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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共产党人的活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第八章共产党人的活动
↘剥夺和组织工作
↘无产阶级的发展
↘独裁
↘贪污腐化
↘布尔什维主义的改变
↘恐怖
↘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
↘世界革命的前途
剥夺和组织工作
世界大战使工人阶级无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后退了一步。它几乎使每一阶层的人民都残暴起来，它把无产阶级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放到运动的最前列，终于大大地增加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状态，因此它带来的不是从容的思索和考虑，而是绝望。战部发展了军事的思想方法，从而也助长了工人阶级中的原始思想。那种思想方法同一般不学无术的人暴露出来的思想十分接近，因为他们认为单纯的权力是世界史上的决定因素，仿佛你只要拥有必要的势力和带有莽撞的作风，就无往而不利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经常抨击和反对这种想法。在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反杜林论》里有三章专门讨论“暴力论”。[1]这个理论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只要这个理论以革命的形式出现，恩格斯就毫不犹豫地加以抨击。他不像今天有很多人主张的那样，认为只要一个运动是革命无产阶级运动，就决不应当揭露它的种种错误，理由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削弱革命的力量。十分明显，我们不应当过分苛刻地批评革命中的错误和缺点。最困难的历史情况就是革命的历史情况，因为你面对着一个不可能全盘观察的崭新的局势。假如一个观察者本身处在安全的地位，或者从远处进行考察，却过分严厉地谴责那些置身在斗争的中心并担负斗争的一切责任和危险的人们所犯的错误，那就是最廉价的伪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错误不是起因于可以想象得到的对于情况的了解不实或了解不足，而是起因于本来对事物基本上抱有不正确的看法，那就绝对有必要来谴责那些错误。只有纠正这种看法才能避免错误；如果我们把那些错误轻易放过而不加批判，甚或为了假想的革命利益而为之辩护和加以颂扬，它们就只会使未来的每一个革命运动遭受损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让自己受到妨碍而不通过他们“火爆的脾气”对革命作这种必要的批评，这可以从恩格斯于一八七三年秋在《来比锡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获得证明。在西班牙共和国于当年七月五日宣布成立后爆发的起义，除了少数的例外，实际上早在一月二十六H就遭到了挫折，虽然迦太基人把起义延长到一八七四年一月八日。因此，甚至在起义被彻底镇压下去以前，恩格斯就发表了一篇十分尖锐的批评文章，反对“这种绝对丢脸的起义……它应当成为世界其余部分的前车之鉴”。
恩格斯的这个批评用《巴枯宁派的活动》这一标题以连载的文章的形式发表（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二日、十一月五日《人民国家报》），一八九四年重刊于《人民国家国际》杂志（柏林“前进”版）。
我们奉劝所有热衷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们读一读这篇文章。这是因为，既然西班牙革命的形势有许多地方同今天的公社的形势相类似，那篇文章就在很多方面预先提到了布尔什维主义。恩格斯首先谈起西班牙的国际成员大部分属于巴枯宁同盟这一事实，然后接着说：
“一八七三年二月，当共和国宣布成立时，西班牙同盟派处于一个十分困难的地位。西班牙是个非常落后的国家，根本谈不上立刻实行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在可能实行这一点以前，西班牙必须在发展道路上经历若干准备阶段，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共和国让全国人民有机会在尽可能短暂的时期内经历这些准备阶段，尽快地排除那些障碍。但是这个机会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实际参加政治活动才能加以利用。”（第17-18页）
但是，那就意味着要参加议会的选举并积极参加仪会的活动。可是巴枯宁派却要想一下子求得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就西班牙当时的形势而论，议会民主虽然在使无产阶级获得发展和变成成熟方面是个必要的手段，却根本无法用来达到上述的那种目的。参加“任何种类的选举在他们看来都是十恶不赦的罪行”。
那时他们想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竞选运动呢？作为“一下子彻底解放工人阶级”的手段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没有被发现。巴枯宁派宣布了总罢工，并把西班牙划分成无数的小的区域；此外在一开始就把整个运动分裂为一系列局部的运动，并宣布革命。这一段历史的结果不仅是运动的瓦解、西班牙国际的毁灭，而且也是“巴枯宁派至今所宣扬的原则的破产”（第32页），因为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逐一放弃那些原则。
今天在俄国的情况是否有什么不同呢？固然，在俄国工人阶级中爆发现在这次革命的时候，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像在俄国这样获得普遍的承认。
俄国社会主义者在几十年的期间自愿地做了必须做的事情，并从他们土地问题的落后性中看出某种好处。他们认为农业共产主义关于土地的措施使他们特别容易建立并建成现代社会主义。由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领导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功绩是：争取承认这个看法；鉴于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一般社会的不发达状态，经过长期的令人厌倦的斗争终于能使不可避免的革命从一开头就只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即使无产阶级被要求在革命中间起一种突出的作用。只要革命不使那把立即解放的问题列为纲领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只要知识分子以及工人阶级小一定的高级阶层明白宣布信仰社会主义，上述的看法就能在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取得胜利。俄国人民只知道他们的需要和要求，根本不管他们所想望的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办到或是否与社会有利；当革命推动了真正广大的俄国人民时，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便落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在布尔什维克看来，马克思主义没有控制局势的能力。群众心理学支配着他们，而他们也毫无节制地对它入了迷。无疑地，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已经变成俄国的统治者。所有这一切将会和必然导致什么结果，那完全是另-个问题。他仍由于把群众的盲目意志看作革命的动力，就放弃了他们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它顺利地扶摇直上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由于他们具有科学知识，由于马克思的名字深入人心，他们认为采用了马克思的一个口号、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就算已经解决了一切问题。他们希望用这几个字眼来推卸他们的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种种罪责。
这场革命是作为战争的一个结果而发生的。士兵们厌倦战争，不愿意再打仗。布尔什维克使自己成为不愿继续作战的心理的最不可轻视的代表人物。他们坚决主张用一切办法瓦解军队，根本不问这种做法是否帮助了德国的军事独裁政府。如果说这个军事独裁政府没有获胜，结果发生了德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当然是并不对此负责的。
军队的彻底崩溃给了下层阶级以完全的自由。农民立刻坚持要没收地产，把它分割成私有财产。当时不能不把这些大的庄园移交给农民，但是问题本来可以解决得比较圆满，使得这些庄园所提供的技术上的好处不致丧失。不过那样就需要时间，而且农民也不愿等待。
布尔什维克在乡间制造混乱，听任每一个村落自由行动，从而把农民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因此这些庄园被十分幼稚地破坏了，技术丧失了，许多生产资料损毁了。另一方面，农民完全让布尔什维克在他们已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的城市里采取自由行动，作为报答；所以工人阶级仅仅听从布尔什维克的指挥，不去考虑实际的局势。
这时无产阶级正在挨饿。它觉得自己遭受压抑和剥削，所以它越来越热烈地要求立即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为了要满足它的愿望，就没有时间来研究或思考了。受到了几下沉重的打击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整个大厦变成一片瓦砾。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所有权问题，另一个是组织问题。它要求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用一种国家的和共产主义的所有制的形式来改造社会上的财产。它也要求用社会主义方式代替资本主义方式，把管理工作和诸如此类的一切职能组织在一个完整的经济整体之内。在这两种改造中间，有关所有制的改造是比较简单的。没有什么事情比剥夺一个资本家更容易的了。那单纯是一个暴力问题，并不和任何社会理论有必然的联系。早在有所谓工业资本主义以前，即在单纯的商业和金融资本的时期，我们就看到通过封建贵族和君主，并且事实上还通过人民本身，发生没收商人、银行家和放债人的财产的相类行动。在中世纪，不仅犹太人往往被没收财产；而且，即使人们对宗教十分虔诚，一个教堂的或某一个教团的财产也有时会被充公。例如，法国的菲力普四世在十四世纪初期没收了非常富有的圣堂武士团的财产。早在有近代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以前，许多善良的、天真的人们就往往把劫富济贫的侠盗有作是人类的保护者。实行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十分容易的。这是同俄国无产阶级的不发达状态相一致的，所以巴枯宁在一八六四年、即在战争和巴黎公社之前不久，在其致当时俄国青年的宣言中指出了俄国盗魁斯青卡·拉辛所走的道路。拉辛在一六六七年组织了一伙盗贼，他同他们在俄国南部一起生活了整整四年，及后为政府击败，延颈就戮。
组织工作不像剥夺那么容易。一个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它的运筹调度的中枢在于资本家本人或他的代表。如果想要废除资本主义，就必须建立某种组织形式，可以在没有资本家主持的情况下，即使不更好地也至少同样有效地发生作用。达就不像菲力普四世或斯青卡·拉辛所采取的办法那样简单5因为它要求有一整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条件，要求有一个不但关于生产而且关于原料进出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组织方法。除此以外，它还要求有一个不但了解自己对邻人和同志的义务、而且了解自己对整个社会的义务的无产阶级；其次，这个无产阶级通过长年累月的集体组织生活，已经习惯于自觉自愿的纪律和自我管理；最后，这个无产阶级有很强的理解力，善于辨别可能办到的事和不可能办到的事，辨别品德高尚的受过科学教育的领袖和没有心肝的无知偶像。只要这些条件还不具备，社会主义就不能有效地和一劳永逸地取消资本主义。即使在这些条件已有充分高度发展的那些地区和那些工业部门，也必须预先对实际情况进行慎重的研究，才能制定社会主义的组织方法。因为新的组织暂时所采取的形式，对于一切工业部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来说，未必就是最好的形式。它们不是“现成的鸟托邦”或永恒的“理想”。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要想获得成效，就必须根据当时具体的条件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加以修改。
但是，如果不希望在至今所存在的生产状态之后紧跟着发生混乱和绝对停顿的现象，那就必须使社会化的两个因素、即剥夺和改组始终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菲力普四世或斯青卡·拉辛可以把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剥夺，因为他们不打算建立某种新的生产秩序。靠这种简单的手段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群众是性急的。他们不愿等待。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布尔什维克在掌握政权以后，便把社会化的方法一分为二。他仍把它的两个因素互相分开，虽然它们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他仍起先从模仿斯青卡·拉辛的有效的方法入手，后来才竭力从事于组织工作，使其尽量能发挥作用。这两件密切相关的只能同时配合进行的事情被割裂开来了。列宁本人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在其所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中就承认了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居首要地位的是采取措施直接剥夺剥夺者。现企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统计和监督。”[2]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我们组织的对产品生产与分配的全民统计和监督的工作，太大地落后于我们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在这些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我们还极为落后（而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其所以落后，正是因为统计和监督一般都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3]
当时并没有设法去了解是否有可能根据社会主义的方针组织一切企业和生产部门，便贸然加以没收。甚至在那些本来可以进行这种组织工作的部门，他们也首先以没收为满足；因为只有这个工作可以预先不作准备就着手进行，同时也因为工人阶级不愿等待。但是后果很快便显露出来了。由于俄国的工业同它的农业生活比起来只占用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它的经济生活是落后的；但在工业内部，最新式的利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生产占主导地位，它们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八七一年巴黎的工业状况。因为在这后者，就可以算作社会化的成分而论，只有生产组合的形式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俄国的工厂大部分是大企业，因此在废除资本主义以后似乎首先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就是把那些企业收归国有。在生产组合中，工人的工资取决于他的工作和他的伙伴。这种工资的尺度由运往市场的产品的数量所决定。生产组合本身必须照应原料的买进和卖出。在国有化工厂中，工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向资本家领取工资，而是向国家领取工资。他们的工资的最高额与其说是取决于他们生产活动的程度，还毋宁说是取决于对国家政权的压力的强弱。国家政权也必须照应原料的买进和卖出。需要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具有高度理智的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认识到社会的繁荣、因而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以便在这些条件下使生产富有成果并保持这样的状态。而且，只有采取一些除工人、国家管理和消费者之外能对单独企业和整个工业部，凹发生必要影响的必不可少的组织措施，只有建立工作的奖励制度以代替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活动能力，才能希望这种工人阶级踏踏实实地进行生产。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工人阶级不但没有组织起来，而且也缺少必要的理智和纪律。因为战争及其后果已使无产阶级中最无知和最落后的部分兴奋到了最疯狂的地步，情况就显得格外突出。可以肯定，俄国的工人已经从他的农村公社获得了高度的团结一致的观念；但是他的势力范围像村社本身一样是很有限的，因为它事实上只限于他自己的同志们的一个非常狭小的圈子。比较扩大一些的社会上的团结一致，对他来说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情。布尔什维主义者引以为憾的，正就是从这种情形所产生的不幸的后果。托洛茨基在其所著《工作、纪律和秩序可以挽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书的第17页上说：
“革命在最受压迫和蹂躏的人们的心中唤起了人格感，因而它在这种感觉觉醒之初自然就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人格的一些基本本能的这种觉醒，往往表现出一种浓厚的自利自私的性质，或者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即自我中心的性质。它力图为自己获得一切可能获致的东西。它只想到它自己，根本不愿重视整个阶级的观点。这样就产生了我们特别在全国下层群众的较广范围内以及在早期军队中和工人阶级某些成员中所看到的各种各类扰乱秩序的叫嚷以及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和贪婪的倾向的泛滥。”
这些性质和巴黎公社中表现的性质截然不同，因为那里人们都满足于最微薄的工资，以便促进社会主义。可是在俄国的情况下，在被没收充公的企业中，生产所采取的方式是很清楚的。工资尽量提得很高，因而只存在着一种劳力的节省。为了实行方便起见，通过协议规定的工作被取消了。于是就有可能出现像彼得堡波契洛夫工厂的那种情形。那家工厂在向国家领取九千六百万卢布津贴的期间，总共生产了价值五千万卢布的产品。只是由于漫无限制地使用纸币，才得以避免似乎无法避免的破产。如果说在那些工厂里确是作出了一点成绩的话，那显然就是工人们已从讨厌的、肮脏的和费劲的劳动中抽身出来。鉴于这种劳动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怎样确立和保证这种劳动，就成为引起一切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注意的问题。傅立叶认为解决的办法是雇用那些喜欢在泥坑里打滚的“拣垃圾的”青年来做肮脏工作。但是这种滑稽的解决办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又可以收效的唯一解决办法，是依靠技术科学来消灭在本质上令人生厌的、有损健康的工作中一切有害的和讨厌的成分。如果这一点不能办到，那么除掉利用某些特权、即或者特别提高工资或者特别缩短工时来使这部分的劳动具有吸引力以外，没有其他的途径。
布尔什维克发现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根本与社会主义的原则不符，而只是迎合了异常兴奋的劳动大众的群众心理。换句话说，他们推行了强迫劳动，但这种强迫劳动并不是为那些至今以工资为生的劳动者规定的。为什么要对他们实行强迫劳动呢？在新的局势的影响下，许多工厂或者由于原料缺乏或者由于运输困难，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宣告关门，因此失业工人的人数增加了。噢，不是的！强迫劳动只加在以他们不工作、即他们是资产阶级为借口而已经剥夺了一切权利的那些人身上。苏维埃共和国不是建立正式的普遍民主制度，而是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只有那些工作的人才应该享受政治权利；只有他们才应该吃饱穿暖，并受到国家保护。懒汉应当被剥夺一切权利。
这显然是一个带有一点小小错误的伟大社会主义的想法。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已经将近有两年只投工人们的票了。但是直到这一天为止，“一个工人的性格是什么？”这个闷葫芦还没有打开。我们从不同的共产党人那里得到不同的回答。起初，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不外是大工厂的工资劳动者的代表机构。它们以这个名义形成了对革命来说非常重要的明确的但有限的组织。“苏维埃的观念”便开始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中央委员会来代替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虽然如此，如果中央委员会的建立仅以大工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为限，它的基础就很不稳固了。但是，当他们走出这个范围，并且还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变得十分为难了。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界线永远无法划分得很准确。在这种努力中，总会发生一些专断的行为，实际上使得苏维埃的观念特别容易变成纯粹独裁和专断统治的基础，而很少有功于建立并建成一个有系统的、鲜明的国家制度。
例如，就受过教育的阶级（知识界）来说，便完全要靠苏维埃当局来决定他们是否应当算作属于中产阶级。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他们的选举权以及他们是否应从事强迫劳动。
在苏维埃共和国，资产阶级不仅必须遭受被无偿地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痛苦，也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他们同时还是压迫的受害人，只有他们才要从事强迫劳动！在俄国，只有他们被迫工作，而同时又因他们不工作被剥夺了选举权！不仅如此，在苏维埃俄罗斯，一个人被划分为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不是根据他当时从事的职业，而是根据革命以前他所担负的工作。在这一方面，资产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似乎是一个特殊的人种，他们的特性是不能根除的。正如一个黑鬼始终是个黑鬼，一个黄种人始终是个黄种人，不论他容貌如何或穿什么服装一样；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也始终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即使他变成一个乞丐或靠他的劳动生活。而他又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
资产阶级被迫工作，但他们却无权选择最适合于他们的能力的为他们所熟悉的工作。相反地，他们不得不从事那种最肮号最讨厌的劳动。他们所得的酬报，不是数量有所增加的口粮配给，而是几乎不足以疗饥的最低的定量。他们的食物定量只抵到士兵和受雇于苏维埃共和国所经营的工厂中的工人的定量的四分之一。如果后者可以得到一磅面包，前者就只能领到四分之一磅；如果后者可以得到十六磅马铃薯，前者只能领到四磅。从所有这些事实，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想把无产阶级放在较高水平以努力达到一个“耕的较高的生活方式”的迹象，而只是无产阶级以最原始的形式渴望复仇的表现。无产阶级能够践踏那些由于自己的命运而曾经处在比较顺利的环境中的、现在在教育程度和衣着居住条件方面还比他们自身优越的人们，并且想用这个办法来获得幸福。
在解放作为革命动力的这种“意志”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在某些事情上所实行的放任自流，甚至大大地超过了他们原来的希望。因此，比如说，过去的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变成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牛马这一想法，使得以前受雇于这种资本家的工人们发布了摩尔齐洛夫卡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如下布告：
“苏维埃兹责成格雷戈里·萨列叶夫同志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命令，征发资产阶级和金融家阶级的已婚和未婚妇女六十名，并送往兵营；供驻扎在布里安茨区摩尔齐洛夫卡城的炮兵师之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六日。”[4]
把发布这个布告的责任放在布尔什维克身上，那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件事情肯定是违反了他们的意愿，正如九月屠杀违反了巴黎国民议会的人们的意愿一样。但是，一想到在一个地方苏维埃组织里，对于资产阶级的仇视和轻蔑竟能达到这种程度，委实叫人毛骨悚然；因为这些人不但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而且甚至被剥夺了人类尊严的最起码的尊重。
无产阶级的发展
甚至布尔什维克都不能完全听从采取这种形式的群众心理，那是很自然的事。在他们剥夺了资产阶级，说他们“像空气一般自由”，并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神圣的实体”之后，他们企图教导一些改进这个“神圣的实体”的必要的方法，而事实上这种教育工作本来是应当作为一切社会化和没收财产的行动的先决条件的。
“前一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托洛茨基说，“我们缺乏必要的组织、必要的纪律和必要的历史教育。所有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但它丝毫也没有妨碍我们力求全神贯注地为我们自己取得政权。我们那时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学习并安排一切事情的。”[5]
但托洛茨基是否想爬上火车头并开动火车，相信他会在中途学习和安排一切呢？毫无疑问，他是完全有能力这样做的，但他是否有必要的时间呢？火车是否有可能立刻出轨或爆炸呢？在你想要开动一辆机车以前，你必须取得某种为驾驶机车所必需的技能。同样地，如果无产阶级想要担任这项任务，它也应当取得那些在组织和生产工作方面必不可少的技能。因为这种组织工作不容许有真空，不容许有空虚的情形，也不容许停止不动；尤其是不容许继续保留那种由战争所造成的状况，因为战争已经剥夺了我们的一切设备能力，以致我们由于生产停顿，不得不做一天吃一天，而有饿死的危险。列宁本人也已经认为有必要阻止采取剥夺的方法。
“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统计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6]
可是列宁不是个容易死心的人。相反地，他仍旧宣布，虽然有这一切情况，苏维埃人仍将赢得“反对资本的战役”；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发展过程正在大踏步地前进。他说道：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条件，就是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由于人民的内心已经开始表现出促进人生的‘动力’和首创精神，这个事业现在正在突飞猛进。”[7]
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可以采取双重的形式。它可以通过各级学校有步骤有系统地进行。在这方面，俄国还须完成大量的工作。一个适当的普及教育制度要求大量的资财和繁荣的生产状况，可以为这种事业提供巨额剩余。但是俄国的生产状况带来十分恶劣的后果，以致学校系统不得不受到严重的影响。当然，布尔什维克一向不遗余力地在群众中间传播艺术和科学的知识；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却深受他们所处的改变了的经济状况的妨碍。由此显然可以看出，教育固然可以迅速地和很好地促进生产，却没有希望立即加以提高。相反地，这种生产的提高倒是教育的提高的先决条件。一般说来，成年人多半不再在国家或社会所设立的学校中学习，而是更多地在人生的学校获得知识。一个民主国家为他们提供最优良的教育方法，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非常重视发表和讨论意见的绝对自由。这就使每一个政党负有争取解放人民的思想以及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能够研讨各方面的论证的责任，以便每一个人通过这种方法养成独立判断的能力。
最后，阶级斗争从民主制度吸收它的最好的特色；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每一个政党都是向全社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每一个政党当然为一定的阶级利益辩护；但它不得不指出这些利益与整个社会的一般利益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这样，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要比狭隘的乡村教会政策和党同伐异的职业政治来得优越。在民主制度下，群众由于参与政治而大大地扩展了眼界。如果像苏维埃共和国那样把民主政治束之高阁，一味推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那种剥夺每一个“资产者”的权利并取消出版自由的独裁政治，那么，所有这些教育人民的可能性就会真正遭到损害。工资收入者的具体利益这样就同一般社会利益分开，同时工人本身也不能独立研讨在各个阶级和政党的斗争中产生的种种论证。因为这种研讨已由一个神气活现的当局替他指派好了，这个当局竭力想不让他知道各种可能使他怀疑苏维埃制度的神圣性的思想和感情。十分自然，这正是为了真理而应该发生的事情。一家资产阶级的报刊拥有它的一切庞大的、强有力的机器，不应当让可怜的、无知的人民受这种报刊的欺骗和毒害。可是在今天的俄国，这种使资产阶级报纸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占据优势的强有力的机器在哪里呢？撇开这一切不谈，布尔什维克用以奴役报刊的严酷手段，不仅针对着资产阶级报纸，而且针对着并不效忠于现行政治制度的全部的报刊。
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理由不过是从这样一个天真的假设出发的，即：确实存在着一种绝对真理；只有共产党人才掌握那种真理。它也从另一个假设出发，即：所有的新闻记者根据他们的本性来说都是撒谎者；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理的狂热的拥护者。到处都有那种把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信以为真的撒谎者和盲信者。可是，在那些不必耽心受到压制而又只有某种倾向的报刊才有权利发言的地方，最容易滋生谎言。这样，报利就简直有了撒谎的护身符，这种情况还鼓励了那些喜欢骗人的家伙。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权者的地位越是不稳，他们就越害怕真理。关于报导的真实性并不会由于取消了出版自由而有所加强。相反地，它还因此受到最不利的影响。讲到概念和观念的真实性，我们必须用彼拉多[8]的话来问：“究竟实情如何？”世间没有绝对真理这样的东西。只存在着一种认识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以及人们求知的可能性处处都受到损害，如果一派利用它的权力来垄断它自己的概念，把它们当作唯一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并竭力压制其他任何的见解的话。不容怀疑，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理想主义者十分真诚地相信：他们完全掌握了真理，只是刚愎自用的偏执性格才使别人抱有不同的想法。但我们必须同样认为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的那些人也是真心诚意的。人民群众中间的文化和教育的高涨肯定是在它的制度下受到了刺激。
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当然还不同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前者并不希望在达尘世上来改善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他仍只希望保证他们的灵魂能够享受来世的幸福。苏维埃人则相信他们能够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方法从各方面提高人民群众的地位。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仍正在大大地降低人民群众的身分。此外，群众中间的高标准的普及教育和高标准的“道德”，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种道德不仅在有关团结一致、同情和自我牺牲的强烈的社会本能和感惜中表现出来，而且在这些感惜从个人同志们的狭隘的范围扩大到一般人类的过程中表现出来。我们曾经看到巴黎公社的无产者中间有力地显现出这种道德。而在那些主要构成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中间则根本缺少这种道德。
可是这种“道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建立起来，所以托洛茨基说：“同志们，我们有责任宣传、支持、发展和建立这种共产主义的道德。那是我党在其一切活动部门中最高尚、最重要的任务。”[9]
然而，托洛茨基是否真正相信你能花一夜工夫就把道德建立起来呢？那只能慢慢地加以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生产的鼓励却是刻不容缓的。如果共产党人的道德在开始社会化以前没有形成，那么在剥夺资本以后再来加以发展，就未免太迟了。它该怎样发展呢？应该用宣传的办法。仿佛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从道德的训诫中产生出来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马克思主义者拿他们的希望寄托在道德的训诫上面，他们就只是表明他们已经怎样深深地陷进了死胡同里。可是事实上这种新的道德不但应该加以宣传，而且还应该加以支持。但仍旧要问，该怎样支持呢？“道德”是我们的生活和活动的产物。它从生活和活动取得它的养料和形式。斗争的无产阶级所发展的较高的道德依靠两个因素。无产阶级是社会上最穷苦、最薄弱的成员，因而它只有通过最亲密的合作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个人的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被认为是最高尚的品质；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中，个人不择手段地损害群众的利益以发财致富。可是，如果团结一致的强烈感情仅限于一个力求牺牲社会的其余成员以取得利益的狭小的圈子，如贵族、官僚或一个笊官团，甚至这种感情也会产生直接反社会的效果。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精神提高到社会道德的水平的途径，是把这种精神扩大到全人类。团结一致精神的扩大是从这样一种自觉中产生的，即：无产阶级如果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多年以前，青年的恩格斯便希望从人们对于这一事实的了解上找到提高无产阶级道德的最大的功力。他在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说：
“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么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太晚了！[10]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能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个清楚的了解，使共产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的成分并预防热月九日[11]的重演。”[12]
恩格斯希望防止与此相类的崩溃，因此他劝告一切共产党人在若手工作时要消灭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对待资产阶级的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把人类的一般的利益放在首位。显而易见，恩格斯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意义和今天的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完全不同。思格斯所希望实现的事情，正就是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现今正在争取的事情。布尔什维主义使未来工人运动的残忍和残暴行为成为“革命的动力”，从而压倒了它的社会敌手。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是由于它降低了社会运动的价值，把人类的事业变成单纯工人的事业，并宣布权力仅仅归于工资收入者（以及乡间最穷苦的农民）；而且，它宣告要剥夺所有那些不同他们一鼻孔出气的人的权利，使他仍落入最不幸的境地；最后，它还废除各种不同的阶级，而实际上把现在的资产阶级变成一个新的奴隶阶级。因此，由于把那本来应该成为争取自由、争取提高全体人类的地位的社会斗争的运动变成了一种导致最可怕的凌辱和虐待的残暴与复仇的爆发，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败坏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而不是把它提高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剥夺剥夺者”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这两件事是密切相关的，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形成一种社会思想，而布尔什维主义由于把这二者截然分开，已经进一步败坏了道德。剥夺的过程立刻从对于生产资料的剥夺扩展到对于消费资料的剥夺。从这一步很容易走上抢劫的道路，像在斯青卡·拉辛的事迹中一向被人理想化的那样。
“群众已经毫无困难地了解了布尔什维主义叫人不必斗争的消极纲领。布尔什维主义不再承认任何义务。你只要占据、攫取和剥夺你所能够弄到手的东西就行了；或者像列宁十分令人奇怪地说明的，你应当窃取曾经被窃取的东西。”[13]
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有人纪念那位盗魁，这是符合上面所说的那种想法的。这样，布尔什维主义“支持”并宣传了非此即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共产主义道德。它只能意味着俄国的无产阶级有更多的人在道德上日益所丧。这是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理想家们感到恐惧的一个特征；但他们只能看到现象而看不出它的原因，因为那样就意味着要推翻他们的整个政治制度。他们到处拼命地寻找可以使群众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方法。除了旧社会力图用以推卸自己罪责的那种卑鄙手段——法庭、监狱和处决——即恐怖主义以外，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冒失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什么也找不到。列宁在我们已经引述过几次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本著作中写道：
“法庭是教育人民遵守纪律的工具。群众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俄国的主要苦难既然是饥荒和失业，那么要战胜这种苦难，决不是凭一时的热情和暴力就能收效的，只有从各方面普遍地进行全民的组织工作，加强纪律，才能达到目的；所以在任何有关的事业部门或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提交法庭，严厉惩办。”[14]
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要用无情的惩罚硬把它所缺少的共产主义道德塞进自己的队伍，以便使自己成熟起来，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但道德却从来不是靠无情的惩罚可以提高的。相反地，那种道德的残余都已荡然无存了。从前，人仍无法求得较高的道德和较好的生活条件，不知道除采用严厉的惩罚以外还可以采取什么办法，那时严厉的惩罚就成为旧制度的必然的弊害。一个社会主义制度除利用严厉的审判程序以外竟找不到其他任何办法来启发无产阶级，使他们提高道德，这只能证明它自己的破产。
独裁
看来好像列宁本人也并不希望靠他自己的法庭来获得任何鼓励道德的力量；因为他对这种法庭提出他的要求以后，又立刻要求“给与一切企业的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和无限的权力”。“任何大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在共同工作的人们有很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随着音乐指挥者的灵巧的指挥一样。如果没有很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这种服从可以通过严厉的独裁形式来实现。”[15]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始终假定，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和纪律性是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条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本人在我们刚才引述的那本书的开头说道：
“这种革命，只有在人民大多数、主要是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合作下，才能顺利实现。”在他指出了社会主义不能依靠少数人而只能依靠人民大多数、不能专门依靠而只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大多数才能完成之后，在他承认这几点而违反自己的意志为民主制度作了辩护之后，他接着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形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然而，看来它的胜利是必须通过法庭和工厂首脑的独裁来保障的。
“革命刚刚粉碎了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使群众不再受束缚和鞭笞。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要求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16]
既然群众分明还没有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他们昨天为自己赢得的自由就要在今天被剥夺掉。那本书在开头曾经指出，由于缺少这些品质，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后面，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又要求未成熟的群众“绝对服从”独裁的领导者。群众的地位将因此低于他们在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占据的水平。因为在那个制度下，他们从属于资本，然而并不绝对服从。列宁说，这种独裁与旧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不同，它将由于工人群众和以前被剥削者的合作而成为可能，并将通过那些在结构上足以唤起群众以及依靠群众的积极努力来最后达到具有历史意义的目的的组织而成为可能；他说这番话，当然不过是想安慰他自己和公众罢了。据说苏维埃组织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组织。前面已经指出，排斥和压制任何种类的批评会怎样促进群众的觉悟和鼓励他们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苏维埃组织在这方面并没有作出什么改变。这种责成“群众绝对服从”的个人独裁的铁的形式，怎么能够通过那种把群众组织起来以从事个人活动的办法求得实现呢？无论是谁，如果他必须由群众选出或罢免，或者必须由群众再度加以推选，就始终会依赖群众，因为他无法贯彻任何不受他们欢迎的事情。如果在那推选他出来的组织中有个别成员同多数人的意见相反，他当然可以想法打破他们的固执；但是，如果他违反多数人的意愿，想要强迫他们接受他自己的观念和命令，他就会立刻感到智穷力竭。因此个人独裁和民主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就苏维埃民主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列宁确实认为这些话应该受到批评，但是在他的论证中，激昂的情绪代替了力量，因为他只能回答说：
“如果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老，那我们就应该承认必须有国家，也就是承认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必须采用强迫手段。”
对于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民主制度本身也并不排斥某种程度的强迫；但它所承认的唯一的一种强迫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大多数工人对少数资本家的强迫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强迫；但是在列宁本人提到的革命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已经粉碎了它的枷锁以后，情况就不是如此。这里是个别少数人对工人群众所实行的强迫的问题。列宁不想指出这种形式的强迫是与民主制度绝不兼容的。他反而竭力想用一种魔术来使它们不发生矛盾，企图指出：既然广大群众必须对个别资本家实行强迫，以便实现社会主义，既然这种社会主义完全同民主制度相一致，那么，为了推行社会主义而可能采用的各种强迫形式就都是同民主制度相一致的，即使那些形式代表着一些个人的支配群众的绝对权力。他说道：
“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
那也许是这样；不过它只是表明，苏维埃民主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人们可以利用这个结构来主张任何形式的专断统治，只要他们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就行了。如果要使一个企业里的工人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领导，那个领导就不应当由工人们选举产生，而只应该由某一个地位比他们高的权力加以委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中的代表苏维埃就不应当有所主张。而且，任命这些独裁者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就得具有独裁的权力；因此那些苏维埃就会变成徒有其名的组织，而由它们所代表的群众也将丧失一切实际的权力。一个缺少“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工人阶级本身是没有能力选择它自己的独裁者的，但它却必须靠他被提升到较高的水平，并且，如果他要求它作出那种需要“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行为，它必须屈从他的意志。这是工人阶级断然做不到的，正如闵肖森[17]不能用他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沼中救拔出来一样。哪里能够找到这些具有必要的精神力量以及高人一等的智力的独裁者呢？每一种专断的统治形式都带有掌权者本身贪污腐化的种子，不管那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还是一个小的派系。只有异乎寻常的性格才能始终避免有害的影响。我们是否要假定俄国的独裁者们是百分之百的这样的人物呢？列宁断定他们是要经过审慎的选择的。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力求尽量仔细地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即那些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本领的人才，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埋头苦干（不管别人的忙乱和喧嚷）使苏维埃组织下的很多人都能坚强地团结起来，和衷共济地工作。只有这种人才，经过多次考验之后，才应该提拔起来，从担任最简单的任务到担任最困难的任务，使他们能担负领导人民进行劳动的职务，领导管理工作的职务。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能学会的。”[18]
他没有说明这个“我们”究竟指谁。显然不是无知的、没有修养的、忙乱的群众；比较可能的是较高的当局，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即使是这个机构也还没有学会正确选择工人群众的领导人的本领。它答应要学会这种不容易掌握的本领。没有说出确定的期限。只有这一点是肯定的，即在目前，这些领导人的选择工作是以一种十分难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的。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们缺乏必要的资格，正如群众缺乏必要的成熟程度一样。
他们一直从事剥夺资本的工作，现今正在着手进行组织工作，在此以后，他们才觉得他们还必须首先开始学习——甚至学习怎样正确地选择国家经济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
贪污腐化
什么样的成分正在暗中钻进那新的制度啊！“任何一个广泛的翻天复地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带些脏东西，都不免会有些野心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家中间，不免有些荒唐混乱的现象，干些糊涂事，空忙一阵，不免有个别领袖企图百废倶兴而一事无成的现象。”[19]
毫无疑问，每一个大的人民运动都不免要受到这种有害的影响。我们在德国也不能不感到这一点；但俄国苏维埃制度除此以外还表现了某些特有的性质。首先，我们的革新家决不像俄国的那样“还不老练”。那是不可避免的。在以前专制制度的统治下，所有努力向上的人都没有机会扩大眼界，更不必说参加国家和社会的行政管理工作，参加各种形式的高级组织和行政活动了。
革命者、特别是其中最急躁和最激烈的分子，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于警察和秘密阴谋的斗争上面。当他们突然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责备他们还不老练。但是这种缺乏经验的情况代表一个特征，证明俄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时机尚未成熟，不宜立刻实行社会主义。负有指引道路责任的革新家越是缺少经验，就越是不能由无知的、没有修养的群众来实行社会主义。这进一步证明了，群众及其领导人的民主教育和训练，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不可能从专制制度一步跳进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且，苏维埃制度和早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区别还在于：苏维埃制度已经废除了揭露野心家、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的最好手段，即出版自由。这些讨厌的分子因而可以不受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一切批评。他们只须应付无知的工人和士兵，以及还不老练的革新家，于是他们就一帆风顺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当然已经开始在学习怎样区别小麦和麸皮，怎样辨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骗子与坏蛋。但是在他们“学会”这一点以前，由于俄国工人阶级的落后状态，生产早已发生问题，甚至有完全趋于停顿的危险。他们把阻止这种奇灾大祸的唯一希望寄托在领导人员的独裁上面，但他们必须在无法作适当选择的情况下给予这些领导人以独裁的权力。因此这种从一开头就容易受到很多批评的独裁只会起有害的作用。正如他们首先滥行剥夺资本，然后才开始进行组织工作一样；他们现在指派独裁者，以后才想法学会正确选择那些独裁者的方法。只要他们不联系实际情况而贸然开始推行社会主义，这种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苏维埃制度之所以面临危险，还不仅是由于它无法正确地加以审查和判断的“野心家和骗子”的入侵。它还面临着另一个同样严重的危险，因为它疏远那些具有最高尚的品德并在学问上居于最杰出的人们之列的人员。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合作，社会主义在目前的生产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社会主义还处在宣传阶段，只要社会主义还不过是使无产阶级意识到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它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前途的任务和义务的问题，社会主义就需要有受过教育的分子——无论这些人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受过多方面的教育的人们，还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刻苦自学的人们。但它只是需要他们来实行和推广它的理论。这里不是量的问题而单纯是质的问题。
可是现在，当我们处在必须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推行社会主义的时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没有大批可靠的有本事的人员的帮助，就不能存在，同样地，由工人阶级所控制的社会生产和国家制度也同样迫切地需要这种帮助。如果没有这种帮助或反对这种帮助，任何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实际参加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发展和宣传社会主义理论来说，是否抱有誓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热诚是无关紧要的。顶顶必要的是，他们至少有一大部分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可能的并且是有好处的，因此如果有人希望合作，就不必牺牲这份知识力量。假如说在体力劳动方面采取任何种类的强迫劳动不可能改进生产，则在脑力工作方面情况就更其如此。
消除知识界对于实际推行社会主义的疑虑，知识分子愿意在必要的权力产生时共同合作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可以获得进步（即使不是宜于实行社会主义的成熟时机）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其他必要条件越·是具备，上述这些条件的重要意义就越是明显；所以，有了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这一认识之后，没有偏见的知识阶级就会相信社会主义是十分合理的。
布尔什维克起初并没有认识到知识阶级的重要性。既然在开头的时候他们所起的作用只是增加士兵、农民和城市工人的盲目热情，广大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头就对布尔什维克抱有敌意，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认识到俄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不宜实行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立即社会化的方针。他们并没有多费心思去考虑“知识分子”会受到什么待遇。比如说，一个属于这个阶级的人会从工人想要单独掌管的工厂里排除出去。他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因为工人苏维埃的权威方面只把选举权给予体力劳动者。只要他有财产，他便遭到剥夺，并丧失了他的过优雅生活的一切手段。他甚至后来被判定要从事强迫劳动，死于饥饿。
布尔什维克起初认为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专家也能照样生活下去。沙皇制度就认为一位将军即使没有取得任何特殊的资格或受过任何特殊的教育，也能充任国家的每一种职位。除了其他许多观念以外，苏维埃共和国也从沙皇制度承接了这个观念；不过他们把无产阶级代替了将军罢了。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理论家把这个办法称为“社会主义从科学发展到行动”。如果我们说它是“社会主义从科学发展到半瓶酷的知识”，可能更恰当些。
苏维埃共和国听任自己受单纯本能的指导，而不去认真地深入研究实际的情况，这是屡见不鲜的事。因此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孩子掉进井里去之后，他们所发现的必要措施是把井掩盖起来，于是他们就想这样做了。他们曾力图使知识分子不再像以前一个时期那样从事强迫劳动，而确实去做一些他们所了解的并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因此为政府服务的知识阶级便不再算作资产阶级，也不再被当作资产阶级来看待和虐待。他们由于从事“生产性的”和“有益的”工作而在“积极和工作的”人们的圈子里出头露面。他们可以不受剥夺，并且领取适当的薪金。既然迫使这些知识分子参加政府工作的是对于虐待的恐惧，而不是心悦诚服的觉悟，他们的工作事实上既不是很有生产性的又不是很有用的，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比如说，托洛茨基在前面引述过的《工作、纪律和秩序将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书中便对这一点表示不满；他说：
“反对（知识分子的）捣蛋的斗争的第一个时期是无情地摧毁捣蛋者的组织。那是必要的，因而也是正确的。现在，在苏维埃政权已经有所保证的时期，这个反对捣蛋者的斗争就必须采取把昨天的捣蛋者变成公务员、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形式，如果新政权有此需要的话。”
所以，托洛茨基的意思是说，把这些知识分子变成公务员和社会化的领导人员的“必要的因而是正确的”方法，是首先无情地把他们踏在脚底下。他自己告诉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
“我们已经摧毁了以前的各种各样捣蛋的行为，并且用一把铁箒扫除了旧的官吏。代替这些旧官吏的人们在任何行政管理部门看来都决不是头等的人才。一方面，已经出缺的职位由各党各派的同志们充任，他们做过大大小小的艰苦工作，在革命中间受过锻炼。他们成为最优秀的人员、战士、可敬的人们、不求私利的人们。另一方面，还出现了一批找财路的人们，他们在旧政权底下一向是社会上的失意者，可以说是无业游民。因此，当我们有必要一下子吸收成千成万刚经过审查的工作人员时，难免就有许多不相干的人能够钻进新政权里来。我们也必须承认，现今在各个不同岗位和机关工作的许多社会主义同志们，并没有表明自己经常能够组织创造性的、精力旺盛的劳动。我们可以看一看行政机关的这种同志们、特别是十月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的这种同志们的态度，他们每天做四、五个钟头工作，并且工作也不很紧张；而我们的整个形势却要求人们以高度的责任感而不是出于畏惧心理来从事最奋发的劳动。”
如果争取知识阶级的政策不是通过提高人们的觉悟，而只是通过既从前面又从后面拳打脚踢的办法，上述情况就是这种政策的必然的、虽然决不是适当的后果。
所策划的另一种手段是增加积极的工作人员的物质供应。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减低了国家公务人员的报酬，规定最高薪给为六千法郎。苏维埃共和国也想这样办；可是这个办法行不通，因此他们不得不重新采用旧的方法。列宁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说：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劳’金。显然，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这种办法显然不只是在相当部门内，在相当程度内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向后退了一步。”[20]
列宁表示说没有其他的办法，他的这种话是完全正确的。提高薪给的必要性可能是由两种原因产生的。企业的规模愈大，工人的人数愈多。所以在同样的情况下，企业所交付的总价值的数量就具有大得多的意义。如果工人每天生产的价值等于五先令，雇有一百工人的企业将每天生产五百先令的价值，而雇有一千工人的企业就将每天生产五千先令的价值。企业的规模愈大，组织和领导的工作就愈加困难，在其组织方面也就愈不容易产生必要的效率。但是厂主可以用来雇用具有这种特别才干的人员的资财也就愈加充足。所以，这些大工业部门越是增多，它们的领导人的薪给就愈高，最后达到了极大的数额。对于这种情况，国家的行政部门不能不加以慎重考虑。如果它不相应地提高它的高级公务人员的薪金，它就一定要准备看到私营企业把他们吸引过去——只要他们确实干练，不是什么尸餐素位的人。这样，国家行政部门就会变得虚弱无力，而这也就是国家的经济无法同私营企业竞争的原因之一。
当公社已经成立，当工业在公社领导下已经按照资本主义的路线向前发展而不是变成有可能实现的国有化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能维持这种把工资固定在六千法郎的制度，那是值得怀疑的。四月二日公布的法令表现了那时巴黎工业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而且它也证明了公社成员的廉洁无私。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财政部长茹尔德的著名的例子。可是，由苏俄的繁荣而强大的私营工业所产生的竞争，不可能促使技术最熟练的“专家”的工资得到提高；因为这种工业不是受到剥夺和摧残，便是使私方厂主丧失其一切价值。高工资只能有一个目的。人们指望用它来克服知识分子中间最能干的一部分人内心隐藏着的不肯为苏维埃共和国服务的心理，同时引起他们对新政权发生兴趣。
既然提高人民的觉悟的办法不发生效力，既然饥饿的輙挞得不到任何可惊的效果，剩下来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收买人民，即供给他们至少相当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享受的那种物质待遇。我们现在看到，将要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生产的领导人的是些什么成分。一方面是少数老的密谋起义者、心地纯洁的可敬的战士，但在业务上只是并不老练的革新家；另一方面是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他们违反自己的信仰，或者作为力求适应新政权的单纯的谋职者，正如他们遇有机会也会适应其他任何政权一样；或者为恐惧、饥饿和惩罚所逼，勉强为政府服务；或者甘心受高工资收买。像托洛茨基所承认的，他们决不是头等人物。而且，即使他们有点学识，也并不属于知识分子中最出色、最优秀的一类。在他们中间，既有坚强性格又有业务知识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现在为了拯救社会主义，独裁的权力已经被交托在这些人的手里。这是工人们必须顺从地承认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会使最好的人受到腐蚀。在这方面，权力还往往交给那些从一开头就贪污腐化的人们。
在普遍困苦和普遍剥夺声中，他们把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聚集在自己的手里。当然，商品生产在进行着，并且也非进行不可；因为被当作民营事业的农业活动事实上代表着商品生产，影响着全部的生活。由于这个缘故，农村可供出卖的剩余农产品越来越少。苏维埃共和国把一个村庄的全部权力交给贫农，这些人只有很少一点土地，生产不出剩余的粮食。于是就必须无偿地征发富裕农民的一切剩余商品，交由国家粮仓支配。这个办法实行起来只能成功，一次，因为到了第二年，富裕农民就会打好算盘，将产量限制在他们所需要的范围之内。这样，农业的报酬就会受到限制。而且，不论农民生产多少剩余产品，他们都把它隐藏起来，只偷偷地把它卖给投机商人。
与此同时，工业也趋于停顿。因此政府的开支就只能靠发行新纸币来弥补。于是，正像在法国革命时期一样，也正像在目前的德国一样（虽然没有那么严重），投机商人、奸商和走私者的活动十分猖獗。从前他们是被送上断头台的。今天的方式是把他们枪毙。但终于逃不出失败的命运。唯一的结果是：在目前，正如在一七九三年一样，骗子手们由此而获得的资本的不可靠性以及新的独裁者所需索的贿赂的数量都有所增长，因为，如果有个冒失鬼偶然落进那些独裁者的罗网，他们就可以拿到贿赂。即使是这种钱财，又成为聚敛新的财产的新的基础。
如果有人想进一步了解俄国新官僚政治的这种贿赂风气，他应当读一读加弗隆斯基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消极因素》。在这本书的第五十八页及以后几页里，充满着有关贿赂和贪污的记载。
该怎样压抑工人群众要对之俯首帖耳地屈从的这些新的“独裁者”呢？像在“启发”群众的道德的努力中一样，苏俄政府不知道除用法庭来恫吓以外，还有其他“启发”它的领导人的道德的办法。如果说，无产阶级的组织者们的独裁应当凌驾在无产阶级的独裁之上，那么法庭的独裁又将凌驾在无产阶级的组织者们的独裁之上。
苏俄已经组成了一系列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以反对反革命和投机活动以及滥用职权的行为”。它们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们那里来的人的罪名，随意决定枪毙那些不受它们欢迎的人们；也就是说，可以枪毙它们所捉到的一切投机商和奸商，以及他们在苏维埃公务人员中的同谋犯。它们的手段并不到此为止，而是连累到每一个胆敢批评它们的可怕虐政的正直人士。在“反革命”这个集合名词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问这是发生在哪一类人中间，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可是非常不幸，这种即决裁判手续没有效果。
这些非常委员会是革命清洗工作的最后希望，当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真诚战士知道这些委员会本身也是贪污腐化的时候，他们往往万分愤慨。加弗隆斯基在他那本书的第六十一页上引述了非常委员会周报的下列呼声：
“四面八方传来消息，不但是庸碌之辈，而且还有真正的罪犯，正在想方设法钻进委员会里来，特别是钻进各个地区的委员会里来。”加弗隆斯基还在第六十二页上提到一些人，这些人已经表明，那种钻进去的企图不仅见诸行动，而且多半获得成功。所以革命共产主义的机关报《劳动意志》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日的一篇文章里说：
“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各个地方苏维埃已经千真万确地处在特殊和非常苏维埃的恐怖统治之下。当然，选拔工作是做过的。在各个苏维埃里，还留有一批比较正派的人员，但在各个非常委员会里，却是一伙伙准备干各种抢劫勾当的匪徒。因此，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针用社会主义来革新人类的纲领已经荡然无存，只有两三个心地纯洁的人士在日益严重的无知、贪污和自暴自弃的泥淖中挣扎着，这种泥淖越来越扩大，最后非使他们陷进深处并惨遭没顶不可。”
布尔什维主义的改变
西方的许多革命家扬扬得意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还大权在握，并且，甚至在我撰写这几行文章的时候（一九一九年五月），它显然从表面上看来还是完整的，但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些批评家在它统治之初便预言它不久必将崩溃。如果布尔什维克严格按照他们的纲领办事，这种崩溃早就实际发生了，他们由于接二连三地抛弃了他们的纲领的某些部分，才能勉强维持下来，因此他们最后实现的事情与原定的目标完全相反。例如，为了攫取政权，他们一古脑儿抛弃了自己的民主原则。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们不得不让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走民主原则的道路。他们已经作为一些个人而站稳脚跟；但他们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原则，表明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
到目前为止，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在俄国获得胜利，而社会主义则已经遭到了一次失败。我们只须看一看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发展起来的、一经应用了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就必然如此发展起来的社会形式。
让我们现在扼要地叙述一下发展的情形。我们在今天的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看到一种建立在无限私有制和最充分的生产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农民。这些农民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同城市的各项工业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既然这些工业不能为鄙野的乡村生产剩余的商品，自愿地和完全合法地把农产品运进城市的现象就越来越受到妨碍。为了补偿起见，已经采用了征发、即无偿地掠夺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借助于非法的走私，这种行动终于把过去一个时期城市所积累的工业产品一扫而空。
在破坏了大的庄园以后，布尔什维主义对于农民不再有什么帮助了。事实上，农民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好感不久便变成了对于城市工人的憎恨，因为那些工人并不工作，不能提供农业所需的商品；他们也憎恨执政的有力人物，因为这些人派遣军队到农村去征发物资；他们也瞧不起城市的投机商和走私者，因为这些人竭力用种种骗人的交易方法把各种各类剩余的商品奇货可居地兜隹给农民。
除掉在全国各处可以看到的这种纯粹资产阶级的情形而外，在各个城市里已经产生了一种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的形式；不过它力图废除阶级的差别。它从侮辱和摧残上层阶级入手，因此它事实上有最后变成一种新的阶级社会的危险。它实际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最下层的一级包括资产阶级、资本家、中小阶级以及所谓的知识分子，如果后者表示任何反对的话。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丧失了一切谋生的手段，常常不得不去干那种最讨厌的强迫劳动，而他们所得的酬报则是完全可以称为最恶劣的饥饿口粮、或者说得确切些是挨饿口粮的那种食物配给。这种类似地狱的奴役状态只能同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最可怕的极端行动相比拟。而这种局势的产生乃是布尔什维克的最有代表性的别出心裁的行动。它代表着他们走向解放人类这一目标的第一步。
在这最低阶级之上的是以领取工资的工人为代表的中间阶级。这个阶级享有政治权利。根据宪法的明文规定，只有它才享有在城市投票选举的权利；并且它也享有占版方面的充分自由，以及将其成员组成联合团体的权利。这个阶级的成员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职业，凭自己所选择的工作取得十分优厚的报酬。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过去是这样的情况；因为过不多久，事情越来越明显：由于俄国广大工人群众的水平很低，这些措施有日益使工业完全丧失其作用的危险。因此，为了拯救工业，不得不形成一个新的官吏阶级，并使它掌握支配工人的权力。这个新的阶级逐渐把一切实际的和事实上的控制权抓在自己手里，把工人们的自由变成纯粹虚假的自由。自然，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能不引起工人本身的反对；而且这种反对变得格外强烈，因为由于工业和运输方面的普遍衰落以及乡村对城市的日益疏远，粮食问题越来越无法解决，即使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他们也同样受到影响。所以工人一批接一批地对于布尔什维克丧失了热情。可是工人们的反对始终是没有组织的和分散的，不能形成密集的队伍来反对具有更高度的组织的官僚政治。工人们无法同他们抗衡。
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独裁权力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独裁权力，这个新的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是：以前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由他们任命的人员以及一种硬性规定的新式官僚系统的成员。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是在共产主义老的理想家和战士的领导下组成的。
旧的官僚政治的专制独裁已经以一种新的但据我们看来决不是有所改进的形式复活了；除这种专制独裁以外，还正在产生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而这种新的资本主义是应该对真正的犯罪行为负责的，并且事实上比旧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水平要低得多。现在不再存在的只是旧式的封建庄园制。废除俄国封建庄园制的条件早已成熟了，但废除资本主义的条件却没有成熟。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复活，但它所采取的形式对无产阶级说来是比旧的形式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现在私人资本主义已经带有走私、谋取暴利、银钱投机等最恶劣、最腐朽的形式，以代替较高的生产形式。工业资本主义现在已经从私人的体系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从前，政府的官僚和私人资本的官僚即使不是直接对立，也往往是互相挑剔的。结果，工人有时可以利用一方，有时可以利用另一方。可是现在政府和资本家的官僚体系已经合并成一个体系。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大变革的最后结果。它代表着俄国历史上有过的一切专制形式中最暴虐的形式。为“剥夺剥夺者”这一运动服务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曾以专制统治代替了民主政治，现在这种统治已经让位于一种新的官僚政治的专制统治。于是后者的这种统治终于能够使工人的民主完全成为一纸具文，因为工人阶级已经被迫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在经济上处于从属的地位。
而且，这种自由的丧失并不因繁荣的增加而得到补偿。当然，新的经济独裁所起的作用，比在此以前的势必导致急剧崩溃的经济无政府状态来得好些。这个结局只是被独裁的统治推迟了，因为从经济上看，这种新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发生作用的。
这个新组织的作用之如何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可以从交通人民委员克拉辛先生最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下列呼声中得到证实。他的声明如下：
（1）现有的铁道管理制度连同五年战争所造成的其他客观困难已使交通运输事业彻底破产，无论何种运输都有完全陷于停顿的危险。
（2）它的崩溃不仅是由于错误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也不仅是由于工作人员能力的减低，而且还由于组织和管理方式的经常改变。
（3）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恢复运输系统，至少使最低限额的口粮配给和工业的需要与要求得到满足。这项任务只有依靠十分果断地结合和调动铁道系统所能聚集的一切力量这一办法才能担当起来。
（4）这个工作刻不容缓，必须立即进行，否则我们将眼看革命的成果毁于一旦。
（5）集体管理事实上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必须建立个人负责管理的原则和提高责任感，以代替集体管理的形式。每一个人，从勤杂人员到管理部的成员为止，必须正确无误地、毫无偏差地执行对他的全部指示。一切的改革必须停止进行，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维持旧的人员，不予变动；在中心及其一切分支部门的原有技术设备必须加以恢复和维持原状。
（6）有必要实行计件工资制。
在苏俄的一切政府官吏中，克拉辛表现了用一种由经验得来的英明的科学方法进行组织工作的杰出才干。铁路工人看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精华。早在沙皇统治时代，它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经常表现巨大智慧的良好组织。可是尽管有这一切，目前的情况却是如此！
这个声明清楚地表明了，那种贫困的状况并不像一般人所主张的那样应该单纯由战争的后果负责。战争的后果不过是加剧了紧张的程度罢了。看来要葬送革命的一切成就的，是现存关系的不成熟状态。为了拯救革命，似乎绝对有必要抛弃改革，恢复旧的局面，把旧的机构放在原来的地位——换句话说，要取消铁道系统的革命，以便拯救革命的人们。十分自然，这个法令也像过去其他任何法令一样，将很少能够改变执行法令的人员。
像旧的资本主义一样，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已经自行产生了它自己的“掘墓人”。但是旧的资本主义并不单纯产生这些掘墓人；它还给与这些人以力量和生产能力，使他们把新的生命注入垂死的躯体。
在俄国目前的情况下，共产主义只会危害现有的生产力。它的“掘墓人”将无法创造某种较高的生活方式，而不得不重新开始过那正在出现的野蛮的生活方式。这种制度用训练有素的盲目服从的军队这类强有力的暴力手段来加以维持，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正是这种制度，并且甚至在作这个决定时，他们的希望自身得救的原则也不得不遭到失败。他们一开始就决心要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以及它的一切军事和官僚机构。然而他们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发现他们自己不得不为了自保而重新建立同样的机构。他们作为通过士兵代表苏维埃以瓦解军队的先驱而获得政权。同工人代表苏维埃一起，那些可以随意任命军官以及仅仅服从自己所愿服从的人们的士兵代表苏维埃构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政策。他们打算用这个方法掌握一切权力。可是在采取了这一步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布尔什维克遇到公开的反对时，他们立刻需要一支军队来进行斗争：一支愿意服从任何命令的军队，而不是一支正在瓦解的或者各个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作战行动的军队。起初，热情似乎顺利地代替了单纯的盲目服从；但是，当工人的热情开始衰退，当志愿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当个别的几师军队开始不受节制时，该怎么办呢？在工业方面，经营管理的民主制要求物质和精神条件的一定程度的成熟发展。从本质上说，民主制度应当出现在一支需要加以充分发展使之具有高度战斗力的军队之中。战争历来总是民主制的坟墓；即使是内战，如果它继续进行了一个时期，也总是如此。布尔什维克必然要对内战负责，并且也必然要对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废除负责。由于制造种种困难来阻挠新的选举，由于排除了一切可能出现的反对力量，布尔什维克的独裁已把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变成名存实亡的组织。可是它已经剥夺了这些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一切最重要的职能，甚至剥夺了他们的选举自己的军官的权利。像旧时代一样，军官现在是由政府任命；同时因为志愿参军的人数不足，他们已经采用了义务兵役制，像布尔什维主义存在以前的时代那样。这就形成了人民与政府之间发生矛盾的另一根源。许多次的农民起义都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它也使得军队的扩充成为当务之急。成群结队地开小差的事情相当流行，对他们惩罚的办法是大批判处死刑。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篇以一个在俄国亲眼目覩的人的观察为依据的十分同情布尔什维主义的报道。这篇题目叫做《共产主义的原则及其应用》的文章在末尾有这样一段话：“红军是协约国造成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已经一再宣布它的反黩武主义的态度。爱好和平的人们今天厌恶战争，正如他们在昨天和过去的任何时期都厌恶战争一样。他们正在竭力反对征兵一一红军中开小差的事件像从前沙皇军队中一样多。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团没有完成规定的任务，因为一切有关的人员都已逃走了。”
红军的这种态度十分稀奇古怪地表达了它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热诚。即使我们只是限于说明事实，没有给与这些事实以辩解的基础，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出，在军事方面，旧的沙皇制度的种种情形已经恢复，不过所表现的形式比以前格外恶劣罢了；因为这种新式的赎武主义无疑地正在比旧的发挥出大得多的活动能力，虽然它宣布了反麒武主义的纪律。
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为共和国变成拿破仑帝国铺平道路的情形正在重演。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宁最后决不会成为俄国的拿破仑。拿破仑第一由于领导了法国的胜利旗帜席卷欧洲整个大陆，获得了法国人民的拥戴。表明革命的原则是征服欧洲，这使有些人感到满意。因为当时法国军队正在掠夺整个欧洲，他们的战利品正在使法国富裕起来，也许还有许多人格外感到满意。但俄国现在是采取守势。可以遏制入侵军队的同样的运输困难，使得俄国不能让它自己的军队顺利地通过边境。列宁也未尝不想把他的革命的旗帜胜利地插遍欧洲，可是没有这样的希望。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续武主义不会使俄国富裕起来。它只会变成贫困的新的根源。目前，俄国的工业就其已经开工的部分来说，是为了军队而不是为了任何生产的目的工作的。事实上，俄国的共产主义在这方面已经变成一种“兵营社会主义”。
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在经济上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种失败最后归结为军事的崩溃，那只会把真相掩盖起来。任何世界革命和任何外援都不能挽救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的经济上的失败。和共产主义相反，欧洲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即：它力求使社会主义某一方法所产生的精神上的灾难不致引起整个社会主义的灾难；而且，它力图在这些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之间划清界线，使群众了解这种区别。如果一家激进社会党的报刊向群众宣布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一回事，使他们相信现在的这种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它公然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万能旗帜下大模大样地活动因而便是确实在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这家报刊真正认为自己是在通过这种行动为社会革命的利益服务，那么它一定是没有懂得什么叫社会革命的利益。
恐怖
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种发展，当然并不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意愿而发生的。恰恰相反，它实际上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并且他们也想尽一切办法要阻止它的发展。但结果他们还是不得不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从一开头就竭力避免的那种办法，即求助于不是极轻微的批评所能影响的少数独裁者的专横势力。恐怖统治这样就成为共产主义方法的必然的结果。这是它想避免它自己的方法所产生的后果的孤注一掷的努力。
在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负有责任的一些现象中，从废除一切形式的出版自由开始到实行大批处死的办法为止的恐怖主义，当然是最触目惊心的和令人厌恶的一种。它是引起人们对布尔什维克深恶痛绝的原因。然而这实际上不过是他们的悲惨的命运而不是错误——如果在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如此巨大的历史变动中可以允许我们谈到错误或过失的话。无论如何，任何错误或过失归根到柢只能是属于个人的。不管是谁，如果他要讨论罪责的问题，就必须着手考察个别人的向某些道德律的挑战行为；因为“意志”一词按照最严格的意义来理解，只能是个别人的意志。一个群众、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事实上并不会表示任何意愿。它缺少表达意愿的必要的能力。因此它是不会犯罪的。一群人或一个组织能够采取共同的行动。然而，每一个实际有关的人的动机却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在确定罪责的问题上，成为决定因素的是动机。
布尔什维克的动机当然是最好的。从他们开始掌握无上的权力起，他们就看起来充满着人类的理想，而那些理想是起源于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种种条件的。他们的第一道法令是有关废除死刑的法令；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他们的罪责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恰恰在他们公布这项法令的时候，他们的罪愆就暴露出来了，那时他们为了取得政权，决定牺牲他们长年累月以百折不回的决心加以争取的民主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们的罪愆也在这种时候暴露出来，邢时他们像一八七三年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一样，不顾俄国的落后状态，宣布“立即彻底地解放工人阶级”；并且，既然民主制度没有满足他们的期望，他们就抱着上述的目的，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的他们自己的独裁统治。这里就是可以寻找他们的罪愆的地方。从他们开始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起，他们便不能不采用恐怖手段。不用暴力而建立一个和平的但又是真正的独裁统治的想法，乃是一种幻想。
恐怖主义的工具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二者都开展了同所谓军事讨伐毫不相干的可怕工作，受害的人数不可胜计。遭到非常委员会荼毒的人究有多少，恐怕永远不容易肯定。无论如何，他们的总数一定有好几千人。最低的估计数字是六千；有些人估计要加一倍，另一些人认为要加两倍；而远超过这些数目的，是那些已经被囚禁起来的或者虐待和拷打致死的无数的人们。
为布尔什维主义申辩的人们在辩护时指出，他们的反对者，即芬兰的白卫军、波罗的海沿岸的贵族、沙皇反革命的陆海军将领的行为也未必高明。可是，指出别人也在偷窃，难道就能为盗窃的行为辩解吗？无论如何，假如这些其他的人为了要维持他们的权力而蓄意草菅人命的话，他们并不违反自己的原则；但布尔什维克则多半可以肯定是违反自己的原则的。因为他们这样做便背弃了他们自己所公开宣布的有关人类生命尊严的原则，而他们正是利用这种原则才能取得政权并使自己的行动具有理论根据的。我们所有的人事实上都同样反对这些贵族和将军，难道这不正是因为他们视人命如草芥，把它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吗？也许有人认为所抱的目的使情况有所不同；认为较高的目的可以使不正当的手段也成为正当的手段，而在单纯追求权力的人的方面，则由于其目的不纯，手段也就变成可耻的和不正当的了。但是正当的目的并不能够证明任何的手段都是无可指摘的，而只能肯定那种与目的相一致的手段。同目的相反的手段并不会由于目的正当而变成正当的手段。如果人们牺牲那种给与生命以内容和意义的东西，他们便很难保卫自己的生命；同样地，如果人们放弃原则，他们便很难谈得上保卫自己的原则。良好的意图可能会原谅那些求助于错误手段的人们；但是这些手段却始终是不可宽恕的，因为手段越是错误，它们可能造成的损害愈大。
可是，甚至布尔什维克的目的也决不是无可反对的。它的当前的企图是要保存它所建立的政权的赎武的官僚机构；但多半可以断定的是，只有反对那种在官僚机构内部所表现出来的贪污腐化现象，他们才能保存那个机构。
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真理报》上，杜克尔斯基教授坚决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机关应当清洗所有那些与共产主义共命运的、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罪恶目的才利用共产主义的坏蛋和野心家。列宁于是答复说：
“写信的人要我们纯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毫无良心的临时同路人、自私者、野心家、走狗和强盗’。这是正确的要求。我们早已提出并在实行这个要求。……我们现在和今后都会枪毙那些被捕获的强盗、自私者和野心家。但是，为了使清洗工作进行得更彻底更迅速，就需要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协助我们。”[21]
枪毙——这是共产党政府的全部智慧。可是，难道列宁本人不是号召“知识分子”帮他进行斗争来反对坏蛋和野心家吗？当然他是这样号召的；但他没有给他们唯一有效的手段、即出版自由。
只有报刊所行使的在各方面不受拘束和妨碍的监督，才能打击那些必然紧抓住任何拥有无限权力而随意自由行动的政府不放的坏蛋和野心家。事实上，这些寄生虫往往是在缺少出版自由的情况下更加猖撅起来的。
现今的俄国报刊完全掌握在那些被坏蛋和野心家盘踞的政府机关手里。在目前的情况下，列宁有什么把握不让这些坏蛋和野心家设法钻进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从而推波助澜，使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遭到枪杀呢？拥有至高无上的最专制的权力的，正就是这些被设立起来同贪污腐化现象作斗争的非常委员会。它们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监督，也就是说，它们大部分是在确实有利于贪污腐化现象的情况下活动的。
一七九三年的革命法庭拥有甚至在那个时候前所未闻的专断权力。顾全被告权利的保证达到最低限度。然而，那时的法庭还至少是公开发挥作用的，所以人们可以对它的活动实行某种监督。可是苏维埃共和国的非常委员会却采取秘密审议的办法，被告的合法权利是没有丝毫保障的。被告并非绝对需要受审，更不必说是传讯他的证人了。只要有人告发，只要有一点嫌疑，就足以使他脑袋搬家。
这个祸害波及的范围很广，以致大有非废除不可之势。因此当局作出决定，规定这些委员会非经审讯不得再行执行死刑。可是，虐政是独裁统治的基本要素，如果不同时废除独裁，就不可能废除虐政。因此，这项法令由于规定一个例外，即如遇“明显反革命阴谋”时得容许就地正法，便自行宣告无效。这样自然就为各种专断的处决大开方便之门！然而，即使这项决定能在适当范围内获得遵守，它也只会保护盗贼和坏蛋而不会保护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因为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出现，政府机关才需要清洗的。这样的清洗工作如果不是对付反革命，又是对付什么的呢？稍微有一点不满的表示，就会像任何坏事那样受到严厉的对待。任何的反措施都不会使这种威胁烟消云散，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是真诚的共产党人和坏蛋们同样发生兴趣的。他们在挑剔苏维埃制度方面携手合作。因此根本诊不到有什么修正。例如，就在最近，“全俄肃反非常委员会”作了如下的宣告：
“最近爆发的一系列叛乱证明了，克拉斯诺夫以及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左翼孟什维克分子所获得的荣誉，并没有使他们停止活动。他们一心想要暗中伤害我们的军队（布里安斯克、萨马拉和斯摩棱斯克），破坏我们的工业（彼得格勒和土拉），并通过铁路罢工来破坏我们的交通运输工具和粮食供应。‘全俄非常委员会’兹宣布：以后将不再区别克拉斯诺夫军队中的自卫军和属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分子的自卫军。非常委员会将以同样严厉的手段来惩罚任何一方。我们所逮捕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分子将被作为人质扣押起来，他们的命运将完全取决于这两派的态度。”——全俄非常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22]
因此，由于军队中存在着明显的分崩离析的迹象，由于产业工人和铁道雇员中间日益滋长的不满情绪，非常委员会就要把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人物逮捕起来，以便在发现无产阶级再有丝毫反对的迹象时立即把那些人就地枪决。镇压心怀不满的无产阶级——这就是企图用以使大规模执行枪决这一愚不可及的手段在俄国成为正当手段的崇高目的。它决不可能把经济的失败变成一种胜利。它只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俄国的广大群众可能不会像过去全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理解第二巴黎公社的复灭那样来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复灭；布尔什维主义的复灭毋宁说是会像法国全体人民所理解的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罗伯斯比尔的复灭，也就是说，会被看作是救民于水火，而决不是令人深感痛苦和悲哀的失败。
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
列宁的政府面临着另一个热月九日的危险，但危险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产生。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一个政府如果抱有在当时条件下无法实现的目标，可能以两种方式垮台。如果它坚持自己的纲领，它会终于被人推翻，连同那个纲领一起冰消反解。但如果它把自己的纲领作相应的修改，最后完全加以放弃，它就可以保全自己。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就事情的本身来说，都将导致失败。可是，对于那些有关人士而言，他们把国家政权保留在自己手里，还是要像在敌人的忿怒下被打倒的偶像那样听凭别人摆布，乃是有很大区别的。
罗伯斯比尔在热月九日垮台了，但并非所有的雅各宾派都遭到他同样的命运。由于能够明智地适应环境，他们有很多人飞黄腾达，身居高位。拿破仑本人原先也是属于恐怖分子一伙的，并且还是罗伯斯比尔的弟弟的一个朋友。他们的姊妹后来说波拿巴是一个共和党人。我甚至还可以说他那时是站在‘山岳派’一边的。他对我哥哥的赞美，他同我弟弟的友谊，也许还有他对我的不幸遭遇所表示的同情，使我能向执政府领取三千六百法郎的津贴。”[23]
可是不仅仅是个人。整个的党派也能改变自己的性质，从而可以不仅平安无事地、而且威信更高地从一个脆弱的地位上摆脱出来。俄国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也并不是不可能同样改变布尔什维克的性质，保全他们作为执政党的地位的。他们已经在改变了。作为讲究实际的彻底的政治家，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统治的过程中已经显著地表现出他们的适应环境的本领。他们本来是根据平等的普选原则选出的国民议会的热心宣传者。可是当国民议会对他们有所妨碍时，他们便立刻把它打入冷宫了。他们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可是他们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当以前俄国的国家生活中正在抛弃民主原则时，他们是在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的热心拥护者，但他们现在却正在利用个人的独裁日益压制这种民主。他们以前废除了计件工资制，现在却正在恢复这种制度。在他们执政之初，他们宣布他们的目的是粉碎那个代表旧政府的权力手段的官僚机构；但他们却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官僚统治来代替旧的。他们曾经依靠瓦解军队的纪律并最后瓦解军队本身的办法取得了政权。他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的军队。他们本来力求把各个阶级置于同一水平，相反地，他们却已经一手制造了新的阶级差别。他们已经造成了一个地位低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而把无产阶级提高到特权阶级的地位；他们又使另一个阶级出现在无产阶级之上，这个阶级领取高薪，享受种种非一般人所能想望的特权。他们本来希望在农村中利用给与最贫苦的农民以政治权利的办法来使有产农民丧失活动能力。现在他们却已经给与这些有产农民以某种程度的选举代表的权利。他们最初无情地剥夺资本，目前却正在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交给美国资本家，以便取得他们的帮助并在各方面同外国资本妥协。法国从军记者吕多维克·挪多最近在《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他同列宁的谈话，后者除抒述了其他的意见以外，还这样地说明了他对资本的友好态度：
“我们很愿意提出：我们一定承认我们的外债并支付利息；由于我们缺乏其他的支付手段，这种付款将采取交付小麦、石油和其他各种原料的形式，一旦我们俄国的工作充分开展起来，这些东西无疑是有大量剩余的。我们也已经决定想根据我们的合同——当然这类合同必须首先得到外交上的批准——给与协约国的公民以开发森林和矿山的权利，这自然要看对方是否承认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基础的情况而定。我们知道，英国、日本和美国的资本家正在竭力争取这种权利。”
访问录并不是绝对可以凭信的文件，可是我们上文谈起的对于苏维埃共和国的看法，也由研究俄国问题的其他负责的记者所证实。布尔什维克看来对于实际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但同时也表明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纲领，因为，如果他们准备把俄国的一部分租给外国资本家八十年，那个纲领就要推迟到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立即解放俄国无产阶级的手段来说，现在已经失败了。现今有待揭晓的问题是：是否列宁的政府会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宣布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的破产，从而力求维持它的地位；还是一股反革命的势力将起来推翻这个政府，并用一种十分残暴的方式来宣布它的破产。我们自己倒是情愿看到前一种的局面，即布尔什维主义会再度自觉地把自己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的基础上，相信各个自然发展阶段是不能越过的。这将是痛苦最少，同时对于国际无产阶级也最有好处。可是，十分不幸，世界历史的进程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因袭的罪恶一向在于通过一种政体、即独裁来扼杀民主，而独裁如果不代表一个人的或紧密勾结的一小撮人的无限的专制权力，便没有任何意义。应当像对待战争一样来对待独裁。德国有些人受到俄国方法的影响，正在玩弄独裁的计划，而不去细心深究它必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这些人应当牢牢记住上面那句话。如果掌握了国家政权，要开始实行独裁，就像发动一次战争那么容易。但是一经采取了这种步骤，无论哪一种都很难随意加以阻止。你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不是取得胜利，便是以惨败收场。俄国现在亟需外国资本，但是，除非它主张召开国民议会和赞成出版自由，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能马上得到外国资本的援助的。这并不是说资本家们都是民主主义的理想家。他们毫不犹豫地拿出几百万金来接济沙皇政府，但他们不大相信现在的革命政府有经营业务的能力。当它不准报刊发表批评意见，并且显然得不到大部分人的拥护时，他们对它的政体产生了怀疑。苏维埃政府是否会想法保护出版自由和召开国民议会呢？某些布尔什维克说过，他们既不怕出版自由，也不怕国民议会。那末为什么他们不扶植它们呢？为什么他们轻视这样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如果用之得当，必将有助于大大地增加他们的精神力量以及别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呢？在前面提到的布哈林所著《共产党人的纲领》一书的序言中有下列这段话：
“考茨基和他的一伙人想要强加在一次革命上面的条件似乎是：革命当然有权向资产阶级发号施令，但同时它要保证给与资产阶级以种种便利，不论是通过出版自由还是通过国民议会，来宣扬它的怨言。一个博学多才的专家，如果不理会正义是否在他的一边，而只是盘算他是否能对他正在寻找的某一个人提出谴责，那么他的这种卓越的建议在抽象地加以考虑的时候也许是很可以实行而不至损害革命的。但是革命意味着一场内战，那些必须用大炮和机枪进行战斗的阶级很容易抛弃这种荷马式的论争。革命从来不同它的敌人一起讨论问题。它消灭他们，反革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双方都完全能够承受这样的指责：它们漠视了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规定。”
这种为屠杀作辩护和怎样对待反革命的言论，同作者在前几页关于革命的见解相比较，就显得格外高不可攀了：
“以推翻资本家阶级为第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结果只会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变成一个为劳动群众谋福利的制度。这个过程在每一个国家至少要花一代的时间。这个时期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即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继续粉碎资本家阶级而另一方面又能自动援助其他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时期”（第18页）。
这就是说，革命和内战具有同样的意义，它等于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彼此毫不饶恕，一方总想打倒另一方，即使这还不能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因为这个愉快的过程必须“至少继续一代”。这种用机枪和毒气弹进行的带有严重毁灭性的内战，比从前三十年战争对国家所造成的破坏一定还要惨重；它使人民十成中死去一成，使他们的蛮横心理发展成为最疯狂的残暴行为，并彻底堵塞一切生产的来源一一这种战争事实上就要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所代表的较高生活方式的道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卓越的想法，当然不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专家”而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在他看来，暴动和革命是同义词，如果这种革命采取民主的形式而不是内战的形式，他就确实会丧失他的健康和生命。但有一件事是肯定正确的。只存在着两种可能——不是民主便是内战。谁要是抛弃民主，谁就必须准备内战，反过来也是这样。他只能避开独裁，因为在独裁制度下，他必须对付那些完全绝望和冷淡的人民，并且独裁制度本来就是缺乏那种可以用来建造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基础的。
因为我们只有在民主和内战之间作出抉择，我自己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社会主义看来不可能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如果大部分人拒绝社会主义，那么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机就还没有成熟。另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却论证说，社会主义只有用少数人强迫多数人的办法才能推行，而这一点只有通过独裁和内战才能办到。布尔什维主义自感在人民中间占据少数，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它如此顽固地拒绝民主制度，尽管它相信民主制度不会“损害革命”。如果它认为自己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它就毋需丢弃民主，即使它确实以为动用大炮和机枪的战斗是革命斗争的唯一形式。而且，如果它有一个革命的国民议会作为后盾，这个斗争对于布尔什维主义来说就比较容易进行，正像一七九三年革命的巴黎人所做过的那样。可是这样一个国民议会是不会支持它的。当布尔什维克开始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处在可以左右工人、士兵和一大部分农民的高峰；然而在那个时候他们也不敢要求实行普选。他们不是解散国民议会并进行新的选举，而是单纯地把它打碎了事。从那以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呼声与日俱增。布尔什维主义的信徒对于各种非官方的报刊所表现的越来越胆小害怕的心情，以及把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排斥于苏维埃范围之外的做法，表明了向恐怖统治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要推翻独裁制度而逐渐恢复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所有这种努力至今都很快地成了泡影。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布尔什维克准备尽可能地向官僚主义、赎武主义和资本主义让步；而在他们看来，如果向民主制度让步，那就等于自杀。可是事实上却只有这样做才能结束内战，才有可能领导俄国重新走上导向某种较高生活方式的繁荣富强的道路。如果没有民主，俄国就会四分五裂；可是通过民主，无产阶级也会彻底崩溃。最后的结果是完全可以断定的。它未必一定是另一个热月九日，但我耽心它会和热月九日没有多大出入。
世界革命的前途
布尔什维克自己对于他们最后的胜利似乎没有很大信心。然而他们已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件事情上面。因为如果俄罗斯不再是革命的选民，那么世界革命就一定是拯救俄罗斯人民的救世主。但是这个世界革命究竟是什么呢？可以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的发展，无产阶级力量的加强，以及阶级斗争的格外激烈，因此社会主义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能够唤起全世界的人民，随着它的发展而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生活。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布尔什维克所了解的那种世界革命过程，即一切大国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否则苏维埃共和国就不再能够拯救革命。而且，这将意味着到处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剥夺一切非共产主义分子的权利。这将意味着共产党的专政，从而使全世界普遍燃起内战的火焰，至少在未来的一个世代中不会熄灭。
人们正在进行紧张的宣传来要求达到这样的结果。引起一场像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那种世界革命，决不是他们能够办到的。但是如果他们得心应手，当然也能对西欧发生很大的影响，从而危害到另一种意义下的世界革命。因为照俄国人看来，世界革命宣传者的主要任务是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掀起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
布尔什维主义从一开头就是党派纷争的产物，并且经过一番同本国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才取得了政权，因此竭力利用那种变成兄弟阋墙的内战来在俄国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作为取得绝对统治权的最后手段，它还力图分裂至今保持团结一致的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只要它们证明并不具有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多数。第三国际的意义就在这里。他们希望用这个手段来实行世界革命。可是，这并不是一时的任性或单纯的恶意的结果，而是从布尔什维主义自身的本质中产生的。那种本质同西欧已经为之完成开拓工作的较高的生活方式是水火不兼容的。
在西欧，民主不像在俄国那样是明日黄花。它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排除了重重困难而向前发展；它是旷续几百年的斗争的结果。它已经被吸收到群众的血肉中去。因此，要剥夺任何社会的一切政治权利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法国，农民是一股十分小心地照顾自己的私有财产而谁也不敢加以嘲弄的势力。而且，法国、尤其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惯于进行斗争的阶级。俄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当然不及西欧的无产阶级；但资产阶级本身在帝俄时代还格外软弱得无可比拟。在俄国，正如在其他地方有一个强大的军事独裁政府当政的国家一样，资产阶级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又盲目地相信自己可以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于是就出现了今天的自由主义所处的不幸状态。国家政权的垮台，军事“保护墙”的坍倒，国家的一切权力之落入无产阶级手中，所有这些使得一向不惯于从事积极政治斗争的资产阶级惊惶失措，终于完全瓦解，拱手把地盘让给它的敌手。
在西欧，由于持续了几百年的阶级斗争，下层阶级不仅教育了自己，也教育了上层阶级。这些上层阶级已经逐渐尊重无产阶级；并且它们已经掌握了在适当时刻实行让步以应付任何攻击的方法，从而避免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盎格鲁一萨克逊族的国家，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必须不用任何强大的常备军而过着独立的生活。它在同国家政权和无产阶级相处的过程中已经知道怎样来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它在面临任何危险的时候是不会轻易逃走的。在这次战争中获胜的，正是这些国家。
这次战争没有使这些国家的军队崩溃，像同盟国和俄国那样。在东欧，在军队瓦解的时候，始终是士兵代表了反叛的力量，不管那些士兵原来出生于哪一个阶级。但是这股促成革命的巨大力量，也可以起一种使薄弱的革命因素过早地掌握政权的作用，从而使他们面临一些他们无力解决的问题。战胜的国家里是没有这股力量的。在那里，只有当社会主义在民主制度下变得十分强大，可以压倒其他的政党时，它才会为自己取得国家政权。在这样的一些国家里，它没有丝毫理由要放弃民主；因为正是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中最高和最优秀的一层是决不会愿意接受独裁来代替民主的。他们知道，所谓独裁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人的独裁。可以肯定，在目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人声势很大；但他们之所以奋然而起，只是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反对他们本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挤垮外国的社会主义政府罢了。
还有许多人以为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对俄国是合适的；但他们不打算介绍这些方法，原封不动地在法国搬用。然而，即使在这里，布朗基主义的暴动传统和蒲鲁东主义的反议会制度传统也没有完全根绝。这两股敌对的力量通过它们在工团主义中某种奇怪的溶合，已经获得了新的生命。它们可能会给布尔什维主义提供某种基础。但是要说它们能够掌握法国的无产阶级、甚或英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乃是绝对办不到的。当布尔什维主义在那里面临着大规模的决定性斗争，而这些斗争只有通过紧密的团结和合作才能取得胜利时，它的发展就会以分裂告终。因此，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的关于世界革命的宣传决不可能促进正在酝酿中的世界革命。它所能够尽力做到的，是危害世界革命。
共产主义由于具有多种多样的倾向，已经危及德国的革命。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的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它在一切成员所抱定的共同的、单一的社会方向的基础上团结了起来，等到它把追随教权党的天主教工人争取过来以后，就将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如果它占有了多数，争取民主的斗争、即争取普鲁士选举改革的斗争就会变成争取政权的斗争。如果这个斗争获得了胜利，社会民主党就可以立刻在财富方面收获到由它的活动争取得来的最丰盛的果实；那个财富是德国资本主义增殖和积累起来的，可以用来迅速地改善人民群众的一般生活状况。世界大战把这个财富一扫而空。战后的德国处于万般无奈的境地。不管生产资料归谁掌握，根本不可能为群众创造较好的生活状况了。可是，由于军队的溃败和解体，这次世界大战也已经使得社会民主党依靠政敌的破产而不是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虽然在这个时候，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分裂，它本身已经削弱了。如果社会民主党想要变成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它就绝对有必要重新统一起来。人们本来可以认为，既然这个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分裂的根源、即对于战争的态度现在已经消失，目前的要求可以格外迅速地实现了。
可是，十分不幸，由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兴起，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已经在德国社会主义队伍中间打进了一个新的楔子；那个宣传要求我党放弃不可缺少的民主主张，建立工人代表会议的独裁制度作为一种政权形式。为了不致被人误解，布尔什维克不再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了。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其目的显然是想同《共产党宣言》中所规定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结合起来。但是他们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年底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并在几个月以后出版了《新莱茵报》作为民主主义的机关刊物，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没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立。同革命以前存在的两个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另一个政党、即共产党人的政党相呼应，德国已经产生了独裁和民主的对立。这种对立引起了那两个政党中任何一个在政治上的变化多端和分裂，并在独立党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布尔什维克倾向。而且，它终于在一部分右翼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一种反响来反对这些倾向，但是这种反响的火力偏高，没有射中目标，并且造成了倾向资产阶级政党的趋势，而右翼社会主义者由于战争政策的结果，已经和资产阶级政党有很多共同之处。
十一月九日的革命打破了同资产阶级的这种联合，产生了同独立党人的谅解。可惜这只是暂时的。在德国，要想推行一种包括全部帝国在内的真正的、永久的和有效的独裁形式，同在西欧一样不可能。人民已经大有进步，不会听任建立这种制度。无产阶级的个别党派想要采取独裁的一切企图只会获得暂时的成功。那些企图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即加剧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崩溃，并为反革命的军事独裁铺平道路。但是反革命的军事独裁也决不会变成一个永久的和绝对的政权。在德国，要继续实行违反工人利益的统治是不可能的。
诺斯克的警卫队在柏林所表现的极端行动，在慕尼黑爆发的可怕的狂暴，并不足以证明政府的独裁权力。这种行动倒是表明了政府对待那些人的态度是软弱无能的。那些人由政府召来，肯定能够不受任何惩罚地作出可怕的报复行动，但他们本身是没有能力支配政府的。
无论左派或右派的这种争取独裁的努力，不会导致真正的独裁，而只会导致混乱和彻底的毁灭；当一切生产都将停顿、一切食物商品都将消耗净尽时，它不会给与我们较高的生活方式，而只会使我们产生残忍的心理。甚至在它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以前，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所有想要采用独裁制的企图，只会增加用以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残酷与横暴的程度，以及增加受害者的人数，作为那种努力的一个结果。这种做法将使人们完全不可能从事任何积极的建设。诺斯克的统治和苏维埃的独裁都可以这么说。
目前，有人正在替某种形式的独裁作宣传，说它只会是暂时性的，无论如何不会采用暴力等等。这是一切可能的幻想当中最糟糕的一种。在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阶级都已充分理解到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任何政党只有利用专制手段才能行使独裁。不管他们的见解多么和平，也不管他们只把独裁当作为积极工作取得必要力量的手段的决心多大，不久就会发现，在他们开始统治以后，他们的种种独裁的方法都会被束之高阁，所剩下的不过是虐政而已。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避免虐政、促成某种平稳的积极建设的唯一手段。但是在目前，民主制度已经在理论上被社会主义政党的左派所压倒，并在实践上被右派所压倒。国民议会本身决不是一种民主制度；因为如果没有由平等的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任何民主制度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现今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帝国团结一致的唯一制度，不是通过工人代表会议，也不是通过一个独裁的政府，而只有通过一个由帝国各部分的代表组成的国民议会才能产生。现在的组织当然是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谁选举了其中的多数的呢？这是积极的民众，也就是当工人代表会议在一个体系中被建立起来以后要去选举工人代表会议的那些人。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那组织机构中的选票还不到国民议会总票数的十分之一。工人阶级代表着全国总票数的十分之九。
只要工人代表会议包括各大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者，它们的面貌就和国民议会迥然不同。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可以对进步的政策起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一切国有化的努力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可是它们仅仅凭这种身分是不能够很好地代替国民议会的。因为，这种工人代表会议的制度越是扩展到大工业的全部领域，它越是把全体的工人群众包括在内，中央委员会在其组织上就愈加近似国民议会，但它没有给与它的多数以国民议会的多数由于公开宣称自己是全国人民的多数而拥有的那种权力。
有一种说法认为议会制和民主制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制度。这种说法最近也出现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讨论中。没有一种说法比这更错误的了。议会制和民主制的形式按照它们所代表的人们的性质，可以有绝对不同的内容。如果在一个议会里资产阶级分子占多数，那么议会制就会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如果这些政党不起作用，它们的议会制也将是不起作用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多数一旦出现在议会里，整个的局势就根本改变了。现在有人说，即使实行最自由的和完全秘密的投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多数也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资本家统治着报刊并收买工人。但是，如果资本家真正能够这样地收买工人，特别是在目前这样的革命之后，他们也就同样可以影响那些有权选举工人代表会议的人了。另一种说法是：即使实行彻底的秘密投票，即使在群众中获得多数工资收入者的支持，由于资本家能够对无产阶级运用财政权力，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在任何议会中获得多数。这种说法等于是把无产阶级看作一帮软弱而胆小的无知之徒，并宣告无产阶级事业的破产。因为，如果无产阶级具有这种可怜的不健康的素质，那么，无论世界上有任何制度可以不顾无产阶级在精神和智力上的无能而被煞费心机地用来保证胜利，它对无产阶级也是毫无助益的。
如果今天德国的国民议会具有明确的资产阶级的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它已经在工人阶级和独立党人中间造成对于国民议会的某种不信任，并且在选举当中还损害了独立党人的利益。其他的工人阶级成员、即正要同资产阶级集团决裂的天主教徒也因而遭到削弱，听凭资产阶级的领导。
完全可以肯定，德国在目前的国民议会的领导下是决不可能恢复元气的。如果反对现有的国民议会的斗争变成反对民主、反对普选、反对国民议会本身的组织的斗争，那就非但不会促进、反而只会阻碍德国的恢复过程。因为这样就会造成一座障壁，使人们不能把斗争集中到可以进行改革、即选举国民议会这一点上，而在新的国民议会中，无产阶级的代表将组成多数，准备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努力从事全国的国有化的工作。他们一定也会毫不犹豫地决定实行现在还不过刚刚开端的德国的民主化的工作。必须成为任何可能当政的纯社会主义政府的纲领的，正是这种议会政治而不是独裁政治。这样，它也就能够获得天主教工人、甚至一切资产阶级派系的拥戴，如果他们能从这个纲领中看到有办法使共和国避免一场由于互争雄长的政党的独裁倾向而已经发生的内战的话。假如共产党人说，民主制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法，那幺我们的答复是：民主的代替物、即独裁本身只会导致一场革命，导致过去时代所特有的暴力方法。民主及其平等的普选制度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时期所推行的，只是传入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以人口调查为依据的选举权，而不是平等的选举权。经过了长期的艰苦斗争，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平等的普选权——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实，可是所有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朋友们似乎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民主及其平等的普选制是把阶级斗争从交手仗变为运用理智的战斗的方法，在这种战斗中，一个阶级只有和它的对手处于同样的知识和道德的水平上，才能取得胜利。民主制度是赖以实现较高生活方式的唯一方法，也是社会主义所说的文明人的权利。独裁制度只会导致一向被称为亚洲式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可是这个称谓并不公道，因为亚洲诞生了孔子和佛陀。称之为鞑靼式的社会主义，或许更确切一些。
德国工人阶级没有从他们自己的胜利中得到什么收获，没有懂得怎样利用民主制度作为解放自己的适当的工具，其所以如此，世界大战的可怕后果自然负有较大的责任，但除此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党人的颠覆和破坏活动，是由于他们用无益的冒险行动浪费了无产阶级的实力。
民主制度为西欧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提供远为美好的前景。这些地区、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族国家，战后在经济上不像其他地区那样虚弱。无产阶级的每一种进步的形式和每一次权力的获得，必然会直接带来生活状况的改善。
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斗争也一定会采取比战前更加强烈的形式。
战争和战后的胜利所引起的爱国热情横溢的时期正在很快地成为过去。变化已经开始，等到和约签订以后还将以越来越高的速度继续下去。因为，不论和约给战败国增加了多么沉重的负担，既然现在到处的注意力都将从对外问题转到国内政策的问题，战胜国的人民所蒙受的牺牲也是会同样被感觉到的。
在这种场合，无产阶级的对抗经常会随着觉悟程度的提高而带有越来越坚强的形式。德国的、尤其是俄国的革命在这方面起了诱发的作用。不管你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抱有何种看法，一个大国的无产阶级政府已经不但掌握政权而且还能在可以设想的最困难的条件下维持了将近两年，这一事实自然滋长了各国无产阶级中间的权力感。因此，对于世界革命来说，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比他们通过特派人员和宣传人员作出了大得多的工作，因为那些人员应该负责的，是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损害而不是革命的成就。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现在已经被发动起来了，它的国际压力很大，足以使得将来一切的经济进步沿着社会主义的而不再是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
因此，在这方面，世界大战已使这个时代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结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开端。显然，我们不可能从资本主义世界一步跳进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不是一架可以按照预先画好的图样装配起来的、一经开动就能正常运转的机器。相反地，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合作的过程，正如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一样，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是，那个过程在这些规律的范围内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且也能比较充分地发展起来，其结果是我们在目前无法逆料的。
我们现在没有“可以根据民众的决定来实行的现成的乌托邦”。现今所发生的事情是那些标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开端的力量的解放。如果我们因为这件事情正在全世界发生而愿意称之为世界革命，那么我们肯定是面临着一场世界革命。它的进程不会按照独裁的路线，也不会利用大炮和机枪，也不会通过消灭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的敌人，而只会通过民主制度和人道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实现那些有待无产阶级努力完成的较高的生活方式。
[1]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2—190页。
[2]《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25页。
[3]《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9—230页。
[4]纳特·文希-马列叶夫博士编：《布尔什维克在干些什么？》，洛桑1919年版，第10页。
[5]托洛茨基：《工作、纪律和秩序将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17页。
[6]《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5页。
[7]同上书，第235-236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稍有窜改。——译者〕
[8]审判耶稣的总督，见《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译者
[9]托洛茨基：《工作、纪律和秩序将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21页。
[10]恩格斯在一八四五年预料革命即将爆发，但它是于一八四八年在大陆上而不是在英国来到的，并且革命本身也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原编者
[11]热月九日是罗伯斯比尔被推翻和巴黎的恐怖统治崩溃的那一天。
[12]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6—587页。
[13]加弗隆斯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消极因素》，柏林1919年版，第39页。
[14]参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4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稍有窜改。——译者〕。
[15]参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6-247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略有删节。——译者〕。
[16]参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笫247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略有删节。——译者〕。
[17]德国作家鲁道尔夫·拉斯普所撰荒诞不经的故事中的人物。——译者
[18]《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0—241页。
[19]《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0页。
[20]《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7页〔考茨基对这段引文略有删节。——译者〕。
[21]《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2页。——译者
[22]摘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消息报》，1919年3月1日第59号。
[23]罗斯：《拿破仑一世》，1916年版，第一卷，第50页。 |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苏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苏华[1]
（目录略）
前言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底问题，是中国经济问题中争论的焦点，这是我们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经济问题论坛上，各方面的理论家都集中力量来争论这个问题，各人都企图着站在一定的立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便克服自己的论敌。但在论战的过程中（即在《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过程中亦是一样）虽然是各抒伟论，各有各的结论，而大别之却不外是两种对立的意见：（一）认为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的人们（如严灵峰，任曙，孙倬章，李季，刘镜园，郭沫若等）便说中国封建经济已是“残余的残余，”“资本主义在中国现在发展到了摧毁封建经济，支配全国（经济）生活，”甚至有人说商业资本的发展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郭沫若先生则更无条件地将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推进他预定下来的“资本制”公式中去。王礼锡先生虽然用“殖民地”三字来限制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意义，但他根本是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已占着统治的地位。（二）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尚滞留在封建经济阶段的人们（如以前的《新思潮》派，朱新繁，后来的祝伯英，胡秋原等）便说资本主义经济还是非常幼稚，封建经济尚占着统治的地位，或者各〔如〕方亦如先生（即祝伯英先生）所说的一样，是“衰落时期的”封建经济，而中国社会即是“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见《研究》第一期：《中国经济问题》）。这样一来，便“各持偏见”，各走极端，虽然各人都会援经引典以为论争的基点，但结果不是“牵强附会，”以迁就各人“先天的结论”，便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问题自问题存在，始终得不到正确的解决。
现在，我按照着《中国经济研究绪论》（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著者任曙先生所提出三个问题加以研究和批判。
“第一，国内的中外资本主义，是否应当对立？
“第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第三，现在是否还在发展（见原书P.69）？”
第一国内的中外资本主义是否应当对立？
在未入正题以前，首先就要指出任先生依照着形式逻辑的排中律来提出这个问题的错误。即是他根据着“是——是，否——否”的公式来提出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便是一个“否”字。这和《新思潮》派提出问题的公式（“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相较，不但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且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所以，替任先生作序的刘光先生在其所谓《反修正主义论》上便公开支持着《新思潮》派提出问题的公式。他说道：
“至于革命派的左翼中，某个人（指严灵峰——苏）的理论也是很错的。他在其经济论文里非难右翼的观点，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一个社会中的经济形态虽有多种，可以用“是——否和否——是”辩证逻辑，然而有考查出何种占优势的必要和可能。用占优势的来代表全社会的经济特征绝对合理。……因此，右翼提出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一问题，并没有错。……我们在对立之中，必要站在一面去斗争。否则人说是，你说亦是亦非；人说非，你又说亦非是，如此，不独辩证法符咒化，可以不研究而周知一切；并且一无所把握，遇事辄调和。这不流于诡辩主义，即流于机会主义去了。辩证逻辑之应用，有一定的场合和分量；形式逻辑非绝对不可用”（原书P.35—36）。
这是再明显也没有的，刘光先生不单是支持着新思潮派把［的］公式，尤且支持着整个的形式逻辑，细味“辩证逻辑之应用，有一定的场合和分量”的话，则可知他是否认了“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及思惟的一般运动法则之科学”底意义。反之，他把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等量齐观，”继续发挥着蒲烈哈诺夫的错误。
任先生已有了这种理论上的错误的前提，便得出其错误的结论：
“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时，绝对（点是我加的——苏）不应当随时随地把整个资本主义中给它分一个界限，认为这是国货的资本主义，那是洋货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在研究中国经济性质时”（原书P.112）。
而大谈辩证法的严灵峰先生也在其大著《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上坚持着下面的意见：
“我们不能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把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厂，企业，矿山，铁路等等推到国民经济系统以外”（原书P.57）。由上面两段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主张“绝对不应当”将中外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观察的，他们是将两者当作统一体看待的。这种错误的理论虽然自有其一定的立场，但他们的方法论底错误也未尝不是这些理论的决定底因素。
不错！当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即整个中国经济亦是一样——的时候，应当注意到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更要注意到它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间的互相关系；而在一定的限度内也无妨将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的发展，当作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来看待。比方：在破坏中国固旧的生产关系这点上看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的发展都起着同样的作用，都有相等的意义。但是，我们并不能便由这点或另外各点出发来否认它们中间有矛盾的存在，有本质上和地位上的差异，站在科学的见地上应将中外资本主义分为统治的（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与附庸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两种经济形态来考察。更要认识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并不能说中外资本主义仅和大企业与小企业之区别一样：而说“这两者之间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上看来，仅仅存在数量的差别，而不存质量的差别”（严灵峰：《追击与反攻》P.138）。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除了大部分是政治借款以外，其余的部分便用来发展中国的工业。第一是发展中国的交通机关；第二是发展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业部门。其主要的目的，不是发展中国的经济，而是要扩大帝国主义商品的流通关系与保证中国对宗主国的原料底供给。而其最大部分的利润是流入宗主国去，并没有用之于扩大中国的工业（这里要知道英国与日本的区别：一般看来英帝国主义是这样的，而日本则用了很大部分的利润来发展在华的工业）。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尚停滞在极低的水平线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帝国主义经济影响下虽有相当的发展，但终没有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着支配的地位（这点在下面有详细的论究）。
现在且从事实上来说明吧——我认为在煤矿工业部门中可以找到很好的例证。
在1925年中国煤矿业中的外资是占着总投资的54%。而到1929年竟增至72%，中国资本竟从46%降至28%。这是说明了帝国主义渐渐支配着中国煤矿业的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可以看见抚顺的煤大部分是输入日本，而开滦的煤则输入菲律宾群岛，香港和日本。而汉冶萍公司则几乎无条件每年供给日本大量的煤。反之，中国又要从日本等处输进煤来供给上海等处的工业。我们以下表为例也就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是吸收中国的煤来供给本国的工业。
从抚顺煤坑中输出的煤（单位百万吨）（见满洲通讯第四期1928）
上表是说明抚顺煤坑供给日本的煤，在六年中从总生产额的23.4%增到44%。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抚顺等煤矿业的发展即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呢？！事实告诉我们，这是中国殖民地化的现象，这是一般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道路！现在的满洲，可以说是已经完成了殖民地化的过程。这一来，中外的资本主义经济，当然再用不着分裂开来考察了，当然可以“一并计算在内”了！
但是，我们的任先生又会这样说道：
“……只有资产阶级的学者，才在开始就这样去分别这些是他们的，那些是列强的，中国的工人是不应该这样那样替别的人划分界限的。他们只晓得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是分不开的弟兄，打打伙伙的压榨他们，剥削他们使得他们衣食为难，他们的农友失业失地。……他们只知道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外来资本帝国主义关系中去认识中国经济性质。，从而认识他们的是那一阶级关系，因以决定他们战术与战略的主要对象”（原书P.72—73）。
总括起来就是说：从阶级的剥削关系上可以认识中国经济的性质；即是说：从阶级的剥削关系上可以将中外资本主义归入共同的范畴。这里乍看起来是很漂亮的，是很合理的，或者说是很革命的；但是，实际上却是很不正确的！怎样讲呢？是因为任先生并没有认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国家，他更不明了在这样国家所生长出来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不单是包含着经济解放的内容（即经济解放的主要内容也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经济的统治，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发展民族经济的生产力；而在目前这个阶段上，反帝斗争的胜利。客观上是造成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至于民族资本主义在反帝斗争胜利后是否有它发展的前途，那却是另外的问题）！尤且包含着政治的解放和文化的解放等内容。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即是民族自决的胜利。我们并不能只看见帝国主义和民族布尔乔亚同样地剥削中国工农，便放弃了在现阶级［段］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解放和完成中国独立运动的任务！要知道空谈无产阶级革命，而放弃实际的斗争，便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底勾当！假如任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话，则印度的工人又当怎样去认识印度经济的性质呢？我想任先生也会这样说吧：印度工人阶级只晓得英帝国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是分不开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成了英帝国主义的附庸是事实，同样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亦渐渐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也是事实）！因而印度的经济是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印度工人阶级要干的革命也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了！但是，印度现阶段的革命却是民族解放的革命，任先生又有什么方法去改变历史的事实呢？！
第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其次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
中国之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这是任何人都承认的，同样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相当的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它是否引起了中国经济的质底变化，那却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事实上已成为目前经济论坛中争论的焦点的焦点。
现在且先听任先生发言吧：
“资本主义的生产将要夺去生产的全部领域”（原书P.85）。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原书P.87）。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原书P.90）。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原书P.90）。
其次且听听和任先生同一观点的严灵峰先生的意见吧，
“我们承认中国社会经济中是资本主义成分占“支配”或“领导”的地位”（《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60）
“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9）。
照上录的几段话看来，用不着丝毫解释的，他们是承认：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支配全国经济生活的程度，中国已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了。那末，下面就开始研究几点关于任先生和严先生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支配全国经济生活的表征吧。
第一，任先生举出历年海关进出口的轮船与帆船的吨数百分比来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象征，也即是所谓“把资本主义与封建经济的比较。”现先将任先生“精练”的统计表介绍于下：
历年轮船与帆船出入全国海关吨数百分比
（本表根据“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制成）
18751905
19151925
1926
轮船8591
939798
帆船159
732
100100
100100100
（原书P.82）
这个表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科学的，但实际上却暴露出了任先生预先有了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的偏见，只找些似是而非的事实来牵就“先天的结论。”因为（第一，）任先生表上的轮船，是将帝国主义在华的轮船“一并计算在内的。”这当然是其研究方法错误的结果，有如上面所指出的一样。他不了解帝国主义在华航业的发达与本国航业的发达，虽有种种共通的作用与意义，但在被奴役的经济立场上去考察，却有本质上底差异，并不能运用倍根（Ba—con）的方法把它们归纳起来成为毫无差异国民产业部门。（第二，）表内所列举的帆船，仅仅是在海关挂号的帆船（Entrred〔Entered——录入者〕andclearedotthe〔tothe——录入者〕MaritimeCustom。）其余无数千万的泛航内河而未在海关挂号的帆船，则未蒙任先生的青睐。我想任先生已把那些帆船划入西子湖滨的画舫队伍中，根本把它们推出运输机关的范畴之外去了吧。不然，则是任先生故意地企图蒙蔽事实的真象。（第三，）这个表截止于1926年，1926年以下的统计则毅然不顾，这或许是任先生当时在东方图书馆找不出1926年以下的统计吧。那末，我可以尽一番义务，替任先生将1926年至1930年的统计列表出来（这当然不是纯粹做任先生的义务书记，而是为着表现事实的真象而努力！）
1926年至1930年进出海关的外轮，中轮与帆船的只数，吨数的总数及吨数的百分比（根据《1930年海关报告册》）
年次类别只数
吨数百分比
1926外轮80.833106.265.975
78.64%
中轮39.61426.451.690
19.57%
帆船41.6772.410.175
1.79%
1927外轮74.73794.574.394
80.87%
中轮35.93718.218.215
15.58%
帆船47.6874.162.712
3.55%
1928外轮94.651116.107.780
75.63%
中轮51.25933.044.523
21.52%
帆船45.7454.368.659
2.85%
1929外轮100.537
124.783.57480.17%
中轮45.57326.395.051
16.97%
帆船45.6534.464.422
2.86%
1930外轮99.025126.406.784
80.80%
中轮41.13326.138.314
16.89%
帆船45.7753.905.714
2.31%
我们在上表中可以看出如下的事实：（I）中轮的吨数在这五年期间的百分比的平均数是18%强，尚且有年见减少的趋势。1928年所以能够增至21.52%，是由于那年抵制日货的关系。日轮受了相当的打击，中轮即得到了相当发展的机会。（2）外轮在这五年间，吨数的百分比的平均数是79%强，占着绝对的优势，中轮若是与之相比，仅是一与四之比。除了1928年因日轮受了相当打击而稍见减少外，实有渐渐增加的趋势。（3）在海关挂号的帆船的吨数，虽不能与中轮的吨数相比，但那些泛航全国内河的帆船的吨数，虽然找不到统计，也不能弃而不顾，而光拿海关挂号的帆船的吨数来与轮船的吨数相比。况且由1926年至1930年间，帆船的吨数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除1930年以外）。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任先生才舍弃1926年以后的统计吧。但是，自命是“非常科学”的倍根之徒，是否应当如此呢？！我想不应当吧！
因此，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任先生所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象征的轮船，若将帝国主义在华的轮船抽出来考察，则中轮发〈展〉的情势，恰好是世界经济恐慌尖锐化漩涡中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部分地衰落的标志；若是与帝国主义的轮船相较，则只能说明半殖民地经济底特质，并不能作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论据。（二）我们又不能说帆船吨数有增加的趋势，（这个增加的趋势，只是暂时的，我们在动的过程上看来，没有问题的帆船是在衰落的道路迈步前进！）便是中国封建经济“中兴”的象征。因为无论如何帆船都不能作为封建经济的标志（被任先生绝对化了的标志），况且封建经济又毫无疑义的是在急速崩溃的过程中，绝对没有“中兴”的可能。（三）总而言之，轮船与帆船的消长，根本上不能作为中国经济性质的标志，并不能在这个地方来分划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如果任先生这个方法是妥当的话，则在一九一五年帆船与轮船的吨数百分比已是7与93之比。中国社会在那个时候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了，将1911年的革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也未尝没有理由。后来的曹琨〔银〕，孙传芳，张作霖之流都可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政权都已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了。不但如此，即说1875年资本主义已支配着全国的经济生活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据任先生“精炼”的统计表看来，1875年之轮船与帆船的吨数的百分比已是85与15之比了。这样，则郭沫若先生将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划入“资本制”的公式中去，也就有充分的根据了。但是，这未免太滑稽了吧？！
我们已经知道了任先生“把资本主义与封建经济的比较”是这样的滑稽，现在再来看看所谓把中国资本主义与世界各国比较的事实又是怎么一个事吧。首先看任先生的统计表。
1928年世界主要各国纱厂锭与用花数量的比较
国别锭子
每年用花数量
千锭百分比
千包百分比
英国57.13635
2.90911
美国35.54222
6.77027
德国11.1537
1.5856
法国9.7706
1.1805
印度8.7635
2.034
苏联7.3114
1.8347
日本6,2724
2.54110
意大利5.1893
9544
捷克斯拉夫3.6632
5462
中国3.5042
2.0168
其他16.86010
3.14112
合计165.103100
25.540100
“这里我们根据整个统计，特别是后半截每年用花的数量，来认识它在世界方面的意义，我们看，中国纺纱锭子在全世界总锭子数中不过百分之二，而它每年用花的数量竟占全世界用花数量的百分之八……这里的统计事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中国工业在世界上有了新的意义。拿纺织业每年用花的数量说来，中国同印度在世界上同居第四位；再与锭子数目比较，中国的三百五十万锭子比德法的一千万左右的锭子表现了更大的作用，直追估［占］全世界总锭子三分之一以上的英帝国主义后尘，而欲与之并驾齐驱。人们看看吧，这一个“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正在生长的资本主义的中国！
“这里，假使我们仿照拉狄克的话，就可以说：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P.87—90）。
但是，拉狄克的话是怎样的呢？请看吧：“我们站在世界经济立场上看中国工业所发展实在弱，但要与亚洲各国相比较，则另有新的意义。一九二五年日本绵纱工业锭子五百万个，印度八百万个，中国三百五十万个，这足以证明中国在亚洲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克仁译：《中国革命运动史》P.229）。
不错的，拉狄克曾经坚持过这个观点，任先生实有理由来引用他的话作为自己推论的公式；但是据我看来，这样“仿照拉狄克的话”来推论，未免太笨了吧！因为，我们看拉狄克说“我们站在世界经济立场上看，中国工业的发展实在弱”和“这足以证明中国在亚洲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的话，分明是与任先生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的结论相互矛盾，并不能巩固任先生的结论。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承认拉狄克不及任先生聪明，没有发现这个用花数量来比较的方法，所以他老先生在当时才关起亚洲的大门来搜罗自己的论据，但是这未免是太可怜了！
我们不管拉狄克的比较方法也好，任先生的比较方法也好，同样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因为我们要测量某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或明确点说要测量某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断不能仅拿一种轻工业部门的纺织工业来作尺度，这和一颗树不能当作森林看待是同样明显的道理。同时，我们也要晓得，纺织工业几乎成为一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唯一可能发达的生产部门，但这也只能够说明中国半殖民地的特性，并不能作为测量中国经济尺度。
假如任先生的比较方法是妥当的话，则将要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照锭子的数量看来，则美国资本主义发达的程度没有英国那么高，法国比德国落后，日本，意大利和苏联比印度落后，中国当然是最落后了。但是，若据用花的数量看来，则情形又不同了，所谓占世界锭子全数三分之一的英国，其资本主义发达的程度又没有美国那么高了；日本又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了；印度，苏联和在锭子上比较起来是最落后的中国都超出德国和法国之上；而捷克斯拉夫和意大利等国当然是越发落后了。这一来，则将要强迫我们承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仅次于英，美，日三国，而与印度相等；德，法，意等国则落在中国后面，苏联当然再［用］不着说了，这样，中国在任先生笔下一跃而成天字第一号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而欲与英帝国主义并驾齐驱了！但是，这样“非常”不“科学”的观察，怕要开滑稽传的新纪元，打破笑话的新纪录吧！——当然我还是十二万分的佩服“任先生玩弄把戏”的绝技！
其次要说明两点事实：第一，上表所列的中国的3.504.000锭子当中，，帝国主义在华的纱厂的锭子已占了1.805.444枚，即是占了一半以上（这是1928年的统计）。第二，所谓锭子少而用花多，并不能作为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象征，只能说明中国工时比各国为长。另一方面就是开日夜班的结果，一看华商纱厂联合会的统计就可明白，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全国锭子数目虽比一九三一年4.054.794枚增加了，但消棉量共1.041.062包，却比一九三一年同期（1.149.423包）减少了，而连带关系的当然是停锭钟点的增如。我们可以预料全国纱厂减工以后，用花量当会更减少了。
至于严灵峰先生虽然也笑任先生这种比较的方法太过于滑稽，但他又是怎样“测验”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呢？第一，他举出了一个至1920前后为止的机器进口统计表来“测验”。他不顾机器的输入占总输入的百分之几（1932年是3.4%）便毅然宣布了“中国社会……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国经济问题别［研］究》P.32）。第二，他又举出了中国轻工业发展的表来证明机器进口每年增加（？？）是与大工业的发展相适应而正确的。其中对于纺织工业的发达更特别狂喜！他说道：“从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纺织工厂不断的增加，同时自一九二一——一九二六，五年之间几乎工厂的数目增加一倍；我们同样可以推论在这五年之间，其他轻工业部门在此同一条件之下一定会有同一程度发展的。至于在反面，家庭工业年来不断的衰落已是表现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占优越的地位”（同上P.24）。严先生抄写了鲁宾斯坦的论据作出自己的结论以后，当然是得到了阿Q式的胜利了。但可怜严先生胆子太小了，抄写了人家的论据，又不敢相信人家的分析，对于鲁宾斯坦分析中国大小工业的变动竟罔若无睹。
“倘若我们一看中国工厂企业的图表，那就可以确信十二年间（从1903到1915年）迂回曲折，差不多平衡发展着。并无速进的现象。而这一点就已表示出中国工业虽是发展着，但与其他工业发展非常迅速的国家相比较，则工业依然停滞着。
“……此老大国家，受内外各种条件的牵制，工业仍属落后……”
然而倘若我们回头一看上面所举关于各个家庭工业部的总计材料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事实并不是这样坏的。而此家庭工业的机体，由于两部门（油业与酒业）之不幸的减缩的缘故，发生大大的变更。倘若我们细察中国家庭工业的发展，注意到其特殊的现象，则我们所得的结论将完全两样了。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中国的家庭工业真正是处于改组的时期，而此改组的过程是健康的，而不是破坏的”（见李麦麦编译的《中国经济》P.107—9）。
当然，鲁宾斯坦的分析是不很正确的，但他无论如何没有严先生这般狂妄，却是明白的事情。因为鲁氏的分析和严氏的结论，是根据着同样的材料（至于材料是否正确，当然又是另外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注意这些材料，假定是可靠的话，也没有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占优越地位的程度，只表现出中国纺织业发展的趋势。但是其发展的实质又是怎样呢？
上表极明显的告诉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和其他工业同样出现了非民族化的过程！在1915年华商纱厂总数的百分比是76而至1928年竟降为60，反之，在1915年占24%的外商纱厂至1928年竟增为40%。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半殖民地经济发展底必然性！但严先生对于这点，是不关心的！
严先生举出了轻工业发展的事实以后，似乎觉得尚不大充分，于是又在《中国经济》上抄了一些关于重工业发展的事实来证明他的结论底正确。首先说煤矿业的发达，其次说五金工业与造船业的发达，最后对于电汽工业的发达，又是一番狂喜！且看看他抄的话吧：
“《中国经济》变动还有个显著的象征，就是电汽厂的数目于一九一三年为十二个，到一九二五年增加到四百个。每年平均增加三三又三分之一。有两个制电泡工厂不仅供给大部分国内需要，并且做出口品，”（同上P.24—25）
但是，可怜亦复可笑之至！严先生看见“……电厂是很小，仅供电灯之需”的话，竟故意略去不抄，未免太胆怯了！事实告诉我们：大多数的电厂都是只作为城市的光照之用，它们的电力没有超出20—60基罗瓦特。仅仅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奉天，唐山，厦门，北平等处的电厂才供给工业的原动力。上海电力在1921年是180,372.476基罗瓦特，其中为原动力的是154,898.657基罗瓦特。到1927年上海电力已增至400,000,000基罗瓦特，其中为原动力的是350,526.000基罗瓦特。上海电力不单比全国的电厂的电力总数要大三四倍，即较之英国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伯明罕（Birmingham），格拉斯哥（Glasgow），利物浦（LiuerPool〔Liverpool——录入者〕），和雪斐尔德（Shefield），五大都市都要超过。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事实只说明了上海工业化的程度，并不能作为全国工业化的标准。而上海电汽工业的发达，渐渐有超经济的倾向，更使我们认识中国工业化的特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外国企〈业〉内也发生罢工，工部局为报复起见，停止华商工业的电力供给，而华商工厂便因之停工的事实，就是这个超经济的倾向底明显表现！
好了！再不要和抄袭专家们计较了。且从事实上去考察吧。最先看大战后的事实。
这个表一看就明白是不正确而疏漏得很。广东，湖南等重要省份竟没有统计。反之，甘肃，察哈尔等僻远之地，倒有列入表内。但无论如何总可以看出几点事实：
（一）用原动力的工厂（包括与手工工厂机械生产的工厂）大小共有四百二十二个。其分布的情形是：江苏省占第一位，现在的河北，奉天，湖北和浙江省次之；安徽，黑龙江，河南，吉林，山东，新疆省又次之。全国除上列区域有机器生产的工厂外，其他各省尚付缺如（这当然是在1918年时候的情形，同时也是不很正确的表现！）
（二）不用原动力的工厂（即是纯粹的手工业作坊）大小共计有一三•九五二个。浙江最多；河北，江苏和江西省次之；福建，山西，奉天，山东和河南省又次之；再次之者则为湖北，安徽，黑龙江，陕西，吉林，浙江，甘肃，察哈尔等省。
（三）全国共有工人四八八•六〇五人，江苏省由于用原动力之工厂占最多数的关系，工人的数目亦占最多数，合计有一九八・三六六人，于是我们又可以知道，用机器生产普遍的区域，即是工人最多的地方，表中虽然没有招手工业作坊工人与大工业工人分开来计算，但我们也可以由上述的观点知到一个大概的。
（四）由此，我们便可以得这样的结论：在一九一八年的时候，江苏已成为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其次为现在河北奉天和浙江，再其次则为湖北。全国四百二十二个用原动力生产的工厂，上列区域已占去三百九十九个，即是占去全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绝对公律，在这里也已可以看见它的雏形，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到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的基点。
其次我们从下表也可以证明上述的论点底正确（这个表是吴邦彦君等1931年的调查表改制而成的。只是取其中有的材料罢了。所谓合于工厂法者，即是合于民国十八年公布之“工厂法”之谓也。其第一条条文曰：“凡用电力，汽力，水力发动机器之工厂，平时雇用工人在三十人以上者，适用本法。”）
上表虽然也是同样的不很正确而疏漏，但也能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质。根据上表可以看出江苏省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即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区域。除了上海以外尚有工厂一六〇家，其他各省尚望尘莫及，若将上海和南京的工厂数一并计算在内，则共有五一九家，几乎占全国工厂的半数。况且江苏的工厂中又包含着许多最大的工厂。全国五九四个用电力的工厂中，江苏已占去三四一个，即是占去一半以上。全国工人总数四二一•九八八人中，江苏已占二二四•九三五人，也占去一半以上。仅仅上海已有一六〇•四六八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除了江苏以外，则为河北，山东（1918年的时候，所以尚没有表现出来，就是因为战前日本未在青岛开设纱厂业的关系），湖北，辽宁，浙江。等处，其他各省，均没有表现出他的重要性。
当然，上面的表都是将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厂一并计算在内的。但是，从这点也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性。——殖民地化的过程。——凡属帝国主义投资最多的地方，即是新式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假使我们没有认识这个特性，定会得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独立发展的结论，甚至会和任先生同样地惊喜“中国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没有两样，已经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统治的时代。”即是说中国也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了。这般荒谬的理论，只有那些有眼睛不看事物的人们才说得出来的。
这里要注意的事情就是1918年与1931年两个年头统计的对比：在1918年的时候，中国仅有四百二十二个用原动力的工厂，至1931年已有一千零七十二个用原动力的工厂了。在1918年工人总数仅四八八・六〇五人，而1931年则光是用原动力的工厂的工人已有四二一•九八八人了。“农商部民国五年的调查，当时全国工厂约有六四八•五二四人；民国十九年工商部的调查，则已有一，五〇四，三九三人了。由此，可以知道关于这些问题的统计都是非常不可靠的。”这些统计虽然很不正确可靠，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大工业是有日益发达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确有畸形的发达。
最后要说的就是，这个表是包括着全国手工工厂在里面的。那些散布全国的手工工厂，纵其生产方式本身看来，并不能当作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看待，它仅是手工业生产与小商品生产间及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态与大机器工业生产间一个过渡的连环。手工工厂，在中国有很古远的历史。其中的陶器和磁器手工工厂更有其深长的历史意义，远在纪元前二世纪间就已出现。著名的景德镇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磁器工业的中心。该镇在十六七世纪时候曾有住民一百万以上。现在虽然衰落了，但也仍有十万以上的工人在工作着（上表是没有把景德镇的磁器手工工厂计算在内的）。目前中国的纺织业，颜料业，毛毡业，榨油业，糖业，蒸渔业中，手工工厂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在矿业和五金业中也有很重要的地位。现在杭州，湖州等处，丝织的手工工厂和家庭工业闲杂地广泛存在。上海单法租界就有工人总数二千人的四十个颜料手工工厂。全沪编织物的大手工工厂约有六十个，当中有几个是很大的。这些手工业工厂，有的仍是以人类劳动为发动力，有的则已采用了汽力以及电力。这也就说〈明〉了手工工厂已渐渐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去。
其次，我们在下面的两种事实中也可以窥见中国资本主义的程度底一斑。
第一，“机制洋式货物”（Chineses〔Chinese——录入者〕factoryProducts）在海关出口之“土货”（Chinesesgooels〔Chinesegoods——录入者〕）总数中所占的地位。1930年中国“土货”输出的总数是894.943.594海关两，而“机制洋式货物”则仅占75.557.605两。这个统计当然是不大正确的，例如：出口货中最大宗之一的白厂丝，黄厂丝与灰丝等竟没有列入，只当作原料，不当作为资本主义的商品。但白厂丝业仅一万〈万〉三千万两左右，加入一道计算在内也仅二万万两，充其量也只能占输出总数的1/4；反之，豆类，粮食竟占1/3强。其他则大半都是原料及手工业生产品。
第二，是在对外贸易本质上的观察。巨额入超，固是中国历年来的现象，虽能说明中国经济的落后，但仍是数量上的观察。只有在对外贸易的本质上去观察，才能够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特性。比方说：假定中国历年，进口的货物当中，多数是工业生产上所需要的原料，机器及其他重工业生产品的话，则每年的入超，也并不能作为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标志，倒可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反之，若输入品多数是消费品及一切奢侈品业，则纵使每年出超也不能作为中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象征。当然，这种假定只有其相对的意义（即是说：并不能否定出超与入超的一般底定律，）但无论如何总够在中国找到事实上的证明。
现在，我们且从1930年海关进出口的货物中去认识中国经济的本质吧。
上表极明显地告诉我们：在进口货中，棉花，金属，木材等原料品占百分之一五左右，而机器及电气材料等重工业品占百分之四・七〇。余外则尽属消费品及奢侈品等；即是消费品及奢侈品等；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出口货中则除了棉货，粮食，绸缎，纸烟，丝类及金属等当中有小部分是制成品外，其于都是原料。
因此，我们便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A）目前中国尚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民族资本主义不但在海外找不到市场，即在国内也没有好的市场，差不多给帝国主义完全夺去。这便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前途。
（B）机器等重工业生产品的输入占绝对的少数，这是说明中国生产的落后。若再进一步认识那些机器等尚有许多是供帝国主义在华工业上需要底事实，则更可以证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达。而且是孱弱得万分可怜！任管任先生怎样的高呼万万，但这“初生之犊”终是乳气十足，不单不能与大英帝国“并驾齐驱”，事实上是“望尘莫及”！
（C）一观输出项中，便可以知道中国是国际原料的供给地，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掠夺地。虽有一些制成品，但里面尚包括着帝国主义在华工厂的生产品及大部分的手工业生产品。中国是否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在这里也可以得到解答。
第三现在是否还在发展？
“复次，我们再看中国资本主义现在是否还在发展？”
首先我要指出任先生提出问题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根本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性，也不了解——或许不愿意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终结的现在。同样逃不出危机的漩涡，且已开始了部分的崩溃！所以，他只看见了某些产业部门尚有些微发展的机会，便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高唱中国资本主义繁荣的圣诗。但是，任先生也顾虑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停滞”的现象，对于自己的理论非常不利。于是便一贯执拗地将“中外一视同仁”来观察，即是要借重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发展的事实来支持自己“论据的基础。”可是，他又没有了解帝国主义在华工业等的发展，也只是相对的，局部的：且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它也同样没有“例外繁荣”的可能，（其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中国劳苦大众的异常贫困化，购买力异常微弱，因之市场日益缩小。）且听听任先生怎样歌颂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吧！
“我们应当不迟疑的承认：中国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发展中。它并不因内战，灾荒，革命，以及所谓封建剥削的阻碍，而致停止其前进；当然影响是在所难免的（这一句是修订版加进去的，——苏）！一般以帝国主义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标准的论调：什么停滞呀，破坏呀，痛苦呀，等等，都不外企图隐蔽真实，证明他一贯的错误主张”（原书P95）。
“这里我们还要补充说几句。就是一些先生们对于这一问题的争执，仿佛都是集中于过去的事实，……假使现在还在发展中的话，那么过去之有无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何况于前段中，我们已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如何程度的实际事实呢？”
“闲话少说，先介绍一个统计来。
近五年各种机器进口的比较（根据海关报告单位千两）
机器类别一九二五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
纺织机器3.4074.058
3.7094.1058.932
推进机器1.9201.901
2.9802.5663.442
发电厂机器858832
1.2921.3162.532
农业机器161512
6667431.407
印刷机器651580
4357691.320
抽水机器643534
534782782
机器用具221291
315442734
他种机器8.1658.650
8.8269.54311.744
合计16.02617.358
18.75720.25730.893
“假使机器进口的增加是表现中国工业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话，那末上面这一个统计便充分把近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形显示出来了”（原书P.93）。
以上的话就是任先生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祝词。他除了致祝词以外，复运用他的拿手好戏——制造统计来充实他的祝词。这个统计表骤看起来是非常漂亮，非常科学；但实际上却是非常虚伪，非常骗人！他认为严先生“所抄来的统计，大都是从1913到1921年的，主要的是表明欧战期间中国工业的发展，……这样恰巧证明了别人的主张，只有1914到1922年的大战关系才是中国工业的黄金时代……这不独没有推翻别人的主张，反而掘毁了自己论据的基础……这无异掌了自己的嘴巴。（原书P198—199），于是便祭起倍根的法宝，将《海关报告》作了一番“蜜蜂式的研究”，制出上面的甜蜜来欺骗我们！但是，事实终是事实，那是没有办法可以改窜的。我们一看下表，便可以明白任先生的一切的秘密。
近十年来机器入口总值及指数表
入口值关两（单位一千）折美金元数（单位千元）
指数（以1921为100）
192157.32843.569
100.00
192328.03622.429
53.47
192516.72114.045
32.23
192719.74313.623
31.28
193047.45921.831
50.17
193144.87515.258
35.02
1932
1月3.8931.434
39.49
2月2.281814
22.41
3月2.157777
21.93
4月3.9791.352
37.20
5月3.0671.012
27.81
6月3.3891.118
30.76
7月2.320742
20.43
8月2.610861
23.71
1931年每月平均数1.271
35.00
1932年前8个月每月平均数1.014
27.91
上表告诉我们的事实是：［A］机器入口自一九二一年后即锐减；按照海关两计算，则似乎在一九二五年后又有增加的趋势，但若将海关银两折成比较稳定的美金来计算，则是锐减。这当然是金贵银贱的关系。（B）一九三二年前八个月每月平均机器入口额，仅及一九二一年每月平〈均〉数五分之一多些。（C）去年前八个月每月平均机器入口，且比前年每月平均数少百分之七。中国工业化的停顿，已可概见。同时，看了上表以后，也就明白了任先生反对严先生之统计截止于1922年，而要从1925年重新制造一表的原因。因为若是按照海关两年来计算，则自1922年锐减后，直至1925年后复很规则地上升。因此，任先生便找到了理论的出路，可以大做其歌颂繁荣的祝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按照美金计算，实际上1925年后不单没有增加，而且继续下落的事实！大骂人家“东抄西袭，而不作蜜蜂式的研究”的任先生竟会弄出这样的笑话来，真有些出人意料之外！这一来，严先生抄袭了中国经济上的统计表固已“掘毁了自己论据的基础”，而任先生“作蜜蜂式的研究”出来的统计表也没有挽回自己理论破产的命运！
第四各问题的总结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个问题底研究就此告一个结束。许多其他的问题，都只好另作专文来补充（譬如任先生的“外铄”论的问题，我已将它归入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里面去检讨）。任先生尚制造出许多统计，也因为篇幅的关系，未能一一加以指摘。而实际上也无须乎一一加以指摘，因为指出其几个重要的统计底欺骗性就已经够了。
现在为着读者易于明了起见，特将各节所论及的问题，作一个总结：
第一，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各个国民经济单位，都已联结成为一条链子，发生着密切的关系。各个经济单位，再也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苏联经济独立性底巩固，也没有毁灭其与世界经济的连带性！）所以，中国经济也就成为了世界经济底一环，与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更发生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也同样形成了有机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是宗主国经济与附庸经济的关系。它们之间，不单有形式上的差异，而且有本质上的区别。帝国主义在华发展交通事业，开掘矿山等，无意识地在客观上造成了许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底条件，因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更能畸形地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为着将中国变为完全的殖民地，使其经济的发展不致与宗主国利益有什么冲突起见，又意识地利用着封建残余势力（主要的是军阀制度！）来破坏和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的发展，也就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压力！关于这点，民族布尔乔亚的言论机关也曾论及：
“资本主义经济虽已提挈中国经济走上资本主义之道路，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联，亦同时建立：即先进国在整个方面推动资本主义之成分前进，而在另一方面，则桎梏中国经济，使其不能向民族资本主义之道路上发展，”（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申报时评。）我认为这是身历其境的老实话，并不是什么“诉苦”。所以，任先生等“一视同仁”的方法与由此而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不正确的！
第二，据一般分析与研究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尚没有占着统治的地位；而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也还正在崩溃的过程中。整个经济的发展，正在由前资本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阶级［段］上。其具体形态，就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这也就是中国经济底特质！只有形而上学的“理论家”秉着没有中间性的思维方式，才会否认这个过渡期间的特质！
但是，我们又要认识中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法则。要认识上海资本主义经济较高度的发展。一般上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上海却已取到了统治的地位。但由此我们又更可以认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底特性。
我们若是认识了中国经济的特性以后，当然就可以认识中国社会底性质了。根据着经济分析的结论，便可以近［正］确认识目前中国的社会，尚是个半封建的社会，即是和经济特质一样，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这个认识，也就是我们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底基点！
这样，则我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的理论（比方，郭沫若说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是资本制的社会；任曙，严灵峰，李季等说目前的中国社会是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孙倬章说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占统治的地位，而政治上又是封建势力占统治的地位；胡秋原说中国是个“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的社会”；尚有许多人说什么后封建社会，衰落期的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社会，……等等都有理论上的根据去进行批判了。（我准备另文来论究这一个问题。）
第三，至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在是否还在发展”的命题，那是非常之机械的！他根本上就没有认识目前中国经济底危机，更没有认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经济危机尖锐化的过程中已开始了其部分的崩溃，整个地它是在衰落的过程中挣扎。当然又不能和某君一样，说中国民族工业的破产，不是前途的问题，而是已成的事实；它已经“完全消灭”，“完全破产”！我认为这样的观察，是和任先生同样的犯着机械论的错误！
我想在这里再引一段申报时评的话也是很有兴趣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以残余封建势力之障碍，既不能放步前进；以国际资本主义之缚束，复不能进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前途（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经济底发展，受着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封建的生产关系的缚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尚没有力量来冲破这种缚束！）几乎没有可能完成其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摆在它面前的是：完全殖民地的与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现在的满洲，内蒙等处已经进入了完全殖民地的阶段！整个的中国也有这一个危险！所以，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统治，完成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对内则要铲除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的封建势力，打破封建生产关系底残余制度（当然包括着剥削关系），以开辟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我认为我们唯有向着这个目的去努力，才能挽救中国的危机！一切不合于实际的高调都只好当作酒后茶余的Radio，或是安眠药片与吗啡！
（附注）
一，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必然要联系到农业的问题。任先生和严先生等都对于农村资本主义经济地位有了估量，但我打算在另文讨论，故这篇文章没有论及。
二，这篇文章是拙著《中国经济问题诸批判》里面的一章，故对于批判任先生等的批判也只是关于资本主义的部分，这点是要申明的。
三，这篇文章虽然已经易稿三次，历时一年余，在研究过程中已改正了许多以前的观点，但仍不敢自信没有什么的错误！极欢迎读者加以正确的指正，我绝对不会和严先生一样喟然叹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曰：“美服患人指，高明迫神恶！”我认为这是观念论者的呻吟，等于楚霸王乌江自刎时候的哀歌！
九、五、一九三三。改作完于上海
（录自《中国经济》第1卷第6期，1933年9月出版）
[1]即刘苏华。——编者。 |
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刘苏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
刘苏华
（一）用形式逻辑嘲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者是谁？
谁也知道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武器，所以一切叛徒们都懂得要曲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先从曲解唯物辩证法着手。任曙固不待言，而严灵峰也是如此。当他指出了新思潮社以形式逻辑提出问题底错误之后，便大玩其“辩证法”的戏法，从事曲解马克思主义与反革命的工作。一般理论基础尚未巩固的青年实难免不受其巧妙的欺骗。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揭破其玩弄的戏法。
他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我们的反批评”篇里面特辟一段大谈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问题，表面上看来，未尝不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一经细究，则其曲解的戏法，将不揭而自破。不信？则请大家看看他的戏法吧：
“真正岂有此理！帝国主义已是与封建势力站在同一的水平线上，在历史的地位上丝毫不比封建制度进步，在中国‘拥护’‘封建关系’，何以‘帝国主义资本的输出’又有‘虽然在中国……建筑……铁路……开办……工厂……银行……灌输资本主义的种子到中国’的可能呢？！既然‘帝国主义的确也是猛烈的破坏农村经济’；则‘农村中的封建关系’，立足在什么经济基础的上面而‘并不破坏’呢？！”（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6）
这在形而上学者看来“真是岂有此理”，真是令叛徒们百思不解的道理！因为“形而上学者是将事物及其思维底反映的概念，作为个别的，一个一个独立的去考察的；作为固定的，直线的，绝对的研究对象。他们在完全没有媒介性的诸对立物之中思维着；他们的话即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是不行的……”（恩格斯：反杜林论，长谷部文雄日译本P.74）。所以严氏看见了“帝国主义一方面无意识地由于输入商品与资本破坏了封建制经济，一方〈面〉又意识地利用它来阻障〔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及利用基于封建制经济的封建势力来阻碍中国社命〔会〕的改革，借以巩固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而在另一方面又在中国造成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某些条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与发展等等现象，便要大惊小怪起来。真是“一踏入广大的研究领域，便遭遇着完全可怕的冒险”（同上）！因为他“不是在活的过程中去理解，而是在死的过程去理解事物”（同上），他根本地不了解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经济政策是在确保并加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依赖性，增大其剥削，并尽可能的抑压其独立底发展；他更不了解帝国主义要巩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地位，需要一种社会势力来帮助它种种政策底进行；它首先是与旧社会的封建阶层，商业和高利贷资本家勾结着，到处企图保持着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特别在农村方面），因为这剥削方法是帝国主义与土著的封建阶层共同生存的基础（当然不是说这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生存的唯一底基础，主要地要意味着其借此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生产制的关系，必须从活的过程中去认识。要认识十九世纪末叶以前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经济关系底具体情形是怎样，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时代又是怎样，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又要分别地观察战前与战前〔后〕的具体情形又是怎样。绝对不能够将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的关系，看作是简单的，死板的，固定不变的，要能够看出其复杂性与流动性，才不违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现在严灵峰一方面神经过敏地自己想着“帝国主义既是与封建势力站在同一的水平线上（这条水平线是严氏假设的吧？！），在历史的地位上丝毫不比封建制度进步”一方面又自己惊叹帝国主义“灌输资本主义的种子到中国”来，更忧虑“农村的封建关系”没有“立足”的“基础”！真是庸人自扰，露出了其以形式逻辑嘲弄唯物辩证法的第一个马脚！可怜我们的严“辩证法”家竟和杜林一样“陷入于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
“本来以‘数量’去决定问题，乃史达林主义衣钵相承的家传秘诀，我们正因为以‘质量’的关系来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占主要地位’，痛驳他们以中国农村的‘数量’超越城市，断定封建关系居支配地位之理论，而他老先生（指李立三——苏）在这里作似是而非的强辩！”（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71-172）这是严灵峰逻辑的本质底暴露，也即是形而上学者的马脚，他除了对无产阶级的前卫诬蔑，中伤（当然李立三是在这些问题上犯着了严重的错误，甚至对杜洛司基主义投降！）以外，顺手就作下了形式逻辑的结论，说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是“资本主义占主要地位。”真要令人笑死！
在上述的一段话中，即已包括着两个逻辑上底错误，第一就是：他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没有把它们作对立的统一去观察。第二就是是——是，否——否的思维方法的错误。这个错误在他老先生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及最近出版的“追击与反攻”两部著作上到处都可以找出，几乎成为了他老先生的错误底中心，我现在愿意不殚烦地在那些著作中摘录出几点给大家参观参观。
“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注意！这是严氏的中心理论呀！！）的地位，我们在中国范围内（那末，在国际范围内又怎样呢？！）以质量的关系便可以决定的！譬如列宁说俄国小生产占优努〔势〕，然而在境内却是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居领导地位。中国小生产一样占优势，然而在境内却是资本主义成分的经济占领导地位（曲解得漂亮呀？）。”（同上P.45）
“事实上，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本来就是‘质量’的问题，就是说那一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占支配的地位，即有左右全社会再生产的可能。”（同上P.50—51）
“其实要‘来证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的‘领导’，是不着〔但〕‘以为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不但严灵峰没有这样‘看待’过，并且还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诸成分中举出了‘2，小规模的单纯商品生产（农民的谷物商品的生产，农业副业的商品生产，手工业的商品生产等等（P.9）。’不仅如此，同时还继续指出，这种经济成分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在‘数量’上是‘占优势’，我们说过：若问中国到底是那一种经济成分占优势呢？我们也可以毫不迟疑地答复：‘小资产阶级的要素占优势；多数和大多数的农夫就是小规模的商品生产者。’（P.10）然而在这‘数量上的优势’还不足以决定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已曾说过：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到底是指什么关系呢？）占‘领导’的地位，我们在中国范围内以‘质量’的关系（这也称之为关系？！）便可以决定……”（追击与反攻P.10—11）
读者诸君，抄得太多了吧！？我们就在这些代表的意见中来分析他的错误吧。
我们知道质量与数量并不是机械地对立的，而是辩证地统一的，由数量的变动必然要引起质量的变动，反之，质量的变动也必然引起数量上的变动，我们若在经济结构中来取例说明，就是：在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一天天生长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必然要引起经济制度上的改革，改革其旧底经济结构的性质，通过突变律，完成经济结构由封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底过程。这种突变就是由数量的缓变引起来的。反之，资本主义经济质量的变动，也要引起资本主义经济数量的变动，所有一切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与停滞，危机等现象都是与资本主义经济质的变动有密切底联系的。所以我们要考察事物的质量与数量底关系，必须坚决地排斥形而上学者的思维方法，不是抛开数量去考察质量，就是抛开质量去考察数量，将质量与数量中间建筑着万丈鸿沟，分裂开为一个一个孤立的现象去观察。在经济结构中——在一切事物中——不会有某种经济成分在数量上被支配，或说是不占优势，而在质量上又可以居领导地位底现象。若是某种经济成分底质量可以在某种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着领导的地位，则其数量也必然发达至一定的程度，足以突破旧生产关系底束缚，最低限度也要足以抵抗旧生产关系对于它的压力。不然的话，则所谓领导也者，只是严灵峰脑中的幻景而已！
不错，严灵峰也会引用列宁分析苏联革命成功初年的经济状况底方法来玩弄把戏，甚至可以曲解列宁的意思来大做其拿手好戏的结论：“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但是列宁真正的意见是怎样呢？我可以比较完整地摘录出来：
“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会否定这种经济具有过渡性质的。又‘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名称，乃是表示向社会主义转换的苏维埃政权的决意（点是我加的——苏），决不会含着认现在的经济秩序为社会主义的意味。这个事实，恐怕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曾经否认过的。
“然则转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适用于经济上的时候，或许是表示在现在组织之中，含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要素，部分，和断片的意思吧。这恐怕是谁都承认的。不过承认这个事实的人们，未必一定研究现在俄国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中含有什么要素，这是问题的核心。
“现在把这些要素列举于下：
“（一）家长制的，即大多数农民的自然经济；
“（二）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卖谷物的农民多数属于此类）；
“（三）私经济的资本主义；
“（四）国家资本主义；
“（五）社会主义。
“俄国地方广大，人情复杂，所以这些社会经济组织的各种形式都含在里面，这点创设特殊的情势。
“然则那一种要素占优势呢？在小农之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然成长性最为优势，其中含有不能不优势的理由是很明瞭的。农业家的多数或大多数是小商品生产者。”（列宁经济学，中译本）
以上的就是列宁将唯物辩证法在苏联经济问题上具体的运用。他很明显地指出当时俄国经济的复杂性，尤其是过渡性；他更特别地指出所谓“社会主义苏维埃”者乃是表示苏联经济的转换的方向，决不是认为当时苏联的经济已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严氏不但不愿意理解列宁的根本意见。尚且企图将列宁也拉来和他一块儿表演“辩证法”的戏法，在“然而”二字之下便把列宁的意见曲解到和他自己的错误一样底地步。硬要列宁也来〔和〕他一块儿咬文嚼字，弄什么“领导”与不“领导”的玩儿，真是不要脸的勾当！
列宁分明说明当时（革命成功的初年）苏联的经济尚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因为无论在数量上及质量上都尚未能占着支配或者说是领导的地位！）。特别指出它的过渡性；而严灵峰对于这个要点竟“假痴假呆”，故意将它略去而不说，真不愧为一个曲解列宁主义的能手！
故意略去，尚可以原谅叛徒“心劳日拙”的苦衷，但是他又敢假借了列宁的话来作他的论据，大做武断的结论，说“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地位”，“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阶段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87）。那真是不容许不给他揭破的把戏！我们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用不着顾虑严先生又作观念论的叹息！
请问聪明的严灵峰；列宁是否在当时也和你一样说苏联在一九一八年时期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了呢？！我想严先生总不敢答复一个是字吧？！那末，所谓“我们此地也无妨照列宁的方法”云者，不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吗？！好家伙！“照”得好呀！“无妨”下次再来一个“无妨”吧！我愿意对大众保守你葫芦中的秘密呵！——但是你自泄漏出来了，我却不负责呀！
其次就拨到严氏在推理的公式上所犯着的错误，即是上面所说的严氏逻辑上的错误之第二个。
我承认严氏比他的同志任曙要来得俏皮些，欺骗的方法要来得高明一些。因为我们反对形式逻辑，他也在表面上反对起来。不信则请你听他说吧，
“新思潮派所提出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一命题，很显然地是犯了上述的错误。他们竟敢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开始把中国社会发展拘囿于两个范畴之内，完全忽略了还可以具有其他种种的社会形态和阶段的，据他们的意见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只能有这样的两个答案，即：‘中国若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便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或者说若不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便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即是：‘A’若不为‘B’那便是‘C’；‘A’若不为‘C’那便是‘B’。前一答案是把一切‘非封建制度的经济’的诸范畴都以‘资本主义的经济’，一范畴包括殆尽；后一答案是把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的诸范畴都以‘封建制度的经济’，一范畴包括殆尽，这是显而易见的错误！
“毫不足怪，假使这个问题，由‘新思潮派’人们自己来回答说：‘中国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或由其他的人来回答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那都不甚容易发易〔生〕这个错误；但是，若果我们在此请了俄国的马札尔和中国的邓演达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错误便立刻暴露出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83—185）
看吧！这是何等漂亮的话呢？谁人敢说严氏不懂得辩证法呢？！但是，天呀！又有谁人会想到严氏说了这些漂亮话以后，会忘记得光光净净，和新思潮社诸君争论了一场，竟洋洋得意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呢？！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是居领导（亦即支配）的地位；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行程是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经济部门之再生产行程的……换言之，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点是我加的——苏）（同上P.8—9）
在这里是可以分明地看出严氏恰巧犯着了他所说的错误，几乎会令人怀疑上面的话是另外一个严灵峰说的。否则为甚会自相矛盾至这样的地步呢？虽然他可以抄袭一些理论来装璜门面，但装璜以后也总会现出一些花样，为甚依然是很爽快地说“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呢？！友人说：“我们也可以按照辩证法的推理公式说：严灵峰——不是严灵峰，不是严灵峰——严灵峰吧？！”嘻嘻，可不是吗？
这个错误的结论即是杜洛司基取消派共同的结论，也就是他们一切错误——不，跑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的出发点。他们根本不愿意理解目前中国的经济是在由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期中，其特质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经济，恰有如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苏联经济的特质相仿佛。他们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也就根据着这个取消主义的结论来大发其反动的伟论。严氏说道：
“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一般理论上的提出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注意严先生的‘但是’呀！），这个公式在社会革命运动中，所能实现的达到何种程度，则完全要依赖于历史的具体条件和现实状况（这话当然不错！）。‘工农民主专政’首先要假定（这是受历史条件所规定的，无须乎严先生的‘假定’！）工人和整个（？）农民联盟的专政；这种专政是代表着两个利害完全（完全呀？！）对立的阶级之联合的政权；因为（‘但是’以后，便来一个‘因为’，是何等的入妙呵！），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无论如何，在其阶级本性上说来，只能（‘只能’呀！这是何等的机械呢？！）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这种专政在理论上和逻辑（形式逻辑吧？！）上只能（再来一个只能呀！）表示两个阶级的平分（严先生也去平分吧！）政权。……然而（‘然而’二字更入神呀！），这种政权仍旧是资产阶级专政之另一形式，它并没有（‘并没有’呀！）改变资本主义统治的实质，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方法论上的提出，是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但是（当心！又来一个‘但是’呵！）在具体的历史事变（难道历史的发展不是辩证法的吗？又难道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历史的发展相违反的吗？或者说它是不适合于具体的事实的吗？叛徒！你们眼中的唯物辩证法就是这种的么？！不见得是这样的吧！！）的测验中，不得不有（‘不得不有’四字，活写出叛徒们‘心劳日拙’的苦衷！）事实上的改变（这是叛徒们修改马克思主义的供状！！！）……
“托洛斯基很明白的向我们指出：在近代社会的条件之下……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能够存在任何居间的统治形式！”（点是我加的——苏），（追击与反攻P.197—200）
在这一段大伟论中可以看出取消派=杜派——上自杜洛司基，下至任曙，严灵峰——都是应用着形式逻辑来进攻马克思主义。其他的问题暂且不提，单就逻辑上看来，他们就同一地企图着用形式逻辑来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存在。所谓“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能够存在任何‘居间的统治形式’”也者，分明是一种“在完全没有媒介性的诸对立物之中思维着”（恩格斯）的思维方法，即是：是——是，否——否的思维方法。根本否认了由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有过渡性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的实现，当然是要通过暴力的。目前本国江西，两湖，福建，河南等处所存在着的苏维埃政权，就是这种政权形式（当然形式与内容是一致的！），也即是工农民主政权。难道这不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吗？！严先生又将用什么方法去“改变”呢？！用美国的飞机，大炮，德国的毒瓦斯和“剿匪总司令”的大刀队去“改变”呢？抑用A.B.团等的“暴动”方法去“改变”呢？！严先生，随你的便吧！——但是，英雄是要受历史条件支配的呵！
对于所谓“小商品生产者的农民”，他也是很机械的去认识，在“只能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之“只能”二字中，充分暴露出机械论者的本质。亏他尚敢不要脸地引出列宁的话来作他的论据。其实列宁的那段话，只是说明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态度与作用，并不是谈政权的问题。我现在可以照抄给读者一看（照严氏译文）：
“假使谁个学习过一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会懂得，在整个十九世纪的经历中之一切革命史，一切政治发展史，都指示我们，农民或者拥护工人，或者拥护有产者，若果你不懂得为什么，那末，我就向你这类凡人说……请你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随便一个大革命的发展上，随便一个国家之政治史上思索一下，它会向你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是这样。统治的势力只有资本或是推翻它的无产阶级。在这个社会的经济条件之下，另外的势力是没有的。”（列宁全集，篇十六卷P.217）
严先生看见了“统治的势力只有资本和无产阶级”这句，便曲解为“在近代有产阶级社会内，有可能的，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任何‘民主’专政，即是‘居间的’专政是不会有的”（追击与反攻P.201）。严氏曲解成功（？）以后，很高兴叫道：“这难道不是‘列宁主义’吗？这与史达林派所诅咒的‘托洛斯基主义’的区别在那里？”阿Q当然是胜利了！但是可笑亦复可怜得很，严氏的笑声尚未停的时候，却被列宁话中显出来的巨掌赏了一句耳光，列宁说的“农民或者拥护工人，或者拥护有产者”的话，竟粉碎了“只能代着〔表〕资本主义的利益”底伟论，真所谓“自作孽无可道”也！
但是，读者诸君！在这里不要单单看作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而要认识其反革命的本质！因为他老先生曲解列宁主义底最大的目的是企图取消现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就是要讴歌与祈祷“国民党政权万岁”！在目前他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来和工农民主革命运动对立，或者说企图否定工农民主革命运动，实际上等于基督教徒用“天堂”二字来代替活的斗争！
再次，我们就来看看严先生在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公律——对立底统一律上所玩的把戏吧。
“用孤立，不动，直觉的观点去考察事物就是机械论的特色。因此，他们看到了矛盾便忘记了发展，看见了发展便忘记了革命，看见了革命就忘记了矛盾。例子是很多，现在简单的举一些来说罢：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矛盾也，李立三们看来，这矛盾没有解决之前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然而，资本主义永远是与封建势力（取消主义者死也不愿意理解帝国主义意识地扶助封建势力以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不断的矛盾之中发展出来矣；结果阿三忘记了发展（虽也承认中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其发展的程度如何，现状如何及其前途如何，才是争论的要点！）！关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由史达林看来，一个国家可以和平发展（造谣！谁也知道苏联经济建设是从不断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不须世界革命很快到来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胜利（再诅咒吧，现在已经开始实行第二次五年计划了！）的，技术书记先生忘记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叛徒：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是与杜洛司基的不断革命论完全不相同呀！）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也，由布哈林看来‘四个阶级联盟’可以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携手并进，合作到底，完成民族革命，最后矛盾爆发，‘统一战线’分裂，革命失败，千万工农牺牲，书呆子忘记了矛盾！”（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43—48）
漂亮的话谁人都会说的。所以严先生也能够说些反机械论=形而上学的漂亮话。但是，一切机会主义，最怕碰着实践的问题，一碰着实践问题就马上要显现出机会主义的丑态！当严先生高说“唯物辩证法”的时候，尚未能立刻看出他的丑态，但一谈到实践的问题底时候，就会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的出丑！我现在就将上面一段鸿文中所涉及的事实举出两点来说一说吧：——
第一，关于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假若是真正和严先生所说的一样所谓“看见了矛盾便忘了发展”那没有问题的是错误的。但是？我敢相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没有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因为若是否认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态，分明是违反了唯物辩证法的见地。即犯着了半杜洛司基主义错误，一般地说来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李立三也还没有公然地否认其发展的动态（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错误的），最主要地是在其现状及其前途的分析与估量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可是，严先生的错误竟是看见了发展，便忘记了矛盾！他不愿意理解帝国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更不愿意理解通过了帝国主义意识地扶助的封建势力与民族资本主义的矛盾。充其量也只是片面地看见了一些“要用（严先生的）主观力量帮助（你）来解决”（同上P.35）的“矛盾”！在最近出版的“追击与反攻”上也可以看见一贯的错误。
“这样看来，‘新的’‘史达林主义’者：……他们也和李立三新思潮派一样，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把帝国主义在华的企业和民族工业，看做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成分（谁人这样‘看做’呢？请举出事实来吧！——苏），生产关系，生产方法的东西，他们同样没有理解这两者之间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上看来，仅仅（‘仅仅’呀！——苏）存在数量的差别，而不存在质量的差别；两者都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势力！我们从前早就指出，两者之间的排挤倾轧，很类似于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关系……
“因为，帝国主义自身便是资本主义的势力，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并不存在呀！——苏）本质不同的矛盾”（同上P.132—154）
这就是严先生的“矛盾”逻辑！他在矛盾律中又发明一种数量与质量对立的矛盾律，其劳绩纵不能与黑格尔媲美，最低限度也可与发明“第三种水”的张竞生博士并驾齐驱！假如我说严先生与哈巴狗“仅仅存在数量上的差别，而不存质量的差别，两者都是自然界的动物”，严先生又以为然否？！按照先生新发明的逻辑，大概总可以这样推理吧？！
在这里我们要严重地认识的就是严氏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才发明了这种逻辑。和任曙“一视同仁”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同样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说话。他们根本上就是要取消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所以都异口同声地讴歌帝国主义在中国进步的作用。虽然严先生也会说什么“帝国主义在中国只是相对的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但狡猾的严先生却又轻轻地替帝国主义作了一番有力的辩护：他说“实际上，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也没有自由意志能够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国资本主义成分经济的发展是受着资本主义发展客观法则（那末，请问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法则又是什么呢？是否也和欧美资本主义，尤且〔其〕是二十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则一样呢？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质又是什么呢？！是否也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存质量的差别”呢？！——苏）支配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23）由此可以知道严先生纵然说什么“相对的”（实际上“相对的”三字也是不妥当的！）鬼话，但在“也没有自由意志（在这里又要联系到意志底自由与必然的问题。严先生分明是没有认识意志底自由与必然的正确的联系。因为照他的话看来，似乎是有什么不受必然约制的自由意志，这是观念论的观点！）能够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句话看来，分明是片面地看见了帝国主义经济在破坏封建经济（客观上就是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是违反了帝国主义的意志的事实！）这点上是有某种相当的进步作用，而没有当作整个地来观察，看出帝国主义意识地扶助封建势力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现象。结果下来，不管严先生口中叫什么“革命”，“暴动”，但在事实上却已经尽了拥护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底作用！
第二，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世界革命或者说苏联和国际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杜洛司基主义派；取消派及一切的社会民主党在苏联革命成功的初年就开始了很猛烈的反苏维埃政权的运动。他们在一切的报章杂志上，甚至杜洛司基在英国保守党领袖张伯伦的机关报上大发其反苏维埃政权的伟论。他们都一致地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前卫为“民族主义者”，都在对上帝祈祷着苏维埃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宣告破产，好让资产阶级恢复其固有的统治。中国的杜洛司基主义派=取消派，当然不会例外。他们也拾着已经在苏联及国际上打得粉碎的杜洛司基的谰调在中国大肆其欺骗劳苦大众的手段！听听他们怎样说吧：
“‘新修正派’人们把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看做只有两个完全孤立（谁人是‘完全弧立’的呢？请提出证据来吧！——苏）之对立的经济系统和社会制度是错误的，是明显的事实的错误！……我们在整个的世界和全人类历史之特定阶段看来，只能（只能呀！这是机械论者惯用的副词！——苏）当做整一（那末明显地说是同一的好了吧！——苏）的经济系统和社会制度来研究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74—75）
“……只有史达林的民族保守主义，才想在经济，文化和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内独立进行和平（谁想和平建设呢？也请提事实来造谣吧！——苏）建设……中国无产阶级得着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之下，取得政权之后，首先不是企图‘和平建设’一国的社会主义（这是要看当时的国际情形来决定的，绝对不能机械地说是与‘不是’。但无论如何，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必然在不断的斗争中开始其整个的经济与文化事业等的建设，这种建设工程，当然是在苏联及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之下进行的！——苏），而是集中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力量，提高（那末严先生怎样去‘提高’呢？文化的建设可以不依据在经济的建设么？在严先生想来是可以的吧？！那时的文化将由严先生脑子中‘提高’起来肥〔吧〕！？）无产阶级的文化和革命的战斗力去推动世界革命……”（追击与反攻P.220）
在上面两段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虽是严先生个人说的，但也是可以代表整个杜洛司基派的论调的——直到苏联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在，仍在否认苏联与国际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系统上和政治系统上斗争的对立，当然更要否认这个对立（矛盾），是国际间基本的对立。由于这个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底观点出发，不消说要反对苏联在困难斗争中（国内外的斗争）首先建设社会主义。这在逻辑上说来，就是他应用着机械论来进攻唯物辩证法。他们不了解可能性与必然性的关联，也不能认识条件与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个矛盾就是国内的无产阶级与农民间的矛盾，第二个就是国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矛盾，但是第一个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据，而第二个矛盾却是外部的条件，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克服内部的矛盾，即有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外部的虽然带来了许多危险与困难，但终不能否定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托派将根据和条件混为一说，事实上是机械论的方法论。站在无产阶级的利益立场上说来，就是杜洛司基主义派意识地资本主义的旗帜之下来企图掩饬〔饰〕着这个国际间基本的矛盾，根本的目的是要掩饬〔饰〕着国际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行动，企图麻醉着国际及中国的工农大众，不要在“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因为照他们的意见分明是说国际帝国主义与苏联间没有矛盾存在，当然不会有什么“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事实发生。所以，中国取消派的元老陈独秀先生在中东路事件爆发的时候，便代表着整个杜洛司基主义派=取消派提出什么“误国政策”的口号来反对“武装保护苏联”的行动。我相信直到了帝国主义列强领导着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走狗对苏联直接开炮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对全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说道：“这是赤白帝国主义者的内讧，你们弗要噪呀！”我更相信他们这样说了以后，便会躲在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考茨基，伯恩斯坦因等胯下，应用狭隘的爱国主义来鼓动各国的劳苦大众帮助帝国主义去进攻苏联！这是机械论逻辑的必然底结论，也就是一切机会主义者最后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底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主要的是变革世界”所以苏联的无产阶级便应用着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辩证法去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至一九三二年底已完成了第一次五年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今年一月一日又开始了实施第二次五年计划。“五年计划之进行，许多人认之为苏联国家事件；惟历史证明此计划在国际上有巨大的重要性。当五年计划初出现的时候，布尔乔亚已及其报，以‘幻想’，‘狂语’‘乌托邦’之恶词讥评之，殆五年计划之结果渐见于世，乃谓此计划足以威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其结果乃桎梏之增加等等。惟此种中伤，仍未奏效，乃有接连旅行苏联之举，以观其实况如何。嗣后布尔乔亚之舆论乃分裂为二；一者诅咒五年为根本失败，布尔塞维克党行将崩溃；一者则谓布尔塞维克虽可怖，惟其计划则确有成就……至于各国普罗阶级……则称道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文化进步，不同于他国之失业与恐慌。乃知二三年来苏联建设之成功，使世界分成两大阵营，是亦显示五年计划成功之国际重要性所在也。资本国家本来孕有革命之胚胎，故布尔乔亚必欲举五年计划之失败，作为反对革命之理由；惟普罗阶级则可举五年计划之成功，为革命之一新理由。……五年计划之结果，既显示出苏联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更击破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谓一国不能首先建设社会主义之理论，推翻了布尔乔亚经济学者称资本主义制度为最佳的制度底主张……”（史达林在联共执监大会上的演词。见一月十二日时事新报。）（因为此〔这〕里不是专门讨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故不再举出数目字来塞严氏等造谣者之口！）可怜我们的严先生依然瞎着眼睛在诅咒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
“苏联经济在国际的分工和交换的立场上看来是无计划的，无组织……假使（祈祷吧！）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到来，苏联也是迟早（拭目而待吧！）必〔不〕可免地要卷入这个混沌的漩涡中去。只有无知的乐天派之史达林主义者，才会否认（叛徒！让你去承认吧！！）这个可能性和必然性的……
“无可争辩的！苏联还是一个不能离开整个资本主义而孤立生存的社会……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经济公律如无政府状态的总危机，等等——是可以影响和支配（庆祝吧！）苏联经济生活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75—191）
总而言之，严先生是根本否认了苏联与国际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矛盾，当然更不愿意认识这矛盾是国际间的基本矛盾。所以便形而上学地将苏联——社会主义的国家推入资本主义范畴，因之便很高兴地在等待着苏联经济危机的到来！这也同样的不仅仅是逻辑上的错误，实在是一种拥护资本主义的论调！
关于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问题，我不想再费篇幅来讨论了，因为当时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第三国际并没有那样简单地说什么“携手并进，合作到底，完成民族革命”的话，完全是造谣中伤，故没有申辩的必要。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严氏对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相互关系是怎样去认识吧：
“形式论理学的原则是辩证推理之特殊场合，亦如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场合一样。两者是彼此相互关系和影响，前者离开后者，或后者离开前者，都会失掉其作用和意义不过运动和辩证法是基本的，主要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81）。
我们若从表面上看来，则将会认为严先生是一个能够理解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相互关系底辩证法大家；但若是详细一看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严氏是个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手！也即是个对于唯物辩证法毫无理解的先生。怎么讲呢？因为严氏只抄了蒲烈哈诺夫的两句话，或者客气些说严氏只理解了蒲烈哈诺夫的两句话，没有了解蒲烈哈诺夫对于这个问题底错误。一看蒲烈哈诺夫在同书同章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严先生的错误与蒲烈哈诺夫的错误是一样的。
“许多通晓哲学著作的批评家说好援引特练德联堡（To—endenburg）的话，因为他将对于辩证法有利的证据都反驳过了。但是如果这些先生们读了特练德联堡的著作，那就是他们读了，他们忘记了——如果他是知道——特练德联堡的意思是说矛盾律不能适用于运动，只能适用于为运动所制约及产生出来的对象（LogischeUntersuchungen1870，2BandS.175）。而这是实在的，但运动不但产生对象，且不断地变化对象。因此，对于运动所产生的对象，运动的论理学（矛盾论理学）决不会失去它的权利。所以形式逻辑底‘原则’（Crundg-esetze）要与辩证法不相矛盾才能有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蒲烈哈诺夫的意思是说在把握运动所产生出的对象的场合，唯物辩证法不须借重于形式逻辑；反之，形式逻辑的“原则”要与辩证法不相矛盾才有它存在的意义。因之也就可以知道辩证法是可以离开形式逻辑而单独去把握事物底运动，而形式逻辑则不能离开辩证法而单独应用。但是蒲氏对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联底认识显然是不够的，他在事实上是调和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并没有将形式逻辑加以奥伏赫变于辩证法。同时他也不理解在客观的世界中，内部的相互排斥的斗争，不仅支配着“飞跃”的时代，而且也支配着“平和的”，“有机的”的发展时代，他不明白同一性在现实的世界中被排斥着。所以结果下来，蒲氏对于形式逻辑的批判表示出无力。严氏认为辩证法若是离开了形式逻辑无限制地“都会丢失其作用和意义”，真是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至！事实上是发展了蒲烈哈诺夫的错误！不管严先生口头上怎样反对形式逻辑，但实际上是在替形式逻辑张目，企图从后门让形式逻辑混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界来搅乱唯物辩证法的阵营。可惜，马脚已经露出来了！
（三）对读者答复几个严氏所提出的问题
严先生及其同党故意让“目前中国许多政治派别，如，国民党，第三党，国家主义，人权派，新生命派等的理论”，“引导革命青年思想陷入于无出路的泥坑”，“要集中一切理论的火力来攻打”所谓“史达林主义反动（？？）思潮的阵势”，真不愧为一个A.B.团的英雄！
严先生这样卖力以后，似乎觉得还是不够，于是乎不很起劲地对“史达林主义者”面前提出几个所谓基本的问题要求切实和明确的答复。他说“假使‘祈〔新〕修正派’人们没有能力来答复我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那末，我们就公然地宣布他们是在狼狈地退却”！读者诸君？看着吧，这是A.B.团英雄们对马克思主义者下的哀的美敦书，你们总不会被他们迷惑着吧？！——但是，我愿意帮助你们来解答这些问题，尤〔而〕且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尽的责任。
第一严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整个中国国民经济的系统内有否一种居支配地位的经济成分，并怎样地决定它是居于‘领导’作用；在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中，到底是那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这种领导作用，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追击与反攻P.252）
关于这个问题，在第二章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这里只要补充两点。
我在第二章中已经指出了机械论者最根本的错误就是没有认识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过渡底特性，所以新思潮社提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的问题以后，便各做各的答案：新思潮社便做了“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底答案，而杜洛司基主义派如任曙，严灵峰等等便做了“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答案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机械论者，所以在答案上虽看来是完全相反，而在逻辑上所犯的错误则“其揆一也。”现在严先生这样命题，依然是犯着机械论的错误，任管他在说什么“排中律”的错误，结果自己又堕落“排中律”的泥坑中。这好象“孙悟空”在“如来佛”掌上打斤斗一样，打上天打下地，还是在“如来佛”掌中打混！很明显的！在“……有否一种居支配地位的经济成分”的“有否”二字和“到底是那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的“到底是那一种”的词句上就可以表示出其形式逻辑的错误。因为照他这样命题，前者一定会得出和上面同样的不是说封建经济居支配地位，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居支配地位。后者也定会一样的解答。结果必然是否认了中国经济过渡的特性。因为在过渡期中，或者说在转形期的中国经济，事实上没有任何种经济成份能够居于支配的地位，在没落过程中的封建经济固不能居于支配，而在畸形发展中（事实上在世界经济危机第三时期中，也开始了其总崩溃的危机！）的民族资本主义也还不够势力来支配整个国民经济生活。同样的，在没落过程中的封建经济固不能领导全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行程，而本身尚受着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与支配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领导全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行程，而本身尚受着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与支配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领导全国民经济的再生产行程。事实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而居于领导地位的也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中国经济明显地居于隶属的地位，成为了各帝国主义的附庸。假如要问“怎样地决定它是居于‘领导’作用”或问“这种领导作用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的话，则我无妨利用严先生自己说过而或者是已经忘记了的话来解答这些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处于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形成的帝国主义时代，他所要掠夺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先进国的帝国主义强盗通通掠夺了。他所要创造的东西，帝国主义也都相当地包办了。（主要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侵略政策的转换！——苏）中国民族工业与国际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比较起来，实在相形见拙〔绌〕这样，安得不屈服于帝国主义经济的威力之前面而供其操纵，指挥（操纵和指挥与领导的概念有分别么？！没有吧？？——苏）和支配（严先生亲口说的呀！——苏）了。纵然，也有民族工业此起彼伏地不断地和强大的帝国主义经济竞争，但也不过成为‘强弩之末’，最后遭逢可悲的惨败了！……
“……帝国主义在中国，只是相对的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那末，所谓‘遭逢可悲的惨败了’也者；又是什么话呢？），而绝对的要在帝国主义的领导和统治（点是我加的——苏）之下，使中国向着殖民地化方面去推动资本主义式的生产方法前进；使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追击与反攻P.155-56）
我想利用严先生自己的话来答复严先生，严先生总不会又说是“造谣”或说是“所答非所问”吧？！那末，这个问题就这样结束了呵！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中国目前的统治者是属于那些阶级，领导国家政权的是那一个阶级，所谓‘豪绅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联盟’，是否平分政权，或是一个阶级居最主要的作用，如果有，又是那一个阶级？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末还有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吧？——苏）是否存在地主，资本家，工人三个主要阶级，抑是地主只有封建社会才存在的？”（同上P.252）
在这个命题上可以分开两点来解答。第一就是“领导国家政权的是那一个阶级”和“是否平分政权”；第二就是是否“地主只有封建社会才存在的”的问题。现在先解答第一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在一般革命群众看来是很明白的，尤且在实际的斗争是解答了的，可怜得很，我们的严英雄尚故意地或者是无知地提出来问。这不是他故意提出来迷惑革命大众，就是要混淆革命的对象。但是现在他已经提出来了，当然要给他一个简单的答复。
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知道目前中国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反动统治的政府），大别之可分为（一）北方政府，（二）广东政府，（三）南京政府；小别之则不可胜算。广东政府和北方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没有南京政府这样堂皇，但事实上它们是与南京政府对立地存在着的。各有各的“中央”，各有各的“军事委员会”，也各有各的“外交”和“财政”机关，在它们的背后，也各有各的后台老板。漂亮言之，则有如貌合神离的情势；质而言之，则是旗鼓相对，随时都有相互混战的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种政治形势的形成，自有它们经济的基础，并不是和严先生所说的一样简单，说什么“这种割据局面是由于各个帝国主义所统治的经济的势力范围所决定；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由于封建领主（谁人说的呢？请提出证据吧！——苏）各自为政的结果……最主要的中国现在在一股上已经不存在分区割据的封建采色的经济基础。所以自民元以来，不管是人们号称封建军阀的袁世凯，吴佩孚，孙传芳，没有一个不企图完成‘武力统一’的幻梦。……军阀割据的局面，只是各个帝国主义在势攻〔均〕力敌，‘各不相让’的形势之下暂时妥协的结果。”（追击与反攻P.157—58）不错的，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是由于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一切的军阀混战也是由帝国主义指挥的；但是问题是在帝国主义怎样去造成这种局面，所谓军阀也者其本身又主要地代表着那一个阶级的利益和势力？假使事实是和严先生的分析一样，当然不会成什么问题，一切的军阀都代表着资本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主义的利益和势力，他们间的冲突，也和严先生所说的一样是大企业家要吞并小企业家的现象；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全国的军阀老哥主要地是代表着各地域豪绅地主阶级的势力和利益，他们虽然没有十足的“封建采色的经济基础”，但也各有半封建的经济基础，基础的雄厚与否虽有程度上的差异，但在一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相反的事实。比方我们列举事实来说，北方的军阀政府，因为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落后，封建经济成分较为坚固一点，其崩溃的速度要比中部尤其是东南部迟缓得很多，所以北方军阀政府的经济基础底封建性，在量和质方面都要较南京政府来得大。反之，南京政府因为它处的地域是工商业较发达的地方，封建经济崩溃的过程实较其他地域加速得多，故南京政府的经济基础底封建性，在量和质上都没有北方来得浓厚。因之，南京政府的成分里面，买办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比北方政府的成分里面买办资产阶级的势力相对地来得大些，换言之，即是在南京政府里面，买办资产阶级虽然不能居于领导或支配的地位，但它也不会完全处于地主豪绅的势力支配之下。所以我们要解答“领导国家政权的是那一个阶级”底问题，首先就得先理解目前中国反动政权的特质，不然的话，堕入形式逻辑的泥坑是不可避免的处罚！现在严先生这般抽象地提出这个问题，分明是堕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这当然是由于他不认识目前中国经济底特质是半封建经济的缘故。
上面已经说过，全国的军阀所依据的经济基础是半封建经济，那末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当然主要地是半封建的豪绅地主阶级了。按照其经济来分析之，则他们不会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完成武力统一的幻梦”固不待言，反之且要代表着豪绅地主的利益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来阻碍中国的统一和产业的发展。严先生一看见“武力统一”四字就把吴佩孚，孙传芳等十足的封建军阀也送入资本主义的王宫中去，真是开了历史的玩笑！因为照严先生说来好象凡属封建军阀都是分疆割据了便不思吞并其军阀的地盘，而可以相安无事的；反之凡属要进行吞并政策（所谓“武力统一”就是这种吞并政策！——苏）的军阀都是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势力一样，真是可笑之至！请问“武力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是否也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利益呢？但是，胡适之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资产阶级和汉朝时代有资本主义是二十世纪的大笑话呀！我想严先生虽然是万分的愚蠢都尚未敢跟着为反对派首领时期的拉狄克说秦始皇是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势力吧？！同时我们还要明白的就是军阀的存在自有它特定的社会基础，它在封建，半封建社会才有它生长和发展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它存在的根据的，所以现在一般人说日帝国主义的军事长官或军部是军阀，甚至在“研究”杂志上也有人分析日帝国主义政府是地主，金融资本家，军阀鼎足而立的政权，真是毫无政治常识的分析。现在严先生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有军阀（当然严先生不愿意加上“封建”二字！）的存在，而一方面又否认它有半封建的经济基础，未免太自相矛盾了。大概严先生在莫斯科图书馆中混了三年的结果，就是这个“矛盾”吧。
那末，支配中国反动政权的势力到底是什么呢？我可以极简单的答复一句：是在中国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又怎样去配它呢？帝国主义是意识地扶助着封建残余的势力在政治上演重要的角色。限制着资产阶级在政权上势力比重底增大。同时帝国主义也就利用半封建势力的代表——军阀老哥们由分疆割据进至相互吞并，结果便是，混战连年，生产破碎，将全国的劳苦大众都送到火线上去当炮灰，或者饥饿线上去当饿殍！严先生只看见了帝国主义在指挥军阀进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却没有看见军阀自身的经济基础，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辩证底关系，诚是见树而不见林的学究！
其次就说到地主是否在封建社会中才存在的问题。
我可以用两句话解答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有地主的，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详言之，即是有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的地主之分。那末，严先生是否要说中国的地主阶级，一般地已是资本主义的呢？我想你脑子中存在着这样的幻景吧！哈哈！
第三，就是“客观任务”的问题。严先生问：
“你们（指中国无产阶级的前卫——苏）说：革命的性质是由于‘客观任务’来决定，为什么？有否理论和事实的根据？”未入本题讨论之前就要先谈谈“主观”与“客观”的问题。请大家先看看严英雄关于这个问题是怎样去认识吧：
“机械论（？）者蒙着中国文化落后的恩赐，得施行其对广大多数革命青年脑髓中深注入‘客观任务论’的毒剂，到处广事宣传‘革命性质’由于‘客观任务’来决定，他们的观点就是，如果革命的客观任务没有完成，那末革命的性质也就不能改变，也就是革命性质‘不动’！他们不了解革命的‘完结’与‘完成’，他们不了解革命性质由于社会的阶级相互关系来决定。因此，只相信不动的（不动的？？？）客观而不信任能动的主观，于是便从机械的不肖门徒发展到宿命论的不肖门徒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P.150）
拜读了这一段大文，可以很明白的知道了严先生是将主观与客观机械地对立起来了，同时也就是不懂得主观与客观的辩证法底联系，即是说他没有看到在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两者相互渗透之辩证法的统一，因而在事实上就证明了他是没有理解辩证法的能力。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基于实践的发展的；人类要认识现实的世界和把握历史课给我们的任务，离开了实践的基础，便会堕入观念论的形而上学的泥坑中去。但是“他不离开抽象的理论之范围，他不在使人类变成现在这样的一定社会关系中，不在周围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人类，所以他决不能到达于现实的存在着活动的人类，而停止于所谓人类的抽象的境界”（马克思），换言之即是不是由社会游离了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社会的阶级。而且在目前阶级斗争这样尖锐的时代，不能不带着阶级的见地去认识周围的世界。“对象的真理到达于人们的思维与否，不是什么理论的问题，而是一种实践的问题。人们必须在其实践上去证明真理，即是证明其思维之现实性与力，证明其比岸性；从实践游〈离〉了的思维之为现实的与否之论争，是一个纯粹烦琐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总结一句就是：只有具体的真理，才能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抽象的真理，不但无补于实践，且要成为革命斗争的障碍物。目前中国的杜派先生单凭着他们个人的主观来规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斗争的口号，高唱着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什么“不断革命”事实上是没有以实践为基础的。任管他们高叫着什么“真理”的口号，结果下来也只成为了反动的“真理”！举事实来说更可以了解他们的错误。比方，他们反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规定，很机械地将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认为只是资产阶级所干的革命，完全没有了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情势，所以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可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更不了解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能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们便抽象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空口号来和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口号相对立。在他们看来好象这两个革命阶段中间筑着有万里长城，认为工农民主革命是纯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东西。他们因为不了解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性，所以便很起劲地起来反对现阶段的革命运动，诅咒红军为“土匪流寇”，诅咒苏维埃政权为“乌托邦”，或许是更厉害地诅咒。而在事实上便尽了“剿匪总司令”的别动队的作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因为又主观地觉得目前是一个所谓“革命低落”的时代，又只好“暂时”束之高阁，在亭子间中坐着来等待革命时代的到来。由此便可以明白他们的“真理”，完全是一种抽象的“真理”，他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和对于历史任务的认识，完全是没有基于实践的。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早已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缘故。
客观论当然有具体与抽象的分别。抽象的客观论是从直观开始的。它只能把握着事物的形式，不能把握着事物的内容，只能观察事物的片面，不能观察其全体，即是使现实的诸方面互相分离的。结果依然是跳不出形而上学者思维方法的窠臼，而具体的客观论则反是。一般地讲来它就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列宁：“客观论者只说及一定历史的过程之必然性，而唯物论者却正确的确定一定社会的经济构造及其所产生的各种对立关系。客观论者证明一定的一系列的事实之必然性时，常迷人于辩护这些事实的见地，唯物论者却说起由一定经济秩序‘所支配’，而造出对于他阶级的种种反作用形态的阶级。所以，唯物论者一方面是比较更彻底的客观者，更深刻更完全的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了（这就是具体的客观论——苏）
主观与客观的问题已弄明白了，便进而讨论“客观任务”的问题了。
严先生认为“客观任务论”（它与上面所说的具体的客观论又是有区别的）是一种“毒剂”这事我可以不要先谈，首先要问他一句：严先生等反对革命性质以客观任务来决定，你们又以什么来决定呢？是否以“主观任务”来决定呢？照你的话看来，分明是的。那末，所谓“主观任务”又是什么呢？也得给我们一个答复！
严先生说“革命的性质是由于社会的阶级相互关系来决定”，这话的本身是不会错的。成问题的是在怎样去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因为这句话也是由列宁文章中抄过来的）。没有问题的，所谓阶级的相互关系，分明是存在着的客体，阶级关系并不能当作认识客体的主体而出现。严先生把阶级关系当作“主观”，显然是不可救药的错误。所以严先生不得不陷入于自相矛盾的境地的就是他所认为的“主观”，依然又是一种存在着的客观事实。
事实上，客观任务就是历史课给革命阶级的任务，这是显而易知的事。不料在莫斯科食了三年面包的严先生尚一无所知地问为什么革命性质是由客观的任务来决定。但是，这也是难怪的，因为一切的杜洛司基主义者都是站在观念论的立场，他们的特征就是将理论与实践分离开，承认人类的意志（即是严先生的“主观”）特别是“大”人物（如杜洛司基之流）的意志有支配一切的万能，他们以为人类的意志能够无条件地变革社会，其客观的前提存在与否是不成什么问题的。杜洛司基在一九〇五年便主张跳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底阶段，应该用党的意志来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所谓“打副沙皇，组织劳动者政府”的口号，就是当时杜洛司基所提出来的口号（这个问题不管严先生怎样地在狡辩，说不是杜洛司基提出来的，但这是杜洛司基主义的口号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倒底是否杜氏亲笔写出或是其党徒写出来的，这可以不必追究）。他们不从现实的客观环境的分析出发，而是从预备着的公式和他们英雄式的主观意志出发。中国的杜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也同样是一种观念论的把戏。他们不愿意去理解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特性，也不愿意去理解中国阶级关系的特性，因之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只限于一般的抽象的理论分析，不愿意作具体地考察阶级的关系和各方面的联系。在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杜洛司基派底基点，就是观念论的形式主义。和一九〇五年在俄国提出，打倒沙皇，组织劳动者政府”的口号是一样的场合，都是企图回避了实际的斗争，用抽象的口号来断送当时的民主革命，即是从现实的具体的形象中排除了给现实以具体性的东西，排除了特定阶级的革命行动。总而言之，杜洛司基主义者站在孟塞维克独断主义的抽象立场，沿着反历史主义的方向，与“带有孟塞维克色彩的观念论”者的哲学合为一体了。
列宁讨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性质的问题，是从发展着的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的一般矛盾出发的；他说明了那时的革命有两个在客观上有可能性的发展路线：一个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即是资产阶级害怕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与专制政治妥协；另一个就是工农革命的民主专政，彻底的肃清一切封建制度的基础，开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是，当时俄国的多数派又努力后一个道路的实现，而不把两者当作有同等的意义去看待呢？这是因为当时客观的情势决定了工农革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及最少的牺牲，接近于革命的下一个环——社会主义革命的缘故。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上附注着这样话：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真理正是从这个构成的。”这即是说唯物辩证法要求在客观的环境上去考察其多面性，并从这些方面去找出重要的方面，要立刻把这重〈要〉方面和终极的目的——到社会主义去的革命运动——相联系着。所以我们要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从客观的条件出发——考察客观条件的各方面最主要的是从特定的革命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严灵峰诅咒为“狡绳”的共际〔产〕国际第九国〔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就是从分析中国客观条件与阶级任务出发的。
“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民权革命的阶段；不论从经济的观点看来（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关系），或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的观点看来（统一中国和民族独立），或从政权的阶级性的观点看来（工农专政），中国的民权革命都未完成。”
可怜观念论者严先生之流尚要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底旗帜之下来私贩主观论的货物，不幸给无情的无产阶级的实践打一个落花流水，遭受着俄国杜派与孟塞维克同样的“命运”。
第四就是：
“革命运动已经开始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中国有资产阶级占领导的统治？？——苏）并且在乡中已经开始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同时要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是否一般的无条件的呢？？——苏），这是否还是所谓：‘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工农民主专政’可否不要富农参加？如果可以，那末，与无产阶级专政有何区别？农民有否独立的政治作用，所谓‘工农民主专政’，在中国未来（请你在亭子间中坐着来等待吧！——苏）三次（？）革命中是在‘两重政权’（在取消主义者看来，当时目前中国没有两重政权的对立？因为他们相信包含着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的Soviet政权已被剿匪总司令的毒瓦斯毁灭了！——苏）形式中实现；抑是在单一的政权形式中实现；在‘两重政权’的条件之下是否能够实现一切所谓‘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追击与反攻P.253）
简单地归纳起来就是：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是他无意中矛盾地承认了的！），是否还在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阶级〔段〕；工农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有何区别和“未来”中国革命是否在两重政权形式中实现的三个问题。我现有可简单地答复如下：
在形而上学者的思维中，当然是否定了事物的过渡性，因之在革命的实践上便会暴露出他们不懂得利用过渡的形式去实现变动着的内容。上面曾经指摘出来的，孟塞维克及杜洛司基主义者对于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错误分析与沽〔估〕计，就是由于不懂得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底联系。所以列宁说：“左翼空论主义，其立脚点是无条件的否认一定的旧形式，不理解新的内容可以通过一切形式而实现。他们不知道学习共产主义者的我们的任务要支配一切的形式；不知道学习很迅速的利用别种形式补足这种形式，用别种形式代替这种形式，使我们的战术适合于一切的转变——由我们的阶级及我们的努力以外的东西唤起的转变。”如此，内容的发展也就在于由这一阶段转变到别个阶段的容易实现的混合形式之中。依照列宁的意见，一九〇五年的俄国的工农革命的民主专政——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彻底实行并使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容易实现的形式——不能不是俄国的这个混合的发展形式。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本质的矛盾之发展，不能不排除资产阶级革命的实现形之限制性。这种限制性，也没有被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所完全排除。二重政权，以及资产阶级政府与苏维埃政权同时存在。这是辩证法的，是杜洛司基主义者的严先生死也不会理解的。
目前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阶段，也就是彻底的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容易实现到社会主义革命去的转变底形式——是一种混合的形式，在这种混合的形式中，主要地虽然是包含着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底内容，但因为这个革命阶段是最接近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的缘故，和因为中国社会的特性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又包含着许多新的内容——是流动着的内容——。比方：反富农的斗争和没有积极反对革命或故意怠工的资本家的财产等等事实就是新的内容。严先生不理解这种新内容的发展，提出“是否还是所谓：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问题，可怜亦复可笑！！
其次严先生问“工农民主专政可否不要富农参加，如果可以，那末与无产阶级专政有何区别”？这是令人莫明其妙的命题。因为工农民主专政姑不论其要否富农参加，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是很显然的。前者是过渡期的民主政权的形式，后者是无产阶级掌握着绝对权力的政权形式，而且是最民主的政权。至若问工农民主专政可否不要富农参加的问题也是很简单的，只要严先生愿意去理解工农民主革命内在的矛盾底发展和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过去与将来的两方面（列宁）的特性，就会明白目前中国的工农民主专政是不会让富农参加的，尤且事实上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对于富农早已展开着激烈的斗争！
最后所谓工农民主专政是在“两重”或“单一”的政权形式中实现的问题，是无须乎解答的，因为事实上目前中国已经存在着两重政权，工农民主专政已经在许多区域中实现了，严先生等要故意盲目地否定其存在，而提出什么“未来三次革命中”的玄学的问题，除了尽了欺骗劳苦大众的作用以外，根本上尚暴露出观念论的本质。
第五就是革命转变的问题：
“所谓革命的‘转变’是否由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单一政权成立之后并把所谓‘客观任务’完成之后才‘开始’？这个‘转变’要经过的什么‘许多经济过渡阶级’，是否‘和平过渡’？‘工农民主专政’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统治抑是其它阶级的统洽？如果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那末，由‘工农民主专政’之资产阶级的统治‘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不经过‘暴力’是合理的吗？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吗？”（追击与反攻P.253）
杜洛司基主义者根据着抽象的“不断革命论”当然要站在形而上学的土台上反对革命的转变，最低限度也将转变这个概念归入括狐〔弧〕之中。所以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开始就是Proleteriat掌握政权，那里会有玄妙的转变”（任曙）。因之他们对于革命转变是怎样开始的问题也就毫无理解。列宁在“两个策略”上已经告诉过我们，实行这一革命到底，便是第二个革命阶段的开始，也即是革命的转变。自称是列宁主义者的严先生对于列宁的这个遗教，竟置若无睹，真不知其脸皮有几尺之厚？
所谓杜洛司基的“不断革命论”，事实上是观念论的玩儿。根本蔑视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下的中国工农民主革命转变为国民的及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过程，不考察这个转变之具体的特殊性，更不考察中国革命过程的特殊性及其各方面的联系。事实上他们是将臆造的一般公式的观念论代替了辩证唯物论。
工农民主专政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统治底命题，越发可笑，根本暴露出严先生毫无政治常识，当然更不懂得列宁主义关于政权学的A.B.C。告诉你吧：工农民主专政是代表工农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当然是领导的阶级！！），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统治。你们快到江西去用“暴力”（联合一切反苏维埃的势力）把它转变到资产阶级手中去吧！
（录自《读书杂志》第3卷第3、4合期，1933年4月1日出版） |
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对于方亦如的批评——何史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
——对于方亦如的批评
何史文
中国经济性质的问题，已经是四五年来的辩论的对象。国际革命家的领导机关以及中国最革命的先进阶级的政党，对于这个问题早就有了原则上的明显而清楚的答案。
这个理论上的斗争，现在已经是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延长和开展。革命阶级的政治代表之中，谁也没有这样的闲情别致再去和阶级敌人讨论的了。现在已经不是讨论什么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而是理论上的阶级战争。
自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经济问题也在其内，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根本用不着研究，也不是说实行着理论上的斗争，反对着社会民主主义——而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形式在现在正是托洛斯基主义——就不需要对于这个问题同时加以深刻的研究。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列宁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区别，正在于列宁特别着重理论的作用，反对一切轻视理论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然而理论的重要正在于它是行动的方针；脱离行动的理论只是学究主义——也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这是和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的。
中国经济性质的辩论之中，最近又发现了方亦如的一篇文章《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杂志第一期）。方亦如，据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属于托洛斯基主义的组织，他并且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表示愿意反对托洛斯基主义。但是，他的文章暴露了他是个学究主义的“英雄”。他似乎埋怨反托洛斯基者的“忽视”理论，这当然是他这个学究主义者的成见，完全不合于事实的。而且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自己走到了投降社会民主主义——托洛斯基主义。
“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上的代表，在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斗争之中去反对那些阻碍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道路的真正的现实的敌人。在这个条件之下，理论的和实际的工作合并起来成为一个工作，这种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领袖李白克纳希德[1]说得清楚，Studicren，propagandiereu，organisieren（研究、宣传、组织）”（列宁文集第一卷第二三六页）。
可见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应当怎样的密切！而且最主要的条件，正是反对阻碍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道路的真正现实的敌人。而方亦如呢？他的着重理论，恰好是放过敌人而去干那学究主义式的“研究”。他的注意只在于找着一个公律，去适用于一切社会：要适用于有阶级的社会，也要适用于无阶级的社会。也甚至于认为用阶级关系去考察社会的经济性质是庸俗的办法！照他的意思，这仿佛是太不科学了！
※※※
方亦如说：
“用商品的存在及普及来决定经济制度，等于拿有机细胞的存在来决定动物的种类，一样滑稽。
反对他们这种意见的人，也曾发表过另一种主张。……他们认为剥削关系是决定经济形式的。……最近还有人主张直截了当用阶级关系来决定经济制度的，这自然是登峰造极了。用剥削关系，来决定经济制度，第一不妥当的地方，就是它不能适用于无阶级社会。而最重要的，还是剥削关系是一种分配关系，生产品中剩余劳动生产品的分配形式。……生产关系之中的一种——剥削关系，绝不能够作为决定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素。决定社会经济形式的，不是分配关系，也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生产方法是决定经济制度的东西。……人与生产工具结合的形式，就是生产方法。”（《研究》杂志第一期第一五——一六页）
这里，我们可以发见方亦如的许多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糊涂“学说”。
第一，他把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隔离起来。固然，他也知道：“人们根据一定的生产方法，就互相结成具体的生产关系”然而，他根本忘记了生产方法的决定社会的经济制度，是要经过生产关系的。请看马克思说的话：
“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同着生产的物质资料的发展，同着生产力的变更而变更的。生产的许多关系的总和形成所谓社会关系，形成所谓社会，而且这是形成一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之上的社会，带着一定的只有这一种社会所特有的性质”。（马克思：《雇佣劳动和资本》）
而方亦如却只说：“经济性质的判定，就以生产方法为指针”。仿佛问题只在于追究到最后的决定社会基础的是什么，而完全不管这里的所谓“决定”是要表现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不同的地方。方亦如的学究主义，使他只看见所谓“科学的定义”的词句上的重要，而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的作用是不关重要的，这是根本不了解雎物的辩证法。因此——
第二，它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割开来，切断了这两种关系之间的辩证法的联系。他不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许多关系”正是指着这些关系说的。他说人与生产工具结合的形式，这是人经过技术而和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生产方法，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以及其中的一种剥削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照他这种说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和生产方法没有联系似的。至多也不过是被生产方法所规定的一种社会关系，是消极的原素，而决不是“决定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素”。而马克思说：
“纺织机器不过是织布用的一种机器罢了，只有在某些条件之下它才成为资本。没有这些条件，它就并不是资本，这仿佛单有黄金还并不就是钱，单有糖还并不就是糖的价钱。
人在生产的时候不但对于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而且互相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他们只有在这些社会关系的范围之内，方才有对于自然界的互相行动——就是他们的生产”。（同上）
第三，方亦如同样机械的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分割开来。他仅仅只认为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之中的一种，而不了解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另一方面，而且对于阶级社会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因为他密切的和阶级关系联结着，它最明显的表现着阶级关系，最直接的决定着革命的任务。不但如此，方亦如还只了解分配关系是剩余的劳动生产品的分配形式，而不知道分配关系包含着生产工具的分配，而且包含在生产过程的本身之中。所以方亦如对于分配关系的错误的观念，足以使他的理论斗争完全和实际的阶级斗争脱离关系。马克思对于分配关系的说明是：
“分配的最表面的意义是生产品的分配，这样，分配和生产的关系是很疏远的，仿佛对于生产是独立的。然而分配成为生产品的分配之前，第一，它是生产工具的分配，第二，他更进一步的决定这种关系——把社会之中的各分子分配于各种不同的生产（把各个人归到一定的生产关系方面）。可见生产品的分配正是这种分配的结果，——这种分配是包舍〔含〕在生产过程的本身之中的，而且是规定这生产的组织的。……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分配，和那些从别种生产方法发生出来的分配方式是不同的，每一种分配方式同着它所根据的，它所适合的生产方式而消灭”。（马克思：《资本论》卷三）
马克思主义对于生产和分配的联系是看得极重要的，只有根据辩证法去了解这些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作用，方才能够认清社会的经济性质。象方亦如那种布哈林式的机械主义的了解，自然不能够不走到极大的错误。他事实上是投降了“反革命的先锋队”。
但是，他的态度仿佛是个严厉的审判官，他的判决辞是：——原告方面（托洛斯基主义）“用商品的存在和普及来决定经济制度”，固然不对，而被告方面（列宁主义）的反驳，说“要用剥削方式和阶级关系来决定经济性质”也是不对；应当说“人与生产工具结合的方式——就是生产方法，是直接决定经济性质的范畴”。其实，原告方面的任曙本来也是说：“只能用经济性质去说明剥削方式，不能用剥削方式来说明经济性质”。方亦如不过是遵照任曙的指示，说明生产方法决定经济性质，经济性质又决定剥削方式。方亦如究竟是站在被告方面吗，还是站在原告方面？！
※※※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极明证的说明：
“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过程，它的简单的要素在社会发展的一切方式之中都是一样的。然而，这种过程的每一个历史上的一定方式，都在使它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方式向前发展。这种历史方式达到了某种的成熟程度之后，就要消灭，而让更高级的方式。这种危机时期的到来，暴露于分配方式——也就是同这些分配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历史上的一定方式——与生产力，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的动力的发展，这两方面的矛盾和对立特别来得广泛和深刻。那时候，就要爆发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方式之间的冲突”。（《资本论》卷三）
这里，可以明显的看见马克思学说的焦点并不在于简单的指出什么是决定经济性质的范畴，而在于发见物质的生产力的发展怎样经过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表现出来，并且发见生产过程的本身之中怎样发展着内部的矛盾和对立，怎样发展到社会方式的变更——革命的爆发。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之中，最主要的正是阶级关系。每一个社会里面，都有某种的劳动过程的历史方式，就是方亦如所谓人和生产工具结合的方式；但是，这种劳动过程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必然要产生相当的社会方式，就是生产工具的分配，照着生产工具的分配而形成的阶级关系——马克思所谓“把各个人归到一定的生产关系”。凡是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都是剥削方式联系的。剥削关系决不是仅仅表现于“剩余劳动生产品的分配”的，它还表现于生产工具的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封建关系的表现难道仅仅在于地主占有农民的“剩余劳动生产品”？难道不是表现于地主阶级的占有土地——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难道只表现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而不是主要的还在于资本家阶级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吗？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正在于说明了这种阶级关系的变更的过程，指导阶级斗争的“真正的口号”。封建制度之下的生产关系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的桎梏，那就要爆发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的桎梏，那就要爆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的任务正在于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中国经济性质的问题的中心，也就在于解决对于革命任务的争论，争论的真正内容是：中国封建的生产关系是不是还占着优势？封建势力是不是仍旧占着统治地位？革命的当前的任务是不是土地革命——消灭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建立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方亦如对于中国经济的争论，却没有明白的回答这些问题，而实际上始终暴露了他否认封建势力的统治。
自然，中国经济性质的争论之中，托洛斯基派以及自命为非托派的孙倬章等等往往有意的无意的夹七夹八的胡缠：有些人说列宁主义者完全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些人甚至于说列宁主义者“站在封建经济方面”！问题当然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于：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中国经济里面，是封建关系占着优势，还是资本主义关系占着优势？
列宁主义说：“这种中世纪式的情形之中，统治的力量是封建残余的势力，是地主的势力，是地主性的官僚，军事的以及非军事的官僚的势力，他们很特别的和商业资本结合了起来”（斯大林）。封建的地主和商业资本的结合还保存着中国的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关系，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维持着封建残余，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已经相当的发展，但是这种阶级关系比较起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来，还并没有取得优势。
而托洛斯基主义说：中国的地主也是资产阶级，中国的统治力量是资产阶级；中国已经没有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差不多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也是无关重要的了，所以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占着绝对的优势。
方亦如怎么说呢？他仿佛又是审判官，他说两边都不对：
“主张中国资本主义统治论者，如任曙，严灵峰，孙倬章诸先生，总是费尽全力，想证明现在中国已经是十足的资本主义，而封建关系只是一点遗影。而主张中国封建制度统治论者，却定要证明到乡村领导城市，十足的封建黄金时代。据我看来，要正确的把握住封建势力在现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却用不着夸大其‘统治’地位的。”
固然不错——“乡村领导城市”的说法完全是立三主义的机会主义，没有丝毫列宁主义的臭〔气〕味。但是，方亦如自己又怎么“把握住封建势力的作用”呢？他说：
“遗留的封建经济只在临死挣扎……单说封建经济支配中国经济，也失于太重视它的作用。幼稚的民族资本是不能支配中国经济的……单说资本主义支配中国经济，——这是忽略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化的重大要质。……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早已用它伟大的力量‘内在地’支配了中国经济”。
这样，方亦如以为既然不是封建残余的势力，也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占着优势。这算得什么答案！这不是回答问题，而是回避问题。问题本来在于中国在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支配之下，经济上是封建残余占优势还是资本主义？而他的“回答”是：——帝国主义！不但如此，他还说：帝国主义“内在地”支配中国经济，虽然他申明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应当和中国的民族工业资本分别看待，然而他在这里完全忽略了阶级关系的问题。在阶级关系方面来说，他的答案其实是和托派一样，托派说中国几乎没有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他也说不应当重视封建势力的“统治”作用。他至多不过和孙倬章一样，企图对于托洛斯基主义提出一点”修正”罢了。他在这里企图做“审判官”而事实上又。是投降托洛斯基主义。
※※※
方亦如和托洛斯基派一样，在阶级关系上完全不了解中国现实生活里的辩证法。中国现实生活里，存在着两种的阶级关系：一种是地主对农民的阶级关系，一种是城乡资产阶级对城乡工人阶级的阶级关系，这两种阶级关系极复杂的互相错综着。而且因为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经过军阀的政治借款和控制税务机关的手段，经过买办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在经济上也维持着中国的封建势力；又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密切的联系着——所以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更加表显它的优势。这并不妨碍中国社会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和对抗一天天的剧烈起来。而且因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广大的半无产阶级的极端穷困化，而农民基本群众和地主官僚阶级的对抗更加尖锐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民权革命之中也更加容易实现，更加有保障，更加成为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个有利的条件。对于民权革命之中农民群众的革命作用的轻视，甚至于否认，是托洛斯基主义的特点。中国经济性质的争论之中，对于托洛斯基派的立场，最主要的就在于抓住这个问题的中心，去问他们，而且一定要逼住了他们的〔来〕问，究竟你们承认不承认中国有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这正是必须用阶级关系来做中心的理由。然而方亦如却以为这是“庸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难怪方亦如要投降托洛斯基主义了。
列宁说：
“农民——反对着农奴制度、反对着农奴主的地主以及替他们服务的国家——仍旧是一个阶级，这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而正是农奴制度社会的阶级，就是等级式的阶级[2]。我们的乡村里既还有多少保存着这种农奴制度社会所特有的‘农民’和特权的地主之间的阶级对抗，那么，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疑问的就应当有多少站在‘农民’方面，赞助他们的斗争，推动他们去斗争——去反对一切农奴制度的残余。
我们把‘农民’这个字眼放在括弧里面，为的是要表明这里存在着毫无疑问的矛盾：在现代社会里，农民自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然而谁要觉得这个矛盾来得奇怪，那他就忘记了这个矛盾并不是捏造出来的，并不是教条上的，而是俄国实际生活本身的矛盾。这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活的辩证法的方法……。”（《列宁文集》第九卷第二七五——二七六页）
中国现在的实际生活里有没有这种“矛盾”呢？当然有的。农民群众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是要由无产阶级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斗争去领导的。无产阶级必须清楚的了解小农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要求，推翻封建关系的土地革命的要求，这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的内容。而方亦如却认为中国自耕农佃农等的经济“是封建制度的遗物”！这事实上也是否认封建关系内部的矛盾和阶级对抗。他表面上虽然反对托派，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极端来否认“农民”的作用。至于托洛斯基派，那么，托洛斯基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早就表现在他对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态度。
列宁说：
“托洛斯基认为：‘农民分化了，分成许多阶层了，因此，他们的革命的可能性日益减少了……’
整个的十年——伟大的十年——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五年，证明了俄国革命是有两种阶级路线，也只有两种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他们内部的阶级斗争，惊醒了许多政治上睡觉的份子，使乡村的无产阶级接近了城市的无产阶级（……）。然而‘农民’和马卡洛夫，罗曼洛夫，赫沃斯托夫[3]之间的对抗加强了，生长了，剧烈了。这样明显的真理，就是托洛斯基口（原书即为“口”——录入者）巴黎写的几十篇文章的几千句话，也是不能够推翻它的了。托洛斯基事实上是在帮助俄国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是在‘否认’农民的作用的名义之下表现不愿意引导农民起来革命！
而这正是现在的问题的焦点。无产阶级斗争着，并且将要彻底的斗争着——争取政权，争取共和，争取没收土地，就是要吸引农民，要尽量发挥他们的革命力量，要使‘非无产阶级的’群众来参加斗争——为着从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俄皇制度）之下解放资产阶级的俄国。而这种资产阶级俄国的脱离俄皇制度，脱离地主的土地权力而解放，无产阶级立刻就要利用起来——并不是为着帮助富裕的农民反对农村工人的斗争，而是为着同满洲无产阶级联盟而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列宁文集》第十三卷第二一〇——二一四页）
中国的托洛斯基派对于自己的领袖和主义，是很忠实的。他们很努力的要想“证明”中国的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象孙倬章那样甚至于说中国的佃农也都是资本家（见《读书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他们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他们说中国“将来的”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他们主张托氏的“不断革命论”。所有这些“左倾”空谈的目的，完全是在于掩饰他们的孟塞维克主义和反革命的实质，取消土地革命，取消民权革命，反对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彻底的民权革命的胜利，反对工农民权独裁，否认现在的革命高涨——来辩护他们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在现在的条件之下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他们事实上成了反革命的力量。因为他们否认中国“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所以对于推翻地主的农民群众，对于这些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非无产阶级的”群众，要竭力的反对，甚至于跟着统治阶级骂他们是匪徒流寇。因为这样，他们也就反对工人的革命斗争！自然，他们将来也一定是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敌人。
※※※
方亦如的立场怎么样呢？他站在否认阶级关系是决定经济性质的范畴的立场上，势必至于投降托洛斯基主义。他说：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论是中资或外资，当然是促使封建经济的崩坏的。它们是成反比例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步，封建经济就破坏一步。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样机械。资本主义，不论是‘从外铄’或‘从内在’的原因而发生，总之是在封建社会内渐渐的发达起来的”。……
原来方亦如和托派的分别，只在“渐渐的”这一个字眼！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根本不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的联系。照他的意见，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步，中国的封建经济就破坏一步。这样，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竞是反封建的极伟大的进步的力量了。同样，中国的资本主义更是革命的力量了。托派说，中外资本主义已经推翻了封建制度。而方亦如说，不要心急，中外资本主义是要这样渐渐的一步一步的推翻封建制度呢。
因此，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照他说来，是——“半殖民地上的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中国的封建制度当然是在衰落，而且不止是在衰落，而是已经开始崩溃，已经有许多省份里面被农民的土地革命所推翻。问题是在于：推翻封建关系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还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中国当然是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当然要开展中国的商品经济等等……问题是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维持中国的封建关系的，还是“推翻封建关系”的！？
中国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反动，就是在经济上也更加适应着帝国主义的殖民化的政策，适应着军阀官僚的货币资本的垄断政策。虽然中国的小工业资本家继续着种种发展的企图，——这是在一般情形之下自然的现象，然而总的发展倾向是：中国工业的大破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非民族化——买办化。而且，中国民族工业受着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受着帝国主义军阀的钳制和捣乱，受着广大的几千万几万万群众穷困化的影响而找不着市场——受着购买力降低的巨大的限制，所以一天天的移出自己的资本，放到田地上去，放到都市的地皮上去，放到包捐包税的公债上去，这种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非工业化——投机化，封建地主化的过程，是可以用铁一般的统计数字来证明的。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固然发展着资本主义的关系，然而这些资本的积累，极大部分是加强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投机式资本的。这并没有改变对于农民的封建式的剥削，反而更加加重这种剥削。〈资〉产阶级的收买田地，并不是拿来经营资本主义的农场，而极大多数是继续封建式的租佃关系。这样，中国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密切联系的，他们不能够〈成〉为什么“推翻封建制度”的力量！“农民”和地主的封建式的阶级对抗仍旧保存着〈和〉加强着，在封建势力和商业资本的结合之下，这种阶级对抗而且特别的尖锐化。
“中国乡村里，这种最初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很特别的和封建的统治结合起来，和地主的统治结合起来，并且还从地主方面采取对于农民的中世纪式的剥削和压迫方法。……军阀制度，督军省长，现在的恶魔强盗似的一切种种军事官僚和非军事官僚——就是中国这种特别情形的上层建筑。而帝国主义赞助并且巩固这种封建官僚的整部机器。”（斯达林和中大学生的谈话——一九一七年五月）
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表现于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银行，铁路，轮船，矿山，工厂……这是早就指出的重要问题，并用不着方亦如来发见什么“新大陆”，说什么不应当“把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接斥于中国经济结构之外”。问题就在于帝国主义经过这些经济命脉，主要的是开展着中国的商业高利贷资本，而阻碍着中国的工业化，而且，还在竭力的维持着，巩固着中国的封建官僚。怎么能够说“外资的资本主义”是在“推翻封建制度”，是在“渐渐的”消灭封建制度呢！
关于商业资本和工业化的关系，最好看一看马克思说的话以及列宁的解释：
“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却成为反比例”（《资本论》卷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得越厉害，工业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就发展越薄弱，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既然赞助着封建地主和商业资本结合的中国军阀制度，也就阻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托洛斯基派用商品经济来决定中国封建残余已经不是统治的力量——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上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把帝国主义和民族工业资本主义“一视同仁”，把商业资本认为是和封建残余不能并存的东西。而方亦如也根本不了解商业资本和工业化的关系，因此，事实上跟着托派反对“封建统治论”！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临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竭力的在殖民地上找寻自己的“出路”——商品的销场，原料的供给，“多余资本”的容纳。尤其是“多余资本”的输出，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可是，这个“出路”对于帝国主义同时也是死路。因为帝国主义扩大着中国的商品经济，极端剧烈的加强了几万万小农和手工业的破产过程，就造成了广大的出卖劳动力的后备军；同时，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一小部分的最初积累的资本（官僚的，买办的，商人的，地主的……）不会不投入小小的工业里去；而且帝国主义自己所需要的交通事业（铁路轮船等等），原料采取的工业（矿业）以及原料改制的工业，随后，还有一些消费品的轻工业也因为利用廉价劳动而发生出来。这样，中国就发生了无产阶级，以及极其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还有很多的脱离生产工具而又卖不出自己的劳动力的贫民群众。这是帝国主义自己造出来掘它坟墓的中国无产阶级。而帝国主义“照着自己的奴才的模型”所造出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却是非常之微弱的——工业资产阶级不但很少，而且和封建关系密切的联系着。中国的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对抗有一个特殊的情形：就是一切被雇用的人，从严格的工厂无产阶级一直到苦力雇农，以至于部分的依赖工资生活的半无产阶级，形成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而同时，雇用工人的人之中，却只有最小部分可以算做严格的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外国帝国主义，官厅，军阀，以及临时雇用苦力的商人等等……要占着雇用工人的人的极大部分。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对抗是在极端的剧烈起来，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受着了巨大的束缚，尤其是民族工业的独立发展被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化的政策严厉的阻碍着。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工业资本）发展的矛盾。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化的政策，客观上也不能不一方面把中国一部分一部分的抓进自己的经济机体里去，做它的附庸，别方面正就因此而造成推翻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
中国的社会，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只能够保存着封建式的土地关系，维持着封建势力结合商业资本的中世纪式的剥削关系，适应着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开展资本主义的关系，虽然因此而引起了一些工业资本的发展，可是，封建残余的势力仍旧占着优势。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前途，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就只有殖民地化的道路：就是列强帝国主义互相抢夺着，分配着中国，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主要的是保持封建势力，只在形式上改换一些，使它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工业的发展是只能够在帝国主义所容忍的范围之内的。这种前途，必然的引起极剧烈的经济恐慌，直到现在的全国国民经济崩溃的情形。几万万群众的饥饿，死亡，是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保持自己的收入的代价。
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基本群众的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民权革命的任务——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民权独裁，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他的领导权，一般的国际和国内的条件都足以保障“革命转变”的斗争的胜利，而开辟中国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的道路。
托洛斯基派反对列宁的“工农民权独裁”的口号和“革命转变”的学说。这正因为他们不但否认中国有“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并且否认无产阶级的力量和领导权。方亦如的论调只是偷运托洛斯基主义的私货。
至于中国农民群众和地主阶级的斗争之中，现在半地主的富农和一般富农已经在反革命方面，无产阶级就要坚决的领导农民群众去反对富农，那么，这正是保障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有利的条件，而并没有“取消”什么民权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取消”农民群众和地主的阶级对抗。而且这正可以有利的影响到革命转变的速度。
一九三二，五，二一。
（录自《布尔塞维克》第5卷第1期，1932年7月出版）
[1]这里说的“社会民主党”还是欧战以前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这个李白克纳希德是加尔李白克纳希德的父亲。
[2]这里列宁自己注明农奴制和封建制之下的等级是有相同的意义的。
[3]马卡洛夫是指着地主阶级说的。 |
译名对照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6月）
译名对照表
三画
万多姆广场PlaceVendôme
凡尔赛Versailles
四画
巴枯宁Bakunin
巴士底Bastille
巴茨Batz
孔博尔Combault
丹东Danton
丹东派Dantonists,the
日拉丹Gerardin
文希-马列叶夫，纳特Wintsch-Malejeff，Nath
五画
布朗基派Blanquistes.the
布里安斯克Briansk
布列塔尼人Bretons，the
布列塔尼Brittany
布里安茨Briantz
布伦斯威克Brunswick
加斯科尼人Gascoigners,the
加茨契纳Gatschina
加弗隆斯基Gavronsky
卡麦利纳Camelinat
卡诺Carnot
皮奥扎，高尔蒂埃•德Biauzat,Gaultierde
皮阿Pyat
克雷芒，维克多Clément、Victor
克洛茨，阿纳尔夏西斯Cloots,Anarchasis
克伦斯基Kerensky
克拉斯诺夫Krassnoff
克鲁泡特金Kropotkin
杜布勒伊，路易Dubreuilh,Louis
杜瓦尔Duval
杜克尔斯基Dukelski
杜邦Dupont
杜伊勒里Tuileries
貝雷Beslay
肖戴Chaudey
狄德罗Diderot
劳塞Lauser
利沙加勒Lissagaray
吕叶Lullier
麦茨Metz
门德尔松Mendlessohn
里果，拉乌尔Rigault,Raoul
六画
亚尔隆斯Alsace
亚尔薩西亚人Alsatians,the
达米昂Damiens
达尔布阿Darboy
米奥Miot
米拉波mirabeau
托马，克列芒Thomas,Clément
托伦Tolain
托洛茨基Trotsky
列康特Lecomte
列日尔Regère
吉伦特派Girondists,the
伏尔泰Voltaire
华斯贝恩Washburn
七画
阿伯尔派Hebertistes.the
阿贝尔Appert
阿夫里亚尔Avrial
阿尔努，阿杜尔Arnould,Arthur
阿克雪里罗得Axelrod
若累斯，让Jaurès、Jean
八画
拉加尔德Lagarde
拉法格Lafargue
拉姆巴尔，德Lamballe,de
拉斯普，鲁道尔夫Raspe,Rudolph
拉索尔斯Lasource
拉萨尔Lassalle
拉凡德LaVendee
拉辛，斯青卡Razin,Stenka
法兰德斯人Flemings,the
法夫尔，茹尔Favres,Jules
波尔多Bordeaux
波尔根，佐治Bourgin,Georges
波纳Börne
波契洛夫Poutilof
彼得堡Petersburg
彼拉多Pilate
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
罗斯Rose
罗斯巴赫Rossbach
朋让Bonjean
欣东Genton
菲力普四世PhilipIV
菲利普逊Phillippson
盖拉德Gerard
盖德Guesde
海涅Heine
梯也尔Thiers
九画
洛桑Laussane
洛姆布罗索Lombroso
洛林Lorraine
洛特Lot
科尔台，夏洛特Corday,Charlotte
科苏特，路德维希Kossuth,Ludwig
科斯塔，沙利•达Costa,Charlesda
香丽榭ChampsElyseés
查理一世CharlesI
勃朗，路易Blanc,Louis
茹尔德Jourdes
祖里克Zurich
挪多，呂多稚克Naudeau,Ludovic
十画
马隆Malon
马拉Marat
马拉斯特Marrast
马尔菲尔德Marsfeld
马尔蒂尼埃，里科•德•拉Martinière.Riccautdela
马扎斯Mazas
夏尔东Chardon
夏蒂昂Chatillon
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
特里东Tridon
特罗居Trocus
库格曼Kugelmann
库莫夫Kumow
俾斯麦Bismarck
爱德Eudes
格瓦Gois
热克尔Jecker
索姆布魯伊，德Sombreuile,de
泰斯Theiss
十一画
闵肖森Munchausen
菲加斯Figeac
菲奥Fiaux
福隆台党Frondes,the
蒲鲁东Proudhon
塞纳河Seine,the
十二画
普罗托Protot
普托Puteaux
普列汉諾夫Plechanoff
費烈Ferré
傅立叶Furier
雅各宾派Jacobins,the
梅尼蒙坦Ménilmontant
涅克尔Necker
斯摩棱斯克Smolensk
十三画
路易十四LouisXIV
路易十六LouisXVI
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
蒙马特尔Montmartre
蒙瓦拉里昂MontValarien
奥尔良派Orleanists,the
圣马尔，德St.Mart.de
圣西门St.Simon
瓦扬Vaillant
瓦尔兰Varlin
艾庇戈尼Epigone
弗兰克尔Frankel
兰多瓦，古斯塔夫Landauer,Gustav
卢梭Rousseau
台里萨，马丽亚Theresa,Maria
十四画
维努亚Vinoy
十五画
德盖里Deguerry
德勒克呂兹Delescluse
诺曼底Normandy
诺斯克Noske
摩尔齐洛夫卡Murzilovka
十六画
萨马拉Samara
萨列叶夫，格雷戈里Sareiff,Gregory
比亚Supia
十七画
塞拉叶Seraillier
十八画
魏马Weimar
魏特林Weitling |
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译后记
本书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刘仁胜博士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肖峰教授共同翻译。刘仁胜翻译了前言、导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以及本书的全部注释和索引，肖峰翻译了第一章和结束语，全书最后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刘庸安教授校正定稿。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除经典引文外还主要采用或借鉴了以下中译本的译文：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达尔文：《物种起源》（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责任编辑吴伟同志为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提出了许多宝贵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11项目为本书的翻译出版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
第十五章英国：阶级合作和新工会运动（1876—190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十五章英国：阶级合作和新工会运动（1876—1906年）
↘保守的英国工会
↘码头工人大罢工
↘英国工党的建立
↘自治领的工党
1850年到1875年是英国绪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在国内迅速成长，并且扩展到许多国外的市场里去。这也是一个工会发展的时期。从1868年职工大会成立起到1876年，工会会员增加到原来的四倍。然而1873年开始的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英国资本主义和英国工会运动。1872年到1879年之间英国出口下降了四分之一，而到1890年才恢复到以前的出口水平。[1]在工业生产上，英国巳经远远落在美国后面。英国工会在面临经济危机后的大量失业和雇主愈来愈大的进攻下遭受到挫折——1876年——1886年之间职工大会的会员人数几乎丝毫没有增加。
[1]伊顿：“政治经济学”，第135页。
保守的英国工会
这个时期中，工会会员人数只有580976人（属职工大会，1885年数字），而工人阶级的人数要比这个数目大许多倍。这个时期的工会完全是在熟练工匠和他们的领袖控制之下的。这些人拿着优厚的工资，形成了一个工人贵族集团。他们毫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和他们的前辈宪章运动者的革命思想。雇主们削减大多数不熟练和无保障的工人的工资来提高工匠的工资，从而明确地培养这种保守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密地注意到雇主们利用这种有计划地腐化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现象。这些雇主们当时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说：“英国无产阶级确是愈加资产阶级化了，以致在所有民族中这个最富于资产阶级意识的民族终于在资产阶级的旁边造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贵族和一个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2]
[2]“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二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99页。
到19世纪80年代里，英国工会在保守领袖的领导下，丧失了它早期的那种富有战斗性和激进性的品质。它们积极建立合作社，采取精细的“友好会”福利制度来救助疾病、失业、死亡的工人。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行业工会主义者很明显的一种趋势。德国、保加利亚、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这种型式的工会极力地采取这种“自助”的保护措施。它们认为这些福利制度是维持和发展它们的工会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并且认为这种制度越多、越大，便对工会越为有利。
这些保守的工会主义者一直反对政府设立的社会保险计划，认为是政府对工会的进攻。罗斯坦说，在这些时代里，尽管有着大量的失业者，但是极少数设法使自己当选为议员的工会领袖，却从来不在议会里提出失业保险的问题。[3]行业工会领袖只要他们狭隘的行业利益得到“保护”，对广大失业群众的命运是无动于衷的。也就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反动领袖——反对各种联邦社会保险制度的人——在迟至1929年经济大危机时期还激烈地反对政府的失业保险制度，认为是一种反工会的措施。
[3]罗斯坦：“从宪章运动到劳工运动”，第321页。
拥有完善的福利制度的英国工会也包括罢工时期付给工资的规定。罢工时期工会支付工资的巨大开支和工会领袖的社会观的总路线，使他们完全谴责罢工。一度是机师（机器工人）工会富有战斗精神的领袖艾兰在皇家委员会上曾说过：“一切罢工都是浪费金钱。”[4]这便是当时行业工会所抱的态度的典型。非常重要的是，在往后的几十年里，革命的工会由于认识到工人必须以经济力量而不是以金钱来赢得罢工的胜利，便一般都只有很少的一些“友好”福利工作，它们并且为了使国家来承担一切社会保险的全部费用而强烈地进行斗争。
[4]韦伯夫妇：“工会运动史”，第321页。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里的左翼分子对拥有多种福利制度的保守工会发动进攻，称它们是“管下葬还带送棺材”的社团。
一个激进的工会干部邓宁说：“一度是极其强大的混合机师工会现在微弱得像勇士社和林员社或其他广泛的福利会一样无力采取罢工行动了。”[5]这是一个十分精采的批评，但是它多少是有点过甚其词的。这些旧式行业工会虽然具有使本身陷于瘫痪境地的福利制度和存在着保守的领导，但是还发动了多次艰苦的罢工行动。然而它们在保卫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方面，显然是十分无能的，这个事实很快就生动地显示出来。
[5]韦伯夫妇：“工会运动史”，第321页。
码头工人大罢工
由于英国以前对全世界工业生产和贸易的垄断已经破产，英国雇主们在19世纪80年代里，加紧对工会和工人大众生活水平进行攻击。工会运动中日益增多的左派，在汤姆·曼、本·提莱特和约翰·伯恩斯等人领导下，主张工会运动展开一个勇敢的斗争。但是作为早期“准塔”继承者的保守官僚集团当时控制了职工大会，这个集团包括亨利·布劳德赫斯特（书记）、约翰·波奈特、乔治·锡普顿等人。他们顽固地拒绝正视时局趋势，死命地墨守他们的那种枯燥的行业工会政策。
然后，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像暴风雨一样来到了。在这次大罢工之前，有过几次由汤姆·曼和其他社会主义者领导的火柴工人、煤气工人等发动的小型罢工。这些罢工都胜利了。恩格斯说，这是“使整个雪崩开始的一点必要的推动力”。煤气工人和一般工人工会因此组织起来并开始迅速成长。然后伦敦码头工人行动起来了。顽固的行业工会领袖长期以来都忽视码头工人，使他们在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工作，在可怕的贫困境遇中生活。码头工人的历史性斗争在1889年8月13日开始，也就是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的一个月以后。这次罢工是由于一次关于工资的小争端而爆发的。几年以来就已经很活跃的汤姆·曼和其他富于战斗意志的人很快地便援助罢工的工人，在他们的协助下建立了一个码头工人工会，并且还帮助把罢工浪潮扩展到其他码头上去。罢工像野火燎原似地沿着海港发展起来。三天之内，罢工者出动了一万人，一星期之内，局部性的码头工人罢工便发展成全面的总罢工行动了。巨大的伦敦港口在劳工历史上第一次陷于停顿状态。被摧残和剥削的码头工人在他们的巨大经济力量中获得了一个基本教训。
这次码头工人罢工是由汤姆·曼、提莱特和伯恩斯等左派人士领导的。马克思的女儿爱伦诺·阿维林担任罢工委员会的书记。罢工行动通过战斗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它不仅在工人中间赢得了极大的同情，并且还取得了中产阶级的同情。它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取得全球的支持。为支持这次罢工所征集来的四万八千英镑中，至少有三万英镑来自澳大利亚的工会，而这笔款子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这种高尚的声援行动给予罢工一个有力的支持，它是最后取得胜利的一个重大因素。
罢工使码头完全陷入停顿，人民大众又极其同情罢工，因此雇主们不得不在四个星期之后，终于对工人让步。工人要求每小时工资应为六便士（约合美元一角二分），取消契约工作、雇佣时至少为四小时——在最后的协议中，雇主们对这些要求实际上全都答应了。码头工人赢得了英国整个历史上最重要的许多次罢工中的一次[6]。
[6]韦伯夫妇：“工会运动史”，第380——383页。
伦敦码头工人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在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中，发生了深远的反响。行业工会领袖们以前只注意促进自己狭隘的行业工会的利益而忽视码头工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890年也发生了码头工人罢工。一个广泛的组织运动在英国各项工业中发展起来了，主要是在没有组织起来的半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中间。码头工人工会——汤姆·曼当选为它的主席[7]——迅速地成长起来，并且扩展到其他重要的地区里去。新的煤气工人工会会员达到七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1877年成立的水手和司炉工人工会会员人数在1889年增加到六万五千人。矿工联合会在1888年成立时只有会员三万六千人，到1890年，登记的会员人数超过20万人。铁路工人工会等也成长得很快。[8]女工和农业工人的进展也非常显著。职工大会会员在1885年有580976人，到1890年便达到1471191人。这是到那时为止英国工会发展最快的记录，而职工大会还并不包括所有的工会。
[7]同上书，第384页。
[8]胡特：“英国工会运动简史”，第39页。
码头工人的胜利在传统的工会中也产生许多反响。它们开始放松在它们行业里反对半熟练工人的各项规定。它们中间有许多积极进行了组织运动，显示出新的战斗精神。以前所崇拜的疾病死亡等福利措施遭到了打击；新成立的铁路员工总工会宣布说，它“将不为疾病和事故的经费所牵累”。胡特说，1889年到1891年之间，地方性工会理事会成立的数目在60个以上。1890年伦敦举行第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集会时，在海德公园出席的工人数量约有20万。集会的主要口号是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这是对“非政治”工会的一个具体的诅咒。
伦敦码头罢工在工人中间所发动的进步运动，给英国工人运动带来了根本性的改进。它开始使工会从以前狭隘的行业工会基础上转变到广泛的工人阶级的基础上。这次罢工也导致了一种更为迸步的领导形式的成长——1890年，在利物浦召开的职工大会上，工会官僚分子“老一伙”（人们当时是这样称呼他们的）的首脑布劳德赫斯特被迫辞去书记的职务。群众的骚动也同样使工人运动政治化了。这就是那时的“新工会运动”，它不但在英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将在德国、美国和其他各国产生重要的反响。
英国工党的建立
英国工会的领袖自1868年起，大体上和自由党人在政治上组成统一战线。自由党是代表小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的。它在对大企业和地主的主要组织保守党进行的长期斗争中，也着手把大量熟练工人吸收到它的队伍中来。这个时期自由党的主要领袖是威廉·埃·葛莱斯顿。他在议会任议员的61年中，曾经四次出任首相。葛莱斯顿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设法通过了几项次要的改革性立法案，有系统地把自由党的一些候选位置给予工人的候选人，任命劳工界人物担任薪俸优厚的政治职位。最后，他还任命布劳德赫斯特和波特等两个工人领袖在他的内阁中任次长。在腐化和瘫痪工人阶级领导方面，葛莱斯顿比俾斯麦要高明得多。
这就是“自由党——劳工”的政治同盟的时代，工会负责人在牺牲工人阶级的情况下来博得官方的宠幸和使个人在政治上攫取高官厚爵。他们反映了所谓的“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光荣，而实际上除了辱骂马克思主义和宪章运动时代那些“不切实际”的战士之外，无所事事。像韦伯夫妇所指出那样，“在那个时候，所有观察家都认为英国工会将提供阻挡社会主义各种计划的一个坚强的屏障。”[9]当时德国和美国的资本家正面对着要进行暴动的工人，他们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所谓基本“抗拒”，表示非常欣慰。
[9]韦伯夫妇：“工会运动史”，第374页。
但是伟大的英国工人阶级在19世纪80年代里像触电一样快地觉醒过来，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是这种觉醒的中心表现。它突然震撼了资本家对英国工人的所谓“先天”保守主义的信心。然而对恩格斯来说，这是毫不足怪的。他在1885年在“新时代”杂志上对英国的一般情况作出如下的分析：“只要英国的工业独占地位保持下去，英国的工人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到这种独占的利益。这种利益在他们中间分配的情形是很不平衡的。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囊括去绝大的部分，但是甚至广大的工人群众在短时期内有时也会分配到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自从欧文主义消逝以后，在英国未能产生出社会主义的原因。随着这种独占的崩溃，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去他们特权的地位。有朝一日，他们将会普遍地——就连那享有特权的处于领导地位的少数也不例外——发现他们被拉到和外国工人同样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还会出现社会主义的原因。”[10]
[10]“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220页。
英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民主联盟，在1884年8月成立。这是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二十一年之后，在美国社会主义工党成立七年之后的事。这也说明上升中的英帝国主义对工人所产生的阻碍作用。这个新政党的领袖是一个富有的自由党人的儿子亨利·梅耶斯·海恩德曼。他在政治上的立场是不稳定的。他是一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开始极端左倾，最后转变到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他马上便和恩格斯冲突起来，正像他以前和马克思发生冲突一样。这个新政党在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时期发挥过很大的影响。但是宗派主义政策很快地便使它降到次要的地位。汤姆·曼是这个组织的成员，约翰·伯恩斯也参加了这个组织。
同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一群左翼自由党人，其中包括韦伯夫妇、肖伯纳以及许多其他知识分子，在1884年成立了费边社。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对阶级斗争的团体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总的作用在于修饰残酷的英帝国主义的粗糙棱角。韦伯夫妇认为费边社的建立主要是归功于亨利·乔治的著作——“进步和贫困”。[11]在这些时代里，费边社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继续它的鼓动活动。工会官僚分子尤其赏识费边社，因为它提供了使他们可用来哄骗觉醒的英国工人阶级的一层“社会主义”辞令的薄弱外皮。费边社是当代英国右翼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基础理论的来源。
[11]韦伯夫妇：“工会运动史”，第375页。
1893年，在基尔·哈迪的领导下有过一次建立一个广泛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新尝试，这对工会特别具有吸引力。这就是独立工党的成立。独立工党有着一个改良主义的纲领，还附带着一些社会主义的名词。在它开成立大会时，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都派代表参加，但是它们却没有参加这个新的政党。汤姆·曼在1894年任独立工党的书记。[12]在1895年，该党提出28个议会候选人，但是没有一个当选。因此，该党衰落了，但是它要在以后英国工人运动中以“中间派”政党的姿态起很大的作用。所谓“中间派”政党，就是激进的口号提得很响亮，但是在工人阶级实际行动方面却做得很少的一个政党。后来成为大叛徒的麦克唐纳便是这个党的一个早期成员。
[12]汤姆·曼：“从单一税到工团主义”，伦敦，1913。
处在英帝国在发展中的危机的压力之下的英国工人阶级，自然不可避免地要转而采取政治行动和进行政治组织。它在这方面的集体表现是成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总的工人政党。有着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能在当时的情况下来充当这样的一个组织的。当时的工人大众政党，必须是使仍然含有混杂理论的工会能够加入的一个广泛组织。所以，从这时候起，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作用，便是从内部尽可能地把这个群众政党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政策的水平。
成立英国工党第一个直接的组织步骤，是1900年2月在伦敦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这是1899年浦利茅斯职工大会授权成立的。在过去的几年里，左翼的代表一直在促请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出席伦敦会议的代表有129名，代表着三十万工会会员和拥有大约七万名成员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当选的执行人员中有七名工会会员，属于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的各有二名，属于费边社的有一名，麦克唐纳当选为书记。[13]这个党通过了一项当前要求的纲领，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只有含糊的表示。
[13]胡特：“英国工会运动简史”，第45页。
这个新组织在开头的时候进展很慢。工会支持自由党的老习惯是不容易一下子就改变过来的。在1900年的选举中，它提出的十五名候选人中，只有两名当选。然而这个新运动由于1901年塔夫河谷案判决事件发生而真正展开了。[14]对塔夫河谷铁路的一次罢工在南威尔士展开；铁路公司（它像其他铁路公司一样，是激烈反对工会运动的）把罢工案件提到高等法院去。高等法院对工会颁布了一项停止罢工的禁令，并且判处工会赔偿罢工的损失，从而使工会不得不蒙受了三万五千英镑的损失。这次对工会所进行的正面进攻大大地动摇了1871年和1875年的工会法案，并且在工人们中间引起极大的愤慨。在下次职工大会于1901年在斯温西召开时，许多工会加入工人代表委员会，使会员总数达到八十五万人之多。胡特说，在这个紧张关头时，奉行宗派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却退出了这个工党运动。
[14]科尔和波斯特盖特：“英国的平民，1746——1938”，第406页。
一般工人们在一开始就很普遍地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为“工党”，但是工人代表委员会在七年之后才确实正式采取工党的名称。与此同时，工党继续发展——到1903年，已有165个工会参加，党员人数达96.9万人。[15]工党并且在开始取得政治胜利。1902年，它的一个候选人在一次补缺选举中获胜，第二年，又有两个候选人当选。在1906年的大选中，工人候选人当选的有二十九人，而在“自由党——工党”联盟时期只有十四个工人候选人当选。于是工党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治力量。
[15]职工大会在1905年时会员总数为154.1万人。
自治领的工党
在英国的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自治领里面，工人阶级发展群众性政党的主要途径，也是遵循着广泛的工党的道路。爱尔兰工党在1913年决定成立，在1919年正式组成。它是以拥有大约22.5万个成员的工会运动为基础的。澳大利亚在1891年时，当昆士兰、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等地总罢工失败之后，工人以工会为基础组织了工党。在1891年选举中，提名的45名候选人中有35名当选。昆士兰的工党在1899年时曾经真正赢得多数；而在1912年，新南威尔士胜利地组成了第一个工党政府。[16]在1941年，整个澳大利亚是由一个工党政府领导的。
[16]华莱士：“世界劳工的成长”，第20页。
新西兰工党是1916年成立的，第一个完全是工党的政府在1936年选出。[17]和在澳大利亚一样，新西兰工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者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在南非联邦，工会运动要到1899——1902年布尔故争之后才发生很大的作用。现在南非联邦有好几个工会联合会和一个比段强大的工党。加拿大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非的发展路经略有不同。加拿大社会党在1904年成立，共产党在1919年成立，但是却没有发展起来一个像澳大利亚、新西兰那样以工会为基础的广泛的工党。这主要是由于受到美国劳工联令会保守的影响。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死故——美国劳工联合会，对加拿大工人运动经常施加着绞杀性的影响。
[17]同上书，第28页。 |
结束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
结束语
↘辩证的自然主义
↘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考德威尔的辩证法
↘辩证的生态学家
↘保存的原则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
1937年2月，一位被列宁称为“革命的金童”、“全党最喜爱的人”、“最伟大的理论家”的俄国革命著名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1888—1938）被斯大林下令逮捕，投入鲁比扬卡监狱。除了被提审外，他被独自囚禁在只亮一盏小灯泡的小牢房里达数月之久，曾有一个告密者和他共度了一段时间。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等待着审判和可能执行的死刑，并为他活着的家人而担忧。1938年3月，不仅是出于考虑自己的性命，也是出于看到家人的危险，他被迫接受公开审判，承认自己是革命的罪大恶极的敌人。两天之后，他在一间秘密的死刑牢房中被处决。他的生平从革命史中被系统地删掉了，他仅仅是作为一个人民的敌人而被正式场合所记载。
在鲁比扬卡那段恐怖的日子里，布哈林用写书来战胜沮丧，他大多利用夜间（审讯日渐增多地占据了他白天的时间）写成了四部篇幅均够得上成书的手稿，包括一本自传体小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一本诗集（《世界的变革》）、一本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文（《社会主义及其文化》）以及一本范围广阔的哲学理论著作（《哲学的沉思》[2]）。只有斯大林和几个狱卒知道这四部手稿的存在。意识到死刑可能在等待着自己，布哈林为了使手稿日后能够保存下来而做了艰难的斗争，他多次写信给斯大林，请求他即使自己被剥夺了生命也要保存书稿。最终，斯大林没有烧掉书稿，而是把它们放入了私人档案中，存放在恐怖时期最隐秘的保险库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执政时代，这些书稿才被人们重新发现。有关这些书稿的存在，是在1988年由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首次披露给斯蒂芬·科恩（StephenCohen）的，直到1992年，科恩才得到了手稿的复印件。随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和《哲学的沉思》很快就用俄文出版了。[3]
布哈林认为《哲学的沉思》是他最重要和最成熟的智力成果。在其中他力图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发展的立场对哲学进行再评价。他的目标是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建构一种在哲学上更先进、更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以便超越机械唯物主义中一些不完善的要素，同时为反对唯我论、神秘主义和独裁主义提供武器。对于布哈林来说，正如他在《哲学的沉思》中提到的那样，唯物主义的最终基础是在生态学中找到的，这个发源于V.I.维尔纳茨基（V.I.Vernadsky）的理论认为：“地球的生物圈，充满了无数的各式各样的生命，从水里、地上、空气中最小的微生物直到人类。很多人想象不到生命形式的无比丰富，或者想象不到这些生命直接参与到了自然的物理和化学过程中。”他接着评论道：
人类是自然的和自己的两重产物，当暂不讨论人的社会性存在（当然它不能被废止！）时，如果人有一个生物学的基础，如果他们是自然及其自然产物的顶峰，如果他们生活于自然（无论他们怎样通过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以及通过所谓的“人工环境”与自然分开）之内，那么，事实上对于人类分享着自然及其循环的韵律这一事实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呢？[4]
尽管在今天听到来自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语句也许会使人吃惊，然而，如果《哲学的沉思》在完成后就出版，而不是交付给斯大林放在最深、最黑、最秘密的档案中，那么布哈林著作中的深层生态学特征就不会使更加见多识广的布哈林的读者惊奇了，在那个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布哈林是一位与自然科学联系最紧密的人。他在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1921）中，有一章是“社会与自然的平衡”，分析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物质过程”，他将其视为“环境和系统之间、外部条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在这里布哈林把他的分析建立在马克思关于“自然和社会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的观念之上，由此导致了斯蒂芬·科恩把布哈林的理论定性为“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之一，而科恩的关于布哈林的传记则是划时代的标志，在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在位后起到了一种政治解冻的作用。[5]
在布哈林被捕前第六年，即1931年，他已经论证过，真正活着的、呼吸着的人类主体，并不是像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其他“唯我论之后的探寻者”所认为的像速记员，只提供着“速记的便利的符号”，而更是一种能动的、有变革能力的存在，他们“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在生物圈中生活和工作的社会人已经从根本上改造了这个星球的表面”。[6]V.I.维尔纳茨基的著作《生物圈》（1926）给布哈林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开始相信把人类的历史放在生物圈的大关系中是使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跟上最新发展所必要的因素。
尽管有他的自然与社会之间“平衡”的分析中有机械论的解释，有时还常常在人类对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一个“必胜主义者”的观点，但布哈林还是很好地意识到了人与自然之间在共同进化中的复杂的互反的关系，意识到了生态退化（特别是按照马克思所说与土壤的关系中）的可能性，以及避免那种不考虑自然物理环境之存在的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必要性。然而，随着布哈林的垮台，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俄国最伟大的生态学家的被清洗，这种或许带有“辩证自然主义”（以区别于带有“辩证的唯物主义”特征的更大程度的机械论和实证论）特征的思维方式从马克思主义之内的绝大部分内容中消失了。因此，布哈林的命运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之后出现悲剧的象征。
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内部，生态思想的缺乏一直强化着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在这个领域的遗产是最为薄弱的，这样的结论忽视了曾经发生过的真正的斗争。马克思的生态学在马克思逝世后数十年中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过程中最具争论的阶段：恩格斯试图提出一种“自然辩证法”，但在各种后恩格斯阶段出现的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最后变质为苏维埃的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它在西方排斥所有与科学和自然的联系的辩证法的孪生子）。
这个简短的“后记”只是提供这些发展的一个大概轮廓。目的是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发生了什么，还有无论恩格斯自己如何重要，也绝未实现精心建立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努力，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包含有被后来的理论家适当地（或不适当地）使用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里还将考察莫里斯（Morris）、倍倍尔、考茨基、卢森堡、列宁和布哈林在保持马克思的一些生态学观念的活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篇后记还会考虑到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的俄国生态学的巨大活力以及在斯大林主义下的迅速跌落。最后它还将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是最接近于提出一种分析方法的人，这种分析方法将认识论上的分歧辩证地连接在了一起，指出了源于马克思和达尔文的人类历史和自然界共同进化的理论。不过在这里，也有一个悲剧，即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悲剧，他死于西班牙内战，时年29岁。
如果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终于重新出现了一种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自然辩证法）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将需要得到论证，只有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遗产才不会消失。
辩证的自然主义
在马克思去世后，将马克思的想象力推向前进的责任最初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正是恩格斯使得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具有了最直接的联系。而且，当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著作《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没被发现，甚至连恩格斯也不知道的情况下，正是恩格斯最初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联系。这里着重指出的是，尽管近些年提到恩格斯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的贡献时，一般都以《自然辩证法》为重要例证，而这部著作是在列宁去世后、直到1927年才公开出版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内部的最初观念不是受恩格斯这部书的影响，而是受其《反杜林论》（1877—1878）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的影响。恩格斯曾将《反杜林论》全书读给马克思听，马克思还为这本书写了一章，并且明确地表示赞同该书的总体观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则是恩格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体系（以费尔巴哈的方式）的批判中揭示其起源，以此主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必要性，坚持用辩证的方法进入唯物主义，反对对它的机械解释。尽管有人认为这些著作受到了实证主义的浸染，而且恩格斯的分析中带有机械论的色彩，但仔细的审察显示出恩格斯是有意识要超越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其基础是辩证的批判和进化的思想。后者是关键，因为在恩格斯（正如马克思）的观点中，正是从达尔文的分析中呈现出来的自然史的概念，才允许人辩证地去理解自然，即所谓突现（emergence）。在他的思想中，正是这一点成为理解他“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关系的关键。
然而，恩格斯的分析中所主要缺少的，是对马克思自己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基础的一种足够深入的理解，而这种哲学基础在马克思将伊壁鸠鲁与黑格尔加以对比时已经产生出来。如果说康德把伊壁鸠鲁看作是“最初的感性的哲学家”，柏拉图是“最初的理性的哲学家”，那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悖论中用黑格尔代替柏拉图，力图去理解最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内在辩证法与最初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内在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从这种批判而辩证的探索中，出现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综合，与费尔巴哈那时所进行的相似综合产生了交叠，但是在从纯粹的思辨转向一种更具实践性的唯物主义上超越了后者（也超出了伊壁鸠鲁）。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第一个发现了通过宗教而植入人类自然观中的异化。黑格尔第一个发现劳动的异化（但仅仅是以作为观念异化的唯心主义的方式）。马克思在哲学史之内的目标明确地就是对那些存在着悖论的异化概念进行一种更大的辩证的综合，其中关系到黑格尔的概念，也关系到在伊壁鸠鲁那里可以找到的唯物主义的关于人从自然界中的异化概念。
显然，恩格斯在自己的最后几年开始认识到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的重要性，以及它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明确地期望曾和他讨论这些问题的阿列克谢·沃登把下面的信息带给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乔治·瓦伦提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eValentinovichPlekhanov,1856—1918）：辩证地进入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者的研究中被发现的。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分析法国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他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时候，跌进了各种实证主义者的陷阱，很显然他没有接受恩格斯的看法。根据沃登记载，“普列汉诺夫认为，当谈到恩格斯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时，我应该变换谈话的内容，谈些更有趣的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我注意到我无法掩饰听到恩格斯叙述马克思第一部哲学作品时表现出来的欣喜”。[7]
和马克思一样，对于恩格斯来说，唯物主义（它的自然基础）的起源不是在发展了一种“独特机械性”的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那里被发现的，而是在古希腊那里被发现的。
唯物论者对自然的看法无非是意味着像自然的存在那样去看待自然，就像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扰。古希腊哲学家最初也是这样将自然理解为一种物质。但是在古希腊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图景，因此回归到自身的证明比一眼看上去的样子要困难得多。[8]
这些在认识唯物主义更深层的哲学根源上的失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而这些失误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恩格斯之后）的继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经常性地陷入机械论、走向知识论上的简单反映（或符合）论，甚至认为如果要强调辩证法的视野就是既要拒绝机械论也要拒绝唯心主义。于是像普列汉诺夫那样的理论家们就提出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实证论的最糟糕形式，列宁的唯物主义（特别是列宁的《哲学笔记》）有更多的哲学诡辩，也为同样的困难所缠绕，这些困难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提出了真正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实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促成了像卢卡奇、柯尔施（Korsch）和葛兰西那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叛。这些思想家还有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实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他们的确这样做了，正如E.P.汤姆逊（E.P.Thompson）所强调的：他们“以一个非常大的代价”打开了一条“通向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道路，这种认识论已经和理想主义的理论实践连在了一起”。这代表了一种“严重的倒退”（seriousregression）——这不仅是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而且也针对像考德威尔这样的人而言，考德威尔在自己的理论中综合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实在论对存在的自然物理基础的强调——这种倒退根植于对自然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必要理解。[9]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恩格斯，说他的唯物主义里带有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成分，而且企图把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关于自然的唯心主义哲学注入到科学之中。[10]这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恩格斯接受黑格尔《自然哲学》与《逻辑学》的东西太多，把一个世俗化的黑格尔主义辩证法添加到一个不同的机械的宇宙观上面。[11]恩格斯对简化的辩证法观念的应用，如用三大规律的术语去思考，就是直接面向似乎强化这种观点的自然现象。
然而，像这样针对恩格斯的概况性解释在许多方面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论的机械性，他明确地坚持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第二，他非常重视康德的第三批判，特别是“目的论的判断力批判”，他开始相信康德的批判提供了一个不仅是目的论思想批判的基础，而且也提供了如何将其与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的基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有一个清楚的意图，要去发展一个辩证的突现（emergence）概念，这个概念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恩格斯（像对于马克思一样），一种唯物的和辩证的自然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已被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供给了自然界。
阅读恩格斯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的困难在于，在其内部有一种无法解决的张力，反映了一种似乎是允许不止一种解释的未完成状态：一种强自然辩证法和一种弱自然辩证法。恩格斯有时指出，辩证法似乎是自然本身的一种本体论特质，另外的时候他则显示出倾向于更加可辩护的、批判的主张，认为在这个领域里的辩证法是为人类理性看待自然界的一种必要的启发性策略。事实上，这两方面的争论也许被认为是一致的。就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真理是整体”。但他立即加上一句，只能在它的“发展”中理解。[12]因此，我们只能在理性（或世界）出现的语境中去理解它。马克思自己从伊壁鸠鲁那里得到的唯物主义观念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官认识自然，并仅仅是随着它“消失”的时候去认识，即是说以一个暂时的过程去认识，于是“材料中的自由运动”是我们认知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去感觉它，与我们从这种感觉中抽象出的概念相一致。辩证的推理于是被看作是我们认知的必要元素，我们的认知起源于实在对象的产生和变化的特征，就像我们感觉到的那样。马克思写道：“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13]对于康德的观点来说，辩证方法表现出一种更激进的选择，在他的第三批判中，甚至目的论不能以纯粹理性为根据被辩护，描绘自然时为启示的目的使用目的论（即有目的性）的说明是全无必要的。这里，辩证理性、突现的逻辑具有同样的必要性，启示对于我们认知的作用就如同目的论对于康德的作用。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情形中，这种原因则根植于事物突现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物质性（包括人类自身在内）。马克思相信，给予我们的物质世界，或客观现象的世界，不是别的，无非是“具体化的时间”（embodiedtime）：不死的死。[14]
这种类型的内在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被马克思（也是恩格斯）认作一种对于目的论和机械论两者的替代，正是在恩格斯受达尔文启发而产生的进化论-生态学的理解中，他提供了他自己辩证的自然主义的最丰富的版本，这一事实是不足为奇的。这里我们看到他关于进化的复杂理解，“达尔文学说”是“黑格尔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的论述在实践上的证明”。这样，恩格斯论述道：
〔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而鸟和爬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在科学的发展中〕的思维方法。[15]
在为《自然辩证法》制定的计划中，恩格斯表示了关于生物学的“知识限度”的讨论将从德国科学家（电生理学家）艾米尔·德·波斯·雷蒙德（EmilDuBois-Reymond,1818—1896）那里开始，他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讨论了进化论能提供生命起源的答案，认为这不是一个“先验”的而是一个“可解释的”世界之谜，明确的原因是生命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突现。在这方面，德·波斯·雷蒙德按照传统回到伊壁鸠鲁（甚至更远到了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那里去了。在恩格斯的观点中，这是内在的唯物辩证法的本质部分。[16]而且，生成哲学除了可应用于有机体的进化之外，也适用于非生物界——如宇宙起源论和宇审论。特德·本顿（在他关于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的更为成熟的评价中）写道：“恩格斯的立场可以被看作对这样一种观点的第一次接近：生成的特质来源于物质的运动在有组织的水平上的连续过程。”[17]
对于这种关注生成的辩证观点，恩格斯认为是与法国唯物论者相关的“决定论”相对立的，法国唯物论者否定偶然性的作用。然而，如同黑格尔所认为的（也如同马克思在伊壁鸠鲁那里发现的），必然是以偶然性（或偶然事件）为基础的，恩格斯写道：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是从最广泛地存在着的偶然性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间有无数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增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且突破的近因只在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证实，正是这样一些偶然的差异使达尔文不得不怀疑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原有基础，不得不怀疑原有的形而上学地固定不变的种的概念。但是，没有种的概念，整个科学就没有了。科学的一切部门都需要种的概念作为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动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等，如果没有种的概念，还成什么东西呢？这些科学部门的一切成果都不仅要发生问题，而且要干脆被废弃了。偶然性推翻了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必然性的原有观念失效了。把它保留起来，就等于把人类任意作出的自相矛盾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规定当作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18]
达尔文从偶然性开始的事实并不抹煞进化产生了一种与自发发展相协调的必然性这一事实。恩格斯写道：“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恩格斯坚持认为，看待进化的发展对于如下两种观点都需要：一是要像在新陈代谢的交换理论中那样看到“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再就是要看到自然中的生存竞争。[19]正如马克思理解的，正是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尤其是随着人类生态学的发展，创造了自然中“裂缝”的可能性。
正是这种复杂的辩证的自然主义，即把自然看作“辩证法的试金石”，作为一种富有生态学洞察力的耀眼的观点，在恩格斯的后来的思想中到处可见。[20]他认为，达尔文革命和史前史的发现第一次使下面这样的分析成为可能，即“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结构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一直到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各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么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21]。理解人类从他们的灵长类祖先的进化可以被解释为由劳动所引起的过程，也就是由人类生存环境和制造工具的变化所引起，简单地说就是在这个水平上人类与自然进行着相互作用，作为实在的、物质的、能动的存在，为了生存而必须吃、呼吸和斗争。以这种方式，恩格斯发展了他独特的关于直立、人手、人脑的遗传理论，揭示了人类史前的发展，使得文化上的共同进化可以被辩证地看作来源于物质的劳动过程，由此人类通过制造工具和生产来改变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以满足其生存需要。
从人类开始生产的时候起，人类历史就开始了，并且和动物的历史区别开来，尽管在这里也还没有严格和迅速发展的区别。动物也是与自然界共同进化的，它们改变着自己的环境，同时也被环境所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海伦岛，第一批航海者带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旧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吃光了，因而为后来的水手和移民所带来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地方。但是，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么，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
尽管动物在有的情况下也能对环境进行有计划的反应，但“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22]
但是人类在自然界打下他们的印记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人类仍然依赖于他所属于的自然界系统。因此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不断产生的反生态的问题，标志人与自然的矛盾，表明人类只能通过了解自然的规律来理性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然后相应地组织生产。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3]
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通常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理论的贡献不大，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这样，而且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者们在这个领域中无论留下了什么遗产都对接下来的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然而真实的情况是，马克思连同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是较好地为人所知晓的（尽管它的哲学基础更含糊些），并在马克思去世后，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这种生态学思想仅仅是在后来斯大林统治苏联时期才被抛弃的，他把以生产本身为目的扩大生产变成了苏联的压倒一切的目标。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可以理解为两个主题的提出：与李比希相关联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以及源于达尔文的共同进化论分析。
甚至恩格斯在世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生态支撑的观点就已经明显存在于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之中了。莫里斯1883年第一次读《资本论》时，是马克思逝世那年，他同时公开声明他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为了克服城乡对立应分散人口，还需要保护荒野（见第六章），除了这些观点以外，他的如下看法（在环境分析之内）还将被人们记住，即强调生产仅仅是为艺术或使用，而不是为利润。[24]
莫里斯对城市的污染和工人被迫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感到震惊。1886年他在《大众福利》一书中写道：
这周新闻中，一个铅粉中毒案的报道值得工人们普遍关注。去除那些冗词就可以看到，一个人被迫工作在铅粉飞扬的环境下却没有预防措施以阻止他迅速死亡，由此而被杀死。对于这个可怜人，额外的一周一先令是对他被谋杀的赔偿的慷慨数目。雇主不可能不知道他加速死亡的危险，不可能不知道他早晚会中毒。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有，陪审团有关案件所说的一切是“表达一种希望，雷克曼先生（工厂的监管）应该能代表内政部对案件表示，对在混合工厂中工作的人们提供一些必要的额外的防护”。
然而更进一步，这仅仅是一个关于工人生活方式的夸张的例子。在目前条件下，几乎整个“低等阶级”被文明所强加的劳动都是不健康的，也就是说人的寿命因此而缩短；然而不能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人们在我们眼前被割断喉咙，我们就以为它不存在。[25]
在“一个未来的工厂”里，莫里斯设想一个社会主义工厂将建在花园中，靠工人的自愿劳动来运行：
我听到一个反社会主义者说这不可能。我的朋友，请记住今天大多数工厂维持着大而漂亮的花园，占地很多的公园和森林不在少数，还附有高薪的苏格兰专业图丁、森林管理员、镇长、猎场看守人等，所有这些都以能够想象到的最夸张的方式来安排。仅以花园为例，距离工厂20英里，没有烟尘，仅为工厂的一个成员所用，聪明的匿名合伙人也许（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组织其劳动力来使其效益翻番，在这样的情形中他可笑地收到了额外的不成比例的工资。[26]
莫里斯建议，像这样未来的工厂“一定没有被污秽的垃圾，没有被污染的水，也没有被烟尘污染的空气。我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利润’的分离，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做到的了”。[27]
由莫里斯同爱琳娜·马克思一起帮助建立的社会主义联盟，也是他在这方面活动的重心，然而却昙花一现，被各种不列颠社会主义的机械论者、改革主义者及非生态学的活动所淹没。
不仅像莫里斯那样的空想马克思主义者想要构建马克思思想（像克服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矛盾那样）中的生态学要素，而且以倍倍尔、考茨基、列宁、卢森堡和布哈林等思想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流也力图这样做。
1879年初版、1884年8月修订后再版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后重定名为《妇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早期著作之一，当然倍倍尔（1840—1913）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密切，而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奠基人之一。正如书名所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是他最有影响的理论著作之一。该书的著名主要在于探讨了妇女受剥削的问题，中心是妇女在未来社会主义的解放。然而，倍倍尔对社会主义创造性的期望所作的讨论，整合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生态危机所作的分析，以及需要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通过生产的合理组织来加以修复。同时，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理论作了广泛的批判。因此他的著作含有重要的生态学成分。他写道：
为了利益的缘故，疯狂牺牲森林通常引起可觉察的气候恶化，以及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奥地利南部的〕斯蒂里亚地区（Styria）、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地区的土壤肥力下降。莱茵河和维斯瓦河的洪水泛滥则主要是由于瑞士和波兰的森林植被被破坏。
运用李比希（和马克思）的关于必须还土壤以养分的理论，倍倍尔写道：
肥料对土地正好像食物对于人，每种肥料对于土地的价值就等于每种食物对于人的营养。土壤必须确切地吸收被先前的谷物吸走的相同的化学成分，尤其需要下次种植谷物所需要的那些化学成分……动物和人类垃圾和排泄物所包含的化学成分最适合人类食物的再生。因此，尽最大可能获取这种肥料是值得的。如今这条法则经常被违反，尤其在大城市，消费非常大量的食物，但仅仅返还给土地很少一部分有价值的排泄物。结果是远离城镇的农田不断输送大量的产品，却不能获得所需要的养料；从住在那里的人和牛那里得到的排泄物是不充足的，因为他们仅消耗庄稼的一小部分，而且还由于一种破坏性的耕作体系，使得土壤变得贫瘠，收成减少，粮食价格上涨。匈牙利、俄国、多瑙河沿岸各国和美国等，所有这些国家都出口土地的主产作物，但都没有给土壤归还肥料物质，其土地逐渐地且不可避免地变得荒芜。确实，人工肥料特别是鸟粪，可以代替人和牛的粪便，但由于价格因素很少有农民能买到足够的数量，无论如何，从数千英里之遥进口肥料而近在咫尺的肥料却被浪费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28]
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的代表作《土地问题》（1899）更系统地发展了这些观点。其中一节“城市对农村的剥削”认为，从农村到城市的价值的净流向
相当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以粮食、肉类、奶的方式流失营养物，而这些东西是农民不得不出售的，以支付税收、借债的利息及租金……尽管像这样的流向并不意味着价值规律意义上的对农业的剥削，然而它确实导致……对它的物质的剥削，导致土地的营养的缺乏。
当化肥工业的进步超过了马克思的时代时，考茨基对化肥所引起的新陈代谢的裂缝的单调性提出了批评：
辅助肥料提供了防止土地肥力下降的可能性，但是愈来愈多地施用人造肥料，只是给农业又增加了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决不是由自然加之的不可避免的东西，而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一个直接结果。通过克服城乡之间的对立……从土壤中流走的物质将能够完全流回来。辅助肥料在最大限度上负有使土壤肥沃的使命，而不只是延迟它的贫瘠。耕作的进步意味着土壤中可溶性养料的提高，而无需增加人工肥料。[29]
按照马克思观点的总的纲要，考茨基接着分析，“城市的发展和工业的扩大，增加对土壤的消耗，加重了以肥料为形式的对农业的负担，因为需要用肥料来同这种消耗作斗争，其成就又难以令人满意”。还有就是通过“减少农村人口”来“剥夺农业的劳动力”。[30]
考茨基接着讨论了由于害虫的增多而增加使用农药，由于耕种的扩大而杀死食昆虫的鸟，在植物的生长（出现抗病虫害能力减少的倾向）方面用人工选择取代自然选择等问题。他还讨论了“现代的大规模操作的特征”——例如森林业中，森林的毁坏是以下面的方式受到鼓励的：“除去生长缓慢的落叶树，用生长较快、更早得到利用的针叶树来代替。”因此，“肥料的价格中加入了那些被使用的农药”。[31]
类似的关注在列宁的著作中也有表达。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1901）中，他写道：
人工肥料替代自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代替（部分地）已经被实行的事实，丝毫也推翻不了其不合理性：把天然肥料白白地抛掉，同时又污染市郊和工厂区的河流和空气。就在目前，一些大城市周围也还有一些利用城市排泄物的农田，使农业受益很大，但是能这样利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排泄物。[32]
1917年5月，在狱中的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也表露出她在这方面的关注。她写给她的朋友桑佳·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她正在研究“自然科学”中的
动植物地理学。只是在昨天，我才读到为什么在德国听不到鸟鸣。不断增加的人工林地、花园和农田正一步步毁掉所有自然的巢穴和饲养地：空心树，休耕地，灌木丛，花园中地上的枯叶。我读到这些时大让我痛苦了。不是因为它们对人们所唱的歌，而是这寂静的画面，这些无防御能力的小生命无法抗拒的灭绝是让我哭泣伤心的关键。这使我想起了还是在苏黎世时读过的一本俄文书。塞伯尔教授写的关于北美印第安人的创伤，以极其相似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被文明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追赶，默默而残酷地被遗弃，直至死亡。[33]
然而，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追随者中，正是布哈林在运用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思想方面走得最远，至少在一般的水平上是如此。布哈林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写道：
社会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物质过程是环境和系统之间、“外部条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如同我们所知，人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与从外部自然界向社会的物质能量的转移相一致……于是，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使用着人类劳动的能量和从自然界（用马克思的话就是“自然的物质”）那里获得的一定数量的能量。消耗的与获得的能量之间的平衡显然是社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假如在劳动中所获得的超过了所失去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说就会随之发生重要后果，社会将随着超出的数量而变化。[34]
对于布哈林来说，技术是这种新陈代谢交换的主要调节力量。社会对自然的新陈代谢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既可能进步也可能退步。他写道：“劳动生产力是社会和自然之间‘平衡’的一种精确测度。”从这种关系而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被视为发展的进步；相反，由于不合适的新陈代谢关系而导致的社会生产力的减少则被视为退步，布哈林在这里引述了“土壤的耗竭”作为这种减少的一种可能的原因。他认为，这样的衰落可能导致社会的“野蛮化”。[35]
他坚持认为，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一种人类社会对外部自然的适应”。结果是，“从目的论的观点去看待自然是再错误不过的了：人作为万物之灵，自然被创造出来就是供其使用的，所有事物都要适应人类的需要”。相反，人类是在从事着不断的和积极的斗争去适应自然。“作为动物的一种形式，人以及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产物，是整个伟大而无限的整体的部分。人绝不能从自然界中逃脱，即使他‘控制着’自然，也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在利用自然的规律而已。”[36]布哈林强调：“没有任何系统，包括人类社会在内，可以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总是被‘环境’所包围，系统的所有条件从根本上都依赖于它。假如人类社会不适应于它的环境，它对于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可以肯定，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像其他物种那样直接，因为其间有社会作为中介，社会是人类的直接环境。但社会又以自然为自己的环境。如同布哈林自己所指出的：“对于在森林中的树来说，环境就意味着所有其他的树、溪流、土地、蕨类植物、草、灌木，以及它们的所有特性。人的环境是社会，人在社会中生活，人类社会的环境是外部自然。”[37]确实，如同布哈林1931年在伦敦的科学史会议上所强调、后来1937年又在《哲学的沉思》中再次强调的那样，人类需要被看作“生活和工作在生物圈中”。
有根据说，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生态学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当生态学的西方模式仍然倾向于依赖还原论、线性论和意识形态导向的模式，以适合自然的连续性时，苏联的生态学则率先向更加辩证复杂、动态的、历史的和共同进化的模式发展。20世纪20和30年代最伟大的两位俄国生态学家是V.I.维尔纳茨基（1863—1945）和N.I.瓦维洛夫（N.I.Vavilov,1887—1943）。维尔纳茨基因其生态圈的分析和作为地球化学（或生物地球化学）的创始人而获得国际声望。1926年维尔纳茨基出版了《生物圈》。如同林恩·马古利斯（LynnMargulis）以及其他人为该书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把握了地球是一个独立圈层的真实含义的人”。正是维尔纳茨基关于生态圈的成果，以及其中包含的历史方法，使得生命从非生命的物质中起源的问题终于对科学来说是可行的（通过英国和苏联科学家的讨论）。[38]
同维尔纳茨基相比，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更紧密的是瓦维洛夫，他是杰出的植物遗传学家，是列宁农业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在苏维埃国家的支持下，他将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于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正是瓦维洛夫在20世纪20年代主张，存在着植物基因多样性的许多中心，也就是最丰富的种子银行，它是人类所有耕种（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山区的不发达国家）的基础。
对于采用了辩证的和共同进化视野的瓦维洛夫来说，这些植物基因多样性的中心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它们来源于“七个主要的中心”，所有主要的农作物由此起源，其中最丰富的基因库，数千年培育出来的产品最终被发现。他写道：“栽培植物基本的起源中心经常性地起到一种聚积品种多样性的作用。”[39]自瓦维洛夫的发现后，多年以来，科学家，尤其是在西方，回到那些基因“储藏库”（如墨西哥、秘鲁、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和西藏等地）去寻找新的种子，以用于培育有商业用途的品种。今天，在控制这些基因资源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种子资源所在的地方）和中心，存在着一种国家之间的国际斗争。[40]
其他与布哈林有联系的苏联科学家，也共享了他关于人类社会之生态学根基的观点。在布哈林所介绍的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思想》的书中，V.L.科莫洛夫（V.L.Komrov）引用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有关人类“征服自然”的一长段话，然后指出：“对私有者或雇主来说，无论按照自然规律改造世界是多么必要，他们也不会如此去做，因其目的在于利益，并且仅仅在于利益。在工业中，因为于危机之上再造危机，他就在农业中去损毁自然财富，留下荒芜的土地，在山区则是裸露的岩石和多石的斜坡。”同样，Y.M.乌兰诺夫斯基（Y.M.Uranovsky）在同一本书中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时，重点放在了将马克思的研究与李比希及其“土壤耗竭的理论”的联系之上。[41]
所有这些对于生态学的贡献都是早期苏维埃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个时代所造成的辩证的、革命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苏联与环境关系的最终悲剧（终于采取了以“生态绝灭”为特征的形式）已经模糊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苏联的巨大成就，以及列宁个人在促进保护生态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42]列宁是一个老练的唯物主义者，他的唯物主义（尤其是在其《哲学笔记》中所作的发展）是辩证的和非还原论的。他是紧跟黑格尔的学生，采用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分析，将伊壁鸠鲁的哲学视为体现了“对科学而不是教权的天才猜测和路标”。[43]
在列宁的作品和政治声明中，他坚持认为人类的劳动不能简单地代替自然力，认为按照平衡的法则，对环境加以“合理的开采”，或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年轻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他为“保存自然的纪念碑”而辩护。他任命有献身精神的环保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AnatioliiVasi’evichLunacharskii）为人民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负责苏维埃俄国的所有环境保护问题。[44]列宁对维尔纳茨基无比尊敬，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还亲切地提到过他。应维尔纳茨基和矿物学家E.A.弗尔斯曼（E.A.Fersman）的要求，1920年列宁在南乌拉尔建立了苏联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一个由政府专门用于对自然界的科学研究的保护地。因此在列宁的关心下，苏联的环保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在1921—1928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兴旺起来。
但是随着列宁1924年的早逝，随着后来斯大林主义的胜利，环保主义受到了与日俱增的攻击，被说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令事情更加恶化的是，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TrofimDenisovichLysenko）作为生物科学仲裁者的发迹，意味着向生态学和基因学发起了进攻。[45]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环保运动已经被彻底扼杀。许多环保思想家遭到清洗，包括布哈林、瓦维洛夫、乌兰诺夫斯基等。一个最大的讽刺是，生态因素在苏联经济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和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开始的过程中起了一种主要的作用。[46]
考德威尔的辩证法
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传统，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发起反对实证主义的无情战争为特征，这使它不幸地付出了一个沉重的代价：倾向于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制造一种裂痕，由此导致对关联生态学和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所有存在方面的忽视。所以，卢卡奇和葛兰西都严厉地批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卢卡奇看来，布哈林的错误在于他的“自然科学优先性”的看法，这就制造了一种“错误的方法”，导致他像他之前的恩格斯一样，“企图制造一种脱离辩证法的‘科学’”，卢卡奇写道，确实，“布哈林的理论与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有紧密的联系，这来自于他将科学应用为一种模式”。通过将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界，布哈林允许实证主义侵入到对社会的研究。[47]
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后来对《十字路口的科学》（1931年他提交给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科学技术史会议的论文）的介绍，都在葛兰西的《狱中杂记》中受到了批评，布哈林在葛兰西的书中以多种方式成为其主要的靶子。葛兰西反对任何“使科学成为生活之基础”的倾向，反对忽视“科学是一种迷信”的事实。这种观点暗含着实践的哲学需要“自身以外的哲学支持”的观点。[48]然而，在将辩证法逐出自然界方面，葛兰西的倾向性比起卢卡奇来要稍微弱一些。在批评后者时他写道：
看起来卢卡奇坚持认为，只能为人的历史而不能为自然界诉说辩证法。他或许正确或许错误。假如他的主张预示了自然和人之间的一种二元论，他就是错误的，因为他陷入了自然适合宗教与适合基督教哲学的某种概念之中，这也是陷入了唯心主义，而唯心主义在现实中不能成功地使人和自然相统一和关联，除非在口头上可以。但是假如人类史也被看作自然史（也依靠科学史），那么辩证法如何能从自然界中分离呢？在与《大众手册》〔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怪异理论的关系上，卢卡奇陷入了另一端的错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49]
和卢卡奇一样，葛兰西也未能察觉布哈林分析中明显的长处（以及短处），这种长处来自于他力图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联系起来。布哈林将“平衡”作为一个确定的特征，他的分析之中常常包含着对生态关系的丰富理解，虽然包含了一定的机械论影响，但这种分析是布哈林进行综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而这种综合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遗失了。法兰克福学派在这方面紧随卢卡奇所开之先河，发展了一种“生态学”批判，但在形式上完全是文化性的，缺乏任何生态科学（或生态学内容）的知识，一般性地将人类从自然界的异化归咎于科学和启蒙，这更多地来源于浪漫主义之根基，来源于韦伯对合理性和世界的“祛魅”的批判，而不是来源于马克思。[50]按照这种观点，异化只是以自然的观念的异化方式被片面地把握的。然而，所缺乏的是对实在的、物质的异化的任何分析，例如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裂缝的理论。
阿尔弗莱德·施密特（AlfredSchmidt）在其非常著名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一书中，将卢卡奇和达兰克福学派的这种片面的观点加以扩展。遍及施密特分析中的核心矛盾是他不断争辩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可调和的”。[51]虽然施密特频繁地强调马克思“新陈代谢”概念的意义，但认为这是与自然物质条件不相关的，而劳动以其最抽象的形式是缺乏与地球的新陈代谢关系的。结果是，在他的书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土壤养料循环的新陈代谢裂缝或马克思-李比希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而是不管这样的事实：马克思的新陈代谢交换的概念在“物质的背景”中是得到了发展的。由于未能意识到马克思按自己的方式实际使用的新陈代谢概念，即它是资本主义农业真正的现实问题，因此施密特丢失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基于他思想的真正的共同进化论），他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简单地成为了其唯物主义目的的牺牲者，即追求一种“独创性的”观点，强调对自然的统治。[52]
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直接的生态学分析在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到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发表时，才帮助重新点燃了保护环境的斗争。苏联的生态学在“东方”毁灭的同时，“西方”则拒绝任何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对自然和科学进行研究的尝试。
如同我们现在所知，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有一个人物，试图在较大的程度上超越这些矛盾，即使仅仅是一个概要，也是辉煌的时刻，这个人就是克里斯多夫·约翰·斯普里格（ChristopherSt.JohnSprigg），而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笔名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考德威尔于1937年2月12日死于西班牙内战，他是在国际军团的英国营中用机枪掩护自己的同伴撤退时牺牲的，年仅29岁。1935—1936年，考德威尔惊人的智力成就在一个短时间内产生，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他所有主要的著作，这些作品被广泛地认为具有文化和科学的视野，其中辉煌的（也有点是大略的）著作包括《幻想与现实》、《垂死的文化论文集》、《物理学中的危机》、《浪漫与反动》、《诗集》一卷，以及《遗传与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在他死后出版的。他的总体观点最好地表达在他给《研究和未来研究》所写的序言中的著名句子之中：“要么是魔鬼来到我们中间，拥有巨大的力量；要么存在着一种对于经济、科学和艺术之通病的因果解释。”[53]考德威尔看到诸如原子裂变、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文化的异化世界等核心问题，均是以自然和社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科学内部的机械论与活力论之间的辩证分裂为特征的。在他的视野中，这些二元论的、局部性的、片面的合理性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特征，缘自于护卫一种垂死文化的必然性。
如同E.P.汤姆逊所写到的，对于考德威尔来说，资产阶级文化的特征是“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重复产生，它们不是作为真正的对手，而是假冒的对立，是在概念的同一时刻产生的孪生子，或者是作为思想的同一断裂时刻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54]但是考德威尔不仅反对这些二元论，而且也反对简单地否认对立面的实证主义，这种实证主义采用的是知识论中的主体-客体关系的粗糙的反映论观点。于是他将自己的火力对准了当时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占统治地位流派的粗糙的“认识论”立场。
考德威尔思想中的核心元素就是主体-客体之间的相互决定（或制约），现在我们也许称其为一种“批判实在论”的立场，强调“辩证法作为生成”的观点。具体地说，这种观点坚持不懈地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共同进化特征。对于考德威尔来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特征上是能动的和辩证的，它早于唯物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和思辨论的形式，它可以部分地解释为更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相一致的产物，这是科学自身内部随着进化论的发展而兴起的一致。于是，“从1750到1850年（先于达尔文革命）进化科学的兴起使得孔狄亚克、霍尔巴赫和狄德罗的机械唯物主义改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使得被唯心主义发展的所有主客体关系的积极方面成为可能。”[55]
假如考德威尔所发挥的这一核心主题没有被后来的分析家很容易地察觉，那么无疑是因为他对生物学批判性研究的《遗传与发展》没有和其他构成《垂死的文化论文集》、《物理学中的危机》的研究一起发表，考德威尔曾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直到1986年中，在写成半个世纪以后，《遗传与发展》才得以发表。[56]
在其非凡的工作中，考德威尔试图处理与“生物学危机”相关的认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达尔文主义在拉马克主义复兴和遗传学兴起的时代所具有的一种危机。虽然他的分析有时候包含着错误，这种错误是先于新达尔文主义综合发展观的生物学内部的危机和无序的产物，但从主要方面看，他的分析指向了一种复杂的共同进化的综合，这种综合预示了许多最深刻的为后来所跟随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分析。在考德威尔看来，生态学的新领域像生物学一样，是以有机体和环境关系的二分概念为特征的，是非辩证的，在其观念中否认了主客体之间、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决定。
考德威尔认为，目的论是主观机械论（“宇宙是上帝的机器”）的一种形式，是更通常的与实证主义相关联的客观机械论的配对物。实证主义和它的辩证法孪生子一样，不是简单地否定目的论，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移植了它，创造了一种片面的、目的论的进化概念。虽然科学在其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范围内反对目的论，而且“没有任何科学家靠上帝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来相信现象的决定论，然而在今天（在生物学的‘疲软’部分）他确实承认现象被一种目的决定的可能性，当然不是生命自身有意识的目的，也不是事物的必然性，而是两者之外的一种目的，或样式，或计划，或生命的原理”。科学在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上的失败体现为“资产阶级在个人和环境关系上的自我矛盾——被表达为关于机器的神话”。这就“提供给我们笛卡尔式唯物主义或机械论的生物学形而上学基础，并最终以其明显的矛盾再次出现，且是以活力论或目的论的真正的孪生子的形式出现”。[57]
按考德威尔的观点，达尔文自己工作的真正价值，就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种片面的观点，而指出了一种共同进化的观点。达尔文第一次教导人们历史地看待自然。考德威尔写道（有点陷入线性进步的隐喻）：
假如我们用图表将生命描绘为一系列的阶梯，那么在每一级上环境都变得不同——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规律，不同的障碍，虽然任何的阶梯系列除了不同之外也有一定的共同问题、规律和障碍。进化的每一个阶梯对自身都是一种新质，它包括一种对双方——有机体和环境——都有影响的新颖性。[58]
考德威尔拒绝以下粗浅的看法：环境简直就是“敌意的”，只能被理解为数量过剩的自然发生和在种内或物种间进行的生存斗争。环境必须既被看作可能也被看作限制。他根据人类学的发现指出，“较早的社会将自然看作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整个生命世界在相互协作中共存”。虽然在许多方面仅仅是假想（甚至由于采用了目的论从而更多的是假想），但这种视自然为协作的观点却抓住了原初达尔文自然观（不能跟达尔文自己的工作或他的直接追随者如赫胥黎的工作相混淆）的部分真实内容：将自然界看作一个无节制竞争和时常被忽视的适者生存下来的世界。
考德威尔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同样的突变：那种体现了资产阶级研究经济学特色的辩证法也同样体现了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特色，因此某些同样类型的批判被加以了运用。也就是说，（1）“将有机体从环境中分离出来作为彼此截然不同的对立面是不可能的。生命是已经将自己从现实中分离出来的敌对方之间的联系，它通过适当的网络保持了这种联系。”（2）“生命的进化不是由意志或仅仅是由生命物质所决定。”（3）“环境，就其抑制了生命的活动而言，不是在环境中被给定的，而是在环境与生命的相互关系中被给定的。”（4）“生命的发展是被生命的趋势所决定的。但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实现个体的意愿，它仅仅是受个体的制约，并且反过来也制约这些个体。”（5）“从个体为了拥有有限的食物供应而战斗的角度看，种内和种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敌对的。食物供应自身是生命和环境特殊关系的结果……同样，一个物种数量的增加并不对另一个物种是敌意的，假如它就是那个物种的食物。或者说，种间的关系也许是互利但间接的，如同鸟散布种子、蜜蜂传授花粉、珊瑚虫形成暗礁一样。”[59]
在考德威尔看来，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联系就是一种关系，这一事实意味着像一切关系一样，它是一种相互决定的关系，与“相互变化”相关联。确实，“一种物质的适当形式就是现实所是的那样”。[60]这种复杂的唯物的、辩证的、共同进化的观点抓住了一种生态世界观的实质。正如E.P.汤姆逊在考德威尔死后40年所认为的那样，考德威尔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已经超越了实证主义，同时也避免了付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沉重的代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唯物主义因其固有的机械论而一度再次被拒绝，他们赞同一种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方法。[61]在这个意义上，他坚持了一种批判的、辩证的实在论和自然主义的可能性，避免了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人和自然的实在论分离开来。
辩证的生态学家
如我们所见，考德威尔的伟大贡献没有消除困扰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分析的悲剧。考德威尔在30岁之前就去世了，而他最有共同进化、生态学指向的著作《遗传与发展》却一直未能出版，和那些构成他的《垂死的文化论文集》的所有其他研究不同，由于他对李森科主义的直率批评，他当时与英国共产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冲突，而正是他们承担着考德威尔手稿的出版责任。[62]
然而，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尽管生态学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内部实质性地消失了，但所有的一切并未失去。生态学的理解渗透到了以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姆逊为代表的文化唯物主义的传统之中。尤其是汤姆逊深受威廉·莫里斯的生态社会主义和考德威尔的唯物主义的影响。[63]对生态学一些问题的认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定流派所保留，尤其是每月评论流派，它（和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不一样）保持了一种强劲的唯物主义指向。在垄断资本（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相关联）的领域中，一种对经济浪费的批判的强调在保罗·斯威兹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分析中，就突现了生态学的观点，而这一主题在他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著作中得到了强化。[64]
然而，有着更重大意义的是，马克思生态思想在西方科学自身（尤其是生物学）内部的第二次创立，在那里对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深刻承诺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流科学家中被发现，甚至在一些情形中构成他们科学发现的基本的哲学基础。20世纪30年代的英格兰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左翼科学家的传统，这些科学家包括J.D.贝尔纳、J.B.S.霍尔丹和J.李约瑟（JosephNeedham）。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科学技术史国际会议上，苏联代表（包括布哈林、瓦维洛夫和黑森）的发言对于贝尔纳和李约瑟形成他们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贝尔纳日后主要在科学史上变得著名，其最著名的是他的四卷本的《历史上的科学》。在这部著作中他采取了坚定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虽然这种立场也因其偶然出现的机械论观点而受到了批判。对于贝尔纳来说，古代唯物主义得以存在下来的最伟大的表述是
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这本书既表现了建立秩序的力量，也表现了其危险。对于一种关于物体和运动的哲学来说，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来解释科学是实质性的。它强调了永恒运动的物质世界的无穷的稳定性，以及人通过了解它的规则而改变它的力量。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经典的唯物主义者不会走得更远，因为他们从手工的艺术中分离出来，后来的唯物主义重建者弗兰西斯·培根也是如此。
贝尔纳第一次暗示，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直观的唯物主义时，并不只是思考了费尔巴哈，甚至更多的是思考了“最敬爱的伊壁鸠鲁”。[65]
剑桥的生物化学家，皇家学会的会员李约瑟采用了一种辩证的方法，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足够大胆地主张，它〔辩证法〕就发生在进化的自然本身之中”。而且，“毫无疑问的事实是，辩证法在我们关于自然的思想中发生，是因为我们和我们的思想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6]李约瑟明确地拒绝了机械论和活力论的观点，而偏好辩证的和唯物的方法。
比贝尔纳和李约瑟更重要的是霍尔丹，他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并且是生物学内新达尔文主义综合运动的领军人物。如同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霍尔丹在1929年（到苏联旅行的次年）与苏联生物化学家A.I.奥巴林一起平行而又独立地工作时，是关于活的有机体产生于非生命世界的第一个真正唯物主义解释的“共同发现者”，这就是如今为人所知的奥巴林—霍尔丹假说，它也使维尔纳斯基的生态圈分析部分地成为可能。贝尔纳在其《生命的起源》（1967）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对唯物主义关于生命起源的理论（现在被自然科学所广泛坚持）作出如下评论：“现在，人类思想的巨大解放，也就是由维科首先强调而后由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付诸实践的人类创造自身的实现，随着生命起源新知识的基本哲学内容的出现及其自我创造特征的实现而将进一步扩大。”[67]
霍尔丹自己是恩格斯辩证自然主义的热情的追随者，他给《自然辩证法》写了一篇“前言”，按照霍尔丹的看法，“假如恩格斯思考的方法更为人熟悉，我们对于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在物理学上的观念变化就会顺利得多。假如他对达尔文的评论被广泛地知晓，我作为其中一个的某些混乱想法就会得到拯救”。[68]
虽然有过所有形式的中断，但在生命科学内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思想家所进行的唯物和辩证的研究传统一直延续着，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在像理查德·雷文廷、史蒂芬·杰伊·古尔德和理查德·雷温斯等（全是哈佛大学的教授）重要人物那里获得了一种新的推动力。这些思想家的唯物主义源于达尔文的和源于马克思的同样多抑或更多。有意义的是，哲学家今天通常已经看不到的唯物主义和目的论之间的长期争论被保留在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之中，从而为一种全面的唯物主义提供了基础。确实，这些非常杰出的科学家——古尔德在古生物学和自然史领域，雷文廷在遗传学领域，雷温斯在生态学领域——表明了马克思、达尔文、唯物主义和辩证推理在可以广义地称之为生态现象的分析中的持续的重要性。
一种从总体上试图勾画新的辩证自然主义的努力，在雷温斯和雷文廷新近的经典性著作《辩证生物学家》（1985）中得到了发展。这部著作献给的不是别人而是恩格斯，其特点是它的复杂性、非目的论和共同进化论的观点。雷温斯和雷文廷写道：“进化论世界观的一个使命就是建立对系统之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不稳定性和永恒运动的信仰，这种运动被假定为它们的本质特征。”雷温斯和雷文延分析（像恩格斯和考德维尔那样但却有着坚实得多的科学基础）的核心是关于“有机体作为进化的主体和客体”的说法。这句话所意味的是，有机体不只是简单地适应环境，它们也改变环境。“被经常忘记的是，秧苗就是土壤的‘环境’，作为植物在其中生长活动的直接结果，土壤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重大的和持续的进化性变迁，这些变迁又回馈为有机体的生存条件。”然后这种实质性的辩证观点被用于批判生态还原主义，它统治了生态科学的许多领域；这就是克莱门特生态学的传统观点，认为生态系统通过连续的阶梯展现了不断增加的多样性、稳定性和复杂性的特质，似乎它们是“超个体（superorganisms）的结果。相反，雷温斯和雷文廷则认为所有这样的分析都是“唯心主义的”和“非辩证的”。[69]
在《人类与自然：生态学、科学与社会》（1992）一书中，义久海拉（YrjöHaila）和理查德·雷温斯将这种观点和一种更广泛的包括“自然的社会史”（就像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去看那样）的生态问题分析结合了起来。在这里他们引入了“生态-历史时期”的概念去解释人类对于自然的进化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这些著作不是在一个静态的框架内，而是在一个力图关注自然和社会固有的相互作用的变化过程中，强调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可持续关系的重要性。[70]
史蒂芬·杰·古尔德在他的著作中继续反映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推理的原则，它们启发了他自己对科学及其发展的理解。他的著作主要是基于达尔文，偶尔也源自恩格斯甚至马克思。其结果是动态性地唯物和辩证地将自然和人类社会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点在其著作的随处甚至题目中明显可见。最重要的则是他对于偶然性和“加标点的平衡性”的处理。[71]
假如说达尔文与马克思的关系在诸如雷文廷、雷温斯和古德尔等思想家的著作中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李比希与马克思的关系在当代的科学著作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领域中揭示马克思的分析预示了20世纪后期一些更先进的生态学分析的方式是令人震惊的。近来一些更加重要的关于土壤生态学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弗雷德·迈格道夫、莱斯·兰尼恩（LessLanyon）和比尔·利伯哈德（BillLiebhardt）的工作，已经关注在营养圈的连续的历史性断裂。第一次这样的断裂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农业革命时，它在这种分析中被认为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最初为马克思和李比希用同样的术语所讨论过，它被看作由人类从土地上的物理流动所引起，以及由新陈代谢的裂缝和有机作物（食物和纤维）超过千百英里的转移而导致的养料从土壤中的纯流失所引起。结果是创造了外在于农场经济的力求取代这些养料的富饶的工业。
接下来的断裂发生在第三次农业革命（农业综合企业的兴起），这是同大动物从农场中消失、集中饲养场的发展、拖拉机代替动物的牵引相关联的。种植在土壤中自然固氮的豆类不再必要，因为不再需要喂养反刍动物。于是，对于氮肥的需要使得化肥工业的生产得以增长，带来了所有类型的负面的环境效应，包括地下水的污染，湖泊的“死亡”等等。这类发展和其他紧密相关的过程，现在被视为与扭曲的发展方式相关，它具有资本主义（和其他复制这种发展方式的社会制度如苏联）的特征，采用了甚至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极端分裂的形式，也就是机械化的人类反对机械化的自然之间的那种分裂。[72]
不幸的是，马克思生态学思想近来在社会科学中的复兴，主要集中在生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方面，而较少注意如此远离了更深刻的唯物主义（更深刻性在于它的哲学的以及科学的观点）和发展更多的生态唯物主义，而这样的唯物主义在科学内是经常由激进的唯物主义所坚持的。[73]尽管生态学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得到了重新发现，但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劳动的异化对于自然的异化）却几乎没有被提出来。[74]占统治地位的对于“自然辩证法”的批判所设置起来的障碍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自身内仍保持着霸权，在这个方向上所有创造性的探索似乎都是在作梗。（有一个例外，就是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权主义者的著作，如阿利埃尔·萨莱〔ArielSalleh〕和玛丽·梅勒〔MaryMellor〕以及她们的“具体的自然”。[75]）所有的环境社会主义者过多地关注资本主义的经济，他们看待生态问题是站在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片面立场上的，而不是关注更多的问题，如“地球的命运”和它的物种问题。在这种分析中与科学有联系的地方经常是热力学的领域，即热力学和它在经济上的效应，而进化生物学的所有课题被奇怪地认为与生态学的课题相分离，达尔文则很少被提到。
假如我们不仅是要去理解世界，而且还要去改变它，以使其与人类自由和生态的可持续性的需要相一致，那么在这个方面一种更广泛的涉及到偶然性和共同进化的生态理论就是必要的。海拉和雷温斯写道：“重要的不在于我们是否改变自然，而在于我们怎样改变自然，以及为了什么目的我们去这样做。”[76]重要的是自然是否为人类狭小的目的片面地被支配，或者在一个生产者关联的社会中，人类与自然界之间以及相互之间的异化是否不再作为人存在的前提，需要被意识到的是，所有的疏远都是人类性的。
保存的原则
伊壁鸠鲁曾经说，无物来自于无，也没有任何被毁坏的东西能归于无。第欧根尼·拉尔修告诉我们，伊壁鸠鲁“是最多产的作家，他在著作的数量超过了他之前的所有人：它们总计大约有300卷”。然而，伊壁鸠鲁浩如烟海的著作仅仅有几个片断流传到了现代的早期，包括由第欧根尼·拉尔修保留下来的三封信，作为他体系的一个概要，这就是《格言集》（同样也是由第欧根尼保留下来的）；还有卢克莱修的诗也忠实地表现了伊壁鸠鲁的体系，此外就是其他作者的各种引语。尽管伊壁鸠鲁主义在希腊和罗马时代有广泛影响，但伊壁鸠鲁及其追随者的绝大多数著作在17世纪他的思想复兴之前就消逝了或者被毁掉了。18世纪在赫库兰尼姆（被公元前79年的维苏威火山的喷发所掩埋）的菲洛泽穆斯（Philodemus）图书馆中烧焦的残片的发现，似乎暗示着这些著作中的一些将会被找到。但是修复这些烧焦的残片的过程如此之缓慢和费力，以至于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年前在赫库兰尼姆发现并被奥瑞里（Orelli）重印的伊壁鸠鲁自己著作的一些残片……既没有扩展也没有丰富我们的知识，以至我们不得不全然地看轻这些保存著作的发现。”[77]马克思在写作时，没有任何人的著作比黑格尔的著作对他提供的帮助更多。
这种修复的努力持续于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烧焦的残片变成了伊壁鸠鲁《物性论》的有意义的部分片断，《物性论》有一个他宏伟工作的更大部分的开阔的提纲，它由37卷组成，目前刚露端倪，这是伴随着其他自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写作以来所发生的发现。仅仅在马克思去世后一年，接续着梵蒂冈记载伊壁鸠鲁话语的手稿的发现，在第欧根尼生活时代的奥恩诺安达（Oenoanda）的城墙的残垣断壁中，发现了带有来自伊壁鸠鲁著作的铭文，这表明他的著作那个时代还存在。
从所有这些浮现出来的关于伊壁鸠鲁的一个观点是，和先前的看法存在着冲突。在有关人类自由和包含着辩证观点方面，他现在被视为一个非还原论、非机械论、非决定论思想家。总的说来，在上个世纪〔19世纪〕兴起的关于伊壁鸠鲁的图画是一幅和马克思所主张（而康德所怀疑）的惊人一致的图画：一个既同机械物理学的决定论也同唯心哲学的目的论作斗争的思想家，一个同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作斗争、以便给偶然和自由留下空间的思想家。
而且，他是根据一种批判的唯物主义者的立场这样做的，这种唯物主义源于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也就是用他的概念“预期”（或预想）去理解先于一定知识的重要性，它不是直接来源于感觉。近年来已经兴起的关于伊壁鸠鲁《物性论》的图画是在这方面的一流权威大卫·塞德利所描绘的，他将伊壁鸠鲁刻画为在方法论上严格的和“辩证的”。[78]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将自由和偶然扩展到了人类和自然的一切，同时也并不失去物质必然性领域的视线。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为人性的和生态的自然观提供了基础。朗和塞德利写道（考虑到从赫库兰尼姆的菲洛泽穆斯图书馆中修复的有关材料），“当所有的证据被适当地考虑时，伊壁鸠鲁主义将被更好地考虑为一种对当代政治学的激进且有选择的批判，而不是一种经常用来‘身份化’的政治姿态”。[79]
马克思深受非决定论的唯物主义的影响，他认为他在伊壁鸠鲁那里发现了这种唯物主义（但不能完全证明，即使那时资料充分）。当在他更大的辩证综合中吸收它时，马克思改造了它，其中也包括黑格尔、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和19世纪的进化科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伊壁鸠鲁已经发现了来自自然界的异化，而黑格尔揭示了人类从其自身劳动中的异化，于是既从社会也尤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整合了这些观点，再结合从李嘉图的经济学、李比希的化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那里得到的批判性知识，由此进入到一种革命的哲学，这种哲学所指向的不是别的，而是在所有方面对异化的超越：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理性生态学和人类自由——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页。
[2]布哈林该书的英文标题为PhilosophicalArabesques，可直译为《哲学的阿拉伯风格》或《哲学的阿拉贝克斯》，Arabesques为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Debussy,1862—1918）的著名钢琴家，其中的一首《英雄的摇篮曲》是德彪西接受直肠癌手术之前所作，作品笼罩着很深的阴影。结合布哈林写作此书时的处境和沉重的心情，以及书中的深沉的理论探讨，故将书名意译为“哲学的沉思”。——译者注
[3]斯蒂芬·F.科恩（StephenF.Cohen）：“导论”，载尼古拉·布哈林：《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HowitAllBega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8），第vii—xxviii页。
[4]尼古拉·布哈林：《哲学的沉思》（PhilosophicalArabesques），第8章，即将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引文来自英文翻译的草稿。
[5]尼古拉·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一种社会学体系》（HistoricalMaterialism:ASystemofSociolog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25），第108页；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BukharinandtheBolshevikRevolu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0），第118页。
[6]尼古拉·布哈林：《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理论与实践》（“TheoryandPracticefromtheStandpointofDialecticalMaterialism”），载布哈林等：《十字路口的科学》，第17页。
[7]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沃登：《与恩格斯的对话》，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院：《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333页。除了极端迷恋法国唯物主义之外，普列汉诺夫实际上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哲学这种古代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哲学分支几乎一无所知。见乔治·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SelectedPhilosophicalWorks,Moscow:ProgressPublishers,1974）第1卷，第482—49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39页。
[9]E.P.汤姆逊：《创造历史》，第98页。
[10]关于这个问题的精彩论述，见海伦娜·希恩（HelenaSheehan）：《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MarxismandthePhilosophyofScience,AtlanticHighlands,NJ.:HumanitiesPress,1985），第53—64页。
[11]这是过去我所支持的一个临时性看法，但是，作为本书广泛性研究的一个结果，我现在认为这个看法过于简单。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环境社会学的阶级基础》，载《美国社会学季刊》第104卷，第2期（1999年9月），第399页。在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仍然坚持经过修正之后的关于卢卡奇拒绝任何“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并把这种拒绝归于马克思本人。我现在仍然认为自然辩证法问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ThePhenomenologyofMind,NewYork:Harper&Row,1967），第8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7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卢克莱修：《物性论》，第88页（3.861—8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50页，第554—555页。
[16]同上，第79页；托马斯·S.霍尔：《关于生命和物质的思考：普通生理学历史研究（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1900年）》第2卷，第279页。
[17]特德·本顿：《恩格斯与自然政治学》（“EngelsandthePoliticsofNature”），载阿瑟（C.J.Arthur）：《今天的恩格斯：一个世纪的评价》（EngelsToday:ACentenaryApprecia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1996），第88页。在这篇文章中，本顿的观点根本不同与他早期对恩格斯的生态学（也隐含着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分析。恩格斯不再被描写为一个狭隘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思想家，而是一位深刻地认识到生态局限性的、辩证的实在论者。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54—555页。
[19]同上，第652页。
[20]同上，第700页。
[21]同上，第538页。
[22]同上，第518页。恩格斯的观点特意地强调了人类和动物之间在智力甚至在推理能力上的这种相似性，但同时却将注意力集中在因为人类特殊的社会劳动组织（在人类进化中起关键作用）而引起的性质变化方面。这种认为动物也具有情感和理性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在19世纪末期非常少见——这种观点经常被批评为动物人格化。然而，这种观点也被达尔文所普遍采用。见查理·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TheExpressionoftheEmotionsinManandAnimal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9页。特德·本顿在《恩格斯与自然政治学》这篇成熟的评价文章中承认，恩格斯的这段话与“有时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归之为绝对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是相矛盾的。本顿：《恩格斯与自然政治学》，第77—78、92页。
[24]关于莫里斯的为使用而生产还是为利润而生产的观点的讨论，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第67—68页。
[25]威廉·莫里斯：《过去事件的注释》（“NotesonPassingEvents”），载《大众福利》第2卷（1886年10月23日），第122页。
[26]威廉·莫里斯：《选集》（SelectedWritings,NewYork:RandomHouse,1934），第647页。
[27]同上，648页。
[28]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Bebel）：《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WomaninthePast,PresentandFuture,London:Zwan,1988），第204、207—208页。
[29]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TheAgrarianQuestion,London:Zwan,1988）第2卷，第214—215页。
[30]同上，第217页。
[31]同上，第216—217页。
[32]列宁（V.I.Lenin）：《全集》（CollectedWorks,Moscow:ProgressPublishers,1961）第5卷，第155—156页。
[33]罗莎·卢森堡：《书信集》（Letters,AtlanticHighlands,NJ.:HumanitiesPress,1993），第202—203页（1917年5月2日，罗莎·卢森堡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SonjaLiebknecht）的信）。
[34]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第108—112页。
[35]同上，第77、111—113页。
[36]同上，第104、111页。
[37]同上，第75、89页。
[38]林恩·马古利斯等：“英文版序言”，载V.I.维尔纳茨基：《生物圈》（TheBiosphere,NewYork:Copernicus,1998），第47页。
[39]N.I.瓦维洛夫：《世界农业的起源问题：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TheProblemoftheOriginoftheWorld’sAgricultureintheLightoftheLatestInvestigations”），载布哈林等：《十字路口的科学》，第97—106页。
[40]福斯特：《脆弱的星球》，第94—95页。
[41]见尼古拉·布哈林《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思想》，第147、230—232页。
[42]默里·菲斯巴克（MurrayFessback）和小阿瑟·弗兰德里（ArthurFriendly,Jr.）：《苏联的生态灭绝》（EcocideintheU.S.S.R.,NewYork:BasicBooks,1992）；福斯特：《脆弱的星球》，第96—101页。
[43]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4页。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认为，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各自开创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0页。
[44]道格拉斯·维纳（DouglasWeiner）：《苏联的自然保护》（“TheChangingFaceofSovietConservation”），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角落》（TheEndsoftheEarth,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
[45]关于苏联李森科主义的复杂故事，见雷温斯和雷文廷：《辩证的生物学家》，第163—196页；希恩：《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第220—228页。
[46]见福斯特：《脆弱的星球》，第96—101页。
[47]乔治·卢卡奇：《策略与道德》（TacticsandEthics,NewYork:Harper&Row,1972），第136—140页。
[48]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狱中杂记精选》（FurtherSelectionsformthePrisonNotebooks,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5），第293页。
[49]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狱中杂记》（SelectionsfromthePrisonNotebook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71），第448页。
[50]见马克斯·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理性之蚀》（TheEclipseofReas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47），第92—127页；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特奥多尔·A.阿多诺（TheodorWAdorno）：《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ofEnlightenment,NewYork:Herder&Herder,1972）。
[51]阿尔弗雷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观》，第59、166页。
[52]关于对施密特的系统性批判，见伯克特：《重新考虑马克思的自然》（“NatureinMaxReconsidered:ASilverAnniversaryAssessmentofAlfredSchmidt’s”ConceptofNatureinMarx），载《组织与环境》第10卷，第2期（1997年6月），第164—183页。
[53]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垂死的文化论文集》（StudiesandFurtherStudiesinaDyingCulture,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1），第xix页。
[54]汤普森：《创造历史》，第95页。
[55]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幻想与现实》，第184—185页。
[56]我在文中提到《遗传与发展》（HeredityandDevelopment）时，好像它是一部孤立的著作，尽管它实际上是考德威尔《垂死的文化论文集》中的一部分（甚至是顶峰之作）。但是，最后出版的时候，《遗传与发展》被收集在考德威尔的《布景与情节：未出版之手稿》之中。见考德威尔：《布景与情节：未出版之手稿》，第163—204页。
[57]同上，第202—203页。
[58]同上，第174—176、187页。
[59]同上，第170—172页。
[60]同上，第173页。
[61]汤普森：《创造历史》，第98页。
[62]见希恩：《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第367页。
[63]见E.P.汤普森：《威廉·默里斯》（WilliamMorris,NewYork:Pantheon,1977），以及《共有的习惯》（CustomsinCommon）；雷蒙德·威廉斯：《希望之源》（ResourcesofHope,NewYork:Verso,1989），第210—226，以及《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ProblemsinMaterialismandCulture,NewYork:Verso,1980），第67—85页。
[64]斯威齐在其着重研究“价值的定性问题”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的著作中，其研究经济学所运用的生态学方法在整本著作中是很明显的——其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与他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浪费性生产（浪费是与为使用而生产的制度相比较而言）的分析先关联。见保罗·M.斯威齐：《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TheTheoryofCapitalistDevelopment,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72）；《汽车与城市》，载《每月评论》第24卷，第11期（1973年4月），第1—18页；《资本主义与环境》（与哈里·迈格道夫合著），载《每月评论》第41卷，第2期（1989年6月），第1—10页；以及《社会主义与生态学》，载《每月评论》第41卷，第4期（1989年9月），第1—8页。另见保罗·M.巴兰（PaulA.Baran）和保罗·M.斯威齐：《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Capital,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6）。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及其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浪费之间的关系，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亨里克·斯在雷耶夫（HenrykSzlajfer）：《经济衰退》（TheFalteringEconomy,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84），以及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垄断资本主义理论》（TheTheoryofMonopolyCapitalism,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86）。
[65]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inHistory,Cambridge,Mass.:MITPress,1969）第1卷，第53—54、191页。
[66]李约瑟，引自希恩：《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第333页。
[67]J.D.贝尔纳：《生命的起源》，第182页。
[68]J.B.S.霍尔丹：“前言”（Preface），引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TheDialecticsofNature,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40），第xiv页。
[69]莱温斯和莱文庭：《辩证的生物学家》，第11、73、85—106、134—135页。
[70]义久·海拉和理查德·雷温斯：《人类与自然：生态学、科学和社会》（HumanityandNature:Ecology,ScienceandSociety,London:PlutoPress,1992）。关于将海拉和雷温斯的“生态形成”理论运用到历史领域中的尝试，见福斯特：《脆弱的星球》，第34页。
[71]特别见斯蒂芬·杰伊·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
[72]弗雷德·迈格道夫，莱斯·兰尼恩和比尔·利伯哈德：《营养的循环、转移和流失》（“NutrientCycling,TransformationsandFlows”），载《农学的发展》（AdvancesinAgronomy）第60卷（1997年），第1—73页。
[73]尽管莱温斯和莱文庭在《资本主义、自然和社会主义》（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中主持一个专栏，这个专栏始终充满着关于生态思想和研究的真知和卓见，但是，他们自己在这一领域中以《辩证的生物学家》和《人类与自然》为代表的系统性思想却没有对这本重要期刊的投稿人产生影响。关于生态环境危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他们的科学基础范围之内——倾向于以能源学为基础，而忽视进化论。
[74]比如，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的《自然的理由》（NaturalCauses,NewYork:Guilford,1988）代表了一种突破性的尝试，这种尝试虽然将包括外在自然在内的马克思的“生产条件”引入资本的辩证法，但却苦于无法理解这些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如何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历史观）相关联，如何与马克思对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分析相关联。在马克思的复杂的辩证分析中，自然的异化不仅仅是作为劳动异化的背景。相反，保罗·伯克特更加辩证的方法来源于这样一种事实，也就是它把马克思自己关于自然与社会之间关系（这主要是指资本的循环）的辩证概念作为它的出发点。见保罗·伯克特：《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色和绿色的视角》。
[75]梅拉·汉瑟姆（MeiraHanson）和阿利埃尔·萨莱：《生态女权主义中的生产和再生产、统一性与非同一性》（“OnProductionandReproduction,IdentityandNonidentityinEcofeministTheory”），载《组织与环境》第12卷，第2期（1999年6月），第207—218页；玛丽·梅勒：《女权主义与生态学》（FeminismandEcology,Cambridge:Polity,1997）。
[76]梅拉和雷温斯：《人类与自然：生态学、科学与社会》，第11页。
[7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80—281页；第欧根尼·拉尔修：《杰出哲学家的生平》第2卷，第555页（X，25—27）。
[78]大卫·塞德利：《卢克莱修与希腊智慧的转变》，第133、190—197页；大卫·塞德利：《伊壁鸠鲁反对还原论》（“EpicureanAnti-Reductionism”），载乔那桑·巴恩斯和马里奥·米格纽斯（MarioMignucci）合编：《物质与形而上学：第四届希腊哲学研讨会》（MatterandMetaphysics:FourthSymposiumHellenisticum,Naples:Bibliopolis,1988），第297—327页。
[79]A.A.朗与D.N.塞德利：《希腊哲学家：对带有哲学注释的主要原始资料的翻译》，第137页。 |
中国经济问题——方亦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问题
方亦如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为时已很长久，在“新思潮”及“动力”等讨论这问题以后，虽有一个时期比较消沉，可是并没有终止，仍“各自整饬队伍，准备再战。”这论战的从新爆发，就要算《读书杂志》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了。照一般的预料，各方面总该有些新的发见，那知道却是事与愿违。因此我在决心对于中国经济问题中各别专题发表详细意见以前，觉得还有先做一篇文字，说一说方法论上，总的见解的必要。
一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问题
除掉一些对中国经济问题抱着不伦不类毫无系统的观点的“学者”外，凡谈论这个问题的人，都是自命为采用最科学的方法的，或唯物辩证法的。有许多作者，还老实不客气地，横七竖八地引用了许多K,M;F,E;N,L;等等先哲的话，以证明他自己是老牌马克思主义者，人家都是机械主义者，资产阶级学者等等。于是乎唯物辩证论者，也弄得象上海“陆稿荐”、“稻香村”一样的多。其实，这些人，多半连初步的方法论智识都缺了一大半。
决定中国经济性质的原素决定中国经济性质的原素，应该是和决定其他社会经济性质的原素一样。中国经济情形无论如何复杂，无论有什么特点，总不会因此变更决定经济形式的原理。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曾经主张过许多奇怪的理论。
第一种是主张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人们，坚持商品的发达程度，就是资本主义发达程度的决定原因。他们在商品和资本两个范畴间，划了一个“全等号”。
任曙先生是口口声声，再三再四肯定“中国经济生活中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底普及，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因此，他老老实实认为“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见任曙《中国经济研究》，八十九页）商品经济既是资本主义，贸易问题，自然是更觉重要了。他根据这个出发点，竟把帝国主义也当做“商品主义”了。他说：
……“在投货〔资〕问题中，并不是简单的投货〔资〕，而有输入商品的问题在。输入商品关系中亦不是简单的输入商品而有投资问题在。很明显的事实，关于前者，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向中国投资，必然附有购料的条件。例如航空借款之与飞机购买、军事借款之与械弹进口都是不可分离的——投资就是投货。关于后者，历年来对外贸易入超，就是投资的来源，亦是投资的结果。”（同书一〇八页）
所以各国对华的一切经营，“无一非为了输入商品的市场问题，”
严灵峰先生，也是一位将商品和货币当作资本的专家。他认为，“国际交换的发展，表现国际分工与隶属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之唯一的重要的表现。”所以用商品的有无，就可以决定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他虽然在“商品经济”上面写了一大套形容词，结果并没有区别。
“左右开弓”的孙倬章先生，也是这种主张。他说：“自然经济，己完全倾覆，完全由商品经济代替，完全受了资本主义的支配。”商品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轻描淡写”地将“商品经济代替”解释为“资本主义支配”了。
将商品经济当做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见解。如果那些作者们愿意承认这是他们的“创作”，未始不可；可是要把这个硬说成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或唯物辩证法，实觉太过于牵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虽然是普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财富，虽然是商品所积成。可是它是性质根本不相同的一种复杂的商品经济。绝不能以“商品的存在”，来判别资本主义的支配的。
商品这东西，只要分工有相当的精细，私产（个人的或集团的）的存在，和交换的存在，它就可以存在的。商品的现象是流通的现象，它是可以存在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以至于金融资本之剥削殖民地的制度之中的。用商品的存在及普及来决定经济制度，等于拿有机细胞之存在来决定动物的种类，一样滑稽。
反对这种意见的人，也曾发表过另一种主张。但他们虽然是抓住了问题，并且是正确的抓住了现象的“果”，抓住了现实，可是所用的方法却是很不正确。他们认为剥削关系，是决定经济形式的。朱新繁先生最近在《读书杂志》上，还主张：“我们对于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应该从其剥削方法（生产方法）上着眼”。朱新繁先生，在“剥削方法”四字下，用刮〔括〕孤〔弧〕插入“生产方法”字样，并不加以解释，仍使读者不得要领。他是坚持了“剥削”的观点的。最近还有人主张直截了当用阶级关系来决定经济制度的，这自然是登峰造极了。
用剥削关系，来决定经济制度，第一不妥当的地方，就是它不能适用于无阶级社会。而最重要的，还是剥削关系，是一种分配的关系，生产品中剩余劳动生产品的分配形式。广义的说来，分配辟〔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可是严格地说，分配关系，是受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的基础，是生产诸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来决定的。所以无论如何说法，生产关系中之一种——剥削关系，绝对不能作为决定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素。
决定社会经济形式的，不是分配关系，也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生产方法是决定经济制度的东西。跟着生产力的变化，生产方法就发生变化。根据一定的生产方法，人们就相互结成具体的生产关系，而经济性质的判定，就以生产方法为指针。生产方法是直接决定经济性质的范畴，生产力是决定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原素。人与生产工具结合的形式，就是生产方法。自有小生产工具的工农业小经济，就是封建制度的生产方法。在这里，手工工具和劳动者的结合是一种，而奴隶社会里，却又是一种了。如果单就剥削来说，就会无从解答起。若从商品说起，更是牛头不对马嘴！
商业资本由于对于“商品”的胡涂观念，就发生荒谬的“理论”：将商业资本当做资本主义看待。他们以为商业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商业资本的破坏自然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统治。但他们却根本忘掉了商业资本在许多种社会里，都是加重旧剥削制度的一件事实，譬如封建制度，因商业资本的侵入，反变本加厉的存在。
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商品的存在，需要同样的条件，我这里不预备重复。而任，严，孙诸先生竟将商业资本，捧上资本主义的宝殿；而“商业资本”这四个字，在诸位先生大笔上，也就顺溜溜的变成“千古留名”的什么“商业资本主义；”甚至于历史上。还有一个时代，就做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于是在封建制度和资本制度之间，又多了一个制度了。试问这个制度的生产方法，究竟是怎样的呢！？
否认商业资本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是否认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商业资本的作用，就是一切变成买卖的对象。它除了帮助旧制度加重剥削外，还会在封建制度中，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打扫了一条道路，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自有它内在的原因。在中国，它经过对农民及封建统治上层的高利贷手段，使土地变成很普遍的买卖的对象，而并不变更生产的方法，因此，地主和农民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并没有彻底的变更。商业资本的确使地主和农民关系比较顾主和农奴关系松弛，使地租的形式变更，逐渐的采取货币的形式，然而基本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并无一点动摇，而由此种财产关系所造成的剥削关系，反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中国商业资本历来在封建社会内所起的，绝不可否认的作用。
纯粹观每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自有它特有的生产方法。可是实际社会情形，并不是这样简单。社会的变更，虽是采取突然质变的过程然而新旧社会的分子，是交混着同时存在于同一空间的。即单就某种社会最兴盛的时代来说，该制度所特有的生产力法，是最明显的标本式的存在着，可是也并不是说，社会上就只这种生产方法，何况一种制度在新兴（包含有许多旧制度的遗物）和衰落（包含整个系统的新制度的成分）时期。可惜主张中国资本主义统治论者，如任，严，孙诸先生，总是费尽全力，想证明现在中国已是十足的资本主义，而封建关系，只是一点遗影，而主张中国封建制度统治论者，却定要证明到“乡村领导城市”，十足的封建黄金时代。据我看来，要正确地把握住封建势力在现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却用不着夸大其“统治”地位的。
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是发生非常密切关系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势力，尚未侵入以前，虽有了很多的家庭工业和作坊，有了这类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是机器生产的工业资本主义，却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势力侵入以后，才开始发生的。通商进而为投资，这更从流通界而侵入生产界。此后，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和外国在华的经济，就变成中国经济中的成份。
在探讨中国经济的时候，就绝对不能将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摈斥于中国经济结构之外，外资虽是外国的资本，可是它存在的空间是中国，不是别国。它自然是中国经济的组成部份。用是这并不能就把“中外资本，一视同仁。”这是另一极端的大错误。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一切银行，铁路，航空，航海，矿山，借款，等等，都是有本国巨大金融资本为后盾的。这使它在中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寻常本国的资本经济，大不相同。不仅如此，在帝国主义时代，投资是殖民地侵略的基本形式。商品的推销，不仅是其次要的现象，而且是带了另一种色彩。“投货”（愿谅，借用任先生的名词）到这时期是投资的“助手”。在每年成千百万流入中国的商品“后台”，在每年由中国输出的成千百万两原料“后台”，必须看出伟大金融资本的“运动”。
在研究中国经济的时候，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是应该当作又“内在”又“外在”的成分看待才对。
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被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轰击，破坏了封建制度的自然性（闭关性）。在最初的时候，封建的统治势力，是经过一度的反抗。商品进口额中，军火品占其大量，国内各地，如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福州，以至于四川等处军械厂的设立，一方面固然是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另一方面却是旧封建势力的反抗表示。因为这里所包含的本身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国军，政，经，各种势力的顺利的攻入中国，终久使中国经济起了资本主义化。官办企业的兴起，就是这种资本主义化的有系统的开始。官办继以商办，资本主义的企业，就接踵起。民族资本的基础，就渐渐积叠起来。到欧洲大战时期中，民族工业就“打下了”基础。在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自为”的表现，就特别深入（五四是它一个大表现）。到这时为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任何讨论中国经济问题者，所没有否认过的。
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在中国全部中所处的地位。它是支配中国经济的，它是统治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之统治中国，不仅仅是因为在国际经济范围上，中国变成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受帝国主义支配，而且还因为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的特殊性质（上节已经详细论及过），它在中国经济内部，起着支配的作用。帝国主义的银行，交通企业，及其他工业，就在中国银行界中，交通事业中，及其他工业中，直接起着支配的作用，以至于独占的作用。它又经过商业资本，高利贷信用资本，借款，特权，及其他方式，支配着中国的财政，手工业，和农业。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支配，是不能和民族资本主义的支配，“一视同仁”的。它们是性质不同的东西。任，严两位先生，尤其是任先生，都是将帝国主义，当做工业资本主义看待，以至于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金融资本，混同中国民族资本。这是方法论上的大错误。
欧战以后，帝国主义因为发展范围，根本缩小，这使英美日法德等国，尤其是英美日三国，在华经营的方式，变本加厉。每个帝国主义者之想独占中国，一方面造成帝国主义者必须扶植中国统治的“实力派”，以谋进而统制全中国，——结果造成连年内战；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在中国的澎〔膨〕胀，很厉害地排挤民族工业的地位，使后者变成前者的附庸。中国民族资本和外资的关系，无论是信用界，工业界，商业界，都是依赖于外资的关系。这不仅使一部分商人变成买办，而是整个中国民族资本，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买办”的性质。不了解这点，是死也不能懂得民族资本和外资时时谋妥协的内容的。这自然不是说，它们间没有冲突的。资本主义的竞争，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而资本的民族性，又是国际经济中“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严灵峰先生所说“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好象在世界经济一个部门内合股经营”（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二二页），只是严先生脑子里的“和谐”观念。事实是离此很远的。
殖民地化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经济的进展，就转向殖民地化方向行去。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化是资本输出所造成的。资本输出中，虽然借款占了很大部份，可是借款之中，并不完全是政治借款，其中有许多是铁路，航空，航海，开矿，设厂，等等应用的借款。不仅如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还直接投资创办各种企业，促起土著资本的模仿。这一切中外资本的企业，自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不过殖民地化的形式中，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虽然因为种种地理、历史及分工条件，使现在各国经济，成为互相依赖的国际经济，可是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的条件，是独自能产生一切基本的生产工具。在这种形式之下，各部门经济，至少是多少“齐备”。殖民地化的经济就大不相同。在殖民地化的经济之下，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大体上只能限于由特产原料及帝国主义经济所需要的经济部门。这也就是使殖民地经济，终久依靠于宗主国经济，变为后者附庸的基本原因。在殖民地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是畸形的。如果有些生产工具制造业上的发展，也是局部的。
※※※
殖民地化与中国工业中国现在工业的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式之下进行。可是中国的情形，还不是这样简单。如果欧战列强因为“重分世界”的竞争，使各国〈有〉侵入别国殖民地内的趋向，那么，在尚未成为一国之殖民地的中国，各列强就争着要独占中国了。本来在强大金融资本独占式的“竞争”之下，已在“促进”殖民地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了“压制”民族资本发展的矛盾，几个列强争夺之下的中国，“妨碍”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趋向，自然更其厉害。一则由于屯并关系；二则由于扶植军阀，形成政治上的分裂，以妨害中国经济的发展。严，任两位先生，很不同意这种意见，可惜这是铁的事实。
最近几年来中国纺织业之受日英纺织业的排挤；中国航业受内战造成的萎缩（远不是“发展”），是用不着引用统计数字才能相信的，稍稍读一读报纸和看一看杂志的人，是不会否认有这种印象的。至于受帝国主义世界经济恐慌所造成的中国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的破产，更是明显之至。据今年十二月四日《申报》第三张所载上海丝厂消息，现在“停业者达八十九家，开工仅三十四家”。这还是“丝厂同业公会”，“向各厂商一再劝商，设法复工”的结果。本来“全沪单宫丝厂一百零六家，双宫丝厂七家，勉强工作者，全市共只十五家，停业者已达九十八家”。（见《申报》）
这自然不是说，中国经济，毫无进展。旧式工业的破坏，代之而起的，就是新式工业。香烟替代皮丝，旱烟（福建皮丝业的衰落等），洋酒替代本酒（东北酒厂的凋零等），哗叽呢绒替代绸缎（杭，京，无绸缎业的凋零），精盐替代本盐，人造丝替代天然丝，搪磁替代本磁等等。其他如汽车路事业，航空事业，无线电业，大都是外资在华的发展。
中外资本的发展中，有一个不可挽救（除非变更制度）的矛盾，就是因金融资本支配中国所造成的旧式手工业。特产、农业的破产，他的速度与限度，远超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范围。从这种破产中所抛出来的失业者的巨数，就是铁的证明。这种失业者，并不是什么由产业失利时所抛出来的后备军，又不能象英国（及其他各国）农村破坏后那样，被吸收到工业中去。我们且不说这种失业者及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灾民，将怎样影响到“改变”“殖民地化”的运动中的作为。单就这种经济破坏和这种经济发展“之差”，就可以知道，全国的经济，在全部上说来，“发展”的意义是什么了！
三封建关系
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论是外资或中资，当然是促使封建经济的崩坏。它们是成“反比例”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步，封建经济就破坏一步。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样机械。资本主义，不论是从“外铄”或从“内在”的原因而发生，总之是在封建社会内渐渐发达起来的。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将封建制度消灭，立刻成立了十足资本主义制度的。孙倬章先生以为：“自有了蒸汽机的大工业，即有了资产阶级社会，有了蒸汽机的大工业，即代替了手工业，即是代替了封建经济，有了有产阶级，即降伏了中等阶级，即降伏了封建经济的生产者”。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形式逻辑的推论法，超等的机械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经过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才能冲破封建的生产关系，推倒封建制度，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在封建社会之下，是存在着“整个”资本主义系统，而且是〈经〉历相当时期的。这一定会使孙先生瞠目不解了。
中国的封建关系问题的中心，就是在中国现在的封建关系，是否被资本主义，破坏净尽，或只剩得“残余滓渣”。
先从农村说起，就引用严灵峰先生所据为证明他农村资本化的统计来看！（见严书九十八页至一百页）
中国农民分量表（以百万人为单位）
有土地的农民（地主亦在内）150
无土地的雇农30
佃农136
游民兵匪等20
总计336
假定这统计是完全真确的：由资本主义分化而来的雇农，仅占农业人口十分之一，而无地的农民，约占百分之四十。况且所谓“有土地的农民”（这个名词用得很奇怪，连地主包括在内）；其中一定还包含许多半佃业〔农〕在内。占这样多数的佃农，和十分之一的雇农比较，在土地关系上，不得不说，是佃农关系居主要。
这些佃农是不是农业资本家或美国式的农主呢？相差太远了。这些佃农和地主的关系，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是“半租”及“半租以上”的关系。这种靠幼稚工具而自己劳作的生产方法，及由“耘人之田”而必须交的“侵及生活部分”的租额，怎么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式呢？这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再进一步说，所谓“有土地的农民”中间，其中有许多是自耕农，而这些自耕农的生产方法，并不比佃农半佃农高明。这种经济至少是离农主经济很远，而是封建制度的遗物。
所以从生产方法和土地关系上说来，封建关系在乡村中是占很重要地位的。
剥削关系现在再来考察根据这种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即财产关系，即土地关系）所造成的剥削关系。我想谁也不会否认现在通行着的出租是在百分之五十以至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吧。“名义地主用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剩余劳动，甚至侵及农民生活的必要部份”。这就是封建剥削的内容，它之特别苛刻的地方，也就在乎此。我们虽然不把剥削程度的深浅，来决定经济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制度。可是我们讲剥削形式的时候，不能忽略这也是一种表征。马氏在论剩余价值的地方，曾经详细研究过历来剩余劳动收取的形式，说明各种形式的经济，有各种形式的收取剩余劳动的方法，我们现在从生产方法，生产关系出发，研究过经济性质，再从剥削方法上来推研一下。
中国田租，除半租制的正租以外，往往还包含许多附加的剥削。就照严灵峰先方〔生〕所说，现在还有许多“鸡租，脚米，人事，斛面，包三担等”。其实各地风俗不同，附加的剥削形式，正多着呢。如果佃户不交田租，那地主简直是有无上权威，可以对付佃户。他们甚至于有自己的制裁机关，这是怎么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所以中国的地主是“名义地主，用超经济压迫，去榨取剩余劳动”，“甚且侵及农民生活必要的部分”的。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又是“用超经济压迫，榨取剩余劳动”的另一层压迫。任何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不会有这样妨碍资本发展的捐税的。苛捐杂税，绝不是资本制度下的土地税，而是封建性的剥削形式。
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就是，中国因为商业资本长远的发展，使土地成为买卖品。封建领主，在出卖土地的时候，为要保持他一部份剥削的可能，遂使“租”与“税”分化。这种情形，一方面自然是表示封建上层经济力的减弱，另一方面，却表示封建形式分别的存在。
田租形式现在可以研究田租形式了。封建制度极盛的时候，田租的形式，应该是劳役的形式，可是物品的形式和货币的形式，也是封建制度下所存在的。田租的形式变化，虽然是不能影响其内容，可是象严，任，孙先生那样，定要把一切货币式的田租，都看做是资本主义的地租，这是只把握住表面，不追究内容。受“货币即资本”之毒太深的缘故。田租形式之趋向货币形式，自然是地主与佃户关系松弛，比较“自由”的表征，而且是封建制度趋向没落的程序，可是任何经济学者，绝对不会忽略，正在封建衰落时期中封建剥削的外表变了形式，而内容却变本加厉。
所以，从乡村经济上说来，中国封建关系，自然不是什么“十足的”，“纯粹”的存在，而是衰落时期的关系。它在乡村经济生活中支持着，成为妨碍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
行会制度城市和工业生产的情形，就大不相同。受封建领主或地主所直接支配的手艺人，在全国范围内究竟可以说是一些遗影。可是因商业资本在封建制度中的发展所造成的行会制度，也是中世纪的范畴。中国行会制度，因中外资本在华的发展，大受破坏。现在所留存的仅是一些遗形。可是这种遗形，是现在手工业中很大的障碍，很障碍经济发展的一种外壳（关系），而且是一个很不小的“遗物”，甚至最近的各种工会条例等，都没有给它怎么严重的打击，至多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改名而已。
综合农村经济中的封建关系和行会制度，形成中国经济中一个庞大的封建遗物（自然是除所谓“赤区”）。这是无可否认的。它决不是“残余的残余”，“滓渣的滓渣”。
四中国经济中的支配问题
根据上面所说，中国经济中，就有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民族资本和遗留的封建经济三种。究竟是“谁”支配中国全部经济呢？我的回答是帝国主义经济！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经济已是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已是打成一片，所以中国经济是受它所支配。不，在讲中国经济内部结构，推究其支配因子的时候，这样的立场不仅是不充分，而且是没有把握住问题的中心。帝国主义支配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内在结构上说来，还是因为它在华的经济。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早已因它伟大的力量“内在”地支配了中国经济。这也就是中国殖民地化的原因。幼弱的民族资本是不能支配中国经济的。遗留的封建经济只在临死挣扎。单说资本主义支配中国经济，——这是〔乃〕是忽略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化的重大要质。单说封建经济支配中国经济，也失于是太重视它的作用。
五中国社会经济形式
经济形式与社会问题的焦点就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经济形式了。朱伯康先生“暂名这种经济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见读书杂志专号，朱先生文，第二十五页）。我觉得是不很妥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两个范畴，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区别。在政治和经济完全受宗主国支配的国家，是殖民地。在经济上受支配，而存在名义上独立政府独立国家的社会，是半殖民地。在印度被英国占领之后，英国经济支配印度经济的深入和密切程度，并不是一向都比列强帝国主义经济支配中国经济那样厉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是没有变更。所以单就经济性质来说，就连这个“半殖民地”，也“暂用”不得。问题是在社会的制度，社会经济的形式。认清这一点，再除去“纯粹观”的见解，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政治与社会孙倬章先生引了许多“古典”，将从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现在中国经济比较，很得意的肯定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这里且不说他因“中外资本一视同仁”的遗毒，将“殖民地化”四个字，忘之九霄云外。他实际上并没有了解这些“古典”。如果说，法国在大革命以前，德国在革命以前，一切欧美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它们早已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我真不懂究竟“新生产力冲破旧生产关系”，“新社会起而代替旧社会”，这句“千古名言”，是怎样解释？这种“冲突”与“代替”，就是象孙先生了解那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实行的吗？不是“突变”的吗？在孙先生意思，这该是“和和平平”，“逐渐地”进行的了。这是什么“主义”？孙先生虽然承认“政治上层建筑物”，还得去“打倒”，可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区区一个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做“后盾”的，不是不值一击吗？（这里因为本题范围关系，不能详细指出孙先生对于“上层”“下层”极不正确的了解，特别是将政治和经济“神秘”“荒唐”的“分解”。）社会的“替换”决不是这样简单。
中国社会中国的社会，根据本文对于三种经济详析〔细〕的分析，可以概述如下。中国经济在殖民地化形式之下，推展〔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因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特殊结成，妨碍社会的前进，正象法国及其他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未起前的封建关系一样，这就决定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封建衰落的时代，是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同时，因为它是受帝国主义支配，而且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这种封建的“遗物”，早已被推翻，因此，中国的社会，是半殖民地上的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
结论
根据上述的分析，就决定目前反封建及帝国主义的这种双重基本任务。因为中国所处的时间空间关系，使中国经济在完成这双重任务过程中，采取特殊的形式。现在中国好些地方新制度的“尝试”，不仅仅是“缄默”，“否认”，“咒骂”，“打击”所能“左右”的。它的研究，暂待适当的“时间”“空间”来另谈。作者这篇限于方法论上的讨论，是顶欢迎“批评”，“讨论”，而在自己方面还准备继续做进一步各别问题上，精密具体的探讨。
十二月六日完稿
（录自《研究》第2期，1932年4月1日出版） |
第十六章工会在美国的激烈斗争（1876—190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十六章工会在美国的激烈斗争（1876—1900年）
↘用军队来对付罢工者
↘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的联盟
↘劳工协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
↘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
工会运动在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飞速的成长是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一个特征。我看到这种情况在德国、英国是多么显著，在我们来看看工人阶级在美国向前推进的情况。在这个时期里，美国工会必须而已一个在激烈程度上非任何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可比拟的阶级斗争。冶金业、采煤业、纺织业以及其他各种不同工业中的绝大部分工人都是在外国出生的。
美国资产阶级很快地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资产阶级，它也是最冷酷无情的。它在内战中战胜了奴隶主之后，迅速地向全国扩展开来。它在唯命是从的政府官僚协助之下，盗窃了国家的土地、森林和各种矿山。资本家全面地控制了政府。他们征召了大量的移民来到美国——从1870年到1914年，移入美国的人数达到25123457人[1]——把他们之中的大部分赶到工厂里残酷地进行剥削。资本家极力抗拒工人们想要组织起来的尝试，他们卑鄙地剥削贫苦的农民。他们组成巨大的托拉斯，彼此无情地斗争着，并且像普通的强盗和土匪一样互相盗窃彼此的铁路和工业。这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发展。
[1]“经济年鉴，一九四八年”，第9页。
用军队来对付罢工者
在这二十五年里，许多次罢工都达到局部内战的激烈程度，斗争的工人们起来对抗政府军队和公司的武装警卫队。在这种广泛的阶级斗争中，铁路工人站在战斗的最前线。1877年铁路工人的广泛罢工像一次巨大的爆炸一样袭击了美国。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罢工。这个时期的铁路工会很小，并没有起重大的作用。这次罢工是7月16日在俄亥俄州马丁斯堡的黑人和白人无组织工人中间因反对削减工资而引起的。罢工行动像电火花一样从纽约州扩展到加利福尼亚州，从加拿大扩展到墨西哥湾，使许多主要铁路线都停顿了。惊惶失措的当局利用暴力的手段来对付罢工工人，使用军队来击破这次史无前例的罢工。铁路工人在其他行业工人的协助下采取了战斗的行动。在这次罢工中，有几十个工人、士兵和公司打手被打死，另有数百人受伤，大量罢工工人被捕，大量铁路财产也受到损毁。资产阶级的报纸大声嘶叫说，“这不是罢工，是革命”。圣路易市的工人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控制了市区达一星期之久。然而到8月2日，这次大罢工被打垮了，全国第一次真正认识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2]这次罢工之后，惊恐的资产阶级开始在所有大城市里建筑碉堡式的工事，准备作为军队在对付工人时的据点。这种作法直到今天还保存着。
[2]方纳：“英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84——691页。
在这激荡澎湃的几十年里，另外几次铁路大罢工中有一次是1894年美国铁路工会的罢工。美国铁路工会是在后来成为社会党领袖的尤金·德布斯领导下的独立组织。它在6月26日罢工，声援普尔门车厢公司所属芝加哥车厢制造厂的工人发动的罢工。尽管铁路工人兄弟会的保守领袖敌视这次罢工，但是它仍然迅速地扩展开来。850万名铁路工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参加了这次罢工。政府和总经理联合会着手来击溃这次重大的罢工。联邦军队出动对罢工者进行猛烈的攻击。联邦法院发布一项禁令，宣称这次罢工为非法，因为它妨害了美国的邮务工作。德布斯和这次罢工的其他领袖都被捕。由于龚泼斯和铁路工人兄弟会诸领袖拒绝发动全国总罢工来支持这次斗争，罢工被击溃了。[3]
[3]塞缪尔·耶伦：“美国工人的斗争”，第101——130页，纽约，1936。
在这富有战斗性的二十五年中，煤矿工人也发动了几次巨大和艰苦的罢工。煤矿工人的第一次大罢工是1874年12月到1875年6月的“长期罢工”。这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地区在半内战条件下进行的罢工。这次罢工导致美国劳工史上的一个大悲剧——十个爱尔兰矿工领袖被处死，另外十四个被判处长期徒刑。捏造的借口是，他们是秘密的恐怖组织“莫利·马乖雅”的成员。[4]1894年，12.5万名烟煤矿工在俄亥俄州及其周边地区举行罢工，反对在这个深刻经济危机时期中的大幅削减工资的行动。这次罢工被通常的恐怖手段击败了；但它是奠定联合煤矿工人工会基础的众多次斗争之一。[5]
[4]安东尼·宝巴：“莫利·马乖雅党人”，纽约，1932。〔注：《TheMollyMaguires》AnthonyBimba（1932）——录入者注〕
[5]康门斯等：“美国劳工史”，第二卷，第507页。
1902年宾夕法尼亚州14.5万名无烟煤矿工的罢工是矿工所发动的第三次巨大的斗争。1897年，在这个地区的拉齐摩尔，工人举行平静和徒手的游行，武装矿警向他们开枪，打死19人，打伤40人。6月2日，罢工开始，并持续了5个月。罢工行动是在特有的恐怖状况下进行的。“几乎在每一个矿坑都成为木栅栏和铁丝网圈起来的营地”。矿厂所有者的专制领袖乔治·巴尔克宣布，“劳工的权利和利益不能由劳工煽动者来加以保护和照顾，而要由基督徒来加以保护和照顾，因为上帝以他的无穷智慧赋予他们对美国煤炭利益的控制权。”罢工者的团结在最终由联邦进行仲裁的阶段时已取得胜利，但是联邦仲裁剥夺了工人大部分的胜利成果。这次历史性的罢工确立了联合煤矿工人工会；而且它也使约翰·密契尔显露头角。密契尔成为美国劳工史上最为著名的一个工会反动分子[6]。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阿拉巴马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地方的矿区，经常是罢工斗争的场所，有数以百计的矿工在斗争中被杀害。
[6]耶伦：“美国工人的斗争”，第136——170页。
同时，匹兹堡的人们也正在写下工人阶级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1892年6月30日，美国钢铁公司的前身卡内基钢铁公司，为了执行一项削减工资的行动和击破强大的工人联合工会，解雇了它在匹兹堡郊外霍姆斯泰德的工厂中的800名熟练工人。工厂中其他3000名工人立刻就和这些被解雇的工人采取共同行动。这次斗争由休·奥唐纳领导。公司方面把工厂周围安装上铁丝网，准备使用一系列的武装暴力手段来摧毁工人的抵抗行动。为了这个目的，公司方面从俄亥俄州经由莫农加希拉河运来300名平克顿侦探团人员（美国平克顿侦探团的创始人是艾伦·平克顿。这侦探团专业从事警探调查工作，有一段时间，它专门受雇于工厂老板来压制工人运动）。但是工人们在1889年就已成功击退过一次类似的进攻，他们占领了钢铁厂并用步枪射击来犯的警探团人员。几个工人和警探在战斗中被杀；平克顿侦探团人员不得不屈服而撤退。然而，尽管工人获得了这个胜利，公司在州政府国民警卫队、州法庭和暴徒的协助下，在过了五个月激烈的战斗后摧毁了这次罢工行动。这次失败在一代之内使钢铁厂内工会运动的骨干遭到摧毁。但是它留下了一个最壮大的斗争遗产。霍姆斯泰德在美国工人历史中将永远成为一个光荣的地名。[7]
[7]康门斯等：“美国劳工史”，第二卷，第493——495页。
在西部，洛破山区的金属矿工在这个时期内也有着多次激烈的武装罢工行动。工人们是在英勇的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这个联合会于1893年成立，其领导者是威廉·海伍德、比格·比尔·海伍德和其他革命战士。在19世纪最后十年和20世纪最初几年里，蒙大拿、科罗拉多、爱达荷州的矿工坚决地抗拒矿主摧毁工会和把工人压迫到接近奴隶地位的野蛮企图。这些罢工斗争常常发展成为矿工和州政府军队以及矿场警卫兵之间的对峙战，武装工人坚守他们的阵地。[8]
[8]威廉·海伍德：“比尔·海伍德的书”，纽约，1929。
这几十年里的激烈阶级斗争的高潮是1886年5月1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这次历史性的罢工是由年轻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发动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884年大会中通过一项决议，定在1886年5月1日和这一天以后，工作日应为八小时，并且应在这一天在全国开始展开一次缩短工作日的总罢工运动。这次行动是和十年前产业兄弟会提出的以一次总罢工来建立八小时工作日的建议相符合的。自从1865年内战结束之后，八小时工作日的问题就是工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而现在要以最大的努力来使它实现了。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对手，劳工协会的反动领袖塞缪尔·古伯斯却背信弃义地反对整个运动。
1886年5月1日的罢工有35万名工人参加，罢工的主要中心是在工会中左翼影响最大的芝加哥。其中有18.5万名工人，尤其是建筑业工人，赢得了八小时工作日。这次罢工对工人运动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很多工会都是在这次斗争中开始创建的。这次罢工并且保证了劳联在当时它同劳工协会进行的激烈斗争中的优胜地位。并且在这次巨大斗争中产生了五一国际劳动节；1889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确定这一天是世界工人举行庆祝的日子。[9]
[9]特拉兹坦堡：“五一劳动节史”。
1886年巨大的总罢工造成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所犯的最残暴的一次罪行。5月4日在芝加哥海市蜃楼举行抗议最近在麦科米克收割机厂杀害六名罢工工人事件的集会上，有人丢了一个炸弹，炸死了七名警察和四名工人，还有许多人受伤。警察逮捕了几个工人领袖。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更确切一点，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进行一次最令人发指的歇斯底里运动和有组织的阴谋之后，派森斯、斯派斯、费歇尔、恩格尔等在1887年11月11日被处死；尼比、施瓦布和费尔登等被判处长期徒刑。林格死于狱中，警察当局声称他是自杀身死的。整个劳工世界对草料市场这桩野蛮的悲剧纷纷抗议。在这次事件中，法庭堕落到无赖和一般打手的地步，处心积虑地要击毁美国工人运动。
在这个时期内还有其他许多次激烈的罢工行动，像1892年在新奥尔良黑人和白人工人举行的总罢工，1905年芝加哥司机工人的罢工。在这些罢工中死亡20人，伤400人，被捕500人。1875年到1900年间美国几百次激烈进行的罢工的焦点，是有组织的雇主企图阻止成立工会。这是一次无情的斗争。它剧烈地延续了几十年，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里，工人才成功地在托拉斯化的基本工业中组织起来。
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的联盟
1876年到1900年间的许多次艰苦的罢工有它的对称体，那就是劳动大众在同一时期所进行的巨大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是从两大政党分离出来的。它们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一个发展中的联盟，这种联盟建筑在美国特有的一种型式上，和在欧洲发展的任何一种模式都十分不同。就联合这些民主力量来对垄断资本进行共同的斗争这一意义来说，这种联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的人民阵线组织和斗争的历史前奏。整个运动的矛头指向狂妄的托拉斯所进行的压榨和全面掠夺。总的斗争表现在下面三个广泛的浪潮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的农民互济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绿纱——劳工党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民党。[10]
[10]纳山·范因：“美国的工人和农民政党”，1828——1928”，第56——87页，纽约，1928。
中西部和南部的贫农是整个运动的骨干。这些贫农在遭受高利贷银行和囊括金钱的铁路和其他托拉斯的压榨下，在骗人的资产阶级政党政客的背叛之下，设法以战斗的和独立的政治行动来冲开一条道路。他们最有力量的部分之一，是在南部三K党人肆虐的地区总数达125万人的全国有色农民联盟。[11]在工业战线和托拉斯进行殊死斗争，并且具有许多工人政党传统的产业工人，也迅速地趋向于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尽管他们的工会领袖对这个事业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小资产阶级由于遭受到托拉斯对它施加的愈来愈大的压力，对农民——工人联盟也很感兴趣。
[11]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第379——381页。
这个广泛运动的中心要求是，政府发行比值低的货币，首先是大量发行绿背钞票，并且像最后所规划的，以十六盎司的白银相当于一盎司黄金的比率准许自由铸造货币。对农民来说，这项措施看来是使他们从窒息他们的债务中解放出来的万灵药——这根本是一种幻想。工人们对于币制改革却不是那么热情，然而他们却很重视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货币流通量大时，便意味着景气和工作机会多。运动的火力也针对着欺骗人的铁路；它在初期阶段要求调整铁路运费，最后为使铁路和电报国有而斗争。人民政治联盟同时还要求公有土地应当给予真正定居的人，政府内部的民主程度也应当扩大。
这个农工运动在1898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它在这个时期全国性选举中的最多票数——105万票，大约等于总票数的百分之十二。它在多年内是南部和西部各农业州里一个重要的力量。它在东部的最大一次斗争是1886年亨利·乔治竞选纽约市市长的活动。乔治可能取得胜利，但是被政治诡计在计算票数时隐瞒实际数字而落选。整个运动最终在1896年总统竞选时遇到阻碍而瓦解了。在这次选举中，以主张货币自由铸造闻名的威廉·詹宁斯·布里安把人民党的候选人名单同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合并在一起了。
1900年的选举是工人和农民在一个世代中为建立广泛独立政党的最后一次主要尝试。然而他们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挣脱托拉斯代理人共和党和民主党所加在他们身上的政治枷锁。迅速发展着的托拉斯在政治方面对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所取得的胜利，远比在工业方面的要大。托拉斯取得的这个胜利到今天还没有失去。
劳工协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
在1900年以前三十年的狂风暴雨阶段里，工人阶级除去进行了许多次艰苦的罢工和竞选活动之外，还发展了两个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劳工神圣协会（即劳工协会。——译者）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劳工协会实际上在1869年全国劳工会的时期便在费城成立了。但是直到1877年历史性的铁路罢工所引起巨大的劳工起义行动之前，它从来没有得到什么发展。它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发生的几次巨大的罢工和抵制行动的背景下，像野火燎原般地成长起来。1886年时，会员人数达到六十万的最高数字。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它实际上已经是不复存在了。[12]
[12]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纽约，1955。
劳工协会在这个时期的巨大群众压力下，规定“不分国籍、性别、信仰和肤色，把一切诚实的劳动者集合起来”这一点作为它的目标。它以“一个人受害，全体都关心”当作它的座右铭。它的目的在于“彻底地把财富的生产者从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劳工协会基本上以阶级观念为基础；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和本着它的前身全国劳工会的精神，它不仅积极地组织熟练工人，而且也组织不熟练的工人、女工和黑人工人。关于黑人工人，劳工协会在南部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它的会员之中，黑人的占百分之十。
劳工神圣协会最初是一个极为秘密的组织，有着极为繁杂的仪节。它在1881年时不再是秘密的了，而公开地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它进行了多次罢工和抵制资本家的行动，尽管它的领袖，特别是“工会总会长”泰伦斯·包德利，极力加以反对。包德利是资本家的影响使工人领袖腐化的一个最早的例子。他试图把劳工协会的会员错误地引向采取生产合作社、币制改革、土地改革、禁酒运动和单一税等路线，而舍弃英勇斗争的路线。虽然劳工协会是一个战斗性的联盟，但是包德利却宣称劳资间利益可以协调的说法。他说：“拥有资本的人并不是我们的敌人。”
正如方纳所指出的，劳工协会的一般激进的会员和保守的领导人之间在目标上的这种冲突，深入到劳工协会的组织机构内部。包德利出卖1886年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大罢工的行为，是和他的总的破坏政策一致的。这次出卖罢工的行动对劳工协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劳工协会失去对熟练工人的领导是它所遭受的另外一个致命的打击。正像方纳以很大的篇幅来说明的，劳工协会包括大量的熟练工人，并且设立全国性的行业会议来应对。但是包德利低估了熟练工人在工业中的仍然重要的作用。他说：“节省劳动的机器正使机器工人下降到零散工的地位，不久之后，他们将和一般工人无所区别了”。[13]熟练工人工会于是要脱离劳工协会，另行成立独立的、而且最后是和劳工协会敌对的组织，这便是后来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的由来。
[13]理查德·特·埃雷：“美国的工人运动”，第78页，波士顿，1886。
美国劳工联合会是1881年11月15日在匹兹堡由油漆工、木工、铸铁、玻璃、雪茄制造和铁铜场等六个行业工会组成的。会员总共约五万人。在劳工协会起着重大作用的情况下，美国劳工联合会仅仅勉强维持下去。但是1886年由美国劳工联合会发动的、为劳工领袖加以破坏的大罢工，使前者成为这两个劳工组织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组织。在一个短时期内，两个组织维持友好关系，并且曾经作出使两个组织合并的努力。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两者很快地角斗起来；后来事实证明这场角斗对劳工协会起了致命的作用。
美国劳工联合会从一开始就宣布加拿大的工人是在它管辖之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们的目的，在于把这个邻国的中心工人团体仅仅作为美国一个州的劳工联合会。在1902年，也就是加拿大各业劳工会成立的几年之后，美国劳工联合会否认这个团体有权组织加拿大的全国和地方性的工会，而它自己的国际工会在加拿大有充分的自治权。[14]包括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内的加拿大工会曾经一再地就处理它们自己事务的权利的问题和劳联领袖发生冲突。这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工会在邻国的工会控制下的两个例子之一（爱尔兰是另外一个例子）。
[14]“美国劳工联合会历史百科参考书”，第169页，华盛顿特区，1919。
劳联的有才能的组织者是塞缪尔·龚泼斯。他是从伦敦来的一个制雪茄烟的犹太移民。他和他的同伙工人在建立劳联时，在脑海里有着一种和生气勃勃的劳工协会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英国的工会运动是他们仿效的榜样。当时英国的工会运动几乎完全以熟练工人和以牺牲整个工人阶级为代价来和雇主进行合作为基础的。在政治路线上，它是作为自由党中的劳工部分来进行工作的。劳联的会章几乎是逐字地抄袭了英国职工大会的会章。[15]而这个新联合会的领导核心——立法委员会——是英国职工大会的议会委员会的一个摹本。在很多年内，劳联对国际劳工关系的概念，只不过是和英国工会互相派遣代表出席两者的全国代表大会而已。
[15]路易斯·罗温：“美国劳工联合会”，第13页，华盛顿特区，1933。
龚泼斯、麦克基尔、斯特拉赛、劳雷尔以及劳联的其他创始人，以前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或者装成是社会主义者。龚泼斯本人有一次说过，为了阅读马克思的原著，他曾经学过德文。他又说：“我相信那些最前进的思想家对于最终目的的看法，包括他们对于废除工资制度的看法。”[16]他把恩格斯和左尔格当做他的朋友，并且对马克思作出很高的评价。他在给维克多·德莱海的一封信中说，他正在从组织中来寻求“全世界无产者最后的解放。”[17]龚泼斯和他的同伴们仅有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皮毛知识，使他们得以避免犯劳工协会领袖们所犯的许多严重的、特别是“美国式的”错误——他们对于合作社、币制和土地改革以及单一税等万灵药的迷恋。到1900年，劳联已经拥有会员548321人，而且人数在迅速地增长着。劳工协会本身（它在1890年时共有十万会员）在进入二十世纪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它成为领导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的牺牲品。至于龚泼斯，他在1893年被劳工协会的左派所击败，在联邦政府里当一个小官僚而度过他的余年。[18]
[16]“纽约领导者”，1887年7月25日。
[17]方纳的引语，“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
[18]泰伦斯·包德利：“劳工的三十年”，哥伦布，1889。
劳联是1876年到1900年之间巨大阶级斗争的产物。它在开头的时候有相当大程度的斗争性和阶级精神，它的章程总纲肯定地是在承认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到1890年，它主要是属于熟练工人、以资本家和工人间利益协调为基础的组织的形式已经肯定形成了。它已经开始走上排斥不熟练工人、黑人工人和女工，敌视社会主义和敌视工人政党运动，把工人束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上，以及为了所谓熟练工人的福利而全面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道路。劳联领袖们极尽无耻地并在个人腐化的状况下奉行这种政策，其无耻与腐化程度远远超过在英国或任何其他地方所发生过的同样情况。龚泼斯主义很快地成为工人运动中一切腐化和反动的东西的世界性象征。
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
在1876年——1900年期间，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社会主义工党作为他们主要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人数少，思想上存在着种种弱点，然而他们在这些年代里的许多尖锐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之中大多数是移居美国的工人，构成基本工业中劳动力的主体，并且把他们在欧洲学到的激进主义带到他们新的家园里来。他们发现在欧洲所学来的这些东西，在对付贪婪的美国资本家所必须进行的殊死斗争中非常有用。
工人队伍中间除了美国本国的货币和土地改革的骗局、单一税和对待黑人的白人沙文主义态度等偏向外，还有几种外来的理论，而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加以反对的。首先是德国移民工人带来的拉萨尔主义。这种轻视工会运动的偏向在长时期以来不仅在劳联和劳工协会中是一个斗争的原由，在社会主义工党中也是这样。龚泼斯在这个斗争中支持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回忆录中十分赞扬马克思、恩格斯和左尔格，以及其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左派战士在工会问题上所持的正确态度。[19]
[19]龚泼斯：“七十年的生活和工作”，第一卷，第381页。
使第一国际分裂的巴枯宁主义也在美国起过消极的作用。巴枯宁主义在他能言善辩的发言人约安·摩斯特的领导下，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里稳固地控制了芝加哥、匹兹堡以及其他地区。巴枯宁分子使社会主义工党分裂。但是草料市场的悲剧打击了巴枯宁主义；工会和工人的政治行动的发展使它愈来愈弱了。
龚泼斯的“单独”工会主义是工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时期内必须反对的一个最恶劣的倾向。它严重表现了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到1900年，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充分发展起来，并且已经在工人队伍中成为阻碍一个强大和进步的工人运动发展的主要障碍物。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许多重大缺点中的另外一个是，外国生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尤其是德国人中间存在着的宗派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就是要离开工人的总斗争，仅仅关心自己这一民族集团的事务。一直非常关注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恩格斯，曾经一再严厉地反对这种宗派主义的袖手旁观做法；并且极力敦促全体工人都参加一切工人的经济和政治运动。[20]
[20]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198页。
这种长期的宗派主义，由于1890年一个冒牌马克思主义者丹尼尔·德利昂担任社会主义工党领袖而在新的形式下进一步加剧。丹尼尔·德利昂是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立刻开始发展一个极端左倾和超革命的见解和政策。他号召工人退出群众工会，抛弃这种工会的原始哲学和腐化的领袖。他号召工人组织完全革命的产业工会。他斥责一切为争取政治改良而进行的斗争，认为它是对工人有害的。按照他的看法，工人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唯一的要求。他激烈地反对一切组织工人政党的趋势，并且反对与斗争中的农民合作的一切方式。至于黑人问题，尽管当时在南部每星期都有黑人遭受恐怖的私刑事件发生，全国黑人都处在最可怕的迫害和剥削之中，然而对于德莱昂来说，这问题根本是不存在的。[21]
[21]见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87页。
德利昂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在社会主义工党官僚统治的支持下教条地提出来的狭隘宗派主义，很快地便遭到强烈的反对。要积极参加当时的广泛工人阶级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是不能长期被宗派主义者德利昂所束缚的。1900年社会主义工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结局。社会主义工党分裂后一年，社会党在莫利斯·希尔奎特、尤金·德布斯和维克托·伯杰尔领导下诞生了。 |
第一章国家的哲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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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国家的哲学概念
一
正义是强者的统治的说法，自被柏拉图否定以来，人们就从国家所要保卫的崇高目的，设法来为国家辩护。人心对于那种认为国家不管它所从事的目的，就能够捍卫它所拥有的强制权力的想法，确实是抱有反感。我们和亚里斯多德一样，认为国家的存在为的是促进美好的生活。我们和霍布斯同样的主张，如果国家没有生杀大权，使人得到安全保障，文明是不能存在的。我们和洛克一致同意，认为只有人们所同意的公共立法机关，才能给予我们以生活自由和财产的种种权利，假使不能安享这种种权利，人生就必然会陷于悲惨的境地。卢梭发现在国家生活的某些时期里，人们由于服从它的法律，就能比在有文明以前的社会里更为自由。黑格尔曾有这样的名句：“国家是现世的神圣观念”[1]；他辩称人类的全部价值都是从他参加国家活动中发生出来的。
人间种种制度所获得的赞誉，很少有过于国家的，那么了解这些赞誉的根据就很重要了。它们很少是对于现实国家的赞誉，虽然颂赞者会发现他的理想是体现在一个现实的社会里。这些赞誉在更多的时候，是对于一系列的目的辩护；而这些目的，在思想家看来，是善良的，而且是只有通过这个叫做国家的特殊组织才能实现的。这些目的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相当永恒的性质。它们乃是一种探索，要寻出男男女女怎样才使他们自己最能充分得到满足的那些条件。它们乃是对于这一事实的一种认识：因为各个人都采取不同的行动，以求达到互相矛盾的欲望，所以社会上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机关，出来规定个人如何可以合法行动的条件。至于这个机关应该采取什么形式，见解非常分岐。它的行动的基础，它的职权范围，都还是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但是除去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哲学里这种人是很少的）以外，差不多大家都公认社会上必须有一个具有强制性的权威，来为社会行为制定一些可以行得通的规则。人类的天性既然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种权威，必然是各人任意行事，紊乱异常，不能实现有秩序的生活了。有了国家然后才有安全；而安全便是人类能够和平获得他们所追求的满足的条件。
但是要辨明社会上需要有一个共同服从的具有强制性的权威，只是一个问题的开始，而不是一个问题的终结。人们并不是为了服从而才服从那个权威。人们服从它，是为了相信可以从它的工作中达到各种目的。人们遵奉命令，是为了相信那些命令中所包含着的东西。人们根据他们所追求的生活上的满足，来考虑那些命令，而且常常以那些命令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为理由而拒绝服从。这就是说，服从乃是人类的正常习惯；不过边际上的事件常在继续发生，在那种情形下，人们就会痛苦地做出不服从的决定，而且激烈地维护这种决定。
这些边际上的事件说明了：人们服从国家，不仅仅是为了秩序的缘故，而且也因为他们认为那种秩序所能造成的结果。事实上，人们是从他们认为国家应该给予他们的满足的那个角度来判断国家的。毫无疑问，他们的判断随时随地而有所不同。各种合理的期望常常是随着经验而产生的；一个社会在一个时期的要求，将和另一个社会在另一个时期的要求有所不同。但是涵义却很明显，那就是说，一个社会内强制性的权威的行使，决不是没有条件的。具有强制性的权威必须按照规则行事。它必须使那些依靠它的活动而生活的公民所认为是基本的目的得以实现。所以对于国家本质的任何研究，至少不仅仅是要研究在理论上证明国家行动正当的那些预先揭示出来的目的，而且也要研究权力方面已经实现了的意向。对于公民来说，一个国家得看它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国家就认为它是完全正当的。国家之所以能使他们同意于它的行动，乃是由于他们对于这些行动的效果所下的判断。他们关怀的不是国家的哲学目的的本身，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验到的它的现实过程中的种种结果。
哲学家可以像柏克那样，把国家认为是至善至美的一种组合；普通的人却认为国家是对他实行统治、而使他的合理期望能够获得满足的一种手段。这就是说，哲学家主要是满足于建立一个国家的理想形式，并将它的涵义转移到国家的实际经验之中。这个理想的形式大半就是那位哲学家根据他个人的经验而认为满意的概念；他把他的自传具体表现为一个现实的纲领和规范了。霍布斯的国家论，实质上就是坚持秩序本身是最为完美的东西，而不问这种秩序所造成的结果；这种主张之所以产生于内战时期，是不难理解的。黑格尔认为如果没有一位根据嫡男继承法选择出来的皇帝，则国家的人格便不完全，这显然能算做普遍的真理，只不过是黑格尔将他所偏爱的普鲁士王国提高为一个国家所能具有的最高形式罢了，除非我们采取像博山克所主张的那种见解：认为“国家乃是国家作为国家的一个简单的表现”[2]；因而认为理论上的目的是总会在生活事实中得到实现的；认为我们所遭遇到的失败，不应归咎于国家本身，而须归咎于国家欲加清除的那些非国家的根源；否则就很明显，一个关于国家的理论，必须是评估现实国家的成就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测量的标准，而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明。我们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说个人的“最高的责任便是要做国家一个成员”[3]，而须先行判断个人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现实国家的性质。
在本书内，我首先将尽力举出国家的哲学论据。我相信在最近一世纪中，这种论据对于西方文明是有着重要影响的。接着我将从我们日常生活里所遇到的那些国家来检查这种论据。这将使我能创立一个关国家的理论，它分比现在普通公认的理论更能切合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末了，根据我所创立的这种理论，我将设法寻出若干切实的推断，由此预言——因为预言乃是一个真实社会理论的最后的考验——未来事势的大概趋向。
我的论点自始至终将根据一个单纯的假定。我将假定：论证那具有强制性的权威——要求它所统治的公民服从它的那种唯一权利——就在于衡量它在满足人们最高要求所做的努力。这就是说，仅仅想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意图，并不能使它就有要人服从的权利；意图理论决不能成为一个适当的政治哲学的基础。在各种人类制度中，不是那种预先揭示出来的目的，而是那种已经实现的目的，当它和依照情理可能实现的程度互相比较的时候，才能作为评价的标准。
二
我们不得不从定义开始；政治哲学之所以贫乏，多半是因为人们不能一致同意于他们所用的名词的缘故。我们发现我们是和其他人一同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这个社会，就它对于人类其他一切组织的关系来说，是完整地结合成为一个单位，我们把它叫做国家；既然是一个国家，便要有一个人的团体来管理它的事务，我们把这个人的团体叫作政府。这些名词究竟含有什么意义呢？
我之所谓社会，意思是指共同在一起生活、共同在一起工作，来满足他们相互的需要的一群人类。他们所必须满足的基本需要，在性质上是经济的；他们必须谋生，然后才能生活得好。但是除了单纯的需要以外，还有种种的需要，宗教的、文化的、家庭的，这些需要都通过人类的社会本能才能获得满足。从理论上说，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一群人不等于人类全体；而且在实际上，像我以后就要加以说明的，我们经济生产方法的错综复杂使我们必须把这种相等看作在制度上具有深刻意义。但是为了这里所不能论列的各种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我们所关心的社会乃是像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苏联那样的社会——这些和其他人群有差别的人群，他们都有某种共同的传统，无论是政治的、心理的、言语的或者任何其他方面的，这些传统使他们跟其他的人类显然有别。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社会，主要是那些在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历史，已经形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
我之所谓国家，意思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它由于具有一种强制性的权威，在法律上高出于作为这个社会一部分的任何个人或集团，而构成一个整体。如果把任何民族社会研究一下，总可以看出：在它的疆界内不但有很多个人，而且有很多人的组织，共同结合在一起，来促进他们所关心的各种宗教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目的。这样一个社会，假使其中各个人和各个团体必须遵守的生活方式，是由一个统辖他们全体的具有强制的权威来规定的，那它就是一个国家了。例如法国这个家便是一个拥有领土的社会，划分为政府和属民（不论是个人或者是个人的集团），他们的关系便是由这种最高的强制权力的行使所决定的。
这种权力就叫做主权；国家因拥有主权，所以和其他一切人类的组织有所不同。一个都市是区分为政府和属民的有土地的社会；一个工会或者一个教会也可以是这样的。但是它们都不具有最高的强制权力。它们通常都必须在那个最高强制权力所规定的合法范围里行事。这个权力的意志在形式上是一个不可违抗的意志，因为否则它就不能算是最高的了。基于同样的原因，它的意志是不能分割的，不能转让的；正如布丹所说，国家主宰一切，因为它发命令给一切人，而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因此它的命令就是法律，既然是法律，那就对于在它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人都具有约束力了。
重要的是，要知道这样以主权归于国家仅仅指出形式上的归属本源，而没有其他意义。它是说明机构，而不是论断价值。这并未说到国家意志先天可能具有或不具有的智慧或正义；它只是说国家高出于一切其他形式的组织，因为在形式上它能约束它们，叫它们服从，而自身不受约束。事实上，它所命令的也许是不智或者不公平的，但是不智和不公平都无碍于国家强制所属服从它的命令的那种正式的合法权利。
由此说来，国家乃是组织一个社会的集体生活的一种方式。其实，我们不必把国家视为错综复杂的社会本身，而应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形态，至少在目前，整个社会生活是孕育在国家之内的。要知道国家的强制权力既然是至高无上的，所以理论上在它统治的范围内的任何活动，它没有不能为之规定性质的。无论何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现代国家的职权范围，就不会低估国家统治权的实际情况。国防和警政；工业管理；社会立法，包含教育、疾病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等广泛的职务；科学研究的提倡；币制的行使，连同它的巨大的后果；征税的权力；人们为了各种目的可以集会结社的条件的规定；法院制度的设置，在法院里，无论牵涉到任何人或者任何团体，国家自己的法律原则是一概要发生效力的；由此可见，只要把国家显著的职权稍一检阅，就可以体会到国家渗入个人生活是如何深广。现代公民的一举一动都落在国家一切措施的藩篱之中了。
但是主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每个公民是怎样和国家相接触的。一切机关必须由人来主持。这些机关的权力，是别无他法可以行使的。所以国家需要一个人的团体替它行使它所掌握的最高的强制性的权威；而这个团体就被我们唤作国家的政府。政治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我们必须把国家和政府区分得清清楚楚。政府只是国家的代理人；它的存在，就是要贯彻执行国家的意旨。它本身并不是那个最高的强制权力；它不过是使那个权力的意旨发生效力的行政机构。我们知道，政府并不因国家至上而是至上的；政府的权限要由国家所付与它的权力所限制；如果它逾越了这种权力，在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它便要受到责难。一个政府对于超出它的规定权力以外的行动应该负责的这种观念，乃是每一个由法治代替专断作为政治行动基础的国家的中心观念。路易十四尽可以不无理由地将他私人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并为一谈；但是即使像美国总统那样拥有广泛权力的一位统治者，也须从宪法里面或者从国家依法颁给他的某种权力里面，寻找行使他的意志的权限。甚至还有这样的国家，像美国便是一个例子，它的政府必须遵奉宪法行事，而国家就利用宪法明文禁止它的政府获得某些权力，或者禁止它的政府采取某些方式行使其他的权力。
据说将国家和政府区分清楚的目的，就是要强调政府所受的限制，以便使政府在行动上能适当注意到国家所以存在的目的。这个目的，虽然各人的说法不同，但不外是造成种种环境，使国家成员的欲望都可以获得最大的满足。各种限制手段——成文宪法、民权条例，以及分权制度等等——便是经验指出的使代替国家行使职权的政府不能滥用统治权的种种方法。因为每一个政府都是由一些难免犯错误的人所组成的。他们可以有意识地滥用他们所拥有的权威，以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他们也可以存心很好，而很不合理地把少数人的私利，误认为是全社会的公益。他们也可能对于他们所面对的局势茫然无知，或者是没有能力去应付它。诸如这类的情形，从古以来在每一个政治社会里常常发生的。将国家和政府区分开来，它的价值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各种制度，以便在国家的代理人——政府——对于它的职责不能胜任时，可以撤换它。
不过我们马上要说明，国家和政府的区分，与其说是具有实际的意义，毋宁说是一种理论上的事情。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国家的一举一动，实际上都是政府的行动。国家的意志体现在它的法律之中；但是给予法律内容以实质和效力的却是政府。我们说英国于1914年8月4日对德国开战；但是在那一天使英国的主权见诸行动的，却是它的政府。我们说英国于1925年恢复金本位，又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但是决定这些事情的都是政府。我们说苏联自1917年11月革命以后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事实上我们的意思是指有一个人的团体变成了苏联的政府；他们能够运用苏联的主权以达到我们通常所称为共产主义的那些目的了。无论何时，当一个国家按照某项特定方式行事时，这总是因为那些主持政府的人决定按照那项特定方式运用国家的统治权，至于是否运用得当，那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国家本身从来就没有什么行动，它是由那些有权决定它的政策的人来替它行动的。
讲到那些有权能的人，我们这就要问，在事实上，谁给予他们以权能呢？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权力是从法律而来的。但是在人们给予以实施的实质以前，法律只不过是一些文字。我们可以说，他们那种使人服从他们的意志的权力是从被他们统治的人们的同意而得来的。这种见解依照休谟的说法看来，也具有一种真理，因为休谟曾坚持地说，一切政府，无论怎样不好，它们的权威都是依赖舆论而获得的。[4]但是基于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这种说法也不能成为全部真理，因为在许多时候、在许多地方，人们由一个国家统治着，而这个国家的政策，他们是非常地不同意的。如果说1917年以前的沙皇国家，或者今日的法西斯主义奥国可以看年是建筑在它们公民的同意之上，这种说法总不对头；因为在这种情形里，许多公民都在反抗那个负责的政府，要改变国家的政策。
所以我以为，归根到底，我们不得不说国家是建筑在它的政府能够顺利行使它的最高强制权力的才能之上。的确（当然也很重要），当一个国家的成员对于它的政策内所包含的各项目的根本是意见一致的时候，那强制的外表就隐而不彰了。而且，在一个立宪的国家内，抨击政府的人们在政府任期终了时，假如有机会可以替换它的话，那么强制的外表也就不见得显著了。但是一个国家在历史上的严重时期，它的权威依赖它压制政府反对者、破坏他们的意志和强迫他们服从的那种权力，这一事实便出现为国家性质上的中心事实了。一个国家，它的宗旨受到了攻击，如不对付这种攻击时，就须改变它的宗旨；假使它要想维护这些宗旨，就必须用武力来维护它们。所以它必须掌握和人民群众分离开来的压迫的工具，依靠这种工具来实施它的权威。换句话说，国家主权的基础通常就是有时需要运用国家的武装部队，以强迫人民服从它的意志的那种权力。
每次对于法律严重的挑战，都是对于秩序的一种威胁；而每一个政府遇到秩序被威胁时，必然要使用国家的武装部队来保卫它。不管是什么原因，当它不能运用这些武力时，就必须改变法律，或者退位。这种情形不但就对内的意义说是千真万确的。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相争的时候——在不能取得同意解决的情形下——只能迫使它的敌人顺从它的意志，这就是它所掌握的武力的职务。在每一个国家的或者国际的社会里，总不免有现实的或者隐伏着的冲突；而国家的武装部队便是尽量保护它的主权，使它不致遭受侵犯。所以掌握着国家武装部队的那些人，事实上也就是国家主权的主宰者。
从这方面来说，国家可以合理地被视为是组织公共的强制权力、以便在一切正常情形下，使政府的意志能贯彻执行的一种方法。它是在全部人民以外而且超过全部人民的一种权力。只要政府的意志一天没有遭遇到抗拒，这种权力便一天毋须使用；一遇到那个意志陷于不能贯彻执行的危险时，这种权力就要立刻运用起来。国家的政府之所以和其他一切团体的机构有所不同，就是因为国家的政府拥有这种实行强制力量的合法权利。一个工会或者一个教会对于它所属成员的权威，起初决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威；只有在国家决定支持这个工会或者教会的时候，它的权威才成为强制性的。这种支持的核准，归根到底，总是一个东西：就是知道在国家的决定后面便是武装部队的强制权力，而国家的统治者有合法权利来依赖这些武装部队为他们服务。
英国历史上有两桩事实，值得提起来作为这个假定的有趣的注释。直到十八世纪为止，英国公民对于常备军的设立始终是心怀猜忌的，因为他们知道：在实际上，这些军队为谁服务，谁就是英国公民生命和自由的主人。“叛变条例”施行期间被限制为一年，这就表示着一种疑惧，这种疑惧是由司徒王朝政治不良的创痛经验所产生的。人们唯恐执政者单独控制军队，可能很容易使他侵犯立法机关的职权。毫无疑问，在表面上，立宪民主政体的产生，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于这些问题通常所抱的态度。然而，一个政府如果掌握皇朝的武装部队，那么在它掌握的期间内，一定能使它的意志发生效力，这仍然是很确实的。1913—1914年因地方自治问题而遭遇危机的时候，保守党之所以不惜使用全力去破坏军官们对于自由党政府的忠诚，其原因就在于此；保守党领袖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立刻看出一个政府在遭逢危机的时候，如果不能依赖军队，就不能继续执政了。因为失却军队就是失却有效压制反对党的权力。这也就是1934年6月，希特勒之所以不得不接受德国军队的条件而买得它们的拥护的原因；希特勒如果不能使军队供他驱策，他的统治就变成空有其名了。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在现代的情形下，只要军队对于政府的忠诚没有动摇，任何革命都不会有多大成功的希望。主权的心脏即在于此。
这种说法当然没有顾到那种认为国家乃是站在社会一切狭隘的利益之上，并且是为了人们共同生活所追求的长远稳固的利益而运用它的强制权力的意见——这点我以后将详加讨论。这种说法也没有顾到黑格尔学派最拥护的那种认为我们在实际上无论遇到何种腐败政治、国家终竟是“伦理观念的体现”的意见。直到现在，我们所讨论的都没有说到国家所宣示的它自己企图完成的那些目的。我只论到这个事实：无论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它在日常事实上终竟是一个权力组织，依靠它的法律权利来最后贯彻执行它的意志；而归根结底，国家的武装部队便是这种贯彻执行的工具。
我以上的论点并没有任何伦理的涵义。它是一种对于事实的不偏不倚的描写，可以适用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国家。我甚至还愿意承认：具有这种强制权力，在一方面是国家生存的条件，在另一方面又是法律和秩序的保证。显然无疑，从封建历史上就可以知道，在任何社会里，如果武装部队不集中在政府的手里，换句话说，如果强制性的权威是多头的而不是一元的，那么这个政府就很少有保持和平的希望。斯提芬王朝的暴乱，蔷薇战争，法国宗教战争的悲剧，1917年俄国崩溃后乘势崛起进行武装战斗、以争夺统治权的许多冒险家，都生动地说明了任何一个社会内强制权力的所在如有动摇，就会形成怎样一种局面。
同时我的论点，如果正确地推论下去，并不是说服从国家的动机就是恐惧。恐惧是一种动机，那当然是无可怀疑的；但是用它来解释服从的各种复杂的原因，那就实在是太简单了，不能包罗各方面的事实。那些服从交通警察——在警察后面是有庄严的法律作为后盾的——指挥信号的人，这样做法，至少不仅是因为怕不服从而受到处罚，同时也自愿接受他的指挥以使自己也得到便利。还有那些服从强迫入学的法律的人，也不是因为恐怕忽视了法律责任要被处罚或拘禁的缘故，而不得不遵守这种法律的。除非是在感情激动的时候，大多数人民服从法律是否有过什么恐惧的念头，是值得怀疑的。
讲到这里，对于国家和法律的关系也许值得说一说。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因为它不是在单方面发生的。不过从纯粹形式上看，只要我们接受了国家至上这个观念，法律就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只是国家的意志。因为主权的性质既然是这样，法律必然是国家所准备贯彻执行的东西，而非其他；而且只有国家认为是和它的意志相符合的东西，它才会准备贯彻执行它。从法理上看，国家所贯彻执行的决定的内容究竟如何，那完全是无足轻重的事。这种决定也许是不智的，或者错误的。但是，因为有国家加以贯彻执行，它就是法律。法律之所以能有权令人服从，归根结底，也就是由于法律所从来的本源。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就不是一个有主权的组织了。如果任何一个意志在这种形式方面，都像国家能够得到服从那样，得到人们的服从，那么这个意志就像国家一样有主权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主权的存在——如此也就没有国家——，或者主权将属于那个有权处决这类争议、并且能够处理得有效的组织，假定真有那样一个组织的话。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像这样一个组织，既有处决争议的最后权力，那么也就是一个国家，因为它就是我们定义下的国家——一个具有最高的强制权力的机构。
这至少是纯粹法学家对于法律问题的正统看法。我们决不要把它看作具有超过它自命具有的意义以上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论，在这种概念论里，为了某些明白规定的目的，法律和正义分离，而只成为一种意志体系无法追究根源的一个最后术语。法学家所做的是一种纯粹形式上的分析。他的研究范围概不涉及在伦理上是否正当的或者对于社会有无裨益等等的一切考虑，他所认为是法律的，只是那种可以从主权上寻找根源的意志的产物。作为法学家，在他看来，唯一有关系的问题，就是主权是否核准某种自称为合法的特种行为方式。任何其他问题都是梅特兰所谓“超法理学”，不在他的研究范围以内。
我们可以说，像这样空洞和形式化的一种法理学是违背人情的。这使人们回想到中古世纪长久不断企图把法律视为上帝的意志所做的努力；斯多噶派把法律解释为普遍理性的表现的说法；乌尔平的名句，把法律称为是鉴别人类行为是非的科学。它否认法律是背后有国家主权作后盾的东西；因为，正如那位著名的耶稣会法学家喀德伦所说，“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每一条法律，无论怎样的荒谬、可笑，或者不合情理，都应视为真正的法律，人们将不再有权控诉不公平的事情了。”[5]大家普遍地感觉到，法律之成为法律，不能仅仅符合一个权威的意志，而这个权威只是根据它所能运用的强制权力，要人尊重它；相反的，法律必须符合于某种更为正当有效的东西。
对于这种见解有两个答案。首先，对于法律的纯粹理论（就是依据这里所解释的那项理论而言）进行任何批判，都是因为憎恶它的假定在形式上所造成的后果，而想要改变它的假定的一种企图。这当然是一种不适当的方法程序；人们尽可以爱好非欧克列的几何学，而不爱欧克列的几何学，但是这种偏爱并没有改变欧克列几何学是一个自成为协调一致的体系。第二、像喀德伦那一类的见解，不能成为一个能够说明国家确实是什么的理论，而只是说明国家所应当追求的各项目的的一个定义。这就是说，这些见解乃是一种可以借此判断国家实际措施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适当的地位上它们是确有其价值的。毫无疑问，它们背后有着那自然法则观念的全部森严的历史，有那关于普遍正义种种条件的探索，而法律的圆满执行，便是以能实现这些条件为条件的。但是在纯粹形式的方面，它们却引起了若干争端，这些争端，在法学家作为法学家看来，是无关重要的。法学家如果有把法律变为正义的任何企图，他就会立刻从法律的纯粹理论，直接走入政治哲学的范围了。这样，就不得不考虑各种评价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形式的法律方面是得不到的。
所以，根据这种看法，一部国家哲学毋须顾到、至少无须直接顾到那些纯粹法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国家哲学从法理学范围内取得一堆事实，这些事实必须依据各种不从法律而从理论上引用来的假定来给与评价。只有在伦理方面，才能够找到判断一切社会关系的标准。当然，伦理学上的种种标准，都必须以我们所熟悉的经验为基础。它对于美好生活的概念，它对于价值的衡量，必须是生活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中的人类，由社会学上看来可以得到的；只能适用于乌托邦中的各种评价标准，是不能在实际世界中得到重视的。因此，要把政治上正当行为的标准去顺从上帝的意志，那实在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就会使我们的等式中遗漏了这样一个问题：一切评价问题应该根据什么神祇所揭示的意志呢？一个婆罗门和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一个喀尔文教徒和一个回教徒，他们对于这些问题会有大不相同的答案，所以他们的意见都不是普遍的意见。中古世纪基督教国家的崩溃，正是因为它的评价标准的运用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人们为之而自相残杀。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本书内只是假定说国家的目的必须尽可能地满足它的公民的欲望。我们可以从这一点上逻辑地推论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上所有的各种杂乱无章的欲望。我们也可以推论：从国家的行动看来，有些欲望之所以没有得到满足，是因为比较起来，当时所得到的结果最能适合国家的目的。在古雅典一定有许多奴隶否认他们的处境是合乎正义的。但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我们一定说雅典国家认为它把文明建筑在奴隶制度的基础上，就是它为达到它的目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方法；因此它就拿它的全部强制权力来做奴隶制度的后盾。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是这样的。德国的统治者不许犹太人享有国家公民权利，他们的理由就是非此便不能达到他们所认为是良好的各种目的。这就是说，不管对不对，那些运用国家主权的人总是把一个国家的目的，解释为他们所准备维护的一种善良的标准。这种维护必须以推理为根据。因为假使它以其他的说法如神论或者武力为根据，那对于不接受神论的人们，或者否认武力可以作为公理的人们，这种维护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上面的话没有错，那么推论下去，必然是说：国家必须以满足、而且是平等地满足它的全部公民的欲望为目的，除非它能够用合理的论据来表明那些被排斥于平等待遇之外的人们的利益就是包括在他被排斥之内的。亚理斯多德维护希腊奴隶制度的时候，就采取了这种理由。因为当他辩称某种人生来就是奴隶的时候，他实际是在设法表明奴隶制度从整个来看，是最能使他们取得生活上最大的满足。[6]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这样说：在任何政治团体内，必须以平等的满足为准则，如果可以有例外的话，那只有当我们能够合理地表明，这些例外本身就是我们所要达到的平等的一个必要的部分，就是达到这种平等的一个合于逻辑的条件。
因为不如此，国家的行动就会有所偏袒。不如此，我们的推论必然是：国家的目的并非使全部人民得到最高可能的满足，而只是使一部分公民得到满足，国家的主权也只是为了这一部分公民而行使的了。那些执行国家意志的人，也就是说，那些以国家名义行使最高的强制权力的人，一定会辩称，由于一部分受惠的公民取得了较大的满足，其余的公民也就能比在其他情况下获得较大的满足。例如，主张由国家维持现在生产工具私有制的人们，一定说这种制度结果可使一切和这种制度有关的人们所得到的总满足，比起另一种制度——如社会主义生产工具公有制——所能得到的要大得多。假使这种主张能够自圆其说，那么在获得满足方面，差别待遇就是正当的了。
但是这里必须注意，凡是维持这种差别待遇的国家，必须使那些直接被排斥在外的人确信这种差别待遇的正确性。奴隶主认为奴隶制度是为了奴隶的最后利益，从而为奴隶制度来辩护，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私有财产者认为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度是为了无产者最后的利益，从而为私有财产制度来辩护，这种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希特勒对于德国的犹太人地位的见解，并不能使犹太人心服（这点很重要）；如果说凡是欢迎希特勒这种态度的德国律师、医生和教员们，都是根据一种完全不偏的眼光来判断他的政策，那是未必十分合理的。这就是说，各种不平等待遇，并不因为它们获得了那些受惠的人的同意，而可以证明是适当的。在社会组织的一切事件上，我们所作的判断是由我们个人对于结果的利害关系而产生的，而这种关系程度的深浅，对于此项结果的任何客观的估价具有根本影响。
关于这点，霍布浩斯说得很好。他这样写道：“人们永远不免以自信的预言压制是非问题，而这些预言在实际上多建筑在预言家的偏见上，而不是根据他对于因果的深入观察”[7]。历史上随地都是失败的预言的残迹，这种预言家不消说都是很诚恳地根据他们个人的经验，错误进行推断，以期为文明造福的。马考来告诉众议院说，普选权将毁灭社会的基础[8]；老拉梭坚称，用法律来限制劳动时间，是和英国工业的繁华不能相容的[9]；1914年银行家们认为现代国家的信用结构，决不能使大战延长到四年之久。我们个个都是经验的俘虏，以致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被经验所迫，以我们个人的见地，当作千真万确的真理。社会变迁的种种悲剧，有一半就是由于我们相信自己不会犯错误而产生出来的。
简单地说，我们很难使因果关系在人事方面像在物质世界中那样的科学化。这是因为我们对于人事的判断中，总掺杂着种种我们从来就不能完全解脱的情感和偏见。即使当我们自信我们的分析是客观的时候，这些情感和偏见仍然会影响着我们对于假定的选择，而我们的结论正是建筑在这些假定之上的。换句话说，种种接触我们耳目的事实，都被我们所在的环境着上了色，以致我们在物理和化学方面不难取得的客观性，在人事世界中就无从取得了。我们虽然可以竭尽全力在各项事实和我们所赞许的各项目的之间，设法保持一种区别。但是这种区别永远不会完全。个人偏见虽然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但是偏见总是有的。而且偏见永远有，因为人事世界是一个无接缝的网，我们永远不能像在科学领域中那样，将各种因素一一孤立起来，而使因与果成为一种纯粹的或者绝对的关系。法学家对于国家所借以要求公民服从的各项目的，虽然可以认为没有加以考虑的必要，但是政治家却决不敢有一刻忘掉那些目的意义。经济学家虽然可以坚决地认为福利问题完全不在他的范围以内，如果生产稀少，他所关心的也只是发掘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生产的最好方法[10]。但是当他以法律秩序、政治安定、人类心理等原则——这些原则都是在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中变化着而非固定存在着的——作为他公式中常数的时候，他只是在创立一种智力上的几何学，这种几何学无论对于心智的训练具有如何的价值，它同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却隔离得很远。要知道政治家虽然关心最大限度的生产，但是在他看来，物品制造时各种条件，它们分配的方式——二者都是有关福利的因素——是决不能同最大限度生产的问题相分离的。他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止的世界，在那里面某些毫无生气的常数是永久固定的。他的世界是在永远不断的转变之中，而人们的思想和判断便是其中转变的因素。如果他要胜利地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那么他就必须把他的政策同这些思想和判断交织到一起，而对于这些思想和判断应该视为同银行利率或生产数量是同样不可轻视的事实。
我们只要举例解释一下，就可以明白必须强调这点的目的了。罗宾斯教授在一本杰作[11]里曾经讨论到1929年和随后数年大不景气的原因以及我们如何可以从它严重的后果中复兴起来的方法。他以为这种不景气是由于过分的投资。特别在美国，漫无限制的信用政策使局面更加严重。他辩称，要想恢复就得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取得政治的安定，以及我们是否愿意放弃那些关税、限额、津贴以及诸如此类的干涉政策，这些政策是阻碍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作用的。这种说法的各种假定是比所提出的各项救济办法更为有趣。因为首先，政治的安定，虽然一部分是由于非经济的原因，但是却也不能和这些原因分离。要求政治安定，在事实上便是要求经济恢复，因为今日政治局面中造成不安定的每一个因素，没有不能从经济情况中寻出它的根由的。我们只举出几樁主要的不安定的原因，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成长，裁军运动的失败，日本成为太平洋上的威胁，这些主要都是出于经济的本原；所以如果把消除它们视为恢复繁荣的条件，那就是循环论法了。
所谓资本主义的“自然”作用，意思究竟是指的什么呢？非常明显，在罗宾斯教授的心目中是指里普曼先生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固定形式，它和现存的制度并无关系，而是产生于一种抽象的概念论，由这种概念论所得的种种推论大都是缺少充分现实性的。要知道各项干涉政策的产生，并非由于负责制定这些政策的政治家要破坏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由于这个制度本身内固有的压力和倾向。这些政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很“自然的”，正如我们在历史上所见到的那种不干涉政策一样；而罗宾斯教授就是要我们回复到不干涉政策那方面去。实行干涉，无论是不是错误，都是由于资本家们使用压力的结果，因为这班资本家所处地位是能使国家为他们服务的。他们的要求是由于追求利润而产生的，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基本动机。要使政治家不能或不必屈服于那些要求干涉的人们的压力，罗宾斯教授便须变更现代国家中使那种压力能够发生效力的各种关系的全部连锁。但是由于他在他的议论中假定这种连锁是一条既定的定律，他就使自己失掉可以改正他所不满的那种错误的一种重要工具了。
但是罗宾斯教授的定律使他遭受到的困难还不止此。归根结底，他实在是主张回到亚当·斯密斯所竭力主张的那种“自由的自然制度”，在这一种制度下，国家的主要职务对于经济冲突要尽量不加干涉。宣传使国家回到这种消极状态里，是很有勇气的；因此我们可以不必讨论它的实践性。因为这个论题中饶有趣味的地方，并不是它是否包括一个实践的政策的问题，而是它所根据的那些假定。这些假定是：第一，私人利益毫无约束的竞争将产生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第二，在生活中而不是在理论上，一种开始时毫无拘束的竞争将继续是毫无约束的。无论哪个假定都不符合我们的经验。在历史上，国家干涉的发展，乃是由于毫无约束的竞争给社会带来的损失，甚至使同此项损失全不相关的旁观者，都不能忍受了。而且在历史上，毫无节制的竞争结果总会产生旨在独占的集团。在制造家们的判断中，只有托辣斯化才能使他们不致受到毫无节制的竞争的影响[12]，我们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说明制造家们是被国家驱策而托辣斯化的。正相反，历史似乎显示了，工业发展到了某一个阶段，合并的冲动是像竞争的冲动一样强烈而且一样“自然”；为了保护社会不致受到合并的影响，国家干涉就成为必要的了。
凡是同意罗宾斯教授的见解的思想家也许要辩称，这种历史乃是资本主义被滥用的结果，它不是资本主义本性所固有的。对这一点的答辩当然就是：就这个议论的各项假定而言，我们没有方法能够鉴别何为滥用，何为本性。没有这种方法，我们就不能不假定一种因果关系；而且即使有了这种方法，无论何时，遇到一群资本家合并起来，威胁着要阻止毫无节制的竞争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请国家出来干涉。这一点，大家知道，就是著名的美国修孟条例的基本原则；我大胆怀疑这一个策略是不是值得我们赞美的。
但是另有一个更为普通的辩答，它的含意也就是我为什么要研究罗宾斯教授所提倡的论题的原因。这个答辩是：在社会研究的每一阶段，都需要确定我们正在解答的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是处在现实的方面呢，还是处在理想的方面。一个仅仅关系于理想方面的解答，只有根据对于它所依据的各项最初假定的充分了解，才能转移到现实的方面去。为了使这一个理想的理论得以应用，我们能说凡是违背那些假定的都是有些“不自然”，因而就认为它一定没有那些假定所需要的景象来得真实。假如在我们所经历到的竞争上，竞争发展到了某一阶段，总是继之以合并，再假如工业程序上任何重要方面的合并，总是继之以某一形式的国家行动，那么，我以为这很明显，我们必须把合并和国家行动都看作是同竞争不可避免地连在起的；而各项定律凡是在开始时认为它们不是这样相连着的假设，继续下去，必然将我们所必须处理的许许多多事实完全颠倒歪曲。我们强加于某一项行动而不加于另一项行动的那种“自然状态”，决不是那些事实本身的东西。它只是我们开始研究时所选择的那些假设的一种结果；而那些假设本身，无论怎样不自觉地，乃是我们想要维护的那些评价方案的表现，乃是我们要想在社会行为上取得我们所认为合宜的结果的一种方法。
任何社会理论上的假设，事实上都是立论的那个思想家个人经验所产生出来的价值判断。霍布斯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分析到底，便是建筑在双重信念的基础上，一方面相信人类本性是恶的，另一方面又相信唯有一个谁也不能抗拒的统治者才能维持秩序，制止人类所固有的为非作歹趋向。洛克的出发点则认为人类本性是善良的，认为任何政府不顾它的国家意向而行动是危险的。卢梭则寻找那么一种国家的公式；国家要通过它的措施，为全部公民在社会过程的结果中谋取平等的利益。从柏拉图以后，我们对于思想家个人的历史所知道的愈多，我们对于他的著作所依据的各项假定的本原解释起来也愈能周到详尽；而这些假定总是他认为社会应该怎样的那种见解的结果。
这并不是说，这些假定是不对的。这是说，它们含有一种个人的偏见，这是现代物理学中孟德里夫法则或能力不灭定理中所没有的。不把人民福利包括在它的作用范围以内的经济学，当然不会像猩红热病原学那样可以得到人们的承认；因为猩红热病源一经发现以后，我们就能掌握控制的方法，这和我们知道资本主义衰落原因以后所能控制的情形完全不同。就猩红热而论，致病的细菌活动是和人类意志毫不相关的；而在资本主义不景气的情况中，人类的意志，以及作为那些意志的产物的各项制度，对于我们所作的决定则具有根本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说，在人身的疾病上面，医治乃是直接从疾病特征产生出来的客观方法，大部分不受医生和病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在社会的疾病上面，医生和病人——也就是国家和它的公民——的意志，二者都是诊断和治疗上的决定因素。有效地应医疗方法，乃是他们对于治疗每一个阶段都取得同意所引起的功用；而他们的同意，分析到底，是依靠他们对于社会应该成为怎样所抱的见解而转移。这种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于社会病源的解释。
三
这便是国家的哲学概念必须依据的背景。从历史上看，政治哲学家所做的工作便是要采用法学家的国家理论，并且在法律包罗万象的论述之外，为这种国家理论寻出一种他认为可以适用于目前国家实际情况的辩护理由。这样这个哲学理论便成为替我们所熟悉的各个国家辩护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些国家令人服从的权利是以它们对于理想国家的关系以及对于哲学家所赋予理想国家的各项目的关系为依据的。
我以为要证明以上所说，最简单的办法便是采用理想主义者的国家理论（这在目前仍然是最流行的），而从它的正统的表现来研究它。作为一种理论，它把国家解释为那种社会组织，“它的职务就是维持为最美好的生活所必要的各种外在条件”[13]。所以我们失忠于国家，是因为当我们服从它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是服从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职务明显地在于促进人民福利，其中也包括着我们自己的福利。
很明显，要将这个定义所包含的意义，转用到现实的国家生活上，就会引起很困难的问题。举一个例来说，我们是否可以说，希特勒国家，“它的职务是维持为最美好的生活所必要的各种外在条件”呢？假如如此，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是不是因为它自以为如此呢？这样的话，我们是要把那些形式上有权发表声明的人所发表的职务声明，当作判断他们的目的的正当标准吗？要不然，是因为他们的声明为接受声明的人承认是正当的吗？如果是后者，“承认”二字是什么意义？是说人们对于这种声明没有抗拒能力吗？无疑地，这二字不能再有别的意义了。因为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和自由主义者，都坚决认为希特勒国家决不肯把他们认为是“美好生活”所必要的“外在条件”给予他们。的确，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把这样的一个目的认为是国家的目的，那就是否定了基本常识。
事实上，作为现实国家的一种标准，理想主义者的理论将硬要我们辩称：国家当它“维持美好生活所必要的各种外在条件”的时候便是国家，而当它不维持那些条件的时候就不是国家。这种见解的含糊不明是毋须着重指出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发生这个问题，谁来作这两种活动之间的评判员呢？而且当他们以评判员的资格，决定那些自称为替国家办事的人，由于他们的行为，根本不能算是国家的时候，他们又拥有什么权利呢？我以为，这很明显，国家职权的定义必须使我们能经常不变把法律上有权行使国家权力的那群人的行动和国家职权实施联结在一起。否则我们就暗中又回到斯拉西马革斯的说法，把正义解释为强者的统治了。根据这种见解，国家之所以能令人服从它，不过是因为它拥有优势的武力的缘故。然而在事实上，任何理想主义者决不以此为国家有权令人服从的理由。
这一批判同样可以适用于已故的博山克博士所下的定义上。他告诉我们说，“国家乃是通常被认为能够合法地行使武力的一个团体”[14]。显然，这个定义是否能够站得住，得看我们对于“合法地”一字作何解释。如果它仅仅是指一种形式上权能的归属，那么它便是正确地描写了国家的性质，因为这是我们从现实国家的实践中所认识到的。如果意义不止于此，那么它的根据就必得或者建立在现实永远等于理想的看法上，或者建立在国家必须永远忠实于法律目的的那种理论上。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合法地行使武力”，就是说行使武力是为了达到某些根据形式法律范围以外的理由而被认为是善良的目的。这个问题于是变成了双重的问题：（一）那些目的是什么，以及（二）谁来评判它们是否被执行着。
理想主义者逃避这种双关论法的方法，在于他给予自由观念以特殊的意义。从历史上说，至少在卢梭那个时代以前，大多数的思想家以为自由简单地是指没有约束。一个人如果能够自行决定他的行为方式，不致被迫采取某种特殊行动方法，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国家既然在本质上是一个强制的机关，那么它的行动无论如何总是暗示着对于个人自由的一些侵犯。我们承认某些侵犯是必要的；惩治杀人犯的法律，盗窃犯的制止，交通规则，这些都是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但是我们都承认，这些限制，以其后果而论，都是正当的侵犯。某几种自由，最显著的如言论著作不受处罚的自由，已经开始渐渐被认为是判断政府胜任与否的标准了；任何一个国家，凡是否认这些自由的，就被认为违背了它所应该从事促现的那些目的。
我们很容易了解这个见解所由产生的人生经验。凡是争取自己决定宗教信仰权利，或者争取制定与自己生活攸关的民事立法性质的权利的人们，对于以武力禁止他们实现这些权利的国家，自然要指斥为暴政。在他们看来，国家用来辩护它的行动的理由，不论是为了公共福利，或为保卫宗教真理，或是为维护秩序，都是不重要的。当他们发觉或者自以为已经发觉国家不给予他们这些自由的时候，国家就妨害了他们的快乐；在十六世纪的神学革命以及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后，他们以为国家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个促进个人快乐的组织。要说他们把个人放在国家之上，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宁可说他们认为国家是受某些目的的限制，作为一个国家，它的生活方式应该适应于实现这些目的。
对于国家理论的这种态度，也许可以用下列的话适当地表现出来，就是说人类被视为具有某些基本的或者自然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国家权力所不能侵犯的。这里所谓权利，乃是指那些如果没有它们就得不到快乐的行为方式。它们的内容实质和它们的着重点，随着各种思想学派的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动。有时候人民所享受不到的是宗教的自由；这时个别思想家如亚康雪斯、加斯提伦、洛克，就出来解释为什么宗教自由的权利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有时候人民所怨愤叫苦的是君主的专制政府，这时又有个别思想家，如十七世纪法国的克劳德·朱丽，或者十七世纪英国的“平等主义者”，出来主张人民有权策划那些能够限定人民生活轮廓的政府政策。
我们所注意的，不是这种论点的细节，而是它的一般的方向。这种一般的方向是以承认两个基本原则为根据的。第一，坚决主张无限制的权利，无论对于行使者或行使对象，总是有害的；第二，坚决主张权利应该加以这样的限制，使社会中的最高政权，至少在正常情况下，不得采取某些活动和某些行动方法。例如1642年、1689年、1776年、1789年，历次为革命权利寻找法律根据的企图——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企图——无非是要强制政府采取在当时人们认为是重要的某些行为方式。我们用来辩护我们的见解的各种理论，永远是企图把他们心目中的某种特殊需要提高为适用于任何时间和地点的普遍需要。
国家是促进个人快乐的一个组织它的权威是受这项目的所限制的一种权力；自由在本质上就是没有拘束，并且是快乐的一个根本条件；权利是标明政府通常所不得侵犯的行动范围的界标；这些便是从“宗教改革”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政治哲学史上的特征。当然，它们所代表的传统被肯定的时候固多，但是被否定的时候也不少，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这种传统可以说还没有完全获得人们的彻底承认。在这里，重要的是应该弄清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在构成上，它自身从来就不是一个目的，而永远是达到一个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且有定限的、单独的可证为同一的个人，始终被认为是存在在他自己的权利之中，而不仅仅是为他所属的那个国家效劳的一个单位。评判国家行为的标准乃是个人的快乐，而不是国家的福利。国家所能行使的权威是由个人的利害关系、而不是由国家的权力来加以限制。
这种传统——广义地说，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国家的传统——当然不是没有引起争论。在十七世纪时霍布斯曾经显著地攻击它，理由是它企图限制权威的权利，结果必然会造成无政府状态；在十八世纪，德·梅斯特又重申他的论点，不过重点很不相同罢了。的确，正如我在下面一章中行将表明的，自由传统的诞生，只能用那种跟它相随而来的经济权力所在的转移来解释。归根结底，它是为政治权威从地主贵族阶级转入商业中产阶级作辩解的一种方法；而且，正如旨在辩护这种转变的一切哲学一样，它声述它的各项原则时所用的逻辑，在理论上比起它在实践上所准备承认的要广泛得多。那些造成英国和法国革命的人都自称为人权的拥护者。但是，如果把他们使他们的各项原则发生效力的办法进行分析，或者更进一步，将他们所认为不能容纳的各种主张进行分析，就会明白：他们所谓“人权”，实际上是指那个人数有限的、掌握着社会生产工具的阶级的权利。自由传统，从历史事实说来，就是主要为了新兴的工业方面财产所有者的利益而进行的一种智识革命。
毫无疑问，自由传统自以为并非如此；因为否则它就不能获得它已经获得的那些贫穷无产的人们的热烈拥护了。然而有趣味的事情是，在自由传统的每个革命阶段中，无论是在英国的克伦威尔的反动时期，或者是法国的热月，当人们看出实际扩充的特权，比它所由造成的形式基础要狭窄得多的时候，它就引起了失望；例如克伦威尔下面的利尔本和文斯坦力以及法国执政府下面的巴比夫和他的随从们都是这样的。简单说来，抛开那些利用自由传统的人的实际目的，自由传统对于国家永远是一种挑战。只要那些被排斥于国家的恩惠以外的人，觉得他们受到了排斥，而想要根据他们的感情采取行动的时候，自由传统就成他们这种行动的有力护符。所以，它的服从理论是有缺点的，因为它强调了国家权威的偶然性。
理想主义的国家理论就来纠正这种缺点。它所要坚持的见解，是以四个相连的命题为根据的。首先，它否认自由就是没有拘束。它以为那种概念是太消极了；没有拘束也许是自由的一个条件，但是它并非自由本身的本质。它认为自由的本质便是自决。我必须统治我自己。假如我不服从他人以避免奴役，那么，我就必须服从我自己，以便在我的自由里可以有创造性的目的。
但是自决并非指的是服从那些偶然掠过我心头上的欲望。做直接冲动的奴隶乃是最恶劣的一种束缚。自由在自决的意义上必须意指我是被那一种永久的欲望体系所控制着，这种欲望体系便是我真正的自我。在那里我最真实地发现我自己；在那里我有最大可能的机会，能最好地满足我自己。当我服从我根据我所要达到的一个崇高的目的而为我自己订立的各种法则的时候，那我便真正是最自由的。那个目的是我真正的福利，我在服从它的命令时，才找到我的自由。要是没有这个努力的目标，我就好像一个在茫茫大海中飘来浮去的游泳者。我行动起来就没有方向，变成了我所不能控制的各种力量的奴隶了。要能真实地自由，我必须不做盲目冲动所命令我做的那些事情，而做我真正的自我所规定我要做的那些事情。我在做我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了自由的各种条件。
但是什么是我应当做的呢？理想主义者的答复是很重要的一个，他说我的真正意志是和我所属的那个社会的一般传统的各项目的相一致的。我的生活目的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它是我所在的那个社会的目的体系代我造成的。孤立地看，我不能有崇高的目的；由于各种社会关系给我生活以意义和方向，我才能有我所能有的。我的意志，如果不这样的话，它所追求的将不过是直接冲动的不合理的满足，它在孤立中将是放纵的、自私的、缺乏永久目标的。结果它就被它的社会关系所改变了。用博山克的话来说，它就找到了“那些目的，它们能使希冀它们的自我得到一个值得生活的生活”[15]。
而且，作为理性的动物，我们就不能逃避这种社会连锁中所包含的种种义务。它们代表着我们生存的最高的部分。不管我们承认它们与否，它们终竟构成了我们所追求的永久目的，这种目的的实现，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具有意义，并且绚丽多彩。而且，既然只有具备此项目的的各种义务得到实施，然后社会才能生存，所以体现这些义务的各种制度就有令我们服从的明显权利。因为当我们服从它们的时候，我们是最自由的。当我们服从它们的时候，我们是在履行那个真正的意志，这个意志使我们能够训练我们自己，以求我们自己的最高的满足。我们不能做冲动的奴隶，这是有理性动物所不应当做的。相反地，我们要接受服从一种行为法则的义务，矢忠于这种法则是人类可能获得较高生活的条件。我们在服从这种社会道德的时候，就找到了我们的自由。
但是它的内容是由什么规定的呢？人在他正常生存中所遇到的要求他服从的一切互相矛盾的事物中，怎样知道哪些是包含着他的真正的意志呢？他是无数团体——家庭、村庄、工会、教会等等——中的一个成员。这些团体常常走着各不相同的方向。他将立足在哪里，才能确实知道这样做他就选择到自由了呢？理想主义者的答复是这样一个切要的答复：个人的真正意志，是和国家的意志一致的。他服从国家，也就服从他自己的最好的本分。他服从它，也就矢忠于这个保护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不受一切其他团体在其权限内所代表的局部利益的侵犯的权威。因为国家乃是最高而包罗一切的团体，其他一切团体只有在那里面才能取得它们的意义；国家乃是“各项权利的唯一的组织者……各项道德价值的保护者”[16]。因此，我们的意志愈是充分地和国家的意志符合一致，我们就愈有机会实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那些权利和道德价值；而这种实现毕竟是一种合理的自由的真正目的。
为了对于这种见解表示公道起见，它的着重点中有一点必须预先予以说明，然后我们才好进行研究。理想主义者并没有认为国家是个人良心的主宰。假如我相信我应当反抗国家的命令，我就有反抗的义务。我之所以进行反抗，一定是出于超过私欲以上的某种动机，我必须记住，“我愈是近乎为我自己，我愈是接近于与公共意志相一致”[17]；而这种公共意志既然就是国家，我只有公开地确信，我比国家的合法代表更能代表它的长远的利益，才有权可以反抗。这就是说，我必须记住，第一，我抱这种见解是很容易犯错误的；第二，我有为了某种当前的实践的利益，而牺牲社会组织的种种永久价值的危险。一般说来，反抗者惯常以政府措施上所犯的错误，归罪于国家。当他企图推翻政府的时候，他就危害了国家旨在促进的那种长远的利益。
一开始我就说明了，这个着重点本身给理想主义者整个理论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只要一承认有反抗的权利（实际就是一种反抗的义务），则无论怎样很少地行使它，我就不是矢忠于一个制度，而矢忠于那个制度旨在促进的各项目的；而只有当它在事实上是促进那些目的的时候，我才应当服从它。除非检查了它的措施，我不能知道它是否在促进这些目的；假如在慎重检查了这些措施以后，我决定它并没有促进这些目的，那么我的义务就很明显了。这就是说，只有当国家确实作为“各项道德价值的保护者”而行动的时候，我的真正的意志才能和国家的意志是符合一致的。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说一切国家会自然而然地作为“各项道德价值的保护者”而行动，就得是说那些拥有统治权而不如此行动的人们并非国家。但在第一种情形下，那就不能承认有一种反抗的权利；而在第二种情形下，反抗的行为——如果发生的话——既然不是反抗国家，那么也就不应当引起理想主义者那样强调的一些指摘了。
总之，真相是这样：理想主义者的国家论，至少在它那最可注意的现代的说法上，并没有圆满解决理想和现实之间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因为博山克博士所说的国家[18]，仅只是停留在概念的范围之内，所以不是一个现实的国家，而只是判断现实国家行动的一个方法，一种尺度。既然如此，它就没有解决现实世界中政治义务的问题。它仅仅告诉我们：国家令人服从的权利是由什么构成的。但是对于现实世界中的国家是否履行了它的权利所依据的各项条件的这个问题，它仍旧没有替我们解决。
的确，假使我们完全依照黑格尔的说法，而主张凡是现实的东西便是合理的东西，以为不论什么，由于它存在着，它也就是必然地和合宜地理应如此的，那么就不能不说，我们否认了人类显而易见的经验。例如，如果有人说1789年前的法国，或者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值得它的公民拥戴的，那他未免太勇敢了。任何国家观，凡是造成这样不合情理的结论的，至少一看就荒谬得使人不能置信。这要不是谁都不会相信的认为凡事都是对的一种说法；那便是（我相信凡是接受它的人在事实上大多如此想法）这样一种议论：以为改革的途径，应该采取说服方法而不使用武力，认为以革命办法进行社会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常常比它所获得的结果的价值要更大些。
但是即使将这一切置而不论，理想主义者的理论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对于意志本质的分析在心理学上是不充分的。我做了一些事情，后来又懊悔不该那么去做，这既不能因此便把后来的懊悔当作是本来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也不能困此而把原来的决定当作是更实在的东西。我便是我的意志和它所有的一切限制与缺点；这些东西构成了那个使我与他人有别的人格。如果把我的意志的某一部分，因为它没有另一部分所显示的缺点，而遽谓这部分具有现实性，这不过是一种舞文弄墨的伎俩罢了；要知道我必须被看作是自己的全部。要像理想主义者那样主张，说是当我的意志就是我所属法定社会的意志的时候，我才是我自己的全部，那就是完全弄错了人格的本质[19]。
理想主义者的见解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它没有了解个性的性质。它并不是从我们人人日常经验到的那种最后孤立中、而是从这种孤立对于个人所参预的全体生活的贡献中，去寻找个性的本质[20]。所以这种见解居然辩称，我的孤立不是实在的，我的孤立在事实上是和分享我所身历的共同经验的一切人的孤立，形成了一个统一体。但是这里忽视了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说，这种共同经验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另一人就不是这样，见仁见智是各有不同的。马克思和格兰斯顿从他们共同参预的社会生活中得到的推论并不是一样。参预共同世界并不产生统一。只有对于那由共同世界的目的所促成的合宜的行动，采取了相同的见解，统一才能发生。而且除非我们假定人们能够（他们确是如此）对于世界上各项事实的含义合法地抱有不同的意见，否则历史就变为全无意义了。在世界上，统一并不是某种既定的东西；统一乃是人们在追求相同的目标的时候所发现的。但是这种发现永远是在孤立中的旅程。它对于我是私有的，因为除非我能说明它的意义，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明了它。
这个见解之所以重要，就是由于它使我们能够驳斥理想主义者的自由观。因为一旦自我并不因它的孤立，而是因它和别的许多自我合一，而被视为现实的，那么所谓约束就不是国家对于个人使用武力，而只是国家把个人的真正意志所想望的意志加在他的身上罢了。的确，从这个角度看来，既然个人在这样受约束的时候，事实上就只是希望着他真正的自己所想望的东西，所以也就没有自由问题了。然而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革命党人决不会感到那个监禁他的政府是给予他真正的自己以自由的。他所体验到的是约束；而且他认为那是剥夺了他的自由。假使对他说，在他被制止实现他所认为是他的人生使命的目的的时候，就是给他以自由，我以为这种说话完全没有意义。
对于这个见解，如果附和博山克的说法[21]，认为驳斥理想主义将使自我克制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无从解释，这样的答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一个对我施行强近的社会内，如果这种强迫只限于为我所能接受的目的，那我就会觉得是自由的；而且我竟可以放弃，有时候还很高兴放弃，我所有的反抗强迫的那种权利。因为在比较之下，我认为社会所要达到的一般目的的好处，超过了我所不喜欢的那个特殊目的的害处。但这不是说，由于经过分析在这种强迫里面发现了我的意志所追求的真正目的，因而我就欢迎这种强迫。独立新教教徒遵照1902年条例而偿付教育税，并非因为他的真正意志赞成这个条例而纳税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慎重比较之下，与其向一切法律所由来的那个权威挑战，不如息事宁人接受一条不良法律更好些。这个决定并不使他感觉到更为自由；它的主要影响，是使他确信有将那班行使国家权力以制定不良法律的当局加以撤换的必要。
理想主义者的理论还有一方面需要加以研究。它替政治义务作辩护是根据这样一个观念：社会一切成员所分享的共同好处是通过国家而实现的，因为国家乃是这一切成员的真正意志所由体现的那种组织。但是很明显，第一，这种见解是建筑在我们已经驳斥了的真正意志所由体现的那种组织。但是很明显，第一，这种见解是建筑在我们已经驳斥了的真正意志论之上的。再者，所谓共同的好处是含有若干不同的概念的一个辞句，而每种概念必须和其他概念慎重地区别开来。(1)它可以意指依照理想国家的定义而取得的那种好处。这并没有解决现实国家内共同好处的问题。(2)它又可以意指国家所应当追求的那些福利原则。这一点，即使我们对于各项原则能够同意，也并不能确定某一国家是否在实际上真心设法去取得它们。(3)这个辞句又可以意指从某一特定社会的历史上可以看出的那个社会所企图保存的那些习惯、传统和目的。我们想到英国便联想到这一类的概念。我们觉得，我们都是英国人，个个便有英国人的性质，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它们的切实定义是什么，我们期望国家运用它的主权使那些习惯传统里保持那种我们认为有英国特质的精神，我们又感觉到：如果在某种根本方面破坏了这些习惯和传统，那末我们对于英国国家应该成为怎样一个国家的观念的忠心，至少将会受到削弱，或者受到破坏。这点，大同小异地，对于一切有它自己民族传统的其他国家也是同样正确的。
理想主义者的理论未曾充分认清这个饶有意义的事实：这些关于共同好处的概念，每一个都是人们就日常生活中所见到而想的一种作用。人们并不根据国家所宣告的各种意旨来判断国家，虽然这也许对于他们的判断有些影响；在一切极端的事件中（这些是真正重要的事件)，人们是根据他们自己对于国家实际行为的见解而来判断国家的。他们最后向国家所要求的东西，便是国家所要获得的共同的好处。它应该是每个公民都觉得他应该分享到的东西，而他分享的方式和程度一定要使他能满意于国家的所做所为。在这种情形里，如果告诉他说，理想的东西实在就是现实的东西，那是不够的。在极端的事件中，他必须自己相信才行。任何国家理论要使人认为是适当的，那就必须使个人（作为一个分别的、孤立的人)能够确信：他的好处根本就包括在他的现实国家所建立的那种共同好处之内。
这点，我们可以指出来，是被卢梭看到了，并且在较小的程度内，也被格林看到了。虽然卢梭的普遍意志论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理想主义政治学派的现代创始人，可是他是很断然地将这个理论的运用建筑在那慎重拟定以免歪曲它的目的的各项原则之上的。他的概念的整个启发性精神，就是平等观念。为了要保障平等，所以在组织公共社会的过程中，人们不惜把他们所有的一切全部给了国家。为了要保障平等，所以法律之作为法律，必须永远是普遍的，而且对人是平等的。为了要保障平等，所以国家必须永远是小型的，这样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才能形成普遍的意志。最后，为了要保障平等，所以要设立公民宗教，这样人们才能被训练得热情奔放地来保护宪法的精神。卢梭理论中的统治者能够要求社会中的一切成员必须服从它，因为它就是而且只能够是社会本身。这种认为一个像政府的机关能够代表社会行使主权的说法，使卢梭合法国家的概念受到根本的打击。
格林的态度与此有些相似。所以他这样说：“个人之所以有权能获得社会所给予他的某些权力，以及相反地，社会之所以有权得向个人行使某些权力，都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权力对于履行人类作为道德动物的天职，对于有效的自我牺牲以发展他自己和他人完美性格，都是必不可少的。”[22]这就是他的著名的国家定义的基础，这个定义把国家称为“一群互相承认为具有各种权利、而且拥有某些制度以维持那些权利的人的团体”[23]。在这个概念里，作为一个个人，我的各项权利，明显地是离开国家而独立的；但是国家之所以有权令我服从，同样地明显是由于它承认这些权利。所以根据格林的见解，一个国家如不能承认这些权利，就根本不是一个国家，因为这样它会丧失使它有权令它的公民服从的那种道德品质。所以格林坚持说，国家的基础是意志而非武力。在他看来，运用武力，如果能促成实现美好生活的各项条件，那是正当的；可是他着重说明，一个政治社会，要是只凭强力维持它自己，对于它的公民便不能具有道德的权威。他这样写道：“我们把俄国当作一个国家，仅仅是出于一种礼貌，假定沙皇，虽然不受任何宪法的控制，终竟还是按照一个公认的公共福利所要求的传统、在大体上是作为各项权利的主持者而行使他的权力的”[24]。这就是说，他怀疑俄国国家有令人服从的权利，因为据他看来，它的一切措施的性质并不适合于一个政治社会所必须履行的各项目的。格林并没有设法将现实的东西和理想的东西并为一谈。
我以为，我们很值得注意这些见解中着重点和黑格尔派理想主义者理想中着重点之间的互相不同的地方。在格林和卢梭两人看来，个人有权可以享受各项权利，这是基于他那作为道德动物的身分，他之有权和别人之有权是相等的。国家不得在它的公民中任意选择，把权利给予一些人，而不给予另一些人，国家的所作所为必须对于社会中一切成员都是平等的；人们作为道德的动物，当然对于国家所能谋取的福利，都是同样地关怀着。他们当然都有同等的权利，来判断国家的措施。对于每个人，国家的主权始怒是附有条件的一种考验。对于人们，国家必须实现了那种美好生活的各项条件才能算是正当地行使了职权，在这种美好的生活里，我们再引用格林的说法，个人“作为道德动物的天职”才有实现的可能。
黑格尔就根本不是这种看法。他并不仅仅否认国家行动的论理标准可以适用于国家。他这样写道：“国家乃是那种自己专断的绝对的意志，它除承认它自己的权威以外，不承认任何权威，它不承认任何抽象的原则，不管是好的和坏的、可耻的和卑鄙的、狡狯的和欺诈的”[25]。他的态度更显著地表现在：他把现实国家和贵族阶层看作是等同的东西，只有贵族才能有高度的道德标准而被认为是完全的人类。他不大理会工人或雇主，认为他们的理想太狭窄，他们的工作范围把他们大大地限制住了。赚钱发财，在他们所属的小圈子里取得人们的尊敬，这便是他们的野心的标准。他们不能了解军人的志趣。他们耽于谋利，不能有爱国之心。至于农民，则比较受到黑格尔的重视，农民能够尽忠守义；但总是效忠于一个人物，而不是矢诚于一个理想。农民虽然有些机智，但是他们缺乏那种能使他们从和他们有关的个别利益中超脱出来的广阔的智慧。
所以在黑格尔看来，民族国家的有机总体便是由这三个阶层形成起来的。制造家和产业工人可能有智慧，但是他们都沉溺在狭窄和自私的特性中。农民虽然可能忠于整体，但由于缺乏智慧，只成为一种盲目和缄默的信任；这使他们成为国家中一个健全的因素，但是也显示出他们不适宜于发挥政府所必需有的那些品质。所以只有贵族才能超脱他们的阶级私利，而达到私人义务和公共义务成为一致的境界；也只有具备这种卓见的一个阶级才适宜于使用国家的名义来发号施令。因为这样一个阶极，它既能超脱特殊的私利，便能由于它的超然无私而表现出最高形式的社会道德。它单独就能够充分表现内在的理想，而在民族国家里这种内在的理想永远是力求出现的[26]。
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态度的渊源。它有一部分是由于虔信希腊人的看法，认为靠劳力谋生的人们不能够取得公民的资格。抱着柏克的见解，以为只有不必顾虑明日生活问题的人们，才不致为狭隘的个人私益所束缚，因而也就能够全心全意地为公众服务。它有一部分又代表着黑格尔对于他所处的革命时代中那种混乱的实验主义的激烈反感，也代表着他这样一种愿望：不顾任何条件，只求能觅得一种均衡的状态，使普鲁士能够复活成为一个不辱没自己的大国，不复隶属于战胜的法国。正像黑格尔所有的政治著作一样，它对于他所不喜欢的阶级的缺点看得很清楚；但是同样明显，它和柏克一样没有看清他所期待的那些人没有担当政治复兴工作的能力。
扼要地说，黑格尔那样的议论，结果便是除却国家中少数人以外，一律都不得获有有效的公民资格。他们之所以不得参预国家主权的运用，就是因为他们为职业性质所限，永远抱着狭窄的眼光，为私利而牺牲公益。所以他们应该把实现那种公益的责任，信托给能自我牺牲的贵族阶级，据黑格尔自己说，贵族阶级应该从这些人手里取得它的生活资料，作为它领导社会政治的贡献的报酬。显然，这种态度所根据的各项假定是很渺茫的。不像卢梭和格林的观点中说得那么谨慎。它一开始就排斥了大部分的人，认为他们没有做道德动物的资格。它接着又假定，一个贵族阶级是可以信托的，能够使私利和公益成为一致，而不致误将私利视为公益。它做出这两种假定，是抹煞了历史上的一切证据，政治能力的产生完全和职业无关，一切贵族政治无论开始时的理想是怎样崇高，最后总是因为对于公共政策的目的所持的见解过于窄狭而异致失败。这种狭窄的见解，毫无例外的总是起因于这样一种事实：他们也像商业阶层或者工人或者农民一样，总是拘泥于一种经验而成为经验的俘虏。黑格尔曾经十分感动地读过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回忆录”；可惜他没有认清“论当前不满情绪”一章对于它所包含的各项原则最后是怎样评论的。自由党的实践对于自由党的理想是一个足够的解答。
归根结底，黑格尔的见解，甚至全部理想主义者的理论，都建筑在一个关于社会组织的假定上，这个假定的涵义是非常重要的。它辩称整体是大于它的各部分；因此民族国家的利益必须被视为大于它的成员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的利益。所以那些掌握国家主权的人，由于他们负有照顾最高利益的责任，比起那些负责照顾较小利益的人来，更有令人服从之权。
但是这样一个假定带来了许多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除非国家就是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见解毫无证据地肯定了这一点——国民的利益并非就是国家的利益。博山克说过，国家只是“那种社会，它惯常被认为是合法地行使武力的一个单位”。的确，作为一个主权机关，在国家领土范围内的任何一切组织当然都是要受到它的管辖的。但是这并非就说，一切组织都是它的一部分。俄国内的罗马天主教教会不能承认它是苏维埃国家的一部分；而“德国基督徒”的兴起，乃是由于德国福音教会合于逻辑地企图否认它和希特勒国家成为一体的正确性。我们顾到事实，不能认为国家在它本身内就包含有一切社会目的，井且能规定这些目的的合理性。它只能规定它们的合法性；它能够合法地强制它们接受它的种种要求。但是这种对于合法性的服从只是从主权的确定性质上得出来的一种形式和概念的推论，如果认为还有一些别的东西，那就是完全误解了它的本质。合理性这件事是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讨论范围的。
而且在任何情形下，如果就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大于它各部分的总和，这并不能决定什么问题。因为，第一，这句话对于一切组织——教会、工会、政党以及其他——都是正确的；第二，它仍然——没有解决由此而得出来的各种推论的问题。很明显，我们可以确当地说，国家的好处，如其真正就是它一切成员的好处，那就大于任何单独成员——不论是个人或团体——的好处；但是这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国家所拟采取的行动，在事实上是不是为了它的一切成员的好处呢？再者，我们必须记住，“国家所拟采取的行动”，事实上就是那个以国家名义行事的政府所拟采取的行动。但是任何有理性的人总不会说政府行动因为是政府行动而就是合理的。这不过是一群人企图实现在他们认为是可以令人满意的某种目的，这种目的甚至可能是根据他们最良好的意图而订立的。但是这种目的并不能因为在他们看来是正当的，便说它是正当的；而且也不能仅仅因为它是根据善良意图而订立的，便说它是正当的。历史上有很多动机很好的人却犯了最大的错误。
形而上学的难题姑且舍而不论[27]，这种理想主义见解的荒谬之处，在于把国家理想的目的和政府的实际政策，经常混淆在一起。国家乃是为了社会的好处而行使强制权力的一个组织。但是它只能够通过一班以它的名义说话的人而有所行动。当他们这样说话的时候，他们是为了国家所由构成的那些目的来说话的，他们的行动是要求从环绕着国家哲学概念的那个宏大的半阴影里获致信任的。但是当希特勒以德国国家名义行事的时候，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犹太人或者自由党人都不会给予他以这种信任；同样当斯大林以苏维埃国家名义行事的时候，任何反共产主义者也不会给予他以这种信任。在各种情形下，我们认为，判断这种行动，必须根据它是否合于我们自己在一定环境中所认为是正当的那种政策；我们并不认为国家自身的判断（这不过是那些行使它的主权的人的判断)，就因为它是国家的判断便可以代替我们自己的判断。
再者，当我们说国家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体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地记住，这是一种概念的理想的统一，而非事实上的统一。它之所以成为这种统一，乃是由于抽象的定义；当人类意志要使它成为真实的时候，它才能成为现实的。而且我们只要在历史中寻求教训，是能够有几分把握地来肯定它根据什么条件才会变成真实的。只要有相当数目的公民被排斥而不得享受国家所能获致的利益，它就不会变成真实；在任何政治社会内，被排斥于政治权力之外，最后也就是被排斥于国家措施的利益之外。在公民对于国家事务不得自由表示意见的地方，它也不会变成真实的。要知道，贤明的政策永远是经验反映的结果；而在禁止陈述经验的地方，由于禁止陈述经验，制定贤明政策所需要的数据也就缺乏了。这就是在一般情形下，独裁者为什么从来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朝代的缘故。由于他们所准许发表的经脸，只限于对他们的事业表示满意的那一些，他们就无从接近他们臣民的愿望。只有在一个可以自由进行批评的国家里，武力的使用才能是正当的。
我们要说的还不止此。任何国家的统一，永远由于它满足它公民既定期望的那种能力。而且在它措施的范围内，没有一处是可以不受这条法则的支配的。剥夺人民的政治自由，像在希特勒德国那样，就是剥夺它本身的安定；因为那些今日不知明日的人常常心怀恐怖，而这种恐怖是和乐意服从不相容的。此外，任何国家如果大事降低生活标准，很少能够支持长久的时间，除非它能够表明：第一，这种降低是必要的；第二，它对待社会上不同的阶层是相当公平的。这就是说，一旦国家的成员确信它的行动是偏袒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到，再没有像先前那样把国家权威认为是合理的那种义务了；而且这种时候常常是革命时代以前批判时期的开始。
满足既定期望的能力并不需要任何特种形式的宪法；在过去历史上每一种类型的国家，从独裁制度到直接的民主政治，都顺利地取得了由这种满足而得到的统一。的确，在各种国家形式的历史上，可以令人注意的乃是它们的相对的不稳定；而各种政治哲学理论的弱点之一，就是它们对于这种现象没有能提供圆满的解释。因为我们回忆起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只举一个例子：英国的议会制度在30年前，不但获得本国臣民的热诚拥戴，而且全世界都普遍地认为是一个模范，可是到了今天，却同样普遍地被怀疑和厌恶起来了[28]。在另一方面，很显著的是，使用国家权力去支持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在1914年的时候，除了少数极端派以外，任何国家中很少有人加以反对，可是到了今天，却受到任何历史时期从来没有过的广泛和深刻的责难。
在我们研究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前，很值得提出一个概括的论点。一个国家的成员之所以关心于保全它的统一，并不是为了这个统一的本身；他们所以设法保全它，乃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统一所能获致的成就。这就是说，他们对于国家权力行使权的概念，是以他们对于这种行使所给予他们的结果的看法为转移的。沙皇国家之所以倾复，就是因为它的统治者不能使大众满意于他们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魏马共和国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一部分有足够力量能够夺取它的统治权的公民，相信它无力给予他们以美好生活的条件。在这两个事件中，这种看法所根据的理由是比较不重要的：就德国的情形而论，这些理由在局外的观察家看来，确实是显得非常荒唐。重要的是：在上述两件事情中，国家的统一是破坏了，而一个新的统一是造成了，以为它的主权在新的环境里，能够致力于比以前更好的目的。那个被灭亡的国家，至少在力能夺取它的治权的一部分公民看来，是没有能满足他们的合理期望。
一般正统派的国家理论，以及理想主义者的理论，对于以上这些局面并无适当的解释；纵或提到它们，例如亚理斯多德“政治论”中著名的第五部，也是把它们当作政治学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国家学。然而这种局面是这样显著而不断地重新发生，以致锐利的观察家如马基耶弗利居然主张一种循环的历史观，以为国家的每种形式是不可避免地必然要腐朽，而变成其他形式。简单地说，在历史上，国家的统一，虽然是一种统一，却是常在分崩破碎的；它为了它的各项目的而要求的那种忠诚常被公民撤回，理由是那些目的未能获得实现，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未能获得实现。理论上的国家和实际上的国家互相类似的地方太倐忽无常了，很难使那些受到国家措施的影响的人认为它是有确实根据的。
有人或者要说这种倏忽无常的情形决不能作为对于国家的一种批判，而主要的只是说明那些国家的政府没有能适当地履行它们的职务[29]。但是公民只能通过政府同他的国家发生接触。每当重要关头，他不得不承认它们是一致的，理由很简单，政府既然代替国家行事，政府的目的，由于是国家主权使之得到有效实施的，也就变成了国家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说，公民是从政府行动的性质来推论国家的本质的；除此以外，他就无从了解它了。就因为这样，所以凡是不以政府行动作为解释中心的国家理论都是不适当的。一个国家就是它的政府的所作所为；任何一种理论，凡是规定政府应该完成国家各项理想的目的的，我已经说过了，只是一个判断国家的标准，而不是一种对于国家实在本质的说明。
在本书第二章中，我将解释我刚才叙说过的那些历史现象。在这里，我们只须讨论那种事实对于哲学理论的关系就足够了。我以为那种关系是建筑在人类冲动不断趋向缔造更加平等的社会这一点上。强调说明这点，可以说是和政治哲学本身同样地由来已久了。亚理斯多德早就注意到它[30]；而且很有意义的是，即使像卢梭和托克维尔那样不同的人，他们研究时也都以它为中心的因素。人们认为国家内部的差别现象，必须具有正当的理由；人们被排斥于某项特权之外，总会引起一种要求，不是要求把这种特权废除掉，便是要求也能普及于他们自己。只有他们确信，这个社会是把它的工作过程中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已经给予他们，他们才能忍受这种不平等。但是一旦他们开始相信，在他们所享有的和他们有权可以期望的两者之间，有了一条显明的鸿沟，那末他们就会立刻想到这是国家利用它的主权来保护某些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了。广泛地说，信教自由的历史是如此；选举的历史是如此；国家干涉经济过程的历史也是如此。的确具有特别意义的是：选举权的基础愈广泛，这种干涉也就愈深切。简直可以自从给予工人阶级以选举权后，国家已因此而变成了这样一种组织：它能够使它的公民获得满足的程度，也就决定于它在一个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内解决差别问题的程度。到了今天，各国政府为社会福利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没有一椿不是设法供给穷人以一些富人力能自行供给的享受了。
这就是说，国家总是设法使它的公民确信它的行动没有偏袒。它为他们组织适当的物质生活条件，尤其是为那些无力自行供给这些条件的公民，这种组织的范围，特别在1919年以后，是很可以令人注意的。卫生、教育，住宅、社会保险、工业中工作时间与工资的规定，工厂条件的管理，贫苦学童供给膳费，这些只不过是这种范围的显著例子。我们可以从各种理由来解释这个变迁。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比较强烈的社会良心所驱使的结果。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富人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付给穷人的一种代价。我们可以认为这证明了黑格尔的说法，所谓历史是一种不断扩展的自由的揭露。不管我们的见解怎样，事实总是这样，至少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立法的继续不断的趋势，一向是要以政府行动来调节贫富生活间的差别，否则这种差别一定会极其相差悬殊的。而且从长远的眼光看来，国家是否有能力获得它的公民的忠心拥戴，就得看它是否能够使这种差别得到继续调节。人们在这一方面得到满足以后，总会在另一方面又有新的要求的。
这种经验对于哲学的国家理论具有意义，我以为是很明显的它必须从这个假定出发：国家的行动应该是为了它全体公民的利益而不得有所偏颇。假使它对于公民有差别待遇，那末作为一个国家，它就不能完成它的目的，除非是能够证明那些受差别待遇的人，由于受差别待遇也同样受到好处。可是在古今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证明。异教徒歧视基督徒，基督徒歧视异教徒，富人虐待穷人，白人虐待黑人。按照证据，他们全不是寻求整体利益，而只不过寻求一种局部的和自私的利益，这种局部利益把那些受到差别待遇的人排斥于考虑之外了。人们常常自以为这种歧视是正当的，这并不关重要；因为无论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人们总会使自己相信某一种错误为真理，要是这样做对于他们有利的话。
因此，国家必须以使它的公民都能由它权力的行使而下等分享到利益为先决条件。但是如果它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按照逻辑，它必须也得到为实现这个目的所必要的各项条件。哲学的理论于判断现实各国的行为时，必然以它们确立这些条件的程度为依据。在过去，它曾从种种方面，设法做到这点。最寻常的是，它推论说需要有一个权利体系，这个权利体系它认为是公民取得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条件：它判断各国的实际行为，是以这种行为对于那个应予承认的权利体系的关系为依据的。当然，这种普通的趋向也有例外。政治哲学史上有不少的部分，是用在苦心孤诣地设法证明某几种人不宜于享受公民所具有的各项特权：所以把他们摒于考虑以外，也就被认为有理由了。但是对于这类歧视略加审慎的研究以后，不论它是以财产数目大小，或以种族、信仰、党派等关系为理由，归根结底，总是出于思想家的一种愿望——一种感情上的偏见，想要维护某种权力的均衡，这种均衡本是暂时的，他却希望使之成为永恒的。亚理斯多德主张奴隶制度，洛克主张排斥天主教徒，希特勒主张排斥犹太人，全都是企图把私人的成见当作理性的普遍原则。这些原则，遇到一位思想家不接受他们所依据的那些特殊感情上的偏见的时候，就经不起考验了。
还有，如果将任何一位思想家所提出的这种权利体系分析一番，就能发现它们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生于他那种环境里，亚理斯多德假如不设法为奴隶制度辩护，那才是怪事；同样的，生于他那种环境里，洛克为什么要将罗马天主教徒排斥于公民权利之外也是容易理解的。这就是说，人们可以有合理期望这一概念，是从他们身受的经验，以及他们从那种经验推想出来的各种需要而产生的。例如培拉孟关于教皇间接权力的理论，乃是这样一种心理的自然产物：一方面接受了宗教改革的各种政治后果，但是另一方面仍然要想尽力为罗马保存一些东西[31]。洛克曾以他的坦白本色，承认他的“两篇论文”一书，目的是在为威廉三世继承大统的权利而辩护[32]。马布莱和麦里莱二人的共产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的共产主义两者之间的分别，就是因为有工业革命居中影响了他们智慧的构成。一切政治哲学概念中，实际的因素对于理解这个概念，永远是必要的。
理论和历史条件间的这种关系，其意义是多方面的。这里却须特别注意这种关系中能够特别影响人民对于国家行为所取态度的一个因素。人们的处境使他们期望从国家措施上得到某些满足，而他们判断国家时，就以它怎样回答那些期望为标准。假如现在有一个英国工人是从他的实际收入来决定他应否满意于他的处境的，我们要是告诉他说，他的实际收入水平已经四倍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工人的收入[33]，这是不会发生效力的；因为他估计他的境遇时所考虑到的重要先决条件，并不是建筑在这类的比较上，而是根据他对他当前应该得到什么收入的判断。我们今日生活中每一物质因素，差不多都比一世纪前的标准有了巨大的改进；但是同样重要，我们应当认清我们对于福利的期望也就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在技术发展上每进一步，同时也就增加了我们觉得应该从这种进步中多得到一些什么的思想。一世纪前的贫民窟引起贫民的愤慨，并不如今日所引起的那样厉害[34]。在边沁时代，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像在今日那样普遍地被认为这就是被剥夺了权利。
因此，政治哲学不能自满于一个静止的理论；假如希望能有经久不变的权威，就必须注意到它的各项概念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所以当我们说国家必须为每个公民取得各项条件，使他作为一个道德的动物，能够自已获得满足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条件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同一个不断改变的环境有关联的；而且各项条件必须达到的水平，一定又受着那个环境作用的影响。既然如是，我们就绝不能抓住某一特定时刻，而以它的种种可能性作为合理期望的标准了。动的经验使我们获得满足的标准常在变化。
这就是说，任何权利体系，在它的实施时期，必须准备要碰着许多新的重要问题。在小庇得时期，像“叛乱法案”[35]那样一个法案，不会在公众意见上激起什么波澜；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由于它的安全和宽容，给言论自由的各种标准附加了一个新的内容，于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时候，就激起了一种愤慨情猪，这种愤慨情绪是庇得时代的人多数不能了解的。失业保险可能使我们的工资制度呆板化，同价格机构自由作用所需要的伸缩性不相适合[36]；但是任何国家内的工人们一旦体验到它所给予的利益，那末主张废除它的政治家如果还是那样的做法，就会自陷于危境。半世纪前，多数经济学家以为价格机构的自由作用，乃是生活中不可变更的好事的一部分；到了今天，根据这种理由来为它辩护的，已是绝少的例外，而非通常的情形了。
所以从以上种种，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明显的推论：国家的哲学概念，充其极只是给我們一个测验国家行为的尺度。它所给予我们的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至于这种行为是否适当，仍须留待我们自己来决定，不管我们的决定是怎样不完备的。在纯粹形式范围以外，我们并无服从现实国家的义务。我们的服从是，而且只能是，出于我们对于现实国家的措施所作的一种判断。而且，这种判断决不是每个公民都能按照同一的理智的或者感情的假定而作成的。他所作的判断，将是依据他在国家里所占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对于他认为他应该得到什么的见解的关系而决定的。他的见解也奇是错误的；但是他是根据他自己的确信来进行观察的，没有任何其他合理的行动可供抉择。
四
一种涵义很重要的法律观点是以这种态度为转移的。这种法律观点把法律的合法性看作是和它所由来的根源不相关连的。法律只有当它见诸实行时乃成法律；它因被接受而成为法律。这并不是说，被接受的法律便是公正的法律；因为法律可以是因为背后有强权加以支持而被接受的。事实上，我们对于法律观念可能使用的三种不同意义，必须加以区别。一为形式法理的意义，这只不过是要实施某项决议的一种宣告，最后仍须依赖于主权的权威。一为政治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下，形式上的宣告由于已为作为它的实施对像的人们所接受而成为正当有效。最后则为伦理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下，那个宣布的决议之所以应予服从，乃是因为人们在道德上应该执行它的主张。
很明显，按照这三种意义中的头两种来说，公民并无生来就须服从的义务。很少有人认真以为法理的意义和伦理的意义是相等的；举一个显然易见的例子，决没有一位教友派的教徒能够承认：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命令公民作战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因此有权令公民服从它。因此，同样地，我们也不能认真以为政治的意义和伦理的意义是符合一致的；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国家的命令，由于付诸实施发生效力而成为法律，并且为它统治下的人民所接受；但是据我看来，凡是能作独立判断的人，大多数认为这种命令在伦理上是荒谬绝伦的。强权无论如何深厚，不能成为公理；法律的有效实施仍然没有能决定伦理上正当性的问题。
因此，无论形式上的权能或是政治上的权力，都不能产生令人服从的正当权利。那么怎样才能令人服从呢？我以为法律要在伦理上成为正当的，必须符合那种权利体系的要求，而国家的存在便是为了维持这些权利的宗旨。法律既然是一种命令，要在某种特殊方式下来约束我们的行为，我就必须自行判断它是否符合那些权利的要求，以决定它是否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换句话说，所谓正当的法律，它的根都是而且只能是深植在个人的良心以内的。这就是说，因为我的良心同意于法律的施行，所以我使法律成为合法的了。
假使有人说，这样一种见解，由于替不服从作辩护，就为无政府状态开了方便之门。这种指摘是对的。但这不是一种严重的指摘。在国家生活里，无政府状态之门永远是开着的，因为人们决不情愿把权力无条件地授与国家。假如有人说，个人的良心和国家的统治者的良心似乎同样可能犯错误，这种话可能是对的，但是一个公民如果因为他或许犯错误，从而放弃他的信心，那么在任何意义上，他就不再是一个公民了。要使一个国家主动地履行它的职务，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知道，假如人们认为它的命令违反了那种职务，人们就不肯服从它的命令了。以前柏烈克理斯告诉雅典人民，说自由的秘诀就是勇气，就是这种意思。除非人们依照他们的见识行事，即使这些见识是错误的，否则他们势必变为被动地接受命令，而对于这类命令的道德性质，却漠不关心了。当他们那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毒害了国家的基础。因为这时候，就字义的任何方面来说，他们不再成其为道德动物。他们不自知地将真理、正义和公理与物质权力的占有并为一谈了。凡是那样准备放弃它的人性的任何民族，都不见得能够长久获得创造性的成就。这是因为一个人放弃了道德判断的责任，就等于把自己出卖做奴隶了。
有人说个人是没有权力的，个人依照他的判断行事只是浪费他的精力。但是对于这种见解至少有两个答复。首先，道德的义务并不因为它不免失败，而减少它的拘束力。采取这种效力说法，便是接受了正义为强者的意志的理论——我们已经指出，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反对这种理论的。其次，如果说个人是没有力量的，这在历史上是很不确实的。只有当他的意见完全无人赞同，以致不能在同胞中间引起响应的时候，个人才没有力量。而且他必须永远记住，事势的变迁可能使他的意见到后来还会得到别人的赞同。最初基督教徒向罗马的尊严挑战的时候，他们的当代人都认为他们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他们坚持不渝的意志毕竟使他们克服了西方世界。马丁·路德的顽强，在一个牢牢记着它曾经平安渡过“议会反抗”风波的教会看来，无异是以卵击石，迹近疯狂；然而他以他的勇气改变了世界历史。甚至像爱默生那样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居然会把美国的废奴主义者写成是“狭窄、自满、自夸的人们，像疯子一样妨害了我们”[37]。但是历时不及一世，像霍尔姆斯那样可敬的观察家，一向是不采取极端见解的，对于他的友人的判断却这样说道，“假如爱默生那篇演讲中的某些话被认为是自由的全部信条，那么推翻奴隶制度，就得费很长久的时期了。”[38]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历史上真是层见叠出。个人起来反对他所认为不公道的法律，决不会像他自己想像的那样孤立。他是在一种精神的气候里活动着，他在这种气候中获得的经验可能也是他人共同所有的；而且他的举动，还可以使别人觉悟到他们自己的义务。任何人只要回顾一下英国历史，必然会相信那班反抗法律达八年之久的普选运动者，毕竟使英国政府觉悟到他们的要求是很值得重视的，从而也就改变了对于那些要求的看法。任何人都会相信列宁不屈不挠的意志，乃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的关键。如果我们信仰我们的哲学，我们就必须为它而奋斗，我以为这是历史上一定不易的涵义。
对于上述这个见解，有人提两种相反的意见，其中无疑都有相当的理由。有人说，反抗政府就是削弱了一切法律的权力，而且这样做势必大开纷乱之门。终于承认了革命权利的格林坚称我们必须战战兢兢地来对待国家，就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一种危险性。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知道重视法律，就是重视法律所做的事情：如果个人不论独自或与他人一起，认为法律所做的事情，在伦理上是不可忍受的，那他就必须依据他的判断去做事情。如果不是这样，就等于说，个人的最高义务是维持秩序，而不问他所维持的秩序究竟是怎样的性质了。我觉得这一种说法是和人是道德动物的观念格格不相入的。
其次，有人说这种见解承认任何主义，如果可能的话，都有用武力来维护它自己的权利。人们只要宣称他们是受了一种深厚的信仰的推动，他们就有理由可以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有人辩称，这种态度会完全毁灭社会福利的基础。
但是我们的答复是：任何一种主义，无论怎样不好，除非它种因于根深蒂固的怨恨，别无他法可以补救，决不会采取武力行动的。我们也许相信布尔什维克革命完全是邪恶的；但是很显然，仅是俄国从前的状况就可以说明它的起源和它的手段。我们可以和共产党人同声地说，希特勒不过是德国金融资本主义的代理人[39]；但是也很显然，他的胜利乃是以成千累万德国人民的深刻痛苦为基础的，德国人民认为魏马共和国那老一套的作法不能对他们的痛苦有所补救了。真相是如此：人们一般是惯于服从的，如果他们离开了政治行为的常轨，那就是说明国家存在有严重的弊端。正如柏克所说，“他们并不好作乱；如果他们作了坏事，那是他们的错误，并非他们的罪行。”我们不必声辩一个主义武装自己的做法是聪明的或是正当的。但就事实而言，我们不能不辩称，任何一个主义从来就不会很成功地武装自己，除非它所攻击的政府，对于它合理地提出来的人们的疾苦，没有能好好地进行解决。
我以为这一点在许多革命历史上是很显明的。凡是研究过英国内战或者法国和俄国革命的人，一定会注意到它们都具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一般平民都是在长时期耐心期待改革以后，才从事使用暴力。而任何社会中，假使大家都相信国家是在认真设法履行它的义务，暴动就没有发生的可能。暴动的发生，是因为种种事实证明统治者的诚意已经不足置信了。人们这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的确，历史上有过一种情况，被推翻的政府，它的成员可能都是些存心很好的人，并且曾同那些无法克服的不利环境进行过斗争。同样地，也有另一种情况，反抗国家的人所要求的目的，是不能在现行制度的组织里达到的。我相信白鲁宁博士政府的垮台便是第一种情形的例证；法国大革命则为第二种情形的明证。
但是使用武力来推翻法律，总是一些无法调和的评价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至少不会有人说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举一个例，如果我们说被排斥的少数派，它的责任仅仅是在设法成为多数，通过宪法程序，用说服的方法取得政权，那是不能答复这个问题的。因为，首先这类宪法程序可能是不存在的。对于今日欧洲独裁国家的公民，劝他用和平说服的方法，使他的意见能被接受，这种说法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合法运用那些方法的权利早已被剥夺了。假如他要实现他的宗旨，除了革命以外，别无他法。我们不能叫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希望希特勒德国能够和平地转变过来。
有人说在立宪民主政体的国家里，情况就不是这样。那里无论如何是有批评的自由的；并且特意订有办法：凡是和现任政府主张不同的人，如能说服他们多数同胞投票赞成他们，就可以上台来代替现任政府的地位。我以为这种见解有其重大的真理。一般地说，在政治上使用暴力是不可以原谅的，除非以暴力作为最后的武器；在使用暴力以前，必须表明其他一切途径都已经试行无效了。但是我以为重要的是要知道，即使在立宪民主政治下，合理说服方法，乃是某些条件的一种作用，实现这些条件就能够考虑到有关的少数派的意见了。这些条件中第一便是有权利要求国家制度施行时不存偏见，在政治上一切党派都是不等的。即使在英属那样自由的一个国家里，这种平等待遇也没有做到。因为贵族院便是单独掌握在国家内一个政党手中的一种工具，即使它的政敌在选民中占有多数，它能故意行使它的权力来击败它的政敌们的意志。如果有人说，在选民的意志已经明确表达出来以后（例如在为某项特殊问题而举行的一次普选以后)，贵族院总是要让步的，那么我们便要这样回答，即使实情是如此，但是它使国内一个政党处于严重的不利情形之下，而它的政敌则可以完全不受影响；同时这些不利情形可能使这个政党所做的努力完全白费了（这个政党原来是已经根据各种技术上的条件，赢得了选举上的多数而欲设法使它的宗旨发生效力的)。
不仅如此。国家各项制度对于任何方面的待遇，都该不偏不倚，这是很重要的。同时那些主持国政的人能够假定立宪民主政治的各项原则应该为他们的政敌所遵守奉行，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把这个假定看作是一成不易的常规而加以辩护，那就说得太随便了。我们可以有些把握说，在一个久已习惯于这些原则的社会里，违背原则的事件比较在一个推行伊始不大熟悉这些习惯的社会里是不大容易发生的。但是即使在那种久已习惯的社会里，我以为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凡是被一个不容忽视的少数派正确地或者错误地认为是根本的利益，还没有遭到危害的时候，这些原则才会得到遵守奉行。1914年春英国乌尔斯德危机的意义便是如此；像福特和一些钢铁大王的美国雇主对于“国家工业复兴条例”[40]中关于保证劳方在处理工业条件时得自由选择任何组织来做代表的规定，他们所取的态度，其意义也是如此。在一个立宪民主政体内，除非政府确实知道它的决议将被尊重，否则这一种制度的各项假定决不会长久被保持的。
有人说，从以上所论，可见一切立宪民主国家的政府都负有这样一个义务：不得触怒一个重要少数派的根本情绪。这就是说，多数派的代表在行使统治权时，他们的权利是有种种限制的。这是一种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深刻意义。任何人都知道，如果英王在议院中禁止信奉罗马天主教，那些信奉的人将宁可违犯这种法律，而不愿服从这种法律。任何人也都知道，如果英王在议会里愚蠢地将工会宣布为违法的组织，各个工会将宁可进行斗争，而决不让步。从来就没有人把行使统治权的法律权利，看作是等于任凭己意行事的道德权利。
但是仅仅说多数派的权利是有种种限度的，这并没有把那些限度划分明白；而如何明确范围，却是问题的真正关键。我们不能确切地说：任何政府都不能采取任何足以触怒少数派的决议。美国公众中有一个重要的少数派曾被废除奴隶制度的决议所触怒了；但是这并不能说废除奴隶制度的决议是不应该的。一个重要少数派把1832年的改革条例认为是不法的举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主张撤销这个条例。目前英国有一个重要的少数派，认为与失业保险有关的“资力检查”是不近情理的，但是也不能以此作为撤销它的理由。的确，从来就没有一个相当重要而不利于有关方面的社会政策，不被那个受到影响的少数派在一定时间视为“不合法”的。甚至威廉·哈科脱爵士所宣布的遗产税也有人不服；路易·乔治先生所颁订的土地税也被那征收对象认为是不合法的举动[41]。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多数派统治的界限，就在少数派宁可斗争而不愿让步的时候明确了范围呢？这就引起了好几个问题，所谓斗争是不是就意指当真在大街小巷中短兵相接地冲突呢，还是只须参加像总罢工一类的行动，至少不免要运用一些暴力，这样就行了呢？但是如果规定一遇到少数派将要反抗的时候，多数派就不得运用它的权力，这就不能有秩序地主持政府了。例如像在1914年爱尔兰那种局势中，政府的意志便不免要完全陷于瘫痪肤态。因为那时乌尔斯德的极端派扬言，如果自治法案当真付诸实施，他们就要起来战斗；同时爱尔兰的国家主义派也扬言，如果那个法案被撤回，他们就要起来推翻政府；而爱斯葵士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制定那个法案而暂缓实施，实际结果便是乌尔斯德极端派的完全胜利。
当然，有些时候，政府遇到上述这种威胁时，与其设法维持它的威望，而不管因此所付的代价，倒不如妥协来得好些；1921年列宁采行新经济政策，便是在严重的情形下很聪明地放弃原则的一个典型的好例子。不过这当然不是可以作为常例的一种办法，因为总这样，多数派的政府就维持不下去了。在通常情形下，一个政府遇到反抗，只要它确信有与舆论做它的后盾，就必须对付这种反抗；因为立宪民主政体的首要论据就是它只能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方式方法下被人推翻。因此多数派统治的界限，在原则上很难准确地予以规定。这些界限要从见识中摸索得来，而不在乎对于特殊环境有确切的估计。毫无疑问，一个政府于衡量这些界限的意义时，必须牢牢地记住，如果对于有关方面的强索迫求不断让步，那么它马上就不能实行任何重要的政策方针了。
从我们历史经验上所得到的教训似乎是这样：一个立宪民主政体能够对于它的公民实行它的意志，时间的长短是、而且只能是以那些公民是否同意国家各种实际目的为标准。一遇到意见上发现了深深的鸿沟时，一切立宪政体结构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了。在这种情形下，就很容易、并且很迅速地走向独裁的路上去。这在经济不安定的时期特别来得彰明较著。人们对于他们所不相信的、而且要使他们遭受不少损害的重要改革，决不会轻易相信政府有进行这种改革的权利。他们将会把他们自己利益遭受损害的意识，概括成为社会福利也要受到危害的原则；而且，常常地，他们会自以为是这种原则的维护者而采取行动，甚至设法推翻法律和秩序，也在所不惜。他们会十分诚心地这样做去；试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谁也不会怀疑1914年卡尔逊勋爵和他的同志们的诚心吧。我们可能认为他们的行动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或者在政治上是不聪明的；但是证据具在，不容怀疑，有些时候，人们会决意采取这类的行动的。
我们可能认为他们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或者在政治上是不聪明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是总下这种判断的。现在就很少有人认为英国议院的不惜流血牺牲来反抗查理一世是不正当的了；更少有人还认为1688年那些反抗詹姆士二世的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正当的了。现在大多数的法国人都是赞成法国大革命的；而我们这一辈的人，应该还能记得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曾得到全球一致的欢迎。这就是说有些反抗是正当的；世界上既然没有什么法院可以请来决定这个问题，那么从事反抗的决定势必常由人们自己去做了。我们所能要求于他们的，只是他们用以判断他们所反对的政府的严格标准，应该同样用来判断他们自己的行动。
我以为这一点对于法律哲学，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使有效的法律行动的范围须以公民的同意来决定。当然，这种同意可以是于公民的漠不关心，也可以是由于对公民的胁迫；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有几百万公民的服从可以说是用白刃胁迫而得到的。但是一部法律哲学，如果不时常去根究受它影响的那些人的心理，进而考查它所依据的一些原则，就决不能产生一部可以适用的国家理论了。我们必须承认，所谓正当的法律，便是当它要求人们同意时被人们认为是适当的法律。它并不能因为它是来自统治权力的缘故，而享有令人服从的最后权利。甚至它也不能因为它表现为意图实现公理的一种努力，而就有权令人们服从它。它可以要求人服从它，这是因为人们肯定了它的要求是有合理性的。它之所以成为正当的法律，乃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们对于那些制度所提出的种种要求，而它就是代表着那些制度的意向。
讲到这里，还有一点很重要而需要说明的。本章的论点是以否认两种主张为根据的。第一，我否认纯粹的成文法律理论能够产生适当的政治义务哲学；任何事实结构本身都不能够制定公正的法律。第二，我否认那种理想主义者的见解，以为现实的法律随时都可以和理当如此的法律（合理的法律）是一致的。我以前说过，黑格尔派把政治上现实的东西和合理的东西视同一体，这不能构成一种满意的历史哲学。而归根结底，一切关于政治义务的理论就是要求成为一部历史哲学。
因为法律和正义之间，在现有的法律和应有的法律之间，并没有什么先天的联系，所以我辩称，个别公民的判断便是法律有权要求人们同意所必须依据的基础。如果说因个人不免发生错误，这个基础就脆薄得不能胜任它应负的负担，那么我以为有两樁事情可以说一说。第一，个人的判断便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如果我们不承认它有做出决定的权利，我们就不得不采取下列三种主张中的一种。我们必须说，秩序是尽善尽美的，所以在一切情形下，破坏法律都是不对的：这是一种不应有的立场，没有人会采取的。或者我们必须说，成文的法律由于它所企图实现的各种目的，永远有权令人服从它；这个论点我已经驳斥过了，因为我们并无理由可以认为，任何一定的成文法律在事实上都是企图实现这些目的的，而且这一个问题总是要在检查了这种法律以及我们认为法律应当如何的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后，才能够决定的。或者第三，我们必须主张：法律是独立国家的意志，就因为它是这种组织的意志，所以它是公正的。概括地说，这便是理想主义者的见解，我已经提出各种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以为它是站不住脚的。
假如在这许多深刻的疑难之中，有人说聪明的办法应该是怀疑主义，那么我以为我们只要答称：我们是不可避免地需要决定政治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够了。而且我以为我们应该根据几种理由来推翻这个怀疑的立场。我们应该注意：人们对于政治权利所抱的各种不同的见解，大都从他们在社会上不同的地位和不均等的权利要求而产生出来的；我们愈能圆满地寻出一种关系场合，把那些不同和不均消除掉，那么在那些法律对于他们有约束性的人们看来，法律就愈能显得是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法律最能使人满意的时期，便是在有许多机会可以使人都有很大前途来圆满实现他的要求的发展时期。这类发展给人以安定，而在安定期间，人心总是最容易受理性的支配的。从这方面看来，法律的实施如果能使人最充分地运用社会上的生产工具，法律便最容易也最普遍地被认为是公正的。如果在可能的生产力和已实现的生产力之间，存有一种为社会制度所维持的矛盾，那么由于这种矛盾所发生的作用而遭受痛苦的人，就会认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功用是根本不公平的。
此外，重要的是，因为人类是理性的动物，所以制定法律的人们总是亟亟地向人解释说法律在事实上是合乎正义的，借此来维护法律，这就是说，他们提出理由来证明现有的法律可以视为是应有的法律。显然，只要我们承认在某种情形下可以有应有的法律，我们便是承认自然法律的存在。我自己抱着这样的见解：不论自然法律本身存在种种困难，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把它规定为政治义务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批评它的人提出了许多理由，企图毁坏它，但是一直到现在却没有成功，对于自然法律的历史方面的攻击已不成立了，因为这是属于典型范围内的事件，决不能单独以事实问题来决定的。成文法律家对于自然法律的攻击也已完结了，因为成文法律不能为一切可能的案件都做出详尽的规定；只要一遇到预料不到的案件发生，法官或者立法机关就须拿出他们对于这樁案件的是非曲直观念，来处理这樁案件。佛雷德雷克·柏洛克爵士的说法非常好。他这样写道：“我们的法院不得不陆续制定许多法律，这些法律，不论他们知道不知道，其实就是自然法律，因为他们遇到每一个问题发生，而无成文法律的权威足资援引的时候，就必须依赖一般有关公道和适宜的考虑，求得解决”[42]。的确，许多最热心驳斥自然法律观念的人们，例如杜居特[43]，都把它的概念建筑在他们对于政治义务的见解上，这是很可以注意的。
形而上学方面的攻击也未必高明。他们认为一切关于正义公道的问题都是相对的。只有时间和地点才能给它们以实质的意义。在同一世界中，遗嘱自由在英国人看来是“自然的”，而20哩外，法国人以为遗嘱应该遵守拿破伦法典，也同样地是“自然的”。因此有人认为，要创立一种普遍有效的正义科学是毫无用处的。形而上学的攻击甚至可能采取在一个道德标准急剧变迁的时代里非常风行的那种形式，坚称正义乃是个人意见的问题，不能有客观的标准。
然而，这种见解稍经分析，便知其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的合人满意。首先，正如柯亨教授已经指出了的[44]，这种见解是误解了科学的逻辑。柯亨教授这样写道：“这种反对论调漠视了实体法典和原则科学两者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应该是非常明白的，就好像工程师交给匠人的各项指示和机械科学两者之间的区别一样”[45]。关于正义方面，我们所遇到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不能使正义科学成为不可能；正如形形色色的耕种方法，并不能使农业科学成为不可能一样。
而且，我们必须审慎一些，不要夸大我们实际上所面对的多样性。很明显，即以遗嘱为例，我们极易夸张在这种法律方面英国和法国习惯不同。因为在英国，如果立遗嘱人所立的遗嘱由于他的特殊偏好而使他家属陷于穷困时，他的遗嘱就要被大多数人视为是很不公平的；而遗嘱自由之所以能在英国保持下来，除掉历史的原因以外，主要还是由于事实上大多数立遗嘱的人都是把他们的大宗财产遗留给他们的家族[46]。我们关于价值判断意见不同固然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我们意见相同的地方至少也同样地值得注意。谋杀、失业、饥饿、汗血劳动、贩卖妇女和鸦片，这些事情不好，乃是全世界一致同意的看法。事实上，我们关于价值判断方面意见的不同，大半是由于我们面对着的各种不同社会情形所起的作用；没有人以为亚理斯多德生于今日会再维护奴隶制度。政治的全部过程是建筑在这个假定上面：推理讨论可以使人们对于任何拟议中的计划安排获得有效的一致同意。这是很恰当的。不然的话，那就不能成立集体的社会生活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于一种适宜的自然法律的科学。前途的障碍还有很多。不仅因为在自然方面属于公正的东西，必须在社会学方面是可能的。也不仅因为假定的选择，在自然法律的领域内比在物理学或化学的领域要复杂得多。最后，也不仅因为在纯粹逻辑问题上，普遍的命题对于各种特殊情况并没有给我们订出简单的法则；总是有着许多视事实的具体情况为转移的“假如”和“但是”[47]。还有一个困难，它起源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拟议事实上结果怎样毫无所知。美国禁酒律的创议人当然没有料到恶徒包办的局面，但在我们现在看来，在这种尝试下这种包办是必然的事情。另外还有这样一个困难：我们的拟议常常假定制定法律的一群人和承受法律的一群人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还有这样一种困难：一项法律，例如1896年的工人赔偿法案[48]，订立它的可能是抱有一套宗旨的一群人，而实行它的却是抱有另一套宗旨的一群人；同时还有一种连带的困难是这样产生的：在现代民族国家内，法律并非群众所制定，而是由一小群人制定的，他们至少不免认为社会上的别人和他们同样深切地感到需要法律。这种错误屡屡发生，乃是立法史上最可悲的事实的一种。例如远在斯宾挪莎的时代，人们已经认为国家节制私人用度的法律是决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的；但是在此以后，我们仍不免一再有重订这种法律的企图[49]。希特勒的统治甚至企图把人们每餐应该吃些什么都加以规定。
最后还有一个值得郑重说明的困难，因为它根深蒂固地盘据在各个社会科学的无数谬论中间。自然法的任何原则，必须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和普通的字句表示出来。在实用这些原则的时候，这就引起了许多问题，而那些原则性质的重大，又是难以言喻的。例如我们说，在法律面前人人都应该平等，这乃是一条公认的原则。但是对于这条原则的实用，我们不能给予特殊的意义，除非是社会条件允许它实现。例如在美国乔治亚州，黑人和白人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费用问题使英国一切民事案件以及多数刑事案件上，穷和富之间平等的理想很难实现。在希特勒统治的第一年里，褐衫队军人在法庭上获得特殊的优待。而且，自然法律的各项原则，既然建筑在一种抽象的、所以也是人为的一致性上面，如果要使它们不致发生不公平的情形，就随时需要用公正的思想加以纠正。但是公正所固有的观念，便是在正式的规定以外，对于个别案件要有所调整；所以这就可以说是根据非法律性质的理由，而侵犯了自然法律的观念。所以这就妨害了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本身便是法律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之一；这也就否认了原则上的正式的平等待遇，而自然法律本来就应该把这种平等待遇毫无差等地给予人们的。总之，我们知道，死板地执行法律，常常会有背于正义的目的。我们的原则要想在任何长时期内都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就得在实施上具有伸缩性，因为它们将会遇到各种大不相同的局面的。如果我们执行法律时一成不变，我们就要陷于进退维谷之中，有时候会造成非常不公平的现象；同时如果我们不遵照规则办事，我们就会自由行动而轶出了法律的范畴[50]。
我以为诸如此类的困难，应该使我们谦逊地讲求自然法律观念要成为政治行动上一种公认的标准以前所必须克服的各项问题。但是我并不以为这样承认了必要的谦逊，就应该使我们服帖地放弃对于适当性的追求。知识的进步，特别在前一世纪内，是非常大的。例如爱尔顿勋爵或者最高法院院长马歇尔所使用的法学方面的材料，以及最高法院法官霍尔姆斯和法官勒兰德斯所使用的法学方面的材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表示着一种进步，几乎像中古世纪物理学以及十七世纪物理学两者之间的进步那样巨大。历史学和人类学方面也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有权利相信，只要我们愿意，知识愈是增多，我们也就愈有智慧来合理地处理人类事务。只要我们愿意如此：这个限制条件就极其重要。对于检查社会利益——亦即政治义务的一切基础——的客观标准每接近一步，最后都能起着增进社会上平等的作用。要知道特别是那种物质基础，它对于确定各种社会关系是有决定的力量的，我们可以不厌重复地说，人们生活不同，思想也就不同；人们生活大不相同，对于人生的看法也就难望其相同，因而与社会持续和安定攸关的那种统一也就无从达到了。过去一切大帝国的复亡，都是由于不平等的毒害。要知道不平等会摧毁群众对于共同生活的信心，因而使他们时常并非错误地相信，只有毁灭了这种共同生活，才能开辟更加公平的国家概念的途径。从长远的眼光看来，凡是为了不平等的目的而行使权力，总不免要酿成社会猜忌、仇恨、内讧的局面；任何组织的细胞内有了这些毒液在循环流行，决不能够长久生存下去。
政治哲学上各种正统的概念，它们的弱点便是没有认真注意到上述这个真理；纵或注意到，也视为不足轻重。我们觉得难以置信，像黑格尔哲学那样殚精竭虑和强大有力的一种哲学，结果竟然会死心塌地的崇拜普鲁士君主政体，视为人类技巧的最高成就。我们私人的环境决定我们意识的程度是何等的深刻，而像博山克那样坚强活泼的心胸居然会完全忽略了政治的经济基础，这是我们大可以引以为戒的。甚至在今天，眼前放着的俄国事件对于我们的警告是非常清楚的，正像法国大革命对于十九世纪初叶的人们的警告一样的分明，然而卓越的思想家依然根据“自由的自然体系”的观念来组成他们的思想体系，殊不知这种“自由的自然体系”根本就不懂得，自由概念和平等一分离，便非常空虚了。直到马克思出现为止，我们可以正确的说，大多数政治理论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能懂得财产关系对于确定国家目的具有决定的影响。只有适当地掌握住这种影响，才能发现一个适当的政治义务的理论[51]。
[1]“历史哲学”（英译本），第41页
[2]“社会的和国际的理想”，1917年版，第274页
[3]“权利的哲学”，第306页。
[4]休谟论文集（世界名著版），第29页。
[5]“自然权利和实证权利”，1902年版，第85页。
[6]“政治学”，第1卷，第4-5页。
[7]“形而上学的国家论”，1918年版，第15页。
[8]1842年5月3日在众议院中的演说。
[9]关于这种限制的实际效果，参阅赫钦斯和哈利生：“工厂立法史”,1908年版，附录A。
[10]罗宾斯：“经济学的性质与意义”，1932年版，第22-24页。
[11]罗宾斯：“大不景气”，1934年版，特别参阅第160以下各页。
[12]参阅“托辣斯问题委员会报告”（1918年）；李夫曼：“托辣斯，独占，卡特尔”（1930年版）；勃兰德斯：“别人的钱”（1933年版）；伯尔和闵斯：“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1932年版）。
[13]博山克：“国家的哲学理论”，1910年版，第8章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不易调和的定义。
[14]“国家的哲学理论”，第186页。
[15]博山克：“国家的哲学理论”，第148-149页。
[16]博山克：“社会的和国际的理想”，第284页。
[17]博山克：“社会的和国际的理想”，第281页。
[18]博山克：“社会的和国际的理想”，第276页。
[19]关于这种意见的详细解说，可参阅霍布浩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全书，尤其是第2章。
[20]博山克：“国家的哲学理论”，第178页。
[21]“社会的和国际的理想”，第271页。
[22]“政治义务原理”，第347页。
[23]“政治义务原理”，第443页。
[24]“政治义务原理”，第443页。
[25]“绝对的权力”，见“道德制度”，第32页。
[26]这段概述的根据是：（1）“道德制度”（2）“权利哲学”和（3）百科全书，第3部第2节第3项。
[27]霍布浩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第27页对于这些问题时讨论得很详细，并参阅拙著“政治典范”（第6版）第29以下各页。
[28]参阅拙著“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3年版，第1章。
[29]参阅巴克尔：“赫伯脱·斯本色尔以后的政治思想”，1915年版，第80页。
[30]“政治论”，卷一，第3章，第8页。
[31]关于培拉孟和教皇的间接权力问题，可参阅他所著的“罗马教皇”第5章，第1-8页。
[32]“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中的“给读者的序”。
[33]罗宾斯：“大不景气”，1934年版，第2页。
[34]哈孟德：“城市工人”，1918年出版，对于这种情形有所描写。
[35]这个法案的详细情况，见“新政治家”(1934年)印行的詹宁斯所著的“叛乱法案”。
[36]罗宾斯：“大不景气”，第8页。
[37]卡维尔顿：“美国文学的解放”，1932年版，第330页。
[38]同上书，第331页。
[39]参阅亨利：“希特勒统制着欧洲”，1933年发。
[40]第七条甲项。
[41]造产税引起了人们不少的愤慨，可参阅加迪奈尔：威聚·哈科税爵士传记，1923年版，第2章，第282页。
[42]“习惯法的扩展”(1904年版)，第112页。
[43]参阅“现代法律理论”(1934年)第4章中我的论文。
[44]参阅他所著的“理性与自然”(1931年)第3册，第4章，特别是412页以下。这本书给我的帮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
[45]同上书，第411页。
[46]最近议会曾有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企图，见“英国议会议事录”（第5辑）第71卷，1928年，第37--61页。
[47]就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一切像康德、斯坦勒尔和克尔逊的有法律理论的形式主义的企图都失败了。
[48]参阅拙著“法律与政治的研究”(1932年)，第12章，持别是第286页以下。
[49]“政治论文集”，第10章。
[50]关于这一切，可参阅柯亨的论文，见其所著“法律与社会秩序”(1933年)，第259—267页。
[51]关于马克思在经济历史研究上的影响，可参阅汤尼所著“经济学(1933年)，第13卷，第1页。 |
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节录）——胡秋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节录）
胡秋原
（六）略为说我的意见
说了这多，如果孙君要问，你究竟觉得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我确实没有真确的自信，也没有哪一家之说全部赞同；不过一定要问我一个答案，我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而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建筑在封建式剥削之上的；所以也可以说中国社会是次殖民地的封建社会。
然而问题还不在“正名”，而在切实了解中国经济之全机构。近来有一部分人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语病不免，而且一半殖民地一半封建，也未免机械将两者分离，而不知对立物之统一。
要明白中国社会的性质，莫如根据马克斯恩格斯朴列汗诺夫列宁的若干断片的意见。
马克斯说：“先资本主义制的（Pre—Capitalistic）国民底生产方法之内部的坚固与组织，对于商业之分解作用表现如何的障碍，在英国对于印度及中国之通商上，确切地表示出来。印度及中国的生产方法之广大基础，是由小农业及家庭工业之统一（theUnityofsmallagricultureanddomesticindustry）所形成的。在印度，还加上基于土地共有的村落共同体的形态——这在中国，又是原始的形态。……（《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业资本之历史事件》英译本IIIP.392）。这一段文献，常为人所忽略。马克斯在这里指出“农工业之直接结合，为‘亚细亚底生产之经济底基础’（同上）。在第三卷47章论，‘纳物地租’（RentinKind）节中，马克斯又指出纳物地租之特殊形态，借这地租之必要条件的农业与家内工业之结合，……简言之，藉现物经济之一般特征，成了完全适合于象在亚细亚所见的静止社会状态之基础的”。然而农业及家庭工业的生产，也就是封建制度之根本的基础：考茨基说，“封建制度之基础，是农业共同体（原作马克）之范围内的农业及手工业的生产”（《莫尔及其乌托邦》，高桥译本第一章）。所以，亚细亚生产方法者，决非如马扎亚尔等所说，是与封建制度本质不同的，而如马克斯所说，不过是“同一的——由主要的条件来看，同一的——经济基础现象上无限之遍差及等差”（或译变异及浓淡）（《资本论》第三卷47章，英译本IIIP.919）。亚细亚底生产方法自然是存在的，这在马克斯之《经济学批评》，《资本论》，以及与恩格斯的《通信》中，一再述及。然而这不是如马扎亚尔所举出的几种特征：“1，人工底灌溉发生而且发达；2，支配阶级由治水而来；3，没有土地私有，国家是最高地主；4，国家形态是东洋底专制政治”（1930年共产主义学院马克斯主义农业研究会，东方部Madiar之报告大纲“《社会构造与农业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次要的条件；不过是某种情形下一群的“无数复杂的经验的许多事情之——复杂的自然条件，人种特性，与历史影响之——结果”（《资本论》三英译本IIIP.919）。而这经济基础的主要特征，还是封建式的剥削。
马克斯固然指出在亚细亚国家作土地所有者，主权者与直接生产者对立，而地租与赋税一致（《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劳动地租”——Labour（Labor——录入者）Rent节）；然而地租赋税，在历史上是封建地租之转化的单纯形态。如马克斯所说：“一切社会国家形态之最内部的秘密，最潜伏的基础，是生产条件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相互对立的直接关系”（《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劳动地租”），而封建底土地所有关系是土地所有者与直接劳动者之直接主从关系，直接生产者表现为非自由人（自农奴制的徭役劳动至贡赋义务）；封建榨取是名义上地主对于农民之“经济以外的强制”榨取。（《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中国之土地制度的本质，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不知深入事象〔物〕的本质的有产阶级经济学者只知图式地理解封建制度，甚至如Calmette，认为封建制度只是“西欧的，中世纪的。”
总之，马克斯恩格斯对于亚细亚国家之经济，只是看作一种封建社会之变形的。马克斯在不谈到奴隶社会之专制政治的时候，是将：在东方专制政治上，剩余劳动（无偿劳动）之榨取形态的租税，当作地租（封建地租）之一形态来观察；东方专制政治，当作以封建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特殊政治形态来观察的。（York，《亚细亚底生产样式》，《马克斯主义之旗下》）下面马克斯恩格斯的话，也有研究的价值：
“地租在历史上（以及在最高度发展阶段上的亚细亚社会）是剩余劳动即无偿劳动之一般形态。在这里，剩余劳动之与资本家那里的形式不同——为其基础者，……是露骨的奴隶制度，农奴制度，或政治底隶属关系”。（马克斯，《剩余价值学说史》）在这里，是说在亚细亚国家也是欧洲封建时代的榨取形式支配着。
“在亚细亚底及古典底古代，阶级底压迫之支配形态是奴隶制度，大众之土地榨取及其人格之掠夺”。（恩格斯《英国劳动阶级之状态》，美国版序文）
“存在到今日的社会基础中的阶级对立，为维持一般生产条件起见，为强有力地保持被支配阶级于该生产样式所要求的隶属制度（奴隶制度，农奴制度，工钱劳动制度）起见，引起国家——榨取阶级组织之必要”。（《反杜林论》）
所以，——如York——所说，马克斯及恩格斯并非主张：在存在到今日的社会历史中，还有亚细亚生产方法；而只是认之为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度及封建制度（但在中国，没有象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度，即有奴隶之存在，而无以奴隶劳动为生产基础之时期。中国奴隶社会之主张者，不知希腊文明与先秦文明之类似，不是因先秦也是奴隶社会，而只是因春秋战国已有商业资本之发达；不知奴隶社会形成的地方，是高级商业海盗民族征服低级植〔殖〕民地的国家。这都是与中国情形不同的。——秋）。
马扎亚尔以及中国无土地私有，只有商业资本和“士大夫阶级”的官僚的主张者，是没有理解先资本主义底地租赋税——封建地租之转化形态——之经济底本质，不理解商业资本繁荣之基础是封建剥削之加深，不理解原始蓄积之秘密，不理解官僚士大夫阶级主要的还是这封建剥削之代理人。同时，中国的封建论者，也是没有了解中国封建制度之特殊性质（尤其是庸俗封建论者朱新繁之流），更没有明白帝国主义侵入后中国封建社会之变化。
列宁也和马克斯一样，认亚细亚底专制政治之阶级本质，是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国家。1911年他在《托尔斯泰及其时代》的名文中，说托尔斯泰主义是“东方制度，亚细亚制度”之意识形态，托尔斯泰之见解，是“旧的（原始的）制度，农奴制度，东方民众生活之制度之观念底反映”（田灿三四郎译，列宁朴列汗诺夫合著，《托尔斯泰主义批评》）。他又在1912年关于孙逸仙的论文中，说农奴的沙尔底君主政治与亚细亚底国家之接近。（马克斯在与ZasLitch书中，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朴列汗诺夫在《俄国社会史序论》中，都说到俄国沙皇社会与东方专制社会之接近）。列宁在1913年《现政府之农业政策论》中，亦高唱东方社会之封建底农奴底构造之性质，而分析了当时俄国地主经济之农奴性质以后，说：“这不是资本主义。这不是欧洲式生产方法！……不是那样！这完全不是欧洲式的。这是古代中国式。这是土耳其式。这是农奴式”。他又在国际第二次大会之演说及《国家论讲义》中，指出“现在落后亚洲诸国”之封建底特征，指出革命者在先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之任务，指出落后的，在封建的半封建（“半封建”一语系原出马克斯《资本论》）的关系下的被压迫群众，“不仅受商业资本的榨取，而且受建立于封建要素及封建基础之上的国家，地方首领之榨取”。还在《中国之民主政治与民权主义》中（1912年关于孙逸仙论文）指出：“在落后的农业经济与半封建制度的中国，在客观条件上数万万人民生活上感受的只是历史上一种固有形式的压迫与剥削——即封建制度。这封建制度是建筑在自然经济与农业的形式上——在某种形式上，使农民附属于土地——这就是中国封建式农民剥削之基础，一切君主与封建诸侯，都是这剥削制度之政治表现”。并且指出“破坏封建制度之一切现象与形式”，是这落后国家到民主政治之路。
以上几个伟大思想家对于中国社会的意见，虽然也有时不免少数隔膜（如认中国无土地私有），但根本原则上，认中国农村经济之基础（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以前），还停滞在封建制度半封建制度之残骸中，以及中国之亚细亚专制主义政治之基础，还是建筑在农村经济之上，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诚然，在中国，很古的时代，就发生商业资本（CommercialCapital）生利资本（InterestbearingCapital）或高利贷资本（UsurersCapital），而且，如马克斯所说，“商业资本之存在与某种程度之发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发展之历史前提”（《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业资本之历史事项》），然而，“商业在如何程度上使旧生产方法分解，先视旧生产方法之坚固与内部如何而定。……在古代世界，……商业资本归结到奴隶经济……在近代世界，归结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同上）。中国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之坚固与组织，马克斯已经指出，所以中国的商业资本，依然归结到亚细亚式封建经济，使这封建式剥削酷烈，衰残。而且，如马克斯所说，“封建生产方法之发展，有两条路径：
（1）生产者与农业上之现物经济及中世都会产业之行会式地结合着的手工业对立，变为商人，变为资本家。这真是革命的径路。
（2）商人直接掌握生产——例如十七世纪英国织物商，将独立的机织业者放在自己支配之下，卖羊毛于他们，从他们买毛织物——在历史上无论如何推转而作用，在其本身，不能使旧生产方法革命，反之，保守旧生产方法，维持它作自己的前提。这走法，到处成为资本制生产方法之障碍。及资本制生产方法发达，即趋没落。它不将生产方法革命，不过将直接从事生产者的地位，更加恶化而已……”（《关于商业资本之历史事项》）。中国的商业资本，即走的第二条路。
在金融资本时代是金融资本统制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在产业资本时代，是产业统制商业，“近代资本主义史即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之历史”，而“在先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产业”（《关于商业资本之历史事项》）。这商业资本等，“不是资本制生产方法，而是资本制榨取方法”（《资本论》第三卷36章“先资本主义诸状态”），决非革命的势力，除非转化到产业资本。如英国商业资本家即曾与土地贵族结合，反抗产业资本。所以马克斯说“商业资本之独立的发达，是与社会之一般的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同前）商业资本有两种发展形式，一是欧洲式；二是东方式，与土地贵族结托，使封建剥削加深，构成“享乐之富”（语见马克斯，前书）。“亚细亚式高利资本，除了经济上的颓废政治上的腐败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资本论》第三卷先资本主义期状态）。
商业资本与高利资本之逐利形式本来如下：
（1）商业资本
（2）高利资本
在中国，这两种资本与土地贵族结合特别亲密，而且大部分是由土地资本转化而来的。本来纯封建土地增殖之形式不过如此：（以L为土地）
L——L
L——G。
然而与商业资本高利资本结合之后，即以如下方式进行：
L——G——L’
及G——L——G’。
土地之集中加速，农民之苦痛益深。在广大农业生产之中国，商人除以其中饱，诈骗，掠夺谋利之外，即投资于土地，变动产为不动产。因此，不仅它不能革封建制度的命，反而维持封建制度，酷化封建制度，压迫农民。而过去的中国统治者，决非超阶级的“共同体的公仆”，“灌溉之组织”者，以及什么士大夫阶级的官僚，而不过是土地贵族，商人化的贵族，贵族化的商人。一切压制掠夺农民的皇帝，及“今日军阀官僚机关，根本上，是根据于那在农村与商业资本之存在结合的封建残余及封建榨取方法之支配的政治底上层构造之事物”（Stalin，《论反对派》）。
所以，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或暂将帝国主义抽象），中国已进入先资本主义阶段，即商业资本与高利资本统制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社会。而为这社会之基础的，无疑还是农民剥削制度。
然而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了，刺激中国必须走资本主义之路。在思想上反映这趋势者，是康有为梁启超孙逸仙等。如果戊戍〔戌〕政变成功（自然没有成功，而也不会成功），中国未始不可走明治维新之路，其意义实比辛亥革命还大；孙先生确比梁先生革命些，然而梁先生在思想上实比孙先生站在更高阶段，因为后者在当时还没有后来进步的思想，而仅囿于种族革命之一端。帝国主义侵入以后，整个的中国社会文化逐渐变化起来。托洛兹基说得也很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已取得优势，封建势力已成残余（但不一定是残余之残余）；但这正确只有一半：因为资本主义的优势，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优势，而他们还要维持那“残余”。同样，托洛兹基说“中国农奴关系与资产阶级的榨取化学地融合起来”（《永久革命论》），也很对的；但是忽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下成长的。同样，Varga说中国“高利贷，商人，地主——先资本主义之特征的人物——买占土地，与地主底土地私有融合”，“中国支配阶级，取生产手段的资本异常穷乏。在中国资产阶级之全层，财产只是土地”（Madiar《中国经济概论》中序文结论）都很对的；不过因为忽略了他们是存立于封建剥削之上，承接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因而就完全抹杀中国大众反封建势力斗争之必要，而认中国革命为反资本主义革命。这一切的理论缺陷，就在否定中国封建制度之历史存在，认中国今日先资本主义关系之残余非封建关系残余，而且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关系估量过轻之故。
帝国主义侵入后是否使中国封建制度崩坏呢？帝国主义侵入后，机械破坏手工业，农民更加贫困，小地主破产，高利贷更加酷烈……当然使中国农村经济更加破产。但是，他又如中国之商业资本一样，必须维持酷化这封建剥削制度，强化中国统治者巩固这封建制度的残余；因为如此，才能丰富其殖民地式的侵略；而中国农民革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或非资本主义前途，都是于帝国主义不利的。而且，中国不是工业国，帝国主义者不能象法美对付德国一样，掠夺德国无产阶级之剩余价值；而只能如日英对付印韩一样，榨取中国农民之农奴式劳动。
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就是在国际殖民地化过程中的封建社会。（TheSocietyofInternationalImperialisticColonizingPre-capitalism,orInternationalColonizingSemi-feudalism,orColonizingfeudalism）。
试稍分析言之：
从生产力来看，只要稍为留意中国农村经济者，殆不能否认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基本产业的国家。据俄人调查全中国人口约420,000,000人，农民总户数约56,000,000户（地主在内），农民总人数336,000,000，占全人口80%（International，1927年，七月）。机械虽然输入几十年，但因为种种的限制，没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产业革命，没有一个彻底的民主革命，“完全断绝过去之传统，扫荡封建制度不留最后之痕迹”（恩格斯）。欧洲产业革命后，为工场制度之确立之一重要表征者，是人口之都市集中，据Beard之“IndustrialRevolution”，产业革命后，英国都市之人口绝对超过地方之人口之比率有如下表：
都市人口地方人口
186162.337.7
189071.128.3
然而，在中国最资本主义化的江苏，广东而论，我根据1931年朝日年鉴的统计加以计算，情形如下：
江苏上海南京苏州镇江四埠人口总数左四埠以外各地全人口
3,271,300（其中上海即占2,700,000）30,504,764
广东广州汕头琼州北海四埠合计左四埠以外各地全人口
940,800（其中广州占811,800）36,227,000
由此可见中国产业发展情形之微弱，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态吗？
从中国财政的状况来看，统治者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外：1，关税；2，盐税，各省租税；3，公债；4，特税及各种苛捐杂税。地租及各种杂税是直接通过贪官污吏豪绅括取于农民固不待说；关税的收入，和公债的来源，最后还是大部分转嫁到最后消费者农民身上。这不是说明统治者财政的来源的基础，还是农民剥削制度吗？
从军阀的基础来看，中国的政权至今尚在军阀手中，是谁也不否认的。不过大家对于军阀性质，还缺乏详细的区别与分析。军阀的根据是军队，然而军队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破产的农民。他们为什么去当兵呢？因为无田可耕。为什么无田可耕呢？因为：1，受封建剥削而破产；2，受高利贷剥削而破产；3，因帝国主义侵入而手工业破产。如果农民有土地，换言之，打破封建的剥削制度，则军阀的基础将至解体。他们没有掠夺之工具了。所以，军阀的基础，是封建式的农民剥削制度。这是许多人所知道的。然而军阀也“进化”的。有一次王礼锡君提出军阀是买办性的问题，这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的军阀是从封建的武装进化到买办的武装，而达其极致。象四川的一干军阀，可说是十足的土军阀，封基军阀；而现在的xxx，则是军阀之最高阶段了。袁世凯，陈炯明，xxx，是中国的新军阀典型，日英美的武装买办。不过，在帝国主义统治深刻化的今日，军阀都带买办性了，因为小军阀必隶属于大军阀，而大军阀又隶属于帝国主义。又如冯阎，本来是封建的，而后来扩张起来，必然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也不能不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帝国主义也要去勾结他。军阀就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之破坏的封建社会之一大机器。如果要照孙君高见，军阀也是资本主义底了，因为他们是用资本主义战争工具——枪炮，而不用封建社会战争工具——大刀弓箭。详细研究中国军阀的成长基础与发展，也是了解中国社会之钥。
从中国的贸易状况与产业状况来看，中国国民资本主义社会是很少发展之前途，换言之，即绝少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可能。中国每年增加之巨额入超，即说明中国农村破产之剧烈；而重要输入品中有日用必需品之棉，糖，五金，石油，煤，小麦粉，木材，染料，甚至于食料，海产，香烟，而输出品几乎完全是原料。这说明中国是国际殖民地化了，尤其是受日本的侵略，最为深酷。说到中国的产业状况，更可伤心；1，所谓民族工业，仅止于纺织，火柴，面粉，制丝而已，毫无重工业之发展，资本总额达一千万元者，仅榨油，制粉，火柴等等而已；2，帝国主义除在华直接掠夺地赔款而外，又凭藉不平等条约，取得关税，邮电，内河航行，矿山铁路管理权，掌握中国经济之命脉，又建立其势力范围，以中国资本之幼稚，自难与其竞争；3，而且，在世界恐慌的今日，各帝国主义皆将在中国作剧烈之角逐，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更成为梦想；4，中国产业之骨干的煤，铁，纺织，电气，铁路，航业，银行，乃至香烟，制粉公司，无不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或称合办，或有投资关系，或管理权直接操于外人之手；尤其金融中心的中国银行，全恃帝国主义银行的扶持，几大帝国主义银行做中国财政监督者银行的“太上银行”，支配全国之信用市场，通过中国银行而榨取中国民众；中国政府及资本家，不过做他们的帐房而享受朘余，分点红利而已；英美烟公司拥有二亿二千五百万元之资本，而中国的南洋（一千五百万），华成（二十万），正昌（三十万）自难与竞争；尤可伤心者，为世界第二产煤国的中国，每年由外面输入二百五十万吨之煤；5，中国又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的市场，各国帝国都扶植封建底一独裁的军阀，保障其利益，购买其军械，维持其封建势力（相对的——英，绝对的——日），成为中国内乱之源，而农村经济益加破产，兵匪循环，军队日益增加，剥削益加残酷；6，因为农村之贫困，国民的购买力减低，中国产业的发展希望更成幻想，于是只有用各种投机，欺骗，掠夺的方式，以敲吸最后的骨髓，这样下去，除了少数“甲必丹”以外，全国大众只有陷入真实意味上的奴隶阶级的命运。孙君在其《分析》中不了解中国资本主义与帝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而以为中国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要去区分，就是爱国主义，不是辩证法的马克斯主义（P.67）；殊不知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如果是民族资本，则至少中国的封建势力，将步日本封建阶级之后尘；而正因为是洋资本主义，中国的土资本主义便很少发展的可能，而封建势力更得藉帝国主义而延续其寿命。孙倬章君！这是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不能不区分的。综观上述，我们可以明白中国的资本主义，只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而这种资本主义是不能将中国经济改善的。这是半殖民地社会之特征。中国最高的统治者，是国际帝国主义，除了直接间接通过资本剥削劳动者以外，又通过买办，军阀，官僚，以及中国的银行，钱庄，乃至中国的产业，利用官吏豪绅，商人剥削到最后的农民。这是最残酷的剥削制度。一切中国军阀资本家和官僚等，组成一大买办式的网，帝国主义的渔翁，用这网剥削中国农民之鱼。自然，这不能说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春秋时代即趋崩解，以后在汉，北朝，唐，元明清都曾复活，然已非纯粹封建制度；但是，这亚细亚式的绝对主义体制，毕竟还是封建式的剥削，变相封建式剥削，更严格地说，包括一切先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的社会。例如军阀割据之地，自由征税，预征钱粮，截留税款，自由拉伕，纯粹是封建底军事赋课，封建徭役的性质；农村经济完全建筑于租课之上，中国农村中的有产阶级，都是由土地资本家转变而来的商人——高利贷资本，大地主以其土地收入扩大其土地，进行其“农业复生产”，又以其收入借贷农民而收买其土地，这是与欧洲资产阶级之成长大异其趣的；因此，他们不仅不与地主阶级对立，他们的生命，原建筑于封建式剥削之上。而且，除了租课亦常以现金纳付，此外还要送鸡肉礼物，还有徭役之义务（送工），乡村中地主商人阶级之政治经济特权，办民团联庄，及勒索谢礼罚款高利之类；这一切事实，都可以说明中国农村经济还是建筑在那封建残形之支配下的生产关系之上。而这剥削关系，一直通到帝国主义之殖民地榨取。唯其是有帝国主义经济之深刻支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没有发展之可能，而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只有日趋于残酷。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的经济，固然破坏了中国经济，但他必须维持中国封建剥削（尤其是日英法等）；在这样状态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不是说在某种程度以内，没有相当的发展，而是中国资本主义绝无发展的前途），成了绝大的空想。最近为中国资本家之沉痛自白及对于帝国主义之悲哀呈诉之中国银行报告书（这有价值的报告，望任何人能够一读）中，指出地价增高及投机营业之发达，已表现中国买办资本主义之畸形状态；又指出中国产业因内战，水灾（亦封建剥削之必然绝果），农村疲敝，以及国际恐慌进口增加而日益衰落，而中国之农工业则“纱业不敌日本，国货工业基础不固，丝业不能与日本竞争，农产品进口二万万余元”，最后指出中国人民将无购买力，而唯一补救方法只是希望政府人民减少洋货之购用，土货之出口，各友邦协力增购中国货品；政府之不能保护工业，对于丝业之增税，可以看得出来；而要“友邦增购中国货品”，那无异羊子对狮子说，请大王将身上的肉割我吃点！又指出不生产的信用之膨胀，将至全国人民十九困穷，然而，要政府银行家不发公债，怎么行呢？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悲哀。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呢？我之所以不厌反复在这短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之重要者，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以后，使全国经济政治文化变质——买办经济，买办政治，买办文化；而中国之资产阶级，也不过是参加这“先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制度”之最高阶级而已。因为这个原故，中国的政权，也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而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政权，资产阶级占优势者，只是因为他们更接近太上政府——帝国主义一点而已。在最近的将来，代表中国没落地主阶级的国家主义派，如果能和“党治”完全“合作”，则是中国统治者政权“最完备”时期。
从国际帝国主义的竞争来看，则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便一天不能消灭，而只有日益加深。中国之为殖民地社会之特色，不是印度朝鲜式的，而是一个国际竞争的殖民地。各帝国主义为维持扩大其势力，必援助中国的封建军阀，因而援助其封建剥削，巩固殖民地的“秩序”和财源。最鲜明的例子，是日本满蒙共和国的计划。其他英美法莫不是希望在中国建立其“甲必丹”式政府。希望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然而各帝国主义因其自身经济状态与对华关系，统治中国，变化中国的形式也是不同的，这在此处不能详论，然而孙君也不十分明白在对立中求统一，在统一中见矛盾。而时常陷于混同的毛病。中国资本主义之稍得发展者，是第一次欧战期间，这个时期又遇着日本单刀直入的压迫，而这机会又马上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还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么？不过中国被压迫大众，尤其是农民因不堪这先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这多重的剥削，不断地骚乱了，使这殖民地统治形态不能稳定而已。
此外，还可以由各方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社会的性质。以上所述，临时手记，自极粗略。不过，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封建社会论者，与资本主义社会论者，以至混乱的折衷论者孙倬章先生，虽然诸位先生都有求真之热，研究之诚，而皆有所见，足为吾人感佩，然而，似乎都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估量过低，或竟置诸考虑之外；或者，将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切开而游离；不知在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村经济之间，考察其中的关联，联系与变化，单纯封建论者之错误，只看到农村的一面，不知道在今日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整个社会变化，或在变化过程之中；单纯资本主义论者也同样轻视帝国主义之作用，不知中国资本主义之性质，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之基础，还是在封建剥削之上；并且轻视中国农民问题，仅认封建为“残余”，其实不仅是“残余”的，而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中的一重要部分。孙君自然还是后面一派，不过将“残余”看得重一点，而以为还存在于上层构造中。然而，为什么“残余”还在上层构造中演重要的角色呢？莫知其然了！固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杂种”，然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分析这杂种的血统关系。
我再此处重新提出我的结论：
中国现在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先资本主义社会。最高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最受剥削的是农民。而先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形式，还是封建式的剥削，帝国主义又要维持这剥削制度；所以现在中国社会经济，也可以说是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封建社会经济。
说到这里，必须多少连带着中国社会之史的叙述。在这里，我自然只能写一个简略的结论。我本来打算在最近写一篇《中国社会=文化史草案》在《读书》第二三期发表，从经济政治上，文艺思想上，看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现状，材料也搜集了一些，关于最近，也可以抄许多统计以实吾说，然而因为其他的事及《读书杂志》付印之匆促，一时不能写起。在以前，我也是主张“亚细亚生产方法”论之一人，经过了一番研究以后，我不主张了；然而，如果“亚细亚生产方法”社会，不是指与封建社会本质不同的社会形态，而只是指东方封建社会之一特殊形态（如英，法，德，俄，以及罗马封建社会亦表现多少之“浓淡与变异”），则这名词还是可以成立的。此外，关于奴隶社会问题，商业资本主义问题，所谓士大夫阶级问题，皆有相当意见，只能待以后详述。我现在只先写出一个我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的阶段。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先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帝国主义时代。
在中国，先史时代我们只能依靠传说了；殷，则明明是一个氏族社会的末期，这是我个人近来稍读殷墟文字的结论；东周，是中国封建社会时代，于是有“殷周制度”之变迁，不是什么奴隶社会，因为奴隶社会只是封建社会末期，商业资本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在海岸国家则达其发展之极致），不是一个社会必经的过程；春秋战国，则已由封建社会之崩坏，到先资本主义时代；至秦，有商人国家之建立；先资本主义剥削之深刻，农民暴动起，地主封建政权复活，是为汉。中间经过一次“僭主”王莽的执政，政权仍归地主阶级之手。两汉是中国文化史上之中古时代。然而，西汉东汉，商业资本主义之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国外贸易之盛也可看得出来。东汉末，封建社会日益崩溃，地主与商人的剥削，又发生农民暴动，而商业资本的发展也看得出来；建安及以后的思想与文学，即是这不健全的商业资本文化之萌芽的表现。这纷乱的局面终为司马氏所统一。晋室之奢靡，可见当时先资本主义剥削之残酷。而思想界之颓废倾向，也是必然的结果。于是北方的蛮族侵入，南北分裂，胡人在北方建立封建国家；汉族的贵族商人南迁，更促进商业资本的发达；阀阅之习，固是胡人侵入的结果，而更是贵族绝对主义政治时代的表现。隋统一南北，巡幸江南之奢侈，即先资本主义剥削之写照。于是又发生大农民暴动，李唐起来执政，地主与商人的剥削，又引起农民暴动；五代分裂，吴越南唐，稍得安宁，商业资本主义之文化，开宋代文明之盛的先声。有宋时代，实中国经济最繁荣时代，真正看见商业资本主义的文明，如果说清朝是中国文艺复兴期，倒不如以宋朝比拟更为洽当（此意甚长，此处不能备论），不幸又受蛮族的蹂蹒，经济文化，破坏无余，这是世界史上一件最痛心的事件。胡元入主中华，重新分配土地，复活封建制度，汉族几陷于农奴之地位；拉狄克等根据《马可波罗游记》里所描写的元代繁华，说元朝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其实元朝的繁荣，是完全建筑在掠夺之上的，农奴式的剥削，与强盗式的劫掠之上的；他们的生活，只是享乐与战争。这必然造成农民暴动，而和尚朱洪武起来执政，那规模也完全是封建式的。然而商业资本的发展也是事实。从三保太监下西洋（南洋）到明末之颓废空气，都是商业资本的推动。于是因饥荒剥削而引起的农民暴动，再加上满洲蛮族的侵入，胡儿又来统治汉族。这爱新觉罗氏的蛮族，文化程度较（元）高，遂在中国开始典型的先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这从清朝的赋税制度上可以看得出来。农民动乱不绝，不久，帝国主义攻破中国锁国经济之长城；经过鸦片战争，帝国主义逐渐支配中国，而使中国社会变质了。从前南北商业资本都市中心的扬州北京，移到上海天津了。总之，中国社会自周末已走入先资本主义时代，自秦以后，中国民众便在这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联合的双管齐下的剥削制度之下，商业资本在宋清得到极大的发展。不断的农民暴动，蛮族的侵入，使中国经济破坏一次，演成历史上周期的纷乱，与历史之“反复”。地理环境之限制，又使中国生产力的进步非常迟缓。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没有走出先资本主义（Friihkapitalismus）一步。戴行轺君有“过渡时代”的名称，谓我不当说他的“过渡时期”太长，然而问题不在“过渡”之长短，而在如何充实这“过渡期”的内容。历史固然是一个过渡，但如果将原始社会到将来共产社会之间都叫“过渡时期”，岂不更为痛快？那么，戴君也可以说，“我所谓过渡时代就是你所谓先资本主义时代”，但是，问题在理解统一之对立，对立之统一；中国社会自汉至清，是地主与商人的联合政权，然而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之比重，有大小之分；这两种势力，有时还表现冲突（如汉及宋）；商业资本的发展，历代也有程度的不同，但是，这土地贵族与商业贵族结合的统治，是东方式亚细亚式绝对主义政治之秘密。而自帝国主义侵入以后，这先资本主义社会便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一直到现在还在这过程中；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之发展，无非是说明中国殖民地化之深度。（还有中国经济发展之空间的不同，区域的不同，也是应该考虑的；例如甘肃陕西的经济情形，便与广东江苏不同；在这里，因叙述的便利，暂时没有谈到）此处所说，仅一结论而已，详细说明，只有候其他机会了。
根据上述见地，中国经济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是帝国主义的路，即殖民地的路；二是反帝国主义的路，即革命的路。然而第一个前途因为各帝国主义的冲突，只有照现状更加深刻下去，最后在中国引起帝国主义战争，解决帝国主义及中国民众的寿命。中国资本主义也是没有前途的。第二个前途自然是一个艰难的路，要看城市革命运动与乡村革命运动之高涨，联合与平衡，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情形来决定，自然是一个最后的必然之路；再说下去类乎表示个人政见，暂时不谈了。
总而言之，中国革命问题，实在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问题。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反帝，不敢反帝，如他不能不敢解决土地问题一样。这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特性，也是他们命运之矛盾。最近上海的抗日战争，给我们无限意义深长的教训（将于《文化评论》中略论之），如果这个战争发展下去，可以说就是到中国革命之路，到自由之路。中国资产阶级和政府不仅不能反帝，而且反对反帝。他们欢迎设立中立区，欢迎共管；帝国主义统治稳定，还可以维持这一架买办式的剥削机器；如果反帝国主义战争发展，不仅他们的公债要破产，雇佣军队也要破产，中国被压迫大众不能继续压迫，农村革命必更扩大；于是，他们的生命就要呜呼哀哉了。所以中国革命中心问题就是反帝问题，因为中国统治者只是帝国主义机构中的一部分；土地革命也只是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一重要部分，因为帝国主义是要维持中国农村封建式剥削制度的。我曾对许多朋友讲，上海事变将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前途问题都解答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哲学，是有极强厚的经济背景的啊！
最后，再说回到孙倬章先生罢。孙君不懂马克斯主义，将马克斯主义变成谑画，和马克斯主义开玩笑；新政治经济分开，将马克斯主义分家（这是根本不懂唯物史观，歪曲马克斯主义的证明，并非“武断的”）；我虽不是“学者”，至少是一个马克斯主义学徒，对于这样“故意捣鬼”，“无理取闹”，“轻薄无聊”的妄言家，自己应该来批判的。孙君的“首尾不贯，莫明其妙”，并非偶然，而是不懂马克斯主义，内部逻辑不通的必然结果。这自然使我“失去尊敬之心”了。然而，我还是“尊敬”的，我“尊敬”孙君的勇敢。但是，勇敢不一定是值得尊敬的罢。不过，从朋友处知道孙君还是一个很真挚的研究家，孜孜为学的老“学者”，这样，虽然今日错误，来日可追，再多读点马克斯恩格斯朴列汗诺夫列宁的著作，及其他马克斯主义经济学的名著，从正确的方法论出发，根据丰富正确的材料，不为不可靠的翻译所误，那么，孙先生是可以成功的。那时候，我将收回我“失去了的尊敬”，而孙先生那时候，也许要对今日之孙先生也失去“尊敬之心”，而与今日之我一掬同情之泪了罢！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日，[1]日暗风凄，酩酊大醉之后。
（录自《读书杂志》第2卷第2、3合期，1932年3月1日出版）
[1]脱稿时间在刊物出版时间之后，显然有误，但无从考察，保留原样。——编者 |
第四章当代的展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斯基->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5）
第四章当代的展望
一
从外面观察起来，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公民组织，旨在完成一种共同的目的；而从它的国际的地位来看，尤其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想到众多公民共有一个为亲切的独有的记忆所神圣化了的共同历史传统，这些记忆把它的各成员维系在一起，其真实与亲密不啻家人父子间的关系。我们想到它有许多社会服务，力图借此减少贫与富之间的差异。我们想到它有法庭，公正无私地对待各阶级成员。我们想到它有一个立法的议会，不仅最卑贱的公民可在其中占得一席，而且即使是最显赫的公民也必须赢得了他所属团体的推选方能入门。我们试将今日国家的职能与一世纪前甚或50年前的国家职能加以比较。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变化表明社会良心确已深厚得多了。从这个结论上自然就会推论说：一个更深厚的社会良心能使国家成为旨在实现它的各成员的共同福利的一个组织。
这是一个容易得到的结论，但也是一个肤浅的结论，不然本书的论点就全然错误了。因为根据我所陈述的见解，我们在现社会内所看到的那种统一，不是出于同意，而是出于强制，而且国家的根本特征，不在于它追求一种共同的福利，而在于它迫人接受某种阶级关系；那种共同的福利只是它的外表的目的，而不是中心的目的。国家的真实目的是要维持那些保全生产工具所有者在国家范围内的统治地位的法律原则。而它对于共同福利的任何措施，也永远是以这个主要目的为转移的。社会立法并不是社会中全体成员对于共同福利所提出的合理客观要求的产物；它是为了保全有产阶级统治地位的法律原则而付出的一笔代价。它是随着有产阶级的枯荣而消长的。它是他们所提出的让步，以便他们的权威所赖以维持的那些原则，可以不致受到断然攻击。
以上所述当然是把局面过于简单化了，这种局面，尤其在它的心理方面，事实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但是用这种赤裸裸的方法来加以说明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使我们注意国家分析中的关键问题；它强调说明生产工具所有者控制了最后的强制权力；它也坚决认为大众所得到的那些让步不仅是要靠斗争才能获得，而且是为国家所组织的那个社会特有的财产关系体系内包含的种种定律规定了它们的限度的。假如大众的要求与这些定律发生矛盾，那就必须改变财产关系体系，而后才能实现。这一种改变，根据我们所有的历史证据，非经过一番革命是做不到的。
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是靠了艰苦斗争才实现的。除非我们说今世的人类已较过去任何时期更有理性，否则我们毫无理由以为我们能够不经艰苦斗争而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至于所谓人类理性增长的那种假定，乃是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幻想，现在已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十九世纪特殊的经济情形，因当代惊人的科学发现，使生产力骤然增长。因为生产有了巨额的过剩，能够以一种广大与深刻的规模，分配种种利权，使资产所有者与除出卖劳力外一无所有的人都能满足，因此造成了宽大容忍的气氛，有利于自由主义的各项假定。在那不仅可以充分生产，而且可以充分分配的地方，满足一般愿望的能力使多数西方文明人士认为似乎不会因比例分配原则而起什么冲突了。毫无疑问，这种自由主义的浪潮也会有涨有落；但广泛地说，到了十九世纪末叶，自由主义的理想似乎已为西欧与美洲人士所普遍接受了。
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便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那时怀疑它能够作为一个永久和平有益于人类的工具的人，比较上只有少数；其人数之少在1914年显得非常明白，当时第二国际各党派，不顾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抽象信仰，竟很容易地接受了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作战的义务。直要到厌战情绪与俄国革命结合在一起，揭开了战争惨剧的外皮，人们才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结合是非常偶然的。这种结合不是因为内在的原则上有什么根本的和谐，而是由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它将政治权力给予群众；但是却附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种政治权力不得用来破坏资本主义各项定律的根基。当社会改革不致扰乱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关系的时候，资本主义是肯实行社会改革的。但当这些基本关系有被扰乱之虞的时候，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间的矛盾就变成了西方文明的制度上的基本特征。
这种矛盾以种种的方式出现，在历史上每个严重的过渡时期屡见不鲜：资本主义各政党的合作，以求维持资本主义利益的统一阵线；对俄国的干涉——与一世纪半以前干涉法国一样——企图以武力消灭据称是危害法律与秩序的坏学说；温和改良派的执政，以及当温和改革代价太大的时候，他们的被推翻；末了，当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象在意、德、奥三国那样，民主政治被视为资本主义原则所不能接受的严重的危险而遭到野蛮的排斥；所有这些情况的发展丝毫没有什么可使我们吃惊之处。人们在1931年象在1792年一样称赞无与伦比的英国宪法；而当他们正在拆它的台脚的时候，也象那时一样，他们还在颂赞它怎样为自由而努力。人们指谪温和改良派扰乱了法律与秩序的种种保障，而同时他们却在那里利用这些人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反对宪法上的改革。这种过程在不同国家内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它的性质却是处处相同的。虽然美国白宫里高坐着一位自由主义的总统，但是国内言论自由所受到的威胁也达到惊人的程度。[1]
这种空气的变化是有其明白易知的理由的。资本主义在衰落期间对于自由主义政策的奢求不能负担了；它只能在民主政治的压力下放弃它的外围护墙，而决不肯不经过一番战斗就放弃它的中枢堡垒。在每况愈下的时期内，要继续进行社会改革，就意味着要改变财产关系的基础。这就等于放弃特殊权利。这将使社会从经济寡头制，转变为生产工具公有、利益均等的制度。向来都是这样，当财产的基本观念发生动摇的时候，有产的人们就要大起恐慌。这时民主政治就被视为仇敌，因为民主政治是给群众以正式宪法权力的。对于它种种涵义的不满成为日常谈话的材料，而它所造成的那些既定愿望也被热烈地否认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十五年中，千千万万人为之牺牲生命的民主政治，在大部分文明人士看来，已不复认为是一种满意的理想了。世界各国十之八九公然放弃了它们采用已久的自由的原则，而重新明目张胆地保护私产权利使之不致遭受侵犯。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国家权力的争夺战。现在很鲜明的主要事实就是：我们社会的阶级关系已与社会和平的维持成为水火不能相容了。这些阶级关系已把我们的生产力量与分配力量之间的矛盾这样暴露了出来，使目前那种奇异现象——丰富之中反有贫困——在身受损失的人们看来是忍无可忍了。可是现在的有产阶级，正与往昔一样，在择取和平改革，与择取不惜冲突以维持特权之间，竟宁肯为了他们法定的特权作战而不肯让步。这种态度不仅表现于法西斯主义国家之悍然推翻民主制度。而且也更加明显地表现于英、美两国之反对社会改革，以及法国右派之公然仇视民主政治。这些国家，虽然想要假装公正不偏，可是也没有装得象。只要财产权利一入危境，国家的强制本质就格外分明地在它的措施上表现出来；而它所强制的对象便是一般大众。
人们有时候说，这种僵局并非由于资本家不愿改革，而是由于改造家操之过切。但今日资本家的态度，以及二十多年前，路易·乔治提出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温和的财政改革方案的时候资本家的态度，两者之间并无根本的差异。那次预算案遭贵族院的否决不是意料以外的事情。远在1906年巴尔富勋爵就已经告诉那辈拥戴他的人说，他们的天职就是要使“这个伟大的统一党无论在朝在野，不断地控制着这个伟大帝国的命运。”[2]他这句话的意思，在三个月后向众议院透露了出来，那时候自由党政府的流产的1906年教育法案正在举行第三读，他宣称“必须在其他地方进行真正的讨论”[3]。这就明白表示要以财产权利来统治国家而不顾人民的意志；无论何人，只要读了一些显赫贵族对于该预算案的发言，就不会怀疑，这些贵族心中认为他们有保障他们自己的权利，可以反对他们所认为是要没收他们财产的任何议案。[4]爱斯葵士警告选民们说，贵族们的主张中隐隐含着革命的威胁[5]，他这话说得并没有错。
当时一位评论家写道：“保守党人不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敌党着想；他们不能看出，这样运用他们所独占的武器，以剥夺政敌战胜应得的胜利品，是‘不合运动道德’的；而这在普通英国人眼中看来，乃是最大的罪恶。”[6]晚近25年来，这种情形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因为现在依然有人声称，贵族院的作用是在保障国家，以防止工党政府将社会主义原则订入法律之中；保守党提出的关于改革贵族院的一切建议，目的就只在于使工党政府不能象它的敌党那样订立法律。[7]但这种行为在任何合理的解释下，意思终不外是说选民的意志只能在一个议院所规定的限度内发生作用，而这个议院的整个性质就是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的。
贵族院的态度是一种纯粹的工团主义的态度。但它之所以重要，并不由于它本身的意义，而毋宁是因为它是一种更广泛的心理的表现。这种心理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都有所表现。它表现在煤业主人不仅坚决反对该业的国有化，而且顽强反抗该业的统一化，虽然大战以来每个皇家委员会都建议要向这方面改革。它表现在棉花业拒绝——乔西阿·斯丹浦爵士强调说这是存亡攸关的[8]——考虑改造它的基础，以应付它们所遇到的新竞争的局势；假如既得利益方面对于它的友人的劝告尚且悍然不纳，那么它更不会愿意听取它视为仇敌的人们的建议了。它表现在对于工会改良工人地位的种种努力的反感。这种情形既然可以看作是走的独裁制的一种运动[9]，那么在社会危机时期中，社会关系分析上的缺乏善意是很明显的。我以为我们未尝不可以说英国的资产阶级是愿与大众共享繁荣之利益的，然而这要附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对于它的法定的特权不得提出任何问题。然而经济演进所提出来的正就是这些问题。
美国的情形在实质上亦无不同。总统已经干涉到工业界，以求为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创造条件。但是他失败了，因为既得利益方面对于他的冒险的原则拒绝合作。他们对于他所提出来的办法没有信心；而资本市场的复兴既然要靠他们的信心，所以他就缺乏成功的根本条件了。在另一方面，他扶助有组织的工人以求承认的努力，也遇到了全国性的抵制。旧金山的总罢工事件，1934年棉织业罢工事件，只不过是美国商人抵抗改革压力的普遍决心之一些重大表现而已。我已经说过，这种改革压力，同时是有一种能够衡量紧张局势的对于民主观念越来越深的仇视心理，与之相辅而行的。罗斯福的政敌举着自由的旗帜作战；但是他们所谓的自由，就是要永久保持他们的权利，将美国社会永久保特在这次危机所由发生的那种状态里。[10]
事实是这样：在我们目前所达到的环境里，我们必须跳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各项定律，然后才能完成重要而持久的改革，那些老式的让步，只在资本主义的成功有充分余地，可以让步而无碍于那些定律的时候，才有做到的可能。我们现在不是这种时候。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演进的阶段，是马克思早就看到了的，他曾预言说，资本主义的矛盾，结果将造成一群永久性的而且日见增多的找不到能够赚钱的工作的工人。因机械化而造成的失业，金融资本有增无减的权力，经济帝国主义的发展，在这几方面，马克思的预言均已充分实现了。[11]在现行法定秩序结构内，我们不能控制这些趋势。它们交织在我们社会结构中最深奥的地方。就现社会的定律说来，它们真可被视为是社会福利的条件。因为对于它们的任何片断攻击，就打扰了该制度有效实施所依赖的信心，1929年工党政府的经验已经说明了这点，而且罗斯福实验历史又再度把它加以证明了。费边社的改革策略认为在改革之际可以得到那些人的合作，而在那些人看来，这一制度不仅是保护他们本身利益的武器，而且也是国家福利的保证。假如这一种策略为了避免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设法贿赂资本主义使之同意，对于所有权的转让184许以大宗赔偿，那么它所付的代价，将使它无从实现它所企图增进的福利了。
我在前一章内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以为这类合作是做不到的；我已说明，国家的一切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实施时所规定的一切意识形态，如果把它们冠冕堂皇的门面话拆穿以后，都是指向冲突方面，而非指向和谐方面。这里我以为值得注意的是，不要象往常那样，把这看作是从道德方面谴责那些拒绝合作的人。资本家所以不能接受与他们歧异的那些定律，乃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就资本家全体说来，他们之不能否认他们所奉行的主义，正无异于一个普通伊拉克公民之不能怀疑回教的真理。人类的积习，除非在危机之中，他们是不去研究他们所熟习的各项原则的；而时间因素又太短促，不容许他们以镇静的客观态度来研究这些原则。我们总得下决心来认清这个事实：在历史上，关于财产权利的争论，总比任何其他事件的分析，更容易引起激烈深刻的感情。这种情形是很自然的，因为财产权利所产生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社会生活上的一切主要型态。我们现在认为是显然错误的种种原则，大多曾在某一时期被拥护它们的人认为是显然的真理。君主的神圣权利，自由信教的义务，奴隶制度的当然性，战争的不可避免，凡这一切都曾有人热烈拥护过，有些至今仍旧得到人们的拥护哩。假如象生产工具私有制这样重要的一个原则，能够跳出这个常例之外，那倒是值得奇怪的事情。
我们必须牢记私有制在一切通常情形里，对于那个身受其益的阶级，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健康与安宁、文化的享受、以及各种不仅本身富于趣味、而且在我们的眼光里是最受社会敬重的工作——这些都是它的明显的利益。它使一个人能够保障他的子女的地位。它保证他到了老年可以不受工人阶级全都难免的那种凄凉晚景。它代表着购买他人劳动的权利，和读书游历以调剂单调生活的能力。我们要改造阶级结构，就使上述种种那些人已经惯常享受的均衡状态受到威胁。若要期望这些人自动放弃这些东西，就等于期望一种超过人类想象之外的大规模的变化。而且这种期望也不能要求、或设法要求，从宗教制裁来取得支特。恰恰相反，它的主张不仅是为宗教制裁所极力否认的，而且也遭到了教会团体的反对，这些团体在多数人心目中正是宗教精神的明白表现。我们只要想一想那些播道的宗教，例如基督教，它们能够许它们的信徒永远得救，而它们所争取的代价，并不是要根本改变社会秩序，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说一个控制国家权力的有产阶级，能够帮同消灭那个国家权力所给予它的一切利益，那未免过于乐观了。凡是热烈依恋于一种生活方式的人，绝少能够不经过一场战斗就把它放弃的。他们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深信他们被邀参加的那个新世界，决不及他们已经控制的那个世界来得舒服满意。
二
但是有人说这种改革有多数人民为它声援。有产者为数很少，而无产者很多。无产者既日渐意识到他们的力量，照理他们必能控制局势。例如在英国，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选举他们自己的人取得政权。这样，他们就能支配那些有产阶级的统治所依赖的工具——归根到底，也就是国家的武装力量。于是国家可由多数人的力量所征服；而多数人是服从经验的劝告的。
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讨论过这种见解所包含的各项假定。[12]我以为这种见解是与许多因素相矛盾的，这些因素我们不能说得太多。首先，最重要的是：即使多数人已有确信，我们也很难保证他仍不受到阻难。特别从当代经验看来，我们所有的证据反倒显出这样情形，如果左派力量表示有企图改造社会的真正决心的时候，他们将被对方先发制人，废除民主程序，使他们不能使用他们的投票权利。遇到那种情形，象今日的中欧与意大利那样，当然只有依靠武装力量，才能实行社会改革。
但是，即使有一个决心大事改革的社会主义政府掌握了政权，它的种种困难也不过是刚刚开始。我以为无论何人若把它的处境考虑一下，总不会低估它所面临的难关的严重程度。如果它缓步进行，则企图在资本主义各项定律上，实行片断改革的任何政府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它也将一一遇到。一方面它因为摇动社会的信心，而触怒它的对手；同时它又不能言而有信地把振奋人心的信仰见诸事实，以致失却了它的拥护者。假如它从速进行改革——迅速行动的情形很占优势[13]——它就难免遭到抵制与反抗。在这种情形下，它的权威就不仅系于军队与警察对于当局者的忠心[14]，而且也系于它自己的拥护者的忠心了；然而这些拥护者是依赖工资为生的，这种扰乱又会直接危害他们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内包含的种种心理问题之认识是极其重要的。约90年以前，“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马克思与恩格斯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历史的对立，认为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因素，它必须在两大斗争的势力中间择一而从，那是很自然的。最近经济发展使社会结构日见复杂，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比他们看这一问题困难得多了。马克思就他所有的证据，坚称只有无产阶级是一个前进的阶级，它们的主张实现时，将会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这话是绝对不错的。他还坚称小资产阶级命定处于一种依赖状态，它的本质不适宜于独立的革命行动，这话也是对的。
但分析假使就此终止，那就没有答复了真正的问题。我们的局面并不是这样简单，只是少数资本家，面对着广大的生活日见凄惨、被不能忍受的负担所迫而不能不走上革命之路的无产阶级。除了俄国以外，就没有象马克思所想象的那种尖锐的阶级对立意识。阶级的界限是混乱而不解明的。资本主义之经济发展已使一大部分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了，这种心理上的影响是很重要的。银行职员、商店伙计、公务人员、小技术员、公司职员，以及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们，——单举几个比较显着的例子，——他们似乎并没有受到工会组织的影响，更谈不到有什么无产阶级意识的演进了。他们不仅没有成为社会主义宣传的天然资料，相反地却成为法西斯观念的优良播种土壤。而且在最艰苦的时期，例如大战以后的德国，似乎还有许多前途绝少希望的失业工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这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对付的一种局面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在衰落中所有的种种困难，不但未使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而把它分散了，因而使资本家得以与法西斯主义者相结合推翻各种民主的制度，以保持他统治国家的权力。中欧与意大利的情形便是如此。法西斯主义在那里所以胜利，就是因为它一方面能够团结大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能够分散工人阶级的缘故。它既操纵了国家，也就控制了军队；这再一次表明了这个扼要的真理：一班没有武装起来的工人，是无力对付这些势力的。我以为这很的确，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团结是决不能持久的；它们对于独裁主义的国家所奉行的目的，是具有终于不能调和的见解的。现代规模的巨型资本主义很明显地需要集中管理，这使它不能满足它的合伙者的要求，德、意两国现在正是这种情形。而且我以为这也很的确，万勃伦详尽而使人信服地说明[15]，金融资本的利益在经济上与心理上都发展了种种习惯，使它与技术家的联合，非常难于维持长久。因为金融资本除非能够支配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而这一点是经济帝国主义的情形所不许的——，必然以稀少而非以丰富作为它的政策的基础。这就伤害了技术家的感情；而且当然也违反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将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同样地带来工业危机与失业；这种危机与失业迟早会打破当初使资本主义能够击败工人阶级的那种联盟。
我以为俄国的经验也无损于这番分析。因为首先，那里的资本主义是刚刚开始，它的实力泉源大半来自外国，而它能够赖以组织我上面所说的防守同盟的人数又是寥寥无几的。[16]此外，俄国资本主义是在很特殊的环境里被推翻的。不顺利的战争与惨无人道的虐待使军队变成了革命的不满心理的先锋。政府机构已经完全解体了。任何政府，只要允许把和平与土地给农民，农民都准备予以拥护。无论米留可夫或是克伦斯基，即使有胜利的机会，也不能挽回颓势了。而且二月革命所造成的环境，带来了一种只有在战争失败以后才能出现的情形：一个武装的无产阶级面对着一个没有相当自卫兵力的资产阶级。这一切情形上面再加上列宁的卓越的战略眼光，于是布景完备，大事可以成功，这是目前欧美的局面所不能比拟的。
从以上所述推论起来，我以为分明可得到几个原则。在小资产阶级颇占势力的任何国家里，首先，它在心理上对于资本主义总比对于工人阶级更接近些。除非工人阶级能够争取那些技术家，长衫的无产阶级，行政人员以及一大部分的专业阶级，否则它企图以宪政方法征服国家是不会成功的；如果它对于一个保留着民主制度的国家提出强硬的要求，那么结果只会促成这种制度的废弃。还有：我以为这很明显，如果工人们用革命或总罢工这类不合宪法的方法去征服国家，只要军队依然效忠于当时的国家，而政府的正常机构依然有效地进行工作，那么他们总是要失败的。这样一种企图结果只会促成民主制度的废除与法西斯制度的待兴，这种政变的后果，便是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他们各自国家内所成立的那种铁腕专制政治，直要到法西斯主义的许多经济矛盾迫使小资产阶级倒向工人阶级方面为止。
它将把他们驱往工人阶级那方面去，我是毫不疑惑的，其理由在本书全部论点里早已包含着了。简单地说，就是社会上潜在生产力之开发，需要抑制小制造家与小商人。他们在法西斯主义社会里的成功必然是得不偿失的成功。假如他们要找到经济扩张的方法，他们必然要变成大规模资本的仆从。但是，这就是说，假如他们要求生存，他们就不得不攻击他们的同盟者；而他们要使攻击成功，唯一的希望便是与他们先前曾帮忙击败的那个无产阶级结成同盟。而在这些情形下，要想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只有同意改变他们从前所不愿意改变的社会阶级关系。有了这样的环境，再加精干的领导，无产阶级是有胜利的希望的。因为任何政府在这种情势下要总是依赖它的武装力量来压制人民的不满，我以为这是不能支持很长的时期的。不满的空气变得太浓厚了，将使政府控制国家政权的力量为之削弱，象1848年便是这样。叛变心理可以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了；那辈自认为与资本主义有一致经济利益的人们，也开始感到怀疑和不安。任何阶级，只要这样丧失了自信心，都没有保持政权的希望，除非它的政敌犯了不可饶恕的策略上的错误。
说到这里，还有一种局面必须提及。我们以上的讨论是假定着一种与国外冲突不相关连的国内权力的争夺战。但是，如果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诊断没有错误的话，我们决不能把国外的冲突置之度外。恰恰相反，我已经说过，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的固有的性质使国际战争成为它的程序的必然部分。[17]国际战争将有什么影响呢？我以为我们能够有把握地说，在现代的情形下，战争失败将给革命造成一个大好的机会、俄国革命便是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军队的斗志消灭了，这不仅使它不复做国家的一个可靠的工具，而且使它极易受到各种舆论的影响，结果终于把它送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去。由于军队的切实的解体工人们才能够把自己武装起来；而军队解体为革命成功的扼要条件，这曾是有明确证据的。军队纪律之废弛对于米留可夫与克伦斯基们组织稳固政府的企图，是制命的打击。因为纪律已经废弛，所以勒沃夫亲王的内阁与克伦斯基的内阁都是发出命令而得不到服从的。军队的解体，与民政当局的不能恢复指挥权，不仅是相并而行，而且是直接攸关的。在这种情形里，政权必然落到一个把战略建筑在和群众半公开的要求相适应的纲领上的党派的手中。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令人诧异的地方，不是它在那样情形里的胜利，而是列宁竟须与他中央委员会里的同志们做了那样一场激烈的斗争才能取得进行最后攻击的权利。[18]
但是要正确地理解俄国那番经验的意义，我们必须把他放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的镜头下面来观察。在两方面，政治的崩溃以前都有军事的失败。不过在俄国的情形里，布尔什维克人取得政权以后，跟着就打破了他们所推翻的国家的法律原则。他们自己成为国家制度的主人翁，使各项制度符合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罢免了他们所不信任的人员。他们取消了一切反革命的组织。他们学过马克思的基本致训：革命是不能当作儿戏的。假如反对他们的人没有协调各国金钱与武器的接济，他们的铁一般的优越地位大概是永远也不会遇到严重的攻击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非等到他们断定国内团结已充分巩固，使他们可以认为新的均势已经相当安全的时候，他们是不与反对方面妥协的。
德国的局面是依着不同的路线而发展的。帝国政府的崩溃使国家权力落到社会民主党手中，而这个党对于如何运用这种权力却毫无准备。它没有统一的意旨。它不仅不能领导群众，反而为群众所驱使；甚且当它表面上跟随群众的时候，它暗中又在与旧制度下的势力作秘密的结合，若照它自己的逻辑说来，它与那些势力是应无妥协之可能的。它容许大实业家控制经济权力。它任凭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事刑事法律安然存在；而且它也不更动旧日的司法人员，任凭他们根据一切保守的传统去解释那些法律。[19]它成立了一个军队，任职的军官对于它所欲推行的各项新原则，都是莫名其妙的。它甚至非常尊重公务人员的中立性，不肯多所更动。德国的教会原系一个反动堡垒，也未受到任何搅扰。过了几年，这个教会甚至还得到了种种的新收入与新权利。它既不肯把它的政敌的财产充公，它就让他们尽量拿去接济反革命。对于历次推翻新政府的企图，如卡普事变或是1923年希特勒——鲁顿道夫的企图，都惩罚得非常之轻。它容许它的警察总监诺斯克在它取得政权的前夜，表演德国卡汾雅克这个角色，而把一个民主共和国唯一可以信赖的工人阶级之统一打破得不堪收拾。总而言之，魏马共和国过于亟亟讨好与它无妥协希望的敌人们，竟把依靠它的友人的必要性都忘记了。毫无疑问，经济的危难与外国的需索益发使它无力维持它自己；但是它象那样毫不费事的就被推翻，根本说明了它的首脑人物对于他们自己在1918年着手订立的制度毫无信心。
俄国与德国经验的比较——15年后又被西班牙大同小异的教训所证实——似乎很明白地确立了这个事实：失败的战争不一定就有胜利的革命。革命的主持人物单把国家夺取到手是不够的；他们还有另外的义务，必须把它改造得符合他们期望它奉行的各种目的，爱柏特和他的同僚在1918年只做了一番开场的革命姿态，随即为革命所需要的代价，吓得不敢去完成这个革命了。他们所创造的制度在形式上是一种完全的民主政治。但它有一个重大的弱点：他们对于经济权力这个中心问题任其原封不动而没有加以处理。战前德国那些基本的阶级关系也是丝毫没有改变。而那个时期，由于我已经提出的那些理由，[20]正是形式的民主政治遭逢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不能造成稳定的均衡的时候。根据德国战后演进的逻辑推论起来，新制度不是从速将敌人毁灭，把自身巩固起来，就得被它的敌人所消灭。德国却不是这样，它企图与敌人息事宁人，只要求自由的形式，而不肯要求那些形式所必须从而表现的实体。魏马的妥协便注定了它的结果。德国的民主政治并不是在1933年被希特勒推翻的；早在15年前它就被它的缔造者所毁灭了。这15年的期间只不过是冷酷地实行这座建筑原来所依据的各项原则而已。
这里的结论分明是说，革命如欲胜利，在逻辑上是不容有任何妥协的。国家政权并不是那种可以在朦胧的形式世界中生存的权威。它在定义上就是如果不是万能的东西，就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所以它无论在形式原则方面或者主持人物方面，均须配置适当，以符合它所必须奉行的种种新目的。苟不如此，便会引起纷扰，而在纷扰中出现的两种权力——象1917年3月至11月之间的俄国情况——其最后结果不以理性决定，而视各冲突力量的战略眼光为转移。俄国革命做到了这种适当的配置，因此一个新的国家，无论成立时怎样困难，能够把它的力量巩固起来了。德国就不是这样的情形。政治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大众手里，经济权力却依然由原先操纵它的人操纵着。在一个繁荣时期中，这也许是一种满意的分权办法。这时可以从它的财富里面分让出充分的物质福利，以满足工人们的愿望。但是德国那时候在事实上正当衰落的时期，再加上战败的苦境，在这种环境里，分权是不可想象的。企图维持这种分权的局面，结果只是把领导地位送给了一班和1918年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准备不惜偿付任何代价以求胜利的人们。魏马妥协的唯一的结果——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把爱柏特和他的同僚当时不肯参预的那番斗争，展延到了后一个历史时期里去。
假如这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可以很简单地说，历史固然给予人们许多机会，同时却听凭他们自己怎样去利用这些机会。俄国革命可以说是人们充分利用了良好环境的例子，他们已经锻炼成铁一般的意志，只等机会来到就把它抓住；而德国的革命就是犹豫蹉跎而失去了机会的历史。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有意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但当国家权力落到他们手里的时候，他们却未准备使它适合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把政治权威的主要工具留在他们的敌人手里；实际上，德国的反革命势力从旧朝代被推翻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着了。而且在魏马共和国里，从来就没有那种可使政治基础团结巩固起来的心理基础。它即刻意巴结它的敌人，以求他们同意于它所建立的那些新形式，它就没有考虑到，他们对于那些形式必然包含的各项目的是怀有牢不可破的敌意的。至少从凡尔赛条约签订之日起，德国反革命力量真是万事齐全，只欠成功的机会。当这个机会来到的时候，成功之易是出于反革命派最乐观的人们的意料之外的。但是这里所实际说明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反抗力量的进攻，而是历史对于那些不知利用它送来的好机会的人们的一种报复。
三
在推翻国家权力的任何企图中间，利用良好时机的重要性，是很难加以形容的。列宁于11月起事的前夜写给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信中说道：“历史不会饶恕那些迟延从事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可以在今天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延到明天去冒犯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21]一个国家内各种势力的消长永远是一椿动荡无定的事情；而夺取国家的成功，永远是一种局势的作用，在这种局势里，大众的心理，在半凝聚的状态下，已经意识到必须打破那些与他们所提要求不兼容的阶级关系了。列宁作为革命领袖的天才就在于他对于这种心理有卓越的见地。他比任何其他人物更加深切地看透了革命的种种事变，他不仅看出资本主义权威是怎样地已经完全崩溃，而且也看出全俄国的工人与农民心中对于这种权威，是怀着多么激烈的反感。但是他也看出，在一个革命的时代里，如果不决定权力的归属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社会必须恢复了它的生产程序，然后能够生存。它需要非常迅速地重新制定法律与秩序的各项原则。1917年俄国的局面已到了这样一个关头，这时候的抉择非常明显，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便是成立某种军事独裁政府。这种军事独裁必然将重建资195本主义的阶级关系，那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力图制止的。假如他未能说服他的党人于11月7日起事，那么俄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将成为势所必然了。
这对于俄国是否有利，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本书的宗旨不在于判断而在于分析。我们只要认清了社会上各种力量的消长永远是动荡无定的事情，我们对于政权夺取的研究所得就有极大的意义。这对于英、美等较老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在这些社会里，只有巨大事变的压力才能使工人阶级在一方面认清他们本身利害的一致性，并在另一方面认清他们的目的是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不相容的。这些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福利，假如不遇到一番大崩溃的话，那么它的衰落的影响所及就太不平衡，无从造成革命的环境。它的衰落并不是对于一切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都给予一种共同的打击。这种打击毋宁说是属于片片断断的性质；结果至少可使那些并不立即受害的人，宁愿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而不肯与自己的同伴宣告团结。这里并没有象1917年俄国那番伟大经验的压力所产生的普及全国的极端主义。受害的意识是零散的，而非普遍性的。
除了这种意识是零散的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心理因素至为重要，必须同时加以考虑。英、美、法各国的工人兼有产者，绝没有1917年前俄国工人那种尖锐的无产阶级意识。他们常常拥有一座房屋，或者一本储蓄银行存折，一辆汽车、或者一份保险单，他怎么会有这种意识呢？与俄国工人相比较，他们多半能够分享到一种直至最近仍在上升的生活程度，他们感到如果生产机构遭到严重破坏，他们将有所损失，那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意识呢？而且盎格罗、撒克森民族国家，特别是斯坎迭那维亚诸国，无产阶级仍然深深感受着民主政治一帆风顺的传统影响。他们已经看到国家职能范围，已经由于他们的督促而推广了。他们的意向便是继续运用他们那种督促力量。对他们说来，革命是破坏，而不是继续他们根据自己过去历史而深信不疑的那些方法。例如俄国共产党员每以英国工人的保守为一怪事，实则他们是俄国标准而不是用英国的标准来判断英国工人的见解的；在他们对于经验压力的估计上，他是忽略了时间这个范畴了。
我以为在比较富裕的英、美两国，特别是这样的情形。在美国，关于一个极度变动的社会的幻觉，工人可以一跃而为百万富翁的老话，无限财富尚待开发的传说，至今还盘踞在大众的心头。这一直到现在还使任何切实有效的工会主义在美国不能成立。这又使社会主义在美国工人联合会看来不外是一种外来的东西，不适合那里工人阶级所享有的特殊有利的环境。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心理在美国之根深蒂固，已经由这次大不景气非常鲜明地暴露出来了。很明显，唯有非常剧变才能使美国迅速改变这种眼光。也很明显，这种心理作用使美国的发展趋势大半会倾向于成立一种法西斯局面来保障现行的阶级结构，而不致于陡然转变到革命的局面上去。
这种情况在较低的程度内对于英国也是确实的。英国工人阶级对于宪政主义的信仰是很深的；而被资本主义经济成功的悠久历史养成了习惯的那些工会，自然不免牢牢相信：他们只要对于资本主义加以督促，就有获得利益的可能。他们不愿采用行动以危害他们本身的安全，这种行动在他们看来，特别是根据德、意两国事件看来，是一种革命的赌博。英国态度的整个特征就是这种认识，以为现在保守主义在选举上的失败就等于工人阶级的胜利了这在多数人民看来，不仅意味着和平改造颇有希望，而且意味着工党政府如果受到不合宪法的侵犯，它就能够利用国家权力来保卫自己。
任何革命的策略欲求成功，都必须靠大众的拥护。这种拥护在英、美两国是没有的。它之所以没有，并不是象倡言革命者所说；一方面是由于反革命的社会党人的儒怯，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敌人的高明煽动手段。[22]它之所以没有，乃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并未产生为胜利的革命所必需的那些环境与那种心理。战争失败也许可以发生这种效果，或者生活程度有急剧的低落，为时又极长久，使大众认为复兴已属无望，那么也许可以发生这种效果；或者，如在英国，倘将宪法肆意曲解，使工人丧失了对于宪政主义的信仰，那么也许有发生这种效果的可能。我以为这里的重要关键很是简单，就因为资本主义之迟缓的没落，并不怎样惊人心目，所以在短时期内不能有深切的或者广大的影响。从这点看来，清楚得很，这些国家内凡是有意改变现社会阶级结构的人，他们应取的手段是尽可能地利用所有的宪法上的机会。因为任何其他政策都要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这里的工人阶级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团结犹未一致，不能单独夺取政权；而且即使团结一致了，不武装起来也夺不到政权。而在现代国家里，非得国家的善意帮助，他们就不能武装他们自己；而这种帮助从定义上说来，是根本得不到的。在另一方面，假如认为选举胜利必然是空虚的胜利，那么本诸普通常识，要证明其为空虚的，最简单的方法便是赶快促成工人阶级的选举胜利。这样说来，在英国的情形下，革命党人的策略应该与改良派结成统一战线，才可以确实证明改良的徒劳无功。
这里或许值得简单地分析一下，为什么革命党人取得那种统一战机的努力，已在战后时期证明为一场惨败。这种努力是在法西斯主义成为一种广泛威胁以后才认真从事的。为什么不及早企图，理由当然很易明了。第三国际认为大战以后世界革命已迫在眉睫；如果把它的力量与改良派社会主义的力量相联合，无疑只是延长迅速没落的制度的死亡痛楚。我相信俄国的顺利成功，产生了一种过度的乐观情绪，以为它马上可以推广到一个更加广大的历史舞台了。
但是一旦了解到资本主义已获得一种新的、即使是虚幻的稳定性，革命策略所根据的各项定律就显得有严重的缺点了。这些定律是建筑在这个著名的理论上，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法西斯社会主义，这种见解的涵义是有认识的必要的。这也许已由卡尔·拉狄克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极度尖锐地表示了出来。他说道：“除掉在列宁的旗帜与斯大林的领导下面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以外，更没有什么斗争是为了工人阶级。无论何人企图反对列宁党的总路线，就等于使自己加入敌人的营垒里面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斯大林说道：“社会民主主义在客观上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稳健派。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在它的斗争中或领导国家的事务中，倘无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赞助，没有理由可以想象它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二者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它们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双生的兄弟。”
这种见解的虚妄是很明显的。因为经验证明，法西斯主义苟欲取得胜利，必须消灭社会民主主义的各种组织——它的工会，它的政党，它的合作运动。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所有可以令人訾议的地方，只是它过分热心于依法行事，因此削弱了利用它所影响的人从事革命目的的机会，而这种削弱的结果，使大众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抵抗也随之瓦解了。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就在于它们控制着那些尚未准备参加革命的大众。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的基本任务便是要争取那些大众来参加革命。这就是他们宣传统一战线理论的原因。但是因为他们解释说，他们做这种宣传，是为了夺取被邀请合作的人的那些组织，那么这种邀请自然要遭到拒绝了。统一战线理论结果并未能破坏大众对于他们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信赖，不管这种信赖是何等地错误。那些工人也不肯帮同消灭他们自己的那些机关，不管他们是对是不对。
这种见解之不适当，可以从德国的经验里最清楚地看出来。德国的共产党用了社会民主主义便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作为破坏德国工人阶级统一的正当理由。它依着这种策略，企图从下面造成一个统一战线。它对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一概加以攻击。但当魏马政府末日，它必须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的时候，就因为它先前造成的仇恨太深，双方不能有团结行动来给希特勒以有效的抵抗了。这种理论之所以致祸，就因为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法西斯主义机构一部分的说法乃是错误的；从这种说法推论起来，说白鲁宁、施莱辙、巴本与希特勒无分彼此，一例可以视为法西斯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因为没有与共产党人一起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应视为法西斯党人，当然也是错误的。而当魏马政府最后数年，环境特别有利于工人阶级统一的行动的时候，这种错误仍未被悟及，乃是更值得注意的事情。希特勒已经掌握政权以后，第三国际再向它的所属机构建议去和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接近，以便共同对付法西斯主义，这时候它的攻击已经失却中心点了。它这时准备“对于社会民主党各种组织不施行攻击”了。然而先前14年的丑诋中间，它已把联合行动所必需的信心消灭了，而只有这种信心才可以使对于国家政权的攻击得到胜利的结果。
这种错误的另一涵义是很重要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法西斯主义国家间的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不可加以夸大——就在于这个事实：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下，工人阶级的各种保护机构是未被消灭的。因此之故，假如他们形成一个共同的阵机，一致对付那辈攻击他们的宗旨的敌人，那么要推翻他们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假如他们不仅是各自分裂，而且是，象在希特勒登台前德国的情形，互相仇恨有如他们仇恨那个共同敌人一样，那么他们的失败在正常情形里是几乎免不掉的。因为他们的不团结不仅能够极度削弱他们自己的力量，而且还有这个连带的结果：使为数众多的劳动者爽性对双方一概嫌弃，因为他们的争论显出他们双方都是不足凭信的；于是这些劳动者假如不象成千成万的德国工人那样接受了法西斯主义的惑人的口号，就会变得厌恶政治，因此，即使是间接地，也加强了法西斯主义的声势。所以当法西斯主义向本主义民主政治进攻的时候，对方就无从笕得能够击退它的充分抵抗力量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用在积极的工人阶级分散得很厉害的任何社会里面，在未参加战斗以前就保证了工人阶级的败北。
这样一种见解唯一可以自辩的理由，可能是这个理论：法西斯国家乃是工人阶级必须经历的一番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统一战线以反对它的敌人；换言之，工人阶级必须从法西斯主义获得教训，借此懂得革命行动的必要性。但这是一种错误，它的性质可以和列宁指责孟塞维克的那种错误互相比拟。孟塞维克党人坚称俄国必须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的阶段——其形式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作为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的序幕。他们并未觉察到客观条件已使二月革命直接进至十月革命成为可能了。这问题是一个各种势力配置的战略问题。在德国，一个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在1933年3月间也许可能遭到失败。但它至少是处在可以一战的地位；而且在斗争之中，精干的领导是可以改变势力的配置，以使希特勒不能获得成功的。而且，大同小异地对于任何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来说，只要工人阶级的势力事先未因分裂而陷于瘫痪，这话也是可以适用的。但是，最能够散播这种分裂的种子的，莫过于相当数目的工人阶级接受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了。它强调社会民主党人对于合法主义的信仰，甚至当这种信仰已被他们的敌人的行动破坏无余的时候，他们依然保持着信仰。它增强了共产党人对于革命手段的信心，其激烈程度正和社会民主党人宣传对于宪政主义的信仰一样。这二者之间的分裂变得日益尖锐化；其尖锐化的代价便是法西斯主义易于得到胜利。我以为，上面分析的正确性，已由俄国革命期间科尔尼洛夫企图夺取政权的时候列宁所采取的政策所证明了。我们记得那时候列宁本人是躲藏着，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其他领袖们是在囹圄之中。这还不足。在列宁看来，科尔尼洛夫所反对的那个克伦斯基便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化身，他是列宁刻意要推翻的。然而列宁毫不迟疑地督促他的党人，说是他们的责任在于以全部力量帮助克伦斯基。他看清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对于布尔什维克自身的前途是有重大关系的。他并不打算拥护克伦斯基政府；但他当时明白那个政府若被科尔尼洛夫推翻，则无产阶级胜利的机会将会大大地减少。他明白要得到胜利，非把科尔尼洛夫消灭不可。[23]因为科尔尼洛夫的胜利就等于断送了二月革命。它将全然改变了当时正在展开的各种关系之整个重心。它将使俄国的资产阶级重新建立他们的权威。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下也有同样的形势。只要它的制度保持不变，工人阶级假如团结一致就随时能够采取攻势；一旦它的制度遭到推翻，象在德、意两国那样，采取攻势的权力就落到了他们的敌人手里。所以把工人阶级分化，就是使他们纷乱化。象共产党人以前那样攻击民主社会党不仅是削弱了工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不能使他们转而归心于共产主义，这已为事实所说明了。假如共产党人仍然是社会主义阵线的一个主要部分，那么工人阶级运动左右两翼遇到共同危机时，就会采取共同行动，一致对付敌人。但他们既然那样分裂了，各自都在两个前线上与两个敌人作战，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敌人是更值得痛恨的。要走向统一之路唯有放弃法西斯社会主义这个理论。这将使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样可以放心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共同作战；同时也可以使共产党人在危机之际争取群众采取行动政策。但他们起初所采用的方法，竟使他们在紧急关头虽欲行动而不能了；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破坏了为合作所必需的那种信心。到了1933年3月17日共产国际向它的各党建议，与民主社会党人采取共同行动，以对付法西斯主义，这时候已经太迟了，迟了14年了。
我以为这中间的涵义是很明显的。俄国革命那样的成功只有在俄国革命那样的环境里才能再度演出。在没有那样环境的时候，各工人阶级无论党派组织间有怎样的不同，必须保持着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因为它们的实力就在于它们的团结力量；而一旦它们丧失了这种力量，它们的敌人就能利用它们的分裂来击败它们。1932年，假如对巴本政府举行一次总罢工，而且坚持下去，那么未尝不可将他推翻，并且将希特勒主义连带打倒。但总罢工的提议是由共产党人发出的；虽然这个政策毫无疑问地是正当的，但民主社会党的领袖们却加以排斥，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动议罢工的人没有信心。而且虽然民主社会党的下级干部与党员们准备采取这类行动，但因动议出自共产党人，这足够叫他们接受领袖们反对罢工的意见了。他们当然是要这样做的，因为共产党领袖们自己就曾详细解释过，说在共产党与民主社会党的领导之间有着“根本不能调和的分歧”，并且说他们要“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反对民主社会党，而且反对它的代表们”[24]。
这种进退两难情况是很重要的。除非国家的组织已经崩溃，否则各工人阶级只有维持它们自己的机关的完整统一，才能够取得国家权力。但是假如它们自身间有了共产主义自革命以来引起的那种分裂，这种完整统一就办不到了。所以要取得工人阶级行动统一的唯一办法，就是不顾一切代价，竭力维护那些制度，并且因势利导地使它们采取一种满意的政策。除此以外，任何方法都是马克思警戒工人阶级所说的“以革命作儿戏”，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就意味着在危机期中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均势，极易被人推翻。而工人们方面的意向不定，尤其足以使它容易被人推翻。象军队一样，一旦有了举棋不定的情形发生，它对于自己就失掉了信心。它会失掉采取行动的心理上的有效动因。当它最需要那种力量的时候，它的力量却遭受了损害。而且国家的全部精义既然是要运用武力以制止工人阶级的目的之实现，所以工人阶级的意志若因分裂而瘫痪了，结果它在战场上必然要全军覆没。奥国的事例表明，在没有1917年那样的无政府局面的时候，武装的工人们的成功机会是何等之小。可是在奥国，工人阶级至少是已经团结一致的。若象德国那样，内部的冲突已经破坏了自信心，那么在两军尚未交锋以前，失败就已经注定了。
四
在历史记录里有着不胜枚举的证据，说明夺取国家总是一椿艰难的冒险。欲求成功，攻击的力量就必须统一，不容任何个人或原则加以削弱克伦威尔革命的历史便是如此，一旦他的拥护者内部发生了意见，就为查理二世铺平了复辟的道路。法国革命的历史亦然如此。贵族阶级的特权政府一被推翻，革命党人就没有共同的目标，而造成了拿破伦的时势。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根本改革的环境条件是具备了；但我们似乎未能充分利用它们，其原因不是对于目标上有何异议，而是由于达到目标的方法的不统一。
我以为根本改革的条件是具备了。我们具有这个重大的经济事实：在我们现社会的阶级关系下面，生产潜力没有能够加以充分利用；这种情形在过去，总表示着根本改变的到来。我们的文艺已形成了这种风气，对于已定的评价都批判地加以检查，这好象宗教改革以及浪漫主义运动一样，总是危机将到的朕兆。我们的统治阶级对于它们自己已经丧失了信心。宽大容忍的习惯，本为一个令人感到安然无恐的制度的标志，现在已不象30年前那样普遍地受到赞许了。人们已不象十九世纪那样热烈相信理性有伟大的力量，能够公正地解决各种争议；各种观念都是亟亟于借助武力，唯恐它们自己的价值不能取得优势。各种否定的力量已经证明要比肯定的力量更为强大。我们以往相信着科学力量；现在已经显示出，科学乃是一种社会的危险，除非能够加以节制，使它服务于各种社会的人类所赞成的共同目的。宗教原来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一方面由于科学的发现，另一方面，由于它服从于特殊利益，已证明它失却要求人们信仰它的权利了。我们原先相信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并且可以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分配原则。但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里，任何分配原则都不是大众视为公平而愿意接受的。我们曾经企图在该社会的条件里，用对群众让步的办法来消灭他们的公平待遇的要求；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制度的逻辑突然地严厉地限制了这种推迟根本解决问题的努力。
这种根本解决说来很是简单。一个建筑在少数人的特权上面的不平等社会，只有依赖于同意或武力，才能维持它的权威。它若要赢得这种同意，它必须使那些被摒于特权以外的人们，不断有改良他们的环境的希望。换句话说，它必须使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同时得到安全与希望。当一个特权统治正在扩张的时候，这些事情是可能做到的。这时候这种统治的种种涵义是不会受到攻击的，因为它的成就在它的广大的公民面前就可以为它本身作辩护了。
但是，一俟它从扩张时期转入了收缩时期，因为危机关系，既不能予人以希望，又不能予人以安全，那么遭遇严重困难之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人们忘记了它的种种成就，他们因为原先的好处忽告中断而愤懑不平。他们开始检查那些基础。他们对于那些只是习惯相沿而非适合情理或公平的各种规则与观念，要求合理地加以说明。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并且日趋激烈；他们觉得先前不费多大气力就得到了的让与利益，如今竟须大声疾呼以求其继续。但是要在危机时期给予这些利益，就等于要求那些享有私产权利已成习惯并把它视同不可侵犯的人们自动放弃他们的特权。这时期，凡是先前视为情理之中的要求，现在都开始被看作会有破坏性了。凡是先前视为可以辩论的问题，现在都被视为是对于法律与秩序的威胁了。现制度的统治者否认该制度有权允许被统治者的权利要求。他们把改良者目为革命者，他们坚称革命者便是社会的敌人。他们运用国家的强制权力来消灭反对意见。靠财产所有权生活的人开始大起恐慌。而在人们心怀惊恐的时候，只有极端主义者的话他们才予以注意。那辈享有特权的人们于是渐渐拥戴那些口口声声答应要以断然行动来恢复国家传统权力的人。极端引起极端，而在两大敌对势力交哄之际，合理调停的希望就渺不可得了。
我以为上述种种正就是我们今日的处境。大约三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就已经从事建筑一个与贪得无厌的社会的各项目的相适应的国家。这些目的已经渗透国家制度的每一方面。它们包含着一个阶级关系的体系，所有它的宗教、法律、武装势力，公务行政，立法机关，教育制度等等全都是旨在保全这个体系的。但是在那些阶级关系的范围内，再要使社会中那些仅靠出卖劳力为生的人们的欲望得到满足，那是做不到的了。当这个贪得无厌的社会在扩张过程中，这些人们是可以用些让与权利应付过去的。到了今日，再要给予让与权利，并且要使受之者认为适当，那就得摇动特权阶级所赖以维持的那种权力的根基了。为了保障它自以为正当的权利，这个阶级就不得不抔击过去实行种种与的制度的基础了。它是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若不前进到一个均产的社会，就得后退到一个社会秩序，在那里面，人民群众不复能象在民主政治理论下面那样有权确定他们自己的本质了。
在那种两难的境地里，私产所有者就请出国家的权力来保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事实已经告诉他们有权这样自卫，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他们过去是经历了战争与革命排除万难才走上台的；他们当时丝毫也不怀疑他们的主张的正当性。在他们眼中看来，现在这种挑衅是一班普通人、失意分子、低能者、牛死的人、拘板的人们，对于那些曾以才能努力赢得了名誉地位的人们之一种威胁。法律是站在他们那一方面的。他们有的是对于法令规章的一切冠冕堂皇的论点可以劝人根据过去的习惯承认一个永久秩序的法则。他们可以利用人们的不了解和缺乏经验，胆小怕事的人是没有不帖然服从的。他们是发号施令惯了的，自有那种命令他人的意刘。他们知道任何权威体系，只要人们习惯了以后，就能引起密切深厚的感情，而为他们所不容解脱的。他们看出了芸芸大众的漠不关心，因此做出结论，说是他们所遭到的不满，大半为奸邪小人所造成的，这辈小人只要在适当时机加以迎头痛击，就可斩草除根了。他们并不相信他们的时运已经完结。这种危机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暂局，只须大胆对付，就能象巨人那样一脚跨过去了。他们自以为这种制度在本身上是健全得很；只不过是一些偶然的赘疣需要割除罢了。
法国旧朝的末日，路易十六便是这样自己告诉自己；在沙皇暴政最后崩溃的时候，尼古拉二世也是这样地信之不疑。但是两人都错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理会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制度是障碍着那种不可避免的根本改革的。假如那个煽动家要求改革的疾苦并非群众所切身深感的疾苦，他就不能影响群众，同时种种不平情绪假如不是群众受苦的结果，这种情绪也不会表现为暴动。若要避免这些忿恨不平的情绪，就须采取一个不断改革的政策；但是，假如改革的代价与规模太大，不能与旧制度的本质相容的话，那么就不会采取这个政策了。我们过去所以不能从封建主义国家里得到为十九世纪自由贸易制度所必需的那些改革，这就因为前者的涵义是与后者的要求不能相容的。就我们所有的证据看来，我们似乎不能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使那些为建立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各项原则得到承认。因为这就等于要求资本家们同意于他们自己的灭亡了；而至少在西洋文明里，还没有任何阶级愿意把它特为组织国家以图保持的那些特权拱手让人的。
而且，象证据所昭示的，这个阶级既然深信它是对的，那么它为什么要退让呢？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美国金融帝国的巨头，英国的那些工业大王，他们都真诚确信他们一旦退让，就会使他们所控制的那些社会福利濒于险境。他们并不重视什么大多数的法则，他们深知这种大多数是很容易制造出来的。他们不准备恪守理性的产物，反之，他们却坚决主张，他们有权力可以为理性的争论规定前提；而且他们审慎地规定了这些前提，使国家有权力阻制人们去检查这些前提的是否合理。总而言之，他们在玩弄一种竞技，一开始时他们就占了无限便宜，因为他们可以规定竞技进行所必需遵守的种种规则。而且他们更将这些规则审慎地规定了下来，使敢于对它们发生疑难的人因此被取消竞赛资格。
这就是他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重要意义。如果他们的竞赛条件遭人诘难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用武力来判定竞赛的结果。假使这种诘难的方式是罢工，象1934年秋季美国纺织业罢工那样，就可以逮捕当地领袖，使工会与会员间完全失却联系，而罢工也就不能发生效力。[25]假如其方式为反对战争，于是法律就规定凡发表议论使敌人得到帮助和安慰的人应以犯罪论处；而在这种规定之下，惩罚的范围似乎是漫无限度的。[26]他们不仅用国家权力来规定竞赛进行的条件，他们并且拥有大半出版机关；这种控制新闻的权力，其影响之大是难以言喻的。而且特别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们又都把无线电广播这个新式武器掌握在手。并且因为他们占有着学校[27]，他们便能够把他们所认为是适当的，而且自然是从上规定下来的原则灌输到新青年心里。
在这些情形里，他们的权威不致遭受有效的反抗，除非是在两种局面之下。第一是在战争失败之后，那时候兵败望绝已使人们通常尊重国家的心消退了。第二是当长期被一个不容漠视的少数派所认为是暴政的那些经验深深违犯了人们的期望，使国家不能再信赖它所依靠的那些工具的忠诚的时候。除了这些局面以外，一个政府假如已决定不计任何代价以保持国家政权，只要不犯重大策略上的错误，总是能够保持它的。这在我们今天要比三百年来任何一个时期更为真实，其理由有二。第一、其所以更为真实，是因为现代国家受到高度训练的武力，在与一班组织不良的群众斗争时总是占着无限优势的；第二、其所以更为真实，是因为革命成功所必需的各项武器，如飞机、毒气、重炮、机关枪队等等，是那些意图夺取国家的人实际上无从取得所必需的数量的。奥地利与西班牙的经验已经确切表明，任何革命除非武装部队是站在它那一方面，或者在它起事的环境里保持绝对中立，否则就没有成功的希望。
基于这些原因，我以为我们可以合理地得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操纵着国家政权的阶级，假如把政权让出以后它的特殊权利亦随之取消的话，它是不肯退让的。假如它不得不进行改革，而改革又不致破坏它所认为是最根本的那些东西，它会进行改革。不过只有当它相信这些让步对于它不致有重大牺牲的时候，它才肯进行改革。在其它条件下，一个统治阶级无论如何总是要背城一战的；而且古来的历史表明，当它进行战斗的时候，它总是深深相信公理是在它那一方面的。特别是，假如这种冲突出现于我们所谓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那种特殊形式的社会里的话，我相信那些握有经济权力的人们，遇到了民主制度在实施上妨碍资本主义基础的时候，他们就要设法消灭这种制度。而且，除非遇有我以前所述的特殊情形发生，否则他们是能够把它消灭的。
这里的涵义很是明白，政府若非建筑于人民同意之上，就须是赤裸裸的独裁政体。我以为我们没有根本的理由可以断定这种独裁制不能持续相当的时期。我以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已经情愿失却政治自由的人们，能够或者愿意在现代情形下面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以夺取国家。毫无疑问，独裁政治最后总会因无能力满足它所统治的人民，而毁灭了它自己；但这种情形也只在长时期中才会发生。的确，在现时代里，象德、意两国那样旨在维持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专制国家，它们的经济环境迫使它们采取那种挑拨性的外交政策，这迟早总是要造成战争的。但是战争如果失败，独裁政体被推翻的时候，其结果断然不是民主政体，而且也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为什么不会是民主政体呢？这因为一种专制政体被推翻后所造成的无组织状态，绝少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来收拾的。俄国、西班牙、奥国与德国所经历的事实，似乎都已明白地指出着这课教训。通常伴随独裁政体倾复而来的纲纪废弛情形，需要一个另一种的强有力政府。专制政治的根本罪恶就因为它打破了民主政治顺利进行所必须依靠的那种妥协与合作的习惯。甚至在曾有一度民主政治的插曲的地方，象西班牙与德国那样，要使民主政治能够继续下去，其条件就要达到一种繁荣局面，以便能够大事改革而无碍于既定的愿望；在没有这种条件的地方，象西班牙与德国就没有这种条件，那些因改革而受损失的阶级，就走上了一条不愿偿付那笔必要代价的反动道路。它们把它们的损失与民主制度连到一起，民主制度遂被少数人所憎恶，并为多数人所冷淡，结果直接促成了反革命。我们于是发现有一种潮流，向着危机的局势走去，而非常的立法遂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假如这种立法付之实行，就会驱使现政局的比较强悍的反对者铤而走险采取极端的行动；假如这种立法依然不予执行，则一班反对者至少将确信民主政体之软弱无能，从而要乘机加紧努力把它推翻。魏马共和国对于它有组织的敌人优柔寡断，实使他们确信它的基础脆弱不难推翻，关于这一点我以为很少有人会怀疑的。假如爱柏特和他的同僚对待右派如同对待左派一样的强硬的话，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一定会大不相同的了。
为什么不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进化上并非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它不仅只是特殊的经济环境的产物；而且也是象列宁那样伟大领袖的产物，他目光锐利能在适当时机中实行必要的战略。现代政府赖以进行的那些技术条件，使战争的结果可以是工人阶级的胜利但至少同样也可以是回到野蛮的状态。工人阶级胜利所必须的条件为数是很多的。它必须武装起来。它必须以一个精通革命策略而能胜任艰巨的革命党为领导。它必须强大有力，不仅足以克服它的敌人的顽抗，而且还要能够对付外国干涉者的压力——在现阶段的战争下，更要能够对付外国的空袭。它必须能够保证它的粮食供应，并且能够保证迅速地把行政管理重建起来。从任何方面看来，这都是一椿艰巨的任务，从任何方面看来，它的成功都不啻是一椿奇迹。无论何人，只要对于俄国革命曾经加以一番思索，都不免省悟到，它之能够顺利建成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有赖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使它的抵抗力量要比任何其它国家内薄弱得多。第二个因素是有列宁，他不仅是实际夺取政权的最高策略家，而且更重要的，他也是将政权巩固起来的伟大建筑家。当然，革命常使头等人才脱颖而出；但是在整个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象列宁这样无可比拟地适合于解决他所遇到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的人。[28]
五
那么上述一切具有什么涵义呢？我以为从我所作的分析推断起来，现代国家的实际措施绝少容许有胜利的革命。除非在最非常的环境下面，若要改变阶级关系，必须人民大众确切相信需要这么一种改变才能成功。假如没有这样的时势——这在历史上只有俄国独一无二的例子，那里的事变给了反对党以先发制人的机会——，若要做到这种改变，必须一个有坚强的舆论为后盾的政府来主持其事。即使有这种情形，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它总是要受到攻击的；而一旦遭受攻击，它十九是不能再靠民主政治的老法子来保特它的权力了。任何公开的攻击，都会使它采用管制与镇压的手段，这时这些手段便成为保全它自己生命的必要代价了。
因此，凡是旨在变更社会经济基础的任何政党，必须尽可能地维持一个容许它公开地养精蓄锐，扩充实力的宪政制度。另一办法便是象在德国那样，政党从公开运动变为阴谋活动，这样它的前途总是一种赌博，期待那个迫使它转入地下的国家发生灾祸。无论如何，比较起它在立宪制度下的成功迅速，它终是难于阻止它的敌人先发制人。人们遇到他们所信仰的制度受到根本上的威胁的时候，总容易相信，而且是诚意地相信，他们是应该采取断然行动来保全自己的。英国内战之前就有查理十一年的独夫统治。“自治法案”一受到威胁，就马上产生了乌尔斯德义勇军。从资产阶级的正常历史看来，进攻是最好的防卫的方法。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资产阶级既然操纵着国家权力，那么要破坏一个危害它的特权的民主制度自然是十分方便的。
无论怎样，根据这种分析看来，人类所深切崇奉的自由，其性质之脆弱，当为任何观察者所了然共见。在任何社会内，自由只是安全之一种作用，当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些维护现行制度的人向来毫不踌躇地可以将自由取消。我们只须比较比较1789年和1792年法国的空气，庇得时期与席得茅斯时期的英国政治气氛；以及现代无产阶级专政与法西斯主义独裁下面所特有的对于自由的蔑视，就可以知道事实确是如此了。当那些拟议的改变是一般人所同意的事情，或者性质上相当狭小可使蒙其不利的人们觉得与其冲突不如息事宁人，在这种时候自由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人们对于那些枝枝节节的改革通常都有此感觉，就因为这些改革的影响不大，为时亦缓；但当所进行的改革牵连到整个阶级关系结构的基础的时候，他们就很少会有此感觉了。
人们常常因此而简单地推论：自由既然依赖于安全，所以主张改革的人假如重视自由的话，就须为它付出一笔代价。这笔代价便是保证那个拥有生产工具的阶级得以继续享有这种所有权下面的各项特权，其期间至少要到他们能够安于新社会秩序的时候为止。但这一种担保并非轻易可以诚意做到的。这就意味着创造一个新的股东阶级，他们要求分摊的那部分国家收入要以国家的诚意为担保；而且除非等到国有制已经收到改组的效果，就得推迟改善收归国有的实业的工人状况，否则就得叫纳税人或消费者那辈普通人民去负担这项费用。为了便宜行事，我们有种种理由反对那种可以引起有产阶级抗争的充公办法，为了使他们甘愿接受新的社会秩序，我们是值得缴纳一笔相当的代价的。但是这样一笔代价使这个新秩序负上一种新的债务，而以一种不同的，抑且较前更不相宜的方式——受益者并不负担任何风险——把特权制度保持下去，这不过是拖延了偿付代价的问题，而未能规定一个基础，使这个问题得以切实解决。
因此，我相信我们必须预料将来有一个时期，一般西洋文明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于自由的那种态度，行将打一个折扣。这话不是随便讲的。自由的空气养成了一种容忍的习惯，和对于不正当行为的愤恨，这些正是人类精神上的巨大胜利。例如对于拜伦、雪莱、海涅与嚣俄热烈呼吁把人类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诗章，世上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漠然无动于衷的。对于意大利从奥国暴政下的解放，自由主义者之征讨土耳其的暴行，美国之解放黑奴，工党成员之加入众议院，就更少有人能够不觉得这类事件是增进文明福利了。然而很明显在我们今天，当年热诚欢呼这些事件的人们的子孙，却准备为了私产权利，将这些事件所代表的人类进步的成就加以摧毁。我们这个世界上四处八方，已有一种新的野蛮主义形成了我们的习惯，大家似乎都在为他们所激情地拥护的原则而行使着这种习惯。无论俄国或德国或任何其他地方，独裁政体对于不能接受执政党的思想意议的各政党都是横加压制：德国犹太人降至一个奴隶种族的地位；随便那颗敏感的心未有不思之战争的那种因为政见不同而惨受酷刑的情形，使任何有知觉的人想起来都为之心惊。这些事情都是轻易地做出来了，甚至知识界都未因之而幡然醒觉；每一国家都能利用种种作战方法与其敌国竞争，而这些方法它们明知是有背人道的；凡此一切都表示一个堕落时代的到来，先前因安全而加于权力运用上面的种种道德的约束，如今已再不能发生我们原先相信是人类已经成为习惯的那种约束的功效了。麦地阿帝之被谋杀，至少是得到墨索里尼默许的，也只不过使人们一时对于这位意国独裁者起一些反感而已。希特勒不经法庭审判，还将他几位首要的同僚杀害，居然还有几位才学卓著的名法律家认为是正义观念的体现。总之，我们在历史上向来视为东方专制帝王或中世纪意大利暴君所特具的政治手段，是被二十世纪西方各国的统治者处心积虑地加以有组织的运用了，而未尝感觉到良心上有什么不安。恐怖主义被推崇为夺取权力的大道；而权力被推崇为一种最高的善，以致旁观者对于夺取权力的野蛮行为都很少有什么抗议了。
当种种观念武装起来准备决战的时候，理性的呼声终是被置若罔闻的。当激情的鼓鼙之声淹没了理性呼声的时候，人们从来不肯听取为争取自由而作的呼吁的。建筑在同意上的政府的种种程序都被取消了。凡是有武器在手的人就可以获胜；然而武器在手并不一定是指公理在手。当一个社会制度濒于险境的时候，总是有这种气象发生的。旧的秩序总是拼命为了保全它所有的东西而作战，不问这种冲突的意义究竟是怎样的。古罗马异教徒便是这样对基督教徒作战；十六世纪欧洲天主教徒便是这样对新教徒作战；美国内战时期南方便是这样对北方作战，革命前俄国沙皇政府便是这样对政治与社会的改革作战。那些掌握权力而习惯于一种善恶观念的人，宁肯为了维护它而作战，绝不肯承认它已不适合他们当前的需要了。
他们所以如此顽抗者，并非出于乖妄奸诈。他们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的善恶观念乃是他们环境的产物，因为从他们的处境看来，新奇的观念乃是对于他们依据经验认为是缺少不得的基础的威胁。当新奇观念似乎不致影响这些基础的时候，他们是容忍的，甚且是慷慨的；当它影响了这些基础，他们就采取压制而不采取说理作为自卫的最便利的方法了。“以高压为和平”，这是一个社会秩序受到威胁的时候永远采用的老法子；而在运用这个法子的时候，其工具永远是国家的权力。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国家权力永远被用为一种压迫的工具，专事压迫那辈不得享受它所保护的各种特权的人们。这也就是为什么那辈享不到特权的人们永远要设法取得这种权力，借此把各种福利推广给他们自己。但是在历史上，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仅仅为了从宪法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民众意志，而肯把这种国家权力开放。它的各项制度永远是偏袒社会上拥有重要的生产工具的人们。各种政治形式永远是一个假面具，在它背后是有产阶级企图保护所有权所给予它的权威；而当政治形式危害了所有权的时候，这个阶级就要设法将政体变更以适合它的需要。当然，它总会提出种种理由来证明这种变更是必要的；它总会设法说明，象希特勒在德国那样，这番变更是攸关全社会的福利的。但是在这种变更顺利成功的地方，象现代的意、德两国那样，不管它维护的是些什么，也不管诚意怎样，这个社会原来的阶级关系是依然有效地存在着。
本书的论点始终是说，国家的根本目的永远在于保护某一种阶级关系的体系。我们说过，只要一个社会，因生产机能中所有权的关系，而划分为彼此有别的若干经济阶级，那么国家对于这种阶级的废除运动就是一重障碍。因此，在资本主义文明里，国家原则的逻辑就使国家成为反对生产工具公有制的一种武器。如果那个地方的文明系属富裕的，或者正在扩张时期，那么它向大众让步的能力便会减轻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但是象我们这个时代，那个文明已遭遇危机，矛盾日趋明显尖锐，而国家乃成为一个被用来保卫资本主义基础、和对付那些企图改变资本主义以求物质福利的人们的主权力量了。
我已经说过，凡是这样运用国家的人们并非纯粹出于自私的动机。他们象他们的敌人一样，也相信他们是为了社会福利；各项发生冲突的原则所以互相矛盾者，乃是因为各阶级在社会内的处境与经验不同，以致它们对于社会福利的解释，在经济衰落时期中，就变成互相水火了。任何社会到了这个关头，它的成员永远只有在降服与社会战争之间选择一条道路。直到现在，就历史上的证据而言，任何阶级，凡是企图从根本上重行规定它在国家内的地位的，永远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达到它的目的。我这里已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种种事实并不能使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经验将与过去时代的经验有所不同。
的确，我以为暴力革命的高度可能性并不能使我们推论说那个以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为目的的政党便可以胜利。我已经说起，这样一种推论要靠极其罕有的各种环境相配合，这在我们所能逆料的一般正常状态下是不会有的。特别是，我曾说过，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和民主政体国家之结合，在资本主义各项假定受到考验的危机时期里，民主观念并不一定能够维持下去。我已经论及这种结合是特殊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封建国家只有由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革命方才能够推翻，特别在法国和英国都是如此；民主方式便是中产阶级为了这种联盟所付出的代价。一段悠长的扩张时期遮掩了这两个联盟者之间的利害冲突。现在收缩的时期业已到来，它的矛盾乃日见明显。不过我已经说明，既然政治的民主制度的真实性由于在经济领域内——这不仅是根本权力所在的领域，而且也是中产阶级利益最占优势的领域——实质上完全没有民主而受到限制，所以种种事实正在把一个现已无重要作用的联盟瓦解成为仇敌。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演进所造成的那种贪得无厌的社会里，国家的民主方式只不过是掩饰财阀政治与其依赖者的权力的假面具，这些人们现在认为民主制度已与他们旨在保障的利益不相符合了。
因此，任何一种政治哲学，如果把国家政权认为是实现它所治理的那个社会的全体福利的工具，都不会有何用处。只要国家表现为一个划分为经济阶级的社会，它就是那个拥有生产工具或控制其所有权的阶级的仆人。这种情形的逻辑必然是说，除非生产工具属公共所有，任何国家都不能为社会谋取整个福利。只有在公共所有制的条件下，国家政权才能不偏不倚地被用来保护社会内每个成员的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人们都被视为确系社会上一个没有差别的成员，而非根据他的特殊阶级关系，来考虑他的需要而予以满足的。这样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就因为需要之满足并不根据财产所有权的榨取力量，而是依据一种服务的社会价值。一个平等的社会能够安排有计划的生活，借令一般人民能从它的生产资源里取得最大的福利。在在何其他形式的社会里，国家之必然的性质总是阻碍着这种最大福利的获得的。
黑格尔写道：“只在已有阶级之分的地方，当富与贫都是极大的时候，并且当局面发展使群众原先惯常能够得到满足的需要，而令不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才可以出现真正的国家与眞正的政府。”[29]很明显，这样一个国家，由于它的本原，不能超越这种阶级关系；它的本原驱使它去保护富人和压抑穷人。叶采教授写道：“历史表明，每个社会阶级，当它已成为政治权力之主宰的时候，就亟亟用这种权力来保障它的特殊利益。无疑地，它这样做是一本至诚的，所以它把它的阶级利益唤做全社会的公共利益。”[30]在非民主方式的任何国家里，这种情形是一目了然的，而且，象我在这里已经表明的，这种情形对于民主国家也很确实，只不过是民主政体使那些享受不到生产工具所有权的人们，比在另一种政体下能够较有力地提出他们的要求而已。
所以，国家一经分析，它的本质就暴露出来了，不周它的主张怎样，它实质上是为那些握有经济权力的人们服务的强制权威。假如经济权力象我们现在这样实际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那么国家的目的就是偏袒着他们的利益的。这是因为经济权力的性质，既已规定了这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同时也就规定了人们分享生产过程的产品的法律权利。总而言之，任何国家是不能怎样超出它的经济定律的涵义。这些涵义最后确切地形成了它一切行动的轮廓。它的行为的伦理哲学在实际生活里总是服从于那些定律所肯定的种种需要的。不问它的政治形式如何，它那种伦理哲学的性质，非俟社会上经济定律改变以后，是不会有根本的改变的。
我已经说过，在社会历史上一切动作之中，这种改变是最艰难而且微妙的。它牵涉到人们最深切的感情。它接触到人们习惯的最终根源，人们的安全意识，人们所熟悉的是非曲直观念。要想在一个危机时期和和平平地做到这种改变，就要用理性克服感情。但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比这更为稀少的经验了。我们也未必会有这样的经验，因为受到这种改变的影响的，乃是一切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因素。各种制度的和平演进之所以能够实现，有赖于人们能够同意于他们所抱的目的；他们的和衷共济就是那种同意的作用。而且同意决不止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是见之于普通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上。我们耳闻目见，到处都表示着，这种同意现在是做不到的。我们已经走到历史上那些严重时期之一，我们已不得不重新规定社会政策的基本目的。过去的传统习惯正在我们的眼前一一地崩溃：而与它们的崩溃同时到来的，便是对于它们所依据的那些社会关系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挑战。
现代历史上会有两个相似的时期，人类遇到了类似的挑战。宗教改革粉碎了中世纪天下一家的基督教世界观念，它既毁灭，于是神学的社会概念也被世俗的社会概念所代替了。实际上，这种改革反映着一个新的社会关系体系，它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封建主义制度没有能力去实现社会的生产潜力了。宗教改革在它所造成的新的政治秩序范围内给了资产阶级一个立足点。但它的诺言只实现了一部分而且是不完全的。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叶，我们概括称为法国大革命的巨大运动发生的时候，中产阶级才能够完成它的解放过程。在每一次，新的经济需要使一切社会价值都要重加评定；在每一次，这种努力的代价都是旧者与新者之间的激烈冲突。经过了三个世纪，我们现在这个新秩序才能充分脱离旧秩序的种种范畴。
我们眼前再度能够看见一个新秩序的开始。经济过程再度变得和它周围的政治形式不能兼容了。我们再度开始了当前事实与传统观念之间的斗争，而这总是要牵涉到重新制定政府原则问题的。
在这样一种局面里，政治哲学的第一个责任便是要从实际上而不从观念上去研究国家的性质。它的真实的本质，并不在于它自称是些什么，而在于它实际做的什么。过去政治哲学多半旨在辩护而非解释；它一向力图保卫过去，而不促成未来的解放。现在，一个适当的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必须以现行主权国家与我们所需要的世界经济秩序之间的矛盾为基础。它必须揭露出国家主要是阶级关系的保护人，它剥夺了我们本来可能具有的更加丰富的文明。
要使这种揭露很完全，乃一种长期艰巨的工作。凡是有过庄严的过去的一切制度，即使在日暮途穷的时候，也还有阻挠继任者早日到来的力量。这些制度，由于我们已经习惯它们，仿佛是一个牢狱，被悠久历史的种种联想弄得很亲切，甚至可爱了。囚在里面，外面的情景，在多数人看起来是模糊的、无定的、严酷的。我们想到越狱的代价就感到不安；企图越狱的勇气是少有的。但是，我们只有做这种努力，我们才能抱着希望向前迈进。除此以外，我们今日已经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增加人类冒险前进的创造性的尊严了。
[1]参阅1934年8月26日圣·路易邮报，其中关于美国人民自由所受的威胁有有趣的描述。我这里所参考的资料是出于欧文·狄里亚德先生之赐。
[2]引自爱斯葵士：“英国议会五十年”(1926年)，第2卷，第44页。
[3]“英国议会议事录”（第四辑），第162卷，第545节。
[4]参阅洛特兰、波福特、索莫塞特公爵的意见，邓门爵士曾引用，见贵族院报告书，(1909年)第4卷，第1207-1208页。
[5]爱斯葵士前书，第2卷，第83页。
[6]包曼先生的文章，见“双周评论”(1911年)，第96卷，第6-7页。
[7]关子沙里士柏雷提案的讨论，见贵族院议事录，1934年5月8-10日。
[8]在阿柏订商会的演讲，见1934年9月10日“曼彻斯特卫报”。
[9]汤姆士·因斯基普爵士文，见1934年9月9日“观察家”。
[10]参阅1934年9月5日“新共和国”，第89页。
[11]参阅柯尔：“马克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1934年)。
[12]本书第2章。
[13]这点在米契逊先生所著的“第一个工人政府”(1934年)中有生动的叙述。其中谈到一个左翼的英国社会主义者预计在五年期间里所要做的改革。
[14]关于这种忠心所涉及的问题，参阅拙著“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3年)，第105-110页。
[15]“工程师与价格制度”(1921年)；“外在所有权”(1923年)。
[16]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1932年)，特别是第1卷及该卷附录一中对于俄国情形有很好的叙述和分析。
[17]见本书第3章。
[18]参阅列宁全集”（英译本），第21卷，第2编，第57-145页，特别是第133和144页上的信；并参阅印在该卷第326页以后的文件。
[19]关于这种解释所发生的后果，可参阅纽曼的名著：“劳工法庭裁判的政治与社会意义”(1929年)。
[20]本书第3章。
[21]1917年11月6日的信，见“全集”（英译本）第21卷第2编，第144-145页。(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60-161页)。
[22]帕尔姆·德特：“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1934年)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很好的叙述，但是他对于工人阶级的分裂未能依据历史作批判的叙述也是值得注意的。
[23]列宁全集（英译本），第21卷，第137页，“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1917年9月12日的信（“列宁文集”，第5册，第300-304页）。
[24]1932年7月5日“赤旗报”。
[25]1934年10年3日“新共和国”，第197页。
[26]参阅华尔特·勒雷斯：“侦察法案案件”(1921年)，可以看到美国这方面的情况。
[27]在这方面，关于美国的经验，可参阅比尔先生论文，见1934年10月份“哈伯尔杂志”。
[28]关于这一切问题，可参阅雷孟得·波斯盖特：“怎样进行革命”(1934年)，特别是第2章和第10章。
[29]“历史哲学”（西布利的英译本，1894年），第89页。
[30]“政治与议会评论”(1910年)，第264页。 |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2年6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2年6月6日）
亲爱的塔妮娅：
……准备答复你提出的关于柯罗齐的问题，尽管我不理解这些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而且在我的印象中我以前已经谈过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你重读一下我过去信中对柯罗齐的战时立场的论述，看是否能解开你现在的一些疑团。柯罗齐1912年同金蒂雷[1]决裂后，其实是金蒂雷背叛了柯罗齐，竭力要成为一名更加独立的哲学家。从那以后，柯罗齐的立场始终不变，尽管他的学说有了更加明确的解释。最重大的变化早在1900至1910年期间发生。所谓“自由宗教”不是最近才有的提法，而是对他从抛弃天主教信仰（这在他的思想自传《自我批判》中有描述）后多年来的思想的高度概括。这不是金蒂雷所不同意的一个论点。你对“自由宗教”这个提法的解释我以为是不确切的。你似乎赋予它一种神秘的意义，说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躲避”，这样就含有几分逃避现实的意味。真是失之千里。其实“自由宗教”只是指信仰现代文明，不需要先验论或天启，能在本身内部发现其内在的理性。因此，这个提法是同神秘主义和宗教相敌对的。在柯罗齐看来，任何一种世界观和哲学，只要它成为一种生活规范和道德，即是“宗教”。公开承认的宗教也是宗教，不过它们是“神话的”因而是同历史上的人类摇篮时代相适应的较为低级和原始的宗教。这些导源于黑格尔和维科的概念是意大利哲学唯心主义的遗产，不管是柯罗齐的还是金蒂雷的。金蒂雷关于在学校里实施宗教教育的教育改革就是以这个少说为根据的。金蒂雷也只限于规定在小学即儿童时期进行宗教教育。无论如何，政府无意在中学和大学课程中实施宗教教育。
我认为你把柯罗齐今天的实际处境说成很孤立，是言过其实。决不要因为目前文艺爱好者和不负责任的作者们议论纷纷，而受蒙蔽。柯罗齐在科波拉和内阁大臣罗柯[2]主编的《政治》杂志上撰文谈他目前的想法，作了一个宽宏大量的表态。好多人相信，柯罗齐的立场对于给战后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批新领导人提供严格的政治管理教育是十分有益的；科波拉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对1815年以来的意大利历史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人数不多的统治集团有计划有步骤地吸收一切原来摘颠覆的群众运动的政治领袖的成功经验。1860年到1876年期间，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行动党就被君主政治所吸收，只剩下一点残余以共和党的名义继续存在，但已不起作用，只是一种民俗现象，而不是历史或政治现象。这就叫做“演化论”，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相反，它是统治阶级形成的有机过程，这同法国由于大革命和拿破仑、英国由于克伦威尔而发生的一切是不谋而合的。事实上，甚至在1876年以后[3]这个过程仍然以“分子”方式继续进行，在大战结束时积聚动量，当时从表面看，似乎传统的领袖集团不可能吸收消化在各种事态发展中涌现出来的新力量。可是这个集团十分阴险，表面不露声色，暗中神通广大，尽管这个任务极其困难，却终于办成了。在他们所施展的各种手腕中，有一条便是利用柯罗齐。他的学说很可能产生了极其大量帮助消化的“胃液”。从意大利历史的角度来看，柯罗齐的勤奋乃是今天掌权集团手中用以逼迫新力量为这个集团眼前和长远的切身利益服务的最有说服力的王牌。我相信，这批领袖人物是能够识破这个真相的，虽然表态相反[4]。当你把不同的物体放在一起冶炼合金，表面的泡沫只不过表明反应正在发生。再说，在这一类的人类关系中，一致总是表现为不一致，不是戏台上的拥抱，而是斗争。但是当你深入到事实真相，在底下总有一种强烈的基本的和谐。
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1]乔万尼·金蒂雷，第1届墨索里尼政府（1922年）的教育大臣，他把在小学实施宗教教育作为他的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第588页
[2]艾尔弗雷多·罗柯（1875—1935），法学家，法西斯政客，1924—1925年任众议院议长，1925—1932年任司法大臣。在担任司法大臣期间，对刑法和刑事诉讼程序作了修改，实施一些明显地企图消灭一切自由痕迹（言论、表达和政治宣传自由）的法律。《政治》杂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意大利创刊的。——第589页
[3]1876年右翼政府倒台后，左翼获得议会多数上台执政。这是由代表复兴运动左翼（受马志尼并在某程度上也受加里波第影响的）各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逐渐与原来的右翼代表人物合流。这种从一个政治集团向另一个政治集团的转向（在本例中是从右向左转）被称为“演变”，并且同法国和英国的类似过程相吻合。“演变”是下列事实的结果：一些传统政党（例如19世纪意大利的右翼和左翼，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并不代表根本的阶级差别，而只是代表以同一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中心的不同社会阶层的集团，它们本身并没有各不相同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第589页
[4]葛兰西通过对柯罗齐在法西斯时期的“调停者”作用的批判，更明确地规定了群众政党的性质：要以工人阶级为核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避免发生演变；它的领袖们才能一方面避免宗派主义和一成不变，另一方面避免改良主义（准备随时被吸收而“演变过去”）。——第589页 |
13．共产主义道德趋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13．共产主义道德趋向
我们已经提出，工业化的共同要求造成了“资产阶级”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各自特有的价值之间的高度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既表现在劳动道德上，也表现在性道德上。苏联伦理哲学本身已经察觉了两种对抗性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宣称，被资产阶级社会所败坏的那些伦理价值，在苏联社会里得到了实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直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在苏联社会里则可以变为现实。苏联伦理学宣称，在苏联，伦理原则支配现实，而不是支配意识形态，这一主张和西方类似的主张一样，都是极容易被驳倒的。但是，尽管有各种相似性，却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从苏联伦理学的社会作用中，是否可以推导出一种不同的发展前景呢？苏联伦理学的技术—经济基础本身并不“规定”任何这类前景：它既造成了两种体系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也造成了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工业化的共同要求可能规定了这种亲缘关系，而工业化方式的根本不同则可能产生了这种表面同一的价值背后的本质性差别。
当我们现在试图确认苏联伦理学的前景方向时，我们再一次把关于罗密欧和朱丽叶的那种富于启发性的陈述作为一个出发点。这种陈述宣告，资产阶级的个人由于他在公共国家中的实现而在消失，因而作为我思者和原造者的自律“主体”——他应该是西方文化的开端和终结。在已被缩短了的苏联发展图式中，这种自律的“资产阶级”个体的消解，可能与流行的工业文明的最新阶段相对应，在这一阶段里，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操作导致了自我的萎缩和对他的物质需求与智力需求的管理性调节。在西方社会的后自由阶段，私人存在与公共存在之间的协调，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和背着个体而发生的；而在苏联，则是按照一种经过良好培训的意识和作为一种公共宣传的纲领而发生的。它是为了竞争性总体工业化要求对个体进行总体动员的一部分。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征服了前工业文化的残存和遗风：个体的浪漫因素，特别是性爱关系中的浪漫因素，过去几乎就是“非生产性的”，对社会毫无作用的关系，现在却被造成了适合于并有助于政治上和对社会意义有用的工作关系。如果这种灌输是有效的，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使其摆脱公共国家需求的存在之整个领域；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意味着对一个可能仍然存在着爆发性要求和渴望的危险区域的控制。随着个体的消失，伦理学价值便丧失了它们的自律性特点，而这种丧失又没有由超验的认可和允诺加以补偿。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和存在学说的伦理学就其自身来说也就消失了。
但是，伦理学的有效性并不必然地依赖于自律或超验的认可。若果真如此，文明社会早就完蛋了。因为自律的人格和超验的效应已经被技术控制的增长日益损伤了。认可确乎可以来自公共国家，而不是作为一种超验主体或个体意识的道德自律所赐予的。然而，只有在公共国家以其各种制度来捍卫和促进一种对于所有个体来说都是真正的人的存在之情况下，这种认可方能在伦理学意义上具有对个体的约束力（方能不只是一种外在或内在化的强制力量）。伦理学确实在本旨上可以是政治的，但这显然并不是说，一种有效的公开的政治伦理学体系必定会导致一个极权主义的机器人国家。苏联伦理学所拟想的那种行为模式，可能是以重建人的存在和社会为先决前提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他的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国家相分离，而且他的需求也与社会需求相分离——将让位于这样一种个体，他是公共国家的一个有机整体部分，因为他的需求同时也就是社会的需求。从理论和历史的意义上来讲，这样一种发展不是不可能的：政治哲学已经把它规定为与“社会”（gesellschaft）相反的“共同体”（gemeinschaft），规定为理想的“城邦”，或者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规定为普遍与特殊的和谐。苏联伦理学对它的解释是，把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概念当做“全面个体”的联合。在所有这些理论中，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之间的这种和谐的实现是以一种自由而合理的社会劳动组织为先决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作为一种凌驾和超越或反对个体的独立力量之国家的消亡为先决前提的；而苏联伦理学却在一个以独立的力量支配个体的国家之中，并为了这样一个国家而融合了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只要这种状况还依然如故，这种新伦理学就将继续作为一种为国家之基本社会目标服务的辅助工具而发挥作用，即在现阶段作为总体工业化目标的辅助工具而发挥作用。
然而，即使在这一阶段，苏联伦理学也似乎只是收回和“赶上”了资产阶级伦理学最初的作用而已，前者不同的社会基础也并不排除一种不同的发展倾向。基本的社会制度一经牢固地确立起来，就会强行实施那种为其有效的职能所要求的道德，并使之长久保持。就苏联的情况而言，这一过程并不是听任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和价值施加缓慢而又几乎是自动式的影响，相反，它受各种政治机构的有计划的引导。但这并不妨碍这样一种态势，即因此而受制约的人们必定反过来影响这一制约系统的发展。无论对他们的控制是多么彻底，也无论对他们的制约是多么深刻，他们都在从事着再生产这个被控制的社会的必要劳动。因此，无论这种劳动可能是多么“抽象”和“一般”，他们依然是最终的“生产力”。我们已经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资产阶级价值”的重新强调，也就是回复伦理学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国家依赖于为社会所要求的那些价值的“内向投射”，而不是依赖于它的外部强加；依赖于伦理行为“自发的”再生产，而不是依赖于恐怖主义的实行。但是，在这里，苏联伦理学所使用的“人的材料”却不利于对“资产阶级伦理学”过程的单纯重复。
在西方传统中，伦理价值的“内向投射”发生于“个体”身上，并通过个体而发生：他从旧的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中的解放，是这一过程发生效验的先决条件。人与国家、团体、习俗和传统的分离，他与这些东西及新的权力和制度的对抗性关系，乃是他的道德自律和对伦理价值的自发而内在的阐发与再生产的先决条件。唯有在这一基础上，内向投射才能成为真正的内在化，即成为个体自己的良心和信念的要求。从而，这些要求的有效性才会大大加强。它们并不表现为外部强加给个体的东西，而是表现为个体自身理想本性的内在流露；它们并不靠强力认可，而是由普遍有效的伦理法则来认可，而对它们的服从也往往成为本能的和几乎是自动的服从。这样一来，义务、劳动和纪律也就成了自在的目的，不再依赖于按照它们的现实必然性所作的合理说明。自我克制成为个体精神世界的一个有机整体部分（也可以说是它的整个身体的一部分）并通过教育和社会气候而代代相传，它也就不必非得经常地靠专门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来强化了。然则，在苏联社会中，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受到伦理学政治化的抵制，受到把个体吸收到公共国家之中的做法的抵制。伦理价值的外在化只能容许极低程度的内在化。由于传统的个体实体的消解，内在化的基础被削弱了。一切伦理价值都被有系统地归结于苏联社会的要求：这种社会的特定状况和苏联国家的目标与需要才能证实道德规范的有效性。这种归结和这种证实方法被明确而持久地引入人们的意识之中。
我们已努力表明，伦理学的这种政治外在化最终是由一种绝对所引导的，即是由共产主义所引导的，因之也就有别于实用主义的相对主义。但是，这种绝对的标准最终又从属于社会所趋向的目标，而不是从属于达到这一目标的道德的（和技术的）手段。无论后者与前者的同一化是多么密切，道德规范都不是自在的目的；它们以未来为目的，而且只能从国家及其机体为未来所制定的社会规范中获得对它们的认可。因此，苦役本身并不是一种价值，只有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苦役才是一种价值；并非一切竞争性行为都有价值，只有社会主义的竞争才有价值；不是所有的财产都有价值，只有社会主义的财产才有价值；不是任何爱国主义都有价值，只有苏联的爱国主义才有价值；如此等等。对于个体来说，只要他不作出任何选择，只要国家规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强行推广这一规定，就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内在化的削弱损害了社会的凝聚力和道德的深度。
苏联伦理学的理性主义达到了可能危及它理想达到的稳定的程度。在本书的第一部分[1]，我们已经强调过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的礼教成分。在这一方面，我们业已提出，甚至这些明显的非理性因素在为这一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合理性服务中也发挥着作用。它的理性主义是在道德规范井然有序地趋向“绝对的”共产主义目标的定向中所固有的，这一目标又是从可证实的角度加以合理规定的。工作日是否要减少到五小时或更短一些？个体的自由时间是否真的是他的？他是否必须靠取得各种必需品来“挣得他的生活”？他是否能够自由地选择他的职业——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由个体本身加以证实。无论个体可能受到怎样的统制和操纵，他们都将明白这样规定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不是事实。在这里，苏联的社会哲学与法西斯纳粹之间仍有决定性的差别。后者是以种族、血缘、超凡魅力的领袖之类本质上反理性、伪自然的实体为本位的。无论法西斯纳粹国家的实际组织可能是多么合理（德国的全民总动员和总体战时经济属于现代工业文明最有效率的表现），这个国家本身在其历史作用上都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它阻碍了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且是按照破坏性统治的利益来组织这些资源的。它所固有的目标构成了法西斯国家的历史局限。相反，苏联的理性主义并未停留在工具性上，而是伸展到了社会组织的方向和目标上。马克思的学说提供了这种概念上的联结。由根据自由发展的个体需求进行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来定义的共产主义概念，按照减少为各种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的质与量来定义的共产主义概念，以及用职能的自由选择来定义的共产主义概念——就目前的事态来看，这些概念当然是非现实主义的。但是，这些概念本身却是合乎理性的；况且，技术的进步和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力也使趋向于这一未来的进化成为一种合理的可能性。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讨论了苏联政体的结构是否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在未来的实现这一问题。[2]在那里，我们已经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持续传播和灌输结果可能还会证明是一种危及苏联统治者的危险武器。迄今为止，这一政体一直在通过马克思来证明其基本政策的正当性，来竭力调和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已被定于圣典的压抑性道德，被说成是表达了初级阶段，即建设充分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客观要求。劳动和休闲训练的道德、在爱与苦役中体现的竞争性爱国主义的道德——整个政治清教道德——应该与社会主义的这个阶段相符合，这个阶段因其匮乏而被迫按照个体行为对社会的有用性表现来评价个体的行为。伦理学的合理性与社会学的合理性同一化了。
这种同一化对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来说是带根本性的，如果这种同一化仍被坚持，那么社会发展的大规模变更就必定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变更：压抑性道德必定随着匮乏的不断减轻而减弱。在本书第一部分里，我们业已提出，在长期“和平共存”的环境下，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可能易于导致这种减弱。如果苏联政体无法或不希望相应地松弛这种压抑性道德，那么，按照它自己的标准来看，它将日益变得非理性化。这种非理性又可能反过来削弱苏联社会的道德结构。全部思想灌输都集中于个体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目标的合理性上；而对这种合理性的信念也似乎已经是这一政体受大众欢迎的力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此，内在化的种种局限——它们似乎是现行苏联伦理学结构中所固有的——可能被证明是决定性的。苏联伦理学的价值说到底是由“外在的”政治目标证实的，因此它不是自律的。只有彻底地内在化，伦理学才能以各种自律的价值而发挥长远的作用。而且，只有一种高度的伦理自律才能长期使可预测的和持久的伦理行为适当地独立于个体的变化多端的影响。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使个体在道德上免受社会所要求的非理性的牺牲、非正义和不平等的冲击。苏联伦理学的政治合理性并不利于个体的这种道德防范，而且维持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的发展的各种潜在性应该与苏联社会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同步增长。因之，意识形态的压力似乎应和技术经济的压力一样趋向于同一方向，即趋向于压抑的松弛。诚然，意识形态的压力甚至是既定道德的削弱，本身并不对掌握着推行其目标的一切工具的政体构成严重的威胁，然而，这些力量若与一种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动态实际地联系起来，那么它们虽然尚未形成、尚未组织起来，却完全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苏联发展的历程。
注释
[1]SeeChap.3，especiallypp.87ff.
[2]SeePartI，Chap.6. |
英汉译名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
英汉译名表
A
Afghanistan，阿富汗
Albania，阿尔巴尼亚
Albert，PrinceConsortofEngland，艾伯特亲王
AlexsanderⅡ，TsarofRussia，亚历山大二世
Algeria，阿尔及利亚
Alsatians，阿尔萨斯人
Amhara，阿姆哈拉人
Anderson，Benedict，安德森
Andona，安道尔
AnselmofCanterbury，圣安塞姆
AnselmofLaon，莱翁的安塞姆
Antwerp，安特卫普
Arabnationalism，阿拉伯民族主义
Arana，Sabino，亚拉那
Argentina，阿根廷
Armenia，亚美尼亚
ArmstrongJ.，阿姆斯特朗
Aruba，阿鲁巴
Aryans，雅利安人
AtlasBerbers，阿特拉斯山区的柏柏尔人
Australia，澳大利亚
Austria，奥地利
1918—1950
反犹太运动
Austro-Marxists，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
Azerbaijan，阿塞拜疆
B
Bagehot，Walter，白芝皓
Bangladesh，盖加拉
BareredeVieuzac，Bertrand，巴雷尔
Barth，Fredrik，巴思
Basque，巴斯克
语言
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原型
1894年前
1894年后
Bauer，Otto，奥图·鲍尔
Bektashi，拜克塔什派
Belgium，比利时
Bemolak，Anton，贝诺拉克
Bevin，Emest，贝文
Biafra，拜阿福拉
Bielorussia，白俄罗斯
Blum，Leon，布鲁姆
Bockh，Richard，柏克
Bohemia，波希米亚
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
Bose，SubhasChandra，博斯
Bosnia，波斯尼亚
Brazil，巴西
Brest-Litowsktreaty，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Bretons，布列塔尼（人）
BreuillyJ.，布罗伊里
Brezhnev，LeonidIlich，勃列日涅夫
Britain，英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军队
文化少数
福克兰战争
语言与方言
民族主义（英格兰）
反法西斯
与王室
与宗教
与运动
Brussell，布鲁塞尔
Budapest，布达佩斯
Bulgaria，保加利亚
Burma，缅甸
C
Caimes，J.E.，凯恩斯
Canada，加拿大
法裔加拿大人
魁北克民族主义
移民
Cannan，Fdwin，坎南
Carey，HenryCharles，凯里
Castile，卡斯蒂利亚
CatalanJocsFlorals，诗的竞赛
Catalonia，Catalans，加泰罗尼亚（语）
Ceausescu，Nicolae，齐奥塞斯库
censuses，questionsaboutlanguage，人口普查与语言问题
Ceylon，锡兰
Chad，乍得
Chamberlain，HoustonStewart，张伯伦
Charleroi，沙勒罗瓦
CharlesX，KingofFrance，查理十世
Chartism，宪章运动
Chemiavsky，Michael，彻尼亚夫斯基
Chevalier，Michel，谢瓦利埃
China，中国
Churchill，SirWinston，邱吉尔
Cohn，Gustav，科恩
Cole，JohnW.，科尔
colonialnationalism，殖民地民族主义
Communism，共产党
Connolly，James，康诺利
cossacks，哥萨克骑兵
Croats，克罗地亚人
Curagao，库拉索岛
Cyprus，塞浦路斯岛
Czechoslovakia，捷克斯洛伐克
Czechs，捷克
D
DanzigFreeCity，但泽自由市
d'Azeglio，Massimo，阿泽利奥
Dashnaks，联合党
Denmark，丹麦
Deutsch，Karl，多伊奇
Dickinson，G.Lowes，迪金森
Dominica，多米尼加
DravidaMunetraKazhgam，达罗毗茶激进党
Dreyfus，Alfred，德雷福斯
Drumont，Edouard.，德鲁蒙
E
ETA，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党
education，andnationalism，教育与民族主义
Egypt，埃及
Fmmet，Robert，艾米特
Engels，Frederick，恩格斯
Englishlanguage，英语
在印度
起源
在美国
作为世界语
Eritrea，厄立特里亚
Estonian，爱沙尼亚人
Ethiopia，埃塞俄比亚
ethnicnationalism，族群民族主义
Eugene，Weber，尤金·韦伯
EuropeanEconomicCommunity，欧洲经济共同体
F
fascism，法西斯主义
Ficker，Adolf，菲克
Finland，芬兰
Fishnuan，J.，菲什曼
Flanders（Flemings），弗兰德斯（人）
弗兰芒文
民族主义
1914年前
1914年后
folklorerevivalmovements，andnationalism，民俗复兴运动与民族主义
football，andnationalism，足球与民族主义
France，法国
反犹
与法裔加拿大人
公务人员
语言与方言
民族主义
反法西斯
与族群
与法国大革命
与语言
与王室
莱茵天然疆界
FrancisⅡ，HolyRomanEmperor，法兰西斯二世
Franco，General，佛朗哥将军
Frasheri，Naim，佛拉雪里
FredericktheGreat，KingofPrussia，腓特烈大帝
Frenchlanguage，法语
在非洲
在加拿大
与法国民族主义
Frisians，弗里西亚人
fundamentalism，基本教义
G
Gaelic，盖尔语
Caj，Ljudevit，盖伊
Galicia.加里西亚
Gandhi，MohandasKaramchand，甘地
Garnier-Pages，EtienneJosephLouis，加尼尔-帕杰
Gascons，加斯孔人
Gaulle，Charlesde，戴高乐
GellnerEmest，盖尔纳
GeorgeIII，KingofGreatBritain，乔治三世
Georgia，格鲁吉亚
Germanlanguage，德语
与日耳曼民族主义
瑞士腔德语
Cermany，德国（日耳曼）
1918年前
反犹
民族主义
语言
1918——-1949
反犹
民族主义
Ghana，加纳
Cheg，盖格人
Ghent，根特
Gladstone，William，格拉德斯通
glasnost，开放
Glatter，Dr.，格莱特博士
Gobineau，Count，戈宾诺伯爵
Gorbachev，MikhailSergeyevich，戈尔巴乔夫
Grant，UlyssesS.，格兰特总统
Griffith，Arthur，格里菲思
Griffiths，Rev.，格里菲思
Guadalupe，Virginof，瓜达卢普圣母
Guarani，瓜拉尼语
H
Habsburgempire，哈布斯堡帝国
反犹
境内的捷克人
语言
民族主义
境内的波兰人
境内的斯洛文尼亚人
Hamilton，Alexander，汉米尔顿
Hanak，Hans，哈纳克
Hanak，Peter，汉纳克
Hanover，汉诺威
Haugen，Einar，豪根
Hauser，豪萨人
Hayes，CarletonB.，海斯
Hebrewlanguage，希伯来文
Helsinki，赫尔辛基
Herder，JohannGottfriedvon，赫德
Herodotus，希罗多德
Hindi，北印度语
HindiSahityaSammelan，北印度语文学会
Hitler，Adolf，希特勒
Hofer，andreas，霍费尔
holyicons，神圣图像
HongKong，香港
Hroch，Miroslav，罗奇
Hungary，匈牙利（马扎儿）
语言
民族主义
Hussite，胡斯教派
I
Ibo，伊博人
Iceland，冰岛
Iyrianism，伊利里亚运动
India，印度
反帝运动
印度国民军
语言
分裂区划
泰米尔
Indians，印第安人
Indonesia，印尼
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国际货币基金
IntemationalStatisticalCongress，国际统计学大会
Iran，伊朗
Iraq，伊拉克
Ireland，爱尔兰
英爱条约
语言（见盖尔语〔Gaelic〕）
民族主义
芬尼亚派
对其他民族运动的影响
与语言
与宗教
厄斯特自由统一党
Lslam，伊斯兰教
Israel，以色列
Istria，伊斯特里亚
Italy，意大利
语言
哈布斯堡境内之意大利人
法西斯
19世纪民族主义
统一
Iwan，Emrysap，伊旺
J
Jacobins，雅各宾党人
Japan，日本
Jews，犹太人
反犹
奥地利
法国
德国
语言（见希伯来文，意第绪语）
民族主义（参考犹太复国主义）
宗教
在美国
在苏联
Jinnah，MuhammedAli，真纳
JoanofArc，圣女贞德
Johnson，DrSamuel，约翰逊博士
JosephII，HolyRomanEmperor，约瑟夫二世
K
Kantorowicz，Emst，坎托罗威奇
Karadzic，Vuk，卡拉齐克
Kautsky，Karl，考茨基
Kelch，Christian，凯尔齐
Kohn，Hans，科恩
Kolokotrones，T.，科洛科特罗尼斯
Korea，韩国
Kornai，Janos，柯耐
Kurds，库尔德族
L
LaBlache，Vidalde，拉布拉什
Ladinsch，拉亭语族人
language，语言
与民族主义
1870年前
1870—1918年
1918年后
世界语概念
Lapouge，Vacherde，拉宝吉
Latvia，拉脱维亚
Lavisse，Emest，拉维斯
Lebanon，黎巴嫩
Lenin，VladimirIlyich，列宁
liberalism，andnationalism，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Liechtenstein，列支敦士登
Iiege，列日
List，Friedrich，李斯特
Lithuanians，立陶宛（人）
LloydGeorge，David，劳合·乔治
Lueger，Karl，卢杰
Luxemburg，Rosa，罗莎·卢森堡
Luxemburg，卢森堡
M
Macedonia，马其顿
Maldives，马尔代夫
Manzoni，Alessandro，曼佐尼
Marxism，马克思主义
massmedia，andnationalism，大众媒体与民族主义
Mauritius，毛里求斯
Maurras，Charles，莫哈
Mazzini，Giuseppe，马志尼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
Mexico，墨西哥
Mill，JohnStuart，穆勒
Moldavia，摩尔多瓦
Molinari，Gustavede，莫利纳里
monarchy，andnationalism，王权与民族主义
Mongols，蒙古
Montenegrins，门的内哥罗人
Moravia，摩拉维亚
Morocco，摩洛哥
MughalEmpire，蒙兀儿帝国
Muller，Max，缪勒
Musil，Robent，慕席尔
N
Naim，Tom，奈恩
Naples，尼泊尔
nationaleconomy，国民经济
Nehru，Jawaharlal，尼赫鲁
Nelson，Horatio，纳尔逊
Netherlands，荷兰
NicholasI，尼古拉·-世
Nigeria，尼日利亚
Nordics，北欧人
Norway，挪威
0
Occitanianmovement，奥克西坦语运动
O'Connell，Daniel，奥康内尔
OlympicGames，奥运
Orangeman，奥伦治派
Orwell，George，奥威尔
Ottomanempire，奥斯曼帝国
1870年前
1870—1918年
P
Paine，Thomas，潘恩
Pakistan，巴基斯坦
Palestine，巴勒斯坦
Pan-Africanism，泛非主义
Pan-Indian，泛印第安
PapuaNewGuinea，巴布亚新几内亚
Paraguay，巴拉圭
Parma，GrandDuchyof，帕马大公国
patriotism，爱国主义
perestoika，重建
Peru，秘鲁
Pichler，Amold，皮克勒
Pilsudski，ColonalJozef，毕苏斯基
PiusX，庇护九世
PlaidCymru，威尔士民族党
Poland，波兰
独立
民族主义
与语言
与宗教
与社会主义
Poles，波兰人
在德国
在哈布斯堡帝国
在俄国
在美国
Porter，GeorgeRichardson，波特
Portugal，葡萄牙
Prague，布拉格
PrimodeRivera，Miguel，普里莫·德·里维拉
proto-nationalism，民族主义原型
Pushtu，普什图人
Q
Quechua，克丘亚语
Quetelet，LambertAdolpheJacques，奎特莱特
R
Rae，John，约翰·雷
Ranger，Terence，兰杰
religion，andnationalism，宗教与民族主义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犹太教
Renan，Emest，雷南
Rhaetoroman，雷托罗曼语
Robbins，Lord，罗宾斯
Romania，罗马尼亚
Romansch，罗曼斯克语
Roth，Josef，罗斯
Rousseau，JeanJacques，卢梭
Russia，俄国
与芬兰
民族主义
与王权
与宗教
革命
Ruthenians，罗塞尼亚人
Ryan，Frank，瑞安
S
Sahara，撒哈拉
Sardinia，撤丁
Savoy，Kingdomof，萨伏依王国
Say，J.B.，赛伊
Schleswig-Holstein，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Schonberg，Gustav，舍恩伯格
Schönerer，Georgvon，舍内雷尔
Scotland，苏格兰
Scott，sirWalter，斯科特
Semites，闪族人
Senegal，塞内加尔
seperatistnatipnalism，分离派民族主义
Serbia（serbs），塞尔维亚（人）
Sicily，西西里人
Simmel，George，西梅尔
Singalese，僧伽罗
Singapore，新加坡
Slovaks，斯洛伐克
Slovenes，斯洛文尼亚
Smith，Adam，斯密
Smith，A.D.，安东尼·史密斯
Snellman，JohanWilhelm，斯奈尔曼
socialism，andnationalism，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
Somalia，索马里
Sorbian，索布语
SouthAfricaNationalCongress，南非民族议会
Spain，西班牙
民族主义
内战
语言
sport，andnationalism，运动与民族主义
SriLanka，斯里兰卡
Stalin，Joseph，斯大林
Stocker，Adolf，斯托克尔
Stur，Ludovit，史都尔
Sudan，苏丹
Suliotes，述利奥提人
Surinam，苏里南
Sweden，瑞典
Switzerland，瑞士
Syria，叙利亚
Sztics，Jenö肖克
T
Tamils，泰米尔人
Tatars，鞑靼人
Thailand，泰国
Thompson，E.P.，汤普森
threshold，principleof，门槛原则
Tilly，Charles，提利
Tirol，提罗尔
Tone，theobaldWolfe，托恩
Tosk，托斯克人
Transylvanians，特兰西瓦尼亚人
Troelstra，PiterJelles，特洛尔斯特拉
U
Ukraine，乌克兰
V
VersaillesPeaceTreaty，凡尔赛和约
Victoria，Queen，维多利亚女皇
Vienna，维也纳
Vietnam，越南
Vilar，Pierre，维拉
Vilnius，维尔纽斯
Vlachherdsmen，弗拉其牧民
Voivodina，伏伊伏丁那
W
Wales，威尔士
Wallachia，瓦拉齐亚
WelshEisteddfodau，学者的聚会
Wends，温德人
Wergeland，HenrickAmold，韦格朗
WilliamI，GermanEmperor，威廉二世
WilliamofAlton，艾尔顿的威廉
Williams，GwynA.，吉文·威廉斯
Wolf，EricR.，沃尔夫
worldlanguage，世界语
WorldWarI，andnationalism，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民族主义
WorldWarII，andnationalism，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民族主义
X
xenophobia，排外主义
Y
Yiddish，意第绪语
Yoruba，约鲁巴人
Yugoslavia，南斯拉夫
Z
ZedlerJohannHeinrich，谢德乐
Zeman，Z.A.，泽曼
Zionism，犹太复国主义
Zoroastrianism，袄教 |
第六章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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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
自从本书在1990年初出版迄今，已有许多新民族国家陆续建立，或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建国运动，这种盛况堪称本世纪之最。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为世界增加了十六个国际承认的民族小邦，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场举世注目的民族分离运动，似乎也不会马上休止。这些新兴民族国家都符合官方意义上的“民族”，而这所有的政治骚乱，也都与排外运动有关，外国人正是所有国家意欲掠杀和驱逐的对象。由此看来，本书意欲呈现的结论，似乎有故意漠视上述发展之嫌，因为笔者力图证明的，正是作为一种带动历史变革的力量，现今的民族主义已呈衰微之势，远比不上它在19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所发挥的影响力。
要否认苏联解体乃人类历史一大巨变，的确是非常可笑。作为独霸世界一方达40年之久的超级强权，苏联的崩解无疑为世界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场巨变究竟暗示了怎么样的未来，直至笔者伏案之际，仍是一片混沌。然而如果我们要说，苏联崩解确曾为民族主义带来某些新意，那也只限于这场变革的影响范围远超出1918至1920年的帝俄垮台——当年的骚乱主要仅发生在欧俄及外高加索一带。[1]因为在1989到1992年丛生的“民族问题”，基本上弹的仍是民族主义的老调，而且也只局限于民族主义的老发源地——欧洲。截至今日，美洲国家并未表现出严重的分离主义倾向，至少在美加边境以南是如此。至于在盛行基本教义运动的伊斯兰教世界，它们关心的毋宁是扩张而非分裂。基本教义派想要追求的是重返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真实信仰，因此我们看不出分离主义会对它们构成多大吸引力。分离主义的骚动的确曾在南亚次大陆造成不小震动，但大致仍在国家当局的掌控之下（除了孟加拉独立建国之外）。事实上，后殖民时期的国家政权，无论采纳的是自由或革命民主政体，绝大多数仍然奉行崛起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传统。甘地、尼赫鲁家族（Nehrus）、曼德拉（Mandela）、穆加比（Mugabe），后期的布托（ZulfikharBhutto）、班达拉奈克（Bandaranaike），还有尚遭软禁的翁山苏姬（Aung-SanSuXi，译按；翁山苏姬现已获释）等等，都是举世知名的民族主义者。不过，他们所秉持的民族主义绝非兰兹伯基（Landsbergis）或图季曼（Tudjman）之类的分离主义，因为套用阿泽利奥的话，他们正是所谓的“国家建构者，而非国家撕裂者”。
近来我们已看到几个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陷入动荡不安的内战状态，而这种情势在未来非常可能会向外蔓延，也许连南非都难逃此劫，虽然我们非常不愿见到这种局面。可是如果把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战祸归咎于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归咎于他们想要据此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显然太过牵强。因为这些国家境内的族群摩擦与血腥冲突，早在民族主义化为政治方案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势必比民族主义更久长。
欧洲的分离主义之所以在最近如燎原般蔓延各地，主要是20世纪的历史背景造成的。凡尔赛和约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所种下的恶因，至今仍在发酵之中。哈布斯堡帝国与土耳其帝国的永久瓦解，以及俄罗斯帝国的短暂崩溃，除了产生了一组命运类似的民族国家之外，也顺带把长久困扰它们的民族问题一并传给这些新国家。这些问题的沉疴之深，除了大规模屠杀或强制驱离，似乎都很难化解。在1988到1992年间爆发出来的种种议题，早在1918到1921年间就已诞生。正是在那场安排之下，捷克和斯洛伐克才首度携手建国；斯洛文尼亚（原属奥地利）、克罗地亚（一度是对抗土耳其的武装区）和塞尔维亚（原属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徒）三族，也不顾彼此长达千年的恩怨情仇，共组联邦。罗马尼亚在这段时期的领土倍增，带来的却是境内各族的摩擦丛生。德国人乘战胜俄国之便，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了三个民族小国，这三个民族以前完全没有建国先例，至少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是如此，也未曾发出明显的建国呼声。[2]这三个小国家后来又被战胜的协约国保留下来，以作为预防布尔什维克“病毒”扩散的“防疫区”（quarantinebelt）。在俄国势力最弱之际，德国扶植了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独立建国，英国则乘机鼓动富藏石油的阿塞拜疆独立。在1917年之前，外高加索地区的民族主义（如果这个词对阿塞拜疆土耳其人那种草根性的反亚美尼亚情绪不嫌太过的话）并未构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对亚美尼亚人来说，他们担心的恐怕是土耳其而非莫斯科；阿塞拜疆更公然支持主张与俄国统一的孟什维克党。不过同样由多民族组成的俄国，还是比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多存活了三个世纪，这主要得归功于十月革命和希特勒。随着俄共赢得内战，乌克兰分离主义就此瓦解；而俄共的收复外高加索地区，也连带将地区性的分离势力一并铲除。不过苏联在外高加索地区的胜利，部分是由于和土耳其妥协，从而为日后族群冲突留下不少敏感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住在阿塞拜疆境内卡拉巴赫山区（MountainKarabakh）的亚美尼亚人。[3]1939到1940年间，苏联几乎将帝俄时期的领土一一收复，除了芬兰（在列宁的同意下，芬兰以民族自决和平取得独立地位）和波兰之外。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1988到1992年的分离狂潮，称它是“1918到1921年的未竟事业”，无疑最为贴切。相反，那些在1914年之前，看似由来已久、积重已深的民族问题，虽然的确对欧洲政坛构成不小威胁，但始终没有酿成动乱。比方说由来已久的“马其顿问题”，虽然曾在诸多国际会议上成为专家学者的舌战焦点，但却不是南斯拉夫内战的引爆点。相反，在内战期间，马其顿人民共和国竭力避免卷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争端。同样，乌克兰是唯一一个在帝俄时代就曾发起民族运动的地区，虽然它所主张的民族诉求并不是分离主义。可是当波罗的海三小国和外高加索地区诸共和国高举分离旗帜之际，乌克兰却表现得非常低调，它一直留在当地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直到1991年8月苏联全盘解体，它才走上独立之途。
奇怪的是，列宁从威尔逊手上接收过来的“民族”定义及民族渴望，却自动创造出一条条裂缝，日后共产党所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就是沿着这些裂缝崩解开来。这种情形就像是后殖民国家的国界，完全是沿袭自帝国主义在1880到1950年所划定的殖民疆界一般。在苏联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悉心致力于在那些从未组成过“民族行政单位”（亦即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地方，或从不曾考虑要组成“民族行政单位”的民族（例如中亚伊斯兰教民族和白俄罗斯人）当中，依据族裔语言的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的，正是共产党政权本身。认为哈萨克（Kazakh）、吉尔吉斯（Kirghiz）、乌兹别克（Uzbek）、塔吉克（Tadjik）和土库曼（Turkmen）这几个苏维埃共和国都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显然只是苏维埃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而非这些中亚部族想要追寻的目标。[4]
同理，认为造成苏联瓦解的狂涛巨浪，乃是这些中亚民族所掀起，因为他们不满于“民族压迫”或受召于伊斯兰宗教意识，也只是某些西方观察家一厢情愿的理解，这些观察家一向对苏维埃制度持高度怀疑，也不认为它可以长久维持。事实上，除了某些曾在斯大林掌政时代被驱逐到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数中亚部族在苏联解体之前，都不曾兴起强烈的政治反抗运动。中亚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是后苏联时代的产物。
1989年之后的东欧巨变，本质上并不是源自各民族之间的紧张情势，尽管在波兰和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确曾出现民族主义的呼声，但大体仍维持在国家当局的掌控之下。造成这场巨变的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于苏联当局决定进行自我改革，而这么做的结果是：（1）丧失卫星国家的武力支持；（2）其赖以运作的中央领导体制和权威结构逐渐式微；（3）巴尔干基地备受侵蚀，甚至在独立共产党国家当中都面临挑战。我们可以说民族主义是这场巨变的受惠者，但它绝非肇事者。正因如此，世界各国才会对东欧政权的乍然崩解震惊不已，因为这项发展完全出乎预料。
此外，我们也可以比较1871年的德意志统一和1990年的两德统一，并从中看出民族主义的角色转换。1871年的德意志统一可说是人民长久以来的渴望，也是德意志境内最最重要的核心大事，就算是反对统一之人，也都得时时关心这项发展。甚至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当时的俾斯麦“就像1866年一样，正在以他的方式做我想要做的工作”。[5]可是1990年的两德统一就完全不同，直到1989年秋，联邦德国各主要政党除了口头说说之外，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认真思考过两德统一的实际问题。原因不仅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除非戈尔巴乔夫（Gorbachev）点头，否则统一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更是由于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组织和活动，都只是联邦德国政坛上的边缘势力。在民主德国那边，德国统一的渴望在1989年秋之前，同样无法打动政治反对派或一般百姓——这些民主德国百姓以其大举出走预告德共统治的垮台。随着1989年秋后的局势发展，对未来充满疑惧与不定的两德人民，自然会欢迎两德统一。但是从这场统一来得这么突然且毫无准备，显示两德统一乃是德国人意料之外的外力副产品，不管他们在表面上怎么用民族主义加以装饰，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至于苏联的崩解，也不是如同某些苏联问题专家所言，是导因于境内的民族紧张情势，[6]虽然这的确一直是苏联的隐忧之一。促使苏联瓦解的真正关键，应该是它所面临的经济困境。苏共改革派认为：开放（glasnost）是国家重建（perestroika）的基础，因此他们重新打开言论及批评自由，并削弱其政权和社会赖以维系的中央集权体制。然而重建失败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大幅度滑落，连带也使联邦政府的威权尽失，于是各个地区才在这种情势的鼓舞或迫使下，起而自力救济。我们有充分证据指出，在戈尔巴乔夫掌政之前，苏联境内除了波罗的海三小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国曾动过独立建国的念头，即使波罗的海三小国，独立也不过是一场美梦罢了。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辩称，苏联完全是靠威吓人民和武力镇压来维系其不坠，虽然威吓镇压的确有助于使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族群冲突，不至于恶化成种族屠杀的悲剧，进而一发不可收拾。在勃列日涅夫（Breahney）长期主政时代，地方自治绝非空中楼阁。俄罗斯人便曾为此一再抱怨，认为其他共和国的自治权好像都比俄罗斯共和国的人民好得多。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联及其境内各多民族共和国的民族不和，毋宁是莫斯科诸多政策的结果而非原因。
奇怪的是，这种沛然莫能御的民族分离运动，在西欧席卷的强度竟比东欧犹有过之。好几个最老牌的民族国家，都因这类骚动濒于分裂：比方说，联合王国、西班牙、法国、程度比较轻的瑞士，以及最严重的加拿大。魁北克（脱离加拿大）、苏格兰（脱离英国）或其他地区是否真能争取到完全独立，在今天[1992年）仍是有待观察之事。不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除了控制在苏联之下的红色欧洲之外，成功地完成分离建国目标的例子可说非常罕见，至于以和平方式完成这项大业的，更是绝无仅有。不过无论如何，魁北克和苏格兰的分离主张，如今已被当作有可能实现的议题放在台面上讨论，这在25年前根本完全无法想象。
虽然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可能避得掉的历史力量，但它的确不复具有其全盛时期（自法国大革命以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殖民主义终结）那种呼风唤雨的神效。
对19世纪的“已开发”世界而言，“民族”创建可说是当时的历史核心，也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伟大事业。他们致力创造出一种结合“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的新“民族”。到了20世纪上半叶，对那些所谓的“依赖国家”，特别是对殖民地区来说，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已成为它们追求政治解放的主导力量，它们可借此摆脱殖民帝国的行政和更重要的军事掌控。[7]这种举世蜂起的解放运动，是他们早半个世纪万万意想不到的。如我们先前所提，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理论上虽是套用西方民族主义的模式，可是它们实际想要塑造的国家，却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标准背道而驰，不管在族裔或语言上皆不具同质性。不过即使如此，这两种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仍是相似性多于相异性。因为二者所追寻的都是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只不过在后者身上更常看到力有未逮的情形。
时下流行的分离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就不具备这么积极明确的计划和前景。光从下面这点就可以看出：它们不顾历史上毫无具体前例的事实，便一味想要重现马志尼模式，创造一种族群、语言与国家领土一致重合的民族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证诸以往历史，这种理想根本就行不通；而且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见第212—214页），这种主张也完全不符合20世纪晚期的语言和文化潮流。
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分离主义根本无法切中20世纪晚期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它既不能解决普遍性问题，除少数幸运的例子外，甚至也无法解决地方性难题。它只会雪上加霜，让民族问题变得更棘手。
不过，族群认同的情感渲染力的确很难否认，它可以为“我们”贴上特定的族群和语言标签，以对抗外来或具有威胁性的“他们”。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期，每当疯狂的战端既起，它便会激起普遍的爱国热情，比方说，英阿马岛战争就被幻想成：代表英国的“我们”与代表阿根廷的“他们”在南太平洋那块满是沼泽脊地的小岛上，进行殊死战。此外，它也使排外主义变成当今世界上散布最广的群众意识形态。排外主义可说是种族歧视的准前身，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和北美地区，随处都可见到它的身影，其普及程度甚至高于法西斯当道的那些年，然而它却比马志尼式的民族主义更空泛，更提不出具体的历史方略。排外主义甚至不想以另一种假面来掩饰其愤怒不满。排外主义只有一种面貌，虽然我们宁可连这种面貌也不要看到。
那么，这一次它的愤怒不满所为何来？似乎和历史上每一次的族群排外主义一样，这一次它也是弱势不满者的反动，想借此筑起壁垒挡住现代世界的侵袭。这种情形，就像当年布拉格境内的日耳曼人被捷克移民逼退到角落时，所自然产生的反应一样。弱小语族对抗不了人口变迁的事实所在多有，比方说，不管是说威尔士语的威尔士人或讲爱沙尼亚语的爱沙尼亚人，他们在其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低到无法在现代世界继续维持其语言文化的地步。因此在这两个地区最具爆炸性的议题，自然是他们无法控制只会讲英语和只会说俄语的移民涌进。不过，这种排外情绪有时也会在比较大的族群身上看到，虽然他们的语言与文化传承并没有或看不出有受到威胁的倾向。其中最荒谬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美国，当时竟有几个州的人士要求立法明定英语是美国唯一的正式语言。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在美国的某些地区，讲西班牙语的移民人数已多到足以使某些美国人产生如下的政治妄想：认为英语在美国的优势地位已经或即将沦丧。
到底是何因素引燃了这类防御性反动？且不管造成这类反动的威胁是真实的抑或想象的。答案是跨疆越界的人口移动，加上快速、根本而又毫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变迁，而这两者的结合正也是20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历史特色。法裔加拿大人就是最好的说明实例，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无疑大大加深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语言民族主义，也激化了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愤怒。根据报告指出，加拿大总人口当中约有四分之一以法语为母语，法语社群大概是以英语为母语之社群的一半，加拿大联邦政府大力推行双语政策，国际之间也大力支持法语文化，1988年就读法语大学的学生更高达13万人。这些资料似乎都显示法裔加拿大人的地位与未来应该是足够安全的。然而高唱民族主义的魁北克人却不作如此想。他们在历史浪潮还根本打不到他们的时候，就紧张地连忙撤退；他们不思成功进击，只求退而自保。[8]于是魁北克民族主义放弃了居住在新布伦斯维克（NewBrunswick）和安大略（Ontario）这两个英语省份里的大批法语人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把自己固守在一个自治甚或独立的魁北克省里。法裔加拿大人的“不安全感"，可以从他们不信任中央政府当前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看出，他们深信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想“利用多元文化所产生的政治重量，来压碎法裔人口的特殊需求”。[9]这种不信任感，更因1945年之后涌进的350万移民而增强，这些移民通常都会选择让子女接受英语教育，因为在北美洲的就业市场上，英语显然比法语吃香。可是如果根据报告资料，这些移民对英裔加拿大人的威胁应该远超过法裔加拿大人，毕竟在1946到1971年间，只有15%的移民定居魁北克省。
造成法裔加拿大人不安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对社会洪水的恐惧，这场洪水已经可以从天主教会的乍然崩解看出端倪，因为无论是住在乡间或镇里的法裔加拿大人，世世代代都是保守的天主教徒，他们恪守宗教礼仪，并遵行上帝的意旨生养子嗣。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魁北克居民上教堂做弥撒的出席率，竟从早年的80%陡降至25%；与此同时，魁北克也变成加拿大出生率最低的一省。[10]不管促成魁北克社会变迁的原因何在，这场变迁肯定会创造出迷失方向的一代，他们急着寻找新指标，以替代正在瓦解中的旧指标、因此有人说：激昂奋进的魁北克分离主义，正是传统天主教的替代品。这种猜测很难证明是对是错，但也不是毫无可能。至少对笔者而言就不是无法想象的事，因为我确曾看过一种完全非传统、甚至完全反传统的好战民族主义，在北威尔士的年轻一代中浮现。就像当教堂已空，牧师和学者不再是社群代言人，甚至连众所遵行的禁欲之风都已荡然无存之际，还有什么东西可让人一眼就看出他们是清教文化及清教社群的一员呢？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经济震荡，自然使这种迷失感更深一重，而这些都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某种关联。[11]在我们所居住的都市化社会里，随处都可遇到外来的陌生客，这些失了根的男男女女，像是在时时提醒我们，民族之根是很脆弱易枯的。
在西方的前共产主义社会中，原有的生活结构不管是好是坏，毕竟是人们熟悉而且知道该怎么在里面生活的，如今这种结构全然瓦解，社会失序感也就随之日愈严重。于是罗奇指出，现今中欧的民族主义或族群认同，是“一种替代品，在一个碎裂的社会里替代原先的凝聚作用。当社会崩倒，民族便起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终极保镖”。[12]
社会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可说是由柯耐（JanosKomai）所谓的“短缺经济”（economyofshortage）所主导。[13]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族群就像亲属和其他互惠式或依附式的网络一样，原本就具有比较高的凝聚功能。在分配极其有限的资源时，它可提供“同一群体之成员优于‘其他’群体成员的好处”；[14]“同时也可用来规定“其他人”的权利次于“我们”。在那些原有的全国性社会和全国性政府彻底瓦解的地方，比方说前苏联，“外人”（outsiders）顿时变得孤立无援。“各市镇和各共和国都纷纷筑起高墙，防堵移民”。只限当地使用的粮票，把市场切割成一块块各自独立的迷你经济，“以保护本地资源……免于‘外人’侵夺”。[15]
可是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族群或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功能，却是用来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这些罪魁必须为“我们”眼前的苦难负责，因为共产党政权已经不见，再也不能拿它当替罪羔羊。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已经被异已（othemess）塞满。每个人都忙着指着别人骂，直到食指痛得再也举不起来为止。”[16]这种情形不只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举世皆然的现象。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变动最快、最巨的40年后，“我们”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未来的方向何在，这些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必须为“我们”今天的苦难负起全责。那么，“他们”是谁？显然，“他们”就是“非我族类”（nous）的人，是那些外来的陌生客，因为他们是外人，于是也就成为我们的敌人。不管是现在的外人、从前的外人，甚至观念上的外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尽管今天在波兰境内已完全看不到犹太人，但是反犹太的波兰人还是把他们的所有苦难都算在犹太人账上。如果在眼前、以往或观念上都找不到那些该死的外国人的影子，那么就得发明他们。不过处在千年尽头的我们，根本没有发明“他们”的必要，“他们”在我们的城市里随处可见，而且一眼就可认出。他们酿成公共危害，传播污染；他们不仅横行在国境之间，也超乎我们的控制之外；他们甚至仇视我们，轻视我们。在比较不幸的国家里，“他们”始终是我们的邻居，就是因为我们和“他们”并存，属于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的独特之处，才会在今天变得这么衰弱。
如果说最近崛起于世界各地的“基本教义派”与这类族群/民族反动有任何相同点，那就是二者所诉求的对象都是“无法容忍自己的存在是一种随机偶然，但又无法对其存在加以解释的人们，于是他们便经常会聚集在某些人的领导下，这些人可以提供他们最完全、最独特和最夸张的世界观”。[17]基本教义派被人视为是“永远的反动分子”。“某些力量、趋势或敌人，一定要被理解为潜在的或真正的腐蚀物，因为它们会侵害或危及一个人的行动，以及他所珍视的一切。”基本教义派所强调的“基本事物”，“总是源自其圣史中最初始、最纯粹的阶段”。这些事物“被用来当作人我之间的界限，以便吸引同类，排斥异已”。这与西梅尔（CeorgeSimmel）早期的观察若合符节，西梅尔指出：
生活在冲突之中的团体，特别是少数图体……通常都会拒绝其对方的示好或容忍。因为这样一来，其对手的排他性就会被模糊掉，而他们也将无法继续战斗下去。……在某些特定的群体里，确保某些敌人的存在甚至是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因为如此才能有效地维系群体团结，才能时刻提醒他们：团结一致乃生死攸关的大事。[18]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基本教义派与近来某些族群/民族主义现象，确有不少相似之处，特别是当后者系建立在该族群特有的宗教信仰之上时，比方说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土耳其人之间的对抗；又比方说以色列近来兴起的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LikudZionism），该派特意标举《旧约圣经》，与犹太复国运动创始人所秉持的世俗性，甚至反宗教的意识形态，简直背道而驰。[19]在那位外星访客眼中，族群主义、排外主义和基本教义，可能只是一体的多面。然而事实上，它们之间还是有一道非常重要的分野存在。不管基本教义派的宗教立场为何，该派都为个人及社会提出一套详尽且明确的行动方案；虽然这个行动方案是取材自古律或旧传统，而且也不见得契合当今的社会情势。比方说基本教义派针对眼前这个堕落邪恶社会所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妇女应蒙面纱；窃盗者断其手足以示惩戒；谨遵古礼，严禁酗酒；奉《可兰经》或《圣经》为最高智慧，以之为生活圭臬、道德指引，等等。然而所谓的族群或语言民族主义，却没有为未来提供任何指南，即使是新国家已经在这样的标准上建立起来，它们依然提不出任何社会纲领。它们有的，只是一味反对那些可能威胁到其族群认定的情事或“异己”。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基本教义派是以普世的真理为诉求，不管实际上它所汲取的真理范围有多狭窄、多宗派性，但在理论上它是适合全人类的；然而族群民族主义其眼界仅及于我“民族”之人，他者，也就是绝大多数人类，皆被排除在外。再者，当基本教义派还能在某种程度上诉诸于保存在宗教仪式中的习俗与传统时，族群民族主义若不是对其真正走过的来时路充满敌意，就是在其废墟上兴起。
从另一方面来看，民族主义倒是有一点胜过基本教义派。由于民族主义欠缺明确内涵，亦无具体行动方案，反而因此在其群体内普遍获得支持。除了在名副其实以反对现代性为志向的传统社会之外，全世界的基本教义派似乎都只是少数派。这个事实可能被隐藏在它的强势外表下，比方说，它夺取了伊朗政权，成为人民的共同信仰，不论人民是否甘心采纳；又比方说，它在以色列和美国，通过有力信徒的全力动员，在民主选举的体制下取得良好的战略位置。不过，今天大家都心知肚明，“道德上的多数”并不是真正的多数，就好像“道德上的胜利”（掩饰失败的传统辞藻）绝非真正的胜利一样。可是民族主义却真能动员到几乎全族群的力量，尽管它的诉求依然空泛而不实际。很少有人会怀疑，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随时准备“为以色列而战”；绝大多数的亚美尼亚人，都主张应将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mo-Karabakh）归还给亚美尼亚；而多数的弗兰德斯人，也会尽可能不说法语。只是当这种民族情感认同的不是整个族群，而是其中的一个特定部分，例如认同的不是全“以色列"，而是比金（Begin）、谢米尔（Shamir）或夏隆（Sharon）等人的政策；不是威尔士人而是威尔士语；不是对抗法国人的弗兰德斯人，而是特定的弗兰德斯民族政党，当这种情形发生时，上述的团结一致就会立时崩解。[20]因为当某个运动或政党特别标举“民族主义”——几乎都是分离主义——他们通常都是部分或少数利益的代言人，或是政治上的骚动和不安力量。从苏格兰、威尔士、魁北克及其他民族政党过去20年的发展，就可以看出这种不稳定感，因为其成员数量和选举前景都处于快速变动之下。这类政党总喜欢把自己比拟成分离意识的象征，代表对“外人”的敌视，也等于自我族群的“想象共同体”，但事实上，它们并非这类民族舆论的唯一发言人。
这种渴求归属的痛苦与迷感，同样也表现在“认同政治”（politicsofidentity）——不特指民族认同——上，但这只是一种对“法律与秩序”的渴望，只是社会失序的另一种反射，而非历史的推动力量。族群民族主义也好，认同政治也罢，二者都只是病征而非病因，更谈不上药方。不过无论如何，人们还是创造出民族与民族主义幻象，想用它来作为迎接第三个新千年的防卫力量。这种民族幻象更因语意上的错觉而膨胀，因为在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会自动被官方转译为“民族”（并因此具有联合国〔UnitedNations〕成员资格）。于是所有的民族运动都以民族自治为追求目标，因为这样一来，不管它们具不具民族资格，都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民族”；而所有由区域、地方，甚至小区段发起的反中央运动，如果可能的话，也都会披上民族主义外衣，特别是族群与语言民族主义那种款式。因此在表而上，民族及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似乎无所不在，尽管事实并非如此。阿鲁巴（Aruba）计划脱离荷属西印度群岛独立，因为它不想依附在库拉索岛（Curacao）之下。我们可以因此就认为阿鲁巴是一个民族吗？而库拉索或苏里南（Surinam）呢？苏里南早已是联合国的一员。康沃尔人（Comish）何其有幸，可以把他们的不满包装在“塞尔特传统”的迷人色彩下，因为这种色彩无疑可以提高他们的可见度。不过他们倒是得因此重新发明已中断达两百年的塞尔特语，事实上，真正源自当地且普及于民众的公共传统，只有卫理公教派（WesleyanMethodism）。其他地方就未必有康沃尔这么幸运，比方说像默西赛德（Merseyside），当地足堪或勉强可用来争取其地方利益的象征，就只有甲壳虫乐队（theBeatles）、利物浦喜剧作家和他们所向无敌的足球队——不过在运用足球队这个象征时，得特别小心谨慎，千万别提及任何与橘队或绿队有关的事，以免造成居民分裂。因此默西赛德很难在民族号角下前进。但康沃尔就可以。可是造成这两个地区人民不满的原因，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事实上，民族分离主义或族群冲突的兴起，部分或许可归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创建原则完全与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无关，这点不仅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与一般人的想法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可说是下列三大势力的结果：反殖民化，革命，以及外力干预。
一个国家若是经由反殖民化而建立，这意味着该国系从原有的殖民行政区脱胎而成，继承的是原有的殖民疆界。这样的疆界在划定之初，显然完全未曾考虑当地居民，甚至可能连当地有哪些居民都不知道。因此对其境内居民而言，民族甚至民族原型都是无意义的。唯一具有民族观念的，只有接受殖民教育或西化的少数精英，不过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微不足道。此外，在那些殖民领地面积太小或太过分散的地方，例如诸多殖民群岛，它们的分合更完全是根据方便原则或地方政治而定。无怪乎这些新兴国家的领导人物虽不断呼吁其国民超越“部落主义”、“教群主义”，或任何会削弱其公民认同的力量，结果都是徒劳。
简言之，这些领袖所提出的“民族”和“民族运动”诉求，都是民族主义的反义词，因为民族主义所要团结凝聚的对象，是具有共同的族源、语言、文化、历史传统，或其他特质的人民。实际上，这种诉求乃是国际主义（intemarionalism）。我们可以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看到如下现象：在那些主要是靠民族运动完成其国家解放的地区，其解放运动领导人展现较为明显的国际主义；反之，在那些国家解放主要是由殖民者松手造成的地方，其解放运动领导者的国际主义便较不明显。至于先前被当作或看似被当作“人民”（thepeople）团结运动来加以操作的各种力量，在独立之后，都面临非常戏剧性的崩解。有时，例如在印度，其团结运动甚至在独立之前便已瓦解。
最普遍的情形是，独立一旦完成，各种冲突便告爆发。参与独立运动的各族人民开始内斗（比方说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加入独立与置身事外的族群也互相不满，甚至运动领导人所秉持的跨区域世俗主义也和群众的宗教地域情感发生抵悟。一旦这些由多族群、多教群组成的新兴国家，因冲突而爆发战争，甚至危及国家统一，自会引起国际视听的争相关注——例如1947年的印巴分裂，东西巴基斯坦分离，以及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分离运动等。但我们切莫忘记，在一个以多族群、多教群国家为主要模式的世界里，这些分裂只是少数特例。考茨基在30年前曾经指出：“包括多语言、多文化群体的国家，如非洲和亚洲多数国家，至今仍未分离；而那些讲着同一种共同语言的群体，例如阿拉伯和北非，至今也尚未统一。”[21]于今看来，这句话仍是对的。
外力干预，无论在动机或结果上，都是非民族主义的，除非纯属意外。个中道理极其明显，无须多加解释。至于社会革命的影响，大致也是非民族主义的，只不过其中关联较为暧昧，不像前者那么明确。社会革命家多半都深知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也会在意识形态上支持民族自治，即使民族自治并非该民族所想要的。自1917年起，社会主义国家唯一严格遵守的宪政安排，便是民族联邦与民族自治。当其他宪政承诺长期以来仍停留为空头支票之际，民族自治却始终有某种程度的实际运作，不曾中断。不过，只要这类政权-——至少在理论上——不等同于其组成民族中的任何一个，[22]且认为诸民族成员的个别利益都次于更高的共同目的，那么它就是非民族的。
于今回顾，我们不免感叹，在制止多民族国家爆发民族冲突一事上，共产党政权的确取得莫大成功。南斯拉夫革命确实有效阻止其内部各民族彼此残杀，并创造出该地有史以来最长的民族和平期，只可惜当年的成功已成昨日黄花。苏联潜在的民族争端，长期以来一直控制得很好（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如今已决然溃堤。在苏联权力撤出之前，其境内各民族备受外界抨击的“种族歧视”甚至“民族压迫”，远少于苏联权力撤出之后。[23]再者，虽然苏联官方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便从不隐藏其反犹主张，但我们绝不能把这种官方反犹和民间反犹情绪的兴起相提并论——自苏联再度允许人民进行政治动员之后，这类民间反犹声浪便四处可闻——更不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地区的犹太大屠杀算在苏联头上。[24]诚然，我们也许可以说当今的族群冲突，乃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非族群”或“非民族”建国原则的反动。但这却不意味着这类族群反动曾提出任何替代方案，可作为21世纪的政治重建原则。
以下观察也可以支持这一点。“民族国家”在今日，显然已正在失去其旧有的一项重要功能，亦即组成一个以其领土为范围的“国民经济”。在以往，“世界经济"大楼便是由这些“国民经济”一砖砖砌成，至少在已开发世界是如此。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国民经济”的角色已逐渐隐身，甚至因国际分工这项重大转变而显得令人质疑。在国际分工的发展下，经济的基本单位已由大大小小的跨国或多国企业所取代。它们借由国际金融中心和经济交换网络进行沟通，这些中心与网络都不在任何政府的控制范围内。由各政府共组的国际组织（intergovermnmen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从1951年的123个，增加到1972年的280个，乃至1984年的365个；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intemational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数目，也从1951年的832个，扩大为1972年的2173个，以及1984年的4615个。[25]在20世纪末的今天，仍维持有效运作的“国民经济”，恐怕只有日本一国。
更有甚者，旧式的“国民经济”也没有被置换成新世界体系下的主要建材。这种新世界体系是由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EconomicCommunity）这类大型的“民族国家”联盟所组成，且完全由诸如国际货币基金（IntemationalMoneraryFund）这类国际体进行操控。其实这类国际体的出现，就足以显示出“国民经济”的消退。这类国际交换体系的最重要部分，例如欧洲美元市场（Eurodollar），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掌控的。
由于交通及通讯双重革命，加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各地的货物已经可以在极其广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因此上述世界经济模式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种经济体系也带动了全世界的移民潮，不论是跨国或跨洲移民，其声势都是自19世纪末以来所仅见。移民狂潮意外激化了社群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也增强了各国人民的种族歧视心理；一个国家完全为本土居民所有，其居民还乐意接纳外来者的世界，在21世纪可能比在20世纪更不容易看到。今日，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组合世界里，这个世界以20世纪末的科技，依循19世纪的自由贸易原则，在中世纪式的贸易转接中心，运作超大规模的世界经济。如新加坡之类的城市国家再度复活；诸如汉萨钢铁场（HanseaticSteelyards）这类享有治外法权的“工业特区”，也在各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境内繁生；而诸多不具任何经济价值的蕞尔小岛，则化身为大企业最爱的境外税务天堂，它们的唯一功能，就是使大企业的经济交易完全脱离民族国家的掌控。在上述种种发展中，民族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显然是完全使不上力。
但这并不表示，国家的经济功能已经式微或完全被淘汰。相反，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它所扮演的角色都日渐吃重，虽然这两个阵营的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鼓励私营或其他非国营企业。除了扮演传统的指导、计划和管理角色，以及公共支出和收入继续占有重要的比例之外，民族国家更因它可以通过财政及福利政策扮演社会收入的分配者，而使自己在世界各地居民的生活当中扮演更核心角色。国民经济虽然受到跨国经济挤压，但两者依然并存且互相纠缠。不过除了最自我封闭的国家———连缅甸这样的国家都表现出想要重返世界的意愿，这种自我封闭的国家还会有多少？——或许还包括日本这个极端代表之外，传统的“国民经济”已不复往日模样。即使美国亦然，20世纪80年代之初，美国仍志得意满地认为，其国内经济完全无须考虑外国因素，然而不过到80年代末，它却也不得不低头承认：“外资早已占据大片美国市场……而今维持美国经济于不坠并助其从衰退中走向复苏的最大功臣，就是这些投注了巨额资金的外国资本家。”（《华尔街日报》，1989年12月5日，头版）至于那些小型或中型国家，自然更难维持其经济自主权，如果它们曾经拥有过的话。
以下的观察也可以用来说明民族国家的角色。在今日，决定世界大势的政治冲突，其实与民族国家关系不大。因为近半世纪以来，19世纪那种欧洲模式的国家体系，早已不复存在。
1945年后，政治世界乍然一分为二，分别由两大超级强权所领导。这两大超级强权可以贴切地形容为两大巨无霸级的民族，不过它们已非19世纪或1939年前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至于夹在两极之间的第三势力（third-party）国家，无论它们跟两强有无结盟关系，多少可以在紧要关头时扮演一下减压器，虽然证诸历史，这些第三势力国家的缓冲作用也不大。由于在美国眼里（在戈尔巴乔夫主政之前的苏联，大致也如此），两强之间的基本冲突是属于意识形态之争，因此“右派”意识形态的胜利，也就等于美国强权的胜利。于是1945年以后的国际政治，可说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与民族主义有关的议题，都只是用来强调或干扰这个主角的陪衬角色。不过这个模式已在1989年正式被打破，因为瓦解后的苏联已从强权宝座上退下。十月革命所划下的世界二分局势，自此再也无法主导未来的历史。这场崩解立即使世界陷入完全没有任何国际系统或秩序原则可资依循的窘境，虽然剩下那一个超级强权努力想要使自己变成独一无二的全球警察，可是这个角色所需的经济和军事成本都太高，远非它或任何一个国家所负担得起。
于是眼前的世界可说毫无体系可言。很显然，刻意强化族群与语言分野，并不能带来世界和平，甚至连短暂的休养生息也无可期待。只要看一眼西自维也纳，东迄海参崴这一大块地区在1992年时的处境，就可以知道所言非虚。世界地图的这五分之一，到现在都还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划定。[26]
一个新的“民族的欧洲”，甚或“民族的世界”，都无法自动转换成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欧共体或世界体。就国防武力而言，小国的独立有赖于国际秩序的保护，无论这秩序的本质为何，它至少要能保护小国免受贪婪强邻欺压并吞。由两大超强主演的全球平衡才刚结束，中东小国便立即陷入弱肉强食、非靠国际干预无法维持的情势。除非新的国际体系能在那群占现存国家总数三分之一，总人口少于250万，且无力自保其独立地位的国家之间确立完成，否则新兴小国的出现，只表示这个世界上的不安全政体又增添几个罢了。一旦这样的新国际体系建立起来，小国弱邦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也不会超过19世纪日耳曼联邦里的奥登堡（Oldenburg）或梅克伦堡（Mecklenburg-Schwerin）。就经济而言，我们都清楚地看到，即使再强大的国家，也必须仰赖全球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决定了各国的内部事务，但其本身却是各国无力掌控的。脱离与其唇齿相依之大经济体独立的拉脱维亚和巴斯克“国民”经济，就像脱离法国经济的巴黎经济…样，都将变得无足轻重、微不足道。
根据今日的经济情势，我们大可以说：由于“国民经济”已臣服在跨国经济之下，因此小国的经济生命力并不亚于大国。我们也可以这样推论：以“区域”（region）作为欧共体之类组织的基本单位，似乎比以历史国家为其成员的现行制度更合理。上述两项观察都没有错，但它们在逻辑上是无关的。诸如苏格兰、威尔士、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之类的西欧分离主义，它们想要追求的目标，是避开其全国政府，迳行以“区域”身分和布鲁塞尔（Brussell）进行直接往来。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一个事实上的小国会比一个大国更像合理的经济区域；同样我们也找不到理由解释，何以经济区域应该与一个事实上代表特定语言族群的潜在政体若合符节。[27]再者，当这些主张分离的小民族运动，认为它们最好的前景就是作为某大型政治经济体（如欧共体）的次单位时，它们其实已放弃了民族主义的古典目标：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
总之，我们今天之所以反对"小国林立”——至少是根据族群语言划定的小国林立——不只是因为它无法为今日遭遇到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更是由于如今它已具有实现其政策的能力，只是这种政策适足以使今日的问题变得更棘手。以当今的情形观之，大国对文化自由及多元主义的保护，绝对胜于以追求族裔、语言和文化同质性为目标的小国，因为大国人民深知他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度内，因此必须彼此包容。了解这一点，下面两个例子就无足惊怪。当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在1990年开始得势之后，其所提出的第一项要求便是：“确立斯洛伐克语为唯一官方语言，并强迫境内总数达60万的匈牙利裔居民必须以斯洛伐克语与官方打交道。[28]1990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人士也立法规定：“以阿拉伯语为阿尔及利亚国语，与官方接洽时若使用其他语言，将处以巨额罚款。”这项法令不像是表示该国已从法国影响下获得解放，反倒像是为了攻击其境内约占三分之一人口的柏柏尔人。[29]无怪乎有人感叹：
在今天看来，19世纪之前的世界似乎是美好的，那时的世界不会迫害或歧视人们的地方情感，可是这样的世界却不是今天那些民族国家“拆除大队”想要的……他们想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包容开放的小国家；在他们眼中闪烁的，是一个由一群具有共同族裔、宗教和语言背景的人民所组成的国家。[30]
这种想要建立一元化国家的渴望，已经迫使其境内受威胁的少数民族走向自治分离之路，亦即走向“黎巴嫩化”而非“巴尔干化”。摩尔多瓦境内的土耳其人跟俄罗斯人都想逃离摩尔多瓦掌控；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想脱离主张民族主义的克罗地亚独立；高加索地区的其他人民也纷纷起而反对格鲁吉亚人独霸。最夸张的是，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竟可听到人们在争论：如果一位政治领袖的姓氏暗示他具有日耳曼血统，那么他真能了解立陶宛人最深层的民族渴望吗？在当今全世界的一百八十多个国家中，真正有资格宣称其国民皆隶属于同一族群或语言团体者，不会超过十二国。想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主张族群和语言民族主义，不仅不受欢迎，甚至可能自取灭亡。
简言之，古典的威尔逊—列宁式民族自决论，亦即支持分离主张，也把该主张纳入其一般纲领中的民族自决论，并无法为21世纪提供解决办法。这项主张最好被看作是：19世纪的“民族国家”观念在“超民族主义”（supranationalism）和“下民族主义”（infranationalism）的拉扯下所表现出来的危机。[31]这项危机不仅出现在大型民族国家当中，也出现在小型民族国家当中，而且不论新旧皆难豁免。
我们并不怀疑男男女女长久以来对集体认同的渴望，民族认同正是其中一种，但并非唯一一种（这可以从伊斯兰教世界看出）。我们也不怀疑人们会强烈反对国家、经济和文化权力日渐走向中央化和科层化，亦即反对日渐增强的疏离和无可控制。此外，我们也无需怀疑，就大部分地区的骚乱而言，它们起而反对的理由往往都说得天花乱坠，而且只要诉诸民族主义就可以得到合理借口。[32]我们怀疑的是：建立同质化民族国家的渴望，真的是急切而且无可遏止的吗？这样的想法与方案真的适用于21世纪吗？即使是在那些一心追求分离建国的地方，在那些代代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志向的地方，或在那些已经被地方分权思想抢先占领甚或彻底改造的地方？国家分离主义在加拿大以南的美洲地区，早自南北战争之后便告销声匿迹。更重要的是，它也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这两个战败国境内得势。德意两国原本就不乏悠久的分离传统，巴伐利亚（Bavaria）和西西里便是分离运动的两大温床，名声不下苏格兰和讲法语的侏罗山区（BemeseJura），再加上战后为防止法西斯式的中央集权再起，两国都被迫实施高度地方分权，然而盛行于西欧其他地区的国家分离运动却未见于此。事实上，兴起于1943年的西西里分离运动，只是昙花一现的历史事件，尽管至今仍有人为此欷歔，感叹“西西里民族的末日已至”。[33]1946年通过的地区自治法，等于正式终止了西西里建国运动。
因此，今天民族主义所反映的，可说是一种威尔逊—列宁民族自决论的危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即使是许多古老、强势且再明确不过的民族主义运动，即使是在它们仍然以完全脱离现属国家为其运动目标之际（例如巴斯克和苏格兰），它们也不免对真正的国家独立产生怀疑。由来已久且显然无法立刻获得解决的“爱尔兰问题”，便表现出上述的不确定感。一方面，爱尔兰共和国坚持拥有完全不受英国干预的政治自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还以保持中立强调这点——但实际上却与联合王国仍保持相当程度的互动牵连。此外，当英国政府承认爱尔兰独立，却同时表示如果爱尔兰人居住在英国，也可享有完整的英国公民权时，爱尔兰人也不觉得这种事实上的双重国籍有何奇怪之处，好像他们根本不曾从联合王国脱离一样。另一方面，人们对古典的民族纲领，亦即建立一个单一、团结的爱尔兰独立共和国的信心，也已迅速消失。也许都柏林和伦敦政府还是会同意一个统一的爱尔兰（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可是即使在爱尔兰共和国，也只有少数人认为南北爱统一非下下之策。相对的，如果北爱宣布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独立，大多数的北爱新教徒也会认为这是两害选其轻。简言之，只有一小部分狂热分子会认为民族自决的结果，比眼前这种极其令人不满的现状好。
此外，不少老牌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也开始出现动摇危机。这种始自19世纪欧洲的民族意识，原是被安置在由人民—国家—民族一政府（people-state-nation-government）所构成的四角地带之内。在理论上，这四大要素应该一致重合。套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德国包括了“一个人民/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府”（EinVolk，einReich，einFuechrer，Volk在此代表人民及民族二义）。在实践上，国家及政府这两个概念是由政治标准所决定；而“人民”及“民族”概念，则主要是由有助于创造出想象或虚构共同体的前政治标准（pre-politicalcriteria）所塑造。政治会不断为了实现其自身目的，接管或改造这类前政治要素。于是这四者之间遂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有机性关联。可是这种理所当然的组合，对今天那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型民族国家来说，却已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
我们可以用1972年联邦德国所作的民意调查，来说明这项危机。[34]当时的联邦德国可以说是老牌民族国家当中最极端的一个，因为德国曾在希特勒统治下，代表一个堪称最彻底的泛日耳曼政治统一体，如今这个统一体至少分裂成两个并存的国家，各自声称可以代表全部或部分日耳曼民族。不过这种极端发展正好提供我们一个绝佳机会，让我们得以了解大多数公民在思考“民族”一词时，他们心里到底有着怎样的模糊与不确定。
这项民意调查所反映出的第一个事实，就是人们对“民族”一词具有高度不确定感。在受访的联邦德国人民当中，有83%认为他们知道何谓资本主义；78%表示他们对社会主义具有清楚认识；有71%回答他们了解“国家”指的是什么；但回答完全没有概念或不知如何定义“民族”的人，却高达34%。教育程度愈低，所反映的不确定性就愈高。在接受过全程中等教育的受访者当中，有90%表示他们知道民族意识的四大要素为何；可是在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受访者中，仅有54%认为他们知道何谓“国家”，回答知道“民族”意义的，只有47%。造成这种不确定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以往那种“人民”等于“民族”等于“国家”的确定关系，如今已然崩溃。
当受访者被询及“民族和国家是同一件事，抑或是不同的两件事”时，43%的联邦德国人（在教育程度最高者当中有81%）明白表示：它们并非同一件事，因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这两个国家并存的事实无法否认。不过，也有35%的人认为民族和国家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31%的工人（在年龄低于四十岁的工人当中有39%），认为民主德国已经形成另一个民族，因为它是另一个国家。此外，我们还应当特别注意，在最坚信民族等于国家的受访者中，有42%是技术工人；而最认为德国乃一个民族只是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受访者，则多为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s）选民。社民党选民中持这项看法者有52%，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Democratic）则只有36%。无怪乎有人会说：在德国统一百年之后，传统的19世纪“民族”观，竟是在劳工阶级当中保存得最好。
这项调查所代表的意义是：一旦“民族”概念脱离了“民族国家”这个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虽然大多数奥地利人在1945年之后，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大日耳曼的一部分（虽然在1918到1945年间，他们绝大多数持相反看法）；而讲德语的瑞士人也极力想撇清他们与日耳曼人的关系，但这并不表示易北河以东和以西的德国人已经不再以“日耳曼人”（Germans）自居，就算在两地统一之前，他们也不曾怀疑他们的“日耳曼人”身分。真正令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人民无法确定的是：政治上的或具有其他暗示意味的“德国人”（Germanness）究竟指什么。他们的徨惑并非空穴来风，即使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已于1990年再度统一在德意志联邦之下，这种不确定感也无法完全消除。
也许有人会怀疑：如果在其他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国家”进行同样的民意调查，结果也会一样吗？比方说，“法国人”（Frenchness）和“说法语的国家”（francophonie，这个词是1959年之后才出现的新词）到底有什么关系？不管戴高乐将军认为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当他把魁北克居民称为海外的法国人时，他所指的“法国人”，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国人”，亦即与语言定义无关的法国人。至于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差不多已放弃‘祖国’（homeland，lapatrie）这项条件，改从‘民族’、‘人民’、‘社会’以及‘国家’等诸多条件中比较其得失，只是至今仍陷于混乱而无休止的辩论之中。”[35]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英国人”（Britishness）这个词主要指的是其法律和行政意义，也就是：父母为英国国民者、出生于英国者、与英国国民结婚者，或正式归化者。可是时至今日，“英国人”一词再也不可能如此简单明确。
以上所言并不表示民族主义在今日世界政坛上已不再受人关注，或其受注目的程度已稍减。我想强调的毋宁是，虽然民族主义耀眼如昔，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已逐渐西斜。它不可能再现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的风彩，再度化身为全球各地的政治纲领。它至多只能扮演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角色，或充任其他发展的触媒。当白芝皓把19世纪的欧洲历史形容为以“民族创建”为中心的历史时，几乎没有人会觉得奇怪或不可思议。就像今日许多学者在撰写1870年后的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时，也经常会像尤金·韦伯（EugeneWeber）一样，选用《从农夫变成法国人》（Peasantsintofrenchmen）之类的书名。[36]可是，还会有人这样撰写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历史吗？我想可能性甚低。
相反，未来的世界历史绝不可能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不管这里的民族定义指的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甚至语言上的。未来的历史将主要是超民族和下民族的舞台，而且不管下民族穿的是不是迷你型民族主义的戏服，旧式民族国家都不是它想扮演的角色。在未来的历史上，我们将看到民族国家和族群语言团体，如何在新兴的超民族主义重建全球的过程中，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国的世界体系中。民族和民族主义当然还会在历史舞台上保有一席，但多半是从属或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不过这并不意味民族历史或民族文化无法在特定国家，特别是小国家的教育体系或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占有比今天更重要的地位；这也不表示民族历史或文化无法在超民族的架构中继续在当地繁荣发展。举例来说，只要加泰罗尼亚人愿意以西班牙语或英语与世界进行沟通——因为除加泰罗尼亚居民外，很少人会讲加泰罗尼亚语——那么今日的加泰罗尼亚文化自然可以继续欣欣向荣地发展。[37]
如同我先前提过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这个词汇，再也不适合用来形容、更别提分析它们先前所代表的政治实体，甚至也无法贴切地表达这两个词汇先前所富有的情感涵义。也许，随着民族国家的式微，民族主义也会逐渐消失。未来的人类在自我介绍时，不一定非得说自己是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或犹太人等等，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目的和场合选择不同的身分认同。[38]当然，若要说今日的世界已接近上述情形，显然是荒谬可笑的。不过我希望它至少已经是可以想象的。毕竟，史学家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已有长足进步，而现有的研究也倾向于指出，民族或民族主义的确已过了其鼎盛时期。黑格尔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会在黄昏时飞出。如今它正环飞于民族与民族主义周围，这显然是个吉兆。
注释：
[1]尽管如此，当时已为20世纪90年代的诸多冲突埋下伏笔，例如土耳其人想在中亚推动的“泛都兰化”（pan-Turanian）的野心——所幸当时这项计划不是由凯末尔提出，而是由被他打败的政敌，诸如恩维·巴夏（EnverPasha）等人所策划；又如日本对俄属太平洋远东地区的兴趣等等。
[2]这是根据1917年11月召开的俄罗斯立宪大会（RussiaConstituentAssembly）的投票数据所作的分析，参见0．Radkey，RussiaGoestothePolls（Ithaca1988）。
[3]亚美尼亚人的情形正足以说明根据地域来界定民族的困难性。在1914年之前，现今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以埃里温〔Yerevan〕为首都〕这块土地对亚美尼亚人而言，根本不具特定意义。“亚美尼亚”最初是在土耳其境内。俄罗斯境内的亚美尼亚人除了为数庞大的国内和国际离散者之外，主要是由一支外高索农牧民族和一群都市人口所组成。因此我们可以说，“亚美尼亚”是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被灭绝或驱逐之后才形成的国家。
[4]Cf.GrahamSmith（ed.），TheNationalitiesQuestionintheSovietUnion，partIV：'MuslimCentralAsia’（LondonandNewYork1990），e.g.pp.215，230，262．
[5]EngelstoMarx，15August1870（Marx-Engels，Werkevol.33，Berlin1966，p.40）.
[6]HeleneCarrered'Encausse，L'empireéclaté（Paris1978）；idem，Lagloiredesnations，ouLaFindeI'empiresovietique（Paris1990）.
[7]这类解放战争的规模之大，已迫使强权动用他们所有的武器（除了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之外），而且仍无法取得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是无法想象的，韩战和越战就是两大实例。
[8]LéonDion，'ThemysteryofQuebec’（Daedalus，vol.117/4，Fall1988，pp.283—318）便是一个好例子，文中指出：“这一批新生代之所以没有表现出如其父祖般的热诚，誓死护卫法语，部分是因为他们觉得“法语宪章’（FrenchLangungeCharter）已提供足够的保护……部分则是由于加拿大的英语系和其他语系的人口，对法国人愈来愈宽容之故。”
[9]R.F.Hamey，'“Sogreataheritageasours.”ImmigrationandthesurvivaloftheCanadianpolity’（Daedalus，vol.117/4，Fall1988），p.75．
[10]GerardPelletier，'Quebec：differentbutinstepwithNorthAmerica'（Daedalus，vol，117/4，Fall1988，p.271）；Hamey，'“Sogreataheritageasours”'，p.62．
[11]魁北克省首府蒙特利尔一直是加拿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繁荣的城市，然而日渐高涨的魁北克民族主义却在20世纪70年代造成大量商业外移，并因此造福了多伦多城（Toronto）。“这个城市即将沦为影响力弱得多的地区中心，与魁北克和东加拿大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尽管少数族群的语言问题对蒙特利尔的影响远比对其他城市来得小，但并未因此稍减蒙特利尔的语言好战性。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两地，英裔清教徒已不再是多数人口；然而蒙特利尔的法裔加拿大人却依然高达总人口的66%。参见AlanF.J.Artibise，'Canadaasanurbannation'（Daedalus，vol.117/4，Fall1988，pp.237-264）。
[12]M.Hroch，‘NationaleBewegungenfrüherundheute．EineurophischerVergleich'（unpublishedpaper1991），p.14．罗奇特别强调：当前东中欧地区所掀起的民族复兴浪潮，其所承续的通常都不是旧民族主义传统，而是传统的再发明，是一种“幻像重演”（IlusionderReprise）。“就像19世纪的捷克爱国主义者总是穿戴成胡斯派战士的模样，当代的东欧民族运动自然也套用19世纪爱国者的戏服。"
[13]J.Komai，TheEconomicsofShortage（Amsterdarm1980）.
[14]KatherineVerdery，unpublisheddrafton'Nationalismandthe“RoadtoDemocracy”'，p.36，
[15]CarolineHumphrey，'“lcebergs”，barterandthemafiainprovincialRussia'（AnthropologyToday，7（2）1991，pp.8—13）.
[16]AndrewLass，quotedbyVerdery，'Nationalismandthe“RoadtoDemocracy”’，p.52．
[17]MartinE.Marty，'Fundamentalismasasocialphenomenon’（Bulletin，The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42/2November1988，pp.15—29）.
[18]Ibid.，pp.20—21．
[19]根据正统的犹太教义，人们当然不应在弥赛亚重返之前，便在以色列建国，以收纳所有的犹太人。不过至今我们仍无法确知，正统犹太教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反对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占领区内的犹太定居者皆被谆谆告诫，在宗教仪式上所使用的各项物品，绝不要令人联想起犹太基本教义派，因为基本教义派一直都想尽办法要把整套宗教仪式强加在世俗社会当中。
[20]自1958到1974年间，比利时三大主要政党（就弗兰德斯人的观点而言）在弗兰德斯选民当中所获得的总得票率，从未低于81.2%。SeeA.ZolberginM.Esman（ed.），EthnicConflictintheWestemWorld（Ithaca1977），p.118．
[21]JohnH.Kautsky，'Anessayinthepoliciesofdevelopment'inJohnH.Kautsky（ed.），PoliticalChangeinUnderdevelopedCountries：NationalismandCommunism（NewYork-London1962），p.35．
[22]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Ceausescu）主政时期所推行的“罗马尼亚化”政策，可说是罕见的例外情形。这项政策打破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掌政以来所确立的民族自治原则。
[23]这么说并不表示战争期间那种基于民族差异所大肆推行的大规模集体迁移是可以原谅的。除非这种强迫迁移是为了保护这群人免遭灭绝，否则都是不可原谅之举。
[24]AmoMayer，WhyDidtheHeavensnotDarken？the'FinalSolution'inHistory（NewYork1989），pp.257—262．
[25]DavidHeld，'Farewellnation-state’（MarxismToday，December1988），p.15．
[26]在本书写作之际，欧共体之类的组织尚未展现出它们在国际外交政策上的集体行动能力；而联合国所执行的可说是美国的政策。当然，最后的情势可能并非如此。
[27]SeeSydneyPollard，PeacefulConquest：TheIndustrializationofEurope1760—1970（Oxford1981），p.vi.
[28]HenryKamm，'LanguagebillweighedasSlovakseparatistsrally'，NewYorkTimes，25October1990．
[29]'AlgeriansIritatlanguageban'，FinancialTimes，28December1990．
[30]'Thestateofthenationstate'，Economist，22December1990—14January1991，p.78．
[31]Ibid.，pp.73—78．
[32]“从奥克西坦语运动（Occitanianmovement）领导人物的阶级组成看来，造成他们不满的原因，主要是专业和白领阶级的忿怨，而非该区在经济发展上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专业和白领阶级的不满是全法国的共通现象。”WilliamR.Beer，'Thesocialclassofethnicactivist'incontemporaryFranceinMiltonJ.Esman（ed.），EthnicConflictintheWestemWorld（Ithaca1977），p.158．
[33]MarcelloCimino，Finediunanazione（Palermo1997）；G.C.Marino，Storiadelseparatismosiciliano1943—1947（Rome1979）.
[34]BundesministeriumfürinnerdeutscheBeziehungen，MaterialienzumBerichtzurLagederNation，3vols.（Bonn1971，1972，1974），III，pp.107—113，esp.p.112．
[35]Dion，'ThemysteryofQuebec'，p.302．戴高乐是在1967年7月31日的内阁演说中，说到应把魁北克人视为法国人，不过戴高乐的意思是：法国不能“对一群与她的人民承自同一个祖先、源自同一块国土的人们漠不关心，不应把他们现在和未来的命运置之事外，或不应把加拿大和其他异邦同等视之”。（CanadianNewsFacts，vol.1，no.15，14August1967，p.114．）
[36]EugenWeber，Peasantsintofrenchmen；TheModernizationofRuralFrance，1870—1914（Stanford1976）.
[37]在20世纪70年代，当加泰罗尼亚人置身海外时，约有三分之二会以“西班牙人”自居。M.GarciaFerrando，RegionalismoyautonomiasenEspana（Madrid1982），TableⅡ.
[38]布罗伊里是少数几个和我一样对民族主义的力量和主宰性抱怀疑态度的理论家，参见其NationalismandtheState。盖尔纳和安德森认为：“从民族主义不辩自明的成功看来，显然民族主义早已植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中。”布罗伊里曾对这种观点提出批判（'Reflectionsonnationalism'，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15/1，March1985，p.73．）。 |
第五章民族主义最高峰：1918-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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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民族主义最高峰：1918-1950
若说19世纪的“民族原则”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大获全胜，那显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尽管这场胜利不但出人意料，甚至也不在那些未来胜利者的计划之中。事实上，这场凯旋是两大出人逆料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一是自中欧到东欧，多民族大帝国陆续崩溃倒台；二是俄国革命赐给联军大好机会，使它们可以大打“威尔逊牌”，来抵制“布尔什维克牌”。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在1917到1918年间，真正能大规模动员人民力量的，并非民族自决而是社会革命。于是人们自然会忧心忡忡地揣测，一旦全欧各地皆为革命所席卷，会对欧洲各国造成多大冲击？事实上，这种揣测根本是杞人忧天。除了俄国之外，欧洲没有任何国家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政策进行重建。有史以来第一次，欧洲这块拼图几乎全都是由民族国家拼凑而成，而且这些国家全都拥有某种资产阶级式的国会民主。可惜这种局面为时甚短，且再也没有出现过。
介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欧洲各国也目睹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另一而胜利，那就是“国民经济”的胜利。虽然诸多经济学家、商业巨子及西方政府，都一致期待历史能重回1913年的世界经济规模，可是，这终究是不可能的幻梦。历史原本就不可能重演，更何况建立在私人企业之上的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原本就只是经济学的理想，而非史实。即使是大英帝国，也无法再继续维持它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独步全球的经济优势。
早在1913年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就以非常快的速度向高度集中的巨型企业迈进，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受到政府的政策导引及相关法令的保护与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令资本主义经济加速朝由国家统领的方向走去，摇身变为国家计划型的资本主义。对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在1914年之前，这绝对是万万意想不到的事。就算人类能够重新回复大企业与国家资本相互结合的经济规模，1913年的国际局势也无法重现，因为世界大战早已将西欧各国的经济及政治势力，作了戏剧化的重组。对1913年的缅怀与渴望，都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罢了。两次大战期间所爆发的经济危机，更把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推到令人吃惊的高峰。在那几年，世界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国际移民狂潮也走向涓流将尽的枯竭期，各国竞相进行贸易管制，各自筑起高不见天的关税壁垒，阻碍了国际金融互通，国际贸易逐日紧缩，就连国际投资也发出崩解警讯。大英帝国于1931年被迫放弃行之多年的“自由贸易”政策，欧陆各国自是早已尽其可能地退到保护主义的防护罩里，采取几近乎锁国式的自给自足政策，只有双边协定稍可缓和这种高度自闭的倾向。简言之，横扫全球的经济风暴，将世界资本主义的巨宅大厦，推回到早年“国民经济”及帝国时代的陋屋规模。这种情势难道是注定的？从理论上看，并非如此。不过，在两次大战期间，这种情势发展却无疑是必然的。
这个时期的世界局势，正好提供我们一个绝佳机会，一探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局限及其潜力。不过，在开始探究之前，且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及相关国际协定，到底为欧洲造出什么样的民族国家模式；为了方便讨论，我们也把1921年签订的“英爱条约”（Anglo-Irishtreaty）[*1]涵括在内。其实只要回顾一下这些条约协定，就可以立刻看出：要将威尔逊原则付诸实现，也就是要使各国国界与民族及语言疆域一致重合，是项极其困难的工程。可是战后的和平安排，基本上还是尽可能依照这项原则进行领土重划，除了对德国领土作了某些政治战略上的决定，以及对意大利和波兰的扩张作出某种领土妥协外。总之，当时这种不计任何代价致力根据民族疆界划定政治地图的做法，无论是在欧洲或世界各地，都是史无前例的尝试。
可惜这些努力仍是徒劳。从民族的分布状况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旧帝国废墟上搭建起来的新兴民族国家，依然是由多民族所组成，跟它们所取代的所谓“民族囚牢”（prisonsofnations）的古帝国并无不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都是绝佳示例。而日耳曼、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少数民族如今在意大利境内的处境，与战前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意大利人几无二致。这次领土重划的最重大改变，就是各国平均面积缩小甚多，而原先在各国国境内的“受压追民族”，如今则被唤作“受压迫的少数”。因此根据逻辑推演，如果想要创造一个国界与民族和语言疆界完全契合的国家，似乎就必须把境内的少数民族加以驱逐或根绝。20世纪40年代之后，在各国境内实行的种族屠杀，就是上述逻辑所带来的结果。种族屠杀虽然要到20世纪40年代之后才搬上舞台，但大规模的驱逐少数民族，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即已在南欧边境登场。例如土耳其在1915年将亚美尼亚人强制驱逐出境；1922年希土战争（Greco-Turkishwar）后，又再度将130万到150万的希腊人自小亚细亚驱逐出境，这些希腊人早在荷马时代即定居此地。[1]也是基于这项逻辑推演，奉行威尔逊主义的希特勒，才会主张将那些并非居住在其父祖之地的日耳曼人，比方说住在意大利南提罗尔一地的日耳曼人，大举迁居回德国；并将境内的犹太人永久驱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起自法国迄于苏联的这块广阔欧陆上，已看不到犹太社群的踪影；而日耳曼人则继犹太人之后，成为各国竞相大批驱离的对象，特别是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于今观之，要使民族疆界与国界合而为一的理想，恐怕只有野蛮人才做得到，或者说，只有靠野蛮人的做法才可能付诸实现。
一旦我们体认到民族疆界与国家版图不可能完全契合，于是下面这个结果就变得非常奇怪：根据凡尔赛和约，也就是威尔逊原则所划定的疆界，即使荒谬绝伦之至，却还是被永久固定下来，其中若有变动，也只是某个强权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强加更动的，这里的强权特别是指1945年之前的德国以及1940年之后的苏联。虽然曾有多次短暂尝试，企图重新规划从前隶属于奥匈帝国及土耳其帝国的新兴独立国的疆界，不过，大致说来，战后和会所决定的疆界基本上变动不大，至少在苏联南部及西部是如此，这个地区唯一的例外是意大利抢夺了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该地在战后原本是划归给南斯拉夫的。
此外，威尔逊原则也产生了一些不完全在人们预料之中的重大后果。比方说，小民族的民族主义，也开始变得像列宁所谓的“大族沙文主义”一样，无法容忍其境内的少数民族。这点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匈牙利观察家眼中，自然不是什么新发现。比较新奇也比较重要的新现象是，他们发现官方支持者所塑造出来的“民族概念”，并不必然和人民心中所认定民族关怀完全吻合。1918年之后在各民族杂处之地所推动的公民投票，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民族究竞想成为哪个民族国家的成员，结果我们却发现，许多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民，却主动表示想加入说另一种语言的国家。也许有人会说这纯粹是因为政治压力或是选举舞弊所导致的结果，也有人干脆把公民投票斥为无知、不成熟的政治举措。不过这些解释显然都站不住脚。事实证明，很多波兰人宁可住在德国也不愿住在重生的波兰；此外，也有很多斯洛文尼亚人宁愿选择做奥地利人，也不要做新南斯拉夫国的子民。对那些深信每个民族成员都应无条件认同其领土国家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无可饶恕之举。不过无论如何，民族认同等于国家认同的观念，在欧洲政坛上已日渐得势。于是在大战结束20年后，我们会看到英国政府把该国境内的所有德国居民全部集中管理，甚至包括犹太人及反法西斯流亡人士，因为英国官方认为：任何在德国境内出生的子民，必定都会对德国效死不渝。
这种理论和实际不符的情形，在爱尔兰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艾米特（Emmet）及托恩（WolfeTone）[*2]竭尽全力地推动爱尔兰民族意识，但是居住在北爱六郡的居民，并不认为他们和另外二十六郡的爱尔兰居民同属一个民族，甚至和南爱的少数新教徒也不一样。所谓单一的爱尔兰民族应该隶属在单一的爱尔兰国家之下，或者说，这个岛上的所有居民都一致希望能建立一个统一、团结而独立的芬尼亚爱尔兰国，只是一厢情愿的错误假设。证诸爱尔兰自由邦（后来独立为爱尔兰共和国）成立50年来的历史，芬尼亚派及其支持者应该可以打消如下想法，亦即把爱尔兰的分裂归诸于大英帝国的阴谋分化，或认为阿尔斯特自由统一党（UlsterLiberalUnionist）是受到英国当局的误导所致，因为从最近20年的发展看来，分裂爱尔兰的种子，显然不是植根于伦敦。
此外，从南斯拉夫的建国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居民并不具有单一的南斯拉夫族意识，这种意识是19世纪（克罗地亚）伊利里亚运动所致力凝聚的。当地居民更容易受到诸如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民族口号的驱动，而这些口号都有可能导致一场种族屠杀。事实上，克罗地亚民族意识正是在南斯拉夫建国之后，才逐渐赢得人民支持，因为他们想借此对抗塞尔维亚人日渐高涨的优势地位。[2]在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里，斯洛伐克人也始终回避其兄弟之邦捷克的拥抱。在其他靠着民族解放或殖民地解放运动而完成建国大业的国家里，上述现象甚至更为明显，而且原因也相仿。这些人民并不认同其民族领导人与政治代言人所塑造出来的民族。印度国大党虽然一直致力于把南亚次大陆统一在单一团结的政权之下，但也不得不在1947年接受国土分裂的事实；就像巴基斯坦虽然也以在南亚次大陆建立单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为宗旨，可是孟加拉还是在1971年脱离巴基斯坦独立。当印度政权不再垄断在少数接受英式教育的西化精英之手，印度就开始面临人们要求以语言划定省界的呼声，这个问题一直为早年的独立运动所忽略，虽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少数印度共产党人注意到这个问题。[3]直到今天，虽然在印度的七亿人口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说英语，但各个敌对的语言派别，仍然同意继续以英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因为他们不愿意以北印度语为国语，尽管印度有40%的人民使用这种语言。
凡尔赛和约之后的世界局势，呈现出另一种新现象：亦即民族运动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开来，并且陆续衍生出欧洲民族主义的新变形。由于欧洲各战胜强国一致奉行威尔逊原则，因此那些受压迫民族或未受国际承认的民族，自然会打着民族原则的名义，特别强调其民族自决的权利，来争取其独立地位。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所宣扬的都是刚从西方学来的欧洲民族主义，不管这些内容是否适合其国情。再者，由于俄国革命式的激进主义已取代了法国大革命式的激进主义，成为全世界解放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斯大林版的民族自决权，自然成为那些不满于马志尼主张者所致力追求的新目标。于是在今天被称之为第三世界地区的解放运动，遂都被视为是民族解放运动，或是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民族及社会解放运动。
然而，容我再重述一次，历史事实往往跟理论大相径庭。真正促使解放运动逐日兴起的原因，在于人民对征服者、统治者及压迫者的愤怒，而这些他们所憎恨的人士，正好是肤色、装扮及生活习惯皆与他们不同的外国人。所以基本上这是一场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在一般人民当中可能已出现类似民族主义原型的情感，有的是基于语言，有的是根据宗教或其他原因，可是这种情感还谈不上是民族意识，甚至还可能被帝国主义统治者利用来打击和压制真正的民族运动。所以，鉴于帝国主义者最常运用“分而治之”的计谋，因此为了对抗帝国主义所鼓吹的部落主义、社群主义，或任何会造成单一民族走向分裂的各种说词，人们便应该团结在单一民族之下，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进一步说，除了少数具有悠久历史的政体之外，比方说像中国、韩国、越南、伊朗和埃及这类国家，如果出现在欧洲，必然会被划归为“历史民族”的地区之外，其他那些打着民族运动口号追求独立的领土单位，绝大多数都是帝国主义者的发明，其历史都不超过数十载；否则，也只是某种宗教或文化地域，根本谈不上是欧洲所谓的民族。这些以解放为己任的斗士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民族主义者”，只是因为他们能巧妙地运用这种源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来推翻帝国统治，就算如此，他们通常也只包含非常少数的本土精英。所以，像“泛阿拉伯主义”、“泛拉丁美洲主义"或“泛非洲主义”这类诉诸文化或地缘的政治解放运动，都称不上是民族主义，而是超民族主义。不过源自欧洲心脏地带的帝国扩张主义，比方说泛日耳曼主义，倒是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诸如泛阿拉伯主义之类的运动，都是少数知识分子建构出来的，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一个清楚的民族或国家可作为诉求焦点。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多半来自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叙利亚而非埃及，因为前者只有极其模糊的国家实体，但拥有悠久建国历史的埃及，其民族主义一开始便是以埃及为导向。这类运动都只说明一点：只要一个人接受过强势的文化语言教育，那么他就有资格在推行这种文化语言的任何地方，取得知识分子的宝座。这点直到今天仍造福不少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因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总有某个时期会遭到政治流放；而对巴勒斯坦的毕业生来说，他们随时都可以在从波斯湾到摩洛哥之间的地带找到工作。
另一方面，这种以地缘为导向的解放运动，无可避免，多半是建立在殖民政权所创造出来的基础上，因为这通常就是其未来国家唯一的共通性和民族特性。由殖民征服及行政管理所造就的一致性，有时反而会使当地人民产生一种民族感，就像独立国家有时也会造就出具有爱国心的公民一样。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国家，其人民根本不具任何共同点，除了都曾在1830年后接受法国殖民统治，或者说得更贴切点，除了他们都曾共同反抗法国殖民之外。巴勒斯坦的情形更明显，1918年之前，居住在叙利亚南部的巴勒斯坦人，从未和这块土地产生任何认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产生，完全是由于犹太复国运动在此屯垦占领。总之，因解除殖民状态而告成立的国家（主要出现于1945年后），都不足以称之为民族；而引领它们摆脱殖民统治的运动，也不足以称之为民族主义运动。有关依赖世界（dependantworld）的最新发展趋势，我们留待后面再讨论。
现在，让我们暂且回到民族主义的发祥地——欧洲。
在欧洲，依照民族分布划定国界之举，等于是将民族主义促进解放及统一的功能削弱殆尽，因为那些正在为建国奋战的民族，已在外力的运作下达成这项目标。在某方面，欧洲当时的情形，像是预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陆续在政治上脱离殖民统治的发展；也有点类似“新殖民主义”这个早产儿的实验室-—拉丁美洲。对这些领土国家来说，政权独立的目标既已达成，就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可以轻松地把国家未来会面对的问题，加以简化或掩饰；也不能再以先追求民族自决和独立政权为借口，把这些问题拖延下去。如今我们当然都知道，主权独立并不能自动解决所有问题。
那么，以往那种以促进民族解放及统一的民族主义，还残留在哪些地方呢？一方而，对绝大多数的民族来说，它残存在未能回归祖国的少数民族身上，比方说，罗马尼亚境内的匈牙利人，以及奥地利境内的斯洛文尼亚人；另一方面，它也残存在民族扩张主义中，这些民族国家往往会以牺牲外国人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利益，来推行其扩张国土的行动。在当时，无论是东欧或西欧，都还有一些弱小民族未能独立建国，比方说，马其顿人跟加泰罗尼亚人。虽然在1914年之前，典型的民族运动主要是用来反对多民族或超民族的国家或政体，比方说，哈布斯堡帝国及奥斯曼帝国；但大体而言，1919年之后的欧洲民族运动，多半都是朝反对民族国家的方向走去。因此在这种定义上，民族主义几乎等于是分离主义的同义词，而不再扮演追求统一的角色。尽管分离主义有时是迫于政治现实；有时，比方说像阿尔斯特自由统一党，则是它们意欲加入其他国家的掩饰。不过，这两种分离倾向由来已久。真正称得上全新的现象是，这类分离渴望竟开始出现在西欧那种民族其名、多民族其实的国家当中，亦即出现在政治形态而非文化形态的民族国家里。虽然有一两个这类国家出现于两次大战期间的新民族团体，比方说威尔士和苏格兰民族政党，至今仍未获得群众支持，也就是说，它们才刚刚踏入民族演化的阶段，离脱离还有段距离。
如果我们暂时把爱尔兰丢在一旁，分离民族主义在1914年前的欧洲，的确轮廓不明。巴斯克民族党的情形在西欧算是罕例，该党在1905年便获得部分群众支持，并在1917到1919年的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除了毕尔巴鄂〔Bilbao〕的劳工选民外）。巴斯克的年轻激进派，直接从1916到1922年爱尔兰所推动的革命民族主义中，汲取运动经验；而他们之所以能获得人民的广大支持，乃是由于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deRivera）的独裁，后来更得力于佛朗哥将军（GeneralFranco）蛮横的镇压手段。加泰罗尼亚主义基本上仍是先前那种属于地方中产阶级、乡绅及知识分子的保守势力，对奉行无政府主义的劳工阶级而言，无论是加泰罗尼亚人或是外来移民，他们所宣扬的民族主义都非常可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文献，都刻意以西班牙文印行。我要再次强调，若不是因为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强力压制，地区性的左派和右派势力，是不可能在争取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基础上，组成人民阵线，共同反对腐败的马德里王朝。西班牙共和国及佛朗哥将军的军事独裁政权，更使加泰罗尼亚主义增强为群众运动，以致在独裁政权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佛朗哥死后不久，群众立刻抛弃西班牙语，改用加泰罗尼亚语，此时，加泰罗尼亚语已不只是一种习惯性方言，而是经过标准化的文化语言。及至1980年，以加泰罗尼亚文写成的文章，已普遍刊行于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刊物上，俨然成为一种新兴文类。不过在同一年，通行于巴塞罗纳的日报，只有6．5%是以加泰罗尼亚文印行。[4]1977年，加泰罗尼亚居民约有80%使用加泰罗尼亚语，而加里西亚（Galicia，这个地方的区域运动并不盛行）居民，也有91%使用当地方言，可是巴斯克境内却只有30%的民众会说巴斯克语，而最近的数据显示，会说巴斯克语的比例，也没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5]这一点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一心以独立建国而非地方自治为目标一事，并非没有关联。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恐怕会随着时间日渐加深，主要是因为，加泰罗尼亚主义如果要变成群众运动，唯有朝左翼移动，以便将强势而独立的劳工运动整合进来，扩大其群众基础；而巴斯克民族主义则必须将传统的劳工阶级及社会运动排除在外，才有可能达到其目标，这点并不是主张分离的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党（ETA）套套马克思的革命词汇，[*3]就可以掩饰的。由于巴斯克民族主义必须借由排外来凝聚其人民意识，无怪乎加泰罗尼亚主义会比巴斯克主义更能同化新移民（大多是劳工阶级）。1977年，54%非出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加泰罗尼亚居民会说加泰罗尼亚语，但是，却只有8%出生在外地的巴斯克人会说巴斯克语，虽然巴斯克语的确比较难学。[6]
至于在已形成重大政治势力的西欧民族主义方面，弗兰德斯民族运动在1914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也比较危险的阶段，因为在德国大举占领比利时之际，竟有一部分弗兰德斯人通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兰德斯人投向德国的情况甚至更戏剧化。不过，要到1945年后，弗兰德斯民族运动才真正威胁到比利时统一。西欧其他小民族的民族运动就更不受重视了。苏格兰及威尔士的民族政党，都是崛起于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萧条期，然而，却始终成不了气候，一向都被排斥在政坛核心之外。比方说，“威尔士民族党”（PlaidCymru）的建立者，[*4]不但是个类似莫哈（CharlesMaurras）[*5]之流的欧陆反动派，还是个罗马天主教徒。[7]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格兰及威尔士民族政党才开始获得选民支持。至于其他类似的小民族运动，大多走不出“俗民传统主义”或地方世仇的小格局。
此外，我们还必须对1918年之后的民族运动做更深入的观察，这种观察可以带领我们及民族主义走出传统的国土纠纷、公民投票以及语言问题等范畴。新世纪的民族认同，必须以崭新的表现手法，在这个都市化的高科技社会中自我宣传。这又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无疑是现代大众媒体的兴起，包括报纸、电影及广播。无论是私人企业或国家，都可借由大众媒体使一般人民的意识形态趋于标准化、齐一化；当然它们也可借由大众媒体推行其宣传及洗脑的目的。（由希特勒所领导的德国新政府，便在1933年的第一任内阁中，设立了“宣传及公共启蒙部”〔PropogandaandPublicEnlightenment〕。）但是，再精致的政治宣传也比不上大众媒体的能力，因为它可以有效地把民族象征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于是公私领域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生活在私领域的人民遂与属于公领域的民族发生直接关联。若不是由于现代大众媒体，英国皇室不可能转化成凝聚民族认同的公共圣像，自此英国皇室的各项仪典，都得针对广播（日后则是为了电视转播）进行特别设计，比方说，始于1932年的皇家圣诞广播。
公、私领域之间的区隔，还可借由体育竞赛加以连结。在和平时期，体育竞赛可说是最为盛大的人民庆典，参赛的个人或团体都被视为是民族国家的代表，于是体育竞赛便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今天，这种现象早已为全球人民所熟悉。直到那时，奥运或国际足球赛才开始引起中产阶级的兴趣（虽然早在1914年之前，奥运就已经带有民族竞赛的气氛），而多民族国家也开始利用国际竞赛来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参赛者代表整个国家，在制度化的例行比赛中，跟其他民族进行友好竞争，这种象征性的“虚拟斗争”，卒成为族群冲突的绝佳安全栓，各国可以以最无害的方式，宣泄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欧陆第一次定期举办的国际足球赛中，就可以清楚看出：竞赛仪式有助于消解民族冲突，比方说，奥地利跟匈牙利之间便不再处于剑拔弩张的敌对气氛中。[8]因此，人们自然会把国际足球赛在19世纪80年代由英格兰和苏格兰，扩张到威尔士和爱尔兰一事，看成是英国当局对境内民族的安抚举动。
如同奥威尔（GeorgeOrwell）很快认识到的那样，在和平时期，国际体育已经成为民族竞争的另一战场，运动员对外即代表他们的民族或国家，更确切地说，代表了他们的想象共同体。当时的法国巡回公开赛（TourdeFrance）已被各国家代表队主控；米特罗巴杯公开赛（MitropaCup）则让中欧各国的代表队陷入了你争我夺的敌对状态中；而世界杯足球赛（WorldCup）和奥运（1836年的奥运就万分明显），更完全变成是一场争取民族光荣的竞赛。为何体育竞赛可以转变成激发民族情感的重要媒介？至少对很多男人来说的确是如此。因为它很容易让人产生光荣的民族感，即使是平时对政治或公共事务均漠不关心的人们，尤其当他们亲眼看到年轻而优异的国家运动员，表现出他们毕生梦寐以求的绝佳成绩时，民族优越感自会油然升起。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就此编织出想象的共同体，而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比起十一人组成的队伍，不但更具象也更真实。于是每一个人，即使只是在一旁加油的人，都变成了民族的象征。笔者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29年时，我在维也纳友人家中，和大家一起收听第一届英奥国际足球赛（Anglo-Austriafootballintemational）转播，当时有个朋友就扬言，如果英国打败奥地利，他一定会找英国报复，从当时的比数看来，此话很可能成真。由于当时只有我一个英国人，于是我自然成为英国的代表，其他人则代表奥地利，幸好后来双方打成平手。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中看出，年轻小伙子是如何通过对参赛队伍的支持，建立起他们的民族认同。
因此两次大战期间的欧洲民族主义主流，可说是老牌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及各民族的恢复国土主义。先前那种好斗的民族运动，在两次大战期间自然更受鼓励，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革命的滔天巨浪已逐渐消退之后。于是法西斯和其他右派运动，立刻开始把这项资源挪为己用。他们首先利用民族主义动员那些害怕社会革命的中产阶级及其他人士，起而反对红色共产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此外，他们也利用民族主义来压制反战主义，这种反战思想主要是源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厌恶。这一类的民族主义宣传，通常都非常有效，甚至在工人当中也发挥了绝佳效果，因为可以借此把战败耻辱及国家衰弱不振的过错，全都一古脑儿推给敌国以及国内叛徒。对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家来说，唯有宣扬民族主义，才能为国政衰败之因找到合理解释。
然而，激进民族主义并不只是一种绝望的反射，虽然许多人的确是因为战败，因为挫折和怨怼，才转而投入纳粹党或极右派的怀抱，这种情形在经济大恐慌时期尤为明显。同样是战败，但德国人在1918年时所作的反应，和1945年就非常不一样，这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在魏玛共和（WeimarRepublic）主政之下，几乎举国上下的德国人（包括共产党），都对凡尔赛和约违背正义的做法深感不满，所以，无论是右派或左派，各政党都铆足全力动员群众反对和约规定。然而，列强在1945年施与德国的报复与惩罚，不但比1919年更严酷，也更无章法。而且当时在联邦德国境内，还有上百万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满怀愤怒地从中欧和东欧各地被赶回德国，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这种惩罚是公平的，就算纳粹德国曾对其他民族施行更恐怖的暴行。可是尽管如此，激进的政治报复主义却从来都不曾在联邦德国政坛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在今天自然更没有份量可言。魏玛时代和波恩（Bonn）时代的不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对联邦德国人民来说，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他们的生活环境便迅速好转，可是迎接魏玛时代德国人的，却是经济大萧条的无底深渊，短短5年，国家就从战败走向革命，接着是股票崩盘以及超高速的通货膨胀。
可是，就算激进民族主义不是绝望的必然反射，它仍然适时地在人们的理想落空之际，填补了人们心灵上的大片空白。当时人们的失败感和无力感是那么的深切，他们先前坚信不移的意识形态、政治方案以及建国方略，都在瞬间瓦解成碎片。这些失意的人们包括：失去了启蒙时代旧乌托邦理想的人、对建国方略失去信心的人，以及不再对旧政治社会的安定表示支持的人。等一下我们会再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如同我在最后一章所试图论证的，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既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如同某些人所认定的，是一种唯我独尊、凌驾一切、至高无上的政治使命。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表达民族认同感的唯一形式，也不是爱国主义的唯一形式。我们务必要将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或右派运动（它们自认为可以代表所有的政治及社会认同），和民族/公民及社会意识等复合概念（在现代社会，这乃是各类政治认同的培养剂）区分开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和阶级是不太容易分得那么清楚。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意识在实践时，必然会涵括公民/民族这个向度，同理，公民/民族或族群意识自然也会把社会主义的向度涵括进去。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劳工阶级的迅速走向激进化，自然会连带强化他们潜在的民族意识。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个反法西斯的时代里，左派势力究竟是如何在非法西斯国家当中，极其成功地重新主导民族及爱国情操。因为我们无法否认：左派用以抵制纳粹德国的诉求，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同时包括大众的民族情感，以及他们普遍对社会革新与革命的期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确已逐渐脱离“第二国际”及“第三国际”的传统，这个传统曾彻底扬弃任何爱国主义象征，认为那完全是资产阶级国家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玩意，就算是这种爱国象征是源自革命，也确实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例如《马赛曲》[9]所以，当共产党后继者试图重新抓住爱国主义象征，扭转爱国主义这种最佳进行曲被那些该死的敌人垄断的局面，必定会令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至少对局外人及我们这些回顾者来说是如此，就像当美国共产党宣称，共产主义即20世纪的美国民族主义，也会令我们百思不解。可是无论如何，共产党在反法西斯的抗争中，的确把爱国主义喊得沸沸扬扬，挺像那么一回事，甚至连戴高乐（deGaulle）都开始担心了。[10]更有甚者，不管是在运动的内部或外部，红旗与国旗共同飘扬的景致，都普遍受到欢迎。
然而，左派阵营到底有没有真正兴起过民族情感？或者说，传统的雅各宾革命爱国主义，到底有没有登上左派的中心舞台？这些问题长久以来就在左派官方所主导的反民族主义及反军国主义的政策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致我们在今天也很难骤下定论。针对上述问题所作的研究非常少，而这些罕见的研究仍需经过严格检核，可惜现存的历史资料不足以提供给学者完整的参考资料。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社会革命和爱国情操的再度结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在我们坐待进一步的研究报告出现之前，且让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复杂现象的特色所在。
第一，反法西斯民族主义浮现的历史背景，是一个国际普遍陷入意识形态内战的时代，值此之际，许多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士，都倾向于选择加入右派国际政治联盟，或支持与这个联盟认同的国家。因此，各右派政党便不再在国内继续炒作排外式的爱国主义，虽然早年右派正是借此坐大的。当时法国流行的口号是：“希特勒好过布鲁姆。”[*6]（betterHitlerthanLéonBlum）这句话的本意是：德国人好过犹太人；可是却很容易被理解成：外国人好过本国人。对左派来说，这正是大好时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右派已然松弛的掌控中，把民族主义的大旗抢过来。英国的情形也类似，说服左派反对姑息希特勒的政策，会比说服保守党容易得多，因为在保守党眼中，希特勒毋宁是反布尔什维克的中流砥柱，而非大英帝国的外患。在这个意义上，反法西斯爱国主义的崛起，可视为是国际主义胜利的一部分。
第二，工人和知识分子都选择了国际主义，可是，此举却反而同时加深了他们的民族情操。近来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英共及意共的研究显示，反法西斯动员的确对工人及知识分子造成莫大吸引力，尤以西班牙内战为甚。[11]不过，工人及知识分子对西班牙的支持，并不只是单纯的响应国际团结的行为，就像对印度或摩洛哥来说，反帝国主义绝不只是一种国际团结的表现，而是一种与他们切身相关的诉求。反法西斯运动在英国，是英国人的关切所在；在法国，也同样是法国人相当注意的事件，只是在1936年7月之后，反法西斯的主要阵线正好摆在马德里附近。于是这道各国内政的基本议题，就在因缘际会之下，在西班牙这个国家开打。对大多数工人来说，这个国家简直既遥远又陌生，要不是因为这场战斗，英国人和它几乎永远不会有任何瓜葛。再者，由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都只和德国及意大利这两个特定国家有关，因此这场斗争不只是英国或法国的内政问题，或普世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能否抵挡德国人入侵的问题。
第三，反法西斯的民族主义，除了与民族冲突有关之外，也与社会冲突紧密相连，这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愈来愈明显。无论是英国或欧陆，在反法西斯的战斗中，民族胜利与社会革命都是不可分的。英国人民已经以行动证明这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原本在战时深受举国爱戴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英国爱国主义象征人物的邱吉尔，却立刻在选战中败下阵来，大批人民转而支持工党。不管其他地方的人民是如何陶醉在解放的欢悦中，但英国1945年大选所传达出来的人民意志，却是无可挑战的。虽然保守党和工党在追求胜利这点上平分秋色，但工党却因同时献身于追求战争胜利与社会改革，而略胜一筹。
更有甚者，对绝大多数英国工人来说，战争本身自有其社会影响。就在德国于1941年出兵攻打苏联之际，英国工人阵营（无论他们有没有从军）立刻出现一片亲苏维埃热，苏联及英共在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之间的行径，似乎丝毫不曾影响到这股热潮。工人阵营之所以热情拥抱苏联，并不只是因为英国可借此脱离孤军奋战的处境。对曾经以英国陆军劳工士兵身分经历过这个事件的我们来说，工党、工会分子以及劳工阶级士兵的政治意识其实非常明白，他们还是会在无意中把苏联认定成某种“工人的国家”。就连像贝文（EmestBevin）这么坚决反共的工会领袖，也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放弃这种认定。[12]就这点而言，这场战争本身，可说是同时带有国家战争与阶级战争的成分。
因此在反法西斯运动期间，民族主义遂与左派结成紧密同盟，在被殖民国家当中，这种结盟关系更因反帝运动而得到加强。于是反殖民斗争便以种种不同方式，和国际左派联系在一起。这些反帝运动如果能在其母国找到政治盟友，这些盟友无疑都是左派集团。因为帝国主义理论（即反帝国主义论述）长久以来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观念，再加上苏联的国土绝大部分位于亚洲，而且它也以非欧洲本位的观点看待世界发展，尤其在两次大战期间，它更是完全以亚洲观点来批评世界局势，这对第三世界（当时尚未出现这个名词）的行动者而言，当然会造成相当大的冲击。相对的，自从列宁发现被殖民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可能为世界革命带来莫大贡献之后，共产党革命分子便不遗余力地协助被殖民国家进行解放抗争。这种抗争对双方来说都极具吸引力，因为凡是可使殖民母国的帝国主义者惊惧的事情，必定也广受工人大众欢迎。
不过左派和依赖国家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远较复杂，并不是一道简单公式就可以说明的。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偏好外，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不论他们在理论上是多么倾向国际主义，他们一心关注的，除了其国家独立外，别无他物。要他们为了全球人类的利益，暂缓或修正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是不可能接受的。比方说，他们不太可能为了赢得反纳粹之战（包括日本），而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因为这些所谓帝国的敌人，却正是他们眼中的盟友（依传统的芬尼亚原则来说，正是如此），尤其是在那段法西斯看似胜券在握的时期。对反法西斯的左派来说，他们很难理解瑞安（FrankRyan）的行径。瑞安本是爱尔兰共和党的左派斗士，曾加入国际旅（InternationalBrigades）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可是当他被佛朗哥将军俘虏，并于柏林重现之后，却转而致力于以爱尔兰共和军（IRA）的支持，换取德国在战胜之后，阻止南、北爱尔兰统一。[13]不过对传统的爱尔兰共和主义派而言，瑞安奉行的始终是一致的信念，虽然其做法不太明智。此外，博斯（SubhasC.Bose）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种冲突。博斯是孟加拉人民眼中的民族英雄，也是印度国大党的激进要角，他曾在战争开始之初加入日军那方，并将被俘的印度军人组成反英的印度国民军（IndianNationalAmy）。虽然在1942年的时候，轴心国显然非常有可能赢得亚洲这边的战事，因为日本眼看就要成功地侵入印度，但博斯的动机绝非出于趋炎附势。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当时的确有相当多反帝运动的领导人非常乐于接纳德国及日本，因为他们可借它们的力量排除英国及法国的势力，特别是在1943年之前。
不过到了1945年之后，各国争取独立及反殖民化的运动，却都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结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脱离殖民统治和新独立的国家，都会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之故，当然，这里指的是那些在争取民族解放过程中，曾受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协助的国家。因此，民族解放便成了左派的口号。奇怪的是，于西欧兴起的新族群分离运动，却也自此开始采纳马克思及列宁的革命语汇，不管两者之间看起来有多么格格不入，因为这类分离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继承的是1914年之前的极右派和亲法西斯传统，甚至在大战期间，其中的某些老派战将还有叛国记录呢。[14]然而在这种左派民族主义的宣传辞藻下，那些无法借由民族自决取得其天赋权利的老民族，就被重新划归为“殖民地”的一员。可是当那些因投身这类运动而成为暂时左派的年轻知识分子，在1968年仍看不到他们预期中的新千年时，这种民族主义的论调便开始出现大逆转。
20世纪30到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之所以总是呼应左派理论，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马克思理论，其实有其特殊背景。由于另一种民族诉求曾经和法西斯主义牵连太深，因此变得名誉扫地，几乎有一整代人都羞于和它扯上任何关系，因此左派论调才能这么一枝独秀。可以说是由于希特勒和反殖民运动，民族主义和左派才再度恢复他们在1848年之前的结盟关系。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民族主义的其他选择再度出现为止。1970年，西方世界最主要的民族运动都是以反对共产党政权为诉求，回归到更单纯更内化的民族情感上，虽然实际上它们并不拒绝由共产党当局所发出的意识形态。在“第三世界”，则兴起了宗教整合主义，荦荦大者是各伊斯兰教国家的例子，不过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譬如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所崇信的佛教），这些宗教整合主义为革命民族主义及被压迫民族提供了绝佳的发展基础。于今回顾，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即兴盛一时的左派意识形态，不过只是昙花一现的热潮，甚至可说是～场幻梦。
接着，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讨论：亦即随着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扩张，欧洲（民族主义诞生地）以外地区的民族主义，将面对怎么样的命运呢？虽然自20世纪20年代起，欧洲观察家已开始认真看待依赖世界的民族主义，比方说，在亚洲以及伊斯兰教国家崛起的民族运动，而且他们当时的认真程度，也许比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来得高。[15]不过，当时这些欧洲观察家并不认为他们需要为了依赖世界，修正原有的欧洲版民族主义模式。在欧洲之外，新兴的独立国家显然以拉丁美洲共和国占最大宗，可是，除了美国之外，欧洲各国根本不重视它们。在欧洲人眼里，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要不是被视为鲁若坦尼亚式的笑话，就是被看作当地原住民的文化复兴运动，旨在恢复印第安传统。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到40年代，当这些新兴国家开始对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产生同情与支持，才引起列强对拉丁美洲的注意，若非如此，拉丁美洲问题恐怕会永远被束之高阁。日本的情况虽然自成一格，可是由于其国势已强大到足可跟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并驾齐驱，所以日本的民族运动就跟西欧的模式非常类似。除了阿富汗和暹罗（今泰国）之外，其余那些不曾统辖在一个中央政权之下的亚非地区，只有一个国家真的具有推动独立运动的空间，亦即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土耳其。
通常略有声势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都可以被归类成以下三种：第一，仿效欧洲“民族自决”的本土知识精英运动（比方说印度）；第二，人民大众起而反对西方的排外主义（包括各类型的仇外运动）；第三，好战部落天生的高昂气质（比方说摩洛哥或阿拉伯沙漠的部落）。就第三个例子而言，帝国的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可以把这些孔武有力但通常不具政治意识的民众征召入伍，只是他们通常都太过大意，白白把这些人真正的战斗力保留给那些都市煽动家，尤其是那些受过些许教育的煽动家。前述这些例子都不太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分析，虽然伊斯兰教国家的群众运动，甚至像甘地所诉诸的印度大众，都曾一再显示：宗教在其中所扮演的动员角色，远高于它在现代欧洲通常能发挥的功效。也许第三世界对民族主义思想最大的贡献是，使人们——除了革命左派之外——兴起普遍怀疑，怀疑“民族”这个概念是否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帝国主义观察家眼中，依赖世界的民族主义，往往都是知识分子引进的舶来品，是由那些和自己的同胞大众很少直接接触的少数精英所支持的。这些少数精英的群体概念和政治认同，和他们的同胞有着天壤之别。这种看法应该是相当公正的，虽然帝国统治者或欧洲殖民者可能会因此小看群众民族主义的兴起，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犹太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便是在他们的疏忽之下崛起，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依赖世界，有关“民族问题”的最有趣想法，几乎都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虽然这些想法并未超出严格的列宁式马克思思想架构。可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阶级关系（包括在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应该要发生的阶级斗争），亦即在争取民族及社会解放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存在着怎样的阶级关系。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者的关心范围，只限于拥有某种阶级结构和斗争情势的殖民社会，这种阶级结构可以用西方术语进行分析，而这种斗争情势则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获得进一步提升。因此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类为争取民族自由而战的民族主义运动，从未认真思考过“民族”的定义是什么，只假定它是不辩自明的。于是印度民族就如同印度国大党所宣称的，系泛指居住在印度半岛上的所有人民；就像芬尼亚派对爱尔兰的定义一样。[16]针对这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就暂且讨论到这里。
由于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运动，和殖民时代之前的政体或族群几乎不具关联，因此要到第三世界脱离殖民统治之后，也就是要到1945年之后，我们才能在当地看到19世纪于欧洲发展出来的那种民族主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三世界大部分的民族运动主要并不是用来对抗外来的帝国压迫者，而是用来反对新获解放的国家宣称它们是一个具有同质性的民族，因为它们事实上并非如此。换句话说，他们反对根据帝国时代对依赖世界的划分，来界定“民族”的疆界，因为不管根据族群分布或文化特征，这些民族疆界都是不存在的。当然，其中也包括他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反对，这些意识形态是由那群继承先前政权的本土精英所引进。
可是我们应当进一步考察，这些民族分子在进行抗议的时候，用的是不是某种相当于“民族原则”和民族自决的语言？在一些例子中，他们用的显然正是这种语言，也许他们不是直接援引马志尼的说词，而是间接通过两次大战期间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影响依赖世界知识分子最深的意识形态。斯里兰卡便是典型例子，无论是僧伽罗或泰米尔极端分子，都是以这种语言进行抗争，只不过僧伽罗共产主义同时也援引盛行于西方19世纪的语言及种族观念，来宣扬雅利安人的民族优越性。[17]不过我们绝不可就此认定，第三世界的种族冲突、教群对立乃至族群主张，都可被视为是潜在的国家创建运动、都是以建立领土国家为最终目标。因为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深获支持的“部落主义”，“是为了反对具有奖惩性的机制而兴起的，即使这个机制是最基本的国家组织也不行”。[18]于是在这种部落主义背面，我们将看到一个个被族群因素瓦解成碎片的地区，例如黎巴嫩，像这样的地区，自然无法维持某种可称之为民族国家或任何国家的体制。
在1945年之后建立的新国家，其内部多半都可以再区分成二到四个区域，这些区域各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文化传统、族群属性，以及政治特征，如果碰到相应的国际情势，这些新国家很可能就会沿着这些区域裂缝彻底分裂（例如东、西巴基斯坦）。苏丹、乍得（Chad）和尼日利亚，都是绝佳例子。苏丹和乍得，可分成信仰伊斯兰教、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北部，和信仰基督教及泛灵论（Animism）、以黑人为主的南部；尼日利亚则可切割成以豪萨人（Hauser）为主的北部、以约鲁巴人（Yoruba）为主的西南部，和以伊博人（Eo）为主的东南部。尼日利亚的情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自从1967年的拜阿福拉分离运动（由伊博人发起）失败之后，尼日利亚的危机在表面上已暂告解除，为免战祸再起，尼日利亚打破了之前由三大族群主导的情势，改以19个小州取代原先三族分立的状态，并不时强调这三个族群的人口实低于全国人口的60%。另一个清楚的迹象是，如果这些新兴国家的政权是操纵在某一个独大的族群手中，那么该国的内政通常都会处于极不稳定状态，特别是当这个独大的族群正处于将其势力扩及全国的过程中。埃塞俄比亚就是一个好例子。19世纪时，一小群信仰基督教的精英社群，在这块土地上建立帝国组织，当时帝国境内，会说阿姆哈拉语的人约占总人口的25%，这25%当中，又有40%是基督徒、40%是伊斯兰教徒，以及20%的其他教徒。这个帝国曾有一段短时期沦为意大利殖民地，随后帝国复辟，并在1974年经历了一场革命动乱。这个饱受饥荒及战争蹂躏的国家，若不是为了合并厄立特里亚（Eritrea），应该不至于会陷入严重的国土分裂危机。厄立特里亚曾是意大利殖民地并受过英国管辖，在它因为国际因素被迫划入埃塞俄比亚之前，它从不曾属于该国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背景自然有助于它发展出自己的政治分离运动，以及领土认同。
无论是在亚洲或非洲的新兴国家当中，我们至今仍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族群、部落或教群冲突，除非该国已建立起某种行之有效的多族群妥协方案。可是我们至今仍不甚清楚的是：所谓的国家分离主义，究竟是人民大众的意愿，抑或只是其领导人和代言人的主张而已？
毕竟族群和社群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和独立建国大不相同尤其是当它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巨变，而它们的历史传统又无法提供相适应之道时。它们的问题并不像组建新民族时会碰到的问题，反倒更像大批新移民进入新旧工业国时所面临的问题：亦即如何在一个由多元族裔构成的社会当中，适应新的世界？如我们所见，这类新移民多半都会融入同样也是来自“故国”、“老家”的同乡移民当中，原因除了初来乍到的不安全感和思乡情绪外，主要还是为了互助。因为他们可借着集体力量对抗来自外界的敌意，至少可在当地构成一支有力的选举力量。每一位北美洲的派阀政客都知道，运用族裔诉求或支持与民族因素有关的事物，通常都可能引起强烈反应，如果这批移民本身就是因为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被迫迁徙，那么回响就更大了，比方说，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爱尔兰人、反对阿拉法特（YasserArafat）的犹太人、支持波罗的海三小国复国的拉脱维亚人等。然而每一个政客也都明白，在新芬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以及斯大林主义上大做文章，只能满足这类选民的一小部分需求，族裔选民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增进他们作为美国人或加拿大人的利益。在一个多族裔或多部族的社会中，这意味着如何以集体方式和其他族群竞争国家资源，如何保护这个族群免于歧视排挤，如何扩大这个族群成员的机会并降低不利于他们的因素。这些问题都和争取独立建国乃至语言自主的民族主义无关，这种民族诉求，充其量只能使移民社群感觉好过一点罢了。
美国黑人便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虽然种族因素正是决定其集体处境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他们在社会上也的确受到非常严重的排挤和隔离待遇，但是对他们来说，领土分离主义根本就行不通，不论是大规模移居到非洲国家，或是在美国境内择一领地让黑人独居其中，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回归非洲一事曾在西半球的黑人当中引起热烈回响，可是却没有人把它当作可行方案来认真考虑，只有一些疯狂的极右派分子，真的幻想把有色移民大举遣返回他们的家乡。
至于在美国划出一块黑人领地一事，共产国际倒是真的曾基于“民族自决”的正统原则，提出这项建议，只不过引不起黑人的兴趣。如果我们在美国地图上把黑人占人口多数的州标示出来，我们会发现，这些州几乎可以形成一条连续地带，可以让美国黑人据以宜称这是他们的“民族领地”，他们可以在此建立黑人共和国。[19]但如果我们以为，美国黑人可借由分离主义，把他们在美国这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会碰到的生存问题一笔勾销，那显然是纸上狂想。就算这个黑人共和国是建立在乡村蓝调音乐的流行区域之上，它也无法把集居在北部及西部都市贫民窟中的黑人包括进去。1970年，美国南部以外的黑人，约有97%集居在大都市里，而南部的黑人仍有三分之一住在乡间。这种高比例的集居情形，当然可以提高美国黑人在选举时的左右力量，不过整体而言，并无法为他们的族群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发展空间。在一个多族群的社会当中，特定的族群聚居区通常都会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有助于使该族群结成紧密的共同体，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北爱尔兰首府）和贝鲁特（Beirut，黎巴嫩首都）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不过，真的借由把聚居区扩大成领土国家，以排除古典民族自决论的例子，实属罕见。
再者，由于都市化和工业化带来了各类型的社会变迁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而使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理想，亦即同一领土上的居民，应该具有相同的族裔、文化和语言渊源，变得更不可能实现。“陌生客”（strangers）的大量涌入，的确使接收国的居民兴起强烈的排外思想和种族仇恨，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西欧，都曾出现过类似情形。不过，仇外主义及种族歧视都只是病兆，而非处方。在都市化和工业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不同的族群团体注定得共居并存，无论梦想回归单一民族的口号喊得多响亮，也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和强制流放（即“遣返”），的确曾经以非常残酷的手段使欧洲的民族地图简化许多，于是其他地区也可能兴起仿效之心。不过这种靠着野蛮手段造出来的民族纯粹度，很快就因民族的自然流动，而回复到原先的复杂度，甚至犹有过之。对大多数接受移民的国家来说，今天，也唯有到今天，典型的“少数民族”（nationalminority）可说是由诸多小岛组成的列屿，而不是具有凝结性的大陆块。可能会关心这些少数民族的人的是鲍尔，而不是马志尼。
基本上，这就是第三世界的多族裔、多部族国家，特别是面积大于加勒比海小岛的前殖民国家的族群处境，甚至可以说是某些迷你国家的民族处境。在这些国家当中，族群或部族团体通常都把自己组织成这样——主要是借由那些为其喉舌的政党和压力团体。对那些不善于现代经营技巧——传统上，这类技巧把持在少数社群和白人手中[20]——的族群来说，取得出任国家公职的资格，是通往财富和资本累积的主要道路，因此这也就成为他们主要的奋斗目标。只要教育是取得这类资格的必备条件，那么情形就会如同巴思（FredrikBarth）所观察到的那样，“互相竞争的族群，……因为不同的教育水平而变得有所不同，而且它们都企图掌控或独占教育这项利器”。[21]
在这种情况下，族群竞争等于是为了取得或掌控国家机器当中的这些职位，而这样的族群竞争，与我们在第四章所讨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兴起，有诸多类似之处。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中，这种族群竞争甚至会招致分离主义，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便是一例。泰米尔人虽然是斯里兰卡的少数民族，但他们曾在英国殖民时期的政府部门当中，占据绝大多数职位，此外，他们在高等教育上也享有绝大优势，因此当占有多数人口的僧伽罗人对他们施以高压统治，并在1956年通过以僧伽罗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之后，泰米尔分离主义便就此兴起。假如说北印度语的人数高达印度总人口的72%而非40%的话，那么，放弃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诱因就会大得多，不过在印度大陆上兴起泰米尔或其他分离运动的危险也会高得多。[22]但是，以另建主权国家为诉求的民族主义，仍不多见。甚至在斯里兰卡，也要到独立25年之后，分离主义的声势才取代了早年的“联邦主义”。最普遍的情形是争取势均力敌的共存，亦即争取各种不同程度的地方分权和自治权。当社会变得愈都市化和愈工业化，就要花更多的力气去界定各族群在国家这个大经济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南非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古典定义的民族国家，而是为了永久巩固其种族压迫政策。
不过，就像巴思一再指出的：[23]在一个多族裔、多部族的复杂社会中，群体之间的关系不仅和传统社会大不相同，同时也更不稳定。首先，各族群想要进入现代或较先进社会的策略就有三种（这三种策略也许不尽完全无关）。第一，其成员可借由寻求同化或“通过核定”而成为先进社会的一分子。这种方法的结果是某些人可能幸而成功，但对整体社群而言，其“内在的多元化资源将被剥蚀殆尽，沦为文化上的保守集团……并退居为大社会体系中的下阶层"、第二种策略是，他们可以在同化的过程中，承认自己的少数民族地位，并想办法降低少数民族的劣势，但同时也在“与大社会没有连结的领域”，保持自己的族群特色。可是这样一来，一个多族裔式的有组织社会，将不会清楚浮现，而且终将会在工业社会里被同化。最后，他们可选择标榜自己的族群认同，“并利用这种认同发展出新地位和新模式，这种地位和模式既不同于旧社会，也不完全是为了达成新目标而采用的”。在巴思看来，最后这种策略与后殖民时代族群民族主义的诞生已相去不远，或极可能达成国家创建的目的。不过就像我先前提过的，这种发展既不是原先的预定目标，也不是未来的必然结果。不过无论如何，把诸如魁北克人、希腊和波罗的海移民、阿尔贡金印第安人（AlgonquinIndians）、美洲爱斯基摩人（Inuit）、乌克兰人和盎格鲁苏格兰人（Anglo-Scots）这些幸存至今的各类族群，都冠以“民族”或“民族主义”的名目，显然无助于我们的分析。
其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传统的族群关系通常可通过分隔化的社会分工模式予以固定，于是“陌生客”也会在这种固定关系中取得其公认角色，不管“我们”跟“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族群冲突，“他们”都只能补“我们”的不足，而无法与“我们”竞争。只要我们不予干涉，依照族裔划分的劳动市场和服务模式，便会自然而然地发展成形，即使是在西方的工业化及都市化历史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部分是由于这类市场中的某些特定角落必须有人来填补，主要则是由于移民往往会通过非正式的人际网络，将亲朋好友一一带入特定的职业类别中。所以，在今天的纽约街头，经营小杂货商的大半是韩裔店东，而摩天大楼的鹰架工人则大半是莫霍克印第安人（MohawkIndians）。伦敦的情况则是，推销报纸的业务员大多有印度血统，而印度餐馆里的工作人员则大都是孟加拉锡尔赫特（Sylhet）移民。
由于“传统的多族群体系，大多都是明显的经济体系”，因此下面这种新发展就非常令人吃惊。亦即在那些强调族群认同的多元国家中，其族群运动对这类社会分工问题几乎漠不关心，他们在意的是，在那些各族群都可以自由进入的领域中，该族群具有怎样的竞争地位。由于大部分被视为后殖民民族主义的地区，都呈现出极不稳定的族群关系，可见其族群关系并不是奠基在各族群的经济分工或经济功能之上，而是建立在政治权力的平衡关系上。
因此在民族主义发源地（即欧洲）以外的地区，不同族群和社群之间的摩擦、冲突，处处可见，而且乍看之下，似乎也颇符合“民族”模式。
不过，我必须再次强调，上述种种情事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民族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许可以把上述情事看成是：民族主义从其发源地扩张出去之后，所产生的种种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已超出原本的涵盖范围。由于原有的术语已不足以说明这些新变体，于是新词汇乃应运而生，例如“ethnie”就是一个最近才发明出来的新术语（意谓“族群团体”，有时也可用来指称“民族性”）。[24]其实长久以来大家对这种情形都心知肚明，只是早期的非西方民族主义观察家，虽然已警觉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象，远不同于欧洲民族主义”，但他们却认为回避民族主义这个“众所采纳”的术语，显然是“无济于事”。[25]不过，不管我们使不使用这个术语，这个现象都为许多领域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本章最后要简短讨论的：语言问题。
根据语言民族主义的古典模式，通常都是有一种族群方言被发展成全方位的标准化民族书写语言，然后这种民族语言又顺势变成官定语言。可是这种古典模式是否或能否在未来继续下去，至今我们仍无法清楚地预见。（即使是那些早已经由上述模式确定其地位的标准语言，近来也面临瓦解危机，因为学校机构已开始采用变种的口语或方言进行教学，比方说“黑人英语”，或者蒙特利尔〔Montreal〕低下阶层所通行的英语化法语。）对今天大部分的国家来说，基于现实，采用多语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大势。因为大量移民早已驻进西方各大城市，并在其中建立了特定的“族裔区”；也因为大多数新兴国家，都包含了好几种彼此无法沟通的语群，因此除了最初步的混合语外，一种能使全国各族（乃至国际）相互沟通的媒介，自然是不可或缺。〈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NewGuinea〕的情形最为夸张，该国只有约二百五十万人口，却有七百多种语言。）在新兴国家当中，最能被各族接受的政治沟通语言，通常都是最不具族群色彩的语言，比方说“洋泾浜”、印度尼西亚语，或外来语（通常是世界文化语），特别是英语。因为这些语言可以使各族群居于同等地位，不会使任何一个族群处于特别有利或特别不利的地位。这种情形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印尼精英对语言问题的弹性这么大，而对‘母语’的情感又那么少。”[26]这和欧洲民族运动的发展，显然完全不同。此外，加拿大所采用的多族裔人口普查政策，也和哈布斯堡帝国大不相同（见第130-132页）。由于大家都知道对加拿大各族群移民而言，若要他们在原本的族籍和加拿大籍之间作选择，他们都会选择当加拿大人；也由于大家都明了英语对这些移民的吸引力，因此各族群压力团体都反对在普查中询问任何和语言或个人族群认同有关的问题，而且直到最近，普查中的原始族籍仍然是以父系的原籍为准，除了美洲原住民外，其他人都不可在原籍上填写“加拿大人”或"美国人"。这种根据普查资料界定族籍的做法，最初是由法裔加拿大人提出的，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魁北克核心区外的人数比例；而各族群及移民领袖也可以利用这种对他们有利的数据来进行政治诉求，因为从这些数据中看不出下列事实：比方说，根据1971年的人口普查数字，全加拿大计有31．5万名波兰人，不过其中只有13．5万人是以波兰语为母语，而真正在家中使用波兰语的人，更只有7万之谱。至于乌克兰裔的例子，也大同小异。[27]
简言之，族群及语言民族主义有可能会走上分离道路，而且也都可以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所谓非竞争性的多语政策或双语政策，已经是普遍被采纳的政策，这种政策其实非常近似19世纪官方文化/国家语言与次级方言俗语之间的关系。赋予方言官定地位，使它可以和通行全国/国际的文化语言——诸如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非洲部分地区的法语，以及通行各地的英语（菲律宾及革命前的埃塞俄比亚，都以英语作为中等教育的正式用语）——平起平坐，这种趋势在未来应该可以持续下去。[28]未来的语言民族主义模式，不会再像魁北克那样，是为了竞夺优势主导地位，而会以功能分化为模式。以巴拉圭为例，其都市精英会同时学习并讲西班牙语跟瓜拉尼语（Guarani），不过，除了纯文学之外，西班牙文仍然是主要的文字沟通工具。虽然自1975年起，克丘亚语（Quechua）就已经是秘鲁的官方语言，但它并不企图取代西班牙语，以作为日报及大学用语；同理，无论非洲或英属太平洋殖民地有哪些方言取得官方地位，但是想通往教育、财富及权力之路，还是很难不借由英语。[29]
接着我们就将根据上述推论，来总结民族及民族主义的未来。
注释：
[1]参见C.A.Macartney，'Refiugees'in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NewYork1934），vol.13，pp.200—205；CharlesB.Eddy，GreeceandtheGreekRefugees（London1931）。为了公平起见，我应该补充一点；希腊人也曾驱逐40万名土耳其人。
[2]MirjanaGross，'OntheintegrationoftheCmatiannation：acaseshudyinnationbuilding'（EastEuropeanQuarterly，15，2June1981），p.224．
[3]SeeG.Adhikari，PakistanandIndianNationalUnity（London1942），passim，esp.pp.16—20．这本书放弃早期的共产党立场，如同当时的国大党一样，印度共产党也偏好以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作为印度的单一国语，参见R.PalmeDutt，IndiaToday（London1940），pp.265—266。
[4]LeMonde，ⅡJanuary1981．
[5]H.-J.Puhle，'BaskischerNationalismusimspanischenKon-text'inH.A.Winkler（ed.），NationalisnusinderWeltvonHeute（Gottingen1982），pp.53—54．
[6]有关加泰罗尼亚语和巴斯克语的对比情形，可参见M.GarciaFerrando，RegionalismoyautonomiasenEspaña（Madrid1982）和E.LópezAranguren，Laconcienciaregionalenelprocesoaulonomicoespañol（Madrid1983）。
[7]SeeE.Sherrington，'Welshnationalism，theFrenchRevolutionandtheinfluenceoftheFrenchright'inD.Smith（ed.），APeopleandaProletariat：EssaysintheHistoryofWales1780—1980（London1980），pp.127—147．
[8]E.J.Hobsbawm，'Mass-Producingtraditions'inE.J.HobsbawnandT.Ranger（eds.），TheInventionofTradiuon（Cambridge1983），pp.300—301．
[9]有关德国及法国皆以《国际歌》取代《马赛曲》一事，参见m.Dommanget，EugenePottier（Paris1971），ch.Ⅲ。有关爱国主义的诉求，参见MauriceThorez，FranceTodayandthePeople'sFront（London1936），XIX，pp.174—185，esp，180—181。
[10]CharlesDeGaulle，MemoiresdeGuerre，Ⅱ（Paris1956），pp.291—292．有关美国的情形，参见EarlBrowder，ThePeople'sFrontintheUnitedStates（London1937），esp.pp.187—196，249—269。
[11]HywelFrancis，MinersAgainstFascism：WalesandtheSpanishCivilWar（London1984）；PaoloSpriano，StoriadelPartitoCoministaItaliano，vol.II（Turin1970），ch.IV.
[12]比较其1941年的演讲词，收入A.Bullock，TheLifeandTimesofEmestBevin，vol.2（1967），p.77。H.Pelling，TheLabourGuvemments1945—1951（London1984），p.120．
[13]SeeSeanCronin，FrankRyan，TheSearchfortheRepublic（Dublin1980）；butalso，FrankRyan（ed.），TheBookoftheXVBrigade（NewscastleonTyne1975，firstpublishedMedrid1938）.
[14]有关早年法国“族群”运动者的通敌思想，请参见WilliamR.Beer，'ThesocialclassofethnicactivistsincontemporaryFrance'inMiltonJ.Esman（ed.），EthnicConflictintheWestemWorld（Ithaca1977），p.157。
[15]HansKohn，HistoryofNationalismintheEast（NewYork1933）andNationalismandImperialismintheHitherEast（NewYork1932）.最初于德国出版，分别在1928年和1930年，这两本书当属这个主题的最早专论。科恩也许是基于他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兴趣，才把研究焦点转到这个领域。
[16]参见DienationaleFrageundÖsterreichsKampfumseineUnabhangigkeit：EinSammelband，此书的前言是由柯普兰宁（JohannKoplenig）所写，详细记载了最主要的特例——奥地利。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说德语的奥地利人根本就是日耳曼民族的一员，正因为如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AustrianSocialDemocraticParty）才会一心想要和德国统一，重回德国怀抱。但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后，这种愿望却衍生出诸多问题。
[17]KumariJayawardene，EthnicandClassConflictsinSriLanka（Dehiwala1985）；bythesameauthor，'ThenationalquestionandtheleftmovementinSriLanka’（SouthAsiaBulletin，VI，1and2，1987），pp.11—22；JayadevaUyangoda，'ReinterpretingTamilandSinhalanationalism'（ibid.），pp.39—46；R.N.Kearney，'EthnicconflictandtheTamilseparatismmovementinSriLanka'（AsianSurvey，25，9September1985），pp.898—917.
[18]FredrikBarth（ed.），EthnicGroupsandBoundaries（Boston1989），p.34．
[19]“本党致力于为黑人的平权而战，为黑人的自决权而战，并为‘黑色地带'的分离而战。”（DieKommunistischeIntemationalevordemVIIWeltkongress：Materialien，Moscow-Leningrad1935，p.445．）发表于“1930年秋之决议”。有关支持黑人共和国的口号在美国黑人当中所造成的“大分裂”，可参见福特（Ford）与琼斯（Jones）在1928年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年会上的发言记录（Compte-RenduSténographiqueduVleCongresde1'InternationaleCommuniste17juillet—Iseptembre1928．InLaCorrespondanceInternationale，no.125，19October1928，pp.1292—1293；no.130，30October1928，p.1418）。
[20]这类少数精英自然享有操纵国家大权的特殊管道。
[21]SeeBarth（ed.），EthnicGroups，pp.34—37．
[22]SeeSunilBastian，'Universityadmissionandthenationalquestion'andCharlesAbeysekera，'Ethnicrepresentationinthehigherstateservices'inEthnicityandSocialChangeinSriLanka（PaperspresentedataseminarorganizedbytheSocialScientists’Association，December1979，Dehiwala1985），pp.220—232，233—249．
[23]Barth（ed.），EthnicGroups，pp.33—37．
[24]根据TrésordelaLangueFrancaise（vol.VII，Paris1980）的记载，虽然在1896年便已出现“ethnie”一词，但在1956年之前，却不曾运用在民族问题上。史密斯在TheEthnicOriginsofNations一书中，广泛运用这个词来说明族群关系，但他显然是把它当作一个法语新词看待，尚未英语化。我怀疑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之前，除极少数例外，这个词仍未用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
[25]JohnH.Kautsky，'Anessayinthepoliticsofdevelopment'inJohnH.Kautsky（ed.），PoliticalChangeinUnderdevelopedCountries：NationalismandCommunism（NewYork-London1962），p.33．
[26]N.Tanner，'SpeechandsocietyamongtheIndonesianelite'inJ.B.PrideandJ.Homes（eds.）Sociolinguistics（Harmondsworth1972），p.127．
[27]RobertF.Hamey，'“Sogreataheritageasours.”ImmigrationandthesurvivaloftheCanadianpolity'（Daedalus，vol.117/4，Fall1988），pp，68—69，83—84．
[28]有关英语的重要性，参见FrancoisGmsjean，LifewithTwoLanguages（CambridgeMA1982），书中指出：在1974年之前，只有38个国家未赋予英语正式地位；有20个非英语国家以英语为唯一官方用语，另有36国，英语只用于法庭或学校语言课程中。有关当地语言与英语的竞争，参见L.Harries，'ThenationalizationofSwahiliinKenya’（LanguageandSociety，5，1976），pp.153—164。
[29]就某方面而言，现代大众媒体（以听觉和视觉为诉求）“并不要求听众或观众一定要会读书写字”（DavidRiesman，IntroductiontoDanielLermer，ThePassingofTraditionalSociety，NewYork1958，p.4），对只会一种语言的人们来说，方言文学的功用已愈来愈小，因为他们可借助大众媒体接收来自大千世界的各项资讯。收音机可说是这场文化革命的主要媒介，参见HowardHandelman，Struggleintheandes：PeasantPoliticalMobilizationinPeru（Austin1974，p.58）。我之所以对这场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感到兴趣，得归功于阿格达斯（JoseMariaArguedas）晚年的著作。阿氏曾指出：由于移民的关系，使得利马克丘亚语广播节目数量大增，这些节目通常是在这些劳苦终日的印第安人起床之际播放。
[*1]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与爱尔兰随即因自治问题于1919年开战，战争于1921年结束，双方签定英爱条约。约中正式赋予爱尔兰自治领地位，与大英帝国其他自治领享有同等宪法权利，爱尔兰自由邦就此成立。名义上爱尔兰自由邦包括全爱，但实际上北爱六郡并不包括在内。
[*2]艾米特（178—1803）为爱尔兰爱国主义者，爱尔兰人联合会成员，曾参与多次鼓励建国运动，后遭英国政府逮捕，临死前慷慨陈词，震动人心，1916年发起的复活节起义（EasterRising），就是以纪念他为名。托恩（1763—1798）亦为爱尔兰民族英雄及革命家，因鼓动革命遭流放，后组军返国进行革命，兵败被捕，于狱中服毒自尽。
[*3]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党（EuakadiTaAzkatasuna/BaspueHomelandandLiberty）为巴斯克分离运动组织，主张以暴力脱离西班牙。1894年巴斯克民族党成立，在佛朗哥压制下总部设于巴黎。年轻一代因不满于民族党拒绝武力革命，因而脱党自组ETA。该党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自视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日后因理念之争分为两派，传统派以追求自治为目标，理想派则主张建立马列式的独立政权，并以暗杀为手段，1975年西班牙政府允许巴斯克设立自治区，怀柔非暴力派，但理想派仍不断发起恐怖暴动，并与爱尔兰共和军等组织保持联系。
[*4]威尔士民族党于1925年成立，想借民主立宪方式促成威尔士独立，并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下的一个区域。1966年开始赢得国会席次。
[*5]莫哈（1868—1952）是法国完整民族主义学派（NapionalismIntegral）代表人物，“法兰西行动”（1'ActionFrangaise）组织一员，认为只有君主政制才符合民族愿望，才能满足民族需求，并振兴法兰西民族地位。
[*6]布鲁姆（1872—1950），法国社会主义领袖，犹太人。1930年联合各左派势力组成人民阵线，以对抗国内日渐高涨的法西斯势力，由于身为犹太及左派代表人物，布氏备受国内右翼人士攻击，1936年更几乎被王室派处以私刑。但布氏所领导的人民阵线却依然赢得当年大选，布氏也成为法国史上第一位犹太裔总理。 |
第四章民族主义转型：1870-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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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民族主义转型：1870-1918
一旦欧洲的发展臻于某种程度，数世纪以来静静发展成熟的语言与文化群体，便会开始浮现，世界不再是由被动的斯民所组成。他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己成为历史的主宰力量。他们要求掌握国家行政大权，成为左右政权的最高机制，并为他们的政治自决权奋战。这种民族政治理念与新意识，皆诞生于17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那年。[1]
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后的今天，任何一位严谨学者，应该都不会认为上述引言只是神话学的练习之作。这段引言看似“民族原则"的具体陈述，民族原则曾纵横于1830年后的欧洲政坛，促成一连串新兴国家建立，但这些国家多半只实现了马志尼的半句口号，“每个民族都是国家”（everynationastate），至于另外半句“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onlyonestateforeachnation），[2]还始终停留在口号阶段。上述引言具有五大特点：第一，强调语言与文化群体，而这正是19世纪的新发明；[3]第二，强调民族主义胜于“民族”，也就是强调激使人们戮力同心建国的动力，而非在既存国家中寻找民族认同；第三，强调民族的历史感及历史使命；第四，强调民族主义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渊源；第五，修辞上充满夸饰与模糊。
乍看之下，很多人会误以为上述引言是马志尼所写，事实上，它却是出自一位摩拉维亚的马克思理论家之手，旨在探讨哈布斯堡帝国所面临的民族难题，而且成文时间距1830革命已有70年之久。换句话说，或许不少人会把上述引言误以为是19世纪30到70年代主导全欧的“民族原则”，不过事实上，它代表的是比较晚期的欧洲民族主义发展，而且是不同于民族原则的新发展。
盛行于1880到1914年的民族主义，和马志尼时代的民族主义有三大不同之处：第一，曾是自由主义时期民族主义核心要素的“门槛原则”已遭扬弃。也就是说，任何一群人只要自认是一个民族，便有权在他们居住的领土上享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并拥有自己的政府，全权治理国家；第二，对这种“不具历史渊源”（unhistorical）的民族而言，它们自然会以族源、族斋特性以及语言等因素，作为决定民族归属的重要指标，甚至演变成唯一指标；第三，虽然所谓“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non-statenationalmovement）势力愈来愈庞大，政治野心也愈来愈难餍足，但民族主义的第三项演变主要是与既存国家的民族情感有关：这些老牌国家的民族情感在19世纪最后10年迅速右转，成为右派政治人士挥舞的大旗——“民族主义”一词最初就是用来指称这种右派民族主义。前引言所阐述的是第一及第二种民族主义，与第三种转变大不相同。
为何要到19世纪末，族裔和语言才成为公认的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甚至主导因素？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发生在19世纪前半叶的两起大规模“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在本质上都是通过知识分子所使用的高级文化与上乘文学语言，将分属不同国界地域的人民，凝聚成同一个民族。对德国人跟意大利人来说，他们的民族语言并不只具有方便国家行政、有助全国沟通的功能而已。它们的角色类似于1539年之后的法语，法国政府在该年宣布以法文取代拉丁文作为官定语言；类似大革命之后的法语，可赋予国民自由、科学及进步等人类真理，可保障他们的平等公民权，并可防止旧制度复辟，亦即类似于雅各宾党人眼中的法语。[4]语言绝对不止是经典文学或知识分子用来表现自我的工具。民族语言是唯一能使他们成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的凭借，并可借此导出深厚的民族认同。对德国或意大利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语言是他们能否建立统一国家的核心要素。不过在19世纪前半叶，这种情形在欧洲尚不多见。波兰与比利时在当时曾陆续要求独立建国，但都不是以语言为诉求；起而反叛奥斯曼帝国，终至建立数个独立小国的巴尔干居民，也从未打出语言这项号召。甚至英国的爱尔兰独立运动，也跟语言无关。相反，唯有在民族自决闷题（相对于文化认同）尚未浮上台面，或人们还没认真考虑独立建国的地方，该地的语言运动才会酿成严重的政治问题，例如捷克就是一例。
第二，由于受到18世纪晚期横扫全欧的浪漫主义影响（特别是受到德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欧洲各国都掀起一股崇尚单纯、简朴以及尚未腐化的乡居生活之风，也开始重新发现不同人群特有的民俗传统，而着手整理方言民谣，更是这场尚古之风的重心所在。这场极富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适为日后陆续崛起的数波民族主义运动，奠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把这场文化复兴运动视为是民族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即A阶段），根据罗奇的分类，这个阶段的民族运动尚未发展成政治运动，也未提出任何具体的政治企图或建国方略。事实上，重新发现民俗传统，将民俗传统转化为“民族传统”，并使久被历史遗忘的乡民跃居为民族主体的，多半都是（外来）统治阶级或上层精英。譬如，统治波罗的海地区的日耳曼人，以及统治芬兰的瑞典人。芬兰文学会（FinnishLiteralureSociety，1831）就是由瑞典人创办的；芬兰文学会里的各种文献记录，也都是以瑞典文写成；甚至连芬兰“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大师斯奈尔曼（Snellman），也是以瑞典文撰写其著作。[5]我们当然无法否认，在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欧洲各地到处风行文化及语言复兴运动，但我们切勿把罗奇的A阶段和B阶段弄混了。在B阶段里，民族主义者已将成形的“民族概念”直接导人政治运动当中，但要到C阶段，民族概念才达到全民支持的规模。以英伦三岛的情形为例，他们的文化复兴运动和日后的民族起义或民族主义运动，不但没有必然关系，甚至可说是毫无瓜葛。例如英国的“民俗学会”（FolkloreSociety，1878）以及民谣复兴运动，其民族色彩就比不上“吉普赛知识学会”。
第三个理由是跟族群性有关。因为一直要到19世纪末，才发展出具有影响力的生物学理论或伪理论（pseudo-theories），可以说明民族与遗传之间的关系。这点我们留待后文再详加讨论。
在1914年之前的40年间，“民族问题”愈来愈重要，而且不止是多民族的大帝国，如奥匈帝国及土耳其帝国如此，它几乎已成为所有欧洲国家都会碰到的内政问题。以联合王国为例，它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不止是纷扰已久的爱尔兰问题而已，当然爱尔兰民族主义一定会利用这段时间大肆发展例如以民族或民族主义为名的报刊数量大增，从1871年的1家，发展到1881年的13家，和1891年的33家[6]——并演变成英国政治上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不过，人们多半都忽略如下事实：这段时期也是威尔士民族利益首度得到官方承认的时期（1881年通过的“威尔士周日关闭法案”〔WelshSundayClosingAct〕，被形容成“威尔士国会法案”〔WelshActofParliament〕[7]）；苏格兰也在这段期间赢得温和的自治运动（HomeRulemovement），并争取到在政府组织当中设立苏格兰事务部（Scottishoffice），同时借由“戈申公式”（GaschenFormula），确保各族在联合王国当中都能享有固定的公共支出比例。以内政改善为诉求的民族主义，可能会采取右派运动的形式，比方说在法国、意大利及德国都如此——“民族主义”一词最初就是用来形容这个时期的右派民族运动——更常表现为政治上的排外主义，反犹太主义就是这种排外主义最可悲的代表，但绝不是唯一的。即使是像瑞典这么安详的国度，在这段时期也被挪威要求独立建国的运动，震得天翻地覆（挪威的建国呼声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出现，并于1907年正式建国）。不过和哈布斯堡帝国因民族冲突而导致国政瘫痪的情形相较，瑞典的震荡可说是极其轻微的了。
在这段期间我们还可以发现：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简直就像平地一声雷一般，自先前全无民族主义渊源的地方乍然冒出，或从那些原先只对风俗有兴趣的人群中崛起，甚至首次影响到非西方世界的思维。我们至今还无法厘清反帝国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纠葛关联。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西方民族主义言论对反帝国主义运动所发挥的影响力，其中尤以爱尔兰独立运动对印度的建国影响最为深远。不过，假使我们把讨论范围局限在欧洲，我们将可发现：活跃于1914年的无数种民族运动，在1870年之前，根本未见踪影，不管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其他波罗的海民族乃至犹太人（包括犹太复国主义与非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或巴尔干半岛上的马其顿人及阿尔巴尼亚人，和哈布斯堡帝国辖下的罗塞亚人及克罗地亚人（千万不要把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和早年他们以建立南斯拉夫为目标的“伊利里亚”运动混为一谈）的民族主义；还是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威尔士人，以及日趋激进化的比利时“弗兰德斯运动”；甚或那些完全出乎意料的地方性民族主义，比方说撒丁，以及乍现于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先前已提到过，这些民族运动绝大多数强调的不外语言或族群特性，这对大多数民族运动而言，都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在“盖尔联盟”（GaelicLeague，1893）成立之前——这个组织原本不具任何政治主张语言在爱尔兰民族运动中，根本无足轻重，不成气候。既不曾出现在奥康内尔（O'Connell）主张撤销英格兰及爱尔兰合并的起义中——虽然这位“解放者”是操盖尔语的凯里郡人（Karryman）——在芬尼亚的建国方略中也不具影响力。要到1900年之后，才有人开始尝试从复杂的地方方言中找出一统的爱尔兰语。芬兰民族主义的最初目的也与语言无关，是为争取在沙皇治下享有其大公国自治权。崛起于1848年后的芬兰自由党人，认为芬兰人是一支采行双语的民族。大约到19世纪60年代（一纸“帝国诏书”〔ImperialRescript〕，使得芬兰语公开与瑞典文进行对抗），芬兰民族主义才开始诉诸语文特性。不过在1880年之前，语言冲突基本上仍只是阶级之间的冲突，亦即属于下层阶级的芬兰人（主张用芬兰语作为国语，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与高居上层阶级的瑞典精英（主张该国系由两个民族组成，因此应采用双语）之间的冲突。一直要等到1880年后，帝国式的沙皇主义被俄罗斯化的民族主义所取代，要求自治权的呼声，才与语言文化联袂并击。[8]
再者，加泰罗尼亚主义作为一种（保守的）文化语言运动，最远只能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而其代表节庆“诗的竞赛”（就像威尔士的“学者的聚会”），要到1859年之后才重新恢复。在20世纪之前，加泰罗尼亚语尚未发展出权威性的标准用法；[9]而加泰罗尼亚地区主义（regionalism），也要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才开始注意语言问题。[10]巴斯克民族主义比加泰罗尼亚晚30年才兴起，而巴斯克自治主义从早年企图恢复古代封建特权，转而强调语言及种族特性，也是十分突然。亚拉那（SabinoArana）在1894年，也就是第二次王室正统派战争（SecondCarlistWar）结束不到二十年后，成立了巴斯克民族党（BasqueNationalParty，PNV），巴斯克一词也就这样成为那个直至当时为止始终未曾存在过的国家的名称。[11]
至于在欧洲另一端，波罗的海诸民族要到19世纪最后30年，才脱离民族主义的A（文化）阶段。至于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上，马其顿问题也要到1870年后，才展开血腥厮杀。在这片土地上聚居的各民族，包括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土耳其统治者（SublimePorte）等，从未料到有朝一日竟会依据他们所说的语言来区分不同民族。[12]在此之前，马其顿居民都是以宗教、历史，再不就是共同的风俗民情，来辨别我族与他族。要到20世纪之后，马其顿才摇身成为斯拉夫语言学家的战场。
与此同时，也就是19世纪下半叶，族群民族主义受到实际及理论两方面的大力增强。实际层面指的是日渐频繁的大规模长距离移民，理论层面指的则是19世纪社会科学对“种族”（race）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从两方面来看。其一，以往人们只是根据不同肤色，将人类分为少数几个种族，可是在19世纪下半叶，种族区分已发展到要把白种人再细分成“雅利安人”（Aryans）和“闪族人”（Semites）；而雅利安人还得再细分成北欧人（Nordics）、阿尔卑斯人（Alpines）以及地中海人（Midheranians）等。其二，达尔文进化论加上后来的遗传学，共同为种族歧视提供看似强有力的“科学”佐证，让人民可以心安理得、理所当然地驱逐外人，甚至仇杀外人。然而这些，都是相当晚近的历史。反犹太主义到1880年后，才开始带有种族歧视色彩（以往系以宗教文化为诉求）。至于德国及法国的种族主义预言家（譬如像拉宝吉〔VacherdeLapouge〕，及张伯伦〔HoustonStewartChamberlain】等人），也是1890年之后的人物。要到1900年后，“北欧人”一词才出现在种族沙文主义者的论述当中。[13]
种族歧视和民族主义的关联显而易见。在“雅利安人”和“闪族人”这个例子中，“种族”和语言经常被混为一谈，以致缪勒（MaxMuller）这类严谨学者愤怒地指出：“种族”这种遗传学观念，根本不可能从语言问题中演绎出来，因为语言并非遗传得来。有时种族主义者甚至会把对种族纯正度的坚持（包括对异族杂交的恐惧），推展到语言民族主义之上，要求必须戮力维持语言的纯正性（排斥外来语的影响）。19世纪的英国人还很喜欢吹嘘自己是一个拥有多族混血的民族（包括不列颠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诺曼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等等），同时他们也非常自豪于英语是一种融合了多种语系的语言。然而曾几何时，“种族”与“民族”竟然变成同一件事，人们把它们视为同义词，而且还漫无边际地把种族特质等同于民族特质。正因为如此，在1904年英法协约（Anglo-FrenchEntenteCordiale）签署之前，才会有位法国观察家如此写道：由于英、法这两个种族乃“遗传天敌”，所以，英、法两国之间的同盟协定，是不太可能实现的。[14]
民族主义之所以在1870到1914年间迅速壮大，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是当时社会与政治变迁的自然产物，而当时国际政坛上一片高涨的仇外情绪，更发挥了推波助澜的功用。当时欧洲社会正在历经的三大巨变，促使那种基于想象多过根据实情所建构出来的民族共同体——诞生，这三大巨变分别是：第一，在现代化的威胁下，传统势力开始起而反扑；第二，在已开发国家的大都会中，新兴社会阶级正不断壮大；第三，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潮，将各色民族播迁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大量外国人和原住民以及其他移民混居一地，彼此之间有的只是各异的民情风俗，完全缺乏长久共居所凝造出的传统与习惯。就算我们暂时不把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重创考虑进去（这场萧条严重打击到穷人、面临财政危机者及小康之家），仅凭这段期间社会变迁的幅度与速度，就足以说明各民族之间发生冲突与磨擦的可能性何以倍增。至于致使民族主义走向政治化的关键，在于自视为或被人视为同一族人的男男女女，已经深信：他们眼前的境况之所以这么令人不满，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对他们施与不平等待遇者，正是外族或非我族的统治阶级。总之，在1914年之际，如果说欧洲人会对民族主义诉求完全无动于衷，才会让观察家们跌破眼镜。当然，民族主义诉求与建国方略倒不一定必然相关。因此，虽然联邦政府从未赋予移居美国的公民任何语言或民族特权，但任何一个城市的民主党政客都知道，向爱尔兰人诉求爱尔兰特质，向波兰人诉求波兰特质，绝对是会有好处的。
先前我们已经提过，这段期间政治上的主要变迁，诸如政治民主化、行政现代化、公民动员，以及公民对国政的影响日增等等，处处都有助于使人们从民族主义的潜在支持者，转为确确实实的拥护者。不过，群众政治的兴起，是无法为民众何以普遍支持民族主义提供答案，但至少有助于我们重新整理问题。民族口号在政治上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对不同的社会结构，民族主义会造成同样的影响吗？民族口号是如何转变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民族口号会跟其他运动相结合，以致造成大规模公民动员？或是会和其他运动产生互相排斥的效果？民族口号是凌驾于其他运动，还是备受打击或压制？
把民族与语言问题合并思考，有助于我们回答上述问题。因为语言民族主义所致力的，正是如何用他们的民族语言来控制国家，或至少为其语言赢得官方认同地位。语言问题对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的不同成员不一定同等重要，对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亦然。不过语言民族主义的核心关怀，都是围绕着权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打转，在他们眼中，语言的沟通与文化意义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沟通或文化对语言民族主义真的具有重要性的话，犹太复国主义就绝不会选一种谁都不会说的现代希伯来语来作为他们的民族语言，那种诘屈聱牙的发音，跟现行的欧洲语系截然不同。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的意第绪语，却正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德系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他们分布在东欧各地，并大量移往西方世界，占了全世界犹太人的绝大多数。在1935年之前，总数达1000万名的意第绪文读者所发展出来的各式文献，已足以显示出意第绪文才是当时最具“文学性”的犹太语言。[15]同理，如果语言民族主义真的在乎沟通与文化传承的话，爱尔兰就不会在1900年之后钻到语言的死胡同里，错将爱尔兰语改造得让人无从了解，甚至连那些负责教乡下同胞说爱尔兰新语的老师，自己也学得半生不熟。[16]
反之，以意第绪语为例，19世纪正是方言文学的黄金时代，这适足以证明：通行的口语或已具文字的地方方言，日后并不必然会衍生出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这类口语或方言文学，往往会自认为或被视为语言配角，是用来补充通行全国的文化或沟通语言，而非用来与之抗衡。
在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小自将既存的文学或文化语言加以“校正”或标准化，大到从复杂重叠的日常方言中，创造出新的语言，甚至将早已作古或几告绝迹的语言重新召唤回来，以新语言的面貌出现。总之，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正好和民族神话所说的相反，民族语言并非民族意识的基础，而是如同豪根（EinarHaugen）所说的，是民族意识的“文化加工品”。[17]现代印度诸语的发展，便是最佳例证。
书写用的孟加拉文（Bengali），在19世纪经历了梵文化（Sanskritization）的改造。作为一种文化语言，经过梵文化的孟加拉文，不仅把文化上层阶级与一般大众区别开来，孟加拉上乘文化也因此染上浓厚的印度化色彩，使得孟加拉文和崇信伊斯兰教的孟加拉大众益形疏远。因此，自分离建国后，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便开始对其语言展开“去梵文化”运动。甘地的例子更具启发性，他企图在民族统一运动的基础上，将北印度语（Hindi）扶植为通行全国的单一语言，因为北印度语是通行于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混合语，甘地想借此拉近两教之间的距离，并利用北印度语取代英语，作为印度国语。但是这种企图却遭到一个亲印度教、反伊斯兰教（当然也就反乌尔都语〔Anti-Urdu〕）团体的强烈抵制。[*1]这个反动团体在1930年取得了北印度语文学会（HindiSahityaSammelan，HSS）的主导权，北印度语文学会原是国大党用来推动北印度语的组织，但后来甘地、尼赫鲁（Nehru）以及其他国大党领袖却被迫陆续脱离。及至1942年，甘地想要创造出“全国通行的北印度语”的计划终告毁灭。[*2]与此同时，北印度语文学会已完成北印度语的标准化工作，并建立一系列考试中心，检定并颁发北印度语的学位证明，其目的无疑是为了教育标准化。1950年成立的“科学术语委员会”（BoardofScientificTerminology），就是以扩充北印度语的词汇为宗旨，并在1956年交出《北印度语百科全书》（HindiEneyclopaedia）这部漂亮的成绩单。[18]
当语言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用途时，语言在建构新社会的工程中，角色就愈显吃重，我们可从诸多原住民运动，以及他们想要将平日使用的语言提升为国语的企图中看出。最近的例子就是法国政府对抗“法语英式化”的努力。在这些语言问题背后所挟带的热情，其实挺容易理解，不过这和实际上去说和写或了解某种语言，甚至和文学精神，都谈不上有什么关系。深受丹麦文影响的挪威文，自古至今，依然是挪威文学的创作工具。19世纪所兴起的“反丹麦化”运动，完全是民族主义作祟。布拉格“日耳曼俱乐部”（GermanCasino）的情形也一样。该俱乐部在19世纪90年代，不顾捷克语乃该城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迳行宣称，学习捷克文是一种叛国行为，[19]由此可见语言民族主义是多么轻视语言的沟通功能。威尔士的“语言狂热分子”，甚至还把所有的地名都加以威尔士化，他们当然知道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几乎所有的威尔士人都知道伯明翰（Bimingham）指的是哪里，一点也不需要把它改写成威尔士语的“包马沟”（Bamako），就连外国地名也不需要这种画蛇添足的做法。然而，不论这种建构或操弄语言的动机是什么，也不论他们将语言作了多大幅度的修改，国家政权在其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若不是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坚持其拉丁渊源（这和它四周的斯拉夫和马扎儿人大不相同）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恐怕无法（在1863年）坚持以罗马字母取代当时通行的西里尔字母，作为其拼音文字。（在奥地利宰相梅特涅〔Mettemich〕主政时期，担任警察总长的塞德尔尼茨基伯爵〔CountSedlnitky〕就曾以类似的政治手段企图改造文化语言，他大力支持以罗马字母刊行的东正教丛书，希望借此与西里尔字母对抗，间接削弱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大肆扩张的泛斯拉夫势力。[20]）若在教育及国家行政上没有得到权力支持及官方认可，地方方言绝难有脱胎换骨的机会，更别想与强势的民族语言或世界文化竞争。至于已作废的语言更是完全没有复兴的可能。如果英国托管政府在1919年时没有将希伯来文正式列为巴勒斯坦的三大官方语言之一，那么，希伯来文的未来如何可想而知，因为当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文的总人数，还不到两万人。直到19世纪末，在芬兰境内“使用瑞典文的知识分子人数，是使用芬兰文的好几倍之多”，因为芬兰知识分子认为瑞典文比芬兰文好用得多。[21]要不是后来芬兰政府规定，中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都必须以芬兰语教学，上述情形恐怕仍无改善可能。
无论民族情感赋予语言什么样的象征意义，语言还是具有多种实用及社会功能，而这些功能对官方语言所采取的态度，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语言民族主义的争夺焦点是书写语言，以及在公共场合所使用的口语。至于在私人领域里要用什么语言沟通，通常都不会造成问题，就算这些语言与公共语言同时并存也没有关系，因为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各的通行范围。就像小朋友都知道跟父母要说方言，跟老师同学则要说国语。
再者，由于当时社会流动和地理迁徙的规模都相当庞大，从而迫使或鼓励了人数空前的男人，甚至女人（尽管她们的生活范围仍多局限在私人领域），投入学习新语言的行列。在学习新语言的过程中，并不一定会引发意识形态之争，除非是在某种语言刻意遭到压制，或被迫要以另一种语言取代时，冲突才会发生。这种情形多半发生在人们想融入使用另一种语言的大文化之中，或想攀升到与特定语言认同的上层阶级时。这类例子所在多有，例如已经与其他民族同化的德系犹太中产阶级，他们便以不会说或听不懂意第绪语为豪。不过，通常新旧语言都会保持共生状态，且各有各的价值功能。对威尼斯的中产知识分子而言，说意大利语并不意味他们不能在家里或市场上讲威尼斯方言；而劳合·乔治（LloydGeorge）在威尔士推行双语政策，也不表示他背叛了威尔士母语。
不管是对社会的上层阶级或劳工大众而言，口语一般都不会酿成严重的政治问题。上层阶级所使用的通常都是主流大文化所使用的语言，如果他们的民族语言或在家中使用的语言和大文化语言不尽相符，那么他们的男性成员——20世纪以来，也包括女性成员——也一定会兼说其中的数种语言。上层阶级的人都会以一种“受过教育”的方式说他们的标准国语，有时可能会略带乡音或挟杂某些俚语，有时不会，视其代表的身分地位而定。[22]当他们在跟下层民众接触时，他们有可能也会说一些方言俚语，也可能不说，这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出生地、教养状况、阶级传统等等，当然，这也还得看跟他们进行沟通的下层民众，是否能互相了解彼此所使用的语言，包括像腔调或洋泾浜式的语言等等。至于口语的官方地位到底如何并不重要，因为不论是官方语言或文化语言，都得听从口语差遣。
对文盲大众来说，语言的世界也就是口语的世界。所以，无论是官定语言或其他任何书写文字，对他们都无关紧要，除非当他们逐渐发现，不会讲官定语言或看不懂书写文字，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前途，他们才会开始关心。例如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主张，必须以拉丁字母而非希腊字母或土耳其字母作为该国拼音字母一事，对不识字的阿尔巴尼亚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随着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接触日益频繁，加上乡村自给自足体系也逐渐崩解，因此，亟需找出一种共同的沟通语言，而最简单的解决之道，就是努力学习国语。在这点上，小学和军队的贡献最大，它们把国语带入每一位国民家中。[23]只局限在小地方或少数社交场合才使用的语言，一定无法跟通行各地的语言进行对抗。而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一般民众曾起而抵制语言随着时代变迁所作的调整或适应。在这两种语言之间，会说通行度较广的语言，一定可享有压倒性优势，而且不会有明显的坏处，只要该语言不致影响到只会说单一语言的人民使用其母语的权利。不过，对只会说母语的布列塔尼人来说，一旦他们步出家乡或转业改行的话，他们的处境就只比不会说话的动物好一点，只能靠指手划脚和外人沟通。如果我们考虑到穷人必须找工作糊口，考虑到他们也想在现代社会中过更好的日子，那么把农民改造成说法语的法国公民，似乎没有什么错；而移居芝加哥的波兰人或意大利人，之所以勤学英语并争相做美国人，其实也无可厚非。
如果说会说某种非地方语言就可带来这么明显的好处，那么能够读写某种通行多地甚至是畅行世界的语言，其优点更是不在话下。在拉丁美洲那些以还不具有文字的印第安语进行教学的地方，就碰到这种挑战，而且施压者不是印第安人，而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只会说一种语言，就好像是上了脚镣手铐一般，无法行动自如。除非你唯一会说的母语，正好就是通行世界的强势语言。对1846到1910年的比利时人而言，会说法语显然可享有诸多好处，因此有愈来愈多的弗兰德斯人开始勤练法语，于是他们多半都变成双声带民族；反之，以法语为母语的比利时人，通常都还是只会说法语。[24]与强势语言比邻而居的地方方言或少数语言，日益面临衰退命运，不过这种衰退并不一定是因为受到国语压迫。相反，我们经常看到各民族以非常令人敬仰的精神，致力于维系方言或少数语言，而且，通常也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可是这些努力，充其量也只能减缓诸如索布语（Sorbian）、雷托罗曼语（Rhaetoroman），[*3]或苏格兰盖尔语这类方言的衰退速度罢了。虽然有许多方言知识分子都曾经历过在教室中不得使用母语的惨痛遭遇，那些没有想象力的老师严禁他们在法语或英语课上使用母语，但没有证据显示，学生家长会因此赞成只以母语教学。当然，如果学生被迫学习的非母语是一种通行度有限的语言，那么反弹率自然会增加。
因此，贵族或大资本家，通常都不会对语言民族主义感兴趣；而工人或农人，也不太会受到语言民族主义影响。在19世纪末年兴起的两种民族主义支流，即帝国主义式的种族沙文主义以及小民族的民族主义（small-peoplenationalism），都很难让“大资本家”产生共鸣，更别提小民族的语言狂热了。根特及安特卫普（Antwerp）两地的弗兰德斯裔资本家，不但都使用法语，甚至还反对说弗兰芒语。至于绝大多数的波兰裔实业家，都自认是日耳曼人或犹太人，而不是波兰人，[25]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经济利益是建立在全俄罗斯或其他超民族的市场规模上。甚至连罗莎·卢森堡都被这种表象误导，从而低估了波兰民族主义的实力。对苏格兰资产阶级来说，无论他们多么自豪于其苏格兰血统，他们都会认为，主张废除1707年联合法案（Unionof1707）的人，都是感情用事的白痴。
此外，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即使语言很容易被用来作为族群冲突的象征，但劳工阶级也不太容易被语言问题打动。对根特和安特卫普两地的工人来说，如果没有通过翻译，他们根本无法和他们在列日（Liege）及沙勒罗瓦（Charleroi）的同志沟通，可是，语言问题却一点也没有妨碍到他们共组劳工运动。甚至在1903年，比利时也不曾因提及弗兰德斯问题，而使社会主义例行工作受到影响，这种情形在今天倒是很难想象。[26]事实上，南威尔士的自由派资本家和劳工阶级，都一致反对年少轻狂的劳合·乔治，反对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式的北威尔士自由主义，因为劳合·乔治企图用语言来界定威尔士人。而他们也的确在19世纪90年代取得成功。
最易受官方书写语言影响者，首推社会地位普通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包括借由从事非体力行业而提升其社会地位的低中阶级，受过教育显然是这个阶级的主要特色。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者每称“民族主义”必定会在前面冠以“小资产阶级”（petty-bourgeois）一词，因为这样大家才知他们所指的是什么。欲借语言民族主义挑起战端者包括：地方记者、学校教员以及热情的下层公务人员。当哈布斯堡帝国已经为了民族问题弄得半壁江山陷入瘫痪之际，这些人还为了中学教育该使用哪种语言，以及火车站站长一职应属于哪个民族的问题，争闹不休。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境内，加入超级泛日耳曼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坚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出身知识界——高级教员比教授多——此外，还包括一些半自学成才的人，他们来自于日益壮大且阶级流动极为频繁的市民社会。
我并不打算将语言民族主义降低成谋生找工作的问题，就像庸俗的物质派自由主义者，喜欢将战争降低成只是军火商谋取暴利的问题一样。但除非我们认清地方方言系与低阶公务人员的利益切身相关，否则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语言民族主义，甚至连想攻击它都有困难。每当方言朝官方地位迈进一步，尤其是朝教育语言迈进，有资格分享这种利益的男女人数就会倍增。印度在独立之后，出现了许多根据语言划定的邦、省，各地也掀起一股反对以某种方言（比方说北印度语）作为国语的声浪，这两种情形都反映了下面这个事实：在泰米尔邦，精通泰米尔文就等于打开通往公职之路，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也不会使接受泰米尔语教育之人出任公职的机会少于接受其他方言教育之人。如果想提高语言的谋利潜能，那么光是作为小学的教学语言是不够的（虽然此举已经可以创造出一大群教授此种语言的小学教师及督学空缺），还得争取成为中学教育的正式语言，19世纪80年代的弗兰德斯和芬兰面对的正是这个问题。就像芬兰民族主义者清楚意识到的，唯有如此，方能把社会流动与方言连结在一起，进而导向民族主义之路。“在安特卫普及根特两地，出现了一批具有世俗心灵，并在公立中学接受弗兰芒语教育的新世代，其中有许多个人与团体，开始塑造并传承一种新的弗兰德斯意识形态。”[27]
然而在创造出一群方言中产阶级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语言进展，却加深了下层中产阶级的自卑感，他们对自身的地位深感不安，充满怨恨，于是新兴民族主义遂对他们充满吸引力。以接受弗兰芒语教育的新生代为例，他们发现自己孤悬在上下两个阶级之间，在他们下面的弗兰德斯大众，已开始全力学习法语，因为会讲法语可以带给他们不少好处；而居于其上的比利时上层阶级，仍然是以法语作为行政、文化及公共事务的标准用语。[28]于是他们碰到的实际情况是：同样一个职位，以弗兰芒语为母语的人必须要具有双语能力，而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却只要听得情最最简单的弗兰芒语就可以。这种情形自然会加深劣势语言的不平之感，日后的魁北克亦是如此。
也许有人会认为：反正说弗兰芒语的人在当地享有人数优势，就像说法语的魁北克人一样，因此他们对未来应当充满信心。就这点而言，他们的确比历史上许多古老或衰弱不堪的方言幸运得多，比方说，爱尔兰语、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弗里西亚语、罗曼斯克语（Romansch），或甚至像威尔士语等。根据达尔文物竞天择的法则看来，这些语言显然不具任何存在可能。以语言本身而论，弗兰芒语及加拿大法语并没有面临任何生存威胁，但问题是，弗兰德斯人和法裔加拿大人要的并不是语言精英的地位，他们希望成为社会精英，可是使用优势语言的社会精英，根本不把这些接受方言教育的人视为他们的一分子。真正受到威胁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说弗兰芒语的比利时中产阶级或讲法语的魁北克中产阶级，是他们不断受到挤压的社会经济地位。唯有诉诸政治，他们才可能取得他们渴望的地位。
如果当地语言问题的重点是如何挽救正逐渐式微的方言，它们的基本发展也会和上述情形类似。例如巴斯克语或威尔士语，在他们国家的新兴工业都会中，都已濒于灭亡边缘。当然，保存古老语言，便意味着将以旧社会的传统来对抗现代化所带来的变故，正因为如此，罗马天主教教会才会起而支持布列塔尼人、弗兰德斯人和巴斯克人等的民族运动。就这点而言，语言民族主义显然不只是中产阶级运动。虽然巴斯克乡民仍说着传统的巴斯克语，而那些一口西班牙腔的巴斯克民族党领导人物，就像日后大多数的语言狂热者一般，都是在长大成人之后才开始学习这种语言。但巴斯克语言民族主义，却不是兴起于传统乡间，巴斯克乡民对这种新兴民族主义根本没有兴趣。巴斯克民族主义乃是建立在（海岸都市）“保守的天主教小资产阶级当中”，[29]他们强烈反对工业化，反对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大批无神论移民；他们同时也反对与西班牙王朝沆瀣一气的巴斯克大资产阶级。和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主义不同，巴斯克民族党从资产阶级那儿只得到稍纵即逝的支持。而巴斯克民族主义赖以建立的语言及种族特质，对属于激进右派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只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诉求罢了：巴斯克人之所以比其他人更优秀的原因，在于其种族的纯正度，这种纯正性可从他们独一无二的语言看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愿跟其他民族混血，尤其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带有强烈排外倾向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和巴斯克民族主义非常类似。该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初具雏型（“深受小资产阶级支持，尤其是从事中小企业的贸易商”），之后旋即在克罗地亚建立起相当基础，19世纪末年的经济大萧条，使它顿时获得陷入经济危机漩涡中的低层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这种情形“映照出，代表富豪资产阶级的南斯拉夫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克罗地亚这个例子里，因为无论是语言或是种族，都不足以明确区别克罗地亚人和其他民族，于是他们遂搬出克罗地亚的历史使命，亦即保卫基督教免于东方伊斯兰教势力入侵的历史使命，作为他们的诉求口号，好为这个普遍失去自信的社会阶层，提供不可或缺的优越感。[30]
这个社会阶层同样是另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亦即在19世纪最后20年兴起的政治反犹运动，这场运动在德国（斯托克尔〔Stöcker〕）、奥地利（舍内雷尔〔Schönerer〕及卢杰（Lueger〕）及法国（德鲁蒙〔Drumont〕及德雷福斯事件）进展得最为炽烈。[*4]这个阶层的人们，对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及对自我定义皆深感不安，他们痛苦地被夹在两个阶层中间：一边是从不质疑、劳苦终日的下层民众，另一边则为根本毋须质疑即可安稳度日的上层与中上层阶级。于是他们只得借助所谓的民族独特性或优越性来安定自己，也因此他们才会对外来的威胁特别过敏，从而与好战民族主义两相携手，因为后者也是受到外来威胁才兴起和壮大的。这些威胁主要来自工人、外国势力、外国人、移民、资本家及银行家（几乎是犹太人的同义字）等等，这些人同时也被认为是挑起革命与动乱的捣蛋分子。这些中产阶级认为他们腹背受敌、身陷危机。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政坛上最流行的词汇，不是“家庭”、“秩序”、“传统”、“宗教”、“道德”或其他熟稔的字眼，而是“威胁”（menace）。[31]
于是在低层中产阶级当中，民族主义便从一个原本与自由主义及左派有关的概念，转变成种族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及右派排外运动，更精确地说，就是转变成所谓的“激进右派”。从19世纪70年代出现于法国政坛上的“祖国”（patrie）或“爱国主义”等模棱两可的用语，便可嗅出这股保守势力逐渐崛起。[32]“民族主义”一词的出现，正反映了当时国际政坛大势，特别是法国以及稍后的意大利，而这两国所使用的罗曼语，自然与“民族主义”一词的形成有关。[33]在19世纪末，它还是个很新鲜的词汇呢。然而，就算是在拥有民族主义历史渊源的地方，这段时期也发生了突然转向的情形，例如代表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大众体育组织（Tumer），便在19世纪90年代迅速右转，这可说是反犹运动由奥地利扩张到德国的一大象征；又如帝国三色旗（黑、白、红）取代了1848年的自由民族三色旗（黑、红、金）；乃至最后一古脑儿投入到帝国主义扩张行动中去。[34]那么，中产阶级究竟对这些运动发挥了多大影响力？也许有人会认为；正是由于“都市里的低层和中层资产阶级纷纷起而反对正在兴起且带有强烈敌意的无产阶级”，[35]意大利最终才奋不顾身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这种说法仍有待辩论。然而，从意大利及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的社会组成看来，中产阶级无疑提供给该运动源源不绝的生力军。[36]
在民族国家及民族强权的建立过程中，中产阶层所表现的爱国热情，甚至已超出致力帝国扩张的各国政府所欢迎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爱国情操应该是自发的，不完全是政府自上而下鼓动出来的。即使在1914年前夕，也几乎没有任何政府敢像民族狂热分子那样，大肆宣扬“种族沙文主义”，并借此动员群众。不过，反过来说，却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单靠狂热的民族主义，就能把国家建立起来。
然而，在政府还无法完全掌握新兴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也还未能充分控制政府之际，崇信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及低层中产阶级，就必须想尽办法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如果他们所认同的国家尚未建立，那么独立建国便成为他们致力的目标。对那些在都柏林夜校孜孜研读盖尔语的男男女女，以及那些把他们刚学会的语言传授给其他国民的狂热分子而言，回归爱尔兰古语已不再只是宣传口号。就像爱尔兰自由邦（IrishFreeState）的历史所昭示的：虽然服公职及应试的资格已开放给全体国民，可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公职及考试，多半还是专业人士及知识分子才有资格取得。如果小资产阶级已经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中，那么民族主义所赋予他们的社会认同，就会像阶级运动曾经带给无产阶级的认同一样。由于下层中产阶级多半就像工匠及小店主一般孤立无援，他们和劳工一样，是刚刚才出现在历史上的新阶层，主要是得益于高等教育及白领专业工作的大量扩张。因此在他们的自我定位上，他们比较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阶级，而更像是一群最爱国最忠诚的团体，是祖国“最可敬的”子女。
在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无论当时盛行的民族主义本质是什么，它们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反对新兴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它们之所以反对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是无产阶级，还因为他们大都是信仰国际主义者，至少是非民族主义者。[37]因此人们自然会认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肯定是水火不容，两者互相排斥，非争得你死我活不可。史家的主流观点也的确如此，他们认为那个时期的群众民族主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尤其不是民族主义的对手。1914年大战爆发，立刻就证明了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国际主义简直就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而在1918年的战后和会上，“民族原则”又再度大获全胜。
不过，跟一般人的想法刚好相反，虽然不同派别的立场相左，信仰互异，但它们的政治诉求却并不必然彼此排斥，特别是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阶级诉求，和宗教教派者的劝解诉求，就不一定会和民族主义诉求发生冲突。甚至在这些口号之间，也没有清楚的界线足以断然划分你我，即使他们总是公开宣称双方绝无任何合作可能，就像宗教主义者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看似势不两立，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对一般男女而言，选择集体认同并不像选鞋子，一次只能穿一双。他们可以同时对各种类型的主义或原则，投入强烈的情感认同，并对之誓死效忠，包括民族主义在内。他们同时关心生活各个层面，至于会在什么时候采用哪种认同，就得视环境而定。长久以来，一个人同时拥有多种认同，并不会造成任何重大冲突。所以人们尽可放心地同时做一个爱尔兰之子、娶德裔女子为妻、同时是矿工社区会员、拥有劳工身分、加入巴恩斯利足球俱乐部（BamslyFootballClub）、信仰自由主义、卫理教派、做个具有爱国情操的英国人，也许还是个共和派，甚至支持大英帝国对外扩张。
只有当各类认同发生直接冲突时，才会出现抉择难题。少数政治激进者因为投入的情感较深，自然会对这种认同冲突较为敏感。因此我们可以说，对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工人而言，1914年8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并没有使他们陷入选择困境，因为在他们眼中，支持政府参战和展现阶级意识并对资本家表示敌意，是没有冲突的。不像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那样，深感重创（详细原因请参见第120—121页）。例如南威尔士的矿工，便在罢工后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当初他们将煤田问题带入社会同样惊人的速度，投向国家发出的征兵令，此举颇令主张革命的工团主义者（syndicalists）及主张国际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人大吃一惊，因为先前这些矿工还备受各界不爱国的指责而无动于衷呢！然而，即使如此，有些激进派仍然努力想使那些在理论上看似毫无妥协余地的不同主张，能够携手合作，例如法国共产党便同时表现出对法国民族主义和苏联的效忠。
的确，各种新兴的群众政治运动，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宗教虔信运动等等，都在争取同一群人支持，它们也都假设，它们的潜在支持者可同时接受不同党派的诉求。民族主义和宗教的携手就很明显，看看爱尔兰和波兰即知。至于到底哪一种认同对人民而言最为重要？答案却莫衷一是。比较令人惊讶且较少人注意到的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诉求竟有那么高的重登度，向来对政治现实独具观察力的列宁，便是因为看出这点，才将殖民地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基地之一。在历届共产国际大会上所引发的“民族问题”著名辩论，不仅只是声讨那些陆续受到民族口号感召的工人—-在共产国际眼里，他们理当只听从共产国际及阶级解放的召唤。他们更想解决的是，如何应付工人政党同时支持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事实。[38]更有甚者，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反而变成是推动人民起而加入民族运动的重要机制，就像许多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农民政党（比方说在克罗地亚）也在其党纲中明确列入民族主义诉求一般。简言之，爱尔兰领袖康诺利（Connolly）所梦寐以求的，将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两相结合的理想，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实现，却在其他地方应验了。
也许会有人要进一步追问：整体而言，结合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否会比只诉诸民族主义更有助于独立建国成功？因为民族主义诉求只对低层中产阶级最有号召力，只有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才能同时替代社会与政治纲领。
波兰的例子可协助我们回答上述问题。波兰在国家被瓜分达一个半世纪之后，又重新复国，但完成这项大业的，并不是任何以建国为志向的政治运动，而是波兰社会党（PolishSocialistParty），该党的领导者毕苏斯基，同时也是波兰的解放者。在芬兰，社会党（SocialistParty）已成为芬兰民族政党代言人，该党在俄国1917年革命前夕的最后一次民主选举中，囊括了百分之四十七的选票。在格鲁吉亚，是由另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党，扮演领导民族运动的角色；至于在亚美尼亚，则是由社会主义者国际（SocialistIntemational）辖下的“联合党”（Dashnaks），[*5]领导该地的民族运动。[39]在东欧犹太人的民族政治组织中，无论是犹太复国运动或非犹太复国运动（即同盟派〔Bundist〕），普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这种情形也不限于帝俄境内，当时无论是哪一种组织，只要出发点是以改变现状为诉求，都必然会和社会或政治革命扯上不解之缘。威尔士及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就不只局限在特定的民族主义政党之中，几乎所有大英帝国的反对党，都带有类似的民族情感：最早是自由党，之后则是工党。在荷兰（而不是在德国），弱小民族那种谦卑但真实的民族情感，使他们在日后倾向于左派激进主义。荷兰的左派当中，有相当高比例的弗里西亚人；而英国的左派势力，则是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的天下。荷兰社会党（DutchSocialistParty）早期的杰出领导人特洛尔斯特拉（Troelstra，1860—1930），年轻时代即是一位弗里西亚诗人，他创建了青年弗里西亚（YoungFriesland），旨在追求弗里西亚人的民族复兴。[40]民族主义借社会主义而壮大的趋势，在最近数十年中也可以观察到，虽然旧式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及政党，在1914年之前，原本都是和右派势力结盟（比方说在威尔士、巴斯克、弗兰德斯等地都是如此），但是到后来，都一一穿戴起社会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戏服登场。然而，在印度推动泰米尔民族主义最力的达罗毗荼激进党（DravidaMunetraKazhgam，DMK），早年却是以马德拉斯社会主义政党之姿态崛起于政坛；而斯里兰卡的左派势力，也转而支持僧伽罗沙文主义。[41]
在这里介绍这些实例，目的并不在检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尽管这些问题的确颇令社会主义者国际头痛不已。我的目的是要说明：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会同时展现两种互相排斥的意识形态，而且，史实证明，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运动，最后反而成为带领民众投入民族运动的急先锋。
许多人会引证民族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可以说是用来研究这种概念冲突的最佳取样，感谢诸多以此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使我们得以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了解。[42]接下来，我将介绍汉纳克（PeterHanak）所作的有趣研究。他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维也纳及布达佩斯等地所查扣下来，或被公家单位充公的军人家书，研究哈布斯堡的民族问题。[43]在大战第一年，一般人在家书往来中，并没有传达出强烈的民族情感，除了那些恢复国土主义者（iredenta）[*6]所写的家书。譬如塞尔维亚人（以波斯尼亚〔Bosnia〕和伏伊伏丁那〔Voivodina〕两地最多〕会在字里行间强烈表达他们对塞尔维亚王国的认同，或表达他们身为斯拉夫人及东正教信徒对“神圣俄罗斯”的崇拜。而意大利人，以及随后卷人大战的罗马尼亚人，也日渐兴起他们的民族情操。值得一提的是，塞尔维亚人对奥地利的敌意，拥有广大社会基础；不过，在意大利人及罗马尼亚人当中，兴起民族情感的，大多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此外，捷克人也发出强大的民族声浪（从查扣的家书中判断，许多人已经做了叛国者）。在哈布斯堡帝国积极从事地下反抗工作，或自愿前往俄国从事颠覆工作的捷克人，也有一半是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至于波希米亚人，因为他们语多保守谨慎，所以无法从家书中窥出端倪。）
大战开始数年之后，尤其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家书内容开始出现愈来愈浓厚的政治色彩。调查报告中发现：俄国革命乃是大战爆发之后第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几乎令所有低下阶层民众都为之震惊不已。在许多备受压迫的民族运动者中，比方说波兰及乌克兰等地，这场革命立刻使他们燃起想要立即改变现状的希望，甚至有人起而主张独立建国。不过，一般人最渴望的还是和平以及社会改造。
此外，甚至连工人、农人以及女工，也都开始在他们的家书中表达政治意见，尤其是对“贫与富”（或“地主与农民”以及“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对立）、“战争与和平”，以及“秩序与混乱”等问题的看法。他们对这些问题所持的立场非常明确：有钱人不仅过着优渥的日子，还不用上战场，穷人则受尽有权有钱之人、国家官员以及军方等等的欺压。这些家书所展现的新意，并不在于他们对现状抱怨的频率之高，或他们发现无论是出任军职或是在前线服役的穷人，都一样受到不公平待遇；而是其中已普遍兴起要求变革现状的希望，而且，这种希望不再是被动的。
在穷人间流通的家书中，最重要的主题便是抱怨战争使他们的生活及工作受到中断破坏，还使社会秩序大乱。由于他们殷切期待能重返过去的生活秩序，于是日渐表现出对战争、对服兵役、对战时经济等等的强烈不满，因而时时渴望着和平能早日到来。可是，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他们把不满转换成对抗。从“只求上帝能早日赐给我们和平”，转变成“我们早就受够了”，或“有人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大家带来和平”。
在这些抱怨中，民族情感并没有被直接提及，根据汉纳克的解释是：“直到1918年，在广大的民众当中，他们的民族意识还没有被激发出来，还没有形成稳定认同，或说他们尚未意识到效忠国家和效忠民族是有可能会发生冲突的，或者说，他们尚未决定是否一定要择一而忠。”[44]民族问题多半仍表现在贫富冲突上，尤其是当贫者、富者分属于不同民族的时候。不过，就算是在最倾向民族主义的那群人当中，也就是在捷克人、塞尔维亚人或意大利人的书信当中，虽然时时会看到民族主义的字眼，但无可否认的是，其中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变革的殷切期盼。
接下来，我将略过调查中对1917年之后民族情感变化的报告。不过汉纳克针对写于1917年11月中旬到1918年3月中旬（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1500封信件所作的分析，相当有启发意义。其中的三分之二是成书于工人及农人之手，三分之一是知识分子，这跟当时哈布斯堡帝国的人口比例大致相当。在这1500封信件中，有18%表达出对社会议题的关心，10%渴望和平，16%强调民族问题及对王国的认同，另有56%综合了两种诉求，我将这56%另行归类为：29%既要面包也要和平，9%要求面包和民族，另有18%要求和平及民族。如此一来，强调社会议题者共占56%，关心和平议题者占57%，民族议题则占43%。从捷克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日耳曼人以及克罗地亚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社会及革命议题特别关心。和平问题几乎是每一个民族的共同关怀，其中有三分之一将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有三分之一寄希望于革命，另有20%寄希望于这两者。在特别关心民族议题的43%当中，有60%敌视帝国，只有40%表示效忠帝国，要是我们将日耳曼人及匈牙利人剔除掉的话，就只剩下28%的人愿意对帝国表示效忠了。而在这些人当中，有35%希望能借由联军的胜利，完成其独立建国使命，但有12%的人认为唯有在帝国的架构下，才可能达成他们的目标。
如同人们所预期的，渴望和平之人通常也赞成社会革命，尤其在日耳曼人、捷克人及匈牙利人之间，更是如此。但是和平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就没有这么一致，因为民族独立似乎得建立在联军胜利的前提上。正因如此，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Brest-Litowsk）协商期间，[*7]许多关心民族议题的人士，便不同意当下贸然签定和平协约。其中尤以捷克、波兰、意大利及塞尔维亚等地的精英反对最烈。在十月革命爆发，并使社会议题立刻成为全欧大众关心焦点之际，却也同时展开了另一项趋势（这是泽曼〔Zeman〕及汉纳克都同意的），亦即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分道扬镳，甚至开始公然冲突。1918年1月的大罢工，标志这个历史转摈点。如同泽曼所观察到的：在某种意义上，哈布斯堡当局决定压制人民要求革命的呼声，并继续这场必败的战争，表示它们选择以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来抵制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政策。不过，就算是在民族主义最终还是成为大众主导意识的1918年，民族主义和社会议题依然是分不开的，自然更谈不上对立。对绝大多数的穷人来说，在帝国彻底垮台之后，民族议题及社会革命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我们可以从上述的简短研究中，归纳出哪些结论呢？第一，民众所关怀的民族意识究竟指什么？我们知道的仍非常有限。要想解答这个问题，除了必须进行大量类似汉纳克的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或许在从事研究之前，先以冷静的眼光重新检视当时与所谓“民族问题”相关的各种术语及用词（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各种支系），去除附着于其上的神秘魔咒。第二，这段时期的民族意识，无法与社会或政治意识分隔开来，因为这些不同的意识是纠缠在一起的。第三，民族意识的进展过程（除非是认同整合主义或极右派民族主义的阶级或案例），既不是直线发展，也不必然会牺牲或排斥别的社会意识。从1914年8月的局势来看，民族及民族国家的呼声似乎已凌驾于社会及政治认同之上，取得空前胜利。可是1917年后，这样的情形仍然存在吗？在原本已是独立民族的欧洲交战国中，民族主义大获全胜，甚至影响到那些以穷人为诉求的运动都在1918年时宣告失败。在民族主义大胜之际，原本属于被压迫民族的中层和低层中产阶级，摇身一变，成了根据威尔逊自决原则所创建的新兴小国的统治精英。在联军所撑起的胜利大伞庇荫下，各民族根本无需革命，就已实现其民族独立，这点在那些期待以社会革命方式赢得民族独立的人士眼中，简直就是历史的大倒退。不过在战败的交战国中，就没有发生同样的“历史倒退”。因为这些国家在垮台之后，随即引爆了社会革命。曾在战后建立苏维埃，甚至建立短暂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并不是捷克或克罗地亚，而是德国、奥地利以及匈牙利，意大利则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民族主义会在这些地方东山再起的原因，并不是用来作为社会革命的温和替代品，而是作为一种动员去职军官、低阶中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市民大众的反革命力量。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已成为法西斯的摇篮。
注释：
[1]K.Renner，StaatundNation，p.89．
[2]Ibid.，p.9．
[3]Cf.Th.Schieder，'TypologieundErscheinungsformendesNationalstaats'inH.A.Winkler（ed.），Nationalismus（KonigsteinimTaunus1985），p.128．
[4]“属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国民，都享有担任各项公职的权利；最好的方法，便是让大家都能轮流担任公职，然后再各自重返以前所从事的行业，如农业或工业。然而摆在我们眼前的，却是如下选择：假使出任公职者无法用国语表达其意，或不会用国语文字书写，那么，用这种错字连篇、语意含混不清的公文来宣导政令，如何能保障一般人民的权利呢？反过来看，如果想要把这种蒙昧无知彻底从公共行政中排除的话，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贵族政治又将复辟，因为以前贵族就是用方言作为怀柔政策，当他们和那些被他们称之为“下层阶级”的人们说话时，就使用方言。如此一来，社会很快就会再度出现“正确民族”的说法。在两个分立的阶级之间，自然会形成一种上下尊卑关系。所以，如果有人不会使用国语，便会造成整体社会的危机，或摧毁人民之间的平等。”引自AbbeGrégoire，Rapport，citedinFernandBrunot，Histoiredelalanguefrangaise（Paris1930—48），vol.IX，I，pp，207—208。
[5]E.JuttikalaandK.Pirinen，AHistoryofFinland（Helsinki1975），p.176．
[6]上述资料选自这几年的“新闻导引”（NewspaperPressDirectory），感谢伯贝克学院的莱格（MaryLouLegg），她那本未出版的有关爱尔兰地方新闻（1852—1892）的研究，提供我甚多助益。
[7]See'ReportoftheCommissionersappointedtoinquireintotheoperationoftheSundayClosing（Wales）Act，1881'（ParliamentaryPapers，H.o.C.，vol.XLof1890）；K.O.Morgan，Wales，RebirthofaNation1880—1980（Oxford1982），p.36．
[8]JutikalaandPirinen，AHistoryofFinland，pp.176—186．
[9]CarlesRiba，'Centanysdedefensail.lustraciodel'idiomaaCatalunya'（L'Avenc，71，May1984，pp.54—62）.这篇演讲文，最早见于1939年。
[10]FranceseVallverdu，'ElcatalàalsegleXIX’（L'Aveng，27，May1980），pp.30—36．
[11]H.-J.Puhle，'BaskischerNationalismusimspanischenKontext'inH.A.Winkler（ed.），NationalismusinderWeltvonHeute（Gottingen1982），p.61．
[12]CamegieEndowmentforIntermnationalPeace：ReportoftheIntemationalCommissiontoEnquireintotheCauseandConductoftheBalkanWars（Washington1914），p.27．
[13]J.Romein，TheWatershedofTwoEras：Europein1900（Middletown1978），p.108．“北欧人”一词，最早出现在1898年的人类学文献上（OEDSupplement：‘nordic'）。最早作为专门术语，应该是出自J.Deniker，Racesetpeuplesdelaterre（Paris1900），不过，后来被种族主义者挪用来形容金发长颅的民族，亦即最优秀的种族。
[14]JeanFinot，RacePrejudice（London1906），pp，v-vi．
[15]LewisGlinert，'Viewpoint；therecoveryofHebrew’（TimesLiterarySupplement，17，June1983），p.634．
[16]Cf.DeclanKiberd，SyngeandtheIrishLanguage（London1979），e.g.p.223．
[17]EinarHaugen，LanguageConflictsandLanguagePlanning：theCaseofModernNorwegian（theHague1966）；bythesameauthor，'TheScandinavianlangungesasculturalartifacts'inJoshuaA.Fishman，CharlesA.Fenguson，JyotindraDasGupta（eds.），LanguageProblemsofDevelopingNations（NewYork-London-Sydney-Toronto1968），pp.267—284．
[18]J.Bhattacharyya，'Language，classandcommunityinBengal'（SouthAsiaBulletin，VII，1and2，Fall1987），pp.56—63；S.N.Mukherjee，BhadralokinBengaliLanguageandLiterature：‘anessayonthelanguageofclassandstatus'（BengalPastandPresent，95，partⅡ，July-December1976），pp.225—237；J.DasGuptaandJohnGumperz，'Language，communicationandcontrolinNorthIndia'，inFishman，Ferguson，DasGupta（eds.），LanguageProblems，pp，151—166．
[19]B.Sutner，DieBadenischenSprachenverordnungenvon1897，2vols.（Graz-Cologne1960，1965），vol，I，pp.86—88．
[20]J.Fishman，'Thesociologyoflanguage：an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inT.E.Sebeok（ed.），CurrentTrendsinLinguistics，vol，12（TheHngue-Paris1974），p.1755
[21]JuttikalaandPirinen，AHistoryofFinland，p.176．
[22]维也纳的计程车司机，光是凭莱尔切诺（OchsvonLerchenau）的口音，便可以判断出他的身分地位，根本不需要看其长相穿着。
[23]早在1794年，格列高利（AbbeGrégoire）就语带骄傲地指出：“我的军队多半是说法语的。”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军队多半是由各个区域的人民混杂而成。
[24]A.Zolberg，'ThemakingofFlemingsandWalloons：Belgium1830—1914'（JoumalofInterdisciplinaryHistory，v/2，1974），pp.210—215．
[25]WaclawDlugoborski，'DaspolnischeBüirgertumvor1918invergleichenderPerspektive’inJ.Kocka（ed.），Büngertumim19．Jahrhundert：DeutschlandimeuropäischenVergleich（Munich1988），vol.I，pp.266—289．
[26]JulesDestréeandEmileVandervelde，LeSocialismeenBelgique（Paris1903，originally1898）.
[27]Zolberg，'ThemakingofFlemingsandWalloons'，p.227．
[28]Ibid.，pp.209ff.
[29]Puhle，‘BaskischerNationalisrmus'，pp.62—65．
[30]MirjanaGross，'Croatiannational-integrationalidoologiesfromtheendofIllyrismtothecreationofYugoslavia'（AustrianHistoryYearbook，15—16，1979—1980），pp.3—44，esp.18，20—21，34．（discussionbyA.Suppan）.
[31]AntoineProst，Vocabulairedesproclamationsélectoralesde1881，1885，et1889（Paris1974），p.37．
[32]Jeandubois，LeVocabulairepolitiqueetsocialenFrancede1869à1872（Parisn.d.—1962），p.65，item3665．当时“民族主义”一词尚不见记载，在A.prost，Vocabulairedesproclamationsélectorales一书中，也未登录该词，不过该书的第52页及53页和64—65页，有特别提到当时与民族有关的词汇。
[33]有关法国的情形，参见ZeevStemheⅡ，MauriceBarrèsetlenetionalismefrangais（Paris1972）；有关意大利的情形，参见S.ValtuttiandF.PerfettiinR.LillandF.Valsecchi（eds.），ⅡnazionalismoinItaliaeinGermaniafinoallaPrimaGuerraMondiale（Bologna1983）.
[34]Hans-GeorgJohn，PolitikundTumen：diedeutscheTumerschaftalsnationaleBewegungimdeutschenKaiserreichvon1871bis1914（AhrensbergbeiHamburg1976），pp.41ff.
[35]JensPeterseninW.Schieder（ed.），FaschismusalssozialeBewegung（Göttingen1983），p.122，citingasourcefrom1923．
[36]MichaelKater，TheNaziParty：asocialprofileofmembersandleaders1919—1945（CarmbridgeMA1983），esp.p.236；JensPetersen，'Elettoratoebasesocialedelfascismoneglianniventi'（StudiStorici，XVI/3，1975），pp.627—669．
[37]E.J.Hobsbawm，WorldsofLabour（London1984），ch.4；andthesameauthor，'Working-classintemationalism'inF.vanHolthoonandMarcelvanderLinden（eds.），IntemationalismintheLabourMovement（Leiden-NewYork-Copenhagen-Cologne1988），pp.3—16．
[38]有关这个问题的概述，参见G.HauptinHaupt，LowyandWeill，LesMarxistesetlaquestionnationale（Paris1974），pp.39—43．波兰问题的确是当时的主要问题，但并非唯一的问题。
[39]关于芬兰民族主义败给社会主义党的经过，参见DavidKirby，'Rank-and-fileattitudesintheFinnishSocialDemocraticParty（1905—1918）'（Past&Present，Ⅲ，May1986），esp.p.164。至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情形，参见RonaldG.Suny（ed.），Transcaucasia：NationalismandSocialChange（AnnArbor1983），esp.partII，theessaysofR.G.Suny，AnahideTerMinassianandGerardJ.Libaradian.
[40]A.Fejtsma，'Histoireetsituationactuelledelalanguefrisonne'（Pluriel，29，1982），pp.21—34．
[41]有关JVP运动从极左主义转变为“僧伽罗沙文主义”的过程，请参见KumariJayawardene，EthnicandClassConflictsinSriLanka（Dehiwala1985），pp.84—90．
[42]SeeZ.A.Zeman，TheBreak-upoftheHabsburgEmpire，1914—1918（London1961）；andDieAuflosungdesHabsburgereiches．ZusammenbruchundNeuorientierungimDonauranm（SchriftenreihedesösterreichischenOst-undSudosteuropainstituts，vol.Ⅲ，Vienna1970）.
[43]PéterHanak，'DieVolksmeinungwährenddesletztenKriegsjahresinÖsterreich-Ungarn'inDieAuflisung，pp.58—66．
[44]Ibid.，p.62．
[*1]北印度语及乌尔都语都属印度一雅利安语系，北印度语泛指印度中北部地区方言，约有1．3亿使用人口；乌尔都语为孟加拉通行语，约有7000万使用人口。这两种语言在口语上可以互通，但书写文字不同。北印度语以梵文书写，乌尔都语则以波斯一阿拉伯文书写，是蒙兀儿帝国时期的官定文字。基于北印度语的流传度较高且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通用，故甘地主张以之为国语。甘地曾言：“没有其他语言比得上北印度语，其次才是孟加拉语，但孟加拉人在孟加拉以外还是通用北印度语。要说英语在马德拉斯可全省通行，那不是真的，但即使在这儿，我发现北印度语也还是行得通。……我们很羡慕所有伊斯兰教徒无论在哪一省都讲的是乌尔都语。所以北印度语有资格被采用为国语。过去我们就曾这样使用过它。”
[*2]1942年10月印度国大党宣布十二点竟选政纲，其中第五点明定：按语言文字划定印度省区。
[*3]索布语为德国境内少数民族索布人使用的语言，属印欧—斯拉夫语系。雷托罗曼语为罗免语一支，近意大利语，使用于瑞士东南角的面托阿尔卑斯山区。
[*4]斯托克尔（1835—1909）为德国教士、保守派政治家，创立基督教社会工人党，1892年参与制定保守党新党纲，公开推行反犹主义。舍内雷尔（1842—1921）为奥地利极端分子，泛日耳曼党创始人，1873年选入帝国议会，采取亲普鲁士、仇犹太立场、德鲁蒙（1844—1917）为法国反犹太记者，1866年曾大肆谴责犹太人意图"征服"法国，著有《反犹太的遗言》一书。
[*5]联合党为亚美尼亚自治革命政党，1890年在俄国鼓动下建立，意图脱离土耳其自治。
[*6]恢复国土主义者原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企图将外国治下的意大利人居住区收复回来的意大利爱国人士。该派的目标是收复在奥地利、法国和英国治下的意大利国土，奥地利尤为他们的首要敌人。后来这个词已成为各国类似运动的代称词。
[*7]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决议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遂与同盟国的徙、奥、保、土四国于被兰东部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召开和会，商讨俄国与同盟围结束战争事宜，双方并于1918年3月签定和约。约中规定俄国：解散武装部队；结束对德国军人及工人进行革命宣传；放弃自里加到乌克兰西北角以西的领土；撤离战时在土耳其境内的占领区。 |
第三章政府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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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政府观点
现在且让我们将注意力从基层民众，转移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主政阶层，来进一步探讨民族及民族主义。
近代国家的特征可以说是从法国大革命时代形成的，其中虽有不少是沿袭自16到17世纪欧洲的君主政权，但许多部分仍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譬如说，近代国家的统辖范围（是一完整而不可分割的疆土）系根据受其统治之子民所居住的范围而定；近代国家皆具有明确疆界，与邻国的领土壁垒分明。在政治上，国家系对其子民进行直接统辖，中间不存在任何统治者。近代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尽其所能地直接对子民行使宪法、行政或法律命令。不过，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国家便不再对子民宣扬宗教或世俗意识形态。此外，近代国家必须时时关注臣民或公民的意见，因为它们据之成立的国家体制，已赋予公民合法发言权，公民可通过选举议员或代议人，来表达民意、影响政策。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获得国民的普遍支持方能巩固政权于不坠，因为人民乃税收和军队的主要来源。简言之，近代国家所统治的，是一群根据领土界定的“人民”，它以“民族”最高代理机构的身分进行统治，并将其势力伸至境内最偏远角落的村民身上。
到了19世纪，国家对人民的干涉，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也变得愈来愈制度化。因此，若有任何家庭想要脱离国家机关的干预，就必须远离人群，独居在人迹罕见之地，方有可能。他们得摆脱邮差、警察、宪兵以及学校老师；得躲开国营铁路的公务人员；更别提处处可见的军营和不时换防的部队。此外，近代国家更通过定期户口普查（19世纪中叶之后更加普及化），将每一个国民的基本资料详加登录，并强迫国民接受义务教育与兵员征召。它们通过庞大的基层组织及警政网络，将每一个国民的资料一一建档管理。所以，每一个国民都直接受到国家机关管辖，尤其在国民要从一地迁徙至他处时，更能直接感受到国家对个人行动的管理与牵制。从前由教会主持的人生重大仪式，在近代国家兴起后，便一一被国家公务机关所取代。人们在面对生老病死的种种问题时，除了得经历情感上的喜怒波折，还必须到国家机关办理各项登记：出生、结婚，以及死亡等等。这些不定时的登记与更新，可以补定期户口普查之不足。于是，政府跟每一个国民都建立起紧密关系，人民生活中的每一环节都跟国家公务息息相关，而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此外，由于19世纪快速进展的交通与通讯革命，特别是铁路与电报系统的日新月异，即使是最偏远地区的国民，也都被紧拉在中央政府的制度之网中。
如果暂且将国家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变化搁置不论——基本上，这种关系都是朝中央集权稳定发展[1]——从国家与统治阶层的观点而言，上述转变带来了两大政治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家亟需设计一套新的政府形式，以便克服技术困难，有效地管理国民，使每一个成年公民（意指男性），其实应该是所有国民，无分性别与年龄，都能直接受到政府的管辖与监督。在此，我们所关心的是：国家如何建立一个包含无数单位的行政机器；以及在这些国家机构的公务往来过程中，自然会碰到的语言（包括文字与口语）沟通问题。如果国家能致力消除文盲，让每个国民都能读书识字，就更能有效推动国家政令。当然，在近代国家机器刚建立的时候，公务人员和国民总数之间的比例，还相当悬殊。1910年左右，约维持在一比二十，之后，两者间的差距便愈来愈趋接近，这表示国家机关正不断扩大其编制，不断从一般国民中召募人数渐增的公务员。奥地利在1910年共雇用70万公务员；法国在1906年雇用了500万名公务员；1907年的德国，雇用了150万公务员；1907年的意大利，也雇用了70万名公务员。[2]在这些国家当中，公务员便占了识字人口的绝大多数。
第二个问题的政治性更强。指的是公民效忠问题，或说人民对国家及统治体系的认同问题。当人民和世俗统治者开始直接接触之前，统治者不需要考虑一般男性子民的效忠或认同问题，女性当然就更不用说了；要不，也可以通过宗教或社会阶级这类现成的中介组织（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老爷和他的社会关系，好让我们可以保住我们现有的地位）——这类组织关系多半在革命的年代遭废止成削弱——以及次于最高权威的自治单位成组织，来确保人民的效忠。这些机制就像是介在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屏风，可以让国王看起来更像道德与正义的象征。这种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子女对双亲的忠诚，或如女人对丈夫的顺从一般。而在经过19世纪30年代革命洗礼后的法国和比利时，以及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之后的英国，该地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则借着将政权局限在有资产且受过教育的男性公民手中，来规避一般公民的认同问题。
可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民主化浪潮已愈涨愈高，不断冲破以往对选举权的限制。至少自1880年起，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出，享有公民参政权的男子（除极罕见的例外，女子仍被排除在参政权外），已不是必然会效忠其长上或其统治者。这种情形在新兴阶级身上特别明显，因为他们尚未形成属于该阶级的效忠传统。因此对国家和统治阶层而言，如何打败诸多竞争对手，赢得公民的效忠，就变成非常实际的问题。
与此同时，近代战争已经明确指出，国家愈来愈需要仰赖一般公民的支持，这种仰赖的程度堪称史无前例。无论该国采用的是募兵还是征兵制，国民的从军意愿，都是政府在作人力规划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当然，一般国民的战斗能力，不管是生理或心智上的，也绝不可忽视。因此各国都已针对这些因素进行有系统调查，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英国在布尔战争（BoerWar）之后，所进行的大规模国民“体能恶化”调查。如何提高公民为国牺牲的精神，已成为政府的战略内容之一。正是基于这个理由，英国在1914年前，才非常不愿意削减其海军军力，以加强对欧陆战场的人力投注，因为海军还负有维持英国粮食运输的重要功能。一般国民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劳工大众对政治情势的反应，在在都攸关国家利益，在劳工及社会主义运动崛起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很显然，政治民主化的两大成效：一是选举权（男性）范围日益扩大，另一则是公民动员对近代国家的影响日愈明显，都有助于将“民族”问题，也就是一般人民对“民族”的归属感和效忠问题，变成最首要的政治议题。
对统治者而言，这不仅是取得新合法性的问题，虽然在新政权创建之后，建立新的合法性，原本就是统治者必须去解决的问题；而不管“人民”或“民族”认同的定义是什么，都可以顺带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且不失为简便又符合时尚的做法；对那些强调主权在民的国家，这种认同更是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根据。还有什么因素比民族认同更能赋予那些不曾存在过的王国合法性，例如希腊、意大利及比利时等，更能赋予那些始终处于分裂状态的帝国合法性，如1871年前的德意志帝国。即使是历史悠久的古国，也需要民族认同来增强，理由有三。其一是在1789到1815年间，这些古国几乎都经历过快速的政治变迁——后拿破仑时代的瑞士，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可以说是一个新国家。其二，这些国家长久以来用以维系人民效忠的力量，诸如王朝的合法转移，君权神授，政权的悠久历史，或宗教的凝聚力等，都已告衰微。其三，自1789年后，政权的传统合法性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情形在君权国家身上最为明显。为了挽救革命带来的危机，这些君主国家必须将其合法性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乔治三世（GeorgeIII）治下的英国和尼古拉一世（NicholasI）治下的俄国便是显例。[3]君权本身也努力在适应这种历史潮流。
然而，如果以君权国家能否将“民族”整合进既存体制之内，来作为判定传统国家能否在革命的年代之后继续延续下去的指标，那么，16和17世纪欧洲所发展出来的君权世袭制，显然跟“民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欧洲的君权国家在1914年时（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是在君权统治下），乃是由一群借通婚联姻而结成的王室家族所主政，他们所隶属的民族（假使他们自认为有的话），和他们所统治的国家完全无关。艾伯特亲王（PrinceAlbert）是维多利亚女皇（QueenVictoria）的夫婿，但他却以德国人的身分写信给普鲁土国王，因为他认为德国才是他的祖国，虽然，毫无疑问，他在政治上代表的是大英帝国。[4]20世纪末的跨国企业，显然更习于在其发迹母国拔擢领导人才，或是在其企业总部的所在地寻找领导者，不像19世纪的民族国家，总是在有限的亲属关系中，选择它们的国王。
从另一方面来说，后革命时期的国家，无论是否是在世袭君王的统治之下，都必须跟“民族”保持一种“有机关系”，这里的民族指的是全体居民的集称。他们或通过国家体制或借由政治转换，使自己成为动员公民的主体。就算是国家尚未面临严重的合法性挑战，其凝聚力也未遭到严重破坏，然而光是旧有的社会政治纽带已告松弛一事，就已经迫使国家必须建立新的公民效忠形式（即卢梭所谓的“公民宗教”〔civicreligion〕），并把它灌输给人民，因为其他有可能成为公民效忠对象的组织，如今也都具有政治表达能力。在这个革命、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化或劳工运动蜂起的时代，哪一个政权能高枕无忧呢？崛起于19世纪最后20年的社会学，正是以国家的社会政治整合为核心。不过，国家之所以需要“公民宗教”（即爱国情操），最主要还是因为国家所需要的公民动员，已超过公民被动所能给与的。就像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会战前夕，在爱国歌曲中告诉其士兵的：“英国期望每一位兵卒都能殚尽他们的职责。”
假使国家无法在国民被其他政治福音吸引之前，就使他们皈依“公民宗教”，那么，国家便将失去这些人民。在格拉德斯通（Cladstone）看来，英国早在1884到1885年的民主选举中，就失去了爱尔兰，因为爱尔兰所选出的国会代表，全都是天主教徒，都是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爱尔兰之所以当时还留在英国，是因为其民族成分中包含“大不列颠”民族主义；大不列颠民族主义始于18世纪，至今仍困扰着许多正统民族主义理论家。[5]哈布斯堡帝国可说是一群“爱尔兰”的集合体，不过显然没有爱尔兰那么幸运。在它们之间有一个关键性不同，哈布斯堡帝国是奥国小说家慕席尔（AlbertMusil）笔下的“卡卡尼亚”（Kakania，这两个K分别代表德文的“帝国”与“王室”缩写），爱尔兰则是奈恩（TomNaim）笔下的“乌卡尼亚”（Ukania，U在此意指联合王国）。
完全以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通常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以领土及公民为根基的近代国家，必然时时会将居民牵扯进国家事务当中，并可为人民描绘出一幅合理的“远景”，这幅远景是独一无二的，是针对人民的生活设计的，也是命定的。虽然这种爱国主义存在的时间不过数十年，绝不会超过人的一生，然而却已足够让人民与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产生最基本的认同。若非如此，那么，崛起于伊朗的什叶派（Shiafundamentalism），应该也能在伊拉克激起广大回响，就像它在黎巴嫩什叶派当中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因为伊拉克境内绝大多数的非库尔德族伊斯兰教徒，和伊朗人信仰的是同一个教派。[6]可是要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一带，建立主权独立的世俗国家，却是相当晚近的想法，至少是在犹太人建立领土国家之后。另一个例子更能说明这种爱国情操的强大影响，即芬兰人在19世纪对沙皇帝国的效忠不二。事实上，的确是19世纪80年代的俄罗斯化运动（Russification），才使芬兰人兴起反俄浪潮。事实上，当俄罗斯人对罗曼诺夫王朝（HouseofRomanov）的记忆已所剩无几的时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sanderⅡ，一位伟大的农奴解放者）的雕像，至今仍骄傲地矗立在赫尔辛基（Helsinki）广场上。
也许有人会进一步辩称：爱国主义最原初、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因为这种概念系来自主权人民，也就是说，国家是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因此，无论是族群特性或历史渊源，都与这里所谓的“民族”无关，语言也只有在实用层次上才与“民族”有关。“爱国者”的本意，乃是深信“吾国，无论对错”之人的反称，若根据约翰逊博士（DrJohnson）的反讽式说法，指的是“蓄意捣乱政府的党徒”。[7]严格说来，爱国者一词的最早使用者，应该是美国独立时期的先贤以及1783年的荷兰革命，[8]而法国大革命继承了先贤的这个用词，并用它来形容那些企图通过革命或改革，来表达他们对国家之爱的人们。而他们所效忠的“父祖之国”（patrie），并不是现存或先前存在的国家，而是经由人民的政治选择所创建的“民族”，这些人民借由民族的创建，打破或至少是疏离了他们与旧权威的关系。来自朗格多克（Languedoc）、道芬尼（Dauphine）及普罗旺斯（Provence）的1200名国民军（NationalGuards），于1789年11月19日在瓦伦斯（Valence）附近相遇，他们立誓效忠“民族、法律与国王”，并宣称自此之后，他们便不再是朗格多克人、道芬尼人或普罗旺斯人，而是法国人。更具意义的是，来自阿尔萨斯、洛林以及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的国民军，也在1790年的类似会议中作出上述决议。这几个地区纳入法国的时间还不到一百年，此举正式使这几个地区的居民转变成名副其实的法国人。[9]就像拉维斯（Lavisse）所言：[10]“民族意念，所有事物皆由其而来。”这正是法国对人类历史的最大贡献。“民族”是其未来公民审慎选择的政治产物，这种革命性概念，完整呈现在美利坚合众国身上。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美国人。至于法国人的“民族”概念，也不因为它系根据公民自决（套用雷南的话“每日公民自决的结果”），就失去其基本的政治特性。法国的民族性也就是其公民性：族群特性、历史渊源以及语言（或家中所说的方言），都与这种“民族”的概念无涉。
在这个定义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更有甚者，这种民族并不只是革命产物，也不限于民主政体，虽然那些保守的反革命势力，要到很久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这正是为什么1914年的交战各国，会如此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子弟兵居然会在爱国情操的号召下，冲锋陷阵，勇赴战场，虽然为时相当短暂。[11]
所谓的政治民主化，就是把从前的于民（subject）转化成近代的公民。在这种过程中，经常会激发出强烈的民粹意识，而且这种民粹意识很难和民族意识或沙文主义式的爱国情操区别开来，因为“我的”国家，自然会比别人的国家好，尤其是当这个别人根本不具有公民的真正权利和自由时，他的国家自然更比不上“我的”。可是汤普森（E.P.Thompson）笔下“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亦即从未沦为奴隶的18世纪英国人，他们的情形显然和法国极不相同。这种不同并不意味他们更支持统治阶级或政府，相反，他们的效忠程度可能更值得怀疑，因为压迫这些下层阶级的，正是统治阶级和政府，而不是外国人。世界各国的劳工阶级都在1914年前10年间，陆续兴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意味着他们已开始提出其《人权宣言》的要求，也开始成为爱国情操的动员对象。政治意识或阶级意识的普遍觉醒，意味着他们对“父祖之国”的观念愈来愈重视，例如法国的雅各宾主义（Jocobinism）以及英国的宪章运动（Chartism），到后来所强调的都是爱国情操。大多数的英国宪章派，既反对富人，也反对法国人。
为什么民粹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会这么容易就转变成爱国主义？因为不管在客观条件或主观心态（这点在工人阶级身上尤为明显）上，他们都觉得人民大众是次要的。在这两派势力发达的国家里，宣扬爱国主义的政治口号，往往都是出自统治阶层与政府之手。在工人当中形成的政治与阶级意识，教导他们争取并实践其公民权。然而可悲的是，当工人学会坚持其公民权的同时，这种公民权也提高其为国征战的意愿，促使他们热烈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世纪屠杀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场世纪大屠杀的交战各国，并不只是用盲目的爱国主义来号召大众，更不是光用男子气概或英雄主义来进行宣传，而是直接诉诸市民大众的公民权观念。各交战国都把战争形容成一场保卫家园的神圣战役，他们都把外国人丑化成外侮与侵略者，会使国人遭受重大损失。他们强调战争的目的，不仅是排除外侮，同时也可借此进行社会改造，以改善国内贫困公民的生活。
如此一来，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连带也解决了国家与政权在其公民眼中的合法性问题，尽管公民对国家与政府未必满意。民主化一再加强甚至创造了国家爱国主义。然而，民主化的影响力还是有其限度，尤其是当爱国主义棋逢对手的时候。在当时，以公民大众为诉求的势力已愈来愈多，它们的动员能力也愈来愈强，国家已不再是唯一足以动员公民大众的力量。在诸多挑战者中，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民族主义，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如同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民族主义所能动员的群众，不仅人数愈来愈多，而且规模也愈来愈大。尤其是在19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民族主义的野心已直逼国家政体，甚至威胁到政权安危。人们经常指出，正是在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些对抗势力才能相继崛起，甚至被创造出来。民族主义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是近来学者的讨论重点。[12]姑不论民族主义跟19世纪的欧洲国家之间到底具有什么关系，在当时，国家都是把民族主义视为独立的政治势力，完全不同于国家爱国主义，而且是必须与它取得妥协的势力。一旦国家能顺利将民族主义融入到爱国主义当中，能够使民族主义成为爱国主义的中心情感，那么，它将成为政府最强有力的武器。
这当然有可能付诸实践，因为要把个人对小家园的真挚情感，转化成对国家民族的爱，并不困难。我们从“pays”、"paese"和“peublo”这些字义的演变过程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趋势；而“patrie”—字在1776年的法兰西学院字典中，也只具有地方性的涵义。“法国人的家乡指的只是他的出生地。”[13]唯有在脱胎换骨成为“人民”（people）之后，一国的公民才可能结成共同体，虽然只是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共同体成员才会开始去找寻各种共同特征，以作为公民的通性。比方说，共同的地域、习俗、个性、历史记忆、符号与象征等。此外，构成这个“民族”的不同部分、不同地区和不同地方的传统，也都会被收编为全民族的传统，就算其中的某些成员至今仍是世仇，他们早年的恩恩怨怨，也都会在更高层次的民族主义协调下，达成最终的和解。斯科特（WalterScott）在苏格兰这块充满厮杀的英雄必争之地，这块染满高地人与低地人的鲜血，写满国王与教会之权谋的土地上，打造出单一的苏格兰民族，而他之所以能完成这项工作，正是靠着不断强调他们以往的分裂之苦。一般而言，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得在其实际的建造过程中，解决一项理论难题。拉布拉什（LaBlache）在其1903年的名著《法国地理概论》（TahleaudelageongraphiedelaFrance）一书中，[14]“把这项难题简述为：“如何把一块既不是岛屿也不是半岛，也无法在地理上自成一个单位的地表小碎片，提升成具有政治意义的国家，最终更成为人民的父祖之国。”任何民族，即使是中等大小的民族，都必须在这种与民族显然无关的地理基础上，建造起团结共荣的一体感。
只要有可能，国家和政权都该把握每一个机会，利用公民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情感与象征，来加强国家爱国主义。证诸历史，当政治民主化进展到必须“教育我们的国家主人”、“创造意大利人”、“把农民教养成法国人”，或把所有事物都囊括在民族与国旗之下的时候，也就是可以轻易动员民众的民族主义，或各种排外情绪，乃至假科学之名的种族优越论的时候。1880到1914年这段期间，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国内外移民潮，帝国主义扩张，以及日渐升高的国际对抗，终至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结果。凡此种种，都加深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再没有比共同抵御外侮，更能使处于焦虑不安状态下的人群团结起来。一般人根本不用费力去了解何谓“国家享有内政的最高指导权”，就可以起而响应政府号召人民去抵御外侮的总动员令。相对的，再也没有比国际冲突更能激起双方的民族主义。1840年的莱茵争端，便在法国与德国激起了非常相似的民族主义口号。[15]
很自然，国家会运用日益强势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16]当代学者便经常举奥地利的政治发明为例，来说明上述意图。奥地利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下令小学要教唱新编国歌，想借此凝聚前哈布斯堡帝国残存下来的少数几个省份——其他地区有的独立了，有的被归入其他国家——的向心力，培养其国家之爱，并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操。可惜不太成功，因为这些居民的唯一共同点，便是他们都想并入德国。《日耳曼奥地利》（GermanAustria）这首奇怪而寿命短暂的国歌是如此开场的：“山川壮丽，吾爱所系”，如大家所熟悉的，接下来便是以旅游者般的口吻介绍奥地利的地理，从阿尔卑斯山的溪流冰河，到多瑙河谷、维也纳等，并再三强调，这个新生的奥地利，乃是“我的家乡”。[17]
虽然政府的确是有意识、有技巧地全面进行这项意识形态的制作工程，可是我们不应就此误以为这纯粹是由上而下的人为操作。因为唯有当这项工程是建立在现成的、非官方式的民族情感上，才有可能获致最大成效。不管这种非官方的民族主义是民间的仇外情绪或我族沙文主义，还是中层或下层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根”这个字，就像“武力外交”（jingoism）一样，最早都是出现在群众集会的大厅或广场上。[18]这种情感并不是政府创造出来的，政府不过是把它挪用过来，并促使它不断成长罢了。打个比方，政府并非魔法师，只是魔法师的徒弟。最好的状况是，它们无法完全掌控这股被它们召唤出来的魔力；最糟的下场则是玩火自焚。了解这点，下面这种情形便不难想象。当1914年的英国政府或说英国统治阶级，致力将英德宣战之后，国内一片高涨的反德情绪善加组织之际，却意外地迫使英国皇室更改其王姓，将德国味非常重的盖尔夫（Guelph）改成味道没那么重的温莎（Windsor）。这种浮现于19世纪末年的民族主义形态，和国家爱国主义并没有任何基本共同点，即使是当它们结成一体时亦然。因为民族主义的根本效忠对象，并非“这个国家的原版”，而是经过某种改写后的版本：亦即意识形态所建构出来的国家。
要把爱国主义与所谓“非国家式的民族主义”（non-statenationalism）结合在一起，得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因为这两者的结合，将会使民族国家的判别标准变得广泛而笼统。比方说，它可以泛指法兰西共和国的所有公民（这种标准等于把非国家民族主义的标准完全排除在外），也可以指法兰西共和国境内会说法语的公民，或不只是要会说法语，还得是金发长颅的法国人才够格。[19]如果要把非国家民族主义注人爱国主义之中，就得承担相当高的风险，因为爱国主义一旦与境内某个特定民族认同，就意味着与其他民族的疏离，这些民族或是拒绝被同化，或是被排除在外。毕竟欧洲没有几个国家能像葡萄牙那样，称得上是名副其实、和谐一致的民族国家。虽然葡萄牙在中古以至19世纪末年，仍然是由许多有资格称之为部族（nationalities）的团体所组成，但由于这些部族并不具备与官方强势“民族”竞争的条件，也不具有足够强大的人口，因此它们都积极寻求与强势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进行同化。
一旦国家与境内某个民族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招致反民族主义的风险，而这种风险极可能在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转变成事实。因为现代化国家意味着拥有均质性和标准性的居民，而国家通常会利用共同的书写式“国语”，来达成这项目标。共同的书写文字除了有助于国家直接管理数量庞大的人民，同时也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因此政府必须提高人民的识字率，中学教育也逐渐被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如果国家要在这种规模上运作，它势必会和公民进行直接接触，于是问题就产生了。例如基于实用目的，大众教育势必得以各地的方言进行，只有人数有限的精英教育，才可以采用那种大众无法解读的语言，或诸如拉丁文、古波斯文或中国文言文之类的“古文”。又如在行政或政治的最高层级之间，它们可以使用一般民众完全不理解的语文进行运作，例如匈牙利贵族在1840年之前，就是以拉丁文商讨国会事务，而印度国会至今采用的仍是英语。然而到了选举开始的时候，由于一般人民也享有民主投票权，选举造势活动当然得采用方言。随着经济、科技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可在大众之间进行沟通的口语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电影、广播以及电视相继兴起之后，大众语言就更加重要了。于是那些最初为让不同语族之人得以沟通而设计的“混合语”，或作为教育之用的文化语，便成为全国性的语言媒介：例如北京话，印尼语，以及菲律宾语。[20]
如果官方完全是以实用方便的原则来选定国语，那么问题就简单多了。只要选一种最多人使用或最便于大家沟通的方言，来作为一国的国语即可。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就是基于实用原则，选择德语作为他那个多民族帝国的官方语言。甘地在独立之前，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打算以北印度语作为印度建国之后的国语，虽然他的母语是古加拉特语；至于1947年实际建国之后，之所以改用英语为官方语言，则是基于另一层实际情势，因为英语是当时最不容易引起反对的共通语。在理论上，多民族国家的语言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例如哈布斯堡帝国从1848年之后，就致力于解决国内语言问题，政府下令提升人民“共通语言”（Umgangsprache）的层次，并赋予其正式的官方认可。当某种语言仅限于某地使用，或尚未出现文字，表示这种语言只是传统的乡居生活用语，因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很低。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当德国人和捷克人的冲突达到最高蜂时，我们仍可看到如下文章：
在我们这样一个由多民族所组成的国家里，我们认为，即使不是公职人员，而是像商人、技师和工人这类人民，都应该至少会说两种语言才好。农民就比较无所谓，因为乡居生活可以自给自足，自成一个单元，不需要和外界进行太多沟通往来。直到今天为止，村民的生活形态依然如故，绝大多数的村夫村妇并不晓得：邻近的乡村说的竟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因为他们之间甚少有机会交流。例如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地的村民（分属不同的民族），虽然共享同样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但是他们却完全不了解对方所说的语言。而在不同语言相接壤的地区，这样的情形几乎历数世纪不变。尤其是因为村民普遍行内婚制，再加上村民享有优先承购土地的权利，因此大大限制了外来移民进入村落定居的可能。若有极少数的新移民迁居进来，也都会很快被当地习俗所同化，进而整合到原有的社会秩序中。[21]
可是，“国语”问题很少只被当作实用问题看待，相反，它通常都会引发强烈情绪。就像很多人至今仍然无法接受国语乃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事实，是人们借着附会历史或发明传统所创造出来的。[22]自1830年后，语言在民族主义者的宣传中，可能是任何东西，但绝不可能是实用而不带感情的工具，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19世纪末。对他们来说，语言乃是民族灵魂所在，而且，就像我们即将会看到的，语言在日后更成为决定民族的重要标准之一。比方说，在德国人跟斯洛文尼亚人共居的采列（Celje〔Cilli〕）地区，若要为当地的中学选用授课语言，就绝对不能只考虑行政上的方便与否。（的确，这个敏感问题在1895年时，便曾在奥地利政坛上，掀起一场政治风暴。[23]）除了少数幸运者外，几乎所有的多民族国家都深知语言问题的爆炸性。
所有尚未和国家产生认同的民族主义，都必然会酿成政治问题，甚至引发强烈震荡。因为当部族有可能演变成“民族”，或当这个部族的存在可以阻挡历史淘汰或同化时，政府就必须出而推行操作机制。如我们所知，“语言民族主义”始终是与公共教育和官方所用的语言有关。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自1848年起，就不断主张应把他们的语言纳入“公职与学校”用语之列。[24]在威尔士，语言民族主义引发了下列问题：除英语之外，学校是否也该以威尔士语教学？还是干脆只要用威尔士语教学；该不该赋予威尔士语最高语言地位；路标和街道名称该用哪种文字；电视频道等公共媒体是不是该一律以威尔士语发音；地方议会的辩论和议事录登载，要不要都改用威尔士语；甚至驾驶执照或水电申请表，是只要用威尔士语呢？还是该两种语言并用？或分开核发，如此等等。一位民族主义者如此写道：
当威尔士语尚无传承安危之虞，伊旺（EmrysapIwan）就已有先见之明，呼吁要将威尔士语提升成官方语言，并列为学校教育必授的语言课，以便让威尔士语能长存下去。[25]
各国政府已经发现：他们必须去谋求解决“民族原则”所引发的新问题及新病症，即使他们无法将民族主义挪为己用，也得解决国内日益升高的民族问题。这一章的最好结语，显然是去辑录欧洲各国对“语言民族主义”的态度演变，详述从19世纪中叶以来，各国政府如何处理语言及民族问题。欧洲各国的态度演变，也许可以从专家的辩论中，也就是政府统计专家的辩论中，寻出端倪。这些专家企图把该国历年来的普查资料，加以统一整理并予以标准化。自19世纪中叶以降，人口普查已成为世界各“先进”国家例行的行政工作。于1853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统计学大会，其中心议题便是：是否应把“口语”纳入普查范围？以及口语对民族和民族归属究竟有何影响。
这个问题最早是由比利时人奎特莱特（Quetelet）所提出，他不仅是当代统计学的创始者，同时他所身处的国家，早已因法语和佛兰芒语的冲突，引发诸多政治纷扰。1860年，国际统计学大会正式议决：各国可自行决定是否要把语言问题列入普查项目，它们也可自行决定语言到底具不具有“民族”意义。到了1873年，国际统计学大会开始建议各国务必要将语言问题纳入全国普查之中。
在这些统计专家最初的想法里，普查资料无法确立个人的“民族归属”，除非这里的民族归属指的是法国人的用法，亦即国家公民权。就国家公民权这个意义来说，语言与民族归属是无涉的，虽然在事实上，拥有法国公民权的人就是讲法语的人，而其他接受这种定义的国家，例如马扎儿，其境内也只有一种语言受到官方承认。不过，法国人大可独尊法语而忽略其他语言，可是马扎儿人就恕难仿效，因为该国会说马扎儿语的国人仅勉强过半而已，因此，他们发现他们得将另外几近半数的国人，唤作“不说马扎儿语的马扎儿人”。[26]就像希腊人把他们从马其顿霸占得来的当地居民，称为“说斯拉夫语的希腊人”一样。简言之，所谓与语言无关的民族认同，其实是戴着独尊一语的假面。
显而易见，民族归属的问题实在太过复杂，无法单用语言来加以界定。哈布斯堡帝国的统计学家对处理民族归属与语言的问题，比起其他各国的统计学家都来得有经验，他们有如下看法：第一，民族性并非个人特质而是群体特质；第二，这个问题必须把"地理位置、区界以及气候条件都纳入研究范围，此外，还要包括人类学及民族学对该民族的生理及人文研究，并从内在外在一并探讨该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典章制度等等”。[27]维也纳统计学会（ViennaStatisticInstitute）的前任所长格莱特博士（Dr.Clatter），甚至更进一步指出：是种族而非语言，决定了个人的民族归属。
不过，无论如何，民族归属实在是一大政治难题，不是统计专家能够完全了解的。民族归属问题和“口语”当然有某些关联，尤其自19世纪40年代以降，语言更日益卷入国家的领土争端之中，丹麦和德国之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事件，便是最著名的例子。[28]不过要到19世纪之后，语言问题才成为国家领土争端的后盾。[29]1842年时，《两个世界杂志》（RevuedesDeuxMondes）就已指出：“真正的自然疆界，并不是靠山川来决定的，而是靠语言、风俗习惯、民族记忆等因素来决定，因为这些因素才是民族的区别标准。”这个论点显然是用来解释法国人不应该企求以莱茵河作为德、法两国的自然疆界；就像“尼斯方言和意大利语只有八竿子才打得着的远亲关系”这句话，替加富尔将部分萨伏依王国（KingdomofSavoy）领土让渡给拿破仑三世之举，提供了合法借口。[30]事实证明，至今在国际外交上，语言依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在某些国家，它也是十分棘手的内政问题。甚者，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统计学大会，更明白宣称：语言是所有决定民族归属的条件当中，唯一可以客观计量和表格化的指标。[31]
圣彼得堡年会不仅将语言纳为决定民族归属的指标，同时还接受一位德裔统计学家的意见，他在1866到1869年间，陆续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报告，说明“语言才是决定民族归属的唯一指标”。[32]这个观点长久以来一向是日耳曼知识分子及民族主义者的共识；即使德国在当时尚未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散居欧洲各地的日耳曼人民说的也还是各地的德语方言，只有知识分子才说写标准德文。可是上述主张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把所有讲德语的人口全都纳入单一的民族国家当中，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以往如此，今后亦然。[33]如果以柏克的纯哲学观点视之，我们实在看不出语言到底蕴藏了什么样的共同意识和文化涵义。因为根据柏克的说法，说意第绪语（源自中古德语方言）的东欧犹太人，也应该算是德国人。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以语言为依据要求重划国界之举，1840年的德国之役，便是以语言为由，反对法国要求以莱茵河作为两国国界。无论语言究竟具有什么涵义，在政治上它显然都是不容轻忽的。
然而语言究竟是如何被看待？在人口普查中，语言不过是类似于出生地、年龄和婚姻状态之类的中性资料，但这种表面上的意义，已愈来愈无关紧要。在当时人们眼中，语言代表政治选择。例如奥国统计学家菲克（Ficker）便拒绝接受公共语言，因为他认为公共语言乃国家或政党强加于个人身上的，可是其法籍和匈牙利籍的同僚，却认为公共语言无任何不妥。基于同样的理由，菲克也反对教会及学校使用某种特定语言。不过，由于哈布斯堡帝国的统计学家深受19世纪自由主义影响，所以他们想为语言的消长变迁多预留一些空间，好让它们有更多机会进行同化。因此他们在进行语言普查时，问的并不是他们最初从母亲那儿学来的语言，而是家人平时交谈的语言，这两种语言有可能是不一样的。[34]
不管是民族主义者还是政府，显然都不会同意“语言等于民族”这种说法。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无疑是把语言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给绑死了，也就是说，如果某个人在家里说的是某种语言，那他就不能选择与其他民族认同；对各国政府来说，尤其是对哈布斯堡帝国而言，这更是个烫手山芋，自是避之惟恐不及。不过，不管是政府或民族主义者，显然都低估了这道等式的自我增温能力。例如哈布斯堡帝国认为在19世纪60年代并不适合举行语言普查，因为当时国内的民族情绪显然是有点超温，但它允诺将在1880年举行这项调查，因为它预计到那时民族情绪应该已经可以冷却下来。几乎没有人警觉到：光是语言普查本身，就足以招致语言民族主义兴起。每一次普查都变成民族主义者较劲的战场，而国家当局为满足敌对政党所作的细心规划，也变得愈来愈不具效果。他们只是留下一堆可满足史学家需要的公正无私的学术资料，例如1910年奥地利和比利时的普查。事实上，语言普查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强迫个人必须对其民族归属作出唯一的选择，而且，还是以语言为标准的民族归属。[35]普查原本是近代国家在行政管理上的技术需求，然而却再一次助长了民族主义的浮现。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民族主义的变化与发展。
注释：
[1]这种牺牲地方、集权中央的趋势，可从下列事例中看出：独立的爱尔兰国会遭废除，波兰国会自治权被取消，由拥有霸权的普鲁士主导前“日耳曼联邦”，并成立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会，意大利转型为中央集权体制，西班牙建立了全国性的警察体系等等。实行中央集权的各国政府如英国等，只有在中央当局的允许下，地方才拥有自主权限。在1914年前，欧洲只有瑞士是唯一的联邦政府。
[2]PeterFlora，State，EconomyandSocietyinWesternEurope1815—1975，vol.1，chapter5（Frankfurt，LondonandChicago1983）.
[3]LindaColley，'TheapotheosisofGeorgeⅢ：loyalty，ruyaltyandtheBritishnation'（Past&Present，102，1984），pp.94—129．乌瓦洛夫伯爵（CountUvarov）在1832年向沙皇政府提出建议，指出政府不应该只把权力基础建立在贵族王权和宗教正统上，还应奠基于民族主义之上。参见HughSeton-Watson，NationsandStates（London1977），p.84。
[4]Cf.Revolutionsbriefe1848：UngedrucktesausdemNachlassKonigFriedrichWilhelmsIVvonPreussen（Leipzig1930）.
[5]关于英国的民族意识演进，参见RaphaelSamuel（ed.），Patriotism：TheMakingandUnmakingofBritishNationalIdentity（3vols.，London1989），特别是LindaColley，'Whosenation？ClassandnationalconsciousnessinBritain1750—1830'（Past&Present，113，November1986，pp.97—117），以及她的'ImperialSouthWales'inGwynA.Williams，TheWelshintheirHistory（LondonandCanberra1982）。有关大不列颊民族主义所引发的困惑，参见TomNaim，TheEnchantedClass：BritainanditsMonarchy（London1988），part2。
[6]高压统治使得伊拉克无法表达他们对什叶派的同情；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军的短暂成功入侵，似乎对此也无所助益。
[7]Cf.HughCunningham，'Thelanguageofpatriotism，1750—1914'（HistoryWorkshopJournal，12，1981），pp.8-33．
[8]J.Godechot，LaGrandeNation：I'expansionrévolutionnairedelaFrancedanslemonde1789—1799（Paris1956），voi.1，p.
[9]Ibid.1，p.73．
[10]CitedinPierreNora（ed.），LesLieuxdeMémoireⅡ：LaNation（Paris1986），p.363．
[11]MarcFemo，LaGrandeGuerre1914—1918（Paris1969），p.23；A.Offner，'Theworkingclasses，BritishnavalplansandthecomingoftheGreatWar'（Past&Present，107，May1985），pp.225—226．
[12]例如KarlDeutsch，NationalismandSocialCommunication．AnEnquiryintotheFoundationsofNationality（CambridgeMA1953）；和EmestC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Oxford1983），便是两本极佳的作品。Cf.JohnBreuilly，‘Reflectionsonnationalism'（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15/1March1985），pp.65—75．
[13]J.M.Thompson，TheFrenchRevalution（Oxford1944），p.121．
[14]该书是著名的多部头巨著《法国史》的第一册，该巨著由拉维斯主编，是实证科学和共和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此外还可参见J.-Y.Guiomar，'LeTableaudelagéographiedelaFrancedeVidaldelaBlache'inPierreNora（ed.），LesLieuxdeMemoireH，pp.569f.
[15]在法国，“自然疆界”说非常盛行，而这个属于19世纪的名词，和当时的历史迷思正好相反，参见Cf.D.Nordmarn，'DesLimitesd'étatauxfrontièresnationales’inP.Noraed.，LesLieuxdeMemoireII，pp.35—62。至于在德国，1840年秋天的公开战役，促使“近代德意志民族主义迸发成群众运动”，这次动员也首度引起贵族及各国政府的注意。参见H.-U.Wehler，DeutscheGesellschafisgeschichte1815—1845/49（vol，Ⅱ，Munich1987），p.399。这次运动也产生了一首类似国歌的歌曲。
[16]E.J.Hobsbawm，'Mass-producingtraditions：Furope1870—1914'inE.J.HobsbawmandT.Ranger（eds.），TheInventionofTradition（Cambridge1983）chs7．GuyVicent，L'Ecoleprimairefranaise：Etudesociologique（Lyons1980），ch.8：'L'écoleetlanalion'，esp.pp.188—193．
[17]这首国歌后来被另一首国歌取代，新国歌以较笼统的方式描述其地理位置，而特别强调他们的日耳曼民族性，强调他们乃上帝的子民。
[18]GerarddePuymege，'LeSoldatChauvin'inP.Nora（ed.），LesLieuxdeMemoireⅡ，esp.pp.51ff.“沙文”的原意似乎是：对攻占阿尔及尔感到骄傲。
[19]关于法兰西民族主义辩论中最强烈的种族主义因素，可参见PierreAndreTaguieff，LaForceduprejugé；Essaisurleracismeetsesdoubles（Paris1987），pp.126—128。若要探究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种族主义，可参考GanterNagel，GeorgesVacherdeLapouge（1854—1936）.EinBeitragzurGeschichedesSoxialdar-winismusinFrankreich（FreiburgimBreisgau1975）。
[20]有关菲律宾的语言问题可参见‘Landof100tonguesbutnotasinglelanguage'（NewYorkTimes，2December1987）。至于语言社会学的通论，可参看J.Fishman，‘Thesociologyoflangunge：aninterdisciplinarysocialscienceapproachtolanguageinsociety'inT.Sebeok（ed.），CurentTrendsinLinguistics，vol.12（TheHague-Panis1974）.
[21]KarlRenner，DasSelbsthestimmungsrechtderNationeninbesondererAnwendungaufOesterreich（LeipzigandVienna1918），p.65．这本书是再版，改写自DerKampfderösterreichischenNationenumdenStaat（1902），作者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摩拉维亚农夫之子。
[22]“诸多语言群体发明各种神话或谱系，来说明他们惯常使用的语文起源、发展以及标准化的通用语法，并强调他们的语言是拥有悠久传统的。这样一来，就可以忽略掉这种语文是近代才出现的事实……无论是哪一种语法，只要能和某一类意识形态、民族运动或历史传统相连结，就能取得其历史地位。”参见J.Fishman，'TheSociologyofLanguage'，p.164。
[23]W.A.Macartney，TheHabsburgEmpire（London1971），p.661．
[24]P.Burian，'ThestatelanguageprobleminOldAustria'（AustrianHistoryYearbook，6—7，1970—1971），p.87
[25]NedThomas，TheWelshExtremist：WelshPolitics，LiteratureandSocietyToday（Talybont1973），p.83．
[26]K.Renner，StaatundNation，p.13．
[27]EmilBrix，DieUmgangspracheninAltösterreichzwischenAgitationundAssimilation.DieSprachenstatistikindenzisleithanischenVolkszahlungen，1880—1910（Vienna-Cologne-Graz1982），p.76．文中所采用的统计数字，主要便是来自此书。
[28]Cf.SarahWambaugh，AMonographonPlebiscites，WithACollectionofofficialDocuments（CarmegieFndowmentforPeace，NewYork1920），esp.p，138．
[29]NordmanninP.Nora（ed.），LesLieuxdeMemoire，II，p.52．
[30]Ibid.，pp.55—56．
[31]Brix，DieUngangsprachen，p.90
[32]RichardBickh，‘DieststistischeBedeutungderVolkssprachealsKennzeichenderNationalität’（ZeitschriftfürVölkerpsychologieundSprachwissenschaft，4，1866），pp.259—402；thesame，DerDeutschenVolkszahlundSprachgebietindeneuropaischenStaaten（Berlin1869）.
[33]甚至连希特勒也认为日耳曼人有两种：其一是德意志帝国辖下的子民，其二是住在德国境外的日耳曼民族。不过后者可自由决定是否要“回归”，即回到德国统治之下。
[34]Brix，DieUmgangsprachen，p.94．
[35]Ibid.，p.114． |
第二章民众观点：民族主义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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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民众观点：民族主义原型
像“民族爱国情操”这种跟人类经验脱节甚远的概念，是为何又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强大势力？如果我们的答案只是：人类通常会将共居同生的社群成员，一视同仁地看作是自己这个集团的人，并将其他“外人”都视为陌生人，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近代民族（无论是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存在，或仅是一群人的政治结合）有其形形色色的不同面貌，究其幅员大小、架构规模乃至组成社群的本质等，都有所不同，因此，他们不可能是根据同一种需求面产生的。套用安德森的话来说，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其作用无疑是用来填补当“真正的”社群或网络组织，因退化、解构或失效后所出现的人类情感空隙；可是，问题仍未解决，也就是说，为何在人类失去了社群之后，却还依然念念不忘，始终要再继续想象出一个全新的替代品？原因很多，其一也许是因为在世界各地，建国以及民族主义运动能够动员各式各样的集体情感，这些情感早已蓄势待发，能够在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中，发挥功不可没的作用，并且可为现代国家民族所利用。因此，我便将这种想象出来的关系称之为“民族主义原型”（proto-nationalism）。
所谓“民族主义原型”有两种：第一，是超地域的普遍认同，人类超越自己的世居地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感。比方说，对圣母玛丽亚的信仰将世居在那不勒斯的人们，与外在的大世界连结在一起，如果其目的是为了要团结那不勒斯人，那么圣约拿努斯（St.Janaurius）的功用可能会更大，因为他是该城的守护神，为了不让疾病降临该城，他必须每年流一次血。第二，是少数特定团体的政治关系和词汇，这些团体都跟国家体制紧密结合，而且都具有普遍化、延展化和群众化的能力。这些不同的“民族原型”跟近代的“民族”有诸多相同之处，不过，却没有一个能等同于近代的民族主义。因为这些普遍认同并没有或还没有和以特定领土为单位的政治组织建立必然关系，而这种关系却正是了解近代“民族”的最重要关键所在。
我们可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来加以说明。直到1945年为止（甚至直到今天），使用德语的人——其中的精英分子使用文化上的标准德语书写文字——并不只居住在他们的大本营中欧，他们同时也散居在东欧以及东南欧各地，且多半是该区的地主阶级、城市居民或乡间富农，甚至在遥远的美洲殖民地也有他们的踪迹，他们在新大陆上自成一宗教派系。从11到18世纪，在多次的征战离乱、举家迁徙以及拓荒殖民的过程中，这些使用德语的人散居在欧洲各地，最远到达伏尔加河（Volga）下游（在此，我们暂且略过19世纪的移民潮不论）。这些散居各地的日耳曼人，认为他们自己是“日耳曼人”，并因此不同于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民族。虽然这些日耳曼人跟当地的异族也时有冲突，比方说，他们独占了社会上的重要行业，例如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主阶级，清一色都是日耳曼人，但是在19世纪之前，日耳曼人并未曾跟异族统治者发生过重大的政治对立事件。至于散居世界各地达千余年之久的犹太人，至今依然不放弃他们的民族认同，无论他们落脚在何处，他们仍一直维持着独特的犹太信仰，跟非犹太教徒显得大相径庭，而这样的族群认同，早自沦为巴比伦之囚时便已建立。这期间也许早已有人起而宣扬政权独立的重要性，或主张建立一个疆界明确的国家，可是，一直要到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犹太民族主义才随着西欧民族主义的浪潮一同登上历史舞台。然而若这样就把犹太人等同于他们的耶路撒冷祖先，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犹太人不可能为了朝圣的方便，或想在弥赛亚（Messiah）降临时重回故土（显然他也尚未在犹太人的注目下到来），就把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号召起来，以便在他们的古老圣地上建立一个现代领土国家。
至于一般民众的民族主义原型是由什么组成的呢？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因为这直接牵涉到数亿文盲的民族认同，他们占了20世纪之前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一般而言，我们都颇能通过文献去了解知识分子的想法，可是，我们却很难通过知识分子的眼光去看穿平民百姓眼中的世界。虽然知识分子跟平民大众的世界并非完全没有交集可言，可是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最多也仅及于读书识字阶层，难以穿透至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1]比方说，赫德（Herder）就认为所谓“民族”的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的农民当中是不存在的。以下的例子便能清楚说明，知识分子跟文盲之间的巨大鸿沟。例如对那些身为封建领主、城市居民以及波罗的海知识分子的日耳曼人而言，他们很自然会认为“种族仇杀是随时都会发生的危险，就像把达摩克利斯之剑（Damocleansword）[*1]挂在他们的头上一般”，因为凯尔齐（ChristianKelch）曾在其1965年所撰写的立陶宛历史中，特别提到爱沙尼亚跟拉脱维亚的农民，对日耳曼贵族阶级有多么憎恨。可是，我们却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指出，爱沙尼亚农民是基于民族主义才憎恨那些日耳曼贵族。因为首先，爱沙尼亚人并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特的语言族群。“爱沙尼亚人”（Estonian）一词是19世纪60年代之后的产物。在那之前，当地农民多以“玛拉瓦斯"（maarahvas），也就是“乡民”自称。其次，“萨克森人”（saks，Saxon）一词的主要意义是“封建领主”或“主人”，其次才意指“日耳曼人”。因此，有人（一位显赫的爱沙尼亚史学家）认为：虽然知识分子在阅读文献的时候，会把“萨克森人”意会成是“日耳曼人”，但是在农民的日常称呼上，指的却是“领主”或“主人”，而没有“日耳曼人”的意思：
从18世纪末开始，地方上的牧师及传教士便开始阅读启蒙主义者对爱沙尼亚被征服一事的意见（一般的农民并没有机会可以读到这些书），而且，他们总是会照着自己的意思解释，因而曲解了农民的想法。[2]
所以，且让我们从彻尼亚夫斯基（MichaelChemiavsky）所著的《沙皇与人民》（TarandPeople）一书看起，[3]该书是少数企图重建一般人民想法的作品之一。由于一般人民根本无法断文识字，他们自然无法有系统表达他们对公众事务的看法。在《沙皇与人民》一书中，彻尼亚夫斯基探讨了“神圣的俄罗斯”（HolyRussia）或“神圣的俄罗斯之地”（theholyRussianland）的概念。他发现这个概念是独一无二的，并没有其他事物足以相提并论，勉强要算的话，也只有所谓“神圣的爱尔兰”（HolyIreland）略可比拟。不过我们倒是可以拿它和“神圣的提罗尔”（dasheil'geLandTirol）[*2]进行比较。
据彻尼亚夫斯基的说法，唯有当一块地方能在全世界扮演独一无二的救赎角色时，方能称之为圣地。以俄国为例，这个时机要到15世纪中叶之后才告到来，那时随着东罗马帝国衰亡，君士坦丁堡的势力完全瓦解，政权跟教权又重新结合，俄罗斯翻身变为举世东正教的正统核心，莫斯科更一跃而为世界上的第三罗马，亦即人类寻求救赎的唯一出路所在。至少沙皇是这么想。不过，上述说法显然不符合史实。因为“神圣的俄罗斯”一词，在17世纪初年的“混乱时期”（timeoftroubles）来临之前，并未广泛流传，在这段混乱时期里，沙皇和国家几乎已名存实亡。事实上，在混乱时期之前和之后，不管是沙皇本人、官僚体系，还是教会和莫斯科主导的意识形态，都不曾运用“神圣的俄罗斯”这个口号，因此对这个谚语的流传自然谈不上任何贡献。[4]简言之，“神圣的俄罗斯”是一个通俗的口号，它所表达的是大多数民众的想法。我们可以从17世纪中叶顿河哥萨克骑兵的史诗中发现，这个通俗的口号竟已如此深入人心。比方说，在《围亚述海诗》（PoeticaltaleoftheseigeofAzvo）中，身陷围城之中的哥萨克骑兵便如此唱道：
我们将永远再也无法回到神圣的俄罗斯了。我们势将葬身于沙漠中，带罪而死。我们是为了你的圣像而死，是为了完成对基督的信仰，为了沙皇以及莫斯科政权而战死沙场。[5]
由此可知，神圣的俄罗斯之地，乃是依据圣像、信仰、沙皇以及莫斯科政权而划定的。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组合，因为就像旗帜可作为精神象征一样，圣像亦是一个绝佳的符码，可用来表达那些无可表达的事物。此外，毫无疑问，“神圣的俄罗斯”乃是一个起自下层民众的通俗信仰，而非官方由上而下所灌输的盲从信念。彻尼亚夫斯基继承其师坎托罗威奇（EmstKantorowicz）的敏感和细腻，[6]将“俄罗斯”（Russia）这个字做了非常清楚的诠释。沙皇所建立的帝国，亦即政治上的“俄罗西亚”（Russiya），乃是16到17世纪所创的新词，约始自彼得大帝（PetertheGreat）。至于“神圣的俄罗斯之地”，指的乃是古“罗斯”（Russ）地区。俄罗斯人至今仍被昵称为“俄罗斯基”（Russky）。而官方所通用的“俄罗西亚”一词，在民间反倒没有其他衍生字。至18世纪，许多不同的词汇一一出现，多是用来称呼俄罗斯人民或民族。彻尼亚夫斯基还特别强调，“俄罗斯基”一词的意思，其实是基督徒农民、真实信徒或东正教徒的同义复词。“神圣的俄罗斯”的称谓，带有丰富的民粹涵义，然而却和近代的“民族”涵义有些许不同。俄罗斯一词跟教会与莫斯科政权的紧密连结，自然有助于促成对俄罗斯民族的强烈认同。然而对“神圣的提罗尔之地”来说，情况就并非如此。因为后特伦托（post-tridentine）时期所形成的“土地—圣像—信仰—帝王—政权”的组合，显然有助于罗马天主教会和哈布斯堡帝国皇帝（他同时也是提罗尔伯爵），反抗德意志、奥地利或其他类似的近代“民族”概念。在此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1809年，提罗尔农民起义反抗的主要对象不是法国人，而是邻近的巴伐利亚人。无论属于“圣地民族”的提罗尔人最后有没有被纳入后面这种意义的民族当中，至少前者的概念是早于后者的。
不过，从“神圣的俄罗斯”、“神圣的提罗尔”或“神圣的爱尔兰”这三个用词中，我们都看到一些共同的遗漏点。而其中两点正是近代“民族”定义的关键所在：亦即语言与族群特性（ethnicity）。
何谓语言呢？是用来区分不同民族？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本质吗？而所谓的“野蛮人”（barberians），是否只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使用我们的语言，只会发出奇怪的噪音，我们就此认定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的文明人？每一位读过《圣经》的读者都知道“巴别塔”（towerofBabel）的故事，他们也知道人们是如何通过分辨对方是否能正确发出“示播列”（shibboleth）这个音，来判断此人是敌抑是友。[*3]希腊人便是借这同样的办法来界定自己的民族，借此分辨他们和其他人的不同，尤其是和所谓“野蛮民族”的不同。然而这是否表明：因为他们不会说异族的语言，双方无法充分沟通，于是造成了民族之间的最大鸿沟？无怪乎直到今天为止，会说某种暗言或党语，仍可用来表示我们属于某个次文化团体，因为这些别人不懂的暗言党语，正可区辨“我们”这个小团体跟“他们”那个大社群的不同。
我们很难否认：一群住在一起，讲着同样话语的人们，自然会认为彼此是属于同一民族，至于那些不会说我们的语言的人，自是所谓的“外人”（即“野蛮人”，或斯拉夫人口中所说的“难蛮伎”〔nemci〕）。不过，这并非问题的重点所在。问题的重点在于：何以语言隔阂会被拿来作为族裔区隔的表征，并借此划分不同的民族或国家；而不只是用来区分无法沟通的群体。我们必须从这里切入，方能探讨各地方言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作为判定集团内成员标准的功能。不过在我们探讨这两个问题时，我们要谨记切勿将知识分子跟文盲混为一谈，虽然我们得仰赖前者提供大部分文献来源；此外，我们也不能以20世纪的观点来解读先前的方言用法，因为那会造成时代错置。
尚未文字化的地方方言，往往都是当地各种不同方言的复合体，它们与其他语言的沟通难易，系取决于其地理位置的远近或容不容易到达。比方说，在某些山区，由于交通阻隔之故，我们很难分辨他们的方言到底是属于哪一种语系。像北威尔士人所讲的方言，南威尔士人便很难听得懂；而阿尔巴尼亚的盖格人（Gheg）也很难了解托斯克人（Tosk）的方言。[*4]此外，像加泰罗尼亚语显然更接近法语，而不是巴斯克语。[*5]可是，对一个来自法语区的诺曼（Norman）水手来说，巴永（Bayonne，讲巴斯克语）或波港（PortBou，讲加泰罗尼亚语）的方言对他来说，都一样晦涩难懂，差别不大。直到今天，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比方说来自基尔（Kiel）的德国人，就很难听得懂德裔瑞士人平日所说的德语方言。
因此，在国家推行小学教育之前，并没有口语化的“国语”（nationallanguage）存在，只有作为文字或行政谕令的书写文字，或为口语传播而产生的共通语。比方说，通行在东地中海区的“混合语”（liguafranca），便能让使用不同方言的民族进行沟通，传教士或游唱诗人可借之跨越不同语系的隔阂，以混合语来传情表意，达成更广大的文化交流。[7]在这个地区所使用的语言极其复杂，远比知识分子所能了解的范围大得多，而知识分子已经是比农民更能超越地域藩篱之人。如果“民族语言”只是以口语化的方式进行单线演化，而不像“洋泾浜”（pidgin）或“混合语”的流通方式（经过-一番人境随俗的变化，最后演变成多功能的语言），大概很难通行到更广大的地区。换言之，日常通用的或文学惯称的“母语”（motherlanguage，子女从文盲母亲那儿牙牙学来的话语），并不等同于“民族语言”。
这么说并不表示我要抹煞那种普遍存在于一般人民当中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是和某种语言，或某组复合方言，特别是一个有别于周遭人群的特定群体有关，比方说，马扎儿人便是一例。在马扎儿这个例子中，他们日后的民族主义，便是奠基在他们对语言的认同之上。在阿尔巴尼亚人当中，情况更是如此。自远古以降，阿尔巴尼亚人就一直是在数个互相敌对的文化势力中求生存，他们信仰三到四种宗教（如果我们把伊斯兰教的拜克塔什派〔Bektashi〕[*6]也算在内的话）：包括伊斯兰教、东正教以及罗马公教。因此，日后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先驱，自然会从语言当中去寻找该民族的文化认同，因为除此之外，包括宗教在内的其他事物，所可能造成的都只是分裂，而非一致。[8]然而就算是如此明显的例子，我们也必须牢记：千万不要太过膨胀知识分子的想法！因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阿尔巴尼亚平民阶层当中，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出他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认同感。达兰（EdithDurham）的向导是一位来自阿尔巴尼亚北方的山区青年，当他听说南部的阿尔巴尼亚人也有信奉东正教的信徒时，他说道：“他们才不是基督徒，他们是托斯克人。”从他的谈话中我们可知，在阿尔巴尼亚的下层社会中并不存在强烈的集体认同。甚至，我们“也不可能确知到底有多少阿尔巴尼亚人移民到美国，因为早年的第——代移民并不会把自己看成是阿尔巴尼亚人”。[9]此外，在当地的封建氏族和领主起而以语言为诉求来推动民族主义之前，他们所强调的其实是更令人信服的团结一致。就像佛拉雪里（NaimFrasheri，1846-1900）所说的：“我们同属于一个单一的部落，我们是同一家人；我们流着同样的血液，说着同样的语言。”[10]虽然语言被放在最末一位，不过倒也没有被遗漏。
因此，民族语言基本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就像现代的希伯来语一样，都是后来才创造出来的。实际上，民族语言的真正内涵，和民族神话所宣称的说法根本就大相径庭，比方说，民族神话常说民族语言富涵民族文化或民族情操等等。然而事实上，民族语言却只是从各种不同的通行语言之中，精炼出一套标准化的对话方式，然后再把所有的通行语言降格为方言。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应该选哪一种方言作为民族标准语言的基础。至于如何在文法及拼字上加以标准化和同一化，反倒是比较其次的问题。[11]从欧洲语言的发展史看来，每一支欧系语言都是奠基在这种地区性的基础上：例如保加利亚文便深受西保加利亚方言的影响，乌克兰文也受到其东南方言的影响，成形于16世纪的匈牙利文亦秉承自各地方言的遗绪，拉脱维亚文则是集三种方言之大成，至于立陶宛文也是结合了两种地方方言而成。欧洲在18到20世纪之间，经历了各地方言逐渐演化成书写文字的过程，在当时，语言建筑师的名字可是人尽皆知，不过这类选择多半是专断的。
有时，这种选择相当政治化，充满各派政治势力的较劲，极富政治暗示。以克罗地亚人为例，他们主要使用三种方言；加卡维安语（cakavian），卡吉卡维安语（kajkavian）和史托卡维安语（tokavian）。其中卡吉卡维安语跟史托卡维安语已有文字，而史托卡维安语同时也是塞尔维亚人所使用的方言。克罗地亚伊利里亚运动（IIyrianism）的伟大使徒盖伊（LjudevitGaj，1809—1872），[*7]虽然是以卡吉卡维安语为母语及书写文字，然而却在1838年后，为了促进南系斯拉夫人的团结，而改用史托卡维安文写作。此举造成了以下影响：第一，促成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使用同一种语言（虽然崇信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是以罗马字母拼写，而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则是用西里尔字母（Cyrillies〕拼写）；第二，让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可顺势以语言作为合理化的诉求；第三，提供塞尔维亚和日后的克罗地亚出兵扩张国土的借口。[12]不过，有时这种选择也会失败。贝诺拉克（Bemolak）在1790年为斯洛伐克人精选了一种方言作为通行文字，可惜，功败垂成，并没有使该语言成为斯洛伐克人的通行语。然而，不数载，史都尔（LudovitStur）却成功地选出了一个通行范围更广的语言，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共同语言。[*8]在挪威，民族主义者韦格朗（Wergeland，1808—1845）就曾大力主张：挪威人应该要有挪威人自己的语言，以取代当时甚受丹麦文影响的挪威通行语，于是便着手草创了一种语文作为挪威的国语（即兰斯摩文〔Landsmal〕，今日称之为新诺尔斯语〔Nynorsk〕）。不过，在挪威独立建国之后，即使获得官方的大力支持，新诺尔斯语至今仍然是少数人使用的语言；尤其在1947年挪威开始推行双语政策之后，新诺尔斯语更是仅通行在挪威的西部及中部，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已。[13]在欧洲诸多较古老的语文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选择一种方言作为国语的难题，比方说，法国和英国便是以通行在皇室近畿的方言作为国语；雅典文（Attic）则是挟其在商业—海事术语上的优势，以及丰厚的文化遗产，并在马其顿人的大力支持下，一跃成为希腊文的基础语言，以及日后希腊用语的范本。
在此，我们姑且把较次要但同样具急迫性的问题暂时搁置，也就是说，暂且把各国国语该如何进行现代化、如何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问题搁置不谈。这个问题是具有普世性的，欧洲各国都曾经历过，只是在某些国家当中，这种情况较为复杂，比方说，在荷兰、德国、捷克、冰岛等国，都盛行所谓的“语言民族主义”（philologicalnationalism），意即强调民族语言的纯粹性（不能跟其他语言交杂使用）。例如德国的科学家必须以“Ssuerstoff”一词来表示氧气，而不能使用“oxygen”这个英文字；在法国也引发了一场为保卫正统法语免受“英式法语”破坏的恐慌。不过，最严重的问题倒不是应选择哪一种语言作为传递文化的共同语，而是哪一种语文最适合用于高等教育或最有利于现代科技、经济的沟通。我们千万不能小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源自西元6世纪的威尔士文虽然大可宣称它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文字，然而在1847年却已有人看出：
你很难用威尔士语来表达政治或科学论述，即使是非常简单平常的论点也不太可能。要是不懂英文的话，即使是再聪明的威尔士读者，光靠威尔士语也无法完全了解其涵义。[14]
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对执政者及知识分子有影响外，语言很难成为判定民族的指标。即使如此，若仍要以语言作为区分民族的工具，首要之事，就是必须从既存的优势语言当中，选择一种作为国语（通过标准化与同一化的过程）。然而无论这种优势语言原本是神职语言或典雅的古文，都是极少数的精英分子平日用来处理政务、钻研学术或进行公开辩论之用。比方说，古波斯语在蒙兀儿帝国（MughalEmpire）中的作用便是如此，汉文在日本也是一种精英语言。很显然，选择某一种优势语言作为国语，乃是迟早的事。不过中国的情况是一大例外，接受古文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古文作为帝国的唯一沟通工具，因为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方言各异，舍此之外难有共通的沟通管道。而这个类似混合语的中国古文，在日后也逐渐演变成一种沟通用的口语。
可是，除非某个地方的语言分布正好跟不同的群体分布一致，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把语言当作判定群体的标准。以婚姻制度为例，它也从不曾限定非得说同一种语言的群体才能互相通婚，要不制度性的外婚制就不可能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对一般人来说，并没有任何理由要他们接受史学家殷切建议的多元化语言及民族政策，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只有通过后天的概化学习，才会让说相同的语言者结成朋友，而说不同语言者变成仇敌”。[15]因此，除非当他们的耳际出现了不同的语言，否则，他们平日所说的语言并不具备区分不同族群的作用，因为原来通行的语言人人会说，就像人皆有腿一样，并无分辨差异的作用。唯有在多种语言并存的时候，“多语主义”才会演变成正常现象，以避免任意编派各式各样的排他性认同（这种政策使得是否需要一种排他性的语言的民意调查，显得极不可靠）。[16]因此，在这些多语并存的地区中，针对语言所作的统计结果，都起伏得很厉害，因为决定某人对某种方言是否认同的因素，并不在于他对该语言本身的认识，而在于其他变数。比方说，在哈布斯堡主政下的斯洛文尼亚及摩拉维亚两地，对语言的认同就相当歧异，并不一致；或有很多人除了母语之外，还会兼说一些非正式的混合语，例如伊斯特里亚（Istria）地区便是如此。[17]此外，这些语言都是无可替代的，彼此并不能取代对方的功用。对毛里求斯（Mauritius）的人民而言，他们并不需要在克里奥尔通行语（creole）[*9]和他们各自的母语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他们会根据不同的需要来选择他们该说哪一种语言。就像德裔瑞士人写的是上日耳曼地区的德文，说的却是一种独特的“瑞士腔德语”（Schwyzerdutsch）。又如，在罗斯（JosefRoth）的小说《拉德茨基元帅》（Radetzkymarsch）中，那位斯洛文尼亚族的父亲，在跟他已获晋阶的军官儿子对话时，并不如那位青年军官所预期的，是以他们之间从小就说的母语，而是使用“斯拉夫军人惯用的粗俗德语”，[18]这对哈布斯堡军官而言是不敬的。究其实，那种神秘的民族认同感加上柏拉图式的语言观，基本上可说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而非真实的语言使用者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假象，而赫德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这种民族语言概念纯属文学性的，并不见于实际生活当中。
我们无法否认，语言乃至语系都不是民众生活的重要成分。对绝大多数说德语的人民而言，在其西方与南方的外国人，主要是说罗曼语系和说塞尔特语的威尔士人，说芬兰语及斯拉夫语的人则散居在其东方及东南方，他们大都是温德人；而对大多数的斯拉夫人来说，说德语的民族都是所谓的“难蛮伎”。不过，大家都认为：语言跟民族，二者并非一致重合的概念。在苏丹，行定居制的富尔人（Fur）跟游牧四方的巴加拉人（Barggara）过着共生般的生活。邻近的另一支游牧民族虽然说的也是富尔语，但是在定居的富尔人眼中，他们和巴加拉人根本毫无二致。因为在当地，区分民族的标准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而非语言。对定居的富尔人来说，那支会讲富尔语的游牧民族和巴加拉人的差别只在于：“和他们进行买卖牛奶、肥料等交易时，可以比和巴加拉人交易稍微流畅一点。”[19]
用比较“理论性”的术语来说，人类在巴别塔之后，共分流出七十二种语言（这乃是根据中世纪《圣经》学者对《创世纪》的解释），而每一种语言的流通范围，都至少包含数个民族或部落，这是根据坎特伯雷那位伟大的神学家圣安塞姆（AnselmofCanterbery）的弟子莱翁的安塞姆（AnselmofLaon）的说法。到了13世纪中期，英国道明会修士艾尔顿的威廉（WilliamofAlton）更进一步根据这七十二种语言将人类区分为不同的语群（根据口语），不同的世代（根据起源），不同的语区居民，并参考不同的风俗习惯而区别出不同的宗族。这些分类都不尽重合，而且也不应与“人民”（people）的概念相混淆。“人民”指的是一群愿意遵守一套共同律法的人群，因此，人民是历史与政治的产物，而非自然形成的群体。[20]在前述的分析中，艾尔顿的威廉所展现的睿智与洞察力，即使在19世纪也不多见。
语言只是各种区分不同文化群体的标准之一，也就是说，语言绝非主要、亦非不可或缺的标准。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认为：希腊人属于同一民族，即使他们散居各地且无统一政体，但是，他们有共同的血统，说着同一种语言，信仰相同的神祗，朝拜同一个圣地，执行同一套祭祀礼仪，遵守相同的风俗习惯及道德，并且采行一模一样的生活方式。[21]对像希罗多德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语言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决定何人才是“希腊人”（Greekness）的标准，对普通的彼奥提亚人（Boeotians）或塞萨莱人（thessalians）而言，真有这么重要吗？我们并不知道答案。我们知道的只是，近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已进展到非常复杂的程度，有时，甚至会严拒其语群中的小支系和他们共组政体。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种借语言来分裂民族的事例，激怒了波兰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大日耳曼沙文主义者”所设下的诡计，意图扩张德国国土，而且，毫无疑问，这些对德国人的指控在日后都一一得到证实。不过，我们倒是无法否认，在说波兰语跟斯洛文尼亚语的群体当中，的确有某些群体基于某些因素，倾向于在政治上选择做德国人或奥地利人。
如果以赫德对语言的定义来看，人民所说的语言显然不是直接塑造“通俗民族主义原型”的核心要素，虽然，也不是毫不相关。不过，到了近代，语言却间接影响到一般人对民族性的认定，因此，语言对民族的重要性遂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因为只要有一种精英分子或官方行政所通用的优势语言存在，那么，无论这群精英的人数多么少，或这种官方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度多低，根据安德森的看法，[22]这种语言仍然有助于“通俗民族主义”的形成，原因有三：
第一，它可产生一个以这种语言进行沟通的精英群体，而且，要是这个精英群体刚好跟国家领域或语系范围重合的话，就有机会可以以这个社群为基础继续发展，并在日后连结成“民族”的沟通网络。所以，由此观之，语言的使用跟民族的形成，的确是有关联的。但是，已经失传的古语或在特殊礼仪上才使用的语言，无论它们多么尊贵，都不太适合作为国语，虽说现今通用的希腊语跟古典希腊文之间，仍然有演化上的迹象可寻。卡拉齐克（VukKaradzic，1787—1864）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也是现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Serbo-Croat）的创始人。在他之前，曾有人企图炮制现代希伯来文的创建法（把古希伯来文转化成现代希伯来文），将宗教用的斯拉夫文（ChurchSlavonic）转化成新的民族语言。然而卡拉齐克却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力主新文字必须以塞尔维亚人的日常用语为基础。[23]因为促使现代希伯来文创立的动力，以及它之所以能成功确立的条件，都是不寻常的，不能援以为通例。
作为国语的方言原本就是口语，至于它究竟是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语言，就不甚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优势语言在政治上享有绝对的分量。由此观之，法语对于法国的创建是贡献厥伟的，即使在爆发法国大革命的1789年，会说法语的人尚不超过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而举国上下也只有百分之十二到十三的人能说标准无误的法语。实际上，离开中央行政区之外，只有少数人会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法语，除非是身在城镇里。至于在法国北部或南部，更几乎没有人说法语。[24]对意大利的统一而言，意大利文也同样功不可没：它将意大利半岛上的知识分子连成一线，在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网络。即使在意大利建国的那一年，1860年，也只有大约百分之二点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意大利文。[25]在18世纪，日耳曼纯粹是一个文化概念，因为在当时的日耳曼境内，基本上是大小城邦各自为政的状况，由不同的宗教及政体所管辖，只是彼此之间所通行的语言是德语罢了。在当时，能够阅读德文的读者，大约只有三十到五十万人，[26]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使用标准德文（Hochsprache）或文化用语的人，就更少了。[27]于是由知名艺人所主演的剧作，便成为日后标准德文的典范。由于当时在日耳曼境内，无论是说写，都没有一套统一的官定标准，因此，标准的德语只好到戏院去找了。
第二，正因为通行语言并非自然演化而来，而是人为建构的，特别是要把它变成印刷物时，人为力量更是不可或缺，因此它需要一个新的固着物，好使它看起来更恒久，更“不朽”。于是重要的不只是发明印刷术，还需要伟大的语言学家来进行校正和标准化的工作。在每一种文化语言的文字化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语文学者，不过他们总是要到印刷书籍出现之后才会登场。基本上，除少数特例外，欧洲各语言的校正和标准化过程，多半发生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
第三，执政者及精英分子所使用的优势语言，通常可以通过国民教育或其他行政措施，而在近代国家中奠立其作为国语的独尊地位。
然而，前述种种都是晚近的发展，在民族主义盛行之前或在识字率普及之前，语言对一般大众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大。对以往中华帝国境内的各民族来说，北京官话无疑是使他们得以沟通的主要媒介，否则方言殊异，各民族说各自的语言，帝国是无由建立的。可是，帝国并不是直接凭借语言而建立，而是借助中央极权的帝国行政，只是帝国的政令是通过精英所使用的北京官话和特定的符码来传递。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就算是把政令改用拉丁文来传递也无妨。英语对大多数的印度人来说，也扮演同样角色：东印度公司自19世纪30年代之后便改用英语经商，取代原本通行的波斯语波斯语乃蒙兀儿帝国的国语。对印度人来说，无论是波斯语或英语，都是外来语，而且，他们平常既不读书也不写字，所以，无论是用哪一种语言都无妨。对民族主义史学家而言，以下的实例真是令他们伤心：日后成为比利时人的弗兰德斯居民，在革命时期以及拿破仑主政时代，并没有起来反对“高卢化”（Gallicization）运动；甚至滑铁卢一役，也没有促使弗兰德斯人“起而宣扬弗兰芒语或文化复兴运动”。[28]他们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呢？既然他们一点也没有察觉到法国人是如何耍弄行政特权，显然需要有一群民族主义的狂热分子来煽动一番，他们才会起义。所以，毋庸惊讶，当这些说法语的外国人进入务农的弗兰德斯区之后，这群外国人引起当地居民反感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说的是外国语，而在于他们拒不参加周日的望弥撒聚会。[29]简言之，若先将特例搁在一旁，我们实在无法将语言看作是决定集体认同的最重要关键，语言只不过是决定认同的诸多要素之一罢了。此外，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语言的政治效应也并非绝对的。比方说，一位法国语言学家在1536年研究巴别塔时发现：
现在已发现的人类语言已不止七十二种，因为当今世界的民族经过演化繁衍，早已超过了从前的总数及规模。[30]语言会随着国家的建立而愈变愈多，反之却不然。
至于族群特性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的族裔特性，往往指的是共同的血缘背景以及世代相传的家系，族群的共同特性与集体认同，便是借由它们代代相传下来。“亲属”及“血缘”这两大特性，乃是联系族群团体于不坠的主要因素，同时还能用来排斥不属于这个族群的外人。所以，族群特性显然是族群民族主义（ethnicnationalism）所强调的核心。“文化无法从教育过程中得到。文化源自血缘。这种说法的最佳证明，便是今天的犹太人。他们顶多只能挪借我们创造的文明，但永远无法学到我们的文化。”这是哈纳克（HansHanak，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姓氏显示他缘自斯拉夫裔）在1938年于因斯布鲁克（Innsbruck）所举办的“国社党大会”（NationalSocilaistKriesleiter）所发表的言论。他在会中还大声恭维当地的纳粹妇女，因为当时犹太人正致力推动两性平权主张，而在哈纳克眼中，犹太人的这项主张，其目的便在于“摧毁纳粹民族高贵的优良血统"，可惜，在当地只掀起了短暂声势，之后便销声匿迹。[31]不过，他那种文化乃源自血缘的说法，根本是凭空捏造。因为，究其实，族群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型式，乃是基于后天文化的塑造，而非先天的生物因素所能决定。[32]
更有甚者，对那些领域广大的民族国家而言，其人口众多且成分复杂，根本不具可资分辨的族群共性。就算我们暂且不论近代的数起移民潮，光是从欧洲各国人口变迁的历史来看，就可以得知：各国的族裔背景都相当复杂多元，尤其在一些经历过人口锐减而进行大量移民计划的地区，情形更是如此。比方说，中欧、东欧以及东南欧各地等，甚至还包括法国的部分地区。[33]对现今东南欧的任何一支民族而言，在历经前罗马时代的伊利里亚人、罗马人、希腊人、各种不同的斯拉夫移民，以及自柔然人到奥斯曼土耳其这一波又一波的亚洲人侵者的混杂之后，它们的族源问题，将永远得不到众所公认的解答（尤其是罗马尼亚人）。因此，像门的内哥罗人（Montenegins）乃是源自塞尔维亚裔，可是，他们却宣称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并建立了联邦共和国，其国民包括塞尔维亚农民、古塞尔维亚王朝的遗老，以及因受到土耳其人侵而迁徙至该地的弗拉其牧民（Vlachherdsmen）。[34]当然，我们无可否认，13世纪的马扎儿人会自认是一个特殊族群，因为他们是源自从中亚人侵的游牧民族，此外，他们所说的语言跟四周邻族都不一样，而且，他们大都集居在自己的王国疆域内，奉行祖先遗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不过，像马扎儿人那样风格鲜明的族群，显然是特例而非常态。
无论如何，在希罗多德看来，族群特性可视为是“民族原型”，因为正是仰赖族群的特性，才能将散居在广袤大地之上的民族集结起来，甚至还能促使散居在不同政体之下的民族团结一致。库尔德族（Kurds）、索马里族（Somalis）、犹太人和巴斯克人等，都是很好的例证。不过，这种族群特性和近代的民族根本没有任何历史关联，也就是说，族群特性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或和任何国体的建立，都不具关联，古希腊人便是一例。有人甚至会辩称，具有最强烈、最持久的所谓“部落”族群意识（tribalethnicity）的民族，它们抗拒的不止是强加其上的近代国家、近代民族或其他类似的认同，而是任何与邦国有关的组织。比方说，散居在阿富汗地区的普什图人（Pushtu）、1745年之前的苏格兰高地人，以及阿特拉斯山区的柏柏尔人（AtlasBerbers）等等。
相对的，“民族”也可能是基于对某个政体的认同，虽然从民众的眼中看来，他们可根据族裔（和语言）把它切割成一块块，而这也的确是事实。比方说，1809年在霍费尔（AndreasHofer）[*10]领导之下起而反抗法国入侵的“神圣提罗尔人”，不仅包括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还包括和法国一样同属拉丁语系的拉亭语族人（Ladinsch）。[35]又如我们所熟知的，瑞士的民族主义乃是涵括多族裔的。所以，如果我们预设居住在山区的希腊人，是基于民族主义才在19世纪20到30年代起而反抗土耳其统治。我们可别忘了，在那场独立战争中，最英勇的战士并非希腊裔，而是阿尔巴尼亚裔的述利奥提人（Suliotes）。此外，近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很少是奠基在强烈的族群意识之上，虽然它们往往在民族运动开始展开之后，会特别强调种族主义的诉求。简言之，我们毋需对顿河地区哥萨克骑兵在保卫神圣俄罗斯之地时，并没有考虑他们的族裔背景或其族源一事感到惊讶。事实上，他们这么做实在是明智之举。就像其他地区的农民战士一样，他们的族源原本就是混杂不清，无从追究。在他们之中，有乌克兰人、鞑靼人（Tatars）、波兰人、立陶宛人以及大俄罗斯人等等。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并不是血缘，而是信仰。
难道说，族群或“种族”对近代民族主义不曾发挥丝毫影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不同种族的生理差异显而易见，难以忽略，因此自然会经常被用来当作分别“我们”跟“他们”的指标，从而加强了双方之间的差异性，包括民族差异在内。有关这种生理上的差异，只有三点需要特别说明。首先，这种差异可分为两种，一是“水平区隔”，一是“垂直差别”。而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前，这种差异多半是用来分隔社会阶级的高下，而非用来辨识不同的族群。不幸的是，在历史上，人们最常用肤色的深浅来划分社会阶级，而且通常是肤色较淡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比方说，在印度便是如此）。虽然大规模的外来移民以及社会流动，都会让原有的社会阶级变得更加复杂，甚至还可能全盘颠倒旧社会的阶级体系。因此，“正确的”种族划分一定是随着“正确的”社会地位而来，和实际的生理外观无涉。以南美安第斯山区的国家为例，一旦当地的印第安人成为低层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他们就会被社会归类成“麦斯蒂索人”（mestizos）或“乔洛人”（cholo）（即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所生的混血儿），不论他们的外表特质如何。[36]
第二，从外观上“看得到”的族群差异，往往都带有负面的味道，是用来区别“他们”和“我们”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才会形成人尽皆知的种族刻板印象（像“犹太人的鼻子”）；而殖民白人也才会如同色盲般，无视于被殖民者的肤色差异，一律把他们称之为“黑”人。“对我来说，他们看起来都一样”这句话，显然是认为所有不同于自己的人都具有一模一样的特质，比方说，黄皮肤，吊梢眼。因此，人们总是一厢情愿、理所当然地认为某个“民族”的人，必然会具有某种族裔特征，即使最不具观察力的人都看得出事实并非如此，但这种偏见还是很难打破。反之，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我们深知在同一国籍之下，其实存在着许多不同，包括肤色、体型、身材及外貌；即使大家都有着共同的外貌，比方说，都有一头黑发，但还是会有其他的不同点。不过，在“他们”眼中，我们却是“完全一样的”。
第三，这类负面的族裔性对“民族主义原型”的影响微乎其微，除非它能融入国家的传统中，比方说，像中国、韩国或日本，其组成分子的同质性之高，在历史上倒是相当罕见的。[37]在这些国家当中，族裔认同和政治效忠显然是紧密相连的。例如明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自从它在1644年被推翻之后，反清复明始终列在民间秘密会社的目标纲领上。民间会社之所以致力复明，是因为明朝不同于它的前朝和后代，是纯正的汉族朝代。然而即使是这般明显的族裔认同，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只有非常小部分的贡献。对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而言，自西班牙人建立殖民政权以来，他们便深刻且明确地感受到他们与白人和麦斯蒂索人之间的族裔差别，更何况西班牙人还通过有系统的制度把这种差异转变成种姓制度。[38]不过就算如此，我们还是不曾听说印第安人曾经因此发起民族主义运动。除了印第安知识分子的讨论之外，我们很少能在一般人民当中感受到泛印第安（Pan-Indian）情感。[39]同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居民和那些淡肤色的外来征服者之间，最大的不同点，便在于他们的肤色较深，而这也正是凝聚其抗外意识的主要动力。其实所谓的“黑人意识”早就普遍存在了，不只在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中才看得到，凡是由黑肤色的被统治者借大众集会来挑战淡肤色的统治者时，黑人意识便会再次得到提升。显然，其中一定有政治力的运作痕迹。因为光靠“肤色意识”并不足以推动建国，即使是在加纳（Ghana）和塞内加尔（Senegal）这两个其创建者笃信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的国家亦然。此外，肤色意识也不能使他们摆脱欧洲殖民的影响，因为日后非洲各国的版图，几乎就是根据欧洲殖民地的行政区划而来。
接下来，我们要重新回顾17世纪顿河哥萨克骑兵愿意为神圣俄罗斯战死沙场的原因：亦即宗教，以及王国或帝国。
宗教跟民族意识的关联可谓相当密切，波兰和爱尔兰便是最著名的两个例子。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民众力量之后，宗教与民族意识的密合度，会比它还停留在意识形态或少数人的活动时，来得更紧密。就像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重回巴勒斯坦犹太屯垦区（PalestineYishu）后，除了以犹太教圆帽显示其民族精神之外，更喜欢当众大啖火腿三明治，就像今日的以色列狂热分子一般。而近代阿拉伯各国的民族主义跟伊斯兰教紧密结合的结果，却令少数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民族非常尴尬，比方说，科普特人（Copts）、马龙派信徒（Maronites）[*11]以及希腊的天主教徒，这些民族可说是埃及和土属叙利亚民族运动的先驱。[40]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和阿拉伯各国一样，与宗教结合在一起。不过，我们不需要对这种现象大惊小怪，因为宗教原本就是人类用来团结力量、交流心灵的最古老组织之一。通过共同的仪式和兄弟之情，宗教便可以将完全没有共同性的人群集结在一起。[41]甚至有些宗教教义还以建立特定群体为诉求，比方说，犹太教便是一例。
不过，对“民族主义原型”而言，宗教的影响力是相当复杂的，至于对近代民族主义，宗教有时反倒是持保留态度，甚至演变成质疑“民族”是否有权垄断所有国民忠诚的最佳利器。通常，部落宗教（Lribalreligion）因为规模太小，所以很难为近代民族运动所用，反倒经常成为抵制民族扩张的力量。另一方面，盛行于世界的各大宗教，多半是兴起于西元前6世纪到西元7世纪之间。这些信徒众多的大教所宣扬的教义，几乎都强调其普世性，因此，其诉求往往是融合，融合各族裔、各语言、各政体。帝国时期的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以及独立之后的巴拉圭人、巴西人和阿根廷人，都是罗马天主教的忠实子民。我们无法借由宗教把他们区分成不同的群体，也就是说，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已将他们连成一体。所幸，强调普世性的宗教也会相互竞争，所以，居住在宗教边境的居民，便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其他宗教，并选择另一种宗教作为其族裔象征。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东正教、东仪天主教（Uniate）及罗马天主教的信仰来区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波兰人。也许中国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可用信仰儒教（Confucianism）或其他宗教（主要是佛教，伊斯兰教次之），来辨识中华帝国和其边境四周成半圆形散居的弱小民族。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特别注意跨国宗教的普及度到底对宗教族群的认同造成什么样的限制，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发展出民族主义的地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跨国宗教都会对宗教族群的认同造成限制，而就算是在具有这种事实的地区，宗教通常也只能把某个民族和它的某些邻族，而非所有邻族分隔开来。比方说，宗教可以使立陶宛人有别于崇信路德教派的德国人和拉脱维亚人，有别于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然而却无法把他们和波兰人分隔开来，因为波兰人也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在欧洲只有民族主义高涨的爱尔兰最特别，因为他们的邻族除了新教徒之外，别无其他，因此他们便可以以宗教作为本族的认定标准。[42]
然而，宗教族群认同的确切涵义是什么？这种认同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可以在人类的历史上，找出一些宗教族群的例子，这些族群会把特定的族群宗教放在第一位，并以此作为自己跟邻族或其他国家的区别标准。比方说，不管是信仰袄教（Zoroastrianism）的伊朗人或月后成为伊斯兰教什叶派（Shiite）信徒的伊朗人，都有他们自成一格的神学之路。爱尔兰人要到他们不愿继英格兰人之后加入宗教改革的行列，才开始坚持他们对天主教的信仰，尽管新教徒大量涌进并强行抢夺他们最好的田产，仍无法迫使他们改信新教。[43]英格兰跟苏格兰的教会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虽然，苏格兰也是正统喀尔文教的代表。也许威尔士人正是受到民族主义启蒙，才会在19世纪上半叶集体皈依为反对国教的新教徒，而这正是现今民族宗教研究的最新焦点所在。[44]反之，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的宗教也可能造成民族分裂，从而创造出两个不同的民族。以下的例子便是最佳明证。拥有共同语言及文化的克罗地亚人跟塞尔维亚人，之所以会一分为二，便是因为其中一个信仰罗马公教（因而以拉丁文解读教义），另一个信仰东正教（因而以西里尔文解读教义）之故。不过，也有一些显然具有某种民族主义原型的民族，却被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所割裂，例如阿尔巴尼亚这个和威尔士差不多大小的地方，却有着远超过正常数量的宗教派别（包括伊斯兰教、东正教和罗马公教的各个派别）。最后我要强调一点，无论宗教认同感有多强，我们仍无法确定宗教认同是否能靠它自身的力量，发挥类似民族主义的作用？当代人通常喜欢将这二者混为一谈，因为我们对多族共居的国家形式已不再熟悉，在这样的国度里，各宗教社群都能享有相当的自主权，以类似自治的方式并存在同一个政权之下，像奥斯曼土耳其便是一例。[45]再者，我们也无法肯定，巴基斯坦乃是印度伊斯兰教徒的民族运动产物，虽然它的确可视为是对“全印度民族运动”（all-Indiannationalmovement）的一大反弹，因为笃信印度教的印度人，并未能关照到伊斯兰教徒的特殊性，诸如他们的感受和宗教仪式等，都没有受到印度人的平等尊重。虽然处于近代这个民族国家的时代，分裂国土似乎是巴基斯坦人不得不做的选择，然而我们仍无法清楚地确知，伊斯兰教联盟（MuslimLeague）心中所想的分离政权到底是什么样子，即使是在最后阶段；我们也不敢肯定要是没有真纳（Jinnah）的强力推动（他是不折不扣的伊斯兰教民族主义者，虽然他并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伊斯兰教联盟是否会坚持主张分裂国土。[*12]我们只能确定，一般伊斯兰教徒的思考是社群式的而非民族式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民族自决的概念是否合乎安拉的真理及教诲？
毫无疑问，现今的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一样，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伊斯兰教）民族的一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处于不同的政权之下。我们也无须怀疑，波斯尼亚的伊斯兰教徒，最终也会产生自己的民族性，因为统治他们的政府就是把他们当成是一个特殊民族对待。不过，再怎么说，这类民族运动的例子，其实都是已成“既定事实”之后的发展。诚然，伊斯兰教徒的宗教认同非常强有力，不过，在广大的伊斯兰教世界中，除了伊朗之外，却没有任何“民族主义原型”或民族运动是具有明确的伊斯兰教特质。至于今天那些因反抗以色列或中亚地区而发展出来的民族运动，则另当别论。简言之，宗教跟“民族主义原型”或民族主义认同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相当复杂而难以辨明的。我们最好不要随便妄下断语或以偏概全。
然而，就像盖尔纳所说的：[46]一旦人民跟某个大型文化产生结合，特别是与深具学识教养的文化结合之后——这种结合往往是通过对某种世界宗教的皈依——它便能逐渐累积出这个族群的资产，有助于日后民族的形成或组建。在盖尔纳看来，非洲显然是最有资格以这种方式进行族群连结的地区。比方说，在非洲霍恩（HomofAfrica）地区，崇信基督教的阿姆哈拉人（Amhara）[*13]和信仰伊斯兰教的索马里人，就觉得他们很容易结合成“国家民族”（statepeoples），因为他们认为彼此都是熟读“圣书的民族”；虽然在盖尔纳眼中，二者所崇信的圣书，内容不仅完全不同，其所宣扬的教义甚至还相互敌对呢。乍听起来这似乎很合理的，可是我们还是想弄清楚；皈依基督教，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这种近似群众民族主义的特殊政治现象，到底具有多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它到底是如何影响1967年后的尼日利亚拜阿福拉（Biafra）分离运动，[*14]以及南非国民大会（SouthAfricaNationalCongress）。
虽然宗教并不是“民族主义原型”的必备标帜（尽管对17世纪的俄罗斯人来说，宗教的确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崇信天主教的波兰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及鞑靼人的环伺下，就更为重要），可是神圣图像（holyicons）却是它的关键成分，就像它们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神圣图像可说是象征、仪式或集体习俗的表征，它具现了想象中的共同体。神圣图像的内容包罗万端，有的是最常见的圣者与使徒肖像；有的是日常生活仪礼，比方说，伊斯兰教徒每日五次的祷告礼；甚至还包括仪礼中所诵念的经文本身，像犹太教的“以色融人呀，你们要留心听”（ShemaYisroel）等。神圣图像可能是用来纪念代表某个地域的圣徒，而这些地域都大到足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比方说，墨西哥的瓜达卢普圣母（VirginofGuadalupe），或加泰罗尼亚的蒙斯特拉圣母（VirginofMonsterrat）等。神圣图像也可能用来呈现某个可以使散居各地的团体欢聚一堂的大型节庆，比方说希腊的奥林匹克大会，加泰罗尼亚的诗的竞赛（CatalanJocsFlorals）和威尔士的学者的聚会（WelshEisteddfodau）等。[*15]神圣图像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共同点，就是多半是描绘在五彩的布面上，比方说，各国的国旗便是一例。它们经常被用来作为近代国家的精神象征，在各种盛大的宗教仪式或节庆典礼上都可以看到。
若单以宗教为例，无论神圣图像的形式或本质是什么，对作为“民族主义原型”的精神象征来说，不是稍嫌宽广，就是太显狭隘。比方说，我们无法以圣母玛丽亚的形象来指天主教世界的某一块地方；可是具有地方性的圣母，十之八九都只是某个小地方的守护神，不足以发挥凝聚民族的功用。最能满足民族主义原型需求的神圣图像，显然就是那些特别能代表国家的图像，在民族国家尚未建立之前，这指的就是国王或皇帝的肖像。当国家统治者正好也是教会的领导人物时（比方说在俄罗斯便是如此），宗教和民族国家的象征便可借着这位政教领袖结合在一起；不过对英国跟法国的王室而言，尽管它们实行的是政教分离政策，但它们的王权仍具有高度神力。[47]由于现今具有建国可能的神权政体为数不多，因此我们很难正确判断出，什么程度的神学权威才足以产生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如果要找比较接近西方世界的例子，或可交给研究中古亚美尼亚的史学家。若仅以19世纪的欧洲为例，光凭宗教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激发民族建国意识，比方说，意大利的新教皇派（Neo-Guelphs）就发现，单以教皇国为号召，是不足以建立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即使教皇国在事实上就是一种意大利人的机构，而且还是1860年之前唯一一个统辖所有意大利人的机构。由此得知，神圣教会也很难将自身的影响力从地方层级，提升至全国规模，更不用说要转化成鼓吹民族主义的机构，至少在庇护九世（PiusIX）当权的时候是无法达成的。所以，到底19世纪的意大利在罗马教皇的号召下，会造成什么样的团结，实在不劳我们费心钻研。
我们可以顺着这条思路继续探讨促成“民族主义原型”的最后一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关键：对某个既存政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48]最强有力的民族原型结合剂，无疑是19世纪所谓的“历史民族”（historicalnation），尤其是那些会令人把它和其境内某一特定民族联想在一起的国家，例如大俄罗斯、英格兰或卡斯蒂利亚，这些国家已为日后的民族设好骨架。不过，在此我们必须分清楚“民族的历史意义”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政治民族”（politicalnation）是最早用来指称民族成员的词汇，不过在当时可称之为政治民族的，通常都只限于该国境内的一小撮人，亦即权贵精英，或贵族士绅。因为在法国贵族高喊：十字军东征乃“每一个法国人的骄傲”这句话时，他们根本不认为这场胜利和居住在法兰西境内的全体居民有任何关联，甚至不认为它和在11世纪末才逐渐成形的六角形法国国土上的任何一地居民有关。因为那些自视为法兰克（Franks）后裔的贵族，根本就把他们统治下的人民，看作是遭法兰克人征服的人民后代。（不过，法兰西共和政府为宣扬民主政策，坚持把教科书上的法国祖先改成高卢人而非法兰克人。至于像戈宾诺伯爵〔CountGobineau〕之类的反动派，为了要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宣扬种族优生学及复辟思想，也一再主张法国人的祖先是高卢人。）“民族性、政治效忠和政治体制这三大要素，已因社会政治意识和社群情感而结合在一起”这一点而论，这种“贵族民族主义”（nationalismofthenobility）当然可以被视之为民族主义原型。[49]对匈牙利和波兰这类国家而言，这类贵族民族主义便是近代民族主义的直系远祖。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把马扎儿民族和波兰民族的概念，转换成圣史蒂芬国王所辖之地和波兰共和国，尽管就近代的民族定义看来，事实上这些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不是马扎儿人和波兰人。因为平民根本就没有被融入“政治民族”的范畴。平民就是平民，顶多是具有马扎儿和波兰血统的平民。不过这里所谓的民族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具有民族感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千万别搞混了。[50]
显然，“政治民族”这个概念和词汇，最终有可能扩展成涵括境内所有居民的民族，不过，这要到民族主义者大力鼓吹之后，才会成为事实。进一步说，政治民族与近代民族之间的关联通常都是间接的。因为有相当多证据显示：某一王国辖下的子民他们之所以会对国家及其人民产生认同，乃是通过对那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国王或沙皇），或像“圣女贞德”（JaanofArc）这类人物的崇拜。因为一般农民不太可能会去认同一个由领主集团组成的“国家”，因为领主通常都是他们不满的主要根源。就算他们非常敬爱他们的领主并对其忠贞不二，这种敬爱与忠诚也不可能扩及其他领主士绅。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对超过其家园之外的地区生出眷恋之情。
诚然，在民族时代来临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抵御外侮的例子，例如在15、16世纪的中欧历史上便屡见不鲜，而这些例子也经常会被当代人视为是人民自发性的爱国行为。然而若以当时的意识形态观之，这种行为几乎都是基于社会和宗教情感，而非民族主义。特别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农民抱怨他们被贵族给出卖了，因为贵族本来就有“义务”该保护他们免受土耳其人侵害。难道贵族跟侵略者之间定有秘密合约？所以才会听任一般平民百姓像十字军一样，为维护信仰而跟异教徒决战。[51]这类运动有时会在某种环境下，使一般人民凝聚出民族爱国情操，比方说，在信仰胡斯教派的波希米亚（HussiteBohemia）-—最原始的胡斯教义并不具有捷克民族意识——或在基督教国家的军事边境上。哥萨克骑兵正是最佳写照。然而如果当地欠缺强有力的国家传统作为骨架，这种爱国情操还是不可能发展成近代的民族主义。[52]不过，这类爱国情操也不是旧政权所期望的。生活在旧政权底下的子民，除了特殊的军事义务外，只需恪守服从与安顺，并不需要展现对国家的效忠或热情。就在俄罗斯人快要把腓特烈大帝（FrederictheGreat）的资产给吞并之际，他依然拒绝柏林子民为他走上战场，因为他认为击退外侮是军人的职责，而非平民的义务。此外，我们也都还记得，当忠诚的提罗尔人发起游击起义时，皇帝法兰西斯二世（FrancisⅡ）的反应却是：“今天他们会为爱国而拥护我，明天他们就可能因爱国而反对我。”
无论如何，这种身为某个在历史上曾经存在或依然存在之国家一员的成员感，很容易被转化为民族主义原型。例如在英国都铎王朝（Tudor）时期，就曾出现过类似近代的民族情操。塞尔维亚人在19世纪之前也已经产生了原始民族主义般的情感，不过，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是虔诚的东正教徒，并致力反抗崇信天主教及伊斯兰教的邻族；而是因为塞尔维亚人依然深深眷恋着那个已被土耳其人毁灭的“旧王国”。在他们的民歌与英雄故事中，尽是对旧王国的美好回忆，尤其在平日的宗教聚会中，他们一定会再三赞扬旧王国的历代君王，并把他们神圣化。此外，俄国沙皇显然也有助于凝聚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近代民族主义之所以不断以人民对国家传统的情感为诉求，就是为了把民族建立成领土国家。只是有些时候他们所诉诸的故国，却是远远超出人民的集体记忆之外。比方说，被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选来作为认同的旧王朝，竟然是西元前1世纪的古王国；而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者，则自认为是尊贵的“克罗地亚政治民族”的后裔。通常在19世纪所出现的民族主义口号，都不足以代表一般平民在加入民族主义阵营之前对故国旧土的真实情感。[53]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应该否认，在亚美尼亚人或克罗地亚人当中的确存在着初始民族主义的认同，而日后的民族主义也可能是建立在这种认同之上。
不过无论如何，在民族主义原型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并没有一脉相承的关联，如果有的话，也一定是人为虚构出来的。例如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原型和现代的犹太复国主义，根本不具任何直接关联。住在“神圣提罗尔之地”的日耳曼居民，在20世纪都纷纷加入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行列，特别是一些人还顿时变成了希特勒最狂热的支持者。研究这种转变过程的相关文献非常多，不过，却没有任何研究者认为这种转变与1809年的事件有关，这年，提罗尔人民曾在旅馆老板霍费尔的领导下，发起一次人民起义，但即使是泛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也不觉得这种民族主义原型与他们的运动有何相关。[54]所以，我们应该认清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即使在二者看似凝为一体的时候，也不宜把它们混为一谈。在19世纪初的希腊民族主义运动中，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者无疑是想利用古希腊的光荣历史作为建国号召，这种诉求立即获得在海外受过古典教育的古希腊学者们的一致拥戴。日后的希腊国语，即纯正希腊语（Katharevousa），便是由他们所制定。那是一种很顺畅的语言，融合了古典希腊文与当代用语，其目的就是为了要彰显希腊人乃是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古希腊的大将军）及伯里克利（Pericles，古希腊黄金时期的大将军与政治家）两位大英雄的后裔，如此方能挽救近两千年在异族奴役之下，被严重破坏的希腊遗产。不过，真正执起武器创建独立民族国家的希腊人，却甚少以古希腊语交谈，就像创建意大利国的意大利人甚少以拉丁文交谈一样。他们都是用现代希腊语（Demotic）来交谈或书写。至于伯里克利、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欧里庇德斯（Euripides），以及斯巴达与雅典的光荣过去，对那些创建希腊国的希腊人来说，并无甚紧要。他们也许曾经听过这些圣哲的名字，但是他们却不认为那些古人跟建国运动有何关联。此外，奇怪的是，他们反而比较拥护罗马而不是希腊（即他们自认是罗马子裔〔romaiosyne〕），也就是说，他们自视为“接受基督信仰的罗马帝国之子”（即拜占庭帝国之子）。他们是以基督之名和伊斯兰教徒奋力一搏，就像罗马人对抗土耳其人那般。
从希腊的例子看来，显然存在民族主义原型的地方，近代民族主义的进展便可较为顺利，即使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亦无妨，因为他们可以以近代国家或近代诉求为名，来动员既存的象征符号和情感。不过，这并不意味二者是同一件事，更不表示这二者之间必然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单靠民族主义原型是不足以创造出民族性、民族，更遑论国家。毕竟真正发动的民族运动数目，远小于有能力动员民族情感的群体数量，更远远比不上具有民族主义原型的社群数。就算我们把那些人数少得可怜的独立建国运动都包括在内，还是远落于后两者之后。这些迷你型的独立运动包括：1800名马尔维纳斯群岛人争取民族自决的例子；7万名为独立建国而奔走的撒哈拉居民，等等。我们必须同意盖尔纳所言，在今日居主流地位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大都只是不切实际的幻象。各民族皆独立建国的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真实的世界里，那些宣称它们独具建国潜力的民族团体，会致力排除其他民族的建国可能，如我们所见，真能凭借民族主义原型建国的民族，也的确不多。如果光靠“民族主义原型”就足以掀起民族运动，那么像马普切印第安人（Mapuche）或艾马拉印第安人（Aymara）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就可以宣告独立成功了。也就是说，假使这类民族主义运动会在他日兴起的话，其背后必定有其他的促成因素。
第二，拥有民族主义原型基础，对激发前仆后继的民族建国运动，显然是有利的，有时甚至不可或缺，虽然前者不足以直接导出后者。然而一旦国家已经创建成功，民族主义原型就不再是国家忠诚和爱国心的必备条件。就像我们早就观察到的：民族通常都是建国过程中的产物，而非建国的根基。美国与澳大利亚便是民族国家的最佳范例，早在18世纪末，这两个地区的所有民族特性及构成民族的要件，都已明确建立，然而在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成立之前，这两个民族都是不存在的。反过来说，我们也必须谨记：并不是国家建立了，民族内涵就会应运而生。
最后，我还要再次提醒一句。对于一般较不善于表达意见的男男女女，我们很少有机会得以了解他们对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显然与他们对忠诚的认定有关。他们在过去的情形如何，甚难理解，将来的变化也不易掌握。基于这个原因，“民族主义原型”跟民族运动的关联，便始终停留在暧昧不明的情况。比方说，到底民族主义原型能否导引出国家爱国主义或民族情操？纳尔逊（Nelson）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之役前夕，曾对其士兵说道：英国期望每一位兵卒都能殚尽他们的职责，我们都知道纳尔逊这句话的涵义是什么，可是我们却不确知纳尔逊的手下是怎么理解这句话，即使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们当中应该有人会把它解释成爱国心。同样，我们只知道，民族主义政党和民族运动都把一般民众的支持解读为对民族主义的赞同；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这群消费者在购买那些政治推销员摆在他们面前的“套装杂货”时，他们到底想从中得到什么。有时我们可以确知哪些东西是他们不想要的——例如对爱尔兰人来说，以盖尔语为国语就不是他们想要的——可是我们却无法知道他们默默赞成的是什么。我们经常会犯如下错误；就是根据人民没有修过的课程或没有做过的测验来给他们打分数。
假使我们像民族主义者或民族主义政府经常做的那样，以“愿为祖国效死”作为爱国心的指标，那么我们便会期待威廉二世（WilliamⅡ）与希特勒等人的士兵，表现得比18世纪受皇室雇用的赫斯人（Hessians）更好，因为我们认定前者会为了响应民族主义而战，后者则不会为民族主义所动。然而情况真是如此吗？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士兵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土耳其士兵更英勇吗？这些土耳其士兵可从来都不曾被看作民族爱国者。或者说，他们会比廓尔喀人更效死沙场吗？这些廓尔喀人显然不曾为民族主义所动，不管是英国或尼泊尔的民族主义？我提出这些看似荒谬的问题，目的并不是要大家来解答或研究，而是为了提醒大家：围绕在民族主义四周的烟雾实在太浓了，以至于置身在其中的男男女女，甚难分辨自己的民族意识究竟为何？尤其在近代民族主义一跃成为举世的政治势力中心之后，情况更是如此。以大部分的西欧民族为例，这种态势要到19世纪末才会出现。总之，人类未来会作怎样的抉择其实相当清楚，不清楚的是他们的选择内容。
注释：
[1]RogerChartier，TheCulturalUsesofPrintinEarlyModemFrance（Princeton1987），Introduction；alsoE.J.Hobsbawm,WorldsofLabour（London1984），pp.39—42．
[2]资料及引文出自JuhanKahk，'Peasants'movementsandnationalmovementsinthehistoryofFEurope'（ActaUniversitatisStock-holmensis.StudiaBalticaStockholmensia，2，1985），pp.15—16。
[3]MichaelChermiavsky，TsarandPeople.StudiesinRussianMyths（NewHavenandLondon1961）.JeffreyBrooks，WhenRussiaLearnedtoRoad（Princeton1985），ch.VI，'Nationalismandnationalidentity'，esp.pp.213—232．
[4]Cherniavsky，TsarandPeople，pp.107，114．
[5]Ibid.，p.113．
[6]EmstKantorowicz，theKing'sTwoBodies.AStudyinMedievalPoliticaltheology（Princeton1957）.
[7]关于这个复杂问题的最佳导论，请参见EinarHaugen，'Dialect，language，nation'（AmericanAnthropologist，68，1966，pp.922—35）。若要参考当代的社会语言学发展，可参见J.A.Fishman（ed.），ContributionstotheSociologyofLanguage，2vols.（TheHague-Paris1972），'Thesociologyoflanguage：aninterdisci-plinarysocialscienceapproachtolanguageinsociety'invol.I。若要研究语言的发展与建构，可参见该领域的先驱作品HeinzKloss，DieEntwicklungneuergermanischerKultursprachenvon1800bis1950（Munich1952）。
[8]ChristianGutinGroupedeTravailsurI'EuropeCentraleetOrientale．Bulletind'Information，no.2，June1978，p.40（MaisondesSciencesdeI'Homme，Paris）.
[9]EdithDurham，HighAlbania（1909，newedn，London1985），p.17；S.Thermstrometal.，HarvardEneyclopediaofAmericanEthnicGroups（CambridgeandLondon1980），p.24．
[10]CitedinGroupedeTravail，p.52．
[11]有关文化语言乃“人为建构”的探讨，可参考MarinellaLörincziAngioni，'AppuntiperunamacrostoriadellelingueserittedeI'Europamodema'（QuademiSartidiStoria，3July1981-June1983，pp.133—156），尤其可以参考他对劣势语言的分析。至于传统弗兰芒文和发展于1841年后的现代弗兰芒文的差异，参看E.CoomaertinBulletindelaSociétéd'HistoireModerne，67eannée，8，1968，p.5。此外还可参考JonathanSteinberg，'ThehistorianandtheQuestionedellalingua'inP.BurkeandRoyPorter（eds.），TheSocialHistoryofLanguage（Cambridge1987），pp.198—209．
[12]巴纳克（IvoBanac）对这个问题有详尽的讨论，他曾说：“克罗地亚这种三种方言同时鼎立的情形乃独一无二……而且不符合浪漫主义对语言的看法。浪漫主义认为语言乃民族精神最深刻的表达。显然，一个民族不应有三种精神，而一种语言也不应被两个不同民族的人民所分享。”参见TheNationalQuestioninYugoslavia：Origins，History，Politics（IthacaandLondon1984）。
[13]EinarHaugen，TheScandinavianlanguages：AnIntroduction（London1976）.
[14]ReportsoftheCommissionersofInquiryintotheStateofEducationinWales（ParliamentaryPapersXXVIIof1847，partⅢ，p853n.）.
[15]AmoBorst，DerTurmbauvonBabel：GeschichtederMeinungenüberUrsprungundVielfaltderSprachenderVolker，4vols.in6（Stuttgart1957—1963），vol.IV，p.1913．
[16]PaulM.G.Levy，'LaStatistiquedeslanguesenBelgique’（RevuedeI'InstitutdeSociologie，Bruxelles，18，1938，pp.507-570）.
[17]EmilBrix，DieUmgangspracheninAltosterreichzwischenAgitationundAssimilation.DieSprachstatistikindenzisleithanischenVolkszihlungen1880—1910（Vienna-Cologne-Graz1982），e.g.pp.182，214，332．
[18]JosefRoth，TheRadetzkymarch（Harmondsworth1974），p.5．
[19]FrederikBarth（ed.），EthnicGroupsandBoundaries（Boston1969），p.30．
[20]Borst，DerTurmbauvonBabel，pp.752—753．
[21]Herodotus，Histories，VIII，144．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伯斯特（Borst）指出：当希腊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语言”和“民族”紧密连结而且互为伙伴时，欧里庇德斯（Euripides）却认为语言是无关紧要的，而斯多葛（Stoic）学派的芝诺（Zeno）也是双语使用者，他同时使用腓尼基语和希腊语。
[22]Benedict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sandSpreadofNationalism（London1983），pp.46—49．他在该书第五章中专门讨论语言问题。
[23]与斯洛伐克语有关的类似辩论，可参见HughSeton-Watson，NationsandStates：AnEnquiryintotheOriginsofNationsandthePoliticsofNationalism（London1977），pp.170—171。
[24]有关这个主题的基本资料可参看FerdinandBrunot（ed.），Histoiredelalanguefrancaise（13vols.，Paris1927—1943），esp.vol.IX；andM.deCerteau，D.Julia，J.Revel，Unepolitiquedelalangue：LaRévolutionFrangaiseetlespatois：l'enquêtedel'AbbeGregoire（Paris1975）。有关法国大革命之后，少数人所使用的官方语言如何转化成民族语言的过程，可参考RenéeBalibar，L'Institutiondufrangais：essaisurleco-linguismedesCarolingiensàlaRepublique（Paris1985）；R.BailbsrandD.Laporte，LeFrangaisnational：politiqueetpratiquedelalanguenationalesouslaRevolution（Paris1974）。
[25]TulliodeMauro，Storialinguisticadell'italiaunita（Bari1963），p.41．
[26]直到“19世纪初”，也就是在三十到四十年间，歌德和席勒的所有著作加在一起，其销售量也不超过十万本。H.U.Wehler，DeutscheGesellschaftsgeschichte1700—1815（Munich1987），p.305．
[27]同例，曼佐尼（Manzomi）的《许婚的爱人》（IPromessisposi）使得意大利文成为全国性的文学用语，然而他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却甚少使用这种语言。他平常都是用法语和法裔妻子沟通（他的法语可比意大利国语流利得多），至于他和同乡人交谈时，说的则是家乡话——米兰语。的确，在他那本伟大的小说头版中，还可看到多处米兰语的痕迹，不过到了第二版时，他便竭尽心力地要把带有米兰腔的文字给去掉，因为他认为那是全书缺陷所在。以上资料都由法伊（ConorFahy）教授所提供，在此谨表谢意。
[28]ShepardB.Clough，AHistoryoftheFlemishMovementinBelgium：AStudyinNationalism（NewYork1930，repr.1968），p.25．有关这种语言意识的缓慢成长，可参考ValR.Iorwin，‘Belgium：religion，classandlanguageinnationalpolitics'inRobertA.Dahl，PoliticalOppositioninWestemDemocracies（NewHaven1966），pp.158ff。
[29]S.B.Clough，AHistoryoftheFlemishMovementinBelgium，pp.21—22．
[30]Borst，DerTurmbauvonBabel.
[31]CitedinLeopoldSpira，'BemerkungenzuJörgHaider'（WienerTagebuch，October1988，p.6）.
[32]FredrikBarth，FthnicGroupsandBoundaries.
[33]TheodoreZeldin，France1848—1945（Oxford1977），vol.I，pp.46—47．
[34]IvoBanac，TheNationalQuestioninYugoslavia，p.44．1970年出版于南斯拉夫某共和国首府的IstorijaCmeCore一书，举出诸多例证来说明门的内哥罗人与塞尔维亚人并非同一民族，书中的火药味，不下于巴尔干半岛上的实况。
[35]JohnW.ColeandEricR.Wolf，TheHiddenFrontier：EcologyandEthnicityinanAlpineValley（NewYorkandLondon1974），pp.112—113．
[36]反之，当人们不知道某人的社会阶级时，比方他或她是从乡下移居城市，那么，人们就会完全以肤色来判断对方的出身，从而降低了他或她原有的社会地位。在20世纪60到70年代的秘鲁，许多刚爬升到乔洛阶级的乡间子弟，纷纷进城就读大学。他们在城里便碰到上述情形，这种不满的感觉遂成为利马（Lima）学生激进运动的普遍原因。这是林奇（NicolasLynch）针对圣马可大学学运领袖所作的研究结果，在此谨谢谢他允许我援用这项资料。
[37]在今天，日本、韩国和朝鲜的民族单一度都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有百分之九十四的汉人。这些国家大多都在其历史疆界内发展。
[38]最标准的著作首推MagnusMomer，ElmestizajeenlahistoriadeIbero-América（MexicoCity1961）；亦可参考AlejandroLipschutz，ElproblemaracialenlaconquistadeAméricayelmestizaje（SantiagodeChile1963），特别是第五章。
[39]主要例外是秘鲁对古印加帝国的缅怀，这种情感曾造成古印加神话流行一时，并推动了地方性的文化复兴。参见JuanM.OssioA.（ed.），Ideologiamesianicadelmundoandino（Lima1973），以及AlbertofloresGalindo，BuscandounInca：identidadyUtopiaenlosandes（Havana1986）。不过，根据Flores对印第安运动及其支持者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下三点：其一，印第安人起而反抗麦斯蒂索人，基本上是社会运动；其二，他们的运动尚未出现民族主义涵义，毕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安第斯山区的印第安人仍不知道自己身处于秘鲁国境中；其三，当时的本土知识分子对印第安人也是知之有限。
[40]GeorgeAntonius，TheAmbAwakening（London1938）；MaximeRodinson，'DeveloppementetstructuredeI'arabisme'inhisMarxismeetmondemusulman（Paris1972），pp.587—602．
[41]FredR.VanderMehden，ReligionandNationalisminSoutheastAsia：Burma，Indonesia，ThePhilippines（Madison1963）.
[42]在19世纪，由于狂热信徒和宗教冷漠者及无神论者之间有着明显区别，遂使民族与宗教有更多携手合作的机会。于是，天主教会才会开始同情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和弗兰德斯人。
[43]在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郡（Antrim），人们相信，只要掬一把泥土，便可知道这个地方住的是新教徒或天主教徒。
[44]Cf.GwynAlfredWilliams，TheWelshintheirHistory（LondonandCanbema1982）；'WhenwasWales？'（London1985）.
[45]有关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系统，参见H.A.R.GibbandH.A.Bowen，IslamicSocietyintheWest（Oxford1957），vol.I，pt.2，pp.219—226。
[46]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Oxford1983）.
[47]这个主题的经典研究首推MareBloch，LesRoisthaumaturges（Paris1924）.
[48]我们切勿假定这种认同感系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境内所有群体，或可涵盖任何类似于现代“民族”的事务，或具有近代的国家意义。一般希腊平民所认同的是拜占庭帝国，亦即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49]JenoSzlcs，NationundGeschichte（Budapest1981），pp.84—85．
[50]“作为‘克罗地亚的政治民族’，贵族们定期借由地方行政组织和阶级会议，进行有系统的沟通，讨论各项议题并作出决策。不过这是一种不具‘民族性’的民族——也就是不具民族意识的民族——因为贵族不会和其他克罗地亚族群认同，不会和克罗地亚族的农民和镇民认同。封建时代的‘爱国者'，热爱的是其‘父祖之地’，也就是他的领地、封号和‘王国'。”MirjanaGross，'OntheintegrationoftheCroatiannation；acasestudyinnation-building'，EastEuropeanQuarterly，XV，2，June1981，p.212．
[51]Szics，NationundGeschichte，pp.112—125．
[52]Ibid.，pp.125-130．
[53]由于巴纳克未对这点做充分讨论，遂使他对克罗地亚民族问题的研究，少了些说服力。
[54]ColeandWolf，theHidcenFrontier，pp.53，112—113．
[*1]达摩克利斯之剑，源自希腊传说故事。达摩克利斯乃叙拉古君王宠臣，某日受邀参加国王盛宴，于酒酣畅饮之际，抬头看见一把利剑仅由细线悬吊，从屋顶垂下，此景使他顿时领悟到财高权贵常会在瞬间消逝。引申为危险临头。
[*2]提罗尔系指今奥地利西部、意大利北部的东阿尔卑斯山区，在中世纪早期被巴伐利亚人和伦巴底人控制，8世纪为法兰克人征服，之后便处于提罗尔王国治理之下。哈布斯堡王朝于1363年继承了该区绝大部分土地，后来又加入一些以意大利语为主要语言的地区。1806年落入拿破仑手中，受到法国人控制，曾引发一场人民起义。1814年重回哈布斯堡怀抱，1919年南提罗尔割让给意大利，激起该地强烈的民族主义，也使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
[*3]“巴别塔”语出《圣经·创世纪》第十一一章，“那时天下人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说，来罢，我们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变乱之意）”。“示播列”语出《圣经·士师记》第十二章，以法莲人与基列人争战，“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示播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准字音，便说西播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
[*4]盖格人和托斯克人为阿尔巴尼亚最重要的两支民族-前者居北部山区，保有古代习俗，说盖格语，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和天主教；后者居南部平原河口受外国影响较深，说托斯克语，信仰伊斯兰教拜克塔什派和东正教。
[*5]加泰罗尼亚语为罗曼语的一支，主要通行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长久以来多被视为普罗旺斯方言，直到1925年才成为独立语言，并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分离运动的依据之一。巴斯克人是居住于法国西南、西班牙西北边境的一支民族，其所使用的巴斯克语，和现今欧洲语系均无关联，系印欧语系出现在西欧之前的某种语言遗绪。
[*6]拜克塔什派为伊斯兰教自由神秘派，盛行于土耳其。
[*7]盖伊为克罗地亚政治领袖及作家，也是伊利里亚运动的奠基者。该运动以鼓吹所有南系斯拉夫民族，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甚至保加利亚等，合组共和国为宗旨。为避免偏袒任何一族，故以古名伊利里亚为此运动定名。
[*8]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同属西斯拉夫语系，文法差异不大，但捷克语在文化及文学表现上较为圆熟，故至19世纪中叶为止，斯洛伐克人多以捷克文为书写文字。1840年史都尔成功创出斯洛伐克通行语一事，使斯洛伐克与捷克原已脆弱的关系雪上加霜，导向日后的分离之路。
[*9]克里奥尔是16世纪之后才出现的新词，系指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和美国南部等地的法、西、葡后裔，用以区别原住民和外国移民。克里奥尔人多半是混血，为当地的统治阶级，对所在殖民地的情感较深，不同于一心向欧洲的移民后裔。克里奥尔语即通行于该地的混合语，以西语或法语为字绿根，再混合当地的土语而成。
[*10]霍费尔乃提罗尔地区的英雄人物，是一位旅馆老板，热爱提罗尔并效忠哈布斯堡统治者。1805年提罗尔割让给拿破仑指定的巴伐利亚邦选侯，霍费尔在哈布斯堡大公鼓动下，于1809年发动革命反对巴伐利亚，并将之逐出提罗尔。可是同年签订的申布仑条约，又将提罗尔归还给巴伐利亚。次年被人出卖给法国，遭处决而亡。
[*11]科普特人为古埃及人后裔，亚非语系一员，亦指埃及基督教徒。马龙派为叙利亚基督教徒，属罗马天主教，但具浓厚东方仪式色彩，因受阿拉伯人排斥，多移居黎巴嫩山区。
[*12]事实上，印巴分治主要是英国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1947年英国政府根据“蒙巴顿方案”把英属印度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编者注
[*13]阿姆哈拉人为埃塞俄比亚最大族群，主导全国的政治发展，信仰基督教。
[*14]拜阿福拉为尼日利亚南部伊博人居住的省份，1967年在东区军事总督、陆军中校奥朱古（OdemugwuOjukwu）领导下，试图脱离联邦独立，从而引发内战，1970年兵败投降。战后，尼日利亚改变省制结构，以避免动荡延续。
[*15]“诗的竞赛”节庆始于1859年，是一项复兴加泰罗尼亚语的活动，至今仍在加泰罗尼亚各地举行。“学者的聚会”是威尔士音乐文艺节，始于7世纪，每年8月举行。1947年更发展成国际威尔士音乐节。 |
第一章民族新义：从革命到自由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
第一章民族新义：从革命到自由主义
现代性（modemity）诚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然而一般人的假设却与此相反，人们多半认为民族认同是天生自然的情感，根深柢固，比人类历史还久长。不过这样的想法反倒有助于彰显“民族”的现代意义。根据我对历代“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TheDictionaryofRoyalSpanishAcademy）的考证，[1]“国家”、“民族”及“语言”等词汇的现代意义，要到1884年后才告出现。根据1884年的版本，我们发现“lenguanacional”（民族语言）指的是：“一国官方的正式用语，有别于地方方言，亦跟别国的国语不同，是该国国民最常用的语言。”所谓“方言”，跟国语一样，也是迟至晚近才出现的概念。在1884年之前，“nación”（民族）的意义是指“聚居在一省、一国或一帝国境内的人群”；有时也意指“外国人”。不过，到了1884年，民族则意谓“辖设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政权的国家或政体”；或“该国所辖的领土及子民，两相结合成一整体"。由此观之，政府乃是这项定义的基石，享有最高统辖权，且政权普及于国境之内，至少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是如此。根据《欧美图解百科全书》的定义，“民族”意谓“统辖于同一政府之下的、一国人民的集称”。[2]“nação”（于民）一词在《巴西麦里托百科全书》（EnciclopédiaBrasileiraMérito）[3]中意谓“一国公民的集称，共同居住在国境之内，受同一政权管辖，享有共同利益；在同一领地上承袭共同的传统、民族精神与利害关系，并臣服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以便维持群体的团结；除开政权，统称一国的人民"。此外，在《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中，"民族”一词的最新说明要到1925年才出现，意谓“拥有共同族群根源的人群，他们说着共通的语言，承袭相同的文化传统”
迟至1884年之后，“政府”一词（gobiemo）才特别跟民族的概念连在一起。根据语言学的发现，“民族”最原初的意义指的是血统来源：据一部古法语辞典所载，naissance（出生、起源），extraction（出身）和rang（身分、地位）等，都是其同义字；如傅华萨（Froissart）曾说：“我将返回我的出生地，汉诺国。”[4]不过，就算血统对某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单凭血缘却尚不足以构成国家（除非国家指的是统治者及其亲属），因为就算该地居民都具有共同血缘，血缘的势力范围也仅止于此地，无法扩及更广大的地域。根据1726年版的《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这是其首版），“patria”（家乡）或另一个更通用的词汇“tiera”（故土）意谓“某人出生的地方、乡镇或地区”，有时也意指“庄园或国家的领地或省份”。以往对“patria”的解释，跟“patriachica”（祖国）所广涉的涵义比较起来，前者的意义是相当狭隘的；但这样的解释在19世纪之前非常流行，尤其是在熟谙古罗马史的学者之间。到了1884年之后，“tierra”一词的概念才跟国家连在一起。1925年后，我们才对崛起于现代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寄以情感上的联系，因为爱国主义将“patria”的定义又重新改写成是“我们的国家，综其物质与非物质的资源，无论在过去、现在及将来，都能享有爱国者的忠诚”。坦率地说，虽然19世纪的西班牙并不是进步意识形态的急先锋，然而把卡斯蒂利亚（Castile）这个欧洲最早的王国之一称之为“民族国家”，亦不为过。不过，若要将18世纪的法国或英国称为“民族国家”，则多半会引起争议。因此，这些跟“民族”有关的语汇，便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
由于“民族”这个字，只有在罗曼语[*1]中是原生的，在其他语系中，它都是外来语，因此我们可以更清楚找出这个词义的转变脉络。比方说，无论在上日耳曼（HighGerman）或下日耳曼（LowGerman），“Volk”（人民、民族）一词在今天都会令人联想到与“民族”（natio）有关的意思，只不过它们之间的关系比等号更复杂。在中古时代的下日耳曼境内，源自拉丁文的“民族”（natie）一词，几乎只在文人贵族等上层社会使用，当时亦不具“Volk”的涵义。迟至16世纪，这个词才出现“Volk”的概念。至于在中古时代的法国，“民族”意指“血缘相连的亲属团体”（Geschlecht）。[5]
在欧洲其他地方，民族的涵义则朝更多元化的大型“自足团体”（self-containedgroups）发展，例如那些明显与周遭人不同的行会或合作组织。在此，“民族”意指“外来者”。西班牙的外来商人（来自外地的贸易商，集居在城市中，享有特权），[6]或在中古大学就读的大学生，都自成一特定的“民族”；“卢森堡团”的情况不完全类似，但也以民族称之。[7]由此观之，“民族”概念的演变愈来愈强调空间或出生地……。在古法文中，“paysnatal”（故乡、出生地区）一词几乎等同于“籍贯”；[8]不过，当时也有强调血缘亲族重要性的倾向，因此，这又将“民族”的概念推向族群差异。比方说，在荷兰，“民族”（natie）的意义便被严格定义成“来自同一‘支脉’（stam）的人群”。
至于将民族的原生概念加以扩展外延，乃至与现代国家连在一起的过程，至今仍不甚清楚。因为就语言或族裔的分类观之，无论是多大多小的国家，大部分都无法等同于民族。然而荷兰文辞典对"民族"的解释，比起法文和英文就显得十分特别，这个词被用来指称：隶属同一邦国的居民，即使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9]18世纪的德国，特别针对这个谜般的主题加以探讨。[10]据百科全书派学者谢德乐（JohannHeinrichZedler）在1740年提出的说法是，民族最原初的真正意义是：市民（Biirger）的集称，他们享有共通的民风、道德与法律。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族便失去了领土的涵义，因为不同的民族（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习俗来分类）大可共居在同一一个地域，即使那是个弹丸之地。假使民族与领土有着必然的连带关系，那么，居住在德国境内的温德人（Wends）[*2]就应该被视为德国人，可是事实显然不是如此。一位萨克森（Saxon）学者曾举例道：居住在德国（德语系）境内的斯拉夫民族，应否被视为“少数民族”，大有斟酌余地。对谢德乐来说，居住在同一地域或国家的所有成员，包括各族，均统称为“人民”（Volck）。不过，为了名词统一起见，在实际的运用上，“民族”（Nation）一词亦常以“人民”的意义出现。有时，民族一词也会用来指称社会中的某个“阶级”（estate，Stand，ordo）或社会团体（Gesellschaft，societas）。
无论“民族”最适当或最原初的意义是什么，民族在现代的概念都跟以前大不相同。我们不可否认：现代意义及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而这种新义又得到另一部语言学经典的认可。根据《新英文辞典》（NewEnglishDictionary）的记载，在1908年之前，“民族”的意义跟所谓族群单位几乎是重合的，不过之后则愈来愈强调民族“作为一政治实体及独立主权的涵义”。[11]
要了解“民族”在现代史上的新义，理解这种新义的本质，我建议可从“革命的年代”（theAgeofRevolution，1789—1848）着手，那个时期的政治社会论述，开始有系统地运用这个新概念，尤其可以从主宰19世纪30年代的“民族原则”谈起。要从概念史的层次来讨论民族问题，的确相当不容易。一方面是因为当代人大多不自觉地滥用民族论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民族所代表的意义非常含混不清。
“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这也是大多数文献着力探讨的主题。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时代，民族便和“人民”（thepeople）及国家密切相关，于是“民族国家”和“合众国”（UnitedNations）的呼声响彻云霄。以美国为例，早年的政治理论喜谈“人民”、“联盟”、“联邦”、“我们的国土”，“人民大众”、“公共福祉”或“共同体”等等，主要原因都基于避免使用“民族”一词，因为它容易给人中央集权、一元论和反对联邦各州权利的恶感。[12]然而到了革命时期，“民族”的概念随即被纳入革命建国的浪潮中，以法国为例，“单一而不可分裂”便成为风行当时的民族口号。[13]在当时，“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一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国家乃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现。由此观之，无论民族的组成是什么，公民权、大众的普遍参与或选择，都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穆勒不仅从民族情感来界定民族定义，他还特别强调隶属于同一民族的认同感：“想在同一个政府之下效忠国家，或者想通过自治或部分自治的方式来管理国家。”[14]我们一点也不惊讶穆勒会特别把民族认同问题，放在他那本有关代议政府或民主制度的论著里面。
将民族等同于国家、等同于人民，尤其是享有主权的人民，无疑是将民族跟领土两相结合，因为当时国家的结构和定义必定与领土有关。这意味民族国家的组成分子，将会是包罗万象；而这也的确是人民自决的必然结果。如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宣称的：
各民族均享有独立主权，无论其民族大小如何，人种为何，疆域何在。人民的主权是不能擅加剥夺的。[15]
不过，上述宣言却并未说明构成“人民”的要件是什么？尤其在国家是根据疆界而定的状况下，对某民族的集体认同（基于族群差异或语言等）并不必然会跟对国家的效忠一致。因此有人会说，法国大革命“跟民族情感或民族原则并无多大关系，甚至是相冲突的”。[16]一位荷兰辞典编撰者曾说：决定某人成为英国人或法国人的关键，基本上与语言无涉。就像诸多法国学者强烈反对将语言（法语）列为取得法国国籍的先决条件，相反，他们认为公民权才是决定某人是否具有法国籍的标准。比方说，无论阿尔萨斯人（Alsatians）与加斯孔人（Gascons）说什么语言，都不会妨碍他们享有法国公民权，也跟他们作为法国子民的一分子，并无多大关联。
如果说民众革命的观点对“民族”有任何共识的话，那就是民族是无关乎语言、族群或其他类似要素，尽管这些因素可以增加集体认同感。就像维拉（PiereVilar）所言，[17]在民众眼中，民族一人民最重要的特质在于：它是公益公利的代表，可以对抗私利与特权。这其实就是美国在1800年之前所宣扬的国家观念，但他们却竭力避免使用民族一词。就革命派看来，族群差异是次要的，日后的社会主义者对族群问题也持相同态度。显而易见，移民美国的殖民者和英王乔治（KingGeorge）及其支持者，在语言、族裔上并无二致，但前者依然坚持独立建国；相反，法兰西共和国却无视于语言族裔的差别，选出英裔美籍的潘恩（ThomasPaine）出任国民公会（NationalConvention）成员。
所以，我们不能用日后19世纪民族主义者的论调，来解释革命派的看法：比方说，族群差异，共同的语言、宗教、领土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等，这些都是当时民族主义者在宣扬建国运动时喜欢谈的论点。[18]就像我们早已熟知的，除非是领土末定之地（有时也包括当地居民的肤色怎样），前述要素（族裔、语言等）均非美国的建国基础。甚至于当大革命战火中诞生的“伟大法国”，在拿破仑的带领下四处扩张领土时，前面所提的民族要素也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亦未载入法属宪法之中。
不过，即使如此，前述那些与国家无关的民族要素（如族裔、语言等），却依然甚具影响力，不但与革命国家息息相关，也为它们带来相当大的难题。当民族主义论者愈是声嘶力竭地推崇前述要素所发挥的集体力量时，他们所酿成的民族纷乱便益甚。比方说，对大多数雅各宾党人（Jacobins）而言，不会说法语的人都是可疑分子，因为他们认为语言、族裔才是民族的判断标准。巴雷尔（Barere）在“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ofPublicSafety）上曾以语言为题发表专论：
在上莱茵到下莱茵各省中，究竟有哪些叛国者在我们所占领的边区里面和普鲁士及奥地利人私通？就是那些与我们的敌人操相同语言的乡区居民（即阿尔萨斯人）。这些人与我们的敌人以兄弟同胞互称，但却不会将法国人看作是他们的同胞，因为，他们的语言与生活习惯和我们大不相同。[19]
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便特别注重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不过在当时，这可说是一种偏离常态的做法。后面我们还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时作为一个法国人的先决条件，并不在于他是否以法语为母语，因为法国大革命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证明了当时在法国境内以法语为母语的人数，究竟有多么稀少。[20]作为一个法国人的先决条件在于：他除了想取得法国自由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法律和共同特质之外，还想以法语为其国语。在这个意义上，会说法语，便成为法国公民的关键特质（也就是取得法国国籍的必要条件之一）；就像会说英语，是成为美国公民的必要条件一样。在我们进一步讨论法语和法国人的差异之前，且让我们先回溯柏克（RichardBockh）这位德国语言学家的说法，他曾在国际统计学大会（InternationalStatisticalCongress）上，力陈应在全国人口普查中增列语言这一项（见129—132页）。柏克在19世纪60年代即大声呼吁语言乃是决定国籍的唯一充分要件，这种说辞刚好迎合了当时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当时的日耳曼人多半散居在中欧与东欧；然而这种主张却也迫使柏克必须把德系犹太人（AshkenazicJews）划归为德国人，因为他们所说的意第绪语（Yiddish），无疑是源自中世纪的德语。这个结论就像柏克已警觉到的，根本不会被反犹太（Anti-Semites）的日耳曼人所接受。法国的情况则与此相反。法国大革命的推动者极想将犹太人同化成法兰西民族，因此，上述辩论对他们而言是既不需要也无法理解。不论是说中古西班牙文的西葡系犹太人（SephardicJews）或是讲意第绪语的德系犹太人法国境内这两支都有只要他们被授予法国公民权，他们就都是法国人，当然他们也自然得使用法语。然而在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3]的论辩中，有人指称德雷福斯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法国人，因为他是犹太裔。这种说法显然是企图从本质上直接挑战法国大革命对法兰西民族的定义。
巴雷尔报告指出，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民族看法汇聚一堂：其一是革命民主派，其二是民族主义派。这两种看法都将国家等同于民族也等同于人民，不过，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构成国家的人民，必须具有先天上显著不同于外国人的共同性；然而就革命民主派看来，享有主权的全体公民即等于国家，也构成“民族”。[21]同时我们也要牢记，不管国家的组成是怎么样的，国家都得关照子民的意见，因为革命时期的人民已如脱缰野马，愈来愈难以驾驭、希腊解放运动领袖科洛科特罗尼斯（Kolokotrones）便曾说道，人民已不再相信“国王是世间的上帝，不管国王做什么都是对的”。[22]神威已不能再庇佑他们了。法王查理十世（CharlesX）于1852年在理姆斯（Rheims）举行加冕典礼，礼成之后他旋即为平民百姓施行神奇的医术，当时共有120人在查理十世的碰触后，立刻奇迹似地痊愈。在他之前的加冕典礼是1774年那次，当时共有2400人因而康复。[23]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自1870年后，民主思潮彻底质疑君权神授的说法，尔后，如何动员公民遂成为最迫切、最尖锐的问题。对当时的各国政府来说，国家＝民族＝人民这道等式当中，最核心的项目显然是国家。
然而，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言，民族的地位何在？或者说国家＝民族＝人民这道等式的顺序该怎么排？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可说是19世纪欧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尤其是在“民族原则”以极戏剧化的方式重划欧洲地图的时期，亦即1830年到1880年。在这五十年间，就算他们百般不愿，也不得不去面对由民族原则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先是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搅乱了欧洲列强苦心维系的均势局面；紧接着，奥匈帝国也基于民族原则宣告分裂（在签定1867年的妥协方案之后）；随后是西欧的比利时与东南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日后分裂成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纷纷要求基于民族原则建立主权国家；同时，波兰境内也发生两次暴动，要求依民族原则重新划分领土，以便建立民族国家。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无人能抵挡的历史大势。无怪乎白芝皓会认为，“民族创建”是19世纪历史发展的核心关键。[24]
不过，在19世纪初年，民族国家的数目其实还很少。当时许多人仍心存疑问：到底什么样的条件足以将欧洲人分成若干民族，而这些民族可进而组成民族国家（或程度较低的独立政权或政治承认）？而既存的国家中，又有哪些符合民族条件？许多学者曾陆续开列清单，详列构成民族的各项要件；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符合民族原则。一方面，雷南提出的著名问题——“为何荷兰可以称为民族？而汉诺威（Hanover）和帕马大公国（ParmaGrandDuchy）却不能”——激起一连串的讨论。[25]另一方面，穆勒所提出的构成民族国家的两大要件——一须可行，二须符合民族性的要求——也引发另一波争论。对维多利亚中期的民族主义者而言，这两类问题的答案都非常清楚明确，因为他们只消反观自己国家的情况，便能一目了然。不过，即使如此，他们却仍然对其他民族及国家的说法抱冷淡的态度。
然而，除了上述碰到的实际问题外，我们会发现在19世纪自由主义的论述中，有关民族主义的探讨，简直含混得教人吃惊。这不是因为他们考虑不周，而是因为他们不觉得民族问题值得这样大费周章，答案已经明摆在那里。因此，民族主义的讨论始终只在自由主义阵营中居于边缘地位。更严重的是，我们将会发现，在自由主义论述当中，有一个核心部分使得他们无法对民族主义提出学理上的批评。以下，我们便将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整理他们的民族论述，不过，这番重新检阅的工作，并不像考古学者根据古币的残迹去推测贸易古道遗址那般抱残守缺。
我想，讨论的最佳途径可以从“民族”最不完满的定义开始探讨起，比方说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其巨著中所使用的“民族”一词。[*4]在斯密的思考脉络中，民族代表的是一个拥有固定领土的国家，或套用约翰·雷（JohnRae）所说的：代表“每一个分离的社群、社会、民族、国家或人民”（这些名词在此几乎都是同义字）。[26]作为一名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者，斯密自然会参照其他自由主义中产阶级学者对民族的看法，即使这些人并非经济学家，例如穆勒或《经济学人》（TheEconomics）的主编白芝皓。于是我们要问：自由贸易的古典时期与白芝皓视之为时代核心的“民族创建”，这两者的同时出现难道只是历史巧合？或者，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是否扮演着特殊角色？或更贴切地说，当代的自由主义者究竟如何看待民族国家这个角色？
对史学家来说，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依国家的疆界而定。尤其在19世纪，经济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单位所进行的国际贸易，而非以国际大都会为单位的世界模式。世界体系派的理论家尝试要证明，资本主义是萌生自欧洲而非其他地方的全球系统，因为欧洲采行的是多元的政治体系，它既未建立“世界帝国”，也不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16到18世纪的欧洲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领土国家的基础上，每个国家都把自身视为一个整体，积极推行重商政策。更明显的是：当我们提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年的世界资本主义时，我们都是以已开发地区的国家作为叙述单位，比方说，英国的工业、美国的经济，或德国的资本主义不同于法国等等。从18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几乎看不到那种境外的、跨国的或作为转折点式的经贸单位，虽然它们曾在资本主义萌芽之初风光一时，且今日又重新当道。比方说那些以经贸著称的迷你小国，它们强大的经贸实力和它们弹丸大的领土资源，根本不成比例，14世纪的吕贝克（Libeck）与根特（Ghent），以及今天的新加坡，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回顾近代世界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两个本质上属跨国经济的时代中间，经贸的发展是与已开发主权国家的“国民经济”（nationaleconomy）连成一气的。
对19世纪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或接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难题在于：他们只能从实务上去掌握民族对经济所产生的效应，而无法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古典经济学已经发展成“重商主义体系”（mercantilesystem）的批判者，斯密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该派尤其着力抨击各国政府如何制定国家政策来辅助国民经济发展。自由贸易与自由市场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大敌。在斯密眼中，国民经济简直就是反生产的。因为自由经济的理论是以私人企业为单位（包括资本家个人或企业），私人企业会通过理性计算，在毫无边境的世界市场中，追求利润的极大化并将成本极小化。市场一定是超越国界的，以全世界为舞台。虽然斯密本人并不全然反对政府扮演某些经济角色，只要它们把经济成长考虑进去，但是在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中，民族还是无法构成一个分析单位，任何超过公司企业规模的经济单位，都不在古典经济学的讨论范围。
因此，凯恩斯（J.E.Caimes）才会在自由主义的颠峰时代，还花10页篇幅来认真思考如下命题：我们不需要另建一套国际贸易理论，以和个别企业之间的贸易作区别，[27]而他对这道命题的结论是：当时国际间的经贸往来无疑已愈来愈稳定、愈便捷，然而其间还是存在足够多的摩擦，可以证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仍然需要个别考察。德国的自由经济学者舍恩伯格（Schonberg），曾质疑所谓“国民所得”（nationalincome）到底有没有实质意义？对那些不满于这种肤浅定义的人来说，他们自然会认为“国民所得”是没有意义的，但若就此假设他们根本反对以货币形式来衡量“国家财富”（nationalwealth），那就委实太离谱了些。[28]坎南（EdwinCannan）认为，斯密所谓的“民族”只包括住在同一国家领土上的人群统称，而且，在一百年之内，这些人都会相继死去，所以在他的学说中，“民族”是不可能变成一个有连续性的实体。[29]因此在政策上，唯有通过市场所进行的资源分配才是最适当的，因为，在市场的调节下，个人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同时，也会为公共福祉带来最大的利润——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仅有的一点与整体社群利益有关的理论。不过约翰·雷却在其1834年的著作中，特别立论反对斯密的看法，他指出斯密所谓的私利与公益其实是两相冲突的，也就是说，主导个人追求私人财富极大化的原则，并不见得必然会增加国家财富。[30]就像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我们不应忽视那些拒绝追随斯密之人的主张，虽然他们的学说也不尽然一定会超越古典理论。“国民经济”一词只出现在帕尔格雷夫（Palgrave）的《政治经济学辞典》（DictionaryofPoliticalEconomy）中，与德国经济学派放在同一章节，在19世纪90年代的类似法文著作中，已见不到“民族”一词。[31]
然而即使是最纯粹的古典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去讨论国民经济问题，像圣西门（SaintSimon）的信徒谢瓦利埃（MichelChevalier），便曾在他就任法兰西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上，自我辩解地说：
我们必须要周详地考虑全人类社会的福祉，我们不应自限于自我社会中的特殊情况。[32]
或者，如同罗宾斯勋爵（LordRobbins）一再指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评判政策的标准很少会完全不顾及国家利益，他们尤其不愿见到国债崩溃的局面发生”。[33]简言之，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既无法也不想从“民族”的范畴中脱离出去。在波特（Porter）——他曾对1835年之前的民族演变进行追踪——看来，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者想“弄清楚民族这种财富，因为群体已借由这种财富成为诸民族之冠”。波特所谓的“群体”，指的显然是“我们的群体”。[34]
我们怎么有可能全然否定民族国家所扮演的经济角色，甚至否定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为国家的存在正是因为它垄断了通货以及公共财政，而这些自然都与经济政策及活动有关。这些经济活动是不可能全然断绝的，即使有诸多学者反对国家过度介入或干预经济，但甚至就连极端派的自由主义学者莫利纳里（Molinari）也会承认：“正是经济力的运作，使得人类自动划分为诸多民族。”[35]对后革命时期的国家面言，它们的确保障了私有财产的安全与契约的有效履行。就像赛伊（J.B.Say）所说的：“若没有常设政府来监管国家行政，这个国家将不可能富强得起来。”[36]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而言，政府的功能可以将自由竞争的原理加以合理化。因此莫利纳里才会辩称：“将人类根据民族为单位划分为不同国家，是相当有效用的，因为民族国家能产生出强大经济利益。”[37]他还进一步援引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GrandExhibition）作为例证。事实上，就算没有这些论证，政府的经济效益也早已得到世人认可。就赛伊看来，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跟省与省之间的通商并无不同。因此赛伊才会谴责法国（主要是法国政府）并未尽到发展国内资源的职责，反而一味发动对外战争。简言之，即使是最极端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不可能忽视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他们不过是不喜欢或不知道该如何去讨论罢了。
不过，对那些致力提升国民经济，以便与英国的经济优势相抗衡的国家来说，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显然不具吸引力。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有诸多学者急于从各个角度来讨论国民经济。所以苏格兰裔的加拿大人约翰·雷，便再度被世人提起。约翰·雷的理论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激起了联合国经济委员会（UNEconomicCommission）所推行的政策：“进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ng）与“科技输入”（technology-importing）。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美国联邦派的汉米尔顿（AlexanderHamilton）大声疾呼应将民族、国家与经济三者结合在一起，并借着这三者的结合来宣扬他比较偏爱的强势政府，以对抗那些主张地方分权的政敌。后人曾逐条列出汉米尔顿眼中的“伟大国家应施行的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基于经济考虑：如设立国家银行、国家必须承担州的债务、发行国债、提高关税保护国营企业、强制征收货物税等。[38]也许推动这些措施的目的，“旨在塑造一国的民族性”；或者，以联邦派较少言民族而喜谈经济的原则来说，这指的是：如果由联邦政府来掌管经济发展，民族自然会随之壮大。无论如何，民族的涵义都包括国民经济在内，而且是由国家主导，由上而下的有系统推动，在19世纪，这指的便是实施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
整体而言，19世纪的美国经济学者皆太过平庸，虽然凯里（Carey）和其他学者都曾努力尝试，但还是无法为汉米尔顿的主张建立有力的理论架构。[39]然而，汉米尔顿的主张却在德国学界发扬光大，如以李斯特（FriedrichList，他曾于19世纪20年代访问美国）为首的经济学者，就深受汉米尔顿的启发，而积极参与当时的国民经济论战。[40]对李斯特来说，经济——德国学界习惯以“国民经济”（Nationaloekonomie）或“人民经济”（Volkswirthschaft）取代英国人所谓的“政治经济”-——的目的便在于“推动民族经济的顺利发展，以便为它在未来加入全球国际社会铺路”。[41]不消说，这种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定是以新兴资产阶级所推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为其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
李斯特被日后的德国“历史学派”（historicalschool）经济学家奉为宗师，而其他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也深受其启发，像爱尔兰的格里菲思（ArthurCriffith，编者按：新芬党创立者）即为一例。[42]不过对我们而言，李斯特值得研究的地方在于，他清清楚楚地建立了一套“自由主义”的民族概念。以往认为民族必须拥有足供发展的幅员，若其领七小于一定的门槛限制，这个民族将不具历史合法性。这种论点听来极易引发争议，但是却很少有人详加辩论。加尼尔-帕杰（Garmier-Pages）在1843年所编的《政治学辞典》（Dictionnairepolitique）中，对比利时与葡萄牙想追求独立的呼声，表示“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二者的幅员显然都太过狭小。[43]至于穆勒则支持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原因是爱尔兰“人数众多到足以成为一个可敬的民族”。[44]然而像马志尼（Mazzini）与加富尔（Cavour）等民族原则的信徒，却不同意穆勒的看法。的确，以《新英文辞典》为例，该书对“民族”的解释也不同于穆勒的说法，该书认为民族乃“一种具有延伸可能（extensive）的人群组合"，这些人都拥有必备的特质。[45]
如今，李斯特清楚地将民族与幅员、人口的关系陈述如下：
大量的人口，广袤的疆界，丰富的自然资源等，这些均是民族的构成要件……民族深受人口与领土限制，尤其是当它还有分立的语言问题时，因为如此一来，它的文字与制度都将是残裂的，无法全力提升艺术与科学发展。幅员狭小的国家，永远无法在自己的国境之内，使各项成果臻于完美。[46]
科恩（GustavCohn）教授认为，广土众民之国（Grossstaaten）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可以用英法两国的历史加以说明。英、法两国的经济规模当然是小于单一的全球经济体，可是当时距离以世界为单位的经济情势显然还很远。“人心所共渴望达到的目标……如今已由这两个国家的人民追求到了，也就是已有3000万到6000万人实现了。”因此，“假以时日，文明世界一定会遵循大国创造出来的模式”。[47]于是我们意外发现一个大家皆习以为常的假设（在后文中我们还会继续讨论这个假设）：“民族”的重要性次于世界。
这个论点衍生出两个结论，而这两个结论也几乎是所有相关主题的严肃思想家都能接受的，即使他们无法像德国学者那样明确地陈述——当然，德国学者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其历史上的要求。这两个原则如下。
第一，“民族原则”只适用于具有一定大小的国家。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原则”的使徒马志尼反对爱尔兰独立一事，才不会那么令人惊讶。至于比爱尔兰更小的国家或寻求建国的族群，如西西里人、布列塔尼人和威尔士人等，就更不受人重视了。事实上，“小国群立”（Kleinstaaterei）一词，是相当令人难堪的称呼。也是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致力扭转的情状。“巴尔干化”（Balkenization）一词，原本指的是土耳其帝国在风起云涌的独立风潮之后，分裂成许多敌对小国的情形，至今这个词依然带有负面贬谪的味道。这两个政治学专有名词，基本上都带有污蔑之意。马志尼在1857年重划未来欧洲的地图时，便大加宣扬所谓的“门槛原则”（principleofthrehold）：在他的地图上，欧洲是由十二个国家与联邦所组成，根据日后的标准，其中只有一国不是“多民族国家”[48]（即意大利）。由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主导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协议。根据这项原则，欧洲在和会之后被划分成二十六个国家，要是我们将爱尔兰自由邦（IrishFreeState）也纳入的话，总计有二十七国。在此我仅补充一个最近的研究发现，以西欧一地的分离运动而言，先后计有四十二个地区意图独立。[49]由此可见，当各国都不再奉行门槛原则时，便会出现小国小邦争相独立的情势。
不过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一句，在自由派民族主义的古典时期，没有人会想要放弃门槛原则。在那个阶段，“民族自决”只属于有生存能力的国家：即文化与经济大国（不管其确切的定义为何）。就这个观点而言，马志尼与穆勒对民族自决的看法，和威尔逊总统是大不相同的。而我们所要探讨的，正是何以民族自决的定义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有所转变。不过，我们还是得强调，即使是在威尔逊那个时代，门槛原则也没有完全被扬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卢森堡与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这两个国家的存在，着实令人感到有点尴尬，毕竟乐见其建国的，大概只有那些集邮家吧。而但泽自由市（DanzigFreeCity）更是不受任何人欢迎，不仅但泽四周的国家都想把它纳入领土，当时人大多恐怕也不相信这个“城市国家”（city-state）能在20世纪生存下去，就像它在汉撒同盟（Hanseatic）时代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切割得只剩下一小块领土的奥地利居民，几乎都举双手赞成加入德国，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么狭小的幅员，能够在经济上存活下来。一直要到1945年之后，或说到殖民统治结束之后，民族舞台上才有多米尼加（Dominica）、马尔代夫（Maldives）或安道尔（Andona）这类国家的生存空间。
第二，民族的建立被视为是一种逐步扩张的过程。根据这个“扩张原则”，爱尔兰独立运动或其他分离派民族主义（seperatistnationalism），都被看成是悖例而非常态，也因之迭遭世人反对。就像我们所熟知的，就演化论的角度来说，人类的社群是由小而大逐步扩张，从家庭到部落到乡郡到省市，从地方到区域，从国家到全球。若其他情况维持不变，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日扩大，民族应该会跟随人类历史的演进同步向前。
如果要用一个对句来概括我们的民族原则，我们可以说：如果民族原则是用来把散居的群体结合成一个民族，那么它是合法的；但若是用来分裂既存的国家，就会被视为非法。[50]
落实到具体层面上，这项原则意味着人们期待以民族运动来完成民族统一和民族扩张的任务。所有的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都想要在统一的国家之下生活，希腊人亦然。塞尔维亚人（Serbs）会想和克罗地亚人（Croats）结合成南斯拉夫国（因为在它们的历史上没有独立建国的前例可循），甚至还有人梦想在南斯拉夫之上，建立统一整个半岛的“巴尔干联邦”（BalkenFederation）。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统一巴尔干半岛一直都是共产党人的目标。捷克人（Czechs）与斯洛伐克人（Slovaks）合并，波兰人则和立陶宛人（Lithuarians）及罗塞尼亚人（Ruthenians）共组国家。事实上，在波兰被瓜分之前，它们早已是统一的国家。摩尔多瓦（Moldavia）境内的罗马尼亚人和瓦拉齐亚人（Wallachia）以及特兰西瓦尼亚人（Transylvanians）合并在一起。这些国家的创建，显然都违背了基于共同血统、族裔、语言文化或历史经验的民族主义原则。不过，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就算是基于前述民族主义原则所建立的国家，也跟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说法不合。不过无论是基于哪一种主张，任谁也无法否认历史上老字号的民族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都是多民族、多语系的国家。
世人可以接受“民族国家”是由多民族所组成，这在欧洲各地或世界各个角落都一样。各民族往往在同一领地上杂居，若想强将他们依族裔差别分隔开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做法。然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却从反方向思考，他们认为民族优于地域。不过这种想法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提出亦非偶然，因为他们大都是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世代跟日耳曼人杂居在边境区，因此，他们的民族认同非常暧昧不清，时时处于变动之中，难以分辨。[51]不过，就民族国家乃是建立在多民族的基础上这一点，仍然是广泛地被认可的。因为，对许多势单力孤且发展落后的民族而言，他们可以在大国的庇荫下获利良多，并且还能借此对人类福祉有所贡献。如穆勒这般敏锐的观察家所见，“历史经验清楚地昭示我们：不同的民族之间是可以完满地融合在一起的；小族会被吸纳在大族之内而日渐隐没。”尤其对其中较落后且贫穷的民族而言，更是获益匪浅。
对布列塔尼人，或法属那瓦尔（Navare）的巴斯克人而言，加入法国，成为法国公民的一分子，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其好处绝对比继续维持半野蛮的生活方式，靠天维生，局限在狭小的心灵世界，与外在大千寰宇隔绝，来得有益得多。对英国的威尔士人及苏格兰高地人而言，情况亦然。[52]
一旦独立的民族得以建立并能长久生存下去，其境内弱小民族的语言文化势必会逐渐失传。对一般人而言，某些弱小民族及其语言文化，似乎注定是没有独立自主的未来。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事实，即使是那些对民族解放理论与活动都不抱敌意的人。
因此，这种普遍的态度根本无关乎种族沙文主义。因为一般人对那些在进步法则之下遭到集体淘汰的弱势民族，均无敌意可言，不论是它们的语言或文化。相反，倘若该国的主要民族和国语的优越性不致引起争议，倘若主要民族能珍惜并促进其国境内的方言和少数族群的语言，那么各族群的语言文化反倒可得到保存，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与风土民情也可获得延续，从而使该国的民族精神呈现多彩多姿、多元传统的新气象。更有甚者，某些小民族乃至民族国家也认为，能够经由整合而融入另一大国之下，其实是具有正面意义的，或有人偏爱“符合进步法则”这个说法。[53]因为它们并不觉得大文化和小文化之间有着无法协调的鸿沟，反倒认为某些即将失传的文化，可在现代化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延续下去。如我们所知，在1707年大英帝国建立之后，是苏格兰人而非英格兰人提出所谓“北大不列颠”（NorthBriton，即苏格兰人）的称号。[54]威尔士人在19世纪开始怀疑自己的语言是否能成功扮演当代全方位语言的角色，即使威尔士语足以创作出优美的文学并担当宣教的最佳媒介，他们仍然深自恐惧。因此有人开始积极呼吁推行“双语政策”。[55]显然，他们认识到会说英语对威尔士人的生涯来说有多重要，特别是在应付与英格兰人的通商需要时。但这种认识却无损他们对自己古老传统的依恋。即使是那些已经接受古老语言终将消失的入们，他们对古老传统的依恋依然非常强烈，面对古语的逐渐消亡，他们也只能像任教于布雷克纳克非国教派学院（DissentingCollegeofBrecknock）的格里菲思（Rev.Griffiths）一样，听其自然：
且让它（威尔士语）就此完美安详且光荣地死去吧！虽然我们如此依恋这个语言，但是，却没有人想延缓它享受安乐死（euthanasy）的时辰；不过，若有人勇于反抗对它的蓄意谋杀，倒也是值得后世尊敬的行径。[56]
四十年之后，另一位小民族的后裔即捷克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师考茨基，也语带辛酸地感叹道：
民族方言会愈来愈局限在家户内使用，就像是一件祖先遗留下来的古董，虽然早就没有多大用处，但是我们都还是会以崇敬之心待之。[57]
这些都是弱小民族会面临到的问题，而这些小民族的未来独立之路，显然是困难重重。英格兰人很少会特别去考虑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所关切的事物，因为英格兰人向来以英伦群岛上土生土长的奇异风俗为傲。不过就像爱尔兰时期（stage-Irish）来临之后所昭示的；对境内的小民族而言，只要它们不去挑战英格兰这个大族的地位，那么他们表现得愈不像英格兰人，就会愈受重视—-具有抽象意义的爱尔兰人（Irishness）和苏格兰人（Scottishness）这两个词，便是这种恭维之下的产物。同理，泛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也真心鼓励德国人以下日耳曼方言或弗里西亚语（Frisian）[*5]从事文学创作，因为他们早已附属于上日耳曼，不存在分庭抗礼之虞。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也会以贝利（Belli）、哥耳多尼（Goldoni）与拿波里等地的歌剧为傲。据此，操法语的比利时民族主义者并不反对比利时人用弗兰芒文（Flemish）读写。有的只是反对法文的弗兰德斯人。当然，历史上亦不乏大族欺凌小族语言文化的例子。不过，这样的恶例，在19世纪之前、法国之外的欧洲境内，并不普遍。
由此可见，有些民族永远无缘取得独立，但有些民族却已建立或即将建立自己的国家。到底哪些民族拥有独立建国的未来？又有哪些民族真这么做了？先前所讨论过的民族构成要件，诸如领土、语言、族裔等，都帮不上忙，不足以指引民族建国之道。“门槛原则”看似颇有帮助，但却遗漏了诸多弱小民族。不过，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小国小民中，甚至像正在争取独立的北爱尔兰，人们对于治国建国的生存之道，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雷南之所以质疑汉诺威与帕马大公国的民族地位，并不是拿它们跟其他大民族相较，而是将它们与荷兰或瑞士等秩序井然的民族国家相比较。我们将会发现：能获得人民广泛支持的民族独立运动，必会引发国际视听注意并引起各方检讨。虽然在自由主义的古典时期，已有各种争取自治权的运动兴起但除了奥斯曼帝国之外，这些运动很少是为追求独立建国。素来与众不同的爱尔兰，在这点上也是个特例，这主要是因为芬尼亚派的崛起，该派主张爱尔兰只能脱离英国独立，此外别无妥协之道。
从历史经验观之，似乎只有三种固定标准可称得上是构成民族的要件，并且能够通过“门槛原则”的限制。第一，它的历史必须与当前的某个国家息息相关，或拥有足够长久的建国史。很少有人会怀疑英国、法国，或俄罗斯人、波兰人的民族地位；而除了西班牙境内的小民族，也很少有人会质疑西班牙的民族特色。[58]由于人们通常习惯把民族等同于国家，因此对外国人来说，他们自然会假设该国的人民便是该国的国家民族（state-na-tion），可是，这样的预设却令苏格兰人深感苦恼。
第二项要件是拥有悠久的精英文化传统，并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学与官方语言。这正是意大利与德国宣称他们是民族国家的依据，虽然他们的民族并无一个固定的国家可资认同。对意大利与德国来说，他们主要便是借共通语文来凝聚其民族认同，虽然他们所宣称的民族语言，其实并非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以意大利文而言，在意大利统一建国之初，仅有百分之二点五的使用率[59]——绝大多数人民仍各自使用他们通用的方言。[60]
第三个构成要件便是武力征服。说来令人难堪，就像李斯特早已指出的那样，似乎唯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对外。此外，19世纪盛行的武力征战，适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最佳佐证。
除此之外，尚有诸多标准也被视为民族的构成要件。但是，仔细考察起来，这些标准都不尽符合所谓“先验”要求，事实上，这样的先验条件根本不存在。对民族来说，最保险的办法便是依附在强大的国家政体之下，但是，国家亦有消亡的一天。若以19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来看，国家乃是非常时期的产物，不仅会过时而且会在“进步法则”之下遭到历史淘汰。比方说，奥斯曼帝国已成为人类进化史上的化石；此外，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哈布斯堡帝国也即将步上奥斯曼帝国的后尘。
前述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观点，俱盛行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当道的年代，也就是1830年到1880年。这些观点跟自由主义的重合之处有二：第一，民族是和人类社群由小到大的演化历史相叠合，从家庭到部落到地区到民族，以至未来的大一统世界。如同迪金森（G.LowesDickinson）所言：“在艺术与科学的照耀下，民族之间的种族差异和壁垒，必然会日渐消融瓦解。”[61]
由此观之，世界将会走向大一统局面，即使语言也不例外。一种通用于全球各大洲的“世界语”（worldlanguage），早已出现在美国的格兰特总统（PresidentUlyssesS.Grant）与考茨基的脑海中，这种语言将和各民族的国语并存，只是把它们降至方言层级。[62]我们可以看到，世界语的预言并非言过其实。自19世纪80年代以降，已有诸多学者尝试发明简易的世界语言，他们从国际电报和密码当中汲取灵感，可惜大多功亏一篑，成果不尽理想。虽然其中之一的世界语（Esperanto），仍在少数的热烈支持者中流传，也受到当时社会主义者国际（socialistintemational）的保护。不过，在现实层面上，考茨基对世界语的通行抱质疑态度，他认为少数几个强权国家的优势语言，将会在国际间逐渐成为“事实上”的世界通行语言。他的预言在今天果然已获证实。英语在今天便已成为全球性的国际语言，虽然在许多国家当中，它是被当作辅助语言而非用来取代国语。
根据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加以演绎，民族（这里指的是具有生存能力的大民族）是人类进化到19世纪中叶所造成的产物。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民族进步史观”的背面，就是小规模的社群和族群自然应同化到大型的社群和族群当中。但这并不必然意味：人们非得将对旧时代的忠诚或情感抛弃不可，虽然实际上经常会这样。对那些在地理上或社会上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的人们而言，过去并无太多值得留恋之处，他们随时准备接受进化之途。最显著的例子当推犹太中产阶级，他们可以在某些国家借同化而取得同等权利。可是到19世纪末他们却发现，除非接受他们的民族已准备要把他们完全融入，否则他们的意愿再高也是惘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美国是唯一一个无条件欢迎任何人成为其“民族”成员的国家；不过，美国的“民族”开放度倒远远超过阶级开放度。在1914年之前出生的那一代当中，充斥着“大国沙文主义者”（great-nationchauvinists），这些人的父亲——更别提母亲了-—根本听不懂子女日后所选择的国族语言，从他们所采用的斯拉夫或马札儿化的德文名字，便可看出他们的选择。由此可见，同化的好处是相当可观的。
不过，近代的民族论还以另一种方式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重合。只是这次是因为它们所打出的口号相同，而非基于理论上的逻辑推演：这些口号指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换句话说，由于民族是当时历史上的新产物，备受保守派与传统派的非议，所以自然吸引了自由主义者（即保守派与传统派的政敌）的注意。这两种思想的结合情形，可从奥地利的泛日耳曼民族论中看出，这个论调系源自该国民族冲突最严重的区域——-摩拉维亚。皮克勒（AmoldPichler）[63]服务于维也纳警察局，自1901年至1938年间，历经了多次国家政体的重大改变。终其一生，他都不改其激进的日耳曼民族主义立场，他不仅反捷克人，也反犹太人，不过，据他反犹太的同僚说，他并不同意将犹太人关到集中营里。[64]此外，他也反教权主义，更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在第一共和时期，自始至终，他都不时在维也纳的报章上勤做笔耕，发表自由主义言论。他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族优生学都需要借助工业革命的力量，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提出所谓“世界公民”（Welberger）的主张。“世界公民绝非局限于小镇小城的地方主义，其视野也不仅止于村里的教会尖塔。”[65]他呼吁那些囿于地方意识的村夫镇民都能向大千寰宇敞开心胸。
以上所提，乃是欧洲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全盛期所盛行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论调。在当时，“民族原则”首度成为国际政治上的重要议题。而我们接下来即将会看到，当时的民族原则跟威尔逊所谓的民族自决原则，仍有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同时也和列宁的看法有所不同——列宁的民族主义论曾主导了19世纪末以迄今日的相关论辩。不过，自由主义的看法在当时也不是绝对的。例如激进民主派（radical-democratic）的看法就不太一样。比方说，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人权宣言》，即明白反对“门槛原则”。可是，迷你民族（mini-people）虽然享有形式上的民族自决权，不过，邻近的强权大国却未必会让它们行使独立主权，即使这些大国中不乏支持1795年的《人权宣言》者。当卢梭（Rousseau）的信徒在草拟《人权宣言》时，萦绕在他们心头上的疆土，大概和瑞士这个（保守）自由的山国相去不远。在那个时候，这些群体当中的左翼自治论或独立运动都还未见踪影。
就自由主义的观点而言——若以马克思与恩格斯为例，则不只是自由主义的看法——“民族”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产物。民族国家的陆续建立，既无关乎主观的民族情感，亦跟民族支持者是否赞成无关。它的重点在于：民族国家是否能符合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和进步之所需。[66]虽然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相当景仰苏格兰高地人，但却没有哪一位自由主义论者为他们的独立建国运动大声疾呼，即使是那些善感主义者亦然，这些人至今仍不断感叹斯图亚特（Stuart）王朝的失败复辟，当时支持复辟王查理（BonniePrinceCharlie）的，主要就是苏格兰高地氏族。
如果说唯一具有历史正当性的民族主义，是那种符合进步史观的民族主义，亦即那种可不断扩大而非限制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运作规模的民族主义，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小民族、小语言和小传统所进行的防卫，这类例子如此之多，难道这些举动就只是对无法抗拒的历史进步潮流的无谓挣扎吗？符合进步所需的小民族、小语言和小文化，必定是自甘作为强权大国的附庸，放弃武装敌对，安于民族命脉与语言文化的消亡命运，沦为历史泡沫或后世子孙的感怀对象。简言之，即心甘情愿接受考茨基所谓的“古董家具”的地位。证诸史实，世界上诸多弱小民族真的也只能被迫接受这样的命运。然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该怎么诠释，讲盖尔语（Gaelic）的人和操诺森伯兰语（Northumberland）的人[*6]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选择？很显然的，并无任何力量阻止他们采取双语政策。然而采用英格兰方言的作家并不会用他惯用的语言来对抗国语，因为他们深知方言与国语各自的价值和地位。也许，在可预见的将来，方言会逐渐被国语淘汰，甚至就此消失，比方说像塞尔特语（Celtic，18世纪之后，康沃尔人〔Cornish〕和曼克斯人〔Manx〕便已不再使用），这的确让人深感遗憾，但却也无可奈何。不过，这些失传作古的语言不可能完全没有留下任何遗绪，后世子孙必会做复古的努力，他们将在搜集“民谣”的过程中，使古文化再度创新。
因此，若要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的想法去了解当时的“民族”，我们就必须谨记一点，所谓的“民族创建”工作，不管它在19世纪的历史上居于多么核心的地位，其实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民族国家。此外，“民族原则”亦非举世共同奉行。无论就国际政治或国内内政观之，“民族原则”都只对少数人群或地域具有作用。即使在多语系或多族裔的国家中，比方说高唱民族主义的哈布斯堡帝国，“民族原则”的作用也微乎其微。在1871年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认为欧洲版图会有更进一步的基本变动（除了逐日解体的奥斯曼帝国），因为当时并无严重的民族冲突会导致领土重划，即使是延宕已久的波兰问题，似乎也不至于会掀起国际争端。诚然，除了巴尔干半岛之外，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只经历过一次领土变动，那便是挪威脱离瑞典独立。历经1848到1867年这将近二十年动荡不安的民族独立风潮之后，我们不难推测：就算是奥匈帝国境内的族群冲突，也终将冷却下来。正因为如此，哈布斯堡帝国的执政者才愿接受1873年圣彼得堡国际统计学大会的建议，将语言融入全国普查项目，只不过它希望能在1880年之后再执行这项政策，因为届时民情舆论对于语言问题的争议应能完全退烧。[67]不过，他们的判断显然发生了严重错误。
我们也会发现，在当时，无论是民族或民族主义问题，都不是欧洲各国的内政重点，尤其是在已经创建的“民族国家”境内，更是如此。而且，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准观之，这些国家都是由多族裔所组成；不过我们倒是不太容易把“非民族”的帝国（non-nationalempires）归类成“多民族国家”。对莱茵河以西的欧洲而言，当时并不存在帝国式的民族混杂问题，除了英国境内的异例—-爱尔兰之外。然而这并不意味从政者完全不在乎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弗兰德斯人、苏格兰人以及威尔士人等前仆后继的独立运动；而是这些民族运动都被视为是国境内的政治角力。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而布列塔尼人跟弗兰德斯人则被视为奉行传统的天主教的信徒。当然，各民族国家的政体稳定性，主要是受惠于民主选举制度的匮乏，因为一旦施行全民选举，势必会使自由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政策面临挑战，就像19世纪自由主义的其他部分所遭到的抨击一般。
这正说明了为何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讨论，会这么稀少而且大都漫不经心，不够严谨。像穆勒与雷南这类观察家，便用非常宽松的标准来看待构成“民族情感”（nationalsentiment）的要素，诸如族群（ethnicity，维多利亚时期的学者比较偏好种族〔race〕一字）、语言、宗教、地域、历史与文化等等。因为在政治的实际面上，这些因素之间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根本无足轻重，至少在当时仍是如此。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降，“民族问题”便受到愈来愈严肃而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因为民族主义口号往往最能打动一般大众，特别是可以借此动员广大选民，并把他们吸纳为政党的支持者，这种趋势已成为当时的政治实况。至于在理论层次上，民族建国的争论则带有愈来愈强的情感成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以现今的眼光来看，都可以视为是一种目标明确的政治动员策略，包括独立运动所要抗争的对象以及建国方略等等，都相当清楚。于是民族问题不仅对面临国内族群关系日益恶化的国家执政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对那些想借着动员民族、非民族或其他相关的民族口号，来扩张群众基础的政党，也是极其重要的。对中欧与东欧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如何在理论上定义民族及其未来，必定会引起南辕北辙的争辩。如同穆勒和雷南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这类问题是次要的。可是在第二国际阵营，这些问题却是辩论的核心。参与民族辩论的人士，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将，如考茨基、罗莎·卢森堡、鲍尔、列宁与斯大林等。如果说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心所在，那它更是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等急欲解决的国政大事。比方说，东南系的斯拉夫人到底可不可以算是同一个民族？[68]
外交界一再辩论的“民族原则”，曾在1830到1878年间大幅度地改写欧洲各国的势力版图，不过它不同于政治民族主义，在一个民主化与群众政治日渐得势的时代，政治民族主义已然成为欧洲政坛上的中心问题。在马志尼的时代，民族问题并不那么严重，对大多数的意大利人来说，民族复兴运动（Risogimento）并不存在，正如阿泽利奥（Massimod'Azeglio）所说的：“我们已经缔造了意大利，我们必须接着缔造意大利人。”[69]对大多数说波兰语的农民来说，他们很可能从未想过所谓的波兰问题（更别提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热次波波利塔人〔Rzeospopolita〕，他们说着他们自己特有的方言），也不认为自己是波兰民族主义者。诚如波兰解放者毕苏斯基（ColonalPilsudski）所言：“是国家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70]但是到了1880年后，普通百姓已开始觉得民族主义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看看，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才能更清楚地了解，政治民族主义是如何创造了“民族”这个新事物。下一章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主题。
注释：
[1]LJuisGarciaiSevilla，'Llengua，nacióIestataldiccionariodelarealacademiaespamyola’（L'Aveng，16May1979），pp.50—55．
[2]EnciclopediaUniversalIlustradaEuropeo-Americana（Barcelona1907—34），vol.37，pp.854—867：‘nación'.
[3]（SãoPaulo-Rio-PortoAlegre1958—64），vol.13，p.581．
[4]L.CumedeSaintePelaye，DictionnairehistoriquedeI'ancienlangagefrangois（Niortn.d.），8vols.：‘nation'.
[5]DrE.VerwijsandDrJ.Verdam，MiddelnederlandschWoordenboek，vol.4（TheHague1899），col.2078．
[6]WoordenboekderNederlandscheTaal，vol.9（TheHague1913），cols.1586—1590．
[7]VerwijsandVerdarn，MiddelenderlandschWoordenboek，vol.4．
[8]L.Huguet，Dictionnairedelalanguefrangaisedu16esiècle，vol.5（Paris1961），p.400．
[9]Woordenboek（1913），col.1588．
[10]JohnHeinrichZedier，GrossesvollstandigesUniversal-Lexi-conallerWissenschaftenundKinste...，vol.23（Leipzig-Halle1740，repr.Graz1961），cols.901—903．
[11]OxfordEnglishDictionary，vol.VII（Oxford1933），p.30．
[12]JohnJ.Lalor（ed.），CyelopediaofPoliticalScience（NewYork1889），vol.Ⅱ，P.932：‘Nation'.相关文献大都直接从法文翻印或翻译过来。
[13]“从这个定义衍生下来可得：一个民族只注定形成一个国家，而且是单一而不可分裂的国家。”这个定义还可以继续“推演下去"：民族意味“由一群人所共同组成的群体，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奉行同样的习俗以及与生俱来的特质。如此一来，便将他们与其他有着相类特质的人群区隔开来。”这便是民族论述最常用的循环论证。
[14]J.S.Mill，Utilitarianism，LibertyandRepresentativeGovermment（Everymanedition，London1910），pp.359—366．
[15]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在1789或1793年版的《人权宣言》中，都没有提到各民族争取主权及独立的权利。参见LucienJaume，LeDiscoursjacobinetlademocratie（Paris1989），Appendices1—3，pp.407—414。0．DannandJ.Dinwiddy（eds），NationalismintheAgeoftheFrenchRevolution（London1988），p.34，对1793年的版本也有类似的看法。
[16]MauriceBolck，'Nationalities，principleof’inJ，Lalor（ed.），CyclopediaofPoliticalScience，vol.I，p.939．
[17]P.Vilar，'Sobrelosfundamentosdelasestructurasnacionales'，（Historia，16/ExtraV，Madrid，April1978），p.11．
[18]JohnStuartMill，Utilitarianism，LibertyandRepresentativeGovemment，pp.359—366．
[19]CitedinM.deCerteau，D.Julia，andJ.Revel，UnePolitiquedelalangue，LaRévolutionFrangaiseetlespatois：L'enquêtedeI'AbbéGrégoire（Paris1975），p.293．针对法国大革命和民族语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RenéeBalibarandDominiqueLaporteLeFrançaisnational．PolitiqueetpratiquedelalanguenationalesouslaRevolution（Paris1974）。至于阿尔萨斯问题可参看E.Philipps，LesLutteslinguistiquesenAlsacejusqu'en1945（Stasbourg1975）和P.Levy，Histoirelinguistiqued'AlsaceetdeLorraine（2vols.，Strasbourg1929）。
[20]DeCerteau，JuliaandRevel，UnePolitiquedelalangue，passim.
[21]“如果指的是与国家的关系，那么就是公民组成人民；如果指的是与种族的关系，那就是公民组成民族。”J.Hélie，‘Nation，definitionof’inLalor，CyelopediaofPoliticalScience，vol.Ⅱ，p.923．
[22]引自E.J.Hobsbawm，TheAgeofRevolution1789—1848（London1962），pp.91—92．
[23]MarcBolch，LesRoisthaumaturges（Paris1924），pp.402—404．
[24]WalterBagehot，PhysicsandPolitics（London1887），ch.Ⅲ，IV，on‘Nation-making’.
[25]EmestRenan，‘Whatisanation？’inAfredZimmern（ed.），ModemPoliticalDoctrines（Oxford1939），p.192．
[26]JohnRae，TheSociologicalTheoryofCapital，beingacompletereprintoftheNew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byJohnRae（1834）（ed.）C.W.Mixter（NewYork1905），p.26.
[27]J.E.Caimes，SomeLeading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NewlyExpounded（London1874），pp.355—365．
[28]DrGustavSchinberg（ed.），HandbuchderpolitischenOekonomie，vol.I（Tubingen1882），pp.158ff．
[29]EdwinCannan，HistoryofthetheoriesofProductionandDistributioninEnglishPoliticalEconomyfrom1776to1848（London1894），pp.10ff.
[30]Rae，theSociologicaltheoryofCapital.
[31]NouveauDictionnaired'EconomiePolitique（ed.），LéonSayandJosephChailley（Paris1892）.
[32]MichelChevalier，Coursd'economiePolitiquefaitauCollegedeFrance，vol.I（Paris1855），p.43．这场演讲原发表于1841年。
[33]L.Robbins，ThetheoryofEconomicPolicyinEnglishClassicalPoliticalEeonomy（2ndedn，London1977），pp.9—10．
[34]GeongeRichardsonPorter，TheprogressoftheNation，initsvarioussocialandeconomicrelations，fromthebeginningofthenine-teenthcenturytothepresenttime，2pts（London1836），Preface.
[35]MolinariinDictionnaired'economiepolitique（Paris1854）repr．inLalor，CyclopediaofPoliticalScience，vol.II，p.957：'Nationsinpoliticaleconomy'.
[36]Ibid.，pp.958—959．
[37]Ibid.，p.957．
[38]Ibid.，p.933．
[39]Cf.J.Schumpeter，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Oxford1954），pp.515—516．
[40]他曾写过《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AnOutlineofAmericanPoliticalEconomy，Philadelphia1827）一书，书中已将他日后的看法一一阐明。有关李斯特美国之旅的情形可参看W.Notz，'FriederichListinAmerika'，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29，1925，pp.199—265；vol.22，1925，pp.154—182以及'FrederickListinAmerica'，AmericanEconomicReview，16，1926，pp.249—265．
[41]FriedrichList，TheNationalSystenofPoliticalEconomy（London1885），p.174．
[42]E.Strauss，IrishNationalismandBritishDemocracy（London1951），pp.218—220．本书将他的理念作了非常清楚的介绍。
[43]‘Nation'byEliasRegnault，Dictionnairepolitique，withanintroductionbyGarmier-Pages（Paris1842），pp.623—625．
[44]ConsiderationsonRepresentativeGovemmentinUtilitarianism，p.365．
[45]OxfordEnglishDictionary，VII，p.30．
[46]Ibid.，pp.175—176．
[47]GustavCohn，GrundlegungderNationaloekonomie，vol.I（Stuttgart1885），pp.447—449．
[48]DenisMackSmith（ed.），ⅡRisorgimento（Bari1968），p.422．
[49]JochenBlaschke（ed.），HandbuchderwesteuroptischenRegionalbewegungen（Frankfurt1980）.
[50]MauriceBlockinLalor，CyclopediaofPoliticalScience，vol.Ⅱ，p.941．
[51]有关克里斯坦（EbinKristan）对布尔诺大会的贡献，可参考GeorgesHaupt，MichelLowyandClaudieWeill，LesMarxistesetlaquestionnationale1848—1914（Paris1937），pp.204—207。
[52]Mill，Utilitarianism，LibertyandRepresentativeGovemment，pp.363—364．
[53]Cf.RomanRosdolsky，'FriedrichEngeksunddasProblemder“geschichtslosenVölker”’（ArchivfurSozialgeschichte，4/1964），pp.87—282．
[54]LindaColley，'Whosenation？ClassandnationalconsciousnessinBritain1750—1830'（Past&Present，113，1986），pp.96—117．
[55]IeuanGwyneddJones，'Languageandcommunityinnine-teenth-centuryWales'inDavidSmith（ed.），APeopleandaProl-tariat：EssaysintheHistoryofWales1780—1980（London1980），pp.41-71，esp.pp.59—63．
[56]EducationinWales，ParliamentaryPaper，1847，XXVI，partII（ReportontheCountiesofBrecknock，CardiganandRadnor），p.67．
[57]Haupt，IowyandWeill，LesMarxistes，p.122．
[58]在西班牙的阿拉贡王国（Amgon）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人民之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族群差异，无论是在文化、语言及制度上皆然。而在将阿拉贡排除在外的西班牙帝国中，族群冲突甚至更严重。
[59]TulliodeMauro，Storialinguisticadell'Italiaunita（Bari1963），p.41．
[60]Hans-UlrichWehler，DeutscheGesellschaftsgeschichte，vol，I（Munich1987），p.50．
[61]B.Porter，CriticsofEmpire．BritishRadicalAttitudestoColonialisminAfrica，1895—1914（London1968），p.331，citingG.LowesDickinson'sAModenSymposium（1908）.
[62]关于格兰特总统的就职演说全文，可参考笔者所著TheAgeofCapital1848—1875（London1975），ch.3。
[63]FranzPichler，PolizeihofratP.EintreuerDienerseienesungetreuenStaates．WienerPolizeidienst1901—1938（Vienna1984）.我要感谢海勒（ClemensHeller）向我提供这份资料。
[64]Ibid.，p.19．
[65]Ibid.，p.30
[66]参见思格斯所写《致伯恩斯坦书：1882年2月》（Werke，vol.35，pp.278ff）。信中讨论到“巴尔干斯拉夫人”，原文如下：“即使这些小伙子真的如此令人景仰，如同斯科特笔下的苏格兰人——另一群可怕的偷牛贼——一般，我们能做的也只是谴责当今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一旦当我们掌权了，我们一定会好好整治他们的窃盗行为，窃盗乃是他们传统的一部分。”
[67]EmilBrix，DieUmgangspracheninAltösterreichzwischenAgitationundAssimilation.DieSprachenstatistikindenzisleithanischenVolkszählungen1880—1910（vienna-Cologne-Graz1982）.
[68]Cf.IvoBanac，TheNationalQuestioninYugoslavia：Origins，History，Politics（IthacaandLondon1984），pp.76-86．
[69]这句话是他在意大利王国刚成立的国会上所说，参见Latham，FamousSayingsandTheirAuthors（Detroit，1970）。
[70]H.Roos，AHistoryofModemPoland（London1966），p.48．
[*1]罗曼语（Romanelangunge）属印欧语系，源生自拉丁语，主要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等。
[*2]温德人系指西翼斯拉夫人。5世纪占领东起奥德河、西至易北河的日耳曼地区，9世纪开始遭受日耳曼人攻击，至12世纪几已被消灭，余下者为基督教同化，并沦为农奴。有些温德人至今仍顽强地保留其古老语言和风俗，主要居住在卢萨蒂亚（Lusatia）地区。
[*3]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1859—1935）为犹太裔法国军官，1893年任法国总参谋部炮兵上尉时，被人诬告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而入狱。由于其亲友力辩其清白，遂激起军界及反犹人士强烈反弹，法国及欧洲政界及知识界亦分成两派激烈辩论、1899年此案重审，虽判有罪，但获赦免。直到1906年才撤销原判，1930年发现德方档案确属伪造，终获平反。
[*4]此系指斯密的巨著《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
[*5]弗里西亚人为日耳曼民族一支，居住于今荷兰及德国北海沿岸。9世纪时分裂为西、东、北三支，分属不同国度。政治上虽告分裂，但保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其语言属西北日耳曼方言。19世纪随浪漫运动兴起，弗里西亚文学亦告复兴，至20世纪更见蓬勃。
[*6]盖尔语为塞尔特语系最古老的一支，盛行于爱尔兰和苏格兰；诺森伯兰语乃北英格兰方言。 |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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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试想，在核战浩劫后的一天，一位来自银河系外的星际史学家，在接收到地球毁于核战的讯息后，横渡银河，亲赴战争后满目疮痍的地球，想一探地球毁灭之因。他或她（暂且不论银河系外的生物繁衍问题），殚尽心力，从残存的图书与文献中，找寻地球毁灭之因的蛛丝马迹——显然，精良的核武器已达成其全面摧毁人类的目的，但却奇怪地将人类的财物保留了下来。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这位星际史学家的结论是，若想一窥近两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nation）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民族”这个字眼，阐述了纷扰人事的重要意义，但是，到底民族对人类有何意义可言？这个问题即是揭发人类毁灭的奥秘所在。假使这位星际史学家曾读过白芝皓（WalterBagehot）的著作，他便知晓白芝皓将19世纪的历史诠释为“民族创建的世纪”（nation-building）；此外，他也会知晓白芝皓对“民族”想当然的解释：“若你不曾问起民族的意义为何，我们会以为我们早已知道答案，但是，实际上我们很难解释清楚到底民族是什么，也很难给它一个简单定义。”[1]对我们以及白芝皓来说，此言为真，但是，对那位星际史学家而言，却不具说服力，因为他并没有感受过人类的民族。
感谢过去十五至二十年的文献累积，在今天已有一份简短的书目可以提供给那位星际史学家来了解人类的民族经验，比方说，安东尼·史密斯（A.D.Smith）的《民族主义：趋势报告与文献目录》（Nationalism：ATrendReportandBibliography）[2]——文，便详录了1973年之前的相关文献。不过在此，我并不会推荐太多早年文献供大家参考，尤其是19世纪初年的自由主义学说，原因除了后文将提及的那些之外，也是因为当时的言论大多充斥着优势民族论或种族歧视偏见，因而减损了参考价值。事实上，当时最优秀的论著都是短小简洁之作，比方说，约翰·穆勒（JohnStuartMill）在《论代议政府》（ConsiderationsonRepresentativeGovemment）一书中对民族这个主题的讨论；至于欧内斯特·雷南（EmestRenan）著名的演说“民族是什么？”[3]亦为一例。
这份书目详列了必读著作，也包含其他值得一读的参考资料，足供大家严肃而不带感情地思考“民族”这个主题。在第二國际（SecondIntemational）阵营中，这是一个重要但往往被低估的议题，他们把它称之为“民族问题”（thenationalquestion）。在下面我们将可看到，何以“民族问题”会让诸多活跃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有志之士前仆后继，投身于民族主义的论争当中——比方说，考茨基（KarlKautsky）、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erg）、奥托·鲍尔（OttoBauer）、列宁（Lenin）等人。[4]当然，这份书目也许也该考虑纳入考茨基的著作，鲍尔的《民族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DieNationaliiatenfrage），以及斯大林（Stalin）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arxismandtheNationalQuestion）。辑录这些著作的原因，主要是着眼于其对后世政坛的重大影响，而非基于其较不足道的学术成就。[5]
依我所见，我也不会强力推荐大家去看所谓“民族主义双父”（thetwinfoundingfathers）的著作，亦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于学界的卡尔顿·海斯（CarletonB.Hayes）与汉斯·科恩（HansKohn）两人的学说。[6]他们的学说能风行一时之原因在于，有史以来，欧洲的版图首次依照“民族原则”（principleofnationality）重新划分，与此同时，欧洲式的民族主义也被殖民地解放运动与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争相奉行采纳，而这些正是科恩着力论述的世界局势。[7]无疑，这个时期的著作自然会从早年的文献当中汲取大量材料，因此可以为读者省下许多文献回顾的工夫。至于我略去这些文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思潮在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讨论中，早已被视为老生常谈，不足为奇，只有民族主义者才会特别留意科恩等人的过时言论。依我们所知，民族这一概念并非如白芝皓所言，系“与人类历史共久长”。[8]一直要到18世纪，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才告浮现。在海斯、科恩之后的几十年间，学院式的民族论述虽然大量增加，但洞见有限。也许有人会认为卡尔·多伊奇（KarlDeutsch）的作品已经使民族研究跨前一大步，他强调沟通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过，他的著作也并没有被我纳为必读文献。[9]
为什么讨论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精彩著作，会集中出现在过去二十年间？理由至今似乎仍不甚清楚，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个看法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本书将在最后一章中简略讨论这个问题。总之，最能掌握民族与民族运动及其在历史发展上所扮演角色的著作，当推自1968年至1988年这二十年间所发表的相关文献，这二十年的表现较之之前的任何四十年都来得辉煌。接下来我会详列一些有趣的著作，让大家一窺其奥，其中，我也选了一篇自己的论文，供作参考。[10]以下罗列的书目可作为学子初入门的参考，顺序是依作者姓氏排列，唯一的例外是罗奇（Hroch）的著作，因为他的杰出贡献开启了论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页。
罗奇（MiroslavHroch），《欧洲民族复兴的社会先决条件》（SocialPreconditionsofNationalRevivalinEurope，Cambridge，1985），本书收录了罗奇在1968年至1971年间于布拉格所作的两项研究。
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London，1983）。
阿姆斯特朗（J.Amstrong），《民族主义形成之前的民族》（NationsbeforeNationalism，ChapelHill，1982）。
布罗伊尔（J.Breuilly），《民族主义与国家》（NationalismandtheState，Manchester，1982）。
科尔和沃尔夫（JohnW.ColeandEricR.Wolf）合著，《隐藏的疆界：阿尔卑斯峡谷的生态与族群关系》（TheHiddenFrontier：FcologyandEthnicityinanAlpineValley，NewYorkandLondon，1974）。
菲什曼（J.Fishman）编，《开发中国家的语言问题》（LanguageProblemsofDevelopingCountries，NewYork，1968）。
盖尔纳（EmestGellner），《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andNationalism，Oxford，1983）。
覆布斯鲍姆和兰杰（E.J.HobsbawnandTerenceRanger）合编，《传统的发明》（TheInventionofTradition，Cambridge，1983）。
史密斯（A.D.Smith），《民族主义诸理论》（TheoriesofNationalism，2〔nd〕edn，London，1983）。
肖克（JenöSziics），《民族与社会：论文集》（NationundGeschichte：Studien，Budapest，1981）。
提利（C.Tilly）编，《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TheFormationofNationalStatesinWestemEurope，Princeton，1975）。
此外，我忍不住要加上格温·威廉斯（GwynA.Williams）的《威尔士何时诞生？》（WhenwasWales？），此文出自威廉斯所著《威尔士人及其历史》（TheWelshintheirHistory）一书，文中特别强调对“民族”的主观认同，但较少提及其历史脉络和历史延展性。
上述著作都提出了“民族是什么”这个问题。将人类划分成不同的民族集团，乃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然而奇怪的是，至今尚无一致通论或标准规则，可作为民族区分的标准——即使有人宣称“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乃是他们个人安身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认同所在，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社会价值所系，亦无法解决此项欠缺明确界定的难题。这项发现本身并不足为奇，因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新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因此它自然会先发生在聚居区而非世代散居世界各地的人群当中。不过，追根究柢，我们迄今尚无法告诉那位星际史学家该借助什么样的“先验标准”（apriori）来判断并划分不同的民族，比方说，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分辨不同的鸟族，或者，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区分老鼠与花豹的不同点。假使区辨民族差异像赏鸟一样简单就好了。
就划分民族的客观标准而言，有时是根据单一的标准（如语言、族群特性等）；有时则会交杂各类不同的标准（如结合了语言、共居地、共享的历史经验及文化传统等等）。往往大家都会借这些标准来解释：为何某某民族国家得以创造而其余不可。斯大林就曾经提出判断民族国家的一套标准，当然，他的标准也并非世上的唯一标准。[11]无论这些客观标准是什么，它们显然都无法成立，因为符合这类定义的诸多群体，只有少部分不管在何时都可被称之为“民族”，反倒是例外情形不时可见。不是符合标准者根本不是“民族”或不具民族精神；就是百分之百的“民族”却不符合这些标准。事实上，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因为这个历史新生儿才刚诞生，正在不断变化，且至今仍非举世皆然的实体。
更有甚者，就像我们已经了解的，前述所谓的客观标准，如语言、族群特性等，其实都非常含糊不清，想用它们来判断民族，无异缘木求鱼，就像旅行者想借助云朵的形状而非路标来指引方向一般。正因如此，那些“客观标准”才会让有心之士或宣传家有机可乘，广为滥用，结果适得其反，所谓“客观标准”反而更加失去了解释族群差异的功能。以下即为在亚洲政坛上滥用民族“客观标准”以推动其建国运动的例子：
在斯里兰卡操泰米尔语（Tamil）的人是一特殊民族，他们跟僧伽罗人（Singalese）有诸多不同的民族差异。首先，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岛上有其独特且源远流长的历史，民族光荣自不在话下，毫不输给僧伽罗人；其次，泰米尔人是一个独特的语言群体，不同于讲僧伽罗语的僧伽罗人。因此，以泰米尔人举世无双的文化传统以及相当现代化的语言观之，再加上他们有其明确的聚居地，无庸置疑，他们理当成为一个民族。[12]
这段话的目的非常清楚：是想借着宣扬泰米尔民族主义，以争取“超过三分之一”斯里兰卡总人口的泰米尔人的自主与独立。但是，这段话却模糊掉诸多历史事实，比方说，操泰米尔语的族系不仅一支（包括岛上原住民以及近年从印度大陆迁居而来的移民劳工）；他们散居在岛上，并不集中；此外，即使是在泰米尔原住民的世居地上，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僧伽罗人与之杂居；尤其，约有百分之四十一的泰米尔人并不认同泰米尔民族主义，他们毋宁更乐于视自己为伊斯兰教徒（即所谓的“摩尔人”（Moors〕）。事实上，我们很难认定到底什么样的地方才能算是泰米尔人的聚居地。是泰米尔人占该地人口百分之七十一到九十的地方（比方说拜蒂克洛〔Batticaloa〕、穆莱蒂武〔Mullaitivu〕或贾夫纳〔Jaffna〕等地〕，还是有将近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三的人口自称是泰米尔人的地区（如在安帕拉尔〔Amparal〕、亭可马里〔Trincomalee〕等地）也包括在内。事实上，在1987年斯里兰卡内战的停战协议中，双方是为了寻求和平，才应泰米尔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作出政治让步，来结束这场民族争端。其次，所谓的“语言群体”之说，只是想用语言学来掩饰泰米尔原住民、印度裔移民以及摩尔人并非一同质群体的历史事实。至于所谓“独特且源远流长的历史”，实在是时代错置，漏洞百出，既不明确，也看不出意义何在。当然，宣传家所滥用的民族口号，原本就无法为社会科学提供客观的判定标准，重要的是，无论宣传家提出任何一种划定民族共同体的“客观标准”，都会受到各方质疑，因为那些标准实则并不尽客观，几经挑战，反而变成漫无标准，除非有人能革命性地提出完全截然不同的民族判定原则。
然而，这种截然不同的原则其标准何在？或许，我们可用主观标准来取代客观标准，比方说以集体认同（据雷南的说法，“民族源自每日民族自决的结果"）或个人认同来判定民族。或采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Austro-Marxists）的看法，他们认为“民族性”（nationality）乃是个人的特质之一，不管他们住在哪里或与谁共居，只要他们声称自己是，他们就是。[13]这两项主观标准（集体认同与个人认同）可以跳出“先验”客观标准的局限，并以不同的方式将地域观念纳入“民族”的定义里，对地域的认同可将不同的语系，或其他不同的客观标准，都纳入同一民族的疆界之内，证诸史实，法国及哈布斯堡帝国便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民族”是源自主观意识的隶属感，并不受特定的“客观标准”所局限，由此可知，民族显然是“套套逻辑”（tautological）的产物，若想了解民族到底是什么？只能借“后设”（posteriori）原则去理解。甚者，也有人走入所谓“唯意志论”（voluntarism）的极端，误以为民族只取决于“合乎一族的意志”，其他的都毫无作用。比方说，有人会认为，只要居住在怀特岛（IsleofWight，编者按：英国南端一小岛）上的居民想建立“怀特民族”（Wightiannation），怀特民族便可以据此而成立。
唯意志论式的想法，在1960年之后，广为民族主义者所采纳，欲借意识启蒙的手段来推动民族建国运动。然而这种做法对思虑严谨如鲍尔或雷南等人而言，是不尽恰当的，因为他们都体认到民族的成立仍然有其共通的客观组成条件。换言之，将主观意识或主观选择视为民族感的判断标准，不啻是将人类界定自身集体认同的多元想象力，狭窄化到单一选项中——选择自己属不属于这个“民族”——不消说，这是极其不智的做法。当然，在当今的国家行政体系下，我们必须选择国籍（nationality）以便申请护照，有了合法的国籍才有权在户口调查中表达对民族语言的看法。但即使在今天，一个住在斯劳（Slough）的人，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是大英帝国的子民，或者是个印度人（当他遇到不同肤色的人，如白人，他便知道自己其实是印度人），或古加拉特人（Gujarati，当他遇到来自其他地区的印度人时），或耆那教徒（Jain，当他遇到异教徒，如印度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他也许隶属某个特定的“种姓阶级”（caste），或源自某族系的血统；此外，他在家中也许是说北印度语（Hindi）而不说古加拉特语，或是交杂说各族群的方言。所以，将“民族性”狭窄化成单一面向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不可能（除非借助国家武力强制造成）。人们可以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尽管他们之间不具共同的信仰、语言、文化、传统，没有共同的历史背景、血缘群体，甚至对犹太国家的看法也不同。但这不表示他们可纯靠主观认同来界定“民族”。
由此观之，不论是民族的主观认定或客观标准，都不尽令人满意，反而会误导大家对民族的认识。无论如何，对一个初入门的学子而言，姑且抱着不可知的态度方为上策。因此，这本书对“民族”并没有先验定义，也就是说，当任何一群足够大的人群宣称他们属于同一民族，那么，本书便会接纳他们的自我认定，视为是他们对“民族”的暂时假设。然而，我们不能只从政治人物宣称他们是在为“民族”奋斗，就假定那个“民族”的人们已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民族。民族主义代言人的出现并非不重要，而是因为"民族"的概念到今天，已被滥用到足以混淆是非，不具任何严肃意义的程度。
不过，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先从讨论“民族”的概念（即民族主义〔nationalism]〕入手，会比从民族的实际面着手要有收获得多。因为“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借着民族主义来预想“民族”存在的各种情况；但是，真实的“民族”却只能视为既定的后设产物，难以讨论。[14]本书将以这种取向来进行讨论，并将着力讨论“民族”概念的变迁与转型，尤其会把焦点集中在19世纪末。当然，概念绝非漫无目标的玄学思辨，而是根源于特定地域，成长于特殊社会背景，成型于既定历史时空。因此，笔者以为，必须将“民族”的概念还原至这些历史现实中来进行讨论。
本书作者的基本立场可简述如下。
1．我所谓的“民族主义”是采用盖尔纳的定义，亦即“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15]在我的演绎之后，这个原则意谓：鲁里坦尼亚人（Ruritanian）[*1]对可代表鲁里坦尼亚民族的那个政治体所负有的政治义务，将超越其他公共责任，在非常时期（比方说战争期间），甚至凌驾在所有责任之上。这种现代式定义，有别于稍后我们将提到的其他定义，因为那些定义对民族或群体认同的要求没有这么严苛。
2．就像其他严谨治学的学者一样，我也不认为“民族”是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mterritorialstate）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尤其我和盖尔纳都特别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比方说，激发民族情操的各类宣传与制度设计等。“将‘民族’视为是天生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族主义神话。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16]简言之，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3．马克思主义者口中的“民族问题”，实则是一牵涉到政治、科技与社会转型（socialtransformation）的大问题。民族，并不光只是领土国家或民族情操的产物（比方说，法国大革命即为一例），同时也深受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影响。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会同意，标准化的民族语言（standardnationallanguage），无论是口语或书写文字，若不借助印刷术的发明、识字率的普及，还有公立教育的广设，将不可能出现。许多学者一再指陈，如果意大利口语始终停留在方言层次，那么它只能满足家庭成员和面对面沟通，唯有把它当作全国电视网每日播送时所采用的语言，它才能够符合20世纪对语言的要求。[17]因此，“民族”以及相应的民族活动，都应该纳入国家体制、行政官僚、科技发展、经济状况、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
4．因此，依我看来，“民族”是具有双元性的，它必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创建，但却也一定得从平民百姓的观点分析才能完全理解。也就是说，要探讨一般人的假想、希望、需求、憧憬和利益，当然这些不全然与民族有关，或没有那么强的民族性。如果盖尔纳的民族学说有值得批评之点，那就是他只从现代化（由上而下）的角度来谈民族问题，如此一来，就不免疏于关照一般人（由下而上）的看法。
诚然，要由一般人民而非政府、发言人和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理解民族，是项极其艰巨的工程。足堪欣慰的是，当今的社会史家已能从通俗文学的资料中去研究人们的想法、意见与态度，而不至于像从前一样会被报章言论所困，误以为社评即代表民意的走向。虽然至今我们对一般人的看法仍不甚清楚，但是，以下三点却是信而有征的发现：
第一，官方或民族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并不足以代表最忠诚的公民或支持者的看法。第二，更明确地说，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无法预设他们的民族认同——如果有的话——必定会排斥或优先于其他社会认同。事实上，民族认同通常都会和其他社会认同结合在一起，即使民族认同的确高于其他团体认同，情况亦复如此。第三，民族认同及其所代表的涵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现象，会随着历史进展而嬗变，甚至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剧变。依我所见，这正是民族课题的范围所在，因为其中蕴涵了今日最迫切需要的想法和研究。
5．针对历史久远国家（如英国或法国）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发展所作出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非常有限，虽然这个主题如今已引发学界热切重视。[18]以英国为例，学界刻意忽略英格兰民族主义——诸多人上对此深具戒心——的结果，导致相关研究报告付之阙如，根本无法与苏格兰民族主义和威尔士民族主义的研究盛况相提并论，当然更别提爱尔兰民族主义了。另一方面，近来关于民族走向国家建立的研究，则有了长足进步，这得感谢罗奇的另辟蹊径，针对小型的欧洲民族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我与罗奇有两大共识：第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谓“民族意识”（nationalconciousness）并非一致存在的现象，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过去学界往往忽略了民族认同是有其地域差异的，此外，学界还未认真探讨此中原因。不过，出人意料，诸多学者却一致认为，中、下阶层的民众（如劳工、仆役、农民等）通常都不会对民族认同付出深刻情感，无论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都很难打动他们的心意。第二，我采纳罗奇对民族运动发展史的三段式分析：以19世纪的欧洲为例，A阶段纯粹是文化、文学与民风习俗的交融时期，其中所具有的政治甚或民族暗示，绝不会高出“吉普赛知识学会”（GypsyLoreSociety）这类团体所带有的色彩。在B阶段中，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先驱以及诸多推动“民族概念”的激进派，同时，他们还大力鼓吹借政治手段来建立民族。罗奇的研究即是着力在探讨这个阶段，分析那些“积极少数”（minoritéagissante）的起源、组成和贡献。至于本书的重点将会放在C阶段，亦即民族主义纲领需要借助人民支持的阶段；或至少是民族主义者往往大言不惭宣称他们拥有广大人民支持的阶段。在民族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从阶段B转进至阶段C乃是一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有时会出现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例如爱尔兰的情形；多半是紧接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也可说是国家创建的结果；有时甚至会在民族国家建立许久以后还不见征兆，例如第三世界的情形。
最后，我必须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研究民族及民族主义的史学家就不能是个民族主义者，他们理当可以拥有自己对于民族主义的特定看法。比方说，不能因为某学者对圣经（Scripture）有无比坚贞的信仰，就否认此人的研究对演化论、考古学与闪族语言学的贡献。雷南有言：“误读历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19]然而，避免误解历史，却是史学家的专业责任所在，或者，至少得极力避免误读历史。作为一个爱尔兰人并深以其民族自豪——甚至是因身为爱尔兰天主教徒或爱尔兰新教徒而自豪——并不会有碍于此人研究爱尔兰史。但若是芬尼亚派（Fenian）或奥伦治派（Orangeman）[*2]的信徒，我便认为他不适宜做爱尔兰史研究，就像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亦同样不适合做犹太史研究。唯有在研究者屏弃民族偏见的前提下，研究者的族裔问题才不会妨碍其研究民族主义的学术成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诸多民族史学家却始终无法做到捐弃民族偏见这一点。值得安慰的是，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要将个人的非历史信念加以屏除。
注释：
[1]WalturBagehot，PhysicsandPolitics（London1887），pp.20—21．
[2]A.D.Smith，‘Nationalism，ATrendReportandBibliography’inCurrentSociologyXXI/3（TheHagueandParis1973）.SeealsoTheoriesofNationalism（London，2[nd]edn1983）andTheEthnicOriginsofNations（Oxford1986）.史密斯教授的著作，是英文文献中对这个主题的最佳导引。
[3]EmestRenan，Qu'estquec'estunenation？（ConferencefaiteenSorbonnele11mars1882，Paris1882）；JohnStuartMill，ConsiderationsonRepresentativeGovemment（London1861），chapterXVI.
[4]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参考GeorgesHaupt，MichelLowyandClaudieWeill，LesMarxistesetlaquestionnationale1848—1914（Paris1974）。OttoBauer，DieNationalitatenfrageunddieSozialdemokratie（Vienna1907）.此书第二版的《序言》相当重要，可惜这本书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见英译本。值得一读的近作，可参考HoraceB.Davis，TowardaMarxistTheoryofNationalism（NewYork1978）。
[5]斯大林这篇写于1913年的文章，后来和其他作品合辑成同名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London1936）。这本书对国际局势造成深远影响，且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尤以对“依赖世界”影响最大。
[6]CarletonB.Hayes，TheHistoricalEvolutionofModemNationalism（NewYork1931）andHansKohn，TheIdeaofNationalism．AStudyinitsOriginandBackground（NewYork1944）.这两本书涵括了许多丰富史料。至于“民族主义之父”的称谓，系来自AKemilainen，Nationalism．ProblemsConcerningtheWord，theConceptandClassification（Jyvaskylä1964），此书追溯民族主义的语汇及哲学观念的历史变迁。
[7]SeeKohn，HistoryofNationalismintheEast（London1929）；NationalismandImperialismintheHitherEast（NewYork1932）.
[8]Bagehot，PhysicsandPolitics，p.83．
[9]KarlW.Deutsch，NationalismandSocialCommunication．AnEnquiryintotheFoundationsofNationality（CambridgeMA1953）.
[10]此外，请参看TheAgeofRevolution1789—1848（1962），theAgeofCapital1848—1875（1975），TheAgeofEmpire1875—1914（1987）等书的相关篇章，以及‘theattitudeofpopularclassestowardsnationalmovementsforindependence'inCommissionInternstionaled'HistoiredesMouvementsSociauxetStructuresSociales，Mouvementsnationauxd'indépendenceetclassespopulairesanXIXeetXXesieclesenOccidentetenOrient，2vols.（Paris1971），vol.1，pp.34—44；‘Somereflectionsonnationalism’inT.J.Nossiter，A.H.Hanson，SteinRokkan（eds），ImaginationandPrecisionintheSocialSciences：EssaysinMemoryofPeterNetl（London1972），pp.385-406；‘Reflectionson“theBreak-UpofBritain”’（NewLeftReview，105，1977）；‘Whatistheworker’scountry？’（ch.4ofmyWorldsofLabour，London1984）；‘Working-classintemationglism'inF.vanHolthoonandMarcelvanderLinden（eds），IntemationalismintheLabourMovement（Leiden-NewYork-Copenhagen-Cologne1988），pp.2—16。
[11]斯大林曾言：“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JosephStalin，MarxismandtheNationalQuestion，p.8．原文写于1913年。
[12]LankaiTamilArasuKadchi，‘thecaseforafederalconstilutionforCeylon’，Colombo1951，citedinRobertN.Keamey，‘EthnicconflictandTamilseparatistmovementinSriLanka’（AsianSurvey，25，9September1985），p.904．
[13]雷纳（KarlRenner）特别比较个人的民族身份与其宗教身份，指出：民族身份是“自由选择而来的，因为他们已进入大众时代，靠合法的代议士为他们发言”，参见StaatundNation（Vienna1899），pp.76。
[14]E.J.Hobsbawm，‘Somereflectionsonnationalism’，p.387．
[15]Ei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p.1．这个政治性定义也被诸多学者接受，例如JohnBreuilly，NationalismandtheState，p.3。
[16]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pp48—49
[17]AntonioSorella，’Latelevisioneelalinguaitaliana’（Trimestrehkkg．PeriodicodiCultura，14，2—3—4，1982），pp.291—300．
[18]这个领域的著作，可参考RaphaelSumuel（ed.），Patriotism．theMakingandUnmakingofBritishNationalIdentity（3vols.London1989）。此外，我还发现IindaColley，‘Whosenation：ClassandnationalconsciousnessinBritain1750—1830’（Past&Present，113，1986，pp.96—117），特别具启发意义。
[19]EmestRenan，Qu'estquec'estunenation？，pp.7—8．
[*1]鲁里坦尼亚乃小说家霍普（AnthonyHope）笔下的虚构王国，一个充满阴谋诡计的国家。
[*2]芬尼亚派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成员，该组织为主张革命的秘密团体，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以武力推翻英国统治为宗旨。芬尼亚一词源自爱尔兰传说中的战神麦库尔（FimmMacCumhal，别名芬亚纳〔Fianna}）。奥伦治派指忠贞奥伦治协会（LoyalOrangeAssociate）成员，该会成立于1795年，主要是支持英国统治的爱尔兰新教徒，奥伦治一词来自英格兰国王暨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 |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
序言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我很荣幸能有机会于1985年5月，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皇后大学（QueenUniversity）主持一场“怀尔斯讲座”（WilesLectures），这本书即是根据那场讲座的提纲改写而成。讲座的所在地，北爱尔兰首府，即点明了本书的主题——民族与民族主义。为了便于了解，主办单位已经过我的同意将这场讲座的提纲分发给听众，共有四次演讲。集结成书后，分长短不一的五个章节，外加一章导言，以及最后的简短结论与反省。原稿已经过改写，陆续补充了一些资料，不过，大致上还是保留了那场讲座的菁华，尤其有诸多学者专家出席，而这正是“怀尔斯讲座”的吸引人之处，应邀的演讲者也深感荣幸能与大家齐聚一堂。对于主办单位的热忱，以及参与讨论的学人，我致以最深的谢意，我尤其特别感谢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约翰·布罗伊里（JohnBreuilly）、朱迪思，布朗（JudithBrown）、罗南·范宁（RonanFanning）、米洛斯拉夫·罗奇（MimslavHroch）、维克多·基尔南（VictorKieman）、乔·李（JoeLee）、苏拉·马克斯（ShulaMarks）、泰伦斯·兰杰（TerenceRanger）以及郭兰·泰博恩（GoranTherbom）等人，他们给予我诸多的批评与启示，特别是在非欧洲民族主义（non-Europeannationalism）这个主题上。不过由于我的讨论重点主要放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运动，所以，本书的主题仍然是倾向欧洲中心观点（Eurocentric），甚至可以说是特别针对“已开发”（developed）地区所作的讨论。在这场讲座中，我有幸针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主题，作了一番讨论并提出质疑，而在座更有许多人热心地跟我交换感想与心得，并告诉我许多我前所未闻的文献。为了公平起见，我也要特别感谢贾亚瓦德内博士（KumariJayawardene）以及其他在赫尔辛基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InstituteforDevelopmentEconomicsResearchinHelsinki）的南亚学者，此外，还有我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SchoolforSocialReseareh）的同僚与学生，他们也参与了这本书的讨论与最后的定稿工作。与这本书相关的研究，都是来自莱弗休姆荣誉协会（LeverhulmeEmeritusFellowship）的赞助始得以顺利完成，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莱弗休姆托拉斯（LeverhulmeTrnst）的大力支持。
“民族问题”是出了名的极具争议性的主题，而我也不企图使其争议减少。然而，我仍衷心期盼，通过这本书的出版，将那场讲座的菁华转成文字，以便能让我们对相关历史现象的研究更上一层楼，这才是我心之所愿。
伦敦，1989年
后记：
本书最后一章已经过改写并增加了原有篇幅，这部分是第一版所没有的资料，特于再版时补充进来。
伦敦，1992年3月 |
〔附录〕托洛茨基之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托洛茨基流亡生涯
〔附录〕
托洛茨基之死
1940年春天的形势对托洛茨基来说是更为严峻了。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似乎已经下了决心，再也不允许这位政治流亡者的生命继续延持下去，一项秘密的行动计划正在付诸实行。
墨西哥共产党开始掀起一个反托洛茨基运动，他们指控托洛茨基甘心为美国石油垄断财团效劳，阴谋反对卡德纳斯总统，企图在墨西哥发动总罢工，甚至企图发动政变。5月1日，2万名身穿统一服装的墨共党员在首都举行游行示威，标语牌上写着“驱逐托洛茨基！”的口号。
托洛茨基深感处境的危险，于是加强了住宅的防卫：加固门窗，安装铁丝网，装置自动警报器，在要道口架设机枪，增派警察加强住宅周围的值勤，另有四五个保安人员在值班室待命。这些保安人员大部分来自美国的托派青年学生，未受过专门的警卫训练。由于警卫任务单调乏味，容易使人产生厌倦和松懈的情绪，所以经常需要换人。
由于政治原因和健康原因，托洛茨基先后在是年的2月27日和3月3日立下了遗嘱，这说明他对自己的厄运似乎已有某种预感。
5月23日（示威游行的3星期以后）托洛茨基住所遭到了第一次袭击。那天，托洛茨基睡得很晚，服了安眠药才入睡。大约凌晨4点，一阵猛烈的机枪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起先还以为是墨西哥市民放鞭炮，以庆贺他们的传统节日，但枪声越来越猛，并且硝烟弥漫，闻到了强烈的火药味，这才意识到“敌人打来了”。这时娜塔丽娅也已惊醒，她机灵地从床上跃起，并立即把托洛茨基猛地拉下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丈夫，随后又钻进床底下，两人静默无声、纹丝不动地趴在那里。暴徒们连续向卧室射击，突然从邻室传来一声尖厉的喊声“爷爷！”他们一听就明白那是小外孙谢瓦的喊声。两位老人的心一下子被揪得更紧了，顿时感到毛骨悚然，然后却是一片静寂。托洛茨基喃喃自语：“他们把孩子抓走了。”娜塔丽娅在黑暗中凭着燃烧弹的火花，仿佛看见一个头戴钢盔、身穿警服的大汉站在谢瓦的卧室门口，査看室内是否还有活人。那歹徒虽然未发现什么，却还是向床上打了一梭子弹，随后就走开了。枪声停止了，又恢复了平静，但静得可怕。突然，又出现了孩子的声音，那是从院子里传来的，谢瓦在喊着罗斯麦夫妇[1]的名字：“阿尔——弗雷德！玛——格——丽特”噢，谢天谢地，小外孙总算还活着，原来他也是钻在床下才幸免于难的。当时，他以为外公外婆死了，才赤着双脚奔到院子寻找罗斯麦爷爷奶奶。
不多一会，家里人都聚集在院子里，发现无一人死亡，也没有人受重伤。托洛茨基忙到宅子外面察看，发现有几个卫兵被歹徒捆绑着。松绑后，他们报告说，凌晨4点左右，有20来个穿警察制服和军装的人向他们突然袭击，结果被袭击者缴了械。接着这伙暴徒在一位“少校”模样的人率领下走向大门。当天值班警卫是罗伯特·谢尔顿·哈特（此人是美国青年，看上去像个文弱书生），暴徒中有一人上前与他搭话。不多会儿，大门开了。暴徒们顺利地进入院子，他们似乎熟门熟路，先收拾其余几个保安人员，然后在院子的树丛后架起机枪，瞄准托洛茨基家人的卧室猛烈射击。还扔了几颗手榴弹。整个袭击持续了20分钟，在确信托洛茨基全家无一幸免后，歹徒们才匆忙撤离，临走时还劫走了两辆轿车。警卫员哈特也被他们架走了。
这次未成功的袭击引起了人们一系列的疑问：为什么歹徒们对住宅内的布局那么清楚？为什么哈特不加抵抗就开了大门？为什么他们还要绑架他?那个与哈特搭话的人是谁？半小时以后，墨西哥保安警察头子萨拉査上校亲临现场侦破。他询问了穿着睡衣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神情异常平静，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很平淡地叙述着遭袭击的经过。萨拉査感到纳闷，“这么多暴徒，那么多武器，甚至还用了炸弹，可是一个人没死，真是奇迹！”他多次这么说。上校最后问托洛茨基“您怀疑谁是这次袭击的主谋？”托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不用怀疑，我清楚是谁，您跟我来。”他用右臂挽住上校的肩头，慢慢地走向兔笼……他停住脚步，瞧瞧四周，确信周围无人时便用右手遮住嘴边，故作神秘地说：“主谋肯定是约瑟夫·斯大林，他是借助格伯乌下的毒手。”但是萨拉査起先却怀疑这场戏的导演是托洛茨基本人，以为托洛茨基企图用这一手来诋毁斯大林和墨西哥共产党的名声。于是这位上校首先逮捕了托洛茨基的两个秘书，和3个佣人，但另一方面，上校也怀疑警卫员哈特很可能是该案的同谋犯，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哈特是受害者。客观地分析，上校的推断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合理的，即在托洛茨基的随从中间必定有歹徒们的合作者，否则袭击不可能如此顺利。托洛茨基对上校的行动很不满意，尤其是逮捕两名秘书。于是向墨西哥总统提出抗议，并要求当局对墨共进行调查。结果总统下令释放了被拘押的人员。
事件发生以后，外界议论纷纷，托洛茨基除了应付警方调查以外，还忙于辟谣、保护同事，尤其是为哈特辩护。后来警方抓获了几名参与袭击的同案犯。据他们供认，这次袭击领头的是墨西哥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著名画家戴维·阿尔法罗·西克罗斯，此人也已潜逃。6月25日，警方又在墨西哥城郊区某农场发现一具尸体，经辨认是警卫员哈特。后来尸体被运回托洛茨基住宅，托为死者举行了葬礼，给死者的父母拍去了电报，为死者的墓碑题了词，以表其关切与哀悼之懵。
几天以后，大家仍心有余悸，唯恐袭击再次降临。托洛茨基时妻子说：“我们也评是被缓期执行的囚犯。”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埋头工作。6月下旬，一些美国朋友来访，劝他暂时隐避或者移居美国。他婉言拒绝了这些好心的忠吿，他表示要正大光明地面对敌人和朋友。不遂，他答应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建瞭望台，窗户按上钢制百叶窗，用钢门代替木门。托洛茨基自嘲地说：“我的家成了中世纪的堡垒。”
不久，他到墨西哥各趟旅行，在途中常常沉睡，显得十分疲惫。一位朋友送给他一件防弹背心，他不愿穿。秘书建议今后对来访者一律搜身，禁止携带武器入内。对此他不赞成，而平时，他接待客人时，又不喜欢警卫人员站在身边。
近来，托洛茨基住所经常出现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2]。此人年轻力壮，仪表堂堂，堪称美男子。早在1938年夏天，这位自称杰奎斯·莫纳德的青年在法国巴黎主动结识一位美国女大学生西尔维娅·阿盖洛夫。她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与心理学，会俄文、法文、西班牙文，是美国托派组织的一名成员。她的一个姐姐与托洛茨基有密切交往，常常义务为托做些秘书工作。那时，西尔维娅去巴黎是为了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莫纳德就有意亲近她，并向她求爱。这位相貌并不出众的女大学生经不起英俊男子的进攻，很快落入了情网。但她对男友的行为举止也略有疑惑。这位自称受过高等教育的外交官儿子对政治却丝毫不感兴趣；对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所从事的职业总是含胡其辞，让人难以捉摸，一会说是法国人，一会又说是比利时人，后来又说是法国长大的比利时人；今天说他从事商业，明天又说他是新闻记者，常常前后矛盾。同时发现他对吃喝玩乐很在行，花钱大手大脚、满不在乎。1939年2月，西尔维娅回纽约，莫纳德曾答应她将以记者的身分前往美国，结果到9月份，莫纳德却改名为“弗兰克·杰克逊”，使用加拿大护照进入美国。据他自己解释，他这样做是为了逃避征兵。他说他从未来到纽约，可是他对纽约的街道却非常熟悉。不久，他告诉西尔维娅，他将去墨西哥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当经理。他要求西尔维娅也设法去墨西哥，她欣然同意了。前者是在10月上旬抵达墨西哥，后者是在翌年1月到达。西尔维娅来到墨西哥城第一件事就是朝圣托洛茨基，并向他汇报美国托派组织的情况。不久，她就为托洛茨基做些秘书工作，这位杰克逊自然成了她的义务接送员，经常驾驶着豪华型轿车在大门口等候。时间长了，门卫也认识了他并与他攀谈起来，尤其是哈特成了他的知交。开始时他还是循规蹈距，从不闯入内宅。不久他又结识了罗斯麦夫妇。他经常邀请两位法国客人到餐馆用餐、去近郊观光游览。这样就取得了罗斯麦夫妇的欢心，夸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青年”。西尔维娅处事还比较谨慎，她没带自己的男友进入内宅。当她3月份返回纽约时还要杰克逊作出保证不再去托洛茨基住所。可是杰克逊并未遵守诺言。由于罗斯麦生病，他就主动帮助把病员送往墨西哥城的一家法国医院，然后又把病人送回家，还替病人到城里买药。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托洛茨基家的常客，并为接近托洛茨基本人创造了条件。
5月28日（袭击后的第四天）这个未来的杀手第一次与托洛茨基面对面地打交道。那次邂逅也许并非偶然。5月底，杰克逊获悉罗斯麦准备去维拉克鲁斯乘船返回法国，就说他刚好要去维拉克鲁斯办点商务，可以顺便送他们上船。于是在5月28日一大早，他就驾车来到维也纳大街托的寓所，把车子开进院子等候。这时托洛茨基正在院子里喂兔，看到杰克逊走来，他友好地伸出了手，但并未停下手中的活。这位客人并未受宠若惊，死盯住这位大人物，而是很有礼貌地寒暄几句，就识相地走开了。他向谢氏的房门走去，把一架玩具飞机送到小孩的手里，并教他如何开动。这时娜塔丽娅根据托洛茨基的暗示，便邀请这位“西尔维娅的丈夫”和罗斯麦夫妇共进早餐。
从维拉克鲁斯回来后，杰克逊有两个星期没去维也纳街。6月12日，他来过一次只呆了几分钟，说是要到纽约去，想把轿车寄放在这里，住宅主人需要的话随时可以使用。1个月以后他返回墨西哥，但又有3个星期未露面。7月29日，他和西尔维娅被邀来到托洛茨基家做客，同饮茶点。这是杰克逊会见托洛茨基最长的一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据警卫员的记录，从5月28日至8月20日，杰克逊总共来过10次，与托会面也不过两三次，可这就足以使他熟悉环境，仔细端详谋害对象的身材特征，使之心中有数。他来访时总不忘带一束鲜花或者一盒糖果，他的一举一动尽可能给人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印象。他在托洛茨基夫妇面前更显得似新教徒那样的虔诚，并带着几分腼腆。当时美国托派组织内部发生分裂，西尔维娅站在伯纳姆和沙赫曼一边，这与托洛茨基的态度不一致，但她仍是受欢迎的客人。每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常会引起一场热烈的争辩。杰克逊可从不参与，但他总是让别人知道他是站在托洛茨基一边的，他拥护托的观点：苏联毕竟是工人阶级国家，应该无条件地保卫她。可是他在秘书、警卫人员面前就不那么拘束了。总的来说。杰克逊的举止还比较得体，没有任何过分的表现。
然而，随着最后行动时刻的临近，杰克逊变得有些失常了。他变得消瘦，神情有点呆滞，脸色灰白，有时手指发颤，言谈举止也不如先前那样谨慎了。有一次，他在托洛茨基面前竟夸赞他的公司老板如何精明，如何善于赚钱，他又如何在交易所搞投机买卖为第四国际筹措资金，等等。托洛茨基听了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对娜塔丽娅说，以后最好不要接待这种人。
8月17日，杰克逊又来了。他写了一篇批判伯纳姆和沙赫曼的文章，想请托洛茨基给予指导。托对此并不热心，但又不便推辞，只好请他进书房讨论他的稿子。只过了10分钟光景，托洛茨基就感到很不高兴。恼火的原因倒不是文章而是杰克逊的举动：托洛茨基坐在写字桌前看稿，杰克逊却坐在写字桌上居高临下，并一直戴着帽子，手里挎着外套，就这样坐到谈话结束。托洛茨基觉得自己上了当，眼前的人很可能是个骗子。后来他对娜塔丽娅说：“他的举止完全不像法国人，他到底是什么人？该去查一査。他为什么要隐瞒国籍？他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瞒着我们？两天后（8月19日），托洛茨基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他的警卫兼秘书汉森，想证实一下其他人是否也有类似的疑点。但杀人犯的行动比托洛茨基的反应更快，第二天谋刺者就下了毒手。
8月20日，星期二，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托洛茨基早晨起来对娜塔丽娅说：“我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浑身舒展，这大概是药物的作用吧！”妻子说：“可不，晚上睡足了，自然会感到舒服。”托洛茨基盼望今天能好好地干点工作。他很快穿好衣服就上院子里喂兔。早餐时他说，趁这两天身体好，很想把斯大林评传一书写完，前一段时间由于警方的调査被耽搁了，而现在调査已告一段落。关于那次袭击住宅的事件，该说的他都说了，所以他不希望再有人去打扰他了。
上午，托洛茨基收到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电函，通知他，寄去的一批档案材料已如数收到。他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在邮寄途中曾遇到了一些麻烦，前几天他还指示美国律师托派成员阿尔贝特·戈德曼，如果美国联邦调査局窃取他的档案情报，就向司法部门提出控告。他在信中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但我的通信集里涉及到许多第三者。”数月以前，托洛茨基把他手中保存的一批档案资料以10000美金的代价卖给哈佛大学图书馆，条件是其中17500封未发表的信件必须到1980年以后才能启封。这件事总算办妥所以心里很高兴。
这天上午他先是给美国的几位托派朋友写信，一封是给一位曾来墨西哥短期担任秘书的同志致以问候；一封是向一位友人表示感谢，因为对方给他寄了一部美国俚语辞典。他说他要努力学好美国的俚语以便同来自美国的警卫人员亲切交谈。另外他还向两位因罢工被捕的同志去信慰问。写完信以后，他用口述录音机录下了他最后一篇文章的初稿。原先，他一直坚持列宁的观点，为革命的失败主义辩护，经常告诫欧美各国工人阶级，在当前的世界大战中，他们的任务不是保卫各自的祖国，不论它是民主国家还是法西斯国家，而是要把战争引向革命。但是现在的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所不同，纳粹分子实际上已经征服了欧洲大陆，而现在英美工人阶级已奋起反抗。因此他感到再搬出老一套的公式是行不逋的。“目前的战争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是上次大战的继续，但继续不是重复，而是一种发展、深化。”同样，列宁主义的政策也必须发展深化。列宁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曾使布尔什维克避星陷入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泥潭，但它没有赢得群众。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获得人民的支持，并不是因为它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而是由于群众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承认这一点。因此托洛茨基不赞赏沙赫曼集团和某些和平主义者反对美国当局征兵的立场。而事实上，当时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70%的美国工人拥护征兵：希望战胜法西斯侵略者。
下午1时，他在墨西哥的特邀律师里加特来访，告诉他，最近托列达诺[3]的《人民报》攻击托洛茨基，指责其诋毁墨西哥工会名声，劝他立即予以反击，托洛茨基本不想同当地的斯大林分子进行乏味的论战，但最后还是同意写文章回敬一下，只得把论革命的失败主义文章搁一搁。他对娜塔丽娅说：“我要写文章回击，指责他们对我进行无聊诽谤。”当天，他的情绪始终很好。工作间歇时，娜塔丽娅见他光着头站在院子中间，就急忙从屋里取出一顶白色遮阳帽给他戴上。她总是轻手轻脚，在他工作时尽可能不去打扰他，她常常踮着脚尖在门后深情地凝视着丈夫的背影，只见丈夫弯腰屈背、伏案疾书，专心致志地工作着。
过了5点，他又来到兔笼，给他心爱的兔子喂食。少顷，娜塔丽娅站在阳台上发现有一个“陌生人”站在托的身边。此人脱下帽子，走了过来，她才看清原来是“杰克逊”。“他又来了。”“为什么他最近来得那么勤？”这个疑问掠过她脑海，她似乎觉得此人的出现是个不祥之兆。瞧他，脸色灰白，模样古怪，一件防雨大衣紧贴着身体。突然她记起他曾夸口说即使冬天他也不戴帽子，不披大衣，于是她便随口问他：“天这么热，干吗还戴着帽子和大衣？”他回答说：“可能要下雨，”接着他又说：“口干得要命！”要求给他一杯冷开水喝。可娜塔丽娅端给他一份茶点，杰克逊忙说：“不！不！我才吃了午饭，吃不下了。”还指着喉咙，意思是这儿已经卡住了。当娜塔丽娅知道杰克逊是来讨论上次那篇文章时就陪同他走向兔笼。托洛茨基用俄语对娜塔丽娅说，“杰克逊说西尔维娅过会儿要来告别，他俩明天动身去纽约，你是否好好款待他们一下。”娜塔丽娅回答说：“杰克逊刚才连点心都不想吃，说身体不太舒服。”托洛茨基打量了他一下，似乎带点责备的口吻说：“怎么，身体欠佳吗？看上去气色是不太好，小伙子！要是把身子搞垮了，可不好啊！”静默了片刻，杰克逊手里捏着稿子等待着。托洛茨基心想，既然要他重写，总得看看他改得如何。其实他对这篇文章毫无兴趣，出于礼貌他只好说：“好吧，记我们进去看看您的文章罢。”他慢悠悠美好笼门，脱下工作手套，掸掸身上的灰尘，慢慢地走向屋子。随后两人一起进了书房。
托洛茨基坐在书桌前，埋头阅读这份打印稿。刚看完第一页，一记沉重的打击突然袭来。据杰克逊后来的供词说：“我把雨衣放在一个柜子上，悄悄取出那把冰镐，我紧闭双眼，使足全力向他头部砸下去。”他原来估计，这么一下，老头必然会无声无息地倒下，一命呜呼，他就可以悄悄地逃遁。哪里知道，这老头发出一声恐怖的刺耳的惨叫！虽然脑壳开裂，血流满面，可受害者竟然还能奋起反抗，拿起桌上的书籍、墨水瓶，甚至录音机疯狂地向对方投掷，最后像猛虎似地扑了上去，与凶手格斗，他还咬对方的手，夺对方手里的冰镐。刺客这时却慌了手脚，竟不知所措，既没有用冰镉再砸，也没有用身藏的手枪或者匕首还击。大约经过三四分钟的扭打，托洛茨基已力不从心，站立不稳了。但他不肯在敌人面前倒下，就摇晃地退到门边。这时娜塔丽娅闻声赶到，发现丈夫站在门边，身子紧倚着门框。她原以为是从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了脑袋（因为当天下午屋面上正在安装警报器）。她问：“是怎么回事？”托却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是杰克逊干的。”他似乎还想说：“那件事终于发生了。”然后，他在娜塔丽娅的搀扶下，缓缓地躺倒在一条席子上。
“娜塔莎，我爱你！”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而且说得那么庄重、严肃，但很微弱。娜塔丽娅此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以后不经检查，任何人都不准进来！”稍后，她小心翼翼地在他的头底下塞进一块垫子，在伤处放上冰块，并给他擦去脸上的血。托洛茨基关照说“现在不要让小孩进来。”意思是不让小外孙看到这一切。他说话很吃力，话音已变得含混不清：“听我说，一进去（他眼睛朝书房瞥了一下），我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再一次……把我……但是我没有放过他。”托洛茨基平静地、温和地说着，似乎很得意地重复着“我没有放过他”娜塔丽娅和汉森在他身旁抽噎着，随后托洛茨基又用英语对汉森说：“这就是结局。”他要求把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他还说杰克逊是用手枪谋害了他。当汉森告诉他凶手用的是冰镐，伤着了表层，他不信。“不，不，不。”指着自己的心脏说：“我心里有数，这回他们终于成功了。”当亲人们对他说你的伤势不会有生命危险时，他苦笑了一下，表明他知道，这只是聊以自慰，故意轻描淡写罢了。他好多次把娜塔丽娅的手贴在自己的嘴唇上。他继续对汉森说：“你们要照顾好娜塔丽娅，她跟我过了这么多年。”汉森说：“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的，您放心！”托洛茨基紧紧握着他俩的手，淌下了眼泪。此时，娜塔丽娅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她腑下身子吻着丈夫淌着血的额头。
与此同时，警卫员们已赶到现场，他们用枪托猛击谋刺者，里外都能听到刺客的哀嚎和哭喊。托洛茨基听到此声立即嘱咐：“告诉小伙子们别打死他。不能让他死，要想办法让他说出真相！”不一会凶手被制服了。杰克逊说：“这是他们逼我干的，他们把我母亲关起来了……这事与西尔维娅毫无关系。”当人们问他“谁把你母亲关押了，是不是格伯乌？”他一口否认，说此事与格伯乌无关。
当医生来时，托洛茨基的左臂和左腿已经麻木，不一会，担架员和警方人员也赶到了。娜塔丽娅害怕得缩成一团，因为她想到儿子廖瓦也是在医院里死的，所以她不愿意丈夫住院，托洛茨基自己也不想离开。后来汉森说：“有警卫员陪着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托洛茨基才说：“好吧，你们看着办吧！”他似乎开始意识到由他发号施令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躺在担架上时，他还喃喃地说：“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属娜塔丽娅，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家人担心再次遭到意外，所以坚持要求警方首长亲临现场负责护送，才肯让伤员抬走，娜塔丽娅用一块方巾盖在丈夫身上，两手扶着丈夫的头，不停地啜泣。托洛茨基沉默无语，也不呻吟，旁人看来似乎病员已经死去，其实还在不停地呼吸。担架被放进救护车，两旁坐着警察和家人。当这辆救护车准备出发时，另一辆运送受伤罪犯的救护车也赶到现场。
救护车穿过闹市区。繁华的街头熙熙攘攘，人来车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在夜空中闪烁。救护车不断地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在狭窄的马路上急驶而过，两旁还有警方的摩托车护送，其阵势颇为令人瞩目。托洛茨基在车上仍有知觉，他的右手比划着，在毯子上摸索着，娜塔丽娅俯身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说“现在很好。”接着叫汉森过来，低声地关照着什么：*他（指杰克逊）是个政治谋杀犯……是一名格伯乌特务……或者是一个法西斯党徒，但更可能是格伯乌派来的特务……”
几乎与此同时，在另一辆救护车上，那个行刺者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交给了警方。在信中他声称自己原是托洛茨基主义忠实的信徒，甘愿为托洛茨基赴汤蹈火、尽力效劳。他是根据第四国际的指示来到墨西哥，会见托洛茨基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来到墨西哥以后，他感到大失所望。、他痛苦地发现这位工人阶级的领袖竟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反革命。他指控托洛茨基曾指使他潜入俄国去进行暗杀活动。行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斯大林。托洛茨基还暗中勾结帝国主义分子。阴谋颠复苏联和墨西哥现政权；甚至还唆便他抛弃爱妻西尔维娅。这一切使他看清了托洛茨基的真面目，于是决心除掉这个无产阶级叛徒，云云。这种杜撰其实并不高明，但毕竟尚能模糊一般民众的视线。
这时已有一大批人聚在医院门口看热闹。娜塔丽娅担心人群中是否会有坏人混在里面，所以要求严加防范。几分钟后，托洛茨基被安置在病床上，接受大夫们检査。随后一名女护士给他剃发。他还记得昨天娜塔丽娅想请理发师给他理发，结果没来。此时他向妻子眨眨眼睛幽默地说：“你……瞧，理发师不是来了吗！”接着他眯着眼睛问汉森：“你……带了……笔记本吗？”他开始用英语口述着，声音低得难以听清：“由于凶手的行剌，我已接近死亡……他是在我书房里下的毒手，我同他进行了搏斗……我们……谈到法国的统计资料……他突然猛击了我一下……请告诉我们的朋友……我深信……第四国际一定能胜利……奋勇前进！”这就是汉森尽力记下的这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话。起先，托洛茨基也许想详细叙述遇刺的经过。可是突然他感到自己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就赶紧转了话题，对他的门徒们作最后的勉励。
为了进行手术，护士们开始替他脱衣服，她们用剪刀剪下了他上衣、衬衫、背心，解下表带，当准备脱下最后一件内衣时，他很严肃地对娜塔丽娅说「我不要她们动手，我要你替我脱。”这是娜塔丽娅听到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当脱完衣服后，她弯下身子吻他的嘴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接吻，这是他们最后的告别。
随后，5个外科医师给托洛茨基做了脑外科手术。伤口有两处，右侧的颅骨巳被击碎，碎片嵌入脑髓，脑膜严重损伤，部分脑组织彻底毁坏。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手术的痛苦。当晚7时30分，托洛茨基进入昏迷状态，他与死神作了20多个小时的拼搏，娜塔丽娅则彻夜不眠守候在病榻旁，盼望亲人的苏醒。但命运已无可挽回。
1940年8月21日下午7时25分，托洛茨基与世长辞了。8月22日，按照墨西哥的习俗举行了送葬仪式。长长的送葬行列尾随着灵柩在市区主要街道缓缓行进。人行道上挤满了群众，他们默默地注视着这一悲哀的场面，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企图将遗体运往美国，但国务院拒绝给予签证。后来，遗体在住宅陈列了5天，大约有30万人前去瞻仰。8月27日，遗体被火化，骨灰就安葬在科约阿坎的住宅院子里。在墓上树起了一块长方形的石碑，上面还插着一面红旗，迎风招展。
凶手被捕以后，始终坚持原有的供述，拒绝供出幕后指使者。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罪犯的陈述是虚假的，但始终打不开缺口，最后于1941年4月16日，墨西哥第六刑事法庭宣布，被告杰奎斯·莫纳德·范登瑞斯加因犯有谋杀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判决书中写道：“莫纳德从一开始去墨西哥直到他成功地与托洛茨基建立关系，他的言行都是虚假的，是一种阴谋。法庭必须声明弗兰克·杰克逊或杰奎斯·莫纳德去墨西哥的唯一目的就是谋杀托洛茨基。”后查明，杰奎斯·莫纳德的真名叫拉蒙·梅尔卡德，是西班牙人。此人已于1976年10月死于古巴哈瓦那。
[1]阿尔弗雷德·罗斯麦是法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当时他在托洛茨基家中作客。——译者
[2]即前文提到的凶杀犯拉蒙·梅尔卡德。——译者
[3]隆巴多·托列达诺是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领导人。——译者 |
三、国民会议于中国前途「评论之评论」第36期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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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民会议于中国前途
「评论之评论」第36期192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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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托洛茨基去世后的7年里，我仍然积极参予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直至1948年，我越来越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作用及其政治能力的思想同现实不符。其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斯大林集中营的种种内幕被充分揭露，至少被那些不愿意闭目塞听、充耳不闻的人所知道。面对这些真相和事实，我开始反思过去，提出怀疑，布尔什维克们依靠建立一个不可逆转的警察统治和扼杀公众舆论的方法恰好培育了这样一块土壤：在这块土壤上长出了一个巨大的极毒的斯大林主义蘑菇。难道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我对自己的怀疑进行了深思，并通过数年来对数学的研究使我保持了内心的平衡。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对我来说已成了明日黄花，我得重新建立新的生活。 |
第四章最后的旅程——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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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最后的旅程——墨西哥
1986年12月28日，我在瑟堡市登上澳大利亚女皇号客轮前分纽约。时值严冬，偌大的轮船乘客却寥寥无几。船上有一群从欧洲旅行后返回美国的大学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美国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生气勃勃，性格开朗。
我在纽约住了几天，会见了几位美国的托洛茨基。我特别记得那次在詹姆斯·伯纳姆家里吃饭桌上还点着蜡烛，觉得有点古怪。那几天我住在哈罗德·伊莎克的寓所里。1月初正是暴风雨季节。我从纽瓦克乘班机前往墨西哥城，但是飞机到小石城或者孟菲斯降落后就不再起飞了，因为整个西南部都受到暴风雨的袭击。于是我只好改乘火车，穿越这冰天雪地的大平原，直到拉雷多以后我又改乘班机飞往墨西哥城，于1月11日中午着陆。我在机场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存科约阿坎小镇。该镇的隆德雷斯街上有一幢蓝色的房屋，周围有警察站岗。我在那里见到了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他们于1小时前刚从坦皮科到达这里，我向他们汇报了巴黎的近况。
刚从挪威牢房里释放出来的托洛茨基兴高釆烈，渴望重新工作，必须在这个使用陌生语言的陌生国家里尽快地建立起新的秘书班子。我的首要任务是物色一名俄文打字员。1月16日，莉达·雅可夫列芙娜，这个非常称职的打字员前来报到上任了。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正在这几天开演。这回审判的是拉狄克、皮达可夫、穆拉洛夫、索科尔尼科夫，还有其余10几个人。每天报上都登载有关审判的报导。托洛茨基就著文揭露莫斯科的种种阴谋诡计。每篇文章都必须迅速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然后分发给各大通讯社和墨西哥的各家报社，每天晚上，我得跑遍墨西哥城各大报社，把托洛茨基当天的声明交给这些编辑先生。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中一个伪造的罪名，是皮达可夫曾于1935年12月飞抵挪威去会晤托洛茨基。挪威官方披露当时由于气候恶劣，奥斯陆机场是关闭的。1月29日，托洛茨基对我说：“就像贪食会引起腹泻一样，关于皮达可夫飞抵挪威的杜撰可能正是导致斯大林垮台的开始。”1月31日，皮达可夫被处决的当天，托洛茨基又对我说：“这将使斯大林失去一切。”他的观卓简略得出奇。但无疑他还在思考着斯大林的为人，同一天他还说：“耍阴谋诡计是智力低下的表现。”
迭戈·里维拉把座落在科约阿坎镇隆德雷斯街上的一幢蓝色别墅供托洛茨基使用。迭戈和他夫人芙莉达·卡洛则住在二三英里处的圣安琪寓所里。迭戈和芙莉达对托洛茨基十分殷勤。不久，我们会见了墨西哥托派团体中最积极的成员，他们大部分都是青年教师和青年工人，其中二三人还每天晚上来这里担任警戒。这样我在白天工作后才能得到休息。一个名叫安东尼奥·伊达尔戈的墨西哥高级官员，是墨西哥政府与托洛茨基联系的中间人。他很快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他为人正直、性格开朗，曾参加过墨西哥内战，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都很喜欢他。当遇有什么问题需要通过某个官员才能得到解决时，我就到他的办公署找他帮忙；他总是有求必应，鼎力相助。
2月初，我们和伊达尔戈一起到他的同事博霍克斯的乡间别墅住了二三天。那地方靠近库埃纳瓦卡。博霍克斯也是墨西哥的一位高级官员。虽说他是伊达尔戈的朋友，但对我们不是很热情，托洛茨基对他也只是礼节上的应酬。在博霍克斯别墅逗留期间，我们曾去附近的穆希卡牧场拜访了一整天。穆希卡的官方职务是墨西哥交通与公共事业部部长。他是卡德纳斯总统的知交和得力助手。由于卡德纳斯是国家元首，不便亲自接见托洛茨基。所以由穆希卡出面接待也可谓是权宜之计吧。穆希卡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外貌与托洛茨基有几分相像：高高的前额，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很乐于同托洛茨基交往。这次会晤，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十分热烈，对方谈到了墨西哥及其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没有涉及到具体事务。
2月16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去纽约马戏场召开了群众大会，托洛茨基打算在墨西哥通过有线电话向大会发表演讲，既讲俄文，也讲英文。那天下午，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我，得到墨西哥市电话公司允许，被带进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只话筒。一位工程师向托洛茨基说明使用话筒时的注意事项。可是在数小时内，故障出了好几次。线路被接通后，托洛茨基刚要说话，线路就中断了，最后我们只好作罢。当时我还不熟悉墨西哥的情况，假如当时有经验的话，是可以找到应急办法的。结果，在纽约的马克斯·沙赫曼从口袋里取出托洛茨基英文讲稿，就当众宣读起来。这一招是我们的预防措施，开会前几天就把讲稿寄去了。1937年，电话通讯的质量和可靠性当然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但我们毕竟在工程师协助下进行了电话交流。我一直在怀疑，通讯中断是否由于俄国特务或是美国当局从中捣乱。
扬·弗兰克尔于2月19日从捷克斯洛伐克来到墨西哥。美国托派团体的一位成员伯纳德·沃尔夫也来到这里担任了英文秘书。托洛茨基同这一秘书班子共事了很长时间。那时他的工作十分辛苦。
托洛茨基抵达墨西哥后不久，他要求组织一个国际调査委员会就莫斯科审判中对他及其儿子的指控进行调査。这一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时，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答应作为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甘愿效劳，甚至同意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内除了6个美国人之外，还有1位法国人（阿尔弗雷德·罗斯麦）、2位德国人（奥托·吕勒和温德林·托马斯）、1位意大利人（卡洛·特雷斯卡）、1位墨西哥人（弗朗西斯科·萨莫拉）。苏珊娜·拉·福列特担任委员会的秘书，是最积极、最勤奋的一员。
2月，一位美国作家华尔多·弗朗克来到墨西哥。他跟美国和拉美国家中的一些亲斯大林分子有交往，但是莫斯科的几次审判使他感到困惑不解，他就写信给托洛茨基要求进行釆访。托洛茨基在作决定以前，派我先去城里同弗朗克会面，以便试探他来访的动机。我在旅馆的休息室里见到了弗朗克。经自我介绍，他知道我是法国人，就说：“你应该知道，我是美国的安德烈·纪德。”他先后两次访问了托洛茨基。他们的谈话虽然很友好热烈，但最后一无所获。弗朗克收到了杜威从纽约发来的邀请信，要求他继续留在墨西哥，以便参与调査委员会的工作，可是当该委员会的代表来到墨西哥时，他都找了一个借口而回避了。
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于4月到达墨西哥听取托洛茨基的证词，并对他进行查询。4月10日至17日，在隆德雷斯街住宅的大客厅里举行了听证会，约有40名记者岀席，同时还邀请了一些来宾。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安全保卫工作就成了大问题。
小组委员会的听证工作迫使托洛茨基周围的工作人员日夜加班，忙得不可开交。当年离开莫斯科时带走的、后经阿拉木图和普林吉坡两次搬迁一直没有触动过的大批档案材料，这回还是第一次拆封应用。为了找到有用的旁证材料，我们不得不查阅大量文件。委员会还从世界各地收集了几十份莫斯科审判中炮制出来的假口供，其中许多供词都出自托洛茨基的政敌之口，为了得到这些资料得花很大的力气。这些供词不仅要翻译出来，而且还要加以注释，以便让公众、尤其是让委员会成员能够理解。有无数细节还得进行澄清、解释、调整。不用说，在这次工作中，不允许有任何伪造和隐瞒，也不能有任何偏向。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都像着了魔似的拼命地干。每天早上所有的人都会聚在托洛茨基的书房里，接受任务。人们感到托洛茨基又像当年十月革命期间那样成了革命的组织者。
与委员会成员的联系以及对大批前来墨西哥的美国托派分子的接待，全由扬·弗兰克尔负责，因此他要花很多时间到市里去。有一天托洛茨基走进弗兰克尔的卧室，向他要某个文件，而文件没有弄好，托洛茨基就回到自己的书房，使劲儿关上房门。那是一扇拼花玻璃门，年久失修，玻璃上的油灰早已脱落，由于用力过猛，方形的玻璃片雨煮般落下。这碎玻璃的声响传遍了整幢楼房。
关于杜威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活动情况和许多照片，都已在报上公布过，我不需作多少补充。委员会活动接近尾声时，托洛茨基在会议间歇时与杜威在院子里有过一次交谈。杜威说：“托洛茨基先生，如果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像您那样，我将愿意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于是托洛茨基回敬他一句：“如果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像您杜威先生那样，我将愿意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两人谈笑风生，气氛活跃，但多少带有几分外交辞令。当时，托洛茨基很欣赏杜威的果断性格，但数月后，该委员会的结论意见在电台公布后，杜威又补充了个人的意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批判，这就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恼怒，
在住宅洗澡间里浴缸上端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可能是芙莉达在布置房间时挂上的。这是一幅19世纪西班牙裸体画，画面上已染上了一层薄薄的深色釉彩，但至少让人可以看出它是一幅裸体画。在委员会开会期间，委员们和记者们，都要使用这个住宅里唯一的浴室。在第一次会议的前一天，油画不见了，原来是托洛茨基要娜塔丽娅取走的。后来会议结束后，油画又出现了。这件小事说明托洛茨基对记者最不放心，他决意不让他们抓住任何话柄去造谣生事。但这回他未免做得有些过分，因为很难想象，一个美国记者，即使是一个心怀敌意的记者，会在这幅已被损害的油画上制造什么新闻。
芙莉达是一位岀色的女性，她漂亮、大方、有个性、有才学。她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一开始就很随便。她不大会讲法语，可英语说得很流利，那是因为她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当时她的丈夫迭戈在美国画壁画。所以她常常用英语同托洛茨基交谈，而娜塔丽娅却一点也不懂英语，她就只好靠边站了。芙莉达像美国人那样毫不顾忌地用“love”（爱）这个字眼。她在告别时，就冲着托洛茨基说“我亲爱的。”托洛茨基显然被芙莉达吸引住了。于是就开始给她写信，常常把信夹在书里，当着别人的面，包括当着娜塔丽娅和迭戈的面，把书交给芙莉达，并说一番推荐的话要她读这本书。当时我对个中奥秘一无所知，只是到了后来芙莉达就才我说出了真情。
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杜威委员会调査结果后的几周内。到了6月份由于两人过分密切，这种局势让人感到忧虑，娜塔丽娅默默地忍耐着，而迭戈似乎还一无所知。因为他是个有名的醋坛子，只要稍有一点怀疑就会引起一场风波。要是发生这种丑闻，准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影响。我记得，扬·弗兰克尔曾斗胆向托洛茨基进言，指出目前的局势潜伏着一种危险。
7月初，为了缓解两人的紧张关系，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决定双方暂时分居一段时间。7月7日，托洛茨基来到了一个农场主朗德罗的庄园住下。朗德罗跟安东尼奥·伊达尔戈和迭戈都是知交。他的庄园位于圣米格尔——雷格拉附近，，离开壁西哥城有90英里，托洛茨基在那里，可以钓鱼、骑马。与他作伴的是赫苏斯·卡萨斯。此人是警察中尉，带领着一个警卫排驻守在隆德雷斯街。那里还住着一位西斯托，他是迭戈夫妇的汽车司机。那塔丽娅仍住在科约阿坎。
7月11日，芙莉达到庄园来看望托洛茨基，我猜想更是権这次访问中他俩决定终止彼此间的暧昧关系。在此之前，两人一直沉缅在情网之中。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两人的行为不可能过于放肆。毕竟中间横着很高的栅栏。这对情侣终于后退了。于是芙莉达仍然深深地爱着迭戈，托洛茨基也同样爱着娜塔丽娅。不过，要是这件事传扬出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娜塔丽娅得知芙莉达去庄园一事写信给托洛茨基，要他对此作出解释。托洛茨基则刚好作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同芙莉达一刀两断。他回信给娜塔丽娅，说她提出的问题是“愚蠢的、可鄙的、自私的。”但是他还是承认，娜塔丽娅是他的牺牲品，并且宣称他正在流着“同情，忏悔、痛苦的眼泪”。于是他们在分开的3个星期里不断地交换着书信。
自从与芙莉达断交后，托洛茨基感到自己对娜塔丽娅的柔情密意又恢复如初了。可以从他当时所写的信中证实他对她的爱恋之情。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信也暴露了一个令人痛苦的阴影。出于某种心理机制，托洛茨基为了减轻对娜塔丽娅的负咎感，就指责娜塔丽娅曾对他犯有不忠的行为。这也许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经过一阵犹豫以后，他第一次挑明了这一问题：“我是以耻辱、自我悔恨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的。”接着语气就变得更辛辣了。托洛茨基向娜塔丽娅提出，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初期，她在公共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时同一个青年助理是否有不正当的关系。那是20年以前的事情，那位助理曾追求过娜塔丽娅，但她并未以任何方式答应过他的求爱。一场激烈的争吵终于爆发了。但不是在信里，而是在电话里，7月21日托洛茨基从帕丘卡打电话给娜塔丽娅发泄他的妒忌，他在电话里，为了这20年前子虚乌有的爱情纠葛，用俄语大声地训斥她。娜塔丽娅气得浑身发抖。事后，她立刻写信给托洛茨基，信中说“我的儿子不信任我，他对我失去了信任……这是您的骄傲。”托洛茨基在挂断电话后，如释重负，他写信给娜塔丽娅说：“我想我会平静下来的。不管怎么说，我能够耐心等待，直到我们再次重逢。”
这种争风吃醋显然不是第一次。托洛茨基在信中说他是“旧病复发”，他把这种“痛苦”看作是一种周期性发作的熱病。1903年，他与娜塔丽娅相好时，娜塔丽娅原先有一个恋人，是经过一阵犹豫后才决定遗弃的。托洛茨基死后，她向一位朋友披露说：“他从来没有宽恕过我，对于这件事他老挂在嘴边。”
1937年7月那段日子里，娜塔丽娅又无意中给托洛茨基以一个沉重的打击。7月18日，娜塔丽娅给他写信说：“从内心说，每个人都是非常孤独的。”这句话在她看来是很平常的，但是托洛茨基却感到震惊，他写回信说：“这句话像一枚针深深扎进了我的心坎里。”他所以会有如此反应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特殊的；另一个是一般的。第一，这句话暴露了娜塔丽娅的孤独感；第二，这句话违背了托洛茨基的共产党人的信念。
最后，托洛茨基与娜塔丽娅之间的通信还表明，在双方感情的折磨中出现了情欲的复苏。7月19日，托洛茨基用了一句俄国土语向娜塔丽娅透露了自己情欲方面的冲动。他以最粗俗的语言向她详细叙述了他在睡梦中如何与她交合求欢的情景。
7月26日或27日，托洛茨基返回科约阿坎。我为了割治阑尾于7月17日进了墨西哥城的一家法国医院。因此，托洛茨基返回时，我大概不在隆德雷斯街的寓所。这里的生活又一切照旧了。在一个局外人看来，托洛茨基、娜塔丽娅、迭戈、芙莉达，这4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看到托洛茨基和芙莉达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再也听不到“亲爱的”这类词语了。最显著的不同也许是在娜塔丽娅对待芙莉达的态度上，时而冷淡，时而亲热。托洛茨基要求芙莉达把过去写给她的信归还给他，理由是：“免得这些信落到格伯乌的手里。”她把这些信归还给他后，他就当众把信销毁了。就在这一次，芙莉达把事情的内幕告诉了我。
我可以肯定，托洛茨基与芙莉达的恋情是他离开俄国以来的第一次冒险。他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客观上都不允许这样放纵自己。他与芙莉达的关系中断后不久，又悄悄地陷入了与另一位年轻女子的情网。我对此事将在下文另作交待。据我在墨西哥所见的来判断，托洛茨基对芙莉这和另一位女子所采取的手法是大胆凉的，而且是驾轻就熟的。
我相信，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这类风流韵事是不少的。早在1920年，克拉勒·谢里丹曾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为托洛茨基塑像，托洛茨基在跟她言谈中和对她的态度上常常表现出某种挑逗的成份。我还从一个同托洛茨基没有私交的人那里听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量革命期间，曾经跟一个金头发、白皮肤的英国女郎有过私情，但是关于这一传说的详情我就无从打听了。
伯纳德·沃尔夫于8月返回美国。9月底，另一位美国人约瑟夫·汉森来到这里。在他到达的那一天，或许第二天，我们抽出时间去拜访了费尔南德斯。他住在墨西哥城郊外，他的3个儿子鞄是墨西哥托派团体的成员。他们全家对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都很仰慕。托落茨基也很喜欢同他们作伴。我们驱车前往时，由乔（约瑟夫的爱称）驾车，我坐在他身旁，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坐在后排。因为乔不熟悉墨西哥的街道，我得给他指点方向。每当十字路口，我就发出指令：“往右拐”、“往左拐”、“一直向前”。我们在这次拜访后的第二天，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不得不再去费尔南德斯家访问。这样接连两天上门访友，实在是不寻常的。由于路程远，道路又曲折，要让乔一下记住这些道落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就照昨天那样给他作向导，指示他“向右”、“向左”、“向前”。我们一行返回科约阿坎以后，托洛茨基把我叫到他的书房里问我：“看来我们得把乔打发走，让他回美国，你说呢？”我感到惊讶，托洛茨基大声说：“此人教不会！”我为乔作了辩解，说明其中的困难。托洛茨基不以为然地说：“那么让我们走着瞧吧！”而事实上，在所有来科约阿坎工作的美国人当中，乔是托洛茨基与之相处最好、最受器重的一个。
10月底，扬·弗兰克尔动身去美国。11月初佳比带着我们的儿子从法国来到墨西哥，虽然她是法国莫利尼参派的成员，但她答应在墨西哥期间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她在科约阿坎定居下来后，就帮助娜塔丽娅料理家务，像在巴比仲时曾经干过的那样。
佳比来到这里已有几个星期了。有一天，她跟娜塔丽娅和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女佣在厨房准备午饭。当时，娜塔丽娅还不太会讲西班牙语，对西班牙文几乎一窍不通，只好用手势和简单的词语来表达意思，常常用手臂去拉扯女佣让她明白该怎么干。这天早上，为了某件事情，佳比就觉得娜塔丽娅对待女佣过于严厉，就当面指了出来。佳比这种直率的说话方式在巴黎是很平常的。当然她作为莫利尼尔派成员对托洛茨基夫妇也抱有某种敌意，现在这种情感就全部倾泄出来了。原先她俩在厨房一起干活时也常常发生摩擦，这次终于表面化了，双方都拉开了嗓门。这时，托洛茨基正好从书房出来，准备到洗澡间去。走世厨房门口，听到争吵声就进了厨房，看到了这一幕，他大喝一声：“你们闹吧，我要去叫警察了！”虽然他没这么做，但毕竟说了许多刺耳的话。
当天中午，我独自在整理报纸，托洛茨基进来看我，说了一句：“今天我不应该说这些话。”他以一种含糊的、似乎是羞怯的方式承认了他的失态。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感到窘困的样子。但不管怎么说，佳比不可能继续住在这里了，于是她带着儿子途经纽约返回了法国。
1937年11月12日，托洛茨基要我发出如下的一份电报：
巴黎肖当总理
基于伊格纳兹·雷斯的被杀、本人档案被窃以及诸如此类案件，我坚决要求当局对老资格的格伯乌代理人、国会副议长雅克·杜克洛至少作为证人进行审讯。
托洛茨基
这“老资格”一词显然说明，托洛茨基知道杜克洛同格伯乌的关系，因为托洛茨基一直是苏联政府的一名要员。这就是说，他正在泄露一项国家机密。这份电报在托洛茨基分子的队伍中引起了喧嚷，尤其是廖瓦认为其父拍发这份电报是一种失误。
在1937年，我们好几次接到纳维尔的来信告诉我们，安德烈·纪德打算来墨西哥，而结果总是一再推迟动身日期。11月，看来纪德的计划更为肯定了。托洛茨基试图防止他最后的动摇，曾一度想写信给纪德告诉他墨西哥方面将向他提供多少钱，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想到纪德很可能把这封信看作是对他的收买。于是就采取了比较间接的办法。托洛茨基起草了一封信，开头就称呼他“亲爱的文学大师”，并详细列举了吸引他来墨西哥的一切事物。他还准备请几位墨西哥艺术家和作家联名写信邀请，其中有迭戈·里维拉、萨尔瓦多·诺沃和卡洛斯·佩利塞。我记不清这封信后来是否发出，但如果发了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不久获悉，纪德突然改变了计划去了非洲。
这所座落在隆德雷斯街的住宅，屋前有一个院落，前后有花园，另有几间小屋，正好构成了一个标准的长方形。长方形的两边是两条平行的马路：隆德雷斯街和柏林街，另一边是与这两条马路垂直相交的卡耶街。临街的所有窗户都用砖坯堵塞。这所住宅的另一面与另宅接壤。住宅四周都有高墙隔开。这样做弊多利少，因为屋内人看不见屋外的动静，而且墻紧挨着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卧室。这种格局使迭戈·里维拉和我总是提心吊胆，我们常会谈到这个问题。
而托洛茨基关心的是另一码事。1937年将近岁末，墨西哥的斯大林分子们掀起了一场侮辱威胁托洛茨基的运动，而且越来越凶猛可恶。托洛茨基曾设想过，突然有一天在隆德雷斯街和卡耶街转角处，可能聚集数百人来袭击这所住宅。他们会装作政治示威的样子，而目的是要结果托洛茨基的性命。一天，托咨茨基向我详细交待了他的防卫计划。这计划需要准备一把扶梯，放在沿柏林街后花园的墙角下。那条街杂草丛生，很少有人经过。那里晚上光线暗弱，有时简直伸手不见五指，从外面根本看不清我们这所住宅的占地面积有多大。万一有人来冲击，托洛茨基可以爬上扶梯，一个人翻过墙去，悄悄溜进我们认识的一个墨西哥少妇家里藏身，那妇女就住在修所蓝展不远的一幢房子里。爬墙是值得的，看来是个聪明的办法。几天后，托洛茨基建议我搞一次演习。到晚上他就爬上扶梯，越墙出去到少妇家里。不过后来我听那少妇说，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托洛茨基曾经三番五次向她提出过非分要求。她只是不理他，但也没大声嚷嚷。尤其可笑的是，他还向这少妇透露这越墙的办法和演习的真正意图。这样，事情就被他弄得面目全非了。这种安全措施竟然与爱情冒险连结在一起，不能不让我感到扫兴。虽然我嘴上没说什么，但托洛茨基也许已经觉察到，我对此事已失去了积极性，因此他不再坚持这种演习了，况且形势不久又有新的转折。
与我们相邻的住宅近日出现一些陌生人和其他种种迹象越来越引起迭戈·里维拉和我的怀疑。里维拉为了表示自己的慷慨大度，决心把隔壁那幢住宅买下来，然而这笔交易需要花好几个星期，于是这几个星期成了危险的日子，因为，如果有人真想干掉托洛茨基，那么他就得在房子转让以前下手。最后我们采取这样的办法：在房子没有到手以前，把托洛茨基转移到洛马斯—查普尔特佩克区的安东尼奥·伊达尔戈家里暂住。那里是墨西哥城上流社会人士居住的区域，与此同时，要想方设法不让外人知道托洛茨基离开科约阿坎住宅的真相。
于是在1938年2月13日，托洛茨基悄悄钻进停在后花园的汽车里，躺在座位下面，由我驾驶汽车，待大门开启我就急速地驶过警察的岗亭，并亲切地向他们挥挥手，就像我平时单独驾车匆忙离去时所做的那样。接着托洛茨基站起身子坐在后座上，汽车就直驶伊达尔戈家。
那所住宅非常舒适。家里没有小孩，只有伊达尔戈夫妇俩。他们对托洛茨基殷勤招待，托洛茨基则整天看书写作。在科约阿坎，娜塔丽娅在床上放置着枕头，装成托洛茨基还在的样字。这就像35年前托洛茨基从西伯利亚逃脱时，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1]所做过的那样。仆人等都不许进这个房间，娜塔丽娅还得经常从厨房把茶水端进去服侍这位据说是患病的托洛茨基。科约阿坎与查普尔特佩克之间的联系由我或者伊达尔戈来维持。
正在这个时候，即2月16日传来了廖瓦去世的消息。由于时差的关系，消息传到科约阿坎时已是午饭过后了。我记得这消息是美国某大报社的一位代理人用电话告诉我们的。当时在场的有乔·汉森、拉厄·施皮格尔和我。我们决定不告诉娜塔丽娅，也不让她看到报纸，不让她接电话。我就立即到圣安琪去找里维拉。在那里，我们打长途电话同巴黎的一位朋友通了话，大约是热拉尔·罗森塔尔或者是让·鲁，接着，我和里维拉驾车前往査普尔特佩克。
当我们进入托洛茨基的房间，里维拉就走上前去，直截了当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托洛茨基的脸立即转色，并问：“娜塔丽娅知道吗？”里维拉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他就说：“我将亲自告诉她！”我们就立即动身，我驾驶车子，里维拉坐在我旁边，托洛茨基坐在后排，神情呆滞，默不作声。到达科约阿坎，他就立即把娜塔丽娅叫到他们的卧室里，他们再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就像当年在普林吉坡听到齐娜死讯时一样，人们通过半开的门把茶水送给他们。2月18日中午一时许，托洛茨基把一份手稿交给我。此稿是用俄文写的，他要我把文稿翻译出来散发给记者。该文要求当局对他儿子的死因进行调査。经过几天的闭户不出以后，托洛茨基又出现在自己的书房里，开始写悼念他儿子的文章。在去伊达尔戈家之前不久，他刚写完一篇长文，题目是《他们的道德准则和我们的道德准则》。该文日期是1938年2月10日，托洛茨基在廖瓦死后，就把日期改为2月16日并作了补充。
让娜获悉廖瓦死讯后，立即写信给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倾诉她的悲哀。因为她曾经同廖瓦热恋过。托洛茨基给她发了回电，以示抚慰：“小让娜，您说得对，我们必须活下去。”但情况很快起了变化：廖瓦死后在拉克雷泰尔街寓所里还留着大批文件，过了二三个星期，事情很显然，这位属于莫利尼尔集团的让娜并不准备把文件转交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通过他在巴黎所委托的律师热拉尔·罗森塔尔，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他认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这些文件都是属于他的。他还认为让娜在干一件危险的勾当。因为法国警方正在找借口攫取这些文件，格伯乌对此也在跃跃欲试。他越想越恼火，于是双方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的交锋，然而，娜塔丽娅仍和让娜保持友好关系，两位同病相怜的妇女继续交换着书信，相互倾吐各自的哀怨。
大约在廖瓦去世1个半月后，即3月底4月初的一天，午饭后，托洛茨基在午睡，我在自己的寝室里，平常也是这个时候，娜塔丽娅常到我的房间里来说些家务琐事或者来查看一下帐目。这天她进来时，神情异常，脸颊上挂着泪水，她哭着说：“让·范[2]！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说，‘你站在我的敌人的一边。’”她用俄语重复着托洛茨基本人说过的这句话。托洛茨基不是用“对手”，而是用“敌人”这个词，在当时，所谓他的敌人就是指让娜和雷蒙·莫利尼尔，当然，他对这句话作了一些解释：“你的行为就像是与我的敌人站在一起”，“你已经中了我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可严酷的事实是廖瓦去世才6个星期，娜塔丽娅还处于剧烈的悲痛之中，托洛茨基竟然说出了这样冷酷粗暴的话。
正在此时，我们听说，安德烈·布列东将受法国外交部派遣要来墨西哥进行商谈。托洛茨基要我给他搞几部布列东的著作，因为他从来未读过布列东的大作。由于时间紧迫，我决定不求巴黎的朋友而求纽约的友人帮助。4月9日，我写信给哈罗德·艾萨克，要他在纽约市能搞到的布列东的全部著作都寄来。4月底，他寄来了《超现实主义宣言》、《娜佳》，《联接器》等，还有其他几本书。我把新书拣出来，然后把它们送给托洛茨基。他把这些书堆放在桌子一角。就那样搁了好几个星期。我的印象是，他只是随便地翻阅了一下，而可以肯定，他并没有从头至尾地去读它。
4月下旬，布列东及其夫人杰奎琳来到墨西哥城，我就立即到城里去拜访他们。我们在一个典型的墨西哥餐馆用了午餐。看来布列东对墨西哥之行很感兴趣，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新奇，他对我很热情友好。1938年4月29日，我写信给皮埃尔·纳维尔，告诉他：“布列东已来此几天了，他对墨西哥，对迭戈的绘画，对这个国家的一切美好事物都非常仰慕。但是，他忙于应酬，出席各种宴请，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被大批人群所困扰。”几天后，我把布列东和杰奎琳送出城外，把他们带到科约阿坎，他们在这第一次同托洛茨基、娜塔丽娅会晤中，就谈到巴黎那个关于莫斯科审判调査委员会的工作，谈到纪德、马尔罗对审判的看法，彼此交换了一些信息。但没有涉及正题。几天后，即5月20日，他们进行了第二次会晤。我保存了一些供我自己阅读的在会晤后记下的笔记。这些笔记本可别小看了，它们确实给回首往事提供了重要依据一当布列东、杰奎琳、娜塔丽娅和我在托洛茨基书房坐定后，托洛茨基就立即为左拉辩护。他解释说，，超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一种反动，在左拉那些范围狭窄的题材特殊的文学作品中具有某种现实主义的敏感。他说：“当我阅读左拉作品时，我感到从中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许多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我领略到一个宽广的现实世界。而越是虚幻的作品就越不能被人理解。”布列东略感惊讶，表情僵持，他挺直地坐在椅子上，他回答说：“对！对！我同意。左拉的作品富有诗意。”托洛茨基继续发表他的高见；“你们喜欢援引弗洛伊德的话，可是他的观点不也有前后矛盾的吗？弗洛伊德把下意识提高到意识的高度，您不也想把意识窒息在无意识下面吗？”布列东回答说：“不，不，决非如此。”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彼此能否相容呢？”托洛茨基回答说：“噢，您得知道，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在弗洛伊德看来，除非在幻想中的未来，社会总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总要采取一种抽象的强制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对社会本身进行深入研究。”
当娜塔丽娅端茶进来时，谈话已趋于和缓，话题转入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托洛茨基提出一个设想，成立一个革命文艺家的国际联盟，以便与斯大林分子的同类组织相抗衡。显然他在获悉布列东即将访问墨西哥消息后就开始酝酿这个计划T。他们还提到发表宣言的事，布列东同意拟一份初稿。
往后几个星期天里，他们并没有在书房里继续会淡，而是一起出去作短途旅游，在郊外进行野餐。布列东和杰奎琳天天与里维拉和芙莉达保持联系。他们甚至还在里维拉的圣安琪寓所里住过几天。他们刚来墨西哥时则住在迭戈·里维拉的前妻瓜达卢佩·马林家里。可是，他们同托洛茨基只是会晤了八九次，并未在那里住宿。
布利东对墨西哥的访问引起了斯大林分子们强烈反响。布列东返回巴黎，在1938年11月11日，发表的演说中也提到斯大林分子的阴谋诡计。布列东来墨西哥后的第一次会议被安排在阿尔特斯贝拉宫举行。托洛茨基担心在墨西哥的一帮斯大林分子很有可能前去捣乱，因此他要我组织一些力量进行防卫。我于是同墨西哥托派团体的领导人商议，请他们派人在要道口秘密地实施警戒，结果平安无事。托洛茨基能毫不犹豫地召集一个政治团体的成员来保证布列东主持召开的文学爱好者会议的顺利进行，我认为这件事，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对布列东的关心程度。
一天下午，我们和布列东夫妇一起到郊外旅行，中间在小镇上歇息，顺便参观了一座教堂，那里靠近普韦布洛或是乔卢拉。当时，里维拉和芙莉达都不在。这座教堂低矮、昏暗。左首，墙上柱上挂满了墨西哥所特有的祭品。这些祭品都是，这些金属制成的小盘，间或也有用些旧罐头制成的盘子。民间艺术家们在圆盘上画着各种记载着重大历史事件的戏剧性场面。据说，捐赠这些盘子的信徒将得以消灾免祸，终身受到上帝的保佑。这些祭品挂在那里也表明人们对上帝的感谢。这些供品日积月累，数量可观，其中有些供品年代悠久，最早的已有80多年历史。我认为这些作品最具墨西哥民间艺术的特色，布列东对它们更是赞不绝口、视若珍宝，以致斗胆取下五六个画盘偷偷塞进自己的上衣。他大概以为这里反正是教堂，无需多少顾忌，或许还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是反教权主义的合法表现。我从托洛茨基的脸部表情立即看出，托洛茨基对此行为极为反感。这决不是他所倡导的反教权主义。而且这种局面对于他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在墨西哥，教堂的全部财产都是国有财产。如果当局发现供品被窃，那就会引出丑闻。这样，那些一心想叫托洛茨基离开墨西哥的斯大林分子势必抓住不放。他们将利用墨西哥人爱国主义感情，对托洛茨基及其朋友提出诉讼，指控他们破坏墨西哥的历史文物，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托洛茨基闷声不响地走出教堂。我必须承认，在这种场合，他表现了强大的自制能力。
几天后，托洛茨基开始催促布列东把宣言赶快写出来。托洛茨基紧贴在他的身后，布列东感到周身发麻，很不自在，结果一个字也没写成，这种场面是可想而知的。“您还有什么吩咐？”托洛茨基本是想问他什么时候两人再碰头。随着情况的发展，托洛茨基在这个不听话的不能按时交作业的小学生面前充当起老师的角色了。布列东常被弄得十分尴尬。可是局面依然如故。一天在迭戈·里维拉家里的花园里，布列东把我拉在一边问我：“为什么你不起草这份宣言呢？”我不想自找麻烦，所以拒绝了他的建议。
6月间，我们到瓜达拉哈拉作了一次旅游。迭戈·里维拉先生去那里作画，并约定我们在那儿同他会合。我们一行，驾驶两辆汽车，前面一辆，由乔·汉森驾驶，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坐在后座，布列东则坐在司机旁边。托洛茨基要他一起去旅游，以便在路上他们可以继续交谈。我在后面一辆车上跟杰奎琳或是芙莉达一起，司机是一位美国人或是墨西哥人。整个旅程要花8个小时，车开了两小时光景，前面那辆车突然停下。我们这辆车在相距50码的地方也只好停了下来，我下车赶到前面那辆车想知道出了什么事，乔走过来对我说：“老头子叫你呢！”这时布列东从车上下来走向后面那辆车。当我们照面时，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我就进了前面那辆车，车子又开动了。托洛茨基仍僵硬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没有向我说明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当车子抵达瓜达拉哈拉时，我们进了一家旅馆，也没跟后面那辆车上的人打招呼，我被弄得莫名其妙。由于乔不懂法语，托洛茨基和布列东的谈话他听不懂，所以他对我无可奉告。娜塔丽娅对此事也有些稀里胡涂。我们下榻后托洛茨基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他打算会晤当时住在瓜达拉哈拉的奥罗斯科，让我先去作些安排。里维拉和奥罗斯科都是当今赫赫有名的墨西哥画家。虽然两人并非仇敌，但他们在个性、爱好、生活方式、艺术风格上迥然相异。奥罗斯科的内向型性格让人不快，正如里维拉的外向型性格有时也会让人难以接受。在一个国家里竟有两位绘画大师，单是这一点也势必会在他们之间形成争雄的局面。他们之间很少交往。托洛茨基要我作这样的安排，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想同里维拉、布列东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先去寻访奥罗斯科，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待了我，我们商定了托洛茨基与他会晤的具体日期。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我一起去登门拜访。这次交谈令人愉快，但气氛当然不像与里维拉交谈时那样活跃和亲切。告别后托洛茨基对娜塔丽娅和我说：“他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天，里维拉和布列东在瓜达拉哈拉街头漫步，他们寻觅着美术作品和古物。
托洛茨基没有再跟布列东见面，我们就独自返回了墨西哥城。原来托洛茨基在去瓜达拉哈拉的路上生气是因为布列东一再推迟宣言的起草。但很显然托洛茨基恢复了自制能力，不想同他们绝交。旅行回来后，彼此的关系又慢慢恢复正常了。布列东没有把车上所发生的详情告诉我，我也不去问他。
7月初，我们决定到米却肯州的帕茨夸罗去小住几天。布列东、杰奎琳和我先动身。我得为托洛茨基找到合适的旅馆，而布列东和杰奎琳是想去欣赏一下乡村景色。迭戈·里维拉已在圣安琪住宅里收藏了一大批产自丘皮夸罗的哥伦比亚的雕塑品。这些艺术品是他从瓜那华托州的农民手里陆续买下的。这些陶鎏制成的雕塑约有3英尺高，雕塑的是裸体女子，形象十分妩媚，裸女的一双杏眼和乳房都是另外用陶土黏上去的。布列东十分欣赏这些丘皮夸罗女郎。汽车快到莫雷利亚时，布列东要我绕道到附近村庄去搜寻一些雕塑品。由于我们事先没有掌握确切的情报，所以只好见机行事，但我们决心冒险去闯一下。当时适逢雨季，道路泥泞丕堪，结果车轮陷入泥坑，我们只好请几个当地农民帮忙，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车子推出泥坑，使我们摆脱了尴尬的局面。我们只好放弃寻觅丘皮夸罗女郎的计划，转程直往帕茨夸罗，在回程的路上，布列东对我说：“要是我一个人的话，我会丢下一切，抬起双脚继续前进的。”我听了感到新奇：在这茫茫的田野上，你一个人往哪儿走呢？
在帕茨夸罗的一天傍晚，我们乘坐一艘小船在湖面上荡漾。后来又在雅尼齐小岛上野餐，大家品尝着阿根廷的白葡萄酒。当时帕茨夸罗是个十分恬静、优美的小城镇。人们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漫步，走过宁静的广场，仿佛使自己置身于17世纪年代。我们下榻的那个旅馆是一幢古老的房子，有10来间房间，还有一座花木茂盛的花园。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后，托洛茨基带着娜塔丽娅和两个美国人来了，其中一个是乔·汉森。迭戈·里维拉和芙莉达也随后到达。我们订了一个计划，打算白天游览观光，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艺术与政治，。甚至还准备公开发表这次讨论的内容，题目就叫“布列东、里维拉和托洛茨基在帕茨夸罗的讨论”。第一天晚上，托洛茨基讲得最多，他谈的主题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艺术将会融化在日常生活中。那时将不再有专业的舞蹈家，人人都会翩翩起舞，将来也不会有一幅幅画，而是所有的建筑物上都绘上壁画，房屋的墙面装饰得五彩缤纷。后来决定把这个向题的讨论推迟到第二天晚上再继续进行，于是托洛茨基按照他的老习惯就早退了。我同布列东在花园闲谈，他问我：“我想。将来总有人喜欢在一小块画布上作画，你说是不是？”
第二天讨论没有进行，因为布列东病了，患了失语症。杰奎琳悉心照看他，我们都很焦虑，可她告诉我们，布列东患这一个病不是第一次，以前也犯过。
7月10日，附近村庄的一群教师听说托洛茨基在帕茨夸罗访问便来同他会唔，那次座谈的话题主要是乡村教师的任务和面临的问题。托洛茨基把墨西哥与俄国作了对比。在座谈快结束时，他拿起铅笔在笔记本上用俄文写了一篇短文挙要我把它译成西班为文电并把文章交给这些客人以便刊登在米却肯州教师办的小报《生活》上。两天后，杰奎琳留下来照顾布列东，其余的人返回科约阿坎。
几天后，布列东和杰奎琳又露面了。布列东看来身体复原得很快。起草宣言的事总算找到了摆脱僵局的办法，我记得还是布列东采取了主动。他把写得密密麻麻的几页稿纸交给托洛茨基，然后托洛茨基用俄语向我口授了几页文字，与布列东的文稿拼合起来，我把托洛茨基的文字译成法文给布列东过目。经过讨论，托洛茨基又对全部文稿作了进一步的删节和增补，并把有关资料剪贴在卷宗里。我把托洛茨基的文章译成法文，并与布列东的体例保持一致，最后用打字机把定稿打出来，这就是他们最后达成办议的文章。谁读了这篇宣言，都能从语言风格上准确地辨认出哪些出自托洛茨基手笔，哪些是布列东的手笔。托洛茨基写的文字占全文一半不到，布列东写的占一半多一点。而这份宣言是以布列东和里维拉的名义公诸于众的，并寄送给各国的艺术家们。发表宣言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文艺家国际联盟(I.F.I.R.A)。该宣言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地。
在布列东返回法国前夕，托洛茨基与布列东作了最后的一次会面，双方显得热情友好，依依不舍。当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估计布列东回国后很可能被征入伍。这次告别就在1938年7月底。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洒满蓝屋的凉台，周围栽种着仙人掌、橘子树、九重葛等植物。托洛茨基从书房里取出他们两人共同起草的宣言手稿交给布列东。布列东颇为激动。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的确是不寻常的举动。在我跟随他一起生活的全部岁月中，我再没有看到他第二次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这份手稿至今还会保存在布列东的文件集里。
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布列东一回国就被征召入伍，但入伍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1938年11月11日，他发表了一次精彩的演说，详细叙述了他的墨西哥之行。布列东在演说中谈到我的时候，无意间说出了我的贫困处境。老实说，我追随托洛茨基并不指望过豪华生活，因为我知道托洛茨基手头没有多少钱。我在他那里工作从来没有领取过什么薪水，个人微薄的开支全仗娜塔丽娅照料。当我把布列东讲的打印稿拿到托洛茨基的书房让他看时，真有点担心，怕他误以为布列东的这番话是由于我的什么牢骚而引起的。他看了讲稿没说什么，我也无话可说，我们之间并没有为这件事产生任何误解。不过，布列东的话可以说明超现实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
布列东的来访并未中断托洛茨基的革命活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一直在进行着。7月18日我们获悉负责国际书记处日常工作的鲁道夫·克勒门特突然失踪。几天后人们在塞纳河上发现了他的尸首。显然，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过祖博罗夫斯基掌握了克勒门特的活动情况，当获知成立第四国际的计划正在实施之中，他们就决心下毒手把他干掉。但是成立大会还是于九月初在巴黎郊区如期召开了。
马克思的某当信徒发表一些不合老师心意的言论，所以马克思曾经声明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也仿效马克思，曾多次声称他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是要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词，那就是他始终不渝地关注着世界各地托洛茨基派团体的内部问题。在大部分时间里，每个托派团体都曾分裂为两三个派别。团体内部的派系斗争，或这一团体与那一团体之间的斗争，它们彼此结成联盟或者实行分裂，这一切都牵动着托洛茨基的心。他给这些团体贡献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耐心。
托洛茨基对这些托派团体最大的不满意是它们的社会成分：知识分子太多、工人太少。“小资产阶级”成了他在文章上用以谴责某些个人或某些团体的常用词。我亲耳听到他夸赞过的托派组织只有两个：一个是比利时的沙勒罗瓦市由煤矿工人组成的团体；一个是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由卡车司机组成的托派团体。
要全面说清楚世界各国托派组织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只有经过详尽的实际的调査研究才能弄清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才能对托洛茨基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作出评判。倘若根据表面现象作判断，那是很容易的。从表面上看，托洛茨基为解决组织问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收效甚微。比如说，托洛茨基对西班牙问题曾接二连三地写了许多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巴塞罗那托派团体的成员，一共不超过12人，而且这些成员年纪轻轻，经验也不丰富。在托洛茨基去世时，各地的托派团体从规模上讲，同他刚离开俄国时各国党内反对派的人数相差无几。期间也有极少数著名人物宣称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不久又退出了托派组织。托派人数稀少的原因之一确实是由于当年所面临的险恶处境。对于那些不了解当年情况的人们来说，现今要使他们领悟30年代的情景是困难的。当年，斯大林分子的诽谤和迫害到处可见，经费短缺的程度令当代人难以想象。由于没有钱，我们常常弄得手足无措，寸步难行。
的确，托洛茨基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发展法国托派势力上。他到土耳其以后几个月里，浏览了从1929年创刊号到1931年的全部《真理》周报。为了解决雷蒙·莫利尼尔、皮埃尔·弗朗克和阿尔弗雷德·罗斯麦3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占去了他的大量时间，从1935年起一直到他去世，他同雷蒙·莫利尼尔的争吵愈演愈烈，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36年6月工潮期间，他还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文章《法国革命巳经开始》。然而不久，法国工人运动遭到失败，他本人也移居墨西哥。于是托洛茨基开始从远处观察法国托派所存在的问题。虽然他仍然注视着法国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法国托派团体的动态，但巳没有先前那种强烈的义务感了。
在科约阿坎，关于法国托派团体的内部动态，尤其是领导人之间派别斗争的情报，主要是让·鲁向我们提供的。他定期写信给我们，虽然主要是写给托洛茨基，但收信人的名字却是我的。鲁的字写得不好，托洛茨基读他的信感到头痛。于是我把鲁的来信用打字机重新誊写一遍，再拿给托洛茨基看。一天，大约是在1939年六七月间，让·鲁来了一封信，我先把信的摘要送给托洛茨基看，并说：“我马上把信打印出来。”托洛茨基说：“这样做不值得，您还有别的事要做呢！”他的这种态度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美国教授休伯特·赫伦来墨西哥办讲习班，每年一至两次，他带领着30多人来科约阿坎，请托洛茨基给这些学员，讲课一二小时并回答学员们的提问。这作为讲习班教学计划的一部分。交换条件是赫伦教授把他在塔斯科的一幢住宅提供给托洛茨基使用。我们每隔两三个月就到那里去住上个把礼拜。第一次去塔斯科是在杜威委员会调査活动结束后不久。1938年，有一次我们到塔斯科寓所休闲，我们租了几匹马准备到小镇附近的山野去散散心。随同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位美国的托派朋友，其中有几位妇女。他们是来墨西哥旅游，顺便也想拜访一下托洛茨基。这样总共有10几个人。开始时，大家骑着马，像散步那样慢慢悠悠，似乎不想走远。突然托洛茨基扬起马鞭，一声吆喝，便向远方奔驰。虽然我远不是一个骑马能手，但我不敢大意，不能让托洛茨基单独远去，因此我就立刻打马扬鞭，紧紧跟上。这时马鞍上不知什么东西把我的枪绊了一下，险些出事，我所以没有摔倒，是因为坐骑上有安全装置。过了一会，托洛茨基和我都发现我们已走到大路上了，于是我们继续疾驰，直到镇上才罢手。其实托洛茨基很少做这种心血来潮的事情。
万灵节在墨西哥是个群众性的节日。在30年代，人们的庆祝活动比今天还热闹。那一天，穿着盛装的男男女女涌向街头，拿着鞭炮和硬纸糊的骷髅，小孩嘴里嚼着奇形怪状的甜食，如用糖做的头盖骨和古笛。1938年11月2日，万灵节的午后，迭戈·里维拉来科约阿坎做客，他看上去像一个喜欢恶作剧的顽皮的艺校学生。他送给托洛茨基一个很大的用纯糖做的头盖骨，并在前额上用白糖雕写着“斯大林”的字样。托塔茨基没说什么，装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当里维拉告辞，他就立即命我把那玩意儿毁掉。
迭戈·里维拉具有某些良好的素质，他那丰富的想象力使他能对人作出深刻的评析。但是他对待人的态度又恰好表现了他的性格中奇特的一面。在观察判断一个人的时候，他往往只注意其某一个方面，因而在短短的几天里，他对某人的评判，常会得出先后矛盾的结论。所以他同别人的关系往往反复无常。一天早晨，我在圣安琪里维拉家里同主人们共进早餐，邮递员送来了一位美国作家的来信。里维拉只是瞅了一眼寄信人的姓名，没拆就把信撕了，随即扔到室外，并且大声嚷嚷：“这个无赖！在法庭上不敢讲真话！”可是几天后，我上里维拉家里，发现他正在同那位寄信人进行着友好的交谈。那人曾经特地写信告知他来访的打算。在私人关系中这种突然的转折，对里维拉来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墨西哥托派团体只有二三十个成员。尽管人数稀少，但还是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为代表，一派以加利西亚为核心。里维拉大部分时间严守中立。他又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成员，因为其他成员都是些收入微薄的青年教师和青年工人。里维拉则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大人物，他的绘画作品使他大发其财，他为该团体提供大量经费。因此团体每做一件事，比如印传单、召开群众集会，往往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他赞成该项计划，他就会慷慨解褰，大力支持；若是他不喜欢该计划，他就会加以抵制，这势必在团体内部造成紧张关系。假如他不参予团体的日常活动，只是作为一个乐善好施的赞助者，那么情况也许会好得多，而他偏偏不是这样，他就是喜欢干预这个组织的内部事务。
托洛茨基身居墨西哥并未使情况有所改善。墨西哥托派团体所有的骨干分子，不管属于哪一派都得轮流到科约阿坎住宅参加保卫值班，每晚两至三人，值到第二天早上回去。托洛茨基往往乘他们值班的机会找他们谈话，提出一些忠告。因此会员们不断地感受到来自托洛茨基进行干预的压力。由于该组织的内部局势十分糟糕，国际书记处和不久召开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不能不对墨西哥支部的内部问题作出决议。成立大会的决议要求墨西哥支部进行改组。就迭戈·里维拉而言，会议决定“鉴于过去这位同志在墨西哥支部内部关系方面所引起的种种困难，他不得参加重建的组织，桓是他为第四国际进行的工作和活动仍将置于国际秘书处的直接监督之下”。显然，里维拉并不是一个唯命是从的人，他不会欣然接受这个来自远方的，他本人并未出席的会议所作出的决议。这件事所造成的气氛反而使冲突成为不可避免，并且日益加剧。
托洛茨基经常跟里维拉谈论墨西哥托派团体的活动。托洛茨基对他的忠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1938年秋天，托洛茨基也许已经得出结论，里维拉必须脱离该团体的日常事务。但我不知道托洛茨基究竟对他说了什么，因为我是故意不去打听他们的这类谈话的。但这种忠告只能激起里维拉的恼怒，因为他想充当一名政治强人。
里维拉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也是相对的。我同他日常交往中，他常说：“我告诉你，在我身上你可以嗅到一股无政府主义者的气味。”他对我讲了他在俄国时听到的一些故事，内容涉及到共产国际早期活动的一些幕后新闻，这些故事总的意思是说，即使在列宁领导下，那里也发生了许多丑闻。但是他从不向托洛茨基说起这些事情，而是表现了另一副嘴脸。1938年他写了几篇评论拉美国家的文章，分析了那里的形势和他所谓的“亚资产阶级”所起的作用，确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托洛茨基对里维拉的私人感情究竟如何呢？我对此只能作出局部的回答。在挪威政府施加淫威以后…托洛茨基十分感谢里维拉在申请墨西哥签证一事上作了大力协助。里维拉抱病奔走，长途跋涉前往墨西哥，与当时的政府首脑卡德纳斯直接交涉。托洛茨基也十分感激他所给予的慷慨和友好的接待。里维拉把科约阿坎的蓝屋让给托洛茨基居住，当然值得感谢之处还不止这些。在1932年至1939年期间，在我所认识的与托洛茨基密切交往的人中间，里维拉是托洛茨基能够与之欢畅而随便交谈的一个，虽然在交谈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他同里维拉的会晤确实有一种自由自在的信任气氛，这在托洛茨基与其他人会晤中我是从未见到过的。当然托洛茨基也非常欢迎这位世界闻名的艺术家加入第四国际。有一天，我的话也许暴露了我对里维拉政治态度的某些怀疑，托洛茨基稍带责备的口吻对我说：“您得知道，迭戈是个革命者!”其实，托洛茨基说这话也许正是在试图消除他自己对里维拉的疑虑。
1938年10月，即布列东返回法国后不久，由于政治和私人方面的因素，托洛茨基和里维拉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除了别的原因以外，那件事看来也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之一。那就是托洛茨基把里维拉的大名放进了他未参与起草的所谓《布列东—里维拉宣言》文件里，虽然事先征得里维拉的同意。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人们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另一个不快的原因是，芙莉达应布列东和杰奎琳的邀请前往法国，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里维拉不能不感到他的生活失去了平衡。
在往后的一段日子里，里维拉的政治态度摇摆不定，今天他说要担任墨西哥托派团体的书记，不过他是作为世界名人的身分担任书记的，明天他又声称要退出托派团体，甚至退出第四国际，以便全力以赴搞美术创作。12月中旬，托洛茨基到圣安琪去看望他。会晤结束时，里维拉答应以后不再提辞退一事。宾主双方显然是在友好气氛中告别的。
引起风波的起因是12月底里维拉给布列东的一封信。当里维拉需要用法文写信时，总要来请我帮忙。他向我口述信的内容，然后我用打字机打成文稿。这一回，他打电话叫我去圣安琪他家里，帮他给布列东写信。他开始口授，不久他在信中批评起托洛茨基的“工作方式”。于是，我的笔就停下来了，里维拉催促说：“写下去！写下去！回头我会把这封信亲自拿给L.D.看的。”我只好遵命。要是别人，我会断然拒绝。可是托洛茨基与里维拉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只有里维拉可以不经过事先安排自由出入这座宅子，托洛茨基则始终予以热情接待。其他人来访时，一般总有第三者在场，多数由我参加。在接待里维拉时，托洛茨基与我之间的紧密联系似乎可以松弛一下。里维拉有时对我在场感到不快，所以我就故意找些借口避免参与他们的谈话。正如我前面提到，托洛茨基有一次责备我说：“你总是把我当成一件物品。”这样里维拉与托洛茨基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受规章制度约束的特殊关系。于是我听信了里维拉的话，相信他会向托洛茨基当面作出解释，此事不用我插手。
里维拉口述完毕，在我临走时他又一次对我说，他将亲自把信交给托洛茨基过目：“我会当面向他解释清楚的。”我回到科约阿坎，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完了把一份复印稿放在书桌上。通常在托洛茨基睡午觉时，娜塔丽娅常到我的寝室来看看托洛茨基向我口述的和已打印好的信件，不管我是否在房间里，她总要进来翻翻看看。这一天，她进来刚好发现里维拉给布列东那封信的复印稿，她看了信稿就把它交给托洛茨基，于是出了乱子。
正如信中所说明的那样，里维拉对托洛茨基“工作方式”不满主要是近日所发生的两件小事情上。由布列东—里维拉签署的宣言发表以后，一个小团体“独立的革命作家国际联盟”在墨西哥成立，并着手出版一份杂志《关键》。在杂志编辑部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墨西哥青年何塞·费雷尔被任命为书记。
里维拉本人也岀席了会议并未提出反对，但他在给布列东的信里把这个任命说成是托洛茨基发动的一次“友好而温和”的政变。第二件事是，有人决定把里维拉写的一篇文章作为给编辑部的信刊登出去，此事托洛茨基并不知道，而里维拉把此事归咎于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对里维拉的信所作的反应是，通过我要求他再写一封信给布列东来纠正以上两个错误的说法。里维拉表示同意，并约我再配合他写这封信。但临了他取消了这个约会，后来他又约了一次，又再一次取消。显然他的感情正在经受着一次强烈的冲撞。他在给布列东的信中所用的“友好而温和”之词表明他对托洛茨基仍怀有依恋之情。
由于里维拉拒绝再次写信给布列东，这一分歧就变得尖锐了。由于这一系列的波折，托洛茨基与里维拉的关系急剧破裂，从亲密导致敌对，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第四国际泛美局驻墨西哥的代表查尔斯·柯蒂斯和我成了他们的中介人。1月12日，托洛茨基写信给在巴黎的芙莉达向她说明与里维拉决裂的原因。当然，芙莉达是站在里维拉一边的。
里维拉感到在政治上再也无法同托洛茨基和平共处了，于是他参予了形形色色对托洛茨基主义多少有些敌意的工人团体的秘密活动，托洛茨基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这样一来，所有沟通友谊的桥梁都拆毁了。
此时正值墨西哥大选。按墨西哥宪法，卡德纳斯不能连任总统，他甚至无法让他的政党接受他所提名的候选人，而军界和商界却迫使他接受阿维拉·卡马乔作为总统候选人（后来当选了）。卡德纳斯的亲密助手和知友穆希卡决定参加竞选，他对卡马乔来说，是左翼反对派提岀的候选人。第三位候选人是阿尔马桑将军，他属于在野党，以右翼反对派的候选人资格参予竞选。形势确实错综复杂。由于卡马乔是卡德纳斯被迫接受的，因此，许多亲卡德纳斯的人就宁可投阿尔马桑的票。在2月间，里维拉积极参予穆希卡的竞选活动、托洛茨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政治上的背叛。后来穆希卡退出竞选时，据说，里维拉又转向了阿尔马桑。可那时，我们同里维拉已不再有任何交往了。
托洛茨基同里维拉决裂后，就不能继续住在科约阿坎那幢蓝屋里了，但要马上找到一所房租不贵，设备比较齐全的房屋谈何容易，早在1月底，托洛茨基就通过我向里维拉提议，在他寻觅新居期间，他将向这位房东支付房租，里维拉先是拒绝，后来同意，最终还是拒绝。在决裂的最后阶段，这一切无疑是火上添油。到了3月开春，我终于物色到了一处新屋。地点也在科约阿坎，且房租低廉，但住房条件比较差。这幢房子坐落在维也纳街上，离开原先住的地方很近。实际上，这所房子常常是空关着的，房主图拉蒂是在墨西哥城里开店的小业主，这房屋是作为他家夏天避暑用的，他们很愿意出租，即使租给托洛茨基这样的人物也不在乎。这房子有许多优点：房间多，院子大，围墙高，能看到周围的景色，因为四周没有多少房屋。但是这所房子需要修缮，好些房间的地板都已经塌陷了，同时房屋的门窗墙面也需要装饰一下。这项工作由一位年轻的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者梅尔基亚德斯负责，还有其他人配合。直到5月1日，房屋修缮完毕，我们总算能搬家了：从隆德雷斯街搬到了维也纳街。托洛茨基5月5日才迁入新居。当他即将离开蓝屋时，他把里维拉和芙莉达原先送给他的两三件小礼物放在刚刚撤空的书桌上，尤其是芙莉达送给他的那枝用了很长时间的钢笔他也给留下了。
托洛茨基搬到新居后感到轻松自在。房子经过一番装修疾然一新，看上去挺气派，同时也显得宽敞。所有房间都作了安排，除了作为生活起居之用外，还留出一部分用于其他目的。他和娜塔丽娅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托洛茨基喜欢栽培仙人掌，他甚至还建造了兔棚，每天下午亲自给兔子喂食。
有人常常问我，托洛茨基和芙莉达之间在1937年发生的风流韵事，对这次决裂起了什么作用。许多询问者的那种神秘目光使我明白，在他们心目中，那件事才是导致决裂的真正原因。但我应该说，从当时情况看，这次决裂同那件事确实没有牵连。理由之一是，芙莉达曾对我说过，里维拉丝毫不知道托洛茨基同她所发生的私情。一个间接的证据是：如果托洛茨基与芙莉达先前的暧昧关系对这次决裂起了作用的话，那么决裂的方式就会大不一样，因为里维拉怀有病态的妒忌心理。根据现象判断，里维拉对他俩的关系并未产生什么怀疑，当然，托洛茨基那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也常常引起他的不快，可这么一点敌意并非由于他已知晓托洛茨基与芙莉达的隐秘，或者由于对此有所怀疑而引起的。
托洛茨基与里维拉绝交几年后，并且在托洛茨基死后很久，里维拉和芙莉达闹起了离婚，可几个月后他们又复了婚。促使婚姻发生危机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里维拉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那件往事。他的忌妒是极端强烈的，尽管他自己常有欺骗芙莉达的行为。这一情况还可说明里维拉的政治态度为何那样反常。里维拉与托洛茨基决裂期间，他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先后涂上过无政府主义色彩和自由主义色彩，但决没有斯大林主义色彩。事实上里维拉当时还指责托洛茨基染上了斯大林主义毒菌。但是在他跟托洛茨基决裂很久以后，他却转向了斯大林主义，[3]这可能是由于他获悉托洛茨基与芙莉达之间隐情后在狂怒之下所作的决定。显然这些全是我的主观臆断，因为那时我早已离开了墨西哥。可是我的猜测所依据的是与我以往所知内情相符合的许多众所周知的事实。
1939年6~7月间，托洛茨基要我到墨西哥城国立图书馆去寻找资料，査阅有关16世纪宗教战争和罗马帝国灭亡的文献著作。他认为，这两个历史阶段可以同我们当今时代作比较。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年在他书房里与他一起讨论的情景。我说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认为宗教战争异常残酷，许多人从高塔上被抛下来，守候在下面的士兵们用长矛当场把人戳死。他以罕见的忧郁的目光向我一瞥，并对我说：“这种事情你以后还会看到。”后来，这残暴的一幕我们终于看到了。
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中，我发现塔西陀的一段语录，他把尼禄皇帝雇用的杀人凶手罗库斯塔叫做“皇帝手中的工具”，托洛茨基就把这顶桂冠套在雅戈达头上，说他是苏维埃政府手中的工具。托洛茨基的这些想法在他同美国托派论战中写的几篇文章中可以找到一些痕迹。他的文章提到了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问题。可我的印象是他的思想比他当时已经发表的东西又进了一步。
托洛茨基在平时谈话中，甚至在文章中经常提出这样一个告诫：不要轻信“老家伙”，而要大胆依靠年轻人。他在1934年3月27日写的关于拉柯夫斯基投降的第二篇文章中说：“应该让3个20岁的年轻人顶替一个60岁的老战士！”大约在1937年7月，一天中午，托落茨基提议做一种游戏：看看有多少同我们分道扬镰的“老家伙”，他扳着指头数个，每报一个名字，他就伸出一个指头。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报出了许多名字，特伦特、拉柯夫斯基、范·奥韦斯特拉登，等等。后来，我想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时有几分胆怯，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作岀什么反应，说：“罗斯麦算吗?”“对！罗斯麦！”他提高嗓门喊了一声，并伸出了一个指头。
1939年8月8日，罗斯麦夫妇带着谢瓦[4]从法国来到墨西哥。这是他们自1929年在普林吉坡岛分别以来第一次会晤。早在1930年，托洛茨基和罗斯麦之间就发生了政治分歧。当时托洛茨基决定支持雷蒙·莫利尼尔。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在侨居法国期间（1933年至1935年），他们同罗斯麦夫妇没有任何接触，可是这次罗斯麦夫妇受到了热情款待。他们被安排在科约阿坎的新屋里住宿，并邀清他们一起用餐。在交谈中，托洛茨基与罗斯麦往往谈及政治问题，不过只是一般性的议论，双方似乎有一条心照不宣的不可逾越的界线，那就是不提往事，不涉及法国托派团体的内部事务。
我记得8月底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托洛茨基打算成立一个第四国际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个具有荣誉性质的组织，由参加第四国际托派团体的，甚至包括托派外围组织的知名人物所组成。托洛茨基提到像陈独秀那样的人就有资格成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陈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他虽然加入托派，却从不参与中国托派团体内的派别斗争。不过托洛茨基的这个计划不很明确，我不知道是否有书面的东西。一天下午，托洛茨基把我叫进书房告诉我，他想成立一个委员会，并且说：“你能否去征求一下罗斯麦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这实在是反常的做法。托洛茨基和罗斯麦每天要碰头好几次，所以根本不需要第三者插手。再说他们又是同辈人，有着共同的资历，而我则属于年轻的一代。而且罗斯麦不会不想到我是受了托洛茨基的委托才来征求意见的，托洛茨基当然也料到罗斯麦会明白这一点。最后还得我去把成立委员会计划转告给罗斯麦，结果罗斯麦表示同意参加，但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后来这个计划并未实现。
1939年9月爆发了战争。我和托洛茨基一起从收音机里获悉：一艘英国船只遭到德国鱼雷艇的袭击，这是一种让人造成错觉的假象，于是一场“假戏真做的战争”开始了。我感到在托洛茨基身上存在着一种厌倦心理，他目睹他在1914年经历过的灾难再次重演，然而他仍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战争将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10月，有一次托洛茨基和我交谈中提到阿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他说爱因斯坦“本质上是个数学家”。当然这个评价是不正确的。因为从气质上看，爱因斯坦十足是个物理学家。他所运用的任何一种数学工具在数学家们的著作中都已详细阐明。托洛茨基的观点反映了1922年苏联讨论爱因斯坦理论所造成的印象，当时他们竭力想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决不能动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因为它仅仅是某种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10月份我决定去一次美国，我伴随托洛茨基那么多年，也确实需要使自己放松一下，换换环境。原来打算在美国呆几个月，然后再回来。
11月5日清晨，我离别了科约阿坎住宅。动身前夕，托洛茨基和我作了最后的一次交谈。我们谈到了美国托派团体的情况。他们正在经受一场危机，该团体内部存在着两个派别：一派是以坎农为首的多数派，另一派是以沙赫舞和伯纳姆为代表的少数派。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是站在多数派一边的，但他担心坎农运用组织措施来代替政见分歧的讨论，匆匆忙忙地把少数派开除出去。他对我说：“坎农在组织措施方面必须采取克制的态度，在思想水平上应当再提高一步。”这话有于类似于1933年8月他要我向雷蒙·莫利尼尔转达的忠告。在这最后一次谈话中，托洛茨基并没有给我下达什么“指示”，因为在纽约，我新来乍到，不可能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他只是说明他对形势的看法，告诉我应该量力而为、见机行事。然而当时，事情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估计。我到达纽约时，分裂已成为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
我离开科约阿坎到托洛茨基被害，中间只相隔几个月。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形，报上已作了详细的披露，人们早已知道，所以我没有多少东西需要补充。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托洛茨基保持着正常的通讯联系，向他提供我所掌握的关于美国托派团体分裂后的情况。那位未来的凶手拉蒙·梅尔卡德遵照格伯乌的指示，在巴黎向一位年轻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西尔维娅·阿盖洛夫求爱，结果拉蒙成了她的情人。这对格伯乌来说，西尔维娅是一个很理想的对象。因为她有一个姐姐鲁丝·阿盖洛夫很受托洛茨基的青睐。杜威委员会在墨西哥进行听证调查期间，鲁丝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翻译、打字、查资料等等。鲁丝不住在托洛茨基寓所，但有一段时间她几乎天天来同我们一起奋战。托洛茨基对她印象极好，所以她妹妹也受到托洛茨基夫妇的热情接待。
把这个凶手引进托洛茨基书房的第二个契机是罗斯麦夫妇提供的，阿道夫·萨莫拉[5]1940年时常去科约阿坎宅院拜访。他在1972年告诉我，罗斯麦夫妇，尤其是玛格丽特·罗斯麦非常喜欢拉蒙·梅尔卡德。他们经常差他做事，而他总是有求必应。墨西哥城市区和郊区，交通都不方便，梅尔卡德就驾驶自己的汽车随时听候罗斯麦夫妇的支配调度，东奔西跑。他们还请他一起到郊外作短途旅行，顺便也带上西尔维娅。由于罗斯麦的妻子和娜塔丽娅很亲近，而梅尔卡德同罗斯麦夫妇关系那么亲密，这就使他获得娜塔丽娅的、随即又获得托洛茨基的信赖。
不过有一件事一直使我感到困惑：梅尔卡德说话的口音为什么没有引起罗斯麦的怀疑?梅尔卡德自称是比利时人，但从保存在墨西哥法院的案卷材料中表明，他讲的法语带着西班牙人的腔调，而比利时人讲的法语跟西班牙人讲的法语是显然不同的。罗斯麦作为一个法国人，他精逋法语，文笔优美，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察觉梅尔卡德说话中的纰漏呢？
1940年8月，我在巴尔的摩安身，在那里教法语。21日早晨，我在街上散步，只见人行道上堆放着一大叠《纽约时报》。报上有一行大字恰好映入我的眼帘，这行字刊登在头版中间：“托洛茨基在私寓被‘友人’击伤，据称生命垂危。”我顿感困惑，于是在街头徘徊，等待着电台的播音，终于听到了一位播音员的声音：“列夫·托洛茨基于今日死于墨西哥城。”黑暗终于降临了。
[1]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是托洛茨基的前妻。——译者
[2]让·范是本书作者的名字。——译者
[3]迭戈·里维拉原是墨西哥共产党党员，1928年被开除，1936年加入托派组织，后与托洛茨基决裂。几年后，他又重新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译者
[4]谢瓦是托洛茨基的外孙。——译者
[5]阿道夫·萨莫拉——墨西哥托派成员“关键”杂志编辑之一。——译者 |
第三章在挪威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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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在挪威的困境
1935年6月13日午夜12点一刻，托洛茨基、娜塔丽姬、让·鲁和我，在北方车站乘上了去安特卫普的火车。让·鲁当时是法国托派的领导人之一，他陪同我们前往安特卫普，以便同我一起分担一路上的保卫工作。再者，托洛茨基还想同他讨论关于法国托派组织的一些问题。翌日早晨，我们抵达安特卫普，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扬·弗兰克尔在车站迎接我们。我们住进了埃克塞尔西奥旅馆。记得在1932年11月，也在这个城市，比利时警方派了许多警察严密监视着载送托洛茨基由丹麦回土耳其的那艘轮船，而这一次比利时当局却没有派警察监视。法国当局也如此对待我们，在北方车站上也没看到有多少警察。这次旅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简单得多。
6月14日和15日，托洛茨基在安特卫普同比利时的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一些佛兰芒社会党联盟的成员进行了会谈。6月15日晚8时，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弗兰克尔和我登上了开往奥斯陆的“巴黎”号挪威轮船，而让·鲁返回巴黎去了。我们在船上一切顺利，旅客大部分是挪威人，他们似乎并不注意我们。6月18日早晨，轮船驶进了奥斯陆海峡。我们办理移民手续没化多少时间，登岸检查也只是例行公事，就和其他旅客挤在一起走下了跳板。即使有记者的话，他们也难以靠近。我们立即乘上轿车前往位于奥斯陆西北30英里处的小镇——耶夫纳克尔，在一家小巧幽雅的旅馆里住了几天。
在这陌生的世界里，为我们做向导的是华尔特·海尔德，他的真实姓名是海因茨·埃普，他是前两年移居挪威的德国避难者，他的妻子是挪威人。除他之外，还有几个挪威朋友，其中一位是新闻界人士奥拉夫·舍夫罗。他在办理托洛茨基入境签证这件事情上，帮了大忙。另一位是大学生克耶尔·奥特森。6月23日，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住进了康德拉·克努岑家里，他是当时的挪威国会议员。这件事是由舍夫罗一手安排的，他和克努岑是知交。这幢住宅虽不豪华，但宽敞舒适。在不远处还有几所住宅。这个叫韦克斯霍尔的小村庄是赫纳福斯镇的一部分。该镇位于奥斯陆正北约四十英里处。
因为克努岑只能向托済茨基提供有限的居住面积，所以托浄茨基兄得减少秘书班子的成员，也不设专门的警卫人员。扬·弗兰克尔就成了他唯一的秘书，于是我于6月25日乘火车返回法国存放在多梅讷的书籍和档案资料于7月底寄往赫纳福斯。俄文打字机也寄去了，同时为他物色了一个俄文打字员，于是托洛茨基又恢复了正常工作。
去年，即1934年2月12日，法国左翼曾在巴黎举行过一次街头游行示威，在游行时，弗兰克尔被便衣警察认出是外国人，于是被逮捕，然后被驱逐出境，回到了布拉格。弗兰克尔找了一个伪造证件的行家，把法国警方贴在护照上驱逐令消除掉，于是他就凭着这张真正的但作过涂改的护照，到挪威来与托洛茨基会晤。1935年10月，他作为侨居挪威的外国公民被责令亲自到挪威警察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由于考虑到护照上的涂改一旦被发现就会给托洛茨基带来麻烦，因此觉得还是让弗兰克尔返回捷克斯洛伐克为上策。他回到布拉格，就着手物色接替他在赫纳福斯工作的人，结果选中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埃尔温・沃尔夫。他于11月15日到达赫纳福斯·弗丝克尔在托洛茨基身边工作多年，而沃尔夫没有这样的经历。何况，他对秘书工作也不怎么感兴趣，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托洛茨基对文稿的处理总感到不太称心。
我回到巴黎后就在法国托派团体中担任了工作。自1934年入秋以来，我们的托派成员在社会党和社会党的青年组织中积极开展活动，但在青年中活动的收效却比在社会党内所取得的成效更显著。托洛茨基主义者在青年中间争取了不少支持者，在塞纳区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的弗雷德·泽勒为首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与托派更加接近了。我回国的时候，靑年组织中的两派：以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泽勒一伙为一方，以比较保守的分子为另一方，双方正开始发生一场尖锐的斗争。
7月底，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里尔召开。7月30日，我在里尔给托洛茨基发去一份电报，告诉他：“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决定开除我们和泽勒一伙。”我们这次被开除是党内右派分子策划的结果，并得到社会党一般成员的支持。8月8日，弗雷德·泽勒、达维德·鲁塞、伊凡·克雷博和我以及其他几位作为被开除者的代表前往社会党总部，同由莱昂·布鲁姆等社会党领导人所组成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会谈，该委员会试图进行调解，希望我们留在社会党内，但必须接受苛刻的条件。我们围坐在一张狭长的桌子旁，布鲁姆就坐在我的斜对面。他以甜蜜的嗓音，娓娓动听的、有说服力的理由，企图使我们接受传统的社会主义立场，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这般地步，因此也就难以挽回了。
泽勒集团联合了托洛茨基派，打算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青年组织。10月末，泽勒去挪威拜会托洛茨基并在那里呆了约两个星期，很自然他也问起托洛茨基如何丧失权力的冋题，并且问：“您为什么不运用掌握在您手中的强大的军事机器进行抵抗？”托洛茨基虽然认为这是一个“幼稚”的问题，但还是在11月12日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斯大林能战胜反动派？》的长文。他对该问题作了极详尽极清楚的答复，列举了有力的论据，但也不乏牵强附会的理由。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在文章中说到：“无疑，在当时要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同盟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不需要付出流血的代价，但是政变所造成的后果将是加速官僚化、专制化的进程，而这正是左翼反对派所竭力反对的倾向。”
泽勒以他那新入教者的狂热劲，从挪威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在巴黎的一位亲斯大林的朋友，在那张明信片上写着：“斯大林完蛋！托洛茨基万岁！”这位朋友竟然把这张明信片转交给法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这事引起了小小的风波，所有的斯大林分子都把这张明信片说成是托派准备实行个人恐怖的一个信号。
临近1935年岁末，托洛茨基通过廖瓦同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主义历史硏究所进行谈判，打算把在1917—1922年的通信集出售给该所，共有900多封信件，都是影印件，原信按政治局的命令被存放在莫斯科了。结果在1935年12月28日，同研究所签订了出售的合同。
1936年1月26日，廖瓦就信件寄送阿姆斯特丹研究所的问题写信给他父亲，信中说：“我抽掉了列宁写的3份材料。在第一封电报上，列宁写道：‘可以用贿赂的手段，也可以用恐吓的办法。’第二封电报上写着：‘如果他们纵火，就把他们全部处死。’第三封电报要求枪毙搞破坏活动的耶夫斯克的工人。我把这3个文件另加存放。”这是我所知道的涉及到文件的唯一的一件事情，这关系到保护列宁名声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些被抽掉的文件结局如何。我无法从让·梅耶编纂的《托洛茨基文件集(1917-1922)》中找到它们。在那本集子中我只发现一篇，在第545页上，有1919年6月8日列宁给斯克良斯基的谈到耶夫斯克工人问题的电报全文：“请以我的名义打电报给梅尔尼昌斯基，告诉他，犹豫不决，对旷工行为不执行处决是可耻的。”这似乎就是廖瓦所说的第三个文件。
托洛茨基建议法国托派团体集体加入社会党，纳维尔不赞成这个意见，并退出了该组织，他自己另外建立了一个小团体。可是，在法国托派团体加入社会党以后，纳维尔又立即决定把他自建的那个小团体也加入了社会党。在社会党内，这两个派系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越来越相同，所以在1935年，他们被开除出社会党后，都认为有必要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托派团体。于是，辨维尔、雷蒙·莫利尼尔、皮埃尔·弗朗克、让·鲁、巴尔丹等人就成了新团体的领导人。
1935年9月到10月间，莫利尼尔对自己的合作者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他认为，这个新组合的托派团体，工作进展得太慢；他觉得，该团体出版发行的《真理》周报上的文章写得太空洞，使工人们不愿意看。分歧开始形成，于是一个团体分成两派。我觉得自己是站在雷蒙·莫利尼尔一边的，自最初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以来，在法国托派内部历次争端中，我一向是同他联合在一起的。自1929年以来，他一直受到托洛茨基的信任。干工作谁也不及他那样精力充沛，雷厉风行。凡是团体要筹集资金，印刷标语传单、组织群众集会，这些事情总少不了他。
雷蒙，莫利尼尔是个喜欢张扬的人，他写信给托洛茨基公开了自己的打算。信中他详细阐述了他的那个尚未向周围人宣布过的计划，至少他没有向我说过。在当时，我也常写信向托洛茨基报告我所观察到的情况。因为在信里我没有提到莫利尼尔新近向他谈到的那个计划，托洛茨基以为我故意对他隐瞒实情，似乎我不了解这一情况是不可能的！他获得了耒自各方面的情报，因为廖瓦和其他几位都定期地向他作书面汇报。
12月初，分裂终于出现了。莫利尼尔——弗朗克集团（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开始出版新的报纸《公社报》了，让娜·马丹也属于这个集团，这就必然使她和廖瓦之间产生纠葛，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感到痛苦。但在当时，分裂程度尚未越过派别斗争的常规范围，两个集团之间还在进行谈判；而我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暂时中断了，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结局是，《公社报》并未比《真理》取得更大的进展，双方面临着同样的困难，都没有取得成功的灵丹妙药。1936年1月上半月，我放弃了现在看来是无谓冒险的一切举动。有几个星期，我哪一派也不接近。可到2月中旬我又重新加入了受托洛茨基支持的那一派。在分裂初期，佳比像我那样选择了莫利尼尔集团，后来她仍留在那里，这样我跟她之间就出现了类似廖瓦和让娜之间的尴尬局面。
我在政治上遇到的波折又进一步对我的个人生活产生了影响。由于脱离了两派组织，我不得不另谋职业。在巴黎第十九区社会党小组内，我认识了一个叫安德烈·蒂里翁的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工作，在法国互助会担任保险统计员。这家公司是专门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退伍军人支付养老金的机构，有200来名职员。蒂里翁虽然不是最高负责人。但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他可以雇用几个年轻的超现实主义者。此时，我又恢复了跟托洛茨基的通信。不久，安德烈·纪德从俄国旅游后写的一部小书《从苏联归来》出版了，我就给托洛茨基寄去了一册。
5月下半月，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其间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在6月初的一个夜晚，有一种奇异的气氛笼罩着巴黎。任何一个角落都看不到警察，马路上空空荡荡，除了少数几个工人在厂间走动外一无动静。这种局面没有延续多久，双方开始了谈判，城市又恢复了原先的面容。6月7日，一份协议签订了，即政府、雇主、工会3方面达成的所谓马蒂尼翁协定。
可是6月8日，星期一，法国互助会的罢工仍在继续。我们占领了办公室。白天，妇女们做饭；晚上，我就睡在地板上。一切事情都做得顺顺当当，井井有条。我们是罢工委员会的秘书，该委员会占据了主任办公室。两位警官进入办公室彬彬有礼地询问参与罢工的人数，其中一个把数字记入笔记本。我们的罢工在全国工潮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在我们的这个小天地里，谈判却出现了马拉松的局面。以主任及其助理为一方，以罢工委员会为另一方，围坐在长桌边进行着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结果以幅度较大的提高工资，享受有工资的休假以及其他待遇而平息了这场罢工。
身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密切注视着法国的形势。法国的托派集团恰好走完了一次改组的历程。6月1日，与莫利尼尔被取得了暂时的和解，两派决定采用一个新的名称，叫“国际工人党”，同时开始为党报物色一个报名。6月10日，托洛茨基写信给我，信上说：“随信寄来的是一篇近日写就的文章，极为紧迫。因此我请您去完成这件非常棘手的任务：将此文立即传到同志们手中并将它刊登在报上。该报名称最好叫《苏维埃报》，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思想传播到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中间去，何况它非常适合当前的形势。报头上不妨这样写：“苏维埃遍天下吗？是的，但首先在法国出现。”
托洛茨基随信附来的那篇用俄文写的论文，题目叫《法国革命开始了》，写于6月9日，它是6月5日写的评论法国形势、题为《决定性的步骤》一文的继续。那篇文章是几天前寄给我的。至于那个“苏维埃遍天下！”的说法，当时是共产党人在游行示威中最常用的一句口号。托洛茨基不仅对报名提出建议，而且想到了报头，可见他对法国真可谓关怀备至。当天夜里，我就坐在法国互助会主任办公室桌边翻译了他的文章。可是托洛茨基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于是他对法国托派团体的领导人越来越失去耐心。他认为该团体并未按照形势需要紧急行动起来。他在6月12日给我的来信中写道：“我收到了您的便函（即吿知关于法国互助会的罢工之事），并祝贺您担任了罢工委员会秘书。我希望，您把我的第二篇文章（即6月9日的那篇）送到编辑部，如果编辑部拒绝接受我提出的条件《即毫不推迟，毫不改动地刊登托洛茨基的文章），那么我将公开发表声明，本人对法国支部的机关报不承担任何特殊责任，同时我将通过《每周公报》与我们的同志保持接触，该报篇幅虽小，但我在那里能够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一般来说，托洛茨基总是把重点放在现有的托派组织上，并密切注视着这个特殊团体组成后的所作所为，而这次他要亲自筹划办一份新的报纸是非同寻常的做法。可他还不以此为满足。不久以后，我收到了托洛茨基亲笔写的便函。（当时没有把它们复制保存起来，后来这类信件不幸都丢失了。）他在信里建议，在巴黎创办一份新报纸，取名为《苏维埃报》。他打算把每期的绝大部分重要文章从挪威寄到巴黎，由我把这些文章译成法文并负责报纸的出版发行。托洛茨基企图对法国托派团体的领导集团保持着某种中立的姿态。他选中我实现这项计划，显然有以下一些理由：我能够迅速地把他的文章从俄文译成法文；我对出版印刷业务比较熟悉；还因为我曾经一度是莫利尼尔集团的一个成员，而现在已与他们割断了关系；我不论同鲁·巴尔丹、纳维尔派，还是同莫利尼尔——弗朗克派都没有牢固的政治关系。当时法国托派团体的领导班子是由这两派成员构成的。然而，随着工潮的平息以及托洛茨基同怯国托派团体领导人的关系逐渐改善，这个筹办报纸的计划结果还是流产了。
7月19日爆发了西班牙内战。7月底，托洛茨基告诉廖瓦和我，他想秘密访问卡达卢尼亚。廖瓦和我设想了几个方案；我们想雇一艘渔船让他从挪威抵达西班牙，但除了进行几次会谈以外，这个主意并未获得成功。
8月5日，托洛茨基已着手多时的一本书《被背叛了的革命》终于定稿了，并寄给了他的译者。同一天，他离开了韦克斯霍尔，与康拉德·克努岑一起到附近的克里斯蒂安桑作一次远足。就在当天晚上，挪威一小撮亲纳粹集团的成员袭击了克努岑住宅，并盗走了属于托洛茨基的信件和文件。在巴黎的廖瓦为托洛茨基的安全而担忧，他要我去挪威照看一下。我就去安特卫普搭船，于8月25冃上午到达奥斯陆。
当轮船还在奥斯陆峡湾平静的海面上航行时，挪威的早报已在船上出售了。我能看懂报上的大字标题，从而得知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案的结果：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余的14名被告都被处决。在韦克斯霍尔我立刻找到新居同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埃尔温·沃尔夫以及克努岑一家住在一起。我们在在那里，不断有记者来采访，他们想获得托洛茨基对莫斯科审判的反应。托洛茨基确实感到担忧，先是担心审判的本身，然后是担心审判对挪威政府可能造成的影响，而挪威政府对托洛茨基的态度越来越严峻。莫斯科当局对挪威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政府对托洛茨基采取措施，不然的话，莫斯科将大幅度缩减挪威鲱鱼的进口量。
8月28日，托洛茨基和埃尔温·沃尔夫去奥斯陆，为了在挪威纳粹党人侵犯克努岑住宅案件中出庭作证。哪知对法西斯分子的起诉竟成了一次反托洛茨基的行动，作为证人的托洛茨基发现自己竟成了被告。当天下午，我在客厅里同一个记者通话后，刚放下电话，突然闯进两名警察。他们抓住我就把我带岀屋去，这时我看到一辆挤满警察的车子。就是这些警察把托洛茨基从奥斯陆押送回来的，我无法同他说话。沃尔夫坐在另一辆车上，我也被推进了这辆车。一名警察匆忙从屋里拿走我的箱子和一些属于我私人的物品。接着就把我们带往奥斯陆。他们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是在没有向我们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干的。
沃尔夫和我被带到奥斯陆警察总局，当局要我们公开声明我们是自愿离开挪威的。否则的话，我们就要被驱逐出境，把我们赶到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我们拒绝在声明上签字。沃尔夫身上有些钱，我则身无分文。在囚室里，他给了我一张钞票，我就悄悄地塞进袜统。我们不知道他们将会怎么处置我们，也不知道托洛茨基的命运如何。
翌日，我们在两名警察的监护下被莫名其妙地送上了火车，到达瑞典边境。两名瑞典警察替换了挪威警察，他们一直把我们押送到丹麦，并把我们转交给丹麦警方，我们于8月30日到达哥本哈根，被6名丹麦警察看管着。此时此刻，我们仍不明白：我们究竟要去哪儿，这个世界还将发生什么事情。在哥本哈根车站上，一位警官头目很有礼貌地告诉我们，我们将被送往一家旅馆。我们坐上一辆汽车，周围挤满了警察，汽车在街上疾驶。当我们进入这家“旅馆”时才明白，原来这是一所监狱。——实际是一所秘密监狱。到了晚上，沃尔夫和我被关进了单人囚室，室内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一张钉在墙边的木板床和一条毯子。我们身上的全部衣物在夜间全都被拿走，甚至连一块手帕都不许留下。
他们仍是不作任何解释，把我倒带走了。我们来到一个码头，被带上一艘很小很旧的船上，船就立即起锚。船上没有警察，船长对我们很客气。我们打听到这原是一条空的货船，现在准备到摩洛哥去装椰子油，中途要经过安特卫普，那时我们就可以在那里登岸。后来，船驶入大海时，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将被挪威政府拘留的消息。这时风云突变，海浪乍起，使空船颠簸摇摆。我们抵达安特卫普是9月2日，比利时警察已在码头等候我们的到来。我们在他们的护送下，登上了去巴黎的火车。进入法国国境后，比利时警察尽量避免引起法国警方的注目，也不向他们详细介绍我们的情况，因为他们怕法国警方借口沃尔夫是捷克人，而强迫他返回比利时。我们总算平安到达了巴黎。北欧各国政府如此对待我们，当然因受俄国施加外交压力的结果。
9月2日，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被挪威政府拘押在奥斯陆西南方约25英里处的一个叫桑德卑的小村庄里，被关在一幢2层楼的小屋内，有10来名警察在底层看守着，不许托洛茨基接待来访者，但有两人可以例外：一个是挪威律师，他已经来过几次；另一位是法国律师热拉尔·罗森塔尔，1936年10月，他曾获准去探望过一次。托洛茨基的信件来往也受到密切的监视。他写的信往往被耽搁很长时间才能寄出或者被退回。此时他只能得到一些少量的信息。
为了驳斥莫斯科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托洛茨基通过他的两名律师在几个欧洲国家对诽谤他的几家共产党刊物向法院提出起诉。可是10月29日挪威政府发布一条禁令，禁止被拘禁的外国人“从事诉讼活动”。托洛茨基甚至被剥夺了近距离活动的权利，只能在屋子周围走动。他的处境犹同狱中的囚犯一样，而且是关在一个条件极差的监狱里。托洛茨基在他的一份声明中说，号称“社会党人”的挪威政府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回忆在多梅讷那些倒霉的日子里，即使法国的杜梅尔格政府也没有这样卑鄙无耻。
我回到巴黎后，又在法国托派团体内任职，但不久我的日常活动就是配合廖瓦对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审判中出现的诬陷进行反驳，由于托洛茨基在挪威政府的压力下被迫沉默，廖瓦就着手写文章逐条逐点地进行批驳，结果形成一部书，我把它译成法文并负责出版事务，督促印刷工人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以及负责校对清样。这部题为《红色白皮书》首次系统地揭露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案件中的阴谋。
1936年秋，莫斯科审判案调査委员会在巴黎成立，热拉尔·罗森塔尔以律师的资格积极参预了委员会的工作，我也从中协助。在委员会几次会议上，我见到了罗斯麦夫妇、安徳烈·布列东和维克托·谢尔盖。布列东为人善良，很愿意帮助我们。每次会议结束时，我们往往就某一个文件达成了协议，并在文件上签字，大家都站起来，挨个签上自己的大名。布列东总喜欢用绿色的墨水笔签名，并在名字下面写上“作家”两字，这颇令我奇怪。
同年秋夫，我几乎每天和廖瓦会面，我开始更多地了解他。他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从事工作的：莫斯科千方百计地想迫害他，法国当局又不断地找他麻烦，经济收入拮据，与让娜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称心满意。廖瓦又常常表现出一种沉默寡言的性格，在这方面他更像他的母亲。有一天，我们在拉克雷泰尔街他的公寓里闲聊，我问他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初期，他们是用什么办法来防止同性恋的？他用断然的口气回答说：“他们全部是特务。”
廖瓦对法国托派团体领导人总不那么信赖，多少有点轻视的成分，背后常常用“法国佬”一词来称呼这些人，而在交谈中，他又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们俄国人”如何如何。1934年，他又称赞斯大林分子季米特洛夫具有“布尔什维克的骨气”。
廖瓦对法国托派领导人缺乏信任，这可能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38年2月，他患了腹部疼痛的疾病，本可以求助于法国托派团体的某一位领导人，纳维尔或者热拉尔。他们同法国医学界的高手都很熟悉，尤其是热拉尔。他父亲是巴黎的一位名医，本可以给他指导，为他提供方便，可是廖瓦宁可去住俄国人开办的一家小医院。1938年，那里只聘用一些白俄分子或斯大林派来的特工人员滥竽充数。廖瓦笨拙地装出一副法国工程师的样子，可是那些俄国医生用不了两分钟就看出他是俄国人了。过了很长时间，法国托派领导人才知道他进了俄国人的医院并在那里做了手术。当他决心去住院时，让娜在他身边陪伴着，她对他的忠诚使他没有产生任何疑惑。可是廖瓦却被对法国托派领导人的敌意迷住了心窍。陪伴他的还有马克·祖博罗夫斯基，这个人后来才知道是斯大林派遣的特务。在这个关键时刻，廖瓦没有跟任何一个法国托派领导人接触过。虽然当他决心住进这家俄国人办的医院时（后来他终于死在那里），他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可是祖博罗夫斯基对作出这个决定肯定是起了推动作用。。
热拉尔·罗森塔尔是托洛茨基同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之一。10月份热拉尔获准对托洛茨基作了一次短期访问。它又是在挪威检查官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允许同托洛茨基保持通讯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廖瓦、热拉尔和我3人得经常碰头处理亠些重要日常事务：与托洛茨基取得联系，研究解决僵局的对策，为了驳斥莫斯科的诽谤，托洛茨基试图在好几个地方向法院起诉，因此为了打赢官司还得四处奔波，同时还要协助莫斯科审判案调査委员会开展工作以及关心廖瓦的处境。因为他曾向法国当局保证过不参预任何政治活动。但现在他却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了《红色白皮书》。面临的问题还真不少，每星期都有许多问题要处理，有时几乎天天会遇到一两件需要立即作出决定的麻烦事，弄得我们焦头烂额。比如，有一天上午，我们3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聚会，大家围坐在一张小桌旁，热拉尔在谈话中突然用“让娜·莫利尼尔”的称呼提到了让娜，我也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不用别的称呼。不过，让娜未婚时所用的马丹这个姓氏，在党内可从来没有用过。当廖瓦听到热拉尔用这个名字称呼她时，就霍地站了起来，推倒了桌子，厉声说：“我可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说完就走了。于是，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就只好充当他和热拉尔之间调解人。这一切当然只能给工作增添了麻烦。
廖瓦在留居巴黎的数年中，他的亲密助手就是马克·祖博罗夫斯基。许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祖博罗夫斯基是格伯乌的一名特工人员。自从托洛茨基离开俄国来到伊斯坦布尔起，斯大林就派遣了一批特务打入托派组织，其中一部分是在当地雇用的代理人，他们的活动不超过一国的范围，还有一些人是国际间谍，他们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参预国际秘书处的工作，以及《反对派通报》的发行业务；还有被派到廖瓦身边工作并经常跟托洛茨基直接联系，甚至还登门拜访。有3个人是最重要的国际间谍：索波列维奇兄弟俩，一个叫亚伯拉罕，一个叫鲁文。第三个就是马克·祖博罗夫斯基。他们的活动方式可以写一部书，但是还有一些人的活动至今还涂抹着神秘色彩，令人费解。
雅各布·弗朗克（又名格拉也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29年5月29日到达普林吉坡岛，随后留下来当了5个多月的托洛茨基秘书。他是维也纳精神分析专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夫人赖莎·阿德勒介绍来的，看上去挺老实。赖莎原是俄国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托洛茨基流亡维也纳时，她就认识了托洛茨基。1929年初，托洛茨基一到土耳其，她就拍了一份电报给他以示慰问，并开始同他通信。弗朗克是立陶宛籍的犹太人。1929年春天，在赖莎·阿德勒把他推荐给托洛茨基时，弗朗克已是奥地利共产党的成员了。他在1927年秋天以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直在苏联驻维也纳的商务代办处工作，他并没有向托洛茨基隐瞒这些事情，托洛茨基在当时无疑把这些看或是可取之点，而不是可疑之处。弗朗克大约是在1929年10月底离开普林吉坡岛的。
弗朗克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疑点。当时在普林吉坡岛住过的人和我后来认识的人，如廖瓦、让娜、阿尔弗雷德·罗斯麦和玛格丽特·罗斯麦，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诉说过弗朗克的情况。1958年，我曾问过让娜，她记得很清楚；她发现弗朗克喜欢夸夸其谈，对上有点阿谀奉承。因此让娜对他没有多少好感，可也没有什么怀疑。不过，托洛茨基对弗朗克是信任的。在弗朗克离开普林吉坡岛3个月以后，即1930年1月27日，托洛茨基在给一名捷克托派分子的信中写道：“弗朗克同志曾在普林吉坡岛担任过我的秘书，工作数月，你们对他可给予完全的信任。”1930年，弗朗克写过一篇评论俄国缭济形势的文章，发表在《反对派通报》上，这时他开始表现出对斯大林主义越来越好感，于是逐步脱离左翼反对派。难道他仅仅是一个叛徒吗？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也许他是个叛逆者，这也是托洛茨基的看法。但他也可能是一个受过训练、被格伯乌控制的特务。有许多迹象可以印证这个假定。格伯乌有个惯例：喜欢从俄国毗邻的国家里招募那些会说俄语的犹太人，把他们派到西欧搞特工。索波列维奇兄弟和祖博罗夫斯基就是例子。弗朗克看来也属于这种类型。
从当时来往的信件中还可以发现许多线索。1930年1月13日，雷蒙·莫利尼尔给廖瓦的信里说到：“一个叫罗曼·威尔的人（指鲁文·索波列维奇）自称与弗朗克是知交，要求直接负责《反对派通报》德文版的发行工作。”现在知道，那时这位威尔先生已是格伯乌的职业特务了，他为了插手廖瓦的工作就利用了弗朗克的名字。1930年8月30日，他直接写信给托洛茨基。这时他已深深打入德国的托派团体，在信中写道：“我曾向您提议，是否将弗朗克同志增选到（德国托派团体）全国性的领导班子中去。”弗朗克离开普林吉坡岛以后，曾于1929年12月17日写信给托洛茨基说：“那位来比锡人罗曼·威尔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他干起工作来像头公牛。”显然他们在相互吹捧，在虚构编造一个故事。
1929年哈林在苏联驻巴黎的大使馆工作，他曾经同情托派，并且充当过托洛茨基与莫斯科托派分子之间的中间人。1929年7月间，托洛茨基从普林吉坡把《反对派通报》第一期的全部打字稿寄给他，以便由哈林去负责出版。哈林就把稿件交给格伯乌。尽管有一份誊清稿，但第一期通报还是被拖延了出版时间，更令人痛心的是，托洛茨基把从俄国带出来的一些原始文件也寄给了哈林，以便他摘登在《逋报》上，结果，这些文件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据我回忆，这些情况我是从廖瓦和雷蒙·莫利尼尔那里听来的，从托洛茨基的来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1937年7月28日，他从墨西哥写信给廖瓦说：“（杜威）委员会想得到列宁逝世后克鲁普斯卡娅给我的那封信的原件或是可供证明的影印件，据我回忆，克鲁普斯卡娅的原信件以及其他的珍贵文献为了能够在《反对派通报》上摘要刊登，结果给弄丢了（我怀疑是给格伯乌的特务窃走的）。”托洛茨基早在普林吉坡时就委托布鲁姆金转交给莫斯科托派分子的一封信里就斥责哈林是个特务分子。哈林也许就是那个在1929年六、七月间就暴露特工身分的约瑟夫吧。不过，我不能十分肯定。
1930年6月18日，雷蒙·莫利尼尔从巴黎写信给当时住在普林吉坡的廖瓦：“为了接替你在土耳其普林吉坡的工作，您得认真考虑一下奥平，他像您那样精通德文、法文和俄文，他是一位非常忠诚老实的人，办事积极而且很有才干。他的妻子也会打字，虽然她不一定肯一起去。可是他不会以此作为赴任的条件。”保罗·奥孔也叫奥平，是出身于南乌克兰的犹太人，作为难民侨居在布鲁塞尔，他对托洛茨基主义者颇为同情。虽然他没有到普林吉坡岛去工作，但不久他就参预了国际书记处的工作。雷蒙·莫利尼尔于1930年12月初安排他去巴黎。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密尔。据说他出生的那个村庄叫米洛沃耶。这个村庄就在托洛茨基的诞生地扬诺夫卡以东120英里处。尽管奥平没有到普林吉坡岛去给忙洛茨基当秘书，但雷蒙·莫利尼尔还是让他到岛上呆了几个星期，与托洛茨基进行会晤。我听说，托洛茨基很高兴同这位老乡一起回忆童年的生活情景，彼此用俄语交谈，谈得津津有味。大约在1932年六七月间，奥平同苏联驻巴黎的使馆进行谈判，要求重返俄国。结果，他获准回到哈尔科夫定居，他在那里有一些亲戚。他是个背叛者还是一个特务呢？
亚伯拉罕和鲁文兄弟俩是立陶宛的犹太人，两人用的假名：一个叫亚伯拉罕·谢宁；一个叫罗曼·威尔。1929年，他们作为来比锡的一个德国托派团体成员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现在知道，那时他们已经成了格伯乌的代理人。他们是1927年被招募进去，并接受训练的。1930年4月26日，谢宁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您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从柏林写信给您？事情是这样的，我同我的妻子正在柏林度假，有两周时间，我妻子是苏联公民，而且是个党员。在苏联驻柏林的商务代办处工作。她的单位和党组织并不知道她是我的妻子。这就是她尚未丧失职位的唯一原因。”这件事本身以及他们故意装出的一副诚实样子，同雅各布·弗朗克的情况是何其相似啊！
索波刑维奇兄弟俩在这个国际托派组织中崭露头角，受到重用。威尔负责《反对派通报》德文版的发行工作。不久，廖瓦又逐渐把在俄国本土及其边境小国发行杂志的任务也委托给威尔。这样问题就更严重了。兄弟俩还参与了德国托派团体的领导工作和国际书记处的工作。他们善至利用托派内部的派别斗争来抬高自己。由于在托洛茨基周围的人都反对纳维尔，因此，他俩都很快变成了最彻底的反纳维尔分子。1930年12月2日，雷蒙·莫利尼尔给廖瓦的信中写道：“罗曼·威尔对纳维尔恨之入骨，现在密尔（即奥平）对纳维尔也视作眼中钉了。
1931年8月，威尔和谢宁一起前往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1932年11月，谢宁又在哥本哈根拜会了托洛茨基。1932年12月，在德国托派团体内的分歧和争论日益频繁之际，威尔和谢宁乘机把纷争带进了部分组织中。德国托派团体办了一份小报，名叫《不断革命报》。1933年1月威尔和谢宁在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制造一起假的论战，并把争论点用印刷体登在报头上，于是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就把要求恢复斯大林主义的这一伪造争端加以转载，并配上相应的评论。因此，在希特勒上台执政的前夕，德国托派团体正处于混乱之中。
令人惊讶的是，在1931~1932年这两年炽热的政治汽氛中，德国托派团体竟无所进展。他们取得的成绩与法国托派在1934~1936年同样激烈的政治环境中所取的进展真是无法比拟。在德国，托派团体处于停滞状态，然后发展到彻底瓦解。这可以找到很多原因，但其中主要因素恐怕就是索法列维奇兄弟俩从中捣鬼。然而，1933年1月5日托洛茨基给雷蒙·葛利尼尔信里竟对这种局面作了这样的解释：“威尔把每句口号、每篇文章、每个行动都搅混了，因而阻挠了德国反对派取得进展，而要想当面指责他，的确很困难，因为他决不是一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
多么奇怪的描述！更奇怪的是他并不认为威尔是个职业特务，而只是把他看成是个背叛者。可是威尔当时的一当做法完全是一个职业特务在那种环境下所惯用的策略。托洛茨基对此作了准确的事述，然而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例如，他在1933年1月14日给德国托派团体领导人的信中说：“徳国左翼反对派在遭受威尔之流混乱思想和有害手段的严重彩响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成就真是令人费解。”1933年9月26日，他在给希腊托派分子维持的信中提到，在维特集团里存在着“威尔——谢宁分子”。可见，托洛茨基仍然是从政治上的宗派主义角度着眼，而不是从职业特务方面去看威尔的所作所为。
大约就在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期间，索波列维奇两兄弟突然消声匿迹了，这使托洛茨基有再次的机会去注意这两个人。莫斯科审判案中的一名被告瓦连廷·奥尔贝格，此人前几年一直在德国托派团体中鬼混。托洛茨基在1936年8月22日给廖瓦的信里提到这个情况：“例如奥尔贝格，就可证实我们的设想。这些诉讼中的所有证人都是格伯乌雇用来的，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曾经竭力巴结左翼反对派，或者至少有这种企图，这些人或许早巳是格伯乌的特工人员，或是一些青年野心家，想在左翼反对派中谋取一官半职，而后又为了向上爬背叛了左翼反对派，诸如此类。这种人已经发现了好几个（如巴黎的密尔、威尔和谢宁两兄弟、格拉也夫等等）。”托洛茨基在同一天写给廖瓦的另一信里说：“有必要搞清楚密尔、威尔、谢宁、格拉也夫等人的底细。这些人跟我们关系密切，因此要了解一下，在起诉书中出现的那些陌生名字的背后是否就是这几位。这样就能揭露他们的特务身分，识破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大约在1935年，谢宁回到俄国呆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帮助格伯乌对已被驱逐的托派分子亲属采取报复行动。在西班牙内战初期，有人报告说，威尔在图卢兹和巴塞罗那两地穿梭来回，1937年在巴黎的雷蒙，莫利尼尔，那时已被迫不再经商了，而当了一名出租汽车司机。有一天，他正好看到威尔（他们彼此熟识）钻进停在他前面的一辆出租汽车里，身旁有四五个彪形大汉陪伴着。于是，莫利尼尔就跟踪着威尔乘坐的汽车穿越了巴黎的许多条马路，直到拉克雷泰尔街，停在廖瓦住的那幢公寓大楼门口，威尔及其一伙下了车。莫利尼尔看见他们进了离廖瓦寝室很近的一个房间里。莫利尼尔立即奔向廖瓦的房间去报告这一情况，可是给他开门的却是祖博罗夫斯基，他不让莫利尼尔进去，而对莫利尼尔说：“我们会留意的，这不关您的事。”当然啰！
大约在1934年和1936年间，有一次我从托洛茨基那里回到巴黎；发现祖博罗夫斯基已成了法国托派团体的一名成员，并且成了廖瓦的助手。但我已记不清第一次同他会面时的情景。托派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深有浅，有的彼此亲密无间，有的彼此仅仅是工作上的联系。我同祖博罗夫斯基的关系丝毫谈不上亲热，他那副阴沉的、老是紧锁的脸双眉以及他的平庸气派，对我没有多以吸引力。但是我对他并未产生特别的怀疑。廖瓦对他祖信任，几当每天同他碰头，一起工作，一起聊天，彼此用他们共冋的母语——俄文交谈着。
祖博罗夫斯基通过法国托派团体找到了接近廖瓦的途径，由于他自称是一个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学生，从而加入了托派团体。让娜听说他会俄语，于是就把他介绍给廖瓦，祖博罗夫斯基所用的策略与威尔的策略大相径庭。后者在德国扮演了一位政治领袖的角色。在政治上他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团体内搞派别活动、耍两面手法。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这个托派团体陷入混乱。1932年12月21日，托洛茨基给雷蒙·莫利尼东旳信中就提到了威尔的较些表现：“威尔精明能干，他善于争取工人群众的支持，为了使这场危机公开爆发，他而得不卸去伪装。”祖博罗夫斯基在法国托派由体内，情况迥然不同。他就像一只耗子，决不做抛头露面的事情，他总是随声附和多数。人们几乎常有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
他和廖瓦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只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观察到一些现象。我跟廖瓦见面时，祖博罗夫斯基不在场，我和祖博罗夫斯基见面时，廖瓦不在场。我看到他们在一起大约只有一两次吧，但是我有一个确定的印象：祖博罗夫斯基从不向廖瓦提出那种会引起争论的政治问题，或把谈话引向一个严肃的话题。他很愿意帮助人，能不折不扣地去完成廖瓦交给他的任务，除了卑微、没有气派外，你在他身上简直挑不出什么毛病。
威尔和谢宁在希特勒上台执政前夕就暴露了真面目。在随后出现的政治动乱中，他俩很快被遗忘了。建立新国际的动向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人们的眼光不是盯住过去而是注视着未来。1932年10月，奥平·密尔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承认他和廖瓦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对某些人过分重用，他们唯一的长处就是会讲俄语。这种认错虽然尚属肤浅，可是在威尔和谢宁问题上，他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这种错误。托洛茨基对过去只作了简单的反省，过了一两年在祖博罗夫斯基身上他们又故态复萌，重演过去的错误，牢牢抓住他，委以重任，很快就把《反对派通报》发行名单交给他负责保管，把什么事情都委托给他。
托洛茨基确实经常提醒他周围的人要谨慎小心，1932年六七月间，我把我的护照让雷蒙·莫利尼尔带到柏林去交给廖瓦，万一发生意外，他可以携带这张假护照离开德国。后来在普林吉坡岛时，我把这件事告诉托洛茨基。他反而不高兴，他说：“假如我病倒了，他们会把我送到伊斯坦布尔的医院并让我入睡。当我入睡时，我就会说出护照的事！”1935年10月10日，托洛茨基给廖瓦的信里说到：“格伯乌一定会千方百计弄到我的档案材料。”后来虽然发生了米夏莱大街的盗窃事件。但这一切忠告也只是说说而已，正如托洛茨基虽然经常要埋怨印刷上出现的错误，可是校对的事情照样还要别人代劳，他对待别的琐事也是如此，他的十足的贵族气派使他不肯插手这类小事。
有一次托洛茨基告诉我，列宁就是在担任政府首脑以后，也还喜欢亲自书写他准备邮寄的信封。由此可见列宁对小事也很关心，不像托洛茨基总是喜欢依赖秘书。尽管列宁不会轻信别人，但还是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的欺骗。这说明，用一个人的个性来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是要特别谨慎的。虽有这样的保留，但必须指出，托洛茨基除了对琐事不屑一顾之外，还对自己的思想现点过分自信，具有知识分子的狂热。他相信自己的思想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能够征服人心。比如，1938年春天，我们想物色一名俄文打字员，因为莉达要回国结婚，萨拉·雅各布有她自己的工作也不能久留。我们写信给国外的一些朋友请他们帮忙物色。结果捷克同志来信答复，说有一位年轻的捷克女士，精通俄语又会俄文打字，愿意去墨西哥工作，但唯一的缺陷是她可能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我走进托洛茨基的书房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他用左臂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手势说：“让她来！我们可以把她争取过来嘛！”
1938年5月14日，托洛茨基在给纽约的扬·弗当克尔的信中谈到了这位女士：“她是一位18岁的妙龄女郎。我不相信她会是一个可怕的格伯乌特务，即使她对斯大林分子有某种同情并对我们怀着某种邪恶企图（我想不会有人把一个恶魔的计划委托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孩去完成）。我们也有足够能力监视她、控制她，对她进行再教育。”1938年6月18日，托洛茨基再次写信给弗兰克尔：“如果这位捷克姑娘是一个称职的打字员，我打算长期雇用她。在这件事情上政治觉悟并不十分重要。一个18岁的姑娘不可能在我这里施展什么阴谋诡计。我们有很强的力量，过两三个月，她就会被我们完全同化的。”他对自己的观点多么自信！然而，当你知道当今社会上人们的所作所为，那么你读着上述的信件时就会感到不寒而栗了。另外看来，托洛茨基对18岁少女的心态了解也是相当肤浅的。
由于纳维尔对祖博罗夫斯基表示怀疑，托洛茨基就写了一封回信对他说，“你想剥夺我与人合作的权利”，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思想方法。1929年布鲁姆金到普林吉坡探望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把一封给莫斯科反对派成员的亲笔信交给他带去。这种信是否真能送到收信人手里呢？
虽然在巴比仲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向报社发表声明自称“是一位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但两星期后，他自己就破坏了秘密工作的规则。1934年4月底，他住在沙莫尼的一家旅社，与法国当局的关系处在岌岌可危之中，法国政府正打算对他的命运作出决定的时刻，他却开始草拟一份反战提纲，打算以国际书记处的名义发表。如果说有什么需要保密的文件，那就是一份机密文件。而托洛茨基却把一张草稿扔进客房里的废纸篓里，结果落到了警察局手里，多亏亨利·莫利尼尔的机智才没把事情闹大。
至于廖瓦同他父亲的关系，说来也很微妙，他俩有时都会耍一些外交手腕。廖瓦向托洛茨基汇报情况，往往掐头去尾，有所保留。比如，1936年11月6日晚上，格伯乌窃取了托洛茨基存放在巴黎米夏莱大街一个公寓里的那部分档案资料。法国警方认定，这伙窃贼的本领非同一般。格伯乌是通过祖博罗夫斯基事先了解到米夏莱大街那个住所里藏着什么。被窃以后，廖瓦就写信给他父亲，谎称被窃取的材料大部分是各国托派团体以各种语文出版的报纸资料。难道说，格伯自从莫斯科派了一批盗窃能手仅仅为了窃取他们早已了如指掌的那些报纸吗?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不管怎么说，廖瓦对祖博罗夫斯基轻信是令人吃惊的。在几年时间里他俩几乎每天碰头。他们之间没有语言上障碍。但人们至少可以发现，祖博罗夫斯基不具有一个革命者的气质。他靠拢廖瓦，可从不暴露自己的思想，让人捉摸不透。
1936年12月，廖瓦和我收到了关于挪威政府处理托洛茨基问题相互矛盾的消息。我发现我的旧护照上有德国签证的痕迹，没有使用过，它是12月22日批准的。我本来可以早几天申请，因为廖瓦要我马上去挪威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并陪送他去墨西哥。最后我们听说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已于12月19日乘船前往墨西哥。情况一旦弄清，廖瓦就要我去墨西哥。墨西哥驻巴黎的领事馆官员们，已经接到墨西哥总统卡德纳斯的指示，所以对我很客气，把去墨西哥所需的一切证件当即发给了我。我记得在动身前夕，还曾专门到圣热纳维埃夫图书馆去査阅大百科全书上有关墨西哥的条目，以便多了解一些该国的情况。 |
第二章侨居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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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侨居法国
轮船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停靠，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没有上岸。抵达意大利卡塔尼亚时，娜塔丽娅跟我上了岸，大概到了那不勒斯后我们又上岸了。可是托洛茨基却一次也没有离开过船舱，因为他的腰关节患有风湿症，此时正值发作，所以整个旅途中，他是在船舱里度过的。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躺着。在船上他写了一篇短文，评论伊格纳齐奥·西洛内的一本著作《丰塔玛拉》，文章所著的日期是“1933年7月19日于保加利亚号客轮”。这多少带一点讽刺的味道，因为该书攻击而是法西斯主义，而我的乘坐的正好是亠艘意大利客轮。
7月24日早晨，轮船驶近法国马赛时，船长告诉我们，他接到当局的电报指示，船必须在马赛港附近停泊以等待汽艇的到来。起先我们以为都得乘坐汽艇，于是各自都作了下船准备。不多一会儿，就看见汽艇，它迅速地驶近船边。廖瓦敏捷地登上轮船，他给了我一封信，其内容是指示我下一步如何行动。然后他迅速地把他的父母亲接上汽艇，他们随身只带了几个手提包，汽艇随即驶向远方。我们的船也重新起锚向马赛港进发。由于事情干得过于匆忙，以致枪支还留在我们的身边，这给海关检査时带来了麻烦，因为我们是作为普通旅客登岸的。
廖瓦的指示是要我带着提箱在马赛乘火车到里昂。到了里昂以后，在确信没有记者跟踪的情况下设法于第三天上午赶到大西洋海岸的圣特车站同廖瓦会晤。其余的人则带着大批行李乘火车前往巴黎。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甩掉记者的纠缠，并且尽可能摆脱格伯乌的跟踪。我按预定计划，于7月26日早晨在圣特车站见到了廖瓦，随即一起到了托洛茨基下塌的一座别墅。这座别墅地处鲁瓦扬北面约8英里的圣帕莱小镇附近。它建在岩石层叠、地势陡峭的海岸边，取名为“海浪别墅”。住宅外面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周围没有左邻右舍。这住所是雷蒙·莫利尼尔发现的，他很善于选择。当时适逢夏天，海滨地区到处是度假的旅游者，在那段时间里，不会有人注意这座别墅的居住者，即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些特殊，估计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目。
我听说从马赛到圣帕莱旅途中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汽艇在卡西斯靠岸，当地保安当局的一位官员在托洛茨基的护照上签字，以示准予他在法国居住，所受的限制同其他侨民完全一样。一行人从卡西斯出发乘汽车途经蒙彼利埃、阿尔比和蒙托榜等地。在阿基坦的一个小镇托南斯过了一夜，于7月25日中午到达圣帕莱。当他们快到目的地时，只见住所附近正燃起熊熊大火，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由于周围有消防员和一大群围观者，所以他们担心托洛茨基让别人认出来，但总算太平无事。托洛茨基一直坐在汽车里，用提包遮住了脸的下半部分，像是患了感冒，就这样一直到可以开车进宅子为止。总的来说，这次旅行还算顺利，唯一的麻烦是托洛茨基的身体欠佳，腰关节风湿痛持续不断，汽车行驶中的每次颠簸都给他带来痛苦。
与此同时，报上出现了一条消息，说托洛基已到了克莱蒙费朗附近的一个小疗养地罗瓦。此地距鲁瓦扬约200英里。他始终弄不清楚这个假情况是怎么炮制岀来的，是否是由于某人的姓名被搞错了一个字母而造成泄漏，或者是法国警方故意把一个相似的名字披露给某个亲近的记者？虽然，我们在圣帕莱逗留期间有很多人来访，但是“海浪别墅”的秘密并未走漏。
我们到达住地以后不久，我就去拉罗舍尔拜访了省长，他已经得到关于托洛茨基来到该省的内部通报。托洛茨基旅居法国的具体安排是由保安总局的高级官员和亨利·莫利尼尔在巴黎商定的。我把我们确切的住址告诉了这位省长，他就向我保证，这个住址，除他以外，在省里决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会谈中，他似乎没有打什么官腔。他还告诉我，他早年在蒙彼利埃就结识了拉柯夫斯基，当时他们是同学。
我还去拜访了房东，他的住所离这儿只有几英里。他是个古董收藏家，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关于亨利四世壁炉的掌故，我只好耐着性子听他说。我们住在他的别墅期间，他一次也没来过，也根本不打听谁住在这幢房子里，大概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托洛茨基曾是他的房客。
8月3日，鲁道夫·克勒门特从巴黎来到这里，重又担当了德文秘书工作。萨拉·雅各布，这位俄文打字员不久也来了。打字机的声音又开始在屋子里敲响。陌生人是不让进入这所屋子的。让娜·马丹和薇拉·拉尼斯负责膳食和管理家务。这位生于比萨拉比亚会讲俄语的薇拉这时已成了雷蒙·莫利尼尔的妻子。从巴黎来的一些青年托洛茨基主义者，则协助我们一起担任警卫。如同在普林吉坡岛时一样，派专人通宵值班，在四周巡逻警戒。
在圣帕莱期间，托洛茨基只在下午进晚餐以前这段时间走出别墅，坐上轿车到野外作短暂的漫游，欣赏着满是葡萄园的乡间景色。雷蒙·莫利尼尔从巴黎弄来了两条德国狗，一公一母，一条叫本诺，一条叫丝苔拉。托洛茨基常常逗它们玩耍，比如把手杖扔到远处，然后让它们把手杖衔回来。
8月初，可能是在8月7日前后，雷蒙陪同安德烈·马尔罗从巴黎驾车来访。两人到达寓所时已是黄昏时分。马尔罗与托洛茨基见面后就在圣帕莱的一家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到别墅同托洛茨基在书房里进行了长谈，马尔罗后来在报上发表了这次会谈的纪要，交谈涉及到革命后俄国的艺术发展，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异，1920年红军在波兰失败的原因，日本与俄国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等问题。有时他们在院子里交谈，这时全屋子的人都可以参加他们的谈话。去年春天在普林吉坡岛时，托洛茨基曾读过塞利纳的小说《长夜漫漫的旅程》并且写了一篇书评。这次他们也谈到了塞利纳，当时托洛茨基站在屋前的台阶上，马尔罗站在下面的石级上。马尔罗对塞利纳很熟悉，他维妙维肖地模仿着塞利纳说话时的姿势和腔调，让人捧腹。
在我的印象中，马尔罗从未同我们一起聚餐过。每当黄昏时分，托洛茨基和马尔罗在分手前总要在我的陪同下到外面去散步。有一回，我们登上岸边的一块岩石，眺望大海。此时夕阳西下，在朦胧的暮色里，马尔罗的那种神经质的急切的动作显得格外突岀，而托洛茨基则始终保持着那种刻板、矜持、说教的姿态，海水撞击着他们脚下的礁石。他们最后谈到的话题是死亡。马尔罗主要是说，“有一件事是共产主义永远无法战胜的，那就是死亡。”托洛茨基回答说：“当一个人完成了他为之献身的事业，当他做了他想做的事，那么死亡对他来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马尔罗离开后，就我记忆所及，托洛茨基似乎再也没有提起过他。在那段时间里，我们都忙于政治斗争和组织工作。托洛茨基修正了他的行动方向，决定建立新的国际。这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是个方向性的转变。我们来到圣帕莱不久，月27日，这里的全体人员开会讨论了这一新目标，托洛茨基在会上所谈的一些观点使大家看清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说：“这里有一个连带的次要回题那就是新国际的名称，是否叫第四国际呢？这个名称看来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以前我们同第二国际决裂时，我们就改变了文明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不能不再以共产国际初期召开的四次代表大会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宣称，我们是属于共产国际的，并且自称是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对此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第四国际的名称比较简洁，这也许有利于广大群众的吸引。但从另一方面考虑，用现有的名称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也许对于逐步选择干部是有好处的。”这些话表达了他从改良政策向建立新国际的转变过程中最后的犹豫。但是他的犹豫没有持续多久。虽然这个新组织并未打算吸引“广大群众”，他所关心的还是“逐步选择干部”，但他不久却采纳了第四国际的各称。
这个新方针很快被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接受了。改良政策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是除了承认这个现实以外，还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同一些独立团体建立何种关系。希特勒的上台执政，两大工人阶级政党的瘫痪，德国斯大林主义者的幼稚无能，这一切使一部分人产生动摇。在西欧，那些长期独立于两个国际之外的，或者不久前才与之脱离关系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组织正在寻找新的出路。英国的独立工党。荷兰的斯内夫利特领导的党和德卡特领导的党、德国侨民组织的工人社会党（S.A.P.）以及其他一些组织都想听听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现在托洛茨基本人并非在千里之外的普林吉坡岛，而就在法国，他可以而且也愿意同这些团体的领导人会面和交谈。因此，这些人就纷纷来到巴黎，雷蒙·莫利尼尔则从巴黎用车子三三两两地把他们接送到圣帕莱，或者由廖瓦在巴黎给他们作好秘密旅行的安排，由我到圣特车站去迎接他们。
托洛茨基同斯内夫利特会见感到特别亲切。他们是在莫斯科相识的。1932年11月，他俩在哥本哈根再次会面。他们用德语交谈，以单数第二人称的“你”来称呼对方。以示亲昵，在德文、俄文、法文中都有这种用法。托洛茨基対非俄罗斯人，一般是不这样称呼的，即使对俄国同胞，我只知道，他同拉柯夫斯基交谈时，才用这样的称呼。
托洛茨基侨居圣帕莱期间，他同雷蒙·莫利尼尔的关系出现了最初的缝隙，原先他对雷蒙是非常信赖的。1933年8月，托洛茨基向各方人士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讨论和谈判。在这期间，托洛茨基有机会得以进一步了解莫利尼尔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在这里他可以比普林吉坡时看得更清楚。在8月下旬，几乎毎天下午快结束工作时，托洛茨基就向我口述一些通知，我记录以后，得连夜去鲁瓦扬，逋过电话把通知全文向雷蒙转述，然后把这些便条及时销毁。当时法国托派团体内部正在进行派别斗争。以莫利尼尔为骨干的托派团体的领导班子受到了团体内一个“犹太帮”派别的反对。这一派的成员是由巴黎犹太区的毛皮工人及一些大学生组织的。1933年10月，法国的托派集团即将分裂，这个反对派将成立新的组织，叫做“统一共产党人联盟”，但是在8月份，事情尚未发展到这一步，莫利尼尔却对反对派失去了耐心，竭力想尽早地摊牌。托洛茨基向莫利尼尔发出了指示。内容主要是强调要从政治思想方面加强斗争，驳斥反对派的论点，阐明双方的分歧所在，而不要急于采取导致分裂的组织措施。
在圣帕莱，托洛茨基通过与众多来访者的频繁接触，不会不察觉到雷蒙·莫利尼尔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和怀疑。莫利尼尔兄弟俩：雷蒙和亨利都是“生意人”。他们按照低于面值的价格收购股票和金融债券，然后用种种巧妙的手法甚至采取威逼利诱、敲诈勒索的手段来赚取钱财，虽然还未达到违法的地步。他们的公司叫做“法兰西集资协会”。该公司的赚钱手段使自已在巴黎的商业界弄得声名狼藉。例如，1936年春天，当时我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所以根据报上的招聘广告前去应试，我所期待的那位雇主要了解我的履历，当然我不能把托洛茨基的名字说出去，于是我灵机一动回答说，我曾在雷蒙·莫利尼尔公司工作过。当他一听到这个名字时，立即面如土色，大喊一声：“滚出去！”当时莫利尼尔兄弟正是用种种不光彩的手法获得了不少钱，虽然他们还称不上百万富翁，但在大多数贫如洗的托洛茨基主义战士们看来，他们的财力已是相当可观了。
9月间，娜塔丽娅离开圣帕莱前往巴黎，打算在那里小住几星期进行探亲访友。这是他们1927年离开莫斯科以来第一次夫妇离别，这时访问圣帕莱的热潮过去了，政治分界线也明朗了。事情越来越清楚，原先那种怀着惊奇的甚至怀着友好的感情前来联系的许多政治团体，现在都要同托洛茨基主义保持距离。英国独立工党和德国的工人社会党都无意成为托洛茨基运动的参预者。
在9月初的头几天里，托洛茨基同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弗里茨·斯滕贝格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托洛茨基希望能说服他按照新国际的纲领撰写有关世界经济局势的那部分章节，但毫无结果，因为斯滕贝格游离了托洛茨基主义。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曾经期望与之合作写书的唯一对象仅是经济学家：在普林吉坡岛时他找过费尔德；在圣帕莱他找了斯滕贝格；在墨西哥他选中了奥托·吕勒。这种巧合也许正好暴露了托洛茨基对自己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缺乏自信。
9月10日，一位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路易·索夫里尼翁从普瓦提埃前来律访托洛茨基。他们谈话的后题很快转到了建立第四国际的新方针上。索夫里尼翁间问托洛茨基：“总而言之您的这个新建议实质上就是一切从头开始，是吗？”托洛茨基回答说：“完全正确。”在谈话接近尾声时，双方都站了起来，这时索夫里尼翁直截了当地提了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同志，您对斯大林有何看法？”这确实是来访者经常会提到的问题。托洛茨基从总体上作了回答：“他是一个具有非凡魄力的人。”
在圣帕莱，托洛茨基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腰痛病很少发作。在8月开头3周内。他忙着接待客人，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到了8月底，他发了一次髙烧。他在一生中，这样的高烧发过好几次。医师们为了掩饰他们的无知，就用了一个古怪的医学名词“隐发性热病”来加以搪塞。在以后几个星期里，他的病时起时伏。
9月中旬，气候起了变化。烈日炎炎的夏天过去了，洋面上刮起了风浪，我们住的别墅真是名副其实的“海浪”别墅，海浪整天冲击着庭园边的断崖峭壁。托洛茨基身体感到不舒服时就整天躺在床上。每当我去给他送报纸时总见他脸色阴沉，头发蓬乱，但话又说回来，虽说有阴沉的日子，但也有心情开朗的日子，在那种时候他就写作或接待客人的来访。
托洛茨基在海浪别墅居住期间，大约接待了40多个客人，其中许多外国友人来探望他是为了同他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在巴黎，亨利·莫利尼尔从未受到过来自保安总局对这些访问的指责。这说明如下夏朗德省省长向我保证的那样，确实没有警察监视这所别墅。对周围情况的监视由我们自己负责。我们曾注意到有一些白俄团体到这里来，后经了解，他们只是一些前来避暑的旅游者。法共鲁瓦扬地区有一位支部书记叫古比尔，此人在圣帕莱开了一家自行车商店。8月间我们得悉，他对于斯大林的法共领导集团持反对态度，于是我们就同他交往，请他到别墅来，这样他就成了这儿的常客，托洛茨基也很高兴同他交谈。
古比尔告诉我，在他们支部里有一名党员是出租车司机，名叫马塞尔·居罗多。他对托洛茨基派有几分同情，但不知道这种同情程度有多深，要是让他和托洛茨基会面，唯恐他在外面走漏秘密，所以我们就一直等到托洛次基段离开圣帕莱的最后几天里才对他开放。10月初的一天，我乘坐居罗多驾驶的出租汽车，在车上问他是否想见见托洛茨基。当时这问话令他大吃一惊。当然这次访问很成功，托洛茨基也非常希望多接触一些法国工人。谈到最后，居罗多向托海茨基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的：“托洛茨基同志，您是怎么失去权力的？”“欧！您知道，居罗多同志，一个人失去权力可不同于一个人丢了钱包”于是，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列宁逝世前后在俄国所发生的事情。（不过在这里，我想说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失去权力和丢失钱包是一样旳。当你确信钱包还在时，只要摸一下自己的口袋就能感觉得到；而当你失去了选票或在选举中失败，那就像钱包丟失了一样，它已不再存在，因而你也不可能重新把它抓住。而且就托洛茨基是否“有过”权这一点，也始终是个谜。）
10月8日，在亨利和雷蒙的陪同下，娜塔丽娅从巴藜回到圣帕莱。由于托洛茨基需要休整一段时间，他们决定搞一次休假旅行。10月9日上午11点，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由亨利·莫利尼尔及让·迈希勒陪同乘车离开了圣帕莱。为了尽量不惹人注目，托洛茨基刮掉了山羊胡子。他们经过波尔多和蒙德马松，到了上比利牛斯省的巴尼埃尔德比戈尔，在一家旅馆住了下来，海浪别墅的其余人也都去了巴黎。圣帕莱的叙述到此将告一段落。
以巴尼埃尔德比戈尔为基地，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断续到各地作短期旅行。这期间，他们顺道访问了卢尔德[1]，托洛茨基后来在日记里（1935年4月29日）写下了这次访问的印象：“那是一家专售神迹的商号，一家以神的恩典为交易的营业所……人类的思想的确陷进茅坑里去了。”亨利·莫利尼尔不久就离开了旅行行列逮回巴黎，为托洛茨基准备新的住所。我记得，让娜·马丹曾陪着这对休假者玩了几天。在这3个星期的假期里，据我所知，托洛茨基没有写过一行字，只是翻翻报纸。
1933年10月21日下午5点，这批旅游者从巴尼埃尔德比戈尔登上公共汽车前往塔布，晚上11点又从塔布坐火车去奥尔良。翌日上午，雷蒙·莫利尼尔驾着汽车在奥尔良车站迎接他们。迈希勒返回巴黎，雷蒙则把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送到巴比仲。同日，也就是11月1日，我和亨利·莫利尼尔也从巴藜菜到巴比仲。
巴比仲离开巴黎要比圣帕莱近得多。虽然，法国政府发给托洛茨基的签证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限制，但是他居住的地点必须报当局批准。我想法国当局是不会允许他住在巴黎的，原因是怕他过多地参与日常的政治活动。基于在圣帕莱逗留期间情况良好，亨利·莫利尼尔大着胆子向法国当局要求他居住在离开巴黎30英里的巴比仲。这个要求被接受了。看来，巴比仲是个合理的妥协，它既不是巴黎，离开巴黎又不远。
当时，巴比仲还是塞纳—马恩省的一个很小的市镇，处于枫丹白露森林的边缘。虽然画家们使这个小镇闻名于世，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亨利·莫利尼尔在通往森林的乡间小道旁租了一幢别墅。这房子取名为凯尔·莫尼克，只有上下两层，托洛茨基的卧室和书房都在二楼，房间很小，楼梯和走廊很狭窄。我们感到很不舒服，完全不像在普林吉坡和圣帕莱的住所那样宽敞舒适。花园也不大。这座别量不比乡间的农舍大多少，但是它地处偏僻，故而十分安静。1973年，我重游故地，发现森林旁边的大道依旧存在，只是那座别墅已被拆除了，那里辟了一条小路，通往一所比较宽敞的住宅。
几天后，我们在巴比仲安了家，除了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以外，这幢屋子的常住客还有鲁道夫·克勒门特、萨拉·雅各布、我的伴侣加布里埃尔·布劳什和我。廖瓦、让娜和亨利经常驾车来此探望。意大利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布拉斯科的妻子，被大伙称作布拉斯科大嫂，每星期一次来帮助佳比[2]和娜塔丽娅干一点家务活。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进过这幢屋子。即使在巴黎，除了少数例外，一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不知道托洛茨基的这个住处。
巴比仲地方当局包括镇长在内都不知道托洛茨基住在镇里。当局并未指示警察时时监视这座别墅。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不可能在晚间值班，因为这里总共只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男人。鲁道夫和我正担负着别的任务，要在晚上值勤，体力上是吃不消的。我们只好寄希望于改名换姓，并用两条狗看家，同时在房间的安排上作些考虑，我就睡在靠近大门的那个房间里。
1933年春，托洛茨基为写作的题材而祷躇不定。在圣帕莱，他一直在思考着写一部关于红军的著作，到了8月底，他把这个选题写信告诉给美国的一位出版商。但是几天以后，一位英国出版商建议他写一部关于列宁的专著，几经犹豫以后，终于采纳了英国人的建议。
在巴比仲定居以后，托洛茨基就立即按这个计划着手写作。廖瓦从巴黎给他弄来一批书，尤其是俄文书。我相信是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帮助廖瓦找到这些书的。托洛茨基阅读时总喜欢在一些书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做上各种记号，然后把它们拿到巴黎去打字，再送回巴比仲。这些文摘、剪报以及各式各样的文件就被分档安放在卷宗里。那年冬天，工作进展很顺利，完成了部分章节。
初来时，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每天下午总要到别里前面的枫丹白露树林里去散步，但随着冬季的来临，树林里就不再那么使人感到心旷神怡了。所以在冬天下午，托洛茨基和我就到巴比仲的街上溜达。小镇上的居民常常在各自的窗口瞧着我们这些过路人。他们压根儿也想不到这个步履矫健的中年人竟然是托洛茨基。“吃饭穿衣、梳妆打扮，这一切都是人们不得不天天重复的无聊事情。”有一天当我们在巴比仲街上散步时，他向我发了这样的牢骚。另一次，他对我说：“政治学是展望未来的科学，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把政治学叫做测量科学的道理。不过，对他们来说，这种测量是一种小范围的测量。”
有一次散步时他还跟我谈到了他的自传。当时有一个法国出版商雷德尔正打算替他另外出一部自传，大约是原书的三分之一的删节本。于是托洛茨基重读了他的这部著作，并且在书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做着记号，以便编辑成一部删节本。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是决不会去重读自己作品的。在一次散步时的交谈中，他批评了这部著作：“这部书写得很糟糕。有许多该写的事情没写，而不该写的却写上了。”
托洛茨基常常抱怨印刷上的差错，托派组织的一些出版物，通常是在困难条件下印刷的，所以差错屡见不鲜，托洛茨基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常常责骂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在谈话中也常会扯到这个话题上去。而他自己却从不校对自己用俄文写成的文稿，这些杂务事全由廖瓦料理。结果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人们发现，托洛茨基原先在《俄国革命史》文稿上用铅笔写的对俄文打字员的指示，竟然也一并印到书里去了。在巴比仲散步时托洛茨基对我说起过的这次纰漏，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是十分恼火的。尽管如此，在他全部著作中，他还是把《俄国革命史》列为自己最得意的杰作，除了这些印刷错误以外，他对该书没有作过任何批评。
贝诺和丝苔拉被安置在花园中的两个狗棚里，由托洛茨基亲自照看，亲自给它们喂食。有一天晚上，贝诺无缘无故地狂吠起来，我岀去想制止它，但毫无效果。有几家邻居打来了电话，对这种噪声干扰提出了抗议，并威胁说，如不想办法排除就去报告警察。情况变得非常棘手。此时已过半夜，托洛茨基突然走出自己的卧室，手持皮带，奔向贝诺，他一边训斥，一边抽打，这条狗就躺进了自己的窝，托洛茨基继续用皮带抽打狗屋，一边用俄语斥骂贝诺，嚎叫终于止住了。
不久我们就经常去巴黎，一般是在每月的第二或第三个星期六，有时每星期都去。起先，逢到要外出的星期六，廖瓦和亨·莫利尼尔一早就驾着小车到巴比仲接送托洛茨基。但不久就釆取了一个简便的办法，托洛茨基和我一起步行到枫丹白露的公路边，在那里直接乘公共汽车去巴黎。在车上，托洛茨基用手帕捂住鼻子和嘴，装作感冒的样子，这是为了遮住山羊胡子，这胡子是他从比利牛斯省回来以后又留起来的。过了一段时间，鲁道夫·克勒门特和我轮流陪同托洛茨基。在巴黎，有几位朋友腾出五六间卧室供廖瓦支配使用，他们常常交替地使用这些卧室。托洛茨基在那里接见的人们大多是托派组织的领导人。有法国的，也有其他国家的，他们或是住在巴黎，或是从外地专程来访。有一段时间，托洛茨基甚至经常参加国际书记处召开的会议。他会见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避难者，其中有维利·施拉姆。他同鲁特·费舍和马斯洛夫无论在私交方面还是在政治上都恢复了关系。他还会见了西蒙娜-韦伊，他们两人就苏联的国家性质问题曾经有过一番热烈的讨论。
托洛茨基在同友人谈话结束时，一般都已接近黄昏了。他在返回巴比仲以前，有时候喜欢到巴黎市区逛逛马路。他在圣米夏莱大街散步时，廖瓦在他的右侧，我在左侧，他仍用手帕捂住自己的山羊胡子。每次走过书店，他总要停步浏览一下橱窗里展出的样书。
1933年11月7日，廖瓦和让娜到巴比仲来吃午饭。桌上放了一瓶法国葡萄酒。此时，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坐在这个乡间别墅陈设简陋的小餐厅里，跟自己的儿子重新团聚在一起，已经不像在土耳其那样孤独了。他们在这里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流亡期间比较轻松的日子。。
1934年1月底，萨拉·雅各布突然决定返回纽约与丈夫欢聚。在还未找到接替人之前，她就走了。到2月20日，她的工作已中断了3个星期，托洛茨基只好用德文给廖瓦写信：“我的工作计划完完全被打乱了。”
1934年2月6日，右派集团在协和广场挑起了一场反对达拉第政府的骚乱。之后，左派在2月12日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游行予以回击。法国的政治力量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在巴黎的托派团体也想有所作为，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宣传活动，看来可以采取新的行动了。现在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于是决定让我到巴黎去搞组织工作。每周回巴比仲一两次，以处理一些法文信件。佳比跟我一起去巴黎。她在巴比仲的工作由奥托·许斯勒的妻子特鲁德承担。马克斯·加文斯基，他是波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虽说对俄文并不情通，有对也去巴比仲担任几天俄文打字员的工作。这样的安排总的来说托洛茨基是不称心的，好在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
托洛茨基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教条的、书生气的一面，或者可以说是保守的一面。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任何创新总是侧目而视的。他对于这种创新有一种说法，叫做“修剪马克思的胡子”。1933年2月在普林吉坡岛时，他要求皮埃尔·弗朗克和我把共产国际前4次代表大会所通社的纲要和决议全部搜集起来。他的计划是要原封不动地运用它们，使它们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国际组织的一种宪章。这些文件一旦收集起来后，问题就明显了，这些文件所论述的除基本的政治观点以外，大部分都是些局部的、过时的问题，以致这些文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制定一个新纲领。于是这个计划只得放弃。1934年3月13日，托洛茨基完成了一篇论述军事问题和未来战争问题的论文，文中写道：“尽管运输工具和一些军事装备都实现了摩托化，但是对骑兵的需求仍然是不可改变的：如同拿破仑时代一样，3个士兵必须配备1匹战马。”正在托洛茨基写这篇论文的时候，一位法国少校就作出了在未来战争中坦克将扮演重要角色的预言。
虽然，保安总局没有把托洛茨基住在巴比仲的情况通报给地方当局。但是由于住在凯尔·莫尼克别案里的这个家，与众不同、行动诡秘，以致遭来流言蜚语，终于在1934年1月引起了当地宪兵队的关注。后来我才知道，巴比仲的一些居民竟然猜疑这座别墅里住着一帮子伪帀制造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定购牛奶的数量超过了一般法国家庭的平均水平。他们以为这是由于那些地下印刷者需要服用大量牛奶以便溶解吸入体内的铅毒。于是在这小镇里，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人就忙乎开了。虽然宪兵们并未发现这户人家犯有任何不轨的行为，但是他们仍想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何许人，究竟在干些什么？
1934年4月12日晚上11点，鲁道夫·克勒门特驾着摩托车返回巴比仲。那天他在巴黎呆了一整天，到廖瓦家里把寄到那里的邮件进行整理，并把它们带到巴比仲。两个宪兵借口他的车灯不亮，就叫他停车，让他出示摩托车的驾驶执照。可是执照上不是他的名字，大概是我的名字。于是就断宛他驾驶的摩托车是偷来的。再加上克勒门特殖身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许多外国报纸，又不能说明自己的身分和自己的去处，而且他说的法国话又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这一切都足以引起对他的怀疑，结果宪兵把他逮捕了。
4月13日，默伦地方检査官和塞纳—马恩省省长一起商谈对策，这显然是由于他们所截获的信件把托洛茨基牵连了进去。所以在采取行动以前，默伦检査官先同内务部进行了电话联系，询问有关托洛茨基旅居法国的一些规定。他被告知，托洛茨基住在法国虽然持有完全合法的签证，但他应该住在科西嘉。这个错误的答复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很难说清楚，二月骚乱以后，达拉第政府被年迈的杜梅尔格为首的政府所替代，新内阁更加右倾。随着行政机构的改革，许多高级官员，尤其是内务部的官员被撤换。因此很可能是这样：一位不熟悉托洛茨基情况的新任官员惊讶地接到这一电话，他的记忆中仿佛在报上曾经刊登过托洛茨基到达法国的消息，故此就信口开河地作如此回答。在保安总局，亨利·莫利尼尔只同极少数官员取得联系，而托洛茨基的住址又是机密情报，不会放在一般的档案材料里。只有一两个人知道这件事，而接电话的那个官员无疑是个新手。
4月14日上午，默伦检査官来到凯尔·莫尼克别墅，同来的有宪兵、书记员和上了手铐的克勒门特。登门的目的是问讯托洛茨基有关摩托车的事情。偷窃的指控当然不能成立。后来，托洛茨基在1935年3月18日到21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在那位官员的报告中提到托洛茨基应住在科西嘉的背后不管包藏着什么理由，法国政府毕竟抓住了这个机会。它利用这次事件，虽说这也许并不是它所希望的，但却是十分乐意借题发挥，以便调整托洛茨基在法国的居住地点。达拉第政府发给托洛茨基签证以后，看来并不干预托洛茨基的行就，而现在随着杜梅尔格政府的上台，情况就起了变化，似乎是换了一个朝代。人们开始呼吁，托洛茨基应该到科西嘉去。新闻界掀起了一场狂热的驱逐运动，一些报纸要求托洛茨基“滚回”他从未去过的科西嘉岛，或者要求对他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在这件事发生很早以前，廖瓦在拉尼租了一套房子。拉尼是塞纳—马恩省的一个小镇，离开巴黎大约80英里。他很少到那所别墅去，但一直保留着。他身旁只有两三个人知道有这所房子。4月15日晚，亨利·莫利尼尔和廖瓦就急匆匆地把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用车子接送到拉尼去。我一个人留在莫尼克别墅。第二天来了一些记者，不久至少有十几名记者白天守候在住宅周围观察动静，晚上住进巴比仲的一家小旅馆，那些好奇者也纷至沓来，小镇出现了少有的热闹景象。我为了使他们相信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仍住在这所别墅里，早上，就把他们在二楼卧室的百叶窗打开，晚上又把它们关上。令我吃惊的是，这个恶作剧居然获得成功。记者们除了见到我以外未见到任何人，照说应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但未见他们报导说托洛茨基已转移别处，可见没有任何事情动摇他们的确信：托洛茨基仍住在莫尼克别墅。不久我看到早报上登出的消息，是我前一天用电话告诉廖瓦或者是雷蒙·莫利尼尔的情况。很快我就明白了，原来记者们在别墅附近安装了一部窃听电话。我想，这下捉弄他们反倒更容易了，于是我就胡编了一点假情况用一种秘密的方式通过电话传出去。比如我用了一个马塞尔的名字，那么不用多久，报上就会连篇累牍地报导马塞尔的新闻。
在这一个星期里，除了记者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在别墅周围闲逛，但是到了星期天，总有一大批人前来围观。我记得，当时甚至出现了从巴黎到巴比仲的专程旅游车。有个星期天下午，有好几百人在别墅周围乱转。有人还闯入了屋后的树林里，喊骂声不绝于耳。这完全是一群凑热闹瞎起哄的家伙，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整个住宅里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就是贝诺和丝苔拉，站在院外的两个宪兵面对着这么多人感到束手无策。有一个家伙企图爬上围墙。我带着贝诺就冲过去，他对我喊道，他是在自己的国内——法国，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说，这里也是我的祖国。令他奇怪的是，在我说话中他听不出有任何外国人的口音，于是他站在围墙上不动了，呆若木鸡，神情沮丧。他瞧了一眼站在我旁边嚎叫的贝诺，也许是受到了某种灵感的驱使，他就翻身下了围墙。
我跟随托洛茨基多年，这也许是我唯一感到害怕的一次。各家报纸掀起了一场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群情激愤，人人都以为托洛茨基仍然住在这所别墅里，而每天晚上都是我一个人呆在那里。围困了大约10几天以后，一天早上，我找了一舞记者，向他们宣告，托洛茨基早巳离开此地，远走高飞了。他们倒并没有因为我哄骗了他们而对我大动肝火。这是一次有益的战斗。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拉尼住了几天以后，就同迈希勒一起前往沙莫尼住进了一家旅馆。他们心神不定，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娜塔丽娅则留在巴黎。亨利·莫利尼尔为了托洛茨基未来的去处正同法国当局磋商。他们曾经设想过把托洛茨基安置到马达加斯加岛或者是留尼汪岛。此外还谨慎地向土耳其政府作过试探，是否存在着让托洛茨基返回土耳其的可能性，回答是不会准许作这样的安排，这时对托洛茨基来说，真是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了。
1934年5月初，一天上午，娜塔丽娅、雷蒙·莫利尼尔和我驾车离开巴黎去沙莫尼探望托洛茨基和迈希勒，接着又迎来了一段“热闹的”日子。由于我们所到之处已接近瑞士边境，保安总局以为我们试图闯入瑞士国土，他们便向记者透露我们的汽车牌号。记者立刻把牌号在报上公开了，这实际是一种警告，要我们严守规约。因为规定之一就是不准靠近边境。到了5月10日，在征得了保安总局同意后，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我在拉特龙什住进了一个叫贡博的膳食公寓。拉特龙什是格勒诺布尔附近的一个小镇。在公寓的登记簿上，我用我的名字登记，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作为我的叔叔和婶婶的身分登记。我的名字原是荷兰裔的，借此倒可以掩饰一下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那种异样的口音和腔调。为了避免在公寓食堂里吃饭，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装作丧家，娜塔丽娅穿着黑色的衣裙，托洛茨基则在衣袖上戴着黑色的袖章。他们俩人在自己的寝室里用餐。当他们外出时，屋子里的人都保持着一种肃然的沉默。这所公寓很小，可是气氛同一般的旅馆非常相似，如果不施以任何小计，要想不介入他们的谈话是难乎其难的。而参与谈话则可能引起怀疑。
我在公寓食堂里用餐时，试图在可能范围内察看一些周围的动静。一位“保险公司代理人”差不多与我们同时住进这家公寓，实际上他是保安总局派来的便衣警察，此人姓加涅。我们知道这位仁兄的到来，因为保安总局要随时关注托洛茨基是否继续隐姓埋名。加涅和我假装新近相识，以便相互接触交谈而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大多数寄宿者都是拉美国家到格勒诺布尔大学读书的青年人，可是危险还在后面。
这里气候宜人。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有时也到花园坐坐，托洛茨基读着报，用法语吩咐我去办些什么事。下午，我们常一去乡间散步，当年那里的乡村气息相当浓厚，令人心旷神怡。有一次散步，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坟地上转悠，原来这是一座俄国侨民的公墓。墓碑上用俄文刻写着将校们的姓名。托洛茨基一言不发地加紧脚步走岀墓地。
我们不久就获悉，那位女房东是一个保皇主义者又是一个勤于礼拜的天主教徒，一直在进行侦探的加涅先生打听到这个情报后就告诉了我。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星期天做弥撒的问题。每逢星期天，作为共济会成员的加涅也只好上街，装作上教堂去做弥撒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掩护托洛茨基能安全地住在这位保皇派的寄宿公寓里。这的确是一出费多式的喜剧！我们自以为是地想出了一个主意，每逢星期天上午做弥撒时，就到街上散步。有一个星期日早晨，我们真的进了一所教堂，这也许就是司汤达十分熟悉的黄色广场附近的圣安德烈教堂。这时，一位神父正在布道。托洛茨基和我们坐下来静听了几分钟。在我们离开教堂后，他问我：“他的演说是否像热拉尔那样有吸引力？”在巴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间，热拉尔·罗森塔尔是最知名的人物，因为他口才出众，有卓越的演说本领。
在这所公寓里有一个休息室，凡是这里的房客都可以进去，里面有报纸和杂志。一天早晨，我发现了一份最新出版的《插图》杂志，里面刊登着一幅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合影的彩色照片。显然，由于巴比仲事件才促使这家杂志发表这张照片。在照片上，托洛茨基蓄着山羊胡子，头发往后梳理，然而在这所公寓里，他的胡子剃掉了，发式也改成分头式，可是娜塔莉亚却跟照片上没什么两样，即使能找出一两处异点，但无论谁只要看过那张照片，不会认不出他们的。我马上向加涅发出警报，他就立即把那本杂志拿到自己的卧室里藏了起来。我相信房东太太一定会要他物归原处。他则千方百计地把他收藏起来，直到我们离开这所公寓。托洛次基自己在1935年5月8日的日记里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在这家客栈的经历。
5月28月，我们离开了拉特龙什。雷蒙·莫利尼尔在圣皮埃尔—德沙特勒斯租了一间房子。那是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荒凉的乡村。地处格勒诺布尔以北大约20英里。此时，我就去了巴黎，在法国托派组织中任职。而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就在圣皮埃尔同雷蒙·莫利尼尔、薇拉·拉尼斯夫妇住在一起，这时留在他们身边的只有担任俄文打字工作的马克斯·加文斯基了。当时也没有讲明留任的期限。
6月中旬，我把邮件从巴黎送到圣皮埃尔，那里的环境给我的印象不佳。村子很小，这些新来的户主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何况，同托洛茨基夫妇同居一屋对于雷蒙·莫利尼尔一这样有身分的人来说，是不会习惯的。加文斯基是个不大合格的俄文打字员，又是个不大好相处的人。因此，这样的局面是不能维持多久的。
托洛茨基住在圣皮埃尔的时候，我去了荷兰，又去了比利时。在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始终为他准备了两套行动方案，一套代号叫帕里雅宁行动，一套代号叫玛格丽特行动。第一套方案是让托洛茨基按照合法的手续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第二套方案是采用非法的手段去实现同样的目标。1934年6月，因为托洛茨基在法国的居住发生麻烦，廖瓦和我就着手采取玛格丽特行动计划，于是我到荷兰去找斯内夫利特，同时在他的党内物色了一个身高、年龄、长相都与托洛茨基相伊的德国人。随后我们把这个德国人公开地带入法国，又偷偷地带出法国，这样法国警方就不能在他的护照上盖上表明此人离境的印记，整个计划执行得很顺利，所以我们在巴黎保留了一张护照。接着，我又到了布鲁塞尔去见亨利·斯巴克，此人是比利时社会党内反对派的领袖，他对托洛茨基主义抱有某种程度的同情，虽然他的同情没有维持多久。一个比利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乔治·魏雷根陪同我去找斯巴克。斯巴克在他的书房里接得了我们。他以粗鲁的言词评论社会党的领触。“我敢断定，这些人不会有好下场！”我向他说明托洛茨基万一需要偷越法国—比利时边境时可能会遇到麻烦，他不以为然地说：“完全没问题！到时候我会用车子到边境去接他，必要时，我可以岀示议员证件。”
1934年夏季，托洛茨基提出建议，让法国的托派集团加入社会党。希特勒上台执政后，斯大林主义者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诬蔑诽谤更加激烈，法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广大党团员深受其毒害，他们把我们视为仇敌，以致不可能相互进行任何方式的讨论，而往往诉诸武力。托洛茨基设想，如果托洛茨基主义者加入社会党，那么他们就获得了一个使他们能发挥作用的天地。这个后来称之为法国式转变的建议，在法国托派集团和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曾几何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尚把自己视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如今却要加入社会党，这对多数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雷蒙·莫利尼尔和纳维尔在这个问题上分道扬镳了。莫利尼尔赞同加入，纳维尔则坚决反对，到了秋天，大部分法国托派集团的成员参加了社会党。
在保安总局同意下，托洛茨基在圣皮埃尔住了下来。事实上，法国当局发给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是伪造的身分证。他们的姓氏改为拉尼斯，国籍是罗马尼亚，托洛茨基的职业是教授，其实，“拉尼斯”是雷蒙·莫利尼尔情妇薇拉的姓氏。但是，伊泽尔省长由于某种原因不喜欢托洛茨基呆在他的省里，尤其是住在圣皮埃尔。这个小镇的镇长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同省长有私隙。假如托洛茨基隐居本省的事实一耳被揭露，岂不成了一大丑闻，从而对省长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省长就故意把消息泄漏出去。结果当地的报纸公布了这一情报，虽没有公开托洛茨基的具体住址，只有指明在某某地区。这是一种敲诈的方式：如果托洛茨基不肯屈服，不肯立刻离开，那么下一步就要披露更具体的情报了。
6月底，对托洛茨基来说，事情已到了非离开圣皮埃尔不可的地步。于是托洛茨基、娜塔丽娅、雷蒙·莫利尼尔前往格勒诺布尔，我则从巴黎匆匆赶来。我们没有计划好新的去处，陷于走投无路的困境，一切又得从头开始，雷蒙到巴黎去设法寻找出路，娜塔丽娅由于改名换姓比较容易，所以就一起去了巴黎。而托洛茨基和我则一起乘公共汽车去里昂，在那里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了。
我们在饭店用餐。白天，托洛茨基阅读报纸或到市里去兜圈子。「托洛茨基还养成了一个新的爱好，即一到晚上就上影院看电影。我们还买了一些书。一天下午，我们到一所公共图书馆，托洛茨基借了一本傅立叶的著作，我们在图书馆里呆了两三个小时。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纽约时把这件事讲给安德烈·布列东听，他对此很感兴趣。后来他把这件事写入了他的书里《傅立叶颂》。又有一次，托洛茨基和我在里昂街头散步，一位失业工人向我们乞讨，托洛茨基对我说：“给他几个钱吧！”我给了这个工人一枚2法朗的硬币，托洛茨基说：“再多给些！”于是我给了这个工人一张5法朗的纸币。托洛落基身上从来不带钱。他到过许多国家，可是从不知道该国的纸币是什么颜色的。
我们常去公园溜达。有一次，我们在公园小憩，看看孩子的玩要。这时一个母亲打了她孩子一巴掌。托洛茨基就说：“这就是爱和恨的辩证法。”后来在墨西哥城。有一次我们从牙医师那儿出来，托洛茨基对我说：“应该发明一种医治牙的综合疗法。”可见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在力求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我们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时，托洛茨基偶尔会向我口述信件和便条。雷蒙来看过我们一次，并带来一些需要回函的信件，我们的工作仍及某种方武继续着。但总的来说，在这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沉默寡言，心神不宁。这种动荡不定的局面给他的心情造成很大的压抑。
托洛茨基和我在里昂暂住，亨利和雷蒙正在想方设法为我们解决居住问题。亨利继续同法国当局谈判，雷蒙继续在寻找合适的地点，不久，办法总算找到了。在巴比仲事件以后，我曾经去找过教师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在瓦兹省一个小镇上教书的莫里斯·多蒙热，他和协会中的不少同事都同情托洛茨基，虽然他并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曾经要他物色一位中学教师，此人必须是住在远离巴黎的村庄或小镇上，房子比较宽敞，并愿意保护托洛茨基，房租我们照付。多蒙热答应替我寻找。结果在7月初，他要我们去看洛朗·博先生住的一幢房子。在格勒诺布尔东面大约6英里处的叫多梅讷的小镇上。雷蒙·莫利尼尔到多梅讷去察看了地理环境后，感到士切都很满意。洛朗·博所住的是一幢3层楼房子，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坐落在萨瓦公路附近，但不在路边，离开镇中心约1英里。洛朗·博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可也是一位左翼教师，他愿意把部分房子租给托洛茨基居住。
1934年7月中旬，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我到达多梅讷。是亨利·莫利尼尔开轿车把我们送到那里的，屋子里最初的摆设全是临时凑合的。托洛茨基就在底层原主人的书房里工作。由于不可能找到俄文打字员，托洛茨基写作时只好用手书写。头几天我们和洛朗·博一家人一起用餐，后来娜塔丽娅在女房东的帮助下自己开伙，但只给托洛茨基和她自己做饭。我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吃，因为我有自行车，去镇上很方便。保安局的密探加涅也在多梅讷住下。以便监视这幢房子」他的监视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不让托洛茨基的秘密身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他必须掌握出入托洛茨其住所来访者的踪迹。
这所房子周围没有邻居。屋子后面的花园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脚下。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常常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到那里去散步，当然不会遇到任何人。黄昏时，洛朗·博偶而也会驾驶他的小轿车把我们带到野外兜风。我们一直坐在车内，毫不停顿地行驶在乡间，就这样消磨一个多小时。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坐在后排，我坐在博的旁边，可是与他谈话总觉得乏味。
在格·勒诺布尔有一个青年教师，名叫阿历克西·巴尔丹，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热烈同情者。他有两个兄弟加入了巴黎的托派团体，其中一个叫布瓦泰尔的，还是团体的领导人。阿历克西·巴尔丹及其妻子维奥利特很快得到伊泽省省长的批准，来拜访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巴尔丹是社会党党员，经常参与格勒诺布尔的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托洛茨基和他的谈话总离不开当地的政治话题。托洛茨基对各种细节非常感兴趣，他利用这个机会使自己沉浸在这种日常的实际活动中。巴尔丹参与地方事务越来越频繁，他在工会大会上的几次演讲稿，实际上是托洛茨基起草的。早先，即在希特勒还未上台执政以前，托洛茨基也曾为一个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赛波尔起草过在普鲁士议会上发表的演说词。
法国的政治形势随着左派和右派之间对立的加剧而日趋紧张。在巴黎的托派团体中也有大量的事情急待处理。因此他们要我两头跑，一部分时间在多梅讷，其余时间在巴黎。我得在巴黎度过三四个星期，然后在多梅讷呆上三四个星期。不过这个安排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也得根据需要作临时调整。1934年10月间，我在多梅讷翻译了《法国向何处去》的第一部分。托洛茨基写完一章，我就翻译一章。这样一本分析法国政治形势的小册子，由于没有迁就法国当局的立场，当局竞不准用托洛茨基名字发表。因此我的译文在风格上要改得让人看不出它是托洛茨基的手笔。后来这篇文章以部分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署名，发表在《真理》周刊上。可是俄文原稿必须保存起来。因此当我打算去巴黎时，娜塔丽娅就把那份手稿缝在我上装的衬垫里，以便带冋巴黎。
1935年1月间，我在多梅讷帮助托洛茨基写另外一本小册子。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共产党书记基洛夫在非常神秘的情况下被一个年轻的恐怖分子暗杀了，凶手叫尼古拉也夫，其杀人动机谁也弄不清楚。于是，斯大林又掀起了一场新的诽谤托洛茨基的运动，并处决了格伯乌的几十名官员。托洛茨基试图以他当时所掌握的情报来说明这个行动是斯大林的一个阴谋。我把他写的东西译成法文，不久后，这本小册干就在巴黎出版了。有一次，托洛茨基跟我谈论时，他概述了他所谓的“戴王冠的社会主义”理论。“你将会看到，斯大林一定会给自己戴上王冠”。他认为，基洛夫被刺以后，斯大林准会给自己加上某个崇高的头衔，就像波拿巴改姓为拿破仑那样。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应验了这一预言。斯大林封自己为“人民之父”，在他周围聚集着尽是些阿谀奉承之辈，竭力制造个人崇拜的气氛。基洛夫的遇刺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标志着制造这一神话的工程已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然而托洛次基也许认为这是返回到更传统、更正规的旧体制的做法
1月底，我刚好在多梅讷，我的儿子在巴黎郊外出世了。这消息是雷蒙·莫利尼尔告诉我的。在格勒诺布尔，我几乎每天晚上要跟他通电话。雷蒙故意跟我开玩笑，说我的妻子佳比生了双胞胎，那时我没有理由不相信，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他马上说：“混血种很容易高产。”佳比身材矮小、黝黑；我呢，个儿高，皮肤白。托洛茨基根据这么一点差别，来作出他的理论解释。
2月，我又回到了多梅讷，那时，托洛茨基正在撰写《法国向何处去》第二部分。从2月7日起，他开始写日记。这部一日记对于研究托洛茨基的生平是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它是在流亡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写下的。因此，单凭这本日记所反映的气氛和精神状态来推断他在整个流亡期间的生活情景是靠不住的。正如他的日记所披露的那样，他曾经沉浸于各种不同的兴趣爱好中，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因为托洛茨基知道，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的日记很可能落入法国当局之手。所以，在日记中常常故弄玄虚。比如在4月9日的日；记中，托洛茨基写道，他“不知道谁是《法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在几个月以前，即在巴比仲事件中，他曾经自称是一个“耍阴谋的老手”。因此很可能是这样，他写这本日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让法国警方看的：“瞧！这就是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所以在日记中看不到托洛茨基政治活动的全貌。他对世界各地托派组织内部的宗派斗争的介入，他同许多人的政治通信以及各地来访的客人，这些在日记中丝毫没有留下痕迹。比如：廖瓦、让娜、雷蒙·莫利尼尔常从巴黎来探望他，除此以外，也有其他人前来同他进行政治性讨论和磋商。另外还有亨利克·斯内夫利特、皮埃尔·纳维尔、让·鲁和马尔索·皮韦尔都曾来多梅讷拜访过。有一次，伊凡·克雷博也来了为了逃避加涅的监视，雷蒙·莫利尼尔在汽车经过镇中心时，不得不把客人藏在汽车尾部行李箱里，
托洛茨基在多梅讷已经度过了两三个月，现在看来，述得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因此就想尽可能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洛朗·博把整个底层都让给了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一个房同作为卧室，另一间作为托洛茨基的书房。书架安放在走廊里，书是从巴黎寄来的。我在多梅讷时，就在底层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和睡觉。看来有必要在底层安装一个浴室，而装个浴室得花很多钱，可是无论是洛朗·博还是托洛茨基，手头都不宽裕，事实上，那时托洛茨基的财政状况相当拮据，因为他身处逆境无法以投福谋生。不久在分摊费用问题上，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争执。有一段时间，双方关系搞得很紧张：托洛茨基和洛朗·博两人见了面都不说话。后来，托洛茨基在快要离开那里时，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事促使托洛茨基在1925年2月12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再没有比忙于原始积累的小资产阶级竟可憎的了。我从来也不曾像现在这样仔细地观察过这类人物。”字里行间充满着愤慨，可以把这说成是“原始积累”实在是对马克思经济概念的滥用。洛朗·博当然不会由于把房子租给托洛茨基而成为资本家，而娜塔丽娅在她的回忆中却有着不同也看法，她说到洛朗·博夫妇时，称他们都是“好心人”。
5月间，我乘坐从巴黎开往格勒诺布尔的火车去多梅讷。长途旅行让人疲惫不堪，再加上下午的车厢里又很闷热，我就到餐车去买了一矿泉水喝，并顺手将服务员递给我的发票塞入了正在看的那本书里。这是我给托洛茨基带去的书。我到达多梅讷的第二天后，当我正在晩子里散步时，托洛茨基突然出现在书房的窗口，手里挥动着那张账单，用法语冲我喊到：“你好啊！竟然地餐车上‘享口福’去了！”他已经学会了不少法国的俚语，并很喜欢运用这种语言。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它证明我只是喝了一瓶矿泉水，其余什么也没喝！
挪威如今已建立了一个社会党人掌权的政府。一个在挪威避难的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华尔特·海尔德邀集了几个挪威朋友要求政府批准托洛茨基入境。1935年6月8日，我从巴黎来到多梅讷报告一个消息：即挪威政府已经批准托洛茨基移居挪威的申请，虽然签证的印章尚未正式盖在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护照上，因为他俩的护照还在多梅讷。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手续问题。在两天时间里，娜塔丽娅和我整理好了行装和书稿，并且同洛朗·博夫妇作了简短的告别。
6月10日傍晚，我们来到了格勒诺布尔车站，准备乘坐去巴黎的火车。格勒诺布尔保安总局负责人前来送行，当我们准备登上火车时，他指给我看，伊泽省省长正站在另一边月台上远远地注视着托洛茨基的离去。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有单独的一间包厢，可以在座位上就寝。我则整夜坐在门外的过道上看守。黎明时分，火车到达了巴黎，廖瓦在车站等候我们。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直接去热拉尔·罗森塔尔的寓所。罗森塔尔跟他的父亲（是巴黎的一位名医）住在一起。
我们到了巴黎才知道，挪威政府还在犹豫，近日的谈判进行得很激烈，法国当局则希望托洛茨基尽快离开法国，回多梅讷去显然是不可能了。与签证谈判的同时，巴黎托派团体的许多人找上门来与托洛茨基讨论政治对策，因为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米罗兹举行，法国托派与社会党领导集团的冲突已到了危急关头。托洛茨基在事后不久写下的1935年6月20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在巴黎的这段紧张热烈的时刻。6月13日，问题终于解决了，挪威当局批准了以6个月为限的签证。于是我们打点行装，即日动身。
[1]在法国南南部边境的一个城市。——译者
[2]即作者的妻子加布里埃尔·布劳什。——译者 |
第一章流亡在土耳其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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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流亡在土耳其海岛
我是1932年10月20日到达土耳其普林吉坡岛的，当时才20岁，刚刚结束了9年的法国学校生活，对社会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厌恶情绪。
我从15岁起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虽说最初还带着些卢梭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色彩，但在大萧条的年代中，我就更直接更积极地参预了政治活动。1932年春天，我被吸收为法国的托派集团——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个成员。那时，联盟的人数很少，真正参加活动的还凑不满20人，连会员证也没有。联盟的各项活动我都参加了。当时的主要活动仅限于参加讨论，上街出售联盟的《真理》周刊（LaVerite），或是在傍晚带着周刊到工人们下班途经的地铁车站去叫卖，或是在星期日早晨到工人住宅区去推销，晚上，我们经常到马路上去张贴标语，却常常遭到警察的没收。原因是我们没钱在标语上贴上印花税。我是联盟中第一个既没有先参加共产党，也未曾参加共青团的盟员。在那里我认识的所有成员都是被共产党开除出来的人。
该联盟于1930年创立后，有过一段动乱的经历。1932年联盟的领导权今别为两个派别所掌握：一派是以雷蒙·莫利尼尔和皮埃尔·弗朗克为首；另一派的首领是皮埃尔·纳维尔和热拉尔·罗森塔尔。前者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因而占了上风。莫利尼尔和纳维尔两人性格和气质上的差异，是造成他们之间长期冲突的根源。1930年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内突然爆发了一场危及其生存的内讧，只是在托洛茨基施加压力后，才使内讧得以平息。我参加联盟时，两派在政治上并无实质性的分歧，因此，党内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莫利尼尔和纳维尔之间的对抗气氛在以后的岁月中却一直笼罩着党内的生活。
法国的托派集团是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自1923年起，托洛茨基就批评共产国际的领导背叛革命的行径。即使他在1929年被斯大林逐出俄国之后，他的目标仍然是要把共产国际拉回到革命轨道上来，而不是要另建一个与之敌对的组织。托洛茨基分子虽然都被正式开除出党组织，但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反对派，叫做左翼反对派。当时，这个反对派虽在党外，但坚信自己有朝一日会重返共产国际的行列。托洛茨基曾断言：“我们的思想将会成为你们的思想，并将写入共产国际的纲领。”
1932年间，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之间论战焦点是德国形势，当时，希特勒的权势日益膨胀，而拥有几百万张选票的两大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却处于分裂状态，无所作为。德国共产党听从斯大林的命令，拒绝和社会党采取联合行动，认为他们同纳粹党人是一丘之貉。1932年初，斯大林获得了一个深刻的发现，宣称纳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一对“孪生子”。社会党人实际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分子”，德国共产党就是依据这种理论来开展活动的。1931年7月一家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宣称“德国共产党必须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去“。来自希特勒的威胁被大大地忽视了。有几次，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宣称，纳粹主义运动已濒临瓦解的边缘。对此，托洛茨基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警告，他在许多文章和小册子里谴责了德国共产党的这种愚蠢政策，字里行间充满着智慧和热情。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作品熠熠生辉，是他流亡期间所发表的最精彩的文章。
1932年7月，德国的形势急剧变化，日趋右倾。为了替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辩解，法国共产党于7月27日在巴黎的比利埃召开了群众大会。比利埃是个宽敞的公共舞厅，位于圣米夏莱大街的尽头。那里可容纳数千人，常常被作为政治集会而场所。联盟决定去旁听这次大会，并打算再次向群众解释社会党和共产党应该结成反对希特勒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厅里挤满了人。我们大约有20来个人挤在人群中间。有一两个被指定的共产党人登台发言，他们一再重弹社会民主党是德国主要敌人的老调。我们听了，再也按捺不住了。雷蒙・莫利尼尔大声说：“我们要求发言5分钟。”于是他陈述了德国局势的严重性和建立反希特勒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但他的话并没能说多少。有一位法共领导人，是迫害托派成员的老手，皮埃尔·塞马尔做了个手势，那些早已站在我们周围的打手们立刻围拢来，抓起椅子劈头盖脸地向我们砸来。结果好些人受伤，我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多亏有朋友们解救。
6月间，莫利尼尔就问我是否愿意赴普林吉坡岛去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当时需要物色的是一位懂俄语的人，而我正适合这一点，因为我曾通过自学掌握了俄语。我的动身被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1932年10月13日才离开马赛，登上了“拉马丁”号客轮，途中停靠了那不勒斯港和皮雷埃夫斯港，于10月20日早晨靠上了伊斯坦布尔。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在岛上的皮埃尔·弗朗克那天到码头来接我，由于我性太急，船一靠岸就匆匆忙忙地走下了板桥，结果使他扑了个空。我没有离开码头，随即就雇了一条小船直驶普林吉坡岛。到达时已接近中午时分。我随身只带着一只提箱，来到寓所大门前，我把一张便条交给驻守在那里的土耳其警察。不一会，扬·弗兰克尔出来迎接我。当我俩在客厅里寒暄时，托洛茨基穿着一套白色亚麻布西服从书房里走下楼来。他对扬说：“他看上去像奥托。”那是指奥托·许斯勒。当时他正住在这座寓所里。他长得与我一样金发碧眼，皮肤白皙。但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因为我俩在身材和长相上相距甚远。
托洛茨基当年52岁，他那引人注目的外貌我早从照片上就熟悉了。嫁给莫利尼尔的让娜·马丹在1929年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就说：“您看上去跟照片上一样。”托洛茨基回答道：“那可就不妙了，这就像一件家具似的。”其实，托洛茨基远不是一件家具，他那活泼好动的举止和生动有力的演说，犹如磁铁般地立刻将人吸在他的周围。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那宽阔的前额，虽没有秃顶也是够高的，其次是他的一双深邃的蓝眼睛，凝聚着力量和信心。（以后在他逗留法国期间，为了安全，也为了减少警卫，他外出旅行时不得不改名换姓，乔装打扮。他剃去了山羊胡子，把头发先梳向一边，然后分开。可每当他想离开住处混入公共场所时，我仍是担心：“这根本没有用，过路人一眼就会认出他来。他的眼神是无法改变的。”）当托洛茨基开口说话时，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嘴，无论是说俄语还是说外语，他声音清晰，词意准确。他最讨厌别人说话随随便便，含糊不清。因而他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只有当他用俄语同娜塔丽娜交谈时，有时才会说得很快。很随便，甚至成为窃窃私语。当他在书房同客人谈话时，他的手总是先搁在办公桌的边沿，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做出各种手势，似乎想用它来帮助嘴更好地表达他的思想。他的整个仪态显得庄重而带有几分骄矜。他身材中等偏高。胸背宽厚，但肌肉并不发达，而腿与其胸部相比就显得细长了。后来在墨西哥，有一天开玩笑时，他跟我比身高。结果，他正好比我矮1英寸。他是5英尺10英寸，我是5英尺11英寸。
1920年秋，一位英国的女雕塑家克拉尔·谢里丹（她是温斯顿·丘吉尔的表妹）去莫斯科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塑头像。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托洛茨基曾向我指出他的脸部如何不匀称。他张开嘴唇，咬拢牙齿，向我显示他的下腭是歪的”。但这缺陷并不明显。谢里丹还写道，“托洛茨基鼻梁也有些歪，看上去似乎曾经断裂过”。她在塑像时曾要求托洛茨基摘下他的夹鼻眼镜。因为那玩意儿妨碍了她的工作。可是，“托洛茨基不愿意拿下。他说没有眼镜，他会感到茫然一片。他脱下眼镜似乎有一种肉体上的痛苦。这似乎是它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失去它，就会完全改变他的个性，很遗憾，这副眼镜相当程度地损害了他那标准的头像”。在我与托洛茨基相处的全部岁月里，我至多只有两三次看到他不戴眼镜。因为他极少在别人面前脱下眼镜，除去娜塔丽娅。他不戴眼镜，他的眼睛显得很小，近乎闭拢。
我在普林吉坡岛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从他的外表上丝毫看不出他此时此刻正在经受各种磨难的痕迹。这苦难的历程是1923年开始的。那时，在俄共党内，他第一个起来同斯大林展开斗争。4年之后，他被开除出党，并被剥夺了一切正式职务。1928年初，斯大林把他放逐到阿拉木图。它是苏联中亚东部地区哈萨克的首府，离莫斯科约2000英里。陪伴托洛茨基的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娜塔丽娅和他们22岁的长子廖瓦。他们的次子谢尔盖是位工程师。他没有被卷入政治旋涡，继续留在俄罗斯西部过着自己的生活。在阿拉木图虽然受到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G.P.U.）〕的严密监视，但托洛茨基仍有一定的自由。他收到大批邮件并常常外出打猎。托洛茨基有一次告诉我，他在阿拉木图期间曾和廖瓦研究过标有通向中国边境路线的地图，要是朝中国方向逃跑，大约要走160英里的路程。
1928年底，斯大林认为再不能让托洛茨基留在阿拉木图了。但如果处决托洛茨基，那会遭到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的反对，并可能激怒一批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以致可能会滋生出刺杀斯大林的念头。而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看来倒是一条出路。为此斯大林犹豫再三，那辆载着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及廖瓦的火车从阿拉木图返回俄国酉部，为了等候当局的命令，火车在途中滞留了12个昼夜。终于斯大林打定了主意，将托洛茨基流放到伊斯坦布尔。斯大林也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旦到了国外，托洛茨基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既无朋友，又无钱财，如果他在外国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他将会在俄国人民的心目中信誉扫地。
1929年2月12日，托洛茨基偕同娜塔丽娅和廖瓦从敖德萨抵达伊斯坦布尔，他们最初住在苏联领事馆内，发现在这儿的处境很尴尬，既是客人又是囚犯。这样的安排只持续了大约3个星期。3月5日，他们离开了使馆，在贝拉大街托卡丽扬旅馆住了几天。3月6且，托洛茨基给巴黎的一位律师莫里斯·帕兹发了份电报：“已获自由，暂住旅社，在找住所，此致敬礼。列夫。”电文开头的话暴露了托洛茨基在苏联使馆时的感受。不久，这些新流亡者搬进了一套备有家具的公寓，这是廖瓦找到的。它在伊斯坦布尔郊外波孟蒂地区伊泽巴夏大街29号。4月底，他们在普林吉坡岛上的伊泽巴夏别塞定居下来了。（由于街道和别墅有着相同的名称，这一点使一些作者产生了误会。那个别墅跟我后来看到的寓所一样，座落在岛的北面，但更靠近码头。1931年3月1日，这座伊泽巴夏别墅被大火烧毁了，托洛茨基就搬到了岛上一家叫萨伏伊的小旅馆里住了大约4个星期。到3月底他离开普林吉坡岛，搬到了卡迪欧小镇的郊外，一个叫莫达的海滨地区，住在希法街22号，直到1932年1月才回到普林吉坡岛的另一处住所，即是我在10月份到达时他们所住的那座别墅。
我到达后，发现来自布拉格的扬·弗兰克尔、来自巴黎的皮埃尔·弗朗克和来自莱比锡的奥托·许斯勒也住在这座别墅里，另有一位俄文打字员叫玛丽雅·伊利尼什娜·彼夫斯涅尔。她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套公寓。她每天早出晚归，遇到天气不好，就在萨伏伊旅馆过夜。弗兰克尔是1930年4月15日来到岛上的，自1931年2月18日廖瓦离开后，他就成了托洛茨基的主要秘书。廖瓦是到柏林去继续攻读他的工程学专业，并参加一些革命的政治活动。1932年5月到这里的许斯勒，是德国托派组织的领导成员，1932年7月15日到达的弗朗克，是法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俩来到普林吉坡岛，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访问者，但他们的拜访成为逗留，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实际上，这里的工作人员与客人之间差别是不明显的。至于我，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接替了弗兰克尔的位子，这里唯一无所事事的就是托洛茨基的外孙弗谢沃罗德，爱称谢瓦，他生于1926年。他和他母亲齐娜伊达，简称齐娜（托洛茨基前妻所生的长女）于1930年底离开俄国，1931年1月8日到达普林吉坡岛同家人团聚的。1931年10月22日，齐娜随同廖瓦到柏林去就医，而把谢瓦留在土耳其的小岛跟随外祖父母一起生活。
普林吉坡岛是马尔马拉海一个小群岛中最大的一个海岛。这个群岛包括4个有人居住的大岛和5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在有人居住的岛中，以普林吉坡岛离伊斯坦布尔最远，大约有20海哩。那时，从贝拉桥乘小船划到普林吉坡岛码头，大约需花一个半小时，这中间包括在其他岛上停留的时间。
普林吉坡岛方圆约8英里，当时大部分地方无人居住。居民们都集中在东北角靠近码头的村子里，这里简直像个小镇。星星点点的别墅都座落在岛屿北面的海滩上，越往西，住房就越稀少，直到岛的西南部，就无人居住了。由于人们从岛上迁住大陆，因此岛上的空地急剧增多。岛的制高点约为海拔600英尺，而且附近有个希腊正教修道院。岛上苍松翠柏，复盖成荫，空气中到处迷漫着松树的芳香。这里的泥土呈微红色。大海和天空时刻变幻着迷人的色彩，每当黎明和黄昏，苍天和大海被染成紫红色。这种壮丽的美景，在其他地方另难得一见的。
普林吉坡岛东面几英里处便是亚洲的海岸。在其西北方那遥远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的欧洲海岸。位于群岛西北部的哈尔基岛，离普林吉坡岛最近大约只有1海里，是个有人居住的小岛。马尔马拉海及其岛屿、亚洲的海岸，普林吉坡岛上的植被和天空，这一切构成了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区。1973年，我重游了普林吉坡岛。岛上耸起了许多建筑物。记得在1932年，在亚洲海岸上只有一个卡塔尔村，而现在却是高楼林立，巳成为伊斯坦布尔市的郊区。美丽的马尔马拉海现在被污染了。一家水泥厂不断向天空喷着浓浓的黑烟，黑烟从亚洲大陆一直飘到普林吉坡岛的上空。
1932年，普林吉坡岛上的居民主要是希腊人，但行政治安管理权却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群岛中的各个岛屿都有希腊和土耳其两种语言的名称。土耳其人把普林吉坡岛叫作“布伊卡达岛”，或叫“大岛”，又称“王子岛”。因为这儿曾是拜占庭皇帝放逐失宠王太子的地方。这些王子通常是被刺瞎了双眼后再送到这里来的。
托洛茨基居住的别墅座落在北面的海滨。从这儿到码头只需步行15分钟，周围的房子并不多。这别墅建于四五十年前，结构牢固，显然是伊斯坦布尔某一位达官贵人的夏宫。房子建在一个长方形的花园的中间，它把花园隔成两半：前院临街，后院濒海。花园四周用石块垒起了7英尺高的围墙。这所别墅可通往一头走不通的索卡迪街，沿着这条街可通向大海。人们一进小铁门就可发现，右边有一间小屋，常有4至6名土耳其警察驻守在那里；左边是一条通往内宅的小径。花园虽然无人精心照管，但花木茂盛。下午蜥蜴爬在墙上沐浴着阳光。穿过内宅便可遥望大海，后花园的地势急转直下，坡度很大，在茂密的草木丛中有一条蜿蜒的小路可通到花园尽头的小门，这里有一个专为这所住宅建造的私人码头，码头是用巨石砌成的，十分坚固。
这是一座3层楼的住宅。底层，门厅之后就是一间很宽敞的大客厅，朝着大海一面装着一些大玻璃窗和玻璃门，这个大客厅还兼做餐厅。大门口左侧，有一间房子作为警卫室。不过，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这房间是皮埃尔·弗朗克和奥托·许斯勒两人住的，右侧就是厨房。二楼，中间有一条很宽的走廊，它的尽头有一个可以眺望大海的阳台，走廊两边安放着书架，里面塞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走廊的左侧是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卧室及盥洗室。在右侧，第一间是作为扬·弗兰克尔和我的卧室兼书房。隔壁一间是被我们称为机要房的小办公室。打字员玛丽雅·伊利尼什娜就在这儿工作。最后一间是托洛茨基的书房，两边都开窗，既宽敞又明亮。第三层是顶楼。那里存放着旧的报纸和杂志。另一间是供厨师睡觉的房间。这幢房子没有装电话。如要打电话，就得走10分钟路到萨伏伊旅馆去。整幢房子的摆设十分简单。与其说我们是来这里生活，还不如说是在这里临时扎营。全部墙壁都被刷成白色，所有房间都宽敞、干燥、光线充足。
待我安顿下来以后，很快就同这里的人融为了一体。我最初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捕鱼。在后花园附近的码头边，有两只渔船，船身长16英尺，其中一只船还装有马达。一个名叫哈拉兰波斯的希腊渔民，负责看管渔船和渔具。他年轻、单纯豪爽、心地善良。我们常是凌晨4点半，天还没有亮就出发。托洛茨基总是从后院的小路上匆匆赶来。娜塔丽娅偶尔也参加到我们这支捕鱼队来。每次出海，除有1名土耳其警察跟随之外，还要带上一两名秘书。哈拉兰波斯早已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我们一到码头丿就立即登船起航。不久东方泛白，晨曦初露。我们就开始撒网捕鱼。我们在哈拉兰波斯的监督和指导下，根据不同的季节和鱼种，运用各种不同的技巧。这种活有时把我们累得精疲力尽。那时马尔马拉海有捕不完的鱼，我们总是满载而归；每次捕鱼，最多的是红鲻鱼和一种我们叫巴拉莫的大鱼，它的形状和颜色类似鲇鱼，但比鲇鱼大得多。当然也有其他的鱼。在平时的伙食中，我们虽然常常吃鱼，但我们对捕鱼还是兴趣盎然。我们还把其中一部分鱼送给岛上的医院。
有时，哈拉兰波斯在傍晚去海边放置捕虾篓，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去把篓取回来。有一天，我们一下捕到了30多只大龙虾，托洛茨基高兴极了，让我们把虾摊放在餐厅的地板上晾干。有时我们也在黄昏时刻去海边放置饵线。鲨鱼要在夜间才会上钩，一次当我们拉起饵线时，一条7英尺长的巨鲨浮出水面，我们只好把它当场击毙。
我来此之前，这里曾发生过一些有关捕鱼的有趣事件。这些都成为这个家庭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有一天，定期来普林吉坡岛担任秘书工作的让娜·马丹，陪伴托洛茨基去打鱼，满满的一网鱼被拉上了甲板。那位好心肠的让娜·马丹瞧着这些可怜的小生命在甲板上挣扎喘息，她立刻用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鱼抛回海里。不用说，托洛茨基对这种义举是不会赞赏的。另一件事是，一次出海打鱼，船到很远的雅洛瓦附近，突然马达发生了故障，他们无奈只好上东海岸扎营，头顶星空，在海滩上度过了一个夜晚。
有时，我们也去打猎，乘着小船，渡到东海岸卡达尔附近。我们把船拖上海滩，让哈拉兰波斯照管，然后就牵着狗穿过一片荒芜的灌木丛。在这儿，兔子难得一见，鹌鹑几乎成了我们唯一的猎物。托洛茨基的枪法迅速而准确，不过他花在打猎上的时间却远远少于捕鱼，因为他的打猎收获实在不大，常把打猎活动变成散步。这时他会不停地问起家里工作的情况。比如，某封信你回答了吗？等等。可是他在捕鱼时，就不是这样了。他也经常谈些打猎的故事。举个例子，有个农民在西伯利亚打狼，他一边飞快地跑了大半圈，一边拉出绳球上涂着油脂的绳子，这样狼就无法逃脱了。托洛茨基还谈起列宁的打猎故事。列宁每次出去打猎，总要拉上季诺维也夫作伴，而季诺维也夫却不喜欢这项活动，他经常躲进干草堆里，列宁抓住季诺维也夫的靴子，把他从草堆拖了出来。我们有时也在东海岸海滩上野餐。这样一天下来，我的皮肤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娜塔丽娅按照俄国的方法在我身上涂上一些酸奶酪来治我的灼伤。
我们一大早就外出捕鱼或打猎，回到家里已经是8点了，我们就匆匆吃了简单的早餐，只有茶和奶酪。娜塔丽娅把茶烧开给我们每个人满满地斟上一杯。要是饮料太烫，托洛茨基就按照俄国人的习惯，把它倒在茶托里，然后就拿着茶托喝。我这个刚从法国来的人，最初见到这种做法觉得很怪。
早餐以后，玛丽雅·伊利尼什娜也来到了。托洛茨基就开始用俄语口述，玛丽雅也在打字机旁便开始工作。玛丽雅所在的那间机要室有一扇门是通往托洛茨基书房的，托洛茨基就在书房和机要室之间来回走动，以一种非常洪亮的声音，不停地口述着。这种工作方式一直要持续到吃午饭的时候。即使我在自己的寝室里，也能听到他那条理清晰的语句和抑扬顿挫的语调，由此可以想象当他向群众演讲时，在那个还没有音响设施的年代里，他会发出多么有力的声音。
当用其他语种写信时，托洛茨基就坐在书桌旁口述。他的法语掌握得相当好，只是在虚拟语态和连词的运用上还有些困难。他的口语也较流利，不过有时他讲法语的语调有些偏高，而讲俄语时似乎并不这样。他把法语中的u几乎发成了ee，而把法语中不发音的e变成了aY。他还能用德语口述，据我判断，他的德语书面表达能力比法语还好，发音也是如此。1933年，斯沃贝克和沙赫曼两人先后来岛访问，那时托洛茨基用英语写信还要向他们请教，后来，他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墨西哥，他又学会了西班牙语，而且达到了可以阅读和交谈的程度。
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的著作可分为3类：通信、论文或时事小册以及专著。这种分类法也不是绝对的。有时一封信，加上一个标题，就成了一篇论文或一本小册子，例如，《下一步怎么办？》甚至可看作是一部专著。不过，托洛茨基大部分著作仍可按上述分类。
所以会有这么多通信，主要是世界各地有许多托派组织。托派组织大约在30个国家里进行活动。而且各国的组织常常还分裂为两三个派别，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彼此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一旦托洛茨基认为自己对这场特殊的斗争已经掌握了足够情报，他就会亲自进行调停。这种调解事情在他信件中占了很大比重。在普林吉坡岛，他对我和皮埃尔·弗朗克是用法语口述，而对奥托·许斯勒或扬·弗兰克尔则用德语口述。他需要用俄语写信时，就找打字员玛丽雅口述，他每隔两三天就用俄语向玛丽雅口述一封长信，发给远在柏林的儿子廖瓦。这些信件都被分类归档，存放在机要室里。
托洛茨基的论文都是针对当前时事而写的。他很少同时写作两篇文章。原先也许是一篇短评，后来却成了一本小册子或一本小书。托洛茨基的全部文章，除了少数几篇后来在困难情况下写成的短文外，都是用俄语口述的。其中很多文章在《反对派通报》上发表。这些文章经过翻译后又在世界各地的托派报刊上转載。有时为了挣钱也写些一般性的文章寄给德国（希特勒上台前的）或美国的“资产阶级”刊物。
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有《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论列宁》以及《斯大林伪造学派》，他写这些书，有的花几个月，有的花几年，有几部是同时进行的。
在我来到普林吉坡岛以前，法国已经有不少人在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了，把俄文译成法文。莫里斯·帕里雅宁翻译了《我的生平》一书，但是他的经过修饰的译文和所作的脚注却引起了争议，后来情况有所好转。1932年春天，雷蒙·莫利尼尔派遣帕里雅宁到普林吉坡岛住了3个星期。其间，托洛茨基对帕里雅宁作了解释，他希望别人在翻译他的著作时要做到准确和简洁，不要添枝加叶。然后，他又委托帕里雅宁把《俄国革命史》译成法文。我相信，帕里雅宁在土耳其的这段日子里，就在托洛茨基的督促下，译完了此书的部分章节。我到达的时候，第二卷的校样正在校对，托洛茨基仍然觉得帕里雅宁的译文显得累赘。于是我的头一件任务就是和皮埃尔·弗朗克一起删去译者任意加上的华而不实的词藻。以后我也参与翻译托洛茨基的文章。开始时，我到他的书房里把我的译文念给他听，他就对照着俄语原文看。不过几星期以后，他就放弃了这种实践。
上午的工作要到下午1点钟或不到1点才结束，随后大家吃中饭。中饭时间从不超过半小时。平时我们只喝开水，只有到了11月7日，这天既是十月革命节，又是托洛茨基的生日[1]。餐桌上才会出现一瓶土耳其的葡萄酒。午餐除了鱼以外，有时还能吃到炸肉丸、蕃茄和辣椒，但几乎从未吃到鲜肉。托洛茨基胃口不大，而且对吃什么毫不挑剔。在相处的7年里，我们一日3餐同桌吃饭，我总是坐在他的右首，可从未听他对食物发表过评论。虽然也可能会讨论法国苹果与美国苹果的区别，但他从不谈自己的口味如何，而只发表一些一般人的看法。托洛茨基不吸烟，也十分讨厌别人在他面前吸烟。
在这与世隔绝的岛上，托洛茨基常常一连几月闭户不出。同这么一班人马呆在一起商议工作，即使在进餐时，他也不考虑到应该跟大伙儿聊些轻松的话题。我记得有几次进餐时，他专心致志，一言不发。要不就是三句不离本行，又谈起眼前的工作。他会对从一封信或一份报纸上得来的某个消息发表评论。或者，他会把自己的一些最新的政治见解先向我们说说。几天以后，我们就会在他的文章中发现他的这些新思想。有时，他会大谈往事，包括他的少年时代。他说有一次在敖德萨亲戚家里干过一件荒唐的事：在燉鸡里撒了许多芥末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有时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那儿，他的房间紧挨着列宁的房间。除了国内战争以外，他所经历的每一时期几乎都谈到了。对国内战争却只是泛泛而谈，他会把内战时期的某件事，同美国的内战，后来又同墨西哥的内战进行对比。但这些评论总带有他的政治见解。而他个人与国内战争的关系我则从未听他谈起过。
托洛茨基对人物的评论带有嘲讽的口吻，对于他的敌人和对手更是如此。但是他的嘲讽又常常可能是一种友善的玩笑，对于他周围的人，他也是采取这种态度。例如，当时，达拉第是法国的政府首脑，托洛茨基就冲我大发议论：“你们的达拉第”如何如何，毋需说明，达拉第的上台与我无关。要是遇上一个美国人来访，他就会说：“你们的罗斯福”如此这般。他的谈话常常是十分尖刻和辛辣的。安德烈·布列东于1938年到墨西哥访问托洛茨基后就谈过托洛茨基的那种“戏弄”语调。托洛茨基还喜欢给周围的人起绰号。我不喜欢喝茶，没几天，早餐我又只喝了牛奶。于是“莫洛根”（只喝牛奶的人）就成了我的外号。（据说俄罗斯有个教派成员叫“莫洛根”的，他只靠喝牛奶过日子。）有一天，我修好了一只水泵，于是又得了一个“新头衔”——专家治国论者。那是在1933年春，当时“专家治国论者”还是一个刚刚出笼的新名词。后来，我为了办理去法国的签证手续而到伊斯坦布尔法国使馆去洽淡，那时我就以“外交部长”闻名。以后到了墨西哥，我已摸透了托洛茨基的脾气，常常不等他吩咐就将事情办好这样，他又给了我一个外号——“乌热”（俄语，其意是“早已准备”）。据说，列宁曾经给斯维尔德洛夫起过这个外号。
午饭后，托洛茨基就上床休息，他不允许任何人去打扰他。此时，不管有什么事情，即使来了电报也只好等一等。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些非政治性的著作，最常读的是俄国小说或者法国小说。当时他阅读的就是朱尔·罗曼的长篇小说《好心人》。他认为罗曼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大师”。他读书后，午睡20分钟光景，一般到4点钟为止。于是整个寓所的生活重又复苏了。
每天下午，我们大家都聚在餐厅饮茶。这时的谈话内容与午饭时差不多。晚餐是7点，吃得很简单。晚餐后，托洛茨基回书房继续工作。直到9点或9点半才回卧室就寝。他经常失眠，所以总吃安眠药。娜塔丽娅第二天上午就会告诉我们：“L.D.[2]昨天夜里又服了安眠药。”弗兰克尔对我说过，1930年，法国托派组织内部的派别斗争非常尖锐，有关斗争新动向消息的电报要是白天来迟了，他就同娜塔丽娅商量，不把电报送给托洛茨基，而拖到第二天上午才送去，这样可以让托洛茨基安安稳稳地睡一夜。
托洛茨基入睡时，我们总有一两个人整夜守卫着他，像白天一样轮流值班。我们关心的是托洛茨基的生命安全。从1923年他率先反对斯大林开始，他面临的危险一直是有增无减。到1932年，斯大林也许已经明显地意识到让托洛茨基离开俄国是个错误。托洛茨基在国外找到了许多新朋友，并且用俄文出版了《反对派通报》，源源不断地发表了不少专著、小册子和论文。随着岁月的流逝，斯大林想通过暗杀托洛茨基来“纠正”其错误，这种可能在日益增长，对托洛茨基来说，潜在的危险还来自另一方面。这几年，伊斯坦布尔的白俄分子很多，这些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人对托洛茨基耿耿于怀。事实上，这两股威胁势力很容易串通一气：斯大林通过格伯乌，可以雇佣白俄分子来谋害托洛茨基。
所以在1932年到1933年，安全问题是个头等大事。保卫工作花去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我们始终枪不离身，随身带着德国手枪，后来到了墨西哥，又配备了自动步枪。托洛茨基本人有一支小得出奇的手枪，我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每当托洛茨基下楼吃饭时，我们就把门窗关上，门窗上都有铁板，并且派一个人在房子周围的花园里巡视。晚间，总有一个人在门口警卫室里值班，毎隔一定时间出去巡逻一次，有时还搭上一个土耳其警察一起警戒。但对于警卫的效果，我们从不抱有乐观的态度。试想，一个拥有雄厚财力和技术手段的堂堂大国，要想干掉一个人，而这个人却两手空空，只有几个年轻朋友在他身边保护，这场竞争的结局将会如何呢？因此，我们只能是尽力而为吧。我想，这样做至少可以防止精神失常者的袭击。事实上，格伯乌的一个特工人员，叫布鲁姆金的，他在内战期间曾是托洛茨基军事指挥部的成员，1932年，他来伊斯坦布尔，在街上遇见了廖瓦，他就秘密拜访了托洛茨基。来访者忠告托洛茨基：至少要有20个受过训练的人，才能保证安全。而我们，只有三四个人，而且也没受过什么训练。但是，这些困难丝毫不会削减我们的热情和忠诚。
保卫工作令人疲惫不堪。我们采取过好几种值班方式：一种是4小时一班，大家轮换；另一种方式，是一个人连续值班24小时。但不管那种方式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的人实在太少了。清晨两点被叫醒去换班，而且月复一月地连续下去，真叫人难以忍受，睡眠不足是普林吉坡岛给我留下的记忆之一。白天，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躺在床上看书或打盹，碰巧托洛茨基闯进来，他一定会大喊一声：“瞧，这里有一个俄国移民！”
每天早晨，除了星期五，这天在土耳其是作为休假日的，邮递员总会送来一大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有书信、报纸、书籍、文件等。我们先把所有的包裹打开，然后再交给托洛茨基。但信是不拆的。因为当时的暗杀技术看来还不可能将致命的装置放入一个小小的信封里。每天总收到一些古怪的信件，有的署着一个《圣经》中的名字，也有人劝托洛茨基保持健康，或是拯救他的灵魂。每天还会有一些要求托洛茨基亲笔签名的信件。
我们这儿也能收到来自西欧的报纸，但总要相差两三天。托洛茨基经常阅读的有《巴黎时报》、《德意志大众报》等。读报时，他总喜欢用红蓝铅笔在报上作些记号。有些文章则剪下来，归入文件夹以便写作时参考。每天上午，我们都收到土耳其各种日报，至少大标题我们都可看懂。每天下午，我们就派人到码头去买由伊斯坦布尔出版发行的法文和德文晚报，从中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大逋讯社的电讯。
我们同岛上的居民极少交往，这儿雇了一个希腊厨师，他睡在这里。还雇一位每天上午来做清洁工作的希腊妇女。1929年托洛次基刚来岛上时，出于安全考虑，曾经打算不请外人帮忙。但是这个计划不久就废弃了，因为有些事我们干不了。让娜·马丹在1959年2月25日给我的信中就谈到这个问题，“我到别墅后，雷蒙问我，除了干一点秘书工作（即阅读和剪贴外文报纸——我选择了英文）外，是否愿意在娜塔丽娅的配合下给大伙儿做饭。他向我解释说，由于安全的原因，我们不能雇人帮忙，尤其是厨师工作，我想你是会理解的。于是我接受了。我扮演的角色真有点棘手，有点难以胜任。L.D.总是要求我尽快把剪报给他（您得记住，我们必须浏览来自欧洲的所有报纸），可另一方面，我必须承担一切杂务活，从买菜到做饭，而且由于医生的嘱咐，L.D.的饮食有严格的规定，每天要准备两种不同的饭食。厨房设备又是那么原始落后，并且要准时开饭。你也知道，因为L.D.有一张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有一天，由于午饭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准备好，我见他重新回到书房后就再没有下来。到了开饭时间，他不用别人叫自己会下来的。这时饭菜必须准备好。他不称赞，也从不抱怨。但是娜塔丽娅和我实在被弄得疲于奔命了。”很显然，这种体制是无法工作的。后来就只得雇人帮忙了。
在土耳其，我们既没有朋友也没有熟人。在伊斯坦布尔，同我们有关系的只有一位美国人房东。我们每月要向他交房租。另外还有几个店主，因为我们要从他们那儿购些办公用品和渔具之类的东西。我在普林吉坡期间，托洛茨基到伊斯坦布尔找过一两次牙科医生。那时我们曾租用一艘汽艇，它就停在后院的码头上，这样我们就可直驶伊斯坦布尔。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居住的整个时间里，从未遇到过来自土耳其当局的麻烦。1920年在争取土耳其民族独立斗争期间，凯末尔元帅曾经得到过苏俄的武器援助。这正是通过当时担任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提供的。几年以后，有位访问者披露了托洛茨基在1933年对他说的话：“当年土耳其与希腊打仗，我曾经派红军支援了凯末尔元帅，这点老交情他是不会忘记的。所以凯末尔不顾斯大林的压力，没有把我监禁起来。”这话可能不是托洛茨基的原话，但他确实提供了军事援助。我也曾听说过，在俄国革命早期，列宁和托洛茨基曾被土耳其议会授予名誉议员的称号。
1965年9月热拉尔·罗森塔尔告诉我一件事：这事发生在1930年初，当时他到普林吉坡岛拜访托洛茨基，在那里住了大约两个月。一天凯末尔元首来拜会一位部长级官员。这位部长住的别墅靠近托洛茨基住的别墅。凯末尔派了一位副官来问托洛茨基是否愿意接待他。托洛茨基为了避开会面，就借口身体欠佳。这可能是因为托洛茨基不想同凯末尔建立任何私人接触。这位元首当时正在迫害土耳其共产党人。据我所知，这是土耳其最高当局与托洛茨基之间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一次尝试。
1932年11月，托洛茨基计划离开土耳其，前往哥本哈根进行演说，未费任何周折，土耳其当局就给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签发了土耳其护照。那时他们的苏联护照已经期满，而且也无法更换。因为1932年2月20日苏联当局已经作出判决，取消托洛茨基及其家属的苏联国籍。他们从哥本哈根返回后，就立即获准仍回岛上居住。1933年7月，他们去法国时也是使用这张土耳其护照。实际上这些早已超期的护照在后来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被迫去挪威和墨西哥时仅仅起了身份证的作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想去土耳其访向托洛茨基，并打算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土耳其当局也都准予入境，从不加以阻挠。就拿我来说，只是说访问托洛茨基是为了联系出版或翻译事宜。
在普林吉坡岛，外来人必须到当地警察局去登记，对于住在托洛茨基寓所的人来说，办这个手续总是十分简单的。奥默·艾凡提，这个守卫住宅大门的土耳其警官能说一口俄语并能说几句法语，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被选中的。他是高加索人，有一天晚上，他以一种自信的语气对我哼着曲子，声音低得连旁边的警察也听不到，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不是俄国人，我不是土耳其人，我是高加索人。”
可见，我们同土耳其当局的关系是恰当的。我们从不为解决一件小事而过多地去同高级官员打交道。后来我们在墨西哥也是如此。比如，美国托派领导人阿恩·斯沃贝克于1933年来普林吉坡岛。他途经柏林，廖瓦托他给我们捎带一台短波收音机。入境时，这台收音机被海关官员没收了。在伊斯坦布尔海关大楼里，我花了两天时间同土耳其当局进行一场徒劳的谈判。结果我只得提着一只空箱离开了海关。
随着托洛茨基到达土耳其，来自西欧的拜访者便接踵而至。最先来的是一位法国律师莫里斯·帕兹。他是1929年3月12日或者是13日到达的，并且住了几天。他是巴黎的反对派集团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派出版了《反潮流》杂志。托洛茨基与帕兹之间的政治讨论很快陷入了不愉快的境地。再说帕兹也没忘记他是个律师，他甚至很明确地要求托洛茨基补偿他的车旅费。托洛茨基不禁感到大失所望。不过，他认为有一点是可取的：帕兹向他推荐某一种牌子的墨水。因为托洛茨基是个笔不离手的人，而且总喜欢把每件事都写下来，因此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托洛茨基后来在谈到帕兹的这个推荐时说：“这是他做过的唯一的一件好事。”
1929年3月底。从巴黎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4月20日托洛茨基在给帕兹的信中写道：“就个性来说，雷蒙·莫利尼尔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乐于助人、最讲求实际、干劲最足的一个人。他为我们找到了住所，替我们同房东太太谈住房条件，等等。他还非常乐意地带着他妻子跟我们一起住了几个月。”莫利尼尔确实赢得了托洛茨基的敬意。几个月后，托洛茨基对一位来访者说：“雷蒙·莫利尼尔是未来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榜样。”莫利尼尔于5月返回了巴黎，但他的妻子让娜（她的原名叫马丹·德·巴里埃）仍在岛上住了一段时间。
托洛茨基的老朋友阿尔弗雷德·罗斯麦及其夫人玛格丽特·罗斯麦在1929年5月上旬来访。罗斯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巴黎结识托洛茨基的，20年代初又在俄国见到他。玛格丽特在岛上住了4个星期。阿尔弗雷德·罗斯麦一直住到7月中旬。在此期间，罗斯麦夫妇成了托洛茨基同外界联系的中间人。玛格丽特主要负责同出版商打交道，因为她手头有一大笔钱，虽说数字并不大得惊人，却也十分可观，因此她取得与出版商签订《我的生平》及《俄国革命史》两本书出版合同的权力。
雅各布·弗朗克（也叫格拉也夫）是一个立陶宛后裔懂俄语的奥地利人。他于5月29日来这里担任秘书工作，直到10月底才离去。7月初，热拉尔·罗森塔尔和皮埃尔·丹尼斯·纳维尔到岛上商议，准备在1930年建立雷蒙·莫利尼尔、皮埃尔弗朗克和阿尔弗雷德·罗斯麦3人为首的统一的法国托派组织，并打算在巴黎出版《真理》周刊。10月初，由玛格丽特·罗斯麦选派一个法国人罗伯特·兰茨到岛上来做了几个月秘书工作。罗森塔尔于1930年1月底回国大约呆了2个月。1930年4月15日，由玛格丽特介绍来当秘书的扬·弗兰克尔是从布拉格来的。他留在岛上的时间比先来的任何人都久。正因为他在岛上，廖瓦才能在第二年前往柏林。
莫利尼尔夫妇继续定期来土耳其拜访，有一回，雷蒙·莫利尼尔单独返回巴黎，把让娜留在岛上。在一个炎热的土耳其之夜，让娜与廖瓦相爱了。让娜只把这种关系看成是一夜欢情，她打算回巴黎与雷蒙重新团聚，而廖瓦却把这次冒险行径看得非常认真，并扬言如果让娜不再与他相爱，他就自杀。于是他们同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让娜也深深地爱上了廖瓦。她在1938年廖瓦去世时的不少来信中，都充满了悲痛欲绝的哀伤之情。由于廖瓦和让娜的私逋，托洛茨基对儿子十分恼怒。
廖瓦启程去柏林以后没几天，即1931年3月1日凌晨两点，伊泽别墅里的人们都被大火惊醒了。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齐娜都冲出屋子来到花园、弗兰克尔还在着火的屋里把文件资料从窗口扔出来，直到消防员赶到现场…才迫使他撤离。这场大火来得十分突然，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火焰吞没了一切。我初到普林吉坡岛时，曾看到的那些书籍，节夜已经烧焦，里面却仍完好无损。这场大火是安装在顶楼的热水汀引起的，那个取暖装置整夜在运转着。大火只烧了顶楼和二层楼。齐娜和弗兰克尔住的底层却安然无恙，整幢房子仍然矗立着。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天花板也未倒塌。由于大火被迅速控制，二楼还留下了两间相连的小屋，里面的东西基本无损。这次被烧毁的是一些书籍、革命时期拍摄下来的照片、写作所需的有关国际形势剪报，还有一些私人物品和两架俄文打字机。被抢救出来的是托洛茨基正在撰写的《俄国革命史》第二卷手稿，以及全部重要文件，包括托洛茨基与西伯利亚流放者之间的来往书信。托洛茨基逃离屋子时就随身带着记录西伯利亚人通讯地址的笔记本。
娜塔丽娅在1958年同我的一次交谈中，她告诉我，在那次大火中受损失的只是一些印刷品。除此之外，只是些放在托洛茨基桌上或者玛丽雅桌上的几封尚未答复的信件，以及托洛茨基正在写的有关法国《乌斯特里事件》论文的几套手稿。几年以后，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提及，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评论的著作手稿都毁于那场大火。我估计他是记错了，因为他是在大火以后很久，即1933年初才酝酿写这部书的，他在1931年初写的信中也从未提到过这部著作，而且娜塔丽娅在1958年与我谈话中也否认了这部手稿毁于大火之说。
在大火中幸免于难的人们来到了萨伏伊旅馆，住在院里一幢单独的只有三间小居室的房子里。弗兰克尔后来说：“由于这场大火所造成的无法挽回的损失，除了托洛茨基同志之外，我们大家都心乱如麻，忧心忡忡。可是，我们刚刚安顿下来，托洛茨基就把他的手稿往桌上一摊，叫来了速记员开始口述他的著作，好像当天晚上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后来，1940年5月25日凌晨，在墨西哥科约阿坎发生了第一次谋杀事件时，托洛茨基也同样镇定自若。凶手们在西克罗斯指挥下，射击一阵后就逃跑了。托洛茨基在等待墨西哥警察到来的这段时间里，又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了。看来，写作或口述是他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方法。火灾后不几天，雷蒙·莫利尼尔和他的兄弟亨利从巴黎赶来，忙着为大伙儿寻找新住所，结果在莫达找到了。
当我到达普林吉坡岛时，法国托派团体的一场政治危机导致了托洛茨基和罗斯麦夫妇间的决裂，于是他俩的任务就由雷蒙·莫利尼尔担当起来。由于考虑到实际结果而站在托洛茨基一边的人，当时有：在柏林的儿子廖瓦、在普林吉坡岛的扬·弗兰克尔、在巴黎的莫利尼尔。在某些问题上，亨利·莫利启尔也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一班人中，总的倾向显然是反对纳维尔的。廖瓦和弗兰克尔，更不必说莫利尼尔兄弟，对纳维尔的评价远不如托洛茨基所作的那么精辟入微。托洛茨基虽然与纳维尔有分歧，并且常常为他恼怒，可他对纳维尔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品质还是很尊敬的。在我们房间的盥洗室的房顶上，弗兰克尔还保存了两期《革命超现实主义》杂志。他就把它们拿给新来的人看，以此来证明纳维尔的那种超现实主义者的狂热劲。
托洛茨基对于来访者和新来的人显得十分亲切。他的谈话、解释、手势以及提问，确实都很有魅力。当有年轻妇女在场的时候，他似乎显得特别活跃。但是选跟他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他就越挑剔，而且态度也变得愈加粗鲁。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与这种变化大有关系，我们不得不从早到晚，成年累月地一起守在这块小天地里，受到旷日持久的安全措施所约束。一切都要事先安排，不论是接待来访还是外出旅行，绝不能随心所欲。托洛茨基有一次冲我发牢骚：“你们简直把我当成一件物品了。”
从1929年到1940年，也就是托洛茨基第三次侨居国外期间，他对待3个人是最粗暴的，这3人就是廖瓦、扬·弗兰克尔和我。弗兰克尔告诉我，在普林吉坡岛期间，廖瓦同他的父亲关系十分紧张。有一次廖瓦曾经说过，他要到伊斯坦布尔的苏联领事馆去打听一下，是否可能申请回国。虽然弗丝克尔从未说，廖瓦在这件事上确实采取了什么行动，但是廖瓦在1937年7月7日给他母亲的信中有这样一些令人生疑的话：“假如我在1929年被批准回苏联……”这似乎隐约说明，廖瓦确已向苏联使馆提出过回国的申请，但遭到了拒绝。1937年2月15日，由于没有及时邮寄关于莫斯科审判案的几件证书，托洛彼基大为恼火，他就写信给当时住在巴黎的廖瓦，信中说：“我很难说清楚，落在我身上的沉重打击，究竟是来自莫斯科还是来自巴黎。”
至于我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我觉得是一种不断调节的关系。我们之间有时欢声笑语、亲密无间，可是不多一会儿，他会莫名奇妙地对我发脾气，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但很奇怪，后来在墨西哥，他同美国秘书和警卫人员的关系不知怎的变得单纯了，或者说他克制了，不像原先那样反复无常了。那几年他确实老得很快，但也许是因为面时美国人的心平气和，他的急躁睥气也就失去了昔日的锋芒。
1933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说明他的那种粗暴性格：我们每次出海捕鱼回来总要把装在船尾的马达拆下来，放在清水桶里发动几分钟，作一次清洗，以防机器受海水的腐蚀。一天上午捕鱼回家后，我们发现专用汽油不多了，余下的都是冬天使用的油，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专用汽油没买到以前不启用马达。当天下午，我打算把马达拆洗一下。因为必须要把海水排除干浄，只好用一点稍有区别的专用油，在靠近码头的花园边上亠个水桶里发动马达。托洛茨基一听到马达声，就立刻跑到阳台上，隔着花园，声嘶力竭地对我嚷道：“马上停止！”此时此刻，你要想向他解释什么，那是枉费心机的。
对于物品的保管和使用，托洛茨基有严格的规定。总的来说，他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对于自己的心爱之物，诸如钢笔、马达、渔具和猎枪，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和保养，这些规矩几乎是不可改动的。对他来说，要使自己适应新的设备始终是一个艰难过程。笔对他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选用一枝新笔必须经过许多次试用方可。对钓鱼工具，他也非常任细，他特别喜欢从美国带来的鱼线和鱼钩。他总是按照说明书上规则去操作马达，绝不允许出现任何违章行为。在岛上，弗兰克尔曾告诉我，托洛茨基在俄国时，想备一辆轿车供他自己驾驶，他的朋友苏联外交官越工从国外带给他一辆有特殊装置的大功率的“梅西德”轿车。托洛茨基扶着方向盘开了50英尺，就掉进了沟里。从此他就不再开车了。后来，1933年夏天，在圣巴莱期间，为了安全的需要，只许托派组织的人进入住宅，因此我们就没有人去帮助干家务。这样一来家务活全部落在让娜·马丹和雷蒙·莫利尼尔的新伴侣薇拉·拉尼斯身上，不过我们在休息时也尽可能地去帮助干点什么，尤其需要帮忙的是每天晚上洗碟子这样的杂务活。二天傍晚，托洛茨基也来插一手。他擦洗每一只盘子和杯子都特别仔细，这样一直干到很晚才结束。大伙儿都感到：他不来倒省力些，来帮忙反倒更累了。
托洛茨基从不喜欢装饰物之类的东西。有一段时间，他在床头摆了一张拉柯夫斯基的照片，他他许是托洛茨基在俄国时私交最深的朋友。这张照片是1932年从俄国秘密带出来的。1934年4月，当拉柯夫斯基巳经向斯大林屈服后的一天，我正在巴比仲别墅花园里，焚烧一些无保存价值的文件，如译稿之类的东西，这好托洛茨基向我走来，把拉柯夫斯基的照片递给我，说：“给你，把它也烧了吧！”
托洛茨基书房的桌子上总是堆满了书报文件，他按自己的方法堆放，因此很清楚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任何人不能动他的书桌，即使娜塔丽娅也只能轻轻地掸一掸桌上的灰尘。在普林吉坡期间，托洛茨基在他的书房里有一只小铁盒，我们称它为百宝箱，那里面保存着最机密的文件，后来，他不在书房里保存文件，而把所有的文件统统存放在由秘书分类整理过的档案库里。唯一没有存入档案库文件夹里的东西是谢尔盖的信。这些信由娜塔丽娅珍藏在她自己的房里。
当我来到普林吉坡岛时，正好有一位美国人B.J.费尔德（他的真名叫古尔德）和他妻子埃丝特都在伊斯坦布尔逗留。他俩曾是美国托派组织的成员，由于内部派系斗争而被开除了。费尔德是一位经济学家，曾在华尔街商行工作过。当时全世界正处在经济萧条困境中。托洛茨基密切注视着经济的发展，因此很重视费尔德的经济实践知识。在我到达后的数星期内，他们进行了频繁的交谈。我经常在下午4前半在托洛茨基书房里与他们相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是用德语交谈的。托洛茨基甚至还打算跟费尔德合作写一本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专著，但最后毫无结果。每次交谈，埃丝特总是坐在屋角，给托洛茨基作油画肖像。我不知道这幅油画最后是否画成。
我去普林吉坡岛的启程日期起初定于1932年6月，但由于托洛茨基可能去捷克斯洛伐克治病，并在矿泉疗棠地呆了一段时间，所以我的行期被推迟了。七八月间，托洛茨基的行程仍未最后确定。有一次看来一切准备就绪了，然而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犹豫不决，计划又被打乱了。到9月份事情已经明朗，旅行去不成了，所以我去普林吉坡的行期才定了下来。我到达时，一个新计划正在筹划：托洛茨基应丹麦大学生组织的邀请，准备赴哥本哈根进行演讲。起先没有作什么准备，但到了11月初，情况突变，以致在动身前没有时间去处理许多悬而未决的事情，这就势必要有人留下来。这个差使落到了一个最后到达岛上的人，也就是说落在我的身上。除了谢瓦和我以外，托洛茨基以及宅子里其余的人全部于1932年11月14日离开了伊斯坦布尔。谢瓦准备去维也纳，因为他母亲即将从柏林迁往那里，但是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由于没有接到上级的特殊指示（后来才接到），而拒绝为6岁的孩子签证。后来，我和谢瓦办妥一切手续于11月23日离幵了伊斯坦布尔前往马赛，再从马赛乘火车到巴黎。我们在巴黎呆了一个星期，这时托洛茨基正在哥本哈根访问。
托洛茨基所以接受丹麦大学生的邀请，是因为这将给他一个机会使他能够通过演讲来捍卫他的思想，并得以会见相当多的一批志同道合者。大约有20来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欧洲各国来到哥本哈根同托洛茨基进行了政治性讨论。也许他还希望能被准许定居在某一个西欧国家，不管怎样，他毕竟小心翼翼地向丹麦政府递交了永久签证或至少是长期居留许可证的申请书，但毫无结果。既然没有别的国家愿意接受他，那就只好返回普林吉坡岛，别无他法了。法国政府甚至不许托洛茨基在巴黎中途下车。12月6日他由敦刻尔克出发，土午10点到达巴黎的北方车站后，只好搭乘11点10分的火车开往马赛。
由于轮船航班的关系，托洛茨基必须等候大约10天的光景才能乘上下一班去伊斯坦布尔的轮船。法国当局同意托洛茨基在马赛郊区居住一段时间，可以临时租用一所别墅住下来。亨利·莫利尼尔已先去马赛寻找住处了。12月4日，我也离开巴黎前往马赛，在那里，我和亨利一起将住处安排妥当。12月6日，我乘火车前往阿维尼翁，去迎候从巴黎开来的托洛茨基所乘的那趟列车。
在回马赛途中，我与托洛茨基、廖瓦同坐一个车厢。乘此机会，我幵始向他介绍巴黎托派组织的近况。因为一星期前我在那里作了实地调查。托洛茨基制止了我，他很自信地说，法国警察在车厢里安装了窃听器。我向他解释说，在行驶的列车上要利用窃听器是困难的，因为周围的噪声很大。但他仍不放心。
火车在马赛附近的一个小站作了一次例外的停靠，说是亨利·莫利尼尔在那里迎接我们，并准备了几辆开往别墅的汽车。亨利的确带了几辆车子在那里等候，但原计划已被改变：法国当局决定让我们直接到港口乘坐一艘于第二天开往伊斯坦布尔的意大利轮船。那时天已黄昏，真让人大失所望，但也无可奈何，我们只得到港口登船。这是一条装运石灰的又小又旧的船，船的舷梯只不过是一块平放着的木板。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雷蒙·莫利尼尔都上了船，我还在码头上忙着。这时托洛茨基突然走下舷梯，向站在码头上的警官匆匆而去。娜塔丽娅和雷蒙也紧随其后。托洛茨基用手指着警官的鼻子，大声地说道：“我们不能在这种条件下航行，法国政府欺骗了我们。”这是我所见到的他很少几次大动肝火中的一次。他嚷道：“难道你相信法国警方有权强迫我们上意大利船吗？”那警官回答说：“是的。”但他并没有粗暴地用身体阻止托洛茨基登岸，虽然他完全有权这样做。结果査明，这条船确实是一条又旧又慢的老爷船，通常都不载客的，这次是应法国当局的请求，才临时作此安排。法国政府一心要托洛茨基尽快离开法国。且不说，这条船要两个多星期才能到达伊斯坦布尔，而且它沿途还要停靠好几个港口装卸货物。这就势必要日月夜夜在这种令人讨厌的噪声中度过。
我们就站在码头的照明灯下，挨着那倒霉的货船。夜深了。有几个人坐在行李箱上。四周布满了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但没有记者。法国警方显然没有兴趣让自己的行动公诸于众。
于是我们开始商议对策。先是给巴黎打电话。在码头上，托洛茨基向我口述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给当时的法国总理埃里奥及其两位部长肖当和德芒齐，抗议法国警方的欺骗行为。这时有人建议我们不妨去转乘一艘定期并往伊斯坦布尔的真正的意大利客轮，只要意大利能为我们签发过境证就行了。鉴于那条货船不会在第二天下午以前登程启航，法国警方才同意托洛茨基及其随行人员在马赛旅馆里休息一夜，条件是：如果第二天上午意大利不签发过境证，托洛茨基必须登上这艘意大利货轮。大约在凌晨3点半，我们才住进了马赛的雷吉娜旅馆。但是对我来说，一天的事情还没完，我还得担任警戒，坐在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卧室门口走廊里一把椅子上守卫着。
翌日，12月7日，亨利·莫利尼尔去意大利领事馆。向罗马联系的电话打通了，于是使馆签发了过境证。下午托洛茨基、娜塔丽娅、扬·弗兰克尔、奥托·许斯勒乘火车前往文蒂米利亚，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不得不向即将返回柏林的廖瓦挥手告别。一位意大利警官在边境上等候着我们。当时法意两国关系不好，并且由于在马赛的这一插曲，这位意大利警官忍不住要刺激一下法国。他说：“托洛茨基先生，您在这儿是自由的。”这显然是言过其实，因为我们只能在警察严密监视下按照预定日程穿越意大利，我们从文蒂米利亚到热那亚，从热那亚到米兰。12月8日上午到达米兰后，又几乎马不停蹄地动身去威尼斯，下午3点多钟到那里，打算直接坐轮船去伊斯坦布尔。在途中听说，轮船刚刚离开了码头，如果我们乘火车到布林迪西还能赶上这艘轮船，因为它在那里也将停靠。在等候火车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在警察陪同下观光了威尼斯市容，并乘坐警方的汽艇游览了运河。大约晚上9点，我们坐上了去布林迪西的火车，第二天即12月9日，就在那里登上了意大利的亚德里雅号邮轮。
在这段曲折多难的日子里，托洛茨基郁郁寡欢。因为他在刚过去的几星期内，有机会再次接近人民，而现在他只好离开西欧回到那与世隔绝的小岛去。船在比雷埃夫斯停泊时，他也没有上岸。12月11日晚上我们到达伊斯坦布尔。当晚在船上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才去普林吉坡岛。皮埃尔·弗朗克从巴黎乘火车返回，赶在我们前面到家，他已安排好家里的一切。哥本哈根之行就这样结朿了。
普林吉坡岛寓所里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样。托洛茨基又幵始工作了。他似乎重新焕发出无限精力。他虽然因未能获准在西欧定居而感到不快，但也许他并不真正相信定居是可能的。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俄国的经济形势，当时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局面；二是从组织上加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它正在取得良好的开端。关于俄国的经济问题，我曾跟他就经济增长率作过一次讨论。我借助从佩拉法国人开的书店里买来的一张对数表，并根据各种增长率绘制了一些曲线图表给他。他把图表放在书桌上从不使用。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不相信那种使他不能一目了然的数据。
圣诞节前夕刮起了一场风暴，海上巨浪滔天，连拴在后门码头水坞里的两条捕鱼船也感到不安全。一排排巨浪向码头袭来。我们只好在黑夜里，完全凭着自己的体力把鱼船拖出水面拉进花园。托洛茨基也全力以赴地协助我们。
1929年，托洛茨基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小住了几日，当他离开使馆时，苏联政府以“版税”名义给了他1500美元。托洛茨基同时还得到了一份苏联护照，护照上职业栏内填的是“作家”。托洛茨基接受世界各地报社的采访因而赚取了一笔钱，他以此来支付在土耳其的生活费用。他的著作，首先是《我的生平》与《俄国革命史》两部著作的出版合同，使他也得了一大笔钱，这笔钱一部分用来资助出版《反对派通报》，同时也用于创办许多诸如《真理》周刊之类的托派报纸，还有一小部分钱是寄给西伯利亚流放者的。
处境贫困是当时所有革命者注定的命运。托洛茨基由于同出版商签订了合同，因而他比较宽裕。但当我在1932年10月到达普林吉坡时，这种宽裕已告结束。哥本哈根之行，导致他财政亏损极大，尽管有丹麦大学生组织和美国广播公司为此支付了一笔钱，但在以后岁月里，财政困难越来越大。
1933年1月5日，扬·弗兰克尔离开了普林吉坡岛，前往才从柏林迁至巴黎的“国际书记处”工作。就在同一天，齐娜在柏林寓所里用煤气自杀了。她的自杀是在当天下午两点被发现的。廖瓦给娜塔丽娅发来了电报。电报是1月6日送到的。这时我们刚好吃完午饭。我记得那天是皮埃尔·弗朗克担任警卫值班。他把电报交给正想上楼的娜塔丽娅。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拆看电报后，什么也没对我们说，立刻关上了卧室房门。我们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情，可又一无所知。我们是看了晚报后才得知这条消息的。一连几天，托洛茨基闭门不出，只是偶而半开着房门，要我们给他送茶水去。几天以后，他才重新回到书房继续工作，看来他面容很憔悴，两道深深的皱纹从鼻子两侧延伸到嘴角。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口述一封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他女儿之死应归咎于斯大林。
我从未见到过齐娜。扬·弗兰克尔和让娜，马丹曾对我谈起过她。托洛茨基有子女4人，只有齐娜的长相最像父亲，而且在气质上也有些相像。她写给父亲的信充满着激情。她和她儿子谢瓦于1930年底才离开俄国，他俩是托洛茨基家庭成员中最后离开俄国的。这孩子的父亲普拉东·沃尔科夫当时在西伯利亚流放，齐娜和谢瓦在土耳其一起生活了9个月，她就独自去了柏林，打算去找廖瓦和让娜·马丹，准备在那里接受精神分析疗法。她把谢瓦留在普林吉坡岛上，托洛茨基对此很生气。1932年6月30日，托洛茨基给廖瓦的信中写道：“你母亲（指娜塔丽娅）被谢瓦缠住了手脚，……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谢瓦的问题。”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早晚要把谢瓦送到法国去跟他妈妈一起生活。我在1932年10月到普林吉坡时，谢瓦还在那里。他是个文静听话的孩子，早上去学校读书，回家常常呆在房间里。其实，娜塔丽娅的手脚并没有被他捆住。
在柏林，齐娜找了一个会说一口流利俄语随犹太医生给她治病。让娜经常去探望她。谢瓦跟着我从普林吉坡到了巴黎后于12月14日前往柏林，在那里同分别1年多的母亲团聚了。
很多年以后，在1959年3月27日的一封信里，让娜对我谈到了托洛茨基的女儿：“简单地说，齐娜对丈夫普拉东已经有些淡忘了。由于两人分开这么久，所以人们并没有为此责备她。她的肺结核症正处于吸收好转期。她绝对没有想过要重返俄国。恰恰相反，她希望留在国外。而正是L.D.希望她考虑回国。因此她的行为在某些方面开始表现得有些反常。她最担心的事莫过于有朝一日发现自己被迫返回俄国。她确实常常出现谵妄症的病状，因此一直在诊所接受治疗，但她却用未完全丧失理智，而且发作的持续时间也不长。我们问过医生她的病对谢瓦是否会有影响，医生劝我们把孩子留在她身边，这也许对病人有好处。医生并不认为这对谢瓦会有什么危险。在病情严重时，你知道，她也曾经考虑过要使孩子远离自已，她最后想到的是孩子。当然她有许多变态心理，如果考虑到她去拍林以前的生活经历，那么这又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但我不认为驱使她自杀是由于想到自己的精神病即将再次发作，何况当时她的病情已接近枱愈，因为她已经自由地离开了医院，回到她寄宿的公寓和谢瓦一起生活了。真正的原因是：她感到绝望，这种绝望之情我只能与你面谈而不能写在纸上。她的绝望之情曾记述在纸上，那纸当时还留在她的寓所里，没有要销毁的迹象。她甚至连想也没想过。我自问，为什么我们不把它们毁掉呢？但是我可不能自作主张地采取这个行动，万一列夫（指廖瓦）决定把这些材料妥善地保存起来呢……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最后却落入警察手里。廖瓦死后，警方两次到我在巴黎的寓所进行捜査。一想到这些微妙精细令人痛苦的东西竟然在警察肮脏的手里拿着，该多么可怕呀！现在要重新得到它们，甚至査到它们的线索，是决不可能的。战后，我们曾正式要求警方归还被查抄去的东西，包括这些材料，但最终得到的答复是这些东西全都找不到了。”
1959年9月，在我和让娜的一次谈话中，她提到另外3件事：第一，齐娜在柏林时对廖瓦并不信任。在自杀之前，正是让娜接到过她留下的一封短信，她在那张字迹清晰的便条上，写道：“请好好照看谢瓦，他是个乖孩子。”第二件是齐娜死的时候，已经怀孕了，对此让娜未多作解释。第三是，在齐娜治疗期间，托洛茨基把齐娜写来的信寄给她的精神分析医生，他无疑是想帮助医生了解病人的思想，但是齐娜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极为伤感。齐娜在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里流露出这种被遗弃的情感。1932年12月14日，她在信里写道：“亲爱的父亲，我渴望得到您的来信，哪怕只有几行字也好。”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女儿去世这一个人的悲剧正好与欧洲面临的政治悲剧交织在一起。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当时德国正处在一种捉摸不定的局势中，两大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未受触动，而这时纳粹党巳经取得了执政的权力。3月2日，在托洛茨基书房里我们每天进行的午后讨论中，他就有关德国形势告诫我们：“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这就像你必须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你把它看成是一堵平滑的墻壁，当你站在它面前时，你觉得自己不可能爬上去。但是如果你能利用每一条裂缝，每一个自然台阶，每一个洞穴，使你的手得以抓紧、脚能够踏稳，这样你就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登上山巅。为此，你不仅要有勇气，而且还要有长远和敏锐的眼光。”可是这个工人阶级组织却一无所成，而希特勒则日益猖獗。2月27日，纳粹党自己制造了国会大厦纵火案，希特勒就以此为借口取缔了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3月5日，希特勒建立了他的极权主义政权。
托洛茨基迅速作出了反应。3月14日，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副题是“德国工人将重新崛起，决不要斯大林主义”！在此之前，托洛茨基的政策一直是改造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因此托派集团的日常活动也完全是为了使广大共产党员接受他们的观点。托洛茨基反对派把自己看成是第三国际的一员，即使被正式开除以后也仍是如此。当时一些地方和托派组织有联系的个人或集团曾主张建立新的国际，但是托洛茨基一口拒绝了这个主意。由此可见，放弃改造政策意味着同过去一刀两断，这个方针的转变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早在3月2日的谈话中，托洛茨基对我们说：“我敢肯定，如果希特勒在德国继续执政，共产党被瓦解，那么就必须创造一个新党，但是新党的大多数骨干还得从老党中去吸收。”但是这个意见仍然是同假设的形势有关。3月5日的大灾难发生以后，托洛茨基在3月14日的文章中抛弃了改造德国共产党这个过时的方针，可仍坚持对共产党国际的其他共党，尤其是对俄国党进行改造的方针。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整体的共产国际的问题迟早是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它声称德国共产党所执行的不与社会党人合作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直到希特勒发动政变的那一刻。执委会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支持着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的队伍中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孤立的反响，但作为一个组织，共产党国际却处在斯大林的控制之下。因此改造的方针是完全不现实的。
就在托洛茨基逐步放弃改造方针的过程中，俄国党提岀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共产国际的4月决议发表以后，托洛茨基在普林吉坡曾对我们说：“自4月份以来，我们主张在各国党内进行改革，而在德国则成立一个新党。现在我们可以釆取一个对称的立场，就是说，我们主张除了苏联以外广每一个国家都建立一个新党。而对苏联，我们主张改造布尔什维克党。”这个主张从未在文章中出现过，是否给廖瓦的信中谈到过，我也不能肯定。但无论如何，这个主张很快被抛弃了。1933年7月15日，托洛茨基以格·古罗夫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发给各地托派组织。该文的标题是《必须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共产国际》。在文章中，对所有受斯大林操纵的共产党实行改造的政策被抛弃了。作者解释道，这种改良政策现已成了“乌托邦的和反动的政策”。
政策上的转折与居住地的迁移恰成巧合。7月17日托洛茨基离开了土耳其去法国定居。当他于7月24日踏上法兰西国土的时候，7月份文章的译文几乎还没有到达各地托派团体领导人的手里。直到托洛茨基在法国生活的开头个几星期里，这个新方针才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也是在1933年春天，同俄国的通讯联系已完全中断。1927年末至1928年初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相继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起初，他们相互之间还可以较为自由地进行通讯联系。因为，他们在政府中曾占据过重要的位置，担任过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职务，所以他们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之间的来往信件包含了当时有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丰富资料。某些信件实际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小论文。1928年下半年，虽然检查制度越来越严格，但流放者仍能彼此联系，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寄明信片或发电报。正如娜塔丽娅后来告诉我说，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时，仍能与留在莫斯科的反对派保持通信联系。当一个窗口出现花盆时，这说明从莫斯科来的地下交逋员巳经到达。当时由廖瓦负责与这些人接头。
1929年到土耳其之后，托洛茨基仍能通过邮局同大约20名西伯利亚流放者保持联系。他们不是直接写信到普林吉坡，而是寄到法国或德国的某地。通常，他们仅仅寄来一张明信片，只谈些私事。随着岁月的流逝，通信也日趋减少。但在1932年，消息还是走漏了。就是拉柯夫斯基照片被带出俄国的那一次。廖瓦还是负责这方面的全部联系工作。先是在普林吉坡岛，后来在柏林。有时还汇点钱给某个流放者。那时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私人通信已经中断了，唯一例外的是齐娜的生母，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勃朗施坦。她当时住在列宁格勒，还同齐娜保持着通信联系。齐娜死后，托洛茨基曾收到她生母的一封信，并回了信，他亲笔写了信并封了口交给我，在信封上亲自用漂亮的字体书写了通讯地址。他要我寄挂号信，并要求邮局把回条寄来，可是回条从未收到。1933年开头几个月里，同俄国的联系彻底中断了。直到几年以后，才从俄国来的逃犯，塔罗夫、西里加、维克托·谢尔盖、雷斯和克里维茨基那里直接得到一些消息。但即使在通信中断以后，托洛茨基同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反对派成员的关系也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1933年5月，我们从报上得知马克西姆·高尔基将乘坐苏联“让·饶勒斯”号轮船从意大利返回苏联。该船将途经伊斯坦布尔，托洛茨基对皮埃尔·弗朗克和我说，为了打听有关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情况，不妨去见见高尔基。根据报上所说的日期，我们找到了停泊在伊斯坦布尔码头上的那艘“让·饶勒斯”号。一登上船，立刻有人询问我们是谁，来干什么？“我们是法国共产党党员，想要拜见高尔基。”于是，有四五个身强力壮的大汉立刻围了上来。不多一会儿，高尔基的养子彼什科夫来了，我们向他说明了自己的确切身分。他看上去对我们没有敌意。他告诉我们，他的养父由于身体欠佳不能接见我们，并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他代劳的事情。我们对他说，最近得到了从俄国传来的有关拉柯夫斯基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在谈话中，始终有一两个可疑分子在那里侧耳聆听。彼什科夫答应把我们的话向高尔基转告。于是我们离开了轮船，可后来就杳无音讯了。
1933年上半年，托洛茨基的外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从齐娜死后在他脸上刻下的两道皱纹，随着岁月的流逝显得更深了，当我在上一年（1932）10月到达普林吉坡时，托洛茨基的头发已开始变白，虽然黑发仍处处可见。他的脸部和头部跟1924年或1925年所照的像片简直是毫无差别。但在1933年上半年：他不仅头发变白，发型也从向后梳理改为朝向一边，短短的几个月内，甚至是几个星期内，他的形象就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并一直保持到他的去世，熟悉托洛茨基的人常常会注意到他对穿着很讲究。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穿了一套挺括的白色西服。但到了1933年春天，他对自己的衣着就逐渐不那么留意了。
季节同托洛茨基的压抑心情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由于从黑海方向刮来的寒风，二月的气候非常寒冷。屋子里没有取暖装置，只有火盆。由于刮风，一连好几天都不能去打鱼。
一天下午，由于已有一个多星期不能出海捕鱼，感到无聊，娜塔丽娅、弗朗克和我就闲谈了起来。考虑到托洛茨基好长时间没有进行体力活动，我们有点担心，所以他们叫我去问他是否愿意到附近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去打野兔。我敲了敲他的书房门，他答应了一声：“进来！”我向他陈述了这个计划。“什么？打野兔！”他面带愠色地说。很显然，他对这种事已毫无兴趣了。
早晨长时间出海打鱼的这项活动也渐渐地被取消了。现在我们只是在下午四点半他休息以后才出去走走，而且也不走远，通常只在看得见住所的范围内走动。有几次，我们试图捞几条鱼，要是没有什么收获，托洛茨基就耸耸肩说：“这里没有鱼！”于是我们就打道回府。
有一次下午出海打鱼，我们险些送了命，事情发生在5月间。托洛茨基、哈拉当波斯和我在4点半左右离开家门，我们不打算走远，所以连一个土耳其警察也没带；这是不寻常的做法，但这倒可能救了我们的性命。天空灰蒙蒙的，由于没有风，哈拉丝波斯才同意到海上去逛逛。
虽然不再限制在住所视野的范围内，但我们并没有走远，只是在普林吉坡岛和哈尔基岛之间游荡。当时刮的是北风。几分钟后，海上突然起了风浪。哈拉兰波斯立刻看出了危险，马上关上马达。他要我们躺在船仓底部，以便平衡船的重心，然后他开始用单桨划船；这时，托洛茨基和我就躺在被水淹没一半的船舱里。随着海浪的起伏，船上下颠簸，发出碎砰的巨响。哈拉兰波斯则一手操桨，一手排水。就这样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小船随风飘泊，靠着哈拉兰波斯的掌舵，船渐渐地飘到了小岛的南端。这儿海面比较平静，船就靠了岸。我们升起篝火烤干了衣服，然后托洛茨基和我步行回家。哈拉兰波斯则留下来看船并等候着天好。与此同时，娜塔丽娅在屋里也看到了这个危险，于是，她同弗朗克一起驾着马车来找我们。但悬普林吉坡岛的西部，通向海边的路蜿蜒曲折，并在一片松树林中穿行，所以弗朗克和娜塔丽娅没能看到我们。
在纳维尔和罗森塔尔的个人回忆录中都提到，托洛茨基在1929組和1930年谈话中常用“枪毙”这个词。我到普林吉坡岛以后，也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样的话，当他谈到那些使他气愤的对手时就说：“你要知道，这些人应该枪毙。”1933年春天以后，这个词从他的词汇表中消失了，他不再允许自己作这种诅咒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的财政困难更为加剧。希特勒上台以后，来自德国的版税费中断了。从美国的版税中获得的钱及其每年的利息存放在纽约的一家银行里，成了我们收入中最可观的一部分，但由于1983年4月罗斯福宣布美元贬值，使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1932年，托洛茨基从哥本哈根回来后，也没有写什么长篇巨著。他当时想写一部关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专著。然后打算写一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关系的书，题目拟作《伟大友谊的罗曼史》，并准备写红军史以及一系列苏联外交官的人物传记，如拉柯夫斯基、越飞、沃罗夫斯基和克拉辛，但这些课题还仅仅是计划。没有出版社来约稿签合同，也没有任何版税收入。同时，世界各地的报社也很少来约稿。一则因为托洛茨基的注意力转向新的国际，二则因为报社杂志编辑们发现他们的资金已经缩减。1933年4月27日，我写信吿诉廖瓦，我们的全部资金只有1780美元，并且在近期看来也不会有任何收入，娜塔丽娅和我仔细检查了帐目，想方设法尽量减少开支。这时有个叫萨拉·雅各布的美国人愿意到普林吉坡岛来担任义务打字员。她既懂俄语，又是美国托派组织的成员。这个提议立刻被接受了，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下玛丽雅·伊利尼什娜的薪水。萨拉是6月份来的。6月18日，玛丽雅·伊利尼什娜就歇手回家了。
从哥本哈根回来后，岛上的人员来往频繁。扬·弗兰克尔1月份离去。阿恩·斯沃贝克则于2月份到达，在此住了几个星期。4月10日，奥托·许斯勒动身去布拉格，打算去那里为侨民出版一份新的托派德文报纸《我们的言论》。他在岛上担任的德文秘书由鲁道夫·克勒门特接替。鲁道夫是汉堡的一个青年大学生，4月27日到达的。美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斯·沙赫曼于5月23日到达，7月份我行打算去法国时，他就随我们亠起离开了土耳其。皮埃尔·弗朗克于6月22月离开普林吉坡岛返回巴黎。埃尔温·阿克尔克内希特这位当时德国托派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于7月7日来岛，不过他逗留的时间缩短了，因为我们在几天后就要去法国。当时每隔两三个月就会有客人来访，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讲也算是一种调剂吧。
1933年疟疾在普林吉坡还很流行。我们屋里所有的人都在服用奎宁。这个药使我们的耳朵有点聋。尽管服了奎宁，但是到了5月份，我发高烧的次数越来越多，后来就不得不考虑住进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法国医院。医院的主治医师加辛教授是个法国人。1929年托洛茨基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居住的几个星期中，格伯乌的头子明仁斯基在使馆向托洛茨基提供了几个大国派驻土耳其秘密特工人员的情报。他还特别告诉过托洛茨基，加辛医师是法国谍报机关在这一地区的负责人之一。我相信，托洛茨基或者还有寓所中别的什么人后来都曾请这位大夫看过病。5月25日，我被送进医院，由于发高烧，我只能躺在床上。托洛茨基来病房探病时对我谈起了加辛医师的情况，然后说：“欧！这家医院不错。它简直你监狱一样舒适，在这里人们可以安静地读书。”我在医院里呆了10天。
6月初，法国作家乔治·西蒙农途经伊斯坦布尔，“他致函托洛茨基要求能接见他，他要为《巴黎晚报》进行一次采访。托洛茨基于6月6日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篇谈话后来在报上发表了。其中托洛茨基最重要的论断是，“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的加粹主义正在把欧洲引入无可否认的冲争危险之中。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可能会看错，但是我觉得，人们对危险的程度远没有充分地认识。如果我们不是看几个月而是看几年，当然肯定不需要看几十年，那么我认为法西斯德国发动战争将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确实是一个决定欧洲命运的大问题。”这些话今天听来也许并不新鲜，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正确。但是如果回顾一下当时那些政治家和新闻界人士所说的话，他们对这位元首还抱有如此多的幻想，那么我就可以看到上述预言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谈话中，西蒙农问托洛茨基，万一俄国发生危险，您是否愿意重返故土“为国效劳”，托洛茨基肯定地点了点头，西蒙农向托洛茨基赠送了一部他创作的描写非洲的小说。托洛茨基读了小说之后，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对我们说这部小说中关于对黑人被剥削的描写刻划得十分真实。
达拉第政府组成以后，莫里斯·帕里雅宁就着手发起一场要求政府批准托洛茨基定居法国的运动。他接触了许多议员和政界人士，以其热情和才能为实现该计划而竭尽全力。托洛茨基对他的行动表示赞成，甚至应帕里雅宁的要求，也曾给他写过几封信，虽然托洛茨基对此并不抱很大希望。他仍受到法国政府于1916年对他发布的驱逐令的限制。虽然从那时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许多行政法令仍然有效。7月4日，帕里雅宁写信告诉托洛茨基，那个驱逐令已被撤销。这一消息在岛上引起了人们的惊奇。7月12日，我到伊斯坦布尔的法国领事馆为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护照办理签证，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领到了签证，并且签证上没有规定明确的期限。
现在我们必须筹备搬家了，这回岀门就不是上次托洛茨基去哥本哈根那样去了还得回来。档案材料和书籍都得装入大木箱里带走。7月15日，扬·弗兰克尔从巴黎赶来，他打算在我们启程离开后留下来同房东谈判处理住房问题以及出售船只和其他一些财物。7月17日，托洛茨基、娜塔丽娅、马克斯·沙赫曼、萨拉·雅各布、鲁道夫·克勒门特和我一起乘坐意大利的“保加利亚”号轮船，前往马赛。一条驳船停靠在寓所后院的码头边，装载着木板箱直接运往轮船，最后驶来了一艘汽艇，把我们送到船上，直到午后，船才启程。黄昏时，我们已航行在马尔马拉海上了。托洛茨基站在甲板上眺望着伊斯坦布尔城，直到它消失在地平线上。
[1]托洛茨基生日是1879年俄历10月26日，而十月革命节是俄历10月25日。——译者
[2]L.D.指托洛茨基。——译者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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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32年10月至1939年11月，我在列夫·托洛茨基身边生活了7年。其间仅有几次短暂的分离。我成为他的政治组织的成员之后，担任了他的秘书、译员和警卫。本书既不是一部那个时期的政治史，也不是托洛茨基的生平传记。确切地说，这是一部回忆录，它希望真实地再现托洛茨基在其流亡岁月中生活工作的情景和氛围。
书中，我力图不再務述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除非为了叙事的需要。所以我要求读者应大致了解当年的历史背景。在这部回忆录中常常插入一些只有我知道而又不愿意忘却的细节，因而读者在阅读时要掌握分寸，不要让这些细节喧宾夺主。我希望有朝一日，某位学者在知道了我过去的那段经历以及那些档案以后，能从这些不多的资料中弄清某个事实或识别出某个文件。
在托洛茨基死后发表的关于托洛茨基生平的著作中，甚至在那些对他怀有善意的人写的文章里都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材料上的错误。我在本书的附录中对其中的一些错误作了纠正。在正文中我也往往对出版物中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已加以纠正。此书中我所详尽阐述的多数是些鲜为人知或被严重歪曲的插曲或事件。那些常见的谬误往往是由于粗心大意造成的。或是由于愚蠢造成的。另外，斯大林分子长时期来对托洛茨基所进行的大量的诽谤，也不可避免地要刻下它们的痕迹。而托洛茨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似乎注定要引起一场奇妙的纠葛。面对这一切情况，我以为最好的回答就是使自己的记叙尽可能地准确和具体。
我清楚地知道记忆的局限性，因此不认为在我的记述中不会发生错误。不过我保存着跟随托洛茨基时期的一些笔记，后来我又掌管过他的档案库，对这些档案材料都亲自作过整理，并曾对许多事情一再地进行核实。我认为把这些回忆同评论托洛茨基的为人、评价他的思想和他的个性结合起来的做法并不可取，可以另外写一本专著来做这件事。
这个档案库，单是1929年到1940年大约就有2.2万多份文件。其他的文件将来一定会重见天日。在这些文件中，约有4000封是托洛茨基的亲笔信，不论从数量上还是文体上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通讯员。所有这些材料还有待于开发利用。
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托洛茨基不是竭力诅咒就是无比的尊奉。对这些著作需要进行批判性的研究：研究作品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及其内在联系，研究作品中所引用的论据和那些没有说透的假设，研究这些作品的前景及其变化。同时还需要对这些著作进行文学上的评论，看一看作品的风格和写作手法，从而使人们看到作者的个性。这也是一些有待于人们去做的工作。
以前我常常跟别人说起我跟托洛茨基一起生活的一些情景，可是我往往发现，对方从谈话中得出的结论跟我的原意有很大出入。可见，语言的表达程度是有限的。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字斟句酌，力求准确，但我不抱幻想。书中肯定还会有引起误解之处，因为叙述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像描写一件东西那样简单。这种信息的传达对作者来说是一种再现的过程，而对读者来说有时还会走样。因为，我是用我的母语——法语写成原稿，然后再把它译成英文的，所以我还要请读者对此加以谅解。
我要说明的就是这些。
3．托洛茨基的妻子娜塔丽娅于1929年抵达土耳其时的留影
4．托洛茨基的女儿齐娜于1931年留影
托洛茨基和儿子廖瓦在圣帕莱留影，
摄于1933年8月
6．普道夫·克勒门特、托洛茨基、伊万·克雷博、让娜·马丹、萨拉·雅各布和让·范·埃热努尔在圣帕莱合影，
摄于1933年8月
7．在巴比仲的凯尔莫尼克别墅
8．托洛茨基在科约阿坎镇隆德雷斯街的住宅庭院中留影，
摄于1937年1月
9．托洛茨基与里维拉谈话时留影
10．托洛茨基在科约阿坎镇维也纳街的住所。他从1939年5月起迁居那里，直到去世
11．谢瓦、玛格丽特·罗斯麦、娜塔丽娅、阿尔弗雷德·罗斯麦和托洛茨基（坐在石阶上的）合影，摄干1939年8月
13．本书作者让·范·埃热努尔摄于1933年春在土耳其普林吉坡岛
12.本书作者让·范·埃热努尔跟托洛茨基出席杜威委员会
托洛茨基赴哥本哈根途经法国马赛时留影，
摄于1932年11月21日
15．托洛茨基摄干1929年抵达土耳其海岛时 |
译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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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可是真正了解托洛茨基生平的人却很少。因为在我国介绍托洛茨基生平的译著可谓凤毛麟角。解放前，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刘仁静曾根据英译本转译了托洛茨基在1929年写的自传《我的生平》，可惜只译了一半，直到80年代初，国内才第一次出版了《我的生平》全译本。可是这部自传只写到1929年被放逐国外为止。从1929年到1940年是个空白，而1978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托洛茨基流亡生涯》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因此我们把它译成中文本以飨读者。该书的作者是托洛茨基的秘书让·范·埃热努尔。他是法国人，同托洛茨基一起生活了7年。作者以回忆录的形式详细描述了托洛茨基坎坷曲折的流亡生涯。文笔细腻生动，情节真实可信，几乎再现了托洛茨基的当年形象。此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报告文学。但该书对托洛茨基遇害的经过只是一笔带过。为了让读者能具体地了解托洛茨基最终遭到的悲惨结局，我们根据美国著名学者伊萨克·多伊彻著的托洛茨基传记第三卷《被放逐的预言家1929年—1940年的托洛茨基》一书有关章节编译了《托洛茨基之死》一章附在本文后面，谨供参考。
托洛茨基是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20世纪的伟人，也有人说他是革命叛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历史人物评价也常常会发生转变。现在布哈林等人的冤案已获平反昭雪，看来托洛茨基的问题也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据报道，为纪念托洛茨基诞辰110周年，苏联和墨西哥已联合摄制了以托洛茨基流亡生涯为主要故事情节的传记影片《希望》。可见，人们对托洛茨基的观念正在逐步转变。
毫无疑问，列夫·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曾经是个叱咤风云、威震四海的领袖人物。世人把他的名字与列宁的名字并列，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称作“列宁——托洛茨基的党”。在建国初期，托洛茨基出任了第一任外交部长，肩负着外交谈判的重任，在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又担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宁称誉托洛茨基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托洛茨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为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列宁逝世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托洛茨基成了党内斗争的失败者，于1929年1月被逐出苏联，沦为浪迹天涯的政治流亡者。托洛茨基最初被放逐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一个海岛上。1933年侨居法国，两年中一直受到法国警方的严密监视。他由于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只得移居挪威暂且栖身，1年以后又遭挪威当局的无理拘禁。托洛茨基为了寻觅一个长久安身之地，最后在大洋彼岸墨西哥城安家落户，在那里度过了将近4年，，但仍不能逃脱达摩克里斯剑的惩治，终于在1940年8月20日遇刺身亡，尸骨被埋葬在异国他乡。更可悲的是，谋杀案的内幕至今尚未完全揭晓，真正的凶手尚未曝光。但人们有理由相信，弄清历史真相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读者可以在这本书中看到，作者笔下的托洛茨基是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与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兴趣广泛，喜欢骑马、打猎、捕鱼、饲养小动物。他广交朋友，不仅结识许多世界名流，而且乐于和普通工人交往。他不讲究吃穿，不追求豪华。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不知疲倦地工作学习。他一生写下的书信文稿，其数量之丰足与列宁媲美。他知识渊博，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早在1933年6月，就预言：“法西斯德国发动战争将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历史已经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他具有高度的自制力，遇事不惊，沉着冷静，经得起挫折和失败。尽管他身处逆境，精神上肉体上经受了极大痛苦，可是并未动摇他对革命前途的信心。他告诫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不能根据短时间的成败得失作出判断，而应该具有远大的历史眼光才能看清十月革命的深远意义。当然在托洛茨基身上也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短处和弱点。他过分自负，称雄好胜，喜欢训斥人，脾气变幻无常，尤其对身边的人要求过严，使人难以接受。他不屑于做日常琐细之事，过多地依赖秘书，表现出一种贵族的气派，在私生活方面也不够检点。托洛茨基本质上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不符合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因此他的实践不能不遭到一系列的失败。
为了适应国内读者的欣赏习惯，译者对书名和章节标题都作了适当修改，并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尽可能使译文生动流畅，增强其可读性，书末附有人名索引，便干读者查考。此书的翻译出版得到出版社编辑部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才得以在较短时间内与广大读者见面，实属幸事。对此我深表感谢。
张敏梁
1988年11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
12．伦理学与生产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12．伦理学与生产力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伦理哲学的某些最有意义的特征，早在斯大林时期很久以前就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压抑而又僵化的道德通常与放荡不羁的20世纪形成尖锐的对比，在20世纪，性道德实际上而且是合法地自由到了一种历史上前所未闻的程度。这种对比已得到部分证明：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曾有过殊为不同的伦理价值，也有过殊为不同的政治价值。然而，正如两个时期共同具有在一个国家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某些长远目标一样，它们也因此共享着某种道德的政治因素。科隆泰（Kollontai）被视为革命的性道德之有代表性的发言人，她在怀孕和婴儿哺养中看到了一种“生产劳动”方式，并把娼妓划归为“这种生产劳动的逃兵”[1]。
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对抗——科隆泰把这种对抗视为资产阶级伦理学的特征，在她的伦理哲学中，要用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主义道德无法产生的“社会感情”来调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集体”已经成了一种“排除任何孤独和自我封闭的家庭细胞的存在之可能性”的现实[2]。但是，在这一时刻，新的道德就已是一种劳动集体的道德，而不是一种自由个体之团体的道德。那时候生产率或“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一样，都是那种既支配个人关系、也支配社会关系的伦理价值。
“生产力”或“生产性的”这一术语的伦理内涵，自“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以来便既指称物质产量，也指称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能满足一种社会需求。马克思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增长着的生产力和贫困之间有着一种必然的关联，他仅就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这一点而保留“生产性的”这一概念，并把所有其他劳动方式，包括独立的创造性脑力劳动称为“非生产性的”，以此表明了生产率这一概念的压抑性特点。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需求与个体需求之间、社会生产率与个体生产率之间的这种脱节，只要社会生产尚未被其劳动生产社会财富的那些个人集体地加以控制，它就仍将存在。只要缺少这种生产方式上的革命，这种脱节就将保持下去：对社会和国家是好的，不一定对个人是好的。基于同样道理，只要国家仍然是一种附加的独立力量，个人关系若不按照国家的压抑性需求重新塑造，就无法消解在国家之中，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婴儿的出生量确实具有与机械工具产量相同意义的生产性，而且充满爱心的丈夫和父亲也就具有跟能干的工厂工人相同意义上的“善”。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个体道德对生产力发展的从属地位，由于苏联伦理学的种种变化而大大加强，即被30年代早期那种僵化而又具惩罚性的极权主义道德的恢复而加强了。广为人知和正好可以回忆起来的事实是：婚姻法和离婚法的严格化、对家庭及家庭责任的重新强调、对“生产性的”性关系的赞扬，以及权威主义教育的重新引进等等。然而，业已改变的与其是苏联伦理学的哲学内容，而毋宁是它的社会背景，即工业化的水平和范围，以及工业化得以在内部发生的国际框架。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长期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竞争，而“资本主义稳定化的终结”并没有产生“革命潮流的高涨”：前景似乎只是孤立和冲突，而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国际蔓延。[3]伦理学中权威主义的重新确立明显是控制普遍加紧的一部分，即是为了战争、苦役和惩戒而作的心理准备和精神准备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说消除自由主义伦理学是属于初级工业化的要求的话，那么，反对这些伦理学的斗争又为什么随着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仍在创立了工业基础之后继续进行呢？当然，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政策也得到了清算：对以前弃绝了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这些方法是：严格加强劳动纪律、延长工作日、“科学管理”、实行董事权威、计件工资和奖金制、竞争利润制）的使用，已经使苏联经济得以将工业发展的好几个阶段“缩短”到20年时间。然而，苏维埃制度就像其摹本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推进的，这种意义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和不断的合理化成了保持这种制度运行的内在机制。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环境”的继续存在和战备式经济的维持，也使得这种对个体需求的集中化控制能够自我推进，虽然这种推进的节律可能松弛。苏联伦理学证实了日益增长的生产率和财富一方与对苦役和放弃自我的社会需求一方之间的冲突。利用前一方面去满足个体的需求和增强个体的自由之可能性愈大，对于在不削弱这一制度的驱动力的情况下尽量减少矛盾的需求也就愈大。随着工业化进步和与西方的经济竞争的更加迫切，恐怖也变得更为无益和更为非生产性。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所要求的生产性的和合理的协同是没有任何持久替代者的，必须把这些要求注入人们心中，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在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可以让其摆脱制度化控制和外在力量与环境压迫的东西，以及在斯大林主义时期通过恐怖所实施的东西，现代都必须加以常规化，并使之成为个体的道德和情感世界中可靠的力量来源。作为不断进步的合理化之完整部分，道德具有其决定性意义，因为它以一种有效的价值组织形式引导着工厂、农场或机关内外的个体行为。因此，要说苏联伦理哲学要在某个阶段禁忌革命时期的自由观念（尽管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会比在极为贫困和衰弱的阶段实现这些观念更加合乎逻辑，那就太可笑了。
但是，由于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和日益扩展的工业化，国际竞争加剧了。在苏联国家内部，物质短缺依然存在，它要求广泛动员民众。在性道德不得不加以维护、妇女的性解放也不得不予以限制的同时，女性的劳动力量必须超出传统的限制而给予解放。根据苏联伦理学的观点，共产主义道德高于资产阶级道德的最高价值观之一，便是废除家长制统治，建立两性之间的平等。苏联发言人并不隐瞒这种新的平等伦理学的经济原理。在对那些与1936年的反堕胎立法有关的苏联政策所作的一次有代表性的辩护中，沃尔逊主要从女性劳动生产力解放的观点出发，讨论了在苏联使妇女获得解放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创造了各种条件，使哺育儿童和教育儿童的工作给妇女提供了将她的母性作用和义务与积极的生产性的和社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机会。”[4]他指出，“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技术性劳动的构成已经朝着女性劳动和男性劳动之间平等化的方向加以明显的修改”，而且，他把下述事实视为“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即“苏联妇女已经在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对妇女关门的工业部门有所增加并继续增加着”。他列举了一个例子，即有关女性劳动在采矿和冶金工业中所占的高比率。[5]妇女的平等不限于体力劳动领域。“在工业、交通和农业革新家的行列，在科学和文化人物的队伍里，许多妇女都占有值得炫耀的地位”，她们“积极地参与了苏维埃国家的管理”[6]在这里，苏联社会大概已经超过了那些较老的工业国家，但是，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为个体本身所控制之前，妇女的经济解放和文化解放所给予她们的仅仅是平等共享那种异化劳动的制度。
因此，人的生产率有秩序的增长似乎主要是一种“抽象的”劳动力量的增长，而这种增长的价值则是按照所估算的社会需求来加以衡量的。依附于个体具体劳动的那些区别被归于这一共同尺度（这种共同尺度容许有一整个系统的量的差异，它表现在巨大的工资级差上）。对于个体来说，这意味着要培训技术性的生产能力：因为社会需求主要表现在科学的组织化和合理化的劳动时间上。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强调过不论使用什么样的工作时间的政策，都可以有助于普遍的职业教育。[7]这种教育往往易于使个体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的技术工具（具有一种高度发达的技术智力）。诚然，职业培训要增补一种更好的“较高文化”教育——技术个体和政治个体应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个体。但是，在一种压抑性政治制度内部确立技术合理性之支配地位的同一历史倾向，同时也使得拯救较高文化的努力枉然无效。后者是一种文明的产物，在这种文明中，统治集团是真正的闲暇阶层；它们的“非生产性”存在（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来说）提供了这种文化气候。换言之，“较高文化”依赖于制度化的和在伦理上获得认可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人格”的价值不应该或不可能是“额外”实践的：它们意味着整个个体存在的塑造。相形之下，工业文明已经通过使脑力劳动从属于商品交换价值而不断减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区别，并且不断地否认“非生产性”闲暇阶层的伦理价值。由于剥除了其反抗性的社会基础，文化已经成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成为受管制的私人存在和公共存在的一部分。
生产力伦理学表现出技术合理性与政治合理性的混溶，这是现阶段苏联社会的特点。在这一阶段，这种混溶显然压抑着自身有关个体自由和个体幸福的种种潜在性。如果摆脱了那种必定会阻碍对技术的集体性个人控制和为个人满足而利用技术的政治的话，那么，技术合理性就可能是一个解放的强有力媒介。但这样一来，又产生了生产力伦理学是否包含着超越限制性政治框架的趋势这一问题。这一问题显然与本书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相互平行：在第一部分中[8]，我们提出，在国际“标准化”的条件下，苏联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易于“淹没”其压抑性的严密管辖，损害旨在使这种管辖长存的各种可能的政治对策。现在的问题则是，在个体生产力的发展中是否存在相应的倾向。当然，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但是，就此来说，这种生产力乃是一种主体性因素，它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即令这些规律是从外部“给定的”（为国家和为社会所给定）。作为技术生产力，个体生产力的发展也会淹没其政治方向和界限吗？对这一问题作出初步回答的任何尝试都会牵涉到一种远远超出本书框架之外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探讨。但是，由于这一问题对于评价未来苏联的发展极为重要，我们冒昧地提出一些看法。
*指个体生产力。——译者注
**指社会生产力。——译者注
一个最具意义的事实似乎是：在苏联社会里，似乎没有任何抵制加速推进的和广泛的自动化的内在力量——无论是在管理方面，抑或是在劳动方面。因此，社会必要的而又令人不快的劳动从人的肌体向机器转移，必定会产生相当迅速的进步，因为这种转移是在与西方世界的竞争斗争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所以更会如此。很自然，因此而取得的节省人的能量的解放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技术的压迫性使用而被取消了，包括工作日的延长、高速操作方法、浪费性生产，如此等等。正是这种技术使用促成了技术的反人道化和破坏性特征：一种限制性的社会需求决定了技术的进步。任何以一种最可能满足个体需求的观点来重新组织技术手段的做法，都是以一种对决定技术之社会需求的“重新规定”为先决前提的。换言之，技术真正的解放作用并不包含于技术进步本身，它们以社会变更为先决前提，包括基本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的变更。
可以说，经济国有化也许能够使苏联社会跳过这一社会变更阶段并只需要政治上的变更，即在保留同样社会基础（国有化）的同时把控制从上层转移到下层吗？[9]这样一种发展的前景与国际力量的平衡是相联系的。也恰恰就是国际状况（“共处”的境况）迫使苏联社会加速并推广自动化。只要这种国际形势依然存在，技术合理性就往往会不利于限制性的政治合理性，并倾向于在既定的基础上推动政治合理性向自由化发展。
技术合理性也包括一种自由发挥（playfulness）因素——这种因素因压抑性的技术使用而被束缚和歪曲了：自由发挥物（的可能性）、自由发挥物的结合、秩序、形式等。如果这种活动不再是在必然性压迫之下进行的，那么它的目的就无外乎增长自由的意识和自由的享受。确实，这样一来，技术生产力就可能正好是专业化的对立面，并从属于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赫然阐明的那种“全面个体”的凸显——就其内在逻辑来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必要劳动的完全合理化和对物的真正技术管理的基础之上的。
毋庸赘言，现在的现实距离这种可能性已如此遥远，以至于这种可能性似乎只是一种无聊的沉思。然而，一种系统进步的工业化所固有的力量在于：即令是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似乎正束缚或压制着它们，它们也依旧是值得深思的。
注释
[1]Prostitusiiaimerybor’bysnei（Moscow，GosudarstvennoeIzd，1921），pp.22-33.
[2]Ibid.，p.22.
[3]SeePartI，pp.50ff.
[4]引自SocialismandtheFamily，inChangingAttitudesinSovietRussia：TheFamilyintheU.S.S.R.，ed.byRudolfSchlesinger（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49），p.283。
[5]Ibid.，p.287.
[6]I.S.Kon，RazvitieLichnostiprisotsializme（Leningrad，Vsesoiuznoeobshchestvoporasprostraneniiupoliticheskikhinauchnykhznanii，1954），p.16.
[7]Seeespeciallypp.181ff.above.
[8]Seeespeciallypp.185ff.
[9]当然，社会变更和政治变更之间的区别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此突出强调一种包含着社会经济结构变更的发展（例如，从私人企业到国有化或社会化的发展）与一种既定经济结构内部的变更之间的差异。 |
11．共产主义道德原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11．共产主义道德原则
根据苏联对其伦理学观点的解释，我们应该预料到道德哲学的两个层次：其一规定“独立于阶级内容之外的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其二则表明这些原则的表现及其在“共产主义道德”中的特殊实现。然而，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没有任何有关前者的系统解释可以为我们的分析提供充足的有代表性的材料。当然，缺乏对“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的系统推导，乃是伦理学政治化所固有的：道德价值愈是成为政治价值，道德行为便愈是成为正当的政治行为，因之给独立的伦理原则所留下的地盘便愈小，或者毋宁说，给这些伦理原则的客观有效性所留下的地盘就愈小。尽管如此，苏联伦理学还是主张，就苏联社会的特殊目标而言，其客观有效性是与人类的普遍利益亦即实现所有人的自由的利益是相吻合的。但这也是“资产阶级伦理学”的要求。从形式上来看，苏联道德哲学所设想的“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也将因此而与那些对抗面所设想的基本原则相吻合。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普遍有效的原则往往与那些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原则相融合。在苏联伦理学情景内部，前者从后者获得它们的真实意义，而后者又反过来根据苏联社会的发展来加以规定。因此，现在我们将按照这些原则的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来讨论这些原则。从第一步起，我们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道德原则以及“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伦理学的那些原则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如苏联宪法在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公告中似乎抄袭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一样，苏联关于伦理原则的宣言也是如此。无须强调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仿效和吸收的事实已客观存在。这两种相互竞争的制度之世界—历史性共存规定了它们的政治态势，也规定了它们伦理学的社会作用。
通过列举苏联伦理哲学中所规定的最高道德价值，我们很难发现单个道德观念或道德观念的综合因素不是与西方伦理学共同的。关心、责任、爱、爱国主义、勤奋、诚实、勤劳、反对侵害同胞幸福的禁令、对共同利益的关注——在这一价值目录中，无一不为西方传统的伦理学所包含。如果我们看一下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原则[1]，这种相似性仍然处处皆是。列宁在1920年所阐发的价值等级几乎被逐字逐句地重复，而附加于这一价值等级之上的道德规范简直就只是对已充分而牢固地确立了的苏联国家境况的重新阐释。苏联的爱国主义，苏联国家的民族自豪、国际团结、民族团结和个体团结，对社会主义财产的尊重，热爱社会主义劳动，对社会主义家庭和对党的爱、忠诚和责任——为了能够评价这些常规概念的实际作用，我们就不得不把它们置于苏联伦理学给予其解释的具体情景之中。通过讨论各种工作关系、婚姻和家庭问题、闲暇活动和教育，以及通过它们在文学和娱乐业中的表现，便可提供这种情景。各种道德都汇聚于使快乐服从于义务这一点上——这便是使一切都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党、服务于社会的义务。如果把这种义务转变成私人道德，这就意味着针对生育和儿童抚养的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关系、在既定的职能分工中遵守纪律并参与竞赛，以及把闲暇活动视作从工作中解脱出来的休息和对工作能量的再创造，而不是把它看做一种自在的目的。这种竞赛性劳动道德的每一方面都是以一种超资产阶级道德的严格性而公布的，而且是根据苏联国家的特殊利益而被软化或硬化的（例如，在处理不合法律年龄的儿童时，这种道德就被软化了，或者是，如果这种严格性与政治忠诚、劳动效率、党的纪律等发生冲突，它就被软化了；而在惩罚盗窃或“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时，它就被硬化了）。
意在“强化共产主义道德”[2]最具代表性的告诫完全集中在劳动道德上。支配着这一道德的“最高原则”被说成是苏联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爱，它们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又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原则可以证明完全把劳动认定为个体全部生命之内容的正当性。劳动本身不仅是光荣的和荣耀的，而且，“社会主义的竞赛”也是一项无条件的义务，它具有一种创造性的特点，任何贬低体力劳动的做法都有害于共产主义教育。在苏联社会里，“热爱本职工作”本身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原则之一，而工作本身也被宣布为培养道德品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鉴于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价值，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高级劳动与低级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对各种工作方式和工作领域的这种道德平等化，对于规定苏联伦理学的实际作用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马克思的理论在作为实现人的潜能的工作和作为“异化劳动”的工作之间作了本质的区分，整个物质生产领域和各种机械化与标准化操作领域被视为异化的领域之一。根据这种区分，自由的实现被归属于与现行劳动根本不同的社会劳动组织，被诉诸这样一种社会，在该社会里，作为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的劳动，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和一种社会的“生命需要”，而作为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劳动，它也不再构成个人的劳动日和职业。归根结底，正是异化的消灭对于马克思来说规定并证明了社会主义是文明的“更高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又反过来规定着一种崭新的人的存在：这种崭新的人的存在的内容和价值将由自由时间所决定，而不是由劳动时间来决定；这就是说，人只有走出并“超越”整个单纯生活必需品的物质生产领域，才能进入他自身。生产的社会化将把花费在这一领域上的时间和精力降低到最低限度，使时间和精力最大限度地用于个体在自由王国的需要之发展和满足。
与这一思想相对照，苏联的劳动道德并不承认异化劳动与非异化劳动在价值方面的任何差异：个体应该把他的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他自己所找到或当局所安排的任何工作之中。正是对异化劳动和非异化劳动之间的这种决定性差异的抹杀，使苏联马克思主义能够宣称苏联的社会制度将使那种与西方社会不健全的个体相反的全面个体得到充分的发展。[3]但是，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概念运用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建设，唯一表明的却只是马克思概念与苏联概念之间的对峙：在后者中，个体的充分发展乃是全面劳动者的充分发展，是指个人将其个体性投入到他的劳动之中。据称，“社会主义条件底下的劳动特点本身业已改变”；结果，“每一个人”都“被要求按照他的能力而为人民的和他自己的利益工作”。但在这一公式中，却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东西，只要各尽所能的工作仍然还是“必然性王国”内的工作，也就是说，只要它还不是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它就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
苏联宣布和实行的那种重要的松动，也没有消除技术标准与道德标准的混溶，即劳动生产率与伦理学、效率与幸福之间的混溶，在反对人民精神上的资本主义影响残余这一陈旧口号之下，一切反对各种自由化倾向的系统斗争仍在继续，因为这些自由化倾向可能会危及这一政权的目标。
苏联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因素的残存与“资本主义环境”的继续存在联系起来。它指责各种西方势力正企图使那些在苏联国家内部仍有根基的残余势力沉渣泛起。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的斗争主要是对于国内政策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抵制包含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之中的松懈的危险。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促进和扩大一支训练有素、技术精良而又遵守纪律的劳动大军。因此，反对过去遗产的斗争就与早期资本主义自身反对前资本主义的价值和观念的斗争颇为相似。[4]
这种意识形态的再教育仍然集中于对待工作的“社会主义”态度上，而不是集中于那种被认为是具有剥削社会中的劳动者之特征并只适合于剥削社会中的劳动者的那种否定性态度。使劳动者与其劳动得到肯定性的统一的要求，无情的“社会主义竞赛”的压力，在各个领域都依然如故。按照苏联的说法，这种压力似乎是成功的：
在培养这种新的劳动态度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竞赛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从第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无报酬劳动）在内战岁月里诞生，到国家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风暴旅，再到工业革命中先锋队的群众运动——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竞赛发展的主要阶段。如果说，“共产主义星期六”的参与者们还只是工人的先锋群体的话；那么，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和风暴旅运动则已经包括了更多的参与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人了，而他们中间的革新先锋队成员则在不断增长着。[5]
斯达汉诺夫运动被说成是为“人格的全面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运动。[6]正如国家的强化应该先于国家的消亡一样，苦役的强化也应先于苦役的废除。
依据定义，在苏联社会中不存在任何异化劳动，因此生产是国家化的。但是，国家化并不排除异化。只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社会财富的尺度，后者就依然存在。
“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7]
在苏联伦理学中，对异化的否认可能首先表现为仅仅是一种诡谲的抽象理论化；然而，从更深入的分析来看，它暴露出苏联伦理学的具体实质。在取消适应于苏联社会的异化概念时，苏联伦理学也就把道德的基础从对一种压抑性社会劳动组织的反抗中排除了，而且也使道德的结构和个人的特点适应于这种组织。为苏联国家服务的劳动本身就是道德的——它是苏联人的真正使命。个人的需求和渴望被加以严格规定，克己奉公和吃苦耐劳是通向自救的道路。引导人们走向自由新生活的理论和实践被变成了为更有生产力的、更紧张的和更合理的劳动方式而培养人的工具。加尔文教的劳动道德所达到的东西，使人们对永远隐秘的神的决定，充满了非理性焦虑，但在苏联伦理学这里，是通过更合理的手段获得的：一种更能令人满足的人的存在应该是对日益增长着的劳动生产率的报偿。在这两种情形下，远为有效的经济力量和物质力量保证着它们的有效性。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两种伦理学在历史的“同时代性”的共同基础上相遇了——它们都反映出把广大“落后”民众融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之中的需要，反映出创造一种训练有素、遵守纪律的劳动力的需要，使它们能够赋予周而复始的工作日制度以伦理的认可，更合理地生产出不断增长的财富，同时又以“条件”为借口进一步推延把这些财富合理地用于个体的需求。在此意义上，苏联伦理学证实了苏联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基础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确立起来的。
在苏联社会的发展中，斯大林主义时期是工业化时期，更确切地说是列宁在其最后著作中大致勾勒的意义上的“工业文明”时期。[8]这一时期深远的主要目标便是“赶上”和超过发达西方国家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从工业化的出发点处于布尔什维克俄国的落后状态来看，这一时期可能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相对应，即与“原始积累”完成以后的阶段相对应。
然而，“后来者”居上的有利地位、生产资料的国家化、集中计划和极权控制，都使得苏联国家有可能缩短工业化的好几个阶段，有可能利用最合理化了的技术和机器，以及先进的科学和最强有力的工作方法，而又免于受到互相冲突的私人利益的严重障碍。苏联伦理学系统阐述了原始工业化的基本价值观，但是，它也同时表现了后来阶段的不同的（甚至是与之冲突的）要求。苏联伦理学必须把对劳动阶级的“原始”惩戒的需要与个体首创性和责任的需要结合起来，即把人作为工具的规范化顺从与人作为机械师的理智想象结合起来。它必须培育一种既有益于较长工作日，又有益于一种高度的劳动生产率，既有助于操作数量，又有助于操作质量的道德。限制着苏联工业化的种种落后条件已经遇到了发达的技术条件（如同18世纪的工业化遇到了20世纪的工业主义一样），在苏联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学中都是如此。管理上的绝对主义面临着民主西方有效的立宪主义，一个拥有特权的极权官僚阶层必须得到完善和更新，并保持敞开大门让下面的人升上来。这不仅是扩大生产机构的范围与提高效率所要求的，也是与西方世界的能力和现实进行公开竞争所要求的。对下层民众不断增长的文化补偿和物质补偿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且也是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它们都隶属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长远的苏联政策的支柱。[9]
苏联伦理学试图把经济和政治需要的这种多样性统一起来，并想把它变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道德价值体系。因此，人们发现，对个体首创性和自发性的提倡与极权主义的纪律告诫，对斯达汉诺夫式竞赛的规劝与社会主义平等的规劝，以劳动为荣与以闲暇为荣，以苦役为荣与以自由为荣，以极权主义价值为上与以民主价值为上，等等，都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苏联的社会哲学反映着苏联社会所固有的客观历史矛盾的全部内容——这一矛盾是由下述事实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已被打造成为一种支配工具，它被应用于一个面对远为先进得多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落后国家。“赶上”资本主义的需要呼唤着人们强化并加速工业化，以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道路。附属于这一道路之目的的人道主义价值，被礼教化为意识形态，而附属于这种手段的价值，即总体工业化的价值，则成了真正的支配性价值观。（在本书第一部分里[10]，我们推测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并非完全难以预测的将来，苏联势力范围之外——也许甚至在其内部——现有的共产党组织，有可能成为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继承者。在这里，我们似乎切中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鲜明的平行关系。目的退让了，手段成了一切。手段之和便是“运动”本身。它融进了目标的价值之中，并为后者所装饰，而“运动”本身却又推延了这些目标之价值的实现。这难道不是自爱德华·伯恩斯坦以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含蓄地或公开地主张的那种哲学吗？）因之，社会主义道德屈从于工业道德，而后者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又被浓缩成一个包容一切的单元，并将加尔文教伦理学与新教，启蒙派的绝对主义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价值中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了。这就是苏联伦理学所表现的那种奇怪的综合特征。
在这一综合特征内，压抑性因素是占支配性的。在学校和家庭中、在工作和闲暇时、在私下场合和公共场所，许多行为规则与它们传统的西方早期的摹本如此相似，以至于它们都具有那种证明“新教资本主义伦理精神”所隐含的世俗说教味道。它们与清教从善立功的劝告也相去不远。那种对一夫一妻制的赞美，和对婚姻之恋的快乐与义务的赞美，都使人回想起古典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对私人领域的消解则反映着20世纪的现实。反对嫖娼、淫乱和离婚的斗争要求有与西方相同的伦理规范，而对出生率的要求和在劳动竞赛中保持旺盛精力的要求，则被赞美为“性爱”的表现。诚然，对于这种把性爱关系与有功劳动表现结合起来的公开说教不该过于认真，因为其间明显地存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嘲笑和反抗，也明显地是对个人生活的广泛僭犯。决定性的因素乃是总的倾向，个体对其个人关系的自我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上所欲求的评价相一致。
最近，情况有了广泛的松动，但并没有改变这种基本的道德。这种倾向似乎是趋于常规化，而不是废除压抑。按照后工业文明中普遍盛行的各种倾向来看，压抑乃是由被压抑的“个体”所“自发地”再生产的；这种压抑可以容忍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压抑有所松弛。民众和官方对于使爱从属于劳动道德的异议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说明。这些异议都是严格的反自由放任的，它们强调，爱、责任、家庭道德甚至是幸福，都是对国家的义务。
对爱的主题的过低评价，已经把我们许多电影人物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忽略了许多广泛而基本的重要社会问题。恰恰是在爱、家庭和日常生存这些问题上最有可能出现落后，因为在这些领域中，人们并不直接是某一较大群体中的一部分。常常发生的情形是：一个人在其工作中似乎是先进的——他既是一位斯达汉诺夫主义者，又是团体中的一位积极分子，但是，在其家庭里，他却要实行一种严格的家长制，其态度利己而粗暴，或者是毫无思想而又不负责任。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种情况迟早会影响他的全部工作和公共生活，以及他的各个道德方面。切莫遗忘私生活领域。有必要动员一切影视手段，包括喜剧和讽刺剧这样一些形式，以幽默去鞭笞、以烈火去焚烧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不但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如此，而且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亦如此。[11]
因此，这种异议是按照苏联的纪律要求而为苏联国家服务的。新的性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是要重新肯定性爱关系的自主性，反对使这些关系从属于工作关系和“大团体”的价值——实际上宣告了使前者更加和谐地适应于后者的需要。爱将成为一种必然性，而不是必然性王国的自由之反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规律调节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所以人们承认这种价值规律也支配着个体之间的关系。斯大林曾经引用过的一位妇女在“第二次集体农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最为赤裸地表达了这一点[12]；
两年前，我没有新郎，也没有嫁妆！现在我已有500个劳动日，而结果是：我无法使自己免受可能成为求婚者的那些人的纠缠，他们说想和我结婚。但现在我可得慢慢瞧一瞧，再作出选择。
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混溶，无疑不是苏联伦理学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否以劳动日或用股票、保险金、不动产来计算“嫁妆”，显然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根据西方的标准，这种混溶被视为是反道德的，并且是为意识形态的承诺所掩盖的。在苏联伦理学中，这种“意识形态的面纱”却要薄得多，几乎就不存在。爱和工作效率被极好地糅合在一起。爱情的社会条件是按照觉悟水平和政治规定来加以说明的。这是对西方伦理学的冲击，而这种损失的确是巨大的：它影响到西方文化最为珍贵的形象和理想。正如沃尔逊（Wolfson）所指出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本身业已过时，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给悲剧性冲突留下任何余地，这些悲剧性冲突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种种社会条件阻碍着恋人的结合、他们的联姻和组成家庭。[13]
这段粗略的话却揭示了较为深刻的东西。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当然有赖于“阻碍这两位恋人结合的社会条件”，正如崔斯坦和伊索德（TristanandIsolde）*、唐·璜（DonJuan）、波瓦利夫人（MadameBovary）、安娜·卡列尼娜（AnnaKarenina）的故事一样。但是，这些社会条件不仅规定了这种不幸，也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幸福，因为它们创造了爱情成为其所是的尺度：爱情是一种个体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与公共国家相对抗的，而且爱情正是从这种对抗之中吸取其全部的快乐和痛苦。如果说崔斯坦和伊索德、罗密欧和朱丽叶，以及类似他们这样的恋人，要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美满的婚姻是不可想象的话，那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由社会规定的）“非生产性”乃是他们所代表和为之献身的价值之根本性质——只有在处于压抑性社会群体及其规则之外并与之相反对的一种存在中，这些价值才能获得实现。这种爱情愈是遵守它自己的法则，它就愈会威胁到社会团体的法则。西方文明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冲突，而且使之成为其伦理学的一种必要因素。法则与法则相对抗，价值与价值相对抗——不存在任何关于何种法则将会盛行的道德决定。两种价值体系和两种伦理学比肩而立，各执一方，互不相让。这种双重道德不仅属于性爱的忠诚——这是为西方伦理学所称颂的，也隶属于当群体与群体发生冲突、事业与事业相抵牾、传统与传统相冲撞时的其他忠诚。安提戈涅（Antigone）反对希瑞（Creon）是对的，正如希瑞反对安提戈涅是对的一样。革命反对现状是对的，一如现状反对革命一样。通过保持冲突各方自身的权利，双重道德便证明了僭越严格限制性社会秩序的个体渴望和群体渴望的正当性，双重道德的终结将意味着整个文明时期的终结。
*“TristanandIsolde”系德国歌剧家瓦格纳（Wagner）所创作的一出歌剧的剧名和主人公。——译者注
随着性爱危险区域为国家所征服，对个体需要的社会控制也将完成。在人的自身本能中，可能树起了阻挡自己解放的有力障碍。如果当第二阶段由于社会生产按需分配而达到时，这些需要本身就将是这样一些需要，即它们将“自发地”使其政治管理永久化。只要公共国家不是为其成员和公民所共有，私人性道德与政治道德及公共国家的和谐关系就一定是压抑性的。它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或许是伦理学上的一种较高程度的合理性，例如，通过减少或避免冲突、精神病和私人或个人的不幸所达到的合理性。假如幸福并不意味着一种心理贫乏和精神贫乏状态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如果这种和谐关系在极权主义管理构架内获得成功，它只会在受管制的社会需求之上附加一种决定性的尺度，即性爱需求的尺度。和谐的爱情关系的发展可能成为正隐约显现于地平线上的“消费科学”的一部分。S.G.斯特鲁米林（S.G.Strumilin）在1950年6月的经济研究院大会上对此作了一个非常坦率的简述：
在谈论按需分配之前，我们必须明确地规定所涉及的各种需求。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需求乃是受到良好教育和文化修养的人们的需求，他们不会滥用他们获得消费品的机会。现在，一种消费科学已经创立起来了。在苏联，已经有了一个营养协会，它专门研究饮食的合理规范。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民的要求都将是极为多样、极为个体化的，但在一般水平上，必须有一个趋于固定规范的重心，这些固定规范将完全满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们的种种需求。[14]
注释
[1]又见N.I.Boldyrev，V.I.LeniniI.V.Stalinovospitaniikommunisticheskoimorali（Moscow，Pravda，1951）。
[2]“Neustannovospityvat’sovetskikhliudeivdukhekommunisticheskoimorali，”Kommunist，1954，No.13（September），pp.3-12.
[3]Igor’SemenovichKon，Razvitielichrostiprisotsializme，（Leningrad，Vsesoiuznoeobshchestvoporasprostraneniiupoliticheskikhinauchnykhznanii，1954），pp.3ff.
[4]M.M.Rozental，Marksistskiidialekticheskiimetod（Moscow，Gospolitizdat，1951），p.303.
[5]G.Glezerman，“Tvorcheskaiarol’narodnykhmassvrazvitiisotsialisticheskogoobshchestva，”Kommunist，1955，No.3（February），p.48.在一篇关于“RecentTrendsinSovietLabourPolicy”的论文中（载MonthlyLabourReview，七月号，1956），格里克斯曼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斯达汉诺夫运动经过了修改”。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迅速进步的结果，强调的重心已由“体力奋斗、创个人标兵和破纪录转移到了探索带来技术进步的新方法和对这些方法的掌握与普及”（p.6）。）。然而，无论这种修改可能是多么重要，它都无法改变斯达汉诺夫运动作为异化劳动现代化的功能。
[6]Ts.A.Stepanian，“Usloviiaiputiperekhodaotsotsializmakkommunizmu，”inOsovetskomsotsialisticheskomobshchestve，ed.by.F.konstantinov（Moscow，Gospolitizdat，1948），p.502.
[7]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erlin，Dietz，1953），p.59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Seepp.48f.inPartIofthisstudy.
[9]Seepp.114，187f.above.
[10]Seepp.73f.
[11]M.Shmarova，“OnThoseWhoDoNotLovetoTalkAboutLove，”inCurrentDigestoftheSovietPress，V，No.18（June13，1953），译自SovetskoeIskusstuo，（May6，1953）。又见CurrentDigestoftheSovietPress，V，No.25（August1，1953），17f.
[12]依据S.Wolfson，inChangingAttitudesinSovietRussia：TheFamilyinTheU.S.S.R.，ed.byRudolfSchlesinger（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49），p.292（引自Wolfson’sSocialismandtheFamily）。
[13]Ibid.，p.300.
[14]VoprosyEkonomiki，span>1950，No.10，译载于CurrentDigestoftheSovietPress，Ⅲ，No.2（February24，1951），7. |
10．苏联伦理学——价值的外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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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苏联伦理学——价值的外在化
价值的外在化是苏联伦理学的一个普遍特点。它是国家化（nationalization）的伴随物和必然结果，并享有国家化的功能和内容。尽管废除私有制只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但也影响到作为一种实存性范畴的私有财产。[1]如果私有财产不再被视为个体赖以肯定自己的工具，不再被视为他的自我相对于其他自我的表现和化身的话，那么，整个个体的私我领域（这种个体的私我领域历来就浸透着私有财产的价值观）就会成为外在化的，它也就成了社会的合法关切。对于西方伦理学来说，这种外在化的影响在这样两个领域里尤其令人厌恶，这两个领域被视为个体本身的圣殿和储主，它们就是思想和良心的私我、家庭的私我。根据西方的观念，自由在这两个领域里也许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里都更具一种私我的功能，而私我又是与财产相联结的——这就是个人得以合法地构成为拥有一个他自己的王国的制度。思想和良心的自由要求摆脱那种对属于个体而不属于国家和社会的事务的干涉。个体的各种思想和感情以及它们的表现都是“他自己的”[2]，他要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和良心来利用和指导它们；他不仅要遵守普遍的标准，更要“占用”它们并使它们成为他自己的（道德）立法。
在这里，西方概念的历史尺度又一次凸显。自由的思想私我在近代社会时期已呈现了一种无条件权利的尊严，在这一时期，各种被认为是人的存在的真理之观念都已显现为与那些为各种公共权威，特别是为国家所颁定和所代表的真理是相对抗的，因为这些观念对于各种公共权威来说不是有用的和自明的。这就足以使人们回忆起这样一个事实，即“思想自由”乃是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专制主义斗争中的一种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而出现的。即使在今天，凡是这种权利已在西方民主中坚实地制度化了的地方，它的价值就只是在紧急境况下才得以触动，因为在这些紧急境况下，独裁的团体和政策侵犯了私我。相反，在私人思想与公共意识形态或私人良心与公共道德之间不存在真实冲突的地方。思想和良心的自由似乎就不是作为一种为人们经验到的个体存在所依赖的本质价值——似乎它也没有一种本质的内容。在最为极端的情况下，私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之间的冲突被“消解于”完全的协同之中；个体私下的所想、所感和所估，也就是“公共舆论”中的所想、所感和所估，并表现在各种公共政策和公共意见之中（它们不一定由政府发布，而是由一些公共舆论的领袖、志向远大的“英雄”和模范以普遍教育的形式发布，或由占支配性的娱乐形式发布）。这种协同可以通过恐怖、通过“大众文化”的规范化倾向而建立起来，或者是通过这两方面的结合而建立起来。如果这种协同是通过恐怖来完成的，那么，个体和社会所花的代价也就大得多，其代价差异很可能就是生死之别。然而，在这种协同过程的最终，假如并且只有当一致趋同已成功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对各种价值等级的影响才趋于相同：个体的思想和良心自由似乎正在丧失其独立的和无条件的价值，并渐渐淹没在私人存在与公共存在的一体化中。数代人之后，如果这种政体的效力依旧如故，那么压抑性就可能通过扩展到全社会之中、扩展到所有物质的和智力的文化部分而得以减轻。当私我和内在自由不再具有明确的经验内容时，它的废除也就不再具有压迫的性质，这种压迫性质仍存留于西方的价值等级之中。
由于私我的“社会化”，自由的中心也就从作为一个私我个人的个体转移到了作为社会一员的个体上了。苏维埃国家所代表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3]，不仅规定自由的价值，而且也规定自由的价值的范围，换言之，自由成了政治目标的工具。
苏联伦理学的工具化并不排除对动机的考虑，也不取消道德上的“性格”概念。相反，我们将看到，动机和性格本身已服从于客观的社会评价，即苏联社会的具体历史状况及其要达到的目标“要求”，并规定特定的动机和特定的性格是合乎道德的。对于其他一切伦理价值来说也发生着同样的转移；它们均被诉诸一种新的普遍尺度，而且正是这种共同尺度给予苏联伦理学合理的内在一致性和一贯性。只有在个体以其行动和思想促进社会所树立的目标与价值的情况下，他的行动和思想才是“有道德的”。在此意义上，伦理价值“外在于”任何特殊的个体行动和思想，后者只是达到属于社会伦理目标的工具。然而，苏联伦理学一方面在本质上是工具主义的，另一方面却又建立在一种新的历史观的基础之上。这种历史观规定共产主义道德具有超越工具主义的特殊作用。
列宁在1920年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讲，对共产主义道德的作用作了权威性规定[4]：（1）否定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前资产阶级的）道德，这就是说，摒弃一切建立在先验的（宗教的）认可和（或者）“唯心主义”命题之上的伦理价值和伦理原则（列宁并未对这两种伦理学作任何实质性区别）。（2）确认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整个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这种道德的各项原则都应从这种斗争的要求和目标中推导出来。必须注意的是，对这种共产主义道德的阐发并不排除对“资产阶级”伦理价值的“吸收”，如果而且只有当它们与这种阶级斗争各阶段的需要相吻合的话。还必须注意的是，根据列宁的观点，共产主义道德的这种公开的“工具主义”特点（在阶级斗争中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指向一个将会超越实用主义层次的目标：这种道德的目的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
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内容，列宁谈道：“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5]列宁的定义表明，除开阶级斗争和在阶级斗争之外，不存在任何特殊的伦理价值（这是共产主义道德历史地位的一种必然结果）。与此同时，他的定义还指明了这些价值随后将得以具体化的方向。“团结和纪律”使共产主义道德集中体现为斯大林主义时期那种严格的工作道德，同时又强调自觉斗争（列宁的演讲通篇反复强调这一点），这揭示了苏联伦理学强烈的“理智主义”特点：学习、训练、对文明所积累起来的技术文化知识系统而有方法的占用被作为建设共产主义最首要的先决条件之一。在这方面，苏联的伦理哲学也堪称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自由的获得，换言之，人的实现，乃是建立在知识和理性基础之上的。
列宁朴素而粗陋的共产主义道德定义是以一种复杂的历史辩证法为前提的，这种历史辩证法要使这些伦理学由相对有效的王国上升到绝对有效的王国。人类社会的“更高阶段”（总体解放和普遍解放的阶段）将会取消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殊特点，使这种工具成为目的本身。
苏联伦理学的工具主义特点历来都是西方批判的主要靶子，而这种批判又一直集中在“目的证明手段之正当”的原则上——这一原则被视为本身就是非伦理的原则。然而，苏联伦理学的目的又超出了工具主义，因而这种按照手段—目的关系来进行的批判就失去了靶子。苏联伦理学的超实用主义倾向源自苏联工具主义的特殊特征。
根据苏联哲学来看，为苏联伦理学提供普遍尺度的社会为两个本质特征所规定（本书第一部分对这两种特征予以了更详尽的讨论）：（1）它被设想成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这种方式是：它已经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各种人的才能之自由发展和实现建立了种种先在条件（通过废除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控制，并因之通过废除剥削和阶级正义）。（2）由于“落后”和“资本主义包围”的特殊环境，这些自由的条件还没有充分地利用各个个体的直接利益。压迫、匮乏和生产力的非生产性使用（军工生产）仍然盛行（它是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相区别的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标志）。因此，自由的条件仍然还只是先在条件：它们的实现依赖于尚不自由的个体的持续奋斗。
这样两个社会概念的相互关系给予苏联工具主义以特殊的动力。第一个（肯定的）概念提供了一套客观的伦理标准，这就是说，提供了那些隶属于一种充分发展了的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的标准。这些标准恢复了西方文明的传统理想——自由、公正、个体的全面发展——并凝结成这样一个公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公式重新确立了个体作为伦理规范的最终依据之地位：凡促进个体自由发展的东西都是善的。这一规范所固有的极端相对主义被假设为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而摆脱了各种有害的意蕴：普遍意志将与所有个体的意志契合；各种需要和能力的不平等只有在这种不平等不再包含以他人为代价而求一人之发展的时候，才能成为一种绝对的价值。因此，社会主义道德前程似锦的结果赋予了苏联伦理学以普遍有效和客观规范的尊严，并在团结与合作的原则中达到了顶点。工具主义在伦理绝对主义中寿终正寝；党派偏见和阶级道德被宣布为实现人性的纯粹手段（尽管是唯一的历史手段）。这样一来，这些未来的标准便与苏联社会的实际境况联系起来了，但它们却保留了其“超越的”意蕴，也就是说，保留了一种未来的憧憬，这种未来将给个体现在的苦难和挫折以补偿。在这里，苏联伦理学包含一个“安全阀”：未来的憧憬似乎履行着一种与西方伦理学的超越因素相符的功能——在这种憧憬中，我们似乎有了一种能真正取代宗教的苏维埃。然而，却有一种本质的差异，苏联伦理学正是从这种差异中推导出它的许多要求的。苏联伦理学的超越目标乃是一种历史的超越目标，而通向这一目标实现的道路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种具体的社会和政治要求发展的结果。人的最终实现和满足不是定向于“内在自我”或彼世，而是定向于社会实际发展的“下一阶段”。而且，这一概念的真理也不是个信念问题，而是一个对必然性的科学分析和推理的问题。[6]
毫无疑问，对于苏联伦理学来说，这一官方的论证极有助于证明压抑性政体的正当性，这种政体可以把这种论证用作使现状永存的意识形态面纱。然则，凡适合于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利用的东西[7]，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它的伦理哲学：一俟它成为个体心理结构和行为结构的一个本质部分，一俟它成为社会凝聚和整合的一种因素，它就产生它自己的强大力量并有力地推动自身。唯有作为这样一种因素而不是作为苏联领导的一种目标，才能把苏联伦理学置于本书的考察之中。基于客观历史必然性，这一主张使苏联伦理学具有一种极端的严格性，也极大地增加了它的范围和强度。恰恰是因为它与一种绝对的目的有关，并在此意义上“外在于”任何特定的个体之行动和立场，苏联伦理学才把一切违反或妨碍历史必然性的行为和立场都视为是非道德的。因此，人的存在的许多领域——在西方传统中，这些领域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也服从于道德评价，比如说科学追求领域和艺术追求领域。一种科学理论，尽管它可以在科学的意义上得到证实，但如若它被认为是有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则它也可能遭到谴责。认识论上的真理概念（理论理性）和道德的善的概念（实践理性）往往会融为一体——正如在艺术和文学领域中，审美真理往往会和认识论真理融为一体一样。[8]它们的融合以政治为中介，因为这种政治中介既协调着历来相互分离的个人的存在领域，也协调着反映这种分离的各种价值。而且，苏联伦理学新的历史基础也必然使它把道德判断应用于私人方面的“中性”领域——也是通过政治的中介。对“阶级敌人”的爱的关系在道德上是应当谴责的，因为它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尤其是如果它是一种真正的爱的关系的话。因为这时候它介入了整个个体存在，而不单是他存在的“私我”部分，因此它就影响到与他人的关系、与工作的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因而，就伦理标准毕竟适用它来说，同样的政治标准也适用它——不存在任何双重的道德。苏联伦理学是一种政治工具主义，但这样一来，政治领域与其是其他什么领域，而毋宁就是人的实现的领域。
伦理学的政治化贯穿西方哲学的始终。在柏拉图和黑格尔那里，伦理学的自律都屈从于（或者毋宁是被转变成为）理想国的自律，即国家的自律。而且在这两位思想家那里，结论都不是相对主义的实用主义，而是绝对主义。如果说，“善的理念”要求在城邦中实现或完成自身的话，那么，这种善就只有在政治生命（biospoliticos）中才是可以获得的；而城邦也就体现了绝对的伦理标准。它体现这些标准——这意味着城邦并非最终的善本身。然而，对于人的存在之实现来说，道德的善是以政治的善为先决前提的，而后者则是依照使人的实现（和他的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的本质的实质）具有最大可能的那些资源、制度和关系来规定的。根据这种概念，伦理冲突不是（道德的）个体与（反道德的）城邦之间的冲突；亦非两种相互抵牾的道德之间的冲突；而是城邦中的道德行为与非道德行为之间的冲突。苏格拉底（Socrates）所代表的不是个人的权利反对城邦的权利，而是正确的城邦反对错误的城邦。令人疑虑的不是私我的思想和良心的自由，而是政治思想和政治良心，即真正有问题的是已为苏格拉底和他的审判官所共同接受了的城邦。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论基础：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真理都源于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真实的秩序的认识。因此，伦理真理即政治真理，而政治真理乃是绝对真理。从本质上看，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存有同样的概念，它对意识形态的处理尤其如此。我们也已说明，苏联对智力文化的陈述，甚至在这些陈述的系统表述中，都使人回忆起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和《法律篇》（Laws）。[9]
*一译《国家篇》。——译者注
只要人道主义的价值，特别是自由尚未变为现实，它们的内容本身就得仍然服从于它们能够赖以变为现实的那些条件。这种转变乃是一种政治的转变，因为它牵涉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不仅仅是牵涉到私人个体。因此，自由的实现在下述两重意义上乃是一个客观的过程：（1）它意味着某一既定社会的转变；（2）这种转变依赖于各种历史条件。在这两个基础上，自由的实现都是以那些与历史真理相符合的思想和行动（理论与实践）为先决条件的，即以那些与客观理性相符合的思想和行动为先决条件。这样一来，这种理论和实践，而不是对孤立个体的自由的保持，就成了基本的伦理使命和伦理价值。而对“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的证实，对客观理性的确认，可以求助于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或辩证唯物主义——这两种体系绝不是相互对立的哲学两极，它们都蕴涵着把自由过渡性地纳入历史必然性和政治必然性之中，即纳入客观理性之中。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存在着这种共同的基础。我们已经指出过，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念是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概念之诠释的重新表述：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按照已被认识的必然性而行动。[10]恩格斯的这种诠释是否表达了黑格尔概念的真实含义，是颇值得疑问的。不过，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私人的自由领域被消融于国家和法律的公共领域，主观权利被消融于客观真理之中，这确乎是真实无疑的。人们常常评论，在除此而外包罗万象的黑格尔体系中，唯独没有任何特殊的“伦理学”学科。而造成独立的伦理哲学“消失”和私人伦理价值消解的力量，正是历史。
这就是伦理学政治化的关键点所在，它产生于西方传统，并巩固成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既是这种西方传统的后继，也是它的敌手；既是这种传统的完成，又是它的否定。西方文明自身的进步历程就是把自在价值转变成为外在价值，把主观观念转变成为客观实在，把伦理学转变成政治学。如果说，黑格尔是按照历史来解释理性的话，那么，他也就是用一种唯心主义的公式，预演了从马克思的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历史的过程已经为理性（黑格尔主张）在社会组织（马克思主张）中的实现，以及为自由与必然的融合创造了各种先决条件，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然而，这种与必然性的融合（甚至是为必然性所吸收）的自由并非自由的最后形式。在这一终极点上，黑格尔和马克思也是一致的。真正的自由王国乃是超出必然性王国之外的。自由和必然性都得重新予以规定。对于黑格尔来说，最终的自由寓于绝对的精神王国。对于马克思来说，必然王国将被这样一种社会所掌握：该社会的再生产已服从于个体的控制，自由就是在必要劳动王国之外自由发挥个人的各种才能。自由被限定于自由时间，但自由时间在数量和质量上是生活的内容本身。而且，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由客观规律所支配的历史过程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而产生了作为自由之条件的合理组织的社会主义。因之，历史的必然性使伦理学转变为政治学，而对历史必然性的洞见又把政治学安置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并赋予政治学以一种客观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苏联伦理哲学本身就表现为正好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面，表现为反对理性消灭者的理性的主人。这种对资产阶级伦理学的攻击是以代表“被背叛的”理性主义传统的资格来进行的。
这种反对资产阶级伦理学的斗争对苏联社会哲学愈是至关紧要，这两者间似乎愈是有着某些共同的特征。资产阶级哲学中的那些进步的和批判性的倾向已成为这种攻击的主要靶子，而对它们的主要控诉则认为它们使理性畸形化了。尼采（Nietzsche）和弗洛伊德（Freud）、叔本华（Schopenhauer）和杜威（Dewey）、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通通被贴上了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智主义的标签，而且也因此缘故而被划归为“反革命的”、“非道德的”和“帝国主义的”。依照苏联的解释，它必然如此——在它们的客观历史作用上必然如此，不论各个哲学家的个人意向和信念可能如何。因为，任何对已被历史地超越了的资产阶级社会价值观的妥协退让，任何否认已被历史地确定了的进步方向和人把握这种方向之能力的客观有效性的企图，在这种概念看来都是对一种业已过时的社会制度的辩护。
在此，我们无须遵循这种批判的路径走下去了：我们只是试图说明它所运用的那种方法（这种方法跟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和使这种批判具有合理依据的方法大致相同）。这一方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假定其对手的观念和目标的有效性，并照样接受这些观念和目标，然后再来表明它们在这些对手所操作的理论框架和社会框架内部，这些观念和目标都是无法实现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哲学及其社会背叛和败坏了这些观念与目标，或使它们成了一种虚幻。就伦理哲学而言，苏联所批判的两个主要目标是：（1）当代西方伦理学为达到把握个体的具体存在境况并从这种境况中推导出为了实现自由和理性的进步之概念性工具和实践工具的努力；（2）力求给予伦理学一种科学的（逻辑的或实验的）基础之企图。根据苏联的批判，资产阶级的伦理学理论家们不仅无法达到这些目标，而且在努力达到这些目标时，这些目标却在被变成它们的对立面。只要进步的资产阶级伦理学仍在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工作，它所维护的就只能是妨碍进步的力量。因此，这种哲学否认包含着消灭资本主义的理性和自由的更高历史阶段，当它自己宣称是合理的和具体的时，它恰恰是非理性的和抽象的：它保留一种陈旧过时的理性定义，忽略了（或抽去了）自由的具体历史条件。从这一立场来看，进步的资产阶级伦理学即使在它批判既定社会时也是倒退性的。但苏联伦理学愈是强烈地摒弃西方哲学，后者就愈具有批判性。因为，按照苏联的观点，资产阶级对当今社会的这种批判，一方面指出了它的压抑性特征，另一方面却转移了反对这种压抑原因的斗争。这种哲学的科学手段和行头被称为是伪造的，它们起着模糊人们的注意并使之避开真实问题的作用，即使人们不去注意资本主义制度的停滞和破坏性。我们将通过苏联对杜威实用主义的讨论来说明这种解释。
在马克思和杜威对理论之于实践的重新定向之间，似乎有一种密切的亲缘关系。然而，苏联的批判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不仅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是相互对立的。正如谢丽娅（Shariia）所系统阐述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是有用即真理，而是真理即有用”[11]。这一阐述涉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该书中，列宁已经陈述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实践只有在它本身源于真知和真识的情况下，才是真理的标准[12]，而且只有当它是唯一能够认识真理和履行真理的社会群体（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那种实践时，才是真理的标准。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以一种客观的、甚至是“绝对的”真理存在为先决前提的，它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而得到证实（比如说，关于某一社会的各种潜在性和前景的真理，以及关于自由和“发展”的潜在性与前景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内容是历史的，而且它的可接近性和实现也是历史的。但这些相对性因素乃是客观现实的特征和关于这一现实之客观真理的特征。根据列宁的观点，辩证法“包括”相对主义，但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相对的只是“接近”和实现客观真理的历史条件。[13]如果把这种观点应用于道德，它就不仅允许人们把某些假设性的无条件道德原则作为对客观真理的意识形态歪曲而予以摒弃，而且还会允许人们接受某些独立于阶级内容之外的人类道德的“基本原则”[14]。自从抛弃了20世纪早期的那种道德放任主义以来，苏联伦理哲学便不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的论点并不妨碍伦理规范的有效性，虽然根据马克思的论点，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他的意识。因为无论社会存在的历史形态是多么不同，对于一切文明化社会形式来说，某些基本关系和行为模式却是共同的，而且它们表现在适用于所有人（不论阶级）的某些普遍的“伦理行为规则”之中。苏联马克思主义对伦理原则之普遍有效性的坚持，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和逻辑的观点十分类似；它把这种论证应用于捍卫形式逻辑，反对把形式逻辑消融于辩证逻辑的企图[15]，同时也反对那种阶级语言学说。
这些意识形态倾向表现出一种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苏联国家丧失了它独一无二的革命立场，享有着现代工业文明的那种组织化特征和行为模式特征。在这一阶段，长远的合理化、效率和可预测性便成了首要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而在伦理学中对客观真理的强调，则属于按照苏联社会新阶段来建设意识形态的最近努力。但后者*同时也要求坚持如下主张，即唯有苏联社会才走在实现这些客观真理的正确的历史道路上。因此，苏联伦理学的客观原则具有一种双重的特点，它们主张：（1）诉诸适用任何文明化社会形式的道德原则；（2）坚持唯一能实现真正自由和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从第一个观点出发，苏联的道德哲学攻击了所有被贴上准法西斯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标签的资产阶级伦理学。因为这些伦理学否认普遍的道德原则，而赞同那些诸如生命、权力意志、爱情等反道德的力量。第二种观点则是攻击杜威的核心所在。
*指苏联社会新阶段之意识形态。——译者注
对“资产阶级非理性主义”的攻击尤其能够说明问题，因为它揭示了苏联的合理性和西方的合理性所共有的特性，即认为技术因素优于人道主义因素。叔本华和尼采、形形色色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流派、存在主义和深层心理学，在最本质的方面都各执千秋，甚至于相互冲突；然而，它们在这一点上却十分相似，即它们都打破了现代文明的技术合理性。它们通过指出在这种合理性之下的各种精神力量和生物性力量，以及这种合理性要求人所作的无法弥补的牺牲，来打破这种合理性。结果是，它们以一种新的价值评价来打破进步的意识形态，但它们不是通过浪漫主义的和情感的倒退来作如此评价的，而是通过打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被禁忌的领域来作此评价的。这种新的价值评价（transvaluation）正是依赖于苏联社会所必然不惜一切代价来加以保护的那些价值进行的。这些价值是：竞争性工作、社会必要劳动、自我维持的劳动纪律、被延迟的和压抑性的幸福等伦理价值。因此，在与“资产阶级价值”的斗争中，苏联马克思主义无法承认和接受“资产阶级阵营”本身对这些价值所进行的毁灭性批判；相反，它不得不通过孤立和嘲笑资产阶级哲学（明显的）倒退方面来否认这些批判。
但它对杜威的攻击却采取了不同的方向。因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并不承认任何将资产阶级社会判定为历史过时的客观评价，他克服资产阶级伦理学之意识形态局限的努力，就必定会终止于因循传统的相对主义。杜威以存在境况的无限多样性和经验、渴求的无限多样性，以及认为每个人都有其自身“发展”的种种潜在性因而具有其自身的价值这些论据，来反对伦理理想主义者们的那种非科学的绝对主义。然而，根据苏联的批判，这种多样性本身并不是实在的伦理评价的基础。只有在把各种境况和目标的多样性统一起来的社会，才能有自由“发展”的真实可能性，这种多样性也才能提供这种基础。于是，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在“日益衰落的”资产阶级社会恰恰不存在这种可能性，除非在一些边缘情况下，或以牺牲其他可能性为代价。由于杜威拒绝超越这一社会而进入其“客观的”历史未来，因此也就使得他克服一种因循传统的伦理相对主义的种种努力徒劳了。诚然，杜威的实用主义并不排除社会变化和社会改革：他认为，社会的变化和改革都是通过真正而充实的知识教育而得到促进的，这种知识又将指导社会的逐步改革。然而，根据苏联的批判，这一纲领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社会无法允许一种可能导向该社会毁灭的知识教育措施和知识权利。这一情况迫使杜威的哲学偷偷地接受了（也许甚至是与杜威本人的意向背道而驰的）普遍盛行于既定社会的各种标准和目标。这也就宣判了杜威想把伦理学建立在一种科学基础上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使杜威的各种命题得以证实的参照框架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但这种框架本身仍需要“证实”。由于缺少这种超越的证实（这种证实可能表明这种框架是错误的），使杜威的“行动科学”只不过是对社会上普遍盛行的行为所作的一种描述（甚至是一种辩护）。由于实用主义拒绝把科学的方法扩展到历史的未来——这种扩展是可以通过对现存社会之基本倾向的分析而接近科学的，所以也就把实用主义限制在一种纯粹的“是然”（whatis）描述上。[16]
注释
[1]黑格尔的《法哲学》（PhilosophyofRight，par.41ff.，especiallypar46）概述了这一意识形态，根据这一意识形态，对于“自由个人”的实现来说，私有财产仍是本质性的。然而，大多数在根本立场上极为不同的思想家在关于人类个人与私有财产之间的这种本质性联系问题上所达到的一致程度确实令人触目。对此，我们可以回忆几种最为著名的陈述：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的《神学大全》（SummaTheologica，Ⅱ.II.qu.66a.1，2）说，人应该拥有财产，这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关于物的使用，他谈道：“人具有一种对外在物质的天然支配权，因为他凭借其理性和意志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来利用它们，仿佛它们是为他而创造的一样。”（DominicanFathersoftheEnglishProvince译）
约翰·洛克（JohnLocke）的《政府论》（OfCivilGovernment，SecondTreatise，chap.Ⅲ，par.26）说：“每个人都具有他自己的‘人格’财产……我们可以说，他肉体的‘劳动’和他双手的‘工作’恰恰就是他的。这样，不论他从自然拥有所提供的状态和留在这一状态中的东西中移动什么，他都已经使他的劳动与某种是他的东西混融一体并与之结合在一起了，因之也就使它成为了他的财产。”
黑格尔（《法哲学》，par.41）说：“为了使一个个人成为一个充分发展而又独立的有机体，他为其自由而寻找或创造某一外在的领域乃是必要的……财产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其对需求的满足，而在于其纯粹人格主体性的扬弃。正是在财产中，个人最初才作为理性而存在。”
[2]一个“自然个人”乃是一个“其语言和行动都被视为他自己的人”（Hobbes，Leviathan，Chap.XVI）。
[3]在本书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强调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社会”被塑造成为一种独立的或至少是分离的超出个体成员或在其个体成员之上的力量。在此，把“社会”作为一切伦理价值的新起源，我们指的是社会的具体化，事实上与（民族）国家外延相同。
[4]Sochineniia（Works）（3ded.，30vols.；Moscow，InstitutLenina，1928-1937），XXX，403-417.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9卷，302～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Ibid.，XXX，413.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9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诚然，进步的意识形态使现有的剥削、苦难和压抑合理化为它们最终消失的预先条件，它也是西方资产阶级传统所固有的——事实上，它甚至还从这种传统中“吸收了”某些东西。然而，有两个事实构成了决定性的差异：（1）信仰科学技术进步的宗教从来就没有被认可为人道主义发展的公开目标和表现。最接近于这种哲学的思想流派（例如，圣西门的思想）总是被视为值得怀疑的和“异端的”。（2）同样道理，西方伦理学也拒绝接受（技术的）进步和伦理学之间的直接一致。在此，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冲突）本身也一直是一种道德的主要动力。
[7]SeePartIofthisstudy.
[8]Seepp.132f.above.
[9]Seep.132above.
[10]Seep.152above.
[11]P.Shariia，Onekotorykhvoprosakhkommunisticheskoimorali（Moscow，Gospolitizdat，1951），p.220.
[12]Sochineniia（Works），XIII，112-117.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139～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3]Ibid.，XIII，107-112.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4]Shariia，Onekotorykhwoprosakhkommunisticheskoimorali，chap.VIII.Seealsopp.63f.
[15]在1950—1951年的逻辑讨论中即是如此；seePartIofthisstudy，pp.148f.above。
[16]Shariia，Onekotorykhvoprosakhkommunisticheskoimorali，pp.24，85f.，223. |
9．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它们的历史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第二部分伦理学原理
9．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它们的历史关系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业已联系苏联社会的发展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倾向。这种分析导致了如下结论：工业化的各种特殊条件和目标是在与西方世界的对抗性竞争中实现的，它们甚至决定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绝大部分理论特征。与此同时，在某些重要方面，这两个相互对抗的体系之间又似乎显示出一种相互平行的趋向：总体工业化似乎有着十分近似的观念模式和组织模式，这些模式抹杀了根本性的政治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高效的“有条理的管理”往往推进了政治与文化的集中化和协同化。这种“有条理的管理”不独被高度合理化和集中化，也对同样合理化和协同化的人与技术产生着影响。在西方，这种倾向导致了对人道主义自由伦理学的侵蚀，这种伦理学是以自主的个人及其不可异化的权利这一观念为中心的。但大致说来，人们一直都在维持着这种源于早期的价值体系（自人们清算暗中颠覆这一价值体系的法西斯纳粹国家以来），尽管这种价值体系与现行实践的矛盾日趋明朗。在苏联，总体工业化是在各种与自由伦理学不相容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这个革命的国家和后革命的国家创造了它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并以此灌输给广大民众。然而，凭借当代技术和工作方法所进行的总体工业化，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标准，这种标准使得人们对那种在西方伦理学和苏联伦理学之间进行抽象对照的做法产生了疑问。
无论是集中化，还是协同化，本身都不会妨碍自由与人性的进步（它们不止一次曾是反对压迫与反动的斗争的有效武器）。在总体工业化的各种技术活动和经济活动中，也不存在任何必然会侵犯人的自由的东西。相反，如果说在19世纪哲学中马克思的与反马克思的对工业社会的评价还存在共同点的话，那么，这个共同点就在于：两方面都坚持认为，不断增长的工业化不仅是物质意义上而且也是伦理学意义上进步的先决条件。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都表示反对人的“异化”，都是针对工业的政治组织而言的[1]，而不是针对工业本身而言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当然不是指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确认工业的政治组织中的这种共同因素并不难，这种共同因素影响着自由的进步，即它导致了人为其劳动所奴役的结果，使人屈从于他自己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e）劳动。不过，在历史上，这种屈从曾有过殊为不同的作用：它可以开创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崭新阶段，或是延滞一个陈旧的时期；它既可以促进这种发展，也可以窒息这种发展。所以工业的政治组织本身并不能说明苏联伦理学的特殊内容及其与西方伦理学的关系。
我们建议通过对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各自具有代表性的观念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来探讨这一问题。这种比较假定：双方各有一套可以辨别的伦理学理论，各自的同质性足以使我们将它们分别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就苏联伦理学而言，这一假定似乎可以成立：通观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苏联诸种伦理学理论所发生的全部变化，都受一种统一化原则的支配，即各种伦理标准都是按照苏联国家的目标来构成和评价的。而且，就这些目标本身而言，也一直是由在共处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长远政策所决定的[2]，尽管它们都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却一直保持着它们明显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但是，我们能否对西方伦理学与此相对的同质性也作类似看待呢？情况似乎恰好相反。如果我们看一看苏联在讨论西方伦理学时所集中探讨并提出批评和重新解释的那些伦理标准和观念，就会发现西方伦理学特点中所显示的某些一般特征，它们是：
（1）自由的概念得到公认；根据这一概念，人最根本的条件是他充分地摆脱外在决定的束缚，自由地作出自我负责的行为，并成为自由的行为者。
（2）这种本质的自由使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伦理规范命题发生效力，而且尽管有个人的偶然性境况和偶然性目的，这种效力也可以为人们观察到。
（3）伦理意义上的个人合法目的是这样一些目的：它们包含着个人才能的最大可能的发展和满足，但个人的自我实现应服从于普遍有效的基督教伦理规范及其人道主义的世俗化，服从于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团体与政治团体的较为具体的特殊规范。
（4）这两套规范须得到上帝或“人的本性”的认可；必须维护和完善社会团体与国家团体的各种要求的认可。
（5）尽管有终极的道德认可，这里仍有一种假定，即在个人道德一方与公共（社会的和政治的）道德一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根本的冲突。[3]这就是说，在西方（工业的）文明国家里，基本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被认为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这种方式是：个人的目标（上述第3点）和他的本质（上述第1、2点）可以在现存社会制度内部得到实现，或者至少被合理地追求。这些制度可以而且必须加以改进，它们的这种改进甚至意味着大规模的变化。然而，人们一般都不把这些变化视为对现存社会的否定，而视为该社会的壮大和发展。
最后一个命题陈述了西方伦理学所隐藏的历史标准：它的先决条件是，在文明最终建立的各种制度和关系之构架内部，人可以实现其“本性”，即人可以展开其各种潜在性，满足他的各种需要。对于唯心主义伦理学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伦理学来说，这种先决条件都是共同的，对那些已为法国理性主义者、英国功利主义者、德国唯心主义者和圣西门及其追随者们所详细阐述过的诸种理论来说，这种先决条件也是共同的。但是，18和19世纪的政治与工业革命并非西方伦理学的唯一源泉，它的道德实质深深根植于基督教传统。自从基督教伦理学不再是一种“反面的”伦理学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它为国家所采纳以来，各种有代表性的伦理哲学就把认定现存文明与人的各种潜能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的道德斥为异端。当然，人的自救和赎罪并不在今生今世，但今生今世不仅不排除他的自救，而且他在这个世界上的道德行为也是他得以自救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4]从有代表性的西方伦理学观点来看，所有不接受这种先决条件的哲学，在一种严格的意义上说，不仅是异端邪说，而且也是非道德的，如果说不是反道德的话。因为，这种不接受意味着拒斥道德原则普遍有效性所依赖的基本假设，即意味着拒斥道德原则实现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许多“异端”哲学仍以多种形式生存下来了。从基督教早期的各种诺斯蒂学派（GnosticSchools）*、净化派和其他一些激进的宗教流派，到近代的各种革命性社会哲学家都是如此。对于所有这些哲学来说，共同的一点是它们都承诺着一段具有崭新性质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又必然冲破既定的体制，以便能实现人的真正命运；它们的共同点还在于，它们在社会下层和“边缘”阶层的民众中所拥有的吸引力（而且还在于它们可以为形形色色的政治“名流”和知识“名流”所接受）。它们的道德具有一种不同的历史标准，因而表现出对现行道德的否定。但与此同时，这些“异端邪说”也要求保持，甚至履行为其正统对手所维护的那些原则和许诺：中世纪的净化派就曾要求成为真正的基督教；而宗教改革中各激进教派也把自己作为真正的新教代表。近代期间，那些不断世俗化的反对派也是在人道主义传统内继续发展起来的。16世纪那些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怀疑论者、启蒙时期的极左翼及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后嗣们，也都按照人道主义的理想来证明他们的“破坏性”哲学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是同一传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自己视为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继承者时，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自由、平等和正义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关键术语，该书的经济理论不只是在一种编年史的意义上，更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TheGermanIdeology）（1846）和《经济学哲学手稿》（TheEconomic-PhilosophicalManuscripts）（1844）[5]的人道主义哲学为先导的，而且也是这两部著作的人道主义哲学的完成。
*基督教早期异端教派之一，主张灵知直觉论，含古希腊及古东方哲学中的某些思想因素。——译者注
以上概述虽然过于简单，但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之间的历史关系。苏联伦理学所受的主要影响，并不是来自外部和反对西方文明的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其动力亦不是来自苏联伦理学的特殊内容，即来自“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苏联伦理学将它所代表的一种“更高的”道德要求，建立在马克思理论的历史使命之基础上，但马克思的理论却没有独立的伦理学，它只是要求证实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实现。依马克思所见，资本主义的经济乃是这种伦理学法典的厄运和否认，而废除这种经济乃是这种伦理学发展的先决条件。苏联哲学的历史根基并不异于西方哲学（无论它们与东方哲学传统的融合多么密切，也不论它们多么适用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它们基本上也不是为权力和宣传的要求所规定的。它们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那种人道主义理想的革命公式；源于它用来发挥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和竞争的新的社会作用。不论前者与后者的矛盾多么深刻（本书的第一部分曾试图表明这种矛盾的深刻程度），但它们的关系之密切，仍是以能够运用前者的理想来捍卫后者的现实。导致对这种理想的滥用和亵渎的各种力量与环境，似乎比那些纯粹权力政治的力量与环境更为客观一些，其客观性程度甚至达到了可以轻易地将其描述为历史理性的作用。在此构架内，苏联的伦理哲学是一种内在一贯的合理的价值体系，它足以与那些吸引苏联统治之外众多人口的自身利益的政治伎俩分离开来。
这种吸引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论证，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业已把人道主义伦理学从资本主义的曲解中挽救出来。我们可以将这种论证概述如下：
在西方世界里，人们一直都受着基督教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教育。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都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与这种精神相一致的，并使这种精神更充分更普遍的实现成为可能，特别是使人的自由、平等以及各种人的潜能的发展成为可能。在其工业时代，西方文明确实聚集了具体实施这种观念所必需的全部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然而，现存的社会体制却阻碍了这种观念的实施，因为这些体制维持着非正义、剥削和压抑。其结果是：为了履行西方文明的许诺，就必须消灭它们。
这一论证一直都被人们以各种非常大众化的公式并在各种各样的曲解、说服和证明的层次上加以宣扬，使之产生了一种持续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种影响的主要原因规定如下：（1）这种论证从一种明确可信而又易于确认的原因，即从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中，推导出人们对文明的普遍不满；（2）它不是凭借任何外在的和先验的标准来批判这种社会，而是凭借那些业已公布并为西方社会所接受了的标准（“人道主义价值观”）来批判这种社会；（3）因此，它不仅在物质基础上，而且也在伦理学基础上解释并证明了这种不满与反抗的正当性；（4）它提供了一种抉择，这种抉择也不是被描述为一种外在的抽象可能性，而正是现行社会的各种许诺和可能性的实现。
最后一点似乎表明了这种感召的主要力量，即伦理箴言与科学的客观性的结合。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苏联伦理学要求在一种科学的基础上，把价值与事实、理想与现实、个人的特殊利益与社会的普遍利益乃至人类的普遍利益统一为一个整体。此外，苏联的伦理哲学宣称能够证实那种唯一能够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和一种人道的存在观念、行为和实践。这种实践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这就是说，它在一种共同事业的基础上，把个人与某一社会团体统一起来，通过这种共同事业，个人的特殊关切将由群体来承担。
因此，苏联伦理学主张把各种生活观念与生活领域结合在一起，而在西方伦理学中，这些东西却是支离破碎的。依西方伦理学来看，人是在一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成为他自己的，这种环境与一种自由而道德的存在相容，至少它并未妨碍这一目的的实现。然而，在现实中，生活的各种条件却原来更多的是限制性的和敌对性的条件；而且人们所经历的毋宁说是与一种伦理人格的发展相敌对的环境。因此，这种经验就不得不被贬值和被重新作出解释：“内在的人”与其外在存在被迫分离，对伦理人格的规定则包括（甚至必然产生）抛弃、痛苦和压抑。这种激励着西方伦理学的张力表明（同时也证明了），在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和智力财富与它们对个人需要的适用性之间、在自我决定的要求与现实强加于这种决定的各种限制之间、在本质上的平等与仍然盛行的人反对人的非人性之间，以及在正义的理想与非正义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经验的对立。对道德所认可和表达的理想的这些实际限制，似乎削弱了西方伦理学的那些主要概念，而且，这些限制似乎也使人的存在面临各种忠诚与价值相互冲突的颠簸起伏的困境（神性的法与人性的法、自然法与成文法、个人福利与共同福利、私人价值与公共价值、家庭准则与社会准则等）。与此相反，苏联伦理学似乎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即把道德价值与实践价值统一起来，而西方伦理学却无法完成这种统一，也不想完成这种统一。因为，它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紧张状态视为道德行为的一种先决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西方伦理学与苏联伦理学对自由价值和安全价值所给予的不同强调，来说明它们两者之间的这种对比。
西方的自由观念是通过各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实现的，这些制度可以使个人成为自我负责的他的命运的设计师。他的存在是他自己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他自己在与其他具有同等条件的个人之自由竞争中的表现。按照这种哲学，自由的制度化保护措施（法规、公民权利、财产保护），必须让个人在他存在的大量领域里去自作主张。但随着经济过程日渐复杂而又无法预测，又超出了普通个人的控制范围，并依赖于一种超个人的力量和过程的整体安置，这些领域往往会成为不安全的领域。这时候，经济领域的自由也就为整个就业范围实际上的“封闭性”所取消，为规定了的行为模式之严格性所取消，为所要求的工作表现的规范化所取消；或者说，这种自由就会含有一种绝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冒险（失业的冒险、“落后”的冒险、成为局外人的冒险，如此等等）。这些对自由的侵犯，表现为各种合理的和技术性的过程——它们绝不是任何人的过错和所作所为，而是后工业社会里劳动分工的副产品（也许甚至是其条件），而就此而言，也是所谓效率与进步的标志。这样，自由的价值本身似乎就成了问题。在现实中（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不一定），自由被重新规定，它不再意味着成为人的生活之自我负责的设计师，也不再指人成为自己各种潜能及其实现的自我负责的设计师。相反，自由却成了那种抬高个人主义社会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哲学一直意指的那种东西，即让个人的“本性”自由屈服于那种能够来做被法律所禁止或不触犯法律的事情的公民自由，或者是承认合法化的不自由。但是，这却是一种安全。自由的标准从自律的个人转移到了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又支配着社会。自由的标准逐渐消失在支配着经济、共同福利、国家和各联邦的法律之中。然而当人们以为个人在这种绝对至上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内部获得安全时，他们的“真正的”自由却仍然源于那种“内在的”存在，甚至依旧只能由这种“内在的”自由所构成（信仰、思想、宗教等的自由）。因此，当实际存在中对安全的追求胜过对自由的价值追求，甚至是以自由为代价来追求的时候，自由与安全便相互冲突了——而只有通过减弱独立的因素和自主的因素，才能将这种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为安全的价值而牺牲这些因素，才能将这种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是，由于整个西方伦理学的意识形态传统都把人想象成为自由的主人和立法者，所以它阻碍了这种趋势；在经济必然性的影响下，这种趋势在一切传统的对立中表现出来，但它只能以更为精明的解脱方式，来消除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差异。这一意识形态仍有足够强大的力量阻止对放弃个人自由的认可，并抵制总体的协调；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冲突仍旧是人们公开承认的一种存在状态，而且控制这种冲突乃是一种伦理任务。但是，这一任务的完成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了。
苏联伦理学许诺，通过支持苏维埃国家来消除自由的“否定”方面，可以解决这一冲突。也就是说，苏维埃国家可以消除这样一些方面，即个人自行其是，尽管他个人的设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很不适当。在苏联，那种对教育、训练和职业的选择，关心自己和赡养老人的自由，以及阅读、写作和倾听各种不同的和相互冲突的言论之权利统统被减少或被废除了，而且苏联伦理学也为这种政策辩护。在这些方面，各种传统的自由都屈从于对就业的严密管辖，对运动、保健、审查等的控制。合法的非自由领域被大大扩展了；在人存在的一些领域，公开而巧妙地迫使人们放弃个人“本性的”自由。而在西方，这些领域向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和各种目标的范围内，这种对传统自由的压抑却呈现出一种“肯定的”作用。苏联的伦理哲学将这种作用解释为真正自由的准备。在苏联伦理学中，各种传统的自由之所以得以被安然贬值，是因为从苏联的观点来看，在绝大多数民众真正获得经济保障，即获得满足的自由之前，并且除非如此，否则，那些传统的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就只是意识形态上的自由，甚至只是虚幻而已。
依马克思之见，只有当人们不再为其劳动所奴役时，人才能获得摆脱需求意志的独立性。换言之，政治与精神的自由以摆脱为生活之必需而进行日常斗争的自由为先决条件，而后者又是以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马克思这一概念的含义是，恰恰是在经济不再是人的“命运”的情况下，人才不再是经济的主体；这就是说，经济不再是一种决定性因素，而它本身是被决定的，即为相互联合的个体合理地加以控制。在马克思看来，在经济自由还只是为“求生”（谋生）而不断斗争的自由竞争这种情况下，经济自由乃是真正自由的否定，因为它实际上迫使人花费其全部时间和精力去获取生活的各种必需品——花费在“异化劳动”中。而且就自由个人的概念仍含有自由经济主体的意味而言，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非自由的概念。因为，只要“经济”还是一个“异化劳动”的领域，它就不可能是个人自由的领域。也就是说，在仍然发生为生存而进行竞争性斗争的全部必然性领域，“经济”不可能是个人自由的领域。在这一领域进入联合个体合理的集体控制的情况下，“经济主体”就不再是自由个体的本质了，同样，那些作为经济自由的工具和补充的自由也不再是必要的了。到那时候，以前隶属于私人个体的大部分和决定性部分的权利，也就成了一种社会的关切。而且，如果这种必然性领域不是被纳入联合个体的合理控制，而是被纳入附加于个体之上的国家的合理控制的话，那么，在此领域的个人权利同样也成了国家的关切。
随着个体不断改变其社会作用，自由观念本身也不断变化。在“自由经济”不再存在的地方，西方的个人就不再是一种实在，甚至也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他和他的自由一起被重新塑造和重新规定。那么，组织和指导作为自由之先决条件的各种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也就成了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这些必需品还不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所有的人又都是自由的，那么，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国家就很可能僭取这种组织和指导，并同时僭取对个体的私人存在与公共存在的立法。因为无论怎样受到保护，私人存在仍然是对公共存在的“否定”，只是普遍的个别部分。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国家控制着必然性领域，同时也控制着个人的意向、目标和个体的价值。系统地减少内在存在与外在存在、私人存在与公共存在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已经成为西方伦理学中的生命要素），一直是苏联社会和苏联伦理哲学的基本作用之一。内在的和私人的价值被外在化，这就是说，人在一切事物中，都表现为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存在。
注释
[1]“政治的”与“社会的”相区别，它指称一种工业的组织和利用，这种工业组织和利用并不由个人的能力和需要决定，而由那些与个人能力和需要的自由发展相冲突的特殊利益所决定。在此条件下，虽然生产也满足了一种“社会的需要”，但后者却是被附加给个人需要并按照占支配地位的特殊利益来塑造个人利益的。
[2]SeeChapter4ofthisstudy.
[3]尽管肯定存在（并应当有）实际紧张和差异。
[4]加尔文主义的学说亦无例外。“善功”和各种优点与基督教意义上的道德行为并不同一。
[5]后一后一部著作尚无可供使用的英文全译本。该书的全部本文最先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le）第3卷，第1分册上（Berlin，Marx-EngelsVerlag，1932）。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没有适用的英译本，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手稿。span> |
8．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8．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全部解释，如同斯大林主义最后时期以来的全部意识形态上的努力，都是集中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或者说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两个公式可以交换使用）的过渡方面。这种过渡的思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苏维埃国家得到巩固以来，已经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早在1935年，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斯大林欢呼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在“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包含着我国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的萌芽”。这一开始是“第二阶段”的前提。[1]但是，这种过渡的思想（没有它，苏联马克思主义甚至不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伴随着一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过现在这种过渡被说成是处于进行之中，当作了苏联国内政策的下一个目标。这是斯大林最后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要旨，它被苏联马克思主义誉为关于这种过渡之具体形式的最有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它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但这篇论著仍保持着它的意义。
这里的含义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就是与西方之间没有战争。按照这种设想，斯大林坚持主张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先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势力范围之间的冲突。有整个一节专门用来肯定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2]斯大林显然是首次公开引证了一个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提到“某些同志”的分析），这种分析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洲际之间的结合，不单纯是一种外在的政治格局，而且是建立在一种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基础上。这种看法，无异于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种否定，斯大林的引证只是为了批驳。在这种批驳中，斯大林坚持美国与“附属”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还有德国和日本）之间经济冲突将会复活。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帝国主义与苏联阵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不可避免性”这个命题的修改是十分含糊的。首先，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用法，它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样，这个命题就处于帝国主义论的中心。相反，这个命题的“修正”主要是指帝国主义与苏联阵营之间的战争：所谓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是指这种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一旦这种含糊之处清晰起来，在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概念中，就表现出一种奇特的一贯性。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的论述[3]，实质上（有时甚至在字面上）与斯大林主义的公式毫无二致！这种一贯性可以由后斯大林主义政策的一些主要方面来说明，这就是：依靠“正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东西方关系的稳定、苏联社会内部的发展，以及经济—政治方面的竞赛。如今特别强调的可以避免的战争，首先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可以凭借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增长，和它对资本主义国家“爱好和平”民众的影响来加以防止。然而，正是这些因素又易于导向抵制一般的战争，因此，即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看起来也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在战争不可避免性的问题上，苏联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转变，看来是完全一贯的。与列宁断定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时期相比较，国内国际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种“力量的均势”已经建立（就是说，苏联阵营的加强），形成了一种对东、西方战争的制止因素。但是，这种相同的制止力量也减少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军事冲突（苏联阵营会作为这种冲突的受益者出现）的可能性，而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和政治上的困难。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关于加剧资本主义矛盾的命题，属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坚实核心。但是，斯大林在他的论文最后重复这个命题的上下文中，给予它特殊的含义。由这一命题引出了从社会主义向作为苏联社会发展下一阶段的共产主义过渡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命题的作用是重申国内政策对国外政策的优先地位。斯大林死后，《共产党人》（Kommunist）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第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回顾道：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它的国内政策的继续，并受国内政策支配”[4]。对于苏联来说，这一“正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定势，被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后的战略调整以及恢复时期所中断。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像是宣布回到国内政策的正常主导地位，并开始它的新阶段。我们强调过，《经济问题》（ProblemsofEconomics）杂志对斯大林的文章的讨论，明确地表述了，“实际上”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超过帝国主义与苏联阵营的冲突。[5]斯大林文章的这一部分对于党的路线仍然具有训令性的作用：帝国主义力量之间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冲突，造成了资本主义力量的一种“和平的”内在缩减。
美国的对外侵略政策，使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尖锐化……苏联的对外政策……不能不重视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这些国家内部以及依附于资本主义阶级和集团的个别政党内部矛盾的存在。为保持和巩固和平，削弱侵略的、反民主的势力而利用这些矛盾，是我们的任务。[6]
现在帝国主义的强力政策遭到了反对——有人接着论述道，不仅被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而且遭到一部分“富有阶级”反对。[7]人们不应低估“一小撮剥削者”在走投无路时发动战争的危险，但若“高估帝国主义的力量将会是一个更大的错误”[8]。
在对帝国主义之间的形势进行重新估价，为对外政策提出一种新的倾向的同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讨论，又为这种倾向指出了内部的基础（或许也可说是理由）。对外政策的重新定向，似乎是由一种国内政策的重新定向必然造成的。国际目标的达到——主要是从内部削弱西方社会——最终依赖于苏联社会的一种更高水平的成就（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9]斯大林的政治遗言用这种过渡重新阐述了列宁的遗嘱，它规定，作为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需要一种新的更长时间的“喘息”。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提出关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命题后，接着有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定义，这就是“最大限度的利润”。斯大林把这个“规律”与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有效的“平均利润”规律相对照。关于这个段落，有些马克思主义解释者曾被这里所包含的正统性问题所困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不能与“平均利润”规律相对立，因为前者或者隶属于后一规律，或者保持着一种例外——只属于“有特权的”企业集团。苏联的评注者们曾经不顾这种困难，而把斯大林的公式看做重新定义今日资本主义形势的一种提示。
由这个新定义来阐述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阶段”的概念[10]，被用来说明向社会主义“第二阶段”过渡的反衬背景。总危机为集中精力于这种过渡的苏联国内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讨论中，有一种观点明显强调苏联制度内部变化的需要——这种变化就是要使制度本身向“更高的”第二阶段转变。斯大林文章的一大部分是专门反驳某些人的观点的，因为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是说，在今日的苏联制度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致已达到了排斥矛盾的地步。与这种观点相反，斯大林认为，经济基础的各种因素之间不存在什么“完全适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比起生产关系来，生产力也“跑在前面”——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这是向前进展的发源地，生产关系则不得不转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桎梏。不过，在私人占有和控制的条件下，这些矛盾必定导致一种只有通过“爆发”才能解决的冲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却能够在适当的时机，把落后的生产关系引向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而不致使社会秩序发生“爆发”。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力的增长将提供这样的可能：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劳动分配，将不依靠……价值规律来调节，而是依靠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的增长来调节的。[11]这是“社会主义第二阶段”（“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斯大林谈到了恩格斯说的：“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12]在恩格斯的原文中，标有着重点的字（在上述斯大林自己的引用中却没有加着重点）是有决定意义的：这几个字排除了把社会的商品需要等同于全社会个别成员的需要的独裁主义观点。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只在如果并且当社会的需要真正成为个人的需要，同时当这种需要的发展和满足决定着社会的劳动分工时，共产主义才是成功的。但斯大林自己所描述的第二阶段的特征，却并没有暗示要放弃把社会的需要跟其成员的需要加以行政的独裁式的等同。按照他的概念，由于生产力的增长不再受对抗性的私人利益所阻碍，靠苏维埃国家“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的作用，生产关系就能够适应这种增长进行调整。[13]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这些机构的工作；“共产主义”将作为一种行政的措施而被引入。
至于哪一年开始过渡，苏联的理论家们一直把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说中所讲的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看做基础。考虑到近来所作的调整，可以把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最迟确定在1960年和1965年之间。[14]更重要的是按照客观条件来计算时间的问题。斯大林列举了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1）“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2）“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3）“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15]斯大林强调，为达到最后一个条件，首先必要的一步是“至少”把劳动时间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他认为，这个时期经济政策的基本措施是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通过既增加货币工资，又有计划地降低大众消费品的价格）[16]，并且通过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来逐步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特别是通过把集体农庄的剩余产品纳入产品交换系统）[17]。
上述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概括，重申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一思想主要是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Anti-Dühring）第三部分的论述中引申出来的。但是，在斯大林论述的上下文中，一般性的命题获得了一种政策指令的分量，而且被斯大林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后继者全盘接受了。
首先要注意的事实是，现在的后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继续了晚期斯大林主义政策在“过渡”问题上的主要路线。我们已经就资本主义发展的估价方面试图指出这一点。[18]就苏联政策的主要目标来说，这一点也同样不假。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主要的经济任务”，即“在生产按人口平均计算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决议再次肯定了重工业的优先地位，同时肯定了“迅速发展”消费品生产的需要。像斯大林那样，赫鲁晓夫批驳了关于过渡的“乌托邦观点”。遵循斯大林关于向前发展的“基本的预备条件”的论述，决议规定，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进程中，全体劳动者的工作日时间缩短到七小时，采煤和采矿工业部门缩短到六小时。而且同样一贯地注重强调技术教育、“专家”培训，以及“国家科学机构与生产相联系”[19]。
斯大林主义与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也许仍然只是基本宣传所需要的连续性，若不是它可能反映了苏联社会制度自身固有的一种动态的话。
我们已经提出，在向前进展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了它自身的一种辩证法。一方面，极权主义的管理加强了它自身，也加强了它所反对的力量本身（因而创造了西方社会的一种更为强大的联合）；这样一来，它使苏联制度的压抑性的经济、政治特征持久化了。另一方面，为了达到它的主要目标（“赶上并超过”），这种管理就依靠它所支配的生产力的竭尽全力的发展。这种发展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视为生存斗争的国际竞赛的影响下，以最现代化的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武器装备，向前推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以达到一种为满足个人需要而自行“流溢”的生产水平。
如果能够保持生产充分地增长，而且这种充分增长不会越来越多地用作浪费和破坏的目的，那么这种生产就很可能产生足够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以显示出所预定的第二阶段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完全适度的）。即使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同时维持着一个庞大的特权官僚阶层，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因为人们可以期望生产力跑在特权的前面，并且在特权压抑下的居民环境方面，以及相应地在政治制度方面，造成一种逐渐的而又是质的变化，如同在文明发展的先前阶段所发生的那样。
当然，极权主义的管理有着足够的力量来阻碍这种趋向，而且如果这种管理是在利益对抗的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增长及其满足个人需要的使用发生作用的话，或者如果它考虑为苏维埃政权的存在而必须予以阻碍的话，那么这种阻碍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曾试图表明[20]，第一种条件尚不具备。官僚阶层的“阶级利益”（官僚机构各个部门的特殊利益的共同特性），是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相联系的，而行政管理进入“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会最有效地保证苏联社会的内聚力。另一方面，苏维埃国家已经连续把很大部分生产力（人的和物质的）转向对内对外的军事行业。这种政策阻碍了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吗？战备经济与生活水准的提高和谐共存，这不只是一个技术经济问题。保持一种庞大的军事设施（武装力量和秘密警察）及其教育、政治以及心理的控制，能使独裁主义的制度、观念和行为的模式永久化，从而阻碍受压抑的生产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由于官僚阶层是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独立阶级，因而它在自我保存中，在永存的压抑性的生产（和政治的）关系中，便有自己的一份利益。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官僚阶层所赖以建立的压抑性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是否日益与苏维埃国家发展中更基本更一般的利益和目标相矛盾。
如果我们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回答也必须是肯定的。当前时期，苏联的基本目标是打破那抵消“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西方世界的巩固，因为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依靠帝国主义冲突的有效性。有利于并保持这种巩固的同样的力量，也危害和延误“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力量的目标的实现。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西方的巩固以一种“持久的战争经济”为基础，利用资本主义在时间上的领先地位，保持着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内大部分有组织的劳动的整体性。因此，它继续推迟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革命，而斯大林甚至把这种革命看做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所最终不可缺少的[21]。资本主义的战争经济反过来也得到了苏联的“强硬”政策的支持，这种政策同时妨碍着苏联向能有效地与资本主义力量相竞争的第二阶段前进。因此，首要的一步必须是松动“强硬”政策。然而，这是一个对内对外重新定向的问题，是从强调军事和政治竞争向强调更有效的经济竞赛转移的问题，也是使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治自由化的问题。这种转移以一种高度的工业化水平为先决条件。苏联在原子能利用方面的成功，可能是重要事件之一，它使得苏联领导者相信他们已经达到了足以竞争的工业化水平。
我们相信，近来苏联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上述情况。如果这是事实，上述那种转移就是一种长远趋势的一部分，它源于客观的历史形势，从属于苏联的社会结构。客观的历史形势（也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权力政治与资本主义的巩固之间的相互关系），迫使苏维埃国家重新考虑它的基本战略，采取“松动”政策，如果成功的话，就会有助于利用日益增长着的生产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基本的经济趋势会产生一种相应的政治趋势，这就是压抑性的极权主义政权的自由化。
在苏联对西方的政策方面，从朝鲜战争结束到1956年东欧的动乱，新的倾向已经日益明朗。在共产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发展：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印度与日本的党对一种“合法民主”纲领的信奉；西方共产党的“温和”战略，特别是（否定斯大林主义的）联合阵线政策的继续（甚至强化）。正是这种否定斯大林的倾向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联领导也按照其中基本的政策概念作出反应。苏联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真正的第三种选择，在共处时期，这第三种选择被确定为与苏联结成一种牢固的联盟。因此，按照苏联的解释，东欧国家“防护地带”的打破，就等于是资本主义影响的上升，和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力量均衡的致命变化。而且，在苏联发生以工业化和集体化为坚实基础的自由化时，东欧国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里的工业化还处于一种很落后的阶段，农民还没有与国有化经济及其政治制度有效地协调起来。因此，朝向“民族共产主义”的运动，被人们看做是客观上的不成熟和反社会主义，不管国家的领导者和他们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追随者有着怎样诚挚的主观意愿。
东欧的事件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减弱甚或扭转否定斯大林的倾向；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方面，一种相当“强硬化”的倾向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那种基本倾向将在整个这样的逆转过程中继续存在和重新表现出来。至于苏联的内部发展方面，这在当前意味着“集体领导”的继续、秘密警察的权力下降、管理分散、法律改革、检查制度减弱、文化生活自由化。这种政策对长期社会—经济倾向的关系，可以由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是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的情况得到说明。“马林科夫路线”（Malenkovline）把斯大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行冲突的论述，解释为必然造成在两种主要部类生产之间的关系上改变为有利于第二部类，即消费品工业[22]，尽管有斯大林的指令：第一部类“占优势的增长”必须仍然是社会主义计划的基础。虽然转向第二部类优先的理论，直到1955年1月，才受到官方的驳斥，但1954年，在马林科夫政权下已公开发表与之对立的意见。
在苏联的科学中，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者和伪造者讨论的余地。有些经济学家……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教导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是：扩大再生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求优先发展第一部类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不是优先发展第二部类的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23]
把党和苏联政府现实活动的实质，歪曲为过分地提高农业和增加大众消费品的生产，有些经济学家开始断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有效地扩大再生产，不必比消费者商品的生产更快地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24]
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来说是根本的，这不但是根据社会产品的内部增长而言的，而且具有国际意义。换句话说，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必须得到加强。
完成了党在战前五年计划中设计的工业化纲领，苏联人民为主动保卫国家建立了一种牢固的经济基础。一种强有力的重工业证明了苏联具有不可摧毁的防御力量基础。[25]
在与资本主义共处的条件下，为了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党和政府必须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诚然，在各种说教争论的背后，可能还存在着一种最高官僚阶层为分享权力的斗争。无疑，生产上的优先地位的决定性转移，会包含着一种政治重心的相应转移：重工业方面的管理阶层的影响不能不下降。然而，政治斗争有一种更基本的内容：苏联社会似乎达到了它发展的另一个转折点。苏联领导者自己确定了这个转折点：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前进不再要求在发展重工业或提高生活水平间进行选择，而是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作为重工业发展的一个结果。归结到它的基本论点，就是这样：不是战备竞赛或者满足大众需要的竞赛，而是二者的结合。选择还是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选择，不过现在被认为已由这个时期的成功超越了。
在这方面，看来马林科夫和他的对手已经取得一致。1955年10月，要求莫洛托夫（Molotov）收回他（1955年2月）的“错误”主张（认为只是奠定了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要求他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已经建立，承认一整个时期（他本人就被认为是属于这一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但是，只有赫鲁晓夫才最简明地表述了取代斯大林主义的选择的社会经济原因。他在1953年9月发表的关于农业纲领的报告中说：
共产党坚持主张全面发展重工业，对于成功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是基本的方针，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解决这一直接的国民经济问题，基本的力量和手段也已向这方面转移。我们最好的干部担任了国家工业化的工作。我们过去不具有同时高速度发展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手段。因为这要提供必需的先决条件。现在这些先决条件存在了。我们有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巩固的集体农庄，和在经济建设各部门受过训练的干部。[26]
这是产生新倾向的内部原因：列宁主义的“文明化”纲领[27]在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通过斯大林主义的建设，工业基础的建立已经强大到足以对付国际上的“突然事件”，并在苏联提高消费水平。在此以前不可能“同时”发展的东西，现在能做到了：在重工业继续“竭力发展”的同时，能使社会产品越来越多地涌向满足个别消费者的需要。
但是，如果说在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速和扩大消费品生产的决策，表明了超越斯大林主义时期的前进程度，那么它也表明，这一前进将被保持在“非对抗性”矛盾和行政调节的框架之内。换言之，凡是认为质的变化会达到过去阶段的那种爆发式“否定”的估计，都要受到坚决反对。改良和自由化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坚持斗争，取决于社会主义竞赛和工作与培训的全民总动员。而且，这种社会主义“精神”中的持续性，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苏联领导者的“强力的驱使”，而是根源于苏维埃国家发挥作用所处的客观条件，根源于列宁的政治遗嘱所集中概括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处的“异常”形势。处于“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排除了放弃对人民的全体总动员，也排除了社会主义自由服从劳苦和纪律这一价值体系中的根本变化。是苏维埃政府和党，将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这种经常重复的公式表述了基本的政策，即进步和自由化，“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作用，不是自由和“自下而上”发起的结果，而是利用一种发展的经济，由国家按照政治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需要进行调节的结果。可以证实坚持这种政策的决心的是，政治与文化的自由化仍然融合于工作和闲暇时私人或公共的一种受压抑的道德改良。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分析苏联道德的社会职能。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作为制度化的东西，是不是也会受到新倾向的重大影响呢？即使是极为踌躇的回答，也必须讨论两个首要的因素：经济—政治发展所达到的阶段，以及已经建立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的内在动因，虽然是有计划和被控制的，但也有它们自身的迫切需要和目的。只需就经济—政治因素方面的一种尝试性的回答，就可以在这一点上作出概略的叙述。
我们已经看到，按照斯大林主义的概念，作为压抑性机器的国家的消失，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加强为条件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加强要继续到第二阶段。斯大林死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个概念已经改变。尽管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时期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错误公式”遭到了反驳[28]，尽管已经宣布并正在实施国家的“民主化”、权力分散和自治，但国家和党的机构的继续加强仍然列入了议事日程。[29]没有任何客观的因素或趋向（这是更为重要的）会允许这种改变。国际战略上的重定方向和相应的国内，特别是农业领域的重定方向，使得政权面临着如此重大的问题，以致新的努力的成功似乎正要求来自上面的强化式的严密管辖。制度的缓和及其僵化同样需要有计划的控制。官僚和下层居民之间在特权和权力方面形成的鸿沟，仍然大得足以使官僚阶层自我长存。而且，对人民的教育和训练也使之适合于作为管理竞争主体的良好功能集团。按照这种学说本身，正是国家作为一种趋势和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的性质，必须保持“直接生产者”与对生产资料控制的分离：社会的不自由再生产出政治上的不自由。我们已经提到的倾向是趋于缓和后者，但是只有当它作用于前者，或者，按斯大林的术语，只有当增长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经真正解决，整个结构才会变化。这种矛盾的解决要推迟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仍然是与国际革命相联系的。在这方面，转向国家“消亡”的发端，与苏联领导不相干，这种转变依赖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打破及其对苏联社会的影响。
国家持久的权力保持着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缓和也许相当可观，个人的自由也可能随着经济利益的增长而增加，但是除非经济利益本身已经变为政治利益，就是说，除非经济利益已导致由“直接生产者”，或者由于自动化的进步由“直接消费者”控制生产，否则量就不会转变为质。只要这还不是事实，后斯大林主义的福利国家，将仍然是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直接继承。而只要是这样，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也仍将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颂扬思想与现实、意识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法。按照这种辩证法，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基础就反映在严格说来自由的意识形态中。精神发展的所有各种表现，摆脱了“必然王国”的盲目决定性，而趋向于自由发挥人道的个人才能。唯物主义通过这一点的实现而被取消；当经济进入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相互联系的个人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精神的发展也就从控制中获得解放。为生存而斗争和与自然斗争的必需品的合理调节，使得社会能够免除对其成员的本能和智力生活的调节。理性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在苏联社会里，对基础发展的控制，继续伴随着对意识形态发展的控制，伴随着因征服必然而获得的“自由王国”的调节。正是在斯大林要求把工作日“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马克思视为自由的基本前提的一项措施）的那段文字里，他主张这种缩短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使社会成员能够获得必需的闲暇时间，以便接受全面的教育。于是，获得的时间将不是自由的时间，它将花费在教育中。
的确，教育是解放的必要前提：只有那种学习和认识整个真理，把握人与自然被压抑、被侵犯和被损坏的潜能的自由，才能引导自由社会的建设。而斯大林设想的是什么类型的教育呢？他要求“实行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30]。
遵循这个纲领，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再一次全力强调“训练”，“在研究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基础上训练专家”，并且号召“加强国家的科学机构与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具体要求相联系”[31]。职能的可交换性、制度化的劳动分工的消灭[32]，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的确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作为人的真正才能在物质生产过程之外得到全面发展的一种前提。但在斯大林的上下文中，马克思的思想似乎是指一个所有的人都是技术专家和工程师的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消灭劳动”[33]，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所有的人都将是它那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34]。把自由时间变成进行多种工艺训练的受教育时间，工作精神被固定在人的本能结构中，这样，行政的控制就有了保障，过去也就可以安全地转入未来，于是斯大林就能安然无事地引证恩格斯关于劳动将由一种负担变为享受的论述。然而，这种享受在本质上是无异于压抑下所允许的享受的。
意识形态的观点相应于政治的观点。国家将继续进入共产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环境”也将同样进入共产主义。因为国家是国民经济的“共同主体”，它组织整个社会，而且这种组织已经成为超越和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社会的客体化代表。由于社会生产是由国家系统地指导的，由于基本的决策是国家强加于社会的，因而进步本身，即为个人的需要和渴望利用日益发展的生产力，必须通过国家机构。于是行政管理的延续性就必须填补与自由的鸿沟，使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同化，而行政管理，如我们试图指出过的，依赖于劳动生产率比以往更有效的增长和利用：它倾向于把社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按照国内和国际水平上竞争效率的标准来实现工业化和合理化，以及使人发展成为物质与精神劳动前所未有的优秀运用工具，这就很可能产生经济的与政治的成果，即对各个特殊集团和个人的不同利益和意向的支配。
这一报偿将不是人支配人的结束，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对物的管理都不可能代替对人的管理。马克思曾强调技术在本质上的“中性”特征：尽管风车可以给你一种封建社会，蒸汽工场可以给你一种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但后者也可以给你另外一种形式的工业社会。近代机器既容许资本主义利用，也容许社会主义利用。也就是说，成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同样的技术基础，如何利用这种基础的历史的决定，乃是一种政治的决定。在共处时期，经济因素同时是政治因素；所谓它是一个政治的经济时期，不但是着眼于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而且是着眼于意识发展的政治含义。下层的平民意识，满足于生产力的逐渐增长，和因高度机械性而产生的前所未有的效率，因而日益屈从于作出回报，这样一种意识只能达到机器本身的那种政治水平，因此阻碍了平民意识发展出可以指导政治变革的政治意识。
这里有两种对抗的社会制度加入技术进步的一般趋向。我们曾经指出（并将试图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以苏联伦理哲学为例来论证这个概念），当今的“共产主义精神”是多么的类似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归属于上升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主义精神”。苏维埃国家看来是要以一种整体化的、政治控制的形式，培养这种精神的有纪律的、自动的、竞赛性生产的因素。“企业化的管理”、管理者的首创精神和责任感，以及人和物的资源的科学的合理利用，乃是整个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时期一贯的强制性要求[35]，在实行“强硬”与“缓和”的政策、个人领导与集体领导的时期，都是这样。“企业化的管理”也应用于重大的国际战略，应用于国外事务的处理。领导类型从职业革命家到管理者的转变（一种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而早在1922年就开始了的转变），现在看来是圆满完成了。1922年，列宁宣布宁要商人、贸易家、管理者，而不要那些不懂得如何搞贸易、做买卖和进行经营的忠诚于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不怕说我们工作的性质改变了。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维埃要职（也有担任一般职务的）、由于勤勤恳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36]
然而，20世纪井然有序的政治和高效率竞争的精神不再是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了。发达工业社会要求一种有差别的组织和有差别的行为。苏联社会，处于一个浓缩了全部发展阶段的“后来者”的地位，在一种共同的形势下遇到了它的对手。在控制人和自然的“原子”阶段，社会生产超越了传统的控制与利用形式。社会的内聚力不再允许经济力量和对它们的个别评估与预测自由地发挥作用；它们需要更有力的调节来补充。经济、文化与政治控制之间的融合是一种国际现象，它超越了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在苏联，这种融合是一种公开宣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的目标：正当苏联工业再次按照高效率工作的标准改进的时候，政府同时强调这个纲领要用加强共产党的“工业领导”来补充。[37]
要在一个自我长存的国家里，使这种经济和政治控制的融合发生分解，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在国有化而不是社会化的苏联经济中，在大规模工业化的国际现状中，这种融合有着双重的基础。国家的这种结构，在行政管理内部为许多变化留下了余地：最高统治可以从一个集团过渡到另一个集团，从以党为优势到以军队为优势，从“委员会统治”回到个人统治等等。但是，这些变化不会根本改变苏联社会的基础，也不会改变这个社会正在运动的基本方向。除非发生另一次世界战争或类似的灾难，可能会改变这种形势，否则只会向着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把生活水准提高到实际上可以无限制地分配基本商品和服务、稳步地推广劳动的机械化、技术职能可以互相变换、普及大众文化，所有这些发展构成了大致的趋势。它很可能导致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逐步同化——纳入技术这一共同的标准之下。技术的进步将超脱早期阶段强加的压抑性限制——它们将变为技术上被废弃的东西。这将导致政治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它将有利于官僚及其特权的扩展，有利于最高阶层和下层平民间差距的缩小，有利于政治控制向技术控制的转变。即使一个新的独裁者会把领导权集中到顶点，个人的统治也将日益被集体的管理所代替。制度内部的社会变动性将会增长。但是，这些变化本身将在普遍控制、普遍管理的结构内部发生。福利国家的发展会不会最终带来民众直接控制下的管理，也就是说，苏维埃国家会不会发展到一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民主，对这个问题，现行的事实和趋势还没有提供一种可行的假设。从反面来看，在苏联社会的结构中，没有什么东西会排除这样一种长远的发展，它既不会依赖于苏联领导的某种“决策”，也不会单独依赖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内部形势。从我们的分析出发，要在苏联出现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决定于两个依次相关的主要前提：（1）社会财富达到的水平，有可能按照个人的需要组织生产，因而能够取消特权势力的特权；（2）国际形势中两种社会体系之间的冲突不再规定它们的经济和它们的政策。
我们已经提出，这样一种质的变化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38]：这里有着变化的技术—经济的基础。阻碍“社会主义民主”，即对生产和分配的“自下而上”控制的，不是停滞可怕的匮乏和贫困。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贫乏的分配和为取消它而一致进行的斗争，一开始，甚至在第一阶段，就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内容。[39]在国有化经济的基础上，民主控制的建立仍然是一种政治的行动。这样，它就包括压抑性国家及其压抑性机器的废除——不一定通过国内战争采取暴力推翻的手段。但是，政治行动本身像是不依赖于第二个前提。正在发展的福利国家可以把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为安全，但只要东方—西方的冲突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它就排除了决定性的转变，因为它可以用来为极权范围内（主观的和客观的）压抑性的竞争和竞争动员作辩护。苏联社会的历史似乎注定要与它的对手相联系。超越于一国和一种势力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建设之上的，似乎是社会主义所必要的国际因素占据优势。
但是在这一格局中，苏维埃国家未来的发展，是处于它所祈求的辩证法规律的作用之下的。绝不能把质的变化设想为一种自动的变化。不论技术进步和物质文化、劳动生产和效率的水平有多高，从社会主义的必然到社会主义的自由的变化只能是自觉努力和决策的结果。压抑性的生产关系的保持，使苏维埃国家能够用其普遍控制的工具，来管辖下层民众的意识。我们提出过，官僚阶层也许不具有一种既得利益，要使压抑性的国家机器永存。[40]但是，这并不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该制度的特定“合理性”，是否易于通过下层民众自身，并在下层民众自身中使压抑性永存，换句话说，来自上面的压抑是否与来自下面的压抑相符合。于是苏联的制度就会重复和再现马克思归之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过程的那种决定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那里，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本身就是要成为一种手段，以打破这种决定论，解放主体的因素，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我们曾试图指出，在苏联社会里，马克思主义不再具有这种职能。由于被统治者对于现存制度的“规定性的否定”，对于了解和实现它的被束缚的潜力，尚缺乏一种认识水平，因此，被统治者不仅易于服从统治者，而且易于在他们自身中再生产出他们的屈从性。再说，这个过程并不是苏联社会特有的。高度发达工业社会的手段和好处，由它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唤起的工作观和闲暇观，建立起了一种有助于基本价值观变化，有助于自由向安全转变的人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转变反过来会阻碍一种“否定”的政治意识的发展，因而阻碍政治上质的变化。基本的价值体系，现行的社会“精神”，于是会呈现出一种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动作用。作为对这种因素的部分分析，本书第二部分将要考察苏联伦理哲学的主要结构。
注释
[1]Leninism（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42），pp.367and369.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376、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EconomicProblemsofSocialismintheUSSR，”inCurrentSovietPolicies，ed.byLeoGruliow（NewYork，F.A.Praeger，1953），pp.7f.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63～5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往下的讨论，seeabove，pp.66ff。
[3]参见米高扬和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inXXS”ezdKommunisticheskoiPartiiSovetskogoSoiuza；Stenograficheskiiotchet（2vols.；Moscow，Gospolitizdat，1956），I，14-20，319-321。
[4]1953年第7期，译于CurrentDigestoftheSovietpress，V，No.20（June27，1953），3。
[5]Seeabove，p.65.
[6]“Zauprocheniemiramezhdunarodami，”Kommunist，1955，No.4（March），p.12.
[7]“Sud’bymiraitsivilizatsireshaiutnarody，”Kommunist，1955，No.4（March），p.12.
[8]Ibid.，p.18.
[9]Seeabove，pp.76f.
[10]Seeabove，pp.58f.
[11]“EconomicProblemsofSocialism，”inCurrentSovietPolicies，p.5.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赫鲁晓夫于1957年11月6日的演说中再次得到强调（asbroadcastbyMoscowHomeService，p.A-23）。
[12]“Anti-Dühring，”inAHandbookofMarxism，ed.byE.Burn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5），p.29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着重点为作者所加。
[13]“EeonomicProblemsofSocialism，”inCurrentSovietPolicies，p.15.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Ts.A.Stepanian，“Usloviiaiputiperekhodaotsotsializmakkommunizmu，”inOsovetskomsotsialisticheskomobshchestve，ed.byF.Konstantinov（Moscow，Gospolitizdat，1948），pp.540-542.
[15]Stalin，“EconomicProblemsofSocialism，”inCurrentSovietPolicies，pp.14f.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89、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Ibid.，p.14.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Ibid.，p.19.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Seeabove，pp.65ff.
[19]XXS”ezdKommunisticheskoiPartiiSovetskogoSoiuza，Ⅱ，434，475，480.
[20]Pages116ff.above.
[21]苏联马克思主义考虑到国际格局中社会经济的而不是军事的潜能：西方社会的内部力量，最显著地表现在较高的生活水准和“阶级合作”上，按马克思的说法，这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来说，是比西方军事力量更大规模的一种威胁。
[22]例子参见A.N.Maslin，“Printsipmaterial’noizainteresovannostiprisotsializme，”VoprosyFilosofii，1954，N.4，pp.3-14；1955，No.1，p.15。
[23]M.T.Iovchuk，“Rol’sotsialisticheskoiideologiiybor’besperezhitkamikapitalizma，”VoprosyFilosofii，1955，No.1，p.15.
[24]I.DoroshevandA.Rumiantsev，“Protivizvrashcheniiamarksistskoiteoriivosproizvodstva，”Kommunist，1955，No.2（January），p.14.
[25]E.Frolov，“Tiazhelaiaindustriia—osnovaekonomicheskogomogushchestvaSSSR，”Kommunist，1955，No.3（February），pp.29f.又见同期第2版第22页。
[26]CurrentDigestoftheSovietPress，V，No.39（November7，1953），11f.
[27]Seepp.46f.above.
[28]Resolution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oftheSovietUnion，June30，1956，inTheAnti-StalinCampaignandInternationalCommunism，ed.byRussianInstitute，ColumbiaUniversi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6），p.290.
[29]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讲话，XXS”ezdKommunisticheskoiPartiiSovetskogoSoiuza，I，91ff.
[30]“EconomicProblemsofSocialism，”inCurrentSovietPolicies，p.14.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1]1956年5月25日塔斯社（Tass）广播的决议；XXS”ezdKommunisticheskoiPartiiSovetskogoSoiuza，Ⅱ，480.
[32]不是劳动分工本身，只是那种因生活而把劳动者束缚在一种专门的工作和职业上的分工方式。
[33]MarxandEngels，TheGermanIdeolog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9），pp.49，6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5卷，6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4]Stepanian，“Usloviiaiputiperekhodaotsotsializmakkommunizmu，”inOsovetskomsotsialisticheskomobshchestve，pp.486f.
[35]比如见布哈林1955年7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报告，inCurrentDigestoftheSovietPress，VII，No.28（August24，1955），3-20，以及Zverev在1955年2月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inibid.，VII，No.6（March23，1955），19-20，andNo.7（March30，1955），8。
[36]“ReportattheAll-RussianCongressoftheMetalWorkers’Union，”inSelectedWorks（12vol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7-1938），IX，318.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seealsop.326.
[37]SeeBulganin’sreportto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July，1955，inCurrentDigestoftheSovietPress，VII，No.28（August24，1955），18ff.
[38]P.185above.
[39]P.20above.
[40]Seepp.109ff.above. |
7．辩证法及其变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7．辩证法及其变迁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比它对辩证法的处理暴露得更明显了。辩证法的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奠基石，它指导对革命前和革命发展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又被设想为指导两个时期的战略。任何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运用超越到一个新的历史形势而对辩证法的逻辑作出根本的“修正”，就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是教条主义趣味）的一种“背离”，而且是对基本倾向改变的一种理论辩护。因此，苏联理论的解说者们恰当地注视着这个领域的事件。他们推断，苏联马克思主义已经把辩证法调节和吸引到了对政权进行辩护和捍卫的轨道（但按照辩证法的逻辑，这种政权恰恰是应当被历史发展所超越的）。借以支持这一论断的主要方面有：关于对从量到质的转变思想的阉割、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爆发性变化的否认（“非对抗性矛盾”的概念）、形式逻辑的再度引进，以及“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术语的消失。[1]然而，实际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全在于它对辩证法的费力而详尽的阐述中。我们将看到，上面提到的革新本身无一是与马克思的（甚至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背道而驰的。
但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在基本的辩证法概念丝毫也没有被修正或反驳的同时，辩证法本身的职能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从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变成了一种带有僵化的固定规则和条例的普遍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种转变比任何修正都更彻底地破坏了辩证法。这种变化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从理论变为意识形态相适应；辩证法被赋予了官方的思想和交流的魔法的性质。当马克思的理论不再作为革命意识和实践的研究方法，而进入既成的统治制度的上层建筑时，辩证思维的运动就被编纂为一种哲学体系。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越是成为难题，辩证法本身就越是变成了形式逻辑。苏联马克思主义要在辩证法和逻辑方面产生一部合适的“教科书”困难重重，这不仅仅有政治性的原因，而且正是辩证法的本质反对这类编纂。这对于唯心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都是如此，因为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把辩证法发展为一种一般的方法论图式。这种图式化的第一步，是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ofNature）（他在世时没有出版）中走出的，他的札记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编纂提供了骨架。
马克思精心制作的辩证法，是作为领悟内在对抗性的社会的一种概念性工具。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固定不变的概念分解为矛盾的组成部分，是为了“反映”历史的实际结构和运动；辩证法是要在理论上再现现实的本质。为了恰当地再现它，为了提供一种合适的历史理论，传统的范畴必须重新加以规定，因为它们隐藏了而不是暴露了发生过的东西。然而，思想结构和现实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只是反映与相符。如果黑格尔坚持越过思想与其对象之间明确建立起来的差别，如果他谈到现实中的“矛盾”（一个“逻辑”的术语），谈到概念的运动，量“转变”为质，那么他实际上不仅规定了相符，而且规定了思想与其对象之间特定的“同一”——他使一个与另一个同化。有人注意到黑格尔混淆了本质上不同的两个领域。但是可以说，这种批评家的智慧并未超出黑格尔的智力和眼光。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思想与其对象之间的传统差别是“抽象的”，并且歪曲了真实的关系。思想与其对象有一种共同的特性，它本身是“真实的”，构成了思想和它的对象的实质。这种共同的特性就是一切存在即理性的内在结构和目的。在黑格尔看来，正是依据这种结构，主观的和客观的存在的一切方式，都是在愈益自觉的形式中自我实现的方式——在历史中是从无机自然的“盲目”过程到人的自由实现。理性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它是一切存在的逻各斯。就实现是发生于规定存在的各种方式和条件的矛盾的发展和解决而言，它是辩证的。存在本质上是一个“领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客体在其实存的种种条件和关系之中并与之相对立而形成自身，从而实现其存在。借助于这个过程，实存成为领悟的，客体成为“主观的”，而领悟即“概念”（begriff）则成为存在的本质的“现实”。自我意识的思维只是一切存在所共有的一种实存的最高方式，而思想的运动只是一切存在运动的最高、最普遍的方式。黑格尔论及一个概念转向另一个概念，意即一个概念通过思考揭露起初似乎是与这个概念相异甚至相对立的内容。在此发生的事情不是在思想过程中，即一个概念被另一个更适合于现实的概念所代替，而是同一个概念展开它自身的内容——它是包含在概念中的属于现实的动力。现实有（或者宁可说“就是”）它自身的逻各斯，而逻辑即是本体论。在这种带有含糊其辞的外在表述后面的，正是自古希腊以来构成西方哲学的思想，即把逻各斯看做存在的本质，它反过来规定“定义”的逻辑结构，并使得“逻辑”成为发现和交流的一种工具。不管把逻各斯翻译为“理性”可能是怎样的不合适，但它阐明了这一思想的决定性的含义，即宇宙的秩序（自然和社会、物理现象和历史）同时是一种逻辑的和本体论的，一种正在领悟和已被领悟了的（begreifendeandbegriffene）秩序。因此，认识的关系具有构成现实的意义，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然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不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既定的条件，而是在与相反的、否定性条件的斗争中达到的。一旦这种斗争成为实存的自我意识的方式，也就是出现在人的存在中，辩证的过程便成为历史的过程——理论与实践就合一了。这种斗争在一种“世界的状态”中得到完成，在那里，冲突在主体与客体、个别与普遍的透明的和谐中解决了。这是哲学和现实的内在的逻辑。因此，辩证法的逻辑可以叫做一种自由的逻辑，或者，更确切些，毋宁说是一种解放的逻辑，因为这一过程属于一个相异的世界，只是通过粉碎和超越与它的实现相“矛盾”的条件，这个世界的“实体”才可以变成“主体”（《精神现象学》<【i>PhenomenologyoftheSpirit】阐明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命题）。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超越了历史过程本身，并使之成为形而上学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中最终的自由只是理念的自由。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仍然用于历史的领域。历史过程背后的推动力量不是单纯的冲突，而是矛盾，因为它们作为异化的历史，构成的正是历史的逻各斯。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逻各斯）表明它反对自身：它的经济职能通常只有通过周期性的危机来实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支撑着匮乏与苦役；财富的增加使贫穷永久存在；进步就是人性的丧失。具体地说，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求表明的，正是自由的工资契约和公平的等价交换，产生了剥削和不平等；正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实现使它们转向自己的反面。[2]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是自相矛盾的：正是支配它的规律把它引向毁灭。正如在黑格尔的概念中，解放的过程不是作为加于现实之上的一种外在的图式，而是作为它的客观动因而出现，这种客观动因是自由“主体”的实现，这个主体现在发现了它的历史形式和任务——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形式和任务。加之，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无产阶级的真正意识（阶级意识）乃是解放的客观动因中的一个构成的因素。
关于辩证法结构的上述简要评注，可以说明它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所经历的命运。辩证法的逻各斯不再是解放的逻各斯——既不是在黑格尔的本体论的意义上，也不是在马克思的历史的意义上。一旦辩证法不再注视阶级社会的矛盾，而扩展于它们之外，这一命运就不可避免了。随着马克思的学说被转变为一种一般的科学的“世界观”，辩证法也就成了一种抽象的“认识的理论”。虽然它从属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3]，但其间的联系就不再是十分清楚的了。我们说，马克思的学说或许可以称为一种“世界观”，但它的世界乃是“史前史”，即阶级社会，具体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马克思的学说分析和批判了这个世界的一切表现、它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没有什么马克思的学说对于后资本主义社会——不论它们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可以有意义地称作一种“世界观”。不存在什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因为支配前社会主义历史的对抗的辩证法规律，不适用于自由人类的历史，而且理论也不能预先规定自由的规律。马克思的学说也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可论证的趋势之外作出任何预言。马克思学说本质上的历史特征排除了非历史的概括。虽然恩格斯把辩证法定义为“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4]。但他注意到了自然和社会，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而辩证法的规律是从它们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5]在这种抽象中，它们能以一系列的一般设想，将范畴和结论表述出来，但这种一般的图式立即取消了它自身，因为它的范畴只是在历史的积淀中才有生命力。
因此，要试图表现辩证法“本身”，苏联马克思主义所能做的，只是从对“经典”的具体的辩证分析中提取某些原理，图解这些原理，并使它们与“非辩证的”思想相对照。这些原理就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DialecticalandHistoricalMaterialism）中列举的，它们也只不过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ofNature）中的命题所作的释义。[6]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来说，它们既不真也不假——它们是空壳。黑格尔能够借助普遍性，把辩证法的原理展开为一门“逻辑科学”，这是因为对他来说，存在的结构和运动就是“概念”的结构和运动，并且在绝对理念中达到它的真理；然而，反对黑格尔用理念来解释存在的马克思的学说，却不再能够把辩证法作为逻辑加以展开，因为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逻各斯乃是历史的现实，它的普遍性就是历史的普遍性。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不是适用于自然的问题，在这里至少必须提到，因为强调自然辩证法，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与马克思甚至与列宁相比较。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它的概念结构上是一种历史现实的辩证法，那么，它包括自然，是就自然本身是历史现实的一部分而言（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stoffwechsel】、对自然的支配与开发、自然作为意识形态等等）。但是，正是由于自然是从这些历史关系中抽象出来进行研究，如在自然科学中那样，所以使它显得处于辩证法的领域之外。辩证法的概念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与经济、社会历史著作中的辩证法概念确切的具体性相比较，表现为单纯的类比、象征和附加于内容之上的特点——特别显得空泛或平庸，这不是偶然的。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讲解中，《自然辩证法》却已经成为经常被引证的权威资料。这也是必不可免的，因为如果“辩证法支配一切”[7]，如果它是“物质世界和认识的一般规律”[8]的科学，从而它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那么辩证法的概念就必须首先在一切科学中最具科学性方面即自然的科学方面得到证实。结果历史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苏联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实体化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的世界观，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前者的“推广”和“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9]。这种分法对于马克思必定是没有意义的，对他来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含义相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科学和哲学体系的一个特殊分支，马克思主义被编纂为一种意识形态，由党的官方来解释，为政策和实践作论证。历史，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辩证法的决定的和证实的领域，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则是一个历史和超历史的规律表现自身的特殊领域。超历史的规律被安排成为了一个命题的体系，在历史和自然中呈现为最终的决定力量。辩证的过程于是不再在严格的意义上解释为一种历史的过程——宁可说是历史被具体化为一种第二自然。苏联的发展因而获得客观自然规律的尊严，据说这种发展被客观自然规律支配，而且如果被正确了解并纳入意识，自然规律将最后矫正一切错误，并导致最后战胜反对力量。
但是，在辩证法规律的客观的、决定论的特征被如此强化的同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表现为蔑视决定论，而实践唯意志论。从强调决定论到强调唯意志论的转移，似乎是列宁主义的一个特征，而在斯大林主义中达到顶点。像是从列宁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和他的集中的权威党的概念，笔直地引向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在这条道路上，“科学的决定论”让位于（如果不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在实践方面）依据政治的甚至个人的目标和利益的变换所作的决议。主观的因素压倒了客观的因素和规律。但是，更仔细的分析表明，把决定论和唯意志论抽象地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们的相互关系较为复杂，需要通过讨论，才能使反映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历史的变化清楚地显示出来。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一开始就出现两个因素，它们的相对分量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起作用所处的历史条件。[10]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当革命“提上议事日程”，当一个成熟的、有阶级自觉的无产阶级正采取政治行动时，马克思主义就显得有点儿不只是客观因素的自觉表现。就客观因素“靠自己”倾向于革命而言，就资本主义结构被经济危机和政治剧变所动摇而言，马克思主义能够主要地用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协调来解释形势。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它们的领袖以及国际组织的职能是去了解和解释政治力量的客观态势，并且相应地去指导无产阶级的行动。这种职能是一种主观因素：它本身就是认识和意志，它诉诸的是认识和意志。然而，作为一种主观因素，它只是客观因素的系统阐述，它指导政治行动，并成为客观因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和方面。相反，如果革命潜力被削弱、同化或者失败了，那么认识和意志的因素就不体现在客观形势中。于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与行动主要由资本主义的“盲目规律”所决定，而不是突破了这种决定论。因此，党，或者毋宁说党的领袖，就好像是无产阶级“真实”利益的历史贮藏所，并且高居于无产阶级之上，他们通过宣言和法令开展工作，而无产阶级则成为这些决议的对象。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被撕开了——在现实中；在理论上，这种发展则表现为唯意志论与决定论之间的紧张与对峙。
人们已经经常注意到，马克思的学说在1848年后经历了一种重大的变化。早期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社会主义是用人的渴望与潜能来定义的）中的哲学人道主义，让位于一种“由无情的客观规律支配的科学社会主义”[11]。这种转变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实际情况。马克思学说中的决定论因素跟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有关。因为在这种社会里，人们是服从于作为“在个人背后”起作用的无情的规律的尚未驾驭的力量。1848年革命的失败和接着而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巩固，再次显示了这些规律的“效力”。对于这些规律，无产阶级的大部分也是服从的。马克思的学说那时日益强调辩证法对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是反映了这种扩展了的决定论，与此同时，“唯意志论”的因素也进入了个别历史力量或动因之中，即进入了领袖的头脑之中。“真正的”意识是那种没有屈从于“虚假的”决定论的意识。但是，不管领袖的意识与无产阶级的意识之间的差距有多大，领袖，在其理论与实践中，都必须保持或重建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与“真实”利益之间的可论证的联系。在第一国际时期，高度集中的领导与仍然是其决定性基础的无产阶级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那时候，领导的观念、目标和态度，与无产阶级相去很远，肯定不会被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分担，甚至不会被他们理解。但是，第一国际的开幕词（InauguralAddress）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以及领导者之间的通信仍然足以证明，无产阶级的实际态度和行动决定了领导者的理论和策略。
因此，当工业无产阶级更广大的阶层被安置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并且分享它的利益时，支配着这一制度的“自然规律”也像是要吞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一样。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肯定了这一过程。辩证法被丢弃了。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决定论相比，爱德华·伯恩施坦的理论包含着一种严格得多的决定论。主观因素的客观化是以牺牲它的革命内容和意图为代价的：无产阶级——连同整个社会——在客观规律的支配下向着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也在同样的规律支配下发挥作用。上面我们已经试图指出，列宁主义试想通过建立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集中化的革命党的权威，来恢复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之间的真实关系。而且，唯意志论成分的加强，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决定论性质的加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andEmpirio-criticism）用一种原始的自然主义的实在论代替了辩证的真理概念，这种实在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成了经典。然而，在列宁主义那里，这两种因素仍然是密切相关的：在革命时期，十分明显的是，列宁把他的策略成功地建立在工人和农民的现实的阶级利益和渴望的基础上。同时，辩证法恢复了活力，为列宁对历史形势的指导性分析提供了理论工具。自1923年以后，领导者的决定则日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分离。领导者不再以作为革命动因的无产阶级为前提，而成了强加于无产阶级和其他下层民众之上的东西。成为斯大林主义领导的特征的权威的唯意志论，乃是对客观的决定因素、对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可能性的减少作出的反应。当领导者的意志从上面对无产阶级起作用时，由领导者宣布或认可的理论就采取了强硬的决定论的形式。辩证法被僵化成一种普遍的体系，其中历史过程表现为一种“自然”过程，客观规律凌驾于个人之上，既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又支配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命运揭示了苏联社会的历史本质：它不是资本主义的否定，而是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就是说，在生产的控制与“直接生产者”相分离条件下生产力的工业的发展方面，带有资本主义的职能。苏联的理论在此表达了它的意识形态所否认的东西，即布尔什维克革命“还不”需要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最初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在苏联社会因此而带有资本主义的职能的同时，它执行这种职能却有一种经济基础——全部国有化，它超出了现有结构而导致了一种本质上不同的发展趋向（关于这一趋向，我们随后再来弄清）。现在，我们来简要地举例说明辩证法的僵化，以及可能显示未来的趋势之处。
有代表性的教科书关于辩证法的阐释，集中在辩证过程的决定论性质上。比如，在罗森塔尔（Rozental）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MarksistskiiDialekticheskiiMetod）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及随后苏联社会经过不同阶段的发展，都被说成是一种客观力量体系的展开，而这一体系在其他情况下本来是不能展开的。诚然，他们一贯着力强调共产党及其领导者的指导作用，强调苏联人民的爱国的英雄主义，但人们的行动及其成功，只有通过他们对辩证法的无情规律的认识和服从才是可能的。主观的因素与其是表现为客观辩证法的组成因素和阶段，毋宁是客观辩证法的单纯的容器、接收器，或执行者。这种观念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及其以后，保持了它的强制性。党和党的领导者是解释辩证法的唯一权威，但这种独立性又是受限制的，因为领导者们自己也要服从他们所解释和贯彻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是由本质上不同于以前【社会】组织的发展性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性质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客观的，独立于人类的意识和意志而起作用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国家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以往历史所未知的机会，去理解这些规律，在它们的活动中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而且同样去促进社会发展的进程。”[12]
苏联马克思主义对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之间关系的解释，把辩证的过程改变成了一种机械论的东西。这一点在必然与自由的关系的讨论中显得特别清楚。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中，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本身的观念中，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苏联马克思主义把自由定义为“认识了的必然”[13]。这个公式是遵循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定义的转述，但按照黑格尔的定义，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14]。在黑格尔看来，自由还不单纯是“洞察”了的必然，而且是领悟（begriffene）了的必然，它蕴涵着现实条件的一种变化。单是“洞察”不能把必然变为自由；黑格尔的“领悟了的”必然“不单纯是抽象的否定性的自由，而是具体的、肯定性的自由”——惟其如此才是必然的“真理”。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乃是进入“存在”的一个根本不同的范围，黑格尔称它为一切辩证的过渡中“最艰难的”过渡。[15]
苏联马克思主义极度轻视这种过渡，在意识形态和现实中，使自由同化于必然。这种同化，表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的变化的解释上，即对阶级社会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的解释上。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这种发展是：（a）突变（阶级社会展开着的矛盾，只有通过爆发才能解决），（b）作为突变的发展是前进性的（通过革命而发动的阶段是文明的更高阶段）。但是，这两方面的成分本身既是主观的因素也是客观的因素。“爆发”不是自动的，而是以革命阶级的行动和意识为前提的；进步只是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继续包括剥削与奴役，直到无产阶级成为历史的动因。[16]
苏联马克思主义把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冲突”和“矛盾”）的区分引入上述概念[17]：前者是不可调和的，只有通过一种灾变性的爆发才能解决，后者通过政治控制而得到逐步解决；前者是阶级社会的特征，后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苏联马克思主义宣称，由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在苏联，爆发性的变为渐进性的辩证过渡就成为可能的了。与此相一致，而且是遵循1938年斯大林作出的榜样，“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从辩证法基本规律的表述中消失了。十分明显，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概念，最适合于为现存国家意识形态的稳定性服务：它给这个国家指定了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历史任务，并且预先从理论上排除了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另一次革命的必要性。然而，应当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在理论上与马克思的概念是一致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量转变为质的“突变”的性质，属于未被控制的社会—经济力量的盲目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建立，这些力量是在整个社会的合理控制之下的，这个社会能自觉地调整它与自然、与自身矛盾的斗争。而且，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已规定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方式变化：一旦自由的和自我的意识的合理性层次达到了（“自在自为的存在”），这种合理性也就在这个层次上支配着进一步的转变。同样的，马克思把“否定之否定”的概念具体地应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生产”以一种“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社会主义就是这种“否定的否定”[18]。辩证的方法并不规定这种概念的图式般的重复，黑格尔也明确告诫过，防止对“三段式”作形式主义的解释和应用。[19]所以说，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乃是“正统的”。因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坚决主张苏联社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他们一贯赋予它相应的辩证的特征。这里所包含的，与其说是对辩证法的修正，不如说是对一个非社会主义社会作出社会主义的要求。辩证法本身则被用来证实这种要求。
所有这些都似乎更加有力地说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待辩证法的处理，只是为了维护和论证已经建立的政权，而对于辩证法的所有那些预示超出这个政权之外的社会历史的向前进展，也就是向着质上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进展的因素，它是加以排除和极度轻视的。换句话说，苏联马克思主义要从有利于现行事态出发来表述辩证法的“吸引力”——意识形态要追随现实中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但是，情况是更为复杂的。我们在开头就已指出，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现实所处的态势，乃是该政权若不削弱其自身的基础便无法控制的。我们已经提出，国际发展趋势迫使苏维埃政权致力于开辟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一种也会有利于改变“上层建筑”的倾向。与意识形态同化于现实相一致，这种倾向不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或许是在意识形态中可预见到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处理的新近发展，似乎确证了这种设想。甚至还在斯大林主义的后期，意识形态就好像在准备把政权表现得更具灵活性，使之“正常化”，使苏联社会走向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共处”，这乃是苏维埃制度内部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苏联马克思主义对于辩证法的讨论，像是打算要把意识形态调整到适应这样的新时期。
我们已经提到，斯大林反复强调过上层建筑在发展它的基础方面的“能动”作用，这不仅仅是对国家的现行形式和阶段从意识形态上加以论证和稳定，而且是为了着手与生产力的增长相一致的变化所作出的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承诺。为此，斯大林在1950年的论述便接近于他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EconomicProblemsofSocialismintheUSSR）[20]，它强调在苏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可以在国家指导下“逐步”得到解决。同样，1950—1951年关于逻辑和辩证法的讨论，看来与其说是反对可能的变化而对现状的一种思想的维护，一种对历史进步的警戒，不如说是为预期变化所作的一种准备。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是始终与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见解相联系的。[21]在那里斯大林指出，谈论语言的“阶级性”和设想特殊的“社会主义的”语言，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的。他主张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因为它不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而是超越这样或那样的基础而持久地存在；它不是某些阶级所创造并“服务”于某些阶级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并长期服务于整个社会的。由于同样的理由，苏联马克思主义宣布，把形式逻辑看做“有阶级性”的，或者设想一种与苏联社会的新基础相适应的特殊的“苏维埃逻辑”，都是不正确的。[22]关于逻辑问题讨论结果的报告，作了如下总结：
思维的逻辑形式和规律不是建立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形式逻辑是关于正确思维的初级规律和形式的科学……不存在什么两种逻辑：一种旧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和一种新的、辩证的逻辑……只有一种形式逻辑，它是普遍有效的。[23]
辩证逻辑并不否定、取消或反驳形式逻辑的有效性；前者属于认识的不同方面，它与后者的关系有如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
这里我们暂不关注逻辑问题讨论的过程和结论。[24]有意义的是，这种变化倾向是在左派的“马尔主义偏离”之后，预告着向正统马克思的回复。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语言和逻辑本身都不属于上层建筑，相反，它们属于基本社会关系自身的前提：作为交往和认识的工具，对于建立和支撑这些关系来说，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语言和思维的某些特定表现才是上层建筑，比如在艺术、哲学、宗教中的表现。遵循马克思的概念，苏联的讨论把逻辑本身与逻辑科学区别开来。后者的某些方面作为对逻辑的一种特殊解释，应当归入意识形态的领域。[25]不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的辩证法，都没有否认形式逻辑的有效性；相反，他们是在揭示“常识”和“科学”的必然抽象性的辩证概念中，通过展开其形式逻辑的内容而维护和证实它的真理性。
与这种辩证法的传统相比较，“马尔主义的”[26]语言学与逻辑学（把二者的阶级性强调到极点），确实表现为一种严重的“左”倾，一种共产主义在不成熟时代的“幼稚病”。它似乎是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副产品。通过恐怖而把克服国家在技术和工业上落后的激烈斗争，强加于大量消极甚至有敌对情绪的民众，使这种斗争在苏联人独特而优越的各种理论中找到了它的意识形态的补偿，这些理论则是从它所“拥有”的作为唯一正确和进步的“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中引申出来的。但是，马克思的学说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在它的框架内，民族主义只是作为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来说才是进步的，而且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这一阶段乃是一个已经被先进的西方世界超越了的阶段。苏联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成功地调和它自身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之间的矛盾，不论在它的战略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是如此，这一点是由“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和真正的国际主义、沙文主义和“苏联爱国主义”之间的艰难区别证明了的。而且，对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精神、逻辑、语言等的强调，势必损害为达到最终革命目标而要求的国际团结与和平共处，这种团结与共处是不能由一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所完全抛弃的。在对马克思理论的“巫术”般的利用中，“马尔主义”的种种理论也许发挥了一种有用的职能，但随着苏联社会的技术和工业的进步，随着苏维埃国家政治和战略力量的日益增长，它们便与更基本的目标发生了冲突。当苏联政策开始转向过渡到“第二阶段”时，马尔主义的学说就不得不让位于更具普遍性、“正常性”和国际主义的概念。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已达到的发展水平的稳定要指明辩证法的“制动作用”，才重申语言与逻辑的共同的人类的职能和内容。看来这一重申的目的在于，使意识形态与向“下一个更高阶段”，即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推进相一致，与包含在这一过渡中的东—西方关系“正常化”的政策相一致。
注释
[1]参见A.Philipov，LogicandDialecticintheSovietUnion（NewYork，ResearchProgramontheUSSR，1952），pp.37f。
[2]Capital，I，Chap.4，conclusion.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199～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参见关于逻辑问题讨论结果的报道，inVoprosyFilosofii，1951，No.6，pp.143-149。
[4]“Anti-Dühring，”inAHandbookofMarxism，ed.byE.Burn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5），p.26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DialecticsofNature，trans.byClemensDutt（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40），p.2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Ibid.，p.2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对“否定之否定”的省略，seebelow，pp.153f。
[7]K.S.Bakradze，“Kvoprosuosootnosheniilogikiidialektiki，”VoprosyFilosofü，1950，No.2，p.200.
[8]V.S.Molodtsov，“Oboshibkakhvponimaniipredmetadialekticheskogomaterializma，”VoprosyFilosofii，1956，No.1，p.188.
[9]Stalin，“DialecticalandHistoricalMaterialism，”i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theSovietUnion（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9），p.105.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Forthefollowingseeabove，pp.17f.
[11]SeeLeonardKrieger，“MarxandEngelsasHistorians，”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XIV，No.3（June，1953），396ff.
[12]M.T.Iovehuk，“Rol’sotsialisticheskoiideologiivbor’besperezhitkamikapitalizma，”VoprosyFilosofii，1955，No.1，p.4（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强调苏维埃国家对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的服从，是斯大林最后文章中的基本论点之一；seeabove，p.121。
[13]Forexample，M.D.Kammari，“OnovomvydaiushchemsiavkladeI.V.Stalinavmarksistsko-leninskuiufilosofiiu，”VoprosyFilosofii，1952，No.6，p.32.
[14]“Anti-Dühring，”inHandbookofMarxism，pp.255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5]EncyclopädiederphilosophischenWissenschaftenimGrundrisse，I，par.158and159；ScienceofLogic，BookⅡ，Sect.3，Chap.3，C.
[16]例如见1843年9月马克思致卢格的信，in“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I，”inMarxand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Gesamtausgabe，ed.byD.Rjazonov（Frankfurt，Marx-EngelsArchivVerlagsgesellschaft，1927），Div，I，I，Pt.1，575；andMarxandEngels，TheGermanIdeolog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9），p.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7]例如例如见M.M.Rozental，Marksistskiidialekticheskiimetod（Moscow，Gospolitizdat，1951），passim；S.P.Dudel，“Kvoprosyoedinstveibor’beprotivepolonovsti：kakvnutrennemsoderzhaniipro-tsessarazvitia，”inVoprosyDialekticheskogoMaterializma（Moscow，AkademiaNaukSSSR，1951）pp.73ff。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矛盾的学说，最后形成于日丹诺夫在1947年6月批评亚历山大诺夫的报告之后，载于Bol’shevik，1947，No.16（August30），pp.7-23。
[18]Capital，I，Chap.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ScienceofLogic，BookⅢ，Sect.3，Chap.3.
[20]InCurrentSovietPolicies，ed.byLeoGruliow（NewYork，F.A.Praeger，1953），pp.1-20.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42～5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SeeStalin，Marksizmivoprosyiazykoznaniia（MarxismandLinguisticProblems）（Moscow，Gospolitizdat，1950），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04、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2]V.I.Cherkesov，“Ologikeimarksistskoidialektik，”VoprosyFilosofii，1950，No.2，p.211.
[23]VoprosyFilosofii，1951，No.6，pp.145，146.
[24]它们被概括于VoprosyFilosofii，1951，No.6，pp.143-149，又见GustavWetter，DerDialektischeMaterialismus（Freiburg，Herder，1952），pp.544ff。至于后斯大林的发展，见GeorgeL.Kline，“RecentSovietPhilosophy，”载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的Annals，CCCⅢspan>（January，1956），126-138。<。
[25]I.I.Osmakov，“Ozakonemyshleniiaionaukelogiki，”VoprosyFilosofii，span>1950，No.3，pp.318ff.
[26]这里讨论的只是对马尔学说的斯大林主义的评价，而不是这些学说本身。 |
6．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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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意识形态
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国家属于上层建筑，因为它不单纯就是生产的基本关系的直接的政治表现，而包含着可以说是对生产的阶级关系的“补偿”因素。国家，作为并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支撑着普遍的法律和秩序，因此至少保证了整个社会的少数人的平等与安全。仅凭这些因素，阶级的国家就能在“秩序”许可的范围内，履行缓和与保持由生产关系所造成的阶级冲突的职能。[1]正是这种“中介”作用，使国家具有一种超越特殊利益冲突的普遍利益的外表。国家的普遍性职能本身是由基础决定的，但包含着超越基础甚至与基础相对抗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成为半独立的力量，反过来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作用于基础。
恩格斯区别了国家能够“反作用”于基本经济过程的两种主要方式，即与经济发展相反的或相同的方向。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推动”经济的发展。[2]第二种反作用的方式以政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为前提——这是马克思的学说唯独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和一般阶级社会）上升阶段才有的适应。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布尔什维克革命使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又提供了集中控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经济规律继续作为客观力量起作用，决定着上层建筑，它们既不能被国家“创造”，也不能被国家“改变”，但它们变得可以被自觉地利用和运用了。[3]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苏联的上层建筑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性差别。两种国家形式都构成一种“政治的上层建筑”，就是说，它们都是由各自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但这种决定性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盲目的、至上的，而苏维埃国家则能“指导”并“控制”它。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毋宁是资本主义经济所控制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则“成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指导力量”，经济的“指导力量”。[4]
有些分析苏联发展的人，在这种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新定义（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i>MarxismandLinguisticProblems】中作了一般概括和证实）中，已经看到了对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的一种修正。[5]实际上，它只是恩格斯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命题的一种运用而已。国家，如果它“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能“成为一种强大的能动力量，帮助（协助）它的基础来形成和巩固它自身；它采取一切措施帮助新制度来破坏、消灭旧的基础和阶级”[6]。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这种论述，不仅涉及国家，而且涉及一般上层建筑。这些公式在逻辑上依据这种假想，即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无可争辩的是，苏联社会是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基础的关系（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关系），跟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同样可以在逻辑上设想为一种非对抗性的发展，这种发展与其说是前进到“更高阶段”不涉及基础中“破坏性的”变更，毋宁说是它的可能性的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基础的存在的确会改变上层建筑的全部传统职能，并且建立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传统的马克思的概念图式化地运用于苏联社会，那么，其基础就是由现存的生产关系中现存的“生产力”所组成。[7]“生产者”是那些赚取工资和受雇于国家领薪水的人，以及集体农庄的成员。在生产者对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方面，构成苏联社会的集团（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之间，不存在阶级差别——当然，在控制权和生活条件方面，还是有重大差别的。上层建筑包括行政、法律和文化机构系统，以及由这些系统颁布并传播到私人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图式中，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说，后者是按生产机构的要求塑造的。但机构是国有化的，而且这些要求被集中地加以计划和控制，这就导致了传统图式的重要变化：没有中间因素，国家成了生产机构的直接的政治组织，成了国有化经济的总经理和人格化的利益集体。因此，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在职能上的差别便趋于消失：抹去上层建筑那些超越基础、与基础相对抗的职能，使上层建筑有条不紊地、系统地同化于基础。这个为社会控制建立新基础的过程，改变的正是意识形态的实质。观念与现实、文化与文明、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曾经作为西方文明背后的推动力量之一的紧张关系——不是解决了，而是有条不紊地减轻了。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幻象（schein），但却是一种必然的幻象，是从对人表现为一种独立的、客观的规律和力量系统的社会生产组织中产生的。当作为现实的社会基础的一种“反映”时，意识形态含有真理，但真理表现为虚假的形式。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统治的思想，并宣称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但这种宣称是建立在“虚假的意识”上——之所以虚假，是因为思想与它们的经济基础的真实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的实际局限和否定，并没有进入意识。[8]一种特定的历史内容显示为普遍有效的，并服务于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提供一种支柱。但是，意识形态的职能远远超出这种服务之外。世代相传的材料——包括人类永久的希望、追求和苦难，他的被压抑的潜能、完满的公正、幸福和自由的观念——都成为意识形态的部分。它们的意识形态表现主要是在宗教、哲学和艺术中，但同时还在自由、平等和完全的法律、政治概念中。
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含有一种动态发展，它导致相对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职能和分量上的变化。基础越是侵犯意识形态，即使它与现成秩序相协调，那么，作为离现实最遥远的意识形态领域（艺术、哲学），正因为它的遥远性，就越成为这种秩序的对立面的最后庇护所。当马克思开始精心阐述他的学说时，他受到了一种信念激发，即认为历史已经最后达到了理性与自由能从哲学观念质变为政治目标的阶段。他发现，哲学（在马克思看来，是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实现是在无产阶级的行动中[9]，这种实现同时就是哲学的结束、哲学的“消灭”。无产阶级，为哲学提供“物质武器”，又在哲学中发现了它的“思想武器”。哲学已详尽阐述了人的自由和尊严、不可剥夺的权利、他的自主性、他对自身生命的掌握、他的潜能和幸福等观念。阶级社会使这些内容成为意识形态，而无产阶级消灭阶级社会的行动，将把它们变为现实。
然而，妨碍先进工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样的发展，破坏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为现实、哲学转变为革命实践的概念。如果无产阶级不再作为代表现存秩序的“绝对否定”的革命阶级而行动，那么它就不再为哲学提供“物质的武器”。于是情况复原了：理性与自由为现实所抵制，因而再次成为哲学所关切的事。人的本质，他的完全的解放又成为【仅仅是】思想中所经验到的（inGedankenerlebt）。[10]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它的历史地位本质上正是哲学——又一次不但预见政治的实践，跑在实践的前面，而且面对失败的实践仍然坚持解放的目标。按照这种职能，理论再次成为意识形态——不是作为虚假的意识，而是作为与压抑性的现实相疏远、相隔离，甚至相对立的意识。由于同样的原因，它成为一种极有意义的政治因素。对于苏维埃国家来说，“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斗争，就是一种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
我们已经看到[11]，在这种斗争中，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如何改变它们的关系的。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前向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前进，必须使现存基础发生革命的改变，而苏维埃国家却能通过有计划的和“科学的指导”，在业已存在的基础上实现转变。这个过程能消灭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素，连进入意识并被自觉利用的最明显的矛盾和错觉，甚至胡说和谬论，都不例外。但这并没顾及整个意识形态的内容。全体民众所从属的增长着的生产力与被束缚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民众中维持着意识形态超越被束缚的现实之外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这种需要将会消失，“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12]。在苏联的制度中，这种“普遍利益”在国家中被实体化了——它是一种与个人利益相分离的实体。个人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实现，并为现实所排斥，乃至它们努力于意识形态的表现也被排斥。它们的力量对政权越具爆炸性，新的经济基础就越是被宣传为保证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彻底解放。因此，反对意识形态的超越的战斗，就成为为政权而进行的生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重心便从哲学移向文学和艺术。通过把哲学吸收进官方理论，哲学超越的危险地带就被控制住了。形而上学，这个历来是人类自由和满足尚未实现的观念的主要庇护所，被宣布为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中一种合理社会的出现所完全取代。伦理哲学，被变成一种行为规则和标准的实用体系，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13]哲学的这些分支所剩下的，是它们的方法上的否定。反对西方哲学、“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唯心主义等的斗争（显著的例子是1946年关于亚历山大诺夫的论战），目的在使某些哲学倾向和范畴丧失信誉，因为这些哲学倾向和范畴凭借它们的超越性，似乎危害了“封闭性的”政治和思想体系。（作为一项理论任务，鉴于马克思的概念已经取消却保持【扬弃】了被列为禁忌的“资产阶级”因素这个事实，这种斗争的目的看来是自行失败了。所以，用不着惊奇，那场论战根本没有达到对“资产阶级哲学”的实质性批判的水平。）[14]由于哲学的这种否定性，[15]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矛头便指向反对艺术中的超越。因为苏联的艺术必须是“现实主义的”。
现实主义可以是——也已经是——艺术的一种高度批判的和进步的形式，以其思想的和理想化的表现，面对现实“本身”，现实主义坚持真理，反对隐瞒和歪曲。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以其实际的否定和暴露形式表现人类自由的理想，因而保持着超越，没有这种超越，艺术本身就会被取消。相反，苏联的现实主义适合于一种压抑形式的国家。通过文学、音乐、绘画等媒介，对国家政策的自觉和有控制的贯彻，这本身就与艺术不相容（可以引证从希腊艺术到布莱希特【BertBrecht】的很多例子）。然而，苏联现实主义通过把既成的社会现实当做艺术内容的终极框架，不允许有风格上和内容上的任何超越，这就不再是什么对政治准则的艺术贯彻了。这种现实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和落后是受到批评的，但无论是个人还是他的社会都不涉及现行制度所规定和包容之外的任何领域。毫无疑问，这涉及的是共产主义的未来，但共产主义被描述为从现在出发而不会“爆发”现存矛盾的一种进步。未来据说与现在是非对抗性的；压抑将通过顺从的努力逐步产生自由与幸福——从史前史到历史，从它的否定到否定，没有灾难性的分离。但是，正是人的本质与其存在之间的冲突所固有的灾难性因素，已经成为艺术离开礼教以来所趋向的中心。艺术的形象已经保持了对既成现实的决定性的否定——最终的自由。当苏联的美学把“本质与存在之间不可克服的对抗”的概念作为“形式主义”的理论原则来抨击时[16]，它也就抨击了艺术本身的原则。按马克思的学说，这种对抗是一个历史事实，它要在一个通过为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使人的存在与他的本质相一致的社会里，得到解决。当达到这一点时，艺术的传统基础就被削弱了——通过艺术内容的实现。而在这种历史事变之前，艺术则保持着它批判的认识职能：表现仍属超越的真理，维持自由的形象反对一种否定的现实。随着自由的实现，艺术将不再是一种真理的容器。[17]黑格尔把这种实现看做是他自己时代的任务，已经宣告艺术成了一种过去的事物，失去了它的本质。他把这种艺术的废退归因于新的科学—哲学的精神，这种精神要求一种比艺术所易接近的更为严格的真理公式。[18]马克思的学说保留了社会进步与艺术废退之间的历史联系：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表现在艺术中的幸福的许诺（promessedubonheur）的物质实现的可能；政治行动——革命——就是要把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
苏联马克思主义宣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为这种转变创造了基础。那么艺术所剩下的职能和内容是什么呢？苏联美学的回答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形式反映现实。[19]“我们的美学规律是，我们的文学越是现实主义的，它就越是成为浪漫主义的。”[20]换句话说，一旦现实本身体现了理想（虽然还不是以它的纯粹形式），艺术就必然要反映现实，就是说，如果艺术要保持它的基本职能，它就必须是“现实主义”。超出现实之外的幸福的许诺，过去构成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因素，现在则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现实主义的东西而出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会合。但是这种会合，如果它是名副其实的，就会使艺术成为多余的。自由的现实会抵制艺术超越中的自由思想。黑格尔在艺术的废退中看到了一种进步的迹象。当理性的发展克服超越（“把它取回”现实之中），艺术就转向它自身的否定。苏联美学拒绝这种观念而坚持艺术，同时又剥夺了艺术超越的权利。这种美学想要的是，不成为艺术的艺术，而且它已如愿以偿了。
然而，苏联对艺术的处理，不单纯是一种无限权力主义的爆发，它的历史意义不仅是为了管辖权的政治和民族的需要。苏联美学最令人震惊的概念，表明了对艺术社会职能的一种敏锐的意识。这些概念主要是从对艺术认识职能的极力强调中引申出来的。按照苏联的美学观点，艺术与科学之间没有本质的矛盾和对立；艺术的概念与逻辑的概念是不可分离的。[21]艺术以“十分类似科学的方式”表现“客观真理”[22]，然而，艺术又是真理的一种特定表现——一种与科学和日常语言交流不能相比的表现。这种无可比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们似乎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艺术揭露同时又奉献于人与他的世界中（主观上与客观上）尚未控制的力量，也就是在社会控制之下并超出社会控制的“危险地带”。从一个压抑性社会的情况来看，最终的自由就存在于这些危险地带。在它的最深层次上，艺术是一种反对存在的抗争。正因如此，艺术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它就可能危害法律和秩序。柏拉图对艺术的处理，与他把美学的、政治的和认识论的标准融为一体的严格审查制度，比起把艺术作为“自由”的理智、情感和教育性的消遣来评价，是对艺术的本质和职能更为公正的态度。
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艺术，只就它保存解放的形象而言，才是艺术；在一个就其总体是对这些形象的否定的社会里，艺术只能通过总体的拒绝才能保存这些形象，就是说，通过不在风格、形式和内容上屈从于非自由的现实的标准。这些标准越是成为极权主义的，现实越是控制所有的语言和交流，艺术就将越易于趋向非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它就将越是从具体推向抽象，从和谐推向不和谐，从内容推向形式。艺术因而是对已经构成现实基本部分的各种事物的拒绝。“资产阶级”的反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品的非现实性表现了自由的非现实性；艺术与它的对象一样都是超越性的。苏维埃国家通过行政的法令禁止艺术的超越；这样它就甚至消灭了一个非自由的社会里对自由的意识形态反映。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遵照政令，成为人类生存最后一个仍不顺从的领域的社会控制工具。割断艺术的历史基础，对它加以没有社会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化，艺术就恢复了它在古代史前史的职能，它显示出巫术般的特征。因此，在行为主义的实用性的合理性中，它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艺术教导……对现实的一种确定的关系。”[23]这种关系以苏联英雄和爱国者的“典型”形象为范例，表现在他们与敌对和陈腐力量的斗争中。苏联艺术的目的在于在现实中创造和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并且作为艺术，就是说，通过艺术的形象、艺术的虚构来实现这种关系。但这是巫术般的原则：是“在幻想中颁布想望的东西的实现”，“用一种虚幻的方法去补充现实的方法”[24]。当然，虚幻的东西对现实不能有直接的作用，但就它改变“对现实的主观态度”而言，它也就间接地改变着现实。从艺术的职能到巫术的职能这种艺术的认识职能的倒退，出现在苏联美学的最反动的特征中：对“形式主义”和一切“抽象”的、“不和谐”的结构的否定。现代“资产阶级艺术”中的进步因素，正是包含在那些保持了艺术的“震撼”[25]特征的结构中，也就是在那些表现戏剧性冲突的结构中。它们表现了不顾一切的尝试，要突破那种使得传统艺术结构不能用于表现艺术内容的社会标准和歪曲。和谐的艺术形式，在它们的现实主义的和古典的、浪漫主义的发展中，失去了它们超越的、批判的力量，它们站在不再与现实相对抗的方面，而表现为现实的组成部分和装饰品——作为调解的工具。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在消遣和娱乐时伴随着日常工作、闲暇和美味的食品，它们会成为颇受欢迎的曲调。在这些条件下，只有它们明确的否定性才能恢复它们的内容。相反，由行政指令来恢复和谐，对不和谐、杂乱和不成曲调的声音加以取缔，这就是使艺术的认识职能“变成一致”，使本质上不一致的艺术想象力被迫成为一致。
有趣的是，由于对不和谐艺术的斥责，苏联的美学就退回到了柏拉图只允许优美、单纯、和谐形式的名言。只有这些形式与“善”、“真”相“融合”：“那么善的力量就回到了美的境界；因为适度和匀称是存在于全世界的美和善”，因而“我们说，真理就是要形成这种融合中的一个因素”[26]。柏拉图的艺术理论涉及一种国家，在这种国家中，哲学王保卫善、真和美的标准，但这是一个与现实相对立的国家。*由于被迫服务于现实，这种融合便破坏了它自身的成分。
*指柏拉图的“理想国”，它作为一种理想，与现实相对立。——译者注
在政治控制艺术的总框架中，政策的大幅度更改是有可能的。放松和收紧、艺术标准与风格的变动，都取决于国内国际的形势格局。当然，随着社会管辖从恐怖主义向正常形式的转变，人们将会听到，或许将会发出为争取更多的艺术自由的呼声。“苏联现实主义”的僵化状态很可能有所松动；无论如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已经不再是对立的了，甚至“形式主义”和“抽象”的因素仍然可以变得符合遵从者的口味。就其社会职能而言，这种艺术也像个人的自主与认识一样，正在走向衰退。
注释
[1]Engels，OriginoftheFamily，PrivateProperty，andtheState（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42），p.15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又见MarxandEngels，TheGermanIdeolog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9），pp.40-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37～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LettertoConradSchmidt，October27，1890，inMarxandEngels，SelectedWorks（2vols.；Moscow，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1949-1950），Ⅱ，44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Stalin，“EconomicProblemsofSocialismintheUSSR，”inCurrentSovietPolicies，ed.byLeoGruliow（NewYork，F.A.Praeger，1953），p.18.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又见1953年1月23日Izvestiia的文章，inCurrentDigestoftheSovietPress，VI，No.1（February14，1953），3-6；andbelow，pp.166f.
[4]G.Glezermann，“TheSocialistState—MightyInstrumentalityforBuildingCommunism，”inCurrentDigestoftheSovietPress，IV，No.41（November24，1951），7-10（译自1951年10月12日Izvestiia）。这并不排除“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斯大林在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解释了这个公式，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39～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Seebelow，pp.167f.
[5]RobertDaniels，“StateandRevotion：ACaseStudyintheGenesisandTransformationofCommunistIdeology，”AmericanSlavicandEastEuropeanReview.XII，No.1（February，1953），22-43.
[6]苏联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论述的评价，参见M.B.Mittin，NovyivydaiushchiisiavkladI.V.Stalinavrazvitiemarksistsko-leninskoiteorii（Moscow，Vsesoiuznoeobshchestvoporasprostraneniiupoliticheskikhinauchnykhznanii，1950），especiallyp.13.
[7]关于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定义，是不是在基础中排斥生产力的争论，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生产力本身，比起生产关系来，构成了一种更基本的层次，虽然它们只在特殊的生产关系内部起作用。整个争论见社会科学共产主义学院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2月25日至3月1日，题为“Nauchnaiasessiia，posviashchennaiatrudamI.V.Stalinaiikhznacheniiuvrazvitiiobshchestvennykhnauk”，VoprosyFilosofii，1952，No.3，pp.240-261。
[8]EngelsLettertoMehring，July14，1983，inMarxandEngels，SelectedWorks，Ⅱ，45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9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Marx，“ZurKritikderHegelschenRechtsphilosophie：Einleitung，”inMarxandEngels，Historisch-KritischeGesamtausgabe，ed.byD.Rjazonov（Frankfurt，Marx-EngelsArchivVerlagsgesellschaft，1927），Div.I，I，Pt.1，pp.620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Ibid.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Seeabove，pp.121f.
[12]MarxandEngels，TheGermanIdeolog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9），p.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5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本书第二部分将讨论这一转变问题。
[14]哲学方面的禁忌甚至影响到后马克思学说发展中标志着里程碑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最著名的，如GeorgLukacs'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lin，DerMalik-Verlag，1923），而同一作者的DieZerstörungderVernunft（Berlin，Aufbau-Verlag，1954）则可以看做马克思主义批判退化的一个例子。
[15]由于上面指出的理由，苏联哲学的实质性讨论属于本书的范围之外，这方面最好的综合评述，见GustavA.Wetter，DerdialektischeMaterialismus；seineGeschichteundseinSysteminderSoviet-Union（Freiburg，Herder，1952）。
[16]V.A.Razumnyi，“Osushchnostirealisticheskogokhudozhestvennogoobraza，”VoprosyFilosofii，1952，No.6，p.101.
[17]Hegel，“VorlesungenüberdieAesthetik，”inSämtlicheWerke，ed.byH.Glockner（26vols.；Stuttgart，F.Fromman，1927-1940），XII，215.
[18]Ibid.，pp.30，32.
[19]Razumnyi，“OSushchnostirealisticheskogokhudozhestvennogoobraza，”VoprosyFilosofii，1952，No.6，p.99.
[20]LiteraturnaiaGazeta，November17，1948.
[21]Razumnyi，“Osushchnostirealisticheskogokhudozhestvennogoobraza，”VoprosyFilosofii，1952，No.6，pp.99and107.
[22]P.Trofimovandothers，“Printsipymarksistsko-leninskoiestetiki，”Kommunist，1954，No.16（November），p.95.
[23]Ibid.，pp.107-108.
[24]GeorgeThomson，StudiesinAncientGreekSociet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49），p.440.Seeabove，pp.88f.
[25]T.W.Adorno，“DiegegängelteMusik，”inDissonanzen（Göttingen，VandenhoeckundRuprecht，1956），pp.46ff.
[26]Philebus64. |
5．苏维埃国家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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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维埃国家的辩证法
简要的概述就足以使人想起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保持和发展的学说的主要方面，与恩格斯的适用于社会主义在所有或多数国家获胜的“国家消亡”的公式相对照，在“一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具有新的决定性的职能。这些职能是依据内部发展和国际形势而变化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从十月革命到“剥削阶级被消灭”），国家的职能是：（a）“镇压国内被推翻了的阶级”，（b）“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c）“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在第二阶段（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全胜利和通过新宪法”），国家的（a）职能消失，而代之以“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职能，（b）与（c）职能仍“完全保存”。而且，在共产主义时期，国家仍会继续存在，除非“资本主义的包围”已被消灭，除非“外来的武装侵犯危险”已经消失——只有到那时，国家才会“消亡”[1]。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辩证法归结为以下公式：“高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灭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2]随后，他又强调，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之前和在过渡期间必须强化国家权力。[3]
在社会主义初期国家继续存在的观点，是包含在马克思学说的本来概念之中的。马克思设想过，“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继续存在。[4]因此，国家也会继续存在，它的“消亡”将是逐步的，并且先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勾画了这样一种发展[5]，他在19世纪80年代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中又强调了这一点：
无政府主义者……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6]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围绕马克思引文所展开的对考茨基的批驳，与这个概念并不矛盾。[7]应当摧毁的“国家机器”不能从一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而必须“打碎”的“官僚军事机器”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诚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的一切历史形式都是阶级国家的形式，但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感染”有资本主义的遗产，那么，其国家的情况也就同样。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行使强制性职能的同时，它的实质却经历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确是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8]因此，就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而言，强制的主体和被强制的对象是一致的。[9]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阶段的国家是一种“非国家”，被“打碎”和“摧毁”了的国家。[10]由于“严格地”说来，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11]，所以，国家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阶级同一性，现在就倾向于把强制转变为合理的管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总结的国家职能的变化正是这种转变：“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12]
与这个概念相对照，苏维埃国家却全面行使反对无产阶级自身的政治的和政府的职能；统治仍然是劳动分工的一种专门职能，而且其本身乃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官僚的垄断。生产过程的集中的官方组织使这种职能永久化，因为指挥生产过程的集团决定着社会的需要（社会生产和分配），而这种需要又是独立于被统治的全体居民的集体控制之外的。这些集团是不是构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一个“阶级”，乃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词句的解释问题。[13]事实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作为区别于基础体制的“指导”职能，而这种国家又保持“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过程的集体控制的分离。苏联马克思主义用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异常环境来为这种“反常”现象辩护。这些环境应当要求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机构的体系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展，并且要求国家行使压抑性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教育的职能来凌驾于社会之上，与社会相对立。因此，苏维埃国家恰恰形成了恩格斯所描述的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结构：“社会产生着……某些共同职能”，形成了“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因而构成了与全体居民相分离的特殊利益。[14]国家再次成了一种具体化、人格化的力量。
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国家作为这样一种力量成了世界由此进入社会主义的阿基米德点，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工具”。苏联马克思主义把国家的永久人格化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本身联系起来。[15]其论证如下：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经济国有化为一种代表城乡无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国家是他们的国家，因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农村地区“旧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是“根据现政权的倡导、在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16]。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指引下，国家经济秩序的革命化不仅超越和反对工人、农民的“直接利益”，而且使工农利益服从于生产的官僚—权力组织，这就是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中形成了国家的坚决制度化。按照斯大林主义，向社会主义随后阶段的转变，同样将是通过加强制度化的国家而不是通过瓦解国家来实现的。[17]但是包含在这些公式中的政权的人格化会自己阻碍因国际、国内的发展而必需的政治结构的变动。国家的权力有其客观的局限。在斯大林主义后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本身从属于普遍的社会经济规律。“由于我国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将来还会发生变化。”[18]根据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这种国内国际的发展正在斯大林主义成就的基础上显示出来，并正在要求苏联的理论和策略出现一种相应的变化。
在我们概略论述苏联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国家发展趋势之前，人们肯定会问：苏维埃国家是谁或是什么？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已上升为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以及它的构成和特权，这些都不再是有争议的事实——至少在苏联是这样。继续强调吸收和训练高度合格的专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他们的特权也得到宣扬。[19]而且这个集团的不断壮大，被看做是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20]国家发展问题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不仅是政府官僚阶层的特权，它在数量上的加强及其等级制的特征，也是它的权力的基础与核心。对于官僚阶层来说，保持和提高特权地位，显然是性命攸关的利益。很明显，官僚阶层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为了评价它们对苏联社会的倾向性发展的重大意义，也须试图确定，是不是有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基础，来运用官僚阶层的特殊地位（或官僚阶层内部的特殊地位），使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破裂和改变，下面几段仅提出有关这种尝试的几个一般的方面。
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承认苏联社会中相矛盾的利益的存在[21]，并且从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劳动的不同形式的存在来引申它们。提到这些矛盾的具体根源是：生产资料的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制的共同存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的不同阶层的划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不平衡发展。只要官僚阶层是劳动分工中的一个特殊分支，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殊地位，它就有一种单独的特殊利益。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内部”矛盾以及伴随着的官僚的单独地位，将因不消除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增长所导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不平等而“拉平”。因此，官僚的阶级地位（但不是官僚本身）的消除，将作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副产品”而出现。在那个阶段，官僚阶层仍将履行特殊职能，但不再是在一种制度化的、等级性的职能分工内履行；官僚将会因“公开化”而失去其“政治性”内涵，随着物质和精神生产力的丰富，一般的社会职能成为可以在个人之间互相交换的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这样一种趋势的设想，在理论上是不是与苏维埃国家的现实结构相一致的呢？
官僚阶层，就其自身而言，不管它怎样庞大，都不会产生自我持久的权力，除非它有自己的一种由以派生出它的地位的经济基础，或者除非与它联盟的其他社会集团具有这样一种权力基础。自然，传统的经济权力根源不适用于苏联的官僚阶层；它并不拥有国有化的生产资料。但是很显然，宪法规定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民”，并不控制生产资料。所以，控制而不是所有权，必定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但是，除非进一步规定，否则，“控制”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权力之所在。“控制”的行使是单纯靠充分独立足以公开反对他人的特殊利益集团呢，还是这些利益集团自身也服从于压倒一切的规律和力量？谈到苏维埃制度和它的生产组织，就必须把技术管理和社会控制区别开来。如果那些管理工业和农业的要害机构的人，是由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并作为一个特殊集团，来决定企业和劳动的政策，从而对社会需要及其满足施加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如此一来，这两种控制层次就一致了。这样一种一致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按照苏联的理论，这是党运用社会控制压倒一切技术管理的控制，而且由于党与国家相融合，社会控制采取了集中而有计划的政治控制的形式，但是关于党的方面，必定会提出最终取代控制的同样问题，因为甚至党的最高领导也包含不同的集团和利益，包括经营管理上的集团和利益。显然，“人民”是可以被排斥在外的：没有有效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控制。于是，便留下了两种可能性：（1）官僚内部的一个特定集团运用控制压倒所有其他集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集团成为社会控制的自主的主体）；（2）或者官僚作为一个“阶级”成为真正统治者，就是说，是一个统治集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控制与技术—管理的控制是一致的）。下面就来讨论这种选择。
即使是有效地制度化了的个人权力，也并不限定社会控制。斯大林的专政完全可以通过他的实际权力压倒一切不同的利益。然而，这种个人权力本身服从于社会制度的要求，它依靠这种制度的持续运转，这些要求高于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乃是由控制工业和农业基础的利益集团，由警察和军队的利益集团共同决定的。这一点，对于后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更为确实。于是，对社会控制之所在的探寻，就从个人专政追溯到上面概述的那种选择。但是看来并没有什么孤立的单一型集团，可以把社会控制有意义地归属于它。最高统治集团本身是变动的，并且包括各种官僚阶层和官僚的各个部分（经济的和政治的：管理、军队、党）的“代表”。它们中的每一个对于社会控制都有一种特殊的利益和追求。但是，权力的垄断者受到两方面力量的抵制：一方面，是中央的计划，尽管它有其难以预测的变化、漏洞和更改，但最终会代替或统一各种特殊的利益；另一方面，整个官僚阶层，直到最高层次，都要受竞争恐怖的支配，或者，在恐怖减轻之后，就要受政治的或惩罚性工具的高度易变的运用所支配，导致权力的丧失。诚然，中央计划本身就是官僚阶层在制度的主要部门（政府、党、军事力量、经营管理单位）中的工作；但它是它们组合与调节各种利益并协商的结果，于是便有了由苏联社会的内部发展所决定的一般利益。这种关系在恐怖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恐怖是无数暴力的集中的、有条不紊的应用（对于恐怖的对象和恐怖的最高集团，甚至恐怖的实施者来说，恐怖是难以计数的），不仅在紧急形势下，而且在正常状态下也是这样。只要苏维埃国家依靠这种无数的应用，它就依靠恐怖的力量，尽管恐怖会接近于一种正常竞争的社会制度，以至于使惩罚手段（诸如来自官方的调动、降级）成为非暴力的。按其历史职能来说，恐怖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倒退的[22]，这取决于它是不是在实际上促进压迫制度的毁灭、自由制度的成长和生产力的合理利用。在苏维埃国家里，恐怖具有两重性，即技术性恐怖和政治性恐怖。技术和业务方面的不称职和成绩的贫乏要受到惩罚；政治上危险的怀疑态度、意见和行为，任何这类型的不守规矩也要受到惩罚。这两种形式是互相联系的，不称职总是要从政治上进行裁判。然而，随着一切有组织的对立面的消灭和极权主义管理的不断成功，恐怖的趋势逐渐以技术方面为主，而且就苏联自身而言，严格的政治恐怖似乎是例外的情形而不是一种规则。甚至，不再自命为合理、雄辩和严谨的政治指控的那一套完全刻板化的陈词滥调，也完全可以用来包含告发的真实理由：这种真实理由实际上只是在管理措施的时间安排和执行方面有意见分歧，而对其实质性的东西，反对派是没有异议的。
技术上的恐怖是无所不在的，但正是这种无所不在，就意味着在特权和地位方面极大的无差别性。如果环境是“有利的”，在低层发生的行为就可能涉及高层。首长们自己并不是不受影响的——他们不是压制别人的绝对主人。那种驱使国家机器反对特定目标的环境，似乎是各个官僚阶层内无数纵横交错的力量的最后态势。突出案例中的最终决定，也有可能是最高集团间协商和妥协的结果——每个集团都代表它自己的“组织”，而每个“组织”又服从于中央计划和对外对内政策现行原则总框架的竞争性控制。这种总框架给个人和小集团的影响和利益、贪污腐败和牟取暴利留下了空子；它也允许一个集团（以及集团中某一个人）上升到顶端，但它也规定了在不推翻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制度下权力垄断所不能超越的界限。
这些界限是受经济、政治和军事机构的有计划的增长和相互关系制约的。主要机构增长的比率和方式，以及机构内部的重点，显然是通过竞争造成的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和妥协决定的。然而，其结果迟早必然适合苏联社会建设的基本趋向，适合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支配着这种趋向的原则。斗争和妥协的结果一旦制度化，它们就有自身的契机和自身的客观要求，利益集团本身依赖于对这些要求的遵守。原则是按照变化着的国内、国际形势改变和调整的，但会出现一种长期性的总趋势，改变和调整则是融合其中的。当斯特潘宁（Stepanian）说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预先设想“它的原则和基础的不可改变性”[23]时，并不只是一种宣传，同样的原则（不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的确支配了苏维埃制度所有基本领域的控制。这些原则很可能再次体现在权力的竞争及所造成的利益集团的冲突之中，因为它们正是从属于这些权力和利益集团所盛行于其中的社会结构。比如，努力减少重工业的投资，以利于轻工业的发展和消费品的增长，在斯大林死后这一点已走向公开化，并在最高领导的某些集团中采取了权力斗争的形式。然而，苏联工业化的长期趋向和由它规定的政治体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斗争的结果。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社会建设，依靠的是重工业持久的优先地位；这种平衡中的根本转变意味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自身在结构方面的根本转变。斯大林主义的纲领并没有排除这种转变，相反，我们强调过这个纲领的“试验”性和它是“第二阶段”的方针。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在任何特殊集团或个人的自行处置和权力之内发生的，它依赖于国际格局和苏联社会生产力的经济、政治水平。更明确地说，它依赖于达到先进工业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相应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削弱。这种水平是不是已经达到，国际形势对于变化是不是可行，这是一种政治决断，它要在官僚阶层的最高领导者之间以斗争的方式解决，但如果作出的决断不被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客观因素，就是说，归根结底不被苏联政策的国际国内效力确证和检验，这种决断就将被取消。
另一个保持凌驾于官僚阶层的“权力斗争”之上的基本目标和原则的例子，可以由农业政策方面来提供：经各种转折、回复、跳跃和改正，并经过集体化的连续阶段，农业政策的目的在于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完全实现机械化和城乡的生活及劳动的同一。在对外政策方面，经过“强硬的”与“温和的”时期，经过局部战争与“和平进攻”，列宁的方针成为最高的指导：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处中，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保持“喘息”。在这里，对支配性原则的解释，以及关于这些原则所规定的措施的时效和范围的决策，最后也都是由最高领导集团所垄断的。但是，不论最高领导层的组成和数目可能如何变化，也不论它与下级官僚阶层的磋商与妥协的程度会有多大差异，支配性的原则看来都十分严格，以至于规定了特殊权力的界限，并且在这些原则所支配的体系之内防止了这些特殊权力的制度化。
因此，苏联的官僚阶层，似乎并不具有有效地永久保持那种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之最高普遍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的基础。官僚阶层构成了一个单独的阶级，这个阶级通过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设施的控制，来控制基本民众，而这种控制的行使，又产生了在控制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但是，它们必须妥协，并最终服从总的政策，任何特殊利益集团都无法凭借其特殊权力来改变这种总的政策。这是不是意味着官僚阶层代表着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共同利益呢？
在一个由具有不同经济利益、职业利益和行政利益的竞争集团所组成的社会里，“共同利益”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术语。即使有人认为，由于个人自由和安全的最大限度的实现而产生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条件的普遍提高，可以用来定义每一个文明化社会的共同利益，那么，在不同质的社会里，这种共同利益的实现，似乎也伴随着与社会中某些特权化了的集团利益的冲突。共同利益不会与所有的利益相一致，它只会保持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概念。这种对抗的情况，不但在官僚阶层与底层民众之间，而且在城市和乡村两大类人之间，甚至在这些集团内的不同子集团之间，诸如男工与女工、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等关系上继续存在。即使在一个有着丰富资源而又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一般生活水准和一般性自由的提高，也只能压倒大部分民众的直接利益，作为一种最不平等的发展而出现。正如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不是同一的那样，“普遍的”自由和正义的实现，同时也就是个人的非正义和非自由的实现（甚至是整个社会集团的非正义和非自由）。由于权利与法律的真正普遍性——正义与自由的保证者——必须从“特殊”中抽象出来这一事实，而要求否定和限制。
在一个落后的社会里，包含在共同利益中的不平等会大得多。国有化和集中计划本身都不能消灭这种不平等。共同利益仍将作为与直接利益的对立而保持一种高度的“抽象”（虽然这种抽象性会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降低）。换句话说，一般（共同的）利益与特殊利益的总和之间的传统区分仍有道理，一般必须由其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统一体，作为超越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来规定。苏联马克思主义是联系生产力及其组织来规定前者；社会利益据说是由那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集团和利益所代表的。这种关系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因素，它要由各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来规定。
就苏联社会来说，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被看做“共处”环境下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和竞争力量的前提。于是官僚阶层的地位便依赖于生产机构的扩展，而且官僚内部特殊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通过工艺和力量的机械化，通过外交和权力政治，由这种共同的社会利益所取代。所以苏联的官僚阶层是以一种人格化的形式代表社会利益，在这种形式中，个人的利益与个人相分离而被国家所僭取。
苏维埃国家作为制度化的集体出现，在这一集体中，马克思关于直接利益与真实（客观的历史的）利益的区分成了政治结构建设的基本原理。国家是真实（社会的）利益的体现，但是这样的国家“还不”是与它所统治的人民的利益相同一的；他们的直接利益“还不”与客观的社会利益相符合。比如，人民希望较少的工作、较多的自由、较多的消费品，但是，按照官方的理论，仍然存在的落后与匮乏必然要求这些利益继续从属于军备和工业化的社会利益。这是个人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之间古老的分歧所在；但是，按照苏联的理论，它却是出现在历史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因为以前，国家所代表的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说，阶级的国家，就它组织并支撑整个社会有秩序的再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而言，它也代表集体的利益。[24]然而，他们的共同利益的合理发展与他们的个人得益的利用之间的冲突，在阶级国家的结构内部，是不能解决的，并且破坏了利益的一致性。当这种冲突成熟时，阶级国家就必然会变得更加倒退，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桎梏。与此不同，苏维埃国家被设想为越过了这种对立的过程，它能够解决冲突[25]，并且能够在全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建立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和谐。
注释
[1]Stalin，“ReportontheWorkoftheCentralCommitteetotheEighteenthPartyCongress”，inLeninism（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42），p.474.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469、470、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Stalin，PoliticalReporttotheSixteenthPartyCongress（NewYork，WorkersLibraryPublishers，1930），p.171.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3]Stalin，Marksizmivoprosyiazykoznanüa（Moscow，Gospolitizdat，1950）.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又见M.M.Rozental，Marksistsküdialekticheskümetod（Moscow，Gospolitizdat，1951），p.109。
[4]“CritiqueoftheGothaProgram，”inMarxandEngels，SelectedWorks（2vols.；Moscow，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1949-1950），Ⅱ，23；seeabove，p.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PrinciplesofCommunism，Questions17and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366～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LettertoPh.vanPatten，April18，1883，inMarxandEngels，BriefeanA.Bebel，W.Liebknecht，K.KautskyundAndere（Moscow，VerlagsgenossenschaftAusländischerArbeiterinderUSSR，1933），I，29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仅仅在五年以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似乎还与这个概念相矛盾。在那里他说：“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但是，限定性术语（“真正”、“整个社会”、“独立”）会使得有可能发现这种“行动”是在第一阶段的末尾而不是开头。
[7]StateandRevolution（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2），pp.25，33.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1卷，48～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CommunistManifesto，”inTheStrategyandTacticsofWorldCommunism，HouseDocumentNo.619，Supplement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48），p.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89～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9]当然，国家权力直接反对内外“资本主义敌人”的地方除外。但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这种职能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结构；反对阶级敌人的军事和政治行动，被看做一种在群众中的发动，看做武装了的人民自己的行动。
[10]Marx，LettertoKugelmann，April12，1871，inMarxandEngels，SelectedWorks，Ⅱ，4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Lenin，StateandRevolution，p.33.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1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1]“CommunistManifesto，”inTheStrategyandTacticsofWorldCommunism，HouseDocumentNo.619，Supplement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48），p.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2]Engels，“OnAuthority，”inMarxandEngels，SelectedWorks，I，57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恩格斯：《反杜林论》中著名的公式：“政府职能就会变成简单的管理职能。”MarxandEngels，DieAlliangdersozialistischenDemokratieunddieInternationaleArbeiterassoziation，ed.byWilhelm，BlosunderthetitleMarxoderBakunin？（Stuttgart，VolksverlagfürWirtschaftundVerkehr，1920），p.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3]显然，如果“阶级”是按对基本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定义的，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又是由所有制决定的，那么苏联的官僚就不是一个阶级。如果把掌握生产资料作为标准，那么这种掌握是不是委托给“直接生产者”并从而有效地掌握在“直接生产者”手中，就是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了。我们这里的“阶级”是指作为社会劳动分工的“单独”职能（无论有无特权）来行使政府（包括管理上的）职能的一个集团。因此，如果官僚是公开地“自下”上升的，只要它的职能的独特性使它独立于它所管理和支配的人民之外，那么它就会仍然是一个阶级。
[14]Engels，LettertoConradSchmidt，October27，1890，inÜber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ed.byHermannDuncker（Berlin，InternationalerArbeiterverlag，1930），Ⅱ，14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5]Ts.A.Stepanian，“Usloviiaiputiperekhodaotsotsializmakkommunizmu，”inOsovetskomsotsialisticheskomobshchestve，ed.byF.Konstantinov（Moscow，Gospolitizdat，1948），p.544.
[16]Stalin，Marksizmivoprosyiazykoenanüa（Moscow，Gospolitizdat，1950），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Seebelow，p.167.
[18]Stalin，“ReportontheWorkoftheCentralCommitteetotheEighteenthPartyCongress，”inLeninism（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42），p.473.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9]至少从1935年起。参见Stalin’sspeechtothegraduatesoftheRedArmyAcademyinLeninism，pp.363f.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371～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0]例如例如，参见Stepanian，“Usloviiaiputiperekhodaotsotsializmakkommunizmu，”inOsovetskomsotsialisticheskomobshchestve，pp.516f.and520。
[21]“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建立在通过我们自身力量解决内部矛盾的基础上。”Bol’shaiaSovetskaia，Entsiklopedüa（65vols.；Moscow，OGIZRSFSR，1926-1947），XI.VII，col.378.关于特殊矛盾的列举，Stalin’sspeechtotheStakhanovites，1935，inLeninism，p.368。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3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又见“EconomicProblemsofSocialismintheUSSR，”inCurrentSovietPolicies，ed.byLeoGruliow（NewYork，F.A.Praeger，1953），其中到处可见。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57～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ozental，Marksistsküdialekticheskiimetod，pp.283-288；Stepanian，“Usloviiaiputiperekhodaotsotsializmakkommunizm，”inOsovetskomsotsialisticheskomobshchestve，span>pp.528-531；andPravda，August20，1947.
[22]SeeFranzNeumann，<，“NoteontheTheoryofDictatorshoip，”inTheDemocraticandtheAuthoritarianState（Glencoe，Ⅲ.，FreePress，1957），pp.233-256.
[23]“Usloviiaiputiperekhodaotsotsializmakkommunizmu，”inOsovetskomsotsialisticheskomobshchestve，span>p.482.
[24]Seebelow，p.120.
[25]Seeabove，pp.94f.，andbelow，p.167. |
4．一国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4．一国社会主义
上一章试图确认的新的合理性，正是苏联从事社会建设的氛围之特点。更明确地说，这种合理性属于苏联社会的自相矛盾的性质。在苏联社会中，那种最井然严格的统治系统，是为自由奠定基础的，压抑性的政策被证明为解放的政策。我们没有接受这样的设想，即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附加的意识形态，是作为政权的一种支柱而起作用的；我们也没有接受另一种相反的假设，即认为苏联社会是马克思学说意义上的一种社会主义社会。仅仅进行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单纯对照，我们还不能说明这种自相矛盾的性质。这种自相矛盾的东西是“异常的”共存条件下苏联社会建设的反映。
我们已经强调，只要对生产资料和产品分配的控制不是属于“直接生产者”他们自己，就是说只要没有“来自下面”的控制和主动，国有化与工业化一样，就只是一种更有效的统治工具，在大规模社团结构内增长和操纵劳动生产率的工具。在这方面，苏联社会跟随的是后工业文明的普遍趋势。然而，尽管有这一事实，人们还是会问：苏联的国有化，在它前进的历史条件下，是不是具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可以抵抗压制的倾向，并改变苏联社会的结构——不论是现实的还是领导集团所谓的政策和目标？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动力问题只是追溯到它被反映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方面，所以，我们的讨论将仅限于选择一些似乎特别具有阐明作用的概念。我们将讨论“一国社会主义”，由这个政治概念所支配的苏维埃国家的辩证法、意识形态中的某种变化，以及最后，这种动力达到顶点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概念。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提供总体框架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1]，同时也为苏维埃国家的压抑性职能提供了一种世界历史的证明。这种理论始终依赖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些形势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孤立、社会主义限于落后地区，以及资本主义在大陆间得到重新巩固，从而造成了困扰苏联社会的内外矛盾。斯大林主义的理论认为，其内部矛盾能够通过苏联内部并在苏联内部解决，通过国家的“指导”作用解决，而外部矛盾只有通过国际过程[2]，通过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革命才能最终消除。然而，实际上，外部矛盾渗透着内部矛盾，反之也是这样。所以，二者的差别失去了它的决定性意义；通过它自身的发展，“一国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更大的概念，它重新确定了苏联社会建设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本质联系。
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内部矛盾的指谓随着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变化而变更。它们主要是根据无产阶级和农民[3]、社会主义国家与“本国资产阶级”[4]、富农与贫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旧意识”与社会主义精神[5]之间的矛盾来规定的。它们的基础被确认为是生产力的增长与落后的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外部矛盾则是根据阶级斗争转向国际舞台来解释的：
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6]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斗争就其本性来说是国际性的；谈论什么向国际舞台的“转移”是没有意义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有一种不同的含义：它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适应于先进工业国家内阶级斗争“中立化”的历史事实。这种概念是与“两个阵营”的论调相联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由苏联领导，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真实”阶级利益而战斗。由于西方无产阶级在地理上“包含”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尽管“实际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它不能有效地维护它的“真实”利益——这种职能可以说是移交给了加入苏联阵营的国家集团。无产阶级的真实利益与直接利益之间的冲突，一开始就包含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现在却成为两个国际集团之间的冲突：落后国家的“外部的”无产阶级应当为真实利益而战斗，承担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随着这种主人公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内容和战略也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变成了一种争夺空间和人口的战争，社会争端发挥了一种政治争端的功能。西方无产阶级（以及就此而言的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苏联的政策中只是在与苏联的政治利益不相冲突的范围内才得到维护的。因此，阶级斗争与其说是转向国际的层次，毋宁说是使它变质为一种国际的政治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的变质，使得不改变本身结构而解决苏联社会内部矛盾的一切企图均遭失效。为了达到它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依赖于生产力与束缚它们的组织之间冲突的解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消灭本身并不是一种目的，而是解决这种冲突，从而结束人受劳动奴役、人统治人的手段。就这种奴役在生产过程中被制度化而言，它只能在生产过程中被消灭，个人只有当他们自己控制生产时才能是自由的。到达自由的道路可能经历某些阶段——甚至是压抑的阶段（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作过概述），但是除非这条道路由作为解放的唯一历史动力的劳动阶级自己来行进，否则，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革命不一开始就把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手段的关系倒转过来，就是说转为由他来控制它们，那么这种革命就没有在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而存在的理由。因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实质上是与转向由劳动者们自己来控制相联系的。只要这种转变没完成，革命就一定会再生出正是它力图克服的对抗。对抗表现为多种形式：国有化的生产资料被束缚的利用，生产率水平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对立，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之间的冲突，国家与私有、半私有财产之间的冲突；或者在国际舞台上，苏联的利益与国外共产党的利益之间、苏维埃国家安全的目标与社会主义政策的目标之间的对抗。即使“一国社会主义”变成了所谓“一种势力范围的社会主义”，这些对抗仍然持续存在，因为归根结底造成对抗的正是造成和维持两种制度共存的那些因素。如果苏联马克思主义用“资本主义的威胁”继续盛行来论证压抑性的国家机器永久存在的理由，那么它就承认了苏联社会的结构仍然是对抗性的；这些对抗的解决，有赖于国际格局的根本变化。1938年，斯大林曾经暗示，由于苏联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国际矛盾已经解决[7]；1952年，他又强调了当前不同程度地再现的国际矛盾[8]。
历史的状况否定了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概念，按照这种概念，在外部矛盾继续盛行时，苏维埃国家能够解决内部矛盾。外部矛盾使内部矛盾永久存在。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环境”迫使继续加强压抑性的政治和军事机构，防止为满足个人需要的生产力的自由利用。但是，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机构的继续加强，反过来又使“资本主义环境”永久存在，甚至促进它的国际联合。自列宁以来，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除非苏联成功地打破僵持以利于自身，否则它就最终不能幸存下来。这种打破是希望通过“帝国主义阵营”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复活来实现的。这些矛盾在西方的防御经济中被冻结了，所以，瓦解这种统一的政治经济，就是必不可少的首要目标。
但是，只要当苏联不再是对西方的政治和军事的威胁，就是说，当苏维埃国家的生产力改为服务于其公民的需要和能力时，苏联领导才能希望达到这种目标。这就意味着生产和生产关系是按这样一种方式重新组织的，这种方式是：物质和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不只是社会努力的副产品，而是社会努力的目标。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看来，苏联社会的这样一种转变，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一种共存时代国际政治的要求。苏联马克思主义被迫承认，两类矛盾互相依赖，使得社会争端决定政治争端。突破僵局的关键目的，只有通过苏联社会的改革才能达到，这种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优势，“通过传播”来推广社会主义，并因而为资本主义世界内阶级斗争的解冻提供基础。
为了评价这种改革的前景，我们有必要来讨论一下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结构，按照苏联的学说，这种社会结构是要保持对社会变化的“指导作用”。
注释
[1]M.M.Rozental，Marksistsküdialekticheskümetod（Moscow，Gospolitizdat，1951），pp.57，108，及其他各处。
[2]第一个“权威性”的公式参见斯大林的《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ResultsoftheWorkoftheFourteenthPartyConference）（写于1925年）；Sochinenüa（Works）（13vols.；Moscow，Gospolitizdat，1946-1951），VII，90-132。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335～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Stalin，“ResultsoftheWorkoftheFourteenthPartyConference，”引自斯大林的ProblemsofLeninism（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4），p.63.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Stalin，“LettertoIvanov，”inTheStrategyandTacticsofWorldCommunism，HouseDocumentNo.619，Supplement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48），p.151.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Rozental，Marksistsküdialekticheskümetod，pp.293ff.
[6]斯大林于1937年的论述，引自一次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演讲，SovietHomeService，MoscowRadio，March5，1951。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又见Rozental，Marksistsküdialekticheskümetod，p.302。
[7]“LettertoIvanov，”inTheStrategyandTacticsofWorldCommunism，HouseDocument619，SupplementI，p.150.
[8]“EconomicProblemsofSocialism，”inCurrentSovietPolicies，ed.byLeoGruliow（NewYork，F.A.Praeger，1953），pp.5，11，14.Seebelow，pp.166f.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61～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第十七章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有组织的工人（1876—190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十七章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有组织的工人（1876—1900年）
↘法国工会运动的成长
↘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发展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工会运动
↘西班牙的工会 |
3．新的合理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3．新的合理性
我们将以一种初步的方式，试图来确定“一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来确定支配它的建设和内部态势的原则。这样做时，我们作为指导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术语，也不是它的简单的否定，亦不是“极权主义”及其同义语。不是社会主义，因为概念的证实依靠定义的一致性，而且它只能产生于考察的结果；不是极权主义，因为这个概念适用于广泛的多样化的有着对抗结构的社会制度。我们倒宁愿尽力综合那些在所有阶段，甚至在倒退和变更中也保持着普遍一贯的苏联社会建设的特征，以便确认那些支配性的原则。这些特征可以扼要地重新陈述如下：
（1）在国有化生产的基础上，总体的工业化伴随着“主要的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的优先地位。
（2）实行农业的逐步集体化，目的在于最终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制。
（3）劳动的普遍机械化，“多种技术”训练的推广，引导城乡职业之间的“均等化”。
（4）在坚持第1～3点提出的目标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生活条件的普遍水平。
（5）树立一种普遍的工作精神、竞赛效率，消灭一切超常的心理因素和思想因素（所谓“苏联现实主义”）。
（6）维护和加强国家，把军事的、管理的和党的机制作为这些过程（第1~5点）的工具。
（7）在达到第1～5点中提出的目标之后，社会产品转向按个人需要分配。
这些目标是以达到先进工业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为条件的，这是当前一些主要趋势的归结点。超出这一点，我们定之为新的和不同质的趋势，它们将在第8章里，在试图评价“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前景时予以说明。
以下的原则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过渡的解释：
（1）苏联社会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作为内部和外部矛盾展开的辩证过程而发生。
（2）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在苏维埃国家的控制和指引下，内部矛盾能够没有“爆发”而得到合理的解决。
（3）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动力的基本内部矛盾是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它的合理而有控制的发展形成一种向共产主义的逐步的管理上的转变。
（4）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转变发生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环境）下。包含在这种形势下的外部矛盾，只有在国际的层次上——通过某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终解决。
（5）这种解决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整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里革命潜力的软弱性和苏联势力范围内仍然普遍存在的落后性，需要一种新的持久的“喘息”[1]和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处”。
（6）苏联必须通过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来维持这种喘息，避免与它们发生战争，避免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令人泄气的革命实验（“夺取政权”）。
（7）外部矛盾的解决将成熟起来，这取决于两个因素：（a）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和资本主义之间所固有的矛盾，将使无产阶级再次成为革命的历史动力；（b）苏联经济、政治和战略的力量日益增长。
（8）支持这些基本革命力量的“主要后备军”，是发展中国家的半无产阶级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不独立国家的解放运动。
由这些原则指引的社会过程不只是极权管理下国有化基础上的东方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这里所发生的事超出了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共产党的工业化通过“跳跃”和缩短整个历史时期而前进。西方与苏联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为一种强大的同化趋势所平衡。两种制度都显示了后期工业文明的共同特征——集中化和严密的组织代替了私人企业和自主；竞争成为有组织的和“合理化”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官僚有着共同的法规；人民通过通信、娱乐和教育等“大众媒介”而协调起来。如果这些手段证明是有效的，那么民主的权利和体制就能通过宪法而授予，并且得以坚持，而没有与制度相对立的滥用这些权利和体制的危险。国有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就其自身而言，只要生产还被集中和控制得高于全体居民之上，就不会形成一种本质的差别。如果没有“直接生产者”“自下面”而来的主动性和控制力，国有化不过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为了从上面进行控制（集中计划）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政治手段，即统治方式的一种变化、统治的简化，而不是什么消灭统治的前提。取消了作为自主的经济和政治主体的个体，压抑生产力发展的某种“老式”制动器就被消除了。（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的个体单位不再是社会一体化的合适媒介，技术进步和大生产打碎了在自由主义时代起进步作用的个体形式。
但是，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和增长着的生产率又产生了抵制这种趋势的威胁。增长着的社会能量和财富进而反对压抑性的劳动组织和分工。对这种逆反趋势的认识体现在近来的政策变化之中，表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向“社会主义第二阶段”过渡的必要性。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2]
苏联制度似乎是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持久落后以后“跳跃”几个发展阶段的又一例证，它加入并毫不客气地跑到了晚期工业社会的总趋势前面。这些被跳过的阶段是那些启蒙的绝对主义和自由主义阶段，企业自由竞争的阶段，具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成熟的中产阶级文化的阶段。在一个落后国家里，以创纪录的速度努力赶上先进工业国家的水平，其结果是，在一种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不相容的统治和严密组织的制度内，建设并利用一架庞大的生产机器。这里就埋下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和唯心主义因素进行无情斗争的根源，这种斗争反映出对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不是一种解放，而是控制的手段。
代表现代西方文明的理性观念集中于我思的自主、自我的独立思想发现和履行了自然与社会合理组织的法则。自我本身就是服从于自然的客观规律，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主观的理性与客观的理性正好是重合的：这个社会把握了自然，并把自然转变成了人的需要和才能的发展实际上取之不尽的物质来源。只要国家即现存的权力还是技术和经济进步的障碍，这种目标的达到就要求个性的解放。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可望从大量个体（经济、政治、文化的）企业的适当自由中产生，而整体的合理性是通过这些个体单位的竞争过程表现出来的。这一过程要求高度的个体自主性、预见性、预测性和敏锐性——人们不仅需要在生活的实际职责中获得这些特质，而且在培养这种职责的准备中：在家庭、在学校，以及在思想和感情的深处，要求获得这些特质。因此，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自主，就是说，依赖于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的区别与张力，依赖于对这种张力关系的解决，其解决方式即是维护客观理性（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和发展主观理性（个人需要和个人利益）。
技术的进步和大工业的发展包含对这一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两种（对抗性的）趋势：（1）劳动的机械化与合理化，从物质的工作过程中，能够解放从未有过的大量个人精力（与时间），并使这种精力（与时间）可用于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人的才能的自由发挥；（2）同样的机械化与合理化产生了千篇一律的统一性和对机器的严格服从，因为机器所要求的只是调节与反应，而不是自主性和自发性。[3]如果工业设备的国有化与集中化是随着对这些趋势中的第一个趋势的抵制而发展的，即伴随着把劳动当做一种全日性的职业来征服和强制进行，那么，工业化中的进步也就等于是支配的进步，因为，对机器的料理，即科学工作过程，变成了极权主义的东西而影响着生活的一切领域。生产器械的技术完美性支配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时又保持着两者之间的差别。自主性和自发性只能在既定的模式内发挥效率，有所成就。智力创造成了工程师、专家和代理人的一种差事。个人生活和闲暇被当做是劳动的放松和准备，因为这种劳动乃是尊奉工业设备的。所以，人们中的持不同意见者，不仅犯了一种政治上的罪恶行为，而且犯了技术上的愚蠢行为、破坏活动和对机器的滥用。理性不过是这一整体的合理性，即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行和增长的合理性。所谓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人的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和谐，仍旧只是一种纯粹的许诺而已。
我们可以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合理性的自我解释来阐明这种合理性的作用。按照它的自我解释，十月革命建立了一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之间的一致，消除了个人与社会、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因而，理性已不再分裂为主观的和客观的两种表现；它不再与现实相对抗或外在于现实，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而是在社会自身中得到实现。这个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定义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成了辨别真理与谬误的唯一标准，思想和行动上不能有任何超越，不能有个人的自主性，因为整体的法则（Nomos）才是真正的法则。要超越它，就是想树立主观的理性来反对国家的理性，诉诸更高的准则和价值，这乃是属于阶级社会的君权，因为阶级社会的社会法则并不是它的个体的法则。与此相反，苏联社会使个体的现实利益制度化——由此看来，它包含真理与虚伪、正确与谬误的一切标准。“苏联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和美学问题，它是苏联社会结构所要求的智力和实践行为的普遍范式。
诚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效力之外，人们并不承认苏维埃国家等于一种自由而合理的社会，这个“理性的实现”的概念自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实际上个人利益仍然与整体的利益相对抗，因为国有化并不是社会化，所以苏联现实主义的合理性表现为根本的不合理和对恐怖主义的遵从。然而，要是对新的苏维埃合理性的评价停留在这一点上，就会忽视它的决定性作用。因为那种从制度之外来衡量是不合理的东西，在制度之内却是合理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命题具有宣布和指挥有限实践的功能，它往往也创造出命题所规定的事实。它们不要求它们自身的真理价值，而是宣布一种通过特定的态度和行为来实现的预先建立的真理。它们是对行动的实用性指令。例如，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建立，是围绕少数经常重复并严格地列入正统经典的论述，大意是说：苏联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的、全体公民的宪法权利得到保证和实施的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另一方面是说今日资本主义出现阶级斗争尖锐化，工人生活水准下降、失业等状况。因此，这些由它们自己所采取并公式化了的论述，显然是荒谬的，不论按照马克思还是非马克思的标准来看，都是如此。但是，在它们所出现的前后关系之内，它们的谬误性并不能使它们无效，因为，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对它们的证实，不是在既定的事实中，而是在“趋势”之中，在所控制的政治实践将会实现所期望的事实的一种历史过程中。
这些论述的价值是实用性的，而不是逻辑上的，正如由它们的句法结构所清楚提示的那样。它们是无条件的、不可改变的公式，要求一种无条件的、不可改变的回答。在无休止的重复中，同样的名词总是伴以同样的形容词和分词；名词正好直接地“统辖”着它们，所以当它一出现，它们就“自动地”跟随在恰当的位置上。相同的动词总是按照同样的方向来“转移”命题，而那些为命题所称呼的动词，也应该按同样方向移动。这些论述不把一个谓语归因于一个主语（在形式逻辑或辩证逻辑的意义上）；它们不按其特定的关系来展开主语——所有这些认识过程都寓于命题的范围之外，就是说，是寓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中，而例行的论述只是唤起某种预先建立的东西。它们要由人“拼缀”，即由人们机械地、单调地从字义上学习的东西；它们应伴随着现实化行动的一种礼教由人们去履行。它们是去唤起和维持所需要的实践。就它们自己来说，它们也像那些命令或广告一样并不服从于真理：它们的“真理”是在它们的效果中。在这方面，苏联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密集型社会时代的那种语言和交流的衰退。在认识的水平上来讨论官方意识形态的命题，是没有意义的：它们是个实践理性的问题，而不是理论理性的问题。如果对于带来预期效果的能力，这些命题失去了它们的认识价值，那就是说，如果它们被理解为一种特定行为的指令，那么，不可思议的因素就会胜过和支配可理解的思想与行动。如果凭幻觉来指导一种创造和改变现实的行为，那么也就抹杀了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差别，正如抹去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差别一样。巫术在原始社会的实际作用，被描述为一种“纯粹实际行动的实体，是作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来执行的”[4]。这种描述很适用于貌似的理论命题。官方的语言自身就具有巫术的性质。
然而，当代交往中巫术特性的复活是与原始的状况很不相同的。巫术的非理性因素进入科学的计划的和实践的管理体系中——它们成为社会的科学管理的一部分。而且，苏联理论的巫术特性还被变为一种挽救真理的工具。礼教的公式是从其原始认识的背景中分离出来的，因而为毫无异议的群众行为提供毫无疑问的方向，但同时它们又以一种人格化的形式，保留着它们的历史实质。备受人们赞颂的严格性，就是要在显然与现实相矛盾的情况下保持这种本质的纯粹性，就是要在使预先建立的真理成为悖论的明显矛盾的事实面前，强行予以证实。它蔑视理性，它显得荒唐。但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性却有一种客观的根据：它反映了历史境况的荒谬性。在这种历史境况中，马克思允诺的实现目标出现了——只是又被推迟了而已，新的生产力再次被用作压抑生产的工具。礼教化的语言保持了马克思学说的最初内容，把它们当做必须相信和用以反对一切相反现象的真理。人们必须从行为、感情和思想上把他们的国家看做好像是那种意识形态所宣称的理性、自由和正义的现实，礼教就是要使人们确信这种行为。由它指导的实践的确在国际范围内打动了广大被剥夺社会权利的群众。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学说的最初诺言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学说的新形式适应于它的新的历史动力——要成为其“真正”所是，即成为改变世界的革命力量的落后的人们。这种学说的礼教化，在事实的反驳中保持了它的活力，并且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把它传达到了一群被赶入政治行动、向先进工业文明竞争和挑战的落后的被压迫的人们。在这种巫术般的应用中，马克思学说呈现出一种新的合理性。
苏维埃合理性的自相矛盾的性质，不仅适于它自身的势力范围，也适于它涉及的资本主义方面的论述。诚然，直接明显的谬误常常可以归因于单纯宣传的需要。但是在这方面，在巧言令色之外经常发生的谬误形式，也含有挑战的意向，即与事实开展顽固的斗争，因为用世界历史的“真理”来衡量，事实乃是偶然的，应当予以否定。例如，《真理报》驻纽约特派记者报道[5]：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目录分类卡里，找不到一本“一般论述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或苏联军队”的书。而事实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目录分类包括大约“两打直接关系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卡片”，和“大约500张在‘军队、俄国’名目下的卡片”。苏联记者却因美国和苏联相敌对的主要分类关系，而把这些都否定了。又比如，威廉·Z·福斯特（WilliamZ.Foster）于1952年出版的《美国共产党历史》（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theUnitedStates）——出版的时刻正值该党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普遍的支持，它的领导者被关在狱中，它的党员在数量上微不足道——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工人阶级和民族的党”，其中一节的标题是“共产党的进步”，这些论述七零八落的不真实性，本身就是它们的一种作用，这就是拒绝服从事实；坚持和履行该党作为“列宁主义的群众性的党”的真实本性，而反对它的不适当的实际存在。
马克思的学说实体化为一种礼教形式，就成了意识形态。但是它的内容和功能却不同于意识形态的“经典”形式：马克思的学说与其是“虚假的意识”[6]，毋宁是正对虚假的意识，这种虚假乃是一种在被客观历史利益所体现的“较高真理”的背景下得到“纠正”的虚假。这往往易于取消意识形态上的意识自由，易于使意识形态作为自觉指导社会行动的部分而与社会基础同化。随着社会生产潜力与它的受约束的利用之间日益增长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对立也就尖锐化了，这时原先意识形态的自由因素就服从于行政的控制与指导了。意识形态对于现存的社会需要的相对独立性的削弱、它们的内容的僵化，乃是现阶段文明的特征。在僵化的形式中，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它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的、对抗性的意义，而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如果像人的自由、理性或个人思想自主之类的观念，不再从它们仍未实现的要求去理解，而成为那些在其维护现状的职业中每日都在背叛它们的报纸记者、政治活动家、表演者、广告宣传员等的常备武器，那么，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性概念就会丧失它们的超越作用，而沦为关于向往的行为的陈词滥调。
独立思想的衰退极大地增强了词语的力量——它们的魔力，文明过程一开始就伴随着它们的破坏作用。如果保护词语，反对用理智的探求从言词追溯到它们所表述的思想，那么词语就成为行政管理手中的武器，而与之相对的个人却毫无力量。通过大众交际媒介，词语传达着行政管理的目标，使全体民众与政府所期待的行为相适应。
伴随着西方文明进步的合理性，是在思想与思想对象间的紧张状态中得到了发展：它是在理解着的主体与其世界的关系中来探索真理与谬误的，而逻辑则是这种关系的可以理解的发展，其表达形式是命题。正如思想的对象被看做某种依于自身和自在的东西（不管它们如何与思想相分离）一样，主体也被认为是某种“自为”的东西——它自由地发现关于其对象的真理，特别是还在隐藏着的真理，即它尚未实现的可能性。认识的自由被认为是实践的自由，亦即按照真理去行动、去实现主观和客观可能性的一个本质部分。在不再存在主观与客观之间这种关系的地方，传统的逻辑就失去了它的根据。真理和谬误因而就不再具备认识的命题的特性，而具备使思想和行动相适应的一种预先加以确立和限定的事态的特性。这样一来，逻辑的衡量标准便是这样：思想和行动是否适于达到预定的目标。
注释
[1]正如斯大林所解释的，最后两点概括了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三历史阶段”（从十月革命胜利开始直到现在）。Stalin，<，Sochinenüa（Works），（13vols.；Moscow，Gospolitizdat，1946-1951），VI，153.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又见L.F.Shorichev，VoprosystrategiiitaktikivtrudakhI.V.Stalinaperioda1921-1925godov（span>Moscow，Pravda，1950）。
[2]SeeChapter8.
[3]ThorsteinVeblen，TheInstinctofWorkmanship（NewYork，B.W.Huebsch，1922），pp.306ff.
[4]BronislawMalinowski，Magic，ScienceandReligion（AnchorBooks；NewYork，Doubleday，1954），p.70.
[5]NewYorkTimes，February2，1953.
[6]Engels，LettertoFranzMehring，span>July14，1893，inMarxandEngels，SelectedWorks（2vols.；Moscow，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1949-1950），Ⅱ，45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2．苏联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自我解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2．苏联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自我解释
列宁主义遗产
把上面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的分析与苏联的官方言论比较一下，表明后者并不明确地承认这些前提。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学说一样，多次断然否认了西方世界的长期国际融合的可能性。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重新调整，在明确反对“资本主义绝对停滞论”和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收缩的命题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加剧”的概念。[1]苏联马克思主义同样断然否认了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结构伴随的变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概念成了苏联理论的一块柱石。然而，苏联势力范围内所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政策，是以作为当前时期特征的结构变化，以西方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衰退为基础的。这种二向性提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言的客观真实性问题——它是苏联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一更大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提到，“伊索的语言”被系统地应用于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自身内部，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广大听众和通信交往之中。苏联马克思主义继续使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指称显然与这些概念相矛盾的形势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当做仅仅是一种“宣传”而不予理会，似乎是很恰当的。但这是一种骗人的解决方式，因为“宣传”与“真理”之间的区分，是设想了一种可论证的“真理”而使宣传能与之相对照。如果坚持认为真理只表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实践中，而不是表现在它的理论中，认为理论只是用作控制群众的思想支柱，那么这种论点是需要证明的。由于苏联统治者自身制造的困难，这种论点绝不是自明的，因为他们费尽心机地不断教导和发布本来与现实并不协调的马克思的思想。实际情况是，不管它的“水平”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说一直是苏联政权主要努力的一个方面，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状态也一直存在。
但是，如果把苏联的整套理论斥之为宣传是不恰当的，因此保留其部分的真理，那么把其他归为“巧立名目”的做法也同样不合适。如果从苏联的理论和策略的多种变化中，我们能够发现某些保持经久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那我们就有这种选留的标准，否则就不好办了。若有了标准，就有可能确认其“基本因素”，并从这些因素引申出“修正”与“否定”，从而获得与实践相联系的整套理论原则。下面的探讨遵循的正是这种方法。
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是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而没有回到原来的马克思的学说上。简要地概括一下列宁主义与随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就足以弄清问题的出发点。
我们在前面提到，形成着的列宁主义的独特的特点，就是革命动力从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中的党，并强调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作用，因为它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持续力量冲击下得到了发展。这一起初是针对俄国无产阶级“不成熟性”而提出的概念，面对先进工业国家“成熟的”无产阶级继续采取的改良主义态度，变成了一种国际的策略原则。为了对付大部分有组织的劳动者融合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就由党独占了革命战略的“主观因素”，党呈现为指导无产阶级的一种职业革命组织的特征。
列宁主义的概念，可以作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和“真实”利益（和意识）所作出的区分的一种发展。其发展的主要阶段是：（a）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个别无产阶级的愿望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他个人的状况得到直接的和不断的改善。（b）为了达到这种改善，工会的“经济主义”政策是认可无产阶级的被剥削阶级的地位，从而认可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在为“阶级和平”提供基础的范围内，对社会结构作某些变动。（c）社会结构中的这种变化，使得无产阶级偏离了它作为革命阶级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放自身的客观历史地位。（d）只有使直接的主观的利益服从阶级的真实利益，使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无产阶级的客观历史地位才能得到“挽救”。这个任务就是列宁主义党的职能。既然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经济斗争本身从来只能取得短暂的改善，所以资本主义过程通过周期性的萧条和危机将调整平衡，并导致无产阶级的激进化，从而重建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和真实利益的一致。
但是，当过程（c）影响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马克思的学说是不是因此就失去了它的实现所必需的群众基础呢？而且，是不是理论若不通过重新规定现实来重新规定自己，它们间的联系也就丧失了呢？这些问题看来已经促使列宁主义学说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重新的估价，这一估价便成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理论基础。
这种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论，一开始就表现为是由工业社会的新阶段所限定和决定的。列宁的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规律，起初只是一种对现实形势的表述，但由此作出的推论却正好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并紧接着写道，所以，“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这个结论清楚地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获胜，而更多的落后国家将落在后面。一年以后，列宁写道，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获胜，而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3]国家。
列宁保留了马克思的结论，即社会主义革命将是充分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爆发的结果，甚至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也没有使他放弃这一信念。众所周知，他在承认这场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上是迟疑不决的，尽管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被一种用苏维埃共和国代替议会制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所超越。迟至1919年3月，他仍把十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4]。接着他补充说，只有在1918年夏天，农村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才开始。他还坚持认为，俄国革命必须得到德国革命的援救。
但是，正是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这种尝试性和初步性的信念，引导他形成了显然是斯大林主义政策的预兆的理论。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为前提——或者至少以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成就，即一种高度的工业化，高度的劳动生产率，高度发展的、熟练的、有纪律的工人力量为前提。这种顺序中的有些阶段也许可以“跳过”（列宁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迟疑不决的）[5]，但是，没有完全工业化和合理化的经济，就不能有社会主义，不能按照个人的需要和能力进行社会生产的分配。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工业化应该优先于社会化，也就是说，优先于按照个人的需要进行生产和分配。在1918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在与预见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论战时，列宁宣称：
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能够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是一个胜利。……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如果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算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6]
一个月后，他引证1917年9月的一段论述，大意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直接先于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接着他说，“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7]
这些论述的含义一直给弄模糊了，原因是由于1918年的德国革命像是解开了成熟国家禁锢革命的锁链，使它们将重新走上国际革命的“正统”道路。苏维埃国家不仅会得到工业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国家的“保护”，而且会分享到它的物质和技术财富，从而保证和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共产国际和它的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以及列宁在革命最初几年的演说中所曾读到的德国发展方向看，几乎是令人绝望的。但是，大约从1920年以后，苏联的政策却是从德国革命的失败作出的推论。鉴于成熟的资本主义与向社会主义过渡两者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中心地位，德国革命的失败——联系到在西方世界的重建中美国领导地位的壮大——看来造成了重新估价国际发展的必要性。如果资本主义的潜力确实将长期胜于革命的潜力，如果连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都不能打破改良主义对“成熟无产阶级”的控制，那么，革命的历史动力就不仅是发生了地理区域上的变化，而且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变化。如果存在着真正的“资本主义稳定”的话，那么苏维埃国家不仅将长期与强大得多的资本主义世界“共处”，而且它还必须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兴起的革命运动看做不仅仅是革命队伍的“储备”。不仅国际性的策略，而且苏联社会内的社会主义结构，都必须重新确定。
列宁在《真理报》（Pravda）上发表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BetterFewer，ButBetter）（1923年3月），用几句精辟的陈述综合了对国际发展的传统的和新的估价。这些陈述集中的论点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继续说道：它们“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8]。帝国主义对被征服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列宁的上下文中，特别指德国）的剥削，是如何改变“所期待的”社会主义的完成呢？列宁的文章提出了几种回答：（a）通过把资本主义中心从中欧转向西欧，最后转向美国[9]；（b）通过迅速把“俄国、印度、中国等等”引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c）同时，通过加速东方的（以及被征服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列宁的命题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对战败国家和东方的“新的剥削”），另一方面，指出了“东方”革命可能性的增长（“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这些理论所呈现的困难，因列宁的这种论述而有所扩大，“对我们不利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10]，所谓“不利”，只能解释为，由于对被征服国家的剥削，“连同”对整个东方的剥削，并由于帝国主义战胜国中工人阶级的合作，资本主义的新的力量得到了自然的增长。列宁强调：“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11]
这种说法接近于希法亭关于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内联合劳动与资本，建立一种有力的民族利益的概念。但是，相反，列宁的分析却被用作苏联政策的“指导”，这种指导是以期待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而且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已经成为“强制性的”了。这里，列宁论述的模糊性，再一次引人注目。他提出了如何从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即将发生的冲突中挽救“我们自己”的问题，因而包含着典型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与帝国主义营垒对峙的原则。但他又立即回答说，希望“西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再给我们一次延缓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的机会”[12]，而没有讨论前一冲突（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可以“抵消”或“推迟”帝国主义营垒内部的冲突。他宣称，无论如何，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绝对有保证的”。因为“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正在迅速“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使列宁感兴趣的，不在于最后结果，而在于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他主张苏维埃政权要“保证我们能存在”，直到这种冲突爆发，这就必须使东方“能赶得上建立文明”，因而就必须“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如此等等”。“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13]
列宁的分析包含着旧的和新的形势因素，但他没有使这两方面一致起来：“帝国主义营垒中的矛盾”，和这个营垒与苏维埃国家“就要发生的冲突”同时并举。列宁从这种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把两种矛盾作了等量齐观。
（1）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苏维埃国家的幸存最终依靠它们。苏维埃国家必须利用帝国主义政权之间的冲突，以便获得和保持一种长期的“喘息”。因此，列宁于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14]
（2）资本主义世界与苏维埃国家之间的矛盾。战胜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暂时稳定与“阶级和平”，使革命的可能性从这些国家向“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转移。这种转移不只是一种地理上的变化——它还意味着历史过程的一种新动力的出现。列宁仅仅从“俄国、印度、中国等等”的人口上指出这种动力。这种指出的含糊性是很典型的：列宁既没有引入过会改变马克思的学说结构的新的理论概念，也没有详细说明过阶级斗争新的国际特征的概念。但是，他的政策导向是清楚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决定性的东西；为了苏联工业化这一主要任务的完成，必须对这些矛盾加以利用。
苏联马克思主义遵循了列宁的双重指导：它的主要理论作用，是使这两种矛盾互相关联起来，以作政策的基础，并且规定它们的相对分量。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自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到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间，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形势分析的多次转变和多种变形，但我们将试图证明，在这整个时期里，苏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概念始终没有根本的变化。的确，共产党的策略连续发生过左右摇摆的曲折变化，但迟至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这些变化只是些短命的战术尝试，显得与根本的概念和战略截然不同，并经常发生冲突。为了澄清这种战术手段与基本概念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开始试图找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贯穿于多种转变中保持不变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
苏联马克思主义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看做构成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进一步划分，看来只是代表一个相同的基本趋向发展中的某些阶段。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5]：
（1）垄断资本主义战胜“自由”资本主义的残存因素。
（2）以持久的（可能的或现实的）战争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范围的垄断资本主义组织，伴以成长着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
（3）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较弱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较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较强的被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所制伏，因而创造了大规模的洲际“剥削”区。
（4）为反对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全部人力、物力和技术资源的总动员。
（5）民主过程、公民和政治自由，以及自由和人道主义思想的限制或彻底消灭。
（6）通过强制和“腐化”的手段，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革命的可能性被遏制。
（7）全球在社会政治上划分为“帝国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阵营。
在说明这种解释之前，必须回答三个问题：（1）鉴于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衡量法西斯主义和西方民主派、“庄严的同盟”和“冷战”，有着明显的困难，苏联马克思主义如何论证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时期具有一种基本趋向的设想？（2）资本主义制度内成功地遏制革命力量的概念，如何与共产党的战略中经常发生的“左”倾和过分冒险相一致？（3）它又如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引人注目的成长相一致？
对于第一个问题，苏联马克思主义是把法西斯主义看做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就是说，看做“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具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的分子的公开的和恐怖的专政”[16]。这种专政是试图通过加剧对工人阶级和殖民地的剥削，“对弱小民族的奴役”，以及准备和实行对苏联的报复性战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提法包含了随后适用于“英美的或美国的帝国主义”的全部主要特征。这种转换包含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第3点中：在最强的经济大国的最高统治下，造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等级体制，它必然要牺牲传统的主权和民主特许权。德国法西斯主义霸权的经济基础太狭小了。这种“反常”现象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纠正过来了，这场战争按照实际的经济力量，也就是根据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调整了国际间的平衡，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因而法西斯主义和它的失败，表现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改组中一个“合逻辑的”步骤。
但是，如果反对苏联的斗争是这种改组的必要因素之一（见第4点）的话，那么，人们又如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资本主义的西方与苏联之间的联盟呢？苏联马克思主义有两种回答：（a）西方国家为打败德国法西斯需要苏联的援助；（b）即使在联盟期间，西方国家反对苏联的斗争也仍在继续（举例来说，开辟第二战线的延误、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西方国家所谓与德国取得单方面和平的努力）。
至于第2和第3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就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剧的革命形势（“第一时期”），随着就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第二时期”）。斯大林于1925年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在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第一次政治报告中，根据“资本主义的稳定”分析了国际形势。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和苏维埃制度的稳定[17]，三年后，在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宣布了“第三时期”的到来。共产党被引向左派激进主义。面对坚决的武装抵抗的群众性示威，反对“社会法西斯的”劳动党和工会的损失惨重的斗争，与极右势力的联盟，在中国宣布一个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些都是“左”倾的表现，它似乎能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找到它经济上的理由。1932年，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再次宣布“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以及战争与革命的新周期的开始。“第三时期”据说是以资本主义国家“掀起革命高潮”和“经济危机尖锐化”[18]为特征的。这或许就是共产国际在一战后欧洲革命失败后极端“左”倾的表现，库西宁（Kuusinen）在对全体会议所作的国际形势报告中宣称，一切努力都应当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新时期夺取政权的斗争作准备”[19]。但是，其战略方向似乎是以对资本主义形势完全不同的估计为前提的。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库西宁报告的文件与报告本身相反，主要采取了一种防守性的调子。虽然保留了库西宁报告中“掀起革命高潮”的术语，但会议的主题是号召为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20]，而不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号召开展“以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为基础的”[21]阶级斗争，号召在“适当的条件具备”[22]时开展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最后它一般性地告诫共产党“沿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航道”指导运动。
因此，我们设想，斯大林主义的战略包含着在某些重要的欧洲国家革命失败后对西方世界的革命力量进行有效的牵制，即令是最“左”倾的共产国际纲领，也与这种设想没有矛盾。随后在1935年形成的“反法西斯联合战线”，通过向共产党提交了一个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构内的“最低纲领”，进一步承认了西方革命潜力的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形势又一次证明，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尽管发布的各种宣言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资本主义稳定”的设想下起作用的。那时，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拥有的大众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而且他们的武装力量第一次似乎已足以进行夺取政权的尝试。然而，在少数分散的、不协调的地方起义之后，共产党人实行了一种合作政策，放弃了他们的军事组织，坚持了一种“最低纲领”，即使在随后的政治大罢工时期，也没有把革命作为直接的目标。这种战略可以用它的“群众基础”的薄弱来说明。各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种蔑视马克思的革命战略的传统概念的形势；他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战场上作战。同盟国的军队，与合法的民族偶然事件一起，摆在了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的共产党人面前，这毋庸置疑地象征了一种新的形势，这种新形势甚至在同盟军撤出后依然存在：“阶级敌人”不再能够在巴黎、里昂或图卢兹，在米兰、都灵或博洛尼亚的“街垒上”被击败。现在它的中心位置在华盛顿和纽约，在同盟国的司令部和委员会。比起苏联对于国外共产党的专政来，在一种远为客观的意义上，国内战争已成为一种国际、洲际政策的问题。战争结束时，在国际事务的格局中，一切机会都由西方同盟国，特别是美国控制着。不错，在西方军队迅速遣散之后，苏联军队本来可以横行于欧洲大陆。但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毕竟对苏联的决策有所作用的话，那么这种作用就是，它影响了斯大林，使他不至于想象，由一个备遭破坏、疲惫不堪的俄国反对实际上未受损害而在世上具有最强经济力量的国家，通过在欧洲的一种闪电性袭击，就可以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到失败。而且斯大林，由于他的理论仍然坚持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的传统概念，因而对战后立即重新宣布反对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联合阵线”态度的急变（丘吉尔在密苏里的富尔敦的演说，1946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1947年；英美在鲁尔的谈判，1947年），完全感到吃惊。
斯大林主义的回答是他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和通常被认为与日丹诺夫（Zhdanov）有关的1947—1948年的挑衅性战略。这种理论最接近于公开承认国际资本主义的统一[23]，因而也就最接近于抛弃关于帝国主义内在矛盾的传统概念，虽然这种理论实际上并不承认这两点。因为“两个阵营”的理论把西方无产阶级包括在“反帝国主义阵营”之内，并且重申内部和外部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大约同时，瓦加（Varga）对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稳定化和“生产性”功能的过于谨慎的承认，遭到了粗暴的批驳。斯大林主义的对外政策，遵循着“两个阵营”的基本观点，即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阵营之间的矛盾，眼下已经取代了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共产党的统治是封闭而又扩张的；内部透不过气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1947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突然袭击，退出对德国的“同盟控制委员会”，柏林的封锁，与铁托关系的破裂，1948年）。但是，早在1948—1949年，不妥协的共产党的战略在西方正逐渐消失（法国和意大利政治罢工的失败和放弃），而代之以新的“联合阵线”政策，而且从此就一直在保持并推进这种政策。在东方，则有着不同的进程：印度党坚持极左战略，直到1950年；印度支那的军事事件仍在增多；朝鲜战争正是开始于西方党处于防守之时。在整个斯大林主义时期，西方与东方的政策从来没有卓有成效地互相配合；自中国革命初期受斯大林主义“指导”而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起，斯大林主义像是追随而不是指导“殖民地革命”的力量。在那里，新的革命的历史动力似乎是“自然”成熟的，而已由列宁引入革命战略的农民群众，却好像是完成了他们的职责。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则仍然是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释，集中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这一概念上。危机本身被看做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阶段的表现，在这个阶段，生产力的社会性与对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和私人利用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成为向社会主义转变之前的最后阶段。关于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都由这种冲突来说明。[24]
“总危机”包括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又被分为两个主要阶段。[25]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是危机的尖锐化时期。危机是因苏维埃国家的出现而发生，因它随后的成长而加剧。危机的具体特征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极端萎缩，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个平行而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建立。前者缩小，而后者没有萧条和混乱，稳步地增长。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以及几乎是整个东欧的市场，已经突破了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此外，资本主义不仅失去了以前占有的很大一部分销售市场，而且失去了以前拥有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日益狭窄的基础上榨取和实现剩余价值，因而榨取和实现利润的困难（由于资本的“较高的有机构成”——从总资本来说，也就是由于不变资本部分的增长和工资部分的减少，这些困难已经大大地严重化了）增加了，并迫使最强大的资本主义集团进入瓜分大大缩小了的市场的残酷斗争。这就反过来加重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冲突。在后期帝国主义阶段，争夺市场的斗争，采取了较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征服较弱者的形式，导致了美帝国主义的最高霸权。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在1915年指出的那种趋向已经到了它的顶点*。经济的军事化，帝国主义的“经典”特征，变成了事情的“正常”状态。战争经济，一方面服从于头号资本家的垄断超额利润，同时，即使在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压低了消费品生产的水平，把大量的资本主义投资引向了直接的和间接的战争工业，并因而增加了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的不平衡性。这种危机所影响的正是这种制度的再生产。
*指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展趋向。——译者注
按照上述的解释，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发动了一种连锁反应，它通过加剧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26]。这就是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1930年）和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1956年）时作出的理论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内部固有的，与一切现象相反，它们再次表现为决定性的东西。苏联马克思主义一贯否认，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结合成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阵营，就能够“调和”这些矛盾。“超帝国主义”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论调一再遭到强硬的反驳[27]——像40年前的情况一样。美国垄断资本家要建立一种美国的“世界托拉斯”（worldtrust）的企图是失败了。尽管有各种结合，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的竞争的冲突仍然在尖锐化；“被征服的”国家设置障碍，并努力夺回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原有地位；联邦德国和日本作为最危险的竞争者重新出现。[28]马克思所说的决定历史事件进程的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导致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发展和爆发，导致了帝国主义阵营内的军事冲突，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接近它的最后崩溃”[29]。
人们通常会警告说，不要把形势解释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即将瓦解。因此，特拉克坦伯格（Trakhtenberg）说，虽然要找到经济危机的“出路”日益困难，但并不意味着找到出路就“绝对不可能”，也不意味着延缓危机就“绝对不可能”。他指出，当前在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正盛行着军事经济的急剧膨胀，但他的结论却重申，在资本主义“复苏”的表面下，经济危机的溃散力量仍在继续增长。[30]
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尖锐化的论点，究竞如何才能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提供决定性的方向，这一点是难以弄清的。这一论点被人们重复了30多年，但它显然与事实相矛盾。看来这一论点如此的似是而非，以至于人们容易把它当做宣传而不屑一顾。然而，实际上它又是一个关系到政策制定的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资本主义“总危机”（与周期性的“萧条”相区别）的特征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按“经典的”、“正常的”方式发挥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不能再容忍相对自由的企业和相对自由的竞争，让经济规律自己表现为自由的，即处于盲目的、无政府的状态。“帝国主义”的到来，结束了资本主义的“经典”时期，开始了它的总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只有通过扩大具有垄断性管辖和统治的国家控制，进行战争或战争准备，以及“加强剥削”，才能继续发挥它的职能。“总危机”并不意味着崩溃的即将到来和一种革命的形势，而是历史发展的一整个阶段。它意味着在危机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它根本不排除“稳定”，相反包含着把稳定看做正是它的本质的意思。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形势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共存和平行（不是像马克思的学说所设想的，那是说社会主义必然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而产生）。
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1925年的任务所通过的文件，谈到了“两种稳定”：“与资产阶级欧洲的资本主义的部分稳定一起发生的，是苏联国家工业的毋庸置疑的增长和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加强。”[31]这些文件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的部分稳定”，按照苏联的理论，已经被另一些（甚至是更持久的）部分稳定的形式（持久的战争经济和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形成）所超越，但仍然保持着平行以及与之相应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反常”，只要这种平行还存在，它就可能是苏联决定政策方向的基本因素。而且，在这个方面，“共存”不仅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而且是一种理论的陈述。这种陈述出现于列宁最后的政治指导中，出现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32]，而且从此没有被丢弃过。甚至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与相应地执行不妥协的“僵硬”的对外政策的时期，日丹诺夫也宣称：“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系长期共存的事实出发的。由此可见，苏联与其他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只要相互交流的原则得以遵守。而且义务一旦为双方承担，就会受到尊重。”[33]共存使得避免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成了目的（用苏联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和平政策”），这一目的必须处于政府整个对外政策的中心，并且必须“决定它的全部基本步骤”[34]——这不是由于苏联领导者的什么天生的爱好和平的心理，而是由于这样一种冲突会“延缓”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会打破列宁所断言为苏维埃国家生存的前提的“喘息”。正如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标志着历史发展的一整个历史时期，“喘息”亦然：它包括不少于实现把落后东方的文明提高到先进工业国家水平所要求的时间。要是这个目标达到了，苏联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另一个转折点就会达到：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的开始，也会引起西方世界革命力量的复活。
在这种分析（只要我们比较一下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列宁和布哈林的理论著作，就可知道这是极为粗糙和表面的分析）的框架内，我们可以看到，自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发生了若干更改和修正。起初只是表现为强调方面的不同，这是微不足道的变动，并没有改变基本的概念。但是，从斯大林生活的最后时期和他死后苏联的发展来看，这些变更却显出了较为重要的意义，即它们预示了苏联政策中一种长期转变的可能性。这方面的作用，我们将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一章中讨论，这里只作一种初步的陈述。
这些变更首先涉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西方世界与苏联阵营之间的矛盾。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在总的趋势上是针对东西方冲突实际上比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的情况。后来，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转变就显而易见了。它首先是由斯大林关于一次理论论战的声明宣布的：他责令党和它的发言人必须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看做决定性的东西。[35]“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比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更大，然而“实际上”，后者超过了前者。这种理论与现实互相贬抑的对照，在此竞被用来告诫人们把二者统一起来。的确，在斯大林的论述之后，随着就有对国际形势的重新考察和国内外政策的变化，这在斯大林死后变得更为明显了。斯大林的论述提出，要强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正常”活动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困难的依靠，而不是依靠从外部对资本主义地位的冲击。[36]
第二种变更是有关对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估价，特别是有关对现时代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作用增强的估价。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否能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一问题，在战后的讨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瓦加出版于1946年的著作，之所以受到批驳，是由于他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由于他强调出现于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他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和组织作用的概念，似乎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阶级性，关于通过集中计划克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性质的不可能性的命题。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过错，而且他对于否认资本主义稳定长期有效的革命战略的理论基础，具有削弱的危险。为了维护他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化及其在资本主义“战争经济”中的作用起了变化的命题，瓦加引证了列宁的论述，即“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37]，认为这提出了帝国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新阶段已经不能再用以前阶段的那些不可侵犯的术语来解释了。尽管事实上在随后对瓦加著作的讨论中，这种转变被承认了[38]，但他的观点却受到了批驳。得到承认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而不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新阶段。[39]然而，近来的一些文章[40]，无保留地谈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且十分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积极的经济作用——大多是在瓦加以前受到谴责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意义上论述的。而且，这种强调的角度似乎也没有很大变化，特别是因为同样的一些文章，都是按照传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一律地强调垄断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及其内外经济的加剧紧张，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超帝国主义”统一的可能性一如既往地受到极大的嘲笑，资本主义的统一性被描绘为在缩小了的世界市场上渗透着剧烈的竞争冲突。但是，斯大林主义理论的这些陈词滥调，现在却出现于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纲领性的再评价中。对斯大林最后的文章中最集中宣传的命题之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生产萎缩）的断然反驳[41]，关于不要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腐朽性的命题作简单化理解”[42]的警告，以及承认自“列宁时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43]——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关于国际形势的讨论中——都表明了对斯大林主义时期某些不可侵犯的信条的重新阐述。既然承认由于某些“基本因素”而使工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使“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有了增长”（虽然这不是“在一种健全的经济基础上”发生的），至少也就暗示了以前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拒绝承认是无效的。据说这些基本因素主要是[44]（1）“经济的军事化”及其对一般生产水平的影响；（2）德国和日本战败后，马歇尔计划为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提供了可能；（3）设备现代化和早已过时的固定资本的更新；（4）“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加剧，主要通过合理化手段和追求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无疑，这些因素主要是在美国发挥作用；而如今在最权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中被如此着重地强调，这就无异于是对美国资本主义力量的一种重新估价。美国共产党的决议草案进而讲到美国资本主义力量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统治阶级还没有被硬逼到不能维持它已经确立的政治统治方式。”[45]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些经济、政治的因素的确是“基本的”，它足以表明“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反复估计”是“有害的”、“不现实的”[46]。
但是，请再次注意，这种重新评价对于苏维埃国家的“积极的”意义是重要的。完全不谈这种稳定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健全的基础”，这种资本主义也会实现恩格斯[47]和列宁[48]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概念。充分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49]会比单纯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更合乎历史的发展水平，即达到它的不可超越的“极限”。
“总危机”与西方无产阶级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运用了多少传统马克思的范畴去分析西方社会，这个问题在对西方无产阶级的估价中变得特别清楚。在斯大林主义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否认任何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经济基础的存在；后斯大林主义的修改接近于承认这样一种基础（尽管他们认为它是“不健全的”）。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的理论都否认阶级状况有任何根本的变化。它们仍把西方无产阶级看做革命的阶级（虽然不是处于“革命的形势”中），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将其看做总危机中的破坏力量。在苏联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决议中，宣布了一项作为苏联对外政策中心的“和平共处”政策，但正是这同一决议，又要求尽一切努力加强“作为世界革命基础的苏联无产阶级与西欧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之间的联合”[50]。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斯大林通过回忆苏联无产阶级作为“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作用[51]，又重谈这个联合的问题。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重申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是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最强大的力量。劳动者的大部分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和解，他们的生活水准的提高是按“相对贫困化”的论点来解释的。列宁关于“工人贵族”“腐化”的概念以少许的改动而被保留：苏联社会主义的挑战、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组织的劳动者的力量，迫使垄断资本主义“作出一系列的社会性让步，让步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取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斗争水平”[52]。
但是，在苏联的理论继续谈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同时，苏联的政策却已经根据现实状况进行了调整，并且已经把西方无产阶级暂时搁下，等待它作为一种革命力量重新活跃的转折时刻的到来。把无产阶级与其他“爱好和平”的社会集团归并到一起，表明了对历史的基本趋向的认识。“革命阶级”接受了民主改良主义的特性。为了解释和论证这种趋向，苏联马克思主义利用了这一众所周知的理论概念。
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18—1923年欧洲革命运动的失败，以及原先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霸权下的屈服，把西欧的革命发展抛回到了一个先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破坏了民族主权、民主权利和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升的资产阶级的巨大进步成就已经被垄断资产阶级所背弃。在这种条件下，被征服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举起并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旗帜[53]，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去接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去恢复先进资产阶级反对反动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因此，西方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符合苏联对国际格局的评价，必须把它看做一种长期性的特征，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这样，“最低纲领”被纳入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公式中：“对于现时代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维护民族主权和反对外国奴役威胁的斗争，已经变得极其重要了。”[54]不是“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资产阶级民主”纲领的倡导为苏维埃国家与跟随本国共产党的群众之间提供了一种脆弱的联系（不过，对历史“主体”中的变化来说，乃是一个良好的标志），而且这种纲领是用来激化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一种手段。
“联合阵线”[55]的政策属于同样的概念。它受着“组织起来了的资本主义”这一客观条件的支配，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使得劳动阶级的大部分成为新的繁荣的受益者，因而似乎也为改良主义和反革命的态度提供了一种最新的正当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历来所主张的，如果革命的成功靠的是赢得大多数，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是人民的大多数，那么，共产党的战略就必须根据大多数人不革命的条件进行调整。只要非革命的条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联合阵线的政策就是一种基本的战略，即使在领导分散时也不能抛弃。事实上，至少自1934年以来，联合阵线就已经成了苏联政策的一个目标，虽然作用的重点和范围发生过好几次变化。对于联合阵线的评价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在于它是不是针对普通百姓或者是不是也针对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领导，也不在于它是不是针对这些集团以外的某些或全部“资产阶级政党”，而在于这种政策是不是可能改变共产党的性质。甚至这一政策的成功与否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可能的非共产党的联盟者的态度取决于西方社会起作用的程度，所以只要这个社会还在发生着影响，联合阵线就不能不仍然是早产或具有“地方局限”的。如果情况不再是这样，联合阵线的政策就几乎是多余的了。然而，单是达到联合阵线的持续努力就会使共产党的某些重要方面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继承者。[56]当后者倾向于失去工人阶级的特性而接近于中产阶级政党的特性时，这就可能出现一种真空，在这一真空中只有共产党人才可能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而出现，但这种利益又反过来召唤非革命的代表。这种趋向在法国和意大利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的可能性[57]，实际上是令人回想起了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sinFrance）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曾长期作为社会民主党战略的指导思想。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如果不是因为各国共产党的利益与苏联共产党的利益的一致性，不是因为对付共产党的种种政治对策，这种趋向还会更加强大。
鉴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基本要素的经久不变，人们必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是否有“破裂”？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年代与充分发展了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由于专政的发展不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是凌驾于他们之上，这种差别就很快表现为极权主义和权力集中化的稳步增长。如果说我们可以运用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规律的话，那么，从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向斯大林主义的转变就很适合这一规律。西方革命的“延迟”和资本主义的稳定助长了苏联社会结构中的质变。列宁试图通过先于社会主义解放的工业化建设（集中体现在他的社会主义就是电气化加苏维埃政权的定义中），即苏维埃国家的地位优先于苏联工人[58]，来抵消一个落后国家内革命的孤立性。列宁逝世于德国法西斯主义上升之前，此后，他曾经力图取得的“喘息”似乎只延续了一段更短的时间。斯大林推进了列宁看做保持苏维埃制度的先决条件的“文明”纲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达到高峰之时，恰好是希特勒政权巩固之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联文明已经进展到了足以抵挡一个先进工业国家最强大的战争机器的地步。从那种空前的破坏来看，战后重建工作的速度是惊人的，但在另一个国际阵营里，重建也是这样进行的。战争结束时的苏联政策，以其一系列的占领和“来自上面的革命”，不顾各个国家固有社会力量的格局，表明斯大林不相信一种革命制度正在欧洲成熟起来，或者苏维埃国家的长期保存可以依靠殖民地的革命。不过，列宁的指示仍然有效，而且它确定了在社会主义“最初阶段”苏维埃国家的压倒一切的目标。这就是奉行一个公式，“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59]。所以，在压制人的潜力的同时，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继续增强物质和技术的潜力，苏联社会在继续发展。
但是，正是斯大林主义文明的成就导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学说所明确规定了的僵局。按照这种学说，战争经济为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提供了一条出路，但是这样建立的资本主义的巩固是不稳定的和短命的，而且必定会在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中被打破。然而，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的话，这个敌人增长着的力量与扩张要求保持一种“持久的”战争经济或备战经济，使得帝国主义的力量得以联合，而同时技术的进步又保证了资本主义既能维持这种经济，又能使生活水准不致显著下降（或许还能有所提高呢），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形势，即恰恰是苏联势力范围的增长支撑着“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统一与稳定。苏联方面不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政策，就不能打破这种僵局，而这反过来又得靠苏联社会相应的前进。政策上的这样一种变化——目的在于瓦解资本主义的稳定所赖以支撑的“战争经济”——的先决条件是苏联达到了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水平，使得它能“放松”其不妥协的、攻击性的战略。只有这样一种放松，而且有计划地长期坚持下去，才有可能粉碎国际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使资本主义体系回复到“正常状态”，即其内部矛盾应该成熟并最终爆发。从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开始并在1955—1956年获得的契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变化，表明了政策上将要发生的转变。转变的时间不是苏联领导者斟酌决定的，斯大林的去世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把决定的因素看做存在于恢复“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态势的先决条件的实现之中，即对于苏联社会来说的先进工业文明水平的达到之中。我们认为，如果近来政策的变化表明，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估计，这种先决条件现在业已具备，那么这些变化就会在国际共产党的发展中开辟一个本质上的崭新阶段。
下面几章将概括地评述斯大林主义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并且试图把它们与苏联社会建设中的基本倾向联系起来。
注释
[1]参见米高扬（Mikoyan）于1956年2月16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inXXS”ezdKommunisticheskoiPartüSovetskogoSoiuza：Stenografichesküotchet（苏共二十大：速记报道）（2vols.；Moscow，Gospolitizdat，1956），I，319-321；参见赫鲁晓夫（Khrushchev）2月14日的演说，inibid.，I，14-20；又见NewYorkTimes，1956年2月19日；及赫鲁晓夫1957年11月6日的演说（asbroadcastbyMoscowHomeService，p.A-47）。
[2]“TheUnitedStatesofEuropeSlogan”（writtenin1915），inTheStrategyandTacticsofWorldCommunism，HouseDocumentNo.619，Supplement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48），p.29；Lenin，SelectedWorks（12vol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7-1938），V，141.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Voennaiaprogrammaproletarskoirevoliutsii”（TheWarProgramoftheProletarianRevolution），inSochinenüa（著作集）（3ded.，30vols.；Moscow，InstitutLenina，1928-1937），XIX，325.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8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又见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theSovietUnion（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9），p.169。
[4]他在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村政策的演说，1918年3月23日，见Sochinenüa（著作集），XXIV，162。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6卷，182～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比如“TwoTacticsofSocialDemocracy”（写于1905年）中的矛盾的陈述，SelectedWorks，Ⅲ，75。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1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又见thereportoftheCommissionontheNationalandColonialQuestiontotheSecondWorldCongressoftheComintern，1920，inSelectedWorks，X，239—244。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9卷，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Sochinenüa（著作集），XXII，482。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4卷，235～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O‘levom’rebiachestveimel’koburzhuaznosti”（On“Leftist”InfantilismandPetty-BourgeoisAttitudes），Pravda，May9-11，1918.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4卷，281、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InSelectedWorks，IX，399.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89～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9]1915年，在他的论文《论欧洲联邦口号》（TheUnitedStatesofEuropeSlogan）中，列宁写道：“与美国相比，欧洲整个说来意味着经济上的停滞。……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联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SelectedWorks，V，140-141（着重号为作者增加）。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0]SelectedWorks，IX，399.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按照斯大林主义的理论，由于共产主义力量的巨大增长，这种“分裂”表现为不是对“帝国主义者”，而是对共产主义者有利，是一种成功。
[11]Ibid.，IX，398（着重号为作者增加）。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2]Ibid.，IX，399。喘息或“歇口气”的概念，在1920年苏联内外政策中开始起决定作用。参见E.H.Carr，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23（3vols.；London，Macmillan，1953），Ⅲ，318ff。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3]SelectedWorks，IX，400-401.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91～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4]Sochinenüa（著作集），XXVI，14-15。译本见Carr，TheBolshevikRevolution，Ⅲ，331。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0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5]材料取自：（a）共产国际的纲领、论文和决议；（b）已经被列入必须遵守的“经典”中的苏联领导者的某些理论论述；（c）苏联经济学家的重要讨论和文件，特别是1947年（瓦加论战【theVargacontroversy】），1949年和1950年的讨论，以及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后《经济问题》（VoprosyEkonomiki）上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分析。具体的出处，将在下面注明。
[16]ThirteenthPlenumoftheExecutiveCommitteeoftheComintern：ThesesandDecisions（NewYork，WorkersLibraryPublishers，1934），pp.3f.；Dimitrov’sreporttotheSeventhWorldCongressoftheComintern，1935，inUnitedFrontAgainstFascism（NewYork，NewCenturyPublishers，1935），pp.5-7.
[17]PoliticalReportoftheCentralCommittee（Moscow，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1950），pp.10f.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CapitalistStabilizationHasEnded；ThesisandResolutionsoftheTwelfthPlenumoftheExecutiveCommittee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NewYork，WorkersLibraryPublishers，1932），p.7.
[19]O.Kuusinen，PrepareforPower（NewYork，WorkersLibraryPublishers，1932）p.40.
[20]CapitalistStabilizationHasEnded，p.16.
[21]Ibid.p.22.
[22]Ibid.p.17.
[23]见日丹诺夫于1947年9月在情报局会议上的报告，inTheStrategyandTacticsofWorldCommunism，HouseDocumentNo.619，SupplementI，p.216。“政治力量的一种新的联合已经兴起”。日丹诺夫继续说明，“帝国主义阵营”中的西方和远东、中东国家在一切主要问题上追随美国的领导。
[24]关于以下的论述，请参见：M.Rubinshtein，“Osnovnoiekonomicheskiizakonsovremennogokapitalizma，”VoprosyEkonomiki，1952，No.10，pp.38-55；I.Lemin，“Obostrenieprotivorechiiineizbezhnost’voinmezhdukapitalisticheskimistranami，”VoprosyEkonomiki，1952，No.12，pp.34-53；andI.Trakhtenberg，“Osobennostivosproizvodstvaikrizisovvsovremennomkapitalizme，”VoprosyEkonomiki，1952，No.10，pp.69-85。
[25]例如，G.V.Kozlov，“Obshchiikriziskapitalismaiegoobostrenienasovremennometape，”VoprosyEkonomiki，1952，No.4，pp.68ff。
[26]I.Lemin，“Obostrenieprotivorechiiineizbezlmost’voinmezhdukapitalisticheskimistranami，”VoprosyEkonomiki，1952，No.12，p.44，该书为针对瓦加的著作采取的粗暴行为提出了理由，瓦加的著作是Izmenenüavekonomikekapitalizmavitogevtoroimirovoivoiny（Moscow，Gospolitizdat，1946），Seep.66below。
[27]Ibid.，p.45.
[28]Ibid.，p.40.
[29]Ibid.，p.53.
[30]I.Trakhtenberg，“Osobennostivosproizvodstvaikrizisovvsovremennomkapitalizme，”VoprosyEkonomiki，1952，No.10，p.85.
[31]VsesoiuznaiaKommunisticheskaiaPartüa（B）vrezoliutsüakhireshenüakhs”ezdovkonferentsü，iplenumovTsK（2vols.；Moscow，Gospolitizdat，1936），Ⅱ，27.
[32]Ibid.，Ⅱ，48.
[33]ReportattheCominformconference，September，1947，inTheStrategyandTacticsofWorldCommunism，HouseDocumentNo.619，SupplementI，p.219.
[34]VsesoiuznaiaKommunisticheskaiaPartüa（B），Ⅱ，48.
[35]“EconomicProblemsofSocialismintheUSSR，”inCurrentSovietPolicies，ed.ByLeoGruliow（NewYork，F.A.Praeger，1953），pp.7ff.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6]有关“战争不可避免性”的命题的变更，参见pp.161f.below。
[37]InthePrefacetothefirsteditionofStateandRevolution（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2），p.5.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8]这里讨论的英译本参见SovietViewsonthePost-WarWorldEconomy（Washington，D.C.，PublicAffairsPress，1948）；seeespeciallyp.9.
[39]E.Varga，“TheDeclineofBritishImperialism，”inCurrentDigestoftheSovietPress，Ⅱ，No.32（September23，1950），pp.3ff.（节自VoprosyEkonomiki，1950，No.4，pp.48-71）。
[40]V.Cheprakov，“Burshuaznyeekonomistyigosudarstvenno-monopoliticheskiikapitalizm”，1955，No.9，pp.134-147；andV.Cheprakov，“Leninskaiateoriianeravnomernostirazvitiiakapitalizmaiobostreniemezhimperialisticheskikhprotivorechiivposlevoennyiperiod，”VoprosyEkonomiki，1956，No.4，pp.30-47.
[41]参见米高扬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XXS”ezdKommunisticheskoiPartüSovetskogoSoiuza，I，323。虽然斯大林的名字特别地在米高扬演说的广播中被提到，但在代表大会的官方报告中被略去了。
[42]Khrushchev，inibid.，I，15.
[43]Mikoyan，inibid.，I，323.
[44]参见赫鲁晓夫的演说，inibid.，I，15-16，及赫鲁晓夫在1957年11月6日的演说（asbroadcastbyMoscowHomeService，p.A-17）。
[45]NewYorkTimes，September23，1956.
[46]Ibid.
[47]“Anti-Dühring，”inAHandbookofMarrism，ed.byE.Burn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5），pp.292f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8]Imperialism：ThehighestStageofCapitalism（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3），pp.7，14，15.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7卷，4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9]其主要特征在Cheprakov，“Leninskaiateoriianeravnomernostirazvitiiakapitalizmaiobostreniemezhimperialisticheskikhprotivorechiivposlevoennyiperiod”中有所概括，VoprosyEkonomiki，1956，No.4，pp.30-47.
[50]VsesoiuznaiaKommunisticheskaiaPartia（B），Ⅱ，48.
[51]CurrentSovietPolicies，p.235.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6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2]V.Cheprakov，“Nekotoryevoprosysovremennogokapitalizma，”Kommunist，1956，No.1（January）.又见赫鲁晓夫1957年11月6日的演说（asbroadcastbyMoscowHomeService，p.A-47）。
[53]Stalin，inCurrentSovietPolicies，p.236.
[54]P.Fedoseev，“SocialismandPatriotism，”inCurrentDigestoftheSovietPress，V，No.28（August22，1953），4（摘自Kommunist，No.9【June，1953】，pp.12-28）。
[55]“联合阵线”这里只是就它联合东西方的作用，而不是就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来讨论的，它对于后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意义。
[56]参见p.242below。又见“TheJointCommuniqueofCommunistandWorkers’Parties，”NewYorkTimes，November22，1957。
[57]Khrushchev，attheTwentiethPartyCongress，inXXS”ezdKommunisticheskoiPartüSovetskogoSoiuza，I，38ff.；Mikoyan，inibid.，pp.312ff.
[58]这种态度的最显著的例子（后为托洛茨基所充分认可），参见Carr，TheBolshevikRevolution，Ⅱ，到处可见，特别是第93、188、213～216等页。
[59]1939年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着重号为作者增加），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又见他在战后1946年2月9日的讲话，参见Pravda，February10，1946。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496～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这个公式也从N.Voznesenskii的VoennaiaEkonomikaSSSRvPeriodOtechestvennoiVoiny（Moscow，Gospolitizdat，1947）得出结论；但人们之所以否定这部著作，并不是由于这个结论。 |
1．马克思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第一部分政治学原理
1．马克思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
最初的概念
马克思理论的辩证—历史结构，意味着它的概念随着这些概念所指向的基本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方式是，新的内容正是以展开最初概念的内在因素而获得的，因而它保持着理论上的一贯性，以至概念的同一性。这也适合于下述概念，在这一概念中，马克思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它就是关于文明进步与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之间达到客观的历史一致性的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工业无产阶级是完成向文明的更高阶段过渡的唯一社会力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导出上述一致性，从而给予了它在历史过程中的确定地位，也就是说，一致性本身是“过渡性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只有一种过渡的形式：随着一切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革命也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从而创造一种新的进步动力——自由人的共同体，这种自由人按照全体成员合乎人道的生存的条件来组织他们的社会。但是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仍然暗示了超越历史一致性的另一条道路，即通过两个冲突阶级之间关系的基本变化，使无产阶级不能作为革命的阶级而行动。这种选择的出现，也许就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无产阶级不能作为革命阶级而行动，以及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这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预见过的；本来，它们不是构成必定驳倒马克思理论的事件。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它们一般被解释为客观和主观条件的“不成熟”，并被看做是暂时的倒退，此后革命的倾向会随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长而重新发展起来。但是，无论有没有一次被击败的革命，只要在先进工业国家里，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了一种长远的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的趋向，表明了民族和国际的分裂而不是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团结的趋向，这样一来，情况就十分不同了。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资本与（雇佣）劳动是互相规定的，或者更具体地说，革命无产阶级的成长终究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方向。所以，如果这种趋向转到了无产阶级的反面，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便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传统马克思的范畴就不适用了。一个以基本阶级关系的变化为特征的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这样，马克思主义就面临着重新确定向社会主义转变和制定这个时期的战略思想的任务。
马克思的辩证法如何把握历史过程中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即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过程的新阶段是前一阶段之“规定的否定”，就是说，新阶段是由存在于原先阶段的社会结构所规定的。比如，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下列特征为前提的：
（1）高度的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但它不是充分用于创造全体成员的人道生活，因为这种应用与牟利性的私人利用的利益是相冲突的。
（2）生产率的增长超出私人支配的限制，这一情况表现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体制方面的某些变化（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集中化、私人企业家的自由竞争和管理职能的衰退），以及随后向着公共支配和占有而发展的趋势。
（3）劳动阶级，作为一种具有阶级意识的力量而行动，追求的是他们的“实际利益”，所以他们的政治组织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
这些量的变化日益积聚，直到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冲破现行的结构，代之以另一种有着质的差别的结构。因此，新的历史水平不是一跃之下就可达到的；过渡正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阶段，只有通过这些阶段才能完成这种过渡本身。飞跃是在所达到的最高阶段中成熟的，但新阶段的最初形式仍然保存着原先阶段发源的胚胎痕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oftheGothaProgram）（1875）中，对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区别，绝不是一种偶然的校正，而正是依据了辩证方法的原理。在历史的连续性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要比那些因“调节”时期而被迫发生的联系结合得远为紧密。在社会主义的最初形式中，自由发展和满足个人需要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原则，仍然服从于生产力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新发展。社会财富（物质的和精神的）必须丰富到足以使社会产品有可能按个人需要进行分配，而不管个人对社会必要劳动的贡献。用经济技术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在个人需要的自由满足方面还要继续苦干和等待。社会主义的最初形式仍然把劳动者束缚于他限定的职业范围，仍然“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1]，因而仍有合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对抗、发展社会的合理方式与个人的自我实现相冲突。整体的利益仍然要求自由的牺牲，为全体的公正仍然包含着不公正。只有当社会化的生产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能为自由而普遍地满足需要，创造出物质和精神的前提，这种对抗才能在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建立中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阶级社会的结构内部已经发生进步，而且私人占有制的利益束缚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会使得解放的手段和目的之间，在时间上会有所间隔。前社会主义阶段所达到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力水平越高，这种时间的间隔就越短，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就会越加短暂。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这段间隔的长短作出推测，这种推测对他们无关紧要，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指的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质的变化，即“否定之否定”，乃是随着第一阶段自身的开始而发生的，而且是一种从占支配地位到自我规定的变化。不管这第一阶段会延续多久，也不管它包含着多少压抑，这种压抑都是由“直接生产者”，即由无产阶级构成为一个国家而强加于自身的。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社会分配，从而使个人需要和才能的满足将由社会财富生产者的集体决议来规定。不论需要运用什么样的强制手段，都是由被强制者自己来运用的。在这里，没有脱离和凌驾于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之上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因为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凡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国家与以前的形式作对照的地方，他们总是从构成国家的现实的主体方面，而不是从特殊的制度方面来进行这种对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别的，而只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自由人联合体”[3]；生产力掌握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4]；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5]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在马克思的概念中，作为整个第一阶段特征的变化，是以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的活动为先决条件的。使自身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到革命的时刻为止，它曾经一直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对象，并以此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如果这个制度已经进入“最后的危机”时期，如果毁灭和穷困已经十分普遍，那么，按照马克思的预想，无产阶级将把自己组织成为革命的阶级，遵循它的客观历史使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仅仅起着“掘墓人”的作用。但是如果资本主义继续成为一种“营业发达的商行”，甚至提高它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那么，无产阶级就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肯定性的意义上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早在1858年，恩格斯就提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6]，到1884年，他作出结论：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7]。只有实实在在经常性的危机才能够使尖锐的阶级斗争得以保持，也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即作为其“绝对的否定”的阶级意识。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说，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稳定和繁荣的时期，无产阶级自身就不得不在“资本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以它直接的（经济的）利益取代了它的真实的（历史的）利益。这种关系只有阶级斗争本身才能颠倒过来，也就是说，只有等到无产阶级再度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并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种催化剂。
马克思对真实利益与直接利益两者的区分，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中理论与实践、战略与策略之间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区分蕴涵着寓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起源与解决之间的一种历史的冲突。因此冲突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因素。如果社会关系决定意识，那么对于无产阶级也是如此。如果社会关系是阶级关系，那它们也就引入了现实对人所表现的形式与现实的“本质”两者之间的差别。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差别乃是马克思的方法的一块基石，不过形而上学的范畴已经变成为社会学的范畴了。在分析资本主义时，马克思把这种差别描述为商品生产的“面纱”（物性化）；他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从“人受他的劳动手段的奴役”中得出这一点。当他把这一观点应用于无产阶级时，虽然它“在现实中”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但这种客观的现实并不会直接表现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中——“自在的”阶级并不必然就是“自为的”阶级。既然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本质”仅仅是以理论分析来加以规定和证明的一种历史的力量，那么由这种分析所规定的无产阶级的“真实利益”，就不是关于无产阶级本身性质的一种抽象的、任意的构造，而是一种理论的表述，尽管它可能没有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什么。
事实上，在马克思写作时，他的概念并不与有关无产阶级的概念相一致，而且大概较之今天的情况更不相符。马克思的学说和它的政治目的是与当代无产阶级，至少是与它的大多数的存在和利益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意识到了本质与现象，以及与此相应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他们把这看做是无产阶级历史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相信它会被工人阶级最后政治上的激进化所克服，而这种激进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矛盾加剧的结果。的确，不管无产阶级有何差别，其真实利益与直接利益之间似乎有一种可证实的联系，这种联系就表现在劳动者所受的非人遭遇和穷困生活，它似乎成了抵抗“资本主义思想的支配”、抵制革命阶级的分化的一种客观障碍。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正因为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的历史作用，所以这种过渡的特殊政治形式是多变的，而不能由理论来加以固定和确立。一旦无产阶级已经把它自己组成为革命阶级，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并准备实现它，那么完成任务的方式和手段就要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得出了。暴力至少不是无产阶级的活动所固有的；阶级意识既不必然地依赖于国内战争，也不必然要使自己在公开的国内战争中表现出来；暴力既不属于革命的客观条件，也不属于革命的主观条件（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统治阶级不能也不会免除暴力）。因此，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向社会主义合法、民主地过渡的可能性时[8]，这就不光是“政治”了，特别是当工人人数和政治力量不断增长，当工人政党公开宣布强大的革命目标时更是如此。
但当过渡的具体形式呈多样化时，它的阶级基础却不这样。革命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直接的有组织的活动，否则它就根本不是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承认任何别的革命动力或任何“代替物”，因为代替只会表明这样一个阶级本身的不成熟性。[9]“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10]“夺得政权”只能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运动的结果。[11]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一个“党”，但这个党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自然成长起来的[12]；它是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
因此马克思的概念主张革命前后历史动力的一致性，而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则一直表现着这种一致性。在阶级意识的程度、“工人贵族”的数量和分量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承认无产阶级内部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损害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唯一执行者的身份。如果这个阶级不存在，就是说，不是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存在了。
后来的修改
马克思是通过省略所有具体特征（比如对外贸易、政府干预、“第三种人”），而从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式”得出上述结论的，那些特征并不关系到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过程。在《资本论》（Capital）的第2卷和第3卷中，随着马克思分析的深入，又重新引入了这些被略去的特征，并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展开论述其具体的历史现实；理论的模式在其与历史现实的本质关系中重新铸造。现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的现实中发展着与其固有矛盾相反的趋向，比如，资本输出（经济的和政治的）、垄断、政府干预。而且，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个部分，即广大的农民阶级，也几乎未予注意，这个部分在现实中证明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在后马克思学说的发展中，相反的趋向和“否定的”因素成了问题的焦点。
对于“相反趋向”的讨论，进入了马克思学说关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理论的中心。这些理论（包括从“修正主义”到正统的列宁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解释）试图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与现成社会的继续保持活力，特别是与先进工业国家中工人阶级生活水准提高的事实相一致——这些事实看来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即将发生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概念相矛盾。虽然在解释上有很大差别，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一致认为，在大约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据说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从自由竞争向有组织的竞争的转变，国家和国际的卡特尔、托拉斯和其他的垄断组织占据统治地位，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政府与商业的融合，以及对“非资本主义”和弱小资本主义地区实行扩张主义的经济政策（比如，加强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剥削）。然而，在对这种发展的估价中，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却不可调和地被划分为“改良主义的”和“正统的”两个阵营。前者的学说出现在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Bernstein）1900—1901年的著作中[13]而在经济民主（Wirtschaftsdemokratie）的理论中达到顶峰[14]，这一派主张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内部，无产阶级能够继续改善它的经济、政治地位，并通过有组织的劳动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用合法和民主的手段最后建立社会主义。与此截然不同，以列宁为极端代表的正统的解释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脆弱的暂时的稳定一定会随着帝国主义政权间的武装冲突和日益尖锐的经济危机而被突破。列宁说明，无产阶级中的改良主义倾向，产生于少量的“工人贵族”，这些人是现存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由于获得从垄断超额利润中支付的高薪而堕落了。
这里我们只谈谈列宁主义的解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而出现的列宁主义，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1）试图把农民纳入马克思的理论与策略的轨道；（2）试图重新确定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和革命发展的前景。列宁主义思想的两条主要线索是密切地互相关联的。先进资本主义存在着活力（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未预料的），因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改良主义的继续加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转向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里占优势的是农业，其资本主义成分的薄弱看来又为革命提供了较好的机会。诚然，资本主义链条必须在它的“薄弱环节”上突破的思想——斯大林在革命后也强调的思想——起源于托洛茨基（Trotsky）而不是起源于列宁，但列宁主义思想的整个倾向一开始就是以此为指导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而不是工人的革命，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这不仅因为革命正好在俄国成功了，而且因为在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看来在隐退。从长远看正是这一事实决定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以，我们就以列宁对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状况的分析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潜力和无产阶级地位的变化。事实上，拒绝从新的形势引出理论结论，是整个列宁主义发展的特征，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虽然列宁在他的活动开始时，是按照新的形势来重新确定他的党的革命策略，但他的理论概念并没有跟上形势。列宁坚持革命无产阶级的经典概念，虽有关于工人贵族和先锋队的学说帮助支撑，但一开始就显露出它的不合适性。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点就已经变得很清楚，即无产阶级的“通敌者”部分，在量和质上都不同于已被垄断资本收买的少数上等阶层，而且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官僚与其说是“叛徒”，毋宁说他们的政策颇为确切地反映了先进工业国家中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事实上，列宁借以表明无产阶级概念的革命先锋队的策略，已远不只是经典的马克思的概念的一种重新阐释；他的反对“经济主义”和群众活动自发论的斗争，他的关于阶级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的名言，预示了后来事实上无产阶级由革命过程的主体变成了革命过程的客体。的确，列宁的从中可以找到这些思想的经典表述的《怎么办？》（WhatIstoBeDone？）[15]一书是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一个落后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写的，但它的含义远远超过了这一背景。列宁在这本小册子一开头，就宣布了它的最终攻击目标，即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内兴起的改良主义阵营。列宁认为代表人物是伯恩施坦和米勒兰（Millerand），因为他们要求一种“从革命社会民主主义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断然转变”。此外，“阶级意识从外部灌输”的说法，不是源于俄国的现状，而是由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在他反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的论战中提出的。[16]列宁的目标越出了特殊的俄国形势的紧急状况，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的国际性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反映出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趋向“阶级合作”的势态。这种倾向的增长，威胁着要败坏整个马克思主义战略所依据的把无产阶级当做革命主体的概念。列宁的系统阐述，意在从改良主义的冲击中挽救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这些阐述很快便构成了一种学说，这一学说不再像“工人贵族”概念那样设想无产阶级与进步之间具有历史的一致。这是为列宁主义的党的发展奠定基础的部分，这个党把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真实意识交付于不同于无产阶级大多数的一个集团。集中主义的体制，起初是依据并应用于落后条件的“不成熟性”的，后来便成了国际范围内的一般策略原则。
作为无产阶级真实代表的列宁主义党（或党的领导）的建设，不能越过新策略与旧的理论概念之间的鸿沟。列宁的先锋队策略实际上承认了它在理论上所否定的东西，就是说，承认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基本变化。
鲁道夫·希法亭在他于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中[17]，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解释了这种变化。他指出，在金融资本的领导下，整个国民经济会被动员起来进行扩张，而这种扩张，通过大型垄断和半垄断企业的相互勾结，会趋向于经济上和政治上大规模的国际融合。在这种新的洲际市场上，生产和销售在很大程度上都由拥有最强大资本主义股权的卡特尔所控制和管辖。在这种“总的卡特尔”的庞大统治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统治集团的利益能得到保证，在此统治范围内劳动者工资的高水平也能得到维持，以对统治范围之外的市场和居民强化剥削为代价。希法亭认为，这种国际资本主义的计划，要求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取消民主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将被一种侵略的军事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所取代。卡尔·考茨基随后在他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18]
对于这些发展，希法亭和考茨基都只是作为趋向来描述的，其实现究竟要多长时间则谁也没有拿准。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现状的变化，这两位作者也没有作出充分的结论。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得以稳定和实现等级化统一的经济、政治条件，是有所概述的——这些条件，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还显得虚无缥缈，除非现实的力量会取代发展了的帝国主义政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旦这些条件成为实实在在的了，统一的经济基础就的确会出现。它确实出现了，十分缓慢地出现了，而且是在两次世界战争、原子弹的生产和共产党政权发展的影响下，伴随着许多倒退和挫折出现的。这些事件改变了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创造了西方世界的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基础。[19]这种基础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有效的利用。从那以后，西方国家之间对立的竞争势力逐渐地结合起来，并被东、西方之间的根本冲突所代替，因而形成了一种洲际的政治的经济——在规模上比以前自由的世界市场小得多，但容易对盲目的“无政府状态”进行有计划的调节，马克思主义曾把无政府状态看做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源。同时，劳动者阶级在国际范围内分裂为（用汤因比的术语）内部的和外部的无产阶级，后者包括那些（城市的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他们生活在战后重建颇有成效的地区内外，但在那里却得不到较高的工资、较好的生活条件或发挥较大的政治影响。
外部的无产阶级（按它最广泛的部分说，包括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苏联领导者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提供了一种群众基础。它作为一种历史的“主体”而出现，看来是由于（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一种外在的原因，就是说，由于革命是在落后的俄国获得成功，而没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成为事实，随后又是从俄国扩展到前工业地区，而先进的工业国家却一直不受影响。但这一事件并不完全是外在的。西方社会一些重要地区逐渐形成的“免疫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开始显示它的有效性；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那时还是无可非议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组织——的民族主义态度只是这种免疫力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后来这种免疫力又在1918—1923年的欧洲革命高潮中表明了它的力量，那时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在与资产阶级和军队的联盟中，击败了共产党的冲击。在英国，改良主义的工党的优势从来没受过严重的干扰。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一直远远地落后于社会民主党；德国是战败后走向强有力的复活的唯一国家，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工人很快就向法西斯政权屈服了。先进工业国家革命潜力持久的弱势，使革命限于那些无产阶级还未受影响、统治集团已伴随着经济落后而显出政治上的崩溃的地区。
马克思的学说对属于免疫过程的经济根源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解释为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于为对付工资水平提高的压力而实行的产业工人的有效组织，而且是由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地区的垄断超额利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因素一刻也不能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工人阶级的利益被指望通过周期性的战争和危机来抹杀掉，因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固并没有基础。这种解释并未规定实现这样一种国际基础的可能性（很快便成了事实）。在这种基础上，西方工业社会创造了它的新的经济、政治制度。灾难性的暴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文化的破坏程度，以及同样前所未有的技术生产率的增长（这是1918年以后时期的特点），都适合于这项任务的完成。受到挑战并必须作为反对竞争的文明重新肯定的，正是现存的文明结构。在这场斗争中，技术和政治潜力的发展很快就显示出，小型的调整不足以应付这种挑战。为着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总体动员的需要，就必须取消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放任自由，实行政治过程的有条不紊的控制，以及在实际的经济权力的等级制度下实行国家的重新组合——以牺牲宝贵的传统主权为代价。整个西方社会作为一种压倒一切的利益冲淡了民族和阶级的利益：民族的政党与国际的经济、政治力量结成了联盟。工人也不例外，最后，社会民主主义也成为西方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共产主义则成了东方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从来没有比这时更接近于成为一种“总的卡特尔”，成为令人生畏的幽灵——这种卡特尔通过超帝国主义的计划，会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无政府状态。而正是苏维埃制度的进步，促进了这种令人生畏的可能性的实现。
注释
[1]Marx，“CritiqueoftheGothaProgram，”inMarxandEngels，SelectedWorks（2vols.；Moscow，ForeignLanguagesPublishingHouse，1949-1950），Ⅱ，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Ibid.，p.57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Marx.Capital，I，chap.I，Sect.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Engels，“Anti-Dühring，”inAHandbookofMarxism，ed.byE.Burn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5），p.29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Engels，OriginoftheFamily，PrivateProperty，andtheState（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42），p.158.“国家消亡”问题将在下面讨论，参见pp.102f.below。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LettertoMarx，October7，1858，inMarxandEngels，Correspondence，1846-1895；ASelectionwithCommentaryandNote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5），pp.115-116；seealsohislettertoKautsky，September12，1882，inibid.，pp.399-40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OriginoftheFamily，p.15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这个思想后来在列宁主义关于“工人贵族”成长的学说中得到重新解释，seebelow，pp.41f.。参见E.R.Carr，TheBolshevikRevolution，1917-1923（3vols.；London，Macmillan，1953），Ⅲ，182。
[8]这里涉及以下的论述：马克思1872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演说，引自Iu.M.Steklov，HistoryoftheFirstInternational（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28），p.240；Marx，“KonspektderDebattenüberdasSozialistengesetz”（写于1878年），inMarxandEngels，BriefeanA.Bebel，W.Liebknecht，K.Kautsky，undAndere（Moscow，VerlagsgenossenschaftAusländischerArbeiterinderUSSR，1933），p.516；Engels，“IntroductiontoMarx’sClassStrugglesinFrance”，inMarxandEngels，SelectedWorks，I，109-127；Engels，CritiqueoftheSocialDemocraticDraftProgram，1891，Sect.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9]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蕴涵着某种“代表”形式，因为如果没有组织和职能的分工，无产阶级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考虑由无产阶级自身所构成的代表，即由“直接生产者”直接委托，对“直接生产者”直接负责的代表。如果阶级的“意识”是“不成熟”的或者受到腐蚀，代表阶级的领导者能帮助它成熟，但不能把它引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严格说来，领导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领导。
[10]Marx，ThePovertyofPhilosoph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p.14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1]Marx，LettertoF.Bolte，November23，1871，inMarxandEngels，SelectedWorks，Ⅱ，4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3卷，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又见BriefeundAuszügeausBriefenvonJoh.Phil.Becker，Jos.Dietegen，FriedrichEngels，KarlMarxu.A.anF.A.SorgeundAndere，ed.byF.A.Sorge（Stuttgart，Dietz，1906），p.42。
[12]Marx，LettertoFreiligrath，inF.Mehring，FreiligrathundMarxinihremBriefwechsel（ErgänzungsheftezurNeuenZeit，N.12；Stuttgart，Dietz，1912），p.4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参见EduardBernstein，EvolutionarySocialism：ACriticismandAffirmation，trans.byEdithC.Harvey（NewYork，Huebsch，1909）。
[14]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于1927年在基尔（kiel）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会议上系统地提出，又见FritzNaphtali，Wirtschaftsdemokratie，publishedbytheGermanTradeUnionFederation，Berlin，1928。
[15]Lenin，<，Chtodelat’？（WhatIstoBeDone？），初版于1902年。
[16]参见WhatIstoBeDone？（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29），p.40.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6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7]DasFinanzkapital；EineStudieüberdiejüngsteEntwicklungdesKapitalismus（MarxStudienⅢ；Vienna，WienerVolksbuchhandlung，1910）.希法亭的术语不只是指明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指明资本主义体制的一种特殊形式。他确认了（a）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对自由竞争的“扬弃”（Aufhebung），和（span>b）“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更密切的融合这两种基本因素。
[18]Kautsky，“DerImperialismus，”DieNeueZeit，XXXII，2，No.21（September11，1914），921.
[19]苏联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如果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确必须坚持——这些事件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的：“持久的战争经济”，作为解决帝国主义矛盾的唯一出路，导致了原子弹的生产，原子弹的生产又加强了西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按照这种概念，这些导致西方世界转变的事件，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外来的，而是内在的动力，而且是有助于战争的力量，同时也是有助于生产的进步和“暂时的”稳定的力量。 |
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导言
鸣谢
这本著作的第一部分，是我在1952—1953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特别资助下，于1954—1955年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准备的。我十分感谢俄国研究中心，特别感谢该中心主任威廉·L·兰格（WilliamL.Langer）和副主任马歇尔·D·舒尔曼（MarshallD.Shulman），他们很支持本书的出版，把第二部分的出版权让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L·克兰（GeorgeL.Kline），他为这部作品准备了第二部分所用的某些材料；感谢艾尔弗雷德·E·森（AlfredE.Senn）在俄文参考材料方面的援助；感谢阿卡笛·R·L·格兰迪（ArkadiiR.L.Gurland）所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帮助。
我的朋友小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Moore，Jr.）阅读了手稿，并照例给我提出了他透彻的批评。
索引是莫德·黑兹尔坦（MaudHazeltine）准备的。
赫伯特·马尔库塞
布兰代斯大学
1957年6月
导言
我的这项研究，试图按照一种“内在批判”（immanentcritique）的方法，来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要倾向，也就是说，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展开它们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学上的各种结论，并依据这些结论重新考察其前提。为了弄清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及其历史方向，我们的批判使用了它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这种方法包含着双重的假定：
（1）苏联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倾向），不仅仅是克里姆林宫（Kremlin）为了合理地说明和论证其政策而传播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以各种形式表现了苏联发展的现实。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苏联理论的极其贫乏以至它的不诚实性，与其说败坏了苏联理论的基本意义，不如说其自身便暗示了造成明显的理论残缺的原因。
（2）各种可以看出的客观倾向和趋势在历史上起作用，它们构成历史过程的内在合理性。由于这一假定容易被误解为对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认可，因此这里要作少许的答辩和说明。
对于客观历史“规律”的信念的确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在他看来，这些规律是理性的表现——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和在物质、精神文化中起作用的一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力量。于是，历史便同时也就是一个逻辑的、目的论的过程，就是说，是意识和自由的实现中的进步（尽管有沉沦和倒退）。因而文明各主要阶段的顺序，便是依次上升到人类的更高形式——量的和质的增长。马克思保留了这种基本概念，同时，又对它进行了决定性的改造：历史的进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得以实现，其进步性不在自由的实现中，而是在自由的先决条件的创立中；它们仍然只是维护阶级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历史肯定不是理性的表现，而正是它的反面；理性只属于无阶级社会的未来，无阶级社会是为了适应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社会组织。在黑格尔看来是历史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却还只是史前史。
关于历史规律的假定可以与一切目的论相分离。前者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从一种社会制度导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变化，是由各个社会自身既定的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社会劳动的基本分工和组织决定的，而且政治、文化制度也导源于这种基本分工和组织，并与之相适应。社会生活的多维和多方面，不是各种事实和力量的单纯的总和，而是构成了一种清晰可辨的统一，以致在任何范围内的漫长的发展，都必须从它们与“基础”的关系上去了解。根据这种结构的统一性，便可以把连续的社会制度区分为本质各异的社会形式，而社会的一般发展方向在可以证明的意义上是由它的来源“预先决定的”。要确定一个精确的日期（即使在一个世纪或更长些的时期内）来标明一种社会制度的结束和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开始（比如，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不可能性表明存在着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的潜在趋势。新社会出现在旧社会的机构内部，通过旧结构中的明确变化——这种变化一直累积到本质上不同的结构的出现。在这个链条中，归根结底不是“外部”原因的作用，因为只有在基础已经奠定，例如，当它们“符合”各自社会内部相应的发展，或者符合社会的愿望和需要（像野蛮人入侵削弱了的罗马帝国，像从13世纪到16世纪国际贸易和商业以及地理发现对正在内部起变化的封建社会的影响）时，所有明显的外部因素和事件（如地理发现、入侵、深远力量的影响）才能对社会结构发生作用。
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形式，一旦制度化，就不仅决定了各自社会内部的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外部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过程是合理的、不可逆转的。社会内部发展的例子是：在西方工业社会的现阶段，由于它对经济的私人调节和政治调节的日益加强（换言之，由于它日益增强的政治性经济和文化），使它显得是前一阶段所盛行的自由企业与自由竞争之“合乎逻辑的”——即固有的——结果。无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来说明这样两个方面的联系：一方面是经济权力的集中和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对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利用。外部发展的例子是：在野蛮部落军事组织的冲击下，封建制度从晚期罗马帝国农业经济的基本体制中产生这一事实，也许为固有的历史合理性和不可逆转性提供了最清楚的例证。由于同样的原因，无论工业文明的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子，看来都可合理地预见到，大型机械化工业的基本制度及其控制下的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增长，将会带来与自由主义时期相比具有不可挽回的差别的政治和文化制度——这种历史趋向，很可能取代西方和苏联制度之间目前某些最显著的差别。
关于客观历史规律的概念的这种简要概括，可以用来表明这种传说的非目的论特点。它不蕴涵目的，不意味着发展运动中的历史有什么“结局”，不暗示任何内在于过程的形而上学的或精神的理性——只有它的制度的决定性。而且，它是一种历史的决定性，也就是说，它绝不是“自动的”。人们与现存的自然、历史条件发生相互作用，在由此自我给定的制度结构内部，发展是通过人们的活动进行的，它们是历史的动因，它们的活动是选择和决定。
如果用这种传说来解释苏联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便会有一种限制。苏联社会的这种决定性的趋向，似乎并不能仅仅根据苏联社会的结构来界说，而必须按照苏联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加以规定。即使我们极粗略地考察一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在每个发展转折关头，苏联的理论（和苏联的政治）都反映了西方相应的发展，反过来也是这样。这本来似乎是不证自明而又几乎不值一提的，只是因为事实是：人们通常很少研究苏联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估计到它在外交和宣传方面的表现，或仅仅把它当做权宜之计或短期间调整一类来加以了解。然而这种相互作用似乎有更深远的意义，它反映着两种对立制度之间的一种本质联系，因而它影响的正是苏联社会的结构。这种联系最明显的形式体现在两种制度所共有的技术经济基础（机械化和不断强化的机械化工业）中，是一切生活领域中社会组织的主要动力。与这种技术——经济的公分母相对立的是极不相同的制度结构，在西方社会里是私营企业，而在苏联社会那里则是国营企业。那么，共同的技术—经济基础会不会最终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保持自身并超越这两种制度呢？社会制度的不同，会不会继续扩大两种制度对生产力利用的差别呢？（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技术—经济基础自身是“中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它，究竟由谁利用，依赖于阶级斗争的结果——阶级斗争这一概念极好地说明了马克思的“决定论”的局限。）这个问题，对于估价国际动态和全球性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前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讨论这个问题，虽然超出本书研究的范围，但它可以提供某种预备性材料。
西方与苏联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完全不是一种外部因素，它从属于决定性的历史趋势，从属于支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以及反映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中。从一开始，由于“古典的”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即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而释放出来的特殊的国际动因，规定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先锋队学说*、“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斯大林主义（Stalinism）对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和老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的胜利，重工业的持久优先地位，一种压抑的极权主义集中制的继续。严格说来，这些理论乃是对西方工业社会的（用马克思的术语，“反常的”）发展和重新调整，对因这种调整而导致的西方世界革命可能性下降所作出的反应。这些发展影响苏联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程度，可以用“共存”这一术语的作用来说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共存概念有过很不相同的强调——从短期的策略需要到长远的政治目标。但是，如果没有可以确定的衡量标准，则这种“短期”与“长远”的区分便没有什么意义。而这些标准反过来又以对苏联发展的历史方向的可论证的理论估价为前提条件。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中，若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相比较，任何事情都可说是暂时的。在这种语言的范围之外，谈论什么“短期”政策就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可能延续几十年，而且不是由政治波动而是由国际形势的结构所决定的。就此看来，共存也许是当代最独特的特征，即两种对抗形式的工业文明相遇，在同一国际舞台上互相挑战，哪一方也不能强大到足以代替另一方。两种体系的相对弱势，是它们各自结构的特点，因而是一种长远的因素；一种体系的有生力量的完结，就等于这种体系的终结。在西方工业社会里，其弱势来源于日益狭窄的世界市场和严重的社会、经济混乱中生产过剩的经常性危险，由于这种危险，人们被迫采取经常性的政治对策，但这些对策又反过来限制了该体系的经济、文化发展。另一方面，苏联体系仍然遭受着生产不足的祸害，它要借助各种军事、政治措施才能与先进的西方世界长期抗衡。这种动态的含义，将在下面几章里探讨。
*指列宁关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学说。——译者注
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来的发展，按其主要的阶段和特征，将作为一种“异常”格局的结果来讨论，在这种格局中，社会主义[1]社会的建设，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继续，不如说是与资本主义的共存，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继者，不如说是它的竞争对手。这并不是说，决定苏联社会基本趋势的政策（比如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是一种无情的必然性。这里是可以选择的，但它们是一种断然的历史选择——是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进行伟大社会斗争的所有阶级面前的“选择”，而不是由苏联领导者任意进行的选择。其结果是在这种斗争中决定的：在欧洲大致是在1923年决定的：苏联领导者虽然为它出过力，但并没有作出这种决定（苏联领导者在那时的作用大概比人们通常所设想的要小得多）。
如果这些见解能得到证实的话，那么苏联领导者是否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就无关紧要了；一旦融入到新社会的基本制度和目标之中，马克思主义就服从于那超越领导者意向并为操纵者自己所屈从的历史动态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内在的探讨，有助于弄清领导者自身所服从的这种历史动态——不管领导者是如何的自主或极权。因此，在考察苏联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的）发源时，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抽象教条的正确性，而是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的倾向，这些倾向也许还可为预见未来的发展提供一把钥匙。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必须作简要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声称是一种本质上崭新的哲学，实际上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从意识形态转到现实、从哲学解说转到政治行动来实践这种传统。为此，马克思主义不但重新规定了主要范畴和思维模式，而且重新规定了它们的检验尺度；它们的正确性是由历史状况和无产阶级的行动决定的。从早期马克思的关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对象化真理的概念，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党性（partisanship）概念，有着理论上的连续性。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运用传统的哲学真理标准来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来，并不能达到它的目的。因为这种批评，不论怎样有力而扎实，都很容易被这样一种论据所驳倒，即它的概念基础已被进入了历史和理论概念的不同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所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尺度本身似乎一直完整无缺，因为它一直处于这种论据之外。但如果批评涉及尺度本身，即按照它们自身的主张和内容来考察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发展及其运用，就有可能探究出在它所显露的思想和政治形式下的真实内容。
“从外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批评，或者必须把它的那套理论成果当做“宣传”予以抛弃，或者取其表面价值，也就是把它们看做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或社会学。我们首先的选择似乎是要弄清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含义究竟何在？它的特征又是在什么基础上造成的？[2]第二种选择则可能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之外的各种哲学和社会学争论，而这些争论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又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按这种方式把《简明哲学辞典》（ConcisePhilosophicalDictionary）或1950—1951年的逻辑问题讨论等，看做哲学或社会思想史中的事件，那么它们就完全无关紧要了——它们的哲学错误在任何学者看来都是十分明显的。它们并没有起到对普遍有效的范畴和思想方法加以系统地学术阐述的作用，而只是对它们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定义。[3]相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进行内在的批评，即根本不从它们的表面价值上看待这些理论，就能够揭露作为它们实际内容的政治意向。我们在此提出的观点是，把批评的重点从引人注目的公开论战，诸如关于亚历山大诺夫论战（Aleksandrovdebate），或逻辑和语言学的讨论，转向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趋向，并且只把前者用作例证后者的手段。
内在的批评在这样的设想下进行，即马克思的理论在苏联政策的形成和实行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从苏联对马克思的理论的运用，可以推论出苏维埃国家的国内和国际的发展。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发展起来的，而斯大林主义对苏联社会的重建，则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列宁主义乃是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解释。意识形态于是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决定性部分，尽管它只是用作统治和宣传的一种工具。据此理由，把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之前的马克思的理论反复进行比较，就是必要的了。马克思理论的苏联式的“修正”，不应作为马克思的教义学问题来对待。我们更愿意把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看做是一种标记，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领导者是怎样解释和估价变化着的历史形势，以建立其决策的构架。
苏联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的特征。它的大部分理论见解具有一种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意向；这些见解被用来解释、论证、促进并指导为这些见解提供实际“素材”的某些行动和态度。这些行动和态度（比如加速农业集体化、斯达汉诺夫运动、整个地反对西方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决定论），都是在苏联领导者应用于变化着的历史形势的、继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实质的名义下，被加以合理化和论证的。但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特征，使得它成为我们了解苏联发展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见解，以它们的实用主义的职能，规定着苏联发展的趋向。
所以，必须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表述的公开理论形式与其实际的意义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不是通过方便的“伊索寓言”式的术语来表达的，因为这一术语只能掩盖而不能指出实际的差别。的确，按苏联的习惯用法，“民主”、“和平”、“自由”等词的含义，与西方世界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它们是“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苏联的用法还重新规定了专门的马克思的概念的含义。由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自称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的概念本身也就被改造了；它们变成了对本世纪上半叶基本的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从这种观点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看来是试图调和对马克思学说的整体继承与新的历史形势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形势似乎已使这种学说自身的中心概念，即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失效了。因此，作为讨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准备，我们必须限定一下苏联马克思主义由以产生的历史情况和理论形势。我们必须尽量确认历史的发展对马克思分析的突破之处。这是了解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关键。
本书第一部分旨在分析一些基本概念，由于这些概念，苏联马克思主义呈现为当代历史和社会的一种统一的理论。我们根据其教义式的陈述来讨论这些概念，只是为了在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联系中展开对它们的研究，因为这种联系乃是它们所解释的，并且只有这种联系才使得它们具有意义。我们始终把重点放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似乎反映和预期的倾向上。因此第一部分集中于构成苏联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客观因素，第二部分则涉及主观因素，也就是涉及“人的材料”——它被认为是跟随领导并达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所设定的目标的。这部分的材料取自苏联伦理哲学。
注释
[1]这里对苏联社会用“社会主义”一词，并不意味着这种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假定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意向和目标是要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社会。
[2]Seepp.39fbelow.
[3]SeeChapter5. |
译者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1958）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1898—1979），美籍德裔哲学家，出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16岁那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他曾应征入伍。1920年他入弗赖堡（Freiburg）大学学习，就读于存在主义创始者海德格尔（M.Heidegger）门下，同时旁听现象学家胡塞尔（E.Husserl）的课程，1922年获博士学位。1932年，他来到法兰克福（Frankfurt）社会研究所，与该所所长霍克海默（M.Horkheimer）一起，积极开展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活动。希特勒（A.Hitler）上台后，他离开德国，先到社会研究所设在瑞士日内瓦（Geneva）的办事处任职，1934年转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开始了系统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工作，成为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T.W.Adorno）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40年他加入美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华盛顿战略研究局研究员。1951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和哈佛（Harvard）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工作。1954—1965年在布兰代斯（Brandeis）大学、1965—1976年在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1979年7月29日，他在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ederalRepublicofGermany）讲学途中逝世。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颇为激进的思想家。他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著述甚多，概括地说，他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和先进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系统而激烈的批判，《单面人》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另一方面则是对苏联的某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批判性的考察。本书集中反映了后一方面的理论活动。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政治学原理，是他在1952—1953年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成立于1946年）高级研究员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伦理学原理，是他于1954—1955年在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准备的。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58年，1960年再版，以后曾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作者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的剖析和批判，他首先自称，他的评论采取的是“内在批判”的方法，即从其理论前提出发，对其种种后果展开研究，依据这些后果来重新考察其前提。同时，作者认为，解释苏联马克思主义，除了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苏联社会的内部结构外，还要按照苏联与西方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规定。就是说，苏联理论和政治的发展，都反映出西方相应的发展，反之也是如此。这种相互作用完全不是一种外部因素，它从属于历史发展的趋势。
作者认为国际范围内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与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历史过程相比较，出现了另外的趋势，两个基本阶级之间冲突关系发生变化，无产阶级不能作为阶级而行动。他把这看做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有着决定意义的因素，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说为基础的，并没有回到原来的马克思的学说上。作者以马克思的“原来学说”与苏联的社会现实相比较，认为苏联的现实并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后果，更不能说是这种学说的实现。全书的基本倾向是要说明，苏联马克思主义有悖于马克思的原来学说。
所谓“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按作者自己的说法，是指“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的倾向”。他虽没有对这三种形式作出明确的原则区分，但也并没有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他认为，从革命初期的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经历了相当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西方革命的延迟和资本主义的稳定，也有利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结构中某些质变的发生。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源头在于列宁主义，但他仍把批判的锋芒集中于斯大林主义。
作者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观点，比如，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论断，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等等。作者认为这些概念和观点大都既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相脱离，也与原来马克思学说的含义相矛盾。作者极力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权的需要，说它愈来愈成为政权统治的工具，只是为了实用和宣传，愈来愈远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因而表现出行为主义与工具主义的特征。
马尔库塞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大致有以下主要几方面：
一、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离开了马克思原来的学说
马尔库塞一开始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最初的概念”。从社会主体方面立论，他认为马克思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力掌握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总之，无产阶级应当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成为历史的动力。这正是马尔库塞作出分析、比较的出发点，是评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求实现生产高效率的工业化。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要求直接生产者能够控制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分配，要求发挥无产阶级“来自下面”的主动；但在苏联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和工业化，只不过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统治工具，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内，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性地加速工业化。马克思虽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保持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但这种设想包含了为国家消亡逐渐创造条件的含义。国家作为统治机器的职能应当逐渐削弱。但在“资本主义包围”和“一国社会主义”的异常环境里，苏维埃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机构的体系不但继续存在和发展，行使压抑性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的职能，而且这种职能在日益加强，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与社会相对立。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与马克思原来的思想已相去甚远。更有甚者，由于国家的职能、权力的日益强化，就势必形成一个管理国家和享有国家权力的阶层，即官僚阶层，这个阶层通过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已经具有特殊权力的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俄国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国有化的经济组织，被集中地加以计划与控制，国家成了直接指挥生产机构的政治组织，“成了国有化经济的总经理和人格化的集体利益”。这种状况更加违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
在文学艺术领域，马尔库塞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原则，实际是自然主义的，主张文艺如实地描绘现实，要使文学艺术自觉而有控制地贯彻苏维埃国家的各项政策。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不但违背艺术本身的特点，而且苏联的美学把马克思所说的艺术的使命在于揭示“本质与存在间不可克服的对抗”当做“形式主义”来抨击，实际也抨击了艺术本身。这种对抗是一种历史事实，只有在为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使人的存在与本质相一致的社会才能得到解决。艺术是超越性的，苏联却通过行政法令禁止艺术的超越。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遵照政策法令，成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并且成为粉饰现实的装饰品和调解社会冲突的工具。马尔库塞说：“就其职能而言，这种艺术也像个人的自主与认识一样，正在走向衰退。”因此，他认为苏联当时奉行的文艺理论与文艺路线，是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
马尔库塞的这种观点，曾经受到苏联理论界和正统马列主义者的严厉抨击与反驳。争议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究竟是继承还是偏离？如何看待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还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的批驳者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认为马尔库塞的观点是制造苏联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也是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严重曲解。这当然有一定的根据。同时，西方学者中也有从方法上批评马尔库塞观点的，比如认为马尔库塞批判苏联的社会现实时，不是依据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社会实际情况，而是搬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在批评苏联官僚阶层分裂出“特殊利益”时，也是原则多于事实，缺乏相应的实际材料；等等。对于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非问题，马尔库塞逝世以后的国际社会主义实践和资本主义实践，正在和将会进一步作出判明，我们不必过早地作出结论。
二、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马尔库塞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而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的一种特殊的解释”。斯大林主义则是把列宁的某些思想引向极端。可见他并没有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他甚至认为二者之间有重大区别，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的这种看法是包含合理因素的。
1.对列宁主义的批评
在哲学思想方面，他首先批评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这是苏联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哲学基础。他认为列宁把理论看做客观实际和规律的反映，而不看做无产阶级的阶级活动和阶级意识的表现，联系列宁关于革命理论必须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格言，这无异于使无产阶级从革命过程的主体变成只供利用的客体。这与马克思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衷不相一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反复强调物质是不以人的感觉、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乃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前提。马尔库塞认为，这便不是把主观与客观看做无产阶级活动中达到的统一，而是把二者分割开来。由此他指责列宁滑向了二元论。他认为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并不是互相独立的，因而谈不上“派生”或“反映”的问题。他认为列宁主张人要改造世界，必先认识世界，这种反映论是消极、被动的，忽视了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能动作用。他批评列宁的反映论是只要反映不要创造的机械论，认为这种消极的反映论与马克思的认识论是相违背的。
马尔库塞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某些观点的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他把列宁的整个认识论说成消极的反映论，则显然包含某些误解和偏见。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复强调反映论，是与他和马赫主义者激烈论战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有所忽视，可说是某种缺陷，但这种缺陷，在列宁后来所写的《哲学笔记》中显然有所克服。列宁的认识论前后有重要转变和升华，马尔库塞有所忽视。至于马尔库塞指责列宁滑向二元论，更加缺乏根据，列宁从来没有把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看做两个平行、独立的源头，不论在认识论或历史观上，列宁坚持的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
在政治思想方面，马尔库塞认为列宁主义的显著特点是：革命的动力从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中的党，并强调农民作为同盟者的作用。这正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性而提出的主张。在一般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正是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基本原因，但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与马克思原来发挥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思想并不一致。
马尔库塞认为，国际上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上有所突破的思想，是起源于托洛茨基，列宁一开始就肯定了这一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后，仍然加以强调，并寄希望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但列宁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潜力，低估了无产阶级的结构、地位和基本变化。因而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仍然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块基石，由此而坚持使用的一系列正统的概念，显然与现实的形势、政策相矛盾，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状态一直存在。
马尔库塞作出的一个评判是：“拒绝从新的形势引出理论结论，是整个列宁主义发展的特征，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正统马列主义者断然不能接受的观点。因为列宁主义的出现，正是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写的《帝国主义论》、《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正是从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20世纪初开创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十月革命后，列宁又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实施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并且提出了整治官僚主义、倡导政治民主、开展文化革新的一系列新举措。所以，与马尔库塞的论断相反，依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与时俱进，力图创新，才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特征。可见，东方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主义的基本评价，是截然不同的。
2.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苏联在国际上曾经面对两类大的矛盾、冲突：一类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另一类便是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马尔库塞认为，这两类矛盾是列宁同时承认并看做互相关联的，但列宁的路线、政策，是以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基础，苏联要加速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就必须利用这类矛盾和冲突。
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则更加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进入向社会主义转变之前的最后阶段。马尔库塞认为，这个似是而非的论点重复了三十多年，它显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相矛盾，因而人们往往把它当做宣传而不屑一顾。当然，这种“总危机”并不意味着一种革命形势或资本主义的崩渍即将到来，而是历史发展的一整个阶段。苏联马克思主义把世界形势的格局看做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共存。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原来设想的，是社会主义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产生。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孤立；社会主义限于落后地区；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重新巩固；等等。这些因素造成了困扰苏联的内外矛盾。斯大林主义相信其内部矛盾可通过国家的“指导”作用解决，而外部矛盾则需通过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革命才能最终消除。实际上内外矛盾是相互渗透的。斯大林强调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有时便把这种斗争转向国际舞台。马尔库塞认为，历史的进展否定了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按照这种概念，外部矛盾继续盛行时，苏维埃国家能够解决内部矛盾。外部矛盾使内部矛盾永久存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常强调“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因此必须加强国内压抑性的政治、军事机构，而这种机构的日益加强，反过来又加强了资本主义环境，甚至促进了它的国际联合。苏联马克思主义被迫承认，内外矛盾互相依赖，使得社会争端决定政治争端。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辩证法作出如此概括：国家权力可能发展的最高目的，是为国家消亡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随后，他又强调，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之前和在过渡期间必须强化国家权力。这样，苏维埃国家不仅保持了“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过程的集体控制相分离，而且经常用“资本主义包围”的“异常”环境来为国家的压抑性的“反常”现象辩护。马尔库塞还特别指出，这种压抑性国家发展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不仅是政府官僚阶层的形成，不仅有官僚数量激增和等级制度严格的特征，更在于官僚特权地位的保持和提升。官僚阶层构成了一个单独的阶级，这个阶级通过对经济、政治和军事设施的控制，来控制基本民众，而这种控制的行使，又产生了控制中形成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苏联的官僚阶层以一种人格化的形式或国家的名义“代表”社会利益，但生产者的真实的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往往被“国家”所僭取。这样逐渐形成的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曾经使苏联在公民的政治权利、学术文化和物质生活等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且在国际上发生过严重影响。马尔库塞着重批评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与危害，是有一定根据的。当然，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是由于斯大林巩固苏维埃政权，实行高度集中，着重发展重工业，才使苏联莫定了工业现代化的基础，增强了国防力量，因而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后来的苏联解体，正是由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转向民主社会主义造成的后果。这两种看法显然存在严重分歧。马尔库塞的分析和批评，可供研究和评论者参考。
三、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批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重视辩证法。马尔库塞更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奠基石。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主要修正，不在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上，而在于辩证法的基本职能上的变化。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本来是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这里，却被称为“普遍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际上变成了僵化、固定的条例。他说：“这种转变比任何修正都更彻底地破坏了辩证法。”这种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为意识形态相适应。这样，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便不再作为革命与实践的研究方法，而是进入既定统治制度的上层建筑，便逐渐地被编纂为一种哲学体系。马尔库塞认为，辩证法与形式逻辑越是难以分辨，辩证法本身就越是变成了形式逻辑。
在马尔库塞看来，辩证法从本质上就反对编纂一部教科书，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没有设想把辩证法发展为一般方法论图式。辩证的逻辑可以称为“自由的逻辑”或“解放的逻辑”。当然，黑格尔设想的自由，最终只是理念的自由。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却是应用于社会历史的领域。马克思的学说在本质上排除非历史的概括。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逻辑，却既不是在黑格尔的本体论的意义上，也不是在马克思的历史的意义上，因而便不再是解放的逻各斯。他们只是从“经典”的分析中提取并图解某些原理，使之与某些“非辩证的”思想相对照。这些原理便列举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它们不过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某些命题所作的释义，把自然领域的证实看做先于历史的证实。苏联马克思主义既然把辩证法实体化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的世界观，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为两大块，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前者的推广和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科学和哲学体系的一个特殊分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被编纂为一种意识形态，由党和国家的官方来作权威的解释，为现行政策与实践作论证。
此外，马尔库塞还批评了斯大林哲学思想的实用性特点和对辩证法内容的某些曲解。如夸大阶级斗争而过分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性，忽视对立面的同一性；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和质变的爆发形式；以及否定之否定的消失；等等。
总之，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重视辩证法，但有不同的思路和视角。正统马克思主义多半依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把辩证法看做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认为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把辩证法区分为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自觉的反映，试图建构一个包含辩证法基本规律和一系列范畴的科学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将视角转向主体和人自身，认为辩证法只是人类思维或指导实践活动的一种方法，从卢卡奇开始，一般都否认自然辩证法，否认辩证法有几个固定的规律和范畴，反对把辩证法建构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法思想提出种种质疑和批评，是不足为奇的。
总的看来，马尔库塞对俄国革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他的分析和批评有其激烈的一面，但基本上是说理的；在批评中有其偏颇的一面，但有些地方也是深刻的。书中某些丰富的史料和犀利的眼光，对我们深入开展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的意义。我们应当以分析、批判和包容的态度看待这部著作，我们充分相信读者的明辨、慎思的能力。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历史形态。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社会主义事业不但在实践上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曲折，而且在理论上经历了重要的探索和演变。怎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过与是非？苏联马克思主义与原本马克思学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斯大林思想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是当代国际舆论中有着复杂争议的重大问题。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有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有利于总结人类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在考察问题的角度和许多理论观点上，可以与马尔库塞有原则的区别和分歧，但我们愿意把这个译本奉献给关心和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读者，为其提供一份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文献，引发人们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论反思。
本书导言和第一部分由张翼星译，第二部分由万俊人译，黄振定对全书作了认真、仔细的校订工作。最后由张翼星通读全书。由于译者学识、文字水平所限，译文中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海内外学者多加批评、指正。
张翼星写于2009年11月
2011年7月修改 |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2年5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2年5月9日）
亲爱的塔妮娅：
……《欧洲史》我还没有看，所以无法和你讨论其具体内容。不过我可以谈几点并非毫不相干的看法。我已经写信跟你说过关于柯罗齐在其最近20年的历史编纂学研究中一直致力于发展一种伦理一政治的、而非经济一法律的史学理论的情况。（柯罗齐最初是通过使辩证唯物主义服从于修正主义过程而达到经济一法律的史学理论的。）然而，柯罗齐的历史观真的是伦理一政治的吗？我以为，柯罗齐的历史观必然被解释为“思辨的”和“哲学的”，而不是伦理一政治的。这种历史观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其原因在于它是“思辨的”，而不在于它是伦理一政治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排斥伦理一政治的史学，因为后者是关于领导权要素的史学；但是“思辨的”史学，则象任何其他的“思辨”哲学一样，是被排斥的。
柯罗齐在阐述其哲学时宣称，他要使现代思想摆脱一切先验论和神学的痕迹——换句话说，就是摆脱一切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痕迹。他的这种努力竟然达到否定哲学是一种体系的程度，因为体系这个概念本身恰恰就含有神学的痕迹。可是，由于他自己的哲学实际上是“思辨”哲学，他也就发展了先验论和神学的目标，为它们利用赋予历史意义的语言提供方便。柯罗齐深深陷入自已的方法和思辨语言中，所以这些方法和思辨语言就是他所能使用的唯一标准。假设实践哲学真是思辨哲学而不是绝对历史主义，即完全摆脱一切先验论和神学痕迹的历史主义[1]，那么柯罗齐关于实践哲学中基础象一个隐藏着的神这个说法就适用。
对于《欧洲史》的观念和结构，我还想谈一点看法。一部统一的欧洲史，从1815年即王政复辟时期[2]写起，是否合宜？论述历史“集团”形成的欧洲史根本不能排除法国大革命和历次拿破仑战争，这些乃是该“集团”形成的“经济—法律”前提，较量和角逐阶段的反映。柯罗齐只考虑后一个阶段，即在前一个阶段被发动起来的力量在经历了不妨称之为“净化”过程后重新取得平衡的阶段。柯罗齐把这个阶段看作孤立的史实，然后把它作为他的全部历史解释的根据。他的《意大利史》也是如法炮制。柯罗齐从1870年写起，这样就可以把斗争阶段、经济阶段漏掉，以证明它是一部纯粹的、仿佛刚从天上掉下来的、伦理—政治的史学著作。柯罗齐使用了当代的批评术语，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炮制了一种新型的词藻华丽的史学，而它的目前形式便是“思辨史学”。
如果认真推敲一下这本书的中心史学概念即关于“自由”的概念，那么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柯罗齐自相矛盾，把作为哲学原则或思辨概念的自由，同作为意识形态（即在实践上起作用的统治工具及道德、领导权统一的要素）的自由混为一谈。如果全部史学都是关于自由亦即自我创造精神的史学（注意，在这里，自由是精神的相等物，精神是史学的相等物，所以，史学“等于”自由），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单独提出19世纪欧洲史是一部关于自由的历史呢？这个时期的欧洲史并不是关于哲学意义上的自由的历史，而是关于这样一种自由的历史：即它正在认识自身并转化为知识分子的宗教和人民大众的迷信——那些同知识分子相结合并自认为是某个政治“集团”一分子、把知识分子当作旗手和高级传教士的民众的迷信。那么在这里，自由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一种在实践上起作用的统治工具。让我们考察一下它所以产生的实践上的原因。作为历史概念的自由是历史本身的辩证过程，不可能有明显的可识别的“代表人物”。即使在东方的地方总督统治时期，历史也是自由。事实上，当时就有种种历史运动，否则，地方总督统治就不会崩溃。总之，说法可以不同，措辞可以斟酌，但实际内容始终不变。
有人在《法西斯评论》撰文，闪烁其词地说，如果柯罗齐恰如其分地看待过去的20年，那么他就会在自由过程中发现对今天的历史辩护。如果你还记得我以前信里跟你论及的柯罗齐在战时的立场，那么你对他的观点就会有比较透彻的认识。作为当代历史主义宗教的高级传教士，柯罗齐实践着历史过程的正命题和反命题，一会儿强调这个，一会儿突出那个，都有其“实践上的理由”，因为他在今天预见到未来，并且同样关心未来。人人都必须尽自已的本分：高级传教士的职责就是保卫未来。给这种“伦理—政治”观即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当代翻版配一剂猛烈的道德犬儒主义，倒是十分相称的。
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1]这一段文字说明葛兰西的历史主义观，很重要。葛兰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绝对”的，因为它是综合的科学的——亦即摆脱了一切思辨思潮的痕迹。除了这些书信，葛兰西还同时在《札记》的一个章节里专门论述柯罗齐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难证明，柯罗齐始终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左右为难之感，今天更是空前地感到伤脑筋。在过去几年里，这种烦恼忽冷忽热地发作，关于这一点，只要研究一下他的《政治学原理》里的一些论述就足以证明。对于接连不断，永无休止的事件，必须从中确立一些概念，否则就无法理解现实（这是柯罗齐总的论点），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同样必须记作，变动不居的现实和关于现实的概念即使在逻辑上可以区分，但必须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历史地加以表述。否则，就会象柯罗齐的著作那样，历史变成照套格式的历史，满篇概念的历史，知识分子的历史——实际上变成介绍柯罗齐本人思想的自传式历史。柯罗齐陷入了一种新的离奇的‘唯心主义’社会学，其荒唐和不得要领不亚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第586页
[2]所谓王政复辟，是指紧接着波拿巴退位和维也纳会议（1815年）之后的时期。其目的是企图在奥地利霸权控制下重建法国的君主统治和保守政府。——第586页 |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2年5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2年5月2日）
亲爱的塔妮娅：
……请允许我对你研究柯罗齐新作的方法提点供参考的意见，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这部新作以书的形式正式问世。即使我的评述不是连贯的，也许对你有用。把这些评论条理化，这个任务就托付给你了。
我曾经指出，柯罗齐对他的修正主义理论研究极为重视，并论及他本人公开承认20年思考的目的在于使修正主义演变为取消实践哲学[1]。作为修正主义者，他对经济一法律的历史学派的形成作出过贡献，这个已经起了变化的学派，其今天的代表人物是科学院委员乔亚切诺·沃尔培。柯罗齐对他所谓的伦理一政治的史学赋予文学形式。他的《欧洲史》就准备作为这方面最优秀的样版。柯罗齐的创新是什么，这种创新是否象他所认为的那样意义重大？首先，他的理论会不会那么强有力，足以取消实践哲学？具体地说，柯罗齐的历史一政治研究只是注重于在政治学上被规定为有别于强制的“领导权”、民意和文化领导等方面，不问是由立法还是行政权力机构来行使，或是通过警察干预来体现。坦率地说柯罗齐那么自信，认为这种观察历史的方法必将彻底取消实践哲学，原因何在，令人费解。
就在柯罗齐炮制他那自诩的武器的同时，实践哲学的当代大理论家们也在相似的方向上认真推敲自己的理论，系统地对“领导权”和文化领导要素进行重新估价，以消灭对“经济决定论”的机械论的和猎命论的观念。其实，最新的实践哲学的根本要素就是关于“领导权”的历史—政治观。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不管柯罗齐在他的领域里搞了些什么名堂，出版了哪些书，都不可能是最新成就，相反，倒有可能完全丧失他的分析批判能力。他的资料似乎来源于维也纳记者福洛普—米勒[2]所写的一本声名狼藉的书。这一点应当加以分析并进一步发挥，但这样你就得写一篇很长的论文。就你的意图而论，我以上所说的要点就足够了。此刻我很难再谈出什么别的意见。
亲切拥抱你，我亲爱的。
安东尼奥
[1]为了充分解本信及对柯罗齐的研究，请读者参看《历史唯物主义》卷，其中收录了《札记》中全部论述柯罗齐的文宇。葛兰西所说的“理论修正主义”指柯罗齐早就在自己的活动中开始的对马克思生义的修正，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推导出强调历史中的经济学阶段的必要性，但又把“经济学”的含义解释得太广泛，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使用这个术语的原意，以致最终达到名副其实的“取消”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实际上，柯罗齐从经济—法律型的历史编纂学转向“伦理一政治”型。——第583页
[2]指福洛普—米勒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与面貌》（维也纳，1926年），柯罗齐于同年对该书作了评介，在意大利发表时书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面貌》。——第584页 |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2年4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2年4月18日）
亲爱的塔妮娅：
谢谢你抄录了朱莉娅那封细述德利奥身体情况的信。
我准备服用“索马托斯”药片，这我已跟你说过。既然我已准备试用，你就不必再劝说了。
只要我看完柯罗齐的著作，会马上写一篇短评指点你，但不是你所要求的字斟句酌的文章，因为那样的文章很难仓促急就。但是我已读完了头几章，那是几个月前单独付印的，关于你应从何处着手，以使你的研究有个范围并且结构完整[1]，我心里已经琢磨了几点意见供你参考。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柯罗齐今天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主要论述哪些文化问题？这些问题是刻不容缓的，还是凭一时热情提出来的，或是具有较普遍和深远的意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柯罗齐的活动是在很久以前，确切地说是在大战期间开始的。要理解他的近作，你必须重新研究他的两卷本战时文集《战争随感录》增订第2版。我虽然手头没有这两本书，但读过它们的初版[2]。
让我给你概括一下他的几个主要论点：我们必须反对法国和共济会宣传所散布的观念，即认为这场战争就象十字军东征那样，是一场保卫文明的战争，以激发原始情感和宗教狂热。战争过后是和平——也就是说，战斗停止以后，各国必须重新开始彼此合作；首先，继军事联盟之后而来的是和平联盟，但两者未必重合。如果把应付目前形势的功利主义政策抬到普遍范畴和原则的高度，这些不同级别的新联盟又怎么能组成？知识界有责任抵制这些荒谬宣传，并且在不削弱本国战时实力的情况下，反对形形色色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以挽救未来。柯罗齐始终在和平时刻觉察到战争时刻，在战争时刻预见到和平时刻；他竭尽全力想对这两种可能性提供调停。
实际的结果是，柯罗齐的观点使得意大利知识界恢复了同德国知识界的联系，这是法国人和德国人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柯罗齐的影响对战后初期的意大利政府是有益的，出于国家在那个历史时刻的最深刻的需要，必须中止法意军事同盟，疏远法国而再次德国靠拢。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并不积极参与政治的——我指的是不热衷于政党活动——柯罗齐当上了1920一1921年的焦利蒂内阁的教育大臣。[3]
可是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我们是否已经不再使用纯粹战略性质的政治判断，仿佛它们已是绝对原则了呢？是否已经不再扩大意识形态使之成为哲学和宗教了呢？当然不是。因此，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战斗必须继续；当前，争端象过去一样依然存在，我们不应放弃这个斗争。
第二个问题是柯罗齐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柯罗齐在战前已经受到知识界普遍尊重。十分奇怪而且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他在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里的知名度远比在讲德语的国家里高。他的著作的英文版比德文版或意文版出得多。柯罗齐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世界文化领袖的地位而自豪，并且承认所应当担负的责任，这一点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著作显然是面向世界精英的。
不应忘记，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柯罗齐的史学理论著作为当时的两个主要“修正主义”运动——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施坦和法国的索列尔[4]提供了精神武器。伯恩施坦本人承认，柯罗齐的文章使他的全部政治经济思想重新定型。索列尔同柯罗齐有密切的联系，这是早已被确认的事实，但只是在今天，通过他所公开的信件，人们才了解这种联系的深度和韧度。这些信件表明，他在精神上依附柯罗齐达到多么惊人的程度。
大战期间，特别是1917年以后，柯罗齐大大地推进了他的关于修正主义的研究。从1910年起，他发表了一系列新的论文，探讨史学理论，从《编年史、史实与伪史》算起，包括19世纪意大利历史编篡学史》的最后几章及关于政治学的一些论文，直到他的最新著作，其中包括至少我所读过的那儿童在内的《欧洲史》。对于柯罗齐来说，最要紧的是他的修正主义领袖的地位，他把全副精力都倾注在这方面了。在一封致科拉多·巴尔巴加洛教授的短简中（刊登在1928年或1929年的《新史学杂志》上，确切日期我记不清了），柯罗齐直率地说，精益求精地阐述他的伦理一政治的史学理论（指20年的思考），旨在使他40年前的修正主义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亲爱的塔妮娅，如果这种评论有助于你的研究，请告知，我将再写几条寄给你。
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1]指1932年发表的柯罗齐的《欧洲史》头几章，其要冒已于上一年以提要的形式连同柯罗齐的亲笔信，由那不勒斯道德与政治科学院作为“19世继欧洲史导论”公开发表。——第580页
[2]柯罗齐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是在意大利报刊上发表的。1918年3月，葛兰西对其中一篇论述莫里斯·巴雷斯的文章（载《评论》1918年1月20月）分别在《人民呼声》报和《前进报》撰文予以概述。——第580页
[3]乔万尼·焦利蒂信仰自由主义，在大战前的10年执政期间，在意大利建立了较广泛的民主基础，实行普选，承认工会，不干预劳资冲突等等，主张发展意大利的经济，扩大公民生活。由于反对意大利介入战争，主张严守中立，焦利蒂退出政界直到大战结束时为止。1920年焦利蒂重新上台执政，想要阻止民众和法西斯的前进，但没有成功。他并没有积极地反对法西斯，一直担任参议员直至去世。——第581页
[4]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德国社会党人，1880—1890年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主编，1897—1898年在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汇编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这些文章标志着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开端。伯恩施坦曾多次当选为帝国议会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社会主义危机时期，他是十分活跃的和平主义者。若尔日·索列尔（1847—1922），法国作家，“革命工团主义”理论家，主张必须准备好一批精选的无产阶级团体或精英以暴力摧毁资产阶级文明。他既接受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影响，又接受某种颓废的尼采主义影响，互相交织在一起。他本人对当时是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领袖的墨索里尼有影响。——第582页 |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1年10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1年10月12日）
亲爱的塔妮娅：
你10月10日寄出的明信片收到，但并不能因此而使你2日来信变得较为惬意。[1]那封信，尽管并不特别刺耳，但却使我感到不舒服。你说我在扮演盲人爱好者，还说我想要“将你的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应该跟你好好谈谈，但又决定今后最好避免所有这类不愉快的事件。（我颇费踌躇地使用一个较为陌生的字眼。）你先前对我过去的记者生涯的议论中，有一句话，如果使用夸张的笔法，不折不扣地是“一支劲射之下必然伤人的利箭”[2]。我决不是那种有奶便是娘、靠撒谎起家的职业记者，我决不同意撒谎是职业记者的看家本领的说法。作为一名记者，我是完全独立的，并且坚持我自已的看法。我决不肯为了讨好报馆老板及其所豢养的那帮人而被迫隐藏我最强烈的信念。
我明白，我说你对犹太人的态度变了，这句话使你感到不舒服。事实上，你根本没有变，因为你的来信表现出这种混乱。你的头几个结论直接通向排犹主义，接着，你的口吻却象一位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后，你的话又象出自那种上了年纪的犹太教士之口，他们反对取消犹太人聚居区，原因是担心取消这种种族隔离的聚居区会改变“种族”，并使犹太民族借以团结并保持独立存在的宗教联系松弛。说想跟你讨论这些问题，那是误会。倒不如开开玩笑，谈谈英国人的“冷淡”，法国人的“火气”，德国人的“忠诚”，西班牙人的“气派”，意天利人“刻苦办事的策略”以及斯拉夫人的“迷恋”——完全是畅销书和二流影片的好材料。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还是想问问你并且弄明白：谁是“真正”犹太人或“普通”犹太人，或就此而论的“普通”人。我怀疑，这样的人是否应该到人类学或社会学博物馆里去找。还有，“战神”的概念或圣经上关于“选民”及其使命的说法（这让人想起威廉在战前的一篇演说），对于今天的犹太人又有什么意义？马克思说过，当基督教徒变成犹太人并吸收了犹太教的本质即投机的时候，犹太人问题便不复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整个欧洲摆脱投机即一般犹太教，那时才会出现犹太人问题[3]。我以为这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但是，这不排除承认犹太人聚居区有其独立文化（语言、学校等等）的权利，以及如果某些犹太人聚居区能够以某种方式建立一个具有一定边界的他们自已的领地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其他一切，在我看来，只是犹太复国主义小知识分子故弄玄虚的幌子，不足挂齿。种族问题，除了在人类学上有意义，此外别无意义。早在基督时代，犹太人就不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了。犹太语只用于礼拜仪式：他们说阿拉姆语。这是一个已经忘掉了自己的古代语言因而丧失了其历史遗产的最重要部分——他们原始的世界概念——，并吸收了征服者的文化和语言的“种族”。那么，“种族”意义又何在呢？很明显，你心里有一个新的现代社会，它既保持聚居区生活的消极性和否定性的痕迹，同时又能赋予自身以新的“性质”，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情况。
你论述这些问题时不使用历史的方法，等到你想知道为什么某些哥萨克集团相信犹太人有尾巴时才要求作出历史的解释，我认为这是很奇怪的。据一位犹太人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笑话，这位犹太人在1920年俄波战争期间曾任一支奥伦堡哥萨克突击队的政委[4]。这些哥萨克人在自已家乡从未见过犹太人，受官方教士宣传的影响，把犹太人想象为谋害上帝的凶恶刺客。他们怎么也不信这位政委是犹太人。他们总是说：“你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你不是犹太人。你和我一道打仗，身上留下那么多波兰人砍伤的刀疤，你怎么可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不是这个样。”在撒丁，对犹太人有种种的怪论。首先，有人把犹太人说成是神话中可怕凶恶的怪物；其次，有“犹太人杀害基督”之说；不过，也有“善良的犹太人”，例如帮助玛丽把基督从十字架上救下来的尼科德马斯便是。但是，对于撒丁人来说，犹太人绝不是现实存在。如果找出一个犹太人，他们便问他是否像尼科德马斯，但在他们的心目中，犹太人通常是赞成杀害基督的坏基督教徒。还有一个来源于西班牙文marrano的名词marranu（被追改宗者），用来说明犹太人的饭依天主教是假装的；但在撒丁用这个词来称呼人是一种粗俗的侮辱。撒丁人决不象哥萨克人那样轻信宣传，因此并不对犹太人另眼看待。
就我来说，问题到此结束，不打算对这个题目作进一步的讨论。除了人类学和研究史前文明的需要，我对种族问题毫无兴趣。你对不同文明时期墓葬意义的评论，也同样没有什么意思。这对研究古代有效，因为募葬是唯一的保存下来的遗迹，其中有殉葬的日常生活用品。但无论如何，这些墓葬可以使我们对古墓建成的那个时代有一个很粗浅的概念，并且也只能使我们了解一点点当时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另外，墓葬只是反映统治和富裕等级而且往往是征服者的生活情况，决不是人民本身的情况。我本人不是纯血统：我父亲是近代的阿尔巴尼亚裔[5]——我们老家是1821年战乱时期从伊皮鲁斯逃到意大利后不久归化入籍的。我祖母是贡萨莱兹人，是意大利南方（在西班牙统治结束后，许多西班牙人继续在当地定居）一个意一西血统家庭的后裔。我母亲的父母都是撒丁人，但撒丁只是在1847年才同皮埃蒙特合并；以前，皮埃蒙特的君主们在用西西里岛换取撒丁岛后（因为西西里岛隔得太远，难于守卫），一直把它看作自己的领地。虽然如此，从文化教养上说，我基本上足个意人利人，这就是我在这里的身世。我从来不因自己的身世而左右为难，但有人却抓住这一点在1929年3月的《意大利日报》上对我大做文章，用两栏的篇幅来解释我在都灵的政治活动的原因，说除其他因素外，同我是撒丁人而非皮埃蒙特人或西西里人有关。至于我是阿尔巴尼亚裔这件事却从未有人提起，因为克里斯比也是阿尔巴尼亚裔，而且在那里上的学，还讲阿尔巴尼亚语。但是，在意大利，种族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在利古里亚，如果有个水手带回一个黑人老婆，谁也不会大惊小怪，谁也不会想要走过去用沾水的手指去抹她一下，看那黑色是否会褪掉，谁也不会去揣测那黑色是否会沾污床单。
你信上说要寄点药给我。请千万别再寄穆戈利奥或阿比西尼亚药粉。真正对我有益的药只是酵母片，已经剩下不多，只够4天服用。请照我的嘱附办。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1]葛兰西指塔妮娅对犹太人和犹太问题发表看法的那封信。——第576页
[2]信中引用了一句拉丁谚语，用的是拉丁文。——第576页
[3]葛兰西指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载1843年《德法年鉴》，马克思当时还同黑格尔左派的民主激进分子合作。葛兰西在狱中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译成了意文。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如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结果是市民社会同政治社会分开。现在必须证明：把“作为人的人”同“作为公民的人”撕裂开来的原因是私有财产。（马克思当时还没有达到关于资本主义财产的历史观。）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才能治愈这个挪裂，同时也就附带地解决了“犹太人问题”。马克恩的这篇长文是一篇评述1842年布朗施威克出版的布鲁诺·鲍威尔所著《犹太人同题》的书评。鲍威尔在1842年以前是马克思的友人，是黑格尔左派的代表人物。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犹太人团体一直为自身的解放而奋斗，因此马克思在文章开头写道：“德国的犹太人要求解放。他们到底要求什么样的解放呢？公民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第577页
[4]奥伦堡为古代囚禁犯人的要塞，1773一1774年曾受叶梅里扬·普加乔夫指挥下的哥萨克围攻。1918-1925年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第577页
[5]葛兰西为阿尔巴尼亚族的姓。在阿尔巴尼亚东部至今仍有一个村子叫“葛兰西村”。——第578页 |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1年9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1年9月7日）
亲爱的塔齐娅娜：
……你8月28日来信提及我的“意大利知识分子”研究，谨复如后。你显然跟皮埃罗谈过，因为有些情况只有他才能告诉你。[1]不过实际情况同表面印象有很大出入。我10年记者生涯所撰写的文稿，足可以出400页一本的书15至20部；不过这些稿子都是每天赶出来的，所以，我想，发出去以后也就忘了。我一向不肯编自选集，哪怕是薄薄的小册子。1918年，科斯莫教授[2]提出，可否由他把我每天在都灵报纸[3]上发表的文章编选一部分，加一篇极为有利而体面的序吉，结集出版，但我谢绝了。1920年11月，朱泽佩·普雷佐里尼[4]使我接受了他的提议，让他的出版社印一本实际上是专著的文选。1921年1月，我决意赎回手稿，赔偿了已经付印的那部分稿子的费用。还有，1924年弗朗科·恰尔兰蒂尼约请我写一本关于《新秩序》运动的书，拟作为丛书之一种出版，这套丛书的撰稿人有麦克唐纳、龚珀斯[5]等。他答应，我的稿子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改动，也不加序或注。一个法西斯出版者肯答应这样的条件出书，这是十分吸引人的，但我还是谢绝了：我至今不知道接受这个约稿是否较为明智。皮埃罗的情况不同——他写的东西都是经济学方面的，专业刊物乐于接受并展开长篇大论的讨论。参议员伊诺迪[6]的一篇文章宣称，皮埃罗正在编一部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集评；伊诺迪和我一样，对这个计划表示欢迎。我但愿自己的英语精通到在这本书问世时能够阅读李嘉图的原著。我所制定的关于意大利知识分子研究的计划，涉及的面很广，因为我相信意大利还没有这样的专题论著。这方面的资料肯定有，而且还不少，只是分散在浩如烟海的报刊和地方历史档案中。无论如何，我的知识分子概念比一般的“大知识分子”概念要广泛得多。
这个研究也将涉及国家的概念，一般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即，用以控制民众使之与一定类型的生产和经济相适应的专政或其他强制机构——，而不把它看作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力，我指的是通过教会、工会或学校等所谓民间组织行使的、某一社会集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因为知识分子总是首先在市民社会里发生影响。比如柯罗齐就有点象一位世俗教皇，是领导权的一种极有效的工具，尽管他有时好象同掌权的政府有矛盾。我认为，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这一概念将使中世纪公社解体的原因或原因之一得到说明。当时的公社是由某个经济等级管理的，这个等级不懂得造就自已的知识分子以行使超专政的领导权。意大利知识分子具有以神父为典籍的世界性，而不是民族大众性。为什么莱奥纳多会把他设计的佛罗伦萨防御工事平面图出卖给瓦伦廷诺公爵，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些公社结成一个工团主义的国家，从未能超越这个阶段而演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马基雅维利虽然不断指出这一点，但也是徒劳。马基雅维利曾经寄希望于增加和发展军事组织能形成城市对乡村的领导权，因此，他可以被称为第一位意大利的雅各宾。（第二位是卡洛·卡塔尼奥[7]，不过他太沉湎于幻想。）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较之公社的发展，文艺复兴是一个反动的压制的运动。[8]
我之所以谈以上各点，是为了向你证明：意大利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从罗马帝国到复兴运动时期，都可以作为一个专题加以研究，著书立说。如果我自认为胜任而当局又允许我干，我就写一个至少50页的有关这个题材的研究提纲寄给你。不消说，搞到我所需要的书，我会多么高兴，这会启发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我以后要写的某一封信里，将对撰写研究但丁《地狱篇》第10章的文章[9]可能使用的几个论点写个摘要，好让你寄给科斯莫教授。作为但丁专家，他能够告诉我是否击中要害，以及是否值得写篇文章，哪怕是篇短文，来为数以百万计的已有评注锦上添花。
安东尼奥
[1]葛兰西指塔妮娅1931年8月28日信中这样一段话：“为了撰写一部完整的知识分子史，你手头当然需要备一大批书。但是目前，为什么不先写个粗略的草稿，等你可以自由地接触各类图书时再加工？你过去总是指责皮埃罗在学术上过于遵小慎微，束缚他的写作；看来他从未自动矫正过这个毛病，但是10年记者生涯没有矫正你，这可能吗？”他们提到的皮埃罗即经济学家斯拉法。——第573页
[2]乌姆贝尔托·科斯莫教授是著名的但丁专家，葛兰西在都灵大学读书时听过他的课。——第573页
[3]葛兰西几乎每天都在《前进报》都灵版的“大厦底层”专栏上发表短评，今均收入同名文集中，同时，他还为《人民呼声》报撰稿。葛兰西的文章确实精采，今天读来依然生动有力。——第573页
[4]葛兰西是1921年在都灵的“人民之家”里结识普雷佐里尼（一位狂热的干涉主义者和墨索里尼的拥护者）的，普雷佐里尼在那里作题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系列讲座。普雷佐里尼在《意大利文化》（1923）一文中对《新秩序》有好评，并在《无用的意大利人》（1964）一文中提到他同葛兰西邂逅相遇的情况：
“我不大擅长讲演。但是，同工人们讨论以及同葛兰西交谈，给我留下了某种印象。葛兰西是意大利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办的《新秩序》有创见，他本人有信仰，有能力，有远大的抱负。”——第573页
[5]詹·拉姆赛·麦克唐纳，英国政治家，1924年曾领导第1届工党政府。塞缪尔·龚珀斯（1850-1924），美国右翼工会主义者，1886年起任美国劳联主席。弗朗科·恰尔兰蒂尼所编的那套丛书叫做《政治文化从书》，在米兰出版。——第573页
[6]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卢易吉·伊诺迪——在葛兰西青年时代，伊诺迪已是都灵大学教授，——在一篇介绍《经济学家新丛刊》（该套丛书由米兰乌泰特出版社出版）的书评中提到由皮埃罗·斯拉法编辑的大卫·李嘉图文集，这篇书评载《社会改革》1931年7月—8月号。大卫·李嘉图的《论竞争条件下的利润规律》一文（载1926年12月的《经济学杂志》），发动了一场对以市场规律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的修正。斯拉法和多布合编的李嘉图著作评注本至今仍然刊行，其书名为，《大卫·李嘉图著作和书信集》（剑桥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573页
[7]卡洛·卡塔尼奥（1807-1869），意大利19世纪最伟大的民主思想倡导者之一。在1848年的“米兰五日"期间领导过军事委员会，后来流亡法国和瑞士，1859年回到意大利。曾多次当选为议员，但为了不作违反自己共和理想的宜誓，从未正式参加议会。——第574页
[8]葛兰西在《复兴运动时期》第13页说：“作为欧洲历史运动的文学表现，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最活跃的中心是意大利；尽管在公社时期曾有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在公元1000年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却使意大利的这一过程缓慢了。然而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葡萄牙，这个历史运动终于发展到形成民族国家并对外扩张，事实表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是压制性的。在意大利，从亚历山大六世开始，教皇统治机构被确立为一个专制国家，相应于其他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但与此同时，它造成意大利其余部分的分解。在意大利人中，只有马基雅维利最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文艺复兴未能产生一个民族国家，那它就是徒有虚名；不过他的思想主要集中于意大利外部的事态，而不是意大利内部的事态。”——第574页
[9]葛兰西在1929年8月26日给塔妮娅的信里已经谈到过此事：“关于《地狱篇》第10章，我已获得一个小小的发现，我相信，这个发现可以对柯罗齐关于《神曲》的过分绝对的理论作部分的纠正。”嗣后在本信中，问题清楚了，原来葛兰西所关心的不是对但丁（《神曲》）的诠释评注，而是有关文艺评论的一般方法。——第575页 |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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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0年12月1日）
亲爱的塔齐娅娜：
你寄给我的药品及其他物品的邮包收到。套袜很精致，不过我怕我的鞋是它们的剋星。无论如何，一双袜子决不会不到一星期就磨破。给我寄什么“苯福赐仿”之类的补药或你上次寄来过的那种镇静药，毫无意义：因为我肯定这类药对我不起作用。我需要什么，会写信通知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卡洛离开图里后至今没有来信，但我能清楚地想象到原因何在。眼下我不需要钱——我还有870里拉，足够好些日子花的。已有好几月不准我们接受烟卷，但我们可以搞到散装烟。我跟卡洛提起过，我被关在罗马监狱时，我收到过不是他便是你送来的一盒土耳其烟，我对它的评价很高，因为它很象意大利早先的不掺美国烟丝的马其顿牌烟卷。我记得当时卖4.20里拉一包；现在也不会大涨价，因为外国烟叶提价的幅度很小。如果你愿意关心这件事，不妨留心是否还能买到；但只稍寄一点来即可，以防万一不是那种牌子，我们决不能花冤枉钱。我只能抽马其顿牌那样和醇的烟。
如果你能在哪家罗马书店买到卢易吉·卢索教授[1]主编的《新意大利》10月号，那我是非常高兴的，你把它交给朱莉娅。该期杂志刊登了一封信，介绍最近在牛津举行的国际哲学家大会上柯罗齐与卢那察尔斯基[2]之间发生的一场彬彬有礼的争论：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能存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美学。这封信可能是柯罗齐本人亲笔，或者至少是一位他的门徒所写，行文十分奇特。
根据那封信的说法，柯罗齐似乎以一种老前辈的爱护和幽默的口吻答复卢那察尔斯基所提出的评论，引得与会者忍俊不禁，全场哄然。似乎卢那察尔斯基并不了解柯罗齐对历史唯物主义作过广泛的探讨，发表过大量的文章，不管怎么样对这个问题是极为熟悉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十分离奇，因为柯罗齐的著作有俄译本，而卢那察尔斯基又精通意文。
从这封信中还可以看出，柯罗齐前几年对历史唯物主义所持的立场，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柯罗齐竟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标志着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中世纪神学，回到康德和笛卡儿以前的哲学[3]。这简直是闻所未闻，不免令人怀疑这位高贵的殿下是不是有点儿爱打瞌睡，比荷马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知道他是否将对这个题目作一系列的札记。如果他已经作了，那倒是妙极了，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援引他本人著作中的某些论述予以回敬。我以为柯罗齐在施展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哗众取宠的手法，他的批评，已经不成其为历史——哲学的批评，完全是一种一望而知的别有用心的固执。不少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家已经陷入某种类似中世纪神学的哲学立场，并把“经济结构”变成某种隐藏着的神——这种说法或许有所依据，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就象一个人想要通过议论贝加莫农民的迷信来指责天主教和耶稣会一样。柯罗齐对历史唯物主义所持的见解，如同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对待路德宗教改革那样。埃拉斯默说过，“路德登场，文明消亡”[4]，然而今天，历史学家，甚至柯罗齐本人，无不承认路德和宗教改革是包括柯罗齐本人的哲学在内的一切现代哲学和文明的发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无法想象：一个道德和精神再生的伟大时期，由于它通过如同路德教那样声势浩大的各界民众的卷入而体现出来，在当时竟会呈现为残暴和迷信；也无法想象，由于德国人民本身——不只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精英——是改革的倡导者和旗手，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朱莉娅是否能打听到，其他地方的知识界是否把柯罗齐同卢那察尔斯基的这场争论继续下去。
也许你还记得，早些日子我曾向政府首脑[5]提出请求，准许阅读某些禁止我阅读的书，以及另外两本我已托人购买而尚未获得的书：福洛普·米勒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面目》，克齐奥·马拉帕特[6]作序（邦皮亚尼出版社出版，米兰），以及列甫·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蒙达多里出版社出版，米兰）。（托洛茨基这本书的书名是否确切，我不敢肯定）。我获得了同意的答复，因此请你写信通知书店，要他们把书寄给我。我还想要下列书籍：（1）贝奈戴托·柯罗齐的《哲学的永恒性和历史性》（从书，里埃）；（2）亨利·德·曼的《愉快工作》（应为《为愉快工作而斗争》——译者（拉特尔泽，巴里）；（3）虎亚乔·里古齐的《帕尔马地区的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拉特尔泽，巴里）。再有，说到我向政府首脑提出要求，如果卡洛打算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你最好劝阻他别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事实上一切都相当顺利。
最亲爱的，不多写了，就此搁笔。亲切拥抱你。
安东尼奥
我自己抹掉了几行：倒数第2页上的最后几行和本页的第1行。你如给卡洛写信，请转告他，我很遗憾，他这么长时间不给我写信，我也不知道妈妈身体如何。
对于你寄来的漂亮的套袜，请允许我表彰一下，好吗？袜子的确美观，不过用那么厚实耐磨的料子缝制肯定非常费力而难做。我从心底里感谢你。
[1]卢易吉·卢索（1892一1961），民主派文人，文学史家，主编过各种文化评论刊物，其中包括《新意大利》和《太阳神》，后者于1945年创刊，今天仍继续出版。——第570页
[2]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1875一1933），俄国作家，政治家，文学批评家，戏剧家。俄国1905年革命后，多年流亡国外。列宁的合作者之一，1917至1927年任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对欧洲文化涉猎甚广，同许多先锋派的人物过从甚密，同时也提出批评意见，在当教育人民委员之前，他同托洛茨基及高尔基一起在苏联为先锋派的观点和动机辩护。葛兰西所提到的大会是1930年9月1日至5日在牛津举行的第七次哲学代表大会。他所说的那封信出现在卢易吉·卢索的《牛津代表大会》一文中，载《新意大利》1930年10月10-20。柯罗齐在该信中写道：“我必须向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指出，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明确的反形而上学和极端现实主义观念之上的，其实，同他的信念相反，这种学说比形而上学还要糟：它是神学的，它实际上把现实的单一过程划分为基础与上层建筑，本体与现象，并且把一尊隐藏着的神——经济学置于作为本体的现实的基础之上。经济学主宰着一切并被认为是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等现象中的唯一现实。正因为如此，历史难物主义在阐述诗歌或艺术的理论方面毫无用处，因为任何唯物主义概念绝不可能是美学的，而必然永远是经济学的……”——第570页
[3]柯罗齐对马克思主义看法方面的局限性，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主要是由于他在文字上对马克思著作进行曲解，多半从实证主义角度去揣度，同时也由于他本人的政治偏见。柯罗齐本人1928年发表在《圣路易邮报》50周年纪念特刊《现代世界潮流》上的一篇短文便是这方面的证明。柯罗齐写了一篇题为《反对历史唯物主义遗风》的文章，在那个社会政治大动荡时期，这篇文章只能为美国的反工人阶级的感情浪潮提供支持（当时正是萨科和范泽蒂的年代，大萧条已经初露端倪），只能为当时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持。这篇文章坚持了上述信中所包含的理论（后来连同其他论文一起收入《文明的趋势，圣路易邮报50周年纪念文集》，纽约，1929年）。——第571页
[4]葛兰西确实是在柯罗齐的一本著作里看到了埃拉斯默的那句话：“凡受路德教支配的地方，文学凋零”，出自他1528年6月20日致皮尔海默的信。葛兰西在《历史唯物主义》卷第85页提到这件事，在第222-224页讨论了前面引述的柯罗齐所写的那封信：
“柯罗齐在牛津大会美学组的发言，把他在《19世纪历史编篡学史》中所提出的关于实践哲学的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于柯罗齐对实践哲学的最新见解，我们应如何分析评价？……我们必须认为它不是一种哲学批评，而是一种抱有直接实践目的的政治行动。很明显，已经形成了一股‘蜕化变质的’实践哲学潮流，这个潮流同奠基人（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原编者）所表述的学说的关系，大体上如同平民百姓的天主教同神学或知识分子天主教徒思想的关系那样。平民百姓的天主教由于包含迷信和巫术的成分，可以被看作不能同天主教相提并论的偶像崇拜或低级宗教，同理，这种第二流的实践哲学也可以看作康德和笛卡儿以前的哲学所固有‘神学的’或先验论的。因而，柯罗齐的表现便兼有反教权的共济会员与‘庸俗’唯理论者的特点，他们就是利用上述类似手段同天主教竞争的……”
然后，葛兰西又设问：
“任何一种哲学，如果越出了通常的知识分子小圈子范围，传播到民众中去，逐渐适应民众的心理，也必然逐渐失去其某些重要素质，那么，这究竟是加强还是削弱？任何一种世界观，如果在民众中广泛流传、深深扎根，并且由于不断涌现杰出的知识分子而经常更新，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厚古薄今的知识分子才相信，任何一种世界观可以被合理的批评所摧毁。”
葛兰西对这个课题作了如下有保留的结论：
“常常有人说，在某些国家里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这是市民社会各个领域中出现倒退的原因，但是从来没有人指出，实践哲学的传播和当代的各种伟大改革，是一种正在一国范围内实现自由主义只能为少数人实现的目标的、道德和精神改革。”
在这里，葛兰西想要论证的是，柯罗齐同他的历史编篡学观点和一般方法论自相矛盾，这些矛盾根源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具有直接政治性。——第571页
[5]指墨索里尼。——第572页
[6]克齐奥·马拉帕特（库特·E·冯·萨柯特的笔名，1898-1957），意大利记者，作者，最初拥护法西斯，但完全持玩世不恭的态度。——第572页 |
致朱莉娅·舒赫特（图里，1930年2月I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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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朱莉娅·舒赫特
（图里，1930年2月I0日）
最亲爱的朱莉娅：
在回想各种往事的时候，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国家书店[1]不但对外文书籍的译者付报酬，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对翻译选题的推荐者付报酬，如果他的推荐被采纳的话。因此我偶然想到向你推荐几本书，根据我目前的处境，我所了解的情况必然是不确切不完全的。不过这样做会使我比较容易找到写信的素材，因为我讨厌写些老生常谈，而我的生活又不能提供多少愉快面有趣的话题，顺便，我要让你领略一点有关意大利精神生活中最基本的和公认的思潮的评述。
去年出现了一本书的新版，这本书如今在欧洲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古代世界的资本主义：罗马经济史》，204页，拉特尔泽出版社出版，巴里[2]。该书初版于1906年问世，是从意文手腐译成法文后出版的，受到普遍的好评；不久即由卡尔·考茨基[3]译成德文，我想也译成俄文和其他文字。这本书是针对蒙森[4]所创始的、把一切“货币”经济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5]的倾向。索尔维奥利对马克思不同意蒙森这一观点的相反意见作了中肯的论证。这一倾向，通过一位在英国教书的俄国历史学家罗斯托夫捷夫[6]教授的影响，在意大利则通过古·费莱罗[7]的追随者巴尔巴加洛教授[8]的影响，现在已经具有可怕的分量。索尔维奥利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去年在那不勒斯大学进课时去世），接受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但是已被贝奈戴托·柯罗齐修改过的意大利式的，即不是作为总的世界观，而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实际准则。[9]这本书的意大利文新版对原来的法文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增补了学术上的最新成果，删除了1906年曾经是热门的论战成分，由于作者在修订完成前去世，所以它几乎完全是一部新作。这本书的译者必须精通意大利文才能理解不规则的句法和相当累赘的句子。
另一本最近新书是现任议员弗朗切斯科·埃尔科利的《从市镇到专制国家》，一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公共法律的论文集（瓦列基出版社，佛罗伦萨，1929年版，第381页[10]）。它包括4个方面的研究，从非意大利文化的观点看，是多采而有趣的。第一《中世纪末的等级斗争》，当然使意大利以外的人感兴趣的题目，既可以根据自已的权利写成一本精采的小册子，也可以写成一篇文章供主要期刊发表。书中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对历史的天真想法的例子，比如认为佛罗伦萨的奇奥姆皮[11]运动的失败是件幸事，因为它使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繁荣得以发生。但也有一些很有意义而冷僻的资料（即战时在期刊上披露的档案文件，虽说公开发表，但实际上对非会员来说还是秘密的），这些资料透露了佛罗伦萨在1340—1350年期间想把被工匠行会拒之门外的作坊工人组织起来的种种努力及其在政治上的重大反响，等等。[12]
埃尔科利遵循和索尔维奥利相同的历史编篡学方向——所谓的经济一法律学派，这个学派部分地更新了历来以学术和修辞见长或至多以渊博和文字取胜的历史方法。
我不知道以上所述是否对你有用，也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和是否有机会加以利用。但不管怎么样，它使我产生了就某个题目写信给你的动机，而不是谈谈天气和我的神经系统状况：这类研究是唯一能使我感兴趣的事情，也是我目前所能做到的最佳消遣。你为什么不谈谈朱利亚诺以及德利奥的智力发展情况？吻你。
安东尼奥
[1]葛兰西大概指苏联国家出版社。——第568页
[2]朱泽佩·索尔维奥利的《古代世界的资本主义》，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那样，于1906年在巴黎出版，是若尔日·索列尔向《国际政治经济学丛书》主编推荐的作品。——第568页
[3]卡尔·考茨基对索尔维奥利的作品写了书评，随后亲自把它译成德文，加长篇引言予以出版（斯图加特，1912）。考茨基（1854——1938），德国政治家，曾任恩格斯的秘书，第二国际领袖，创办社会民主党刊物《新时代》，写过一些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后来逐渐放弃左翼立场而采取中间立场，最终成为民族主义者，1917年后持反俄观点。——第568页
[4]西奥多·蒙森（1817-1903），德国19世纪最著名的古罗马史学者、政治家、议员。——第568页
[5]在《资本论》第1卷第2篇《货币转化为资本》第6章中（原文如此——译者），马克思在一条脚注中写道：“在有关古希腊罗马的一些实用百科辞典中，可以看到一种谬论：在古代世界，资本就有了充分的发展，‘所缺少的只是自由工人和信用事业’。蒙森先生在他的《罗马史》中也一再陷入混乱。”这条脚注是加在下列正文之后的：“但是，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存在各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第568页
[6]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罗斯托夫捷夫（1870—1952），著名俄国历史学家，后移居美国。主要代表作是《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史》（牛津，1926），该书以“经济学家”的方法治史。——第568页
[7]古利耶尔莫·费莱罗（1871—1942），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有研究古罗马的著作多种。葛兰西在《知识分子》卷的“洛里亚主义”一栏里对巴尔巴加洛和费莱罗分别加以论述。——第568页
[8]科拉多·巴尔巴加洛（1877—1952），意大利实证学派历史学家，著有多卷本《世界史》，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即是马克思和葛兰西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治史观点。——第568页
[9]贝奈戴托·柯罗齐把马克思主义只作为一种历史编纂学的方法来接受。他勉强承认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经济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完全的哲学意义。柯罗齐对马克思的批评自然是以柯罗齐的哲学观和一般唯心主义观为基础的。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观削弱了唯心主义的基础。——第569页
[10]指对意大利各市镇的文化形成（11至14世纪）到它们转化为募头统治城邦（僭主和公国）的研究，寡头统治城邦是意大利从15世纪起的历史特点。——第569页
[11]这是对佛罗伦萨毛织工人行会会员的称呼，他们在1378年造反，成功地抵制了寡头统治的法令。他们后来遭到失败，遂使僭主得以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第569页
[12]在13至14世纪，佛罗伦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许多受行会排挤的工匠要求成立各自的组织。只要最富裕的阶层（其中一部分是由行会本身形成的，不论是人数较少的高级工匠行会或人数较多的一般工匠行会）控制着佛罗伦萨市政机构，至少它抵制这种要求。——第569页 |
致塔齐娅娜（图里，1930年1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30年1月13日）
最亲爱的塔妮娅：
你的信耽搁了好几天才送来，因为要补交超额邮资。这肯定是搞错了。你一定是从图里寄出的，所以贴25分的邮资没有错。我们必须提意见。虽然邮局这一次是搞错了，但是你要明白，前几次它可没有弄错：你的明信片写得太满，都写到地址栏去了，你绝不可在“邮政明信片”这几个字之上写字，或许也不准在国徽之上写字。我只好交40分钱的超额邮资，为了办理必要的手续，明信片有时会被耽搁3天。
谢谢你带来了家里消息。至于我的心情，我想你是难以完全理解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事情对于任何人都是难以完全理解的，因为它是由那么多因素构成的，其中有好多因素几乎是无法想像的；因此，对于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一般状况，也就更无从设想了。最近几天，我一直在读《从1848到1861年》，这本书收录了有关阿布鲁齐爱国人士西尔维奥·斯帕文塔[1]书信、文章和文件，斯帕文塔于1848年当选为那不勒斯王国议员，在全国起义失败后被捕监禁，居经法国和英国说项，于1859年获释。随后出任大臣，成为1876年以前右翼[2]自由党的最著名人物之一。我觉得，在他的好多书信中，在那个时代的语言中——换句话说，情调相当浪漫和感伤——他完全表达了我目前常有的类似的心情。比方说，他于1853年7月17日寄给他父亲的信里写道：“我已经有2个月没有接到您的信；至少有4个月没有得到姐妹们的消息；至于伯特兰多〔他的弟弟〕，已有好长时间音讯不通了。您一定理解像我这样一个人，天赋一颗年青火热的心，这样与世隔绝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根源。我并不认为我的亲人今天已经不象过去一贯的那样爱我了；但是逆境通常有两种后果：它往往抵销了一切对受害者的爱，而且还往往使受害者丧失一切对他人的爱。我担心，在这两种后果中，在我身上所表现的第二种要大于在你们身上所表现的第一种。虽然我置身此地断绝了一切人际交往和爱，但是，那极度的寂寞、长期的幽禁、以及唯恐被世人所遗忘的猜疑，使我的悲痛与日俱增，使我的情感逐渐熄灭”。
正如我刚才所说，不管语言如何（语言是与时代的感情潮流相一致的），作者的心境却被生动地反映出来了。我感到欣慰的是，斯帕文塔不是个软骨头或爱哭鼻子的人。他是1848年所判决的600多名（政治）犯中始终没有请求那不勒斯国王恩准缓刑的少数犯人（约60名）之一。他也没有转向宗教，反而不断宣称他目益坚信：只有黑格尔的哲学提供了一个夏正理性的、符合时代思潮的体系和世界观。
我的心情同1848年的这位政治犯相同，你明白其实际意义是什么吗？其意义就在于：从今以后我将认为这种心情相当滑稽是，可笑的时代错误。经历了3代人的时间，各方面都已有所进步。祖父辈时代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到孙子辈时代就不再有可能（我决不以我们的祖父辈为例，因为我的祖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事实上是波旁政权的宪兵队的上校，或许就是逮捕斯帕文塔——一位反波旁的、查尔斯·艾伯特的支持者——的执行者之一）。这是从客观上说，因为从主观上说——即就个人而论——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亲爱的塔妮娅，昨天是你的命名日。我想过但愿能口头表达我对你的良好祝愿，但事实上我只能在第二天以书面形式把这些祝愿寄去，你只有在几天以后才能收读。我希望到那时你的身体将会好转并能出去走走，如果继续是今天这样的天气的话。你到图里来探望，同我谈半小时左右，旅途劳顿，遂致卧病，你知道我为此心里多么难过。我认为你对自己的身体照顾不够，我记得当初我在疗养院里见到杰妮娅时她的身体差不多也这样，后来我们彼此更了解以后，我曾吓唬她说，要是她不吃东西就要揍她。别的不说，光她不听医生嘱咐，把规定要她吃的鸡蛋藏起来，竟攒了好几百个。你母亲听说后乐得哈哈大笑，还说我吓唬得对。对你也得施加一点温和的强制。我认为你已经失去了为自已而活下去的愿望，只是为别人而活着。难道这种想法对头吗？你不是愿意为别人而更好地活着吗？如果这是你所珍惜的生活目的和人生真谛，那就也要为自已而活下去，要保重身体。我很喜欢你，愿意看到你永远坚强、健康。一想到你为了给我一点小小的安慰，解除我的寂寞，竟落得在图里这里缠绵病榻，心里就难过。好啦，不谈这个吧。这封信本来应该写给妈妈的。你代劳给她去封信，免得她因为收不到我的信而惊恐。
拥抱你，我亲爱的
安东尼奥
[1]西尔维奥·斯帕文塔（1822-1893），意大利南方政家，意大利自由运动领袖之一，两西西里王国的秘密帮会“意大利统一”的缔造者。1849年3月被波旁政权的警方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1859年减为放逐，不久，斯帕文塔便到达伦敦。1860年，加里波第解放了那不勒斯，于是斯帕文塔回到了意大利，随即任公共工程大臣。同其弟伯特兰多一起，在振兴意大利的哲学研究方面起主导作用，并且是意大利最早提倡研究黑格尔著作的倡导者之一。葛兰西在信中所提到的文集收辑了从席卷大半个意大利半岛的1848年革命起，到宣告统一时止的有关资料。——第565页
[2]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的右翼，包括加富尔伯爵的政治支持者和真正的温和派。前者受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竭力主张采取外交手段是解决“意大利问题”的唯一办法，后者认为实行有限选举的君主立宪制才能实现统一。历史右翼（加富尔死后人们对其党徒的称呼）政府从宣告统一（1861年）起一直执政到1876年，当时任公共工程大臣的西尔维奥·斯帕文塔所提出的铁路国有化法案交付表决后，政府倒台。——第565页 |
致塔齐娅娜（图里，1929年4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图里，1929年4月22日）
亲爱的塔妮娅：
4月13日及19日寄来的明信片均收到，眼下我正耐心地等待着家里的消息。在那咱们一起度过的片刻里你一定注意到我已经变得多么有耐性。过去，我总是勉强克制自已要忍耐，以便同笨蛋和厌物相处（根本无法避开他们）。如今我已不再有任何紧张感——监狱的惯例和自卫的本能已经使我养成了忍耐的习惯。有时我变得麻木不仁或漠不关心，这种精神状态缠住我不放。要是看到我这副模样一定会使你很难过。事实上，这种心情并非近来才有。朱莉娅对我说过，你母亲早在1925年就感觉到了。那时我就象基普林笔下的独眼山羊，老是围着圆心等距离地转圈。算啦，咱们还是谈点较为愉快的事倩吧。
玫瑰得了日射病：所有的叶子和娇嫩部分都烧焦了，尽管外表部分受到严重损害，但它正在重新发芽。不，它还没有死。曝晒之灾必然发生，因为风刮掉了那张我不得已用来替它遮荫的薄纸。要是用一把稻草就好了，因稻草几乎不导热，就可以使玫瑰免受阳光照射。总的来说，预后良好，即使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发展的话。种子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幼苗，一整批种子推迟了地下[1]生长期。当然，这些种子是陈旧或被虫蛀了。那些得以破土而出的种子生长缓慢，并产生了某种无法辨认的东西。那位对你说这是批好种子的园丁，他的意思或许是说可供食用，实际上，有些幼苗模样挺怪，有点象洋芜荽和小洋葱——肯定不是花。每天我都想揠苗助长，但总是在关于培育与万物的两种想法之间摇摆。我究竟应该效法卢梭，让一切听任自然的安排（自然从来不会犯错误而且基本上是好的）呢，还是应该利用巧妙的人工和权力的法则故意违反自然发展过程？直到现在，这两种思想还在我的头脑里斗争。但是，六株菊苣苗却随遇而安，不怕阳光照射，已经枝叶亭亭，将来一定能开花结实，有所收获。大丽花和竹子仍在地下沉睡，至今未有成活的迹象。尤其是大丽花，看来不会有希望了。为免遗忘，我现在就请你寄4种别的种子：（1）防风胡萝卜（一种童年时代家乡纪念：战前在萨萨里，胡萝卜有时每根重达半公斤，卖一索尔多[2]一根，销路比得上甘草）；（2）豌豆；（3）波菜；（4）芹菜。我想在3平方英尺的地里种上4、5种不同的种子，看看情况如何。这些种子，你到杜奥莫广场或布埃诺斯·阿依莱斯路的英杰诺利店里去买，并跟他要一份说明，好知道哪个月种植最为适宜。
我收到马尔维娜·桑纳女士从科西嘉岛独立23号寄来的另一张便条，[3]请把下列口信转达给她：
“我明白，去买我所开列的那本书要化很多钱。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到了，但我认为，回答向我提出的问题是我的责任。下面我准备就这些问题以及同狱中每个人都有关的事情谈一点看法：怎样才能避免浪费时间继续学习？首先，必须去掉各种‘学究式的’态度，不要梦想参加各种正规的系统的讲习班。即使处在最有利的环境里，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最有收获的学习科目之一是各种现代语言——只需要一部语法，化不了几个钱就可以在旧书摊上买到。即使不能学会正确地用这门语言讲话，但可以学会阅读，这一点很重要。
“其次，不少因徒对监狱图书室的藏书估计不足。毫无疑问，所有的监狱图书室的藏书都是杂乱无章的：书籍是胡乱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不是已经出狱的犯人留赠，便是掌握出版处理品的赞助人所捐献。其中总有大量的祈祷书和坏小说。虽然如此，但我认为政治犯应该能从石头里抽血。诀窍在于阅读时心里有个目的，并且作笔记（也就是说，如果许可你写的话）。让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在米兰时，我读过一系列各式各样的书——首先是通俗小说——，后来图书室主任允许我进去从尚未分发的书籍以及由于书中的政治或道德倾向而从不外借的书籍中挑选我想看的书。于是我找到欧仁·苏、蒙特平、庞森·杜·特雷尔等人的著作，这些书，只要从下列角度来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为什么这些书的读者总是最多，出版的次数也最多？它们满足了何种需要，满足了何种愿望？这些肮脏的书里流露了什么样的情感和观念，以致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欧仁·苏以什么方式有别于蒙特平，从内容看，维克多·雨果是否属于这个团体？达里奥·尼科德米[4]的《残余》、《白鹭》和《飞翔》是否也算作1848年颓废浪漫主义的直接后代？
“下面是第二个例子：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格罗伊塞森最近出版了一本大部头著作，研究1889年以前的200年间法国天主教同资产阶级的联系。他对这个时期的一切虔诚的文献——布道演讲集、各个主教管区的教义问答集等等——进行研究后，汇编成一本精采的书。我以为这就足以证明能够从石头里抽血——果真如此，岂非周围连石头也不存在了！任何一本书，特别是关于历史的书，都是有益的。在监狱里不管弄到什么书，都是饶有趣味的，因为在这里，决不能用普通的尺度来计算时间。”
亲爱的塔齐娅娜，我写得太长，忍怕你辨认我那潦草的笔迹已经感到厌倦。顺便提一笔，除非我提出要求，不要寄任何书给我，务希照办。如果有任何你认为我应该读的书问世，买了以后放在一边，以备随时邮寄。最亲爱的，我希望这次出门不至于使你精疲力尽。热烈拥抱你。
安东尼奥
[1]此处用了个俄文词подполье，意思是“地下”，在比喻的意义上作“秘密的”解。——第562页
[2]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止，一个索尔多等于1/20里拉，是面值很小的辅币。——第563页
[3]葛兰西在1929年3月25日致塔妮娅的信里，向被关押在意大利另一地区的一位政治犯安东尼奥·桑纳推荐了各种哲学读物。——第563页
[4]达里奥·尼科德米（1874一1934），诙谐小品通俗喜剧和法国感伤喜剧作者。信中提到的问题是葛兰西关于民族大众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构成《札记》的一个重要章节。这些笔记今均收入《文学与民族生活》卷，葛兰西在该卷中表达了类似的见解：“在戏剧方面，达里奥·尼科德米的重大成功无疑是由于他把同民众意识有密切联系的题材戏剧化；《残余》、《白警》、《飞翔》等作品的情况是如此”。葛兰西在论述民族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结合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时说：“应该指出，在不少语言中（例如俄语、德语……及法语……）‘national’和‘popular’为同义词或近义词。在意大利，‘national’一词具有在意识形态上严格限制的意义，无论如何不能同‘popular’重合，因为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严重脱离人民，换言之，即脱离’民族’，而同传统的种姓等级制度结合在一起，这个种姓等级制度从来没有被任何来自下面的民众的和民族的强大政治运动所砸碎”。——第564页 |
致塔齐娅娜（米兰，1928年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米兰，1928年2月27日）
最亲爱的塔妮娅：
……朱莉娅的信对我的心情起了镇静作用。我会单独给她回信，如果可能，将写得详细些，因为我不想责怪她，但又想不山怎样才能心平气和地给她写封长信。说实在的，她不舒服或心烦就不写信，你认为这对吗？我认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越应该比平常更频繁更详细地给我写信。不过我不想把这封信变成喋喋不休的数落。
作为闲聊，我给你说说有关小型“监狱”讨论会的情况，那是断断续续进行的。有一位难友，我想他不是福音派教士便是卫理公会派或长老会派教友[1]，他对于我国的一些城市没有下令禁止贫苦的中国小商贩兜售小摆设一事极为愤慨，这些小玩意儿无疑是在德国大批制造的，但看来我国的同胞却以为它们至少体现了中国民俗的一个小小的方面。照我们这位福音派教士的说法，这种买卖已经构成对西方信仰和思想方式的纯洁性的严重威胁。他认为这是把亚细亚偶像崇拜嫁接在欧洲基督教信仰的砧木上。这些小佛像可能具有某种特殊的魅力，足以对欧洲人的心理产生强烈影响并有助于形成截然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新的意识形态。象这位福音派教士这样的人物居然为这类事情担忧，这确实很有意思，尽管这种担忧是出于对遥远的未来问题的考虑。如果向他指出下列几点，不难把他逼入思想的迷宫而出不来：
1、佛教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由来已久，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深远得多，因为整个中世纪，从阿拉伯人入侵到公元1200年前后，佛的生活在欧洲被公认同被教会尊为圣徒的基督教殉教者的生活一样，只是在好几个世纪以后教会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恰如其分地使假圣徒还俗。在宗教具有强大活力并且是民众的唯一思想方式的时代，这般情节势必具有极大的影响。[2]
2、佛数不是一种偶像崇拜。[3]如果说在这方面存在什么危险的话，那毋宁说它存在于已经传入欧洲的黑人音乐和舞蹈。这种音乐已经征服相当一部分有文化教养的欧洲人，而且达到真正狂热的程度。不能设想黑人围绕着他们所崇拜的偶像跳舞时不断重复的姿势或爵士乐队固定不变的切分音节奏会不产生思想影响。这是一种流传极广的现象，对千百万人特别是青年人不断施加影响。它产生着具有深远影响的极其强烈的印象。再说，它是通过音乐即通过今天现存的最具有世界性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这种语言能够传播一种古老原始文化的意象和一般印象——这种文化不仅与我们的文化相异，而且较之亚细亚文化也确实更为简单，因而可以通过音乐和舞蹈向整个精神世界扩散并被吸收。这位可怜的福音派教士已经相信，尽管他害怕变成亚细亚人而惴惴不安，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在变成黑人，而且这个过程已经处于前期，至少是混血期。我不知道他的情况究竟如何，不过我猜想他已经不可能抛弃边听爵士音乐边喝咖啡的习惯，而且从今以后将更仔细地照镜子来观察其血色的变化。
亲爱的塔妮娅，祝你迅速彻底康复。
你的亲爱的
安东尼奥
[1]他在先前的一封信里写道：“你得替我查对一下托尔斯泰所说的福音派对邻居的概念的确切含义。我记得他似乎是遵循这个词的字面的、辞源的意义：‘同你十分接近的人’，——换句话说，指你的家庭成员，充其量指本村人”。——第560页
[2]关于对佛教的进一步论述，参看《札记》的《知识分子》卷中的下列条目：“关于中国文化摘要”和“关于日本文化摘要”。上述摘要，作为关于知识分子形成的研究中的章节，论述了基督教在东方的影响以及佛教和其他东方宗教在西方的影响。“首先”，葛兰西写道，“佛教连同中国文化为日本的有文化教养等级所接受。结果产生了一种宗教综合：儒教的佛教—神道教因素”。但是他也强调指出东方的宗教改革与民主发展之间的联系，并同欧洲的基督教进行比较，“与基督教不同，佛教并不想连根拔掉各种先前存在的民族宗教（在欧洲，各种民族倾向是在基督教信仰的范围内显示出来的）”。——第561页
[3]葛兰西在上述《摘要》里坚持认为，佛教不是偶像崇拜；在论述日本的佛教时，他把“宗教”同“神话”区分开来：他认为后者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艺术’或‘民俗’因素”，前者是“一种仍然生气勃勃地起作用的有价值的世界观”。记载上述摘要的《札记》所注明的日期是1929年。——第561页 |
一、十月革命/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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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月革命
1924 |
致朱泽佩·伯蒂（192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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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朱泽佩·伯蒂
（1928年1月30日）
最亲爱的伯蒂：
13日来函一星期前已到达，当时我（每周）两封修的限额已满。此间乏善可陈：照例的卑劣和沉闷。连书报也渐渐失去其吸引力。虽说如此，我还是大量阅读，但只是机械地、没精打采地读而已。我虽然也同人交往，但每天至少读一本书——什么书都看，这你不难想象（连费尼莫尔·库珀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我都重看了一遍），有什么书取决于监狱租书处认为图书怎样分配恰当。最近一两个星期我还看了家里寄来的几本书，但也不是什么极其吸引人的著作。下面就说说究竟是哪些书，以资消磨时间吧。
《“法兰西行动”与梵蒂冈》[1]。这是“法兰西行动”发表的所谓“黄皮书”：一部由文章、演讲和通告汇编而成的集子，其中不少内容我早就知道，因为在1926年的《法兰西行动》上已经发表过。书中对这一冲突的政治实质讳莫如深。它只包括关于信徒的所谓“混合问题”与“正当自由”的“教规式”讨论[2]。你明白问题的真相：法国有一个以德·卡斯特尔诺将军为首的大规模天主教组织，有点象我们意大利的“天主教行动”。[3]在1926年法国政治危机以前，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唯一的政党，它把自身嫁接于这个组织并利用了它的各种可能性（比如说，每年4、5百万捐款）。换句话说，天主教势力完全受毛拉斯和多代政治冒险的后果所左右，他们在1926年曾安排了一个临时政府班子，准备在（政府）垮台时上台执政。梵蒂冈担心出现新的孔布式反教权法律的浪潮，[4]决定同“法兰西行动”彻底决裂，并组织一个人民民主党作为议会中心，奉行布里昂一普安卡雷政策。出于不言而喻的理由，“法兰西行动”只公布了半奉承的和温和的文章，粗暴的人身攻击性质的东西则专供《逗闹》杂志[5]发表，它是周刊，无意文版，不是正式的政党机关刊物；但这些东西在那本书里是不发表的。我看到正统阵营已经公布了对“黄皮书”的答复，编者是雅克·马里坦，[6]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公认的正统知识界领袖。这是梵蒂团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马里坦在1926年写过一本为毛拉斯辩护的书，在这之前还在一个同样性质的宣言上签过名。目前，既然这些知识分子转向脱离，君主主义派必然越来越孤立。
亚历山德罗·泽瓦埃斯著《第三共和国史——1870年9月至1926年的法兰西》，很肤浅，但真逗。掌故，旁征博引，等等。它起一种提示作用，使人回想起法国议会生活和记者生涯中的一些主要事件。
罗·米歇尔的《当代法国》。这本书是个骗局，它把论述法国生活中某些极端顽固方面的毫无联系的文章拼凑在一起。米歇尔由于出生于普鲁士的莱茵区即罗马传统和条顿传统汇合的区域，他便以加强日耳曼人与新拉丁族之间的友谊为己任。他集两种文化的糟粕于一身：条顿市侩的厚颜无耻和南方人的华而不实。此公否认自已的日耳曼血统，以此当作帽徽来标榜，他给他的一个儿子取名为“马里乌斯”，又借此大做文章说是为了纪念征讨辛布里和条顿部落的大捷；[7]我以为此人极其虚伪，一心想在学术界出风头。
戈夫雷多·马梅利逝世100周年纪念文集（金蒂雷等撰写）。弗朗切斯科·克里斯比的《千人军》第２版是这些书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本。就说这些吧，因为我不想提其他一些内容荒诞、没多大意思的书。如有可能请来信，不过我能想象得出，这一方面，你比我还要困难。谨致亲切的问候！
安东尼奥
[1]这部书是政治集团“法兰西行动”与梵蒂冈在1926年法国政治危机时期发生争论的产物。1924年，巴黎成立了一个左翼政府，即所谓左翼联盟，通过了一些法律以削弱军队的权力并阻止当时正进行着的“复旧”过程。但不久以后就出现右的反击，造成1926年初的严重危机，结果产生了以雷蒙·普安卡雷为首的“宗教联合”政府。“法兰西行动”指挥了一场运动把政局进一步推向右转以恢复君主制，但它的这一企图没有获得梵蒂冈从而也得不到法国天主教徒的支持。法国的天主教组织包括“法兰西行动”在内，均以争取议会中的议席为目标，尤其因为，如葛兰西在下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解释”了农民的需要，农民要求在议会中有代表。同时不应忘记，极端排犹的“法兰西行动”在得到右翼以及在德雷福斯案件中遭到挫败的种族主义集团的支持和赞同后，它的实力有了迅速的增长。——第557页
[2]“混合问题”和“正当自由”是梵蒂冈与“法兰西行动”争论中的正式措辞。后者认为宗数当局不应干预政治事务，信徒们必须“按照他们各自的政治信仰”进行投票。葛兰西使用“教规式讨论”这个措辞，意谓这场争论中所使用的语言和提法，都是以罗马教会的宗教法典为依据的专门术语。——第577页
[3]“天主教行动”是直接依附于罗马教廷的意大利天主教一般信徒的组织，葛兰西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札记》中有简短的一章专门加以论述。这个组织成立于1848年。爱德华·居里埃·德·卡斯特尔诺（1851一1944），法国将军，参加过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当选为议员，作为国民议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支持1923年各项军事法的实施。这些军事法后来为左翼联盟所废止。他随后成为法国一切天主教组织的首领。——第557页
[4]埃米尔·孔布（1835－1921），法国激进党政治家，1902至1905年任内阁主席。以其反教权政策以及禁止在学校举行宗教集会和进行宗教教育的纲领而名重一时，并最终使国家同教会完全分离。在孔布执政时期，法国断绝了同罗马教延的关系。——第558页
[5]《逗闹》，法国一家著名的讽刺幽默报纸，具有浓厚的民主色彩，创办于1832年，一些著名的美术家，如多米埃、格朗迪维尔、加瓦尔尼等，均曾受聘在该报任职。“逗闹”（Charivari）一词的本义是“声势浩大的表示反对的喧嚷”。——第558页
[6]雅克·马里坦（1882－1973），法国作家、哲学家，原来信奉新教，1906年皈依天主教。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即鼓吹恢复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为罗马教延的官方哲学。葛兰西在信中所指的第一本书是《宗教至上论》（巴黎，1927），第二本书即为毛拉斯辩护的那本书是《评夏尔·毛拉斯及天主教的职责》（巴黎，1926）。
后来，葛兰西在1930年4月7日的信里又重新提到这个问题：“时至今日，那本关于“法兰西行动”与梵蒂冈的书已经过时：只有其中的第1卷也许还继续有用，因为多代和毛拉斯仍然孜孜不倦地添油加醋，揪住这个问题不放。正因为如此，这一卷作为对原则的解释可能仍然有其重要性。我不知道你（葛兰西的这封信是写给他的二姨子塔妮娅的）是否理解梵蒂冈与君主主义派之间为法国历史而引起的这场冲突的意义。……这是意义深远的政教和解的法国版。已经组织为法国的“天主教行动”的大部分法国天主教徒，正逐步断绝同君主主义少数派的联系，从而不再成为正统王权拥护者发动政变时的潜在的群众后备军，同时它企图成立一个广泛的天主教共和党，把相当大一部分今天的激进党人都拉进去……”但对这个问题作最详尽的探讨是1933－1934年的《札记》第30，即如今收入《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札记》的那一卷，其中有题为《关于法兰西民族生活的札记》的论文提纲。1926年的法国危机被列为单独的一章。必须指出，葛兰西之所以重视这个研究，不仅在于他要对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形成进行分析，而且由于它同罗马教廷与意大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的首要问题有联系；因为恰恰就在那几年里，法西斯政府同罗马教廷之间正在商定一项契约，并且终于在1929年正式签署——第558页
[7]古罗马将军凯乌斯·马里乌斯于公元前102至101年期间打败了一些日耳曼部落，即辛布里和条顿。——第558页 |
致塔齐娅娜（米兰，1927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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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塔齐娅娜
（米兰，1927年11月14日）
最亲爱的塔妮娅：
几本书已经到了。《撒丁区山谷的五分之一》和蒙达多里目录已经在我的囚室里。芬克和毛拉斯的著作来了，不过还没有送交给我，说来也怪。我竟然要妈妈寄那本关于《山谷的五分之一》的书。我想它是我的启蒙读物之一吧，因为它虽然是家里的藏书，我却对它一点印象也没有。我还想要下列书籍：
1．贝奈戴托·柯罗齐的《历史编篡学的理论和历史》（拉特尔泽出版社出版，巴里）。
2．《马基雅维利选集》，朱·普雷佐里尼编辑，（特雷维斯出版社出版）。
3．马里奥·索布雷罗的《彼得与保罗》（特雷维斯出版社出版）。
4．1927年8月便览。
5．佛罗伦萨出版家瓦莱奇的图书目录，你可以向斯珀林书店索取。打听一下《马基雅维利全集》[1]是否按佛罗伦萨的巴贝拉出版的《全集》格式出版，如果是的话，问问价钱。恐怕售价太贵，至少也得100里拉左右，看来只好将就点弄套特雷维斯版的《选集》得了。在马基雅维利逝世400周年之际，我把我目前所能读到的5种日报上所发表的全部（纪念）文章都读了。后来，我收到了一本《佛罗伦萨之狮》[2]的纪念马基雅维利专辑。我所得到的印象是，这些纪念文章的作者没有哪一位论证过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同同一历史时期欧洲各国的发展的联系。由子受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纯粹道德说教问题的迷惑，他们没有认识到马基雅维利是关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民族国家的理论家，——换句话说，他是在意大利，把伊丽沙白在英国，信奉天主教的费迪南德在西班牙、路易十一在法国以及伊凡雷帝在俄国所致力完成的大业，进行了理论概括。即使他本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上述任何国家的发展，他们提出了这个时期的历史问题，而马基雅维利则凭自己天赋的直觉去理解这个问题并加以系统阐发。[3]
罗罗嗦嗦说了一大通，大概只是由于天性温柔才使你能耐性看下去，好啦，拥抱你，亲爱的塔妮娅。
安东尼奥
[1]指朱泽佩·普雷佐里尼编辑的选集。——第555页
[2]一种佛罗伦萨出版的文化评论。——第555页
[3]这封信预先提出了葛兰西后来在《札记》的大量章节中用以论述马基雅维利的某些论点，这些论述均收入《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札记》卷中。葛兰西显然不同意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传统观念，并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赖以产生和形成的具体历史情况。——第556页 |
致妈妈（米兰，1927年6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妈妈
（米兰，1927年6月6日）
亲爱的妈妈：
5月23日来信收到。谢谢你写了那么多页并带来那么多有意思的消息。你最好经常写这样的长信，并把当地的情况，哪怕你认为不重要的事情，一一告诉我。比方你里说有8个村镇准备同吉拉扎[1]合并，但究竟是哪8个呢？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会有什么后果？是否会成立由一名市长[2]管辖的单一的市镇政府？学校将怎么安排？是否保留各个村镇原有的小学？还是纳贝洛或多马斯诺瓦斯的孩子得每天到吉拉扎去上学，连一年级生也不例外？是否实行全镇单一税制？在这8个村镇有产业的吉拉扎的地主所交纳的税金是否用于各村，还是只用于完善吉拉扎？我觉得这是个主要问题。过去，吉拉扎的市镇基金极其不足，因为凡是在邻近村镇有土地的镇上居民所应交纳的地方税的主要部分都向各个村镇交纳。你应该来信谈这些问题，不要老是谈我的悲惨遭遇。关于这一点，我希望你不要有过多的考虑。诚然，我认为我的处境并不十分美妙。但是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会根据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所保持的感情而改观。我很冷静，对一切都处之泰然，充满信心。即使最近的将来是黑暗，此后的情况还是会好转的。正如我致泰雷西娜信里所说的那样，我相信我绝不会就此在监狱中了却一生。我有一种预感，我在里面绝不会超过3年，即使我被判处比方说20年。我告诉你的完全是实话，不想制造任何幻想，因为我认为这是使你坚强起来、坚韧不拔的唯一办法。请不必为我的态度或健康担忧。你知道我的精神毅力有多大。你是否记得我们小时候的“胆量”（我们当时告诉过你没有？）：我们用石头砸自己的手指直到指尖冒出一滴血为止？今天，对于这样的野蛮考验我是畏缩的，不过我肯定已经发展了一种能够顶住事态袭击的——不论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更大的抵抗力。我近10年来的战斗生涯已使我锻炼得足够坚强。我十几次死里逃生，至今还活着：这确实是一笔无比宝贵的财产。再说，我有过幸福的时刻；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正在按照我的要求培养他们，他们将成长为两个坚强而生龙活虎的男子汉。所以，我的心情十分平静，不需要怜悯或安慰。另外，我的身体也满健康。最近6个月来我领教了各式各样的事情，发现我身体的耐力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这种抵抗力我决不会丧失，我深信我一定会再次拥抱你并亲眼看到你愉快幸福。
有时，我多么想见到朱莉娅和孩子们。我相信他们都很好，只是对孩子们有点溺爱罢了：他们的母亲、爷爷奶奶和姑姑宁肯自己饿肚子也得让孩子们有小甜饼吃，有好衣服穿。我一直没有打听到杰纳罗的确切下落：我只知道他住在巴黎并有工作，仅此而已。杰纳罗是个怪人：我认为是他本人不想和我保持联系，或许他以为我在生他的气，因为我在疗养院养病时他事先没有跟我打招呼就支走了我5、6个月的薪水。至少这是我的想象，还认为他疯了。其实我知道他当时的处境，也知道他是由于我而被人打伤的，[3]我从来也没有要责备他或跟他要一个子儿的意思。
亲爱的妈妈，坚强起来，不要担忧，对于阿巴桑塔镇的人不要跟他们过不去。[4]热烈拥抱你。
安东尼奥
[1]葛兰西母亲的故乡，属撒丁大区，葛兰西从小在那里长大。——第553页
[2]指由法西斯中央政府为取代民选市（镇）长而任命的市镇首席行政长官。——第553页
[3]1922年12月18日，杰纳罗在都灵遭到法西斯分子殴打而受重伤，——第554页
[4]紧挨吉拉扎的邻村。葛兰西以幽默的说法暗指两个村镇之间的激烈敌对。——第554页 |
致塔齐娅娜（米兰，1927年5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米兰，1927年5月23日）
最亲爱的塔妮娅：
上星期你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一封信以及所附朱莉娅的信，均收到。
为了让你放心，我再谈谈我的健康情况：我现在身体很好，真的。最近一个星期我胃口特好，连我自已也感到吃惊。我几乎三天两头托人送一些我喜爱的食物进来，体重也有所增加。同时我早晨晚上都抽出一点时问锻炼身体。虽然受限制只能做点室内活动，即使这样也获益非浅。我做点锻炼全身关节和肌肉的活动，循序渐进，每星期逐步增加活动量。这样锻炼的益处已经得到证实：头几天我感到周身僵直，每个动作只能做一两遍，现在，活动量增加两、三倍也毫无不适之感。这种新的活动还有其精神上的益处，使我用不着为消磨时间而读些无聊的东西。别以为我用功过度，由于精神状态以及实际情况，不可能进行名副其实的研究。我很难做到集中精神、专心致志于某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只有全神贯注我才能弄明白手头这些材料的全部可能的关系，并把它们理出一个头绪来。我在学外语方面似乎即将做到这一点，力求学得系统，不忽略语法的任何一方面这是我过去从未做到的事情，只满足于能够说话和看点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至今没有要你寄来任何辞典。我在乌斯蒂卡岛时你寄来的那本科勒德语词典被那里的难友们弄丢了。等我学完语法后，会要你另外寄本辞典（朗恩赛特出版社出版的）来的。然后，我打算就歌德的《与埃克曼的谈话》[1]写点东西，这本书我不但要阅读，而且要从语法和风格上加以分析。眼下，我正在读文字浅显的格林兄弟童话集。[2]我决心把学外语作为我的主要消遣。在德文和俄文之后，我想把过去学过一点皮毛的英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重新进行系统的学习。我上大学时只学过新拉丁体的罗马尼亚文，现在打算继续学它的斯拉夫语源词，这类词占它的词汇量的一半以上。由此你不难看出，我近来已完全恢复平静，不再焦虑不安和肝火旺盛了。我已经渐渐适应，所以时间过得很快：我用周而不用天来计算时间，把星期一作为计时的基准，因为这是我写信和刮脸——两大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的时间。
我想把我所收藏的书籍中我经常翻阅和打算研究的那些书开一张常用书目给你。伊诺迪[3]的《财政学：大学教程》是一部很完整的著作，需要系统地加以消化。关于财政方面我还有这样几本书：《意大利的公共财政》[4]，当局在罗马大学就行政管理方法所作的讲演集，一本很精采很吸引人的书，菜温索恩的《通货膨胀史》，虽说有点新闻笔调，但趣味盎然；内阁部长弗兰克的《比利时的货币稳定》。我手头没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在乌斯蒂卡岛时，有过一本马歇尔的名著[5]，但让朋友们留下了。但我手头有莫尔塔拉的《1927年经济展望》；斯蒂法诺·杰契尼[6]的《农业研究》；福特的《今天与明天》，这本书我认为令人喷饭，福特也许是位大实业家，若论著书立说，他却是位喜剧人物，普腊托研究皮埃蒙特和都灵的经济结构的专著和一本《经济学年鉴》，这期年鉴收辑了有关维切利地区（意人利产米区）经济结构的详尽研究；以及一套关于英国经济情况的讲座（其中有洛里亚的一讲）。至于历史和文学书籍手头极少，只有：乔亚切诺·沃尔培[7]关于近50年意大利历史的著作，一本分析时局并带有论战性质的书，德·森克蒂斯[8]的《意大利文学史》和《评论集》。我在乌斯带卡时把我的书留给那里的难友们是出于无奈，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书。
我之所以决定把所有这一切写信告诉你们，是因为这似乎是可以让你和朱莉娅对我目前的生活以及心里的想法有个大致印象的最佳办法。我并不完全孤独和与世隔绝，因为天天有一定的活动。上午我们放风。如果碰巧在院子里占个好位置，我就研究在其他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的面孔，然后，他们出售一些人人都让看的报纸。回到我的囚室后，有人送来许可我看的政治报纸。在这之后，买东西，他们把头天张罗来的东西拿出来卖，随后，开午饭，如此等等。换句话说，随时看得到陌生面孔，每张面孔后面隐藏着颇费猜测的个性。其实，只要我放弃看政治报纸，就可以每天有4、5个小时同其他囚犯呆在一起。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但还是决定独自呆在囚室里看报。偶尔结识个把难友会使我开心这么一两天甚或一两个星期，但过后这种新相识大概还是顶替不了报纸。你是怎么想的？或许你会认为交往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精神因素。作为医生，你可以向我提出某些适合的医嘱。我也许无法做到尽量客观地考虑问题。
有关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般情况，就写到这里。关于我对你们以及孩子的思念，我不想写，这一部份你一定能想象得到，我相信你是心有灵犀的。
亲爱的塔妮娅，你在明信片上又说起你提出要来米兰并有可能来看望我。这次能不能真正实现？你知道，我已经有6个多月没有看到家里的亲人。这一次我期待着见到你。插抱你。
安东尼奥
[1]约·沃·歌德：《与埃克曼的谈话》，弗兰兹·戴贝尔编辑《莱比锡，1921）。葛兰西在狱中把戴贝尔写的引言，埃克曼对谈话第一、二、三部分所加的前言，以及谈话本身的前100页译成意文。《札记》第26中也包括有一批歌德的书信和诗歌的意译文。——第551页
[2]葛兰西所读的格林童话集系莱比锡版。《札记》中有他翻译的不同片断译文。——第551页
[3]卢易吉·伊诺迪曾在都灵大学讲授财政学。——第551页
[4]该书作者为阿尔伯托·德·斯蒂法尼，1922一1925年曾任第一届墨索里尼政府的财政部长。——第551页
[5]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于1925年译成意文。——第551页
[6]斯蒂法诺·杰契尼：《农业研究，导论，最后报告，伦巴第研究的结论》，皮亚琴察，1926年版。——第551页
[7]乔亚切诺·沃尔培（1876-1971），意大利作家、历史学家，以对中世纪的研究而出名，后来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第551页
[8]弗朗切斯科·德·森克蒂斯的《意大利文学史》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这部著作吸收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并包括有大量历史和政治资料。葛兰西在《札记》里有一系列的笔记是讨论德·森克蒂斯的，现均收入《文学与民族生活》卷，在该卷的一篇同柯罗齐的冷静超然，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进行论战的文字中，葛兰西提出“回到德·森克蒂斯”的主张。——第551页 |
致塔齐娅娜（米兰，1927年3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葛兰西->《狱中书信》（1927-1932）
致塔齐娅娜
（米兰，1927年3月19日）
亲爱的塔妮娅：
……我的生活是天天老一套，很单调。就连想搞点研究，其困难之大，也非一般人所能想象。送来的书籍，已经转交给我一些，也读了不少（每天读一本多点，外加报纸）；不过我指的是另一种情况：似乎有一种想法，一种被监禁者所共有的想法，使我感到烦恼，即：人生在世总得做一番fürewig[1]〔德文，意思是不朽，永久，也可引伸为超然的态度〕的功业，这里引用的是歌德的一个复杂理念，就我记忆所及，这也是曾便帕斯科利为之苦恼的理念。我想订个计划，认真而系统地研究点尚题，使我的精神生活有所寄托。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想到了四个方面，不过至今尚未动手，这也是实情。第一，研究意大利知识分子史，他们同文化思潮的渊源和派别，他们各自的思想方式，等等。不消说，对于这个极其吸引人的题目，由于无法获得大量必要的资料[2]，我只能勾勒一个主要的轮廓。你还记得我那篇浅论意大利南方和贝·柯罗齐的重要性[3]的短文吧？是的，我真想把当时只是作了一番泛泛之论的题目，以“超然”即fürewig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发挥。第二，研究比较语言学，名副其实的比较语言学！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超然”和fürewig呢？当然，这只能侧重于研究这门学科的方法论和理论方面，至今还没人同新语法学派相对立用新语言学派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完整系统的论述。（你是否开始为这封信而感到发愁？）我生平莫大的“内疚”之一是我深深地有负恩师都灵大学巴托利教授[4]对我所寄予的厚望，他认为我是为一举摧毁新语法学派而降生的大天使；至于他本人，作为他们的同代人，在学术上同这个差劲的学派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态度上，总得对这门学科的行将寿终正寝的学术著作保持一定的礼仪。第三，研究皮兰德娄以及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形成的意大利戏剧趣味的改变。你是否知道，我发现并向观众推荐皮兰德娄的作品要比阿德里亚诺·蒂尔格尔早得多？从1915年到1920年，我写了大量介绍皮兰德娄的文章，足以编成一本200页的集子，我对他的评论是独具只眼而力排众议的：当时人们对皮兰德娄不是宽纵容忍便是公开嘲笑。[5]第四，写一篇研究戏剧小品与民众的文学趣味的论文。[6]我是在读到赛拉菲诺·伦齐去世的讣告后才有些想法的。伦齐是一个露灭戏剧演出队（相当于戏剧小品）的节目主持人，以前我经常兴致勃勃地去看他们的演出，因为欣赏观众的情绪起伏所给予我的乐趣不业于演出本身。
你对以上所说的一切有什么看法？其实，要是仔细地考察一下这四个题目，你就会发现有一条总线把它们贯串在一起：民众的创造精神，在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各有自已的表现。[7]把你的想法写信告诉我：我对你的判断和见解无限信任。你是否认为我爱罗嗦？你很清楚，我只能以书借代替交谈，每当我提笔的时候就有一种仿佛在和你当面交谈的感觉。美中不足的是，如果你的回信没来，或者回信似乎对我的话题未予理会，那么我就等于在唱独脚戏。所以，请写长信来，不要光寄明信片。我将在每个星期六给你写一封信（允许每周往外寄两封），以便从我的小天地里了解情况。不过，关于我寄旅此间的印象和感受，这类话题我决不再提，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对此感兴趣。对我来说，它们有一定的个人价值，因为它们涉及到我所经历过的特殊心境或痛苦经验，要让别人对它们感兴趣，我得用文学体裁加以熔铸。但是我可以先在这里用笔墨在所给子我的短促时间内，随时把所想到的一切急速记载下来。喔，对了——那棵小柠檬是否还在长？你上次来信忘了告诉我。我的房东太太近况如何？她还健在吗？我老是忘了向你问起。一月初，我曾收到过一封派萨尔奇先生的来信，——他感到绝望，并说他知道那位房东太太已经不久于人世；此后，我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而怜的人儿，我担心她由于看到我被捕而病情加重，因为她一向很疼爱我。当他们把我带走时她简直吓得面无人色！
紧紧拥抱你，我亲爱的，爱我并给我写信。
安东尼奥
[1]fürewig：不朽，永久，也可引伸为公正或超然。意大利诗人乔万尼·帕斯科莉（1855-1912）有一首抒情诗的标题叫做“永久”。——第547页
[2]《狱中札记》中有许多关于研究这个问题的笔记和要点。这些材料现在收入《知识分子与文化组织》这一卷里。葛兰西用札记第29里的这样一句话，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一卷里的开卷第一句话：“知识分子是否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集团，或每个社会集团是否有自己特有的知识分子？”来对这个问题作全面的系统阐述。因此，这个研究不局限于社会学问题，而且还概括地涉及历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第547页
[3]指葛兰西在1926年10月即被捕前一两个星期所写的一篇题为《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的未完成的文章。警方搜查时对这份手稿未加注意，后来，一粒共产党人斗士卡米拉·拉维拉发现了这份手稿，把它带到了瑞士。这篇文章于1930年首次发表在意共在法国出版的期刊《工人国家》上，并秘密运入意大利。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以相当多的篇幅讨论贝奈戴托·柯罗齐，把他列为专题加以研究并作了全面的分析批判。凡有关柯罗齐的笔记今均收入《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奈戴托·柯罗齐的哲学》卷。——第547页
[4]马泰奥·巴托利（1873一1946），都灵大学语言学讲座教授，是个历史语言学家。葛兰西虽然对语言学感兴趣，但在被监禁时期并没有进行大量研究，在《狱中礼记》中只有一些零星的有关这个题目的笔记。关于本文所指，可参看《札记》的《文学与民族生活》卷中的《民族语言与语法》一章。——第548页
[5]1916一1920年，葛兰西任都灵《前进报》的编辑并撰写戏剧评论。这些戏剧评论，其中包括一些介绍卢易吉·皮兰德娄的重要文章，已收入《文学与民族生活》卷的附录里，该卷还收录了葛兰西在狱中所写的有关皮兰德娄的一些笔记。阿德里亚诺·蒂尔格尔（1887-1941），意大利著名散文家和哲学家，最早承认皮兰德娄剧本在戏剧和哲学方面的创新作用者之一。——第548页
[6]葛兰西在狱中所作有关这个题目的笔记，差不多全部收入上述《文学与民族生活》卷的论述民众文学的那一章里，葛兰西在那一章里阐述了他的关于”文学的民族大众性“的理论。发表在《人民呼声》报上的几篇文章表明葛兰西早在被捕入狱之前就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第548页
[7]事实证明，葛兰西的计划（在本文中分为四个方面）要比原来订的宏大。虽然他删改了一些题目，却又增加一些研究课题。意大利复兴运动，马基雅维利与《现代君主》，贝奈戴托·柯罗齐，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及根据新的历史作用更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全部问题等等——都是葛兰西在狱中所研究的问题的一部分。——第548页 |
第三章国家与国际社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斯基->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5）
第三章国家与国际社会
一
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生存。它是许多国家合成的团体中一个成员，每个国家从理论的立场说来，都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每个国家都被包罗在一个国际关系网内，为了控制这些关系，就不得不订立各种规则。任何国家理论，凡是不顾及这个国际社会的存在所包合的种种事实的，都不能算是完全的理论。
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理论在另一方面必须就是一种国际法哲学。它必须解释为什么国家应该被国际交往的各项规则所约束。它的根据必须建筑在能够圆满地适合于我们所属的这个世界的定律上。它的基础必须相当广阔，要能够说明从三百年前格老秀斯对于国际法各项问题作科学研究以来，我们在国际关系上所看到的那些巨大的变迁的意义。这一种哲学的基础若要称得上适当，则它所规定的各项国际交往的规则，必须能够保证继续适用性，使国家在它自己的社会内能以它的法律，作为衡量与它相接触的其他一切组织的行为的准绳。
在国际法理论的历史上，国家至上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占着一个中心的地位。因为这很明显，既然国家是一个有主权的组织，它除了它自己的意志以外，是不能受任何意志的约束的；要为一个国际社会订立各种规则，而它的成员只能遵守它们所同意接受的约束，从逻辑上看，这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国家各种内部关系的本质，便是它以主权地位能够把它的意志加于领土以内一切人民的那种权利。但是在领土范围以外，它的本质的逻辑使我们不得不说，要使一个国家服从不合它的意志的约束（譬如当另一国家向它提出它所不愿接受的条件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只有战争；因此从这种主权理论说来，国际关系的最后裁判者便是战场上的胜利。
这个主权观念以两种方式出现于国际法上。一方面它是一个逻辑的概念，它的正当性是纯粹形式上的；从这方面我们得到了国际法的实证理论，它假定万国公法的一切规则完全都是从国际习惯或条约上蜕化而来的，因为只有国际习惯与条约才能代表各国的意志。这里它是以无可疑问的正确性，从主权性质上来推论，说法律的唯一的来源必然就是国家的意志。假如我们不是这样假定，则国家的意志将被它所未曾同意的各项规则所约束；于是在定义上，它就不再是一个主权的组织了。
另一方面，主权观念在国际法上是一个哲学的观念。这是为实证主义者的理论作辩护的，它认为国家具有一种绝对的道德价值，不是我们所能超越的；所以国际法的正当有效性必然在于它能够促进这种价值。而促进与否既然只有国家才能够判断（否则它就不复具有绝对的道德价值了)，那么，国家在判断它应否接受一种拟议的国际法规则的约束的时候，它只须顾及它自己的利益就够了。就它的假定性质说来，它这样专顾自己利益，便是实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目的。因为当它取得它自己的利益时，它也就是取得它包含的那种绝对的道德价值。
那些缔造国际法正统结构的学者，并没有规避上述这些结论。他们和黑格尔一样，假定国家是那种“客观的精神”，只有通过这种精神，“个人能够达到他的客观性，他的真义和他的道德”[1]，他们因此很正确地推论，谓法律的统治终止在国家的边界上。黑格尔说，其他国家的权利“并不在一个有权力统治它们的普遍的规则中得到实现，相反地，它们的权利只能通过它们的特殊的意志得到实现”[2]。国家高出于那个普遍的规则；国际法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国内法。它的力量不过是从那愿意实行它的那个国家或那些国家的意志上得来的。因此，只要国家保持着它们的主权，若要创设一种国际的秩序，各国成为它的构成部分，那是办不到的。拉森在一段著名的文字里写道：“国家从来就不能……隶属于一个法律秩序，或者一般地说，不能隶属于它自己意志以外的任何其他意志……它乃是一个无限制的利己的意志。”[3]考富曼之所以主张除了强权即公理这个规则以外，不会有约束各国的普遍的法律规则，其理由即在于此；由此推论起来，战场上的胜利便是国家所能有的最高的理想。[4]因为战场上的胜利就是自我保存，而这点根据定义说来，就是取得了绝对道德价值的胜利。
这种态度一向是被普遍接受的；例如大家都知道，它决定了英国理想主义者政治理论的观点。当博山克讲到国家说，“它在一个更大的团体内并无一定的职能，但它自己便是最高的团体……要有道德上的关系，必须先有组织生活；但是这种组织生活只是在国家内部才有，而在国家和其他团体之间的关系上是没有的”，他事实上便是在主张，谓出了国界以外，必然是无政府状态，除非各国能够成立协议或以战争决定它们之间的争议。这种主权信仰贯彻了1919年国际联盟的整个概念。这种信仰又使各国在军缩问题上非常难于达成协议。因为只要我们承认战争是国际命运的最后裁判者，那么逻辑地说来，每个国家所能同意的军备限制必须在它自己的判断中是不违背它本身的最高的利益的；而且每个国家既然是自身利益的最后保护人，它所能接受的军备限制必然要能够充分保证它在战场上的胜利，假如我用象某些名人那样，认为和平只是进行战争的另一方式（因为背地里总有运用武力的可能性），那么国际关系的每一形态上都要感受到上述的因难，无论是关税问题、移民问题、金本位运用问题，或是劳动时间问题，各国如果要有所行动，便必须互相先得到协议才能动手。
实证主义者的理论一遇到国际生活的种种事实，就陷入了严重的逻辑上的困难了。这不仅由于它的信徒认为各国无论愿意与香，都应受国际法的约束[5]——这是一个与主权观念不相容的理论。也不仅是由于实证主义者为了要解释国际法具有拘束力量，不得不承认一个国际法律秩序的假定：认为每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有它适当的和平等的地位；这种学说给国家强加了种种非它所能自主的义务。[6]除非我们用遁辞遮饰，我们很难把这种见解和国际法庭的实践调和一致。[7]除非我们再用遁辞，更难把它和国际司法常设法庭章程调和一致。[8]还有一种在继续增长中的认识，认为不能再把国家当作国际法的唯一的主体了[9]；这种认识本身是大有碍于实证主义者的见解的。同时又有因许多国际附庸与非主权国家之存在而造成的种种不便的问题。[10]实证主义在1914年大战期内曾经风行一时，如今则已转入劣境了。这是因为它的假定不仅与种种事实不相容；并且违背了我们现代国际关系演进的整个趋势。我们已经迅速地到了这一论点上：只要我们假定国家是至上的，那么，对于事实逼迫我们设立的那些国际制度，我们就要推断为无存在的可能了。
很有意义的是，这种演进正迫使法律哲学家在完全不同性质的基础上，去建筑国际法的定律。现在的趋势不是从国家出发，而是从国际社会——最高的人民组织出发，在这种国际杜会里，国家已降到一省的地位。国际社会的各项规则于是被视为最高无上；它们在逻辑上是超过国内法各项规则的。[11]从这种基础说来，每当国内法与国际法冲突的时候，国内法必须让步；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破坏了国际法的规则，就等于一个个人破坏了他本国的国内法的规则。如果不能使犯法者对簿公堂，那并非法律本身的缺点。这是由于在世界社会里，国际法至今还没有完备的有组织的制裁的缘故。所以要填补国联规约里的许多漏洞，象1924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即其一例。所以要成立巴黎非战公约那类文件，使个别国家放弃运用武力以实现它的意志的那种主权权利。所以会产生多数国家共同对付一国侵略的集体安全观念。末了，所以也渐渐产生了一个象工党所正式提出的，效忠世界的学说[12]，使个人可以合法地抵抗他的国家作战的意志，除非这是有国际联盟的许可而进行的战争。
我本人毫不怀疑，认为只有这样研究国际法哲学才能符合我们的时代的需要，因为过去三十年间的种种事实，对于有眼光的人说来，是极其悲惨地说明了主权国家与人类文明是不能相容的。但是，假如那些较老的国际法理论，不管是考夫曼那班实证主义者，或是黑格尔那班理想主义者所揭橥的，都是过分着眼于以往的客观历史条件，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说，主张较新见解的人就都过分欢喜用希求语气来做漂亮文章了。因为当我们签订巴黎非战公约的任意条款时，我门一定要附带一些重要的保留案[13]，关于一切根本重要的事件，这些保留案仍许每个签字国家保留自己裁决的权利。将来也许有一个英国政府会说服议会通过一个一般都希望他能够通过的和平法案，但是，由于议会不能约束它的机任者，所以这种法案的撤销在法律上总是可能的事情，甚至不止是可能而已。以往曾有种种企图，要将国联规约修正，使它的那些制裁能够自动发生效力，但是主要由于那些会员国家坚持矢忠国联规约，这些企图都失败了。国联会章规约里一致同意的原则在最近将来绝无取消的表示。世界各国莫不高唱地说：军备不加减缩就无从认真谈及集体安全计划，然而1932年的军缩会议如果说能有些成绩，那就告诉我们，在现在的世界里是没有真正裁军的希望的。国际联盟庄严地谴责了日本在东北的对华侵略，但它的谴责的效果，无异于一个基督教牧师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我们虽可以把主权国家从国际大厦的前门送出去，但它依然能从后门又进来，重新盘踞它旧日的重要地位。
大家认为整个问题的重心，在于有必要使任何国家不能运用战争作为推行它的政策的工具。我们可以同意说很少有国家真正愿意运用这种工具。我们可以想出各种方法，使运用这种工具的可能性减至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证明在现代情形下，战争是不合算的；而且战争这个工具对于战败者与战胜者在经济上是同样为害无穷的。[14]我们可以确信战争结果，在战败国家一定会，在战胜国家可能会，促成国内组织上的社会革命。我们可以静待这种个人信仰的生长发展，相信作战在道德上是不对的，因此各个公民当国家从事战争时，就有拒绝为国家服务的义务。[15]我们甚且可以见到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的意见，认为作为人类的公仆，他们的责任就是不从事那些可使国家获得更加有力的作战工具的科学实验。[16]即使这一切都是确实的，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局面里也还没有具备一个有效能的国际社会的种种条件。
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讨论，必须回到这些条件的种种涵义上去。一般公认主权国家与建立一个有效能的世界秩序是不能相容的，然而每次有人要去认真侵蚀国家主权的时候，总在重要关头遇到阻遏。作为国家最高利益的保卫者，每当涉及这些利益的时候，国家总认为它必须保留自由决裁的权利。它当然坚持说这种态度的动机完全不是自私自利，如果要怀疑他们的诚意，那就是判断错误。一位显要的英国海军上将说，一个强大的英国海军乃世界和平最好的保证[17]，我相信他这样想的时候，他是完全诚恳的。但是他并未弄清这种和平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自觉地假定，把英国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就是为着全世界的好处。同样地，那些声称英国之在印度是完全为了印度利益的政治家，我也毫不怀疑他们是十分诚恳的。但是，重要的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对于英国海军的作用，并不抱着与裴迪爵士相同的见解；而我们的政治家关于英国在印度负有义务的看法，特别是在近年来，并未能够得到印度人的同意。这种情形不仅在英国为然。例如美国与尼加拉圭的关系，荷兰与爪哇的关系，戈林将军对于德国军用航空的态度都是如此情形。凡是对于利害关系有不同看法的地方，主权概念就变成了一种法律上的借口，用来实行一方面的见解。
因此，我们必须从本书中已经揭示的国家基本性质的见解上出发，来看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存在是要维持某种阶级关系体系；而在国际方面，也象在国内一样，由于它自己所固有的逻辑，必须促进那种体系里包含的利益。所以国家所保障的那些“国家最高的利益”必须是永远被它自己的经济组织的内容所规定的。因为正是这种内容最后形成了国家的目的；它所要求的国家就要做到。假如它所要求的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办到的话，国家在运用那个可怕的手段以前，无疑地将用尽一切外交手段。但是当外交手段用尽的时候，它就要发动战争了。当然，他是为了“国家荣誉”，“文明使命”，“为求世界民主政治的安全”、或是任何其他说来非常高贵的目标而这样做的。而且无论何人研究了各民族作战期间的心理，一定要承认这些口口声声的表示中是多少含有诚意的。但是当这些表示经过仔细切实的检查，就会看出它们只是交战国内开始作战时统治阶级要求获得某种实际经济利益的企图。这种实际经济利益总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基础。
我认为，开战缘由绝少出于显然经济动机这一事实，并不会损害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我认为，统治阶级的经济福利从外表看来，时常与被它统治的各阶级的经济福利连在一起这一事实，也不会削弱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塞拉奇伏一颗流弹促成了世界大战这个事件，并不能遮掩这次大战本质上乃是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之间一场斗争的事实。美国1917年参加大战是抗议德国无限制潜水艇政策这一事实，也并未抵触那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美国对于英、法两国的贷款这时已经为数可观，美国是不能坐视它们失败的。英国盘据印度实际上是它在那里商务利益的一种作用；近来经济史已经表明，这些利益是与那些由于我们在印度商务关系而被雇用的工人们的利益，有重大联系的。但这种重大联系并不比我们对美输出贸易与赖以为生的许多英国工人的利益间的联系更为重大。然而我们未尝因此推论谓为了保护英国在美利益起见，我们就应该占据美国。
因此，我的见解在本质上是很简单，虽然它在复杂世界中的表现非常错综的。我的见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国家必须保有主权，借以保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作为最后手段，这些利益必须用战争来保护，而战争便是国际关系上主权的最高表现，因此，只要国家的有效目的，从它的内部看来，是要保护资本主义的各项原则，那么从它的外部说来，它就必须保持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假如国家主权与一种有效的世界秩序是互不相容的两个生活方式，那么资本主义与一种世界秩序亦是不能相容的，因为从我们经验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作用说来，战争是根深蒂固地盘踞在这个制度中间的。
二
上面一段话，拥护资本主义的人当然是断然否认的；我们不妨在开始时研究一下他们提出的论点的重心。格里高莱教授写道：“我们没有一丝证据，可以表明资本主义必然会促成战争——资本主义登峰造极的十九世纪并不是最富于武装冲突的时期，而且无论怎样说，难道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就没有过战争么？”[18]他们还提醒我们说，十九世纪最坚决反对战争的人士，正就是象柯布登与布莱脱这些最关怀于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各项假定的政治家们。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整个理论的根据，便是努力要使国家干涉极度减少。认为它与战争有因果的关系——战争是国家干涉的最高表现——便是否定了它的那些基本前提。柯布登在1842年这样写道：“自由贸易改善国际关系，使它们互相依赖，结果必将夺去各国政府使人民投入战争的那种权力。”[19]而自由贸易正是资本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但是我们所必须分析的，不是一种概念的资本主义的纯粹理论，而是我们所熟悉的资本家们的习惯。很明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假如资本家不去求国家帮助，国家也不去帮助资本家，则这种经济制度的种种实施就不会促成战争了。假如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确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那么格里高莱教授一派的思想家就有权利说资本主义绝对不是必然包含着战争的了。然而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学书本以外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它只是他们的概念的想象产物。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在它的历史的每个阶段上，都是要求国家保护它的种种设施的。它曾经要求了，而且得到了关税税则，津贴，贸易限额，外交部援助它的国外商务经纪人；运用国家的威望（换言之，便是调动它的武装部队的权利）以保护它所认为正当的在国外的种种权利要求。埃及自被英国占据以来的历史，非洲晚近六十年来的历史，中国、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各国的历史，除非根据资本主义能以国家武力做它的企业的后盾而进行解释以外，就无法可以解释了。我们不妨认为国家从事那些干涉行动是不幸的事情。我们不妨说经商者假如不求国家帮助，而只运用他那通商或不通商的权力，那他会聪明得多。然而事实依旧是事实，假如他当真这样做法，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资本主义，虽然一方面可以造就一个较好的世界，同时也就成为另一种资本主义了。总之，我们在作出我们的假定的时候，我们所要应付的是现实的事情，而不是假想的事情。
还有这样一个论点，说是资本主义以前的战争很多，所以资本主义不能成为战争的根源，这实际上也不成为理由。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只是指在它的正统期间英国放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那些假定而已。所以这个论点开始时就兜圈子。它开始就下了定义，说资本主义社会便是以企业自由为其特色的社会。它所谓企业自由，意思是指国家不干涉商业经营，所以当遇到国家出而干涉的时候，它就耸耸肩膀说，不论其结果为害如何，总不能归罪于资本主义。很明显，如果我们这样给资本主义下定义，那么这个结论在逻辑上是无可置辩的，因为它已经包含在前提中间了。
但是我已经说过，这种资本主义除掉在十九世纪里曾有几年作为一种半真半假的趋势而出现之外，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们实际所见的资本主义在性质上完全与此不同。这个现实的资本生义，在美国的关税上，在用军事的与半军事的冒险以扩展非洲商业上，都表现了它的本质；这个资本主义以大量金钱津贴德国农业，这个资本主义在海地与尼加拉圭与圣多明各根据各政府对它的态度制造了并且推翻了许多政府。任何人不能抹杀了诸如此类的不胜枚举的事实，来维持一个与这些事实真实涵义相矛盾的理论。不错，十九世纪以前会有许多战争，其中朝代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非经济动机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即便在这些战争里，只要将它们的目的仔细审察一遍，总可以发现经济斗争是一个关键。战争的动机总是与国家对于经济力量的追求不能分开的。这种追求有时候是间接的，象一个国家觅取有战略意义的边界时便是如此；或者是混合的，象法国希望恢复亚尔萨斯-洛林，其中历史传统的感情，法国重工业的利益是相等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任何战争的解释，对于它的发生如果不能寻出经济原因，这种解释总是不够的。
今日的情形比较过去确是严重得多，这有两种原因。第一是国家观念与民族感情的结合；第二是国家行政技术有了极大的改进。前者使国家能利用民族主义引起的一切激情的，排外的，只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情绪来支持它的政策。后者使国家能够组织全国以从事战争，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甚至象拿破仑那样优越的行政家都未能做到。所以当资本家营利的意图——这是他的生存的目的——支配国家政策的时候，他所运用的武力规模之大是前所未的有的。在1954年大战以前，英国派到战场上的军队数目从未超过十万人以上；而在这次大战里，它为军事目的动员的人数占全国成年人数三分之一。新式战争对于现代国家生活影响之深在性质上与现代历史以前任何时期都有所不同了。在我们这种文明里，我们再也不会有珍妮·奥斯汀所著的那关古典的小说，其中男女主角能够仪态万方，盘旋起舞，而不必触目惊心地回忆战争对于他们的环境的影响。
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必须是实际情形下的资本全义，而不是各种曾经企图表现的趋势真正充分实现以后才能有的资本主义。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是生产工具属于私有的一种制度，而生产的有力动机便是这种私有制度所形成的利润。我已经说过，这种制度包含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体系，而它的各种习惯的根本要点，便在于国家权力是被用来维持这些阶级关系的涵义的。所以国家的全部努力都用于保全有产者的获利权利。只要这种制度的定律不变，它就必然是这个样子，这点我已经说过了。凡是妨碍获得利润的东西，国家权力就来压制它，只要它能被压制住的话；因为社会之中，占有生产工具的阶级与不占有生产工具的阶级之间，永远有一种斗争，要争取多分生产过程的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对内的职能便是保障法律的各种最后原则，规定把生产品的一大部分给予有产者。而且，又象我已经说过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从这个基本事实取得它们的形态与色彩的。
那派否认资本主义与战争具有根本联系的思想家的理论根据，概括说来，都不接受这个国家观。如果供给与需要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得毫无冲突，所有资本家都了解他们顾客的一切欲望，所有工人都能完全流动自如，那么国家干涉就不必要了；各项社会关系将建筑在契约上面，而不在武力上面了。但是既然资本家无此知识，工人也不能流动自如，则我们所现有的，和我们所必须解释的，便是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的种种作用，在这社会里，不存在这种知识与流动性，因此国家干涉是资本家自己所要求的，并且是被用来促进他们的利益的。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做，乃因为他们的生产工具所有权使他们有权力决定国家干涉应循的方向。我已经分析了国家干涉的种种后果，而且我以为它们对于格里高莱教授一派思想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这样说明：据这派思想的意见，这些后果只是一个理想被滥用了的结果。它主张理论只能应付纯粹的例子，借此保全它的假设。可是遗憾的是，在我们所熟悉的社会里，我们并没有遇到这种纯粹的例子。
现在在我看来，国家在对内关系上是如此，在对外关系上也是如此。正象它在国内要用武力保护资本家的利益一样，它也要用武力保护他的国外利益。在国际场合里，它的主权对于它的价值，就在于遇到极端情形时，它能够运用武力对付企图干涉它的意志的敌人。假如它放弃了这种主权，它就要遵守各种规则；而只要它遵守这些规则，它就不能把它所能随意使用的强权当作衡量它所企图实现的公理的标准。一个无主权国家的世界是与国际组织的全部理想相适合的，这些理想最后便包含在国际联盟那样一种制度里面了。但是这些最后的涵义是与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阶级关系不能兼容的，因为它们把我们社会所有的基本矛盾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我们必须从而出发的基础，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资本的积累过多，在国内没有有利运用的机会。它在国内得不到象国外投资所提供的安全和利润率，所以它就向国外转移；而当它转移的时候，它就希望国家尽力保护以免受损失。资本积累为什么会比国内吸收能力发展得更迅速呢，其原因就在于生产与分配的失调。由于我们社会的阶级关系，公众的消费能力是与它的生产能力不相等的。在现代工资制度下，消费者的欲望不是“有效的”欲望——就这个名词的技术上的意义而言。资本之所以向国外转移，乃是由于一定社会内财富的分配大不不均，以致它的资本在国内不能经营得利了。假如分配较为平均一些，那么工资阶级的需要便成为“有效的”的需要，结果国内自然需要更多的资本。在不平等的社会里面，资本所有者积累了过多的资金，虽然他们过着一个贪得无厌的社会内所特有的穷奢极欲生活，他们依然挥霍不尽。所以他们就要环顾国外寻找有利可图运用资本的机会。这种资本用在什么目的上，他们是不很关心的。它也许用于军备，也许供应东方专制君主寻欢作乐的需要，也被用来支持一种丑恶的专制政体的腐朽基础，象著名的法国对帝俄放款就是这样。只要有利可图，投资者是不会过问他所资助的那些事情的性质的。
总而言之，在工业先进国家内，资本的迅速积累，以致结果有输出必要的这种根本事实，就说明了那里有一个显然不平等的社会存在着。很明显，假如工资水准较高一些，则对于商品的需要将使国内需用较大的资本，金钱可以用来建筑工人阶级的住所，而不必为一个破产国家制造额外的战斗舰了。事实上在工人阶级工资收人仅足糊口的情形里，资本必然要寻觅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扩张，因为质的扩张并不会造成同等的购买力，以购买生产的商品。只要资本主义的扩张是量的性质而非质的性质，则它所冒的危险就包含着掠夺政权的技术，不论是直接的，如在印度，或是间接的，如在南美洲，借此来保护投出的资本。由于所冒的危险常是很大的，所取得的租让权是很贵重的，所获取的利率是极高的，所以只有不时使用军事压力才能够保证它们的安全。
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国内情况会使资本输出不仅是有利可图，而且是有引诱力的。这是因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里，有着大宗低廉的本地工人，使所投资本获利丰厚，这在西洋文明比较严格规定的情形下是不许可的。长时间的工作，低廉的工资，无须注意现代的卫生与安全的要求，没有组织严密的工会，甚且还有一种无异于奴隶制度的包工制度，凡此一切都是极好的获利途径，投资者自然想要充分利用的。在这种地方，一切汗血劳动都在供人榨取，埃及与印度工业，中国工厂以及非洲种植场的历史，都说明它们被榨取得淋漓尽致了。至于利润遭受损失的危险，永远可以不必挂怀，因为在私有企业的背后是有外交与武力作后盾的，商人的才智决不会得不到报酬。
此外，毫无价值的是经济帝国主义还提供了其他各种不容漠视的情况。商业需要有平静安定的地区；这就必须有民政与军政的管理。印度、埃及与非洲领地的文官制度——这只是几个最显着的例子——就是这样产生出的。我们的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子孙在那里都有机会找到了高贵和优裕的职业。这种发展已经发生了许多重要影响。一方面它在当地养成了真正仇视自治政府的心理；因为被统治人民的民族主义运动一定要攻击这一种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使许多年青人一年一年地知道非如此不易得到其他的职业。另一方面，它在这些地区需要有适当的军事占领，这事本身又包含着更多的职业；因为国内的與论自然是要求保障它的子孙的安全，使其不受叛乱或革命的威胁。谁也不必怀疑这种事情有许多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不过同时谁也不必怀疑，造成了一种既得利益，阻碍自治的进行，而这种自治能力特别在印度是非常显著的。
这种经济帝国主义还有另一个特色，对于它的最初原则有很重要的影响。当市场争夺战只限于西方各工业国家的时候，这种竞争还只是工业生活水准颇相近似的各国人民之间的竞争。自从远东加入之后，就添了许多新的因素。例如日本的工厂水准使它可以击败兰开夏的制造家，夺去他不少历史悠久的市场；而印度，不久也许还有中国，那种浓厚的民族主义会促使当地实行保护关税，以便他们本国人民能够掌握本国的市场。这种发展的头一结果不是使竞争失败者各项工业发生严重的失业，便是促成国家干涉，用立法权来削弱不平均的竞争力量。对于国家干涉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其反应就是要采取各种办法来保卫自己。这也是保护关税发展的结果。保护关税鼓励经济自给自足：当国际贸易继续增进，正是充分利用资本，而科学上的进步又无限地增加了资本的生产能力的时候，经济的自给自足却阻断了国际贸易的通路。于是整个经济机器股了节；象1929年那种不景气，严重地扰乱了整个社会的均衡，乃是势所必然的结果。这在现在已是一种无待赘言的老生常谈，因为在这种局面所产生的利益冲突之中，要想避免一场最后的灾难是很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
从这些论据所得到的推论是很明白的。国外投资所造成的利润，特别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四十年间，发展了这种帝国主义。为要保护并加强它所获得的利益，每个参加这种冒险的国家都不得不扩充军备，以保障它的利益。但军备增加的结果便发生了相互的疑惧猜忌，从而促成二十世纪初年钩心斗角的同盟与反同盟；各民族国家以角斗士剑拔弩张的姿态彼此相峙着。殖民地、被保护国、势力范围，甚至还有合理期望的范围，这些都说明这种发展的几个不同形态。这些都牵涉到国家威望的政治问题，而国家威望又牵涉到一个国家武装力量成为它的权威的最后手段的制度。真正研究一下，所谓国家威望也者，无非就是某一国资本家能够策动国家来维护他已经获得或者希望获得的利润的那种权力。英国之占领埃及，便是要保全英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南非洲战争无非是由于争取金矿而引起的一场可耻的斗争。
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不能例外。法国统制摩洛哥便是企图保护法国资本家的投资。日、俄战争归根到底便是一个腐败政府努力要为一小群庸碌朝臣，维护在中国东北大宗森林让与权之结果。为了美国资本家的利益，尼加拉圭，圣多明各，海地，全都降到美国郡县的地位。刚果地方惨无人道的暴行，英、美金融家控制墨西哥石油的斗争，德国与协商国间战前在近东的争夺霸权，日本的并吞朝鲜和它最近创设的傀儡“满洲国”，这一切都是各异实同，换汤不换药的举动。有一些人找到了，或名象他们所想的，发现了，特别有利的投资场所，他们就能动员他们的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等到末了，政府竟与投资者分不开来，以致把对于投资者利润的危害和对于国家荣誉的侵犯等量齐观了。在这样的情形里，国家的武装力量，在事实上，等于资本家用来保障他的特殊权利的武器。
很明显，生活在这种气氛里的一个国家，根据这种制度的逻辑，不得不把战争当作它的主权的最高表现。它的政治家也许不顾有战争，但是种种势力逼迫着他们，不容许他们有所抉择。因为这种制度的定律假如不变，则不进行战争便等于危害了资本主义实质所在的利润获得。不进行战争便是取消了国家主权的整个目的。而且爱国思想与资本家的冒险联到一起，到了1914年竟是这样牢不可分，甚至以前宣誓反战的社会主义领袖们，也放下了反战决心，而认为这次危机的特殊情况与先前一切战争有所不同了。到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的解释是错误的，但是那时候要亡羊补牢，挽救大错，已经太迟了。
这里我旨在维护的论点，就是说国家权力只要掌握在资本所有者的手里，国家就不会放弃它的主权。国际联盟在它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所以失败，就由于此。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失败了；它在军备的威胁下失败了；它在经济国家主义的威胁下失败了。假如有人说这种失败是由于各会员国家意见不一致的缘故——1933年3月间全体一致地谴责日本正是一椿非常的成就——这话绝不能驳倒我的议论；因为失败的根源就在于它乃是许多主权国家的联盟的概念。若要有成功的把握，国联必须制止各国把战争当作推行国家政策的可能的工具。若要做到这点，取消主权观念是根本必要的。除非把它取消，国际方面不能有任何认真的结合。唯有把它取消以后，国联才能认真以全副力量来消弭战争的原因。只要国家保持主权，那么国联为了消弭战争而采取的每个步骤，都将被主权观念固有的后果所阻挠而减低效力。建立国际的警察，放弃潜水艇，废除军用飞机，对侵略国家实行经济抵制，这一切步骤对于某一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具有影响，它便要运用它的主权出而阻挠，使这些事情不能达成协议。而国际联盟的基础除却程序问题以外，一切议案都要全体一致的同意，所以每个国家的主权就可以保障它所认为是它的利益的东西，这就是说在各项重大问题上根本不能达成什么协议了。同时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危机又产生了一种越来越紧张的空气，结果每个国家虽然都知道战争的悲惨后果，却仍然准备战争的到来，仿佛战争是一件它们无力控制的事情。因此，我的论点是很简单的，我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各项定律必然地包含着战争；一个有效的国际秩序在先天上是与它不能相容的。这种国际秩序必须适合统一的经济世界范畴，而这个经济范畴已经完全跳出了主权国家作为政治范畴所加之于它的种种限制。国际秩序想要有效，必须控制，如币制、关税、劳动标准、移民、原料供应，落后区域的开发等等事项。但是要控制这些事项，它必须能够废止现有的种种利用国家主权作保障的既得利益。在目前这样组织的世界里，国际秩序不能废止它们，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必然的产物。保护它们的各种力量正就是在国家社会内保护着本国资本家权利的那些力量。主权国家在国内既然保卫着一种法律权利体系，借此保证资本家的优越地位，所以在国外，由于资本家与它的关系的逻辑必然性，国家权力必须尽可能地被用来保证资本家对于其他国家资本家的优越地位。只有当这些阶级关系转变了以后，各国的矛盾才能有基本的调和。至于在现行的基础上，国际关系间纵有最大的善意，也只能暂缓，而不能解除，最后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
我以为战后时期内有好几件事情都证实了这种解释的正确性。很有意义的是，那些准法西斯主义或彻底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日本、德国、意大利，都在那里寻求殖民地利益；而且它们都是明目张胆地军国主义化的。它们每一个都面对着严重的国内的不满情绪，一个专制政府为了它所代表的资本家们的利益，是要镇压这种不满情绪的；它们都进行着一种剑拔弩张的外交政策，借此来转移国内的视钱。谁都知道，在长时期中日本与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被它们国内状况所驱使而采取的这类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促成战争的；同样地，谁都看到，由于它们的影响，使其他各国都想从同盟与军备上寻求保障。它们这类政策给和平体系所带来的危害，在阶级关系保持现状的时候是没有消除可能的。但是这些政策都是在资本主义灾难的逼迫下的逻辑的结果，因为它要挽救它的危亡，就必须设法取得一片扩张的阵地。世界既象现在这样组织，它要从事扩张，除了使其他国家吃亏而外，别无他法。而其他国家又不能将它所占据的领土拱手让人，因为这样一来，退让的国家将益发增加它自己感受的经济困难了。
战后期间英国经济国家主义之生长同样也说明这个问题。英国保护主义运动远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显出微弱的复活征兆[20]，自1903年张伯伦的竞选运动以来，保守党就多少带有一些保护主义观念了。但是从1906年以后，选民在每次选举时，总是表示发对关税改革；到了1923年，当包尔温专为这事解散议会的时候，他遭到了极大的失败。这并不是仅有的例子。就是1931年人心惶惶的选举中，保守党得票之多为近代所未有，但是选民还是得到举国一致政府中领袖人物的保证，说是没有人提出保护关税的问题[21]；的确，如果有的话，自由党决不会参加联合政府的。但是这个政府成立了仅仅几个月，自由贸易制度就不见了，而在1932年渥太华会议上，就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发展英帝国内更密切的经济关系，这些办法是三十余年来历届政府始终不敢试行的。
这种演变很值得加以考虑。英国是首先受到工业革命实惠的国家；而在自由贸易之下，它变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国。它全靠它的输出；假使减削输入以限制输出，那在它的棉、毛、钢、铁及煤等等的生产者看来，实在是自杀政策。但当其他国家把它们的经济性质从农业变为工业的时候，它们开始为了本国制造家的利益而保护它们的国内市场，象美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英国一直到大战以前虽没有失掉它的优越地位，却已开始尖锐地感到其他国家的竞争了。大战使这种形势更加深刻化。它不仅使贸易常轨起了革命的变化，它的种种特殊问题又产生了一种马上表现在经济领域内的国家主义。英国于是发觉它所处的地位，是可以从关税收入上给予纳税人以切实利益的。输出市场的丧失使输出者的威势远不如前一代中那样的深远了。同时国内制造家对于保护自己以抵制外来竞争的关怀，在严重失业情形之下，使贸易平衡那个老论调又有复活的可能了，正象重商主义时代那样，人们不愿张开眼睛来看这种论调的明显的荒谬性。并没有什么新的论点来替关税作辩护；商人就承认局面已经改变，使自由贸易成为不再具有意义的陈腐废物了。结果当然是大大地危害了比利时与丹麦那些国家的经济地位，因为它们的福利主要是依靠它们能够出入于英国市场。但是这种改变在国内政治上竟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这表示一个民族，它的经济技术首先使它必须保持国际眼光，不得不放弃它的历史理论，而采取经济自给自足的理想，这种理想的涵义便说明我们的生产力量与我们的分配力量是深深矛盾着的。而这种矛盾，我们不妨再说一遍，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包含的阶级关系体系的必然结果。
我们现时代第三个可注意的特征是：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一致同意地拟出了可以使资本主义制度延长寿命的方案，而在现行阶级关系结构里，要使他们的建议发生实际效力却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把一切国外公债交给国际联盟管理，这是一致同意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止债务国家滥用借款，同时避免因此而产生的紧迫情况。我们需要减低关税及类似的贸易限制。我们需要一个协定的世界货币制度。我们需要改善国内投资方式，特别是制止目前证券交易所造成的投机疯狂。我们又需要将工业方法加以重大改组。我们必须以国际协定来调整各种基本原料的生产量；同时要制止各种用血汗劳动制造的商品的倾销，制止由政府拨款补助实业的政策，例如英国甜菜糖业便是靠了这种人为的奖励才能存在的，而它的存在是不必要的。总而言之，我们能够规定一个国际经济政策的大纲，只要和平维持下去，这个政策大纲或能给予资本主义相当程度的复兴，而使生活程度有递增的可能。[22]
但是根据我们1919年以来的经验，上述种种方法不是现在竞争的资本主义结构下所能做到的。既得利益方面决不肯作必要的牺牲；他们指望利用爱国情绪来保全他们这方面的利益。沙尔特尔[23]曾预言说，各国政府举行世界会议以寻求合作的经济行动基础，可能是害多而益少；他1925年的预言，为1933年的经验证实是完全正确了。事实是这样，我们的阶级关系体系追使我们采用一个从全然不同的时代蜕化而来的技术，来处理国际社会的各项问题。技术与目的，既然根本是互不相容的，则其不能达成和谐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解决国际社会的各项问题，每个国家的行动必须能够服从共同的利益。只要各国行动都是旨在保全，甚且扩充，既得利益方面的权利要求，它就不会服从共同利益。要知道各国假如要顾全私利，便须有可以自由使用的工具来实现它的目的；这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就意味着军备减缩与现行经济制度是绝不相容的两种观念。热心裁军的人看出各国没有当真愿意战争的，所以就认为军缩应该是直截爽快的一件事，他却忘记了这个重要的事实：各国虽不欲战争，但是它们的经济制度使它们有许多利益不经冲突就不能长期保全。只要这种情形继续如此，每个国家的陆海军事专家就必然会要求他们认为必要的那些工具，以保全这些利益。除此以外，1932年军缩会议的迁延作态就无由解释了。简单地说，这里暴露的事实是：虽然每个国家愿意大声疾呼地主张一切抽象的裁军，但是它并不认真愿意放弃任何在它考虑中认为对于战争具有特殊价值的武器。解除军备，便要信赖理性的服人力量，而信赖理性力量便要抛弃不负责任的行动及实行这种行动的实力政策。要使一个国际社会能够发生实效，必须把这些东西抛弃。但就现存秩序的各种定律而言，这是一个矛盾。
的确，这在内外两方面都是矛盾。在对内的方面，因为社会阶级结构既然否认人们有平等要求福利的权利，所以就须另寻方法以使群众得到满足，这种方法就只有到国外去榨取。在对外的方面呢，若要保护它的榨取权利，它就须维持它的主权，以便当它的威势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就可以抛开理性而采取行动。我们可以抽象地想出一个资本主义，它具有国际的规模，跳出了国家的壁垒。然而，历史限定它要与民族国家相结合，所以它不能在它的假定上做到各种必要的调整。
一个国际社会必须有经济的世界计划；如果没有经济的世界计划，我们现在的资源就不能充分利用到最高的程度。但世界经济计划的意义是要舍较小的利益而取较大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以理性作为解决各项问题的关键。但当人们的利益联系到否认理性的要求的时候，他们是不大肯服从理性的。在这种情形里，在他们看来，小伙人要比大群人类来得重要。一个有组织的特殊权利要被取消的时候，就会抹杀理性，而诉诸它的制度所能鼓动的种种激情；而在激情表现之前，理性常是束手无策的。为什么束手无策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的阶级关系里，占优势的人就是制定政策轮廓的人，他们总是生产工具的所有者。除非能够证明他们的特殊权利是公共福利下必有的副产物，否则他们的地位就不是理性所能卫护的；而现代国家中很少有真正可以用理性来卫护的经济特权。因此拥有特权的人们，为了保持其特权，就不得不去利用愚昧无知，激情和偏见了；而有助于这种利用更能顺利进行的，莫如战争所造成的那种气氛了。
当理性作用的结果，给予人们以平等利害的时候，人们是听命于理性的。只要理性的作用危害了他们所由取得特殊利益的那种制度的时候，他们就置理性于不顾了。过去所有社会大改革的历史——宗教自由的确立，奴隶制度的废除，妇女选举的允许，工会的承认，工人阶级的选举解放——都是这样。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置身其间的国际社会的各种涵义要给予制度形式所做的努力，也遭遇到同样的情形。它的涵义是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所包合的涵义互相矛盾的。它的那些涵义只有在资本主义享受和平环境的时候才能发生作用：而资本主义又只有在和平成为它的成员的明显利益的时候，它才能享受到和平。假如和平的结果危害了他们认为重要的特殊权利的话，他们就不相信和平是他们的重大利益了。于是他们就要想尽方法，发动战争，借以维护他们的权利。他们可以说他们的国家荣誉或者民族利益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他们可以说他们是为了文明而与野蛮抗争。他们可以说他们是在保全历史契约的神圣义务。他们甚至可以根本否认战争是战争：而说成是一种征讨，或是为了恢复与他们交战的那个国家的秩序。这一切花样我们在现在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只要我们的社会继续建筑在它现有的阶级结构上，我们就没有理由说这些花样是不会再发生的。但是每次都是这样，不管花样如何翻新，只要激情的麻醉力消散了，它掩盖不住这个事实：一种特殊的经济利益运用了国家权力来保障或推广它的特权。
我们必须根据这种背景，来研究一切主张通过国际联盟来造成集体安全的方案。这些方案预先假定各国之间可以有一致利害的团结来对抗一个侵略国。它们假定每个国家都是那样热烈希望和平，所以愿意竭尽全力与其他国家一同来保持和平或恢复和平。但这是一种抽象的看法，未曾充分顾到力图出现的经济秩序与阻碍它出现的政治秩序之间的矛盾的意义。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正是那种应该把集体制裁制度付诸实施的侵略行为。可是没有一个强国准备对它实行任何制裁。日本倒是得到了很多道德上的谴责。但是它大概觉得它对于东北的实际保护权，以及由此可得的经济利益，尽够抵销国联一个空洞决议案了。希特勒德国处心积虑破坏奥国的独立，震动了每个欧洲国家的良心；可是就由于各国畏缩不顾对德国侵略施行制裁，大家就慎重设法，不使这件事提出日内瓦了。同样地，我们很难想象法国或意大利会对于它们各自之卫星同盟国行使这种制裁；因为一旦行使了制裁，就会破坏这些联盟所以慎重缔结的目的。这些制裁手段具有极大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但是正是因为它们有重要性，所以在现行制度下来行使它们，那是靠不住的。行使制裁意味着各国对于国际组织的各项目的要有一种协议，要有愿意使其他政策的目的服从于和平的意志，但是这样协议与意志是现行社会秩序的一切根本习惯所不许有的。难道在一次德、苏战争中，我们能够指望波兰与罗马尼亚，纵使有国联保护它们，会实施经济制裁以对付一个力量足以毁损它们本身福利的敌国吗？我们尽可以说，国联能设法赔偿它们所受的损失。但是向德国征取赔偿的经验说明这不是很有希望的事；我们至少可以想象到，对于没有直接卷入战争旋涡中间的国家说来，中立似乎是比较更有吸引力的政策。
四
因此，据我的意见，一个切实有效的国际秩序，须从改造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做起。这种改造做得愈是切实，则各国愈加无意进行帝国主义的政策。若将社会生产力发展得使人人能够平均分享它的产物，这就可以防止它的政治权威被滥用来为它的少数成员谋利益。这样它的主权就不再是这种利益的护身符。它的投资方向也不再成为专事对外榨取而不顾国内需要的一种技术。它的外交关系将成为一种商业的联络，不需要建筑在经济帝国理想上的军国主义政策了。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社会，是能够在真正互惠与善意的基础上考虑它的各项经济问题的，任何其他国际秩序都做不到这点。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社会，而非其他社会，才能够审慎周详地计划它的生活。资本主义国家本质内固有的那些威望问题——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所固有的——就不会再使它苦恼了。它对于和平的关心会更加直接，因为这种关心不会被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自全而虚造的爱国主义心理所滥用了。在以人剥削人为生活的那些原则——它们实施时候是这样的——上面，我们是无从建筑一个合作制度的。
有人辩称，除非国际秩序的种种制度已经切实有效地组织起来，否则这种改造阶级关系的运动，就不能成功[24]。但是，这就是假定在现社会结构里，这种组织是办得到的。假如我们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个假定便不能成立。资本主义的和平，在本质上，只是战争与战争间一个喘息的机会；因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间的关系乃是早晚必然发生冲突的一种关系。所以假使我们有和平的议意，我们的任务便是要设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以之作为实现真能发生作用的国际社会的主要先决条件。
只有这样改造才能去掉那种破坏和平根基的主权。只有这种改造才能使国际社会的全部旨趣开始具有意义。因为一个平等的社会并不需要帝国主义的手段。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结构内固有的财产关系的逻辑的产物。不仅美、法、德等国的经济历史是这样，即从英帝国这个正统典型的历史看来也是如此。帝国主义之发生，在英国和在罗马当年一样，永远是要保护特殊权利使之不受攻击，其手段便是向外发展，对于国内大众稍为让步。只有在保护特权的必要消除以后，投资的进行才可以真正达到一种局面，使公共福利能够得到切实的注意。关税、币制及原料等问题也是这样；有关移民的那些严重的心理问题也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秩序，则因为对于计划的结果具有同等的利害关系，是能够抱着以理性为先的真正决心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许许多多和平主义者的努力都是建筑在这个论点上，以为政治家们只要稍微多一些意志，稍微多一些毅力与决心，我们就不致遭受战后期间那些失望的痛苦了。政治家们也许可以使失望的事情减少一些；但是我不以为他们能够避免它们的发生。要知道政治家们的决议不是抽象的原则的判断；而是在一个为许多无情物质势力的互相作用所决定的世界里所作的决议。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若以撤回国联各会员国的驻日大使，或以经济抵制为威胁，借以影响日本的行动，至少可以想象到，结果会发生战争；而这种战争未必会得到與论的赞助。有人批评约翰·西蒙爵士不肯为国联冒风险，这话没有注意到事实，假使他这样做，他就会促成一场冲突，使国联本身以及种种其他的东西随之灭亡。批评他的人认为他的政策比他所面临事实的应取的政策懦怯得多，这种认识也许是对的。但他们所抨击的那种懦怯性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心理环境的实质。要有和平主义者所要求的那种勇敢性，他们必须创造一个环境，使每个遵守国联规约义务的国家都能得到其他会员国的自动的援助。但就现状而论，每个国家的利益，在每次有制裁必要的争议里，是这样的各不相同，以致无从保证那种自动性。既不能有这样的保证，我们所处的境地便是：一方面，国际联盟没有把握对付一个违约的会员国；而另一方面，一个忠贞地遵守它的义务的会员国反可能因此招致灾祸。
这样说来，走向和平的道路只有经济民主这条路；除此以外，别无方法可在理性与正义的基础上建筑社会组织。在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里，决定国家措施的权力总是操在拥有资产的特权阶级手里，而他们在国际方面总是运用这种权力去巩固而且伸张他们的权威。于是欲望成了原则之母，而理性变为威望的仆从。这样一个社会即使打算要伸张正义；然而它总不由自主地把正义观念与维持自己的权威并为一谈了。我已经竞过，它在国际关系上举措与它对待本国人民的举措恰是一样的。它那利益等于公理的观念，使它展缓各项对外的必要改革，恰象它展缓对内的必要改革一样。唯有改造整个资产制度，然后才能够改变阻碍适当国际秩序的心理状况。
这里也许需要插进一句话，社会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是不相容的。因为后者一举一动都离不开武力；而正就是武力的费用——这在英国今日已5倍于60年前了——成了社会改革经费上的主要障碍物，此外也许还可以说，帝国主义的拓展即使全国视线不复注意于社会改革，所以社会改革势必加以猛攻的那些特殊利益方面，如贫民窟与酿酒业，都能从帝国主义的发展中找到最好的烟幕来保护他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酿酒业主与贫民窟的房东永远热心拥戴一个扩张的帝国的原因。然而为毒之甚，更不止此因为人民对于帝国的利害关系愈深，那么它的民主的习惯就愈不稳固。它的各项问题就绝少可以由民众监督方式来解决了。这种情形已从历届左翼政府设法使我们对肯耶或印度的政策开明化的经过得到了说明。无论在人事上或思想上，不去继续成规是很难的，诚恐打破传统，会有损国家对外的威望。但要避免打破传统，结果就使许多重要的公共问题，实际上不受立法机关内的公共监督了。这样一来，会使各政党间的鸿沟缩小，并使行政当局不致在原则上遭人批评，因而增加了不少的职权。狄士雷里说得好，印度的钥匙是在伦敦；但是一位印度国家主义者假如知道众议院一年只有一度考虑去开什么门，他不见得会怎样舒服吧。
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政党政府变得削弱无力，同时代议政治这个有力的原则也随之削弱了。霍布森曾在一部名著里[25]说明自由党设法适应帝国主义所做的努力，使它不复具有独立的信条了。这种努力使它可与保守党融合无间，而追求共同的帝国主义目的；自从1906年以后，两政党间关于殖民地或外交政策上很少有重大的分歧。而且继续成规愈坚，则公众指摘愈少，结果议会对于殖民与外交政策的监督变成空有其名了。其后，当社会主义者成为国内第二政党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或者接受这种继续性，从而默认帝国主义的手段，或则向这种继续性挑战，根本推翻那些为他们所疾恶的国内既得利益的主要保障。假如他们在帝国领域内，例如在印度，要把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他们就要驱使既得权利方面对于民主政治原则发生怀疑。因为在帝国与国外事务上已养成了专制的习惯，既得权利方面一向随意行事，很少受到阻挠，这种情形在国内自然也有它的反映。假如经济的民主制度意思是指帝国主义的结束，那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想结束民主政体。
这些连带关系是有意义的。它们显出帝国主义的习惯在国家统一内造成的鸿沟是怎样地深。因为它为自保而需要的政策是否认平等的，而民主制度则肯定了平等的本质。一个内部没有平等的社会，对外也不难否认别人的平等。否认之道就是把其他民族的权利要求看得与自己的权利要求不同；而结果这种不平等的看待方法，就把别人的要求看得无足轻重了。帝国主义实施情形确是如此，这已由它对待当地土人的情形证明了；而从蔑视土人的人权到蔑视一般平民的人权，其间并无多大的距离。例如，一个冒充科学的生物学开始时就坚持白种人是优秀的人种，接着就一般地肯定了白种富人对于白种穷人的生物学上的优越性。它用了这种说法来抨击白种穷人的社会改革要求；这因为这些改革的费用，以及它们的后果，特别在教育方面，是危害他们自己的特权地位的。而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愈是不受民主的监督及其社会改革努力的搅扰，它就可以愈加随心所欲地向着有利可图的地方继续进行侵略。但它的侵略愈是深入，与它竞争的帝国主义的机会也就愈少，因而它们之间冲突的机会也就愈大。而当冲突日益迫近的时候，象1914以前几年那样，为了冲突而做的准备工作，无论是军事的，或经济的，或心理的方面，就愈加白热化。在这种关头，和平变成了一个喘息的间隙，而那些口口声声矢忠于和平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无疑是诚心诚意的——却正为了不可避免的战争而不得不从事种种的准备工作。
这种事实用一连串肯定的话就可说明白了。帝国主义必须用军国主义来保护它的战利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全国的注意力从紧急的国内问题转移开来，而将国家收入用在非生产的目的上。而且，要保持这些战利品就需要维持帝国与国外政策的继续性；这些事务越来越不受民主的监督了。这种情形对于国内民主的要求是越来越不兼容的；而民主政治坚持它的要求，又促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对于民主政体原则的根本怀疑。当民主制度开始在正式政治领域以外得势的时候，它就遇到了挑战；而挑战的结果，在环境利于反动的地方，就有了各式各样的专制政治。这种专制政治不受民主的束缚限制，于是就能更自由地追求它的帝国主义的目标，而且它也必须这样做法，借此可以把全国注意力从国内疾苦问题上转移开来。但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越来越大的，这就与各竞争国家的那些目的发生冲突；于是当事的强国，照例还有它们的卫星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走到战争道路上去了。
我们不妨指出，凡此一切情形非特可由战后几年来的历史来证明，而且也可以从战前的历史中得到解释。意、德两国内帝国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冲突，只不过是为保全少数阶级特权而处心积虑地反对经济平等的最有声有色的例子罢了。它们把多数人的要求牺牲在资产的要求下；只要资产阶级有权在手，立刻就会想到：强硬的外交政策如有充分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就能够使它染指于许多财富资源了。希特勒德国虎视眈眈，作领土利益之想，借此增加它在本国人民方面的声威，这并不是意料以外的事情。这个政策里所包含的实际经济利益，在首脑人心目中是值得一赌的。法西斯意大利憧憬于开辟非洲领土，以便使它的臣民亟亟于开辟一个新的帝国而不复注意里派列群岛的愁惨景象，这也不是意料以外的事情。这些梦想的代价便是战争；迟早会有这样一个时期，梦想者的威望与这些梦想的实现成为密切相连，使他不是偿付这笔代价，就是被人推翻。在这两个抉择之间，他实在是不能犹豫的。
其他民族的历史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自由传统最为根深蒂固的英、美两国，在它们国家内对于民主政治也有深刻的怀疑，因为当他们渗入新市场的能力衰弱下来的时候，民主政体对于经济特权的威胁也就愈见鲜明。在这两国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控制了国家，使国际气氛都为之毒化了。英、美的海军争霸，与军缩会议和世界经济会议的种种困难，都可以证明这点。很有意义的是，在这两国里，最拥护帝国威望的人也正就是最仇视社会主义的人；尤其有意义的是，在英国对于民主政治，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民主政治，攻击最力的，都是晚近六七十年从印度经验中养成帝国主义思想习惯的人。一个帝国主义社会，既然建筑在优秀人种统治低劣人种的盲目要求上，自然会认为它的权利就是它迫人服从它意志的力量的作用；这是它所知道的唯一逻辑。但是从这个假定出发，它就必须具有主权之一切涵义，以便保持它的立场。只要它没有自由裁决的权利，它就不复能够做它自己的行为的裁判者。在这个时候，权力须受原则的支配。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承认有一种超越于它的利益以上的要求权利，那么主权的全部宗旨便失其效力了。但是这也就否认了帝国主义的逻辑；帝国主义的逻辑，依据自己的内在冲动，是视强权为公理的。而一个国际社会的种种定律所要否认者，也正就是这个内在的冲动。
在某种意义上，有许多真正希望有效的国际秩序的人们是承认上述理论的。1924年日内瓦议定书企图对于违犯国际联盟规约的任何国家，能够自动地与以制裁。[26]这已经由国联大会动人视听地一致通过了，却立刻因英国政府拒绝批准而打得粉碎；假如英国政府批准的话，就将放弃它任意行事的主权了。对于这个议定书有过些什么批评呢？约翰·费歇尔·威廉斯爵士这样写道：“谁也不会怀疑它的起草人的诚恳，经验、技巧与好意，然而他们似乎是没有顾到达成各项国际决议——尤其是关于实施武力的决议——的实际条件。”[27]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威廉斯爵士说：“最多只能规定出大概的原则，把它们尽力解释清楚，再信赖那些当时机来到就必须应用这些原则的负责政治家的诚意。”[28]
这里的涵义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实际条件”是说，任何国际协定，如果要求一个大国放弃它的主权，都是办不到的。无论何时，只要有侵略行为发生，我们就得信任政治家应用他们在道德上受着约束的那些普通原则的“诚意”。但是历史经验肯定明白地告诉我们：政治家的“诚意”常常是受他们所处环境的限制的。“诚意”一词，在那些1914年必须解释他们对比利时的特殊义务的政治家看来，很可以有颇相抵牾的解释。日本认为它强占中国东北并不违反国联规约与巴黎公约的义务。意大利当它认为它的国家威望需要一种示威行动的时候，就毫不踌躇地炮攻柯夫城。政治家们以“诚意”接受了一个禁止毒气战争的公约；但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在从事这种实验的。仅举几个“诚意”已表现于公然行动的例子，就德国对奥地利，意国对阿尔巴尼亚，日本对苏联的态度而论，我们要说靠“诚意”来做国际原则上的制裁很难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并不过甚其词吧。
归根到底，依靠“诚意”，事实上就是依靠理性；我们总是得反回来讨论国际事务上这种理性的力量。我们能够证明战争是得不偿失的。我们能从历史上表明，照现代的规模举行战争，会使战胜国与战败国同样受到致命的伤害。不仅它的恐怖是深刻的；而且它打开了革命的水闸，象在俄国那样，那种滔滔的洪水使它的当事者也有汨没的危险。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说明战争的明显危害性，我们迟早会使人们确信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是徒劳无功的。话虽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根据现有的条件来进行。假如我们越过这些条件，那就象1924年的议定书，只是自取失败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只使它旨在维护的各项崇高宗旨失却信用。
但是“我们现有的条件”在本质上限制理性影响人心的力量的，它们就是随时随地使理性服从利害关系的一个经济社会的阶级关系。我们信赖压制奴隶主的理性的力量，我们并不能废除奴隶制度。我们信赖理性力量能使贩卖妇女与毒物的商人确信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贸易，我们并不见得会废掉贩卖妇女与毒物的行为。我们的阶级体系使战争在某些环境里对于某些人有利可图；假如他们以为战争能给予他们取得特殊利益的机会，我们是无法劝他们放弃这种利益的。拥护理性论者论调的最后弱点便是：在我们现行的制度下，能够使理性切实发生作用的那些条件是没有具备的。
要知道应用“理性”时所处的环境，是被各种不顾代价唯求一逞的利益方面所毒害了。在这种环境里，新闻的真实性是靠不住的；在这种环境里，据路易·乔治告诉我们[29]，虽象格雷助爵那么光荣的政治家也打算扣留重要的消息，不告诉对于他的政策与他共同负责的那些同僚；此外，在这种环境里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没有适当地给群众以关于国际事务比较重大方面的知识，而没有这种知识，理性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在这种环境里，外交交涉的习惯依然浸渍着马基耶弗利与霍布斯世界里特有的那些观念。当我们强调理性的力量时，我们决不要忘记国际关系的世界如今仍建筑在培根的那句箴言上：“欲达目的而不耐手段者妄也。”格雷勋爵写给理文公主的信里说到修正法案，他说：“我是极重视道德的人，无论是公共的道德或是私人的道德”[30]；但是国际间的交涉并不能被这个法则所严格规定。象亚克顿勋爵指点出来的[31]，这个法则是象历史一样古老了。我们处事之际，理性所占地位，永远是以我们怎样热烈地要求那个须由理性辩护的对象为转移的。
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一定社会内的阶级与阶级间的战争，是有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与之同时并进着，后者是在外部世界上反映出前者的。我们若要结束后者，必须消除前者所由发生的那些关系。我们关于国际权利的种种观念，归根到底，只是那些关系所规定的环境的反映。我们现在应该视为唯一逻辑目标的国际社会，其所以迟迟实现，关键便在于此。各成员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愈是尖锐，它们对于企图限制它们主权的一切原则与制度必然愈加猜疑。要知道它们完全靠着那种主权权威，才可以维持现在的阶级关系体系，以对付它们现在所遇到的挑战。这种起于内部的挑战愈是猛烈，国家愈是亟亟地要从国界之外设法减少它的猛烈性。战争并不仅由一些坏人的策划而造成的，他们当真有意这样作，也许会选择了和平。战争是一个不平等社会的表现，这个社会不顾一切代价只求维护它的特殊权利。我们若要跳出战涡，只有缔造一个世界，在这社会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再保护资本主义所要求的那种阶级结构。
[1]“权利哲学”(1821年)，第258节。
[2]“权利哲学”，第333节。
[3]“国际法的来源和展望”(1871年)，第22页。
[4]“国际法的本质”(1911年)，第146,151页。
[5]例如，奥本海姆：“国际法”卷一(1920年)，第116页。
[6]这个论点是克尔逊在他的经典著作“主权的概念”(1920年)里最后提出来的。
[7]参阅劳特帕特博士名著“国际法中的私法来源和类例”(1927年)，第60页以下。
[8]前书第67页。
[9]史特拉普：“国际法要素”(1927年)，第22页。
[10]魏尔德罗斯：“国际习惯法的构成”(1926年)，特别第180页以下。
[11]参阅拙著“法律与政治的研究”(1932年)，第267页，及其所引各书。
[12]“工党与和平”(1934年)。
[13]劳特帕特博士：“经济学”(1930年)第138-172页中的卓越的分析。
[14]诺门·安吉尔爵士一篇著名的论文，参阅他的“伟大的幻想”(1933年)。
[15]庞松贝爵士热烈地主张这个意见，参阅他所著“现在正是时候”(1926年)。
[16]参阅1934年5月29日“新闻报”上约瑟夫·尼德哈姆等人签名的一封信。
[17]裴迪爵士的话，见1934年8月11日泰晤士报。
[18]书名见前，第28页。
[19]摩莱：“柯布登传记”（埃维尔斯雷版），卷一，第248页。
[20]参阅温士顿·丘吉尔著：“兰道尔夫·丘吉尔爵士传记(1906年)卷一，第290页。
[21]参阅史诺顿爵士对于此事所搜集的文件，见“史诺顿自传(1934年)，第2卷，第991-995页。
[22]见阿瑟尔·沙尔特尔：“复兴”(1932年)。他的结论实质上和1927年日内瓦预备经济会议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计划相同。
[23]“欧洲联合国”(1934年)，第35页。
[24]齐墨尔恩教授的说法，见1932年10月份“政治学季刊”。
[25]“帝国主义论”(1904年)。
[26]关于1924年的议定书，菲利浦·诺尔-贝克尔先生所著的“日内瓦议定书”(1925年)中有很好的讨论。
[27]“国际联盟规约的几个方面”(1934年)，第216页。
[28]同上，第218页。
[29]“大战记录”第1卷，第46页以下。
[30]“和理文公主往来的信札”，第234页。
[31]“自由的历史”(1909年)，第219页。 |
第二章现实世界的国家与政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拉斯基->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5）
第二章现实世界的国家与政府
一
我已经说过，国家能否要求人民服从，全看它有无意志和能力，来为它公民的欲望取得最大的满足。为了使这种要求稳妥有效，在执行这项职务时决不可以偏颇不公。如果国家是为了其中某一特殊团体的利益而尽力，那就迟早不免要发生革命。“革命”的定义可以说是企图使用武力反对合法当权的政府，以促成一种改变来实现那些使用武力的人们所认为的国家的实际目的。
国家措施难免偏颇不公，是研究历史证据的人谁也不能否认的。希腊城市国家歧视奴隶。罗马帝国歧视奴隶和穷人。中古世界里那些国家偏袒土地的领主。工业革命以后，国家偏袒生产工具所有者而歧视那些除了出卖劳力便一无所有的人。
当然，以上所述对于历史过程说得未免过于简略了，而这种过程是那样地繁琐，以致任何两个历史学家很难作恰相符合的叙述。然而历史纪录的涵义总是相同的。一个国家里常有某些团体认为国家歧视它们的利益而不复矢诚服从。它们所抱的这种见解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我们姑且不必去管。可以注意的是，一个国家内永久有冲突，或则潜伏、或则明显，这种冲突时常爆发成为公开的冲突以争取行使统治权的权利。
这类斗争的目的，在表面上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就像我们在社会中所遇到的各党各派一样。这种斗争有时候是为了宗教的原因；十六世纪法国的内战，口口声声说是为雨格诺蒂新教徒求取宗教自由。有时候，像十七世纪英国的内战那样，革命党人宣布，他们的目标是要树立宪政制度来代替他们所要推翻的君主专制。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目标，是要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1933年希特勒的革命，要消除德国社会内具有犹太血统或者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般男女的势力，以复兴德国。
不管所宣布的革命意向是为了什么——这类声明很少是和革命的成就相符的——我们研究政治哲学，必须注意历史所昭示的各种实际过程的结果。重要的不是人们自以为在做些什么，而在于他们所确实做的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国家生活的方式继续不断地在转变为其他的方式。一种新型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内一种暂时的欢乐。一种新的统一便以这种新型的行为做基础而建立起来了，直到我们再看见那些不满的表示，预兆着一种革命心理的酿成为止。我们能不能寻出一些普通的原则，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两世纪以前，孟德斯鸠和卢梭都已经看到政府有腐化的必然趋势；而汤麦斯·杰弗逊会亲自看到两次革命，借此迫使政府记起它们当初之所以创立的目的。权力的行使常常是对于那些行使它的人有毒害的，这已成为政治哲学家的普遍论题；因此，穆勒曾经说过，凡是主张授予政府以权力的一切理由，也就是主张设立保障，以防止滥用权力的理由[1]。我们有这类的保障，多得很，各种成文宪法，人权宣言，基本法律等，只从显着的技术上看，它们都没有能够使人相信不用暴力便可以达到它们的目标。要知道我们的问题根源很深，不是宪法程序所能揭示的。假使孟德斯鸠和卢梭是对的，我们仍然想知道政府之所以会腐化的原因；假使詹姆士·穆勒的警惕是对的，我们仍然要晓得政府之所以会滥用权力的原因。
这就是说，政治哲学的正当基础便是历史哲学。假使我们能够解释历史事变的成因，我们就有材料，得以成立一个令人可以满意的国家理论。毫无疑问，这类历史哲学并不是没有。历史是揭明上帝意志的纪录，或者照黑格尔说来，它是宇宙的进程。或则以气候的变化来解释社会的变化；温带当有民主政治，热带当有专制政治。或则认历史为英雄伟人的传记，而从凯撒、路德、拿破仑、列宁等英雄意志之中，寻出各种事变发生的因果。
这一切理论的缺点说来很简单。它们不能使我们预测未来事变的大概情况。它们不能使我们看见未来的命运。把历史解释为上帝意志的揭露，并不能使我们知道那个意志的下一阶段是怎样的。把历史说成是宇宙的进程，使我们依然不知道宇宙是向何方行进；或者，如果再照黑格尔所称，历史是趋向于更大地实现自由，那么，我们就须解释这个观念怎样能够和破坏安全（自由的一个根本条件)不相抵触，而这种破坏是要使我们的时代成为一个不大仁慈的独裁政体的时代的。以气候为变化的原因这种理论，并不能说是没有真理，但是有史以来，欧洲气候并无基本的变化，而自有史以来，政府和文化的方式则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了。英雄伟人无疑地对历史是具有影响的；但是假如我们把他们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关键，那么他们何以会有影响，这种原因仍然没有解释出来。华盛顿并未造成美国革命，虽然对于革命的成功，他是一个重要因素。至于工业方面应用电力，使我们文明的性质在发生变化，这也不是由于一个或少数伟人的功劳。我们还必须从其他方面去进行研究。
二
任何一定社会的基本因素，便是它所以求得生存的方式；一切社会关系都建筑在种种原始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上，这些欲望如果得不到满足；生命就不能继续下去。试将任何社会分析一下，总能看出它的制度、文化和它满足物质欲望的方法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当这些方法改变的时候，社会制度和文化也就改变。欲望满足工作主要由奴隶来担任的社会，与这种工作由自由人来担任的社会，这两者对于生活所抱的概念是大不相同的。前述这个社会被划分为奴隶和自由人两个阶级，就决定了它对于妇女、法律、教育、甚至宗敦的态度。最显著的是，它的法律必然要使奴隶遵守劳动义务。它的宗教，也将以其权威来贯彻这项义务的执行。
经济生产方法的改变，似乎是造成其他一切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形态改变的最重要因素。因为生产方法的改变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又是依次和人们的文化习俗微妙地交织在一起的。我们要写一部法律史，就不能不从经济生产方法中去观察法律的根源。我们要解释宗教教义的历史，就不能不将它们和它们所由发生的社会背景联系到一起；而那种社会背景的关键，常常是要从那些以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关系中才能找到的。我们的教育制度旨在对儿童给予生活上的准备；但是教育制度所准备的生活又是某一社会内生产制度下各项物质关系所起的一种作用。我们的建筑式样、我们的文艺风格、我们的科学性质，所有那些我们称为文明的基本结构，归根结底，都是这些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我们认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造在这些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后者的关系如果有改变，前者的关系也就会改变。我们随着又辩称，任何一种经济关系体系，必须有各种政治和社会的方式来发展它内在的一切。例如法律将规定和那个体系相适应的各种财产关系。教育制度将把人们训练得能执行他们在那个体系下应尽的职务。封建时代的法律将表明主要从土地所有权来决定人们经济关系的社会的各种特征。封建社会的教育将拟具各种方法，以适应这种社会必须维持的各项关系。因为很明显，假使社会不能做到这种适应的工作，那么它的生产力，它的满足各种需要的能力，都要大受影响，甚或不免威胁它的生存。
这就是说，任何社会必须设法保持一些稳定的生产关系，方能作为一个社会而继续生存。它必须以法律的力量作为那些关系的后盾。这就是说，它需要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工具，以便使那些关系得以继续下去，因为否则它就无法继续生存了。的确，这些关系大都是不受有关人士意志的支配的。在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内，关系的变迁不是常有的事；这类变更的性质，与其说是普遍的，毋宁说是个别的。对于社会变动性的研究已经明确显示出，作为集团来说，奴隶依然还是奴隶，雇主依然还是雇主，工人依然还是工人，世世代代都是如此[2]。任何社会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可能发生彻底的改变而不使它的生命分裂崩溃的。由于这一种崩溃会威胁着现行制度的基础，所以社会需要使用一种工具来制止，必要时使用武力来制止这种崩溃所引起的对于和平的威胁。这种工具在历史上就是国家。它的主要职务便是要保证社会内和平的生产过程。这样，国家就保护了这种过程所必需的生产关系的体系。国家的职务便是要在强制性的制裁之下，促成各种法律的关系，借使社会能依照它求得生存的方式来维持它的生命。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必须通过人才能有所作为——我们把这些人就叫做政府。因此，一个社会内法律关系的管理，就掌握在作为政府而具有行使统治权的正式权利的那些人的手中。去决定如何运用统治权的方式，也就是去决定如何分配生产过程的成果；要做这样的决定，非具有行使统治权的权利不可。所以在一个社会内，凡是企图根本改变分配过程性质的那些人，换句话说，凡是要想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体系的生产关系的那些人，就必须改变那个社会的法律基础。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或者是暴力来取得国家政权：因为只有通过政权这个工具，才能改变根本的法律关系。
由此而得到的结论，我以为对于任何政治理论都是重要的。社会中掌握着统治权的任何集团，在行使统治权的时候，总是以行使时能够使欲望获得最大满足的方式为趋归的。但是它对于这种方式的概念必然会被它对于生产过程的特殊关系所影响。在一个蓄奴的社会内，奴隶主会认为奴隶制度是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他们会利用国家以实施奴隶制度所必需的各种关系。但是很显然，他们对于利益的概念决不会与奴隶对于利益的概念一致。人们对于利害善恶的态度是从他们自身经验中产生的，一旦对于国家的利害关系不同，不同的经验就会使人们对于政权的运用方法也有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会互相斗争以求生存；经过斗争而留存下来的概念，就有权来决定国家的统治权应当如何加以运用。所以在任何社会内，如果有若干集团，它们对于生产过程有着根本不同的关系，那么这个社会的基础内就会自然包含着冲突。
这种冲突有两种。一方面，它是各集团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它是各种观念之间的冲突。因为每个集团都根据它的地位经验，而表达其善恶的观念。简言之，各个集团产生各种评价体系，这些体系乃是它们的社会关系之一种作用。这些评价体系总是要求取得普遍性。它们总认为自己对于集团以外的人，也是适当的。正如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声称奴隶制度对于奴隶本身也是有裨益的。但是在事实上，这些评价将永远被它们所由发生的实际经验范围所限制。而且获得实行的那些评价，将永远是当时掌握着国家机器的那个集团所主张的那些评价。
我们必须注意，上述这种态度并不是说，那个统治集团是有意识地或者处心积虑地要将它的私利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合并为一。也并不是说他们企图将他们所认为国家应该如何行事的概念普遍化起来，就是存心不良。任何社会的意识过程，是比这样简单的一种动机论要微妙复杂得多。一个人受到他的环境的影响，那是很自然的。那也就是他所知道的经验。经验告诉他的种种评价，都着上了感情、希望和恐惧的色彩。这些东西使他不自觉地把这些价值认为是社会利益上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在罗马天主教传统中养大的儿童把罗马天主教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麦加的回教徒也是这样接受可兰经的意义；现在苏联的儿童也是这样地把共产党的观点视为抓住了社会关系的真正本质。凡是控制一个环境的人，用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内，给这个环境生活的意视形态规定性质的，结果不但受他们统治的那些人被牵涉在内，就是他们自己也不能有所例外。世界上最罕见的社会典型，就是能够超脱这些熟悉的习俗的人了。
但是这些习俗是被超脱了；其所以被超脱的原因便是我现在撮述的理论的精义。我们看到在一个时期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奴隶制度，到了另一个时期就被认为是无可容忍的事情。柏拉图对于男女平等的辩护，在十九世纪初期看来，不外是一位大哲学家的不近情理的议论；但在我们看来，却是基本的常识。威廉·温特汉警告众议院要提防国家教育制度中所包藏的危险[3]，半世纪后，罗伯脱·罗威的警告却说，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4]。在十七世纪，除寥寥几个思想以外，大家都认为国家干涉各方面生产过程是理所当然的；到了十八世纪末叶，主要的经济思想则认为最少管事的政府便是最良好的政府。在中古世纪的思想家看来，“公平价格”乃是对于自然法则某些论点作逻辑分析以后所得到的近乎神学上的概念，在现在经济学家看来，“公平价格”则是世俗市场上供与求的一种作用，完全不受神学偏见的影响。在十八世纪英国浩繁的政治论文中，没有几本小册子怀疑贵族院在政治组织中所占的地位；到了二十世纪，却没有一本小册子不认为贵族院的地位是可以非议的，而且没有几本不是要求将它废除掉或者把它的组织加以根本改变的。50年前任何行业中的英国人，更不要说那些在政治生活里寻求地位的人，绝少敢于承认自己不信仰宗教；到了今天，这种自认为不信仰宗教的事情，除了在屈指可数的几个教会城市外，至少不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变迁呢？
我现在提出的论题是：这种变迁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社会关系的变化却又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变化所促成的。当人们难以再用奴隶制度来开拓生产力的时候，奴隶制度就不再视为“自然”了。当生产过程的社会关系需要承认女权的时候，女权就从一位哲学家的不近情理的议论而变为法律所承认的社会权利了。当工业发达需要大众能读能写的工人的时候，教育就变为一件国家大事，而非纯属私人的事件了。国家干涉工业的程度，完全要看这种干涉是否能使社会所依赖的各种物质力量的生产率得以增进。我们对于贵族院的态度，是以我们所认为的良好的立法和它的关系如何而为转移的；这又与我们对于社会利益的概念有连带关系，而这种概念基本上又是从我们在社会关系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而产生的。但是社会关系的体系反过来又是要从各种物质的生产力里取得最高可能的收获的一种方式。
我们对于这点不必多说。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凡是有急剧变动的时期，也就是生产方式迅速变化的时期；至于比较安定的时期，则是人们从事于惯常的生产方式而无显著改变的时期。根据这种见解，像在地理上有很多发现的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像十九和二十世纪在科学上大起变化的时期，当然也就是富有社会的和智慧的创造性的伟大时代。它们之所以会使国家内发生不安定情况，是因为生产制度的变化必然反映到整个上层建筑上，而这上层建筑便是难立在那个制度所产生的各种必要的关系上面的。
但是我们还有许多话可以说。那些不安定的时期，也就是改变了的生产方法，使现行财产关系制度成为不适合的时期。这就是说，国家所维护的各项法律原则不许社会取得生产方法所能获得的全部收获。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抱着这种见解，认为从前看来是很自然的那些关系，现在在实行上使他们的各项要求不能获得充分满足。他们企图改变这些关系。但是除非掌握国家统治权的那部分人为了某种理由，准备同意他们所要求的改变，否则要求新关系的这部分人就必须设法夺取政权，以便运用社会的强制权力来重新规定新的关系。换句话说，任何一集团，凡自以为从社会关系的改变中可以得到好处的，在当政者不许有这种改变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革命性的集团，以便在可能时达到它所需要的改变。
总之，历史乃是各集团间斗争的纪录，这些集团旨在维护它们由于生产过程发展而自以为应该取得的各项权利要求。这些要求被认为对于充分发挥生产潜力是必要的。如果否认这些要求，就要引起革命运动。当然，这些要求不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提出来。人们将设法以最有普遍号召力的方式提出它们，而否认它们的人也将以相同的方法来反驳它们。英国革命自称为维护宪法原则和耶稣新教。它固然是在维护这些东西；但是背后还有更基本的事实：司徒王朝这样建筑在君主的神权上面的一个半封建国家，已不复适合于商业阶级充分参加统治权的要求了。1789年的革命，也是如此。它在名义上是为了人权的普遍原则而斗争，它的实际结果却是使财产所有者把国家从地主贵族的特权利益的把持下解放出来。我们即使不必去声称，革命集团对于它们所标榜的目的是不诚恳的。我们当然还是能够感觉到：克伦威尔和伊里敦仇视将雷恩斯布洛上校那一类学说的情绪，和他们赴沙场对查理一世作战时的情绪是同样真诚热烈的[5]。一种革命意识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标榜它自己是什么，而在于它们所企图促成的社会关系的转变。
这样互相竞争以夺取政权的这些集团，归根结底，总是表示着一定社会内财产关系和生产制度的潜在能力两者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根本的斗争总是各经济阶级为了要夺取统治权而发生的斗争。一个经济阶级，可以界说为一部分人民，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是和其他部分人民的地位截然不同的[6]。这种地位是被国家维持的那个经济关系体系所规定的。国家以其命脉所寄的那种最高的强制权力，供给社会中某一主要阶级利用，任何阶级除非获得了这种权力，就不能根本改变它在社会上的地位。因此，一个阶级如果要求这一种根本的改变，就必须夺取国家政权。
由此可知，在这种政治斗争里，国家永远不会是中立的。它并不超然独立于冲突的各个集团之上，为它们作公正不偏的评判。在本质上，它只是那种强制权力，被用来保护某一个经济关系过程的种种权利和义务，以防止企图改变这种过程的另一个阶级的侵犯的。因为一经分析，国家就发号施令来实现他们所认为是善良的目的的一群人。他们对于善的概念，乃是他们在这个被攻击的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的产物。如果改变这个概念，他们就须放弃他们的地位；这种让位是可能的，然而也是历史上极其少见的现象。
我在本章内随后所要说到这种历史过程的种种涵义。这种过程的基础，我已经在这里解释过了。目前要弄清楚的，是我的论点所并不包涵的意义。我的论点并不是说，技术发展便是社会变化的缘由，技术发展当然很重要，但是它宁可说是从社会的需要产生出来的，而并不是决定社会需要的。例如在我们自己的制度里面，我们对于各种发明的选择采用，至少大半要看它们被采用后能否获利；因为获利就是我们社会特有的为经济关系所促成的基本动因。如果仅只作技术方面的考虑，穆勒决不会写出他的著名的威叹，说是机械没有能够改良人类的社会命运了[7]。
我的论点也不是说国家总是服从于操纵它的那个阶级的私利，因而说他们要求私利的自私欲望就是国家政策的领导力量。我完全承认，政治家们无论何时都会象他们的批评者一样诚悬，确信他们是把国家机器用到他们所知道的崇高目的上的。我的论点是完全不同的，我是说他们所能知道的事情是由国家所要维持的各种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些经济关系在它们每一个历史阶段上产生了若干特殊的理想，而这些理想之所以能成立，就在于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发挥生产潜力的假定力量；也就是说，这些理想的消长，要看它们所表现的种种关系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把历史解释为互相竞争的私利之间的斗争，那么历史便没有意义了；这种看法污蔑了人类本性的质量。历史宁可说是各种理想的竞争求存史，而这些理想的性质是由它们在一定时期内挖掘生产潜力的能力所决定的。这些理想之所以会竞争，乃是因为各阶级对于生产可能性的关系产生了种种企求实现的权利要求。这些要求是“包含”在阶级关系之内的；一旦人们觉得要求和满足两者之间的比例遭受严重破坏的时候，自然就要设法重新加以调整了。我已经说过，人们要做到这种调整，只有夺取国家，因为各种阶级关系是由国家所特有的强制权力来规定的。因此在任何社会内，新的阶级关系便意味着新的理想胜利了。十九世纪法国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和十八世纪的有所不同，因为法国大革命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个社会的阶级关系了；而那次改变所循的途径，便是中产阶级把国家政权从贵族阶级那里夺取过来。
我也没有想辩称，一切历史变化必然是为我所说的这个因素所决定的；我只是说经济因素在这种决定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完全承认，人格、传统、逻辑也是促成改变的因素。英国的自由习惯使英国人反对独裁制度要比没有这种习惯的俄国人容易很多。如果路德或者拿破仑或者列宁没有出世，那么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和现在有所不同；如果没有列宁，至少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很可能具有迥然不同的性质了。在法律的施行上，专门法学家纯粹为了法律的缘故，努力追求一种形式上的一致性，使法律不致完全依赖经济的因素。传统、人格和逻辑固然主要的是由经济的因素所形成的，但是它们反过来形成经济因素，这也是事实。社会变化的各个因素之间起着相互的影响，这是任何认真的观察家所不能否认的。
但承认历史因果关系的多元性，不等于否认经济因素的首要地位。我不过主张，任何其他因素的作用是被一种环境所左右的，而这种环境的性质又是被它的种种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这些关系给予社会的性质，无论是怎样地间接，将渗入并且形成那个社会的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各种传统要使自己适合于经济关系的需要。伟大的人格也要依照这些关系所产生的机会来体现自己。一个法律体系的各种基础是要由经济关系的需要来规定的；只有在这些问题解决以后，法律家才能开始探索一种形式上的一贯性。任何人都能看到，苏联今日新的经济关系下的种种需要，已经打破了那个梦幻的、神秘的、悲观的斯拉夫人的传统，而斯拉夫人从俄国前一世纪的历史上看，就是我们的“铅板”。任何人也都看到，它的艺术、它的文学、它的哲学也在逐渐适应着新的经济环节所包含的意义。我们可以同意，说列宁大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但是这是由于帝俄基础的阶级关系的崩溃，才造成了他的时势。习惯法管辖下各法院所拟具的法律解释法规，是习惯法基本主题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基本主题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利益乃是法律所依据的主要假定；但是如果英国或者美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各法院就需要大不相同的法规，以保证那种作为基本法律理想的本身一致性。因为决定本身一致性的，便是我们作为出发点的各种假定；再说一遍，这些假定是被各项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而这些关系的宗旨也便是这些假定所要保护的东西。
三
这样说来，经济因素便是社会上层建筑所依据的基础；而它发生作用所循的途径，就是各经济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我已经说过，各个不同的阶级产生过程中所占的不同地位，产生了不同的需要和利益，这些需要和利益，在某一点互相发生冲突。这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者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这种矛盾便成为不容忽观的了。因为这样的阻碍会使蒙受不利的那个（或者各个）阶级感到受了挫折，它便开始要怀疑现存制度的正当性；它要求国家所维持的各项法律原则须有一番改革；它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指摘而且仇视那个维护现行制度的意识形态。这个矛盾成长得愈加完全，新意识形态的势力也就愈加深厚。于是就会有个时期到来，旧制度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它只能在投降或者覆灭两者之间抉择一条道路。
这种演进情形，在法国古老朝代迟缓的复亡，或者在俄国从1825年12月党人起事直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成功将近百年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两种情况里，各种现象的大致相似是可以令人注意的。对于现行价值和制度，两者都有一种贯彻了整个社会的批评态度。当局都想用强暴的策略来制止这种批评精神的增长，但都没有成功；而且在这两种情祝里，国家权力的日渐削弱都使当局震惊而做了让步。但是这些让步在两种情形里都来得太迟了。让步的代价使掌握政权的阶级感到可怕，它们又企图保持旧制度而断然取消这些让步，这样，从前的法令森严的状况又暂时复活了，但是这种回光反照的权威不能持久：到了第二次危机复临的时候，就知道国家的基础已经的确动摇了。
我们必须依据这些趋势，来讨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本质和涵义。这种斗争存在在每一个社会之中，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分工，（二）生产资料数据的私有制。按照马克思的见解，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将使社会日渐划分为两个巨大的敌对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它占有生产工具，所以要运用国家权力以保护它在这种地位上所享有的各项利益；还有一个是无产阶级，它全靠出卖它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资本主义的扩张一停止，这一阶级所处的地位就要蒙受不利，所以不得不夺取政权，以改变它所认为使它横受苛待的那些阶级关系。马克思并不否认社会中还有其他阶级的存在；也从没有否认过，在某些场合下，地主、职业阶级、小店主、小商人、官吏等等，也是不容漠视的。但是他辩称，在资本主义下，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都不见得很重要，不会以决定新的阶级关系当作它们的历史任务。这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工作，犹如以前摧毁封建主义国家的大革命乃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一样。可是在最后时机，这些比较不重要的阶级就不得不在这两个利害较大的派别中间选择一条道路了。
我们必须自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阶级的对抗是否确有其事呢？人们常常说这是政府政策发生错误的结果，或者说这是因为未能觉察到那表面上的对抗之下，有着贯彻全社会的利益的真正统一。的确，像罢工之类是继续在发生的；但是一种贤明的仲裁办法总是能够帮助它们获得解决。而且，雇主和雇工对于促进公司的最高生产额都是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的；因为这样可以扩大销售量，增加赢利，而工资标准和工作条件也就可以改进了。事实上，贤明的管理在任何社会内都能寻出种种办法，以造成一种合理的继续的和谐状态。
这当然是对于社会形态的一种理想主义者的解释，其中遗漏了许多根本的而我们所不能不指出来的东西。让我们专门来叙述一下我们所知道的工业社会，同时不要忘记，过去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都大同小异地有类似的情形。我们看到这一个工业社会中，生产工具掌握在一个少数人的阶级的手里，而就分配来说，这个阶级在社会生产总额内的利益，是和它所统治的广大群众的利益很不相同的。因为社会生产总额既是有限的，所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群众的工资方面所得的愈多，那么占有生产工具的那些人所得的利润、地租和利息也就愈少了。还有，根据我们这个社会的各种假定，生产的动机在于获利，所以工资水平，以及取得工作的机会，都要看利润水平是否足以吸引一班资本家运用资本来从事生产。总之，资本主义的各项假定既然如此，如果不能获利，就必然要造成失业或者工资的减低了。显然，在生产数据私有制下，劳资双方利益之间是有着根本对抗性的。
固然，其他各种社会对抗性也不在少数；但是这些对抗并不一定产生我上面所讨论的那些政治的后果。在煤业业主和煤油业业主之间，在铁路股东和汽车运输业股东之间，在商店老板和合作社之间，都有利害的冲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教会和教会之间，在各个不同类型的工会之间，都有一种历史的对峙。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煤业业主会同煤油业业主争取政权；我们知道，他们的利益是可以得到合理调整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劳资之间的对抗要另当别论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同我在本章内所主张的论点息息相关的；它是我行将提出的国家哲学的中心问题。这个答复是：在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内，生产工具的使用以及生产品的分配，必然使工人阶级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因为它并没有分享到这些工具的管理权的缘故。一般说来，对于其他一切社会的对抗性，我们是能取得协议的。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和工会，或者合并，或者消失。教会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一个阶级长期剥削另一个阶级。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峙固然较为深刻；这种对峙如果变得严重起来，像今日东欧那样，可能成为政权的争夺战，但是像最近英国历史所昭示的，农业界的不满情绪，是不必变更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基本原则就可以平静下去的。一切其他社会的对抗和劳资之间的对抗，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是最后的区别）就在于：工人阶级的愿望是只有改变法律的基本原则才能达到的。
有人说，此外还有他种的对抗，例如在美国和南非洲有白人黑人之间的矛盾，其深刻的程度并不亚于我们正在讨论的那些对抗：或者像杜白林地方天主教和耶稣新教工人之间的仇视。我们不否认它们的深刻性；我们也不否认凡是有着这些矛盾的地方，它们所发生的作用，将阻碍专门化职业和它的各种关系所造成的阶级团结。美国的雇主久已懂得巧妙地利用人们种族和国籍的差别来挑拨离间他们了。
然而这些对抗的存在，并不妨害现代社会中劳资之间的对抗所特有的性质；它只不过推迟它的充分表现罢了。俄国革命已经显示得很明白，在某种环境下，阶级意识能够超越各种阻碍它的种族信仰或国籍的差别。这些环境究竟是些什么，我们固然不能准确地说出来。我们只能说，每当生产制度的作用是以阻止工人阶级取得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工作报酬的时候，就要采取方法来改变社会的基本结构。
当然，工人阶级是否意识到有权去做这种变，是要看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形而决定的。一个民族在政治上的成熟性，它所属政府的性质，各种宗教组织的权威，种族的心理影响，这些都是与有关系的。像大不景气前美国那样一个经济在扩张中的社会，它所感到的阶级斗争的紧张性就远不如战后英国经济扩张遇到了障阻和竞争的社会中所感到的那样深刻。但是这类差别是决不能使斗争永久推迟下去的。除非生产工具私有制能够继续不断地改进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使工人所抱的愿望得到满足，使工人纵有些将信将疑，也能接受国家现状。但是只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什么改进的话，工人们立刻就会滋生一种革命的意识。他们总想增进他们从生产过程中所取得的满足；如果他们在一种财产关系的制度下无从加以增进，那么他们就要寻觅另一种财产关系制度。实行改革可采取的方法只有革命。
必须注意，我并不是说，这种方法便是成功的革命。成功和失败乃是历史策略上的一个问题，与本文讨论的范围无关。这里只讨论对于国家本质可以有所阐发的经济演进的涵义。凡是批判这里所揭示的见解的人，如果他驳斥它，就须证明两件事情。他必须表明：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先前的一切制度，它能够不管它所根据的各种财产关系而无限制地扩张。此外他还须表明，这种扩张永远是相当地大，足以使工人们所抱的愿望能够得到满足。他表明这点时，不应着眼于一个没有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纠纷的理想世界中的概念的资本主义，而应着眼于我们必须应付的这个经济帝国主义互相逐鹿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的是货币膨胀和收缩，白热化的市场争夺战，贸易限额，关税壁垒，以及商人借以控制或保持他已经获得的市场的贸易津贴。他必须表明，现行财产关系能够迅速地弥补当前生产力和消费力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鸿沟，必须表明目前三千万以上的失业者，或者可以由于劳动需要的恢复而很快地重被吸收，或者可以由于国家运用它的课税权力而使他们的生活获得适当的照顾。他还须表明，国家不但能够使失业者的生活维持得很好，而且能够在不违背营利的条件下，保持并且发展那些已被工人们视为国家分内职务的各种社会服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证明在一个资本主义民主政体里必须出现的各种条件[8]。这一社会是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它企图在经济统制权的集中于比较少数人手中，以及政治权力的最大可能的分散两者之间寻出一种调和。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群众必然要运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增进他们的物质福利；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各种假定既然如此，这就意味着迟早要成立一个政府，保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很容易看得出，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时期，实现这种保证是没有特殊困难的。这时政府能作各种让步而不致侵犯那些掌握着生产资料的人所抱的愿望。那些人是准备支付这种制度各种假定里所包括的代价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到了收缩时期，局面就完全不同。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各种让步，显得代价太高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假定于是和民主政治的各种涵义发生矛盾。如果收缩的时期延长下去，这就必须废除民主程序，或者改变社会所依据的各种经济假定。
以上所述是一种正确的分析，这已由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开展予以证明了。资本主义的自由阶段，在它把它和民主政治结合为一个普遍的理想的时候，是和它的扩张阶段相适应的。这就是说，当资本主义有力量在生产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潜在能力的时候，它是能够让步于民主政治的种种要求的。它的经济假定和政治假定之间的矛盾，为它的成功措施所掩蔽起来了。但是资本主义一旦转入恶劣环境中，让步的政策就显得靠不住了。营利的动机要求较低的工资，较劣的工作条件，减少资本所纳的赋税以及缩减各项社会服务。但是民主政治却使群众希望得到与这一切相反的东西。他们已经相信，他们尽可运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不断扩充社会服务所包括的种种物质福利；他们已把这些事情和国家的民主程序并为一谈了。资本主义在恶劣状况下未始不可暂时缓办这些事情。但是如果延迟得太久，只要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结合继续着，逻辑的后果便是资本主义的转变。
法西斯主义起来把资本主义从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势中拯救出来。它用种种形式废除了民主政治，把无限制的政治权力交给了那些占有和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它的各种办法都是一致的。一切同它宗旨不合的政党都被镇压掉了。自由工会既被消灭，罢工的权利也就相随而去了。工资或由雇主单方面加以削减，或经政府许可而予以核减。自由批评的权利被剥夺了；选民改选政府的权力也被撤销了。而且饶有意义的是，那些主要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它们的权威一部分建筑在它们和社会上的武装力量的协议上——我在上章过，这种武装力量乃是社会上最高强制权力的中心——，另一部分便是把自己党徒武装起来。此外，在现代情形下，自由既然不外是供给真实消息的一种作用[9]，所以出版、无线电、印刷、电影和剧院一律都直接受到了政府的统制。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甚至连教会也都要服从于这种目的。攻击新政府的人，都是毫不踌躇地被关进监狱或者送上断头台。公务人员的中立性——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概念——也公开地被放弃了；拥护这种新秩序的一位知识分子的领袖曾经解释说，在严重的时期，官吏是必须用“国家阵线方面可靠的老战士”[10]来充任的。司法机关同样听命于各种法西斯主义的理想，而不奉行法律的原则。一位著名的律师居然能够把1934年6月30日的残酷可怖的大屠杀说成是合于正义的[11]。
在这种环境中，法西斯主义只要能够得到国家武装势力忠心的拥戴，就能够把资本主义维持下去而且把它视为靠山。只要这些武装势力靠得住，它就能够粉碎一切国内对它的不满情绪。它对待资本家的态度，是以满足他们营利动机，作为国家政策的首要之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是把这种结合体里的民主因素简单地一笔勾消了。法西斯主义也象资本主义民主政治那样表示对于大众福利的关切，但这是不关重要的。希特勒先生告诉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任何意识形态，不论怎样欺诈，只要能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宗旨，都可以用之不疑[12]；而墨索里尼也曾解释，国家目的完成的时候，便是个人完成他自己的时候[13]。我们只要把法西斯主义国家目的的实际性质检查一下，就会明白这意思是指，为了资本家营利的需要，可以牺牲普通的工人。
我以为最具有意义的是，在意、德两国内，民主制度的取消都是顺利地完成了，而没有丝毫改变两国内各阶级的经济关系。这一个事实最能明显表示出这些法西斯主义革命和俄国的不相同。在德、意两国，权力外表和实际之间矛盾的解决，并非由于改变了那些决定各阶级间关系的法律原则，而是因为取消了以前工人所赖以企求取得他们自认为分所应得的让步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制度。在苏联各阶级间的法律关系是根本改变了，因为它使国家代替私人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德、意两国新政体的实效，便是夺去了工人否认国家宗旨对他们是适当的那种法律权利。社会生产品的分配，仍然根据和政变前相同的原则来进行。实际的不同点，便是对于有关分配的各项原则，不许进行斗争，也不许自由讨论了。
如果有人说这些原则是由国家独立仲裁所决定的，我们的回答就是我们根本否认这种仲裁的中立性。法西斯主义国家，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必须遵奉它的基本假定；而因为事实上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被维持着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假定是服从于私人利润的动机的。希特勒执政后的第一年中，他之所以不得不放弃那些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策而走向右边去，就是因为私人利润受到了威胁。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国家工资不断减低；也是由于私人利润受到了威胁的缘故[14]。这就是说，只要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假定，国家行动的方向必然是偏向于资本所有者。如果要凭靠其他不同的原则，那就同法西斯主义固有本质不能相容了。
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教训便如上述。近代任何其他历史经验都没有这样暴露出国家的本质的。它的强制权力必须用来保障某一阶级关系体系的稳定，而不能用来改变这一体系。这就是说，每当社会制度的作用足以危害这种稳定的时候，国家就要假借法律和秩序的名义来攻击这些制度。但是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它必然也就保护了那个社会阶级关系里所包含的既得的利益。它由于它本身存在的法则，不能在阶级关系中间保持中立。它不得不有所偏袒，就因为它是一个国家。它的政府必须为那个在经济上掌握着社会生存攸关的生产组织的阶级服务，成为它的一个执行委员会。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一个美国的例子来作解释。美国各雇主御用工会的种种弊端，以及大雇主在工人组织薄弱的工业中所行使的巨大权力，促使1933年国家工业复兴法案内制订了这样一个条款，规定各种工业内劳方得任意选人作为它与雇主谈判时的代表；从这个条例推论起来，劳方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由寻常的工会来代表它。大家都知道，雇主方面的反对使这个条款实行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在太不洋沿岸一带，当码头工人已经绝大多数同意，推选出了运输业工会为这种代表的时候，码头和轮船公司都拒绝“承认”，以致1934年7月间旧金山发生了一次总罢工[15]。
这次罢工经过四天就瓦解了，而它之所以会瓦解，就是因为州政府假借法律和秩序的名义，用了全力来击败罢工的目的。至于罢工的人们是企图取得法律已经颁给他们的权利，那是无关重要的。旧金山雇主们拒绝承认运输业工会，乃是存心要规避法律所加于他们的义务，那也是无关重要的。最后，美国法律的前提原意是，法律应该平等地、无差别地施行于一切人，不问他们是雇主或者雇工（因为根据国家宗旨，国家法院对于他们应该不偏不倚），那也是无关重要的。
一旦劳方不再为旧金山社会服务，它就使那个社会的继续存在发生动摇；总罢工的目的就在于此。这是企图使用因拒绝服务而产生的压力，首先迫使雇主让步，并再迫使政府出来命令雇主们让步。此外，我们必须注意，旧金山事件的目的是要实现法律所已经颁予的一种权利。但是总罢工在性质上是对于公共秩序的一种威胁，因为它使那些为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项服务都停顿了。而国家的目的是要保持公共秩序。为此，它必须保证各项重要服务的进行；这就是说，它必须使总罢工的目的不能发生效力。负责施行国家工业复兴法案的行政官许·詹森先生说道：“总罢工对于社会是一种威胁，对于政府是一种恫吓，是内战和流血的叛乱”[16]。因此，他动员旧金山劳工运动中的“负责分子”出来肃清他们队伍中间那些要总罢工的捣乱势力。
那么，这种情况究竟牵涉些什么问题呢？雇主们只须继续不承认运输业工会，也就是说，他们只须继续规避他们明白的法律义务，他们便可以保得住政府将出来干涉，使罢工瓦解。工人们呢，只能在屈服和同政府发生冲突两者之间选择一条道路；当然，同政府发生冲突可能就是一种革命的行动，这是工人们从未想到的。我以为推论起来很明白，就是说，在任何国家内，凡是重要服务为私人所有，而它们的继续性受到威胁的时候，政府就要出来干涉，运用它所有的一切强制权力以保持那种继续性；而要反对这种干涉，就只有付出革命的代价。国家的干涉当然是假借社会公众的名义来进行的：但是它的结果却分明是把它的权力交给私有权去自由行使了。这就是说，国家所维持的阶级关系体系，使它自己依法颁给工人们的一项根本权利在实际施行上成为无效，而依照国家中立性的前提来说，工人们是可以指望这种权利之合法有效的。饶有意义的是，在旧金山罢工事件中——这并非唯一的例子——国家绝未采取任何步骤以促成其合法有效。不管说得多么好听，当雇主们受到反对的时候，国家立刻就像他们的代理人那样行动起来了。从美国国家所根据的各项假定说来，它是不会采取任何其他的行动的。
旧金山的情况只不过是一个普遍论题的一个例子罢了。这个论题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一个社会内，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着，国家权力的表现将偏向该社会内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有时候，斗争过程的性质是隐约的；例如当罢工的时候，法院可依雇主之请出立告示，禁止工人在工厂附近阻止别人上工。有时候，它们的性质却是显明的，像旧金山事件那样，国家的权力就体现在机关枪和刺刀上面了。不论是隐约或者显明的，阶级斗争的最后目的，只有夺取了国家才能够实现。因为此外并无其他的方法，可以使用国家权力来促成财产关系上的决定性的改变。因此，一个社会内生产工具如果为少数人所占有，国家的权力将被用来保护他们的所有权；因为这便是法律的前提，而从法律的定义说来，法律便是国家的意志。
四
我们所达到的是这么严重的一个结论：在一个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里，主要事实就是拥有生产工具的阶级，和享受不到这种所有权的利益的阶级两者之间，为了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这个结论的意思是说，国家总是偏袒前者的利益；而国家为他们利益行使权力的那些人，除非迫不得已，决不肯放弃他们的利益。让我再郑重地说一逼，那些人采取这种立场，井非出于纯粹自私的理由。他们所以这样地做，乃是因为他们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使他们把他们的特殊权利（他们很少认为这是特殊权利）当作社会整体福利。
这里所采取的见解，自然会扰乱许多心胸宽大的人的。这种见解假定了革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改革的催生婆，并且它承认，在人类进化中的若干阶段里，人类不复根据理性来解决他们的争议，而要使用武力来决定最后的运命。这班心胸宽大的人会记得内乱时的恐怖、清教徒叛变的悲剧、法俄两国人民在革命期间所受到的痛苦，以及由于运用暴力而必然引起的仇视、猜忌和残忍。他们自己强调特别在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物质环境上的巨大进步。他们想到社会上比较幸运的分子，用慈善事业减除比较不幸的人们的灾难所作的充分努力。他们想到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那种给人不必要的痛苦的措施，已经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敏感。他们讲到已经养成了较好的社会良心，这可以从我们对于国家机能的新态度，富人自愿按照高税率纳税以及现代社会上机会的日益增多而获得证明。如果这些事情都能够和平地实现，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在现代文明下，暴力依然是一种主要的工具，并不亚于较为不开明的时代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辩称，人类已更加深切地看到暴力的种种危害，所以他们将接受理性作为最后的裁判者呢？
我以为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很明白的。就是说，从历史上看，用和平方法进行重要改革总是在一个正在扩张着的经济制度下才能做到。凡是有扩张的地方，那里就可以得到安全；而有安全的地方，人们就有时间和机会让理性来做裁判。因为凡是有这种扩张的地方，特权方面所抱的愿望，并不会因为了群众的要求而受到损失。在能够不断给人以新的物质福利的社会里，妥协永远是做得到的。只有经济的收缩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除非对社会里的阶级关系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满足各项要求的时候，社会才是岌岌可危的了。要知道社会关系的改革，就是观念体系的改革。这种改革等于否定是非曲直的观念，而这些是非曲直观念在那些被迫放弃它们的人看来，就是他们的全部生命。人们可以放弃他们所认为不是根本重要的地位。至于他们认为是和他们福利攸关的任何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是从来也不会和平放弃的。
关于这一点，只须将各项事实检查一下，就一定看得出来。现在没有一位文明人再维护奴隶的经济制度了；但是从前却经过一场大战，才使美国南部各州相信这是一个不容保护的制度。现在没有一位文明人再反对宗教自由了，但是历次宗教战争却说明了我们取得这种认识所付的代价。英联邦以各个成员国间的地位平等为立国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是经过了三次内战才得到确定的。事实上，社会正义的重要原则，绝少不是由于是它们的拥护者斗争而得来的，甚至那些在我们看来显然是正当的事情亦复如此。例如选举权，法律上的平等、妇女解放、工作时间的限制，工厂中的适当工作条件等等，这一切没有不是用人类生命的代价而取得的。我们至今还在斗争着，要确立工业界里自由结社的权利。我们至今还在斗争着，要否认黑种人法律上平等的权利。就理性方面来说，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承认战争是无益的；但是即使那些接受国际联盟规约和巴黎非战公约而反对战争的人，也还认为：当签字国家认为牵涉到“荣誉”或者“重大利益”的时候，运用武力是正当的。
而且当我们说我们必须信赖理性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解决争议的时候，应该信赖谁的理性呢？是指政府的理性吗？我们知道这种理性是常有偏袒、常有错误的。是指中古世纪思想家所尊重的社会中“居多数的清明的分子”的理性吗？但是在任何一定期间内，谁又是“居多数的清明的分子”呢？它是否即系多数人的意志呢？我们是否应该采取，人们根本不肯采取的那个见解（如我已经讨论过的），说是少数人必须永远无条件地屈服呢？假如它不仅仅指多数而言，我们又何从发现那些“清明的分子”呢？在社会事务上.，所谓清明也者，不外是我们认为与判断有关的经验的一种作用。清明的分子不见得就是任何一定期间内的专家的决断；因为不仅专家们也常犯错误，而且社会组织方面的事情从来就不是完全属于专家的事情。那么在事实上，如果在人事方面取消了运用武力的权利，分析到底，岂非意指要永远承受现状，直到行使国家意志的那些人准备改变现状的时候为止呢？
有人说在独裁制的国家内，人们对于理性的义务，同在一个民主制度的一般假定得到人们接受的国家内，人们对于理性的义务，两者之间是不同的。因为在后述的国家内，人民在他们认为适当时，得以多数人的决议，来改变政府的各种原则，也就是改变政权所致力的各种目的。在那种国家内，那些主张改变的人的任务是用论点来说服多数人相信他们的见解。他们无权运用武力，因为92他们不需要运用武力。
这些话显然是不错的；但是那些将他们的全部哲学建筑在这种论点上的人，便是把我先前论题中所包含的整个问题作为假定了。说根据理性同意而成立的解决办法永远胜于根据暴力成立的解决办法，这话算不得什么大发现。说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内，人们应该耐心忍受他们所认为是大恶的事情，因为只要他们能够得到多数人的赞助，他们就有改变他们所反对的法律的法定权利，这话也算不得什么大发现。据我所知道的，凡是赞成我这里所提出的论题的人们，绝没有一个怀疑这些见解是错的。
当前的这个问题必须根据一个不同的理由来解决。我的论点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内，各项民主制度，只要它们行使得不致破坏资本主义的基本涵义，即不致破坏生产资料私有权利下的阶级关系，它们就被认为正当有效的。我一向就辩称，当民主制度企图将那种私有制改为社会公有制的时候，资产阶级，如果力量够的话，就会运用政权来压制各项民主制度。所以我说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各阶级间的争议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我说过，维护民主制度并非国家本身的固有目的，意国、德国和奥国的经验可以说明这点。这一种政体，只要它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阶级关系的内在需要没有冲突，就能够把自己维持下去。只有当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一帆风顺，能够满足工人们有增无已的物质福利要求的时候，这一种政体才能够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一旦资本主义不复那样顺利，而转入长久停滞不振的局面，使人明白它过去全盛时代所享有的那种扩张，已经是一去不返了，那么它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不撤消它所固有的阶级关系，便须撤消民主制度。
现在我们要答复这种论点，不能说因为民主政府的假定是使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不是暴力的）解决，人们就应该接受这些假定。人们当然应该接受它们：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在事实上会不会接受它们。我们不难表明，民主国家比较任何政体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社会的正义。但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国家，井非纯粹，筒单的民主国家，而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国家。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政治涵义是每个公民都能获得社会上物质福利的平等权利，而它的经济涵义，却由于它的资本主义基础，营求利润的要求限制了公民取得物质福利的平等权利。因此当前的问题，并非放弃民主制度是否聪明或者公正的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收缩时期，民主政治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
因此，对于这里提出的见解，真正的答复是要证明这样的维持是做得到的。对于这一问题的任何证明，都需要克服一些难题。只举最显着的几个例子，它必得解释意国、德国和奥国为什么那些曾经欢迎法西斯主义的诚悬而正直的人们，居然会对于民主政治的正当性失却信仰。它又须解释，为什么那种信仰的丧失是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时发生的。它还须解释，为什么法西斯主义国家似乎非用恐怖手段就不能维持，并且为什么它所使用的各项压制手段差不多完全是针对着工人阶级的机构的。此外，它还必须解释，为什么法西斯主义的到来，就差不多一定要减少或停止各种社会服务，要降低工人阶级的工业标准，要强力压制一切反对这些措施的批评。除非诸如此类解释一一提了出来，我们就很难怀疑这里所作的分析的正确性了。
人们有时候说，民主政治制度的被推翻，毕竟还只是在那些对于它的制度经验犹浅的国家里才能顺利地实现。在经验较深的各国，例如英、美、法、比和斯坎的那维亚诸国，推翻民主制度的企图都至今还没有能够成功。这话当然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必须审慎地研究这里所包含的真理。这些国家全都害着民主制度方面的一种重症，这至少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一切国家内，近年行政上都有一个压制自由的显着特色，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而最有意义的，还在于它们全都不曾有过一个执政的政府设法使用民主制度来修正阶级关系，而这一点，倒是对于我的论点种种涵义的一个真正的答复。假如英国或者法国或者美国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和平地将财产制度的基础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那么所谓根本改革可以用民主政治方式来完成的论点就大大地强而有力了。
这样的情况根本是没有的，而且各民主国家内可以提供我们考虑的事实，反而使我们怀疑到另一方面去。法西斯主义对于法国的威胁是深切的；1934年2月事变的结果使左右各党派的距离愈远。在美国，劳动者在政治上至今还没有严密组织起来，不致严重威胁现行阶级关系的体系；但是，最可注意的事情，我们必须记住，便是罗斯福总统在这次恢复资本主义健康而不是取消资本主义的试验中，未能制止各大雇主抵制他那些旨在给工人阶级以物质福利的办法[17]。在英国，甚至少数派的工党政府，虽然并未企图试行什么社会主义的立法，却被指为威胁经济稳定的基础了；而那继之执政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不仅是把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各政党熔于一炉，并且臆测使它上台的那个危机证实了民主政治所要求增加的物质福利应该停止或节约，就根据这种臆测而行动起来了（美其名曰牺牲均等）。
我们要说的还不止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尚能存在于英国，乃是因为这种结合的有效性还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种事实：1931年以来的种种事变，已经使工党愈加趋向于一种彻底的社会主义，而和这种演进并行的，就是保守党党员显示出一种重要的趋向，对于英国宪法一向所根据的各项假定发生疑问了。诸如改组贵族院，使它有权展缓通过工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所制订的社会主义的立法；恢复已经废弛了二百多年的国王否决权；关于解散议会的权力以及加封贵族的权利，国王如能得到反对党的赞助，使议会同意他的展缓请求，可以无须依照阁员的谘议行事；这些提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8]。因为每一个提议所拟的办法都是仅仅对付工党，而不是对付它的政敌的。每一个提议都是拟将各种宪法上的障碍物放在社会主义立法的道路上，而不致阻害反社会主义的政府的各项目的。
关于英国的局面还有两点可以说一下；因为这两点可以促成一个极其重要的普通推论。有人时常对我们说[19]，自由党和工党之间最好有一种联盟，因为双方都是旨在维持民主政治的，联盟之后就可以赢得选举权力，借此保障民主政治，不使受到极端右派的侵犯。可是自由党的领袖们常常解释说，他们虽然赞成大大推广国家的职权，但是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他们不愿运用国家的权力，去改变阶级关系的根本基础。因此，要做到这种拟议中的联盟，工党就不得不搁起它的社会主义的信念，而集中精神于自由党的社会改良纲领。但是这一个步骤又未必是工党中多数分子所赞同的，因为1924年以来工党经验的全部教训指出了，凡是不改动阶级关系根本基础的任何政策都是不合宜的。
但是我们不妨假定，工党至少暂时是愿意搁起它的社会主义信念，与自由主义的势力结成联盟，以求取得选举的胜利的。在我们面对的种种情况之下，这种选举胜利究竟能使它的目的实现多少呢？除非在它执政以后，有了一种迅速的经济复兴，否则它就不能举办任何社会改良的大计划；因为这些计划的所费不赀，马上会造成一种和它1931年间失败时相同的局面；事实上，如果工党出来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它必须老实接受资本主义的各项假定：而这些假定根本就认为在一个商业不景气的时期，国家不能举办所费不赀的社会改良。这样一个政府，它面对的情况既然不允许它实现它所借以获得政权的各项宗旨，我们就很难看出它将怎样能够长久地保持那些拥护它的人的信心。而且即使在它上台之际，有着迅速的贸易复兴的种种便宜，它也未见得能够大有作为。根据它和自由主义相联合的条件，它是不能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的。因此，它就不得不限制自己，只从资本主义制度方面为工人阶级觅取最大可能的利益。一个政策如果有效地贯彻执行起来，就意味着有较好的住宅、较好的工作条件、改良的教育制度、进一步的工会活动等等，那么我们就不必低估这个政策的价值。然而除非贸易复兴是长久可靠的，否则恢复让步政策的唯一结果，不外是给工人们所抱的愿望造成一个新的水平，而当下一次衰落来临的时候，他们必然又要失望。事实上，不管将来是复兴或是继续的危机，工党如果接受现行秩序的各种假定，便等于接受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二者之间的矛盾，而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这种矛盾迟早要成为二者之一的致命伤。我不相信工党能在这些条件上维持下去。选民本身已经从1929年工党政府经验上得到了正确的推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事务，到底是应该交到信仰这个主义原则的人们手里。请工党来管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象请一个独立新教教徒做罗马天主教教皇一样愚蠢的。
因此，这样一个建议并没有真正解决这里所提出来的中心问题。让我们再说一遍，这个问题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那种过渡，加上它所包含的各项阶级关系上的一切变更，是否能够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内和平地完成呢？我在这里并非辩称，假如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准备恪守民主政治的各种涵义的话，这种过渡就不能和平地完成；而只是说，如果民主政治进行顺利，它也会进行顺利；这算不得什么深刻的观察。我所问的是，以我们以往所得到的经验来看，我们能不能够合理地假定，他们在事实上会恪守民主政治的各种涵义呢？我以为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指出了，只有最热心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够对于这个问题采取肯定的立场。因为他不仅仅必须解释，或者搪塞地解释欧美各国在大战期间经验的意义；他还须说明当人们对于国家所应该依据的基础抱着决然不同意见的时候，国家的统一仍然能够维持下去。
不错，很多知名的观察家都有着这种企图；我们很值得对于他们的议论仔细研究一下。格里高莱教授写道：“假使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西方知识分子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没落的资本主义，那么我们至少应该认清，他们绝无正当理由可以这样看法”[20]。他采取这种立场，是根据三个理由。第一、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独裁主义的；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企业自由和个人在经济上自我表现的权利”。第二、“国家社会党党纲二十五条和苏联共产党党章两者之间共通之处，比两者中任何一个和资本主义国家哲学间共通之处要多得多。”第三、“如果资本主义正在崩溃之中，我们就应该在英、美两国，而不是在巴尔干、南美洲或者意大利去寻觅它崩溃的证据，因为在后述各地，从来不曾有过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这话对于俄国当然更为适用了”。格里高莱教授解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是这样说的：“德国的社会和经济制度遭到了特殊的困难，但是那些困难是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缺点根本无关的。”格里高莱教授同意：“假如一个骤然的工党多数要打乱国中经济制度，就会引起抵抗，但这所证明的，并非资本主义已经崩溃，相反的却是许多人民依然相信资本主义”。格里高莱教授结论说：“法西斯主义的发生绝不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这仅仅足以证明在若干国家内，战后的局面被认为是不能合人满意的，而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德国——纵令将自欺之处扣除掉，非经济因素是和经济因素同样重要的。”
让我们将这个论点逐一加以探讨。当然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确是独裁主义的，正象资本主义确是建筑在“企业自由和个人在经济上自我表现的权利”上面一样。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是，法西斯主义的权力是用在什么目的上的呢？当我们发现法西斯主义消灭了自由工会，保护了资本私有权，而且为了有利于获利而减低工资与劳动标准的时候，我们说法西斯主义所关心的有“经济上自我表现的权利”的个人，决非工人阶级中的成员，这当然不是不合逻辑的说法。总之，法西斯主义的权力是被用来保护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那一种阶级关系的体系的，而“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把它看做是资本主义没落的一种表现，就是基于这个简单的理由，也就是说，如果不运用这种权力来支持它，这些阶级关系就不能维持下去了。
此外，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纲两者之间的类似之点，在口头上，确是怪相近的，如果法西斯主义党纲在宣布的时候要说反社会主义和反工会的话，它就不敢要求工人阶级来拥护它了。但是我们不必从法西斯主义的意向来判断它，而重要的却是它的实际措施。我想格里高莱教授不见得以为给墨索里尼作后盾的意国将领[21]，以及给希特勒作后盾的那些德国实业家如胡根堡和崔孙之流，他们之所以如此做法，是因为他们期望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将党纲中共产主义的成分付之实施的吧。当然，法西斯主义政府确曾干涉过“企业的自由”；但是在德、意两国，那种干涉的性质都是资本家们为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复兴而作的干涉。格里高莱教授可以判断说，这种干涉是走错了路线的一种干涉；但是当他研究了那种干涉对于经济制度和工人阶级的地位的影响的时候，他就无权推断，说这种干涉是认真地或者诚意地企图实现法西斯主义的正式党纲了。
至于要我们判断象英、美两国内那样成熟了的资本主义，而不去判断象巴尔干或者南美各国内那样比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这也无裨事实。因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考验到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考验它有多大能力去充分开发它的生产力的潜在力量。从这种考验判断起来，我们假如说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崩溃”了，当然并不是不合理的说法。在英国，二百万人失业了，南威尔斯和东北海岸区等经济区域荒芜了，大宗输出贸易如棉和煤，钢铁和运输业，都宣称濒于破产了；其他各种工业都是吁请政府颁发补助金，借以苟延残喘；象这样一种局面，而在朝的一个政府却宣布它对于私有企业具有必要信心，这眞正可以严肃地称之为崩溃了。还有，读过罗斯福就职后不久发表的对于美国形势的描写文字的人[22]，没有一个不是被迫选用一个和“崩溃”意思相仿的字来描写它的，假如他被禁止使用“崩溃”两字的话。
格里高莱教授承认一个“骤然”性质的工党多数，如果它“打乱国中经济制度”，它是会遇到抵抗的；但是他把这种抵抗看作不是一种崩溃的证明，而“相反的”却是证明大多数人民对于资本主义的信心。
我们很不容易知道，格里高莱教授所谓“骤然的工党多数”究竟如何解释。选举的胜利在失败的政党看来，大多是“骤然”的胜利。就战后时期而言，路易·乔治的政敌们对于1918年选举便是这样的看法：工党对于1924年和1931年保守党的胜利也是这样的看法。难道一个政党，它的主要党纲已有好几十年成为公众热烈辩论的题目，一旦被多数选民推选上了台的时候，便是一个“骤然”的胜利么？要不，是不是还须以那个政党所得多数的多少，来决定它的胜利的性质呢？如果格里高莱教授的意思是指后述的情形，我以为很明显，任何政党，除非它确信能得到奥论方面的充分支持，就不会自以为有权“打乱经济制度”——这是格里高莱教授对于社会主义政策的客气的迂曲的按语。显然，公众如果撤回这种支持，就会迅速使它的方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局势，因为奥论的迫切反对将使这些方策的实施困难得成为不可能了。
不过对于社会主义政策这样看法的心理态度倒是有趣的。这位教授应用的修辞，意思是说，推行社会主义便是造成骚乱的一种冒险的尝试，而且做这种尝试的议会多数党如果是一个“骤然”的多数党——不管“骤然”两字作何解释——，反抗是在情理之中的。这里，很显然，格里高莱教授承认了我的议论之整个关键。因为他承认有这种可能性，在某种并不十分确定的环境下，人们将宁可斗争，而不愿遵守民主制度。但是他以为他们宁可斗争，就证明了资本主义并没有崩溃，这点他是完全弄错了。这个结论是和前提不相干的。一个原则，一个制度，一个观念，并不因为有许多人相信它是真理，宁愿为它斗争的缘故，而就是正确的；1917年革命后俄国有许多人愿为君主政体的观念作战，但是这并不能说那个观念并没有崩溃。而且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在格里高莱教授那样具有超然而且批评的心胸的人看来认为是“打乱国内经济制度”，那么揆之情理，恐怕比较有所偏袒的而拥护这个制度的人，更未必会以善意来看待社会主义的实验了。
格里高莱教授最后辩称：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我们不能从资本主义的崩溃追寻，因为它们表现大战后某些国家的局面，而在这些国家里，非经济因素是和经济因素一样重要的，并且像德国，那些“特殊的困难是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缺点毫不相干的”。这里，我们必须切实弄清格里高莱教授究竟在做些什么。他创立了一个概念上的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在每一个社会内是有类于“自由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上自我表现的权利”这两个原则的实行的。这个概念上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纯粹观念，自然是不同于一切现行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那种概念下，每当自由的企业或者自由的经济上的自我表现被立法或习俗所障碍或限制的时候，因此而发生的各种缺点不能说是由于实行了资本主义的缘故，而应当说是由于违犯了资本主义的原则的缘故。至于这个资本主义的纯粹观念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而且我们也设想不出在什么政治环境里它会有存在的可能，这在这位教授看来却是无关重要的。正如理想主义者认为现实各国的措施不宜用来当作批评国家本身的依据一样，格里高莱教授以及和他思想相同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的措施不宜用来批评纯粹理论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他们已经用一些标准规定了后者的概念，而这些标准是永远得不到实际的考验的。照这种见解来说，一切国家干涉，不论是有利或不利于资本主义的，都是离开了常规，所以干涉的种种效果，也不能逻辑地说是由于常规所起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假定，我们完全不得不这样假定，说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必须将资本家利益所控制的那些国家的习惯，视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因此，我们必须把资本家利用国家政权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看作是现代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本质；这类事情并不是特别的，而是普通地发生，象现代经济国家主义和干涉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是要将来变成什么，而不在乎它原来打算成为什么。像资本主义那一套复杂的、动态的、继续发展的观念，决不象博物馆陈列盒里的标本一样，能够按照它最初阶段的情形永远地固定下来。而且，如果资本家们安全大成问题的时候，他们运用政权的方式便采取法西斯主义的色彩，那么，我认为我们除却认为这种结合是具有因果关系以外，不能获得其他的结论。资本主义遇到了困难，就利用资本家在社会内的优越地位，运用政权，专门来镇压它的敌人。为了获得使它可以恢复营利所必需的各种条件，它就试行那些例如减低工资、取消工会、禁止罢工等等的办法，它相信这样就可以促成那种恢复。但是当它进行这些事情的时候，它就将社会投入到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怀抱中去了。
我们要着重地说明，在这种分析里，我们绝没有说非经济因素没有助成德国或其他各地法西斯主义生长。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象格里高莱教授所想象的那样，是历史因果关系的一元论。我们需要说明的是，经济上的困难给了法西斯主义生长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困难，则其非经济的内容将始终是有趣味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常的东西，不会有能力使用国家权力来逼迫人们接受它们的。大战前的德国有过不少所谓的“种族主义”，但是只有象通货膨胀那样深刻的经验才能使一个清醒而有智慧的民族加以重视。任何文化型式的一切不同因素之间具有交互作用，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理论分析的每一个阶段里所着重指出的[23]。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仅仅是说，经济因素决定了恩格斯所谓的“基本的必然性”，其他一切观念都要在它的结构之内才有意义。反犹太主义并非一个完全属于经济的现象。但是无论何人研究了大战后德、俄两国的比较的经历，他除非使用经济的字眼来解释两国政治形式之不同，我以为他是不能解释清楚的。总之，格里高莱教授企图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在那里面只有经济的原因可以用来解释各种事变，这种企图正是这位批评家误解了他所急于驳斥的那个主义的又一证明。
五
让我们就在这种背景里，开始讨论似乎能够涉及国家本质的那个理论。让我们先就提醒我们自己在开始讨论时所立的那个定义。我们曾经提到，国家是指这一种社会，它由于具有一种强制性的权威，在法律上高出于作为这个社会一部分的任何个人或团体，而构成一个整体[24]。因此，国家乃是一种行使权力的特殊方式。它之所以成为特殊，就因为它是最高的，并且它之所以成为特殊，因为它是强制性的。社会上任何其他权威，除代表国家者外，都不能行使一种相同的权力。说得粗暴些，唯独国家才有这种法律权力，可以杀、可以囚禁它的国民，并且可以运用它的武装势力逼迫国民接受它的决议。当然，它通常并不这样实行它的决议的；至少在普通情形下，人们自动地服从它的意志，无需它行使什么武力。但是那种武力永远潜伏在那里，只要国家的权威一受到挑战，它就可以被使用出来。
正象我已经指出来的，这种政权不得不由人来行使，而那些负责行使它的人便组成了国家的政府。他们的职务便是运用政权以达到国家所建立的各项目的；我已经讲过，这些目的，大概说来，便是使它的国民的要求得到最高可能的满足。从这点推论起来，国家政权——也就是在形式法律范围以外行使强制性权威的权利——的根据，乃是以满足国民要求这个责任为条件的。此外，我又说过，国家目的的履行，只有当它的行动方向是无所偏袒的时候才能做得到。对于公民的差别待遇是不合理的，除非能够证明，这种差别待遇能够给予被歧视的人和那些在表面上蒙受利益的人以同等的好处。
以上所述似乎便是我们必须从而出发的各种假定，其理由我在本书第一章内已经提出了。这些假定所形成的国家概念，是能够被历史经历所考验的。因为当我们看到了各国实际上怎样行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洞悉它们的性质，从而阐明我们所根据的各项假定。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使国家措施必然有所偏袒的各种情形，这种发现至少可以成为去掉它们的一种手段；这就是说，它能使我们知道，国家无所偏袒地行事，是怎样能够最高度地完成它的宗旨。简单地说来，我们种种假定的标准乃是一种实验的标准。我们必须先了解、然后再判断它们实施的方法以及它们实施的结果，借此来了解它们是否完成了我们期望它们做的那些事情。
在本章内，我始终辩称，任何现实国家的性质，都可以它所特有的经济阶级关系体系为主要的说明。因为当我们知道了这种体系的时候，我们也就知道运用政权的真正的目的了。我已说过，国家所做的事情，便是将那种强制权力供给某一个社会内占有生产工具的那个阶级。因为要使社会能够自谋生存，就必须利用这些生产工具。它们愈被充分利用，社会就愈有丰富多彩的生活。但是这些工具的充分利用，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一种公平的利用；公平与否，要看那种所有制度所包括的阶级关系是否能够满足平均分配生产品的要求。本书的论题始终谓国家的职务是要保护某一时间某一种阶级关系体系的一切涵义。这样做时，它就保证了生产的继续性，这对于社会生活的维持是必要的。但是这样做时，它也就必然保证了这种阶级关系体系中所包含的对于生产成果的不同要求权利。
我已经指出每一个社会都是各经济阶级为了取得较大的物质利益——也就是说，为了取得较多的生产品的配额——而相互进行斗争的舞台。任何社会内生产的力量既然有赖于和平，所以国家必须维持法律和秩序以达到和平的目的。但是这样做时，它必然就是维持它所代表的那个特殊阶级关系体系所包含的法律和秩序。这就是说，在封建社会内，国家所维持的法律和秩序，便是为保全封建原则所必需的法律和秩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国家维持着为保全资本主义原则所必需的法律和秩序。在苏联那种社会内，生产工具是公有的，苏维埃国家的法律和秩序就被用来实行这种公有制下的分配事务。这就是说，国家永远是供社会内占有生产工具的法定所有权的那个阶级驱使的。它所制定的法律，便是为他们利益着想的法律。它维持的所有权便是他们的所有权。因此，如果一国内的所有者是少数人，法律便是袒护这些少数人的利益的。如果所有者是整个社会，那么法律便是袒护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也许是不利于某些个人的特殊利益的。
我已经指出某一个社会内阶级关系体系何以是形成那个社会普通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在一个建筑在自由劳动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各种宗教理论和一个建筑在奴隶劳动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定具有不同的性质，需要不同的解释。例如基督教最初是作为被剥夺权利的人的宗教而开始的，它所传布的理论是和奴隶制度不相容的。但是它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收容奴隶主阶级中的人做它的信徒。如果它坚决主张他们必须解放他们的奴隶作为信教的条件，它就会促成一种和当时生产制度内各种关系不相容的经济革命。这样一来，凡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要维持奴隶制度的人们，就要把它视为仇敌；它是经受不起这种敌视的，因为这种敌意后面还有罗马国家全部强制权力作为后盾。所以它解释说奴隶的责任就是服从主人，并且为它这种违背原来态度的行动作辩解，说是第一、奴隶身分是一种纯属外在的表象，同国家成员信教后获取拯教是无关的，第二、凡属奴隶主都有好好看待奴隶的责任。经过这些调整以后，它就圆满地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了。而且，它本身既然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拥有不少财产，这些财产的价值又全靠着奴隶们经营，所以它原先反对奴隶制度的情绪就益发隐而不彰了。
那么，我们不妨说，在任何社会内，主要的生产工具如果是掌握在私人手中，国家的权力就等于私有财产的权力。我们无论在哪里遇到这一类型的社会，我们总发现政权的行使最后还是操在那些人的手中。他们决定法律的内容。所以政权应该为什么目的而运用的问题也由他们解决了。既然他们对于那些目的的概念，是由他们在阶级关系体系内的地位所决定的，所以他们将设法从这个体系内取得他们所能取得的最大的物质福利；这就是他们的善恶观念所由建筑的基础；而且他们要将国家法律制定得可以保证他们取得那种物质利益。但是，由于其他经济阶级也都要这样做，所以凡是社会上最高强制权力——也就是国家——所支持的善恶概念，就会在那个社会里占优势。因此凡是建筑在这种阶级结构上面的任何社会，都必然会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分不开的。因为凡是取得政权的人就能够勒令其他的人接受他们的善恶概念。
我已经指出，这种善恶概念并非固定不变的。随着我们知识的增进，我们的生产方法会日有改革，我们的生产能力也会有进步。阶级关系必须适应这种改革和进步。因为这二者决定了人们自以为有资格能从这种生产制度中希望取得的东西，并且人们会认为他们在任何期间的全部希望就等于公道正义。此外很显然，在一种阶级关系体系中，凡是处在相同的普通地位的人们，势必抱有相同的普通希望。所以他们会具有一种利害相关的团结，一种构成正义的相同的观念。他们在阶级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愈是分离得远，他们对于正义的观念也就愈加相差得远。而且这些观念既然为了生存而永远彼此斗争着，所以国家在公民间所能维特的统一，要看这些观念分离的程度而定。如果分离得太远，以致相反的见解之间绝无妥协的可能，国家的统一就会被破坏了。当然，破坏国家的统一，就是妨碍和平，停止有规则的法律程序。统一的破坏又阻碍了生产过程，使社会生活受到威胁。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国家的统一就非恢复不可；那就只有重新肯定国家原来的各项宗旨（如果斗争胜利的人是先前行使政权的人），或者另行规定那些宗旨（如果胜利的人是他们的政敌），才能恢复这种统一。
只有阶级斗争这一矛盾才能破坏国家的统一。其他一切对抗，无论是宗教的、民族的、人种的，凡是促成公开的冲突的，都能使政府中的人物发生变动，但是决不会破坏国家的基本统一，而牵涉到阶级关系的重新规定。南美各国的情形始终还是一样，虽然它们政府连续不断的革命变动使人头昏脑胀。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只是政府的更动而非国家的改变；它这种革命在本质的意义上，并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或者1917年的俄国命革。这因为，就希特勒的胜利而言，在他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德国始终保持着同样的阶级关系；这就是说，在本质上，它并没有实际变更各项国家目的的意义。
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正是做到了重新规定阶级关系的工作。广泛地说，法国大革命肯定了财产所有者分取生产过程的产物的权利，不管他们是否出身于贵族阶级；俄国革命广泛地说，肯定了工人阶级的公民分取生产过程的产物的权利，不管他们是否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法国大革命运用国家权力，取消贵族阶级的特权，从而达到了它的目的；它组成了一个新的法律均衡，其中所有权本身便是各项权利的基础。俄国革命运用国家权力，取消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从而达到了它的目的；它将所有权从个人转移给了由公民团体所组成的国家。因此，法国大革命运用政权以维护一种替生产工具所有者的利益说话的善恶概念。俄国革命也是运用政权以维护一种相同的善恶概念。但是就俄国革命而言，不管维护的手段是否聪明，它那种利益与这个国家的全体成员是同一时代的。
这话无疑是真实的，就是说，国家总是自称为一个中立的仲裁者，不偏不倚地求取社会全体的福利；它企图解决生产制度内固有的矛盾，至少在名义上，它总是要向着那个目的而努力的。但是这里的分析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当生产工具为一个经济阶级所占有的时候，那种中立性的说法就靠不住了。政治权力的运用既然是由所有权来决定的，因此占有者如果是少数人，那么政治权力的运用必然也是为了少数人了。他们对于善恶、正义、是非的见解，就会影响国家的一切措施。由于国家将私人所有权维持在少数人的手中，它必然会不容许其他的人获得所有权的产物。国家乃是一个法律工具，要使私产所有者对于生产资源的权利要求，高出于那些不拥有私产者的要求之上。根据这个观念，只要生产工具非属社会公有的时候，在物质福利的各项事件上，国家是永远不能中立的。
还有一点我们不妨反复说一下。每当被排斥于所有权的全部利益以外的那个阶级认为可能做到的生产力的开发，被国家所维持的阶级关系阻碍而不得实现的时候，阶级的矛盾——也就是各经济阶级对于社会生产品如何分配的争论——就要成为社会的冲突。政府人事上可能因为其他情由而发生变革；但是国家则只有因为这种情由才会发生革命。因此，在任何国家内，那个不得享受所有权的充分利益的阶级，如果它所得到的物质福利继续有所增进，我们可以预料那里是不会发生革命的。只有当那个阶级所盼望的物质福利，经了一个时期，没有能在它所认为是可能实现的水平上实现，而它又将那种失望和国家所维持的阶级关系联系想来的时候，我们应该预料那里就会有革命发生了。任何阶级凡是意识到了这种联系，就会从意识到的那个时候起，向着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前进。因为夺取了政权，它可以希望重新规定制度，以实现它自信为应当得到的物质福利。换句话说，一个阶级只有夺取了政权，才能希望推行它的正义观念。
这种见解曾由“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充分加以发辉。“现代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句话里的涵义是大可以注意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国家。一方面，它好象是一小部分有最高强制权力做后盾而对社会中其余的人发号施令的人；另一方面，它看来很类似理想主义者所想象的，是渗入社会各个角落，使所有的人和制度都适合于它的目的的一个势力。这二者只是一个程序的两方面。国家作为发号施令的一班人的委员会，它所关心的实质上就是指挥生产方式所依靠的那些关系；而国家作为这种普遍渗透的势力，它规定一切制度和个人对于那些关系应取的行为。因此，我们应该从国家程序的内容里寻出一切社会习惯的最后的解释，在那里这些习惯是影响着生产方式所由产生的种种关系的。国家关心一切和这些关系有关的行为，并且设法控制这一切行为，使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致于违背统治阶级的利益。
六
象这样的一种分析，在许多研究政治的人们看来，也许是否认了他们所认为是属于现代国家经验中根本的东西。他们认为把历史理解为阶级斗争累积起来的成绩，把国家看做不过是某一期间统治阶级的工具，把一切法律说成是在本质上染上了那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色彩，这对于我们社会措施的各项原则是很不公道的。他们说，历史乃是人类为追求较承袭前代传统更为良好的事物安排而进行改革的记录；对于国家的正确看法便是把它看做是促进理想的一个机构。有许多改治家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地为国家服务的；那么，为什么要说他们努力的结果是维特了一个阶级的福利而非为整个社会的福利呢？不管前些时代的法律是什么情形，现代的法律认为所有一切公民在法院面前都是平等的；例如英国当代法官的廉洁和独立就是全世界所赞扬的事情。任何现代国家不会使人权受制于财产利益；这可以拿现代立法的全部性质来与以说明。国家正关怀着我们食品的质量、儿童福利的保护、工业不安定时失业者的保障、教育机会的规定——这一切都是花着少数人即纳税人的钱的各项服务；这时候我们如果把国家看作是阶级的工具，都真是言过其实了。
这还不够，最近一世纪中无产阶级的地位已有了显著而且不断的改进，随着征服自然日有进展，以及社会良心日见深刻，无产阶级的地位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改进。我们还可以注意国家怎样为了社会利益而侵人了铁路、广播等等商务企业的范围，这些在以前都被认为是私人营利的合理的事业。我们随时随地为了普通消费者的利益而抑制垄断事业。并且禁止工业中实行工资过低的劳动。各项立法，如工厂法，工人赔偿条例、工作时间限制条例，以及工业过程中禁用含毒原料等等，全都表明国家的关怀，要使私人营利服从于公共福利。舆论既然日见开明，可以预料这种关怀也将一天天地增长起来；它的日益增长，势必使国家的行动越来越要把它自己从袒护社会中特殊利益的立场里解放出来。因此，把现代国家各种职务分析得越深刻，也就越发不致于认为它的活动是阶级对抗的表现。
这一种见解的动人视听是无须我多说的；但是它的动人处却遮盖不了它所有的缺点。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人类对于社会正义的观念一个时代到一个时代都要有变动呢？举一个例来说，为什么奴隶制度会见容于一个时代而不容于另一个时代呢？它完全没有使人注意到这个事实：所有着重指出的那些利益，都是经过受这样利益的那些人艰苦斗争而得到的。国家对公民的初等教有负责的观念，经过60年的艰苦奋斗才在英国确立起来；而具有权威的专家所认为是智慧发展上必要的高等教育，能够蒙受其益的人数至今依然稀少得可怜[25]。我们对于工作时间已经加以某种限制，但是试举几个显明的例子，商店店员、家庭仆役和农业劳动者的情况依然还是令人深感不满的。工厂法和工人赔偿条例至今依然是雇主和雇工间冲突的舞台，纵或不及十九世纪的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同样地还是生动逼真的；真正的差别只是我们目前不再为原则，而是为了它的实行的水平和性质而奋斗了[26]。我们要解决工资过低的工业和贫民窟的问题；但是关于什么算是工资过低和贫民窟的状况，人们的意见依然是相差很大的[27]。我们依靠失业保险和公共援助把失业者维持在某种生活水平上面；但是他们自己所述这种维持下的生活情形，将使任何观察家不免深切感到不满[28]。
事实上，所谓的一种社会良心的增长，不过是阶级斗争带来的对于一定期望的观念改变。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受了那种斗争的压力，就不得不在某几点上，有时甚至在重要几点上让了步；不过他们只放弃了外围的防线，并未退出中央的堡垒。社会内取得物质福利的有效手段依然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原来的情形——财产的私有制。各种正义概念依然不得不在那个假定所规定的应有体制内发生作用。当人们说无力负担将离校年龄提到十五岁的费用，而同时却开始进行新的军备竞赛的时候[29]；当1931年恢复经济节约必须用来抵销额外税纳税人的要求的时候；当停拨住宅补助金，而同时对于造船业、甜菜和牧畜农场却给与大宗津贴（这些津贴发给时都没有对于其中雇用劳动者的工作状况加以什么限制)的时候，十分明显，各种评价之间的冲突，其深刻并不亚于往昔任何时代。所改变的只是它所专心从事的各项目的。至于冲突本身却依然存在着。
此外，这种冲突的解决依然有赖于各经济阶级左右国家行动的那种力量。当国家是被那个旨在营利而利用生产工具的阶级所统治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出，除了这种动机所包含的考虑以外，尚能有任何其他考虑，来决定我们的社会良心所许可的事情。经济扩张时期无疑将推广社会良心的境界；但是战后期间的历史的确表明了，它的境界已随利润的收缩而收缩了。这就是说，只要一个社会的法定关系是旨在保护它的阶级结构的涵义的时候，那个结构的必然性就规定了我们的社会良心境界能够扩展的范围。正如我所设法表明的，这些范围的伸缩性已由德、意两国经验极其有力地显示出来了，要变更社会良心的境界，唯一的办法就是变更那个规定它们的阶级结构。
讲到这里，很值得把法律上平等的观念研究一下，作为最极端的例子，来表明一个号称具有普遍性的原则，在实行上是怎样由于必须服从于这个社会的基本假定而狭隘起来了，而在这个社会内，它在形式上是被当作具有普遍性而实施的。我们不必辩称，一切法律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十分明显，有许多法律，例如关于商业方面的，以及更多的关于程序方面的，它们所代表的原则是和阶级斗年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我以为，同样明显的是，阶级斗争这个观念在每个关键性的问题上，都渗入了法律观念里。叛乱法除了被解释为保护现状以防止遭受侵袭的威胁以外，就难于理解了。我们说它是对于法律和秩序的一种保障；但是它所保障的法律和秩序，乃是维持着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体系，以防止被推翻的威胁。再有我们各法院遇到工会案件所采取的态度，除非被解释为表现出下面那种心理也是难于理解的，这种心理就是认为工会便是危害建筑在生产工具私有制原则上的社会均衡的一种组织。美国各法院在劳资争议的时候所用的禁令[30]，便是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武器。美国最高法院对于社会立法的态度，正如它的法官霍尔姆斯先生曾经说过的[31]，大半建筑在这样一个半自觉的假定上，就是说第十四项修正案已将郝伯特·斯本色尔的“社会静学”的精神写在宪法结构之中了。英国贵族院——它并没有推翻它自己的决议案——已在罗伯茨对贺浦乌德案件[32]中决定了各项法律解释的原则，这些原则指出一个依法有权支付“它所认为适宜的工资”的地方当局，必须“合理地”运用它这种自由处置的权利；而所谓“合理地”跟着又被解释——或者说是辩解——为意指不得较当地该类工作通行工资水平超过一成以上的工资。推事巴利已经指出早先对于工人赔偿条例的各种解释足以使它的意旨完全无效了，因为这些解释都以司法界憎恶集体主义立法的心理为基础，而这种心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是很容易理解的。无论何人考虑了拿破仑时期的叛国裁判[33]，或者晚近一二十年来美国“自由言论”案件的周围气氛[34]，就不难坚决认为司法界不能超越他们所处社会中的阶级结构。
我们也决不可忘记这个事实：人们在利用法律所给予的保护他们权利的机会时，财产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是不是有力量涉讼法院，纵然法律上有扶助贫人的办法，至今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金钱问题；至于法律的民事方面，更有它的森严的各级上诉制度，富人是断然占着便宜的。广泛地说，只有当利用法律机会的价钱能够平等偿付的时候，才能有法律上的平等，而现在并没有什么公道办法来纠正这种不平衡。在我们这种阶级关系的社会内，这种不平全然是固有的。而且这些阶级关系又表明，最精干的律师一般都是为那些力能出资的人所雇用。凡是功成名遂的律师——在英、美制度下，司法官多半是从这里面选出来的——都是为社会上统治阶级利益服务而消磨一生的。所以他自然是抱着那个阶级的观点，他的智力大半也是为那个阶级所用了。工人阶级把律师职务看作是卫护保守主义的堡垒，确是很有理由的。[35]
必须说明，我绝不是责难律师或者法律制度的善意。我只是说，只要他们执行职务的那个社会的各种假定里包含着不平等，他们的主要影响，大致是倾向于维持这种不平等的。而且，象我们国内的情形，法律既然有那么大部分是根据判例的，所以律师的心思自然都愿意承继过去的东西，而不愿背离过去的东西。法官所订的法律绝少是新颖的法律，除非象最高法院院长霍尔特和曼斯斐尔德勋爵所订的法律那样，它应付的局面是很少或者绝无先例可援。而每当法律家，象最高法院院长马歇尔，或者爱宾格勋爵在普利斯特里对福律的案件中那样[36]，遇到了财产权利遭受严重危险的考验的时候，他的行动的重心总是倾向于拥护这些权利，而不是攻击这些权利的。从来法律改革的大运动，如果不是由法律界以外的人来发动，就必然是象边沁那样虽为法律界的一分子而和它关系极浅的人所发起，其理由便在于此。一个法律制度的职责，在使那个社会的各项假定发生作用。如果它反而使他们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那真是奇事了。
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常常提出两种意见来否认上述的情形。他们辩称，现代国家，特别是民主的国家，乃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它是以法律治理为根据的。并且说，这种法律治理不但可以约束普通的人民，而且也可以约束那个行使政权的政府；它的司法是和行政分离的、独立的，以便法律无论在原则上或人事上都可以得到公平的应用。
但是法治国家的观念是一个纯粹概念上的观念，它是一个属于本质而不属于现实的范畴。它使一个国家的统治人物受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约束；但是它仍然使他们可以运用那些主管的机关，自由地制定各项法律。希特勒的国家，从法律把独裁权力颁发给这位元首这一意义上说，和英国或者法国或者捷克一般无二都是法治国家。英政府受各项法律条例如人身保护法令等等的约束，并受德基塞尔旅馆案件[37]中所规定有关置产权利的各项原则的约束；但是它有权可以遵照象“非常条例”[38]的那种法律，在它认为适当时，将上述一切法规停止执行。它能够象阿布利安[39]案件中那样，做下严重的违法事件，并且依照“赔偿条例”，它不应因此受罚。法治国家的观念总要被这一事实所限定：国家通过它的统治权，能够改变法律的内容。在形式上，统治权的本质里是含有合法的绝对主义的观念的；而在危机中，法治国家既定期望的各种需要，总是屈服于它的统治者对于那个危机所暴露的各种需要所持的见解的。当然，1919年制订“魏马宪法”的那班人，决不会想到第四十八条会被用做建立希特勒国家的基础。
我们不必否认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价值——我相信这价值是极大的——也能看出它在这方面重要性是确实有限制的。这是因为：第一、法官所常用的各种原则，是由他们所解释的那种法制授予他们的；而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内，这种法制就表现着那个社会的基本目的。第二、法官是由行政权力所任命的，法官们在国家内的权威愈大，执政者就愈加慎重，务使委充司法职务的人物的一般态度，是它所能够信赖的。无论何人只要将美国最高法院人选任命的历史分析一下，就能够证实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拟议中的人选对于各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态度，总是他当选与否的重要关键[40]。而且事实上做律师的人常常是有产阶级的成员，所以他事事总是同情于那个阶级的一般见解[41]；英国工党在各方面所遭遇的困难是人所共知的。凡是法官可以“自由斟酌”的原则成为一定制度的地方，象在欧洲大陆上那样，它在法律解释上总是有着一种极其保守的影响，这点是很有意义的[42]。
要充分领会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立价值所以有限制的意义，我们值得谈一谈美国最高法院的运用情况，因为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所受司法判决的影响，都不象美国那样大。任何人研究了这个法院是初50年的历史，就可以从弗列吉尔对贝克[43]和达特毛斯大学[44]两案最突出的判决中，看出这个法院的态度了；在这些案件中，法官们的目的都是要保护私产方面的既得利会，使之不受国家立法机关的侵犯，因为这些机关是为它们选民的经济困难所迫，而要采取通货膨胀、缩减债务、以及取消各项财产权利等措施的。这个由马歇尔特别提倡的司法国家主义时代，显然是表现出联邦主义派努力要获取条件，使商业繁荣，不致被那些因革命战争而贫困的人们所妨害。这点可以说明最高法院对于“商业条例”（例如基邦斯对阿格登案件）[45]，以及宪法中“契约义务”条款的看法。
这最初的50年概括了美国历史上现代工业社会初具模型的一个时期。这个阶段必要的工作，是由马歇尔和他的直接继任人很好地完成了。从1830年直到内战，最高法院必须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将它已经规定下来的立宪制度的各项律例付诸实施罢了。的确，它对于西方各项土地和货币制度的态度表明，它把私产的既得利益和类似基本法律观念的一些东西并为一谈了[46]。德雷德·斯高特案件的判决书说明，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之间的争执仍然有待于解决[47]。但是只要这种争执一旦解决，象在山·麦地墺案件[48]以后那样，就可以显然看出——尤其是在最高法官费尔的判决书可以看出——那个法院的主要动机是在于保护日趋扩张的工业的各项需要，即使它的判决是象柯爱脱先生在波洛克对衣民贷款信托公司案件中所称“将使六千万的广大公民为之怒发冲冠”，亦所不计。[49]到了1880年最高法院便已成为经济放任主义的热烈主张者了。
这样继续了25年。在这个期间，它的最大目的无非是使企业经营不受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的限制干涉。它发展了契约自由，公正的法律程序，警察权力，合于情理等等概念，这些概念都是要保护商人，使之可以毫无阻得地追求利润。斯密士对恩姆斯案件[50]，雇主义务案件[51]，洛煦列对纽约州政府案件[52]，朴罗克与农民贷款信托公司案件[53]，这些案件的判决都说明法官对于当时主要经济型态作结论时选择什么基本定理来作他的依据。尽管这些判决的企图是法律的而非政治的，它们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宪法不可避免地要服从资本主义的需要。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该法院最近30年间的历史并未改变它的工作的根本重心。美国人民对于庞大的资本主义的种种设施，所抱的怀疑犹豫的心理，那种欲加以管理的企图，象施行修曼法案那种限制托辣斯的运动，甚至象法官霍尔姆斯所抱的[54]对于司法控制立法的怀疑，都反映在那个法院的判决中了。它屈服于战争和经济恐慌这一类的非常事变，虽较国会来得迟缓，且更带有试验性质，但它已经屈服了。活跃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出现，使它更加激动，其深刻程度并不弱于企业界[55]。它显出资本家的特征，不能理解和平主义者可能就是热心的爱国者[56]。它承认了，虽然是迟疑地，[57]罗斯福立法是合于宪法的。无论何人研究了法院最近30年间的工作，特别是最近15年间的工作，我以为会做出一个明白的结论。他会感觉到美国与年俱增的反对1865年至1900年期间那种漫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反映在法院判断里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声浪，如今已经透进法官的心里了。但它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资本主义一方面的需要，和社会管理一方面的需要，交织成为一个和谐的宪法准则。在这一期间，只有两位法官是抱着深思熟虑的哲学见解来对待这个任务的。法官霍尔姆斯对待这个任务的原则是：立法机关所要求的事情必须能够得到满足，除非它的愿望显然违背了宪法的明白意旨[58]；法官勃兰德斯对待这个任务的原则是：资本主义结构是可以发展的，只要它的各单位规模不大，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加以有效的管理[59]。但这两种哲学能否解决美国资本主义所包括的那些严重矛盾，仍须静待后效。
我所以这样分析美国最高法院的态度，并非因为它与其他各国法院之态度有什么不同。恰恰相反，我所以分析它，正因为最高法院的特殊职能使它不得不作出各种明白的假定，而这些假定在其他各国常是规定在实际立法之中的。这个法院历史上明显的一椿事实，便是它的法律的内容不会与生活的内容相差太远。法律与生活二者都受相同的压力之支配；二者的形式都是被社会最后的经济背景所决定的。换句话说，法律决不会置身于斗争以外而不偏不倚，而且对于可能发生的结果决不会漠不关心。恰恰相反，法院正是那种斗争中的基本工具。它们形成社会的轮廓，比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来得较为疏阔一些，也许因为它们是不那么直接的缘故：但它们是奉行同一宗旨的。它们使阶级矛盾的结果发生实效，而这种矛盾就造成了他们工作的环境。
七
所以，说到最后，要想否认本书所根据的论点，必须能够表明现阶段的阶级关系并未阻碍社会充分利用它的生产力。假使能够表明资本主义永远能够从它的危机里寻出一条走得通的路径，表明1929年以来全世界深受其殃的不景气，只不过是走向复兴道路上的小小停顿，而非病入膏肓的症象。那么，很明显，复兴以后就可以造成一种新的生产平衡，在这种平衡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福利要求将在一个高的新标准上得到满足，而跳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当前矛盾了。我已经辩论过，凡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工人阶级是不会企图重新确定社会上的阶级关系的。只有当一个阶级在它的立场上深信在现行的阶级关系之下，那个高的新标准虽然隐约地可以望见，事实上却无从达到的时候，才会发生革命。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设法证明这种复兴是做得到的。有一派思想企图证明不景气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我们未能遵照资本主义各项假定的要求；只有回到那些假定上去，我们才能得到复兴的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获得经济福利的条件是严格的放任主义政策。
这个理论的弱点在于它的完全抽象的性质。它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是属于一个理想的世界的资本主义，至少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理想世界决不象我们所熟悉的现实的世界。不仅它的那些建议在性质上是革命的——因为我们很难明了我们怎样能够不经过革命，而可以放弃现代国家所有的一切社会责任——，而且它们的关键问题都是要达到政治安定，这点我已经讨论过了。[60]但我们要达到政治安定，决不能离开社会的经济状况，因为政治安定乃是社会所依据的那些经济因素的一种作用。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是他们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可以产生我们所求的那种新的平衡，只要我们付出实现它所需的代价。但既然（一）这种实现的代价便是放弃晚近三四十年间的社会立法之类的东西，而且既然（二）这种立法，无论怎样不好，终是我们经验到的现实资本主义施行的产物，我们按之情理，很可怀疑人们是否愿意付出这笔代价。
另一派的思想在研究态度上比较实际些；象沙尔特尔爵士与凯恩斯先生所鼓吹的这一类思想，以为规模宏大的国家实验与统制，就可以使营利的动机受制于我们的需要。它特别指出新式企业发展的意义，特别是公营的公司，其中财产私有者变成了债券持有人，甚或变成了在一定年限内付清本利的债券持有人，并无参加管理企业的权利。只要推广国家管理的范围，大致照罗斯福总统对待他的任务的样子，我们便可以有把握进入经济福利的新阶段。[61]
归根结底，这种议论是建筑在几个有趣的假定上面。第一、它是建筑在这个见解上，以为在各阶级的经济斗争里，国家能够做一个仅仅关心全体福利的不偏不倚的公断人。所以从这种见解推论起来，以为一定社会的各项经济假定并不会把国家推到这些假定所指示的方向上去。它进一步推论，法律有力量可以遏制资本家的追求利润欲望，可以按照这种欲望的来源与程度而把它分为“善”与“恶”，“过分”或“合理”各种范畴这种范畴本身则由不偏不倚的国家来判断决定。这种议论认识到要回到放任主义时代的旧习是不可能了，但它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可能有一条由国家领导的为全体社会谋利益的中间路线，而不必改变阶级关系的根本结构。
我已经举出各种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以为这种见解与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事实是不相容的。它假定可以有一个不偏不倚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力量能够屹立在各种阶级矛盾之上，这在事实上是毫无根据的。按我们现社会的性质而言，有些国家为了社会和平所愿意出的代价也许比较其他国家多一些；但再进一步的事实我们就拿不出了。经济学上的“善”与“恶”不能适用于假定的那种范畴；它们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就是“有利可图”或“无利可图”。任何人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至少在它的帝国主义阶段中，将觉得难于相信：资本主义内在的营利动机，竟会突然接受它过去全部历史上从未接受的各种伦理上的限制。我以为这种对于伦理的限制的要求，有一个制命伤的弱点，就是它认为这些伦理的东西与经济过程不相关连，不是这种过程的作用所产生的。伦理上的正当与经济上的可能永远是共同扩展的。我们开发非洲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订立了很不错的托管制的原则，以保障该处土人的利益；但是土人保留地上刚一发现了黄金，我们竟可以用尽人类的理智，寻出各种理由来侵犯那些保留地。我们甚至可以使我们自己相信土人应该接受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最所关心的乃是他们的福利。[62]难道那些在1930与1933数年之间改变了肯耶地方整个土地政策的重心的人们，能够真正被信托将国家运用得成为一种公正不偏的工具么？
但是这些人是诚心诚意的；他们是在尽力做事；他们是真心为着全社会的福利的。当然，他们是这样的人，并且在这样做事；假如有人以为我怀疑政治家的动机，那么我作这本书就完全白费气力了。我的论调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善恶的观念决非绝对的，而永远是与经济环境相关连的。我曾说过，在这种环境里，每个阶级在经济制度里所行使的任务，将大致造成它的善恶观念。这样论法便是否认有一个公正不偏的国家的可能性；因为这就是坚决认为：一旦对于物质福利的要求有所不同时，则拥有生产工具的那个阶级，确信它自己是为着善良的目的，就能运用国家权力来推行它的观念。但这样运用那种权力并不会使社会中不拥有生产工具的那些人生出同样的信念。
此外，这第二派思想的论调，并没有真正答复了这里提出的理论中所包含的根本的责难。我的理论始终是说，每当一定社会的阶级关系使它不能分配生产过程中的产物的时候，那些物质福利愿望连续得不到满足的人就要设法改变那些阶级关系；我又主张说，除非有产阶级自动退让——这是历史上最为罕见的事情——形势的发展将会引起社会革命，我并没有说这种革命一定成功；我仅仅说革命的企图是不可避免的。
我相信资本主义的历史如今已进入这一个阶段：阶级结构与生产潜力之间的矛盾，已不是现行的社会秩序所能解决的了。因此我并不接受罗斯福总统所下的诊断，他说我们现在的种种困难，是由于某些商人的反伦理的作风；他根据这种假定行事，以为除去那些作风以后，就能恢复经济机体的健康。[63]我也不象凯恩斯那样[64]，以为一切大规模的公营企业都有一种内在的趋势，会养成一种伦理的习惯，使私人利益服从于一种抽象和客观的社会福利。
我们的困难的根源无疑地要比上述这些假设所说的深刻得多。路易·乔冶曾经讲过：“我们的经济制度一定有些根本的毛病，因为丰富反而造成了稀少。”[65]这正是我们必须从而出发的主要事实。我们的生产能力是大大的增进了；单举一个例子，国际劳工局局长告诉我们说：“假使国内（美国）1,357家皮鞋厂中有200家全日开工，就能够满足现在的全部需要，那末其余1,157家尽可以收歇了。同样，6,067家无烟煤煤矿中只要1,487家就能够生产所需要的全部的煤。”[66]任何国家以及大多数工业过程都有类似的情形。这使我们有了广大的无业可就的人口。这迫使我们从赋税项下津贴全部实业，以限制它们的生产率。这驱使我们如醉如狂地不顾一切地向国外寻觅市场，象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甚至于冒与半个世界开战的危险以求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不受侵犯，这又驱使我们走上经济国家主义，以致自1929至1932数年之间，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额减少了37%。[67]这并不是象过去由于不景气所造成的暂时的现象。它在英国已经持续了14年；即使在世界各国中技术设备最为良好的美国，不景气也已历时5年，直到今天[68]还看不到有经常改善的现象。
据国际联盟的调查[69]说，我们的局势，是自有现代统计以来任何期间无此前例的；甚至那些对于我们阶级关系所依据的各项普通原则的适当性并不怀疑的观察者也是这样说。数年前伦敦泰晤士报[70]这样写道：“我们仍然怀疑，不知道所增加的生产是否能够永远吸收得掉；那些被解雇的工人是否马上有新设的工业来雇用他们，这是大成问题的。换句话说，机器跑到人类的前头的危害程度，以及调整社会情况的刻不容缓，仍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事情。”而这个“大成问题”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正是我们的生产力量已有极大增进，而劳动的所得——亦即工资与薪给的部分——在战后期内却始终不断地跌落的时候[71]；这种矛盾具有何等意义，无须我再加着重说明。
还不止此。那些对于现行制度无疑是抱着善意的保守的观察家告诉我们说，即使失业的人都被吸收了，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以实际市场的消费能力而论，将怎样销去，也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讲到美国，据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的记者告新我们：“假如侥天之幸，能回到三年前最高的生产额，现在一千二百万的失业人员中间仍将有45%无工可做”[72]；该报又称英国失业人员倘被吸收，“也不过是促成一个新的危机”[73]。罗宾斯教授以一位深信正统思想的信徒所带有的全部权威告诉我们，不问个人生产量的新水平是怎样，减低工作时不是救济办法，除非工人愿意接受工资的继续减低。[74]移民也不再是救济办法了，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再愿意负起增加失业人数的重担。这种局面的严重性麦唐纳曾向众议院毫不含糊地表白过；他警告众议院说，即使繁荣回复，英国仍不免要维持“大队的男女，为数或有一二百万人，这些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论在哪方面说来，都是多余的废物”[75]。
很明显，这种局面的涵义在本质上是革命性的。象培尔西爵士所主张的回到比较简单的生活，把运用政权以求经济福利的权利，换成活跃的宗教情绪的特权[76]，我不认为这是正当的救济办法。还有那位著名的法国政治家主张国家的职能在制止各项发明的利用，“以免机器吃掉了人类”[77]，我也不相信他抓到了问题的中心：希特勒政府已经实行这种政策，但有进取心的企业家并不以为然。[78]对于造成全部现代文明的科学，如今竟要它自认为人类的仇敌，这真是荒唐的事情。假使现在的阶级关系使我们不能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工具，那么我们除了改变那种阶级关系外，别无他法。而且因为我们的工业社会组织严密的缘故，所以这一种改革不是枝枝节节可以做到的。我们不得不满足数百万男女已经抱定的期望，他们是把他们那种“工业废物”的地位，和现代机器的生产可能性互相比较的。我们不得不满足他们，因为要记得凯恩斯那句名言的意义，他说人们不会永远安静地挨饿的。
凯恩斯还有一句话在这里也有无限的意义。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要求它必须比较任何其他制度来得格外成功，然后才能保持人们对它的信心。[79]我们现在发生的怀疑，正是这种根本的怀疑。资本主义在扩张期间是能够保持这种信心的，因为它的成功使它能够表示宽大，给人以政治解放，给予人民一种似乎是与它的发展相适应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在危机期间就不能够做这些事情了。更有甚者：既然人们对于它的根本怀疑愈趋愈甚，它就不得不用暴力强迫来代替先前的和平协议。既然它自己的安全处于动摇地位，它就愈要依靠国家权力来强行规定一种行为法典，这种法典在半世纪以前在大多数人民看来似乎是符合自然秩序的。但如我已经讨论过的，经过了一个时期，凡是建筑在武力压制上的制度，假如要保持自身的安全的话，必须能够把它自己转变为一个使人心服的制度，因为安全永远是经济福利的先决条件。
危机中的资本主义若要得到这种安全，唯一的办法便是创制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使人们满足于它在衰落期内的物质标准。但新的意识形态不是可以凭空创制的。我已经设法表明过，这些意识是与新的阶级关系体系一同生灭起落的。如果有人说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新意识形态，那么我以为满可以这样回答它，法西斯主义非但远不是这样，而且仔细检讨之下，证明它不过是一个杂凑的垃圾桶，其中包藏着各种各样内容悬殊的哲学的残屑。
这一点从那些领袖们本人的宣言里就可以明了。墨索里尼那封信是大家知道的，他在信里要求皮安岐为他那运动订立一个存亡所系的纲领[80]；而那些抄袭黑格尔与索勒尔，柏格逊与马基耶弗利的杂乱的东西并未给它一个理论上的地位。1921年，法西斯主义主张共和政体，国际军缩，没收教会财产，以及没收庞大的战时利润；它要求土地拨归农民，工业统制权拨归工人与技术家的工团，它拟议取消证券交易所，解散各银行和有限责任公司[81]。它是仇视教会的[82]；墨索里尼本人写道，它决计要“扫除这些命定必须毁灭的庙宇”[83]。它口口声声坚持说，实际设施必须是和这个理论亦步亦趋的。但是无须我们指出，如今它绝不是共和政体，它并未裁军，它对于土地与工业财产丝毫没有动手，它不仅与罗马教会订立了一个协约，允许那个教会管理婚烟以及许多教育事务，而且它现在，用墨索里尼自己的文句来说，把宗教视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刻的表现，所以不仅应予尊重，而且应该加以维护与保卫”[84]。拆穿了它所有一切辞藻上的修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只是一个强迫人服从的旨在保护现行阶级关系的国家。
德国的情形也没有两样。那里也有着很多难于消化的理论。有的是种族主义，有的是别开生面的关于基督教意义的理论，有崭然新颖的关于法治国意义的概念。[85]那里有1920年通过的，1926年宣布为不能改易的弗德尔的著名党纲，[86]规定不劳而获的收入应该取消；利息那种“奴隶制度”应该打破；一切战时利润应该充公；一切托辣斯应该收归国有；一切大公司应该避守分派利润的原则；公家需要的土地应该无偿地加以没收。但在希特勒还没有上台的时候，他早已私下解释这个党纲只是“为了外交手段”而提出的；一位捐钱的资本家被告诉说，[87]“我们必须说那些忿恨不平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说的话，……否则他们就对我们不放心。”[88]希特勒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德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假使要得到群众的服从，必须把人民领到错路上去”[89]。国社党一旦大权在手，他们党纲内的一切假面具都卸下来了。在第三帝国，象在意大利一样，他们关于国家种种新目的的门面话是滔滔不绝的；但是它除了攻击犹太人以外，希特勒政府似乎根本没有想要干涉社会上现有的阶级关系。
总而言之，一经分析，这种社团国家不外是一段不高明的种话。等到辞藻上必要的大吹大擂演完以后，我们就会看出它的资本主义的根本基础——生产工具私有制——是始终没有摇动。国家在形式上是有了改变，赤裸裸的独裁制代替了议会的民主政治，但也只此而已。也许有一种主张，墨索里尼“国家为一个绝对者的概念”的无数变化之一，说是个人必须服从社会全体的福利。但当我们研究了这些高论的内容，就可见出它们只是一件外套，用来遮掩新统治者意识上的贫乏的。法西斯主义是象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必须证明它是胜过其他各种行使国家权力的办法，能够更加充分地开发生产组织的潜在能力。然而从它的历史看来，它并未给人这种证明，因为除了它的修辞以外，它也只是换汤而没有换药。既然它的基础是维持生产工具私有制，它就“包罗着”——用威廉·詹姆士的说法——现行的阶级关系结构；而它那样此议会民主政体更加强暴、更加有声有色地运用国家权力以统制那些关系，照它所订的各种假定来说，是不能寻出什么新的目的的。一个国家的本质并不因为采用了一种新的术语而有所变更，同时以新方法来达到旧目的也不会变更这些目的的性质。那些方法也不是新的。运用武力以压抑反对政府者在世界历史上是很老很老的一种技巧。运用这个方法的有东方的专制帝王，希腊的暴君，能够随意指挥军队的罗马皇帝，统治中古时代意大利城市与日尔曼小郡的诸侯。这种局面里可称为新的，也许是新统治者公然地要消灭墨索里尼所说的自由的“臭尸”，而就此把至少从古希腊以来，一向为人类行为的最高贵动机的那种东西结束了事。可称为新的，也许还有一些外国观察家的才能，他们能够从法西斯主义的经验里发现一种足以为人事开一新纪元的创造性的综合。再有我以为也是新的，至少从十六世纪以来是新的，便是那种主张，说是人类理智必须不分皂白地帖然信仰于一位领袖，而这个领袖的意旨与行事是不容许人们加以检查的。在这时期以前，西洋文明的普通假定是：与普通人商量，让他有报告他的经验的自由，乃是达到贤明的社会行动的一条正当途径；因此推论起来，有没有能力满足那种经验的期望便是考查国家适当与否的标准。在法西斯主义新办法之下，我们既须否认这种经验的正当性，而且也不得作这种考查。我们被邀回到一个信仰时代，这种信仰正统性的根据，并非以神意为凭借的一种神学[90]，而是无限残酷的一种暴力。究竟这样一个信仰时代所必需的种种条件，是否具有能够维持一个耐久社会秩序的性质，我以为是大可怀疑的。
八
我们现在可以试作几个肯定的结论了。假如这里所作分析是正确的话，我们可以跟着说国家的本质在于它具有强制执行主持政府的那群或几群人的意志的力量，因为国家的权威是由政府来付诸实施的。而政府的意志又是为社会内阶级关系的性质所最后决定的。假如生产过程中产品的分配对于各个不同的阶级是不同的和不平等的，那么国家权力总是要被用来保护那个占有生产工具的阶级的利益。这种所有权的性质将决定那些保证生产继续性的规则。当这些规则受到威胁的时候，它还要决定应为什么目的而保持法律与秩序。它将以它给予社会的最后影响，来实现与保持法律秩序相关连的一切制度的行为。所以将拟订一个观念体系，借使人民相信它所奉行的那些目的的完成是和社会的福利符合一致的。只要它是一个成功的经济方法，它就能够使人们接受它的观念体系。当它开始失败的时候，它的观念体系以及它的善恶概念就显得不很动人了，而且假如它不能令人相信它有再告成功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它挖掘它的生产方法潜力的能力，——则在这个私有制度中没有经济权力的一班人，就要设法改变这个制度了。
我已说过，这些人要改变制度，就必须利用国家的最高强制权力。他们必须运用它来重新规定所有制，也就是要重新规定社会的阶级关系。这就要改变法律的最终目的，而关于财产方面，法律的最终目的总是要将法律权力赋与经济过程中某种分配产品的方法。在任何制度中，这种权利背后，国家的全部力量都供它驱使。国家使空洞的法律权利成为实在的，因为它满足了法律的要求。所以每个国家的性质是被它所满足的那种权利来决定的。这个权利对于社会上一切关系都发生影响并且给它们涂上了颜色。
这个见解绝不因为晚近70年间西洋文明所亲历的种种变迁而有逊色。我们已经看到消极国家变成了积极国家，或者用一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已经看到十九世纪的警察国家变为二十世纪的社会服务国家。我已经讨论过，这种演变中的重要因素，一向就是各经济阶级间争取国家权力的斗争的一种作用。变迁乃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保持生产工具私有制而不得不偿付的代价。从事实的佐证看来，当它付出这种代价同时又能满足生产工具所有者的权利要求的时候，它是愿意支付的。但当资本主义的利润要求与社会服务国家的费用之间发生了矛盾的时候，社会服务国家的各项假定也必然要被攻击了，因为若要继长增高地实现这些假定，势将使资本主义为之破产。
但社会服务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人们愿意为之斗争的许多观念。正如资本主义在全盛时期产生了政治的民主制度作为它所推翻的那个制度的最后回答，社会服务国家也产生了社会的民主制度观念来回答一个似乎只重视财产的消极国家或警察国家。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我们唤做资本主义政治的那个特殊的综合体就成为西洋文明下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理想了。它建立了政治上的平等。它暗示着它的成员有运用政治权力来改良物质环境的权利。概括地说，他们改良物质环境的方法是利用国家征收赋税权力使他们自己得到种种好处，这些好处仅靠他们的工资收入是不能办到的。他们于是认为自己有权从国家得到这些好处；而且这个经济制度的生产能力既在扩张之中，他们也就自认为有权得到递增不已的好处。
我已经解释过，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扩张时期是进行得很圆满的。但是，如果它的种种假定不变，它必须能够永远有利可图地出售它的货物。一旦它不能获利，那么，除非资本家情愿放弃他的利润的要求，赋税的来源，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好处都必须减低了。但这种要求既然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所根据的假定，或者换一种就法，在这种社会里通行的善恶概念是建筑于这种要求的正当性上面的，那末不减少这些好处，就必须改变社会的假定。而且既然在西洋文明的广大地区上，人们已惯于把政治民主制度和它的全部涵义，看作是最理想的国家形式，所以大多数人是愿意把它继续下去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屈服于大多数人的要求，便须运用国家权力来取消政治民主制度。取消民主制度它就能够维持资本家要求利润的权力，而无须满足选民所要求的继长增高的生活水平。换句话说，当资本主义的经济寡头政治和它的民主政治基础间之矛盾暴露出来以后，如果可能的话，就要用取消民主政治基础的办法来解决这种矛盾。
认识到这种演进的意义，在政治哲学上并不是新近的事情。亚理斯多德早就明白地看到这点[91]；当哈林顿认为经济力量走在政治力量之前并且决定政治力量的性质，他以这句话作为他的政治体系的基础[92]，也是看到了这点；麦地逊所以说“党派之分，唯一永久的起因在于财产”这句话[93]，他的政治见识的基础也在于此。亚历山大·哈密尔顿坚持主张民主政治与商业阶级的统治是不能相容的时候[94]，他是不错的；而当马考莱警告众议院说普选制度将破坏私有财产的安全，他说得一点没有过火。甚至阶级斗争导源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观念，自从西思蒙第[95]和圣西蒙[96]以来，也有一个长久的光荣的历史。实在的变迁是在于这个两重的事实，一方面这个观念随马克思与恩格斯变成了一种运动，另一方面随资本主义的衰落，这种运动成为一个准备为它的原则作战的军队了。我们对于它的迈进不免惊心者，一半因为我们久已习惯于扩张期中的资本主义，一半由于——一椿新而可怕的事实——我们知道假如我们使用了科学所发明的种种武器，它们的毁灭力量可使我们的文明结构破坏无余。
这椿事实我现在不去管它，不过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我将论及它所包含的一些推论。这里只须指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除非渺茫的经济复兴能够到来的话——只有取消资本主义或则取消民主政治才能解决。前者为一个经济革命，后者为一个政治革命。前者意指以生产工具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而这种转变里就包含着阶级关系的改变，因而也就是社会上其他一切关系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上的一个革命，其深刻性可以比拟十六世纪的那些改革或十八世纪末贵族政治崩溃所引起的种种改革。至于取消民主政治就不会牵涉到这种阶级关系上的根本改变。但是另一方面，它将不许大多数人类享受我们久已习惯的种种福利，这些福利我们久已认为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存在的主要理由的。很明显，取消这些福利是要付一笔重大代价的；同样明显，结果国家将靠它所能运用的武力，而不是靠它所能得到的自由服从，来进行它的工作。
然而这里重要的是这些推论所产生的国家理论。让我们先从消极方面来说。我们说国家不是超阶级的。它不能超越各项特殊利益，并不代表整个社会的福利。它并不倾向于满足它的人民的欲望。它不设法实现人民为了保持他们作为道德动物的尊严而不得不要求的各项权利，它维持法律与秩序，并不是把它们当作最大满足人类要求所必要的条件。它并不合理地运用武力，因为它并不是把社会当作一群对于人类所能希望获得的共同福利有平等要求权利的男男女女，而运用武力来为它服务的。
那么根据这个见解，国家到底是什么呢？国家是用来保护一定社会内各项定律所包含的种种后果的最高强制权力。这种权力是由政府以国家名义行使的，因为国家只有通过人才能有所行动。假如国家的各项定律是资本主义的，按照逻辑说来，国家必然是要保护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种种后果的。这并不是说国家将保护思想家脑海中制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概念。而只是说，国家将保护资本家们在他们的利益首须得到满足的社会内，作为必然的推论，而提出来的各种社会福利观念。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国家权力是与资本家的社会福利观念共同扩展的。可能有与这些观念相反的意见，甚至可能容忍这种相反的意见；但是这种相反意见，若要成为社会行动的重大原则，唯一办法便是改变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础。而那个基础是国家所维持的，必要时还要运用武力予以维持，那么，反对方面若要改变社会的基础，就必须夺取国家。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国家军队应该单独对政府负责，就具有重大意义了。因为只要军队对于政府忠诚，政府大致上就能够将它任意作出的决议，推行于一般人民。在现代情形下，一般人民是没有武装的，而且没有方法象国家那样大规模地武装起来，因此凡是不同意国家决议的人永远是处于守势的地位；现代革命成功与否，要看军队的态度，其原因即在于此。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内，军队干部绝大多数总是资产阶级成员，其原因亦在于此，因为这些成员的意识形态一般就是他们忠于政府的保证。这对于共产国家当然也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注意苏联军事人民委员因苏维埃军队中高级干部共产党党员比例的增加而庆贺他的党。[97]德国也是如此，希特勒党徒中发生了一番斗争，争论军队究竟应该成为与党分离的一种力量呢，还是应该与党熔化在一起呢，这并不是偶然的。[98]社会中强制权力与人民群众的分离，在必须保全财产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利益的时候，是为维持法律与秩序所必要的。
马克思理论中说在没有阶级的社会内，国家将归“消亡”，其真理便在于此。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国家，其职务并不是保持那种作为全国人民所见皆同的绝对的善的法律与秩序；国家的职务总是要保持一个特殊阶级社会各项宗旨内所包含的那种法律与那种秩序。而一个阶级社会的性质既然永远是被生产工具所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那么，它所维持的那种法律与秩序，在每个重要关键上，必然是为那些利益，而且仅仅是为那些利益服务的。假如生产工具为社会所公有，那么，国家权力将保护全社会的利益而非其中一阶级的利益。在这样情形下，我们向来所熟悉的国家的各种习惯，显然要经过一番深刻的改变了。一个共同的政府机关依然是必要的。但它所从出发的各项定律将不复包含运用最高强制权力来维持有产阶极的经济利益。不管在该社会内依然还有什么矛盾，但这一点及其一切涵义将被消除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消除所包含的东西。我们试举言论自由为例，至少在各民主国家里，大多数人民都承认应该保有言论自由；同时大多数人民也同意它的作用应有所限制。按之常例，规定这些限制便是要惩罚威胁法律与秩序的言论。我们常常说，违法者并非因为他的言论所企图达到的目的而受罚，他之所以受罚，是因为他的论点的措辞方式也许会、或者事实上已经破坏了公共的和平。然而，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内，所谓“公共的和平”实际上便是资本主义各项定律所依据的那些法律条件。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各法院审理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案件，就可知道违法者极大多数都是批评资本主义的人，法官或地方官在他们的言辞中看出有威胁资本主义安全的地方了。而且我们只要研究一下这项法律施行的解释条例，至少可以看出其中有一部分是用来以备不虞的，正如戴雪教授谈到英国情形时所说，假如这些条例都严格施行起来，政治讨论就成为不可能的了。[99]
还不止此。法律惩罚固然是存在的东西。但舆论的惩罚，虽然较为间接，也同样是真实的。只要雇用之权操于私产主人手中，那么他就有权力利用职业来维护“正教”，至于什么是“正教”，那是完全由他的意思来决定的。舆论界一个大报[100]曾经着重指出，一个公开表示反资本主义的人，“将感觉到非常难于找寻工作，将被摒于许多公共职务之外，而且即使有职业亦将感到处境困难。有钱的人们可以给予人们以事业、荣誉与工作，但对于这种人就目为异端而加以斥逐。这种情形对于少数有教养的人是很确实的，而对于广大的普通人就更为确实了。我们试想一想薪水生活者阶级，他们大半还是一盘散沙，我们知道成千上万人由于恐怕触怒雇主、顾客和委托人，都不敢怀抱‘危险思想’，更不说是加以明白表示了。至于工人们如果能从这种不断的压迫下解放他们自己，那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劳动并且有强大的工会做后盾。但从最近几椿案子看来，他们会觉得法律并没有保护他们行使自由言论与公共集会的初步权利。这还不够，贫穷与失业所包含的高压力，使平等权利的论调，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嘲讽了……而且我们一离开各大工业区域，我们就发现在许多地方，就是自由选举权也没有这会事。通行的报纸十分之九以上都为有产者所掌握，只能够用来替他们做一切惯见的宣传。雇主阶级所掌握的用人权利和经济力量，威胁了舆论，阻挠了民主政治。”
这段话的证明在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可以找到。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教育自由，常常被商人的势力所侵犯，他们常使有“急进”思想的教授被撤职。[101]所有工会领袖的自传中间，几乎都是记述着只要他为促进工人组织而活动，他便难于保持他的饭碗；托尔普特尔牺性者这椿极端的例子只是一部惨史中一件小小的事件而已。我们具有铁一般的证据，说明雇主们用了什么方法来小心防止他们工人中滋生“不端”思想，以及他们是怎样解释不端这个观念的。[102]至于报纸新闻歪曲真相，现在已成为专门技术，这已经有许多书籍加以论列了；而二十世纪的宣传艺术，其范围之广实可与十九世纪普及教育之成绩嫓美了。[103]
因此，当我们说拥护自由乃是超过其他一切原则以上的一个原则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地给我们的概念一个确切的意义。任何社会之中，假使有一个阶级不仅有意要制止自由的表现，而且有权力实行制止，最后还能够运用国家权威来达到制止的目的，那么，实际的自由就无存在的余地了。自由思想的机会永远是经济独立的一种作用；一个把经济独立和财产所有权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它在事实上便是把思想自由只限制在财产所有者身上，虽然除去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人。只要一个工人的被开除，并不是由于他能力不够，而是由于他对于政治或经济的看法引起了雇主的不信任，那么，他们的关系就会使工人感到可以危害他的自由的束缚了。所以资本主义下的自由，在工人阶级看来，永远不象雇主或知识分子所见的那样真实。知识自由的种种涵义对于他们是各个不同的，以致他们对于自由作用的解释有时也是判若霄壤了。
但是，格里高莱教授写道，资本主义是建筑在“个人有经济上自我表现的权利”的基础上[104]。就我们知道的实际情形说来，对于这句话不能看得太认真。本夕尔文尼亚州里一个钢铁市镇的工人的“经济上自我表现的权利”是不顶高的。[105]姑且承认现代工资水平是这样的，但是工业就业期很不稳定，又没有失业保险，使工人选择工作的范围太狭小；工人受教育的机会有限；迁徙的障碍在战后期间越来越多，这些情况都使他怀疑“经济上的自我表现”这句话对于他所处环境是否确实相符。假如有人以为上述情况都是违犯了资本主义的“纯粹观念”的，我们的答复是，这些违犯都有资本家亲自参加订立的各种法律加以保障的。“经济自我表现的权利”行使时必须毫无惩罚，才能成为真实。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对于享受不到财产所有权的种种特权的一切人，这个自我表现权利是到处被惩罚包围着的。
这样说来，任何国家，只要生产工具操于私人手中，都会因此而偏颇不公。它尽可以说它所给予的各项权利是普遍的，但是只有有产的人才真正能够享受它们。国家要求人服从的权利，从这一点看来——且不论它实行这种要求的实际权力是一种完全没有道德基础的权力——分明是它能够使它的成员相信他们的命运在这一种统治下可较在其他统治下好得多的那种劝诱能力之作用。我已经说过，这种能力永远要依靠国家满足人民要求的力量。假如国家的组织是独裁制，它遇到的要求的范围比较在民主制度的国家内要狭小得多。但只要它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除了这点以外，更没有什么别的标准可以考验它是否适当了。
因此，任何国家决不因为它是国家而即有令人民服从之权。形成人民政治义务基础的并不是它自称要做的事情，也不是它打算要做的事情，而是一般人民对于它的努力所下的判断。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决定政治上的是是非非的；这些是非是从我们自己经验里产生的。我们从这些经验里演绎出来我们认为合理的一种要求水准；我们期望政府突现这种要求水准。当它不能实现这种水准的时候，我们就尽力设法使它接受我们的意见。假如我们的申诉得到了注意，我们大概是会满意的，因为国家已经证明它是有善意的。假如我们的申诉竟被置之不理或被压抑下去，这些申诉就开始形成一个考虑周详的主义。在民主政体下，象在英国那样，就会有一个政党起来支持这些申诉。在独裁政体下，象俄国那样，申诉不平的人们中间比较勇敢的人就要谋反来消除他们的痛苦。但政党也好，谋反也好，它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要改变那些不能给他们满足的法律原则，而另订能够给予他们满足的法律原则；而且它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都会发现改变那种法律原则，一旦涉及社会结构基础的时候，就等于征服国家本身。
我已经说过，摇动社会结构基础的企图是一种特殊的冒险。因为这种企图是要进攻那个决定一切社会制度与观念的性质的基础。在独裁制下，很显然，征服国家必须是一种革命的冒险；独裁统治的性质使反对它的宗旨的人民，除了革命以外别无他法。所以这很明显，在这种统治下面，意见不同的人的政治义务始终仅属于形式的法律范围。服从是一种心理态度；而只有赤裸裸的强制权力才能使人们服从他们所中心不服的各项自的。所以任何国家若要将它的要求建筑在比形式基础更为深刻的基础上，那么它只有以同意赢得服从，而不出于强迫威逼。它要得人同意，只有以满足超大多数入民的要求作为它的宗旨。假如继续独裁，它就自己放弃了可以使它的要求在道德范围上成为合法的唯一方法，也就不能使它自己建筑在人们的自由同意之上了。
这种情形在民主制度下是否有所不同呢？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这种不同在若干条件下是很大的。假使一个国家内人民所享的基本政治权利，真足以使反对意见有变为正统意见的可能，那么我相信每个公民在从事革命以前，都有义务要把国家宪法上供他运用的方法都一一尽量加以使用。我承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对他有重重的阻碍。我也承认，这番话是一种审慎行事的劝告，而无关于最终的道德的权利。但我相信宪法手段里包含的种种利益，此革命手段里包含的种种利益，虽然来得较为迟缓，却要深刻得多。
不过这种话讲的是政治策略而不是政治哲学了。这里我只要提起两件与本文有关的事情就够了。第一、关于各项基本政治权利在事实上是否真正足以使社会基础有和平改变的可能，在这个问题里，反对一定社会各项含义的人的意见，至少是与接受它们的人的意见是同样正当有效的。我们可以说他们采取革命手段是错误的或不智的。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在道德上是错了，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在他们的目的里或是方法里包含有道德上的错误。1916年起来反抗英国的爱尔兰人，我以为从他们这种举动毫无实际成功的把握说来，他们是不智的；但我不以为我们能从道德上谴责他们。他们破坏了法律，但英、爱关系的全部历史已不容他们对于法律再负有道德上的义务了。当人们被他们所认为是不合理的事情驱使，而采取那种态度的时候，他们的痛苦不平总有充分的真实性，可使人们无理由从道德上谴责他们。
第二件事我认为是同样重要的。由于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绝少不是用革命方法来进行的，所以有些人们推论我们的经验未必和过去不同，因此革命的期望乃是理所当然的，为革命而准备乃是深思熟虑所应有的一部分办法。对于他们这种说法，主张和平改革的人没有加以答复。事实上，有产者除非不得已时，是绝少让步的：许多维新改革都是来得太迟，不能满足它们改善种种不平的目的。事实上，有产者当他们的地位安全已入危险境界的时候，又是绝少肯容忍批评的。法官霍尔姆斯说过这样绝妙的话[106]，他们应该提出的关于他们善意的证明，就是他们容忍的能力，即使当他们遇到交织着死的恐怖的种种观念的时候，也要能够容忍。他们没有提出这种证明。恰巧相反，挑战愈是逼近，他们愈是要求国家充分行使它的压制的职能。在目前经济危机时期内，世界各国情形显然都是如此。因此而推论说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与其他国家方式一样不容有和平的转变，乃是完全合理的推论。假使各国只因为安全无恐而容忍，那么一旦不安全了，它们必然会变更宪法，使和不改变成为不可能。
而且这里牵涉的问题不仅是容忍问题而已。一个民主的宪法永远是一椿有生命的东西。它一方面依赖于它所根据的文字，同时一样地，或且更甚地，依赖于它实施时的精神。假如为了维持现状而滥用宪法，那就使对于它实施精神具有信仰的人心怀携贰了。一个民族的政治统一大半是由于种种习惯、常例、不成文的谅解以及宪法程序的一种作用，所以当着重要关头，假使滥用他们，是最足以破坏统一的基础的。然而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出，每个有产阶级对于它们都愿意从事这种危害和平的滥用。这正是英国司徒皇朝的重大错误；也正是法国资产阶级所以不愿接受路易十六的“诚意”的根本原因；它也毁灭了俄国人民对于尼古拉二世历次宪政试验的信仰。在我们晚近的历史上这种滥用情形几乎引起危机的相同事例亦不为少。贵族院对于1832年修正法案的态度；贵族院对于1909年预算案的否决；保守党请领袖为应付1913-1914年乌尔斯特事变，故意摇动军队忠心的企图：1931年举国一致政府产生时的神秘的环境；1932年为了狭隘的党见而放弃了自从小庇得写给屠鹿勋爵那封著名两件[107]以来一向被视为集体内阁责任的基本理论[108]；凡此种种都使人们对于重大改革时期维持和平的力量减少信仰。犯着同样毛病的有美国联邦主义派在1789年的运用外侨及叛乱处理法案[109]；以及约翰·亚当在1801年关于司法人选上最后一秒钟运用总统权力[110]。还有德意志共和国最后数年间引用魏马宪法第四十八条也是污辱了宪法的庄严。
总之，凡是行使宪法的人，都订出了若干施行规则，希望他们的政敌加以遵守。只要当权的那个阶级大体上和制订规则的人无分彼此的时候，这些规则是被尊重的；但每逢一个新阶级行将掌握政权的时候，那些久已习惯于势位的人们就会有自以为有权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改变这些规则的趋向。有时候他们会滥用明白规定的解释，有时候他们会根据国难的理由把废弃的公式复活起来；有时候会象希特勒那样粗野，他在1934年秋季就任德国总统时，爽性把它们完全废掉了。这种态度是大大有害于象宪法这样细致的机构所必须依据的善意的。我们每易忘却政府历史上那个多数原则的演进是何等艰难而且迟缓，以及它的顺利进行的种种条件是何等错综复杂。一个阶级当民主政治的决裁不利于它时，就威胁着要去（且不谈实际要去）破坏宪法，它就是要使民主政治程序停顿，这对于文明生活上的精种收益是大有害处的。
[1]“关于政府的论文”(1824年)，第8页。
[2]金斯柏哥：“社会学的研究”(1932年)，第9章。
[3]“讲演集”第3卷，第17页，1807年4月24日的演说。
[4]关于罗威对于工人阶级的看法，可参阅1866年3月13日他在众议院的演说词。
[5]关于这些辩论，可参阅1891-1901年“克拉克论文集”（第五版）特别是第1卷，第227-235页。
[6]“社会学评论”第25卷，第5页，马歇尔论文关于经济阶级问题有启发性的说明，井且引用了丰富的有关材料。
[7]“政治经济学”(1848年)IV,6,2,在本书中穆勒对于人口过剩的结果提出了警告。
[8]拙著“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3年)对于这个问题曾详加讨论。
[9]参阅拙著“现代国家的自由(1930年)第二章。
[10]汉斯·西尔：“新国家的官吏”(1933年)，第9页。
[11]卡尔·许米特数授的文章，见1934年7月28日泰晤士报。
[12]希特勒：“我的奋斗”。
[13]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政治与社会理论”(1933年)。
[14]参阅罗森斯托克——弗兰克：“意大利社团的经验”，1934年版。
[15]1934年8月11日“新共和国”对于这次罢工有生动的记载。
[16]1934年8月1日“新共和国”第309页。
[17]关于罗斯福的试验，参阅比尔德和斯密斯：“未来到来了”(1933年)；迪林：“国家复兴法案要义”(1934年)；乔治·苏尔：“即将到来的革命”(1934年)。
[18]拙著“工党和宪法(1932年版)对于这些提议有详尽的讨论。
[19]参阅罗士先生在自由党暑期学校演说的讨论报告，见1934年8月18日“曼彻斯特卫报”，其中可以看出许多年来的论调。
[20]1934年8月11日“独立杂志”，第28页。
[21]关于墨素里尼和意国军队的关系，参阅沙尔维米尼：“法西斯主义独裁制”(1928年)，第60-162页；关于希特勒和德国大资本家的关系，参阅毛雷尔：“德国使时钟倒退”(1933年)，第117-118,122,127-128,131,146-147页；以及亨利：“希特勒统治着欧洲”。
[22]罗斯福：“在我们的道路上”(1934年)，第3-35页。林德来：“罗斯福的革命”(1933年)第1-3章有同样的描写。
[23]参阅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写给布洛赫那封著名的信。
[24]本书第一章第2节。
[25]参阅汤尼：“平等论”，1931年版，第3章及其注释。
[26]参阅关于修订商店店员工作时间议案所引起的讨论，见1930-1931年“议会记录”第9卷148号报告。
[27]见1931年关于铁路工资的讨论以及关于杨格爵士肃清贫民窟议案的批评，见1934年10月份泰晤士报通讯栏。
[28]比尔斯及兰勃特：“失业工人回忆录”，1934年版；巴克：“失业的人”，1934年版。
[29]厄温爵士在贵族院里的发言，见“英国国会议事录（贵族院部分）第93卷，第496-496页。
[30]佛兰克夫特尔及格林：“劳工禁令”(1930年)。
[31]1908年阿德尔对联邦案件，“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报”，208卷，第161页。
[32]1925年上诉判例汇报第578页。
[33]柯克伯恩：“苏格兰叛国罪行裁判的研究”。
[34]查斐：“言论自由”，1921年版。
[35]参阅著者所著“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3年版，第128页及以下。
[36]1837年英国财务法院汇报，第3卷第1页。
[37]见1920年史各特编辑的“权利要求案件”中的特别报告。
[38]原文见克尔及劳生：“宪法案件”，1929年版，第365-367页。
[39]1923年上诉判例汇报，第603页。
[40]关于此事的有力证明便是1916年参议院对于任命勃兰德斯为最高法院法官时所作的调查，参阅梅亚尔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1912年)，但是引用此书须加审慎。
[41]可参阅丘吉尔发言：第26届英国议会议程（第五辑）1911年，第1022页，以及盖尔达特：“工会的现行法律”(1914年)，第44页。）
[42]纽曼：“劳工法庭裁判的政治和社会意义”(1929年)。
[43](1810年)6卷，克兰煦，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报，第37页。
[44](1809年)4卷，惠顿，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报，第518页。
[45](1924年)9卷，惠顿，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报，第1页。
[46]海尼斯：“美国司法至上的理论(1932年)，第400页及以下。
[47](1856年)19卷，浩华德，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报，第383页。
[48]山·麦地墺郡对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案件(1885年)，116卷，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报，第138页。
[49]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报(1895年)，第158卷，第601页。
[50]同上(1898年)，第169卷，第466页。
[51]同上(1908年)，第207卷，第463页。
[52]同上(1905年)，第198卷，第45页。同上。
[53]同上。
[54]参阅著者所著“法律与政治的研究”，1932年版，146页以下。
[55]美国联邦法院判例(1927年)，第274卷，第357页。
[56]同上(1928年)，第279卷，第644页。
[57]这件事法院在本年度(1934-1935)内还在争论中。
[58]美国联邦法院判例(1911年)，第219卷，第104页。
[59]参阅弗兰克夫特尔辐的“法官勃兰德斯先生”，1933年出版。特别是其中马克斯·勒钠尔的一篇轮文。
[60]见本书第一章。
[61]阿瑟尔·沙尔特尔爵士：“复兴”，1932年出版，可视为这种态度一个最好的说明。
[62]飞利浦·肯利夫-李斯特尔爵士的发言，见英国议会议事录（第五辑），第273卷，第912页。
[63]“走上我们的道路”1934年版，第250页以下。
[64]“信念论文”，1932年版，第314页。
[65]在剑桥的演说，见1933年4月17日曼彻斯特卫报。
[66]伯特勒尔论文，见“国际劳工评论”1931年3月号第301页。
[67]国际联盟：1932-1933年“国际经济调查”，第71页。
[68]1934年4月。
[69]“国际经济调查”，第82页。
[70]1930年3月8日。
[71]关于美国，参阅保尔·道格拉斯：“美国的实际工资”(1933年)；关于英国，参阅柯林·克拉克：“1924-1931年的国民收入”(1934年)。
[72]1932年11月2日。
[73]1932年7月23日泰晤士报贸易附刊。
[74]见前刊，第126页。
[75]英国议会议事录，第278卷，第33-4页，1933年11月22日。
[76]“过渡中的政府”(1934年)，最后一章。
[77]约瑟夫·卡罗论文，见1934年3月2日泰晤士报，并参阅3月10日泰晤士报（社论）。
[78]1934年2月24日“经济学家”。
[79]“信念论文(1932年)，第307页。
[80]1921年8月27日的信，重载于“文书和公告”(1929年)，第39页，参阅“法西斯主义政治社会理论”(1834年)，第10页。
[81]卡罗·阿发那·迪·夸尔第里：“法西斯主义”，第17页。
[82]沙尔维米尼：前书，第178页以下。
[83]1921年4月3日意大利人民报。
[84]“法西斯主义政治社会理论”，第25页。
[85]参阅希特勒上台后柯尔路透及斯米特的文章。
[86]英译本印行于1934年。
[87]见前书，第257页，毛列尔指出这一有趣的事实：希特勒那本书第12版把这些文字删掉了。
[88]毛列尔：“德国使时钟倒退”(1933年)，第150页。
[89]见前书，第257页，毛列尔指出这一有趣的事实：希特勒那本书第12版把这些文字删掉了。
[90]虽然希特勒一向自称、并且被称为“神意”的行使者。
[91]“政治论”第五册，第1章，第14页。
[92]“海洋”及“人民政府的特权”。
[93]“联邦主义者”第10号。
[94]参阅帕林顿的大作：“美国思想的主流”(1927年)，第292页以下。
[95]政治经济学新论(1919年)。
[96]一个日内瓦居民的信件，并参阅巴沙德：“圣西蒙学说”(1829年)6卷(1924年哈勒维版)，第235页。
[97]参阅伏罗希洛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98]当然这个争论的难题因1934年6月30日罗姆及其同伴被处死刑而告结束了。
[99]“宪法”，1915年版，第240页。
[100]“新政治家”，1934年8月18日。
[101]参阅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公报，其中对于这种事件有详细叙述。
[102]德恩：“工贼”，1924年出版。
[103]拉斯维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1927年。
[104]1934年8月11日“独立杂志”。
[105]参阅全美教会联合会关于1921年钢铁工人罢工的报告书。
[106]1919年美国联邦法院判例汇报，250卷，第616页。
[107]托尔德：“英国的议会政府”，1869年版，第2卷第328页。
[108]参阅拙著“危机和宪法”，1932年版，第59-64页。
[109]详情见贝维立芝：“约翰·马歇尔传记”(1916年)，第2卷及第3卷。
[110]前书第2卷，第559页。 |
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刘镜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
刘镜园[1]
一序言
一九三一年是中国浩劫的一年。空前的水灾，普遍于十六省，流离失所者五六千万人，因灾而死者百余万人。中国的农业受此次水灾的荡洗，危机更深入，粮食原料更须仰赖于国外之供给。世界经济恐慌，金贵银贱，农产品跌价，已足使中国畸形经济的前途黯淡。专赖出口生存的丝业，大豆，或因滞销而关厂，或因囤积而无法再生产。水灾的影响，使全国人民赖以托命之农业受严重打击，全国人民的失业与破产，如雪崩一样的不可遏止。国内经济危机之深刻化，已无可讳言了。
中国的政府对于这一普遍全国的危机，毫无救济的办法，而且自身方是促进这一危机之动力。寄生在国家上面的庞大军队，苛捐杂税，十万万的国内公债都是促进危机的因素。一般的军阀战争只是使人民相互屠戮，不算是恢复秩序与解决问题。农民的暴动是因为饥饿，缺乏土地，和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无法生存。政府没有减轻农民痛苦的方案，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改良，只是靠杀戮来慑伏他们，社会的秩序（纵然它是资产阶级的），仍然不能安定。我们想象，即使江西的农民暴动，被镇压了，而农村的恐慌继续着，农民们流为土匪，此伏彼起，中国的经济恢复不是同从前一样的遇着阻碍，发展的前途不仍是微乎其微吗？
日本帝国主义乘中国的天灾人祸，突然出兵占领了东三省。由这种占领所引起之战争与抑制，只是使中国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但问题还不在此，中国的政府在这次占领中所表现的镇静与忍耐，及军队的不抵抗，已令帝国主义者看出中国之积弱不堪。中国今日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甚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之占领东三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划时代的巨变，中国此后将成为帝国主义掠夺政策之积极的目标，列强为了维持在华均势，必以种种瓜分或共管的形式来处分中国，中国的现政府仍然是无抵抗地去承受一切。
中国一年以来受连续的打击，政府的萎弱与因循，完全不能尽维持国民最低限度生存的责任。民国成立了二十年的今日，政府不能应付国外帝国主义的侵入，对于日军进攻的抵御，只有自动划出一部份国土，将自己的军队撤退，请求帝国主义的军队屯驻的方法，美其名日中立区域，这是堂堂中国出席国联的代表施肇基在日军进攻锦州时，对列强之提议。中国政府无力保卫自己的疆土，已丧失了独立国家的资格，在这一提议中完全暴露。这样，它把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引导到那里去？
党国的要人们为了安慰国民，对于日帝国主义之侵略不要躁急，于是引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和普法战争后，法国经过四十余年，才能对德国复仇，收回亚尔萨斯罗伦的失地等先例，以“勉励”国人。他们不知道现状如果再这样继续十年二十年，中国的整个民族在自己的领土之上没有生存的可能。有人计算，中国失业人数，现有一万六千余万，占全国人口十分之四以上，农民的失业至少有一万万人。这还是在空前的水灾以前的估计，现在失业的数目当更增加。第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经济的恶化，和人民失业之增加，比革命以前更厉害。民众再不能任时势之自然推移而不去干涉它了。民众必须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
民众的穷苦与饥饿，今日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之登峰造极的时候。中国往那里去的问题，他们再不能不回答了。“维持现状”是许多偷惰的人所奉为的金科玉律。可是现状终于维持不住，各方面都用力去破坏这一现状和均势，民众在这中间当然不是占在最后的地位。假使民众不用自己的力量去回答这问题，便是别的力量牺牲他们来回答这一问题，更增加他们的痛苦。民众对于这一问题之明瞭的回答，首先是理智的，科学的，其次是行动的，本篇亦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尝试。
二中国资本主义之史的发展
我们在此不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进化，也不去寻求欧洲国家未与中国通商互市以前，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原因。我们只须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于外铄，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用长枪大炮打破了中国的闭关状态以后移植进来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有种种的分划：大约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九四年为工业国营时期；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三年为外人兴业时期；一九〇三年以后则为国人兴业时期。首先是清朝的开明的巨官显督（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因为受了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之巨创，而感觉军器窳败，以国家的力量发展军用工业。请看以下的事实：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李鸿章设制炮局于上海。
一八六五年曾国藩设江南造船厂于上海。
一八六六年左宗棠设船政局于福州。
一八六七年李鸿章又在上海设江南制造局，同年，崇厚筹设机器局于天津。
继军用工业而起的是纺织业，最初亦为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所创办。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左宗棠在甘肃创设机器毡呢厂（一八八六年停闭）。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李鸿章奏设洋布局，于一八九三年被毁于火。同年，李鸿章所奏办的机器纺织局成立。一八九一年，张之洞在汉阳创立兵工厂与铁厂，一八九三——九四年在武昌成立纱布丝麻四局，与二火柴厂。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四年，工业不仅为国家创办，民间工厂亦渐兴起。
一八九五年之马关条约，许外人在华设厂，给中国产业之发展以新的推动。一八九五至九六年，上海共成立了七个纱厂，外商居其五。由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五年（一八九三——九九）合上海，武汉，无锡，宁波，杭州，苏州，南通的华洋各厂为十五，纱锭为五十六万五千。一八九六年英商在上海设立增裕面粉公司，一九〇〇年俄国设立满洲制粉公司于哈尔滨。英美烟公司成立于一九〇三年。
自外人在华设厂，和民营工业兴起以来，国有的工业日就衰败，政府以国有的工业成绩不良，改归人民经营，如汉阳铁厂一八九八年由盛宣怀招商承办；一八七一年成立之招商局亦于一八九八年改为商办。江南造船厂于一九〇六年改为官督商办。国有的工业，其资本比私人的工业为雄厚，但是因为官僚之腐败，援引亲戚与开支浩大，以致不得不过渡给私人经营。
在国人兴业时期，大规模工业渐有建设，如一九〇六年盛宣怀创办汉冶萍公司，一九〇七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立。中国的工业由官办转于私人经营之后，即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仍是不能自由的进展，由军用工业到纺织业，数十年来都是停滞在轻工业的阶段，始终不能走向重工业。
欧战期内是中国工业最发展之时期。当交战国的工业作制造军械之用，供给本国需要，无暇东顾之时（如棉货价格因来货减而日形昂贵），中国工业因无外来之竞争而逐步进展，新设工厂如雨后春笋。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二年中国工业发展比较自由，显然受了欧战及抵制日货的影响。自一九二三年以来各国商品又回到了东方，压迫中国的工业，后者又衰残下来了。兹将近年来较大工业状况列表如下：
1．中国纺织业之发展
年次工厂数锭子数
年次工厂数
锭子数
1891/191132831,106
1922892,452,728
1916411,145,136
19231203,550,000
1918491,478,926
19241093,537,405
1919541,650,000
19251183,533,918
1920631,650,641
19291273,969,552
2．中国各期面粉工厂成立之分配
成立时期厂数成立时期
厂数
1856—190031916—1920
53
1901—1905111921—192.5
35
1906—1910171926—1928
17
1911—191552总数
193
3．中国各省之电气工厂
在一九二四年为二一九厂，一九二七年为二三一厂
4．最近各种工业状况
年份工业总额厂数资本
1928棉织120297,400,000两
1928面粉19360,000,000元（165厂）
1927电气23150,000,000元（182厂）
1928火柴1399,500,000元（103厂）
1930丝厂（上海）1072,500,000两
5．最近机器入口价额一览（单位海关两）
年份农业机器推进机器织造机器
发电机器他额合计
1913112,701642,209836,8643,058,2284,650,001
1919521,0221,589,4053,744,0118,246,00114,100,439
19212,192,4045,109,00726,723,01121,623,32255,647,780
1923301,7161,474,34912,316,48512,585,24526,677,796
1925161,2881,919,7843,406,827856,1519,231,03715,577,087
1926511,5401,901,4074,057,796831,6069,435,18116,737,530
1927665,9762,979,9613,709,2541,291,5319,431,12118,077,843
1928743,3642,565,9884,105,1571,315,91210,741,74519,471,896
我们就以上诸表观察（尤其第五表），知道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例如织造机器在一九二一年之进口为二千六百万两，在一九二三年为一千二百万两，以后数年均下落至不过三四百万两。一九二一年之机器进口总额为五千五百万两，自一九二五年以后均不能超过二百万两。以这样广大的国家，工业发展，如此停滞，我们能认为满意吗？
中国过去工业之发展，我们看见有二特点：（一）当后进国与先进国之工业竞争时，国家的作用最为重要如德国，日本，俄国，工业的发展都靠国家经营，津贴辅助，和采用保护税则，尤其是重工业如钢铁，航业等，必须靠国家津贴才能发展。中国的工业则国营的只有衰败（铁路因有外债关系），奖励私人工业只是不兑现的支票，保护税则八十年来无从说起，直到最近只是一点微弱的作用。第二，数十年来各国均由轻工业过渡到重工业，由制造必需品，进而制造机器，由输入制成品进而输出制成品。而中国积七八十年之进化，尚未发达到此一阶级。日本利用欧战，以建立自己的重工业，钢铁公司成立非常迅速，一九一七年，日本有二百〇九个钢铁公司，其中有两百以上是在大战中建立起来的。资本积累至还清了外债抵偿了过去十万万元之入超以外，尚余数万万元。至于中国在此时期不过发展了一点纺织，面粉，电气，火柴等轻微工业而已。
我们试比较各国与中国之生产状况，以见中国是如何落后：
煤之生产，一九二九年美国为五万万三千万吨，英国一九二七年为二万万五千九百万吨，德国同年为一万万五千四百万吨。中国为二千六百万吨。美国于一八八〇年即产煤六千万顿，五十年来增至九倍，中国今日之产煤还不及美国五十年以前之一半。而中国的人口四倍于美国，面积也大过美国四分之一。
铁之生产额，中国每年为一百万吨，一九二八年美国三铁矿产量为三千八百万吨，德国为一千二百万盹，俄国为四百万吨。中国每年消费的钢铁为六十万吨，每人消费为一点五千克（Kilogram），而美国每人消费额为二五〇千克，英国和德国每人为一三〇千克，俄国每人三〇千克，日本十四千克。
中国现有铁路为一二，三三五英里。铁道部统计，美国为二十五万英里，俄国为四万英里。
航业，据一九二九年统计，中国共有大小船舶五二八只共四十二万三千吨；而英国（爱尔兰在内）则有船只七八一〇，一千九百七十五万四千吨；美国三千六百五十三只，一千三百七十万三千吨；日本二〇四八只，四百一十八万七千吨。在世界海运中，英占百分之三十，美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五，苏联占百分之〇点五，中国则等于零。造船业：中国全国造船能力，每年不过一万吨，而日本在一九二九年所造成之船为十六万七千吨。
棉织，中国在一九三〇年共有四百万纱锭，日本则有七百万纱锭，美国三千四百万，英国五千五百万。
我们以上所比较的是几个大国的最主要工业的状况，没有比较那些中国完全没有的制造业如汽车，机器工厂等。我们知日本的工业化比中〈国〉开始得迟些，但是它已由资本主义国家跃而为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仍停滞在农业国的阶段，甚至农业国尚且维持不住，将变为无业国。这是什么原因呢？
三中国经济之特质
我们已在上面指示出中国经济发展之迟滞，这是中国经济之特色。我们怎样解释它呢？我不能说中国民族比别民族特别不长进些，或者说这是应当的，是发展轻工业与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国际的分工。这样的发展已在中国的各种社会生活中印下它的痕迹，即是文化之落后与民众之贫穷。这是中国连年政治混乱，不断的军阀战争之根源。
欧洲资本主义之侵入中国，其影响是辩证的，即一方面促进中国工业之发展，一方面又妨碍它。如果我们一偏的了解这一行程，认为它是完全阻碍或完全促进，便不是合实际。帝国主义之在华投资，修筑铁路，输入机器是帮助中国工业之一面，但它从中国输出原料，输入制成品，压抑着中国工业使其不能与之竞争，这是阻碍的另一面。当然后者的作用比前者要大得多。这就造成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之经济基础。这一斗争在中国表现得最无情与露骨。
中国产业发达之迟滞，主要的是因为它是一半殖民地国家。关税的不自主是中国发展产业之致命伤。在关税不自主的情况之下，不唯新的产业无从振兴，即旧的产业亦无法维持。以下我们将各产业的情况大概的分析一下。
先说煤业。中国全国的煤每年产额，用机器开采的二千万吨，用土法开采的六百万吨。合抚顺开滦的煤产，已占全国机器开采的产额之半。因为交通多阻，旧矿不能增加产额，即或产出亦不能运输，且内地之煤尚不及国外输入的煤价廉，因此人民惮于投资。一九二六年的海关贸易册说：“近两年来，外洋煤斤增加，大半归咎于时局不靖，致碍中国煤斤出产及运输”。中国的时局何以不靖？当然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民众广大的失业，因广大的失业，军阀才有兵士可以役使当他们战争的炮灰。
二，钢铁业国内各大铁矿产额约一百万吨至一百五十万吨。由大冶，象鼻山，繁昌等处每年输往日本之铁矿约在六十万吨以上。全国有八个制铁公司，两个制钢公司，可是除了本溪湖，安山，汉阳，大冶，中日合办之厂以外，正式国营之钢铁厂都停工了，眼看日人将大冶之铁砂输出炼成钢铁，输入中国，获利数千万元。中国铁业不振之原因，一方面是受了汉冶萍所采的铁必须供给日本的条约拘束和全国铁矿百分之八十已入日人之手。另方面便是中国没有保护税则。大战以后，全世界铁价骤落，中国炼铁成本过昂（虽然铁矿石及工资较欧美为低，然中国之焦煤价格及制造费则在欧美之上）以致不能与欧美之铁竞争，铁厂纷纷停工。
三，航业根据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的统计，中国船舶在本国贸易全体上所占地位为百分之二七，二八，二六。外商在中国的船只，太古有七十三轮，十六万三千吨，怡和四十轮，十二万吨，日清船与太古等。而合招商局，三北公司，政记公司之轮船不过六十五只，十二万吨。中国航业之不发达，最主要原因无疑是外人雄厚资本的压迫。民国初年中国尚有远洋航运的邮船三艘点缀于太平洋海上，数年以后，这一邮船公司以负债而倒闭，轮船也出卖了。
四，棉织中国之纱厂业以锭子之数目论，固然是华厂占多数（总数百分之五十七），但是就投资之数额说，日厂占百分之七十（二万万两），而中国厂只占百分之二十八（八千四百万两）。外人在华设厂，资金充足易于流动，向外银行借款利息较低，能以较贱的价格收买大宗原料，市面沉寂可以设法维持。外人购买原料（如日商之于棉花）不唯供给自己的纱厂，并进一步在市场上操纵价格使华商受抬高价格之痛苦。中国人的纱厂事事处在逆境，所以有些纱厂被归并于日人，有些为日商债权所管理；改组，出租，出卖的事时有所闻。它的发展常系于对日货之抵制。虽然中国纱厂年有发展，但中国的纱厂仍发展得很慢，如1922年共64厂，1923年55厂，1924年58厂，1925年为65厂，1926年67厂，1927年64厂，1928年73厂。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二八年之纱厂数同为六十四，一九二八年华商纱厂之锭子仅增加了二十八万只。在由一九二二至二八年，六年之间中国锭子（包括中外纱厂）只增加了六十万。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日本（本国）不过三年，却增加了一百二十四万只锭子。
五，面粉业民国十余年以来，只有在欧战的时候纱厂与面粉业颇为发达，在欧战后即感觉异常之困难。美麦与面粉对华输入，中国与它竞争当然失败。又日本藉减少关税以奖励对华之面粉输出，价格亦比中国的面粉要贱些，中国南部的面粉因此不能在北洋销售。去年因美国向东北输出面粉日多，使东北所产的面粉每袋须赔累二角。民国元年至十一年中国小麦出口颇多，民国九年达八百余万担，在欧战期内，中国面粉一跃而为大宗之输出国，但是最近几年小麦和面粉只有入超，试看下表；
19241929
小麦入超5,000,000担4,860,000袋
小麦出超6,499,877担11,908,543袋
这种入超可惊的增加，一方面是表示中国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农作歉收，一方面表示出没有保护税则，中国的工业，甚至是轻工业，亦受帝国主义之摧残。
六，其他我们再举两例，一糖业：因入口税轻，外糖输入十数倍于本国所产，一九二八年值关平银一万万两，一九二九年占入口货之第二位。中国开办的制糖公司，因管理不善和遭外货压迫，有的开而复闭者数次，有的停歇多时，难望复业。二，火柴业，因（1）原料来自国外，金贵银贱，成本增加;（2）瑞典火柴跌价竞争，中国火柴每箱亏本四元；（3）瑞典火柴托拉斯复于各地设厂制造，行大规模之兼并；于是广东三十余家之火柴厂，不堪此种压迫，倒闭得只剩十四家，江苏八家，去年一年倒闭三家。
我们在上面指出中国重要工业之大概情形以表现由于不平等条约与关税制度之束缚，中国工业不能发展。但这不是说，中国工业在此种情形下绝对不能发展。正如在封建时代，不顾封建的桎梏，近代工业仍有相当的发展，在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时代，轻工业仍有进步可言。在实际上我们看上海的工业，假如以一九二九年为一百，则一九三〇年之发展为：
烟厂130纺织厂120制帽厂130
橡皮厂250纸厂110肥皂厂及其它115
此外，中国现时也可以制造电气马达，电风扇，电灯泡，印刷机等。至于第二次革命后城市人口之增加，各城市中（尤其上海）建筑业之活动，尤为显著之事实。正因为此，我们才可以说资本主义之生产力与中国现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只有靠革命来解决。
但有人偏忽视了这种矛盾，即帝国主义主要藉关税制度在中国生产力上所加的桎梏。他们忽视中国经济之特质，即半殖民地的经济，不看整个情形，将一二工业部门的状况夸大做出离奇的结论，分明应当指出中国工业发展之迟滞的倾向，却大吹它是“突飞猛进，令人惊诧”，“中国轻工业的发展，……无论在那一部门都是长足进步的趋势”，“纺织工业的发达更是急剧”（均见严灵峰著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单就纺织机器说，一九二一年之进口固为二千六百万两，但一九二一年以后每年都是下落的（见上表）。在战时与战后几年繁荣起来的工业，如我们以上所述，在近几年来都衰落下去了！因此更尖锐地提出民族问题。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用是：绝对地阻碍和相对地促进中国生产力之发展。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上说，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帝国主义在华设厂，在一方面说，是增加中国工业化的成份，但是它妨碍中国工业化的作用更大。它在中国所享的特权及其在工业中显著的压倒的优势，使本国资本放弃与他竞争的意念（当然这是就多数的情形说），而投资于土地，公债，高利贷等等不生产的方面，无孔不入地吸取人民的血液，或者存放在外国银行供帝国主义的利用。试看广东的华侨每年由海外汇回故乡六七千万元，大部分是投资于土地，现在的党国要人，也有在广州，南京购买土地，待地价之涨以取利的。土地投资愈众则竞争愈烈，竞争烈则地价愈涨。奉直战后，奉票跌价，官吏商人均争先恐后的购买土地，十年以内（一九一六——二六）南满谷价涨四倍半，田价几涨十倍。难道这些党国要人，官僚，商人，不知道振兴实业，提倡国货吗？这是因为他们不敢侵犯帝国主义，只知得过且过的苟且偷生。然而人民在这两重剥削下之痛苦则更难忍受了。
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已使中国无形中被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中国境内各部份之相互关系反不及它们与各帝国主义间关系密切与依赖之深。例如，东三省对关内贸易为一万万九千万日金，对日贸易则为三万万日金圆。日本在东三省的投资为十五万万。广州的交通与金融均依赖香港，云南依赖法国。这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地方性的，依赖帝国主义的，即使张学良在东北不大服从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过是改变得倾向美英帝国主义及德国而已。资产阶级分裂为地方的，相互冲突与公开战争，中国统一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没有可能。一年以前我曾说过，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举行对外战争，所以不能统一中国（见拙译恩格斯著“革命与反革命”之序言）。这次辽吉事变后之资产阶级的态度，完全证实了这种预断。
中国的不统一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之直接结果，它在中国经济发展上的影响也很悲惨。政府在平时的苛税杂捐，官僚勒索中饱，币制与度量衡之不统一，以及在战时之破坏交通，征发车船，军队供应，无数生命财产之丧失，不仅使工业发展的前途狭隘，而且农业的破坏也是可惊。中国的小麦，上面已说过，从一九二三年起变为入超且逐年增加。中国的米在一九二三年人口九千八百万两，一九二七年占入口之第二位，一万万七百万两，其余的年份亦常在六千万两以上。棉花自一九一九年以来，年年产额减少，盘旋于六七百万担之间。一九三〇年进口美棉印棉为二百五十万担，已为进口外棉之最高纪录，但是一九三一年上半年的进口棉已达三百四十五万担，值一万万三千二百万两，居入口货之第二位，为历年之最高纪录，预料下半年进口棉必较上年为更多。水旱灾荒与战事年年摧毁农业，即毁坏工业发展之国内市场。工业之“长足进步”系于社会秩序的安定，但是在第二次革命后的社会秩序安定了不过一年（一九二八——二九），马上又被屡次的战争，“剿赤”，灾荒与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所破坏了。此外还有生丝，豆类，茶，桐油出口之锐减或停滞，影响到农民之失业与破产。
严灵峰君全然不了解中国经济之特质。他指出在中国经济中，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这是对的。但是他却走到与史大林派相反的另一极端。如他说：“帝国主义……促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更趋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见上引书——九三页），“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势力扩大，封建和半封建的基础崩溃愈速，军阀失去封建制度的根据而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他们所充分的役使”（一二六页）。严君的错误便是不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即死亡的资本主义之时代。在十八九世纪我们看见资本主义是向上发展，在各国的作用诚然是使“封建和半封建的基础崩溃”，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向上发展整个说来，是不可能了。它不能提高工农生活，虽然有个别国家的经济向上发展，这就牺牲别国的工业陷于衰败。它在殖民地的影响尤其是破坏多于建设。帝国主义统治了中国三十余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发生在大战期内其统治松懈之时，其余的时候是受其钳制，这是我以上所述的事实对于严君理论之第一批驳。第二段话如果说是描写中国现实的经济行程，则显然的不正确。第一，我们不能说中国现代的军阀根据于封建制度，因此它亦无所谓失去此根据，此点留在后面再说。第二，中国的军阀是妨碍资产阶级的发展（战争，苛税），不是供它“充分役使”因此他们的冲突常是违反他们的意思给革命以爆发的机会（如一八四八年法国之二月革命）。如果严君的说法是对的，则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利害一致，只有对工农的矛盾，他们中间矛盾没有或不重要了，中国革命当然不是在民族民主的基础上而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爆发了。如果说，帝国主义只是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反动的”（166页），为什么小资产阶级也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成立联盟，和领导后者的革命政纲是怎样的？是说小资产阶级应当拥护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吗？还是说无产阶级应当联合和领导小资产阶级力争国家之独立与自由呢？照前一种说法，共产党不足畏，“中国的产业落后，没有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说，无产阶级自己的政纲不能激励小资产阶级受其领导。这正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法国农民不拥护巴黎无产阶级，以致革命失败的情形。如果照后一种说法，这本是过去革命的道路（虽然领导错误），但必须推翻严君的理论：帝国主义和军阀都不束缚而是“促使”“推动”帮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供其“充分役使”。（虽然严君在该文中也说到中国工业不能痛快的发展，不能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受到不断地国内战争的破坏，然而他认为在这些情形下，“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蒸蒸日上”所以不改。变他的基本观点。）
我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是摧残而不是帮助资本主义之发展，这在严君或者认为是与史大林派一致，确实在这一点，我不仅与史大林派而且与资产阶级的各派一致，因为这是客观事实的认识，这完全不妨碍相互间斗争之不可调和。至于严君在这点上却与帝国主义者一致，因为后者常常夸他开发中国的功劳。
假使我们不是人道主义者而是物观主义者，我们应当认识革命的爆发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中国资本主义之不能发展，是因为没有国内市场，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陷大多数民众于异常贫困。国内市场狭小，连日本人在中国之纱业亦不发达，他们说“纺织业发展速而需要不相应”。又如武汉最雄厚的企业为纱厂，因种种不良的特殊影响，确有欲罢不能之苦，其一原因是“本年（一九三〇年）因销场各地既有匪共滋扰，而川湘又复多事，以致交通阻隔，即制成纱布又不能及时脱售，……复须向银行抵押，重认息银”。华商纱厂一九二七年的宣言说明纱业的困难是由于“内战不已，人民生计已穷，购买力薄弱，销路阻滞，苛税繁兴”或者有人认为没有国内市场，大多数民众失业贫困，这是全世界各国（除去苏联）的共同现象，何以中国的革命便与先进国家的革命不同？我的回答是：这只是说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的时代，革命的条件都成熟了。但是革命的直接任务都完全不同。先进国家的民众失业是工人的失业，是生产过剩以后的失业；工人阶级取得政权，革命的直接任务是生产工具社会化，废止私有财产，实行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落后国家的民众破产与失业是农民与小手工业者，是由于生产不足，革命的直接任务是如何打破生产力发展之束缚，即撕毁不平等条约，分土地给农民。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坚决勇敢的这样做，所以得到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之拥护而取得政权。所以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容易建设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十分困难，必须得到先进国家的国家帮助。倘若我们混乱了这种分别，不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与参加革命的各阶级之要求与利益，而以为只须用社会主义的口号登高一呼，四方响应，这种人只是唯心主义者，他的领导只是断送革命到失败的路上。
四中国现在有没有封建势力？
我们承认主要的是国际帝国主义阻害中国的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但是问题在此地还没有完结。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军阀制度，官僚阶级，土豪劣绅，商业资本，高利贷者，这些阶层的结合，亦是阻滞社会进步的势力。但他们却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他们对帝国主义权力表示无抵抗，至多是“以夷制夷”的抵抗，帝国主义亦维持他们整个阶层，不是破坏他们。这些是什么势力？大多数人说他是封建势力，他们是封建势力么？
普通所了解的封建势力是指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特权阶级——诸侯，贵族，领主等。可是中国因为土地买卖自由，这一阶级早已不存在了（如革命前的俄国，领主的土地不是从卖买而是从世袭得来，所以显然是封建势力）。政治上的封建势力在推翻满清后即不存在。所以如曹银，黎元洪等都可以做大总统。
照史大林派的意见，现在的地主阶级是用的封建势力的剥削形式，所以称他们为封建势力。不过史大林派的不能自圆其说。比方，刘梦云君在本志第四五期合刊上的一篇论文，是站在史大林派的立场，承认中国有封建势力的。在他看来“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中国农民实行封建式的剥削”，因此是“乡村中的封建势力”（见刘君论文六十一页）。他又举出“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在东三省利用它所有的种种特权，用高利贷放款给贫民，强迫农民给它做苦工（实际上这与封建时代的徭役无异），使农民不能自由行动，把农民变为它的奴隶”（见同页）。他又举东三省的例，指出“钱庄，粮栈，当铺及杂货商对农民作种种形式的高利贷，所获赢利以月计之为十分至三十分”（见五十九——六十页）。他又说“中国民族资本家不能在工业方面立足，以至把资本拿来购买土地，收租过活，一定是因为在乡村中间他可以更利害的剥削农民”（五十二页）。照他的这样说法，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帝国主义者（东洋拓植株式会社），钱庄，买办，民族资产阶级一律都是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中，很多的地主，同时就是商人与高利贷者”（五十三页），“每一军阀，往往自己就是地主，就是买办，就是商人与高利贷者”，这正表现地主之资产阶级化，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领主，而刘君却认为这是封建势力，他理想中的资产阶级究竟在什么地方和是怎样一副面孔？
虽然刘君在其论文中六十五——六十六页盗取托罗斯基反对派政纲的意见，指出中国资产阶级之地方性，“军阀当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注意：却不是“封建地主”利益的代表者），然而其整篇论文是指出封建势力在中国占优势。其实军阀既已做了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者，便只有民族资产阶级占优势。刘君的本意是在指出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但是他一走进实际生活，所举的例子，都是“封建势力”到处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失去其对立的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之异常流动性，可以任意投于工业，商业，土地，高利贷，不象欧洲过去封建贵族之与资产阶级是土地与流动资本之对峙。“封建势力”只是各派系资产阶级在争斗时互相对骂的一名词，史大林派不去阐示真理，反从而和之，使民众认为他们要反对的是“封建势力”，对于资产阶级都抱有幻想，更易受资产阶级的欺骗。
我们认为中国现在不是一封建社会，而是一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其落后关系，所以“封建与半封建关系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其发生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封建时代所遗留的，一部分乃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农村人口过剩，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影响而新形成的”（托罗斯基）。这是说，资产阶级承继着封建时代的剥削形式，等于“南洋群岛荷兰资本家对于中国猪仔的剥削”是采用的“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剥削”形式一样。这样的剥削在落后国家岂仅限于农民与一般人民，资本家对于工人何尝不是榨取超剩余价值呢？
由此，史大林派的经济分析重在阐明：“凡用封建剥削形式的，均为封建势力”教条。有一位伯虎，在他的“中国经济性质”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因为受帝国主义协同军阀买办豪绅地主的压榨，现在全盘经济，虽然各个别部门有些进展，但是的确处在停顿和破坏的状态之下，农村里尤其厉害”（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二期八八页）。这句话言外之意即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被压榨者，不是压榨者，其结论当然是说他与工农平民群众有共同的利害。一等资产阶级间之对骂重新发生而且激烈化时，史大林派即在群众中为一派的资产阶级做保人，说它是进步的，反封建势力的，反帝国主义的，主张与它暂时的联合，即是重演过去联合战线的历史，重进资产阶级所安排的圈套。这便是史大林派理论之逻辑的结论。
五中国往那里去？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国内没有遇着何种障碍，故能有长足之进步。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改良，如象废除藩禁，统一税制，取消苛税杂捐，丈量田地，日本在维新以后几年即实现了。至于在中国，废除厘金，丈量田地，统一币制和度量衡，这些要求几十年来经朝野人士之热烈提倡，至今仍然不能实行，所以我们的产业状况在今日是可怕的落后。我们再看俄国，它的历史虽然表示它是社会进化很迟滞的国家，但在一八六一年解放农奴以后，开始国家经济发展之一新的时期，其特色为“自由的”劳动之市场迅速的形成，铁路网之狂热的发展，海港之创立，不断的吸收欧洲的资本，工业技术之欧洲化，信用贷款之息低和容易，股份公司数目之增加，采用金本位，剧烈的保护主义和国债额之大量增加。这样，中国又不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俄国（铁路网，信用贷款之息低和容易，不断的吸收欧洲资本，金本位，保护主义等）。在俄国仅是土地问题妨碍资本主义之前提，在中国则土地问题以外，还有民族压迫，比土地问题更为酷烈。
中国在资本主义侵入后的历史充满了战争与动乱。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经过了两次革命，满清因为不能适应欧洲的政治经济以改造国家，被人民推翻，承继它的北洋军阀以后也成为革命的对象，承继北洋军阀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对于建国任务也表现其无能。至于在清季与民国之间的南京政府，在北洋军阀与今日南京政府之间的武汉政府，却可称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之开花时期，可惜不能结出果实。它表现得更没有创造能力，只有动摇，妥协和终于将政权让渡于大资产阶级。
这样中国的历史已将其社会各阶级（除去工农阶级），都试验过了，无论它们主观上如何努力于富国强兵，振兴实业，它们并不能表现成绩，因此不能长久地掌握政权。因为它们没有一个能扫除那振兴实业的障碍——帝国主义，恰恰相反，它们都在帝国主义的前面屈服，同样成为发展实业的障碍了。中国的上层阶级已为长期的商业资本主义所腐化，极端的自私与个人主义，轻视理想，好货贪财，没有社会的监督。所以官僚的刮地皮，吞没公款，已为一般人所认为当然，每一公共事业尚未开始，它的款项早为当事人所中饱（如川汉路）。中国的上层阶级永远没有把国利民福为前提，即令有特出之士，清廉有为，但是“好货币永为劣货币所排斥”，他们或者被同化，或者被排斥，更表现出中国的改造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阶级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之能实行改良，能实现上层革命，便因为那时的统治阶级还有中古武士道的精神。至于中国的有产阶级则已经腐烂了，没有远见，没有创造能力，只是寄生于社会之上。对于工农之反叛，他们才表现是一整个阶级，在其余的问题上（对帝国主义问题，对中国之建设问题），他们中间没有一致的意见。
中国往那里去？这一问题将受决定于中国各阶级的行动及其努力方向。在这次辽吉事变后我们更看出它们的将来。在这次事变中，统治的军人表示其不抵抗，“逆来顺受”，求援于帝国主义之集团以抵制最横暴的帝国主义，更进而准备将中国的土地部分的送给帝国主义共管，以图一时之苟安。他们努力的方向是压榨中国人民，不用说，是杀鹅以取其蛋式的压榨，毫无保育的方策。
正如统治的军人之仰赖而又不满于国际联盟，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样是仰赖而又不满于本国统治的军人。资产阶级对现政府之中日直接交涉的尝试，锦州中立区域及国际共管天津之提议都是反对的，但是除了消极反对以外，还有甚么更积极的——而且也不会有——主张呢？抵制日货，此次因为资产阶级所发动，但它们因不能长期忍受不卖日货之牺牲而时时有取消抵制的趋势。对日宣战也是资产阶级能说而不能行的。我们再就这次抵制日煤声中胶济路运煤加价之事看来，一方面固然是现政府无意于保护本国工业，但另一方面，这一与资产阶级切身利害悠关的问题，仅唤起上海资产阶级（市商会，航业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丝厂业同业公会）之要求“将加价案暂行保留”，而非要求其根本取消，完全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之地方性，不顾整个自己阶级之利益。
地球绕日，月绕地球而行，中国的资产阶级拥护现政府，现政府则视国联及一般帝国主义（尤其美国）之意旨为从违。他们中间虽有矛盾，冲突，排拒，但无论如何不能逾越这一轨道。虽然资产阶级将来有向左的盘旋和反帝国主义的姿式，但是到决定的时机仍会与现存的势力妥协。今日的马占山能与日本开战似乎是一个例外，这因为他的社会背境比较简单，非如关内各地阶级矛盾之紧张。正如作者在本志第七期所指出的，摩洛哥的酋长能与法国西班牙帝国主义决战。至于印度的资产阶级却只能对英实行不合作和非武力抵抗。如果中国的统治阶级人人能如马占山对日作战，中国在资产阶级之下即可以实现统一，走上立宪政治的轨道，取消军事独裁，开辟资产〔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做呢。
这一切指出，中国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无力抗拒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天天的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即印度的道路。这当然不是说整个中国变成一国之殖民地，而是说，列强将中国瓜分以后的经营。日本在这一道路上，已猛着先鞭。
中国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有与之俱生的同伴——无产阶级。他们受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痛苦比资产阶级所受的要大得多。他们能够坚决勇敢的反对帝国主义，力争中国之独立与自由。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中的小市民之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即因其为除了身上的锁链以外，没有别的可以损失的阶级。他们反帝国主义胜利，即铲除了防阻生产力发展之最重要的障碍——国家之不统一，苛税杂捐，关税不自主，高利贷与重租，等等。他们对外将实现国外贸易独占，以防本国必需的原料输出国外；和非必需之奢侈品输入国内，对内将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将全国各部门的生产通般〔盘〕筹算，互相调和，维持其间的平衡，不致因生产过多或过少引起经济危机。如是国家经济方有长足进步，追踪先进国家之可能。这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亦即苏联的道路。
中国的前途，在这两极——印度与苏联——之间，或者有人认为有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之可能。这一计划已提出了十余年，在今日的中国，这一计划之实现，仍是如提出时候那样的辽远。这不是无故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必须先假定各帝国主义间没有冲突，这一假定在实际中即不能成立。即使是帝国主义个别地投资开发中国实业，亦必须中国政治之安定。中国从过去到现在不能如俄国之不断地吸收国外资本，便是缺乏这一条件。在不断的内乱之状况下，中国的经济只有衰败。在我们以上所述的两极之间，我们还可以想象帝国主义借一笔巨大外债给中国政府，以修筑铁路，或整理币制；或者它以资本直接开发中国。但我们重复的说，帝国主义这种投资的条件还不存在，中国太分裂了，还没有一为全国资产阶级所信任的政府。未必中国还需要一次失败的革命，打破一些国内国外的矛盾，使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感受着他们有被革命灭亡的威胁，因而从事于建立一较有力量的中央政府，以接受国外的投资么？
中国的经济目前已陷于死路，如果需要革命的推动，才能前进，那么这一革命有其自己的逻辑，尤其是我们全国的民众不应忽视它的逻辑。
中国的积病太深了，非用极猛烈的药剂或手术不能医治，零碎的改良是无效的。资产阶级的因循萎靡，不唯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问题的本身，他们也不敢提出来。客观的形势已指出：无产阶级值日换班的时候已经到了。
六革命性质与政权问题
除了那些极少数的人，利于保持现状以外，大多数群众都认为革命是他们的出路。革命再也不是少数野心家煽动的结果，而是民众为了迫切要求改良自己的生活激起的直接行动。这是因为当权的资产阶级一点也不能改良。依过去历史的经验，革命虽然失败，也可以引起改良。在中国，革命的威胁却不能使统治阶级让步。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流了无数农民的血，关于土地问题，我们看见仍然是维持现状。麻木疯瘫的资产阶级似乎不愿有任何动摇现状的行动。他们之衰朽无能不能解决本身任务，与压迫民众之凶很是互相辉映的。
但是在革命运动中有一种幼稚意见，认中国现在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它已成为革命之对象，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下次革命一开始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样机械的划分上一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下次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见，是很错误的，与实际行程全不相合。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即是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虽然资产阶级自身有时也变成了这样的障碍，而在被肃清之列）革命最初的爆发，仍不脱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范围如反抗日本之占领辽吉，反抗军事独裁，要求民主政治，农民要求土地与取消高利贷，工人要求改良自己之生活。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之上，发展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间之斗争：资产阶级的代表者说，这些要求是民主主义的，应当由资产阶级的政权来解决，但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者列举出过去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历史，而断然拒绝拥护资产阶级，主张独立地完成民主任务（当然不限于这些任务）。但是无论如何，这不是资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代表社会主义直接夺取政权的争斗。
如果单纯以推翻君主专制或封建势力为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之标准，则从一九一一年以后已经没有民主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因为依照我们的分析，北洋军阀并非代表封建势力，不过是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代表土地，剥削国库之银行）。更就历史上说，法国大革命已算彻底毁灭封建势力了，但马克思仍称一八四八年二月的法国革命为民主革命。以推翻君主或封建势力为民主革命完结，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标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者认民主革命的完结是在资产阶级能和平满足其要求，勿须走到革命的阵营利用群众的时候。他们只是在一八七〇年以后才宣布欧洲的民族革命时期已经完结。这与那种机械论者说中国资产阶级已取得政权，民主革命已经完结的意见毫无共同之点。
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断革命之主张者。当革命起来，旧势力倾覆，新政权起而代之之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即宣告革命已经成功，已经完结，破坏时期已经过去，建设时期将到来。这样的声调在每一大革命之初期都可以听到。不断革命论者却回答说，革命没有成功，没有完结。资产阶级的政权，虽是最急进的，亦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土地问题，他们要求革命之继续，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才能圆满的解决这些问题。由此，无产阶级革命是从未完结的民主革命中生长出来的。
中国今日的社会是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它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是买办资本主义。继之而起的应当是民族资本主义，可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太不争气，太无出息了，打倒帝国主义的任务，它不能领导下层民众来完成，必有待于下层民众自觉的独立的努力。无产阶级政治上比资产阶级成熟得快，当资产阶级目光尚不出地方的利益之外时，无产阶级已为自己提出了全国的任务。这使我们有理由说，中国无须经过民族资本主义，可以由买办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换言之，中国可以无须经过如欧洲各国那样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独立发展，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之时期。国家之这种跳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发展，必须有一条件，即是无产阶级与下层民众，脱离教条主义者的影响，为民主主义进行勇猛坚决的争斗，才能走向政权。
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的夺取。象过去那种“四阶级的联合政府”的谰言，在下一次革命中已不能成立了，革命已经超过了这一阶段。将来革命中争斗最剧烈的，当然是工农民主专政抑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革命？让我们重复的说，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之直接原因，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是为要彻底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土地问题。
“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公式在俄国实现于一九一七年由二月到十月的克伦斯基政府及两重政权，这一实现充分表现其没有力量解决人民的问题，而只是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一座堡垒。在中国的将来，他也不外这种作用：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积极进攻时，作资产阶级的救命圈。所以改组派的份子革命情绪最高昂时也不反对这一口号，他们也提出“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也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之条件不成熟，先须经过民主专政然后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史大林派所谓的工农民主专政，他们所着重的是与农民的联合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抑工农民主专政，这两大倾向之争斗，无疑是由于两派对农民独立作用之估量不同。史大林派，认为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占大多数，不能实现一个阶级的政权，或者说在最初一阶段不能实现，而必须留待以后的转变。他们的纲领中规定这需整个的时期。究竟农民是否能独立领导自己的革命，我们姑且拿中国眼前的事实来证明。无论史大林派如何吹嘘，说江西的农民战争是受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吹嘘不是现在开始，他们不是也空喊过上次的革命已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么？），实际这是农民游击队脱离城市的领导，自己进行的战争。史大林派在城市写标语说“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也就是间接承认这些城市的工人没有领导着“红军”与“苏维埃”。
刘梦云君在我以上所引的论文中说“在中国有些工农民主专政已经成立的区域，地主的土地已经完全没收，而且已经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七十五页）。这样承认现在“红军”区域是已实现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区域，尤其值得我们去研究最近一次工农民主专政的内容与其施设。我说最近一次，因为上一次武汉政府亦被史大林宣布为走上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他的成绩已为众所共见的了。
我所根据的是史大林派自己的报纸，在他们的报纸上关于红军区域的情形从去年到今年有以下的纪载：
“现在苏维埃区域有不经过群众会议而仅由少数群众领袖或红军领袖委派的苏维埃政府，和资产阶级式的限制群众选举等错误现象”，“只是闽西与赣西南彻底的实行了土地革命的政纲，此外，有些区域仍然实行得不充分，甚至于完全没有实行，有些地方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并不彻底的去分配土地与消灭地主阶级”，“有人以为某处的地主并不反革命……又有人以为某处的地主是革命的，是苏维埃的积极分子，所以不能没收”。“富农阶级在苏维埃政权中把持”，“或者将地主驱逐出去而将土地归上层领袖所得”（以上均见去年上季（一九三〇年）出版之红旗三日刊第九十七期）不经过群众会议选举的苏维埃，已不是苏维埃，分土地不彻底的流弊更足以证明农民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我们再看闽西和赣西南土地革命已彻底施行了的区域的情形：
“闽西苏维埃：农民很多武装停留在地方性的赤卫队手中，不能自由集中调度。客观上需要筹集款项助军事的扩大发展，亦因为怕农民误会，不易执行……他们为要解决经济上出入口商品的困难，常不免对商人带浓厚的妥协倾向。他们不但公布保护商人，并且完全豁免商人捐税的负担（农民还要缴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自然更不会有派款或征税的事。他们对商人自由抬高物价亦没有取缔的办法……甚至于有时候还做出要限制店员工人经济斗争的事情”。（红旗三日刊第八十七期）
至于在赣西南区域的朱毛，与商人妥协，出示保护商人，也是事实。
我们在史大林派的刊物中常看见反对苏维埃区域的腐化与右倾等字句，可是这种腐化与右倾从去年到今年并不减少。今年三月八日出版的“党的建设”关于湘鄂西苏维埃区域的情形说：
“赤区的同志，大多数腐化，官僚化和右倾了，他们觉得政权已经取得，没有什么事做，整天里只是找爱人打午火……等等。……苏维埃政府负责同志多不能解决群众实际要求，同时富农占三分之二，委员大多数官僚化，以致群众不信仰苏维埃，并有呼委员为老爷者。……因为群众不认识苏维埃，所以赤区以内还潜藏许多反动份子，而苏维埃对此亦没有办法。……这些现象不仅鄂西苏维埃区域内是如此，即在过去现在的赣西南也有同样的现象。”
由此看来，所谓工农民主专政，在实际上变成富农，商人，官僚份子对贫农，店员，工人的专政，已由史大林派自己供出。本来这也是农民暴动不得城市援助之自然结果。太平天国的洪杨在最初发动时也是农民暴动，到长江后有游民无产份子混入，大杀大抢，为人民所不满和害怕，在到江浙后，对商人极妥协，为江浙的商人所歌颂。李鸿章于攻下苏州后曾发大财，因为从前附太平天国的人，那时都因畏罪而向李鸿章送钱。在江西等处，我们看见，最初也是贫农等联合，起来推翻了豪绅政权，没收土地，与官军抗战，但是一等他做完这些工作以后，抬头一看，他发现上面是富农骑着他，第二天又增加了商人，第三天自己的上层也变得官僚化，做富农和商人的工具。农民政权即是这样堕落与腐化的。假使朱毛等能占领长江流域（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因为帝国主义的力量现时强大得多，又无城市工人的积极参加）也不过是于占得大城市后即与商人妥协，蹈洪杨之覆辙。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命运将如此可悲地终结。
实在工农民主专政之为一政权形式，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列宁在参加俄国革命之前，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在一九一七年他自己就抛弃了。现在没有出息的人，不去消化历史事变之教训，只去咀嚼列宁所认为已经陈旧的公式和章句。
他们所根据的，即是列宁说过，“两个政权的阶级来源及其意义……就是在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不但废除了沙皇帝制，不但把政权转给资产阶级，并且还往前达到了工农民主专政”。不错，列宁有时也说工农民主专政实现于两个政权中，但我们能说他为了实现它而奋斗十数年的工农民主专政竟是如此可怜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拥戴资产阶级的一个两重政权吗？不是的，列宁从前为它奋斗的民主专政，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不是这种不成形的两重政权。他那时告诉他的反对者，仿佛说，我们所要的工农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再没有比这更高的民主专政的形式，我们应当丢掉这公式，进而为无产阶级专政争斗吧。
记得刘芦隐先生一九二八年在中央半月刊所作之“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曾说过，中国第二次革命中，史大林所代表的是列宁的路线——工农民主专政，托罗斯基所代表的是马克思的路线——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误解，虽然是一有卓见的误解。史大林与托罗斯基在一九二七年对于中国革命所用的是同一政治口号——工农民主专政，但已有不同的内容，这在革命失败后两人所得的教训完全分歧更可看出。史大林仍留恋于工农民主专政之公式，托罗斯基则进而抨击此公式为反动，公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实在列宁的路线与马克思的路线没有对立和冲突。列宁在俄国革命中，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所用的是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虽然与马克思的说法在字面上有出入，但列宁从来是以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争领导权和不可调和的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之内容充实此一公式。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正式抛弃此一公式，无非是抛弃一个空壳。托罗斯基在俄国革命中之立场在字面与精神上都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即是他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途。所以当列宁一九一七年抛弃他那旧的公式时，加米涅夫等人即说列宁变成了托罗斯基主义者。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后，在其公开的演说和文章中常常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专政，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他在一九一九年说：“当我们中间有人说起‘民主主义的专政’企图用这名词代表好象更‘坚实’的东西时，这已是全无意识之举。从历史上我们异常明瞭的知道，民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没有别的意义，只是惩罚暴动的工人。”（全集，第十六卷，一四一页）当越飞在一九一七年以后问起列宁：“一九〇五年，你和托罗斯基到底是谁的对？”列宁回答说：“是他对，而不是我”。不论在革命以前二人如何互相攻击过，但是他们在一九一七年及以后的亲密合作，对根本问题之完全一致，列宁之信任托罗斯基至死不变，向政治局推荐托罗斯基继承他在苏维埃政府中的职务，这些都是暴露史大林派伪造历史——说有反列宁主义之托罗斯基主义存在——之罪恶与卑劣。刘芦隐先生站在外面的猜测之错误是不足为奇。但是我们怎样说那些史大林派———他们根本不愿了解俄国革命的历史与列宁的文字呢？
一年以前共产国际的领袖马努易斯基发表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说，“中国的革命民主专政必须坚决的没收属于外国和中国资本的企业。”没收中国资本的企业？这样，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分别？为什么还用民主专政的口号来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对立？这一口号被保留着不过是在人们脑中散布混乱的种子，教人家莫明其妙而已。史大林派一时说，由民主专政到社会主义革命须经过许多推备阶段，一时又将民主专政说得与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没有分别。象这样自己就没有一贯的理论，如何说得上领导革命？
中国只有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没收中外资本的企业，大工业国营，提高农村经济，因而提高其购买力，实行有计划的生产，维持农业与工业的均衡，使中国的经济大踏步的往前进，以一洗中国落后之耻辱，以追踪先进国家之发展。这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中国的生产愈衰败，资产阶级愈无能，则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恢复全国经济的任务愈重大，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民主的革命愈紧密的连系在一起而不能分开。中国无产阶级之夺取政权，不仅是解决一阶级的任务的问题，而是中国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系了。
七结论
我在上面对于中国的经济及其前途作了一种稍详的分析。我的任务只是想基〔根〕据客观的事实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其出路。我只是想用科学的方法发现客观的真理。但是在这充满了成见的阶级社会，从Galileo的地动说被罗马教堂所仇视以致Galileo受压迫摧残，以身殉其学说以来，真理在最初常常是不容易被人承认的。但我们的责任是更要使真理通俗化，以推动社会的进步。“思想深入到群众中时，即变成权力”。革命虽然常是为统治者所不满，但是有明瞭政纲的革命常是缩短社会的痛苦，是有理智的人不应反对的。统治者既然把国家糟踏到如此田地，假如不抱“宁赠外人，勿与家奴”的心理，应当让位给别的阶级解决他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以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了。至于这篇文章不过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之初步尝试，极顾读者对它怎给以指示和批评。
十二月十一日，上海。
（录自《读书杂志》第2卷第2、3合期，1932年3月1日出版）
[1]据王学文同志讲刘镜园即刘仁静。——编者。 |
中国社会史短论（节录）——王宜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社会史短论
（节录）
王宜昌
现代社会的解剖
我们为表明自己主张的研究法，我们在这短文便抹去了叙述法这科学方法，而以研究法作为叙述法了。所以我先说现代社会的解剖。但在小段中，仍不能不用叙述法的。
我们怎样解剖现代的中国社会呢？历史的唯物论要求我们先从经济着手，而同时，Dialecticalmethod则要求我们观察全体的运动，把握自身的运动。所以我们便要把握着中国社会自身的运动，而观察中国经济。在我们底感性的直观之中，我们看见大量的商品之交换及其生产。从这商品底分析中，我们便可看见价值律底完成的发展，和商业欺诈底渐次衰颓。看见剩余价值之直接由资本家榨取这种发展，和剩余价值之由经济外的强力剥削之渐次减少。看见平均利润率之渐次形成，和重利底渐次消灭。看见地租之货币的转化。而在工艺学技术学或物的生产力方面，我们会看见火车轮船电信飞机的交通，我们会看见大机械铁木机械的工具。在人的生产力上，我们会看见Proletariat底形成，和过剩人口，流氓底存在。自然，我们是不能否认资本主义的存在和正在长成了。
我们追迹这个长成的历史，则大量的商品交换盛行于中国社会中时，是大约在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此后中国经济中有巨大的勾结着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活动着，而又盛行着巨大的经济外的强力剥削如厘金，赔款等。这是外来的历史作用于中国经济之中，而构成了中国经济中底一种因素，在中国传染起资本主义来了。从军用重工业到轻工业的发展，铁路投资的发展，兴起了许多地主性的资本家。到欧战后，商业资本家多了，而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后，充分的动荡了守旧的农村，产业资本家更抬头起来。资本主义的洋华的对立在此是不须的。
在现代中国社会，从政治上来看时，则它适应于经济的发展。首先，在大量商品的流动时，动摇了农村，而暴发了无数的农民叛乱。同时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侵略而武力侵略以至文化侵略了来。工业的发展中，立宪的帝制在准备着了。而地主性的资本家的不满，会推开了朽腐久了的满清皇帝这天灵盖。商业小资本家和其相应的军阀政治，欧洲十八世纪君王式的军阀政治，在欧战中兴起来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洋华资本主义的竞争才充分地表明了。统一的政治，将随着交通技术的增进而渐次完成。
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则家庭生活，由家族主义的大家庭而转变到个人主义的小家庭了。道德由家族的连带的感情，而转变成商品的金钱计较了。宗教则儒佛道糅杂的多神拜物教，转化成无神的，和信仰超越的上帝底基督教了。教育是从保守治术的科举，转变成为教授专门智识，增进劳力这商品价值的学校了。
在社会心理上，现代中国社会中，是把过去的一切顺天由命的感情打破，而代之以投机进取了。他们好似商品是流通着一样，他们是活生生地活动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初是有富国强兵的思想，继着是商战军国民的思想，再后是国民革命的思想，而到现在是和平统一的思想。在学术上所表现的是，在戊〔戌〕以来的输入资本主义文化，在五四以来的对过去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在五卅以来的新文化的输入，和现在底文化的批判。
从这种种方面，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专制，而却带来了军阀的过渡期的专制。五卅以来底国民革命，第一在统一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而第二在于排斥国外的洋资本主义。但虽然在政治上在经济上，不能用民族来排斥尽了国外的势力。但在经济结构上，中国是无分乎洋华资本主义的，而是以资本主义这生产关系统一了洋华的民族和政治的对立，中国底主要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无分乎洋华的），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正在完成其国内市场的统一。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了。
单就中国本身说，中国底资本主义是正在完成其国内市场之统一，是幼稚的。但是资本主义是由国际贸易而来的。而且现在世界经济，是早由国际贸易时期而进展到世界市场。中国资本主义已渐次地卷入世界市场之中，一切必需品，也要靠国际交换来维持，而且也输出制造品了。世界资本主义之达于其最高阶段的，停滞的，没落的帝国主义。由此，也大有影响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未来命运。
自然，我们不是说中国只有资本主义经济，而没有其他经济之存在。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是历史的产物，过去历史的种种遗迹，是必然地存留于现在社会之中的。但它不是以本来的形式而存在，而是受支配的生产关系底支配，变了形“染了光”的成为被支配的生产关系了。这种被支配的生产关系，是正在历史的没落过程中，无足轻重的。
中国现代社会中，因为资本主义是正在完成，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制度自然是存在，而且是庞大地存在的。它是庞大，但它是腐朽了，是没落了。它底反动是必然有的。但是它底物的生产力是终于要使它没落了的。奴隶制度更是包含于封建制度中而存在着，如奴婢制等。而原始社会，则从宗族祠堂，从僧侣食堂而表现了。
“批判的感情是激情，批判的本质是摘发。”我们来看看人们的争论好吧。
Dialictical〔Dialectical——录入者〕method要求我们观察事物底运动，观察事物底不但由过去之发生到现在底存在，而且要观察他未来底发展和没落。即是不只要我们看着过去和现在，而且要紧的是把握着飞扬在空际的未来，把未来的结果拿来完成这事物底本体全体，同被观察着。但可惜人们在争论中国现代社会底时候，只把握了已存在的，而未把握正生成的。只看见过去和现在，而没有看见将来。例如陶希圣便只看见中国封建政治及上层建筑底存在，新思潮派便只看见中国封建经济底庞大的存在，而没有看见它底没落，和资本主义底正在完成。这种将事物静止化，凝固化。只不是观察实际，而是在头脑中虚构中国社会史了。
在纯粹的经济分析上，不能很随便地混淆了上层建筑物进来。所以说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中底生产关系时，只有从经济上去看已存在的是否是资本制的，和其存在的数量的大小。而不能从中分别说：这是中国民族的资本，所以这是中国的资本主义。那是外国资本，所以不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只能从在中国地域内，在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生产关系来说。这生产关系当然不能分为华人的和洋人的。然而在陶希圣，朱新繁，以及新思潮派等，都在经济上划分着洋华资本主义而忽视在中国底洋资本主义。这是谬误的。
封建制度在中国是正在消灭，是变为被支配的生产关系了。陶希圣说中国封建制度早消灭了，但封建势力还存在着。新思潮派以为中国封建势力占优势，占支配地位。这无疑地是只把握了存在的封建制度。而且在其为“生产力的束缚”上，陶希圣误解为封建“制度”消灭但“势力”存在，新思潮派则误解为优势，为支配了。
人们好从帝国主义来把握中国现代社会。这在研究世界社会时是正当的。但就中国社会研究说，是要把握中国社会自身底运动才正当的。资本主义底外来的侵入，只是作用于生产力底一个外来的历史作用。在历史的唯物论中，是不能不看重这一外来历史的作用的。这一作用，加入于中国社会中，而构成中国社会运动基础生产力之一。所以我们不能从国际贸易来把握中国经济，如任曙一样。自然更不能从帝国主义从世界市场来把握中国。中国资本主义起源的答案，自然是外来的传染。但我们更要注意去解释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自发，而是外来的传染？争论的人们给我们怎样的答案呢？
这个，和追迹在现存社会中正在没落的封建制度一样，我们要追迹过去的中国历史的发展。但我们此处可以注意说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现社会的经济中心，是转移到东南沿海来，而不复是如过去之在于中原，在于西北了。
（录自《读书杂志》第1卷第4、5合期，1931年8月1日出版） |
中国经济的分析——孙倬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的分析
孙倬章
（目录略）
自序
中国过去革命的失败，现在革命陷于没有出路，此不是偶然的事情，乃必然的结果。革命的失败，由于策略的失败，策略的失败由于论理的错误。革命理论，基于经济的分析，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均不免大错而特错。或如新思潮派之主张封建经济，而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则陷于资产阶级的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由此一错误，遂轻视无产阶级革命的能力，不陷于拥护资产阶级的右倾的机会主义，即陷于农民意识的左倾的冒险主义，由这一错误的结果，以前的革命，是失败了，现在仍没有出路。或则如托洛斯基派，把中国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视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资本主义之同一的意义，忽略半殖民地的特征，帝国主义统治的特征。于是在经济上的理论，固不免有错误，在政治上的理论，尤其大错而特错。由此一错误，遂不免陷于取消主义，右倾的机会主义，革命策略上找不着出路。
中国经济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主张封建经济者，排除帝国主义而后分析中国经济，以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此种理论，只算是不懂经济问题，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知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一样，仍完全由中国人生产，由中国人消费，其矛盾点，惟在于分配问题。可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其特殊关系，在经济上较少，（帝国主义的商业，在经济上仍有重大的特殊关系）在政治上始有最大的差异。因此而排除帝国主义，以分析中国经济，以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此不能不算是荒谬绝伦的理论。
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特殊关系虽少，而在政治上的特殊关系，既然很大；倘分析中国经济，只作统一的普遍的研究，对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不加以对立的特殊的研究，在经济上固不免有错误，而在政治上，则更不免有荒谬绝伦的错误。
著者近年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对于中国革命，常欲作一番切实的研究，常觉中国工人政党，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均不免错误，由此在革命上的理论和策路〔略〕，几乎完全错误。中国革命问题，本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以著者的学识和经验，本够不上研究这等重大的问题。但所幸者，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只是革命中的一个战士，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从客观上，作切实的彻底的研究，不拘束于系统和成见。因我具有这种资格，或可适当来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补学识和经验之不足的缺点。另外，我常觉得别人错了，我自己常有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并觉得此种意见，对于革命上，是有相当的贡献。因此，才大胆地费了两三月的时间，写了约近二十万言的一本书，颜名“么样干”又名“中国革命问题批判”，共计十四章。
第一章“导言”，第二章“世界帝国主义的总危机”，第三章“中国经济的分析”，第四章“中国统治阶级”，第五章“中国小资产阶级”，第六章“中国无产阶级”，第七章“中国农民和土地问题”，第八章“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第九章“怎样估计革命高潮”，第十章“武装暴动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第十一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章“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第十三章“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第十四章“结论”。
我写的这十四章，差不多每章都与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尤其对于“经济分析”“统治阶级”，“农民和土地问题”，“怎样估计革命高潮”，“武装暴动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这几个重大问题中，更与别人有不同的意见，更觉得对于中国革命有相当的贡献。
此书脱稿已多日，惟一时筹不出印刷费，不能出版，只好暂时束之高阁，或如马克思所说“让虫鼠去批判它”，但完全放弃不理，不独辜负了我自己研究的辛苦，且对于革命，也不算忠实，只好先将“经济的分析”这一章，提前发表，请读者加以批判。
另外，还有一个声明，我对于经济分析这个问题，曾同有几位富于学识和经验的朋友，讨论了几次，使我更作深一层的研究，特提出土地问题的研究，他们也几乎完全赞同我的意见。他们以前是主张封建经济的，听说现在将抛弃这种意见，同我研究的方向前进，这也算我的研究，得了一点效果。倘他们更进一步，在政治上的理论和策略，也能采取拙著的意见，那末，在革命的前途，或更有光明的道路。
一九三一，八，二，于上海。
1．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经济分析这一问题。以前少有人作彻底的研究，现在始列入议事日程；这一问题，太复杂，太重大，本不是简单的篇幅，可以研究这个问题的。但此问题，为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一切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都建基于此问题，不先将此问题作一个相当的决定，则一切理论问题的研究，均无由着手。且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倘稍有错误，则其他的一切理论问题，均归于不正确。故对于此问题的研究，本应慎重将事，不是简短的时间和词意，可以草率从事以研究此问题的。但我所欲研究的问题，必先从此基本问题着手，故不能不先在此作一简短的研究，至于专门详细的研究，则俟诸异日。
此问题在中国近一年始有人注意列入研究的范围，此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故研究此问题者，必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中国现在对于此问题，已成立了两个判若洪沟的对立的营垒，即甲方主张中国现在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乙方主张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同处于中国之同一的客观环境，对于此同一的问题，竟有如此殊异，如此对立的结论，此不能不令人发生疑问，不能不因疑问而从事于研究，以求正确的解决。中国现在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有研究和注意的朋友，仍然对于此问题，抱一种怀疑和偏袒，或各持一是的态度，或谓中国现在当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或谓中国现在绝对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或谓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和封建经济的两种混合，同时并立的经济。除前两派外，第三派似乎他们对于此问题，尚是一种徜徉不定，莫衷一是的样子。可知中国一般人现时对于此问题，尚是一种待研究，而没有决定的态度。此问题关于革命理论，既如此重要，现尚待研究而没有解决，那末，宜乎有不少的人，竭全力，用很多的努力，发表很多的意见，来讨论此问题。乃自此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以来，迄今虽已一年有余，然而专门注意研究此问题者，两方面都只有三数人，于此足见中国人对于革命理论，尚不努力，理论的程度，太幼稚。至于我个人，因革命的责任所在，常留心于此问题，现在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的结果，则决然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一方面，认定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有了相当的程度，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差不多完全是资本主义在支配全社会的经济。不过我从资本主义研究的结果，同“动力”的严灵峰和著《中国经济研究》的任曙，他们两人在资本主义上的理论，又迥然不同。
经济问题，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们应拿事实来证明，由统计材料来证明，惜乎中国统计材料太缺乏，这是研究这个问题最大的困难，虽然缺乏，只要努力去搜集，亦未始无从着手，我此时尚没有很多的工夫去搜集，只好凭我手中所有的书报等刊物，关于此问题的材料，以作我研究的凭藉。
起先，我仍如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那样的办法，将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对比，究竟看那一种的程度占优势，我觉得此方法最好，可以使人一目瞭然，中国究竟是一种什么经济。
帆船足以代表封建经济的交通工具，轮船足以代表资本主义的交通工具，而中国历年的轮船与帆船，出入全国各海关吨数的百分比，一八七五年，为八五与一五之比，至一九二六年，则为九八与二之比。[1]可见资本主义摧毁封建经济之力甚速，交通方面的封建势力，只残留百分之二，几已达于零点了。我们又以钱庄代表封建经济，银行代表资本主义，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钱庄与银行投资本的百分数，一九一二年，为六八与三二之比，至一九二〇年，则为三七与六三之比。[2]相距仅八年，封建势力几零落了一半，而资本主义则增大一半，两个势力的互相消长，更为迅速。我们又以土丝代表封建经济，以厂丝代表资本主义，而一九二八年，各口生丝出口的百分比，土丝仅占百分之五，而厂丝和半厂丝则占百分之九五。[3]出口丝业中，仍为资本主义所全占，封建经济将陷于零落的地位。我们又以工厂产品，代表资本主义，手工业产品，代表封建经济，根据近年四种重要工厂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经过全国各省区海关的国内贸易比较，一九二五年，为九十与一十之比，一九二六年，为九八与二之比，一九二七年，则为九九与一之比。[4]此于工业中，证明封建经济的零替，如江河日下，仅二三年，由百分之十，下落而达于百分之一，即谓已达于消灭的地位，亦无不可。此外又可以驿站信行，代表封建经济，以电报邮政，代表资本主义，现在驿站信行，已完全消灭，交通机关，已完全被资本主义占领矣。
我们又由各种经济组织的统计材料，检查一下，一九一九年，中国进出口有一二，一五一只轮船，载一〇三，八六三，五八一吨，有铁路二七线，二万一千二百余华里。[5]在一九二〇年，有银行二三七家，七九八个支行，二三六，八五二万卢布资本。有四，三八一个农业公司，六五，九八五，三七六元资本。[6]矿业中有资本一万四千四百万元，生产一千一百余万吨。[7]全国有大小工厂二九七五家。[8]纺织厂有一三二家，四〇二百万资本，纱锭四〇三二千锭。[9]全国共有产业工人二，七五〇，〇〇〇人。[10]我们把这些统计的数目看一下，虽不能说与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同日而语，然而亦可配称资本主义的国家了。
以中国为封建制度。乃是一九一二年以前资产阶级的革命党，对满清所呼的口号；推翻满清以后，北洋军阀，袭满清的封建政权，于是民粹派又以此口号，称呼北洋军阀。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现在的生产关系与二十年前的生产关系，拿来比较一下，究竟是怎样，是否有不同的状况呢，若果这两个时期仍是一样的，丝毫没有变更，那末，我们很有理由，说中国现在，仍然是封建经济的社会。倘现在的生产关系，已大起变化，工业已大有进步，那末，我们仍追随民粹派的资产阶级的尾巴，谓中国现在，仍是封建经济，那末，无产阶级，岂不是受了民粹派的欺骗，故意隐蔽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没有立足的基础吗？所以这一个问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问题。
现在我且把一九一二年以前和最近年间，两个时期的生产状况，拿来比较一下，看究竟是怎样，一九一二年以前，上海仅有工厂一〇一家，至一九二九年，上海共计有大小工厂一七八一家。[11]仅十八年间，上海的资本主义势力，增大了十余倍，几乎每年增大一倍，这等突飞猛进，一般封建经济学者，安能知道呢？一九一二年以前，上海仅有丝厂二〇家，至一九三〇年，则增加到一〇七家，[12]仅十九年间，增加了八倍以上，几乎每两年增加十分之五。浙江在一九一二年以前，仅有丝厂一家，至一九三〇年，则增加到二五家，[13]此十九年间，增加二四家，每年增加一倍以上。无锡在一九一三年以前，仅有丝厂六家，至一九二九年，则增加至四五家，[14]此十七年间，增加三十八家，每年增加两倍以上。由这样看来，现在的资本主义势力，比之于一九一二年以前，增加了十几倍或几十倍。以前犹可谓资本主义为薄弱，难道增加十倍以后，仍可谓为薄弱吗？二十年前的孩子，二十年后仍可称他为孩子吗？一九一二年的皇历，怎能和今年的皇历同一样呢？一般机械论者流，固执着一个封建形式，至死不变，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封建形式，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起了绝大的变化，已由量的变化，达于质的变化，已在封建的废墟上，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了，一般封建经济学者，苟稍留心考察一下，即可大觉大悟了。
现在争论中国是否资本主义的国家，似若没有一定的标准，我们既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即以马克思的文件为标准，想来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必不致否认这个标准。
惊骇世界资本主义的第一声，为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建基于共产党宣言，资本主义的死刑，定案于共产党宣言。所以列宁常说“我们应该重复的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原书此处引号使用有误，已修改——录入者）[15]可见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上的价值之重要了。我们现在，且根据共产党宣言，判断中国现在，是否资本主义的社会。共产党宣言，本是以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的，不是以某国的资本主义为对象的，至少，是指当时英法德美等国家，为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自然是资本主义创始的国家，法国次之，德美又次之，我现在且根据中级的法国，与现在的中国，来比较一下，看中国现在究竟是否资本主义的国家。
共产党宣言草于一八四七年，看当时法国的工业究竟是怎样呢？我且引一段历史来证明一下，“法国在一八一五年后，工业革命，始有明显的迹象可寻，拿破仑虽有提倡工业及保护工业的举动，然而成绩不显，等到他失败的时候，全国不过亚尔萨斯地方，棉厂中有一付机器而已。至一八四七年，全国蒸汽机有五千具，棉花的消费，增至五倍，同时纺纱机有十万多架，纺锤有三百五十余万支。到了一八四八年，工业的大都市，已林立于法国，仅巴黎一城，有工人三十四万二千人，其余里昂马赛列里等，皆著名的工业都市。从此以后，工人逐渐地要组织工党，什么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问题，也依次发生了。[16]
现在拿法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来同中国比较一下，法国在一八四七年，工业始发展，仅有蒸汽机器五千具，纺锤三百五十余万。中国此时，既不止五千具蒸汽机，而纺锤则已超过四百万以上。一八四八年，法国最大的工业都市，如巴黎，仅有工人三十四万二千人，而中国此时，在上海则有八十万的工人，其他四十万以上者，尚有几省。[17]法国此时始有加薪减时，组织工党和同盟罢工等运动。而中国则过去十年以前，即有此种运动。由此看来，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的形态，无一不远超过于一八四七年的法国。共产党宣言已大声急呼地，认定当时的法国，即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唤起法国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一八七一年，法国无产阶级，果然根据共产党宣言，起来反对法国的资产阶级，成立巴黎公社。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程度，既已远超过当时的法国，而犹谓为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这还不算是反马克思主义吗？故到了今日，犹谓中国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不客气地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简直是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学者的欺骗。
或谓一八四七年的法国，虽只有纺锤三百余万，而人口亦只三千余万。今中国虽有纺锤四百余万，而人口则有四万万，然则中国不能与法国相比，即中国尚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国家。此是静止的机械论的观察，不是发展的辩证法的观察。不知道技术因科学的进步而进步，现在的技术，比之于一八四七年的技术，至少必进步数十倍，今姑且以十倍计之，则中国现在四百万的纺锤，可以当法国当时的四千万。中国现在的人口，比当时的法国，虽多十倍，而技术的生产力，亦增进了十倍，两相比较，恰恰相当。而当时的法国，马克思既认定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则现在的中国，凡马克思主义者，亦应肯定地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倘反对此肯定，即算是反马克思主义。且吾人为革命理论，定阶级的对比上，而测定资本主义，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如红日东升，即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小，现在的资本主义，如夕阳西下，即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小而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因这种关系，即使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不超过于法国，只等于法国，或不及法国，亦不妨肯定是资本主义的国家。
并且当时的蒸汽力，大概用之于轻工业者多，用之于重工业者尚少，中国现在，重工业虽不发达，然比之于当时的法国，总算发达得多。况中国现在，交通方面，铁路，轮船，电信，电话，飞机等，更要发达得多，或为当时的法国所没有。由这一方面看来，中国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比之于当时的法国，更要充实完满得多，更足以称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无愧。
即单以轻工业来说，而现在同一的技术，在中国方面，比世界各国的生产力，要大四倍，我且找一个统计来证明。
一九二八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纱锭与用花数量的比较：[18]
国别锭子
每年用花数量
千锤百分比
千包百分比
英国57,13635
2,90911
美国35,54222
5,77027
德国11,1537
1,5856
法国9,7706
1,1805
印度8,7095
2,0948
苏联7,3114
1,8647
日本6,2724
2,54110
意大利5,1893
9544
捷克斯拉夫3,6632
5462
中国3,5042
2,0168
其他16,86010
3,14112
合计165,103100
25,240100
“这里要根据整个统计，特别是后半截，每年用花的数量，来认识它在世界方面的意义，我们看中国纺纱锭子，在全世界总锭数中，不过百分之二，而它每年用花的数量，竟占全世界用花总数量的百分之八，这就是说旁的国家，一份锭子，只用一份花，中国一份锭子，每年用四份花，比别人多四倍”。[19]由此看来，中国四百万锭子，要当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千六百万锭子，要当一八四七年法国的一万六千万锭子，即是中国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单由轻工业说，比一八四七年的法国，要增高四倍以上，然则当时的法国，既已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现在，怎么又不能算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呢？我们不向封建经济学者，有何种理由，要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不过百年的时期”，然则在一八四七年以前一百年，即十八世纪中叶，已是资本主义时代了。但蒸汽力用之于纺纱机，在一七八五年，法国在拿破仑失败时，尚只蒸汽机一架，然则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开始于蒸汽机的生产。因生产力的变化，包含有技术和劳动本身，劳动力组织的变化，即是生产力的变化；由手工业变为手工工厂，采用分工制度，即算是生产力的变化，资本生产的萌芽，故手工工厂的生产，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上，亦占有一个地位。然则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开始于蒸汽机的发明，在蒸汽机的发明以前，已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所谓欧洲的资本主义时代，不开始于马克思草共产党宣言的时期，在发宣言的百年前，已是资本主义的时期。我们在上面以发布共产党宣言的时期，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准，已算是退一步的标准了，已算是具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了。以中国来说，采用蒸汽机的生产，虽还不到一百年，然而手工工厂的生产，则在数千年以前，即算是数千年以前，已有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不过手工工厂，虽能促进生产力的进化，但进化的程度，很有限度，终不能战胜经济上的封建势力，必待富于生产力的蒸汽机，普遍地用之于生产，始能战胜经济上的封建势力，始算是势力壮大的，规模完备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期，故现在的中国，无论如何说，终不能不算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时期，不能不算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了。
中国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大概都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倘使对于现在的中国，他主张资本主义吗？抑封建经济呢？惜列宁不在世了，但他在一八九八年，因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0]乃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驳斥民粹派。我们现在以列宁著此书后的俄国生产状况，同现在的中国来比较，又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一个证明。“生产集中，就是俄国最近几十年中，资本主义之重要的特征，……据一九一二年的正式统计，雇用五百至一千工人的企业，占工人全数之15.1%，雇用千人以上的企业，占37.5%，不满四百人的企业，只占20%”，[21]“千人以下的企业，在中国纺织工业的数目中，是无足重轻的，中国的纺织工业，雇用千人以上的，约占80%有多，而二千工人以上的企业，又比二千以内的企业，更占优势。这同上面俄国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二年，战前的状况。很显明地表示出生产的更集中”。[22]“论煤之采掘，中国现时的数量，比一九〇五年时的俄国，要高得多，五金制造工业的发生，还不久，可是已经发展到很复杂企业的程度了。例如造船事业，比战前的俄国，要发达得多，中国五十三个造船厂中，有几个，……毫不让于欧洲的造船业。军械工业，亦占很大的意义”。[23]
上面这几段文，已十足地证明中国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比列宁反对民粹派之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还要高得多。列宁当时尚且竭力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反对民粹派之否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现在的列宁主义者，乃欲主张封建经济，而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不是显明地在反对列宁主义，而自陷于民粹派的覆辙吗？故在今日，资本主义已大发展了的中国，而犹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的确是不自觉地陷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立于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的地位了。
“电气工业的数目，于一九一三年，为十二个，到一九二五年，增加到100个（1927年增至231个——任注）每年平均增加。……有两个制电泡的工厂，（是电工业最精细之部门）不仅供给大部分国内需要，并且做出口品。
“在制造工业部门中，我们亦可看见许多企业，按其大小与技术的设置，并不让于欧洲。……秦皇岛所设的玻璃厂，用傅尔落的机械制法，制造玻璃，为全世界最大而且最好装置的工厂。上海电气厂，亦算世界大电站之一。
“宏大的商务印书馆，按其技术的设备，不让于欧洲最好的印刷工厂，而规模且超过之。
“按照纺织业与其中设置看来，现时的中国，比战前的俄国为高，每个工厂内工人的数量，（约二千）比欧洲任何国家为高。
“在大部分的大工厂里面，机器都是由电转动的，就在德国英国的纺织工业，还远不能如此的普遍，这样看来，中国的纺织工业，（棉织与丝织都是如此）就在国际范围内，也已是赫赫的数量了。
“大部分工厂的设备，完全都是用新式英国机器的，而在最近几年来，则纺织机器的输入，美国差不多已执牛耳了。”
“同样的例子，亦可由别的生产部中引来，这些都是彰明较著的，表示出现代的技术，已将中国变成最新式的新工业化的国家，而骤然跃过许多过渡的时期”。[24]
卢氏在前面所举的几种生产，不独超过战前的俄国，并可与欧洲先进国的工业并驾齐驱，或更超过之，自然中国不能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同一程度，然而因原料和地理的关系，有几种生产，进步较快，这也是国际经济状况中常有的现象。但因此，更足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塞主张封建经济的口了。
或以为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城市工业，城市中已发展了资本主义，这是事实，无人否认，即主张封建经济占优势者，亦承认城市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潘东周君说：“中国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工业革命的过程，实已经开始，经过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近几年的变动，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确已有相当的发展，并且在农村中，已经孕育了他的种子，就整个中国经济关系来说，城市的资本主义，确已占了领导的地位，整个发展的趋势，确已是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25]以潘君这一段话来说，差不多已完全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与他的全篇文章，完全矛盾，他的全文，是站在封建经济方面，偏在农村经济方面，所以中国农村经济是否受城市资本主义的领导，是否亦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本问题的关键，或主张封建制度经济，或主张资本主义经济，两方面的争点，完全在此，这个问题，稍复杂一点，且待后面去作详细的研究。
2．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
此外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即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是否应该区分？和帝国主义，是否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帝国主义，是否维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因以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问题，亦为中国现在经济问题上发生极大争论的问题，兹分次讨论于下。
第一，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是否应该区分。
经济无国界，自资本主义降世以来，即将各民族的铜墙铁壁，完全冲破，将整个世界，构成经济界之有机的整个结合。任何一个地方，经济问题，都可影响到全世界。所以资产阶级先由一民族的结合，更进而为全世界的结合，如国际中各大托辣斯，就是这种结合，此为帝国主义的特征。此时各个资本家，各国的资本家，各欲多争剥削剩余价值的关系，彼此常发生竞争和矛盾，然又因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性，将使世界经济关系，成一整个的联合。此乃资本主义发展中必然的矛盾。因此，无产阶级为对抗资产阶级，亦结合为整个的国际组织，所有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都是同一个阶级的人，同一个团体的人，所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某一个地方资产阶级，只是无产阶级整个枷锁的一环。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由无产阶级看来，当然无优劣和主客的区分，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即中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若干成分的资本主义，即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了若干成分。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若干成分，中国无产阶级亦必发展若干成分，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国一切经济关系，都要发生变化，与民族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无绝大的差异。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了若干成分，中国封建经济，亦必摧毁到若干成分，外国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剥削劳动阶级的方法，都是同一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以无产阶级对于它们，无所用其区分，斤斤然区分外国资本家如何，本国资本家如何，此乃资产阶级学者的事件，爱国主义学者的事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责任。若无产阶级革命者，完全把帝国主义除开来研究中国的经济，此不啻为资产阶级在服务，故主张不分中外资本主义，作统一的研究，在原则上是对的。
不过不区分，只是相对的不区分，不是绝对的不应区分，在有些时候，亦有区分的必要。第一，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照例分划为蓄积或增殖资本，加入复生产，和个人消费的两部分。若资本是外国人，必将剩余价值的全部，拿到外国去；即或扩大再生产，将增殖资本的一部分，留在中国，加入再生产，然而个人消费的部分，则必定拿到伦敦，巴黎，柏林，纽约，东京等地方去消费，社会的总生产，分生产工具的生产和个人消费的生产两部分，外国资本家，即在外国消费，此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上，不无影响，与本国资本家要发生绝大不同的影响，此犹从经济方面说的。若由政治方面——阶级的成分方面去看，因中外资本家的差异，在政治上，就要发生非常的差异，由这一差异，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迥然不同了。
帝国主义在半殖民的国家上，虽可以由外交的手段，掌握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权；但因为半殖民地的国家，为半独立半主权的国家，帝国主义只能间接地统治，外国资本家决不能直接加入半殖民地国家内去管理政治权，所以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虽已充分的发展，倘外国资本家占重要和多数的成分，那末，民族资产阶级的能力，必异常薄弱，不能独立管理政权，必与帝国主义妥协，联合封建势力，以统治国家。因此，我们在经济的研究上，虽可不分土资本和洋资本，但在政治的观察上，不能不注意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的区分。
必先将外国人投资于中国的数量，有一概括的观察，和民族资本相比较，究竟孰强孰弱，然后根据这种结论，以分析中国阶级，质言之，测量资产阶级的能力，始不致发生错误。兹将帝国主义投资于中国的数量及种类，概括地分类地统计于下：——
（1）列强在中国铁道借款的数目如下：
国别款项（百万）
英国123
法比97
日本59
德国48
美国19
荷兰13
若把割让的铁路加上来，则各帝国主义在中国铁路方面的投资，实为：
1．英国123+广九路的价格16=139
2．日本59+南满铁路的价格220=279
3．法比97+滇越铁路的价格24=121
4．德国48
5．美国15
6．荷兰13
总计=615百万元
（2）中外银行资本：
额定资本实在资本
外国银行910百万元682百万元
中外合办银行150百万元104百万元
本国银行375百万元158百万元[26]
（3）帝国主义投入电话电报的成本
国别经营数目款项
日本445,092
英国3210,548
德国247[27]
（4）帝国主义与中国经营矿业的比较
国别资本
（百万元）每年产额
（百万吨）
中国507
英国227
日本77.54.5[28]
（5）帝国主义在中国关于重工业的工厂
工厂种类数目
造船厂22
蒸气机关22
钢铁及钢铁细工9
此外尚有许多轻工业尚未加入。
至于纺纱业，日本的投资为200,000,000元，英国为20,000,000磅[29]（中国130百万元）
我们把上面一切统计数目看一下，铁路十之八九是外国资本建筑的，现在仍大多数操于外国人的掌中，银行资本，外国占四分之三，中国只四分之一，[30]电政亦几乎全属外国资本，矿业的外国资本，占三分之二，中国只占三分之一，重工业亦几大半在外国人的掌中，轻工业最重要者为纺织，亦是外国资本占多数，中国只在〔占〕三分之一。此外如交通方面的轮船，自然大多数是外国资本，而每年商品输出入三十余万万元，亦大多数是外国资本，总计的结果，除外国资本而外，中国资本究竟几何，所以李立三也说：“因此中国工业多半在帝国主义手里，如海外航业，完全为帝国主义所垄断，内河航业，帝国主义的资本，占四分之三以上，铁路纯粹由外资直接建筑者凡五条，此外多半由政府借外资来建筑的，纯粹由本国资本家建筑者，仅京绥路一条。”[31]这也证明外国资本占最多数，民族资本仅占一小部分，民族资本既如此之少。民族资产阶级的能力究有几何呢？除大多数作帝国主义的买办而外，中国独立的资产阶级，究有几何呢？所以中国资本主义固然发展了，且已有初高度的发展了；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当然是同时同程度发展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亦发展了，且已有较高度的发展了。至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极微弱，此其所以必须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始克〔可〕暂时苟地统治中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无产阶级发展了，而资产阶级则未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大矛盾，此种矛盾，即为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统治的特征，不明白此种特征，在阶级分析上，定要发生绝大的错误。
第二，帝国主义，是否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以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为目的，不愿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以减少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帝国主义常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关税权握着，不使施行保护关税，即为它阻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故谓帝国主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为无理由。不过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法则，常违背人类的意志而独立进行，故马克思说：“具有它的生产交换，财产关系的近代有产阶级社会，就是惹起这般大规模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好象一个术士似的，他念咒召来了魔鬼，现在却不能镇服阴间的势力，数十年的工商史，只是近代生产力，对于近代生产方法，对于有产阶级所赖以生存和统治的财产关系，谋叛的历史”。[32]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最后阶段，不能完全受帝国主义的指挥，使之进而进，使之退而退，不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此帝国主义之意志也；然中国资本主义的大部分，均由帝国主义所发展，此则非帝国主义的意志也；这都是帝国主义发展的矛盾。帝国主义欲运输商品和原料，不能不建设交通，建筑铁路，采煤及铁路应需的材料等工业，即应时而起，所以李立三也说：“中国工业的发展，完全是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帝国主义要输入他们的商品，所以竭力发展中国的交通工业，如铁路轮船等，帝国主义要搜集中国的原料，所以投资矿山，并制造原料的大工厂。”[33]这也是说由帝国主义的侵入，发展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常以输出资本为目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和工资，都比较低廉，投资开发工业，可以多剥削剩余价值，资本家常争先投资于殖民地，故金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此时不惟不阻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乃反常欲助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现在各帝国主义，尤其美帝国主义，黄金满库，无地投放，常欲投资中国，开发实业，但它们对于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税制度，仍又不愿放弃，这又算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大矛盾。
第三，帝国主义是否维持中国封建势力，以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维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封建势力，藉以维持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地投资地的安全，此乃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一贯的政策。中国封建军阀，常受帝国主义的维持，这是彰明较著的事实，中国军阀的循环战争，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阻碍，这尤其是而且确是事实，故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封建势力，虽不是直接有意地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间接无意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至于帝国主义维持殖民地的封建势力，法人德列易说的最详，他说以前英法对于非洲等地，常以武力侵略，殊常经数年的战争，仍收不到美满的效果，最后始采取和平侵略的手段，即维持本地的封建势力，为最良的方法，现在各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都是采取的这种方法，兹将他的话录一段在此，以作证明：
“在亚洲的国家里面，没有某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然而只要不侵犯宗教的迷信，侵略是极易成功的。
“开始，欧洲人经营商业，以西方的珍奇的工业品，交换羊毛，其后，欲使之易于交易，乃建筑道路和铁路。设他们建议自己投资，则此种计划，更易成功；每种借款或特许的成立，另外，对于大臣，官吏和有关系的人，应附以赠品，——包含于发行费内。
“自然应当支付利息，因此，欧洲人建议设立关税，在他们自己的商品上，征收捐税，将收入的盈余，归之于君主，所以他也乐于承诺此种制度。设关税仍不足以支付利息，那末，就应该增加租税，由氏族缴纳；但是，总督经手征收，应留一部分作他的报酬。设氏族要抗税或反叛，那末，欧洲人就供给枪弹于君主，以巩固君主的权力。至于苏丹，只要他愿意，人们将以大炮和开花炮，替他组织卫队；并供给指挥官，指挥兵士，巧妙地使用枪械。设君主偶然表示了一点独立的意志，那末，迅速的军事的远征，同宫内的阴谋相结合，即足以由他的兄弟或侄儿，即代替了他。君主在欧洲人的新组织里面，不过为一个副署画诺的人罢了。
“于是欧洲人不知不觉地，即成为财政，行政和政权的主人了。但他们在表面上，丝毫没有改变旧有的组织，人民的风俗和习惯，以暴力侵略殖民地，常属不可能，因而遂代替以和平的侵略”。[34]
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封建势力，原在于维持商品市场和原料地投资地的安全，在中国封建军阀的混战中，其结果反陷于不安全，这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矛盾。
综观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阻碍的时候，亦有助长的时候。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固大部分为帝国主义的资本所发展，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程度，尚不止此，倘顺其自然发展的程度，无所阻碍，必然比今日高得多。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与日本同一个时代，然日本已到极高的程度，最后阶段的金融资本主义，能与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并驾齐驱，比之于中国，不啻有上下床之别，这是因为日本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尽其自然的能力，向前发展之故。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幕，与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用一个时代；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其发展的程度，不及现在的中国，此由封建势力阻碍之故。十月革命后，彻底肃清封建势力，实行新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为任何资本主义先进国所不及。故欲使中国生产力尽量发展，必彻底推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质言之，必工农革命胜利后，中国的产力，始有任其自然的生产力尽量发展的可能。
1．中国农村经济
我们现在来讨论农村经济，此为中国经济问题争论的中心点，主张资本主义者，谓城市资本主义可以支配农村经济，故谓城市即发展了资本主义，则农村的生产关系，亦必定要发生变化。主张封建经济者，则将中国与国际分开，将农村与城市分开，似若这两方面，筑的有万里长城一道，彼此绝对地互不侵犯，互不发生关系；帝国主义虽已侵入了，而农村的封建经济如故，城市资本主义虽已发展了，而农村的封建经济如故。究竟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且请马克思来证明，他说：“我们从此可以晓得，做资产阶级基础底生产和交换的手段，是萌芽在封建社会里面的；这种生产和交换手段，发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会所由生产及交换的状况，就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封建的组织，简括些说，就是财产的封建的关系，便不能和那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合，它们便变成了许多的障物，它们便不得不崩坏，结局果然崩坏了。”[35]我们这里应注意，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手段，发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状况，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封建组织，一定要崩坏，决不是城市资本主义发展了，农村的封建经济，仍然可以保存。马克思又说：“资产阶级现急激的改良了生产手段，又不断开拓了交通的利器，于是把一切国民，连极野蛮的也尽数的牵入文明队里，它那价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炮，中国城壁，为它所摧毁，极端排外的顽固的野蛮人，也只得为它所降伏，世界各国，因为要免得灭亡，都被迫得采用资本家生产方法，而将所谓文明的输入到它们的社会，使自己也成了资产阶级，要之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模型，造成了世界。”[36]我们在此地应注意的，即是帝国主义的商品，是猛烈的大炮，中国的城壁，已被它摧毁，它努力于这种摧毁的工作，已过一世纪了，中国的封建经济，仍安然无恙吗？帝国主义侵入的地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也要跟着侵入，也要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国资本主义是这样发展了的，中国资本主义由这样的发展，将近一世纪了，犹可说中国资本主义尚没有发展吗？
由上述的意思看来，凡资本主义发展的地方，就要摧毁封建经济，凡帝国主义的商品侵入的地方，也要摧毁封建经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在一世纪以上，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亦将近一世纪，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已到了较高的程度，而犹谓为封建经济的社会，这当然不合于逻辑，但是，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怎样区别呢？我们必先知道了这种区别，然后就容易知道中国究竟是那样的经济了。
马克思说：“区别经济的各时代，不在于生产，而在于由甚么劳动的工具，怎样生产，劳动工具，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尺度，并且也是在那社会关系中间，完成劳动的指示器”。[37]由这样看来，区别社会的尺度，在于劳动工具，所以马氏又说：“用手推的磨子，产生了封建主的社会，用蒸汽的磨子，就产生了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8]然则蒸汽力的发明，就算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未有蒸汽机以前，为手工工场时代，尚未完全脱离封建社会的时代，自有蒸汽机以后，就是工业大革命的时代，即近代资本主义的时代。所以马氏又说：“于是又有蒸汽及机器出来，演了一场工业生产的革命，从此大规模的（近代产业），便取了手工业的地位，富豪的实业家，产业的总首领，近代的资产阶级，便把产业界的中等阶级降伏了”。[39]这更显然以蒸汽机的大工业，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手工业的中等阶级，为封建社会，自有了蒸汽机的大工业，即有了资产阶级社会，有了蒸汽机的大工业，即代替了手工业，即是代替了封建经济，有了有产阶级，即降伏了中等阶级，即降伏了封建经济的生产者。中国现在蒸汽机的大工业，已达到何种程度，手工业消灭者几何？幸存者几何？能用于此作一明膫的观察，中国究为封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即可容易判别了。
封建社会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经济，即是自然经济，非商品经济，所以恩格斯说：“中世纪社会，细碎的小生产，生产机关适于个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细小的，效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为生产者自己所占有，生产是为供给生产者自己或其领主之直接消费，消费以外的剩余生产品，才拿去交换。这个剩余，用诸交换，就成了商品。不错，工匠自来即以为交换而生产为职业，但他们大部分，也在直接供给其消费，他们都有一小块土地，（田地和园圃）他们放家畜于公共的山林内，他们由此采伐供燃料和建筑的木材。妇女则纺纱织布等等，可见为交换的生产，商品生产，还在幼稚时代，因此交换有限，市场狭小，生产形式，是停滞不变的。每个集团，在其内部，为着排除其他集团之生产品的生产，组织起来；乡村中则为马克，城市中则为行会”。[40]这段话的意思，是怎样呢，谓封建社会的生产者，都是以供养自己及领主的消费为目的，生产的东西，既不是商品，以供他人的消费，自己的消费，亦不是依赖他人的供给，必到了有剩余的时候，才拿去交换，才是商品，但是，亦只很少的一部分，即手工业工匠，虽以交换为职业，然自己消费的东西，亦多由自己生产，所以他生产的商品，也是很有限的，因此市场狭小，有行会的限制，这救赎封建社会的经济组织。
现在我们把中国农村经济看一下，是否还是自然经济，是否被商品经济侵入，农村中所消费的商品，又是否是手工业的生产品呢？现在中国农村中，不独火柴，煤油，缝衣针等，完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去供给。尤其是衣著的东西，更差不多完全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去供给。所以中国近年纺织的发达，有一日千里的速度；以四川而论，重庆万县是大商埠，此两地均以棉纱商业为第一位。十年前，还可在农村的农人中，见着种棉花来供自己纺和织的事件，近年则绝少见着这等事件，即或由自己织，而所用的棉纱，必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品；而织布的工具，虽不免有旧式的，然也有很多是采用受过资本主义洗礼的新式工具。人类的消费，为衣食住三大项，农人的衣著一项，可说已完全受资本主义的支配。食物自然是农人的来源，然有时也要由市场供给；住室虽常由农人同工匠剪草，然也要常用由机器生产的洋钉。然则资本主义的生产，对于农人的衣食住都侵入了，可谓在农村经济中，无孔不入了。
除贫农而外，地主自然不消说，中农和富农的男女，都要穿机器袜子，洗澡要用洋磁盆，洋毛巾，肥皂牙粉，牙刷子。出门要用洋伞，有马路的地方，要坐汽车；有疾病时，要有用西药的。这一切的情形，尚不可以枚举，总而言之，现在中国农村自给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已完全倾覆，完全由商品经济代替，完全受了资本主义的支配，故中国现在的农人，非与市场发生关系，即不能生活，不能生产了。
据金陵大学调察江苏山西等省，二千余农家，平均每一家庭，由市场购买各种物品的百分比，（1922—25年）衣服为百分之八一•七；器具设备为百分之九五•一；杂项为百分之九九•二；个人嗜好为百分之九九•七；生活改进为百分之百；医药为百分之百；燃料为百分之三；食物为百分之一六•八；总平均为百分之三四•一。[41]由此看来，农人的消费，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由市场的商品来供给，除燃料食物两项而外，十分之九的消费物品，都是由市场购买；所谓农村的自然经济，尚残存几何呢？“中国各地农村，如上表的调查，总计由市场购买的份量，在百分之三十四点以上，比起欧美日本的现在，自然相差还远。美国在一九二二至二四年的平均数，为五七•二％，日本在一九二四年，为五六%。但我们要知道美日是帝国主义，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来为革命而测验资本主义之发展，不应以帝国主义为标准，肯定我国目下还是一种自给的农业。只有资产阶级的学者，才想使资本主义发达完全，才醉心于美日的前途；而事实上，在江浙等经济中心区域，近年农村经济生活，由市场购买的份量，亦已达到美日平均的程度，更可使我们认定中国农村生活，已发达到资本主义支配下的很高程度呢？”[42]
以上是由消费方面说的，现在再由生产方面看一下。农人的生活和再生产，都须由市场的商品来供给；但市场的商品，不但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它同时又具有交换价值。农人欲取得商品，必先支付交换价值，质言之，必须支付一定的货币数量；然则农人欲取得商品，必先取得货币；欲取得货币，必先生产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与具有货币而欲取得此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相交换。故农人此时，不独消费方面，成了商品化，而生产方面，亦不得不商品化，以受资本主义的支配。于是农人生产的目的，大部分都不能不是为供给市场而生产，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而生产。他们每年牧畜很多的牛羊，种植很多的桐子，桑树，茶树，麦子，豆子，棉，麻等等，都是为供给帝国主义原料而生产，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取的原料，不下数百种，都是由中国农人，视其土地之所宜而生产的。农人的此等生产，完全不是供给自己的消费，完全是供给市场的需要，质言之，完全是资本主义化的生产。
中国农村中，不独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生产和消费都成了商品化。且资本主义的生产，亦日渐发展，中国有一一二八个农业公司，六五，九八五，三七六元资本，此固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标点。而农业机器的输入，一九一三年，为一一二，〇〇〇两；一九一六年，为二〇〇，〇〇〇两；一九二〇年，为一，〇〇〇，〇〇〇两；一九二一年，为二，〇〇〇，〇〇〇两。[43]此等数目，每年都有增加，即证明农村资本主义的生产，每年都有进步。
“至于中国农业经济中，很多地方，都用了新式的灌溉，例如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已实用蒸汽，甚至气电摩托与电抽水机来灌溉了。在常州一带，用电力灌溉的，在一九二六年，约有稻田四万余亩。
“安徽省另有通行的抽水机，以煤油和石油为动力的抽水机，此种抽水机，在五年前，已开始试用，一九二六年，仅在沪宁路一带，已有一千具以上，上海有几个工厂，差不多完全为此种抽水机而生产的。
“此外农业企业，亦日渐发展，舂米机器，多系英国产的。在扬子江一带，尤为推行。产棉区的榨油厂，日益发展，产茶区制茶企业之普遍，沿海一带，罐头和烟草企业之日渐发达，都是不可置辩的事实。
“如贩卖商人，经营农业的经济，在产米区最为发达，芜湖一县，为中国米粮出入最丰富的区域，那里有几十个代办的商号，在任何乡村内，都有贩米商人的足迹。在城内的谷物交易所内，有米多种，又有一定的价格，与上海及其他各地，互通声气，秋收时候，舂米公司，以新式机器舂米，运往上海，芝罘，宁波，广州各地，转为销售。
“最后，豆，棉花，丝茶，桐油等等，销售尤广，大部都供应国际市场。
“中国农业经济之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形式，便是外国资本，参加中国农产品的制造，如山东英美烟公司的经营，便是用这种形式投资于农业经济。此外中国直接投资于农业生产的事情，我们也常可看见，广州米厂和糖厂，中国中部等处的棉田，都是列（例——录入者）证。……”[44]
这更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发展，为根本消灭封建经济的利器。
我们由上面看来，已证明农村的封建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已倾覆了；农村不独商品化了，且资本主义的生产，亦逐渐发展了。概括地说，农村已受城市资本主义的支配了，普遍情形，原是如此。不过由反面看来，中国边远的区域和交通不便的地方，残留自然经济，自然也还不少。但是，此种残余的现象，任何国家都不免，不过只有程度之差罢了。我们在巴黎城中，也常见着封建时代的手工工人，法国农村中，仍残留有自然经济不少。所以列宁将苏俄的经济，分为“（1）家长制的经济，即大多数农民的自然经济，（2）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卖谷物的农民，多属于此类，）（3）私经济的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五种后，他说：“然则那一种要素最为优势呢？在小农之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然成长性，最为优势，其中含有不能不优势的理由，是很明显的，农业家的多数，或大多数，是小商品的生产者。”[45]于此使我们发生两个注意点：第一，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是一个生产方法，第二，以最新的生产方法为领导。
马克思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他又说：“我们将亚洲的，古代的，封建的，近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定为社会经济构成的如许多发展的阶段。”由此我们就知道生产方法，经过各阶段的进化，虽到了现代，仍有各阶段的残余。中国现在，虽已进化到资本主义的时代，然资本主义是由封建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当然尚有不少的封建残余；不但有此封建的残余，而苗民土司中，尚有古代共产主义社会的残余，然决不能因此即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个社会的生产方法，既不止一个，究竟以哪一个为领导呢？发展了新的生产力，才代替旧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日渐扩张，旧的生产力日渐摧毁，就生产力暂时的数量，虽或较大，而质量终属较小，当然以新生产方法为领导；故苏俄的经济，虽已小规模的商品生产者占优势，而以社会主义为领导。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不独形式上占了领导的地位，而实质上亦已占了领导的地位，故一切经济关系，都应以资本主义的法则来说明。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内，农业渐次成为产业的一部门，并且完全为资本所支配，地租也是这样。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凡土地所有权，处优越作用的地方，自然关系，便居支配的地位；在资本处优越地位的社会形态中，支配的作用，便转移于社会的和历史上所创造的要素。没有资本，不能够了解地租，但是，没有地租，却完全能够了解资本。资本便是统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经济势力，它应当造成起点与终点，并且它的概念，要比土地所有权的概念之先发展的。”……[46]由这样看来，中国现在既是资本主义占优越的地位，占了领导的地位，统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经济势力；那末，一切经济关系，都应受资本主义的支配。农村经济中如土地买卖，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等等，均应以资本主义的法则来说明，才算合于马克思主义，否则即算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2．中国既到了资本主义的时代怎么尚有封建势力呢
我们在上面的结论是：中国农村的封建经济基础已倾覆，已受城市的资本主义支配。经济问题，是一种事实，在同一的事实之下，由同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即应归于同一的结论，不应发生对立的主张才合于逻辑；怎么中国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中国农村经济，或绝对地主张封建经济，或绝对地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如此南辕北辙，极端相反的主张呢？且主张资本主义者，在统计上，学理上，举出种种的证据，的确证明合于资本主义理论。而主张封建经济者，亦列出种种的事实，证明新〔社〕会上确有种种的封建事实。怎么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发生如此奇异的矛盾呢？我们不努力解决这种矛盾，中国经济问题，无论如何都得不着一个彻底的解决。
中国的封建势力，的确是一种事实，如李立三所举地主的剥削：“地主征收农民的农产品，从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二，租额以外的贡献；……三，徭役的残留；……四，地主统治农民的特权，……五，在社会关系上地主完全是另外一个等级。”……另外，他又说：还有许多特殊情形，为西欧所没有者，第一，土地的买卖，必须得宗族的同意；第二，中国特有豪绅等级，掌握乡村政权。此系关于地主方面的封建剥削。另外，他又举出封建军阀的剥削：“一，强迫征收农民极重的赋税；……二，军事劳役制的残余形式的存在；……三，分区割据的形式；……四，在任何一个军阀区域，都是极力保护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47]所有这一切情形，都是中国农村中显然的事实，亦是农民中最大的痛苦；设忽略这些事实，那末，在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两方面，都不免要发生绝大的不可恕的错误。
因为封建势力，是中国现在的确的事实，所以就是主张中国为资本主义杜会的人，也未曾完全否认这种事实，如杜洛斯基是站在资本主义一方面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人，但他仍没有完全抹杀封建势力，所以他说：“封建与半封建的关系，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其发生的原因，一部分是由封建时代所遗留的，一部分乃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农村人口过剩，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影响等等而新形成的。”[48]杜氏没有完全抹杀中国封建势力，比之于中国杜洛斯基派中有一些人，完全忽视封建势力者，要超人一等。不过他把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小视了，所以他对于中国革命问题，遂不免完全陷于错误的结论。（此意不在此范围内，应在后面去研究）严灵峰君亦是站在资本主义方面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人，他亦没有完全抹杀封建势力，所以他说：“我们假如深入中国农村中去看一看，我们必定可以发现许多封建和半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陈迹；我不但可以找到最原始族长社会，纯封建式的地主；并且还可以遇见中世纪的人口买卖，大家族之畜婢养奴。此种制度，不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残迹，并且有由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以及帝国主义商品扫荡了农村之后，使农民趋于极端贫困，不但要出卖自己的田宅家具财产，最后为偿还债务，或履行宗族祭祀，还要出卖子女妻儿。许多地方，不但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特权惯例；而今日军阀制度的存在，苛捐杂税，拉夫，勒饷，更是不可掩蔽的封建遗孽。乡村中之一切风俗习惯，赛会迎神，械斗，私刑，以至于鸡租，脚米，人事，斛面，包三担等等，无疑地都是封建时代的残余。僧尼，道士，巫现，神君，地保，乡长，祭司，庙视，举，贡，生员，翰林，进士，随处都可以找到。”……[49]严氏这一段文，对于封建残余，还算形容尽致，他的结论，谓此种残余，在经济上不关重要，不能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转资本主义一天一天地要摧毁封建残余。他这种结论，在经济学上，完全对的；不过这种残余，多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物，它现在在中国政治上，尚有很大的关系，忽视了这种关系，在政治问题上，就不免要发生绝大的错误。
主张封建经济者，陈述出种种的封建事实，不能加以否认，主张资本主义者，亦承认封建残余，足见封建势力，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我们究应怎样来研究这个问题，才可得正当的解决呢？依我看来，第一，这是农村经济中的问题，我们应从农村经济方面去研究，第二，这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问题，应根据马克思主文的经济学来研究这问题。
列宁说：“马克良已经指出当资本出现于历史的舞台的时候，农业已经有了种种复杂的形态，——封建的，民族的，共同体的，国家的形态了；资本屈服了各种的农业形态，使它模仿自己的姿容，要理解，要评价这个过程，而统计的表现之者，必须提出各种问题，又须从各种问题，变更其研究的方法，或应从过程的各种形态，而变更研究方法。”[50]他又说：“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的复杂的发展行程，惟有研究了农业的现实的各种特殊性之后，才能把握，然因为它有许多的特殊性，而就说农业决不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则者，完全是不正当的主张。”[51]列宁说农业中有种种的形态，被资本屈服，我们研究农业问题时，须变更研究的方法，始能理解它的过程；在农业中研究了农业的现实的各种特殊性之后，才能把握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的复杂的发展行程。但农业仍然适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则；这是列宁指示我们对于农业问题的研究方法。
列宁称考茨基的“农业问题”一书，为“在三卷资本论之后，算是最新经济学著作中出色的一本。”[52]可见考氏对于农业问题的研究，有注意的必要。他说：“农业的运动，完全是特殊的，与工业资本及商业资本的运动，完全不同。”[53]列宁与考茨基，均不外谓农业问题，要复杂些，要特殊些研究，它的方法，不能与工业和商业，取同一样的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对于中国农村经济，作一种特别的复杂的研究——此处只研究封建势力残存的原因，农村经济的重大的土地问题留在本书第七章去研究——然后才能解决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
马克思说：“这些生产关系底总和，构成社会底经济构造，即发生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层建筑，并适应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之现实基础。”[54]由此我们知道社会的经济构造，与法律政治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物，应各有区别；且经济构造，是根本的，上层建筑，是附属的；现在我们把日人杉山荣对于此区别所制的表，[55]列在下面，可使人容易明瞭。
由此我们知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的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应该谨慎地作严密的区别。若忽略了这种区别，那就要发生绝大的不可恕的错误。所以马氏又说：“在人类进化的一定阶段中，社会底物质的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或则与他们从在内经营所依据之财产关系，——这不过关于同一事物底一种法律的表现，——发生冲突。由于这些关系，变成了生产力底发展形态的桎梏，于是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56]这一段意思，是马氏指示我们，社会的下层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发生冲突的时候，即生产力常在进化，生产力进化到与生产关系不相容，即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进化，此时就一定要发生革命，所以我们应知道社会必不可避免地有革命的时代，这即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的时代。马氏又说：“因为经济基础底变化，全部无限的上层建筑，也或迟或速地变化了”。[57]马氏的这几句话，是指示我们，凡社会的经济基础变化了，那末，上层建筑，自然也要随着变化，不过我们在此处最宜注意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不是同一个时候，它的变化，自然在基础变化之后，受基础变化的影响而变化；但是，或则很快地随着基础的变化；或则很迟缓，虽下层基础早已变化了，而上层建筑，仍迟延残存着，尚未变化，自然终不免要变化，但必须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始全部变化，起先，只少数部分的变化。因此上层建筑与下层基础，常不一致，常成为两种各异的形态，经过长期冲突之后，始变化达到一致。马氏又说：“在考查这些变化的当中，我们应该常常将自然科学的精密，所能证明底经济的生产条件底物质的变化，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术的，或哲学的诸形态，——要之即人类用以认识这种冲突，并打破这种冲突底意识形态，——作严密地区别出来。”[58]这是马氏教戒我们，应严密地用自然科学的精密方法，所能证明的，以区别上层建筑与下层基础，已算是十分注意地在叮咛我们了，无如现在一般马克思主义者，常把这个区别忽略了。
上面这些意思，即人人都知道的，所谓唯物史观的定律，凡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即应该彻底了解的，本用不着这样谆谆然来解释。不过中国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学上，发生了封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两派的争论，即由于没有彻底了解这种定律，竞公然违背了这种定律，才发生这样的矛盾，才发生这样极端相反的结论。这由于他们，或则不知道下层基础，——经济基础，常有变化；不知道此下层基础的变化，与上层建筑物的变化，应该有严密的区别。或则虽知道下层基础有变化，且已变化了；但不知道上层建筑物的变化，不是与下层基础同时变化的，它的变化，常要迟延一些时间。因此，他们或则认定上层建筑没有变化，以为下层基础，亦没有变化；遂按照上层建筑物的形态，以解释下层基础的状况。或则认定下层基础既已变化，以为上层建筑的形态，也必定同时变化；遂按照下层基础变化的状况，以解释上层建筑物之未变化的形态。于是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走极端，绝对相反的结论。故我们欲分析他们在经济问题撒谎那个的这些争论，不能不先把这个定律，作一个稍详的说明。
中国数千年都处于黑暗的封建势力之下，封建势力当然异常浓厚，数十年前，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当然都是封建的。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以前，资本主义未发展以前，中国的经济，当然是建筑经济，即自给的自然经济，和家庭工业手工业的经济占优势。下层基础既是封建的，上层建筑物，自不待说，自然亦是封建的。上层建筑物之一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是封建的，而上层封建之二的宗教，美术，哲学等意识形态，亦必是封建的。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已一世纪以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亦将近一世纪，封建的下层基础，确已摧毁；我们在上面已作了详细的研究，和事实的证明，已成为不可辩驳，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上层建筑物是怎样呢？是封建的吗？抑非封建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了。以唯物论的原则说，下层变化了，上层当然也要变化，但它的变化总是在下层变化之后，决不能在下层变化之先。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封建经济，变化的事实，人人都可以知道，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所以这是不容否认或怀疑的事实。至于上层的建筑物，那就不然了，我们逐处都见着是异常浓厚的封建势力，虽因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关系，虽不免有一部分的变化，然而保持封建的旧势力未变化者，还要占最大的一部分。所以凡说到中国有封建势力，无人敢加以否认，李立三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所说的那一切封建剥削，完全是社会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我们在前面摘录严灵峰叙述封建的那段文字，也是社会上的事实，只有遗漏了的，没有过于铺张了的；所以就是杜洛斯基，以左倾自居的人，也不敢否认中国的封建势力，足以证明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已成为铁案。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现在社会的下层基础，即封建经济已摧毁了；不过上层建筑物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意识形态，尚保存有很浓厚的封建势力。所以中国现在，在政治上仍然是封建势力在当权，这是客观的事实，不能由主观的愿望去否认。
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说，资本主义发展了，既是资产阶级发展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必有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物，以适合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意识形态，所以马克思说：“于是自由竞争，便来代替了它们的地位，适合这自由竞争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也就跟着出现，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也就跟着到了。”[59]他又说：“资产阶级发达一步，他们的政治上的权力，也便跟着发达一步。当初在封建时代，贵族掌权的时候，他们也是被压迫的阶级，在中世纪的自由都市里，他们便是个武装的自治的团体；有的变成独立的自由都市，（如德意）有的变成君主政治下纳税的‘第三阶级。’（如法）以后到了手工业时代，他们被封建或专制的君主，用做抵抗贵族的工具；且是事实上大王国统一的柱石。最后，自从近代的产业和世界的市场成立了，他们就成为资产阶级，一手把持了那近代代议制度国家的政权。近代国家的行政机关，只算办理他们公共事务的一个委员会罢了。”[60]由这样看来，封建时代的上层建筑物，是贵族政治，资产阶级当是被压迫的阶级，一到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就发展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也跟着发展了，且把持近代代议制度国家的政权；近代国家的行政机关，只是替他们办理事务的委员会，完全受他们的支配。试看中国现在是怎样呢？资本主义诚然发展了，资产阶级发展了没有呢？没有，它的势力微乎其微，尚在受封建势力的支配。近代代议制度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特征，中国现在是否是代议制度的国家呢？中国的行政机关，是否受资产阶级支配呢？只要稍有心肝的人，都不能说中国现在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式的国家，国家的政权，是由资产阶级在支配。所以中国现在社会的下层基础，虽已变化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了；而上层建筑物，仍没有完全变化，所以中国现在仍没有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权，仍由封建势力在支配政权；至多或由封建势力和资产联盟在支配政权罢了。
马氏又说：“从历史上看来，资产阶级也有过革命的功劳，资产阶级得了权势，那封建的，家长的，田园生活的种种关系，便到处被它消灭了。结合人和它的生来的上层的封建的线索，也被它尽情地剪断了。人和人中间，除了明目张胆的，自利刻薄寡情的，金钱主义外，再也找不出甚么别的联结关系，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人的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无数永久特许的自由，换了单纯的无理的自由，——自由贸易；总之，资产阶级，是将从前戴着宗教和政治的假面具的掠夺，变成赤条条的，没廉耻的，迫切的，残忍的掠夺。”[61]马氏这段话，证明资产阶级社会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替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国现在，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呢？是封建吗？抑是资本的呢？自帝国主义侵入和资本主义发展以来，近代科学思想和资产阶级意识，自然也跟着侵入，以摧毁封建意识，以变化封建意识。但被摧毁被变化者，仅一小部分，而封建时代之神权玄学的思想，孔教的阶级观念，宗法思想，及封建社会的一切风俗习惯，仍然保存者，尚异常浓厚。除工业的大都市而外，不独农村是这样，即很多的城市，亦是这样。这又证明中国的下层生产关系，虽已变化，而上层建筑物的意识形态，仍没有完全变化，仍受封建势力的统治。
上层建筑物自然是跟着下层基础变化，但它怎样跟着变化呢？变化的次序是怎样呢？只要我们把资产阶级出世以来的历史知道以后，就可以知道这种变化的次序了。自蒸汽发明和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就露头角了；他们首一步摧毁城市的行会和手工业，农村的自然经济，代以大工业和农村商品化。更进而夺取世界市场，使殖民地资本主义化。他们要达到这种目的，都须国家替他们去执行；此时国家政权，当在封建的贵族手中，贵族的经济基础，是农村的封建经济；当然与资产阶级立于利害冲突的地位。于是资产阶级，或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如法国；或由议会和平的手段，如英国；将政权夺取过来，使完全受他们的支配，务使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不独需要资本，并又需要科学；于是国家在城市设立大学，专门院校，和厉行普及义务教育，人人都能读写。新闻事业也异常发达，人人都能读报，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状况，都载在新闻中。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凡新闻中载有本国的和世界关于他们的事件，都要责令国家负责去办理，科学和教育，既发达了，于是神权的玄学的思想，就不相容了；所有封建时代的一切风俗习惯，和宗教观念，都竭力摧毁，期其消灭无遗。
资本主义发达后，交通亦随着发达，城市与农村的交通，密如蛛网，顷刻即可往返；农人的消费和生产，既已商品化，自然要随时来往城市。城市工业发达，人口增加，农村生产品的交换价值，亦随而增加。农村工业化，农人生产的数量，自然也要增加。于是农人的生活，异常充裕，既有资财，常需要到城市去实行交换，而又有间暇，常需要到城市去图娱乐。因此，常与城市资产阶级周旋；城市资产阶级，既常留心于国家政治，而又奥伏赫（原书如此，猜测为often——录入者）变了封建意识，农人亦因而亦留心与国家政治——知道国家政治，密切地关系于他们的生活，——奥伏赫变了封建意识，且又常有工业资产阶级，住于农村，或他们的亲族戚友住于农村；于是他们遂常注意增进农村文化，农人的经济状况，既已进步，他们也有资力增进文化，且需要增进文化。因此，农村中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游戏场，体育场，亦如星罗棋布。由是农村中的文化，虽不及城市，然而亦未过于落后。此其所以各帝国主义国家，农业已工业化，农村已城市化；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未曾判若鸿沟，未曾筑有万里长城。此其所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封建势力，消灭得异常迅速，下层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物亦随着变化了，资本主义发展了，资产阶级亦同时发展了，而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亦跟着发展了，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完全不同。我们若忽略了这个不同之点，那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观察，就不免要发生绝大的不可恕的错误。
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既已百余年，资本主义的发展，亦将近一世纪，所以社会的下层基础已变化了，而上层建筑物，则尚没有完全变化，尚残留很浓厚的封建势力，这是甚么原因呢？此即由于中国系半殖民地和受帝国主义统治之故。
中国封建经济被摧毁的第一力量，为对外贸易，据海关报告，一九二九年，中国的进口贸易，为十二亿六千五百余万两，出口贸易为十亿一千五百余万两，合计对外贸易总额约为二十二亿八千一百余万两，合银币三十四亿二千余万元。以这样巨大无比的力量，向着中国封建经济，朝夕不断地摧毁，那怕中国的封建经济，有万丈高和厚的铜城铁壁，经过这百余年的摧毁，也要被帝国主义的商品，摧毁的毫无痕迹。何况帝国主义的商品，价廉物美，受一般人的欢迎，无所抵抗呢？此其所以自帝国主义的商品侵入以来，中国封建经济的手工业，家庭工业农村自给经济，遂如山崩地裂地，日趋于倾覆，迄今只余一点残余，几将达于完全消灭了。
中国的封建经济，诚然被帝国主义商品摧毁了，但是，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其影响如何呢？这是值得注意研究的，此十二万万余万两的输入，除极少一部分原料和机器，是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输入外，其余的大部分，都是外国工业制造品，且多系个人消费品，很少生产消费品，因此，只算是摧毁封建经济的动力，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故外国商品的输入，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虽不能说无影响，然而影响极少。至于输出品，中国工业比较落后，制造品虽也有输出的时候，然而极少，十之九以上，都是原料品；此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少关系，只算对于摧毁封建经济有绝大的力量。中国农村，现在自然有很多的消费品，是由蒸汽机的大工业制造的，自然是受了资本主义的支配。农村中所生产的原料，也是供给蒸汽机的大工业的制造，自然也是要受资本主义的支配；然而是供给外国蒸汽机的大工业的制造，仍是受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支配。[62]此两方面，算是摧毁中国封建经济的最大原因和动力；而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关系甚少，仅于交通运输，扩大商业，扩大买办阶级方面，有相当的影响罢了。
第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未达到最后阶段，然而亦有了相当的程度，这是我们在上面由统计数目证明过的；如此，则中国的资产阶级，亦应有相当的发展，足以掌握政权，克服封建势力。但我们又在上面，由统计数目，证明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势力，外国占十之六七，中国只占十之二三。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能力，异常薄弱，不能独立掌政权；只能投降于封建势力，或与封建势力联盟，以维持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的富力亦有限，不能供给较多的经费，扩张科学和教育，克服封建意识。任何国家，农村常受城市的领导，中国城市资产阶级，既如此怯懦，如此萎靡不振；农村资产阶级，更不能有所作为，不能发达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责任，更奴颜婢膝地，曲服于封建势力之下。此其所以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即封建经济，虽已摧毁，被资本主义代替，而上层建筑物，即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仍受封建势力的支配。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半殖民地和受帝国主义统治的特征，不明白这种特征，对于中国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绝不能有任何的暸解。斤斤然分别中外资本主义，洋土资产阶级，固然是资产阶级学者和爱国主义者的事件，不是无产阶级的责任。无论中外资本主义，洋土资产阶级，固然都是无产阶级的同一的敌人，应该加以同一的看待，无所用其区别。但是，我们欲彻底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资产阶级的成分，不注意帝国主义，不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数量上，作一个测量，那末，决不能达到圆满的目的，所得的结论，定将是绝大的不可恕的错误。因此，我们的区分中外资本主义，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和爱国主义者之区分中外资本主义，他们之区分中外资本主义，是为他们的阶级的利害，我们之区分中外资本主义，乃在于藉此使彻底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资产阶级的比量，以便为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建立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故我们对于中外资本主义，有时不应区分，应同一看待，有时则又不可不区分，以别真伪。若以区分中外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学者和爱国主义的事件，我们遂因噎废食，完全不许作此区分，那末，这又不免陷于教条式的机械唯物论，而不是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
第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中国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大工商业，皆偏于东南，而西北的大工商业极少，差不多等于没有，如四川为交通较便利，财产较丰富之区，轻工业发展如纺织的大工厂，亦没有一个，西北工业之不发展，已就可以想见。故西北的下层基础的封建残余，较东南为甚，而上层建筑物的封建势力，更较东南为甚。所以中国近年的革命运动及政治变迁，常由东南领导西北，而西北几别为一天地，大类于欧洲的东南。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农村的上层建筑物，究竟是怎样情形，中国的农民，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识字，他们幸而受教育识字者，亦不过三字经，百家姓，孔孟四书，绅士的子弟，或多受一点五经罢了。这完全是封建教育，自然也有采取新式教科书的国民小学，但教员既没有充分的常识，而家庭和社会的环境，复无处不是十二分浓厚的封建意识。故布尔乔亚的意识，很少侵入农村。所以农人富于神权思想和命运观念，信仰一切的神怪，只希望神怪保佑他们，免灾纳福，他们不独视贪官污吏，有很好的命运，羡慕他们；并视土豪劣绅，都有很好的命运，要羡慕他们，恭敬他们。至于大军阀，更视为天上的神仙下凡，故十之八九的农人，都希望再有皇帝出现，天下才得有太平。他们自身受土劣贪污，封建军阀的剥削，和凶年天灾的痛苦，都以为是由于他们的命运，应该如此，上天注定了的厄运。这真是受了孔子不怨天，不尤人的封建教育。他们决不敢说一句反抗有权势的人的话，不知道现在的政府，是干的什么事，不知道政府同他们发生了什么关系。科学本可以破除他们这一切观念，但他们很难有接受科学知识的机会，西北的农人，自然没有见过铁路，乃连轮船亦少有人见过，他们几乎完全是无怀氏葛天氏的逸民。他们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虽然如此，然而他们的经济生活，却又是资本主义化了，这种矛盾现象，就是中国的农村状况。
我们在上面已将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转变的事实，上层建筑物，没有转变的原因，已有较详的证明，想来读者已可以明白这种意思了。本来这一切的事实，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人人都见着，都可以知道的，怎么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极端相反的两派，或主张封建制度经济，或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呢？这种原因，我已在上面说明过一次，这就由于他们没有彻底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定律，第一，他们没有注意将社会的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物，严格的区别清楚。第二，他们没有知道下层基础物和上层建筑物的转变，不是同时进行的，上层建筑物的转变，有或迟或速的不同；所以下层基础物虽已转变了，而下〔上〕层建筑物常暂时没有转变。因为他们没有注意这两个定律，所以才发生两派极端不同的主张。
我们把他们两方面的理论，对照着一看，就觉得主张封建经济的，在政治上的理论和策略，多合于中国的事实，而在经济上的理论，就不免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据，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主张资本主义的，在经济上的理论，固然异常漂亮，富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不过依据他们的经济理论，所发生出来的政治理论和革命策略，就不免不合于中国的事实且亦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了。这就由于他们或则认识了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物（所以他们在上层建筑物的理论，多合于中国社会的事实），遂依据上层建筑物以说明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或则认识了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所以他们对于下层基础物的理论，不独合于中国社会的事实，尤其合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遂根据下层基础，以说明中国上层建筑物；他们都只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半截，都只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半截，他们都只算是半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是整个的完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主张资本主义者，以为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既是资本主义了，遂以为中国的上层建筑物亦必是资本主义化。于是就由他们主观地认定中国已有了强大而独立的资产阶级和由资产阶级独立支配的政权，似若中国无处不是资本主义了。主张封建制度经济者，以为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物，既是封建势力了，遂以为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亦必是封建制度的积极，于是遂谓农村完全是自然经济城市不是以支配农村，似若中国全社会，无处不是封建化，他们两方面，都太机械了，都只算是机械的唯物论，不是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根据下层基础说明上层建筑物，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通常资本主义的国家，本应遵守这个原则。不过他们没有顾及上层建筑物的转变，有或迟或速的关系，只算是机械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陷于机械的唯物论，非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上层建筑物说明下层基础，不独是机械的，非辩证法的，且违背了马克思说的“我们不能本着变革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个变革时代；反之，这个意识，毋宁从物质生活底矛盾，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现存的冲突来解释。”[63]那个定律，这算是黑格尔倒〔创〕立的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颠倒了。故他们除了是机械的非唯物辩证法的而外，更多了一层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至于著者证明中国的下层基础转变了，上层建筑物尚没有完全转变，仍是由下层基础去证明的。即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去证明的，并不是截然分成两段去证明的。不过机械的唯物论者，只知道机械地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照通常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地去解释，不知道以唯物辩证法地去解释，他们只知道是——是和否——否，不知道是——否和否——是，才陷于他们那种的错误。
社会的下层基础，已转变到资本主义，而上层建筑物尚滞留于封建势力，中国的事实，既是如此，根据马克思的学理，亦应如此去解释，而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亦多是由如此的经过。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列宁已证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然而他对于当时的俄国之上层建筑物，仍认定是封建势力，所以当时布尔塞维克，认定工农民权革命的主要的敌人，是代表封建势力的沙皇，（中国现在应认定代表封建势力的军阀，为工农民权革命的主要的敌人，方算是真正的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在一九〇五年，所著的“两个策略”，中心问题，是临时革命政府，因为要推翻封建势力的沙皇，才能实现民权革命，故不能建立临时革命政府）不但俄国是如此，法国自一七八九年，即实现了土地革命建立共和国家，即算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了。然而自拿破仑至波拿怕特，法国的上层建筑物，又经过几次的封建复弼〔辟〕，在十九世纪中叶，发表共产党宣言以后，德国当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了。然而德国此时的上层建筑物，不独是残余的封建势力，并且是整个的封建制度。此时的英国，亦是贵族院占优势，即上层建筑物仍是封建势力占优势。但它们此时的下层基础，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的，可见中国现在的社会这种矛盾的发展不一定完全是例外或特殊的。
只有上层的封建建筑物，没有下层的封建基础，（下层基础既已转变成资本主义，上层残余的封建势力，不独是矛盾的，且又是冲突的）此等社会，必定随时都是动摇的，随时都有政变，随时都在发生革命。十九世纪上期的法德，是如此，廿世纪初期的俄国，亦是如此，近二十年的中国，更是如此。且现在不独中国是如此，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及欧洲东南各国，南美各国，都是如此。皆因帝国主义的商品，在此等地方，摧毁了下层基础的封建经济，只残留上层建筑物的封建势力。于是这些国家，都是些没有基础的封建统治成为空中楼阁的上层＜建＞筑物，当然随时都在动摇，随时都有政变，随时都在发生革命，所以中国的革命，是必然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亦是必然的。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是必然的。它们的革命的胜利亦是必然的。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但是变态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无产阶级已发展了，只残留上层建筑物的封建势力，此即为半殖民〈地〉的特征，帝国主义统治的特征，因我们已证明资本主义发展了，无产阶级已发展了，所以我们应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民权革命，推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由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革命，由工农民主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不然，倘主张封建经济，此不独与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民权革命是矛盾的，而与主张由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革命，由工农民主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更是矛盾的，没有根据的。我们不能主张封建经济者，同时复主张由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革命，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以什么作根据，得出如此矛盾的结论，如俄国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几个月的转变，当几十年，由八千余的布尔塞维克，转变到十余万的布尔塞维克，布尔塞维克在苏维埃中，由少数转变到多数，主观的条件，由如此迅速的转变，是可能的；但客观的物质条件，不是几个月可以转变的。试问主张封建经济者，有什么魔力，可以由封建经济，几个月就由空中楼阁，转变到非资本主义了呢？这样的推理，实在令人百索不解，故中国现在，不独事实上已证明是资本主义社会了，而革命的理论上，亦应证明是资本主义，一切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方才有根据，方合于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的历史任务。
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过了辩证法的发展，譬如主张封建经济者为肯定，主张资本主义者为否定，我的研究——变态的资本主义，即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则为否定的否定。这又譬如由黑格尔的辩证法唯心论，转变为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由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是一样的情形。
3．机械唯物论的经济学批判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故土地问题，亦为中国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兹将拙著——怎样干——第七章土地问题中，摘录一段，附在此章后发表，以补充此章中不足的意思，以下即是在土地问题中摘录来的一段：
中国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无论封建经济派，无论资本主义派，都不免陷于机械的唯物论，主张封建经济者，把资本主义完全抹杀，专站在封建经济的立场，眼中只看见一个封建关系，于是凡中国社会中，无事无物，不是封建的，逐处都给以封建的口号，逐处都以封建的关系来解释。不知到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封建经济，只是一种残余，一天一天地逐渐减杀，逐渐消灭，惟反动的保守派，终日顽固地向后看，才斤斤不舍地，留恋于此种日渐消灭的残余。无产阶级是进步的阶级，应该向前看，无产阶级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所以无产阶级的立场，毫不容怀疑地，应站在资本主义方面，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向资本主义方面研究，凡马克思主义者，无不竭力阐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间相互的关系，凡马克思主义者，唯一的目的，专在于说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间相互的关系，因此，凡离开资主义，即等于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离开资本主义来谈经济学，即等于非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者，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
资本主义产生于封建的废墟，在资本主义的时代，自然不免尚存留不少的封建残余，但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且不应因此种封建残余，而即站在封建经济方面，而即离开资本主义方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资产阶级在掌握权力，不过百年的时期中，”然则在发表宣言的百年前，已是资本主义的时期了，我们现在姑且退一步，只认定发表宣言时为资本主义的时期，然而在此时期，欧洲的封建势力，比中国现在还浓厚得多。我且举出几种事实，请读者去看一下。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上说：“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农民，形成法国人口的大多数。在全国中，他们生活，差不多在同一状况中，但相互间很少发生关系。他们的生产方法，使他们隔离，使他们不能互相交通，这个隔离，因法国交通手段的恶劣，与农民的困穷而更厉害。他们的耕种极小，因之没有应用分工劳动，科学耕种的机会，所以在农民中，不能有进化的层次，技术的差异。社会关系的财产，每一个农民家族，差不多都是自足自给的，大都〔部〕分的需要品，生产于自己的土地上，就这样使它多半是与自然交换，而不由社会的交通机关，以取得生产的资料。所以在这里有一小块土地，有一个农户和他的家庭，在那里有另一小块土地，有一个农夫和他的妻与子，由几十个这样的家庭，集成一村，又由几十村又集成一县。”——圈是著者加的——[64]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的农村状况，请问中国主张封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姑且这样称呼，其实站在封建经济的立场，已经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了，——你们把中国现在的农村状况，与法国当时的农村状况，两相比较一下，究竟那一个的封建势力浓厚些呢？我看法国当时的农村，无论由经济关系方面说，由上层建筑物方面说，都比中国现在的封建势力，还要浓厚得多。然而马克思绝不因法国的农村，尚残留有封建关系，而即离开资本主义方面，趋向于封建经济的地位，来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见在资本主义的时代，即使尚残留不少的农村封建残余，仍无稍妨害于马克思主义者，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去研究经济问题。
不但法国如此，德国的封建制度，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才废止，（但实质上尚没有完全废止）[65]共产党宣言所指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德国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在一八四八年，德国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且把“德国共产党的要求”关于农业政纲，摘录两项来作证明，“第六项，从来课于农民之上的一切封建的负担，如租税，力役，十分一税等，均不须补偿而即废止之。第七项，君侯所有的，以及其他封建的领地，一切矿山，矿坑，都收归国有。……”[66]请读者看一下，发表共产党宣言时的德国，不独尚残留有封建势力，且尚残留有整个的封建制度。然而马克思此时，绝不因德国的封建制度，而即站在封建经济方面，发挥封建经济的关系，不，绝不，他完全是相反的，完全站在资本主义方面，竭力发挥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间相互的关系。可见即使在封建制度的国家中，只要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亦应站在资本主义方面，不应站在封建经济方面，留恋于残余的封建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即站在资本主义方面的，仍不免同站在封建经济方面的一样，陷于同一的错误，即同陷于机械唯物论的错误。他们以为既站在资本主义方面，逐处均应由资本主义去解释，乃连农村经济，也以为逐处都应由资本主义去解释，逐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决没有残余的封建经济的关系了，遂硬说关于土地使用权的租佃关系，和地租关系，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关系，绝对不是封建的关系。
试问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是不是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应以农民为唯一的同盟者呢？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同盟者之唯一的目的，是不是在于帮助它，谋经济上的解放呢？欲为同盟者谋经济上的解放，乃对于同盟者的经济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反为封建势力作辩护，这也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对于同盟者应有的态度吗？这也只有托洛斯基派，否认农民在革命运动上的作用，才有这样违背事实的机械唯物论的经济分析——我们应把本章中驳托派关于地租的错误，附录一小段在后面，读者始易了解上面这两段的意思。
凡马克思主义者，固然应站在资本主义方面，作经济的分析。但不能因马克思主义者，应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分析经济，即绝对不应说明封建经济的关系，完全否认封建经济的关系了，所以著“资本论”的马克思，在著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时，仍不妨描述法国农村中的封建经济的关系，在作“德国共产党的要求”时，仍必须替农民提出废止封建制度的纲领。列宁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在第三章中，仍不妨证明封建残余的工役制。[67]列宁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在欧洲的文明的近代资本主义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佃农，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的，是半封建的，半奴隶的佃农。”[68]列宁自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想来必不因他证明了封建经济的关系，即否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乃是相反的，反因此证明他是辩证法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别于机械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
“生产品的地租，各种经济，以及其落后地租的形式，在某种条件下，纵使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亦可于残废了的生产方法之残余的性质中生长着。一九一〇年，在北美合众国，曾有百万以上的黑奴佃农。南美黑奴佃农的形式，是废除农奴的结果发生的，但结果农奴并没有完全废除。此种黑奴佃农，‘曾是发展于俄国式的完工的制度，即所谓佃奴的基础之上。’[69]可见在资本主义最高度的发展，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的美国，仍残留有封建经济的残余，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应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分析经济，即应否认此残余的封建经济，或用资本主义的法则，机械地去解释此种残余的封建经济，以主观的人为的，证明它是资本主义的；亦不应因残留有此种封建经济的残余，即站在封建经济方面去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张由封建经济支配社会经济的全体。必如此立论方不失辩证唯物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最可怜的莫过于他们预先规定一个机械的主观的死公式，使中国社会中一切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要曲就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死公式底范围。主张封建经济者，预先规定一个机械的主观的封建经济底死公式，使中国社会中一切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期必曲就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封建经济底公式范围，无论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都必拿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封建经济底公式去解释，不管社会的事实是怎样，是封建的关系，也是封建的关系；不是封建的关系，也要生拉活扯地硬说是封建的关系。因为不如此就不免不合于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封建经济的死公式。至于社会的事实是否如此，是另一问题，是不关重要的事件，他们的死公式，才是唯一的主要的事件。主张资本主义者，亦预先规定一个机械的主观的资本主义死公式，使中国社会中一切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期必曲就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资本主义底公式范围，无论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都必须拿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资本主义底死公式去解释；不管社会的事实是怎样，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也要生拉活扯地硬说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因为不如此就不免不合于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资本主义底死公式。至于社会的事实是否如此，是另一问题，是不关重要的事件，他们的死公式才是唯一的主要的事件。所以他们这两方面，由中国经济上和政治上分析出来的理论和策略，大多数不是社会的事实，不是合于社会的事实，只是他们主观的幻想和机械的公式。凡这一切，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发明出来的，妙尽天下的，唯一的，妙极无疆的革命理论。“倘警察不禁止人在街市发笑”（列宁），那末，俄国的无产阶级听着如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定要在街市中发出几天的大笑。
现在我们又把驳托洛斯基派关于地租的错误理论，附一小段在此：
在现在的中国，严灵峰和任曙两君，算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的凤毛麟角，他们两人，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都有相当的贡献，他们把帝国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统一地研究，证明城市的资本主义，已足以支配农村经济，这是对的，这算是抓着了经济问题的重心。不过他们仍不免陷于机械的唯物论，只知道是——是和非——非，不能辩证法的研究问题。社会中任何问题，都有统一与对立，普遍与特殊等相互关系，我们研究问题时，从统一和普遍研究后，仍须从对立和特殊方面去研究，然后才知道它们彼此相互的关系。他们知道注意统一和普遍，常忽略对立和特殊，遂不免发生了极大的错误。严灵峰君对于地租问题，也由这种关系发生了错误，。他以为资本主义，既支配了农村，则农村中所有一切经济关系，都是资本主义了，无一不是资本主义的，——他与李立三一样，由封建经济出发，遂觉得全中国，无地不是封建关系，逐处都由封建关系去解释，他在他著的“职工运动概论”上，论工人待遇时，也屡说封建剥削，封建待遇，每一个人，得着了一个法宝，就以为是万应灵药，逐处都拿去应用，——他由这一点出发，关于地租问题，亦由这样去解释。
所以他说：“不管地租的形式如何（自然品或货币）剥削的程度如何，（50%或70%）其本质，不外占取农民的剩余价值罢了。”[70]我们已在上面证明中国多数地租，不论形式或程度，都不只占取农民的剩余价值，并剥削了农民的工资，不但工资，并剥削及资本的利息和企业的利润之一部。严氏说的地租不是中国事实上的地租，只是严氏主观上幻想的帝国主义国家内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地租。严氏又说：“至于这地租，由农民看来，就是他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生产物，不过这种剩余生产物，是他自己之社会必须的剩余劳动所造成的罢了。”[71]噫！中国的地租，既剥削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或七十，尚只是农民的剩余生产物，由他的剩余劳动造成的吗？那末，我请问，农民作工比城市工人，加倍的勤劳，农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加倍的恶劣，他还要受高利贷的剥削，因而破产失业，这是什么原因呢？只有上帝才知道。严氏又说：“佃农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则地主绝没有强迫农民佃地的可能，这种佃农与新式地主之间，无论如何，在名义上和法律上，是平等，是以双方同意为前提。”[72]严先生是深瞭解马克思主义者，难道没有瞭解马克思说：“社会关系的综合，构成所谓现在的私有制，超乎此关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便只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律的骗局。”这几句话吗？严先生在此地也不免太拘于形式了。
严氏又说：“至于百分之五十或七十的地租，这并不足以证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要比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重，资本家所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常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73]严氏在此处，更有重大的错误，不知地租，是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佃农具有企业家的关系，他自有工具和资本。工人的工资，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单在于工资和剥削的关系；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百分之五十以上，只是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只是剥削工人每日的劳动生产量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于佃农剥削到百分之五十或七十，那就大不同了，乃是剥削农业的总收入百分之五十或七十。此不单是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乃是对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以及利润底比例。故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只是剥削剩余劳动的剩余生产品，至多不过必须劳动的必须生产品底一部；而中国地主，现在对于佃农的剥削，不止剩余生产品，常剥削及必须生产品的一部，且不止于必须生产品的一部，并剥削及资本的利息和企业家的利润。有时并剥削到佃农的资本。这种区别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个是十分之五，一个是百分之五。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迥然不同，怎能说是一样的呢？严氏横直机械地要替封建剥削辩护，要把资本主义的法则，普遍地应用到农村经济方面去。才陷于融九州之铁铸不成的一个如此的大错。
上面这两段摘录的文字，读者见了，一定觉得首尾不贯，莫名其妙。但此种片断的摘录，莫可如何，必俟将来将土地问题全章发表后，始能使读者暸解作者完全的意见。
（录自《读书杂志》第一卷第4、5合期，1931年8月1日出版）
[1]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p.140。
[2]同上注，p.141。
[3]同上注，p.143。
[4]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p.145。
[5]商务印书馆，中国年鉴。
[6]动力第二册，严灵峰著，再论中国经济问题。
[7]新思潮第五册，向省吾著，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
[8]工商部编全国工人生活状况及工厂生产统计报告——此数恐不确——著者。
[9]同注[6]
[10]李立三著，中国职工运动概论。
[11]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p.312。
[12]同上注，p.165。
[13]同上注，p.166。
[14]同上注，p.167。
[15]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p.101。
[16]郎醒石等编译，法国革命史下编，p.31。
[17]李立三著，中国职工运动概论。
[18]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p.147。
[19]同上注，p.148。
[20]俄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智识分子，因俄国是农业和农奴制的国家，常有农民的暴动，因而偏重农民运动，忽视工人无产阶级，故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请参观包泼夫所著俄国党史。P.9至p.128。
[21]万译，俄国大革命史，p.13至p.14。
[22]任著，中国经济研究，p.304。
[23]卢实斯坦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见同上注p.305。
[24]同上注，p.305——308。
[25]新思潮第五卷，潘东周著，中国经济的性质。
[26]新思潮，第五册，向省吾著，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
[27]动力，第二册，严灵峰著，再论中国经济问题。
[28]同[26]
[29]同[27]
[30]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并且全国一切形式的经济之最高统治，都在本国的一万五千万元以上银行资本，依赖外国的五十八万万元以上银行资本的支配之下。
[31]李立三著，中国职工运动概论，p.1。
[32]共产党宣言。
[33]李立三著，中国职工运动概论。
[34]德列易著，两个欧洲，p.150——151。
[35]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
[36]同上。
[37]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
[38]哲学之贫困。
[39]共产党宣言。
[40]恩格斯著，宗教哲学社会主义。
[41]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p.188。
[42]同上，p.191。
[43]动力，第一期，严灵峰著，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44]动力，第二册，严灵峰著，再论中国经济问题，p.40——41。
[45]列宁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p.5。
[46]马克思著，政治经济批评〔判〕导言。
[47]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李立三著，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p.63——78。
[48]杜洛斯基著，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p.70。
[49]动力第二期，严灵峰著，再论中国经济问题，p.4.3。
[50]列宁著，农业的资本主义。
[51]列宁著，十九世纪末叶的俄国农业问题，p.71。
[52]列宁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版序言。
[53]考茨基著，农业问题，p.174。
[54]马克思著，政治经济批判序言。
[55]杉山荣著，社会科学十二讲，p.350。
[56]马克思著，政治经济批判导言。
[57]马克思著，政治经济批判导言。
[58]同上。
[59]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
[60]同上。
[61]共产党宣言。
[62]我的乡村，是生产桐油的地方，近年因金价的关系，桐油滞销，桐油商业的买办破产，生产桐子的农人也破产，今年上海百余家丝厂的破产，江浙两省养蚕的农人，当然亦将破产。这是中国自然经济摧毁后，受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主义支配的明证。
[63]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64]马克思著，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译本，p.167——168。
[65]见威廉•科因斯特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问题。
[66]马克思著，德国共产党的要求。
[67]参阅列宁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章，p.207——228。
[68]列宁全集，第九卷，p.192。
[69]马扎亚尔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p.303。
[70]动力，严灵峰著，再论中国经济问题，p.33。
[71]同上注，p.34。
[72]同上注，p.36。
[73]动力，严灵峰著，再论中国经济问题，p.59。 |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1930年代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资料选辑）
高军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3月第1版新华书店发行
〔说明〕篇目前加〔略〕，即不录入；加〔转〕，即文库已有的文献，只转发链接。
〔略〕导言
〔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底决议案（节录）
〔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略〕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节录）——斯大林
〔略〕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节录）——斯大林
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
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和森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潘东周
〔转〕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节录）
〔转〕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节录）——陈独秀等
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陶希圣
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错误意见之批评——丘旭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立三
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王昂
中国经济的性质——潘东周
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向省吾
中国土地问题——吴黎平
中国劳动问题——李一氓
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潘东周
中国经济的现状及其前途——赖田
〔转〕“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严灵峰
〔转〕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严灵峰
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节录）——任曙
中国经济的性质——伯虎
中国经济的性质是甚么？——评中国几位社会科学家的见解——思云
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刘梦云
中国经济的分析——孙倬章
中国社会史短论（节录）——王宜昌
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刘镜园
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节录）——胡秋原
中国经济问题——方亦如
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对于方亦如的批评——何史文
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刘苏华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苏华
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一幅半殖民地经济的透视画——钱亦石
中国经济读本（节录）——杜鲁人
〔转〕中国革命与史太林大纲（节录）——托洛斯基
〔转〕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节录）——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反对派的提纲——托洛斯基等
附录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论文索引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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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泰德·格兰特（TedGrant）《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它是什么，如何对抗它？》（194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
TheMenaceofFascism
Whatitisandhowtofightit
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它是什么，如何对抗它？
﹝英国﹞泰德·格兰特（TedGrant）译者：何以忘言校订：杨进
按：以下是格兰特于1948年撰写的一本小册子，针对当时在英国境内以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Mosley）的法西斯势力和其与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并提出如何有效对抗它的方法。
莫斯利的早期支持者
在这场据称是为消灭法西斯主义而战的战争结束仅仅两年之后，英国法西斯分子就开始重新集结他们的力量。在全国各地，法西斯分子开始是谨慎而不引人注目的，但越来越大胆地开始公开活动了。
起初，它们以地方的和独立的组织形式出现，出于权宜之计，它们采用了许多名称。其目的显然是为后期的统一做准备。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是英国退役军人和妇女联盟；莫斯利读书俱乐部和讨论小组；英国自由联盟；圣乔治之子（德比）；帝国防卫联盟（曼彻斯特）；英国民族团结工人党（布里斯托尔）；企业俱乐部（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团体）。
这些组织并不缺钱。战前，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UnionofFascists，BUF）有大量的资金可供支配。法西斯主义者与大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莫斯利吹嘘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为了支持我的信仰，花费了96000英镑的个人财产”。莫斯利自己曾两次与百万富翁家庭联姻。1920年，他娶了辛西娅·寇松（CynthiaCurzon）女士为妻。她是已故凯德尔斯顿·寇松（MarquisCurzonofKedleston）侯爵的女儿，也是芝加哥犹太百万富翁利瓦伊·齐格勒·莱特（LeviZeiglerLeiter）的孙女。辛西娅女士每年从她自己的家庭（这段婚姻有两个孩子）那里继承了28000英镑的遗产。战争前几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莫斯利又结了一次婚，这一次，他成为了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百万富翁。他的妻子是臭名昭著的尤尼蒂·米特福德（UnityMitford）的妹妹，她是希特勒的朋友。
在法西斯运动的早期，莫斯利得到了一些杰出的资本家和军方人士的热情支持。的确，后来当莫斯利名誉扫地，运动明显不合时宜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消失了，或者退居幕后。除了法西斯党的公开成员外，还成立了一个由统治阶级成员组成的强大俱乐部来支持黑衫军。在《谁支持莫斯利》这本由劳工研究社出版的小册子中，揭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事实：
“1934年元旦，一月俱乐部成立了，它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坚实的黑衫军前线。主席、《伦敦水星报》的编辑约翰·斯夸尔说，这不是一个法西斯组织，但他承认，‘所有政党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都同情法西斯运动’。（《泰晤士报》1934年3月22日）‘一月俱乐部’在萨沃伊酒店和斯普伦迪德酒店举行晚宴。《闲谈者》杂志展示了俱乐部聚会的照片，以晚礼服、美酒、鲜花和奢华的气氛为特色。领导者在自己的阶级中享受生活。”
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包括：
●米德尔顿上校（ColonelLordMiddleton）是约克郡保险公司、马尔顿投资信托公司、英国煤炭精炼过程有限公司和其他三家公司的董事。他在诺丁汉郡拥有大约15000英亩的土地和矿产。
●休伯特爾·鮑爾·高夫將軍（HubertDeLaPoerGough，英國獲聖邁克爾和聖喬治大十字勛章的爵士，高級巴思勛爵士，高級維多利亞勛爵士。）1916-1918年第五军指挥官，1919年波罗的海盟军使团团长（俄罗斯干预），现任西门子兄弟公司，Caxton电气发展有限公司，恩菲尔德轧钢厂和其他两家公司的董事。
●空军准将约翰·夏米尔（JohnAdrianChamier，CB，CMG，OBE，DSO），印度军队退役。现为维克斯航空有限公司航空顾问及代理，现任董事。
●文森特·维克斯（VincentVickers），是伦敦保险公司的董事和VICKERS.Ltd的大股东。
●劳埃德爵士（LordLloyd），前孟买总督。
●格拉斯哥伯爵、私人顾问、总检察长托马斯·英索爵士（SirThomasInskip）的姐夫，他负责下议院的《骚乱法案》。伯爵拥有艾尔郡的凯尔本城堡和大约2500英亩土地。
●内森少校（MajorNathan），东北贝斯纳格林自由党议员，巴勒斯坦犹太机构成员，英中金融贸易公司主席。
●沃德·普莱斯（WardPrice），《每日邮报》特约记者，联合报纸和英国电影新闻总监。
●空军指挥官路易斯·格里格（LouisGrieg）爵士，英国皇家勋章，首席预算官，英国皇家空军，J和H斯克林杰公司的合伙人，股票经纪人，HandleyPage有限公司董事和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以及国王的普通绅士。
●拉文德尔（Ravendale）夫人，男爵夫人，莫斯利的嫂子和列维·莱特的孙女。
●保罗·蒙斯特（PaulMunster）伯爵夫妇。
●梅特卡夫（Metcalf）少校，MVO,MC，辛西娅·莫斯利夫人和拉文代尔夫人的姐夫，威尔士亲王已故的副官和印度的总司令。
●菲利普·马格努斯（PhilipMagnus）爵士，巴特，保守党领袖。
●查尔斯·皮特里（CharlesPetrie）爵士
●J·F·伦内尔·罗德（RennelRodd）阁下，伦内尔男爵的继承人，摩根·格伦费尔公司的合伙人。
●拉尔夫·布鲁门菲尔德（RalphBlumfeld），每日快报主席，前编辑。他曾经是《每日邮报》的编辑，反社会主义联盟的创始人和执行委员会成员。
重要的是，在莫斯利早期的支持者中，有一些富有的犹太人。这是在莫斯利采取反犹主义作为召集无知和落后的支持者的必要手段之前。
莫斯利得到了国外法西斯主义者的财政支持。他每年从墨索里尼那里获得6万英镑的津贴。这一点已通过在罗马档案馆发现的1935年的文件得到证实，并由内政大臣丘特·伊德（ChuterEde）在下议院中公开。
莫斯利拜访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与纳粹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
随着战争的爆发，莫斯利运动逐渐衰落。与欧洲其他法西斯运动一样，英国法西斯联盟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寄希望于德国的胜利来确保自己的未来。与德国帝国主义交战的英国资本家不需要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不得不将其非法化，作为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的一部分。但莫斯利在监狱中受到了良好的保护，并享受着他习惯的许多舒适条件，包括最好的食物、家具和仆人。作为他们阶级中可能过早冒险的一员，英国资本家对他非常关照，着眼于未来。
英国资本家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吗？
当英国资本家阶级进行战争时，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代表的意义，而是出于对世界市场、原材料来源以及利润的绝望斗争中与竞争对手帝国主义作斗争。他们的胜利并没有带来，也不会带来法西斯主义的终结。
在全世界范围内，英国统治阶级支持法西斯主义和反对工人阶级进步运动。让我们只拿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墨索里尼对意大利工人阶级施加蓖麻油“治疗”和其他野蛮酷刑时，丘吉尔深受他的“温文尔雅和纯朴”所打动。1927年1月20日在罗马演讲时，丘吉尔对法西斯主义者只有赞美之词：
“我不能不像其他很多人一样，被墨索里尼先生的温文尔雅和纯朴所迷住，被他在如此多的负担和危险面前的平静和超然所打动。其次，任何人都能看到，他只考虑意大利人民的长远利益，对其余的利益毫不在意。如果我是意大利人，我肯定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从开始到结束，在你们对列宁主义野蛮的欲望和激情的胜利斗争中。然而，我想在法西斯主义的国际方面说几句。从外部来看，你们的运动为整个世界提供了服务。一直以来，每一个民主领袖或工人阶级领袖所担心的最大恐惧就是受到比他更极端的人的破坏。意大利表明了有一种对抗颠覆力量的方法，可以妥善引导民众，使他们重视并希望维护文明社会的荣誉和稳定。她提供了对抗俄国毒素的必要解药。此后，没有任何大国将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布尔什维主义这种癌症般的增长所侵害。”
这里，英国资本主义直言不讳的喉舌明确表示，在最后的关头，面对革命的工人阶级，“国家”（资本家）将不会“缺乏手段”；他们将始终能够效仿墨索里尼，采取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工人的方法。
在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英国支持日本，因为他们认为日本的胜利将使其成为遏制亚洲群众斗争的堡垒。当时的印度国务卿埃默里先生（LSAmery），他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945年，在1933年2月27日的英国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说道：
“我承认，在这件事上，无论是行动、言辞还是同情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单独或有意识地反对日本。日本在实质性的基础上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案例，在满洲建立和平秩序、保护自己免受强势的中国民族主义持续侵略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谴责日本，那么谁又能够率先投石，宣布日本不应该采取行动以对抗布尔什维主义呢？如果我们谴责日本，那么我们在印度和埃及的所有政策都会被谴责。”
纳粹得到了英国统治阶级的帮助和资金支持。希特勒得到了英国大企业的毫无保留的赞扬和支持。自由党人劳合·乔治（LloydGeorge）将希特勒描述为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早在1934年2月，英国政府就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允许立即增加德国的军备。1934年2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JohnSimon）爵士宣布：
“德国在武器方面主张平等权利，我们无法抵抗这样的要求，也不应该抵抗。你将不得不面对德国的再武装。”
对德国的原料镍、棉花废料、火棉原料、飞机和坦克的出口大幅增加。当1934年3月被问及威克斯公司是否参与为希特勒德国提供军备时，该公司主席回答道：
“我不能确切地向您保证，但我可以告诉您，没有我们自己政府的完全授权和批准，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引用自亨利·欧文的《战争是非常有利可图的》）
大资本家和银行家公开主张支持和帮助希特勒。希特勒上台后不久，英格兰银行行长宣称将向希特勒提供贷款是“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投资”。
大量贷款被提供给希特勒。他占领莱茵、德国重新武装、与奥地利合并、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所有这些都得到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支持。原因是他们担心纳粹垮台后，谁会替代它。就在战争爆发前，英国通过时任海外贸易部秘书RS哈德森向纳粹提出了一笔10亿英镑的贷款，以安抚他们，由英帝国主义支付代价来防止他们的扩张，并同时保持他们对德国工人以及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威胁。
丘吉尔对纳粹持无限赞同态度。在1939年的《伟大的同时代人》一书中，丘吉尔写道：
“这场斗争的故事读来不禁令人钦佩，因为它展示了他挑战、反抗、安抚或征服所有阻挡他道路的权威或反抗力量所需要的勇气、毅力和生命力。我一直说过，如果大英帝国在战争中被击败，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希特勒来引领我们重回我们在世界各国中应有的地位。”（这本书中同时也充满了对托洛茨基的恶毒攻击，他因为组建红军和是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而招致了丘吉尔的憎恶。——作者注）
1938年10月31日，比弗布鲁克勋爵在《每日快报》上写道：“我们当然相信希特勒的诚实和真诚。我们完全相信他一再提到的寻求与我们达成协议的目的，并且充分接受《慕尼黑文件》的影响。”当然，这些发言并没有妨碍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得以担任联合政府的部长职务。
在西班牙内战中，英国资本家对佛朗哥表示同情。在所谓的“不干涉外国内政”掩护下，他们帮助佛朗哥镇压了共和国。
英国资本主义放任、援助了任何反对工人运动的反动行动。只有当纳粹侵犯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才以“反法西斯主义”的名义宣战。但当他们的阶级利益需要法西斯主义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转向莫斯利或其他法西斯冒险家，就像德国资本家转向希特勒、意大利资本家转向墨索里尼一样。如今，法西斯主义对于保护他们的利润并不必要。但明天可能会不同。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它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而言，了解法西斯主义以及它为何产生至关重要。如果不了解法西斯主义，就无法有效地与之作斗争并摧毁它。而且，除非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的角度来看待它，工人阶级将无法为未来对抗任何崛起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做好准备。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在封建制度衰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它兴起的时期，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是一种进步的制度，因为它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即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并因此提高了人类的文化水平。
尽管会存在危机，财富却增加了，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也提高了。随着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工业进一步扩大，取代了旧的生产方式，从而使工人阶级的人数增加。
在过去的100年里，工人阶级为了反对资本主义而组织了自己的阶级组织，如工会和工党。必须时刻记住今天的权利——拒绝劳动、罢工、组织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甚至投票权这些权利，并不是资本家阶级慷慨地分配给的，它们只能在工人阶级的艰苦无息的阶级斗争之后取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资本家仍然能够从扩张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带来的巨额利润中做出让步。
但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本集中和垄断以及联合企业的增长。由于世界市场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功能，在某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并且必然地在争夺和扩展市场的疯狂努力中相互冲突。生产力的发展比市场扩张更加迅速，超越了民族国家和私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界限。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资本主义在其最后阶段，无法为工人提供其就业或生活保障，使其陷入赤贫状态。而且还摧毁了中产阶级——小商店主、商人、专业人士、白领工人、小商贩以及那些社会地位介于工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人群。
为了对抗工人阶级，资本家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机器中体现的旧的镇压力量。在现代条件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持续很长时间，除非至少在初始阶段，它具有群众基础。军事警察专政无法达到目的。资本家在法西斯主义中找到了一种出路，这种出路基于反资本主义的煽动性言论在中产阶级中找到了群众支持。重要的是要理解，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一种大规模群众运动，即失落的中产阶级的运动。
工人阶级在危机时期通过他们现有的组织表达他们的愿望并进行斗争。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在大型厂矿和工厂中组织起来，以生产为纽带，思考社会主义解决他们问题的方式。他们的社会行动引发了一种社会意识。
中产阶级由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处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位置，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摇摆。如果工人阶级不能为中产阶级提供一条革命性出路，后者就会转向资产阶级，并成为法西斯运动的主要支柱。
随着世界市场竞争的加剧，在工人阶级组织存在的情况下无法确保自己的地位，资本家寻求通过摧毁这些组织来摆脱危机，剥夺工人捍卫自身权利和条件的武器。随着危机影响一个又一个国家，资本家寄望于法西斯主义运动来粉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党。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功能所在。
列夫·托洛茨基解释了资本主义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
“法西斯主义胜利以后，财政资本将立刻地和直接地集中一切统治的机关和工具、国家行政的和教育的权力：整个国家机关和军队、市政厅、大学校、报纸、工会和合作社在它的手里，有如集中在铁钳里一样。当一个国家转变成法西斯的国家的时候，那不仅是表示政府的一切形式和方法，都要按照墨索里尼所安排的模型改变——在这个范围以内的改变，最后只演着极小的作用——而是表示：首先就是一切工人组织之被摧毁，无产阶级之被迫而陷于纷乱状况，一个深入群众的破坏无产阶级独立团结的行政制度之建立。法西斯主义的要点就在这里。”（《论德国法西斯主义》，又名《以后该怎么办？》，1932年）
墨索里尼（BenitoMussolini）的权力崛起
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首次出现是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意大利统治阶级对群众的革命高涨感到恐惧。资本主义报纸写道，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的行为就像列宁和托洛茨基是意大利的主人一样。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发生了——1919年有1663次罢工，1920年有1881次罢工。工人的争取获得了让步和改革：更高的工资、每天8小时的工作制、工会的全面承认以及通过工厂委员会在生产中发表意见。1920年9月，当工业家们采取停工作为回应增加工资要求时，60万名意大利金属工人占领了工厂，并通过自己选举产生的车间委员会进行生产。
农民也受到了战后革命浪潮的影响。他们开始夺取土地。自发夺取的土地上，自由党政府被迫给予他们保留地产的权利，条件是他们组织成合作社。农业工人组建了强大的工会，被称为“红色联盟”。
资本家和地主陷入了瘫痪。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统治阶级在群众的冲击面前进行了策略调整，开始寻找出路，计划进行反攻。
1919年4月初，在热那亚，大工业家和地主们结成了联盟，以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罗西（后来被墨索里尼的特工杀害）在他的书《法西斯主义的诞生》中写道，“这次集会是资本主义力量重新组织自己以应对局势威胁的第一步。”在形成了全国工业总联合会和农业总联合会之后，资本家开始资助法西斯组织，即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的流氓团伙。
这支团伙是一支经过特训的反工人武装力量，其目标是恐吓工人，破坏他们的组织。这些反工人联盟开始公开袭击工人的集会。早在1919年4月15日，米兰这一社会主义者的据点，一次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示威游行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袭击，当时他们手持匕首和手榴弹。他们以二三十人的小组，袭击意大利各地和平示威活动。在同一天，即米兰事件发生的当天，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官方报纸《前进》的办公室遭到法西斯分子的破坏。1919年12月1日，社会主义议员离开议会大厦时遭到袭击和殴打。
但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失败使资本家得以成功削弱工人的力量，并且意大利的严重危机使得破产的中产阶级成为法西斯主义煽动的易受害者。由于意大利犹太人口规模小且不重要，反犹太主义并不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武器库之一。他们的煽动主要集中在反对信托和支持普通人上。到了墨索里尼民兵队中参与殴打和冒险的不仅仅是恶棍，通常是刚被征召的绝望学生、失业者、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
群众的革命能量消退了。得到大工业家和地主慷慨资助的法西斯分子开始对工人展开真正的进攻。在博洛尼亚，即埃米利亚的“红色联盟”中心，1920年11月的市政选举中，社会党取得了胜利。11月21日，黑衫军袭击了市政厅，在斗争中一名保守派议员被杀。（似乎是被法西斯手枪手杀害的。）这是法西斯分子一直在等待的信号。根据墨索里尼的支持者之一戈尔戈里尼的说法，这“开启了大法西斯时代，野蛮、原始的复仇法则在意大利半岛上统治。这是法西斯份子的意愿。”
在由地主提供武装并配备车辆的情况下，黑衫军开始进行惩罚性远征活动。他们摧毁了村庄中工人的组织，现在他们又开始袭击城镇中的工人。1921年，在的里雅斯特、梅迪纳、佛罗伦萨和其他地方，黑衫军摧毁了劳工交流中心和合作社以及劳工报纸的办事处。
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警察、法庭和军队
在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中，招惹是非的黑衫军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全力支持。警察为法西斯主义者招募人员，敦促犯罪分子加入法西斯团体，承诺各种好处和豁免权。警察将他们的车辆提供给法西斯份子使用，并发放武器许可证给他们，同时坚决拒绝工人和农民的武器申请。一名法西斯主义学生写了一封嘲笑性质的信给共产主义报纸，其中写道：
“在我们准备对付你们之前，会让警察解除你们的武装，这不是因为我们害怕看不起你们，而是因为我们的鲜血宝贵，不应该浪费在卑劣和下贱的平民身上。”（罗西，同上）
与此同时，“公正”的法庭大肆判处“反法西斯分子数百年的监禁，而对有罪的法西斯分子则百免其罪。”（戈贝蒂，《自由主义的革命》）。1921年，司法部长费拉“致函法官们，要求他们忘记涉及法西斯犯罪行为的案件。”（罗森伯格，《法西斯主义的世界斗争》）
军队通过军官阶层全力支持法西斯分子：
“意大利陆军参谋长巴多里奥将军曾向所有军区指挥官发出机密通知，声明那时正在复员的军官（约6万人）将被派往最重要的地区并被要求加入法西斯组织，这些军官将接受组织和指导。他们将继续领取五分之四的工资。国家兵工厂的军火流入法西斯分子手中，他们由休假中的军官或甚至现役军官进行训练。许多军官知道上级的偏好已经倒向法西斯主义，公然支持这一运动。军队与黑衫军的勾结越来越频繁。例如，特伦特法西斯党在一个步兵连的帮助下镇压了一次罢工，博尔扎诺法西斯党是由第232步兵团的军官创立的。”（丹尼尔·盖林，《法西斯主义和大企业》）
很快，黑衫军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开始发起消灭工人组织的运动。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马拉帕尔特（CurzioMalaparte）在其1931年的《政变技巧》中写道：“每天，数千名武装人员，有时十五到二十万人，通过开车迅速涌入一个省份的城市或乡村。”丹尼尔·盖林评论道：
“他们每天袭击劳工交流所、合作社总部和工人阶级出版物。1922年8月初，他们夺取了米兰和里窝那市政厅，这两个地方都由社会党管理，他们烧毁了米兰的《进军》报纸和热那亚的《劳动》报纸的办公室；他们占领了临港市场，这是码头工人劳工合作社的据点。这些策略逐渐磨损和削弱了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剥夺了他们的行动手段和支持。法西斯主义者只是等待夺取权力，以彻底粉碎工人阶级。”
工人组织如何应对对其生存构成致命威胁的局面？领导人们坚持欺骗自己和追随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将保护他们免受这些无法无天的团伙的威胁，而不是向工人解释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以及如果墨索里尼上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盖林援引库雷拉的说法：“社会主义和工会领导人们坚持拒绝武力对抗法西斯主义，拒绝进行军事化的武装和组织。1921年1月，《工会之战》仍旧认为：“无论如何，法西斯主义不可能在武装斗争中被征服，只能进行合法斗争。”由于他们与国家机构的关系，“社会主义者们多次有机会拿到武器来保护自己免受法西斯分子的袭击。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些提议，称保护公民免受其他公民的武装攻击是国家的责任。”（摘自库雷拉的《无掩面的墨索里尼》，1931）
社会党甚至在1921年8月3日与墨索里尼签署了和平协定，这是自由派总理倡议并表示希望“调和”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结果。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图拉蒂呼吁墨索里尼：“我只想说一句话：让我们真正解除武装！”黑衫军肯定暗自发笑。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更好地准备自己。他们谴责该协定，并加大对工人组织的进攻。
社会党请求国家采取行动打击法西斯主义者。国家确实采取了行动，但行动的对象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工人及其组织。由于社会党和工会领导人的失败，各种倾向的左翼激进分子——革命工会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以及一些前军官，在1921年迈格里诺的倡议下组织起武装的反法西斯民兵组织，他们称自己为“人民勇士”。他们在工人和工会领导人的反对声中采取了这一行动。不幸的是，年轻而脆弱的共产党对这个问题采取了极左的态度，他们分裂出去并组织了自己的“行动小队”。
盖林写道：
“结果是，当黑衫军进行‘惩罚性远征’，袭击劳工组织或‘红色’自治市政府时，激进的工人要么无力抵抗，要么提供无效的临时无政府状态下的抵抗。大多数情况下，侵略者仍然掌握着局势。”
盖林进一步写道：
“在‘惩罚性远征’之后，反法西斯主义者不进行报复行动，尊重‘法西斯’的住所，不发起反攻。他们满足于宣布‘总抗议罢工’。但这些罢工旨在迫使当局保护工会组织免受法西斯主义恐怖的侵害，结果只是与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同谋的当局进行荒谬的讨价还价（西洛尼《法西斯主义》，1934年）。
由于这些罢工没有伴随着直接行动，他们未能削弱敌人的力量。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者则利用这些罢工加大了暴力行径。他们保护“破坏工人”（scabs），自己作为破坏者，“在罢工周围造成威胁性的真空中，对敌对组织发动迅猛而暴力的打击”（马拉帕尔特，《政变技术》，1931年）。但是，当罕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有组织地抵抗法西斯主义时，反法西斯主义者会暂时占据上风。例如，1922年8月在帕尔马，尽管有数千名民兵集结，但工人阶级成功挫败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因为在人民勇士的指导下，防御按照军事方法有组织地进行。”（A·罗西，《法西斯主义的诞生》，1938年）
随着法西斯主义者夺取政权的意图变得越来越明显，社会党发言人图拉蒂在1922年7月向国王呼吁，要“提醒他是宪法的最高捍卫者”。与此同时，资本家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罗西写道：“墨索里尼和总工业联合会负责人本尼（Benni）先生和奥利韦蒂（Olivetti）之间进行了一些非常激烈的会议。银行协会的领导人为资助罗马大行军支付了2000万。工业联合会和农业联合会的领导人电报罗马说，他们认为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一个墨索里尼政府。”大企业家、权力集团的参议员埃托雷·孔蒂发送了类似的电报，“墨索里尼是寡头和商会的候选人。”
尽管法西斯党在意大利议会中只有约600个席位中的35个议席，但国王顺从统治阶级的要求，将权力交给了墨索里尼。即使在1922年墨索里尼发动政变后，改良主义领导人仍然无法从他们痛苦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意大利社会党一如既往地盲目地坚持合法性和宪法。1923年12月，劳工联合会向墨索里尼报告了法西斯团伙所犯下的暴行，并要求他与自己的部队划清界限。（参考文献：布奥齐和尼蒂，《法西斯主义与工会主义》，1930年）社会党非常重视1924年4月的选举运动。图拉蒂甚至在都灵与一名法西斯分子进行辩论，而黑衫军把守着入口。当在马泰奥蒂遇刺后，一股反抗浪潮席卷整个半岛时，社会党不知如何利用。“在这关键时刻，”内尼写道，“呼吁工人走上街头起义的策略被法庭和议会上的合法斗争所取代。”作为抗议的手段，反对派满足于不出席议会，并像古罗马平民阶层一样，退到了阿文蒂诺山。“我们的对手在干什么？”墨索里尼在议会上嘲笑道。他们发动总罢工，甚至部分罢工吗？他们试图在军队中引发起义吗？毫无这样的事情。他们仅仅限于进行媒体运动。”（1924年7月演讲）社会党发起了三重口号：政府辞职，解散武装力量，重新选举。他们继续对国王表示信任，并请求他与墨索里尼划清界限。为了启发国王，他们不断地发表请愿书。但国王第二次让他们失望。”（出自盖林，同上）
墨索里尼统治下的生活条件
墨索里尼一旦上台，就建立起了典型的极权主义国家模式。他摧毁了工人组织，为了大企业的利益，为对群众进行了残酷的攻击。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冲击对象是工人阶级，它的目标首先是针对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武器被破坏，法西斯主义建立了叛徒工会，创造了压低工人工资和降低生活水平的条件。原本的工会被打垮，工厂中的工人代表制度被废除，罢工权利被剥夺，所有工会合同都成为无效。雇主重新在工厂中称王称霸，同时也成为员工的“领导者”。任何试图进行罢工，任何对雇主意愿的抵抗，都将受到国家的严厉惩罚。挑战雇主就等于挑战国家的全部力量。用法西斯主义者的话说，罢工是对“社会共同体”的犯罪行为。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盖塔诺·萨尔维米尼（GaetanoSalvmini）是意大利的权威人物，他对法西斯主义下的生活各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以法西斯政府官方资料为基础，揭示了法西斯对意大利人民意味着什么。在他的书《法西斯之斧下》中，他揭示出从墨索里尼政权开始时，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了，特别是不幸的工人和小农。在“繁荣”时期以及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衰退期间，工资持续下降。工作时间不断延长，没有任何加班费增加，而生活成本却增加。他详细介绍了1922年至1935年期间工资削减的情况，尽管政权竭力向外界隐瞒这一点，他展示了人们对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持续下降。
1922年，意大利人口3880万，烟草消费量为27.9万公担；到了1932年，下降到24.5万公担。咖啡消费量从1922年的47.2万公担下降到1932年的40.7万公担。这些对于工人来说属于“奢侈品”。但是在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方面，下降幅度更大。玉米消费量从1922年的2721.3万公担下降到1932年的2673.9万公担。在1932年的人口增长到4100万的情况下，小麦消费量从7223.7万公担下降到6920.4万公担。连同上述物品一起，对最低限度的生存来说绝对必不可少的盐从264.6万公担下降到260.6万公担。这些数据取自意大利官方统计资料（1922-1925年版《意大利统计年鉴》第198页，1933年版第119页）。1935年5月1日的《论坛报》揭示了肉类消费的可怕下降。每年人均肉类消费量从1928年的22公斤（48.4磅）下降到1932年的18公斤（39.6磅）。糖的消费量在1922年达到7.5公斤，而在1932年下降到6.9公斤。在英国，年人均消费量为40公斤，在法国为25公斤，在德国为23公斤，即使在落后的西班牙也是13公斤。
1933年2月，意大利的官方失业人数为1229000人。在1934年7月2日，意大利政府的一份官方公报中称：“在那一年的冬天，意大利的‘国家团结’组织几乎每天都向1750000个家庭提供帮助。”而在1922年2月，只有602000人失业，而法西斯主义者则将他们的煽动焦点放在了失业的恐怖上。
因此，法西斯主义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的神话被证明是一种欺诈。一旦掌权，法西斯主义因工人阶级组织的破坏而长期保持其统治地位。随着最好的阶级斗士、最先进的无产者被囚禁或谋杀，工人阶级经历了一段士气低落和冷漠的时期。在镇压和恐怖的统治下，工人们在对雇主的统一斗争中处于极大的不利地位。墨索里尼的不光彩结局向世界展示了意大利人民对“元首”（Duce）的真正仇恨，揭露了意大利群众支持黑衫军的谎言。
今日的意大利工人和法西斯主义
引人注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所发生事件之间的差异。
墨索里尼的垮台成为工人和农民的深层激励信号。在巴多利奥政变后，再次出现了一波巨大的罢工和示威浪潮。在纳粹被击败后，武装起义的工人和农民用他们的游击队重新夺取了工厂和国家的控制权。唯一阻碍工人夺取权力的是他们自己组织的领导者。
这种失败意味着意大利工人的条件恶化，甚至低于墨索里尼时期。工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因为他们建立了强大得多的工会，远比过去更加强大。但是，中产阶级的境况低于工人，为复兴法西斯煽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将资本主义民主派的承诺与自己的处境进行对比。新法西斯主义者开始出现。工业家和地主以墨索里尼上台的经验为基础，继续沿用老路。1947年，西西里岛的五一示威会议遭到了枪击，尽管妇女和儿童都参与其中。几个月前，在那不勒斯，君主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团体进行了针对共产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示威。在1947年的最后几个月，工人会议遭到了枪击，工人组织的场所遭到炸弹袭击。法西斯分子的恐怖在经济落后的南部农村地区更加严重，地主组织了对工会组织者的谋杀，并试图通过恐吓农民工和农民不参加工会。
在短短几个月内，南部农村地区的19名工会组织者被暗杀。
在北部，即使像米兰这样的工人阶级要塞，炸弹也曾被放置在共产党总部。工人们迅速以米兰的总罢工回应，并立即采取报复行动，对新法西斯组织“普通人”（l'UomoQualunque）和“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oSocialeItaliene）总部发起纵火和洗劫。
在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的经验后，意大利工人不满足处于防御地位。在几乎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他们都以攻击法西斯分子的方式进攻。在米兰有超过十万人的示威，其他城市也有数万人参与，如都灵、热那亚、佛罗伦萨、维罗纳、巴里、克雷莫纳、罗马、博洛尼亚，甚至在那不勒斯和巴勒莫（曾经是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工人们对法西斯组织总部发动了激进的攻击行动。南部也追随北方的步伐。
自然而然，当法西斯分子袭击工人时，警方总是方便地缺席或不作为，现在他们被召唤出来保护法西斯分子。许多城镇都派出军队协助警方。催泪瓦斯和枪支被用来对付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德加斯佩里（AlcideDeGasperi）政府，像1920-1922年的自由派前任内阁一样，暗中支持并鼓励法西斯分子。历史再次重演，但不完全相同。工人的进攻导致了法西斯分子的失败，他们暂时被迫消声匿迹。英国的工人可以从意大利工人最近的进攻行动中学到宝贵的经验教训。
但这个教训是纯粹消极的：如果工人在防止法西斯分子再度抬头的消极教训上学到了东西，却未能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即使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也不会被驱逐殆尽。
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慢性衰退依然存在。目前已经有150万工人处于大规模失业状态。新一轮世界危机的到来将使失业率飙升到创纪录的水平。受到危机的折磨，意大利资本家将再次求助于残酷镇压，作为稳定他们统治的唯一手段。意大利的教训必须最先由工人阶级运动的先锋们学到。如果他们未能展示完全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建立工人权力和共产主义的出路，大众的进攻精神将逐渐消退，士气低落和冷漠将蔓延。资本主义孕育着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推翻社会上的资本主义体制，工人才能确保终结法西斯主义。
德国——纳粹是如何上台的
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使世界工人运动倒退了许多年。追溯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背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阶级力量的作用，德国社民党和斯大林主义者导致了这个世界上组织最有力的劳工运动之一的可怕失败。
在俄国革命后，德国工人阶级推翻了凯撒皇帝，并在1918年试图进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但实际上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夺取了政权，尽管他们实际上反对起义和革命。他们并无意完成革命。他们的纲领基于“渐进主义的不可避免性”。他们把自己置于工人阶级之上，放弃了几十年来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党纲。诺斯克、埃伯特、施耐德曼等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与德国总参谋部密谋瓦解革命，恢复“法制和秩序”。1919年1月，柏林工人被镇压，革命领导者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反动军官直接怂恿下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谋杀。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被清除，德国成为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社会民主党的自夸，那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在这个阶段，资本家被迫依赖劳工和工会领导人，以拯救他们的体制免于彻底崩溃。他们咬紧牙关，被迫向工人阶级做出巨大让步。工人争得了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工会承认、失业保险、选举商店委员会的权利，以及男女普选权。在东普鲁士受贵族剥削下半封建生活的农业劳动者，也赢得了组织权和与工业工人类似的权利。
从第一次冲击中恢复过来后，大工业家和地主开始为反对工人阶级进行准备。克虏伯（Krupp）是德国军火巨头，他傲慢地告诉自己的工人：“我们只想要忠诚的工人，由衷感激我们给他们赚到的面包。”截至1919年2月，鲁尔区的另一位重要钢铁巨头施廷纳（Stinnes）公开宣称：“大企业和所有统治工业的人将重获他们的影响力和权力。他们将被一个幻灭了的、饥肠辘辘、需要面包而不是口号的民众召回。”代表大工业的前部长德恩伯格（Dernberg）明确表示：“每一个八小时工作制都是德国棺材上的一颗钉子。”
在这些早期年份中，资本家们开始资助由退役军官、罪犯、冒险家和其他社会败类组成的反工人联盟。当时纳粹只是其中一个反工人的小团体。他们展开了恐怖活动，包括暗杀左翼甚至资本主义民主派政治家，破坏工人阶级的会议。希特勒于1921年1月4日宣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未来将以必要时用武力阻止一切可能产生压抑影响的集会或演讲。”与意大利一样，在德国，法院、军方、公务员、警察局长都给予这些反动组织全力支持。国家以共谋和勾结的方式行动。当慕尼黑警察局长波纳（Pohner）收到“真正的政治暗杀组织”的存在警告时，他回答：“是的，是的，但太少了！”
但在当时，这些法西斯团体没有群众基础。它们只是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一股力量，只由社会败类组成。中产阶级寄希望于工人组织来寻找出路。资本家只将法西斯组织用作反工人的辅助力量和未来的后备力量。谈到纳粹运动的发展，希特勒承认：“只有一件事可能会摧毁我们的运动，如果对手从第一天起就理解了我们的原则，并以最极端的残酷手段摧毁我们新运动的核心。”戈培尔评论道：“如果敌人知道我们有多弱小，它可能会把我们击垮，把我们每件开始的工作碾碎在血泊中。”
在由通货膨胀和法国占领鲁尔区引发的1923年革命危机中，中产阶级寄望于成功赢得大部分工人支持的共产党。但当时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和塔尔海默（AugustThalheimer）以及莫斯科的斯大林给予的错误建议搞砸了这个革命形势。布兰德勒事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承认：
“有起义革命运动的迹象。工人暂时站在我们这边，而我们相信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立即发动进攻。”
在失去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之后，国际领导层试图将所有责任推给德国共产党。但德国领导层曾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层寻求建议。斯大林的建议是灾难性的。他当时写信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
“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努力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足够成熟？这，在我看来，才是问题。当然，法西斯分子并没有放松警惕，但我们的利益在于他们先发动进攻：这将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站在共产党人一边（德国不是保加利亚）。此外，根据所有的情报，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并不强大。我认为应该遏制德国党而不是推动他们行动。”（引自托洛茨基《列宁逝世后的第三国际》第312页，[1]）
就是这样，当时他们拥有大多数工人的支持！德国革命仍旧被悲剧般地破坏，为随后法西斯势力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大企业和纳粹分子
受到在德国出现“布尔什维主义”前景的威胁，美国、英国和法国资本家纷纷注入贷款以支撑德国资本主义。这些贷款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繁荣，尤其影响了德国。德国的繁荣从1925年持续到1929年。德国的资本家通过对德国工业的合理化获得了巨额利润，他们不再需要法西斯分子的支持，对纳粹的支持减少。他们提供的资金仅足以保持纳粹作为一种后备武器，防止其完全从舞台上消失。
然后是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失业人数达到七百万以上。中产阶级在经济危机中破产，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比工人阶级还要低。工业工人拥有工会合同和失业津贴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制垄断组织的最严苛压迫。中产阶级则无可奈何。
工业家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感到担忧。他们开始向纳粹党注入巨额资金。克虏伯、蒂森、基尔多夫、博尔齐格等德国煤炭、钢铁、化学和其他工业帝国的头目慷慨地为希特勒提供宣传手段。最终决定将权力交给希特勒是在科隆银行家施罗德的家中作出的（根据纳粹种族法，施罗德是犹太人！）。资本家们向纳粹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资助。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摧毁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权益。
希特勒解释了这些津贴的意义，他指出：
“如果没有汽车、飞机和扩音器，我们就无法征服德国。这三种技术手段使得国家社会主义能够展开一场惊人的运动。”
根据英国政府于1943年发布的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供将被派往德国的官员和公务员使用，列举了以下不容置疑的事实：
“鲁尔地区的弗里茨·蒂森和基尔多夫以及柏林的恩斯特·冯·博尔齐格，即德国雇主联合会的主席，都是希特勒的极端支持者。在早期希特勒时代，其他财政支持者还包括著名的钢琴制造商卡尔·贝希施坦（柏林）、印刷商布鲁克曼（慕尼黑）、知名艺术品经销商和出版商汉夫斯坦格尔（慕尼黑）以及希特勒上台后获得独家垄断权的汉堡瑞茨马香烟联合公司。”
“然而，并不仅仅是在纳粹政府上台前的大危机时期，大型工业企业的财政支持才开始大规模出现。其中大多数并非直接向纳粹党捐款，而是捐给了克鲁普斯公司的前任董事阿尔弗雷德·休根贝格，他同时也是‘德意志民族党’的领导人。休根贝格将捐款金额的五分之一交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弗里茨·蒂森在与希特勒决裂后表示，他个人的捐款金额达到了一百万马克，并估计德国重工业通过休根贝格每年向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提供的金额约为两百万马克。”
“在1932年1月27日，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的会议上，希特勒向与会者详细说明了他的计划后，重工业与纳粹党之间的协定达成。在这里，希特勒让听众相信他们无需担心他的‘社会主义’，并把他的半军事组织自诩为对抗任何形式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者’进行的经济政策完全证明了大工业家对希特勒的信任是正确的。希特勒在其他方面也贯彻了他们的政策。他摧毁了工人组织，引入了工厂中的‘领导原则’。通过一项巨大的再军事化计划，在西德推动了重工业的扩张，并带来了巨额利润。鲁尔和莱茵兰制造商在所谓的1941年关于‘股息’归还的‘法令’中赚取的利润是巨大的（纳粹法令常常与其名称相反），它使得股份公司能够通过所谓的‘矫正’方式分配在1933-1938年期间积累的未支付股息的利润。约50亿马克的利润以股票形式分配给股东，这些利润是在战前年份中创造的。”
托洛茨基呼吁建立统一战线
在1924年5月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了192万张选票和32个议席。但是在同年12月，多斯计划推动德国经济回复并逐渐稳定后，他们只获得了84万张选票，纳粹党的势头进一步下滑。在1925年的德国总统选举中，作为纳粹党候选人的鲁登道夫将军获得了21万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大选中，纳粹党只获得了72万张选票，失去了12万张选票和两个席位。
随后，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德国资本主义出现了可怕的危机。在两年内，即1930年9月14日的大选中，纳粹党的选票上升到了600万张。法西斯主义者吸引了绝望的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支持。社会党在1918年和共产党在1923年的失败，使得相当大比例的中产阶级从中立或甚至对工人阶级的支持转向反革命势力，站到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一方。
选举结果一经公布，被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者运动（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属于该组织）的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发表了一份呼吁，要求德国共产党立即与社会民主党组织起统一战线，以防止希特勒上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希望保护工人阶级的权益免受纳粹威胁。托洛茨基主义者警告说，纳粹上台可能造成悲剧性后果，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整个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来说都是如此。他们警告说，这将使对苏联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
但斯大林主义者没有理会这一警告。他们在德国的政策是，法西斯主义或“社会法西斯主义”已经掌权，对工人阶级的主要威胁是社会民主党，他们也是法西斯主义者——“社会法西斯主义者”。
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因在1932年提倡德国和英国社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建立统一战线而被开除出共产党。
1932年5月26日，《每日工人报》上的英国斯大林主义者写道：
“托洛茨基挺身捍卫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统一战线的行为是很有意义的。在像当前这样的时刻，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具破坏性和反革命性的阶级领导了。”[2]
恩斯特·台尔曼（ErnstThälmann）在1932年9月的第13次国际共产主义者大会闭幕演讲中（见《国际共产主义》第17/18期，第1,329页）说：
“托洛茨基在他对问题为《纳粹主义将如何被击败？》的小册子中提供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德国共产党必须与社会民主党结盟’。托洛茨基认为，通过建立这种结盟，才能彻底挽救德国工人阶级免受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要么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结盟，要么德国工人阶级将在10至20年内丧失。”
“这是一个完全破产的法西斯主义和反革命理论。这个理论是最糟糕的理论，最危险的理论，以及托洛茨基在他反革命宣传的最后几年中构建的最具犯罪性的理论。”
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源头是斯大林，他为德国党提供了这条路线。
“这些组织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法西斯主义是这两个主要组织的无形的政治联盟，它是在战后帝国主义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目的在于同无产阶级革命作斗争。资产阶级没有这种联盟就不能保住政权。”（《国际共产主义》1925年第6期，中译者摘自斯大林中文全集第6卷）
斯大林主义者甚至还鼓动共产主义工人殴打社会主义工人，破坏他们的会议等。台尔曼公开提出口号：“把社会法西斯从工厂和工会工作岗位赶走。”在这个口号的推动下，共青团的机关报《少先队》提出了口号：“把社会法西斯从工厂、就业交流中心和学徒学校赶走。”甚至连为共产党员子女服务的少先队机关报《鼓》都呼吁共产党员的孩子们“在学校和游乐场上打击那些小社会民主党人”。
他们并没有止步于此。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甚至提倡德国共产党联合法西斯党对抗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是统治德国三分之二地区的普鲁士州的执政党，也是德国最重要的一部分。德国有句传统说法：“谁拥有普鲁士，谁便拥有帝国。”纳粹党于1931年8月9日组织了一次全民公投，试图推翻社会民主党政府。如果他们在这个公投中成功，他们将在1931年而不是1933年上台执政。德国共产党领导层决定反对这次公投并支持社会民主党。但在斯大林的直接影响下，共产国际的领导层要求共产党参与这次公投，并称其为“红色公投”。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皮亚特尼茨基甚至夸耀道：
“你知道，例如，党的领导层反对参加有关解散普鲁士地方议会的公投。一些党报发表了反对参加公投的社论。但当党中央委员会与共产国际一起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积极参加公投时，德国同志们在几天内激起了整个党。除了苏联共产党，没有任何一个党能做到这一点。”（摘自《十二届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南》，第42页）
正是这类疯狂的冒险行为使工人迷失了方向，并促成了纳粹分子的成功。大工人阶级运动遭受重创并在纳粹暴徒面前无力回天，这是由于群众性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人拒绝采取革命政策来对抗法西斯分子导致的。
需要牢记的是，纳粹党只赢得了德国工人的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工人都反对他们。在1931年的选举中，纳粹党只获得了工厂工会的5%选票。这是在经过巨大的渗透工人阶级的宣传攻势之后。而在1933年3月，当法西斯分子已经上台执政时，尽管恐怖行动已经开始，他们在工厂工会选举中仅获得了3%的选票！尽管工人阶级内部存在一定的士气低落，并有助于法西斯分子渗透到他们中间的错误政策，但绝大多数工人仍然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念。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该如何应对希特勒的威胁呢？
工人们渴望并愿意与纳粹斗争，以防止他们上台执政。数百万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防卫组织中得到武装和训练。这是德国革命的遗产。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构成了德国最强大的力量。如果他们需要的只是必要的政策来捍卫自己的组织并转入反攻，进而夺取权力。但是领导人们背叛了德国的工人，就像他们在意大利所做的那样。
随着希特勒政变的威胁越来越近，这些领导人宣称纳粹正在衰落。社会主义领导人宣称，仿佛在抄袭他们的意大利同行：“勇敢面对不受欢迎。”他们敦促支持布伦宁政府的法令，并支持兴登堡以抵挡来自希特勒的危险。他们嘲笑这样一个观点：像德国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不可能沦为法西斯野蛮统治之下。法西斯主义可能在意大利这样的落后国家上台，但不会在拥有高度工业化经济的德国上台！起初，他们对纳粹提出的原始和疯狂的思想嗤之以鼻。他们敦促工人们笑他们一笑，对他们的挑衅不屑一顾。他们说这只会给他们增加宣传效果。这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对于如英国及其他地方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蕾贝卡·韦斯特（RebeccaWest）等所提出的熟悉的论据是了解的。
他们总是低估来自法西斯分子的危险，并求助于那些保护和庇护法西斯分子的国家机器。但是随着法西斯威胁逼近，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中的一些组织开始在工厂和失业人群中组建防卫组织。然而，德国总工会和劳工联合会拒绝支持此举：“目前情况还不足以证明工人需要为捍卫自己的权益做好战斗准备。”他们反对对这些预防措施进行“集中和普遍化”，理由是它们“多余”。1932年11月6日，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前锋报》提到纳粹在选举中得票从1370万下降至1170万5257票，并且希特勒未能获得权力交接：“十年前我们就预言了国家社会主义破产的命运；这在我们的报纸上已经黑白分明！”就在纳粹党上台的前夕，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的席夫林写道：“我们只能闻到一具腐烂尸体的臭味了。法西斯主义明确地已经死了：它再也不会复兴。”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更糟。他们宣称法西斯主义已经在德国执政，希特勒上台并不会有任何区别。在国会上，他们的一位领导人瑞梅尔在1931年10月14日说道：“布伦宁先生非常清楚，一旦（法西斯分子）上台，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对一切进行干净的清算。”（共产党人热烈鼓掌）“我们不怕法西斯绅士们。他们比任何其他政府更快地耗尽他们的力量。”（共产党人赞同地说：“没错！”）1932年，泰尔曼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谴责“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机会主义评估过高”。早在希特勒运动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取得胜利时，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红旗报》就宣称：“9月14日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巅峰。之后将只会出现衰落和衰败。”在三年内，纳粹成功地赢得了大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获得了超过1300万选票。就在纳粹在选举中首次受挫，失去200万选票，并出现纳粹运动瓦解迹象之际，希特勒的上台被总统兴登堡、军方领导人、官僚主义者以及大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所接受。即使在最后关头，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也没有给出正确的指导。1933年2月7日，柏林社会民主党联邦负责人昆斯勒对劳工工人发出指示：“首先要保持冷静！柏林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太珍贵了，不能轻易危及，必须为斗争的一天而保留。”而这时，希特勒已经于1933年1月上台执政。共产党领导人呼吁：“工人们要小心，不要给政府任何提供针对共产党采取新措施的借口！”（威廉·皮克，1933年2月26日）这些政党的领导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德国工人们渴望战斗。3月5日，选举之夜，社会民主党的军事组织——帝国旗帜组织的领导人们寻求起义的信号。他们收到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回应：“保持冷静！千万别流血。”庞大的德国劳工运动在没有一发枪声的情况下被动的向希特勒投降了。
对于共产党而言，争取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在1930年就建立了这样的统一战线，将会彻底改变未来事件的走向。中产阶级会跟随工人组织的领导。如果法西斯分子面对组织有力的工人力量进行对抗，他们将会被彻底击败。然而，由于领导层卑躬屈膝地让步给“当局”，导致希特勒取得了非常容易的胜利。
改良派和斯大林主义者在各个国家中都是相同的。后来，对于这场灾难的责任被推到了德国工人身上。但在英国工会大会的布莱顿大会上，主席西特琳为德国的工会领导人和他们在1933年未举行总罢工的失败进行了辩护。他说：
“选举之后不久，恐怖活动就加剧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在5月2日实际上被镇压了。人们对纳粹独裁制度的到来似乎没有任何抵抗感到非常担忧。德国工会领导人和德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受到攻击和批评，因为他们没有有效抵抗。我只能说，根据我第一手的信息，他们准备了非常充分的抵抗手段。”（《独裁的威胁》，第8页）
中产阶级的情况如何？
纳粹党进行了仇视犹太人、托拉斯和联合企业的煽动。他们甚至提出要解散大工业并将其分配给小企业家，解散大百货商店并将其分配给单店经营者。当然，他们并没有打算执行这些煽动性的提议，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实施。但是，他们由此在中产阶级群众中获得了支持。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讽刺的是，纳粹主义的中产阶级追随者是在纳粹上台后遭受最严重痛苦的社会阶层。纳粹党对于中小资本被巨型垄断和联合企业所击垮表示悲鸣。统计数据清楚地反映了小资本在这场危机中的崩溃情况，而这场危机恰好是在纳粹上台时发生的。施特恩贝格在他的书《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指出，1925年德国的业主和他们的家属总数约为12027,000人，占总人口的20.9%。由于危机的破坏，到1933年纳粹上台时，这一数字降至11247,000人，占总人口的19.8%。在纳粹统治的头6年中，在战时经济时期，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到9612000人，占总人口的16.2%。
1940年的德国经济刊物《WirtschaftundStatistik》（第336页）对这一现象残酷地评论道：
“业主及其家属人数的减少——他们的总数从1933年开始减少了170万人左右，约占人数的15%——符合了长期稳定发展的趋势。自1895年以来，他们的人数从每次人口普查到下一次都有所减少，尽管自1933年以来的下降当然是最为严重的。”
《德国基本手册》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指出：
“资本的集中正在迅速进行。许多中小型企业已被大公司吞并。从1937年到1942年底，股份公司投资的资本增加了10%以上。与此同时，这些公司的总数减少。因此，到1942年底，1%的公司拥有了股份公司投资资本的60%。正如《德意志全般报》，1944年1月6日所指出的：‘在总共30亿马克的德国股份公司中，大约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由大股东或联合企业拥有。’”
总的来说，在纳粹统治下，中小资本被巨头垄断并压迫，使得财富更加集中。这对于小人物来说是毫无抵抗手段的，而纳粹党也有意识地推动了这个过程。
大企业的代表们获得了经济领域的所有关键职位。与此同时，存在着“相互渗透”：一方面，领导工业家、银行家作为战时经济的领导者、帝国协会的地区商会经济团体的领导者等，成为国家的仆人，并被任命到高级行政职位；另一方面，高级官员、纳粹化的国家部门官僚致力于在私营企业领域获取高薪职位。最终，出现了一些半国有半私有的公司，可以称之为工业部门的公共事业公司。其中最知名的是赫尔曼·戈林集团（HermannGoring-Concern）。
“很明显，这种发展为纳粹精英成为新纳粹工业家和暴利者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因此我们看到这些新名字与德国和奥地利各个行业的老字号知名公司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戈林集团各个分支的管理层和董事会的重要职位上。”
“在这方面，可以补充几句关于典型的党派企业——古斯特洛夫基金会。该基金会是在‘雅利安化’财产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总部位于图林根的苏尔枪械厂，以纪念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Gustloff），他是一名纳粹间谍，于1934年被枪杀。不久之后，该企业发展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机床和军火集团，包括六家公司，其中就有著名的奥地利希尔登堡军火厂。这个企业集团完全由党控制，也就是由图林根地区教育长官索克尔（Sauckel）掌管。关于该基金会的财务情况几乎没有任何信息，因为与赫尔曼·戈林工厂一样，它不公开发表资产负债表或损益报表。”
“党的大企业部门的发展并不构成国有化，也不是否定资本主义或寡头统治。相反，它保留了一切使党员能够为自己建立工业帝国和开发新的收入来源的机会。”
“因此，可以看到，工商界的旧统治者在某种妥协下，只要与党的精英和官僚阶层结盟所带来的利益（例如共同掠夺小企业和“小人物”阶层），超过了群体所做出的一切牺牲，他们就会支持这种局面。”
在1934年6月30日的大清洗中，希特勒打击了法西斯分子中那些蛊惑人心地利用中产阶级愿望的人，也打击了那些真正被纳粹的宣传谎言所欺骗的人。达到这个目的后，希特勒将他的独裁统治转变为代表工业家和地主利益的军事警察国家。与其承诺将贵族地产分割并分配给农民不同，贵族的权力被加强了。没有分割大型百货商店并将其分配给小商店主，没有废除集团和垄断，而是千千万万家小商店关门，经济进一步集中到垄断企业手中。
由此可见，唯一实现的承诺就是迫害不幸的犹太人。中产阶级被掠夺，工人组织被镇压，只有高级纳粹官员和大企业从希特勒的统治中获益。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最严重的过度表现都得以显露，因为任何反对意见或公众舆论的监督都是不允许的。
恐怖统治
甫一上台，纳粹就迅速行动，用几个月时间实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用了数年才完成的目标。政党被非法化；工会被摧毁；工人组织的资金被没收，用于纳粹的利益。集中营被开设，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统治，这在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
法西斯主义者极力宣扬希特勒德国没有失业的“事实”。由于希特勒庞大的军备计划和对德国军事设施的强迫劳动，的确没有失业问题存在。当然，如果没有战争的干预，德国也会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陷入可怕的经济衰退。希特勒为了他所认为的德国帝国主义和自己的政权唯一的前途——战争，花费了巨额资金。他将一切押在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的军备生产上。
德国工人不得不长时间工作、拿着低工资，以准备毫无益处的破坏工具，不管是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人来说。他们被雇佣来为战争所带来的可怕灾难生产。希特勒把他们看作是育肥待宰的猪。
1935年，一份雇主报告兴高采烈地称赞新的劳动法：“目前正是需要增加生产密度的时候”（也就是加速）。戈林公开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工作，以使帝国走出颓废、无能、耻辱和贫困。每天八小时还不够，我们必须工作！”1933年5月22日，希特勒在国会中说：“在德国，私有财产是神圣的。”
纳粹“纲领”的25条中只有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罪行的替罪羊——得到了实施。对于犹太人被剥夺一切权利，被投入集中营后，谣言仍然散布，将社会上所有问题归咎于犹太人。正如希特勒所指出的：如果没有犹太人，他就必须创造他们。难怪戈培尔公开后悔纳粹曾经发布过一个纲领。
战后，德国帝国主义即便战败，但盟军没有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中产阶级，作为法西斯主义潜在的群众基础，今天支持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斯大林主义的赔款和复仇政策无法召集德国广大民众的支持。由于盟军的政策，德国民众接近于饥荒。当经济衰退波及德国时，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中间道路。在德国，将再次提出两种选择：工人阶级的胜利或新的法西斯独裁。
战前的莫斯利和工人的反法西斯斗争
资本主义体制的衰落规律在英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特别是劳动运动领导人刻意传播的神话，声称英国是“不同寻常”的，这毫无事实依据。这在资本主义英国的历史上已经多次证明过。法西斯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衰落的表现，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在英国成为与资本主义德国和意大利一样真正的威胁。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使莫斯利法西斯主义运动首次在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严重的力量。英国资产阶级认识到莫斯利运动是他们可以在社会动荡、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一种激进的、非议会的武器。当时，唯一决定了他们那时对法西斯分子的有限使用的原因，是英国资本家成功地在那些关键年份里摆脱了对工人采取直接行动的需要。尽管如此，他们保持了法西斯运动的存在，作为未来的“保险”。
资产阶级传播的神话声称所有问题都可以并应该通过议会解决，但事实上，当工人阶级似乎可能走上斗争之路时，资产阶级自己采取的准备措施就打破了这个神话。面临战争前即将来临的经济衰退威胁，英国资本家正在准备采取非议会的步骤对抗工人阶级。
1939-1945年战争爆发前的几年，英国的军事演习是以内战战术为基础进行的。政府的战略建筑物被准备用于防御。民防部队成立为一支特殊的镇压罢工力量，由统治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招募的人员组成，并接受机枪、步枪和坦克的训练。他们被教导驾驶火车、重型运输卡车，并在飞机场从事地勤工作。民防部队在与工人发生严重纠纷时将构成任何集会镇压力量的骨干。
一个重要的预兆是，与大银行一起被视为英国决策者的大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因内乱和内战风险而产生的损失。资本家明白，不论是英国还是意大利、法国、德国或西班牙，都无法逃避病态和崩溃的资本主义体系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干预，即将来临的经济衰退将对英国造成比1929年更严重的影响。
在当时，法西斯主义者得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英国工业家的支持。1936年底，莫斯利在接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报纸《意大利日报》采访时夸耀他“得到了来自英国工业家的支持”，还说“一些此前只给予他秘密支持的北方工业家，由于害怕商业抵制，现在公开表示他们站在法西斯一边”。（《新闻纪事报》，1936年10月19日）莫斯利得到了《每日邮报》、《晚间新闻》和《星期日报》这些实力雄厚的报纸支持。
那时就像现在一样，黑衫运动在国家的保护下进行反工人阶级和反犹太的挑衅。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很快证明，在残暴和手段上，他们与希特勒的突击队或墨索里尼的民兵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934年6月7日，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在奥林匹亚举行的一次大型集会上，向英国工人阶级展示了如果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将面临什么样的情景。专门训练的法西斯暴徒向着敢于对莫斯利演讲提出最温和反对意见的听众进行了野蛮和有计划的残酷行为，这激怒了全体社会人士。有组织的一群法西斯分子袭击扰乱者，无论男女，将他们打昏，甚至在地上踢打。
在当局和警方的培养和援助下，法西斯分子大胆地组织挑衅性的游行，模仿纳粹党在德国运动初期的战术，在工人阶级和犹太区进行。英国工人阶级给予了黑衫党他们的回应。每次法西斯分子召集的示威都会得到工人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巨大反对示威。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海德公园、利物浦、默瑟、纽卡斯尔等地，工人们聚集起来反对法西斯分子。在红色的格拉斯哥，法西斯分子无法举行会议。在伦敦的工人阶级区贝蒙德西，由数万名工人筑起和守卫的路障成功阻止了莫斯利法西斯分子的游行。
在工人对抗法西斯分子的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6年莫斯利计划的穿越伦敦东区的游行失败。尽管得到了工人运动各派别的呼吁，包括劳工领导人在内，当时的内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拒绝禁止这次游行。相反，他设法以各种方式促成了这次游行。从伦敦和外省调集了一万名步行和骑兵警察，保护莫斯利和他的2500名法西斯主义者，确保他们能够穿越东区进行游行。这种警方保护被彻底组织起来，甚至包括无线电设备和悬停在头顶上的自转旋翼飞机。国家权力全力保护黑衫党，傲慢地枉顾伦敦工人阶级的反对。警方当局为莫斯利的保护计划制定了如同军事项目一般的安排。
尽管国家采取了这些措施，法西斯游行还是被击败了。有五十万工人走上街头。工人们团结在口号“他们不得通过”周围，在莫斯利准备游行的路线上形成了一个人体壁垒。从早上开始，骑警进行了多次警棍冲锋，试图为法西斯分子开辟道路。但是工人们坚决的反对使得这变得不可能。警方试图通过清理卡布尔街来制造一个分散的场面。但在这里，伦敦的工人们用家具、木材、栏杆、从附近的房屋拆下的门以及任何可以帮助阻挡令人憎恶的法西斯分子前进的东西筑起了新的路障。这场宏伟的群众行动代表了工人阶级所有不同意见和组织的力量，包括工党、共产党、独立工党、托洛茨基主义者、青年联盟和英共共青团，迫使时任警察局长菲利普·盖姆爵士下令莫斯利及其暴徒放弃原定路线。工人们的团结行动击败了莫斯利！
1936年在卡布尔街的失败给莫斯利以致命一击。面对工人阶级如此坚决地组织起来的力量，东区法西斯运动走向衰败。工人们的行动使得法西斯分子不得不停下来。这引发了他们内部广泛的沮丧和士气低落；而工人阶级对法西斯主义者的胜利则让他们充满信心。工人们在卡布尔街的团结行动再次证明了一个教训：只有积极的反击行动才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增长。
那个时候，共产党主要负责号召激进工人参加反法西斯的示威活动。共青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1936年之后，共产党的激进政策发生了变化，他们避免在广泛和激进的规模上采取任何反击行动抵制法西斯主义。随着希特勒上台，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已经堕落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工具，他们的活动也反映了这一点。当斯大林发现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变得不可能时，当时的共产国际进行了一个明显的转变。
从拒绝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结起来对抗法西斯主义，共产国际开始实行人民阵线政策。他们顺应斯大林与“民主”资产阶级建立协议和联盟的努力，提倡工人与“好”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合作。这种斯大林主义者的外交政策在英国共产党中得以体现，甚至达到了提倡丘吉尔、艾德礼和辛克莱的“国家政府”的程度[3]。将工人党派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称为“反革命”后，斯大林主义者现在拒绝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并提倡与保守党和自由党结成统一战线。
为了安抚那些支持与斯大林结盟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共产党尽一切努力把自己描绘成另一个受人尊敬、遵纪守法的公民政党。为此，工人阶级团结的镰刀锤标志从《工人日报》的报头上撤了下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被郊区中产阶级的语言所取代。更重要的是，激进的阶级斗争政策被抛弃了，这反映在对法西斯运动的新“鸵鸟”态度上。对法西斯分子采取激进行动会得罪新成立的托利党和自由党的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朋友”。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和挑衅现在无人理会；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反示威和行动不再有组织。以前的军事行动政策被呼吁和恳求国家采取措施对付法西斯分子所取代。斯大林主义者从依靠工人阶级来对付法西斯主义，转向依靠国家机器的政策，而国家机器在最近的过去表现出对黑衫军的偏袒！
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这项新政策在实践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可以从许多类似的例子中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在战争前夕，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黑衫军聚集在伯爵府，聆听莫斯利的演讲。那天，伦敦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了一次乡村漫步！
在伯爵府外示威反对黑衫军集会的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少数反法西斯武装分子。没有共产党的影子。斯大林主义党的这一新政策助长了工人阶级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冷漠态度，并鼓励了黑衫军。在工人组织缺乏组织性和战斗性行动的情况下，法西斯运动似乎将获得新的力量。但战争打断了这些发展，给了他们一个新的方向。
莫斯利的“纲领”
今天，在英国，法西斯复兴的迹象是明确无误的。在警察保护的帮助和鼓励下，莫斯利测试了公众舆论对各种法西斯组织出现的反应，并发起了他的新党“工会运动”。新政党与前德国民主联盟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的犹太人诱饵，同样的摧毁工会和劳工组织的承诺，同样的蛊惑人心，以吸引失望和绝望的中产阶级和落后分子。
莫斯利的所有出版物都坚持私营企业的原则。在莫斯利最近的一封“新闻信函”中，他煽动地拥护“小人物”，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垄断，而是反对工党政府的国有化措施。莫斯利夸口说他的“观点没有改变”。在他的著作《大不列颠》（战前出版）中，他写道：“盈利不仅会被允许，而且会受到鼓励。”1934年，莫斯利在《法西斯周刊》上发表了一封致商界人士的公开信，他向实业家们保证：“在公司制国家里，你们将拥有自己的企业。”莫斯利对那些靠分红为生、喜欢减息的寄生虫承诺：“迄今为止，普通股的持有者，作为工业企业真正的风险承受者，在税收上被视为‘不劳而获’的持有者。整个过程是不合逻辑的，旨在打击我们工业未来所依赖的企业。”
以前，莫斯利强调英国和大英帝国必须为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采取孤立主义政策。而今天，他提倡“西欧联盟”。莫斯利认识到英国资本主义的弱点和欧洲大陆经济崩溃的危险，提出了建立在奴役和剥削非洲人民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欧洲联盟的想法。在莫斯利的“计划”中，“将不再有关于‘托管土著’的废话”，“黑人与白人上级不平等”。莫斯利指的是他的政府将镇压所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和组织。如果工会不与法西斯主义者“合作”，它们将变得“过时”。因此，莫斯利的新政党公开效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专制政权。
莫斯利的主要主张之一就是对俄开战。如果他掌权，他将“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必须接受美国提出的销毁核武器并接受检查的建议”，如果不接受，接下来将是一场“预防性”战争。
在1947年11月28日莫斯利宣布即将成立新党的新闻采访中，他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纲领”。目前的议会将被以墨索里尼的两院为蓝本的企业国家所取代。而不是选举，而是全民公决，选民有权对莫斯利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记录下“是”或“否”。如果失败，他的政府将“辞职”，但这当然是“最不可能的”。莫斯利承诺镇压共产主义。
莫斯利的意思是，他的政府将压制所有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工会如果不与法西斯分子“合作”，就会“过时”。
莫斯利的新党因此公开模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极权主义政权。
莫斯利清楚地透露了他的计划。他预计自己会在危机时刻被召唤上台，就像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君主制和意大利资本家召唤上台一样。在《大不列颠》一书中，莫斯利写道：
“如果情况迅速发展，那么公众思维的发展速度就慢得多，类似崩溃的情况可能会在任何新运动夺取议会权力之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其他更严厉的措施来拯救处于接近无政府状态的国家。这种局面并非我们所寻求。我们决不会使用暴力对抗君主；只会对抗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前提是国家机器已被漂流成无力。”
“任何辩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效使用如警察和军队这样的正常政府工具的人，无论是研究欧洲时代的历史，还是现实情况的本质，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当代国家危机的高度技术斗争中，只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技术组织才曾取得胜利，或者从性质上来说，才能取得胜利。曾依赖正常政府工具（它们并非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政府和党派轻易地沦为无政府力量的牺牲品。因此，如果英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准备用法西斯主义的有组织力量来应对共产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但我们并不寻求这种斗争，并出于国家的利益，希望避免它的发生。只有当我们看到软弱地屈服于威胁、一再被证明是愚蠢的乐观主义和在灾难中随波逐流的软骨头态度时，我们才感到有必要为这种情况做准备。”
因此，法西斯主义者将与“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即工人阶级的力量进行斗争，这是一场国会外的斗争。在他的著作《大不列颠》的第二版中，莫斯利删除了与这个问题相关的章节，因为它们过于直言不讳。然而，这仍然是莫斯利今天思想的基础。他在1948年2月7日新党成立会议上宣布，他和他的追随者“准备以武力对抗武力”。
法西斯主义者的反犹太和反工人阶级的活动正不断增加，尽管目前规模较小，但构成了对工人阶级的挑战。法西斯主义必须在起步阶段被击败。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中，数以千计的德国工人遭受折磨和谋杀，这应该永远提醒工人阶级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社会构成、目标和方法上与德国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区别。
工党政府和法西斯复兴
莫斯利及其新的“联盟运动”在当今英国被劳工领导人视为例行公事。他们对德国和意大利的痛苦教训视而不见。他们以英国人不同、具有民主传统的“谦和”民族为借口，翻译了德国和意大利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宣扬的同样错误的言辞和观点：“这里不可能发生。”他们声称，英国人民是“与众不同”的，“宽容”的，具有民主传统。法西斯主义对于英国人来说是“外来的”，等等。非常危险的话！劳工领导人的罪过并不在于用自欺欺人的假设“这里不可能发生”，而是通过灌输幻想来削弱工人阶级，并通过为复兴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提供警察保护，从客观上助长了这种运动的增长趋势。
工人阶级曾经以选票将工党送进政府，他们可能会感到困惑和愤慨，因为他们目睹莫斯利和法西斯分子在大量特派警察保护下举行挑衅性的会议，他们目睹由工党控制的伦敦郡议会为莫斯利及其运动提供在学校和大厅举办会议的场所。这发生在法西斯分子由于舆论压力而几乎无法预订公共大厅的时候。在抗议中，内政大臣楚特尔·伊德（ChuterEde）回应称他正在“考虑”禁止公开集会使用扩音设备。但这将应用于所有使用扩音设备进行集会的党派。实际上，这不是对法西斯运动的打击，而是对使用此类设备进行宣传的工人阶级组织的打击。这是改良主义者的“公正”的结果。他们的“公正”在于削弱反法西斯主义者，允许法西斯分子继续活动。
尽管过去六年发生了可怕的战争，据称是为了消灭法西斯主义，但在当前时刻，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法西斯分子继续从战争爆发时停止的地方继续活动。警察和法院对反法西斯主义者采取强硬行动，而对待法西斯分子则轻描淡写甚至保护有加，这种熟悉的画面再次出现。
所有这些，以自由主义的“民主”，“公正”和“所有人的自由”的名义进行。实际上，这与伟大社会主义导师所教导的自由相反。在国家的“自由”和“公正”的幌子下，工党领导人利用警察打击为争取工会组织的基本民主权利而罢工的工人。任何社会主义工人，只要不是自己阶级的叛徒，就不会把流氓破坏罢工的自由和罢工者阻止罢工的自由放在同一水平上。然而，这种最卑鄙的流氓力量，即法西斯运动，却得到了繁荣发展的一切便利条件，并准备摧毁工人阶级通过艰苦奋斗赢得的罢工权利和其他自由。这既不是自由也不是民主，而是对工人民主的侵犯和自由的否定。
作为最愚蠢行为的巅峰，工党领导人给了莫斯利出版他的宣传物的便利条件。工党政府组织警察保护法西斯分子免受工人的侵害，而不是欢迎工人本能地反对任何试图复兴法西斯主义活动的抗议。真正名副其实的工党领导人会欢迎工人对抗反动力量的行动，并通过立法予以支持。这将对资本家发出警告，即任何试图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企图都将受到整个工人运动无情的打击。以“言论自由”的名义，法西斯分子得到了一切宣传的便利条件，以便于他们摧毁工人阶级通过努力赢得的言论自由和一切民主痕迹。在战争时期——阶级斗争就是阶级之间的战争——敌人不应得到任何优势，以便他们在后期更好地攻击和屠杀你自己的队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选举产生的多数派工党政府表达了英国工人建立新社会制度的愿望。群众向左转，这个转变也吸引了中产阶级的大部分，他们的地位在战争期间遭到破坏。战争给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生活成本的上升对固定收入的人影响最严重。大量小商店因大资本联合企业的竞争和国家鼓励的集中措施所推动而倒闭。仅在伦敦某些行业中，如皮草商、干洗店、修理店等，在战争期间总共削减约40%。因此，中产阶级寄望于工党提供解决方案。
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工党政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由于他们引入的社会改良措施，他们的支持率大幅提高。如果工党领导人采取了旨在摧毁资本主义阶级特权和既得利益的广泛措施，夺取了所有大规模工业和金融企业，并在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下以整体经济计划为基础来运作英国的经济生活，资本主义阶级将很难有效地抵制。这将是解决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造成的问题的社会主义方案。
但是现实如何呢？在工党政府执政期间，资本主义仍然保持完好。被国有化的产业以纯粹的“商业模式”运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先前掌控的资本家管理者管理，之前的所有者获得了慷慨的赔偿。经济的绝大部分仍然受私营企业控制，国有化部门的目标和服务都是为私人所有权的利益服务。
即使在国有化的产业中，也没有真正的工人民主控制的痕迹。尽管工党领导人大谈民主的神圣性，但矿工或其他工业中的工人并没有民主控制权，这些产业据说是“人民所有的”。
在英国，工人民主的要素以工会、工人政党、工厂组织和他们赢得的权利的形式存在。但实际控制权仍然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他们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控制国家的经济生活；他们通过控制新闻、广播、电影、学校、教堂和其他必要的工具来决定公众舆论。这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现实。托洛茨基说，资产阶级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说自己想说的话，只要金融资本决定实际行动。但是一旦工人阶级开始真正地掌握民主控制权，资本家就会决定废除民主。
如果工党领导人真正关心民主，他们将引入真正的工人控制和民主。已经存在的民主元素将得到充分发展。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的真正民主，而不仅仅是为少数资本家的民主，也就是工人民主，意味着不仅要完全摧毁大企业对经济的控制，还要结束他们通过经济控制来影响公众舆论的控制。工党政府应该立即将新闻、电影和广播从垄断资本手中夺回，并将它们置于人民的支配之下。每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治倾向都将得到充分的自由，并且可以利用宣传手段来宣传他们的观点。所有政党，甚至包括保守党和自由党，只要他们愿意接受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意愿，就应该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而法西斯主义者则应当被彻底打击。
通过在工厂和地区组织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并首次实现了全体社会阶层参与国家治理和运作，这样一个工人国家的优越性将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任何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都会变得无能为力。
但是，工党领导人并没有提出革命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而是在与资本主义玩弄折衷办法。工党政府的半吊子措施导致对工党的摇摆，尤其是在中产阶级和工人中更保守的部分。在1947年的市政选举和同一年的议会选举中，保守党的得票率显著增加。
随着右倾趋势的迹象，法西斯主义者重新进入了政治舞台。这发生在充分就业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失去了过去所拥有的优势。尽管工人阶级的努力使产量比战前增长了20％，但生活水平的增长并不成比例。英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比过去更加严重。随着竞争的加剧，生活水平不会提高，相反，资产阶级将被迫削减工资。
工党政府已经展开了一场攻势，以说服工人接受冻结工资，因为销售市场的枯竭已经映现。伴随着资产阶级及其媒体的响亮喝彩，工党领导人们正在敦促工人在狂热的推动增加生产、接受冻结工资、加速工作的过程中做出更多牺牲，以降低在世界贸易竞争中的成本。
工党籍的财政大臣克里普斯（StaffordCripps）向工人解释说，如果他们不自愿接受资本的枷锁，英国工人将面临铁的枷锁——极权专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因此，我们必须在人民之间取得普遍一致，以行使正确的经济路线：否则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极权政府。”
工党领导人倡导的“正确经济路线”提议，当然是指资本主义路线。
这里有经济衰退、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过度生产的迹象。即使工党领导人成功实现了进一步创纪录的增长目标，也无法解决问题。相反，它只会准备灾难，为工党政府和英国工人阶级带来灾难。
在1945年的激进化的冲击下，资本家被迫撤退。但他们没有被工党政府推翻。而今天，他们正在等待时机。但他们正在有计划地煽动中产阶级和工人中落后派别的不满，为未来的进攻做准备。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过度生产的危机，经济繁荣将被经济衰退所跟随。如果中产阶级已经不满意，当经济衰退来临时，他们将作何反应？工人将被推向革命的方向，但除非他们展示马克思主义之路，否则中产阶级将被卷入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轨道。资本家将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对他们体制的危机负责，并获得中产阶级支持，采取行动打压工人。
在经济危机的控制下，资产阶级将被迫对工人的生活标准发起严厉攻击。他们将会感到工人组织的压力令人烦恼，尤其是工会。莫斯利消灭工会和工人组织的计划，他对私有财产的捍卫，旨在这种危机中吸引大企业的支持。为了消灭工会并恐吓工人屈服，资本家将需要法西斯帮派，并将寄望于极权主义国家作为拯救他们的手段。然后，他们将真正开始资助莫斯利或其他在人民中声誉不致那么糟糕的法西斯主义组织。
当今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安于现状，满足于法西斯主义在英国的政治力量有限这一观念。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法西斯主义也存在作为对工人阶级的潜在威胁。事态可能证明，莫斯利的“联盟运动”不会成为该国的领导性法西斯主义组织。莫斯利及其追随者在战争期间受到了极大的抨击。尽管如此，一种新的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完全可以出现，一个并非公开法西斯主义，但在基本政策和目标上旨在达到同一目的的组织，就像戴高乐的“法国人民集会”运动一样。
英国拉格比地区的独立议员、莫斯利1931年“新党”的前领导人WJ·布朗（WJBrown）试探性地倡导“英国人民集会”。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于1947年11月29日刊登在《国家主义者》的一篇文章《我们的制度可以修改吗？》内，对戴高乐将军表示赞许，并说：
“戴高乐将军自然对法国目前混乱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感到震惊，他要求人民给他权力，组织他所谓的全国集会。同时，他警告我们，我们的制度是如此不稳定，以致它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使我们陷入严重的麻烦。忽视这样的警告是不明智的。”
除非工人阶级能够以大胆的纲领和最重要的是大胆的行动提供一些替代方案，否则今天支持保守主义的误入歧途的中产阶级青年将被卷入法西斯运动，无论它是“工会运动”还是某种“英国人民集会”或“英国保皇派帝国救世主协会”。
英国共产党的政策
法西斯主义活动的复兴使激进的工人们指望共产党来领导他们。他们非常失望。除了早期在雷德利路举行的几次反对派会议外，共产党领导层没有采取比在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主持下组织城镇会议更激进的行动，并在工会理事会和工会分支机构通过决议，呼吁政府对法西斯分子采取行动。这些城镇联合会议包括当地劳工组织的代表，以及当地商人、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代表。只有革命共产党[4]被排除在纲领之外。这个由保守党和自由党组成的“人民阵线”是激进的欺骗，他们寻求一种战斗政策来击败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与保守党和自由党结成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是对工人阶级的误导。他们没有告诉工人们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本质，没有告诉他们资本主义政党代表的正是依靠法西斯主义者来反对工人的阶级，没有告诉他们只有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才能打败法西斯主义，而是播下了幻想的种子，阻碍了战斗行动。
英共最近发表了一本名为《法西斯主义对英国的威胁》的反法西斯小册子。他们建议所有工人都应该阅读这本小册子，并将其其中分析和政策与革命共产党的进行比较。共产党的政策的基调可从他们对帝国主义者的战争目标的描述中看出。他们这样写道：
“许多人参与了这场斗争。我们不能假装所有国家领导人的战争目标完全相同，或者每个英国军队的人都完全同意。但有一点是每个国家和每个个人都完全一致的。那就是这场战争是为了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永远消除它的痕迹而进行的。”
历史表明，“民主”资产阶级、保守党和自由党代言人在国外支持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近期历史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治阶级根本不关心结束法西斯主义，而只是利用工人们的反法西斯情绪来达到他们帝国主义的目的。他们与达朗和巴多里奥的交易企图证明，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建立能够对付工人阶级的政权。在英国，即使在所谓的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政府也拒绝公开发布拉姆齐上尉的“红色名单”，其中列出了该国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名字。
然而，英共坚持误导工人阶级，声称在战争期间，所有国家、所有阶级都完全团结一致，寻求摧毁法西斯主义。因此，他们向各方政治意见呼吁：
“无论你是工党、自由党、保守党还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你可能是工会会员或合作社成员。无论你的政治信仰是什么，我们要求你站在一起。因为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行动，民主讨论和体面的生活可能变得不可能。”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下场不堪设想！那英共提出了什么行动方案呢？
“如果法西斯分子进入你所在的地区，请让所有居民签署一份抗议信给内政大臣。”
但联署并不能吓倒法西斯分子。
英共追随命运多舛的改良主义者的脚步，将自己局限于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呼吁：
“要求严格执行关于‘煽动暴力’和'旨在引发违反和平的行为’的现有法律：派遣警察参加法西斯会议以进行逮捕，而不是提供保护。”
虽然英共呼吁“警惕”，他们敦促其成员和支持者远离法西斯会议。
当然，有必要由工会和劳工组织通过决议进行一场运动，以便向声称代表英国工人阶级的工党政府施加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对工党领导人的压力是由反行动补充的，由工人参与打击法西斯分子。谁能否认，工人组织缺乏有组织的反击，助长了法西斯分子的气度和积极性？有谁会怀疑，如果共产党和伦敦的共青团在莫斯利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团结其强大的组织和机构，反对法西斯主义者和莫斯利，他们在发起新的运动之前会掂量掂量吗？
革命共产党向来积极参与示威活动，并试图在法西斯主义分子出现的地方进行对抗。我们曾写信给哈里·波利特，呼吁建立一个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革命共产党伦敦区委会向伦敦共产党和共青团领导层发出了类似的呼吁。我们的立场的要点可以从伦敦区委会致伦敦区共产党委员会的信件中摘录如下：
“尽管目前托洛茨基主义党派和斯大林主义党派之间存在非常深刻和根本的分歧，但革命共产党伦敦区委会坚信，在我们各自党派伦敦成员之间，沿着具体实际的路线进行反法西斯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这样的统一战线会得到我们各自组织的基层成员的热情支持。伦敦最近的经验表明，在我们的同志从事反法西斯活动时，我们的组织成员之间建立了自发的统一战线，对抗法西斯分子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我们的呼吁在雷德利路的战斗正处于高潮时未被理会，当时工人们迫切需要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而法西斯分子正自吹其驱逐共产党出雷德利路。共产党领导层没有像托洛茨基主义者那样集结到雷德利路，而是劝阻他们的成员在那里聚集，从而陷入了小资产阶级道德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阵营，他们说“忽视他们”。尽管领导层的政策懦弱，但许多基层共产党和共青团成员继续与革命共产党和其他组织的成员一起在雷德利路集结，形成了一个抗议的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官方路线并不受到许多基层激进分子的欢迎，他们正确地凭借自己的阶级本能参与了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政策必然要将群众真正引入斗争中。再多呼吁“警惕”，再多请愿书、决议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呼吁也无法取代工人阶级在与其最危险的敌人作斗争中的真正群众行动。
如何对抗法西斯主义——革命共产党的政策
随着法西斯主义的重新出现，劳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向工人教育和解释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本质及其作为对工人阶级组织的打击力量的功能。但仅仅解释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根源和功能是不够的。工人阶级必须积极参与对抗法西斯分子的斗争，无论他们在何处抬头。为此，工人阶级的组织需要团结激进分子，制定一项针对反犹太主义、反工人阶级的宣传会议、报纸和其他威胁活动的斗争纲领。
工会成员必须拒绝印刷、处理或运输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宣传品，并要求他们的高层制定相应规定。所有违反该规定的人必须被列入黑名单。动员工人的首要步骤是团结运动的所有派别——工党、工会、共产党员、托洛茨基主义者、合作社组织——在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下。这是成功对抗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关键。这些组织之间存在根本的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即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斗争上，理论上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保留互相批评的权利，组织联合的反示威、联合会议和联合的反法西斯宣传活动是必要的任务。法西斯主义不尊重工人阶级的意见和民主。它试图摧毁所有反对派工人党派，无论是工党、共产党还是革命共产党。为了捍卫和保护工人阶级的会议、场所以及犹太和其他少数群体不受法西斯挑衅和攻击，必须建立一个以工会、文化和政治组织为基础的工人自卫队。
莫斯利曾经吹嘘他拥有一支部队，“几乎每个身体强壮的男人都加入了这个部队。他们以一种半军事化的方式高度纪律严明。”有组织的黑衫军团只能通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强大部队来对抗。
在争取工党政府“禁止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工人们必须记住，历史教导我们，资本主义国家对法律的执行无法利于工人阶级。国家依靠军队、警察和法院存在。而这些组织从上到下都有与法西斯主义目标同情的成员，尤其是在高层。即使工人的压力成功推动了反法西斯立法的通过，显然只有通过工人的执行才能使其生效。这意味着对工党政府的要求只有在有组织工人的坚决行动支持下才能有效。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努力向工党政府施加压力采取行动对抗法西斯主义。而意味着，只有在工人的坚定有序行动支持下，我们的要求才能有效。
我们必须要求工党政府立即：
1、公布在拉姆齐上尉所撰写的《红书》上所有已知的亲法西斯人物的姓名。
2、公开发布英国情报机构手中关于纳粹、英国法西斯分子和英国统治阶级代表之间联系的所有证据和信息。
3、颁布禁止传播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仇恨的法律。
4、颁布禁止法西斯主义宣传和组织的法律，并同时保护履行该法律或从事任何反对法西斯主义活动的人群。
现在确实可以说，法西斯运动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只是一个小因素。但恶性蔓延的危险源自小伤口！我们不能重复德国工人阶级犯下的同样错误。
历史经验表明，无法通过立法将法西斯主义消除。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裸露武器。只有组织起来的广大工人阶级，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并采取积极斗争政策对抗它，才能有效地应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归根结底，只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它需要并滋生了法西斯主义及其对工人阶级、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压迫和恐怖，才能确保法西斯主义被彻底击败。
附录：英国社会中的犹太人——一些事实
在试图找到一个替罪羊来承担瓦解中的体制的问题上，法西斯主义采取了一种在封建衰落时期熟悉的“犹太人仇恨”技术。所有垄断资本主义的罪行都归咎于犹太金融资本。所有小店主和专业人士的不满都转化为反犹主义的渠道。莫斯利认为这是他的“计划”中一个太有用的武器，不会轻易放弃。
法西斯分子试图唤起小商人、店主和落后工人对犹太人的最低级偏见。他们利用自中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关于犹太人拥有、控制和操纵该国甚至全球金融的迷信！在这个旗帜下，他们确实在无知人群中获得了支持——那些与同一条街上的犹太店主相竞争的店主，或者碰巧与犹太房东同住的工人。
即使真的是大部分国家被犹太资本家所拥有，这对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于资本主义体制来说，资本家是犹太人或有其他民族背景并没有多大区别。两者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并相应地行事。在像西班牙这样没有犹太资本家的国家（犹太人在1492年被驱逐出去），由于该国的经济环境，贫困、饥饿和对工人的剥削是欧洲最严重的。众所周知，西班牙的阶级斗争最终演变成工人与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内战。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不得不寻找其他煽动性口号。有趣的是，戴高乐目前并没有诉诸反犹主义。
然而，即使在工人运动中，许多人也相信犹太人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神话。为了对抗反犹主义的“毒害”，每一个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都需要了解犹太人在英国社会中的真实地位。
在英国和北爱尔兰，总人口为4800万，仅有37万名犹太人，即每1000名非犹太人中有7名犹太人，或占总人口不到1%。
大银行连同保险公司控制着该国的经济。然而，在英格兰银行，无论是董事还是高管，都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五大银行一共有150名董事，其中只有4名是犹太人。
在国际金融领域，摩根大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公司。在这家公司中，既没有犹太合伙人，也没有一个犹太人担任领导职位。
股票交易所主导着股票交易，并被许多小商人视为神秘的影响力，但根据法西斯主义者的说法，它受到犹太人的支配。但事实上，在证券交易所委员会只有一个犹太人。
在铁路国有化之前，伦敦、密德兰和苏格兰铁路公司的董事人数分别为18、22、20和16，伦敦公共交通局有7名董事。其中只有一人是犹太人，还有一个人是犹太血统，尽管他的家族几代人都信奉基督教。
英国总共有116份日报和17份周日报纸。尽管有关犹太人控制新闻界的神话，只有一个犹太人是报纸联合企业的董事，他曾担任《每日先驱报》的主席，但现在已经去世。
GaumontBritish和Odeon公司曾经由犹太人控制。现在它们已经转到电影界最有权势的人J·A·兰克（J.A.Rank）手中，他控制着大约600家电影院和几乎所有重要的制片厂。第三家大型公司ABC从来没有被犹太人所拥有。
还有一个法西斯主义的谎言在某些落后的群体中得到了听众，就是犹太人控制政府和议会。事实上，在内阁中没有一个犹太人。640名议会议员中只有28名犹太人。而政府中的四个犹太成员分别是Shinwell、Silkin、GeorgeStrauss和Nathan勋爵。目前他们都不在内阁中。（A·J·卡明斯，《新闻纪事报》，1947年11月11日）
普遍认为犹太人主导了所有黑市活动。事实是，无论是对大商人还是小商人的黑市罪行起诉，犹太人或与犹太企业有关的人的比例都很小。资本主义的新闻媒体专注于那些涉及犹太冒犯者的案件，恰恰是为了给人们留下犹太人主导黑市的印象。无论是犹太人、外国人、爱尔兰人还是苏格兰人，利润者都不会错过额外的利润机会，无论他们的交易是否合法。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印度、中国和非洲的掠夺并非犹太人所为，奴隶贸易是由一些宗教绅士进行的，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给自己的船起名为“耶稣”！
当然，犹太人在商业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在英国的关键产业中，几乎没有多少犹太资本。在钢铁、工程、化学、汽车、航运、橡胶以及国有化之前的煤炭和铁路行业中，犹太资本是微不足道的。在维克斯等大型军火公司中，没有任何犹太资本。然而，在某些次要行业中，犹太人长期以来一直集中在其他国家，犹太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在这些行业中，犹太资本也不是主导力量。
一些事实：裁缝行业有四分之一的交易在犹太人手中，家具行业有七分之一，在珠宝行业有五分之一，在鞋靴行业有八分之一，毛皮行业的三分之二，但在电器和无线电行业只有不到十一分之一，在化妆品行业中不到百分之七。在伦敦的食品店中，有六分之一的交易由犹太人拥有，但在英国其他地区只有十六分之一。
在裁缝业中，蒙塔古·伯顿（MontagueBurton's）是犹太公司，而50先令公司（50shillings）的裁缝则属于非犹太人。在市集贸易中，拥有762个分店、资本为1200万英镑的伍尔沃斯（Woolworths）是非犹太公司，而拥有236个分店、资本为395万英镑的马克斯和斯宾塞（MarksandSpencer）是犹太公司。
就连连锁商店方面，合作社作为工人运动的一部分，是由工人所拥有的。这是该国最大的连锁商店。共有92个连锁商店集团，资本达1.5亿英镑。纺织品和相关行业约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其中一半由非犹太公司控制（如哈罗德百货、塞尔福里奇、约翰·刘易斯和巴克斯百货）。占主导地位的联合利华集团并非如常人所认为的完全是犹太资本。该公司中唯一的犹太资本是荷兰犹太人——范登伯格家族所拥有的部分。
在食品杂货和供应品零售业方面，HomeandColonialStores、MaypoleDairies，甚至Liptons都不受犹太人控制。该国最大的肉类联合企业是控制着5000个分店的UnionColdStorage，这是纯粹的非犹太公司。在制药业中，独占市场的药店——BootsTaylors、TimothyWhite's、Savory&Moore's以及Hodders，都属于非犹太人所有。
所有产业中的决定性部分都由非犹太资本掌控。小型犹太店主、零售商和中间商的数量给人们留下了犹太人在商业中的角色对整个社会的假象。在金融领域，犹太资本的作用很小。因此，消除犹太人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不公正。事实上，英国的大多数犹太人与普遍的观点相反，是工人，主要在裁缝业、家具行业和相当一部分的店员工作。约15%的犹太人从事自己的贸易和工业。而在整个人口中，有7.5%是从事商业的。
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并不是针对种族或宗教的斗争，而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或种族仇恨都不能帮助被压迫者，相反只会助长剥削者的势力。无论是哪个国家、宗教或信仰的工人都必须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
（关于犹太人的事实来自N.Baron所著《劳动与贸易中的犹太人》以及由TradesAdvisoryCouncil出版的《问题与回答-犹太经济生活和历史的事实与数字》。出版商如上所述。）
注释
[1]译者注：格兰特在本文原文内引用的这段话并不存在于托洛茨基的《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内，虽然托洛茨基的确有提到斯大林的这封信。信件内的相关段落在当时有被德国共产党党员塔尔海默自行发表，英语原文请见于此：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halheimer/works/missed/appendix.htm
[2]这种观点不仅局限于德国。英国的小型共产党也主张瓦解工党会议。波里特在1930年1月29日的《每日工人报》上写道：“无论何地举行的工党会议，革命工人都应该参加这样的会议，并与无论是所谓‘左派’‘右派’还是‘中派’的演讲者进行斗争。他们不应该被允许在会议上发言。这将使我们与当局发生冲突，但这是必须做的。这场斗争不能再以被动方式进行。”（原文注释）
[3]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
[4]译者注：英国革命共产党是当时第四国际的正式英国支部，格兰特在其中担任首席理论家。 |
第三部分。11．开除沙赫特曼-阿本集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开除沙赫特曼-阿本集团
陈湘译、日土兀校
根据党1940年4月大会的决定，全国委员会接到指示，如果伯纳姆-沙赫特曼-阿本集团不遵守大会的决定，就要对该集团采取纪律行动。
根据这些指示，全国委员会于4月22日暂停了那些在大会之后拒绝接受大会决定的伯纳姆-沙赫特曼-阿本集团成员的职务。全国委员会通过停职而不是开除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不守纪律的成员，给了他们一个重新考虑遵守大会决定和返回党内的机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些被停职的同志重新考虑了他们的拒绝决定，宣布在行动上遵守大会的决定，同时在随后的党内讨论中仍然自由地捍卫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恢复了正式党员的权利。
1940年5月召开的第四国际紧急会议赞同社会主义工人党4月大会的决定。它向我党建议，只留出一段有限的时间，让被停权的成员有时间重新考虑他们的拒绝决定。在这个时期结束时，那些仍然拒绝接受大会决定的人应该无条件地被开除出党。
紧急会议建议的期限现在已经过去了。同时，自从他们被停权以来，伯纳姆-沙赫特曼-阿本集团经历了一场政治演变，扩大了他们与第四国际之间的鸿沟。伯纳姆最后还是坚持他向其集团所阐述的立场，并公开投靠了阶级敌人。
沙赫特曼和阿本领导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和平主义教派。因此，在经过近六个月的时间后，是时候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了，并澄清任何可能的模棱两可，结束混乱。
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宣布，那些到现在还没有表示愿意遵守四月大会决定的被停权党员，在此无条件地被开除党籍。 |
第三部分。10．第四国际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斗争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四国际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斗争的决议
陈湘译、日土兀校
1．第四国际在美国的官方分部——社会主义工人党——最近的分裂，是由于小资产阶级少数派企图修改第四国际关于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基本纲领，以及少数派拒绝遵守为决定争议问题而召开的会议的多数派的决定。
2．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试图修改我们要求无条件保卫苏联的纲领，但同时又不把拟议的修改与苏联的阶级性质问题联系起来，而第四国际已经详尽地将苏联分析为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犯了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根本修正。在该集团的意识形态领袖詹姆斯-伯纳姆方面，这种修正主义的企图扩大到完全拒绝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提出的、随后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3．在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签署后，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立即开始企图修改我们的基本原则，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得到推动，从而清楚地表明，推动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反对第四国际的力量是战争对民主资产阶级的压力。
4．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不仅试图修改第四国际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结论，他们还试图修改其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法。
他们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四月大会，从而承认了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然而，他们拒绝了多数派的决定，并公然违反民主集中制，创办了独立的报刊，在对第四国际进行攻击中争取公众支持。
鉴于先前的讨论是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优良传统以最充分的民主方式进行的，并为了保障少数派继续其派别存在，甚至在大会休会后允许其在《内部通报》中向党提出观点，并且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使其在所有领导机构中担任职务，也不对他们以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进行处罚，这种拒绝大会决定和他们随后脱离党的行为，除了被解释为反对派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额外证据外，就没有别的解释了。
第四国际紧急会议赞同第四国际美国分部暂停所有违反其四月会议决定的人党台（？职？）的行动。会议建议社民党全国委员会规定一个明确的时限，即在会议决定公布后的一个月内，被停职的成员必须表示接受会议决定，否则将被无条件开除出党。
5．第四国际紧急会议认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内无产阶级多数派的斗争是一场捍卫第四国际纲领的斗争，从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一直到其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紧急会议呼吁第四国际的所有分部在这场斗争中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团结一致。 |
第三部分。9．我们为什么要出版《第四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我们为什么要出版《第四国际》[1]
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声明陈湘译、日土兀校
这是社会主义工人党新的理论月刊《第四国际》的第一期，即第一卷第1号。第四国际将捍卫不能再由《新国际》代表的纲领、思想和传统。我们需要向读者解释为什么要改变我们官方杂志的名称。
《新国际》是第四国际美国分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官方理论喉舌。该杂志于1934年设立，并定期出版，除了美国的第四国际主义者是社会主义党党员的这段时期。一直以来，《新国际》都属于我们组织。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联盟的一个部分，后来又作为第四国际的一个部分，它在其专栏中表达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官方立场。它的政策是由我们的全国委员会决定的。其编辑和业务人员由党任命，并服从党的决定。《新国际》的资金来自党的工人党员及其同情者捐助的一分、一角、一元。它的赤字是由党支付的。《新国际》是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及其美国分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个组成部分。
伯纳姆、沙赫特曼和阿本辜负了党的信任，他们通过党的任命在《新国际》担任职务，并在新国际出版公司担任党的受托人，他们篡夺了《新国际》的名称，并试图将其通信权作为他们的个人财产，这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相当于一个工人组织的财务官员挪用资金。
这些叛徒在党内经过自由民主的讨论后，在党的大会上被击败，他们试图对党内的无产阶级多数派进行报复，盗用委托给他们管理的杂志的名称和通信权，并试图从杂志的传统中套现。在这些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主持下，出现了一期《新国际》。随便读一下这份伪造的副本就足以让任何读者相信，这不是他们所知道的《新国际》，而是一个可悲的赝品。
以前的《新国际》捍卫第四国际的纲领；它是发表托洛茨基同志理论贡献的主要媒介，在全世界享有“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急先锋的美誉。假冒的《新国际》以偷梁换柱的方式从党那里——党拥有《新国际》的所有权并负担其开销——偷来，并在暗夜里背着党出版，与《新国际》的名声和过去的传统毫无共同之处。
那些了解该這杂志所建立的革命传统的人，那些欣赏它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的伟大工作的人，不可能不对在修正主义和反托洛茨基主义者主持下出版的《新国际》感到反感。看到伯纳姆在“革命档案”的标题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方法以及对过去在这个标题下出现的大多数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材料的作者进行了粗暴的攻击，这种反感的感觉一定会更强烈一些。
毫无疑问，不管是从政治权利还是道德权利上讲，《新国际》属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由其大会多数派代表。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有合格的律师向我们保证，该杂志的所有法律权利、它的名称、它的订阅名单和它的二级通信权完全属于社会主义工人党，而伯纳姆、阿本和沙赫特曼将在诉讼中的身份将是金融信托的背叛者和盗贼。任何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都不会指责我们在此案中采取法律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权利。显然，在这里我们处理的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争端，而是一个小偷小摸的案件。然而，我们已经决定放弃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我们从《新国际》脱离出去，推出新的杂志《第四国际》，原因如下：
1．不值得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所有权的法律斗争上，这只会转移本该用在更严肃和重要活动上的精力和资源。
2．我们不希望我们与叛徒的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被杂志名称和产权的争吵所掩盖或混淆。我们的目标是，在各方面将自己与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区分开来，并消除与他们的一切可能的相同点。
3．《新国际》曾经的光荣名誉已经因为在这些背叛其传统的人的主持下出版了一期而被不可挽回地玷污。第四国际的纲领，托洛茨基同志伟大的理论贡献，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能出现在被玷污的名字下。我们不希望有欺骗，不希望有混乱，不希望有混淆的旗帜。我们需要一面干净的旗帜，它将真实地表达我们的主张，同时将我们与出卖节操的《新国际》鲜明地区别开来。他们偷走了它。他们已经把它的名字与他们自己的背叛行为联系在一起。让他们保留它，让全世界知道，从今以后，这是他们的杂志，不是我们的。我们的杂志是《第四国际》！
只有《第四国际》才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理论机关报！
《第四国际》将续上《新国际》的所有未到期的订阅。《新国际》的订阅者有权得到他们所支付的东西——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机关杂志。我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有责任把这本杂志寄给未到期的全部订阅者。
我们呼吁所有与我们所坚持的原则有共鸣的读者，通过订阅和捐款帮助我们维持这份杂志。
[1]发表于《第四国际》1940年5月刊——编者注。 |
第三部分。8．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会[1]
陈湘译、日土兀校
〔1940年〕4月5日至8日在纽约举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特别大会，总结了自欧洲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发展中的内部讨论。大会的任务是决定该党是否应继续维持拥护第四国际纲领；也就是说，它是否应继续作为一个革命组织存在，还是开始沿着与民主帝国主义和解的路线堕落。大会以革命的方式完成了它的任务。通过55票支持对31票反对的决定性投票，来自各支部的代表重申了他们对纲领的拥护，拒绝了反对派的修正主义即兴创作。
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胜利实际上比这些数字所显示的要更有决定性。反对派一半以上的代表来自纽约的分支机构，而这些分支机构的构成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在纽约以外的地方，在捍卫纲领方面（反对派）代表们以一比三的比例落后于全国委员会的多数派。但即使是这些数字也不能充分说明党内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对派的弱点。在党内真正的工人分子中，即那些与群众运动有关并直接参与阶级斗争的成员中，全国委员会多数派以不少于10：1的比例占上风。反对派开始时和结束时都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倾向，大肆宣扬，但在党的无产阶级队伍中没有任何严肃的支持基础。
党的决定是在一次彻底的、民主的党内讨论结束时作出的，这次讨论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未澄清的问题。讨论在〔1939年〕10月初正式开始，不间断地持续了6个月。任何地方的党内讨论都没有像这次讨论这样广泛、完整和民主地进行过。在讨论期间，全国委员会出版了13份大型内部公报，在各派之间平均分配篇幅；除了在官方公报上发表的文件外，还不加限制地分发各派文件。此外，在党员会议上还有无数次的辩论和发言。这种广泛而持久的讨论似乎是特殊的，即使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通过自由和民主讨论解决所有争议问题的民主组织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也是如此。但是，这次困扰我们成员的争议远远超过了关于实施纲领的最佳方法、通常的意见紛歧的范围，修正主义反对派攻击了纲领本身。
他们的立场从根本上与第四国际的纲领性概念、传统和方法决裂。因此，有必要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结果证明了为这一争论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是正确的。内部斗争是战争强加给党的。由于战争，或者说由于战争的临近，一部分领导人背弃了在多年的斗争中为准备战争而制定的纲领。一夜之间，他们忘记了他们与我们共同捍卫的原则，直到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签署的那一天。这些和平战士显然只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当作一套文学公式。他们没完没了地写，有时还很巧妙地写，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当这些公式受到生活的考验时——或者说受到这种考验的威胁时，因为美国还没有参战——文学的倡导者就悲惨地、可耻地崩溃了。且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即使革命党也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环境的压力。在伯纳姆和沙赫特曼的案例中，这种压力以其最赤裸裸的形式体现出来。斯大林与法帝国主义的强盗结盟，并有可能与美国结盟，这对民主舆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陷害审判、清洗以及他在西班牙的血腥工作被当作一个古怪的“民主人士”的小毛病而被忽略。在这段时间里，即法苏条约时期，所有反对派领导人都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即保卫苏联是每个工人组织的基本职责。当同一个斯大林通过与希特勒德国结盟而“背叛”了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时，他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眼中钉。我们英勇的伯纳姆，以及在他之后的沙赫特曼和其他人，立即像条件反射一样，不承认世界无产阶级保卫苏联的責任，认为它是一种“过时的”想法。这就是他们在党内挑起的争端的实质，也是其直接原因。他们其余的解释都是文学上的修饰。
幸运的是，党内的无产阶级激进分子更认真地对待纲领，并表明他们有能力不顾外部压力坚持下去。我们11年来为无产阶级政党所做的斗争——这也是我们在自己队伍中对异己倾向的不间断斗争——在我们六个月的讨论中得到了重述。大会在整个过程中找到了平衡，并结束了对党的路线的所有猜测。它记录了无产阶级多数派的坚定意志，即以多年来在国际合作中制定的同一纲领来面对不可避免的战争。它清楚地表明，尽管有各种障碍和困难，党的组成已经是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因此，它加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纲领。
我们大会的重要性不限于国內。第四国际作为一个整体，像劳工运动中的所有其他组织一样，受到了战争爆发的决定性考验。偶然的政治环境推迟了美帝国主义参战的时间。这为我们的党提供了一个比第四国际任何其他分部都更有利的机会，可以自由和民主地讨论战争危机所带来的问题。根据过去的经验和训练，我们的党也是最有能力在一切意义上、从所有方面进行这种讨论，并将其进行到底的。此外，第四国际其他几个重要分部的杰出代表也能够直接参与我们党内的书面讨论。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讨论实际上成了整个第四国际的讨论，所有分部的成员都以极大的兴趣关注。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所讨论的问题是国际性的，我们的决定将在世界范围内对我们的运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的会议，在形式上和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会议，在政治上是名副其实的第四国际的代表大会。战争导致许多分部成为非法的，在战争条件下，一场有代表参加的正式组织的世界大会无法举行。我们的会议不得不充当世界大会的临时代理者。在政治上，毫无疑问，它对所有其他分部都有这种意义。
在我们党内发起的讨论被转移到其他分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在争端中站队。每当我们能够在战争条件下建立沟通并直接了解其立场，这些分部都支持我们党的多数派。我们大会上的国际报告表明，加拿大、墨西哥、比利时、德国、阿根廷、中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分部都明确宣布支持我党多数派的立场。沟通不畅或以前没有记录其立场的其他分部也表明了同样的趋势。在我们的大会之后，没有丝毫怀疑，第四国际的绝大多数成员和分部仍然忠于他们的旗帜，忠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纲领。决定已经做出。伯纳姆等人的修正主义运动再也不能指望在我们的运动中获得成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第四国际在经历了战争的第一次考验后，仍然保持着坚定的纲领性立场——全世界唯一的工人先锋队的革命组织。
自始至终，在各个方面，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两派都在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典型斗争中相互对抗着。这条分界线在两派的阶级构成和总体方向以及他们所捍卫的纲领中都是明确无误的。
尽管整个党对理论争论异常关注，但在多数派的倡议下，大会用整整两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的部分时间来讨论工会问题和一般的群众工作。在法雷尔·多布斯的知情和鼓舞人心的报告的引导下，代表们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表明：我们的党在许多地方和行业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工人的群众运动，它的整个取向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代表们的报告表明，即使在六个月的讨论中，当文艺界的恐慌贩子大肆叫嚣，他们除了发现弱点和失败之外，一无所获，而多数派的无产阶级支持者忙于许多分部的工会工作；深入到群众运动中去，在那里为党建立牢固的支持基础。大会上的反对派由于几乎放弃了参与这一广泛的讨论而信誉扫地。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在这里，反对派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及其他们对群众工作缺乏真正的兴趣又一次公然地体现了出来。
关于工会问题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和讨论，给那些一直把自己的软弱、懦弱和徒劳归咎于运动的灾难嚎叫者、悲观主义者和放弃者以沉重打击。大会上响起了无产阶级的乐观情绪和对党的信心。在决定性地重申无产阶级纲领之后，工会的报告和讨论产生了一种显著的热情。从这次讨论中可以看出，党向群众工作的转变已经在顺利进行，大会的程序不可能不给它一个有力的加速。
如果有人带着对激烈的派别斗争和分裂前景的惯有的灰心情绪来参加大会，大会这里没有这样的迹象。在无产阶级多数派的阵营中，没有一丝悲观主义，或灰心丧气，或怀疑情绪，我们都相信党正朝着完成其历史目标前进，而我们当前的时期将是一个扩大和增长以及整合群众运动的时期。他们向下定决心并清晰知道自己目标的人冷静确认了大会中的派别情况。当在大会上被击败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领导人抛出分裂的威胁时，人们心中一点也没有觉得焦虑。伯纳姆和沙赫特曼要求“有权“出版他们自己的报刊，以反对党的报刊——也就是说，在虚伪的团结的幌子下进行分裂、以党的名义攻击党——被大会的多数派断然拒绝。少数派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么根据民主集中制的规则接受多数派的决定，要么走自己的路，打出自己的旗号。
多数派尽一切可能维护团结，甚至做出了特别的让步，以促使少数派在为时过晚之前从他们的分裂路线上回头。他们作为少数派的党员权利得到了大会一项特别决议的保障。这项决议极力赞成在《内部通报》中继续讨论已决定的问题，并在《新国际》中讨论问题的理论方面。同时，大会决议规定，必须停止在支部中的讨论，党员的所有注意力和精力应集中在下一个时期的实际群众工作上。
少数派在全国委员会中获得了相应的代表权，并有一段时间来决定是否按照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继续留在党内。少数派领导人拒绝了大会的决定，推出了他们自己的出版物，并开始公开攻击党和第四国际的纲领。因此，通过他们自己的决定和行动，他们离开了党和第四国际的队伍。他们的政治堕落是不可避免的；还没有人在第四国际之外找到一条革命道路。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与他们的讨论是完全充分的，现在已经结束。
我们正在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的任务是在大会决定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渗透到工人的群众运动中去。这是我们为战争做准备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第四国际绝大部分分部的支持。有了正确的纲领，有了国际合作和支持的保证，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
[1]1940年5月发表于《第四国际》的一篇总结性文章——编者。 |
第十八章其他国家的工会（1876—191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十八章其他国家的工会（1876—1914年）
↘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会运动
↘东欧的工会
↘拉丁美洲的先驱工会
↘非洲工会运动的开端
↘亚洲劳工开始觉醒
↘日本工人运动的诞生 |
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TheStruggleforaProletarianParty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美〕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P.Cannon）
1940年4-5月
译者陈湘、匡红、vodkajhon；校对赤心
1972年第二版序言（乔治·诺瓦克）
澳大利亚版引言（戴夫·霍姆斯〔DaveHolmes〕）
第一部分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1．讨论所暴露的问题
2．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3．他们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
4．组织问题
5．知识分子和工人
6．伯纳姆个案
7．联盟活动的危害
8．阿本主义：一种疾病的个案史
9．党的体制问题
10．“保守主义”
11．“官僚主义”
12．“朋党”和“领袖崇拜”
13．无产阶级方向
第二部分给同志们的信
编者的话
致全国委员会全体成员（1939年9月8日）
致约瑟夫·汉森（1939年10月24日）
致文森特·邓恩（1939年10月25日）
致约瑟夫·汉森（1939年10月26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11月2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11月4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11月8日）
致全体多数派（1939年11月20日）
致查尔斯·柯蒂斯（1939年12月1日）
致约瑟夫·汉森（1939年12月14日）
致比尔·摩根（1939年12月15日）
致法雷尔·多布斯（1939年12月15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12月21日）
致西雅图的一位同志（1939年12月27日）
致党员（1940年1月3日）
致党员（1940年1月3日）
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1月3日）
致法雷尔·多布斯（1940年1月3日）
致西雅图的一位同志（1940年1月4日）
致纽黑文的一位同志（1940年1月4日）
伯纳姆派的毕业生（内部通告）
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1月11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1月18日）
致法雷尔·多布斯（1940年1月18日）
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1月19日）
致罗切斯特的一位同志（1940年1月22日）
致奥斯卡·库弗（1940年1月22日）
致汤姆·克里（1940年1月22日）
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1月24日）
致比尔·摩根（1940年1月25日）
致汤姆·克里（1940年1月25日）
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1月25日）
致默里·韦斯（1940年1月25日）
致查尔斯·柯蒂斯（1940年2月1日）
致全体多数派的信（1940年2月2日）
致党员（1940年2月3日）
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2月3日）
致圣路易斯的一位同志（1940年2月6日）
致弗雷斯诺的一位同志（1940年2月6日）
致默里·韦斯（1940年2月6日）
致格雷丝·卡尔森（1940年2月9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2月20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2月22日）
致奥斯卡·库弗（1940年2月22日）
致少数派会议的电报（1940年2月24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2月29日）
给党员传阅的一封信（1940年3月5日）
致查尔斯·柯蒂斯（1940年3月6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3月7日）
致默里·韦斯（1940年3月7日）
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3月8日）
致默里·韦斯（1940年3月8日）
致查尔斯·柯蒂斯（1940年3月12日）
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3月15日）
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3月16日）
第三部分斗争文件
1．关于俄国问题的演讲
2．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
3．党成立时的组织原则
4．目前讨论的组织结论
5．关于纪律的决议
6．关于组织问题的补充决议
7．禁止伯纳姆-沙赫特曼-阿本团体的活动
8．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大会
9．我们为什么要出版《第四国际》
10．第四国际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斗争的决议
11．开除沙赫特曼-阿本团体
附录
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阿本、本、伯纳姆、沙赫特曼，1939年12月13日） |
地名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地名索引[1]
Абидос阿比多斯——古代埃及的城市。
Агадир阿加迪尔——摩洛哥南部的海港。
Айдхаб艾德哈卜——中世纪別札族的国家（在尼罗河畔）的首都。
Аксум阿克苏姆——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早期中世纪国家。
Алут阿卢特——见Мероэ（麦罗厄）。
Альберт阿伯特——尼罗河上游的湖名。
Ансика安西卡——中世纪在刚果河流域的国家。
Атбара阿特巴拉——尼罗河的右支流。
Ашанти阿散蒂——加纳南部的国家（十八至十九世纪）。
Багирми巴吉尔米——西苏丹的苏丹国家。
Бамбара班巴拉——在尼日尔河上游的班巴拉人的国家（十八至十九世纪）。
Баньоро巴尼奥洛——乌干达西北部的国家。
Барка巴尔卡——见Киренаика（昔兰尼加）。
Берка別札——东非洲别札人的国家。
Бехн贝宁——尼日利亚南部的国家，1897年被英国占領。
Бенинскалбухта贝宁湾——几内亚湾的北部。
Бербер贝尔贝尔——苏丹共和国北部的城市。
Борну博尔努——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国家（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
Бохадор博哈多尔——西属撒哈拉海岸的一个海角。
Брава布腊伐——索马里共和国的城市，在印度洋的岸边。
Бугахда布干达——在当地人民的语言里，称乌干达为布干达。
Бушолго布霜果——在刚果开赛省的国家（十七至十九世纪）。
Вагадугу瓦加杜古——在上沃尔特，莫西人组成的国家。
Вадаи瓦代——西苏丹的苏丹国家。
ВадиВен-Нага本纳加河——尼罗河的支流，已经完全干涸。
Ваида瓦伊达——几内亚湾岸边的城市。
Ваклими瓦克里米——在东非洲的中世纪国家。
Веланга维兰加——在南非洲的中世纪国家。
Витватерсранд韦特瓦特斯兰德——德兰士瓦的采金地区。
Гана加纳——中世纪（九至十三世纪）在尼日尔河上游的国家；过去为英国殖民地，称黄金海岸，现为加纳共和国，在几内亚湾的海岸。
Гао加奥——尼日尔河上游的古代城市，桑海国的首都。
Гвинея几内亚——几内亚湾海岸上的国家。
Гиэа吉薩——有金字塔的地区，在开罗附近。
Гондвана冈达纳——假定联結非洲、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陆地。
Дарфур达福尔——东苏丹的古代国家（直到十九世纪），现在是苏丹共和国的一省。
ДейрэπьБахри德尔—巴赫里——中埃及的一个地方，有第十八王朝时代的著名神庙综合建筑物。
Джагга贾加——肯尼亚东南部的国家。
Дженне真涅——尼日尔河中部三角洲的古代城市。
Донгола东哥拉——城市和中世纪的国家，在苏丹共和国北部。
Драконовыгоры德拉肯斯堡山脉（在南非洲的东部海岸）。
Забвения，острова忘島——神话中的岛屿，在大西洋中。
Замбези三比西——南非洲最大的河流。
Зимбабве津巴布韦——古代城市的废墟，在南罗得西亚。
Зулуленд祖鲁兰——纳塔尔州的一部分，居民为租鲁人。
Йатенга亚田加——在上沃尔特的莫西人的国家。
Йоруба约鲁巴——中世纪的王国，在西非洲。
Кайруан凱万——突尼斯的城市。
Канем加涅姆——尼日利亚北部的国家（十三至十五世纪）。
Кано卡诺——尼日利亚北部的城市和中世纪的国家（从九世纪起）。
Карнак卡纳克——埃及中部的古代城市。
Карфаген迦太基——北非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在突尼斯附近）。
Касонго卡桑果——中世纪的国家，在刚果河流域的东部。
Кассаи开赛——刚果河的左支流，刚果共和国有同名的省份。
Кацина卡契纳——尼日利亚北部的城市。
Керма克尔麦——中世纪初期的国家，在努比亚北部。
Киого克阿加——乌干达的湖名。
Киренаика昔兰尼加——利比亚的一部分。
Китара基塔拉——中世纪的国家，在乌干达的西北部。
Коиг康格——几内亚的山脉。
Конго刚果——赤道非洲最大的河流。
Кордофан科尔多凡——苏丹中部的国家，苏丹共和国的一省。
Кумасси库马西——加纳的城市，阿散蒂国家的首都。
Куш库施——努比亚的古代名称。
Лагоа-Саита圣拉果阿——巴西的湖名，在这个地区曾经发现古代人的骨骸。
Ливия利比亚——非洲北部海岸的联合王国，古代国家。
Лунда隆达——中世纪在安哥拉的国家。
Лунныегоры月山——在古希腊罗马的地理书中，指尼罗河源的地区，即现代的鲁温奏里山。
Мали马里——西苏丹的国家（十三至十五世纪），过去的法国殖民地，属法属西非洲，现为独立的共和国。
Мандинго曼丁哥——中世纪在西非洲的国家。
Масина马西那——尼日利亚的城市。
Меллестин梅列斯丁——参见马里。
Мемфис孟菲斯——埃及的古代城市。
Меиго曼果——乌干达的城市。
Меримде梅里姆德——尼罗河三角洲的原始人村落遗址。
Мерис梅里斯——湖名。
Мероэ麦罗厄——尼罗河上的城市，苏丹的古代国家。
Мономотапа莫诺莫塔帕——罗得西亚的中世纪国家（约十二世纪至十七世纪）。
Моси莫西——莫西人的国家，在尼日尔河的弯曲处（约八世纪至十九世纪）。
Напата那巴达——努比亚的古代国家。
Наталь纳塔尔——南非联邦（现南非共和国）的一省。
Невольничийберег奴隶海岸——几内亚湾海岸从沃尔特河到日尔河之间的部分的古代名称。
Нигер尼日尔河——西非洲最大的河流。
Нил尼罗河——非洲最大的河流。
НилБелый白尼罗河——尼罗河上游的阿拉伯名称。
НилГолубой靑尼罗河——尼罗河的右支流。
Нубия努比亚——尼罗河中游的一个地区，古代的国家。
Нумидия努米底亚——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古代地区名。
Нупе努摆——尼日利亚的封建国家。
Огове奥果韦——赤道非洲的河名。
Омейядскийхалифат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公元661—750年）。
Оранжевая奥兰治河——南非洲的最大河流。
Палмарис巴马里斯——巴西逃亡黑奴的国家（十七世纪）。
Пемба奔巴島——桑給巴尔附近的岛屿。
Пунт彭特——古代埃及史料中提到的地区名，大概在东非洲。
Pиомуни莫尼河区——西班牙殖民地，在下几内亚。
Салкоре桑科列——桑海国家的城市。
Санкуру散库鲁——开塞河的右支流。
Сан-Сальвадор圣薩尔瓦多——安哥拉北部的城市，古代刚果国家的首都。
Саито-Доминго圣多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旧称；基本居民是黑人。
Сеннар森纳尔——苏丹共和国的城市；尼罗河上游的中世纪国家（从十五世纪起）。
Сеута休达——摩洛哥的城市。（现为西班牙据有。——译者）
Сиджильмесса西吉尔梅薩——利比亚的古代城市。
СиккаВенериа西卡·维涅里亚——罗马非洲行省的城市。
Сонгах桑海——尼日尔河中游的国家（十五至十六世纪）。
Софала索法拉——古代阿拉伯人在莫三鼻給的居民点。
Судан苏丹——非洲地理区城，在撒哈拉和赤道非洲之间。
Таду塔杜——尼罗河中的岛屿，在麦罗厄附近。
Теггаэ特加兹——西撒哈拉的采盐地区（毛里塔尼亚）。
Текрур德克路尔——西苏丹的名称。
Темех特梅赫——在乌纳碑铭中提到的努比亚的地区。
Тенкадибу田卡迪布——1591年桑海人同摩洛哥人会战的地方。
Тибесги提贝斯提——撒哈拉的山区。
Тимбукту廷巴克图——古代城市，在尼日尔河上。
Того多哥——在几内亚湾北岸，过去是德国殖民地；根据凡尔赛和约，一部分由英国委任統治，一部分由法国委任統治；现在是共和国。
Трансвааль德兰士瓦——南非联邦（现南非共和国）的一省。
Триполи的黎波里——利比亚的首都。
Файюм法尤姆——下埃及的城市。
Фанг芳——十七世纪的王国，在尼罗河和西非洲之间。
Фивы底比斯——古代埃及的城市，现在荒无人烟。
Фиш-Pивер菲希河——南非的河流。
Xауса豪薩——尼日利亚的豪薩人的国家（十八至十九世纪）。
Xодагост赫达戈斯特——非洲西北部的城市。
Зкватория赤道省——苏丹共和国的南部省份。
Зфиопия（Абиссиния，Xабеш）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哈贝什）——非洲东北部的国家。
[1]本书俄译本索引是由A·М·菲力波夫编的。——俄译本编者（地名索引中一部分较常见的地名略去未译。——译者） |
民族名称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民族名称索引
Абрoн阿布龙人——上几内亚的民族；语言属苏丹语的几内亚语系（克瓦语）。
Арабы阿拉伯人——北非洲、东北非和东非洲的操阿拉伯语的居民，来源：阿拉伯半岛的移民和当地居民的阿拉伯化。
Асанде阿占德人——上乌班吉的民族；语言属苏丹语系。
Амаhtи阿散蒂人——加纳的基本居民；语言属克瓦语系。
Багиnрми巴吉尔米人——巴吉尔米国家（参见地名索引）的基本居民。
Бадарийцы巴达里人——埃及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代表者。
Баквена巴克维纳人——南罗得西亚的民族，属南班图族。
Бамангвато巴芒瓦托——南非共和国的民族，属南班图族。
Бамбара班巴拉人——居住在尼日尔河上游的民族，属曼丁哥族。
Банту班图人——居住在苏丹以南的尼格罗部落和民族的总称。
Бари巴里人——苏丹共和国南部的民族，语言属尼洛特语系。
Басуто巴苏陀人——南非共和国东部和巴苏陀兰的民族。
Багеке贝脱吉人——居住在刚果河下游的民族；语言属西班图语系。
Бачокве（киоко）巴乔克维人（基奥科人）——安哥拉的民族；语言属西班图语系。
Беджа別札人——苏丹共和国东部的民族；语言属库什语系。
Берберы柏柏尔人——北非洲的基本居民，操闪含语系的语言。现在散居在摩洛哥和撒哈拉。
Бечуана贝专纳人——南班图族的一支。
Бонго崩果人——苏丹共和国南部的民族；语言属尼洛特语系。
Буммены布須曼人——南非洲的基本居民，大部分被欧洲殖民者屠杀。在人种和语言方面，同霍屯督人属于一个特殊的柯伊桑族群。
Бандлы汪达尔人——公元五世纪侵略北非的日耳曼部落。
Bовот沃沃特人——在乌纳碑铭中提到的古代民族。
Bолоф沃洛夫人——塞内加尔的民族：语言属西班图语系。
Галла加拉人——埃塞俄比亚西部的民族；语言属库什语系。
Гереро赫列劳人——西南非洲的民族。
Гетулы盖杜尔人——北非洲的古代部落。
Гиксосы喜克索人——公元前十七世纪从亚洲侵入埃及的民族。
Готтеитоты霍屯督人——南非洲的基本居民。
Дагомейцы（еве）达荷美人（埃维人）——多哥的基本居民；语言属克瓦语系。
Данакиль达那基尔人——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民族；语言属库什语系。
Джага（Bаджага）札加人（瓦札加人）——肯尼亚的民族，属东班图族。
Динка丁卡人——苏丹共和国南部的民族；语言属尼洛特语系。
Евреи犹太人——马格里布国家的主要少数民族。
Египтяие埃及人——埃及的基本居民，语言为阿拉伯语中的埃及方言（参见柯普特人）。
Зинджи辛吉——非洲奴隶，十世纪时在波斯湾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Зулусы祖鲁人（苏鲁人）——纳塔尔的班图族部落的总称。
Иб0伊博人——南尼日利亚的民族；语言属几内亚语系。
Ирсет伊尔塞特人——乌纳碑铭中提到的古代努比亚的民族。
Йоруба约鲁巴人——南尼日利亚的基本民族，语言属克瓦语系。
Каиембу卡涅姆布人——居住在乍得湖北岸的部落，语言属卡努里语系。
Карфагеняне迦太基人——腓尼基人向北非（现在的突尼斯）的移民，强大的奴隶制国家迦太基的建立者。
Кау卡乌人——努比亚的古代民族
Ква克瓦——上几内亚居民的语言的科学名称。
Копты科普特人——古代埃及人的后裔，信奉基督数（基督单性说）。
Коса柯薩人——好望角州东部的班图族。
Ливийцы利比亚人——利比亚的古代居民。
Лимба.林巴人——塞拉勒窝内北部的民族语言属西班图语系。
Лотуко洛杜科人——居住在卢多尔夫湖地区的民族；语言属尼洛特语系。
Лубалунда（лунда）卢巴隆达（隆达）——洪乔河流域东南部的国家和民族。
Мавриы摩尔人——柏柏尔人的古代名称。
Махаранга马卡兰加人——居住在林波波河中游的民族；语言属南班图语系。
Мамлюки马木留克——埃及苏丹宫廷中的奴隶禁卫军，他們夺取了政权，从十二至十九世纪統治埃及。
Мандиго（Манде）曼丁哥人（曼德人）——西非洲的民族。
Масал马薩伊人——居住在维多利亚湖以东的民族；语言属尼洛特语系。
Масуфы马苏弗人——马里国家
（十四世纪）的部落。Магабеле马塔培雷人——南罗得西亚的南班图族，接近祖鲁人。
Мамона马绍那人——南罗得西亚和莫三鼻給的南班图族。
Моси莫西人——西苏丹的古代部落群。
Нандм南迪人——肯尼亚中部的民族；语言属尼洛特语系。
Нилоты尼洛特人——苏丹共和国和肯尼亚的民族的总称；语言属尼洛特语系。
Негрих涅格里利人——见Пигмеи（俾格米人）。
Нехси涅克西人——古代埃及对尼格罗种人的称呼。
Нубийцы（нуба）努比亚人（努巴人）——苏丹共和国的民族，古代努比亚居民的后裔。
Нумидийцы努米底亚人。
Oвакуанъяма奥瓦库安尼雅马人——居住在安哥拉和西南非洲国境的南班图族。
Овамб0奥万博人——南班图语系的民族。
Овандонга奥万东加人——西南非洲的南班图族。
Пигмеи俾格米人——热带非洲（主要是刚果河流域）的基本居民。
Pехрезы列赫列茲人——古代麦罗厄的部落。
Сенегалъцы塞内加尔人——塞内加尔的民族（语言属西班图语系和中苏丹语系）。
Серер塞列尔人——塞内加尔的民族。
Сомали索马里人——居住在索马里共和国、埃塞俄比亚东南部和肯尼亚北部的民族；语言属库什语系。
Сонгаи桑海人——居住在尼日尔河弯曲部分的民族。
Суахили斯瓦希里人——坦噶尼喀和肯尼亚的民族（混血）；语言属斯瓦希里语系。
Сук苏克人——肯尼亚北部的民族，语言属尼洛特语系。
Сусу苏苏人——几内亚共和国的民族。
Тви特维语——上几内亚克瓦语族的语言之一。
Тиббу提布人（德布人）——居住在乍得湖以北的民族；语言属卡努里语系。
Тонга（Ватонга）通加人（瓦通加人）——居住在三比西河下游的班图族。
Туареги图阿雷格人——居住在撒哈拉及其周围的柏柏尔族。
Тукулер图库列尔人——塞内加尔北部的民族；语言——富尔贝语。
Фанги（пангве）芳人（潘格威人）——喀麦隆和加蓬的班图族。
Фантн芳蒂人——南几内亚海岸的班图族。
Филани富拉尼人——见Φульбе（富尔贝人）。
Фульбе富尔贝人——散居在西苏丹各地的民族，血統复杂；操富尔贝语。富尔贝人的一部分同豪薩人混血，使用豪薩语，叫做富拉尼人。
Фухги丰吉人——乍得共和国和苏丹共和国的居民。
Хауса豪薩人——西苏丹东部（主要是北尼日利亚）的基本居民。
Шиллуки施鲁克人——居住在尼罗河中游的民族；语言属尼洛特语族。
Эве埃维人——加纳共和国的民族；语言属克瓦语系。
Эфиопы（абиссинцы）埃塞俄比亚人（阿比西尼亚人）——埃塞俄比亚的基本居民。
Яга雅加人——（现称Баяка，巴雅卡人）——居住在刚果河流域的民族。 |
第十五章海外非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第十五章海外非洲
英国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从奴隶贩卖领域挤掉法国和荷兰以后，由非洲向美洲贩运了一千五百万名奴隶。非洲由此至少失去了一亿居民，他们有的死于猎取奴隶的战争，有的死在去美洲的途中。奴隶贩卖不仅中断了非洲文化的发展，而且也造成了美洲民主的消亡。今天在美洲，只是美国就有一千八百万非洲血统的人，而且显然还有二千五百万混有非洲人血统的人居住在西印度群岛、中美和南美。也有数百万奴隶曾被运往亚洲。
美国的黑人在国外遇到人们向他们提出使黑人感到激动的问题时，经常手足无措。他们的回答一般分成两类。虽然这两类回答之间没有内在矛盾，但是为了避免错误解释，需要对它们作详细说明。首先应当记住，今天的美国约有一千八百万人（在人数上几乎等于加拿大的人口总数）的祖先，在不到一百年以前还是名副其实的奴隶：他们被人购买，被人拍卖，没有“白种人不得不承认的任何权利”。这样过了两代，在南北战争解放黑奴以后，这些黑人在形式上成了美国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根据法律有投票权和公民权。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写字读书，有些人拥有很多房屋和大量财产。个别的黑人甚至成了国会议员、州立法机关委员或法院成员。他们在陆、海、空军中服役。创造了美国的黑人文学和艺术，出版了美国的黑人报刊。某些黑人在科学和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了广泛的黑人宗教团体网，以及争取黑人进步的社会团体网。美国的黑人有权为他们在不到一百年间取得的这些成就而自豪，虽然有人（甚至在欧洲）劝他们“表现耐心”，屈从于“社会发展过程的自然缓慢”。
但是，上面的这番描述，还不能说明全部真情实况，如果不作补充说明，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假如我们美国黑人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国土面积同丹麦、挪威和瑞典加起来相仿，文化水平高于意大利，保健状况比西班牙好，那么，我们就会有良好的机会生存下去，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但是，美国的黑人是以聚居形式分布在一亿六千万白种人中间，而白种人又大部分认为他们是劣等种族的代表，把他们列为二等公民。当然，在美国的不同地区，对待黑人是各有不同的。如果把美国的全体黑人大致分成三类，那么，第一类居住在北部和西部，第二类居住在南部的城市和大镇，第三类居住在南部的乡村地区。在南部的乡村地区，奴隶制度没有完全消灭，有的地方甚至十分流行。北部和西部的黑人，全年平均收入三千美元，只有百分之十的人一年收入一万五千美元。他们在那里寻找报酬较高的工作时受到歧视，但当璞役、工人和小职员倒是不被禁止的。有些人作小买卖，另些人是脑力劳动者。在社会生活方面，在公共团体里，比如在学校里，他们虽然不受绝对歧视，但也受很大歧视。他们参加选举，政治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工会（但不是全部工会）接收他们入会。他们的宗教团体，差不多完全同国内的其他教会分立。他们构成一个人数达到五百万人（或者还多）的坚强而有力的社会集团，如果按照目前的进步速度发展下去，不久就可以争得美国公民的一切权利。但是，他们目前还是二等公民。欧洲的学者到美国来研究美国的社会情况时，很少注意黑人，并在自己的结论中忽视黑人的状况。
还有五、六百万美国黑人居住在南部的农业地区，这里曾是棉花王国。美国的这一地区，不仅从来没有完全放弃奴隶制度的思想，而且不停地宣布它决心要最残酷地剥削黑人的劳动。这里的白人，除个别作家和牧师以外大多数都愚昧无知，糊里糊涂，认为黑人天生低贱，威胁着白人的进步。他们坚持在教会和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原则。他们使四分之三的黑人失去投票权，想法叫黑人只作家庭仆役和报酬最低的农业佣工。他们企图使工人恐怖，自设公堂，实行私刑，而他们的法院则为奴役工人和镇压不满分子服务。
人们有意或无意地策动全国舆论反对黑人。在讲授现代历史时，把黑人描绘成驯服的奴隶，说他们过去在美国的历史中没有发生积极作用，自己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就从善良的白人老爷手里获得了自由，而在得到解放以后，却又作奸犯科，构成刑事犯中的大多数。非洲的文化，无论是古代文化，还是现代文化，人们都很少提及。黑人参加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论战的事实被抹煞，黑人在导致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中的作用也很少有人承认，虽然阿布拉罕·林肯早就说过，如果没有黑人的帮助，北方的军队决不能击败南方人。
在被捕的犯人中，黑人比白人多两倍；被控有罪而押在美国监狱里服刑的人，也大多数是黑人。但是，这并不说明黑人犯罪率大，这只能说明白人的种族偏见到了什么程度。
五十年来，黑人工人为了逃避奴隶制度，慢慢地从南部的农业区迁出，搬到南部和北部的城市。但有人企图依靠法律来制止这个运动，甚至为此没收工人的财产，停发工人的工资，控告他们组织叛乱。尽管采取了这一切措施，美国的黑人仍有三分之一目前住在使他们有较多发展机会的北部和西部。但是，他们是流亡者，所以有失去正常生活条件的人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他们飘泊在异乡，处在被敌视的环境里，领着没有上过学的孩子住在贫民窟里。
除了住在北部和西部的五、六百万黑人，以及住在南部农业区的五百万在生活许多方面仍与奴隶无异的黑人之外，还有五百万黑人住在南部的城市。他们是为了逃避债役农的命运和躲开私刑的威胁仓卒迁入城市的。因为城市里需要他们的劳动，而且他们在那里组织起来以后，可以得到比较公道的工资：即使不象白人工人的工资那样高，至少也不象半受奴役的债役农那样低。这种工人和仆役的家庭，有三分之一全年收入不到一千美元，但是，平均起来每个黑人家庭的全年收入却有两千五百美元左右。住在南部城市的黑人有一定的前途，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他们经营商业，有自己的社会生活。其中比较有钱而能干的人，在团体的帮助下，力图到北方去寻找更广泛的发展机会。但是，在南部城市里，黑人居民的处境仍是十分艰苦的：他们住在城市的最贫困地区，这里的公用设备最差，白人警察最为残暴。他们的财产额被故意地估得过高，从而课以较高的赋税，至少有二分之一的黑人公民，在狡猾的欺骗手段和公开的经济迫害的威胁之下，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在利用交通工具和公共设施方面备受歧视，他们被禁止进入专为白人开设的食堂和旅馆。为他们开办的学校，都比白人的学校简陋，而且人多拥挤，但是黑人教员的修养却往往比他们的白人同事高。白人和黑人间的社会往来极其有限。
对这十分之一的美国公民实行各种方式、各种程度的种族歧视，其后果不仅害及黑人本身，而且强烈影响美国的整个民主制度。
欧洲人，特别是东欧的居民，不了解美国黑人的真实处境到底如何。有人对他们说，1863年解放的黑奴后来都成了享有充分政治权利的美国公民。可是他们接着又听说，私刑、残杀和聚众行凶的事件日益具有骇人听闻的性质。最后，他们不久以前又听说黑人在为争取别人承认他们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而进行斗争，并且根据报刊上的一般消息，黑人已经基本上达到了要求，特别是在1954年最高法院确认黑人有权在公立小学读书以后。有些黑人的子孙具有各种肤色，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他们有时自己也对欧洲人说，他们在美国具有同白人公民一样的权利，并且举例来证实自己的话不假，比如说美国有些公职人员是有色人，有些有色人甚至得到了诺贝尔奖金。然而，闹得天翻地复的小石城事件[1]，却忽然揭穿了文明国家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在美国风行的种族憎恨的全部底细。欧洲人不禁要问：究竟哪一方面是真实的呢？
美国的法律废除了奴隶制度，然而在一千八百万黑人当中，至少有五百万人仍然是备受压迫和生活贫困的农奴。大多数美国黑人都会写字读书，可是也有几百万文盲。私人资本主义制度，加上同黑人竞争的白人工人的种族僧恨，把黑人推上了犯罪和贫困的道路。许多报酬优厚的白人工人的高额工资，实际上是他们从白人资本家剥削黑人工人所得的收入中分得的一部分。
在黑人内部，已经出现阶级分化。富有的黑人剥削分子坐在金字塔的顶上，而被剥削的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别被压在这个金字塔的底层。纽约的黑人居民，约有百分之十是财运亨通的商人或脑力劳动者，他们的一年收入达五千美元或五千美元以上。另一方面，纽约百分之五十的有色人居民一年收入仅为一千美元，甚至不到这个数目，而处于赤贫的边缘。一些主要工会曾长期拒绝黑人入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后，大多数工会开始接收黑人，但是这些黑人处在反动的领导人控制之下，实际上是私人资本主义组织的一部分。
联邦政府管理出国护照的发放工作，它利用这项权利来阻止任何一个谴责国内种族偏见现象的黑人出国。比如保罗·罗伯逊和我，一直七年没有领到护照。任何一个黑人，只要他颂扬美国，或至少对种族矛盾问题保持缄默，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出国。但是最近时期，大资本也感到自己的政策支离破碎，因为它既想同有色人世界扩大贸易和增进友谊，又对本国的有色人公民进行歧视。
南部曾是奴隶制度的中心，现在仍然住着大多数黑人。由于气候条件良好，拥有天然资源和劳动力，具备必要的本国资本和国际资本，这里必然成为现代文明的巨大工业中心之一。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甚至奴隶制度时期也没有过的那种荒忽绝伦的专横；正是在这里，居民被分成几个互相敌视的等极，对人施用私刑，社会里风行诈骗和抢劫。
请允许我以目前进行的关于学校里种族歧视的论战的一个阶段为例，来说明我的论断。许多心地善良的人看到下述情况是有些难为情的：正当南部白人遇到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时，人们要求允许大批多少有些落后的学生进入白人学校，并使这些外貌、习惯、文化水平都不同的儿童能与他们的孩子在一起，他们因此竟大发雷霆。他们认为，这些“不合理的”要求，会妨碍黑人自己逐渐改进他们的学校教育事业。许多美国人竟然问道：这不是等于自己家里有吃有喝而硬要到别人家吃饭吗？
这个反驳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美国人头脑糊涂，这是南部无法无天的做法所造成的。黑人并没有要求进“白人”学校的权利，他们要求的是允许他们进公立学校读书。他们知道，公立学校的免费初等教育，是走向民主的最好捷便。在解放黑奴以前，南部没有公立学校。后来，黑人选民才强迫激烈反对的白人开办公立学校。当开办公立学校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入学的黑人真正是势如潮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可说从来没有过数百万贫困受压迫的人这样热烈求知的情形。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儿童，坐满了茅屋、地下室、木棚和教堂，在里面热心学习。当时，不可能迅速建筑出足够的校舍，何况有钱有地的白人拒绝纳税修建学校，他们说，白人中的穷人并不感到学校太少，而黑人则不配有学校。白人中的穷人也的确是不需要学校的。他们所需要的是土地、骡子和“黑皮佬”。黑人的教育事业飞速进展，而白人则往往需要收买才愿意上学。最好的收买办法，就是建议设立黑人白人分校的学校。黑人提出反对。但是，各州的法律和种族主义者，把分校原则强加给全国，最高法院裁定了这项办法，不过它要求学校的设备应当“平等”。后来，设备并没有平等，甚至从来没有打算要这样作过。正如所预期的，南部并没有听从这个承认“分校而平等”的教育原则的裁定。无论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都不曾设法实施这项裁定。
经常无视法律的南部任意行动，完全没有把人民的意志放在眼里。今天，南部的大多数州仍然如此，而在将来，只要这个自负的民族不表现出足够的理性来理解这会给全体美国人带来什么害处，而容忍这样下去，那就还会继值如此。如果最近九十年来南部的黑人儿童所受的教育可以赶得上苏联最近四十年对俄国农民的教育，那么，黑人文化发展的低等“种族”水平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黑人儿童的文化水平也就赶得上白人儿童了，而且，如果叫他们刻苦努力，以求上进，甚至可以超过白人儿童。
这样美国今天十分需要的人才和天才也就会多起来了。但是，南部不但不如此，反而拼命设法使黑人继疲处于贫困和无知状态，并且往往把黑人送进监狱，而不是送入学校。
他们十分顽固地把南部的白人学校变成显示“白人优越”的机关。在城市里，一般把白人中学设在中心广场，拥有最好的设备。例如，小石城白人的中心中学变成了展示时装的场所：公子哥儿和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小姐在公众面前招描，企图用这一切来表明这座城市现在和将来都是属于他们的。比较穷的白人子弟，经常不上学校，而对黑人的子弟，则在贫民区或城市郊区设一些校舍简陋的学校。在农业地区，一般给白人设有良好的地方公立学校，或者建立几县联合的公立学校，儿童每天上学有车免费接送。而黑人则经常是完全没有学校可上。
必须记住，在美国的南部，从来没有建立起“黑人”公立学校制度。在这里，实际上给黑人定出了一套完全由白人控制的特殊教育制度。白人决定在哪里设立学校，学校的建设费用应该多少，学校应有怎样的设备。白人选择教师，规定教师的服务期限和薪金数额。白人规定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换句话说，白人故意给黑人建立了糟糕得多的教育制度，而联邦政府竟容忍这种现象存在了七十五年。在美国，各州平均每年为公立小学的一个学生所花的教育费将近三百美元。在不太富庶的南方，实行黑白人分校制度，每年每个白人学生的教育费为五十九美元，而每个黑人学生的教育费则为十九美元，甚至认为可以完全不管黑人学校。密西西此州在这方面最落后：每年每个白人学生的教育费为五十二美元，而每个黑人学生的教育费则仅七点五美元。南部教育经费不足有好几个原因，如资本家为逃税而隐瞒资本，地方当局为工业吸引投资而发给投资者奖金并对他们免税，以及工人工资太低等等。在南部，资本家极力使工资保持低水平，禁止成立工会，煽动种族对立。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成立，便展开了争取为黑人设立良好学校和按教师资历而不按肤色给酬的斗争。这个斗争得到一些成就，虽然敢于表示不满的教师常被革职。后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展开了要求学校设备平等的运动。南部对这个运动的回答是：南部无力以同样条件照顾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于是，人们向联邦政府萧求援助，但是南部要在一定条件下才接受政府的援助。这些条件是：准许它自行处理援助经费，而不受外来的监督、检查和干涉。蒲看，南方是怎样分配联邦政府播给南部农学院的经费的：白人的农学院梭三百万美元，而黑人的农学院只播三十六万美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这种似乎无望的情况下，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步骤。我本人曾经怀疑这个步骤有成功的机会，然而它被证明是英明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最高法院申拆，申拆的理由是：按照宪法规定，在公立学校系统内不得按种族区分学生。使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最高法院竟在1954年一致同意了我们对宪法的这种解释。
最高法院为什么会这样办呢？首先，它清楚地知道，美国要对付的不只是本国影响日益增大的少数有色人种，而是正在觉醒的有色人种占绝大多数的整个世界；其次，它也了解，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热心民主的说法得到即使是表面的证据，并保证我们在亚洲和非洲的企业活动成功，就至少必须在口头上支持取消公立学校里的种族隔离，更不用说取消交通、居住和公民权利方面的歧视了。因此，最高法院承认应当放弃把公民分成等极的原则。
最高法院也知道，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势力，它拥有巨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威力。最高法院还知道，欧洲的社会主义力量，以及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早已经向等极制度进攻，并在反对有色人种所受的殖民主义奴役。因此，如果美国想使中国、印度、整个亚洲、非洲和海外非洲相信我们的生活方式优越，它就不能再拥护按照肤色的标志来把人民分成不同等极的作法了。
此外，最高法院决不会忘记，南部的白人从来没有服从过联邦政府的法令（不论是在奴隶制度时期，还是在解放黑奴以后），也没有承认南北战争期间对宪法所做的修正[2]。最高法院知道得十分清楚，南部也不会听从它的这项裁定。因此，最高法院尽量给南部方便，使它有可能随意地无限期拖延向公立学校的黑白人合校过渡。而南部目前所奉行的，也正是这种策略。
许多其他问题，比学校问题还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它们不仅涉及种族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劳动和工资问题。美国的黑人需要社会主义，他们需要国家象苏联对待少数民族那样对待自己。在苏联，准许少数民族参加全国性文化的创造，同时又保存各自的历史、艺术和文化遗产。只有仿效这种办法，美国的黑人才能保存自己的语言、艺术、音乐、舞蹈和其他文化财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需要人尽其才，各得所需。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这样，然而美国的黑人不知道这一点，并且由于完全错蔽的领导，往往被人拖入旨在反对共产党人的“政治迫害”（Witch-hunting）。
如果美国的黑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得到了关于世界大事的真实消息，学习过苏联和中国的历史，研究过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他们是会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是，连美国大学生都几乎不知道这些东西，更不用说美国的小学生了。此外，人们还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破产的征兆，把共产主义描绘为犯罪。这种情况是不会继领太久的。美国的黑人正在冲破一切障碍，扩大他们的视野。他们在白人朋友的帮助下，壮大着自己组织的力量。总有一天，他们会得到彻底解放（不仅摆脱名副其实的奴隶枷锁，而且从雇佣劳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消灭战争和种族仇恨。
从前，他们对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也曾帮助美国推翻不列颠帝国的压迫，使美国争得了自由。为了解放黑奴，有五十万黑人参加过战斗和劳动。阿布拉罕·林肯说过，如果没有黑人的帮助，在1861—1864年南北战争中，北方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黑人作家创立的，而黑人又是很多白人作家作品的主人公。美国的艺术，从它的来源来说，在不小程度上是黑人的艺术。美国的科学，有许多地方应当归功于本杰明·班奈克尔、扬·威特采里格尔、欧内斯特·贾斯特。如果最近二十五年来美国的黑人受到了苏联学生所受的那种教育，世界将会得到多少天才！
西印度群岛的居民，主要是由黑人和黑白混血种构成的。这些岛屿曾是美洲黑人奴隶制度最早的中心。由于奴隶起义和工业革命，奴隶不再给人带来像十七和十八世纪那样大的利润，这时奴隶才得到了自由，于是，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帝国主义成了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基地。西印度群岛荒废贫穷了，各岛的生产凋敝，处在这种凄凉世界的居民，也感到了精神的没落。后来，这个群岛上逐渐形成资本主义，变成了英国、美国和当地资产阶级的剥削对象。外国人向这里的果树园、甘蔗园和咖啡园投资。当地的居民有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是没有发生效果显著的经济革命。在海地，美国资本借黑人资产阶级之手剥削农民。古巴直到不久以前举行起义为止，始终是美国的人质。被美国侵占的波多黎各，现在由当地资产阶级统治，而这里的工人，则变成了美国的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
英国建立了一个西印度联邦，企图由此防止牙买加、百慕大、特立尼达和其他岛上爆发革命。只要美国和英国的资本继续在这些岛上占据统治地位，将来就必然会有长期的斗争。在南美和北美大陆的其他地区，黑人已完全同其他种族混合，以致很难说黑人是单独的种族了。在中美和南美，有待解决的是国家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但是，应当永远记住，有很大一批黑人在南美和中美，他们对那里的历史起了很大的影响。也不要忘记，黑人对亚洲国家的历史也有过直献。
非洲和它的子孙的历史就是这样。科学和今后的研究，将对这个历史加以修改和更正。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搏斗中产生的新经济的形成，也将带来这种修改和更正。但是，在今天已经不能再有任何怀疑：社会主义和它的高级形式——共产主义，在不久的未来即将在非洲实现，使非洲出现空前未有的繁荣。
[1]1957年9月在美国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发生的种族歧视事件，该州州长坚持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曾派军警包围学校，不准黑人学生上学，引起国内外舆论的谴责。——译者
[2]指对宪法所做的认为蓄黑人为奴隶是非法的修正。——俄译者 |
第十四章阿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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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阿克拉
加纳独立后不久，克瓦米·恩克鲁玛就宣布他打算最近在阿克拉召开第六届泛非大会。1958年7月，公布了召开会议的决定。
我作为泛非运动的创始人，高兴地接到了参加阿克拉会议的邀清。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第六届泛非大会，虽然由于尊重非洲人民日益提高的自觉，把它称为全非人民大会。在接到邀精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正在莫斯科。在开会前不久，我所在的疗养所的医生，认为我当时去非洲作长途旅行是不适当的，所以我的妻子带着我给大会的贺词，前往阿克拉去了。我的妻子得到大会的同意，向与会代表宣读了我的贺词。我在贺词开头叙述了历次泛非大会的召开经过，接着我写道：
“我本希望能亲自发言，但是办不到。因此，我不得不请我的妻子歇莉·格雷姆代我向语位宣读贺词。我的贺词的意思是简单而明了的。目前，我们处在世界历史的最深刻危机时期，我们登上了人类创造的一些高峰，现在面临着和平与战争的抉择，站在走向天堂和地狱的十字路口，因此，让我们直截了当地款出自己的看法吧。我们的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胜利，一个是悲剧，没有其他选择。非洲，古老的非洲，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等待着你的决定。非洲要走什么道路呢？
“我对这次会议的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作为一个在世上生活了很长时间、研究过美国和熟悉现代世界的人提供一些意见。首先，我认为必须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非洲在私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选择的余地。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正坚定不移地、不可抗拒地走向社会主义……不能对社会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选择了，因为私人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
“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呢？这就是有计划地管理经济和建立如下的政治组织：在这种组织下，公民的最高义务是为国家服务，而国家的代表既不是高等贵族，又不是把财富和权力掠到自己手里的自私自利的寡头集团，而是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群众，一切努力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这些人的共同前途。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将逐渐开始认识到实现这个理想就是自己的目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完全以这个思想为指南。
“另一方面，请大家读一读凯斯里·海福德所写的关于非洲西岸的贸易情况的书吧。你们既不会发现私人经营的痕迹，又找不到私人创业的证据。在那里，贸易由整个部落趣营，酋长不过是全体意志的喉舌。今天，当非洲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垂死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风暴骤然卷进生死搏斗中的时候，有人诱惑和规劝你们采取（即使暂时地）私人资本主义，作为走向某种类似社会主义的制度的步骤。从结果来看，采取这一步骤，将造成可悲的错误。四百多年以来，欧洲和北美使用暴力，从有色人手里夺去了他们的劳动果实，以及理应属于殖民地人民的土地和财富，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文明和舒适。今天，欧洲和北美仍然决心要使世界上的大多数民族为少数人的舒适而辛勤劳动——你们到伦敦、巴黎、纽约看一看，便不难确信这一点。殖民主义列强的统治阶级，现在比他们父辈愿意对劳动群众做某些让步，但是他们采取的是分赃形式，而不想根除掠夺本身。他们对社会主义采取暴力的斗争方式，不肯承认私人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缺陷。现在的问题是：要么资本属于所有的人，要么所有的人都丧失权力。
“正是因为这样，我的兄弟们，你们现在要作出伟大的决定：你们是贪图一时的快乐（坐汽车，使用冰箱，穿巴黎时装）而把自己的收入用去支付借款的利息呢，还是今天暂时拒绝享受，不在邻居面前摆阔，而使自己的子女受到教育，建立起能够完全满足本国的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工业，把祖国变成一个人民的天才能够充分发挥的、强大的、可以自给自足和能够防御外敌的国家呢？集中一切努力去使祖国强大，就是走牺牲和克己的道路。而殖民主义列强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美国以高利率向你们提供的资本，将延续曾经给你们带来奴役、农奴性劳动和殖民主义的必然死亡的殖民帝国主义的残年。你们不是束手无策的。你们是买主。强大的殖民主义国家，昔日的世界霸王，则一贯是资本的卖主，现在它们还必须出售资本，否则就要破产。可是，任何人也无法强迫你们购买他们现在向你们提供的一切。你们可以等着。最好再忍受一个时期的苦，不要拿自己的伟大遗产去购买资本主义西方的残羹剩饭。今天，你们不仅可以压低西方的联合的或垄断的私人资本家提供的资本的价格，而且有可能拿他们的价格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提出的建议作对比。苏联和中国度过了巨大的艰难和困苦，现在能够以比西方更加优惠的条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资本。社会主义国家暂时还不能像发了横财的西方垄断组织那样提供巨额贷款，但是它们的援助将与日俱增。接受这种援助，并不会使自由的非洲受到任何不能接受的条件的束转。这种援助既不会带来奴役，又不会造成殖民主义统治，而西方以前和现在在提供贷款时都要求以这种奴役和统治为代价。今天，西方准备妥协。你们大家都应当记住，这种妥协的实质是：西方允许你们的某些狡猾而没有原则的领袖成为资本家和白人剥削者的伙伴，但是他们必须说服人民群众付出可怕的代价。西印度群岛和南美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在中东和东南亚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要不惜一切力量反对这种情况。当地的资本家，即使他们是黑人，也决不能解放非洲；他们只会出卖非洲，使非洲再受昔日洋主人的新奴役。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是号召牺牲。伟大的说德曾经高歌：‘你要克制和牺牲自己’。非洲只有在它的每个部分、每个部族、每个部落为了整个大陆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一部分遗产的时候，才能达到团结一致。联盟的意义就在这里，泛非的意义就在这里。举例来说，一个儿童在部落中降生以后，他要为部落对他的养育付出一种代价，即为了部落的利益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个人自由。他有两条道路：不是承认这个真理，就是死亡。当部落结成部落联盟以后，其中的每个部落都要为部落联盟的利益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当形成民族的时候，构成民族的所有部落、氏族和部族，都要为民族的利益放弃自己的政权和个别自由。否则，民族还没有诞生就得死掉。
“你们的最亲密朋友和邻居，是中国、印度、亚洲其他国家和岛屿的有色民族。他们很久以前同非洲有过紧密而亲切的联系，但是后来这种联系被贪婪的欧洲资产阶级无情地长期打断了。把你们联合起来的不仅是肤色，而且还有某种更为深远的东西：你们和他们都曾是雇佣奴隶，他们和你们都是被人轻视的对象。根据同样的理由，你们要同支持和保护中国并援助印度的那部分白人世界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不同剥削中东和南美的那部分白人世界保持这种联系。
“你们非洲人今天应当作出伟大的抉择：各自为政呢，还是大家联合起来，为你们非洲母亲的福利放弃自己的权益，为民族的福利放弃部落的特权？你们什么也不要忘记，但一切都要给予恰当的地位。比如，对于阿散蒂人六次反英战争的荣誉，芳蒂人联盟制度的英明，尼日利亚的发展，豪萨人和桑海人的诗歌，马赫迪和埃塞俄比亚手工业者起义，巴苏陀人的伟大，查卡的军事天才，姆特札[1]的雪耻精神，以及许多其他事件和人物，都是如此。但是，首先要记住作为人类母亲的整个非洲。啊，锡安[2]，你醒来吧，奋起吧，拿出你的力量来吧！抛开传教士的那套说教吧，他们教导你的不是友爱和团结，而主要是怎样利用狡猾手段获取私人资本的利润，这种资本就是从你的土地上夺得、用你的劳动创造的。你穿起泛非社会主义的美丽服装吧！”
[1]姆特札，乌干达国王（1862年即位），在英国乘乌干达国内发生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争夺势力的纠纷而进兵乌干达时，曾领导全国抗英。——译者
[2]锡安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山名，趣以色列人征服后，为大卫及其继位者的王居与圣殿之所在，是希伯来政治、宗教和经济的中心。在基督教中，锡安被视为天国的象征，转意为：上帝的选民，真正的基督徒。在这里是借喻。——译者 |
第十三章非洲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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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非洲的复兴
1946年，我在拙著《世界与非洲》[1]的结尾部分，说了一些绝望的话。我当时情绪悲观，感到疲惫，于是在我刚满七十八岁的时候，离开了我前后执教二十三年的亚特兰大大学。我到这所大学的时候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袒学者，后来在这里作出了我开始研究美国黑人史的计划。给我规定的养老金不足以维持我的生活，于是我恐慌起来。最后，有人请我到1910年在我的协助下成立的钮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去工作。但是，协进会并不需要我出谋划策，它只希望维持我的生活，保证我安度晚年。我打算恢复我的泛非计划，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类似协进会的国外部的组织。结果，我同现代的共产主义发生了接触。我生长在资本主义世界，并且是从资本主义的学校里学习出来的。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早就形成了。我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但是我差不多没有同工人运动接触过，而且工人运动也多半没有把黑人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去。当1946年工人的代表们在巴黎开会的时候，一些非洲人代表提出了召开新的泛非大会的建议。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太高兴地同意了参加泛非大会的工作，于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我同恩克鲁玛、肯尼亚塔、约翰逊[2]等非洲青年领袖会晤了一次。我从他们那里听到非洲时事的最近发展情况，得知非洲大陆的解放运动取得了新的内容。
我没有把这一切变化同俄国联系起来。虽然我对俄国的革命早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深感兴趣，但是我认为它只是决定俄国命运而决不会对世界的未来发生作用的事件。我在1926年到过苏联，它的发展引起了我的深刻注意。我相信建立了最先进教育体系的新社会制度必然胜利，但是我不认为它可以影响美洲以及非洲的命运。
1936年，在希特勒主义飞速加强的时期，我访问过德国。我从德国又到苏联，再由莫斯科到中国东北。我在中国和日本逗留了一个时期。我开始感到，希特勒打算领导欧洲反对苏联；我还觉得，日本使亚洲走向的目标不是自由，而是重新被欧洲奴役。回国以后，我被解除教职。甚至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导也开始怀疑起我。不久以后，我就被协进会开除。
1949年，恐怖活动在美国开始嚣张，而我是尝过它的一切苦头的。于是我又到苏联去，这次我在那里终于了解了：共产主义不仅是解决俄国国内问题的手段，它将使全世界摆脱苦难。
日本同希特勒结盟和杜鲁门企图侵占朝鲜这两个事件，标志着亚洲的历史进入新的纪元。美国失去了它认为是自己财产的中国以后，举国惶惶不安。至于我个人，非洲的事件最使我震惊。许多年来，我一直设法使美国的黑人起来引导非洲走向自由。我努力发起泛非运动的意义就在这里。现在，非洲本身已经展开了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恩克鲁玛和他的拥护者，根据为争取可可的公道价格所做的斗争的经输，牢说着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府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而展开了争取独立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超过了我的最大的幻想。在尼日利亚，阿齐克韦仿效了恩克鲁玛的榜样。肯尼亚的人民举行了起义。
后来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我的下述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为了保护殖民帝国主义不受社会主义的威胁而进行的，现在美国准备把世界谁上新战争的道路，而在准备新战争的过程中打算消灭民主。加纳邀请我去参加庆祝它获得独立的活动，但是美国政府拒绝发给我护照。中国请我去讲学，而政府禁止我到那里去。我一心想去参加南美保卫和平大会的工作，但是政府还是妨碍我前往。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先后获得了自由和独立。南非的一位非洲人领袖到我家里来做客，我听他说到这个笼罩着种族主义黑暗的国家的每个生活角落，都有可怕的种族憎恨现象。我参加了非洲事务委员会[3]，但是政府禁止这个组织活动。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以后，我得出了非洲是保卫和平运动的中心的结论。
实际上，保卫和平的国际运动为什么要付出时间去注意非洲发生的事情呢？历史学家、科学家、执政者和慈善家对这个大陆的兴趣提高了，这是容易解释的，然而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吸引和平战士的注意呢？毫无疑问，对于许多战争，从古埃及强盛繁荣时期的战争开始，直到最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非洲都曾起过巨大而且重要的作用。但是，今天的非洲之所以影响国际和平，主要不是由于非洲人本身好战，而是由于这个大陆和它的居民对于可以引起战争的原因发生着作用。许多年来，世界上一直为剥削劳动力，为掠夺土地，为取得占有土地产品和矿物资源的权利，而进行着残酷的斗争。而在今天，非洲正是原料、土地和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地。这里居住着两亿多人，他们的劳动报酬在世界上最低，所以他们被迫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向剥削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非洲也是现代世界需要的许多矿物和农产品（如黄金、钻石、铜、棕榈油、可可、铁、场、以及钴、铬和铀等稀有金属）的丰富产地。在这个大陆上，有一切可能获得世界上最高的利润。因此在今天，非洲和它的富源是最吸引私人投资者的目标。可是，这里也蕴藏着危险。比如1914年的大战，就是由于德国决心要从英法手里夺走它们在亚非的殖民地而引起的。这场战争以俄国的革命成功和资本主义的大破产而告终。后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企图在东欧和亚洲建立自己的统治，因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希特勒清灭，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从殖民帝国主义的枷敛下解放出来。非洲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唯一的和最重要的安全地带。正因为这样，这里可以冒出引起新世界战争大火的火星。战争已在阿尔及利亚进行；肯尼亚燃起了起义的烽火；在南非联邦，压迫达到了最后限度；在中非，一小撮白人企图统治人数比他们多十倍而没有选举权的奴隶，并强占着这些人的土地；在刚果，比、英、美的投资者面临着非洲人日益要求独立的局势。
我们所谓的近东，古代曾是非洲的一部分；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当地的资产阶叙为了西方的利益剥削着工人。在黑非洲的原住居民群众中，产生了一个使许多人感到意外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不仅在于取得民族主权，而且要在整个大陆建立统一的非洲联盟。这个运动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黑人召开的历届泛非大会，而它的顶点则是1958年在加纳举行的全非人民大会。二十八个非洲国家的三百多名代表，通过了若干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决议。资本主义的西方惊动不安起来。虽然美国们能在利比里亚购置港口和机场，占有那里的铁矿和橡胶园，从而使利比里亚几乎处于殖民地的地位，但在位于利比里亚以东的英国殖民地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却坚定地要取得独立。英国试图同当地资产阶叙勾结而保持政权的手法，完全破产了。恩克鲁玛向世界证明，他是一个在选择民主的斗争形式方面嗅觉灵敏的国务活动家。他善于把外交方法同采取直接行动的要挟结合起来，而终于使加纳获得了独立。
恩克鲁玛的生平，是当代历史中的典型人物的生平。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45年，那时他是第五届泛非大会的秘书，工作勤恳而认真。他衣着简陋，言语不多，但总是忙于工作。他极力领导在伦敦学习的非洲人学生，并同共产党人接近。后来，非洲的资产阶级把他叫回国去，让他领导争取黄金海岸获得更大独立的运动。他开始组织群众运动，但是见到群众运动而怕得要死的领导，把他撤了职。于是，他建立了自己的政党。由于他不倦地工作，黑天白日不知休息，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版，所以获得了人民的信任。英国人把他逮捕起来，可是人民在他坐牢期间把他选进了立法会议。他被推戴为殖民地的领袖，并要求英国人承认他的这个地位。英国人拒绝承认。恩克鲁玛以实行他的“断然行动”[4]纲领相要挟，英国人在直布罗陀集中一支舰队，并加强它在加纳当地的黑人部队。后来，黑人部队哗变，舰队来迟了。使全世界惊奇的是，英国人经过周密考虑之后让步了。但是，英国人当然没有忘记同当地资产阶级和有不满情精的部落酋长秘密勾结，以策划反政府的阴谋。不过，恩克鲁玛在人民中拥有可靠的多数，以致英国人未敢再采取拖延战术。加纳成了独立的国家，恩克鲁玛出任总理。这是黑人在杜桑·卢维杜尔以后于整个当代历史中取得的最伟大胜利。
尼日利亚的阿齐克韦，使当代或许是人数最多的非洲人起来为争取本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但是在尼日利亚的北部，有一些人数众多而且．力量强大的部族反对他，许多年来受英国人豢养和赏识的穆斯林首领统治着这些部族。在尼日利亚的南部，又有一些敌视他的资产阶级领袖占有统治地位。英国人采取了他们惯用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他们也曾不惜采取比较“现代的”方法，当阿齐克韦取消了他们的财政垄断而建立国家银行的时候，他们指控阿齐克韦“不守信用”。但是，阿齐克韦没有投降。他没有让北部脱离尼日利亚，在英国人的法官面前取得了打败银行家的胜拆，他甚至把反对他的人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结果，去年全国形成了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提出了在1960年内给予这个最大的英国殖民地以独立的要求[5]。
但是，英国并没有放弃它的未来利益。它在开发三比西河的巨大水力资源，为此投入了一亿六千万美元私人资本，还打算剥削劳动和占有南非的土地一百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美国是南非联邦的矿山业和新工业部门的最大投资者。自身受到英国控制的葡萄牙，早从塞西尔·罗得斯开始从开普敦到开罗的掠夺性远征，企图把非洲并入不列颠帝国版图时起，就向南非的矿场提供农奴性的工人。法国征服了北非，企图赖在尼罗河流域不走，但是它在这里遇到了英国的反对，所以只好满足于吞并撒哈拉和苏丹。许多年后，它又伙同英国和以色列，再次企图占领苏伊士，但又遭到了失败。不久以前，法国突然在仿效加纳榜样的几内亚，再次尝到失败的苦头。对加纳的局势感到不安的美国，考虑到恩克鲁玛在加纳的力量和影响，便利用它是加纳可可的最大顾主的地位作引子，开始对恩克鲁玛在政治上表示殷勤。管理可可贸易的机关，在纽约的最豪华颤店招待恩克鲁玛。赫尔希[6]派飞机请恩克鲁玛到他的几个大工厂参观。美国政府和私人实业界协同努力，企图使尽量多的美国黑人访问加纳，说服恩克鲁玛相信美国的善意。在阿克拉举行的全非人民大会上，至少有四名美国黑人作为报界和商界的代表列席。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他们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美国政府认为这些黑人的话可以博得很大的信任，所以要他们来帮忙。同时，英国资本同美国资本在争夺向加纳贷款的权利上，正展开炽烈的竞争；它们在几内亚同法国资本为敌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
非洲人民应当牢牢话住，他们所以能够讨论自己的事情、召开会议和展开行动，要归功于共产主义的强大，资本主义所以不敢在殖民地发动战争，是由于它害怕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国家不要求非洲国家接受它们的信念作为对于它们给予的这种重大支持的答谢，但是它们有理由对非洲国家帮助它们的敌人表示不满。向美国、英国和法国派驻了大使的加纳，也应当向苏联[7]和中国[8]派遣大使。非洲不仅应当派留学生到美国和英国，而且也应当派学生到共产主义国家去学习。
这就是为什么存在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从非洲开始的实际危险。实际上，在黑刚果具有重大意义的起义[9]达到炽烈地步的昨天，就曾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今天，非洲有九个政权属于原住居民的独立国家，两个尚由欧洲人治理的半独立国家，三十个由宗主国统治的殖民地，三个预定在今后数年内独立的暂由联合国托管的地区[10]。不久以前，二十八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在阿克拉集会，探衬使整个大陆完全独立和建立非洲国家联邦的途径。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呢？在走向这个目标的途中将会碰到什么困难呢？
在非洲的所有独立国家或殖民地里，都保存着部落组织，任何一个旨在巩固独立或团结地方政权机关的计划，都要考虑这些部落的组织。非洲的部落是一个具有多种形态的整体。它的成员人数一般从数百人到一百万人，或者更多一些。它的基层单位是家庭，家庭再联合为氏族，若干氏族构成辽阔的国家。最初，部落建立在它们至今仍然大体保存着的社会主义原则上面。父亲是家长，最高权力属于部落会议。母亲也有很大的威信。政体的决定、法令的通过、秩序的维持、手工业和商业问题的处理，都是整个部落的权限。因此，在由部落开始形成民族的今天，每个民族都要事先克服部落的内部阻力。
部落的内部阻力是很大的。加纳已经遇到这种阻力，并同它展开了斗争。在尼石利亚这个拥有三千多万人口[11]的英国最大殖民地，一些部落为争取独立的斗争制造着困难，而英国人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一般的过程是：逐渐形成人民民主，从而消除部落界限。但是，这个过程是缓慢的，艰难的。在加纳，这个过程进行得很顺利；而尼日利亚，还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斗争。在肯尼亚和乌干达，这个问题也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利比里亚，从建立起绝对服从于美国公司命令的所谓总统的独裁政权以后，这个问题就已解决了。
部落组织决定着妇女和家庭的地位。非洲的妇女拥有广泛的政治权利，虽然由于流行一夫多妻制，她们的作用显著下降了。但是，这表明每个妇女都有扶养人，不会卖淫和失业。正在取代部落组织的民族国家，将要继承这一切。
不要忘记，至今对于非洲部落的研究，比对于大陆本身的研究进行得要好。只是最近时期，人们才开始把整个非洲称为“非洲”。非洲人不知道“黑种人”一词，这种外国说法只是最近才输入非洲大陆的。说非洲人时，指的是富拉尼人、约鲁巴人或伊博人。非洲人都知道祖鲁人、巴苏陀人和巴芒瓦托人的历史。他们对于使用较广的芳蒂语的厌恶，可能甚于对英语或法语的仇视。在这种情况下，每天都可以看到的部落间的不和现象，这能够很容易地使他们忘掉对外国剥削者的仇恨，不能清楚地了解外国剥削者的花招。比如在加纳，芳蒂人和阿散蒂人之间的世仇，此他们对英国人的怀恨还要深重，而且藏有十分大的危险，甚至可能引起使国家落入英国手里的内战。在尼日利亚，不同宗教派别间的纠纷，也含有内讧的种子。这就是许多隐藏着爆炸性威胁的因素。
现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向不发达国家贷款，以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但是它们并不把自己的援助强加给其他国家，因为在它们国内有极其广泛的可能来利用本国的专家和资源，而不必把这些人力和物力强塞给那些不希望要和没有请求要的人。正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贷款，西方才企图以“共产主义的危险”来吓唬非洲，而且只要非洲不了解西方所谓的危险正是良好机会，西方就不会放弃这个阴谋诡计。另一方面，觉醒起来的非洲本身也必须研究共产主义学说，了解共产主义会给人类带来什么。苏联这样的伟大国家的任务，在于为黑人敞开学校的大门，使他们可以研究自己面临的机会。苏联在援助非洲时不应出于施舍的动机，而要把援助当作预防手段，以便击破准备以发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来占有非洲的劳动和财富的企图。
大多数部落只说本族的语言，这就在走向非洲团结一致的道路上，从而也在走向全世界团结一致的道路上，造成了一些困难。许多非洲语言极其完善而美丽，但是不能漫无限制地增加国际语言的数目。新兴的非洲国家，应当掌握阿拉伯语、英语和俄语。这样做的必要性并不那样容易被人了解，而且某些人完全可能不给予这个想法以应有的支持。比如，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上，就有人抱怨许多亚非人民的语言未同欧洲语言一起被会议采用。
但是，同资本的问题比较起来，这个问题就显得意义不大了。新非洲应当回到资本的最初观念上去，即要认为人是为了生产商品而劳动的。人消费商品，并把一部分商品保存起来，以保证生产新的商品。节省下来的商品就是资本，为了节俭而生活清苦的人，理应得到利润。最初的一些资本持有者，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活动的。然而在今天，人们已经不是以节俭来积蓄资本，而是以各种方法来攫取资本。一些人利用军队，援引富人的法律，通过暴力方式，由穷人手中夺取资本。
非洲应当怎么办呢？它应否向西方的大资本主义国家借款，支付高额利息，并在这种条件下同意签订使自己遭受奴役的贷款协定呢？不应当。它要反对任何没有公道条件的贷款。首先，非洲必须获得重工业设备。几百年来，非洲人没有冰箱和汽车也生活过来了，只要是为了给自己积蓄资本，今后没有它们还能过许多年。尽管非洲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甚巨，非洲人也不应当操之过急。必须等待工业设备的主要供应者降低价格，必须抵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商品，直到它们面临破产的威胁。
此外，非洲人也不应当忘记，目前世界上还有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伟大而日益强盛的国家，它们的人民节衣缩食建立起经济力量雄厚的大厦，现在愿意援助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大家知道，在西方企图侵占苏伊士而遭到失敢以后，以最低的利息向埃及贷款修建阿斯旺水坝的正是苏联。美国本来答应贷款给埃及来兴建这个工程，但是它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而食言了。加纳需要资金来建设沃尔特河上的水电站和开办炼铝业。英国和美国可以为此提供资金，但是它们要求什么代价呢？美国要求的代价是使加纳变成殖民地的全面控制权。如果英国在其投入非洲矿山工业的现有资本以外，再向电力生产方面投资，那么，任何一个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难想象英国将来会怎么样。由此可见，非洲必须依据的原则，是尽量少买资本主义西方的东西，大力限制自己的需求，最大限度地节约。如果迫不及待地需要资本，那就求助于苏联和中国，而不冒被资本主义西方奴役的危险。
在泛非的基础上将产生什么样的联邦政府呢？参加联邦的人民的作用，将在并多方面决定于历史事实。部落集团、语言和风俗，将发生巨大的作用。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将是经济和工业发展的程度。只要有可能，就应当进行地理漪查，研究整个大陆，以便拟出最好的方案来达到自给和各地区相互合作。首先要考察气候、疾病、动物界和昆虫。对于新成立的国家来说，这个工作确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但是它们应当明白，从国家成立之初就必须着手解决这项任务。
政府最初还要保持原有的活动形式。最复杂的一个问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分权，即使采取最好的联邦政体，也不会完全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
非洲面前有两个实例：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苏联。造成奴役黑人现象的美国经验，未必可以称为成功的经验，因为黑人问题至今在美国仍然十分尖锐。宗教是考验苏联的拭金石。苏联政府在处理这个棘手问题时作得很简单：不准在学校里讲授宗教的教义，但是在现行立法的范围内准许信教绝对自由。非洲既要同拜物教、天主教和新教各派斗争，又要反对什么也不信的玩世不恭态度。非洲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取决于国民教育问题的解决。
在新兴国家和联邦中，教育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苏联把全面发展智力作为民主和文化的基础，从而胜利地克服了自己的困难，非洲也应当学习苏联，由创办学校开始。
解决这个问题将遇到一些严重的困难。至今，传教士们故意地传授了一些经浅但很牢固的知识，非洲的儿童得到了关于现代世界的某些学问，他们学会了写字、读书和算术。除了教导这一切以外，还传授了宗教的教义，粗暴地攻击部落的习俗，特别是攻击结婚仪式和家庭组织。私人资本在传教士的身后通过外国教会在非洲进行活动，所以传教士是资本主义哲学的体现者，他们连部落的朴素的社会主义都反对。他们不择手段，经常以金钱和特权引诱非洲人，迫使非洲人改变信仰。他们教会不少非洲人识字，而某些非洲人甚至还得到了享受现代欧洲教育的机会。但是，他们也教导他们所训练的非洲人轻视自己的种族和肤色，极力不理睬本族的文化，也就是使这些人变成白人文明的精神奴隶。新非洲的学校，应当废除这一切弊端。加纳的大学不应当被伦敦大学控制，不应当造就敌视非洲民族的黑肤色的英国人。不应该叫比属刚果人民的教育事业继续由天主教传教士掌管，他们蓄意阻挠非洲人受到更高的教育，不让非洲人得到文化独立。也不能再容忍新教的各派引诱信徒，不能再容忍它们鼓励美国资本不关心非洲人的福利，而从他们的劳动中榨取利润。
[1]《世界与非洲》是本书的前身，由本书的前十一章构成。1959年著者在苏联期间，有人建议他写一本关于非洲的著作，他便把《世界与非洲》加以改写，又补写了十二——十五章而成为现在这本书。——译者
[2]约翰逊（WallaceJohnson），塞拉勒窝内全国人民大会党的领袖之一。——译者
[3]非洲事务委员会是美国的一个进步黑人团体，由保罗·罗伯逊、威廉·杜波依斯、埃耳菲斯·杭顿领导。——俄译者
[4]恩克鲁玛制定的”断然行动”纲领规定：1．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进行政治宣传；2．出版报纸和开展教育运动；3．作为极端的手段，可以采取一些不与法律抵触的以非暴力原则为基础的措施，比如罢工、抵制和不合作。
在这次，恩克鲁玛曾以实行他的纲领的第三项要挟英国人。——俄译本编者
[5]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宣布为独立国。——俄译本偏者
[6]赫尔希是美国的巧克力大王。——俄译者
[7]1958年1月14日，加纳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俄译本编者
[8]1960年5月，我国同加纳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译者
[9]指1959年1月在比属刚果爆发的反对殖民统治的事件，当时比利时当局企图镇压非洲人争取独立的运动，使运动陷入血泊。——俄译本编者
[10]截至1964年9月，在非洲的五十九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三十五个国家宣告独立。——译者
[11]根据1959年的官方估计，尼日利亚的人口数达到三千五百万人。——俄译者 |
第十二章美国的作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第十二章美国的作用
西欧依靠掠夺和剥削被征服的民族建立起自己的文明，从而统治了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这个局面到十九世纪末已经形成了。西欧的这种统治是以科学和惊人的技术的成就为基础的，认为北方人种自然优越于有色人种、甚至优越于斯拉夫人和拉丁美洲各族人民的理论，则是它的理论根据。富有的和特权化的西欧人，享受了这种文化的果实；而白人工人群众和殖民地人民，则处于贫困和无知状态。然而就在这个十九世纪，西欧的劳动者阶级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逐渐使工资得到了提高。企业主和银行家则由于增加从殖民地输入原料，加强剥削最廉价的劳动力——殖民地的劳动人民，弥补了因工资提高而受的损失。为了控制有色人种，也需要使更多白人工人穿上军服。
二十世纪初，占有世界上最富饶和最辽阔殖民地的不列颠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成了现代文明的两个最强大国家。这引起了日益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嫉妒，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次大战是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战争，德国和奥国打英国和法国。俄国本身是个半殖民地，实行寡头政治，受到英法投资者的控制，在大战中站到了英法方面，使本国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到了重大的苦难。英国答应意大利可以在非洲扩大自己的殖民地，因而使意大利变成了它的盟国。
美国人民决心不为他人的利益参加这场战争。他们在1916年的选举中坚定不移地表示了自己的意志，向反对战争的候选人投了一百多万张票。但是，同协约国进行贸易可以带来巨额的利润，于是1917年，美国在大资本的压力下参战了。广泛流行的德国是战争的唯一祸首的说法，也促进了美国的参战。
战争是在德国的猛烈进攻下开始的，法国只是由于非洲黑人的帮助，才免于土崩瓦解。后来，由黑人装卸工人装进船舱的美国军事物资，帮助了法国在战争中支持下来。备受痛苦、饥寒交迫和手无寸铁的俄国人民，博得美国人的广大同情，他们在1917年举行了起义。但是，战争却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战争期间，有两万三千个美国人成了百万富翁。战后，世界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主角和世界级行，已经不是英国，而是我们了。我们的许多领导人大言不惭地自夸说：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我们还要驾驭世界到公元两千年。日益增大的美国财富和威力，使我们改变了对俄国的态度。我们开始把威胁着我们投资的东西，看作是“破坏文明的暴动”。我们所说的这种暴动，指的是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帝国主义的起义。我们企图通过俄国和巴尔干半岛，把殖民帝国主义的势力伸展到亚洲。
俄国革命的结果，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不以私人利润为目的而以公共福利为宗旨的国家。关于建成这种国家的可能性，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就经常有人讨论，但是实现这一想法的任何一次尝试都没有成功，于是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西方企图把俄国资本家和外国投资者所控制的制度继续强加给俄国。尽管他们怒不可遏，社会主义国家胳于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并且逐渐站稳了脚跟。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立即掀起一个旨在消灭苏联这个新型国家的运动。从1918到1928年，它们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进行了十年各式各样的战争；杀人，掠夺，偷盗，行贿，讹诈。最后，西欧出钱装备东欧军队，准备用它们对苏联进行最后的决定性打击。
但是，在美国突发的事件，妨碍了这一冒险行为的发动。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因而神魂颠倒，开始在交易所投机，增加投资，扩大势力范围。但是，到1929年的时候，私人资本主义制度遭到了可怕的灾难，而且后来永远不能恢复元气。当时殖民帝国主义处于崩溃的边缘。世界银行体系完全打乱，金本位制不可避免地垮台了，世界贸易完全破坏了。在苏联国内，仍有反革命门诺的坐探，他们受到西方列强的指使，所以政府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逮捕法办了阴谋分子的头目。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发展，同时日本继疲在那里进行侵略战争，并且拟出了成为亚洲殖民大国的计划。
西方没有能够推翻苏维埃政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它不仅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攻面前巍然屹立，并且作为其他民族的榜样，威胁着全世界殖民帝国主义的前途。
在俄国获胜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在斯堪的纳谁亚、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发生影响。在动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根基的经济危机之后，世界上出现了四个主要领导人物：英国的丘吉尔，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从1933到1945年治理美国的罗斯福，德国的希特勒。
在美国，罗斯福所遇到的问题不是理论，而是实在的现实。从信念上说，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当时一千四百万美国人没有工作，农业衰落，组行倒门，工业瘫痪。面对着这种现实，罗斯福同意了含有若干社会主义观点的哈里·霍布金斯[1]计划，发展了社会救济事业和公共工程，比如：向银行发放贷款，向农户发放补助金，对电力生产、劳动者团体、工资和物价进行监督，着手改组金融、贸易和工业。虽然最高法院削减了这项计划，但是它的大多数原则得到了胜利。于是，“新政”成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某种步骤[2]。
希特勒在德国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所遇到的困难，同美国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寻找走出这个困境的道路，也曾求助于“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使社会监督服务于资本，而不是服务于劳动。他们变成了独裁者，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到自己手里，可是本身却被资本所操纵。于是，金融巨头们开始完全控制政府的活动。希特勒不择手段，比如，他把种族偏见变成了“科学”，并利用它作为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的借口，从而保证德国的小商人们支持他；他同整个西方都瞧不起的野心勃勃的日本结成了同盟。他鼓励日本进攻珍珠港，从而使美国减少对英国的支援。他知道他在迫使美国参战，可是据他推测，美国将同黄种人交锋，而不会同白人欧洲作战。德、意、日集团的成立，是为了奠定新殖民帝国主义，是为了控制世界一切原料资源，和统治十亿廉价劳动力。
然而，殖民地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前线作战，或在后方为胜利而顽强劳动，他们向欧洲出售自己的商品，使欧洲变成了自己的债务人，从而改变了世界的性质，他们开始日益坚定地要求自由和自主。英国被迫答应埃及将来独立；印度在甘地的领导下为争取自治权而斗争，印度支那起来反对法国，印度尼西亚起来反对荷兰，甚至墨西哥也把美国的石油公司撵走。整个殖民地世界为摆脱白人的统治，开始转入反攻。
在欧洲，希特勒继续他的战争。他占领了奥地利，帮助佛朗哥把西班牙的革命镇压下去，促使意大利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并推动日本入侵中国。英法的领导人试图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结盟。他们在这方面所发生的唯一争执，就是如何在他们两国同轴心国之间瓜分殖民地。越来越相信共产主义必然崩溃的英国和法国，希望在俄国和波兰保持昔日的地位，并打算把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半岛置于希特勒的势力范围之内。英法两国认为，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它们同德国取得了相互谅解。但是，希特勒抱定的决心是：不仅要占领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东欧，而且要统治整个殖民地世界，如果英法反对他的这些计划，就把它们也征服。1939年希特勒进攻波兰以后，英法开始反对，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这场战争不是民主和法西斯之间的搏斗或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经营之间的搏斗。这是欧洲企图恢复它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而德、意、日的战争目的，则是想把英法变成自己的小伙伴。不管是西欧，还是希特勒，都不愿意同苏联结盟。苏联没有被邀参加慕尼黑会议。拥有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强大军事机器的德国，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它占领了挪威、丹麦、比利时和荷兰。英国狼狈退却，法国投降。英国遭受了六个月的猛烈炮火。“新政”在美国半途而废。
从教养上来看，可以说罗斯福是个地道的英国人。他认为不列颠帝国的覆灭就是世界的末日。另一方面，美国的大资本也极欲拯救英法，但是有它自己的条件，这些条件实质上意味着放弃“新政”，并把对殖民帝国的控制权由欧洲转到美国手里。由于英美的大资本力图实现这个目的，所以它不能指望同苏联合作。希特勒也有他的对苏计划。他打算征服苏联，然后由这里，即由“地球表面的中部”，同日本联合或单独地向亚洲和非洲推进。希特勒等了二十二个月，随后在1942年6月闯进了俄罗斯本土；同年12月，日本攻击了美国的珍珠港。
在西方世界的面前，明摆着一条路：当俄国在战场上消耗德国军队并给法西斯国家以致命打击的时候，它就可以猛攻希特勒的后方。但是，这将导致社会主义苏联的辉煌胜利，使社会主义的思想在美、英、法的影响提高。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又绝对相信：如果它们袖手旁观，希特勒的无与伦比的军事机器，一个月内就可以摧毁苏联，从而使西方世界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是，局势这样发展下去，又将增加希特勒获胜的危险。
后来，出现了第三种可能性。希特勒没有能够以闪电战征服苏联。于是，美英得出结论：如果它们共同向苏联提供一些援助，就可以使冲突旷日持久。因此，这两个国家断定：采取援助苏联、使援助的数量足以维持战争但不能赢得胜利的政策，对它们将是有利的。
主动权落到了丘吉尔的手里。拖了一年之后，丘吉尔为了保护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利益，建议不必注意希特勒在欧洲的空虚后方，而在北非展开攻势。罗斯福在理论上不完全同意丘吉尔的计划，并在相互交换的文件中坚持《大西洋宪章》和“四项自由”[3]的原则，但在实际上英国的思想占了上风。对希特勒的反攻被推迟了两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重担都落到苏联一个国家的肩上。俄国人有两千万人到两千五百万人牺牲，有一千一百万人成了残废。苏联的物质损失比法国和比利时合在一起的损失还大两倍，共计一千二百五十亿美元。西方拖拖延延地援助了一些急需的物资和装备，比如飞机、坦克、服装和靴鞋。但是，同需要比较起来，援助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以美国为例，它送去了一千一百万双靴鞋，这只等于俄国人所需数量的百分之五。
后来，1943年，苏联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取得了非常惊人的巨大胜利。希特勒的失败已成定局。可见，把现代文化从希特勒的铁蹄下拯救出来的，正是苏联。它的伤亡损失，超过所有西方国家加在一起的损失。苏联的一切宏伟文化设施、工厂、学校（为了建设这些东西，苏联人民曾有二十五年节衣缩食），有二分之一化为灰烬，而西方国家却自吹自擂地说它们战胜了希特勒。
斯大林格勒会战胜利后过了一年，英美军队才开始已经拖延很久的对希特勒后方的进攻，以便由此拯救法国。罗斯福要求苏联对日宣战，从而结束战争。同时，他建议成立联合国，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苏联政府同意了。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不在1945年初逝世，世界的今天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哈里·杜鲁门当上了美国总统，结果，大资本的走卒们开始统治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欧洲日益壮大，而为了阻止这个力量的增长，美国的大资本便采用了“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资本使劳动者继值处于从．属地位。美国制造出来了原子弹，并用它屠杀了日本的妇女和儿童。
日本投降了。这使杜鲁门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认为美国拥有的强大力量，足以结束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扩展。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城富尔顿，丘吉尔和杜鲁门宣布了战后发展的这种计划[4]。杜鲁门突然完全停止援助苏联，使苏联深感惊异；他并在波茨坦会议上，同新任国务卿一起，对俄国采取了“强硬方针”。他阻挠应允给俄国赔款以弥补其巨大损失的问题的解决，“忘记了”履行苏联了的借款请求，反而要求苏联清偿租借法案[5]的债务；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却一再给英法以成千上万的美元。
我们又故意提出丘吉尔和罗斯福曾经避免提出的问题，即在东部与苏联接壤的那些国家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曾被西方作为在共产主义垮台后进攻俄国的桥头堡。但是，共产主义并没有垮台，而是击溃了希特勒。罗斯福和丘吉尔知道，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的今天，苏联决不会再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半岛交给西方资本家摆布了。他们提出了给予这些国家的人民以独立选择本国政体的机会的建议，苏联也同意了他们的建敬。但是西方所说的“人民”，指的是地主和投资者；而苏联所指的人民，则是不再受富人统治的劳动者群众。这个根本的分歧，至今仍然发生着作用。当杜鲁门谴责苏联“违反协定”，因为它不准英美为了所谓“民主”而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重新加强自己的势力，杜鲁门要求按照西方的愿望解决这个分歧，这种要求真是荒谬之极。
接着，发生了一个令人震惊和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美国失去了中国。即将全面统治世界和依靠“黑皮佬”殖民地世界发财的美国，忽然失掉了世界的这一最重要和最富饶的地区。这个消息对美国大资本的影响，此月亮落到地球上来还要严重。长时期以来，美国就有意接替英国，成为五亿廉价而听话的中国工人的全权主人，在这个地下蕴藏着各种富源的辽阔国土上发号施令。在日本侵华时期，美国曾决心付出一切来击溃日本。它毫不吝惜地向屠夫蒋介石提供武器和金钱，但是后来，中国的农民，经过艰苦的长年战争，终于把这个骗子手和卖国贼撵走，并利用美国送去的武器，把美国远远地挡在国门之外。
美国败了，发了慌。它自己以为，它被赶出中国是被骗的结果。它把本国进步人士同共产党人在1948年竞选期间结成的政治同盟看成是叛国的证据，看成是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前奏。杜鲁门在选举中获胜，是因为美国人一方面不希望大资本及其傀儡杜威直接执政，另一方面又被支持华莱士的“共产主义妖怪”所吓倒。在巧妙的欺驱宣传的影响下，阿耳杰尔·希斯、朱迪斯·柯普朗、雷明顿和罗森堡夫妇[6]这样一些人，便成了特务机关的牺牲品。杜鲁门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警察行动”的帮助下，推行“遏止共产主义”的政治路线。这个政策导致了使五万名美国青年丧命的朝鲜战争。麦克阿瑟拼命要使这场战争变成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没有在翎菌武器面前发抖，他们开始反攻，把美军打退了三百英里，并几乎把他们推入黄海。麦克阿瑟力图发动全面战争，但被惊慌失措的总统召回。然而，大资本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大资本的代表不准我们在朝鲜媾和，而李承晚则加入了由我们豢养的战争贩子匪帮。在奠边府惨败以前，我们一直同法国人一起在印度支那进行“肮脏战争”。同时，我们把南越、泰国和其他国家变成了反对和平事业的阴谋者，并且我们至今还在这些国家准备战争。澳大利亚的记者韦耳弗雷德·贝却敌，对于这一切历史作过详尽的叙述。
被“腐朽城镇”[7]．政策所支持的凶狠宣传，目前猖獗于美国的南部和西部。舆希公认，最高法院对法律采取了随心所欲的解释，竟批准把十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投入监狱的判决[8]。据最高法院自己公开供认，这是因为它确信共产党正在美国准备革命，而且这场革命就要爆发。后来，我们又通过了八项反共法案，从而限制了所有人的公民自由。当我们知道苏联掌握了原子弹的时候，便控告罗森堡夫妇泄露了原子弹秘密，而把他们处了死刑。然而人们十分清楚，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即使有，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同时，麦卡锡主义[9]．在全国疯狂了五年。麦卡锡和尼克松说罗斯福的“新政”是“叛国二十年”。麦卡锡在他领导的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经委员会的会议上破坏一切有关证人证词的法律规定，迫害被告，并利用秘密警察、被垄断的报刊、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硬向美国公众灌输两种谰言：第一，共产主义是密谋；第二，共产党人是罪犯，是阴谋反对美国的坐探。
这些谰言硬叫美国人相信共产主义早晚必定垮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流朝夕期待共产主义破产。但是，苏联向世界证明了它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教育制度，苏联和中国向全世界显示了迅速提高农业的范例，共产主义科学接二连三地以实例表明它比欧美的科学优越，共产主义医学已在世界上占了第一位而大大超过我们，苏联的音乐和芭蕾舞已使全世界人倾倒，西方认为苏联文艺和戏剧中的新批判思潮是苏联文学完全破产的证明，可是它却标志着苏联文艺和戏剧的新的繁荣。同时，只有苏联文化，而且在现代的一切国家中也唯有苏联，严禁以宗教的胡说和妖魔鬼怪的故事来愚弄儿童。
但是，最使美国大为震惊的事实，是苏联在工业生产方面升到了世界第二位，而且准备在不到十年之内跃居第一位。
世界的面貌，在1959年就是这样。美国人民正在走着错误的道路。我国人民犯错误并不是第一次，然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今天，美国成了世界进步的敌人，这个进步将导致社会主义，而消灭殖民主义和战争。我们的战争准备，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现在，实行民主的并不是我们。世界上的一切独裁者，差不多都是我们的盟友。我们扼杀自己的民主自由，而使垄断组织和大公司统治我们。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的目的在于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它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早晚必然胜利。
美国黑人的立场怎样呢？如果我们打算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美国怎样行动我们就怎样行动，美国怎样思考我们就怎样思考，美国怎样说我们就怎样说，那么，我们将是愚蠢的。反之，如果我们下定决心要达到世界的最高理想，并发扬美国黑人文化（有人企图以流血、奴役、贫困和暴力来从我们的心灵中拔掉这个文化）中的一切良好方面，以扩大和提高这种理想，那么，我们就可以成功地帮助人们拯救世界。如果我们由于我们的一些最有天赋的人得到高额收入而自慰，同时听任大批同胞挨饿；如果我们由于我们的一些有接人得到特权而高兴，同时眼看着千百万同胞受屈辱，受折磨；如果我们由于我们的某些愚人场名于世而自喜，同时不顾我们的领袖和青年在狱中受苦，那么，我们就要灭亡。沉沦在说谎、掠夺和凶杀中的美国人，正拖着自己和我们（作为他们的不可分割部分），去迎接史文明[10]所预言的日子：
一片黑暗，无日无星；
音消气止，江海无声。
春天不来换冬天，
欢闹的日子终不见。
死沉沉的黑夜长眠，
永远锁住了整个世界。
[1]霍布金斯（HarryLloydHopkins，1889）—1946年），罗斯福新政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曾任总统特别助理、商务部长等职，参加过雅尔达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译者
[2]实际上，富·罗斯福执行的“新政”，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个政策企图通过加强国家资本主义，来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没有成功。——俄译本编者
[3]这是指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的四项原则：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俱的自由。据他说，战后世界应当建立在这些原则上。——俄译本编者
[4]1946年3月，丘吉尔同杜鲁门在富尔幅会谈，商定反苏和垄断原子弹。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就是3月5日在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译者
[5]租借法案（Land-LeaseAct），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对反希特勒联盟各国借货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物资、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一种制度。该法案在1941年3月11日由美国国会通过。——译者
[6]阿耳杰尔·希斯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柯普朗和雷明顿是美国国防部官员，先后因被诬泄露国防机密而处死刑。美籍犹太人朱利叶斯·罗森堡和他的妻子伊斯尔·罗森堡，1950年7月被美国政府诬控泄露原子弹秘密，判处死刑，1953年6月19日，美国政府不顾国内外舆论的抗议，悍然用电刑把他们杀害。——译者
[7]在英国历史上，有些城镇原被国王指定有权选举议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城镇变小或荒废，而另外一些新兴的城镇虽然很大，但没有选举议员的权利，如曼彻斯特等城市。于是在1832年修正选举法时，把这些失去选区意义的城镇取消，而称它们为‘腐朽城镇”。在这里，是指剥夺黑人的选举权。——译者
[8]1951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批准判处丹尼斯等美共全国执行局委员有罪的判决。——译者
[9]麦卡锡（JosephR.McCarthy，1909—1957年），美国的反动参议员，麦卡锡主义就是由他的名字得名的。——译者
[10]史文朋（Swinburne，AlgernonCharles，1837一1909年），英国的诗人和批评家，著有《黎明前的诗歌》等。——译者 |
第十一章泛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第十一章泛非
在希腊神话中，安德洛墨达是埃塞俄比亚国王刻甫斯同他的妻子卡西俄珀亚生的黑色皮肤的姑娘。
埃塞俄比亚女王像一颗星，
她敢于使自己的美丽超过海洋女仙们，
并向她们的威力挑战。
据说，波塞冬曾因这位黑色皮肤的女人公开侮辱涅瑞伊得斯们而大发雷霆，声称要用洪水掩没大地，并为此派出了海怪。亚扪的一位埃及先知领言，只要牺牲安德洛墨达，把她献给海怪，就可以免于毁灭。于是，人们用链子把安德洛墨达锁起来，放在伸入大洋的海角上。现代伊朗人的始祖珀耳修斯，在战胜戈耳工们凯旋归来路过那里的时候，解救了安德洛墨达，并同她结了婚。安德洛墨达死后成了众星之王，而她那伸出的双臂则紧紧地拉着卡西俄珀亚和珀耳修斯的手。现在，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夜空中辉耀。[1]
有人自然要问：这个神话和其他任何美妙的神话，究竟同这个悲惨、饥缺和半愚昧的世界有什么联系呢？或者同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相互关系有什么联系呢？联系可能很少，但是仍旧应该知道，这个民间传说是地中海文化的一鳞半爪，其中没有种族歧视，甚至不知道“种族”这一名词本身，并且认为世界是文明和野蛮的斗争舞台，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或许，这个传说现在和将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我们的指路明灯吧？但是，非洲人的未来将会怎么样呢？他们不是注定要逐渐绝种吗？不是只要其他民族的血液中混有非洲人的血，就会使世界想起以前什么时侯有过非洲人吗？他们打不打算永久孤立在非洲或其他任何地方，从而使白人世界不必害怕报复呢？或许，各种肤色的人将要逐渐或迅速地混合，而形成一个很难区别的统一体？上述的这些推测，无论哪一个也未必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但是，最主要的是，不论其中的哪一个得到实现，都不意味民族间相互关系的一些主要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因为人的差别即使失去明显的外部标志，实际上也仍旧是存在的，而人类应当怎样共同生活这一问题，自然也随之保存下来。
面对着人类急待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公开问：“世界需要非洲吗”？非洲能给欧洲、亚洲和美洲什么呢？非洲需要世界吗？没有疑问，过去的世界是需要尼格罗种人的，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甚至在亚洲，以及在兴建基督教堂的初期，都利用过他们；在所谓文艺复兴时期，他们曾从东方向西方传播过智慧和科学；在十六、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尼格罗种人的作用特别增大，他们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大厦的建筑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产业革命，建立起了帝国殖民主义。
虽然我们也是美国人，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美国之所以有今天，应当归功于非洲。由于非洲人的劳动，美国从欧亚间交通的简单中继站，从一个黄金宝库，变成了糖帝国、棉花王国的中心，成了世界工商业的不可分割部分，从而决定了产业革命的实现和资本主义统治的确立。
在整个十九世纪，美国的财富和势力不断增长，而这种增长的基础，则是强大的黑人和白人工人队伍的劳动。美国进行了现代民主制度有史以来最大的实验：不仅设法收买白人工人，而且设法收买黑人工人。今天，黑人构成了南北美的劳动和艺术世界的一支十分重要的队伍，而美国商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非洲人及其后裔栽培的产品生存。也不必争辫，非洲、它的产品、它的儿女的劳动，不仅对美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代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经济也具有这种意义。仍然没有失掉价值的棉花，自古以来产于非洲，而在英国还没有制成棉织品以前很久，非洲就已艇向外输出这种东西了。西沙尔麻、大麻和其他几种纤维植物，以及亚麻，也原产于非洲。由于世界对植物油的需要很大，在非洲大陆、首先是在西非建立了制油工业。棕榈油被用来制造人造黄油、肥皂、润滑剂“橄榄油”和其他工业用油。因此，西非栽植的油棕榈具有很高的价值。非洲西岸各国，都输出棕榈籽。落花生和椰子也能榨油。在整个大陆上，从南回归线往北，由海枣分布区向南，到处都有椰子树。
在没有油棕榈的地区，则有猪油树，猪油树产的油可供食用，或制造肥皂与黄油。西非的可可种植园的产量，占全世界可可产量的三分之二。非洲也输出科拉果。在滨地中海地区，可以种植欧洲栽培的一切谷类作物。咖啡本是非洲的植物，因埃塞俄比亚的咖法省而得名。在利比里亚，也有咖啡分布。在热带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生长着各种橡胶植物。差不多所有的丁香油，都产自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各种水果，从热带的香蕉和芒果，到南北都有的酿酒用葡萄，实际上在非洲的所有地区都有生产和出口。海枣分布在整个北非。在非洲大陆的广大地区，由于有可怕的蚊蝇和疾病滋生，现在还没有人住，但可以用于畜牧。
非洲的许多地区都产黄金，早在史前时期，就在非洲的西岸、努比亚沙漠、中非和南非开采黄金。威特瓦特斯兰德[2]各矿生产的黄金，占目前世界黄金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钻石矿有巨大的价值，南非的三个州以及比属刚果[3]都有钻石。在南非，已经探出煤的储藏。从公元最初几世纪起，非洲就已开采铁矿，而在黄金海岸殖民地[4]，现在开采着锰矿。
在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比属刚果和北德兰士瓦等四个地区，正大规模地开采铜。到处都有铅、石墨和锌。北部出产磷酸盐。在埃及靠近红海的地方，发现了石油。世界市场上的苏打，主要由非洲供应。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种植玉米，南非种植烟草，埃及、莫三鼻给和纳塔尔种植甘蔗。本大陆的森林藏有丰富的珍贵树种。
非洲不仅向世界市场供应这一切商品，而且也是人类劳动的最丰富来源之一；它不单单提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且也提供半熟练工人和数目日益增加的熟练工人。由于这些工人大部分没有组织起来，对政治生活没有影响，所以他们是世界上除开亚洲以外的最廉价的劳动力。
由于对这种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垂涎，资本便源源不断地涌向非洲。投资的热潮不仅出现在过去，而且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前，开矿、办农业和出口木材，曾是致富的主要来源；而现在，非洲大陆已开始工业化了，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个没有法律限制业主延长工作日（甚至对女工和童工）而利润税又低得难以置信的工业乐土上，工业积累的利润越来越大量地作为资本奔向新的投资领域。
有人一再硬说，殖民地的利润不高，也不是在那里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黑利爵士在他的《非洲概览》（AfricanSurvey）一书中，对这个题目做了特别细致的研究。这位研究家所走的是不列颠帝国主义辩护士走过的老路：一个拥有他所统治地区实际材料的殖民地官员，来阐述他的地区的现在和过去的历史。这样的著作一般不违背常识，也不失为历史研究，但它们经常是（这来自它们的本性）给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的辩解文件。在这种书里，永远不反映原住居民的观点，也决没有谴责欧洲人掠夺的实际材料。不过，有时在一些书里，比如在克列里治的《阿散蒂人的历史》中，也公开批评过大不列颠。但是在大多数著作里，比如在约翰斯顿、卢加德等人的书里，非洲人的历史被严重地歪曲而变得对帝国主义者有利了。
他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必须论证欧洲人有权剥削廉价的半奴隶性劳动以及低价购买原料，从而榨取巨额的利润。正因为这样，黑利爵士的同行们断言，非洲投资利润的“平均”水平，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为百分之四多一点。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利润经常按占一定金额的百分数来计算，而工人的工资和职员的薪金要用绝对数表示呢？
大家知道，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收入的水平完全取决于所投资本的金额，而投资的金额实际上经常是由投资者本人或在他们的监督下确定的。因此，事实上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定出投资的金额，随便说利润水平有多高。
什么叫“投资”和怎样才能测定投资大小呢？假设，向非洲运去了价值十美元气味难阳的假杜松子酒（实际运入的数量达数万加仑[5]，），把酒售出之后，用售款雇用劳动力和购置材料，材料经加工后价值一百美元，那么，据以计算投资利润水平的投资额是多少呢？再假设，在塞西尔·罗得斯[6]时代，使用廉价的和半奴隶性的非洲人劳动，在从原住居民手里抢来的土地上开始采矿，把由此得来的黄金和钻石送到伦敦，卖成数百万美元，那么，应该把这个矿“估价”多少钱呢？是按购置费用和组织生产的开支来估呢，还是按在证券交易所出售的股票的价值来估呢？在一些巨大的投资中心，任意决定资本价值的自由，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法律的限制，但是这种自由，无论是在盛行疯狂的冒险，从而在南非发现金矿和钻石矿的时代，还是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规定西非的贸易利润额时期，都毫未受过限制。毫无疑问，他们从非洲榨取了巨额利润，但究竟是多少，却难计算，因为他们经常隐瞒或多报投资额使利润数字看起来还过得去。殖民帝国主义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榨取尽可能高的利润，而当时在欧洲和北美，由于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工会组织的加强，高额利润已经下降了。
如果能够拿投入非洲的生产资料的实际价值，同投资者和其他“合法”或违法剥削者从非洲获得的劳动和运走的物资的实际价值比较一下，那么，毫无疑问，可以揭露欧洲对于它故意使之无力反抗贪婪和侵略的非洲人民进行的难于置信的掠夺的规模。黑利爵士之流关于从剥削非洲得来的利润甚低的说法，一拿事实对照，就原形毕露。
由于这些原因，非洲今天才刮起了迫使世界日益注目的风暴。只在不久以前，尼日利亚举行了总罢工，差不多有四万名工人参加[7]。但是，有关这些事件的消息并不见于报端，而那些经常阅读报刊上的通讯（比如关于阿根廷的通讯）的人，也只有不多的人知道尼日利亚的人口比阿根廷多一倍。
关于意大利以前在非洲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利比亚和索马里[8]的命运的问题，是世界和平事业的拌脚石。埃塞俄比亚希望得到其中的两处。埃塞俄比亚的受侵，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因之一，它现在为恢复国土而吸收了美国资本。不久前在南非和东非举行的几次大会，呼吁世界让大西洋宪章[9]适用于非洲人。大会的呼声遭到了不作回答的缄默抵制，但是这个呼声是有力的，充满热情的逻辑的。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非洲人的工会有史以来首次派去了十二位代表，他们大声疾呼地宣布，黑肤色工人的劳动也是人的劳动。埃及摆脱了英国的控制，阿拉伯国家联盟吸引着利比亚。在肯尼亚，强制劳动的问题提出来了。而非洲的一切国家或地区，却面临着一个另一种性质的复杂问题：怎样安置曾在亚洲和南部海洋作战而现在复员还乡的黑人士兵。罗得西亚和西南非的政局变动极大。比属刚果的居民，难以抑制他们对于与理智背道而驰的反常现象的愤慨。这种反常现象是：他们的国土比比利时本部大十三倍[10]，可是他们却没有任何一点比利时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
大概，对于非洲的生活条件抗议最坚决的，是于1920年召开的英属西非国民大会。这个大会是1919年举行的第一届泛非大会活动的直接结果。大会备忘录宣布了民主的目标，它值得我们多提一提，而以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我认为可以把它引在下面。
“英属西非国民大会1920年3月关于通过殖民大臣阁下在枢密院会议上向英王皇帝陛下递交根据大会决议提出的请愿书的备忘录：
“为了加强必须检予英属西非殖民地即冈比亚、塞拉勒窝内、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居民以选举权的论据，应当着重指出这些殖民地都属于不列颠王国的殖民体系。由此可知，指定立法会议委员的权利，乃是属于每个殖民地的总督，而不是通过选举制度反映出来的人民意志的表现。
“很长时期以来，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就对立法会议委员由总督指定而不由人民选举这一反常情况困惑莫解。许多代表团提出过消除这种反常现象的建议。
但是，一直到本年（1920）初，仍然没有任何变化。于是，1920年3月，在黄金海岸殖民地首府阿克拉召开了英属西非非洲人代表会议，组成英属西非的四个殖民地都有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简单议事日程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次会议讨论了各种不同而又重要的问题。会议闭幕前宣布了成立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它是正式的常设机关，根据宪法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代表英属西非的居民。在大会的每次会议上，都有充分机会全面讨论所审议的一切问题。讨论之后通过了若干决议，决议中考虑了辩论时表示出来的愿望……头几项决议涉及立法（包括市政的）改革，要求保证实行选举权改革和行政机关改革，而且特别指出必须保证给予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最后的一项决议，也是特别重要的决议，要求给予英属西非人民以投票权。在粗略阅读这项决议时，可能会错误地认为问题不外是希望模仿外来的制度。与此相反，决议中着重指出：本地议会和机关代表的当选原则，是英属西非各族人民不可缺少的特点。按照非洲的制度，村缤的每个成员都属于某个家庭，家庭由受到应有尊重的家长领导，家长在由若干家庭的家长组成的村议会上代表自己的家庭。同样地，每个村镇都独立指派自己参加区议会的代表。也根据同样的原则成立省议会。在选举各极机关（直到最高会议，即由最高酋长领导的国务会议）时，也遵守这个制度。
“另外，指出下述情况也是重要的：相反，根据非洲人的制度，任何一个土司、酋长或最高酋长，都无权把他的职位传给子孙；这些职位都是选举的。这一切，连同上段所述的事实，都证明非洲人的制度是民主的。根据这一制度，政务官职的任命，完全取决于选举的结果和人民的意志。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由帝国殖民地的总督自行指定人民代表的制度，人民本身就认为是最荒落不合理的。这种制度制造着不满和疑惑，人民要求立刻消除这种不满和疑惑。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一个宣传运动，要求修改英属西非地区的宪法，使人民可以自己选举他们在各殖民地的立法会议中的代表。
“从所说的这个决议的第二节可以看出，其中没有要求改革行政会议的现行组织。但是对于立法会议，它表示希望从根本上改革立法会议的结构，使其成员的一半由帝国当局指定，另一半由人民选举，而立法会议本身，则从事于一般立法原则的制定。下一步的彻底改革，是建立议会，议会的成员除包括立法会议的全体委员外，另加六名民选的代表。这六名代表有权制定新税，有权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审查总督管辖下的行政会蔽拟制的年度收支预算草案的各个项目，并核准这个预算草案。决敬中所载的选举制度改革的非正式方案，规定在立法会议里既有欧洲人的代表，又有非洲人的代表。
“在结束本问题的讨论以前，应当提一下《黄金海岸的当地制度》[11]一书第164页上所表述的思想。
“‘要使立法机关有效，必须使酋长参加立法机关，而立法机关本身，则应当具有代蔽制的立法蔽会的性质。经酋长同意并在其直接协助下，可以采取任何一项涉及人民利益的重要措施。’
“如果政府的政策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那么，今天就不需要改革了。英属西非刻不容缓地需要建立国民会议，一切居民阶层都要有代表参加这个会议。进步的根本前提就在这里，这就是一切思维健全的人应当坚持要求的改革。”[12]
这一切都是四十年以前写的。可见，根据非洲人的传统，甚至酋长也不过是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的代表而已。
经过一再的长期拖延，英国非常独特地“履行了”这项要求。结果，黑人得到了选举一部分“立法会议”委员的机会，而立法会议本身仍同从前一样，在拥有一切立法权的总督下面行使“咨议”机关的职能。英国的实业界也跟以往一样，照旧使立法会议接受自己的意志，指派西非各殖民地的总督和决定殖民政策。
在前面的某一章里，我被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在巴黎举行的泛非大会。非洲人和祖籍非洲的人，以后又作了类似的努力，极欲通过文化财富的交流和在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合作来达到团结。
1921年，我们开始筹备召开更具有代表性的泛非大会，并使这个运动本身具有更为广泛的规模。我们同非洲各地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黑人通信。最后决定，由8月到9月，在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召开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百一十三人，其中四十一人来自非洲，三十五人来自美国，二十四人代表居住在欧洲的黑人，七人是西印度群岛的代表。他们有很多人（但决不是全部）是以个人名义出席大会的，而其余的人则代表着各种组织或团体。
这样，泛非运动开始显示了自己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它不久就遇到了各种困难。首先，英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某些分子在战争过程中产生和加强了一种自然的愿望，希望以加强剥削殖民地的办法来弥补战争造成的损失。当然，他们对于殖民地人民的任何运动，都抱着仇视的态度。
此外，在这个时期又产生了一个起源于西印度群岛的运动，这个运动与其说是知识分子的运动，不如说是人民的运动。运动的领袖是马克斯·加维[13]。运动的领导集团满怀最坚定的决心，要把世界上的一切黑人联合起来，特别是在商业活动方面联合起来，不过他们并不明确达到目的的道路。这个运动利用了民间的民族主义宣传和种族宣传的一切特点。运动受到西印度群岛的人民和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的支持，运动的力量也就在这里。这个运动的弱点，是来源于领导集团的蛊惑手法、物力财力的缺乏、过火的宣传和它所引起的殖民列强对它的自然而然的担心。
在192l年泛非大会开会以前，我们曾同英国工党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开过协商会议，讨论了白色人工人和有色人工人的关系问题。参加协商会议的有比阿特里斯·韦伯、伦纳德·伍尔夫、吉利斯·诺曼·利斯[14]等人。欧特列、封丹和比利时国际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以热情的口吻邀清大会到比利时继续举行，但是这项建议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许多报刊和评论员错误地认为泛非运动是“加维运动”的一部分，或甚至是地道的“加维运动”。比如，布鲁塞尔的《海神》（Neptune）报在6月14日写道：
“……纽约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鼓吹召开的泛非大会，现在开幕了……
“协进会早在下刚果展开了宣传活动。如果说这种活动不久以后在黑人村金砂萨引起可悲的纠纷，那将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金砂萨蝟集了殖民地各部落的阴谋狡猾分子，更不用说居住在那里的数百名工人了。”
然而，这次会上却进行了会人激动的重要会议。大会的会议是在非常漂亮的“世界大厦”举行的。列席大会的白人大大多于有色人，而且我们很快理解到，他们对于我们热烈讨论的问题十分关心，而且此我们一般在白人身上所看到的深切得多。比利时在非洲的经济利益，它所需要的原料产地，主要集中在此属刚果。对于原住居民生活的任何干预，都可能危及许多比利时资本家的财源。
伦敦会议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蔽中有一个关于比利时的声明，其中批评了比利时所建立的殖民制度，并对它所制定的未来改革计划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这项声明在布替塞尔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因此，有人拭图另换一个不得罪人的声明，在里面大谈必须表示善意和考虑现实的情况。从法国前来的迪安，以大会主席团委员的身份，不顾大多数代表的坚决反对，竟宣布通过这项建议。
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泛非大会上，经过略微修正，通过了伦敦会议所作的决议。决议中的一部分如下：
“致全世界的人们
“种族的绝对平等——人身平等、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是世界和人类进步的基石。不能否认，所有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种族，在天才、能力和求知欲方面是各有不同的，但不管是科学和宗教，还是实际政治，都一致地反对下述的胡说：把种族分成优等种族和似乎是自然合理地、不可避免地和永远地要成为劣等种族的种族，是由神规定的。
“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一部分民族在工业技术、社会组织、精神生活的发展水平上落后于其他民族好几百年，进步迟缓，在思维、事业和理想方面有了显明的差别。这个事实与其说能证明人类是半仙同猴子共居的结合体，不如说是证明人类的天赋是无限丰富和多采的。种族平等的学说不与个性自由抵触，而且能使这种自由更加完满。在以往划分种族和预先决定大批人命运的一切标准中，那些从肤色和头发结构出发的标准无疑是最轻率和最荒谬的……
“在被压迫民族中建立政治制度，将是对种族关系的明智态度的初步表现。民主准则应当把自己的力量扩及圣球。有人企图证明，民主是少数人的神秘特权，但是，与此相反，民主正是处于原始发展阶段的民族最自然、最普遍的习惯，群众接受民主习惯倒最快。在亚洲、非洲、美洲和各岛屿上，立即可以建立地方自治。在许多情况下，地方自治将需要一般领导和指导，只有在这种指导性的帮助有意或无意地追求自私自利目的，而不以人民的自由和福利为宗旨的时候地方自治才会失败。
“当然，在和平之王（耶稣基督）诞生以后的二十世纪，在穆罕默德出世以后一千多年的今天，在人类理性最强大的世纪，可以从文明世界找到足够的例子来证明利他主义，证明愿意在原住居民中建立不以提高少数人利润和势力为唯一目的的制度的善良主张。……
“那么，看到民族不睦和种族歧视的罪恶并相信被压迫和落后的民族有开化、新生和自由的神圣权利的人应当怎么办呢？黑种人通过他们的有思想的知识界要求：
“一、凡文明人，不分种族和肤色，均承认其为文明人。
“二、使落后民族在世界其余部分的监护下实行地方自治，并随着这些民族经验和知识的积累而有计划地扩大地方自治范围，一直到可以给予完全自治为止。
“三、使教育事业服从于自我认识、揭示科学真理和掌握工业技术的目的，教育不应当与艺术和美分开。
“四、信仰自由和遵循社会习惯自由，每个人都有不信奉国定宗教的自由。
“五、在管理国家实业，以及根据正义、自由与和平原则发展艺术方面，同世界的其余部分合作。
“六、把黑人的土地和土地的天然资源还给黑人，防止这些天然资源被投资的无限贪婪所破坏。
“七、在国际联盟下设立研究黑人问题的国际组织。
“八、在国际联盟劳工局内设立一个国际部，负责保护原住居民的劳动。……
“我们曾试图用这些话和思想表达我们的意志和理想，说明我们不懈努力的目的。我们曾吁请全世界上一切珍视正义和同情弱者的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心灵深处向如聋如哑的世界统治者们呼吁过，我们内心向我们自己沉睡的灵魂哀号过。回音何在，渺不可知。”
※※※
欧洲的一切报刊都很关心这次会议，特别重视会上发表的思想。报纸逐渐开始把泛非运动同加维宣传分开。它们把我们捧上了天，也对我们进行了非常有力的批评。哈里·约翰斯顿当时写道：“美国有色人历次运动的弱点，在于它们想把自己的关于纲领、组织和政治影响的观念强加给非洲的有色人，而自己却对真正的非洲了解得不多。”
甚至《笨拙》杂志也曾没有恶意地嘲笑说：“‘泛非主义的宣言’，‘没有永远的劣等种族’（《泰晤士报》的标题就是这样）。不错，没有永远的劣等种族，可是我们的有色人同胞认为，确有一些没有人性的优等种族。”[15]
第二届泛非大会委托我率领一个小经，到日内瓦去求见国际联盟的正式负责人。我同领导委任统治委员会的腊珀谈了话，列席了国际联盟议事会的第一次会议，同国际劳工局局长阿耳贝尔·托马进行了有趣的谈话。我们同海地出席议事会的代表贝莱加德一起，使国际联盟注意了非洲的状况。国际联盟把我们的请愿书作为正式文件公布了，其中写道：
“第二届泛非大会认为，全世界的一切人和民族的最终目的应当是达到自治。居民主要是黑人的委任统治地，最后应当获得这样的权利：立法机关委员出缺时立即由具有必要个人品质和教养的黑种人补缺。
“第二届泛非大会最严肃和最坚定地要求国际联盟集中注意全世界的黑种血统文明人的状况。
“但是在现代世界，有意或无意地形成了一种观点，而且它的拥护者越来越多。这种观点就是：一个文明人如果是有色人，尤其是黑人的话，完全可以把他看作非文明人。一些被视为黑种人的希望的人，特别广泛地痛感受辱、人身微贱和绝望的苦楚，这是如此对待有色人和由此而产生的许多法律、习惯和条规的结果。
“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国际联盟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是很少有直接的权利来解决这类问题；但是，以全世界舆论为代表的巨大道义力量，是在国际联盟方面的，因为它是以在人们中间建立和平和正义为使命的组织。因此，我们睛求和要求国际联盟坚决表示它拥护种族绝对平等，并建议参加国际联盟的各殖民国家建立研究黑人问题以及协助、发展和保护黑种人的国际机构。”
我们竭力使大会成立了常设机构，即设立在巴黎的秘书处。它工作了数年，但是它的活动没有成效。第三届泛非大会预定在1923年召开，而巴黎的秘书处却使它延期了。最后，我们又坚持要求开会，结果没有来得及通知所有的有关人士和作好周密准备，就在同年底于伦敦和里斯本召开了会议。伦敦会议为期不长。哈罗德·拉斯基和奥利维尔爵士，向会议致了贺词；赫·乔·威尔斯列席了会议；拉姆赛·麦克唐纳[16]，只是由于竞选运动开始，才没有到场，但是他向大会寄来一封贺信，内称：“为了按照诸位的建议使贵民族的事业成功，我永远愿意作我力所能及的一切。”
大会同年在里斯本举行的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十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中包括葡属非洲。“非洲联盟”负担了会议的经费。
“本部设在里斯本的‘葡属非洲黑人总协会’，一般被称为‘非洲联盟，它是一个真正的联合组织，在葡属非洲的所有五个省份设有地方分会，代表着数百万人……大家知道，在葡萄牙的心脏——里斯本活动的‘非洲联盟’，有一个有一切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非洲联盟’没有野心，但保持着自尊，它曾使政府废除了一些残酷的法令，或迫使政府停止了一些不正义的行动。正因为这样，里斯本的‘非洲联盟’才领导着葡属非洲的运动。但是，只应从良好的意义去理解这个运动，它不号召使用暴力，也没有超出宪法的范围。”[17]
有两位前殖民部长在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非洲人应当致力实现的如下纲领。
“一、有权参加管理本地区。
“二、有权拥有土地及其资源。
“三、按照法定的程序设立由被告所属居民阶层选出的陪审法庭。
“四、实行普及的免费初等教育；全面培养在现代工业企业中工作的能力；为发展天才创造条件。
“五、为非洲人的利益而不仅仅为欧洲人的利润开发非洲。
“六、禁止奴隶买卖和贩卖酒类。
“七、普遍裁军和禁止战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在任何时候，只要白人以武器反对黑人，黑人就应当有权以武器自卫。
“八、把商业和工业经撒得使资本和劳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繁荣大多数人，而不是让少数人发财致富……
“总之，我们要求全世界把黑肤色的人当作人看待。通向和平和进步的其他道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南非大国的政府首脑一方面践踏千百万非洲黑人的人格，一方面又想由此在欧洲建立和平和善良的王国，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比这位首脑更荒落的人物吗？”
泛非主义的思想，这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美洲的思想。但是，由于它坚决要求研究非洲的情况，提出容纳非洲人意见的改革方案，因而得到非洲人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为了使宣传的中心接近非洲人的居住中心，我曾打算在1925年于西印度群岛召开第四届泛非大会。我计划租一艘轮船，在加勒比海上作一次航行，沿途在牙买加、海地、古巴和法属语岛停泊，就在船上开会。但是，我显然低估了轮船公司可能制造的困难。最初，一家法国轮船公司答应说，它可以“毫不费事地组织这次航行”，但是后来我得到通知，说它无论如何找不到一艘租金此我完全无力支付的五万美元再便宜的轮船。我猜想，唆使轮船公司采取这种手法的，一定是那些殖民主义国家。
过了两年，即在1927年，美国的黑人妇女再次提出召开第四届泛非大会的想法，并且在纽约如期举行了这届大会。有十三个国家和殖民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是前来出席大会的非洲本地人受到了阻碍。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二百零八人，他们来自美国的二十二个州和十个外国。非洲只来了几名代表，他们是从黄金海岸、塞拉勒窝内、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等殖民地来的。黄金海岸殖民地的酋长阿莫何三世，以及当时在哥伦比亚执教的人类学家赫斯寇维茨、德国的人类学家门欣格和美国的约翰·范德库克，都在大会上讲了话。
大会的决议有六个重点。
黑人，不管他们现在住在哪里，都需要：
一、有权参加管理本地区。
二、有权拥有土地及其天然财富。
三、对一切儿童进行现代教育。
四、开发非洲应当是为了非洲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欧洲人发财。
五、应当把商业和工业安排得使资本和劳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繁荣大多数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发财致富。
六、对一切文明人都应当同样对待，而不管他们是什么出身、属于哪一种族和什么肤色。
1921年以后，泛非运动显然低落了。为了制止这一过程，我们作了顽强的努力：试图在非洲大陆本土召开第五届泛非大会。我们选择了当时最容易入境的突尼斯作为大会的开会地址。展开了周密的筹备工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运动最终从地理观点来说也是非洲人的运动。但是，出现了两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第一，法国政府既非常有礼说，又是十分坚决地通知我们，说大会可以在马赛或法国的任何其他城市召开，但就是不得在非洲举行；第二，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
泛非主义的思想似乎死了。二十年后，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斗方酣的时候，泛非主义的思想以十分惊人的形式复活了。1944年，黄金海岸、利比亚、英属圭亚那、埃塞俄比亚和塞拉勒窝内等殖民地的黑人工人代表，出席了为筹建全世界的工人组织而在伦敦召开的工会代表会议。这些黑人工人的代表，自发地发出了在1945年召开新的泛非大会的号召（这一年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准备在巴黎召开），这个号召得到伦敦、兰开夏、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有色人居民的热烈支持。
经过同西印度群岛、西非、南非、东非的工会、合作社和其他进步团体交换意见和通信，发出了召开大会的正式通知。这些团体的大多数不仅同意大会的议事日程，而且答应派遣代表出席大会。有些团体得到通知后，由于距离大会的开幕日期很近，或由于交通方面遇到严重困难而在短期内不能克服，便委托本国或本地区在巴黎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前去参加泛非大会。
第五届泛非大会是从10月15日到21日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举行的。出席的代表约有二百人，他们代表着东非、南非和西印度群岛。这次大会的意义在于：它在进一步展开广泛运动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表达了非洲各族人民和居住在世界其他各洲的非洲血统人开始为黑肤色人的民主进行长征的真实愿望。
奇怪的是，世界上竟有另外一个“泛非”运动。我是在旧金山会议的大厅里听到简·史末资的发言而得出这个结论的。史末资力图把关于“人权”的条款列入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他的发言是惊人的奇谈怪论。他所说的“泛非”运动，是企图把肯尼亚、罗得西亚和南非联邦的少数白人联合起来，为了投资者和剥削者的利益而统治非洲。这种方案早在1921年就有人提出过，可是未被英国殖民部采纳。现在，史末资又把它提了出来，并受到非洲白人立法者的支持。旧金山会议通过的关于托管制度的决议，为这类方案敞开了大门。非洲人工会的代表们领导的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冲击着这个决议。他们在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工会代表的协助下，正为建筑包括非洲在内的新世界的大厦而奋斗。我们又可以看到真正的泛非运动形成时日的到来。
第五届泛非大会曾对英国的工党运动和工党所组成的不列颠帝国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工党这一有组织的劳工的代表，对于殖民地问题持有相当奇异的看法。在大会上，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人，他的面目真正是苦难的缩影。他是黑人格尔尚·阿什耶—尼科伊，脸上有深深的皱纹，表情十分严肃。他屡次疾呼：“我们应当自由！我们一定要自由，”他宣布，他代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这两个殖民地的种植可可的三十万农民。他所领导的代表团曾向工党政府的殖民大臣递交请愿书，但是未被接见，因为殖民大臣霍尔宣称，代表团不是“正式的”，即不是殖民当局依法指定的，其中没有殖民当局推定的代表。
代表团设法在费边社殖民研究部的会议上作了报告。费边社起着工党政府的特殊“智囊团”的作用，就殖民地问题向工党政府提供建议。参加这个部的有许多名流，比如副殖民大臣克里奇—约翰斯，李达·亨丁，土著居民保护协会秘书法林顿爵士，等等。他们对报告采取了冷漠的态度。因此，这些农民代表把自己的活动情况告诉了泛非大会。代表团是用农民筹集的款项去伦敦的。代表团在阿伦德街成立了一个常设办事处，准备进行长期而顽强的斗争，泛非大会承担了帮助这一斗争的责任。
现在，简短地叙述一下可可生产的历史，似乎是适宜的。可可生产的历史，最能揭露现代殖民剥削方法和这种方法甚至在自由主义的行政管理条件下所导致的后果。可可的全世界消费量，从1895年的七万七千吨增长到目前的七十万吨。以前，全部可可有四分之三出自南美；而现在，已有三分之二来自西非。
在这种变化之前，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件。1879年，黑人工人凯特·库阿什从西属非洲带回一些可可豆，分婚给了住在黄金海岸（英属西非）的几位朋友。到1891年，西非农民就生产了八十磅可可，而到1936年，只是黄金海岸殖民地一处，就收获了二十五万吨可可。从事可可生产的，只是当地的黑人农民。后来凯德伯里[18]想出了一条妙计，决定用“抵制”办法把可可生产中心从西属非洲无畏转移到英属西非的种植园。这项计划产生了一个完全渡有料到的结果，即可可的生产事业完全转到了非洲人农民手里。他们在自己的每户仅二英亩半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可可，但他们收获的可可，和制造的巧克力竟能满足整个文明世界的大量需要。为了保持对于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在几世纪当中在阿散蒂和贝宁同英国人进行过多次的顽强的战争。
只是1945年，全世界购买可可和巧克力的支出，就至少有五亿美元。但是，落到可可生产者手里的，每一美元中还不到三分劫，这又是一个证明商业和工业榨取农业脂膏的例子。
西非跟西印度群岛和南美不同，那里不在种植园种植可可，于是商人和工业企业主利用这种情况压低收购价格，在世界市场上玩弄各种骗术而榨取利润。农民生产的可可的收购价格波动剧烈：在世界经济危机年代，每吨值四十四美元；在价格达到最高峰的1927年，每吨值一百八十八美元；目前，每吨约值六十美元。
英国的收购者表面上装作希望结束价格的这种急剧波动，而实际上是企图控制可可的价格；他们许多年来一直打算签订一项协定，对购自黄金海岸殖民地的全部可可规定统一的价格。
主要的收购者有十三个公司，比如为本公司加工用而收购的“英国尤尼莱佛公司”和“凯德伯里与弗莱公司”，以及“里昂茶横”等等。1937年，各公司间终于达成协议，签订了一项收购协定。可可生产者拼命反对。他们开始抵制，拒售达八个月之久，结果可可的出售量从二十五万吨降到五万吨。收购者不安起来。在伦敦，他们向殖民部施加压力，不给殖民部看收购协定的原文，就怂恿殖民部劝告非洲人采纳他们的对自己有利的建议。殖民地的总督也没有看到协定的原文，就急忙着手执行伦敦的指示，以威胁的口吻“劝告”非洲人屈服。但是，非洲人仍然拒不承认该协定。于是，凯德伯里就亲身来到黄金海岸殖民地，同当地的酋长和农民进行了谈判。酋长和农民要求出示协定的原文，凯德伯里“表示遗憾”，说他没有随身带来协定的副本。最后，英国政府被迫让步，向殖民地派来了以诺埃耳为首的皇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得到了协定的副本，但只公布了一部分。委员会仔细地研究了所有材料以后，建议废除收购协定和建立有非洲人农民参加的销售合作社。
但是，没有来得及实现这项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于是政府提出一项建议：由政府担保可可的收成，政府有权规定价格和销售农民的产品，任何损失都由政府负责补偿，农民期分享一切收益。农民对这项建议表示满意，尽管他们也抗议政府为保证自己不受损失而把每吨产品的价格定得太低。
非洲的殖民当局实际上听从着英国投资者的意志。投资者预先决定殖民地总督的人选，只有总督有权以英国殖民部的名义颁布法令。立法会议向总督“咨议”、大资本家在其中派有自己的直接代表。不久以前，原住居民的代表开始选进立法会议，但实权仍然操在总督手里。
因此，殖民当局对西非工业的领导，不外是伦敦投资者实行的领导。殖民地的经济都服从于外国商人的自私利益。比如在黄金海岸殖民地，不对进口货征收关税（据说，这是为了便利当地资本的活动），而对可可却每吨征收三点七五美元的出口税。在战争期间，税额增加四点五八美元，于是每出口一吨可可就要纳税八点三三美元。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生产者经常每吨只得三十七美元，而从1939年到1943年，平均每吨的收入不超过五十二美元。但是，英国的出口商却不纳进口税。最后，非洲进口货的价格，在战时由于缺货而猛涨。比如，战前每米价值二点五美元的印花绸，价格涨到十八美元；卡叽布的价格，每米从零点六美元涨到三点二美元；薄铁皮的价格，每张从一美元涨到二十美元。“由于这种情况，许多农民现在达到了贫困的极限，在经济上处于瘫痪的状态。”（阿什耶—尼科伊语）
但是，在工党上台并负责管理殖民部事务的时候，非洲的农民开始期待根本的改善。不错，他们的设想过于乐观了，但是考虑到英国政府战时管理可可销售的结果，他们希望改革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战争时期英国政府没有受到预想的损失，反而在五年之间得到了纯益二千五百万美元。如果英国政府及时在殖民地建筑一些仓库，而不强迫农民急急忙忙地不顾价格和市场行情向欧洲廉价出售可可；如果英国政府奖励发展可可的最简单的初步加工，从而使运输量减少和增加居民的就业人数——也就是说，如果它执行这种政策的话，就可以防止许多可可毁坏，不必烧掉十五万吨可可，而纯益也显然会增加一倍。
工党执政以后，引起了生产可可的非洲人的不满，它提议由设在伦敦的机关管理西非的全部可可生产，这个机关代表可可和其他商品的加工制造厂商，但不代表生产可可的农民本身！此外，政府还不履行诺言，把可可销售合作社的收益退给农民，却建议利用这些钱来为非洲人“服务”，特别是用来聘请高薪的英国“专家”，以防治可可树的病害。农民声明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以下要求：
一、战争已经结束，所以必须实现诺埃耳委员会的建裁，而英国政府则应当履行它向非洲人农民所许的诺言。
二、把农民生产的可可每吨价格定为一百六十美元，在1945—1946年收购季节也要维持这个价格。
三、把在1939年实行可可统销后得到的约计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收入交给现有的农民团体，作为在英属西非建立农业信用银行的资本。
四、停止西非生产管理局的活动，建立新的统一销售系统，组织农民在自己团体的监督下进行有效的合作。
五、取消只向指定的收购者出售可可的分摊限额；农民有权把全部收获物卖给他自己正式承认的代理机构。
六、取消商品的进出口限制，准许西非农民通过自己的代理机构同联合王国或其他国家进行贸易。
七、建立可可国际理事会，以保证公平合理地解决同可可这种对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的商品的生产问题。
八、按照联合王国的法律实施在英属西非颁布的有关合作社问题的法令。
最后，农民们宣布：
“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的农民代表团认为，英国政府里有足够的意志善良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可以从经济正义的立场来看待这些迫切问题，从而防止经济震荡。可惜，这种震荡的悲惨后果不仅影响着西非和大不列颠的无辜人们的和平生活，而且也影响着全世界无辜人们的和平生活。”
我认为，我把这一切看作是英明的国务活动家发表的和人们应当绝对听取的声明，并不算错。我觉得，这一声明为全世界的各殖民地人民指出了解放的道路，为我们这个星球的大多数居民揭示出我们在两次毁灭性战争中为之奋斗的、但暂时还没有揭晓的民主世纪的开端。
对于西非可可生产者的掠夺，只是帝国主义带给各国人民的后果的实例之一。现在，我们把话题从非洲转到美国，并扪心自问：“美国的作用是什么？它有什么责任？它对非洲和居住在美国的非洲血统的人民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机会？”美国人民是勤劳的，他们的国家辽阔，非常有组织和富庶。我们种植各种粮食和技术作物；我们采矿冶金，并制造出各种产品；我们交换商品，运输和买卖商品。因此，不仅要善于筹划，而且必须从事繁重的矿工劳动，把矿石搬到地面上来，进行清选；这需要父母、朋友、专家和雇工的劳务和帮助。我们劳动的果实，是各种商品和房屋、建筑物和道路、照明设备和取暖设备、武器和机器从铁路和汽车一直到飞机的各种运输工具。
在这里，我们当然要谈一谈根本问题：这一切工作都是为谁而做的呢？怎么样向消费者分配商品和福利呢？我们知道，在美国，人们并不了解一切祥情，正如其他地区的人一样。财富和福利的分配，是一个保持得相当严的秘密。我们只知道个别的一般主张，而这些主张往往使人陷入混乱。我们知道，最卑贱和最费力的劳动，是最不受尊敬的劳动；尽管这种劳动十分必要，可是报酬极低。我们知道，人的发财致富并不是依靠他的能力，也不是由于他对社会的贡献。当然，天才在一定程度是被人承认的，但是，只有对天才的某几种表现来说，这才是对的，所以也就不能不引起悲观失望。在二十世纪的美国，一个类似欧洲十八和十九世纪喊过的口号的要求正在成熟，那就是：应当更公道和更加符合道德原则地分配财富。
有人硬说商品和福利的分配决定于某种“自然”规律，企图以此箭证不要为达到上述要求而斗争。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知识已经扩大，我们大家，特别是美国的居民，都知道今天实行着大规模的计划生产，而且，这种计划是由一些个人规定的；它所根据的是个人的独断意志，而不是民主的原则。各种工业大王和垄断组织，有可能计划工业活动和分配工业产品，比如象“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英国尤尼莱佛公司”这样的康采恩，它们建立了组织得非常良好的生产，拥有机器、材料和发明专利，依靠它们的卓越的、令人惊奇的组织获得了巨额的收益。进口和出口都取决于工业巨头。原料资源的垄断和土地私有获得了确实惊人的意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与时俱增的房租地租，城市和滨海地区的命运，营业地点和娱乐场所的选定，都取决于和受控于个别人或集团的意志。我们知道，控制信贷，善于预见材料和机器的需求，向能够最有利地运用资本的人提供资本——这种计划和预见的天才，自然都是神秘莫测的。我们知道，凡是在私人的主动精神还无力独立创业的地方，国家就来帮助，所以政府参加管理工业的情形多了起来，而且今后还要增多。
这种计划的结果如何呢？为什么其结果不能不使美国人失望呢？我们仍然有人贫困，固然贫困的程度不像世界其他许多地方那样严重，可是大多数美国人至今还没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有利于健康的像样子的生活方式。这就不仅要产生嫉妒心，而且要引起诈骗和抢劫。结果，必须勤勉劳动的信心完全丧失，而越来越多地把希望寄托于侥幸。正因为如此，赛马赌博才成了今日的巨大营业之一。所有这一切，经常迫使人们推迟结婚，从而限制了生育子女。
贫困造成无知——不仅造成世界上越来越普遍的文盲现象，而且使人们没有经验，忘话了历史教训，养成指望利己主义的偏见和碰运气的习惯。贫困引起疾病；它可能使人把大量资金用于战争，而不用这笔掉掉有余的技去完全根除结核病、减少癌症的发病率和发展儿童的身体。贫困、无知和疾病，由于不良的道德教育而加深，它们是大多数犯罪的根源。教会喜欢宣讲教义，而不说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措簇的。青年人过于崇拜狡猾机灵，看到苦难大笑。
同这一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奢华无度，挥金如土，力图显示自己的钻石和袒裘，希望拥有大量的地产和众多的仆人，而对周围的疾病、饥饿和愚蠢的王国无动于衷。已经变成我们的习惯的奢华和挥霍，都是以夺自苦难民族的财富和劳动为基础的。我们为了取得投资的利润，甚至不惜牺牲社会的福社。比如，美国的一些巨大公司，为了提高利i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策划并实行了使人类付出鲜血和备受苦难的勾当；美国向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投资；在这些贫困的殖民地里，人们利用等于白掇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来获取利润。当我们深思美国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眼前立刻出现一个万事如意的富翁的形象，这个形象此科学家、慈善家或收入不多而有一般爱好的无私的人的形象更能代表这个国家。
这种情况加固着我们所受的精神奴役的枷敛。我们要求自由，但是成千上万的人注定要作他们所惜恨的工作；只有考虑人的能力和爱好进行更为有效的分配，并比较仔扣和周密地做出以这种分配为基础的计划，工作才能是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我们限制自己的思想，害怕推理输断，唯恐震惊那些在目前条件下控制着世界、享有权势和生活安逸的人。人们歪曲消息，报机为持有它并用它赚续与进行宣传的人所操纵。我们的“自由报刊”是一连串互相紧密勾结的小王国，它们利用虚伪的标题和巧妙挑选的消息来左右舆论。
美国的职业教育制度，以及为劳动群众所提供的机会，被誉为最伟大的历史成就。谁都知道，在美国有机会从贫困和无名中爬上去的人，要比欧洲多得多。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我们也完全没有接近我们可能达到的地步，而在最近时期，还在许多方面朝着种族和阶级歧视以及为富人创造特权的方向退化。
在美国，只有一条高升和前进的道路敞开着，那就是企业家认为可以保证得到收益的道路。只在少数场合下，即文学或艺术方面的天才同“钻营力”结合，也就是同自我吹嘘当中那种不能不使常人吃惊的厚颜无耻和经鲁行为结合的时候，才能通过其他道路偶而成名。
一个青年由于侥幸或某个善人的支持而“高升”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掌握一种专业。如果他是学法律的，那么，只要他愿意充当工具，替大公司设法逃避必须遵守的旨在限制垄断组织并迫使它们比较均匀地分配财富的法律，就可以得到高额的薪体。许多这样的法律学家成了立法者，他们制定出一些可以逃避的法律。其他的一些法律学家当上了法官，从而高居法律之上，受到人们的最大尊敬。他们一般保护富人和垄断组织，而惩治穷人“以警效尤”。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伟大功精，在于他开始刷新顽强反对实行经济民主的最高法院。或许，我们这一代人就会看到最高法院怎样表现勇气和尊重礼节，而把一切违宪的、同文明的理想抵触的、准薛在我国的南方语州和其他一切地区实行有色人种隔离的法律，统就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工人联合会，又那样垄断专业技术的教育事业，限制徒工的招收，规定接受新会具的秘密仪式，以致“工业的”职业训练，在许多方面变成了滑稽可笑的事情。
科学越来越不再是独立的大学的一部分，而变成追求私人利润的组织的财产，并以这种目的为指南。在学校和学校以外受到的教育，制造着一种超济文盲，使美国的人民群众不想去过问和了解工作是怎样完成的。剧院、电影和其他形式的艺术也来帮忙，它们宣传人的目的在于追求私利而不是碟求社会繁荣的思想。
这一切使世界充满了恐怖，那是不足为奇的！我们担心失业，害怕丢掉饭碗。我们怀疑他人、其他种族和民族，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太穷和太苦，而是因为在美国这里，我们尝到了舒适和幸福的滋味。或许，这一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和行动的某些反常现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美国人，甚至在有一切理由应当兼逊和鹉的时候，也好吹牛和摆架子。我们醉生梦死，到夜总会去找幸福和消忧。我们把宗教同惜恨结合起来，一方面宣称：“神爱世人”，另一方面以自己能够惜恨敌人夸口；一方面对他人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另一方面自己却在制造炸弹。我们希望和平，可是又在发动战争。我们追求真理，可是又在妨碍人们建立真理。我们生产着自己的财富，可是又在偷盗他人的财富。
我们美国人，把“这有什么呢？！这样一句确实丰富了英语的话带进了英语。这句话表达着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比如说，英国的一位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来到美国，向我们说，他的活动目的是在全世界建立民主制度，并给予一切地区以独立。接着，他还没有歇一口气，就承认说：根据他的看法，十分之九的英国臣民永远也得不到自由和民主。这有什么呢？里一位由二百万白人选出的总理[19]，在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上发言，号召人们承认“人道”原则，可是言犹未已，他就叫人们相信：凡是认为南非的八百万原住居民也同白人一样的人，“都发疯了，完至疯了”。指责俄国没有民主的我国国务卿，自己是南卡罗来扔的代表，可是那里的大多数居民从来也没有参加选举的可能。这有什么呢？！
显而易见，这种矛盾和反常现象，在我们同仆人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全面。我们知道，母亲和子女、朋友和亲戚间的相互私人服务，本是人类灵魂美的最高表现形式。但是，只是为了金续而提供的这类私人服务，则被认为是最低萨的工作形式，报酬比其他一切工作都低，而且伴随着屈辱人的特殊形式。
怎样才能根除这一切呢？利用法律是办不到的，这是人的灵魂的事情。我们知道需要怎么办，这就是工业首先不应当以取得私人收益为目的，而应当为社会繁荣服务。应当永远结束，些人每天吃山珍海味而另一些人吃糠咽菜的时代，我们必须促进这个时代来临。必须提高生产和收入，使被科学家在服的伟大自然力量为人类服务。比如，我们一定要使垄断组织剥夺人民群众享用电力好处的权利的企图失败，不准它们阻揍密苏里河流域和圣劳伦斯河流域的水电站建设。正是这些垄断经霖，在建设田纳西河流域的时候曾经遭受过失败，而至今它们又在反对博耳德水场的建设。我们知道，汽车的价线不要增加很多，其寿命就可以是十年，而不是现在的两年，如果我们所关心的是改进这个交通工具，而不是发财的话。我们的学校应当传授真理，尽管有些人害怕真理。像无接电这样的发明，应当用于报道真实消息，而不应当用于易人的商业宣传；电影不仅应当供人娱乐，而且应当教导人们学习。我们的报刊应当是自由的，不被商业所垄断，不连篇累牍地散布惜恨。对居民的医疗服务工作，必须交由国家管理。这样，我们就不仅能够仿效英国的伟大榜样，而且可以大大超过它，我们有一、切理由这样作。说西肠只有根据周密的、合理的和完全民主的计划，才能达到保证社会繁荣的增产。全世界的工人，不仅要在决定劳动条件时有发言权，而且要在解决应当生产什么商品和用什么方法生产的问题时有这种权利。不能准许在民主世界里由君主和寡头管理工业。其次，产品生产的提高，应当伴随着比较均匀和公正地向工人和全体公民分配产品。财富和劳务的分配，应当按照计划进行，并考虑个人的才能粕贡献，特别是公共福社的利益。文明的首要责任，应当是使人类摆脱无知和疾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原创，只有在全面而合理的民主制度得胜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个原则不能由个人的希望和意图来决定，或者不能由垄断的权力机关任意规定；它应当是合理的经啦的结果，是根据现行的法律形成的舆希的反映。民主不是特权，而是平等的机会。只要有一部分人或一部分世界被排除于民主政体之外，没有机会表述自己的意顺和要求，世界就要受战争和破坏的威胁。既然我们的人民不愿意一半受奴役一半自由，那么，他们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世界，也不愿意一半受奴役一半自由。我们的人民应当承认世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原则。通过什么道路才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呢？只有解放黑肤色的安德洛墨达，从而解放我们本身才能够达到。我们应当勇敢地反对种族歧视，因为它有辱人类的尊严，否认有能力的人有权工作，帮助殖民主义者使殖民地继续处于受奴役的状态。我们在有理性的人自由表示意志的基础上建成民主制度以后，就会唤醒沉睡着的人类才能和理想。资本主义的缺陷是掩盖一切的保密的外罩；人们使用各种精心研究出来的跪卦，来隐瞒旨在满足人类愿望的一切努力的性质、方法和成果。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理解工作的意义，看到工作的成果，并能在利伯维尔场上把自己的劳动出售给需要它和利用它的人的时候，就会为加强道德、社会正义和公共福利创造出良好的条件。但是，如果工作的性质、方法和结果被法律的障壁包住，使人不知道作什么，不知道他的工作结果如何，不知道谁可享用他的工作成果，不知道他的收入是由哪些来源、在什么时候和怎样构成的，不知道他的劳动是带来了害处还是益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人的道德堕落的可能是没有止境的，并且会有杀人和偷盗的事悄发生，而犯罪的人是找不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不是大量生产，而是掩盖大量生产的保密外罩。因此非洲受到奴役；这是一种病毒，它进入了现代文化的血管，使现代文化产生了致命之症。如果把有关工业生产的一切事实都公开出来，那么，“劳动者得食，不劳动不得食”这一准则，就将发生作用。个别人例外是允许的，但必须经过同事们自由地、理智地尉论，认为他的生活费用由社会负担，对社会本身有利。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是民主。当我们的住室没有新鲜空气，缺少阳光，而纽约和其他成千上万城市的数百万英亩住宅区烟简密布、黑烟弥漫、商道无法居住的时候，我们这些自称为理性动物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今天一想到原子能就使人心里紧张的那种恐怖，是由于今天对原子能利用的保密所引起的，结果原子能的超人力的力量，明天可能落到最残忍的那部分人手里。铁幕不是俄国发明的，它已使欧洲和非洲分开了五百多年。当生产者同消费者在时间和空间上被隔开，以致彼此完全不通消息和互不理解的时候，认为工业过程是“个人经营”或“私人创业”的结果，那是愚蠢的。这是一个社会过程，而如果它不受社会控制，就会造成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就出现毫无煮任心的贪婪所造成的最可怕罪行。非洲的奴隶贩卖就是这样，而由此达到全盛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样。人们制造布匹，出售砂糖，而在不干这些事情的余暇，就去偷盗，杀人，掠夺他人；使Z‘了他人在徽死的威胁下替他们干活，制造糖酒和假杜松子酒，像赶牛篇似地驱使白人工人在不合卫生条件的工厂里作工；使他人受到饥散的威胁，然后廉价购买他们的劳动果实；按垄断价格向购买者出售砂糖，使购买者要么支付高价，要么不买。使人惊异得无法相信的发明活动，本来以满足人侧的需要为目的，然而这一活动过程在进行当中却变成了一系列残忍的罪行。有一些人，而且是聪明人，认为只要建立在商业、工业和利润这三个台柱上的世界保持目前的组织，就达不到民主，因而主张为此必须建立以公共福利思想为行动指南的人们的铁面无私的专政。公共福利的思想，就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许多人不喜欢这个思想，有些人是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害怕它和恰恶它的。但是对于这些人，可以给他们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回答：萧你们不用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方法，而用其他方法去达到正道的人所必须追求的目的吧。这样，你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怖心理就谈消失了。另一方面，既然只有通过卡尔·属克思发现的方法才能清除肤色隔门，消灭种族歧视，建立绝对民主的世界，那么这种方法一定会得胜，而不以我们的意见和行动为转移。
我们美国人，应当为我们感到害羞的事情而自豪，为我们引为自豪的事情而害羞。值得美国自豪的是：居住在这里的民族拥有日益加强的民主，由地球上极不相同的种族和人民构成；这个罪犯、乞丐和奴隶之国变成了希望之国。我们应当害羞的是：我们违反这个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极欲加深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拒不实行我们所宣传的民主原别，因为我们有些人十分愚蠢，软弱无力，而且具有明显的犯罪性嗜好，不愿意实现这些民主原则。
美国应该理解，仍像古时候一样，现在还可以从亚洲和非洲得到援助。比如，亚洲已给世界一个甘地。甘地并不高傲自大，也不穿赛维尔劳[20]出售的服装。他宣布不使用暴力，所以普通美国人都认为他是傻子。但是，甘地决不是傻子。过去，非洲形成了土地集群所有制，形成了家庭的和睦团结，优美的艺术同实用的工艺达到了惊人的结合。我们曾帮助世界掠夺这个大陆、奴役它的人民、怀疑他们的才能和歪曲他们的历史。三百年来，我们一直企图在人类的眼目中贬低非洲。现在，我们对非洲和自己所负的义务，就是解放安德洛墨达，使这位自由而美丽的女神闪烁在夜空的众星之间。
如果我们不愿意这样，们要死守着种族偏见不放，那么，我们的文明的前途将会怎样呢？即使条件极为有利，要想使人类社会的社会力量以及文明本身保持不变，那也是大可怀疑和不大可能的。世界上从前的大多数文明，除了埃及文明以外，存在都不到三百年。即使是埃及，也是一个形式上的例外，因为几个世纪之间，埃及一直没有名副其实的敌人，也只是由于这一点才免于崩溃。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时间的进展，埃及的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致在埃及的原址实际上产生了一个具有新文化的几乎全新的国家。这个论点，也完全适用于印度和中国，它们的文化的完整性与其说实质上保存下来，不如说名义上保存下来。文化的基础越广，文化的自由观念的基础越广，它的优秀因素得以保存下来的机会也就越多。世界民主的主要希望就在这里。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的主要努力目标在于镇压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并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过显著贡献的其他民族，就不可能存在下去。战争制造着压迫和死亡，它不能是悠久的文化的工具。和平和容忍，是走向永远进步的唯一坦途。只有出现有亚洲和非洲作为自由而权利平等的成员参加的世界，欧洲才能安然无恙。
“我相信，非洲文明负有复兴世界文明的道德原则的特殊使命。不把道德原则复兴，文明本身就注定要灭亡。非洲人将依靠他们的独立精神、洞察能力和天赋善良，负责以人道的思想充实西方世界的技术的和唯物的观念。”[21]
只有不多人了解非洲及其儿女在两次世界大战得胜方面起过什么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塞内加尔人从德国人的疯狂进攻中拯救了法兰西；黑肤色的非洲士兵占领了德国的殖民地；美国的黑人在最紧要的关头去援助欧洲，从而使力量的对此发生了导致盟国胜利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在欧洲、腼甸、印度和非洲作战；他们有不少人在蒙哥马利的第八军里参加过北非的决战；美国的一名黑人医生发明了血浆保藏法，这就拯救了数万人的生命；黑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建筑了数千英里战略公路；欧洲战场使用的弹药，有四分之三是黑人制造的，而且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黑人亲手投到敌人头上的；黑人的战斗部队、航空大队和卫生队，参加了诺曼底和意大利的登陆作战。在美国，有八名黑人科学家参加了利用原子能的研究工作。
黑肤色的安德洛墨达的众星，闪烁在笼罩着纷乱的世界的天空。以前，人们粗暴而残酷地凌辱她，叫她永远受折磨，用链子把她锁起来；但是，黑非洲现在反对这一切，燃起了明亮的火焰，并在她的丈夫——亚洲的无限支援下，必然获得自由，并将用甘露滋润人类的土地。但是，欧洲从来不愿意叫这块痛苦已极的土地这样，同时也不可能使她这样。
[1]涅瑞伊得斯，是涅柔斯和多里斯的女儿们，海洋女仙；波塞冬，是宙斯的兄弟，海神；珀耳修斯，是宙斯和达厄那的儿子，大英雄；戈耳工，是福耳库斯和刻托的三个女儿，均系妖怪。在天空的星座中，安德洛墨达是仙女座，卡西俄珀亚是仙后座，珀耳修斯是英仙座，均在北天。——译者.
[2]威特瓦特斯兰德是南非联邦（自1961年3月15日改称南非共和国。——译者）的最大产金地区。——俄译者
[3]1960年6月30日独立，改称刚果共和国。——俄译本编者
[4]1957年3月6日黄金海岸殖民地取得独立，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新国家——加纳。——俄译本编者
[5]美国的一加仑等于3.58升。——俄译者
[6]罗得斯（CecilRhodes，1853—1902年），英国的殖民冒险家，曾积极领导垄断组织在南非开采黄金和钻石。——译者
[7]尼日利亚国家机关和市政机关职工第一大总罢工，发生在1945年6一8月间，共持续四十五天。——俄译者
[8]厄立特里亚，根据联邦原则自1952年起作为一个自治单位加入了埃塞俄比亚。
利比亚，自1951年起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王国）。
前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于1960年7月成立了独立的索马里共和国。——俄译本译者
[9]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1年8月发表的关于“两国国家政策中的若干共同原则”的宣言。当时，美英统治集团迫于世界典编的压力不得不虚伪地提出一些诺言来欺骗人民，如说两国“不求领土或其他方面之扩张”，“不愿目睹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不相符合之领土变更”，等等。——译者
[10]这个数字恐怕有误，按刚果的面积为2，345，809平方公里，比利时的面积为30，506平方公里，前者比后者大七十多倍。——译者
[11]本书的作者是黄金海岸殖民地的著名黑人法学家舰斯里·海福德。
[12]引自1920年在拉各斯发表的备忘录的正式文本第1—3页。
[13]加维（MarcusGarvey，1887—），美国黑人领袖，生于牙买加。——译者
[14]韦伯（BeatricePotterWebb，1858—1943年），英国社会学家，悉尼·韦伯（SidneyWebb）之妻。伍尔夫（LeonardSidneyWoolf1880—），英国作家。吉利斯·诺曼·利斯（GilliesNormanLees的生苹不祥。——译者
[15]1921年9月7日。
[16]拉斯基（HaroldLaaki，1893一1950年），英国工党的领袖之一，曾鼓吹反动的“民主社会主义”，著有许多政治学著作。奥利维尔（OlivierofRamsden，1859—1943年），英国殖民主义政治家。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年），英国小说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1866—1937年）.英国工党政治家，曾任首相。——译者
[17]梅加拉叶斯的代表在大会上的讲话。
[18]凯德伯里（GeorgeCadbury，1839—1922年），英国的大资本家，从事可可的加工和贩卖，为英国政府出谋献策。——译者
[19]指史未资。——译者
[20]赛维尔劳是伦敦的一条街名，街道两旁净是出售外衣的高级服装店。——俄译者
[21]Armattoe：前引书第18和19页。 |
第十章对非洲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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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第十章对非洲的掠夺
欧洲文明的复兴开始于十五世纪。在这时期以前，非洲和亚洲的文明远远胜过欧洲。东苏丹各族人民的文化，盛极而衰，为时更早。十三和十四世纪繁荣昌盛的马里国，已被桑海帝国击破；桑海帝国在十五世纪成了一个幅员辽阔，制度完备的国家，它的领土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并且在桑科列设有大学，同西班牙、意大利和东罗马帝国保持着文化联系。非洲西岸的一些城邦和大西洋文化经受住了苏丹、尼罗河流域的阿拉伯人和迁移到这里的班图人的进攻；这些人在迁徙过程中曾消灭了刚果河流域的若干王国。
正是在这里，开始了使世界面貌大大改变的对非洲的掠夺。毫无疑问（当时大家都这样认为），十四世纪苏丹以南的非洲所达到的文化水平相当于欧洲文明的水平。尤其不容置疑的是，从公元前2100年至1600年的这段期间，正是尼格罗人对尼罗河流域的文化和埃及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无论在东非、南非和西非，从公元前1600年起至公元1500年止，人类文明留给后裔的古迹都可以证明，创造这些古迹的各族人民有过光荣的过去，因而也有远大的未来。究竟是什么东西改变了这一切呢？是什么东西使苏丹帝国灭亡，给尼罗河流域带来了混乱，把以往人烟稠密的东非和中非变成一片荒凉，使西非的文化苟延残喘于蒸蒸日上的欧洲文化的残酷压迫之下呢？
十三至十四世纪，欧洲产生了一种未受亚洲和非洲影响的独特民族文化。十五和十六世纪，形成了思想比较自由、同时比较反对教条的风尚；到了十七世纪，人们开始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研究，并且第一次提出了对政府工作实行民主监督的要求。
在十四和十八世纪之间，有了一些巨大的地理发现，商业繁荣起来了，对劳动的新的奴役也从此开始了。但是，到了十八世纪，事情的发展转向了相反的一面。在新大陆，奴隶劳动的利用过分地增长了；而旧大陆则在发展工商业和财富方面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些趋势是同在欧洲建立民主制度和争取社会自由的革命要求同时发生的。美洲的剥削奴隶的自由，和后来拿破仑和英国资本家所领导的对欧洲工人权利的进攻，防止了十九世纪的思想冲突。让我们较详细地谈谈这一时期的历史。
发现美洲，其重要性不在于找到了若干贵重金属的宝藏，而在于开辟了一个新的和日益扩大的零售市场，它能吸收欧洲的工业品，并且向欧洲提供烟草、糖和棉花。由于美洲的发现，重商主义制度赫赫扬扬，占了首要地位。世界贸易空前扩展。十七和十八世纪成了商业世纪，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十九世纪成了生产世纪。
中世纪欧洲和西非洲之间所进行的贸易，规模不大。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一些尼格罗民族，例如曼丁哥人，成了欧洲和苏丹之间的贸易中介人。通过摩洛哥的一些港口，人们听到了关于加纳王国、尼日尔河——“西尼罗河”——和居住在那里的若干黑皮肤民族的传说。阿拉伯人向非洲人购买黄金，然后转卖给马利奥尔卡岛[1]上的欧洲商人。
十五世纪欧洲力图开辟比较短的通往东方的新道路，以便取得香料、丝绸和其他东方奢侈品。在寻求道路的过程中，西班牙人在新大陆发现了银矿；葡萄牙人更是得意洋洋，因为他们在非洲发现了金矿。葡萄牙垄断了同非洲的贸易，因而也就垄断了同印度的贸易，为时达半个多世纪。结果，葡萄牙帝国大发横财。
亨利亲王（1394至1460年）[2]企图建立主要同印度的贸易，同时希望同埃塞俄比亚的牧师约翰结成联盟，使非洲所有黑人都信奉基督教，然后展开反对伊斯兰教徒的联合斗争。亨利获悉关于迦太基人曾在廷巴克图进行黄金交易。他占领休达以后，就着手探查南进的航路，以过了十九年，才绕过了博哈多尔角（西属撒哈拉）。
1441年贡萨尔维斯把第一批奴隶和黄金运到里斯本。不久，葡萄牙和黑非洲就展开了活跃的黄金、奴隶、鸵岛羽毛、唬珀和树胶等贸易。葡萄牙人企图不让欧洲其他国家知道这种贸易。他们没有找到加纳王国，就把所发现的滨海地带命名为“几内亚”，以表示对神秘的加纳的怀念。他们在廷巴克图听说有一个马里帝国，但也未能到达那里。葡萄牙人同沃洛夫族的王国以及居住在滨海地带的其他部落进行贸易。最后，他们到达黄金海岸，他们称它为“砂金矿”，因为那里可以采掘许多黄金。葡萄牙人深信非洲人是能干的商人，因为他们能够设法叫从事捕鱼的部族允许黄金搬运工人通过这些部族的地区、把他们从非洲内地各部族收买的黄金运出来。葡萄牙人终于同贝宁王国以及位于非洲腹地、君主为奥干尼的强大帝国有了往来。
从1480年至1530年的五十年期间，葡萄牙人一直垄断着同几内亚湾沿岸地区的贸易，获得巨额的收益，这些收益几乎从来不低于百分之五十，有时高达百分之八百。从1450年至1458年，每年总有十艘至十二艘海船驶往几内亚，运走价值在二百万美元以上的金砂。1471年以后，这个数额开始迅速增加。
在贸易方面，除了黄金以外，占第二位的是奴隶，他们也被运往葡萄牙。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前，葡萄牙差不多运走了一千名黑人。又过了一百年，葡萄牙最南部的一省，大部分居民是尼格罗人，甚至在里斯本，黑人的数量也超过了白人。由于两个种族相互通婚，现在，葡萄牙民族仍具有尼格罗种人的特征[3]。
这时，在王室宗族的血统里，尼格罗人血液已经比白人血液多了。约翰四世是尼格罗人。法国大使夫人写道：约翰六世[4]的头发、鼻子、嘴唇和肤色，都像黑人。
十五世纪，尼格罗人由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入意大利。在美第奇家族[5]里，就有尼格罗人的后裔，例如，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第一个公爵亚历山德罗，他的父亲据说是罗马教皇。这个新的尼格罗人分支，分布到了阿尔巴尼亚和奥地利。来自刚果的一个黑人安热罗·索利民，在十八世纪成了约瑟夫二世[6]和列支敦士登亲王的宠臣。他同一位奥地利贵族女子结婚，他们所生的女儿嫁给了爱德华·冯·福特尔斯累本男爵，其外孙又袭了男爵的称号。不久以前加里波第夫人昂妮塔的纪念像在罗马揭幕，她是巴西出生的有色妇女。
最初，在几内亚湾大量收买的主要是黄金、胡椒和其他商品，偶然贩卖一些奴隶，而且他们都是运往欧洲的。但是，到了十六世纪奴隶开始运往南美洲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最初，贩卖奴隶并不是大规模进行的，它不能同合法的贸易相竞争。但是，后来它不断扩大，早在1540年以前，每年输出的奴隶就已经有一万人。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在1480年至1578年这一期间，几内亚湾的各族人民实力雄厚，并且享有以对外贸易为基础的经济独立。黄金、象牙和胡椒不仅在发现美洲以前是贵重的输出品，而且在发现新大陆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接近十六世纪中叶时，西非动荡不安起来。当时由于从尼罗河流域入侵的伊斯兰教徒的冲击，又由于在苏丹建立了黑人帝国，班图人被迫向南移动；班图人大迁移的洪流中的一支——黑色林巴人的迁徙巨流，从中非汹涌而来。林巴人毁坏村庄，屠杀居民。不久，他们同当时在西非拥有最凶悍的军队的苏苏族发生了残酷的战争。迁移和战争延续达一代之久。结果，在西部沿岸地带广泛地使用廉价的俘虏劳动，贩卖奴隶从此开始了。把奴隶卖往美洲，不仅引起了当地各部族之间的冲突，而且引起了这些部族同葡萄牙人的冲突。
1530年以后，葡萄牙在几内亚的领地变成了规模巨大的商业企业，但是，同本地居民的武装冲突以及应付欧洲其他国家的竞争，使必须支付的各项开支不久就与收入相等，甚至超过了收入。第一个威胁葡萄牙在几内亚的霸权的是法国。1544年在克列彼[7]签订条约的时候，葡萄牙提议给予法国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以贸易权，但是法国不同意。1653年以后，法国贸易不断扩大。法国的海盗和私掠船的活动，使得葡萄牙和法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葡萄牙的垄断地位在1653年以后实际上已经消失。在海军上将科里尼[8]的影响下，法国的胡格诺教徒[9]．在1571年后用武力开辟了同几内亚湾各国进行贸易的道路。到女王玛丽亚[10]统治时期，英国商人开始插手这一贸易。伊丽莎白女王[11]．积极进行了反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企图保持垄断地位的斗争，她亲自参与同几内亚湾各国的贸易。
非洲的天然富源
在1559年和1561年之间，英国探险家马丁·弗罗比歇以海盗和商人的身分出来活动。1561年到1571年英国贸易的规模超过了法国，英国和非洲之间建立了直接的交通联系。
“从事组织直接交通联系的第一个英国人是著名的约翰·霍金斯，他后来被伊丽莎白封为骑士，任命为海军出纳官。弗劳德[12]．说他是‘复杂人物’，的确，在他身上，海盗和孝子、骗子手和虔诚教徒的成分，兼而有之，这样的性格在伊丽莎白时代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我们的时代也还没有完全绝迹。霍金斯显然在长时期内认为贩卖奴隶是一桩极为有利的生意，既然西班牙人力图取得实际垄断地位，因此，他除了有利欲熏心的特点之外，还表现了力图消灭这种垄断地位的爱国心，这也并非世上少有的现象。霍金斯在结束以慎查为目的的旅行以后，就回到英国，装备了一支远征队，其中包括五艘海船，后来又加了三艘。参加这次冒险活动的有列斯特伯爵，彭布鲁克伯爵等，还有伊丽莎白女王，她装备了‘伊苏斯号’海船。霍金斯制定了船员守则；头两条规定：‘每天祷告上帝’，‘彼此互爱’。考察队参加者们笃信宗教是无可非议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霍金斯虽然知道佛尔迪角的当地居民‘秉性温和，可亲可爱’，而且‘比其他地方的人开化’，但他用欺骗手段劫走了许多人。经过‘疲惫不堪’的航行以后，他到达美洲的西班牙移民地区，强迫移民们按照他所规定的价格购买奴隶。感谢霍金斯给英国人开辟了一个新的贸易部门是完全应该的，他获得了一枚上面描画着‘一个被绑着的黑色魔尔人俘虏半身像’的勋章”。[13]
当时葡萄牙发生了不幸事件。国王塞巴斯提安在向北非的摩尔人进攻中于1578年阵亡。他的死亡引起了几内亚的变动。两年以后，葡萄牙遭到西班牙的统治，西非在作了若干抵抗以后也向西班牙屈服。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1527—1698年）拥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的非洲帝国，但是由于教皇的命令，西班牙不得不同非洲断绝关系。1581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歼灭，海上威力一落千丈，这是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业帝国的致命的打击。
英国的新教徒、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和荷兰的加尔文教徒[14]，为占据几内亚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荷兰人以迅捷的行动占领了葡属各岛和移民地区，并在1602年组成了东印度公司。
十七世纪，商业战争继续进行。在大西洋，英国和荷兰为争夺这一地区的商业霸权进行了残酷的战争。葡萄牙、英国和荷兰在印度发动了战争。他们联合一致的力量使德国的汉萨同盟[15]的贸易活动崩溃，并且消灭了西班牙的经济霸权。克伦威尔侵占了牙买加岛，把它变为奴隶制度和英国贩卖奴隶的中心。非洲黑苏丹王国开始向东扩展，排挤尼罗河的黑人；位于尼罗河和西部沿岸地带之间的芳族和班巴拉族王国的人民日益加强对步步撤退的班图人的压力。
十七世纪，往美洲贩卖非洲奴隶的规模逐渐扩大。但是，那时这种贸易并不是仅仅限于“黑人”。在那些年代里，埃及的伊斯兰教君主也在欧洲和亚洲购买成千上万的白人奴隶，把他们送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尼罗河流域。但在西方，世界贸易的性质不知不觉地开始改变。尽管在学术界中重商主义仍占统治地位，非洲的黄金仍像以往一样流入欧洲，黑人和阿拉伯人仍把黄金君到印度去装饰堂皇富丽的莫卧儿帝国[16]，但是，从非洲输入黄金和从秘鲁输入白银在商业上已不占最重要的地位了。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劳动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谷物，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糖料和烟草，都需要人力去栽种。
由于当时欧洲劳动力不足，在美洲使用奴隶劳动特别有利。十六和十七世纪，欧洲劳动人民的数目急剧减少了。鉴于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荒芜和封建领地所需要的劳动力和仆役，决不可能设想再将大量工人输往美洲。另一方面，在利用完全无权的奴隶的劳动、使用简单工具和支付有限衣食费用的种植场里，大规模的生产糖、棉花和烟草是比较有利的。组织一批奴隶劳动要比一个自耕农的劳动便宜得多。于是，在欧洲本土，作为生产和贸易方法出现的新兴资本主义开始排斥个体的农户和商人。
1660年，英国内战所引起的动乱时期结束了。为了自己的种植甘蔗和烟草的殖民地的利益，英国情愿贩卖奴隶。英国扩大向美洲输入奴隶，提高糖、靛蓝和棉花的产量，并开始把这些商品运到本国来加工。一部分成品运到非洲去交换新的奴隶。从此，贸易由寻求珍宝的冒险事业变成了有经常收入的投资事业；构成这种收入的商品，实际上比地下宝藏还要珍贵。要想发展这项事业，首先需要奴隶，其次还是奴隶。
这时，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开始感到良心的谴责。“近代的奴隶制度是基督教徒所创立，也是基督教徒所维持的。从某些方面看，这种制度难道不是比世界至今所看到的一切野蛮东西更野蛮吗？而且它在一些特别表示笃信基督教的国家里表现得最凶恶。而这正应该受到基督教会最后的、无可驳辩的有罪判决。”[17]
天主教会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8]和利奥[19]的时期非常兴盛。后来，路德[20]的反抗和宗教改革相继发生。良心觉醒了，自尊．心恢复了，它们不忍看到人类这样的行为，例如奴隶制度和新的奴隶贸易，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看到宗教改革有可能拯救异教徒的生命和灵魂。但是，当这个观念同贸易的收入相冲突的时候，它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例如，种植场主顽固地拒绝释放皈依正道（基督教）的人，许多基督教徒时常阻止自己的奴隶改信基督教。这种新的贸易所带来的收益促进了投资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
要想实现投资，必须要有劳动力，而且是低廉的劳动力，以保证获得高额利润；但是劳动人民开始觉醒，并且起来反抗。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意义就在于此。起义不仅在欧洲发生，革命思想不仅在欧洲形成。我们毋宁可以说，现代劳动人民反抗奴役者的起义，在美洲爆发得比在欧洲还早。美洲的五次黑奴起义的意义正在于此。起来反抗和有组织地逃往古巴、牙买加、海地、墨西哥和巴西的丛山中的“马龙”（即自由黑人）的先知王朝的产生，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十七世纪，当各国奴隶输入增加的时候，发生了九次起义，结果，在牙买加、巴巴多斯和海地等地造成了大量流血的战争，巴西成立了独立的巴尔马利士国家。
然而，英国像一匹咬紧嚼环的马，在扩展奴隶贸易的道路上向前奔驰。“皇家非洲开发者贸易公司”的成员中包括有如下的王室人员：三个公爵，八个伯爵，七个爵士和二十七个骑士[21]。在英国内战结束以后，英国商人在争取扩大工业收入份额的斗争中向土地贵族的阵地展开了进攻。当时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英国已卷入王朝之间的争吵，实际上它正如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22]．和七年战争[23]．中一样，是在争夺从世界贸易，尤其是从奴隶贸易获得收入的权利。1713年英国根据西班牙的条约[24]，取得了向西班牙殖民地出卖非洲奴隶的垄断权。就在这一世纪，英国压服荷兰，使荷兰经济开始衰落。在印度，英国打败了葡萄牙人；到1750年，英国终于战胜了自己在印度的最后敌手——法国。十八世纪，英国把贩卖奴隶变成规模最大的一种贸易。
“皇家非洲公司”从1680年至1686年平均每年输出奴隶五千人；但是，新起家的中等商人力争经营活商品的自由。最后，“皇家非洲公司”无力同自己担当航行风险的个体商人相竞争，于是在1750年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叫做“非洲贸易公司”。
在“自由贸易”的最初九年内，仅布里斯托尔一地就向美洲的甘蔗种植场输出了十六万零九百五十名奴隶。1760年从英国各港口开往非洲的船只共有一百四十六艘，它们从非洲载运了三万六千名奴隶到美洲；1771年增加到一百九十艘，载运了四万七千名奴隶。从1680年至1786年，运往北美英国殖民地的奴隶在二百万名以上。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布里斯托尔共有二百三十七艘运奴船，伦敦有一百四十七艘，利物浦有八十九艘。
1709年第一艘运奴船从利物浦驶向非洲。1730年已有十五艘船从事贩卖奴隶，1771年共有一百零五艘。十八世纪末叶，奴隶贸易每年给利物浦带来三十万英镑的纯收入。一次装运奴隶的顺利航行，可以有八千英镑利润，如果装载不满，可得五千英镑。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的贩卖奴隶商人一般可得百分之百的利润。1709年运奴船占英国商船总数的百分之一，而1771年已占商船总数的三分之一。奴隶贩子无论在贵族院或众议院都占有有力的席位，英国货币中“几尼”（Guinea）这个名称，即起源于非洲贸易时期（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中叶，多得难以想象的财富从印度流入英国。普拉西会战[25]的结果，印度归属于不列颠帝国；英国掠夺印度的规模之大，不仅史无前例，恐怕以后也不多见。有许多证据可以证实英国的民政官吏曾经大规模地掠夺印度人民。豪伊特[26]曾引述“在我们伟大的印度帝国的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印度是一个壮丽的帝国，大量财富从那里源源流向英国。我们的冒险家们在印度像皇帝一样阔气，遍身都是钻石和黄金，英国有许多幸福家庭靠印度财富‘在本国过舒服生活’，过奢侈安逸的生活。从印度归来的大财主所建造的每一所宫殿式住宅，幸运的冒险家们所购买的每一笔印度有价证券，印度出身的英国人家庭所喝的每一杯酒和每一盘山珍海味——都是无数印度人的艰辛劳动和极度贫乏的结果；多少印度人被迫到荒无人迹的热带丛林中去采集浆果？为了交纳新的苛捐杂税，多少人在又门又热的天气里，疲惫不堪地使用着笨重的犁锄？多少人不得不在自己祖国的公路上用瘦骨嶙峋的双手拾捡发酵的粪块？”[27]
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承认：“我们自己非常清楚，由于我们的官吏贪污腐化，以及整个殖民地道德风尚的普遍败坏，我们的事业是处于怎样可悲的境地。在军队和文职人员中间，纪律松弛和不服从调度等现象越来越使各机关趋于馄乱。在给专门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我们对于许多奖励所导致的恶果表示了意见；对此还必须补充说明：我们认为，在同内地各地区进行贸易中所取得的巨额财富，是任何一个世纪和任何一个国家从未见到过的最凶暴和最残酷的行为的果实，”[28]
不论这些财富是用什么方法得来的，不论对于这种掠夺表示了多么虔蔽的惋惜，这些财富究竟到了什么地方，那是确定无疑的。一般说来，这些财富并不归于挥霍无度的国王或浪费成性的贵族；即使占有这些财富的人中间有几个属于这一类，他们也会听从自己的财政顾问的劝告，把大部分资本投入下面这些可靠的事业中去，如剥削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和贩卖非洲奴隶。结果，为了寻求可靠的投资场所和希图获得稳固的收入，大量游资都流入银行、公司和新的商行。于是，一个实力雄厚的英国机构——证券交易所，应运产生了。
卡尔·马克思第一个义正词严地谴责了资本主义，说它是建筑在非洲人的奴隶地位的基础上的。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隶化，被埋于矿坑，正在开始的东印度的征服与劫掠，非洲被转化为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都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紧随此等过程而起的，是欧洲猪国以地球为舞台而展开的商战。那种商战，是以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叛乱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取得了广大的范围，而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等等中，继续发生作用。”[29]
“跟着手工制造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欧洲的舆论是丧失了它的最后的廉耻心与良心。各国都不顾廉耻地，把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丑恶行为，引为骄傲。读一读亚当·安特生这位绅士的素朴的商业年鉴吧。在那年鉴中，以次的事实，曾被大擂大鼓地称为是英国政策的胜利。那就是，英国在乌特勒希特和谈中，由亚孙多条约，从西班牙人手里，取得了在非洲和西领美洲间经营奴隶贸易的特权，这种贸易原来是只行于非洲与英领西印度之间的。到1743年为止，英国有权供给西领美洲每年四千八百个黑人。同时，这对于英国的走私贸易又是一种公开的掩护。利物浦市是在奴隶贸易的基础上，进于繁荣的。奴隶贸易是它的原始积累的方法。到今日，利物浦的‘体面’，还是赞扬奴隶贸易的抒情诗人。那种贸易……‘把商业的企业精神提高到极点，形成第一流的海员，带进巨额的钱’。利物浦使用在奴隶贸易上的船舶，1730年为十五艘，1751年为五十三艘，1760年为七十四艘，1770年为九十六艘，1792年为一百三十二艘。”[30]
“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久的自然法则’，要完成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对极，使人民大众转化为工资劳动者，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转化为近代史上这样一个人为的产物，需要有这种种苦难。如果照奥琪尔说，货币‘出现到世上来，会在颊一边，带着天生的血痕’，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1]
我们可以明显地考察出导致英国进行奴隶贸易和从事投资的道路，这就是所谓“三角贸易”的繁荣。最初，三角贸易主要建立在糖和烟草的基础上，后来又加上了棉花。这些商品的生产使英国变成为工业国，而由于技术专家的注意力集中于生产方法，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有了一系列惊人的发明。人们用英国制品交换黑人，然后把这些黑人输送到美洲的种植场，让他们在那里种植甘蔗、棉花、靛蓝、烟草等等。这样，就使英国产生了新的工业部门，而在同时，黑人和黑人占有者的需求也扩大了英国工业、新英格兰的农业和纽芬兰的渔业的销售市场。
1750年以前英国的工业城市几乎没有一个不同殖民地贸易有关系的。从殖民地贸易榨取来的收入成了资助工业革命的主要资本之一。西印度群岛变成不列颠帝国的中心，对于英国的富强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黑人奴隶的劳动，产糖殖民地成了帝国主义历史上所有殖民地中的无上至宝。熟悉这种情况的人称产糖殖民地是帝国的“主要支柱和堡垒。”
当时不列颠帝国被看作是“建立在美洲贸易上的宏伟的上层建筑，它的海上威力是建立在非洲的基础上的。”[32]
威廉·伍德[33]说：贩卖奴隶是“其余一切的基础和根源”。波斯耳思怀特认为贩卖奴隶是“其余一切的起因和基础，是机器上推动每一个轮子的主要发条。”[34]
“三角贸易”对英国的工业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项贸易的收入使英国的生产制度卓有成效。种植场主使威尔士的油页岩工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来自英领西印度群岛的收入，构成了广泛的铁路建设的基础。棉花的加工引起了一些新的发明。1709年和1787年间，从事国外贸易的英国船队的吨数增加了三倍。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给英国贵族带来了巨额收入。拉塞耳兹家族起源于巴巴多斯岛，他们的一支后裔现在成了英王的近亲[35]。恰塔姆伯爵[36]说产糖殖民地是“不列颠王国的地产”。在西印度群岛投资的商人贿买议员的席位。罗伯特·布朗宁和芭雷特·布朗宁．[37]的诗篇虽然意境深远，格调优美，但都是直接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
要想使国家富足，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交给国家七先令的收入就足够了；但是，据报道，殖民地每一白人交给国家的收入都超过七镑。德耳比·托马斯宣称，在糖料作物种植场工作的每一个人给英国带来的利润要比在本国劳动的人大一百三十倍。皮特曼教授计算，1775年英领西印度群岛的糖料作物种植场估计值五千万英镑，而种植场主们自己在1788年说共值七千万英镑。根据庇特[38]的估计，在1798年以前，西印度群岛各种植场所提供的全年收入为四百万英镑，而世界其它各地总共只提供一百万英镑。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写的，“在我们西印度群岛的任何一个殖民地中，一个糖料作物种植场的收入，一般说来大大超过在欧洲或美洲栽植的其他任何作物所带来的利润。”据德范南特[39]说，“十七世纪末叶全部英国贸易总共带来利润二百万英镑。种植场贸易占六十万英镑，种植场商品的再输出占十二万，同欧洲、非洲及利凡得的贸易占六十万，同东印度的贸易占五十万，东印度商品的再输出占十八万。”[40]
拿破仑战争扩大了大不列颠商业帝国，并且始它的工业品创造了新的销售市场。在二十二年的战争以后，英国商人的财富超过了土地贵族，1832年英国选举制度的改革反映了这一经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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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列举一系列以往常常被认为是孤立的、彼此不相联系的事件：
1500年至1600年——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起义。
1655年至1738年——英国同西印度逃亡黑奴的战争。
1750年——英国宣布活商品贸易自由。
1757年——开始掠夺印度。
1774年——美洲出现反对贩卖奴隶的团体。
1775年——美国革命。
1789年——法国革命。
1791年至1798年——杜桑·卢维杜尔的起义。
1792年至1816年——法国出现的反动，拿破命的兴败。
1800年至1900年——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大工厂工业制度。
1807年——英国禁止贩卖奴隶。
1830年——“棉花王国”。
1833年至1838年——英国宣布取消奴隶制度。
1846年——英国取消谷物法；贸易自由。
1863年——美国取消奴隶制度。
1884年——帝国殖民主义。
奴隶起义开辟了争取提高近代工人群众生活地位的革命斗争的纪元。但是，这些起义的影响有限，因为当时广泛宣传拥护奴隶制度，普遍认为散布关于奴隶起义的消息会捐害整个社会制度。整个十八世纪发生了十五起这样的起义，例如：在葡属和荷属南非洲，在法属各殖民地，在英国各领地，在古巴以及在圣卢西亚等一些小岛。英国同逃亡黑奴进行的战斗相当残酷，战斗时断时箱，最后，在海地爆发了改变世界面貌的起义，迫使英国放弃奴隶贸易。现在将这些起义列举如下：
1522年——圣多明各起义。
1530年——墨西哥起义。
1550年——秘鲁起义。
1550年——出现逃亡黑奴。
1560年——中美洲比亚诺起义。
1600年——逃亡黑奴起义。
1655年——牙买加一千五百名逃亡黑奴起义。
1663年——牙买加的逃亡黑奴分得了土地。
1664年至1738年——逃亡黑奴和英国人在牙买加作战。
1674年——巴巴多斯岛起义。
1679年——海地起义。
1679年至1782年——海地的逃亡黑奴组织起来。
1691年——海地起义。
1692年——巴巴多斯岛起义。
1695年——巴尔马利士国家建立；巴西起义。
1702年——巴巴多斯岛起义。
1711年——黑人同法国人在巴西作战。
1715年至1763年——苏利南起义。
1718年——海地起义。
1719年——巴西起义。
1738年——和逃亡黑奴签订条约。
1763年——黑色的加勒比人起义。
1779年——海地居民支援美国革命。
1780年——法国同逃亡黑奴签订条约。
1791年——多米尼加起义。
1791年至1803年——海地革命。
1794年——古巴起义。
1794年——多米尼加起义。
1796年——逃亡黑奴起义。
1796年——圣卢西亚起义。
1816年——巴巴多斯岛起义。
1828年至1837年——巴西起义。
1840年至1845年——海地支援博利瓦尔。
1844年——古巴起义。
1844年至1893年——多米尼加起义。
1861年——牙买加起义。
1895年——古巴战争。
只列举一下起义的名称，就可以证明美洲黑奴俯首听命的说法是怎样可笑了。这些起义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法国革命以前发生的，另一类是在法国革命以后发生的。牙买加和古巴的逃亡黑奴的起义，南美洲黑人移民的起义以及后来海地的再度起义，都把奴隶主吓得屁滚尿流，动摇了整个奴隶制度。在牙买加，逃亡黑奴“成为岛上居民的祸患达四十年之久；在这一时期内，为了镇压他们，立法议会通过四十四个法案，至少耗费了二十四万英镑的国币。”[41]巴巴多斯的总督写道：“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认识到起义所造成的危害性。”在有奴隶的地区实施的各种法规，证实了这一点。
美洲革命是摧毁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另一个事件。移民们所以取得独立，首先是由于答应给予奴隶自由，因而得到奴隶们的帮助；另外，还由于海地在金钱和人力方面给予的支持。同时，参加独立战争的人主要是真正的劳动阶级，而不是劳动的剥削者。法国革命对奴隶制度作了最后的打击。这次革命变成了反对人们生而具有的特权的战争。它提出了自由的要求，首先要求在经济方面的自由，也就是要求贸易的自由和工业活动不受任何的阻碍。
这样一来，奴隶贸易就遇到了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的强烈反对。但是，假若不是作为收入来源的贩卖奴隶本身已经明显地受到威胁的话，那么，不论怎样反对，也是反不掉的。美洲的起义证明了法属产糖殖民地的优越性。在1783至1789年间，圣多明各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到十八世纪末，英国的甘蔗种植园主已经不此法国殖民地优越了。法国殖民地的输出总值达八百万英镑，而英国殖民地的输出总值估计只有五百万英镑。
美洲殖民地取得独立以后，加勒比海不再是英国的内湖了，投资开始从西印度转到东印度。1783年，英国首相威廉·庇特对印度发生更大的兴趣，他授意维贝尔福斯[42]提出了禁止奴隶贸易的议案。
此后，法国发生革命，接着，海地也发生了起义。英国人千方百计地夺取法国这块有名的产糖殖民地。他们使用武力，进行贿路，阴谋破坏杜桑·卢维杜尔[43]同法国的联盟，但是到了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卢维杜尔政府的独立。
即使海地从世界市场孤立出来，英国人也只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停止生产糖的情况下，才能够操纵那里的制糖工业。只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能够得到廉价的奴隶，英国资本家购买奴隶的投资就受到威胁，而且在实际上贬低了价值。只要非洲源源不断地运出大批更廉价的黑人，就不能认为以前在购买黑人方面投入的金钱有可靠的保证。殖民主义者把黑人当机器或“不动产”看待，在实质上，依照法律的规定，奴隶就是一种“不动产”。
为了避免奴隶价格的跌落，必须限制或者停止奴隶贸易。如果不这样做，从事购买奴隶的一切资本家就都要破产了。英国在杜桑革命以后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在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的政策改变了，像沙普[44]和维贝尔福斯一类的慈善事业家意想不到地得到了庇特之流的机会主义政客的支持。
另外，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它拥有大量的自由资本，可以随意地把投资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向另一个生产部门，而不致有足以引起整个体系破坏的损失。一般来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是生产经营上无政府状态的必然后果。在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每当交易所里出现大量投机活动和问期性的危机之后，自然而然地出现一个获得更高的新利润的时期。于是，从殖民帝国主义的利益出发，奴役黑人的制度和奴隶贸易被废除了。十八世纪在美洲广泛推行奴隶制度的英国，在十九世纪竟摇身一变，成为奴隶的解放者了，其原因是它创造了比奴隶制度利润更多的控制人类劳动和物质财富的方法。
有人说，奴隶贸易是使异教徒信奉基督教的手段。凡是正直的人们，老早就不能容忍这种胡言乱语了。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使英国建造了城市、铁路和手工业工场，英国变成了一个用最残暴的手段来谁护已经形成的体系的强大国家。英国取得了海上霸权。这个帝国歌唱道：“不列颠呀不列颠，海洋要由你来管！”
在美洲革命以前，英国的社会人士是赞同奴隶贩子的意见的：“虽然买卖的是活商品，乍看起来，可能被认为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和违反自然的勾当，可是，贩卖这种置物的商人同任何其他部门的商人一样证明他们的买卖名正言顺……简单地说，在这种贸易所带来的利润面前，一切实际的或夸张的灾难和困窘都不足道了。”[45]
奴隶贸易的惨无人道是空前未有的。在英国下院委员会的报告里，曾经这样描写英国奴隶贩子的船舶的“普通跑买卖的情况”：
“黑人的手脚被拴到一条链子上。奴隶们挤满了船舱，每个人所占的地方还不到一英尺半宽。人们把奴隶塞进船舱，就像把鲱鱼塞进桶里一样。他们中间流行着斑疹伤寒和其他一些致命的病症。每天早晨前来检查的人往往发现在成群的奴隶中有一些已经死亡。他们把尸体从锁链上解下来，以便把死难者同他们那些仍然活着的难友分开。”[46]
“在审查有关支付保险费的案件时，了解到如下的事实。一只奴隶船载有四百四十二名奴隶，从几内亚开往牙买加。由于舱内拥挤，六十名奴隶死掉了。船长感到缺乏淡水，把九十六名奴隶扔到海里。后来，又同样地处理了二十六名奴隶。有十名奴隶由于绝望，投海自杀了。但是，当这只船进港的时候，船上的淡水并没有用完。”[47]
美以美会[48]、浸礼会[49]和教友会[50]的人们，对于新教徒日益不满。美以美会并不谴责奴隶制度，但是它对奴隶贸易感到惊惶不安。浸礼会是十七世纪初在英国产生的，它形成了一个不但以工人为对象，而且以奴隶为对象的非常民主的组织。由于十八世纪哲学和经济思想中的启蒙倾向，在科学家和艺术家中间就出现了一种完全自觉的争取消除奴隶制度的运动。
英国在1807年禁止奴隶贸易以后，就迫使世界的其余部分也宣布这种贸易为非法。但是，美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只是在口头上同意这项决定，尽管奴隶贸易的规模日益缩小，它们在实际上把这种贸易一直继续到十九世纪中叶
自从停止奴隶贸易以后，事情就显得很清楚：对劳动力的投资跟对土地、原料和机器的投资是不同的；劳动者的地位不管怎样被贬低，他仍然会自动地提出要求。海地起义以后，劳动阶级的愤懑增大了。海地革命的意想不到的、惊人的胜利，对于西印度群岛以及美洲大陆的整个奴隶占有制度都是一种威胁。这次起义的破坏力量要比其他任何事件都大得多。它不仅摧毁了非洲奴隶贸易的根源，而且摧毁了作为美国经济体系基础的奴隶制度的根源。由于这次起义，美国和巴西的废除奴隶制度运动都篷勃高涨起来；这次起义实际上在西印度的每一个岛上都燃起了反对奴隶制度的熊熊烈火。假若不安抚充当工人的奴隶，就会失掉榨取奴隶劳动的收入。因此，英国在1833年取消了奴隶制度。美国的奴隶制度是在南北战争以后明令禁止的。
拿破仑的战争并没有毁灭英国，恰恰相反，英国政府由于这几次战争（再加上非洲的奴隶贸易，奴役黑人的制度以及掠夺印度等等），反倒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了。同时，拿破仑的战争还摧毁了英国的工业竞争者的经济。大不列颠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和大量的金钱，它完全可以压低竞争对手所提出的价格，它控制着原料的主要来源。英国的财政资本具有无穷的后备力量，因此，它能够建立巨大的工业，只用十年八年的功夫，就可以将投资收回；由于英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不少成就，这个国家制造出世界上最优良的机器和工具，并向全世界贷放购买这些东西的资金；英国称霸海洋，因而垄断了海上运输事业。英国的资本主义刚刚开始不久，就疯狂地追求利润，使本国工人变成工场制度的奴隶，结果引起了革命。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仍然是能够提高工资和保持高额利润的唯一国家，它把赤贫化的劳动的重担转嫁到殖民地和被奴役的诸民族身上。英国是现代奴隶制度的创始者和主要支柱。它可以自豪的是：当奴隶制度无利可得的时候，它取消了这种制度，并以“伟大的奴隶解放者”的面貌出现，变成了世界慈善界的首领。
英国扮演的这个新角色，使它的伟大儿女十分得意。尽管如此，英国却变成了奴役黑人的制度的最可怕遗产——关于种族优越性和种族歧视的学说——的牺牲品。在下一个世纪，这个学说曾迫使文明人在企图使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永远受白种人奴役的疯狂活动中进行自杀。就是在今天，白种人也还是顽固地想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只不过用民族主义和实力政策一类的鬼话来掩盖自己的意图罢了。
这是一次常有的仇恨的爆发：在善与恶之间，在优良而高尚的灵魂同追求奢侈、权势和逸乐的无耻的欲念之间，一场残酷的斗争展开了。恶的事情经常得到强大力量的支持，奴役人和剥削人的制度把这种力量交给了劳动的叛徒们，使他们逐渐变成全世界羡慕的目标，直到各国人民义愤填膺，为消灭他们而直欲毁灭地球为止。你也许以为，在这条走向地狱的道路上的某一点，真理会得到援助和支持。你也许以为，在一致要求给与非洲和亚洲自由的世界里，自由的美国会欢迎自由的海地。可惜，实际的情况全不是这样。在西方的“自由”共和国里，在整整半世纪期间，奴隶制度占有统治地位。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棉花王国”。这个王国是英国工场手工业产生的根源。恰恰是在这半世纪的时期内，英国占领了整个黑人世界，使整个黑人地区的人民变成了奴隶。请想想看，假若英国解放非洲，使非洲的子女受到教育，让印度独立，同日本共同促进中国的发展；假若英国永远放弃建立最“舒适”的贵族阶级（全世界羡慕的对象）这一个目标，不为这一目标而企图使全世界的大多数人，甚至英国本身的大多数人永远愚昧无知；请想想看，假若十九世纪的技术和科学为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发财的话，那该是怎样一番景象？
这是梦想吗？也许是。然而，即便是没有实现的梦想，也此现在这样恶劣局面强一些。
加尔文教意味着资本主义新纪元的开始。到了这个时候，俭省、勤劳、诚实以及追求利益和利润等等变成了人生的理想目标。各个发达的国家是在不同的时期到达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新纪元的，英国是在1846年，那时候，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不需要保护关税制度，它在蔽会里战胜了大地主，迫使他们宣布贸易自由；美国是在1850年左右，那时投资额超过了地价总值。法国1848年的革命一方面显示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方面也显示出资本主义的力量。后来，资本主义胜利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才开始完全显示出它的威力。
在英国议会里，自从通过1832年的改革法案以后，资本主义变成了主宰者。在那以前，只是同种植场进行贸易而已；但是到这时候，在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种植场的奴隶制度占从属地位了。大不列颠依靠自己的工业威力，依然控制着整个世界。它向全世界供应布匹，输出人员和机器，成为世界的级行家。英国的资本，正如英国的生产一样，是以全世界为对象的。“从1815年到1830年的期间，至少用了五千英镑购买欧洲各国最稳定的政府的有价证券；用了两千多万英镑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向拉丁美洲投资；另外还有五百万或六百万英镑平平安安地输送到了美国。”[51]但是，对西印度却停止了新的投资。
贩卖奴隶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人类生活的这个特殊时期中，对活商品的投资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试验；正是这些投资使资本主义变成了现实。在这个时期，现代世界的民主制度也开始萌芽了。但是，由于奴隶制度对非洲本身发生作用的结果，民主制度的发展遇到了障碍，几乎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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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在非洲的象牙贸易使殖民主义者获得了新的和补充的掠夺手段。他们臆造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的口实，来开辟和吞并新的土地。在所谓“阿拉伯奴隶贸易”的整个历史中，实际情况大大地歪曲了。阿拉伯人猎取奴隶，在最初阶段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所进行的奴隶贸易的次要后果之一，在最后阶段更是如此。阿拉伯人的袭击主要是为了满足美国对象牙的需要。十九世纪初，阿拉伯人把葡萄牙人赶出桑给巴尔地区，在非洲的这一部分展开了两种利润优厚的商品（象牙和奴隶）的贸易。
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象牙这种东西。荷马再三提到它。在尼尼微的废墟中，在发掘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的遗物中，都发现了象牙。沿尼罗河运出的货物，除了黄金而外，还有象牙和檀木。我们从史籍中知道，所罗门[52]用象牙制成了一个巨大的宝座。装载金银、象牙、猴子和孔雀的船舶，每三年开到以色列一次。推罗有用象牙缀嵌的黄褐木坐板，以西结为这个城市的覆灭而痛哭[53]。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宙斯神像是希腊雕刻家菲狄亚斯用象牙、大理石和黄金雕成的。罗马的元老们高踞在象牙长椅上，大批的象牙从非洲输入罗马。
公元初，象牙贸易衰落了。象群消失了，人们还没有研究出收集象牙和把它送入市场的方法。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初期，即十五世纪的时候，才又发生对象牙的需要，使寻求象牙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葡萄牙人开始从非洲西部海岸和莫三鼻给输出象牙。他们在非洲大量进行收购，到十七世纪中叶，当地居民所存储的、为数．不少的象牙几乎全都卖空了。
荷兰人开始从南非洲输出象牙。在这里，也和在中非洲一样，由于当地居民的不断供应，完全可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对于这种商品的需要量急剧增大了。自古以来，奴隶们就往东非海岸或尼罗河口运送象牙。在指定的地点，奴隶同他们所运送的商品一齐被人卖掉。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非洲象牙大部分输往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奴隶也被运到这些国家，充当士兵或仆人。非洲同东方进行的奴隶贸易规模是不大的，虽然其本身也有着有害的后果，但是并没有使大批的非洲人流落东方。
1840年左右，象牙价格开始不断上涨。为了采办象牙，需要火枪和运输工具。欧洲和美洲制造了大批的武器。黑人脚夫在背送象牙时，要走很长的距离。商人们把这些黑人卖到中东和美洲去当奴隶，就获得两倍的利润。这种利润优厚的买卖变成了专门的行业。干这一行的都是尼罗河谷最缺德的家伙。穆罕默德·阿里是白种人进行殖民侵略的帮凶。由于他对白种人的效劳，象牙贸易成了非洲社会长期衰落的原因。
塞路斯和卢加德[54]之流的打手，也是从象牙贸易中产生的。他们残酷无情地杀尽了半驯的象群。一些探险家也多半是由于这种贸易，随在猎户和奴隶贩子的后面跑来了。在探险家以后出现的是传教士。不论是探险家也好，传教士也好，都认为象牙和奴隶贸易有杀鸡取卵的危险，因为如果不消灭宝贵的劳动力，而使这种劳动力和原料受欧洲政治和资本的控制，非洲母鸡所下的金蛋可能要多得多。欧洲拥有大量的资本，而且正在寻求有利的投资场所。像利文斯敦一类的传教士们，认为如果采取新的办法，不仅可以拯救人的肉体和灵魂，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节约，一种“功德”，既经济而又有利。在早期资本主义的语汇中，这几个词是缺一不可的因素，而在现代文明的时代里，它们也是形影相随，难舍难分。
英美两国越来越坚决要求废除东非的奴隶贸易，并不完全出于慈善的动机。这和美国发行“五厘慈善债券”是同样的目的，美国是为了从一个以人为奴隶的时代过渡到广泛投资的时代，即把资本从甘蔗种植场转移到殖民帝国主义在非洲和亚洲的势力范围。不论是贩卖奴隶，或者是废除奴隶贸易，都具有一个基本目的，这就是：主要依靠奴隶和土著臣民的贫困、愚昧和苦难，给占有者和剥削者带来利润。
大约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象牙的需求又增大了。在美国，特别是在新英格兰的康涅狄格河两岸，从1820年起就进行象牙加工，进入三十年代以后，这种手工艺变成了主要工业部门之一。用象牙制作的东西有：雕刻品，刀子，台球，小型采画，钢琴的琴键。在迪普—里维尔、爱奥里顿和布法罗制作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全部钢琴的键盘。由于需要的增大，欧美商人在桑给巴尔设立了收购象牙的海外商站。在三十和四十年代，象牙的价格提高了。阿拉伯人为了猎象和撰压非洲人而购买火枪。非洲向欧美输出的象牙增多了，向阿拉伯和波斯湾各国输出的奴隶增多了，结果，武器弹药的进口也增多了。在一年期间，德国人卖出了一万三千枝火枪。英国人和葡萄牙人从印度调运了几千支土兵使用的旧式火枪。法国人供应了一些单筒马枪。美国的火药装在十磅和二十五磅的小桶里运到非洲。德国向非洲输出马刀和雷管。阿拉伯人向印度高利贷者借劫，年利六分至八分，他们购买猎象的武器。[55]
最有趣的是，恰恰是由于象牙贸易，人们在中非作了多次旅行，并且有许多的发现。探险家们追随着商人的踪迹前进，他们成了真正的最初发现者。巴顿、斯培克、利文斯敦、斯坦利和卡梅郞从阿拉伯人的桑给巴尔首都出发，前去旅行。他们走的是阿拉伯象牙商人所开辟的路线。施魏因富特是沿着英国象牙商人彼得里克的道路前进的[56]，他所调查的地区是依靠象牙贸易才发现的。利文斯敦在刚果河上游见到了商人。喀麦隆于1873年从桑给巴尔出发，他沿着象牙商人所开辟的道路，从东到西横跨非洲。他是这样穿过非洲大陆的第一个欧洲人。斯坦利在第二次旅行期间（1874—1877年）得到黑人大奴隶贩子提普·提布的帮助。在这以前，这个奴隶贩子已经对利文斯敦效过劳了。斯坦利在1887—1889年间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探险，在探险的途程中，他拯救了艾明巴沙[57]和他的黑人妻子的性命。
通过这些旅行家，欧洲人了解到奴隶贸易的技术和这种贸易的意义。这正是在非洲向美洲输出奴隶基本上已经停止的时候。到这时候，人们已经拥有大批的由目击者编写的奴隶贸易纪闻了。
十九世纪下半叶，猎取象牙变成了中非的真正灾难。在人类的历史上，永远也不会有像这样杀人流血和惨无人道的情况。几千里锦绣江山变成了荒漠和废墟，几十万只大象和成千上万的人民同遭屠戮。据统计，在每五个背象牙的脚夫中，只有一个能够活着到达口岸。他们的身体由于饥饿、疾病和旅途艰险而弄得衰弱不堪，他们的确是用自己的骨头铺满了漫长的道路。
“你要知道，这块土地的面积大约等于我们美国密西西必河和伊利诺州以东的那一部分领土。成百上千的匪帮，武装到牙齿的万恶杀人犯，在这块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血腥的恐怖和暴力是这里的主宰。夜里，到处是纵火和破坏。白天，奴隶的商队有着走不尽的旅程。这些奴隶流着鲜血，陷入束手无策的状态，他们完全失掉了脱离苦海的希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几年甚至几十年。”[58]
亨利·莫·斯坦利写道：
“阿拉伯商人手中的每一个象牙，每一枚钱币和每一块东西，都浸满了鲜红的血。每一磅货物都需要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献出生命。每五磅货物要烧掉一个土人的茅舍。每一对象牙要毁掉整个的村庄。每二十个象牙就要把整个地区的居民、村庄和种植场统统消灭干净。为了象牙而杀尽村庄和部落的居民，甚至杀尽整个的民族，听起来仿佛令人难以相信，但事实确是如此。”[59]
黑人哈米德·本·穆罕默德以提普·提布的名字更为人所知，他是最大的奴隶贩子之一。后来，他变成了卡松果国的苏丹和统治者。卡松果位于中非的正中部分，提普·提布使它变成了搜集象牙和猎取奴隶的中心。提普·提布拥有一千支从枪口装弹药的旧式火枪。他一直活到1905年。
由于主张废除象牙贸易和奴隶贸易而出名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利文斯敦，他是废除这种贸易的鼓吹者。另一个是东非的柯尔克，他促进了上述观点的实现。第三个是尼格罗种阿拉伯人巴尔加什，他在实际上结束了桑给巴尔的贸易。这三个人观点不同，利害迥异：利文斯敦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认为贸易和商业是改造人的最良好和最自然的途径。假若他看到今日的南非和罗得西亚，并且了解到欧洲的商业和工业给当地居民带来多大的灾难，他一定会大吃一惊。柯尔克是英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他预见到了殖民主义时代的来临。他对于黑人的发展和进步没有任何关怀的心情，他的真正愿望是加强英国的威力。他坚决相信，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法是取消奴隶贸易和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实行的奴隶劳动，扩大殖民倾地和由英国人控制的奴隶劳动。阿拉伯人的苏丹巴尔加什则清楚地知道：只有同殖民地的统治者英国勾结在一起，将来才能保住他的政权和收入。
我们来看一看废除奴隶贸易和象牙贸易对于欧洲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很有趣的。欧洲和美洲的商业发展得到了推动的力量。远在十八世纪，传教士们就把自己的希望同贸易的扩大结合在一起，他们一面经商，一面传教，却不知两者之间有着天生的矛盾。结果，传教士和商人肩并肩，手拉手地活动起来。利文斯敦就公开说，他给土人带来了商业和福昔。
像“非洲大湖公司”一类的贸易公司，不仅榨取殖民地，而且统治了殖民地。它们向猎取象牙的人供应全套装备，发给他们枪枝，同时拥有按规定价格收购象牙的权利。阿尔弗雷德·沙普和卢加德就是在这些地方，以职业猎象牙人起家的。十九世纪中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葡萄牙的商人纷纷涌入非洲，他们给阿拉伯人统治非洲大陆的整个时期的奴隶和象牙贸易史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当商人云集非洲、买卖最盛时期，每年从桑给巴尔输出三万名奴隶，另外还有十万名不等到达口岸上船就死掉了。
正是在这时候，英国的国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反对阿拉伯人在东非和中非的奴隶贸易变成了建立不列颠帝国的手段之一。由于英国企图废除在非洲的奴隶贸易和象牙贸易，人们就忘记了它在建立美洲的现代奴隶制度时所起的恶劣作用。但是，英国所以有这种企图，也有它的自私目的：它要建立一个由它剥削的巨大非洲殖民地，一方面利用当地居民的廉价劳动，一方面出售非洲的原料并为自己的商品开辟新的市场。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的时代过去了，殖民主义和反对奴隶制度的时代来临了，但是，不论是前一个时代或后一个时代，人们的动机和要求是一样的，就是渴望投资获得更多的利润。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剥削所特有的一出悲剧：右手不知道左手制成了什么东西，但是它仍旧马上就去狠狠地抓住这个牺牲品。投资者既不知道又不关心自己收入的来源，而被奴役和被压迫的工人却永远也得不到他应得的报酬，甚至不知道他的劳动果实有什么价值（因为很快就被别人夺去了）。不论是上流社会或者是伟大的艺术家，都看不见钢琴键上的斑斑血迹。一个风流公子夸耀他在打弹子时取得胜利，但是他听不见在光滑圆润、富有弹性的台球后面，那些内心善良的半驯服的野兽所发出的悲痛的吼声。人们冷酷无情地每年使五万头至七万五千头这样的野兽缓慢而苦痛地死亡。野兽的牙用作文明的装饰品，由三万名黑奴背着运送，他们耷拉着脑袋，慢慢地迈开用链子锁着的两只脚，向前移动。他们的身后还留下十万多具死尸、被毁和被焚的房屋。
伦敦成为象牙贸易的中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有大批的利润从美国的种植场——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棉花王国”——源源不断地流入纽约和曼彻斯特。从那时候开始，在民兴巷[60]就已经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买卖象牙的交易了。象牙输入伦敦的增长情况如下：
年份
年平均输入额（单位：吨）
1788—1798年
100
1827年
60
1845—1849年
294
1870—1874年
627
1880—1884年
514
这意味着，在贸易最殷盛的时期，每年打死了七万五千头象。有一个得意洋洋的猎人写了一篇打死母象的笔记。笔记中说：“猎人们打死了母象的孩子。它怒吼一声，猛扑过来。母象向我们连扑了三、四次。大家使它身上中的枪伤越来越多。它满身是血，在人们面前忽然僵住不动了。最后，经过一刹那的决斗，它摇摇摆摆地慢步走开了。过了不久，它的腿一弯，倒在地上死掉了。”许多年以后，人们在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在用这只母象的长牙制成的优美琴键上，弹奏着《月光奏鸣曲》。但是，不论是钢琴的键盘，或者是美妙的音乐，都不能洗刷杀死母象的罪恶。
人们把原料从伦敦的市场上运到爱奥里顿和库涅狄格，用它制作台球的弹子、纲琴的琴键和优美的小装饰品，美国的大资本家们用各种各样的秘密的和间接的方法，把火药和枪枝运给猎取奴隶的阿拉伯人和尼格罗人。他们以阿拉伯人和尼格罗人认为高得出奇的价钱，向这些猎户购买象牙。跟随着奴隶贩子前去的是探险家们，他们向全世界揭示了非洲的丰富资源和非洲的无穷无尽的劳动潜力。在探险家以后前去的是传教士们，他们大声疾呼地、很严厉地谴责了奴隶制度，但是他们只字不提（甚至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的国富民强是以输入伦敦和布法罗的象牙为基础的。
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大工业资本家们认为有了新的投资机会。他们感觉到：他们可以把阿拉伯人和黑人贩卖象牙的收入抢到自己手里；他们依靠英国宗教界和世界宗教界的帮助，可以把整个非洲——从好望角一直到开罗——划入帝国的版图，这不仅能把象牙贸易的小小收入掌握到自己手里，而且能把从非洲输出香料、黄金、钻石和铜的更大得多的利润掌握到自己手里；他们可以用当地的黑人劳动（他们的工资只等于欧美白种工人的10%至50%）代替已组成为浪费的奴隶制度，并且使白种工人感到高兴，因为这一切勾当都能够用上帝的名义和白种人优越的谎话来进行。实际上，他们也就这样做了。
于是，殖民帝国主义出现了。从当时一些显赫人物的私人生活史中，就可以看出殖民帝国主义的形成过程。弗烈德里克·斯·塞路斯最初以猎象为业，后来奴役马貂纳兰的各民族，他把这些民族和马貂纳兰的矿产资源一并划入了不列颠帝国的版图。弗烈德里克·大·卢加德起初在印度、缅甸和苏丹打仗；接着，他以一个著名猎兽家的身分进入东非，在那里，他从“非洲大湖公司”领到武器，一方面猎象，一方面参加奴隶贸易和象牙贸易。后来，他再在东非出现时，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反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统治的斗士和传教士的保护者了；过了不久，他充当“英属东非公司”的代理人，将乌干达并入不列颠帝国的版图。由于这些功劳，英国人认为他是建立不列颠帝国的最伟大的斗士，把他派到西非去加速消灭苏丹文化的残余。在这里，他以相当敏锐的眼光得出结论说：征服这些民族的最简便途径就是保存他们的部落管理形式，而由不列颠帝国控制贸易和外交。因此，他发明了“间接统治术”，变成英国驻西非的总督。后来，他卸任回国，仍由西非支付年金；他被认为是非洲问题的最高权威，死时已封为英国的勋爵。
所有这一切，对于非洲的黑皮肤居民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在过去，人们主要是注意详细描写肉体的苦痛、烧杀和抢掠，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它们所带来的后果——更严重和更深刻的社会衰落。首先我们要指出，问题不仅在于这些事情为大批剽悍的班图人在从撒哈拉一直到好望角的整个非洲大陆上的劫掠性迁移打开了道路，这个巨大而长期的迁移具有有组织的侵略和掠夺活动的性质。我们还知道一些野蛮部落（例如雅加人）也曾进行过猖狂的、猛烈的攻击，但是，还应该记住：奴隶贸易破坏了非洲社会的自然发展。黑人的生活方式完全抵挡不住政治组织和创建帝国的野心。在新的情况下，畜牧和农业已经完全没有发展的可能。黑人们不得不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不得不到人迹不到、野兽群居的土地上去。“不论怎样令人伤心，我们也必须承认，居住在海岸附近的黑人民族的退化是欧洲奴隶贸易扩展的直接后果。达荷美和贝宁的奴隶生活是土著酋长的残暴行为的残余，在一百年前，这些曾长曾经向英国和荷兰商人供售奴隶，作为白人种植场的牺牲品。”[61]
在十九世纪，查卡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纪律严明的军队，这是班图人的运动的最高潮。这支军队虽然只拿着标枪，但是几乎粉碎了持有机关枪的军队。后来，西非海岸也发生了变化。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一些穷兵黩武的、新兴的比较强大的国家（如达荷美）摧毁和吞并了具有复杂社会结构、十分有计划的手工业和高度艺术的城邦。阿散蒂人以前从事和平的手工艺和艺术，他们当时取得的成就从来没有他们后来为奴隶贸易当中介人时所取得的成就那么大。
在提普·提布一类的黑人的领导下，东非的奴隶贸易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欧洲人在进行贸易时，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利润。对于非洲的生活来说，“锱铢必较”的原期本是完全陌生的，但是它在不知不觉之中渗入了非洲，而且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从前，在非洲的部落中间，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中间盛行着家庭奴隶制度，这种制度采取比较温和的强迫形式，人佣并不认为一个奴隶的儿子当国王、政治家或诗人是什么不体面的事情；可是后来，劳动繁重不堪的真正奴隶制度代替了家庭奴隶制度。苏丹文化的成就可以证明在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时候，非洲文明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惜这种发展被打断了，接踵而来的是混乱、破坏和死亡。
在西非海岸，在关于大西岛[62]的传说仍然流行的地方，在贝宁族杀人祭祀主神朱朱的习惯和创造优美青铜雕像的艺术很有趣地同时并存的地方，很容易看出衰落的情况。在田卡迪布战役之后衰亡的苏丹地区各大王国和帝国不仅仅遭受柏柏尔人入侵者的可怕袭击（柏柏尔人向东移动，在苏丹地区建立了加涅姆和博尔努王国及丰吉人国家），它们还同尼罗河谷发生接触，对伊斯兰教的一种最丑恶的现象进行激烈的斗争。
班图族的游牧部落一直南下，侵入刚果和津巴布韦。非洲的手工艺，首先是要求有风格和技巧的手工艺，逐渐衰落，直到完全消失。廉价的欧洲商品涌入非洲大陆，当地的生产受不住竞争，日见萎缩。糖酒和杜松子酒代替了非洲制造的烈性较小的饮料。在比较便宜的曼彻斯特假细竹布的竞争之下，非洲的上等花毛布、锦缎和丝绒都不见影子了。后来，人们完全忘掉了它们的织造方法。
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非洲家庭的分崩瓦解，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传教士们向古代非洲氏族猖狂进攻的信号。成群的投资家们随着传教士向前移动，他们竭力为金矿、钻石矿、铜矿、锡矿、油棕和可可种植场寻求廉价的劳动力。家庭的威信被破坏了；氏族的威信和传统被推翻了；声势赫赫的酋长变成了白种人地方官的奴仆。过去的宗教变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过去的文化和道德标准失掉力量，或者根本消失了；全非洲的居民逐渐沾染上了一系列的恶习，他们讨厌自己的肤色，尊重白色的皮肤，盲目模仿白种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不管这种方式方法是好是坏，还是平平常常。十九世纪末，非洲的一切方面都呈现衰落的现象，只有人们有计划地这样做，才会达到如此不堪的程度。继承千年高度人类文化的部落酋长们，在欧洲人的讥笑声中，给自己的脑袋戴上了贴有伦敦商标的破旧的大礼帽。
弗罗贝尼乌斯在他所著的《非洲文明史》中写道：“当他们（中世纪末最初的欧洲航海家）驶入几内亚湾，在瓦伊达登陆的时候，船长们很惊异地观看着整洁的街道，在几里格[63]的街道两旁都栽着树木；沿着海岸走许多天，一直是精耕细作的田地。这个国家的居民穿着美丽的衣服，缝衣服的布匹是他们自己织的。再往南，到了刚果王国，他们看到成群结队的人们都穿着丝织和毛织的衣服；事无巨细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巨大国家，威风凛凛的统治者，多种多样的手工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些国家达到了很高的文明阶段。非洲东海岸（例如莫三鼻给）的情况也完全一样。
“十五至十六世纪航海家的见闻是一种无可争议的证据，它证明：当欧洲征服者开始侵略的时候，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光辉灿烂、和谐优美的文明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的铁蹄把这种文明完全踏碎了。美洲新成立的国家需要奴隶，非洲不得不给他们送去，每个船舱里要装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奴隶，挤得连风也不透。但是，不论在什么时候，奴隶贸易也不是有天良的人所能干的勾当，因此，需要为之辩解。这样，黑人就变成了半牲畜，变成了一种商品。为了上述的目的，欧洲人就臆造出了拜物（fetich，源出葡萄牙文feticeiro）的观念，拿它作为非洲宗教的标志。我在非洲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亲眼看见黑人拜物。关于‘黑人野蛮’的想法是欧洲人虚构出来的，后来，这个谎话在欧洲一值流行到二十世纪初。”[64]
※※※
已经被欧美世界掠夺了五百年之久的这些黑人，过去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人们为了替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辩护，为了建造资本主义工业和殖民帝国主义的大厦，把非洲和黑人几乎完全从人类生活中勾销了。现代的科学思想剥夺了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一切非洲人都为欧洲或亚洲的各民族服劳役。非洲不再是世界上具有平等权利的一部分，因为掠夺它的欧美世界为了掩饰自己所干的坏事，硬说他们所危害的对象不是人，而是没灵魂的东西。
在全世界乌云密布的今天，我想要使非洲的历史恢复原有的面貌。我想要讲讲被歪曲的科学还没有能够掩盖或者丢掉的一切。我想引古证今。我知道，这种办法是多么不得人心。我们这些现代人，我们这些“聪明人里的聪明人”，来翻那已经死去的过去又有什么好处呢？但是，“如果同长眠地下的许多部落相比，那么，今天蹂躏地球的人不过是一小撮而已”，在我们的这些弟兄们过去力图解决的种种任务面前，我们不是最愚蠢的瞎子又是什么呢？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忘掉他们呢？
我还记得，有一回，我把我写的一篇开头引用上一世纪经验的文章交给一位编辑。他说：“您放下历史吧，还是写一些现代的事情吧。”当时我心里产生这样一种感情：仿佛我要不远千里而来，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衣领，对他说：“蠢驴啊，蠢驴啊！你果具不懂得过去就是现在，没有过去就完全没有现在吗？你果真不明白同无数的死者相此，生者只不过是小小的尘埃吗？”
[1]马利奥尔卡岛（Mallorca），在地中海，现属西班牙。——译者
[2]航海家亨利——葡萄牙亲王，国王胡安一世的儿子，他为调查和掠夺非洲西北沿岸，以及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组织了几次海上探险。——俄译本编者
[3]参看马丽·威廉明娜·威廉斯（MaryWilhelminaWmiams）关于奴录制度的论文，见EncyclopedisoftheSocialSciences，NewYork，MacmillanCo.，1934，vol.14，P.80.
关于其他事实和引证，参看JohnW.Blake，EuropeanBeginningsinWestAfrica，NewYork，Longmans，Green&Co.，1937。
[4]约翰四世和约翰六世，均为葡萄牙国王。——译者
[5]美第奇家族——从1434年至1737年在佛罗伦萨进行统治的封建家族。——译者
[6]约瑟夫二世（1741—1790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译者
[7]克列彼（Crepy），又称克列斯彼（Crespy），法国北部的村庄名，世界大战时被毁。——译者
[8]科里尼（GasparddeColigny，1519—1572年），新教徒的首领，被旧教徒杀害。——译者
[9]胡格诺教徒（Huguenots），法国的新教徒。——译者
[10]玛丽亚（MariaStuart，1542—1587年），苏格兰女王，后为法国女王。——译者
[11]即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I，1533—1603年），英国都铎王朝的末代女王（1558—1603年），曾击败西班牙舰队，确立英国的海上霸权。——译者
[12]弗劳德（JamesAnthenyFroude，1818—1894年），英国的历史学家，传记作家，散文家。——译者
[13]ChapmanCohen，Christianity，SlaveryandLabour，London，PioneerPress，1931，P.46—47.
[14]加尔文教是基督教主要宗派之一，产生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教徒主要在英、美、荷兰、瑞士等国。——译者．
[15]公元十三到十七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参加的城市达一百六十个。1669年完全解体。——译者
[16]1526年巴卑尔所创立的伊斯兰教国家，亚格伯统治时期（1556—1605年）达到全盛。——译者
[17]ChapmanCohen，前引书，第44页。
[18]亚历山大六世（1431年生），1492—1503年的罗马教皇。——译者
[19]这里指的是利奥十世，1513—1521年的罗马教皇。——译者
[20]即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年），中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首领。——译者
[21]骑士——英国贵族的称号之一。——俄译本编者
[22]1701—1714年为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法国、西班牙和巴伐利亚，另一方是英国、荷兰、奥地利和葡萄牙。最后以《乌得勒支和约》结束战争。——译者
[23]1756—1763年间，英国、普鲁上、汉诺威的国家集团与法国、俄国、奥地利、瑞典、西班牙国家集团，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进行的战争。最后签订《胡贝尔茨堡和约》和《巴黎和约》。——译者
[24]指英国根据1713年乌特勒希特和约取得的为期三十年的权利。——俄译本编者
[25]普拉西是印度加尔各答北83公里的村落。1757年6月23日，英国殖民主义者克莱武在这里击败孟加拉国印度总督锡拉志·乌德·达乌篇拉。——译者
[26]豪伊特（AlfredWilllamHowitt,1830—1908年），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译者
[27]Howitt，前引书，第309—310页。
[28]同上，第262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48—949页。
[3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59—960页。
[31]同上书，第960—961页。
[32]EricWilliams，CapitaliamandSlavery，ChapelHill，N.C.，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44，p.52.
[33]伍德（Wood，WilliamCharlesHenry，1864年生），加拿大的历史学家。——译者
[34]EricWilliams，前引书，第51页。
[35]这个后裔指海尔伍德（Harewood，HenryGcorgeCharlesLascelles，1882年生），英国军人，英王乔治五世的女婿。——译者
[36]即老庇特（ChathamWulliamPitt，1708—1778年），自1756年至1768年三度出任英国首相，为英殖民帝国奠基人之一。——译者
[37]罗伯特·布朗宁（RobertBrowning,1812—1889年）、芭雷特·布朗宁（ElizationBarrettBrowning，1806—1861年）夫妇，同为英国诗人，前者著有《戏剧抒情诗》等，后者著有《奥罗娜·丽》等．——译者
[38]可能指小庇特（WilliamPitt）1759—1806年），两度任英国首相，为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译者
[39]德范南特——《DiscoursesonthePublicRevenues》（1698年发表于伦敦）的作者。
[40]EricWilliams，前引书，第53页。
[41]BryanEdwards，TheHistory，CivilandCommercial，oftheBritishColoniesinthewestIndies，Philadelphia，JamesHumphreys，1805，vol.I，P.340.
[42]维贝尔福斯（WilliaamWilberforce，1759—1833年），英国慈善家，1780年当选为下院议员。——译者
[43]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L’Ouverture，1743—1803年），黑人，1796—1802年海地革命的领导者。——译者
[44]沙普（GranvilleSharp，1735—1813年），英国的废除奴隶制度论者，曾经创立”废除奴录制度协会”。——译者
[45]EricWilliams，前引书第50页。
[46]Ingram，HistoryofSlaveryandSerfdom，London，1895，p.152.
[47]GoldwinSmith，TheUnitedKingdom，APoliticalHistory，vol.II，p.247.
[48]美以美会——美国基督教卫斯理宗的一个派别，1939年，与监理公会、美普会合并为卫理公会。——译者
[49]浸礼会——基督教主要宗派之一。受洗者须全身入水，叫做浸礼，故称。——译者
[50]教友会——英美基督教之一派。——译者
[51]LelandJenks，MigrationsofBritishCapitalto1875，NewYork，AlfredA.Knopf，1927，p.64.222.
[52]所罗门（Sololomn），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的国王。——译者
[53]这段故事见《圣经》中译本《以西结书》的第27章。——译者
[54]塞路斯（Selous，FrederickCourtenay，1851—1917年），英国著作家，1872—1890年在中非洲进行殖民活动。后来在非洲被击毙。卢加德（Lugard，FrederickJohnPeoltray，1858年生），英国的殖民地官僚。曾任香港总督。1912—1919年任尼日利亚总督。——译者
[55]E.D.Moore，Ivory，ScourgeofAfrica，Newyork，Harper&Brothers，1931，p.543..
[56]巴顿·理查德·弗兰西斯（1821—1890年）——英国的旅行家和作家，斯培克，约翰·汉宁（1827—1864年）——英国的非洲探险家，施魏因富特，乔治·奥古斯特（1836—1925年）——德国的旅行家。——俄译本偏者
[57]艾明巴沙——真名为爱德华·什尼采尔（1840—1892年），德国的非洲探险家。——俄译本偏者
[58]E.D.Moore，前引书，第63页。
[59]HenryM.Stanley，InDarkestAfrica，NewYork，CharlesScribner’s，1891，vol.I，P.240.
[60]民兴巷为伦教的一条街。——俄译者
[61]WillamH.Woodward，AshortHistoryoftheBdtishEmpire，London，CambddgeUniversltyPress，1924，p.307.
[62]根据古希腊传说，大西洋内曾经有一个大岛，居民是强大的文明部落。后来由于地震，这个岛消失到海中了。科学家们多次研究，至今还未能证明实际上存在过这个岛。——译者
[63]里格——长度单位，等于4.83公里。——俄译者
[64]弗罗贝尼乌斯（LeoFrobenius），《非洲文明史》（HistoiredelaCivilisationAfricaine），贝克和爱尔蒙特从德文译成法文，巴黎1936年第6版第56页。这部著作没有译成英文。我从这部书里引证很多，因为这位伟大的非洲学家已经去世，而德文原版也成了只在图书馆才有的珍本。 |
第九章白种人称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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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白种人称霸世界
使欧洲的霸权在二十世纪崩溃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的展品所显示的欧洲帝国主义的真正本质又是什么？
法国不仅是艺术的捍卫者。在那里，到处是谎言，到处是虚伪的礼节，真理被歪曲，民族天才的创造被拍卖；法国不惜以任何代价追求财富和权力。
德国不仅是科学繁荣的象征。我记得，1890年我在一位德国教授的家里住过，这位教授对发了财的企业主们表示蔑视。他有一次在埃森柏赫的一家啤酒馆里（在路德的瓦尔特堡[1]下面），无意中听到一群企业主的谈话。他以嘲视的口吻说，他们的谈话是“纯粹的生意经”。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诞生中的新德国正在迫使德国科学为一个主要目的——积累财富和增强实力服务。
美国极力争取自由，但它所指的自由是使用一切手段（除公开使用暴力）来发财致富的自由，是废除民主制度、不叫工人向企业主和投资者提出任何要求的自由。
法国、德国和美国这些世界文明的中心，非常羡慕英国在帝国殖民体系基础上形成的财富和威力。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打算了解欧洲帝国主义的人，必须首先了解受奴役的人民的状况。在欧洲和美国，劳动阶级也受压迫，他们住在用民主装点门面的城市贫民窟里，受着虚伪理想的熏陶。这种理想颂扬企业家大发横财，使百万富翁成了现代生活的风头人物，并教导青年们说：成功就是发财。英国贫民窟的存在，特别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差别：住在贫民窟的人和英国贵族使用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风度和思想。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里，明显地反映出了人生的目标和榜样，这就是家财万贯、奴仆成群的贵族。直到今天，英国的管家仍然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人物。
因此，出现了“优等种族”希，这种理瀚的内容是：根据天生的权利和天赋的尊贵，少数欧洲民族乃是人类的统治者，是他们所压迫的劳动阶级的统治者，是上天赐给黄种人、棕种人和黑种人的统治者，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思维方式产生了许多悖谬现象，但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又正是人们不想解决这些悖谬现象。宗教方面的悖谬现象可以归结为一方面宣扬“金律”[2]，一方面又宣称必须使用武力强迫人们安分，即一方面宣扬“白种人的使命”，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另一方面又力图利用饥饿、流行病和种姓隔离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有人硬说，为拯救人类中的少数人的文明，即独享文化财富的贵族的文明，大多数人注定应当挨饿。
民主制度崩溃了：口头上承认民权思想，实际上人民群众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受着贫困所引起的疾病和无知的折磨。这一切已经达到使一个人无力在现代企业里工作的程度。
对待和平问题也是悖谬的。记得还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在“阿斯托耳”旅馆听过安德鲁·卡内基[3]对他所创立的和乎协会的会具演讲。当时，意大利和土耳其已经交战，可是卡内基却泰然自若地说，我们应当关心的不是次等民族间的和平，而是如何保持大国间的和平。我离开了会场。我知道，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事件的进程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为了争夺对弱小民族的统治，各大国参加了战争。
十九世纪和平运动的悖谬现象，是对欧洲文明的一个绝妙的注释。在整个十九世纪，世界上没有一年不打仗的。几乎所有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奴役殖民地人民。战争是由欧洲列强进行的。在和平运动盛极一时的期间进行的地方性战争，至少有一百五十次。当时的和平运动只是为了维持欧洲和平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和平。但是，欧洲国家每个都想称霸世界，彼此猜疑，各自拥有常备军，军费逐年增加，使常备军越来越带有可怕和危险的性质。
贩卖非洲奴隶，是使欧洲朝着错误方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歪曲奴隶贩卖的真正历史和意义，并把它在世界历史中应占的重要地位贬得一文不值，有些人煞费了苦心。
贩卖非洲奴隶和在美洲奴役黑人，对欧洲人的世界观及其文化发生了影响，其表现为：他们开始轻视人的劳动，不再尊重人类本身。诚然，在古代世界，劳动也绝对不受重视。除少数例外，劳动到处被蔑视、被奴役和受折磨。不过，也有反抗的情绪，并且随着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亚洲和非洲照亮欧洲中世纪黑暗的火炬）的到来，人类的面前出现了新的希望。以崇拜自我牺牲精神为基础的新的宗教因素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形成：在耶稣降生以前五百年，佛陀就提出了自兼的思想，耶稣之后六百年，穆罕默德又宣布了人人平等。
由于欧洲的功劳而出现的新大陆，被发现在夕阳西下的方向。贩卖非洲奴隶和在南北美奴役黑人，成了发现新大陆的命中注定的结果。新的残暴行为发生了，世界看到了人类狠毒的新表现，人的劳动遭到了新的贱视。奴隶劳动创造的财富的大量集中，贪婪的无限增长，生产新农作物的国际公司的诞生，工业中新技术的出现，全世界范围的贸易——这一切，只有更加锈惑人们贱视人的劳动。
当欧洲开始对美有新的理解、对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抱新态度的时候，当劳动人民开始要求给予他们以选择工作和享受劳动成果的权利的时候，无法无天的贪婪却达到了新的高潮，劳动创造的无数财富被它攫取和垄断了。劳动受到贱视，人类充满轻蔑，“种族论”产生了。“普遍”劳动学说流行起来：人类被划分为优、劣两个等极，劣等人为优等人干活，优等人是成色十足的人，而劣等人不过是半个人，甚至还不够半个人。当然，白种人中也有“劣等阶级”，但他们可以比得上肤色较暗的劣等人种中的优等阶层。既然如此，白种人“劣等阶级”中的个别人物，就有可能上升到与统治阶叙同等的地位。但是，对于“黑皮佬”来说，这种平等是不存在的。基督教的教会，即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会都遵循这个原则，起初以“迦南当受咒祖”[4]来威胁黑人异教徒，然后向他们灌输在改宗“真正”信仰以后可以有平等的希望，最后又默然同意他们应该永远当奴隶。
在十九世纪，劳动阶级的实力增长了，争取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的搏斗更加激烈了。但是，由于普遍认为劳动是下等事，是劣等民族的本分，这个运动虽然开展得比较蓬勃，搏斗也进行得比较激烈，但是成就却是比较少的，它们远远没有达到财富集中所达到的那种规模。阔绰是优等人的命、贫穷是其余人的命——这种说法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此外，人们认为欧洲的白种人有权依靠世界有色人的劳动和财富过活，是理所当然的。
科学、宗教、政府和工业，都曾以证明这种观点正确为使命。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把肤色、种族、奴隶地位和退化等等不可分割地结合在“黑人”这一概念里。白种人被描绘成“纯粹的”和优等的种族，黑种人被描绘成“不纯的”、低贱的、当然也是劣等的种族；并且断言，在虚伪和胆怯方面，黄种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像黑种人一样低贱。人种混合被认为是退化和文化落后的主要原因。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伟大的东西，一切卓越的事业，一切真正的成就，都归功于白种人。
为了证明这种输点正确，甚至连印度和非洲的一些有进步倾向的黑种民族也算作“白种人”。另一方面，如果有色人种有任何进步的话，那么这不是由于他们很早以前或现在混有白种人的血，就是因为受到白种人文明的影响。
这种不合逻辑的说法对科学发生了很大影响，使科学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有些人出尔反尔地一方面宣称混血种是低劣的人，因而反对人种的混合，另一方面又把仲马[5]、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6]或布克尔·华盛顿[7]等人的伟大，归因于他们的血管里流着一定的白种人血液。
人们起先是有意识地在历史上撒谎，牺牲尼格罗人来歪曲历史，后来这套办法成了传统，广泛流行，以致人们不再研究非洲的历史，大家都忘了门农是什么肤色；在考古学、历史学和研究伟人．生平的科学中，以及在生物学、生理学和社会学中，人们费尽心机，企图证明种族歧视具有科学根据这一流行说法的正确性。
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铁的冶炼方法，社会组织原则，更别说政治生活和民主制度原则了——这一切都被不知羞耻地说成是白种人和欧洲北方人种的功劳。宗教界的一些中坚人物，为他们能根据达尔文、戈宾诺[8]和赖斯纳的科学来论证宗教可以离开基督的道德和放弃博爱思想而沾沾自喜。
这种观念和由这种观念得出的“科学”结论以及根据这种观念对世界上有色人种采取的道德制裁，其后果乃是真正的灾难，然而它们最终给欧洲工人带来的后果还要更坏。欧洲工人的目标和理想被歪曲了。他们只想发财，根本不想成为真正的人；他们现在不考虑公共福利，只希望拥有统治他人的个人权力[9]。他们不喜欢人类，并仇视“黑皮佬”。在美国同西班牙的战争以后，我们的最高专员曾以“我们的棕色小弟弟”的名义向美国发出呼吁，可是白人工人却回答了这样两句诗：
他可以是威廉·霍·塔夫脱[10]本人的兄弟，
可他永远不能是我的兄弟。
继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和在中世犯黑暗年代产生而在文艺复兴时代大放异彩的博爱思想占优势的时期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时人们开始向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白人工人灌输关于工资铁律[11]的思想，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论”时髦起来，反对年轻的工会的残酷斗争开始了。教育事业的初步成就，特别是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产生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想也想不到的对统性矛盾。这是一场激烈的搏斗，它使阶级斗争尖锐化了，使共产主义思想初次蓬勃地实际表现出来了，引起了革命的初步尝拭。帮工和工头的团结一致，基督教上的富人对穷人的同情，中世纪的慈悲——所有这一切都被曲解了：穷是游手好问和为非作歹的结果，富是行善和勤勉的报酬。被压迫的黄种人和黑种人所处的地位，是白种人根据本身需要不得不留给劣等人的地位。各国的工人吸收了富人、投资者和工业巨头提出和大力推广的这些卑鄙龌龊的思想。
在世界个别地方，特别是在美国南部，这种观念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同在工厂里对白人的剥削相此，毫不掩盖地奴役黑人成了更加有利的经营方式。于是，采用这种方式经撇生产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而在有色人居民占多数的地方，当然更要加以推测。早在1861年以前约五十年，南方一些大胆人物就梦想在美洲热带地区建立一个奴隶制帝国，然后逐步吞并全世界。这个方案的作者，不想就这个问题征求白人劳动者的意见，但却规划了他们的前途。根据这个方案，他们将来不是上升就得下降：或者强迫他们加入当政的企业主阶级，或者迫使他们象南部各州的白色穷人一样，同奴隶一起工作，受奴隶一样的待遇。
这种哲学在欧洲找到了同情者。毫无疑问，在美国南北战争初期，英国、也许还有法国和德国的势力集团大多数都支持美国的南方人，并且严厉谴责在欧洲争夺世界霸权的残酷斗争中对“黑皮佬”——“半猿半人”——有任何温情主义的“同情”表现。白种人的残酷无情，到了瘟狂程度。他们采取了种种必要措施，来防止白种人对被压迫者过于同情，比如不让妇女、儿童和其他心地善良的人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即本国的贫民窟以及亚洲、非洲和两洲附近岛屿上到处发生的事情。欧洲的上帝选民被经过仔细挑选的把真理歪曲得面目全非的书籍所麻醉，受所谓“专家们”的意见的迷惑，因而不了解自己的舒适和豪华生活是以世界各地和本国到处可见的血汗、死亡和绝望为基础的。
“高雅的文化”创造出来了：心平气和、温柔敦厚的文学提出一些使富人和显贵“激动”的细微末节的理性问题，不厌其详地讨论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但完全避而不谈法治、仁爱、正义和真实的问题。这一切如此牢固地灌进了人们的脑海里，以致他们连亲自看到和感到的东西也不相信了。白种人也永远是“美的”，甚至象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相貌丑陋的人也是美的，但是象杜桑·卢维杜尔和孟尼利克[12]这样人，则因为他们的肤色黑而被认为是丑八怪。
欧洲“绅士”的概念形成了。这种人受过良好教育，养尊处优，衣着华美，有骑士般的正直，无限英勇，甚至视死如归。但是，这种人同时冷酷无情，用机枪扫射手持镖枪的非洲人，用鞭子毒打“黑皮佬”。这种人满口仁义道德，视“金律”为理想，但实际行动却与此相反：他们在白种人国内，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不仅在公务生活和企业活动方面，而且在日常生活方面，都允许自己享受撒谎、杀人、盗窃、奸淫、诈骗之“乐”，其罪行不亚于纳粹分子在波兰和俄国所犯下的震动世界的暴行。
为了“发展和捍卫天生要统治世界的优等种族”，拥有基督教文明的欧洲长期以来一直采用象建立集中营、屠杀和残害成千上万的人民、粗暴地污辱妇女、使儿童道德堕落等等纳粹暴行，来镇压世界各地的有色人。
在欧洲和美国，除了优等种族的思想之外，还形成了关于富裕和豪华的最高理想，这种理想的体现者是有“独立”收入的人。这种人不必“靠工资过活”，可以穷奢极欲，不受道德和物质方面的一切限制。这样的人成了长篇小说、剧本和传奇故事的主人公。他们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非洲，拥有金刚石、黄金、铜、锡、象牙、红木、棕榈油和可可等财富，总之，凡是地下藏的，地上长的，和能从土著居民身上榨取的血汗，都被他们运往欧洲，然后让工资奴隶进行加工，这些工资奴隶过去从未得到，而且正如李嘉图所说，今后也永远得不到足以使他们受教育和保持健康的收入。然后，这些财富在欧洲又落入娼妇和赌棍的手里，或进入靠艺术、文学和戏剧发财的老板的腰包。
畸形可怕的城市产生了。在城市里，形成了犯罪、疾病和苦难的文明。然而在受麻醉的人们看来，这些城市妙不可言，它们有着广阔而漂亮的大马路，幸运的人和富翁住在这里尽可吃喝玩乐。创造民族英雄十分简单：只要忘记他们的罪恶，把他们吹捧为道德的典范就行了。比如，格莱斯顿[13]的功业与奴隶制度无关，到过中国的那位戈登不是醉鬼，而威廉·庇特[14]则从一个国际骗子变成了伟大的爱国者。教育的目的不是使青年认识真正的真理，而是叫他们学习他们必须知道、而且必须根据世界统治者的意志时刻遵循的篡改过的真理。
换句话说，财富是用贫困作代价换来的，这不仅是非洲奴隶和亚洲债农的贫困，而且也是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工人群众的贫困。艺术（建筑、绘画和文学）变成了下流而颓废的东西。文学变成了愤世嫉俗，因而也是悲观主义的东西。宗教变成了社交俱乐部：有教养的人出入于豪华的教堂，给穷人布施。每逢礼拜天，他们便去听“温柔的人有福”，“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有人打你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施舍者有福，接受施舍者无福”等等说教。他们听的是一套，可是行的却完全是另一套：“强权就是真理”，“不是骗人，就是被骗”，“不是杀死敌人，就是被敌人杀死”，“只要能逃过宽大的法律，就可以用任何手段和代价去发财”。这就是十九世纪领导人类文明并安然看着亚洲和非洲在苦难中挣扎的欧洲堕落的真实情景。
最令人震惊的，是欧洲人对待妇女的态度。白种人一方面颂扬妇女的真节，另一方面又使卖淫普遍盛行。一方面高喊母性光荣，另一方面却实行晚婚，使用避孕药剂减少生育。因此，法国的人口不再增长，整个欧洲的人口增长率锐减。此外，如果考虑到离婚已达到真正灾难的地步，那么白种人的前途便大有问题了。白人男子对待有色人妇女的态度，激起了全世界特别的愤怒。美国的种植园主，包括某些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在内，遗弃了自己成群的有色子女，使他们常常被出卖为奴隶。
英国的教友会教徒威廉·豪伊特（1792—1879）在十九世纪初到过澳大利亚和东方其他国家，写下了他的观感。关于欧洲人对待印度妇女的态度，他写道：“对待妇女的态度，简直无法以文字来形容。欧洲人公然使用暴力，把她们从宗教所尊重的、因而外人不得入内的深闺里强拉出来，剥光衣服让大家观看。姑娘们被拖到了法院里，也许，她们在这里会得到保护吧，但实际上休想得到保护。在这里，竟当着司法人员、在光天化日和众目睽睽之下，对柔弱纯朴的姑娘施加暴行。她们的母亲也遭到同样的凌辱。不过，前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后者是在地牢的阴暗角落里被污辱的。许多姑娘被人用破开的竹子夹她们的乳头，一直把乳头拔下来。接着发生的可怕而令人难堪的情景，更不是人类的语言所能形容的了。看了这些骇人听闻的野蛮卑鄙行为，我们几乎不能相信我们是在英国政府管理下的地区里，也几乎无法想象英国官吏为了向当地居民勒索捐税以充实英国的国库，竟然干出这些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15]
但是，只写当时欧洲堕落的一方面也是不公正的。当时，也有一些勇敢的人起来反对残暴，大声疾呼地提出愤怒的抗议。他们为消灭贫困、无知和疾病进行了斗争。在公立学校的课堂里，在竞选期间，也可以听到争取精神高涨和自由的号召。妇女和工人的选举权得到了扩大，黑人开始享有较多的自由。但是，为未来着想的人们只得到了局部的有限成就。种族压迫、贵族高傲和财富集中的思想，仍然占居优势，仍然获得胜利。教会逃避穷人和黑人，躲进了城市的贵族区里。耶稣一则以笑，一则以哭。
二十世纪初期，白种人的欧洲被认为世界的主人，白种民族几乎到处自以为是统治者，其余的世界全是为他们而存在的。欧洲人颂扬白种人欧洲之不知分寸，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的诗人们在《当代优秀作品选集》里自吹自擂：“欧洲的五十年胜过中国的一百年”[16]。
在家庭里和学校里，编出了一套关于白种人的神话，说白种人是强大而威风凛凛的巨人，他有高度的智慧、明晰的头脑和无穷的生命力，引导世界达到了人类文化的高不可攀的顶峰。可是，过了不到半个世纪，这尊自我吹嘘的美妙塑像就倒塌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绝对不是因为实力不够。白种人欧洲和北美的实力，是无可置疑的。它们在科学上占有统治地位。只有英、法、德、意的作家的作品，以及西班牙和美国个别作家的作品，才被认为是值得称为文学的作品。以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几个主要教派为代表的基督教，被认为唯一的真正宗教。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神道[17]教徒及其他教徒，都被视为异教徒。
白人的实力，最明显地表现在经济方面。高度发达的工业，现代技术，技术专家和熟练工人，商业和生产——这一切都集中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整个亚洲和东欧变成了附庸。欧洲控制了非洲、中国、印度、中美、南美和加勒比海各岛，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和比利时，则默默地参与掠夺世界的活动。
最后，这种统治采用了政权形式。实现这种政权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管理（如在殖民地），另一种是使用间接方法，以武力为后盾对落后民族进行经济统治。后者不过是走向全面的殖民吞并的过渡阶段罢了，这在十九世纪末期已经对谁都不是秘密了。
这对于亚洲尤其如此。印度和腼甸早已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了，印度支那为法国所占。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英、德、美、意、俄把它怎样瓜分。这只是时间和协议的问题了。他们早就认为中国不应当再是一个独立国家。
南美各国的命运，也已经决定了：它们将来必须服从欧洲和北美的经济统治。来自欧洲和北美的政治和经济奴役威胁着全世界，整个地球面临着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变成它们的殖民地的前途。当然，非洲应当继续处于完全受奴役的状态，以便统治黑人的白人移民大发横财。
有人硬说，欧洲所以能够称霸世界，是由于白种人生来具有天赋的优越性，这不但表现在他们建立了最高尚的宗教这一点上，而且表现在征服自然力上。和这一切完全相反，肤色较暗的民族却智能低劣，天生没有道德，不过他们居住的地方倒很富饶。据“道德高尚”的基督教徒们无耻地说，“那里的一切都令人悦目，就是人可恶”。可是他们忘了或者从来没有听人说过白种人是怎样强大起来的，是用什么办法取得世界霸权的。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例外，但大多数人未曾注意这些问题。比如豪伊特就根据个人对殖民地问题的考察和研究，用个别例子叙述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几百年间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残酷压迫。豪伊特在谈到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时写道：
“一些用折磨本族同胞来开心的最残酷的暴君们的杀人放火行为，同西班牙人侵占新大陆时所犯的血腥暴行相比，不过是一些小小儿戏而已。据最低估计，西班牙侵占新大陆时，屠杀了好几千万人！人们知道这些事实以后，不能不哀求上帝显灵，把这些像毒蛇猛兽一样、只给世界带来毁灭和破坏的欧洲暴君从地球上消灭掉。这些暴君比最嗜血的野人还要残忍，他们杀人不眨眼，没有人人昔有的恻隐之心！”[18]
接着，豪伊特叙述了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暴行。
“有名的阿尔奉苏·阿尔布奎克[19]干得甚为得手，在这里把葡萄牙殖民地扩展得比其他任何军事长官占领时期都要大。他在企图侵占和洗劫卡利卡特市时险遭击毙。他把果阿变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从此以后果阿就成了葡萄牙在印度的所有殖民地的中心。他占领了马六甲以后，纵兵大肆掳掠。他把抢到的全部财富中预定献给国王的五分之一以二十万金币卖给了当地商人。他把军队开进被占领的城市，委派一个背叛马六甲国王、从而保证葡萄牙人打了胜仗的印度人为该城的最高法官。可是，当他不需要这个名叫乌提穆特的叛徒的时候，就把他和他的儿子一起杀掉了，尽管他们答应给他十万金币来买命，这个基督徒强盗这回也不为所动。后来，他前往阿拉伯商人的主要港口——霍木兹（位于波斯湾的入口处），征服了这座城市，并在那里驻扎了军队；他扣留了十五个亲王作为人质，把他们押送到果阿。这就是这个有名将军的‘功绩’。而历史学家却把这些不可原谅的残酷、劫掠和背信弃义行动大书特书，把他捧为功勋显赫的卓越元帅！后来他突然在锡兰登陆，把他的舰队开到马鲁古群岛，盘踞在这些生长可可、西米椰子、肉豆蔻和丁香的美丽地方。懾于这些辉煌成就的波斯、暹罗、勃固王国[20]和其他国家的国王，都要求同他友好。最后，他占领了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他的一支为数不过四万人的葡萄牙军队，竟使摩洛哥帝国、非洲的各野蛮部落、马木留克人、阿拉伯人和从霍木兹岛到中国的东方其他国家大为震惊。”[21]
豪伊特在叙述荷兰人的活动时写道：
“荷兰人为了巩固自己在尚未建立严格控制的各岛的统治权，勒令德那第和提多雷岛的土侯砍光一切肉豆蔻树和丁香树。根据同样理由，他们把班达岛上不愿屈服的居民斩尽杀绝。土著居民的土地交给了白种人，他们从其他岛屿运来奴隶，以便培植肉豆蔻树和丁香树。根据同样的动机，荷兰人在马六甲登陆以后，就洗劫这块土地，并利用海盗破坏航运。讷加帕塔姆曾两度遭到袭击；柯钦中了诡计，被拖进反对卡利卡特和特拉凡哥尔的土王的斗争；锡兰和爪哇变成了永无休止的纷争场所。接着，这种由人故意挑起的纠纷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同在日本、中国、柬埔寨、阿拉干、恒河口、亚齐、科罗曼德耳海岸、苏拉特、波斯、巴士拉、摩哈[22]等地的情况完全一样。以后，荷兰人在苏拉威西岛提倡并建立了掠夺和出卖当地居民当奴隶的制度，因而把这个岛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23]
接着，豪伊特叙述英国人在印度的行径：
“不幸，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性的本质是什么。不幸，违背土著的愿望和道德准则的关于威力、财富和庇护的思想，却又具有无法抵抗的绝大锈惑力。可惜，现代侵略哲学和外交在这种推理的掩护下巧妙地遮盖了令人发指的暴行，以致普通人极难看出这些暴行后面的骇人听闻的罪恶。”[24]
“如果说曾经有比马基雅弗利主义更丑恶的制度，即更狡猾地用宣扬正义的办法来掩盖最令人发指的非正义的制度，即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冷酷、残忍、傲慢和顽固的制度，那么，那就是使印度各土邦的政权从当地王公手里丧失并落入英帝国魔爪的那种制度。”[25]
“英国人一般是派遣军队帮助土王对邻邦作战，或派兵驻在土王的领地担任防御，作为同土王交好的第一步。英国人为这些服务所索取的酬金极多，使一些误认为本地敌人比假朋友更可怕的土王不久就完全无力清还他们的债务。土王向自己的臣民征收苛捐杂税，结果还是清偿不了债务。不久，整个整个的省份或者在这些省份征税的权利便转人了‘朋友’的手里，但是‘朋友’提出的要求仍旧有增无已。为了偿债付息，土王不得不以非常高的利息举借巨额新债。英国人是在有土地和税收作抵押的条件下才提供借款的。倒霉的土王日益债台高筑，土王越陷越深，放款公司的压迫也就越来越狠。用高利贷者的话来说，就是‘把螺林拧紧’到土王完全处于绝境为止。”[26]
现在，我们来看看非洲是怎样被征服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通过贩卖奴隶洗劫了非洲西岸。阿拉伯人则灭绝了非洲东岸的居民。在几个世纪期间，班图人由于几内亚湾的城邦联盟挡住了他们西进的道路，便慢慢地转向南方，以便为自己的畜群寻找牧场和捍卫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独立性，由于苏丹帝国的建立而受到了威胁。
十九世纪，黑人——霍屯督人、布须曼人和班图人，同白种人——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命名不当的好望角相遇了。于是，发生了在世界史上很难找到类似情况的搏斗。荷兰人屠杀和掠夺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使他们沦为奴隶。法国人被赶走或被打死。后来，英国人从荷兰人手里夺去了土地和奴隶，而荷兰人又跑进非洲大陆的腹地。在祖鲁人的伟大领袖查卡的领导下南来的班图人，痛击了荷兰人和英国人，表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英勇品质。
黑肤色的班图人几乎就要打胜了，可是这时有个混血种人发现了金刚石。后来，英国人和荷兰人又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这些金子是五百万年前被大洋的暗色海浪涌到地面上来的。这就足以带来下列后果而有余：贪婪的欧洲凭借不列顺帝国的舰队，不顾一切、疯狂地打起仗来，全世界都支持欧洲，一切阴谋都用上了。结果，欧洲把一部分非洲人消灭了，把剩下的非洲人变成了现代历史上最痛苦的雇佣奴隶。荷兰人变成英国人的附庸，用土地和八百万黑人劳动的成果向英国人进贡。
自命不凡的资本主义的奴仆和辩护士弗兰克尔写道：“在南非开采金刚石所得的财富，显然超过了当时在世界任何地区生产其他任何产品所得的一切财富。”[27]
然而，这对于英国说来，只是副业而已。在十九世纪，大不列颠利用自己长期在非洲奴隶贸易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开始攫取非洲的所有土地和居民。英国人逐步渗入非洲西岸和东岸，吞并了贝宁和阿散蒂的国家。后来，英国的阿散蒂总督承认：“我们在贩卖奴隶的黑暗时期的行为，有许多是今天英国人提起来感到羞耻和可怕的。读者会认为，当时在非洲沿岸创造历史的白人以国家或个人名义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不道德的；其中有一些事实，是每一个热爱自己国家和坚决保护它的美名的英国人永远感到非常痛苦和有失体面的。”[28]
法国人侵占了达荷美以及曼丁哥、豪萨和其他王国的残余地区。在东非，英国人唆使基督教徒反对伊斯兰教徒，让他们互相厮杀，直到乌干达被置于英国保护之下为止。
在埃塞俄比亚，土著居民曾迫使英国人、埃及人和意大利人溃退，而马赫迪创率领自己的黑人伊斯兰教徒从西边来，把英国人和埃及人赶出了苏丹。法国方面的威胁和它同埃塞俄比亚蹄结条约的可能性，迫使配有机关枪的英国人撤退了。
据说克其纳[29]在对马赫迪信徒作战时使用的手段极其残酷，甚至引起了英国托利党[30]人的愤怒。克其纳的内弟有一次对他说：“要是不列颠帝国不因你的行为而遭到唾骂，那么基督教中就连一点真理也没有了。”甚至连温斯顿·丘吉尔也把污辱马赫迪的坟墓鲜做“卑鄙的行为”。当克其纳知道连可耻的战争的拥护者也不会宽恕他的挖坟掘墓的罪行时，便企图把污辱坟墓的责任推到戈登的侄子身上，并为此诬控这个人[31]。肮脏的历史到处重演：欺幅、暴力和屠杀，结果又是一个民族被奴役。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更不用既了，英国人，接着是美国人和法国人，都以这次战争为借口进行更大的侵略。
这种以建立世界霸权为目标的侵略政策唯一感到不足的就是辩护理由。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传教士曾企图完成这一工作。为了“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和“教育”土著居民，曾经使用了千百万英镑和美元。在十九世纪初期，有人企图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勒窝内等地建立独立的黑人国家，但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懂得：只有抓住政权，才能全面地剥削被征服的人民。
从大西洋到尼罗河的苏丹全境，逐步被征服了。从此以后，埃及本土和东苏丹也由欧洲控制起来。二十世纪以前，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还曾试图保持独立。西非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虽然如此，欧洲人仍盲目地认为，无论带来多少残酷、虚伪和流血的后果，欧洲的胜利终归使神的名字得到了宣扬，而且表明有资格统治世界的唯一种族拥有无限的、不可分割的权力。欧洲人的成就，首先是他们兴建了巨大的城市，征服了自然力，创造了规模巨大的工业和世界交通体系等等，都证明：权力属于他们，是合理的，符合正义的。为生产而生产，不管财富和各种便利如何分配——这就是当时的口号。
许多年间，不列颠帝国政府一直避免对剥削殖民地直接负责。起初，这一切活动叫做“自由企业经营”和“个人主动精神”。直到杀人和抢劫的事实成了无人不知的丑闻，不能再加掩饰的时候，剥削的职能才转交帝国政府。例如，“西印度公司”、“尼日尔公司”、“南非公司”和“东非公司”，任意掳掠和杀戮了一百年以上，不受任何人的拘束。最后，当这些公司的掠夺、屠杀诈骗的规模再也不能掩盖的时候，权力才正式移交给政府。政府结束了一些最令人痛恨的过火作法，并设法改进了整个制度。
科学也被找来帮忙。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当非洲大陆变成了象牙、糖、棉花和劳动力的供应地以后，研究非洲的学者像中了邪一样，老是摆脱不了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尼格罗人对文明未曾作出任何贡献，足以证明非洲有过高度文化的任何东西，必然出自白种人之手，或至少出于黄种人之手。甚至在文明的制汇里，也表现了这种观念，比如，西班牙语中的“Negro”一词从形容词变成了整个一个种族的专有名词，后来这个专门名词甚至不必用大写字母开始了。[32]
后来，剥削者企图达到彼此和睦、合作和团结。狡猾而不择手段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雇用了一个由于旅行非洲而驰名世界的记者[33]，向他提出了如下的任务：在中非建立一个国际国家，“通过和平方法控制和征服它，按照现代理想把它变成一个欧洲商人同非洲黑人商人团结一致的民族联邦，使正义、法律和秩序在这个国家里占优势，而使屠杀、非法和惨无人道的奴隶贩卖永远消灭”[34]。
“刚果自由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由于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个殖民地落入了比利时手里，并变成了剥削非洲人的最可恶的中心。这个殖民地的建立，成了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典范，提供了用同样方法瓜分亚洲和南太平洋诸岛的先例。列强召开了柏林会议[35]。殖民主义大国竟相掠夺非洲的产品，并把它们运回本国。文明社会的生活依靠着来自世界最遥远地区的商品，文明社会的普通公民日益显然地变成了剥削殖民地的同谋犯。从殖民地运出的有茶叶、咖啡、金刚石、黄金、象牙、铜、植物油、椰子、海枣、胡椒、香料、洋橄榄、可可、橡胶、大麻、丝、各种纤维、稀有金属、珍贵木材、水果和糖。这一切和其他无数东西成了现代生活的必需品，现代社会生活本身也就这样在占有和剥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
这种剥削的代价是惊人的。殖民主义体系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为真正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十倍。在十九世纪最初二十五年，印度由于这种剥削所造成的饥馑死了一百万人。殖民主义者霸占了大部分可耕地，使原住居民丧失了主要生活来源。土地不是被外国人用武力强占，就是被他们用发放利息极高的抵押贷款的办法夺走。疾病究竟流行到什么程度，简直是无法确定的。南非各矿场肺病十分猖獗，其他所有殖民地都一无例外地流行着梅毒、霍乱、麻风和虐疾。
殖民统治的最令人痛恨的后果之一，是有意识地彻底毁灭被压迫民族的珍贵文物。“利奥波德二世的暴行使欧洲大为震惊，其残酷是真正骇人听闻的。但是，我们在幕后的人看得非常清楚，刚果的真正灾难还是更广义的破坏和毁灭。干预家庭生活，无情地摧毁一切社会基础，破坏部落的法规，天天有的使当地酋长看到也胆寒的种种暴行——一句话，暴虐荒淫、道德沦丧的狂流淹没了刚果的各个部落。”[36]
英国人征服阿散蒂的例子，可以说明自尊的黑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怎样的屈辱。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阿散蒂贺涅[37]从未受过失败的耻辱。他的军队屡次击退英军，但经过五次战役之后，英军终于击清了他的军队。然而，英军是由于背信弃义地违反自己诺言，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和使用比较现代的武器，才取得这一胜利的。英国人答应给他以光荣的和平，但要求他公开宣布愿意俯首听命。
“当然，这是对普烈姆彼的自尊心的最沉重打击。除了1881年自愿逊位的曼斯之外，任何一个阿散蒂国王都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但使他最难受的是面临的屈辱。他稍微犹豫了一会儿，不安地用手抚弄着衣上的饰物，羞愧和痛苦得几乎要喊叫出来。艾伯特·安萨进来了，同他低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国王脱了鞋，摘了头上的金冠，把它放在一旁，同母亲一起无可奈何地慢慢走过广场，来到总督的座前。他们在总督跟前五体投地，依次抱一抱总督、弗伦西斯·斯科特爵士和坎普斯特尔上校的脚。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场面。周围是一片绿荫，身穿红色制服、手握雪亮刺刀的士兵列成威武逼人的矩形阵式，前面架着随时准备开火的大炮，后面是手持长矛的土著黑人士兵。阿散蒂的两位统治者站在广场中央，呆若木鸡；不久以前，他们母子说一句话就能决定人的生死，他们一举一动都是人们必须服从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可是现在，他们本身被迫在成千上万人的目光之下受辱。”[38]
欧洲发生的矛盾和从业已形成的局势看来不能不发生的矛盾，也许是殖民主义体系的最可怕后果。欧洲的财富和豪华，是依靠它的殖民地居民的极端贫困来保证的。贫困引起了疾病、无知和犯罪。但是，却有人企图把它们说成是落后民族的天生特点。他们认为，殖民地人民受到教育以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骚动和起义。因此，只能让极少数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学校必须培养绝对服从和奴颜婢膝的精神，以防整个殖民主义体系崩溃。
殖民地人民中号召要求独立、捍卫自身权利和表示愤怒的呼声，说是应该看作“煽动分子”企图得到天生没有资格得到的东西的喊叫。为了证明大多数人没有能力自治和独立思考，所有的科学部门都行动起来了：生物学家证明非洲和亚洲的居民不如白人发达；历史学家力图使人相信一切文明都是白种人创造的；经济学家硬说全球的财富创造有赖于白人的技艺，而有色人只提供了粗笨的体力劳动；还有人力图通过衡量白种人和黑种人的脑重的办法，以及采用智力发展的其他错误标准，来证明白人的优越性。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欧洲和北美称霸全世界，文明的发展水平和速度，达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大多数作家和思想家都认为的极高程度。但是以后的几年已经证明，这些“成就”只是表面现象，而且孕育着矛盾和具有灾难的后果。
殖民地人民本身首先证明了这一点。从前，人们几乎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当然也不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而现在，殖民地世界发出了坚强的抗议声音，以及关于不得压迫人、不得剥夺大多数人享有世界进步的可庆成果的要求和呼吁。全世界都知道，印度国大党提出过这类抗议；但很少有人知道，非洲也表示过抗议。其实，1871年在黄金海岸殖民地（英属西非），几个国王和酋长以及当地居民的有识之士，就曾集会于曼克西姆，制定了自治宪法。他们属于芳蒂人的部落，在五次长期战争中曾同英国结盟，站在英国方面反对阿散蒂人。现在，他们提议同英国联盟，是为了获得自治。这个宪法名叫《芳蒂人联邦宪法》，从1865年开始提出，1867年起草完毕，1871年通过。宪法包括四十七条，其中许多条又分为若干款。现在把一些主要条款引述如下：
“第八条，联邦宣布自己的宗旨为：
一、发展所有芳蒂人国王和酋长间的友好关系，使他们的行动统一，以便共御外敌。
二、联邦主要致力于改善国内的状况。
三、在联邦内部的各地区建筑完善而重要的道路。
四、兴建校舍和开办学校，以教育全体儿童；聘用足够数量的教师。
五、奖励农业和工业，努力创办今后可以成为国家收入来源的新企业。
六、发展和加速开发国内的矿产资源和其他资源。
第十二条，代表大会拥有起草法律、法令和法案等等的权利，具有顺利执行决议和其他决定的全权，负有政府的职能，有权研究各部或任何一个国王和酋长提出的一切问题，并实际执行立法机关的全部职能。
第二十一至二十五条，对教育问题作了规定。
第二十六条，应当修筑把各省和各州彼此联接起来并通向海岸的主要道路。……
第三十七条，各省或州成立地方法院，以省或州税务官为院长。
第四十三条，联邦的官员按照上叙的指示协助英国政府实现它的计划。
第四十四条，因为代表大会有权执行政府的职能，所以颁布法律等等和开征它认为必要的赋税的权利也属于它的主管范围。”[39]
所谓芳蒂人联邦的宪法草案就是如此。凡是敢于提议在英属非洲殖民地的任何一个地区建立民族政府的运动参加者，都立即被控以叛国罪逮捕入狱了。
对待原住居民的权利和他们所提出的建议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今天。1946年，南非有色居民的代表以八百万非洲人、印度人和混血种人的名义写信给当时成立的联合国，其内容如下：
“非欧洲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学不到专业知识，不能做需要技术的工作。他们被禁止购置土地和财产，被剥夺进行商业活动的权利，他们在军队中只能当担架员和勤务兵，他们被禁止进入娱乐场所和文化机关，而且被禁止住在城市里。纳粹德国曾严令禁止‘雅利安人’同‘非雅利安人’交往或通婚，违者严惩；在南非，Herrenvolk[40]同奴隶种族的交往和通婚同样也被当作刑事罪。一般说来，对欧洲人和非欧洲人规定的法律是不同的，偶而对两种人实施同一法律，也必然有歧视非欧洲人的特殊条款。不错，在南非没有布痕瓦尔德[41]式的集中营，但南非的监狱里挤满了无辜的非欧洲人也是林毫不假的，他们的唯一罪名是无力缴纳人头税，即用暴力强征的特别种族税。这项法律不适用于雅利安人，对雅利安人有特殊的法律，其中规定欠税不是刑事罪，而按民事处理，不能监禁。
南非虽然没有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但是Herrenvolk警察对待非欧洲籍罪犯和无辜牺牲者的狂暴，只有希特勒党卫军的残酷比得上。此外，法院对待非欧洲人的态度，也只有纳粹法庭对待非雅利安人的态度可比。然而，法律和道德对待各种族居民的态度的根本区别，不仅表现在法典中规定有不同的条款，而且主要表现在这些法律和道德是从非欧洲人和欧洲人的生命价值具有原则性区别的观点出发的。在南非，非欧洲人的生命很不值钱，正如在纳粹德国犹太人的生命不值钱一样。
从上述这一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南非的非欧洲人所受的暴政压迫，同纳粹暴政的压迫很少区别。如果认为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希望世界各族人民都是这样认为），如果同意在全世界各地彻底根除纳粹祸害以前不可能有和平，那就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纳粹主义的崩溃，并不是反对暴政的斗争的终结。在世界各族人民进入新时代以前，还会有许多斗争。对于我们南非人来说，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只要我国们保持着暴政制度，就根本谈不到和平。一些南非的Herrenvolk代表在国外高谈新时代到来了，需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然而实际上他们所希望的唯一东西，却是在南非维持目前的暴政，并把它扩展到其他地区，这在我们看来是极其荒诞的。他们已经在谈新的委任统治地和托管地。这只能意味又有一些民族将要受到纳粹式的统治压迫。在建立新生活的时侯，如果有这些Herrenvolk的代表插手，人类就不能开始新生活，因为当同样一些人在国外侈谈人权的不可侵犯性，而在本国却残酷地践踏和摧残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时候，这种新生活会有什么价值呢？当毕生致力于加强纳粹式统治的南非Herrenvolk的最高代表人物史末资元帅，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厚颜无耻地说什么‘人身神圣不可侵犯和高贵’，‘男女平等’时，这不只是对南非八百万非欧洲人，而且是对极欲建设新世界的人们的莫大侮辱。”[42]
当然，不能说全部欧洲文明史只是压迫、掠夺和伪善的记录。欧洲文明史中也有对宗教的忘我虔诚、促使社会繁荣的无私努力、个人的廉洁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范例。但是，这些罕有的例外不仅不能削弱我的指责，反而更加清楚地说明了现代欧洲文化的道德危机，反而使资本主义投资和帝国主义给欧洲文化带来的损失显得更加清楚。
由于行动和它的效果之间，劳动和它的产品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常脱节，工人通常不仅不知道消费者（投资者则不知道自己收入的来源），而且也往往不能知道这类事情，因为法律根本禁止这点。因此，生产过程的道德价值就很难判断了，这样，生产往往造成罪恶，正如愚昧无知造成的犯罪更多，蓄意杀人行劫的罪犯倒较少一样，不过，愚昧无知本身就是严重的犯罪。如果社会听任劳动果实被一批消费者用去过舒适、安逸甚至豪华的生活，而不注意劳动者的工作、工资和生活条件，如果社会一味赞美任何的经济成果，而不管造成这种成果的内情如何骇人听闻，那么，这就是文明退化的表现。
现在让我举例来证明我的观点。比如，我们面前有一座漂亮的英国式住宅，周围是一片译茵草地，室内陈设着华美的家具，雇有成群的受过良好训练的仆人。这里住着一个少妇，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衣着华丽，聪明而又高雅。她的手指弹着象牙键的最好钢琴，脑子想着怎样去消暑：去瑞士的湖边还是意大利的瑚边。她的家庭不算豪富，但有线买了一些有价证券。这些有价证券使她有了充裕的“独立”收入，保证她用不着从事沉重的劳动而能过舒适的生活。这样的人对殖民主义的罪行应负多大责任呢？
完全可能，她个人毫未犯罪；说她没有罪过是对的。但是，她的收入是饥馑、掠夺和杀人的结果，她的收入造成了无知、疾病和成千上万人犯罪，保证她的有价证券生息和使她有余暇享受舒适生活的制度是以压迫、剥削和奴役大多数人为基础的，这也同样可以说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因为她不知道这一点，因为她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事实真象，而准许将财产数额、收入来源和经商方法保密的法律又使她难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她就情愿不去了解她的财产来源，以及这些财富是多少沉重劳动和多少痛苦创造出来的。
住在伦敦的这个无罪的、有教养的、美貌的少妇，竟可能是制造贫困和促使世界衰落的基础；这一可怕的悖谬现象，就是现代文明的罪状及其道德破产的原因。总有人要对这一点负完全责任。但这是谁呢？
现代罪恶的悖谬现象就是这样，清教徒知道这一点以后，一定呆若木鸡，张口结舌。整个集团、民族和种族在杀人、抢劫、盗窃和破坏，然而每一个人单独的讲却没有罪，谁也不能挨骂，谁也不能受谴责！
黑人世界在白人的脚下挣扎，无力地愤怒着，阴沉地仇恨着：
我恨他们，啊，我是多么恨他们！
我恨他们，主啊！我恨他们象恨地狱！
如果我是神，我就在今天，
给他们敲丧钟！
全世界在三段论法中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出路：“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假的。假如这是真的，我也不会相信。如果这是真的，我也不相信。因此，这是胡说！”只有爱默生[43]看出了这种悖谬现象。
啊，尊严，手腕，权势；
金钱，虚假，享乐；
体面的罪恶，吹牛的美德；
死板的规矩，许可的行动；
少数人，失宠的人——
所有你们，请收下我，利用我，充满我，
充满我的静脉和动脉，
即便使我死了也可以。
南非联邦总理简·史末资曾经声嘶力竭地说：南非的每个白人，只要不是“疯子，完全的疯子”，都认为必须压迫非洲人；可是他在1945年，却站在世界各国代表的前面，热烈地说服他们在《联合国宪章》中列入“人权”一条。没有任何东西更能说明白种人的思维不合逻辑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种悖谬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欧洲文明中的矛盾以及现代思维方式缺乏逻辑和人类文化危机的最基本和真正的原因，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到美国内战爆发为止盛行的非洲和美洲之间的人口贩卖。为了加强这个论点，我要在下一章谈一谈非洲奴隶贩卖的问题。
[1]瓦尔特堡——埃森纳赫市附近的城堡，1520—1521年马丁·路德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俄译本编者
[2]“金律”，在圣经中指“爱”。——译者
[3]安德兽·卡内基（AndtewCarnegie，1835—1919年），美国的工业亿万富翁，曾从事反动目的的“慈善’事业。——俄译本编者
[4]“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见《旧约全书》《创世纪》第9章。据说迦南是黑肤色人的祖先。——译者
[5]仲马（Dumas，Alex.DavydelaPailleterie1762—1806年），法国将军，大仲马之父，生于圣多明各岛，母亲为非洲人，参加大革命后，抛弃了贵族封号，即以母姓仲马为姓。——译者
[6]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Douglass，1817—1895年），美国政治活动家，民主党人，著名演说家和政论家，著名黑人解放战士。——俄译本编者
[7]布克尔·华盛顿（BookerWashington，1856—1915年），美国著名黑人教育家。——译者
[8]达尔文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马尔萨斯反动的人口论。一些反动的科学家和宗教界的黑暗势力曾利用达尔文的错误来证明仿佛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分。
约瑟夫·阿尔图尔·戈宾诺（JosephArthurGobinrsu，1816—1882年），法国的反动社会学家，仇视人类的种族论的创始人之一，他企图把全世界历史描绘成“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的斗争史。——俄译本编者
[9]此处和在下文中，作者错误地把所渭“工人贵族”的思想当成了整个工人阶级的思想。——俄译本编者
[10]威廉·翟·塔夫脱（WilliamHowardTaft，1857—1930年），1909—1913年任美国总统，——俄译本编者
[11]资产阶级以一种庸俗工资理论，断言工资终归决定于工人的最低生活费，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是徒劳的。——译者
[12]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L’ouverture，1743—1803年），海地民族英雄，黑奴出身；孟尼利克（Meneelik，1844—1913年），埃塞俄比亚皇帝，曾击败侵入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军队。——译者
[13]格莱斯顿（WilliamEwartGladstone，1809—1898年），曾任英国首相，侵略埃及的主犯。——译者
[14]威廉·庇特（WiliialnPitt，1759—1806年），曾任英国首相，侵略印度的元凶。——译者
[15]WilliamHowitt．ColonizationandChristianity，Lo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Longmans，1838，p.280—281.
[16]这句诗是英国宫廷诗人阿弗来德·汀尼生（AlfredTennyson，1809—1892年）写的。——俄译本编者
[17]指日本的神道。——译者
[18]WllhamHowitt：前引书第61页。
[19]阿尔奉苏·阿尔布奎克（Alfonsod’Albuquerque1453—1515年），葡萄牙第二个驻印度总督。——俄译本编者
[20]十四——十六世纪时缅甸南部的王国。——译者
[21]WilliamHowitt：前引书第176—177页。
[22]阿拉干，腼甸的县份，亚齐，过去北苏门答腊的一个国家；科罗曼德耳海岸，印度半岛的东南海岸；苏拉特，印度孟买邦的县份；摩哈，也门南部的城市和港口。——俄译者
[23]WilliamHowitt，前引书，第194页。
[24]同上书第209页。
[25]同上书第210页。
[26]WilliamHowitt，前引书，第213—214页。
[27]S.HerbertFrankel，CapitalInvestmentinAfrica，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38，p.52.
[28]W.WaltonClaridge，AHistoryoftheGoldCoastandAshanti，London，JohnMurray，1915，Vol.1，p.IX.
[29]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镇压苏丹人民起义的殖民军指挥官。——译者
[30]托利党〔tory）——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形成的代表地主、贵族和国教教士利益的政治集团，英国保守党的前身。——译者
[31]参见WilfridScawenBlunt，MyDiaries，NewYork，AlfredA.Knopf，1921，vol.I，p.311，313，317，319，322，323—324。克其纳的内弟是威廉·巴特勒。
[32]“Negro”在西班牙语中为形容词，意为“黑色的”。按语法，形容词用作专门名词时应该用大写字母开始，不大写有轻蔑的意思。——译者
[33]指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利。——译者
[34]J.ScottKeltie，ThePartitionofAfrica，London，EdwardStanford.1895，P.132.
[35]指1884—1885年在柏林召开的讨论非洲殖民地问题的会议，有十四个殖民国家参加。——译者
[36]Harris，DawninAfrica，p.66.
[37]以前在加纳，库马西部落的酋长是整个阿散蒂的最高统治者，他的称号为阿散蒂贺涅。——译者。
[38]Claridge：前引书第1卷第413真
[39]Claridge：前引书第1卷第617—618页。
[40]“老爷种族”（德文）。——俄译者
[41]纳粹德国1934年在魏玛附近设立的集中营名，有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牺牲在那里。——译者
[42]非欧洲人联合委员会1945年在开普敦（南非）发表的告世界人民书。
[43]爱默生（Emerson，RalphWaldo，1803—1882年），美国诗人、文学家。——译者 |
第八章西欧的崩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第八章西欧的崩溃
由于我们无限地相信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西欧的崩溃更是一桩十分惊人的事情。我们长期盲目相信欧美各族人民的文化不仅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高文明形式，而且是人类为了在走向尽美尽善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成就而奋斗的理想目标。可是现在，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这种盲目的信心被灾难性的现实粉碎了，代替它的是神经的震颤，下意识的恐惧，甚至悲观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冷静地估计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灾难呢？发生灾难的那个社会的文化具有怎样的性质呢？最后，为什么会发生灾难呢？
在寻找答案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脑子里记得的事实，而且，特别是在这种场合，必须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可以向历史这门科学和讲授历史的人提出的最严重指责，是它和他们没有教会我们在解决当代的迫切问题时利用历史的经验。我们知道，历史往往不是冷静地记载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而是为了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主观地来解释它们。
非常明显，目前人类所遭遇的困难正是过去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我深深相信，如果企图隐蔽某些历史事实，必然会造成可怕的结局，因此，纵然研究世界问题的著作汗牛充栋，我还是要不揣冒昧地来写这本书。我坚决认为，造成当前许多困难的原因，就是历来有许多人赞成那种抹煞和贬低非洲人民思想和事业的企图。假若现在我们不开始考虑实际的情况，一味低估非洲人民的思想和事业，那么，在将来也是要造成十分令人痛心的后果的。我不打算夸大非洲历史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但是我同样主张不能忽视这种作用。
1900年，即我在大学毕业十年以后，我在巴黎参观了万国博览会。这是非常好的一次万国博览会，也可能是最好的一次。欧洲人通过它的陈列品，表现了他们所看到的自己的现在和未来。博览会上一切东西的陈列目的，都是要强调指出财富和科学的意义，例如，塞纳河上新建了一座以俄国沙皇亚厉山大命名的非常漂亮的桥。俄国给巴黎运来了惊人优美的陈列品——雅罗斯拉夫的家庭手工艺品。我为了不虚此行，也带去了一点具体说明美国黑人进步情况的陈列品，这些陈列品得到了金质奖章。我在博览会上看到的一切都体现出富丽、豪华和工业技术的力量；所有这些东西都显然证明欧洲变成了世界的盟主，科学和艺术的中心，人类的威力和自由的象征。
不难想象，欧洲列强想在世人面前怎样表现自己。法国看起来俨然是捍卫艺术、捍卫建筑和技术方面的进步的斗士；德国力图体现昌盛的科学和高度行政效率；英国想票体现幸福、强盛和舒适；美国则想体现私人创业的自由。
就在这个典型的法兰西式的博览会中，也很明显地看得出不列颠帝国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旅行家们把英格兰银行的旅行汇票看得比纯金还要贵重。英国工业的技术装备举世无敌。英国的投资最可靠；英国拥有最广大的殖民地，而且统治得最成功。英国处处引人注目，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呢绒生产方面，在男式羽丝绒成衣方面，在行为准则方面，在国家开支数量方面，都占领先的地位。英国臣民可以指望在全世界的任何地区受人尊敬。
但是，忽然之间，许多惊人的事件几乎一桩接着一桩发生了。第一，1905年在圣彼得堡，二十世纪第一次有组织的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被残酷无情地淹没在血泊里；沙皇的大屠杀使俄国劳动人民失去了他们对“慈父沙皇”的信仰。沙皇这一行动证明，今后俄国工业的更多利润将继续落入德国等国家投资者的手里，工人将继续挨饿。沙皇就这样亲自播下了革命的种籽。
第二，1911年，德国军舰开入阿加迪尔港（北非），以皇帝的名义要求摩洛哥以后要听从德意志帝国的摆布。这一事件真正地震惊了伦敦。我对于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在伦敦参加种族问题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这次会议现在已经被人忘记了，但是，它本是可能具有国际意义的。假若不是很快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实现大会的建议就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大会是在伦敦大学举行的。看起来，参加这次大会的人最充分地代表了全世界所有人种的居民，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种族和亚种。他们从科学和人种的见地出发，讨论未来世界的问题，要求在未来的世界中永远保持和平，消除种族偏见，使各国人民有效地合作，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在讲话的人们当中，有许多世界闻名的活动家，如朱泽培，塞尔季，弗朗茨·博阿斯，约翰·阿·霍布森，费利克斯·艾德勒，悉尼·奥利维尔和伍廷芳[1]。会上制订了一首人类歌：
从今以后，我们是一个家庭的成员。
释迦牟尼和耶稣基督肩并着肩，
在高高的、绿荫如盖的柞树下面漫步！
古兰经和圣经现在都是神圣的书！
万能的语言！
在你这个宏伟壮丽的神圣殿堂里，
在第一座城市里，燃起了统一世界的不灭之火。
海洋和陆地之主啊，请宽恕我们的罪过！
我们只是欺弱而任性的人，
由于仇恨和虚荣而发了疯；
我们蔑视内在的灵魂，
我们说谎、偷盗、杀人，是趾高气扬的畜牲，
我们犯着令人切齿的罪恶，
我们违背自己的疼痛欲碎的心灵，
强迫上天不断地把人投入地狱中。
我们造成了流血！
天哪，我们的双手被血染得鲜红！
在这桩罪恶中，谁也不要怪罪别人！
但是在这里，在这晨光熹微的宁寂中，
我们面对着一无所知的未来，
怀着紧张、火热和羞愧的心情，
观看世界分娩的阵痛；
我们听到正在诞生的民族呱呱啼叫，
也听到被夺去孱弱孩子的母亲们大声哭号！
我们看到赤裸裸的苦役、贫困和阔绰，
我们知道帝国的混乱和生命死亡的悲惨！
我们听到、看到、知道一切，因此高声呼喊：
宇宙之神啊，请救救我们，使我们摆脱自己的弱点！
清你设法消灭战争，消灭仇恨。
请你使所有人，使每个种族，使各种肤色的民族的心都变得温良和顺！
仁慈的上帝啊，请你大慈大悲，帮助我们，
使人类变得尽善尽美、宽厚虔敬！[2]
不错，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曾经发生一些十分惊人的事情。我纪得很清楚，柏林大学的著名人类学家费利克斯·封·路山的报告使我们完全陷入混乱。他驳斥了种族缺陷的论点，但是，他的报告的结尾几句话却使全场大吃一惊（而讲这几句话时声音丝毫没有颤抖）：“国家会有兴亡，而种族和民族矛盾则仍将存在；这也很好，因为，假如我们丧失掉民族自尊心，不仅不再为我们的工业和科学、而且也不再为我们的英勇士兵和雄伟战舰而骄傲和赞叹，人类就好像一群棉羊了。只有孤陋寡闻的人听到无畏战舰的惊人价格时会感到恐惧。当每个欧洲人每年花在葡萄酒、啤酒和伏特加上的线比花在陆海军的钱还多得多的时候，没有理由害怕军国主义会使我们破产。有句拉丁文说：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在实际上，一点也用不着怀疑，我们越多多地关怀武器，我们也就会越快地避免战争。一个国家只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它应当尊重别国人民的权利。至于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必要时，应该用血和铁来保护。”[3]
我们大为震惊。德国学者是在为战争辩护吗？虽然在刊印这篇报告的时候，编者加了如下的按语，也并没有使我们安心：“为了避免不正确地解释最后几段话，封·路山教授委托我们声明：他认为使德英两国开战的意图是‘发疯或者无耻’。”[4]
尽管如此，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29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危机；1939年，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的军费开支，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害，另外还有人员和物资的损失，都是大得骇人听闻的。至于大批青年的死亡和世界秩序的破坏给人类带来多大损害，那是不可能估计的。这一切是为什么发生的呢？
我们可以从下列的事实开始探讨这个问题：1888年，一个英国血统的年青有为的皇帝登上了德国的宝座。威廉二世无限地相信德国的前途。我在德国大学念书的时候，常常在菩提树下街遇到他。当一群骑着鞍辔华丽的高头大马的人穿过勃兰登堡门的中央门拱的时候，我们这些大学生就被挤到了人行道上。在刀光闪烁和军号吹鸣中，出现一个骑士。这便是威廉，雄才大略的普鲁士国王，德意志皇帝。
威廉所以极力希望德国成为最大的强国，是由于他非常羡慕英国的强大。他怀着急切的虚荣心，希望能够继承他母亲（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儿）的贵族帝国主义，做到和俾傅斯麦一样伟大。二十世纪初期英法两国缔结的友好协定同德国提出的要求发生了冲突。德国要求“有阳光的地方”，拆穿了说，就是要求英国把它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榨取来的财富分给德国一部分。不要忘记，德国在入侵比利时（因而引起德英战争）的同时，曾经进攻比属刚果，提出它对中非的要求。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划分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是为了瓜分非洲殖民地，但是亚洲和非洲却必须帮助欧洲强国。例如，当德军第一次疯狂进攻的时候，塞内加尔的军队拯救了法国和欧洲。成万名的精锐士兵前往欧洲，在炮火和不习惯的气候条件下面牺牲生命。使法国得到非洲军队援助的人是布雷斯·狄安。这个又高又瘦但是精力充沛的黑人，比许多法国人更热爱法国。法国指望他能够控制法属西非的部落酋长，所以选他为代表塞内加尔的议会议员。他后来晋升到部长级，任法国在西非的正式代表。这引起了总督（法国人）的愤慨。他不肯服从黑人的领导，挂冠而去。可是，狄安庄严地登上了非洲西部海岸，而且在法国生死存亡关头派了一万名黑人士兵到法国。
遗憾得很，人们对于弗朗德勒战场上所发生的事件忘记得太快了。法国把没有训练的、装备恶劣的塞内加尔士兵派去攻击装备优良的德军要塞炮台。塞内加尔士兵以密集队形前进，用十几种苏丹语言发出战斗的吼声。当要塞炮台开火的时候，他们的队伍发生了混乱，但是他们并没有退却。非洲士兵视死如归，迎着炮火前进。黑人士兵的冲杀声逐渐低弱了，直到他们没有一个生存的时候，这种声音才完全消失。
我恰恰是在1918年媾和以后到达巴黎的，我曾经请求那位狄安在凡尔赛和会期间在巴黎召开泛非大会。
非洲统一的思想体现着黑色大陆一切当地民族的理想和愿望，这种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产生的。它的发源地是西印度群岛和美国。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正是在这两个地方，来自各方的非洲人在共同的实际活动中联合起来了，并且受到了新文化的强烈影响；正是在这两个地方，他们开始把非洲当作一个统一的概念和统一的土地来考虑。例如，十八世纪末，在费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黑人教堂，自称“非洲”教堂；在美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各种“非洲”协会。
不过，一直到1900年，才由一位在西印度群岛出生而在伦敦开业的黑人律师发起，举行了泛非会议。这次会议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此在辞典中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泛非”一词。参加这次大会的约有三十名代表，他们大半来自英国和西印度群岛，另外有几名是来自美国的有色人种。伦敦大主教向大会致祝词，维多利亚女王通过约瑟夫·张伯伦表示她愿意“关怀土著民族的福利”。
大会没有得到非洲本身的广泛支持。因此，泛非运动的思想被人忘记了，在整整十年以上的期间，没有人再提起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特别是在大战即将结束的时侯，北美的黑人中间不断地出现关于争取黑人在全世界（特别是在非洲）的权利的宣传。黑人举行了许多次群众大会，并向威尔逊总统呈递了请愿书。
我转弯抹角地弄到了一张美国新闻工作者包用船“奥里萨巴号”的船票，于1918年12月到达法国。我这次出国，是为了实现召开泛非大会的主张，并试图提醒凡尔赛和会的代表们，叫他们注意非洲对决定未来世界的命运的重要作用。我没有介绍信，也没有同要人的关系。我想要会见威尔逊总统，但是，我只见到了豪斯上校[5]，他对于我所陈述的观点表示深切的同情，但他给我的答复却是支吾塘塞。1919年1月19日，《芝加哥希坛报》在1918年12月30日的巴黎通讯中报道说：
“在原来的德国殖民地上恢复英雄的埃塞俄比亚，这是黑种人领导者内心的希望。这些领导者是根据美国政府的邀请前来巴黎的，他们是美国出席和会代表团的人数众多的随行人员的一部分。继布凯尔·华盛顿[6]任塔斯基格学院院长的罗伯特·R·莫顿和《危机》杂志的发行人威·爱·伯·杜波依斯博士力求在和会工作紧张进行的冬季期间召开泛非大会。预定参加大会的有美洲、阿比西尼亚、利比里亚、海地、法国殖民地、英国殖民地以及全世界其他黑人地区的黑人领袖。大会的任务是要求和会采取措施来改变黑色大陆的现状，要求和会在战后改造世界的工作中，规定建立一个把文明的成就介貂给非洲土著民族的国际组织。
“黑人的领导者们没有确定的计划，没有一致的决议，但是杜波依斯博士提出一个方案，以备忘录的形式呈交给威尔逊总统。杜波依斯博士的方案完全是空想的，和会几乎没有任何讨论它的可能，尽管如此，这个方案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自决’这两个字是现在巴黎最得人心的词句之一。黑人领导者们追求的目标是：假若有可能的话，让非洲各族人民也实行自决。
“由于自决原则不能适用于不文明的民族，杜波依斯博士主张在决定德国殖民地的命运时，受过教育的黑人应该有表决权。杜波依斯博士的具体意见是：和会在决定德国殖民地的前途时，必须考虑该殖民地的黑人知识分子的愿望，考虑美国、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阿比西尼亚、利比里亚和海地的黑人政府，法属西非洲和赤道非洲、英属乌干达、挪威[7]、巴苏陀兰、斯威士兰、塞拉勒窝内、黄金海岸、冈比亚、贝专纳和南非联邦等受过教育的黑人的愿望。
“杜波依斯博士希望和会以过去的德国殖民地（面积二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万人）为基础，在非洲建立一个由国际监督的国家。
“杜波依斯博士的方案又说，还可通过谈判J，将葡属非洲的二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九百万居民归并在这一起。比利时也有可能被迫让出刚果的二百三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九百万居民。这样一来，新的非洲国家就会拥有七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以上的人口了。
“这个非洲人的非洲可以由国际组织进行监督。执行管理职能的国际委员会不仅要代表各有关政府，而且应该是现代文化、科学、贸易、社会改革、举办宗教慈善事业的代表者。它不仅要代表白人的世界，而且要代表黑人的文明世界。
“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黑色大陆上发动最后一次十字军远征——捍卫人类的十字军远征。假若非洲获得自由，亚洲就会得到解放，欧洲也可以得到真正的胜利。”
美国代表团的团员和顾问们告诉我说，这种会议无法在巴黎召开，因为法国仍然处于战时状态。可是，我准备了一张王牌，这就是从塞内加尔选出的黑人议员、非洲土著军招募委员会主席布雷斯·狄安。我见了狄安，向他谈了召开泛非大会的想法。于是，他去向克里孟梭[8]要主意。问题拖了两个月。那时候正赶上阴雨连绵，时间过得慢死人。最后，终于得到了在巴黎召开大会的许可。克里孟梭说：“会可以开，但是不要大事宣传。”1919年2月20日，瓦尔特·李普曼[9]用他那潦草的字体写信给我说：
“我对泛非大会感到很大兴趣，听说克里孟梭已经使这次大会能够召开，我很高兴。您是否能够来信向我谈谈开会的情况？
“美国新闻记者从华盛顿报道说：“巴黎传来在该城召开泛非大会的计划正在获得成功的消息，此间官方人士对此大为震惊。据代理国务卿波尔克今日声称，法国政府过去曾经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正式建议，希望不要举行这种会议。最近业已宣布，将不发护照给愿意前往巴黎的美国代表。”[10]但是，正当波尔克告诉美国黑人说不会召开什么大会的时候，大会已经在巴黎举行了。
大会只有一部分非洲代表参加。代表总共五十七名，他们代表着十五个国家。其中有十二名代表来自非洲的九个国家，有十六名来自美国，有二十一名来自西印度群岛。大多数代表不是特意为参加大会到法国来的，他们主要是由于战争关系原来就在这里的。美国和各殖民强国都不给代表们签证。
泛非大会对凡尔赛和会的工作发生了影响。1919年2月22日，《纽约地球晚报》说它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这类性质的大会，它的宗旨是向和会草拟一个呼吁书，要求和会给与非洲黑人发展的机会，使他们不受其他种族的妨碍。今天，在会议厅中，在蒙着绿呢子的大桌子旁边坐着的有穿着漂亮的美国军官制服的黑人，有穿着常礼服或燕尾服的另外一些美国有色人种，有文质彬彬的充当政府官吏的法属非洲的黑人，有担任法国下院议员的塞内加尔人……”
大会主张将德国殖民地移交国际组织，不要由各殖民强国瓜分。
在大会的决议中，包含着下列几个主要要求：
“（甲）希望协约国和同它们站在一起的国家仿照已铿提出的国际劳动法草案，制订对非洲土著居民的国际保护法规。
“（乙）希望国际联盟为了保护土著居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组织一个常设机构，负责监督这些法规的实施。
“（丙）希望今后要依照全世界黑人的要求，根据下列原则行使对非洲土著居民和非洲出身的人的权力：
“（一）土地土地及共天然财富的托管必须有利于土著居民。同时，必须向当地居民提供足够数量的土地，使他们在使用时能够取得利益。
“（二）资本对投资和租让必须加以适当的控制，防止剥削土著居民和耗损国家的天然财富。租让只限于一定时期，并且应由国家监督。必须考虑土著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因此，利润必须课税，用这笔收入来改善当地居民的社会状况和物质状况。
“（三）劳动必须废除奴隶制度和体罚；除了作为犯罪的惩罚手段而外，要禁止强迫劳动；应该由国家制定和调整劳动法的主要条款。
“（四）教育必须使土著居民的儿童免费上学，学会用本族语言和托管国的语言读书和写字。他们还要受到技术训练，以便参加某一工业部门的工作。国家要使尽可能多的当地居民受到高等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并聘用从当地居民培养出来的教师。
“（五）国家根据政府是为土著居民而存在、并非土著居民是为政府而存在的原则，当地居民只要条件具备，就有权参加政府组织。现在应该立即根据古老的习惯，允许他们参加地方和部落管理机关的工作。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经验的增多，应该逐步地把他们安排到越来越高的国家行政岗位，以便日后将管理非洲的工作完全移交到非洲人的手里……
“国际联盟如果发现某一国家不公正地对待非洲人，或者粗暴地禁止黑人血统的公民或臣民参加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它有责任将实际情况向文明世界报告。”[11]
1919年2月24日，《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说：“泛非大会上周在巴黎举行，在大会的纲领中没有任何不合理的东西。它呼吁协约国和同它们站在一起的国家草拟关于保护人民的国际法规，并在国际联盟的组织内建立一个常设机构，来保证上述法规的实施，从而促进土著种族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
当然，我们只是一些大外行，根本没有力量搞清造成世界混乱的一大堆问题。不过，我们哪怕是摸索，毕竟还是寻求走向光明的道路。
不仅是非洲，连亚洲也站在协约国一边，积极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印度第一次看到了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实行自治的远景。日本终于取得了同白种人的欧洲强国并驾齐驱的地位。中国走上了现代文明的新道路。出现了和平的曙光，人们开始把第一次大战叫作“为了消灭战争的战争”。然而，一切都没有用处，因为这场战争并没有根除欧洲称霸世界的思想，它倒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
后来，发生了俄国革命。在许多年间，我们美国人没有理解俄国革命的真正意义。我国人民同情装备恶劣的俄军起来反抗沙皇政府。俄军想要拥护亲美和亲西欧的首领当政。我们没有考虑关于社会主义的谈论。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幻想家们的空中楼阁，因而忽视了它。我们支持革命中的右派分子，谴责布尔什维克。我们的军队参加了对俄国的武装干涉，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会跟什么运动或反革命力量合流。我们以为他们到那里去是执行国际警察的任务，只要右派分子掌握了政权，他们就会撤走的。我们对于这一当代最伟大的革命的真正意义丝毫也没有认识。
自从黑人军队占领德国殖民地以后，英属西非的居民就要求参加行政管理工作。在世界大战打得最火炽的时候，俄国开始了工人的起义；欧美各国企图进行镇压，但是没有成功。非洲和亚洲各殖民地坚决要求自由和民主。1920年，西非国民大会向英国政府提出备忘录说：
“当你们听到英属西非的各族人民要求给予选举权的时候，不要以为他们是在请求照抄外国制度。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指出，地方咨议会和其他政权机关的选举原则是英属西非居民的固有特点。”[12]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在甘地的领导下，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急剧加强了。甘地号召不采取暴力，而用拒绝同英国合作一类的和平手段进行斗争。英国的回答是：在阿姆利则进行了一次大屠杀[13]。在美国，垄断组织的力量不断增长，它们控制着全世界的工业，给垄断资本家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垄断组织向工会宣战，企图用财富和资本的力量消灭民主。当所有这些情况正在紧张的时候，资本主义工业的极其协调的机构突然遇到了可怕的灾难。
大家不要搞错，引起世界危机的并不是战争；引起危机的原因同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完全一样。
全世界都企图消除危机和失业，克服劳资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和西班牙是西欧最贫困的国家。当意大利的资产阶叙看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他们具有多么大的威胁时，他们就把国家政权和工业控制权利抓到自己手中，用排除一切民主监督的寡头政治方式治理国家。工人政治力量的增长越来越威胁资本家的存在，资本家便以这种手段来遏止它。接着，希特勒出来了，他反对“社会主义的”魏玛国家[14]，反对它的失业现象和政治混乱，针对它们提出建立新国家，实行新民族主义。工业巨头们给希特勒当后盾，军队也支持他。失业现象消失了。希特勒欺骗全国人民，说新国家在德国超人们的治理之下定要使他们复仇。同时，日本不断要求种族平等，但在国际联盟里遭到英美两国的激烈反对，因此，它认为建立“新秩序”能把欧洲人赶出亚洲和在亚洲建立自己的霸权。
但是，在这一时期，俄国革命不但没有被镇压下去，而且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欧洲国家都在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下，进行反对苏维埃的国际斗争，它们秘密地派遣间谍，策划阴谋，组织暗杀。新兴的国家虽然一再濒于灭亡的边缘，但是它没有垮台，而且开始增强了力量。希特勒害怕它，憎恶它。英国一心一意想消灭它。法国为了这个目的，曾经提供金钱、船舶和军队。美国准备在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以后，向俄国进行投资。
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迫近了。英国采取“绥靖”轴心国家的策略。它把埃塞俄比亚扔到新意大利帝国主义的虎口里。希特勒要什么，英国就给什么，只要不打破欧洲的势力均衡，不引起重新瓜分殖民地就行。美国摇摆了一阵之后，才下定决心反对纳粹主义，捍卫私人资本的利益，保护英美两国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投资。
但是，希特勒是绥靖不了的。战争开始了。妖魔鬼怪一时闹翻了天。德国杀死了六百万犹太人。这是一种罪恶宣传的结果。这种宣传使小店主们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使残酷无情的种族仇恨成了战争的基础。法国不信任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地。如果英法两国合作的话，戴高乐和黑人总督埃布埃本来可以在非洲建立一个新的黑色法兰西，从而缩短战争时间的。但是，法国向德国投降了。英国则坚决抵抗。
后来，真正的搏斗开始了，这是纳粹法西斯寡头政治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搏斗。德国打算先摧毁俄国，然后再依靠俄国的资源来悄灭不列颠帝国。日本震撼了整个亚洲，并开始进攻美国，这使美国得到了一个以种族仇恨为基础的立即参战的口实。印度表示抗议。中国人挨着饿，战斗着。可怕的世界战争消耗了无法计量的人力和物力，给整个青年一代造成了莫大的损失。当它即将结束的时候，人们揭开了原子能的秘密。
值得注意的是，那个使“白种人的使命”一语风靡一时的人，那个最热狂地鼓吹这一“使命”的人[15]，却给这一“使命”写了一篇墓志铭：
假若我们被自己的富强景象冲昏头脑，
因而失去我们那些连敬奉上帝都不懂得的野蛮兄弟，
因而失去不像我们白人那样好吹牛皮的兄弟，
或者失去还不知道上帝名字的族类——
…………
那么，上帝，为了异教徒真纯的心，
为了他们这些盲目拜物的人，
为了那些尸骨已化尘土的勇士，
——那些在出巡时不知求你佑护的人，
请你宽宥你的子民，
宽宥我们发疯似地自我吹嘘和撒谎吧！[16]
[1]朱泽培·塞尔季（1841—1936年）——意大利人类学家。弗郞茨·博阿斯（1858—1942年）——美国人类学家、民族志学家和语言学家。约翰·阿特金逊·霍布森（1858—1940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费利克斯·艾德勒（1851—1933年）——美国的道德改革家。悉尼·奥利维尔（1859—1943年）——英国的国务活动家和社会学家，写过许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著作。伍廷芳（1842—1922年）——中国的社会活动家。——俄译本编者
[2]W.E.B.DuBois，Datkwater，NewYork，Harcourt，Brace&Howe，1920，p.275—276.
[3]GustavSpille，ed.，PaPersonInter-RacialProblems，UniversalRacesCongress，I，London，P.S.King&Son，1911，p.23—34.
[4]GustavSpiller，前引书，第24页。
[5]爱德华·豪斯（1858—1938年）——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威尔逊总统在对外政策问题方面的主要顾间。——俄译本编者
[6]布凯尔·塔里亚菲罗·华盛领（1858—1915年）——美国的黑人社会活动家。他曾领导争取改善黑人经济地位的改良运动，这一运动具有保守性质。——俄译本福
[7]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
[8]克里孟梭（GeorgesClemenceau，1841—1929年），法国政治家。1906—1919年，1917—1920年任总理。1919—1920年曾是巴黎和会主席。——译者
[9]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年生），美国的著名资产阶级政论家。——译者
[10]《Pittsburgh〔Pa.〕Dispatch》，February16,1919.l
[11]1919年泛非大会在巴黎散发的传单。
[12]《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备忘录》，1920年3月，第2页。
[13]1919年，英国军队在阿姆利则（印度）枪杀群众大会的手无寸铁的参加者。阿姆利则的大屠杀激起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涨。——俄译本编者
[14]著者指魏玛共和国，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虽然口头上提出社会主义的口号，实际上给希特勒的掌握政权扫清了道路。——俄译本编者
[15]指吉普林（JosephRudyardKipling，1865—1936年），英国的作家。他描述殖民地生活，歌颂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吉姆》，诗歌《营房歌谣》等。——译者
[16]RudyardKipling，Recessional. |
第七章黑苏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第七章黑苏丹
七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北非，在柏柏尔人和黑人中流布。穆斯林依靠自己的黑人士兵的支持，渡海侵入西班牙；在下一个世纪，他们在欧洲受到回击以后，就横跨撒哈拉的最西部，进入黑人的国度。此后，在十一世纪，阿拉伯人穿过达福尔、加涅姆和邻近地区的黑人部落，从东方进入苏丹和中非。
弗罗贝尼乌斯指出，在那里产生的文化并不是阿拉伯的文化，而是黑人的文化。
“十五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航海家们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依然繁荣昌盛，它那和谐而又有高度组织的文明正是处在灿烂辉煌的阶段。在上一个世纪盛行着一种偏见，说什么伊斯兰教是非洲一切高度文明的源泉。但是，从那时候起，我们的知识扩大了。我们现在知道，在穆罕默德降生以前，甚至在埃塞俄比亚文化传人非洲内陆以前，苏丹人的美丽的緾头巾和连衫裙就已经乳名非洲了。我们还知道，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前，苏丹国家的独特组织已经存在了很久；黑非洲的建筑和教育、城市和手工艺的历史比中欧早几千年。
“由此可见，苏丹曾经存在过历史悠久的、生气蓬勃的非洲文化；在赤道非洲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文化，同时，这种文化完全没有接受过埃塞俄比亚人的思想、哈姆族的血液和欧洲人的文明的影响。在我们能够研究这种古老文化的任何地方，它都给予同样的印象。在特罗卡德洛宫[1]或大英博物馆等巨大的博物馆里，以及在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和德国，我们到处都可似看到这种文化的同一精神和性格，同一本质。上述各地的收藏品虽然是东拼西凑而成，但是它们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它们使人惊讶，它们给人印象之深，不亚于亚洲艺术的收藏品。衣服惊人地华美，绘画和雕刻雄浑富丽，象牙武器四远驰名，那些神话的集子不亚于《一千零一夜》、中国的小说和印度的哲学。
“如果把非洲精神的这些表现同我们精神文化方面的这类成就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非洲精神的影响有多么巨大的力量。非洲精神的影响是更强烈的，是丰富而又更朴素的。非洲人的任何武器，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构思上，都是简单而实用的。雕刻作品的每一个线条都以它的朴素和严整惊人。
“任何东西也不能够使人产生比这更鲜明的力的印象了；一切东西：茅舍和它的炉灶的形态，汗水、油污的兽皮和家畜粪的气味，都是这种印象的来源。人所制作的一切东西，都是实用的，结实的，牢固的。这也就是非洲风格的特点。只要完全抓住这种风格，你立即就会明白，这种风格在非洲的一切方面表现出来，它表现在所有黑人民族的活动中，甚至在他们的雕刻中。他们的舞蹈和假面，他们的宗教仪式和生活方式的实质，他们的国家制度，他们对于命运的观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风格存在于他们的寓言、童话、格言和神话里。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自然就要拿这种文化同古埃及文化进行比较，因为在黑非洲新发现的这种文化具有同样的特点。”[2]
在十三世纪推动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新事物，正是通过成吉思汗和十字军的媒介，从亚洲和非洲传去的。在这时期，黑人在苏丹开创了一些伟大的国家，它们在十四世纪繁荣昌盛，成为中世纪文化综合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一个世纪期间，加纳穿过万里荒沙，同欧洲进行了贸易。曼丁哥人虽然丧失了自己在西非洲的政权，但是在下一个世纪，他们建立了名闻全欧的伟大的马里王国。在亚洲，从非洲运去的黑奴举行起义，夺取政权，成为伟大的统治者。在这时期，阿尔摩拉维达领主们（柏柏尔人同黑人的混血儿）率领桃血就的黑人部队占领了摩洛哥。在非洲的东部海岸，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依靠自己的混血种军队，建成了一些巨大而美丽的城市，他们不仅同非洲大陆腹地的各王国，而且同中国和印度进行了贸易。由于十一至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的结果，野蛮的欧洲人同东方文明发生了紧密的接触。因此，罗马的天主教会就拼命企图同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黑人牧师约翰结成反伊斯兰教联盟。
下摩洛哥的离沙漠最近的城市西吉尔梅萨，是在公元767年由一个黑人建立的，这位黑人是当地柏柏尔人的统治者。实际上，苏丹和撒哈拉许多城市的统治方式都是如此，在当时，人们丝毫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奇怪。人们硬说摩尔人破坏了赫达戈斯特城是因为它向加纳的黑人城市纳贡。实际上摩尔人之所以毁掉赫达戈斯特，是因为它是一个异教的城市，而不是因为城内居民的肤色。据传说，当柏柏尔人的某个君主击败苏丹的一个城市时，城内的黑人妇女全部自尽，因为她们的自豪感不容许自己落到白人的手里。
在非洲西部，穆斯林最先同黑人王国加纳发生接触。在那个王国里，远在古代就已经聚集了大量的黄金。我们知道七十四个加纳统治者的名字，他们的统治到公元三世纪为止，共经历了二十一代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七世纪左右，那时坎及法老尼科已经派遣腓尼基人的探险队完成了环绕非洲大陆的航行。那还在迦太基人汉农考察西非海岸之前。
到十一世纪中叶，加纳已经是西苏丹的主要王国了。当时城市分成若干住区，里面住的是本地人和穆斯林。房舍都是木石建筑，城的周围是果园。加纳国王拥有二十万名军队。国家极为富庶。一百年后，加纳国王接受了伊斯兰教。他的王宫有玻璃窗户，装饰着雕刻物。在那时候，穿过沙漠的贸易已经很兴盛了。加纳输出黄金、皮革、象牙、科拉[3]、树胶、蜂蜜、小麦和棉花。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都同苏丹进行贸易。加纳周围有一些同样的或者更小一些的非洲王国，如德克路尔、西拉、马西那等[4]。闪族显然是在阿拉伯人以前移到非洲这一部分来的，他们不是耕田，就是放牧。他们的文化水平此周围黑人居民的文化水平低。后来，他们同黑人融合到一起了。
在黑人君主的统治下，加纳国家的文明达到极高的程度。阿卜·贝克利，伊本·雅库特和伊本·哈尔顿[5]指出，加纳统治着居住在现代的毛里塔尼亚的柏柏尔人。柏柏尔人的首都赫达戈斯特向加纳国王纳贡。加纳领土南跨塞内加尔河，一直伸展到法列纳和巴马科金矿。加纳的领土同尼日尔河上游的曼丁哥人土地接壤，在东部，它几乎伸展到廷巴克图。开罗和巴格达的人都很熟悉加纳的情况。
公元1040年，伊斯兰教开始在柏柏尔人和黑人中间流布。建立了著名的阿尔摩拉维达王朝。阿尔摩拉维达领主们在苏丹的追随者曾经同西班牙进行战争。“阿尔摩拉维达领主们是混有大量黑人血液的柏柏尔人。黑人优素福是他们的领袖。摩尔人的文学作品《帘幕集》描写优素福时，说他是一个‘卷发’和褐色皮肤的人。优素福的爱妾是一个被俘的白种女子，名叫法德哈仙（“美的化身”），是继位者阿里的母亲。常常被优素福打败的西班牙国王阿尔丰沙六世的妻子是一个摩尔女子，即他宠爱的王后赛伊德。赛伊德生了一个儿子，即他很喜爱的桑乔。桑乔战死后，老阿尔丰沙很快也死了。”[6]
阿尔摩拉维达王朝使大批的苏丹黑人信奉了伊斯兰教，但是没有达到在政治上控制他们的目的。于是，阿尔摩拉维达王朝就企图征服加纳国王，公元1051年，他们夺取和洗劫了赫达戈斯特。城中的一部分黑人居民逃往南方，另一部分信仰了新宗教，归附了阿尔摩拉维达王朝。在新入教的人中间，有曼丁哥人的国王。虽然国王和部落酋长们改信了新宗教，但是，绝大多数居民群众却长期保持旧的信仰。最后，在塞腊科列人的酋长们的领导下，改信伊斯兰教的黑人向几内亚湾移动，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城市，他们贩卖科拉、牲畜、衣服和黄金，因而富足起来。于是，他们有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并且至今如此。
1076年，阿尔摩拉维达领主们占领加纳，1087年攻陷塞维里亚。阿尔摩拉维达领主们变成了西班牙和摩洛哥的统治者。在阿尔摩拉维达王朝的国家里，不仅有柏柏尔人，而且有很多接受伊斯兰教的黑人，这个国家在西班牙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但是，1620年[7]，阿尔摩拉维达王朝完全崩溃了。接替阿尔摩拉维达王朝的是阿尔莫哈德王朝，这个王朝支持西班牙的穆斯林同基督教徒进行斗争。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摩尔人在西班牙的统治盛极一时。当时建造了一些光辉灿烂的艺术纪念物，如阿兰布拉宫和科尔多瓦清真寺等等。
九世纪和十世纪，加纳国家是很发达的，但是，到十一世纪中叶，它就开始衰落了，原因可能是沙漠的扩展和阿尔摩拉维达领主们的进攻。大约在十三世纪中叶，加纳国家就不复存在了。
1914年在这个国家境内进行考古学发掘的时候，曾经发现一个巨大城市的用天然石块建造的房舍的遗迹，另外还有一些雕刻。
当加纳灭亡的时侯，邻近诸部落不再受它的统治，纷纷独立起来。1270年建立的迪亚瓦尔王朝的政权一直维持到1754年。大约在公元690年建立的伟大的桑海国家开始发展。但是，曼丁哥人的马里王国压过了它。正如德拉福斯所指出那样，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仍统治着曼丁哥人王国的王朝，“可能是世界上时间最久的王朝”。在七百年间，尼日尔河上游的一个小村一直是非洲的巨大王国之一——曼丁哥帝国（即马里）的首都。曼萨（曼丁哥国王）统治这个村庄达几个世纪之久。1050年，阿尔摩拉维达王朝使曼丁哥国王接受了伊斯兰教，他曾到麦加去朝觐，并同邻近的国家建交。
“在黑皮肤人中，马里（梅列）民族的人数多，也特别富足。马里扩大了自己的版图，占领苏苏以及西方的靠近大洋的加纳。穆斯林认为，马里的头一个国王是巴拉明达纳赫，他曾经前去麦加朝觐，并且号召他的继承者仿效他的榜样。”[8]
马里位于加纳的东南，在几内亚湾以北约五百英哩。马里的统治者称“曼萨”。从十三世纪中叶到十四世纪中叶，梅列斯丁（人们这样称呼马里曼萨的领地）在黑人的土地上是一支主要的力量。后来，部落酋长索萨占据了马里国家的一部分，但以后又被松底阿特收复。1240年，松底阿特占领加纳。在他的统治时期，棉花的栽培和加工得到普遍的推广。他保证了自己王国的安全。他的继承者使王国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在1307至1332年间，梅列斯丁帝国达到鼎盛时期。这个帝国的最卓越的统治者叫做马里·贾拉克（穆萨曼萨），他在1324年带着一个商队前去麦加朝觐，随从达六万人，其中有一万二千名青年奴隶身穿花布和波斯绸衣服。穆萨曼萨用八十匹骆驼默载金砂（价值约五百万美元），作为路费。他的豪华震惊了东方。在他的统治时期，在加奥建造了一个用砖砌的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平顶，带雉堞，塔楼呈金字塔形，同苏丹各地普遍流行的建筑艺术风格相同。人们认为穆萨聘用的建筑师是这种风格的奠基人，根据伊本·哈尔顿考证，这位建筑师得到了五十四公斤黄金的报酬。
我们不要忘掉，在这些黑人国家发展的时期，欧洲还刚刚脱离中世纪的黑暗，充满着强盗、迷信者和农奴[9]。曼丁哥人的马里帝国几乎包括法属非洲全部和英属西非洲的一部分。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同地中海两岸各国保持紧密的联系。
伊本·巴图塔于1352年游历马里后写道：“我在伊巴丹逗留了约五十天。城市居民对我很尊重，殷勤地款待我。这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地方。当地居民以拥有一些不高的海枣树而感到骄傲，他们在树下栽培西瓜。伊巴丹从地下的巨大水泉取水。这里有许多锦羊。伊巴丹的居民大多数属于马苏弗部落，他们穿的衣服是用上等埃及棉布制成的。城市的妇女非常美丽，而且比男人受到更大的尊敬。这些人的相互关系真正令人惊异。男子没有忌妒的感情。亲属关系不是以父亲为中心，而是以母亲的弟兄为中心。继承人不是丈夫的儿子，而是姊妹的儿子。
“除了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印度人和异教徒那里，我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可是，这里的是穆斯林，他们严格遵守祈祷时间，学习法律和背丽可兰经。
“我在马里的时候，正赶上两个节日——宰牲节和开斋节。在这些节日里，做完晚祷以后，苏丹坐到他的宝座上，侍从们将富丽堂皇的武器——金银箭筒、带有黄金装饰和金鞘的马刀、金银长矛和水晶权标等等拿到金銮殿。苏丹宝座旁拥立着四个艾米尔，手执马鞍形银制大扇驱赶蝇子。将领、法官和阿旬们分列在指定的地方。接着，苏丹的承宣官杜格哈走进金銮殿，引进来苏丹的四个妻子和一百名衣服华丽的奴隶姑娘。女奴头上装饰着金银绦带，绦带两端有金银小球。杜格哈入座，开始吹奏一种类似芦笛的、下端很粗的乐器。接着，他高颂赞美苏丹文治武功的诗。在三十名身穿鲜红绸衣、头戴锈花白帽的青年乐工的伴奏之下，后妃和宫娥随着杜格哈吟诵。然后，青年乐工有节奏地敲起挂在肩上的鼓，于是男童（杜格哈的弟子）进前舞环，就像信德人所表演的那样。在这种美妙的表演中，男童们显示出惊人的灵敏和迅速。接着，他们开始表演马刀舞。杜格哈表演一个美妙的马刀舞。舞毕，苏丹命人赏赐他。从人当场高声宣布，赐他一袋重达二百密斯卡耳[10]的金砂。
“黑人具有优良的品质。在他们当中，很少有不正直的人。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坚决地反对不正义的事情。他们的苏丹对于犯有极小罪行的人也不宽宥。国家的秩序非常安定。旅客和当地居民都用不着提防窃贼和强盗。黑人决不侵占在他们国内死去的白种人的财产，哪怕是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白种人所遗留的财富的数目。恰恰相反，他们把财产交给他们所信任的任何一个白种人，一定要使死者的法定继承者得到这些遗产。
“有人认为，曼丁哥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不论在内部组织和文化水平方面，它都不亚于当时伊斯兰教王国，更不要说基督教国家了。”[11]
库利写道：“十三世纪的一个作家伊本·塞义德列举了非洲大陆上从西到东的十三个黑人国家，从西边的加纳起，一直到东边在红海岸边的别扎止。”[12]
哈佛大学教授利奥·汉斯柏里曾经给我开列了苏丹国家的名称和苏丹统治者的名字：
中世纪西非的王国和帝国
（一）加纳王国
（二）马里王国
（三）梅列斯丁帝国
（四）桑海王国
（五）桑海帝国
（六）博尔努王国
（七）莫西王国
（八）努摆王国
（九）约鲁巴王国
（十）贝宁王国
马里和梅列斯丁的一些国王的名字
（从1213年到1464年）
（一）阿拉科伊曼萨
（二）贾塔曼萨
（三）瓦里一世曼萨
（四）瓦里二世曼萨
（五）哈里发曼萨
（六）阿卜巴克曼萨
（七）萨库拉曼萨
（八）贡科·穆萨一世曼萨
（九）苏列曼曼萨
（十）马格哈曼萨
（十一）穆萨二世曼萨
（十二）马赫姆德曼萨
桑海的一些统治者
（从679年至1582年）
（一）札—阿拉亚曼
（二）札—扎科伊
（三）札—塔科伊
（四）札—阿科伊
（五）札—柯乌
（六）札—阿里佛伊
（七）札—比阿伊一世
（八）札—此阿伊二世
（九）札—卡拉伊
（十）札—雅落一世
（十一）札—雅玛二世
（十二）札—雅满三世
（十三）札—库科拉伊
（十四至三十二）这个王朝的另外十九代统治者
（三十三）索尼·阿里—科伦
（三十四）索尼·榭尔曼·纳列
（三十五至五十一）王朝的另外十六代统治者
（五十二）索尼·阿里
（五十三）阿斯吉亚·哈吉（即阿斯吉亚大帝）
（五十四）阿斯吉亚·穆萨
（五十五）阿斯吉亚·穆哈默德·包坎
（五十六）阿斯吉亚·伊斯马伊尔
（五十七）阿斯吉亚·伊斯哈克一世
（五十八）阿斯吉亚·达乌德
（五十九）阿斯吉亚·哈吉二世
（六十）阿斯吉亚·穆哈默德·巴诺
（六十一）阿斯吉亚·伊斯哈克二世
十五世纪末，非洲文明在桑海帝国（当时位于梅列斯丁帝国以东）得到了最大的发展，仅次于古代埃及的文明。根据传说，马里的一位国王前去麦加朝觐，归途中曾经停留于廷巴克图，那里当时有一个黑人古老王朝。他把廷巴克图的两个少年王子带回马里，打算培养他们将来为自己服务。最后，两个王子终于逃回故乡，并且在故乡建立了桑海国。
桑海迅速扩大，它在西方兼并了梅列斯丁帝国和古代加纳的残余土地。桑海开始向南方扩张自己的领土，把莫西和几内亚湾南岸各城邦的居民一直赶到康格山。在战无不胜的索尼·阿里的统率下，桑海国又开始向东方即尼罗河谷的方向推进，在豪法人和博尔努人中间建立了几个巨大的、不断扩展的文化中心。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在丰吉人和加涅姆的居民中间，也建立了一些同样的中心。十九世纪，西方文明同穆哈默德·阿里的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人发生了接触。
桑海是在黑人穆斯林阿斯吉亚大帝的领导下创立的，当它强盛的时代，它在各方面都很出色。
从完备的管理制度、道路和通信工具，公安制度等方面看，桑海国并不亚于现代任何欧洲或亚洲国家。它的面积决不比欧洲小。在国家最遥远的角落，臣民对桑海皇帝“都是绝对地服从，正如宫里的人服从他一样”。加奥、廷巴克图和真涅等城市是文化中心，而在桑科列大学里，有几千名学生学习法律、文学、文法、地理和外科学。十六和十七世纪，文学开始发展。桑海的大学同地中海区域的巨大学术中心保持着联系。
建筑业和织布业得到高度的发展。劳动组织虽然是以家奴制为基础，但是它不仅使奴隶可以避免过度的剥削和贫困，而且给奴隶开辟一条充任国家要职的道路（不管皮肤是什么颜色）。
氏族制的手工业祖撒使每一个手工业者都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他用不着为了不致饿死而拼命地工作。
非洲的利奥[13]曾经这样描述阿斯吉亚王朝统治时期（十五世纪）的桑海国家：
“这个地区拥有大量的谷物、牲畜、乳和油，只是缺盐，盐必须从距离桑海五百英里的特加兹运来。我在桑海逗留的时候，看到用骆驼运来的一驮盐要卖八十个杜卡特[14]．。国王托姆布托非常有线，他拥有许多金锭和金权标，其中有一些重达一千三百磅。托姆布托的宫廷富丽堂皇，十分豪华……国内有大批医师、法学家、祭司和其他有教养的人，都由国家发给优厚的薪俸。人们把用摩尔文字写成的手稿和书籍运进桑海，它们的售价此其他任何商品都高……”[15]
根据这段描述，我们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桑海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非洲将会对全世界发生多么大的影响啊？但是，桑海命途多件。起初蒙古人和土耳其人从亚洲涌来。土耳其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在西方，把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从海岸赶入非洲腹地，赶入荒无人烟的沙漠。这些被赶走的流民携带枪炮，进攻桑海人，1591年在田卡迪布一役打败他们，毁灭了他们的国家和文化。后来，流民们在非洲北部定居下来，他们不但自己退化，而且连累桑海人退化，因此，他们的文化只有很可怜的一点残余继续传向东方。如果埃塞俄比亚的文化不受变种欧洲基督教的桎梏，那么它也许可以在塔哈尔卡二世的影响下复兴，并且挽救桑海的文化。但是，在撒拉丁的盛世以后，马木留克衰微了，随后埃塞俄比亚文化也化为乌有了。
1660年以后，在一百二十年期间，廷巴克图是由混有土耳其人、柏柏尔人、黑人血液的帕夏进行统治的，他们向邦巴里的黑人国王纳贡，收买图阿列格人。最后，在1894年，法国的霞飞将军（后来升为元帅）攻占了廷巴克图城。
桑海以东有两个强盛的国家。豪萨国包括七个城市，其中有卡诺和卡契纳。这些城市是植棉、制革、农作、商业、冶金和织布的中心。十六世纪中叶，卡契纳方圆达十三英里，分为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后来，这个国家的政权转入其他统治者的手中；最后，到了十八世纪，著名学者和作家穆罕默德·贝洛开始统治它。1904年，豪萨国被英军占领。
豪萨以东的国家分成两部分，西部称为博尔努，东部叫做加涅姆。这个国家的居民为黑人和柏柏尔人的混血种，他们占有广大的领土。第一个统治者是萨耶菲。国王称“玛伊”。伊本·巴图塔曾经访问伊德里斯一世玛伊（在位时期：1362—1376年），他记述过一些办得极好的铜矿场；他还讲到黑人在国王头上蒙上盖头、不让外人偷看国王的习俗，也讲到黑人用鼓声传递消息。
在西苏丹的政治发展中，博尔努王国起过显著作用。它从公元十世纪起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16]。博尔努统治者的势力扩展到很大的地区。博尔努王国（或称帝国）大概是在伊斯兰教纪元的最初两个世纪建立的。在这两个世纪中间，基督教的西方仍然处于愚昧无知和野蛮状态，但是，萨拉秦人的文化却高举着文明的接力棒，把它传给以后的时代。博尔努王国从埃及和北非汲取了灵感。在博尔努头几代统治者的时代就已经达到的文明的水平，此当时欧洲各君主国的成就优越得多。大约在十二世纪，博尔努王国定都于恩吉格米（西马）（加涅姆〔乍得湖以东〕的马奥附近）。后来，杜纳姆·达巴列砖砖伊（在位时期：1221—1259年）的一个最英勇的武将开拓了博尔努帝国的领土，使它北至基维尔和提贝斯提，西南至乍得湖。
杜纳姆·达巴列砖的文治武功增添了博尔努的光荣，他在位的末期，由旭烈兀率领的蒙古军洗劫了巴格达。阿拉伯的祭司们流离失所，向西方涌去，进入埃及和非洲，把在伊拉克所产生的各种派别的伊斯兰教带到了那里[17]。
博尔努（加涅姆）国从公元750—800年代起一直到1810年加涅姆布·库布利当政的时候止，曾经长期地由国王统治，但是，这个国家在十三世纪杜纳姆·达巴列玛死去时的情况同1470年开始复兴时期的情况具有重大的差别。起初，博尔努王国由一些“管骆驼的人”统治，他们控制着居住在乍得湖以东，一直到博尔努和瓦代的部落。这些统治者征服了居住在博尔努以北的提达人和提布人的部落，他们用同提布人王族和亲的办法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从加涅姆再往东，是由青尼罗河畔的森纳尔的丰吉王朝统治着的，那里有一个基督教的东哥拉王国。有一个流传到现在的古代传说讲到这个时期，说森纳尔君主（他们可能是统治麦罗厄的王朝的后裔）同博尔努的初期国王瓦代玛伊联合起来了。
在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的一百年间，伊德里斯·阿鲁玛雇佣了土耳其的火枪兵。这个王国的任务之一是保证通地中海和埃及的全部道路畅通无阻[18]。
1520年，在乍得湖西南出现了巴吉尔米苏丹国，这个苏丹国于1896年被法国侵占。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达福尔和科尔多凡成为东苏丹的强盛国家。拿破仑征服埃及的时期，科尔多凡是他的同盟者。十九世纪，拉巴赫（一个黑人女子的儿子）在东苏丹拥有最大的实权。他曾一度侵占博尔努，控制北非的大部分，包括巴吉尔米、博尔努和乍得湖周围的其他国家。
1900年，拉巴赫的军队被法国人完全击溃，他本人也牺牲了。
从五世纪起，旧东哥拉就是努比亚的首都。公元450年，别扎人国王西尔科接受了基督教。在两世纪期间，努比亚人一直抵御侵入尼罗河谷的穆斯林的进攻。差不多有六百年光景，他们不得不向伊斯兰教徒纳贡。1275年，努比亚人臣服埃及，但是到1403年，他们又获得了独立。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努比亚人和阿拉伯人展开了斗争，最后，到了十六世纪，信奉基督教的努比亚王国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
住在努比亚以南的丰吉人跨出苏丹国境，在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合流处建立自己的首都。1617年，当苏丹谢里姆侵入埃及的时候，丰吉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同阿拉伯人约定共同瓜分埃塞俄比亚。
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他们占领了从尼罗河第三瀑布一直到森纳尔的广大地区。后来，他们使施鲁克人和阿比西尼亚人相继归附自己的政权。结果，达福尔发展成为一个大国。
就在那个时候，葡萄牙人到达阿比西尼亚，重新给欧洲人启开这个国家的大门。在阿比西尼亚由于葡萄牙人入侵而分裂成许多小国以前，它的文化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丰吉人企图占领北埃塞俄比亚，但是，埃及的新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儿子前去抵御，把丰吉人击退，使他们遭受重大的伤亡。1822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在建立喀土穆城以后不久，就被杀死了。由于他被杀害，穆罕默德·阿里对苏丹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报复。从1839年起，阿里开始参加贩卖奴隶和象牙。这种贸易和苏丹的内争使苏丹陷入混乱和贫困的状态。1881年，苏丹境内爆发了起义，领导者穆罕默德·艾哈默德（自称马赫迪[19]）在黑人丁卡部落的支持下，把埃及人和英国人赶出国境达十六年之久。马赫迪属于操库什特语的非洲民族。1883年，他从被俘中逃出，解放了科尔多凡，在那里歼灭了昔克斯帕夏引入南赤道[20]的英国军队。1885年，马赫迪占领喀土穆，击毙“中国的”戈登[21]。次年，马赫迪死去。他的继承者进攻阿比西尼亚，杀死皇帝约翰。
后来貂阿的孟尼利克[22]成为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者。当意大利企图使阿比西尼亚变成它的附属国的时候，他很成功地粉碎了意大利的阴谋。1896年，孟尼利克在阿杜瓦战役中击败了意军。从此以后，大英帝国在非洲的统治就受到两个黑人国家的威胁：一个是阿比西尼亚，另一个是苏丹。因此，当孟尼利克和法国人缔结同盟的时候，英国军队立即出动，于1898年占领喀土穆，屠杀当地居民两万七千人。马赫迪的继承者被打败了。
十三至十五世纪在埃及和苏丹发生的事件，促进了西方和东方各国之间通过非洲所进行的广泛文化交流。希腊学者曾经把埃及和亚述当作圣地朝拜，他们从黄种和黑种的哲人那里吸取了新的知识。希腊罗马文化衰落以后，阿拉伯人在非洲的精神生活方面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他们发展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对西亚和南欧发生了影响。十字军东征为黑非洲各国跟其他各国之间的联系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非洲的君士坦丁（1020—1087年）生于各色人种杂居共处的迦太基，他的身上大概混有黑人的血液。君士坦丁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医学家之一，他是第一个把拉丁文译成阿拉伯文的人。他的活动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和欧洲烦玻哲学的开始灭亡。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希腊文化从非洲传入欧洲。
君士坦丁本人究竟是不是尼格罗人姑且不论，但在较晚的时期，有许多黑人参加了这种文化联系工作，却是事实。
因此，到了十三世纪，在欧洲人的眼目中，非洲人具有浪漫主义的光辉。
远在公元五世纪，天主教会就传说有一个黑皮肤的摩尔人圣者，大家说他原是埃及的王子。在十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鄂图选定圣摩里吉耶为德意志的守护神。从公元1000至1500年，圣摩里吉耶的塑像和对他的祭祀在中欧十分普遍流行。
瓦尔特·封·得尔·弗格尔外德[23]歌顺骑士们的优良品质，不问他们的肤色如何。
摩尔人具有许多的优点，
你很容易看出他的勇敢。
沃尔夫拉姆·封·埃森巴赫[24]（十三世纪）在他的长篇史诗《巴吉瓦尔》里，称白人和黑人为“弟兄”。这部史诗叙述一个欧洲骑士怎样进入札萨蛮克国，这个国家的女王贝拉卡娜和她的臣民简直“此黑夜还黑”。骑士爱上了贝拉卡娜，开始追求她，后来同她结了婚，因为她的灵魂跟信基督教的女人一样高尚，一样纯洁。
后来，由于两个人信仰不同，骑士感到心灰意漱，他丢开她，回到故乡瓦卢亚。在那里，由于参加骑士比武，他博得了女王的欢心，同她结婚，并且当了国王。但是，他心里仍然爱他丢开的那个黑人妻子，他感到自己犯了罪。骑士死后，他的儿子巴吉瓦尔也变成一员大将，率领人去寻找圣格拉亚尔杯[25]。在这期间，贝拉卡娜生了一个儿子，大家感到惊奇的是，这个婴孩的皮肤一部分是白的，一部分是黑的（einSohnlein，daszweifarbigwar）；因此，就管他叫做法耶费斯，即“杂色人（bunteSohn）”的意思。后来，巴吉瓦尔遇到他的兄弟，但是不认识他，同他进行了决斗。这是巴吉瓦尔有生以来所经历的第一次最困难的决斗。在决斗时，巴吉瓦尔的剑折断了，假若不是他的有色皮肤的敌人具有侠义心肠，他就会被砍死。最后，两个同父异母弟兄相互认识了。原来，法耶费斯像任何的基督教徒一样忠诚。他爱上一个白色女人，受了洗，并且开始在东方传布基督教。关于巴吉瓦尔和法耶费斯的传说只不过是关于圣格拉亚尔杯的传说的一部分，说明人们企图在不同信仰和不同种族的鸿沟上面架起一座桥梁。对于理解十三世纪文明社会的思维方式，这个传说具有重大的意义[26]。
中世纪时代，“黑圣女玛丽”的塑像和黑人圣者的画像在德意志和拉丁系统的欧洲国家十分流行。夏特勒大教堂的玻璃画证实了这一点。
莎士比亚是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从事创作活动的，他创造了黑皮肤的奥赛罗的形象。奥赛罗不但是勇敢的士兵，而且是得到意大利一个最富庶的国家的元老的小姐允婚的达官贵人。在《威尼斯商人》里，莎士比亚描绘了黑皮肤的倾慕者同白种人公主之间的自然和平等的关系。
在《奥赛罗》[27]里，莎士比亚曾经十次谈到剧本主人公的种族和肤色。例如，在第一幕第二场六十六行，他曾提到奥赛罗的厚嘴唇，在第七十行讲到奥赛罗的黑胸脯，爱米莉霞称奥赛罗为“黑人”（第五幕第二场，第一百三十行），公爵称他为“黑皮肤的人”（第一幕第三场，第二八八至二八九行）。奥赛罗说：“像我的脸一样黑”（第三幕第三场，第二入六至二八七行），又说“我皮肤黑，感到很幸福”（第二六三行）。这部剧本里讲到肤色的不同最初使苔丝德梦娜曾经大吃一惊（第三慕第三场，第二二九至二三○行；第一幕第三场，九十八行）。在她为黑人妇女辩护的独白里，也谈到了这一点（第二幕第二场，第一三二至一三四行）。
尽管如此，莎士比亚毫不犹豫地认为奥赛罗是王室宗族（第一幕第二场，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行），而奥赛罗的朋友们也承认他的品格高尚，说他“不愧为长官”，说“奥赛罗勇敢”，说他“光明磊落，头脑健全”，是一个“胸怀豁达的人”。埃古这样谈到奥赛罗（第二幕第一场，第二七八至二八二行）：
这摩尔人我虽然气他不过，
却有一副坚定仁爱正直的性格；
我相信他会对苔丝德梦娜
做一个最多情的丈夫[28]。
这些话本来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有一些文艺批评家却疯狂地反对莎翁把摩尔人的形象作为一个高尚的军人和一个白人美貌女子的得意情郎来处理。
据说基督降生在马槽里以后，曾有三个占星博士前往朝觐，有些意大利画家和其他国家的画家以此为题创作了许多图画。他们很有道理地认为，这三个人是代表着地球上的三大种族，其中一个一定是非洲黑人，另外两个则代表黄种人的亚洲和白种人的欧洲。
十四世纪，苏丹开始向黑非洲扩张。伊斯兰教沿尼罗河向上游传播，从十三世纪中叶一直继续到十九世纪初。班图部落起初大概是从大湖地区向北朝地中海方面移动的，但在伊斯兰教的压力之下，他们远在十一世纪以前就开始走向非洲西海岸和刚果王国（它的版图包括刚果河谷和广大的刚果河流域森林地区）。班图人返回大湖地区以后，对居住在东部海岸的尼格罗人和混血种人构成了威胁，并向以津巴布韦为中心的莫诺莫塔帕的文明发动了进攻。他们摧毁、改变、同时又接受了这种文明。班图人在迁徙途中几次长时期地停留下来，并对邻近地区进行掠夺，直到十九世纪初他们到达南非洲境内以后，他们的大迁徙才告结束。
从西方降临到非洲的灾难是更加可怕的。在苏丹进逼之下，海岸各城邦节节后退。它们的文化跟势力日益扩大的欧洲发生了冲突。欧洲起先是贩卖黄金和胡椒，后来则转而贩卖奴隶，并使这种贸易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美洲黑奴劳动所产生的利润和从印度掠夺的巨额财富，使世界工业改变了面貌。由科学和技术奇妙结合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曾经建立在非洲奴隶制度和黑人退化的基础上。桑海国名都被人遗忘，欧洲开始统治整个的世界。
假若基督教会不离开亚、非两洲而转向北方蛮族，假若它保持在这两个大陆的影响，那么，这一千年的历史必将改观。在整个中世纪早期，天主教在北非，在尼罗河流域，在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和中东，都曾广泛流布，拥有很大的势力。但是，东罗马帝国的贪婪和关于雅利安邪说之类的永无休止的争论，使罗马教会失掉了所有这些国家。因此，当伊斯兰教徒以保护埃及的基督教徒为口实侵入尼罗河谷的时候，在埃及并没有遇到基督教会有组织的反击。恰恰相反，当基督教直接接触到被奴役的非洲黑人和美洲的红色皮肤的印第安人的时候，它认为他们是最坏的异教徒，理应被屠杀和奴役。
由此可见，教会促进了奴隶贸易和这种贸易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能不能够设想：像苏丹文化那样挥煌灿烂的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复兴没有发生影响呢？阿拉伯具有原始文化，其影响没有超出当地范围。阿拉伯人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文明，是在它们同蒙古种人（在巴格达）、尼格罗人（在尼罗河谷）相互接触的地方和有他们侵入的西班牙开始的。他们侵入西班牙以前，先是比较小批地一批一批在非洲缓缓推进，由于途中有黑皮肤和褐皮肤的尼格罗人以及混血种的柏柏尔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因而壮大了他们的队伍。正是因为这徉，欧洲在五百年间一直把西班牙的伊斯兰教文化称为黑种和褐种摩尔人的有色“摩尔”文明。
另外，所有关于人的肤色及肤色在中世纪的社会意义的学术讨论，都一致地得出了摩尔人就是黑人的结论。
“阿道夫·布洛赫曾经描述现代的摩尔人，他研究了千百年来白种人和黑种人杂婚产生摩尔人的经过。关于这一点，他写道：‘摩洛哥人的祖先不是别的民族，而是非洲的尼格罗人。黑皮肤人的这一类型或多或少具有欧洲人的特征。在塞内加尔河的整个右岸以及撒哈拉各部分所遇到的正是这一类型……换句话说，这些地区是黑皮肤的摩尔人的发祥地。他们直到现在还具有很厚的嘴唇。这不是他们混血的标志，而是他们的黑人出身的结果。
‘凡是有青铜色和深灰色光亮皮肤的摩尔人，全都同黑色的摩尔人血膝相近。他们是同一种族的不同变种。正如在欧洲的同一民族中可以看到谈黄发男子、黑发男子和栗色发男子一样，在摩洛哥人中间也可以遇到带有任何皮肤颜色的人。毫无疑问，他们是真正的混血种。’”[29]
在几个世纪期间，摩尔人的海盗出没于苏格兰的海岸。大卫·麦克里奇这样记述过他们：“在十五世纪的这些黑人掠夺者中间，最卓越的是赫布里底群岛的黑皮肤海盗阿兰·麦克利亚里。”
乔治·哈代指出：“摩尔人利用自己靠近海的优点，建立了强大的舰队，并且同地中海的基督教国家进行残酷的斗争。从他们的港口驶出的船只是由当地的村社武装起来的，水手全都是久经锻炼、英勇果敢的人。这些‘海盗’向地中海沿岸或岛屿进行突然的袭击，他们捕捉水手和旅客并把他们当作奴隶出卖。地中海上充满了恐怖。海盗们掠夺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海岸，一直达到英伦三岛沿岸。”[30]
德莱柏[31]指出，远在十一世纪的时候，黑皮肤的摩尔人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方面就占有巨大的优势。依照他的说法，摩尔人“非常轻视德意志、法兰西和英吉利的君主们的宫室，说它们是马棚，没有烟囱和窗户，房顶开孔往外冒烟，正如某些印第安人部落的小屋一样。”[32]
后来，有些学者承认，穆斯林的东方和亚洲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黑苏丹的历史就说明人们是故意抹煞这个事实，不愿意研究这个问题。黑苏丹的文化和科学中心的产生，要此法国、德国或英国早许多年。即便有人承认上述的事实，他们也力图辩解，硬说苏丹人的领导者是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甚至在文学中，也只是偶而提到黑皮肤的人。有人推断说，在开罗和塞维利亚，在桑科列大学和廷巴克图大学里，不曾有过伟大的黑人学者讲学。可是，这种说法对吗？只有发明和传播美国种族理论、黑人自古低劣论的人，才会认为上面的推断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记得，欧洲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中世纪的华野蛮状态而返回希腊罗马文化的。在希腊分崩为许多小国、罗马完全衰落之后，拜占庭通过君士坦丁堡把希腊文化带到了亚洲和非洲，也就是带到它的最初的故乡。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希腊文化在巴格达、亚历山大和开罗复兴了。但是，这并不是“阿拉伯”文化。阿拉伯游牧民族只是接受了别人的文化。
在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流域复兴起来的文明，传入了北非、摩尔人的西班牙和黑非洲。凡是同非洲有过接触的东西，都得到尼格罗文化和尼格罗血液的滋消。
黑人的大学曾经派遣自己的学者到地中海沿岸各国去。他们之中有像阿卜杜勒拉赫曼·萨迪那样的黑人历史学家，萨迪曾经写过《苏丹圣经》（即苏丹的伊斯兰教法典）和《战克录》。
从非洲兴起的新文化浪潮冲入欧洲，在那里导致了文艺复兴。但是，竟有人说，黑非洲对于这一切并没有什么贡献，这话有道理吧？有人说，黑人学者对于科学和文学没有贡献，这话说得对吗？难道欧洲人颂扬和赞美当时的黑人，只是出于误解或者心肠宽厚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说欧洲人之所以忘掉和不承认许多尼格罗人对于文化的贡献，是由于轻视他们的皮肤颜色呢？这样讲是不是更正确一些？也许是因为在现代欧洲人的眼目里，黑人的文明只是荒诞不经的胡说吧？文艺复兴时代促进了文化上的新成就的出现，导致了艺术、科学和文学的进一步繁荣；而欧洲同世界其他各部分进行贸易，在活商品的买卖中，在“满有科学根据的”对绝大多数人类的奴役中开辟了无穷无尽的财源。这样一直继续到二十世纪发生一场灾祸为止，这场灾祸的规模等于或甚至超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33]时代的种种灾难。
一个似乎属实的传说完全可以推翻一个事实。例如，1919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步兵进驻埃及时，他们发现埃及人是“黑皮肤黑头发”，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白种人”，因而大吃一惊。美国人把1919年驻扎德国的法国士兵称为“黑人”。法国人回答说：“这不是黑人，而是‘白种的’阿尔及利亚人！”到北非的人在那里见到许多黑人和混血儿，感到十分惊异，他们连忙解释说，这种情况是现代奴隶贸易的结果。可是，远在古埃及时代，在北非境内就已经居住着黑人和黑白混血儿了。
我们应该记得，在古代和中世纪，人们并不注意皮肤的颜色，假若它不与某种文化有关，甚至根本就不考虑它。如果某一黑种民族拥有自己的特殊文化，那么，说属于这个民族的某一个人的肤色如何，只不过是说明他的文化水平而已。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具有黑色皮肤而不属于非洲民族的一定文化集团，那么根本就不提这个人的皮肤颜色。例如，人们称埃及法老拉·涅赫西为黑人，大概是因为他是埃塞俄比亚氏族出身；涅菲尔提蒂也是黑皮肤，人们却认为她是一个埃及人。
在北非，不论在公元800年还是在1800年，所有穆罕默德的信徒都被认为是穆斯林，不问肤色如何；而苏丹部落联盟成员之所以被认为是“黑人”，完全是根据他们所属的政治集团和宗教集团。东非洲的提普一提波大王通常被称为“阿拉伯人”，虽然从他的画像来看，美国人定会称他为“纯种”黑人。
再说，“黑皮肤”三个字只不过是一个概念，因为天下就没有一个人具有绝对黑的皮肤，任何所谓黑皮肤都可以说是“深色”皮肤。因此，在历史中提到黑人出身的人物时，多半说他们是“黑头发”，或者干脆不提他们的皮肤颜色。正因为这样（特别是在非洲的历史中），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划入“白”种，这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可考，一部分是由于十二世纪的人并不像在十九世纪那样重视皮肤的颜色。
克里斯托佛·道逊[34]认为作家贾赫兹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阿拉伯学者和文体家。贾赫荻有一本书题名为《KitabalSudan》（黑种比白种优越）。在这里，“白种”这两个字的意思并不是指纯白种人，而是指深色皮肤的白种人和黑白混血儿。纯白种人被叫做“红皮肤人”。贾赫兹把东印度群岛的居民归入黑皮肤人一类。
我们简直很难想象，假如苏丹文明同东方接触时吸收了亚洲和欧洲文化的一切精华的话，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但是，在那个时期，欧洲认为欧、亚两大陆乃是“上帝之城”的大门，建立世界经济霸权的观念在欧洲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者。这种观念初期意味着征服和掠夺，后来意味着规模空前未有的奴隶制度，最后则是不仅对欧洲工人阶级、而首先对亚非两洲的黑种工人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殖民帝国主义就是所有这一切的必然结果。田卡迪布战役以后，已经完全不能指望欧洲人会自愿地在劳动、宗教和文化修养方面伸出支援的手。苏丹文明被奴隶制度和欧洲人不惜任何代价来建立世界霸权的野心扼杀了，这阻碍了人类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非常深重的苦难。
[1]特罗卡德洛宫（PalaisduTrocadéro），1878年举行万国博览会时建于巴黎，1937年重建，改名谢洛宫。——译者
[2]Frobenius，前引书第56页。
[3]热带坚果，用作滋补剂。——俄译本编者
[4]HarryH.Johnston，TheNegrointheNewWorld，London，Methuen&Co.，1910，p.50，51．
[5]阿卜·贝克利（AbubekerBenTofail，生年不详，1190年卒），阿拉伯的哲学家，著有《自修哲学》。伊木·雅库特（生年不祥，1298年卒），阿拉伯学者，著有《哲学家的思想》。伊本·哈尔顿（IbnKhaldun，1332—1406年），阿拉伯历史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著有《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史》、《历史引论》等。——译者
[6]Rogers，前引书第1卷第151—152页。
[7]大概原书印错了。阿尔摩拉维达王朝的国家是在1146年灭亡的。——俄译本编者
[8]W.D.Cooley，TheNegrolandoftheabsExaminedandExplainedLondon，Arrowsmith，1841，P.62.
[9]Reade，前引书第30页。
[10]重量单位，合4.64克。——译者
[11]IbnBatuta，前引书第321—322，325，329，330页。
[12]Cooley，前引书第viii页。
[13]利奥，原名艾尔—哈桑·伊本·穆罕默德（Al-HassanibnMohammed），16世纪摩尔旅行家，曾游北非和近东等地。用阿拉伯文写成《非洲游记》。——译者
[14]古代威尼斯的金币。——译者
[15]LeoAfricanus，HistoryandDescriptionofAfrica，tr.byJohnPory，printedfortheHakluytSociety，London，1896，vol.III，p.824，825.139
[16]H.R.Palmer，MaiIdrisofBornu，Lagos，GovernmentPublication，1926，preface.
[17]H.R.Palmer，前引书，第2页。
[18]同上书，第5页。
[19]马赫迪是“教主”之意。——译者
[20]苏丹国最南部的省份。——俄译本编者
[21]即查理·乔治·戈登（1833—1885年）——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后来在喀土穆任总督。——俄译本编者
[22]即孟尼利克二世（1844年生，约1913年卒），原为绍阿公国国王，1889年起为埃塞俄比亚皇帝。——译者
[23]瓦尔特·封·得尔·弗格尔外德（WaltervonderVogelweide，约1160—1227年），德国宫廷抒情诗中最杰出的诗人，著有《我坐在石上》等。——译者
[24]沃尔夫拉姆·封·埃森巴赫（WolframvonEschenbach，约1170—1220年），德国骑士史诗的作家，著有《巴尔其伐尔》等，——译者
[25]根据中世纪传说，在圣格拉亚尔杯里保存着耶稣的血液。——俄译者
[26]参冕Phylon，vol.II，p.375—376。
[27]HudsonShakespeare，editedbyE.C.andA.K.Black，NewYork，Ginn&Co.，1926.
[28]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五），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44页。
[29]Rogers，前引书第1卷第112页。
[30]GeorgeHardy，LesGrandsEtapesd’HistoireduMaroc，Paris，1921，p.50—54.
[31]德莱柏（JohnWilliamDrapper，1811—1882年），美国科学家、哲学家兼历史学家，著有《欧洲文化发展史》。——译者
[32]J.W.Draper，AHistoryoftheIntellectualDevelopmentofEurope，London，Bell，Dalay，1864，vol.II，p.26，29.
[33]以古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海上强国雅典之间的战争，第一阶段（公元前431—前421年），双方互有胜负，第二阶段（公元前415—前404年），斯巴达获胜。——译者
[34]道逊（ChristopherDawson，1889年生），英国的历史学家，评论家。——译者 |
第六章亚洲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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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亚洲和非洲
亚非两个大陆一向具有紧密的联系。在史前时期，亚洲和非洲很可能是连接在一起的。根据古代史籍记载，在两个大陆上都曾经出现黑种人。因此，人们就发生了这样的疑问：究竟哪个大陆是他们的故乡？
亚洲的尼格罗民族，毫无疑问，曾经在这个大陆的历史中起过领导的作用。美拉尼西亚的黑人曾经航行在海洋上。查理·陶贝尔认为他们是最早的一种文字的创造者。关于这一点，他曾经写道：“在人类所有发明中的最伟大的发明，是由这些土著居民来完成的，这些居民的后代现在跟最落后的民族——原始澳大利亚人属于同一行列。”[1]
在印度的民族史中，最早出现的大概应该是由涅格里利人或黑皮肤的俾格米人组成的史前原生人；其次是德拉维德人的前辈，他们具有比较明显的黑人类型，身材较高；再次是德拉维德人，他们是带有若干蒙古人血液（后来又带有欧洲人血液）的黑人。在公元前几千年以前，黑种的德拉维德人奠定了印度文化的基础。继承他们的是从阿富汗方面出现的亚洲或东欧民族，一般称为雅利安人（或称印欧人）。
《梨俱吠陀》（印度古代圣诗）中说：白种人和黑皮肤的人为了争夺对印度的霸权，曾经展开激烈的战争。这部吠陀歌颂那些在奋战时向黑反肤的敌人猛冲过去的雅利安人的神祗。诗中赞扬白种人的印德尔神，他杀死五万名黑皮肤人以后，“冲进敌人城砦”，迫使敌人丢下食品财物，落荒逃走。黑皮肤人在著名统率克里什纳（称“黑男子”）的领导下，曾经英勇地进行抗击。在很长期间，白种人使战败的黑皮肤人沦为奴隶种姓，但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由于杂婚和必须共同防御外敌，皮肤颜色的界线就逐渐消失了。
在恒河地区，消除了等极制度。白种人招募黑皮肤的人们当兵，并在黑人军官的指挥下作战。在著名的十王之役中，雅利安人的主要领袖之一是黑人。纳斯斐尔德写道：“雅利安族的侵略者，不论属于哪个阶叙，都有掠战败国女子为妻的习惯，因此，任何一个种姓都不可能认为自己是雅利安族的后裔，就连婆罗门也是如此。”[2]
现在，有些婆罗门像最初的黑人酋长一样肤色黑，鼻子扁。马克斯·马勒[3]指出，有些婆罗门“像帕利亚[4]．一样黑”[5]。
黑皮肤的德拉维德人的文化是印度整个文化的基础，印度的主要宗教首领常常被画成黑皮肤和头发卷曲的人。正如马西[6]所指出：“毫无疑问，黑色的印度佛陀是按照尼格罗人的模样塑造的。把佛陀（又称苏达拏吉）塑造成黑皮肤的神，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皮肤颜色说明他的出身。
“既然一个民族把这个神塑造成尼格罗人，并且崇拜他，那么，我们按照人之常情来推断，这个民族本身也必然是尼格罗人。因为黑色并不只是一种神秘色采，佛陀的五官和头发都是属于黑种人的，而‘拏吉’二字则完全是黑人的名字。
“一般称万姓之母神或称以弗所的狄爱娜的女始祖，也被描绘成具有黑色的身体和黑人的五官，跟黑皮肤的埃及伊西达相似。”[7]
把佛教传入中国的是三十位高僧，其中有十位被描绘为黄色人，有十位被描绘为褐色人，有十位被描绘为黑皮肤的人。印度的黑人同直头发、黄皮肤的蒙古种人杂婚以后，此非洲人（不算海岛上的黑人）的头发更直一些，皮肤更黑一些。
巴尔弗写道：
“依照人种志学者的意见，在正史或传说以前的时期，非洲对于南亚、印度和东方群岛的殖民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印度半岛最南端的某些民族，安达曼群岛和大尼科巴的黑人和矮黑人，马来半岛的塞芒人、毕尔人和扎孔人，印度群岛、澳大利亚和玻里尼西亚诸岛屿的矮黑人、黑人、巴布亚人和马尔加什人等等所具有的非洲人特征，说明非洲人的殖民程度。头发卷曲的黑种人似乎是头发平直、褐色皮肤的人的前辈……印度处在东、西两大黑人地区之间，在西部地区，即便是远远离开原型的当地民族，直到现在，大多数还都承认这个地区基本上是黑人地区；在东部地区，距离印度极近的一些地方，如安达曼群岛和吉打，仍然保留着古代黑人的基础。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印度的这种地理位置，就会完全相信下述事实：在远古时期，当闪族、土兰族和伊朗族人还没有进入印度，而黑人部落居住在印度洋北岸、东岸和西岸……的时候，非洲人的因素就出现在印度半岛的居民中间了。非洲人很可能是南阿拉伯甚至是闪族人的土地上的最初土著居民。”[8]
维德内写道：
“他们（黑人）过去有个时期曾经在地球上占据过辽阔得多的地区，他们对世界所发生的影响此今日大得无可此拟。我们现在主要是在非洲见到黑人，但是，在马来群岛上到处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足迹；毫无疑问，这是为数更多的黑人的遗裔；很显然，远在闪族人、蒙古人和雅利安族的婆罗门出现以前，他们就定居在亚洲热带了。
“许多世纪以前，在历史上未必知道、现在只能模糊推测的时期，曾经有过一种极为普通和极端原始的文明，它的特点是残酷、粗糙、庸俗和野蛮，然而，它毕竟从恒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谷的政权中心控制过世界。这是黑皮肤种族的文明。肯定说，最初的巴比伦人是属于尼格罗种族的。当闪族人还无人知道的时候，这种文明就已经存在了。最早的埃及文明大概是尼格罗人的文明。
“远在蒙古人或雅利安人出现在恒河两岸以前，黑皮肤人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大帝国。穿过污泥浊土开辟的道路是尼格罗人走向现代文明的光辉大厦的出路。”[9]
曾经在远东居住的法国人类学家赫·安贝特写道：
“在某一时期，尼格罗人曾经居住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整个的南部。实际上，在印度支那南部，现在还有像塞芒人那样的纯血统的矮黑人，像马来人和萨卡人那样的混血人种。
“……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整个南方和海南岛都住满了矮黑人。我们在对于海南岛的矮黑人或黑皮肤的居民的调查研究中，正是要证明这一点。在台湾岛上曾经发现这些尼格罗人的头颅，在日本以南的琉球群岛上也曾发现他们的遗迹。远在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在当时的几部经典著作中就讲述过这些黑皮肤的矮人。
“例如在周朝时代（公元前1122—249年）编纂的《周礼》一书中，曾经记述这些具有又黑又亮的皮肤的人……
“在公元前122年死去的淮南王曾经讲述中国西南部矮小的黑人的王国。”
张星烺教授在《唐时（公元618—907年）非洲黑奴输入中国考》一文中，曾经引证了关于黑人在中国的补充资料。在《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的《林邑国传》[10]（林邑国的地形学）中写道：“自林邑以南，替卷发黑身。”张教授写道，在中国的民间文学中，常常讲到这些黑人。他又提到中国孝武帝的妻子李太后（公元373—393年），据说她是一个黑人。张教授又说，根据更晚时期（七至九世纪）的文献，黑奴是从非洲运入中国的。[11]
日本文化和历史的最著名的研究家之一孟罗说：“日本人是某些部落——矮黑人、蒙古人等杂婚的结果。脸宽，两个眼窝之间的距离大，鼻子扁平，颌骨向前突出，头短——这可能是起源于黑人的表征。”[12]
亚洲和非洲的黑皮肤居民散居在亚洲热带和非洲热带之间的广阔地区内，非洲居民同西亚居民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混合。特别是在阿拉伯，蒙古种人同尼格罗人在古代就已经混血了。蒙古种人在史前时期侵入北非，由于他们同尼格罗人杂婚的结果，出现了利比亚人。后来，北非的腓尼基人（特别是迦太基）同苏丹的黑皮肤民族在这里进行了活跃的贸易和接触。
迪厄拉富瓦[13]在谈到黑皮肤的以栏人和白种雅利安人在这个地区的杂婚情况时说：
“希腊人大概知道这两个苏撒种族——平原的黑人和山地的白种斯奇提亚人。古代的诗人们不是说他们都是苏撒人门农（传说中在特洛伊城下牺牲的英雄，黑人提托诺斯和白种山地女人厄俄斯的儿子）的直接后裔吗？他们不是还谈到门农曾经指捧由黑人部队和白人部队组成的军队吗？
“‘门农率领一万名苏撒人和一万名埃塞俄比亚人去援助普里阿摩斯……’
“我想证明矮黑人在底格里斯河左岸住满和奠定苏撒君主制度的基础是属于多么遥远的古代时期……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底格里斯和苏撒平原是由黑人王朝统治的。
“米提亚王朝的出现和斯奇提亚人的大举南侵属于同一时期。黑皮肤的苏撒人在占领山地村镇以后，赶走了白种人。白种人逃到底格里斯平原，在那里进行统治，一直到库杜尔纳洪塔征服加勒底亚并建立苏撒为止。他扩大了黑人的领土，兼并了尼姆斯，卡西特人的土地，哈巴尔迪普，也就是一度由白种人斯奇提亚部落居住的全部山区。”[14]
在公元前五世纪访问这个地区的希罗多德，曾经指出当地居民的皮肤是黑色的。他把这些居民称作埃塞俄比亚人，但是指出他们的卷发比西方埃塞俄比亚人的卷发直一些。以栏人多半属于黑人西支，因为，正如在古代文物上所看到的那样，他们的头发是短而卷曲的。
哈里·约翰斯顿指出：“以栏人大概是头发卷曲的尼格罗种人，他们把自己的种族类型遗传给犹太人和叙利亚人。亚述人的特征是头发经而卷曲，眼睛和厚嘴唇都像黑人，这可以证明关于巴比伦有黑人因素的想法是正确的。完全可以相信，黑人向欧洲地中海地区的最古一次侵入（在沿海阿尔卑斯山脉所发现的骨胳可以证明这一点）[15]是来自叙利亚和小亚翎亚。”[16]
汤因比教授也指出：“组成倭马亚哈里发[17]统治阶层的原始阿拉伯人强调自己的种族优越性，自称‘黝黑的人’，而把臣属他们的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叫做‘血红的人’（theruddypeople），以说明这两种人属于较低的种族。形象地来说，他们如同我们不同看待金发男子和黑发男子一样，不过改变了这两个词的意义。”[18]
迦太基同苏丹之间的贸易特别繁盛，他们用布匹、衣服、铜、串珠换取金沙、象牙和鸵鸟羽毛。迦太基人常常定居在黑人中间，黑人也常常定居在迦太基人中间。结果，苏丹就开始有了马和棉布，人们懂得了采金和对黄金的加工。玻璃生产出现了，而且得到了发展。利比亚人或柏柏尔人是在史前时期来到北非并与尼格罗人混血的亚洲人的后裔。建造石头房子和打井的技术，畜牧业和园艺的发展，都是这种混血人种给苏丹带来的。
在这一地区，越往南走，居民的皮肤越黑，最后完全转化为黑皮肤的苏丹人。像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一类的政治区域，完全不符合于人类学或民族学上的区划。在这些国家里有许多彼此不同的族群：尼格罗种的图阿列格人或裹脸族[19]；提布人或山民，馄有蒙古人和高加索人血液的尼格罗人；深色皮肤的富拉尼人（富尔贝人）——他们从尼日尔河上游到塞内加尔，遍布北非，往往形成沿海各国的主要政治力量。
伊斯兰教发祥于阿拉伯沙漠中的麦加，希腊人把这块地方称为埃塞俄比亚，并认为它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在那遥远的古代，这个地区的基本居民是尼格罗人。
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中，两个最卓越的、特别令人注目的人物是比拉勒·伊·哈贝什（埃塞俄比亚的比拉勒）和塔里克·宾·宰亚德：“比拉勒·伊·哈贝什是穆罕默德释放的奴隶，也是他最亲近的朋友；在天堂里，穆罕默德也给予他胜于自己的优遇。
“穆罕默德释放了自己的全部奴隶，这些奴隶后来都变成了伊斯兰教早期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又收黑人宰德·宾·哈立特为义子。宰德是穆罕默德所收的第三个教徒，后来成为他手下的一员大将。
“后来，为了表示自己对宰德的友情，他娶宰德的妻妾之一——美貌的吉纳布为妻。比拉勒的功勋特别显著。别的不说，单说做礼拜一项，只是由于他的努力，穆斯林们才决定用人代替钟来呼集教徒礼拜。据传说，他声如洪钟，是他第一个呼集大家向真主做每天的礼拜。
“塔里克·宾·宰亚德原先也是奴隶，后来成为穆斯林的伟大统帅、西班牙的征服者。他指挥摩尔人的军队侵入西班牙。塔里克山（即直布罗陀）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得名。土耳其有一部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以他为主人公，题目叫做《塔里克·宾·宰亚德》。这部作品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阿勃杜勒·哈克·哈米德（他现在八十四岁）所写，它可以同高乃依的任何悲剧媲美。我希望再过一时期，有人能用英语写出这些伟大人物的传记。”[20]
穆斯林想要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宗教，因此，他们先灭了波斯，又从东罗马帝国夺取了叙利亚，后来还夺取了埃及和北非。他们东出印度，西至西班牙，最后，使金帐汗国的鞑靼人（当时人们这样称呼侵入俄国的蒙古人）变成伊斯兰教的信徒，做了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兄弟。
阿拉伯人又把穆罕默德的新宗教传入北非。在七世纪，他们没有大批地向那里迁徙。西班牙不是被阿拉伯人征服的，而是被阿拉伯人所统率的柏柏尔人和尼格罗人军队征服的。后来，在十一世纪，阿拉伯移民的第二次浪潮涌入北非，但是，他们的人数从来就不多，他们的威望是建筑在宗教和语言上面的，这种语言变成了撒哈拉南北各民族的通用语言。就整个来说，阿拉伯人的人数比柏柏尔人或黑人的人数少。
凡是在苏丹旅行过的人都知道，他所遇到的“阿拉伯人”大多是深色皮肤，有时是黑色皮肤，特别是具有黑人的五官和卷发。大家也都知道，在非洲，“阿拉伯人”一词制适用于任何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管他们跟其他各种民族的混血程度如何。总之，这个名词既然有一定的意义，那么，在谈到文化时，“阿拉伯人”所代表的民族意义就微乎其微，而且常常使人发生误解。
阿拉伯人同黑人的血统关系极为接近，我们很难在他们之间划一直显明的种族界限。伊斯兰教以前阿拉伯的伟大诗人之一安塔尔，是黑种女人所生的儿子；在呵伦[21]的宫廷里，最伟大的一个诗人是黑人。十二世纪，有一个著名的黑人诗人居住在塞维里亚。
公元719年，穆斯林跨过比利牛斯山。但是，由于普瓦提埃会战[22]的结果，侵略者被查理·马特击败，退入西班牙，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夺取穆斯林世界统治权的斗争终于使西班牙陷入混乱状态。公元758年，倭马亚王朝的王子阿卜杜拉曼进入西班牙，经过十三年的斗争之后，他建立了独立的科尔多瓦哈里发[23]。他的支柱是由黑人和白种信基督教的奴隶组成的军队。阿卜杜拉曼建立了富丽堂皇的宫廷，恢复了治安，他的儿子十分爱护作家和思想家。
后来，政权落入白种人同黑种人的混血儿阿曼索的手中，他用柏柏尔人和黑人所组成的军队维持治安。阿曼索曾经有五十次侵入基督教徒的领土。公元1002年，阿曼索死，又过几年，科尔多瓦哈里发趋于衰落，基督教徒开始光复自己的国家。穆斯林为了逃命，退入非洲。
十一世纪，阿拉伯人向非洲大迁徙。到这时侯，柏柏尔人和一些黑人已经学习了阿拉伯语，接受了伊斯兰教，这个宗教开始缓慢地穿过撒哈拉，向南流布[24]。
十一世纪首先侵入北非的是埃及哈里发的有色人种宰相穆斯坦西所统率的军队。每个军人领取骆驼一匹和黄金若干，唯一的条件是：每一个参加远征的人必须在西方居住下来。在两年期间，他们洗劫了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占领了开鲁安。侵略者大部分留在的黎波里和突尼斯，其余的向西方的摩洛哥挺进。这是北非阿拉伯化过程的一个例子，它和尼罗河谷阿拉伯化时期阿拉伯人入侵情况大致相同。所有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现在“阿拉伯”部落在苏丹的分布状况。
侵略非洲埃及的阿拉伯人从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手中夺取了这个地区，并以当地的埃及人——尼格罗人（现称科普特人）作为自己的同盟者。他们的军队里有黑皮肤的苏丹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公元639年，阿密尔·伊本·阿斯尔率领阿拉伯人前来埃及，他们跟埃及人共同进行反对东罗马帝国暴君的战争，并且保护异教的科普特教会。应当记得，他们的血统和历史都是有亲缘关系的。穆罕默德的一个妾，名叫玛依，就是卷发黑身的科普特女人。苏丹的努比亚人常常参加这些战争。亚历山大于642年失陷，又过十年，阿拉伯人侵入努比亚、进攻东哥拉，他们号召既：“努比亚人，你们应当过平安的生活！”[25]
从公元651年起，在二百年间，埃及换了九十八个穆斯林统治者，他们归麦地那、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哈里发管辖。埃及的大部分居民——科普特人服从这些统治者，但是黑皮肤的努比亚人不但没有屈服，甚至前来保护科普特人。公元722年，努比亚国王基里亚克率领十万名士兵攻入埃及，把科普特总主教从监牢里解救出来。有这样一段动人心弦的故事：穆斯林们捉住一个黑人女郎，这个女郎宁死也不去当奴隶。她向阿拉伯人说，她可以给他们一种药膏，抹上以后可以刀砍不入。为了证明这种药膏的效力，她把诡称有效的药膏堡在自己的脖子上。阿拉伯的士兵用军刀去砍女郎，结果把她的脑袋砍掉了。[26]
八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在埃及以和平方式取得了倭马亚王朝的政权。公元832年，埃及几乎完全变成了穆斯林的国家，因为科普特人由于遭受经济压迫和社会压迫，都改信伊斯兰教了。
公元852年，统治埃及的是最后一个阿拉伯总督，856年，土耳其人[27]开始赶走阿拉伯人，对科普特人进行保护。埃及出现大混乱的局面，从868至884年，土耳其的奴隶阿赫默德·伊本·图龙当政。854年，苏丹的只格部落举行起义，拒绝每年再向埃及进贡四百名奴隶。“苏丹王”阿里·巴巴是起义军的首领。但是，起义者只能用矛和盾去对付阿拉伯人的钢甲和战船，结果失败了。
根据历史资料，公元850年，在巴格达统治者阿布尔·阿拔斯的军队里，有四百名从东非洲招募的黑人举行起义，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个黑人，被称为“黑人王”。869年，波斯冒险家阿尔·卡比特号召黑奴起义，有几万人响应他。871年，起义军占领巴士拉，控制幼发拉底河三角洲达十四年之久。十四年以后到过幼发拉底河谷的麻素提[28]讲述说，在这次占领的过程中，饥饿和战争毁灭了不下一百万人。
公元872年，叙利亚并入埃及，从这时候起到十一世纪，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形成了一个联系比较密切的国家。当叙利亚第一次被吞并的时候，埃及统治着从幼发拉底河到巴尔卡和阿斯旺的巨大领土。在征服叙利亚时，有著名的黑人骑兵队参加，易骑人数达一万名以上。
公元883年，东非洲的黑人——辛吉人举行起义，他们有些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定居下来。
公元905年，图龙王朝彻底灭亡。此后，埃及由救弱无能的哈里发统治了三十年。从935年至946年，埃及的统治者是伊赫西德。
他的继承者是黑皮肤的阿比西尼亚宦官阿卜尔·米斯克·卡富尔（意为“芳香的樟脑”），伊赫西德曾袒用他的名字给开罗的著名花园命名。卡富尔是一个聪明人，皮肤又黑又亮。他是伊赫西德的儿子的监护人。卡富尔研究历史，爱好音乐。他广有资财，慷慨好客。每天食桌上要使用二百只棉羊，七百五十只鸡，一千只野禽，一百盘糖果。卡富尔款待学者和作家，开辟了艺术和文学繁荣的纪元，因此，埃及也变成了同巴格达、大马士革和科尔多瓦同样的文化中心[29]。
诗人摩泰纳比曾经颂扬他，称他是“黑暗中的月亮”。
卡富尔统治埃及达二十二年，即从公元946年到968年。他做了十九年摄政，伊赫西德的两个儿子虽然在形式上是君主，却没有任何实权。从公元965年到968年，卡富尔独揽国政三年。他占领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把叙利亚完全置于埃及的统治之下。
在他的统治时期，叙利亚曾经发生几次聂动，埃及曾经发生几次地震，尼罗河曾经淤浅，努比亚人举行过起义。虽然如此，国内的治安还维持得很好。卡富尔死后，一个幼君登了帝位（公元968年），以后当哈里发的是侯赛因，最后是穆伊兹。
在一个自称“马赫迪”的人的领导下，摩洛哥的十叶派或法蒂满派教徒对埃及发动了战争，征服了埃及。他们派遣使臣到努比亚皇帝格奥尔基那里去，并再度占领了叙利亚。他们发了大财，夺取了许多黄金、珠宝、象牙和丝绸。
十二世纪中叶，穆斯林帝国的版图包括北非、叙利亚、西西里和汉志。这个帝国的支柱是土耳其的奴隶和苏丹的军队。犹太人基里斯过去是卡富尔的左右臂，这时在各方面协助穆伊兹。穆伊兹的禁卫军是四千名白种和黑种青年。在黑人军队的协助之下，穆伊兹镇压了叙利亚人的又一次起义。下一代统治者是哈基姆，最后是扎西尔。
扎西尔的在位时期是从1021年到1026年。他的妻子是一个黑皮肤的苏丹女人。她在丈夫死后对自己的儿子有过巨大影响。她的儿子于1036年当政，一直统治到1094年。在这一王朝的历史中，他的在位时期最长。
扎西尔的儿子马德，又称穆斯坦西，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和最能干的统治者。他热爱而且鼓励科学，藏书达十二万卷。他的母亲“黑寡太后”曾经给他很多辅助。她乘包跟划桨御舟溯尼罗河而上，从南方招募了一批又一批的黑人部队，结果，穆斯坦西拥有了一支巨大的军队，其中包括：五万名黑皮肤的士兵和剑骑士，两万名柏柏尔人，一万名土耳其人，三万名白种奴隶。黑人部队在上埃及驻扎了许多年。
穆斯坦西极富，他的金床垫是很出名的。马克里吉[30]曾经记述他的珠宝、金器和象牙制品。当时，开罗有两万多座砖造房屋；陶器和玻璃器皿极为精致；建造了美丽的“阿比西尼亚湖”。穆斯坦西同叙利亚不断发生摩擦，1068年，他几乎丧失了自己的政权。他的图书陀被毁，他的母亲“黑寡太后”准备逃往巴格达。但是，由于宰相贝达尔的辅佐，穆斯坦西重新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恢复了过去在叙利亚的地位。后来出现了塞尔柱土耳其人，他们征服波斯，占领巴格达，进攻叙利亚。1071年，他们攻占了耶路撒冷，这变成了在穆斯坦西死后二年（1096年）所开始的欧洲人十字军东征的口实。1099年，欧洲人占领耶路撒冷，然后侵占了叙利亚的大部分。但是，公元1102年，埃及依靠过去穆斯坦西军队中的黑人士兵，打败了波尔杜因。从1169年至1193年，库尔德人撒拉丁统治埃及和东方。
撒拉丁登上王位以后，努比亚的黑人军队进攻埃及，战争继值了许多年。撒拉丁逐步巩固了自己在努比亚的政权，他在美索不达米亚同非洲的辛吉人蹄结了和约。后来美索不达米亚被蒙古人摧毁，在1196至1250年期同，开罗变成东方的（实际上也是世界的）最巨大的文化中心。1219年，亚西西的圣芳济[31]在开罗传道，这时亚历山大变成了世界贸易的中心。
艺术家们从小亚细亚纷纷来到埃及。文化大师们——诗人和作家们住在埃及宫廷里。就在这个时期，人们把印度的小说、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诗同埃及的童话结合起来，编成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安塔尔·伊本·沙达德的诗集出版了。安塔尔大的生于公元498年，他的母亲是黑皮肤的女奴隶，叫做佐贝德，父亲是阿勃斯部落的显贵，叫做沙达德。安塔尔是一个名声远播的人物。他的作品之一，第六篇长诗《金句集》，在阿拉伯被认为是空前伟大的作品。据说，这些诗句挂在卡阿巴（麦加的清真寺）内，以便一切朝觐者都能诵读它和朝着它礼拜。《金句集》属于阿拉伯诗歌的第一个派别——“愚昧时代”。这篇长诗写在达西斯战争时期，同时，正如在它出现以前的另外五篇长诗一样，歌颂沙场上的胜利，描写大自然的美景，称赞沙漠中的骆驼。但是，这篇作品的主题是爱情。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交响曲《安塔尔》富有东方色采和异国情调，脍炙人口是理所当然的。交响曲的题材取自有名的巨着《安塔尔故事集》（这个故事集在开罗出版，共三十二卷，各国学者从阿拉伯文原本择出了一部分）。这部作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叫做《叙利亚安塔尔》，第二个版本叫做《阿拉伯安塔尔》。欧洲读者在1802年第一次浪到这部作品的节译本。1819年，特里克，哈密尔顿将它翻萍出来，分为四卷出版。《安塔尔故事集》在精神上接近《夫方夜舞》，是一部典型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安塔尔故事集》中包括有无数的故事，这些关于沙漠的传说小说是在呵伦哈里发时代，由阿斯思依搜集和抄录的。
在穆斯林中间，独裁政权越加强，对宗教和政治表示不满的人也越多，他们向非洲东部海岸流亡。他们的迁徙继续了许多世纪，因为他们并不是征服者，所以他们只被允许在一定的地区居住和经商。结果，他们同黑皮肤的班图人杂婚和繁殖起来。阿拉伯人在东非洲的一个居民点，是以穆罕默德的义子为首，在公元684年左右建立的。908年发生另一次大迁徙，有许多阿拉伯人进入大陆的腹地。他们建立了城市，不久以后，这些城市就跟采掘黄金的索法拉居民发生了交易。十世纪，阿拉伯的地理学家麻素提曾经舫问非洲的这一部分，后来，他纪述了黄金贸易和瓦克里米王国的事情。1298年，马可波罗指出：马达加斯加岛和桑给巴尔岛上住着黑皮肤的人。
我们有根据相信，西非的努摆和东非的索法拉之间曾经有过活跃的贸易。毫无疑问，在公元前很早以前，亚洲和东非的贸易就已经开始。亚洲商人停留在东部海岸，通过当地商人（混血儿和黑人）的媒介，把非洲中部同阿拉伯半岛、印度、中国和马来群岛联系起来。
阿里[32]的玄孙、穆罕默德收为养子的侄儿宰德被赶出了阿拉伯半岛。宰德渡海前往非洲，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居民点。他的部下同黑人杂婚，其后代经营商业，后来被称为埃莫海人，他们向南推进，直达赤道。另外一些逃亡非洲的阿拉伯家族，在赤道以北不远的地方建立了摩加迪沙和布腊伐两个城市。埃莫海人（较后的移民认为他们是异教徒）进入非洲的内陆地区，变成海岸居民同班图族之间的贸易中介人。有些旅行家从摩加迪沙出发，甚至到达了索法拉港，在那里听说有可能得到黄金。这地方出现了一个很小的阿拉伯人居民点。
又过七十年，即在诺尔曼人征服英国以前一百五十年左右，波斯人在东非的基勒瓦定居下来。他们的首领哈桑·伊本·阿里带着六个儿子，他的母亲则是阿比西尼亚的一个女黑奴。
伊本·巴图塔[33]很熟悉十四世纪麦加和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人的生活，他对东非的繁华富庶和文明程度感到很惊异。他在谈到基勒瓦的时候，说它是“最美丽和最整齐的一个城市”。
在他的笔下，蒙巴萨是一个“巨大”城市，而摩加迪沙是一个“特别巨大的城市”。
十年后，杜瓦尔特·巴尔波萨曾经访问沿海地带，他说基勒瓦是一个“摩尔人城市，有许多用石块和石灰建造的美丽的房屋，它们像我们的房屋一样，也有许多窗子。房屋平顶，两列房屋中间的街道十分整洁。门板铇得很光，饰有美妙的雕刻。房屋的周围有小溪和果园，果园中沟渠纵横，清流泠洌……城内有许多黄金，因为往返索法拉的船舶没有一艘不在岛边寄锚。”关于摩尔人，巴尔波萨又继续写道：“他们的皮肤有些是浅色的，也有些是黑色的。他们穿着绚烂华丽的黄金衣服，戴着金银链子和镯子……和宝石耳环”。他又继续说，蒙巴萨“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地方，房屋使用石材，很高大，街道整齐，井然有序……我在街道上看到的妇女都穿戴得十分漂亮。”[34]
完全可靠的是：在八至十二世纪，中国人同非洲进行了直接的海上贸易。到非洲去的葡萄牙人发现，阿拉伯人已经同班图族混血，跟他们形成一个整体，并控制着全部的贸易。
非洲的最奇异事件之一，是马木留克奴隶在埃及一直统治了六个世纪（从1193年至1805年）。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情况，但是，学者们却十分一致地忽视这个时期，马木留克是在巴尔干半岛（希腊，土耳其）和近东大批购买的白种奴隶。伊斯兰教主要利用马木留克作为士兵，进行侵略活动，特别是占领和保持尼罗河谷。起初，马木留克是辅助部队，由实力强大和野心勃勃的苏丹们指挥；他们之中显然有一些是黑人血统。后来，当蒙古人和十字军进犯的时候，马木留克组成许多百人团，开始选举自己的首领，甚至拥立自己的苏丹。这种苏丹的在位时期通常很短，平均为五年，实力雄厚的人，如撒拉丁，曾经长期地控制着马木留克，依靠马木留克来实现自己的政策。除撒拉丁而外，1260年登苏丹位的巴依巴斯和1272年当政的卡劳恩，可以算作这一类的强大统治者。马基雅维里[35]非常热烈地赞扬他们的统治，把这个时期称为“黄金世纪”。但是，文化水平逐渐低落了，不学无术的蛊惑家们的统治时期所特有的内讧、劫掠和盗窃代替了撒拉丁时代的文学和艺术。
起初，这些白种奴隶同黑皮肤的苏丹人并肩服务，甚至服从黑人的统治者。但是，埃及苏丹侵占努比亚和南方地区的企图失败后，马木留克就变成了他们的敌人。在北方，白种奴隶和少数尼格罗人的共同执政占有优势，而在南方，到十九世纪为止，黑人一直坚持自己的阵地。
这种白奴制度和美洲的黑奴制度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前者并不曾以天生的种族不平等为前提，因此，主张北方人种文明论的历史家们完全否定曾经有过白种人奴隶制度的那种想法，他们只把奴隶制度的概念同黑人联系到一起。两种奴隶的差别是很明显的。白种奴隶在有色人穆斯坦西和库尔德人撒拉丁等等人物的领导之下，奠定了白种人和黑种人共同文明的基础。如果这种文明不遭受东方异教徒和西方基督教徒的侵害，那么，繁荣昌盛的非洲文明可能达到极大的高度，成为世界文明的顶峰。
拿破仑这样解释东方和西方奴隶制度的不同：
“这些国家住着肤色不同的人。他们之间盛行一夫多妻制，这是防止相互迫害的一种简单方法。立法者决定：为了使白种人不与黑种人为敌，黑种人不与白种人为敌，而褐种人又不与黑白两种人为敌，就必须使他们全都变成一个家庭的成员，这样一来，就可以克服人们憎恶一切跟自己不相同的人的倾向。
“穆罕默德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要四个女人就行了，即每个男人只准有一个白种人妻子，一个黑种人妻子，一个褐种人妻子和一个另外的任何颜色皮肤的妻子……
“如果有一天人们想要使美洲各殖民地的黑人得到自由，确立完全的平等，那么，立法者必须批准一夫多妻制度，允许同时有三个妻子——白种人、黑种人和黑白混血女人。这样一来，不同肤色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家庭的成员，在他们的意识中就会消除他们相互不同的观念。如果不这样做，永远也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如果黑人的人数较多和智慧较高，他们就会使白种人处于低贱的地位，反过来也是如此。
“一夫多妻的基础是平等原则，在东方，由于这种原则占有统治地位，形成马木留克社会的个体之间便不存在什么差别。中近东小封建主从非洲商队手中购买的黑奴，跟切尔凯西亚出生的白种人马木留克处于平等地位。人们想都没有想过，除此而外，还可能有别的样子。
“东方的奴隶制度一向跟欧洲所产生的奴隶制度不同。从这方面来看，东方仍然保存着圣经里所记述的那些风俗习惯；主仆常常结为夫妇。在欧洲就恰恰相反，凡是带着奴隶的烙印出生的人，永远是下等人……”[36]
威·吉·帕耳格雷夫说：
“黑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使自己的子女同属于中下阶级的阿拉伯人结婚，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种族混血的新的一代……正如他们的祖先一样，黑人不愿意充当显贵或在‘一万上层人’中间占有地位，尽管经过一定时期之后，他们有可能进入这个阶层。我在阿拉伯半岛逗留的时期，曾经同几个少年英俊、衣着华丽的混血儿交游过，他们佩着银柄腰刀，被尊称为舍赫或艾米尔，属于纯血统的伊斯马伊尔或卡赫坦氏族的阿拉伯人对他们必恭必敬。产生以上各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一些议会法案，而是人们的意志和个人愿望。”[37]
在近东的历史上，有一些黑人和混血儿统治者。黑奴涅吉和他的后裔从1020年至1158年统治阿拉伯半岛。1763年，阿拔斯统治也门，他是一个黑皮肤、厚嘴唇和宽鼻子的人，大家称他为“马赫迪”。
十字军东征和蒙古人的入侵转移了阿拉伯统治者的注意力，到十八世纪为止，非洲和中东一直受日益退化的马木留克的首领们的宰割。黑奴运入美洲以后不久，就变成了新生产方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的命运是：从事艰苦的劳动，受不到教育，没有任何进步的可能性。他们的唯一目标是获得自由。于是，就出现了马木留克的一模一样的翻版——马龙[38]。在西方，杜桑·卢维杜尔是第一位黑人苏丹，他很成功地统治了海地岛。给他打下江山的是比亚诺和巴尔马列斯。
在马木留克的巴赫里特王朝，总共有二十五代苏丹。巴伊巴斯是其中的一个，他使叙利亚重归埃及统治，1272至1273年，他曾袭击苏丹的黑人。1320年，努比亚重新获得独立，此后，在1366年，1386年和1396年，努比亚和埃及之间发生冲突。但是，直到1403年以后，努比亚才取得实际的独立。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现代的别扎部落最接近埃及的类型。十四世纪，伊本·巴图塔曾这样记述别扎人：“经过十五天的旅程，我到达艾德哈卜城。这是一个巨大的城市，奶和鱼很多。海枣和谷物从上埃及运到这里。城内居民是黑皮肤的别扎人，他们蒙着黄布，头上缠着一指的头巾。别扎人的女儿没有任何继承权。别扎人喝骆驼奶，乘美哈里（单峰骆驼）。全城有三分之一属于埃及苏丹，另外三分之二属于别扎人国王胡德卢此。我们到达艾德哈卜以后，知道胡德卢比同土耳其人（即埃及苏丹的军队）作战，击沉土耳其舰队，把土耳其人打跑了。”[39]
切尔凯西亚马木留克的新王朝在1382至1517年间统治埃及，共有二十三代苏丹。文学和建筑艺术依旧发展，但是世风日下，内乱频仍，买卖蒙古奴隶的贸易扩大了。
从1310年至1341年，细吉尔统治埃及，他同蒙古人、克普恰克人、叙利亚人、西非洲、也门国王、阿比西尼亚国王、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保加利亚的国王等等互派使臣。
后来，非洲奴隶开始输入印度。从1459年到1474年统治谷尔的鲁肯—乌丁—巴尔巴克王拥有八千名非洲奴隶，他是第一个选拔奴隶充当国家高官的印度君主。1486年，这些奴隶举行起义，杀死法特沙赫，拥立自己的首领，称巴尔巴沙赫。另外一个非洲人——英迪尔汗依然对法特忠心耿耿，他远征归来后杀死巴尔巴沙赫，自立为王，称赛义菲丁·费鲁兹。费鲁兹平定了国内的叛乱，整饬了军队的纪律。1489年，他的年青的儿子继承王位，由另一个非洲人摄政。但是，不到一年，黑人西迪·巴德尔就杀死幼主和摄政，篡夺了王位。他做了三年国王。1493年，起义军包围谷尔，他在指挥突围战时被杀。他的死亡结束了黑人统治孟加拉的这个出色的时期。西迪·巴德尔死后，一个从阿姆河地区迁来的人登上王位，他所办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将非洲人全部驱逐出境。
成千上万从德里和詹普尔被赶出来的人，最后集中到古吉拉特和德干高原，当时在这两个地方，由于奴隶贸易，已经有很多黑人居民了[40]。
十四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在西方已经失掉了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前哨，但是在东方，它的影响扩展到印度、马六甲半岛和马来群岛。虽然伊斯兰教的拥护者击退了十字军，但是在那时候，伊斯兰教的威势就已经有衰落的明显征兆。伊斯兰教同欧洲人进行了两个世纪的斗争，穆斯林世界的统治权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手里转到了土耳其人的手里。十一世纪初，土耳其的将军和首领们侵入伊斯兰教各国，使它们遭到了蹂躏。后来，异教徒的蒙古人从非洲中部出发，前去攻打土耳其人，1258年，他们使伊斯兰教的东方土地变成蒙古帝国的一省。1393年，跛子帖木儿占领了巴格达。
尼罗河谷从撒拉丁时代到十九世纪的历史，读起来好像荒涎无稽的神话。那里有着光辉灿烂的高度文明，但是，也受到土耳其人从东方入寇的威胁。土耳其是伊斯兰教的右翼，它企图毁灭埃及。如果没有土耳其的话，欧洲的历史就可能变成埃及的历史了。尼罗河谷的文明经常受到非洲西部新兴的、有力的黑人文化的压力。但是，由于被西班牙赶出的穆斯林的侵袭，由于在苏丹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由于大批奴隶输往美洲（尽管大西洋沿岸居民曾拼命反抗）和班图人向大湖地区迁徙，西非文化的发展突然中止了。
恢复埃及独立和复兴古代埃及文化的企图能否实现，曾取决于能否把叙利亚、努比亚同埃及合并起来。然而，当时既失掉了旧的文化基础、又没有获得新的文化基础、但仍握有全部政权的粗野白种奴隶，在征服努比亚的企图失败之后，却扼杀了这种可能引起非洲文艺复兴的正在复兴的文化。由于这种力量的分散，埃及失掉了对叙利亚的控制权。
努比亚于1403年获得独立。芳人和达福尔诸民族从西方涌来，而施鲁克人和中非各民族仍然进行反抗。虽然巴伊巴斯和卡劳恩复兴了埃及，但是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满了那些软弱无能、腐化堕落的统治者们的斗争。1517年，色里姆大帝占领埃及，将它归并于奥斯曼帝国。埃及划分成二十四个地区，分别由臣服土耳其帕夏的马木留克别伊[41]统治。埃及的衰落一直继续到十七世纪。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历史中，充满了掠夺和叛乱；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以后，拿破仑企图派兵在埃及和亚洲登陆。英国在印度组织强固的防御，因而打乱了他的计划。1811年，鲁米利亚人穆罕默德·阿里掌握政权，他发动残酷的大屠杀，将马木留克别伊赶出埃及，开始侵占苏丹。1820年，努比亚降服，但是由于黑人拼命抵抗，阿里的儿子被打死了。穆罕默德·阿里为了讨好欧洲，竟建议同欧洲缔结贸易协定和政治同盟，因而从贩卖奴隶和象牙的利润中分得一杯羹。阿里的行动遭到了反抗。起义爆发了。1849年，他疯癫死去。
他的继承者伊斯马伊尔中了殖民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比康斯菲尔德勋爵[42]的毒计。法老们梦想过的苏伊士运河，在几千年后由法国人开凿出来了。在英国人看来，它是一个能够联结不列颠帝国、保护他们在印度的投资和加强英国对世界贸易的控制的重要环节。于是趁伊斯马伊尔无力偿还他欠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债的机会，比康斯菲尔德就把苏伊士运河从他手中收买过去。
当法国拒绝参加这种鬼祟勾当的时候，英国便实际兼并了埃及。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种族”是它的原因吗？奴役黑人来养肥自己并把尼罗河谷的人民骂为贱种的十九世纪殖民主义者回答说：“当然罗。”但是，用人的皮肤颜色或头发的卷曲程度来解释这个事实，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在这个问题上，答案决不是那么简单。埃及所以会被吞并，是因为它在几百年的混乱局面和外国统治之下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是因为在沉重的剥削下面，它的独立自主的古老基础已被摧毁，是因为埃及文化的古代典范业已埋入荒沙，在始终不断地企图征服努比亚的情况下，它们又不能从中非得到复苏的机会。十三世纪，艺术曾经再度繁荣，但是它只如昙花一现。在从撒拉丁到穆罕默德·阿里的时期内，无法出现民主政治。由于欧洲和美洲的需要，奴隶贸易盛行，起初奴隶被送到甘蔗种植园，后来被用来搬运象牙。这种贸易损伤了整个非洲的元气，使它置身于文明之外。
我们从东非基塔拉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埃及对中非施加压力的一个后果，看到它同现代殖民主义的联系。这个帝国被瓜分了，它的大部分归属布干达。1862年，当穆泰萨国王开始统治布干达的时候，他为了削弱穆斯林在国内的强大势力，准许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进入境内。代表英帝国主义的新教徒企图使国王信仰基督教，而代表法帝国主义的旧教徒则极力拉拢他信奉天主教。穆斯林也为了自己宗教的利益而拼命活动。但穆泰萨拒绝接受一切信仰，至死是一个倔强的异教徒。
穆泰萨的继位者是他的儿子穆万加。穆万加不相信白种人，他下令封锁东部国境，不准欧洲人进入。因此，1885年，企图偷越国境的基督教主教汉宁顿被打死了。基督教徒反对穆万加，于是他把新旧教徒一律驱逐出境。穆斯林则支持国王。基督教徒从布干达进入安哥拉，在那里成立新旧教徒反对穆斯林和穆万加的统一战线。新旧教徒占领穆万加的都城，把它瓜分了。
穆斯林们开始收复失地，到了最后，基督教徒支持不住，向英国东非洲公司求救。1889年，该公司派军事代表团去乌干达，后来，卢加德参加了这个代表团。新旧教徒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国内战争。
“在帝国东非洲公司（IEAC）服务的卢加德上尉率领大批军队直逼国王穆万加的蒙果宫，迫使他签订了保护条约。后来，他反对天主教徒，利用一个可笑的借口，向天主教徒发动进攻，把他们赶到维多利亚湖的一个大岛上。在那里，前去避难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聚集到国王和法国传教士的周围。卢加德上尉用来福枪和马克辛机关枪对付这些束手无策、手无寸铁的人们。这些人大半被打死了，然后，他继疲逞凶肆虐，让他的部下和信徒随心所欲地焚烧‘白神甫’[43]的全部村庄和传教所、教堂和田地。”[44]英国新教徒的说法，在许多细节上与上述情况不同。
1899年，穆万加一败涂地，被俘并被流放。从此以后，乌干达就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国。
由此可见，在一千年间，亚洲和非洲是在一起进行斗争的，它们不时重新振作精神，在西亚翎亚、北非、尼罗河谷和东部海岸地区相互丰富它们的文化。但是最后，欧洲还是侵占了亚洲，也吞噬了非洲。欧洲人以各种身份出现在非洲：在南非是移民，在西非是奴隶贩子，在东非是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非洲沉睡在一场血腥的恶梦里。
[1]CharlesTaüer，SeafarersandHieroglyphs，AmericanDocumentationInstitute，Washington，D.C.
[2]Rogers，前引书，第1卷第62页。
[3]马克斯·马勒（WilhelmMaxMulle1862——1919年），美国的东方学家。——译者．
[4]帕利亚——南印度居民中一个受压迫、无权利的阶层。——译者
[5]Rogers，前引书，第63页。
[6]马西（GeraldMassey，1828—1907年），英国的诗人、文学批翻家。——译者
[7]G.Massey，A.BookoftheBeginuings，London，Williams&Norgate，1881，vol．I，p.18，218.
[8]EdwardG.Balfour，ed．《NegroRaces》，CyclopaediaofIndia，London，Quaritch，1885，3rded，vol.II，p．1073．
[9]JosephP.Widney，RaceLifeoftheAruyanPeoples，NewYork，FunkandWagnalls，1907，vol.II，p.238—239.
[10]林邑——越南的古称。——俄译本编者
[11]转引自Rogers，前引书，第1卷第67页。
[12]Munro，PrehistoricJapan，Yokohama，1911，p.676—678.
[13]迪厄拉富瓦（MarcelAugusteDieulafoy，1844—1920年），法国的考古学家、工程师。——译者
[14]MarcelA．Dieulafoy，L’AcropoledeSuse，Paria，HachetteetCie，1893，p.27，44，46，57—86，102，115．
[15]著者指在德泰伊山洞中所发现的尼格罗人骨胳。——俄译本编者
[16]HarryH.Johnston，TheNegrointheNewWorld，p.24—27.
[17]即倭马亚王朝，公元661年为叙利亚总督摩阿维亚所建立，定都大马士革，公元750年被阿拔斯王朝推翻。——译者
[18]ArnoldJ.Toynbee，AStudyofHistory，London，1934，vol.I，p.226.
[19]图阿列格族男子脸上裹布。——俄译本编者
[20]1933年12月15日致詹·亚·罗杰斯的信，引自Rogers前引书，第1卷第286页。
[21]呵伦（763—809年），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曾和中国唐朝建立外交关系。——译者
[22]普瓦提埃——法国西部城市。公元732年10月4日，阿拉伯人和法兰克人在这城附近举行会战，法兰克人胜。——译者
[23]阿卜杜拉曼一世于公元756年建立科尔多瓦总督区，929年改为哈里发。——俄译本编者
[24]参见W.E.B．杜波依斯，《黑人》，第41—53页。
[25]E.StaleyLane-Poole，HistoryofEgyptinMedievalTimes，editedbyW.M.FlindersPetrie，London，Metbuen&Co.，1914，vol.VI，p.22，28，89.
[26]同上书，第28页。
[27]指塞尔柱土耳其人。——俄译本编者
[28]麻素提（九世纪末生，956或957年卒），阿拉伯历史家和旅行家。著有《黄金牧地》。——译者
[29]E.StanleyLane-Poole，前引书，第89页。
[30]马克里吉（1364—1442年）——阿拉伯封建历史编纂学的著名代表。著有《马木留克苏丹史》等。——译者
[31]圣芳济（1181或1182年生，1226年卒），宗教活动家，天主教圣芳济会的建立者。生于意大利的亚西西城。——译者
[32]阿里（约600—661年），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四代哈里发。在位五年（656—661年），被人刺杀。——译者
[33]伊本·巴图塔（IbnBattutah，1304—1377年），阿拉伯著名旅行家，曾遍游穆斯林世界。——译者
[34]TheBookofDuarteBarbosa，tr.fromthePortuguesebyM.L.Davis，London，HakluytSociety，1918，vol.1，p.11—13，18—20.
[35]马基雅维里（Niccolò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和作家。著名作品有《国君论》和《佛罗伦萨史》。——译者
[36]MemoirsoftheHistoryofFtance，London，Colburn，1823—1824，Znded，vol.III，p.152—164，259—276.
[37]W.D.Palgrave，NarrativeofaYear’sJourneyThroughCentralandEasternArabia，London，1866，vol.I.
[38]逃到西印度群岛和圭亚那的黑奴（或他们的后裔）。——俄译本编者
[39]IbnBatuta，TravelsinAsiaandAfrica，1325—1354，tr.byH..A..R.Gibb，London，G.Routledge&Sons，1929，P.53，54，321，322，328，329，330..
[40]ReginaldCoupland，EastAfricaanditsInvaders，Oxford，ClarendonPress，1938，p.32—33.
[41]帕夏——旧土耳其、埃及高经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的称号。别伊——中近东各国小封建主和某些官员的称号。——译者
[42]比康斯菲尔德勋爵，即狄士累利（BenjaminDisraeli，1804—1881年），英国保守党首领。在他首相任内（1874—1880年），英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译者
[43]即天主教僧侣。——俄译本编者
[44]LeonardWooIf，EmpireandCommerceinAfrica，London，AllenandUnwin，n..d.，p.258. |
第五章班图人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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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班图人发展的历史
除了只有考察家，旅行家，传教士，奴隶贩子，象牙、黄金、珍品、动物和土地搜刮者等有特殊兴趣的人读来津津有味的断简零篇而外，关于刚果河流域和大湖地区，至今还没有写成的一部历史。实际上，既没有对几千年来住在这里的亿万居民作过仔细的研究，也没有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提供初步的调查材料。
尽管如此，非洲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从这里起源的，这里跳跃着一片强大国土的火热的心脏。这片国土可能是人类的发祥地，是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地方，人类可能是从这里分布到整个地球，并把它征服的。后来，在发生巨大的地质灾变和人类祸患时，非洲人为了逃避敌人或者追赶敌人，为了寻求生活资料或者征服其他民族，就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大陆的各个角落。一直到最后，班图人粳过长期艰难困苦的转徙流离，才定居到大致同他们现在的住区相同的地方。整个地球的命运，劳动、贸易、黄金和宝石、战利品、艺术、奴隶制度、兴盛和衰亡的命运，都是由这次非洲民族大迁移和他们的斗争来决定的。所有这一切都值得研究，但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来完成这个任务。
如果从埃及向南走，左边可以看到多山的国家阿比西尼亚，右边可以看到尼罗河和苏丹，而苏丹向南伸展到大湖地区和刚果河谷。埃及买卖黄金、象牙、鸵鸟羽毛、乳香、橡胶和大量的其他商品，就是在这里开始的。这些商品大大加强了埃及同南方的联系。至今人们还争论着一个问题：埃及的贸易怎么会伸入南方那么远呢？从逻辑上推断，有一部分黄金肯定是从现在仍然大量出产黄金的南非金矿运来的，但也有一部分黄金可能是从埃及以南商路两侧的金砂矿床、甚至从西非运来的。
在这里，人类社会的组织从一千年到另一千年，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发生了变化。大湖地区的初期居民大概是涅格里利人。在许多年以后，身材高大的、黑皮肤的非洲人也到这里来了，他们大概是从亚洲或者亚非两洲交界的地区来的，但也可能来自非洲的邻近地区。这些非洲人从大湖地区北上，赶走了体格米人。撒哈拉当时还不是沙漠，它拥有无数的森林和河流，把移民一直吸引到地中海滨。这些只持有石器的人逐渐习熟农业，发展了自己的艺术和宗教。
在第一次黑人大迁徙以后，过了几千年，又发生了第二次大移民。新来的人涌向北方、西方和南方，从残余的涅格里利人手中夺取土地，把涅格里利人赶进中非的森林和沙漠。他们发展了自己的种植业、畜牧业和养禽业，他们发明了冶铁和制陶的方法。那些向北方伸展最远的人，在当地同欧洲人和亚洲人混合，结果，这些人的后代就成为白种人或黄种人同黑种人的混血儿，或者是黑种人同其他种族的混血儿。语言也是这样混合起来的。利比亚和埃及出现了五方杂处的现象。这次移民和种族混合是在埃及第一王朝的很久以前发生的。
随着埃及的发展，中非和北非的民族纷纷奔向尼罗河流域。在一千多年的期间，黑人顺尼罗河滚滚而下。他们中间有移民，有商人，有士兵，也有奴隶。他们后来建立了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后来又占领了尼罗河谷，成为埃及建国的基础。
在努比亚和东哥拉强盛以后，西非、北非以及亚洲的民族开始进犯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放弃了入侵亚洲的野心，也从南方向埃塞俄比亚进攻。这些事件对当时移民的浪潮从非洲中部向南朝好望角方向涌去，一定有所影响。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由身材高大的黑种民族同涅格里利人混血而成的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抛开大湖地区，向南非洲推进。在这以前三万至四万年，南非洲就已经开始有人居住，他们可能是从亚洲来的；在温和的气候中居住很长时期以后，他们的黑种人特点就不像后来入侵的部落那么明显了。布须曼人长于绘画和雕刻，不但在非洲中部，而且在北非和欧洲，都发现了他们的图画，正因为这样，关于这个民族的起源和迁徙的问题就成为引起争论的问题了。
就在这时候，所谓班图人开始发展起来。尼罗河流域和西苏丹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以及来自非洲西部海岸各民族的强大压力或侵略，迫使各种不同的黑人部落向西方和南方迁徙。当时西非海岸各民族的东侵，是企图同埃及、希腊和罗马建立文化联系和发展贸易。到公元七世纪，当伊斯兰教传入非洲的时候，班图人的迁徙虽然缓慢下来，但是在几个世纪期间始终没有停止。在他们迁徙的道路上，有许多处在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部落和民族。这些民族有时战胜，有时败北，后来逐渐被统称为班图人，这个名称是根据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亦即他们吸收并且加以改变的语言的名称来的。
班图族的迁徙和形成是一个长期和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公元前一千多年开始，有时停顿下来，有时又大大加快。
班图人最古老的部落是在尼罗河上游、赤道非洲的大湖地区形成的。他们从这里南行，穿过南刚果的山岭和高原，向大西洋前进；他们从这里向东南走，直抵印度洋，他们跨过三比西河，前去南非洲。
在班图人以前几万年期间，居住在非洲中部的是俾格米人，也可能有苏丹黑人和尼格罗人的其他山林部落。当班图人跨过三比西河的时候（大约在公元前七百年），他们在南非洲遇到的是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
当班图人到达海岸的时候，他们向南方的移动就停止了。在这里，他们遇上了欧洲的奴隶制度，因此不得不掉过头来，越过夹着汹涌澎湃的三比西河的丛山峻岭重新奔向亚洲。在那里，一道鸿沟切开了山和谷。在这几千年期间，班图人的祖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一些高度发展的国家和文化衰败了；一些巩固了的中心城市（例如贾戈）遭到了野蛮的袭击和破坏，关于当年烧杀劫掠的情况，在许多传说中流传下来；由于各种不同来源和不同文化的人相互杂婚，后来就产生了一些新的语言，产生了凌驾其他语言的班图语。
哈利·约翰斯顿写道：“班图语系究竟是怎样的语系呢？语言学家们对于这个语系的兴趣为什么比对其他纯非洲语系的兴趣要大得多呢？班图语系是一种特别明晰的语言，同其他黑人语系比较起来，一般地说，它的特点是具有意大利语那样的好听音调视，简单明了，元音重复频繁，欧洲人比较容易学会。班图语系吸引研究家注意的不仅是元音和辅音的和谐，而且还有语法结构的逻辑性，这种逻辑性使班图语系的大多数语言都具有正确传达和表现思想的广泛可能性。”[1]
班图人的发展结果是很突出的，但是，科学家还很难把他们的文化同他们的先驱的文化区别开来。也许，这样说更为正确：我们不知道某些文化是在什么时候和在怎样的情况下获得班图文化性质的，我们也不知道它们在同班图文化汇合并接受其影响以前，究竟是什么样子。
最古的班图人部落可能是从阿伯特湖以北的谷地向东方的尼罗河畔和大湖地区移住的。到公元前四至三世纪为止，他们留在现代苏丹共和国的西南境内，然后他们又向南迁徙。公元初期，班图人大概住在印度洋沿岸，他们在那里同阿拉伯人展开贸易，并同阿拉伯人杂婚。最后，班图人占据了刚果河流域，当时在那里居住的大概是西非类型的黑人和俾格米人。起初，班图人绕着森林走；后来，他们穿过森林，沿着刚果河，一直到达海滨，同西非的黑人文化相接触。
在体型方面，班图族分成几种类型。利文斯敦、斯坦利和其他一些人见到非洲的许多部落类似埃及人，心里非常惊异，他们所指的一定是居住在非洲中部和埃及之间的广大地区的许多民族；有些研究家甚至企图给这些民族蝙造一个“哈姆”族的名称，这完全是多余的。班图人的文化中有畜牧业和锄耕农业，他们已经知道铁和铜。班图人拥有金属武器，这很可能是推动他们进行侵略的原因。[2]
现在，我们很难追溯当时非洲中部的文明的真实情况。有些旅行家们留下了他们对于当时的许多文化中心的记载。他们曾经记载刚果王国以北的安西卡；包括加丹加在内的隆达国；还有一直伸展到开赛河和三比西河流域的、由卢巴隆达族建立的其他一些国家。在这里还有鼎鼎大名的姆亚特一雅姆瓦的国家。姆亚特一雅姆瓦是十四代国王的最后一代，是三百个酋长的首领，这些酋长的部落拥有二百万人口，占地十多万平方英里。
葡萄牙人在前往印度的旅途中，占领了东非海岸作为基地。在这里，他们听到了关于非洲几个王国的消息，特别是听说索法拉有黄金，立刻就坐卧不宁了。1606年，他们已经参加开采金矿。他们提到维朗王国，尤其常常提到莫诺莫塔帕帝国。巴斯科·达·伽马[3]发现了一些十分繁荣和热朗的城市；有几个城市是用石块和其他建筑材料修筑的。葡萄牙人在海岸上定居下来，但是没能深入班图人国家的内地
十五世纪，当葡萄牙人在西非海岸登陆的时候，那里的一个大国——刚果王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个王国的疆界穿过现在的安哥拉往东，直达开赛河和三比西河上游。刚果皇帝接受了基督教，他的儿子们到葡萄牙去留学。有些刚果人充当神甫，甚至有一个当上了主教。
在王国首都圣萨尔瓦多有许多大教堂。“十六世纪初，刚果变成了基督教国家，它的富庶繁华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刚果皇帝和宫廷官员的豪奢足以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高级贵族相比；当地的神甫在任神职时是由罗马批准的。今后永远也不会有一个非洲王国像它那样讲究文雅。我们可以相信古代编年史家的记载，他们说：在举止行为方面，在服饰、仪态和言语技巧方面，刚果居民跟有教养的欧洲人没有任何区别。
“后来，到了十七世纪，刚果宫廷的力量开始衰落，随便一个从欧洲来的教区神甫就可以提出废黜皇帝的威胁。十八世纪，刚果王国崩溃了，甚至被新的一代完全忘记了。”[4]
菲利普二世（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王）曾派遣杜亚尔特·洛佩斯到刚果去。洛佩斯向教皇的官员菲利波·皮加费特讲述了自己的印象，1591年，皮加费特把这些印象在罗马公开发表了。1574年，保罗·迪亚士（著名考察家巴托洛梅奥·迪亚士[5]的孙子）访问安哥拉，他见到当地居民的高度文化，极为惊讶。
班图人从尼罗河谷、苏丹和大湖地区逐渐来到这些古老的文化中心。他们建立了一些新的王国，例如布霜果。这个国家采取了新的工业政治制度；它由全国委员会来管理，委员会中包括各种手工业的代表和各地区的代表。布霜果生产上等花布和丝绒。在这里，治理国家的社会制度得到了很大的改进。
关于某些黑人国家，我们只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和强盛过，而对它们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例如吉塔拉帝国就是这样。中世纪时期非洲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乌干达，就是从吉塔拉帝国发展起来的。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推想这个帝国的伟大和强盛。关于吉塔拉的起源，现在只有这样一个传说：它的缔造者和第一代君主金图是从北方来的，他带来了一头母牛，一只母绵羊，一只鸡雏，一根香蕉树根和一个成熟的西红柿；所有这些东西都像神话一般繁殖起来，不久以后就完全保证了国家的需要；西红柿主要供应巴尼奥罗，香蕉主要供应乌干达。过了不多时候，由于自己臣民的愚昧和残酷，金图感到厌倦极了，他决心躲开他们，隐居起来；因为知道他没有死，他的历代继承人都设法寻找他。最后，国王马安达终于找到了他。这时，金图已经是一个银须老翁，坐在树林中的宝座上，侍从都是白皮肤人，穿着白色的衣服。这个传说又讲：在马安达所发动的又一次血战之后，金图和他的侍从消失了，从此，任何人都没有再见到他们。
过去说吉塔拉王国，莫诺莫塔帕大帝国，刚果王国和隆达族在刚果河流域的各种国家组织属于班图人移民以前的时期，那是绝对不对的，在实际上，它们是班图人移民带来的后果。这次大迁徙和几种不同文化相接相搏的历史已经湮没了，这是因为：第一，气候不容许保存文物，第二，班图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疯狂进行奴隶贸易的南非洲；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迁徙跟亚洲和欧洲的同类迁徙完全不同，亚洲民族迁徙的结果是出现了巴格达和埃及的伊斯兰教文化，欧洲民族迁徙的结果是形成了罗马帝国。
班图人的国家改造了许多王国，革新了许多文化，但是，我们能够获得的资料不容许我们准确断定：在班图到来以前，是不是存在过这种或那种文化；在班图人所改造的国家里，是不是建立过这种或那种文化。
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说：非洲中部最大的国家是莫诺莫塔帕国，这个国家的最重要的文化遗迹是著名的津巴布韦废墟。约当公元前一千年，古代黑人移民在这里发现了或者创造了卓越的文化。后来到了十世纪，班图族的移民摧毁和改革了这种文化，结果就在马卡朗人、马塔培雷人和马招那人中间出现了莫诺莫塔帕的统治者的王朝。
津巴布韦是一个辽阔广大的国家。在十七世纪，它从三比西河一直伸展到菲希河，绵延一千二百公里，面积大致与墨西哥相等。弗罗贝尼乌斯认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万能的，他亲自审讯自己的臣属。他在位七年之后被人民杀死，一个新统治者登上了王位。如果意译的话，津巴布韦这个名称是“矿山王子”的意思。这个地方是采矿中心，在近代以前，曾经长期地从这里输出黄金、钻石和红宝石。
津巴布韦的废墟证明过去这里曾经有过非常发达的文化，这个废墟是罕见的遗迹，在非洲大湖以南地区就没有一个古代遗迹可以与它相比。在废墟中有掘进极深的开采黄金的大矿井，有几十座非常巨大的石造建筑物；这里的宗教仪式跟现代班图人的宗教仪式不同；这里可以看出若干亚洲的影响；津巴布韦生长着许多由其他各地移来的树木和植物。
遗憾的是，恢复这种古代非洲文化及其历史真面目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南非种族仇恨的环境中和白种人拥有迫害有色人种的特权的制度下进行的。除了某些卓越的和善心的学者而外，人们对津巴布韦的研究就好像纳粹分子研究犹太人的历史和文化一样。
这些史前时期的露天矿场所在的地区，面积达十万平方公里以上。对整个地区的研究还很少，但是经过初步勘察，已经获得许多宝贵的遗物，如用石头雕刻的小鸟，男性生殖器像，用皂石制的、带有黄金装饰的巨大容器。
很显然，史前时期在罗得西亚所开采的黄金数量，正如古代犹太的圣经和公元前的古代历史家们所指出那样，超过在有史时期开采的数量。
在罗得西亚北部所发现的金矿，证明非洲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开采和利用黄金。卡顿—汤普逊证明：认为当地居民在古代根本不知道挖掘深矿井是完全不正确的。在近代，非洲人恨透了欧洲的剥削者，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不让白种人了解矿井的情况。二十世纪，英国的考察家们有一次偶然发现了土著民族在深矿井中开采黄金，他们使用的工具是：水桶、绳子、斧子和木炭。
不难猜想，九至十六世纪期间开采的黄金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肯定说，大部分黄金流入了印度。十四世纪印度帝王的财富简直是惊人的。公元1311年，伊朗历史家费里什塔曾经记述一个价值一千万英磅的黄金宝藏。十六世纪，一位葡萄牙观察家曾经记述维查耶纳伽尔[6]的帝王们每年的巨额收入、包金家具和马具以及宗教组织[7]。
“整个有教养的人类对于津巴布韦和这些废墟的兴趣都应当增加许多倍才对；关于津巴布韦人的故事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我们对他们的卓越成就的钦敬。他们是伟大的，要知道，津巴布韦的秘密就是土著非洲还在跳动的心脏中所隐藏的秘密。”[8]
是什么东西消灭了这种文明呢？毫无疑问，就是同现代一样的野蛮军事袭击。例如，1570年猛攻莫三鼻给的是“数也数不尽的多神教徒。他们来自莫诺莫塔帕的众河发源的大湖地区”[9]。在此后的年代里，游牧部落一再进犯，逐渐摧毁了定居的班图人的抵抗。
也有可能，在文化发展中，在灌溉工程中，在城堡建筑中，有时有亚洲和中国的影响。在非洲东部海岸所进行的亚非贸易，远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在七世纪、八世纪和九世纪，当伊斯兰教徒到这里来避难的时候，亚非两洲的贸易特别兴盛。但是，正如阿拉伯人、伊朗人和葡萄牙人从来没有能够控制黑人一样，津巴布韦文化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它主要是黑人的文化。当然，由于同其他国家接触，免不了受些外来影响。
※※※
虽然在阐明非洲文化传入这个地区的途径方面有着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个地区的文化的的确确是从非洲起源的，这一点无可怀疑。
关于这一点，施魏因富特[10]曾经写道：
“没有一种风俗或迷信只是某一地区所独有而不在其他地区或多或少以同样形式出现的。没有一种已经实现的发明，没有一种作战使用的武器只是某些民族的财产。
“从北而南，从大洋到大洋，这些发明永远以某种形式重复出现。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在心里仔翎分析一下统称为非洲的这个广大地区所具有的一些人所共知的概念，如语言、种族、文化、历史或发展等等，那么，我们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种族的混合总是发生在他们出现之前。
“虽然这样一分析得出了这么一个明摆着的远景，但是，为了理解整个的国家，我们仍必须研究这个国家之所以开始超过其他许多国家的个别特点，所有这些国家的发展都是服从适于整个人类的统一规律的。”[11]
汉尼拔的货币。
我们已经提到已经结束了的班图人部落向南非境内的迁徙。这次迁徙的后果是：在南非地区，种族关系现在达到了世界上最严重的地步，欧洲人排斥黑种人，对他们粗暴残酷，有时也用伪善的宗教教义欺骗他们。
南非加上美国南部各洲，是种族歧视的顽固堡垒。
[1]HarryH.Johnston，AComparativeStudyoftheBantuandSemi-BantuLanguages，Oxford，ClarendonPress，1919，vol.I，p.15.
[2]参阅班图族语言流布地图，见Johnston，前引书，第2卷卷头插图。
[3]达·伽马（VascodaGama，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1498年到达印度．——译者
[4]Armattoe，前引书，第30页。
[5]巴·迪亚土（BartholomeuDias，约1450—1500年），葡萄牙航海家，1486年发现好望角。——译者
[6]维查耶纳伽尔——十四至十六世纪印度南部的封建国家。——译者
[7]G.Caton-Thompson，ThezimbabweCulture，Oxford，ClarendonPress，1931，p.194，195，198.
[8]G.Calon-Thompson，前引书，第199页。
[9]W.E.B．杜波依斯，《黑人》，第75页。
[10]施魏因富特（GeorgAugustSchweinfurth，1836—1925年），德国的中非旅行家、人种学家。——译者
[11]GeorgA.Schweinfurth，HeartofAfrica，tr.fromtheGermanbyEllenE.Frewer，London，Sampson，Low，MarstonLow&Searle，1873,vol.I,p.313.. |
第四章几內亚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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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几內亚湾
很久以来，人们就认为在文明的历史中，欧洲历史占主要的部分，其余都微不足道；不论过去和现在，白种人一直是沿着登上人类文化顶峰的唯一自然的、正常的道路向前发展的。即便在今天，当这种信念所依靠的基础正在土崩瓦解的时候，如下的意见仍然占有上风，那就是：这只是一时的挫折，只是在路上暂时停顿；进步是应该恢复的，毫无疑问，在这次暂息之后，是一定要恢复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现代欧洲的历史是很短的，同万古长青的埃及的历史比起来，只不过是一刹那而已。大英帝国的年龄不超过二百五十年；现代疆界的法兰西的年龄，只有三百年；美国在一百七十年前才成立，而德国的诞生还不到一百年。因此，如果我们把现代欧洲同已经灭亡的一些大帝国加以比较，那就看得出来，它的历史只比波斯、亚述、赫梯、巴比伦等帝国长一点点。埃塞俄比亚支配世界的时间比英国长。
毫无疑问，欧洲曾经统治过更广大的土地和更众多的民族。但是，这能证明它的霸权将会千秋百代，永远继续下去吗？这能证明欧洲文明有先天的优越性吗？也许，这只是由于欧洲暂时掌握了非常巨大的粗暴力量吧？
使欧洲称霸世界的是机器的威力，而不是深厚的人类感情，不是创造的天才，不是正义的道德观念。如果拿人来比人，那么，现代世界丝毫没有比古代世界优越的地方；但是，如果拿人来此大炮，拿人的手来比电气，拿人的筋肉来此原子的分裂，那就会看出我们的文化的意义，那就会看到机器征服了现代人类，使现代人类处于恐怖状态。在我们的文明中，有什么明显的英国或美国东西吗？一点也没有。科学是在非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教是在亚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难道不曾有过任何别的人类发展道路吗？难道不曾有过以往和现在都能够引导人类达到更美、更崇高境界的任何其他文化典范、任何其他进步途径吗？非洲曾经观察天体，亚洲曾经观察人的灵魂；而欧洲过去和现在都只看见人的肉体，给它吃，给它穿，直到使它变得臃肿、粗暴、残忍为止。
我们言归正传，来谈谈西非吧。一千年以前，人类曾经在这里试走另一条道路。首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黑非洲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怎么能够了解西非各民族的生活呢？这个问题引起一个荒谬可笑的说法：没有文献，就是没有值得记载的事件和功业。有明确记载的人类事业，仿佛是人类经验海洋中的灯塔。要想在脑海里回忆出这一经验，我们必须依靠文物——从直接记述事业的文字到间接的暗示和旁证；我们必须依靠这些事业的目击者、耳闻者或若干年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叙述这些事业并使之流传后世的人们的回忆；我们必须依靠反映过去漫长历史时期的事件的风俗、习惯和理想的无言但是有力的证明。最后，我们承认我们现在认为真实和希望认为真实的这种对过去事件的叙述就是真正的历史和实际的事实。这样的历史真理对于实际情况来说，既可以真，也可以假。
欧洲的温和气候为广泛传播亚非两洲的发明——文字纪念物创造了先决条件。炎热和霪雨没有给与西非这种可能性，这个地区不得不依靠人们的回忆，这些回忆经过多少世纪之后，形成了令人惊异的一整套民间口头文学和传统。但是，这两者都是以反映在文化遗物、生产、宗教和艺术中的人类实际历史为基础的。
非洲文明的不平凡现象之一，是在西海岸，在大几内亚湾建立起一个国家。弗罗贝尼乌斯给它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大洋国，并且认为它是大西洋中的一个神话岛屿的文化的继承者。不管它的来源怎样，总而言之，在非洲西海岸出现了一个纯粹的非洲国家。谁也不知道它是多久以前出现的。从十七世纪开始，我们拥有它的相当正确的历史：关于十六世纪和十五世纪的资料，这些史料是可靠的，但是残缺不全；至于更早的时期，那就只有风俗、习惯和传说给我们作史料了。
在东有山林和沙漠与内陆相隔、西有大洋为屏的非洲海岸的一个乡村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按其性质来说，是农业文化。后来，在这种文化的基础上，工业和艺术发展起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各城市之间出现了分工；每个城市从事自己的专业，而把剩余的产品卖给其他各城市。城市联合成为自由的同盟，但各有各的市政会和首领。
公元前六百年，腓尼基人同非洲西海岸进行贸易，一百年后，迦太基人也来这里通商。从史前时代起，在这个海岸就居住着西非类型的黑种人。他们的文化中心在贝宁湾上方，沿着奴隶海岸向东方和北方扩展。根据石碑石像、建筑工程、艺术作品，特别是根据文化典型，可以推测出这个国家的疆域。
在这里，布匹和劳动工具的生产得到普遍的推广，但是，人们只能在热带的太阳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这种工作。在这里，人们同白蛉子进行残酷的斗争，正如在刚果和东非同舌蝇进行斗争一样；同白蛉子、疟疾、睡眠病和几十种其他的人类敌人交战，这是和人类其他一切活动同样重要的、争取生存和幸福的斗争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不但在织布、制作饰物和衣服、冶铁等方面，而且在艺术方面，这里都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这种艺术是原始的，但是十分有力，至今还对现代世界发生影响，值得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地球上形成的三、四种初期艺术形式之一来提到。可以说明这种黑人文化的，有农业，渔业，各种用品和器皿的生产，金属冶炼和加工，绘画和艺术的发展。
阿散蒂国家没有复杂的织机，但是由于织工们具有高度技巧，织出了极为美观的织物。这里的木材加工有好几种；雕刻师们制作着独出心裁的小神像、鼓和人像。“从某些现代美学流派的观点来看，它们的特殊风格和特殊优点会使许多初次见到它们的人感到惊异。热爱和尊崇艺术的和美的东西，这不可能说是全民都有的特点。然而在阿散蒂，我们可能称之为‘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的人，却似乎天生具有了这些特点。我们很难找到一件经过艺术加工的东西，上面是没有某种精美的、足以使非洲人赏心悦目的装饰的；例如，凳子、匙子、梳子、木碟、容器、门、手杖、权标、小舟、绞架、刀子、臼、鼓、象牙、水罐、秤和秤砣、各种金属制品、神庙和住宅的墙壁以及各类纺织品，全都带有装饰。甚至工具和设备都经过美化；熔铁炉、织布的梭子、编网的针，都绘有图案和装饰，这些图案和装饰无论怎样粗糙，但决不是平庸和俗气的。”[1]
西非人在造型艺术方面具有很大的技巧，他们从事骨雕和木刻，贝宁的铜雕是世界艺术的最优美的典范之一。当1897年英国人侵占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雕刻的象牙，用“固蜡”方法绘造的青铜制品，其中包括著名的黑人女子头像，这件艺术珍品现在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
在1910至1912年间，弗罗贝尼乌斯在尼日利亚发现一个青铜头像。这件优美的雕刻品，大概是非洲雕刻的著名作品中最好的。据发现它的人说，“嘴唇的线条、耳朵的形式、面庞的轮廓——不论合起来看或分别来看，都可以证明这件真正的艺术作品十分完美，毫无疑问，它是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这件铜雕是用我们所谓的‘固蜡’方法铸成，然后仔细加工出来的，制作方法同罗马雕刻的优秀典范作品相似。”[2]
弗罗贝尼乌斯在研究这个雕刻品、赤陶器皿和以前的考察家们所发现的另外许多东西以后，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说这种艺术属于在公元前第二千年产生的中非古代文明。他还认为，我们有充分的资料可以推断说，这种古代文明同古希腊罗马时期及其以前在尼罗河两岸或地中海区域繁荣一时的某些光挥灿烂的文明具有密切的联系。
陶器是最古老的一种艺术。在西非洲可以见到陶器的无数典型。西部海岸的制陶遗迹，大约有五百年甚至一千年的历史。从事这种工作的主要是妇女。制陶技术由母亲传给女儿。
根据极可靠的估计，首先给文明带来冶铁技术的是住在西部海岸的黑人。这种技术普及整个非洲，然后逐渐传到欧洲和亚洲。当然，除了非洲而外，在其他各大陆上也可能发明冶铁，但是没有一个地方那么早就那样广泛地使用铁。
博阿斯[3]写道：“这是看来不可思议的，当欧洲人还在满足于粗糙的石器的时候，非洲人就已经发明或者学会了冶铁技术。请大家想一下，这种发明对于人类进步具有怎样的意义？当用石块砸成或者用贝壳和硬木制作锤子、刀子、钻子、锹和锄的时候，生产劳动虽然是可能的，但是很繁重。当人们在天然的大矿坑中发现铜并开始用它制作劳动工具，后来更用冶炼方法随意改变它的形状的时候，当青铜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固然得到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真正说来，只有在发现坚硬的铁以后，工业生活才向前进了一步。我们说完成这一惊人的发现——用熔炼方法使铁矿石还原——的民族就是非洲的黑人，这决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代的欧洲、古代的西亚或古代的中国都不知道铁，一切迹象表明：它是从非洲传去的。当十九世纪下半叶非洲大发现的时期，旅行家们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在非洲各地都可以遇到铁匠。他们依靠简单的风箱和木炭熔炼非洲盛产的矿石，打造成各种适用而美观的工具。”[4]
托尔迪[5]指出：“有种种论据足以说明，我们应该感榭黑人建立了现代文明的基础的基础，感激他们发现了铁，这是使我很满意的。”[6]在非洲，多哥大概是对铁进行加工的最古老和最著名的地区。
莱克留说：“铁的熔炼和加工是冶金部门中最有用的发现，据说这是黑人和小亚细亚的哈利勃人的创造；居住在白尼罗河流域的崩果人和非洲的其他一些部落使用了构造极为巧妙的熔炉。在铁工场化铁和打铁时，他们往往只使用粗笨的和原始的工具，但是，使用工具的技术却巧妙得惊人。奥果韦河流域的芳人生产优质钢，欧洲冶炼的钢很少能同它媲美。在大多数土著部落中，铁匠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博得很大的尊敬，人们甚至硬说他们懂得魔法，因而害怕他们。”[7]
关于整个西非艺术，米凯尔·塞德勒写道：“西非给世界艺术宝库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威廉·罗登斯坦补充说：“我对于创造出这些优美东西的文化一无所知，我也完全不了解它们的创造者怎样接受地方的或外国的影响。我只知道这是光辉灿烂的艺术作品，可以跟任何时代的优美雕刻作品并列在一起。”根据美国批评家约·詹·斯维尼的话来说，“非洲雕刻的传统艺术是无与伦比的。”[8]
英国著名的艺术理论家罗杰·弗莱[9]教授指出：“我们一贯认为，能够创造出富有表现力的塑型是人类的伟大成就之一；伟大雕刻家的名字从一代传到另一代；因此，当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一些默默无闻的野人所具有的才能不但此我们现在，而且比我们整个民族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的时候，就感到很不公苹。然而，这毕竟是事实。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些雕刻中，有一些是极伟大的作品，它们甚至此我们在中世纪所创造的一切东西还要伟大。毫无疑问，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雕塑的特征。它们表现出了造型艺术的充分自由。换句话说，这些非洲艺术家们真正地领悟了三维形式。在现代的雕刻中，这是很少有的。”[10]
在打击乐器和弦乐器的发展中，非洲音乐的独创性和完善程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鼓的复杂节奏的发展不但使它可以在舞蹈和节庆中进行伴奏，而且可以用电报也将羡慕的速度和准确性来沟通一个地方人民同非洲大陆任何部分的人民的思想感情。封·霍恩博斯特尔[11]像下面这样谈到非洲的音乐，特别是多哥的音乐：“非洲黑人非常善于音乐，一般来说，他们大概此白种人更有音乐天才。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非洲音乐（特别是多声部和节奏方面）的高度水平看出来，而且可以从下述十分有趣的现象看出来，这种现象大概是史无前例的，那就是：美洲的黑奴和他们的子孙忘记了自己的音乐风格之后，适应了白种主人的风格，却又在这种风格中奠定了一种新的民间音乐的基础。显而易见，任何其他的民族都做不到这一点。在实际上，种植园歌曲，圣歌（宗教歌曲），以及勃柳兹和里格泰姆[12]（切分音的轻快节奏）等等奠定了我们现代舞乐的基础，或者促进了它的形成，归根结底，它们是外来移民对美国音乐的唯一重大贡献。”[13]
封·路山[14]教授认为，贝宁的能工巧匠的技术不次于本文努托·齐里尼[15]．的优秀作品。但是，当他们创造自己的杰作的时候，“在1550年，斯堪的纳维亚的任何农舍都没有一扇窗户；甚至在1773年，当约翰逊博士和博斯维尔在赫布里底群岛旅行的时候，他们还到过这样的茅舍：‘里边有个小孔，用草土块掩住，就算是窗户。人们为了使室内得到光亮，时时取下那块草土。’柏林在大选帝侯时期（1681年），首都许多住宅的正面窗下都有猪圈。”[16]
弗罗贝尼乌斯在谈到西非的文化时写道：“这些老船长，这些考察团长——德尔贝斯、马尔歇、皮加斐塔以及一切其他人所讲述的一切，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可以得到种种证明。在德累斯顿的故宫博物馆里，在乌耳姆的魏德曼收藏室里，在欧洲的其他许多‘珍品馆’里，我们至今还可以找到那个时期的西非珍品，如用一种香蕉树的嫩叶制成的极端柔软、美妙绝伦的长毛绒；用酒椰属[17]纤维织成的、不起皱的、好像丝绸一样柔软光滑的衣料；带矛头和精美的铜镶嵌物的坚固梭镖；式样巧妙、装饰华丽、摆在任何兵器陈列兹里都无愧色的弓；装饰得十分雅致的葫芦，刀法细腻、风格突出的象牙雕刻和木刻。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非洲沿海各国制作的，后来卖给了奴隶贩子。
“但是，当十九世纪的拓荒者们到达这个‘欧洲文明’地区，并且跨出某一时期为把这个地区同非洲的洪荒部分隔开而筑起的围墙以后，他们到处都发现了船长们在海边上所看到的那种奇迹。
“1906年，当我进入卡藏伊—散库鲁地区的时候，我在那里见到一些村镇，它们的中央大街两旁栽植着棕榈树，长达几里约[18]。每一所装饰得很可爱的房屋都是一件艺术作品。
“我所遇见的男子，人人都佩戴着非常讲究的铜制或铜制的武器；刀鞘和枪柄都包着蛇皮；到处都是丝绒和绸锻。每个口杯，每个烟管，每个羹匙都是精工细作的对象，足可以同罗马欧洲风格的作品媲美。但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装饰一个熟透的佳果的一片柔和娇艳、五彩缤纷的花朵而已；从老到幼，整个民族的姿态、风度和道德标准，尽管还完全停留在质朴天真的境界，但无论在王公富豪的家庭里，或是在权贵和奴隶身上，都带着同样的尊严和优雅反映出来。在文明的统一方面，我不知道哪一个北方民族能够同这些原始人相比。呵，可惜这是最后的‘幸福之岛’！它们也受到了了欧洲文明浪潮的冲击。这场洪水把这世外桃源完全淹没了。
“但是，毕竟有许多人看到了这一切；那些从东方、南方和北方的荒凉尚武的高原走进刚果河、维多利亚湖和乌班吉河平原的考察家们，例如斯匹克和格兰特，利文斯敦，喀麦隆，斯坦利，史维因福特，容克尔，德·布拉柴等等，他们都同样地宣布说：他们走出非洲阿列斯[19]严刑峻法控制的地区，来到了充满和平与欢乐的美好国度，来到了拥有古老文化的、古香古色、和谐安谧的国度。”[20]
在西非，这一切都是随着非洲人的宗教观念而发展的。他们崇拜树木、植物和动物的灵魂，拜物，信仰女巫和恶魔等等。酋长和巫医都受过特别的训练，人在出生、结婚和埋葬的时候都有复杂的宗教仪式。
弗罗贝尼乌斯在谈到宗教时说：
“在其他一切黑皮肤的非洲民族所敬奉的神祗之中，没有一个像约鲁巴人（西非）的雷神山果那样具有重大的意义。约鲁巴人相信，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统治者是从雷神的腰上生出来的。这个神的后裔至今还保有给国家安排帝王的权利。
“神话中说，山果是由万母之母耶麦雅所生。山果强壮有力，英勇果敢，他是一个爱好自尊的民族所创造的一切神中最伟大的神。他是雷公，是暴风雨的神，是烧毁城市和折断树木的神；他残暴而凶猛，但在同时又面貌俊秀，品德高尚。
“他倾下的暴雨和洪流浇灌了田地，使土壤有了生命。人们怕他，但又爱他。人们害怕他恼怒，但又祈求他不要把他们留在灾难之中。他们把他描绘成骑着一只公羊；在他们的画里，山果手里拿着很多闪电，周围是大批的妻子——湖泊和河流。他住在光采夺目的铜宫堡里，闪电就从那里发出。他有一种万能的草药。他只要吞下这种草药，他的嘴里就会迸出火舌来。”[21]
在西非海岸的建筑艺术中，气候、自然和文化的影响很巧妙地合而为一。关于贝宁和阿散蒂的优美建筑物，我们已经记述过了。1835年，一个旅行家这样描写多哥的首领的宫殿：“格列尔的宫殿非常巨大，可容纳二千人以上，但是，它的天部分现在已经毁坏。
“……这个宫殿，在我所见到的一切黑人建筑艺术中，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巨大和最复杂的作品；这个宫殿正如贝宁的宫殿一样，大概是西非的最优美的建筑物。”[22]
1787年，德·布夫勒尔[23]在他给德·萨白兰伯爵夫人的信里，说他对塞内加尔各城市的美丽和清洁非常钦佩。
在这里，气候和地理条件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人类的发展。石头的丰富和空气的干燥帮助尼罗河流域各民族保存了他们的历史。但是在西部海岸就没有这种条件。在这里，由于潮湿和昆虫极多，史籍文物都遭到了破坏。在这里，一代一代相传的各种事件的口头历史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这种艺术的发展也达到惊人的高度。人们发明了各种文字，其中有两种（在几内亚和喀麦隆）一直流传到现在。肯定地说，还有过一些别的文字。由此可见，全世界现在所使用的各种字母是从亚洲和非洲，而不是从欧洲产生的。
西部海岸的一些国家曾经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在这些国家里，我们应该指出的是莫西人的一些国家，其中两个至今还存在。每个国家包括几个土邦，其中一个土邦占有统治的地位。正如德拉福斯[24]所说：“这种制度在瓦加杜古人和伊阿田加人那里迄今仍然通行，它同阿拉伯著作家和廷巴克图的作家例所记述的加纳、迪阿尔、加奥和曼丁哥曾经存在的制度，同从前可以在库马西人和博尼人那里和赤道非洲的个别国家见到，而现在可以在塞内加尔的一些小王国（首先是沃洛夫人住区和其他一些地方）中见到的那种制度奇怪地相似。”[25]
在整个黑非洲自古以来发展起来的一切可以称为国家的国家，不论大小，显然都是建立在这种原则上面的。莫西人的国家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如果对于纯血统的黑人所建立和统治的帝国曼丁哥来说，通过伊斯兰教的渠道传来的外国影响还有所裨益的话，如果说阿散蒂和达荷美国家以及塞内加尔、刚果等国家都接受了欧洲的某些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莫西人的国家一贯地排除了任何非黑人的干扰和影响，因此，它们那种几乎普及到整个黑非洲的特有政治制度，是独立发展起来的。”[26]
莫西人的国家没有侵占过别人的领土，它始终是防止伊斯兰教扩张的堤防。它完完整整，是真正和唯一的黑人文明典范。
在西非，秘密会社一贯起重要作用。秘密会社虽然多种多样，但大多数以互助共济的原则为基础。参加会社被认为光荣的事情；各会社都从事慈善事业。某些会社有六至七个等极，执行法院的职能；如果不服从它们的决定，就处以死刑。肯定说，二世纪的地理学家托勒密[27]是知道这些会社的。其中一个会社祀豹为神，直到现在还给地方当局添许多麻烦。秘密会社的成员戴假面具，举行特别的仪式。这些会社是典型的西非的东西。
西非海岸的全部文化都是自立门户，独树一帜的。人类制度了的这种发展情况在历史上是唯一无二的。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对它知道的太少，还没有充分研究它。在突然受到两种外来因素（来自北方的伊斯兰教和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的影响之前，西非海岸的文化始终迅速和独立地发展着。
“西非居民的生活，正如我们祖先在中世纪以前一样，迄今仍然遵循着完全集体主义的原则，而我们社会的特征却是个人主义。留待我们解决的只有这样一个问题：许多所谓先进思想家既然认为返回集体主义（哪怕它的形态与过去略有不同）是人类的幸福，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进步是不是真正彻底的呢？黑非洲各民族的发展速度跟欧洲各民族的发展速度是不同的，但是，这丝毫也不能证明欧洲人比黑人优越。欧洲人的发展也许过于迅速了。”[28]
在精神发展惊人的各民族之中，我们应该提出的有：阿勃龙人，远在十五世纪，他们的国家就存在了；阿肯人（包括阿散蒂人），他们的历史从一千六百年前就开始了；另外还有埃维人，约鲁巴人，贝宁、达荷美和努比亚的各民族。贝宁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远在公元880年，甚至更早一些，它的传说性历史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组织良好、拥有优美而独特的文化的国家。葡萄牙在十五世纪就同贝宁发生接触，进行奴隶贸易和其他商品的贸易。约鲁巴民族拥有美好的文化，由于苏丹王国开始扩张和进攻达荷美，他们便向西方迁移了。
达荷美的历史从十六世纪起开始有记载。这是一个组织完善的国家，它的居民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后来，达荷美变成了奴隶贸易的中心。十九世纪，达荷美同法国签订了和平相处的条约，但是这个条均未能防止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达荷美整个国家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国。
在西非的历史中，阿散蒂人起着显著的作用。他们战胜了芳蒂人，从1803至1874年，曾经六次抗击英国；他们在1894年被征服。阿散蒂的统治者欧塞·图图·克瓦明纳是一个学识丰富、性格坚强的人，如果对他以礼相待，他在沟通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的关系方面一定会作出许多贡献。但是在那时候，英国人不能斩钉截铁地决定究竟采取哪个主意为好：是停止向美洲输出奴隶和解放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呢？还是把西非变成殖民地呢？有个时期，他们曾经摇摆不定，甚至建立了一个黑人国家——塞拉勒窝内国，这个国家规定由解放了的奴隶管理，并跟同类的国家——美国的试验品利比里亚[29]共同合作。但是到了最后，当大家都开始了解殖民帝国主义的真正意义的时候，英国人就进行公开的侵略了。芳蒂人曾经协助英国人征服阿散蒂人，他们企图同英国建立联邦关系，但是英国人硬说他们所通过的宪法是背叛性的，把宪法的起草人投入狱中，到了后来才根据英国内政大臣的命令，将他们释放。
十九世纪末，欧洲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普法战争结束了；德国变成一个强国；英国加强了自己的巨大殖民帝国。
西非各民族的文化也有了显著的改变。由于苏丹和尼罗河谷的迅速发展，一些一度强盛过的国家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这些国家同西方进行一种捕人为奴的新贸易，利润很厚。在奴隶买卖中，西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扮演经纪和帮手的角色。到这时候，奴隶和战俘不仅是战争的后果，恰恰相反，捕捉奴隶和俘虏变成了战争的目标。
在贩卖奴隶的沿海地区，文化的性质改变得很缓慢。在贝宁和达荷美，残暴行为曾经盛极一时，虽然一些国家（例如约鲁巴）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过这一点。奴隶买卖、杜松子酒的输入和欧洲人的贸易毁坏了大西洋沿岸的古老文化；欧洲的商品挤垮了民族艺术和民族手工艺的产品。
我们关于西非洲文化发展的资料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经过伪造来为奴隶买卖作辩护的。对于这个地区的居民的历史，迄今没有进行过全面的、有系统的研究。文化遗物几乎完全被消灭了，原因有两个：起初是疯狂地想把黑人说成是猿猴，除了卖作奴隶而外没有其他用处；后来是打算忘掉这个可耻的时期，把它从历史中勾掉，以便颂扬欧洲的慈善事业。英国从贝宁劫掠去的无价之宝从来没有规过应有的研究，没有公开展览过，它们在大英博物馆里蒙受灰尘。
但是，在西非海岸曾经试图建立一种以和平与美为基础的文化，这恐怕是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尝试。这种尝拭还在萌芽状态中就被贪婪和发财的欲望扼杀了，而关于它的记忆则又被人用现代历史方法丑化了。
不论从住宅、衣服、艺术创作和对艺术作品的欣赏等方面来看，或是从政治组织和宗教信仰来看，在十五世纪，西非黑人群众的文化水平都此北欧居民的文化水平高，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西非此欧洲具有更稳固的社会和政治组织，达到更大的团结一致，对科学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深刻和成熟得多。”[30]是什么东西阻碍了这种发展，使它趋于衰落呢？是奴隶贸易，是现代人对于财富的看法的改变：过去把财富当作繁荣人类的手段，而现在却把人本身当作发财致富的手段了。在开始贩卖活商品时所发生的这种观点上的大改变，并没有随着奴隶制度的废止而消失，它在欧洲用暴力统制人类的整个灾难时期，始终在欧洲的舆论中保存着，而且占有统治地位。
[1]RobertS.Rattray，ReligionandArtAshanti，Oxford：ClarendonPress，1927，p.269—270.
[2]LeoFrobenius，HistoiredelaCivilisationAfricaine.
[3]博阿斯（FranzBoas，1858—1942年），德国—美国人类学家、人种学家。——译者
[4]《AtlantaUniversityLeaflet》，No.19．
[5]托尔迪（Torday），著有《布霜果考》。——译者
[6]《JournalofRoyalAntroplogicalInstitute》，vol.XLIII，p.14．
[7]EliséeReclus，TheEarthanditsInhabitant，Africa，NewYork：D.Appleton&Co.，1882—1895，p.22．
[8]J.J.Sweeney，AfricanNegroArt，NewYork，MuseumofModernArt，1935；SirMichaelErnestSedler，ArtsofWestAfrica，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36，p.2.
[9]弗莱（RogerElliotFry，1866—1934年），英国画家、批评家。——译者
[10]RogerRliotFry，VisionandDesign，London：ChattoandWindus，1920，p.65—66.
[11]霍恩博斯特尔（ErichMariavonHornbostel，1877—1935年），德国音乐学家。——译者
[12]勃柳兹（b1ues）——美洲黑人的抒情歌曲，速度慢，切分音多。里格泰姆（ragtime），大量采用黑人音乐的一种爵士乐。——译者
[13]MemorandumIV，InternationalAfricanInstitute，London，p.33.
[14]路山（Fel议vonLuschan，1854一1924年），奥地利人类学家、人种学家。——译者
[15]齐里尼（BenvenutoCellini，1500—1571年），意大利著名雕刻家。——译者
[16]R.E.C.Armattoe，TheGoldenAgeofWesternAfricanavilization；Londonderry，LomeshieResearchCenter1946，p.41.
[17]酒椰属（Raphia），又译“拉斐亚”（马尔加什语），树冠有巨叶，长达二十米，纤维丰富。——译者
[18]里约——法国长度单位，约等于四公里半。——译者
[19]阿列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俄译本编者
[20]Frobenius，前引书。
[21]Frobenius，前引书。
[22]R.E.C.Armattoe，前引书，第29页。
[23]布夫勒尔（Stanislas-JeanBoufflers，1738—1815年〕，法国军人，曾任塞内加尔总督。——译者
[24]莫里斯·德拉福斯（1870—1926年），法国语言学家、非洲学家——俄译本编者
[25]MauriceDelafosse，TheNegroesofAfrica，tr.fromtheFrenchbyFFligelman，Washington，D.C.，AssociatedPubliohers，1931，p.XXXII.
[26]同上书，第69—70夏。
[27]托勒密（ClaudiusPtolemeus约90—108年），古代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著有《大综合论》、《地理学指南》。——译者
[28]MauriceDelafowwe，前引书，绪论第32页。
[29]1822年“美国殖民协会”把一部分被释放的黑奴移殖到非洲西海岸，在那里买一块土地，建立黑人移民区，这块土地逐渐扩大，1838年命名为利比里亚联邦，1847年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利比里亚共和国。——译者
[30]R.E.C.Armattoe，前引书，第33、35页。 |
二、我们的中心思想第10卷第25期1924,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二、我们的中心思想
第10卷第25期1924,3 |
第三章埃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第三章埃及
文明起源于土壤肥沃的大河流域，在那里，人类既不受饥饿的威胁，河流又是交通要道，可以沟通正在思考人类生活的种种问题、并在通过不同途经接近其解决的各个民族。有些人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长江和黄河流域，另一些人认为起源于黑非洲，又有一些人认为，它是从幼发拉底河流域向西方传播的，尽管众说粉纪，而大家却有个一致的意见，就是人类文化是在公元前四千年以前产生的。
美索不达米亚的发展是惊人的，它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两条河注入波斯湾，又从波斯湾注入印度洋。毫无疑问，公元前四千年，在南亚栩亚、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尼格罗人种的德拉维达人和蒙古人种的苏美尔人。
其后代替这些部族的，是由萨艮[1]统率的尼格罗人，萨艮后来曾夸口说：“朕指挥和统治黑头人。”
但是，恰恰是在尼罗河流域出现了最伟大和最悠久的人类文化，所以说最伟大，并不是因为它最古老或最优秀，而是因为它是现代欧洲文明的先驱。目前，全世界都在用欧洲文明来自相夸耀，而欧洲文明本身也百般吹嘘它是什么人类文化的值峰。
虽然事实是明确的，但是在人们所写的非洲历史中，却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之一就是：在十九世纪，几乎任何人都没有异议地，不再把埃及当作非洲的一部分了，他们把埃及的历史和文化同非洲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史割裂开来。甚至有人主张说，埃及在实际上是一个亚洲国家。例如，阿诺尔德·汤因比[2]在他的《历史纲要》中，就明目张胆地说埃及文明是“白种人”或欧洲的文明！然而，埃及人本身却认为自己是非洲人。古代希腊人认为，不论从地理方面来看，或是从文化方面来看，埃及都是非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学的任何历史事实都可以证明，古代埃及人是一个非洲民族，他们同非洲其他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正如斯堪的纳维亚人同其他的欧洲人、日本人同其他的亚洲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微小。在十九世纪的科学界所以出现这样荒唐的思想，只能是为了达到贩卖奴隶和维护奴役黑人制度的目的，这种荒唐思想的产生，是由于他们在发展和维护资本主义的时候，需要用尼格罗人退化和落后来作口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埃及学恰恰是在棉花王国依靠奴役美洲黑人而达到极端富强的时候产生和昌盛的。这种不公正的历史判决不管怎样广泛流行，我们都不要理睬它，而应该认为埃及的历史是整个非洲历史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埃及国土南北长一千公里。境内有两条光秃的石灰岩山脉，它们时而几乎陂陇相接，时而隔开平均十公里左右。在北部，石灰岩的丘陵退缩和消失，过渡到沼泽平原，一直伸展到地中海滨。在南部，这些丘陵已经不是由石灰岩，而是由花岗岩构成的，它们沿着河流向上，距离越来越小，几乎接在一起；尼罗河通过这样形成的峡谷，波涛怒吼，倾入谷地，然后一直向北奔去，将水注入海中。”[3]
河谷的景色真是美妙极了。伟大的尼罗河从中非台地开始，然后穿过悬崖峭壁，而在峭壁之外，则是万里荒沙。在河谷里，有“灿烂的阳光，肥沃的土地，温暖的气候和美丽的风景。”北风把太阳的炎热缓和到这样程度：“在河谷的土地上，到处是绿油油的青草，金闪闪的谷穗，红艳艳的葡萄；这是夹在两片灼人的沙漠之间的一个水流不断、花果丛生的人间天堂。”由于春季泛滥和夏季炎热的交互作用，水位上下差别很大。河水泛滥——直到十九世纪还没有揭开的河源的秘密——，不论对于古代的埃及居民，或是对于后来的一切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尼格罗人在河谷出现时，本是一些猎人和渔民。他们大概是从努比亚迁来的。他们开始定居和耕种田地。
五千多年以前，在这里居住的是塔吉安人。法尤姆人、梅里姆德人和巴达里人都是定居民族，他们不仅从事渔猎，而且栽培谷物。他们用亚麻和兽皮作衣服，他们编筐篮，制陶器，用石头作锄板，并且制造小船。他们使用适于木材加工的铜制工具和各种燧石工具。他们利用象牙制作各种刀子。
阿姆拉蒂人（与别札人属于同一类型）从事游牧生活。他们发现了铜和金。由此可见，远在美尼斯王朝当政以前，即公元前3200年的时候，尼罗河流域就有许多不同的尼格罗人部落，他们像滚滚的波涛一样涌入河谷，逐渐定居下来，在这里进行建立人类文明的第一次伟大试验。
我们可以说，耕种土地是尼罗河谷的一项发明。正是由于采取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在有利的条件下创造比较丰裕的生活。河水每年冲来大量新鲜的土壤，使土壤湿润而肥沃。人们有了进行灌溉和调节河流的需要。利用当地建筑材料——木材、砖和石头——成为普遍的现象。出现了用纤维织布制成的衣服，建筑术完善起来，为了纪念死人而营造一些巨大的建筑物，由于气候干燥，这些建筑物都保存得很好。
人们发明了各种工具。最初的工具是普通的石块和曙石器，后来才有石制的手斧。代替石器的是金属，最初是铜（主要产地为努比亚），后来是铁。河上和海上出现了船舶。古代埃及的发明创造，有许多种一直流传到现在。如剃头刮脸，使用假发，穿裙子，着凉鞋，以及乐器、椅子、床铺、枕头、首饰等等，都应该说是在埃及发明的。毫无疑问，欧洲的葬仪起源于非洲，是由非洲移民传来的。后来，意大利和西西里岛都采用埃及人的发明。这样，埃及文化就成为希腊文化的前驱。
后来，其他的民族——蒙古种人也开始从亚洲进入尼罗河流域。久而久之，埃及人的类型具有了新的特征。在古代，埃及拥有进行人类文明第一次长期试验的一切必要条件：得到灌溉的河谷；有助于防御敌人袭击和野兽侵害的陡峭山岭和沙漠；温暖宜人的气候；在对付异族方面，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既可以驱逐侵略者，又可以同异族交流物资和思想。埃及文明是从公元前4241年发明日历的时候开始的。
直到最近为止，在北非民族的起源问题上，仍有许多相互矛盾和尚未确定的意见。人们对北非民族有着各种各样的称呼；如：利比亚人，柏柏尔人，哈姆人，阿拉伯人。利比亚人或柏柏尔人，跟埃及人属于同一血统。他们大概是在史前时期出现的，是从非洲中部来的尼格罗人和从亚洲来的蒙古人种混合的结果。至今还可以分辨出长颅和圆颅两种类型。在尼罗河以东和尼罗河三角洲居住的埃及人，是现在被称为别札人、加拉人、索马里人和达那基尔人等民族的祖先。
古王国以前时代的埃及人属于同地中海两岸居民相似的，身材矮小、深色头发和深色眼珠的民族。这个人类分支从上埃及起，一直分布到努比亚。他们的相说极为相似。他们的头发呈深褐或黑色，卷曲或带波纹。男人除了下巴上有一撮山羊胡子而外，脸上很少生毛。他们的额头长而窄，后脑勺凸出。他们的面孔长而窄，呈椭圆形，但鼻子却比欧洲人的宽而平。
古王国以前时代的埃及人身材矮小，超不过163厘米。头部很长，而鼻子的长度等于头部的一半。例如居住在埃及东部沙漠地带、红海沿岸各省、东苏丹以及现今埃塞俄比亚领土（包括厄立特里亚）上的黑皮肤的别札人，就具有这一切特征。
别札民族分成四个支系，其中之一就是英国兵所称呼的“富吉—伍吉”[4]。他们是别札部落的最后变种，是古王国以前时期的旧埃及支系的现代代表。
毫无疑问，从王国时代开始，埃及居民的人种成分就逐渐发生变化；例如，在建造金字塔时期，埃及人的体格比较健壮，颅宽颌重。在金字塔时期的伟大艺术作品〔如在吉萨和卢浮宫可以看到的狮身人面像）中，就留下了这个民族的形象。肯定地说，埃及人占古王国居民的绝大部分。他们是使埃及大享盛名的优美雕像、壁画和浅浮雕的创造者。第二十六王朝时代的最有教养的埃及人，曾经试图模拟他们那些代表着民族艺术发展的最高峰的作品。以上所讲全是上埃及的事情。至于说尼罗河三角洲，我们不知道在王国时代和更早的时期这里有哪些具体情况；极厚的冲积层把当时的遗物都埋葬了。
上述类型的居民的人数，大概在整个王国时期是不断增长的，现代的菲拉赫人就是这种类型的人的代表者。现代类型的埃及人头颅长，身高167厘米（平均），在上埃及和下埃及，大体都一样。不过，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越往南，眼睛和皮肤的颜色越深，特宽鼻子的数量越增多，卷曲的头发和波浪式头发也越常见。
在埃及开始的文明的历史，不是王朝和年代的历史。它是解决人类生存的若干问题——政治、军事、宗教、家庭、财产、科学和艺术等问题的最初尝试。我们必须记住，正是非洲的埃及奠定和发展了人类社会的这七大支柱的基础。
在某些情况下，埃及居民所创造的东西甚至完整地保存到二十世纪。原始民族除有氏族公社的权力而外，没有任何权力。这种秩序，注定要在尼罗河谷改变。于是，这里出现了统治者、王室和统治阶级。王位永远属于这个阶级，王权看起来是那样古老，那样稳固，以致任何人都不记得在埃及存在以前还有过其他值得研究的文明的时代。这种政府是由王室和王族建立的，另外还利用宗教加以巩固。
埃及的宗教起源于原始的非洲森林精灵崇拜，后来发展到奉祀拉神，即太阳神，是尼罗河谷（当时人认为这就是宇宙）的生命和美的创造者。在拉神以后出现的是河流和沃土之神奥西里斯，他的妹妹和妻子伊西丝——一个黑皮肤的女人。由此可见，从洪荒时代起，妇女在埃及就占有显著地位，掌握着权力。因为各种神都是尼罗河谷物质生活各方面的反映。
希腊人说埃及人是“最信仰宗教的人”。埃及人创造了神的寡头政治和祭司等极。寺院成了科学知识的中心。祭司们研究了自然的规律，创造了一些数学公式。
必须组织人民从事栽种植物、收割庄稼、灌溉农田和搬运重物等等沉重的劳动。组织劳动的方式是：用鞭子驱使广大的劳动群众，依照一定的计划干活。他们的劳动创造了财富，结果，所有权的观念出现了。皇帝、祭司和显贵们攫取了所有权。政权开始集中到统辖各部族和各诺姆[5]的法老手里。在漫长的史前时期，许多酋长为了称霸尼罗河谷而混战起来。最后，代替这种混战的是集中和统一，这种局面持续了很久很久的时期。
埃及并不永远是暴虐统治的国家。祭司和显贵的寡头政治终于夺取了法老的政权。常常发生人民起义，使群众得到解放。埃及人民没有沦为奴隶。他们被描写为“温顺、轻浮、安于小事、在从事沉重劳动时歌唱、兴高采烈和坚持不懈地干活的群众。”这种情况是非常良好的经济组织的结果。既没有匮乏，也不会饿死，更没有危险性。由于调节河水，尼罗河谷保障了富裕的生活。
控制河水是统治者的第一要务。法老的政权，祭司的学识，工作人员的独创精神，都是从这项工作得来的。第十八王朝统治时期（公元前1500年）的埃及并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国家。它从初期粗糙的传就艺术过渡到具有细腻的造型。在这个知截“象世界一样古老”的国度里，日新月异的知识丰富了国家的精神。象形文字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公元前3500年）就已经完全形成，一直使用了三千年，直到公元前四世纪，这种艺术才被科普特文字[6]和希腊文字所代替。
除此而外，还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空气干燥，阳光灿烂，凡是人们创造、修筑和石刻的东西，都能够保存下来。因此，在全世界，埃及的艺术和文学是首先产生的，它把无可估价的财富传给后代的人们。埃及人研究和认识了人类。他们把当时的人分成黑种人和褐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他们自己是褐种人和黑种人，在文物上，他们也把自己描绘成那种样子。后来，大批的黄脸人从东方进入埃及，在埃及逐渐出现了所谓混血种，虽然这个名词本来是指并非埃及所特有的原始种族的混血而言。在更晚的时期，即从埃及有史以来的时候起直到公元为止的五千年间，埃及人所创造的人类文化类型变成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到处都以它为模仿的对象。凡是有志研究科学、艺术、法律或宗教的人们，都到埃及去留学。受到亚洲感召的希腊人去向非洲学习，而罗马人则向希腊和埃及学习。
如果了解一下开化最早的埃及人对于种族和肤色怀抱着怎样的想法，将是很有趣的事情。埃及人所具有的种族概念，跟这个名词的现代意义不同。他们在自己的文物上描绘各种不同肤色和头发颜色的人。这些人的头发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蒙古种人的那种直头发；更多的是尼格罗人的那种卷曲头发；也有一些是人为地卷起来或盖着假发的。埃及人通常把自己画成褐色皮肤的，有时是深褐的，有时是红褐的。他们把其他民族（非埃及人）的皮肤画成黄色，但有时把埃及人的皮肤也画成黄色。
褐色皮肤的埃及男子常常同黄色皮肤的女人画成配偶，这有的是为了表明女人的皮肤晒太阳较少，有的是为了表明蒙古人和白种人的杂婚。在文物上有时也画着白种人——北非和欧洲某些地区的居民。
对埃及人来说，按肤色区分人没有按文化地位区分人的意义大：有黑皮肤的法老和黑皮肤的皇后，也有褐皮肤或黄皮肤的法老和黄皮肤的皇后。他们对待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态度是以文化联系为基础的。黑种人和黄种人往往被画成战败者，在褐色的胜利者面前表示恭顺。他们也有时被画成具有平等权利的人，相互飨婚，相待如宾。有时把蒙古人、尼格罗人和白种人画成被捆绑着的奴隶。但是，在埃及的文物上，从来没有单把黑人画成奴隶。
从上面所讲的一切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埃及人是尼格罗人。他们依照传统，认为百己不是白种人或黄种人的子孙，而是从南方来的黑种人的后裔。为了强调自己的出身，他们在古代葬人的时候，总是使死者的面孔朝南。
埃及人逐渐变成了独特的民族，按本性来说，这个民族同他们的邻人迥然不同。他们的皮肤是褐色的，他们在绘画中也把自己描绘成这个样子，但在同时，他们又区别开人们的其他各种皮肤颜色和外貌。埃及人经常同南方的黑人发生接触。他们有时奴役黑人，但是，他们也同样地对待西方的白种人和东方的黄种人。他们同黑人的交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贸易联系，另一个是携起手来，对他们必须坚决抵抗、但在贸易和移民方面有所依赖的各民族进行斗争。最后，黑人变成了埃及的公民。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把埃及人描绘为黑色皮肤、头发卷曲的人。
达·伦德尔一麦基佛博士写道：“我们越深入研究努比亚和苏丹，下列的事实就越明显：古王国以前时期的埃及文化同非洲内地具有密切的联系；它受到埃及南部居民自远古以至今日所固有的黑种人因素的影响。”[7]
弗林德斯·比德里同意这种看法，他写道：特别值得注意的，正是埃及生命力的恢复得力于南方这一事实[8]。
塞利格曼指出：“在古王国成立后约公元前3200年绘制的一幅巨大的石笔画上，画着一些俘虏和死人，他们有着卷曲或波浪式的头发，并有现在马萨伊人和肯尼亚其他一些黑人部落所实行的割礼形式。因此，虽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关于他们的皮肤颜色的文献资料，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人同我们统称为‘黑人’的东非大多数现代部落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在努比亚的考古机关还发现了属于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二千年）的带有典型黑人头发的人们的墓场。同时，在那个墓场上发现四具黑人女尸，大概是在快到古王国的时代，即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埋葬的。”[9]
牛津大学古埃及学系的伦德尔—麦基佛和解剖学教授亚瑟·场姆逊在广泛和全面研究古代埃及的骨胳材料的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在从早期前古王国时期到第五王朝为止的时期内，埃及男子有百分之二十四，女子有百分之十九点五属于黑人类型。“关于他们的每一个特征，我们都具有明确的见解，而每一个特征都完全符合黑人的类型。”
研究第六王朝至第十八王朝期间骨胳材料的结果是：有百分之二十的男子和百分之十五的女人属于黑人。
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有许多人可以归入具有若干尼格罗人特征的所渭“中间”类型。但是，要把发掘出来的骨胳归属于黑人，这些特征还不够充分或者还不够明显[10]，尽管在美国是可能把它们统统归属于现在的黑人的。
依照牛津大学专门研究古王国时期的尼格罗人的弗·里·格里菲思博士的资料，“在第四和第五王朝统治时期，有不少努比亚人（涅赫伊人）——黑皮肤人或尼格罗人——身居要职，甚至做孟菲斯[11]的法老宫廷的大官”。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里藏有两个石灰石的优美雕像，一个是埃及的王子，一个是他的妃子，根据发现它们的赖斯纳博士的资料，这是古王国时代的遗物。在王子的外貌上虽然没有任何传统上认为是黑人鲜明标志的特点，但是王妃却具有现代黑种女子的独特面貌。
马里埃特[12]在阿比多斯发现的著名的乌那石碑，是“一个内容最丰富的碑铭，是古王国时期的最重要历史文献”。在布雷斯特德博士[13]译解出来的这个官方文件中，讲述第六王朝法老培比一世的大将乌那怎样在西奈平岛以北粉碎亚细亚人的部队和征服巴勒斯坦，而他所统率的军队是由“几十万名”从“伊尔塞特、马佐雅、雅姆、沃沃特、卡乌以及特梅赫地区的黑人”中间招募的战士组成的。
铭文中所列举的每一个地区的名称，都与埃塞俄比亚的一定地区相符合。这一时期和以后各时期的埃及居民是同闪族人、尼罗人和苏丹黑人混血的尼格罗人。
第一王朝建立以前，在埃及的领土上曾经有一系列异族统治者的更迭，他们从南方来，征服埃及人民，建立自己的霸权。上埃及是下埃及的历史先驱，毫无疑问，第一王朝的代表者是从中非洲迁来的。据考证，第一王朝有八代法老，在这个王朝的存在时斯，文字大有进步。当时以孟菲斯为首都，尼罗河谷的东部边境已经完全被征服。
第一王朝显然是从彭特出现的。第三王朝在藏涅克特身上显露出自己的十分鲜明的埃塞俄比亚特征。第十二王朝可以认为是加拉人的王朝。第十八王朝也是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不过由于杂婚的缘故，他们的皮肤颜色淡一些罢了。第二十五王朝是从麦罗厄地区产生的。
在发掘地点所挖出来的早期王朝的法老的骨胳和遗骸，表明他们的类型混有大量的黑人血液，例如第一王朝的法老戴恩和第二王朝的法老哈斯海姆伊就是如此。
哈里·约翰斯顿写道：“按照体型特征来说，王朝时代的埃及人接近现代的加拉人，不过，他们大概具有原始闪族人的某些特征，他们的语言虽然同库什特语十分接近，但对于研究者来说，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在王朝时期，埃及人大概主要是集聚在尼罗河沿岸一个狭窄的肥沃地带，在红海岸边居住的为数不多。大约在八千年以前，他们变成了下埃及和上埃及的征服者和统治者。”
在第三王朝统治时期，开始用石头作建筑材料。在第四王朝统治时期，建造了吉萨大金字塔这个“人类所曾经创造的最伟大的纪念物”。建造这座金字塔所使用的石头，比过去其他一切建筑物使用的都要多。金字塔是世界上最早的建筑物之一。根据希罗多德的资料，在两次河水泛滥之间的时期，每年有三个月没有平常的工作，在这个期间，有十万人以上去建造金字塔，虽然如此，建筑工程还是要继续二十年。当大批的人没有另外的工作，而工人的技巧又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时候，如果用少数劳动者来从事这种工程，那是不适宜的。
在第四王朝统治时期，建造了世界驰名的斯芬克司雕像，它是用天然花岗岩刻成的，狮身而具有黑人的头。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中，人类就企图与天事胜。在山脚下或天然的丘陵上建造了巨大的建筑物。在建筑工程中使用了巨大的石块。雕刻家与天争胜，甚至在自己的创作中巧夺天工。画家们善于在画上施用色彩，深浅浓淡，各得其宜。
在第五王朝统治时期，祭司们的政权大大加强了，随着宗教信仰的出现，早期建筑艺术的大胆构思趋于衰落。在第六王朝统治时期，曾趣大举进攻居住在埃及以东的利比亚人部落。几十万名士兵（其中也有苏丹黑人）征服了这一地区。后来，法老的军队转向南方和西方，横跨努比亚去征服黑人，当时那些黑人是从北方受到埃及国家的压力的。法老派商队到彭特去。这是一个大肆掠夺其他国家和进行考察研究的时期。第六王朝的一个法老把俾格米人从苏丹带到埃及。
非洲的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
（公元前1326年至公元1560年）
（年代大致表明图中所列各国版图最大的时期，虚线表示各国在上述时期的大致边界。）
第七王朝和第八王朝之间的时期，是早期的过渡阶段。孟斐斯的法老政权，显然由于外国人侵入尼罗河三角洲而丧失了自己的力量。在第九王朝和第十王朝统治时期，入侵部落又把自己的政权扩展到上埃及。
中王国是从第十一王朝掌握政权开始的，在这时期，底比斯的君主们又获得了独立。
埃王乌泽尔德辛一世被描绘成打败亚洲人和黑人的胜利者。当埃及变成一个巨大而富庶的国家的时候，保卫帝国不受侵略者的袭击自然就变成了一个严重问题。阿孟涅姆赫特法老当政，给国家管理增加了新的力量。这个法老征服了努比亚和亚洲的一些部落。西努海特的历史是这一时期的鲜明图画。他在父亲死后逃入叙利亚，成了那里的统治者。
“这段历史十分有趣地既明了第十二王朝统治初期埃及和叙利亚的关系。一个逃亡的埃及人胜过了叙利亚的人，他能够依靠自己的学识才干取得最高政权，正如任何一个现代的英国冒险家在中非一样。”[14]
我们可以看到，阿梅尼这个统治者为自己同胞的福利行了一系列德政。
“我博得普遍的好感，受到所有人的爱戴。我是一个热爱自己城市的统治者。许多年间，我当奥里克斯州的州长。法老宫内的一切职务都集中在我的手里。同时，法老还任命我管理奥里克斯州的牧人们的土地，监督他们的畜群中的三千条水牛……我从来不调戏穷人的女儿，不逼迫孀妇，不妨害农夫，不刁难牧人。我决不抓手艺人去应官差。在我的周围没有穷人，在我统治的时期没有人挨饿。当我们遇到饥馑的年头的时候，我挺身而出。我开垦奥里克斯州的全部田地，一直到它的南北边界为止。我使全州居民有可能活下去，向他们供应食品。全州没有一个挨饿的人，我给与孀妇当她丈夫在世时、她可能拥有的一切；不论我发放什么东西，我决不重老轻幼。虽然在这以后，尼罗河流域大大繁荣起来，虽然人们种植了小麦和大麦，生产了一切生活日用品，我并不向各农户讨债。”[15]
在这个王朝的统治时期，法老们为了减少他们死后政权易主的危险性，开始指派共同执政者。在梅里斯湖上建造了一些堤坝，尼罗河水的泛滥是用二十英里长的大埝来调节的。
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之一——乌泽尔德辛三世以战胜威胁埃及南境的黑人而特别驰名。他构筑了一条防线，使努比亚人不能侵入埃及的领土。
为了纪念尼格罗人的埃及同中非的这次冲突，曾经写出一首诗，这诗是埃及诗歌最初的典范之一。
他到我们这里来了，占领了我们的锦锈江山，
他的头上戴上了两个国家的王冠，
他来了，他把两个国家合并到一起，
他统一了尼罗河上游帝国和下游帝国的土地。
他来了，把埃及的政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
他变成了荒漠的主人公。
他来了，保护了两个国家，
他使两块地方都得到了和平。
他来了，使埃及恢复了生命，
他排除了埃及的悲哀苦痛。
他来了，使老人更加长寿，
大家都得到了呼吸的自由。
他来了，制服了夷族人民，
他惩罚了在他面前不知畏惧的阿努。
他来了，他保卫祖国的边疆，
他使被压迫者得到解放。
他来了……
于是，向我们伸出有力的手腕。
他来了，经他的允许，
我们可以养育孩子，埋葬老人。[16]
从这首诗显然可以看出，当消除了非洲部落入侵的可能性的时候，埃及是怎样地欢欣鼓舞，举国若狂。
在第十二王朝统治时期，国家的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精明干练的统治者的领导之下，它的发展和内部繁荣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在这以后，在法老乌泽尔德辛三世的领导之下，一连串地夺取外国的土地；接着，进入了光辉灿烂的阿孟涅姆海特三世统治时期；再后，衰落时期开始了。
王朝时代埃及艺术的特点是富丽堂皇，在技术上有极大的改进。
第十三王朝和第十七王朝统治之间的一段时期，是一个黑暗的时期。这一时期埃及处在喜克索人的压迫之下，喜克索人可能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入侵埃及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开头还是末尾。拉—涅赫吉是第十三王朝的最后帝王之一，他原是法老的长子，肯定是被称为黑人的。两千年间埃及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埃及的混血人种，他们在皮肤颜色和其他体型特征方面都与中非的居民不同。埃及战胜这些非洲人，是埃及的伟大胜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埃及没有黑种民族。虽然整个来说，混血人种占有优势，然而，到处可以看到黑人类型，特别是在拉—涅赫吉的面孔上。当喜克索人从叙利亚涌来、开始征服埃及的时候，这位黑色法老大概是埃及的最后的保卫者。历史家马内顿[17]这样记述了埃及被征服的情形：“从前，是一位名提迈欧斯的君王治理我们。在他的统治时期，不知为何上帝对我们大怒。于是，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一些蛮夷之人，由东方侵犯我们，企图占领我们的国家。他们不趣战斗，就征服了我国。当政权落到他们手里以后，他们烧掉了我们的城市，毁坏了我们的神庙。他们野蛮地欺侮居民，杀死他们，把他们的妻室儿女当奴隶。”[18]
埃及是在第十八王朝时期依靠埃塞俄比亚人的援助从喜克索人的暴政下面解放出来的。喜克索人压迫埃及大约有五百年之久，后来，雅赫莫斯从底巴伊德来了。现在人们认为，雅赫莫斯的妻子就是黑皮肤的诺斯里塔丽（又名涅塞尔塔丽）皇后。
埃及取得辉煌胜利的那些日子的历史，同黑人国家埃塞俄比亚的历史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见，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乃是黑人文化的主流，这一文化从月山[19]伸展到地中海、在尼罗河下游开花结果，但同非洲内陆大湖地区的历史是从来分不开的。
[1]这里指萨艮二世（SargonII，？—前705年），亚述国王，曾多次征埃及、亚美尼亚等。——译者
[2]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年生），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等。——译者
[3]WinwoodReade，TheMartyrdomofMan，p.1．
[4]富吉—伍吉是苏丹部落的领袖，在反英战争中牺牲，他的部队使英军受到严重的损失。吉普林的一首诗用他的名字做题目。——俄译本编者
[5]诺姆（Nomos），希腊人对古埃及各区域的称呼，又译“州”，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约有四十个诺姆。——译者
[6]科普特文字——科普特人是埃及的少数民族之一，信基督教。公元二世纪，他们借用希腊字母创造一种文字，叫做科普特文字。公元640年后，被阿拉伯文字代替。——译者
[7]ArthurThomsonandDavidRandall-Maclver，AncientRacesintheThebaid，Lomdon，1905．
[8]W.M.FlindersPetrie，AHistoryofEgyptfromtheEarliestTimestotheXVIDynasty，vol.I.
[9]C.G.Seligmann，RacesofAfrica，NewYork，HenryHolt&Co.，1930，ch.111，p.52.
[10]ThomsonandRandall-Maclver，前引书。
[11]孟菲斯（MemPhis），古埃及城市，公元前四千年所建，后为古王国的都城。——译者
[12]马里埃特（AugusteEdouardMariette，1821—1881年），法国的埃及考古学家。——译者
[13]布雷斯特德（JamesHenryBreasted，1865—1935年），美国的东方学家、历史学家。——译者
[14]Petde，前引书，第1卷第158页。
[15]Petrie，前引书，第1卷第160—161页。
[16]Petrie，前引书，第1卷第183页。
[17]马内顿（Manethon），公元前三世纪的著名埃及历史学家，著有《埃及史》。——译者
[18]Petde，前引书，第1卷第233一234页。
[19]月山在古代被认为是尼罗河源，在现代认为它就是鲁温奏里山。——俄译本编者 |
第二章“晒黑了脸的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第二章“晒黑了脸的国家”
根据希腊传说，埃塞俄比亚——“晒黑了脸的国家”地跨亚非二洲，位于红海两岸，居民的皮肤是黑的，后来同亚洲的黄种人杂婚。从公元前五——四世纪起，“埃塞俄比亚”一词通常是指我们现在叫做努比亚或东苏丹的这个非洲地区。埃及人和古犹太人称苏丹为卡施或库施。在古犹太的民间故事中，“库施和埃及”是含[1]的后裔。
有人想把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同非洲和黑种人的历史割裂开来，这种企图比对埃及的同样企图还要不合道理。许多年来，科学家们为了用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来解释人类的历史，极力把人们划分成若干叫做种族的巨大群。可是，观察和测量越精确，科学地论证种族的差别也就越困难。人们把种族划成三个，五个，甚至二十个，但是，最后终于搞清楚了，把人类准确地塞入按种族标准科学划分的框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大部分人不按他们所规定的标准，成了中间群，或者具有独有的特点。因此，我们必须放弃把种族划分得一清二白的理论，而把“纯”种族类型仅仅视为理论假设，它们实际上是凤毛麟角，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些独有的特征是显著的，令人深思的；群与群在体型和文化气质上的差异，也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因此，为了减轻，当然不是为了加重进一步研究的困难，就有必要暂时继续有条件地把人类依照肉体和文化特征划分为三个或五个巨大的群。这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种族理论的科学论据。所以，当我们说人类是由三大种族（欧罗巴人、尼格罗人和蒙古人）组成的时候，我们完全意识到：既要给这三大种族下一个精确的科学定义，又要不把人类的大部分置于这三大种族之外，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学说在有一点上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欧罗巴人种包括着住在欧洲的各种各样体型的人们；“蒙古人种”这个名词越来越不精确，实际上已经作废了。然而，“黑人”这个名词却作为明确的和科学的种族名称保存了下来，一些著名学者坚持要使用它。符合“黑人”一词现代意义的人，其人数和分布地区都日益缩小，就连在非洲本土，目前也只有一小部分人属于他们一类。许多卓越著作家采用这个名词，结果实际上导致了把人类分成两大群：人和黑人。本书的主要目的就在证明：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是十八世纪在美洲贩卖非洲奴隶的直接结果；由于这种贩卖奴隶，在十九世纪出现了资本主义工业。我们可以拿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待埃塞俄比亚的态度作为例子。他们关于这个国家的矛盾百出的见解，要不是其后果如此悲惨的话，那是十分令人可笑的。
根据可靠的证据、古代的遗迹和传说，我们对于非洲东北部的历史可以得到这样的轮廓：
从埃塞俄比亚射出人类文化的曙光，然后普照整个尼罗河谷。
由此可见，埃塞俄比亚这个黑皮肤人的国家，乃是埃及文明的摇篮。
在埃塞俄比亚的境域以外，南非洲有出产黄金的奥菲尔国，中非有经营商业的彭特国，埃及的繁荣昌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两个国家。
埃及从黑非洲以及欧亚两洲输入奴隶，但是同时，在埃及也有从黑非洲来的自由民和酋长。
在征服亚洲时，埃及广泛地使用了黑人士兵。
当亚洲打败埃及的时候，埃及向埃塞俄比亚求援，好像孩子求母亲的保护一样。从那时候起，埃塞俄比亚统治埃及好几百年，并屡次战胜亚洲。
不论是希腊、罗马或伊斯兰教各国，都没能征服埃塞俄比亚，虽然它们把埃塞俄比亚压缩和封闭到东非和中非[2]，直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为止，始终阻碍埃塞俄比亚各族人民同外界的来往。
但是，这样叙述黑人的历史是同那种认为黑人自古天生低劣，是生就的奴隶，只能向十九世纪的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的理论相矛盾的。那些把自己的生活和奢侈建筑在奴隶制度和殖民主义的基础上的人，往往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渴望有那么一种科学和历史编纂学，能够推翻上述对非洲历史的叙述。后来，他们逐渐开始疯狂地证明：埃及文化产生于尼罗河三角洲，而埃塞俄比亚，据他们说，则是穷乡僻壤，买卖奴隶的中心；彭特和奥菲尔是在非洲的极东部或是在亚洲；埃及被亚洲人征服说明它的衰落，而埃塞俄比亚的微弱挣扎只能证明它进入了解体时期；即便退一百步，说埃塞俄比亚有过某种模仿的文化，那也不能归功于黑皮肤人，要知道，埃塞俄比亚人并不是黑人！
由此可见，科学家们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几乎完全是由他们对现代奴隶贸易的态度来决定的。法国人伏尔纳[3]在访问非洲之后，本想把尼罗河流域的文明称为黑种人的文明，但是，较后的考察家们强烈地反对他，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过去的结论，可是，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自己作了进一步研究，而是屈服于十九世纪科学界凡夫俗子的压力。赖斯纳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黑皮肤人的文明，但是他马上宣布说，他们不是黑人！赖斯纳出生在当时盛行奴隶制度的美洲，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弗洛拉·肯描述了苏丹人（最黑的人）和他们的灿烂文明，但是她警告读者说：这决不是黑人！
于是，在这里，在埃塞俄比亚——“黑皮肤人的国家”或“晒黑了脸的国家”，我们就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奇谈怪论，硬说这些黑皮肤人不是黑人。那么，究竟谁是黑人呢？这种非洲人又是什么人呢？人们为什么轻视埃塞俄比亚的全部历史或者硬说它是属于白种“哈姆人”的呢？为什么每一个历史学家和百科全书家在描述尼罗河上游的文明时，总是顽固地说那里的黑皮肤居民根本“不是黑人”呢？
另外，他们认为黑种人的成功和白种人的退步是三个种族杂婚造成的[4]。难道这是科学的结论吗？他们经常认为苏丹的勃兴，布干达政府的组织制度，布霜果工业的发展，甚至阿散蒂人的艺术，都是“白人”或亚洲贵族阶级影响的结果。尽管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尼格罗人特征，但是，他们对于黑人血液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影响却只字不提。当一个黑皮肤的犹太女人向她的教友们夸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5]的时候，意思是说她只是被太阳晒黑的；当一个叙利亚人或阿拉伯人的头发里和脸的颜色中出现黑种人的特征时，人们不但完全不理睬，而且说他们的文化是“白人的”文化。虽然亚洲各地的佛像是黑皮肤和生着卷发的，但是科学家们既不研究，也不解释这一事实。
在非洲，曾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所有人种的混血现象，但是，这是同下述总前提相符的：正如欧洲主要是欧罗巴种民族的地方，亚洲主要是蒙古种人的地方一样，非洲主要是黑人和尼格罗种民族的地方。我们可以随便丢开划分种族界限的企图，但是，假如有健全的头脑，我们就决不能把全世界的人类划分成白、黄、黑三种，然后又把黑人称为白人。
正如对埃及人的看法一样，我认为埃塞俄比亚人是尼格罗人，并愿以事实证明他们对文明的贡献。
在公元前一千年，甚至在伯里克利[6]的时代，希腊人认为，黑色的非洲人虽然不同于希腊人，但同他们是平等的，并高于欧洲和亚洲的野蛮人。古代希腊人对非洲的态度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他们认为非洲是一个理想国，是他们传说中的神社前去休息或恢复精力的地方。我们从希腊的初期文学作品《伊利亚特》中，知道诸神同“完美无缺的埃塞俄比亚人”一起饮宴。
根据神话，希腊民族本身是混血的产物。诸神之父宙斯爱上美丽的希腊姑娘伊俄，在埃及生了一个混血儿，取名厄帕福斯。埃斯库罗斯谈到了这个结合：
“宙斯将在那里用他的温柔的手触你摸你，使你恢复本性。你将生黑皮肤的厄帕福斯[7]，由宙斯那样生他而得到名字；……到了第五代，将有五十个少女被迫回到阿耳戈斯，避免和她们的堂兄弟结婚。”
另一个悲剧中说：“你如果说这是宙斯的事业，说他的种族是厄帕福斯传下来的，那就对了。”[8]
希腊的两个最有名的诗人——伊索和萨福被称为黑人；普兰纽德、聪代尔和商弗勒里[9]坚决主张这一点。另一些人认为，德耳斐[10]钱币上的“卷发黑人”就是伊索。奥维德[11]解释说：古代的人们不认为萨福是白种人，把她同埃塞俄比亚黑人国王刻甫斯的女儿安德洛墨达相提并论。奥维德说：“安德洛墨达的祖国是黝黑色的国家。”在奥维德的《女杰计简》第十五篇中，萨福对法昂说：“我身体虽小，但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名字。我这样出名，是我自己造成的。我的脸虽然不白，但是，要知道，刻甫斯的女儿安德洛墨达也是黝黑的面孔，而珀耳修斯却喜欢安德洛墨达的国家出生的女人的面孔的颜色。白色的鸽子也同带斑点的鸽子交配，黑色的斑鸠常常是绿色小鸟的情人。”[12]，
保罗·拉克鲁阿[13]在谈到萨福的时候说：“虽然柏拉图赐给她美人的绰号，虽然据柏拉图说，阿菲涅伊认为她很美，但是，提尔岛的马克西姆把她塑造成一个矮小和黝黑的女人，肯定是遵循着比较可靠的传统。”[14]
在蒲伯[15]所译的奥维德的作品中，我们读到：“虽然我是个褐色的埃塞俄比亚的女人。”
在荷马的传说中还提到一个黑人——欧律巴忒斯。荷马谈到他的“卷曲的头发”和“黑色的皮肤”，把他同最伟大的英雄奥德修斯相比。
在欧律巴忒斯独具的伟大心灵里，
奥德修斯看见了自己的面影。
希腊传说中的埃塞俄比亚人堤丰，很像尼罗河第二瀑布的黑种人神祗迪杜纳。
“在希腊罗马时代的所有国家里，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最神秘和最遥远的地方。据希腊人说，它位于世界的边缘；它的居民是全人类中最正直的人，朱庇特每年同他们欢宴两次。他们在带有紫罗兰香味的溪水里沐浴，因而长命百岁，体态健美，皮肤发光。他们把自己的俘虏系在金锁链上；他们有弓，但是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也拉不开。毫无疑问，埃塞俄比亚在古代世界的强国中是占有相当地位的。在圣经中和亚述的楔形文字文献中都提到这一点。”[16]
非洲曾经有过一些强大的王国。当希腊的诗人们列举世界的王国时，不仅常常提到，而且必然提到埃塞俄比亚国王门农——围攻特洛伊的一支大军的首领。像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这样一位作家准备周游世界的时候，他首先前去埃及，正如现在的美国人前去伦敦和巴黎一样。当他见到埃及人“黑肤、卷发”（用他自己的话）时，并没有感到惊奇。
希罗多德说，希腊神祗的名字几乎全部起源于埃及，毫无疑问，希腊人经常向埃及寻求创作灵感和科学知识。荷马公开借用了埃及的关于奥德修斯的传说，而在讲述忘岛的故事时，也是以埃及的神话为基础。
人们在谈到埃塞俄比亚人的时候，说他们是日出和日没之国的居民。根据赫西俄德[17]所述，他们的国王门农是女神厄俄斯的儿子。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埃塞俄比亚人是黑皮肤的人，他们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梅里托的阿尔克亭曾经记述门农怎样庆祝自己参加特洛伊人的战斗，打败涅斯托耳的儿子安提罗科斯以及后来被阿契里斯所杀。在公元前五世纪的神话里，安德洛墨达被描绘为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刻甫斯和卡西俄铂亚的黑皮肤的女儿。她被锁在岩石上，珀耳修斯杀死海怪后解救了她。索福克勒斯[18]和欧里庇得斯[19]都写过以安德洛墨达为题材的剧本。在非洲和埃塞俄比亚，人们崇拜珀耳修斯、门农和安德洛墨达，把他们当做英雄。
埃及文化传布于地中海沿岸，在克里特岛点起了火焰，亚洲从阿拉伯半岛南部一直到叙利亚和小亚栩亚西部，都曾受到它的启发和鼓舞。在克里特岛的艺术中，出现了黑人的头像；在后米诺时期[20]的海外战争中，有一个黑皮肤的米诺军官指挥黑种人军队。毫无疑问，米诺人在最后征服希腊时曾经使用黑皮肤人的军队。公元前六世纪下半期的花瓶图案千真万确地表明：早在薛西斯[21]到达希腊以前，埃塞俄比亚人就已经进入希腊了。希罗多德说：薛西斯的军队里有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披着豹皮和狮子皮，带着弓和箭。他把埃塞俄比亚人分成东西两种；虽然这两种人都是黑皮肤，但是东埃塞俄比亚人的头发比较直，而西埃塞俄比亚人的头发是卷曲的；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
希罗多德把埃塞俄比亚人分成四种：两种是土著的，两种是外来的；属于土著的是埃塞俄比亚人和利比亚人，属于外来的是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希罗多德和埃及人又把利比亚人分为尼格罗人和蒙古人：尼格罗人来自南方，蒙古人来自东方。他们的混合达到非常普遍的程度，甚至在希罗多德的书里可以见到黑色格土果人和白色埃塞俄比亚人的提法。斯基拉克斯航海图志[22]说利比亚有四个民族，西西里的狄奥多路斯[23]说利比亚有三个部落，其中之一是尼格罗人。由此可见，非洲的尼格罗民族不但出现在尼罗河流域、中非及西非，而且出现在附近的亚洲地区和北非。
希腊文化在较早时期对非洲发生影响，而非洲也对欧洲发生了影响。福莱塞说：“我们不能再认为阿里齐亚的狄安娜的祭司的继承方法是一个例外；恰恰相反，它是目前已在非洲多次以十分类似的形式发现的一种普遍制度的鲜明例证。这些事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证明早期非洲对意大利的影响，或者更进一步，证明在南欧的领土上曾经有非洲居民，我不来判断。”[24]
现在人们都承认：希腊以前的各民族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重要科学知识。有些科学家已经具备逻辑推理的力量和系统化的方法，来着手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公元前两千年，一位埃及医师承认心脏是人类机体的中心，他检查脉搏，纪录自己的观察和意见。
在艺术方面，任何一个种族都不像黑皮肤人那样引起希腊和罗马艺术家们的注意。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对古代世界其他种族的描绘要少得多；甚至在希腊艺术中理想主义最盛时期，也都十分忠实地塑造黑人的形象，十分懂得黑人的美的典型。自从在希腊古典艺术的早期出现黑人典型以后，在希腊古典艺术的整个时期，这一典型都博得人们的欢迎。在公元前六世纪的花瓶上，描绘着关于赫丘利和布西里斯的神话。赫丘利被画成一个黑皮肤的、头发卷曲的人；布西里斯手下的埃及兵有的被画成黑种人，有的被画成黄种人，而在这些图画中，布西里斯的五个侍卫都是埃塞俄比亚人。
欧洲和非洲之间曾经有过紧密的、相当经常的联系。不仅在两个大陆相互连接的史前时期，就是在它们分开后，也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从一个大陆向另一个大陆迁移。地中海上星罗棋布的岛屿好像浮桥一样，而在欧洲又有几个伸向非洲的半岛。非洲移民从克里特岛开始，跨岛前进，步入希腊。他们从努米底亚移往西西里岛、意大利和法国南部，通过直布罗陀到达西班牙。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和高加索山中，都可以发现黑人的血统。
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可以分为史前时期（到公元前3500年为止），前史时期（从公元前3500年至1723年）和正史时期（从公元前1723年至公元355年）。在史前时期，埃塞俄比亚人认为自己是埃及人的祖先，根据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的说法，埃塞俄比亚人认为埃及的法律和风习都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后来，埃及人自己证明说，他们的文明是从南方传来的。通过现代的研究，这一点得到了多方面的证实。
如果埃及文化是发源于三角洲的话（这是可能的），那么，毫无疑问，在它的历史萌芽之前，就有多种文化从南方涌向三角洲，但是中途遇到种种障碍，如海洋、沙漠和三角洲肥沃土壤的锈惑等等。当时，新文化的代表者们在希腊人称之为埃塞俄比亚的地方落户和扎根，他们的文明在农业的发达和人工灌溉方面表现出来；同时，在继续从南方来的黑人的影响之下，这种文化不断地进行革新。
人们开始把埃及人举行宗教仪式时所需要的香运到非洲沿海地带；在青尼罗河上游的两岸，埃及人视若珍宝的苏丹乌木堆积如山。从红海海岸到尼罗河谷，可以发现两条商路。一条是顺青尼罗河而下，然后穿过一个平原和一个尼罗河港埠，到达班纳加河。另一条是穿过埃塞俄比亚，到达阿特巴拉，再从这里前去以麦罗厄为终点的肥沃谷地。从第四瀑布和第五瀑布起，商路离开尼罗河，穿过荒漠，直奔那巴达。这些商路究竟属于哪一个遥远的时代，我们根据古王国以前时期的石板可以推断出来，在那些石板上描绘着埃及人所侵入的国家的图景：它的居民头发卷曲，长颈鹿在棕榈树下吃草，珠鸡到处都是。从新石器时代初期起，青尼罗河两岸是长颈鹿和珠鸡大量繁殖的地区。
埃及的早期历史就是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之间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尼罗河上游的古代非洲文化同在尼罗河谷扎根落户的埃及文化之间斗争的历史。在埃及历史的这一漫长时期中，它们之间产生了生物学的和文化的差别。埃及人成为固定的种族类型，皮肤是褐色和黄色的，文化极为发达。
而埃塞俄比亚人则成为具有黑褐色皮肤和卷曲头发的，明确代表尼格罗人类型的民族。他们分成不同的王国和部落，经常进攻埃及或者防御埃及的入侵，主要是为了商业的利益。他们逐渐地变成商人，作为埃及同中非和中南非之间的媒介，并且间接地作为埃及和印度之间的媒介。他们本身的发展则走着另一条道路，这种发展是由他们的野心勃勃的、能征善战的首领经常吸收埃及文明，多次统治埃及来决定的。随着埃及领土的扩大，埃塞俄比亚人只好从第一瀑布向第二、第三和第四瀑布节节后退。
在中王国时期，出现了独立的埃塞俄比亚文化，这一文化以广泛进行黄金、象牙、宝石、木材和手工业品贸易的那巴达和麦罗厄为中心。当这一时期末亚洲的喜克索人部落征服埃及的时候，埃塞俄比亚变成了被击败的埃及人在肉体和文化方面的避难所。埃及的名门贵族纷纷迁入埃塞俄比亚，在那里同埃塞俄比亚人结婚。有一个这样的家族建立了伟大的第十八王朝，解放了埃及。从那时起，埃及开始吞并大片的领土，有一个法老的儿子加上了“库施太子”的称号。但是，当利比亚人在第二十一王朝时代征服埃及以后，埃塞俄比亚人组织了独立的国家，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3的年，埃塞俄比亚共有七十六代统治者。
现在，让我们回溯一下早期埃及的历史，考察一下埃及的发展同埃塞俄比亚的命运之间的联系。在从公元前3115年到2360年的将近一千年期间，古王国时代的埃及处于专制法老的残酷统治之下，但是，从第六王朝起，金字塔建造者的政权开始衰微，而在公元前2360年到2150年之间的时期，埃及的居民获得了宗教和政治的权利。在中王国时期，人民可以举行宗教仪式，这些仪式已经不再是祭司们的秘密。
奠都于底比斯的帝国，从公元前2160年到1100年，存在了一千年以上。在这一时期，按照现代的概念来说，埃及并不是一个大国。底比斯的法老统治时代，埃及只有八百万人左右。这一时期终了时，在三角洲的赛易斯王朝开放了埃及的大门，让外国人源源涌入。希腊人来了，埃及变成全世界的学府；它的文化传播很广，亚历山大和罗马皇帝都曾前来求学。
从第十八王朝当政起，新王国时代便开始了。关于具体年代，现在已经有了可靠的历史根据。这个王朝是在公元前1680年当政的，一直存在到1345年。都城底比斯距孟斐斯将近五百公里，在地中海以南六百多公里的地方。底比斯距传说的埃及南部边界——第一瀑布不到二百公里。法老雅赫莫斯的政权，大概是由于他娶埃塞俄比亚公主涅菲尔提蒂（或诺芙丽塔里）为皇后而巩固起来的，在埃及的艺术中始终把这位公主描绘为黑皮肤的女子，尽管如此，用比德里[25]的话来说，她仍旧是“埃及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人物”。
都灵博物馆藏有这位皇后的雕像，可以证明她的皮肤是黑的。柏林博物馆藏有她的画像，上面画着这位黑皮肤的皇后站在阿孟霍特普的面前。因此，人们认为她是黑种人，是埃塞俄比亚法老的女儿，至少也是努比亚的一个部落酋长的女儿[26]；也有人推测，雅赫莫斯所以同她结婚，是为了在战争中得到黑人部落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一结合，他才赶走了喜克索人[27]。
当然，关于这位黑色皇后的传说引起了白人埃及学家们的良心痛苦，因为他们硬说她是利比亚人。不错，利比亚有一部分尼格罗人；但是，既然利比亚人通常被认为是“白种人”，那么，利比亚女人涅菲尔提蒂为什么是黑色的呢？
有一个时期，涅菲尔提蒂曾经同阿孟霍特普共掌国政，我们知道，她在位的时期是一个国运兴隆的时期，臣民对她是很尊敬的。他们长期地怀念着涅菲尔提蒂，奉她为神，形成一种独特的民间宗教[28]。
在第十八王朝时代，劳动者们都参加由国家领导的行会。行会的首领是监督守法情况的主薄。地方人民大会有权检举压迫“自由人”的事件。按法律规定，一切土地都属于法老，但是在实际上，土地是归个人所有，而且由长子继承。法老有权籍没私人的土地。士兵是从自由土地持有者当中招募的。祭司们拥有大片的份地。其余是农民和佃户使用的土地。
法老是国家的元首，他不仅控制全部的土地（除了划拨神庙和墓地的土地而外），而且管辖工人和佃户。所有收入的来源都属于国家，使用土地的人或者经营商业的人，通常要由家长向国家报告经济情况。不经法老或他的代表许可，土地所有权不得转移。国家通常征收收获的五分之一作为田赋。手工业者在官办作坊里作工。使用外国人作奴隶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便是同外国人的统治者达成的协议。国家监督全部的商业。
底比斯城当时有十万人口，在罗马建立以前，它做了一千年的首都。正如埃及的所有居民点一样，这个城市规划得很好。它的中央是一个有四面围墙的广场，从广场伸出六条大街，街道两旁是工人的住宅。每所住宅有四个房间和二层楼。
雅赫莫斯在位时期是从公元前1580年到1577年，他的儿子阿孟霍特普一世的在位时期是从公元前1577年到1536年。阿孟霍特普一世完全征服了从第十二王朝起（即从公元前1785年起）威胁埃及的埃塞俄比亚克尔麦王国。后来，由于联姻的结果，图特摩斯一世当政，他征服了叙利亚和幼发拉底河谷，埃及人在这里大概是破天荒第一次看到积雪的山峰。图特摩斯一世把埃及的版图扩展到第三瀑布以南。图特摩斯一世死后，由他的儿子图特摩斯二世统治埃及，他在二至三年期间，曾与异母姊妹哈特榭普苏特共同执政。后来，他同妃子生的儿子图特摩斯三世参加执政。图特摩斯二世死后，哈特榭普苏特执掌全部政权，成为埃及公认的女皇。公元前1500年，她建成了图特摩斯二世开始营造的德尔·埃尔巴赫里神庙，即“至尊”神庙。这座神庙是为了纪念女皇远征彭特而兴修的。彭特的皇帝和皇后很像现代的霍屯督人，而皇后具有臀部肥大的特征。哈特榭普苏特死后，图特摩斯三世继承了全部政权。
大英博物馆里有图特摩斯三世的花岗石雕像，它的头部具有黑种人的特征。这位法老向东南两方扩大了埃及的版图。经过十七次战役，他征服叙利亚，跨过了幼发拉底河。他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打过仗。图特摩斯三世的当政时期，毫无疑问像比德里所说，是“埃及全部历史中最伟大的时期之一，是功业最多的时期”。他消灭强盗，严禁作恶；他利用俘虏的劳动兴修许多工程，修饰神庙；他取战败的亚洲国王们的子女作为人质，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巩固的基础。他的帝国从那巴达起，一直伸展到幼发拉底河。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他作妻子；被图特摩斯二世征服的叙利亚国王的后裔都到埃及留过学，他们执政时期，像法老的奴仆一样恭顺。埃及开始取得大量的贡赋。图特摩斯三世在位三十六年，直到赫梯人和哈庇鲁人从北方和东方开始进逼叙利亚为止。他的儿子、曾经辅佐朝政的阿孟霍特普二世，在继位二十六年之后，将王冠传给图特摩斯四世。
这位君主同一个黑人女子穆特姆阿结婚。他们的儿子阿孟霍特普三世拘在公元前1400年登上王位。卡那克的卢克苏尔神庙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建成的。阿孟霍特普三世继承了母亲的尼格罗人特征，他同美丽的泰娅结了婚。希腊人的著作中提到的“埃塞俄比亚王门农”，可能就是从这位法老的名字蟀化来的。约·加·威金逊[29]在谈到阿孟霍特普三世的时候说：“凡是研究埃及帝王图像的人，对这位君主的五官不能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比其他的法老更酷似黑人。”[30]
安娜·格雷夫斯与：“阿孟诺菲斯，即阿孟霍特普三世（公元前1411—1375年），显然是一位在梅森一迪克森线[31]以南要被称为‘有色人’的帝王，他的太后泰娅的黑人血液，一定此她丈夫还要多得多。的确，根据柏林绘画陈列馆里所展览的她的半身像来看……可以认为她几乎是纯血统的努比亚女人。他们的儿子叫做阿孟诺菲斯，即阿孟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75一13貂年），后来更名为埃赫那顿或阿亨那顿，他的尼格罗人特征虽然不如他母亲明显，但是，他比自己的父亲更像一个混血儿；他的几个女儿的半身像表明，她们都是美丽的四分之一混血儿，更确切地说，也许是八分之一混血儿。这位混血儿法老阿亨那顿，不仅是一连十几代王朝中最风流的君主，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讲，是天下最英俊的人物之一。”[32]
正是这位统治者对埃及宗教进行了根本改革，使埃及宗教成为全国一神教，推行对太阳神的崇拜。在这一时期，他编写了太阳大赞歌：
在从叙利亚到库施的群山中，
在埃及的一望无垠的平原中，
你为每一个人找到适当的场所，
你决定着他们所有人的命运；
你赐给每一个人应取得的东西，
你规定出他们有多么长的寿命；
他们使用的语言多种多样，
他们的体型和肤色各不相同。
为了到处引起吵闹和纠纷，
你划分出多少个族的人民。[33]
除了宗教改革而外，在道德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几乎完全不颂扬战争了。这位法老的口号是：“依照真理生活”。献身家园被认为是人生的理想。在艺术方面，注重的是直接研究自然，不采取陈规旧套。
在阿孟霍特普四世的改革的影响下，人道主义得到了普遍的发展。
“在自己的心里，你创造了大地，大地上的人、畜和水……以及域外的国家：叙利亚，努比亚，埃及。你给每一个人指定地位。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的体型和肤色各不相同。”[34]
他的继承者是图坦卡顿，又称图坦卡蒙，卡尔纳文爵士和霍华德·卡特[35]发现了他的陵墓。在这个法老统治期间，反动势力猖狂进攻，恢复了旧有的宗教形式；而在以后几代法老的当政时期，竟骂阿孟霍特普四世（埃赫那顿）是天下的罪人。
第十九王朝的奠基人拉美西斯一世和他的儿子榭提一世以在卡那克和其他一些地方建造巨大的神庙出名。此后，是征服者拉美西斯二世的长达六十七年的统治，他在埃及和努比亚建造了许多纪念物，他同利比亚人、叙利亚人和赫梯人都作过战。他所发动的战争逐渐使国家破产，并遭受利比亚人和来自三角洲的一些民族的蹂躏。
大约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古代犹太民族开始出现了。可能在拉美西斯一世在位时期，这个民族沦为埃及的奴隶。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跟埃塞俄比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犹太人对黑人表示崇高的敬意。
犹太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有过亲密的私人交往。王宫的太监黑人以伯米勒曾经从牢狱中搭救先知耶利米：
“〔七〕在王宫的太监、古实人[36]以伯米勒，听见他们将耶利米下了牢狱（那时王坐在便雅悯门口）。
“〔八〕以伯米勒就从王宫里出来，对王说：
“〔九〕‘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的行恶，将他下在牢狱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因为城中再没有粮食。’
〔十〕王就吩咐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你从这里带领三十人，趁着先知耶利米未死以前，将他从牢狱中提上来。’
“〔十一〕于是以伯米勒带镇这些人同去，进入王宫，到库房以下，从那里取了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用绳子缒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里。
“〔十二〕古实人以伯米勒对耶利米说：‘你用这些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绳子上，垫你的胳肢窝。’耶利米就照样行了。
“〔十三〕这样，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拉上来。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37]
摩西同一个黑皮肤的女人结了婚。
“〔一〕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38]
据说，耶和华因此处罚他们，使米利暗长了大麻风病。亚伦承认：
“我们行事愚昧。”
《雅歌》的作者为埃塞俄比亚人的皮肤颜色辫护：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在犹太作者们的笔下，埃塞俄比亚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同埃及、波斯、亚述和巴比伦不相上下。
“〔九〕古实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39]
“〔三〕示撒带战车一千二百辆，马兵六万，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40]
先知以赛亚曾经写过著名的对埃塞俄比亚的号召：
“〔一〕唉，古实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
“〔二〕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滑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41]
犹太人曾经希望埃塞俄比亚皈依犹太教。
“〔三十二〕贵胄将从埃及前来；古实将向神伸出双手。”[42]
“〔七〕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哪，我岂不看你们如古实人么？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迦斐托，领亚兰人出吉珥么？”[43]
“〔三〕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作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44]
“〔八〕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45]
“〔六〕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46]
埃塞俄比亚人沙巴卡（犹太人称他为“埃及王”[47]），是推翻以色列最后一代国王何栩亚的原因。先知以赛亚号召埃塞俄比亚人起来反对西拿基立。犹太人不止一次地同埃塞俄比亚人结成同盟。
“〔九〕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希西家……”[48]
希西家深深相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同盟者，以色列的神一定会战胜亚述人。
特哈加根据他同希西家达成的协蔽，对西拿基立展开了斗争。正如犹太人所预料那样，由于神力，西拿基立的军队被杀光了，特哈加解放了过去属于埃及的一些巴勒斯坦城市。
犹太人羡慕埃塞俄比亚的财富：
“〔九〕马匹上去吧！车辆急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老实人和弗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49]
“〔四十三〕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彼亚[50]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51]犹太人威胁说，尽管埃塞俄比亚很强大，以色列的神最后一定会战胜他们和其余的敌人：
“〔十四〕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实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52]
“〔四〕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人仆倒的时候，古实人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基址必被拆毁。”
“〔五〕古实人，吕彼亚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
“〔五〕波斯人，古实人和吕彼亚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53]
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时期的标志是：埃及的土崩瓦解和土地所有权集中到祭司们的手里。这一王朝在公元前1100年结束，从那时起，埃及的国力日益衰微。从公元前1100年到945年，利比亚王朝统治着三角洲。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王朝的王公们相互敌对，内哄不已，他们都企图恢复自己对埃及的控制权。但是，在那时候，埃塞俄比亚国威大振，在公元前712年，埃塞俄比亚人庇安喜变成了第二十五王朝的首脑。
当新王国衰落的时候，埃及的驻埃塞俄比亚总督举行起义，埃塞俄比亚帝国得以复兴。这块土地住着褐色和黑色皮肤的人们，有牧人和野人，有埃及人和黑人，皇帝和祭司阶层统治着他们。埃塞俄比亚由于每年远征黑皮肤人的国家，由于进行队商贸易，买卖象牙、金沙和树胶而富饶起来。它通过红海的港口，输入印度和阿拉伯半岛的商品。它的首都麦罗厄是一个名不虚传的伟大城市。埃塞俄比亚也有埃及那样的神庙和金字塔，不过规模略小一些而已。埃塞俄比亚在强盛时期，其版图除包括费多尔[54]时代的山地王国阿比西尼亚之外，还包括现今埃及的科尔多凡省和森纳尔省[55]。
那巴达是苏丹最早的首都。阿孟霍特普二世（第十八王朝）曾经把叙利亚北部的一个起义王公押到这里处死，将尸体挂到城墙上，恫吓苏丹的部落。那巴达比第十八王朝早多少时候，现在没有确切的考证。
苏丹当它还是埃及帝国的一部分的时候，由埃及派遣的总督治理。对底比斯城守护神阿蒙的崇拜风气向南方扩展了，阿蒙变成了那巴达的主神，而那巴达很可能是由底比斯的祭司们来支配的。据推测，当利比亚人榭霜克在公元前十世纪篡夺法老王位的时候，底比斯的祭司们（第二十一王朝的法老们）的后裔逃到那巴达，在那里建立一个神权君主国家。由于布巴斯提德王朝的衰微，这些后裔之一——庇安喜就重登埃及王位，征服尼罗河谷，几乎达到地中海滨。他率领埃塞俄比亚人去打利比亚人，并且征服了他们。他使埃及臣服埃塞俄比亚。王位的继承者取得了“埃及王公”的称号。他死后，在公元前710年，撒巴科斯变成了兼摄两个国家的皇帝。希罗多德说，他在埃及废除了死刑。以后的统治者是卡什塔，萨巴托克，特哈加和塔努阿塔蒙，他们建立了埃塞俄比亚王朝，从公元前726年起统治埃及，一直到他们被亚述人赶回埃塞俄比亚为止。
从他们的名字可以看出，苏丹的统治集团是埃塞俄比亚人，上埃及人拥护他们，把他们当作国家合法的主人和古代法老的继承者。
在亚述国王阿萨尔哈顿的石碑上，特哈加被刻画成一个穿唇系环的黑人；但是，特哈加从来没有作过亚述人的俘虏。
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埃塞俄比亚人是从尼罗河上游的辽远地区出来的，曾经作过世界的主宰者；但是，在公元前750年至500年的期间，他们同在西亚崛起的一个帝国发生了直接冲突。
要想概括这一时期西亚和小亚细亚的历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可以发现古代苏美尔人（他们最可能是蒙古人种）的遗迹。苏美尔人像尼罗河流域的各民族一样发展起来，后来，阿拉伯的各民族开始大量流入。巴比伦人是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出现的。公元前八世纪，赫梯人从小亚细亚东移，开始威胁埃及强国，一直到拉美西斯二世在卡叠石城把他们打败为止。后来，亚述人从幼发拉底河东北的山区涌来，“好像饿狼扑入羊圈一样”。公元前612年，他们先毁掉尼尼微城，然后向斯奇提亚人和米堤亚人投降。接着是新巴比伦帝国主义；再往后，波斯皇帝居鲁士出现了。公元前六世纪，萨狄斯城陷落了，不久以后，整个东方都惊呼着：“巴比伦垮台了，垮台了。”
亚洲像一座大山似地压到非洲上边。在蒙古人血统的侵略者的冲击之下，埃及文明衰微了。埃塞俄比亚帝国的重新建国，同尼罗河谷涌入大批征服者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这时候，一些黑人帝国正在繁荣昌盛。正如过去几千年一样，黑非洲从大陆腹地进逼埃及。黄色亚洲的民族向埃及源源不尽地流入。腓尼基唆使迦太基和北非从西面对埃及施加压力。在这些力量的包围之下，古代的埃及帝国先后被喜克索人和其他一些东亚部落摧毁，终于灭亡了。埃塞俄比亚曾经协助埃及复国，但是，由于尼罗河谷已经陷入孤立地位，它完全没有抗御敌人或者制止敌人入侵的能力。因此，就连疆土完整、颇有生气的埃塞俄比亚帝国本身，也只不过存在了二百年。
亚述人打败了埃及，击退了埃塞俄比亚人，一直到最后，当最伟大的国王特哈加（在位时期：公元前688年至633年[56]）掌握政权的时候，埃塞俄比亚才又复兴。
特哈加当政时期是一个繁荣富强和文化进步的时代。魏高尔[57]说，他的当政时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黑人统治时代”，而伦德尔—麦基佛写道：“一个非洲黑人竟有足够的资格自称世界之王，真是不可思议。”特哈加于公元前688年即帝位，年约四十二岁。他在十五年期间领导了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的经济、文化和宗教生活。全国贸易扩大了，为修理旧庙和建造新庙筹措了资金。特哈加同西亚和亚述缔结了同盟。《圣经》记载了所有这些事件。它叙述西拿基立的灭亡，也提到埃塞俄比亚的贸易[58]。
特哈加在卡那克所进行的建筑工程，依照他自己的意图，是古代世界的最惊人的建筑工程之一。底比斯神庙的一个浅浮雕上刻画着尼罗河世界四个部分的四位统治者：德杜纳——埃塞俄比亚的主神，南方的化身；索普特——东方沙漠的化身；塞德赫——西方沙漠的化身；戈尔——北方的化身。根据比德里的意见，“这表明南方是思惟的中心，因为埃及位于北方。有些著作家说，特哈加的远征达到过直布罗陀海峡”[59]
最后，特哈加实在抵御不了亚述人的强大力量，他只好放弃埃及，返回埃塞俄比亚，在那里“寿终正寝”了。他的继承者塔努阿塔曾经一度阻止住亚述人的疯狂进攻[60]，但是到了最后，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的军队完全被粉碎了。埃及的神庙遭到破坏，征服者亚述巴尼拔自白说：“我曾以排山倒海之势猛攻底比斯……”
纯血统的黑人阿斯培卢塔（普萨美提克二世）的在位时期大约是从公元前593年到567年。公元前524年，波斯皇帝阅此斯在征服埃及以后，企图侵入努比亚，但是他被打败了，丧失了自己的舰船。哈尔西亚特甫（在位时期：公元前372至361年）曾经从麦罗厄出发，九次南征一些好战的部落；而瑞赫列兹人在一个叫作阿鲁阿的酋长的领导之下进攻麦罗厄，没有得到成功。在埃塞俄比亚此后的统治者中，有一位叫作纳斯塔逊（在位时期：公元前328—308年），他把首都从那巴达迁到麦罗厄，虽然那巴达仍然是全国的宗教中．心，而埃塞俄比亚的历代国王仍然在这里的黄金宝座上加冕。阿蒙[61]的祭司们在麦罗厄和那巴达两地给他戴过皇冠。他自称托肯塞特（即努比亚，包括东哥拉在内）和阿卢特城的皇帝。阿卢特是麦罗厄的又一个名称。
麦罗厄城在阿特巴拉河和青尼罗河之间，建城时期比那巴达晚一些，显然是在公元前八世纪。建城地址挑选得很不错。它濒临第五瀑布和第六瀑布之间的尼罗河岸，位于伸向国家腹地许多英里的河谷的边缘。每当雨季，对于从红海海岸出发、经由阿特巴拉的队商来说，河谷是一条优良的道路。麦罗厄城是古代北非商路从东方进入尼罗河流域的天然门户。城北有一些丘陵，丘陵上有巨大的采石场，专门开采营造房屋的石料。商路从麦罗厄开始，先经尼罗河水路到达贝尔贝尔，然后水路改成陆路，穿过沙漠通往那巴达。
尼禄曾经派遣一个探险队，前去寻求尼罗河的河源。据这个探险队报告说，麦罗厄距那巴达三百六十罗马里，在阿特巴拉以南七十罗马里。在城的对面有塔杜岛，阻止西北风吹入港湾。当罗马人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城市大概已经衰落，因为它曾为某些敌人侵占，而且有一部分被毁。但是，据说它也有过能容纳二十万军队和四千名手工业者的黄金时代。根据普林尼[62]的记述，当时麦罗厄是由一个叫作干大基的女皇统治着的，在她以前有过四十四代统治者。
从公元前308年到225年，埃塞俄比亚共有十代统治者，其中的五代在那巴达执政，另外五位在麦罗厄执政。托勒密王朝没有进攻努比亚，极力同它进行和平的贸易。在托勒密二世宫廷里长大的厄尔加门（在位时期：公元前225—200年）统一了埃塞俄比亚的“九个民族”。最初是六代君主统治整个埃塞俄比亚，然后又有九代帝王——其中四代在麦罗厄当政，五代在那巴达当政。他们的继承者是三个治理统一的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在这三个皇帝之中，包括着伟大的建设者涅特卡曼，如果溯尼罗河而上，在许多的神庙里都可以见到他和他的妻子——阿曼涅塔丽皇后的图像。
埃塞俄比亚的历史[63]表明：在好几千年期间，南方各民族竭力跑到北方去定居或者经商，参加法老的军队或者在气候较好和更容易自卫的地方落户。在非洲炎热的核心，人类文化不得不同昆虫和疾病进行斗争。这里没有可以抵御外寇入侵的天然屏障。人们也可能向南方和向大湖[64]以西移住，但是，埃及吸引了更多的居民；正如张伯伦[65]所说，对于非洲中部来说，这种迁移既有利益，也有害处。埃及的良好机会经常吸引着最能干和最勇敢的人们。在得到这类人材补充的有利条件下，埃及繁荣富强起来。有些黑人加入埃及籍，变成高官显宦，而他们的南方同胞却由于不断失掉文武英才，日益贫困化了。
达利昂，阿里斯托克列昂，巴西里斯，比昂和小西蒙尼德都有关于埃塞俄比亚的著作。小西蒙尼德在麦罗厄住过五年[66]。早在公元前431年，雅典就流行着埃及的商品了。他们从埃及输入船帆和草纸，从利比亚输入象牙。奴隶通常不是从非洲，而是从亚洲运来。
企图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战败埃及，在那里建成自己的首都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的军队里有一些黑人。他的宠臣克里托斯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曾委帕克里托斯充当大夏国主和骑兵统领。克里托斯的母亲德罗普西卡是亚历山大的乳母。普路塔克[67]和其他一些历史家们称克里托斯为“黑种人”或“黑人克里托斯”[68]。
根据传说，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拜访麦罗厄的女皇干大基。就算这只是传说吧，也定以证明她是很有名的。据说，干大基反对亚历山大进驻埃塞俄比亚，她警告亚历山大，叫他不要看她的人民皮肤黑就侮辱他们，因为他们的灵魂比他的白皮肤人的灵魂还要洁白。“她给他送去黄金，少女，鹦鹉，拂拂和镶着绿宝石和珍珠的王冠。她统治着八十个部落，这些部落时刻准备着，如果有人来侵犯她，必将给予惩罚。”[69]托勒密王朝[70]同阿比西尼亚人保持着联系。托勒密王朝的最初几代是白种人，但是到了后来，他们越来越接近尼格罗人的类型了。“亚历山大二世具有鲜明的黑人血统的特征，在托勒密十三世奥列铁斯身上，这种特征就更加明显了，他是鼎鼎大名的克娄巴特拉七世的父亲。托勒密的母亲是一个女奴。据传说，克娄巴特拉本人的皮肤是浅褐色的，很像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混血儿。”[71]
从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起，到罗马征服埃及止，埃及文明所受的希腊影响日益增长。在埃及的希腊人增加了。奥古斯都时代[72]，在埃及首都亚历山大建立了妇女俱乐部。据说，在公元前240年左右，亚历山大图书馆藏有手抄本四十九万卷，由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充当馆员。
自从希腊并入罗马版图以后，新帝国的最大占领地区是埃及，它不仅占领了尼罗河谷，而且占领了从直布罗陀海峡直到红海的整个非洲北部。罗马人把与迦太基接壤的地区称为非洲。这里的居民不仅有欧罗巴人种和亚洲蒙古人种的代表，还有褐色皮肤的摩尔人和黑色皮肤的努米底亚人。罗马人曾经多次向南方的非洲腹地远征，在那里发现其他一些黑皮肤的民族和犀牛等等巨大的动物。公元80年，在多米提亚努斯皇帝当政时期，罗马人组织了一个由优里乌斯·玛特努斯领导的考察团，前去苏丹勘察金矿。
欧洲和非洲之间的斗争是从布匿战争开始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是从公元前264年至241年；第二次从公元前218年至201年；最后一次从公元前149年至146年。这几次战争，都是为了保卫罗马国家，使它免遭从非洲蜂拥而来的各民族征服。在非洲，蒙古种人、尼格罗人和人数不多的欧洲人阶层建立了迦太基城。这个城市居住着各样的人种。由于迦太基占领西西里岛的据点，引起了第一次布匿战争。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时，迦太基人攻入西班牙，迦太基军队直捣亚平宁半岛，但是到了最后，汉尼拔所率领的迦太基人终格于被赶回非洲。汉尼拔的非洲军队一定给罗马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不勒斯起一直到阿尔卑斯山为止，他们控制这个半岛达十三年之久。如果货币上的图像不错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汉尼拔本人看作是头发卷曲的黑人。他的妻子是西班牙人[73]。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罗马的种植园制度发展起来，这引起奴隶劳动的广泛利用，但是，这些奴隶是从希腊和西班牙运来的。
恰恰是在此后的五十年间，老加图[74]所提出的“必须消灭迦太基”的口号传遍了整个罗马，在黑人起义者玛西尼撒的心里引起了反响。罗马人发动新的进攻，迦太基陷落了。五万名迦太基人被卖为奴。玛西尼撒于公元前143年死去。他的儿子米戚普萨和孙子优古尔塔先后继承他的事业。就是优古尔塔说，罗马是“一个卖身投靠的城市，只要有买主，它就会完蛋。”非洲重新燃起战火。但是，优古尔塔中了埋伏，被执送往罗马。在圣母广场举行凯旋式的时候，曾经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拉出来示众。他是在卡庇托里乌姆山下的监狱里被杀害的。
在努米底亚，罗马遇到了黑人国主西法克斯的抵抗。戴克里先当政时期[75]，把努米底亚从阿非利加省划出，成为大陆的七行省之一。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76]，努米底亚的文明达到高度水平，但是，在公元428年，它被汪达尔占领，后来在八世纪，又被阿拉伯人占领。
克娄巴特拉[77]死后，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奥古斯都任命一个长官前去治理埃及；在这个时期，由于黑种人从西方进攻的结果，埃塞俄比亚政权已经摇摇欲壁。公元29年，长官伽路斯召集当地的酋长们开会，保证他们在罗马的保护下独立自主。伽路斯死后，黑皮肤的人们举行起义，向北方挺进。罗马人派遣一支包括一万名步兵和八百名骑兵的强大军队，前去镇压三万名起义者。罗马人获得胜利，开始向埃塞俄比亚的城市那巴达进攻。那巴达的统治者是干大基——“一个像男子一样的独眼妇人”。显然，这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七至二十八节所提到的那位干大基：
“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
佩特洛尼乌斯[78]占领了那巴达；他把一千名俘虏送给恺撒[79]作奴隶，把许多俘虏在市场上出售。但是，佩特洛尼乌斯刚刚离开埃塞俄比亚，干大基就进攻罗马的卫戍部队。埃塞俄比亚人要求给予他们向恺撒本人陈述自己事务的权利；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恺撒取消了向他们征收的贡赋。
罗马皇帝尼禄（在位时期：公元64—68年）阴谋进攻埃塞俄比亚，他派遣的间谍一直钻到萨达地区。在此后的二百年期间，努比亚人和沙漠的其他部落各行其是，埃塞俄比亚的政权继续衰弱下去。从三世纪起，东部沙漠的一些部落——大概就是现代的别札人（Beja），为了掠夺的目的经常侵入埃及；在奥列里亚努斯当政时期[80]，他们成为埃及南部的主人。埃塞俄比亚的边患使罗马人疲于奔命，到了最后，当阿比西尼亚人在东方出现的时侯，戴克里先皇帝只好让西努比亚人去抵御他们了。后来，这些努比亚人信奉了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北部开始称作努比亚。罗马人撤走了自己的卫戍部队，委托达福尔和科尔多凡的努比亚人保卫他们的利益。戴克里先赐给努比亚人土地和每年一次的补助金。他对别札人也给予补助金。在狄奥多西大帝和查士丁尼大帝当政时期[81]，这些部落一再起事，威胁罗马帝国。
黑非洲对罗马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罗马有许多卓越的人物出生在非洲，因而被称为“非洲人”，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具有黑种人的血统。太伦斯·阿弗尔（阿非利加人铁伦提乌斯）原先是个奴隶。据斯维托尼乌斯[82]说，他的面孔发黑（fuscus）。太伦斯是伟大的拉丁文体家之一，写过六部剧本。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是一个人，因此，我有人的一切天性和特点。”
维吉尔[83]．曾经提到一个黑皮肤的漂亮男孩子。
就算他黑，而你像雪一样白，
美少年啊，请不要太夸说颜色，
白鼠李没人摘，黑越桔全来采。
有两首拉丁文短诗赞颂埃及猎人奥林比：
你虽然是个黑人，
却不减半分英俊！
即便你死了，
你的姿容还要常在人间；
在迦太基城，
你的名字将会永远流传。
公元330年，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东罗马帝国。但是，它称罗马帝国，还不如称希腊帝国更符合实际；基督教也是先传到那里，而后才传到罗马的。这个帝国同非洲具有巩固的联系：它不仅同尼罗河流域，而且同非洲西部海岸进行贸易。蒙森[84]写道：“正是由于非洲，基督教才成为全世界的宗教。特吐尔里亚努斯和齐普瑞安[85]是迦太基人；阿尔诺贝[86]出生于西卡·韦涅里阿；拉克唐提乌斯[87]和米努西乌斯·费利克斯[88]的名字虽然是拉丁式，但是前者是非洲生人，后者大概也是非洲生人；当然，奥古斯丁也属于他们的行列。教会在非洲找到了最热烈的传教师和最有才能的维护者。”[89]
奥里盖内斯，阿塔纳西乌斯和圣基利尔[90]出生于尼罗河流域。在罗马天主教的首领——教皇中，有三个是非洲人：一个是坚持罗马天主教所规定的复活节日期的维克托一世（187—198年）；一个是当皇帝作为基督徒进入罗马时充当教皇的弥提阿狄斯（311—314年）；另一个是防止教皇权利受国家侵犯的格拉西一世（492—496年）。
当时的非洲是指从海岸到撒哈拉沙漠的地区；正如我们所讲过的那样，尼格罗人在那里是极普遍的。在更直接地代表着黑非洲的尼罗河谷，出现了科普特人的教会。在四世纪，亚历山大的总主教辖区包括有一百个主教区。公元330年，亚历山大主教圣阿塔纳西乌斯授予弗罗门提乌斯以埃塞俄比亚主教职位。
非洲的种族
摘自《DesRacesdeL’Afrique》，巴黎博约书店1935年版。
公元前一千多年，尼格罗人和蒙古人种的民族为了建立进行贸易和领导国家的中心，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联合了起来。关于萨芙女皇的传说，就是在这个阿克苏姆王国产生的。早在公元前1800年，约坍[91]的子孙―阿拉伯的航海家们征服了阿比西尼亚对面的红海沿岸，建立了也门。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法老尼科的考察队从东往西航行，环绕了非洲。公元60至80年间编制的《厄立特里亚海航海图志》指出了通过非洲这个东部海岬的商路的重要性。
在某一时期，阿比西尼亚还曾统治也门。公元525年，国王卡列勃征服也门，占领了五十年。最后，阿比西尼亚人被逐出阿拉伯半岛，回到自己的高地上，与外界隔绝。在那里，正如吉朋[92]所说，“埃塞俄比亚人被自己宗教的敌人包围着，足足沉睡了一千年，他们忘掉了世界，世界也记不起他们”。在中世纪，曾经流传着关于由约翰牧师领导的这个基督教王国的传说。阿比西尼亚人曾经一度占据麦罗厄，但是努比亚人同罗马缔结同盟把他们从那里赶了出去。
最后，在公元450年，由西尔科领导的努比亚人信奉了基督教，以东哥拉为首都。这个城市代替了那巴达和麦罗厄，到十二世纪，就已经建立了教堂，盖满了砖造住宅。
公元525年，阿比西尼亚和中非之间进行着广泛的贸易。阿比西尼亚输出牲畜、盐和铁，输入香料和黄金。
在两世纪期间，伊斯兰教徒一直想要侵入尼罗河谷，但是，阿比西尼亚和努比亚的基督教的坚强阵容把他们阻挡住了。一直到公元1270年撒拉丁[93]击溃努比亚人和并吞努比亚为止，欧洲人在许多年间都渴望同约翰牧师的军队和其他的非洲基督教徒发生接触和建立联盟。努比亚人的基督教王国完全灭亡是在十六世纪。
[1]根据《圣经》《创世纪》，含是挪亚的第二个儿子。含，现在又译哈姆。——译者
[2]在这里，“埃塞俄比亚”一词是用它的古代意义：包括上埃及、东苏丹、索马里半岛。——俄译本编者
[3]伏尔纳（ConstantinVolney，1757—1820年），法国学者，著有《帝国革命论》。——译者
[4]著者指种族“学说”中的一个原理，即：白种人同“有色”人种杂婚可以刺激“有色”人种的发展，反之，“有色”人种的血液“玷污”白种人，就会阻滞文化的发展。——俄译本编者
[5]见《圣经》中译本《雅歌》。——译者
[6]伯里克利（Perikles，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年），古雅典著名的民主派政治家。——译者
[7]这个名字是希腊语动词“抚摸”的词根。——俄译本编者
[8]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和《哀求者》。从《普罗米修斯》中引用的一段系根据罗念生译本（见《世界文学》1961年3月号第85页。——译者）
[9]普兰纽德（MaximePlanude約1260一約1330年），希腊修道士《伊索寓言》的编纂者。聪代尔，不详。商弗勒里（JulesHussonChampfleury1821—1889年），法国文学家。——译者
[10]德耳斐（Delphi），古希腊的著名城市。——译者
[11]奥维德（PubliusOvidiusNaso公元前43—公元17年），古罗马詩人，著有《变形記》《爱经》等。——译者
[12]Rogers，前引书第1卷第84页。
[13]拉克鲁阿（PaulLacroix，1806—1884年），法国著作家，著有小說和学术研究作品。——译者
[14]PaulLacroix，HistoryofProstitution，NewYorkCovici，Friede，1931，p.150.
[15]蒲伯（AlexandrePope，1655—1744年），英国诗人和哲学家。——译者
[16]WinwoodReade，TheMartyrdomofMan，London，JohnLancCo.，1912，p.37—38
[17]赫西俄德（Hesiode），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译者
[18]案福克勒斯（Sophokles，约公元前497—约公元前406年），古希腊著名戏剧家。著《俄狄浦斯王》等。——译者
[19]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0—公元前406年），古希腊著名戏剧家。著《美狄亚》等。——译者
[20]米诺是古代克里特岛的国王。后米诺时期指克里特文化的晚期，即公元前二千年左右。——译者
[21]薛西斯，公元前486—465年波斯的国王。——译者
[22]厄立特里亚海航海图志——红海及其邻近水域的航海路线图，传为一个叫做斯基克拉斯的人在公元一世纪编纂。——俄译本编者
[23]西西里的狄奥多路斯（DiodorusSiculus，约公元前80—29年），古希腊历史家，著《史丛》四十卷。——译者
[24]JamesGeorgeFrazer，TheGoldenBough：NewYork，MacmillanCo.，1940，vol.1pii，vii.〔ДжeймaДжopджФpesep，Эonoraяbetab，M.，1931.)
[25]比德里（WilliamMatthewFlindersPetrie1853—1942年)，英国考古学家。——译者
[26]EdwardMeyer，GeschichtedesAltenAegypten，1887，p.224，noteI.
[27]G.C.G.Maspero，StruggleoftheNations，edbyA.HSayce，tr.byM.L.McClure，NewYork，D.Appleton&Co.，1897p.98-99.
[28]MasPero，前引书。
[29]威金逊（JohnGardnerWilkinson，1797一1875年），英国的埃及学家。——译者
[30]J.G.Wilkinson,TheAncientEgyptiansLondon,1878，引自Rogers前引书第1卷第42、54页。
[31]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梅森—迪克森线是自由的各州和奴隶制各州之间的分界线。——俄译本编者
[32]AnnaM.Graves，BenvenutoCelliniHadNoPrejudiceagainstBronze(Baltimore：WaverlyPress)，p.XIX.
[33]W.M.FlindersPetrie，AHistoryofEgyptfromtheEarliestTimestotheXVIDynasty，London，Methuen&Co.，1903，5thed.，vol.II，p.216.
[34]参见下列译本：JamesH.BreastedHistoryoftheAncientEgyptians，NewYork，1908，p.275;ArthurWeigall，LifeandTimesofAkhnaton，London，1922，p.132.
[35]卡尔纳文（GeorgeEdwardStanhopeMolyneuxHerbertCarnarvon，1866—1923年）英国的埃及学家。卡特（HowardCarter，1874—1939年），英国的埃及学家，考古学家。——译者
[36]古实人即埃塞俄比亚人。——译者
[37]《圣经》《耶利米书》第三十八章，第七至十三节。
[38]《圣经》《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
[39]《圣经》《那鸿书》第三章第九节。
[40]《圣经》《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第三节。
[41]《圣经》《以赛亚书》第十八章第一至二节。
[42]《圣经》《诗篇》第十七篇第三十二节（《圣经》中译本无此节，系自译。——译者）。
[43]《圣经》《阿摩司书》第九章第七节。
[44]《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三节。
[45]《圣经》《历代志上》第一章第八节。
[46]《圣经》《创世记》第十章第六节。
[47]《圣经》《列王纪下》第十七章第四节。
[48]《圣经》《以赛亚书》第三十七章第九节。特哈加即提尔加，第二十五王朝的法老。——俄译本编者
[49]《圣经》《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第九节。
[50]“吕彼亚”今译“利比亚”。——译者
[51]《圣经》《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三节。
[52]《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十四节。
[53]《圣樱》《以西结书》第三十章第四至五节，第三十八章第五节。
[54]指涅古斯费多尔二世（在位年代：1866一1868年）。——俄译本编者
[55]原文如此。科尔多凡和森纳尔均在今苏丹共和国境内。——译者
[56]原文有误，633年应为663年。——译者
[57]魏高尔（ArthurEdwardPearaeBromeWeigall，1880—1934年），英国作家，埃及学家。——译者
[58]《圣经》《以赛亚书》第十八章第二节，第二十七章第九节。
[59]Petrie，前引书第301页
[60]《圣经》《那鸿书》第三章第一至第十九节（第八至第十节讲的是塔努阿塔蒙的抵抗——俄译本编者）。
[61]古埃及神名。底比斯的神庙为埃及最大的神庙。——译者
[62]普林尼（GaiusPliniusSecundus，23—79年），古罗马作家，著《自然史》等。——译者
[63]我在研究埃塞俄比亚历史的时候，曾广泛利用霍华德大学教授利奥·汉斯伯雷提供给我的材料。
[64]大湖——地区名，指非洲中部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以及附近其他湖泊的地带。——译者
[65]张伯伦（HoustonStewartChamberlain，1855—1927年）英国—德国著作家。——译者
[66]J.Garstand，A.H.SayceandF.L.Griffith，Mero，Oxford，ClarendonPress，1911，p.4-5.
[67]普路塔克（Plutarchos，约46—120年），古希腊传記家，散文家，著有《列传》。——译者
[68]Плyтapx，AneкcандpBeлиkий，ДиодopCицилийский，т.XVП，гл.2.
[69]W.E.B.DoBois，BlackFolk：ThenandNow，NewYork，HenryHolt&Co.，1939，p.32，33．
[70]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年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托勒密一世（PtolemaiosI）在埃及建立的王朝，公元前30年亡于罗马。——译者
[71]A.Rogers，前引书第1卷第57页。
[72]即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在位的时期（公元前27年至公元后14年）。
[73]P.R.Garrucci，LaMonetedellltaliaAntica，Rome，1885，PartII，p.58；PlateNo.LXXV，CoinNos.11，12，13，14，15．
[74]又称大加图（MarcusPorciusCatoMajor，前234—149年），古代罗马的政治家和作家，著有《起源》和《论农业》等。——译者
[75]戴克里先（GaiusAureliusValeriusDiocletianus，约243—313年），古代罗马皇帝，他的当政时期是公元284一305年。——译者
[76]君士坦丁大帝（FlaviusValeriusAureliusConstantiusI，约274—337年），古代罗马皇帝，他的在位时期是公元306—337年。——译者
[77]指克娄巴特拉七世（KleopatraVll，公元前69—30年），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译者
[78]佩特洛尼乌斯（GaiusPetronius，生年不详，公元66年卒），古代罗马的讽刺作家。——译者
[79]恺撒（GaiusJulluscaesar，前100—44年），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著有《高卢战纪》等。——译者
[80]奥列里亚努斯（LuciusDomitiusAurelianus，214—275年），古代罗马皇帝。他的在位时期是公元270—275年。——译者
[81]狄奥多西大帝（FlaviusTheodosius，347一395年），古代罗马皇帝，他的在位时期是公元379—395年。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us，483—565年），东罗马皇帝，他的在位时期是公元527—565年。
[82]斯维托尼乌斯（SuetoniusTranquillus，约70—160年），古代罗马历史家，著有《十二代帝王纪》。——译者
[83]维吉尔（PubliusVergiliusMaro，前70—19年），古代罗马著名诗人，主要作品为《伊尼特》。——译者
[84]蒙森（TheodorMommson，1817—1903年），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85]特吐尔里亚努斯（QuintusSeptimiusFlorensTertullianus，150—230年），罗马神学家。齐普瑞安（SaintCyprien，生年不详，258年卒），迦太基主教。——译者
[86]阿尔诺贝（Arnobe，生年不详，约327年卒），拉丁作家，基督教的辩护士。——译者
[87]拉克唐提乌斯（LuciusCaeciliusLactantius，约250年生，326年以后卒），基督教的护教家。——译者
[88]米努西岛斯·费利克斯（MinuciusFelix），三世纪的基督教护教家。——译者
[89]TheodorMommsen，TheProvincesoftheRomanEmpire，tr.fromtheGermanbyDickson，London：Bentley，1886，vol.II，p.345．
[90]奥里盖内斯（OrlginesAdamantius，185—254年），亚历山大出生的著名神学家。阿搭纳西乌斯（saintAthanasius，298—373年），亚历山大的主教。圣基利尔（SaintCyrille，376—444rh），亚历山大的大主教。——译者
[91]约坍——神话中人物，见《圣经》。传说他是也门人的始祖。——译者
[92]吉朋（EdwardGibbon，1737—1794年），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译者
[93]撒拉丁（Salah-al-Din，1138—1193年），英勇善战，曾建立以埃及为中心的土耳其人国家。文中“1270年”可能是“1170年”之误。——译者 |
第一章非洲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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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非洲各族人民
有些人推断说，从气体虽云产生出来的地球，像一个包着一层粘稠外壳的熔化的金属球，围绕太阳旋转了二十亿年。后来粘稠外壳冷却，分成固体和液体部分，一部分鼓胀起来，形成高山，耸立在汹涌澎湃的海洋之上。现在称为非洲的大陆，曾经五度升出水面，五度消失。最后，至少是在十亿年以前，粗糙的大片岩石从海中伸出它的结晶岩脊，固定下来了。原始的非洲从埃塞俄比亚高原起，一直伸展到后来发现有铜、钻石和黄金的南非洲。陆地上升了，大约在三亿年以前，非洲同南美洲、印度和澳大利亚联结起来。当海平面下降的时候，东非洲便逐渐上升，好像一个又宽又平的拱。
这个拱的东部后来下沉，形成了印度洋；顶部塌落，构成了巨大的断层洼地。据说，这个大得吓人的、从三比西河直到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连绵达九千六百公里的断裂，是火星上的人在星光灿烂的夜里能在地球上看到的唯一细部。东非的所有大湖都在这个主要断层内；毫无疑问，红海和加利利海[1]也是它的一部分。后来，大约在一千万年以前，出现了第二个断层洼地，它的下沉大概是在公元前十万年结束的。
在地理和气候方面，不断发生变化。非洲忽而同欧洲联接起来，忽而同它一刀两断。下埃及曾经一度是海洋，地中海也曾伸展到波斯。最后才出现地质学家们所谓的现代世界。埃及的几条大河曾经穿过红海沿岸的群山，向前奔流，而尼罗河也曾不止一次地改道。撒哈拉过去河川纵横，密如蛛网，它们注入一望无际的乍得湖，同尼日尔河、刚果河和尼罗河等水系相汇合。
冈瓦纳吉陆原来包括非洲、南美洲和亚洲，但由于形成断层所引起的新变化，它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地球内部的放射性造成地壳的断裂。现在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非洲是怎样同南美洲分开的，欧洲是怎样同北美洲分开的。[2]在太阳、地球内部的热力和非洲两个主要冰期的作用下，气候发生了变化。降水量改变了，暴雨期同冰期相互交替。
非洲大陆最后的、现代的轮廓好像一个问号，地形好像一个倒扣着的茶碟，它是诸大陆的中心。以面积而论，包括马达加斯加在内，非洲比欧洲大两倍，比美国大三倍，等于欧洲、印度、中国和美国的总和。非洲的领土接近方形：长八千公里，寃七千五百公里。但是，它的北部比顶端收缩的南部大得多。赤道横贯非洲中部，几乎整个大陆都处于热带。
从自然地理的观点来看，非洲海岸不够错综复杂这一点对非洲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非洲的面积比欧洲大两倍，但是欧洲的海岸线却比非洲海岸线长六千五百公里。换句话说，非洲几乎没有半岛、深海湾和天然港口。沿海地区又低又窄，几乎是平直的，而接着便是陡峭的中央高原，高原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洼地。正因为如此，非洲的大河是那么湍急地奔向海洋，巨大的险滩和瀑布给河上航行造成了困难。
在非洲的五个地区中，第一个是中央高原，平均高出海平面一千米以上，有些山峰高达四千至六千米，终年积雪。在高原的广阔的平野里，游荡着成群的野兽——象、犀牛和水牛。
非洲的第二个地区是一个巨大的盆地，也就是刚果河流域，面积约四百万平方公里。
这个地区平均高出海平面约三百五十米；在过去，它是一个内海的海底。关于这个地区，斯坦利[3]曾经写道，“你们可以想想看，在整个法国迷带伊比利亚半岛那样大的地方，长满高达六至六十米的树木，浓密的树冠遮天蔽日，树干的直径从几英寸到四英尺。”[4]
第三个地区包括法属赤道非洲[5]、利比里亚和英属西非殖民地。
第四个地区的主要部分是延伸在大西洋和红海之间的撒哈拉。这一地区的面积达九百万平方公里，是有肥沃绿洲的沙漠。在过去，撒哈拉是一个肥沃的、人烟稠密的地区。它的地面在许多地方比海平面低三十米。南埃及和东苏丹在这个地区的东部。
第五个地区包括地中海岸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北埃及。
有人说“非洲是从比利半斯山豚开始”，而“欧洲在撒哈拉开始的地方结束”，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非洲的基本气候是热带气候和赤道气候，但是，它的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殊小气候，各地区并不相同。赤道气候地区又分两个分区：（一）中非气候区和（二）几内亚和东非气候区。
第一个气候区的特点是：气温经常很高，降水量大，湿度高；第二个气候区的特点是：气温经常很高，但降水量小。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植物繁盛，森林茂密。东非气候炎热，这里除了热带草原的树木和灌木林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植物群落。热带气候可以苏丹的气候和沙漠气候为代表，前者炎热而湿度较小，后者干燥炎热，昼夜气温相差很大。非洲的另外两种气候是：夏季炎热、冬季多雨的地中海气候和冬夏两季温和而降水量较少的南非洲气候。
现代非洲的气候就是这样。在非洲过去的几个漫长时期里，它的气候一定发生过重大的变化。陆地和海洋对比的变化，陆地的上升和下降，非洲大陆同亚洲和南美洲的分离，印度和欧洲的造山运动——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洋流和气流发生影响。占大陆绝大部分的内陆大高原的边缘，差不多直到海滨才下降，而且降得很急，以致那些灌漑高原的河流的河谷不能在海滨形成适于居住的广大冲积平原。如果这个大陆在撒哈拉以南有圣劳伦斯河、亚马孙河、幼发拉底河、恒河、长江或尼罗河那样的河流，热带非洲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大陆地形的急剧变化造成非常突出的对比。
六千万年以前，巨大的爬行纲动物和恐龙类在大陆上爬行。经过许多世纪，这个大陆变成了充满各种野兽的动物园。最后出现了驯牛、绵羊、山羊和多得不可胜数的、各种各样的昆虫。
哈里·约翰斯顿[6]中肯地指出：“非洲是真正的魔鬼——破坏人类形成的邪恶自然力的主要堡垒。在这里，魔鬼头子——苍蝇王——调动它的拟蠕虫动物和节肢动物大军，即各种昆虫、蜱螨和极细小的蠕虫等等（除了亚洲黑人地区外，它们在非洲比在世界其他各地都多），用细菌感染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的皮肤、动脉、静脉、肠道和脊髓，引起致命的、使机体畸形或衰弱的疾病，或者直接给被戚染的人类、兽类、鸟类、爬虫类、两栖动物和鱼类带来死亡。”[7]
非洲是一个美妙的地方，但是，它不仅有秀丽的山川，而且也有沼泽和密林。它的严峻的美，它的神秘可怕，它的丛林的幽暗，它的丰富色彩，它的直插云霄的山峰，银色的、无边无际的沙漠，白浪滔滔、气势磅礴的大川，深不见底的湖泊，再加上高不可测的炙热碧空，处处都令人赏心悦目。它充满无数的生物，这些生物的可怕的螫咬会带来瘟疫和灾难。非洲——这是一个古老但又始终很新的地方，这是一个很新但又非常古老的地方。
具有较大的大脑、能够直立行走并用前肢作为工具的类人猿，至少是五十万年以前在地球上出现的。在亚洲、非洲、欧洲和一些巨大的岛屿上都发现过它的踪迹。许多种类人猿都死绝了，但是有一个变种继续生存下来。这群类人猿在饥寒交迫之下，时而被地震和冰川拆散，时而联合起来对饥饿和野兽进行斗争。
在多少万年期间，这个变种的族群繁殖起来，形成一些新的亚种。根据科学家们的意见，在这些类人猿中，由于不同亚种个体的杂交，至少有三个亚种留下了后代。天长日久，它们繁殖了许多过渡的和中间类型的族群，因此，可以无保留地把将近三分之二的现代人归属于上述的亚种之一。这些亚种包括着：长头颅、黑皮肤、头发卷曲的人，我们称他们为黑种人；宽头颅、黄皮肤、头发又直又硬的人，我们称他们为蒙古人；白皮肤、头发呈波状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欧洲人，他们可能是由于上述两种人杂交而产生的中间类型。
这些不同类型的原始人在非洲中部、亚洲草原和欧洲出现以后不久，又开始混合起来。他们存在的重要性并不是由于肉体的差异或相似来决定的，而是由于文化的发展来决定的。
用弗罗贝尼乌斯[8]的说法，“随着人类的发展，人类的认识也越来越淸楚，于是，一种新的观念开始加强，那就是：人类文化是统一的”。经过研究表明，其中包括着“希腊人，古代墨西哥的唯灵论，欧洲的经济发展，冰川时代的景象，黑人的雕塑，萨满教，哲学，机器，神话，政治”等等[9]。
非洲是不是人类的摇篮？它是不是从类人猿到“智人”（homosapiens）的人类发展的见证者？这我们不得而知。查理·达尔文指出：“说我们最早的祖先生活在非洲大陆，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这话更确实一些。”爱·乔·史密斯[10]同意达尔文的话，他说：“非洲可能是类人猿和人类的形成地区，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是类人猿和人类的摇篮。”尼格罗人可能从非洲到达亚洲和欧洲，亚洲甚至欧洲出现的人种也可能侵入非洲，由于长期在热带气候中处于隔绝状态，便具有了黑种人的面貌。不过，这只是推测而已。我们对于黑色人种或其他人种的起源一无所知。但是，我们知道，远在更新统（约五十万年前），非洲就有人居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著名的比利时科学家阿尔弗雷德·律托向比利时科学院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附有在路易·马斯克雷的指导下塑造成的十个半身像。这些半身像令人感到惊奇。从直立猿人起，把史前人的各种类型复制出来，这种尝试在当时被认为是“大胆的”，当然，还有待事实的证明，还需要理论的根据。
在这项工作中，最有意义的是格里马尔迪尼格罗人的头部复原，这种人是根据法国曼顿的发现地点而命名的，后来为朗德和维伦道尔夫两地（下奥地利）同类发现所证实。这些在智力方面显然十分发达的黑人，究竟怎样能够同欧洲人种比邻而居，并且在他们中间传播了以文明的高度发展为先决条件的雕塑艺术呢？科学用改变地球面貌的有利灾变来解释这个哑谜。在第四纪，西西里岛是大陆上的意大利的一部分，直布罗陀海峡并不存在，尼格罗人能够沿着陆路从非洲进入欧洲。带着或多或少明显的埃塞俄比亚人特征的人种，就是通过这条途径扩展到住在中纬度的各族人民中间，后来，他们又回到自己的发祥地。
依照法国发现尼格罗人骨骸的地点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个人种带去了弓。不错，这一点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但是，千真万确的是，从非洲来的人给白种人带来了雕塑艺术的秘密；他们的骨骸几乎总是同一块滑石或岩石的浅浮雕和高浮雕一起发现。有些雕塑物，例如维伦道尔夫的维纳斯石灰石雕像，是非常完美的。律托在他所雕塑的黑种人男子像中，用猛码骨再现了这个维纳斯。
艺术家塑造的这个黑人祖先的头上戴着的、由四排贝壳组成的发网，正确地再现出在曼顿[11]的德特岩洞中所发现的颅骨的头部装饰。
马斯克里根据在洛西（法国多尔多涅省）发掘出来的浮雕，塑造了一个古代黑种女人像。她手里拿着的号角是用野牛骨刻成的，手镅和臂环精确地再现了在锾顿发现的装饰。
在这些胸像上，尼格罗人显得十分可爱，生气勃勃，没有那些被夸大的黑人特征。
多尔多涅省的克罗马努人[12]生活在马格德林文化[13]时代，跟移入欧洲的尼格罗人属于同一时期。颅骨的正当比例，毫无疑问，可以证明智力的存在。帕利格尔[14]的山洞的遗迹表明，克罗马努人在雕塑和绘画动物方面具有高度的技巧，而当时的尼格罗人则以复制自己的肖像为特长。在《阿奎丹古物志》（《ReliquiaeAquitaniae》）中所记述的那个时代的匕首，是用带有雕刻装饰的北方鹿角制成的。在那个时代，在马格德林人百般努力、终于把他们的艺术竞争者——尼格罗人赶走的过程中，武器一定得到许多实际的改进[15]。
“曾经有过一个从中欧到南美的黑人文化‘连续地带’。格里菲斯·泰勒说：‘直到旧石器时代末期为止，在欧洲的尼格罗人大概为数极多。布耳指出，在布里塔尼，瑞士，利古里埃[16]，伦巴第，伊利里埃[17]和保加利亚都发现有尼格罗人的骨骸。在整个美拉尼西亚和整个非洲，这种骨骸随处可见。波多苦多人[18]和在巴西东部的圣湖发掘的颅骨表明，这个民族是怎样进入新大陆的。’麦西写道：‘可能给现存的或化石的土著打上自己的烙印的唯一种族，就是涅格里利人类型的黑皮肤的俾格米人的种族。’”[19]
有人推断说，从非洲和亚洲起源的尼格罗人，最初和俾格米人（涅格里利人）相似。这种看法仿佛是对的。在那个时期，撒哈拉大概有河流和植物群，北非和地中海的欧洲海岸连在一起。已经懂得渔猎和持有石器的尼格罗人，像浪潮一样，从这里向涅格里利人涌去。
在很多地区都发现了非洲石器时代的大批遗物。在非洲和欧洲发现的工具，看起来非常相似，除了少数的例外，我们以给它们起同样的名称。欧洲的文化发展和非洲的文化发展是一样的，虽然这两个过程可能是在不同的时代发生的。
在乌干达发现了最原始类型的石器[20]，做“砾石器”。在坦噶尼喀和德兰士瓦也发现了这种石器。
它们给整个北非洲、撒哈拉、赤道非洲、西非洲和南非洲所特有的手斧文化开辟了道路。改进的石制手斧和其他工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旧石器时代中期代替了它的早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打制石器在非洲的辽阔地区普遍流行，在南非洲和其他各地发现的许多东西就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一时期的遗物说明了山洞人的生活情况，他们日常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他们有装饰品和陶器。
在更新统中到达了新石器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发展种植业，驯化动物，制造陶器和磨制石器。在埃及和北非，在撒哈拉，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都发现了这种文化的遗物。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埃及在公元前第五千年存在着这种文化。一千年以后发生由燧石向铜的过渡。这一文化的代表者——古王国时期以前的埃及人是定居的民族；他们从事渔猎，种植谷物。他们缝衣服，编筐，利用铜；根据所有的资料，他们具有尼格罗人的外貌。他们大概是从南方（即现代的努比亚）迁来的。在他们之后，埃及出现了另外一个相当于现代别札人类型的民族；他们组成定居的村社，懂得使用铜和黄金。这些褐色皮肤的，类似现代别札人、加拉人和索马里人的尼格罗人，越来越同亚洲人混合，但是，他们的文化仍然是非洲的文化，并且像一条连续不断的线似的，从尼罗河一直伸展到索马里半岛。
第一批涌去的尼格罗人是使用石器的猎人和渔民。他们逐渐过渡到定居生活方式，开始耕种土地；与此同时，在他们中间显然“出现了手工业和宗教观念的萌芽。他们建造了现在已经在黑非洲发现的石碑，冈比亚的直立巨石和圆滑巨砾。他们不同涅格里利人—俾格米人混合，但也不把那些矮人赶走。他们承认矮人继承祖先的土地的权利，他们只占用空闲的土地。在第一批黑种人涌来以后，过了几千年，又涌来了第二批。新来的人散居在非洲北部和西部，把矮人赶进中非洲的森林和沙漠。尼格罗人越来越同矮人混合，他们从事农业，饲养牛和家禽；他们开始炼铁和制陶器。分布在北方的各种人同地中海人种的混合程度十分不同，他们的一部分后裔好像混有黑人血液的白人，而另一部分却好像混有白人血液的黑人。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混合起来。于是出现了利比亚的部落和埃及的部落。上述的各部落的迁移和混血是在埃及第一个王朝出现的很久以前发生的。
现在已经相当透彻地明白了非洲从南方古猿起直到罗得西亚人和弗罗里斯巴德人一类的原始非洲人类型的人类发展情况。如果这些类型的原始人同博斯科普人有关系，或者就是他们的直接祖先的话，那么，所有三个类型在非洲南半部的同时存在，就可以作为推断他们在这个大陆上是由共同祖先繁殖下来的根据。
“黑人”这个名称本来是一个人类学概念，指带有暗色皮肤、所谓“羊毛”头发、厚嘴唇、大鼻子的非洲人而言。把这个类型局限化，证明他们只生存于非洲的一个小地区，这是现代科学的成就之一。从这个观点来看，加拉人，努比亚人，霍屯督人，刚果各民族和班图人都不是“典型的”黑人，我们可以看到，在非洲居住的各部落与“典型的”黑人不同。
在形成“黑人”这个概念（就它的“纯粹”意义来讲）的因素中，除了像瓦茨[21]所说的“从塞内加尔河口到廷巴克图的不超过十至十二纬度的小小地区”而外，没有剩下任何的东西。如果有人问，把范围划得这么窄，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回答是：“我们发现，观察家们认为非洲到处都是丑陋不堪的黑人的看法纯属幻想，其实，用利文斯敦[22]的说法，这种黑人只有在烟草店的招牌上才能遇到，一经仔细研究，他们就从几乎整个非洲消失得无影无踪，莫名其妙地跑到这个地区，定居下来了。即算我们承认只有在极少的场合才能找到真正的和纯粹的类型，我们也不会了解这一类型在地理上局部化的原因。在这里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要淸理不怀成见的人未必会认为属实的那种科学。”[23]
帕尔格雷夫[24]写道：“谈到面孔，人们从漫画中很熟悉黑人外貌的特征。但是，在任何一天，都可以到大英博物馆去，从埃及陈列室的雕像中看到塑造得更正确的黑人类型。他们有着温和的大眼睛，丰满但不凸出的嘴唇，带有和善、安详和富有感情的椭圆形面孔。这是真正的非洲人类型。在欧洲和美洲的大街上很少能够遇到这种类型，在那里，典型的非洲人不但由于他本身，而且由于他同环境格格不入，往往引起注意。可是，在乡村和田野的环境中，这种类型显得相当自然，因为他在那里是在本民族中间，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然而，如果他在气候温和的苏利南[25]种植场里安然独处，那就显得最自然了。在那里，也可以找到既非亚洲人，又非欧洲人，而是独特的非洲人类型：独立不羁的、精神旺盛的男人面孔和几乎美丽的或者真正美丽的女人面孔。拉美西斯[26]夫妇的外貌和这些人没有什么区别。”[27]
从茫茫太古诞生出来、如今变成了现代非洲人的这些民族究竟是什么人呢？由于有了下述说法，回答这个问题极为困难。这种说法认为，非洲曾经有过“真正”黑人的类型；这种纯粹的本地人种后来同一种显然不是来自亚洲或欧洲，也不是来自非洲，而是在黑非洲作为“白人因素”形成的神话般的“哈姆人”混合了。我们可以把这种关于“哈姆人”的假设丢开，倮下面这样表述现代的非洲人。
在公元前三千纪，北非沿海平原的居民在实际上同古埃及人是一样的，主要有两个类型：长头颅的尼格罗人和宽头颅的亚洲人。在现代的柏柏尔人中，有一些高身材和中身材的、长头颅、宽脸、黝黑皮肤、深色眼珠的人。他们具有许多尼格罗人的特征，特别是在北非洲的南部地区。此外，在他们中间还有身材矮小、头颅宽阔的人。
柏柏尔人就是那种可能属于古代埃及人并同新石器时代的法国居民具有紧密联系的民族。现在，在柏柏尔人中间，有若广泛的黑人因素的标志。摩尔人王朝[28]的一切代表人物显然都是黑人出身。在阿尔及利亚，也可能发现大量黑人血液的成分。
十二世纪的世界各民族。
根据兰伯特[29]的记载（根特市图书馆藏）
在东非洲居住着马萨伊人、南迪人、苏克人和其他一些高身材的、痩削的、长头颅的部落。马萨伊部落的人们有比较尖细的鼻子，皮肤呈红褐色。巴里部落人的身材很高，而洛吐克部落人的身材异常高大。在尼罗河谷，由喀土穆往南，一直到克阿加湖，居住着尼洛特人。尼洛特部落的施锡鲁克人和丁卡人身材高大，肤色很深；这些人头很长，五官秀美，嘴唇很薄，鼻梁是高的。个子高、头颅长的努巴人居住在科尔多凡的群山里。在科尔多凡的东部，居住着人数很多、混有大量亚洲人血液的丰吉人部落以及由长头颅人的部落和红皮肤人的部落杂婚而产生的宽头颅人的部落，如邦戈人和阿占德人。
在非洲的西面，沿着塞内加尔河下游和中游，有一条线把西非的黑人同苏丹的黑人分开。在塞内加尔河以南居住着沃洛夫人和塞列尔人的部落，另外还有塞内加尔人，其中包括图库勒人和曼丁哥人。这些人的头都很长，鼻子有的宽，有的窄。他们的个子相当高，有一些人非常高，他们的皮肤完全是黑色的。曼丁哥人又称曼迪人，是法属塞内加尔[30]最出色的民族；他们居住在大西洋和尼日尔河上游之间。他们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五官端正，胡须浓密，皮肤颜色比邻近的黑人浅一些。
在南苏丹的西非诸民族中间，居住在尼日尔河上游和塞内加尔河之间地区的富拉尼人[31]最有趣味。他们大概是混有亚洲人血液的尼格罗人。他们的头发和鼻子都是直的，嘴唇很薄；他们的头是长的，体格健美，皮肤呈红褐色。桑海人身高，头长，鼻子秀美，皮肤呈古铜色。卡涅姆布族和巴吉尔米族聚住在乍得湖周围。他们有着宽鼻子和长头颅，跟尼罗河流域的黑人相似。在东非和南非居住着札加人、芳人[32]，首先是斯瓦希里人；斯瓦希里是一个混血民族，他们的语言在东非占统治地位。所有这些部落都具有从阿拉伯人一直到黑人的多种多样的体态特征。
在南非居住着布须曼人，他们身材矮小，头发十分卷曲，皮肤是黄色的。除了他们而外，那里还居住着霍屯督人。霍屯督人大概最初是布须曼人同班图人的混血儿，后来又同白种荷兰人混血，而同白种荷兰人结婚后，出现了所谓“有色”人种。
现在，居住在几内亚湾沿岸的黑人主要是按语言（苏丹诸语）来区别。在他们中间，三个大族——特维人[33]、克瓦人和埃维人占有主要地位。这三个大族包括着身材较高、头颅很长的阿散蒂人（他们之中也有一些宽头颅的）；身材高、头颅长、皮肤黑的达荷美人；皮肤呈深褐或黑色、头发十分卷曲、头部不太长、鼻子很宽的约鲁巴人（以及贝宁人和伊博人）。他们的嘴唇很厚，有时外翻，他们的特征是上颚显著地突出。世世代代从事航海的克鲁人，是身体强健的典型的尼格罗人。中央苏丹的豪萨人肤色极黑，头是长的，但是他们的上颚不突出，鼻子很细。
最后，主要居住在非洲中部和南部的班图族包括着许多种人，他们占据黑非洲南部三分之二的地区。班图族各部落的区别完全在语言的特征上。“班图”这个名词基本上是指这些部落的口语，这种口语的特点是：名词分成若干类，每一类都有自己特别的前缀（通常是十二或十五种），它们没有文法上的区别，而有词冠同音关系。在一个句子里，一切同名词有一致关系的词，都必须在词冠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复该类名词的前缀。由于前缀在句中每个词前根据同名词配合一致的原则多次重复，这种语言听起来别具一格。
南班图族的人数超过南非洲的其他一切民族，比白种人几乎多三倍。他们分成许多部落联盟，各有各的名称。就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来说，这些联盟非常类似，但就历史特点来说，可分成下述四个族群：
（一）南罗得西亚和葡属东非洲的马绍那人；
（二）主要居住在德拉肯斯堡山脉以南和以东沿海地区的祖鲁人和科萨人；
（三）占据奥兰治河以北高台地的大部分的巴苏陀人和贝专纳人；
（四）居住在西南非洲北部和南安哥拉的赫列劳人和奥万博人。
非洲各族人民的肤色从阿马斯瓦吉人的黑色一直到贝专纳人的黄褐色，有种种不同，其中占优势的是深巧克力色，带有淡红的色调。头发一律短而卷曲。额低，脸宽，鼻梁秀美，鼻孔很小。在脸上，下颌不大，前额外凸，颧骨高，嘴唇厚。在所有的族群里，黑人脸型显然占有优势，但是，除此而外，祖鲁人和通加人身材较高，脸很窄，具有薄薄的嘴唇和高高的鼻梁。
纳塔尔和祖鲁兰的居民起初分成一百多个孤立的小部落，现在统称为“祖鲁人”。这个名称原是一个部落的名称。这个部落在查卡[34]统治时期吞并和征服了许多部落，因而形成了祖鲁族。在十九世纪南非洲的政治历史中，祖鲁族起了重要的作用。
各部落的人数并不一样，少的只有几百，多的达到几千。有些部落的人数更多，例如，巴克维纳是一万一千人，巴塔瓦纳是一万七千五百人，巴马格瓦托是六万人，奥万顿加是六万五千人，奥瓦库安尼雅玛是五万五千人，阿马斯瓦吉是十一万人，而巴苏陀部落人数最多，约五十万人，是可以称为民族的。
西班图人的居住区域包括法属喀麦隆、莫尼河区（西班牙）、加蓬（法国）、法属赤道非洲、比属刚果、安哥拉（葡萄牙）和罗得西亚，以及三比西河以北葡属东非洲的一部分[35]。这个广阔的地区是真正的“非洲心脏”，是刚果潮湿热带森林区域。根据约翰斯顿的计算，这里共有一百五十多个部落，操班图语或半班图语。西班图人分布区的南方边界变动极大。隆达帝国的产生，亚加部落的侵袭，随后又是巴巧克维人（基奥科人）的入侵，这都给班图人的部落组织带来了混乱。巴特凯人占据刚果河右岸的广大地区，现在这里主要是芳人部落的居住地。芳人的多次远征和侵略在奥果韦河以北的大多数部落中留下了痕迹。
最后，在非洲中部居住着涅格里利人或俾格米人―这些人身材矮小，皮肤呈红褐或黑色，头很短[36]。
上面这些例子，说明非洲各族人民具有怎样巨大的差别。既没有单一的非洲人种，也没有单一的黑人类型。
同欧洲和亚洲一样，非洲也拥有极其复杂的在体型和文化方面各不相同的人种。
[1]加利利海，即盖尼萨瑞特湖（在巴勒斯坦），这个湖和在它南面不远的死海，是在著者所讲到的断层洼地中的最北边的一个洼地内。——俄译本编者
[2]著者指的大概是阿弗烈·魏袼纳关于联合古陆断裂的理论，这个显然站不住脚的大陆溧栘假说，是瑰格纳发现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大西洋海岸轮廓相吻合而提出的。——俄译本编者
[3]斯坦利（HenryMortonStanley1841-1904年），英国殖民主义冒险家，曾深入非洲大陆，为比、英、法各国在赤道非洲的殖民统治开辟道路。——译者
[4]HenryM.Stanley，InDarkestAfrica（NewYork，Charlescribner'sSons，1891)，vol.II，p.76.
[5]法属赤道非洲包括加蓬、中央刚果、中非共和国和乍得，都已1960年宣告独立。——译者
[6]约翰斯顿（HarryHamiltonJohnston，1858—1929年），英国旅行家。——译者
[7]HarryH.Johnston，TheNegrointheNewWorld，LondonMethuen&Co.，1910，p.14，15．
[8]弗罗贝尼乌斯（LeoFrobenius，1873—1938年），德国人种学家。——译者
[9]Frobenius，HistoiredelacivilisationAfricaine，Paris1936.
[10]史密斯(EGeorgeSmith1840-1876年)，英国东方学家。——译者
[11]曼顿——法国南部阿尔卑斯海滨省区中心。——译者
[12]克罗马努人（骨骸）发现在法国多尔多涅省的克罗马努（Cri-Magbib），故名，为最古的西欧人种。——译者
[13]马格德林文化——欧洲西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发现于法国的马袼德林（LaMagdalen），故名。——译者
[14]帕利格尔（Perigord，法国古地区名，现为多尔多涅省和洛特—加隆省的一部分。——译者
[15]参見FrancisHoggan，PrehistoricNegroidsandtheirContributiontoCivilization，《TheCrisis》，February，1920，p.174。
[16]利古里埃（Ligurie)，意大利北部地区名。——译者
[17]伊利里埃（Illyrie巴尔干山区，滨亚各里亚海。现分属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奥地利。——译者
[18]波多苦多人（Botocudos，南美印第安人的一种，散居在巴西的处女林中。——译者
[19]J.A.Rogers，SexandRace，NewYorkpublishedbytheauthor，1942-1944，vol.I，p.32.
[20]所谓卡富安文化。——俄译本编者
[21]瓦茨（GeorgWaitz1813—1886年），德国的历史学家。——译者
[22]利文斯敦（DavidLivingstone1813—1873年），英国的著名旅行家，1849年开始在南非和中非内陆旅行，后来完成了由大西洋岸到印度洋岸的横贯旅行。——译者
[23]FriedrichRatzel，TheHistoryofMankind，tr.fromtheGermanbyA.J.Butler，London，Macmillan&Co.，1904，2nd.ed.vol.II，p.313.
[24]帕尔格雷夫（WilliamGiffordPalgrave，1826—1888年），英国旅行家，外交家。——译者
[25]苏利南（Surinam），即荷属圭亚那，在南美洲。——译者
[26]拉美西斯(Ramses，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的法老。——译者
[27]W.G.Palgrave，DutchGuiana，London，Macmillan&Co.，1876，p.192—193.
[28]指阿拉伯人統治西班牙时代（929—1031年）的王室。——译者
[29]兰伯特（LambertvonHersfeld，生年不详，1088年卒），德国编年史家。著有《年代記》。
[30]1960年8月20日宣布独立，称为塞内加尔共和国。——译者
[31]富拉尼人，又称富兰年—吉达人，是富尔贝族的定居集团，操豪萨语。——俄译本编者
[32]他们就是潘威人，居住在喀麦隆和几内亚。——俄译本编者
[33]特维人的语言属于统称为“克瓦”（几内亚）的语系。——俄译本编者
[34]祖鲁人的国王，十八世纪末统一了一百个小部落。他组织了强大的军队，能征善战。查卡于1828年被杀。——译者
[35]法属喀麦隆于1960牟1月1日成立喀麦隆共和国。比属刚果于1960年6月30日宣告独立，定国名为刚果共和国。——译者
[36]在以上对非洲人的描述中，我基本上依据斯·乔·塞利格曼的著名研究作品。 |
著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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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序
自从糖帝国和棉花王国相继出现以后，人们顽固地企图为奴役黑人辩护，把非洲从世界历史上一笔勾消。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人还都深信，对尼格罗种民族只字不提的历史并不是揑造事实。我认为这种见解是不科学的，按它必然带来的社会后果来说，更是极端有害的。正因为这样，在这部写于人类文明面临危机的时期的著作中，我打算向读者讲一讲非洲在古代和现代社会历史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同时提醒一句：如果忘掉它的这种作用，就不可能正确说明人类遇到的困难。
关于非洲历史的问题，我以前已经有过两次执笔的尝试。第一次是1915年，当《自修大学丛书》的出版者请我就这个题目写一本著作的时候。结果，一本小书——《黑人》（《TheNegro》）问世了。这本书显示出当我看到有关尼格罗种民族的事实和资料如此丰富时我所感到的、毫无疑问是天真的惊异，因为我虽然在大学里作过许多年研究工作，但是那时对于这些民族的存在本身却知道得还很少。《黑人》字数不多，在叙述古老的资料时，也不是到处都有条有理。不过，已经有许多人读过它，而且它仍有销路，一再重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认为尼格罗种民族的生活展开了新的纪元，在这时候，我自然想要修改和补充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于是，我写成了《黑人的过去和现在》（《BlackFolk：ThenandNow》一书。这部书使用了一些新的数据，它的结构也比较严密，不过，我在写它的时候，正当欧洲称霸世界的时代即将彻底瓦解，而我在1946年连想都不敢想的那些变革还没有开始。因此，我认为，我在1935年再发表一部著作，不但很合时宜，而且是完全必要的。在这部著作里，主要的不是叙述尼格罗种民族的历史，而是大声宣告他们从史前时期开始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直到目前为止，我见到人们很顽固地不愿意对非洲发生兴趣，在现代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中，这种态度显得特别突出。这当然会给我的工作带来困难。对尼格罗种民族的历史作缜密和细致的研究，现在刚刚开始，思想界的人们还没有透彻了解这一方面的工作的必要性。正因为这样，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坚决捍卫自己的历史观，尽管有些看法在目前还不能用足够的史实加以证明。不过，我深信，我的解释基本上是可靠的，虽然自从美国的南北战争时代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止，历史和其他的科学只用自己的权威支持我的个别观点，而坚决反对另一些观点。不管怎么样，在这部书里，是从一个非洲人的观点来叙述世界的历史，或者更正确地说，来叙述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的黑人的历史，这一部分世界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化为废墟，然而它越来越胜利地复兴起来。我向权威人士（连马斯伯乐、塞斯、赖斯纳、布雷斯特德[1]都包括在内）和其他几百名最可尊敬的人物进行挑战，因为他们不仅否定，而且故意忽视黑人曾经参加创造尼罗河的文明和世界文明；在他们讲述的历史中，仿佛黑人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学者只不过是多如牛毛的现代历史书籍的著者之中的一小部分，那许多著者不是连非洲这两个字都不愿意听，就是随着盖尔尼埃叫嚷：“在所有的大陆中，只是非洲没有历史!”
总而言之，在这部书里，我大胆地做了可能使任何学者都发枓的事情。我的学识是不足的，我所受的教育是极为普通的，而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呢，只有用毕生的时间硏究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和充分的解决。但是，我面临着一个抉择：这个任务要么我自己来完成，要么由其他人来完成，而其他人跟我不同，他们的一生不像我的一样是个悲剧，因此，我的悲剧迫使我向自己提出的目标，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愿望来实现，周围的现实也不会十分鼓励他们去这样做。虽然我明知会有一些几乎不可避免的错误、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可靠的结论，但是，如果我能做到至少明确地提出我的基本论点，即：黑种非洲人是同白种欧洲人和黄种亚洲人同样的人，而且历史能够容易地证实这一点，那么，哪怕人们诋毁我的著作，说它不完善，说它对于许多人没有说服力，我也可以死而瞑目。
我愿意再多讲几句话。历史是什么呢？它是不是人类过去的思想和行动的科学记载呢？有许多人断言，历史就是这样。然而，我们不能说这个定义是完全正确的。第一，历史是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过去所形成的观念，是一个民族使自己的子孙学习的观念。第二，历史是我们现在对于过去世世代代的思想和事业的正确认识。第三，历史是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总和。
在我们的时代，历史的这三个方面是不可能调和的。我们所认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在学校里所学习的东西，很少完全符合真实的情况。那只是我们情愿和理想的东西，我们喜欢把它当作现实，指望因此得到美好的未来。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过去采取这种态度，也许是极可称赞的，甚至是合乎道德的，不过，这不是科学。何况我们对于过去的真正知识是很有限的。埃及的干燥气候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石头袷我们保存了许多铭文；希腊和罗马的作家们如实地记述了他们所见到的市实；中世纪欧洲的僧侣们传抄了古代手写文件。遗憾的是，非洲西部海岸多雨，古代文件在那里不易保存，因此，这个地区的历史基本上是靠口头的传说。但是，这决不能证明那里没有文明。它只不过是现代科学中的一个空白点罢了。换句话说，也就是历史文献非常有限，所以我们对于从前人们所做的事情知道得极少。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就该大显身手了。它可以十分正确地确定过去的气候和植被；它可以测景人类的骨胳，确定人们曾经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建造了什么样的房屋，画了什么样的图画，甚至能够想象出他们日常从事的许多工作。过去的某些风俗习惯和某些文化因素都可以还原，而社会学（不错，并不是人人都承认它是科学：）可以记述和分折人们的社会活动。恰恰是根据这一点，正统自然科学的信徒们肯定地说，只要历史不离开这些科学，只要它依靠的是自然科学所获得的过去人类文化的事实，那么，它就依然是一种科学。
我完全同意这样的意见：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正如科学思想的其他各部门的研究一样，对于真正的历史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不过，我想请大家注意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全世界，包括科学家在内，过去一向承认，现在仍然承认，能够思维的人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即用一种无可名状的方式创造某种特殊的力量，时时在自己的实践中运用它，从而在一定限度内改变自然力作用的方向。这一点是无法证明的，事实上的确就是这样，然而，在科学上讲，这却是可能的情况。这样，历史也就变成确定这种情况在人类活动中起作用的范围有多大的科学。上面的话跟自然科学既不矛盾，也不对立。不论关于这种可能情况的定律的作用范围多么狭窄，不论合理说明这种定律是多么闲难，我们还要继续承认它，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可能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生活和行动，也就不可能使用“正确”和“错误”两个词。
正因为这样，在我试图讲述非洲史和世界史的时候，我认为下面一点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是：黑色民族的思想和车业，不知依照谁的意志，恰好成了它们以前的那种样子，同时，人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随便改变它们的样子，改到什么程度，那就没法说了，不过，至少说，科学和科学硏究没有限度这一点总是正确的，但在运用自然规律不变的概念时，却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也就是历史。这当然不是我们主观上想要有的历史，而是由自然科学的成果所决定、并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订正的历史；但是，除此而外，历史还必须建筑在我们能得到的关于过去和现在人类的庹正事业和思想的那些布实上面。
[1]马斯伯乐，加斯东·卡米尔·沙尔（Maspero，CamilleCharles，1846—1916年）——法国著名的埃及学家。
塞斯，阿奇巴尔德·亨利（SayceAchibaldHenry1845—1933年）——英国的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
赖斯納，乔治·安德留（Reisner，GeorgeAndrew1867—1942年）——美国的埃及学家。
布雷斯特德，詹姆士·亨利（Breasted，JamesHenry，1865-1935年）美国的埃及学家和闪閃語学家。——-俄译本编者 |
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1961）
Africa:
AnEssayTowardaHistoryoftheContinentofAfricaandItsInhabitants
非洲
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
﹝美﹞杜波依斯（W.E.B.DuBois）1961
秦文允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12
著者序
第一章非洲各族人民
第二章“晒黑了脸的国家”
第三章埃及
第四章几內亚湾
第五章班图人发展的历史
第六章亚洲和非洲
第七章黑苏丹
第八章西欧的崩溃
第九章白种人称霸世界
第十章对非洲的掠夺
第十一章泛非
第十二章美国的作用
第十三章非洲的复兴
第十四章阿克拉
第十五章海外非洲
民族名称索引
地名索引
感谢周旋久（第一章）、扣易忘忧录入及校对 |
马里奥·特龙蒂：讣告（﹝意大利﹞塞尔吉奥·丰特赫·博洛尼亚（SergioFontegherBologna），2023年8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MARIOTRONTI:ANOBITUARY
马里奥·特龙蒂：讣告
﹝意大利﹞塞尔吉奥·丰特赫·博洛尼亚（SergioFontegherBologna）2023年8月18日
GnothiSeauton译
本文由GnothiSeauton译自英文版（https://endnotes.org.uk/posts/an-obituary），英文版由H.Bolin译自原文“MarioTronti:einNachruf”Sozial.GeschichteOnline36(2023),Vorveröffentlichung,S.1–8.https://sozialgeschichte-online.org/2023/08/18/nachruf-auf-mario-tronti-1931-2023/
按：特龙蒂已有一篇中译文《列宁在英格兰》，而本文作者有一篇《作为历史范畴的社会－工厂关系》，可以参考：gongchao.org/cn/gongrenzhuyi-ji-qi-pipan/
8月7日，马里奥・特龙蒂在离罗马不远的Ferentillo村去世，享年92岁。他是“意大利工人主义”（opperismo）的领军人物，在他为《红色笔记》（QuaderniRossi,1961-1963）杂志撰写的文章中，尤其是在他的《工人和资本》（Operaiecapitale,Turin,1966）一书中，他表述了工人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人如果感兴趣他在去世前不久是如何概述其思想的，看一眼今年6月10日他参与讨论的一段视频是再好不过的了。在这段视频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自知时日无多的男人。
这次讨论是由Derive&Approdi出版社组织的，该出版社是由PotereOperaio（工人力量）的一位前同志于九十年代创办的。从那时起，该出版社出版了工人主义和工人自治（autonomiaoperaia）的所有重要文献，以及前活动家（包括从自治过渡到武装斗争团体的活动家）的一系列文稿和证词。马里奥·特龙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再次与议会外运动中最激进的部分做了对话，这一事实很好地体现了其政治发展的抛物线轨迹。
1964年，在与潘齐耶里（RanieroPanzieri）和《红色笔记》（QuaderniRossi）的其他创始人分道而行之后，他与奈格里（ToniNegri）、RomanoAquati等人创办了《工人阶级》（ClasseOperaia）杂志，旨在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但仅仅过了一年，他突然决定重新加入意大利共产党（PCI），延续了他成长中经历到的家族传统。对于我们这些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建立一个意大利共产党的替代计划的人来说，特龙蒂的决定无异于背叛。这引发了《工人阶级》团体内部的危机，我们不得不在1966年停止出版。我还记得我们的失望有多么痛苦。其他同志与他一起加入了意共，其中包括卡奇亚里（MassimoCacciari）、AlbertoAsorRosa和UmbertoColdagelli。
毫无疑问，1969-1973年期间，“工人主义心态”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扮演了领袖角色。如果我们要理解随后发生的事件，如所谓的“四月七日事件”和对前“工人力量”积极分子的系统性迫害，就必须强调这种领袖权。因此，在七零年代初，特龙蒂的理论在社会运动中回响最强劲之时，他却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了。
他决定重新加入意共（事实上，他从未正式离开过，但被视为“异端”）绝非机会主义式的行动。恰恰相反，这与他思想的新阶段相吻合，并体现在题为《论政治的自主性》（“Sull’autonomiadelpolitico”,Milan1977）的短文中。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
在工人主义理论中，阶级与组织、工人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不断需要受到阶级斗争的质疑。工人阶级只有在与资本权力发生冲突时才能获得身份认同；以这种方式，工人阶级获得了自主。工人阶级发展起来的集体智慧使其能够决定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战略。
特龙蒂在他的短文中声称，政治，也就是工人运动的传统组织形式，即党，保持着自己的空间，它可以完全自主地运作和实施自己的战略，也就是说，独立于阶级斗争，后者发生在资本剥削的社会背景下。特龙蒂用马基维利（Machiavelli）、韦伯（Weber）、拉特瑙（Rathenau）和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这些著作家来阐述其论点。马克思和列宁只留作背景。
随着“政治的自主”思想的提出，我们当时觉得他的思想似乎发生了转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一再强调，他的思想是他在1966年开启的道路的延续，政治自治的思想源于工厂中阶级斗争自治的危机。事实上，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之后，工人阶级与资本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这不仅发生在意大利。即使是所谓的“1977年运动”也对六零年代的工人主义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观念一般持高度批判态度。福柯是新的先知，女性主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特龙蒂、卡奇亚里和AsorRosa的“批判思考”不同于福柯。他们主要参照的是韦伯、法兰克福学派和本雅明。问题是，他们在党内的角色并没有对党的领导路线产生任何影响，也丝毫没有阻碍或减缓党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系统取向。卡奇亚里在担任威尼斯市长期间表现出色（尤其是与当今的市政当局相比），而特龙蒂则越来越专注于在锡耶纳大学的教学工作。即使是对他思想的简要分析也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对“政治自治”含义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解释构成了意大利政治理论的一个特殊篇章，其中既有热情洋溢的赞许，也有刻薄的嘲讽。为了更好地理解，值得观看2017年特龙蒂与卡奇亚里在米兰的文化之家的讨论录音，并阅读他与奈格里和巴礼巴（ÉtienneBalibar）辩论其理论的小书。
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即使是工人主义的革命变体在1975年之后也走到了死胡同。无论是意共内的特龙蒂，还是社会运动内的奈格里，都未能成功影响事件的总体走向。然而，奈格里的著作始终包含着充满希望和战斗意志的观点，而特龙蒂的作品却似乎越来越带有一种更深的绝望。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性格让人想起了BrunoTrentin，这位极具魅力的意大利总工会（CGIL）工会领袖在其身后出版的日记中，面对无论是在他的工会中还是在党内的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衰落，他都尽情地宣泄着绝望。然而，特龙蒂和特伦汀两人都忠于自己的组织。
1992年，特龙蒂以超过8万张选票当选为意大利共和国参议员，这证明了他在党内的受欢迎程度。2013年，他再次当选参议院伦巴第选区议员。在这最后一段议会任期中，他于2017年10月发表的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演讲至今仍令人难忘。2003-2015年间，他担任国家改革中心基金会（CentroperlaRiformadelloStato）主席，该基金会由战后意共的伟大人物之一PietroIngrao创立。他一直到最后都是机构成员：就在今年2月，他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了参议院档案馆——从2022年10月13日起，该机构的主席就是老法西斯IgnazioBenitoLaRussa。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尾。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工人主义的影响范围比工人主义者本身更为广泛。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在七零年代中期尤为重要，不仅是在意大利，当时，工业工人阶级开始解体，劳动力的不断危殆化和灵活化击破了工人群众的战斗力。这时，工薪阶层和技术人员开始在服务行业（医疗系统、交通运输业）做斗争，医务工作者学习了化学工业和其他危险行业的工人委员会的经验。如果没有工人主义方法，就不会有《五月一日》（Primomaggio）、《领土笔记》（Quadernidelterritorio）、《知识》（Sapere）或《阶级》（Classe）等期刊，这些期刊给历史学家、城市规划者、物理学家等留下了深刻印象。意大利的生态运动最初深受工人主义的影响。
“家务劳动的工资”小组的基进女性主义就是在工人力量的背景下诞生的。尽管工人主义不再是领袖，但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资本主义伟大的反革命在八零年代初以种种形式爆发时，当六八一代退缩到私人生活中，似乎一切都了无意义时，工人主义仍存活了下来，如同石灰岩上雕刻下的河流，而对工人主义激进分子的迫害和随之而来的离散则促进了工人主义在国外的传播。即使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如“斗争继续”（LottaContinua），也认为自己继承了工人主义的传统——潘齐耶里而非特龙蒂的传统，因此是《红色笔记》的正当继承者。
摧毁一个组织要比铲除一个思想流派容易得多。随着新世纪的开始，地下河从岩石喀斯特中浮出水面，特龙蒂对老同志的教训和新一代的倡议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新一代人发现他的早期著作是反思和实践研究的新材料来源。例如，我对独立自雇者或自由职业者的分析就是如此，但特龙蒂也以极大的好奇心关注着物流在全球化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他的思维方式从未动摇过。正如他在上述视频中所说的那样，对他来说，政治问题让人着迷，他的绝望加深了，他称之为“人类学悲观主义”，这使得他很难让他的人理解他，因为“对话者们将其解读为忍让”。他的悲观主义针对的是社会的个体化，不过是一种特殊的个体化，他将其行动者称为“诸大众个体“。
他的风格变得越来越沉思，政治越是成为强盗的游戏，他就越是谈论政治的必要、尊严及崇高。对于接替我们这一代、继承了全球化世界并希望在巨大困难中继续战斗的后代活动人士而言，特龙蒂始终只是《工人和资本》的作者，一位“大师”（maestro）。另一方面，无论与他有什么分歧，我们这些人都对他怀有最人道的同情，他也回报了我们，却很难不去批评他的一些决定。但是，在他的所有著作和所有言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独特的风格，总是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即使在我们意见相左的时候也是如此。
最近，世界各地的许多工人阶级似乎再次采取主动行动，抗争他们所受的剥削。我相信，无论这些运动在哪里兴起，它们都会向我们发出呼告，其中，特龙蒂温润的声音总能被人听到，响亮而清晰。 |
第六章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劳动节和五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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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劳动节和五一节
1．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2．劳动节的建立
3．八小时工作制
4．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创始
5．第一个“五一节”
就在劳工骑士会取得最大成功的时候，另外一个组织兴起了，并且不久就在美国的劳工运动里取代了劳工骑士会的领导地位。这就是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它在1886年更名为美国劳工联合会。
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在前一卷里，我们追溯了导向劳工联合会议成的力量的起源：并且详详细地叙述了它在1881年匹兹堡城一次大会上的诞生。〔见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51—768页。〕
从一开始，各全国性的行业工会就用一项条文控制了劳联。这项条文规定，全国性的行业工会根据会员人数的多少按比例取得出席年会的席位，而地方性的工会，不论会员多少，却只有一个投票权。但是，尽管给了全国性行业工会重要的地位，若干年间它们的多数对劳联并不热心，而那些比较热心的，在劳联非常需要经费时，也仅仅是“口头上加以支持”而已。[1]反对工会的分子还没有取得对劳工骑士会的控制权，因此，许多主要的全国性工会感到劳工骑士会已能满足它们的需要。另一些工会则对劳工骑士会和劳联都不接近。曾派代表十个人参加1881年匹兹堡大会的钢铁工人混合协会）在1883年退出了劳联，因为劳联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案谴责高额的保护性税率。[2]〔失去了钢铁工人混合协会对劳联来说是个严重的打击。该协会会员人数在1882年估计在五万到六万之间（1882年5月14日《纽约太阳报》；W.H.福斯特1885年12月28日给冈伯斯的信，见《劳联通讯》。）几年后，木匠工会领导兼美国劳联财务秘书彼得·麦克基尔写信给冈伯斯说：“我们不能在税率问题上表明立场，因为我们先前由于这个问题在1882年对旧日的联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教训已经足够了。”（1897年5月21日《劳联通讯》）〕
劳联对它的会员组织并不发给执照，并且由于会员不多和费不足而使工作受到阻碍，它迅速地降低到一个只会通过决议案的团体的地位。〔在1882—1884年间劳联所通过的决议案中，有一个是1882年大会通过的决盛曾向所有的妇女组织提出邀请，并且向这些组织保证，它们在劳联今后的会议上将“和男子的行业工会组织享有平等的地位”（这样的邀请书送给送给黑人工人的组织）。1883年的大会继上届大会发出上述致妇女组织的邀请书后，直接向“劳动妇女们”发出呼吁，促使她们从组织上和劳联团结起来，为确立“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而共同斗争。大会还吁请产业工人组织起来，并且要求它的“立法委员会”应“在未来的一年中特别努力来组织全国的产业工人”。（见《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1882年大会记录》，第16，19，20，23页；《1883年大会记录》，第13，19页。）〕在大会朗会期期劳联仅通过它的“立法委员会”来工作，这个委员会是1881年为一个争取对工人有利的保护性立法和其他立法的运动而设立的。”〔塞米尔·冈伯斯是“立法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鲍华斯是第一副主席，加布里尔·艾德蒙斯顿是第二副主席，W.H.福斯特是秘书，罗伯特·霍华德负责财务。〕委员会帮助被列入黑名单的工人们寻找职业，推动几个城市组织了工会，并且协助整顿了许多全国性的工会。虽然委员会在经济方面的工作逐渐也有所开展，但是，它的活动主要是在政治方面。[3]该委员会自己认为，在它成立的头两年中，曾努力促成参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对劳资问题进行普查；曾协助击败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宣告海员工会为煽动叛变和暴动的组织，凡组织海员工会者将罚以巨款和判以长期徒刑；曾影响俄亥俄州议会通过关于取消监狱劳工契约的法案。”制度的法案；曾影响纽约州议会通过禁止在住所内制造雪茄烟的法案；并曾影响了几个州议会通过禁止雇用十二岁以下的童工，和规定对儿童实行义务教育的法案。[4]卷委员会进一步报告说“在最近的选举中，劳工的朋友们在国内几个地区已被选入立法机关，使他们在制定一些管辖我们的法律时有了发言权。更令人欢欣的是，几个著名仇视我的事业的官员们最近已因工会人员的共同努力而被黜免了。[5]〔“立法委员会”刚成立后，就在1881年11月20日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主张这个团体的成员“不得公开赞成任何政党的主张；但是这并不阻止他俯拥护诚心诚意直接为劳工谋福利的人担任公职。”（1881年11月19日至1887年12月17日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立法委员会记录，见美国劳联档案）〕
不管这些话是否正确——根据已有的证据来说是难于断定的——“立法委员会”对它本身的成就是相当不满意的。该委员会在向1883年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我们原来有意在我们的任期内广泛地发行一些短文和小册子，目的在于教育工人们来拥护工会运动和劳联的宗旨；但是直到最近我们还是缺乏经费，因此不得不把这项工作移交给我们的继任者。”[6]
但是“继任者”的境遇也不见得好些。弗兰克·福斯特书记在1884年芝加哥大会上向代表着将近五万附属工会会员的二十五名代表作报告时，承认劳联是失败了。它在立法方面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它要组织的产业工人的运动才刚刚开始。统一工人运动的努力并没有结果。大多数重要的全国性工会仍然没有加入劳联，而少数已经加入劳联并且派代表出席大会的工会，也很少给它支持，或者没有给予支持。福斯特说：在这黯淡的景象中唯一光明的一点，就是由于劳联活动的结果，法国和美国工会之间已开始有了兄弟般的关系，这一点他是带着“愉快的心情”来通知代表们的。〔福斯特和法国工会通信时写道：“劳工问题在全世界实际上是一样的：它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在性质上并无差别。劳工是不分国界的，全世界的工人们应该为他们的共同福利而携起手来，劳工如果团结起来，野蛮的战争是不能存在的。”（见《1884年大会议事录》，第12—13页）〕此外，他就指不出什么积极的成就了。福斯特说“当我以书记的身份提出过去一年的工作报告时，我体会到报告的主要意义是指出目前形势所孕育的未来的可能性，而不是记载已经取得的成绩。缺乏经费严重地妨碍了劳联的工作，再加上它是一个缺乏紧密团结的组织，我们能做出成绩的可能就很小了。”[7]
劳动节的建立
已濒于瓦解的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的1884年大会，也还产生了对后代的美国劳工运动以及美国人民整个说来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两项决议。一项决议导致劳动节的建立，另一项规定了五一劳动节作为劳工的假日。
1882年5月18日，粗细木工兄弟会的发起人兼总书记社会主义者彼得·麦克基尔，在纽约城中央工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决议，建议“应规定一天作为在城市街道上游行的节日”。他建议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因为“这是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差不多在7月4日国庆节和感恩节两者的当中，它可以把法定假日表中的一个较长的空白填补上”[8]。
这个建议受到热烈的欢迎，于是劳工团体规定1882年9月5日为第一次游行的日期。三万多名砌砖、运货、印刷、油漆、打铁、铁路、制雪茄烟、皮货、缝纫以及其他男女工人，在9月5日清晨列队游行。他们昂首阔步通过市繁华的第五街，走进联合广场。工人们带着标语牌，其中的口号有“劳工一定会团结起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用投票作为斗争武器”等等。[9]
1883年9月5日劳工再度游行时，队伍有一万人，报纸当时报道说：“比游行队伍多十倍的人在街道两旁欢呼。”许多参加游行的人——黑人和白人〔由一百五十名黑人工人组成的温德尔·菲利浦斯劳工俱乐部，在游行中走在第二大队的最前列。〕——背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一定要打垮垄断组织，以免它们打垮我们。”[10]
1884年，岛中央工会决定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劳动节游行，这一天是9月1日。〔1882年的游行是在星期二举行的。1883年的游行是在星期三举行的。〕该会事前曾和其他城市的中央劳工团体通信，促请它们把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工人的普遍假日”来庆祝。凡是为生活而劳动的工人都应受到欢迎。“不分肤色和宗教，消除种族歧视，只要为每日的面包而劳动的人都一律平等。”[11]
那一年工人们在布法罗、辛辛那提和马萨诸塞州的林城和哈佛希尔城以及纽约市都举行了游行。在纽约有二万多工人代表着五十个工会参加了游行。《纽约先驱报》用大字标题写道：“从中央工会涌出的劳工巨流；游行队伍堵塞了街道——并受到热烈的欢呼。”[12]
在全国性的组织中，首先建议为全国各地劳工设立一个庆祝日的，就是有说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1884年在芝加哥的大会上劳工领袖中的老前辈、第16印刷工会会员安特鲁·卡尔·喀麦隆，代表芝加哥行业和劳工大会，提出下面这样一个议案：“兹决定规定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工人的全国假日，井建议所有工资工人不分性别、职业和国籍，一律参加这个节日。”[13]
这个决议案经全体一致通过。劳联在号召全国工人大力支持这个决议案时，促所有和劳动大军有关的人，不论熟练和非熟练工人，都站到一个旗帜下来，使这一天能和工人的事业相称”[14]。后来许多州的地方团体通过的一些专门决议，对这个口号又有所补充。明尼阿波利斯行业和劳工大会号召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时说：
“向资本家、银行家和他们的仆从显示一下，当你们充分了解怎样为自己着想和怎样为自己立法时，你们的力量有多大。正当你们仅仅为了生存而辛勤劳累时，这些好吃懒做和不事生产的家伙却过着骄奢淫逸、挥金如土的生活，而他们所挥霍的财物原是属于你们的，是你们的劳动所创造的……
“他们力图否定我们起来的权利——这个权利是现政府的宪法所保证了的。因此，我们号召你们来向他们表示抗议；表示你们一定会组织起来；表示你们已经组织起来了；表示你们获得解放的日子临近了。为此，我们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庆祝这一天。
“行业和劳工大会宣布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工的假日。离开你们的工作台，离开你们的工场吧……”[15]
1885年9月7日，全国各地第一次把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全国假日来纪念。当时的一家报纸评论道：“这一天已定为全国劳工假日，只要在美国各地的劳工运动存在一天，这个假日很可能将被继续执行下去。”[16]1887年奥里根州把劳动节规定为正式的节日，它是美国各州中第一个这样做的。1894年，纽约州的议员、第六印刷工会会阿莫斯·克明斯在国会中提出美国劳联所起草的一项法案，建议把劳动节——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作为国家法定假日。这个法案于1894年6月28日在国会通过，当天由克利夫兰总统签署生效。[17]
八小时工作制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每一次劳动节游行示威的主要口号都是“每天工作八小时”。因此，可以理解到，号召庆祝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为劳工的全国假日的美国劳联的同一届大会，在遍及全国的争取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运动中，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劳联的1884年大会通过了下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作出决议，从1886年5月1曰起，一天的合法劳动应该是八小时，并且向本区所有的劳工运织建议，请它们在上述日期把它们的规章修改得符合这一决议。”[18]
作为工人仍显示本阶级团结和国际团结的一天的五一劳动节，起源于他们为争取较短的工作日的努力，特别是起源于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在前一卷中，我们曾追溯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为八小时工作制作斗争的历史。〔见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45—554，557，734—739页。〕这个斗争产生了一些结果。到1867年，有六个州通过了规定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一些市参议会制定了对公务人员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1868年6月，国会制定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联邦法律，使八小时制适用于政府工作人员。
但是，这些法律是无法生效的，它们的主要意义仅在于建立了一种法律上的先例，并且反映了正在增长的普遍要求。各州的法律没有规定任何实施的办法，并且往往包括下一条款：如果受雇人和雇主订有关于较长工作时间的专门合同，即可不受本法律的限制。联邦法律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以致不能使所有应享受八小时工作制的工人都获得这种利益。不仅如此，在有关缩短工作时间的法令中，还有一项关于削减工资20%的条款，这一条款在1872年前一直有效，只是在劳工的坚决抵抗后才被取消。美国最高法院最后在1876年完全取消了这项法律，声明联邦政府能够同雇员分别订立合同。[19]
在八十年代初期，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主要还是限于立法活动。但不久就很明显，劳工不可能再依靠立法行动来获得八小时工作制。〔由劳联指派的以众议员麦奇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1882年访问了切斯特·阿瑟总统：“促请他把原有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国家法津付诸实施。委员会在白宫受到冷淡的接待，总统率直地告诉他们：“我不认为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是符合宪法的，而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实施一项不符合宪法的法律。”（见《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1882年大会议事录》，第2和18页。”）总统好像不懂得，他的职责是实施而不是解释法律。〕彼得·麦克基尔在一次木工的群众大会上说：“取得八小时工作制要靠组织。1868年，美国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那个法律仅仅执行了两次。如果你们要八小时工作制，就要自己去争取制定。”他代表粗细木工工会宣称：“我们要有一个由工人自己制定的法令，规定从某一天起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八小时，而且他们自己应该来强制执行这一项工法律。”[20]
1884年，麦克基尔的工会——粗细木工兄弟会——指示它出席美国劳联芝加哥大会的代表们提出一项决议案，规定在1886年5月1日这一天，各地应同时确立所有工人每天的合法劳动时间为八小时。这个决议案由艾德蒙斯顿代表提出，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二十三票对二票获得通过，决议案中并没有任何条文指出在1886年5月1日劳工应用何种方法来取得八小时工作制。但是，从代表支持弗兰克·福斯特的建议，可以看出他们是预见到各地会举行罢工的，这个建议说“在下届国会开会以前，所有劳工组织应举行一次投票，以决定是否能用全体罢工的方式来争取至迟在1886年5月1日实现八（或九）小时工作制。”[21]为《约翰·斯文登报》采访大会消息的一位记者写道：代表们确信“等待立法是无济干事的……缩短工作日的齐心合力的要求，加以完善的组织支持，较之制定要仰仗野心勃勃的政客和阿谀逢迎的政府官员的高兴才能实施的上千种法律，将会有效得多。”[22]
劳联知道，它的建议的成败，要看比它更强大和更有影响的劲敌——劳工骑士会——的反应而定。因此，它通过了一项决指令下届“立法委员会”吁请劳工骑士会“在完成八小时工作制的改革的总运动中进行合作”[23]。
当时有理由相信，这种吁请将不会得到劳工骑士会领导方面的支持。1884年，劳工骑士会曾经宣布它要“用普遍拒绝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的方法来缩短劳动时间”[24]但是，泡德利和他们在总执行委员会的同僚的却明确地表明，这并不等于支持实行总罢工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泡德利不主张举行群众的示威游行，而是建议劳工骑士会的全体会员应同时在1885年2月22日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写信给各个报馆。在写信运动结束后，泡德利宣布“造成健康的舆论方面”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因为“厂商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和研究它的可能性”[25]。当然，这对于在工厂、车间和矿井工作超过八小时的数十万工人来并不是什么实际的安慰。
到了1885年夏季，可以清楚地看出：劳工骑士会的领导方面是在存心破坏劳联所发起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劳工骑士会总书记弗雷德里克·特纳甚至不答复劳联书记的来信，信中催请劳工骑士会说：“和我们合作来争取从1886年5月1日确立八小时工作制吧”。在1885年的大会上，劳工骑士会总会职员对于一项要表扬劳联并且号召支持劳联正在倡议的运动的决议案给予极少的考虑。不仅如此，泡德利在对代表大会的致词中，竟特意指责劳联的“五一”计划。他硬说“八小时工作制……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建议“劳工骑士会不应该支持为在1886年5月1日确立缩短工作时间而举行总罢工的建议。对这个计划最感兴趣的人例对于运动还没有认识，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罢工，那是一定会流产的。所订的日期不适宜；所提出的建立八小时工作制的计划也是不妥当的。”[26]
但是，劳工骑士会的会员群众却不是这样想法。一个接一个的分会通过了决议要求总会规定5月1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日”，而且劳工骑士会的组织者们还利用八小时工作制的题目建立了新的分会。有些分会给泡德利的信，在赞成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同时，还提出要求更彻底地改变经济制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一个分会写道：“工人兄弟们，时间已到了，我用应当停止只折枝节，而来着手砍断树根吧。除八小时工作制以外，或必须要求全面改变经济制度。”[27]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并没有号召在整个社会制度得到改革以前应该放弃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另一方面，泡德利以一种典型的伪宣传家的口吻主张只有“在土地、机器、铁路和电报的所有制方面建立了公正的和人道的制度并且建立了公平的货币制度”以后，才能够实现“由于劳动时间减少到每天八小时所得到的利益”[28]。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创始
劳工运动中工人群众的热烈反应，鼓励了出席劳联1885年大会的代表伊耳再度宣告八小时工作制要在1886年5月1日生效。他们更进一步要求不隶属于劳联和不准备为缩短工作日而举行罢工的工会组织应当“全力以赴地”去协助那些准备罢工的工会组织。“立法委员会”受权在1886年5月1日“把八小时工作制付诸实施”，并且有权向各行业工会请求财务援助。[29]
这一次，劳联的负责人采取了一些步骤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准备。当时建立了一个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准备和雇主们协商的机构，同时也起草了一项供工会和雇主们谈判时签字用的协议格式。但是，如果和谈一旦无效，工会还要进行罢工。与此同时，在1886年5月1日以前，工会要通过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和用其他手段来鼓吹八小时工作制，而且要动员工人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30]
劳联把这个计划送到劳工骑士会，再一次请它合作。可是后者的领导方面又一次冷淡地对待这个邀请，基本上是置之不理。但是，劳工骑士会的会员群众即又一次举双手欢迎这个计划，越来越多的地方分会通过决议要求领导上支持劳联。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劳工骑士会的会员群众是准备采取斗争方式的，但是它的领导人太偏爱和平了，以致不肯采取广泛的产业工人的行动”[31]。
当劳工骑士会的会员群众不顾总会的劝戒，开始为1886年5月1日做准备工作时，泡德利发出了许多秘密通函，其中有一份警告会员们不要使劳工骑士会作出支持八小时运动的保证。在1886年3月13日的著名的秘密通函中，泡德利写道：“劳工骑士会的任何分会不得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是按照总会的命令而在5月1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罢工的，因为这样的命令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是不会有的。资本家和工人都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来认识缩短工作时间的必要性。”[32]
泡德利虽燃无力阻止八小时运动，但他在阻止劳工队伍采取有效的和一致的行动方面却颇有收获。上述3月间的通函分化了劳工骑士会的会员们。虽然有数千会员继续在纽约、费城、芝加哥、路易斯维尔、圣路易、密尔沃基、波士顿和其他城市的“五一节日”的准备会议上起了显著的作用，然而，他们知道这是越过总会领导的做法，而且这是很多劳工骑士会会员不准备采取的步骤。[33]
在芝加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斗争最激烈的地方——社会革命者以全力投入了这个运动，在这个城市的争取缩短工作日的巨大浪潮中起了主导作用。开始时，国际工人协会（所需“黑色国际”）的无政府主义领袖们并不赞成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警钟》报写道：“如果同意资本家有权利取得我们八小时的劳动，这比妥协还要糟糕，这实际上是承认工资制度是对的。”缩短工作日的运动即使成功了，比起消灭工资制度的斗争是微不足道的。这只是施舍给工人们的一点小恩小惠，用来堵住他们的嘴，并转移他们的精力，使他们不去进行推翻工资奴役制的斗争。[34]
但是，当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看到各地的工人阶级如何深入地被鼓动起来，看到工业资本家是如何拼命地反对这个运动时，他们了解到有觉悟的男女劳动者必须团结到一条共同的战线上来。帕森斯后来解释说，“左翼”分子之所以赞成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第一，因为这是一个反对权威的阶级运动，因而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也是必要的；第二，因为我们不愿袖手旁观，以免被我的工人弟兄们误会。”[35]
芝加哥社会革命党人一旦全心全意地投入八小时运动，就给斗争带来了蓬勃的生命力。激进分子虽然遭到了比较保守的劳工领袖们的漠视，但他们号日以继夜地为此而工作着。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最活跃的中央工会，则全力支持八小时工作协会。这就是在芝加哥发动这次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在“五一”前夕的星期日，中央工会员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八小时制示威，参加的有二万五千工人，代表着二十五个工会。[36]
在芝加哥筹备的全国“五一”罢工的工作是最成功、最有力的，这里形成了战斗的左翼劳工运动的中心。纽约、辛辛那提、巴尔的摩、密尔沃基、波士顿、匹兹堡、圣路易、华盛顿和其他许多城市，数以千计的工人，包括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男工和女工、黑人和白人、本国人和外国的移民、有组织的和没有组织的，都卷入了缩短工作日的斗争。1886年4月中旬，《约翰·斯文登报》到处都可以看到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宣传鼓动。”那时，将近二十五万产业工人投身运动中。运动浪潮是这样的猛烈，以致约有三万工人已经获得了九小时或八小时工作日[37]〔有些工会开始时提出九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后来在斗争过程中转到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见《美国劳联主义者》，第2卷，1895年6月版，第61页。）〕
过去从来没有过一个流行的口号像八小时工作制的号召这样能够抓住美国工人的心。替老板说的报纸和其他代言人悲伤地说：八小时工作制是“猖獗骇人的共产主义”，它会鼓励“游荡、赌博、暴动、堕落和酗酒”，而且只会员美国工人们带来更低的工资、更大的贫困和社会的退化。[38]〔有个别的劳工领袖附和了老板们的意图。例如，机车司机兄弟会保守的会长P.M.阿瑟表示反对八小时工作制，因为“少工作两小时意味着多了两小时时间到处闲荡和喝酒”。（见查理·安迪柯特：《资本和劳动》——在波士顿中央工会会议上的讲1886年3月28日，第11页。）〕但是工人们对此毫无所动。他们吸着“八小时牌香烟”，购买“八小时牌鞋子”，并唱着“八小时歌”歌[39]：
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
我厌倦了白白的辛劳，
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
从没有时间让我乃去思考。
我们要晒晒太阳，
我们要闻闻花香；
我们相信：
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
我的从船坞、车间和工场
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
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
八小时归自己！
第一个“五一节”
在那关键性的5月1日这一天，所有工业城市的工人都放下了工具，要求八小时工作制。遍及全国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二个单位的大约三十五万工人参加了罢工。仅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四万工人罢工，还有四万五千多工人不用罢工就获得了较短的工作日。一家芝加哥报纸写道：“芝加哥市铁路交通全部陷于停顿，所有仓库都闭了门和贴上了封条，芝加哥的大部分工业处于瘫痪状态。工厂和制造场高大的烟囱上看不到的青烟，到处呈现出好像安息日的景象。”属于劳工骑士会的芝加哥各肉类食品罐头工会把畜栏关闭起来，加入了全国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罐头工会在罢工中胜利了，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而工资并没有减少。[40]
在底特律城有一万一千人参加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游行，这次游行是由底特律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和劳工骑士会共同主持的。[41]
《纽约太阳报》用“为缩短工作时间而欢呼”的大标题来描述纽约市的“五一”示威游行。据估计，将近有二万五千人参加了一次火炬游行，通过市中心的百老汇，浩浩荡荡进入第17街的联合广场，走过两座演讲台，一座台上的演讲人用德语演讲，另一座台上的演讲人用英演讲。在第一座台上“飘扬着红旗”。各个地方性工会的会员们在他们自己的旗帜后面列队前进。第一面包师工会的三千四百名面包工人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这样的景象在纽约是破天荒的。[42]
据估计，在参加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罢工的三十五万工人中，总共有十八万五千人在5月1日或过后几天就达到了他们的要求。此外，主要是由于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二十多万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或超过十二小时的工人移于获得了每天工作十小时或九小时的权利。在许多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时的行业里，则减到了十二小时；不少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工业部门缩短了工作时几十种工作十小时的行业，特别是建筑业，箍短到九小时。很多地方采取了星期六休假半天的办法；当时曾有要求商店提早关门的广泛运动。星期日工作的惯例在大多数工业中已经逐渐废除了。[43]
紧接着“五一”之后，由于老板们对劳工运动展开了进攻，有钱多工人确实又恢复了较长的工作时间，但是冈波斯于1899年对国会指派的工业调查委员会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他说：“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我确信，1886年的运动使美国劳动人民减少了整整一小时的劳动。”[44]在1889年的美国劳联大会上，有一位工会工作者演讲时宣称：“很多人认为1886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完全失败了……你知道今天在哪一个行业里工人还像在1886年5月1日以前那样工作那么多的小时呢？甚至用不着看熟练工人，只要看看所谓非熟练工人，就可以看出来了。”[45]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导使成千上万工人加入了劳工组织。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武器。
[1]《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FederationofOrganizedTrades）1882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9页。
[2]《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3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17—18页。
[3]《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2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9—11页；《1883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7—8页。
[4]同上联合会《1882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9—11页；《1883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8页；1884年12月4日参议员威尔金逊·考尔（WilkinsonCall），给G·艾德蒙斯信（G.Edmonston），见《劳联通讯集》。
[5]《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2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9—11日。
[6]同上联合会《1883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8页。
[7]同上联合会《1884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9，11—12页。
[8]1882年5月19—20日《日耳曼犹太语人民报》。
[9]1882年9月6日《纽约世界报》，《纽约先驱报》，《纽约太阳报》。
[10]1883年9月6日《纽约先驱报》，《纽约太阳报》，《纽约世界报》。
[11]1884年6月25日《联合劳工杂志》，第725页；1884年8月31日《约翰·斯文登报》。
[12]1884年9月2日《纽约先驱报》，1884年7月6日及8月31日《约翰·斯文登报》。
[13]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4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23页。
[14]阿伯特·帕森斯剪贴簿内所附传单，藏于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
[15]1885年7月19日及8月16日圣保罗《环球民主党人报》（GlobeDemocrat）。
[16]1885年9月13日圣保罗《环球日报》。
[17]《美国劳联主义者》（AmericanFederationist），1894年8月，第1卷，第128—129页。
[18]《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4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24—25页。
[19]1884年2月4日《纽约时报》。
[20]《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2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19页；1885年4月4日《约翰·斯文登报》。
[21]《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4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8，10—14页。
[22]1884年10月26日《约翰·斯文登报》。
[23]《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4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14页。
[24]伊拉·罗斯·坦布西（EllaRoseTambussi）著：《劳工骑士会》（TheKnightsofLabor），霍尔约克山学院经济学及社会学系（DepartmentofEconomicsandSociology，MountHolyokeCollege）的硕士论文，第95页。
[25]前引坎门司及其副手书，第2卷，第377—379页。
[26]加·艾德蒙斯顿1885年7月26日给弗雷德里克·特纳的信，美国劳工联合会大楼藏《塞米尔·冈波斯书信集》（以下简称《冈伯期书信集》）中的副本；《劳工骑士会1885年大会议事录》，第15页。
[27]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第253页；粗细木工兄弟会（BrotherhoodofCarpentersandJoiners）1885年11月21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28]泡德利著：《我走过的道路》，第169页。
[29]《有组织行业工会联合会1885年代表大会议事录》，第11—15页。《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立法委员会从1881年11月19日至1887年12月17日议事录》，1885年12月11日会议的报告收集于劳联档案中；1886年2月1日印刷品《向所有行业工会和劳工会呼吁》（AppealToallTradeandLaborUnions），由W.H.福斯特签署，副本存于《劳联通讯集》。
[30]前引卡希尔书，第154—155页。
[31]前引戴维书，第164页。
[32]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第496页。
[33]1886年4月11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Tribune）；1886年4月11日《约翰·斯文登报》。
[34]1884年3月2日，1885年6月7日及1886年5月2日《约翰·斯文登报》。
[35]前引卡尔玛书，第78页。
[36]同上书，同页；前引戴维书，第182—183页。
[37]1886年1月10日及4月18日《约翰·斯文登报》；前引戴维书，第177页。
[38]见乔治·甘顿（GeorgeGunton）著：《财富与进步》（WealthandProgrss），1887年纽约版，第243页；1884年3月2日《约翰·斯文登报》。
[39]1886年5月16日《约翰·斯文登报》。
[40]1886年5月8日和15日《勃拉德街报》。
[41]前引格拉哲书，第71—72页。
[42]1886年5月2日《纽约太阳报》。
[43]1886年5月8日和15日《勃拉德街报》；前引卡希尔书，第159页：1886年5月2日《约翰·斯文登报》，《1886年劳联大会会员录》，第6页。
[44]《制造业及一般行业中劳资关系工业委员会报告》（ReportoftheIndustrialCommissionontheRelationsofCapitalandLaborEmployedinManufacturesandGeneralBusiness），1901年华盛顿版，第7卷，第623页。
[45]《1889年劳联大会会录》，第42页。 |
第五章劳工骑士会的政策和领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五章劳工骑士会的政策和领导
1．教育的作用
2．反工会主义
3．对政治行动的态度
4．对罢工的态度
5．第二次高尔德罢工是怎样被出卖的
6．肉类罐头厂工人罢工被出卖了
7．天主教会的作用
8．泡德利的官僚领导机器
9．社会主义劳工党向泡德利挑战的失败
作为一个团结美国全国工人阶级力量的组织来说，劳工骑士会本来有很大的潜力。如果它能有一了正确的政策和明智的主张作指导，劳工骑士会可能会改变过去七十年美国劳工的历史，从而也就会改变美国整个历史的演变过程。
不幸的是，尽管劳工骑士会在劳工团结等问题上基本上采取了进步的立场，但它的许多政策和多数领袖在认识上这样混乱，同美国工人群众的真正需要与愿望如此不协调，甚至相互冲突，以致这个组织的潜在的集体力量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种局势的根源在于：几乎在劳工运动所面临的每一个问题上，骑士会的领导者和会员群众之间，都存在着根本的冲突。
教育的作用
劳工骑士会散发的一份传单写道：“劳工骑士会的基本原则是教育。”骑士会会员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工人在希望取得他们应有的社会领导权之前，必须受到教育。由于劳工骑士会大多数会“受环境所迫，被剥夺了通过学校教育而获得知识的机会”[1]。有些人虽然进了学校，但却没有了解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真相，而只是学到了歪曲的、反劳工的、亲资本主义的论点，所以劳工骑士会就有必要建立它自己的教育机构和纲领。
劳工骑士会在教育方面的活动，大体上包括邀请组织内的杰出人才和社会上友好的进步分子作演讲，以及建立图书馆和阅览室。[2]地方分会在每半月举行一次的集会中，讨论很广泛的题目。一家当时出版的劳工报纸写道：“地方分会在许多地区已成为实用经济学的学校，并清除了长期以来阻碍人们认识究竟是什么伤害了他们的那些谬论。”[3]
许多地方分会建立了图书馆和阅览室，并且通常是把它设立在会所内。在好些地方，劳工骑士会所建筑的和拥有的劳工会堂，变成了一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4]
不幸的是，当时对于劳工骑士会的领袖们来说，教育变成了行动的替身。他们有一种理论，认为会员的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还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能自觉地和有效地行动起来，因此他们强调在教育方案没有充分实现以前，应当暂时停止罢工、抵制和政治活动。他们还认为：“我们主要是一个教育的团体。宣传健全的经济学馆，是我们最神圣的任务，在若干年内，我们应该集中致力于这一方面……除了要求研究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的真理之外，我们不要对会员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让他们念好了功课时，再行动吧。”[5]
但是会员的认为教育是正确行动的指南，这种行动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而恰恰就在他们的日常斗争中。
然而劳工骑士会的领导对工人们的日常斗争是毫不关心的。泡德利认为为工资而斗争的纲领是一种“浅见”，其用意不过是要求“每天增加几分钱”而已，而且他还强调说，“谈论缩短工作时间……是枉费时日的。人们从缩短工作时间中所获得的，将以其他的方式被剥夺回去。”[6]
劳工骑士会的领导对于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这类“琐碎问题”毫不关心。相反地，他们促使工人们集中全副精力：“采用合作制度，使人人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自己的雇主，……这样来废除现代文明的灾害——工资奴役。”尽管劳工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所提倡的生产合作运动失败了，〔见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纽约版，第277—281和618—623页。〕劳工骑士会的领导仍旧抓住这个空想的万应药，并对工人宣扬这是结束资本主义灾害的唯一希望。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使生产合作社更难于顺利地生存下去了，但劳工骑士会的领导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泡德利坚持说，合作是“劳工解放的杠杆”，所有男女工人的希望全寄托在这个杠杆上。[7]
在一个短时期内，劳工骑士会对于建立和维持多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工作，是起了作用的。〔劳工骑士会所组织的大多数消费合作社都是些小规模的杂货店，许多地方分会的会址便设在这些商店楼上。（爱德华·贝密斯著：《新英格兰的合作社》，见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丛刊》，1888年纽约版，第69页）〕但是，在劳工骑士会里说风靡一时的合作化浪潮不久就消退下去了，因为经验证明，小规模的合作社是注定要失败的。资产阶级在每一个场合都对合作社进行坚决的打击。对于工人的合作批发商不供应物资，铁路在运费和运输方面，以及银行在信贷方面，都加以无理的歧视。此外，私营公司还利用减价和笼络顾客的特殊手段，来扼杀它的合作社竞争者。[8]
急躁冒进，效率低，内部分歧，以及缺乏资金，也都是劳工骑士会所办合作社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有的合作社经住了以上这些考验，那些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资本主义企业，在铁路、人和银行的协助下，还是不会让它们成长，并且最后使它们不可能生存下去。[9]
有些合作社碰到了本身内部的劳工纠纷。多伦多劳工骑士会办的公共马车合作公司，因强迫马车工人接受降低的工资，引起马车工人的罢工，结果公司就此倒吃。类似的情况，加速了明尼阿波利斯本来办得相当成功的制桶生产合作社的倒自从木桶生产采用机器以后，制桶生产合作社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资金来安装昂贵的机器，以便和私营企业进行竞争。这样一来，就减缩了能够雇用的工人人数，弄到后来，甚至也采用低微工资雇用童工来管理机器了。结果，明尼阿波利斯的合作社自己的工人也罢工起来了。不出数年，合作社经营就垮台了。[10]
劳工骑士会的领袖们，在用该会的人力和财力来建立生产合作社时，〔印第安纳州堪奈尔堡城的联合采矿公司，是整个由劳工骑士会建立起来的合作社的唯一例子，最后只以四千美元出售了。这和劳工骑士会不到两年间所投入这个煤矿的资金相比，还不到1/10。（见弗莱得立克.特纳1885年4月18日致泡德利的信；威廉·路易斯1885年4月15、16、28日和5月11日致泡德利的信；泡德利1885年5月4日致威廉·路易斯的信。以上见美国天主教大学莫伦图书馆所藏泡德利书信集。以下曾称《泡德利书信集》。）〕削弱了生活困苦的会员们的日常斗争。这些领袖们可用了激昂的言论来谈论合作化的原则，他们强调工人们不应在现存的制度下为着眼前的利益去斗争，这实际上是帮助了资本家。
反工会主义
在劳工骑士会的大部分早期历史中，赞成和反对工会的人物之间曾发生过拉锯战，但总的来说，拥护工会的观点胜利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熟练工人的技能工会很容易适应劳工骑士会的组织，因为后者允许每个工会按职业在骑士会内部成一个分会。劳工骑士会也鼓励按照其他全国性行业工会的形式在骑士会内部组成全国性的行业分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很多最有势力的工会在劳工骑士会内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劳工骑士会和工会之间的协调关系并没有持很久。1885年，劳工骑士会的领导权落入了一些具有落后的反工会思想的分子手中，其中最主要的是盘踞在第49区分会家庭俱乐部内的拉萨尔派社会主义者，这个俱乐部是劳工骑士会内势力最大的独立团体，同时这个区是会内的第二个大区。这个区分会成立于1882年7月，它包括纽约和布鲁克林大部分的地方分会。它在八十年代中期拥有六万会员。
家庭俱乐部拉萨尔派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们敌视工会组织，他们不同意甚至积极反对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所作的斗争，他们鼓吹成立工人合作企业，并以此作为减轻工资制度害处的手段。他们加强了泡德利领导集团的中产阶级阳向，并且严重地加剧了劳工骑士会内外同工会之间的惨痛冲突。在短短的时间内，这种反对工会的观点变成了总执行委员会的既定政策。到1886年，家庭俱乐部对劳工骑士会的政策已能起很大的影响，并控制了总部的大部分成员。[11]
这并不是说，在劳工骑士会内部反对工会的情绪只来自拉萨尔派社会主义者。其他方面也有这种情绪：如农户主、店主、农村知识分子、商人、农民互济会会和绿背劳工党的残余分子，以及劳工骑士会内部的其他非工人阶级分子。但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的一点是，拉萨东派社会主义者的反工会的态度，恰好和劳工骑士会内部非工人阶级的意见不谋而合，并且和泡德利以及其他领袖的政策思想也相适应。
劳工骑士会内部反对工会的分子认为，由于广泛采用机器的原故，工会组织完全过时了，并且完全没有能力来有效地对抗正在发展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他们认为，工业革命通过专业化已经大大地减少了熟练工人的人数，以致不需要再有技能工会了。此外，许多工会各自为政的孤立政策，使工会在对付反劳工的老板们的斗争中成为软弱无能。老板们往往能够击溃工会号召的罢工，因为同一企业中其他工会的会员并没有停止工作，甚至把罢工的工会会员的工作也做了。正如劳工骑士会的总书记和家庭俱乐部的会员弗雷德里克·特纳所组织的：“工会脱离了各行业是要失败的，劳工骑士会的责任和目的正是要消除这种工会情精，促成人的的一种共同的手足之情。”[12]
另一种对工会的批评，认为工会主要是注意于眼前的改善，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改善工作条件等。1884年，劳工骑士会总会认为工会和骑士会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会旨在获得根本的改变，而工会……则接受现存的工业制度，并且设法使自己适应这种制度。我会对于现存的工业制度的态度必然是一种战斗的态度。”[13]
总之，反工会分子认为，这个“古董”——工会——已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它应该让位于像“混合”分会等一般的劳工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各行业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工人员组织在一起，工人们在这些团体里，受到有关劳工团结以及生产合作社在结束工资奴役的罪恶方面的作用等基本原则的教育。泡德利认为，劳工骑士会的“混合”分会，较之按行业而的孤立的工会，“犹如今天的火事头和半世纪前的驿站马车之间的区别一样”[14]
对工会的某些批评是正确的。很多技能工会只关心多多益善地争取自己的利益；它们忽略了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困苦；它们制造了障碍，来阻止黑人工人、女工和外国出生工人入会；它们安于一种孤立的地位，甚至对受到攻击的兄弟工会的需求也漠不关心。它们的论据是，劳工运动的唯一目标，就是争取眼前生活的改善。虽然如此，反工会分子的论据还是有严重的缺点，他们对技能工会缺点的解决方法，不仅注定会损害熟练工人的利益，而且会损害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尽管机器的出现严重地削弱了八十年代熟练工人向资方谈判的力量，但还没有使技能工会过时。批评技能工会的排他性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下结论应该把这些工会撤销，应该把它们的会员直接拉到劳工骑士会来，并且同各个不同行业的工人，非熟练工人，甚至非工人阶级分子，一起合并到“混合”分会里去，这样只能说是对战略和策略的一种可怜的无知。熟练工人同非熟练工人固然有共同的问题和需要，但他们也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和需要。承认了这一点，才能制定按行业建立劳工骑士会分会的正确政策。当时的需要，并不是不管不同类型工人的特殊要求而把工人联合在一个总的、混杂的团体里来，而是要在熟练工人行业分会和“混合”分会之间促成更紧密的团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劳工骑士会在不同手艺、肤色、性别、宗敬信仰和国籍的工人中期已经卓有成效地建立了团结。当反工会分子以“劳工团结”为名向工会宣战时，他实际上破坏了劳工的进一步团结。因为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他们强使熟练工人为了自卫而破坏了他们在劳工骑士会内同非熟练工人的联系。
有人批评工会主要注意眼前生活的改善，并且安于接受现有的工业制度，这种批评乍看起来似乎是极进步的想法。但是这种批评忽略了几个极重要的事实。其中一个事实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不少工会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也希望使“现有工业制度起根本的变化”，并且致力于“促成这种变化”。而他们的做法是，正确地把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和消灭工资奴役的运动结合起来。这种态度比反工会分子所提出的表面激进而实际上是空想的主张要进步得多了。反工会分子强调工人的精力应该用在通过生产合作社来改变工业制度。大家都知道，反工会分子的领导主要是一些拒绝阶级斗争和主张劳资利益一致的人，他们不是漠视就是仇视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而通过这种斗争是能够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向着取消工资奴役的道路前进的。显然反工会分子的主张实质上是落后的。基本上它后退到了六十年代的劳工哲学，而中产阶级往往崇向这种哲学。
对政治行动的态度
泡德利在1880年写道，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需要用政治行动才能解决：“……我们现在用罢工来反对的罪恶，是由于不良的立法所造成的，一旦有了合理的立法来纠正和改良现状时，罢工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泡德利和劳工骑士会的其他领袖们经常把政治行动和罢工对立起来，借以证明罢工是不必要的。这种看法在1884年地方分会的章程中作了明确的规定：“罢工最多只能提供暂时的解决，我们应该教育会员们依靠严密的组织、合作和政治行动，并且通过这些来消灭工资制度。”[15]
看了这篇关于原则性的声明，可能会使人相信，领导人具劳工骑士会采取激烈的政治活动。然而，泡德利在许多决定中，指示地方分会决不要讨论政治行动。他用一种典型的神秘口气说：“劳工骑士会比政党更崇高，更伟大。在它的面前有更光明的前途。他反对成立劳工党，其理由是，这“和美国体制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16]。
劳工骑士会的会员仲可就这样被置于混乱的境地：一方面领导上告诉他们说，劳工运动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中，有许多只能靠政治行动来解决：另一方面，领导上又说，在分会内讨论政治行动是违反劳工骑士会的原则的。无怪泡德利收到了由分会寄来的雪片似的信件，要求澄清“采取政治行动”的问题。更无怪许多分会在采取政治步骤时，不得不托辞说，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和采取的行动。“将不是政治性的”[17]。
实际上，尽管泡德利和其他总会的领袖同不断提出警告，许多州的分会还是进行了积极的政治活动。[18]1885年秋，劳工骑士会会员在密歇根、伊利诺伊、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纽约和弗吉尼亚各州被提名并当选为选任人员候选人。[19]泡德利非但不欢迎这些劳工的胜利，反而大发脾气。他发出一道命令，警告以劳工骑士会会员的名义而提出候选人的分会“他们已经丧失了会员的权利”。但是这些分会并没有理会这种威胁，而约翰·斯文登则责备泡德利无视活生生的事实，他说：“劳工骑士会虽然不是政党，但是它不能够完全回避政治。它的会员必须参加管理国家的事务。”[20]
领导人的老一套陈腔滥调和动摇不定，削弱了劳工骑士会的政治影响。除了1885年2月间国会通过反对契约劳工制法案时，它成功地策动过议员以外（国会听取证词时，出席的十六个团体中，有十四个与劳工骑士会有关系的，而该会呈送国会的请愿书中，有一份曾经过五万人签名），〔在这些劳工骑士会的中，有钱多是属于骑士会的工会。这个事实和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是有矛盾的，他们认为由于熟练工人没有受到契约劳工制度的威胁，“工会很少支持”争取通过反对契约劳工制法案的运动。〕劳工骑士会的政治活动整个说来是微不足道的。反对契约劳工制法案的获得通过，说明工人阶级原本可以获得立法方面的丰收，但结果只得到一点贫乏的意外的收获而已。
对罢工的态度
和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其他劳工运动的领导人一样，〔至于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劳工领袖们对罢工的态度，详见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61—562和739—746页。〕第劳工骑士会的创始人都相信罢工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武器，应该摒弃不用而代之以仲裁和协商。这些结论是由于许多工会的组织还不完善以及南北战争后若干罢工的失败所致。这些人低估了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认为罢工是注定要失败的。
劳工骑士会的领导，甚至在八十年代当劳工的力量正在蓬勃发展而多次罢工获得成功时，仍然坚持这种看法。他们的论点是：不管结果如何，“罢工对于工人来说：总是弊多利少的“。正如泡德利所说“任何罢工都很少能逃出这样一个结局，即产生混乱和不信任，最后把工会搞垮。不管罢工的成败如何，一般说来它总会瓦解从事罢工的那个分会。”[21]
劳工骑士会的全国领导人关于罢工的政策并不能说服会员群众，因为后者在日常生活中亲身体会到劳资之间的关系，好些人主张如果劳工骑士会要有所收获的“他们必须准备罢工，尽管他们从来不肯这样做”[22]。这些人并认为，对罢工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不是对待全国领导人政策的正确的态度。他们并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罢工，不管罢工可能带给工人们什么困难以及胜利的可能性如何，但是他们有道理指责全国领导人直接给雇主们帮了忙。这些领导人的政策，不仅剥夺了工人的一个主要的斗争方法，而且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八十年代，大多数雇主甚至不愿考虑和工会谈判来解决和工人之间的分歧。同时他们也漠视了另一个事实，即劳工骑士会会员们举行的多次罢工，只是在多方努力调解都归于失败后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才采取的。[23]
劳工骑士会会员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若不用罢工作为最后的手段，雇主的是不会妥协的，工人仍要求改善生活的努力就会毫无结果。因此他们对全国领导人宣传罢工的危害性的多次声明，是不大理会的。[24]
会员群众对泡德利等领导人经常强调罢工无用的论调很冷淡，这使他们很愤慨。1886年，泡德利领导集团采取了措施，使劳工骑士会会员的几乎不可能利用罢工作为经济斗争的武器。他们宣布禁止罢工，除非在秘密投票中获得2/3的赞成票。当罢工需要外界的经济援助，而且在总执行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尝试调解以前，不得举行罢工；如果调解不成，还只能在总执行委员会下命令以后才能开始罢工。总之，执行委员会故意为自己卸脱责任，不去倾听受到残酷剥削的会员们的要求。
对于劳工骑士会会员们来这种破产了的政策的结果是悲惨的。泡德利自己承认：“每当我们劳工骑士会以强力制止罢工和抵制行动时，雇主就开始他们自己的‘罢工'和‘抵制'。当雇主们了解到我们会进行罢工是违反会章时，就发生了二百多起停
工解雇的事件。”[25]〔在1886和1887两年中，被雇主用停工解雇的方法夺去工作的工人达十六万一千六百一十人，其中多数是劳工骑士会会员。此数占1881—1890年十年期因这种原因而失去工作的总人数的60.3%。（据美国工业委员会报告，1901年，第17卷，第633页的材料计算）〕
第二次高尔德罢工是怎样被出卖的
泡德利在1886年春天第二次高尔德罢工以及在同年秋天罐头食品厂工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行为，使领导上和会员群众之间的冲突更加严重了。
1885年的事件解决后不久，事情已经明显，高尔德并不真正允许工会在他的王国内存在下去。加入劳工骑士会的铁路工人被开除了；加班加点不付工资；工资没有恢复到罢工前的水准；而且调度工人、桥梁工人、护路工人以及其他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经常在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上受到歧视：这些都是违反协议的。[26]同时，不久情况也就很明显了，除非西南铁路系统内的劳工骑士会组织得到承认，否则是不能迫使资方遵守罢工协议条款的。
1886年1月，在第101区分会某次大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西南铁路系统承认劳工骑士会，并且要求规定“非熟练”工人每日最低工资为一元五角。区分会的执行委员会立刻着手准备罢工，以便在必要时就举行罢工，迫使铁路资方承认工会并接受最低工资的要求。[27]
罢工首先在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爆发，当时间公司正因破产被接管。1886年2月18日，担任第101区分会会长的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修理所组织的领班查理·霍尔因未经准假误工而被开除。第101区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者马丁·艾朗斯急于求和平解决，向破产接收人呼吁恢复霍尔的工作，但未获成功。当同破产接收人协商的一切努力都失败后，实行罢工的命令下达到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各个地方分会。装煤工人、矿工和报务员也参加了修理所工人的罢工。[28]
当高尔德的经理方面拒绝了所有和平解决罢工的请求时，罢工就传遍了整个西南铁路系在3月6日至13日之修理所工人、转辙工人护路工人以及其他铁路工人都实行了罢工。不幸的是，很多在1885年罢工中曾经很积极并起过重要作用的司机、司炉、司制动机工人和列车管理员却继续工作。各个保守的铁路兄弟会的领袖们对主张劳工团结的呼吁竟置若罔闻。
具有熟练技术的铁路工人，过去受到高尔德经理方面优厚的待遇，使他和其他铁路工人区分开来，而各个兄弟会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不管对罢工会产生什么影响，决定不去危害这些既得的利益。高尔德对他的铁路工人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这时收效了。[29]
尽管面对着恐怖、威胁、歇斯底里地扣帽子以及铁路兄弟会领袖们的破坏，罢工工人还是坚持下来了。在圣路易、堪萨斯城和其他西南铁路枢纽上，交通中断了，营业陷于停顿。[30]
罢工初期是由马丁·艾朗斯领导的。但是，他的猛烈的战略和策略使劳工骑士会的最高领导感到很惊慌。3月中旬，泡德利就决定进行干预。他立刻采取步骤，向铁路当局保证，艾朗斯的政策并不代表劳工骑士会的政策，而且他还向掌管西南铁路系统业务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副董事长H.M.霍克西请求召开会以仲裁方式来解决罢工。泡德利计不得逞，但他并不干休，又向高尔德本人呼吁。这次他似乎成功了。他和高尔德在3月28日会晤，对仲裁的基本原则达成了协议。高尔德通知泡德利说，他已电令霍克西在雇用工人时不要歧视劳工骑士会会员。电报中还说：“我们并不反箭对雇员和公司之间的分歧进行仲裁，不管它是过去的或是将来的分歧。”[31]
泡德利高兴极了。他的和平仲裁的政策似乎证明是有效了。泡德利没有同罢工工人或他们号推选出的任何一个罢工领袖商量，就致电艾朗斯说：高尔德已同意进行仲裁，并命令参加罢工的工人复工。他愉快地告诉记者说：高尔德同意和罢工工人进行仲裁，罢工已告结束。[32]
但就在第二天，高尔德宣布他从来没有同意进行仲裁！他说；罢工由霍克西处理，只有他才能决定政策。[33]这样，一下子就暴露：高尔德和泡德利的协议，是公司方面的一种破坏罢工工人士气的策略。
泡德利要求再度举行会议，而这一次霍克西对他说，公司方面只能同由实际在说公司工作着的工人所属成的一个委员会接洽。尽管这意味着在罢工工人的要求未能得到考虑之前，就须取消罢工，泡德利还是命令艾朗斯接受霍克西的条件。[34]他又一次在发出命令前没有和任何一个罢工工人代表商量。
正如一个研究这次罢工的人所写的：“假如艾朗斯服从的话，罢工将就此结束，而劳工骑士会就会遭到可耻的惨败因为这是屈辱性的投降条件。”[35]但是，艾朗斯拒绝副署泡德利出卖工人利益的命令，并号召罢工工人坚持阵地，准备斗争到底。罢工工人的反应迫使泡德利同意继续罢工。[36]
泡德利和其他劳工骑士会的最高领导人虽然在口头上支持罢工，但除了发表一些措词漂亮的谈话外，并没有做出什么。同时，罢工工人遭到的攻击达到了新的猛烈的高潮。4月9日，东圣路易的罢工工人同警察、民团、法警发生了战斗，七名工人被击毙。每天都有罢工工人被诬以藐视法庭和图谋骚乱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组织。甚至还有些人被控告的罪名是所谓同某些“劝他们不要工作”的人有通信联系。[37]
当罢工工人被枪杀和遭逮捕时，泡德利却只局限于向高尔德讲述高尔德本人作为一个主要企业的领导人所应有的责任，请求高尔德用更明智的判断来结束罢工。高尔德没有理会这些可怜的恳求，他非常清楚地说明，他已下定决心要打垮工会。[38]
4月12日，众议院决定对罢工进行调查，三天以后，一个由七名众议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说往罢工地点进行调查。经过长时期的听取证词，委员会写成了一份报告，认为罢工工人的许多申诉是有道理的，并且承认“从证据中可以看到，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以及所采用的压迫手段，可能促成了劳工的不安”。但是，委员会对劳工说了一些甜言蜜语后，立刻传过头来说，罢工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第101区分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马丁·艾朗斯所挑起的，按照委员会的意见，若不是因为他们在骑士会总会长泡德利先生的要求下，罢工就会取消了”[39]。委员会没有说明为什么大多数罢工工人都觉得泡德利出卖了他们，以及为什么工人们曾坚持要他撤回他的取消罢工的不民主的命令。
4月底，罢工明显地失败了。西南铁路系统几乎全部都恢复营业了，只有少数忠实分子还来担任罢工纠察员的工作。大部分罢工工人由于面临着饥饿，大批逮捕，警察、执行吏〔执行吏（sheriff）为一郡之中主管司法行政的官员。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和强制执行法律政令。在辖境内如遇有发生骚乱时，执行吏拥有征召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协助平定秩序权（PoseComitatus）。凡由执行吏派遣至现场执行任务的人员，在本书中均称作法警（deputysheriff或sheriff’sdeputies），——译者〕、军队、民团的无故的攻击，以及劳工骑士会最高领导的摇摆不定的政策，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5月4日，劳工骑士会总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终止罢工。泡德利松了一大口气。他私下写道：“西南部的罢工今晚就要结束了，我对此感到愉快。”[40]然而工人们却不能有像泡德利的这种喜悦。结果是无条件投降了，没有替工人安排一点保障，甚至并没有要求资方考虑工人们的申诉。没有一个劳工骑士会的会员再被雇用。[41]很多罢工工人被列在各铁路线的黑名单上，往后的生活就更不堪设想了。艾朗斯本人则被列在所有企业的黑名单上，被剥夺了作为工人来谋生的任何机会。〔艾朗斯的运气一直很不好。他的妻子在罢工期间逝世了，家中的家具因负债被没收。他被迫离开所有他打算要做的工作后，曾打算作演讲家，然而失败了。在临终前的几年中，他被迫替密苏里一家地下室的小餐馆掌管柜台。但在这几年艰苦挨饿的生活中，他始终是一个具有阶级觉悟的有战斗性的社会主义者。（见《尤金·德布斯言论集》，1948年纽约的版，第42页）
艾朗斯在1900年逝世，但是，他的生平事迹却活在密苏里工人们的脑海里：1910年在密苏里州劳工联盟主持下，在他的墓上立了一块纪念碑，尊敬他为“争取产业工人自由的无畏战士”〕
肉类罐头厂工人罢工被出卖了
泡德利出卖了铁路工人罢工不数月后，在肉类罐头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中又作出同样背信弃义的勾当。1886年夏天，芝加哥肉类罐头厂的老板们违背了他们在5月1日和工人达成的协议，当时罐头厂工人的罢工胜利了，取得了八小时工作制而不减少工资。芝加哥肉类罐头厂的老板的否认这个协议，重新实施了十小时工年作制。1886年10月，芝加哥联合屠宰场的二万五千名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举行了罢工。劳工骑士会总执行委员会立刻派委员汤姆斯·巴利前往主持罢工事宜。
罢工工人使屠宰场整个停工了，老板们快要屈服了。正当工人们接近胜利时，泡德利电令罢工工人放弃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并恢复工作。[42]
泡德利取消罢工的命令来得这样突然，以致出乎罢工工人意料之外，在开始时都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当有人证实确有其事时，工人仍拒绝服从这道命令。这时，泡德利就向巴利发出指示如果工人们不服从命令恢复工作，就收回他们的分会执照。泡德利还把指示抄送了一份给美联社，因此老板仍立刻就知道了由于总会长泡德利慷慨的协助，他已在斗争中占了上风。他们中断了和巴利以及罢工委员会的谈判，并在1886年11月8日通过决议案，由二十四家肉类罐头厂签了字（其中有阿穆尔公司，斯威夫特公司，约翰·古达希、纳尔逊·莫里斯公司，芝加哥肉类罐头食品公司等），在决议案中，老板们谴责在屠宰场的劳工骑士会分会，并且告诉罢工工人：“我们将不雇用任何一个参加这种劳工组织的人。凡受雇的人必须退出这种劳工组织，并且把脱离组织的声明交给雇主。”[43]
一星期后，罢工以工人们的完全失败而告终。工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他对劳工骑士会的信心严重地动摇了。在复工前夕的一次会议上，工人们通过一项决议，指出总会长泡德利命令工人们无条件复工一事，证明“泡德利是故意给罐头公司老板们帮忙，而不是为着工人们的利益”。在一次特别召集的会议上参加罢工的工人也向劳工骑士会呼吁，要求谴责泡德利破坏罢工的行为。那些愤懑的和幻想破灭了的工人宣称：“我的斗争的是原则，而不是哪个人，也不是哪个人的命令。”[44]
泡德利在被迫说明他的背叛行为时，回答说“我们不能轻易地干预商业的规律。”他又说：“拥有资本的人并不是我的敌人。如果认为他的是我们的敌人的话，那末，今天的工人在明天致富时，就变成了其他劳动人民的敌人了。因为总的说来，我们所要努力学习的，正是怎样取得资本以及怎样正当地使用它。”[45]
天主教会的作用
泡德利除了决心不使劳工的激烈行动激怒老板以外，还极力注意不和天主教会作对。实际上，两者是互相牵建，一鼻孔出气的，因为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家们在不断地催促教会谴责劳工骑士会，说它在图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早在1882年时，就有一个实业家警告一个天主教司铎说：劳工骑士会的成长使他预料，在美国将会出现“一种不会比巴黎公社所造成的更轻的恐怖景象”。1886年，当劳工骑士会的会员数目达到七十万人时，这些实业家伸也是指靠天主教会作为主要的堡垒，来抵挡被残酷剥削的工人们的愤怒。[46]
1884年9月，罗马天主敖蒙皇发出训令，谴责劳工骑士会，并且指令北美所有天主教的司铎，阻止教区居民参加该会。[47]〔1884年秋，有一个天主教徒骑士会会员发表了下述意见，他们意见可以代表为数大约十二万五千名天主教徒劳工骑士会会员的意见，他写道：“作为天主教徒，我们不能拒绝服从教会的训论。但是如果教会命令我叫放弃从奴役下获救的唯一希望——这种奴役是范德比尔特、高尔德、巴莱特、佩金斯和其他公司大亨优由于我们一向处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而加在我们身上的——那末，教会是以一种什么样的代价在强求那样的服从啊！”（见1882年1月28日约翰·科奇斯赫尔致泡德利函，《泡德利文件集》。）由于没有对劳工骑士会会员们的宗教信仰迸行调查，会员中天主教徒的数字，是根据泡德利的估计其准确性是很不可靠的，（见1884年10月24日泡德利致派特立克·里安大主教函，《泡德利书信集》）〕1884年以后，劳工骑士会的会员人数激增，然而泡德利却认为，除非取消这道禁令，不然骑士会就会垮台。他在1886年秋写道：“面对着基督教会的反对，我们将不会有什么进展。如果各派基督教会都反对我加若这无疑地会使我们得到不信仰宗教分子的支持，而依靠这些分子来同情劳工骑士会，那就很容易判断，我们骑士会作为一支善良的力量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48]
泡德利的“赢得美国教会的仁慈宽恕”的公式简单得很，这就是：用言行来证实劳工骑士会在美国人生活中是一种保守的势力，它不仅同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没有联系，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反对激进主义的堡垒。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教会应该鼓励天主教徒工人留在劳工骑士会内，因为如果他们离开，这个组织的控制权就会落到激进分子的手中。[49]
这个公式用完美的措词写出时，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若要使它和劳工骑士会会员们的战斗活动协调起来，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教会人士甚至把罢工也描写为“有限的革命”时，不难了解，泡德利要向教会证明劳工骑士会是一个保守的团体，这是一件不那么简单的工作，特别是泡德利自己，要想消除由于他先前和劳工骑士会内外的激进分子来往而给予别人的印象，那更不简单了。
虽然劳工骑士会的创始人尤利亚·斯蒂芬斯坚决反对同社会主义者“个人或团体”发生任何关系，[50]但是几年来，泡德利和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袖们的关系是好的。他曾在反对劳工骑士会的至高无上的秘密制度的运动中，急于接受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而且甚至他本人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党员。[51]
但是在1882年夏天和秋天，泡德利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认真努力消除教会人士对于他和激进分子来往而产生的疑虑。他私下承认，他们然抱有“社会主义思想”，并且说：“如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味着恢复人的天赋权利，那末，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然而，他故意避免在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演讲的会议上出现。他深信，如果他参加这样的会议的话“就会有人发电讯到世界各处说，劳工骑士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组织了”[52]
泡德利后来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演讲和写作中，反复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经同激进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几乎以歇斯底里的语调否认他曾经参加过社会主义劳工党。[53]
泡德利的保守的演说和行动，对于天主教会和劳工骑士会之间的和好，无疑地起了很大作用，并有助于为劳工骑士会获得罗马教廷的恩宠。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即合众社传播了天主教报纸的言论，颂扬泡德利的领导是“保守的和英明的”，称赞劳工骑士会“选择他做领导人是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并且预言，如果他被撤换不再任劳工骑士会的领导人的话这会是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损失”。[54]另一件更重要的事也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即1887年2月20日，巴尔的摩城红衣主教詹姆斯·吉本斯亲自呈递给罗马宗教法庭一份有名的吁请书，请求梵蒂冈撤销对劳工骑士会的谴责，其中特别着重泡德利所提供的证据，说明劳工骑士会本来就是保守主义的，以及该会领导人员不主张暴力，并且把罢工限制在良好秩序和合法行动的范围内。
泡德利的拥护者争辩说，1887年3月，罗马宗数法庭发布公告，宣布不反对劳工骑士会，一年半以后，教皇作出最后决定，有条件地宽容了劳工骑士会，〔罗马宗教法庭的决定是“有条件的宽容”，而不是赞许，这就是说“它当然并不直接赞许美国劳工组织”，而且“它所着重的当然是反对社会主义，而不是这样一个劳工组织的极端必要性和从而能获得的好处”梵蒂冈的决定要求更改劳工骑士会会章的几项规定。尤其是地方分会会章的引言中那些好像带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味的字句必须加以修改，以说明土地是上帝赐给人的，或者更确切地是赐给人类的，以便每一个人有权获得一部分土地，但所用的手段必须是合法的，不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见亨利·布朗恩著：《天主教会与劳工骑士会》，1949年华盛顿版，第323—324页。）〕这都证明了总会长的保守政策是正确的。[55]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以下的事实：第一，撤销对劳工骑士会的禁令，并没有终止美国天主教司铎的个人对劳工骑士会的抨击；第二，撤销禁令时，劳工骑士会已在迅速地走下坡路；第三，最重要的，正是骑士会导的这些保守政策——这些政策在获得教会对劳工骑士会有条件的宽容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速了这种衰落（我们从下面的叙述中将会看到）这并不是说，罗马教廷的最后决定对美国的劳工运动毫不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步骤，它标志着教会领袖们从反对工会组织转到有条件的赞成工会的过渡（其条件是工会必须避免过激行动）。但是劳工骑士会会员们手以及整个美国工人阶级，为教廷的决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那就是劳工骑士会的领导人对战斗性的工会运动及其拥护者展开了反动的进攻。
泡德利的官僚领导机器
如果劳工骑士会总会的其他领导人能表现出跟他们的上级不一样的特点，那么泡德利所起的不良影响可能被抵消了。但是，除了约瑟夫·布加南等少数人外，多数总会的领导人具都表现出同样好说漂亮话的本领，而他们的行动同口头的那一套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和泡德利一样，他们并不熟悉和工人们有重大关系的那些问题，并且很难和一般会员们打成一片。和泡德利一样，他们蔑视工人，并且把劳工骑士会受到老板们和他们的代理人的打击归罪于工人。和泡德利一样，他们乱扣红帽子，把反对导上的阶级调和政策，说成“完全是社会主义者的活动”，甚至怂恿总会长，“在那些要求用美国方式进行改革以及用输入的方法和诡计来进行改革的人们之间明确地作出选择”，[56]从而响应了老板们和他们号的代理人的叫喊，说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激进派都是“外国派来的煽动分子”。总执行委员会的许多做法，实际上和总会长泡德利本人的特点一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劳工骑士会所取得的成就，是违背这些领袖们的意志的。
尽管泡德利辞过一次职（1883年1月5日），[57]后来并多次威胁要辞职，但到1893年止，他一直担任着总会长的职位。会章把大权授给他和他在总执行委员会的心腹们。正如约瑟夫·拉巴迪1882年正确指出的：“它（指会章）对于那些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的少数人授权过多了。”[58]现总会的大多数委员会都是由泡德利委派的，尤其是掌握大权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因此他就能控制了代表的席位，扼杀他所反对的经案，并且大体上总是按照他的愿望或多或少地操纵了历次代表大会。此外，由泡德利和他的助手们所控制的总执行委员会，〔泡德利写道：“我的领导机器在全国转动得很灵活。某些人不久将不得不离开总执行委员会或者被开除出去。”（1888年2月22日泡德利致约翰·海依斯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莫伦图书归所藏的泡德利和海依斯的来往信件.以下简称《泡德利海依斯通集》。）〕能够停止任何一个地方分会的领导人的职务和会员的会籍，废止任何一种规章，并且经过全体一致投票，终止任何全国的或局部的罢工。[59]最后，泡德利和他的心腹们通过对劳工骑士会机关报的控制，在任何政策上，能使会员们只听到争论中的单方面（领导方面）的意见。[60]
社会主义劳工党向泡德利挑战的失败
劳工骑士会的许多地方领袖和基层会（例如马丁·艾朗斯和弗兰克·法赖尔）是社会主义劳工党人或者是受社会主义劳工党人影响的。他们在动员劳工骑士会会员们参加积极的斗争以及在促进劳工团结的纲领上是起了作用的。[61]但是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导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大多数是德籍美国人，他们集中全力使劳工组织作出决议，用空洞的言词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轻视劳工骑士会，因为它没有明确地和坚决地表示拥护社会主义。
恩格斯写信给他的美国朋友时，批评了德籍美国人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劳工骑士会没有提出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就和它疏远。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这个团体（指劳工骑士会。——译者）里面进行工作，在这群异常温和的人中培养一批骨干，他们了解这个运动和它的目标”，以便这些人在会员群众的支持下，能够胜利地向泡德利领导的阶级调和政策作斗争。[62]
但是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63]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领导者，在劳工骑士会的会员群众和泡德利领导集团之间的内部斗争的关键性的岁月里，是一直站在旁观地位的，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劳工骑士会只剩下一个躯壳的时候，才放弃这种态度。〔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工骑士会疏远的期间，其他社会主义运动的派别，例如拉萨尔派社会主义者，对劳工骑士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伯纳特·哈斯克尔的领导下，在极西部和落基山地区的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运动攫取了很多地方分会的领导权，并且把的约瑟夫·布加南安置在劳工骑士会的总执行委员会里。（见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有关伯纳特·哈斯克尔的文件；查理·麦克阿瑟·德斯特勒著：《1865—1901年间的美国激进主义》，1946年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版，第99—103页。）〕
不久，工人们就认识到泡德利的政策全部破产了。工人仍看到，在他和老板们斗争时，劳工骑士会的首领和他的助手们总是站在敌人那一边。那正是泡德利的领导机器最活跃的时期，要取消他的领导和改变他的政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斗争在继续着，我们往下就可以看到，在1893年泡德利的领导和统治终于结束了。
[1]詹姆斯·戴维逊（JamesB.Davison）1887年11月11日给泡德利的信里所附传单，《泡德利文件集》。
[2]乔治·恩格伯著.《明尼苏达州有组织的劳工的兴起》（theRiseoforganizedLaborinMinnesota），载于《明尼苏达史》，第21卷，1940年12月，第390页。
[3]1888年12月1日《底特律前进报》（Onward，Detroit）；前引格拉哲著：《密歇根州劳工及农民运动》，第246页。
[4]1883年12月23日《约翰·斯文登报》：《劳工骑士会1899年大会议事录》，第24—50页；1899年11月约翰·海依斯（JohnW.Hayes）签署的小册子：《市民学习会》（thePeople'sInstituteofCivics），未标出地点。
[5]约瑟夫·拉巴迪（JosephA.Labadie）1882年6月12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泡德利1882年7月5日给约瑟夫·拉巴迪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6]1882年9月28日泡德利给莫尔汗（J.Mulhane）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7]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第464页；J.J.苏利文（J.J.Sullivan）1882年7月30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8]J.D.雷达德（J.D.Leydard）1885年12月12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9]柏特·史都华（BertStewart）1886年12月22日给亨利·劳埃德（HenryD.Lloyd）的信，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藏，《亨利·德马莱斯特·劳埃德文件集》。
[10]道格拉斯·肯尼迪著：《加拿大的劳工骑士会》，第49—50页；1885年9月6日《圣保罗环球日报》（DailyGlobe）；阿尔伯特·肖（AlbertShaw）著：《西北的合作事业》（CooperationintheNorthwest），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丛刊》，1888年，第206—207页。
[11]前引瓦尔书，第110—111页。
[12]1885年9月8日《圣保罗环球日报》；1886年2月8日W.H.福斯特（W.H.Foster）给冈波斯的信，《劳联通讯集》；1885年5月29日弗莱德（特纳）给泡德利的信。
[13]（略）
[14]（略）
[15]（略）
[16]（略）
[17]威斯莱·司徒华（WesleyA.Stuart）给泡德利的信。
[18]1882年4月17日底特律《工会主义者》（Unionist）；1885年7月15日，8月12日及10月14日底特律《劳工活叶报》（LaborLeaf）。
[19]1885年10月25日及1886年1月31日《约翰·斯文登报》；约翰·泰勒·洽培尔（JohnTaylorChappel）著：《劳工在里奇曼如何取得了胜利》（HowLaborTriumphedinRichmond），载于1901年10月《同志》（theComrade），第1卷，第11页。
[20]1885年12月2日泡德利给威斯莱·司徒华的信；1886年7月30日泡德利给B.H.韦布斯特的信；1886年8月11日泡德利给M.L.惠特（M.L.Wheats的信，以上均见《泡德利书信集》。
[21]1880年11月15日《联合劳工杂志》；《劳工骑士会1882年大会议事录》，第278页《1883年大会议事录》，第408页。
[22]《劳工骑士会1880年大会议事录》，第10页1883年12月9日《约翰·斯文登报》。
[23]请阅第2922地方分会员劳工骑士会的传阅通知，未注日期，但记明“1884年6月1日收到”，见《泡德利文件集》，前引麦克奈尔书，第424页以下。
[24]1882年6月《联合劳工杂志》；1883年3月30日罗伯特·雷登（RobertD.Layton）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25]1886年10月3日《约翰·斯文登报》。
[26]密苏里州劳工统查局：《西南铁路系统大罢工正式历史》（TheOfficialHistoryoftheGreatStrikeontheSouthwesternRailwaySystem），1887年版，第89—95页；哈利·福鲁末曼著：《1885—1886年的罢工》（theStrikesof1885—1886），载于1937年10—12月号《马克思主义者季刊》，第398—399页。
[27]1887年美国第49届国会第2次会议，众议院第4147号报告：《密苏里该州的劳工纠纷调查……》（InvestigationofLaborTroublesinMissouri……），第1部分，第11—12页。
[28]同上报告，第1部分，第11—第12页；第2部分，第438页，第44页。
[29]鲁兹·艾伦（RuihA.Allen）著：《西南大罢工》（TheGreatSouthwestStrike），1942年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版，第55页，第129—130页。《罢工调查》（StrikeInvestigation），第354页。
[30]参阅J.L.平格雷（J.L.Pingrey）著：《舆论和1885—1886年的高尔德罢工》（PublicOpinionandtheGouldStrikeof1885—86），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未出版的硕士论文；前引福鲁末曼书，第400页。
[31]《罢工调查》，第19页。
[32]1886年3月26日至28日《论约时报》。
[33]1886年3月29日同上报。
[34]《罢工调查》，第66页。
[35]前引福鲁末曼书，第403页。
[36]《罢工调查》第82页。
[37]前引艾伦书，第68—69页；1886年4月10日《纽约时报》。
[38]《杰依·高尔德和泰伦斯·泡德利及其他人之间的通信（CorrespondenceBetweenJayGould，TerenceV.Powderly，etal），未注日期及地址，第1—3页；前引艾伦书，第69页。
[39]（略）
[40]（略）
[41]（略）
[42]（略）
[43]1886年11月鲍特福德等人（G.W.Botford，etc）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
[44]《1886年11月15日屠宰场罢工工人在秘密会议上通过的决议》（Resolutionspassedatprivatemeetingoflatestrikersofstockyards，November15，1886），附于1886年11月15日米契尔·卡希尔（MichelCahill）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45]前引布加南书，第320—321页；《劳工咨询者》报，1887年1月5日。
[46]前引道格拉斯·肯尼迪书，第102页；亨利·布朗恩（HenryJ.Browne）著：《天主教会与劳工骑士会》（TheCatholicChurchandtheKnightsofLabor），1949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版，第89页。
[47]前引布朗恩书，第101—104，108，130页。
[48]1886年10月25日泡德利给汤姆（Tom）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49]1884年10月24日泡德利给里安大主教（ArchbishopRyan）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50]1879年8月19日尤利亚·斯蒂芬斯（UriahS.Stephens）给詹姆斯·苏利文（JamesS.Sullivan）的信，未注地址，美国天主教大学藏《尤利亚·斯蒂芬斯书信集》。
[51]1881年9月12日，1883年5月20日及8月13日菲利浦·范·巴顿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1881年10月13日泡德利给菲利浦·范·巴顿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52]1882年9月28日泡德利给J.莫尔汗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53]见剪报《泡德利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吗?》（IsPowderlyaSocialist?），附于1887年9月9日A.M.杜威（A.M.Dewey）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54]前引布朗恩书，第90—92，109，112，138—139，140—141，156—157，169—170，300—302页。
[55]见哈利·卡门（HarryJ.Carman）著：《泰伦斯·文·泡德利》，载于侬济史杂志》（JournalofEconomicHistory），第1卷，1941年5月版。
[56]约翰·布尔曼（JohnP.Bulman）1883年4月18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57]1883年1月5日泡德利给执行委会信；1883年1月23日约翰·麦克列兰德（JohnS.McClelland）给泡德利的信；1883年1月26日吉尔伯特·洛克伍德给泡德利的信，见《泡德利文件集》。
[58]1882年7月26日的约瑟夫·拉巴迪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59]前引瓦尔书，第103页；1888年2月22日泡德利给约翰·海依斯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60]1883年1月7日的约瑟夫·拉巴迪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61]依拉·基普尼斯（IraKipnis）著：《1897—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运动》（TheAmericanSocialistMovement，1897—1912），1952年纽约版，第12页。
[62]《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2—193页。
[63]参阅西奥多·古诺（TheodoreF.Cuno）1882年6月28日，7月3日，8日及15日给泡德利的信；乔治·斯陶姆（Geo.Storm）1885年12月14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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