同。无论是谁，只要他来到另一个地区，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群他无法了解的人们中间。原始时代的人并不利用搬到人口稀少的新的地区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办法以适应新的环境。这种适应只有在一个较高的文化状态中才能找到，即使那种文化状态还是不完备的。另一方面，原始的人群聚在一起，力求扩大其活动范围而不利于邻近其他的人群。这样，我们就看到，一旦军队的技术有了十分高度的发展，便产生了战争和同类相残。由此我们也看到，我们称之为“残忍”的品性并不是由于人类的动物先驱的结果，而是人类的发展的产物。道德的本能本身，休戚相关的感情，对于别人的同情心，急难相助的心理，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改变着它们的性质。在社会动物方面，这些本能是由同类的一切个别的分子所共有的。 但是，在人类方面，这些本能的势力范围仅限于最接近的圈子的成员。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凡是在这圈子以外的人都是漠不关心的对象。他对他们没有同情心，并且往往是直接敌对的。随着相互沟通的发展，我们“个人”自己感到是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的范围也扩大了。今天我们仿佛正在回到人类发展的起点；我们的社会和道德感情的范围又在开始扩展到同类的一切个人，换句话说，扩展到全人类。但是，一般说来，这还多半是我们正在十分缓慢地争取的一个理想。同时，由于分工和日益多样化的社会联系，经济的发展促使国家内部建立了一些单独的、界限分明的社会，而国家本身又接着被分裂成各种各样的集团。这些集团也就变成多少有些独立的组织，例如贵族、家族、教会团体、宗派、行会等等。这些组织各自发展它们自己的道德理想，而这种理想只对每f个具体组织的成员发生影响。甚至这些不同的组织可以互相倾轧。它们对于自己的狭隘集团的成员能够牢固地团结一致并表示同情，同时对其他集团却根本缺少仁爱。每一个个人可以属于若干具有不同的并且往往是对立的利益和道德原则的社会组织。社会内部的矛盾越是尖锐，个人与个人的对立就越是严重。南方各国的封建贵族的太太们在她们同类的其他一切人看来是非常娇媚和可爱的，并且是充满着慷慨和同情的；但她们却残忍地折磨她们的奴隶。分明是同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可以关怀得无微不至，然而在他的业务关系上却成为最无情的敲诈者和最冷酷的监工。 文化不一定同时有助于使人在待人接物方面通情达理。另一方面，如果作相反的假定，把原始的自然状态当作黄金时代的义皇盛世，认为我们一直是从那个盛世逐渐衰退下来，那也是荒谬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人类发展史上看出两种互不兼容的倾向，根据当时的条件，不是这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便是那一种倾向占据优势。 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就是不断改进杀人武器以及增加人类的敌对势力。它助长国内的对立，即发生于人口过多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之间的对立；此外还有穷人与富人的对立，独占自然财富的人们与被迫留在贫瘠沙漠中的人们的对立。而且，它引起工业发达地区与工业落后地区的对立。最后，在各国本身中间产生人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剥削和奴役形式，从而引起了仇恨与残暴。 一种相反的倾向是随着农业的开始而产生的。在早期的生产方法中，狩猎和畜牧占主要地位。畜牧和狩猎都需要武艺，并使流血成为维持生活的手段和防御猛兽的手段，因为那些猛兽在文明初期威胁着牲畜的安全。另一方面，农业却并不一定要用武器。农夫往往看到野兽对他们很有帮助，因为它们袭击其他想来糟蹋农作物的猛兽；而猎人所看重的保护野生鸟兽的措施是不受农夫欢迎的。在农业方面更加突出的情况是，技工和聪明的工人利用多余的武器作为生产资料。制造这种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原料以及学习使用武器的过程，在这些与猎人和牲畜饲养者抱有不同见解的人看来，是他们想尽量减少的一种经济上的浪费。因此农民、技工和知识分子的本性变得越来越平和；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农民和技工还需要用体力来进行他们的工作。这种体力很受他们重视，并且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甚至在游戏中、特别是在含有比赛性质的竞技中，非常受到欢迎。知识分子却不需要其他的力量。他把别人用以使肌肉发达的时间用在获得知识或锻炼他的脑力上面。无论是谁，只要他企图用智力的武器以外的其他武器来进行文字的论战，就会立刻暴露他的低劣。这种论战决不可以因为德国学生界往往采取粗暴和恫吓的方式就加以否定。德国学生界的粗暴态度是逐渐导致三十年战争的宗教斗争所特有的横蛮作风的结果。 古代世界的僧侣阶级以及基督教的精神领袖们一般是反对流血和暴力行动的，至少在他们不属于统治阶级或剥削阶级时是如此。对于十八世纪的知识分子，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可是，当知识分子本身变成了剥削者时，他们就并不总能表明同样旳和平倾向。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打算；他们的情况就同农民、技工和无产者一样。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不是被当作达到别人的目的的手段，而是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手段，或者是达到全社会目的的手段；然而却不是被当作达到其他个人的目的的手段。康德的伦理学恰好符合这个观点。不过在演德看来，伦理学并不单纯是特定阶级或时代的道德律，而是全能的上帝本身都受其支配的一种超越现象世界的永久的道德律，因为甚至在上帝看来，也是不准把人当作单纯的手段来使用的。（为什么呢？）[2] 不论迖种态度如何产生，其结果总是成了对于人格以及对于人生和人类幸福的尊严的莫大尊敬。可是，这些热爱和平的倾向在农业和村社生活的初期已经开始显出不利，因为各国的和平的阶级是最缺少防御的。他们受到武装集团的剥削，这些集团曾经作为一个好战的贵族社会对他们逞尽威风，这时又专门从事于狩猎、战争和杀戮，像以前猎人和畜牧者所做的那样。所以，他们在对自己的心怀敌意的同胞的态度上，把猛兽的方法和本能提升为一种原则。 于是，残暴和人道就成为文明社会的两个特征。这些特征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按照不断改变的条件而占据优势。在古代罗马，全部人口都卷入征服的政策。罗马人由于他们在军事上占优越地位，终于能够使地中海的一切国家都成为他们的附庸。全部人口靠剥削这些国家过活。他们对战争非常热心，赞成最残酷的战争行为；由于战争的胜利给罗马人带来大批廉价的奴隶，因此在竞技场中使用奴隶并使他们在决斗中互相残杀以取悦观众，就成为他们的主要娱乐之一。单纯供懒惰的上等和下等民众消遣的格斗和杀人，标志着最下流的残酷行为的极限；然而这一类的事实却代表着高度文明阶段而不是野蛮状态的古罗马城。这些以人命为儿戏的格斗，直到罗马国家由于住在边境的蛮族入侵而从高度的“文化”下降时，方才告一段落。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好战的贵族以外，还出现了具有两种不同倾向的资本家阶级。资本家是个剥削者，因此他把自己依靠对其剥削而生活的人当作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达到那个人的目的的手段。在这种态度中，已经潜伏着冷酷和残暴的萌芽，至于这些萌芽发展到怎样的地步，那就完全要看当时的环境而定。殖民地政策应对最残忍的和最可怕的暴行负责。另一方面，在商业垄断时期，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发生了对立。商业资本在这时期显出是好战的和肆无忌惮的。它屠杀和掠夺了印度的人民。它进行了对黑人的奴役，迫使它的各国政府发动凶恶的、消耗性的商业战争。反之，工业资本却必须支付大部分的战争费用，从而遭到严重妨碍。因此，它是同这种方法直接对立的，并且事实上也是义愤填膺地反对了迖种方法。人类的同情心显露出来了，它对虐待西印度群岛黑奴的暴行表示愤慨，但始终容忍着以不足维持温饱的工资迫使英国的白人工作过劳的残酷折磨的现象。不过在这个时期，连无产阶级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始终一贯的、统一的倾向。我们已经知道，生活环境曾迫使无产阶级把人生看作是神圣的东西。既然它不仅是一个剥削的而冃.歩宁说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它深受漠视人生的痛苦；所以以古代罗马为例，战争除使无产阶级担负军费以外，还使它承担许多重荷与危险；而胜利和由战争得来的战利品则归统治阶级独享。所有这些引起无产阶级厌恶一切杀戮和各种暴行。但是无产阶级并不是和工业无产阶级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无产阶级化的倾向早在近代工业生产由于封建制度的崩溃而获得发展以前就在群众中间出现了。封建制度对农民课以苛重的赋税，所以农业受到不利的影响，生产量急剧下降。 结果是，农业不得不逐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因而那些仍旧留在农业岗位上的人的劳动负担不断增加。那时多余的劳动力很少有机会受雇于工业生产，因为工业本身受到行会的限制。所以无数的失业群众、即挨饥受饿和绝望的无产阶级充斥全国；由于他们本身无法从事生产劳动，他们便求助于各种寄生性的糊口之道，从求乞和偸窃直到明目张胆的抢劫。这些人生活极端贫困，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并为社会所不齿，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充满着对于整个社会的疯狂仇恨；这种仇恨增加着，因为那些当权的人无法并且也不愿采取有助于社会改革的措施，而是一味采用恐怖手段。他们不得不恐吓挨饿的人们，使他们不再求乞、偸窃、欺骗、卖淫和抢劫是这些不幸的人们就受到最可怕的惩罚。“一场反对流浪的真正残酷的战争，”马克思在其《资本论》里作了这样的描述，在这本书里他举了有关这种立法的许多例子。[3]其结果是同任何恐怖时代所产生的结果一样。它既然不能改变社会产品所由产生的基础，就只会减低社会产品。罪犯的人数没有减少，尽管他们有多少人被押送到木帆船上去从事苦役，或者有多少人被处绞刑和遭受毒打。因为那些苟延残喘的人除继续行骗外，没有其他谋生的办法。于是就产生了同警察的不断冲突。唯一显著的结果是无产阶级的道德日趋败坏，而执行重典的恐怖与残酷的行为格外助长了无产阶级的仇恨和忿怒，以及对于残暴的渴望。当然，首先只是无产阶级的作奸犯科的一部分人才有这样的情况。这部分人那时为数很多，同工人无产阶级的分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和友谊的联系（正如同中小阶级和农民的下层有着相类的关系一样，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是一只脚站在有害影响的泥沼中的），因此连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方法也受他们的影响。结果，在法国革命爆发时，只有知识分子以及受知识分子影响的中小阶级富裕部分和资本家与工业家的那些阶层才对人道表示同情。在无产阶级本身以及与共关系最密切的那些阶层中，由这种残暴立法所产生的粗暴和残酷的倾向，一旦在国家政权最后垮台时就往往清楚地暴露出来，而这种倾向以前是受国家政权的压制，完全处于潜伏状态的。 杀戮和恐怖手段 如果考虑到统治阶级如何对待群众中最穷苦的分子，那么对于革命分子在能够自由行动时往往立即使斗争具有疯狂和残酷的性质，从而把伟大的革命变成特别凶残的革命这一点，就不必大惊小怪了。然而，如果把各种革命的屠杀列在同一个项目之下，那是错误的。我们还必须把那些变得凶残的人们在斗争和失望所引起的忿怒支配下或由于无名的恐惧而容易造成的过激行动，同那由预先安排的训练制度所产生的过激行动区别开来；后者以策划周到的立法形式依靠当局人物而被采纳到国家制度中去，以便压制那些统治者认为是危险的分子。 我们看到在革命开始时就有从人民方面自发地产生的暴行；但恐怖时代是从一七九三年夏季吉伦特派被逮捕和被处死刑时开始的。早在攻打巴士底狱那一天，当驻军投降时，人民就表现了他们的残忍。有些人被杀死了，其他一些人被砍了脑袋；人们把那些脑袋挑在枪尖上耀武扬威地四处走动。这种用枪尖挑着人头的示成游行，在革命过程中往往是司空见惯的。当革命变成了革命方面同欧洲各君主的战争时，对于流血和残暴的渴望增加了。当普鲁士军队逼近巴黎，普军总司令布伦斯威克公爵住其宣言中以屠城来威胁巴黎时，关于全国贵族阴谋支持外敌的谣言甚嚣尘上。于是巴黎人怒不可遏地纷纷起来，想要消灭各个监狱里的政治犯。这一行动发生在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这场使三千人丧失性命的屠杀是大革命恐怖的高峰。.一伙伙的刽子手对于流血着了迷。他们并不以杀戮为满足。他们真正是以狂喜的心情泡在血泊之中。 德·拉姆巴尔公主的全部罪行不过在于她是王后的朋友，但她不但遭到杀害，而且被剖腹掏心。人们把她的头挑在枪尖上，带到被囚的王后的窗子跟前。王后看到这种恐怖的景象，立刻晕过去了。 连宽赦的行动也带有残酷的形式。德·索姆布鲁伊夫人在九月屠杀期间同她的父亲囚禁在一起，她的遭遇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站在她父亲旁边的某一位德·圣马尔先生被劈开了脑壳。她的父亲就要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她拼命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他，斗争了半天，终于在受伤三处以后使那些人受到感动。 “其中有一个人拿来一只酒杯，把那被杀害的德·圣马尔先生头上流出来的血倒进杯里，再搀进酒和火药，然后宣布，如果她为全国人民的健康干杯，她就可以拯救她的父亲。她泰然自若地一飮而尽，于是立刻就被这同样几个人带了出去。”[4] ①这个报道见古斯塔夫·兰多瓦编《法国革命书信选》第二卷，第176页。此书在最近的德国革命之前的夏季写成。在注明日期为一九一八年六月的序言里最后有这样的话：“深切了解法国革命的精神和悲剧，在我们当前的严重时代是会对我们有好处的。”这个不幸的人没有料到，在这“严重的时代”、革命的悲剧马上就要在他本人的身上实现了。 毫无疑问，愤怒的和孤注一掷的群众在革命时期的残暴是可怕的。但是，即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这种心理的改变，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一点单单归咎于革命。这种心理的改变是高级当局长年累月对待人民的结果。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一七五七年，一个名叫达米昂的人想要谋杀路易十五。他用一柄证明完全不能致人于死命的小刀行刺。但对于这件事情的报复是可怕的。达米昂的右手被砍了下来，当着他的面被烧掉。人们砍伤了他的手臂、腿和胸部，把滚油和溶解的铅注进这些伤口。然后他们把他的四肢各缚在一匹马上，驱策那些马朝不同的方向奔去，因此他的整个身体确实被分成了好几块。这个不光彩的酷刑是完全公开执行的，其目的是要对群众造成一种印象。唉，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印象啊。 迖种残暴的行为一直继续到革命时期。只有革命才彻底扫除了这种暴行。可是，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十三日，高尔蒂埃·德·皮奥扎还从凡尔赛作了如下的报道： “上星期二，在晌午时分，凡尔赛的人民终于阻止了一个罪犯的死刑的执行；他由于犯了杀父罪，本来是判决要缚在刑车上活活烧死的。”[5] “由那些执掌较高权力的人所犯的这些暴行先于群众所犯的暴行，群众从事的杀戮得不到公认的革命领袖的赞许。事实上，他们是极力反对这种行为的。一向被人十分错误地归罪于那些领袖的九月屠杀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对他们有何指责，那也充其量只是说他们没有能够抑制群众的愤怒。这种愤怒是非常厉害的，是可怕的和使人胆战心惊的，因此谁也不敢拿性命当儿戏，变成这种愤怒的牺牲品，连吉伦特派也不例外。公社的委员们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力图拯救那些侍奉王后的贵妇人；他们每次都获得成功，只有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德-拉姆巴尔公主不在此例。”[6] 罗伯斯比尔就是对九月屠杀深威愤慨的人中之一。他痛苦地喊道，“流血，经常不断地流血。这些可耻的人最后一定要把革命葬送在血泊中了”[7]。 连马拉都在这种屠杀的而前感到战栗。“一个足以表明马拉本人的特征的事实，据我所了解还没有被任何历史家提到的是：他公开地不赞成九月屠杀，或者至少是对那种屠杀深感遗憾——这同一个马拉在他于八月十九日发表的言论中还曾赞许过屠杀，并在九月二日想要把屠杀的好处扩展到法国全境哩。”[8] 不消说，在马拉的方面，使他不赞成九月屠杀的，与其说是对于人道的重视，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的考虑。另一方面，罗伯斯比尔属于根本反对任何流血的知识分子。这可以从一七九一年五月十七日制宪会议对于新刑法的讨论中获得证明。在讨论新刑法的会议上，当有关死刑的条文被提出考虑时，罗伯斯比尔是同那些最激烈地反对这种刑罚的人们站在一起的，他们的理由是：死刑并不能防止犯罪，而只会使民众更加残忍，更加倾向于作出暴行。他的努力落了空。死刑仍旧保留下来。只是规定不得采用最可怕的执行死刑的方式。但斩首是保留下来了。这项决定构成了若干少有的原因之一，使得马拉表示赞成国民议会而反对罗伯斯比尔。两年之后，罗伯斯比尔站到马拉一边，不得不放弃他的反对死刑的意见。从此以后，这个刑罚就成为他的主要的政治武器，甚至用来对付他的政治上的朋友。 我们已经竭力主张，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恐怖主义的方法这一事实，不应该同一个愤激的群众的过火行动混为一谈。因为这些过火行动起源于民众的没有教养的和粗野的分子中间，而恐怖统治是由那些充满着最高尚的情感的具有高度教养的人士所支持的。这种恐怖统治是当时存在着的条件的结果，它的根源和自发性的暴行不同。自发性的暴行是由旧制度对于贫苦群众的残酷立法造成的；而恐怖统治则是雅各宾派由于面临着无法解决的任务而不得不实行的。那时，雅各宾派正处于由雕敝的群众的不幸所引起的、只是到了他们当政时才达到顶点的战争期间最可怕的环境之中。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保全资产阶级社会和私有财产，同时还要消除人民的痛苦。其结果是，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分险恶的境地，只有使用他们自己所不赞成的并且深知其无益的手段，才能从那种境地摆脱出来。正是群众的这种困苦，使得旧制度着手制定它的残酷的法律，求助于恐怖主义。事实上，也就是这种普遍的困苦引起了新制度的同样残酷的法律和恐怖主义。唯一的区别是：古代的国家力图用杀头和虐待穷人的办法来统治可怜的民众；而新的国家则力求用砍富人及其奴仆的头——没有虐待——的办法来减轻群众的困苦。但是后者正像前者一样，并没有达到目的。然而甚至在这方面也还有所不同。旧制度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恐怖统治之是否摧毁无产阶级。恐怖主义的失败当然是一个不愉快的事实，但它对旧的国.家没有构成严重的危险，因为旧的国家想要压制的阶级、即流氓无产阶级根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占据上风，并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完全不值得重视的因素。反之，新的制度在它的恐怖手段失败时，便立刻宣告破产并趋于崩溃。因为它想压制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最宜于执掌无上权力的阶级；并且从经济上考虑，它在当时也是不可缺少的。对这个资产阶级的镇压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因而产生了更大的困苦，连那些本来应当从恐怖时代获得利益的人也同样遭到这种厄运。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区别使旧的“恐怖统治”与新的不同。就前者而论，那是完全符合于支配这个时代的集团的伦理的。他们并不一定由于实施恐怖手段而不忠实于自己。在他们看来，那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正当的手段。可是，新的恐怖时代是与实行恐怖手段的这个阶级的伦理背道而驰的。因此，从最初起，恐怖主义者就受到良心的谴责，虽然他们企图用种种诡辩来安慰自己的良心，但它却破坏了他们的精神力量，削弱了他们的威信，加剧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动荡和磨擦，甚至使他们的许多成员腐化堕落。即使在来世也没有绝对的“道德”，即使一定时代、一定国家或一定阶级的道德是相对的东西，伦理还仍旧是最牢固的社会维系，以及在人生的一切问题和冲突中的最坚强的支柱。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对自己不忠实，或者违反公认为构成良心的无上命令的那些伦理原则了。恐怖统治在遇到有力的抵抗时所以会彻底崩溃，大部分应该说是这一切的结果。残存的恐怖主义者曾经多么迅速地改变自己的看法啊！在拿破仑看来，合法的君主主义者是一种比旧的共和主义者大得多的危险。这证明了后者的“道德”在恐怖时代受到多么严重的损害。 十九世纪行为的倾向仁义 法国大革命属于世界史上最残酷的时代，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流血是一次真正的革命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结果，他们不是谴责了革命，便是颂扬了杀戮。事实上，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本身消除了某些使革命具有如此残暴性质的最重要的特征，为将来几次革命的比较温和的形式铺平了道路。它所以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一方面是由于它排除了封建主义，鼓励了能使无产阶级群众从单纯的流浪者变成工资收入者的工业资本，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发动了一个迟早要以民主政治获得胜利而告结束的运动。最后，由于研究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结果，产生了一个使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特定时机能够采取某种实际行动而其目标又在可能实现的范围之内的理论；因此它没有理由要陷入一条只会导致恐怖统治的死胡同里去。通过革命，农民获得了解放，成为他自己的土地的主人。结果，土地经济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产生了农民也分润其利的较大的报酬；所以曾经放弃农业工作的过剩的劳工的总数就有了减少。另一方面，也有一大批人离开土地而涌进城市去寻找职业。一切旧的行会的限制已经打破；手工业可以不受妨碍地自行发展起来。固然在某些方面这种劳工受到新兴的工业资本的不利影响；但随着工业资本的迅速增加，连这种资本也有助于扩大对劳工的大量需求。工业无产阶级这时成了一个具有特殊阶级觉悟的特殊的阶级，它变得越来越显著，同流氓无产阶级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资本的统治下，同盛行手工劳动的时期的独立劳动者的地位相比，工业无产阶级的地位当然已经恶化。另一方面，与流氓无产阶级相比，资本也肯定是改善了劳工的地位。流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会斗争的；而工业无产阶级依靠它的阶级斗争和组织，却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成果，具备了理智和道德上的一种了不起的动力。在最初的时候，工业无产阶级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遭到资本的可怕的抑制。在它的居住条件上，在它的生活的贫乏和动荡上，在它的愚昧无知上，它同流氓无产阶级并没有多大距离。的确，由于生活的单调，由于排斥一切行动自由的工厂纪律的不断压迫，由于对妇女和儿童的残酷剥削，它在许多方面还不如流氓无产阶级。 因此，工人无产阶级里就没有流氓无产阶级中比较强有力的分子的那种胆量。这样它就变得不那么敏感，但它并不因此摆脱它的粗暴。在这种情况下，要存有解放的念头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在很长的时间以后，人们由于进行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希望从那似乎要使他陷入的看起来是绝望的泥沼中脱身出来。这个过程越是继续下去，由于当时的环境而显现出来的富有人性的倾向也愈能发展和成长。有利于这些倾向的事实是：由于革命及其所产生的后果，甚至为反对无产阶级而制定的刑法也开始丧失它们以前所具有的残酷的性质。 所有这些原因造成了我们已经讲到的结果，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已经显出是一个充满着使人赋有人性的最大的力量的阶级，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所发生的运动中；他们愈来愈脱离了那种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的先驱的特征的、连恩格斯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工厂工人中间看到的残忍的野蛮行为。与此同时，导致恐怖统治的种种原因消失了。在这恐怖统治瓦解以后，比较有远见的同情无产阶级的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恐怖统治并不能够导致任何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解放。他们得出结论，这个目的只有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采用共产的办法才能达到。但是他们在资本家中间找不到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无产阶级中间也找不到精神条件；并且他们看不到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正在起着产生这些条件的作用。因此，他们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企图找到一个在他们掌握了必要的手段以后似乎就能立即实行的计划或公式。如果革命的无产阶级接受这种思想，不是向某一位仁慈的百万富翁而是仿照第一巴黎公社的榜样向政治上的垄断求得权力，每一个这种企图当由政府中的少数人实行时，就必然会导致与第一巴黎公社的统治相同的恐怖统治。无论如何，这种企图至少是合理的。它并不想要避免资产阶级社会的后果而又保全这个社会，而是企图利用摧毁其基础的办法来消除那些后果。不过，只要缺少那种唯一能够扫除他们想要加以摧毁的基础的社会条件，在企图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甚至这种努力也一定是徒劳无功的。这将意味着少数人企图以不可能办到的、或至少是毫无效果的、甚至是违反对方利益的事情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只有借助于最后必须用屠杀来实行恐怖统治的暴力手段，那种计划才有可能实现。 这种努力失败了，不仅因为当时的工人群众还不过是在逐渐抱有社会的观念，而且因为无产阶级已有好几十年没有保持它和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共同占据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它在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同巴黎的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第二巴黎公社确实给与无产阶级以支配巴黎的权力，但它并没有获得支配法国的权力；并且即使在巴黎，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多数派。事实上，这些社会主义者没有稳固的理论基础，因此他们是非常慎重和谦逊的。在巴黎公社以后，当马克思主义开始被群众所接受时，他们才找到了一个比较坚强的基础。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发表的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使其更加深刻和丰富的学说；换句话说，那就是历史唯物论。他们具体地阐述了关于历史的纯粹自然发展的思想，按照他们的想法，历史的发展是受经济关系的发展支配的。根据这个观点，他们了解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定会造成那种终于使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条件；但他仍同样承认，只要转变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想用第二种的生产方式来代替第一种的任何努力都是劳而无功的。 因此，在这些人看来，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再是找到一个可以提出并在一切条件下采用社会主义的全面社会化的计划或公式。他们必须研究经济情况，并且作为自己的研究的结果，阐明对一般社会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同时为推行那个步骤而努力奋斗。换句话说，那些社会主义者从此以后并不仅仅关心于推行社会主义了。当社会主义还无法推行时，他们就不得不关心资本主义工业的条件，并要求那些条件向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一点决不是那些社会主义者本身所能立刻理解的。事实上，甚至在国际工人协会，社会主义者们在几年之后还瞧不起自由贸易和罢工这类问题，因为这种事情并没有影响工资制度。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使工人们认识到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以及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经济问题与矛盾的重要意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无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立刻加以推行和实现的东西了。即使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地方，它也只能推行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实行的某种性质的社会主义，而其所采取的形式也必须符合那些具体的条件。根据这种看法，社会主义就不能通过政变来推行。它势必是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同时，社会主义者永远被要求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只从事于在当时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可以办到的事情。因此，如果每一件事都经过适当的考虑才见诸行动，社会主义者就不可能在所进行的工作方面遭到失败或陷于绝望的境地，而绝望的境地是会迫使他们违反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并借助于恐怖手段的。 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领导了社会主义运动以后，甚至到世界大战开始时为止，社会主义运动在其每一个行动上一直能够避免犯严重的错误，而利用恐怖手段来实行任何计划这一想法，已经完全从它的纲领中取消了。很多事情对这种结果作出了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成为最有力量的社会学说的同时，民主制度已经在西欧扎了根，并且由于它在那里斗争的结果，已经开始构成政治生活的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不但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得到提高和巩固，而且对于经济条件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的认识也有所增长。一切异想天开的冒险行动被消除了，而作为阶级斗争的手段的内战也是如此。一九〇二年我在拙著《社会革命》这本小册子（第六章民主制度）中写道： “即使没有其他原因而只是因为民主制度使较高形式的革命斗争成为可能，它也是具有最高价值的一种制度。这个斗争将不再像一七八九年或一八四八年那样由无组织的群众进行的斗争，那时他们没有受任何政治教育，不了解进行斗争的各个方面的力量对比，不能比较深入地弄清楚斗争的目的和解决斗争的手段。它将不再是一个由那些轻信各种谣言的、受各种偶然的事故支配的群众所进行的斗争。它将是一个由有组织的进步群众所进行的斗争。这些群众意志坚定，善于思考，既不乘一时的高兴而人云亦云，也不对任何不利的局势惊慌失措，更不由于失败而垂头丧气。另一方面，选举和竞选的方法使人们有可能估量自己和他们的敌人的实力。它们有助于清楚地了解各个阶级和政党的力量对比。而且，它们可以防止过分急躁的行动和避免挫折。它们也甚至有助于使对手自己认识到他的地位的脆弱，并且往往可以使他自愿放弃他的地位，如果放弃与否对他来说也许已经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样，整个的斗争就变得不像从前那样残酷无情，如果它不依靠没有把握的机会的话。” 由于所有这些条件合并发生的作用，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水平之高于流氓无产阶级，以及由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立，那时就有可能把恩格斯于一八四五年在其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表示的悲观的忧虑抛开。他说： “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不变得聪明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这是不可能的），那么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要像斯提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去放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一七九三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人们之间进行过的一切战令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9] 必须说明的是：只有当一次革命在恩格斯所预料的时候爆发，他的忧虑才是有充分的理由的。甚至在四十年代，尽管不发达民族的群众、特别是爱尔兰人已经从事工业，他的忧虑还是多少有些夸大。但是恩格斯本人希望，如果革命不会马上到来，无产阶级就有时间发展自己，接受一种社会主义的精神，从而使革命采取某种比较温和的形式。 “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恩格斯所预料的革命在一八四八年到来，但并没有发生在英国。在革命爆发以后，欧洲各国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经济、文化和精神力量也有了增长。 在欧洲一些最先进的国家里，情况改变得很快。早在一八七二年，即巴黎公社之后的一年，马克思表示希望在美国、英国和荷兰这样一些国家里无产阶级将采取一种和平的方式。自从那个时候以来，无产阶级的兴盛已经带来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凡是对问题了解得深刻的人没有谁会认为像德国、奥国和俄罗斯这样一些以军国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可以单靠武力加以推翻。但是，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也不大想到用真刀真枪实行屠杀，而是越来越想到唯一最宜于无产阶级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即拒绝工作，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罢工。当时看得很清楚，德国和俄国的旧制度的人们将力求借用武力来粉碎任何想要推翻他们的企图。但是，半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居然像十八世纪末所发生的情形那样重又借助于杀戮、报复和残酷性，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这种行动使得整个的发展颠倒过来了。 恩格斯在其所著《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相信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不断地减少残暴，同他的看法相反，近来在题目叫做《社会主义由科学发展为行动》一书中讨论了另一种见解，这个见解也出现在布哈林写的《共产党人的纲领》（祖里克，一九一八年）一书的序言里。那篇文章中写道： “在任何国家里，资本主义越是发达，它的没有防御的斗争就愈加不顾一切，因而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愈加惨烈，胜利的工人阶级用以践踏失败的资本家的手段就愈加残酷。”（第19页） 这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料完全相反的。因为它把近十八个月来布尔什维克普遍推行的做法规定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就格外错误了。它是错误的，因为它把这些做法说成是资本家们没有防御的战争的卤莽和残暴的结果。关于所有这种残暴，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找不到什么迹象；在最近的布达佩斯更其如此。但是，无产阶级革命越来越变得极端惨烈，却完全是事实。其所以有这种情况，依我这种“顽固的老朽”或“愚蠢的老朽”（布哈林，同上书，第22页）看来，无论如何不能归因于资本主义的残暴，因为在卷入世界大战的各国，资本主义的残暴是像在上次革命开始时的德国一样明显的。 战争的影响 在至今有案可蒂的提高人性的发展过程中，变成向残暴发展的真正原因在于世界大战；但甚至在更早的时期，就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人性的一般趋势的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由法国革命本身暴露出来的。那就是革命政权认为必要的普遍兵役制，目的在于调动优势兵力和不断补充缺员来对抗那些联合起来进行干涉的君主的职业军队。当法国又已抛弃这个制度时，这些君主国家只有一个国家加以采用，并在事实上加以维持和扩大。那就是普鲁士这一个边疆地位最为不利的在欧洲强国中最近崛起的和最小的国家；它的生存要求建立一支按人口比例来说远较任何其他国家为大的军队。撇开这个事实不谈，旧的普鲁士由于种种纯属自然的原因，被认为是大国中间的一个晚子和最穷的国家。所以，如果它真正想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其他的一切考虑就非顾全军队不可。结果，自从它崭露头角，列为强国之一的日子起，它就是一个最杰出的军国主义国家。美国大使盖拉德在其论述德国的著作[10]中作了几点说明，这些说明非常清楚地揭露了普鲁士的军事职业。 由于实行普遍兵役制和主张一般的军国主义，普鲁士在一八六六至一八七〇年之间在西方达到了它的权力的高峰。结果，欧洲大陆其余的国家也不得不实行普遍兵役制，并且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铁路系统成了战争行动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有的陆军强国都企图不遗余力地扩大这个系统，从而有必要不断增加武装力量——换句话说，越来越严格地实行普遍兵役制。于是我们终于得到了这样一个光荣的成绩：全部男性人口，除非患有残病或体格不合条件，都被迫参军！但参军意味着使自己习惯于杀人并在杀人的行动上进行竞争。它表明人类的感情和文化的削弱，以及残暴的养成。在十八世纪，当只有人数不多的职业军队（国民军）的时候，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道德上没有受到这种影响；可是，由于实行了普遍兵役制，人民在十九世纪的期间变得越来越残忍，特别是在普鲁士。 十九世纪的提高人性的努力因此就完全徒劳无功，并且还受到十分不幸的影响。这种提高人性的努力在知识分子中间本来是宣扬得最响亮的。他们…直在很长的时期内免服兵役，甚至在实行强迫征募而不是志愿投军的办法时也是如此。在征兵制度下，首先受到影响的，只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各劳动阶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免服兵役的。另一方面，普遍兵役制却终于使他们不能成为例外。当时需要有指挥预备军的军官。不过在此以前，正如在以后一样，受过教育的人在兵役方面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那个地位没有把他排斥于军队之外，而是使他在军队本身之内享有某些特权，成为限期一年的志愿军和后备军官。结果，知识阶级在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上受到军事力量的影响，并且事实上这种影响比其他阶级所受的同样的影响格外来得深刻。因为兵役使他们占据特权地位，同时还在他们的心中养成了对于军队生活的某种兴趣。此外，设置职业军官的制度也加强了军队的吸引力。在那些把服兵役当作终身职业的人看来，这并不单纯是一种暂时的活动形式，他们必须在一切战争策略上采取主动，使他们的团队在阵容和作战能力上胜过其他的团队，因而他们养成了黩武主义的特性，其程度比那些仅服短期兵役、甚或被迫这样做的普通人为深。 因此，知识阶级比其余的人口更深刻地受到黩武主义的影响。而且，专门职业带来一种倾向，往往用一种绝对的过激的方法——这种方法毕竟是同极反动的思想方法十分吻合的来阐释一切观念和概念，而那些通过实际的经验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障碍的人们却没有那么趋于极端。知识阶级中希望成为预备军官并以职业军官为模仿对象的人们，很容易地适应了缤武主义带头提倡了由普遍兵役制所产生的立刻感染到全体人民的粗暴和暴戾。甚至在这方面，普鲁士也是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头；因为它首先推行了为期一年的义勇军和预备军官的制度，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高地把预备军官提升到一个令人垂涎的特权地位。然而，尽管存在着普遍兵役制，无产阶级的提高人性的倾向却由于它的阶级地位的关系比顒武主义的残暴影响更为强烈。就知识阶级、特别是普鲁士的知识阶级来说，曾竭力抑制这些倾向，从而大大地助长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酷烈程度。 这里关于知识分子所说的话可以特别适用于资本家，因为他们的人道本能由于他们的地位关系，从一开头就碰到一些比它们更强的敌对力量。所以，当战争爆发并在实际上把全部健康的男子拖在它的后面达四年之久的时候，赎武主义的粗暴倾向便陷入残忍的深处，缺少人类的感觉和感情。连无产阶级也不再能够不受它的影响。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沾染了炉武主义，当它重返家园时在各方面都变得残忍了。由于养成战争的习惯，从前线回来的人往往抱着这样的心情和感情，甚至在承平时期和在自己人中间都动辄用暴行和流血来坚持他的要求和利益。遂可以说是成了内战的一个因素；它还进一步促使群众成为纯粹的生番。尽管如此，许多比较成熟的人一旦摆脱了战争的影响，却非常容易恢复他们在承平时间所养成的思想方法和感情状态。但是以青年而论，情况就坏得多；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教育和指导，已经无力抵抗四年战争期间盛行的残暴影响，因而也就已经获得了他们终生所不能完全磨灭的印象。 除此以外，在无产阶级的状况中还有一个异常深刻的变化在起著作用。战争已经十分严重地影响了中小阶级，赢得了他们队伍中的许多成员并迫使他们加入无产阶级。而且，至今对无产阶级一切阶级斗争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的这些分子，一直没有接触到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时所获得的组织纪律和组织能力。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不辞劳瘁地启发和组织群众；甚至在至今已被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内部，也已经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同所有工人的情况一样“战争时期熟练工人由于死亡或由于受伤和患病比在承平时期减少很多。 同时，对于新的一代简直没有什么准备。没有时间或力量来教育青年，并且也缺乏为从事这种活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当时兴起了仅给熟练工人提供狭小活动范围的单调得多的军需工业，以代替存在于承平时期的各类工业；每一工人只需学习使用一点机器，这种机器那怕是最不熟练的徒工也是能够同样操纵的。结果，曾对德国工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熟练工人在战争期间人数大为减少；代樗他们的是一批突然产生的在人数上增长得很快的不熟练工人。熟练工人有过完美的组织和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一切劳动阶级具有最淸晰的看法。不熟练工人是没有组织起来的，他们是无知的、漠不关心的。他们的冷淡态度任战争期间肯定是有了转变。因为这个巨大的事件及其可怕的后果惊醒了每一个人，连人民中间观念最模糊的人也不例外，并且使他们极度激动。可是，与此同时，同那些在各方面都无知的和缺乏修养的不熟练工人相比，以及同那些被迫落入无产阶级的中小阶级相比，根据社会主义学说教育起来的熟练工人的人数却减少了。因此受有较高教育和具有较高技能而一直领导无产阶级的少数人就逐渐丧失他们的领导权，代之而出现的是无知的盲目热情。这种情况格外容易发生。因为战争带来了最严重的经济混乱、大量的失业、物价的高涨和日用必需品的匮乏。所以绝望的群众变求最剧烈的改变；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他仍确实没有考虑过的较高形式的新社会，而是在于立刻摆脱他们的可怕的困境。在无产阶级看来，改变它的不幸的处境始终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主要是这个原因说明了，由于要想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具备大量的经济和历史知识，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从来就觉得很难在工人阶级中间生根。群众在本能上所愿意接受的，不是一种导向发展道路的学说，而是一种能够提供一个公式或计划，使他们在实行之后无论如何都可以从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中摆脱出来的学说。对于一个无产者说来，要承认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肯定地并不希望他处于单纯的消极等待的状态，而是激励他继续努力进行阶级斗争，但又使他的最后解放要取决于一种必须首先加以发现和创造的发展方式，那在他这方面总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忍从。在战前的最后几十年中，无产者的处境不论如何艰难，他的状况还能让他勉强生活下去，因此社会的刻不容缓的改变对他来说并不是个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至少在那些构成社会主义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核心的熟练工人看来是如此。今天，这些工人在一切政治和经济斗争中的地位被不熟练的工人所代替了，而不熟练工人的绝望境遇已使他们达到无法等待的地步。事实上，当战争的结束终于把政治权力放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他们又何必等待呢？ 战争不仅已使工人阶级中最坚定的分子加入阶级斗争的最前列；同时由于军队的崩溃，特别是在欧洲经济上最厚实的那些地区，战争也已经在各个城市中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与此相比，像在俄国可以找到的那种不识字的农民则还没有能够获得任何真正独立的政治权力。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自动放弃它为自己所争取到的权力，不论使它居于显著地位的形势是怎样的形势。由于他们本国的落后状态，如果要求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作这样的放弃，那是愚蠢的。但是，一个由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会使胜利的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当前各种问题适应于现成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而不会不假深思地力图在俄国这种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立即采取全面国有化的政策。 究竟这样一个政党能否领导群众，肯定是一个疑问。在讲究实际的政治家看来，比较重要的是在当时实行统治，而不是抱着正当的终极目的冒经济上失败的危险。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不愿处于在目前会引起民怨的地位，因为一个超过现实可能性的政策之必然归于失败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希望避免失败，希望他的理想不致连带受到损害。实际政治与理论政治之间、拉萨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旧的对立，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又发生了。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库格曼的信（我把它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的《社会主义者》刊物上）里说，由于一八四九——一八五九年的反动，德国工人竟堕落到“对迖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括的救主表示欢迎”[11]。这种“手段”和这种“救主”是不合马克思的脾胃的。可是，正如在拉萨尔的那个时期一样，俄国第二次革命的时期即使具有截然不同的理由，也证明是对马克思的学说极端不利的。俄国工人阶级中那些根据马克思的方针培养出来的人们已经死亡，或者被突然觉醒的落后群众扫除掉了。当初占据上风的是以布朗基、魏特林或巴枯宁为代表的前马克思的思想方法。这些就是首先在俄国、以后在邻近一些国家的革命发展所面临的状况。因此，难怪革命只是重新唤醒了原始的思想方法，并让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残忍的、凶恶的斗争方式显露出来，而这些方式我们是有理由相信本来已经被无产阶级的理智和道德的进步克服了的。 [1]契扎雷·洛姆布罗索（1836—1909）意大利医师和犯罪学家，曾任都灵犯罪人类学教授。他认为一个犯罪者代表一种不同的人类类型，在身心方面具有明确的缺陷，并认为一个犯罪者乃是遗传、返祖现象和堕落的产物。——译者 [2]参阅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二版、第五节“上帝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准绳的存在”。 [3]普及版，第闪4页及以下。 [4]这个报道见古斯塔夫·兰多瓦编《法国革命书信选》第二卷，第176页。此书在最近的德国革命之前的夏季写成。在注明日期为一九一八年六月的序言里最后有这样的话：“深切了解法国革命的精神和悲剧，在我们当前的严重时代是会对我们有好处的。”这个不幸的人没有料到，在这“严重的时代”、革命的悲剧马上就要在他本人的身上实现了。 [5]兰多瓦：《法国革命书信选》，第一卷，第315页。 [6]克鲁泡特金：《法国革命史》，第二卷，第5页。 [7]路易·勃朗：《法国革命》，第二卷，第207页。 [8]让·若累斯：《国民议会》，第一卷，第75页。 [9]《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5页。 [10]盖拉德：《我在德国的四年》，伦敦1917年版，第447页。 [11]①《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7页。
第六章第二巴黎公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第六章第二巴黎公社 ↘公社的起源 ↘工人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 ↘巴黎公社中的雅各宾派 ↘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 ↘公社的社会主义 ↘中央集权和联邦制度 ↘公社的恐怖主义思想 公社的起源 一九一七年的苏维埃共和国，像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一样，是战争和军事失败的结果，并且必须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加以支持。除此以外，二者就没有办法再比拟了。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获得政权，是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的一切政党中是最努力要求和平的一个政党。这是一种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的和平，甚至是局部的和平。他们没有凭空为了由此可能产生的总的局势担忧，也不管这是否会帮助德意志黩武君主国取得胜利和世界霸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布尔什维克自行担任德意志军国主义者的雇佣兵，像印度或爱尔兰起义者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在拿破仑失败和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在德国人开始提出并呑亚尔萨斯——洛林的要求以后，法国激进派在一八七〇年战争中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在第三共和国抵抗德国联合起来的君主们的这场斗争中，一七九三年第一共和国抵抗欧洲同盟君主国的斗争的局面似乎要重新出现了。那个早年的传统又发挥了作用，巴黎的无产阶级又组织了最好战的队伍，他们十分坚决果断地从事战争，以拯救浑然一体的共和国。 同时，一八七〇年的农民也不再像一七九三年的农民那样。一八七〇年的农民憎恨巴黎和它的无上权力。然而，他们相信应当击退共同的敌人，因为后者的胜利将使他们重新受到封建剥削，并且可能会夺去他们已经为自己取得的教会的和其他方面的财产。另一方面，一八七〇年的农民却从普鲁士人的胜利中产生不出相类的恐惧。在他们看来，教会的问题是胜过一切的，因此亚尔萨斯——洛林的丧失同战令的负担和破坏相比，似乎害处要来得少些。抛开自始至终拼命反对分离的亚尔萨斯——洛林的人民不谈，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平的思想在农民和外省人民中间迅速地蔓延开来。这种要求和平的叫嚷代表反动派和保皇党的口号，目的在于反对巴黎的好战的激进派。像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一样，一八七一年的厌倦战争的和平派比那些想要继续作战的人们占了优势。但是一八七一年的和平思想并没有帮助激进派中间最激进的分子，而是倒反帮助了反动派中间最反动的分子。 一八七一年二月八日，选出了一个国民议会来缔结和约。议会只有两百个共和党人，另一方面却有四百多个保皇派分子。“几乎整个省份都要求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和平。但巴黎却要求血战。它只推选那些保证继续作战并反对以放弃领土的代价换取和平的人们。”[1] 二月十二日，国民议会在波尔多开会，并在三月一日以五百十六票对一百十七票通过了和约。达一百十七票中间大约有一半是巴黎代表们投的票。国民议会的选举目的只是为了缔结和约。当初仅仅考虑到这一点，选举人才投他们的票的。这个议会之所以有压倒多数的反动分子，不但是由于人们不喜欢共和国，而且也由于人们不可遏制地提出和平的要求。在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国民议会的委托就告一段落了。必须选出一个负责决定与宪法有关的一切问题的新的议会来代替旧的议会。这些选票所产生的结果本来可能与波尔多的议会所产生的不同，因为共和国不像继续作战那样遭到很大的反对。然而，一八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在法国各地举行的选举事实上选出了绝大多数为共和党的议员。但正因为该党的“容克地主”害怕国民议会，他们格外死抱住他们的委托不放。他们自行组成了一个制宪会议，如果他们没有分成两派，他们毫无疑问是会恢复君主制度的。其中一派是直到一八三〇年为止在法国始终被认为是合法王朝的那个王朝的合法拥护者；另一派是反对那个王朝的奥尔良派，他们由于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已经处于世袭统治者的地位。这种分裂拯救了共和国，但它并没有使巴黎不成为两派共同仇恨的对象。法兰西共和国除巴黎以外没有其他强大的支柱，但这个支柱的力量在一七八九年以来已经在无数的场合下显示过了。只要巴黎没有被克服，就决无可能恢复君主制度。外省的人士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巴黎，反对不道德的、无神的、好战的共和党的巴黎，更不必说它的社会主义了。从它最初的几次开会起，国民议会就十分强烈地表示它的极端厌恶的心理。为了保卫国土已经忍受了五个多月可怕的围攻的英勇的巴黎，现在却成了它的傲慢贵族的最可耻的诽谤辱骂的对象。侮辱巴黎，不承认它享有一切自治权利，剥夺它作为首都的地位，最后是为了更有保证地实行君主制的政变而解除它的武装——这便是国民议会以及它所选中的行政首脑梯也尔主要关心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和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差别，因为布尔什维克是靠和平的愿望获得政权的，他们有农民的拥护作为靠山，除社会革命派和孟什维克之外在国民议会里没有君主主义的反对派来反对他们。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第二巴黎公社的直接原因，像这两个运动的结果一样，是截然不同的。布尔什维克通过一次布置周密的政变获得了政权，这次政变一下子就使他们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然后他们就立刻开始尽可能不顾一切地积极利用国家机器来剥夺他们的反对者——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反对者——的全部政治和经济权力。另一方面，在停止巴黎公社的活动的时候，没有谁比革命派自己更感到惊奇的了，并且他们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冲突是完全要不得的。当然，由于革命传统，有了适当准备的武装起义的策略深受巴黎人的拥护。布朗基派是他们在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主要代表。在被围时期的各个不同时候，他们和雅各宾派性质的其他人士力图鼓吹暴动；可是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所以这些企图总是成为泡影。由于十月三十一日麦茨的投降所造成的印象，他们起来要求根据社会主义而不是爱国的动机选举一个巴黎代表会议，以便用一种比第一巴黎公社在一七九二七九四年所表现的更为奋发的精神来继续作战。忠于政府的那部分国民自卫军终于能够不流血地弥平了这次暴动，因为政府的军队没有遇到什么需要加以克服的反抗。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政府在十一月三日举行了巴黎人民的普选。结果，拥护政府的有五十五万八千票，反对的还不到六万三千票。“不惜牺牲的活动家”在一月二十二日的处境也不见得好一些。虽然他们当时用爱国的和深得民心的赞成继续作战的投票来反抗，政府却已经宣布投降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在革命派中间便骤然产生一种愤怒的情绪，这种情绪比十月三十一日的暴动具有更凶残的效果，但它也毫不费力地被压下去了。 这些失败已经使这些活动家感到厌倦和失望，并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在三月十八日还没有准备要求举行一次新的暴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际的人们从一开始就反对任何暴动的企图。在拿破仑垮台之后不久，在九月革命的期间，卡尔·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一八七〇年九月六日）说道： “我刚坐下来打算写信给你，赛拉叶来了，并告诉我，他明天要离开伦敦到巴黎去，但无论如何只预备在那里耽搁一两天。他的目的是到那里去同巴黎的国际联合委员会接洽事情。这更有必要，因为目前整个‘法国支部’都涌进巴黎，以便用国际的名义做出一些蠢事。他们要推翻临时政府，成立巴黎公社，任命皮阿为驻伦敦的法国大使，等等。我今天收到了巴黎联合委员会给德国人民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我打算明天寄给你。声明中包含一项紧急的要求，要总委员会对德国人发出一个新的特别宣言。我已经打算在今天晚上提出同样的建议。请尽快地寄给我一份用英文写成的关于亚尔萨斯——洛林的军事情报，因为这个情报对那宣言是有用的。我已经详细地答复了巴黎的联合委员会，同时也已担负起使他们睁开眼睛看看实际情况的不愉快的工作。”[2] 我曾被人谴责为仅是马克思的一个“堕落的艾庇戈尼”。当然，马克思的革命性和他当时那种火爆的脾气，要是在今天本来是会促使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阵营的。我们从他的信里看出，在那革命的时期，他的火爆的脾气怎样使他认为他的首要的责任就是担负起让他的同志们睁开眼睛看看实际情况的不愉快的工作；同时也看出，这种同样的脾气，虽然十分暴躁，却能在某些情况下实行一种革命的行动，即使那是一种愚蠢的行动。恩格斯在九月七日给马克思写了如下的复信： “杜邦刚才走了。他今天晚上曾在这里，对于那个了不起的巴黎声明非常生气！赛拉叶正在到巴黎去并且他已同你谈过，这一事实已经使他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对全盘事情的看法是十分清楚和正确的，即：利用共和国已经答应给予的在法国组织政党的自由；在组织形成后一有机会就采取行动；在媾和以前约束法国的国际，使其保持审慎的态度。”[3] 对于这封信，马克思在九月十日答复说： “请告诉杜邦，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4] 换句话说，在他火爆的脾气看来，更重要的乃是组织而不是行动。就在这保持谨慎的实际情况下，法国的国际当时，所·采取的，亦备直是一种冒失行动的计划。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二月二十二日，在国际的巴黎联合委员会开会时，一个委员提议在二月二十四日举行和平示威，以纪念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鉴于局势紧张，联合委员会的多数成员认为连这种和平示威都是十分不合时宜的。弗兰克尔尤其反对这个建议。他要求他们暂时以全力来组织无产阶级，研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支付在围城期间已经过期的工资，以及失业问题。 在国民议会中的国际的代表马隆和托伦决定要表达人民的意志。由于弗兰克尔的建议，联合委员会议决不布置示威游行，而是让每一个个别成员自行决定他是否应参加这种示威。这证明他们对于起义并没有十分强烈的倾向。这次起义事实上是由革命派的反对者而不是由革命派操纵的。由于战争危急，巴黎的无产阶级正在组成国民自卫军，并且已经武装起来。这种局面在梯也尔周围的人们——贵族地主、金融家、官僚政治和军队的首脑——看来是一个很严重的危险。在签订和约以后，他们认为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解除国民自卫军中无产阶级部分的武装。这是从那部分队伍被剥夺大炮开始的。德国的统治者已使巴黎国民自卫军拥有这些大炮；因为他们——德国人——希望这支国民自卫军“会成为使火药库着火的火花”，像波尔根正确地说过的那样。[5] 充分利用胜利，是军事科学和行动的要素。一位将军的重要任务不仅是打败敌人，，而且要使打败的敌人完全解散和复员。然而，一个政治家的目的却有所不同。他必须越过胜利而更往前看，以便发现可以根据什么条件同目前的敌人将来发生关系。这两个想法在每一次十字军中都是互相对立的。当军事思想越出实际进行战争的范围而对政治发生影响时，结果是很危险的。一八六六年，俾斯麦已经精通并学会运用军事的思想方法，虽然颇费周折。但是，一八六六年的几次胜利已使普鲁士参谋本部掌握巨大的势力，这种势力由于一八七〇年的胜利而格外有所增加。俾斯麦无法反对普鲁士参谋本部。他必须屈服于军事的思想方法，结果他自己的政治理解受到了妨碍和蒙蔽。因而才有提出并吞亚尔萨斯——洛林的要求的事，这个要求使战争延长了几个月，驱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为德国现在的分裂铺平了道路。虽说如此，亚尔萨斯——洛林这时在经济上和战略上却仍旧是一种很实在的收获。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一点，而是还想屈辱那个由于反抗德国人的军队而被他们痛恨的中心——巴黎；他们在二月二十六日强迫法国答应让德军从三月一日起侵入巴黎，占据香丽榭。当巴黎人在二月二十七日知道这个消息时，升起了普遍愤怒的呼声和武装起来的号召，以便用武力击退共同的敌人。国民自卫军的各个营几乎都表明态度，准备听从指挥。只有国际的成员保持缄默。不论当时举行起义以反对内部的敌人在他们看来是多么凶多吉少，举行反对外敌的起义也同样是不幸的。他们恳求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放弃任何武装抵抗的企图，因为他们说这只会导致以前六月屠杀的重演，并把共和国埋葬在巴黎工人的血泊中。他们建议国民自卫军不要武装抵抗，而是用一条哨兵线把德国人包围起来，这样就可以完全把他们同巴黎人民隔绝，使他们孤立起来。 中央委员会终于听从了劝告，所以德国征服者的洋洋自得的傲慢态度没有引起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巷战，应当归功于国际。几星期以后使巴黎无产阶级中间遭到血腥大屠杀的，是法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军队。 根据一月二十八日的巴黎投降条款，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外，市内军队的全部军用物资已经移交给胜利者；不仅他们的武器，而且还有他们的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巴黎城装备的大炮。因此，当德国人开进巴黎时，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步骤将胜利者根据条约归他们保管的那些大炮搬运到安全地区。政府或许是希望敌人已经接收那些大炮，从而削弱了内部敌人的力量。但是国民自卫军预有准备，及时地把这些总数有四百尊的大炮搬到巴黎市内德国人还没有能够接近的地区。在缔结和约以后，政府最关心的事就是要重新掌握这些大炮。这样，他们便希望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中无产阶级队伍的武装。国民自卫军好像要腰斩巴黎并使其丧失首都的地位。抱了这个目的，他们决定不在巴黎开会。梯也尔费了很多唇舌劝他们在巴黎附近的凡尔赛举行会议，而不是在以前的会议地点波尔多。他们打算在三月二十日在那里开会。他们预先必须有不受巴黎威胁的可靠保证。因此他们决定在三月十八日没收这些大炮。梯也尔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暗中偷走这些大炮，而不是用武力公开夺取。在早晨三点钟，当整个巴黎还在睡乡的时候，几团军队占领了存放大炮而无人守卫的蒙马特尔，想要把它们搬走。但说起来十分奇怪，他们事前忘了带来必要的马匹。因此首先要把马匹弄来；与此同时，巴黎人觉得事情可疑，立刻就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壮大的人群，最后迫使军队空手离开那些大炮。他们胜利了。有些士兵曾和巴黎市民生活在一起，同他们一道反对过共同的敌人，一道鄙夷过无能的将军们，这时他们同人民和国民自卫军结成亲密友好的关系。列康特将军命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结果只是使他的士卒倒戈相向，把他拘捕后用枪打死。这次枪杀的纷扰属于人们想要归咎于公社的那些恐怖暴行一类。枪毙托马将军的事件也可以这样说。他是三月十八日早晨穿了便服在人丛中记笔记时被捕，当作奸细处决的。早在二月二十八日，就有一个警察暗探在进行侦察活动时当场逮住，被扔进塞纳河中残忍地淹死了。 那些把这些行为归因于公社的人们忘记了，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公社还没有成立。另一方面，也不应当使巴黎的市民负责。这些执行死刑的事件中的每一件都是由军人实行的，与平民无关。它们是那些不大重视人命的听武分子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的产物。那些因为士兵枪杀他们的嗜血的将军而感到愤怒的热爱人道的人们，如果看到同样的士兵枪杀了妇孺，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他〔列康特〕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柢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6] 国民自卫军在这些事件中所采取的任何行动，目的只在于防止更多的流血。事实上，他们有时冒了自己生命的危险，终于能够把愤怒的士兵所逮捕的：军官从他们手里救出来，所以被杀死的只有上述的那几个人。三月十九日，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最后提出抗议，反对以任何方式参加这种屠杀。在三月二十日公社的官方报纸上发表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告里有如下的声明： “我们愤慨地宣告，已经使我们的名誉受到损害的血腥的耻辱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丑事。我们并没有决定要执行死刑，国民自卫军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这种罪行。” 这是一个强烈的谴责，它不仅指责了原告，也指责了那些被推在国民自卫军身上的暴行。看到军队脱离政府而趋向人民，政府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或者对激怒了的群众让步，同他们进行谈判，或者避其锋芒而溜乏大吉。梯也尔决不愿意进行谈判，他匆匆忙忙地带了他的政府逃出巴黎，赶快把所有那些还没有沾染叛变情绪的军队集结在自己的周围。他甚至放弃了巴黎四周的要塞，包括著名的蒙瓦拉里昂要塞在内。如果巴黎人跟着梯也尔猛追，他们也许就能推翻政府。从巴黎撤走的军队根本没有力量作任何抵抗。这是他们的将军后来亲口说出的话。如果那样，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虽然它未必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纲领。因为条件还没有十分成熟。但是他们就可以解散国民自卫军，并按照下列计划选出一个新的国民自卫军，即：巩固共和国，给予包括巴黎在内的各地区以自决权，以民兵代替常备军。那时公社所提出的要求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这个计划根据法国当时的情况是可能实现的。但是梯也尔继续退却。他仍让他收拾他的军队，在凡尔赛加以改编，并灌输新的精神，使他们坚强起来。对于部长们的撤退，没有谁比巴黎人自己更感到惊奇的了。当时没有现成的组织可以接收事务的领导权，以代替业已逃走的统治者。甚至在三月十九日早晨，巴黎都还根本没有什么政府。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为形势所迫，只得挺身而出，组织一个没有明确纲领、没有任何明显目标的团体。他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首先是把他们的权力委托给一个名叫吕叶的个人，让他掌握支配巴黎的最高指挥权。他是可以想象得出的最不合适的人，一个酒鬼，自己不知道究竟是“傻子的成分多于叛徒，还是叛徒的成分多于傻子。这个人能够在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内犯下可能犯下的最可怕的错误-一些无法弥补的错误。但是对于吕叶的这种不幸的选择，归根到底只是当时局势的一个朕兆和迹象”[7]。 直到四月三日，才决定对凡尔赛实行进攻。但在三月十九日本来可以带来胜利的因素，却在四月三日成了失败的肇因。希望士兵们仍会像在三月十八日那样倒向巴黎这方面来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碰到了他们无法克服的最顽强最坚决的反抗。从那时起他们处于与整个巴黎相对抗的防御地位，因而从那时起他们的复灭是不可避免的了。从那时起巴黎的起义就纯粹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了。在那以前，许多资产阶级的拥护者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倒向无产阶级这边来，但从此以后，他们让无产阶级孤军继续作战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彼得堡起义的情况同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起义的情况比起来，有多大的距离啊！这次俄国的革命是由革命委员会布置的，它把工人阶级和士兵组织了起来，号召他们袭击政府；当时政府设在彼得堡，像一八七一年巴黎的梯也尔一样，背后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可以断言，要不是整个帝国的局势远比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对布尔什维克更为有利，即使立刻占领首都的一切权力岗位，也不会决定他们的胜利。当克伦斯基像以前梯也尔逃往凡尔赛那样逃到加茨契纳的时候，他无法指望任何农民来拥护他。农民以及与农民有关的在俄国的武装起义，都倒向在首都执掌政权的革命党人。这就使他们的制度有了力量并带有永久的性质，而这是巴黎的制度所没有能够得到的。另一方面，这也就产生了巴黎公社所没有的反动的经济成分。巴黎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像俄国那样以农民代表苏维埃为基础的。 工人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 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它们的组织和所用的方法也同样大相悬殊。固然，巴黎公社的组织也许可以很容易同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相比。固然，巴黎公社处于与俄国革命相类的地位，因为像俄国的情况一样，在它之前是一个专制政体，这个政体禁止各种公开的群众政治组织，并且在它垮台之前不久还禁止了工会的组织。正如俄国工人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情形那样，法国工人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以后也没有强大的政治和工会的现成组织使他们能够作团结一致的斗争。我们已经知道，正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促使马克思如此真诚地希望工人们首先利用新共和国来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从而使它有充分的准备作为一个统治权力来发挥作用，而不是在小小的前哨战中浪费它的力量，因为那种前哨战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决不会给与他们任何悠久的统治权。但是，既然他们是通过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斗争而不是依靠一场简单的前哨战来掌握政权的，他们就必须在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情况下，谨慎小心地提供一种他们在手边找到的代替物。对于俄国工人来说，就可以在大工业的组织中找到这种代替物。 “现代的工业已经把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编制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小兵，受着整批士官和将校的层层监视。”[8] 工厂中的“产业军小兵”只须用他们自行选择的相关的军官来代替资本家安排在工厂里担任指挥的士官和将校，从而工厂中的组织就实际上变成了工厂工人的一个亲密的组织。这样，在俄国的无产阶级中间便产生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的机构。同比俄国先进的国家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相比较，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任何较高的形式，而不过是聊备一格的权宜之计。可是巴黎的工人却没有这样的办法。巴黎的工业大部分是为有闲者服务的工业，而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工业。甚至到了第二巴黎公社的时期，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还占首要地位，这同俄国的、特别是圣彼得堡的工业的情况恰好相反。俄罗斯帝国在其工业薄弱和产业工人与农民相比人数不多的方面表现出它的经济落后性。然而，不管所存在的是怎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它总带有近代大规模生产的特征。巴黎工人那时缺乏群众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得不提供其他某种代替物，而这种代替物就是国民自卫军。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所造成的结果是武装了法国各地、特别是巴黎的人民。这种武装起来的行动起了双重的作用。下层阶级、即无产阶级和中小阶级武装了起来，并自行编制作好起义的准备。革命没有带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也没有这种可能。这样才产生出他们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用武装起义来把革命更推进一步。当时的局面对于资产阶级、资本家和富裕的中产阶级以及生活十分舒服的知识分子来说，却又是另一种情况。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恰恰给他们带来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把自己武装和组织起来，以便保卫他们的胜利成果，同时他们实行两面作战方面反对那些力求恢复旧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势力，另一方面反对那些急不及待地想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并向前推进的下层人民。他们的武装组织就是国民自卫军的组织。资产阶级一直是革命斗命中的胜利者，同资产阶级在一起的国民自卫军被建立成为保护有产阶级的机构，他们自行提名军官，并具有对政府而言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从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国民自卫军在七月君主政体下达到了举足轻重的最高峰。然而，它无法挽救那个政体，并且在一八四八年证明是很不可靠的。拿破仑第三在其政变以后，剥夺了国民自卫军的独立性、即自行选举军官的权利，但他不敢完全把它解散。于是发生了一八七。年的战争和迅速的败北。祖国又处于危险中，又激起了一七九三年的精神，以便通过全民的武装起义用“集体发动”的办法来继承战胜欧洲的传统。迫于这种形势，巴黎的立法机关在八月十一日根据茹尔·法夫尔的提案，宣布一项法律，规定把国民自卫军从一个公民自卫军变为全国国民都须参加的普遍自卫军。除了原来从有产阶级召来的六十个营的国民自卫军以外，又加上从那些比较贫苦的阶级召来的二百个新营，他们甚至有权提名他们自己的军官。这样，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的新营实际上成了无产阶级的组织，规定扩大国民自卫军的整个法律确实是由于突然的惊恐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做父亲的害怕他们的孩子们，所以他们决定竭尽一切力量不让这些孩子增加实力。但他们无法阻止巴黎无产阶级武装自己3不过，在特罗居指挥下的巴黎军事当局疏忽了本来可使国民自卫军发展成为有战斗力的部队的一切办法。他们就这样地出卖了祖国，因为他们害怕巴黎工人胜过威廉的军队。在巴黎，在开始被围的时候，有十万军队，另外还有十万名警卫队。假定三十多万国民自卫军中有二十万名宜于服现役，那合起来就是一支四十万人的大军。德国人在没有进入巴黎之前，对于这样的大军恐怕连一半都不容易对付，而且这支大军散布的面积非常广阔。但是从八月以后，国民自卫军有充分的时间实行整编。因此，巴黎的当局可以指挥大部分的军队来抗击德军。如果他们能够在任何一点突破包围巴黎的铁圈，德军获胜这场战争的希望就很渺茫。但是，只要国民自卫军能够立刻在军事上组织起来，上述的那一点本来是可以办到的。在这可以办到的事情面前，他们却害怕起来了。他们宁可打败仗，宁可拱手把亚尔萨斯——洛林让给敌人。这就是巴黎人心里所感到的事情，因此才产生出他们对那些出卖了法国的统治者的无比愤怒。当巴黎已经投降，整个议会已经改选，并且当议会对共和国和首都的憎恨已经使人十分生气地暴露出来的时候，巴黎人知道他们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斗争。他们能够依靠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国民自卫军。属于革命方面的几个营在被围期间已经彼此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这时参加了一个同盟。因此他们被称做同盟派。二月十五日，革命间的代表初次聚会，以便讨论同盟的事情。他们指定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章程，预备在二月二十四日提交新的会议；但这个会议担心德人入侵，情绪激昂，不能静下来仔细讨论。他们宣布休会，以便在巴士底广场参加革命的示威游行。在以后的几天，成立了国民自卫军的临时中央委员会；鉴于德国人的入侵迫在眉睫，同时为了防备恐慌，成立送种委员会是十分必要的。直到三月三日，代表们参加的会议才大致成为一个确定的组织。会议决定设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由巴黎的二十个区各推代表三人组成。三人中间的二人由军团的委员会推选，第三人由军团的营长推派。三月十五日，被推选为确定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员举行会议，从而解散了直到这时为止始终尽其职责的临时中央委员会。既然中央委员会是从国民自卫军中推选出来的，因此人们可能认为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士兵代表会议；但它是从无产阶级以及从那与无产阶级关系密切的国民自卫军中推选出来的，因为有闲阶级的营没有参加这些协议。根据中央委员会所得的情报，在三月十八日，巴黎国民自卫军的二百六十个营中，拥护它的有二百十五个。因此，到这时为止，它是一种工人代表会议。所以人们很可以把它同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中央委员会相比拟。然而，巴黎公社却决不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当政府在三月十八日逃走以后，公职的位置空着。这自然就落到中央委员会的身上，因为这是在巴黎普遍受人尊敬的唯一组织，虽然它的全体委员都不是知名人物。他们在三月十日举行会议，以便商讨应该着手进行的事项。像通常会发生的那种情况，他们这时如果把问题说成是两面兼顾的问题，也许格外中肯，但他们却把问题看作只能顾到一面，走这一条路就不能走另一条路。于是，那些社会主义者就一再讨论究竟应该实行改革还是应该实行革命的问题，而不是说争取改革的斗争和争取革命的斗争应该这样来倾导，使这两种运动与其说是互相排斥，还不如说是互相补充。 三月十九日，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要求向凡尔赛进军。共他一些人想要立刻就地向选民呼吁，还有一些人则希望首先采取革命手段。仿佛这些步骤的每一项都不是同等必要的，仿佛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会排斥其他的步骤似的！中央委员会决定首先只采取这些步骤中的一项，即似乎是最迫切的一项。它企图表明它可以找到大多数的选民来支持巴黎起义，并且希望借此为这起义获得声势最浩大的道义支持。这是十分正确的；不过，如果利用革命实力巩固大选的道义权威来反对敌人，情况就会更加有利，因为敌人本身也无疑地正在企图得到军队的支持。根据帝国至今不让巴黎人享有的普选的原则立即选出巴黎的公社行政管理机构，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在帝国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崩溃后不久，巴黎的工人就从新的临时政府获得保证，答应马上要进行公社的选举。这个诺言没有兑现，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被围期间发生的混乱。十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二十二日的两次起义是在“公社万岁”的呼声中发动的。因此有必要立刻造一份公社选民的完整名册。先是规定在三月二十二日，以后又规定在二十六日。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暂时负责的机构，准备让位于那些根据平等的普选原则选出的人们。在三月二十日《法兰西共和国关于公社的公告》中，给了巴黎的公民们如下的通知： “请你们在三天之内完全自由地选出巴黎区代表的成员。那些由于必要而已经掌握政权的人，这时将把他们的临时权力移交给人民中间已经当选的人们。” 但是他们并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在公社成立以后，中央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八日把它的权力给了那个团体。它甚至表示要完全解散；但公社没有坚持这一点，所以这个中央委员会继续作为军事机构的一部分，在公社下面发生作用。这并不能有助于开展工作或指挥战争。但是中央委员会从来不想推翻最高权力属于由普选产生的人们这一原则。这个中央委员会从来不主张一切权力应当归于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那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归于工人营的中央委员会。所以，在这一点上，巴黎公社也同俄罗斯共和国恰恰相反，然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即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写道：“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9]我们知道，在专政的名称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论如何也不懂得抑制平等的普选和镇压民主的行动的。 巴黎公社中的雅各宾派 在三月二十六日选举时，公社选出了九十个委员。这些委员中间包括十五个政府支持者，六个反对政府但又谴责起义的公民激进分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不会让这种反革命分子出来充当候选人的，更不必说是当选为委员了。公社却出于尊重民主的动机，决不妨碍它的政治反对者的被选举权。如果说他们在公社中的活动突然结束，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和他们相处的一伙人不合他们的胃口，因此他们很快就离开了。事实上，有些人在候选人开会以前就悄然引退，其他的人则在公社成立的几天之内辞职。这些辞职以及选举人的某些要求，使改选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于是就在四月十六日实行改选。公社绝大多数的委员赞成起义。而且，在公社的革命成员中间，并不全是社会主义者。大多数人不过是革命者。他们多半只受一七九三年规定的原则和雅各宾派的传统的指导。其中有些人，例如德勒克吕兹和皮阿，已在一八四八年对“山岳派”表示过忠诚，也有不少人由于政治斗争而被迫脱离他们私人的职业生活，变成了职业反叛者和革命家。其中较老的成员按照过去的传统生活，对于新的发展和想法并不真感兴趣。 “其他的委员年纪较轻，多半是喜欢用武力而没有任何健全基础的人。他们往往只是口头上的英雄，这时正在玩弄着起义，正如他仍在几个月前曾经玩弄过战争一样——这些人话讲了一大堆，并且仅仅满足于高谈阔论。他们的革命思想只以外表为限。他们是浅薄的，连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人也只是受感情而不是受理智的支配。”[10]这是那位伟大的革命家杜布勒伊对这些人的批评。 他们大多数人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他们有不少人直接反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德勒克吕兹。按照他们根本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个意义来说，他们很可以称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相反地，他们却同下层阶级站在一起，并且像一七九三年的“山岳派”那样尽力为下层阶级而奋斗。但正像“山岳派”一样，他们无法逃避属于资产阶级的财产和特权问题，并且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成分。达句话可以适用于公社中的大多数革命者。其中只有少数人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他们中间有普通官吏、药剂师、投资者、律师，特别是新闻记者。布朗基派和雅各宾派不同，他们一共有七个人，但其中布朗基本人当选后却没有能够出席会议。这表明布朗基派是多么不希望发动三月十八日的起义，因为布朗基在起义爆发前不久，为了恢复他的健康，已经离开巴黎。三月十七日，他在洛特省的菲加斯城被捕。布朗基在有一点上是同意雅各宾派的意见的，即同意他们通过巴黎下层阶级的起义以统治巴黎、然后依靠巴黎用武力统治全部法国的努力。但是他们比雅各宾派更前进了一步，因为他们看出这种统治的方法不足以解放被剥削者，除非那个政府能够被用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可是在他们的方面，最受他们重视的经常是政治的利益而不是经济的利益。他们没有研究过经济生活，也不想获得任何有系统的经济知识。他们一再为无知作辩解，说他们想要完全不受教条的拘束，从而暴露了上面所说的那种特征。他们不想被偏见和“学究式的讨论”弄得“手足无措”。他们说，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它马上就会知道它该怎么办了。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要让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并且他们认为正在准备的起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段。 然而，他们非常不幸，因为他们周密地准备的起义总是归于失败，而一次成功的起义又是事先没有准备。此外，布朗基派的理论并不强调知识的重要，而只是满足于当前的行动。事实上，这种理论对于活动家来说是有极大的吸引力的。但是，尽管有这种事实，更容易接受这种理论的倒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 下面是构成当时布朗基派的成分的一览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布朗基派在巴黎一家咖啡店举行的秘密会议突然为警察破获，参加会议的成员儿乎全体被捕。他们一共有四十一个，每人都报了职业。这些人中包括十四个技工、四个店员、十三个学生、六个新闻记者、一个律师、一个工头、一个地主、一个独立的商人。学生的人数本来远不止这些，但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假期还没有结束，所以有许多学生不在巴黎。 这个会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布朗基主义，不但了解它的组织方法，而且了解它的目的。一八六六年九月，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开会，布朗基派被邀出席。布朗基拒绝了，但是有两位选出的代表、即律师普罗托和雇员乌姆贝尔却去参加了。结果在布朗基的集团里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因为，按照这个集团的传统，独裁的权力不仅属于无产阶级，而且属于他们的政党的领袖。这两种独裁是密切相关的。自从布朗基派的组织成立以来，党的领袖的命令还是破天荒第一次没有被服从。直到那时为止，他们都是盲目服从的，甚至以后他们也还遵守这个原则。因此在十一月七日举行了一次会议，以便对普罗托进行谴责；但这次会议还没有得出结论就被解散了。能够逃走的只有极少数人，其中就有普罗托。我们已经说过，其余的人都被捕了。[11] 在公社的布朗基派中，又出现了律师普罗托，以及那批在十一月七日被捕的成员中的两位。他们是律师特里东和学生里果。在其他当选的人中，有律师和医生布朗基（他先后攻读过这两门学科）、药剂师爱德、会计员费烈。在整个布朗基派中，只有一个工人，即铜匠夏尔东。在选入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中，有两个人是同布朗基派有关系的，他们是铁匠杜瓦尔和学生瓦扬。我们看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占着多大的比重。甚至在公社本身内部，雅各宾派也像布朗基派一样，不大注意经济问题。对凡尔赛的战争，维持巴黎的秩序，对教会的斗争——这些才是他们用全部精力来处理的问题。像对凡尔赛的军事斗争和对巴黎的凡尔赛同伙的治安斗争一样，对教会的斗争也是利用暴力，通过对人身和表面现象的攻击来进行的。 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中的第三个集团是由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组成的，他们有十七个人，几乎是淸一色的蒲鲁东主义者。蒲鲁东主义同布朗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按照蒲鲁东主义，一七九三年的恐怖统治是应当避免而不应当仿效的。它十分清楚地看出了这种统治的缺点及其失败的不可避免。它了解到：无产阶级单纯取得政权，并不能够改变它的社会地位，它并不能够废除无产阶级所深受其害的剥削制度。它又了解到，如果不通过政治骚动而单单通过经济上的改组，就能实现那种变革。因此，这就使得蒲鲁东主义者怀疑布朗基主义的方法，怀疑起义和恐怖手段，并且同样也反对民主制度。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巴黎无产阶级已经挫败了民主制度；但它凭自己的行动有了什么收获呢？无产阶级对于争取政治自由和参与政治事件的越来越严重的怀疑，使蒲鲁东主义者活跃起来。 今天，同样的思想已经产生，并且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产物、作为马克思所没有知道的而且也无法知道的经验的产物被提供出来。这些思想不过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旧的思想的变种，但它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比较正确。蒲鲁东主义表明了，无产阶级光靠经济改造而进行的解放政策是怎样注定要失败的。今天我们所宣传的是，只要无产阶级还受资本主义的锁链的束缚，民主制度就毫无办法把这无产阶级解放出来。但如果说经济的解放必须先于政治的解放，那么由此可以推断，无产阶级的各种政治活动不论是怎样的政治活动，必然同样是无用的。布朗基主义者专门把注意力放在反对现有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上面，而蒲鲁东主义者则同样专门地想要不靠国家的任何帮助求得给予无产阶级经济自由的手段。因此，布朗基派谴责蒲鲁东派，说他们挫伤了工人阶级对于残酷剥削他们的第二帝国的斗争勇气。甚至马克思都责备蒲鲁东，说“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并竭力把他说成是法国工人可以接受的人物”。[12]另一方面，蒲鲁东主义者却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对立，因为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经济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他们还知道，无产阶级必须依靠它自己的力量来获得自由。这一点他们比布朗基主义者懂得更多；因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学生的政党，而蒲鲁东主义者则在第二帝国的统治下在法国组织了真正的工党。 在六十年代各地工人运动由于一八四八年以后的反响而从沉睡中觉醒的时候，当国际工人协会正在组成的时候，同他们合在一起的正就是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单凭这一点，便足以使布朗基禁止他的信徒们也依附于那个组织了。然而在国际工人协会，他们逐渐懂得一种新的理论与实践，这种认识使他们格外离弃了片面的蒲鲁东主义。因为恰恰就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的时候，他们的领袖蒲鲁东在一八六五年一月十九日逝世了，并且在法国产生了便于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新的情况。蒲鲁东希望发起一种不涉及政治的纯工人运动，但这种运动只有放弃一切可能同政府当局发生冲突的斗争的计划，才有可能实现。所以他主张用十分和平的手段，即协会、交换银行、互助保险组织等等来解放工人阶级。但只有当巴黎的工业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还很少带有大规模生产的性质的时候，以及从事剥削的资本家在工人看来还多半是提取一切利润的金融资本家而并非真正的工业承包人的时候，这些想法才有可能实现。 在国际工人协会，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了解到一些有关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运动的情况；英国工人运动所特别强调的，是经济问题、组织他们的斗争的重要性，以及蒲鲁东主义者所不愿插手的工会组织和罢工。在这一套实践之上，还产生了一种理论，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作为现代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规律，而这一理论是国际的多数人当时还没有听到过的，即使是那些知道这个理论的人也了解得并不正确。但是，这个理论的创造者以其巨大的优越性从精神和思想上鼓舞了国际的一切活动。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片面性也被克服了。像蒲鲁东主义者一样，马克思承认经济关系是头等重要的，并认为如果这些关系不加改变，无论何种政治的变革都不可能解放无产阶级。但他仍然看出，要想推翻资本的统治，要想通过经济变革实行无产阶级的解放，掌握国家权力和权能是绝对必要的。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的手里所获得的性质，和蒲鲁东所说明的截然不同。据马克思看来，经济不是使政治成为多余，而是使它成为必不可少的。政治斗争及其影响的性质与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但是他知道，经济条件本身形成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这种过程使得一项政治的效果在今天是可能得到的，明天是必然会得到的，虽然在昨天看来是不可能得到的。对他来说，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在于研究各种经济情况和趋势，并力图使政治目的和方法同它们相适应。另一方面，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却完全忽略了历史的方面。他们的主要努力不是要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从一种经济观点找出可能的和必然的途径，而是要找出那种在一切条件下、在一切历史的和经济的情况下都能产生预期效果的方法。如果那些社会主义者已经找到正确的途径，他们就能如愿以偿地实行他们的社会主义了。当时人们相信，这些思想已被马克思主义所代替，但我们发现这些思想甚至在今天还存在着。我们又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看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是探究在目前经济条件下能够而且必须采取什么策略厂而是从这样的论点出发，即：既然无产阶级希望获得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就有责任实行他们的社会主义，不论当时当地他们是否有能力这样做。他们的责任不是在于审查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可行到什么程度，而是在于发现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点金石、即社会主义在一切条件下和一切情况下都能提供的万应良药。今天人们相信这个问题已被在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宣布的专政所解决。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布朗基主义者想要在一次暴动中发现点金石，蒲鲁东主义者想要在交换银行中发现点金石。 甚至在今天，马克思还很少被人所了解。他要求具有远为巨大的精神力量，要求把个人的欲望和需要放在远为次耍的地位。可是，一般说来，他和恩格斯所采取的目的、途径和方法是成功的，因为合乎逻辑的事理在他们的一边。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逐渐在法国国际成员的心中代替了蒲鲁东主义的思想。当工人运动重新在法国兴起的时候，工会组织和罢工就立刻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第二帝国力图把这个运动引上合法的和非政治的方向，在一八六四年核准组织工会，并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同一年准予实行罢工。这个国际的成员，包括蒲鲁东主义者在内，不得不参加这一自发的工人运动，而且他们既然是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最好的代表，也就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起来领导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他们从而不可避免地同政府当局发生冲突，并在这i方面卷入政治斗争，卷入反对帝国的斗争。法国国际成员的思想开头本来是带有蒲鲁东主义的性质的，这时在上述情况的影响下就越来越带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可是，在巴黎公社的起义爆发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已经失掉旧日的蒲鲁东主义的基础，但还没有取得新的立足点。他们的思想还缺乏鲜明性。虽然如此，他们却不失为不辞劳瘁地考查经济生活并深切了解当时迫切需要的公社委员。他们成为巴黎公社中真正的工人代表。利沙加勒谈起他们时说： “人们说过，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这是很大的错误。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参加行政管理，光是他们的气息就使运动非同寻常；但他们很少参加实际的统治。三月二十六日的选举只给了工人二十五票，那些革命家却得了七十票。”[13] 但是，这二十五个人中的多数、即属于国际的十三人，在公社里却总共只有十七个代表。只有四个国际成员不是工人成分，并且其中有一个人、即学生瓦扬倾向于布朗基主义。在国际成员中间属于工人集团的十三个委员中，有一些是公社的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是：钉书工人瓦尔兰、木匠泰斯、油漆匠马隆和珠宝匠弗兰克尔。按照他们的党的观点，他们把一切直接行动、战争的指挥以及警察力量的组织都交给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而把注意力转向和平问题、各区的行政管理以及经济改革。其中只有一个人、即五金工人杜瓦尔表现了几分好战的精神，并且像我们所知道的，他同瓦扬一样，也是倾向于布朗基主义的。他和公社的其他一些人在四月三日暴动时被俘，由维努亚将军下令枪决。所以他是巴黎公社第一批烈士中的一个。 他的属于国际的同志们几乎完全限于注意经济问题，在行政管理方面作出了异常卓越的成绩。例如，泰斯在邮政安排上、瓦尔兰和阿夫里阿尔在其他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就是如此，虽然当时存在着由这样的事实引起的巨大困难，即：较高的官吏逃离巴黎或至少离开他们的岗位之后，工人阶级必须一下子接管并继续进行他们所完全不熟悉的工作。除巴黎公社中的国际成员之外，巴黎国际支部还有其他的成员在工作上也相当成功，例如，铜匠卡麦利纳在四月间接管造币工作，在短短的几星期内就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个工作在公社瓦解后还继续维持着。另外还有领导关税工作的巴斯特利卡和间接税行政委员孔博尔。他们都是工人。 公社方面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把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区交给一些专门委员会，而不是交给个别的部长。劳动、生产与交换委员会也就是代表公社的社会主义方面的委员会，其中有国际成员马隆、泰斯、杜邦（制篮匠）和阿夫里阿尔（机器匠）、日拉丹。日拉丹是唯一的一个雅各宾派，他的职业我无从查考。在财政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有三个是国际成员，他们是油漆匠维克多-克雷芒、瓦尔兰和相当有钱的慈善家贝雷——国际成员中极少数的有产者之一。除这些人以外，还有雅各宾派列日尔，他是一位兽医，但却是一个反对帝国的老战士；另外还有出纳员茹尔德，他没有具体的倾向，是财政方面的实际首脑，有好几百万法郎必须在他的手里经过，一方面他的妻子继续在塞纳河边替人家洗衣服来维持家庭，另一方面他自己每顿饭的餐费从来没有超过一点六法郎。在这主管劳动和财政的两个委员会里，所用的方法与主管军事和治安的两个委员会大不相同。这些方法的显著的差别，门德尔松在其所写的利沙加勒《巴黎公社史》（德文第二版）的附录里说得很清楚： “公社的军政部门手头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方法。我们在这里看到无能、无知、浮夸、缺乏一切责任感等等。我们在这里看到社会主义运动在帝国时期必须因此遭受损失的一切不幸的混乱局面的反映，并且我们只要从万多姆广场走到警察厅长的官署，就能看到这种局面的第二个反映。 “当我们再走到劳动部和交换部去的时候，我们当然看出从那些组成当时警察厅参谋本部的新阿伯尔派的妄自尊大的嚣张气氛转变到另一种和平的气氛。那个名称本身就显示出蒲鲁东主义学说的影响。可是，除此以外，国际工人协会的诚实而谦虚的成员却埋头工作，抛弃一项不可能实现的稀奇古怪的想法。由于他们把自己看作工人阶级的一个委员会，他们并不想从命令和领章上寻求他们的权力的证据。他仍构成了一个由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中产生的委员会。因此，这个部十分有效地进行它的工作，以致人们很可以说，它根据当时的情况做了它所能够做的事情，而从来没有着手去做任何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在这个部里，社会主义者是相当集中的。它在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代表了公社中实际革命的成分，但它表现了一种十分令人诧异的审慎态度。这种审慎的态度在财政部也可以看出，而所以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则由茹尔德在辩论当铺问题时作了说明。当时曾发布命令，凡典当的衣服、家具和用具价値在二十法郎以下者，从五月十二日起无偿地退还原主。这笔费用由国家补偿。在这次辩论过程中，阿夫里阿尔提议，应设立一种更好的工人的机构以代替这些当铺，对此茹尔德回答说： “他们说要组织一个机构。这个建议很好。但我们必须首先要有时间把问题研究一下，方能采取任何行动。如果阿夫里阿尔被委托制造大炮，他一定会要求给与较多的时间。我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14] 公社没有时间对社会问题做任何大规模的工作，而他们中间最干练的人也不愿不先把问题彻底研究清楚就贸然着手做任何事情。他们的社会对策在今天看来似乎多半是琐细的。例如，取缔面包房夜班制和禁止任意罚款与非法克扣职工工资的决议，就是如此。最重要的决议从来没有超过单纯调查研究的范围。在被围期间和三月十八日以后，巴黎有许多工场由于业主逃亡而停止生产。根据阿夫里阿尔的建议，曾为工人阶级对这一十分严重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并作出如下的决定： “鉴于许多工场被拒不履行自己公民义务和不愿考虑劳动者的利益的企业主所遗弃；由于这种牢鄙的潜逃，许多对于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企业停工了，从而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损害，公社兹宣布： “召开工人工团会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其目的为： “（1）调查被遗弃的工场，精确地说明这些工场的现况，并将工场中使用的劳动工具列一财产淸单； “（2）编写一份报告，内容为叙述尽速使这些工场开工的实际措施，当然不是使用遗弃这些工场的潜逃者的力量，而是使用在这些工场中工作的工人生产协会的力量来进行这项工作； “（3）拟订这些工人生产协会的章程草案； “（4）成立仲裁法庭，在上述业主归来时，应由仲裁法庭裁定将工场最后转交给工人生产协会的条件，并裁定这些生产协会应付给业主的抵偿数额。该调查委员会应向公社的劳动与交换委员会提出报告，劳动与交换委员会的任务则是在最短期间内向公社提出符合于公社和劳动者利益的法令草案。”[15] 这个法令注明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由《公报》于四月十七日公布。 该调查委员会在五月十日和十九日举行会议。不久以后，公社即告失败。因此该实行社会主义的委员会没有作出实际的成绩。虽然如此，它的组成却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如果无产阶级政权能有更长的寿命，公社的社会主义者将被迫采取什么道路。把资本主义企业的整个体系彻底加以社会主义化或立刻加以消灭，.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些人却受人谴责，说他们如此怯懦地放弃了他们的工场，让工人们失业。同时，他们还纷纷受到相反的责备。 二十个区的中央委员会（不应同被围期间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相混）表示不满，说雇主们把工人留在工场，因而使他们无法履行国民自卫军成员的义务。只有那些被业主遗弃的企业才应该首先按照公社的计划实行社会主义化；就是这些企业也须经过审慎而周密的考虑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化方面的另一步骤的计划与被服和军火的供应有关。这些供应尽可能通过工人生产协会在供应协议书的基础上进行，而这种协议书是要由厂长会同国民自卫军和劳动部一起拟定的。我们手头有一份由工人们呈送给公社的劳动规程草案，这个草案涉及从事修理武器的工场，并要求规定十小时工作制。这个规程包含约二十二条，刊印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公社公报》上（第628—629页）。它很好地说明了公社的社会主义工人的社会主义化的倾向。按照这个规程，工人们选举了他们在公社中的自己的工场代表、他们自己的场长以及他们的工长。由上述人员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每一工作台上的任何工人有事均得向该委员会联系。在公社方面，则规定组织一个监督委员会，按时听取佐工场的工作报告，并得随时检查簿籍账册。工人们看来是十分热烈拥护公社的利益的。第十五条规定每天工作十小时，而不是像一八六六年日内瓦国际代表大会所要求的那样为八小时。在特殊紧急情况下，如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得延长工作时间。对于加班加点，不额外付与报酬。除此以外，当时的工资很低。厂长月薪二五。法郎，经理二一。法郎，工长每小时七十生丁。对于普通的工人，没有规定最低工资额，但却规定了最高的工资。他每小时的收入不得超过六十生丁。同样有意思的是，第十六条规定夜间在工场里经常要有人値班，以备公社前来提取武器。每一个工人都必须轮値夜班。这个决定的原文如下： “在目前情况下，绝对有必要尽量节约公社的每一分钱，所以夜间的値班人员不付报酬。”（《公报》，第629页） 的确，这些工人并没有把他们的“独裁”时间当作要求增加工资的凑巧的时机。在他们看来，争取幸福的共同的伟大事业理应放在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 公社的社会主义 尽管马克思脾气暴躁，他却并不认为这些小心谨慎的办法有哪一点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他在《法兰西内战》中说：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16] 在马克思如此说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即民主制度之后，他接着赞扬公社所采取的财政措施是“很审慎温和的”[17]。 马克思在这同一本著作的前几页，指出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必须遵循的原则：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作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Pardécretdu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和完满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得到自己的解放，为了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的经济发展而总是要达到的那种更高的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使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自由发展。”[18] 根据“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这句话，有人曾经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没有给社会运动规定确切的目标和具体的纲领。但这个说法却被这样的事实所驳倒了，即：他本人起草了从一八四七年的《共产党宣言》到法国工党纲领发表时为止的若干社会主义的纲领，而法国工党纲领是他同盖得和拉法格在一八八〇年共同写成的。在上面引述的那段文章中，他已经举出社会运动的目标，即：用胜利和逐步进行的阶级斗争来解放工人阶级，创造一种随着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来的、以现代科学成果为基础的较高的生活水平。 人们可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来反对马克思说，这些目标不过是一些理想，因此工人阶级还是有理想要实现的，但是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之中，马克思清楚地懂得像处于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外的一切超越的思想，例如关于永恒的正义和自由的思想。工人运动的目标是由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发展所规定的。实现这些目标的特殊形式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中，并且事实上取决于时间和空间。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现成的乌托邦，而是一个保证经济关系和工人阶级本身将有长期发展的过程。这种发展在政治胜利以后是不会结束的，但只有通过使“新社会因素”获得解放的办法才能继续。 早在二十年之前，马克思就规定了工人阶级需要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并了解作为社会革命必要条件的实际形势。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爆发以后，他由于研究了经济条件，看出革命暂时已经告一段落。这就使他同他的许多同志发生矛盾，因为那些人只认为这是对于革命的背叛。群众有革命的需要，他们也有争取革命的意愿，所以据他们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九月用下列的话作了答复： “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 “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则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像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19] 当马克思声明反对把单纯的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这一意见时，他当然并不是说意志和所讨论的问题无关。没有意志的力量就不可能有自觉的行动。如果没有意志，也就不可能有革命，并且事实上也就不可能有历史。每一个社会运动的先决条件在于社会的努力所产生的、从深切感到的需要发生的坚强意志。但是仅有意志，决不会有什么成就。如果要使运动取得胜利，仅有单纯的意志和单纯的需要是不够的。我可以有永生的意志，这个意志也许在我的心里异常强烈，但它决不会使我免于死亡。所以，如果要使运动获得成功，意志必须限于可以实现的事项，需要必须设法保证它自己的满足。而且，凡是决心做任何事情的人，必须有力量克服任何可能产生的阻力。讨论的目的就是要辨明可能实现的事项和不可能实现的事项，作为考察实际情况的结果，同时还要指出力量的相互关系。这样，人类的各种潜在力量才能集中到当时可能实行的事项上面。这样才能避免浪费精力，才能更好地运用现有的力量和更加紧地进行工作。 然而，用这种方法辨别社会问题，却决不是容易办到的；因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不断地发展和改变，而且，社会的需要以及用以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和完成实际上可以办到的事项的力量也都在发生变化。此外，社会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和复杂，并且越来越难以看透。固然，人类的智慧肯定是在增长，求知的方法也有所改进，但是人的智力并不总是发展得十分完备，能够看出目前存在的实际关系。它总想满足时代的要求。但是，只要实际的情况使这些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人类的意向就往往出于单纯的想象，以为这些情况具有符合他们心愿的非常有利的一面。人并不愿意死亡，但是对于实际情况的认识却让他知道他非死不可。然而人类的洞察力却已经设法在这些情况中发现我们在死后继续存在的某种迹象。罗马帝国的无产阶级生活十分贫困。然而他们非常强烈地感到需要不工作而过一种快活的享乐生活；但实际的情况把这种生活排除出可能的范围以外。虽然如此，他们的人类的本能却使他们相信按照自己所采取的方针是可以过这种生活的。 神的观念那时是使弱者变强、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媒介。它要提高人数不多的、备受虐待的犹太民族的地位，使他们变成世间的主宰。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它要使手无寸铁的愤怒的农民群众战胜当时统治者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在十九世纪，无产阶级不再相信一个能起这种拯救作用的神；但是，巴黎的无产阶级在某个时期能够向整个欧洲挑战的法国大革命的情景，使人们重又相信会产生奇迹，使他们相信革命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他们只需抱定决心，就能完成他们决心想要完成的事情。如果没有产生什么结果，那只是由于决心不够。对于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马克思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反击，坚决认为应当考虑实际的情况。当然，这些情况当时使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它的许多目标之一，而那些目标是“社会的现状由于社会发展的结果而绝对抱有的”。不过，这些目标不像某种“现成的乌托邦”一样能够立刻实现。它们并没有形成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完整的蓝图，而只是产生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和发展。 所以，工人阶级并不总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成熟，可以接受支配权的。它在任何地方都必须经过一个发展时期，才能具有这种资格。而且，它也无法选择它的执掌政权的时机。如果工人阶级接受了支配权，它决不应该简单地破坏现有的生产手段。它倒是应该想法继续利用已有的东西，按照无产阶级的需要进一步加以发展，并“使新社会的因素获得解放”，而所有这一切在不同的情况下都要求完全不同的对待方法。因此，在任何特定的时候，越是清楚地了解实际的情况并加以适当的考虑，就越是容易发现什么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在拿破仑垮台以后，当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产生时，马克思费了很多心思认真地加以考虑。巴黎的工人肯定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才智的工人。他们并不是白白地生活在世界的中心，以及启蒙和革命运动的发源地的。然而，帝国不让他们有良好的学校制度、出版自由和政治组织，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也不让他们有工会组织。因此，利用共和国来更好地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竭尽全力来支持和保卫共和国，在马克思看来乃是当时最迫切的要求。有一个情况使得工人们不可能在那时取得政权，那就是：全国大部分的地区事实上还是农业地区，巴黎本身的市民还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而且，世界的历史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单纯意志力。它既不能催促革命的到来，又不能推迟革命的到来。巴黎工人的起义及其在三月十八日的胜利是必然的。从此以后，人民就应当知道实际的情况允许胜利的无产阶级实现什么目的，并对这一目的集中其全部的力量。 马克思没有把废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手段看作巴黎公社那时的主要责任。他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上谈到了这一点：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粉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党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20] 这封信上没有一句话谈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宣称公社的主要责任是粉碎那时掌握在官僚军阀手中的政权。显然，如果无产阶级不在改变国家组织的同时力求实现能改善其地位的生产手段组织的改变，它就决不能够总理一切政务。如果我们把所有这种抱有这个目的的取得政权的企图称为社会主义，那么巴黎公社里当然就有社会主义存在，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大不相同的。h然，那一部分是由于缺少时间。全部的起义只持续了几个星期。这大部分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这次起义仅限于巴黎的小工业成分。由于当时的经济基础的关系，除把单独的一些工场变为生产工人的协会之外，不能有其他的作为。 把一个完整的工业部门组织成为生产和管理其专家及原料的统一体系，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如果公社获得了胜利，它也许会为自己取得全部的国家和政府机器。它也许同样会实行铁路、矿山和铁厂的国有化。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废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已在邻近的德国大规模地活动着，或至少是在准备中。不过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下，它也会大大地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除掉缺少时间和法国经济落后而外，对于“社会主义化”还有另一个严重的障碍，即公社中人们的无知。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根本不注意经济问题。像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国际工人协会成员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就在巴黎公社的时期，他们在理论方面是不足取的。这些国际成员打算放弃蒲鲁东主义的基础，但是他仍不预备走得很远，不肯有意地站到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同时，尽管他们有许多顾虑，马克思却赞成公社所采取的办法，即首先考查经济问题然后才作任何改革，而不是匆匆地发布命令，因为这样做必然达不到目的，只会造成混乱，最后使大家泄气。即使这种审慎的态度与其说是由于理论上的眼光敏锐，还不如说是由于理论上的把握不定，它却赞成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必要的事情，即：在革命期间，我们不应当仅仅接受意志的指导，而是也要接受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的指导。杜布勒伊在其《公社》一书第419页上把巴黎起义的这一特点解释得特别透彻： “抛开其他阶级的反对不谈，有组织的征用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全体按日计酬的工人脑子里只有传统的社会制度的观念，同时也因为他们没有展开任何机构或工会组织，而在整个资本主义的体制被排除以后，为了保证正常进行生产和交换，这些组织是绝对必要的。不可能靠命令来临时规定一个新的制度，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制度。命令和法律却只能使那些已经存在的关系有所保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待时机成熟就想贸然采取行动，也许唯一的结果是使它自己的一部分最好的力量起来反对它，而不会在按日计酬的工人中间造成任何与它有利的值得重视的倾向。他们只能利用使当时存在的政治机器民主化这一借口，为总的社会准备工作铺平道路；他们就是这样办的。” 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就在当时的社会水平上得到了实现。这种和巴黎公社的方法十分相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化方法，必须成为我们今天的方法。那并不是说，必须在今天的德国采取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所采取的这种同样的方法和这种同样的审慎态度。从那时以来，已经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所造成的巨大进步由这样的事实表现出来：那时，只有巴黎一地发动了一次并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得不到全国任何支援的起义；它必须屈服于与官僚政治和较高财政密切结合起来的占优势的土地均分运动。在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爆发，并且它到处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德国农业人口勉强超过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一九〇七年为29%），工业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并且已经前进到在工业各部门组织职工会的地步。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无产阶级是刚从波拿巴的政权下挣脱出来的，那个政权到这时为止没有让它获得任何教育或组织的手段。德国无产阶级则在有了五十年的政治和团结经验、有了包含几百万人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之后才投入这次革命的。最后，一八七一年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正要放弃一种已经证明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理论。但他们还没有能够推断出另一种比较好的理论。德国的社会主义则能自由地运用一种理论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以及明晰的方法，而这种理论已由各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是最高超最出色的理论，并且由于它大大地胜过目前流行的其他任何经济观，连资产阶级也加以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就能比一八七一年发展得更加迅速、更加有力，并且收效也更快。 中央集权和联邦制度 我们已经谈到公社的经济方法。但我们也已经指出，按方法这个词的真正意义来说，这样一种方法是找不到的。巴黎公社谈不上有什么经过仔细考虑和规划的方法。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巴黎公社里的如此许多敌对势力才会力求合作。公社的行动方法是对立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明确的理论的结果。公社里的社会主义者本身的思想也并不十分明确，并且他们只代表少数。然而他们的精神和对事物的看法却支配着当时巴黎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多数派则不大看重经济，他们甚至自己感到比少数派更没有把握，而对于公社的政治问题，情况就有所不同。公社中掀起的对政治问题的反对意见要大得多。这种反对严重地影响了并且几乎摧毁了公社的进行工作的能力，但由此而产生的总的倾向却逐渐找到了一个中间途径，这个途径是也被马克思接受了的，正如他接受了关于经济问题的行动方法一样。我们已经知道，公社的多数派是由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所组成。当他们参加巴黎公社时，他们希望像一七九三年的情形那样能够影响法国的全部生活。他们是激进共和党和自由思想家；他仍想要摧毁君主政体、教权制度以及官僚政治和常备军的全部机器；然而，除非通过一种能使巴黎的一个中心地位成为一个强大的强制力手段的国家组织，他们就不能掌握巴黎的最高指挥权。他们忘记了，依靠中央集权而开展起来的一七九三年的巴黎公社实际上为拿破仑和帝国铺平了道路。他们希望利用独裁权力获得救助，而没有了解到，如果得不到严格训练的军队和有组织的行政机构的支持，所谓独裁不过是徒有其名罢了。激烈反对中央集权的雅各宾派的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十分苛刻地批评了他们事实上深为厌恶的一七九三年的传统。他们认识到那些导致恐怖统治的错误的想法，知道那些想法蒙骗了无产阶级，使它残忍狂暴，而丝毫不能帮助它走向自由。但是他们也同样不赞成民主制度。一八四八年的普选曾经帮助建立了反动的国民议会，并且成为帝国的主要支柱。的确，在当时法国的经济条件下，无论独裁或民主的国家政策都无法提供立即解放无产阶级的希望。社会主义者们就来探求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他们对于一般发展的思想以及民主政治在扩大政治远见、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力、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等方面可能起重要作用的思想是完全陌生的。就立即解放当时的无产阶级这一点来说，无论独裁或民主都没有什么办法。对于这一点，蒲鲁东主义者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并不高明。由于完全缺少他们所希望采取的政策，他们就觉得没有办法着手。当时公社在某些工业区所采取的政策，给了无产阶级一种完全不同于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的国家政策所能提供的前景。民主在地方上是十分重要的；它在政府里就没有多大意义。那些猛烈抨击国家议会、即他们称之为“空谈之所”的人们，没有发表什么言论来反对公社的空谈之所和议会。自治区的主权成为蒲鲁东主义者的理想。他们的思想已经在他们所认为的工业的地位上表现出来。而且，他们并不想要排除交换；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也还存在着一些商业公司，它们的经济重要性远远地超过了一个公社的范围。为了控制这种公司，就有必要把不同的自治区合并起来。蒲鲁东主义者希望用这个办法来解放工业的无产阶级和农业的法国。但他们忘记了一件小的事情，即：把国家分为若干有主权的自治区的想法也是一种国家观念，并且要想实现这个计划，就必须推翻现有的国家，而这恰恰是无产阶级想要避免的。所以，蒲鲁东主义者所理解的公社的概念，是与雅各宾派所理解的概念直接相反的。在雅各宾派看来，巴黎公社是取得国家权力以控制全部法国的一种手段。在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每一个公社的主权是结束国家权力本身的一种手段。 阿杜尔·阿尔努在其所著《巴黎公社的人民和议会史》里把革命的雅各宾派和“社会主义联邦主义者”之间的这种分歧讲得很清楚。同样的几句话，不同的议会成员往往作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在一派看来，巴黎公社代表着反政府原则的初次应用，代表着反对单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斗争。他们认为公社代表着自治原则、各个集团的自由联合、'民治民享的'最直接的政体的胜利；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公社形成了与旧的行动方法毫无关联的一次伟大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独裁观念的否定。它意味着人民自己夺取政权，从而摧毁一切存在于人民之外或人民之上的权力。抱有这种感情、思想和意志的人们代表着以后称为社会主义派或少数派的那个派别。另一方面，在其他一些人看来，巴黎公社是一七九三年旧的公社的继续。在他们的心目中，它意味着：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把权力大量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安插新的人员来领导旧的制度从而加以彻底摧毁。他们暂时把那些新的人员武装起来，去进行一场为人民服务以抗击人民之敌的战争。 “在这权威派的人们中间，中央集权的单一国家的观念并没有消失。如果说他们接受地方自治和各派自由联合的原则，并且甚至把这原则写在他们的旗帜上面，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迫于巴黎的意志。他们仍然是旧习惯和旧思想的奴隶。当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就立刻恢复他们的旧习惯，并且肯定是抱有最善良的意愿，让自己对新的思想运用旧的方法。他们没有了解到：在这种情况下，后者总能在斗争中获得胜利；那些想靠独裁或单纯的专横来建立自由的人们，通常只会摧残他们所要拯救的东西。这一个包含着各种各类成分的派别构成了多数派，他们被称做‘革命的雅各宾派’。” 杜布勒伊在引述这些评论时说，它们只谈到两个极端的倾向。这话是对的。同样正确的是，在所有这些倾向中，可以发现许多不同的意见。而且，如果我们想要清楚地了解它们，我们就必须注意最显著的特征，仿佛那是典型的特征似的。当时存在的反对力量是巨大的。如果巴黎公社获得胜利，恐怕也不会能够把它克服。但巴黎公社没有取得胜利，这就迫使那些互相竞争的派别想出某种新的方针。从四月三日起，公社发现自己处于守势，并且不得不放弃征服法国和加以统治的打算。这样，雅各宾派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他们不再希望通过巴黎公社实行统治，只要他们仅仅能够不让反动的法国来粉碎巴黎的新获得的权利，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在这些情况下，不但蒲鲁东主义者的梦想不能实现，就是法国陷于崩溃而各个自治市都获得完整的主权这一想法也同样落了空。主张中央集权的雅各宾派，像主张联邦的蒲鲁东主义者一样，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致力于同一目标，而这一目标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的，并且它对法兰西全国非常重要，甚至是法国的许多公民和政治家所要求的。这个目标就是，地方自治，它们在国家民主制度所划定的范围内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限制国家官吏的权力，设立民兵来代替常备军。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格外愿意承认这个民主国家，因为，像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他们在最近那几年被迫同帝国进行斗争，因而被卷入一个国家政策，并且已经开始推行夹杂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严格的蒲鲁东主义。 最后的结果是确定了一项政策，如果马克思在巴黎，他自己也会承认和核准这个政策的；但他不会参加两派中间的任何一派。他是会十分孤立的。尽管如此，形势的力量以及那些认真考虑实际“局势”而不为“单纯的意志”所驱策的公社优秀人士的智慧，却终于制定了一条方针政策，这个政策看来同马克思本人的政策十分相似。门德尔松的评论（见利沙加勒著《巴黎公社史》附录，第525页）对于这个政策比对公社的经济措施要合适得多：“公社的创立者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创立了什么东西。” 巴黎公社在最激烈的国内斗争中刚建立起来的政治程序是按照两个极端之间的路线进行的。公社所遭受的极大不幸是它的缺乏组织。巴黎无产阶级当时还刚刚摆脱帝国的束缚，那种路线是它的缺乏组织、办事规程和能力的自然结果。巴黎公社从一开始起，就同凡尔赛处于战争状态。没有什么地方比在战争中更需要组织和纪律了。公社却完全缺少这两样东西。公社的各个营是由它们本身选出的军官指挥的。这样，那些军官就不受最高指挥官的节制，而是依靠那些选举他们出来的士兵。根据这种方针，就不可能组织一支真正的战斗的军队，因为这样的军队只有在禁止内勤：分裂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成。 这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所已经知道的，因为，当他们发觉自己卷入一场真正严重的战争时，他们很快便撤销了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权力和通过士兵选举军官的办法。当年国民自卫军的各营是否服从最高指挥官的命令，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情绪。因此，公社的实际战士的人数很少，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关饷的有士兵十六万二千人和军官六千五百人，但在四月三日以后的那些非常的日子里，上火线作战的只有两万到三万人不等。这些勇士必须承担战斗的全部可怕的重任，以抗击一支在五月下半月总数至少达十二万人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优势兵力。自上而下的分裂更助长了自下而上的分裂。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仍然与公社并存。它以前曾将它的全部权力移交给公社。然而，它继续干预发给国民自卫军的一切命令。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写给库格曼的论巴黎公社的信里，认为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公社是一个错误。他没有举出他说这种话的理由，因此我们无法说明为什么这在他看来是一个错误一一显然是由于战争指挥上的反应。他认为这个错误是巴黎人所造成的第二个错误。按照他的看法，第一个错误在于没有在三月十八日以后立即向凡尔赛进军。这两个错误也许就是失败的原因。同时，十分不幸，这些从一开头就使公社的军事处境陷于绝望的基本错误，在公社召开会议以前便已经铸成了。没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战争的指挥如果由中央委员会主持，一定会比由公社主持获得较好的效果。相反地，那个委员会甚至比公社更显得优柔寡断。指挥战争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拿手好戏。 可是，最糟的事情是同时并存着两个彼此不相隶属的最高权力，另外还加上一个干预战争进程的第三种权力，即炮兵委员会。在三月十八日组成的炮兵委员会经常为了大炮问题同军事委员会发生争吵。军事委员会掌握着马尔菲尔德的大炮，而炮兵委员会则掌握着蒙马特尔的大炮。[21] 当时曾到处想用加强政府权力的办法来尽量缩小一般的组织。四月二十日，成立了由九个专门委员会各推代表一人组成的新的执行委员会，以代替我们已经提起过的旧的执行委员会。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够排除根深柢固的弊端。念念不忘一七九三年傅统的雅各宾派要求成立一个具有独裁权力的公安委员会，如果达成为事实，就会使公社形同虚设。凡尔赛军队的不断的冒险行动，使得“留着一把十分漂亮的一八四八年式的胡子的”[22]公社委员米奥在四月二十八日要求成立一个公安委员会，即成立一个统辖其他一切委员会的新的委员会。对于需要成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部门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虽然这个行政部门的命名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辩。革命的雅各宾派认为，如果这个委员会称为公安委员会，这就可以使该委员会赋有一七九三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公安委员会的胜利的权力。但是这个令人想起恐怖统治的传统，遭到蒲鲁东主义者的厌恶。五月一日，以三十四票对二十票通过成立这个委员会。在导致成立这个委员会的选举中，少数派的大部分人、即二十三人没有参加投票，他们作了下列的解释： “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候选人。我们不愿让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无用的人还变成有害的人；因为我们认为，成立这个个公安委员会就是抛弃三月十八日的公社革命所由产生的社会改革原则。” 这个将使公社增加其活力的公安委员会，同时也为它的分裂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它破坏了公社。仅仅由于这个缘故，该委员会丧失了一切道义的力量，而且，那些独力担任公社的任何严谐工作的人们、即民族主义者，也敬而远之。像利沙加勒所说的，除了一个人以外，它的所有的成员都是“咆哮叫嚷的家伙”。五月九日，这个没有价値的委员会宣告结束，以便选举新的委员会。少数派这次参加了选举，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在这个相当可怕的名称后面，正潜伏着一种实际的独裁。但同时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对立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以致多数派铸成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竟把少数派完全拒之于委员会之外。第二个公安委员会证明和第一个一样无能。它甚至比第一个走得更远，积极地起来反对少数派，撤掉某些少数派的职务，从而使公社丧失了一些最优秀的成员。这个举动导致了公开的破裂。五月十六日，少数派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抗议公社放弃职权而袒护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机构，并宣布此后不再参加公社的工作，仅从事各区和国民自卫军的活动。他们在末尾说，他们希望用这个办法把公社从他们力求避免的内讧中拯救出来，因为多数派和少数派所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尽管最后一句话带有和解的口气，这个声明似乎意味着彻底的决裂。 在处理行政工作或解决经济问题方面，少数派比多数派要干练得多，但是他们在政治方面却不是很有决断或很合理的。他们曾在五月一日拒绝参加选举以抗议第一个公安委员会的独裁。但在五月九日，他们由于提出第二个委员会的候选人而已经承认了独裁。而且，他们在十五日又决定发表公开声明，用停止在公社中的一切合作的办法来对这同一独裁提出抗议。十六日，即在他们的抗议书发表的那一天，他们屈服于他们的朋友们、即国际的巴黎联合委员会的压力，因为那些朋友力劝他们不要在大敌当前的时候破坏公社的团结；因此到了十七日，在宣言上签名的二十二个人中有十五个重新在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可是多数派却并没有因此感到满足，尽管他们的成员中间包括瓦扬在内的一些头脑比较冷静的人们作了和解的努力。带有和解性质的一项决议案被拒绝了，而他们却通过了米奥的提案。那个决定的原文是： “公社将不再计较少数派中从声明书上撤回签名的每一个成员的态度。它谴责这个声明。”杜布勒伊在论述这件事情时说，“这样，雅各宾派和联邦主义者在他们牺牲以前的最后一次战役中像势如水火的兄弟那样站在一起。”[23] 五月二十一日，凡尔赛军队进入了巴黎。公社在二十二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 公社的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状况。在公社所表现的两种倾向中，各有一个纲领作为指导，而这个纲领如果实行的话，是根本行不通的，并且只会使它的门徒采取无益的行动。但尽管如此，这两个纲领互相起的作用和反作用却为处境所迫而产生了一个政治纲领，这个纲领不仅可以实行，而且符合当时法国的需要，甚至在今天也还包含着最富成效的可能性。这个纲领是要求地方自治和解散常备军。公社的这两个基本要求对法国的福利来说，在今天像在第二巴黎公社的时期一样重要。 公社的恐怖主义思想 我们要谈到公安委员会，就不能不想起代表着一七九三年那个组织的基本精神的恐怖统治。对于公安委员会的独裁所产生的对立在恐怖主义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雅各宾派从一开始就赞成把恐怖主义当作一种战斗手段，正如国际的会员从一开始就加以摒弃一样。甚至在公社的第一次会议上，它的对立就很明显。有一个委员提议废除死刑。他仍对他的驳斥是：“他想挽救维努亚（凡尔赛的将军）的性命。” 在国际的联合会成立以前，弗兰克尔在四月二十九日解释国际的政策时说：“我们想要确立工人的权利，而这一点只有靠说服和道义的力量才能办到。”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像戏剧批评家皮阿、会计员费烈、学生拉乌尔·里果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嗜血的要求是难以满足的。在原则上一切雅各宾派都须拥护恐怖手段，但在实际上却很少看到这种手段的实施。很少有人能够避免那种鼓舞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全部民主政治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在第二巴黎公社时期所获得的条件，也与第一公社时期产生恐怖行为的条件不同。 第二巴黎公社没有做这样一种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即按照资产阶级方针建立…个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公社制度；并且，它仅对大部分的居民站在它一边的巴黎行使它的权力。因此，他们就毋需用剧烈的手段来威吓他们的对手。真正危害公社的敌人不在他们的公社生活范围之内，不可能受到恐怖手段的影响。所以当时缺乏实行恐怖传统的动机。公安变员会的拉乌尔-里果和费烈通过查封报馆和逮捕而做出的事情，与其说是模仿那种根据完全不同的方针进行的恐怖统治，还不如说是拙劣地模仿了法兰西帝国。布朗基派的学生里果在帝国统治下因不断同警察斗争而名噪一时，他是十分熟悉警察的狡猾手段的。 甚至在三月九日之前、即起义之前，劳塞就提到他说：“那些认识他的人曾经和我谈起关于他的疯狂行径的一些最可惊的事情，以及他用以探明警察动向的狡猾巧妙的手段。他就是用这种手段来破坏他们的一切迫害，并使自己在事实上充当了巴黎警察厅长的角色的。”[24] 三月十八日，他奉到正式命令，充任巴黎的警察厅长。他的第一顶行动是在三月十八日夜间到警察厅去就职。他的警察制度不久就遭到各方面、特别是国际会员的激烈反对。这个制度同一七九三年的原则亳无关系，虽然他当时正在著作一部关于一七九三年公社的历史。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把枪毙克列芒·托马将军的事情算在公社的帐上。我们已经指出，这种处决是在公社存在以前发生的，并且是中央委员会所反对的。 公社所采取的措施中只有一种是可以称为恐怖性质的，那就是逮捕人质，用压迫没有防备的人的办法去威吓敌人。拘留人质是一种绝望的做法，它很少能够阻止暴行的发生，往往只会相反地增加那种引起这一做法的斗争的残暴性，这1点已经由经验提供了不少证明。 可是就公社来说，也很难采取别种措施，除非它愿意忍气吞声，对于凡尔赛军枪杀俘虏的举动不加抗议。凡尔赛军枪杀俘虏的事情在四月三日以后确实是发生过好多起的。 “由于凡尔赛军枪决了俘虏普托和夏蒂昂，以及在四月三日进攻时俘获的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军官杜瓦尔，公社的一些委员义愤填膺，坚决主张立刻枪决若干反动分子，而这些反动分子大部分是从巴黎的教士中抓来的。其他的雅各宾派、特别是德勒克吕兹，对于敌人的这些过分的行动深表愤慨，建议公布一项关于人质的法令。当时决定要反对凡尔赛分子盲目地陷入的残暴行径。然而，根据一种默契，他们同意不把这项法令付诸实施。”[25] 所以，这项法令的制定，不是想要毁灭人的生命，而是想要加以拯救，一方面，其目的是想迫使凡尔赛军的指挥官不再处决俘虏，另一方面是想使普鲁士人放弃直接报复的念头。 “人民即使在愤怒时也是高尚而正直的，”四月五日的公社公告上这样说，“……而人民，甚至当他们愤怒的时候，仍像痛恨内战一样地痛恨流血，但是，人民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敌人的野蛮虐杀，因此，无论代价多大，都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26] 事实上，公社是表现得很高尚和正直的，但它没有根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办事！ 公社所发布的关于人质的法令规定，凡被揭发与凡尔赛政府狼狈为奸者，立即交法院审讯，加以监禁。在二十四小时内成立法庭来审问被告，并在四十八小时内对其作出判决。经法庭判决的人犯不予枪毙，而是扣押作为人质。所有的战俘均应受这一法庭南讯，由法庭判决是否应予释放，或扣押作为人质。最后，法令规定，如果凡尔赛政府处死一名被俘的战士或公社的拥护者，应处决所扣押的三名人质。法令的这个最后的并且也是最可怕的规定，实际上始终是个具文，并没有实行，但是凡尔赛的军事当局在隔了很短一个时期以后，却继续枪杀他们所捕获的俘虏，并且似乎完全不顾这样的事实，即他们由于这种行动，已使他们的作为人质而被扣押在巴黎的朋友们的生命遭到威胁。梯也尔不遗余力地刺激公社，要他们采取屠杀的手段。他了解得非常清楚，每枪杀一个人质，只会对他自己而不会对公社有利；因为当时一般的舆论还受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感情的支配，它无动于衷地听取凡尔赛方面枪杀无数俘虏的消息，却对巴黎方面仅仅扣押人质的举动表示极大的愤慨，因此如果枪毙人质，那就会使舆论骚动起来c梯也尔的这种卑鄙的态度也表现在交换人质的谈判上面。 在四月五日的法令公布以后，巴黎扣押了一些人作为人质，其中有几个教士、墨西哥远征的发起久银行家热克尔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朋让。可是公社提出交换。如果凡尔赛政府释放被捕的布朗基，他们愿意开释所拘捕的一些教士，其中包括大主教达尔布阿、神甫德盖里、副主教拉加尔德，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朋让。他们十分宽厚，甚至在副主教拉加尔德矢口表示万一谈判失败誓必回到巴黎之后，允许他在四月十二日携带达尔布阿致梯也尔的亲笔信件前往凡尔赛。可是在那以前，即在四月八日，达尔布阿就已经写了一封信给梯也尔，请求他不要再枪毙俘虏。梯也尔始终默不作声。四月十三日，巴黎的一家报纸《解放报》刊载了这封信。梯也尔因此作了答复；但他的答复是满篇谎话，因为他把关于处决俘虏的一切消息说成是彻头彻尾的诽谤。拉加尔德转交的第二封信的答复，直到四月底才收到。可是那位副主教尽管曾经宣过誓，却存着戒心，没有敢回来触犯雄狮的复仇锋芒。在这封复信中，梯也尔拒绝释放布朗基，但安慰大主教，说是保证人质的生命没有危险。罗马教皇的使节和美国大使华施贝恩的企图实现交换俘虏的斡旋也同样没有成功。所以，当公社解体而丧失了保护上述那些人的能力的时候，那些人除拉加尔德之外还仍旧作为人质被关在马扎斯的监狱里这一事实，应当由梯也尔负责。顺便提一句，完全同他所说的关于公社残暴行为的诽谤性言论相矛盾，他说公社扣押的人质的生命没有危险，这句话是说得很对的。但他自己却尽力要推翻人质的保护力量、即公社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那就确实使人质的生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由于某种背叛的行为，凡尔赛的军队得以突然在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冲入巴黎，这时在柱伊勒里宫的花园里正在很热闹地举行一场民众音乐会，音乐会结束时，参谋本部的一位军官邀请听众在下星期日再来参加，并且说，“梯也尔希望在昨天进入巴黎。他没有来，他是永远也来不成的。”就在这个时候，凡尔赛军队开进了巴黎。居民惊慌万状，公社的军队已经精疲力图，因此凡尔赛军队本来也许可以用迅速而果晰的推进，在没有任何激烈的抵抗下占领巴黎全城。但他们进展得很慢，这就给了公社的保卫者以充分的时间，可以集结起来进行整整持续一星期的激烈的巷战，那个一星期就是著名的“可怕的五月周”.由于凡尔赛的指挥官不予宽赦，不但枪杀了所有那些在被俘时手里拿着武器的人们，甚至还枪杀了所有的嫌疑分子，这就火上加油，使人们忿恨达于极点。巴黎公社的许多历史家指出，凡尔赛军队的这种缓慢的推进结果增加了抵抗，同时也增加了牺牲的人数，从而扩大了失败的规模。 “如果军队沿着左岸的码头推进，巴黎本来是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占领的。这样它就只会遭遇蒙马特尔和梅尼蒙坦两地的海军部方面的抵抗。由于它推进缓慢，它给了对方组织力量的时间。他们所俘掳的人数超过对方实际战士八倍至十倍，他们所枪杀的人数比实际站在街垒后面的来得多，而凡尔赛军贝阵亡六百名和受伤七千名。”[27] 公社方面死亡的人数超过二万人，有些人说是三万。司法部长阿贝尔将军估计为死亡一万七千人。当局所不知道的牺牲者的人数无法确定，但总数至少有三千人。 在这可怕的风暴中，渴望复仇的心理在许多情况下占了上风，这是不足为奇的。它越是丧失权力和越是不能避免失败，它就变得愈加怒不可遏。处死人质的事是在公社已经不再存在之后才开始的。五月二十一日，凡尔赛军队突入巴黎；二十二日发生巷战言二十四日开了最后一枪。在这方面，虽然执行死刑是狂怒和盲目复仇心理的结果，而不是预谋行动的结果，雅各宾派和国际成员的对立却很明显。死刑的执行是由狂热的布朗基主义者拉乌尔·里果开端的。他命令把三月十八日逮捕的一些宪兵和四月中旬捕获的一个名叫肖戴的报馆编辑在五月二十三日夜间执行枪决。肖戴曾唆使军警在一月二十二日向群众开枪，在这次骚动中，里果的一个朋友萨比亚牺牲在他的身边。二十四日，里果本人被捕枪决。与此同时，老布朗基主义者欣东要求处决六个人质，其中有我们所已经知道的大主教达尔布阿、最高法院院长朋让和神甫德盖里。布朗基主义者费烈批准他执行。 “行刑队几乎是淸一色由实际上还是孩子的青年组成的。在多数的场合，参与这些罪行的人们充其量还不过是一些青少年，他们受到城市中十分流行的不道德行为的刺激.过激的情绪比他们的胡子还长得快，根本没有可以容纳责任感的余地。”[28] 就那些想用实践来为战争权利辩护的人而言，我们偏巧今天在德国无法作同样的评述。 在二十六日，又是那位布朋基主义者费烈决定把四十八个人质交给另一个布朗基主义者格瓦上校；这些人质大部分是教士、秘密警察以及在三月十八日向群众开枪的宪兵。他带领一伙武装人员去提取人质，这些人由于没有希望获得赦免.已经注定非死不可，所以显得非常混乱。他们在狂怒的心情支配下扑向人质，逐一把他们杀死。国际成员瓦尔兰和赛拉叶想要拯救他们，可是没有成功。他们自己都几乎遭到愤怒群众的毒手，因为这些人指责他们是和凡尔赛派一鼻孔出气的。五月二十八日，这位曾经冒了生命危险去拯救人质的瓦尔兰，由于被一个在街上把他认了出来的教士所告发，被凡尔赛军的指挥官捕获，立刻遭到枪杀。 无论在战斗期间或战斗以后，有无数的人牺牲在胜利者的嗜杀欲之下，那些对于公社的恐怖主义表示愤慨的资产阶级分子对此默不作声。相反地，当他们谈到在巴黎公社崩溃后有五、六十个人质成为某些凡尔赛派的复仇和不负责任的行动的牺牲品时，他们却用尽一切字眼来表示他们的愤怒的谴责。 这一段关于人质问题的记述十分清楚地证明，巴黎公社同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有多么大的距离。在整个历史上，还没有一场内战或一次对外战争能像一八七一年的法兰西内战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一方惨无人道，另一方却确实以高尚的决心坚持了人道原则，同少数“激进分子”的嗜血的口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第二巴黎公社的结局和那组织一种可怕的恐怖统治的第一巴黎公社有天渊之别。 第一巴黎公社的恐怖统治在没有受到巴黎工人任何反对的情况下彻底崩溃了。的确，对它的崩溃有些人感到松一口气，甚至有很多人额手相庆。在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当敌对双方的兵力接触时，罗伯斯比尔的党羽在发出第一枪以前就逃之夭夭了。另一方面，巴黎人却自始至终不屈不挠地紧紧靠拢第二巴黎公社。非常激烈的巷战必须经过一个星期才能结束。巴黎公社的殊死斗争所造成的伤亡、被俘和逃脱的遭难者的人数共达十万人（据一八七一年七月的估计为九万人[29]）。 第二巴黎公社被严重的对立弄得四分五裂。这一点我们从参加最后斗浴的两派的不和中已经看出来。但是这两派的任何一方从来没有用恐怖手段来压迫对方。多数派（俄语“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俄语“孟什维克”）不顾一切地并肩作战，直到最后一口气为止；所以公社中的社会主义的一切派系预先看到了他们有必要共同代表整个的战斗无产阶级。在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他们融会贯通了马克思和巴枯宁、拉萨尔和爱森拿赫派的见解。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府已经深深地铭刻在那些渴望解放全人类的人们的心中。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争取在一切国家获得解放的斗争的强大影响是大部分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当时人们普遍地受到人道精神的鼓舞，这种精神使得十九世纪的工人阶级充满着蓬蓬勃勃的生气。 [1]路易·杜布勒伊《巴黎公社》，巴黎版。 [2]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笫四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36页。 [3]同上书，第438页。 [4]同上书，第441页。 [5]佐治·波尔根：《巴黎公社史》，巴黎，1917年，第43页。 [6]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9页。 [7]杜布勒伊：《巴黎公社》，第28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9]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页。——译者 [10]杜布勒伊：《巴黎公社》，第332页。 [11]沙利·达·科斯塔：《布朗基派》，巴黎，1912年，第17—22页。 [12]马克思：《论蒲鲁东》。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373页。 [13]沙加勒：《巴黎公社史》，第二版，第145页。 [14]5月6日的会议，5月7日的《公报》，第493页。 [15]参阅《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8页。——译者 [1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6页。——译者 [17]同上书，第67页。——译者 [18]同上书，第62页。——译者 [19]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5页。 [20]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摘录）（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4页。 [21]利沙加勒：《巴黎公社史》，第205页。 [22]同上书，第273页。 [23]杜布勒伊：《巴黎公社史》，第440页。 [24]劳塞：《在巴黎公社的统治下——日记》，来比锡，1878年版，第18页。 [25]菲奥：《一八七一年的内战》，第246页。 [26]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为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2页。 [27]波尔根：《巴黎公社》，第108页。 [28]菲奥：《内战》，第528页。 [29]波尔根：《巴黎公社》，第183页。
第五章恐怖统治的传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第五章恐怖统治的传统 罗伯斯比尔的垮台标志了可能发生的最坏的失败。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崩溃，是因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抛弃了代表他们的一伙人并不愿再为之斗争这一事实而产生的。的确，当可怕的屠杀终于结束时，他们如释重负地畅舒了一口气。 但是这个可悲的结局不久就被人遗忘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仅在巴黎——的记忆中仍旧根深柢固地存在着的，是对那伟大而光辉的时代的怀念，那时他们通过自己的起义控制了国民公会，并通过国民公会控制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本身。法国那时能够睥睨整个欧洲，甚至使它屈服，至少暂时能够如此。 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般革命分子在拿破仑体武政治的控制下、特别是在拿破仑垮台以后在“容克地主”和金融巨头的统治下日子过得愈悲惨，这些革命分子就愈加怀念那些伟大的传统。 现在很少有人是为了任何科学的目的和以科学的精神研究历史的，这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打算尽力发现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系，以便使它同这一发展过程中整个一系列的相互关系无可辩驳地相适合；或者换句话说，以便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世界和事物，获得比较确实的知识和比较坚实的基础。 每一门科学的出发点总抱有某种十分实际的目的，并不是一种对于哲学知识的冲动的结果。像几何学这样抽象的一门学问，单凭它的名称也可从中找到上述这个论点的证据，因为它不外乎是指测量土地的方法。 同样地'，当初历史的出发点也纯粹是以应用为冃的的，即颂扬人们的祖先，以便激励新生的一代去模仿他们。既然它主要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具有政治的和伦理的意义，人们就认为没有必要绝对忠于事实。他们动辄喜欢采用夸张的手法，以便加强效果，同时也敢故意作一些虚构的描述。历史的伪造有着同历史著作本身—样久远的来历O 大家都知道，这种记录和解释历史的方法已经沿用到今天。人们认为这是强烈的爱国情绪的表现——远远超过任何值得称道的才艺。 历史著作还另外有一个实用的目的。它是一种通过过去的习惯、契约或条约来为若干个别国家或一个国家内各个地区、部族或家庭确定其应得权利的手段。这种历史的解释给予伪造者以丰富的资料。于是天主教以及教皇和个别主教、修道会和修道院的大部分财富和权力就根据伪造的文件而被确定了下来。 自从读书写字不再限于少数特定的集团以来，假文件的伪造已经逐渐不流行了。但是，历史学总是充分懂得怎样随意提出确实的证据来支持对于任何合法权利的每一项历史要求这一点，已经由这样的手法使我们看得很多，这种手法是近几年来每一交战国为了符合它的愿望和欲求而提出其种种历史权利的“科学”证据时经常采用的。 虽然如此，可以从历史方面获得的最重要的利益，却不在于因怀念祖先的丰功伟绩而产生的兴奋和热情，也不在于确定对某些权利的要求，而是在于增加那些希望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利益的人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增加可以采取双重的形式。一方面，个人由于从历史上专习一些东西而得以增加他的智力。这就是说，他考察他的前辈南布种成功和失败，企图发现在特定惦况下他本来可以做什么事或者本来可以不做什么事。特别在军事问题上，从历史得来的知识一向有巨大的实际效用。从来没有〕个军事统帅不是涉猎过战史并从他的前邪获得教益的。 有关政治问题的知识就比较难以从研究历史得来。在政治问题上，需要研讨的群众比在战争方面、特别是在古代的战争方面人数要多得多。这些群众并不是一个全能的领袖手中的百顺百依的工具，而是具有独特的个性，不是容易应付的。最后，一个政治家所必须处理的关系比在军事问题方面头緖多得多，并且格外容易发生变化。甚至在所包含的关系比较单纯、比较容易通盘考察的军事问题上，如果向历史汲取经验的结果只是愚蠢地模仿过去，而不是把那些从研究历史得来的一般原理和原则有的放矢地应用到具体问题上，那也是十分危险的。在政治方面，各个国家和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局面存在着大得多的差别，因而格外不容易把它们看出来。所以，依样画葫芦地模仿过去的事件，直接应用到仅与过去事件表面相似的局势上去，往往是弊多利少，并在谋求了解真实事态和当前具体需要时只会模糊视线而不是使人看得更清楚。 因此在政治方面所发生的情况是，人们简直不懂得该怎样实实在在地汲取经验。但是大多数的政治家，即使在他们确实用功，探求历史知识时，所关心的决不是什么“汲取经验”，而只是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开始考察人们研究历史以增加其势力和实力的第二种方法。 每一个当代的阶级或党派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与它相类同的东西；因为在过去的时代，也像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一样，存在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有产者与无产者、贵族与平民、君主与共和主义者之间的种种斗参。过去的这些阶级和党派当然是受那种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条件的支配的；它们的内容往往完全不同于较后时期的相应的现象。但是在政治方面，今天的事件是用过去相类的事件、用它们的成功和失败来衡量和比较的。为了在某一方面进行宣传，如果有人能够引证一个过去曾经获得态功的事件，那是总会增加他的力量的。如果有人能够指出相反的一面，证明在哪一点上一个相反的行动已经使他的前辈遭到毁灭，那也是同样会增加他的宣传的效果的。 这引起了人们对于研究历史的十分浓厚的兴趣，但那决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正的兴趣。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找到伪造历史的事例。各党各派的作家们自然竭力想把他们的领袖放在有利的地位，而把他们的敌手尽可能放在不利的地位。在引起人们伪造历史的许多实际需要的包围中，只有那些为真正想取得经验的欲望所鼓舞的人才没有伪造的倾向。这种欲望促使人们不但力求看到前辈的成功，而且还要竭力了解他们的失败，并对他们和他们的行动进行严格的批判分亦。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那种趋向于纯粹科学的冲动的转变，其目的在于了解正确的事实，单纯出于满足因果关系的欲望来考察历史。 导致著述历史的其他一切实际的需要，扩大了那种使科学性降低地位的趋向，直到它仅仅变成一种传说的捏造。今天，幸而相反一方面的批评家能够经常揭露这种欺，骗的手法。这种做法已经不能再像从前只在戒严状态下成检查制度下才核对事实的时候那样简单地进行了。但即使在民众教育程度极高、出版事业享有无限自由的今天，还不乏对历史的片面的阐释。 自然，不应当认为作家总是有意识地想使读者误入迷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倒是历史作家由于他自己的党派狂热和党派褊狭观念而迷失了方向，因为这些东西通常使他看不出事物的本来面目。 这种情况格外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赖以补充历史知识的资料往往本身就是党派斗争的结果，同时因为社会关系总是异常复杂，甚至最公正的探究者也往往感到很难理出头緖，必须一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真相如何？： 利沙加勒在其《巴黎公社史》扇序言中说得很对：“凡是有意无意地根据'历史空想'向人民提供虚假的革命历史而欺骗他们的人，正像为航海者画出错误的航线图的地理学家一样，自己招来惩罚；然而我知道我党有一些同志，一些绝对诚实的和值得尊敬的同志，他们认为向人民提供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虚假的“历史空想”来哄骗他们，乃是对革命的神圣义务。 另一方面，在急骤的暴风雨中，即使是最谨慎的历史家要咨地图上一一标出沿途所经过的所有危险的暗礁，也是多么困难！革命使人们热情奔放并在运动中作生死的搏斗，自然比其他一切历史事件更容易受党派思想和阐释的支配。达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最激烈反对的，正就是实行恐怖统治、代表那次革命最强大的动力和最热烈的表现的巴黎公社。每逢反革命分子要想表明那次革命的特征并加以攻击时，他们总是把矛头对向这个机构。但革命家却认为为巴黎公社作辩护乃是他们的一种义务。他们不赞成把恐怖统治看作当时革命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一种只是属于过去而在将来不应重演的形式。他们不赞成人们关于那些对组织恐怖统治负有责任的特殊情况所作的解释。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只能颂扬而不能谴责那个制度，认为“恐怖”是解放被奴役的阶级的一种可怕的但必要的手段。 甚至马克思自己在一八四八年所拟定的计划都还以革命恐怖主义的胜利力量为基础，虽然他那时已经批判了一七九三年的传统。。* 在《新莱茵报》上，他一再赞扬恐怖主义。他在有一期（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三日）的报上发表了下列关于匈牙利人起义的言论，而对于这次起义的革命意义，他是估计过高的： “在一七九三年以后，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运动屮，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红色恐怖来对抗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长时期以来，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革命性质，第一次看见了一个敢于代表本族人民接受敌人的挑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人一一路德维希-科苏特；对于本民族来说，他体现了丹东和卡诺的形象。”[1] 在此以前，在同一刊物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七日的一期上，马克思关于维也纳事件写道： “在巴黎，六月革命会给以致命的反击。随着'红色共和国'在巴黎的胜利，军队将从各国的内地调到边境并越过边境，而各个斗争的党派的真正力量也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那时我们会想起六月和十月，并且也会高声喊道：战败者罪该万死！[2]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3] 这个办法没有拿来作实际试验。但我们在革命者中间发现一种日益滋长的内心矛盾。如果研究历史的结果使他们拥护恐怖手段，他们的态度就与我们以后会知道的从今天环境中产生的他们日益浓厚的人道主义本能相抵触，就与他们不愿作出使人痛苦的行为和甚至杀人的心理相抵触。这种人道主义实际上比历史书本里过时的恐怖主义理论更受人重视。 关于一八三〇年七月的革命者，波尔纳在其巴黎通讯的第六和信中写道：“他们很快就得胜了，沮他仍对敌人宽恕得还要快。遭受了如此重大损失的人民所实行的报复多么温和；他们把一切又忘记得多么快！只有在战场上的公开搏斗中，他们才使敌方受到创伤。他们根本没有杀害手无寸铁的囚犯，根本没有追捕逃亡者，根本没有搜寻逃匿者，也根本没有折磨嫌疑犯。一个民族的态度就是如此！” 一八四八年二月，巴黎革命者的气度像他们在一八三。年那样豁达。甚至在同一年的可怕的六月斗争里，战斗的工人都表现了坡高尚的英雄气槪和最坚靭不拔的毅力，一点也没有嗜血残忍的形迹。残忍手段是留给他们的战胜者用最可怕的方式来发展的。不但是那些听了揑造出来的起义者的暴行而万分愤慨的士兵，甚至是知识分子都参加这个复仇运动。医师们拒绝为受伤的革命者包扎伤口。 马克思在他登在《新莱茵报》上的一篇论六月战斗的著名文章中提到了这方而的情况： “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一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4] 正是对于这种野蛮行为的愤怒，促使马克思写了上面所引述的相信恐怖主义的声明。 当巴黎的工人们在一八七一年压倒了第二巴黎公社的政治权力时，由一八四八年的六月战斗所产生的极端严酷的情况在那些工人中间发生了更多的影响。他们有不少人曾经亲自参加过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斗争。人们也许已经料到，复仇的日子、马克思预言的恐怖的日子现在就要来到了。 但他本人在他论述公社的文章中说道（《法兰西内战》，一八七一年）： “从三月十八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些暴行。”[5] 这里我们发现一种对于恐怖主义的断然摒弃，而恐怖主义则被认为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相比的“上等阶级”的革命的一个特征。 不久以前，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可以说是不忠于马克思的，因为他的革命热情肯定会把他引向布尔什维主义。作为这一点的明证，我引述了马克思对于一八四八年恐怖行径的声明。 我们现在看到，我所犯的不忠于马克思的罪行早在一八七一年就由他本人完成了。在他第一次和第二次声明之'间，已经插进了二十年的最奋发、最紧张的精神活动，这个活动的结果就是写出了《资本论》。 无论是谁，只要他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以马克思的见解为依据，他就没有权利抱住马克思的对于一八四八年的看法不放，而抹煞他对一八七一年的看法。像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在一八七〇年也对恐怖主义没有什么热情。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上说： “所谓'恐怖统治'，我们理解为那些鼓吹恫吓残暴的人的统治；恰恰相反，这是自己受到惊恐的人们的统治。恐怖——这多半体现着那些自己怀有恐惧因而需要安下心来的人们所犯的毫无用处的暴行。我相信，其所以产生一七九三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应当归咎于昌充爱国者的过分性急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把恐怖手段当作家常便饭的暴徒。”[6] 当马克思以明显的满意语气，指出第二巴黎公社始终没有干那种作为第一巴黎公社突出现象的暴行时，他是完全正确的。在第二巴黎公社存在期间巴黎所发生的强暴性质的事件，不应当由它负责。纵然如此，我们也不应当认为恐怖主义的思想在第二巴黎公社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它为那个机构的全体成员所摒弃。事实决非如此。 现在让我们来更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共和国比较一下。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往往指明一八七一年的公社是自己的雏型，并且认为它具体地说明了自己一切理由。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第三版的序言里也曾宣称巴黎公社象征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比较仔细地研讨一下这种专政并了解它是什么样子，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1]马克思：《匈牙利的斗争》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3页。译者 [2]原文用黑体大字刊出。 [3]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洛斯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3页。——译者 [4]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译者 [5]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页。 [6]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四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35页。
第四章第一巴黎公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第四章第一巴黎公社 ↘巴黎无产阶级及其斗争的方法 ↘恐怖统治的起源 ↘恐怖主义的失败 巴黎无产阶级及其斗争的方法 到现在为止，我们曾经不断地谈到“巴黎人”。自然，并不是巴黎的全部人口都可以归入这个名称，因为当时存在着许多显然互不相同的阶级。所谓“巴黎人”，应当理解为这个都市的广大居民、即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就后者这个名词来说，我们不应当把它理解为大工业所产生的近代的无产者。当然，那时巴黎有一些工厂主；但他们的绝大部分的工人是作为苦力和搬运工人受雇来担任种类繁多的工作的，或者就是一批工匠的学徒，他们希望将来总有一天自己也变成独立的工匠。除此以外，还有无数的作为家庭手工业者的小工人和各种各样的居间人，他们的生活最为贫困，最没有保障。 这种生活贫困和缺乏保障的情况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化；而根据他们的阶级地位、即根据他们的收入来源而言，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以过一种舒服的资产阶级生活为理想。没有什么事情比把收入决定的地位同阶级决定的地位混为一谈更能使人产生误解的了。这个混淆在过去是由拉萨尔、在今天是由我们的俄国同志们造成的，因为这些俄国同志们相信：贫农的阶级利益和富农的不同，他们的阶级利益是和城市的以工资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相一致的。这个说法正同有些人所得出的结论一样荒谬，这些人认为：小资本家的阶级利益和大资本家的不同，他们同财政资本的对立是和无产阶级同资本的阶级对立相一致的。小资本家希望变成大资本家，小农也希望增加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此，而不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前者正像后者一样地渴望靠牺牲工人来增加他们的收入，小农通过低微的工资和漫长的工时，小资本家则通过高价出售食品。 因此，大革命时代巴黎的穷苦市民按阶级地位来说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这种生活状况并未使他们抱有与景况较好的小资产阶级不同的目标，虽然这种生活状况所给予他们的从事日益激烈的斗争的手段是不大受那比较顺遂的小资产阶级欢迎的。 挨饿的人无法等待。他感到绝望，因而不能从容地考虑手段的选择问题。对他来说，生活没有什么牵挂；他除自己的镣铐以外没有什么可以丧失，因此他在一次动乱的期间不惜摒掷一切，为新的局面预作准备，并希望由此做天下的主人。 因此，正是无产阶级、即巴黎居民中的广大群众形成了革命的巨大动力。他们的勇往直前不顾一切的作风使他们成为巴黎的主人，使巴黎成为法国的统治者，并让法国征服欧洲。 他们的斗争手段在于武装起义。他们的起义不是没有准备的，他们本身也不是从占优势的地位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要有组织得多。可是，他们倒是由群众的而不是由他们领袖的自发的压力中兴起的；并且也只有依靠群众，这些起义才往往势不可当。如果一次起义必须由领袖而不是由下面推动的领导力量来诱发，这次起义就表示缺乏必要的动力，整个运动非失败不可。在这次革命的全部发展期间，群众是动力，领袖是被动的。在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局势是向前发展的。当情况适得其反，领袖们觉得有必要激励群众起来斗争时，革命就已经趋于衰落了。 可是，如果说一次起义只是在自发的时候而不是在领袖指引的情况下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这并不是说它在没有组织起来的时候也有绝大的获胜把握。大革命时期的几次巴黎起义在群众的组织方面是有它们的基础的。 甚至在最初出现骚动的迹象的时候，在攻打巴士底监狱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组织的核心。后来这些核心获得了更加紧密和稳固的基础。 在革命期间，每一个团体都要求更多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制宪会议根据一七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法律所建立的条件，由于国家突然丧失权力，已经到处存在了。那些团体获得了较高水平的自治权，即控制全部地方警察、指挥公民自卫队以及正在各城市组织起来的国民军的权力。 可是，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却竭力不使下层阶级分享他们的权力。国民议会把公民清楚地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积极的公民是那些至少以三天工资缴纳直接税的人。只有他们才有权选举地方议会和国民议会。只能从他们中间招募国民军。这些团体后来发展成为有钱阶级的代议机关。 但是巴黎的“消极”公民以及他们的从积极公民的队伍里来的朋友们，连同正式的地方代表会议，也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把自己武装了起来。 为了选举，巴黎被分成六十个区，由它们选出候选人。在候选人被提名以后，这些选区就不存在了。但它们没有取消，而是自动地组织为市政府的永久性的机构。它们不愿横遭摧残，在七月十四日（攻打巴士底监狱）以前整个巴黎处于动乱状态的时候，它们开始把人民武装起来，并担当独立的当局的职能。在攻下了巴士底监狱之后，各区已经变成市政府的公认的机构。为了达成某种协议，设立了一个中心办事处，特别代表们可以到这里来聚会，互相交换意见。这样就产生了组织公社的初次尝试-一通过联合各区的组织而进行的自下而上的运动的结果，而各区的组织则已经在人民的自动创议下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起来了。当国民议会正在逐渐削弱国王的权力时，各区以及各分区也逐渐在人民中间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它们建立了巴黎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为八月十日的革命公社打好了基础。[1] 国民议会竭力想要取消各区的会议组织。通过一七九。年五月二十七日颁布的法律，巴黎选区的划分有了变动。但是“消极的”公民不理睬这种禁止。各区这时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点。不久以后，凡是公社或国家大事无一不是由这些区进行讨论并参与问题的解决的，因此这些区的全会就变成了常设的机构。只有通过它们的永久的性质，才能展开紧张的活动。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各区完全代替了已经彻底衰落的公社代表，它们组成了新的机构，即由每一区推派委员三人组成的革命公社。从此以后，就是这个受那些区拥护的巴黎公社决定了革命的进程。 后来的历史著作都没有能够给予这些区以应有的地位。它们的工作是由许多不知名的人完成的。革命时期的知名人物在雅各宾派里比在各区里格外出类拔萃。可是，雅各宾派的成就应当归功于各区，并且往往是雅各宾派方面显出举棋不定、畏缩不前的神态。只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无产阶级才能勇往直前地断然闯进未来的世界。 恐怖统治的起源 通过公社，巴黎的无产阶级获得了革命法国的一个统治的地位。但这个地位是分裂的，正如巴黎在全国的地位以及当时的无产阶级在一般社会中的地位那样。 小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阶级意识，采取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观点。他们不能摆脱私有制，他们需要它来继续进行生产和生活。然而他们身为穷人，对富人的财产是抱有敌意的，因为富人的一帆风顺使他们感到愤慨，富人的财富是靠他们的不幸遭遇积累起来的。正就是这种对封建和资本主义庞大财产的不计一切的敌视态度，使他们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具有旺盛的精力，并且由于巴黎的卓越地位，使他们成为全国广大人民深切关注的这场革命的先驱。巴黎的革命无产阶级在其反对法国封建主义和君主政体、反对欧洲整个君主制度的坚强斗争中，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全部力.量作为后盾。因此他们能够蔑视全世界的当权人物；事实上，这些人的权力都到了他们的手里。正是在这个时期，巴黎工人的强大的革命自觉精神才开始产生。由于这种自觉，直到第二巴黎公社的时代为止，甚至直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为止，巴黎的工人始终是整个战斗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十分值得称道的典型。 可是这个阶级本身却代表着巴黎的最糟糕的消费者，因为他们迫切地要求廉价的食物，特别是在大革命的时期，所以这个革命实在可以称为饥饿的反抗。结果促使巴黎的穷人愈来愈同农民、中间商人、有钱人以及那些由于拥有私有财产事实上最能靠生产资料获利的人们发生矛盾，因为私有制在当时零售业盛极一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废除的，并且也没有人尝试过甚或建议过要废除私有制。当无产者企图就这种矛盾在巴黎显示自己的力量并把巴黎的力量显示给全国各地方的时候，情况的发展使他们了解到，他们不能长久地作为少数来保存自己而与多数相对立。所以尽管以前获得了多次胜利，他们还是陷于分崩离析的局面。 无产者参加革命时所抱的希望，是想摆脱封建主义下的悲惨境遇从而排除一切的不幸，正如资产阶级曾经承诺和想要做的那样。他们这时取得了政治自由和权力，可是仍旧只有资产阶级和农民才能在事业上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大城市里的贫穷现象没有减轻；相反地，贫穷的真正的苦痛却第一次开始让人切身地感觉到了。 饥馑和物价高涨是整个革命时期的突出现象。一般人把它们解释为连年荒歉的结果。可是据我看来，革命时期的饥馑并不单纯由于这个缘故，而是革命本身的直接后果。 那时农民中间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农民除奢侈品以外简直不需要城市的工业制品。他不仅生产自己的食物，而且也为他自行制造的纺织工业提供原料。他也制作自己的简单家具和许多家用工具，他在生产方面所需要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有农村的工人供给。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他事实上还到城市去出售产品，那是由于国家对他征收各种捐税，而不是由于他自己的生产需要。如果他不把他的谷类、牲口、酒类或者他在家里生产的其他任何东西带到市场上去，他便无法缴纳那些税款。 除了这一切以外，他还必须以实物向封建主纳贡，并且在其封建主的庄园上完成一定数量的强迫劳动。在这些封建主用这样的方法积聚起来的农产品中，只有~小部分供家庭消费之用，他们把大部分出售给市场，换取金钱在城里过放荡的生活。 因此，捐税和封建负担一方面提供了流入巴黎并在那里流通的金钱；它们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为换取笺笺的现金收入而使巴黎获得粮食供应的产品。 革命暂时取消了封建负担，同时由于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征收捐税，那些捐税也暂时停止缴纳了。因此农民就不再像从前那样非出卖他们的产品不可。首先，他们利用刚获得的自由尽量吃饱，把政府和封建主义硬要他们遭受的半饥不饱的处境告一段落。对于所剩余的产品，他们打定主意只按十分高昂的价格出售。今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强迫他们廉价出卖产品了。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就必然产生了物价的高涨以及巴黎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还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形式。一七九三年，国民公会确曾编组了一支一万名的革命军队，它的责任是在乡村搜索并为巴黎征发粮食，所采用的正就是俄国最近尝试的并且同样以失败告终的那种方式。这是使今天的俄国革命甚至在外形上十分类似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一个特征。 战争使法国遭受“包围”，并使缺粮现象不能依靠从国外输入粮食而得到缓和，这就使矛盾甚至格外尖锐化。矛盾使巴黎人挨受更加严重的饥饿，并以普遍征集的方式使乡间人民承担沉重的战争负担。 巴黎人具有希望获得胜利的最强烈的动机。他们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心，本来是可以首先感到失败的来临的。而且，巴黎的爱国情绪最为奋发。巴黎的伟大和力量直接取决于帝国的伟大和力量。国民公会的极左派“山岳党”的成员创造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个说法，而“爱国人士”这个名词就立刻具有了激进革命党人的含义。 农民对战争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边疆的农民当然希望避免外国的入侵，他们比别人更容易直接受到外国的胜利所带来的恢复封建奴役的威胁。因此他们像巴黎人一样地洋溢着爱国热忱。亚尔萨斯人尤其如此。那些远离边疆因而不受外敌威胁的人的看法就有所不同。这些农民并没有理解战争的政治意义。他们只感到战争的负担，而在他们看来这种负担是弑君渎神的巴黎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像拉凡德、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这些地区，只要它们能够得到必要的领导，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会把反对巴黎的行动推进到实行公开叛乱的地步。领导人员有时是由反革命的贵族提供的。但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曾结合为吉伦特派，一度策划相类的地方叛乱来反对巴黎，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金融家也和农民一起同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发生矛盾。事实上这种对立甚至格外显著，其后果也甚至格外直接。这不是工人和当时还没有起很大作用的工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即使在革命以后，圣西门都把工业资本家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对金融和商业资本，对高利贷者、投机商人、行商和贩卖商人的矛盾。这些人本身并不造成粮食的匮乏，但是他们乘机利用这个灾难，增加紧张的程度。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必多所论述。近五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可怕的经验。 在这困苦艰难的时期，物价高涨所造成的投机活动使人十分感到愤慨。可以与此并列的，是一七九二年以后的军需品承包商以及地产投机商的非法活动。国民公会曾经没收了教会的地产——也许占法国地产的三分之一。 此外，那些逃出法国以便从外部来反对革命的贵族侨民也丧失了他们的地产。他们的土地也被没收了。但是所有这些庞大的地产并未保留在政府手里，也没有分给贫苦的农民，而是出卖了。首先，这是财政状况虚弱的结果，而那种状况是曾经终于促成革命的爆发的。但是革命并没有使财政状况有所好转；相反地，由于农民不再缴纳捐税，财政格外枯竭了。那些靠政府出卖充公的地产从中渔利的人们，往往以低价买进几片土地，其目的只在于把它们拼在一起，再分成小块以高价出售。政府的财政困难并未因此得到显著的缓和，但地产的投机者却左右逢源，利市百倍。 迫于需要，政府除发行革命纸币外别无他法。纸币的发行不久就开始达到巨大的规模。这样就产生了物价高涨的新的原因，以及汇兑和物价的剧烈波动的原因，而这种情况又为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所利用，作为自己的大好财源。 这样，就从旧的封建制度所有制的废墟中间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随着无产阶级的日益强大而同普遍的贫困一道发展起来。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如果缺少必要的社会条件，仅仅拥有政治权力是不能影响经济规律的作用的。然而巴黎的无产阶级挨饿了。 他们没有仔细研究，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什么是可以办到的和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掌握了政权，决定尽量加以利用，以便达到资产阶级中间的知识分子保证他们能够享受的那种平等、博爱和普遍繁荣的理想境界。因为他们无法改变生产方式，他们就企图依靠强制手段来改变生产方式的结果——这种强制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使我们够受的了，即：高涨的物价以及大体上同我们的战时借款和类似措施相一致的强迫购买的公债。然而，由于当时存在的生产分散、统计资料缺乏、中央权力与各地方的关系的失调等现象，所有上述的措施都像今天一样丝毫不能减轻困苦的程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同它经济处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同时战争所造成的苦难也越来越严重。因此无产阶级中间的统治者们在绝望之余便越来越仰仗向外的方法，即仰仗血腥的恐吓手段和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的失败 巴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公社统治了整个法国。可是他们很当心地不去直接行使他们的权力，提出“一切权力归于公社”作为他们的口号。他们知道，只有通过代表整个帝国的国民公会，帝国才能团结起来和加以治理。因此他们避免干预国民公会的召集。他们不是不要议会，甚至也不是反对议会，而是通过议会来维持他们的权力。 列宁也一定有过同样的计划，否则我们就很难看出为什么他要召集制宪会议，而不是让人投票表决。可是公社比他来得幸运；因为它懂得怎样利用这个重要的工具，而列宁在第一天就很不高兴地把它抛开了。 当然，同公社联合起来的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只是少数派；但多数派却并不是由性格坚强、意志坚决的政治家组成的。其中有许多人是摇摆不定、迟疑不决的。他们让自己受巴黎环境的影响；即使环境的影响还不足以使他们同“山岳派”表示一致的态度，那也足够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使他们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投票表决的。 利用这些软体动物，利用这个“沼泽派”，“山岳派”得以在国民公会中占据多数。 但紧张的局面往往要求采取迅速的对策，在这种时候，国民公会的立法活动就不是经常能够令人满意的了。即使法律都不是能够很有效地应付社会的要求和需要的。每一项暴虐的法律，不论它多么严厉，只要它所规定的某些原则使那些受它压迫的人略施小技就有机会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就是限制了本身的活动范围。这种压迫的政策既以与现存的关系密切相连因而无法根除的现象为目标，就不得不迟早从它本身所制定的法律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借助于不受法律拘束的压迫，最后走上独裁的道路。 这一点、而且只有这一点才是独裁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这是一种政体，不仅是一种状态。它代表着专断的权力，这种权力按其本性来说可以仅由一人来实施，或者仅由一个知道怎样不按任何正式手续行事的或愿意单单归一人领导的人数极为有限的集团来实施。为了使合作有所保证，每一个大的集团需要一些具体的规章、一个管理机构等等——换句话说，它已经受法律的约束了。 作为一种政体的那种类型的独裁在于个人独裁。阶级专政根本是胡扯。没有法律和规章的阶级统治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对付投机商人、奸商和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措施毫无希望地失败了，无产阶级分子就求助于一种专政。 早在一七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公会就必须组织一个“公共安全和一般防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很少，逐渐取得了绝对的独裁权。起初这个委员会有二十五个委员，后来减为九个。所有的会议都是秘密举行的。它控制部长和将军，任命和罢免文武官员。它派出具有无限权力的委员，能够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这些措施必须由各部部长无条件地加以实行。它固然要对国民公会负责，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那个团体确实是在这个委员会的面前发抖的。当时至少曾对这个委员会的权力加了一些限制；因为按照规定，委员会应每月改选一次，并无权控制国库。不久，这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变成“山岳派”的独占的机构。但是，这个团体的专断的命令愈是增多，他们中间的一个唯一的人物、即罗伯斯比尔的独裁权力也愈大。 作为独裁的补充工具，又成立了两个机构，（1）一个叫做治安委员会的公安委员会；（2）临时革命法庭，负责审判有关反革命活动以及损害祖国的自由、平等和神圣的一切案件。 无论是谁，只要被一个“爱国者”怀疑和告发，就足以被判处死刑，并且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上诉的机会。 路易·勃朗在其《法国革命史》中对于恐怖时代的组织作了如下的描述。 “我们发现一个以其自身的生命使巴黎活跃起来的不屈不挠的党派、即雅各宾党人的党派。 “巴黎已经被分割成称为'区'的一些居民集团，这个城市表明了雅各宾党中流行的观念和思想。 “各'区'的中心是公社，它把这些观念和思想用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 “'公共安全委员会'通过委员们在国务活动的所有各个部门一一在国家行政中、在官吏的遴选中、在军队中，以及通过革命委员会在地方上、在共和国的各地，把生命注入这些法律。 “'治安委员会'的任务是揭露一切不良的和讨厌的分子。 “临时革命法庭立即惩罚他们。 “革命的机器就是如此。”[2] 这架可怕的机器是被开足马力的。 人们希望用这个手段来打垮走私者、勒索者和投机商人，尤其是如果把这些大都送上断头台的话。 但是经济情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难激励人们相信，在任何种类的体力劳动中存在着金矿。至少在比较大的城市中，如果谁手头有钱，有很多的钱，他就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变成最悲惨的境遇的牺牲者。恐怖统治对于捞钱的事并不是畏缩不前的，不过它竭力用各种偸偸摸摸的方法攫取它所垂涎的东西。这样，以行贿受赂的形式产生了自肥和贪污的新的来源。 被人发觉的危险愈大，那些人“想要”适当地拿出一部分的赃款来收买他们罪行的揭发者的倾向就愈加强烈。处境愈是困难，革命政府各个机关想从装聋作哑的应付办法屮获得好处的欲望就愈大。 因此，尽管断头台忙得不可开交，新的财产却正在积累起来，另一批资本家代替被处死的资本家成长起来；而饥饿和饥荒也并没有减轻。 这些新的资本家是直接从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革命家的队伍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证明自己和上述那些人都是最不顾死活的和最狡猾的，但决不能算是属于性格最刚强的一类。革命家中间最优秀的人士、即最大公无私的和廉洁的人们，那时正困在边疆和内战的不断的斗争中。因此，革命无产阶级的队伍由于优秀成员的牺牲以及其中属于冒险者一类的最歹毒、最冷酷的人的出现，从两方面遭到削弱。它在两方面丧失了它的最精干的成员。其余的人变得越来越冷淡和气馁了。革命已经不断地进行了四个年头；它曾给农民和金融家带来特权甚至财富；但对于以充分的自我牺牲精神勇气百倍地斗争的、终于能够把法国的权力统一在他们手中的无产阶级来说，革命没有什么贡献。它甚至没有解除他们的饥饿；相反地，它倒增加了他们饥饿的程度。连嗜血的恐怖统治者的生活也并不过得好些。事实上它能从政治方面得到什么呢？他们中间开始感到疑虑、猜忌和疲劳了。 不久就开始发现，巴黎公社的统治势力有向他们提出的名目繁多的要求需要解决。我们已经知道，各个“区”的势力在于所有的公民都经常积极地参加它们的工作。而且，这些区都在不断地开会，并且它们自己都必须解决一切与行政和政治活动有关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变成不可能了；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都必须在劳动中有所生产。否则他们将怎样生活呢？由于干着可能随时间断的临时工作，他们无法长久地坚持下去。只要革命的火焰在他们的心里燃烧，只要他们希望从革命的政策中获得经济的利益，他们总是竭力想法满足于自己的处境。他们越是疑窦丛生，他仍就越是想从生产劳动中而不是从政治中求得救助。他们越来越愿意让政府各部门接二连三地落入各区的手里。他们让这些区任命由国家支付薪金的官吏，因而开始逐渐推行以后就要产生的帝国的官僚主义集权。同时，各区以某种形式获有薪给的一帆风顺的人和他们的追随者，立刻在人数上比其余的人为多；这单纯是因为他们是有闲的人，能够找到开会的时间，另一方面，那些不得不为生活而工作的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出席会议的人数却越来越少了，因此，当时存在着前者在数量上超过后者的危险。 从一七九三年九月九日国民公会作出的决议中可以看出各区革命活动衰退的迹象，这个决议限定每星期开会两次，并规定每开会一次给予那些必须为生活而工作的成员每人两个法郎的津贴。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出席会议的人数继续减少的现象。 除此以外，还发生了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之间关系的显著变化。在革命上升的时期，正是群众推动了领袖，使他们精神奋发，对胜利满怀信心。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民众的运动有成功的希望，上述的关系就是群众与领袖之间的正常的关系。每逢革命向前发展，领袖总比群众表现出更多的迟疑不决的心情；因为他们比群众更善于估计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更清楚地看到必然要遭遇的困难。 但这时领袖的处境是：如果他们想要维持自己的地位，不致遭到彻底的复灭，他们就需要使群众重新奋发起来。因为群众快要精疲力竭，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疑虑和失望。所以领袖就得激励人民，唤起并鼓舞他们。这种情况在任何群众运动中总是表示：内在的力量不足，那个运动还没有获得这种力量，或者就是这种力量已经丧失。 为了激励人民，当权的政府就必须假装有力量的样子；它不得不使他们陶醉，从而使他们忘记还需取得社会的和经济的胜利。达到这个效果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煽起人们的嗜血的欲念。所以这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当时要继续实行恐怖手段，并且确实还要加强这种手段和使它更为有效的缘故。坡后，当权人物感到他们脚底下的基础正在动摇，这种感觉所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神经过敏也显然有助于产生同样的结果。由于接着萌生了自暴自弃的情绪，人们不但格外憎恨那些享有阶级特权的分子，而且也憎恨他们自己一派的成员，因为这些人尽管在次要的细节上有所不同，却和阶级特权分子抱有同样的一般原则。这样，当权人物日益产生误解，觉得每一个错误和每一个失着最后都会导致毁灭。 一场革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可能做出的荒唐行为的妨碍，这就表明这场革命是在蒸蒸日上的阶段。相反地，在一个衰落的阶段，革命可能会感到最轻微的错误的可怕影响。 革命领袖们的地位愈不牢靠，不同集团之间的争吵就愈加激烈，从而每一集团似乎更有必要镇压其他集团以挽救革命。 在“山岳派”的成员中间，一开头就存在着“信神者”（如果不是实际上见诸行动的“教会信徒”的话）与无神论者之间、偏狭的淸教彼与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之间、轻率的人与深谋远虑的人之间的显著的差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和谐无间地进行合作。当这些不同的集团开始互相猛烈地攻击，甚至使用“恐怖统治”作为彼此镇压的工具时，这就已经透露了革命衰落的迹象。罗伯斯比尔派把阿伯尔派当作“极端革命者”、把丹东派当作“过分温和的”和“堕落的”分子拖到革命法庭受审，终于使他们在断头台上（一七九四年三月）分享了他们在几个月前为吉伦特派准备的同样的归宿，这时，革命的命运已经确定了。 这些恐怖的措施已经显出革命瓦解的征兆；它们促使巴黎公社的群众分裂，从而把那些被送上断头台的人的追随者变成革命政府的仇敌，这就进一步造成了革命的崩溃。与此同时，由于群众日益冷淡，政府不得不撤销在此以前一直由各区担任的种种职务，把它们交给政府官吏。 警察机关、特别是政治警察机关落进了两个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中央机构的手里，它们是国民公会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警察机关变成了一个全能政府的力量无限的工具，同时它也从各区的一个充分公开地执行任务的机关变成一个完全秘密性的机关。秘密警察机关这样就成为超越政府其他一切机构的一种无形的权力。 但是，领袖们想用恐怖手段来挽救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没有见效。他们脚底下的土地开始动摇了。他们只得背城借一地扩大恐怖组织和警察权力。但唯一的结果是：由于他们都感到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有危险，他们就彼此团结起来拼命打算抵抗反对；因为在决定性的时刻这些统治者已经找不到任何拥护他们的人了。 克鲁泡特金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的热烈赞扬者，因而他决不愿意反对那个制度，但他曾出色地描述了恐怖主义所不得不采取的致命的途径。在他论法国革命一书的标题为《恐怖主义》的第六十七章里，他作了如下的评述：“最阴暗的一面（撇开对外的战争不谈）是外省、特别是南方的态度。国民公会的地方雅各宾派和代表们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反革命领袖以及对他们所领导和组织的人们进行的大屠杀，已经产生了这样深刻的仇恨，以致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惨酷战争的问题。局势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不论在地区或巴黎，除了借助于最极端的报复手段以外，谁也提供不出任何更有益的意见。” 他引证一些事件来证明他的论述，接着指出罗伯斯比尔怎样觉得非把恐怖主义推进到极端不可。路易·勃朗相信罗伯斯比尔本人希望摆脱恐怖主义的方式，因为他预先看到并深切地感到它的种种有害的后果。但他除用最严酷的恐怖手段来对付他自己队伍里的誓必求助于恐怖主义的人们，没有别的办法使他们就范。路易·勃朗说，“罗伯斯比尔要使那些曾经弄得全世界人在他们面前发抖的人发抖。他想出了用他们自己的战斧砍翻他们、用恐怖主义本身来粉碎恐怖主义这种大胆的计划。”[3] 不论这种办法是否出于罗伯斯比尔的本心，这是一个可以议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本人强迫通过了牧月二十二日（一七九四年六月十日）的法令，这个法令完全排除了给予政治嫌疑犯的最后一点点的法律保障。在革命法庭上，这种嫌疑犯的辩护人被取消了，诉讼程序只凭“人类公正的理智”的命令进行。法庭的裁决取决于“法官的良心”和他的“调解的能力”，不论其性质和程度如何。 早在一七九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罗伯斯比尔就曾说过：“他们正在企图用强辞夺理的诡辩来支配革命。背叛共和国的案件仿佛象是私人间的案件那样进行审判。暴政肆虐，而自由反为其作辩护。阴谋分子自己所起草的刑法，乃是他们自己被据以判罪的法则。” 当时唯一可以认可的惩罚是死刑。它甚至可以施之于那些“蓄意在人民中间制造纠纷或混乱而曾散布谣言的人们，以及旨在破坏精神状态或企图毒害公共道德的人们”。采用这种手段，任何政府都能立刻使反对派噤若寒蝉。克鲁泡特金在谈到这一点时说：“颁布这项法令，只能意味着宣告革命政府的破产。因此牧月二十二日这项法令的效果是使反革命在六星期的时期内达到充分成熟的地步。” 不久，根据这项法令，大约有五十四个人被执行了死刑。“于是，到处都称之为罗伯斯比尔法令的这项新法令便立刻开始实施。它使恐怖统治一下子成为人们咬牙切齿地憎恨的对象。” 接着又有一百五十名嫌疑犯大批受审，他们被分成三起立即正法。 “不必再详细叙述这些执行死刑的情况了。可以充分说明问题的是：从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七日设立革命法庭之时起，到一七九四年牧月二十二日（六月十日）止，即在十四个月期间，巴黎的革命法庭已经发布命令处死了二千六百零七人。但是自从颁布新法令以后，从牧月二十二日到热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仅在四十六天的期间，这同一个革命法庭就处死了一千三百五十一人。巴黎的人民看到五个刽子手好不容易才能逐日出清的运送被判处死刑的人到断头台上去的所有那些囚车，开始吓得发抖。不久就很难找到足够的墓地来掩埋死人了；因为每逢在巴黎的工人区开辟新的墓地时，就有很多人提出强烈的抗议。” 巴黎的工人居民这时都转而同情受害者；其所以格外表示同情，是由于富人已经逃走或者避居在法国的什么地方，从而使穷人大受断头台的残害。事实上，在路易·勃朗无法证明其身分的二千七百五十名被送上断头台的人们中间，只有六百五十名是属于比较富裕的阶级的。甚至有人说，公安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是保王党，是巴茨的代理人，他为了使共和国遭人唾骂才拼命煽动执行死刑的。可以肯定的是，每一次这种新的大规模屠杀都加速了雅各宾政权的崩溃。 整个社会都感到自己面临罗伯斯比尔和他的追随者的威胁。因此整个社会——“极端激进派”、“温和派”、吉伦特派和山岳派、暴力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无产者和有产者—都团结起来反对他们。 罗伯斯比尔的政权在那些受他威胁的人刚要张牙露齿的时候就垮台了。他在热月九日对人民发出的呼吁遭到了冷遇。他失败了。同时巴黎公社对它已经行使好几年的权力丧失了最后的明白的要求权利。法国革命因而回复到当时的经济条件所赞成的基础之上，即回复到资产阶级的无上权力上面。 [1]克鲁泡特金：《法国革命》，第一卷，第174-179页。克鲁泡特金按照他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已经给予革命时期公社的历史以特殊的意义。除一些专著而外，他的几本书提供了対这段历史深入研究的资料。结果，他对当时的议会活动情况就阐述得没有这样出色。 [2]路易·勃朗：《法国革命史》，布鲁塞尔1856年版、第二卷，第519页。 [3]路易·勃朗：《法国革命史》，第二卷，第748页。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 ﹝德国﹞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 （1919年6月） 马清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6月第1版 出版者说明 序言 第一章革命与恐怖 第二章巴黎 第三章大革命 第四章第一巴黎公社 巴黎无产阶级及其斗争的方法 恐怖统治的起源 恐怖主义的失败 第五章恐怖统治的传统 第六章第二巴黎公社 公社的起源 工人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 巴黎公社中的雅各宾派 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 公社的社会主义 中央集权和联邦制度 公社的恐怖主义思想 第七章文明对于人类风俗习惯的影响 残暴与人道 两种倾向 杀戮和恐怖手段 十九世纪行为的倾向仁义 战争的影响 第八章共产党人的活动 剥夺和组织工作 无产阶级的发展 独裁 贪污腐化 布尔什维主义的改变 恐怖 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 世界革命的前途 译名对照表 TERRORISMANDCOMMUNISM AcontributiontotheNaturalhistoryofRevolution TranslatedbyW.H.Kerridge GeorgeAllenandunwinLtd.,London.1920 根据伦敦乔治·艾伦和恩文公司一九二〇年版转译。原著以德文出版。 原著名称是TerrorismusundKommunismus.柏林VerlagNeuesVaterland1919年出版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Marx'sEcology:materialismandnature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 2000年3月 刘仁胜肖峰译；刘庸安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段忠桥主编） 前言 导论 唯物主义 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的危机 1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唯物主义和早期马克思 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与科学和理性的革命 马克思和伊壁鸠鲁 2真正的现实问题 费尔巴哈 自然与人类的异化 联合与政治经济学 3牧师自然主义者 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和政治经济学 《第一论文》 《第二论文》 托马斯·查默斯与《布里吉瓦特论文集》 4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 新唯物主义 历史地质学和历史地理学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 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 《共产党宣言》的观点 5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 人口过剩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条件 詹姆士·安德森和级差肥力的起源 李比希、马克思和第二次农业革命 李比希和土壤的退化 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 马克思对可持续性的分析 走向劳动者联合的社会 6自然历史的基础 《物种起源》 达尔文、赫胥黎以及目的论的失败 马克思和恩格斯：劳动与人类进化 唯物主义者们的困境 人类学时代的革命：摩尔根与马克思 一位年轻的达尔文主义者与马克思 结束语 辩证的自然主义 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考德威尔的辩证法 辩证的生态学家 保存的原则 译后记 注释 索引
第十四章俾斯麦和德国工会（1878—190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十四章俾斯麦和德国工会（1878—1900年） ↘反社会主义者法 ↘爱尔福特纲领 ↘工会总委员会的成立 ↘托拉斯和产业工会运动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 新统一的德国的“铁血”首相奥托·俾斯麦公爵是个倔强的普鲁士容克地主。他有一个精密的计划来击败正在成长中的、觉醒了的德国工人阶级，他的计划包括下面几点：在社会保险上对工人作出某些不重要的让步；扶持或容忍资产阶级和基督教（天主教）的所谓“黄色工会”；保持普鲁士阶级选举制度[1]，消灭社会民主运动的各个部分。他的办法是口蜜腹剑的典型——一方面，为工人进行微小的改革，另一方面，对他们采取恐怖行动。俾斯麦怀抱这种总的计划，利用1878年有人谋刺德皇威廉一世的机会，迅速地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雇主们也在政府带头下加倍对工会发动进攻。于是，工人阶级和有组织的反动势力发生正面的冲突。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越来越关切地注视着这种斗争的发展。 [1]按照这个反动的选举制度，拥有大资产的阶级分配到比工人多得多的选票。因此，在1909年，尽管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的选举中获得选票总数的23%，但是在当选的420名议员中他们只占6名。 反社会主义者法 名为“反对社会民主党危害活动法”的反社会主义者法在1878年10月21日生效。这个法令特别规定社会民主党和它的报刊为非法。当议会讨论这条法令时，俾斯麦答应这条法令将不适用于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工会。但是在实施中间，这个承诺却完全被忽略。齐温说：“由于工会是一个整体的机构，它在实际上遭受这条法令的打击比政党所遭受的要大得多。”[1]据报道，就在这条法令生效两天后的10月23日，德国工人工会便被解散了。其他很多工会也很快地跟着解散了——玻璃工人工会，木工工会，五金工人工会，制鞋工人工会，矿工工会等。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17个全国性工会和18个地方性工会都正式解散。除此之外，在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的330个互济会也同样被解散了。[2]当然，基督教工会和资产阶级工会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涉。 [1]齐温：“德国自由工会史”，第34页。 [2]法维：“工会的斗争”，第92页。 这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和以后年代里的社会民主党不同，它还是一个坚强的战斗组织，它英勇坚决地反抗政府的迫害。这种对抗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斗争行动很早就开始了。当议会辩论的这个法令时，社会民主党成员布莱克在社会民主党热烈的掌声中宣布：“我一定要反抗这整个法令！”而社会民主党的确采取行动这样做了。[3]1879年9月，社会民主党在瑞士发行了它的第一家非法报纸。其他的报纸紧接着也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于1880年在瑞士召开了它在国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在1883年和1887年又陆续召开了代表大会。社会民主党还进行地下活动，在德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组织系统。 [3]塞缪尔·欧尔斯：“欧洲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33页，纽约，1913。 工会为了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起见，尽管面临着一切困难，但一定要进行更多的公开活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采取各种各样的伪装作为掩护——福利会，社会俱乐部等等。俾斯麦对他的这条法令的解释，大意是说如果地方性工会完全不涉及政治，那么便可继续存在下去。工人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条款。他们通过这些不同的办法，得以使工会存在和进行活动，并且在这一个非法的时期内，进行了很多次罢工。在这次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工会运动在组织上和理论上获得了两个显著的改进：工会成为更集中、更有组织和更具有政治性的组织，而且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更愿意接受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那些人工培养出来的基督教工会和资产阶级工会全都陷于停顿的境地。 然而在进行这许多斗争时，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并不是没有遭受严重的损失的。政府查禁它们的刊物并迫害工人。总共14家报纸被查禁，至少1500名社会党人被拘捕监禁，另外很多人被放逐或遭到其他迫害，大量的人向美国移民。然而它们的斗争是胜利的。社会民主党获得的选票一年比一年增多，1878年获得的选票数目为49万3千张，到1890年便增加到142万7千张，几乎上升了200%。工会也在会员人数、产生的影响和政治力量方面扩大了。工会在开始参加这个历史性战斗时，组织上很松散，会员只有5万人；十二年之后，它拥有58个组织严密的全国性工会，会员人数达30万人。 反社会主义者法显然没有达到毁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因此，这个时候“铁血”已大为减色的俾斯麦便不得不辞职了。他的这个自以为得意的法令被政府在1890年9月30日正式否定了。这是德国工人阶级的一个巨大胜利，全世界工人都备加赞赏。这给予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一个巨大的鼓舞，并且使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肯定地走在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这种主导地位，它们一直保持到不祥的1914年。 爱尔福特纲领 德国社会主义领袖在摆脱了反社会主义者法下的压迫状况之后，就立刻着手重行制订党的总政策。于是，1891年10月产生了著名的爱尔福特纲领。在此以前的政策文件，是1875年在哥达起草的，主要出自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手笔。它是当时对抗的拉萨尔派与马克思主义派的混合产物。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充满拉萨尔派错误的哥达纲领。[1]1891年，主要由卡尔·考茨基起草、纠正了大部分问题的爱尔福特纲领，在几乎所有国家内都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典范，而在二十多年之内起着第二国际的非正式指导文件的作用。[2] 爱尔福特纲领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有社会主义的最终纲领，另一方面也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部分要求的当前计划。这些部分要求中应最先实现的，是争取“在帝国境内一切选举中，所有20岁以上的居民，不分性别，都有普遍、不记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这一要求脱离了哥达纲领的路线，它号召为妇女争取选举权。从工会的角度来看，爱尔福特纲领还有另外的一些重大的进展，如它抛弃了拉萨尔派“工资铁律”的观念。拉萨尔派的这一个理论对工会运动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工会的活动看来是徒劳无功的。爱尔福特纲领同时特别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这是哥达纲领中所没有提出的。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见以上文件及李卜克内西：“社会主义”，芝加哥。 爱尔福特纲领同时也成为社会民主党工会的政治方针。虽然工会一般都不太关心理论上的问题，爱尔福特纲领的重大缺陷是，它和在它之前的哥达纲领一样，没有具体地提到工会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时期所举行的三次重要的“非法”代表大会也有同样的缺点，因为这三次代表大会也没有注意到工会运动这个迫切的问题。 工会总委员会的成立 德国工人运动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取消时所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成立联合全国工会的总委员会。1878年时就已经考虑过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但是当时由于俾斯麦迫害行动的来临而取消了正在进行的一些安排。这次恐怖时期终了后，第一次工会大会于1892年3月在哈尔伯斯塔特召开。参加的代表有208人，共代表62个工会，30.3万会员。这次大会选出了代表整个工会运动的共由7人组成的德国工会总委员会。卡尔·列金当选主席。他在1920年逝世之前，一直是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并在国际工人活动中起着极大的作用。 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期内，工会一般都是作为地方性组织发挥作用的，因而在哈尔伯斯塔特大会上，成立全国的集中组织的建议遭到了很大的反对。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种小规模的分裂，而后来成为德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组织也由此产生。同时也有人反对赋予新的总委员会任何大的权力。大会最后确定它的任务应该是设法组织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收集工人运动的统计数字，出版一份刊载工会情况和报告的刊物，并且组织国际间的关系。总委员会的这种比较微小的职能在后来历次大会上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它包括提出关于工会运动的全面报告，仲裁管辖权上的纠纷，进行工会的教育工作和征集并散发五一劳动节经费等。然而在列金的强烈的官僚主义控制下，成员增至13人的总委员会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专制的领导机构。 德国工会在起初的几十年里遭受到社会民主党许多领袖的轻视甚至于敌视。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以及社会民主党非法的代表大会未谈及总的工会运动问题，这一事实所表明的这些消极情绪是由拉萨尔主义反工会态度的理论余毒和担心工会领导会加强起来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相抗衡的强烈恐惧心理所造成的。同时，过早地认为社会主义会到来也对建立工会运动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伏尔马尔确信，随着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不断增加，党在1898年便可在议会占多数了。 在1893年10月社会民主党在科隆召开的大会上，工会作用的问题引起了正面的争执。列金对于党领袖间存在的反工会情绪极为不满，对奥尔特别表示不满。奥尔却反过来叙述了工会的总委员会是如何发展成为和党中央委员会敌对的力量（而事实上后来它的确是如此）。其他的代表，包括倍倍尔和克拉拉·蔡特金，怀疑在强大的工业公司和联合企业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工会是否还有前途。反对工会的情绪发展得非常厉害，以致建议党员有责任参加他所属职业的工会的一项决议案，以169票对29票遭到否决。[1]大会仅仅投票表示同情工会而已。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工会运动这种过早的悲观态度和马克思及恩格斯的态度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终身都是赞助工会的。 [1]法维：“工会的斗争”，第112页。 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工会，在遭遇到经济危机和雇主顽强的抗拒下，仅仅获得缓慢的进展。实际上，直到1896年工会会员的总数才到329,030人而超过1892年的总数。在党所获选票数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工会相形之下便显得停滞不前了。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加剧当时存在着的低估工会运动的看法。而实际上，反对工会的力量强大得使1895年的工会大会不得不延期举行，而1896年的一次大会也在克服多次困难后才能够开成。[2]党内也进行公开辩论，认为总委员会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予以取消，并且认为光让各个工会存在就够了。但是在后来经济情况改进了的时候，德国工会便向前迈进，很快就开始改变它在世界工会发展中的速度；1900年时，工会拥有680,427人；1905年有1,344,803人；1910年有2,017,298人；1914年有2,556,251人。[3]在这些数目中，独立的基督教工会和资产阶级工会的会员占三分之一。 [2]齐温：“德国自由工会史”，第47页。 [3]保罗·巴色尔：“德国工会大会手册”，第301页，德累斯顿，1916。 托拉斯和产业工会运动 在德国，如同在其他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一样，垄断资本的发展对工会提出了最严重的问题。如果工会要生存下去、发挥作用和发展的话。在1882年到1907年之间，小型工厂所雇用的工人增加了25%，而在大型工厂工作的人数却增加了200%。[1]克虏伯和其他大财阀的巨大工业帝国很快地形成了。卡特尔的数目很多——1905年有385个，包括1.2万家公司，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便又增加了一倍。除此之外，雇主协会也大大发展了——到1913年时，集合在威势逼人的德国雇主联合协会中的有雇用4,641,361名工人的14.5万家公司。 [1]奈斯特雷普克：“工会运动”，第一卷，第268页。 作为对抗工会的作战组织，这些由政府积极支持的资本家新组合，比它的前辈小资本家要有效得多。资本家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显示出强烈的反工会的“开放工厂”倾向。克虏伯傲慢地说，他将“在他的企业之内继续保持主子的地位”，而他果然便按照这句话采取了行动。雇主越来越多地利用关厂的手段来对付工会工人所提出的要求。许多罢工行动都失败了，其总的后果就是，工会被迫在大企业中处于守势，事实上它们大部分被赶出这些工业了。法维说，在这个时期内的劳资集体合同，几乎都只限于中小型工厂。[2]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这个问题一年比一年来得尖锐。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这个问题的折磨。 [2]法维：“工会的斗争”，第129页。 过去的行业工会现在已经证明不是这种巨大的、并且是越来越巨大的资本组合的对手了。熟练的工人，由于精细的分工，已经丧失了他们在工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大企业雇主拥有巨额的储备金，政府随时可以帮助他们镇压工人，他们控制着大量半熟练的无组织工人，并且能够征集大量专门从事破坏罢工的人，因此，熟练工人反对雇主的罢工行动便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了。对于已经托拉斯化的工业来说，行业形式的工会已经失效了。 应付这个严重问题的基本办法之一是把工人运动在产业工会运动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这就是说，把工会运动从狭隘的行业基础上提高到阶级基础上来。英国的工会和其他国家的工会不同，它几乎和大企业一道成长起来的，而且部分地据守在托拉斯的工厂内部。它以逐渐合并行业工会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美国的行业工会所遭遇到的托拉斯问题最为严重。然而美国行业工会却拒绝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坚持它们已经陈腐不堪的组织形式，直到它们几乎完全被逐出托拉斯化了的工业企业之外，并且直到在这个问题上工人运动遭到两次大分裂——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分裂和1935年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分裂。 德国的工会，尽管遭遇到目光短浅的行业工会主义者的很大反对，逐渐掌握了局势，并且及早开始走向产业工会主义，这个问题在1868年工人大会中首次提出，但是被否决了。[3]在1892年哈尔伯斯塔特大会上，这个问题是讨论的一个主题，并且从此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这个问题一直是历届大会议程上的问题之一。产业工会运动不但被看作是建立更有效的战斗组织的一个手段，而且是缓和行业工会在管辖权上时常发生的争执的一项办法。它同时也是深入到广大的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中去的一个媒介，这些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中，女工的人数很多。这个建立产业工会的潮流所产生的结果是：在1891年至1914年之间，德国全国性的工会从62个减少到46个，但是会员总数在同期却从30.3万人增加到2,556,251人，并且会员遍布在许多新型的工业中。这是一个罢工和关厂事件发生得越来越多的时期。1891年有733起，1906年有3,480起（由于俄国革命产生的刺激作用），1913年有2,600起。[4] [3]巴色尔：“德国工会大会手册”，第82页。 [4]保罗·翁布雷脱：“德国工会运动的二十五年，1890——1915”，第180页，柏林，1915。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 在19世纪80年代和以后的几十年中，第二国际的政党和工会中许多机会主义者开始发展了，并且狡猾而阴险地传播了他们的思想；他们认为工人能够在资本主义范畴内解决他们的一切生活问题，所以，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是愚蠢和无益的。 机会主义者这种错误的想法和结论，是以下面的这些考虑为根据的：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似乎并没有发展起来；工人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已经逐渐赢得了选举权，而且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获得选票的数目在迅速地增加，在他们中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他们不久将在议会中成为多数派，从而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修正主义者特别指出大众生活水平有着缓慢的提高这一点来证明他们的纲领。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资本主义的伸进殖民地都为资本家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而这种“繁荣”的点滴也的确落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身上，特别是落到熟练的机器工人身上。例如，康辛斯基指出，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869年——1879年的74（以1900年为100）上升到1895年——1903年的99[1]；在德国从1868年——1878年的78上升到1894年——1902年的97[2]；在美国，从1868年——1878年的87上升到1897年——1908年的102。[3]发展中的工人斗争是赢得生活水平的这些微小改进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这些改进也只不过是暂时的，并且由于工业中对工人的剥削大大加强而抵消了。 [1]康辛斯基：“西欧工人状况”，第75页。 [2]康辛斯基：“西欧工人状况”，第96页。 [3]康辛斯基：“美国工人状况简史”，第1454页，伦敦，1943。 德国的伏尔马尔、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和在法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同类分子，也开始发表新的机会主义意见，认为资本主义正在逐渐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或者正在逐渐变成为一个近似社会主义的制度。这种国际性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最突出的发言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是一个铁路机车司机的儿子，曾经做过银行职员。他在修正马克思主义和使之适应时代的旗帜下，在1898年用英文出版了一本名为“进化的社会主义”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断然抨击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乎每一个原则。他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嘲弄剩余价值学说，否认中产阶级是在衰落，卑视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并且认为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非但没有变得贫困，而且是一直在改进他们的经济状况。他为工人阶级描绘了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在这个演进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将不起任何作用。他这是企图以牺牲工人运动的阶级斗争政策和它的社会主义远景，机会主义地使工人运动适应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伯恩斯坦不久便在第二国际中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他的拥护者中有很多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看到各个社会民主党获得巨大进展，都蜂涌地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打算乘机从事一种容易而有利可图的事业。这些人中间的许多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几个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袖。然而更严重的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理论也在许多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中得到了共鸣。这些分子主要以熟练工人为基础，很容易成为这种保守理论和实践的俘虏。他们这些人通常不大深入研究伯恩斯坦的理论，但是伯恩斯坦主义和他们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恰好吻合。他们终于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主要堡垒。 此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些年代中，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所展开的无情斗争，是在一切参加第二国际的政党和工会中的中心思想斗争。就第二国际的领导层而论，这是一场失败了的斗争。
第十三章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十三章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 ↘世界帝国主义的发展 ↘第二国际的建立 ↘工会在笫二国际中的作用 本书第二部分叙述的四十年里，从第一国际的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记录着了世界帝国主义兴起、发展和开始衰退的三个时期。到1876年，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由初期的、长期持续下来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转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到来标志着资本主义进步阶段的结束和资本主义走向最恶劣形式的反动阶段的开始。这个发展同时并促进了阶级斗争的极端尖锐化。到这个时期的末期，斗争达到最高潮——世界社会主义开始兴起。这是世界大战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始。 世界帝国主义的发展 列宁把帝国主义叫做“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财政资本时代”，“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垂死的资本主义”。他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 “第一，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现象；第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为一体，在这个‘财政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财政寡头；第三，与商品出口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四，分割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第五，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土地瓜分完毕。”[1] [1]“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8——259页。 19世纪70年代末期，资本集中在更为庞大和更加垄断的部门里，已经是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一个明显的现象。真克斯和克拉克对在美国的这种趋势作出如下的典型叙述：“一般的制造业工厂在从1860年到1910年间，资本增加了39倍多，工人数目增加了近7倍，产品价值增加了19倍多。”[2]1865年成立的美孚石油公司到1877年控制了石油生产的95%，而其他许多公司也接踵地走上同样的道路。列宁把1900年定为帝国主义可以说是发展成熟了的一个年头。按穆第的统计，美国在1900年时，工业、城市服务及运输等部门中“活跃的公司”有445个。资本总额达20,279,162,551美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种趋势急剧地增长起来，美国的工业全为垄断资本所控制。“从1909年到1929年，除了银行以外的全部公司的股本总数增加了108%。”[3] [2]耶利米·惠卜尔·真克斯（JeremiahWhippleJenks）和华尔特·克拉克（WalterErnestClark）：“托辣斯问题”（TheTrustProblem），第17页，纽约，1929。 [3]安纳·罗彻斯特：“美国的统治者”，第22页，纽约，1939。 美国银行与工业同样快地成长并巩固起来。银行家成为工业公司的主要力量。1863年成立的摩根公司在1904年时拥有价值20亿美元的资产（穆第的估计），而到1912年时，已增长到100亿美元以上（罗彻斯特的估计）。许多其他大银行集团也拥有巨额的财富。 其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程度不同的类似的发展。大工业和大银行集团在这几十年里成长起来。一个总的趋势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成为金融资本。此外，像列宁指出的，这些经济联合和托辣斯伸展到全世界所有地区里去。伊顿说，“国际卡特尔在1897年有40个，到1910年就增加到100个，而到1931年时已达到320个。”[4] [4]伊顿：“政治经济学”，第150页。 正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另外一个基本特征是资本的输出。最古老、累积资本最多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首先开始向外输出资本。英国资本家发觉国内投资范围对他们累积的资本来说愈来愈变小了，尤其是自从1873年爆发了深刻的经济危机之后，他们更广泛地进行对国外的投资以便取得优厚的利润。到1880年时，英国国外投资已经达到等于50亿美元的巨额，1905年达到100亿美元，而到1913年，英国国外投资几乎达到200亿美元。[5]另外，当时，“国外投资能超过在国内的净投资。法国的海外投资在这个时候达到12亿美元以上，德国的有17亿美元，而美国则为4亿美元。美国的这个数字在以后数年内会大大地提高了。 [5]同上书，第147——148页。 在这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搜刮落后国家的行径，是发展中的帝国主义最突出的表现之一。这些新的殖民地是宝贵的市场和原料供应的来源地。对土地的掠夺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从1884年到1900年，据霍布森说[6]，英国在非洲、亚洲和波利尼西亚共攫取了37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连同5700万人口；法国夺得了土地360万平方英里，人口3600万；德国夺得了100万平方英里，人口1670万；比利时夺得了90万平方英里，人口3000万；葡萄牙夺得了80万平方英里，人口900万；俄国也同样地进行扩展，它征服了布哈拉和基洼，“并攫取了满洲的许多地方。当时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也在对中国（1895年）和俄国（1904年）的战争中攫取了朝鲜，至于美国，它是不甘于落在它的帝国主义竞争者后面的，它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攫取了菲律宾群岛，古巴和波多黎各，美国以其极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控制了拉丁美洲的整个加勒比海地区。 [6]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引用的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8页。 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攫取彼此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土地，资源和贸易时所产生的那种空前尖锐的冲突，引起了1914年到1918年的帝国主义的大战。关于这个可耻的大规模屠杀，以后还要讲到。 第二国际的建立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加上朝着工业和资本集中方向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根本趋势的加强，为工人运动的各个部分——工会、合作社和政党——的迅速成长打下了基础。然而这种成就却由于对工业进行垄断的发展而遭遇到强大的反抗。大资本家越来越倾向于反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反对在基础工业中成立工会。 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这个广泛的政治觉悟最高的表现是，在几乎所有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实际上都建立了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的成长和工会的发展大大地加强了工人间的国际团结精神，而工会的扩展是在罢工次数增加、争取工人选举权和各处社会主义者选票增多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产生了组织另外一个工人国际来代替1876年解散了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强烈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经召开过好几次国际代表大会和会议：1877年在根特，1881年在康尔（瑞士），1883年和1886年在巴黎，1888年在伦敦。但是建立一个新工人国际的这个不断提出的而且是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到1889年7月14日才在巴黎实现了。在巴黎形成的这个组织起初并没有确定正式的名称，但是很快地普遍称之为第二国际了。 巴黎代表大会在全世界工人运动引起了巨大的浪潮。他们正确地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所有国家内工人运动向前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这次代表大会是工人实现“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这个历史性口号的第二次主要努力。出席代表大会的来自20个国家的391名代表都是世界工人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和社会主义者。 第二国际和它以前的国际工人协会一样，在形态上是一个总的、无所不包的工人阶级组织。它不仅直接吸收社会主义政党来参加，还吸收工会和合作社。世界工人运动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为工会和合作社成立独立的国际性组织的程度。然而第二国际和它伟大的前驱不同，它的组织结构相当松散。它和第一国际不同，在一开始时没有正规的世界性总部或领导机构，没有国际性的刊物，没有正规的章程，没有明确的国际行动纲领，没有执行决议的权威，甚至于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这些形式上的缺陷，在过去十几年之后，才在很少的几个方面得到部分的改进。 这次成立大会中最明显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居于统治地位。曾经为害第一国际生命的诸多宗派——浦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拉萨尔主义——大多数都消灭了或者大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和阶级斗争的冷酷现实使这些宗派实际上趋于瓦解。然而过去的主要狭隘工人运动的宗派也出席了这次成立大会。其中有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少数派，它在未来的多年之内，仍然要以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形式起重要的作用。然而，从大体上看马克思主义思想（有许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偏向）在世界劳工中获得了胜利，巴黎代表大会便反映了这种形势。第一国际在它卓越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进行的拓荒工作并不是徒然的。他所播下的种子已经落在肥沃的土壤上了。 然而就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已经有不祥的迹象表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存在，这个右倾机会主义最后摧毁了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基本上是工人组织中的一种资产阶级影响。当各种社会主义政党在组织上脱离了资本主义政党时，它们还没有在理论上完全断绝和资本主义政党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未来的事件可悲地证明出来。第一次大会中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由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做为代表。他们涌进这次运动中来，而且更要命的是，当时工会的领导分子也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特别是在英国，这种工会领导分子已经显示出要“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以便使工人的利益从属于雇主的利益。 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没有像第一国际那样通过一个全面的纲领作为总的指导原则，它仅仅以逐一处理世界工人当时面临的迫切政治问题和任务来开始它的工作。大会通过并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建议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支持关于制订国际劳工法的提议，拒绝法国代表提出的以总罢工作为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手段的提案。确定5月1日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示威和斗争的国际日是大会最重要的行动之一。这个行动是根据法美两国代表本着1886年5月1日八小时大罢工的前提提出的建议而采取的，它采取的形式是对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定在1890年5月1日举行的总罢工的积极支持。但是，由于面对政府和雇主的坚强抗拒，五一这一天在国际上趋向于超出仅仅示威的范围而成为为期一天的总罢工日。五一这一天后来成为全世界劳工的节日，只有美国是个显著的例外。美国的那个越来越保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另外选定了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美国的劳动节。 第二国际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具体倡议下组织起来的。恩格斯十分积极地参加了它的组成工作（见“三个国际”，巴黎，1955年）。德国在那时是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中心。组织这个大会，是德国人在第二国际中直到第一次大战的悲惨日子为止，对世界工人生活起主导作用的最初的具体表现之一。在第一国际中成为主导力量的英国工人阶级落后了。这是由于英帝国主义对工人贵族和工人领袖产生了腐化的影响，而使工人阶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瘫痪了。 工会在第二国际中的作用 各国的工会运动在经过多方面的策划之后，最后在1911年才建立了它们之间的初步国际性的联系，而这个初步安排直到1914年——1919年才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会国际（参看第十九章）。同时，许多国家的工会团体在第二国际的历届代表大会的范围内得到了国际代表权和达到了团结。因此，在所有这些集会中都有一些人数很多的工会代表团。他们几乎全都是高级工人，自然，各个社会党的代表有很多人——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是工会会员。 第一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里（1864——1876年），同时也承担着工会国际的职责，作为它的总的阶级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它曾经非常密切地注意一切有关工会的事情，马克思不但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制定了在今天仍然是工会行动所依据的工会理念的广泛基础；第一国际并且在马克思的最直接地参与下，对当时存在着工会运动的各国的工会所举行的罢工和其他斗争，给与详尽的关怀。罗佐夫斯基引用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一段会议记录，充分说明第一国际是如何密切关怀当时工会所进行的种种斗争。这种记录通常包含了几十个关于支持和处理各国的罢工的决定和行动。[1]第一国际这一密切的指导是必需的，因为当时各国的地方性工会一般既没有全国性的行业联盟，也没有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 [1]罗佐夫斯基：“马克思和工会”，第73页。 然而第二国际对具体的工会问题就不像国际工人协会那样密切关怀了。这一差分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确实低估了工会运动的重要性，而尤其重要的原因是，当第二国际成立之时，在几乎所有的最重要社会主义国家里，都已经成立了全国劳工会和地方性及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来处理一切工会工作了。 作为工人阶级的基本组织的工会，对于第二国际历届代表大会和它的领导骨干所处理的一切理论的和实际的纲领，自然是极为关心的。而历届大会也常常处理对工会特别有关系的问题，其中如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第二国际就非常重视，并且指导各国在五一劳动节的游行示威。可是这些游行示威却不只是一个平静的假日，而是进行真正的斗争。在整个第二国际，特别是在德国，机会主义者毫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损伤或取消这种示威游行。[2]此外，在第二国际各届大会上一再提出的关于宣布举行总罢工来制止战争的整个意旨，也是工会最切身和最关心的问题。 [2]亚历山大·特拉兹坦堡：“五一劳动节史”，纽约，1947。 工会同时也深深地卷入了不时影响第二国际根基的思想斗争。我们以后可以看到，工会的主要领袖们——他们一般都是高级干部——都成为培养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有力人物。这种机会主义最后在第二国际中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第二国际中既然有着这样一些工会活动，因此在最初的几年里，就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没有必要创建独立的工会国际。所以，这个时期中的工会历史，几乎完全包含在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中。 在第二国际历届代表大会和它的整个发展中，工会运动的主要潮流有三个。第一个和最初的一个是塞缪尔·龚泼斯称为“单纯”的工会运动。这个形式的工会运动主要以熟练工人和行业性的基础，它一般都默认或实际上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它的口号是“工会之内，不谈政治”，那就是说，不许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然而一般它却与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勾结在一起。当这种工会主义最后开始走向工人阶级的政治时，它所采取的形式往往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广泛的劳工党。这种形式的工会运动主要是在英国、英国自治领和美国。 第二国际中的第二种工会运动形式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当时它的主要基地是在拉丁国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无政府工团主义歪曲地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阶级斗争原则，它吸取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派的理论作为制定大部分方针和战术的依据。它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不采取政治行动和不参加政党的广泛阶级组织，靠着这个组织最后来取消资本主义，而以它自身的组织作为未来工人社会的基础。 第二国际中的第三种、也是最流行的工会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会运动。它的主要中心在德国、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后并发展到俄国和巴尔干国家。这些工会一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远景和战术的原则。它是集中的、有纪律的，向着产业工会运动发展的，并一般是遵循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的。然而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进行阶级斗争中，它们中间有许多工会严重地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工会运动原则，常常依靠熟练工人贵族，并且奉行机会主义政策。基督教（天主教）工会（见第十九章）是一种次要的工会形式，它们参加第二国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时代的工会的历史，总的来说，就是上述三种基本的、不断演进的工会运动争取作为工会的确定形式、争取支配地位的斗争史，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工会运动一直走在前面，成为最能适应工人需要的工会形式。但为了追溯这些年代里世界工人运动一般的发展和历史，我们就必须探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会的发展。在进行这种探索时，拿1900年左右作为一个停止期是适宜的；因为在那时，有组织的工人开始建立起它自己固定的国际性组织，同时成熟了的帝国主义也使世界工会运动面临许多新的尖锐问题。让我们且从德国谈起，因为在第二国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内，德国的工人运动在政治方面和工会方面都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先导。
第十二章到1876年为止的世界工人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十二章到1876年为止的世界工人运动 ↘世界资本主义的成长 ↘工人阶级的发展 ↘工会运动基础的奠定 ↘政治行动和组织 我们可以拿1876年这一年作为一个时期的终点，来记载工人运动历史中一个重要阶段，并总结到这一年为止的工运进展。我们所以要采取这一年的基本理由有两个。第一，就在这一年，工人组成一个世界性组织的初步尝试，由于第一国际的解散而告终。第二个理由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竞争的阶段大体上在这个时期里结束，而另一个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或者帝国主义阶段刚刚开始。道布把1873年开始的长期世界经济危机叫做这两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水岭"。[1] [1]道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第300页。 世界资本主义的成长 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萌芽后，便在前面几章所讲过的时期里迅速地传播开来，实际上成为一个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工业在差不多所有的欧洲国家里和美国强大地成长起来，它的那些富于战斗性的商人渗入到一切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去。工业技术大大地改变了。行会、重商主义、“贷出”制度、“工场手工业”等原始生产和交换方法大半都让位给发展中的现代工业技术。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产业革命很快地一国接一国传播开来，尽管英国资产阶级用尽力量来垄断新的生产机器。 这些新的资本主义方法的发展，不仅在工业上是革命性的，在政治上也是革命性的。富裕的和扩展着的资产阶级和腐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斗争，资产阶级以十六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连串革命着手打破封建制度对贸易和土地的望断，击溃封建制度的行会，以及驯服或废除它的君主和拥有上地的贵族。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的政治废墟上，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到1876年，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对世界封建主义施加了致命的打击，此后封建主义在“落后”国家中进行的斗争已经不过是后卫战而已。 然而资本主义的成长在不同的国家并不是齐头并进的。相反，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若干国家里趋向于采取极不相同的步调。像我们前面讲过的那样，英国具有最先开始的现代化工业，它在开始时便实际地攫取了世界市场。但是到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里，它的领导权便已处于美国的威胁之下，而德国也上升成为英国的一个危险竞争者。这种列宁后来叫做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痉挛式进展，终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引起资本主义国家间实力对比的迅速变化，而这种实力对比只有大规模战争才能重行调整。 从任何地方的经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也不是平衡地向上发展，而是一个高涨接着一个萧条地向前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力逐步超过资本主义市场消费力的事实，正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那样，造成周期性的市场积货过多和经济危机。只有在生产力大大地被危机所削弱后，才会从新向前发展。在世界资本主义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美国，这种周期性的危机发生于1790年、1793年、1798车、1802年、1808年、1813年、1820年、1828年、1824年、1834年、1840年、1843年、1848年、1857年、1861年、1865年和1873年。[1]这些危机证实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缺陷，这个缺陷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产生巨大的破坏影响。 [1]此数字系由克利夫兰信托公司统计的，1953年。 资本主义生产在一开始时是在很小的单位上进行的，工人很少，工具是原始的。但是由于价值昂贵的机器和工业操作程序的发明，工场的规模和工人人数不断地增大。因此，个人资本家开始让位给联合股份公司。这种股份公司在征集资本和在与敌对公司竞争上都要更为有效。据道布说，到1703年时，英国全部流动资本中约有百分之十已掌握在联合股份公司手中。[2]产业革命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对这种形式的组合给予很大的刺激。因此，到1876年，垄断的过程在英国、美国、德国和比利时已经展开了。但是关于所有这一切资本集中的情况，我们在下面的几章中还要讲到。 [2]道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第191页。 工人阶级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曾经是封建制度中的工匠的行会会员们发觉他们不但本身变为赚取工资的劳动者，而且整个工作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已有的各种行业都解体了，然后重新组织起来，产生了完全新型的职业。马克思指出钢针制造者为例来说明这种变迁。当德国的纽伦堡的熟练的行会技工单独制造钢针时，他需要进行20个操作过程来完成制针工作，而在英国，在工厂制度下，这些操作过程由20个（甚至多到92个）不同的工人来进行，[1]到后来，这些操作绝大部分甚至完全由机械来进行。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5——406、413页。 在改组过的早期工业里，新发展起来的技术代替了陈旧的技术。于是在十九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的时代里，各种工业中便产生了各种熟练工匠如：机动纺织机的纺织工人、修理纺织机的工人、炼铁工人、机械工人、铁匠、汽锅制造匠、铸造匠、模型制造匠、火车司机、管闸工人、报务员、调车员、机械师、煤矿工人、排字工人、印刷工人、建筑用铁的炼制工人等。就经济意义来就，这些新的熟练工人和行会时代的艺匠间的根本区别是：行会工人没有什么分工，他们制造出完整的成品；而现代的工匠则是总的生产机构的一部分，每一个工人仅仅担任生产一件商品的整个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工作。 封建时期的行会制度延续了一干年之久，而且传播到整个欧洲。在这个制度里，全部劳动力（除了一些单独的非熟练的一般工人）实际上是由熟练工人或者进行学习成为专门工匠的学徒所组成。英国在1700年时，全国人口567.4万人中艺匠和他们的家属的数目只有24万人，占总人口的4.2%。[2]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迅速而激烈地改变了一切。熟练工人因之成为总的劳动力中的少数，而大量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来到工业中工作，他们的分工极为广泛，而以前个人单独进行的行业现在都分裂并且机械化了。马克思在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能够这样说：“不熟练的劳工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劳动的全部劳动力的主体。”[3] [2]科尔：“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史”，第17页。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在资本主义下产生出来的不熟练和半熟练的大量工人中，妇女和儿童的数目非常多。恩格斯说：“在大不列顿的419560个工厂工人中（1839年）有192887人（即几乎一半）是在十八岁以下；242296人是女性，其中有112192人在十八岁以下。”纺织业在英国和其他一切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最大和最重要的工业。恩格斯说，在棉纺工厂中，女工占56.25%；毛纺工厂中女工占69.5%，而在丝纺和麻纺工厂中占70.5%[4]。在整个这一段时期里，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纺织工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状况。 [4]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7页。 在英国和其他国家里，资本主义的来临都促使工人数目大大增加。大的工业城市勃兴，人口迅速地增多。古老的商业城市里密布着各种新工业，居民数目较前增多一倍或两倍。利物浦的人口在1685年到1760年之间增加了九倍，曼彻斯特增加了四倍，设菲尔德增加了六倍等等。[5]1841年时英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包括贫民和游民在内”，在总人口1400万人中有900万人之多。[6] [5]吉宾斯：“英国的工业”，第330页。 [6]科尔和波斯特盖特：“英国的平民，1746——1938”，第133页。 恩格斯就这种发展发表他的意见说： “大不列顿的巨大的工商业城市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属于工人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些小商人和人数很少很少的手工业者。”[7] [7]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页。 继英国之后，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也有着类似的迅速成长情况。在农业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农场的成长，农业工资劳动者的数目也大增。 美国在1820年时，在非农业方面工作的人数有812042人，而在田地上工作的人有2068958人；但是到1880年，这种局势便已经倒过来，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占了大多数，有887289人，而从事农业的只占少数，有8584810人。这种趋势从那时起便一直向前发展着。在1850年时，制造业和营造业雇用了126万人，但是到1880年这数目便增加到460万人。1840年时矿工有1.5万人，而1880年时达32万人，其他工业也有着相似的扩展。在1850年到1880年这个时期里，美国人口只增加了一倍多一点，而非农业性的职业中雇用的人数增加了十一倍。[8] [8]美国商务部：“美国历史统计，1789——1945”，第63页。 最重要的是，如同我们已经顺便指出的那样，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后，到处的工人状况都急剧恶化了。资本主义，不管它在哪里成长起来，一贯地显示出它是把工人创造出来的财富从劳动者手里吮吸到拥有社会生产手段的资本主义所有者的口袋里的一个工具。这些社会生产手段是：工厂，土地，交通和运输系统等。工人阶级遭受了空前的灾难：漫长的工作日，恶劣的居住条件，妇女的劳动得到微薄的工资，毁灭性的童工制度以及各地劳动场所的工头肆虐等等。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却称颂他们的制度，把这种为他们带来无数金袋的制度当作人类昌盛和自由的极点。恩格斯在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工人状况进行历史性的研究时，对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和机会，曾这样说道：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资产阶级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场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9] [9]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7页。 工会运动基础的奠定 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很快地意识到：如果他们要想在野蛮的新资本主义剥削下生存话，他们就必定要对他们的雇主进行反击。这个斗争在开头时是防御性的，主要是通过互助（友好）会或合作社进行。但是不久它就转入攻势，破坏机器、罢工、建立工会、采取政治行动和起义等。工人而且开始计划怎样来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以一个对人类有益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穷凶极恶的剥削。 到1876年时，工会运动如影随形地追随着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它扩展到所有的西欧国家和美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到英国自治领里面去。然而很难断定当时全世界工会会员的总人数会多于200万——这也只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很小部分，还不到今天工会会员数目的2%。韦伯夫妇说，英国职工大会在1874年宣称它代表110万，但是两年之后，它宣布的正式数字却表明实际参加的会员只有55.7万人。[1]我们已经看到，龚泼斯估计1873年美国工会会员总共约有20万人。据齐温的估计，1877年德国的30个社会民主党工会全体会员约只有五万人，[2]此外独立的德国工会不过还有几千人。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荷兰和其他国家的真正工会会员总共大概不超过50万人。 [1]韦伯夫妇：“工会运动史”，第357——375页。 [2]齐温：“德国自由工会史”，第26页。 我们现在讨论的工会形成时期中，工人运动最伟大的成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和他们在这个不朽文件以后所发表的经典著作中加以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使工人清晰地了解到他们生存其中的社会的性质，它的残酷的剥削性，它那富于破坏力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它那具有压制性的国家机构，以及它那贫富趋向两极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为工人指出一个怎样为局部要求而斗争，怎样消灭资本主义和怎样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明确远景。我们在第七章里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一个方面是，它最先对工会的作用和建成的可能性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像前面讲过的，马克思主义不得不和各种宗派和偏向进行斗争，但是到1876年第一国际结束时，它已经确定不移地羸得了作为整个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的地位。 工会运动在1876年以前几十年的形成时期里，克服了许多困难的组织上的问题。原来依靠自发的罢工和其他斗争的倾向已被另一种观念所代替，这种观念就是认为必须建立巩固的、持久的和得到正常的资金供应的战斗组织——工会。此外，工人学习到，所有在一定地区里的工会必须在一个中央理事会中联合起来，而且它们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团结起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欧洲主义时期里，已经有全城范围的理事会，并且组成了全国性工会，但是永久性的中央工会理事会和全国性的工会，在英国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里才建成。在美国，第一个中央工会理事会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成立，而第一个全国性工会到了五十年代才建成。 在英国，总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是以1830年成立的全国劳工保护协会和1833年成立的全国大团结工会开始的。但是两者不久都夭折了。目前的英国职工大会始于1868年。在美国，起初有几个实质上不是真正全国性的工会，包括1835年的全国各行各业工会和1864年的国际工业大会等几个工会。第一个真正的全国性工会联合会是1866年——1872年的全国劳工会。德国第一个总的劳工联合会于1868年成立。然而到1876年时，还没有成立一个总的国际工会联合会。通过第一国际，工会首次对国际工人的联合有所体验。第一国际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它包括了工人运动的各个部分——政党，工会，合作社，互助会。 到十九世纪中叶，工会运动也在阶级斗争中积累了很多战略和战术经验。它组织了无数次的地方性罢工，并且几次试图发动全国性的罢工——1842年在英国，1868年在意大利，1873年在西班牙。美国工人运动在1835年在费城发动第一次地方性的总罢工，而就在这一年，全国劳工会建议举行一次全国总罢工，但是并没能彻底实行。[3]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时，英美两国的工会已经和雇主开始进行的集体谈判了。这与过去不同，在过去工会仅仅提出工资等级，然后便设法迫使雇主来遵照执行。 [3]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85页。 熟练的工匠是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创始会员。1876年时，他们初次全面地掌握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并运用工会的力量来改善他们自己行业的状况，而不大考虑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英国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工人贵族，他们打击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在美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也存在着同样的趋势。然而，煤矿和金属工业的广泛发展迫使各种半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这些工人中还包括女工）也开始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工会。 韦伯夫妇指出，虽然英国第一个永久性的女工工会到1872年才成立，但是很多年以前就进行过这样的尝试。[4]这种趋势也同样存在于德国。美国就业的女工在1828年发动了第一次的罢工，但是在1880年之前是很少有什么永久性的组织的。全国劳工会很注意女工。美国第一个吸收女工作为和男工平等的会员的是1864年的印刷工会。[5] [4]韦伯夫妇：“工会运动史”，第336页。 [5]玛丽·比尔德：“美国工人运动简史”，第97——103页，纽约，1920。 英国是这个时期内最先工业化的国家，所以英国工会也是年轻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先导部分。法国、比利时、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来英国学习英国工会的先进经验。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拿英国作为他们的总部，并且在那里进行了他们最重大的工作，这也是很重要的。欧洲大陆上的自由分子，像德国的马克思・希尔什等，也对英国工会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学习如何控制他们本国的发展中的工人运动。 工会运动基础的奠定 工人政党（特别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是由于它超出了狭隘的行业性考虑，以阶级为基础而组织的。（在不受资产阶级影响时）它们一般为有关整个工人阶级的重大问题进行斗争。它还致力于反抗资产阶级国家机构，这个机构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根据地和保卫者，通过这个机构，资产阶级一致表达它的基本阶级利益。所以，不足为奇，在西欧和美国，政治行动和政党是工人在工会经验和组织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之后才出现的。 为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组织，早期工会经历了一个职能上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发动一个和工会分离的合作社运动（工会并着手来支持它）。从一开始，工会就很关心这个运动。然而这却是一个不容易领会的教训，甚至几十年之后，美国工会——例如劳工协会——还在设法以建立合作社来作为它的中心任务。把工会从以前的行会和“友好”会承接来的一些互助办法（疾病、死亡和失业救济等）推到国家头上，并且坚持国家设立社会保险制度，是一个非常慢的进程；而甚至在今天，许多保守的工会仍然充满了这种互助的办法，而且甚至认为是支持工会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在早期的这几十年中，工人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种演化过程从工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工会便是无产阶级基本的和最早的战斗组织。在工人阶级大力发展的时期里，工人曾经建立过很快就消失了的政党——像美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的地方性工人政党和六十年代末期的全国工人党，以及英国1840年时的全国宪章主义者协会——但是他们一般都尝试通过工会进行他们的政治活动，办法是暗中运动或为具体的立法进行宣传，为候选人进行竞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和其他地方所进行的工作中最基本的特色之一，便是他们不断强调工人的这一基本需要：他们要有自己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内，工人在这方面最大的成就，便是他们在1864年成立了第一国际这个世界性政治组织。 在许多国家里，工人政党的发展引起了更为复杂的情况，这种发展需要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因为它同时使工人政党必须和资产阶级政党断绝关系，尤其是和那些带有自由色彩的资产阶级政党断绝关系。这些政党到处和封建残余和大资本的政党展开争取工人支持的斗争。因此，虽然工人通过他们的工会，到1876年已有很多的政治成就，但是当时还只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全国性工人政党，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德国工人运动要在当时开始的一段时期中在国际上起主导作用的一个象征。 工人在1876年以前的几十年里所进行的斗争并不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不但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全世界工人的革命性观念的基础，以便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也建立了很大的工会组织。此外，他们还能够在物质条件上取得许多进展。西欧产业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在实际工资上取得一些改进，食品供应价格的降低是这些改进的因素之一，但是工会行动所起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例如，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实际工资增加了。1815年到1860年之间，排字工人实际工资增加了50%，纺织工人35%，农业工人36%，矿工44%。[1]但是这些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性的。 在这些成就方面比较明确的是，十四到十六小时工作日制度取消了，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艰苦地和顽强地进行，八小时工作制已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提出来了。许多有关工厂的立法也已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制定下来，在改善对童工的恶劣待遇和对女工的剥削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工人赢得了合法工会的法律权利。然而这个事实并不能妨碍雇主以最横暴的手段来阻止和毁灭工会。男性工人的选举权在美国和法国全部获得，在英国也部分地获得了。而在一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在他们的纲领中把争取选举权的要求放在第一位。总之，这就是第一国际在1876年结束时世界工会运动的情况。
〔美〕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OutlineHistoryOfTheWorldTradeUnionMovement 世界工会运动史纲 〔美〕威廉·福斯特（WilliamZ.Foster） 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56] 李华赵松史仁合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5月第1版 致谢 序言 第一部分工会基础的奠定（1764——1876年）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 第一章资本主义的肇始 行会制度 重商主义的发展 产业革命 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 第二章工人阶级的起源 从手工业者到雇佣劳动者的转变 农民的无产阶级化 强迫劳动、雇农和奴隶制度 第三章英国工会运动的诞生（1764—1824年） 工人的抵抗 破坏机器和起义 罢工和工会 行会和工会 第四章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1817——1868年） 全国大团结工会 宪章运动的兴起 宪章运动的衰退 有组织的工人的右倾 第五章美国的工会运动（1776——1865年） 工会运动的诞生 迫切的奴隶问题 有组织的工人的进展 工会和内战 第六章早期的欧洲工会运动（1848——1864年） 德国工会运动的诞生 法国早期的工会 意大利工会运动的开端 其他国家里的早期工会运动 第七章第一国际和卡尔·马克思（1864——1876年） 马克思和工人的总纲领 马克思主义和工会运动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规章 第八章第一国际、工会和巴黎公社（1864——1876年） 英国工会所起的作用 德国工会和第一国际 工会和巴黎公社 法国工人运劫的再起 第九章意大利工会、西班牙工会和巴枯宁（1864——1876年） 巴枯宁在意大利 抵抗同盟 第一国际中的西班牙有组织的工人 第一国际的分裂 第十章全国劳工会和第一国际（1866——1876年） 全国劳工会 全国劳工会和黑人劳工 工会和土地问题 全国劳工会和第一国际 全国劳工会的袤落 第一国际在美国 第十一章工人和资产阶级革命（1644——1876年） 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工人 工会和第二次美国革命 第十二章到1876年为止的世界工人运动 世界资本主义的成长 工人阶级的发展 工会运动基础的奠定 政治行动和组织 第二部分工会和垄断资本主义（1876—1914年） ——帝国主义成熟时期 第十三章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 世界帝国主义的发展 第二国际的建立 工会在笫二国际中的作用 第十四章俾斯麦和德国工会（1878—1900年） 反社会主义者法 爱尔福特纲领 工会总委员会的成立 托拉斯和产业工会运动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 第十五章英国：阶级合作和新工会运动（1876—1906年） 保守的英国工会 码头工人大罢工 英国工党的建立 自治领的工党 第十六章工会在美国的激烈斗争（1876—1900年） 用军队来对付罢工者 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的联盟 劳工协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 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 第十七章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有组织的工人（1876—1900年） 法国工会运动的成长 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发展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工会运动 西班牙的工会 第十八章其他国家的工会（1876—1914年） 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会运动 东欧的工会 拉丁美洲的先驱工会 非洲工会运动的开端 亚洲劳工开始觉醒 日本工人运动的诞生 第十九章国际工会书记处（1900—1914年） 工会书记处的成立 各国工会中心国际书记处 国际工会联合会 天主教劳工国际 第二十章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工会 列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 列宁的新型玫党 列宁和工会 1905年革命的进程 工会的作用 革命的后果 第二十一章总罢工问题 劳工史中的总罢工 工资总罢工和声援总罢工 争取工人普选权的总罢工 反战和革命总罢工 作为工人阶级武器的总罢工 第二十二章作为一个世界运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1906—1914年） 拉丁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 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和工团主义 英国的工团主义运动 其他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 第二十三章反对工会修正主义的斗争（1900—1914年） 反修正主义的斗争的实际方面 争取独立的政治行动的斗争 党和工会 第二十四章工会和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1889—1914年） 社会民主党的战争罪咎 反战斗争的进程 对劳工的战争背叛 工会的作用 第二十五章1876到1914年之间的世界工会运动 工人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的斗争 思想的进步和障碍 第三部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工会运动（1914—1939年） ——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社会主义的诞生时期 第二十六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会（1914—1918年） 工会领袖成为国家战争机器的一部分 投机活动和工人阶级的抵抗 从战时的战斗行动到革命的斗争 第二十七章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的工会（1917—1921年） 革命中的工会 罢工、计件工资和工厂委员会 工会、党和国家 第二十八章有组织的劳工和德国革命（1918—1920年） 霍亨索伦王朝的覆灭 列金一伙出卖了社会主义 工人进行革命的尝试 魏玛共和国和卡普政变 匈牙利革命 第二十九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浪潮（1918—1921年）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诞生 在法国的进攻和反攻 英国三角同盟的失败 美洲各国在第一次大战后的斗争 成长中的亚洲工会运动 世界工会的发展（1914—1921年） 第三十章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改组（1919—1920年） 国际联盟 国际劳工组织 第二国际死灰复燃 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重建 国际工朕的拥护资本主义纲领 劳联和国际工联 第三十一章红色工会国际的建立（1919—1921年） 红色工会国际的成立 红色工会国际的纲领 发生争论的政策问题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衰落 红色工会国际的活动范围 第三十二章阶级斗争和阶级合作的对立（1921—1926年） 冈珀斯分子领导了投降 英国、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合理化 红色工会国际的阶级斗争纲领 国际工联的排除政策 红色工会国际在殖民地国家 第三十三章为统一战线和工会统一而进行的斗争（1919—1926年） 工会统一的总问题 为工会在组织上的统一而进行约斗争 统一战线的问题 英俄工会委员会 第三十四章英国总罢工（1926年） 引起总罢工的事件 罢工的进程 罢工的后果 国际工会联合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力量对比 第三十五章工人和经济大危机（1929—1932年） 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破坏 苏维埃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照 国际工会联合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的互相冲突的政策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饥饿斗争 第三十六章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的斗争中的工会（1929—1939年）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 法西斯分子夺取奥地利 改变了的国际无产阶级战线 第三十七章在法国、西班牙和美国的人民阵线（1933—1939年） 法国劳工击败了法西斯主义 西班牙的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的工会 美国劳工击退反动 第三十八章亚洲殖民地国家工会的进展（1921—1939年） 中国工会运动的突飞猛进 印度工会运动的发展 其他亚洲殖民地的工会运动 第二十九章拉丁美洲的工会斗争（1918—1945年） 泛美劳工联合会 红色工会国际在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劳工联盟 第四十章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劳工组织（1918—1939年） 意大利的法西斯工会 德国的纳粹劳工阵线 奥地利的僧侣法西斯主义 佛朗哥西班牙的工会运动 日本的法西斯劳工组织 第四十一章苏联工会和社会主义（1917—1939年） 工会在工业上的作用 工会的各种不同的职能 苏联工会的结构 苏朕工人站在世界工人运动的前列 第四十二章1914年至1939年间的国际上有组织的劳工 世界劳工的日益高涨的斗争 胜利和失放 政治和工业组织 思想意识的进步与衰退 第四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有组织的劳工（1939—1955年） ——世界社会主义对世界资本主义 第四十三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会（1939—1945年） 工人运动概况 在反法西斯主义国家中的阶级阵容 各个盟国中的工会活动 走向国际工会统一的初步 第四十四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攻势（1944—1950年） 全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 中国革命 群众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增长 第四十五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1945年） 伦敦会议 巴黎：世界工联的成立 世界工联的纲领 新的世界劳工统一中的缺点 第四十六章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会（1944—1947年） 人民民主国家工会的成长 人民民主国家工会的任务 第四十七章资本主义欧洲的工会运动的再生（1944—1947年） 意大利工会运动的复兴 统一的法国工人运动 德国工会运动的再起 欧州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 第四十八章亚洲工会运动的蓬勃发展（1945—1947年） 革命的中国工会 革命的印度的工会 日本工会的大发展 在其余的亚洲国家中的工会 第四十九章在美洲、英国自治领和非洲的工会运动（1945—1947年）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情况 拉丁美洲的工会运动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工会 非洲人民的觉醒 第五十章冷战的开端（1947—1949年） 美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运动 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公约 劳工队伍中的分裂 第五十一章世界工联的分裂：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成立（1947—1949年） 在马歇尔计划上的冲突 世界工联的分裂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成立 世界劳工力量的关系 第五十二章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工会的分裂（1947—1949年） 德国工会运动被破坏 破坏分子攻击法国总工会 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分裂 第五十三章美洲工会的分裂：美国产联和拉丁美洲劳工联盟（1947—1949年） 美国产联的分裂 拉丁美洲工会的分裂 第五十四章冷战在亚洲（1945—1950年） 新中国的工会 在印度的工会与冷战 冷战与日本工会 亚洲其他地方的冷战 第五十五章反对原子世界大战的斗争（1947—1955年） 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它的军事方面 世界争取和平的政洽斗争 在冷战中的两个工会国际 第五十六章工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工会发展的形态 对发展的两个方面的估价 世界工会经验中的范例 一般的规律和一些结论 第五十七章世界工联：一个新型的工会国际 从经济行动到政治行动 世界工联和政治 三种类型的工会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当前的任务 第五十八章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会问题 失业、社会保险、有保证的年度工资、按物价调整的工资标准、自动化 对工会权利的变本加厉的进攻 工会工厂与工作资历 工会参加工业管理 仲裁 第五十九章工会组织、民主和团结 对没有组织的工人的组织工作 劳工官僚的威胁 工会团结的迫切问题 第六十章世界工会运动向左转 右派工会领导的没落 熟练工人的地位的削弱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中冈珀斯主义的抬头 第六十一章世界工会运动的社会主义前景 劳动人民群众的贫民化 日益加深的资本主义总危机 社会主义的鼓舞的力量 工会史上的成就 感谢远夷则录入及校对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斯基->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5） 序言 这本书的目的是在发现现代国家的本质。它是想从研究国家在历史上所显示的特性，去解释国家的本质，并根据这些特性扼要地提出一种比正统的看法能更与历史切合的国家理论。这本书从某种意义说来，是拙著“在危机中的民主政治”（1933年出版）的续篇，因为本书是想把那本书的哲学涵义，再加以阐明的。 我得益于朋友的地方很多，他们的批评和讨论都给了我帮助。特别是，我必须谢谢我的同事比尔斯先生、金斯柏教授及詹宁斯博士。当然，他们对于本书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至于我的夫人对本书的贡献，那只有我知道。但是关于这点，我们两个人都不愿说。 感谢哥兰子先生允许我引用理奥那德·伍尔夫先生所编“聪明人防止战争的方法”一书内我所写的一章中的好几页。 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 1934年10月于伦敦
拉斯基改良主义国家学说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重印《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斯基->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5） 拉斯基改良主义国家学说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 重印《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序言） 〔说明：原文照录，仅供参考。——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本书1959年2月初版第一次印刷本刊有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所写《重印〈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序言》一篇。现在的这个版本把那篇序言撤了，另以谷春德同志所写这篇序言代替。——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拉斯基（HaroldJ.Laski1893-1950）是英国工党“著名的理论家”。1914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930年加入英国工党。曾任费边社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还做过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他和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荷尔姆斯关系级为密切，是共同反对马克思主义、反苏反共的伙伴。 拉斯基是由资本家所豢养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散布改良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招牌，以承认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作幌子，剽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词句，吸取了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毒汁，最后形成了完整的“超阶级”的改良主义国家学说。拉斯基提倡阶级调和，宣扬“社会改良”、“和平演变”，企图以此来蒙蔽和迷惑工人阶级，腐蚀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使工人阶级放弃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以达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和巩固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的目的。 拉斯基这本书是他阐述改良主义国家学说的代表作，也是他1933年发表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一书的继续和发展。这本书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不及一一予以详尽的分析批判，现在仅就以下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初步的剖析。 （一）拉斯基对国家阶级本质的掩盖和对国家历史作用的歪曲 拉斯基在这本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特别是在第一章中集中地叙述了国家的本质和作用。他先在“理论上”给国家下了一个一般的定义，然后据此来“实际地”考察历史上的国家。拉斯基写道：“我之所谓国家，意思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它由于具有一种强制性的权威，在法律上高出于作为这个社会一部分的任何个人或集团，而构成一个整体。”[1]在《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一书中，拉斯基把国家说成是一个“公务团体”。[2]拉斯基对国家的这种解释，是对国家的阶级本质的最大曲解。这是抽掉了国家的阶级内容，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从形式上来解释国家，而把社会和国家混为一谈。人们知道，自有人类存在，社会就存在。早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就已有各种各样的团体组织（如氏族组织等），虽然它也具有一定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然而它不是阶级组织，它的那种强制性也不带有阶级统治性质，因此，它并不具有国家的特征。而国家并不是自有社会存在就存在的，只有当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发生以后并在客观上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候和地方，国家才产生。“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超阶级的”纯属公务团体性的国家。奴隶制的国家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工具，封建制的国家是封建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在论到国家阶级本质的时候曾明确地指出过：“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杀冲突得到缓和。”[3] 还说：“……国家政权仅仅是各个阶级都能而且应该利用（并且应该善于利用）来为自己的阶级目的服务的工具。”[4]这就是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国家始终是一个具有阶级内容的概念，它始终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关，而根本不是像拉斯基所说的什么“公务团体”。国家一旦真正成为全社会利益代表时，国家也就不再成其为国家了。 拉斯基进而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加以美化。不仅说国家的“主要职务便是要保证社会内和平的生产过程”[5]，而且把国家描绘成是为穷人谋福利的工具，借以宣扬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说。他写道：“到了今天，各国政府为社会福利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没有一桩不是设法供给穷人以一些富人力能自行供给的享受了。”[6]还说政府的行动一向是“调节贫富生活间的差别”。拉斯基的这些说法同样也是荒谬的。大家知道，国家是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它是被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服务于这个基础的。在阶级社会里，有什么样性质的社会经济基础必然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历史发展的科学证明，剥削阶级社会的国家向来就是、现在也仍然是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用来镇压劳动群众的工具。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它是垄断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它是全力为垄断资本家获取最大限度利润服务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反动本质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根本不可能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差别”的更加悬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深，以及今天号称“全民福利国家”的美国和英国，垄断资本家的利润逐年剧增，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剧烈下降等等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拉斯基企图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描绘成“超阶级的”、“公正的”、“良好的”、无非为了由此推断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合理的”、“永恒的”。 同时，拉斯基也以同样的手法宣传法律的超阶级性质。他公开主张复兴自然法学说，把资产阶级的法律说成是“公正的”，把资产阶级国家描绘成为“法治国家”，并且还为帝国主义国家破坏法制行为制造“根据”。众所周知，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它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律的作用是维护统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实现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法律同资产阶级的国家一样，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加强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镇压剥削的工具。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同时反映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意志的“共同的”、“公正的”法律。至于自法学说，它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等）提出的一种法权学说。在当时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过程中，它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但是当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后，这个学说就成为维护者用来捍卫垄断资本统治、为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加强行政专横和破坏法制的行为辩护。所以，自然法学说，在当代完全是反动的。拉斯基大喊复兴自然法学说，就是为帝国主义国家加强反动统治，为维护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效劳。 （二）拉斯基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作辩护，叫嚷取消国家主权 拉斯基级力反对国家的独立性，反对国家拥有主权，竭尽全力地企图证明国家主权与人类文明“不兼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有无上的主权，国际规则就不能保障遵守。拉斯基鼓吹建立一个“无主权国家的世界”，认为“一个无主权国家的世界是与国际组织的全部理想相适合的，这些理想最后便包含在国际联盟那样一种制度里面了。”[7]拉斯基还认为，世界一切事务均应通过当时的“国联”来解决，而一个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只不过是“一省”而已。拉斯基还把战争的原因归诸各国维护主权的行为。他在《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一书中强调要消灭战争，必须首先取消国家主权，停止一切为了维护主权的斗争。拉斯基的这些观点，不仅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而且是极端反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属性，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对内有最高统治权，对外有独立权。承认和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主权是处理国际事务必须遵守的准则。事实上，正是因为各个国家都具有独立主权，才能建立起来各项国际规则，也才能得到各国的承认和履行。否则，只能有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横行霸道。拉斯基所以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公开否认国家主权原则，散布国家主权与人类文明“不相容”的誷言，主张世界各国把一切权力交给似乎超越于各国之上的“国联”，其目的显然在企图使各国丧失其独立性，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国联”已经是操纵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并为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工具。拉斯基不去揭露“国联”的这一本质，反而把它设想成“理想的组织”，当然是在替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扩大侵略和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并赖以抵制和镇压殖民地各国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拉斯基所设计的“无主权国家的世界”“国际社会”，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者所竭力鼓吹的旨在奴役各国人民的“世界政府”。 （三）拉斯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宣扬改良主义道路。 拉斯基否认国家的阶级专政的性质，歪曲国家的历史作用，反对国家主权原则，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拉斯基虽然口头上似乎也不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是他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像拉斯基所歪曲的那样，什么是“由于工人没有分享生产工具管理权”，而是由于这两个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地位的根本对立。也就是由于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及国家政权，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而无产阶级则一无所有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实质不是像拉斯基所说那样，仅仅是为了“改善生活状况”，而是要根本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显然，无产阶级这一崇高目的，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夺取政权，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已经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达到。 拉斯基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说成是由于特殊环境产生的。拉斯基说：“俄国革命的那样成功只有在俄国革命那样的环境里才能再度演出。[8]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终究要被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和作用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一代替的实现是不会自行到来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和历史经验证明，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因为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同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的矛盾不可能象拉斯基所说的那样可以“调和”而只能通过斗争、通过公开的革命冲突才能最终获得解决。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既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必然的，它不仅在俄国已经演出，而且也必然会在其他国家中“再度演出”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自从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这个革命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并且已经在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四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组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衰落和瓦解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冲突比过去更加深刻，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空前尖锐空前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展开了大规模的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且已经或者正在取得胜利。这些铁的事实，拉斯基是无法否认的。 拉斯基虽然在表面上似乎也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由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甚至也提出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要由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但是，拉斯基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谈的社会主义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及生产数据公有制，必须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联合劳动人民（主要是联合农民），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拉斯基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则与此完全相反。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改良主义。拉斯基意识到资产阶级再按照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就向反动统治阶级献策，主张对国家权力作某些限制，对工人阶级作某些让步，实行若干改良措施，以便继续维护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拉斯基认为只要由国家将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给予一定代价赎买过来实行“国有化”，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这完全是欺人之谈。英国工党政府所实行的“国有化”措施，如1945—1951年工党政府对英格兰银行、铁路和若干工业部门实行的国有化，实际上是由资产阶级国家所实行的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的措施，只不过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由资本家个人手中转移到资本家的集体组织手里而已。它不但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反而对之给予了更加可靠的保障。它根本就没有能够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任何利益，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由此不难看出，拉斯基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是保留有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资本主义的别名，而不可能是什么别的货色。它和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不但如此，拉斯基还反对暴力革命，级力宣扬改良主义道路。拉斯基公开提出说：“…他们应采取的手段是尽可能地利用所有宪法上的机会”，“最简单的方法便是赶快促成工人阶级选举胜利”。这种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范围内的改良主义道路，拉斯基在其所著《新的社会秩序的国家》一书中说的更加露骨。他在该书中写道：“一步一步推动，一点一滴改良，这里前进一寸，那里后退一寸，直至绝大部分都变为传统为止。”[9]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阐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产物。虽然它在当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过程中，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较之封建专制制度是一大历史进步，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始终是极端虚伪的。正如列宁所揭露的：“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压迫者是陷阱和骗局。”[10]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英、美等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实质时也会指出：“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11]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也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只是供一小撮亿万富翁享受的民主，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永远意味着苦难。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主要部分即议会制、普选制都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和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和手段，它根本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其他的东西，更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企图依靠它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是为了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揭露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为暴力革命准备条件，为夺取政权积蓄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能这样来看待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拉斯基却相反，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大加赞扬，认为它是“将财产制度的基础从私有制转变公有制的工具。这就完全歪曲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同其上层建筑之间的真实关系。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它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同时也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保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不能依靠资产阶级政权来实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能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12]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 这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 拉斯基赞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工人运动引上歧路，诱惑工人阶级只进行“点滴改良”，放弃夺取政权的斗争。 （四）拉斯基极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拉斯基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也极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早在1927年他所著的《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译者改用今名，原名《共产主义》）一书中，他就用尽了恶毒的字眼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本《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他更是从多方面来丑化和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故意向国际无产阶级隐瞒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所取得的各项成就。 拉斯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进化上并非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它不仅只是特殊的经济环境的产物；而且也是象列宁那样伟大领袖的产物…”[13]这完全是对客观历史事实的最粗暴的歪曲。无产阶级革命任务和特点决定，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引向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内容和工具。列宁说：“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绝对必需的”，“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14]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包括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会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由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5]列宁也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16]所以如此，不仅因为镇压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消灭的敌人的反抗所必需，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和习惯作斗争所必需，而且也因为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所必需。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已经表明，由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是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空前残酷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如果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是不可能最终战胜资产阶级并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由此看来，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由之路，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根本不是像拉斯基所说的什么“特殊的经济环境的产物”。拉斯基把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说成是列宁的个人天才作用的结果，这不是对列宁的真正颂扬，而是对他的领导作用的歪曲。 拉斯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也就完全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原理。 拉斯基还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和特点，把无产阶级专政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把俄国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恐怖主义”。这完全是诬蔑。大家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同法西斯主义两者的性质是根本对立的。法西斯专政是金融寡头财政资本集团的公开恐怖专政，政府直接打用了最恐怖的统治方式，连资产阶级虚伪的、形式上的民主自由都化为乌有。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联合劳动人民，凭借革命的暴力，摧毁了资产阶级军事官僚机器而建立起来的新式专政。它同历史上任何类型的剥削阶级专政不同，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专政，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最高类型的、也是最后一次阶级专政。拉斯基不顾历史事实，故意把整个性质根本不同的东西拉在一起，混淆两者的本质界限。他这样做法无在企图用法西斯主义来恫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威胁他们放弃夺取政权的斗争，达到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不仅如此，拉斯基还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民主”，是“独裁政体”。这也是不顾历史事实颠倒黑白的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里最高类型的民主制。它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广泛民主同对敌人实行坚决镇压的结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破天荒第一次享受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享受到的最广泛的民主。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民主制（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正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即为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把民主发展和扩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17]事实也正是这样，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和阶级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为发扬人民群众的积级性和主动精神，创造了各种有利的条件。劳动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参加国家的一切管理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国家保障劳动人民各项民主自由权利的实现。拉斯基有意抹杀这些事实，不谈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和对哪个阶级的专政，而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民主”，是“独裁政体”，这只能证明拉斯基是在为被无产阶级所打倒的资产阶级争民主，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企图用资产阶级民主代替无产阶级民主。 总而言之，拉斯基是在千方百计地美化资产阶级国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宣扬改良主义道路，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企图以改良主义国家学说来偷换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拉斯基改良主义国家学说，在英国曾有过深刻的影响，对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曾起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英国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资本家用从殖民地，附属国掠夺来的大批财富，豢养了一批工人贵族，使之钻进工人阶级内部，向工人阶级灌输改良主义思想，破坏工人运动。拉斯基就是这些工贼的代表和他们的理论喉舌。拉斯基本人虽然已在1950年死去，但是他的改良主义国家学说依然被英国工党的另一些“理论家”所继承，充作英国工党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法国、西德、奥地利、比利时、瑞士等，拉斯基的改良主义国家理论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当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许多右翼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不仅在大肆宣扬这种理论，甚至还把资产阶级国家粉饰成“普逼繁荣的福利国家”，其内容都是和拉斯基的理论一脉相通的。 拉斯基改良主义国家学说在旧中国的知识界中也会起过很大的毒害作用。早在三十年代，拉斯基改良主义国家学说方面的著述，即曾传播到中国来，并为当时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赞赏，从而也确曾迷惑了一部分青年。直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些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还曾利用拉斯基改良主义国家学说作为理论武器，打着反蒋的招牌，大肆喧嚣“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反对把人民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企图以此来帮助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阻止中国革命的前进。随着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种“第三条道路”的幻想终于破灭了。但是对拉斯基改良主义国家学说的反动实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已经认识得很清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1957年还曾利用拉斯基的反动学说，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这就说明今天仍有进一步揭露拉斯基改良主义国家学说的反动实质、彻底肃清它的反动影响的必要。本书中译本的重印出版，正是为了供学术界批判参考之用。 谷春德 1962年9月 [1]见本书第5页。 [2]见该书第51页。 [3]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5页。 [4]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见《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1页。 [5]见本书第70页。 [6]见本书第44页。 [7]见本书第155页。 [8]见本书第202页。 [9]见该书第5页。 [10]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见《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5页。 [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08页。 [12]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7页。 [13]见本书第210页。 [14]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6页、318—319页。 [15]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 [16]列宁：《国家与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0页。 [17]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见《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8页。
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斯基->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5） TheStateinTheoryandPractice 国家的理论与实际 ﹝英﹞拉斯基（HaroldJ.Laski） 1935年 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 正义是一种力量，如果它不能创造，它至少要破坏。所以将来的问题不是会不会有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是有利或有害的问题。 纪·罗维斯·迭更生 “正义与自由”（1908年）第206页 拉斯基改良主义国家学说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重印《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序言） 序言 第一章国家的哲学概念 第二章现实世界的国家与政府 第三章国家与国际社会 第四章当代的展望
〔意〕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狱中书信 （1927-1932） 〔意〕葛兰西 本书选载16封信，均译自林恩·劳纳；《葛兰西：〈狱中书信〉》，1975年纽约英文版。——编者录入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页547-590 致塔齐娅娜（米兰，1927年3月19日） 致塔齐娅娜（米兰，1927年5月23日） 致妈妈（米兰，1927年6月6日） 致塔齐娅娜（米兰，1927年11月14日） 致朱泽佩·伯蒂（1928年1月30日） 致塔齐娅娜（米兰，1928年2月27日） 致塔齐娅娜（图里，1929年4月22日）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0年1月13日） 致朱莉娅·舒赫特（图里，1930年2月I0日）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0年12月1日）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1年9月7日）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1年10月12日）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2年4月18日）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2年5月2日）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2年5月9日）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2年6月6日）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SovietMarxism:ACriticalAnalysis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一种批判的分析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 1958年 张翼星万俊人译；黄振定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北京 译者前言 导言 第一部分政治学原理 1．马克思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 2．苏联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自我解释 3．新的合理性 4．一国社会主义 5．苏维埃国家的辩证法 6．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意识形态 7．辩证法及其变迁 8．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第二部分伦理学原理 9．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它们的历史关系 10．苏联伦理学——价值的外在化 11．共产主义道德原则 12．伦理学与生产力 13．共产主义道德趋向
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 NationsandNationalismsince1780 民族与民族主义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m） 1990年 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JinsukYang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译者：李金梅 序言 导论 第一章民族新义：从革命到自由主义 第二章民众观点：民族主义原型 第三章政府观点 第四章民族主义转型：1870-1918 第五章民族主义最高峰：1918-1950 第六章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 英汉译名表
译名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译名索引 Absenceandpresence不在场和在场250,253,255-59 abstraction抽象作用57,79,80,141,228,231,250,255,259 accumulation,primitive原始积累88-9 action,reciprocal,ofthesuperstructureonthebase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交互作用158 aesthetics美学184,194,249-50,256-8,260 alienation异化27,29,95,140,145-7,179,182-3,231 alliance,class阶级联盟162-3,167 Althusser,Louis阿图塞101,209,246 ForMarx《保卫马克思》204 ReadingCapital《解读〈资本论〉》204 antagonism对立25,28,87,201 anthropology,philosophical哲学人类学23,146,219-20,223 aristocracy贵族171-2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23,49,91,184 army军队156,159,164,171,173,175 art艺术241-6,249-60 autonomy,relative,ofthesuperstructure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158,169 Aveling,Edward艾威林101 axiomatics公理体系48 Bachelard,Gaston巴歇拉尔36,45 Balzac,Honoréde巴尔札克242-4 Barth,Karl巴尔特181 Bazarov,VladimirAlexandrovich巴札罗夫33 behaviourism行为主义219-20 Beltov别尔托夫,见Plekhanov Bergson,Henri博格森36 Berkeley,George贝克莱53,56,50 Bernheim,Hippolyte伯恩海姆218 biology生物学33,46,211-3,215,220,223,235,228 Bismark,PrinceOttovon,俾斯麦172 Bogdanov,AlexanderAlexandrovich波格丹诺夫33,56,62 Bolsheviks,布尔什维克31-3,37,56,95,134 bourgeoisie资产阶级15-6,24,26,86,91,99,104,152,160,171-2 Boutroux,Emile布特鲁36 break,epistemological认识论上的断裂45-8,93,191, Breuer,Josef布鲁耶尔218 Brunschvicg,Léon布伦希维克36 Cabanis,PierreJeanGeorges卡巴尼斯176 capital资本 constantandvariable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96,204 organiccomposition资本的有机构成92,96,103 totalsocial社会总资本96 capitalism资本主义76-7,84-9,92,97,99-100,105-6,155,169-75,203,244 capitalists资本家151-2,155-6 Capri喀普里31 Carnot,NicolasLeonardSadi卡诺58 categories,philosophical哲学范畴27,37,48-9,53-7,60-2,65-6,144-5,188-91,235-6 causality因果性49,182-3,237 Cavaillès,Jean嘉维叶36 censorship书报检查制度161,166,169 Charcot,JeanMartin夏尔科218 chemistry化学46-7,146 children小孩154-5,174-5,193,214,219,226-9,235-6,255 ChineseCommunistParty中国共产党134 Christ,Jesus基督,耶稣187,194-7,206 Christianity,基督教174,187,194-7 Church教会156,204,164-6,170-3,175-6,185-6 class阶级15-6,28,37,68-70,83,87,155161-2,171-3,180,185,189,204,256,260,261 capitalist资本家阶级84-5,154 exploited被剥创阶级92,175,201-3 ruling统治阶级41,70,72,77,92,155-6,159,167,169-70,173 working工人阶级19-21,73,76-8,81-6,88,91,99,154-5,159,174 colonialism殖民主义97 commodity商品92 fetishismof商品拜物教92,95 Commune,Paris巴黎公社17,104,159,161 communication沟通31,34,164,170-1,173,228 communism,primitive原始共产主义92 Comte,Auguste孔德36 concepts,scientific科学概念27-9,45-8,54-5,57-8,67,75-6,78-9,91,100,103,148,212,214-6,221,224,229-30,243,245-6 condensation凝聚225 Conditionsofexistence存在情况153,180-5,260 ContederationGeneraledeTravail总工会（法国的）98 consciousness意识,阶级意识20,34,43,56,77,87,99,151,185,187-8,191,199,211,215,224-5,231,234,250 consumption,aestheticsof消费的美学249-50 contradiction矛盾52,68,136,145,160,167-9,173 Copernicus,Nicolaus哥白尼233 Cournot,AntoineAugustin库尔诺36 Cousin,Victor古赞36 Couturat,Louis库屠腊36 creation,创造245,247,250,258 Cremonini,Leonardo克勒莫尼尼249-61 Cultofpersonality个人崇拜19,96,243 culture文化24,78,155,164-6,170,173,209,223,226,228,231,235,266 cure治疗216-7,222,226,231-2,236 Descartes,René笛卡儿23,48 DestuttdeTracy,AntoineLouisClaude德•特拉西176 deviation偏向,偏离21,51,205 dialectics辩证法15,29,42,49,63,75,95,105,135,139,144-6,148,186,244 Diderot,Denis狄德罗53,56,60-1 LaRéligieuse《修女》161 Dietzgen,Josef狄慈根37-8,60,72-3 difference差距253-6 discovery,scientific科学发现15,23,47-9,57-8,70,75,88,98,105,160,184,216-7,222,226,233 dislocation（decalage）打乱,混乱51,225,256-8 displacement替换225 dividinglines分界线,划清界限27,34,65-7 dogmatism教条主义24,51,65-6,144 dominance支配21,23,25-6,63,152,166,171-4,176-7,253 domination宰制15,70,155,159,161,182 dreams梦44,52,178-80,225 Duhem,Pierre杜恒32,35 Dühring,Eugen杜林43 Duma杜马32 Durkheim,Emile涂尔干36 economism经济主义15,24,26,51 economy经济学15,157,204 political政治经济学23,57,68,76,81,96,98,102 Classicalpolitical古典政治经济学15 Educationsystem教育制度41,72,79,155,163,167,170-6,203 effect,aesthetic美学作用244-246 Eluard,Paul艾吕雅247 empiricism经验主义33,51-9,151 empirio-criticism经验批判主义32-3,73 Engels,Friedrich恩格斯22,24,37-9,43,47,50,52,58-9,62-4,69,77,82,87-8,90-2,100,101,103-5,133,135,140,142 Anti-Dühring《反杜林论》43,47,49,104,135 PrefacetotheEnglisheditionofCapitalVolumeOne《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90 FeuerbachandtheEndofClassicalGermanPhilosophy《费尔巴哈和德园古典哲学的终结》59,135 England英国80,88,154,172 Enlightenment,philosophyofthe启蒙时代的哲学234 epistemology认识论36,56-7,62,105,217,233 Essenceandphenomenon本质和现象143,235 Establet,Roger艾斯塔布勒260-1 ethics伦理,伦理学24,47,157,174,177,181,184,194,201 ethnology民族学23,181 evolutionism进化论51,93,95,103 existentialism存在主义24,219 experience,lived体验的经验223,243 exploitation剥削15-7,70,76-7,82,84-6,92,97-9,169-72,175,199,205 agentsof剥削的当事人155,159,173-5,183 expressionism表现主义249,256 Extractionofthekernelfromtheshell剥去外壳提取内核140-1,144 Ey,Henri埃依219 Fabians费边主义者88 FactoryInspectors工厂视察员102 family家庭164-6,170-6,194,198,205,210,235 Fayolle,Roger费约耶244 Feuerbach,Ludwig费尔巴哈134,145,181-2,206 Feuerbachianism费尔巴哈主义94,103-5 Fichte,JohannGottlieb费希特94 formalism形式主义33 formation,social社会形态105,151-2,150,170-2,178,180,202-3 forces,productive生产力75,151-7 France法国80,154,162,190,231 Franco,GeneralFrancisco佛朗哥将军161 Frege,Gottlob弗勒格37 FrenchCommunistParty（PCF）法国共产党19,209 Freud,Sigmund弗洛伊德37,40,46,70,178,180,193,209-37 StudiesinHysteria（withJosefBreuer）《歇斯底里的研究》（与布鲁耶尔合着）218 TheInterpretationofDreams《梦的解析》225 Friendsandenemies朋友和敌人28 Galileo（GalileoGalilei）伽利略23,45,48-9,76,217-8 Gatti,Armand加蒂161 GermanSocial-DemocraticParty德国社会民主党104 Germany德国172 God上帝,神181-2,185,189,195-8,202,206,224,252 God-builders造神派33 Goethe,JohannWolfgangvon歌德215 Gorky,Maxim高尔基20,31,33,39,73 Gramsci,Antonio葛兰西20,43,50,165,204 Greeks,Ancient古希腊人23,45,48-9,70,76,17437 Grotius（HugodeGroot）格劳修斯（胡果•德•格鲁特） Hamelin,Octave哈麦林36 Hegel,GeorgWilhelmFriedrich黑格尔36-7,48,51,56,61,67,91,93-4,105,134-49,157,206,221,234 Logic（GreaterLogic）《逻辑学》（《大逻辑》）93,134,136-40,146-7 Encyclopaedia（SmallerLogic）《哲学全书》（《小逻辑》）134 PhilosophyofHistory《历史哲学》134 Hegelianism黑格尔主义75,91,93-5,103-5,135-7,139,142,217,220 hegemony文化霸权24-6,167,171 Heidegger,Martin海德格60,68,220-1 Helmholtz,HermannL,F,von赫两姆街茨224 historicism历史主义55-6,179 history历史15,22,27,29,36,41,446,51,70,75,89,93,138,145-6,177-80,189,223,233,236,244,252-3 philosphyof历史哲学45-7,64 scienceof历史科学22-6,44-8,52,57,68,76,98,224 Hobbes,Thomas霍布斯37 HolzwegderHolzwege「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狄慈根语,指哲学）38,60,73 humanism人道主义15,19,24,26,28,51,103-5,174,241,246,156-9 Hume,David休谟61,65,142 Husserl,Edmund胡塞尔37,48,55,68,218 Hyppolite,Jean伊波利特73,145 Idea,Absolute绝对观念139-41,143-8,206 idealism唯心主义24-6,33,38,47,59-61,64-5,67,72,95,103,185,105,134,139,141,143,225,230,256 ideologists意识形态专家,思想家20,41,55,82-3,91,99,156,174-5,177 ideology意识形态15,17,19,24,28,41,45,50,58-9,65,70-2,105,151,155-7,159,165-9,174-206,209-12,215,222,225,233-4,235,241-6,250,255-60 bourgeois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6-7,19,22-4,27-9,51,72,77,82,86,90-1,99-101,171-5,188-9 hermeneuticinterpretation对意识形态的诠释学解释181 Historyof意识形态的历史75-7 ingeneralandideologies一般的意识形态和各种意识形态177-81,197,201-3 materialityof意识形态的物质性181,183-90 mechanisticinterpretation对意识形态的机械解释181 petty-bourgeois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20,24,72,82,99 practical实际意识形态25, ruling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72,77,155,167,169-70,173-6,184,202,211 theorical理论意识形态25-5, theory意识形态的理论176-7 imaginary印象的181-6,219,227,229 imperialism帝国主义17,97 individuals个人179-80,183-7,189-99,231-2,234,243,255,257-8 informationtheory情报理论33 infrastructure（base）下层建筑（基础）157-8,160,168,201,205 instance（level）领域（层次）（元素）69,157,233 instinct,class阶级本能20,99-100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19-20,23,27,31,41,72-3,76,78,82,99 International国际 First第一国际97-8 Second第二国际51,95,97-8,134 Third第三园际97-8,134 interpellation建构191-9,206 intervention,philosophicalandpolitical哲学的和政治的介入65-7,70,77,133,209 inversion颠倒22,60,62-3,66,139-42,178,182,187,256 Jackson,JohnHughlings杰克逊219 Jansen参孙187 Joliot-CurieJeanFrédéric约里奥-居里245,247 Jung,CarlGustav荣格225 Kant,Immanuel康德25,36-7,39,48,53,56,64-5,68,94,141-4,149,215 Kardiner,Abram卡廸纳219 Kautsky,Karl考茨基90 TheAgrarianQuestion《土地问题》105 Kojeve,Alexandre柯热夫146 Krupskaya,NadezhdaKonstantinovna克鲁普斯卡娅205 Kugelmann,Ludwig库格曼91,204 labourers,free自由劳动者88 labour劳动 divisionof分工155,169,179,199 instrumentsof劳动工具103 simpleandcompound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92 sociallynecessary社会必要劳动79,92 Labourpower劳动力85-6,91,96,99,153-5,205 Labourprocess劳动过程85,103 Labourtheoryofvalue劳动价值论91,106 Labriola,Antonio拉布里奥拉43 Lacan,Jacques拉康209-14,217-21,224-28,231,236-8 LaChâtre,Maurice拉沙特尔101 Lachelier,Jules拉希利埃36 Lagofphilosophybehindscience哲学落后于科学23,48-52 language语言221,224-8,232,235-6 Lassalle,Ferdinand拉萨尔104 Lavoisier,AntoineLaurent拉瓦锡45 law规律104,157,159,165,167,181,184,206,227-30 leader,proletarian无产阶级领袖22,24,51,70,98,100,260 Lefebvre,Henri列斐伏尔35 lengthoftheworkingday工作日的长度84-5,87 Lenin,Vladimir,Ilyich列宁20,22,24,27,31-41,46-7,49-65,67-72,77,87-8,95-100,103,105-6,107-44,147-8,161-2,167,205,242,244-5 Whatthe'FriendsofthePeople'reallyare《什么是「人民之友」》105,135,137,139 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inRussia《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46,57,105 WhatistobeDone?《怎么办?》29,51 MarxismandRevisionism《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06 MaterialismandEmpiriocriticism《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22,35,37-9,50,53,57,59,61,68,134,137,143-4 ThreeSourcesandThreeComponentPartsofMarxism《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份》106 TheHistoricalDestinyoftheDoctrineofKarlMarx《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的历史命运》106 NewDataontheLawsGoverning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inAgriculture《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105 Imperialism,theHighestStageofCapitalism《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47,98,106 StateandRevolution《国家与革命》35,48,73,106,159 Left-WingCommunism,anInfantileDisorder《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22 Lévi-Strauss,Claude利瓦伊•史陀64,216 linguistics语言学76,206,224-5 LockeJohn洛克37 logic逻辑46,64,,140,145-7 LukácsGyorgy卢卡奇50,146,247 Lunacharsky,AnatolyVasilyevich卢那察尔斯基33 Mach,Ernst马赫32-3,60,62,142 MachereyPierre马歇尔241-4 Lenine,critiquedeTolstooi《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批评》241,244,247 Machiavelli,Niccolò马基亚维利37 magic魔术217 MainedeBiran（MarieFrancoisPierreGontierdeBiran）得比朗36 man人28,145,181,189,204,206,234,252,258 Manchester曼彻斯特100 Marcenac,Jean马塞纳克245,247 market,world世界市场97-8,153 Marx,Karl马克思15-7,20-4,26,37-46,49-50,61-2,70,72,75-7,79,80,82,84-100,102-6,135-8,145,148,151-2,156-7,159,161,168,177-8,182-4,193,202,211-4,233-4,244-5,247 EarlyWorks早期著作16,43,75,177,182 TheJewishQuestion《独太人问题》182 1844Manuscripts《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4,145,177,182 ThesesonFeuerbach《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43-7,49-50,70-1,93 TheGermanIdeology（withEngles）《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合著）43-4,46,63,72,75,93,100,103,177-9 TheCommunistManifesto（withEngles）《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合著）21,46,73,85,98,102,159,176,180 ThePovertyofPhilosophy《哲学的贫困》46,102 WageLabourandCapital《雇佣劳动和资本》102 ClassStruggleinFrance《法兰西阶级斗争》162 TheEighteenthBrumaire《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62 The1857Introduction《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102 Grundrisse《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75,93,95,102-3,205 PrefacetoAContributiontothe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75,93,100,102-3 AContributiontothe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政治经济学批判》46,102-3 WagesPriceandProfit《工资、价格和利润》46,103 Capital《资本论》16,23,26-7,44,57,75-8,80-99,102,100,106,135-6,147-8 PrefacetoCapitalvolumeOne《资本论》第一卷《序言》79 CapitalVolumeOne《资本论》第一卷46,75,79-99,102,106,135-6,139 AfterwordtothesecondeditionofCapitalVolumeOne《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80,95,135 CapitalVolumeTwo《资本论》第二卷90-3,103-4151-3 CapitalVolumeThree《资本论》第三卷90-3,103-4,153 TheoriesofSurplusValue《剩余价值论》90,101 CrtiqueoftheGothaProgramme《哥达纲领批判》93-4,104 NotesonWagner's'Lehrbuchderpolitischen&Ouml;konomie'《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94,105 Marx-EngelsInstitute,Moscow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学院」101 Marxism马克思主义16-7,19,21-2,28,33-4,41-3,50-1,72,82,135,158-9,183,187,211-3,246,260 Marxists马克思主义者24,33,52,62,82,137,165,193,211,219 masses群众27-9,58,71,149 materialism唯物主义15,19,25-6,33,36-9,42,47,54-5,58-61,63,134-5,138-9,141,143-4,147-8,184,252,256-8 dialectical辩证唯物主义21,23-4,26,33,38-9,42,133,139 historical历史唯物主义21,42,45-8,58,157,210,235 mechanistic机械唯物主义26 metaphysical形而上学唯物主义39 mathematics数学22,32,45,48-9,75,79 matter物质54-5,60,62,184,252 Maxwell,JamesClerk麦克斯韦224 Mead,Margaret米德219 mechanism机制16-7,69-70,76,81,86,153,161,175,191,200-2,224-5,243,246 mechanization机械化85 medicine医药220-1,233 men人们28,4-5,71,181-2,197,250-9 Mendel,GregorJohann孟德期46 Merleau-Ponty,Maurice梅洛-庞蒂35,219,225 metaphor隐喻45,157,222,225 spatial空间的隐喻157-8,160 metaphysics形而上学33,36,68,139,146,178,231 method方法42,77-9,135,144-6,216-8 metonymy借喩225 militants,Communist共产主义战士19-21,23,26,28,36,38,76 mirror-structure反映结构198-9,206,250,254,260 misrecognotion误认190,200,225,234105,152,156,170,178 modeofproduction生产方式 capitalist资本主义生产方式80,84-5,105,176 fedual封建主义生产方式170 Moliere,JeanBaptiste莫里夏215 GeorgeDandin《乔治•当丹》261 Molitor,J,莫立托尔90 Moore,Samuel穆尔101 Moses摩西196 MovementInternationalCommunist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1-2,24,51-2,58,95,148 splitin它的分裂17,19,52,134 Movement,Workers工人运动16-7,22,26-7,31,51,73,76,88,97,134,148 name名字191,194 narcissism自恋狂227 naturalism自然主义56 nature自然,自然辩证法214,224,228,252 negationofthenegation否定的否定95 neo-capitalism新资本主义27 neo-Kantianism新康德主义33,73 neo-positivism新实证主义24 neurology神经病学220,225,235 Newton,Isaac牛顿48 Nietzsche,Friedrich尼采214 notions,ideological意识形态概念45,66,146,187-8,206,232 novels小说242-4 object,scientific科学的对象54-5,58,61-3,77-80,133,144,161,177,180,212,217,220-7,231-2,235,243,260 objectivism客观主义142-3 obejctivity客观性,客体性20,55,57,59,143,147-8,221,227 obstacle,epistemological认识论上的障碍49 Oedipuscomplex恋母情结222,227,229-31 omission省略64 order秩序223,226-31,236,252 Otzovists召回派31-3 Outlookworld世界观24-6,181 Partisanshipinphilosophy哲学中的党性48,67,134,141 party（political）政党164-5,170,186 Communist共产党68,76,82,205 Pascal,Blaise帕斯卡尔138,186-7,19 Paul,St圣保罗189 Pavlov,IvanPetrovich巴甫洛夫220 peasants农民162,172,174 people人民28-9 people,oppressed,oftheworld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17 personalism人格主义37,234 petty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16,20,26,31-2,41,72,99,162 phallus阳物229 phenomenology现象学24,219-20,222 philosophers哲学家们20-1,23-5,28-35,38-40,43,50,55-7,59,67-8,71-2,142,149,217,221,225,259-60 philosophy哲学19-29,31-53,55-72,79,91,133-4,144,174,179,211,215,218-21,224-5,234,259 academic学院派哲学35-40,53,72 crisisin哲学的危机32 criticalandprecritical批判的和前批判的哲学33,36-7,39-41,53,56 historyof哲学史32,36,41,60,62,66,68,134,138Maxist Marxist马克思主义哲学17,19-21,23-4,26,28,41-5,47-50,52,54,59,69 materialist唯物主义哲学58-9,65,73,134 political政治哲学37-8 practiceof哲学实践32-4,39-40,53,65-71,133-4,138,148 theoryof哲学理论40,69-70 transformationof哲学的改造23,25-6 physics物理学22-3,32,45,48-9,55,76,146,215,224 PlanchonRoger普兰琼261 Plato柏拉图23,36,48,67-8,189 Plekhanov,GeorgyValentinovich（Beltov）普列汉诺夫（笔名别尔托夫）62 Poincaré,Henri彭加勒32,35 politician政治家37,40,51,259-60 politics政治16-7,19-20,25,37-8,40,51,57,60-3,69-70,77-8,97-8,133-5,156,164,169-70,172,177,184,194,244-5 Marxist-Lininist马列主义政治19-20,193 andphilosphy政治和哲学68 PolitzerGeorges波利采尔230,237 PopularFront人民阵线84 Populists,Russian俄国的民粹派105 positions,class阶级立场16-7,20,25,99-100,133-4,139,148,178 positivism实证主义23,56-8,63,178-80 power,State政权76,86-7,162-4,167-72,202 practice实践20,23,26-7,57,65,77-8,98,142,151-2,159,175,184-8,190,192,195,202-3,215-7,221,227 philosophical哲学实践27,32,53 political政治实践23,58,98,133,163 psycho-analytic精神分析实践216-9,221,226-7 scientific科学实践57-9,64-6,77-8,80,133,144,183,201,231-2, theoretical理论实践27,231 pragmatism实用主义58-9,219 praxis,philosophyof实践哲学41,43,51,71 presentation,methodof叙述方法80 privateandpublic私立的和公立的（学校）165 problematic问题设定53-4,57,215 processwithoutasubject,conceptof没有主体的过程的概念94,145-8 production生产151-3,158,174,183,199-201,250 branchesof生产部门91 conditionsof生产条件151-3,205 DepartmentIandIIof生产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153 meansof生产资料85,104,151-3,156,259 process生产过程153,205,199-201 relationsof生产关系16,75,80,97,104-5,152,156-7,168-9,171,173,175-6,183-5,199-201,205,255 unitof生产单位96-7,103,155,204 proletariat无产阶级16-7,20,28-9,36,38,52,77,81-4,86-8,99,133,140,148,154,156,159-62,167,173 dictatorshipof无产阶级专政95,167 ProudhonPierreJoseph普鲁东102 psycho-analysis精神分析76,209-13,216,224,230-2,234 psycho-analysts精神分析学家219,233 psychologism心理主义56, psychology心理学,社会心理学38,76-7,142,209,219-20,223-4,231,233-5 Quesnay,François魁奈152 Ravaisson-Mollien,FélixLachev腊阜松36 reading,materialist唯物主义式的解读137-41,146-7 recognition,ideological意识形态的承认185,190-1,195,197-9,206,210-1,230,234,242-4,257-9 re-education再教育20-1,99 reflection反映57,197,250 Reformation宗教改革171 religion宗教33,36-8,44,56,144,151,170-1,173-5,177,181-2,184,187,194,218,221 repetition重复60,62,67-8,258-9 representation展现16,25-6,28,59,68-70,235 repression,ideologicalandpsychical意识形态的和精神上的压迫15,82,225,233,236 repression,political政治压迫163-5,167-9 agentsof政治压迫的代理人174,183 reproduction再生产88,91,151-5,158,163-9,173,175-6,201 Simpleandextented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151 Resistance抵抗161 revisionism修正主义 Freudian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主义211-2,219-20,234 Marxist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24,26 Revolution一七八九年革命171 （1830）一八三〇年革命162,171 （1848）一八四八年革命16-7,161-2 （1905）一九〇五年革命31,134,161 （1917）一九一七年革命35,95,99,134,162 revolution,bourgeois资产阶级革命162,172 inknowledge无产阶级革命（校对注：原文如此,有误,应为知识史上的革命）22,31,47-9,58,77 inphilosophy哲学中的革命23,43-4,47-9,134 proletarian无产阶级革命16,20,28,86-7,104,162 revolutionary革命者20,31,36-7,259-60 Rey,Abel莱伊32,35 Ricoeur,Paul李凯尔35,64 rigour严密27-9,79-80,213,215,217,222,232,246 ritual仪式186-8,190-1,193,196,202 Rome,Ancient古罗马174 Rousseau,Jean-Jacques鲁索37 Roy,Joseph鲁瓦90 rumination,philosophical哲学思考39-40,42,62,70,138 Russell,Bertrand罗素37 Russia俄国80,95,105-6,167 RussianSocial-DemocraticLabourParty俄国社会民主工党29,51 SalaireMinimumInterprofessionnelGaranti（SMIG）保证的最低工资154 Sartre,Jean-Paul沙特35,219,225 Saussure,Ferdinandde索绪尔225 schools学校155,164-5,167,170-6,204-5 science科学15,17,19,21-2,25-6,28,32-3,38,41-51,54-9,61-5,69,71,78-9,91,94,98,133,144,174,184,189,191-2,205-6,212-21,224,226,230,243-7,259 archaeologyof科学的考古学218 crisisin科学危机32,55 historyof科学史36,56,63-4,66,93,98,211,224 Humanandsocial人文和社会科学16,22-5,75,82 Marxist马克思主义科学16-7,23-4,51,78-9 andphilosophy科学和哲学21-3,47,53-8,63-4,66,69,133-4 scientists科学家21,25,31-2,35,47,55,59,71,78,144 Scriptures圣经195-6 sexuality性活动194,223,228-9 Shadesofopinion意见的色彩29,51,63 Shakespeare,William莎士比亚215 signifiers指符225,228-9 skills技能155-6 Social-Democracy社会民主党38,88,134 socialism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结构17,19,86,104 SoieteFrancaisedePhilosophie法国哲学协会31,35,73 society,civil市民社会204 class阶级社会48,70,174,180,201,260 primitive原始社会181 sociology社会学23,46,57,76-7,105,212-3,219,223,232,234 Solzhenitsyn,AlexanderIsayevich索忍尼辛242-3 Sophocles索福克勒斯215 Spinoza,Baruchde斯宾诺莎37,193,206,237 spontaneism自发主义57-9 spontaneity,自发性20,32,57-9,245,258 stages阶段220,228,235 Stalin,JosephVissarionovich史大林95 HistoryoftheRussianCommunistParty（Bolsheviks）《联共（布）党史》96 State国家48,156-7,159-65,167-9,173,176,204 StateApparatus国家机器 Ideological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164-75,184-7,198-205 Repressive铁压性的团家机器159,161-71,198,204-5 state,practical实际状况49 strike罢工87 structuralism结构主义24 structure结构 Centredanddecentred集中的和耗散的结构234,257 social社会结构157 Strugglebetweenidealismandmaterialism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59-63,65-8,134,140-1,15-22,24-8,51,68,71,76,82,84,86-8,98,133-4 struggle,class阶级斗争159,167,171,177-80,193,201-3,205,256 Defensiveandoffensive防御的和进攻的斗争86-8 economic经济斗争76-7,87-8,98,154 ideological意识形态斗争16,23-4,28,50,61,68,170-1,186-7,210-1 philosophical哲学斗争16-7,27-9 political政治斗争15-7,28-9,36,87-8,98,162,168-9,171 students大学生81,99 subject主体143-8,185-99,206,225,233-4,236,249-50,257 subjectandSubject主体和大的主体196-9,206 transcendental先验的主体64,142-3,250 subjectivism主观主义22,24,142-3,149 subjectivity主体性21,61,199,250,256-8 superstructure上层建筑51,157-60,168,204 Supplyanddemand供需153 Surpluslabour剩余劳动88,91 Surplusvalue剩余价值79,84,88-9,91,96-7,153,159 Absoluteandrelative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159-60 symbolic象征的227,229-32 symptom对症,徽兆41-2,138 system,theoretical理论体系137-9,215 teacher教师19-20,72,175,221 technique技术155,173,176,216-8,222,225,230,233-4 technocratism技术统治论15,25 technology科技85 tendency倾向97,155 Thales泰勒斯23,45,218 theatre戏剧231,237,261 theoreticians理论家27,206,217 theoreticism理论主义58 theory理论16,21-9,34,38,45,57-9,65,69,75-80,84,90,159-62,215-20,224-30,232-3 descriptive描述性理论158,160-3,168 Marxist-Leninist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21-8,41-2,50-3,57-9,71-3,76-7,82-3,88,90,103,133,156,158-64,168,245-6, thing-in-itself自在之物39,141-3,149 Tolstoy,LevNikolayevich托尔斯泰241-4 totality,Hegelian总体性（黑格尔的）157 Tradeunion工会76,82,87,98,164-5,171,204 Trinity三位一体206 Triolet,Elsa特里奥莱247 truth,relativeandabsolute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55-6,65 Twentieth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theSovietUnion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 ugliness丑256-7 unconscious无意识180,194,202,210,215-7,222,224-5,229,233,236 Unionoftheoryandpractice理论实践的统一26-7,38,51 UnitedStatesofAmerica美国106,211,220 value,exchange交换价罐79,94 Lawof价值规律91-2,105 use使用价值94-5 Andvalueform价值和价值形式92 vegetable植物251-2 violence暴力,见repression,political voluntarism唯意志论51 wage-labourers雇佣劳动者77,81-3,86-7,154 wages工资86-7,154 Wagner,Adolph瓦格纳94,105 WorldFederationofTradeUnions世界工会联合会98 War,FirstWorld第一次世界大战134-135 SecondWorld第二次世界大战19
9．抽象画画家克勒莫尼尼（一九六六年八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9． 抽象画画家克勒莫尼尼（一九六六年八月） 克勒莫尼尼（LeonardoCremonini）[1]曾在威尼斯两年一度的国际艺术博览会的展览厅里展出了几幅精美的油画。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有两个法国人走进来，匆匆扫了一眼就离去了，一个人对另一人说：「没意思：表现主义！」在那以后，我间或在艺术论中又见到同样的词语。「表现主义」这个词语用在克勒莫尼尼身上，显然是一种误解。说穿了，这是一切批评判断（因此也是一切美学判断）的误解，而所谓的批评判断，则只是站在美学消费的立场上进行评论而已，即使进行理论评论也是如此。这种误解在当代的艺术评论中占着统治地位。当代的艺术评论家一般用谜一般的行话来装扮他们的「判断」，这种行话只是那些不学无术之辈沟通思想的一种默契；一旦他们用明白易懂的语言说话，他们就会向所有的人泄露，他们搞的这一套只不过是品味学，也就是美食的一个分支。 为了「看懂」克勒莫尼尼的画，尤其为了说出画家想让人们看到什么，我们必须放弃消费美学的范畴：我们不能凭个人的好恶去看待物体，而要换另一种眼光。的确，这位造形画家的全部力量在于：他「画」的不是「物体」（被肢解的羊、伤痕累累的尸体、石头、植物、一九〇〇年的安乐椅），也不是「场所」（从小岛的嶙峋岩石上或从敞开的窗户中所眺望的大海、高悬空中的阳台、摆设着油漆衣柜和床铺的寝室、可疑的盥洗室、夜行列车上的车厢），也不是「时间」或「瞬间」（破晓时分、深夜、正午：小女孩在烈日当空的庭院中玩跳房子游戏）。克勒莫尼尼所「画」的，是把物体、场所和时间都结合在内的关系。克勒莫尼尼是一个画抽象派作品的画家（PeintredeL'abstraction）。他不是用新的形式和新的素材「画」纯属可能存在而实际并不存在这类玩意的一般抽象的画家（Peintreabstrait），他是一位把现实抽象的画出来的画家。确切地说，他「画」的是「人」同他的「物体」之间的真实关系，或说得更恰当一点，以这个词的夸大的意义来说，是「物」同它的「主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作为关系，它们必然是抽象的）。 在克勒莫尼尼的画幅里「看出」了这些关系，也就同时进入到另一些关系中去；「画家」跟他的「作品」，或者毋宁说，画跟它的作者保持的关系。在这里也是一样，现代的艺术评论家常常在画家主体性的奥秘中来思考这些关系，说是画家把他的「创作意图」画在由他「创造」的理想物质性中。消费美学和创造美学是同一回事：它们两者的基础建立在同样的基本意识形态范畴之上：（1）主体的范畴，无论创造者还是消费者（一件「作品」的生产者，一种美学判断的生产者）都拥有主体的属性（自由、意图、创造和判断的行为、美的需要，等等）；（2）客体的范畴（作品中展现、反映的「物」，作为客体被生产或供消费的作品）。这样，创造的主体性只不过是消费的主体性的镜象反映（而这种反映就是美的意识形态本身）：「作品」只不过是艺术家的主体性的现象，不管这种主体性是心理的还是先验的美学。克勒莫尼尼使我们意识到，画家的「内心」「奥秘」，即他的「创造意图」的「奥秘」，只不过是他的作品本身，画家同他的「作品」的关系只不过是他所「画」的「关系」。克勒莫尼尼让我们看到了物跟它的主人的关系。同时，他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画家和他的作品的关系（这种关系没有美学的存在）而是同时是画家的作品跟我们的关系的那种「作品」跟它的画家的关系。 克勒莫尼尼绘画的个人生涯恰恰说明，必须反驳生产的纯粹主体性，即消费主体性的镜象反映。 这一历史之所以饶有趣味，不是因为它从一个「客体」开始，然后转到另一个客体，而是因为这一历史一步一步顽强地设定、改变和解决了它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提法。 事实上，克勒莫尼尼是从地质学的内容「开始」的（总得从某个地方「开始」）：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上，一个小岛沉睡在岩石沉重的忘却中，它那逆来顺受的躯体在重力和历史的压迫下缩成一团。但是，他已经与画「物」的画家，即风景画家完全不同。他关于岩石所「画」的一切，是岩石所不自知的：岩石的重力和记忆（忘却），即岩石跟它们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的不同，跟使岩石成为人的根基的某种东西不同。 克勒莫尼尼接着转而画植物：鳞茎植物在急速生长，无声的茎在长声尖叫，花像沉默的小鸟似的空中开放。他所「画」的从来只是这些在场中的不在场：由瞬息即逝的，也就是永恒的植物所「表现」的是时间的节奏、进展、突变——以及被无声的动作、旅程、停顿所表现」的呐喊。克勒莫尼尼的下一步是转到动物上去：羊儿一动也不动，它们那瘦骨蟒峋的身躯似乎不需动弹便会散开来；畜群跟它们停留的山岩同样光秃；发情的狗犹如青铜器那样死板；这些在收拾骸骨的人们当中苟延残喘的畜牲与它们啃食的尸体同样没有肉。他关于动物所「画」的一切，是用山岩这种材料制作的一堆骨骼，是赋有生机、但又凝固在死亡状态中的一堆骨骼；此外，还有几个用同样材料做成的僵硬的人。牲畜和它们的主人，同样是行尸走肉，被它们本身就是的石头以及它们以为自由的空气包围着。克勒莫尼尼「画」了些什么呢？差异中的类似（山岩、骨骼、动物、人们）——通过「画」这些类似的东西「画」了差异：人和牲畜，同我们的「观念」——即占统治地位的、人的意识形态——为它们规定的本性之间，隔有距离。 最后，克勒莫尼尼刻画了在动物中徘徊的「人们」。 在克勒莫尼尼画画的个人生涯中，他贯穿了和再生产了整整一个「历史」周期（山岩、植物、动物、人们），但也同时表明，任何的神，甚至以神的身份出现的画家在历史中都不出场，都被这一历史所排除。他根据这一历史的物质顺序——或者我们应该说「唯物主义的」顺序——把历史再生产出来：土地、植物、动物、最后是人。显然，某种人和自然之间直接关系的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为克勒莫尼尼的作品提供了灵感：一把椅子的扶手或者一件工具之所以使他个人入迷，是因为它们延长了人和动物的瘦骨嶙峋的四肢关节，而这些关节又只是跟构成他的山岩中的重力杠杆平衡和不平衡关系的原始模式有关的自然模式。因此，他能够发现，他在经历自身历史时所再生产出来的这一「历史」顺序可能具有什么意义：这可能是一种创世纪（甚至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创世纪）的顺序，也就是从一个起源出发的世系的顺序，这个起源包含着事物的真正意义，人与自然以及与「物体」之间的真正关系，尤其是艺术家和他的素材、他的工具以及他的产品之间的模范关系。 十之八九，这一意识形态「构想」是曾经给克勒莫尼尼以灵感，也就是曾经常在他心头萦绕的东西，而它所包含的幻想是最后产生出他的画幅和他的特殊历史的这一手段配置的一部份：结果（这对我们说来是唯一存在，这是我们正在讨论的画幅）恰好是与这一「意识形态」构想完全不同的东西。四个顺序（地质学的、植物的、动物的、人类的）的各种形式之间的比较（类似），事实上不是那些画幅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原则：这些比较从属于另一个组织原则，即差异的原则。克勒莫尼尼一度可能以为他所画的只是「类似」，即要把他的形态世系的意识形态「构想」表现出来所需要的「异种同形」（岩石、植物、关节分明的骨骼、工具、姿态……）事实上，这些类似很快就从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克勒莫尼尼所经常「画」的差异，其中首先是与这一形式世系的意识形态构想不同的差异的这一逻辑。这一切在克勒莫尼尼绘画的最后阶段，即「人」的阶段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人们：他们最初曾有，而且现在仍然有他们的「物」的形式，也就是自然「物」的形式。石头的躯体和面孔，在它们的物体和姿态中显露出它们最初的「起源」：正是那些转变成为工具的骨头，那些连结成为椅子扶手的瘦胳膊肘，那些与自己阳台上的铁栏杆一样修长的妇女以及她们矮小的孩子们。人们：凝固在他们的本质中、他们的过去中、他们的起源中，也就是他们的不在场（absence）中的存在物，这种不在场使他们成为现在的样子，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过生活，或问为什么应该生活。「物」：那些工具、那些器皿、把内外分开的隔墙、空气的阴影、旧油漆的阴暗光泽、天空的清澈透明。「人们」：由他们的客体的材料塑造成，被这些材料围绕着，永远被它决定了：面孔受空气腐蚀了，被啃咬了，而且似乎被切割了（几乎是大部份面孔），姿态和吶喊凝固成了永远不变的重力，这是时间对被还原成物质的永恒的人的一种嘲弄。 可是，早在几年前，在这一「历史」中无声地说话的东西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个客体（对象）在克勒莫尼尼那里以探索镜子——平民家庭里的旧镜子、破旧的一九〇〇年衣柜的镜子——的形式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这面镜子是平民们唯一的财富，他们从中能看到自己不幸的过去。他们看着自己：不，他们是被人看着。这是他们的镜子，是紧紧缠住他们的不幸，不管他们愿意与否，是让他们看到所做的一切和唯一不能转让的财产：他们自己的印象。 那些在梳妆台前的妇女并没有看到她们自己，虽然她们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甚至那个年轻妇女也没有看到她自己，虽然我们在她握着的镜子背面看到她赤裸裸的愿望：是她们的镜子看到她们，看到她们视野的范围，虽然她们的镜子并没有长着眼睛。镜子看到人们，甚至在睡眠和爱的行为中：这个对自己的模特儿漠不关心的无情反映，为我们看到那些睡着的和醒着的、有欲求的、有血有肉的存在物。不过，在这一切画幅中，都有高耸的垂直线：门、窗、隔板、墙壁，在其中「画」出了支配着人们甚至他们疲惫不堪的肉体的无情规律：物质的重力，他们生活的重力。 正当克勒莫尼尼开始在他的镜子中画那个通过物与人的关系宰制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种无情的循环时，他的作品中却出现了隔板和墙壁的粗大垂直线，谁也不会认为这是事出偶然。镜子的循环所「描绘」的关系对应，不同于世系意识形态中形式近似的关系对应。镜子的循环「描绘」出这样的事实：物跟它的各种形式虽然彼此间有关联，但是它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关联，只是因为它们都在同一个循环里转，因为它们都从属于同一个规律，这个规律现在「可以看得见地」宰制着物和它们的主人之间的关系。 而且，这个循环真的是一个循环：它在「绕圈」，已失去任何起源；但是跟起源一起，它也似乎已失去任何「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人和他的物使我们跟物与它们的主人产生关联，后者反过来又使我们跟前者产生关联，反来复去，永无止境。然而，这个循环的意义暗中被它的差异所固定：这个差异只不过是处在一旁的重力垂直线，它们「描绘」的是有别于人的个体和物的个体之间反复无穷地互为反映的关系，有别于这一意识形态存在的循环，而是这一循环被它的差异，被一种不同的、非循环的结构，被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规律，一种重力所决定。这是不能归结为任何世系（创世纪」），在它决定性因素不在场的情况下出现在克勒莫尼尼所有后来的画幅上的一种重力。 在克勒莫尼尼最近的作品中，循环不再需要镜子的实体出场就可以被「画」出。它直接成了里里外外的真理，成为套在物的循环中的监视（gaze）和姿态的循环：例如，有人从窗户窥看邻居的内室，而邻居又在这人所在的内室；例如，神圣的屠夫与他们正在宰割的牛的巨大躯体混为一体（人和动物的循环）、他们转向窗口（内部和外部的循环）、一个甚至在看到他们以前就要跑开的小姑娘、被禁令（prohibition）吸引了过来（愿望和禁令的循环）；例如，孩子们围着家俱跑的这一「没有规则」的游戏——没有规则，是因为它的规则只是孩子们唯一有「自由」的一个封闭空间的封闭规律。就这样，克勒莫尼尼在宰制着人的「有限」世界中，把人的历史「画」（即通过写在差异中的类似来「描绘」）成烙上印记的一种历史，这个历史时间可以早到从最初儿童时代的游戏起，甚至在无名人物（儿童、妇女和男人）的面孔上。克勒莫尼尼这样「画」画的手法，是运用他们的场所、空间、物体的抽象作用，即「归根到底」是运用决定和概括着这些（构成他们生活情况的各种关系）基本的抽象作用的这一现实的抽象作用。 我的意思不是说，有可能「画」生活条件」，画社会关系，画特定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或阶级斗争形式[2]。这会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有可能通过它们的物体（对象）「画」出由它们的配置（即支配着它们的这一决定因素的不在场）所描写的这些可以看得见的联系。控制着人们的具体存在，即提供关于人们和物体之间以及物体和人们之间关系的日常意识形态的这一结构，作为一种结构，永远不能用它的在场、从外表上以正面地和凸雕的方式来描绘，而只能用迹象和作用、用不在场的标志以负面地和凹雕的方式来描绘。「描绘」一种决定因素的不在场的这种凹雕，正好是雕在我们刚才讨论的有关差异中：一个被画的可以跟别的物体比较的物体与它的本质不符：正常的联系（如人们和物体之间的联系）被颠倒和打乱（décalés）：最后，把所有其它的概括起来，克勒莫尼尼不同时在幕后，即在这个循理一旁和之外，但是与它同时并在它近边画某种拒绝它的规律和「描绘」另一种外表上不在场的规律，即这条粗大的垂直线产生作用的状态，那么他永远不能画一个循环。 最后，我们来看这种必然性的最终结果，看看是克勒莫尼尼绘画不在场客体（absentobject）的这些抽象关系起作用的最终结果：人的面孔怎么了呢。正是这些被歪曲了的、有时虽不是变了形的但也是明显荒诞的面孔，引起了表现主义的吶喊。那些发出这种吶喊的人仍然坚持一种关于人的面孔在艺术中的作用的人道主义和宗教的意识形态，同时坚持一种把变形和丑陋混为一谈的关于丑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丑的美学是表现主义的意识形态）。人的面孔的人道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成为「灵魂」、主体性的中心，因此成为具有主体概念的全部意识形态力量的人的主体存在可以看得见的证据（成了组织「世界」的一个中心，因为人的主体作为认知的主体，作为能动的「创造」主体，作为自由的主体，从而作为对它的客体及其意义负责的主体，是它的世界的中心）。 从这些意识形态的前提出发，很显然，人的面孔只能被画成一种可以指认的，因此是可以承认的个体（例如有个别的性质），甚至在它的独特性（例如「表达」这个主体的宗教品质和作用，即它的「世界」的中心和源泉的感情）的各种变化中也能够承认。畸形（丑陋）的美学在原则上不是对这些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范畴所做的批判和废弃，而只是这些范畴的一个变种。正因为如此，克勒莫尼尼的人的面孔不是表现主义的，因为它们的特征不是畸形，而是变形：它们的变形只是形态的一种决定因素的不在场，只是一种对它们的无个性特征所做的「描绘」，而正是这种无个性特征才构成对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进行的这一实际废弃。严格地说，克勒莫尼尼使他画的面孔受到的这种变形是一种决定因素的变形，因为这种变形并不在同一张面孔上用一种特性取代另一种特性，并不赋予面孔一种特别的「表现」（心灵的、主体的）以代替另一种表现：它使面孔去掉一切表现，同时去掉那种表现在艺术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串通关系中所保证的意识形态作用。如果说克勒莫尼尼画的面孔是变了形的，那是因为它们并没有个体的形式，即主体性的形式，在这种形式里，「人们」立即承认人是他的物体和他的世界的主体、中心、作者、「创造者」。克勒莫尼尼画的人的面孔是这样的面孔，所以它们不能被看成是（即证明是）受到有关主体这一表现的意识形态作用所影响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这些面孔被描绘得如此「拙劣」，被勾画得如此粗糙，好像它们不是其姿态的作者，而只是这些姿态的痕迹。它们是以一种不在场（absence）的方式出现的：一种纯粹负面的不在场，即它们被拒绝拥有也被它们拒绝拥有的人道主义作用的不在场：还有一种肯定的、决定因素的不在场，即决定着它们，使它们成为现在这种无个体特征的存在物，成为支配它们的这些现实关系的结构作用的这个世界结构的这一种不在场。如果说这些面孔没有在能够承认的主体的意识形态形式中得到个体化，因而是「无表现的」，那么这是因为它们不是它们「灵魂」的表现，而是一种在它们当中可以看得见的不在场的表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是「表现」这个术语是不适当的，最好是说结构作用），即支配它们的世界、它们的姿态、甚至它们的自由经验的这些结构关系不在场。 「人」的一切肯定表现在克勒莫尼尼的作品中，除了因为它没有在那里外，也因为它的双重的（负面的、正面的）不在场就是它的存在本身。正因为如此，他的绘画是深刻反人道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绘画不让观众有这些受到人道主义得意的盛情款待的交流串通关系，不让观众有通过「画」中描给而肯定处在自身自发的意识形态当中的观众的这一串通关系。最后，正因为如此，他的绘画本身让他不能把自己看成是「创造者」，享有他画的图画：因为这些图画甚至在美学中也是对创造的意识形态进行实际反驳。这种混乱使克勒莫尼尼不能不自觉地重复自己，也就是说使他不能享有这种承认，他不能够不自觉地重复自己，因为他的绘画不让他有这种承认。如果说他不断有所发现，因而不断有所变化，那不是像别的画家那样是为了趣味或者为了卖弄技巧的缘故，而是因为（不管他的出发点如何）他从一开始起就一直在做的事情的逻辑本身以及他在开始时持有的「意识形态构想」。一个人能够如此程度地摆脱开自己的画，即能够放弃画中提供的自我表彰的满足的一切好处，画能如此程度地摆脱开自己的画家（即拒绝成为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镜象，成为一种「美学创造」的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是与这种绘画的意义有深刻联系的事实。如果说克勒莫尼尼的确「画」「抽象的」关系，如果说他是我刚才设法说明的抽象的画家，那么是基于他以他画的这些关系所决定的方式，以它们不在场的方式，特别是以他自己不在场的方式，表现在他的画中，他才能够「画」这种抽象。 正是克勒莫尼尼的作品的这种彻底反人道主义，才使他具有一种驾驭我们这些「人们」的力量。我们在他的画中（意识形态地）不会承认（reconnaítre）自己。而且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些画中不会「承认」自己，我们才能够在其中以艺术（这里是绘画）所提供的特殊形式里认识（connaítre）自己。如果说克勒莫尼尼所「画」的仅仅是「人」的现实（以人的存在来建构人，甚至建构人的个体和自由的那些「抽象」关系），那是因为他也知道，每一件绘画作品都只是画出来给人看的，给活着的「具体的」人们看的，即能够在自由的客观限度内和以他们现有的那种「眼光」实际地制约自己的人看的。因此，克勒莫尼尼所走的道路，是由伟大的革命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家，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为人们开拓的道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懂得，人的自由靠对它的意识形态承认的这种满足是达不到的，只能通过关于人被奴役的规律的知识才能达到。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也懂得，人具体个性的「实现」是通过关于支配人的这些抽象关系的分析和掌握取得的。克勒莫尼尼按他自己的方式，以他自己的水平，用他自己的手段，不是在哲学或科学领域，而是在绘画领域中，走了同一条道路。这位处理的画家，像伟大的革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一样，如果他不是为具体的人们、为唯一生存着的人们、为我们画画的话，那他就不会画画，他就不会去画有关他们的世界这一「抽象」。 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由一种既是美学的又是意识形态的构想产生出来的。当它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存在时，它是以一件艺术作品的姿态（用它在它使我们看到的意识形态这方面开创的那种批判和知识）产生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如果像艾斯塔布勒（RogerEstablet）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3]正确地然而过分简略地指出的那样，「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一概念的通称，那么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美学的对象，正如生产工具（火车头）或科学知识一样，不属于「文化」。但是，同包括生产工具和知识甚至全部科学在内的任何其它物体一样，一件艺术作品能够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元素，就是说，它能够被放到构成意识形态、以印象的关系反映「人们」（在我们的阶级社会中，即社会各阶级的成员）跟构成他们「存在情况」的结构关系保持的关系的这些关系体系中去。也许人们甚至可以提出下述这样一个命题，由于艺术作品的特殊作用是通过跟现存意识形态（任何一种形式）的现实所保持的距离，使人看到（donneràvoir）这种现实，所以艺术作品肯定会发挥直接的意识形态作用。因此，艺术作品与意识形态保持的关系比任何其它物体都远为密切。而不考虑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它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作用，就不可能按它的特殊美学存在来思考艺术作品。正像伟大的革命哲学家和伟大的革命政治家甚至在自己思想的殿堂的和客观的体系内部也要考虑自己采取的立场的这些历史作用一样，伟大的艺术家也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本身中，在对自己的作品的处理和内部组织中考虑到这些作品的存在必然会产生的意识形态作用。对这种责任的承担是否完全清楚地意识到，是另一个问题。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意识」是第二性的，甚至当它按照唯物主义原则思考它的派生的和被制约的立场的时候也是如此。 一九六六年八月 [1]克勒莫尼尼于一九二五年生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Bologna）。曾在博洛尼亚的美术学院和米兰（Milan）的布勒拉学院（BreraAcademy）学习。一九五一年首次在意大利艺术中心举办个人画展，自那以后，常在巴黎、意大利的福利奥底契阿（Foriod'Ischia）、多阿尔内内兹（Douarnenez）、巴纳勒阿（Panarea）、巴勒莫（Palermo）、弗利（Forli）等地和西班牙居留。他曾在塔特画廊（TateGallery）、圣马利诺（SanMarino）和威尼斯（Venice）的两年一度的国际艺术博览会、罗马（Rome）的四年一度的国际艺术博览会、巴黎的现代艺术博览馆（Museed'ArtModerne）、德拉贡画廊（GalerieduDragon）以及美国的匹兹堡（Pittsburgh）、纽约和比华利山庄（BeverlyHills）展出过他的作品. [2]按我的看法，这是普兰琼（RogerPlanchon）在上演莫里哀的《乔治·当丹》（GeorgeDandin）时的错误，至少我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阿雅尼翁（Avignon）看到这个戏时是这样认为的：不可能在一个只是谈论社会阶级的某些「结构作用」的戏中把社会各阶级搬上舞台。 [3]参看RogerEstablet,"'Culture'etideologie."inDemocrateNouvelle,No.6（1966）.
8．一封论艺术的信——答达斯普尔（一九六六年四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8． 一封论艺术的信 ——答达斯普尔（AndréDaspre） （一九六六年四月） 《新评论》已把你的信[1]寄给了我。我希望你会允许我，如果不是回答你信中提出的全部问题，至少根据你自己的信中的考虑对你的意见做些补充。 首先，你应该知道，我很清楚我那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2]带有非常概括的性质。正像你看到的那样，它的缺陷是「广泛地」谈到意识形态而未深入分析细节。由于它没有提到艺术，我了解，人们可能会奇怪，艺术到底是否应该列入意识形态的行列，确切地说，艺术和意识形态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我感到，正是由于这个绿故，你才想要来解释我保持沉默的地方。 艺术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个很复杂很困难的问题。然而，我能告诉你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些方向。我并不把真正的艺术列入意识形态之中，虽然艺术的确与意识形态有很特殊的关系。如果你想要大致了解这个论点最初的成份以及它会得到的很复杂的发展，我劝你仔细阅读一下马歇雷（PierreMacherey）在《思想》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一二一期上发表的《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批评》（Lenine，CritiguedeTolstor）一文[3]。当然，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开端，但是，它的确提出了艺术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艺术的特殊性问题。这是我们的工作正在朝着前进的方向，我们希望在几个月以后能发表关于这个题目的重要硏究结果。 这篇文章还会使你对艺术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初步的概念。艺术（我是指真正的艺术，而不是指平常一般的、平庸或低俗的作品）并不给予我们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因此它不能代替知识（现代意义上的，即科学知识），但是它所给予我们的，却与知识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同一的关系，而是差异的关系。让我来解释一下。我相信，艺术的特殊性是「使我们看到」（nousdonneravoir），「使我们觉察到」「使我们感觉到」某种间接提到现实的东西。如果我们拿小说作例子，拿你提到的巴尔札克（HonoredeBalzac）或索忍尼辛（AlexanderIsayevichSolzhenitsyn）作例子，那么他们使我们看到、觉察到（但不是认识）某种间接提到现实的东西。 如果我们想要避免陷入错误，把艺术给予我们的东西和科学给予我们的东西混为一谈，就必须一字不差地来理解构成第一个临时定义的词语。艺术使我们看到的，因此也就是以「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形式（不是以认识的形式）所给予我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间接提到着的那种意识形态。马歇雷以托尔斯泰为例，通过引伸阐发列宁的分析，已很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巴尔札克和索忍尼辛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作品所间接提到的并且经常给他们的作品供给养料的意识形态，这里需要的是从产生他们小说的意识形态向后退一退，在内部挪开一点距离。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内部，通过内部的距离，使我们「觉察到」（但不是认识）他们所保持的那种意识形态。 这些差别不只是调义上的不同色调，而是明确的差异，它们应在原则上使我们能够解决好些问题。 第一个是艺术和科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巴尔札克也好，索忍尼辛也好，他们都根本没有给我们他们所描写那个世界的知识，他们只是使我们「看到」「觉察到」或「感觉到」那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现实。当我们说到意识形态时，我们应该知道，意识形态浸透一切人类活动，它和人类存在「体验」的经验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让我们在伟大小说里「看到」意识形态的这一形式，都是有个人「体验」的经验作为它的内容的。这个「体验」的经验不是现成的，不是由某个纯粹的「现实」所给定的，而是意识形态在它与现实特有的关系中自发产生的「体验的」经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艺术与之打交道的并不是它本身所特有的现实，并不是现实中它享有垄断权的某个特殊领域（在你说「知识随着艺术而变成人的知识」以及艺术的对象是「个人」的时候，你有这个意思），而科学与之打交道的则是现实的一个不同的领域（譬如，与「体验」的程验和「个人」相反，是对结构的抽象）。意识形态也是科学的对象，「体验的经验」也是科学的对象，「个人」也是科学的对象。艺术和科学的真正不同在于特有的形式，同样一个对象，它们给我们提供的方式完全不同：艺术以「看到」和「觉察到」或「感觉到」的形式，科学则以知识的形式（在严格的意义上，通过概念）。 这件事还可以改用另一个说法。如果索忍尼辛的确「使我们看到」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体验的经验」（在前面所说的意义上），那么他决没有给我们提供有关它们的知识：这个知识是有关那些最终产生出索忍尼辛的小说中所讨论的「体验的经验」的这一复杂机制的概念知识。如果我要在这里再一次使用斯宾诺莎的语言，我能够说，艺术使我们「看到」「没有前提的结论」。而知识使我们深入从「前提」中产生出「结论」的机制中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一部关于「个人崇拜」的小说不管多么深刻，它可能引起人们对它的「被体验到」的后果加以注意，但是并不能使人们理解它；它可能把「个人崇拜」问题提到日程上，但是它不能确定说出能够补救这些后果的手段。 你还提出一问题：为什么巴尔札克尽管有他个人的政治选择，仍然能「使我们看到」以批判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体验的经验」？上面那几条基本原则也许能使我们指出为这个问题求得答案的方向。我不相信，人们能像你说的那样，说这是由于「他的艺术逻辑迫使他作为小说家放弃了在他作品里面的某些政治概念」。相反，我们知道，巴尔札克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政治立场。我们甚至还知道：他的独特的、反动的政治立场，在他的作品内容的产生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肯定显得很矛盾，但这是事实，而且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马克思会提醒我们注意它们（关于巴尔札克，请你读一下《欧罗巴》Europe杂志一九六五年特辑中费约耶RogerFayolle的文章）。这是在意识形态辩证法中司空见惯的意识变形的例子。请看列宁是怎样谈到托尔斯泰的（参看马歇雷的文章）：托尔斯泰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是他的作品内容有的深刻动机的组成部份。巴尔札克和托尔斯泰作品的内容与他们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分离开」，并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从外部「看到」它，使我们通过在那个意识形态内部造成的距离「觉察到」它，这个事实是以那个意识形态本身作为前提的。肯定可以说，是他们作为小说家的艺术的一种「效果」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内部造成这个距离，使我们得以「觉察到」，它，但是不能像你说的那样，说艺术「有它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使巴尔札克放弃了他的政治概念」。相反，只是因为他保持了自己的政治概念，他才能产生自己的作品，只是因为他坚持了他的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他才能在其中造成这个内部「距离」，使我们得到关于它的一种批判的「看法」。 正像你看到的那样，为了回答艺术的存在和特殊性给我们提出的大部份问题，我们不得不生产跟那些产生艺术作品的「美学作用」过程有关的合适的（科学的）知识。换句话说，为了回答艺术和知识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必须生产艺术的知识。 你是意识到这必要性的。但是你也应该知道，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承认艺术的存在和重要性（甚至是政治上的承认），并不构成一种艺术的知识。我甚至不认为可以把你提到的那些著作[4]，甚至包括马塞纳克（JeanMarcenac）所援引的约里奥—居里（JeanFredericJoliot-Curie）的见解在内[5]，作为这种知识的开端。顺便说一下据说是约里奥—居里说过的那句话，那里面包含在一个术语：「美学创造，科学创造」，这肯定是很常用的一个术语，但是，为了能够恰当地提出艺术的知识问题，我觉得必须废弃它，而代之以另一个术语。我知道，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自发地使用「创造」之类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自发的」语言。但是我们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知道，每一种「自发的」语言都是意识形态的语言，都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这里则是艺术和产生美学作用的活动的意识形态。像任何知识一样，艺术的知识也必须先跟意识形态自发性的语言决裂并且建立一套科学概念来代替它。必须意识到只有这样跟意识形态决裂才有可能来着手构筑艺术知识的大厦。 也许正是在这里，我必须对你说的东西提出一点坚决保留的意见。我这里指的也许不完全是你想要说的或者愿意说的，而是你实际上的确说的东西。当你把「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严密思考」与「别的一些东西」，特别是艺术给予我们的东西对立起来的时候，我相信你所做的对比不是不完善的，就是不正当的。既然艺术实际上给我们提供科学以外的别的一些东西，在它们之间没有对立，而只有差别。相反，如果是要认识艺术，那就是绝对必须从「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严密思考」开始：没有别的道路。而当我说「必须从……开始」的时候，从说它开始是不够的，必须从做它开始。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像下面这样顺便提一句就敷衍过去：「阿图塞提议回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密研究。我同意这是极其必要的。但是我不认为这就足够了。」我对这种作法的回答只有这样一句话：有一种宣布一件事情「极其必要」的办法，正好是使之成为不必要，不必去仔细考虑它的一切含义和后果——这个办法就是承认它，然后很快转到「别的一些东西」上去。现在我相信，我们能够希望取得真正的艺术的知识，深入了解艺术工作的特殊性、认识那些产生「美学作用」的机制的唯一途径，正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多花时间，予以最大的注意，而不是匆匆「转到别的一些东西」上去，因为如果我们过于迅速地转到「别的一些东西」上去，我们得到的将不是艺术的知识，而是艺术的意识形态：例如，你关于艺术与「人性」的关系、关于艺术「创造」等所说的话可能产生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等。 如果我们必须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上去（这要求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以便能够站到正确的立场上：使用正确的概念（不是美学自发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是与自己的对象符合的科学概念，从而必然是新的概念），那么，这不是为了悄悄地把艺术撇在一边，或者把它们牺牲给科学：完全只是为了认识它，给它以应有的评价。 一九六六年四月 [1]见LaNouvelleCritique,No.175（April1966）,pp.136-141. [2]LaNouvelleCritique,No.164（March1965）：LouisAlthusser,ForMarx（London：NewLeftEdition,1969）,pp.242-247. [3]现在收入PierreMacherey,Pourunetheoriedelaproductionlitteraire（Paris：LibrairieFrançoisMaspero,1966）,pp.125-157. [4]指马塞纳克、特里奥莱（ElsaTriolet）、卢卡奇等人的著作。 [5]JeanMarcenac,LesLettresFrancaises,1966.「我一直感到遗憾，约里奥-居里没有去执行他在艾吕雅（PaulEluard）逝世时向我提出的计划，即对诗的创造和科学创造作比较研究的计划，他曾认为这种研究可能最终证明这两种创造的过程是一致的。」
7．弗洛伊德和拉康（一九六四年一月，一九六九年二月修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 附录 7． 弗洛伊德和拉康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九六九年二月修改） *本文写于一九六四年，最初发表在《新评论》杂志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一六一～一六二期上，一九六九年经过作者审阅，以英译本的方式在《新左派评论》重版。——中译注 《新左派评论》发行部的按语 下面这篇文章是阿图塞在一九六四年写的，在法国共产党的《新评论》杂志上发表过，现征得作者的同意在本刊重新发表。 阿图塞在给译者的一封信（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写道：「这篇东西除非按照当时客观的情况来看待，不然会有遭到误解的危险。这篇文章在当时是一项哲学的介入，敦促法国共产党承认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著作的科学性以及拉康解释它的重要性。因此它带有论战性，因为精神分析在五十年代曾被正式谴责为「反动的意识形态」，尽管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已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谴责仍占统治地位。今天在对我的解释意义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到这种特殊的情况。」 阿图塞还提醒英语读者，他的文章中所包含的一些论点不是「有待订正就是有待发挥。」 「尤其，在这篇文章中，对拉康理论的表述，不管如何谨慎，仍带有「文化主义的」味道，（而拉康的理论是彻底反文化主义的）。」 「另一方面，文章末尾的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值得扩大讨论，就是说，值得扩大讨论家庭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它们在弗洛伊德称作「无意识」的场合开始产生作用时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但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无意识」，只要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名称，这个名称就应该改一改。」 「提到家庭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父亲、母亲、夫妇关系和婴儿及其互动关系的意识形态），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包含有下述结论（这是拉康受他的理论形态限制不能表达的），即任何精神分析理论若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就不可能产生出来（关于各种家庭意识形态的形态这一理论归根到底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 作者的前言笺注 让我们直截了当地承认：今天不管是谁，只要是想了解弗洛伊德革命性的发现，想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而且只想承认它的存在，以期能够跨过横隔在我们和弗洛伊德之间这一广阔的意识形态成见的空间，都是必须花费相当多理论和批判的心血。因为一如我们要看到的，不仅弗洛伊德的发现已经被改变成一些本质上同它毫无关系的学科（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而且也有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特别是美国学派）变成了这种修正主义的帮凶。但是最重要的是，这种修正主义本身客观地帮助了把精神分析当作是对象、牺牲品的那种荒诞的意识形态宣传。过去（一九四八年），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指斥这种宣传，说它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说它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论据，而且为意识恫吓和神秘化提供了实用的工具。 但是，今天我们也一定要这样说，这同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以他们独有的方式，直接地或间接地成了他们所指责的那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批受害者；因为他们把这种意识形态跟弗洛伊德的革命发现混淆了起来，因而在事实上接受了敌人的立场，接受了敌人的形势，并且承认敌人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印象，即这一大家认定的精神分析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关系的整部历史，基本上就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不清和不实的基础上。 我们能够理解，要避开这种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是特别地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非常出色地发挥了它们的「宰制」作用，不着痕迹地让人看不出来的统治了那些想反对它们的人。但这可以通过事实上是存有使这种宣传有其可能的这一精神分析的修正主义来加以解释：精神分析开始成为意识形态，事实上是从精神分析开始变成生物学思想、精神分析思想和社会学思想这时起。 我们同样能够看出来，这种修正主义是能够从若干弗洛伊德概念含混不清的地方取得其权威的。因为如同任何发明家一样，弗洛伊德曾经不得不用已有的理论概念，即为其它目的而设计出来的概念来思考他的发现（马克思不也是被迫用黑格尔的某些概念来思考他的发现的吗？）。凡是对新科学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凡是在这些概念中，即在内容是在一种发现出现时把它给表现出来，但是因为知识的进展使这些概念过时，后来又把这种发现给掩盖住的这些概念中，仔细看出一种发现及其对象不可归结元素的人，对此都不会觉得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因此，要回到弗洛伊德，今天就需要： 1．不仅我们要拒绝那些把弗洛伊德作粗俗神秘化反动宣传的意识形态计划者； 2．而且我们要避免目前已经取得若干有几分科学学科的威望撑腰着的这一精神分析的修正主义别有用心的含混： 3．最后，我们自己要专心致力于历史理论批判，戮力以终，以期在弗洛伊德不得不使用的这些概念里头指出和确定这些概念及其思想内容之间具有的真正的认识关系。 没有在法国实际上由拉康开始的意识形态批判（1、2）和认识论的澄清（3）这三方面的努力，我们还是不能理解弗洛伊德这项发现的特点。更严重的是，我们会把正是别人摆在我们面前，正是我们想拒绝（对弗洛伊德所做的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宣传）或者是多少无心地同意（各种不同的生物、精神和社会学的修正主义形式）的东西，当作是弗洛伊德。不管是那一种情况，我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仍然是意识形态宣传和理论修正主义的这种明显或不明显范畴的囚犯。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知道马克思的敌人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大肆歪曲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能看出为什么弗洛伊德以他自己独有的方式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又为什么真正「回到弗洛伊德」具有这样的理论意义。 他们都会承认，假如像这样一篇文章要把具有这种意义的问题提出来介绍，不背叛它，就一定要把文章本身限制在基本的东西上面，就一定要把精神分析的对象所在位置定出来，这样才能在能够给它位置（澄清精神分析必要的先决条件）的概念中赋予它一个基本的定义。因而他们也都会承认，这些概念应该像在任何科学学科那里一样，以精确的形式加以引介；以过份大约的评论方式让它们庸俗化，会使它们腐朽不堪，而写一篇真正把它们从腐朽中拯救出来的分析，那就需要花更多的篇幅了。 只有对弗洛伊德和拉康进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的认真的研究，才能确切地评估这些概念；这一卓有成效和前途远大的这门理论学科仍未能解决的问题有关的这一定义来说，上述的讲法，还是没错。 ※ 一些朋友很正确地批评我在三段文字中对拉康所做的讨论[1]。有关他的东西我是说得太多，从他那里得出的结论却又过少。他们要我用几句话来说明我隐约提到又没直接讲清楚的东西以及它〔的〕目的。这里就是需要用一部书来讲的那几句话。 在有关西方理性的历史上，每种看顾、预测、预防和告诚全部都把焦点贯注在生育上面。产前的检查已成了制度。当一门新科学诞生时，其家族圈子随时都准备表示赞叹、庆祝和命名。长期以来，每一个小孩，即使是捡来的弃儿，也都是被称作某个父亲的儿子。假如这个小孩是一个神童，那么即使不是为了做母亲的人，为了给母亲应有的敬意，父执辈们也会在大门口争取。在我们五彩缤纷的世界里，有一个地方是分配给生育的，甚至有一个地方才是分配给出生预测的，那就是「期望」。 据我所知，在十九世纪那时候，出人意外地诞生两个或三个孩子：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他们是「私生」子，是在私生违反习俗、不守节操、道德败坏和教养不佳的这个意义下的私生子：私生就是伤风败俗，由未婚妈妈生的，因此没有合法的父亲。西方的理性使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都必须付出常常叫人咋舌的生存代价，即由放逐、谁责、侮辱、贫困、饥饿和死亡或疯狂组合成的代价。我这里只谈他们三个人（因肤色、声音和诗词而生活在濒临死亡边沿的人我们也会提到）。我只提他们三个人，因为他们是科学或批判的产儿。 弗洛伊德饱受了贫困、污蔑和迫害，他的精神却足以抵挡一切他那时代的辱骂，也足以解释一切他那时代的辱骂。所有这些东西或许跟他天才的某种限制和才思枯竭有关。现在研究这个问题可能为时过早，就让我们改换一下看看弗洛伊德在当时的孤独。我说的不是为人处世的孤独（尽管他濒临挨饿，但他还有老师和朋友），我说的是理论上的孤独。因为在他想思考的时候，就是说以抽象概念的严谨体系的形式，表达他每天在他的实践中所见的非凡发现时，他可能寻找理论上的先例、理论上的父亲，他却我不到什么东西。他必须迎合下列的形势：自己做自己的父亲，用他自己的灵巧双手来建构安置自己的发现的这个理论空间，用四面八方直觉地借来的线头来编结要在盲目经验的深水中捕捞无意识这条肥鱼的大网（人们都说无意识愚蠢，因为无意识即使在人们睡梦中也在说话）。 以康德的角度来说明，那么：弗洛伊德就必须根据从当时流行的热力物理学、他那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那里借来的这些移入的概念，思考他的发现和实践。除开一部份哲学概念（意识、前意识、无意识等）以外，没有任何法定的遗产支撑着他。这些哲学概念也许还是一种障碍而不是助力，就正如它们由甚至以条件限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一种关于意识的问题设定所表明的那样。他连一点点祖先留下的基业都没有，他唯有的先驱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莫里哀（JeanBaptisteMoliere）、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等几位作家或几句谚语等等。弗洛伊德在理论上完全是白手起家：他在从是时的科学借来的这些移入的概念保护下，而且应该说在从这些概念所浮现的意识形态世界范围里借来的这些移入的概念保护下，生产他自己「自制」的概念。 这正是弗洛伊德怎么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方式。一长串深奥的作品，有时清晰有时晦涩，时常难以理解充满矛盾也有问题，而且还带有许多似乎乍看之下过时、对其内容不适当或要丢掉的概念。就今天来说，我们也不能怀疑有分析实践本身、有分析实践的作用这种内容的存在。所以且让我们把弗洛伊德为我们提示的目标扼要说明一下： 1．一种实践（分析治疗）；2．一种技术（治疗的方法），这种技术要求人们像理论那样对它进行抽象的叙述；3．一种同实践和技术有关的理论。这个实践（1）技术（2）和理论（3）的有机体，使我们想到一切科学学科的结构。从形式上看，弗洛伊德留给我们的东西的确具有科学的结构。之所以是形式上，因为弗洛伊德概念术语的这些难题（有时他的概念和它们的内容实际不对称）产生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有机的实践、技术和理论整体里，我们是否有一个在科学水平上建立起来而且真正稳定的整体呢？换句话说，这个理论是否真是科学含义上的理论？或者相反的，它是否不是成为关于实践（治疗）的方法论理论的一种单纯的变换吗？因此非常普遍的现代看法是说：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外表下（这点我们亏欠弗洛伊德有价值但是愚蠢的做作），精神分析依旧是一种有时有效但并不始终有效的普通实践，依旧是一种扩充成技术的普通实践（精神分析法的规则），但并没有一套理论（至少没有真正的理论）。精神分析所说的理论无非是反映其实践规则的、盲目的技术概念，是没有理论的单纯实践……，或许还有，它甚至简直是一种魔术。它像任何魔术一样，凭着它的声望而取得成功——它的声望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或需求，因此这是它唯一证明自己是正当的理由，是它真正证明自己是正当的理由。那么李维·史陀通过指出萨满教是弗洛伊德的始祖这点，就已经把这种魔术、这种社会实践、精神分析理论化了。 一种实践是否孕育着一半未明言的理论呢？一种实践是否会以单纯地成为现代的社会魔术为傲或为羞呢？那么精神分析又是什么呢？ 一 拉康的第一句话是说：原则上弗洛伊德是建立了一门科学，一门有新的对象即无意识的这种科学的新科学。 这句话是一句严谨的陈述。假如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是因为它是具有一种特殊对象的这种科学，那么它也是具有一切科学结构的一种科学了。就是说，它有一套理论，有一套在特殊的实践中能够认识和改造其对象的技术（方法）。正如在每一种业已真正建立起来的科学里一样，实践并不是科学的绝对要件，实践只是理论上的附属环节；这个环节就是在它里头业已变为方法（技术）的理论同它的特殊对象（无意识）进行理论联系（认识）或实践联系（治疗）的这一种环节。 假如这一论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吸引所有迫切想知道参与机密双方私密行为（坦承的病情和专业的医疗秘密交换着主体双方神圣的诺言）的那些解释者和哲学家加以注目的分析实践（治疗），就没有精神分析的秘密了：它只有精神分析在实践中存有的部份现实，它没有精神分析的理论秘密。假如这一论点正确的话，那么技术和方法都没有精神分析的秘密了，除非像每一个方法那样，由理论而不是实践赋予秘密。如同在每一种科学的学科中一样，只有理论才有这些秘密。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有不下一百次称自己是理论家。就精神分析有关的科学性这个范围说，他把精神分析拿来同伽利略创立的物理科学相比拟，他反复说，实践（治疗）和技术（分析方法）是唯一真正的东西，因为它们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他一再强调，一种实践和技术即使它们产生了成果，可是也不配有科学的名义，除非理论赋予（不是通过单纯的宣告而是通过严谨的证据）它们这种权利。 拉康的第一句话确实扣紧了这些话，而且取得了这种结论：回向弗洛伊德，以便从头正当地开始在弗洛伊德那里从有别于理论的，即实践的和技术的这些其它东西当中，把理论挑出、区分出和突显出来。 回向弗洛伊德，但为什么这种新的回向要回到起源呢？拉康并没有像胡塞尔回向伽利略或泰勒斯那样回向弗洛伊德，以便在其开始处掌握起源，也就是说，以便在非科学到科学纯洁的段落里，取得宗教的哲学偏见：纯洁。这种纯洁就像所有从地底冒出的泉水一样，只有在那一刹那，即它冒出的纯洁那刹那，才是纯洁。对拉康来说，这一段不纯，它还是不纯。纯洁是在仍然「混浊」的这一段过后才有纯洁（在纯洁先前的那种混浊，是悬浮在看来清澈，即洁白无邪新涌出的水中）。回向弗洛伊德意即：回向已经建立、确立和巩固在弗洛伊德自己身上的这个理论，回向成熟的、深思熟虑的、论据可靠的、经过检验的理论，回向在生活（包括实际生活在内）中已站稳脚跟、产生方法和实践的这个先进的理论。回向弗洛伊德不是回到弗洛伊德诞生时，而是回向他的成熟期。弗洛伊德的青年期，即从非科学向科学移动的这一阶段（与夏尔科JeanMartinCharcot、伯恩海姆HippolyteBernheim、布鲁耶尔JosefBreuer交往的这段时期，一直到一八九五年的《歇斯底里的研究》StudiesinHysteria），可能让我们感到有兴趣，但是是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让我们如此，就是说作为科学考古学的一个例子，或说作为不成熟性的一个否定的标志，因此精确地把成熟性和取得成熟的日期标示出来。科学的青年期是科学生活中最好的一部份：这段时期之前它老迈不堪，是它的老年期。这个靠偏见来活的偏见时期，就像小孩子靠偏见因此是靠它父母那时期来过活一样。 一种青年的因而也是成熟的理论会退化回到童年，即退化回先辈或后辈的偏见当中，精神分析学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拉康宣布的回向弗洛伊德，有深刻的含意。我们必须回向弗洛伊德，以便回向弗洛伊德理论的成熟期，以便不是回向它的童年期，而是回向它真正的青年期、它的最好的一部份——我们必须回向这样的弗洛伊德，即超越理论幼稚病，超越一部份当代精神分析学家（特别是美国的精神分析家）尝到让步好处的这种向童年期退化的弗洛伊德。 这种向童年期的退化具有一个现象学家可以马上理解的名宇：心理学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马上理解的另一个名字：实用主义。精神分析的现代史阐明了拉康的判断。西方的理性（法律理性、宗教理性、伦理理性、政治理性和科学理性）经过多年的不承认、蔑视和辱骂以后（假如其它手段都不行的话，这些手段随时还会使用），将只有答应同精神分析学缔结一项和平共处的协议——但有一个条件，即让它附属于它自己的科学和神话项下：附属于心理学（不管是达尔比茨RolandDalbiez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心理学或是沙特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有点杰克逊（JohnHughlingsJackson）式的埃依（HenriEy）的生物神精学、文化主义或「人类学」类型的「社会学」（在美国占主导地位，其代表为卡迪纳AbramKardiner、米德MargaretMead等）和哲学（如沙特的「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皮斯温吉LudwigBinswanger的「在世存有的分析」）。由于这些混淆，由于精神分析的这种神秘作用，在盖有收养的印象关系的这个印记可是却有非常真实的力量（有些精神分析学家签署过）的妥协联盟这个代价下，被正式地承认的这一门学科，最后高高兴兴地从精神分析学家理论的少数民族集中区崭露头角，被承认是心理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大家庭中的正式成员——这门学科经过几十年的辱骂和放逐之后，用最后授与精神分析学家科学、医学和哲学这个世界公民权的这种「理论」承认，很高兴的证明了精神分析学家实际上的成就。精神分析学家对这项协议可疑的一面毫无警觉——当他们带着这些荣誉自己向这些世界立场让步时——，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向他们的立场让步——他们喜爱这个世界的荣誉更甚于它的侮辱。 他们因此忘记了，一门科学只有在它能够主张拥有它自己的一个对象——是它自己的而且只是它自己的对象——的这一权利，而不是拥有别的科学借出、退让或不要的一种对象的单纯立足点，拥有别的科学的一些「方面」、一旦这房子的主人吃饱在厨房就重新炒过的这些残羹剩饭时，它才是一门科学。事实上，假如把整个精神分析归结为行为学派的或巴甫洛夫（IvanPetrovichPavlov）学说关于幼儿期的「刺激——反应」，假如把精神分析归结为弗洛伊德的术语指称为嘴巴、肛门和生殖器、潜伏期和青春期这些阶段的一种辩证，最后假如把精神分析归结为黑格尔的斗争、现象学的「他为」或海德格的存在的「鸿沟」的原始经验，而假如全部的精神分析也都只是吸收神经病学、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哲学的残羹剩饭的这种艺术，那么，它哪能说有它自己独特的对象呢？它哪能从这些学科区分开来而且在一门科学完整的意义下使它成为一门科学呢？[2] 正是在这里拉康介入了：他捍卫分析的不可归结性，对抗支配大部份当代理论解释的这些「归结」与变异：他捍卫它的不可归结性，他的意思是说它的对象的不可归结性。这种捍卫要求无比清晰和坚定，足以打退我所列举的那些学科贪得无厌地敌视的攻击。这件事不能被任何曾经在其一生中衡量（理论、道德、社会和经济的）安全需要的人怀疑。易言之，要造成不安，使这些组合（它们有不可分割的科学—专业—法律—经济的身份地位）它们的安稳和舒适受到一门独特的科学的出现所威胁，迫使它们全部不仅重新研究它们自己的学科，而且也重新研究它们相信这些学科的一些理由。也就是说，通过一门（不管多么少人相信）威胁要踰越现有界线，因而要改变几门学科现状的科学的产生，使这些学科受到怀疑。因此，拉康语言中抑制着的热情和热情的争辩要不是在警觉和控诉的状况下就撑不下去或维持不住：这是被包围住的先进的语言，它受到被威胁着的一些结构和组合的这一粉碎的力量所谴责，因为它抵制了它们的打击，或至少在它们发动攻击前虚幌一招，因此让对手气馁，不能把它粉粹于它们的攻击之下。所以，拉康也往往荒谬地仰赖一些同他的科学事业毫无关系的哲学（黑格尔、海德格尔）所给他提供的保障：尽管有许多吓人的证据摔到部份他的观众的脸上以赢得他们的尊敬；尽管有许多可能客观性的证据（其思想的自然联盟）可以向其余的人重新保证或者教育其余的人。在这种仰赖为了支撑一种由内向外向医学专家发表的言说而变成少不了的时候，为了马上可以谴责，我们就必须忽视一般医学研究概念上的弱点以及最好的医学人士对于理论所感觉到的恳切的需求。同时因为我现在正用他的语言，即对于他的某些听众（「精神分析的贡哥拉」Góngora，「巨龙」，对构成真正沟通——或完全「巴黎式」的迷恋——仪式的姿态、静坐和肃穆进行秘教崇拜的这一大祭师）——以及对其他人（尤其是科学家和医生）而言是其威望的全部的这一语言，来处理他的「技巧」、奇行和「炼金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语言跟他作为一名教师的实际情况是有某种关系：因为拉康必须使用他提供给医生、分析学家或精神分析对象相当于无意识语言的哑剧（一如所知，哑剧其最终本质是幽默，即成或不成的双关语和譬喻），相当于他们（不管是作为分析学家或精神分析的对象）实践的切身经验的言谈措辞，来向他们传授无意识的理论。 瞭解这种语言意识形态和教学上的前提——即具有保持历史、理论的「外在性」和其教学「内在性」距离的能力——就足以让我们辨别出它的客观意义和眼界，同时也足以让我们看出它的基本计划：以今天尽可能严紧地界定无意识及其「规律」、其整个对象的一些理论概念，赋予弗洛伊德的发现它应有的份量。 二 精神分析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分析技术在分析治疗的实践中所处理的东西。即不是治疗本身，不是为任何现象学或道德特制的假定的双重系统，而是延续到生存着的成年人身上，从出生到清算恋母情结阶段把一男和一女所怀的一种小动物改变成娇小的人类孩子的这段离奇冒险的「作用」。 人分娩产生的小生物人性化的「作用」之一：在这个地方存有精神分析的对象，即有一个叫「无意识」简单名称的对象。 这个小生物生存下去，不是作为变成一只（如十八世纪宫庭展示的）小狼或小熊的「狼孩」生存下去，而是作为一个人类的孩子（逃过惩治人性化失败这种死劫的一切童年期死劫——其中有许多是人的死劫）生存下去，这是所有成年人经历过的测试：他们都是记在他们内心深处，即记在他们最不能抚平的部份、这些从人生死斗争造成的创痛、软弱和坚强上面的这场胜利的一些永远不能忘怀的证据，而且他们也总是牺牲者。有些人（绝大多数人）几乎毫发无损地站出来——或至少他们口头上是这么说的；许多战场老兵是终身带着战斗的烙印；有些人则从长远一点看会因战而死，旧伤复发，死于精神病发作，死于疯狂这个「负面治疗反应」的最终强制；数目更多的其他人则如你所想的以体质衰弱的姿态「寿终正寝」。人类只把因公殉职的人的名字，只把那些能够适时死去的人（即作为人后来在只有人模人样的恶狼和凶神恶煞彼此厮杀着，然后再牺牲性命的人的战争中死去的人）的名字刻在战争纪念碑上。在人类仅有的幸存者当中，精神分析只关怀另一种斗争，只关怀没有回忆录也没有纪念碑的唯一的一种战争。这是人类假装着好像一直都没有发生过的战争，也是人类总是认为它早已赢得的战争，只因为人类在这场战争中活了下来，在人类文化中作为文化度过人生，生儿育女。这也是一场被构陷、畸形的和受排挤的人类的每一个子孙被要求不断从事的战争。这场战争每个人自己都是孤军奋战、对抗死亡，要踩过漫长勉强使有乳房的幼虫变成人的幼儿（变成男性的主体或女性的主体）的这段旅程。 这个对象不关生物学家的事：这段故事确实不是生物学的故事——因为从一开始起，它就完全被男女性人类秩序的束缚所宰制。这种男女性人类秩序是从母亲的喂养律动和训练出发，每位母亲以母「爱」或痛恨的方式刻划在娇小的人类动物身上的。历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在这里都没插嘴的份，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所处理的是社会，因而，是文化，即处理的不再是这个小动物——它跨过把生活从人类、把生物学的人从历史学的人、把「本性」从「文化」分隔开来的无止境分水岭，才会变成有性欲的人。心理学在这里迷失了，而且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心理学以为，在心理学的「对象」里面，它所处理的是某种人的「本性」或「非本性」，是文化（人）所确认和证明的这种存在的起源——而精神分析的对象则是有关绝对优先性（不管是天生的或不是）的这个问题，即在每一个人类后代身上有性欲的人随时会遇到的那种无底深渊。很自然的，在这里「哲学」也迷失了方位和活动场所——因为上帝、理性、意识、历史和文化这些独特的起源，从哲学中把哲学为了自己的存在而表明宣誓效忠的那些唯一的起源非法掠夺掉了。可以看得出来，精神分析的对象可以说是特殊的，精神分析的物质形态和其「机制」（使用弗洛伊德的一个术语来说）的特殊性是完全另外一种，有别于生物学家、神经病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知的那种物质和「机制」。为了承认精神分析对于跟它的对象特殊性（无意识和其作用）相搭配的它的概念特殊性所拥有的基本权利，我们只须承认这种特殊性，因而承认从这种特殊性衍生出来的对象特性即可。 三 假如不是有语言学这一门新科学的出现，拉康会是承认他所做的理论化无论怎样也不可能成功的第一个人。正是跟这种科学的历史类似，一种科学除非仰赖取道其它科学（即不仅它命名时就存在的那些科学而且也是那些早它一些时候降生的科学新生儿）兜一个圈子的手段，否则总是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被赫尔姆崔兹（HermannL.F.Helmholtz）和麦克斯韦（JamesClerkMaxwell）热力物理学的模式照在弗洛伊德理论上留下的暂时的阴影，今天已经被结构语言学投射在它的对象上使针对这种对象有可能进行明确研究的这道光线驱散得无影无踪。弗洛伊德自己说过，一切都取决于语言。拉康则把这点说得更明确：「无意识的言说是同语言一样建构起来的。」弗洛伊德在第一部巨著《梦的解析》（TheInterpretationofDreams）（这部著作不是像人们时常讲的那样是轶事杂闻和肤浅的作品，它是一部重要的作品）里面，研究梦的「机制」和「规律」，把它们的变形归结为两种东西：替换和凝聚。拉康把这两种东西看成是言谈的两个主要形态，即在语言学中所谓的借喻和隐喻。因此，笔误、失误、风趣话和象征像梦本身的成份一样，就变成是一些以沉默双向的方式，即以让人听不见的方式，刻划在无意识言说的键环、「压抑」的误认、人的主体口头上的言说这个链环上的「指符」（signifiers）。因而我们被引导到语言学形式上熟悉的关于双重可是只有一种、无意识但又是口头的言说这种吊诡上面，即对言说的双重场合来说却只有一种单一的场合，除了在言说本身里头以外不超出任何场合的吊诡：这种场合就是「指出意义的链环」（SignifyingChain）。因此，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和从他传下的语言学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在理解无意识以及主体和它们内在关系（即关于它们在其它词语中的认同关系和认同的非关系，关于它们的再复制和错乱décalage）这一口头言说的过程，开始起着确证的作用。从而，把无意识当成是第二意识，当成是不诚实（沙特），当成是非现实结构溃烂的余毒和无意义（梅洛—庞蒂）的哲学唯心主义解释，一切把无意识看成是生物原型的「性原欲」（荣格）（CarlGustavJung）的这些解释，都变成这样：没有一种理论的起始阶段，只有一些空无一用的「理论」，只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误解。 在这里还是要表明语言形式结构这一第一性的意义（我被迫用最粗糙的方式来概括，可是在像这样短短的一篇文章里我怎么可能避得开呢？），还是要表明实际上在分析解释的实践中碰到作为这一实践真正基础的一种作用的语言「机制」，即实践的对象，也就是说仍然呈现在娇小的人的动物被迫「人性化」成男人或女人过程中还活着的人身上的「结果」。这项问题仅仅通过把语言作为分析实践唯一的对象和手段的这种事实上的第一性提出来，还是无法回答的。在治疗里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语言里头并透过语言（包括沉默、它的节奏和格律划分）完成的。可是一定要说清楚，在治疗当中语言作为分析实践原料和作为其作用（即像拉康说的，从「空洞的言谈」到「充实的言谈」这段段落）生产手段的实际角色，在原则上是为什么和怎么因为它在原则上是在分析实践的对象上建立起来的，即归根到底是在这种实践及其技术的这个对象之上，因此也是（因为它是一门科学）在分析实践对象的理论之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事实上是只有在分析的实践上才得以建立起来的。 这里无疑包含着拉康的努力，包含着他的发现最具原则性的一面。拉康指出，从（最纯粹的）生物存在到（人的小孩的）人的存在的这一过程，是在「秩序法则」（这套法则我要把它叫做「文化法则」）里头完成的，而且这套法则在其形式本质中是和语言的秩序混淆在一块的。通过这种乍看之下讳莫高深的说法我们了解到什么呢？首先，只有按照如同在治疗情况中的成年人或小孩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复现语言才能掌握住的这个过渡的整体，我们在建立和展现一切人的秩序（即每个人的角色）的这个语言法则里头是指得出来、说得出来也找得出来。其次，在关于治疗语言的这种说明当中，显然秩序的绝对有效性是当时、经常的表现在过渡本身里头，显然文化法则也是当时、经常的表现在人性化的过程中。 要用几句话把这点说清楚，我是应该指出这一过渡的两大环节。 （Ⅰ）双重的恋母情结出现前的交往环节。在这个环节里，小孩只关心一个改头换面的自我——母亲：母亲通过她的在场（da！）和不在场（tort！）[3]在它的生活上烙上标志。在这个环节里，小孩以印象中自我迷恋的方式过着这里双重的交往，即成为那个其他人、任何其他人、每个其他人、一切初期自恋狂的认同中的其他人的自我，它永远都不能保持第三者（不管是对其他人或对自己本身）的客观距离；（Ⅱ）恋母情结的环节。在这个环节里，第三层结构开始出现在双重结构的背景上，是时第三者（父亲）闯进了双重迷恋的印象满足里，推翻了它的组织，破坏了它的迷惑，并把小孩领到拉康称之的「象征秩序」（SymbolicOrder）里。这种「象征秩序」就是使他具体化最后会让他说我、你、他、她或它，因此也让这个婴儿把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小孩放置在成年人第三者的世界里的语言秩序。 因此有两个大的环节：（Ⅰ）印象（恋母情结出现前）的环节：（Ⅱ）象征（解决恋母情结）的环节，或用一种不同语言说，在其象征使用中获得承认但还不知道（客体性的知识是在完全不同的「年龄」而且也是从完全不同的实践产生出来的）的客体性的环节。 而且拉康解说的关键处是在这里：这两个环节是被一条简单的法则即「象征法则」宰制、支配和烙下标志的。甚至印象的这个环节，也是通过象征秩序本身的辩证，即人的秩序、人的规范（喂食、卫生、行为暂时节奏的规范、具体承认的态度的规范——小孩的接受、拒绝、答应和不答应只是小变化；即这种组成的秩序、规则的秩序和给不给这种分派权利的秩序之经验形态）以指符秩序本身的形式，即形式上跟语言秩序同一的秩序形式，在象征秩序的辩证里被烙上标志和建构的。为了清楚起见我刚刚把印象的环节讲成是先于象征的环节，以有别于象征的环节。因此印象的环节作为第一个环节，小孩在这个环节里面是跟一种人（它的母亲）享受它的直接交往，实际上不像象征交往那样（即作为一个娇小的人类小孩与一个人类的母亲的交往）认出它的母亲来[4]。 在肤浅的或带有偏见的解读弗洛伊德只看到快乐、无拘无束的童年，只看到「多种多样乖张行径」的天堂（即只是由跟人体某部份作用居首位的东西、「攸关生死的」需欲所在——嘴、肛门、生殖器[5]——相关联的各种生理形态的阶段烙下标记的一种自然状态）的地方，拉康表明了从每个婴儿出生之前就为每个要降生的婴儿准备就绪，而且在他发出第一声哭声前就抓住他，把他的身份地位和角色指派给他，因此把他固定的命运分配给他的这一秩序、法则的作用。每一个已经有性别的婴儿所经历过的阶段，都是经历法则、人指派的法则、沟通和不沟通的领域：他的「满足」带有法则、人的法律主张不可磨灭和构成的印记，像所有的法则一样，不能为任何人所「忽视」，尤其不能为那些轻忽它的人所忽视。但是或许会被每个人规避或违犯，尤其被它最虔诚的信奉者。正是因为如此，任何把童年时期的精神创伤都归结于「生理上挫折」的残迹的说法基本上是不对的，因为隐匿精神创伤的法则作为一项法则是从所有的内容抽象出来的，只有在这种抽象里面和通过这种抽象才作为一项法则存在和起作用，而且婴儿从他呼出第一口气开始就服从这项规则和接受它[6]。这是缔造者（theFather）（祂是法则）正式出现的初期阶段，而且也总是过去正式出现的初期阶段，甚至在没有生父的地方亦如此，因此也是人的指符秩序（即文化法则）正式出现的初期阶段。文化法则这种言说、任何言说的绝对先决条件、高高在上出现（即在内心深处找不到在所有口头言说找不到）的这种言说、这种秩序的言说、其他人的这种言说、伟大的第三者的言说，就是这种秩序本身：无意识的言说。这就给我们一个支撑点，一个有关无意识的概念的支撑点了。这个支撑点是在每一个人内心里他的特定言说寻找它自己的所在的这一特定所在，也是他的特定言说在对自己印象的魅力进行哄骗、欺瞒、串通和完全否定里头，寻找、失落而且在失落中发现它自己的所在，发现它自己在它的所在中的停靠点的这个绝对所在。 在恋母情结阶段，已经有性别的小孩通过比对象征来考验它的印象幻想，变成有性欲的人的小孩（男人、女人），如果一切「顺利」，最后自己就变成和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东西：成人中的小男孩或小女孩，在成人世界中享有小孩的权利，能够像任何小孩那样，完全有权将来变成「像爸爸一样」，也就是说，变成一个有妻室（而且不再只是母亲）的男人的人类，或者变成「像妈妈一样」，也就是说，变成一个有丈夫（不只是父亲）的女人的人类——这些东西都只是迈向人的童年期这段漫长被迫的旅程的这一目的地。 这段最后情节的一切材料都是由以前形成的语言所提供。以前形成的语言在恋母情结的阶段全部是围绕着并且绕着阳物这个指符、父亲的象征、权利法则的象征、一切权利幻想的印象而安排的——这或许看来叫人感到惊讶或武断，但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证明这点，把它当作一个经验的事实。 最后的恋母情结阶段——「割舍」，向我们表明了原因。在小男孩体验和消解割舍的悲剧和有益的形势时，他承认他没有和他父亲相同的权利（阳物），尤其他没有像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有的那种相同的权利。母亲因此被呈显出来赋有不能容忍的双重使用的身份，对小男孩来说是母亲，对父亲来说是妻子。但是小男孩因为接受他没有像他父亲一样的相同的权利这一事实，得到了保证：将来有一天（就是以后），当他长大以后，他会取得现在因为他没有「工具」而得不到的权利。他现在只有一点点的权利，假如他注意「谨言慎行」（mangersasoupe），自己就会长大，权利就会变大。就小女孩来说，在她体验和承受割舍的悲剧和有益的形势时，她承认她没有和母亲相同的权利，因此她双重地承认她没有和父亲相同的权利（阳物），因为她的母亲也没有这个权利（没有阳物），虽然，她是一个女人，也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且她同时承认她没有和她母亲相同的权利，即她还没有像她母亲一样是个女人。但是她因此就取得了她自己的小小的权利：小女孩的权利，当她长大以后一个女人更大的权利、完整的权利的许诺，只要她将来长大接受「人类秩序的法则」，就是说在需欲要她走偏「人类秩序的法则」——通过「确实」不在意谨言慎行的办法——时服从「人类秩序的法则」。 在任何一种情况中，无论是在印象的双重迷恋环节（Ⅰ），或在深入到象征秩序经历到承认的（恋母情结）环节（Ⅱ），整个过渡的辩证在它所有的基本细节里都烙上了人类秩序（象征）的印记。对于这个人类秩序或象征，语言学为我们提供了形式的规律，即形式的概念。 精神分析理论因此给了我们使每一种科学成为科学，而不是成为纯思维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精神分析对象形式本质的定义，任何把精神分析实际的、技术的应用到它具体的对象上去的先决条件。从而精神分析摆脱了波利采尔（GeorgesPolitzer）所说的（和制造出来的）古典唯心主义的自相矛盾：这种自相矛盾，例如是在他因为精神分析的抽象：无意识、恋母情结、割舍情结等等而抨击了精神分析时候，也是在他要求精神分析（波利采尔是法国第一位认识到精神分析革命理论眼界的人）成为一门真正「具体的」科学，一门「具体的心理学」，却因为精神分析的种种抽象：无意识、恋母情结、割舍情结等等，而抨击了精神分析的时候说出的（和制造出来的）。他说，假使精神分析坚持纯粹是异化于抽象的和形而上击的心理学的「具体」，那它怎么能成为它想成为和能够成为的具体的科学？它怎么能从这些抽象、从抽象取得「具体」呢？其实，任何科学都离不开抽象，甚至当它在自己的「实践」（注意，不是该科学的理论实践，而是其具体应用的实践）中只处理构成每个人的「梦」的那些特定和独特的变形时亦复如此。就像拉康在弗洛伊德里头思考它们的一样——而且拉康思考的只是弗洛伊德的概念，即把我们科学性的形式赋予，也就是赋予它们能有的唯一科学性——精神分析的「抽象」就作为它们对象的概念在它们自身包含着它们的抽象所必要的标志、尺度和基础这个范围来说，确实是它们对象的真正科学概念。这个标志、尺度和基础亦即是精神分析的抽象跟「具体」的关系的尺度，因而是精神分析的抽象跟它们应用的、通常称之为分析实践（治疗）的具体的特殊关系的尺度。 所以，恋母情结阶段不是一种隐藏住的只是没有意识或言谈的「意图」——它也不是埋藏在通过「使它的意图再蠢动起来」的方式总是可以加以重建或压制的这段过去里头的一种结构。恋母情结是戏剧性的结构，是文化法则强行扣在每一个不愿又被征召的选民头上使他们具有人性的「戏剧机器」[7]，也是对每个达到其终点、渡过它和活下来的人来说，本身不只包含着里头存有具体变形的可能性而且也包含着里头存有具体变形的必然性的一种桔构。在精神分析的应用，即在所谓它的实践（治疗）里头，它是在这些变形的具体「作用」[8]上面做工作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包含有某些特定的个人在过去和现在开始、完成、失误或躲开的这个恋母情结的这种特定和完全独特的关系形态上面做工作的。这些变形能够在恋母情结不变形体结构的基础上按它们的本质本身加以思考和了解，正是因为这整个过渡从它的迷恋、它的最「畸形」和它的最「正常」形式的初期阶段起，就被这个结构的法则、在象征法则本身里头接近象征的最后形式烙上印记。 我知道这些简短的提法不仅看起来像摘记和纲要，而且也是摘记和纲要：在这里提出的若干概念假如要得到确认，获得证实，都需要继续扩大发挥。即使它们立论稳固，而且跟构成它们基础的一套概念之关系也获得了澄清，即使把它们拿来跟弗洛伊德分析的文字做个比对，它们接着也还会产生了它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不只是概念形成、界定和澄清的问题，也是我们刚讨论过的理论化工作的发展必然要产生的现实的新问题。例如，我们如何能够把一方面是语言的形式结构、无意识的存在和可知性的绝对前提，另一方面是具体的亲属结构，而最后是包含着所经历的亲属结构（父亲、母亲、小孩）隐含着特殊作用的这些具体意识形态的形态等等这之间的关系严谨地说清楚呢？这些后来的结构（亲属、意识形态）的历史变化，实际上会影响到弗洛伊德所孤立的这些层面的某些或其它方面，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呢？或者说的更确实一点，以合适的方式来表达一下弗洛伊德发现的对象和场合的这一简单定义，可以对跟它自己有别的那些学科（诸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产生多大的影响，而且又可以向它们提出有关它们的对象的身份（经常是有关它们对象的问题设定身份）这些问题呢？还有再从这许多问题当中挑一个来说：分析理论和Ⅰ．分析理论出现的历史前提，和Ⅱ．分析理论应用的社会前提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I．那么，谁是弗洛伊德呢？谁又同时是声称是他嫡传的、大排长龙的开业者的第一号精神分析学家、自我分析的开山始祖、分析理论的建立者和创始人呢？ II．那么，谁是精神分析学家呢？谁又同时（而且恰似无庸置言那么地自然）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从弗洛伊德传下的教学传统以及他们治疗的那些社会与经济条件（紧紧地附随在医学组织地位上的他们的「协会」的社会地位）呢？精神分析实践的历史来源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到分析理论和技术多少呢？最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学家对于这些问题（因为这确实是事实）和这些问题在分析的世界里遭到的理论压制保持理论上的沉默，在它们的内容本身方面又影响到了分析理论和分析技术多少呢？在其它的许多问题当中，不能把「分析的结局」这种永远不变的问题拿来把它跟这种压抑，跟从精神分析的认识论史和分析世界的社会（与意识形态）史衍生出来的这些问题的未思考处连起来讲吗？ 这里所摆的是真正揭示出来的一些现实的问题，而且它们马上构成数目相同的研究领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某些观念会从这种考察分析中换一种面貌出现。 而这种考察分析是扎根于弗洛伊德的考察分析、扎根于应用到「人」的即人的「主体」的特定法律、伦理和哲学（明确的意识形态）印象上面的他自己的领域。弗洛伊德有时候把他的发现所得到吹毛求疵的待遇，拿来跟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革命的大变动相比，不是没有用的。因为有哥白尼，我们才知道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有马克思，我们才知道人的主体、经济、政治或哲学的自我不是历史的「中心」——而且，甚至和启蒙时期的哲学与黑格尔说的相反，历史没有「中心」，只有一种结构，它没有必然的「中心」，除非在意识形态误解当中。接下来，弗洛伊德也为我们找出：现实的主体、有其独特本质的个人，是没有以「自我」、「意识」或「存在」为中心的一种自我的形式——不论这是自为的、身体本身的存在，或者是「行为」的存在——人的主体是没有中心的，是由一样没有「中心」的结构构筑起来的，除非是在对「自我」的印象误认中，即在包含有自我「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形态中。 大家一定清楚了，这已经开辟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或许有天可以引导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到这种是全部意识形态研究特定关怀的「误认结构」。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九六九年二月修订） 参考书目研究笺注 如果根据以下的秩序来研究的话接近拉康的作品会更容易： 1."lescomplexesfamiliauxenpathologie,"inEncyclpédieFrançaise,deMonzie,Vol.8:"Laviementale"（1938）. 2."Lacausalitépsychique,"inEvolutionPsychiatrique,fasc.I,1947. 3."LestadedumiroircommeformateurdelafunctionduJe,"inEcrits,Paris,1966,pp.93-100.（英译见NewLeftReview,No.55,Sept.-Oct.1968）. 4."Lachosefreudienne,"inEcrits,p.401-36. 5."Lesformationsdel'inconscient,"Seminar1958-59,Bulletindepsychologie. 6."Lesrelationsd'objectetlesstructuresfreudiennes,"Seminar1956-57,Bulletindepsychologie,10. 7."Ledésiretsoninterprétation,"Seminar1958-59,Bulletindepsychologie,Jan.1960. 8."Fonctionetchampdelaparoleetdulangageenpsychanalyse,〞inEcrite,pp.237-322.（附有韦尔登AnthonyWilden一篇评论的英译本译为TheLanguageoftheSelf,Baltimore：JohnsHopkinsPress,1968）."RemarquesurlerapportdeDanielLagache：'Psychanalyseetstructuredelapersonalite',"inÉcrits,pp.647-84；"Ladirectiondelacureetlesprinciplesdesonpouvior,"inÉcrits,pp.585-646；"L'instancedelaletterdansl'inconscientoularaisondepuisFreud,”inEcrits,pp.493-528.（英译见YaleFrenchStudies,No.36-37,196,pp.112-47）；以及其它取自LaPsychanalyse杂志上的七期文章。 9.关于拉康的学生所写的或是在他的影响下所写的作品，建议读者从下列文章开始读：SergeLeclaire在LaPsychanabvse上的文章；SergeLeclaire和JeanLaplanche在LeTempsModermes,July1961上讨论无意识的作品；J.B.Lefevre-Pontalis,“FreudAujourd'hui,"inLesTempsModernes,124-6（1965）；J.La-planche讨论Holderlin和MaudMannoni的书：I'enfantarriéréetsamère,1963. [1]LouisAlthusser，"PhilosophieetSciencesHumaines，"inRevuedel'EnseignementPhilosophigue，vol.13，No.5（June/July1963），p.7，andp.11，n.14：「马克思把他的理论建立在拒绝「经济人」这个神话的基础上，弗洛伊德把他的理论建立在拒绝「精神人」这个神话的基础上。拉康看到并了解弗洛伊德解放的决裂（liberatingrupture）。他以了解这个术语最丰富的意义了解了解放的决裂，一丝不苟地相信他说的话，并且迫使它产生自己的结论，毫不退缩或宽怀。或许是这样，像其他人一样，他在细节上或甚至在他哲学方向的选择上才犯了错误：但是我们都幸亏有他才有这个基本的东西。」 [2]这些诱感当中最危险的是哲学的（哲学很高兴的把整个精神分析归结为治疗的双重经验，因而「证实」了现象学互为主体性、存在的设想或者更为一般的人格主义的论点）、心理学的（心理学把绝大多数的精神分析范畴看成是显然它看不出问题的「主体」的这许多属性），最后是社会学的（社会学通过它向心理学提供一种「现实原则」——社会和家庭的无上命令——的客观内容来帮助心理学；这种「现实原则」主体只须「内在化」以便用「超自我」和相对应的范畴来武装）的诱惑。因此附属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精神分析，通常被归结为「情绪」、「感情」重新适应的技术，或被归结为「相对作用」的一种再教育。这两种归结都跟精神分析的现实对象无关——但不幸这两者都能满足基本的需求，更甚的是都还能满足当代世界高度倾向性的需求。精神分析通过这种偏见，变成现代文化（即现代意识形态）中大众消费的一个商品。 [3]这是两个因为弗洛伊德而出名了的德文措词。就这两个措调来说，在弗洛伊德的观察下发现，婴儿是通过运用「展现」它母亲的一种武断的对象（棉线木蕊），来确定它母亲的出现和消失。 [4]从形式上来说：因为首次作为语言被引进来而且其第一种形式是语言的文化法则不是为语言所穷尽的；它的内容是现实的亲族结构，而且包含有写在这些结构里的个人的一定意识形态结构，使它们的作用得以发挥出来。单单是知道西方的家庭是父权制和团体外婚制（exogamic）（亲族结构）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理解支配父亲身份、母亲身份、夫妇关系和小孩的意识形态的形态：在现代社会中什么是「夫妇」、「父亲」、「母亲」和「小孩」？多数的研究仍然是在这些意识形态的形态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任务。 [5]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一个部门过去太过于沾沾自喜，以致于不能在弗洛伊德关于「阶段」的理论里面发现到什么，而且它们毫不犹豫地就把这种理论直接和完全地转换成（神经生物学或生物神经心理学的）「视距成长」（stadialgrowth）的理论——机械地给神经生物上的成长冠以「本质」的角色：对这种角色来说。弗洛伊德的「阶段」不过完完全全是「现象」。这种看法只是旧的机械平行论理论的翻版。这特别指华隆（HenriWallon）的学生，因为华隆本身并不注意弗洛伊德。 [6]假使说这是由引证明显地是包含有弗洛伊德认为是无意识「内容」的生物学概念（性原欲、感情、本能、欲室）来证明的话，那就有误解这种形式条件的理论范围的一种危险。例如，在他说梦是「愿望的实现」（Wuscherfailung）的这时候。就无意识的「欲望」这一语言来说，这里的这个意义跟拉康把人的「空洞的言谈」拿来跟他的「充实的言谈」对立起来的这个意义是相同。可是只有在这种形式条件的基础上，这些（显然是生物学的）概念才得到它们真正的意义。或者说，这种意义才能够加以说明和思考，而治疗的技术也才能明确表示并加以应用。欲望这个无意识的基本范畴，只有在它作为人的主体无意识的言说这唯一意图（即：透过制造无意识言说的意指链环「作用」而出现和在那里头出现的意图）的特殊性当中才能够为人所知。因此，「欲望」是被支配人的发展的这一结构烙上了印记。因此，欲望是完全不同于有机的和本质上是生物的「需求」。正如人的生物存在和其历史存在并无本质上的连续性一样，有机的需求和无意识的欲望之间也没有本实上的连续性。欲望在其模糊不清的存在当中（它的「无法现形」manqueàétre——拉康说）是由秩序的结构制约的，秩序的结构把它的印记硬扣在欲望的上面，替它指定一个无处所的存在（即压抑的存在）、指定它的资源和它的失望。欲望的这种特殊现实不能经由有机的需求而取得，正如同历史存在的特殊现实不能经由人的生物存在而取得是一样的。相反的：正因为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所以能让我们通过把人的历史存在同纯粹的生物上的存在区分开来的方式确定人的历史存在的特性，这包括若干显然是纯粹生物上的决定因素，例如人的「需求」或人口统计上的现象。同样的，正是无意识这个基本的范畴，才能让我们通过把欲望从支撑它的生物上的现实（正如生物上的存在支撑着历史的存在是一样的）区分开来的方式，来理解和确定欲望的真正意义。但是我们既不能构筑欲望，也不能决定欲望。 [7]这是在谈到弗洛伊德（einandersSchauplatz……Schauplatz）时拉康所使用的一种的措词（machine）。从针对弗洛伊德谈「戏剧」的波利采尔和提及剧院、舞台、公演、机器、戏剧的风格、导演等的拉康以来，自己认为什么是剧院的观众之间以及这些观众和剧院本身中间有很大的距离。 [8]假如说「作用」这个词是在古典因果关系的理论背景中来讨论的话，那么它就显示出一种因素在其结果中不断地呈现的一种概念（请参考斯宾诺莎的说法）。
列宁和哲学（197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1971）【PDF电子书】 LeninandPhilosophyandOtherEssays 列宁和哲学 ﹝法国﹞阿图塞（即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 1971 台北远流出版，1991译者：杜章智 新版《列宁和哲学》导言﹝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译者的话（杜章智） 前言 1．哲学是革命的武器（一九六八年二月） 2．列宁和哲学（一九六八年二月） 附带说明 3．《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一九六九年三月） 学习参考书简介 4．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一九六八年一月） 5．列宁在黑格尔面前（一九六九年四月） 6．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九六九年一～四月） 附录 7．弗洛伊德和拉康（一九六四年一月，一九六九年二月修改） 8．一封论艺术的信——答达斯普尔（一九六六年四月） 9．抽象画画家克勒莫尼尼（一九六六年八月） 译名索引
托洛茨基流亡生涯（197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托洛茨基流亡生涯 WithTrotskyinExile 托洛茨基流亡生涯 〔法〕让·范·埃热努尔（JeanvanHeijenoort） 1978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 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译者：张敏梁 译者的话 前言vs相片选 第一章流亡在土耳其海岛 第二章侨居法国 第三章在挪威的困境 第四章最后的旅程——墨西哥 跋 〔附录〕托洛茨基之死 〔附录〕纠正托洛茨基相关著作中的错误
〔附录〕纠正托洛茨基相关著作中的错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托洛茨基流亡生涯 〔附录〕 纠正托洛茨基相关著作中的错误 星箭翻译 这些评述旨在纠正一些与列夫·托洛茨基有关著作中的错误。它们只针对事实，不关于任何意见或想法。此外，我不会自诩它们是完整的。新作品一直不断出现，带来新错误或者又犯旧错误。我的评述仅仅是想提醒认真的读者，在这个方面必须十分谨慎。涵盖整个流亡时期的文本排列在最前面，特定时期的文本按时间顺序排列其后。 《列夫·托洛茨基的生与死》（TheLifeandDeathofLeonTrotsky） 维克多·谢尔盖（VictorSerge）和娜塔丽娅·谢多娃·托洛茨基[1]（NataliaSedovaTrotsky）著，1975年出版于纽约。 [1]此处所有人名、地名的翻译均与本书中文版保持一致，仅对一些译法进行说明：娜塔丽娅（Natalia），常译做娜塔莉娅；斯滕贝格（Sternberg），常译做斯腾伯格；普林吉坡岛（Prinkipo），常译做普林基波岛；巴比仲（Barbizon），应译做巴比松；沙莫尼（Chamonix），常译做夏慕尼，位于勃朗峰旁；圣帕莱（SaintPierre），应译做圣皮埃尔，法国海外领土；芙莉达（FridaKahlo），应译做弗里达·卡洛，墨西哥画家；索波刑维奇（Sobolevicius），常译做索伯勒维丘斯，斯大林秘密警察的特工；伊斯坦布尔，原文为博斯普鲁斯（Bosphorus），这里采取了更通的称呼。——译者 引号间的段落是娜塔丽娅·谢多娃撰写或口述的。它们包含了宝贵的信息。但很明显，娜塔丽娅在撰写它们时，除了《反对派公报》的文件和几本书之外并无其他文件供她使用。她没有机会利用这些档案来刷新自己的记忆。因此，这些文本包含一些不准确之处，尤其是明显的时间顺序错误。此外，据我所知，娜塔丽娅并不打算以当时的形式出版它们。 164页：将“Hoertel”改为“Donzel”[2]。 [2]Donzel，指莫里斯·帕里雅宁（MauriceParijanine），常译做帕里贾宁，曾将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翻译成法语版本。下同。——译者 165页：“他还开始（创作）一本列宁传记。”上下文表示，这件事发生在普林吉坡岛，但事实并非如此。 188页：“列夫·达维多维奇被要求向（哥本哈根的）一个学会宣读一篇论文。”事实上，托洛茨基是受一个学生组织的邀请。 189页：“我们在一些朋友的陪同下乘坐汽车穿过法国。意大利政府允许我们在热那亚登船，但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墨索里尼的警察急于将我们赶走，以致他们试图让我们乘坐货船。”这几行文字中出现了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娜塔丽娅混淆了热那亚和马赛，并将法国政府给托洛茨基带来的烦恼归咎于意大利政府。此外，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是乘坐火车而不是汽车穿过的法国。“我们在看得见伊斯坦布尔的地方，在一种不安的氛围中度过了1932年的最后几个月。一场意外的大火彻底烧毁了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图书馆和所有我们收藏的革命照片。”这场大火不是在1932年发生的，而是在1931年3月1日。至于火灾造成的损失，请参阅我的文本。“在看得见伊斯坦布尔的地方”这一说法令人费解，因为在普林吉坡岛看不到伊斯坦布尔；感兴趣的可以参见俄语文本。 190页：“她（齐娜，Zina）无法适应她在西方的生活，而失去苏联公民身份被证明是最后一根稻草。”这与珍妮·马丁（JeanneMartin）的描述不一致，她在柏林与齐娜关系密切，并宣称“恰恰相反，（齐娜）根本不想回到俄罗斯”。 191页：将“Hoertel”改为“Donzel”。 192页：“（在巴比仲，托洛茨基）剃掉了他浓密的灰色山羊胡子，因此看上去像一个法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事实上，托洛茨基是10月9日在前往比利牛斯省的一个小时前，在圣帕莱剃掉的山羊胡子。在巴比仲，他又让山羊胡子长了出来。这是他保留的一种伪装手段，被称为“最后一招”（thelastresource）。1934年4月15日，就在离开巴比仲前往拉尼之前，他再次剃掉了山羊胡子。克勒门特（Klement）的“自行车”实际上是一辆轻型摩托车，也就是今天的摩托车（motorbike）。 193页：“1933年底，我们在巴黎躲藏了一些天。”1934年4月，托洛茨基从巴比仲到拉尼住了几天，然后从那里驱车前往沙莫尼。“有些天，一份家庭保障金在保安总局（Sûreté）官员的关怀下给我们提供了庇护。”这里的时间顺序颠倒了，因为这次在宾馆的停留发生在圣皮埃尔德沙特勒斯（Saint-Pierre-de-Chartreuse）的定居之前。“我们的居住证快到期了。”巴比仲事件发生后，居住证立即被取消了，因此早在入住洛朗·博夫妇（Beaus）家之前。 194页：“我们离开洛朗·博夫妇家，在巴黎附近，列夫·谢多夫[3]及其妻子租借的破旧小房子里度过了一段时间。”这座“小房子”位于拉尼郊区，1934年4月，在去洛朗·博夫妇家之前，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在此居住了几天；此处再次颠倒了时间顺序。拉尼的房子早在巴比仲事件发生之前就被廖瓦租下了。它被保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除了珍妮不时会去那里，没有人常住于此。因此，房子内部可能遍布灰尘，但房子本身不至于“破旧”。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离开洛朗·博夫妇家，途经巴黎前往挪威时，在巴黎罗森塔尔医生（热拉尔·罗森塔尔的父亲）的公寓里居住了几天。这一切都是托洛茨基在日记中亲口叙述的。“王德威尔得（Vandervelde）的比利时政府甚至不允许我们花一天时间参观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娜塔丽娅在这里混淆了1935年6月发生的事情和1932年12月从哥本哈根返回时发生的事情。事实上，1935年6月，我们在安特卫普行动很自由，托洛茨基还与比利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等一些人进行了交谈。 [3]列夫·谢多夫（LeonSedov），托洛茨基之子，下文的廖瓦（Liova）也是指他。——译者 197页：娜塔丽娅认为拉柯夫斯基（Rakovsky）向斯大林投降是在1935年。事实上，这发生在1934年3月。 201页：“列夫·达维多维奇刚刚写完《被背叛的革命》；春天带来了新鲜的叶子、鲜花、溪流以及山间温暖清新的空气。”这本书于1936年8月5日完稿。 211页：“我尽量不盯丢我认识的唯一一张面孔——芙莉达·卡洛。”娜塔丽娅才第一次见到芙莉达；不过马克斯·沙赫曼也在那里，而他们认识很多年了。 222页：“除了阿尔伯特·戈德曼[4]，委员会由……组成。”戈德曼不是杜威委员会的成员；他是托洛茨基的顾问。 [4]原句用的是“withtheexceptionof”，似乎并无把戈德曼包含在杜威委员会的意思，不知道后面的评述针对的是什么内容。——译者 228页：里维拉向托洛茨基讲述廖瓦之死的叙述被夸大了。 251页：“光线是从阳台窗照进来的，而列夫·达维多维奇在工作时背对着窗户。”娜塔丽娅的这个错误难以理解，因为她显然熟悉书房的布置。也许是对她文本的翻译不正确。事实上，托洛茨基背对着墙壁，光线从他左侧射入。这间维也纳街房子的书房，在他离开时仍布置如故。 253页：娜塔丽娅认为塞迪略（Cedillo）事件发生在搬去维也纳街之后。事实上，这件事发生在1938年6月，当时我们还在里隆德雷斯街维拉家。 254页：“维拉最终叛离入了阿尔马桑（Almazán）将军的墨西哥党。”尽管可能这句话本身没错，但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这似乎在暗示这一事态的发展是托洛茨基和维拉决裂的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 《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TheProphetOutcast:Trotsky,1929-1940）卷三 伊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著，1963年出版于纽约。 多伊彻的书中有很多事实错误。有些实情他无法获知，不应该因此责怪他。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对这些事件的叙述不仅错误而且详尽。在他书中，即使是有文献依据的部分，错误也比比皆是。日期错误导致前后不一致，而后弥补的代价是进一步的歪曲。我的感觉是，多伊彻在档案馆里急匆匆地工作，像是一个捕捉各种信息的记者，而不是一个仔细甄别文献的历史学家。在多伊彻的书中，与托洛茨基相关的二十多个人名、地名反复出现，却总是拼写错误。任何严谨的研究者在没有事先独立核实的情况下，都不应该接受他叙述的日期或信息。书中很难找到几页不需要评述更正。以下评述仅为示例。 8页：多伊彻给人的感觉是，托洛茨基是从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来到了普林吉坡岛的一座别墅，但事实并非如此。“普林吉坡群岛”[5]是不正确的；只有一座岛屿叫普林吉坡。日期“3月7或8日”也是错误的。总的来说，多伊彻在托洛茨基前后的居所的问题上一塌糊涂。 [5]此处原文使用了岛屿（Island）的复数形式。——译者 24页：“他会在两名土耳其渔民的陪同下进行长途旅行，这两名渔民逐渐成为了家庭成员。”这句话真假参半，见我关于早晨钓鱼之行的文段。过夜的旅行是罕见的例外。与这所房子有关的渔民叫哈拉兰博斯（Kharalambos），第一年里他的父亲也不时会来；但他们都不住在这所房子里。虽然两人都是正式的土耳其公民，但他们还都是希腊人。“被安排在别墅门口的警察很重视他们的保护的人，警察们也成为了家庭的一份子，帮忙跑腿做家务。”我在普林吉坡岛时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事实上，我们十分谨慎，除了必要的最低限度，没有增加与土耳其警方的接触。至于托洛茨基，他和警察从来都不熟。 26-27页：多伊彻错误地接受了索波刑维奇兄弟是政治叛逃者，而不是受过训练的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G.P.U.）〕特工的说法。“托洛茨基在普林吉坡岛时期的财务状况比他的预期要轻松很多。”这在初期是真的，但在流亡普林吉坡岛的末期肯定并非如此。 59页：多伊彻提到“美国的米尔（Mill）”。奥宾（Obin，即米尔）是一名乌克兰犹太人；他从未踏上过美洲大陆。 60页：谈到法国的派系斗争，多伊彻写道：“通常，这些人物的影响力很小，问题很轻微，争辩也很乏味，以至于即使有托洛茨基的参与，也没有足够的意义让他们在托洛茨基的传记中占有一席之地。”奇怪的是，一个传记作家竟然拒绝讨论他课题关注的问题，为此他还投入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96页：多伊彻称雅各布·弗朗克是“托洛茨基主义经济学家”，但没有提到他当时很可能是一名格伯乌特工。 149页：多伊彻称，火灾发生后，托洛茨基搬去了另一所房子，“直到比于克阿达（BüyükAda）的房子再次适合居住。”托洛茨基再也没有回到伊泽巴夏的别墅。 263页：“他在7月25日至10月1日间住在圣帕莱。”托洛茨基于10月9日临近正午时离开的圣帕莱。 264页：托洛茨基是在巴黎，而不是圣帕莱遇到了斯巴克（Spaak）和鲁特·费舍（RuthFischer），当时他已经在巴比仲住下了。 269页：“他经常在巴比仲接见费舍。”托洛茨基在巴黎会见过费舍；她从未来过巴比仲。 273页：“一排宪兵和巴黎记者跟着当地检察官[6]来审问托洛茨基。”没有记者跟着，多伊彻混淆了法庭书记员和报社记者。 [6]原文宪兵为法语的gendarmerie，检察官为法语的procureur。 274页：“他去了巴黎，和他儿子在一个穷学生的小阁楼里住了几天。”见我的叙述。整页遍布不实之处。 325页：“司法部长下令驱逐扬·弗兰克尔（JanFraenkel）。”错误，见我的叙述。此外，“Fraenkel”应改为“Frankel”。 384页：关于托洛茨基和芙莉达·卡洛之间的关系，见我的文本。 398页：关于迭戈·里维拉向托洛茨基宣布廖瓦去世的消息，见我的文本。托洛茨基从未“勃然大怒，叫里维拉滚蛋”。 404页：“直到1939年10月，罗斯麦一家才最终将他带至科约阿坎。”罗斯麦一家于1937年8月8日与谢瓦一起抵达科约阿坎。多伊彻的这个错误在第449页再次出现。 431页：“安德烈·布列东……于1938年2月抵达科约阿坎。”布列东于4月下旬抵达墨西哥城。认为他是2月，也就是廖瓦逝世时到达的，导致了多伊彻对事件叙述的不一致。 432页：“布列东到访时恰逢廖瓦逝世和审判布哈林。”这些都是假的。 444页：多伊彻关于托洛茨基与迭戈·里维拉决裂的叙述完全是错误的。见我的文本。 477页：“出于个人原因，他（托洛茨基）觉得”相比坎农，“自己更倾向于沙赫曼”。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托洛茨基：一部纪录片》（Trotsky:ADocumentary） 弗朗西斯·温德姆（FrancisWyndham）和大卫·金（DavidKing）著，1972年出版于纽约。 126页：从托洛茨基的相貌特征明显可以看出，左下角这张照片并非是在土耳其拍摄的。事实上，这是1940年初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附近的一次捕鱼探险中拍摄的。 127页：“比于克阿达的别墅，是托洛茨基1929至1933年的家。”托洛茨基于1932年1月中旬至1933年7月17日住在这所房子里。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各处居所请见我的文本。 129页：照片中，站在托洛茨基旁边，戴着贝雷帽的是亨利·莫利尼尔（HenriMolinier）；站在后面，戴着帽子的是扬·弗兰克尔。文中的“OscarCohn”应写做“OttoSchüssler”（奥托·许斯勒）。 132页：“皮埃尔·纳维尔和雷蒙·莫利尼尔，他们在巴黎领导着相互竞争的托派团体。”在当时甚至未来几年里，纳维尔和莫利尼尔一直在同一组织。“九天都没有去往君士坦丁堡的船，而且他们希望能和儿子多待一段时间；但法国政府急于赶走这些不受欢迎的访客，于是他被匆忙送上了离开这里的第一列火车，而这列火车恰好去往威尼斯。”事实并非如此，见我的文本。将133页图题中的“1933年”改为“1933年8月”。 133页：“7月，规模较小、孤立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变更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那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重新发起了为他争取居留许可的运动……这是以他留在南部、不再访问巴黎、严格保持匿名及接受警方监视为条件的……（托洛茨基）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床上。”全部错误。见我的文本。在右栏中，将“10月1日”改为“10月9日”（两处），将“一个月后”改为“在11月1日”。 134页：“藏在一个小公园里”的表达具有误导性，更确切地说是花园。此外，房子离公路不远，从公路可以清楚地看见。房子没有“哨兵把守”，托洛茨基的目的地不是“巴黎”而是“拉尼”，他也没有“由范·埃热努尔和莫利尼尔陪同”。我的文本讲述了整个故事。 136页：将“Louis”改为"Lanis"（拉尼斯）。托洛茨基的旅行并非“完全独立，没有任何随行人员”。见我的文本。 138页：“莫利尼尔是普林吉坡岛的常客，廖瓦和珍妮的离开或许避免了一些尴尬。”由于当时雷蒙·莫利尼尔去柏林的次数比去普林吉坡岛多，这一揣测值得怀疑。“廖瓦在普林吉坡岛的位置被齐娜取代，但齐娜无法胜任。”廖瓦的位置被扬·弗兰克尔取代。将“1933年1月”改为“1932年12月”。“他抵达后一周”是不正确的。 139页：将图题中的“1933年11月在巴比仲”改为“1933年8月在圣帕莱”。 140页：将“三十”改为“六十”。 142页：“司法部长特吕格韦·赖伊下令驱逐托洛茨基的一名秘书——扬·弗兰克尔。”非也，见我的文本。此外，“Fraenkel”应为“Frankel”。 143页：“托洛茨基想起了他的朋友迭戈·里维拉。”不正确。见我的文本。 150页：将图题中的“瑞巴·汉森（RebaHansen）”改为“珀尔·克鲁格（PearlKluger）”。“瑞巴·汉森的丈夫约瑟夫（Joseph）是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秘书之一。”照片拍摄时并非如此。 151页：安德烈·布列东“于1938年2月来到并居住在蓝屋。”首先，布列东从未在科约阿坎的房子里住过。其次，布列东于1938年4月下旬抵达墨西哥。 152页：“但托洛茨基在布列东的社团中获得的愉悦被来自巴黎的消息残酷地粉碎了。”布列东在墨西哥的停留发生在廖瓦逝世几个月后。 153页：廖瓦“被艾蒂安（Etienne）说服了”。事情远比这复杂，见我的文本。 154页：将图题中的“10月26日”改为“11月7日”。顶图中心的四个人是拉厄·施皮格尔（RaeSpiegel）、安东尼奥·伊达尔戈、娜塔丽娅和托洛茨基。 156页：将“1939年初”改为“1939年末”。此外，“公开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也是错误的。见我的文本。 157页：整个事件都被歪曲了。见我的文本。 行文过程中，以下名称始终拼写错误：Ageloff、Cárdenas、Coyoacán、Domène、Frankel、Hønefoss、Wexhall。 《托洛茨基的回忆》（RecollectionsofTrotsky） 萨拉·韦伯（雅各布斯）（SaraWeber(Jacobs)）著，1972年春发表在杂志《现代场合》（ModernOccasions）181-194页。 181页：“他（托洛茨基）将要失去他的俄罗斯秘书。”玛丽雅·伊利尼什娜（MariaIlinishna）没有打算停止工作。见我的文本。“我5月初抵达伊斯坦布尔。”更准确的说是6月中旬。 182页：“房子周围有一道高高的电线网围栏。”呃，我们没有任何这类东西。 183页：“即使是简单的散步也是不可能的。”在萨拉·韦伯到来的这段时间，托洛茨基下午经常在岛上人口较少的地方散步而不去钓鱼。 《列夫·托洛茨基》（LeonTrotsky）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Malraux）著，1935年发表在杂志《现代月刊》（TheModernMonthly）9卷37-41页。 40页：“他谈到了列宁，他正在撰写关于列宁的作品。”首先，翻译有误。应为：“他和我谈到了他的《列宁》，他将要开始这项（撰写）工作。”其次，这里有一个时间错误。马尔罗访问圣帕莱时，托洛茨基还没有打算撰写一本关于列宁的书；他的计划完全不同。马尔罗回顾的是他后来了解到的托洛茨基的活动。实际上当马尔罗在1934年春天撰写这篇文章时，托洛茨基才开始撰写他关于列宁的书。 40页：“他60岁了，而且病得很重。”马尔罗访问圣帕莱时，托洛茨基还不到54岁。尽管当时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但还远没有“病重”。 《与安德烈·马尔罗的一场访谈》（UnEntretienavecAndréMalraux，法语） 让·维拉尔（JeanVilar）著，1971年发表在杂志《文学杂志》（Magazinelittéraire）7-8月刊。 马尔罗多次重复说他遇见托洛茨基是在1934年，事实上发生在1933年8月初。为了佐证他的某些观点，马尔罗说：“1934年，托洛茨基正在写他的《列宁》，他什么其他的都没有考虑。”看托洛茨基1934年的著作清单就可以推翻这一说法。马尔罗说（如果他的话转述正确的话）托洛茨基认为“西班牙不应该被辩白[7]”时，他就不再诚实了。 [7]英文版书使用的是“defend”（Spainshouldnotbedefended），由于没有找到原文，无法断定要表达的是“防卫”还是“辩护”。——译者 《马尔罗和托洛茨基》（MalrauxetTrotski，法语） 让·拉库蒂尔（JeanLacouture）著，1973年5月发表在杂志《新观察员》（LeNouvelObservateur）7卷。 误认为“1933年7月26日”是马尔罗访问圣帕莱的日期。纳维尔第一次前往普林吉坡岛不是在1932年，而是在1929年。 《和托洛茨基的交谈》（ConversationswithTrotsky） 弗里茨·斯滕贝格（FritzSternberg）著，1963年4月发表在杂志《调查》（Survey）47卷146-159页。 146页：“1934年，我来法国与托洛茨基度过了大约一周。”斯滕贝格于1933年8月的最后几天抵达圣帕莱，并于9月2或3日离开。在斯滕贝格的文本中，还有多处应将“1934”更改为“1933”。 158页：“尽管法兰西行动（Actionfrançaise）的右翼极端分子总是发出恐吓信，他（托洛茨基）居住的房子仍没有警察保护。”这些极端分子和普通公众一样，不知道托洛茨基当时住在哪里，邮件也不是直接送达圣帕莱的。 《托洛茨基主义》（LeTrotskysme，法语） 让·雅克·玛丽（Jean-JacquesMarie）著，1977年发表在巴黎。 71页：“托洛茨基……于8月27和28日在巴黎参加了一次会议。”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26日至10月9日期间没有离开过圣帕莱。 73页：我的名字被错误地列入了真相协会（LaVérité）的创始人之列。我在1932年才加入这个协会[8]。 [8]原书使用的是法语单词“Ligue”——译者 《怀旧不再是过去的样子》（LaNostalgien'estpluscequ'elleétait，法语） 西蒙·西涅莱（SimoneSignoret）著，1976年发表在巴黎。 73页：伊夫·阿莱格雷（YvesAllégret）“曾是在巴比仲担任托洛茨基秘书的四五名年轻人之一”不属实。 《托洛茨基在多菲内的秘密行动（1934-1935）》（L'ActionclandestinedeTrotskyenDauphiné(1934-1935)，法语） 皮埃尔·勃鲁埃（PierreBroué）著，1968年发表在杂志《历史笔记本》（Cahiersd'histoire）13卷327-341页。 这是一项严肃的研究，纠正了伊萨克·多伊彻对托洛茨基在多梅讷的生活所作的轻浮和错误的陈述。我只有两条评述。首先，第327页第3行的陈述称，在1934年2月的政治事件和1934年4月14日的巴比仲事件间的时间，托洛茨基“几乎每天”都前往巴黎；这是不正确的。更准确地说是每周。勃鲁埃称这些行程中，“托洛茨基剃了自己的胡子”，这似乎是在说巴比仲事件后托洛茨基在拉尼的时期。4月15日离开巴比仲之前，托洛茨基剃掉了他的山羊胡子；在离开阿尔卑斯山之前，他在拉尼呆了几天。从拉尼出发，他能够很容易地“几乎每天”都前往巴黎。第二，托洛茨基在多梅讷逗留期间，仍然密切关注国际秘书处的工作，参与其决策，并进行广泛的国际通信。巴黎和多梅讷之间的行程很频繁；廖瓦、珍妮、雷蒙·莫利尼尔和我往返时，每次都带着送达巴黎的邮件。在勃鲁埃的文章中，托洛茨基的这些活动都未体现；也许这不是他的任务。 《老人的肖像》（UnPortraitdu'Vieux，法语） 弗雷德·泽勒（FredZeller）著，1969年4月发表在周刊《法国世界报》（LeMonde）10-16日版第12页。 “在那之前，他已经41次成功逃脱了由他最凶残的对手组织的暗杀。”就一次也不多，一次也不少？现实已经如此戏剧性，为什么还会有这般浮夸的谎言？ 标题缺省 1976年于巴黎发表在杂志《三分就是一切》（Troispoints,c'esttout） 泽勒描述了他在挪威拜访托洛茨基的过程，其中有许多新鲜、流畅和准确的段落十分引人注目。但他混淆了自己的记忆和读过的东西，并以此扩充了文本。读者必须完全熟知托洛茨基的对话，才能筛选出真实的东西。 101页：“1934年，他（托洛茨基）被激进政府驱逐出法国后，隆重地抵达了挪威，受到了社会党政府号角与红旗的欢迎，大批群众为他欢呼。”我们在奥斯陆码头上岸的过程简单且平淡，见我的描述。此外，托洛茨基不是1934，而是1935年离开的法国，而且当时“激进政府”还没有掌权。挪威政府“迫使他和娜塔丽娅分居”。虽然挪威政府对托洛茨基的表现很可耻，但不至于如此下流。 104页：“他的大女儿齐娜在德国自杀了，小女儿也同样如此。”太粗心了。托洛茨基的小女儿没有在德国自杀；她在莫斯科死于肺结核。 124页：皮韦尔（Pivert）“在巴比仲拜访了我”。皮韦尔从未去过巴比仲。托洛茨基与皮韦尔是在多梅讷会见的。 《列夫·托洛茨基的起与落与起》（TheRiseandFallandRiseofLeonTrotsky） 埃德蒙德·泰勒（EdmondTaylor）著，1971年春发表在杂志《地平线》（Horizon）13卷第34-43页。 43页图片中“身份不明的追随者”是安东尼奥·伊达尔戈。这张照片不是在“1940年”，而是1937年初拍摄的。 标题缺省 安德烈·布列东（AndréBreton）著，1969年于巴黎发表在杂志《交谈》（Entretiens）Rev.etCorr.[9]上。 [9]没有找到全称，推测是法国杂志，故还原了最有可能的法语名称。——译者 187页：“这所房子的两侧，大约60码处，有两个警卫站；那里有五六名武装人员，任务是拦停以检查所有汽车。”事实上，只在街道的另一侧有一个警卫站——某种房屋门口的隔间。在场的警察不会拦停所有经过的汽车，他们只监视停下来的汽车和靠近房子的人。 188页：“例如，（托洛茨基能）凭脑子组织（文字）……这允许他同时口授三段话。”我不知道布列东是从哪里听说的——反正不是从我这里。事实上，托洛茨基做任何事情都很专注认真，如果有人把他逼到必须同时做多件事的境地，他会十分生气。 科约阿坎市，芙莉达·卡洛博物馆（MuseoFridaKahlo,Coyoacán，西班牙语） 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曾居住过的科约阿坎隆德雷斯街上的房子，已经被改建为博物馆；代价是虚假铭文——“芙莉达和迭戈于1929-1954年住在这所房子里”[10]。周遭的一切都在努力抹去托洛茨基在房子里留下的痕迹。杜威委员会的会议曾在那里举行，但没有什么能让来访者想起它。在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睡了两年多的房间里，有人留下了大粪一般的斯大林的半身像。 [10]原文为西班牙语“FridayDiegovivieronenestacasa1929-1954”。——译者
二、欧洲文坛伟人的时局观：佛朗西的非战争主义「东方杂志」第19卷第2期192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二、欧洲文坛伟人的时局观：佛朗西的非战争主义 「东方杂志」第19卷第2期1922年 〔来源〕刊载于「东方杂志」第19卷第2期1922年，署名：郑超麟 法国现在要算反动势力最盛的地方了。战后的法国已不是自由与人道的发祥地，却成为军国主义的坚壁了。但是在那里却还有几个头脑淸醒的人，竭力唱导非战运动以冀恢复法兰西人道主义的传统精神。这种运动以光明团（clarte）为其中心。东方十七卷五号曾有讲到光明团的话，（见世界文学者之联合运动篇）。现在赖巴布色（HenriBarbuss）一辈人的努力，这种组织颇见发达。他们所办的杂志都已改半月刊。在第一期里有新近得文学奖金的老文学家安那都尔佛朗西的论文，极端攻击战争主义，实足以代表光明运动的精神，所以译出来，寄到东方里发表。 人称为第二石威夫（Swift）的威尔士（H.G.wells）先生,在十年前，曾理想一段故事。说有几个地球上的居民，有一回旅行到月球去，并和统辖全月球的大月王（Lunaire）谈话。这位大月王似乎不是没意识的，有一问向这般旅客：地球上的人们怎么组织？他们的政府如何？其中有一个答道： “地球上分做一个个独立的国家，有大的也有小的，地球上的人都具有一种热烈的爱国心，爱国就是他们最大的欲望。” 大月王接着问： “你不是说一个个国家都是独立么？如果他们相互间的利害发生冲突，是甚么一个机关来裁判裁判他们？” “这种机关没有的。各国都有骄气，都不肯屈伏人下；若一个国家觉着被别人占便宜了，他就靠武力去维持他的特权和光荣”。 大月王听完这句答话，不再说甚么，但用一种恐怖惊骇的态度看了他们许久；然后叫左右把他们看管起来——好像这是最危险的物类似的。 我们看过这段故事，对于这种制度应该起何种感想！ 以我们认识力所能认识的时代而言，在亚细亚洲、亚非利加洲、欧罗巴洲不知发生过多少文明。他们都是为着战争而生存的，又都是爲着战争而亡灭的。由已往的事实，我们可以推论到我们现在的文明总不免同一样的运命。全人类的末日到了，我们自不想避免。 现在有一个国际大会，是这回最可怕的战争过后才产生的；他并不能制造和平而且并不要制造和平，因爲他并不是为制造和平而生的。他生出来没有钱，没有势，甚至不能独立。反过来说，他是维持「战的精神」的团体。因为组织国际大会的是几个国家，而国家就是好勇斗狠的，一个眞正的国际和平会暂时是不可能的。一切国家的构造的精神的作用都是根据战争而来。他们除掉战争而外，并不相信和希望别的。一个眞正的国际和平会决不是国家的结合。 北美合众国的总统召集欧洲的列强和亚洲的列强去开一个会议。当我做这篇论文时，他们大约正在那里开会。据这会的简章所说是限制军备，据我看来他怕不能给我们变换现在的局面罢。 但我们不应该自作先知者去预言他们未曾做到完工的事业。在欧亚二洲的国家一方面而说：“裁兵我们是很愿意的，但在保卫治安上说兵是不可裁了”。美洲人一方而说：“他们既不肯裁兵，我也援例不裁了。”美洲人不过希望这回会议的结果，能够建设世界第一强大的舰队，不管英吉利的利益，去攻打日本和霸占中国。 现在看起来，新旧两世界上的国家都厌恶和平，不肯把他们的冲突拿出来给一个裁判机关裁判。至于欧洲的文明，那更不用说了，自从发生以来就是「军国主义」。封建时代的国家公理就托之利剑。法兰西和他的邻国德模克拉西的战胜，反使军国主义大加势焰，成为一种宗教。这几年的工艺进步，杀人的毛瑟枪、大炮制造更精。在大的干案外，无论是工艺的或是商业的，都热力地煽动战争，去增加财富，战争起了，更热力地延长，去维持他们由战争而得来的利益，工人一方面，他们既答应了增加工资，当然是喜欢的了。出征的军官一方面，有名誉和利益也是喜欢的；军人一方面，被那「为国而战」的念头所引诱，更乐得赴死了。那班实业家以为和平就是破坏他们利益的利器，所以和政治家联络起来再煽动媾和以后的战争。你看这回大战停止后，英吉利还要占领美索波达迷亚（Mesopotamie）和君士但丁堡（Constantinope）；同时法兰西也占领叙利亚（Syrie），并派多次远征军去攻击俄罗斯的苏维埃（Soviet）政府，也可窥测他们的心理了。 你们试想：当这全星球都陷于荒谬地步的时节，怎么能够建设一个眞正的仲裁机关和一种和谐的能力来指导人们向着平坦道路走呢？ 我的断语是：绝对不可能的。 现在既是绝对不可能，我们还是似这样再往下去生活么？ 我考察近几年来的事实，觉得旧社会的观念风俗似乎都已起了极大的变动。战争固然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也终有一日带着「破产」和「死亡」这两样东西来送给他。在历史上已不乏先例，且我们也不难在最近举一个榜样。从这回毁壊欧洲的长期混乱和半和半战的状态，都能给欧洲旧文明以一拳的致命伤，虽用我们浅薄的智识和卑近的眼光，也相信这桩事实早晚总要实现。现在人们都开始觉得痛苦难当了！ 大腹贾似的英吉利，尽力地扩张工厂，到此也晓得他商业的失败和停工恐慌的解决无日了。 失败的德意志自己倒闭不能开张，且牵引担负三二五〇〇〇兆债务的法兰西向「破产」的路上走了。 意大利受了重伤了。 俄罗斯要饿死了。 奥大利已经死了。 北美合众国自己看见他的事业日就颓败了。 全世界的国家都被一种莫名的病痛唤醒了他们的贪心的梦想。这回大而且可怕的教训，现在虽未曾发生大效力，却总有为人人所领会的一天。“欧洲死了，是战争杀了他”这一句可怕的呼声，将来说诳话的新闻记者和政府领袖总不能再压抑到不响啊。民众终归有恍然大悟的一天。若他们不甘心亡灭，应该团结起来，除去他们的骄气和贪心，而受「平和」的裁判。
一、波兰文学提要署名：郑超麟汪颂鲁译「学艺」第3卷第10期192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一、波兰文学提要 署名：郑超麟汪颂鲁译 「学艺」第3卷第10期1922年 〔来源〕刊载于「学艺」第3卷第10期1922年，署名：郑超麟，汪颂鲁译。 案波兰是十八世纪末叶灭亡的国家；这回大战吿终，虽经恢复，却又为布尔札维克必争的要地;这都是我们所知道的。但他有无文学?而他的文学在欧洲占个什么位置?国内便少有人知道了，法兰西近代文学批评家华格（E.Faguet）所著InitiationLitteraire中有这一篇，所以摘译出来。译者附志。 西欧势力 欧洲有一种与俄罗斯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学，他较与西欧相近，又较有硏究希腊、拉丁的根柢，这就是在欧洲文学史上也占有极大位置的波兰文学了。自第十世纪起波兰人就受了基督教化，有许多教士用土语作宗教诗歌，现在还保存的波卡罗绮卡（Bogarozica）就是那时的产品。这是一本礼拜圣母的诗歌，旣带有宗教色彩，又带有豪侠气概；因为波兰的文字不甚变迁,所以这诗到现在还可了解。至于在长期的中古时代，文学史家仅能寻出一些或用拉丁文或用土语作的编年史。里其后靠文学和议院制度的力量，波兰文字才渐渐坚固和有力;到了十五，十六世纪，就算波兰文学的昌明时代了。这时产生了一些大诗人，演说家和历史家。 十五，十六世纪 哥脑撒脑伟斯基（Koehanowski）很得西欧风味，曾居留意大利若干年，法兰西七年，且是龙纱（P.deRoasard，注一）【（注一）龙纱是法兰西十六世纪的最大诗人】的朋友;他是一位叙事诗人，歌咏诗人，悲剧家，讽刺诗家，又特别是悲哀诗家；在波兰他是个模范人物。格罗梭夫斯基（Grochowski）遗留有一些杂诗，一些歌颂刚比（ThomasKempis,注二）【（注二刚比是十三世纪德意志苦修士中的著作家。】文章和多印（Thorn）夜间（LesNuita）的著作。大米野尔斯基（MartinBielski）是一位历史家，遗留有两本讽刺政府的讽刺诗，但都是用拉丁文作的;他的儿子小米野尔斯基（JoachimBielski）所作波兰史，却是用波兰文。 十七，十八世纪 十七世纪，波兰文学虽不如十六世纪的昌明，但到十八世纪又可和十六世纪幷肩了。这时的著作家，有讽刺诗家奥巴兰斯基（Opalinski）；歌咏诗家哥撒夫斯基（Koohawski）;和戏剧家波季拉夫斯基（Bogulawski）,他是瓦梭伟（Varsovie）的戏院管理人，翻译有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西班牙的戏曲，也作有几本喜剧，其中最著名的是;情人著作家和奴隶（L'Amantauteuretserviteur）。此外惹伟斯基（Rewuski）也是一位戏曲家，著有民族的苦剧在瓦拏城的拉底斯纳王（WladislasaVama）,左尔格韦斯基（Zolkewiski），和喜剧忿怒的人（LeF.cheux），逞私意的人（LeCapricieux）等书;他又是一位历史家，演说家，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 波多斯基（Potoeki）是一位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又是波兰言文改良社的创设人，这种团体，好像是波兰的文学院。查多里斯基（Czartoryski）亲王所作与多斯伟亚徒里斯的书信（LettreaDoswiadryski）中，表现一位良好的道德学家来。最后就是尼昂塞伟士（Niemcewicz）了,他发展他的最大文学天才，著有许多种类的文章，如很可敬重的乐府，悲剧喜剧，寓言，故事，历史，历史小说，和翻译波伯（Pope注三）【（注三）波伯是英吉利十九世纪最大叙事诗家，翻译家，道德学家、悲剧大家】的诗歌，拉醒（Racine注四）【（注四）拉醒是法兰西十七世纪下半期的诗人和戏曲家】的阿达里（Athalie，注五）【（注五）阿达里是拉醒有名悲剧中之一】等等。 文学复兴 十八世纪末叶，波兰民族的独立虽已经丧失，在文学上正是复兴时代。他专心致力于追溯他的根源，挽回他的精神，和用文学作他民族的生命。此时最先出来作这种大工程的工人，是一般民族考证家，如著作波兰和里士亚民的法律（LoisdePologneetdeLithuanie）一书的查子基（Czacki）;著作波兰王位继承问题（Essaisurl'hereditedutronedePologne）和~个无名氏给斯达尼斯拉马拉梭夫斯基的书信（Lettred'unanonymeaStanislasMalachowski）等书的哥隆德（Kollontay）；著作波兰文学史（Histoiredelalitteraturerolonais）,和普通文学肄言（Introductionalalitteraturegenerale）等书的朋哥夫斯基（Bentkowski）。其后出来的，是一般注重想象的文学家，如费朗斯基（Felinski）一方面翻译克勒必荣（Crebillon注六）【（注六）克勒必荣是法兰西十八世纪善于描写恐怖和怨忿的戏剧诗人】，德里尔（Delille注七）【（注七）徳里尔是法兰西十八世纪的诗人】，阿尔菲黎（ALfieri注八）【（注八）阿尔菲黎是意大利十八世纪的大悲剧家，于政治学和哲学也有所活动】等的著作，一方面又是位卓绝的戏剧著作家，所作有名悲剧，有一本巴尔伯拉季伟（BarbeRadzivill）;白那多伟士（Bernatowicz）是一位最著名的历史小说家，他的著作中有一部波雨亚达（Poiata）纪载十四世纪基督教在里士亚尼（Lithuanie）的胜利；家邦斯基（Karpinski）是一位戏曲家，著有悲剧居底斯（Judith），歌曲亚塞斯特（Alceste），和喜剧调查户口（Cens）等等；米季野伟士（Mickiewicz）是一位博学家，诗人，历史家，他被人逐出国外，流落在乐赏（Lausanne）作大学文学教授，其后到法兰西，住在法兰西大学院，他在法兰西，德意志,瑞士，意大利等国,都很有名，且为哥楚（Goethe,注九）【（注九）歌德是德意志十九世纪最大诗人】，拉门勒（Lame-nnais,注十）【（注十）拉门勒是法兰西十九世纪的哲学家，著作很富】，古染（Cousin,注十一）【（注十一）古染是法兰西十九世纪的哲学家】，米塞勒（Michelet注十二）【（注十二）米塞勒是法兰西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历史家】和许多法兰西少年的朋友，他著有许多优美的诗歌，一部大历史小说龚拉瓦郞罗（ConradVallenrod），一本群众和波兰的进香者（Lepenpleetlespelerins）和一本斯拉夫国家论（LeconsurlesEtatsslaves）。 当代 当我著书到这里的时候，波兰民族正在用踏实功夫继续奋斗，想造成一种文学的民族。他们可为虽政治落伍而却不甘心灭亡的民族的好榜样。现在他们的语言文字，还是保存着，且专心致力于文学方面，他们的救国能力，可算很大。将来遇着历史变动的机会，波兰总有像希腊、意大利恢复自立的一天。
编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编者的话 郑超麟在中共中央机关史料征集与整理学术研讨会 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 《上海宣传通讯》 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四大纪念馆 这里收录的是郑超麟1922年至1929年期间的122篇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国青年」「新青年」「向导」「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等中共中央的报刊杂志上。这些文章除「热血日报」署名舒严外，其他都署名超麟或郑超麟，大多为作者所写，个别为翻译作品。笔名著译作品未收入。 重温100年前中共中央的宣传文献，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及时宣传党的指导思想，传递党的工作方针，是共产党指挥和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命脉。郑超麟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这些文章代表的是中共中央的喉舌。我们不仅看到中国共产党走过艰难的岁月，而且看到了早期共产党人在宣传阵地上勇往直前以及为之奋斗的身影。 郑超麟1921年开始翻译。第一次翻译的是新出版的「文学入门」一书，其中的第二章「波兰文学提要」从法国投寄到国内，在当时的学术刊物「学艺」（1922年第3卷第10期41—45页）发表，这是他最早发表作品。 由于寻找渠道有限，早期作品还在寻找中。 编者 2021年12月于上海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期刊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期刊索引 （本期刊索引次序按创刊日期先后排列） 期刊名已知卷期出版年月编辑者备注 布尔塞维克1:1-282:1-113:1-64:1-65:11927.10.24-1932.7瞿秋白等编辑系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已影印 文化批判1-51928.1-5丁x（原书字迹不清——录入者）已影印 新生命1:1-2:121928.11-1930.12.1新生命月刊社 前进1:1-111928.6.1-1929.1前进杂志社从9期起改为月刊 双十月报1-81928.6-1929.1双十月刊社 思想月刊1-51928.8.15-12思想月刊社已影印 三民半月刊红旗1:1-7:101928,9.1-1932.1.16-1928.11-三民学社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机关报.开始是周刊,后来改为三日刊,每周出两次,1930年8月15日,本刊和《上海报》合并改出《红旗日报》,1931年3月重新出版周报. 社会科学杂志1：1—4,2：1—41928-1930.6中国社会科学会 建国月刊1：1—17:41929.5-1937.10建国月刊社 世界月刊1:1-32:11-33:1—34:1-31929.7-1930世界学会 摩登青年1-21929.12.15-1930.4.10摩登青年社 新思潮1-71929.11-1930.7新思潮社已影印，7期为新思想 中学生1-2151930.1-1949.9丰子恺,夏丐尊,叶圣陶等原为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至76期休刊。复刊号至46期为战时半月刊，自216期起，改名为《进步青年》 经济学季刊1:1-7：31930.4-1937.5中国经济学社 社会科学讲座11930.6社会科学讲座社 动力1:1-21930.7.15-9.30动力编辑社 展开1-31930.7—8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化11930.9.10世界文化月刊社已备印 书报评论1:1-61931.1-7书报评论社 光明之路1:1-121931.3.1-8.16光明之路社 读书杂志1:1-3:71931.4-1933.9.1王礼锡陆晶清 读者1:11931.7.15周希文 进展月刊1:1-3:121931.8.15-1934.12进展月刊社 河南政治月刊1931.9-1937.7开封河南政府讨论会 突进1:1-2:81931.12.30-1933.11.30突进半月刊社 研究11932.4,1研究杂志社 大陆1:1-2:81932.7-1934.2大陆杂志社 图书评论1:1-2:121932.9-1934.8刘英士 新中华1:1-5:121933.1-1937新中华杂志社 地政月刊1:1-5:31933.1-1937.3中国地政学会 中华月报1:1-4:121933.3-1936.12 社会主义月刊1:1-2:41933.3-1934.6社会主义月刊社 中国经济1:1-5:81933.4-1937.8中国经济研究会1-3卷为神州国光社发行，4卷1期为新生命书局发行，4-8期改为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四十年代1:1-6:41933.4-1935.10四十年代杂志社 朔望1-211933.5.1-1934.3.1徐朗西 大道1-241933.12-1934.12天津新民编辑社 劳动季报1-111934.4-1937诺小岑 文史1:1-41934.4-1934.10吴承仕 综合1:11934.5.1-(原书缺)柳倩 文化批判1:1-6:41934.5.15-1941.1.17叶青自3卷1期改为季刊 中国社会1:1-6:11934,7-1941.1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会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1-4:21934.8-1937左恭 太白1:1-2:121934.9-1935.9陈望道 文化建设1:1-3:101934.10-1937.7文化建设月刊社 中国农村1:1-2:121934.10.10-1936.12.1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第二卷为新知书店发行 新创造1:1-2:41934.11-1935.4北平华北大学新创造月刊社 食货1:1—5:121934.12-1937.6.16陶希圣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1:1-121935.1-12太原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 时代论坛1:1-121936.4.1-9.16王达夫,杨寒光,骆耕漠 新世纪1:1-41936.9-1936.12姜君辰 自修大学1:1-141937.1-7平心 思想月刊1:1-21937.2-3谭辅之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著作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著作索引 （本篇作索引是按著作出版先后排列） 书名作者出版年月日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李达昆仑书店1929126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陶希圣新生命书局1929130 中国经济一其发展其现状及其危机李麦麦1929 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朱新繁联合书店1929 中国资本主义史郭真平凡书局1929 中国社会问题之社会学的研究萨孟武华通书局1929 中国农民问题论郭真平凡书局1929 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王仲鸣平凡书局1929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联合书店1930 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朱新繁联合书店1930 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丁达联合书店1930 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任曙中国问题研究会1931115 中国社会之变化周谷城新生命书局1931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严灵锋新生命书局1931630 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朱其华新生命书局1931730 中国社会现象拾零陶希圣新生命书局1931825 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古楳中华1931 中国农业经济之发展曹鸿儒北平京城印书局1931 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秦含章新世纪出版社1931 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修定版）任曙神州国光社193221 追击与反攻严灵峰神州国光社1932 中国经济危机及其前途朱其华新生命书局1932 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陶希圣新生命书局1932 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陶希圣新生命书局1932 中国社会之结构周谷城新生命书局193211 中国社会之现状周谷城新生命书局1932 中国农村问题、土地问题公孙愈之等太平洋书店19336 中国经济读本杜鲁人上海现实出版部19349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吕振羽人文书局1934 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李季神州国光社1936 中国经济史（第一册）马乘风商务印书馆19365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何干之生活书店1937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论文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附录〕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论文索引 题目作者期刊名称卷期 年月日 中国农民问题公孙愈之前进4-619287-8 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新生命1101928101 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和森布尔塞维克211928111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潘东周世界月刊1119297 中国铁路的现状垂云世界月刊1119297 中国对外贸易问题潘东周世界月刊1219298 中国航业的现状垂云世界月刊1219298 中国革命之史的分析佩我新生命12192981 中国工业问题潘东周世界月刊2819299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朱新繁新生命131929101 中国农村经济现状的分析朱佩我新生命2101929111 民族轻工业的前途雷林新思潮21119291115 小资产阶级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及中国革命的阶段性（未完）狄而太新思潮119291115 ——对于拉狄克及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丘旭摩登青年119291215 一九二九年之中国潘东周新思潮2，31930120 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陶希圣新生命32193021 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个什么社会？——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丘旭新思潮41930228 银价暴落的原因及其影响郑景新思潮41930228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立三布尔塞维克32，3，4，519303-5 反对派对中国问题的错误吴良赋布尔塞维克32，319303 军阀混战和汪精卫瞿秋白布尔塞维克32，319303 中国经济的性质潘东周新思潮519304 中国土地问题吴黎平新思潮519304 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向省吾新思潮519304 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王昂新思潮519304 中国劳动问题李一氓新思潮519304 中国的商业资本向省吾新思潮519304 编辑后记编者新思潮519304 帝国主义下中国交通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及中国革命目前阶段性陈蒙非世界月刊4119305 论国民党改组派秋白布尔塞维克4，519305 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黎平新思潮619305 改组派在革命现阶段上的作用及其前途谷荫新思潮619306 军阀混战成绩一览朱破云新思潮6193071 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潘东周社会科学讲座1193071 民族解放运动之基础谷荫新思想1193071 中国经济的现状及其前途赖田新思想7193071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李果新思想7193071 经济要素之意义王学文新思想7193071 中国现社会的解剖曹鸿儒三民半月刊48，919306-7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严灵峰动力111930715 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村经济朱逸之新生命3919309 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谷荫世界文化1193091 中国社会科学运动的意义梁平世界文化11930910 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严灵峰动力121930910 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刘光宇动力121930930 半殖民地中国之经济结构的特征朱逸之新生命3101930930 现代中国社会构造的特征冯扶光明之路11930101 目前中国社会之结构的分析庞善守三民半月刊62193131 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之理论的商讨李秉宜三民半月刊621931316 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之理论的商讨李秉宜三民半月刊631931316 国民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庞善守三民半月刊63193141 中国经济的性质伯虎布尔塞维克42193141 第三期的中国经济泽民布尔塞维克4219315 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取消取消派思美布尔塞维克4319315 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评几位社会科学家的见解思云读者119315 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刘梦云读书杂志14，51931510 关于中国之封建性的讨论朱新繁读书杂志14，51931715 现代中国经济的解剖朱伯康读书杂志14，5193181 中国经济的分析孙倬章读书杂志14，5193181 评两本中国经济的著作镜园读书杂志14，5193181 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王礼锡读书杂志14，5193181 在“战场”上所发现的“行尸走肉”严灵峰读书杂志14，5193181 中国社会史短论王宜昌读书杂志14，5193181 封建制度论王亚南读书杂志14，5193181 中国农民经济的危机及其解决旭光进展月刊11193181 论陈独秀主义和森布尔塞维克45193181 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出版以后（通讯十一则）编者读书杂志16193181 中国土地问题的过去与现在长君进展月刊12，31931815 现代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村经济（未完）克骊突进11931910 中国土地问题孙倬章读书杂志211931910 现代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村经济克骊突进219311015 现代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村经济（续完）克骊突进319311230 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之变化石人突进41932215 中国社会史论史王宜昌读书杂志22，3193231 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刘镜园读书杂志22，3193231 动力派的中国社会观的批判——中国经济现状的估计朱其华读书杂志22，3193231 秋原君也懂马克思主义吗？孙倬章读书杂志22，3193231 略复孙卓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胡秋原读书杂志22，3193231 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和批判”任曙读书杂志22，3193231 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封公开信朱其华读书杂志22，3193231 中国经济问题方亦如研究1193241 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工业化张焕明研究193241 现代中国经济性质的探讨宇宙突进101932515 现代中国经济性质的探讨宇宙突进111932531 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对于方亦如的批评何史文布尔塞维克5119327 怎样切实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商榷任曙读书杂志27，8193281 刘镜园的中国经济新论钟恭读书杂志27，8193281 关于任曙，朱新繁及其他严灵峰读书杂志27，8193281 现代中国经济变迁概论周谷城读书杂志27，8193281 中国经济问题之商榷白英读书杂志27，8193281 资本主义发展中之中国农村学稼读书杂志27，8193281 中国经济研究沙苏民读书杂志27，8193281 从社会史上去观察河南的现阶段张铭河南政治月刊2121932121 中国农村经济崩溃中之地租问题宗流进展月刊22193212 论中国政治问题中的毒素——“半马克思主义”的“买办性理论”并告李季任曙读书杂志321933215 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刘苏华读书杂志33，419332 经验主义、观念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论余沈读书杂志33，4193341 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诸阶段吕振羽文史11933420 中国经济的衰落程度及其前途邓飞黄中国经济1119334 中国经济的衰落程度及其前途邓飞黄中国经济1219335 中国经济的衰落程度及其前途邓飞黄中国经济1319336 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及其诊断的把握鲁愚进展月刊25，61933615 中国农村经济破产之过去和现在未田进展月刊25，61933615 帝国主义支配下之中国农村欧阳执无中华月报16193381 中国经济的现阶段与其发展及其前途友玉进展月刊27，81933815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展望区克宜中华月报17193391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苏华中国经济161933925 中国土地问题的检讨坚锋朔望1219331015 中国农村土地问题龙庄朔望1219331015 复兴农村经济的前途王集丛朔望1219331015 中国农村经济破产之过去和现在未田进展月刊21019331015 中国统治经济先决问题罗敦伟中国经济1719331025 廿二年来之中国农村经济冯和法中华月报21193411 中国经济发达的一个趋势陶希圣中国经济21193411 中国之存亡问题坚锋朔望21193431 中国土地关系底特质问题觉之中华月报24193441 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略评金如海综合11193451 从交通方面观察各国在华之经济势力张觉人中国经济25193451 从金融方面观察各国在华之经济势力赵惠谟中国经济25193451 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村复兴的前途范苑声中国经济25193451 经济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的生存问题杨玉清中国经济25193451 从外资侵入观察各国在华之经济势力朱家俊中国经济25193451 从贸易方面观察各国在华之经济势力武育宜中国经济25193451 从工业方面观察各国在华之经济势力罗敦伟中国经济25193451 中国地租简论黄灿中华月报25193451 中国经济变革之现势张志澄中国经济26193461 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村经济之破产杨越锋中国经济26193461 中国农村经济之现阶段张志澄中国经济27193471 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一幅半殖民地经济的透视画钱亦石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119348 中国商业经济的特质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联彭瑞夫中国经济2819348 转形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金如海文化批判14，51934915 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民族资本的前途石泉文化批判1619341015 并非“歪曲的批评”——敬答东方青君金如海文化批判1619341015 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石泉进展月刊32，31934 帝国主义经济与中国农村经济易基进展月刊341934 土地问题与农村经济阮盾进展月刊341934 中国农村现状与中国前途玖喆进展月刊391934 中国农村复兴问题老魏进展月刊3101934 研究现代中国经济问题的几点方法上的意见黄松龄劳动季报41935 转形期中经济之特质金如海文化批判25，61935 现阶段中国经济之性质的检讨晋卿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171935 中国经济的性质——评中国经济读本丁逢白思想月刊111937
中国经济读本（节录）——杜鲁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读本（节录） 杜鲁人 序论 中国经济问题，是一个极有世界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成为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成为世界的现实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的意见实在有各种各样。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有人说它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有人说它是半殖民地社会。 各派有各派的主张，各派的主张都有各派主张的根据。各派都说自己的主张是正统的主张，而他人的主张却是冒牌的主张。 究竟那种主张才算正确的主张呢？ 关于中国经济性质这问题的论战，中国革命失败以后才开始的。时间虽然不过六七年，可是从争论中或研究中积下来的文献，不下百几十种。我写本小书，就是根据这些材料而成的。本书的目的，在说明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过去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说明的方法，不但根据抽象的理论，而且举出许多实际的数字。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否认。 全书分成六章。第一章“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举出了许多最新材料，说明中国经济恐慌的严重，说明半殖民地中国经济的趋向。这个特征，应该从中国经济组织里面求的。为什么民族危机到了绝境？为什么中国经济组织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为什么民族工业，农业，金融，财政，陷于空前的危机？第二章“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与第三章“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本书最主要的部分。在这里，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经济意义，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方法，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二章）,帝国主义扶殖中国封建残余，中国封建制度之史的发展，封建残余在中国城市与中国农村的优势（第三章）等问题，都有较广泛的分析。第四章是“死路一条的民族资本”。在夹攻的形势下，民族资本是没有出路的。世界大战前后，八九年间，中国虽然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到底历史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资本渐渐转到没落的路。第五章“第三期中国经济”与第六章“一九三二——三三年中国经济”，也是事实的分析。不论陈独秀，任曙，严灵峰等，如何把“资产阶级得了胜利（？）”这个错觉，说得天花乱坠，毕竟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一九二七年，中国政局发生空前的变化以来，五六年间（一九二八至三三年），中国经济组织，陷于极严重的恐慌中。这无疑是半殖民地经济所特有的现象，主观上的武断，是不能够掩盖人们的耳目的。 全书六章之中，我始终企图以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这个主题为经，以真实的材料为纬，使理论与实际，纵横交错，把中国经济的真相，和盘托出。 自然，作者的能力到底不能担任这个任务。这本小书，不过是我个人初步研究的笔记。有许多地方，不但不能实现以上的企图，满足一般中国青年的要求，就是作者本身，也发见了许多缺点，尤其是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在什么时候开始崩溃”与“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二大问题，在理论上实际上，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但到现在为止，作者对于这二大问题，只有些皮毛的研究，这里所发表的，只算一个引子罢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企图，到底不是三五个人可以解决。如果这本小小笔记读本，对于一般青年了解中国经济问题，有点帮助，作者已十分满足了。 以上是本书的大纲。一笔表过，且说正文。 第二章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性 第一节发端 看了一些枯燥无味的统计，发生一个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整个中国经济组织，发生动摇？农业恐慌来了，民族产业恐慌来了，本位货币恐慌来了，财政危机又来了？为什么中国发生这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呢？ 或许有人以为这个发问是小题大做。世界经济不是陷于不可救药的地步吗？不要说老大的英吉利，畸形的日本，矛盾的德意志，号称为资本主义王国的美利坚，不是一样经验着翻天覆地的事变吗？天下老鸦一般黑，我们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这种见解不是胡说，而是铁一般的事实。世界恐慌的确震撼了五大洲，由先进的欧美，到落后的亚非。经济恐慌的现象，虽然到处如是，而经济恐慌的本质，却处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闹的是过剩的经济恐慌，殖民地的农业国，闹的是过小的经济恐慌。过大的是生产太多，过小的是生产不足。生产太多而闹恐慌，这是分配不公平，生产不足而闹恐慌，这是分配不可能。痛苦一样是痛苦，病患一样是病患，可是这些痛苦，这些病患，却有本质的不同。 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这种矛盾生出旁的矛盾，如生产无政府，资本家越富劳动者越贫等。贫富发生悬殊，生产没有计划，因此，恐慌是这种生产方法所必有的现象。 殖民地另有一种表现。这里有帝国主义的枷锁，有封建势力的束缚。帝国主义从外面打入来，封建势力从内面打出去。在夹攻的状态下，他们不但不能扩大再生产，连再生产也不能回复，结果，工业生产就没落了，农业就衰微了。人家患的是分配不公平的喜剧，他们患的却是无可分配的悲剧。 中国不是一个好榜样吗？不是资本主义从外面打入来，封建军阀从内面打出去，才造成这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悲剧吗？民族产业破产，也不是敌不过帝国主义的竞争，受不起封建残余的蹂躏吗？其他本位货币恐慌和财政危机，也莫不有这些夹攻的敌人，在那里作怪。 问题越迫越近，中国为什么有帝国主义的支配，有封建残余的榨取？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 以下五章准备回答这个问题，现在首先下一个中国社会的定义： 支配中国不只一个帝国主义，而是国际帝国主义。“经济的政治的统治操在帝国主义手里……但名义上，这些国家是独立的，自由的……”，是半殖民地国家的特质，也是中国经济半殖民地性的特质。 中国封建制度虽然在崩坏中，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封建势力至今还有极大的支配作用。军阀混战，割据局面，地主榨取，高利贷剥削，这些都是封建势力变本加厉的现象。 固然，我们不能忽视近代产业的发展，特别在南北大都市，近代工场的确很有可观，可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双重榨取之下，民族工业只有辗转在衰微，停滞，没落的过程之中。 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是中国经济的特点，这种社会可以叫做“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 自然，一个抽象的名词，不能包括中国社会的一切特点，正如帝国主义，不能包括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然而中国社会，决不是一个谜，决不是一个三头六臂的怪物。郭沫若说： “《周易》是一座神秘的天堂。 神秘最怕太阳，神秘最怕面。 把金字塔打开，你可以看见那里只是一些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 让我借这几句话来做我研究中国经济性质的发端罢！ 第二节为什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靠生产机关的改善和交通的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于把最野蛮的民族，也引到文明的队伍中。他们的廉价商品，好比无敌的重炮。他们打破了中国的城池，降服了一切极顽固的野蛮人的排外心。一切民族，若不愿淘汰，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必须输入文明，必须变成资产阶级。总之，资产阶级用自己的样子，来创造世界。”（《宣言》） 八九十年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在欧洲成长的时候，马克斯说了这样一句话。一点不错，资本主义真如燎原之火，不可压熄的。 最初，资本主义出现于英吉利，后来同化了法兰西，同化了德意志，以至于同化了整个欧洲。等到欧洲都同化了，他们又走向东方来了。 资本主义的划时代的生产机关——纺织机的发明，始于一七三八年。一七四八年，法英的势力开始在印度竞争。所谓竞争，只是英法商人的冲突，谈不上英法两国的斗争。那时，英法两国，还没有发展到占领广大的印度，使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来经常的支配它，统治它这个阶段的。 支配殖民地，必须支出许多代价。最先要征服他们，因此必须军事费。征服以后要统治他们，因此必须行政费，警察费。统治以后，要开发当地的财富，因此交通机关也是不可少的建设。 必须支出如许代价，而资本主义强国，一定征服殖民地，这无非为了殖民地可以做原料的采集场，商品的贩卖场和劳动力的供给场。不错，殖民地具备了这些无限的意义。可是我们要明白：资本主义若不十分发达，所有殖民地的条件，实在没有多大作用。没有大工业的生产，无须乎掠取殖民地的原料，无须乎开扩商品的市场，也无须乎榨取殖民地的劳动力。 印度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六〇〇至六二年，英法先后设东印度公司。当时，这公司的设立，还不是英法资产阶级的政策，只是几个商人的企业。这些商人，为了得本国政府的武力做护符，才分出一部分利润，献给政府，作为谢礼。他们所追求的对象只是商业的利润，只是珍奇的土产。即使占领了某些地方，也为着完成这些目的的政治要求，说不上支配了这些地方的生产关系，就是说：他们没有踏入“用自己的样子，来创造世界”的阶段。 自从产业革命在英法两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后，他们在印度的冲突，开始带有国家对立的性质。后来法国失败了。一七七三年，英国开始监督东印度公司的经营，并且设一个总督，在内政上军事上给他以绝对的权力。一七八五年至一八一九年，他们占领了印度的主要部分，一八五八年，占领了整个印度，同年，废止了东印度公司的存在。从此以后，他们就一帆风顺，把广大的印度，当做掌上物，掠夺土著的土地，支配印度的全体了。 一家英国新闻，描写绅士国英吉利在一八五七年屠杀反叛的印度人的情形，真是绘影绘形。 无数的野炮，排列在一块，这些炮口对着白发的印度人。谁敢反对输入资本主义文化，轰然一声，他们的身体象雪片一样，在空中飞舞了。 这是资本主义侵略殖民地的缩影。 跟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英吉利为先锋队，资本主义国家抢着来开扩殖民地，他们倾全力来发挥这种神圣的权利。 一八七五至八〇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在这个自由竞争与独占的分水岭里，先进国家统治殖民地的真相是怎么样？ 英吉利 法兰西德意志 年度面积人口 面积人口面积 人口 1860年2.5145.1 0.23.4— — 1880年7.7267.9 0.77.5— — 1899年9.3309.0 3.756.41.0 14.7 （单位，百万平方哩，百万人） 这不是一个好标样吗？一八六〇年，英国殖民地有二•五百万平方哩，法国只有〇・二百万平方哩。自由竞争时代，英国是最大的统治国。一八八〇年（帝国主义阶段），英吉利由二•五发展到七•七，法兰西由〇•二发展到〇•七。这个时代，德意志还没有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互相角斗的，只有先进的英法罢了。 再看先进国家瓜分各大陆的情形，更加十分明白。 亚非利加婆罗洲 亚细亚澳大利亚亚美利加 1876年10.6%56.8 51.6100.027.5 1900年90.4%98.9 56.6100.027.2 增加率79.6%42.1 5.1—0.3（减） 半殖民地中国，没有算入这个表内。若中国也要加上去，一八七六年，澳，亚，婆，美等洲，已形成强大的殖民地了。英国的印度在亚洲，加拿大在美洲，整个澳洲，都是英国的领土，英国是唯一的统治国，最大的强国。 再看上表：一八七六年前，除了非洲的大部分和婆罗洲的小半，还是无主的孤魂外，全个世界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的囊中物了。 自由竞争发展到它的对立物——独占以后，资本主义转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这个时期最大的标志，就是资本主义如火如荼的抢着瓜分殖民地。 英国由一八六〇到一八八〇年，虽然有了巨大的殖民地，然而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他们瓜分世界的速度，十分明白。法德两国，正在这个二十年代，得了许多殖民地。再回看上表：既有七百七十万平方哩殖民地的英国，由一八八〇到一八八九年，二十年间，加了一百六十万，总计九百三十万。同二十年代，法国由七十万平方哩到三百七十万平方哩。从来例外的德国，也得了一百万平方哩殖民地了。 欧洲三强国以外，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抢了夏威夷，抢了菲律滨等。中日战争以后，后进的日本，得了台湾，占了朝鲜，日俄战争以后，得了南满洲的支配权。 半殖民地中国，没有算入这个表内。一八四〇年是欧罗巴之旗，开始在中国飞扬招展的一年。由一九〔八〕四。年直至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象竞赛一样在那里耀武扬威，无所不为。连这个老大帝国也算入去，列强占领殖民地的急进，更加明了。 以上的资料，一方面证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占领殖民地的趋势，真如一日千里；另一方面证明：在帝国主义阶段，占领殖民是帝国主义的生死存亡关头，帝国主义若不能从殖民地里解决商品的市场，解决原料的市场，解决资本的市场，他们一刻间也不能继续生存的。 最好是“拿出证据来”： （单位，百万平方启罗米突，百万人） 国名英国 法国 日本美国 意大利 殖民地地域39.917 12.4900.294 0.3101.634 人口429.600 54.80022.015 11.7901.550 本国地域0.3143.935 0.3829.386 0.311 人口46.6038.80 55.96106.07 37.50 这是一九二〇年的形势。一个英国人，支配九个殖民地奴隶。这是平均的数字，许多英国人，都是被榨取者，实数不知大了多少倍。英国的殖民地，大过大不列颠，不下一百三十倍。不是三倍，不是三十倍，的确是一百三十倍。 一个英国的资产阶级说： “印度是英帝国的标的〔志〕，失了印度，帝国立刻就崩坏了。” 英国何只一个印度？帝国主义如何依靠着殖民地，如何害怕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这个聪明的统治者，一语道破了秘密。 上表不能充分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寄生状态，再用以下的例子，补足这个缺陷。 朝鲜，台湾，满洲是日本的殖民地。那里每年输入去日本的商品，占日本总输入的百分之三十五。这些输入品，全部都是原料。如果没有这些廉贱的原料，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在国际舞台上大演身手了。反之，日本向那里输出去的商品，占总输出的百分之四二・四。 试看九一八事变！试看一二八事变！试看热河战争！这证明了：没有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一刻间也不能继续生存。 “资本主义越发达，原料缺乏越痛切，抢夺全世界和抢夺原料产地的竞争越利害，那么，他们为了殖民地的竞争，也越激烈。”（列宁） “巨大资本的输出和茫茫无际的殖民地，其实有极大的关系。”（列宁） 为着商品的贩卖场，为着原料的采集场，为着资本的输出场，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续命剂。“殖民是帝国主义最主要的殿军”（史大林），这是确乎不可易的真理。 第三节帝国主义用什么方法侵略中国 中国是帝国主义所追逐的印度第二。帝国主义侵入以前，中国是清朝绝对专制政治支配下的封建农业国家。它紧闭着门户，树起“闲人免进”的锁国牌。打开了这个锁国牌示的，是英国商人带来的鸦片。 十七世纪以来，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规模的种殖〔植〕鸦片。十八世纪末，他们在广东设有支部，把吸食鸦片的恶习，扩大到中国人里面来。十九世纪，恶习越发蔓延起来，于是满清政府，下令禁止鸦片输入。所有秘密输入的，一律没收焚烧。 这种结果造成了一八三八年至四二年的有名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原始武装到底敌不过英国近代的军舰和大炮，后来只低首屈服，缔结《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上海等五港为通商口岸。 一八六〇年有了英法联军的侵略战争，结果中国割让九龙，开放天津，赔款一千六百万金元。同年，中国与俄罗斯订《北京条约》，割让沿海洲。一八七六年，与英国订《芝罘条约》，承认英国有权派队调查云南。一八七一年，俄国占领伊犁。一八八四年，法国占据安南。一八八六年，英国占据缅甸。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结果，订结《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开放朝鲜。一八九六年，俄国取得在满洲建设铁道的权利。明年，租借旅顺大连。同年，德国租借胶洲湾，英国租借威海卫，法国租借广州湾。 最大的打击，是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最初，绝对主义满清政府，非常痛恨帝国主义的强暴，它利用中国农民的原始暴动，来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落后的分散的武力又敌不住先进的统一的战线，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下结盟，中国承认撤废北京天津一带的防卫，承认东交民巷得驻外国军队，承认赔款九亿五千二百万元，期限三十九年，承认列强有管理关税权和盐税权，当做赔偿的保证。 虽然客观上的对立关系，使任何帝国主义都不能独占中国，并且矛盾的均衡，使中国保留为一个国际资本的半殖民地，可是在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实在绞了许多脑汁，用了许多方法，来束缚中国的自由。这些手段或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拿出例来，有以下十种： 一．领土最好的标样是英国从鸦片战争中所得的香港。英国在那里设总督，建军港，造成了他们防守太平洋的门户。香港可以控制南中国经济的死命，香港是反革命的策源地。 二．租借地日本租借旅顺大连，英国租借威海卫，法国租借广州湾，就是一些好例。名义上是九十九年，但九十九年的续借这种形式是无穷，所以主权的丧失也是永远的。所谓借地，只说点好话，打个圈子，事实上已等于外国的领土。 三．租界现在外国租界共有二十四处，日本八处，英国四处，法国四处，美国只有公共租界。上海是租界中的代表。所有一切重要都市，无处没有外国租界。所有的租界，行政权，司法权，警察权都操在外国人手上，不但外国人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的裁判，甚至于中国人犯了罪也不受中国法律裁判的。 四．驻兵权租借地里面，租界里面，北京东交民巷里面，外国有驻兵的权利，于是乎外国军舰，可以停泊在广州的白鹅潭，停泊在上海的黄浦江，停泊在天津，停泊在武汉，停泊在一切都市。九一八事变之前，不只关东州有日本驻军，满铁沿线也有许多红头黑脚的屠夫。这是解除中国武装的妙计。 五．治外法权治外法权又名领事裁判权。由中国方面来说，中国法律没有裁判外国犯人的权限，由外国方面来说，外国法律可以行使到中国领土，外国法律，可以奖励他们本国人在中国作奸犯科，无恶不作。 六．关税不平等条约规定中国税率不能超出百分之五，这种税率，一向保持着世界的纪录。列强左手挟了廉美商品，右手执了倾销利器，杀到中国来，所以幼稚的中国工业，一败而涂地。十年以来，中国资产阶级天天在争取关税自主权，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税率才提高了一些，所谓关税自由，依然是无期兑现的钞票。 七．内河航行权长江黄河珠江以及中国沿海各地，最出风头的是外国商船，外国战舰。华北航线，华南航线，华中航线，只有英国船公司，日本船公司才一天天发达，中国的招商局，一天天衰微，以至于不可挽救。一九三〇年，长沙失陷，列强的军舰，纷纷集中于长沙，如临大敌。 八．借款所谓“四国银行团”，所谓“六国银行团”，就是中国民众的吸血鬼。反正前后，列强以中国财政困难为口实，借给北京政府许多外债。这些外债，是永远奴隶中国人的锁链，不根本一笔勾销，中国永无从黑暗中解放出来的可能。 九．铁道矿山产业为着保证赔偿保证借款，中国的铁道和矿山，大半操在外国资本家手中。名目上虽然是中国人的经营，因了资本的关系，实质上已归外国人管理。产业方面：煤炭受英日资本所支配，铁矿受日本所支配，纺织又不能同日英资本竞争。 十．宗教列强不只要束缚中国人的躯体，还要麻醉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宗教和文化，也是无上的法门。耶稣叫人爱邻如己，牧师们于是乎教中国人爱帝国主义，如一家人，耶稣叫人无抵抗，牧师们于是乎教人虚心和平，让帝国主义来吸血，来宰割。 方法有多种多样，一一举出来，实在不可能，以上所说，不过几个最主要的方法罢了。方法不论如何奇妙，总跳不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范围。他们不惜绞了如许脑汁，唯一的目的在于追求殖民地的超过利润，政治文化是手段，经济才是目的。 他们究竟得了什么呢？这是最后的问题。 第四节帝国主义在中国得了什么权益 先说重工业，再说轻工业及其他。 重工业是近代国家的基础，他不但在工业本身内占重要的地位，在农业交通的部门也占同样的地位。在今日的情形下，重工业越发达的国家，国力就越发巩固。 在重工业方面，不但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发展的一般倾向，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一点也不肯放松对于中国重工业的独占，以阻止中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说煤炭的生产。 下表指出中国主要煤田的资本，生产，所有关系等等。 所有资本（元）生产（吨） 开滦中英24,000,000 3,949,598 抚顺日本11,000,000 5,671,303 福公司英国12,000,000 670,835 本溪湖中日5,000,000 432,857 门头沟中英2,000,000 283,891 中原公司中英3,000,000 564,200 坊子中日10,000,000 141,902 井经中德300,000526,484 萍乡中国—— 以上九个炭田，可以代表中国的煤炭业。就生产来说，抚顺居第一位，开滦和福公司居第二第三位。抚顺是日本的资本，福公司是英国的资本，开滦名为中英合资，实权却操在英国手上。其他的公司，或中日合资，或中英合资，或中德合资，中国总是有名无实。汉冶萍公司，是中国唯一的煤炭公司，前几年已破产了。 一九三〇年，日本武藤丸楠说：一九二六年，外国经营或中外共营的煤产，占总生产的百分之六十八，即在三分之二以上。而日本的抚顺炭，占百分之四十。 中国有许多炭田，究竟那些是中国人的炭田，还是外国人的炭由〔田〕呢？ 煤炭业是这样，铁矿和制铁业同是这样。请看下表： A铁矿 矿区关系生产（吨） 大冶中国经营受日本支配321,330 繁昌中国经营受日本支配387,000 金岭镇鲁大公司（中日共营日本操纵） 本溪湖本溪湖公司（中日共营日本操纵）62,407 鞍山日本鞍山制铁所（大）中日共营振兴公司（小）140,927 象鼻山中国经营172,110 当涂中国经营49,900 B制铁工厂 工场支配关系熔炉矿 生产（吨） 汉阳铁厂中国经营受日本支配4 330,000 大冶铁厂中国经营受日本支配2 320,000 持子公司中国136,000 本溪湖公司中日共营日本操纵4 190,000 鞍山制铁所满铁1180,000 所有铁矿，差不多全部受日本所支配，大冶繁昌，名目上算中国经营，因借款关系，实权却在日本的支配下。 唯一制铁工场——汉冶萍公司，更加悲惨。它前后同日本订了三次约：第一次在一九〇〇年（与日本制铁所），第二次在一九〇三年（借三百万日金），第三次在一九一三年（向日本八幡制铁所及正金银行借一千五百万日元），以供给生铁来还债。年来因战争的影响，作业已停了大半，全部生产，不够供给日本。最大的制铁所，变了日本的傀儡，实在太可怜了。 武藤丸楠说：中国的铁产，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九，即五分之四。 单看这些单纯的数字，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的重工业，十分之九都受英日资本所支配。没有重工业，那里可以建设中国资本主义？ 外国资本不但在重工业方面占优势，轻工业方面也是这样。 纺织工业号称为中国产业之王，可是在内外夹攻的形势下，产业之王已没有发展的可能了。 武藤丸楠说：中国纱厂生产，中国资本占百分之六十三，日本占百分之三十五，英国占百分之一.二，他附带驻明在中国的生产部分中，混杂了许多外国资本的成分。 这个粗大的统计，只可以看出中国纱厂和外国纱厂的对比，而不能看出中国纱厂发展的倾向。 一九二七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发表了一个广泛的调查： 国别纱厂数锭子数 资本 中国691,948,576 40,000,000两 77,800,000圆 日本451,380,022 10,400,000两 156,200,000圆 英国4205,320 8,000,000两 58,450,000圆 总数1183,533,918 77,800,000两 128,650,000圆 这个表也只用以表示中外资本的比较，而不能表示中外资本的实力。日本井村薰雄在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品一文里，解剖中外纺织的长短，值得加以注意的。 他说日厂昼夜作工，锭数开车，保持均衡，而中国经营的纱厂，却缩短工作，或陷于休业的状态中。从经营方法来说，日厂管理得法，所以在同等时间，用同等锭子，日厂的出品，一定比华厂多。中国纱厂，固定资本过多，流动资本不足，结果往往缺乏囤积原棉的可能，生产跟着也受限制。在中国商场里，“商德”败坏，公私混同，侵蚀欺骗，似是司空见惯的事。中国不但没有保护政策，而且还助长外资的发展。 似此看来，或有混杂次要的原因，或把结果当做原因，但是国内封建剥削和外国资本压迫，这不是打击中国纱厂的主要原因吗？面粉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同样压倒了中国资本。 十年来面粉输出输入的比较，可以指出面粉的衰落倾向。首先说输入： 年度数量（担）价格（两） 19112,183,0428,703,451 19142,166,3189,016,589 19152,158,372795,137 1916223,4641,174,544 1917678,8492,818,576 19184,55219,846 1919271,3281,242,285 1920511,0212,330,215 1921752,6739,497,740 19222,060,83823,712,503 19264,285,124 其次说输出： 年度数量价格 1911669,8892,523,789 191469,932339,839 1915196,596697,032 1916288,7471,141,017 1917798,031229,382 19182,011,8998,410,557 19192,694,27119,872,318 19203,960,77918,251,722 19212,047,0049,266,254 1922593,2253,654,810 1926118,4215,303,377 中国面粉工业的黄金时代，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这几年间。这个时期，刚是欧洲大战了结的初年。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一年，面粉的输出，有了急激的发展，所以在同一时期，输入因而大减特减。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六年，面粉的输入，已回复了战前的水准，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输出就大减特减，连战前的数字，也不能保持。 简单来说，面粉工业没落的原因，有以下种种；一是战争天灾的影响，所以原料歉收，二是苛捐杂税的存在，资本受不起蹂躏，三是外国资本的压迫等等。 金融业方面，外国的银行不但统治中国的金融市场，统治中国的工商业，甚至于连中国的政府，也发生支配的作用。 单在上海，外国银行已有汇丰银行（英），麦加利银行（英），有利银行（英），花旗银行（美），正金银行（日），台湾银行（日），住友银行（日），三井银行（日），三菱银行（日），朝鲜银行（日），东方汇理银行（法），华比银行（比）等等十二家。 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中国经济中国政治的最高统治机关。 手头没有资料，不能够在资本的关系上，在货币流通的关系上，在银行贮款的关系上，做一个中外资本的比较图（九一八前）。这里只根据一些满洲的统计，下一个粗大的推算而已。 中国货币流通量232,128,000元 日本货币流通量58,860,000圆 总计290,988,000元 中国银行贮款4,900,000圆 4,640,000元 日本银行贮款142,300,000圆 20,730,000元 就货币的流通量来说，日本仅仅占百分之二〇•一，说不上有什么大作用。然而日本金融的支配，不在于数量上的多少，实质上的支配，倒还在数量之上。中国商人，非常乐意通用日币，反而奉天政府发行的钞票，纸面虽然写了兑换的价格，实际上许多是不能兑现的。所以在军阀战争迫切纸币滥发的时候，纸币一定跌价，结果，日币的支配，也就因此而提高了。 银行贮款，最足以表示他们的力量。日本有金贮款一亿四千万圆，中国只有四百九十万圆，只及百分之二•五，日行有银贮款二千零七十三万元，中国只有四百六十四万元，只及百分之二十一。 虽然这是一个粗大的统计，可是中日的优劣，事实已十分明白了。 或许英美在本部的政治力量，赶不上日本在东三省，但是金融的统治作用，谁也不能否认谁轻谁重。 “汇丰银行就是中国财政上之最高统治者，利用巨额的政治借款而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税收机关（关税盐税）及交通机关（铁道）。朝鲜银行是东三省之政治经济的最高统治者。正金银行是青岛的经济上的最高统治者。……其他的许多银行，也有不相上下的重要作用，中国本国银行仅仅是外国银行的附庸，它们的生命是依赖外国大银行而存在，自然更说不上与外国银行抵抗了。” 第三章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 第一节为什么帝国主义不能用自己的模型去改造世界 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这个问题，是过去争论中的主要题目之一。有些人以为中国封建制度始终没有变化，那不消说有着立论的根据。为什么？目前如果中国还是一个金瓯无缺的封建制度，资产阶级自然是时代的宠儿。“这是我家的天下，你们休想插嘴！”这是资产阶级阻止无产阶级进出的挡箭牌。 有些人以为中国的封建势力已消灭了，已变成残余的残余了，现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短兵相接的时代。自然，劳资两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法不同，只要它们存在，就免不了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可是封建势力在中国若还有支配的作用，譬如在政治上所表现的割据局面，在农村中所表现的小农经济等等，而我们偏要用一块黑布包了自己的眼睛，把封建关系抛在九霄云外，忽视农民的革命活动，忽视封建的生产关系，革命究竟能不能成功？我们的敌人究竟是谁？这些问题也不能解决的。 在革命形势正在开展的时候，这个问题成为理论斗争的主要对象，决不是偶然的事。 有人提出质问：中国既不是一个金瓯无缺的封建制度，也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封建势力还有极大的支配作用，那么，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社会？马克斯不是说帝国主义用自己的样子去改造世界，不是说帝国主义把一切民族都带入文明的世界中吗？这句话应该怎样解释呢？ 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的质问。后者提出：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依存关系，前者提出：封建势力的支配作用。现在先说后者，再说前者。 第二章已说了八九十年来，帝国主义如竞赛一样，来侵略中国了。这个原因，不用说为了中国是一个绝好的商品贩卖场，绝好的原料生产地，绝好的资本输出国。 在欧美二大洲，资本主义打破了封建的农业关系，一方面集中所有的土地，经营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场，他方面强迫农民离开土地，使他们变成自由的农民，变成农业劳动者或工业劳动者。这种革新运动，能够发展农业的生产力，能够发展工业的生产力，能够造成一个资本主义市场。 这是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的过程，因而是革命的进步的。资本主义所以能够打破封建制度，从封建的生产关系之上建立起来，就是这个原因。有人以为我们现在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关系，他方面又重视这种关系在历史上的价值，是一种矛盾的表现。不错，这是矛盾的表现，可是这种矛盾却是现实的矛盾，现实的矛盾反映到理论的矛盾。 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前，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历史上所谓秦始皇时代有名的酒池肉林的生活，为今日反动家的护身符的孔孟哲学，被人称为东洋文明之华的唐宋文化，这些上层构造，都是建筑在千千万万的农民的榨取之上。因为一切文化都建筑在农民的榨取之上，所以古来的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 这种关系，一直保存到十九世纪中叶，保存到帝国主义的商品攻破了中国万里长城的前夜。 帝国主义侵入以后，中国农业的封建性发生什么变化呢？ 在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表演一个反动的角色。 资本主义侵入殖民地，丝毫没有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或发展殖民地的生产力的动机，它时时刻刻只打主意怎样从那里榨取最大的利润，以饱满资产阶级的腰包。他们的必要在于把资本主义的商品，向殖民地大批大批的输出，再从殖民地购买极廉贱的工业原料品，来发展本国的工业，至于殖民地的手工业，因了商品的输出而没落，农业因了原料的采集而变成畸形发展，这一切对于帝国主义都没有半点关系。他们的算盘，不在乎此。 他们向殖民地输出资本，目的同是一样。所有输出的资本，多半不是工业资本，只是借给殖民地政府的国债——带上很浓厚的高利贷性质的国债。即使输出了工业资本，也不过建设一些直接加工的原料品，建设一些有机的构成极低度的产业，如纺织工业，并且利用这种产业，来榨取殖民地的下贱劳动力罢了，他们始终不肯极力发展殖民地的重工业。 中国也不能例外。帝国主义侵入以前，封建地主阶级的满清政府，是他们榨取中国的工具，满清覆灭了以后，南北军阀又变成他们的新工具。这些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军阀，不但不能改变封建的农业关系，反而要维持这种关系。为着适应帝国主义的榨取，整个中国农业经济，实质上带了往日的封建性质。 由帝国主义本身的利益来看，他们当然维持中国的封建关系。反过来，由封建贵族阶级的利益来看，他们勾结帝国主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在帝国主义打破了闭关主义中国的时候，他们曾对它表示极端不满。然而他们对于新兴的民族革命运动，视为致命的打击。这种运动，宣告他们的死刑，使他们感觉比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加可怕，更加危险。封建贵族不能从“夹攻中”奋斗，结果，唯有递上降书，在帝国主义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于是乎一对可怜虫，双双野合，中国历史就从此多事了。 帝国主义最初用武力来攻击中国，在于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当时代表地主阶级的满清政府，对于这种外来的袭击，采取了一种敌对的行动。大官僚林则徐的气焰，可算一种证据。可是这种抵抗，究竟敌不过帝国主义的新式武器，他们只低首服气，慑服于高压手段之下，敢怒而不敢言。满清政府终于驯服了，可是这种驯服，只是强奸的勾当，并不是心悦的妍识。 俗说赶狗入穷巷，终要咬你一口。老太婆被人强奸了，心中总不甘休，总要打量报复。一九〇〇年，他们利用农民的原始暴动，借刀杀人。毕竟老太婆不中用，最后的挣扎又为雄纠纠的大丈夫所屈服了。 义和团运动以后，老大帝国的假面具被人揭穿了，接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露骨，强奸变了轮奸。在另一方面，老太婆的大大小小的家丁，又赶来捉奸。这个老淫妇一来害怕名声扫地，以后再不能立足，二来也舍不得庞大的汉子，因此，一对野鸳鸯，变成一对情投意合的夫妇，由暴力的强奸，变或〔成〕如火如荼的恋奸了。 虽然上了五六十年纪的老太婆，不能穿上很摩登的衣裳，同西方的伟丈夫，在跳舞场大演身手，可是奸夫“淘古井”的目的没有达到，而老淫妇的家丁也还在磨拳擦掌的当儿，不论老太婆如何落伍，这场和奸的勾当总要维持下去。 老淫妇的遗传性，的确可以自豪，她的几个青春待字的少女，也不甘落后。她们见了母亲白日同伟男子宣淫，心中怦怦欲动，开始向伟男子卖弄风情，同母亲争夺情敌了。 一九一一年，民国革命成功，清朝政府覆灭以后，中国树起了一个共和国的招牌。在欧美先进国家里，所谓民主共和制，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形态，但是中国共和国，没有半点类似先进国家的共和制度。 虽然树起了中华民国的招牌，而国内的支配者，始终都是封建军阀。军阀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的地盘上生出来的，他们的阶级性和满清的绝对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即使他们受中央政府的委任，用督军的名义，来独霸一方，这也不过是形式上的把戏，实际上的关系，刚好相反，北京的共和政府所以能够存在，实在各地方军阀的势力还保持一种相对的均衡。均衡打破了，北京政府也瓦解了。 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共和制不能类似欧美的共和制，终竟带上封建割据的颜色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 一九一一年，民国革命成功，打倒了封建的统一政治，那不能不说是前进的表现。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如果推翻了清朝的统一政权，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实在比从前更加容易，因此他们甚至用种种方法，来支持当时的反正运动。 老太婆有几个娇小玲珑的女儿，轮奸的勾当不能满足一群伟丈夫的兽欲，他们自然更进一步，来大施偷香的手段，各人自打主意，去勾结一个或几个多才多艺的佳人了。 袁世凯当时一方面威胁革命军，另一方面劝告清帝退位，背后其实有英国公使的策动。中国的统一局面打破以后，列强就利用军阀，来扩大本国的势力范围。他们或者借给军阀以军费，供给军阀以武器，派遣军阀以顾问，使军阀变成了自己的工具，或者在财政上军事上援助军阀，军阀又献给他们以铁路矿山及其他种种特权，作为代价。于是乎军阀变成了帝国主义榨取中国民众的再好也没有的武器，于是乎在军阀支配下的中国，只有阔步踏上殖民地的道路，而民众所受的封建榨取，也比从前利害百倍了。 中国这个老太婆的本家多美女，落后的老太婆既不能满足西方伟丈夫的要求，所以习染了母亲的惯技的姑娘们争着偷汉子。她们今日在跳舞场出风头，明日在咖啡店出风头，今日看电影，明日开茶会。西方的男子自然财色兼收，可是老太婆的本家，却一天天衰落，不几年而陷入于破产的危机了。 虽然掠夺了东方家庭也无补于西方家族的破产，可怜东方家庭早已陷于不可救药的绝境了。 由此看来，军阀的割据，就是帝国主义支配的特殊形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始终不能一致，他们时常打主意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分割，或并合，接着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之间的战争，不特没有停熄，反而一天天尖锐起来。民国革命以来，连年若断若续的军阀混战，不外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或消或长的反映。 第一，世界大战中，欧美列强中止了侵略中国。一时，只有日本这个小鬼，在中国这舞台上纵横驰骋。袁世凯和袁世凯没落后而操纵北京实权的段祺瑞，始终代表日本的势力，努力统一中国。 第二，世界战争以后，美国财阀莫尔干指导下所谓“四国借款团”（英美日法）成立以后，段祺瑞的势力，开始瓦解，所以英美势力所支持的吴佩孚，又南征北伐，来统一中国。第一次奉直战争，始于一九二二年四月，这是代表日本势力的张作霖同代表英美势力的吴佩孚的战争。奉天军阀败北了，退出了山海关以外。 第三，一九二四年秋，第二次奉直战争又起。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大败。随后冯玉祥离开北京，所以北京政府的实权，仍归于张作霖。这个状态，一直维持到一九二七年。冯玉祥倒戈，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活跃，他背后的指导者，是打着门户开放旗帜的美利坚主义。 第四，一九二六年夏，广东政府出师北伐。因为北伐军能得全国民众的支持，一路势如破竹。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占领了上海，统一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四月，政治突然起了翻天覆地的转变，革命的局面，如昙花一现。从前在中国耀武扬威的是旧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如今却换上了各种人等的新军阀了。 第五，一九二八年，中国在表面上好象统一，而事实上却是新军阀割据的喜剧。虽然我们还不能直截了当说某个军阀代表某个帝国主义，某个帝国主义利用某个军阀，因为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很曲折的。但是这种关系也不是丝毫没有标准，凡是在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内，军阀总会趋向接近那个国家的。 美国：扬子江一带。 英国：西南各省以及扬子江中部。 日本：东三省及东北各省。 这个支配状态，一直继续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九一八以后，东三省变成了日本的独占殖民地，往日的走狗张学良，被驱逐到山海关以外。英国依旧保持着西南的统治，最近更扩大到西康西藏青海新疆的边境去。美国始终操纵着中央政府，用财政资本，用更巧妙的方法，来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市场。 说“帝国主义在中国是绝对地要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的严灵峰，说“封建残余……变成了残余的残余”的陈独秀，不是海外奇谈，就是痴人说梦。 第二节中国封建制度在什么时候开始崩溃 接着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帝国侵入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也必须提出来。 在实际生活的转变中，这个问题，成为一般青年人最喜欢讨论的问题，决不是偶然的。三四年来，中国出版界讨论这问题，表现得很有生气。许多特辑号都出版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单行本都出版了。最近，我打算尽可能把既有的文献，做一番批判的整理，这里只用简洁的笔法，从正面先做一点说明工夫罢了。 研究一个社会，必要从社会的生产方法入手。明白了生产方法的特征，才能明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前阶段的经济结构有什么异点。明白了生产方法的性质，才能明白某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国家机关及意识形态的特色。 什么是生产方法？生产方法，就是生产力所结合的方法。生产力有三种要素：劳动力，劳动器具和劳动对象，后两种又名生产手段。劳动力和生产手段所结合的方法，叫做生产方法。 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生产手段，无产阶级只有劳动力。这种关系，规定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规定资产阶级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在封建社会，农民有劳动力，并且有简陋的生产手段，可是生产手段的基本要素——土地，却是地主的私有物。农民想经营农业，必须租借土地。农民必须借地然后可以生产，地主因此就榨取他们的地租——占总收获半数以上的地租了。 这样看起来，各个社会都有一种生产方法，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就生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有了封建的生产方法，就生出封建的阶级关系。所谓封建的阶级关系，就是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从独立生产者身上，用超经济的方法，来榨取剩余劳动。 “在一切经济结构之一，如果直接劳动者仍为生产工具和劳动方法的占有者……则所有权关系，必进而为统治与隶属的直接关系，直接生产必成为不自由。此种不自由是可以由徭役劳动的农奴制，柔化而为简单的纳税义务……名义地主只有用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剩余劳动。”（《资本论》） “名义地主只有用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剩余劳动”，这就是封建制度的定义。 我们首先要问：这种榨取关系，在中国社会史中的某个阶段，方才开始崩溃？ 中国的历史学者陶希圣有一种奇异的见解。他说春秋战国时代，是封建制度分解的时代。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那著作里，举出了那时代封建制度分解的五个特征。朱其华对于他这种“封建制度分解的时代论”，大加评判。以下介绍朱其华的见解： 第一，陶希圣以为封建制度分解第一个特征，是“等级关系的崩坏”。朱其华的评判，分作两点：（一）“等级关系的崩坏”是不是封建制度崩坏的象征？他的回答是相反的。他说：我们观察某一种社会，应该从那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入手，不能从外表的形式，来下不着实际的空论。（二）“在春秋战国时代，等级关系是不是已经崩坏”？他说：陶希圣举出来的等级关系，如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等，由春秋战国以至明清，始终都存在着，或许名称有点变化，但本质上却没有不同。 第二，陶希圣的第二个理由是“战争的连续，封建领地渐并吞为集权国家。”朱其华的评判，也分作两点。他说战争和并吞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封建诸侯为满足统治欲望的军事行动，这样即使有并合的现象，但经济的基础，始终没有变动。这是第一点。他又说并吞现象不始于春秋战国，夏商时代已经出现了。这是第二点。 第三，陶希圣的第三种根据是“社会纽带的松懈”，而松懈的特点为“贵族阶级的分裂”和“农奴上升为自由农民”。朱其华也反对这种主张。他以为贵族的分裂，是封建制度的特色。因为贵族在封建社会，根本就不能统一，因此分裂的现象，也不是从春秋战国开始。他又以为农奴上升为自由农民，也是封建制度的特色。农民原来是自由的，他们有生产手段，他们是独立的生产者。 第四，陶希圣指出商业资本的分解作用，以为商业资本有“分解旧社会的作用”。朱其华反驳他说：商业资本不仅不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而且也不能破坏旧的社会制度。他的解释太过抽象，这里借张横的话，来做补足的说明。 “商业资本的流通方式是G—W—G+，即以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将这商品贩卖得着比原有货币更多的数目，这就是说商业资本的作用只是完成生产流通过程的一种媒介，它只将现成的商品，把它转运到旁的地方去贩卖。……因此商业资本的自身，并不是代表一定的生产关系，它不过在原有的生产关系中，完成一种媒介作用罢了。如果是这样，那末商业资本的发展不能决定社会经济，更说不上破坏旧式制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陈独秀彭述之等，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讲到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再提出来讨论。 第五，最后，陶希圣以为“士人阶级的勃兴及官僚制度的成立”，也是封建制度分解的证据。朱其华说士人阶级这个名辞不能成立，地主，官僚，士人三者，有着一种密切的关系。他引了陶希圣的话来做反驳的根据。陶希圣说：“虽有非地主的士大夫，但士大夫一人官僚，便成地主。虽有非士大夫的地主，而子弟一旦读书，“学优而仕”便取得士大夫的身分。虽有非官僚的士大夫，但对于农村和城市的小市民，仍有支配的力量。在朝为官僚，在野为绅士，在乡为地主，入学从士则为士大夫官僚。因此，官僚的治理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治理”。 这可见得士大夫和官僚完全是地主阶级的构成部分，他们之中只有职能上的不同罢了。 以上反驳了陶希圣的“中国封建制度崩坏于春秋战国论”的谬见，由此得一个反证：中国封建制度在春秋战国时代还存在着。 再回头看看以上的分析：封建的阶级关系，是“名义地主以超经济的压迫，榨取独立生产者的剩余劳动。”这是封建剥削的本质，维持这种剥削的制度，就是封建制度。 在理论上，我们既然说自春秋战国以后，中国依然是一个封建社会，那么，在实〈际〉生活的转变中，名义上的地主，怎样用超经济的压迫来榨取农民呢？ 首先举出几段文献，这些文献都是从陶希圣的著作中来的。 “至秦则不然，……小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前汉书・董仲舒传》） 秦朝的地主阶级，是这样榨取农民的地租。 “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亩，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隶之市，与牛马同栏，……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而税一，实什税五也。”（《王莽传》） 汉代的封建制度是依样葫芦。一直到宋代，换汤也不换药。 “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兼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为奴隶。……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月秋收以至穷饿而无告。”（《文献通考•田赋考》引苏洵言） 单用这些材料，已能够证明过去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而这种关系，恰好同以上的具体分析，没有丝毫的出入。 陶希圣又指出春秋战国以后，徭役的劳动和献纳特殊农产物的现象，依然存在。他说： “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是现物交纳的关系，当然与现金地租制度的主佃关系不同。佃户所负担者是现金，则其与地主的关系是纯粹的契约关系。佃户所负担者是现物，则其与地主的关系，便没有那样单纯。一定的徭役劳动，特殊的贡纳义务，尚存于主佃之间。因此，主佃之间尚保存有封建的意义。” 这些是不是封建的剥削？保存这种剥削的制度，是不是封建制度？ 由经济关系方面来看，由阶级关系方面来看，春秋战国以后，封建的剥削是唯一的方法，所以这个中国历史的阶段，无疑是封建制度的阶段。我们承认：社会的存在，规定人类的意识，而不是人类的意识，规定社会的存在，因此，再来看看这个历史阶段的政治形态是怎么样。 许多人以为只有国王分封诸侯，诸侯各守其土的政治形态，才是封建制度的政治形态，若果封建诸侯兼并成为集权，就不算封建制度，于是乎有人巧立名词，提出什么“商人统治的理论”（李立三），提出什么“士大夫阶级统治的理论”（陶希圣）了。他们的谬见，在于把经济政治分离出来，只要上层地带有些微的变化，就执着这些现象，做他们立论的根源；或者把政治看成无主的孤魂，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封建式的政治形态，有两个标记：一是只有割据的局面，没有集权的统一，二是支配阶级是土地的所有者。 秦汉以后，中国从来没有统一的局面。汉，晋，唐，宋，元，明，清，一条线都保存着割据的政局。虽然割据一方的盟首的称号或许有种种不同，但实质上的封建割据却没有不同。 郭沫若说： “我们不要为文字所拘泥了。周室在古时虽号称为封建，但事实上在周官有乡遂县鄙之分，并不是全无郡县。秦以后虽然号为郡县制，但汉有诸王，唐有藩镇，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龚尧，就是一般的行省，总督都号称为封疆天子，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我们到了现在假使要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秦时就崩坏了的话，那简直是不可救药的错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关于第二种标记——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不论那个朝代，统治者的治理，都是地主阶级的治理。中国始终没有商人统治的局面，历代在政治舞台上打筋斗的士大夫和官僚，都是地主阶级的构成部分，决不是和地主游离的怪物。 孟轲不用说是封建阶级的代言人。他说： “圣人使天下之人，莫不衣其衣，而食其食，亲其亲而长其所长；然而教之者，莫先于士；养之者，莫先于农；士之本在学，农之本在耕；是故士为上，农次之，工商为下；本末轻重，昭然可见。” 这是支配阶级重农轻商的政策。世界上会有统治阶级是商人，而他们的经济政策却打击商业资本的发展吗？李立三的商人阶级统治论，无论如何都不能成立。 陶希圣的“士大夫阶级”以上已经加以反驳了。他自己也承认“士大夫阶级的生存是寄托在农民之上”，所谓“个人的生活是地主的生活，向农民收取租稞以自奉”。这样明明白白是地主阶级，但他同时又说这个阶级的基础是因了有“一种扩大的身分，……有门第的超越，有知识的优异”。一矛一盾，煞是可看！ 士大夫只是地主阶级的附庸，封建制度的寄生虫。 总而言之，战国以后的支配阶级，是封建的地主阶级。 聪明的读者再问：中国封建制度在什么时候方才开始崩溃？ 先说结论，再说根据。 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方才开始崩溃，这个时代，正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第一炮——鸦片战争。 这种说法有两种根据。第一，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商品经济破坏了自然经济。从前中国的农村生活，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一切日常用品，如食料的米麦，衣料的棉丝，或燃料，或肥料，都是自己种植，自己使用。只有盐，铁，木材，药材等，要靠人供给。一九四〇（应该是1840年——录入者）年以后，洋棉洋布代替了土棉土布，煤油代替了菜油，肥皂代替了灰碱，洋火代替了火石，洋烟代替了粗烟，洋糖代替了土糖，洋纸代替了土纸。商品经济摇动了自然经济，帝国主义的商品打倒了手工工业的产品。这是根据之一。 第二，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在中国的各大都市，如北方的天津，中部的上海与武汉，南方的广州，都有近代产业的出现。跟着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出现，又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资产阶级在初期革命运动中的行动和无产阶级的一贯革命性，给封建势力一大打击。农村的阶级分化也渐渐显著，所以阶级斗争，也日益深入。这些表示封建制度一天天在崩溃的过程中。这是根据之二。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现在的问题是：封建制度究竟崩坏到了什么程度？ 第三节封建势力在都市 说明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依存关系以后，视线转到封建势力在中国的支配作用这问题来了，接着第一问题，这是必要提出来讨论的问题。 陈独秀提出一种独特的见解。他说： “中国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没有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已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就是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得了优势的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的打击，失了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了对立地位的过程之中，变成了残余的残余；她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以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 他说了什么？他说：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已开始了一个大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封建残余失去了统治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而变成了残余的残余。大好江山，如今已不再为封建残余的所有，资产阶级已成为历史转变的重心，他们已代替了封建残余的优势，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活跃起来了。 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而且直接和革命的战术战略，有密切的联系。若果陈独秀的观点不错，封建残余的确变成了残余的残余，那么，革命的对象自然是这个“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而且“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得了优势的地位”的资产阶级了。不然，铁一般的事实偏要同人的武断作对，“这一个转变时期的特征”，是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的战线，“得了胜利”的是封建残余及其主人帝国主义，因而“增加了他的阶级力量之比重”，那么，革命的对象，刚〔则〕是这个封建的残余，而资产阶级，不过只是这个反进化的营垒中的一个附庸罢了。 先说理论，再说事实。 中国的军阀制度，显然有社会的基础。一九二四年以后，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价廉物美的商品，粉碎了中国的落后生产方法，粉碎了中国旧有的手工工业，粉碎了中国半自然的农业经济，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地主与高利贷资本，为要挽救他们的危机，他们的榨取比从前更加残酷，更加露骨。这种中西合壁的夹攻，造成了成千成万的无业大众。 农村的无业大众往那里去呢？到都市去吗？都市没有近代的〈工〉业，他们不能在那里出卖劳动力。他们既不能到都市去做工钱劳动者，又不能在原来的手工工业和小农经济中打圈子，结果惟有流散于四方，过着一种无恒产无恒心的流氓生活。这种转变，形成了广大的流氓无产阶级。 他们成群成队散处于四方，成群成队做游击的骚乱，以危害社会秩序的安全。这种骚乱，足以妨害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实际利益，所以他们利用这种无组织的集团大众，作为自己的工具。军阀的军队是这样造成的。 “中国的军阀，就是建筑在旧有的封建剥削关系与这样的游民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 中国没有统一的市场，只有地方的市场，只有经济上政治上的半独立区域，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现象。 “中国绝不类似印度，属于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变成某个帝国主义的领土。表面上，中国有一个统一政府的存在，名义上，中国是一个很漂亮的独立国，而且加入国际联盟。但是，这不过是表面上名义上的把戏罢了。固然，她并不类似印度，为某一个帝国主义的属国。这决不是说：帝国主义总没有野心来侵略中国，使她变成自己的领土。相反的，正为了中国是一个绝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大家互相仇视，互相猜忌，结果，他们之间的对立非常尖锐，因而造成一种列强势力间的均衡状态。”（武藤丸楠） 因为中国是一个绝好的殖民地，所以帝国主义不能把中国独占为一己的私有物，对立的均衡状态，保持着中央政权的形式。军阀既然是帝国主义的支配工具，那么，自民国革命以来，割据一方的督军，自然以帝国主义的意志为意志，而北京的中央政府，不过是他们相互间的均衡状态的外物。总括一句：统一的中央政府实在是帝国主义共管中国和帝国主义工具的交互关系之间的相对均衡的幻象。 这种幻象好象舞木头戏。观众散在舞台，而舞台横排着一块掩饰物。他们只看见木头在那里手舞足蹈，可是实际上手舞足蹈的不是木头，却是玩弄着木头的戏中人。 今日中国的时局，不是一出木头戏吗？ 这是自反正以后一直到一九二七年的光景。一九二七年以后，光景依然，不过时代转变了，木头戏的演出比从前更加巧妙罢了。 自革命失败以后，在各个半独立的地方市场里，资产阶级早已同封建军阀混在生长过程之中，早已同当地的封建政权结成一双混血儿了。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有着独立自由的意志，而是一个带上半买办色彩，带上半封建色彩的怪物。所以当某些军阀集团的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必定咬住牙站在当地的封建势力的战线上，形成一个纵横错综，光怪陆离的人鬼互斗的奇观。这些混乱的现象，决不是所谓民主〈主〉义和封建制度的斗争，而始终是买办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一条百兽战线的混合战争。 二十年来，中国军阀战争就是这样一种光景。它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统一全国市场的影踪，不论在那一方面，有买办豪绅地主，也有地方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的背后，战争的组织者却是帝国主义。 读者且看看以下的事实。 民国革命，二十三年，混战的局面，从来没有间断。满清专制政府崩坏以后，代替满清政府的是袁世凯。袁皇帝没落以后，继任人物是北洋军阀段祺瑞。一九二〇年直皖战争以后，英美的直系把持了中央政权。一九二二年奉直战争和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奉直战争，是英日的前哨战。冯玉祥倒戈以后，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和张大元帅的反赤政府，在北京的旧皇宫里，先后互相辉映。九一八事变前，北京的旧皇宫早已换了旗帜，均衡式的中央政府，转过来树立于明帝的故坟里。虽然目前政局已换了一个新形式，可是战争的风云，无时无刻不弥漫于全国。各地的政治分会，是不是当日的巡阅便〔使〕，各省的主席，是不是当日的督军？ 陈独秀不懂得这些秘密，只要见了北京故宫里的政府崩坏了，就大声疾呼：“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大的打击，失了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了。 “陈先生完全不理解什么是封建残余的中央政权形式，大概他以为一定要在北京旧皇宫中建立起来的政府，才是‘封建残余的中央政权形式’，才是‘道地’的封建残余的政权。北京以外，北京旧皇官以外，都不是‘真正的’封建残余，至多是‘冒牌的’封建残余的政权。……陈先生的错误，简直是不懂得什么是封建残余的政权，什么是第三阶级政权”。 一定是北京故宫里的古香古色的政权，才是封建残余政权，而工业中心区域的所谓委员主席式的政权，也一定是道地的资产阶级政权，只见到现象，不见到本质，这是何等浅薄的理论！ 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终变为反动阵营的附庸呢？（一）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买办，所以他们不能彻底同帝国主义抗争。（二）因为他们本身是高利贷的变相，染上很浓厚的封建色彩，所以他们不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中国民族资本，幼稚得可怜万分，政治的力量，也非常微弱。他们想发展资本主义经营，必须用各种形式来同外国资本合作（1）。因为大家的力量不相等，中国资本到底要屈服外国资本。况且在很久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筑了很深厚的基础，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特殊的权益，来压迫中国资本的发展。 中国资产阶级，其实是变相的地主阶级。他们在都市经营近代产业，在农村用高利贷资本来榨取农民，所以他们多多少少同封建势力，发生利害关系。农村的革命运动，根本推翻他们在农村的榨取地盘。中国资本不论如何都不能够同外国资本竞争，他们除了经营一些幼稚的工业外，必须把资本投到商业，投到军阀公债，投到土地家屋，同当地的军阀，发生密切的关系。 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恐怖工农运动，所以革命运动越发向前进，他们的恐怖也越发加强。如果革命运动对象集中在帝国主义，他们还勉强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到了革命运动转到他们身上来，他们就手忙脚乱，跑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了。资产阶级没有阶级的军队，他们只靠军阀军队来镇压工农运动。 在军阀混战中，资产阶级不能形成一条战线，以统一的集团，站在某个军阀方面，或者直接同军阀斗争，而只能跟着军阀混战而混战，这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在政治上所表现的割据局面，帝国主义是主动人，军阀是刽子手，资产阶级只在刽子手的背后拍拍马屁。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还是封建军阀得了胜利，是封建势力失了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还是资产阶级附骥尾而招摇？ 事实是最雄辩的！ 第四节封建势力在农村 封建势力不但在都市占着支配的优势，在农村也是这样。 陈独秀又反对这种见解。他以为中国的地主阶级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封建的榨取已经不是农村的主要形式了，所以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才是目前的主要任务。他说： “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已经不是农村的主要形式，所以现在农村中主要的矛盾，已经不是反封建的斗争，而是反各种各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 反封建的斗争不是目前的口号，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不是目前的任务，反资本主义才是现在的目标，无产阶级革命才是现实的问题。这是陈独秀的根本主张。 这是陈独秀的武断还是事实的确如此，事实是最好的证人。 自帝国主义侵入以后，中国农业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农村的土地所有关系是怎么样？阶级的关系是怎么样？ 中国人口，概算有四亿三千万人，农家有五千六百万户。一户农家如果平均有六人，那么，中国的农业人口，有三亿三四千万，占全人口十分之八。 这些农业人口怎样分配着全国的耕地呢？根据国民党土地问题委员会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时代）的报告，农业人口中有土地的只有百分之四十五。此外，佃农占百分之四十，雇农占百分之九，游民，兵队，土匪等，占百分之〇•六。根据这个报告，没有土地的人口，占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五。 这些有土地的人口（45%）所分得的土地究竟有多少？ 所有地的面积人口的比率 所有地的比率 贫农1—10亩44% 6% 中农11—30亩24 13 富农31—50亩16 17 中小地主51—100亩9 19 大地主100亩以上5 43 根据这个分配表，得了几个重要的结论： （一）全国耕地百分之六十二的所有权，属于百分之十四的地主阶级；连富农也算入去，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耕地，属于榨取阶级。 （二）有土地的农民中，贫农占百分之四四。这些贫农或者向地主借田，或者受雇于富农，或者在都市附近做点季节的劳动，以支持生活。 （三）佃农是农民中最重要的构成分子。 （四）雇农有长工（一年以上的契约），月工，短工等区别，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变相的农奴生活。 （五）没有土地的农民，在半数以上（55%），加上有仅少土地的农民，至少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所以土地饥瑾，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这是农村的土地所有关系，由这种所有关系，生出什么样的阶级关系呢？ 中国农村的被榨取人口，最大多数是佃农。佃农制度也带有地方的特点，如中国北方，佃农制度，不十分发达，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佃制却非常普遍。直接榨取佃农的是地主阶级。他们发挥着土地私有的神圣制度，用一些超经济的榨取方法，来压迫他们。地主榨取佃农的方式： （一）地租地租也有地方的区别，平均算起来，大概占全收获的百分之七十，最少也占百分之五十。此外押租用五元，十元以至三十元不等。征收的形式，小部分用货币，大部分用农产品。 （二）提供农业副产品，地租以外，佃农还要献进农业副产物，如广东的田信鸡田信米，湖南的年鸡年肉等。有了新的农产品，无论是黄豆，青菜，麦子等，他们要无条件分点给地主，作为礼物。 （三）提供劳动力佃农还要无偿的提供劳动力，如湖南的应工，每月八日，江苏的送工，每月五日。他们派定这些时间为地主服务。这是变相的徭役制，封建支配的证据。 （四）人体的支配地主不仅在经济领域内榨取佃农，连人体生命的支配权，也操在手上。佃农如不能依期纳地租，地主可以强占他的妻女，作为代价。在广东的农村，契约规定地主有屠杀佃农的特权。 地主利用私田，以一种超经济的榨取，来压迫农民，乡村的土豪劣绅，却利用公田，如“族田”，“祠田”，“官田”等，来征收地租。他们在政治上有种种特权，所以他们能够支配土地的使用权，变成农村的榨取阶级。 这些豪绅地主阶级同时是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家，从借贷中交换中，来榨取农民。 经济的榨取以外，还有政治的支配。所有农村的行政，司法，教育等，都操纵在他们手中。他们利用无赖汉，组织什么“民团”什么“保卫团”，来巩固榨取的机关。 豪绅地主阶级的榨取以外，又有军阀的剥削。 地主阶级是军阀的来源，军阀是封建关系的武器，他们是互为因果的。 军阀就是事实上的大地主，所以他们的榨取和地主阶级的榨取是共通的。除此以外，所有一切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无偿的拉夫征发，都是这些吸血鬼杀人的惯技，这些负担的全部，不用说也落进到农民的身上。 总而言之，这些现象是地主阶级榨取农民的普遍现象，也是封建的榨取现象。这是不可否认的铁一般的事实，除非以一块黑布包着自己的眼睛，有意来蒙蔽事实的妄人。 如今我们可以反问陈独秀：目前是否“封建的剥削已经不是农村的主要形式”？目前农村的斗争是否“是反各种各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 事实粉碎了陈独秀的武断。 第四章死路一条的民族资本 第一节中国经济资源的估计 中国经济第三个特点是死路一条的民族资本。 谁也知道中国是一个有无穷无尽的天然财富的国家。中国的领土，有三二，七〇九，八九六方里，这个面积，大过全欧罗巴洲，除了苏联，世界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和中国比拟。 中国海岸线的延长，有一〇，二六〇里，大小河流，三十余条，最主要的是黄河，长江，珠江等，尤其是长江，这是世界的宝库之一，和美国的密士失必河，印度的恒河相辉映。河流以外，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 中国人口有四亿，若果世界的总人口是十六亿，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中国还有许多天然的物产。 苏联的马扎尔，对于殖民地经济理论，有极精深的了解，他评论中国的财富说： “中国的伟大，不只是有五千年长久的文明历史，不仅有四亿以上的人口，尤其是在于这个国家，拥有别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天然的富源”。 中国究竟有什么富源，而这些富源非别国所能比拟呢？ 先说重工业原料——煤矿和铁矿。 根据一般的估计，中国煤矿埋藏量有1,000,000,000,000吨以上。一九一三年，美国地质学会调查世界最大的产煤国，有以下的重要报告： 美国3,325,394,000,000吨 英国135,621,000,000吨 德国56,889,000,000吨 照这个报告，中国煤矿埋藏量，在世界居第二位。 中国铁矿埋藏量，从来没有精确的计算。《中国铁矿志》，说有951,000,000吨。世界最大产铁国的埋藏量： 美国4,200,000,000吨 德国3,600,000,000吨 法国3,330,000,000吨 英国1,300,000,000吨 照这些估计，中国铁矿埋藏量，至少等于英国，或在美国之上，在世界中，居第四五位。 陕西，四川，贵州，甘肃，新疆，满洲等地方，有许多石油；有一个外国人，估计中国石油埋藏量，等于美国的十分之三以上。 轻工业的主要原料：棉花，生丝，茶，米，麦等，中国的生产，也远非他国所能匹敌。 棉花是近代产业的主要原料。美国的年产，约算有14,000,000包（四担），印度有4,000,000包，中国有2,000,000包，埃及有1,500,000包。世界四大产棉国中，中国居第三位。 生丝的生产，中国从来在世界居第一位。近十几年，日本赶上去，所以中国退却至第二位。一九二二至二三年，美国丝业协会调查世界生丝的生产，得以下的报告：第一位的日本，总生产量有41,541,000磅，第二位的中国，有15,678,600磅，第三位的意大利，有8,234,000磅。 从来中国是一个最著名的产茶国。近年以来，生产虽然渐渐减少，但始终还保持着第一位的记录。一九一三年，世界主要的产茶国，有中，印，锡兰，日本，爪哇等： 中国730,000,000磅 印度300,000,000磅 锡兰200,000,000磅 日本100,000,000磅 爪哇70,000,000磅 大豆的生产，中国也居第一位。一九二八年，世界主要产豆国的生产： 中国47,680,000石 日本2,999,000石 朝鲜4,352,000石 爪哇810,000石 美国608,000石 小麦的生产也居第一位。以下是一九一八年的统计： 中国1,783,740,610蒲式耳（约二斗） 北美915,192,431 印度379,032,944 俄国395,176,440 法国234,666,666 加拿大209,878,144 一九一六年，世界主要产米国有印度，中国，日本，朝鲜等，请看下表： 印度76,336,960,000磅 中国46,450,028,311磅 日本18,315,793,000磅 朝鲜3,936,361,000磅 第二节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 单靠书本的研究，不做具体的分析，这个得天独厚的中国，最容易发展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中国有丰富的重工业原料，有丰富的轻工业原料，这些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此外如人口众多，面积广阔，海岸线绵延，也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是推理是一件事，事实又是一件事。中国始终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 在欧洲大战中，近代的产业虽然在中国有些微的发展，可是发展的状态毕竟非常可怜。近几年来，不但不能发展，一天天急趋于没落了。 中国决不能算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族资本决没有发展的可能。中国决不象陈独秀，陶希圣，任曙，严灵峰等所武断这样，资本主义还是继续发展。一九二三年以后是这样，一九二七年以后是这样，一九二九年以后更是这样。 这不是一个不可解的迷，而是客观的事实。只有靠具体的分析，才能回答这个疑问。 为什么有伟大天然富源的中国，始终不能资本主义化？十八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原来怎样产生出来？同个世纪，中国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中国资本主义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生？最近几年，中国近代产力的状态是怎么样？ 欧洲资本主义出现于十八世纪，决不是历史的偶然。一切现象的生长，必有一种根据，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也不能例外。 欧洲产业革命，直接的刺激是机械的发明。一七六四年，英国哈格里夫发明吉尼纺织机（S.PinningJenny），一七七一年，阿克来特（RichardArkwright）发明水力机（Waterframe），一七七九年，克朗登（SamuleCrongston）发明骡机，一七七四年，加特来特（EdwardCartwright）发明纺织机。为什么在十八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许多机械相继发明出来？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以前，许多发明变为废物，天才竟埋没于无用？ 历史决不是一个谜。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见，土著人口的剿灭及其奴隶化与埋没于矿山中；东印度的征服和掠夺的开始；非洲变为贩卖黑人的商业狩猎场，这些都是表现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这种清正纯洁的过程，是原始蓄积的主要原因。”（马克斯） 这是什么话？他说：资本主义，是欧洲商业资本家，从美洲和非洲的新市场，用一种最残酷的方法所造成的。 “新大陆的发现，好望角的周航，就供给资产阶级一块新的发展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对殖民地的贸易，交通机关和商品的增多，都使当时的商业航海业和制造工业，受一种空前的刺激，因此，那革命要素，就在颓废的封建社会里急激发展了。”（马克斯） 这又是什么话？他说：新市场的发见，是引起产业革命最有力的条件。因为发见了新市场，商品销路就扩大起来，商品销路扩大了，生产也就发生根本改变了。 这里有两种说法：第一，新市场开扩了商品的贩卖场，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第二段话的意思。第二，新市场不但开扩了商品的销路，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供给一切无耻的掠夺，完成了资本原始蓄积的过程。这是第一段话的意思。 先说资本原始蓄积。 榨取工钱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特点，所以资本主义的出现，必具备两种条件：第一，市场中必须有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非出卖劳动力不能生存的劳动者，第二，资本主义经营是一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经营，所以必须有巨大资本。 从新市场来进行残酷的掠夺，无耻的剥削，这是资本原始积蓄最有力的方法。 顺手拿出证据来： 西班牙人战败了秘鲁人，掳了他们的酋长，这个酋长献上的赎身金，能够载满了拘留他的小室。 荷兰人为了得Malakkos市，以二万多磅英金贿赂葡萄牙的总督，等到那个受贿赂的总督允许了他们入城以后，他们把他杀掉，为的是节省这些贿赂金。 这不是很好的例子吗？ “所谓基督教的种族，对于他们所能够征服的世界上每处地方每种人民所施的残暴与凶悍行为，在世界历史无论那一个时代，无论那一个种族——不论这种族如何狞猛，如何野蛮，如何无情，如何无耻——是没有能和他们比拟的。”（W.Howitt语） 这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吗？ 再说新市场与产业革命的交互关系。 以上说了产业革命的完成，始于机械的发明。而机械的发明。又由新市场的开扩而引起增加生产的必要这种事实所造成的。若果没有新市场，就没有增加生产的必要，没有必要增加生产，因而那些新式机械也不会发明，发明了也不会应用于实际。 “近代产业建设了世界市场，其引线全在美洲的发现。有了这种市场，商业，航业，陆路交通就成就了绝大的发达，这种发达又转而促进了产业的发达。产业，商业航业，铁路，既然这样发达，资产阶级照这比例而发达，资本愈加增多，就把中世纪留下一切的阶级都尽情推倒了。”（《宣言》） 以上是新市场的发见，引起产业革命的注脚。 积蓄了巨大资本，出现了产业革命，“从此大规模的近代产业，就取了手工工业的地位，豪富的实业家，产业军的首领，近代的资产阶级，就把产业界的中等阶级降服了。”（《宣言》） 欧洲资本主义出现的关键，在于新市场的发见。中国经济落后，是不可掩饰的事实。为什么欧洲能够发现新大陆，中国不能够发现新大陆呢？ 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更不是不可解之谜，事实是最雄辩的。 欧洲商业资本家在十八世纪发现了美洲非洲和亚洲新市场，这是必然的事实。 欧洲国家的国内市场原来非常细小，一旦手工工业进步起来了，交换范围扩大起来了，国内市场，立刻不能容纳它的发展，因而必向外国找寻新的市场。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和哈格里夫发明纺织机，对于资本主义有同等的功绩，可是这些发明和发现，是给客观的要求所造成的。 在那时代，中国倒没有寻求新市场的必要与可能。第一，中国封建制度的剥削，比西欧来得厉害，这种过度的剥削，很足以妨碍商业资本和手工工业的发展。这是可能的问题。第二，中国的天然财富，不但非别国所能比拟，而且各种天然富源，都普遍于全国，在封建制度时代，他们勉强可以保持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没有向外发展的必要。第三，中国不但有无限天然财富，并且有广大市场，因而也没有找寻新大陆的必要。这些都是必要的问题。 没有找寻新市场的可能，没有找寻新市场的必要，当然不能增加生产，改变生产的方法，更不能凭空造个产业革命。 资本原始蓄积呢？ 原来欧洲商业资本家拿来建设资本主义的资本，是他们用残酷的方法由新市场得来的。中国没有发现新市场，自然不能象欧洲这样，由新市场得来许多财富。中国虽然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可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不能集积集中巨大资本，既没有资本，自然也没有建设新式工场的物质条件。 劳动力原始蓄积，在中国也不能成立。为什么？ 工钱劳动者是一种非出卖劳动力不能生存的人类，因此，不强迫农民离开土地，使他们变成赤条条的不能不出卖劳动力的人，就决不能完成劳动力原始积蓄。 怎样使农民不能不离开土地呢？第一种是间接原因：农民受不起封建诸侯的过度榨取，不能不离开土地，找寻别种生活方法。第二种是直接原因：手工业发展了，榨取阶级强迫他们离开土地，象十五世纪末叶的英国，因了羊毛价格飞涨，榨取阶级硬生生驱逐农民离开了土地，把耕地变作牧羊场。 中国也没有这些条件。过去不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榨取，如何厉害，毕竟中国有无限天然富源，所以农民还能够勉强支持水平线下的生活。其次，一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手工工业，依然非常落后，所以农民用不着离开土地。 没有资本原始蓄积，没有劳动力原始蓄积，所以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在中国不能存在；没有前提条件，当然不能凭空生出一个资本主义，不能凭空创造一个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此。中国没有可能没有必要寻求市场，所以不能从新市场中完成原始积蓄，从新市场中发展生产力，刺激机械生产的发生。 没有巨大资本出现，没有自由劳动者出现，没有新式机械出现的社会，竟然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才是奇迹，才是不可解之谜。 总而言之，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主要的原因，在于新市场的发现。新市场完成了原始积蓄，新市场引起了产业革命，所谓新市场，就是从国外新发见的市场，如美洲，非洲等等。 于是乎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专制主义的满清，固然闭关自守，可是，中国与外国通商，远在汉唐以前。汉代曾与西域通商，与印度通商，与地中海诸国通商。隋与暹逻通商，唐与马来半岛通商，与婆罗洲通商，刘宋时代与苏门答腊通商，宋朝与菲律宾通商。中国与阿拉伯通商，起源很早，与日本通商，远在唐隋之前。安南在汉代已成为中国的属地。 “这不是矛盾的说明吗？中国与外国通商，不是有很久的历史吗？为什么这些外国市场，不能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祥地呢？”——反对者提出这样的反驳。 抽象的图式，不能回答这问题，只有具体的分析，才能回答的。 中国与外国通商虽然有很久的历史，起源于汉隋的盛世，可是这些外国市场，决不能作为引起中国产业革命，完成原始积蓄的发祥地。这不是开顽笑。中国国际贸易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说明外国市场不能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是一种邦交的关系。 中国素来有一种夸大狂，他们以天朝自居，中原以外，视为蛮夷，所以历代的国际贸易，表示有两种关系：一方面夸示中国的富强，另一方面把外国的交易当做朝贡。明永乐年间，剌泥国来朝，载有胡椒等物，与中国交换，有司奏请征税，帝不许，曰：“夷人慕义远来，征税则亏辱大体”。 试问这种所谓“仁义道德”的外国贸易，能不能引起生产方法改变，能不能完成原始积蓄？ 第二，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只限于丝织品。 西方产业革命，从纺织工业开始，中国不然，丝织品为主要的输出品。虽然历代因丝织品的输出，刺激了丝的生产方法的改变，可是中国市场广大，对外输出，不容易引起国内市场的缺乏，所以丝的生产改良，也受了极大的限制，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 第三，过去的外国贸易，只是物物交换。 “商量物价，虽议偿金多少，然非偿金，实偿椒也；如价金二两。则偿椒百石，……。”（《东西洋考》） 不但中国不能从外国换得现金，外国商人，反从中国取去了许多财帛。 试问这种物物交换的贸易，能够完成原始蓄积吗？ 第四，过去中国的经济政策，都是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 “生之者甚少，而糜之者甚众，天下货财何得不蹙？……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前汉书•食货志》） 清康熙三十九年，渝户部： “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 乾隆二年，谕农桑为政之本，日： “朕欲天下之民，皆欲尽力南耕。” 由以上几处零碎文献来看，历代的经济政策，主眼在于重农轻商。所谓重农，并不是地主阶级政府爱护农民。不，封建制度，本来建筑在农民的榨取之上，所谓重农，名义上表示地主政府重视农业的经营，实质上却加紧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所谓轻商，其意义也是非常明白。商业资本虽不能破坏封建制度，但对于自然经济，总会起一些分解的作用，与地主阶级的利益，互相违背。 试问在这种经济政策的统治下，商业有充分发展的可能吗？外国贸易有扩大发展的可能吗？ 这些原因，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不能引起产业革命，不能完成原始积蓄，说明中国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中国经济的落后，决不是一个谜，铁一般的事实，是最好的证据。 我们不承认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否认中国有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国的确有新式的近代企业。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固然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近代工场，北方的天津，中部的武汉，南方的广州，也有新式工场，近代工场以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银行，大规模的百货商店。 资本主义的农业，也有一点萌芽，东北的满洲（九一八前），有许多新式农场，中部的江苏，有人试验过经营新式农场，开始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可是我们要晓得：中国有资本主义的经营是一件事，资本主义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是一件事，即使资本主义从前在中国有点发展，能不能叫中国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一件事。 现在首先研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开始，再研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最后研究资本主义在中国再有没有发展的可能。 谁也不能忘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的经济意义，“世界战争，是今日的资本主义，转到没落期的过渡。 因了世界战争极端破坏了物质的生产手段和人类的劳动力，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绝对不能调和，因而造成了经济混乱的状态，使今日的资本主义，转到革命的过渡……”（伐尔加） 在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不能不暂时中止侵略中国，战争了结的最初四五年，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非常混乱，也没有侵略殖民地的可能。趁着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一九一四年后，八九年间，中国民族资本，如雨后春笋一样，大有万华撩乱的美观。所有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有了突飞的景象。下列AC两种统计，表示中国民族产业在大战前后的发展概观。 A历年纺织工场发展数字 年度工场数纺锤数 织机数 1897年7259,000 1,750 1915年22544,000 2,254 1919年29659,721 2,650 1921年511,238,902 6,650 1922年541,943,627 8,580 1925年691,881,822 16,381 1927年641,478,023 12,281 B1925年外国工场与中国工场的比较 外国经营中国经营 工场数4973 纺锤数1,532,2401,881,822 纺织机9,55316,381 劳动者76,088133,571 生产量251467 C历年面粉工场发展数字 年度工场数 1900年2 1916年67 1926年116 1928年114 以上举出AC两种统计，可以证明：由一九一四到一九二三年，八九年间，中国民族产业，有了空前的飞跃，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同种统计，再可以证明：一九二五年以后，民族产业的发展，开始停滞，过去的黄金时代，不仅是空前，而且是绝后。这个时期，就是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安定期。战争了结后，资本主义世界利用通货膨胀政策，集中了资本，再拿这些资本，厉行产业合理化。这是战后资本主义的相对安定时期（第二期）的经济基础。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内，虽然埋伏了许多不能调解的矛盾，但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准，却是普遍的现象。 产业合理化造成了慢性失业的危机，资本主义农业，也陷于慢性恐慌之中，因此，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生产与消费，发生正面的冲突，于是他们加紧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榨取，以补尝国内市场的损失。他们一方面输出廉价物美的商品，另一方面采用倾销政策，同外国竞争。双管齐下，前后夹攻，幼稚的中国工业，未经接战，早已弃甲曳兵而总退却了。 由A表来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纺织工场少了五间，纺锤减了四十余万枚，纺织机减了四千余架。C表证明：一九二六年后，面粉工业已渐渐衰落。这些不过表示一般的倾向，究竟全体纺织工业的生产状态是怎么样，纺织工业以外的一切工业是怎么样，这才是问题的中心。 一九二七年，中国纱厂发表宣言，指出中国纱厂凋落的原因，他们首先说中国纱厂在世界大战了结的初年，非常发展，所以新厂兴起，锭子数量，增加了两倍。一九二四年以来，纱厂呈现了一种衰落萧条的景象。他们又说纱厂以买棉卖纱为主要的任务，但因棉贵纱贱，营业必大受损失。 “棉何由贵？国产不足，供不敷求，一也。交通阻滞，内地之临，不能完全输出，二也。捐税重叠，外人有享用三联单之。利益（外人以三联单在内地采办土货，沿途概免税厘），而华商则否，三也。不能直接购用外棉，多假手于外人，四也。” 以上是棉贵的原因。他们又说： “纱何由贱？内乱不已，人民生计已穷，购买力薄弱，销路阻滞，苛捐繁兴。” 这是纱贱的原因。最沉痛的是这一句： “而其最痛苦者，棉价随世界市情为左右，而纱市则一视国内销行滞畅以为断，其病徐进退，每非并行。” 读了这段话，虽然他们不能分开主要与次要原因，不能分开原因与结果，可是帝国主义进攻与封建势力压迫，使得民族产业不能发展，这恰如一条红线，贯串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 纺织工业是中国产业的王国。产业王国的黄金时代已死去了，从此是它的日暮之年。 中国本来就没有什么重工业，勉强说有，也不过是英日资本的企业。煤田是英日的共有财产，铁矿是日本一人的私有物，中国最大的唯一的汉冶萍，已破产了。 汉冶萍以外，中国所经营的煤矿公司，算山东的中兴公司。以一九二五年的生产来算，中兴公司居第三位。这个可以自豪的盛况，不只空前，而且绝后。一九二六年以后，连年混战，中兴公司受了绝大的损失。张宗昌在山东时代，屡次向这公司索款。张宗昌失败了，国民革命军强迫他们报效一百万元军费。哑子吃黄莲，吃了说不出来。一再受难，如今中兴公司已完全停工了。 浙江长兴煤矿，也是中国所经营煤矿中算有规模的煤田。自从南京政府收归国有以后，为了经营不得当，理事者只会贪心扒钱，如今已停了工，复兴不知在何日。 此外如安徽水东煤矿，馒山头煤矿，烈山煤矿，无处不衰落凋零，到了极点。 以上是第二期中国经济。这个时期，所有主要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复兴大半达到战前的水平线，可怜的却是半殖民地中国，不但没有半点安定的征象，连原有的生产行程，也不能保持得住。 “以世界大战为一转机，中国民族产业急邃发达起来，各种企业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力量。大战了结后，帝国主义为了要从殖民地那里，恢复当日经济创痛，集中火力，杀到半殖民地中国来。一九一四年后，十年之间，向上发展的中国产业，不得不碰着最顽强的障壁了。”（藤枝丈夫语） 有人以为机械输入的增加，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征兆，请看下表： 纺织机械进口表（单位海关两） 1913836,864 19161,930,657 192126,723,011 192230,480,376 192312,028,210 19264,057,796 19273,709,254 一九一六年，纺织机械的进口，突然飞跃起来，至一九二二年，六七年间，由八十余万两，跳上三千余万两，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四十倍。十年以来，机械入口，突然增加，这是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反映。一九二三年以后，进口数一年短少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剩下三百余万。不到五年，减少了十倍。 中国产业不能发展，主要原因是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两重剥削，忽视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固然是错误，忽视封建残余的剥削，也是严重的错误。在别一方面，中国近代产业不能发展，不仅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作用，并且可以看出封建残余的支配作用。 （录自杜鲁人：《中国经济读本》上海现实出版部，1934年9月版）
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一幅半殖民地经济的透视画——钱亦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 ——一幅半殖民地经济的透视画 钱亦石 （目录略） 一解答“历史之迷” “中国历史之长，蕴藏之富，远出许多国家之上，似乎有些人以为这是一块‘神秘的国土’；其实，仔细研究起来，内中没有一点神秘。中国的领土是全世界面积的一部分，在这块领土上所发生的一切，当然也与其他各国所发生者大抵相同。肚皮饿了，要找东西吃；年纪老了，要长眠地下；这是无色人种与有色人种所共有的性质，没有丝毫例外的。有些‘国情’论者不明白这一点，常常把中国看成一个‘特别区’，总以为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之间有一道‘万里长城’阻横着；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偏见’。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偏见’。才可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才可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之中寻出一条鲜明的途径。”这是我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一文中劈头写的一段话，[1]把它引在这里作为本文的发端，无非认定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之一环，就过去的轨迹言，就目前的动态言，就未来的趋势言，都不能跳出世界经济的圈外，自立门户，与世绝缘。 世界经济的发展，本是循着“历史的梯子”，从下而上，拾级而升。详细一点说，那是从原始社会的采集经济与渔猎经济，渐渐进到氏族社会的生产经济（畜牧为主，农业也有萌芽），渐渐进到封建社会的农业与手工业经济，渐渐进到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经济，最后则进到否定私有制度的社会主义经济。六合之内，四海之外，只要有人类栖息的地方，其经济发展的阶段，总逃不掉这个“历史的梯子”。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其过去的轨迹如何，本有一些争论，在这里，没有篇幅让我来说明。不过就现阶段言，大抵都承认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过程中。 讲到这里，问题就发生了。“历史先生”告诉我们：在中国进到封建经济的时期，西方许多国家依然停滞在原始经济与氏族经济的阶段。但自十六世纪以来，落后的西方已加足马力，向资本主义的坦途上奔驰；而开化最早的中国，却仍在封建经济的迷宫内绕圈子，与资本主义隔绝，一直到十九世纪西力东渐之后，以“外铄”的原因，才在中国封建经济这块处女地上，撒播若干资本主义的种子。这似乎是一个“历史之谜”，不易被人猜破。换句话说，即中国在海禁未开前何以未发展到资本主义？ 对于这个“历史之谜”的解答，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也许有些“国情”论者认为这便是中国历史的神秘性，这种观点，我是反对的。此外，有些人或以为由于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进步，或以为由于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强迫农民到工厂工作，[2]这都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事实的真相是：先有了资本主义才能引起自然科学的需要与进步，而强有力的政府亦是建立于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所以，中国没有自然科学或没有强有力的政府，都不是海禁未开以前资本主义无从发展的原因。 头脑比较新鲜的人，则又认定中国过去未自动的走上资本主义之路，由于缺乏蒸汽机的发明。（郭沫若是这种意见的代表者）然而蒸汽机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它不过是社会的产物而已。不错，中国固然没有蒸汽机，可是与蒸汽机类似机械也曾经有过。如旧唐书载有：“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3]又《宋史》叙及洞庭湖中的湖匪使用轮舟时，亦有“以轮激水，其行如飞”等语。[4]这些都是机械上的新发明，与西方不同之点，就是这些新发明只限于交通工具，未推及到生产工具。至于何以未推及到生产工具？正确的回答，当然不是因为中国过去缺乏象瓦特（Watt）一类的天才，而是因为中国过去缺乏发明蒸汽机的条件。 “为什么中国没有人发明蒸汽机呢？……我们必须了解的，就是现代的机器可以说是在英国发明的。……近代机器制造所以发明于英国，实有其历史条件。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明机器呢？这与英国以外其他各国所处的情形是一样的。英国由手工工场进步到近代工业，有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呢？假如我们展读技术发展史，就可以见到：企图进到机器领域来的实有三个国家，首先是意大利……，其次是荷兰，第三就是英国。在英国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为什么只是在这三个国家中的表现，有超出手工业技术界限的企图，而其他各国都没有呢？因为这三国都是海上的国家，他们都是靠海上商业及殖民地抢劫为生的；在这三国之中，是产生大批生产品的；但这些条件，惟英国最好。我们知道：自从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先后把地中海与东方的关系割断时，意大利的作用就终止了。荷兰呢？版图太小，天然物产也太少，实难负担广大生产技术的使命，使生产力加紧提高。……英国则不然，版图很广，矿产财富用之不绝，而且当手工业发展极盛的时候，英国就插入了东印度。中国是地大物博的，远在十三世纪时，它就照这三国的方向走了。当时占据全亚细亚者是蒙古民族，……引起中国商业资本很快的发展，以及工场手工业长足的进步。但蒙古统治一崩坏，……而广大市场就随之分散了，中国的商业资本不能在全亚洲大陆之上通商了。……总之：自元朝灭亡之后，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大的内地市场就消灭了，中国商业只得被封锁于中国本国以内而与其他外界的市场隔绝了。自此以后，中国手工业的工场差不多就完全停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发展的水平线上没有一点进步的情形了。”[5]如果把这段冗长的说明变为简单的词句，就是：英国有广大的国外市场，所以发明了蒸汽机，完成了工业革命。中国自元朝以后，与国外市场隔绝，所以没有引起发明蒸汽机的剌激力，就是手工业的工场也停顿起来。这无异说，国外市场即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 诚然，国外市场本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条件是属于外部的。从鸡蛋孵化出小鸡，固然需要适宜的温度与空气，但是最重要的条件还是在内部，还是在蛋壳内必须具备“胚细胞，”（Germcell）用前面荷兰与英国的例子来解释，就非常明白。这两个国家都有国外市场，然一则“版图太小，”一则“版图很广；”一则“天然物产太少，”一则“矿物财富用之不绝，”结果，工业革命只见于英国，不就是内部条件重于外部条件的证明吗？ 现在要更进一步来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条件是什么？ 《资本论》上曾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大量资本与劳动力存于商品生产者手中为前提的。”[6]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有两个不可缺的内部条件：一是大量资本，一是劳动力。在这里，也没有篇幅让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出发点”——原始积累（Primaryaccumulation）来作详细的剖析，我只郑重的指明一点，就是：所谓大量资本与劳动力，不过是同一历史过程中之产物而已，质言之，不过是原始积累之产物而已。这不是我个人臆测之词，实有下面一段话为根据： “为资本主义制度扫除障碍的过程，不过是劳动者与劳动工具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而已；即是说，这种过程，一方面是转变社会的生活资料与生产工具为资本，别一方面是转变实际生产者为工钱劳动者。所谓原始积累，无非是生产者与生产工具分离之历史的过程。[7]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们要把问题回到中国方面来。中国是否有大量资本与劳动力呢？ 关于大量资本方面，中国老早已产生了两个不同的资本形式——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可是受历代抑商政策的打击，谈不到大量的积累；即偶有若干资本投向工业上，如唐代商人之经营采矿冶金业，据说：“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天下岁率银一万五千两，银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一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似乎是工业的萌芽。而唐德宗居然采择户部侍郎韩洄的建议，主张“山泽之利宜归王者，”把这些采矿冶金业划归盐铁使主管。于是绝无仅有的幼稚工业便被官僚断送了。[8]这些资本既不能用之于工业，只有争向土地投资，跌落到封建剥削的泥坑中去。在传统的抑商政策之下，尽管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有长期的历史，然终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走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康庄大道。 关于劳动力方面，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畸形现象中，亡立锥之地的农民，本是飞鸟般自由的无产者。固然有人以为“中国土地肥沃，天然条件适宜，使农民虽在残酷剥削之下，还能维持其水平线下的生活，而不致潜离土地，”[9]遂断定中国不具备劳动力这个条件。这种说法，我认为是去事实很远的。不过话应该这样讲，中国历史上本有出买［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却没有购买劳动力的资本与市场，中国各城市大抵仍保持在行会制度掌握之中，而新的工场手工业，（如景德镇的瓷业，南京的绸缎业，宜兴的陶业）亦强半生机不遂，以致潜离土地的农民无工可做，只牺牲于历史上周期的风暴——如赤眉与黄巾之类——之中，为“真命天子”打天下。这些飞鸟般自由的无产者，（劳动力）长在“一治一乱”的螺旋上翻筋斗，无由敲开资本主义生产之门。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内部条件——大量资本与劳动力——在海禁未开以前的中国是不完全的；同时，所谓国外市场——外部条件——亦时通时塞。在这些情形辐凑之下，所以不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数千年翻来覆去，结果，仍未跳出封建经济的迷宫。即是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硕大之果未随侵略者的铁蹄输入中国以前，这块神秘似的处女地上，始终没有国产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中国“历史之谜”，一经猜破，也觉得很平常了。 二海禁未开前的“庐山面目” 前面讲过：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这当然是指海禁既开的时期而言。我们与西方隔绝的万里长城被资本主义国家的炮弹打破以后，不问是东南的海岸，或是西北的冈陵，到处都有帝国主义的铁骑纵横驰骋。即就经济方面而言，正在按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型从事改造，已非庐山面目之旧，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如果问及庐山面目是什么？或者更明白一点说，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前，中国的经济形式是什么？那就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回声。 在这里，我没有时间与兴趣，把近数年来争论不清的陈账，重新结算一次。我只愿意从正面提出问题，且征引一段重要文献以为说明的论据： “前资本主义的国民生产方法内部的巩固与结构，对商业的解体作用所呈的抵抗力，在英国人与印度及中国的通商中表现出来了。印度及中国生产方法的广大基础，是由小规模农业及家庭工业的联合构成的。”[10] 内容非常明白！“中国生产方法的广大基础，是由小规模农业及家庭工业的联合构成的，”这一句名言，胜似时人数巨册的论战。依照这种论据去解释，应该认定：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前，中国的经济形式是建立于小规模农业及家庭工业的联合之上。 假使中国向来有完全的统计，我们只要把百年前关于农业及家庭工业的数字，征引一二，便比长篇大论的说明更有力得多；无如这一点谁也办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且从线装书中搜举数目只见一斑吧！ 满清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华，仍继承我国历代的重农政策。如：康熙二十九年上谕说：“阜民之道，端在重农。” 雍正二年《谕各省督抚》说：“朕自临御以来，无刻不廑念民依，重农务本。”又说：“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农民勤劳苦作，以供田赋，养妻子，其敦庞淳朴之行，岂惟工商不逮，亦非不肖士人所能及。” 皇帝这样重农，即是当时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之一证。何况重农风气弥漫于全社会之中，就是世家巨族亦不能独异？曾国藩《家书》内也说过下面一段话： “……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常可恃之道；记得己亥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此语最有道理，今亦当守此两语为命脉。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工……任凭家中为何贵盛，切莫改道光初年之规模。……”[11] 象曾国藩这样的人家，当时仍靠作田为业，除了承认农业为经济的基础以外，没有旁的说明。假使到现在，无论是谁都要放弃作田而注重工商了。 其次，关于家庭工业，在百年前亦是很普遍的。所谓“男耕女织，”为我国农村生产的信条者是也。曾国藩家书中常有如下的词句： “……自七月以来，吾得闻家中事，有数件可为欣慰者……家中妇女大小，皆纺纱织布，闻已成六七机。……” “……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 何以念念不忘纺织呢？不待言，当时纺织实为家庭工业的主要部门。如果以这些证据略嫌单调，不妨再从马札亚尔所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中摘出下面一段材料： “伊顷夫关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情况，曾说过：‘中国北部的妇女是从事棉纱或麻布的，’‘在商业上棉织品及丝织品是最多的，’‘此外还有大批的织品——如府绸——从中国走入蒙古，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去。’中国纺织品之贸易，亦走过高丽，那里有‘大批的中国纺织及丝织品’送过去。总之：中国制造的纺织品之对外对内贸易，在十九世纪中叶已充分的发达了。”[12] 以上还只就小规模农业与家庭工业分开说明的。当然我们下能以此为满足，必须郑重指出两者联合构成的关系及这种生产方法的内容。 前面不是说过“男耕女织”么？粗看起来，似乎是男子必须在田野耕种，女子则在家庭内从事耕织。可是在事实上，两者并不是各自为政的；这就是说，女子有时在田野参加耕种，而男子在雨天或是农隙的时候，也参加家庭内的纺织。“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相依为命，建立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家庭经济。这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所以，杜博洛夫斯基（Dubrovsky）说：“封建的生产方法，是以农业和家庭工业的联合为前提。在此种场合下的农民家庭，因为不依系于市场，不依系于生产的变动，不依系于立在他的部分以外的社会的历史运动，而差不多具有完全自给的性质。”[13]如果再估计到当时的土地关系，即知道小规模农业与家庭工业的联合，必与土地私有制度不能分开，即土地占有者靠榨取直接生产者以生存。或用杜博洛夫斯基的话说：“在此种自然的小农业经济的生产和家庭工业联合的制度下，地租是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的唯一统治及常态的形式，直接生产者被迫着无代价的在他的劳动生存条件的私有者方面，在土地私有者方面，去执行工作。”[14]照此说来，我们必须承认由小规模农业及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经济形式，实具有封建剥削的内容。 再从另一方面去看，小规模农业与家庭工业联合构成的经济形式，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之初所表现的抵抗力，是非常可惊的。我无须再引《资本论》上话，说明“农业与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能节省很多的时间与劳动，因而对于大工业的生产物，予以一种最顽强的抵抗。”[15]在这里，只请读者注意下列两种材料便彻底清楚了： “在太平暴动时，有《泰晤士报》（Times）通信员某氏，曾在中国游历。他指出过：外国的纺织品很难排挤中国的。他说把欧洲的棉布用中国的洗衣法在两块石头中搓起来，经不得几个月的洗，而中国的粗布却可洗用六年。到了二十世纪初叶，英国人才懂得几万万中国人并不穿他们的布。在一九〇一年，海关监督翁文写道：‘据我看来，我们商业最大的教训与经验，是我们兰开夏的廉价布匹的销路不好，它不能在最贫苦的居民中夺得一块地盘。……我们应该根据事实来设想，就是要想几万万中国人穿用西欧的棉布，真是做梦！’”[16] “在一九〇七年，萨真特（Sargent）于其所著的《中英商务与外交》（Anglo—ChineseCommerceandDiplomacy）一书中说：我们的主要消费者，是城市内的服务员与商店老板，而完全不是广大的农业人口，农业人口只是我们的竞争者，因为家庭的纺织工业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部分。”[17] 看呵！我们过去的家庭工业，是英国人最讨厌的。现在虽说情形两样，回忆起来有些伤心，然从这些材料中却可窥见海禁未开前中国经济的庐山面目。 也许有人以为我没有提及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吧！我应该在此声明一句，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在中国本有相当的发展；不过，它俩不能创立自己的生产方法，尽管在某种限度内可以腐蚀自然经济，但没有破坏封建制度，且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加强了封建的剥削。也许可以这样说：在封建制度的肚子内，并不妨害这两个寄生虫——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生存。因此，我不相信中国有什么独立的商业资本时代，也不相信“满清时代政权的中心人物就是高利贷者。”[18]所以，在本节内未提及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是没有什么原则上之错误的。 三西力东渐以后所起的变化 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即西力东渐以后，在经济领域内，起了空前未有的变化；变化的结果，在陈旧的亚细亚式的摇篮里，出现了一个婴儿；有些人赐这个婴儿以佳名，称为“外铄”的资本主义。 本来“外铄”二字在某种范围内我也认为可用。不过“外铄”给予某物体的影响如何，是视某物体的内部构造如何为转移的。一星之火落在棉花堆上可以引起燎原，落在止水池内则又平安无恙，这是三尺童子共喻的真理。同样，资本主义的脂粉涂在眉目清秀的小姐身上则异常“摩登”，而涂在面孔可怕的夜叉身上则益形丑恶。因此，要估计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发生怎样的变化，换言之，是摩登化呢？还是丑恶化呢？那就不可不视中国经济的庐山面目如何来决定。有些人不懂得这一点，只记得什么“人体的解剖是对于猿体解剖的锁钥”一句话，便“认定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及近代中国经济史，应当从资本主义的生长性上去把握问题，不应当从封建经济的没落性上去把握问题。只有认识了资本主义的生长性，才能认识封建经济的没落性，才能了解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今日中国经济的性质。”[19]这种说法与我的意见刚刚相反。 诚然，自西力东渐以后，这个亚细亚式的国家放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型里，似乎也一天天时髦起来。奇技淫巧的洋货输进中国的市场，从海口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象泻地水银一样，无孔不入；尽管我们的经济结构有可惊的抵抗力，然而“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久而久之，我国小规模农业与家庭工业两者联合的纽带毕竟被斩断了！洋油灯便代替了青油灯；在两块石头中间搓起来可洗用六年的土布，终于被兰开夏的廉价布匹夺得了地盘。农业与家庭工业本是同根并蒂的“姊妹花”，既有一朵为暴风雨所摧残，则另一朵势必随之凋谢，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也浸浸不振了！洋米，洋麦，洋棉花……也陆续成了“不速之客”到中国来观光。这无疑的是中国人学时髦的代价呵！ 不仅如此。西方先进各国，从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以后，无孔可穿的洋钱也流进中国了。它们不远万里而来，当然不是有什么博施济众的好意，而是来执行“吸血鬼”的任务。吸血的方式是很多的，铁路，矿山，银行，工厂，相继而起，操纵了中国全部的经济命脉。 “自从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失败以来，列强帝国主义者，除了夺取港湾和划定势力范围外，竞争得最剧烈的是关于铁路和矿山的利权。各帝国主义国家为销售商品，采集材料，扩充势力范围及输出资本的必要，争欲在中国敷设铁路。他们或强迫中国政府允许他们在中国境内建筑铁路，如俄国之于东清铁路，法国之于滇越铁路；或强迫中国政府借款兴筑铁路，如京奉（北宁），京汉（平汉），津浦等铁路是。中国现存的大部分铁路，都是帝国主义者为自己的需要，直接筑成或强迫中国筑成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取得铁路建筑权，往往同时便取得铁路沿线矿山的采掘权。别方面，亦有因为取得矿山采掘权而要求矿山附近铁路的建筑权的。自然亦有一部分矿山采掘权与铁路建筑权没有关系。总之：投资铁路和矿山是中日战争以后十余年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侵略的主要目标。各帝国主义国家，为实行这种投资，乃纷纷在中国设立各种投资机关。各国在华的代表的银行，除英国早已成立外，其余都是在中日战争不久以后为投资的必要而成立的。同时，中日战争的结果，外人取得在华设立工厂的权利；因之各国便先后在中国设立各种工厂，最先着手的是纱厂。此外，各帝国主义国家，还有以政治的目标借款给中国，以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而义和团事件的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亦足以增加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势力。从此，列强帝国主义的势力，便侵入于中国的全部经济生活。中国的经济结构，亦渐渐发生根本的变化而起革命的作用。到了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日益资本主义化，同时也就日益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20] 如上所述，中国百年来——尤其是近四十年来的变化是很大的。假使说，秦汉以后两千余年翻来覆去的一治一乱之局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徘徊，那么，近几十年来的绝尘而奔便等于一日千里的飞跃了。到现在，中国的农村已变为洋货倾销的市场，强迫“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农民，出其终岁劳苦所得的农产品与高昂的洋货作不等价的交换。就是幽人逸士所栖的林泉，也成为世界市场的一角，多多少少要受伦敦，纽约或东京的支配，再没有什么“世外桃源”了。简单一句话，农民只是商品购买者，只是原料栽培者，其命运完全握在外国人的手中。另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在华铁路建筑权的扩大，所谓国有铁路（大部分仍是借款筑成的）也敷设起来了。随着帝国主义在华矿山采掘权的取得，从前用土法开采的矿山也逐渐改良了。随着麦加利银行、（一八五七年）汇丰银行、（一八六七年）在华分行的成立，代替山西票号与钱庄的新金融机关也蜂拥而起了。随着各通商口岸外国工厂的开办（一八九五年以后），中国的新式企业也日趋发达了。此外，如不畏风波的轮船，翱翔天空的飞机，以及什么杀人不见血的电椅，都尾随“洋大人”之后输到落后的中国来。甚至连那些“名不见于经传”的劳资冲突与经济危机，也陆续在东方出现。真的，古色古香的中国确实一天天时髦起来。所有这些新花样，都是百年以前的中国人未曾梦见过的，无以名之，名之曰“外铄”的资本主义。 不待言，“外铄”的资本主义是东亚病夫与西方美人“恋爱”的结晶，不，与其说是“恋爱”倒不如说是西方美人垂涎东亚病夫的百万家私，布置一种迷魂阵，诱惑他乃至逼迫他自投罗网吧！东亚病夫与西方美人结婚以后，固然产生了一个睡在摇篮里的婴儿（外铄的资本主义），可是与这个婴儿对立的，还有西方美人与其前夫结婚所生的儿子——“拖油瓶”。她把“拖油瓶”带到中国来，给摇篮里的婴儿以强大的压迫。如果说摇篮里的婴儿是民族资本，那么，所谓“拖油瓶”便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势力了。 为比较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起见，我想以华商银行与外商银行为例，摘引一些统计数字以资说明。 我国自一八九七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以后，新式银行接踵而起。到一九二五年，全国银行共有一四一家，到一九三二年增至一八五家。就实收资本说，在一九一二年不过三千余万元，到一九二五年增至一万〈万〉六千万元，到一九三二年已达三万万元以上，二十年内增加十倍，不可谓不快。据一九三二年的调查，一四九家华商银行的实收资本如下表：[21] 资本等级行数百分比 20万元以下3120.81 50万元以下2818.79 百万元以下3724.84 3百万元以下2718.09 5百万元以下117.39 1千万元以下106.72 2千5百万元以下53.36 总计149100.00 依照上表，资本在千万以下的占96%，在百万以下的又占64%，脆弱已可想见。更就存款说，如二十五家银行在一九二三年的存款总额不过五五一百万元，到一九三二年增至一、七七一百万元，十年之间增加三倍以上，[22]也可说是银行业务上的进步。可是把这些数字拿去与外商银行比较，那就有小巫大巫之别了。 “帝国主义者在华银行势力最大的为英、日、美三国。一九二五年二十四个主要外商银行的统计，共计已缴资本六四七百万元，公积金四七一百万元，存款四、九四七百万元，钞票八一二百万元，资产六、八七八百万元。外商银行既据有如此巨大的资力，复攫取保管中国关盐税收，支配中国交通事业，垄断中国国际贸易，决定外汇价格，发行钞票，吸收存款等特权。据估计，外商银行在中国吸收的存款就有二十万万元之多，……这些资金更助长它们操纵中国金融与财政的势力。”[23] 再就汇丰银行——英国对华实行经济侵略的中心机关——为例，其压倒一切的情形，尤显而易见。兹引下表为证：（单位港洋——[24]） 年次实收资本公积金 存款额钞票发行额 纯益资本总额 191715,000,00033,500,000 314,027,58324,920.907 6,653,601418,940,415 191915,000,00927,153,846 337,219,23830,516,905 7,336,862425,770,061 192220,000,00063,873,832 502,332,06941,883,655 12,932,404653,790,918 192720,000,00072,576,923 557,687,09052,640,984 14,239,288727,491,150 192820,000,00073,381,443 547,999,66548,368,541 13,430,061710,810,743 192920,000,00089,000,000 654,766,21764,854,750 14,148,209852,839,427 193020,000,000128,357,141 915,339,131108,204,490 20,726,7301,214,681,916 显而易见的，从一九一七——三〇年，公积金约增四倍，存款约增三倍，钞票发行额计增四倍以上，纯益增到三倍，资产总额也约增三倍，而实收资本不过增五百万元而已。就一九三〇年的数字讲：汇丰一家的公积金比二十六家主要华商银行的公积金（三四、〇九九、三八〇元）多三倍，其实收资本与公积金的总数已超过二十六家主要华商银行的总资本（一四〇、三〇四、六八五元），其纯益且多于二十六家主要华商银行的总纯益，其公积金竟超过实收资本五倍以上，每年纯益常占实收资本额的60%，甚至与实收资本额相等，当然所赚的是“咱们贵国”的钱。有许多高等华人愿意把自己的存款送到汇丰去，华商银行亦是如此。在事实上，汇丰已执了中国银行界的牛耳，简直等于中国的中央银行。 看了这些例证，便知道：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优劣，便知道：睡在摇篮里的婴儿，在“拖油瓶”压迫之下，是不能健全发展的，同时，在西力东渐以后，中国是摩登化还是丑恶化？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喧宾夺主的工业 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骨干，各国工业化的程度如何，即是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与否的测量器。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如何呢？不妨从美国驻华商业代办阿尔诺德（Arnold）所制定的比较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前的数字）中先透视出一个轮廓[25]： 美国（单位千）中国（单位千） 中国对于美国之百分比 产煤（吨）585,00025,000 4.1 钢铁（百分比）99.00.6 0.6 电力（启罗瓦特）14,000250 1.8 汽车22,00022 0.1 纺机数65029 4.1 锭数37,0003,500 8.6 一望而知中国工业是悲惨的落后，如就各部门互相比较，则基本工业更其落后。固然，上面数字有点陈旧，近年颇见增加，如锭数到一九三二年已超过五百万枚，即其一例。不过，中国情形有些蹊跷，遇到统计数字的增长，在别国本视为工业进步的指标，在我国却只能看做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度。 兹从基本工业说起。 一八九八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规定：“于所开各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哩内……允许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亦可德、华合办合股开采，”这是帝国主义夺取矿山采掘权的根据。从此时起，各国援例要求，以夺取中国地下富源为目标，《辛丑条约》缔结后，尤为激烈，或独占，或合办，把我国重要矿山囊刮殆尽，就是英相山黎斯伯莱（LordSalisbury）亦不得不认为是列强“矿权之战”。所以，我国现时的煤铁工业大抵落在外人手中，喧宾夺主，早成经常现象。 就煤工业说，我国煤的储量约有二千万万吨以上，就中有六十万万吨以上已非我有。现在每年二千六、七百万吨煤产额中，日之抚顺占七百八、九十万吨，英之开滦占五百四十万吨，已达总额之半。而且发展的趋势，华矿产额一天天减少，外矿产额一天天增加，例如日资煤矿所占产额之百分数，一九一八年不过20%，一九二八年增至33%，一九三二年更增至38%左右。[26] 就铁工业说，我国铁的储量，从前地质调查所估计为九万〈万〉五千万吨，最近估计则为一、一九四、二九二吨，本占世界第九位。自东北四省丧失以后，铁的储量损失过半，现时中国本部只剩二三六、八五四、二九二吨了。每年铁砂产额，二十年来增加一倍，截至一九三一年止，计有二、四四七、〇二〇吨。就中产于东北者几达半数，而产于长江流域者虽与东北产额相等，亦几全部输往日本（受条约拘束，跌价售卖）。至于各铁厂制铁能力，从前每年约计一百万吨，但东北本溪湖与鞍山两厂（每年制铁四十二万六千吨）已被日本夺去，其他各厂多归停顿，现时只扬子铁厂年产万吨左右，再加上土法所制生铁（据说有十二万吨上下），亦不过十余万吨耳。每年反靠输入昂贵生铁以供用，宁不可笑！[27] 基本工业的数字，简直把我国资本主义的不幸描绘出来了！ 其次，说到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差不多是民族工业中唯一无二的鲜花，现在且就这朵鲜花观察一下。 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凡日本臣民于中国通商口岸，得随时从事各种制造工业，”即是各帝国主义有权在中国内地开办工厂的根据；这么一来，我国即有关税自主的武器也无法保护国内市场，以致我国纺织业常处在外商纱厂压迫之中。“一着走错，满盘皆输，”因此，就决定了我国轻工业的总命运。 中国纺织业在《马关条约》签订以前，不过六厂，锭数只有十八万三千枚，可说是太仓一粟。随着外国棉织品的输入，注定了我国家庭工业的失败，于是新式纺织业便有发展的地盘。到一九一一年纱厂扩张到三十二所，锭数增加到八十三万一千余枚，十五年间几达五倍。尤其是欧战爆发以后，可说是我国纺织业的黄金时期，从一九一六到一九二二年，中外资本家新设的纱厂达六七十所，锭数增加二百余万枚，极空前未有的盛况。一九二二年九月以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时陷于停顿。以后渐次整理，从一九二八年起，又一天天向上，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止，都是发展的。（锭数增加到五百万枚）只在一九三三年才有几分逆转（锭数减少十六万九千枚）[28]。 如果认为这是我国纺织业的幸运，或者断定：民族工业有一帆风顺的前途，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上述数字是包括华商与外商两种纺织业而言的。假使不分皂白，一视同仁，岂非把“拖油瓶”看成亲生子么？ 原来，在华外商的纺织业，以日本最占优势，英国次之，它们与华商纺织业竞争，近年亦有喧宾夺主之趋势。欲知其详，请看下表：[29] 华、日、英纱线锭数比较表（单位千锭） 华、日、英布机台数比较表 无论就纱线锭说，或就布机说，英商无大变动，华商则江河日下；日商呢？恰恰与华商相反，近数年来是蒸蒸日上的；如果回溯到一九一三年，（华商占五二、五%，日商占一一，五%，英商占二一、〇%）则日商的发展尤显而易见，一方面压倒英商，另一方面又将压倒华商，异军突起，仿佛中国图织业的霸主，非日本人莫属。 为什么如此？一班说来，日商有雄厚的资本，有优良的技术，有精密而严厉的管理方法。同时，在中国又有领事裁判权作护符，有租界与租借地作根据，换言之，即是有国家权力作后盾，予以保护与奖励。这些条件都是华商求之不得的。何况在国内封建势力割据的情形下面，民族工业受各种重税的打击，那能与日商相竞呢？ 然而日商的优势并不止此。让我再列一表以资比较吧：[30] 华商纱厂日商纱厂 英商纱厂总数 厂数8245 3130 资本（元）139,430,800208,903,488 8,260,000356,524,288 锭数2,449,3941,821,280 177,2284,497,902 织机数17,01814,082 2,48033,580 劳动者数164,27577,792 13,189255,256 用花量（担）5,301,9893,191,769 345,9328,839,690 产纱量（包）1,480,915823,437 76,3152,380,671 产布量（匹）6,854,0917,587,767 1,737,98616,179,844 上表是以一九三〇年的统计为根据的。从锭数，织机数，用花量，产纱量来看，华商纱厂本多于日商纱厂（英商纱厂更少）。不过，八十二个华商纱厂中，有一个已停工，四个未开工，其他四个有外资关系，除去这九个，只剩下七十三个，实际运转的锭数还不及全体锭数之半。再就产纱量言，华商纱厂多属粗纱，所以产量当然要，多些，用花量也是如此。假使更从别一方面来看，即是说从厂数资本额，劳动者数，产布量来看，则日商纱厂便远胜于华商纱厂了。第一、四十五个日商纱厂只属于十六个公司，而八十二个华商纱厂却属于六十四个公司，可见日商纱厂资本之集中。第二、日商厂数与锭数虽较少，然资本却多些，可见日商纱厂资本之雄厚。第三、日商纱厂劳动者数不及华商纱厂二分之一，而产纱量的相对数字与产布量的绝对数字都多于华商纱厂，可见日商纱厂生产力之强大。日商纱厂具备这些特点，宜其在中国纺织业的领域内，南面称尊呵！ 民族工业的鲜华——纺织业——既是这样，其他缫丝业，卷烟业等等……更不必说了。在铁般的事实面前，就是《中国银行报告》的编制者也不能不忍痛的说：“以全般工业论，二十二年度（一九三三）可称工业界困苦时期之开始。”[31]不待言，以后是困苦更多的。倘若还有人把纺织业看成我国民族工业的鲜花，那么，我要请他认识这朵鲜花已经开始凋谢，或者不久将被狂童捣碎呢！ 五焦头烂额的农村 我国工业——不管是基本工业或是轻工业——映出这样一幅悲惨的画图，本是大家感觉不快的事。但有些惯作退一步想的中国人每每自慰自解的说：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在城市工业上虽铸成喧宾夺主的大错，可是我们还有农业方面的“无尽藏”，于是“到农村去”的呼声便应时而起。 城市与农村之间果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么？我在这里，不想加以解释，只请那些梦想田园生活的隐君子睁开眼睛看看农村的真相。 无可掩饰的，中国农村是破产了！不仅与农村直接或间接有关系的人深刻的感受到，就是住在城市大洋楼上靠“剪利息券”过活的人也于日常报章上领略一二。关于农村破产的姿态，我在《中国农村的过去与今后》一文中曾指出五个特点： 第一是耕地面积逐渐缩小；第二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第三是农产品价格跌落；第四是农村金融枯竭；第五是农民离开故乡，向外逃亡；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32]同时，我们应该认识这些事实，不是暂时的，也不是零碎的，而是发生了若干年，蔓延了若干省，成为一种不易挽救的颓势。一直到现在——尽管农村复兴之声高唱入云，尽管延聘外籍专家参加合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并未把农村破产的狂流稍为减杀一下。 在农村里挣扎的农民，不仅是生产者，并且是消费者，他们在生产上既受打击，自然无腰包可花来购买消费品，这就是说，在农村破产的局面下，不可避免的要缩小城市工业的市场。农村的命运与城市的命运原是休戚相关的。农村中的“火灾”不熄，民族工业的鲜花也不能单独繁荣。 到现在，虽说还不免有人未看透农村破产的严重性，或者别有用意，“运用轻松的笔调，把水深火热的中国描写得与太平盛世相去无几；”[33]然而事实总是事实。正因为事实太多，随在可见，所以我不打算再引大众周知的材料与枯燥无味的统计来填本文的篇幅，只想就观察所得，把农村破产的原因——或者称为农村问题的症结——加以扼要的说明。 我在前节里，曾郑重指出过：中国工业所以不振之故，是由于喧宾夺主，即是说，帝国主义是我国民族工业的敌人，这是合于事实的。说到农村问题就不象这样简单了。固然，帝国主义的铁网笼罩了全中国，我国农村的一切也逃不出帝国主义的巴掌心；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农民只是商品购买者，只是原料栽培者，其命运完全握在外国人的手中。”可是，我国农村内部的复杂，远过于《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不仅刘姥姥撞进去了不辨途径，就是西欧著名的“中国通”如马扎亚尔等人者，有时也被迷住，以致说出“亚细亚式生产方法之残余，几乎布满了全国”的呓语；似乎我国农村比莫尔根（Morgan）所研究的孙内加（Seneca）部落还难了解。一般说来，靠我国农村生活的人，除帝国主义这个“吸血鬼”外，有军阀，地主，贪官污吏，商业资本家，高利贷者，……所有这些各种各色的寄生虫，都以耕种土地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为其剥削的对象。因此，要了解农村问题，就必须从分析土地问题入手。 关于土地问题的材料，可靠者少。据陈翰笙先生的调查与研究，则以为“农村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穷苦农民都很迫切的需要土地耕种。中国的经济学者以为自耕农是自给自足的，其实，这是远于事实的见解。在黄河与白河两流域间，自耕农很占优势，然而大多数和贫农一样，所有土地不足耕种。……杭州、平湖很多大地主，以百分之三的人口，而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无锡百分之六十九的人家都是贫农与雇农，占有土地仅为百分之一四•二。……南阳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口都是贫农，他们所有的耕地仅当全耕地五分之一。……广东百分之七十四的贫苦农家占有耕地不及百分之一，同时，百分之二的人家却占有耕地二分之一以上。”[34]这些简单明白的数字，无异把我国土地集中的秘密宣布出来。没有土地的农民要耕种土地，不得不向地主缴纳百分之五〇——八〇的地租。这种地租无论是现物形式或货币形式，至少也等于全部的剩余价值，甚至佃农一部分的工资亦包括在内了。地租剥削及全部的剩余价值，即是说，农民不能扩大再生产，地租剥削及一部分的工资，即是说，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了。在百分之五〇——八〇的地租制度之下，农民还有改良技术的可能么？农村还有欣欣向荣的希望么？现在的佃租制度，或正确一点说，现在的土地制度，确是封建时代的残垒，近已变成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动机了。 何况农民的催命符多着呢！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垄断独占的商业利润，屁股大过头的高利贷息钱，以及贪官污吏的敲诈，……无不打在农民身上。真的，农民的血液，已在封建制度的火坑内烤干了，现在只剩下几根骨头包在焦枯的皮肤之内。再加上水灾、旱灾、蝗灾、丰灾……的袭击，不得死所的农民更无处逃生。到城市做工吗？被失业的狂潮打回来了！于是纯良者坐以待毙，狡黠者挺［铤］而走险。但在饥火内烧的情形之下，坐以待毙者究属少数，于是社会上乱子就越酿越多，越酿越大。 以上对于农村问题的症结，还只说到一方面。如果认为这一方面是封建势力的尖刀，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帝国主义的毒气了。外国资本对于农村经济的直接影响，据马札亚尔的研究，计有下面十四项：[35] “一、外国资本的输入，引起了罂粟（鸦片）栽种的盛行。 二、外国资本给了丝业发展以最有力的推动。外国竞争的结果，引起了中国丝业之急剧的危机。 三、外国资本帮助了中国种茶的发展，但在锡南、爪哇、日本、印度大规模的茶种植的发展，却引起了种茶的衰落与急剧的危机。 四、外国生产品的输入，破坏了或引起许多栽种的衰落——例如印度蓝及其他染料植物，甘蔗的衰落。…… 五、对外贸易及农村经济生产物输出的增进，引起了许多农作物之迅速的扩大，尤其是油子——满洲的大豆，河南的胡麻，山东的落花生。…… 六、外国工业的发展，帮助了内部市场的发展。……这种情形推进了农业生产的地方化和专门化，接着便影响了内部市场的扩充。铁道的敷设，是殖民地化之最有力的因子。 七、农民家庭工业与农村经济的分立，伤害了或破坏了农民的纺织，转变农民家庭工业的各部门为资本主义的家庭工业以及建立新的家庭工业部门，是外国资本深入的重要结果之一。 八、以紧缚着中国的战争，资助军饷，国际借款，关税攫取……为媒介，外国资本便助长了附加税的增加，并将自然品的贡税转变为货币的捐税。 九、在农村经济工具的、灌溉工具的、矿质肥料的、应用于改良种子和其他农事的以及比较时式的丝业的方法的输入意义上，外国资本的影响非常微弱。 十、外国工厂消化一定量的劳动力。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侨民，在固定的或临时的工作上，同样在各省乡村生活中有莫大的影响。 十一、帝国主义的影响，引起了中国金融币制的崩坏，银价的跌落，无任何保证的纸币的盛行，及其本身不断再生产之变态的过程。 十二、以低度资本有机构成的中国农村经济与以高度资本有机构成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换，是不等价的交换，因而引起中国农村经济之巨大的经济和农事的亏折。 十三、帝国主义鼓动军阀战争和内战，并由战争连带的引起了破坏和损失。 十四、帝国主义与农民的敌人结成政治联盟。……帝国主义拥护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官吏、绅士、买办以反对农民。” 这是农村问题的症结之另一方面。于是农村中唯一的生产者——农民便陷于封建势力的尖刀与帝国主义的毒气两面夹攻之中了！ 总括起来说：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以后，逼迫农民放弃其家庭工业，变成商品购买者；同时，又诱惑农民出售原料，变成原料栽培者；这即是说，把我国农村卷入世界市场之中。在某种范围内本可推进我国农村走上资本主义的旅途。然而，在封建制度重重压迫下的农村，要想完成资本主义化亦大非易事，至少非打破封建制度的藩篱不可。果真如此，则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随之丧失。于是帝国主义的毒气便与我国封建势力的尖刀同向农村进攻。横在农村前面的，决不是资本主义的旅途，而是崩溃与灭亡的死线。近来世界经济危机给各帝国主义以打击，它们在无路可走之际，仍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将经济危机中的损失转嫁到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这样一来，我国农村就变成人间地狱了，这是我国农村破产的原因，也是我国农村问题的症结。目前的焦头烂额，恐怕只是初交恶运吧！ 六前途的展望——到何处去 我不是预言家，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仍可预言一二。 各国经济的发展，有其客观的规律性，这种客观的规律性是超越一切的。“孙行者一个筋斗可打十万八千里，终跳不出如来的巴掌心。”各国经济的发展，尽管千变万化，终不能摆脱客观的规律性之支配。我在本文第一节里，不是说过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之一环吗？不是说过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循着“历史的梯子”，从下而上，拾级而升吗？不是说过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吗？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以承认客观的规律性之存在为前提的。 然而，这是否是说，各国经济的发展都是印版文章，一模一样，甲国与乙国相同，乙国与丙国相同，其中没有任何差异呢？也不是如此。我们知道：在事实上，各国经济的发展差异是有的，有时差异很大；因为在规律性支配之下，并不排斥变化性。例如说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这本是一句正确的话；可是中国到现在，封建经济已瓦解了，而资本主义经济，却可望而不可即，大家在青黄不接的过程中，痛苦呻吟。这又是什么一回事呢？当然不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规律，而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下，起了变化。（自然这种变化没有超过规律所许可的范围）规律性与变化性参伍错综起来，就决定了今日中国的命运。 中国的特殊环境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本，本产生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然受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压迫，无由健全发展，就造成了喧宾夺主的工业。另一方面，从前自给自足的农民，已被帝国主义牵进世界市场里去，而与农民敌对的封建势力，复受帝国主义的扶持，吸髓剥肤，不留余地，使农村无由资本主义化，就造成了焦头烂额的农村。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资本主义之路既走不通，从外面而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又一天天加重，结果，非“窒息”不可。老实讲，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行将“窒息”之中。 果真“窒息”了，不独全国的生产者大众要化为僵尸，就是国内的寄生虫（封建余孽）与国外的吸血鬼（帝国主义）也同归于尽，这是千万使不得的。于是救济的方案就提出了。在各种各色的方案之中，自然以“国联对华技术合作”这一计画为最时髦。据拉西曼的报告：“技术合作之目的，在使中外技术机关协力合作，同时并巩固中国发展经济机关之基础及权能。”[36]似乎技术合作的硕果完全落到中国方面。倘若真有这回事，真是求之不得。但消息太好了，倒使我们不敢相信。乞儿想中航空奖券，顷刻之间变成富人，恐怕人间世没有这种“奇迹”吧？与国联对华技术合作计画对立的，则有日本外务省独霸东亚的声明，即所谓“四一七”声明，以为：“在满洲与上海事变之后，外国所担任之任何联合行动，纵出以技术或金融援助之名义，当然含有政治意味；此种性质之担任，如实施到底势必发生纠纷，终至酿成为划定势力范围，共管中国，或瓜分中国等问题之讨论。”日本这样的态度，是否有爱于中国呢？当然不是，她是为“履行其在东亚之特殊责任”而声明的。要之：国联的方案，是想在中国行将“窒息”的危险状态中，把中国拉出来，走到国际共管的怀抱里去。日本则恰恰相反，想从国联手里把中国夺过来，走到日本独占的樊笼中去。中国在目前，似乎停留在国际共管与日本独占的十字路口上。不管走前者或走后者，都使中国跌到殖民地化的深渊，展开殖民地化的前途。 难道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这样一种悲惨的前途么？不是！决不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有另一种前途，即自由与独立的前途。不过就目前言，这种前途有两大障碍横阻着：一是帝国主义，一是封建势力。 要发展工业，要复兴农村，决定一切的步骤，是奋其全力排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只有把这两大障碍扫平，中国经济才可脱离“窒息”的危险，才可从绝望中孕育蓬勃的生机，才可跳出封建经济的迷宫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坦途上迈进。排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本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从客观情势看来，大抵是如此。 讲到这里，似乎又有问题发生了。中国经济既是世界经济之一环，那么，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临到日薄西山的时候，能够让落后的中国单独建筑资本主义的琼楼玉宇么？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剥削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在排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过程中，当然以多数被剥削者的力量为骨干，这些被剥削者既不愿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剥削，难道愿受资本主义的剥削么？ 这确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我以为：各国经济的发展，固有其客观的规律性，但并不是一种机械运动。这即是说，在封建经济没落之后，不管时间与空间怎样，认为每一个国家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就是机械论者的见解。我国现在努力的目标，本是为资本主义创造有利的环境，假使这种有利的环境一旦实现，也许以空前的速度飞跃，很快的赶上或追过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干脆些说，就是利用新的环境，走向非资本主义。这就是中国经济自由与独立发展的前途。如果我们能够与西方先进各国同时达到“决胜点”，则过去在封建经济的迷宫内多绕几个圈子又算得什么呢？ 或者觉得这是一种“意外”么？历史上的“意外”多得很！特引下面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终结： “历史的变动是十分可以惊人的，初到美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总不会想那样荒凉的地方可以变成现代的黄金国；在隋唐时代的人们，那里会想今日日本的军阀能够来劫夺东三省，炸毁上海中国地界？十五年以前，因外患、内战、饥饿、穷困、产业崩溃，而置于绝地的俄国，谁料到目前竟一跃而为世界第二、三位的大工农业国，而且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没有失业的国家。只有历史告诉我们真理，只有历史增加我们自信，只有历史指出横在我们前面一条无限光明的大道！”[37] 写于气温超过百度以上之日，上海。 （录自《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8月出版） [1]钱亦石，《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学艺》十三卷一期）。 [2]拉狄克《中国历史之理论分析》27页。 [3]《旧唐书李皋传》。 [4]《宋史岳飞传》。 [5]拉狄克《中国历史之理论分析》25-27页。 [6]《资本论》一卷24章， [7]《资本论》英译本一卷791-792页。 [8]《新唐书食货志》。 [9]朱其华《中国近代社会史解剖》29页。 [10]《资本论》三卷20章。 [11]曾国藩致澄弟书。 [12]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554页。 [13]杜博洛夫斯基《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问题》81页。 [14]杜博洛夫斯基《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问题》81页。 [15]《资本论》三卷20章。 [16]曾国藩致澄弟书。 [17]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494页。 [18]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476页。 [19]施复亮《中国现代经济史自序》。 [20]同上，12-14页。 [21]李紫翔《中国金融的过去与今后》（《新中华》2卷第1期）。 [22]翟荆洲《我国银行之资本比率》（《新中华》2卷8期）。 [23]同[21] [24]同[19]，231-251页。 [25]引自马扎亚尔《中国经济大纲》关于中国的基本材料。 [26]李紫翔《中国基本工业与帝国主义》（《新中华》1卷20期）。 [27]黄金涛《中国钢铁工业的现状及其自给计划》（《新中华》2卷2期）。 [28]同[19]，148-153页。 [29]《一年以来中国经济概况》44页（《申报月刊社丛书》第五种）。 [30]同[19]，161-170页。 [31]中华民国22年《中国银行报告》40页。 [32]钱亦石《中国农村的过去与今后》（《新中华》二卷1期）。 [33]周宪文《读了中行二十二年度营业报告以后》（《新中华》二卷九期）。 [34]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经济》一卷4、5期）。 [35]马扎亚尔《中国经济大纲》31-33页。 [36]国联技术合作代表拉西曼报告。 [37]江公怀《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将来》（《东方》30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