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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劳工骑士会和劳工团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四章劳工骑士会和劳工团结
1．熟练工人的立场
2．外国出生的工人和劳工骑士会
3．中国工人
4．妇女和劳工骑士会
5．罢工中的妇女
6．骑士会的妇女领导人员
7．黑人会员
8．落后的影响
9．黑人和白人的团结
10．劳工骑士会的黑人干部
“一人受苦，全体分忧”——劳工骑士会的这一伟大口号唤起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工人。马丁·艾朗斯，一位西部富有战斗精神的社会主义劳工领袖描述了这一口号对他所具有的意义：
“当那个‘一人受苦，全体分忧’的壮丽口号在我的生活中起着共鸣的时候，当我获悉骑士会的事业是包括上下各个结论实的劳动者阶层的时候——当我认识到这个广泛而全面的劳工运动的宗旨在于对抗富人的各种团体组织的势力，和实行把财富交给创造财富的人的时候——那时，我觉得我已经发现了一种事业，为了这种事业我准备贡献出我生命中尚存的全部精力。”[1]
尽管劳工骑士会有一些缺点，但是，它曾以坚决的态度来对待劳工团结的问题。在它成立之前，美国工人阶级从来没有统一起来，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障来反抗压迫。劳工骑士会为美国工人阶级——塾练和非熟练的、男工和女工、北部和南部的、黑人和白人、美国出生和外国出生的、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的工人——提供了一种组织形式和共同的领导。〔在美国的劳工史上，劳工骑士会并不是第一个强调人团结原则的组织，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全国劳工会就曾经这样作过，而且在1878年，马克思主义者和八小时联盟的领袖们成立了国际劳工会。“以便把犹太、希腊、爱尔兰、美国、英国、德国，以及所有国籍的工人团结在一个倬大的劳工兄弟团体之中，国际劳工会特别着重组织非熟练工人。〕。
熟练工人的立场
正如同我们在第一卷中所看到的，劳工骑士会在费城的早期地方组织是严格的行业工会。虽然在劳工骑士会扩张的时候，打破了严格的行业组织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熟练工人工会在劳工骑士会的整个结构中不占有任何地位。平板玻璃工人联合会在劳工骑士会中建立了一个强大有力的全国工会。该工会约包括了全国平板玻璃工人的9/10”。它所领导的罢工全都获致成功，并且得到会员的全力支持。在一次罢工中，通过会员的捐助就募集了十万美元，在另一次罢工中募集了五万美元。[2]
平板玻璃工人联合会的重大胜利，影响了劳工骑士会总会在1882和1884年通过规章允许成立全国各行业分会。[3]根据这个规章，总会给许多全国行业工会发了执照。1882年，第45区分会，即电报工人全国行业分会成立了。1883年成立了印刷工人国际工会。劳工骑士会全国行业分会的其他们子是全国矿工联合会，即第135区分会，第247区分会，即车厢工人全国行业分会。[4]虽然任何一个分会都不及平板玻璃工人联合会那样成功，可是它的存在却表现出：熟练工人的工会能够在劳工骑士会中占据一个位置。
这一点的另一个证明是，劳工骑士会中包括一系列的地方性行业分会。在劳工骑士会中，铁路和搬运工人、纺织工人、酿酒工人、屠宰工人和肉类罐头厂工人、木工，以及许多其他工人都组织了行业分会。有些甚至是在车间的基础上组织的。[5]
〔但是，全国劳工会和国际劳工会两者的生命都很短促，后者仅仅存在到1881年。但是，两者对劳工骑士会部留有影响。（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9—768页）〕
像布鲁克林车辆装配分会第2878地方分会，第1883劳工骑士会制桶工人分会，第1794劳工骑士会靴鞋工人分会，第2292劳工骑士会水暖煤气安装工人分会，第2546劳工骑士会木工分会（以上全在纽约州布法罗），巴尔的摩第1384制罐工人分会，纽约城第2851鞋模制造工人分会，以及许多其他具有类似名称的分会，清楚地表明了，行业团体易于纳入劳工骑士会的范围也因为劳力骑士会允地方分会以职业为基础分别组成。[6]
外国出生的工人和劳工骑士会
雇主常用的一种惯技是把工人队伍分裂成员多国籍的小圈子——把多从匈牙利来的工人、许多从奥地利来的工人、许多从波兰来的工人、多从俄国来的工人、许多从意大利来的工人、许多黑人工人和许多本国出生的白人工人“有意识地混合在一起”。[7]把工人队伍分裂成员多国籍的小圈子的作法，使得工会员组织者的工作非常困难。正如宾夕法尼亚无烟煤矿区的一位组织者所指出的：“我发现，为了有助于教育工人，使他们知道起来的好处，出版物至少必须用五种不同的文字，即，斯洛伐克文、波兰文、意大利文、立陶宛文和匈牙利文刊印。”[8]
劳工骑士会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面对了这一问题到1885年，劳工骑士会的仪节规章译成了法文、德文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文字，而且全国总部不断收到请求，要求供给意大利文、波兰文和波希米亚文的译本。此外还不时有人员求总执行委员会把正式文件译成德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波希米亚文、犹太文以及其他外国文字。[9]
劳工骑士会的领导并没有抑制这种要求，相反，它曾一再强调指出不分国籍而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并且应该把劳工骑士会的文件和教育资科用工人的本国文字传达给他们，聘请能够用工人本国绝言对他们说话的组织者，以及按照国籍的区别来组织分会。在组织有不同国籍工人参加的“混合”分会时，组织者必须是会多种语言的人。当时有一篇报导描写这样一位组织者的工作情形时“主持开会的人时而讲波兰时而讲匈牙利德语和英语。”[10]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能列举外国出生工人按国籍所组织的全部分会。但是，只要举出一些来说可以表明这种趋势。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有四个古巴制雪茄烟工人的地方分会。在明尼苏达州有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工人的地方分会。在蒙特利尔，1886年的二十个地方分会中有十二个是由加拿大籍法国工人组成的。1885年，在密歇根州的巴特尔——克莱克组织了一个说法文的分会。在康涅狄格州的丹伯利，组织了第4236意大利人分会。至少有四个犹太人分会，两个在纽约、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圣路易。这四个分会都是由缝制大衣和服装的犹太裁缝工人组织的。[11]
在这些和其他类似的分会中的外国出生工人会都用本国语进行讨论和记录会议的活动。
中国工人
劳工骑士会在劳工团结问题上的主要污点是关于中国工人的问题。〔关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劳工方面对符中国工人的态度，见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16—718页〕泡德利在出任总会长之后不久，他就规定，亚洲人不能成为劳工骑士会的会并且他认为，亚洲人甚至不适于在美国居住。〔泡德利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话号召把匈牙利工人员逐出宾夕法尼亚矿区，他说，这是因为他们天生“不配”享受适当的工资水准或者成为美国公民.1883年，劳工骑士会印发的一份传单《对基督教界的呼吁》——这个标题就表现出反犹太人的偏见——以侮蔑的态度及匈牙利人的“不洁净”以及“他们的败坏社会的影响”（泡德利致《斯克兰顿真理》杂志函，1884年6月号，引自劳工骑士会总会议事录，1884年第576—577页；《联合劳工杂志》1883年5月号第458—459页；《约翰·斯文登报》，1885年7月26日。）幸而劳工骑士会广大的会员群众并没有接受这种沙文主义的宣传。到1886年，在宾夕法尼亚成立了匈牙利人分会，而且匈牙利组织者还到各地旅行征集男工和女工加入劳工骑士会。（参见：《匹兹堡快邮报》的报道，1888年4月28日。）〕劳工骑士会的发言人在国会里也发表了这种反动的沙文主义的观点，他们极力主张把中国人逐出美国，而且劳工骑士会的领导者竟夸耀说，在促使通过1882年排华法案上，劳工骑士会曾起了重要的作用。[12]劳工骑士会中有些领袖，特别是太平洋沿岸的领袖们，甚至夸耀他们对中国人发动的所需“预防性”的恐怖行动。[13]
泡德利和劳工骑士会的其他袖不但没有谴责恐怖主义者，反而攻击中国劳工，并且指责是中国劳工造成了暴行。泡德利在1885年大会上所做的开幕词中，提到怀俄明州石泉地方港中国人的屠杀。在这次屠杀中，白人矿工——劳工骑士会会——袭击了城的中国区，杀死了二十八个中国人，打伤了十五人，焚毁了中国工人的住宅，并且掠夺了他们的财物。虽然泡德利承认：“这一残忍和屠杀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但是他接着却责难“中国人和那些愿意雇用他们的人。白种工人为中国人在规避禁令方面得到的成功所激怒，他们怒不可遏，因而向中国人进行了可怕的报复”。[14]
然而，石泉的屠杀却引起了劳工骑士会会员的很大愤怒。各地广泛地掀起了对屠杀者和宽容他们行为的人员的谴责，因为，这些屠杀者在进行他的罪行时是打着劳工骑士会的旗帜的。大家要求劳工骑士会在对待中国人的整个策略方面进行重新评价。泡德利在一封私人的信里坦白地承认道：“已经有些人要知道，在处理中国人员骚乱这一问题上，我们是否处于蛇吞象的地步。”[15]
在努力组织中国工人这一点上，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抗议对待中国人的现行政策。纽约第49区分会领袖、社会主义者提莫西·奎恩，在纽约组织了两批中国工人。但是，在他努力为中国工人申请作为正式地方分会的证书的时候，竟遇到了反对，尤其是遇到了西海岸劳工骑士会会员的反对。全国总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都反对发给证书，但是少数人——其中包括汤姆斯·马几尔，意大利流亡者并且是一个意大利人地方分会会长的马济上尉，积极的纽约社会主义者维克托·德鲁里，以及社会主义者和劳工骑士会中最著名的黑人弗兰克·法赖尔——却大声疾呼赞同这一请求。马几尔在一个代表少数派的报告中指出：“这个组织的首要的基本原则是消除所有信仰、肤色或国籍的界限”。他进一步提出论点说，解决雇主利用中国人来削减其他工人工资所引起的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中国人组织起来。马几尔又提出1884年中国人曾在加利福尼亚为争取提高工资进行英勇罢工的事实，〔这次罢工包括了加利福尼亚州克恩郡“一大批”摘啤酒花的工人，雇主们计划用黑人来代替罢工的中国工人，但是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主要是由于黑人拒绝充当罢工破坏者。（见司徒华·米森著：《美国农业工人的工会运动》，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第836号公报，1945年华盛顿版，第46页）〕他从而得出结论说，当中国工人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会对美国的劳工运动作出有价值的贡献。[16]
由于遭到过于强烈的反对，证书记于未予发给。费城两批中国工人申请证书的类似请求也受到了拒绝。于是纽约和费城的中国人分会只好解散并归并到“混合”分会里去。这样，泡德利在当时就能够向外界说，“我们有了一些中国劳工骑士会员”[17]。
显然，雇主所散布的沙文主义宣传在劳工骑士会政策的形成方面发生了影响。劳工骑士会的历史虽然有着反匈牙利人和反中国人的沙文主义表现的严重污点，但是，劳工骑士会不计国籍出身和语言区别而团结工人的总的立场，仍旧表现了在这方面真正迈进了一步。为劳工骑士会所写的最著名的歌曲，《摧毁堡垒，劳工骑士们》，译成了许多种语言，所有国籍的工人都歌唱它。从美国煤矿和铁路工人的痛苦中、从纺织工人所受的压迫中、从血汗工场的男女工人的屈辱中，以英语、德语、波兰语、意大利语、法语、犹太语和其他语言发出了富有战斗精神的呐喊：
千百万劳苦大众正在觉醒，
瞧他们在前进；
所有的暴君都在战栗，
他们的权力业已坠地。
合唱：
摧毁堡垒，劳工骑士们，
为你买的事业而战斗；
为每一个邻人争取平等的权利，
打倒暴君的法律！[18]
妇女和劳工骑士会
1878年劳工骑士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的序言，包括一项历史性的条款，这项条款说，劳工骑士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男女工人取得同工同酬的待遇”。〔劳工骑士会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同工同酬的全国性劳工联合组织。1868年，全国劳工会曾表决赞成同工同酬原则。（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76页。）〕但是，章程并没有订立允许妇女入会的规定。1880年的代表大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来拟订关于成立由妇女组成的特别分会的仪节规章。但是，该委会从来没有提出过报告，此外，由于泡德利在1881年的代表大会上作出了不需为妇女制定不同的形式和仪节的规定，使得整个问题变成为纸上谈兵。在那次大会闭会后不久，完全由妇女组成的第一个地方分会，费城的第1684（制鞋工人）分会，即加菲尔德分会成了。1882年的代表大会接受了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决定允许妇女入会。[19]
大门一经开放，妇女分会的数目就显著地增加了。1881年成立了另一个妇女地方分会；1882年成立了三个；1883年——九个；1884年——十三个；1885年——四十六个；1886年——一百二十一个。〔关于1886年各妇女分会的职业分析，表现出以下的情况：九十一个分会被列为是由各种不同的行业组成的：十九个为制鞋工人分会；十七个为面粉厂工人分会；十二个为家庭佣工分会；缝补女工、成衣女工、洗衣妇女分会各五个；织补工人、衣领和衬衣烫熨工人、衣服和大衣缝制工人分会各四个；制帽工人、织布工人、制纸盒工人分会各二个；政府职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订书工人、制地毯工人、制雪茄工人、农民、卷羽毛工人、刻金工人、制铅笔工人、橡胶工人分会各一个。在芝加哥有一个波希米亚人妇女分会，此外还有十五个黑人妇女分会，这些黑人妇女的职业是家庭佣工、农民、女仆和洗衣女工。约翰·安得鲁斯和威廉·布利斯著：《工会妇女史》，第61届国会第2次会议参议院文件第645号，第10卷，第130—132页。）〕关于劳工骑士会妇女会员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据估计，在1886年劳工骑士会会员人数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约有五万名妇女会员，占会员总数的8%或9%。女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是马萨诸塞塞州，在该州中，在1887年1月前的一年半期间，不下于一万三千二百名妇女加入了劳工骑士会。马萨诸塞州的4/5的妇女会员是制鞋和纺织工厂的女工。[20]
但是，劳力骑士会对女工和女工对劳工骑士会的重要性光靠统计数字来判断是不准确的。当时，除了少数全国性工会之外，女工们是被排斥在所有工会之外的，她们是听任雇主随意摆布的。〔从1860年到1880年，的有三十个全国性工会，但是妇女只能加入两个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和制雪茄烟工人工会。（《美国女工与童工情况的报告》，见参议院文件第645号，第10卷，1911年华盛顿版，第108—110页。）〕劳工骑士会的会员资格使她们得到了勇气和战斗精神，多人在此以前是不敢肯定她们写具有这种勇气和斗争精神的。早在1882年，一位列席芝加哥妇女分会的观察者报道说：“怕羞的年轻姑娘们——从幼小时期以来说从事过于繁重工作的女孩子们——勇敢地站起来了，她们充满了信心并被她们的同侪何所遭受的种种虐待所激动，以坚定的语调豪迈地侃侃而谈着通过组织而获得拯救的希望。”[21]
罢工中的妇女
妇女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中表现出她们的精神。大约在加菲尔德分会成一年之后，一个费城的制鞋商解散了申请委员会，并且解雇了该厂所雇用的劳工骑士会地方分会的所有负责人员。劳工骑士会的男会员们曾鼓励女工组织起来，他们向她们保证说，任何一个负责人员都不许受到迫害，可是这时他们却劝告加菲尔德分会的会员不要进行抵抗。但是，女会却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就是如果她们不对这一事件斗争到底，并且树立一个反抗对有战斗精神的工会会员实行歧视的先例，女工的工会组织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她们号召全厂进行罢工。经过激烈的斗争之后，所有的会员都恢复了工作。[22]
在1885年8月纽约大衣业发起的总罢工期间——这次罢工涉及数以千计的大衣和衬衫缝制工人，劳工骑士会会员男女罢工工人在不同的大厅中举行了罢工集会。8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他们虽然分开集合，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是一致的。”这种团结使工人获得了重大的胜利，争取到工资的增加和工作时间的缩短。[23]
1884年，福尔河和武斯特的纺织工厂以及南诺沃克的制帽工厂中劳工骑士会女会员的罢工，在罢工工人的战斗精神和坚持性方面是特别突出的。1885年，纽约的州得克斯的亚历山大·施密斯兄弟公司雇用的二千五百名织地毯的劳工骑士会女会员举行了罢工。它是这十年期间最值得注意的罢工之一。若干男工也卷入了这次罢工，但是9/10的罢工工人是女工。[24]
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一批女工由于她们加入劳工骑士会为会员而被解雇。1885年2月20日，二千五百名女工离开她的工作，并且开始在工厂周围进行放哨纠察。在罢工的前夕，仅仅有七百名工人是工会会员，但是当罢工一开始，二千五百名工人全都加入了劳工骑士会。[25]
纠察员受到了攻击。三位罢工女工，艾琳·特拉西、利姬·威尔逊和马利亚·卡莱被警察逮捕，并且责以犯有在罢工工厂附近的“内帕汉大街上行走”的罪名。这几位女工被逮捕，由一辆警车拖进法院，并被监禁候审。〔逮捕罢工女工一事，在杨克斯引起了巨大的愤怒，成千上万的公民挤满了在盖蒂广场举行的群众抗议大会，并由天主教青年会派来了乐队助威。大会通过决议，谴责“警察的专横行动”，并且保证给予罢工工人以“道义上的支持”，“直到罢工结束时为止”。社会主义者办的德文版《纽约人民日报》的编辑塞季·魏希是主要的讲演人之一。（《杨克斯政治家报》，1885年5月22日。）〕法院害怕陪审团不会判处妇女有罪，就决定对于罢工工人可以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加以审讯。但是，经向高等法院提起上诉后，审讯被迫在陪审团之前进行。[26]
为了表扬这三位年轻的劳工骑士会女会员的勇敢行为，并且“为了向杨克斯全体罢工的姊妹”致敬，纽约城的整个劳工运动界一致参加了强大的中央工会和纽约州劳工俱乐部联合主办的抗议大会。在当时挤满大厅的两千名男女中，有纽约各个工会的代表。贵宾——三位杨克斯的年整的劳工骑士会女会员——坐在主席台上。约翰·斯文登坐在她们的旁边，他被指定授予她们奖章，以嘉奖她的战斗精神和勇气。
在奖章上，在美国鹰徽的下面刻着以下的字句：
谨向
杨克斯罢工中
被捕的纠察员
致敬，
1885年5月18日[27]
杨克斯官员们所担心害怕的情况果然发生了：陪审团迅即宣布了年轻的女工们无罪。
1885年8月下旬，罢工结束了，虽然工会未得到承认，但是取消了对工资的削减，罚款制度完全更改了，而且工人们的其他几项表示不满的意见也得到了圆满解决。[28]另外一种情况也是同样重要的，那就是由于女罢工者的战斗精神增进了工人运动中对妇女的尊敬。
劳工骑士会女会员也对进行罢工的男会员给予了极大的援助。她们帮助进行纠察，给予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并且给予罢工破坏者以“阴沟惩罚”和“凉水治疗”〔把罢工破坏者推进阴沟里并且用锅子泼凉水。〕。[29]怪不得泡德利说，妇女是“劳工骑士会最好的会员”。[30]
骑士会的妇女领导人员
妇女在分会中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是伊丽莎白（乔治）·罗杰斯，她当了好几个月芝加哥第24区分会会长。她领导了六百多名男女骑士，他们代表了四万名劳工骑士会会员。[31]
1883年，妇女第一次以代表身份出席了全国代表大会。第一位妇女代表是费城制鞋工人马利亚·斯特林。下一届大会有两位妇女代表，1885年的大会有三位；1886年的大会上，在六百六十名代表总名额中有十六位女代表。
1885年，大会指派了一个全国委员会搜集关于妇女工作的统计资料，在第二年它就变成为一个常设组织：“这一组织的目的是调查妇女从无法无天的雇主那里所受的虐待，以及宣扬劳工骑士会所主张的同工同酬和废除童工的原则”。一个织袜工厂的女工，利欧诺娜·巴利夫人被指派为对女工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的总调查员。她成为女工的全国组织者，她把全部时间都致力于这一工作。[32]
巴利夫人积极从事于她的工作，进行了遍及全国的广泛的通讯工作，以调查女工的情况和处境。她遍访全国，调查控诉事件，在未受雇主阻挠时访问工厂，向工会和工人大会、妇女节制会和妇女参政协会发表演说。〔巴利夫人出席妇女参政协会的举动是符合于劳工骑士会对妇女争取参政权运动的友好态度的。劳工骑士会不仅赞成妇女的参政权要求，劳工骑士会的领导人物还时常同争取妇女参政权的领袖苏生·布朗内尔·安东尼女士和伊丽莎白·凯第·斯坦顿夫人在同一讲坛上发表演说。安东尼女士在八十年代初期参加了劳工骑士会。（泰伦斯·文·泡德利：《我走过的道路》，1940年纽约版，第389页；伊丽莎白·布里安特致泡德利函，1883年2月1日，《泡德利文件集》。）〕在向妇女参政协会会员演说时，巴利夫人一再强调说，她们应依靠工人阶级作为她们最坚决和有力的盟友。此外，她提醒女权维护者们说，争取参政权和其他法律地位的提高是不够的：“我以正义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请求你们千万不要忽视一切罪恶的根源，那就是难以忍受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不要忘记给受害者一些援助，这种制度把周围的环境变为锁链，使得以前受到小心爱护和保护的妻子，以前最亲爱的母亲沦于今天每天做十二或十四小时苦工的地位。如果你们要保护妻子和母亲，使她们将来不处于今天她们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地位，你们就要给她们援助。”[33]
在巴利夫人所到的地方，所得到的反应是一致“热烈而欢腾的”。在旅程中，她访问了从罗得岛到科罗拉多从亚拉巴马到加拿大的多伦多的数百个大小城镇，发表了五百多次演说，组织了六个新的妇女地方分会，使许多旧的地方分会扩增了会员人数，并且组织了几十个男工的地方分会。[34]她在争取自己为劳工运动服务的权利方面进行的有力辩护，也获得了同样的反应。她的工作引起了某些天主教士的反对，其中之一是宾夕法尼亚州马荷尼城的彼得·麦克恩洛神甫，他辱骂她是“流浪夫人”，并把劳工骑士会叫做“庸俗而不道德的团体”，因为它鼓励妇女充当组织者。巴利夫人针锋相对地回敬了这种攻击，在一封致麦克恩洛神甫的措词尖锐的信中指责他“对于我作为坚决为人类服务的伟大而崇高的劳工骑士会的代表的人格和动机进行了诽谤性的攻击”，并且替她作为“一个爱尔兰妇女，一个天主教徒和正直的妇女”为自己的工人兄弟姊妹的事业服务的权利进行了辩护。
巴利夫人的辩词引起了多天主教徒的赞美，甚至包括若干教士。一位叫马荷尼的神甫很赞赏她的工作，并且捐助十元美金以促进她的活动。[35]
到1890年为止，巴利夫人一直领导着妇女工作部。但是，她所能做的事已经很少了。劳工骑士会已濒于衰亡，而且已经没有经费和力量在女工中进行很多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1890年，巴利夫人重新结婚，成为L.M.巴利·雷克夫人。1890年，她致总会的信就是用这个名字签名的，在这封信中这位卓越的妇女组织者向劳工运动告别了。
曾经有人作过努力继保持妇女部，而且请求出席1890年代表大会的唯一妇女代表担任巴利夫人的遗缺。当她拒不接受这个职务的时候，劳工骑士会的妇女部就取消了，[36]
关于劳工骑士会对改善女工的境遇究竟发生了多大效果，很难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1886年新泽西劳工局局长所说的下述这段话却告诉了我们一种重要的情况，他说：“新泽西的女工自从参加了劳工骑士会之后，就得到了同男工一样的工资。”[37]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劳共骑士会大胆地公开提出了女工有权享受同工同酬，而且经过初期不愿接受女工为会员的阶段之后，就有系统地在同男工平等的基础上鼓励妇女组织起来。费城的女售货员马利·哈纳弗林向一个女工大会说：“在我所有的地方的、区的、州的、企业的分会和总会中，女会员同男会员有平等的发言权。”[38]《洛杉矶工会报》调查了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劳工情况之后，总结说：“劳工骑士会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鼓励吸收妇女入会、要求妇女的严格平权并且主张同工同酬的组织。[39]
黑人会员
在南方，劳工骑士会的经组织者面对着雇主所煽起的普遍敌视，甚至包括私刑的威胁，〔全国总执行委员会委员，汤姆斯·巴利在旅行弗吉尼亚、乔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州之后写道：“在那里，如果人家知道你是劳工骑士会会员的那就要付出生命。”（西尼·凯斯勒：《劳工骑士会中的黑人》，哥伦比亚大学未刊印的硕士论文，1950年，第16页）1885年，一位白人组织者从北卡罗来纳的罗利致函泡德利说“你决计想不到我在这里要同什么样的偏见进行斗争。这里不断地发出‘黑鬼’，‘黑鬼’的叫嚣！！……我相信，我们劳工骑士会的宗旨是在于保护一切工人——包括没有知识的、工资过低而工作过于繁重的可怜的工人和技术熟练的工匠——，并且曾努力实现这一原则。仅仅为了这一点，我曾经遭受到辱骂和社会的排斥。”（约翰·雷伊致泡德利函，1885年6月22日，《泡德利文件集》）〕他们不得不在不同的名称下——如“富兰克林公会”、“华盛顿公会”、“保护公会”等——秘密进行组织，在集会时布置岗哨以免会员遭受突然的袭击，并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确保极端的秘密。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困难和对他们的组织的巨大反对，还有成千上万的以前从未参加过工会运动的黑人加入了劳工骑士会。由于没有完整的记录，所以不能确定黑人会员的确实人数，甚至也不能指出所有的黑人地方分会（总会的会议记录是不区分黑人和白人的代表或地方分会的）。据总书记约翰·海依斯估就在，1886年，当劳工骑士会会员超过七十万人时，黑人会员不下六万人。一年后，《纽约太阳报》报道在劳工骑士会中有四百多个全部是黑人的地方分会，该报估计骑士会中的有色人会员……共为九万人或九万五千人”，并且说，“黑人会员增加的比例超过了白人会员”[40]。
无论黑人会员的确实人数多少，毫无疑问，这里表明了劳工骑士会员们在黑人中的发展程度是很高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当时黑人多半居住在农村，南部统治阶级的强烈反对，以及黑人的职业主要是限于农业和家庭佣工这些事实，情况更是如此。无疑地，如果劳工骑士会对它队伍中的反黑人分子坚持进行斗争的话，那么，劳工骑士会所达到的黑人工人入会的这种高度水平——实际上约占全部会员的10%——还会更加提高一些。
落后的影响
阻碍进一步组织黑人工人的主要因素是，劳工骑士会的领导没有采取坚决行动来根除种族隔离的毒瘤。早在1883年，当北方和南方的几个地方分会仅仅因为肤色而拒黑人申请者入会时，这一问题就趋于尖锐了.在其他分会中，竟通过了“拒绝任何有色人入会为会员”的细则。[41]
这种行动引起了劳工骑士会领导的注意。泡德利在他的决定中规定，虽然地方分会可以制定细则，但是劳工骑士会的章程却明文规定，地方分会不许和这一文件抵触，这一原则是总会长所一再肯定并经总会批准的。因为任何由于肤色而拒绝会员是违反章程的，所以这种细则是不合法的。然而，泡德利留下了一个漏洞，他向一个采取了歧视细则的的南方地方分会保证说：“目前可采取的最好办法是在你们的城市中一个有色人分会，并且把所有有色人入会申请人都转给该会；这样一来，你们的细则就有约束力了。”[42]
泡德利的摇摆不定的态度也为另一事实表明了，即他虽然不赞成拒有色人，但他却明白指示，如果多数会员投票赞成的话，那么，拒绝黑人工人入会仍是符合章程的。田纳西州恰塔努加的一位骑士会员极力反对让黑人参加白种工人的分会，泡德利在说他的一封信里写道：“投票表决是决定谁应该是会员和谁不应该是会员的唯一办法。”[43]
但是，黑人和进步白人骑士会员的抗议迫使泡德利在特殊情况下也反对地方分会只是因为肤色而拒绝黑人入会。[44]早在1886年，他就否决过纽约州格林克弗第2378地方分会拒绝一位黑人申请人的行动，而且向大会宣读了一篇严正的演讲：“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是不足以拒绝申请人的。如果他在其他方面具备会员的资格，他的肤色不能妨碍他人会。劳工的雇主在削减工资时，是毫不顾及肤色的。和黑人一起工作的白人并不敢挑剔，他们在一起领取工资和一起挨骂，我们的劳工骑士会不承认任何人因为种族或宗教而投票反对另一个人的权利。”[45]
但是，总会职员并没有进行持久的努力来反对和清除种族歧视的做法，而地方分会则是时常漠视总会会长所布的决定。总会职员也没有严格执行他们自己的进步性决定。1887年的全国大会收到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堡分会的黑人会员的来信，对于白人兄弟予他们的待遇表示不满。总执行委员会回答说，各分会必须“以尊重的态度对待有色人会”[46]。但是，该委员会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贯彻这一决定。
泡德利（劳工骑士会大多数其他白种人领袖也一样）强调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基本上在于“耐心”。[47]劳工骑士会的一位南方白种人领袖发现在他的区域中发生严重反对黑人加入白种人分会的情形，泡德利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简直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上给你什么样的忠告。肤色的界限不能够抹掉，对有色人的偏见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克服的。我认为，现在最好是把黑人单独组织起来。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你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我组织的章程办事，就好像你对这件事一点偏袒都没有一样。这件事究竟如何，请你自行处理。”[48]对于这一意见，地方上的劳工骑士会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任意加以解释的。
如果泡德利所提出的主张——“现在最好是把黑人单独组织起来”——能够和地方分会的取缔歧视黑人的不懈努力结合在一起的话，黑人工人在加入劳工骑士会的愿望方面甚至会更为热烈。黑人工人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地方分会的思想深为愤怒。早在1883年5月，印第安纳州里奇曼城（第一卷译作“里士满”）第2068地方分会的会长在给泡德利的信中写道：“如果我能够劝导黑人成立另一个分会，那倒是简便的办法，但是他们不肯这样做，至少他们没有表现出意这样做，因为正如其中一个人在最近一次集会中所说的：‘劳工骑士会是容许我们同白种人站在平等地位的唯一组织，这是一件大事；如果我们在这里都不能工作下去的话，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工作下去了。'这种平等对他来是念念不忘的。”[49]
黑人报纸虽然批评劳工骑士会某些部门反对黑人的做法以及组织种族隔离的分会的办法，但是整个结论来，它坚决主张黑人必须不让这种缺点影响他对劳工骑士会的态度。不这样做，就要使黑种和白种工人的共同敌人取得渔翁之利。一家主要的黑人报《纽约自由人》报宣称，无论劳工骑士会有怎样的缺点：“任何不具备劳工骑士会这样的潜力的组织，永远不可能迫使南方的资本家对他们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付给适当的代价。如果说在世界上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南方的白人雇主就范的话，那就是得到全国劳工力量支持的一个把白人和黑人劳工联合在一起的组织……。”㉚[50]
黑人赞同这种意见！他们不顾强烈的有钱组织的反对和很低的生活水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连娇娜会费都感到困难，但他们却大批地加入了骑士会。在乔治亚州的考文吞，骑士会黑人会员要徒步六英里赶去出席会议，虽然如此，不仅出席的人数总是百分之百，而且有些会员甚至还预缴了好几个月的会费。[51]
黑人和白人的团结
虽然劳工骑士会未能取消它队伍中的种族偏见，并且也未能消除对黑人会员的歧视做法，但是，它却创立了一个劳工团结的重要记录。由于劳工骑士会的黑人和白人会为了共同的目的一起采取了行动，在美国劳工运动史上第一次兴起了黑人和白人的广泛团结。在南方，由于劳工的友好团结，统治阶级一百多年以来处心积虑所制造的种族偏见，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在里奇曼和诺福克的若干工厂中作工的黑人和白人骑士很和谐地在一起工作，一个记者很惊奇地发现：“白人和黑人工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52]1886年5月13日《约翰·斯文登报》刊载了一条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查理士顿的通讯，该通讯报道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作为骑士会会员，该城的白人和有色人种技工和工人在非常和谐地工作着。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展。在这方面，劳工骑士会的组织在南方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当其他一切方法全都失效的时候，贫困的命运却把白人和有色人种技工和劳工团结起来了。”
在许多劳工骑士会员有影响的企业中，黑人和白人一起举行罢工。例如，在巴尔的摩，黑人和白人修船工人为了互相保卫以免削减工资而加入了劳工骑士会。从1885年8月3日到1886年5月6日，工人们举行了罢工。在这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他们抵御了雇主和报纸利用种族偏见进行挑接离见的各种企图。有一百五十名罢工破坏者被运到当地，但是黑人和白人修船工人联合一致把他们逐出了船厂。这次罢工是以罢工工人得到了美国劳工局局长所谓的“部分胜利”而解决的。修船工人的工资每天从二元七角五分减到二元五角美金，每周工时仍为六十小时。[53]罢工的结果，黑人和白人工人间的团结更见加强了。
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六千多名黑人和白人在一次劳工骑士会的游行中并肩前进。本来，路易斯维尔的各个公园是不许黑人入内的，但是游行队伍在说过大街之后，进入了国立公园：“这样，劳工骑士会就突破了一道种族偏见的壁垒”。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五千多名黑人和白人在劳工骑士会主持的一次劳工游行中并肩前进。在游行之后，一位黑人代表和一位白人代表在同一个讲坛上向工人发表了演说。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劳工们士会举行了7月4日国庆庆祝会，一个黑人地方分会和白人工人一起参加了游行。在游行后，演讲者中有两个是黑人。当时的一份报纸歌“在得克萨斯州第一次发生了这种事情。”[54]
1886年，在巴尔的摩盛大的劳动节游行中，二万五千名黑人和白人受到了泡德利的检阅。一个记者指出：黑人工人“掺和在全部行列里。有时，你会看见一支完全由黑人会员组成的队伍；另一支队伍的有一半是黑人，而有时一个单独的黑人同许多白人工会见弟们一起行进。行列是很有秩序的，黑人和白人互相友爱，仿佛这是他们生来说一直这样做的一件普通的事。”[55]第二年，劳工骑士会向马里兰州议会提出的建议中，有一项是，在该州的宪法和法律中删去每一处提到“白人”的字样。®[56]
劳工骑士会的黑人干部
一位布鲁克林的劳工骑士会会员致函约翰·斯文登说：“我是劳工骑士会的一个分会的会员，这个分会有四百五十名会其中有二十五个黑人，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关于肤色的感情上的激动。我自己是一个有色人，并且是司库，这是我再三谦让而还是叫我来担任的职位。”这位骑士会会员的情况绝不是很特别的，因为有一些黑人被选任劳工骑士会各级机构——地方分会、区分会、州分会和全国总会——的领导职位，而且在极大多数的场合，是在黑人会员占少数的时候选出的。[57]
在1886年10月著名的里奇曼大会上，美国各地的许多区派出了黑人作代表。在十八名著名的黑人代表中，最著名的是劳工骑士会的卓越的黑人领袖纽约第49区分会代表、弗兰克·法赖尔。在这次大会上，法赖尔成为一系列重要事件的中心，这些事件影响了黑人在美国劳工运动中——在劳工骑士会以内和以外——的整个地位。
在大会说几个月，第49区分会的一位干部到里奇曼去了解区六十名代表住哪一个旅馆合适，这些代表中就包括法赖尔，他是该区分会唯一的黑人代表。根据这个干部的报告，区的工作人员作了安排，让所有代表都住在一位在南北战争时期在南方军队里说当过上校的墨菲的旅馆里。当墨菲上校发现这批旅客里有一个黑人的时候，就取消了合同，他说北方的许多旅馆都不允许黑人进入的，并且说：“这里的习惯必须受到尊重”。他愿意为黑人代表在一家黑人旅馆里找住处。[58]
当第49区分会得知只有把法赖尔除外，他才能够在这家旅馆里住下的时候，便一致作出以下的决定：“如果安排寄宿的地方由于肤色、信仰或国籍而要把任何代表排除在外的就不要为本区分会的代表找旅馆好了。”〔纽约代表团不是唯一遭遇到住所种族隔离的困难问题的单位。当圣查理旅的店主通知巴尔的摩代表们说，他将不供给黑人代表约瑟夫·艾德蒙兹住处的时候，白人代表们决定，整个代表团要在一起食宿（1886年10月6日《里奇曼独立党人报》，1886年10月9日《克利夫兰新闻报》。〕代表们——大部分都是社会党人——带着帐篷来到里奇曼，以表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抛弃他们的黑人兄弟。《纽约时报》记者从里奇曼发出消息报道：“代表们决心就在全国种族偏见最强烈的地方进行肤色战线上的战斗，而且他们坚持实行他们说的劳工骑士会的基本原则：黑人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和白人是平等的）所有种族在各方面都立于平等的地位。”通[59]
第49区分会的代表立刻着手证明《纽约时报》记者所引用他们写的话是正确的。他们在几个黑人的家里解决了食宿问题，而且有十二位代表到里奇曼的唯一黑人天主教堂去作了礼拜。另外，他们集体到里奇曼莫扎特音乐学院看了“王子复仇者”的演出：法赖尔坐在台前贵宾席里，坐在他的两位白人友人的当中，因而成为里奇曼历史上第一个坐在剧院台前贵宾席里的黑人。[60]
在大会开幕前，第49区分会会长奎恩去见泡德利，向他说明在墨菲上校旅馆里所发生的事，并且请求让法赖尔向大会介绍弗吉尼亚州州长菲茨休·李。泡德利表示反对，他认为：“企图蔑视一项悠久的既定的惯例，对于州长和大会都会是不愉快的事”。也他提出另一个办法，就是在州长讲话[61]之后，由法赖尔介绍他自己（泡德利）。大家同意了这种办法。
法赖尔代表向聚集在里奇曼城最大的一座大厦里——弗吉尼亚第一兵团司令部大厦中的八百多名代表介绍了总会长。法赖尔提醒代表们和坐在主席台上的弗吉尼亚州州长说：“我们劳工骑士会的目的之一，就是消除那种按信仰或肤色划分的界限。”[62]
在大会期黑人陶彪又提出了好几次“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说，劳工骑士会承认“在广大劳工领域中所有男女在公民和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不承认任何基于肤色的界限，但是它也无意于干涉或破坏在全国任何部分在不同种族语可能存在着的社会关系”。[63]决议的最后部分是对许多白人代表，特别是南方白人代表所作的一种让步，他们害怕里奇曼的事件会在他本地的组织中引起严重的反响。〔据报道，南方代表们曾会见泡德利，并且威胁退出劳工骑士会而成立一个南方白人劳工的骑士会。（1886年10月14日《纽约论坛报》〕马里兰州第41区分会提出的一项决被通过了，该决议要求机械工业招收黑人徒工。另一项由宾夕法尼亚州第1区分会提出的决议案要求为全国工人制定一种统一的工资标准，使中部各州不致受到南方工资更低的劳工的竞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一决议建议派遣组织者到南方各地“去组织各种劳工”。这项决议获得了各方的好评。[64]
大会结束时举行了游行和野餐。前往野餐场所组织的游行队伍由一队警察领先，其后是总纠察林奇，他旁边是骑着马的黑人和白人纠察。随后是乐队，然后是第49区分会的代表，法赖尔在他们的第一行里。其余的代表跟在他们后面，在他们的后面是劳工骑士会的负责人员。黑人和白人妇女坐着马车跟在行列的最后面。据估计，约有三千人参加了游行，其中一半是黑人。里奇曼的所有黑人居民全都上街来观看游行。还有好几千人聚在郊游的场地上，劳工骑士会的经人员在那里作了演说。新选出的参丹尼尔斯、凯林顿市长和李州长原定发表演说，但是没有前来。报纸认为他的缺席是由于劳工骑士会对于黑人立场的经故。[65]
法赖尔在这次大会所起的显著作用，许多白人代表由于黑人被排斥而拒绝到旅馆住宿或到戏院观剧，关于要求接受黑人徒工的决议的通过，以及在里奇曼所表现的黑人和白人的高度团结——所有这一切使劳工骑士会遭受到多南方报纸的猛烈攻击。[66]黑人报纸则给予劳工骑士会以最崇高的赞扬。早先曾对工会表示不信任的黑人报纸，现在具体建议黑人参加劳工骑士会。《克利夫兰新闻报》的社说：“把时间、地点、环境这一切考虑在内，这是解放黑奴之后的最值得注意的事情。种族问题在劳工骑士会组织中找到了一个十分需要的同盟者。”该报竭力要求所有的黑人报纸，尤其是南方的黑人报纸，促使自己的经者参加劳工骑士会，因为“一般人都看到并且承认，它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并且会比现有的任何其他机构为他们做出更大的贡献”[67]。
在里奇曼所发生的事对于白人工人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白人代表亲眼看到了他南方的黑人兄弟姊妹的遭遇。一位弗吉尼亚的白人骑士会会写道：“这使他们认识到了南方的实际情况，而这是旁的办法所做不到的”。他们第一次理解到：“煽动种族偏见”是对付所有工人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里奇曼大会教导了白人工人（和其他非劳工运动成员的人），使他们了解黑人工人在南方所受的压制意味着压低各地工人的生活水准。为劳工骑士会全体会员的利益计，“有色的劳工骑士会员在工资和政治权利方面必须同白人劳工骑士会员处于平等的地位”。[68]
随着劳工骑士会势力的衰落，它越来越走向机会主义，而且对黑人问题上也越来越采取妥协态度。〔在1889年2、3月间为了组织工作在南方进行的一次旅行中，利欧诺娜·巴利十分惊讶地获悉：“在若干地方白人会竟不允许黑人会员进入我发表公开演讲的大厅”。她要求泡德利采取具体措施来到正这种情况。但是，当时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利欧诺娜·巴利致泡德利函，1889年，2月13日，3月5日，21日，《泡德利文件集》）〕但是，以上所说的仍足以表明，劳工骑士会在鼎盛的时候，曾经吸取了全国有色人劳工工会说任主席、伟大的黑人领袖弗莱得立克·道格拉斯的经验，他在1883年向黑人和劳工运动界说道：
“他们（黑人工人）的事业同全世界劳工阶级的事业是一致的。美国的工会不应抛弃这一些有色人的力量因素……劳工阶级如果把自己孤立起来，从而削弱了负担着劳动重担和痛苦的人们之间的兄弟联系，那就是重大的错误。世界上的幸运者，他们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钱不了解劳工阶级的焦虑和贫困，对这种正义的呼吁可能毫不关心，但是，劳工阶级却不能不表示关心……”[69]
[1]马丁·艾朗斯（MartinIrons）著：《我在劳工运动中的经验（MyExperienceintheLaborMovement），载于《利平考特月刊》（Lippincot’sMonthlyMagazine），第37卷，1886年6月，第626—627页。
[2]威廉·伯德萨尔（WilliamC.Birdsall）著：《劳工骑士会的结构问题》（theProblemofStructureintheKnightsofLabor），载于《工业及劳工关系统评论》，第6卷，1953年7月，第540—541页。
[3]《劳工骑士会1884年大会议事录》第776页所引用的第1部分，第12条。
[4]1885年6月17日，《劳工旗帜报》（LaborStandard）51885年7月19日，《约翰·斯文登报》；《劳工骑士会1883年大会录》，第437，500页。
[5]奥古斯塔·加尔斯特（AugustaE.Galster）著：《制鞋工业中的劳工运动》（theLaborMovementintheShoeIndustry），1924年纽约版，第53页。
[6]这些名字是从各分会给泡德利的通信的信笺上印的地址援引下来的，见《泡德利文件集》。
[7]詹姆斯·布利吉（JamesH.Bridge）著：《百万富翁的传奇故事——卡尼基钢铁公司内幕》（ARomanceofMillions，theInsideStoryoftheOfrnegieSteelCompany），1903年阿尔丁版，第81页。
[8]威伯（F.J.Weber）给冈波斯的信，未注日期，见《劳联通讯集》。
[9]前引瓦尔的材料，第41，72，93页5利欧诺娜·巴利（Leonora.M.Barry）1888年3月9日给泡德利的信，见《泡德利文件集》；《劳工骑士会1883年大会议事录》，第438，442页。
[10]《劳工骑士会1883年大会议事录》，第459页，1884年，第575—576页；1881年1月15日《联合劳工杂志》，第82页；1888年4月28日《匹兹堡快报》（PittsburghDispatch）；西尼·格拉哲（SidneyGlazer）著：《1876—1896年密歇根州劳工及农动》（LaborandAgrarianMovementsinMichigan，1876—1896），密歇根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32年，第43页。
[11]1886年4月4日及7月4日，1887年2月6日《约翰·斯文登报》；《劳工骑士会1890年大会议事录》，第2页。
[12]尼古拉·索马（NicholasA.Somma）著；《劳工能上会和中国移民》（TheKnightsofLaborandChineseImmigration），美国天主教大学未出版的硕士论文，1952年6月，第37页；1883年2月7日泡德利给J.W.阿达姆斯（J.W.Adams）的信，见《泡德利书信集》。
[13]卡尔文·埃温（CalvinEwing）1885年9月2日给泡德利的信；小查理·阿达姆斯（CharlesF.AdamsJr）1885年10月28日给泡德利的信，均见《泡德利文件集》；前引索马书，第46—48页；1885年伯内特·哈斯克尔报剪报集，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Library）藏。
[14]约翰·墨塞克特（JohnMusekt），约翰·路易斯（JohnL.Lewis）1885年10月12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1885年10月26日给小查理·阿达姆斯的信；泡德利1886年2月6日给T.L.卡尔顿（T.L.Ofrthon）的信，均见《泡德利文件集》。
[15]1885年10月31日泡德利给汤姆斯·尼夏姆（ThomasNeasham）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16]1887年5月31日《工会印刷工人报》（UnionPrinter）。
[17]1887年7月10日《约翰·斯文登报》。
[18]1885年8月7日《约翰·斯文登报》。
[19]约翰·安德鲁斯（JohnB.Andrews）及威廉·布利斯（W.D.P.Bliss）著：《工会妇女史》（HistoryofWomeninTradeUnions），第61届国会2次会议第645号《参议院文件》，第10卷，第115页：前引瓦尔书，第348页。
[20]前引美国国会众议院第4147号报告，第85页；前引安得鲁斯及布利斯书，第123—132页。
[21]1882年7月29日《爱尔兰世界报》。
[22]前引安得鲁斯及布利斯书，第121页。
[23]路易斯·列文著：《妇女服装工人》，第37—38页。
[24]1884年5月18日《约翰·斯文登报》；1885年2月27日《杨克斯政治家报》（YonkersStatesman）。
[25]1885年2月27日及3月6日《杨克斯政治家报》。
[26]1885年5月15日及22日同上报。
[27]1885年6月7日《约翰·斯文登报》。
[28]1885年8月22日及29日《杨克斯政治家报》。
[29]前引约瑟夫·布加南书，第198—200页。又见《旧金山劳工骑士会第5855地方分会女工联盟议事录》（MinutesoftheWomen'sLaborLeague，KnightsofLabor，L.A.5855，SanFrancisco），1886年12月15日，班克罗夫特图书馆。
[30]1885年4月26日《约翰·斯文登报》；《联合劳工杂志》，1883年7月份，第517页，1883年12月份，第605页。
[31]1887年7月23日《联合劳工杂志》。
[32]前引安得鲁斯及布利斯书，第116页。
[33]《1888年3月25日至4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全国妇女参政协会所召集的国际妇女代表会议的报告》（ReportoftheInternationalCouncilofWomenAssembledbytheNationalWomanSuffrageAssociation，WashingTon，D.C.，U.S.ofAmerica，March25toApril1，1838），1888年华盛顿版，第153—156页；1888年4月7日《妇女报》（Woman’sJournal）。
[34]1888年4月29日（但尼尔·欧多诺）（Dan〔DanielO’Donoghue〕）给泡德利的信；1888年2月27日，9月4日及10月4日利欧诺娜·巴利给泡德利的信，见《泡德利文件集》。
[35]1888年3月1日利欧诺娜·巴利给泡德利的信；1888年2月27日泡德利给朱丽雅·科依尔（JuliaA.Coyle）的信；1888年2月27日，3月23日及29日泡德利给利欧诺娜·巴利的信，以上见《泡德利文件集》；1888年3月12日利欧诺娜·巴利给麦克恩洛神甫（Rev.FatherMcEnroe）的信，见《泡德利文件集》中的副本。
[36]《劳工骑士会1890年大会议事录》，第162页。
[37]前引艾威林书中所引，第85页。
[38]前引安得鲁斯及布利斯书中所引，第126页。
[39]1885年10月4日转载于《约翰·斯文登报》。
[40]1885年12月5日《抵制者报》；西尼·凯斯勒（SidneyH.Kssler）著：《劳工骑士会中的黑人》（theNegrointheKnightsofLabor），哥伦比亚大学未出版的硕士论文，1950年，第48—54页。
[41]1883年5月14日约·居利（JoeB.Kewley）给泡德利的信；吉尔（吉尔伯特·洛克伍德）（Gil〔GilbertRockwood〕）1883年5月17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42]泡德利1883年5月15日给吉尔（吉尔伯特·洛克伍德）的信；泡德利1883年5月15日给M.W.派提尔（M.W.Pattill）的信，均见《泡德利书信集》。
[43]泡德利1883年5月15日给M.W.派提尔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44]《劳工骑士会1886年大会议事录》，第103—104页。
[45]第2387地方分会记录秘书汤姆斯·克利（ThomasCurley）1886年1月11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1886年1月14日给汤姆斯·克利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46]《劳工骑士会1887年大会议事录》，第1316页。
[47]泡德利1883年5月15日给M.W.派提尔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48]泡德利1887年7月8日给J.M.班南（J.M.Bannan）的信，《泡德利书信集》。
[49]约·居利1883年5月14日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又见1886年3月6日及11月15日《纽约自由人报》（NewYorkFreeman）；1886年2月20日《克利夫兰新闻报》（ClevelandGazette）。
[50]1886年5月1日《纽约自由人报》；1886年5月1日《纽约晚邮报》（NewYorkEveningPost）。
[51]J.B.萨耶（J.B.Sawyer）1885年12月14日于得克萨斯州丹顿给泡德利的信，《泡德利文件集》。
[52]1886年10月17日及1887年3月20日《约翰·斯文登报》；1886年9月11日《克利夫兰新闻报》；西尼·凯斯勒著：《劳工骑士会的黑人组织》（theorganizationofNegroesintheKnightsofLabor），载《黑人历史杂志》（JournalofNegroHistory），1952年7月，第37卷，第257—262页。
[53]杰弗雷·布莱克特（JeffreyH.Bracket）著：《关于战后马里兰州有色人种的进步情况》（NotesontheProgrssoftheColoredPeopleofMarylandSincetheWar），载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历史及政治科学研究丛刊》（JohnsHopkinsStudiesinHistoryandPoliticalScience），第8辑第7—8—9卷，1890年纽约版，第377页；《马里兰州工业统计及情报局1886—1887年第二次两年度报告》（SecondBiennialReportoftheBureauofIndustrialStatisticsandInformationofMaryland，1886—1887），1888年安那波利斯版，第70页。
[54]1886年5月16日《约翰·斯文登报》；1887年8月6日《联合劳工杂志》。
[55]1886年5月8日及1887年7月23日《克利夫兰新闻报为1886年5月8日《纽约自由人报》；1887年7月3日《约翰·斯文登报》；1887年7月23日《亨茨维尔新闻报》（HuntsvilleGazete）。
[56]1886年9月19日《约·斯文登报》；1886年9月11日《纽约自由人报》；1887年7月30日新奥尔良《路易西安纳人周刊》（WeeklyPelican）。
[57]1886年4月17日及12月18日，1887年1月15日及9月10日《纽约自由人报》；《威廉·亨利·约翰逊博士自传》（AutobiographyofDr.WilliamhenryJohnson），1900年纽约州阿尔巴尼版，第27页；1884年6月25日《联合劳工杂志》。
[58]1886年9月25日《联合劳工杂志》；乔治·塔尔梅治·斯塔恩斯（GeorgeTalmadgeStarnes）及约翰·爱德温·罕姆（JohnEdwinhamm）著：《南方劳工关系的一些情况》（SomePhasesofLaborRelationsintheSouth），1934年纽约版，第74页。
[59]1886年10月2日《里奇曼独立党人报》（RichmondWhig）；前引斯塔恩斯及罕姆书，第74页。
[60]1886年10月11日《纽约论坛报》；1886年10月6日《费城新闻报》（PhiladelphiaPress）。
[61]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第652页。
[62]同上书，第653页；《劳工骑士会1886年大会议事录》，第7—8页。
[63]《劳工骑士会1886年大会议事录》，第254页。
[64]1886年10月7日《里奇曼独立党人报》；《劳工骑士会1886年大会议事录》，第175页，第194页。
[65]1886年10月12日《纽约论坛报》；1886年10月12日《里奇曼独立党人报》。
[66]参阅1886年10月16日《舆论报》（PublicOpinion），第2卷，第1—3页：《劳工骑士会和种族路线》（KnightsofLaborandtheColorLine）一文。
[67]1886年10月19日，由E.C.莫里斯（E.C.Morris）及其他人等签署的全国黑人报业公会委员会（CommitteeofNationalNegroPressAssociation）致泡德利的电报，见《泡德利文件集》；1886年10月23日《克利夫兰新闻报》。
[68]1886年10月10日《纽约论坛报》；1886年12月23日《劳工骑士报》转载路易斯维尔《劳工记录报》（LaborRecord）。
[69]菲利浦·方纳著：《弗里得立克·道格拉斯的生平与著作》，第4卷，第382页。 |
第三章劳工骑士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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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劳工骑士会的兴起
1．1881年以后劳工骑士会的成长
2．抵制货物的作用
3．1885年的高尔德罢工
4．会员人数的激增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大部分期劳工运动舞台上最主要的角色是劳工骑士会。这一组织的昙花一现的经历，在世界劳工运动史上是很少见的。历史学家对劳工骑士会的兴起和衰落解释的分歧，要比对美国劳工运动史的任何其他阶段都厉害。但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一点，即同劳工骑士会比起来，所有美国以前的劳在动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1]
在前一卷中，〔见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9—751页。〕我们曾经叙述了劳工骑士会从1869年成立到1881年间会放弃秘密活动并表决公布该组织的名称时为止的历史。〔许多地方分会在它们整个存在的期间保持着极端的秘密，它们仍然害怕雇主们的迫害。〕该会真正的成长，是从1881年开始的。
1881年以后劳工骑士会的成长
劳工骑士会的会员人数在1881年曾经一度减少，到1882年又达到了四万二千五百一十九人，翌年达到五万一千九百一十四人。到了1884年9月，当该会庆祝“最成功的第十五周年”的时候，会员人数的增加了二万人，总数达七万一千三百二十六人[2]。
在三年期限会员人数增加了两倍多，由1881年的一万九千人激增到1884年夏季的七万多人。而且，这个数目还是面对着使人沮丧的因素而获得的，如1883年开始的工业萧条，多次罢工的失败，以及另一个组织——“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征收会员方面的竞争。〔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1884年7月25日，《联合劳工杂志》会的正式机关报，1880年创刊）兴高彩烈地宣称：“去年九月，有组织的劳工的敌人们居然断言，骑士会正在解体而且很快就要垮台。看吧，我们是在这种方式下解体的，我组织了五百六十个新的分会、改组了三十四个旧的分会、成立了十二个新的区分会并改了两个旧的区分会。在经济和人数上，本会当前所处的优越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该会最大的发展时期还在后面。1885年出现的两次事件使会员的人数急剧上升。一次事件是说士会对于敌视工会工人的许多企业进行坚强的抵制货物运动所获得的成功。另一事件是，该会所领导的对高尔德公司的三条铁路——沃巴希铁路，密苏里—堪萨斯和得克萨斯铁路，以及密苏里太平洋铁路——进行罢工的胜利。
抵制货物的作用
在骑士会的章程里并没有提到抵制货物，而且在它存在的最初几年中也没有采用过抵制货物的办法。但是，到1885年，劳工骑士会变成了美国劳工运动史上最成功的抵制货物的机构。该会对报纸以及对帽子、雪茄烟、衣服、地毯、绸缎呢绒、靴鞋、火炉，面粉、啤酒、钢琴和风琴的制造商同售商都进行过抵制。旅馆、戏院、游艇、建筑业、煤矿公司以及许多其他企业的老板都感到了抵制货物的压力。实际上在每次运动中，抵制又是一种连锁的行动，凡无视抵制的人或公司也会——受到抵制。
抵制货物一词变成如此普遍，以致它时常和罢工一词交替着使用。[3]到了1885年，〔据《勃拉德街报》刊载的材料，1885年全国计发生了一百九十六次抵制货物运动；其中五十九次最终取得了胜利，二十三次失败了，一百一十四次延至年底止仍在持续中（1885年12月19日）。〕抵制货物如此盛行，以致一个忠诚的工会工人很费力地才能弄清楚抵制货单。1885年夏季一位工会工人抱怨“现在要作一个认真和有系统的抵货者，便要随身携带一份各个被抵制的公司和物品的清单；如果你有家的话，就需要另一份清单供家庭使用。”[4]在劳工报纸上，在公众礼堂里，在工会会所里，出现了多得难以数计的抵制货物通告。通知和传单甚至粘贴在工人家的厨房里，以便“你的的妻子和所有家庭成员”都知道受抵制的货品名称。[5]
有人问约翰·斯文登关于抵制货物所根据的原则的时候，他回答道：“这就是'以眼还眼'和'以牙还牙'——这是摩西所定下的条律。雇主们说‘我们将把你们列入黑名单'，于是工人们回答说‘我们将抵制你们的货物。'全部的情形就是如此。”[6]
但是，情况还不止于此。骑士会发起抵制货物的一般情形有三种：（一）作为一种不使用罢工的组织手段；（二）在罢工不成功时，把商店或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式（三）迫使工会势力不易达到的地方反工会的公司所属工厂停工。[7]但是，实际上每一次，只有在雇主停工解雇工会会员并且用罢工破坏者来代替他们的时候，才用抵制货物来报复。当抵制货物表现出力量的时候，某些雇主就在他们工厂的门前贴出告示，上边写着：“本公司愿意雇用有组织的劳工。”[8]
1885年，对康涅狄格州南诺沃克的帽子制造商送到市场出卖的帽子进行了强有力的抵制，因为这些制造商停工解雇了它们工厂里的劳工骑士会会员。“抵制”南诺沃克帽子的呼声弥漫了全国，成千上万想买新帽子的工人都要看一看商店给他们拿的帽子污沿上的商标。如果他们看见任何诺沃克公司的商标的就拒绝购买。这一抵制是这样地有效，以致许多商人都割去帽子上的商标。最后，主顾的的抗于迫使诺沃克的各家公司结束他们停工解雇劳工骑士会工人的办法，同时抵制运动也就宣告取消了。[9]
新泽西州奥伦治城对柏格制帽厂进行的抵制是一个最完善的地方性抵制的实例。这个工厂是说城二十个制帽工厂中唯一“不公正”的公司。进行抵制的工会把当地的商人控制得这样好，以致连制酒商都拒把啤酒供给那些卖酒给柏格工厂雇佣的罢工破坏者的酒店老板。还有，一个制造商解雇了一个雇工，因为他同在柏格工厂作工的兄弟住在一起。[10]
八十年代最有名的抵制货物运动是第六印刷工会在骑士会的协助下对纽约《论坛报》进行的抵制。争端起于1877年，当时《论坛报》的老板怀特劳·雷德命令减低工资，公开表明他对印刷工人的敌意。抵制从1883年开始，直到该报的负责人员宣布：“《论坛报》现在是一家绝对雇佣工会会员的报纸”时，方在1892年宣告结束。[11]
在抵制《论坛报》的期间，工会发行了自己的周报《抵制者》（1884—1886年）——后来叫做《工会印刷工人》（1886—1887年）——来提出自己在争端中的主张。每一个取消订阅《论坛报》的人都可以接到一份《抵制者》。[12]在工会对《论坛报》和它的广告顾客所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抵制中，它运用了各种手段，甚至包括诗歌，在这些诗句中它号召工人们：
谁要光顾那“贼耗子”《论坛报》，
在那上面登广告，
我们就都不去买它的货
看你到底能否拖得过。[13]
在1885—1886年间，二十多家报纸受到了抵制，其中许多家是因为他们拒绝雇佣工会的印刷工人，其他则由于它们的反劳工的看法。1885年秋天，在圣路易城的各分会和工会所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决定了对《圣路易快邮报》实行抵制，因为这家“贼耗子”的报纸“屡次污蔑劳工骑士会，并且对凡是属于或赞同劳工组织的人进行漫和侮辱”。[14]
1885年的高尔德罢工
尽管骑士会的领导人反对用罢工作为武器，但是正由于该会在罢工期间所发挥的作用，该会会员的数目才达到了最高峰。有不少工会在罢工中加入了骑士会。有时罢工最初是在工会主持下开始的，然后归骑士会来领导，最后工会合并到骑士会以便从骑士会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和力量中得到好处。[15]1884年，费城的地毯工人在拒绝接受削减工资后遭到了制造商的停工解雇，这一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随后的罢工期间，工人们表决把它们的工会全部加入劳工骑士会。当制造商一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就“派人找委员会商谈并且表示愿意在工人们加入骑士会以前同他们取得妥协”。但是委员会“没有改变态度”。劳工骑士会的第3266分会组织起来了，第二天“制造商们就通知工人可以按原来工资在星期一上工”。
骑士会全国书记非常高兴地写道：“劳工骑士会的道义支持就是如此。我们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畏惧。”[16]
当劳工骑士会对当时一个最大的资本家取得巨大的罢工胜利的时候，它的确是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畏惧”。
在南北战争以后的时代的所有“强盗大王”中，为一般人民所最痛恨的人就是那个臭名昭彰的杰依·高尔德。卡尔·马克思曾经描写他是“章鱼似的铁路大王和金融骗子”。[17]高尔德的劳工哲学可以总括成一句话，即“我能够雇用工人阶级的这一半来杀死另外那一半”，他又夸耀说：这一政策使他能够按照饥饿工资雇用工人，并且他需要工人多久就能够按这个饥饿水平继续雇用工人多久。[18]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骑士会开始微高尔德所拥有的企业里的被残酷剥削的工人。在骑士会主持下的第一次全国性罢工是在1883年夏季为支持电报报务员而举行的，其中包括高尔德企业所控制的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报务员〔在1883年以前，骑士会仅仅参与地方性的罢工，主要是在矿区〕。两个东部的公司同意了罢工工人关于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但是西部联合电报公司报务工人的罢工被野蛮地镇压下去。工人被迫解散了他们的组织并且签立了“铁的誓言”。[19]
高尔德对骑士会的胜利只是暂时性的。骑士会把注意力转到西南部高尔德铁路系统上面，特别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停车场工人、护路工人和其他不包括在铁路兄弟会中的工人（见弟会所代表的是司机、司炉、乘务和制动手）。
1884年10月，高尔德西南铁路系统的中枢密苏里太平洋铁路，把停车厂工人的工资削咸了10%〔西南铁路系统停车厂工人的工资每天是二元美金，每周工作六十小时。实际上，工作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因为工人们时常要加班加点，但得不到加班费。一个停车厂工人后来追忆说：“那时，工作时间没有限制。我曾屡次被派出去工作，只能在终点站上呆一两个小时，完全得不到睡眠和休息。”（引文见鲁茨·艾伦著：《西南大罢工》，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城，1942年，第28页）〕，四个月之后，1885年2月，工资又削减了5%。密苏里—堪萨斯和得克萨斯铁路以及沃巴希铁路的停车厂工人的工资也遭到类似的削减。[20]
在宣布削减工资之后，工人立刻就摊了牌。1885年2月27日，即沃巴希铁路停车场工人拿到削减的工资后的第二天，他们就举行了罢工。几天之后，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和密苏里—堪萨斯和得克萨斯州铁路的工人也开始了罢工。1885年3月9日，罢工遍及西南铁路系统各地，包括一万英里的铁路和在密苏里与得克萨斯州的西南系统的所有主要停车场的四千五百名工人。3月9日的《纽约时报》用大字标题：“高尔德铁路系统的反对降低工资的叛乱。”
骑士会的地方分会迅即起来支持罢工工人。第一个采取行动的是劳工骑士会第3218地方分会。由联邦太平洋铁路雇工组成的这一地方分会是在1884年5月一次短暂而成功的停车场工人罢工期间组织起来的，那次罢工是由《劳工咨询者》周报——科罗拉多州丹佛城发行的报纸——的编辑，富有战斗精神的社会主义者的约瑟夫·布加南领导的。劳工骑士会第3218分会攒出了三万美金，并且派遣布加南去协助罢工工人。[21]
对于罢工的停车场工人有着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另外四个铁路工人兄弟会也支持了他们。结果，西南铁路系统的所有货运都停顿了下来。公司经理方面企图调动一千五百辆冻结在停车厂上的货车，但是失败了。每当一辆机车生起了火，和一列车厢挂上了钩的时候，就有罢工委员会的人走去向司机呼吁：“为了你的家庭和我们与的家庭的福利，不要把机车开出去吧。”于是这列车就没有开动了！[22]
高尔德的经理方面认识到人民的同情是在罢工工人方面的，于是下令取消了削减工资。工资的标准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公司还同意不解雇任何参加罢工的工人。3月16日，罢工正式宣布结束。[23]㉓
由于这一次的胜利，劳工骑士会在铁路工人中的威望迅速地提高了。停车场工人加入骑士会的潮流在罢工期间已经就真正地开始了，现在则变成一股洪流，西南铁路系统的几千工人成批地变成了骑士会会员。骑士会也吸收了好几个原有的铁路工人小组和工会，这样就把西南铁路系统的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联合到一个能成为紧密的战斗团体之中。[24]〔1885年9月，第101区分会成立了，该组织包括西南铁路系统的所有地方分会〕
杰依·高尔德决不肯让这一紧密的战斗团体太平无事地存在下去。高尔德经理方面决定摧毁西南铁路系统的地方分会，解雇它们的领导者和斗争性最强的普通会员。
沃巴希铁路的经理方面首先对骑士会进行了打击。铁路当局解雇了劳工骑士会会员，6月16日停车场完全封闭。骑士会的负责人认清了，封闭乃是企图破坏工会的一种诡计，并且正式宣布说：工人们已经被停工解雇。8月18日，骑士会宣布沃巴希铁路全线罢工，当这一举动并没有引起经理方面的反响的时候会的总执行委会就向联邦太平洋铁路和西南铁路系统的所有分会发出一道通令，指示它们的会员——“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以前，要拒绝修理或以任何方式处理沃巴希铁路公司的车辆……”[25]
如果这一命令付诸实施的话，类似1877年大罢工规模的全国性的铁路罢工可能就要爆发。但是，高尔德当时知道需要暂时实行退却，他就按照骑士会提出的建议，召开了铁路方面算责人员和劳工骑士会总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高尔德向骑士会的代表甜言蜜语地说，他是一个被人极端误解和诋毁的人；他信任劳工组织和一切对劳工纠纷所采取的仲裁办法，而且他“将时时刻刻努力往正确方面去作”[26]。
骑士会要求解雇所有顶替罢工的工人，并且恢复被解雇的工人的工作，对罢工领袖们要给以恢复工作的优先权。他们还要求保证，铁路方面将来不对骑士会会员表示任何歧视。这些条件是由泡德利和劳工骑士会总书记弗雷德里克·特纳在9月3日提交给沃巴希铁路公司总经理A.A.塔尔玛奇的。次日，泡德利和特纳接获密苏里州塞达利亚城劳工骑士会领袖R.W.德鲁伯来的急电：“如果沃巴希到粉今天解决不了，我将无法再维持西南铁路系统的平静局面。”高尔德和铁路方面负责人员获悉这一电报后，就接受了骑士会所提出的大部分条件，而且高尔德还亲自宣称，他准备把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劳工纠纷交付仲裁。[27]
会员人数的激增
杰依·高尔德的屈服标志着直到当时为止美国或者全世界劳工运动力量的顶点。圣路易《纪事报》当道：“沃巴希的胜利归功于劳工骑士会……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从来也没有获得过这样的胜利。”[28]
这一次对当时最大资本家之一的辉煌胜利，使得成千上万的新工人参加到劳工骑士会的队伍里来了。“在两年的萧条期间由于一再的削减工资和雇主的加紧控制而积压起来的所有受抑制的痛苦和仇恨，现在爆发成为在强有力的劳工骑士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热潮。”[29]
不过，人们竟忘记了，在此以前，劳工骑士会所领导的大多数罢工都是失败的。例如，1883年电报工人罢工的惨败的结束；1884年6月开始，1886年3月结束的何京河谷矿工的长期激烈而未取得胜利的斗争结果矿工接受了大大削减工资的条件——每吨煤少得七角钱的工资——恢复工作，并且退出工会；1884年的福尔河纺纱工人所遭受的失败，以及其他罢工的不幸的结束。高尔德的投降标志着美国劳工的新曙光。现在，哪一个雇主还抵挡得住骑士会呢？雇主已经从高尔德的失败中领略了教训。在高尔德屈服后一个月，7月15日开始的密歇根州萨吉诺河谷的木材业大罢工，也以罢工工人的胜利而物束。这次罢工的领袖，汤姆斯·巴利是骑士会中一位卓越的人物。[30]
一下子，整个劳工界好像都飞向骑士会来了。工人们开始“涌入骑士会，好似淘金者得到发现金矿的消息去淘金一样”。一位组织者写道：“现在我的唯一的难题就是无法满足想要加入骑士会的人们的愿望。”在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几百工人围住一位骑士会会员，要求他把他们组织起来。1885年12月，他给泡德利写信说：“我来这里已经一个星期，这里立时可以组成三个分会，但是没有组织者。希望你告诉我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哪里有组织者。在这里，一处可有一百五十名会员，一处有九十三名，另一处有五十六名……”[31]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地方组织以闪电式的速度成立起来了。到1886年1月25日为止的三个月内成立了七百个地方组织，这等于骑士会自从成立以来所有这些年中所成立的总数；二月份成立了五百一十五个支会，三月上半月——四百一十七个，四月后半月——六百九十个，五月——八百七十七个支会。从1885年7月到1886年10月，劳工骑士会会员人数由十一万激增史七十多万。约翰·斯文登兴高彩烈地宣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目前劳工骑士会进军这样壮丽的景象”[32]
在这一期骑士会的组织长得这样迅速，以致领导方面开始耽心那种力图夸大“有组织的劳工的威胁”的报纸所发表的过甚其词的记载。骑士会的领导方面采取步骤来限制它所认为的“过快的发展，当二月份的数字显示出：一月份新起来的分会超过二百个的时候，总执行委员会随即通知六百个组织者从1886年3月2日起停止组织工作四十天。同时对新的地方组织停止颁发证书。但是，许多者依靠每个地方组织缴交的手绪费来维持他们的不安定的生活，他们仍继续进行活动，只是推迟到四十天期满后再行领取经费。[33]
在1886年达到最高峰的骑士会的实际会员人数，据估计计为七十万到一百万以上不等。无论具体的数字如何，当时劳工骑士会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会员。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爱尔兰和意大利都组织了地方分会。甚至有消息说一位组织者在印度也取得了进展。㉞[34]
在美国以外，骑士会在加拿大获得了最大的进展。1881年秋，在安大略的哈密尔顿成立了第一个地方分会。到1882年8月，它就扩张到多伦多。到1884年9月，骑士会在哈密尔顿有八个分会、在多伦多有九个、在伦敦城有三个，还有其他分会散布在十几个城市里。但是，在魁北克省只有三个分会，而且全都在蒙特利尔城。骑士会在魁北克省遭受到了天主教会的禁止，这一事实就愿明了，在这个省里，它是没有力量的。但是，从1887年春季禁令取消〔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七节《天主教会的作用》最末一段。〕以后，骑士会就在这个省里获得了进展。到1887年7月，共有三十八个地方分会员于蒙特利尔第114区分会。1884年在温尼伯成立了一个地方分会，两年后，在这一地区成立了一个区分会。[35]
劳工骑士会从哪些人中间募集会员呢？很不幸，骑士会的机关出版物并没有清楚说明会员的成份。但是，我们凭着充分的证据能够得出若干证据。
原先只有雇佣工人才允加入骑士会。在1878年骑士会总会组成之后，会员的条件改变了，只要不超过会员人数1/4，非工人成份的人也可以加入地方分会作会员，不过律师、银行家，以及那些全部或部分依靠出售或制造酒类为生的人则不许入会。1884年，又把职业赌徒和证券经纪人列入不许入会的名单中。被发觉的劳工敌人，例如罢工破坏者和工贼，从骑士会的事业开始时起就被划入被排斥之列。[36]
除了这些人以外，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劳工骑士会，而且许多非工人阶级分子也入了会。〔在某些分会中，工人阶级会员同时又是小企业主，一位记者曾描述弗吉尼亚州北丹维尔企业分会的这种情况，他告诉泡德利说：“在我们的人当中，有些人还从事自己的独立小本经营，如面包师，商人，缝纫机经销商，全国小地产委托商和转卖商，小规模的烟叶商，建筑业、油漆业的包工等等。”（1886年1月13日，R.P.尼科尔斯致泰伦斯·泡德利函，《泡德利文件集》，华盛顿美国天主教大学，莫伦图书馆。）〕
但是，基本上劳工骑士会是从工人阶级中吸收它的大部分会员的。骑士会完成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任何其他美国劳工组织所未能完成的事业——组织和统一美国的工人阶级。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劳工骑士会全盛时对它所作的卓越评价中所指出的：
“劳动骑士团（即劳工骑士会。——译者）是整个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不管它的起源和历史如何……也不管它的纲领和章程怎样，这里实际上存在的是美国整个雇佣工人阶级的产物，是把他们全体团结起来的唯一的全国性的纽带，它不仅使他们的敌人，而且也使他们自己感觉到他们的力量，并鼓舞他们骄傲地期待着未来的胜利。……一个局外的观察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原材料将锻制出美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同时也锻制出美国社会的未来。”㊲[37]
[1]参阅塞利格·佩尔曼（SeligPerlman）著：《劳工运动理（AtheoryoftheLaborMovement），1928年纽约版，第192页；路易斯·阿达米克（LouisAdamic）著：《炸药——美国阶级冲突的故事》（Dynamite—theStoryofClassViolenceinAmerica），1931年纽约版，第52页；保罗·布利森登（PaulF.Brissenden）著：《世界产业工协——关于美国工团主义的研究》（theI.W.W.—AStudyofAmericanSyndicalism），1920年纽约版，第33页；马利·毕尔德（MaryBeard）著：《美国工人运动简史》（AShortHistoryoftheAmericanLaborMovement），1927年纽约版，第116页；诺门·瓦尔著：《1860—1895年的美国工人运动》（theLaborMovementintheUnitedStetes，1860—1895），1929年纽约版，第17页。
[2]《劳工骑士会1884年大会议事录》，1884年费城版，第583页。
[3]罗伯特·考尔曼·弗兰西斯（RobertColemanFrancis）著：《旧金山海岸劳工史》（AHistoryofLaborontheSanFranciscoWaterfront），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34年，第43页。
[4]1885年8月23日《约翰·斯文登报》。
[5]劳工骑士会第1384地方分会所发传阅通知，见威斯康星帅历史学会所收存的，《约翰·塞米尔文件集》（JohnSamuelsPapers）。
[6]1885年12月27日《约翰·斯文登报》。
[7]查理·克伦（CharlesCrain）于1885年12月3日给泡德利的信中，描述了三种抵制货物的形式；T·伍德鲁夫（T.Woodruff）1885年11月21日给泡德利的信内所附印刷传阅通知；F.W.盖斯勒（F.W.Gessner）1885年11月24日给泡德利的信，收于《泡德利文件集》。
[8]1886年2月11日海拉姆·迪西恩（HirmDissyen）给泡德利的信，收于《泡德利文件集》。
[9]1885年1月25日《约翰·斯文登报》。
[10]同上报，1885年8月17日。
[11]乔治·斯蒂芬斯（GeorgeA.Stevens）著：《纽约印刷工人工会第6分会》（NewYorkTypographicalUnionNo.6），1913年纽约州阿尔巴尼版，第387—396页；劳工骑士会第99区分会1886年2月25日印刷传阅通知，收于《泡德利文件集》。
[12]1884年2月23日《爱尔兰世界报》。
[13]1885年4月4日《抵制者报》。
[14]1885年5月14日《爱尔兰世界报》。
[15]参阅1885年I月25日《约翰·斯文登报》。
[16]1885年9月29日A.卡普斯（A.Carpes）给泡德利的信，收于《泡德利文件集》。
[17]《1846年至1895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信选集》，1942年纽约版，第385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俄文版，第113页）
[18]S.W.福斯（S.W.Foss）《珍闻集》藏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剪贴簿里有关劳工问题的未注日期的剪报。
[19]1882年12月28日，由约翰·坎贝尔（JohnCampbell）和汤姆斯·胡茨（ThomasH.Hughes）签署的传阅通知：1883年5月26日，6月21日及24日，约翰·坎贝尔给泡德利的信，见《泡德利文件集》。
[20]1887年美国第49届国会，众议院第2次会议，第4147号报告：《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和伊利诺伊州的工潮调查》（InvestigationofLabortroublesinMissouri，Kansas，TexasandIllinois），第1部分，第1页。
[21]约瑟夫·雷·布加南（JosephRayBuchanan）著：《一位劳工鼓动者的轶事》（theStoryofaLaborAgitator），1903年纽约版，第70—78第141—142页。艾迪丝·瓦尔克（EdtihWalker）及多乐珊·利本古德（DoroityLiebengood）著：《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堪萨斯州的劳工规模》（LabororganizationinKansasintheEarlyEighties），《堪萨斯州历史季刊》（KansasHistoricalQuarterly），第4卷，1935年纽约版，第284页。
[22]哈利·福鲁末曼（harryFrumerman）著：《1885—1886年铁路罢工》（TheRailroadStrikesof1885—1886），1937年10月至12月份《马克思主义者季刊》（MarxistQuarterly），第395—396页。
[23]1885年3月11日《纽约时报》；前引美国众议院第4147号报告，序言第3—4页）正文第6—7页。
[24]F.W.陶西格（F.W.Taussig）著：《1886年西南罢工》，载于1887年1月1日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第1卷，第187页。
[25]1885年8月24日《约翰·斯文登报》。
[26]前引坎门司及其副手著书，第2卷，第369页。
[27]1885年9月4日，R.W.德鲁（R.W.Drew）给泡德利及特纳的电报；1885年8月29日泡德利给杰依·高尔德（JayGould）的信；1885年8月31日杰依·高尔德给泡德利的电报，以上均见《泡德利文件集》；1885年8月30日和9月13日《约翰·斯文登报》。
[28]1885年9月30日转载于《约翰·斯文登报》。
[29]前引坎门司及其副手著书，第2卷，第370页。
[30]欲知何金谷罢工情况，请阅1884年7月19日《劳工运动者》报（LaborEnquirer）；1884年8月17日及24日，1885年3月1日《约翰·斯文登报为1884年5月17日《爱尔兰世界报》；前引埃里克森的书，第501—506页；欲知萨吉瑙河谷罢工情况，参阅1885年7月15日及10月14日底特律《劳工活叶报》（LaborLeaf）；1885年7月9日《约翰·斯文登报》；乔治·恩格伯（GeorgeB.Engberg）著：《1830—1930年密歇根州木材工业中的劳工》（LaborintheLakeStatesLumberIndustry，1830—1930），明尼苏达大学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49年，第380—385页，关于高尔德罢工对于劳工骑士会未发生很大影响的争论，请阅多纳尔德·维克夏姆（DonaldL.Kemmerer）及爱德华·维克夏姆（EdwaidD.Wickersham）合著：《1885—1886年劳工骑士会兴起的原因》（ReasonsfortheGrowthoftheKnightsofLaborin1885—1886），载于《工业及劳工关系评论》（IndustrialandLaborRelationsReview），第3卷，1950年1月版，第219—220页。
[31]乔治·恩格伯著：《明尼苏达州的劳工骑士会》（theKnightsofLaborinMinnesota），载于《明尼苏达史》（MinnesotaHistory），第22卷，1941年版，第369页；《联合劳工杂志》，1886年4月10日，第2041页；1885年12月23日D.F.鲍威尔（D.F.Powell）给泡德利的信，见《泡德利文件集》。
[32]《联合劳工杂志》1886年1月25日，第1182页；1886年3月10日，第979页J1886年5月10日，第979页。
[33]1886年3月25日泡德利给A.A.卡尔顿（A.A.CarlTon）的信，见《泡德利书信集》，藏于美国天主教大学；《联合劳工杂志》，1886年3月25日，第2034页1886年4月10日，第2041页。
[34]《联合劳工杂志》，1885年9月25日，第1087页；1886年4月25日，第2052页；泰伦斯·文·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1859—1889年）》（ThirtyYearsofLabor，1859—1889），1889年俄亥俄州哥伦比亚版，第344—345页。
[35]关于加拿大劳工骑士会的记载，根据西安大略大学道格拉斯·肯尼迪（DouglasR.Kennedy）未出版的硕士论文：《加拿大的劳工骑士会》（theKnightsofLaborinCanada）。《1878年地方分会章程》（ConstitutionofLocalAssemblies，1878）；《1884年地方分会章程》。
[3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页（英语本美国版序言）。
[37]（略） |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从美国劳联的成立到美国帝国主义的出现（195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HistoryoftheLaborMovementintheUnitedStates
《美国工人运动史》
第二卷：从美国劳联的成立到美国帝国主义的出现
〔美〕方纳（PhilipS.Foner）
（1955）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北京）
唯成译；叶林校
序言
第一章1880—1890年的工业状况
1．工业的成长
2．托拉斯的兴起
3．机器的作用
4．贫富之间的对比
5．移民入境的作用
6．劳动条件
7．争取劳工立法的努力
8．法院的作用
9．资本是造成群众贫困的原因
10．劳工报刊
第二章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
1．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
2．纽约中央工会
3．犹太社会主义者
4．希伯来人工会联合会
5．无政府主义者
6．国际工人协会
7．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8．德籍美国人社会主义者的作用
9．贝拉米和工业国有化运动
10．社会主义劳工党的贡献
第三章劳工骑士会的兴起
1．1881年以后劳工骑士会的成长
2．抵制货物的作用
3．1885年的高尔德罢工
4．会员人数的激增
第四章劳工骑士会和劳工团结
1．熟练工人的立场
2．外国出生的工人和劳工骑士会
3．中国工人
4．妇女和劳工骑士会
5．罢工中的妇女
6．骑士会的妇女领导人员
7．黑人会员
8．落后的影响
9．黑人和白人的团结
10．劳工骑士会的黑人干部
第五章劳工骑士会的政策和领导
1．教育的作用
2．反工会主义
3．对政治行动的态度
4．对罢工的态度
5．第二次高尔德罢工是怎样被出卖的
6．肉类罐头厂工人罢工被出卖了
7．天主教会的作用
8．泡德利的官僚领导机器
9．社会主义劳工党向泡德利挑战的失败
第六章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劳动节和五一节
1．有组织行业工会与劳工会联合会
2．劳动节的建立
3．八小时工作制
4．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创始
5．第一个“五一节”
第七章干草市场惨案（秣市惨案）
1．麦考米克屠杀事件
2．干草市场广场
3．扣红帽子
4．大会审的滑稽剧
5．是谁投的炸弹
6．辩护运动
第八章政治运动的高涨
1．雇主们的进攻
2．西斯抵制案
3．纽约劳工党的建立
4．亨利·乔治的作用
5．克拉伦顿大厅代表大会
6．劳工党的竞选运动
7．扣红帽子
8．选举结果
9．其他各地的劳工政党
10．芝加哥的政治行动
第九章美国劳工联合会
1．反工会分子
2．劳工骑士会和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
3．全国性工会会议
4．克利夫兰大会
5．里奇曼大会
6．美国劳工联合会
7．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章程
第十章劳工政党的衰落
1．1887年选举中的劳工
2．亨利·乔治的分裂作用
3．1887年的锡腊丘兹代表大会
4．驱逐社会主义者
5．进步党
6．芝加哥的衰落情况
第十一章劳工骑士会的衰落
1．衰落的原因
2．同各工会的磨擦
3．对南方会员的攻击
4．1887年明尼阿波利斯大会
5．批评泡德利的人被驱逐出会
6．劳工骑士会变成了农村组织
7．泡德利被逐出骑士会
8．衰落后面的悲剧
第十二章美国劳工联合会形成的年代
1．冈波斯的作用
2．劳联早期的组织者
3．冈波斯论劳联的目的
4．1889-1891年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5．冈波斯强调团结
6．冈波斯的立场
第十三章早期的劳联和劳工团结
1．女工
2．黑人工人
3．新奥尔良总罢工
4．外国出生的工人
第十四章荷姆斯台德罢工
1．罢工事件的背景
2．罢工开始
3．对平克尔顿密探进行的战斗
4．罢工的延续
5．伯克曼插曲
6．罢工工人的困境
7．罢工失败的结果
第十五章考尔克里克和摩尔德阿伦地区
1．田纳西州的囚犯劳役制度
2．囚犯的释放
3．向拘留营进军
4．立法会议
5．强袭囚犯营
6．奥立佛泉的战斗
7．恐怖统治
8．西部矿工的情况
9．西部矿工组织起来了
10．“和平说服”
11．军队开到了
12．审讯
13．西部矿工联合会的组成
第十六章1893年的经济危机
1．失业
2．要求社会救济
3．失业工人举行群众示威运动
4．百万富翁的抗议
5．到华盛顿去
6．雇主设法剥夺工人的收获
7．劳工团结会议
第十七章铁路兄弟会和美国铁路工会
1．铁路兄弟会的特点
2．德布斯号召团结
3．铁路工人统一最高工会代表会议
4．美国铁路工会
5．大北铁路的罢工
6．雇主们的联合进攻
第十八章普尔曼罢工
1．普尔曼公司开始的罢工
2．抵制运动开始
3．铁路陷于瘫痪状态
4．联邦政府的干涉
5．禁令
6．联邦军队
7．扣红帽子
8．禁令的效果
9．芝加哥的总罢工
10．布里格斯旅馆的会议
11．对罢工领袖的审判
12．普尔曼罢工的重大意义
第十九章1890—1896年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运动
1．德李昂主义
2．美国劳联和社会主义劳工党领袖们之间的斗争
3．德李昂要求社会主义劳工党人退出美国劳联
4．“政治纲领”
5．对“政治纲领”进行复决
6．1894年代表大会
7．社会主义劳工党人的反应
8．德李昂和劳工骑士会
9．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
第二十章劳工与早期的人民主义
1．劳工骑士会和农民同盟
2．在经济战线上农工团结一致
3．社会主义劳工党和人民党
4．冈波斯的立场
5．选举结果
6．选举后的农工团结一致
第二十一章劳工人民主义的兴起
1．劳工人民主义的传播
2．冈波斯反对劳工人民主义
3．1894年的选举
第二十二章劳工人民主义和1896年的选举
1．人民党的分裂
2．保守派的失败
3．1894年劳联大会的影响
4．1895年的选举
5．人民党人与民主党人合流
6．社会主义劳工党与合流
7．劳工支持白里安
8．冈波斯的作用
9．亲麦克金莱统治的恐怖行径
10．恐怖的后果
11．选举结果
12．反对政治行动的趋势
13．劳工人民主义衰落的原因
第二十三章劳联与劳工团结(1896—1901年)
1．黑人工人的不满
2．劳联歧视黑人的工会政策
3．劳联领袖为歧视黑人的工会政策辩护
4．在就业方面歧视黑人的情况
5．歧视黑人的工会政策和白人工人
6．领导人的白人沙文主义
7．劳联和外国出生的工人
8．劳联和移民
9．对外国出生的工人的限制
10．劳联和女工
第二十四章劳工和托拉斯
1．应付挑战的劳工纲领
2．劳联的漠视态度
3．技能工会主义和托拉斯
4．劳联领袖维护托拉斯的利益
5．工人们反对维护托拉斯
6．社会主义者与托拉斯
7．劳联和反托拉斯运动
8．全国公民联合会
第二十五章1897—1901年的劳工与社会主义
1．社会民主联盟增加了成员
2．劳联与社会民主联盟
3．社会民主党
4．社会民主党和独立工党
5．德布斯的贡献
6．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的分裂作用
7．社会党
第二十六章劳工与美西战争
1．劳工反对战争
2．1897年的劳联大会
3．“记住缅因号战舰事件”
4．社会主义者反对同西班牙作战
5．工会屈从于战争狂热
6．劳工和社会主义力量反对战争
第二十七章劳工与帝国主义
1．劳工反对帝国主义
2．1898年的劳联大会
3．劳工反对帝国主义条约的斗争
4．白里安的作用
5．劳工和反帝同盟
6．共同的压迫者
7．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行动
8．反帝国主义的第三党
9．1900年的选举
10．劳联向帝国主义者投降
Vol.2:FromtheFoundingoftheA.F.ofL.totheEmergenceofAmerican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Publishers
NewYork,1955
感谢钟鼎铭文录入及校对 |
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丹麦﹞索伦·莫乌（SørenMau），2023年7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CommunismisFreedom
共产主义就是自由
﹝丹麦﹞索伦·莫乌（SørenMau）2023年7月18日
韩达翻译、GnothiSeauton校订
本文作者SørenMau，译自英文"CommunismisFreedom"，2023年7月18日发表于VersoBlogs，原文发表在Information，是由SherilynNicoletteHellberg从丹麦文译为英文的。
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本身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是这些观念可以在集体斗争中起到方位点的作用。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很少有人还在为资本主义辩护。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荒谬性，对现存制度的批判通常是在向唱诗班布道，因为意识形态冲突不再是捍卫资本主义者和反对资本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而是在希望和顺从之间的冲突。作为反资本主义者，我们今天的任务与其说是让其他人相信资本主义具有破坏性，不如说是为了强化人们对于用一种截然不同且更好的方式来组织我们共同生活的实际可能性的信念。
与大多数知识分子由于虚荣心作祟而赞同这一信念相反，强化这种信念通常不是一个具有正确观点、论据和分析的议题。更确切地说，这是因为拥有能够与他人一起行动并做出改变的具体经验的结果。如果说20世纪初成千上万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触手可及的真正可能，那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最终成功地设法使其论点变得足够清晰，而是因为工人运动在其全盛时期创建了政治组织，这些组织能够通过集体行动给人们带来切实改善其生活质量的生活经验。如果没有对集体行动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的自信心相伴，美好的乌托邦就毫无意义，而这样的信心是无法通过有效的论据来唤起的：政治共同体是关于另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信念的必然基础。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信念不重要。关于美好社会的信念本身永远不会创造历史性的变化，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在适当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中，信念可以起到方位点的作用，帮助我们决定如何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讨论一个自由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有意义的。而反资本主义者忽视它已太过久长。
幸运的是，有迹象表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后资本主义社会应当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些议题的讨论正在激增：“去增长共产主义”、“半球社会主义”、“全自动奢侈共产主义”，“后稀缺社会”、“抢救共产主义（salvagecommunism）”和“世界公社”。去年，M.E.奥布莱恩（M.E.O’Brien）和埃曼·阿卜杜勒哈迪（EmanAbdelhadi）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纽约市的愿景宣言——《人人有份：纽约公社口述史，2052-2072》（EverythingforEveryone:AnOralHistoryoftheNewYorkCommune,2052-2072），其他作者包括亚伦·贝纳纳夫（AaronBenanav）、贾斯珀·伯恩斯（JasperBernes）和科迪莉亚·贝尔顿（CordeliaBelton），目前都正在撰写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并有望很快出版，这势必会对当前有关我们的共产主义未来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讨论做出重要贡献。
共产主义就是民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是根据一个单一原则组织起来的：利润。关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谁生产、应该在哪里生产和如何生产以及由谁获得生产收益等大部分决策，都留给了追求利润的私人行为者。共产主义不在于用另一个经济原则取代这个原则，而在于让有关如何组织我们共享的活动和资源的民主决策成为可能。
人类是社会性存在，因为人是群居的，为了生存而相互依赖；人类也是自然性存在，因为人依赖于一个不属于任何个体从而属于所有人的生态系统。个体获取自身生存的物质条件总是以社会关系为中介，换而言之，这始终是一个政治议题，为此，自由绝不可能仅仅在于没有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共同体权力，而且还必须在于个体参与政治进程的可能性之中，这些政治进程塑造了诸个体与其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人类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其自由只能通过集体自决，或者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和维持。共产主义就是尽可能认真地对待这一民主理想的志向，它本身也是一种自由的愿景。正如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MeiksinsWood）所言，民主必须“民主不仅需要被重新视为一种政治范畴，而且也需要被看成是一个经济范畴，[……即]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器、作为一种经济的驱动机制。”（按：吕薇洲、邢文增、刘海霞译，《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之《作为经济机制的民主》》
）
绝非一种生活方式
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美好生活理念。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是一种将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作为政治决策对象的幻想；它不是一种浪漫的共同体崇拜或者一个公社、百乐餐（或译石头汤，potlucks）和DIY文化的梦想。共产主义是一种旨在建立制度的艰难尝试，以确保最高程度的个体自由以及对那些必然由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人类生活各方面的民主控制。对内向者和遁世者，及对热情的集体主义者，共产主义一样重要。
共产主义依赖于这样一种承认，即我们生活的某些方面在本体论上是属于集体的，因此不能将其留给个体去处理。最佳例子就是土地：最初它属于没有哪个人，而是属于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如何处置它的决策必须是民主决策。我们共有的生存条件的共同化（communization），并非基于这一道德主张之上，即共同的或集体的在某种程度上比个体的更出色、更好或更重要，而是基于一种简单的见解——即人类物种的再生产在本身就是社会性的，那么，其共同方面的完全民主化是这一事实的唯一合理结果。然而，生活中所有可以个体地处理的方面，通常仍然是一些个体的问题。
共产主义的根本条件是使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处于民主控制之下。国家将被废除，所有私营企业将消失，所有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建筑、机器等——以及上层阶级的财富都将被征用。与此同时，需要建立新的机构，这些机构不仅将接管我们今天通常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许多职能，还将管理和监督经济。
因此，紧要的是民主制度广泛而全面的扩张。与其将经济决策留给市场力量，不如由我们来决定我们想要什么。
公社
我们把共产主义制度结构的基本单位称为公社。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一个源公社（homecommune），但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在其选择的任何公社。公社的规模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它们的革命初期以及它们特定的地理、文化和历史背景。一些公社将高度城市化，其居民——我们姑且称之为公社社员——数以百万计，而位于人口稀少地区或荒岛上的公社可能只有很少的居民，至少起初阶段是如此。共产主义将逐渐缩小城乡差异，但首先在几个世纪剧烈的资本主义城市化所塑造的世界中建立共产主义是必要的，这意味着诸如东京或上海这样的高度城市化地区将不得不转变为几个大型城市公社。
理想情况下，每个公社将掌控一切满足其社员的需要的必要之物，从土地、水、能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到劳动力、技术、研究和教育。决策通常应由受其影响者或尽可能紧密相关者制定，以确保高度自治，并尽量减少非民主的中央集权的风险。
在实践中，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部分原因是所有公社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拥有一个稳定的生物圈，而这只能通过对我们共同的自然资源的使用进行某种形式的全球监管来保证。此外，公社之间的合作也有明显的好处。例如，两个相邻的公社可能决定将其资源集中用于基础设施或教育方面。公社之间的这种协议可能导致某种金字塔结构，其中包括拥有决策权的政治机构以及协调、知识共享和互惠援助的讨论会。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全民公决将更为普遍，但并非所有决策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制定，因此仍然需要有代表大会，其席位可以通过选举和抽签相结合的方式填补，这将消解政治精英的形成和如市场一般的政治专业化。
也许公社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并执行取代市场机制的经济计划。大致流程类似于此：所有公社社员和生产设施将定期报告其所需所求，并根据关于这些所需所求的公开数据以及现有资源和生产能力，不同的政治组织将提出概述两年期生产目标的经济计划草案。在举行公开会议、听证会以及各种形式的公开辩论的同时，将多次重复这一进程，以确保最大程度的民主参与。最后，一项最终方案将通过全民公决获得通过。代表大会和生产单位将会联合制定出有关具体执行细则的决策。
公共部门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经济将分为两个部门。亚伦·贝纳纳夫借用马克思的术语，将其称之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公共部门，或必然王国，正如贝纳纳夫所指出，“我们将会对集体再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进行分派，……在划分职责的同时需要考虑到个体的禀赋和倾向”（按：谢欣译《后稀缺：自动化与未来工作》第96页，有改动）其中包括农业、医疗保健、住房、教育、科研、育儿、养老、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媒体、消费品，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本货品。
上面描述的两年计划可以被看作是公共部门生产的所有产品的清单，然后可以将其转换成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理想情况下，这些劳动时间将在胜任工作的成年公社社员中平均分配，具体任务将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和需求进行分派。因此，比如说每个人都可能被要求每周工作20个小时。
在资本主义中，很大一部分维持生命最必需的劳动被忽视或私有化为无报酬的家务劳动。有偿和无偿劳动、生产和再生产的这种资本主义分隔，作为性别压迫的重要来源，将会在共产主义中消失，再生产劳动将被视为公社分担的工作量的一部分。
为了确保公社的需求与公社社员的需求和能力相一致，可以采用各种激励措施——例如，一项特别不受欢迎的任务可以算作两倍工作时间，或者附带享有特殊待遇，诸如获得更具吸引力的住房或工作条件之类。较受欢迎的任务可以通过抽签分配，或者跟不受待见的任务捆绑在一起。类似的策略可以用来确保公社的教育系统能够满足公社的预期需求，以避免专业劳动力的短缺。那么，就有可能建立一种劳动分工，通过这种方式，大多数任务都同样具有吸引力，而且某些人群不会被迫承担最糟糕的任务，如同其目前在资本主义中的遭遇。
公共部门生产的任何东西都将在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住房、医疗保健、医药、教育、育儿、公共交通以及公共餐厅的餐食都将免费对所有人开放，不受限制。住房将通过抽签和候补名单进行分配。正如丹麦政治家
佩尔·德拉斯特德（PelleDragsted）最近所建议的那样，公共图书馆所据的基本理念可以扩展到诸如器械、自行车、乐器、艺术和服装等领域。
与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相关的消费品（我喜欢喝苦艾酒，你可能更喜欢雪利酒）可以用数字兑换券“购买”。所有公社社员每周都会收到可用于公共仓库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兑换券。它不是货币，因为兑换券是个人的，并在一段时间后会过期（比如说三个月），这意味着它们不能用于转让和积累。
私营部门
公社将生产和分配一切必需品，以便所有公社社员能够过上美好、长久、健康和稳定的生活。它将负责建造和维护住房、电力、道路、卫生、铁路和互联网；它将为你生产食物、药品、衣服、手机、家具、电视和书籍；它会照顾你、你的孩子、老人和病人。
但公社无法满足公社社员的所有需求。在资本主义中，诸个体的有效需求决定了生产的是什么：“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44/009.htm）。在共产主义中，关于生产什么产品的决定将以民主方式做出，这意味着公社可能决定不生产某些产品，即使一些公社社员想要生产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公社社员通常可以在自由时间自行生产这些东西。
公社已经决定将不包括在其经济计划中的产品可以交由私营部门生产，或称在自由王国中生产，也就是说，公社社员可以在自由时间管理社会经济的一部分。在此，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产和交易，并保持在一定的民主决定的限度内（例如，不生产或交换人类、武器或硬毒品）。公社社员还将能够创建可以简化和规范交换行为的制度和技术——例如，创造某种货币。
例如，设想一下，为了减少每个人的劳动时间，我们已做出民主决定，公社将只生产一种颜色的自行车。如果一位公社社员迫切地想要一辆红色自行车，那就可以从公共仓库（当然就像其他所有东西一样是免费的）领取一辆没有上漆的自行车，然后自行上漆。或者，可以把自行车带到由一群公社社员在自由时间内建立的自行车工场，并用给自行车上漆来与其交换其他东西。但愿这个例子阐明了，“私营部门”基本上只是公社社员在自由时间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的一个称谓。
这两个部门之间的界限将由公社以民主方式划定。每一次，这都取决于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同意承担集体责任的需要，还是我们留给公社社员自行处理的某些东西？公社将提供用于公共部门以外生产所需的能源、建筑和原材料，要不是免费，要不就是以产品或服务作为交换。
可是，这个私营部门难道不就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吗？答案为否，因为公社总是保证所有社员能够无条件地获得生活必需品，这意味着公社总是可以完全退出私营部门。土地、住房和劳动力永远不会成为商品。货币将仅仅作为一种交换手段而存在，不可能被用来赋予某些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
共产主义中的生活
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将利润置于自然之上，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只剩下共产主义作家埃斯基尔·哈尔伯格（EskilHalberg）所说的一个需要修缮的星球。我们需要抢救集体（TheSalvageCollective）在其2021年的宣言《工人的悲剧》（TheTragedyoftheWorker）中所称的抢救共产主义，这意味着公社资源的很大一部分需要致力于生态恢复。我们的共同资源的民主化将使我们能够规范自然资源的使用，从而确保人类后代以及与我们共享地球的其他生物的生存条件。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的理念与资本主义以及20世纪的威权的国家社会主义都截然不同。那么，我们为什么坚持将之称为“共产主义”呢，这个词与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联系已如此密切？原因一样，我们不应该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放弃“民主政体”（democracy）的概念。有些词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我们不该把共产主义的概念拱手让与典型的资产阶级历史虚假化，我们应该坚持延续这一长期、不间断的传统，明确反对威权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传统已经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为建立一个自由社会而奋斗了逾一个半世纪。
那么，在共产主义中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首先，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自由的、无阶级的和多元的。共产主义将给予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生活的自由。共产主义的意思是这些：更民主的决策、更少的工作时间、更好的住房、更美味的食物和一个稳定的生物圈，以及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提供的事物——经济安全。在资本主义中，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裁员、通货膨胀或者一场把你彻底击垮的经济危机；在共产主义中，将不会有人需要害怕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途径被切断。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生活将会是自由、安全和美好的——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
列昂·托洛茨基如何组织军队——在巨大的困难面前，他打造了一支无敌的军事力量（﹝美国﹞约翰·G·怀特（JohnG.Wright），194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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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LeonTrotskyOrganizedtheRedArmy
HeForgedanInvincibleMilitaryForceintheFaceofTremendousOdds
列昂·托洛茨基如何组织军队
在巨大的困难面前，他打造了一支无敌的军事力量
﹝美国﹞约翰·G·怀特（JohnG.Wright）1941年8月
空色花翻译
转自《战士报》（TheMilitant），第五卷第33号，1941年8月16日，第3页。
原文链接：HowLeonTrotskyOrganizedtheRedArmy:HeForgedanInvincibleMilitaryForceintheFaceofTremendousOdds
列昂·托洛茨基的名字与红军的组建、生活和胜利密不可分。除了他的其他才能和成就之外，列·托洛茨基还确立了自己作为历史上杰出的军事领导者和战略家之一的地位。没有人能够掩盖他在组织和建设红军以及红军取得的胜利（包括红军对纳粹进攻的英勇抵抗）之间的联系。
在组织第一支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方面，没有一支军队面临过像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种种困难。
当工人在1917年10月夺取了俄国的政权时，由于三年的帝国主义世界大屠杀，这个国家的经济几乎陷入了完全的混乱。工业和贸易中断，交通系统已经崩溃；通信系统只是形同虚设。军队没有供应品。被废黜的地主和资本家竭尽全力破坏和阻挠一切有建设性的工作。与此同时，以帝国主义世界的支持，反革命势力向包围中的革命发动了一支又一支的军队。
创建红军的困难
但即使这些困难还没有使情况变得更艰难。在1919年2月他对建立红军一周年的报告中，托洛茨基对当时的状况进行了分析：
“工业的崩溃当然是组建军队的一种不利条件。但这还不是全部。被推翻的旧军队给一切与军事有关的东西留下了一种痛苦的仇恨。旧军队令人难以置信地付出了沉重的牺牲；它只知道失败、耻辱、后退，数百万的尸体，掠夺数百万人口的残废，以及数以十亿计的开支。难怪这场战争在人民群众的心中留下了对军事生活和一切与旧的军事集团有关的可怕的反感。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同志们，我们开始建立军队。如果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那么我们的希望和前景从一开始就会更大。但是不，军队必须在贫困和耗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在数百万工人和农民中对战争和军事有了仇恨的情况下。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仅是我们的敌人，还包括我们的朋友）在当时声称，在未来几年中我们试图在俄国建立军队将一无所获。”
更棘手的是：历史上其他任何新政权都立即利用旧的军事组织进行自己的军事工作。例如，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军队是由封建军团与新组建的民族民兵融合而成的。然而，在红军的情况下无法进行类似的融合：腐败的沙皇军队不仅暴露了问题，而且还保留着一种感染和堕落的来源。这个可怕的障碍必须被彻底消除。革命军队必须一砖一瓦地建设起来。一切，包括纪律、战斗传统、军事权威、集中的组织、统一的指挥等等，都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在敌人的夹击中，以及面对无法逾越的困难时刻中得以建立起来。
建立军队的过程
首先尝试组建了一支志愿军。1918年2月23日颁布的法令提供了一些不规则志愿军团。1918年5月28日，开始实行征兵制度。但是当托洛茨基接管军队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军队存在。当时只有一些人力资源，包括：
1）不规则武装团体；
2）逃离白卫军的难民；
3）在邻近地区动员起来的农民；
4）由工业中心派遣的工人分队；
5）工会成员和共产主义者的团体。
需要将这些人力资源打造成一支新军队，建立正确的军事组织，基于新的思想、新的纪律和新的方法，并由合格的指挥官指导。这个任务是由谁领导完成的？以下是列宁在1920年3月15日关于红军的情况的描述：
“毕竟，我们一开始是怎么做的？在托洛茨基之前，我们有克里连科、迪本科、波德沃伊斯基，而我们只剩下了这个委员会，科尔恰克和德尼金几乎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因为我们七个人一起坐着，我们首先要花两年时间学习，然后才接受（统一权威的原则）。”（《列宁全集》第三卷俄文版，第二十五卷，第84-85页）
列宁认为，在托洛茨基接管红军之前，没有领导，只有"一个委员会"。但是列宁还确认了更多内容。在1920年，也就是内战的关键年份，他认识到托洛茨基在建设红军的基本政治战略思想上进行了两年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要与基层党员的反对意见进行斗争，还要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对手进行斗争，这些对手在几个重要场合上占据多数。这场斗争有时非常激烈和激烈，最终以反对派的失败和苏联总参谋部对那些思想、方法和原则的全面接受而结束，这些思想、方法和原则最初是由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制定和应用的。
在与建立红军有关的五个主要政治战略冲突中，我们只简要介绍与所谓的"军事反对派"进行的关键斗争。
本质上，这是一场与外来阶级倾向进行的斗争，这种倾向在军事领域表现为鼓吹游击战的思想和方法。如果游击主义的支持者取得胜利，首个工人国家的命运将在内战的战场上决定。
军事反对派的基础
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游击战的混乱反映了革命下面的农民因素，而反对它的斗争同样是为了支持无产阶级国家组织，以抵制正在瓦解它的元素化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
绝大部分的军队新兵都是农民。整个国家是一片起义的农民海洋，对于这种战争方式，他们不仅有着传统，而且本能地适应。列宁曾经将布尔什维克比作在这广阔水域中的一滴水。
在这个背景下，游击战（或称"非正规"作战）的方式和方法在党内产生了共鸣，这种共鸣反映了形势的压力（由于危机加剧）对农民的影响。这种倾向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一度对列宁产生了暂时的影响。齐诺维耶夫是布尔什维克中最不注重军事问题的人之一，他曾一度与"军事反对派"保持联系。然而，其真正的鼓动者和幕后组织者却是斯大林。
对于新思想和新问题的政治斗争，最初几乎总是以组织问题的形式展开。在红军建立正确的政治战略基础的斗争中也是如此。斯大林领导的"军事反对派"主张的是使正确的军事组织无法实现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观点翻译成军事术语。他们赞成使用选举方式选择指挥官；他们反对征兵军事专家、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军事纪律的引入、军队的集中化指挥等等。争论的焦点围绕着利用前沙皇官员展开。游击主义的拥护者抓住这一点，因为这为他们提供了伪装他们错误路线的最好借口......
在当时批评斯大林-沃罗什洛夫及其同伴时，托洛茨基写道：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无法争取到成千上万的'专家'，包括军事专家在内，那我们对自己和对党的道义力量、革命道德的吸引力，将会持有很低的评价。”
对军事专家的反对实际上反映了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对群众力量的轻视，这是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典型特征；斯大林-沃罗什洛夫及其同伴害怕"专家"，因为他们自己缺乏必要的知识、能力和信心。
1920年，列宁总结了这段经历:
“成千上万的前沙皇军官、将军和上校背叛了我们......你们知道这一点，但仍有数以万计的人继续为我们服役，同时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党羽，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红军。而且你们都知道，当我们两年前试图创建一个没有他们的红军时，我们得到的是游击主义、混乱。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我们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万把刺刀，但没有一个有能力在前线作战的师；我们不能用数以百万计的刺刀对抗微不足道的白军正规军。”
托洛茨基在他之后取得的成就
在这种"游击主义"和"混乱"中，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22个战线上获得了胜利。如果在俄罗斯的和平时期，在正常情况下组建这样一支军队仍然是一项非凡的军事成就。革命得以挽救，是因为在军事领域，托洛茨基在列宁的帮助下击败了斯大林和他的沃罗什洛夫。托洛茨基的成功也确保了红军的后续发展。内战结束时，红军拥有五百万人，其中大多数仍然健在，其中许多人现在还在1918-1921年的旧战场上作战。
但是托洛茨基在军队中的工作并没有随着内战的结束而停止。他继续了五年的工作。历史上知道许多军事领导人成功地创建了卓越的指挥部，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在他们离职后不瓦解。红军的指挥部，同样是在革命的烈火中打造的，是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红军今天的存在，主要是托洛茨基和他的总参谋部的杰作。这些人，内战中的传奇英雄，通过托洛茨基的领导，晋升到了领导职位，遭遇了"军事反对派"尤其是斯大林无限制的反对。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普遍被认为是苏联最能干的军事领导人和战略家之一的图哈切夫斯基。1919年末，图哈切夫斯基发现自己被无情地排挤在一边。他于1920年1月19日从库尔斯克给托洛茨基发了电报，呼吁他如下：
“我紧急请求你解救我免于失业。我在南西方面军司令部几乎三周来毫无意义地坐着，大约三个月来完全没有工作。我无法获得任何解释，无论是为什么延迟或为什么无法得到另一个任务。如果在指挥各种军队近两年之后，我有所贡献，那么我请求有机会在一些积极的工作中发挥我的能力......”
图哈切夫斯基的"失业"期恰逢斯大林在这段时间在南方前线短暂停留。斯大林利用这个机会对红军指挥部进行了阴险的打击。如果由斯大林说了算，他在1935年被封为元帅，而在1937年被谋杀的图哈切夫斯基将会被遗忘和废黜。但是斯大林与1918-1921年红军的建设性工作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在大部分时间里从事文职工作。他在前线度过的几个月更多地是用于支持"军事反对派"的政治阴谋，而不是军事斗争。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他正式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他从未参加过任何会议。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这个机构的会议记录仍未公开的原因之一。
斯大林对红军的罪行
斯大林对1921年至1937年末期间军事事务的直接干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政治策略：
1)在1925年通过与津奥列夫和卡门耶夫的合作，将托洛茨基从战争人民委员的职位上免职；
2)任命伏龙芝担任此职位，并于1925年11月遭遇神秘死亡；
3)任命武仲凯夫-当时是布哈林-莱科夫的追随者-接替伏龙芝。
尽管斯大林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他不得不将军队指挥留在那些在托洛茨基手下工作的人手中。
在担任战争人民委员期间，武仲凯夫始终是一个纯粹的名义上的头衔。从1925年到1937年，红军在各个领域的工作都是在八位将军和其他属于托洛茨基的总参谋部的成员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这些人在1937年至1938年被斯大林谋杀为"人民的敌人"。正是他们继续按照托洛茨基所奠定的基础来建设红军。他们进行现代化和机械化改革。他们规划和建造了西部的防御工事（即著名的斯大林线）以及西伯利亚的工事。他们制定了动员计划。他们准备了应对未来攻击的战略计划。
斯大林莫斯科政治陷阱的内在逻辑使他在1937年至1938年将清洗范围扩展到红军。红军将领们在政治上顺从斯大林，但他们抵制了武装力量的削弱。他们用生命付出了代价。为了将个人统治扩展到武装力量，斯大林首先必须摧毁红军、海军和空军指挥部的精英。
红军对纳粹进攻的英勇抵抗现在向全世界提供了更多关于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阿克斯尼斯等人的可耻陷害的实证。如果按照斯大林主义者的谎言，他们是希特勒的代理人，那么德国高层指挥官对苏联的防御、工事、动员计划和其他军事机密会有充分的了解。那么，为什么纳粹军队会被突然袭击？
红军抵抗的质量证明了这些人在斯大林对苏联军队的战斗力造成重创之前，是如何出色地忠实执行他们的任务的。尽管斯大林自1937年到1938年以来对红军犯下的一切罪行无法消除托洛茨基于1918年8月发起并在接下来的20年由跟随他的人继续进行的工作。现在英勇作战的正是十月革命和内战的红军-托洛茨基的红军。 |
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译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是印度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政治评论家阿吉兹·阿罕默德的著作。阿罕默德出生于独立前的印度北方邦（UttarPradesh），印巴分治后，他随父母移居到巴基斯坦，后在西方完成学业，曾执教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所大学，目前担任位于新德里的尼赫鲁博物馆暨图书馆当代研究中心教授、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政治科学访问教授。
阿罕默德是一位专业学者，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关注现实，关注国际共运，为多家杂志写稿，写实事观察和政治评论，还担任印度《前线》（Frontline）杂志的编辑顾问和专栏作家，以及印度Newsclick网站的高级新闻分析家。阿罕默德是一位双语作者，他最早不是用英语，而是乌尔都语写作；内容不是关于政治或社会科学，也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文学创作，更多是诗歌、小说；即使是政治写作，乌尔都语也先于英语。
《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是一本介于理论专著和论文集之间的著作，甫一出版，就受到左翼知识界的热烈关注，也招致诸如帕萨·查特尔、塔拉尔·阿萨德等来自“第三世界”学者的批评。本书给我印象最深之处，在于作者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教条式运用，也不像当今盛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他所批评的詹姆逊）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优先关注文化、解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批判哲学，当然更不像某些后现代“左派”那样，把马克思主义降格为可以随意截取、挪用的文本阅读方法（如他批评的萨义德那样），而是一种始终着眼于世界格局与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阶级、民族、性别等复杂关系来考量诸如后殖民问题的唯物辩证法。全书包括一个长篇导论，和八个讨论不同主题的章节。八个章节可以说是围绕导论的观点具体展开，彼此间构成有机的整体。如书名所示，该书讨论二战以来兴盛的理论话题，以及理论家、作家的主要角色，但它并非就理论而理论，而是始终把理论问题与当今全球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实关联在一起，并以反殖运动、民族主义中兴起的所谓“第三世界文学”现状这一脉络贯穿起来，鲜明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作者认为，二战以后，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发生了急速而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文学理论同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先是转向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然后又转向后结构主义式的解构路径，曾经致力于质疑殖民地与帝国问题的文学理论如今是在遮蔽文学、文学理论与赋予其意义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在开头两章分析了“第三世界文学”以及后殖民批评兴盛的全球背景（主要是欧陆和北美的理论背景）之后，全书转入了具体的案例研究。成文最早、影响也最大的是第三章，这是作者与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论战之作。詹姆逊的名文《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介绍到中国，并在国内知识界产生强烈反响，批评者多指责他以“民族寓言”的单一视角来概括鲁迅等第三世界作家，显示出一种高高在上的简单粗暴。而阿罕默德则将批评的焦点放在“第三世界”这一理论范畴上，追问所谓的“第三世界”作家和“第三世界”文本是在何种意义上被界定？“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属性与“三个世界理论”又存在什么关系？“第三世界”的概念和“三个世界理论”能否准确阐释现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权力关系？他批评詹姆逊仅仅是从殖民主义经历入手来运用“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在理论逻辑上很难站住脚，更难以从经验归纳的层面概括出第三世界文学必然是民族寓言这一普遍规律。在本书最后一章，阿罕默德进而细致地、历史地分析了所谓的“第三世界”，以及作为基础的“三个世界”理论，其实存在着基于各自使命和立场、互相差异甚至冲突的不同版本，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和意识形态特性使之无法成为一个严谨的理论范畴来充当理论研究的基础。
正如阿罕默德本人所说，他与詹姆逊的争论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有着共同的理论出发点，而他对拉什迪和萨义德的批评，则缘于与批评对象之间完全不同的理论立场和历史意识。在阿罕默德看来，拉什迪之所以被解读为“第三世界”文学反经典的经典，在于他极为典型地以后现代主义方式来表达“第三世界”民族经验，迎合了当今西方主流理论将“第三世界”文本与后现代主义捆绑在一起的批评路径。在表现“第三世界”民族国家问题上，便是突显现代性的殖民主义决定性、后殖民状况及其腐败、第三世界的政治独裁、民族国家的独立神话、西方国家的第三世界移民；而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问题，诸如民族经济发展、阶级关系（下层人民的状况）、性别矛盾（妇女地位）、民族问题（少数族群的处境）等等弃之一旁。在讨论拉什迪小说《羞耻》的移民知识分子身份及其主体意识时，阿罕默德区分了两类移民身份，一种是基于迫害的流亡者（exile），另一种是基于个体生活选择的移民（emigrant），），而这种在拉什迪小说和生活中均处于核心位置的“移民性“（migrancy）问题，是以两种互相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移民性”——一种无归属状态——是人类本体论处境的一种隐喻或象征（“从历史中漂移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无归属性又被一种过度归属性所取代：处于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状态下的移民知识分子，他们无须归属什么，只需毫不费力地在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超市里漂移，轻松地消费。这种世界上的所有文化都可作为个体意识下的消费品的观念源自一种古老的欧洲观念，又与殖民主义历史、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合谋中发展起来。
在分析萨义德《东方学》以及之后的相关著述时，作者揭示出萨义德在致力于颠覆这一“东方学”传统的同时，又与其背后的西方人文知识体系保持着暧昧关系；一方面合理指责“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本质化，但他本身对“西方”对本质化同样引人注目。这源自萨义德对西方人文主义比较文学学术传统的训练和移植，他像后者一样也预设了一条从埃斯库罗斯到现代欧洲的连续脉络，而不曾质疑这种连续性是后文艺复兴的欧洲构造。因此，《东方学》在考察这一关于东方的西方文本历史的时候，却将这些文本是如何被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接收、接受、修改、挑战、颠覆或再造的问题排除在外。即使是在这一脉络的内部，也存在着缘于立场的武断、视角的单一和知识学上的欠缺而造成的偏见与疏漏，这典型地体现在第六章萨义德对马克思论述印度问题的分析上：他极为主观而简慢地处理这一问题，无视马克思思想和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只是把某一段话从语境中剥离出来，把它放进东方主义的档案中，并将之导向不同的、乃至矛盾的方向。与此相反，阿罕默德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出发，将这一问题还原到马克思关于印度社会发展、殖民主义状况的认识过程当中，还原到马克思写作相关文章的具体处境和心态当中，并与印度思想家和学者的论著进行具体比照，对这一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澄清”。
阿罕默德是一位风格多样的多栖学者、批评家。一方面，他为许多发行量大的报刊杂志写下了大量文风简洁、犀利，充满热情和使命感的时评、政治评论；他的理论著述则严谨而缜密，如他本人在一篇访谈中所说，不惮用诘聱曲折的句式揭示事物的复杂性，这种风格也体现在本书的写作中，从而给本书的翻译带来了难度。而译者也深知本人学识与英语水平的有限，之所以不揣浅陋接下这一翻译任务，完全是出于对该书的喜爱。好在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吕黎博士不辞辛劳为该书的翻译做了细致的校读，舍妹易晔女士（现居澳大利亚）也对翻译多有襄助，使得译者终于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同时，我也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和该书责编吴敏接受此译稿并给予诸多教益。当然，书中也不免会有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
第八章三个世界理论：一场争论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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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三个世界理论：一场争论的终结
经过多年的全球重构之后，以前围绕着三分天下产生的范畴和争论可能显得完全过时了。当然，如今存在着一种冲动，就是宣布历史自身摆平了这些争论。但是，理论争论的困难在于它既不能忽视事实，也不会简单地被事实摆平；人们从思想的史前时期就懂得，思想本身总是倾向于以多种而不是一种方式超越事实。只有那些更顽固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才认为事实提供了修正理论的足够条件。而在我看来，理论只能通过自我修正，同时参照事实的历史以及思想自身史前的和当下的构造，才能修正自己。否则，完全靠现在的事实去修正以前的理论，就变成了一种压制，它会不断地回过头来困扰和阻碍理论和历史本身的现状。有关当前世界的知识设定了对有关过去世界及其知识的修正。
一
简单说来，通过总结詹姆逊和萨义德对第三世界意识形态的不同运用，我们能概括出它在文化的文学—批判理论中的立场范围。
詹姆逊的作品以其富有权威性的广度，充分表明他有能力从事更为严谨的理论工作。但恰恰是因为他在论述第三世界文学时缺少这种严谨，才促使我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争论。我在第三章分析了詹姆逊文章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存在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他在一开始就不无尴尬地承认“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基本上没有理论性（所以他宣称完全是出于“描述”的目的才使用这个概念）；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赋予这个术语以相当确切的理论涵义，并在行文中运用它，以显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之间根本的差异。我已在前面指出了他由此产生的大部分难题。在此我感兴趣的是他在谈论问题时所用的术语，以及基本的使用方式与萨义德的不同。一旦詹姆逊采用了这一范畴，就不由自主地被它内在的意识形态召唤，从而宣称民族主义是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能量，而这恰好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所做的。詹姆逊与萨义德有两个重要差别：他公然将第二世界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且同样公开地将自己与认为美国与苏联“合流”的毛主义区别开来。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别：1986年前，詹姆逊既没有采用“苏联帝国主义”这一说法（最早毛主义者提出，然后被西方各种激进主义所普遍接受），也没有试图指出苏联或者中国谁更是社会主义，而是不顾蓬勃开展的苏联改革、中苏之间的冲突，以及红色高棉、越南和中国之间的三角斗争，仍然提“社会主义的第二世界”。在詹姆逊那里，由于“第三世界”理论上的首要性，使得民族寓言成为产生于这种首要性并用来反抗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文化范畴。
在本书中，我通篇都在谈论民族主义这个范畴，它确实是个重要的通用术语。詹姆逊指出，寓言“在西方已是一种名誉扫地的形式，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浪漫主义革命的特定对象”，他进而提醒我们注意“传统的寓言概念”建立在一整套“与所指一一对应的比喻和拟人”的复杂基础上[1]。这个“一一对应”的提醒是很敏锐的，因为它敞开了接受寓言化的不同道路。而单个故事和作为整体的本质之间表现关系的基本支撑点，在于他在之后的一个定义里所指出的“所谓叙事性寓言的东西（即个人故事和‘部落传奇’的重合，就像在斯宾塞那里所显示出来的）”[2]。他把分界线画在斯宾塞那里也很准确，如同他把浪漫主义者看作是寓言的特定对手一样。
但是，为什么这种形式在斯宾塞之后在第一世界衰落了，却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重新出现，尤其是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如果在后一种情形下民族主义构成了寓言，那在前一种情形下又是什么构成了寓言？如果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有这种能力，又怎么解释这个事实：正是在19世纪这个最典型的欧洲民族主义时代，寓言受到了最猛烈的攻击？为什么在一种情形下民族主义和寓言有着这种联系，而在另一种情形下两者又互不相容？詹姆逊根本没有直面以上任何问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欧洲中世纪的文化产品充满了真正意义上的寓言，因为这些产品通过自身的形而上学（通常是有宗教性质的）成分预设了一个统一的意义。这种形而上学在叙事上既可以根据善恶的对照表（tablesofvirtuesand/orvices）重新编排成“人物”，也可以编排成表明特定追求方式的位置和标志的“事件”。象征学和虚构叙事中寓言性的设置在斯宾塞之后衰落了，而与之同步的正是世俗的历史化开始取代整体的形而上学。因此，正是大众作为历史主体在18世纪后期革命中的全面体现，才决定性地打破了这种形而上学及其典型的表征形式。此后，寓言要么只能作为其他叙事形式中的一种因素，要么作为寓言化中的比喻存在，要么什么都不是。换言之，正是由于世俗历史的出现，由于社会化的自我存在意识无可挽回地分裂成几种互相对抗的世俗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和现代小说也诞生于这一赋予阶级和国族以具有不同历史叙述实体的社会组织和自我意识的革命时刻），并且由于摹仿方式与真正的历史主义的矛盾，寓言作为文化的主导才被消解。更强大的叙事重视的是历史化的矛盾，而不是形而上的整体。把寓言作为第三世界的主要写作形式，并且宣称民族主义是这种寓言叙事的组织原则，就是要赋予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以一种形而上的准宗教性功能，这与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的性质一样。这种描述寓言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消失、并在当代第三世界重现，以一种特别扭曲的方式，试图推进那些经常去欧洲之外寻找“有机性”（organicity）的欧洲浪漫主义倾向（据说欧洲自己曾经拥有过这种“有机性”，但已失落了），更不用说试图推进一种我们都熟知的自由主义思想，即在宗教的“神圣共同体”破碎之时（之地），随即开始形成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以满足同样的归属需求——这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天才发现，并且在左派中很有市场[3]。
詹姆逊是个完全世俗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当代政治的“乌托邦时刻”不是民族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三个世界理论”导致了詹姆逊的自相矛盾：尽管他的论述中有不少暧昧之处，但他被这个理论的逻辑驱使着赋予民族主义以跨越国家和阶级、具有统一的形而上学特征的准宗教地位。因此，它在小说阅读上产生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不能把亚洲或非洲的小说仅仅放在远远超出了任何整体形而上学的世俗领域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和摹仿性再现的问题框架中来阅读。同时，当他在描述这个世界，并极力将第二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等同起来时，我认为他或多或少不自觉地给予我们一种理论版本，就是将苏联和人们称为50年代中期的尼赫鲁主义进行了某种融合。这点我后面会做说明。
相反，爱德华·萨义德在理论上要折中得多，并且在他写《东方学》的时候，对许多直白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都有回应，没有受到任何社会主义意愿的影响。所以在赞誉万隆精神时，他做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论断：
到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时，整个东方已经从西方帝国中获得了政治独立，并且遭遇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权力形态——美国与苏联。由于不承认“它的”东方处于新的第三世界，东方学因而面临着一个具有挑战性且被政治武装到东方[4]。
我们后面会用一定篇幅来讨论万隆会议，但简而言之，不管用什么方式来描述，说1955年时“整个东方”“都已获得了政治独立”是不正确的：例如，阿尔及利亚战争才刚刚开始；而且显然，处于东方学描述中心的巴勒斯坦也没有取得“独立”。但无论如何，对我们的讨论来说，重要的是将美苏作为“新的帝国主义权力结构”绑在一起。萨义德做这种明确的宣称时不像詹姆逊那么为难，因为对他来说，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他那里，两个帝国主义的说法只是简单地接过了众所周知的毛主义立场（即便萨义德远不会同意毛主义本身，并且接受“三个世界理论”的纯粹民族主义的一面），而无须费神去讨论中国是否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简言之，他主张的恰恰是詹姆逊要认真地否定掉的美苏合流的理论[5]。
人们有理由会问：按照萨义德的观点，是什么赋予了第三世界这种“被武装”和“挑战性”？萨义德《东方学》的致谢中告诉我们，该书大部分是在1975-1976年写的。这一期间，以及此前的很多年，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有多种武装：在这些年获得解放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也在同样获得解放的葡萄牙的南部非洲殖民地；在埃及军队于1973年越过苏伊士运河并且基本上掌控了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世界；也在致力于南非解放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手里。这些绝大部分是苏联的武装。在如今这个全球改革的新时代，这一点很容易被忘记；但是早在1975-1976年，萨义德这种疏忽是令人吃惊的。在阿拉伯世界内部，苏联被视为帝国主义势力的观点在那时确实得到广泛传播，但为其背书的不是巴解组织，而是安瓦尔·萨达特（AnwarSadat）与沙特阿拉伯君主的结盟。
无论如何，萨义德仅仅把“被武装”作为一个文学隐喻，他提及的武器就是民族主义，而这在詹姆逊沉稳的文章中已是一个主要的形而上学。不管它是一种武器还是一种形而上学，问题依旧是：这是谁的民族主义？
二
通观“三个世界理论”的多种版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同于所有著名的社会解放的现代理论，如民主权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的理论乃至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本身，这一理论不是作为一种人民运动，产生于与建构性的国家结构不同并且与之对立的反抗性空间，而是作为一种已建立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于所有连续性的变体之中，它或是由几个国家集体推出，或是由某个标新立异的国家单独推出。即使它描述世界的方式在不断变动，并且在理论构成上既缺乏核心准则也没有基本内核，这一理论的苏联与中国版本也是互相敌对的，以至于它们压根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其催生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它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这种催生出现在一个历史关节点，并且出自几个其反殖民的意识形态——即非殖民化——的革命内容已经成功实现的特定国家。这种缺乏互相关联的核心准则而又具有普遍的反殖民立场的状态在后殖民时期赋予这一所谓的理论以开放的意识形态询唤的特征，而个体知识分子又不必以任何方式去解释他们所期待的这种意识形态询唤，反过来也使得这一理论特别能吸引那些不希望把自己归附于某些确定的社会变革工程和确定的政治实践共同体，希望保留个人自主且维持某种对全球激进主义皈依的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在这一理论最为通行的版本中，根本转变的动能据说是存在于民族—国家本身。也就是说，在技术上处于后发社会的民族—国家通过协作的方式与技术上先发的国家竞争。很明显，这一理论认为在许多新兴独立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出现，并且常常将强大的国家成分与私人企业结合为一个混合体来巩固自己，恰恰在这一点上，它具有超前性。一种意识形态在重新定义反帝主义的时候，不是把这种反帝主义作为下层阶级的民众运动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方案，而是作为相对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在联合起来与更为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竞争的过程中所接受的发展主义方案，这既有助于使民众运动屈从于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又有助于强化这类国家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和企业的谈判地位。这种以不同方式发生的后发国家与发达资本之间的局部性竞争以不同的方式遍及全球，它本身就缘于殖民历史，而且如今被倡导为反帝斗争的核心，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也被视为代表着大众。而这一理论的种种样式都不曾论及这一点，这显示出它令人迷惑的特征，但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将殖民期间已经能够建立起来的、对大多数反殖运动的领导权延伸到后殖民阶段的关键方式。
如同大多数神秘化的意识形态，“三个世界理论”常常将自身起源神秘化[6]。前面谈及萨义德的论断，其涵义是，万隆会议某种意义上是它准确的诞生日，并且成为一种共同的智慧。因此有必要对于这一运动的起源作出澄清。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召开的万隆会议，严格意义上是亚非独立国家的会议。南非和以色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排除在外，南北朝鲜也因为争议被排除在外，因为预计它们很快要获得独立。而拉美国家都没有被邀请。中国受到邀请，而且周恩来实际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尽管中国事实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巴基斯坦（作为东道主之一）等几个国家也在其列，尽管他们与美国存在军事结盟关系。即将成为不结盟运动主要设计者的铁托元帅没有出席，因为南斯拉夫既不属于亚洲又不属于非洲。会议期间没能讨论帝国主义的实际活动，因为尼赫鲁强调这是政府间的会议，这得到了一致的赞同。他认为，代表政府去讨论其他也属于联合国成员国的政治是不恰当的。当然，也没有哪一国主导正式的讨论。今天使用的“第三世界”这一术语的涵义——不结盟，一个涵盖三大洲的、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球性的空间——在当时还不曾起用。
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Sauvy）自认为仿照法国的第三等级于1952年创造了“第三世界”这一术语。至少在法国报刊上，这一术语用得比万隆会议早。因此这个短语是欧洲人发明的，并且其流行也归功于欧洲的媒体；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一点，而更多地关注其他一些交叠的背景。朝鲜战争结束了，中国需要在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共同体中将自身存在正常化，不是作为共产主义巨人，而是作为一个邻居。当时刚刚结束的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和印度都崭露头角，都需要一个论坛来在地区事务上施展其领导力——部分合作，部分竞争。《马尼拉条约》已经签订，为即将产生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铺平了道路，而在西亚，为即将产生的《巴格林条约》而展开的基础性工作也在进行；巴基斯坦作为英美军事同盟的成员，也使尼赫鲁产生了极大的忧虑，他希望建立一个联合非洲和亚洲的组织，来给巴基斯坦施加压力。
东南亚条约组织也给苏加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在这一组织的近旁领导着一个中立政府，鉴于他的国家活动着亚洲第二大的共产党（仅次于中国），即使不考虑个人的倾向偏好，他也根本没有余地来重新考虑这种中立。他的近邻（如泰国、菲律宾）的领导者也欢迎这次会议，同时又加紧投入美国的保护，以应对来自中国和刚刚打败法国的印支国家扩散的共产主义浪潮所导致的后果，以及国内大量的共产主义运动。缅甸政府也非常担心被两个巨邻中国和印度所吞噬，或者被印支革命的力量所席卷。在中印之间，一直存在着边界争议（并于1962年激化为流血的战争）；在印巴之间，又存在着克什米尔问题（这里曾于1948年发生过战争，后又于1965和1971年再起战争）。由中印联合发起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大会全面接受，这当然是有远见的，但是由于充满互相猜疑、竞争和战争威胁的地区现实，这一宣言只有非正式承诺的意味：不因领土要求而用武力侵犯邻国。
这种最起码的非正式承诺，并不适应第三世界大团结这一充满幻想的观念（它倡导的是“东方“的复兴，政治上以共同的民族主义为武器，为反对东方主义、西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奋斗），虽然万隆会议是在逐渐被人们认识到的冷战过程中召开，人们能感受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使用比二战结束时日本所遭受的更为致命的核武器的威胁。万隆会议上老一代的发言人，尼赫鲁与周恩来，当他们抨击控制亚非地区的外国势力时，当然能意识到这一外在的维度。他们重视武力的关键原因，在于以下一些情形：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是以上百万中国人丧生为代价，苏联也制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而美国正展开一场由杜勒斯式的反共产主义所把持的声势浩大的论战，试图在苏联全面拥有核力量之前消灭它；消灭中国的类似方案也通过朝鲜战争而提出来。这些紧急事件成为尼赫鲁想象亚非国家联盟在美苏之间介入世界的政治时机的一部分。
西方媒体对亚非地区现实并没什么兴趣，而且是透过苏美竞争的棱镜来看待这一现实，它热衷于提出这一极，并且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军事不联盟的世界，构想出一个三分世界的局面。在这一勾画中，美国世界作为第一世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处于更高级的地位，而是因为它的军事联盟——从北约到东南亚条约组织——更为强大，能够遍及全球；苏联处于第二是因为它只有华沙条约组织，技术基础相对低级；而第三世界是由那些在军事上既不与美国也不与苏联结盟的国家构成，因而是一种和平力量。实际上，不结盟这一关键要素不合乎万隆会议中半数政府代表的立场，但这个事实并没有让媒体感到多为难，也没有让那些认定这一代表万隆会议传统的学者感到为难。在严酷的冷战语境下，这个第三世界被描述为防止所谓第一和第二世界之间难以阻挡的军备竞争的力量，否则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迈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即使在这一最初的媒体表达上，三分世界也与生产方式、社会体制甚至人的感知结构无关，这种分法是后来被文学理论家构思出来的。“第三世界”只是成为军事不结盟的代名词。（后来，当一个完整成熟的不结盟运动产生后，“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几乎长久地附属于它，铁托作为一股有号召性力量的出场，改变了它的非欧洲特性；而将大量国家——诸如巴基斯坦，作为一个盟国成员——排除在外，也改变了它将所有非欧国家结合在一起的特性；它广泛容纳了从古巴到沙特阿拉伯的大量国家，这仅仅显示出结盟这一概念在当时的出现是多么的既形式化又有灵活性。）
这就是万隆会议召开时各国内外的压力和面貌，也是西方媒体对它的反应。然而，由于这些复杂面貌在万隆会议的议题内部主要呈现在政府层面，其所运用的语言有一种多重因素决定的古雅的特性，完全向新内涵敞开，总是需要由其他词语来解码，不断超越其意义，随时处于滑动和被阐释的状态。这些压力在实际情况中如何复杂地支配着某个具体国家，什么样的意义范围被嵌入到看似透明的信念陈述之中，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讨论尼赫鲁及其在万隆会议上所说的一个相当简单的句子来加以说明。
三
“我们不赞同共产主义的教化，我们不赞同反共产主义的教化，因为它们都是基于错误的原则。”据报道尼赫鲁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以新批评的方式来阅读这个句子，过于固化（overvalorizing）它的字面涵义，将它与阐释系统以及一系列所属的政治语境分离出来，就完全可能解读成萨义德在他论述“东方”的话里所表达的涵义：这是第三世界的再生，是对两个帝国主义新势力的反抗。但是尼赫鲁这句话里的“我们”是谁？这是需要来解码的，因为尼赫鲁无疑是万隆会议上的领袖人物。但是我们在误以为这个“我们”就代表了会议本身，进而笼而统之地代表“第三世界”之前，最好想一想，周恩来在会议上几乎处于同样杰出的地位，他所作的正是这样的发言（“基于错误原则的共产主义教条……”），而这种发言显然不是只代表自己。当然，尼赫鲁首先强调了这是一届各政府的会议这一事实。换句话说，尼赫鲁这句话是出自一个政府。这个“我们”首先是印度政府。它首先认定自己代表印度全体，换句话说，政府声称代表国家。
我接下来会分析，当这句话被这个完全声言代表政府与国家的“我们”来阐明时，所拥有的几重涵义。但是这种政府声言隐瞒了这个“我们”所具有的第二层涵义，即尼赫鲁作为印度政党林立之中的国大党领袖，代表着自己党派的政治立场，而且很快就要面临这个新建国家的大选，选举首先是在安德拉邦（同一年的晚些时候），然后是在喀拉拉邦（两年后，在1957年），而在喀拉拉邦，印度共产党有望获胜、国大党面临失败的局面。在涉及这个代词（“我们”）的后一种涵义中，尼赫鲁从这个国际会议的威严讲台——聚集在那里的媒体把它确立为“第三世界”辉煌的诞生，向国内那几个邦的选民声张国大党、政府和国家在一个单一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我们不相信“共产主义教化/错误原则”；也就是说，投票给印度共产党因此（ipsofacto）是一种反国家的行为。附带地，他也是说给印共听：反对它但又向他保证，自己不会走得太远，进入美国阵营（“反共产主义的教化”也是错误的，尼赫鲁如是说；而印共的一位领导人戈帕兰在万隆会议之前拜访他，向他保证，尽管处于激烈的国内斗争中，印共仍然支持他的不结盟政策。）而首要的，他是对那些在国大党和共产党之间摇摆的选民大众说这番话的，他以共产主义的虚伪来教育他们——在此意义上，这种陈述是教学式的，通过国际会议的权威来传播，周恩来紧邻着他而坐。他（尼赫鲁）必须尊重这些民众的反帝主义，以免完全失去他们（因此也就有意疏远“反共产主义的教化”，这个短语在此仅仅意味着美国阵营，意味着杜勒斯兄弟、麦卡锡主义、东南亚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同时，尼赫鲁也是在对党内的右翼说话，两个月前的1955年2月，苏联对印度开始全方位援助，给这个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简言之，揭穿了“共产主义教化”的这半个句子表达出要与苏联密切国家关系，并邀请中国参加会议（尽管遭到来自英美的明确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印度共产党的任何让步——而是相反，这一点我们接下来就能看出。
但是向苏联靠拢是非常近期的事。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最初几年致力于寻求与英美集团的结盟，而且国内还有一些担忧，觉得他随时可能回到原来的立场上，事实上他在肯尼迪时代的加尔布雷斯（Galbraith）任大使期间确实有此表现；他对“反共产主义教化”的否定可视为对这种焦虑的回应。从国际论坛上来讨论国家事务，这种方式明确显示出国家正被各种争端所损害，显示出要想做出真实发言并希望为国家和对国家做出发言，只能且至少必须平衡各方面的要求（事实表明，国大党几个月后在安德拉邦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其胜利程度甚至比尼赫鲁亲自参与还要大，但是共产党赢得了1957年的喀拉拉邦选举，在独立后的印度建立了第一个非国大党邦政府，并且是世界上第一个选举产生的共产党政府。这些输赢得失背后的选举因素实际上是很复杂的，而担任共产党的喀拉拉邦主席的楠布巴德里帕德〔Namboodripad〕确实认为尼赫鲁在万隆会议上的声望是随即举行的安德拉邦选举的一个明显要素，却不是两年后喀拉拉邦选举的要素[7]）。
但我也要指出，这句由一个最大政党的领袖针对国内的政治分裂所说的话，除了上述的双重声音，也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向世界发出的统一声音。这句话所揭示的国际局势当然包含在其意义之中。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首先以中国为例，因为周恩来是这次会议上的另一位主角，而且因为中国极为典型地呈现出这句话里的训导程式，“共产主义教化”。尼赫鲁传记[8]的尼赫鲁式作者告诉我们，印度独立仅仅两年后，共产党在北京接管了权力，此时尼赫鲁主要关注的是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完全接受了安理会于1950年6月25日和27日通过的关键决议（这为稍加掩盖美国以联合国部队的名义入侵朝鲜铺平了道路）。当美国开始从其他国家拼凑部队，从而为它的入侵披上一件国际外衣时，尼赫鲁指示大使向美国强调，印度的“道义支持”抵得上来自一些小国的部队。只是后来，印度充当了推动朝鲜战争结束的调停者角色，加上中印在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才确立了一种中立意识，甚至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的伙伴。1954年10月，尼赫鲁会见周恩来，周恩来指出，印度现存的国界地图并不准确，因为很多中印边界根本就没有划界，对此尼赫鲁只是礼节性地作了回答：不必为此担心，因为边界在哪里是众所周知的。这个话题被搁置在一边，但是双方立场的巨大分歧显而易见，而且紧张关系依旧存在——它被直接带进了万隆，这句话表达出一种意思，不要太把中印之间表面的睦邻友好当回事，以为两个亚洲大国存在持久结盟的关系（所谓统一、再生的“东方”并不存在）。
那几个月里涉及苏联的问题则更复杂。会议在4月召开，而且正如我上文所说，苏联的具体援助始于那年2月（一个生产一百万吨钢铁企业的援建项目）；尼赫鲁因此在6月份访问了苏联，而且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那年冬天都来过印度；他们的访问在加尔各答达到顶点，在那里二百万人上街欢迎他们。两国关系恢复的步伐和范围无疑是出人意料的，而且加尔各答的街道不在尼赫鲁控制范围内，但是为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计，尼赫鲁肯定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9]。在12月这次访问行将结束时，他试图敦促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集团明确保证苏联将不给予印度共产党财政援助，并不与之保持明显的接触；尼赫鲁如何对付印共，将不影响印苏关系。可以说，上述这句话介于这个钢铁企业和数百万欢迎苏联领导人的人群之间；它预先为这次访问做准备，提前为之定下调子。而且他在与中国、苏联的合作和距离之间划出的这一界线，同样也是给东南亚条约组织国，给缅甸、英国、美国看的。
但是万隆会议又是怎样融入尼赫鲁作为独立后印度首任总理的任期的？尼赫鲁后来所拥有的权力模糊了一个事实，即他是从一个非常薄弱的位置获得这一职位的，他当上总理只是因为甘地选择了他。之前国大党处于帕特尔（Patel）强有力的控制之下，事实上帕特尔后来表示要让帕索塔姆·坦顿（ParthotamDasTandon）竞选党主席，尽管遭到尼赫鲁的公开反对；尼赫鲁描述这次竞选是“打了我一记耳光”。加上在此形势下，甘地又于1948年被暗杀，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幸好帕特尔于1950年12月去世了，才确保他在国大党不受挑战的领袖地位。同时，我们也不完全清楚尼赫鲁为何坚持让蒙巴顿（Mountbatten）担任印度总督，且保留英国事务总管（BritishServiceChiefs）这一职位。在国大党的所有领袖当中，蒙巴顿发现尼赫鲁是最合得来的，而且我们知道尼赫鲁在独立前后都依靠蒙巴顿的友谊和建议。必须强调的是，这完全与尼赫鲁的个人文化及其关于独立后印度的国际关系相一致。
在经历了1933-1936年著名的激进阶段之后[10]，尼赫鲁退回到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常态化了，以至于国大党的计划委员会（PlanningCommitteesofCongress）在他的指导下编制的国家与私人经济成分的融合计划已经完全明确地支持印度资产阶级。对于独立的印度，他勾画出一幅与英美集团密切合作的图景，至少到1950年，他一直期望得到美国的支持。而此时美国对巴基斯坦的一贯偏袒和鼎力支持巴基斯坦总理利亚查特（Liaqat）作为候选的亚洲领袖，最终使他的幻想破灭。之前，印度驻苏联大使拉达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后来出任共和国总统）曾建议签订一个印苏两国的友好协定，尼赫鲁拒绝了，害怕会冒犯美国；相反，他使印度于1949年4月加入了改组后的英联邦，并且接受英国国王作为英联邦的“首脑”，主要是想培植与英美集团的关系，并且竭力对付共产主义者，乃至对付像杰普拉卡什·纳拉扬（JayprakashNarayan）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有记录显示，正是由于美国受控于麦卡锡主义的强硬态度，以及随后出现的大致可称作杜勒斯—尼克松式的极右派别，造成了尼赫鲁的转变。假如美国的政策哪怕有些微的自由气息，尼赫鲁恐怕也会落入与之密切合作的关系，而这种合作发生在约翰·肯尼迪上台的1960年，加尔布雷斯来印度充任美国驻印大使，立即就被尼赫鲁授予私人顾问和经济事务咨询专家的显赫位置。换句话说，尼赫鲁的困境在于，英美集团明显不愿意接受印度独立这一事实，不愿意接受这个国家基于巨大的规模及相对发达的资产阶级（它要求获得自主发展空间）而产生的雄心，也不愿意接受已成气候的左派对尼赫鲁选择的限制。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对尼赫鲁1952年竞选后的适度左转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其时，针对共产党的限制已经升级，而它已崛起为国会里的第二大党，紧随其后的社会主义党位居第三；国大党在那一年的投票中未能占到半数，而甘地和帕塔尔的去世使得尼赫鲁完全控制了全党，并且已成为一名不可挑战的具有民族主义传统的领导者。1948年社会主义党退出国会大大激怒了尼赫鲁，而且在大选中的良好表现断绝了他们回到国会的可能性；尼赫鲁担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的选举基础会在下一个五年得到大发展，而他的党内很多右翼力量又被吸引到新建立的人民同盟（JanSangh）当中，以至于国大党很有可能得不到足够多的国会议席来组建政府。
遭到美国的冷遇，又惊恐于左派在第一次普选的精彩表现，为了保持在国会中的多数党地位，尼赫鲁做出了通过接收社会主义党的舞台而向左转的大胆决定，通过他掌握的国家权力至少部分地利用这一舞台；如果把1952年后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与选举前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比较，会发现这个左转是很明确的。这是一个很得当的计划。社会主义党既未加入也没有被边缘化，甚至共产党也是逡巡两端。他们的群众基础在1948-1951年间的因暴动被镇压而受到极大的削弱，而且特伦甘纳（Telengana）农民运动的失败也使得他们在议会斗争模式之外没什么机会。在恢复了一部分选举斗争、合法的工会运动与和平的农民动员的群众基础之后，他们再也无法以一个正积极左转的总理的反对者面目出现了，以免被贴上极端主义者的标签；但如果失去了这种反对立场，他们几乎不能切实扩大自己的基础。与此同时，在国际上，美国的强硬政策让尼赫鲁感觉保持与苏联的更密切关系、保持中印之间动人的兄弟情义是有益无害的事。因此，在1952和1957年两次选举中间召开的万隆会议，成为这一国内和国际关系重组的一部分，它推动了尼赫鲁从一位处于困境中的总理向一个世界领袖转变，而在亚洲和非洲，与之匹敌的只有周恩来。在国内，第二个五年计划使之赢得了大部分都市知识分子的支持，并取得了远比以前更牢靠的底层基础。他预计，在1957年，即使失去了喀拉拉邦，他也能为自己赢得最多的选民，国大党能在下一个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保持领导权。大约三年后，当他在肯尼迪开始当政之际与美国和解，并且在中印之战后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投入监狱时，他的领导权也毫发无损。
因此，万隆会议并非某种普遍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对尼赫鲁来说，其中嵌入了国内和国际的具体目的。当然，其他领导人也带来了各自的目的，这些都很复杂，这里只能大略交代。比如说，苏加诺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府正与一个仅次于中国和苏联的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对抗，而且这个党深深地打上了毛主义色彩。纳赛尔发动的政变以及随后的反英运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左派可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发制人，而且也是对右翼的穆斯林兄弟会保持中立。巩固了在埃及的统治仅仅一年后，他来到万隆，非常需要一个国际形象，需要一个集团来支持他次年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摊牌，而这将导致运河的国有化，导致埃及遭遇三方入侵，导致在苏联援助下建造阿斯旺大坝和哈尔旺钢铁联合企业，并导致纳赛尔在随后的15年里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中不可动摇的权力；而纳赛尔民族主义在1950年代晚期的黄金时代也正是以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埃及共产党的时代。万隆会议与这些主要领导人各自如骨鲠在喉的需求是分不开的。尼赫鲁不希望像苏加诺那样被推翻，他更为敏锐，也远没有纳赛尔那么残酷；但是这三个人带着各自的议程去到万隆，在当时形成了一种交叠。
四
这就是埃及、印尼和印度开始发生的事。甚至在不结盟运动完全展开前，“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就成了媒体用语，但是随着苏联第二十次党代会的召开，对自我进行重新确认，这一命名很快就被赋予了不同的理论内容。它不再认为资本与劳动，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是主要矛盾，而是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主要矛盾，集中反映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上。这一论题基本保留了这样的理念（它产生于斯大林时代）：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抵抗是全球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为了这一理念，印度的共产主义在“退出印度运动”（QuitIndiaMovement）[11]期间以及随后的十多年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在1956年之后，这一斯大林主义理念经历了几个复杂的变化。
首先，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开始出现，如今这被看作是处于与资本主义体系竞争甚至是要推翻它。其次，原子（热核）武器的发明使得两大体系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能了，因此竞争只能以和平的方式展开。第三，战后这段时间在亚洲尤其是在非洲出现了一大批的独立国家，如果这些不发达但拥有主权的国家能够与苏联而不是美国结盟——即便不是军事上至少也是经济上的结盟——那么全球经济力量就会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偏移，而资本主义作为对手就会逐渐消灭，虽然是以和平竞争的方式。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任务因此就是向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不同集团之间保持军事中立，并且将经济整合进社会主义体系，而不是资本主义体系。在国家内部，工人阶级要武装起来，切实可行地反对残存的殖民当局，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除此之外，为实现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只能是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可资利用的议会方式。
这一理念的要点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以和平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和（社会主义的）第二世界之间展开，而（难以归类的）第三世界任何制度上的进步是由其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特性所决定。如果它保持军事上的不结盟，并且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那么它就可以称作国家民主（一个以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进步”国家，它不同于人民民主，那是发生在共产党已夺取政权的地方），而国家经济成分的扩张甚至能通过发展“非资本主义”推动国家向社会主义迈进；尼赫鲁时期的印度常常被认为是处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边缘，这种观点与尼赫鲁的说法互相之间很好地叠加在一起：他把自己的计划经济描述为“社会主义”，国家垄断企业和私人企业（它们本身就常常是垄断性的）达到很好的平衡。换句话说，第三世界并非整齐划一地进步，而是任何国家不管其国家结构如何，都能通过选择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像苏联之前那样的外交政策，从内部选择进步。
无论如何，“三个世界理论”真正的声望来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对世界的解释完全更新了。第一世界只包括美国和苏联，这是两个同样危险的帝国主义力量；第二世界包括其他工业化国家，它们被认为有可能联合起来反对被称作两个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第三世界包括主要的农业国和穷国，它们成为世界的“农村”，注定要包围和打败“城市”，也就是美国和苏联。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再次落入第三世界。当然，在很长一段时期，苏联被宣布为“法西斯主义”，似乎单独成为一个阶级，而美国则成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值得一提的是，不是这一理论的苏联版本（这里面既有部分的真理，又有机会主义成分，两者互相纠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为最为激进的理论想象。相反，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通过把各种反共产主义仅仅看作是反苏的形式，甚至通过毛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为激进的方式，三个世界理论的中国版本通行于世界，成为校园激进运动的重要部分。
如今，我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会对我如此赤裸裸地重述近期历史产生一种受伤感。但无论如何，毛主义与过去20年里塑造我们大部分的政治文化的实践与争论并非完全无关。我们这批来自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的人必须正视自己的这一知识和意识形态背景，其原因在于这种背景赋予了我们思想的词汇和风格，这种思想散播于全球，成为所谓现代左派的很大一部分共识，以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日中吸收了它，而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它并非等量齐观地抓住了我们所有人，但是至少它的一些元素——三个世界理论的一些样式，大体上是毛主义的重构——如今被铭记下来，尽管它有时候已进入到我们写作、思考和言说各种力量和文化的全球传播的政治无意识里。
换句话说，“第三世界”这一术语不仅是一个描述性范畴，来揭示一种地理场域或与帝国主义构成特定的孤立关系，它还在不同层面产生了互相矛盾的意义和政治目的。在它主要的民族主义倡导者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的观念里，这一术语与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和一种私人和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混合”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其苏联版本里，它含有这样一种实践意义，不管这些国家对内部的工人阶级、左派政党或组织的政策如何，只要他们在国际上与苏联结盟，并且拥有大规模的国家经济成分，便认可其体制，如纳赛尔体制。在毛主义版本里，这一术语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与其他同样在探索社会主义前途的国家的很大距离，也就是说，他们彼此分属不同的世界，并且在此术语的背景上，这些国家被看作：1．一个对人类的存在形成很大危害的军事集团；2．一个帝国主义体系，苏联在其中控制着大批的殖民地，从东欧到古巴到越南；3．一个法西斯。
在毛主义和直接的民族主义这两种版本中，这一术语也假定“第三世界”及其现存的国家和阶级是一个真实的替代者，不管它们存在着什么缺陷；实际上，“第三世界”被当做一个有待保护和强化的自成体系的世界，成为反抗来自其他两个世界侵略的场所。该术语的鼓吹者指认为第三世界决定性、划时代和必要的意识形态，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即使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苏联版本中也是如此（当然，这个术语还有别的用途，它无须经过理论的伪装而直接用“第三世界”来命名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从古巴到沙特阿拉伯，从中国到乍得。这种使用充满争议，仅仅是一般性的说法，而且我本人也常常这样用）。但是，把“第三世界”这一术语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来运用的难题在于它被具体的争论弄得如此矛盾，如此分裂，以至于人们首先得用严谨的理论框架来标明是尼赫鲁的，毛主义的，还是苏联的，抑或别的——这个框架成为人们运用它的基础。同时，所有的理论版本都在强调这一术语在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特征，这一事实必然意味着确实不可能采用这一范畴来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而且也不可能打破最初的基本假定。为了差异化地思考世界，人们只能放弃这一理论范畴。持社会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三个世界理论”时，把社会主义等同于第二世界，支持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把它作为我们时代必需的决定性意识形态，并且把这种民族主义作为后现代美国文化的真实替代者，更多是以折中而且缺乏条理的方式来展开这一讨论。
五
人们可能会认为，随着显在的毛主义政治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普遍衰退，这一术语的力量也在衰退，但实际上它的力量依旧还在。很多与组织化的毛主义不再有正式联系的知识分子仍然在运用这些思想范畴——到1980年代早期，很多人是作为“无党派人士”加入了所谓的“社会运动”。其结果是，虽然毛主义政治衰落了，但它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依然以各种方式存在。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体制，还是苏联式的体制和政党，都同样多地运用了“第三世界”这个术语，这一事实赋予它多层面的自明的合法性。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同样都在使用它，尽管那些从理论上运用这一术语的理论家并不总能说清楚它的涵义。对于那些既把自己表达成激进的反帝主义者，又参与到反共产主义的总体文化氛围当中的知识分子来说，第三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方便的立场；而一种稳定的民族主义也成为左派学者对1970年代晚期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迅速增长所表达的敬意。当如，如今“第二世界”的垮台使得“三个世界理论”变得捉襟见肘。人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今世界？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前经互会国家的巨变所产生的反响，来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
首先，这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胜利。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似乎都认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经结束了。其次，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各种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潮流（它们都认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进步主义的宏大叙事”，因此并不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及其变种的应答式批评）如今已不可能去谈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明确对立面的社会主义，而更多地谈论“民主”、“社会运动”和“零散化的斗争场所”。这些对“第二世界”垮台的反应当然是意料之中的，而且我们显然也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从另一角度对它进行分析。但还有另外三种反应，这些在我看来在当下语境中更有意思。
首先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美国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合流”的业已存在的毛主义理论，它声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早已被“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倡导者所预见——这种说法不是出自北京，那里的毛主义在一些年前已经退潮了，而是出自全球的其他场所。其次是“伊斯兰的”解释，它坚信一个巨大的革命正扫荡世界，从马格里布的大西洋沿岸，穿越整个中东和西亚，另一边则深入到西非撒哈拉沙漠的一侧，深入到苏丹和索马里，然后进入前苏联亚洲共和国与中国辽阔的新疆地区，绕进印度两翼的克什米尔和孟加拉国，一直伸展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来反抗两个魔鬼（两个超级大国，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合流。这并非左派一般所了解的“三个世界理论”，而是某种不同寻常的版本（基督教资本主义和不敬神的共产主义合流以对抗第三方，即伊斯兰共同体）。
但是在这种毛主义解释和伊斯兰解释之外，人们也会遇到第三种“合流的”解释模式，它以两大整体势力的全球冲突为基础，一个是白人的工业化国家，另一个是非白人的非工业化国家，第一和第二世界的整体对抗后殖民的第三世界。这种解释模式实际上有部分的真实性，但是其真理部分淹没在三种极大的认识误区之中。首先，美国一副胜利者的嘴脸中无疑有着高度的种族傲慢，同样，戈尔巴乔夫抛出的由全欧洲和北美共享的“共同的欧洲家园”、“共同的文明”的措辞也无疑具有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在这种错误意识上形成的全球新格局确实具有一种种族主义特征，但是这种种族主义的合流不是根源，而是帝国主义取得胜利以及重新接纳东南欧进入其霸权的结果，当然，东南欧被置于次要和依附性位置。进而言之，这种模式从“三个世界理论”中借来一种以整体性术语划分世界的思维定势，不同之处只是并非三个世界而是两个世界：白人/非白人、工业化国家/非工业化国家。而且像毛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一样，这种模式也把苏联的解体仅仅看做是与美国的“合流”，而不考虑一个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促使不久前的对手依附且融入自己结构的关键因素。从穆斯林到毛主义者，上述三种关于合流的解释性假说，其重要之处在于它们都包含了以下三点：1．三分世界的观念，而第三世界被定位于反抗第一和第二世界（不断合流）的联合力量；2．不管是把它定义为伊斯兰的，还是非白人的，还是非工业化的，每种理论样式都倾向于把这个“第三世界”作为一个同质的实体；3．某种关于跨国的民族主义概念——其形成是以地区、种族差异或同属穷过的设定为基础——成为对目前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明确回应。问题是，任何这些假说都需要严格的理论辨析，但每一种假说似乎都产生于业已存在的三分世界的观念和视“民族主义”为恰当回应的观念。
显然，东欧的历史性转变和苏联的垮台并不意味着他们与美国形成了一种伙伴意义上的“合流”，所形成的更是一种屈服、分裂、合并、依附的关系，而且是在一种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所说的“欠发达的发展”（thedevelopmentofunderdevelopment）的不同语境中，以至于这些国家要么被简单地归并（如东德），要么重组成为一个落后区域，处于发达西欧的边缘。当然，在戈尔巴乔夫的想象中，如果他实行的制度改革能单方面地结束苏联现存的生产和权力的社会组织方式，国家就会顺畅地成为他所说的（多少带点种族主义的）“欧洲共同家园”的一部分，而丝毫无损于其全球地位，这种想法显然不曾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全球地位是建立在国内社会组织基础上的，否则不论是全球地位，还是国家本身，乃至最为基本的领土完整都无法保持。依附性是他的体制改革展开过程中所固有的，即使是那些从苏联垮台中产生的较发达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施加在东欧身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惩罚机制，相比于纳赛尔之后的埃及或“人民团结阵线”失败后的智利所遭受的惩罚机制，既无结构上的差异，其严酷性也毫不逊色。或者说，种族主义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重要部分，但决定其力量应用的逻辑是资本主义逻辑，因此对于东欧那些重新合并的国家来说，正是根据其经济问题和资本主义力量，从结构上决定了对他们的处理方式，而这很大程度上与拉美国家或任何后发资本主义地区的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处理方式并无二致。
六
如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从整体上分裂成白人/非白人、工业化/非工业化的互相对立的部分。相反，它在目前的主要特征是：1．它是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全球体系，具体国家的地位最终是由经济的强弱所决定；2．这个体系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全球重组的新阶段。在此等级结构中，美国占据独一无二的位置。首先，因为它在二战后享受了大约30年的霸权统治，并且拥有长期繁荣所带来的力量；其次，因为它将国内的经济规模、全球化的经济力量的广度和超级军事机器独一无二地结合起来，这一点是它的那些关系密切的经济竞争者（如日本和德国）不能比的。但是，美国经济的相对衰弱——相对于之前的长期繁荣以及主要竞争者的发展速度——意味着它无法一如既往地占据霸权地位，也意味着无法再由华盛顿和纽约单方面对全球经济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而是由几个发达国家的资本体制集体同步地施加。
因此，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态势中，三个具有顶尖经济力量的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关键，但是它们必须在政策上互相协调，而且也要和其他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互相协调，才能确保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并筹划出对不发达的资本主义附属国进行帝国主义干预。我要补充的是，这些附属国（或地区）分布非常广泛，从海湾石油经济体到环太平洋东亚工业化地区（比如韩国、中国台湾或新加坡），从印度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它们在人口分布、社会历史结构、经济规模、积累水平，以及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方面差异巨大。沙特阿拉伯食利的资产阶级当然比不上印度的工业资产阶级，而印度的人口、经济和技术劳力的规模也比不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等级结构中的位置正是由许多这样的要素决定的。换句话说，全球积累作用的偏见性规律不是使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更为匀质和相似，而是使得各个国家之间产生更大的差异。
这个结构的等级化特性本身就与其快速的全球重构缠绕在一起。这种重构的关键要素包括如下方面：资本主义体系第一次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再遭遇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重大挑战，第一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再遭遇全球范围内失控的系统性挑战。相反，发达资本如今达到全球性自我调节的水平，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能再通过战争来解决，因为资本的渗透已经超越了国家界限，使得民族—国家不再是发达资本再生产的独立场所，这种再生产必须成为一个全球体系，否则根本无法立足。这一因素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结成了一个整体，这在5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列宁时代，由此产生了可以用第二国际考茨基式语言来命名的“超级帝国主义”。德国的统一、即将到来的欧洲统一（尤其是通过德国议程）、安理会的作用、西欧与日本在美国的军事操控下针对伊拉克的统一立场，所有这些都成为建构这一超级帝国主义的舞台，包括它的内部矛盾，大部分也整合到其意愿之中，来清除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对抗，集体地控制资本主义后发国家，丝毫没有什么种族傲慢。第三，这一超级帝国主义的出现极大地被前经互会国家的垮台和重新合并所强化，不仅将这些国家抛入拉美式的依附状态下，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其他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就很可怜的谈判立场。客观上，这一态势也影响到印度，它曾与经互会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也影响到菲律宾，它失去了在遏制共产主义方面的核心战略价值；也影响到叙利亚，它先前的战略谋划是以华沙条约的持续稳定为前提；也影响到一切曾经以苏联作为武器和技术来源的国家和政治运动。
与上述所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是欧洲政治与经济统一的不断发展。如果说北美经济的净规模让西欧感受到必须获取对等经济规模的压力的话，那么西欧资本的迅猛增长及其加速的统一，又相应地对经互会国家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成为推动其经济组织消解的最直接的外部因素。在亚洲和非洲，全球资本主义框架内部的非殖民化运动当然推动了一个统一的单一全球市场的建立，并且强化了各国的资本主义联系，因为这意味着各殖民宗主国拥有的保护性市场的解散——如印度之于英国、尼日尔之于法国等等——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对所有商品开放的单一市场。新独立国家中执政的民族资产阶级能最大限度地受益于这一资本主义关系的普遍化；各种新的保护主义植根于过去的残余联系，试图阻碍这一进程，但无法阻挡总的趋势。在此进程中，制造业出现全球化现象，一些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迅猛提高，所有大的农业经济体也经历了通过使用新技术而不断提高资本化的过程，甚至整个亚洲和非洲的前资本主义生产也趋于被资本主义的司法关系、社会关系所支配和涵盖，虽然低水平的积累常常阻止合理的工业化转变。这些变化的积累效应加大了国家内部，以及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和地区差异。
七
今天，这一全球差异化的重构体系面临着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发达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性扭曲，导致所有这些经济体（如今甚至包括日本）的发展减速，每个萧条周期趋于更加强烈，更加延长。这些经济体面临的不是帝国主义的内部战争，而是整体的下降，其经济结构存在难以预测的不稳定方式（和程度）。上述超于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发达资本主义动力的因素是否有助于这一体系克服其结构扭曲，还未现端倪。
第二个问题更无法得到长时段的改善。资本的逻辑如今在亚洲和非洲已是不可逆转，在现在或可以预见的将来，绝大多数国家无法简单地以欧洲方式实现完全的资本过渡。毕竟欧洲的资本过渡发生之时，外部没有比它们强大得多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来支配和征服它们；其时世界的资源——从矿产到农业原料到大量无偿的劳动力——构成了欧洲财富积累的基础；欧洲巨大的人口资源能直接输出到其他国家；欧洲工人阶级被迫服务于世界市场的商品出口，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欧洲资本建立全球霸权。相比之下，印度的资本主义能将无法供养的近5亿人口输送到哪里？印度资产阶级能到哪里去获取矿产资源来供给经济，并确保接下来二百年的支付平衡？只有毁坏森林，扒光山岗，给河流筑上堤坝并造成污染，是乡村广受污染，城市充满废气，即处于帝国主义资本的依附性伙伴的位置。由于缺乏哺育欧洲资本那样特定的全球历史条件，亚洲大多数地区无法指望发展出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后发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与大部分现代技术的结合很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给这些社会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带来损害，即使是在殖民时期，也以各种方式和程度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考虑到现有的经济积累上的差异，全球资本主义在不同层面之间的差距，不仅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包括（从最发达到最贫穷的）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的人口、阶级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可能会加大。
资本主义从结构上无法服务于绝大多数被它卷入其中的人口，这是它整体上作为一个体系难以治愈的基本弊病。只要这个体系还存在，这种矛盾就既不能通过民族资产阶级的意愿，也不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颁布的规章所克服，事实上也不能通过发达资本主义所有的政府和非政府手段克服。这一矛盾的否定力量只能来自体系之外，因为只有在阶级、地区、国家和洲际之间实行完全的财富再分配，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消费结构，才能解决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后状态，解决由此带来的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贫穷问题。社会主义代表着对资本主义体系性的基本矛盾和残酷性对断然否定，而且这一否定的必要性还将存在，不管苏联的命运如何。
如果这种分析——不管多么粗略——大体上是正确的，那么就自然会推导出与“三个世界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几个主张和基本原则。首先，世界不是被分成二元对立的两块；它总体上是一个等级化的结构。因此首先可以得出的推论是，在更广泛和超国家范围内的应对性的辩证否定也必须相应是全球的和普遍的——不是在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但同样包含了普遍人性。其次，如果这种应对性的辩证否定即社会主义的普遍特征在革命方案上隐含着一种国际特性的话，那么全球资本主义基本而不可解决的矛盾——即它不能服务于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同样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为实现社会主义方案而进行的斗争正是体现在这些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直接生产者的斗争上。第二个推论是，社会主义方案的实践者既可以从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出现，也可以从后发资本主义地区出现。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化的结构体系，它造成了阶级之间、国家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这一全球体系中不同地区的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帝国主义带来的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反抗的主要对象。西方左派关注的已经完全是各自国家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在此程度上，在帝国主义的国家边界之内来谈论社会运动，把为帝国主义的历史受惠者而进行的民主完善作为眼前目标，这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案，因为社会主义无非就是要打碎现代资本的帝国主义特征。第三，民族国家既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资本再生产的场所，也不是后发资本主义地区反抗帝国主义的场所；我们已经大大走过了非殖民化运动的阶段，资本逻辑也已经牢固地把持着所有社会，使得那些占据国家机器之中心的民族主义不能成为应对性的否定力量，如果它们曾经是一种否定力量的话。
第三个推论有两种甚为不同的特征。一方面，人们不能从民族国家、乃至超国家的集合体的对立体系即第一和第三世界，或其他关于这些概念的术语角度来思考这一压迫和剥削体系，因为实际上，一种民族主义不是在后殖民—民族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层面上，而是在民众政治力量（它在本质上与国家就有冲突）这个层面上，才能成为帝国主义。而且，当代帝国主义政治体系形成了一套民族—国家的等级化结构体系，在此程度上，只有在自身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空间内部组织起斗争，把对具体民族国家的革命性转变作为当前的实践目标，任何国家的革命力量才能与现实中的帝国主义进行有效斗争。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方案本质上具有一种普遍性，除非建立在跨国的基础上，否则作为一种过渡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然而，只要阶级斗争实际发生的场域还处于民族—国家结构这一基本现实中，那么即使是为实现这种过渡而进行的斗争，仍然需要一种国家基础。
[1]FredricJameson,‘ThirdWorldLiteratureintheEraMultinationalCapital’,SocialText,Fall1986,p.73.
[2]FredricJameson,‘ABriefResponse’,SocialText,Fall1987,p.26.
[3]Benedict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London:Verso,1983).民族通过印刷资本主义对宗教和王朝—帝国的取代是本书的核心主张，它分析了宗教和世俗语言，宗教朝拜等，并且如此总结道：“历史上，只有当三个非常古老的基本文化概念不再如公理般控制人们的心灵之后，想象民族的可能性才会出现。第一个是这样一种观念：特定的手抄本提供了通往本体论真理的特权的途径……正是这种观念孕育出跨洲际的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以及其他信仰集团。”（第40页）这一轻飘飘的“以及其他”某种程度上会让人紧张，但民族是在宗教曾经出现过的地方产生，这一观念是不错的。
[4]EdwardW.Said,Orientalism(NewYork:Vintage,1979),p.104.
[5]如今，经历了近些年的重组之后，讨论“合流”问题的吊诡之处显然在于，一种合流——其实是捕获——实际上发生了，但只是在苏联这一曾经被描述为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和全球灭绝主义（exterminism）逻辑中的另一个美国全面解体之后。
[6]指认三个世界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我并不是要抹杀理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而是要强调这一理论主张的纯粹的意识形态特征。这一理论提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错误知识，但却从发达与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异所引起的直接体验，从发达资本成为帝国主义资本这一事实中获取情绪化的力量。这一错误知识的神秘化功能在于它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后殖民主权社会，帝国主义是通过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来起作用，而民族资产阶级国家自称在解决帝国主义与被帝国主义统治国家的大众的矛盾时，更为偏向后者。
[7]E.M.S.Namboodripad,Nehru:IdeologyandPractice,(NewDelhi:NationalBookCentre,1988),pp.246-52.
[8]此处以及下面段落中关于尼赫鲁的事实可以很容易地从ServepalliGopal所撰写的标准而非常尼赫鲁式的四卷本著作JawaharlalNehru:ABiography中证实。具体见第二卷（NewDelhi:OxfordUniversity,1979）中决定性的1947-1956年阶段。
[9]我们现在又回到了美国维度。在印度国内，拉纳迪夫的进攻和起义路线已经收缩，特伦加纳武装起义（Telenganauprising）阶段已经过去，印度共产党已经基本过渡到议会斗争——尼赫鲁有太多的理由鼓励这一过程。在国际上，苏联和中国的政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不管其内部政策如何，他们都愿意与不结盟国家保持长期的合作。尼赫鲁政府已经放弃了充当帝国主义的配角，转而成为进步的国际联盟的一个强力支持者。尼赫鲁在这一节点上向左转是国内国际态势转变的反应。
[10]对于这一激进阶段的总结性分析，参见BipanChandra,‘JawaharlalNehruandtheCapitalistClass,1936’,inhisNationalismandColonialisminModernIndia,(NewDelhi:OrientLongman,1979)。该文第一次发表在1975年8月（EconomicandPoliticalWeekly,vol.X,nos33-5）。当然，Chandra教授更改了对这一阶段的早期解释，并且在近著JawaharlalNehruinHistoricalPerspective中用对尼赫鲁事业更为颂扬性的总结来取代它。参见D.D.KosambiMemorialLectures(UniversityofBombay:DepartmentofHistory,1989)。
[11]1942年8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火逼近印度，印度要求独立呼声甚高，国大党于8月8日通过甘地提出的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9日清晨，英国殖民当局突然将甘地和国大党各级领导人全部逮捕。入狱者逾6万人，国大党遭禁。1944年5月6日，甘地因病获释。24日，甘地宣布退出印度决议作废，退出印度运动结束。而印度共产党出于遵照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指示考虑，拒不支持“退出印度运动”，使其在印度民众中的支持率遭遇重大挫折。——译者注 |
第七章印度文学：关于一个概念定义的笔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第七章印度文学：关于一个概念定义的笔记
对我来说，“第三世界文学”这一理论概念的一个困难之处显然在于它对历史的草率态度；在于它那些难以理解而又迫不及待拿来概括的冗长而斑驳的材料其实都是同质化的；在于它的同质化冲动，即以“民族主义”的统一徽标削足适履地安置各式各样公开的抱负，进而指认这一民族主义为非西方社会文化生产的决定性和划时代的意识形态；在于它近来将移民选择扩张为一种流亡修辞，进而将这种扩张作为沟通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中介的倾向。这一切已经展现得很清楚。高善必曾经说过：“后发资产阶级的显著特征，即不劳而获和攫取技术，在印度肤浅的‘研究’中司空见惯。”[1]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大量发表于西方国家的论述来到“第三世界”时，都显示出这种“后发资产阶级”的特征。
当我发现自己无法确切把“印度”文学说成是一个有理论逻辑的概念时，便意识到谈论所谓的“第三世界文学”是件更为困难的事。因此，本章的目的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地将（国家意义上的）“印度文学”置于与（一般指三大洲的）“第三世界文学”对立的位置，而是要考察我们目前建构这一概念的困难之处。我的一个论点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将印度那些互相毗邻但又互相区别的主要语言—文学整合起来，就得出一种具有理论统一性和逻辑性的“印度”文学。换言之，如果非要从理论上讨论其统一性的话，那么一个“国家的”文学也总是要大于各地区文学的总和。确定了这一立场，同时也就难以得岀这样的结论：只要能将这三大洲不同国家的文学的历史编纂知识整合起来，我们就能勾画出“第三世界文学”。换句话说，我强调的不只是经验意义上明显的知识缺失，而且也包括：1．任何地方殖民时期文学的发展不仅嵌入了殖民经历，而且同样多地嵌入了前殖民的遗产；2．任何地方的文化生产都会大大超过殖民地国家及其政府所划定的疆界，以至于无法在三大洲范围内通过理论归纳和统一的叙述来总结高度差异化的历史发展路径。
当我们把文学生产与对其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文化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使得文学的时代分期建立在更为根本的变化而不仅仅是年代断裂基础上，并且能够从时期和地域的角度解释主要类型的主导力量、它们不平衡的发展，以及其他类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物质条件，只有在这样一前提下，我们才可以把文学当做理论的对象。这种在文化的自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客观决定性，当然存在跨越语言和国家疆界的可能，也就是说，文化和文学并不一定与语言和国界共处一个范围，这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历史时代尤其如此，而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即使是在形成了民族国家之后，也尤其如此。印刷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可变而非不变的决定因素。因此，思考“印度”文学的难点，就不在于它涵盖了多种发展不平衡的语言，也不在于容纳这些文学生产的国家疆域千百年来一直在发生变动。其难点在于操控这一历史叙事的前提本身，这一历史叙事具有如下特征：1．它将婆罗门文学的高度文本性置于这个统一的文学史的优势位置；或者2．将特定语言的主要文本的历史（以一种不平衡的方式）整合起来，通过一种集中原则来获取统一性；或者3．它试图在几种语言中重构文类和主题的杂交，但这一过程极为理想化地强调“名著”，并将其经典化，而很少持续、有意识地将文学史置于其他类型的历史内部。
接下来我会以一定篇幅讨论印度文学史叙事的诸种方式。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历史的前沿性理论研究表明，以一种不局限于统治者、帝国和宗教的历史，并由不同部门和区域的发展所构成的历史的方式来讨论印度历史确实是可能的。这种研究最典型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里[2]，已经为未来的经验型研究和创造理论概括和归纳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因此也就为勾画生产和财产的主要形式的分期，及其区域和时间上的变化、知识上的差异和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奠定了基础。在与其他历史的比较中，相对不发达的印度文学史研究类型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就其理论前提而言，更是如此。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无疑带来一个结果：正是在其他历史，而不是单纯的文学史中，产生了对所谓的“文学”（尤其是最初几个世纪的文学）的一些最深刻洞察。而我的目的不是要描述一个完整的理论立场，这对我来说至少是为时过早，也不是对现有的方法进行详细考察，而仅仅想勾勒出我认为特别麻烦的地方。
一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部由印度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写的作品都可以视作“印度文学”的一分子。但是能够造就出印度语言—文学之集合体（不管它们是处在严格的比较文学框架内，还是作为统一的多语言的知识对象）的逻辑而统一的知识体制，只是得到一些零星的发展，以至于尽管个别学者写出了杰作，却很少有体制性的场所将这些知识系统化并传播到广大师生当中。其结果是，那些能够从事这种知识再生产的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分散状态，而且分布在几个主要的不发达地区，这带来了几种难题。
我们无法获取一些主要语言和文学的全面历史。在印度不同语言群体（linguisticcommunities）之间，不是通过英语这一中介而是直接互译来实现文本交流的传统发展缓慢，以至于即使存在这样的历史研究，其语言群体之外的读者也很难获得它们。而在一种相互关系、由交叠的现实构成的统一体中持续研究各种语言的文学的传统则更为薄弱，以至于在对“印度”文学的认定和实际涉及各种语言档案的知识生产之间，通常是互相断裂的，整合的原则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薄弱。某种意义上，这是在照搬那些把“欧洲文学”的范畴既作为文明整体、又作为不同国家的文学之比较研究（comparatism）的概念框架。和大多数类比（analogies）一样，这种类比也有其用途，但这种将类比与范式混淆所带来的歪曲，在于它把各种现代印度语言视为明确的、差别显著的实体，似乎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之间，或现代印地语和历史地构成它、但又与之保持相当大的差别的数种语言之间，也和英语与法语、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一样，存在相同的关系。
这种混淆，以及在文本、作者、文类、传播方式、受众等诸多方面缺乏充分可靠的信息，在早期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正是在此阶段，今天的现代语言出现了长时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和分化。当然，这一过程在不同地区也不平衡。南方的泰米尔语（Tamil）无疑得到更大的自发发展，而且很早就成为一种与北方的梵语并行的宫廷语言，以至于现存最早的文本可以确切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世纪，虽然很多文本历经岁月和不可靠的传播方式，遭受破坏，留下大面积的空白。最早的坎纳达语（Kannada）碑文则岀自公元5世纪，虽然大规模写作的出现要晚得多。而南方其他语言的分化和形成过程，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够；对梵语随后几个世纪在这些语言环境下对不同于宗教的语言—文学的形成所起的作用，目前的研究也还不够（据说梵语中有8%的词汇来源于马来亚拉姆语〔Malyalam〕，但是这种语言资源的文学意味又是什么？）；我们对多种文学，尤其是泰米尔地区的森格姆语（Sangam）文学[3]的文学与历史编纂学特征的研究比对同时代的梵语文学的研究要少得多。我们对从森格姆语到同样是泰米尔地区的巴克缇语（Bhakti）的过渡的了解仅仅是粗线条的，它其实并非一种过渡，而更是一种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断裂和一种“史诗”传统的干预后出现的划时代转变。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泰米尔起源现象是如何推广到整个德干高原，并且跨越整个温迪亚（Vindhyas），直到这片土地的所有角落的——如果巴克缇语的北方形式基本上是延续南方语言的话，实际上它还是没有完全确立，只是在个别诗人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个别的证据。
在北方，对于最终确立了现代语言的各种亚语言（upbhranshas）形式之间的分化的了解也只是个大概，不同语言区的信息资料极不平衡。我们知道这种分化确实发生过，知道关键性分化的最初阶段跨越了10—12个世纪，知道这是个不断延续和不平衡的过程，而其中一些现代语言（比如孟加拉语）的确立比另一些语言之间的分化要早得多（如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分化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不断进行的），但很多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例如，在1961年的人口普查中，北方邦有上百万人放弃讲印度斯坦语而转为讲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比哈尔邦的通用语言也从印地语改为迈蒂利语［Maithili］）[4]。知识的不足，以及认知对象的流动和不可测定，都对理论归纳“印度文学”形成了障碍。鉴于现有材料的不足，即便简单的历史编纂也处于起步的阶段，因此，即使是把“印度文学”作为一种描述其整体的基本历史分期，同一时期的各种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互相交叠的语言簇进行传播的主要文类的知识，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而且把个别语言的历史作为独立的实体，这也是一种误导，因为多语性和跨语言的流动性几乎成为赋予“印度文学”在前现代阶段以高度统一性的主要特征——很可能是它唯一的特征。单一语言似乎只是某种经典的学院思想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大众的文学文化，甚至包括很多精英之作直到19世纪还保持着多语特征，而此时，印刷资本主义的进入、单一国语教育的现代形式、专业小资产阶级文学主流的兴起，以及在地区和宗教问题上的排他性，都加速了语言分化的过程，并随之产生出单一语言的主张——这些主张在客观上是一种构造（fabricated），也是主观感受到的主张。针对这一早期阶段，莫罕·辛格·狄瓦纳（MohanSinghDiwana）曾雄辩地指出：
……从10世纪的戈拉克（Gorakh）到19世纪前半期的古拉姆·法力德（GhulamFarid），在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古吉拉特（Gujarat）、孟加拉、阿格拉（Agra）、奥德（Oudh）、比哈尔、德里、旁遮普或信德（Sindh），这些地区几乎所有诗人都会用所掌握的三种语言——母语、本邦语或普通印度斯坦语、印地语（除了波斯语和梵语之外）来写作。扎法尔（Zafar）和索达（Sauda）还曾用过旁遮普语写作，古鲁·戈宾德·辛格（GuruGobindSingh）用波斯语、布拉杰语（Braj）、雷克塔语（Rekhta）和喀亚尔语（Khyal）写作，古鲁·那纳克·德福（GuruNanakDev）甚至用波斯语、梵语、卡菲语（Kafi）、拉亨达语（Lahndi）写作，而南姆德福（Namdev）、卡比尔（Kabir）、拉伊达斯（Raidas）和达都（Dadu）都用过旁遮普语和印度语写作。在孟加拉，使用布拉杰布利语（Brajbuli）的作家曾经非常兴盛。米兰（Miran）用拉贾斯坦语（Rajasthani）、古吉拉特语（Gujarati）和印地语写作。[5]
在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中，人们会提到的是阿克巴[6]，据说他以巴克缇语的样式创作了一些布拉杰语诗歌，现已失传了。而在孟加拉，一个会被提到的人物是维迪亚巴提[7]，他被认为使用印地语、迈蒂利语以及孟加拉语写作。这是一份可以无限列举的名单。即使这些语言范畴不断变动，以至于米兰所使用的三种语言被阿玛山卡尔·乔斯（UmashankarJoshi）另外命名为“拉贾斯坦语（Rajasthani）、维拉杰语（Vraj）和古吉拉特语”[8]——“印地语”和“维拉杰语”的区别无疑也是非常模糊的。而且，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9]，即使狄瓦纳坚持认为存在着广泛而丰富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本身当然毫无问题——而这种坚持也令人遗憾地被“母语、本邦语和普通印度斯坦语”这一限制性的三重概念所污染，其目的是在后殖民政体中恢复这种松散的三语模式（three-languageformula）（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19世纪通过地方的语言原教旨主义者与殖民当局的人口统计学家在不断变化而又总是龌龊的联合中，以或多或少令人惊奇的方式创造出来的）。狄瓦纳本人认为诗人对语言的使用适合该三分法原则，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语言的流动在历史中总是各呈其态。这种流动的实现过程如此自然地嵌入诗歌的各种版本，并且极大地迷惑了那些未经训练的现代读者，以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语言学层面首先从这里开始。
自从19世纪引进印刷和分类活动以来，多语言交叠的问题在那些更为现代的档案的收集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只是出现了一些新形式。由于主要的语言如今是从个人能力、印刷档案、作家文集和阅读大众的角度划分得更为清晰，使得印度各语言之间的互译问题立刻变得更为复杂和紧迫。旨在为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学群体内部的流通而形成的翻译机制发展缓慢，基本停留在个人事业和爱好的层面，几乎没做过什么体制化和系统化的努力。例如，乌尔都语的全部出版物都不曾呈现克什米尔语、旁遮普语、现代印地语或泰卢固语（Telugu）的文学发展，虽然乌尔都语一直在地方和国家使用，而且大多数民族也一直在使用上述其他语言。所有乌尔都语的学术机构、高校里的乌尔都语系都未曾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和翻译活动有旨在对所处的语言和文化的综合环境达到更全面理解的切实支持。我相信，即使不同的语言群体情形各有不同，这种极为盛行的排他性也绝非仅存于乌尔都语机构。对印度其他语言的翻译在泰卢固语（Telugn）、孟加拉语，还有印地语当中相对要多一些，前两者主要是凭借文学知识分子的主动性，而后者则因为既有政府赞助又有个人的主动参与，但是在大多数语言中，这项工作远没有得到重视。
由于缺乏交互翻译的公共机制，对“印度”文学的直接知识就预设了众多语言的知识状态，但是很少有专家能完全掌握所有这些语言。而且考虑到这种研究的公共回报非常之低，这样的语言能力也就预设了它需要罕见的语言天赋和少有的个人勤奋和奉献精神——实际上，在这一综合领域的大多数工作是由那些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个人所为。与此同时，英语对这些材料的翻译却要比其他语言的力度大得多；如果这一局面持续下去的话，那么英语事实上将成为生产“印度”文学知识的语言。目前的困境在于英语恰恰最不适合承担这一角色。不是因为它是随殖民主义一道进入印度，而完全因为它是所有印度语言当中，在结构和氛围（ambience）上与其他印度语言相隔最远的，因此最难以在原文本和翻译文本之间架起文化跨越的桥梁。原文本越口语化、表演化、本地化、习俗化、假定化、沉默化，英语的无能就越严重。米兰的作品用其他印度语翻译都很好理解，可即使将原文完全改变以至于面目全非，它的英语翻译也不比打油诗好多少。某些现代的叙事形式在英语中表现得很完美，而别的形式就说不好了。还要补充的一个事实是，印度大量文学知识分子历来并不十分精通英语，甚至无法成为一个公共读者，不管那些居住在少数几个大城市的上层人士是否相信这一点。
针对旨在建立一个多样而基本的“印度文学”统一体所需要的这种比较文学研究，我的第三个例子涉及写作的文类和形式。例如，我们知道对巴克缇诗人来说，pada和doba一样，变成了一种跨语言的、非常灵活的文类。我们还知道barahmassa是多语诗人喜欢的跨语言文类。doba类似于barahmassa，它保存到了当代，但宗教形式越来越少，变得越来越世俗化：doba更多存在于口语传统中，而barahmassa篇幅更长，所以要正式一些，既有口语形式，也有文字形式。它们在历史中产生过什么样的形式、特性、用途？在时间流逝和跨语言—文学的聚合过程中又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什么样的社会网络和信仰体系创造了它们？是什么导致了它们的衍变、衰落和被取代？比方说，barahmassa在朝着印度化演变，朝着某个不断分化为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方向发展，以一种非常接近于另一种文类mathnavi[10]的方式进入乌尔都语的过程中，它到底发生了什么？（mathnavi是一种最先从波斯语中吸收要素，但后来先后在韵律上、信仰和想象体系上越来越形成了类似于barahmassa的独立文类。）人们又如何在这些交叠的文类中，且不仅仅是文类体系中来定位达雅，山卡尔·纳斯米（DayaShankarNasim）著名的mathnavi（主要用乌尔都语写成的）《爱的花园》（Gulzar-e-Ishq）?
人们还可以从主题和文类变迁的角度对更为现代的阶段提岀类似的问题。比方说在19世纪，当同居（companionatemarriage）观念作为一种必要的跨地区和语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形式被引入，并且成为新兴平民阶级富于想象的经验体系和叙述结构时，又给印度的叙事传统带来了什么？我们必须编撰岀这些文类的及社会学的谱系，这样做不是出于形式化的原因，而是因为这种文类常常用来界定普遍的语义领域、信仰体系的设定、反抗或遏制的政治、个体言说的所谓审美效果，以及作家与作品。例如，如果说“Kabir”这个名字能直接成为某种言说的集体标志，部分地抹掉诗人和旅行者（panthi）之间的差异，那是因为在某种信仰共同体中，由于共享了某些言说的具体文类特征。产生了比这种言说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以至于只有通过编纂和传播行动才能限制它的繁衍。基于同样原因，如果越来越多地产生这种言说的可能性消失了或变质了，那也只是因为赋予这些文类以稳定性的信仰共同体消失了，或转入明显不同的信仰和言说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列举出其构成方式，对其审美效果和特性进行分类，并把各种现成作品归入各种文类之中，我们的文学史通常在提出所有关于文类的问题时所做的这类研究看似常常表现出经验价值，从历史本身的立场来看，其实只是一种循环论证。
二
我想只通过引证前现代文学文本中两个已获得经典地位的众所周知的特性，来说明语言在历史中的层累化（layerings）和文类的不可分类问题，这是人们在印刷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训练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特性显然也是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处理当代大众阶层的文学文化时会感到棘手的问题。我将暂时忽略这一显在事实，即大量文本（被普遍认为）牵涉着哲学和宗教的历史，像古代史和人类学这样的学科也习惯性地运用了这些文本。我只想讨论“文学”问题。首先，众所周知的是大量构成文学传统的文本，包括《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在内，从各方面——从语言到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常常嵌入语言当中——形成了多个世纪的文学积淀。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不管这些文本受到多么强大的标准化和注释者粉饰的机制约束，许多个世纪以来，它们在文化中的本质地位基本上是表演化的（performative），因此一直延续着自己富于想象的再表演（re-anactment）特性，在建构意义时总是表现出地方化和即时性，能够灵活地被现实生活接纳，而且文本一经写出便处于难以复原的不确定状态，只是到了晚近时期，才开始采用电影电视作为核心的生产方式，通过胶片拍摄的无限复制性来取代所有地方化的表演和构型上的易变和行为者的即时性。
与此同时，无数巴克缇诗人让我们看到另外的难题，除了经常出现难以确定具体作者的情况之外（即使有签名），许多作品集甚至个人作品都嵌入了一种乃至数种现代语言的早期版本，诗歌创作也基本上是口语化的，不仅作者、表演者或听众，甚至是后来的抄写者都会不断在文本和表演上加以修改。仅仅考虑上述两个事实，人们就会问，在文学批评的学科化知识里，除了以印刷方式让人接触这些作品，从而想当然地显示字面上的意义敏感性之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印刷资本主义的一种产物，文学批评首先假定印刷文本的存在，假定稳定的文本对象，即使要进行文本比较，其目的也还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文本。它通过选择那些被说成是主要借助文字构造来揭开其意义的对象，把自己与其他的理解方式区别开来。在最宽泛的程度上，它认可传记性的背景，作者的社会出身，审美效果的社会性，但它总是促使我们回归到作为印刷单元的诗歌，并且与其他同样是印刷单元的诗歌联系在一起。英语系中占主流、且几乎也最普遍的“新批评”教学法，通过所谓的“细读”使得这种参与尽可能地窄化（在印度尤其如此）。而我们阅读的那些文本，总是在文字与表演之间摆动，即使在严格的语文学意义上都可能具有好几种语言层级，其作者常常是分层的、沉淀的，且由于作者定位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导致难以确认单个文本、作者、作品集的社会来源和意识形态立场甚至历史分期。考虑到我们其实对所读文本当时的写作环境都知之甚少，这种把我们都囊括进去的教学法又能带给我们什么？
语言学和语文学问题已经不胜枚举了，它们是同一层次的难题，而且我们还需要在同样程度上，从地方的和全印度的层面了解音乐、舞蹈、姿态、宗教仪式的美学性质，需要了解某些陈述方式和语言风格的人类学知识；需要了解某种信仰的社会历史，需要了解那些寺庙、数学、社群、朝圣活动的谱系，需要了解带来某些想象、言说，某些喜怒哀乐的类型化表达的物质经济状况（它们如今作为审美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作为这种广义文化的子孙，我们今天确实感受到它们的力量）。我们常常轻率地误以为了解它们的起源、全部的力量和意义，以及它们古往今来在其他阶级和群体中的形态。把这些文化产品的结构、文学传统的核心材料看作是文字性的、语言学的，因此是可以作为诗歌来理解，尽管从“诗歌”一词的意义上说，它们确实是诗歌，而这是文学—批评思维彻头彻尾的错误。但我想说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得去开发所有这些别样的能力，才有资格讨论这一历史，这是吹毛求疵。我的意思是，仅有文学批评的能力无济于事，我们所能做的必要工作——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是跨越学科边界，并且使“文学批评”服从于全部的表达艺术和人文科学。
但是我们也需要考量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它已成为印度文学发展的决定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对文学及其生产场域的观念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直到18世纪发展力度最大的部分，会发现文学生产的场所——当然是指产生那些改变印度文学旧时代面貌的巨大运动的场所——基本不在城市精英那里，而在那些工匠、农民、妇女、首陀罗、生活不稳定的异见人群的生活过程中。但是随着印刷力量的到来，“文学”已经是指我们所看到的印刷形式，而且由于在不识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里印刷所具有的优越性，文学生产的社会重心已经向有闲阶级和专业小资产阶级转移，远离了与印刷无涉、且在评价方式上与印刷文化相当不同的其他保存和传播方式。在地方语言里，民众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形式与词汇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所有进步文化作品或多或少都苦于找不到可以沟通的形式与表达的词汇。口语行为和印刷文化的关系在高雅文化的都市背景中被看成是“文学”和其他艺术（常常是戏剧）的关系，但也更为根本是乡村与都市、民众与精英（后者被赋予了确认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权力）的关系。这种关系必须放在不同于现代的方式中来看待。
我讨论的另一个重点是双语或多语问题，这当然关系到我们的个人生活，因为生活在都市或都市周围的印度人很少只会用到一种语言，但也关系到古往今来的集体形态。由于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集体形态，我们的统一原则在被纳入国家形式之前的多个世纪里，就已经有其文明样式和历史内涵，因此，印度的“国家”文学的统一原则不是体现在语言统一条件下，而是体现在文明的落脚点（civilizationalmoorings）和文化气质（culturalethos）上，因此又体现为地理疆域和语言差异上互相交错的“文学”运动甚至组合方式的历史。从这一角度看，印度与欧洲的政治文化的标志性差异在于，印刷资本主义在印度建立权威的阶段正好是多语的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从国家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的时期，即使民族主义内部发生的宗教、社会和阶级分裂本身也是多语性的。这种文明在内容上成为文化领域的综合体，在感知结构上成为具有本质统一性的重要历史，尽管在信仰和言说方式上也有全盘跨越整个语言集合体的极大差异性。这种过去已有、将来还可能重现的统一体的分裂压力形式多样，而且很难排除，甚至还可能占据语言学的主流。语言的多样性是这一文明、这个国家、这种文学的基本特征，这个统一体结构远没有欧洲或欧洲的分支北美那样可以实证性地计量。我还想说，这种松散且多样的统一体特征绝非印度所独有，它很明显地存在于亚洲和非洲多个国家。但我们需要在此讨论的范围（scale）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三
毫无疑问，“印度文学”的存在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看法，不管它能否用文类或其他术语加以界定或衡量，其统一性在于作者的国家出身以及印度人的文明气质。与通常界定国家文学的方式相比，它既说不上好，也坏不到哪去，尽管印度的文明深度要比大多数国家大得多，尽管在“文学”问题上，我们对这个统一体的实际知识或理解还很模糊。诸多知识上的差距是今天还在生效的残缺论证方式的必然结果，也是还在发展的文学历史编纂学传统的必然缺陷；这些都是我们要正视的客观条件。令人不安的是，已有的和正在进行的大量研究似乎被一种把文学文本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以新批评的方式被经典化或者以图像模式被精神化——和把文学作为百宝箱、神殿之类对象的意识形态所控制。各种语言—文学的历史（从阿萨姆语〔Assamese〕，到印度诗学研究会时不时要为之争论一番的泰卢固语），成为这种大多作为非文学之分离物的文本、文类、历史分期、语言构成，乃至“文学”的奇观。与此同时，在这些模糊主张的内部，我们至少获得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划分方式。
其中一种较为传统，且长期延续着，它将古典文本置于优先地位，进而循着这些古典文本，折中性地挑选一小部分中世纪和现代文本，赋予它们一种巨大的经典性，却很少考虑被经典化的文本与更广大、隐秘的文学生产网络及其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把这种经典捆在一起的是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偏爱，以至于将它超历史地说成是以一种永恒的精神气质的形式流露出的本质化的印度性。这种突出古代，并把梵语典籍作为整个“印度文学”之首选论据的做法不仅出现在（常常是德国的）东方主义者那里——从威尔海姆·冯·施莱格尔（WilhelmvonSchlegel）到莫里斯·文特尼茨（MauriceWinternitz），他们是这一范畴首次出现时的关键人物[11]——而且被阿罗宾多·戈什（AurobindoGhosh）这类传奇性的民族主义者全面地奇观化了[12]。文特尼茨三卷本的印度史中有一卷描述了早期佛教和耆那教的典籍，因此他对梵语的重视还不是那么具有排他性，但显而易见的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印度文学”对他来说依然意味着古代北印度的吠陀梵语（Vedic）、梵语、宗教和哲学文本的泛化[13]。泰米尔语文学似乎对正统的东方学文本研究传统毫无吸引力，尽管它也有自己的古代，这也许是因为在建构印度—雅利安化的语文学过程中固有的北部/梵语偏见，也许是因为森格姆作品集的泰米尔语版本很晚才被发现，同样有说服力的原因是森格姆诗歌的世俗性、人间性（this-worldness）传统确实不能吸引那种认定印度传统的突出特性就在于其精神性的思维。当然，对文特尼茨来说，在20世纪前1/4世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开始深入印度内部的情况下，他不大可能完全无视印度在17世纪后依然有自己的历史这一显在事实，因此这种延续了1500多年、遍及多种语言的发展确实也岀现在他的书里，尽管只是作为附录被简略地谈到。
除了令人吃惊地非历史化之外，东方学这种将早期传统置于优先地位的方法无疑意味着以高度的反启蒙，乃至倒退的观点来看待后来的传统，这一点我后面还将谈到。当然，有必要指岀，这种做法比起麦考利[14]式的殖民现代主义立场来说要先进得多，也有创造力得多。麦考利的著名论调是，“一书架好的欧洲藏书抵得上所有印度和阿拉伯的本土文学，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位东方学者能否认这一点”，他进而表示“将立即停止印刷阿拉伯和梵语著作”[15]。这种论断的讽刺性不仅在于它极为错误地贬低了这些传统和文本，而且对那些东方学者的观点也是一种误传，好像他们一直在印刷、再版、翻译、研究这些文本，并将它们摆上所有“欧洲重要的图书馆”的书架。与麦考利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东方学的一个早期立场出自威廉·琼斯[16]，他于1776年在孟加拉亚洲协会（BengalAsiaticSociety）上做了一番辞藻华丽的演说：“不管梵语多么古老，它有很好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加完美，比拉丁语更加丰富，比其他任何语言都更优雅。”
当然，琼斯著作中有很多地方形象地证明了欧洲内部和其他地方的殖民主义确实偏离了启蒙运动中普遍主义观点和人文主义抱负的良好风尚，这些风尚常常出现在维柯等作家笔下，例如维柯就坚持认为，“从人类制度的本性而言，一定存在一种对所有民族来说都共通的智性语言，它能一致抓住社会生活中可行性事物的本质，并且以和这些事物可能呈现的不同特征一样多的方式来表达它”[17]。在印度语境中，麦考利的论调是这种启蒙工程的殖民主义负面特征的经典表述。东方学常常被这种负面性所污损，因为它的大量研究就是以殖民制度为再生产的场所，但也有一些东方学研究是怀着一种更为普遍的启蒙理想致力于梵语研究的，否定这点显然也是无知的。这部分东方学事实上常常在文本层面被殖民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普遍化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冲突带来的压力所分裂，又以更为复杂的方式被殖民现代性和一种交叠着欧洲浪漫主义与印度婆罗门教的蒙昧主义倾向所分裂。不可否认的是，东方主义者把从梵语中搜集的文本材料汇集在一起，并把它们变成在公共领域广泛传播的文本，这些文本常常被各式各样的宗教集团所秘藏，对它们的校对和传播工作又是很多宗教集团所不乐见的。婆罗门的封藏和形而上学的偏见（常常是中世纪研究者，因为浪漫主义中有很多本身就被中世纪精神所吸引)）在这些学术研究中依然很顽固，但同样真实的是，通过将这些文本转译为一些现代语言——尽管是欧洲语言，尽管带有偏见——东方学学者在使它们摆脱宗教派系和基督教会的压制问题上也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并使之在各个层面上接受现代、世俗和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审查。
只要我们能创造优秀的学术，就能解决东方主义每每造成的破坏，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东方学当做恶意的学说抛弃，正如当年一部分文本首次被翻译成波斯语，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在穆斯林国王们的主持下用一门“外语”来翻译，就将这些译本抛弃一样[18]。梵语文本也被翻译成很多现代印度语言，事实上，这种翻译对巩固这些语言也起了重要作用，虽然我们的文学历史编纂学更重视欧洲传教士所做的基督教文本的翻译。对各种翻译传统的研究——莫卧儿王朝期间翻译成波斯语，英国殖民期间翻译成英语和德语，以及19和20世纪在不同的场合下翻译成现代印度语言——实际上成为印度文学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并且有可能揭示出当下讨论中被压抑的东方学的弱点和重点。
从19世纪的东方学中发展而来的印度文学史叙事模式的缺陷被很多当代作家充分重视[19]，但是对这种模式的批评仍然习惯性地限制了人们去认识它所忽略的可预见的对立面后来在印度文学中的发展。与此同时，人们很难去质疑东方学在阅读、选择和侧重点上的种种清规戒律，也很难去挑战用以解释具体的叙事组合的意识形态网络，因为它本身就致力于创造这些文学和宗教文本的单一的经典性。由于“印度文学”这一观念出现的历史时刻也是经典的“印度教”（用罗米拉·泰帕的话说，就是“联合的印度教”）形成某种闪米特宗教模式的时刻，它带来统一的信仰、经典的文本、先知的传统、教权的制度、可裁决的命令，等等。文学经典和宗教经典明显交叠在一起，那些关于“印度文学”、“印度传统”和“印度宗教”的标准选本明显包含了大量趋于雷同的内容，尤其是其中的重点部分更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前两种选本会为“穆斯林”统治时期及后来的阶段纳入一些关于“穆斯林”的内容。在这种交叠的文学—宗教经典建构过程中，东方学的研究又与许多诸如印度革新者和宗教复兴人士的志向交叠在一起，只是大多数情况下革新内容和宗教复兴思想被逐渐淡化。
在《印度文化的创立》（TheFoundationsofIndianCulture）一书中，阿罗宾多以相当长的篇幅阐述了一个鲜明的观点：《摩诃婆罗多》与蚁垤（Valmiki）的《罗摩衍那》，更不用说迦梨陀娑（Kalidasa）的戏剧，充分构成了印度文化的本质，印度文学的差异与成就形成了这种经典的窄化和文学与宗教互相交叠的特性。除了对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些泛泛之论，阿罗宾多以一种富有精英传统的方式，极端强调它们宏大的形而上学和超时间的精神性。这自然会导致对某一方面阅读的强化，而摈弃其他方面。最典型的是，一部经典的宗教文本可以被读成“文学”，主要是因为它的崇高性，而不是它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和渎神的一面：《薄伽梵歌》（Bhagavad-Gita）[20]比《摩诃婆罗多》中的其他圣歌（Gita）更受重视，而且它的形而上学优势也全面限制了它的“文学”崇高性，以至于既无法将它与作品中的其他世俗背景结合起来解读，也不能将它视为一个主要为世俗、家庭、物质领域的现实冲突提供一种想象性解决的意识形态文本来解读。即使对它在文学与宗教的交叠中出现的意识形态裂痕进行恰当的解读，也不仅被视为是非宗教的，而且也是低层次的解读方式。于是，在一个不断膨胀的询唤圈里，《摩诃婆罗多》整个沐浴在神性当中，同时成为这个民族及其文学长时间以来的史诗，成为一个自封的第五吠陀（即在四个严格的吠陀文本后的第五个）、一个充满极端的暴力和媚俗之气的浮艳的电视场景，以及一个印度人民党（BharatyaJanataParty）所谓的“印度性”的信仰结构与权威文本——罗摩（即《罗摩衍那》中的主人公和王子）的冒险之旅（rathyatra）不协调地浓缩了大神克里希纳（Krishna）为阿琼（Arjun）驾车的象征，湿婆神（LordShiva）的万能的三股叉，他的各种游历，从德瓦尔卡（Dwarka）到阿约提亚（Ayodhya）的中世纪朝圣之旅，正是印度教的这种兼收并蓄，被学院派从更空想的意识形态角度说成是印度文学的本质。
这种共时地建构文学与宗教经典的结果，便是将某种神圣性附着在那些并不处在宗教经典之核心地位的同一语言文本身上，而宗教性在那些被分裂为宗教与世俗的文本中也被置于优先地位，并在世俗历史的重建中一直很重要。隐含在印度民族主义中的是被很多东方学著作所强化的观念，即直到土耳其—波斯（简言之“伊斯兰”）入侵之前，印度正统文本中的整个传统被说成是一种印度教传统。这一被放大的视野将某种婆罗门观念提升为经典，同时又将其他文化潮流纳入这一主流。于是，佛教、耆那教等大大小小宗教的或不那么宗教化的异见，都被模糊处理为次等品，而且也被纳入到这一整合的过程。这种宗教霸权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不断地被常规化，从而使巴克缇文化的各种潮流得到弥补，一如印度教精神的不同阶段，虽然它们散布于大小传统之间，哲学（如吠檀多哲学）、叙事（如印度史诗谱系）和大众抒情诗（如巴克堤）之间，本质却是一致的。那些讨论这些高度经典化材料的文学与文化著作，通过将这些材料与其历史场域和决定性的生产条件分开的方式，一再重复着这种既是文学审美又是哲学思辨的方法，从而将它们作为印度精神致力于愉悦感官、指导思维、满足灵魂对倦怠的形而上学无止尽地渴望的超然时刻。只有在现代印度历史编纂学中的唯物主义学派中，以及受这一学派影响的研究古代印度史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中，我们才能看到某种旨在拨开这一迷雾的持久努力。
四
另一种关于“印度文学”的更可取的观点，是认为“印度文学”由不同的语言—文学传统组成，因此“印度的”一词成为从诸如多格拉语（Dogri）、孟加拉语、马拉蒂语（Marathi）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抽取的文本的叠加，好比任何在非洲某个角落写岀的作品都可以被毫不迟疑地投入所谓的“非洲文学”之内。这种观点通常表明，所谓“印度文学”的统一性显示出一种地理和民族—国家的效应。从最大限度上说，这种观点确实很有用处，因为只有通过将印度的各种语言和文学材料与文学史汇聚在一起，才可能去实际考察这些交叠着的内容，并将它们历史化，如果我们真想了解它们是否组成了统一的历史，在所构成的单元里究竟表现出怎样的差异的话。换句话说，只有通过比较的方法才能获得这种统一体的知识。因此，这些作品的经验价值是巨大的。但我们常常缺乏这样一种意识，即从马拉蒂语、孟加拉语或乌尔都语文学到“印度”文学的转变既是一种集合，又是数量上的相加，而且这种从数量到质量、从批量性到构成性的转变需要完全不同的概念装置和叙事理论原则。
我们可以拿欧洲文学的例子来作一种比较，因为欧洲的大学不间断地培养出了大量知识分子，他们人人都懂好几种欧洲语言，都能通过复杂的文本交流网络，使用各种欧洲语言生产关于文学的统一知识体，并辅之以快捷的翻译产业。正因为有这种制度性的结构，所谓的“欧洲文学”才得以存在，尽管它也是一种具有排他性和分层化的体系，既使之成为一门比较文学学科，又使之成为批评知识的统一对象。我们无法指望能够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制度的规模，对我们来说，这些资源无疑是缺乏的。我们既不需要去搬用那些欧洲著名比较文学专家——从库尔修斯到斯皮泽——的任何经典化研究，也不需要去搬用种族中心主义，在欧洲的比较文学以高度帝国主义（HighImperial）的方式建构欧洲独特性的过程中，这一种族中心主义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印度文化古往今来的疆域无疑是明确的。印度与周边（包括西亚和东亚）的交流比雅利安化（Aryanization），或伊斯兰，以及那些四处劫掠的部落和军队所带来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单是佛教的历史就表明，观念和人口的迁移有很多方向和形式。即使在20世纪相当狭窄的叙事文学框架里，俄罗斯和法国的影响也和殖民宗主国英国一样重要。当然，广义上被称作“文学”的文化生产，其主旨本质上已经成为反经典的。换句话说，其重点不在于对欧洲意识形态和模式的搬用。
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多语特性，不管在哪个范围内，现存的不断增长的体制都不会结构性地产生出各种印度比较文学的知识，在我看来，这一事实带来一种系统化的曲解。印度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不幸处于欠发达状态的学科，正反映了这种曲解，表现为那些集中研究印度文学的比较文学系相比于英语系，在规模、数量和地位上处于相对冷门的状态。当然，我也知道这与从事这种工作的个人相关，与个人的天赋和毅力相关，他们或者全凭个人行为，得到的制度支持少得可怜，甚至还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格局之中。我也知道一些大学系科和研究机构日渐削弱。我痛惜的是我们大学里的文学系缺乏更为根本的整顿，得不到更大的发展、更好的基金支持，以至于这类研究不仅只能仰仗于个人的奉献，而且只能仰仗于那些受过学院教育的、有着制度支持的新型知识分子来给我们关于这个不胜繁冗的所谓“印度文学”的充分知识。由于缺乏国家范围内的制度网络，我们可以坚称“印度文学”是我们人民的真实文明整体的一个必然结果，坚称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样真实的核心化要件的结果，但对它本身来说，就其历史构成和属性成分，就其语言交叠及其被视为曾经和正在一体化的实践而言，我们对它知之甚少。
我们并不缺乏这种复杂的统一/多样性的问题意识，或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尽可能大范围地解读一个阶段和一种文类的印度文学的意识[21]。西塞尔·库马尔·德斯（SisirKumarDas）近期著文详细评述现代印度文学。该篇文章既博学自信，又清醒谦谨，很有代表性，因此也富有教益[22]。他本人在做着两项基础性的研究，而后一项关于现代印度历史（1800-1910）的研究首先完成，因为其他历史阶段的研究要困难得多。但是他也指出，即使对像他这样一度得到制度支持，并有一个研究小组的百科全书式的作者来说，我们现有的集体知识是在为一种全面的年代学研究和勾画主要的历史趋势做准备，而全面的历史分析只能有待将来。在印刷技术尚未对文本交流发挥作用的早期，这一工作则更为艰难，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准确的写作时间，更不用说校对整理工作。那么，在现有的知识状态下，我们能把“印度文学”作为一个业已存在、可以理论把握的对象吗？西塞尔·库马尔本人富有思想性的研究似乎表明各种描述方法都是可能的，而且在某些具体而有限的领域理论判断也可能富有成果，但我们现有的经验知识并不能真正保证在一个过于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可靠的理论总结[23]。因此，人们可以大胆地得出结论，要想真正形成“印度文学”的历史，更为困难的任务几乎尚未触及，而别的就更谈不上了。这个“印度文学”历史的整体感不是来自某些超历史的形而上学，不是来自现存的民族—国家的领土，也不仅仅是凭借将各种语言传统的历史组合在一起，而是追溯统一与差异的辩证关系——通过对多语交叠的历史进行系统的分期，并且以物质生产，意识形态斗争，阶级、群体和性别的竞争观，精英的积极进取和大众的消极保守，文化词汇和表演性文类的交叠，以及口语、书写与印刷的历史的辩证关系为基础。
五
当然，问题的一部分来自帝国主义学术、殖民教育机构和描述历史的殖民规制（etiquettes）在文化以及政治领域的残余影响。将印度历史分为印度、穆斯林和英国殖民三个时期，这种殖民性的历史分期的后果对历史编纂学来说可谓尽人皆知，更不用说它在精英和大众层面带来了大范围的混乱。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也强调，用古典时期、中世纪和现代这些术语来替代米尔斯意义上的历史分期，仅仅是这种命名上的变化并不能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即使它从这些程序中拔掉了地方自治主义这根刺。在文化领域，这一分期模式进一步又被宗教和现实生活领域的高度文本性、以君主和帝国为中心的机制，以及语言控制问题上的殖民主义偏见所强化，并且导致印度/古典时期的吠陀梵语和梵语文本，穆斯林/中世纪时期的波斯和莫卧儿文本，以及英殖民/现代时期崛起的英语文本的强势地位。这一观念在研究与教育的殖民机制形成的最初阶段被不断普遍化，无论是威廉·琼斯的研究，还是从1800年的福特·威廉学院到1857—1858年第一批三所印度大学的建立这一全部的复杂历史，中间还包括1835年麦考利制订教育政策的时期，都充分揭示出这种普遍化。但殖民社会的实际表现是互相冲突的，而基督教传教士和殖民官员很快都发现，对他们关注的印度民众，甚至殖民地的职员来说，不管是梵语、波斯语甚至英语此时都无法成为一种管理灵魂和身体的语言，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所谓的“地方语言”。
印刷出版业与殖民教育网络的早期历史已经很清晰地反映出这一事实。当然，英语岀版也在不断发展，而且很多是来自英国，服务于英国人自己以及新兴的印度平民阶级，但是最初开办于萨拉伯尔（Serampore）和福特·威廉学院的两家出版社，则主要是为印度人和欧洲人出版各种印度语言的材料而创办的，而且印刷出版业在印度各地的发展也与本土语言的课本和其他教学材料的需要分不开。大体上说，在改革者的教学中“文学”占据了中心位置。这显然也与得到殖民政府、基督教传教士和印度革新运动支持的教育机构的发展相关，其中大多数实施的是本土语言的教学，尽管麦考利之流会不予承认。印度古典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甚至阿拉伯语——的特殊训练则被东方学院以及其他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学术机构接收，但这类学问主要还是保留在更为传统的机构和私人组织的圈子里，即使有些常规学校和学院还在用这些语言进行一些教学活动。英语成为高层次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语言；而地方的普通教育则采用地方语言，大大促进了地方语言的标准化。只有一些高度排外性的公立学校才全部采用英语教学。在那里，主流知识分子的核心部分的发展与印度语言毫无生产性关系。
到非殖民化运动时，印度人口的识字率只有15%，说明这一体系显见是失败的。某种意义上，所有的识字人口都可以被视作“精英”，因为只有识字才能赋予社会流动以长期的动力。但从较高的教育与丰厚的财产/收入相结合的阶级特权角度说，真正“受教育的精英”只占这15%中的一部分。基础教育在无特权阶层确实也达到了可观的比例，主要是靠革新力量、慈善机构和地方企业家建立的学校，其次靠教会学校，但也靠政府开办的学校，后者虽然数量不多，但大多能得到很大的补助。大量的识字人口出自这些学校，懂一点英语（一些人足以胜任殖民机构的工作，但大部分则不胜任）；但是他们在学校接受的基本是本土语言教育，而且这种地方化的语言教育得到不断发展的地方语言印刷网络的极大支持。即使是最为精英的学院，比如加尔各答的总统学院，孟买的埃尔芬斯通学院（Elphinstone），拉合尔的政府学院（GovernmentCollege）也产生了一批双语知识分子和许多诸如孟加拉语、古杰拉特语、马拉蒂语、乌尔都语、印地语、旁遮普语作家。另外一些由本土革新力量和慈善机构创办的学院（数量占了绝大部分），其学生仅仅凭借英语并不保险。这种教育体系非常适应殖民管理体系：英国的工作人员用英语处理的只是上层事务，其他事务则要么是在中层，通过中介使用双语来处理，要么是在底层由印度人员用本地语言来处理。它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管理体系。反过来，岀版业——包括报纸、杂志和图书贸易——也是本土语言占优势，即使英语出版业迄今为止仍然具有一种不成比例的影响。而“文学”的问题则必须从这一广阔的背景下来的考察。
殖民话语分析理论的基本逻辑是，重要的实践者把英语纯粹当作一种强加给印度的殖民负担，把英语文学当作殖民政府为了在印度构建认同而进行的重要事业。这两种论断都是错误的。部分地看，英语确实是一种强加物，但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印度的革新历史中，从罗姆默罕到辨喜（Vivekanand）[24]再到提拉克（Tilak）[25]和甘地，不断有人会迷恋并擅长某一两种印度语言，但是没有人会拒绝英语。实际上他们都需要它，不是作为一种文学语言，而是作为一扇朝向世界最先进知识的窗户，主要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学和技术领域。在《印度自治》（HindSwaraj,1909）一书中，甘地有着最为极端的反启蒙的民族主义言论。在书中，他谴责铁路是一个传染疾病和破坏等级纯洁的运输器，主张全盘废除诸如法律和医学之类的现代职业。即便这样，他也不曾把英语教师作为嘲笑的对象。有人认为英语的强势地位出于它的欧洲本源，或者学英语的印度人会获得高等的社会地位，这种说法当然不值一驳，但说英语本身在印度并没有合法地位，也是无稽之谈。这种对英语的抗拒来自那些更为苛刻的反启蒙圈子，迎合了混合着极端宗教势力、前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和小商业资本中的最极端部分。他们反对对印度社会进行大规模改革，不管这种改革是由英国人还是印度社会更先进人士所倡导。
英语作为英国的强加物，主要在于它是强加在管理、经营、现代职业（如法律、医学、技术领域、国家调查等等）等方面的强制性语言。英语文学文本进入各种教学大纲也主要是服务于这些终极目标，尽管它本身也充满强烈的意识形态。对于认定自己是在异教徒中间履行文明使命的殖民势力来说，灌输基督教信仰或高贵的英国文明信仰显然是一项重要的目标，而且那些狂热分子无疑会大大强化它。但是传统的英语教学也认为，一旦你掌握了基本词汇和简单语法，那么随后学习语言知识尤其是外语知识的最好途径，就是去学习一些风格化的是个（比如华兹华斯的《露西》），或者是学习那些神话传说或历史罗曼司（historicalromances）。对印度孩子来说，学校里的文学写作是这种教学法的体现，而对在福特·威廉学院里学习的英国人来说，语言教学也是按照同样的原则来组织。因此，一些著作，如《聚合之美》（Aaraish-e-Mehfil）或《芬芳的花园》（Bagh-o-Bahar）本质上属于乌尔都散文的重要典籍，最初是作为英国人学习语言和了解文化环境而编写的教材。同样的道理，掌握了弥尔顿的诗歌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让人成为基督徒，但肯定会提高人们理解英语语法和写作复杂句子的能力。正是在教授这种复杂句子过程中，上帝之道展现出其高度的合理性。
只是在某些社会阶层，才会有相当数量的印度知识分子相信英语具有一种应该用来写作的内在的文学优越性，虽然人们承认英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领域、历史学、辞书编纂、城市规划以及无数现代知识大大超过了印度。西方知识的优势并非建立在文学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认知与技术领域。许多作家用古老的本土语言写作，并且积极投身现代文学在语言中的崛起，即使很多人很喜爱这门某种意义上已变成他们自有之物的外国文学，从这些事实中我们也能得出上述判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语在高层管理和文学之外的整个写作领域都成了主流语言。英语强大的影响力并不直接体现为它是一种写作语言，而体现为印度作家第一次遇到了那些具体文类：荷马史诗、十四行诗、古希腊悲剧及莎士比亚式的变体、无韵诗、散文随笔、班扬式寓言、历史罗曼司、各种散文化小说。实际上，所有这些形式不断被印度作家尝试。但最具决定性的接触是现实主义，特别是俄国和法国的样式，尽管是通过英语翻译过来的。其他形式大多起而复衰，但现实主义留存下来，主要是因为其理解世界的方式与印度社会的那一历史时刻相适应，其时它正第一次经历着资产阶级的巨变，正在形成自己的阶级结构和资本主义式的家庭方式，正在形成被革命危机所困扰的自我意识，尽管是处于一种殖民背景下。
六
这种矛盾带来了成长于殖民教育机制的新知识分子在知识功能上以阶级为基础的广泛根本的分野[26]。新知识分子的发展体现出区域和部门上的极端不平衡。要了解这一群体的社会发展历史，我们还需要从地方背景、阶级出身、宗教和种姓倾向、社会风俗、教育模式以及语言能力等各个方面做更为准确的专门研究。但目前人们无法下定论，只能去总结某些模式。新知识分子中更具特权的主流阶层常常反映了阶级、种姓、大学教育和殖民机构中上层人士之间的关联，他们在语言上呈现出三分状态：以英语作为实现其公共功能的主要语言，有时候也把梵语或波斯语当作一种有学问、有崇高地位的历史语言来学习，同时又在家庭和社区事务中运用本土语言。这种集多语于一身的情况不是要成为文学意义上的“作家”，而是要成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学者”——或者是成为（更多从爱好消遣意义上的）要么讲现代欧洲文本翻译成印度语言，要么讲古典印度文本翻译成英语的译者，其工作大致不出东方学类型。
与此同时，印度的各个地区也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小资产阶级专业群体，他们可以运用两种甚至三种语言，可以在专业工作中同时运用英语和本土语。这也让他们对英语文学有一种附庸风雅（Bhadralokish）的态度。他们的文化生活很大程度上用的还是地方语言。大多数进入这一新型的地方性群体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出身于上层种姓中的贫困家庭，或者是中层种姓和小产业主，他们要么只是零零碎碎地拥有一些真正的、可用的梵语或波斯语知识，要么就根本没有。这些职业群体来自不同阶级和群体，既有上流阶层，又有中间阶层，但一般来说还是形成了各自的阶层。同时，印刷出版业在不同语言区域的建立成为文学和新闻生产的一种革命性手段，并且把新的职业阶层和有产阶级普遍变成“阅读公众”，这对英语的影响当然很大，但影响更大的是那些“地方性”语言，尽管不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影响更早且更大的是孟加拉语，而克什米尔语则要晚一个世纪。
而此时印度的教育体系已经变成这样的状态：一小撮被高度英国化的都市上层精英人士，他们进入更为排外的教会学校和精挑细选的公立学校，不再被鼓励去专攻古典或现代印度语言，他们或者仅仅是使用英语，或者通过家庭网络或私人教师学习本土语言，而统治阶级中的传统部分则在殖民国家体制之外发展出一些机制来推广本土语言的文学作品。上层阶级一般都是上层种姓，这一事实意味着，不管他们与以英语为中心的殖民体制的上层有着多么本质的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来自有着梵语和波斯语知识的传统家庭，尤其是那些属于前殖民社会中的宗教或法律阶层，或与朝廷或地方上的王公贵族关系密切的知识阶层。我们必须记住，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朝廷”是深入到封建主（fief-holders）内部的，而且知识种姓的分布也非常广泛[27]。
但小资产阶级（无论是从传统的财产角度还是现代的职业角度划分）对这种教育体系的矛盾感受最深，因为他们的教育和职业意愿都促使他们去学习英语，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压力又使之扎根于自身的语言共同体中。他们的教育模式只是在加深这些矛盾，因为口语与生活语言在低层次上保持着强大的联系，而随着他们进入高校，英语的地位越来越强。他们成为处于这种文化围困中的主要群体，虽然不是唯一的群体。他们既不属于殖民精英，又不属于真正的被压迫阶级，他们被管理语言与生活语言之间的矛盾所裂解，而使用口头语言的印刷文学，在印度第一次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因此，关键问题不在于殖民教育机制，甚至也不在于西方用力甚勤的东方学语文研究的不断扩张，而在于：一方面，印度的文学生产和研究实际上是以现代语言来进行的，另一方面，生产者自己的口头语言和他们的前现代、中世纪印度语言（不仅是涵盖广大地方而在现实生活中只是被少数人使用的波斯语，而且包括所有那些产生于古代历史和现代口语之间的有着活生生语言学历史的语言）的初期形式之间的关系，在实际应用和理论体系上又都是从现代学术角度来确立的。
殖民时期产生于所谓“地方”语言中的文学，在新兴的平民阶级、尤其是职业或商业中产阶级——其语言知识结合了英语和地方话——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上层等级中的那些弱势分子在传统上属于前殖民地社会中的知识阶层，也在这一新结构中处于主流位置[28]。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不来自传统的地主阶级上层，很多人自认为是产生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危机的民主力量的一部分。他们感到自己被腐朽社会的紧密关系和力量所压迫，以至于产生出各种交织着启蒙与神秘性的革新言辞。同样，他们也常常深深地被那些与民众的习性和信仰密切相关的特殊的中世纪精神所打动。由于这一文学产生于地方语言当中，其时印度正经历着整个次大陆范围的殖民征服以及资产阶级前所未有的联合，一方面深受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反殖民运动的影响，文学生产者常常试图调合地方特性与整体印度文明。而且在殖民时期的后几十年，尤其是随着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种种相应文化的兴起，印度逐渐开始经历文学文化的全面崛起，这种文学文化在很多关节点上不仅是反宗教和反蒙昧的——在过去也曾有个人和集体以各种方式投身其中——而且也开始前所未有地探索物质世界的世俗历史化和非宗教叙事。
许多这种新知识分子对我们逐渐称之为“巴克缇”的诸多中世纪潮流感兴趣。就他们从事的整个事业而言，这是一个小奇迹。因为巴克缇在整体上与文学语言巨大的民主化联系在一起，并且推动着种姓霸权的文化形式转向手工业者和农民阶级，区域性地散播在温迪亚山脉（Vindhyas）两边，而且它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婆罗门的，并且对所有对话关系中的性别建构保持深刻的怀疑——不管是热爱者、崇拜者还是言说者，都是如此，它还充满了普世性的哲学思想。换句话说，正是巴克缇文化的这种民主化和某种程度上的自由性（这并非表现为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思辨，而是一种全面的反婆罗门特征），它在赞同与反抗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它以大众阶级的观点和言说来沟通现代与古典的位置，而且作为一种地方性乃至个人性的文化集合体，它遍布整个次大陆——所有这些既在广义的文化上，也在严格的政治领域，对20世纪乃至19世纪的现代作家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当然，在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上，巴克缇吸引了各种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包括甘地本人，这一点我们一度忽略了。不管在将巴克缇运用到它所皈依的现代意识形态时表现出多么大的矛盾，正是在与19世纪出现的印度现代文学的结合过程中，第一次产生了将这些中世纪语言和文学组合成一种系统、现代甚至世俗知识的努力。
七
但是，进入这一复杂而矛盾的文化景观，会进一步遭遇三种不同的压力。首先是19世纪革新运动的压力，这些几乎都是宗教革新运动，其中的一些深深地打上了各类复兴思想的烙印，而且实际的言论和方案都远远超出了宗教，进入到世俗的社会和政治领域。有一些运动，尤其是新印度教（Brahmo），同等地运用了英语和印度的新旧语言，但是绝大多数运动，比如“雅利安圣社”（AryaSamaj）和“永恒律法运动”（SanatanDharm），或者代奥本德（Deoband）的“知识之家”（Dar-ul-Ulum），首先就起到了推动现代印度语言来改变宗教信仰的效果，其次也大大加强古典语言的学术地位（如印度教的吠陀梵语和梵语知识，穆斯林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知识），使之成为宗教文本的语言。毕竟，如果不精通那些革新对象的语言，革新就无法实现；而如果不关注这些语言的再生（尽管方式有所不同），革新同样无法实现。
宗教改革和教育改革的进一步结合使得它们的整体力量大大加强。产生了很多殖民机制之外的教育机构，实际上，出现的私人机构远比公立学校和学院要多。它们是由宗教革新集团建立的，因此传统小资产阶级的子女也能学到现代的职业技能，又保持着传统和宗教性的社会身份和思想意识。如果说这种宗教和教育改革的结合与现代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之间具有一种张力的话，那么它同时也成为在宗教和教育领域反抗西方传教士的后盾，这些西方传教士常常能在这些领域调动起巨大的力量深入到乡村[29]。考虑到殖民资产阶级的文化矛盾，改革运动的参与者总会倾向于选择与保守势力合作，而大量教育机构又是由那些最为保守的宗教势力所建立，或后来被他们所控制，这些势力常常在种姓、教派和派系上界限森严。在此情形下，即使现代语言得到广泛出版，能够服务于宗教学术、教派教育和信仰改宗，这类运动也非常有效地将来自一般宗教话语的词汇和感情重新投入到现代习俗之中，优先选择宗教文本，并且辅之以繁琐的经院式注释和评论，从而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效果阻碍了文学的民主化和世俗化力量的发展。
受过良好的现代科学和批评学科教育并且受雇于特权职业的现代知识分子（如印度文官机构官员或者高层教授），其中的权势部分也大多出身于有着古典家学传统的上层种姓。一些人发展出一门研究古典文本的新学术，这种学术受到诸如现代语文学、文本和文学批评、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出现了一批新成果，很多研究可以说是非常扎实，非常出色的，但也常常打上了保守的英国烙印，总是偏爱正统的文本研究，并且不加批评地接受那种崇尚“传统”的宗教复兴形式。
也有很多社会和政治运动在经过了非殖民化之后，如今只是被看做“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大众特征要求在印刷出版业和社会实践中运用现代口语。在新闻、文学、社会和历史科学、公共演说、劳工运动、具体的政治动员等不同领域，对现代/“地方”语言发展的贡献最大，虽然这种看法也不无争议。但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事实，即很多如今被描述为经典民族主义的潮流都曾深深卷入各种宗教复兴运动，而且即便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复兴，也总是会从显赫的王朝、高等种姓的文本、虔诚的宗教意识、精英化的梵语历史角度来看待印度历史之“伟大”。经典的民族主义文本大多认为，在世界历史上，“精神性”是印度的一项特殊历史使命（持不可知论的社会主义者尼赫鲁先生的《印度的发现》〔DiscoveryofIndia〕即为一例）。这一时期，实证化的世俗主义和现代主义也得到发展，但它们常常发现自己很难抵挡这些将印度文化民族主义等同于形而上和宗教复兴的压力[30]。这样一种认识至少非常盛行：世俗的乃至非宗教的事物要想获得自身的存在空间，就不能直接挑战神圣的宗教文本，并且要认可其“伟大”之处，因为它们毕竟是我们“传统”的丰碑。相比之下，1930年代后产生的各种“进步”文学显得更为步调一致——虽然并非一直如此。它们直接被共产主义运动所激励，能够在语言和文学领域致力于民主进程，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宗教复兴运动的侵染。
这种高度复杂而矛盾的局势在民主化运动时期占据着主流。我们可以在这局势中鉴别出几个大致的特征——虽然只是大致勾勒。首先，只要社会关注大学教育，“英语”就是唯一在整个国家、所有区域通过一个包括教育机制和职业技能的巨大而强力的网络获得发展的文学体制。其次，殖民期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关于吠陀梵语和梵语的现代的、文本和学术批评的强大传统，存在着莫卧儿王朝和中世纪近似于大众文化的传统，而且在各种现代印度语言，尤其是在英语中获得很大发展——尽管其中充斥了对假定的、宗教思维的、理想化的或东方主义的学术的偏好。第三，近两百年里，现代/“地方”语言取得了相应的发展，呈现出几个根本性的特点，这里只能引述一二。这种发展具有区域的不平衡，其中一些语言如孟加拉语、泰米尔语、作为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之变种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在学校教育、印刷出版和文学生产方面比其他语言，如奥里亚语（Oriya）、旁遮普语和克什米尔语发展要快得多。第四，这些现代传统存在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而文学研究的分支——语文学、批评、理论、历史、翻译、比较研究——在大部分地区的发展相对要缓慢得多。第五，文学传统的系统化知识依然局限于各自的地区，尽管会出现一些通晓多种语言的学者和偶然的翻译。第六，文学史写作的路径某种意义上与经济和政治领域历史的主流趋势背道而驰。在早期，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写作强调宏大叙事，相信印度历史的伟大时代和次大陆各个地区都适用于这种以米尔（Mill）或莫兰（Moreland）的方式进行的叙述。直到晚近，才把重点转向区域和本地的历史，转向具体的专论。相反，文学研究则更多关注特定区域和某些具体语言的发展，通常都是深入到每种语言内部，很少会将不同的历史与整体视野联系在一起。
由于缺乏一种普遍性的“国家”语言，各种分析和理论难以整合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到即便从一种宽泛的历史归纳的意义上，也难以得出一个作为理论知识之逻辑对象的“印度文学”，这可以归为第七点。因为现代印度这一（资产阶级、殖民乃至后殖民）民族—国家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未曾产生一种为所有甚至大多数印度人共用的语言形式，即便在日常口语的读写和理解这一基本层面上，也未曾产生。在大多数领域，例如，有关地方语言的大量学术训练，地方文学史的编写，从比较角度对各种地方语言的学习、研究和出版的机制的建立，只是非殖民化运动之后，才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了一些系统化的努力，而且由作家自己建立的非正式网络似乎在打开这些可能性上远比由后殖民国家的文化部门所建立的正式网络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八
这种将早期的文学文本大量纳入当代宗教甚至原教旨主义意图之中的正统文本研究传统所形成的知识缺陷，在于它把“印度”文学当成一个具有历史结构和理论逻辑的范畴，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另一套问题则涉及文学教育的形式，以及英语文学在现代印度的角色。当今印度唯一的国家化的文学知识分子是那些有着良好英语背景的人；他们构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分布在整个国家，承担着建立一个共享的知识体、共享的推理系统和用以交流的语言的使命。英语文学是唯一在全国范围内讲授的文学，而且所讲授的英语文学也不产生于印度，而是产生于其他地方。
正如我在上文所说，如果我们把印度文学的比较语言和文学系的水平、规模与英语系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它的不发达可谓一目了然。因此，从这一机制及其格局出发，人们能指望关于“印度”文学的系统化知识得到持续发展吗？我所说的不是折中主义的个体研究——这里弄一点蚁垤、卡比尔，那里弄一点泰戈尔、安妮塔·德赛——而是作为一个知识的结构体和理论研究的逻辑对象。印度大学英语系的问题在于它在结构上有一种特殊的矛盾。某种意义上，这些英语系是印度唯一通过完整的高等教育系统而形成统一的文学机制的文学系，它被设计成在各种大学里、各所至少是高层次的学院里进行相似的文学训练。即便是印地语（即所谓“国家”语言）系都远不能与之相比，更不用说比较文学系了，在培养整个印度文学知识分子问题上，它们都无法与英语的势力竞争。但所有的英语系都要求教师将个人的专业兴趣从印度移到诸如狄更斯、菲尔丁，最好是西德尼的《阿卡迪亚》（Arcadia）上。只有通过抵制来自自身教育和专业的压力，英语文学的教师才能设法将关注点重新转到与自己家乡更近的事情上来。考虑到体制的限制，即便这种关注点形成了，它也不是在课堂里，而是在课堂外。
在此情形下，一位有志于成为文学批评家的英语教师在涉及专业问题时，总会摇摆于痛苦与荒谬之间。在并不太久远的过去，专业的压力可以说并不太专业化。学院教师和大学教师即使存在区别，他们的区别也并不是等级化的；那时候，在更高级的大学教书并不一定要是来自国外的博士；发表论文或专著的压力也不像现在这么大，而且“专业”与“非专业”发表之间的区别也不明显；那时候研讨班、讨论会很少，也不很专业化，而且常常是在教学之外。
早一辈典型的英语教师常常是民族主义或共产党的活跃分子（有时候二者兼具），要不就是民生改革的斗士。他教英语很可能主要是为了谋生，或满足他对外国文学的爱好，这种爱好完全是自发的，他可能根本不事写作，也可能会用其家乡语言写关于本土文化的文学；同样，他可能会按照英语文学的经典来讲授英语，却不搞批评，不写英文著作，而是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诗歌或小说创作。在所教文本的语言与自己的意识和本性，以及与自己的写作语言之间形成的文化距离，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只要他不是出身上层阶级；而且这种双语性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他有进步的政治信仰。他自身的社会环境因此很愿意并且完全确认这种文化距离，以至于他不会感觉到一种主体的分裂。
英语教学这一专业在我们的时代并没有完全专业化，尤其在精英体制之外，一部分早期的发展路径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左派传统内部找到自己位置的年轻教师。但是专业化的压力迅速增长，高学历、专业发表和追逐学术会议的西方模式非常盛行，尤其对那么谋求在顶尖大学执教的人更是如此。因此，早期的执教方式，以及那种自我确认的方式现在并不盛行，体制的压力使得这些人处于等级中的底层，充其量是中层，而且这一现象越来越尖锐。今天，如果一位英语教师只写印地语或泰卢固语作品，英语界的官僚们可能会宣布他不适合在大学教书。随着专业化的不断提高，以及这一专业的不断美国化，他于是被迫专门用英语写作，或者至少主要用英语写作，并且主要写他“领域”内的东西；如果他真想在这一“领域”留下影响并获得更高的位置，他又会感到要在国外专业期刊上发表作品的压力。为了应对同一圈子里更为复杂的压力——比如“第三世界文学”的压力，他或许偶尔会写一些与印度相关的主题，但是只会选择寥寥几个这一圈子能接受或鼓励的主题。最好、最有前景或最具雄心壮志的研究或写作方向越来越被地方学术权威或国外出版工业所控制；他的双语性活力基本上被束缚着，“印度”文学成为一个边缘问题，因为印度不是他的“领域”。这种不能偏离英国文学太远的压力不仅来自英语系，而且给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勤奋耕耘的人带来同样的专业化压力。
在我看来，在此语境下，值得做的工作并不多；债券市场可能更有利可图。文学研究在我们时代、我们这里甚至比任何时候、任何其他地方更需要越界，而且越界显然首先应该针对“英语”和“文学”。除非我们主动从内部去找回自己的东西，像我们说话时使用双语和多语一样，尽可能多地去读和写，否则“印度文学”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学术。除非我们愿意跨越所谓历史与哲学、人类学与语言学、宗教学与经济学，“文学”与所有上述及其他学科的分界，否则我们不可能找回自己古老的文学——古典和中世纪文学。这个被人们名正言顺地称为“印度文学”的东西，其巨大的资源散播在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比较语文学各种学科中，我们不仅需要从广泛的领域去找回那些“文学”文本，而且甚至更为紧迫的是需要以非文学的基本方式，跨越全部人文学科的边界和断面去重构文学研究，使得我们的阅读方式和意图能够适应嵌入“印度文学”中的社会的与历史的、物质的与思辨的、象征的与字面的全面浓缩的意义，这些意义散播在众多学科中，而这样一种文学要远远大过纯粹的“文学”。
九
我所想的是一种相当不同的文学研究，一方面，它是更宽广、更综合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又容纳并重构了目前的英语系。简言之，我的意思是，英语教学需要语言和文学教学，但完全是基于不同的理由，因此也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英语教学的理由在于它不论好坏都已成了一种印度语言，甚至是核心的职业语言和不同语言区的学校教育之间进行交流的主要语言。承认这一现状也就意味着，英语历史的教学重点应该转移到我们印度，而不是不列颠群岛或北美；而且鉴于英语在印度的发展主要不是作为文学生产的语言，而是作为表达思想、管理和组织职业的主要媒介，因此其教学重点也应该从文学转移到社会、政治和话语领域。同时，如果文学教学的目标是传播和扩大印度文学的知识，那么英语就不能作为教学重点，而应该放在与其他印度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中，以不同的语言区域和历史阶段为背景，用比较文学的方式来进行。
与此同时，印度也需要研究英语文学，但这种研究的原因也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认可的方式。首要的原因与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选择研究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理由相同：英国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因此它一方面是殖民力量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又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现代民主运动的首创国家。这一“传统”的文学文本置身于最为生动地铭写着资本主义与劳工运动、压迫与民主、殖民地与帝国的复杂历史之中。雷蒙·威廉斯曾经（在我看来，有点过于宽宏地）把这种复杂性称为一段“漫长的革命”，而且在探秘这一复杂问题上，他本人堪称表率。但我们需要知道这段历史，是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和对英国一样多。但是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项文学事业、一种对我们的殖民关系的敬意表达来处理，那么探秘就是不可能的，当然也不可能通过那些在英语教育上仍然深陷危机的殖民教育的规制来实现。作为一种互相对应的事业，英语文学研究需要与印度现代文学史及其各种写作方式保持密切关系，因为不仅是英语，而且是英国文学成为了印度现代知识分子学校教育的核心部分，因此至少要从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开始来界定其思想界限。英语文学的历史进入了印度的许多思想潮流，如果不对其方方面面的影响作具体精微的理解，就不可能破解这些因素。只有把英语文学教学放入历史和文学研究更为核心的比较学科之中，并且将英语文学知识与我们自己的文学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破解殖民格局，把英语教师从一种殖民性、从属而寄生的处境中解放出来。也只有在此过程中，我们才可能同时对“印度文学”有所了解。
对于上述所有问题，我的灵感来源依然是晚期的高善必教授，而且对我来说，他堪称保持学术操守的楷模。作为一个通晓多种语言的学者和担任塔塔基础研究所（TataInstituteofFundamentalResearch）数学主席16年之久的杰出科学家，他最近一部著作是研究素数的，他的思维精确而又无所禁忌，广泛涉猎遗传学、统计学、钱币学、考古学、史前研究各种知识领域。对我们这些并不太懂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人来说，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文本批评的方式、他对一些古代经典文本的编辑和阐释，这也全面反映在他的英语写作之中；他解读那些重要而享有崇高地位的文本时，包括对《薄伽梵歌》的解读，表达清晰有力，有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思辨性；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对古代印度历史的创新性研究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我们所谓的广义“文学”基础上，当然，也纳入了其他种类的文字材料，虽然他又强调从古代得来的文字证据不能照单全收，除非能被考古学、钱币学等等都实物证据所证实[31]。
人们从高善必的研究中获得的解放感明确体现为一种结合：一方面是学术研究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是将所有文本——不管是书籍、钱币、风俗还是石头——置于人的物质历史及其所引发的超越所有精神性、虚假性的矛盾冲突基础上，从而形成明确的决定性。同样的解放感在于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写作充满了个人的风格和质地：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以及梵语学者，他将学术材料及其政治坐标交织在一起，不仅在他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而且也在其他学术问题上都表现出深思熟虑、无所顾忌、毫不妥协，这体现为在《当年》（InThoseDays）一书中对S．A．丹戈（S.A.Dange）的公开批评，因为后者对古代印度的太过宽泛的解读导致了不少错误[32]。他建议，如果不实际考察那些身处其中并且从事一种跨越学科研究的人的工作，就不能获得关于印度的有用知识，而这种建议完全反映在他的学术中。人们不会事事赞同高善必的结论和出发点；实际上，人们常常会觉得在很多问题上需要和他辩论，正如他也常常和别人辩论一样。但在我看来，高善必教授值得当今所有印度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学习。
我在此援引高善必并不仅仅想表明他对我无数的恩惠，也不仅仅想强调印度的历史学研究比文学研究更先进因而能给予我们很多，也是想指出，在当代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杰出传统中，他在方法论上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因为高善必能全面创造出既是古代印度的经验事实的叙事，又能把握这种叙事统一起来的理论立场和有机的叙事原则。他像理解马克思主义一样去理解那些钱币、谷物和石头，给予我们一种能够用来阐释那些钱币、谷物和石头的马克思主义，却并非互相迁就。这是一种针对这些材料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它与自己的政治意图密切关联，使得其研究成果总是完美无瑕。例如，他从不曾直接指责东方学，甚至承认东方学值得承认的贡献，但他本人创造的知识又与之完全不同，并且丰富了这一领域的某些部分，以至于能够直接取代那些理解我们历史的东方学方法。当我们从事“印度文学”研究的时候，要克服的缺陷既体现在经验上，又体现在理论上。哪怕对文本和叙事逻辑做的研究再多，我们还是需要对解读的理论方法和政治意图进行更深的阐述。我们不仅需要写，还需要重写；不仅需要发现，还需要取代，像高善必那样全面去做。
[1]参见Koshmabi’sbriefreviewofDange’sIndiafromPrimitiveCommunismtoSlavery,inA.J.Syed,ed.,D.D.KosambionHistoryandSociety:ProblemsofInterpretation(Bombay:UniversityofBombay,1985),pp.73-8。这个得自观察的句子成为第二段的结束句。
[2]当然，D.D.Kosambi,RomilaThapa,R.S.Sharma,IrfanHabib,K.M.Ashraf,NurulHasan,SatishChandra,HarbansMukhia,BipanChandra以及SumitSarkar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但是进行构建印度唯物历史的主要轮廓的研究工作的学者实际上远远多过所列举的名单，并且如名单所示的，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也集中于这些研究当中。
[3]这一术语用于概括最早的泰米尔写作。我是在不同的语义上用这个词，只是想突出“Sangam”的发音。A.K.Ramanujan,PoemsofLoveandWar(New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reprint,n.d.;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5)收录了一部分经典作品集的精彩绝伦的翻译，还有极其生动而博学的评论。
[4]参见AshishBose,‘SomeAspectsoftheLinguisticDemographyofIndia’,inLanguageandSocietyinIndia,ProceedingsofaSeminar(Simla:IndianInstituteofAdvancedStudy,1969).
[5]MohanSinghDiwana,‘IndianSocio-LinguisticBackground’,inbid.BahadurShahZafar是莫卧儿王朝的末代国王，也是一位重要的乌尔都语诗人。Sauda也是一位19世纪早期的诗人，还是德里苏菲教派的重要成员。正如我们在AmirKhusrow的许多早期作品里所看到的，在Sauda的一些作品中，狂热的苏菲教与巴克缇的合流很明显是直接与Nirguni巴克缇的影响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某些奇特而具体的历史原因，它主要在德干高原一带的乌尔都甘査尔（ghazal）诗歌中得到成熟发展。
[6]阿克巴，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1556-1605），征服了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并推行宗教宽容政策。——译者注
[7]维迪亚巴提（VidyapatiThakur,1352—1448?），印度诗人，著有LoveSongs。——译者注
[8]UmashankarJoshi,TheIdeaofIndianLiterature,SamvastarLecture(NewDelhi:SahityaAkademi,1990),p.30.
[9]‘IntheMirrorofUrdu:ReorganizationofNationandCommunity’,可在‘HistoryandPolitics’Series(TheCentreforContemporaryStudies,NehruMemorialMuserumandLibrary,NewDelhi)中找到。
[10]意译“训言诗”，由双行一韵体写成之哲理寓言诗集，共六卷，二万七千行，内容包括表达对真主的爱的本质和深奥感情，有寓言、轶事，并用图解阐述神秘派的信仰、奥秘和全部学说。——译者注
[11]施莱格尔可能是第一个使用“印度文学”这一术语的学者，在1823年，他指的是梵语。AlbrechtWeber’sTheHistoryofIndianLiterature(originalGerman,1852;1975EnglishtranslationreprintedbyKeganPaul,Trench,andTrubner&Co.,London1978)是建立在这一识别“印度”和梵语基础上进行全面研究的经典之作。
[12]InDefenceofIndianCulture(NewYork:SriAurobindoLibrary,1953).
[13]参见MauriceWinternitz,HistoryofIndianLiterature。这一研究最初岀版三卷本德语版，出版时间分别为1907、1920和1922年。英文译本于1926年开始在加尔各答出版，40年后才完成，于1966年在德里由MotilalBanaridas出版，这是一家一流的印度学著作出版社。
[14]托马斯·麦考利（ThomasBabingtonMacaulay,1800—1859），1834—1838年曾担任孟买公共教育委员会主任，其间制订了著名的《教育备忘录》，宣扬殖民教育的目的是突出英语和英国文学的崇高地位。——译者注
[15]显然，此处所引文字来自Macaulay于1835年所记录下的广为流传的备忘录。关于东方主义和现代主义方案在殖民动力之关键区别的评论，参见本书第六章。
[16]威廉·琼斯（WilliamJones,1746—1794），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他最早正式提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等语言同源，对后世的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者注
[17]TheNewScienceofGiambattistaVico，第三版未删节译本（1744），译者ThomasGoddardBergin和MaxHaroldFish，修订和扩充的平装本，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4。
[18]在此也要注意一个即使是在印度也很少有学者了解的事实：许多世纪以来，在印度用波斯语写作和翻译的作品是如此广泛，而且常常由婆罗门和刹帝利种姓的学者完成，以至于出现了一种与伊朗经过演变的波斯语形成很大差异的不同的波斯语，而且一般是指“subukHindi”以及“refinedHindi”，它带有以相同的阶级为基础的优先性，并且与“梵语”一词一样带有内在的改良特性，以区别于更低级的Prakrits和upbhranshas。
[19]比如SisirKumarDas，SujitMukherjee以及UmashankarJoshi，参见第261页注1、2。
[20]印度教经文、古梵语史诗，被并人《摩诃婆罗多》的，它以哲学对话的形式写成，内容关于克里希纳对阿朱那王子在道德和神的存在本质方面的教导。——译者注
[21]从一套基本的跨语言簇的主题角度来确认现代印度小说出现时刻的研究，可参见MeenakshiMukherjee,RealismandReality:TheNovelandSocietyinIndia(NewDelhi: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还可参见SatendraSingh,‘TowardsaConceptoftheIndianNovel:AThematicConstruct’,inAmiyaDevandSisirKumarDas,eds.,ComparativeLiterature:TheoryandPractice(NewDelhi:AlliedPublishers,1989)，该文是专门从主题的理论形式角度来论述。
[22]SisirKumarDas,AHistoryofIndianLiterature,vol.VIII(NewDelhi:SahityaAkademi,1990).
[23]在关于走向印度文学之综合意识的概念性方法（它不同于这块次大陆的语言—文学构成的比较意识）的众多写作中，可参见UmashankarJoshi的两篇杰出演讲，标题为TheIdeaofIndianLiterature(NewDelhi:SahityaAkademi,1990)，SunitiKumarChatterjee’sLanguageandLiteratureofModernIndia(Calcutta:BengalPublishers,1963)，andSujitMukherjee,TowardaLiteraryHistoryofIndia(OccasionalPapers,IndianInstituteofAdvancedStudy,Simla,1975)。
[24]辨喜（1863-1902），是印度近代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印度教改革家。又译斯哇密，维韦卡南达。原名纳兰德那特·达泰，法号辨喜。——译者注
[25]提拉克（1856-1920），印度杰出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印度现代化的先驱者之一，甘地称他是“现代印度的缔造者”。——译者注
[26]这里强调的是功能，以及由社会劳动分工导致的功能的决定性。我在此所用的术语“知识分子”并不仅指“作家”，更不仅指“文化人”，而是包括所有那些知识从业者，他们在社会劳动分工的功能具有：1.生产观念，2.在知识获取基础上引导国家和社会机制。在殖民社会，与国家相关联的阶层占据了这一社会概念的关键位置，而且这一阶层中的上层人士会在职业推动下使用殖民宗主国的通行语言；在私人生活领域，以及在与闲暇生活相关的活动中，他们会继续使用自己的一种或多种语言。因此对于这些上层人士来说，公共和私人空间之间的语言差异，以及与之相随的公共空间在长时段决定私人空间的趋势，是这种殖民环境的结构性特征，尽管因人而异会有例外。与此同时，中层人士中的工薪阶层常常不得不扮演一种多重甚至矛盾的角色。某位作家以两种语言发表作品，或以一种语言发表，却在官僚结构中用另一种语言写作，这一事实在各种传记中特别明显，但不会改变其社会功能的客观决定性和相应的社会动因分布。
[27]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部印度小说——SyedHasanShah的Nasbtar是用波斯语写的。见QurratulainHyder在Jnanpath奖发布会上的受奖辞，TimesofIndia，3February1991。
[28]我这里用了“平民阶级”（thirdestate）这一术语来表明在殖民转变早期都市人群中的一个广泛的范畴。这当中，小资产阶级职业人士中的核心部分已经在都市社区中形成，但尚未形成成熟的阶级特性，这一新兴群体的大多数成员仍然与商人和土地出租者重叠在一起。由于这一转变在印度是以资本主义地租的萌芽为基础，对工业发展构成了阻碍，职业阶层不断从前资本主义的农业中分离出来，但其根基仍然是地租经济，主要是在乡村，当然城市也有，它反过来又与小商品生产叠加在一起，从而确保了那些下层收入的职业人士也能在消费上过一种体面的生活。
[29]传统对欧洲传教士压力的抵抗在罗姆默罕那里就已经存在，他的梵语研究直接针对这种压力。另一方面，这些本土化的宗教复兴运动也在拥有殖民思维的印度知识分子中间赢得了更大的权威，因为东方学总是被用来承载那些本土化的权威文本中的现代学术氛围。
[30]当然，BankimchandraChattopahyay（1834-1894）本人就是这种将实证化的现代性与宗教复兴景观不稳定地共存的最为重要的代表，并且将之推进到与印度自治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顶点。
[31]在R.S.Sharma,ed.,IndianSociety:HistoricalProbings——InMemoryofD.D.Kosambi,(NewDelhi:People’sPublishingHouse,1974)中可以找到关于高善必的有用的写作目录。
[32]参见上书注1。起首句揭示了整篇文章的调子。它写道：“这本由印度共产党的一位创建者所写的令人失望的书本不值得一评，我评它只是因为考虑到不能让这种表演畅行无阻，去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声。” |
第十九章国际工会书记处（1900—191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十九章国际工会书记处（1900—1914年）
↘工会书记处的成立
↘各国工会中心国际书记处
↘国际工会联合会
↘天主教劳工国际 |
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1月11日，纽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列夫·托洛茨基
（1940年1月11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怀特同志昨天收到了你给伯纳姆的公开信[1]。他正在进行翻译。他一完成就会向伯纳姆同志提供一份副本，并将迅速在我们的内部公报上发表该文件。
你在党内讨论中插入的辩证法问题，带有攻击性，在两个阵营中产生了一些相当“辩证”的反应。少数派的支持者们显然已被指示按照以下思路来应对这种攻击。
1.拿这个问题开玩笑，嘲弄多数派的支持者：你什么时候成了哲学专家了，等等。
2.辩证唯物主义当然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现在还不是讨论它的时候。
3.在派别斗争中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糟糕的方法。（如你所知，机会主义者有没有在什么情况下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
4.这显然是一个派别的伎俩，通过引入不相干的问题来分裂少数派，但由于我们都同意我们的“结论”，这个伎俩是不会成功的。
另一方面，多数派队伍对你在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上的激进干预极为感兴趣、反应热烈，而这恰恰是因为这是在彻底的政治和理论斗争中进行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转向书本学习。群众自发的需求要求，在怀特同志的指导下，在党校开办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课程，怀特同志已经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大家对你的倡议普遍表示满意和高度赞赏。我们的大多数同志不仅想赢，而且想学习，他们正像海绵一样吸收这场斗争的教训。在前几天晚上的党团会议上，有人建议推迟大会，我们其中一位最好的和最有前途的年轻同志对坐在他旁边的人说“我希望讨论能够延长；我每天都在学习。”
来自国内的报告越来越有利。最令人欣慰的是，无产阶级积极分子以及党的老一辈基层干部几乎一致地团结支持多数派。在纽约和芝加哥以外，党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我现在收到了发给全国各地支持者的调查表的返还表，其中询问了关于党员、社会构成和支部成员对争端的态度等问题。这些数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返还表一经完成，我就打算起草一份通函，分析这些数字并引用一些相关的评论。
看到有经验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察觉到了党内的真正问题，非常有意思，也令人欣慰。他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而多数派的各种文件和论点在他们看来是他们自己观点的完善表述。例如，有人写道：“我们这里的支部百分之百支持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方法，当你知道支部的社会构成是无产阶级的，而且是完全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不奇怪了。老头子的文章很好。它表达了我对少数派倾向的想法。我们芝加哥的组织被这个小资产阶级集团阻挠得太久了。”
另外：“我还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这篇文章，因此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能说如果一个标题有什么意义，它应该一针见血。”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见《给伯纳姆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保卫马克思主义》。——编者 |
第二部分。伯纳姆派的毕业生（内部通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伯纳姆派的毕业生
（内部通告）詹·帕·坎农著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伯纳姆的理论，即苏联官僚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且是“帝国主义者”，已经被他的一个波士顿皈依者牢记在心。劳伦斯（D.Lawrence）曾是伯纳姆反对派集团的热心成员，现在已经不属于这个集团了。他毕业了。伯纳姆太能说服他了；作为实干家，在他确信苏联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之后，他自然会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费力争论或斤斤计较于以任何方式或在任何情况下保卫一个国家呢？
于是，他向波士顿支部发出了一封退党信。支部书记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支部在听取这封信后，进行了认真的考虑，也考虑到他可能给我们工会成员带来的伤害，对退党一事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执委会一致建议将他开除。支部也一致通过了这项建议。执委会提出的指控以‘背弃第四国际’为由。”
好样的，波士顿!为波士顿的布尔什维克卫士欢呼三声! |
第二部分。致纽黑文的一位同志（1940年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纽黑文的一位同志
（1940年1月4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弗兰克：
我收到了你1月3日的信。在此期间，你应该已经收到了一些补充材料。
听说支部的大多数人已经宣布支持多数派，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我们要做的是继续努力，使之尽可能地接近一致意见。
我们在大会上获得多数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获得压倒性的多数，以至于没有冒险家敢乱提分裂的想法。
我们会按照你的建议，给——寄出老头子的文章。你必须与他保持联系，以各种方式争取他同意我们的立场，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波士顿也有过几乎类似的情况。根据拉里（特雷纳）的信，著名领导人唐龙已经退党，因为他不想支持俄国的红色法西斯主义。这就是党内反对派的麻烦之一。那些真正吸收了他们的教义的人，再也看不到革命党的必要性了。
祝好。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
第二部分。致西雅图的一位同志（1940年1月4日，纽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西雅图的一位同志
（1940年1月4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迪克（弗雷泽）：
收到你12月27日的来信，我非常高兴。
必须最大限度地关注对党内同志进行有关目前内部争端的教育。即将召开的大会实际上将是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真正成立大会。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将代表第四国际本身的真正成立大会。在这里，我们正以集中的形式，在目前唯一可能进行自由民主讨论的国家，面对一次集中的推翻纲领的尝试。如果它在这里被坚决击退，它将成为第四国际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作为代表来参加大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想办法在财务上给予帮助。
根据章程，我们有可能从东部选出一名代理代表，由你的支部选出。但只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最有资格的同志亲自参加大会，才能达到大会的真正目的。
从这个角度看，我想你们会衷心赞成将大会推迟到天气稍好时举行的建议。因此，我希望能早点收到你们寄来的西雅图支部要求推迟会议的决议。
波特兰被特许为一个正规支部。这非常值得，而且事实上你绝对有必要去那里，确保他们得到报酬，可以派出代表。目前这样的细节的重要性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另外，如果你能和温哥华联系，那就太好了。我们听说，多伦多的大多数同志都支持多数派的立场，但同样重要的是，温哥华也要采取正确的立场。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
第二部分。致法雷尔·多布斯（1940年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法雷尔·多布斯
（1940年1月3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多布斯正准备前往墨西哥城拜访托洛茨基。——编者
亲爱的多布斯：
……除了你可以从你自己的个人印象等方面告诉他的东西外，我还没有明确的他尚不知道的事情需要你向老头子（托洛茨基）提起。这里的事情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尖锐。老头子的第一批信件和文章被这些人视为软弱无力的表现，而不是警告。他对党内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抨击，非但没有促使他们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狂热。
……在昨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我们被告知，沙赫特曼写了一封题为《致托洛茨基的公开信》的答复。他们应该放弃政治，读一段时间的诗。亚历山大·波普警告说：“傻瓜总是闯入天使却步的地方”。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说：“‘永生的真神曾制定了’禁止自杀的律法”。
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死于战争，但似乎很遗憾，其他脱离危险区的人开始了一场自我毁灭的狂欢。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
第二部分。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全体多数派
（1940年1月3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这里认为，如果大会能够推迟至少一个月，党在各方面都会受益。但是，我们不想在没有各支部决议的情况下，在委员会采取这一步骤，要求推迟。
我们请求你们在所有支部中提出要求将大会推迟至少一个月的决议。我们在下面列出了一系列的理由。可以在起草的决议中引用其中的任何一条或全部理由。请在通过任何此类决议后立即通知我们，并确保毫不拖延地将正式副本寄给全国办公室。
※※※
推迟大会的原因
1．推迟一个月可以保证从遥远的地方乘车过来的路途中天气会好很多。二月仍然很冷。我们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让西部各支部有完整的代表，而推迟一个月到天气比较温和的时候，应该有利于他们乘车旅行。
2．我们希望在党内对两个团体的决议进行讨论。我们必须在任何地方都要求少数派提出一项决议，准确地说明在他们获得多数票的情况下，党对苏维埃国家及其保卫的立场是什么。最近，他们提交并在党内分发了一份关于俄国问题的25000字的文件，其中他们设法回避了这两个简单的问题。他们承诺为大会制定一项决议，但党员们有权事先看到并讨论它。支部决议应该说明，我们要求双方做出决议，这样党员们就能知道要投票的内容。多数派的详细决议将在下一期《新国际》上发表。
3．鉴于托洛茨基同志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各支部应问问少数派领导人在这一点上的答案是什么，以便党员在讨论过程中对两种立场进行判断，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水平。
※※※
所有支部都收到了政治委员会的通函，它对少数派要求在《呼声报》上开辟攻击党的纲领的专栏作出了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教育一些年轻的和没有经验的同志了解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意义。
我们建议在所有党支部内无一例外地就这个问题作出决议，并就两种立场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行彻底的讨论。所有必要的论据都包含在政治委员会的声明和即将收到的罗克〔托洛茨基〕同志的两封信中。
我们必须在这一点上采取攻势。反对派集团的领导人要求“有权”在党员决定争端之前向公众诉说他们的烦恼，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公众舆论的屈服态度。
顺便说一句，所有在群众运动中认真工作的同志都能理解，如果在我们承诺保卫苏联免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攻击的时候，把《呼声报》变成一个讨论机关报，它的鼓动价值将遭到怎样地破坏。必须指出的是，《呼声报》保卫苏联的运动是一种行动。可以把它比作罢工的情况乘以一万倍。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可能会认为，某次罢工是不明智的，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该被取消，他完全有权在罢工委员会的内部范围内解释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在工人队伍中决定问题之前就允许这样的人把他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那这样的委员会就很可悲了。而采取这种行动的人，就不只是可悲了。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
第二部分。致党员（1940年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党员
（1940年1月3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致各地方和各支部
亲爱的同志们：
论民主集中制
作为对政治委员会1月3日信件的补充，我们在此提请你们注意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三个相关参考资料，因为它是我们的运动在过去所设想和实践的，并在正式文件中有所阐述。
1．“民主集中制是指在党内按照党规定的时间和方式进行讨论的权利。民主集中制也意味着纪律；它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它意味着在两次大会之间将权力集中于大会选定的一个领导委员会；它意味着党始终以单一的政策，即其权威机构中多数派的政策来面对外部。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党员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使自己的公开行动和言论服从于党的政策和决定。”
——摘自工人党于1935年6月4日发表的《政治委员会关于开除约瑟夫·扎克的声明》。
2．工人党全会答复并拒绝了奥勒尔派提出的公开讨论的要求，指出“没有任何原则要求必须将党内的争议材料在党内的公共刊物上发表。即使在大会前的讨论中也不是这样，在其他时期更不是这样。如果要进行这样的讨论，那是全国委员会的职责。”
——摘自1935年10月全会通过的《关于工人党内部情况的决议》。
3．“全会……将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大会前讨论的程序和大会本身的安排。成员的权利将得到充分保障。然而，全会断言，根据既定的布尔什维克程序和工人党本身的章程，决定什么是正确的程序；在特定情况下保障党员的权利意味着什么，以及执行党章的规定，是全会和政治委员会的特权和义务。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能把这种所谓的‘权利’据为己有。”
——摘自1935年10月全会通过的《关于工人党内部情况的决议》。
兄弟的问候
政治委员会
全国书记詹·帕·坎农 |
第二部分。致党员（1940年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党员
（1940年1月3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致各地方和各支部
亲爱的同志们：
关于在《社会主义呼声报》上进行讨论的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政治委员会中的少数派一直要求党的公共刊物，包括《社会主义呼声报》，向少数派开放，以便少数派在与多数派平等的条件下阐述他们的立场。他们要求有权将〔自己的纲领〕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国际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相对立。
在12月5日的会议上，伯纳姆同志提出以下动议：“在刊登党对芬兰冲突的官方立场的同一期刊物上，也要刊登少数派提出的决议。”
在政治委员会的讨论中，以及最近在支部会议上，少数派领导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一再坚持认为，在公共刊物上自由介绍和捍卫另一个纲领，反对党和国际的官方纲领，应当是一个正常的程序，否认它意味着以斯大林主义的精神压制党的民主权利。
在这种组织概念中，就像在他们的理论的和政治的立场中一样，少数派领导人表明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和传统的对立。对“新闻自由”的蛊惑性要求代表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对革命集中制的反感。
在大会前的讨论期间，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制度保证少数派有充分的权利和便利，可以自由和公平地提出自己的理由，供党员审议和决定。我们运动的这一传统和不变的做法——劳工运动有史以来最好和最诚实的民主传统和做法——在本次讨论中得到充分的遵守。少数派提交的所有决议和文章都发表在联合编辑的内部公报中，未经审查也不受歧视，以使每个党员都能看到。在讨论有争议问题的所有支部和党员会议上，平等分配时间是统一的规则。没有任何形式的限制妨碍少数派被听取意见。
从党内民主的角度来看，从获得全体党员公平听证的角度来看，少数派没有任何可能的申诉理由，也没有把这种申诉记录在案。在保证和维护这种自由和民主的讨论时，全国委员会的多数派只是根据党的章程和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传统规定的少数派的党内权利。
然而，对于党的公共刊物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民主在内部讨论中占主导地位，那么集中制则在党的公开表达和行动中占主导地位。党的公共刊物不是也不可能是仲裁委员会控制下的讨论工具。相反，它是党和它的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工具，用于介绍和捍卫党的官方立场。在讨论公报中，反对派可以要求与多数派享有同等权利，但党的官方出版物有责任捍卫党和第四国际的观点，直到它们被全国代表大会或世界代表大会改变。在党的官方出版物的版面上进行的讨论——例如即将出版的《新国际》所规定的那样——只能在全国委员会多数派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谁对这一点有异议，谁就否定了革命党的集中制的整个概念。同时，他还否定了党内民主，使多数派的决定受到少数派随心所欲的公开攻击。
布尔什维克党的诚实的民主集中制与各色各样的改良主义的和中派分子的假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大肆宣传的公开“讨论自由”并没有阻止诺曼·托马斯的社会党堵住其革命左翼的嘴。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真正和诚实的民主并不能保证无政府主义者在公众面前否定和攻击党的纲领的“自由”。
这些考虑对于那些熟悉布尔什维克传统和实践并希望维护它的同志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只有那些从其他组织的传统中寻求灵感的人，才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很明显的是，少数派企图推翻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破坏党通过其刊物发言而不被公开反对的权利，这涉及的不仅仅是意见分歧。很明显，少数派领导人并不愿意把事情交给党员，让他们来决定。他们想在党认可他们的纲领之前向公众宣布他们的纲领。
鉴于他们坚持提出这一要求，那么提出以下疑问是合情理的：这种不耐烦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在向公众呼吁之前等待自己的党的裁决？解释太简单不过了。他们想在民主的公众舆论面前为自己辩护。不等党的大会，也不相信党员会接受他们的立场，他们想向所有的伊斯特曼、胡克斯和其他人喊话，他们这些反对派没有我们这么糟糕。他们还想让人知道，除了坏的“托派”，也有一些好的“托派”，他们对事情的看法更合理——也更大众。
少数派领导人极不耐烦地宣布这些消息，企图用“民主”的蛊惑性呼吁来吓唬没有经验的党员和青年。全国委员会回复少数派领导人：民主——党内民主——正是你们应该要有的。少数派在党内讨论中享有充分和平等的权利——但仅限于党内！是党员而不是公众决定这些争端!你们必须等待党的裁决，在党的裁决宣布之前，你们不能向公众申诉。
少数派要求在党的公共刊物上享有“平等权利”，这是在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党的集中组织原则。这是对其传统的颠倒和歪曲，是以孟什维克主义的精神对党进行误导的不择手段的企图。全国委员会宣布，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对党的纲领和第四国际的任何攻击出现在《社会主义呼声报》——党的政治鼓动机关报上。相反，《社会主义呼声报》将专门用于积极捍卫党在所有问题上的立场，只要这些立场没有被全国代表大会或世界代表大会所改变。
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委员会
全国书记詹·帕·坎农 |
第二部分。致西雅图的一位同志（1939年1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西雅图的一位同志
（1939年12月27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迪克（弗雷泽）：
我一直在定期给你寄关于内部争端的核心小组信件的副本。你收到了吗？……
我很想听听你对老头子最近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章以及对整个斗争的看法。
我的意见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现在与右翼的斗争，就像几年前与极左派的斗争一样，是根本性的，在这场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党进一步前进的前提。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
第二部分。致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1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列夫·托洛茨基
（1939年12月21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汉森〔托洛茨基〕同志，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你能回信告知我们你的意见。一段时间以来，伯纳姆和沙赫特曼一直在催促用党的公共刊物来发表讨论内容。我们原来决定发表你关于苏维埃国家性质的第二篇文章，后来又重新考虑了，因为少数派要求有权在《呼声报》中也回答这个问题[1]。
接着他们要求有权在《呼声报》中发表少数派关于斯大林入侵芬兰的声明，并附上政治委员会的正式声明。
现在他们宣布，他们有一份快准备好了的关于俄国问题的长篇文件，他们想在下一期《新国际》上发表。[2]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份文件，但从所有迹象来看，它和你以及多数派的意见是争锋相对的。
我们这里的多数派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反对公开发表讨论。然而，戈德曼则赞成这样做。鉴于意见分歧，我们决定征求你的意见，因为这涉及到非常重要的问题。
1．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如果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在目前极其尖锐的情况下把他们的斗争带到公共刊物上，而且是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他们就会切断自己的退路。一旦他们向世界宣传了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他们无法与党对他们修正主义的回绝妥协了。
2．在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一般原则上，我们与伯纳姆，最近还与沙赫特曼，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冲突。他们一直在催促把少数派在公共报刊上反驳党的路线的权利确立为正常程序。在伯纳姆涉及组织问题的每一个举动或建议中，都暗示着，现在经常是明示，我们必须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采取慎重的措施，阻止布尔什维克党沿着斯大林主义官僚化的路线自然发展。无论在某一特定时刻这一建议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完全反对整体攻击建立一个集中的、有纪律的党的想法，这个党在没有公众干预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事务，并自行决定何时和在何种条件下公开自己的内部事务。在前几天晚上政治委员会的一次相当激烈的争论中，伯纳姆坚持认为，在党的活动发展的任何时候，都应该保证少数派在报刊上发表其观点的权利，除了在叛乱期间。我问道，“为什么叛乱期间不行呢？”
3．这种情况中涉及的少数派的党内民主权利不可能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内部公报发表了少数派提交的所有内容，并传达到全体成员。此外，在党支部和党员会议的讨论中，绝对没有歧视。各地的规则对少数派都是平等的。少数派目前的要求中真正涉及的是向公众宣传的权利。
4．戈德曼认为，报刊上的讨论将为我们的事业服务；我们在争论中的论点的力量将动员党的同情者更坚定地围绕第四国际的纲领。我也认为会是这样的情况。但我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迈出这一步，就必须非常小心地去做。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开的讨论也会加速伯纳姆和他的随从沙赫特曼的运动，朝着与我们相反的方向前进。。
※※※
纽约的情况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尖锐。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没有人，甚至是和事佬戈德曼，能预见有调和冲突的可能性。我们在决定在报刊上公开讨论的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做出决定，因为杂志已经逾期未发了。如果你能立即告诉我们你的意见，我们会非常感激。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托洛茨基的关于苏维埃国家性质的第二篇文章，见《保卫马克思主义》中第68页《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编者
[2]《新国际》是当时党的月刊的名字。对于改名为《第四国际》的原因，见本卷下一章节《为什么我们出版<第四国际>》。——编者 |
第二部分。致法雷尔·多布斯（1939年12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法雷尔·多布斯
（1939年12月15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多布斯同志：
上周日我们就苏联入侵芬兰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党内辩论。之后的一个星期举行了纽约大会，我在另一封信中有所提及。这两件事更清楚地暴露了分歧之深，并使纽约的派别情况变得极为尖锐。
日益清晰的是，目前涉及的不单单是一场普通的有不同意见的讨论，而是一场选边站队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你会记得，在仅仅两个月前的全会上，我们把沙赫特曼的模棱两可的决议定性为通往伯纳姆的反布尔什维克立场的桥梁。随着芬兰事件的发生，他们已经通过了这座桥。少数派关于芬兰问题的决议的作者是伯纳姆，与斗争发展的新阶段相对应，伯纳姆作为少数派的辩论者出现在纽约的会员大会上，取代了在讨论俄国问题之初以这种身份出现的沙赫特曼。可以说，这种投球手的更换，标志着球赛进入了关键的第七局。或者，换个说法，正如我在辩论中所说的，当事人取代了代理人，真正的问题现在会更清晰。
这场辩论具备战斗的所有紧张气氛。我们没有互相讨论，而是互相争吵。我们无法“讨论”，因为我们不是从同一个前提出发，无法在同一个水平交谈。我的整个论点是围绕着这样一个观点展开的：罗斯福和胡佛正在动员美国和世界资产阶级以芬兰事件为借口对苏联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战争；这场运动实际上已经发展到提供物质援助的阶段，这可能具有直接军事干预的所有意义（胡佛的筹款委员会，减免芬兰债务，来自意大利和英国的战争物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申并坚持我们关于《战争与第四国际》文章的两个基本观点[1]：
1．主要的敌人在本国—揭露罗斯福-胡佛联盟，与其斗争。
2．不顾斯大林，保卫苏联，反对斯大林。
伯纳姆围绕着攻击党的全国委员会是斯大林主义的投降者来构建他的整个演讲。他否认苏联是工人国家——由于他是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通过代理人发言，我刺激他，要求他说明自己的立场。他宣布自己赞成打败红军。
这是一场艰难而痛苦的辩论。两方。两个阵营。伯纳姆抛开了他在反对阶级敌人的论战中从未完全失去的教授式的温文尔雅，并以粗暴甚至厚颜无耻的态度攻击全国委员会，仿佛它确实是主要敌人。他以一个把对手逼到墙角的人的粗暴傲慢向我挑战，要我出去在关于苏联入侵芬兰的公开群众大会上面对民众的喧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他似乎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自负，就像一个感觉到自己背后有强大力量的人。
我回答说，我非常乐意在公开会议上保卫苏联，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安排一次公开会议，但不幸的是，我的首要任务是在我们自己党内保卫苏联。我把围绕芬兰问题的整个民众喧嚣描述为主要表现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对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些压力通过报纸、讲坛、电台和其他通信和信息手段动员起来。我说，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一如既往地尽一切可能离间群众的感情，为民主帝国主义主子的博弈服务，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偏离轨道，忽视问题的本质。
我描述了——而且，上帝啊，我是对的！——我们党内对苏联的攻势，只不过是对资产阶级舆论压力的怯懦屈服。我说，一个在真正战争开始前就屈服于这种压力的党，在真正的战争开始时将永远无法站起来。你看，我们根本就不太合拍。
伯纳姆想破坏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法，把每一个新的事件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个人从来没有认同过伯纳姆这方面的想法和观念。但是，和其他人一样，只要伯纳姆仍然是一个孤立的因素，无法对党的进程施加任何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没有理由把我们与他的分歧引向深入。但现在，由于伯纳姆是作为党内人数众多的联盟的代表发言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如果对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攻势退让一步，或者在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的纲领和方法重新建立起无可置疑的霸权之前，在斗争中稍有松懈，那就是犯傻和对第四国际不忠。
既然斗争已经全面展开，为了把话说尽，我打算在另一封信中写一写右翼联盟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伯纳姆、阿本和沙赫特曼[2]——的政治和个人特征，并说明猜测这三个人中的某一人可能发生转变或退缩是解决党内危机所带来的问题的错误方法。必须教育党员在与这些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重新夺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这是使党为战争做好准备的唯一途径。在党的队伍自觉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之后，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所有这些人，可能会做什么——这个问题，尽管很重要，但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3-34）》，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5，299-329页——编者。
[2]这些描述没有采用信件的形式，最后写进了一份文件，《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编者 |
第二部分。致比尔·摩根（1939年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比尔·摩根
（1939年12月15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比尔·摩根
加州旧金山
亲爱的比尔：
纽约市大会的结果必须使全国所有的同志都提高警惕，并使他们相信有必要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做最彻底的准备。
正如我在前一封信中所写的，反对派联盟以大约二比一的比例赢得了选举。由于比例代表制的某些调整和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代表的加入，他们在城市大会上的代表情况甚至比这更好。鉴于纽约的代表人数众多，这种力量关系意味着我们将在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下参加全国代表大会。除非我们作出真正的努力，使全国各支部的多数人的情绪得到充分的代表，否则大会的结果就会给第四国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随信附上一份空白表格，请你们立即填写，以便我们能得到必要的统计资料，对大会的前景有一个相当清晰的认识。此外，现在必须集中精力，仔细检查所有的党员名单，党员的党费已缴清，并确保每个支部都有根据大会规则合法享有的确切数量的代表出席大会--不能多也不能少。
在我们运动11年的历史中，我第一次写到这个问题，因为根据纽约的经验，我们有理由为有人企图操纵而感到担忧。我们已经发现了一起彻头彻尾的选举欺诈案，我们正在对其他一些可疑事件进行严格的调查。稍后将向你们提供这方面的具体信息。同时，现在开始认真而集中地关注大会筹备工作的组织方面。研究大会的规则，确保它们得到严格遵守。
在纽约市大会之前的选举活动中，右翼联盟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坦慕尼政治[1]。他们动员了所有的政治支持者，却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决议。另一方面，他们呼吁在政治上同意多数派，但对组织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或批评的人支持他们。他们忙于大会技术层面的筹备工作--计算比例，在这里或那里弄点投票，把人从一个支部转移到另一个支部以利用最有利的派别比例，偿还支持者的党费，等等——就像任何一组选区的队长一样。此外，他们还用相当多的“墓地选票”给我们当头一棒——这些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或听到他们的消息了，而且由于一些粗心大意，他们仍然在各支部的名册上，突然出现在选举当晚缴纳党费并投票。这些“选举工作人员”中的一些人并没有从我们社会党那里学到什么，但他们从杰克·奥尔特曼那里学到了很多。可以预料到这些方法会被转移到美国的其他地区。
资产阶级的政治方法以另一种特征表现出来。每个资产阶级政客总是承诺在减税的同时又提高效率。这种在我们的讨论中迄今还没有出现的竞选蛊惑和吹捧，在纽约会议前的这段时间里全面爆发，完全脱离现实，对城市工作的不同部门也不加区别。他们谴责过去六个月所做的一切是错误的和低效的，并作出了无法实现的承诺，即在新管理层下一切都会做得更好。他们承诺了一切，但没有承诺社会主义；这自然要等到主要的敌人——不是“在我们的国家”，而是在党的全国委员会——被推翻。人们很容易承认，这场资产阶级运动的一个结果——用一套地方官员取代另一套地方官员——最终可以得到纠正。但另一个更重要的结果——对党的误导，对犬儒主义的提倡，竞选活动精神等等——则不是那么容易纠正的。
在大会上设立的新的城市委员会由21名成员组成，包括候补成员，他们能够参加所有的会议，但没有投票权。你也许会说，如此庞大的委员会即使在正常时期也不适合有效地组织地方工作，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为战争条件所做的认真准备都必须要求沿线建立较小的委员会，以提高安全性和机动性。但是，这种反对意见没有想到联盟必须为其各种倾向提供代表，也没有考虑到联盟要“照顾”各种各样因不是前委员会成员而反对它的人。
新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给我们打了一剂分赃政治的药，同时也让全国各地那些为“体制”担忧的同志们提前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体制。阿本取代弗兰克成为城市组织者。失业工人工作主管被他们派别中的人取代。然后，党的教育部门的主任赖特同志也被立即撤换，由卡特取代。这一撤换引起了不一样的对立和怨恨。大家都知道赖特同志在承担和执行分配给他的每一项任务时的认真态度。而且没有人有理由怀疑，在他指导下的党校不会教授马克思主义。从我听到的所有报告来看，赖特同志作为教育主管的工作得到了党内普遍的高度评价。没有人试图为他的免职真正解释什么，只是坚持认为多数派有免去一个人的职务和任命合适的人担任该职务的权力。这种“权利”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纽约的表现作为普遍适用的先例，那么在内部“体制”方面，党无疑将经历一些新的东西。
为了绝对公正和完整地呈现事情，我必须承认，有一个职位被留给了保卫苏联的人，那就是工会主管。弗兰克被从党的组织者的岗位上撤下来，表面上的理由是他不适合做组织工作，但他被委以组织和指导工会工作的任务。这是否是对市委员会少数派的让步，哪怕是付出一点矛盾的代价？不，这不是原因。在纽约市所有支持反对派联盟的人当中，他们找不到一个具备担任工会主管这一职位所需的经验和权威的人。这一事实说明了这里的真实阵容。它几乎说明了一切。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坦慕尼协会（TammanyHall）是民主党在纽约的政治机关之一，以贪污腐败、任人唯亲、操纵选举而臭名昭著。 |
第二部分。致约瑟夫·汉森（1939年12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约瑟夫·汉森
（1939年12月14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乔：
赖特[1]告诉我，你询问了关于工人自卫的文章[2]。他为我们翻译了这篇文章，但我们只有一份副本。从文章的内容来看，我们不清楚它要安排在报纸、内部公报还是在给各支部的通知中发表。请你马上核实一下，让我们知道需要按什么样的方式处理。然后我们就会立刻着手。
我现在正在整理一些关于纽约市党的社会组成的具体数据。你们也许还记得，最近进行了一次登记。根据山姆·戈登的表述——他检查了与他的工会工作有关的登记情况——在纽约的党员和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成员中，只有大约六分之一是由产业工人组成。这个数字在我看来是如此惊人，以至于我已经要求市办公室给我一份确切的报告。我一拿到报告就会转给你一份。
在纽约，少数派的巨大优势使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竞争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我的理论是，在有更多无产阶级的地区的绝对多数优势将很容易抵消纽约的障碍。然而，我昨天根据上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进行了相当仔细的检查，发现情况并不太乐观。从表面上看，现在我们似乎有把握在大会上获得一个微弱多数。一些变化或意外可能会使情况向另一个方向变化。
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对手是一个由所有反对我们的派系联盟，其理由可以想象得到。由其政治领袖（伯纳姆）所代表的反对派无疑是一个右翼反对派，不仅是在俄国问题上，而且在组织问题上。这并不妨碍留党内的极左翼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团结在这个反对派联盟周围。而且，不用说，反对派联盟的领导人也不会排斥来自这个方面的支持。此外，他们还指望所有被侮辱的和被伤害的人的选票，不管是谁侮辱或伤害了他们。例如，我们纽约的许多青年，他们被麦金尼的粗鲁和粗暴所冒犯都是正当的，他们都排着队反对“体制”——和麦金尼一起。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活动家站在我们这边。这在纽约和其他地方都适用。在爱德华同志正在编纂的统计数据中，也要包括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数据。
我们在青年中正取得稳步进展。但在这里，我们必须从零开始。在与流言蜚语或这样那样的小抱怨开展斗争之前，这些青年就组织起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毒害，迷失了方向，以至于严肃的政治讨论很难在他们中间进行。
我和我们的青年领导同志一起，从现在起安排每周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与青年进行政治讨论。一系列的讲座已经规划好了，首先是解释有原则的政治的真正含义。这必须向我们的青年解释，因为他们一方面被阿本学派的派系政客和青年领导层中尚未完全脱胎换骨的前社会党人严重误导和迷惑了。后者是比前者更好的材料。我们有理由希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及时学习。然而，其他人并不想学习。
在我对政治的原则性方法的阐述中，我打算根据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斗争，为我们的年轻同志勾勒出一段历史。我还将大量借鉴我们国际组织过去10年的经验。我和赖特一起，从以前的内部公报和国际公报中整理了所有必要的材料。如果你想花几个有益的时间，你应该把这些材料从文件中挖出来，仔细阅读。老头子多年前在与兰道[3]、纳维尔[4]、宁[5]等人的冲突中写下的东西，以其独创性和及时性以及与我们党在战争危机的压力下爆发的斗争的相关性而显得令人吃惊。我们曾评价过其中几篇文章，只要稍加编辑和改变名称，它们今天就可以对目前讨论作出贡献，印在我们的内部公报上。
我非常高兴地听到，克鲁斯正在写另一篇关于目前争端的最基本方面的文章。他的一次真正的积极干预，将事物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这也许是现在能够拯救第四国际中那些值得拯救的人的一件事。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约翰·赖特（JohnGWright，1902-1956）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在1939-1940年的派别斗争中支持多数派。他也是多部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者
[2]《托洛茨基文集（1939-40）》第99-105页中《论工人自卫问题》一文——编者
[3]库尔特·兰道（KurtLandau，1903年——1937年），1921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1929年在柏林参加了列宁同盟（Leninbund）。他曾为托洛茨基工作过，但很快又与托洛茨基疏远。1936年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西班牙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工作。1937年9月23日失踪，据猜测他可能是被格伯乌绑架杀害的。
[4]皮埃尔·纳维尔（PierreNaville，1904—1993），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6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法国左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1936年主持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国际主义工人党被第四国际下令解散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以上两条注释摘自龚义哲译《托洛茨基论法国》关于兰道和纳维尔的词条。
[5]安德列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NiniPerez；西班牙语：AndrésNinPérez，1892年日——1937年），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参加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摘自龚义哲译《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关于宁的词条。 |
第二部分。致查尔斯·柯蒂斯（1939年1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查尔斯·柯蒂斯[1]
（1939年12月1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查尔斯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亲爱的同志：
今天我收到了你的信。还收到了大卫·史蒂文斯和马克·奈特的信。请将这个消息看做对收到这三封信的确认，并把它拿给其他人看。
听到你们三人在俄国问题上都采取了坚定的立场，我们自然都很高兴。但是，我可以声明，这和我个人期待的没什么两样。我认为，那些最积极地参与了我们的纲领所形成的理论和政治争论和讨论的同志们肯定从经验中得到些什么。总的来说，你们的反应与全国各地的党的基层干部的反应类似。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彻底的纲领性斗争。拖延组织我们的力量是不对的。相反，你们应该立即着手组织一个坚定的政治核心小组，其成员严格限制在那些采取明确和毫不含糊的支持第四国际纲领的立场的人。我们不希望与半途而废的人结成集团或联盟，而是直接为纲领、整个纲领、仅仅是为纲领而斗争。这个核心小组应该制定一个斗争运动，为即将召开的大会赢得坚定的多数。你们还应该指定一些同志担任秘书，接收我们的通信，并向我们传递信息和报告。
明天我们将在纽约举行年中城市例会。根据支部选举的结果，反对派将拥有大约二比一的多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纽约的党的不利社会构成，以及小资产阶级分子在资产阶级民主舆论的攻击面前普遍出现了可怕的士气低落。我们中不少人一看到资产阶级报刊上的反对苏联的头条新闻和社论，就像地震仪感应到了地震一样。
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派暂时胜利应归功于：我们现在面对着在政治问题上具有各种不同和矛盾观点的人的联盟，他们一致反对“体制”，即坚定的政治路线和相应的组织制度。
纽约联盟的直接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他们提前很久就开始秘密准备派别斗争。我们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听到了初步的风声，当时三分之二的纽约代表没有事先通知，突然反对全国领导人。
你们感兴趣的是，阿本被推举为联盟的候选人，以取代弗兰克[2]担任市组织者。这可以说是阿本在俄国问题上向伯纳姆屈服的组织上的回报。
大家对这个由著名领导人组成的阵容并不感到惊讶。修正主义的企图（伯纳姆），可怜的优柔寡断（沙赫特曼），以及简单粗暴地将政治性甚至是纲领性问题服从于“组织”问题（阿本）——所有这一切差不多都限于过去曾多次表现出这些倾向的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战争危机的压力下，他们只是一如既往而已。
他们在开始时的支持者——和以往一样，这种反对意见在开始时比在讨论结束时要强烈得多——主要是那些没有经验的同志，他们没有经历过以前的有教育性质的讨论，再加上那些不可救药的小团体，他们年复一年地等待别人来领导政治斗争，他们好在这时提出自己“组织上的”主张。
从全体党员的角度来看，党在全国范围内（包括纽约）的阵容对这个联盟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党内所有杰出的无产阶级和工会领导人，也许有一两个偶然的我们不知道的例外情况，他们都坚决支持党的纲领。经验丰富的、过去我们在每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都依靠的党内活动家也是如此。
目前，我们又一次遭受到辩证矛盾的讽刺扭曲，这牵涉到与中派主义者合并，打入改良主义组织。你还记得，我们不得不在奥勒尔派的反对下，强行将托洛茨基主义派与米斯蒂组织的中派主义者合并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到阿本派的反对。然而，在合并得到形式上的巩固后的下一阶段，奥勒尔和阿本在未被同化的中派主义者中找到了新的支持点，与我们进行新的斗争。这需要一场新的内部斗争，以便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完成合并，孤立宗派主义者和没有前途的派系分子。然而，老米斯蒂组织的政治渣滓仍然留在阿本集团中，并在这些年里帮助滋养了它的地下生存。
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就像是延期偿还打入社会党的管理费用。在与我们合并的过程中没有被改造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没有成功地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融入到他们的血液中——其中有不少人的脑子里还没把它们搞清楚——这些同志现在是支持反对派联盟的主要基础。我们1935年的“打入派”现在必须承担起在一场非常尖锐和集中的思想政治斗争中完成对前社会党人的再教育和同化工作的任务。
这场斗争的中心自然是在纽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会成功。但我们需要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无产阶级部分的绝对支持，以阻止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进一步篡改第四国际纲领的企图。
在这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取得的最令人满意的成功是在青年队伍中。那些一开始被各种无关紧要的问题和流言蜚语所迷惑的年轻同志，现在开始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青年中的“坚固堡垒”——反对派联盟期望以他们来威吓全国委员会——现在已经分崩离析。纽约青年中相当多的最有能力的同志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立场，现在正在领导一场保卫纲领和原则性斗争方法的斗争。我们在这一领域不仅是每周，甚至是每天都有收获。在这场斗争结束并充分吸收其经验后，我想我们可以相信，再也不会有人指望把青年“组成”一个团体来支持对党的纲领的攻击了。
纽约地区代表大会之前的讨论表面上是围绕着地方组织问题进行的，没有提到任何全国的政治决议。但实际上，反对派联盟牢固地动员起来，对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地方组织者弗兰克同志进行报复，因为他们在俄国问题上支持党的纲领。他们在讨论中的宣布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所说的改变“体制”意味着什么。目前的地方领导层将被赶下台，组织者也被免职，转而根据反对派联盟的政纲成立一个新委员会，由阿本担任组织者。
这也预示着他们在胜利后的全国计划。我非常怀疑全国各地认真的、有经验的、了解情况的党员干部会支持这种体制，包括那些（像我一样）能指出我们目前的“体制”中多个缺陷的人。
我希望你们不要把这些关于阿本“体制”的前景的说法当成“恐吓性宣传”，目的是吓住大家，让大家为目前的“体制”站队。我只是给你们提供了关于反对派联盟的纽约计划及其投射到全国的实情，让你们自己得出结论，我只在此恰当地引用莎士比亚谨慎的《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宁可忍受现有的弊病，也不要转而拥抱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弊病。”
事实上，反对纽约地方领导层和反对弗兰克作为组织者的运动，是一种有正面意义的冒犯。就他们在过去六个月中的工作的优点而言，他们不应该受到谴责，而应该得到祝贺和赞许。在反对库格林分子[3]的斗争中，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以来的一般活动中，真正引起轰动的地方，正是处于该领导下的纽约。所有的记录和事实都表明，在过去的六个月里，纽约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改进；与前六个月或一年前的同期相比，几乎所有领域的活动都成倍增加。
由于我对党在全国其他地区的活动比较熟悉，我可以证明，最近这段时间纽约组织的优势对比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组织问题时，我非常肯定，根据记录，弗兰克作为过去六个月中纽约工作的领导人的报告将在所有其他报告中脱颖而出。
罢免弗兰克并使其蒙羞，由阿本取而代之的企图，应该引起党内所有认真对待工会工作和整体无产阶级化这方面的同志们的注意。在弗兰克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尽管年轻但在工会领域表现突出并成为党内杰出的工会领导人之一的同志。他作为党的组织者，在群众运动中有丰富的经验，在与工人打交道、组织他们和理解工人的语言方面也证实了自己的能力。这样的同志在我们的队伍中是很罕见的。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党的性质和组成，使它转而面向工人，难道我们不应该主动加强我们全职党务人员的组成，吸收更多这种类型的组织者？此外，尽管他言行举止像个男人，但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弗兰克仍然是个青年--26岁。在年龄上，他比这些专业的、永远不变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中的几个人还要年轻，这几个人的年龄几乎都大到孩子都能加入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地抱怨，说对他们说的难听的话对“年轻人”不公平——年轻人，据说，他们还太脆弱，无法面对我们这样现实和粗暴的态度，上帝原谅我，我必须承认，这样的态度并不总是在读书沙龙或大学教室里出现。
另一方面，我们党内每一个有经验的人都知道阿本的优缺点，他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一个严格的党内人士。他的经验完全局限于党内工作和活动，除了在几年前的一段短暂时期中他协助我处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丧失了在某个党内职务上自由发挥其行政才能的资格。但是，作为党内最重要的政治区的组织者，在我们不得不作出英勇的努力，把党的活动转向外部工人而不是我们自己内部的时候，他只是代表着退步。用阿本取代弗兰克将是我们上一次为短视的派别考量所决定的大会路线的流产。
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一点。你们已经看到了政治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赞成党的团结和在党和第四国际的框架内解决争端，一方面不开除，另一方面也不分裂和退出。全党都在等这个保证，并拥护它。但是，用阿本取代弗兰克的暴力运动是如何对这一点进行保证的？我们知道阿本过去曾两次试图组织党内的分裂。他没有成功，也许一方面是因为他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是个好的“组织者”，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他的路上设置了一些障碍。更准确地说，我们对他的方案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以至于他的分裂核心小组分崩离析，沦为一个由死忠的个人信徒组成的小圈子，以至于没有能力进行能被任何人注意到的分裂。
韦伯同志在决定性的时刻，也就是在我们打入社会党前的大会之前，与阿本分离并使分裂方案瘫痪，党还没有对这种忠于党的行动作出适当的承认。（不用说，阿本派系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韦伯的“背叛行为”。他们直到今天还在社会上排斥他，甚至在上次大会上，他们还暗中试图把他从全国委员会中除名。复仇的情绪，显然比感恩的情绪记忆更久远。）
现在还应该回顾一下，在过去坎农-沙赫特曼在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4]的斗争中，我们都记得，这场斗争把我们带到了分裂的边缘，只是由于国际干预才得以阻止——恰恰是阿本抵制和平协议和解散争斗中的派别组织的。沙赫特曼在一份党的文件中对此作了证明。沙赫特曼、卢伊特等人的反对使当时的分裂陷入瘫痪。
还应指出的是，阿本在当时分裂的情况下担任了纽约地方组织者的职务，并以这一身份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加剧了与全国办公室的斗争，在和平协议达成后立即辞去了地方组织者的职务。
如果可以相信过去和现在之间没有联系，我是最不愿意在新形势下翻出任何人过去的错误的。但是现在我们党内有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牵涉到已使我们队伍产生分歧的最基本的问题。纽约的气氛极其紧张。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每一场派别争端中，都要看到分裂的可能和危险。在我个人20年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中，抛开以前的战争和战前运动的经验，我观察到，派别斗争导致的更可能是分裂而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统一。
从这一经验中，我们都必须得出结论：在争端开始时，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维护党的团结。这种态度决定了我们建议共同通过团结声明；成立平等委员会来审查不满意见；共同编辑内部公报以保证少数派不受歧视；消除组织上的抱怨，以至现在平等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不满，而且自其成立以来也没有收到任何不满。
但我认为我们也可以从经验中证明，团结不仅是通过对那些真诚希望维护党的团结的少数人的和平主义姿态和让步来保障的；还必须有辩证的补充，即进行激进的斗争和揭露所有冒险玩弄分裂想法的人，以便把有良知的同志与后者分开，孤立他们，从而使任何分裂的冒险陷于瘫痪。
在过去两年或多或少正常的党内和平时期，阿本在任何时候都对纽约的市组织者职位不感兴趣。在每一次城市大会上——在纽约，大会每六个月举行一次——都有阿本的个人派系中的某个人建议阿本担任组织者一职。每次他都完全拒绝考虑这个建议。现在，在一场我们所知道的最尖锐、最惨烈的派别斗争中，阿本提议担任纽约组织者的职务，并在此过程中将一位工作出色的年轻同志免职并使其蒙羞。
此外，还建议成立一个纽约地方委员会，以作为对抗全国委员会的政治中心，全国委员会，根据党章，是在政治问题上掌握唯一权威的机构。无论少数派联盟在这一操作过程中的目的是什么，整个提议，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指定阿本为组织者，对我们来说有一种险恶的含义。
你可以相信，我们将保持警惕，因为我们已经为自己设定了革命任务——或者更准确地说，双重任务——第一项，实现以下两个口号：维护第四国际的纲领，并在纲领的基础上维护党的团结。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查尔斯·柯蒂斯（CharlesCirtiss，1908-1993），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成员。1939年6月-1940年8月，前往墨西哥在托洛茨基身边工作，任第四国际驻墨西哥代表；1938年，1939年任社工党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1951年离开社工党。在1939年-1940年的社工党派别斗争中，支持坎农派，反对以伯纳姆-沙赫特曼为首的反对派。
[2]弗兰克是伯特·科克伦的化名，伯特·科克伦（BertCochran,1913-1984），三十年代加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汽车工会组织中活动。1938年社工党的创始成员，任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底特律党支部的主要领导人。五十年代初接近帕布洛，在社工党内形成派别组织。1954年脱党，成立美国社会主义者同盟。
[3]库格林分子是神父查理·库格林（CharlesCoughlin，1891-1979）的追随者，库格林拥护法西斯主义，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末组织基督教阵线，全国争取社会正义同盟。
[4]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LA）是十五年前美国托派被开除出美国共产党后，美国托派运动的最初名称。——编者 |
第二部分。致全体多数派（1939年11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全体多数派
（1939年11月20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们：
在前一封信中，我告诉了你们在斯大林主义新转折的意义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少数派之间的争论。
少数派的理论认为斯大林变成了帝国主义者，踏上了拿破仑征服世界的道路，这直接源于伯纳姆的论点，即苏联官僚实际上成为一个新的获胜阶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联盟中的其他人，如沙赫特曼、阿本等，在他们得出的政治结论中越来越适应伯纳姆的这个基本理论前提，而这个理论前提表面上已经被伯纳姆“撤回”了。
任何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伯纳姆只是做了一个精明的交易。伯纳姆正式撤回文件，作为回报，他的理论被成功地零零散散地偷运到整个少数派的实际政治结论中。
乔·汉森随函给我寄来了老头子为《自由》杂志的一篇文章所草拟的样张副本[1]。大家应该从对斯大林角色的新争论的角度来仔细研究它。在我们看来，它完全证实了我们在前一封信中向你们所说的分析。
同志们应该在每一封信达到后确认收到，并向我们提供当地的党内情况的信息。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文章出版的名称为《希特勒-斯大林双子星》。未删节版本见《托洛茨基文集（1939-40）》，第113-124页。——编者 |
三、列宁逝世第一周年之苏维埃联合第2卷第8期/1925.2.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三、列宁逝世第一周年之苏维埃联合
第2卷第8期/1925.2.8 |
第二部分。致约瑟夫·汉森（1939年1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约瑟夫·汉森
（1939年11月8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汉森〔托洛茨基〕同志：
（1）在昨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我介绍了所附的关于规范讨论的声明[1]。它被少数派接受并一致通过。会议还决定将这份声明发给所有党支部。我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会为政治讨论提供更好的氛围，从而澄清重大问题。同时，它将给任何可能想冒险搞分裂的人设置重大障碍。
（2）在政治上，少数派离我们越来越远，伯纳姆在联盟中的政治领导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在昨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新宣言以及我们对它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作用不再有共识。
修正主义在我们的队伍中似乎变得有些“帝国主义”；它想逐一征服所有领域。也许解释新的分歧的另一种方式是说，俄国问题由于其根本性质，现在和过去一样，主导着一般的政治方向。
我们在政治委员会中开始讨论时没有提出任何动议，只是就斯大林主义的新转向交换意见和信息，特别是从我们应该如何在美国工人运动中与这种转向斗争。然而，在讨论过程中，很明显，伯纳姆对苏联官僚的目标的估计与我们有些不同。
我们解释说，斯大林的“和平”攻势和革命威胁，只是重复了斯大林主义的把戏，利用共产国际及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当前需要服务。左转的目的，就像大肆宣传人民阵线一样，不是为了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根本性的斗争，而是作为对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施加压力的手段。从根本上说，斯大林并不想与任何一个大国斗争，他希望它们能放过他。
这种对斯大林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和策略的看法在我们中间曾经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在每次讨论中重复。事实上，在讨论过程中，我开始就我们工会同志的策略制定一些实际的动议，而不愿把这种公认的分析作为动议的前言。于是，伯纳姆从一个截然不同的立场提出了一个动议。他的理论要点包含在他的动议的b点中，我在这封信中把它和我提出的其他动议一起寄出。
然后讨论有了新的转机，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斯大林主义新路线的目标问题。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解释，就像过去经常解释的那样，斯大林主义官僚是苏维埃国家的赘生物，与它自己的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冲突。因此，它异常不稳定，害怕任何社会震荡或动乱，如战争和革命。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受资助的党创造了一些活动来支持目前苏联左右摇摆的外交政策。这些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或征服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集团，而是作为收买或吓退他们的讹诈。
伯纳姆和跟随他的沙赫特曼比以前更坦率、更全面地阐明了他们的新理论，即一切都变了，斯大林一伙正踏上某种拿破仑式的世界侵略之路。伯纳姆的b点说，“苏联官僚的目的是控制潜在的反对战争的民众起义，以服务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在随后的讨论中，这一点被以最奇妙的方式解释，特别是由沙赫特曼解释。他描绘了一幅斯大林花费数百万美元收买印度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并发动一场反对英国的大起义，而这场起义将由莫斯科的官僚控制。
我们解释说，在我们看来，斯大林不仅可以走拿破仑式的征服之路，而且可以对最伟大的帝国主义强国进行征服，但有一个条件：苏联官僚实际上代表着一个新的胜利阶级，它与自己的经济制度相协调，在国内的地位稳固，等等。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当然必须修改我们到现在为止在官僚问题上所说的一切，同时承认，必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排除苏联的再生革命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
辩论结束后，大家决定起草决议，在下次会议上审议。我的议案被作为多数派决议的基础，伯纳姆的议案被作为少数派决议的基础。
必须记住，这两项动议都是当场拟定的，因此，缺乏一个完整的、圆润的形式。然而，它们给出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意见的要点。
我应该提到，阿本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保持沉默，讨论重要问题时，他几乎总是这样。他几乎总是坐在那里沉默等待，并根据内部派系斗争的紧急情况调整自己的立场，而不是相反。
在表决中，少数派的全部四名成员都投票支持伯纳姆的提法。多数派的八名成员投票支持我的。
一旦准备好这份包含冲突的决议，我就会把它们发给你。我相信，你会想详细评论这种新的尝试，即把关于斯大林作用问题的所有想法、言论和行动都扔到一边，并在战争前夕重新开始。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的是，我们正在为我们运动的纲领性基础进行一场根本性的斗争。但是，就我而言，我面对它时没有一丝悲观或气馁。这也是我这里所有最亲密的同事的态度。我们深感欣慰的是，在美国参战之前，在允许第四国际干部在自由讨论中解决问题和接受再教育的条件下，这一隐蔽的弱点被暴露出来了。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见本卷下一部分《斗争文件》中的《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编者注。 |
第二部分。致约瑟夫·汉森（1939年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约瑟夫·汉森
（1939年11月4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汉森〔托洛茨基〕同志：
我收到了1937年12月关于伯纳姆同志的旧信的副本，非常感谢你把它们寄给我。这些信对我个人来说非常有用，它是一种自我保证，说明目前这方面的困难及其基本原因是可以预见的，并不是因为我的愚钝和不机智而引起的。
这里的局势发展非常迅速。我希望你们每周，甚至在你们所掌握的信息允许的范围内，每天，都非常认真地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进一步参与讨论。
在普通的争端中，我很可能对你的疏离或非常克制和有限的干预感到满意。但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为我们的运动的纲领和一般意识形态而进行的基本斗争；不是简单地为了布尔什维克学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的胜利，而是为了布尔什维克政治和组织的至高无上的制度和方法。
在你10月22日给斯坦利的信中[1]，你斥责了用关于“体制”的争论来搅乱俄国问题讨论的企图。你只是顺便提到了--我希望留待以后评论--在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俄国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同志们为了改变“体制”而结成集团实在是令人愤怒的冷漠行为。
在纽约的党员会议上，我们对这种彻头彻尾的无原则性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攻击。在上周日的讲话中，我引用了全会记录中阿本、伯纳姆和沙特赫曼对苏维埃国家性质的三种不同立场。阿本对我们的决议投了赞成票，该决议把它说成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伯纳姆否认它是一个“任何意义上的”工人国家。沙特赫曼宣称他目前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我没有质疑每个同志有发表各自意见的权利，我只是向听众和少数派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少数派在大会上成为多数派，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将是什么？同样，我从文件记录中看出，这三位被点名的同志对保卫苏联的问题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然后我又重复了同一个问题。如果集团获得多数，党对保卫苏联的问题会怎么说？
你可以想象这种问题对少数派集团的破坏性影响。一个政治观察家可能会非常自信地说，这样的政治攻击，以必要的毅力和战斗力进行，必然会打破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印象已经在实现了。我们现在看到，基层同志非常明显地从集团站不住脚的立场转向了支持多数派。
但是领导人呢？诸多迹象表明，他们正试图将自己从进退维谷的境地中解脱出来，不是通过各自捍卫自己的立场而让集团毁灭，而是通过重新调整自己的原则以适应集团政治的需要。也就是说，从各种迹象来看，他们似乎正在通过相互让步来制定共同的立场，以便对有争议的问题达成一致的答案。
我了解到，沙特赫曼的模棱两可的决议到目前为止一直作为集团的政纲，由集团的三个部门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现在将由一个所有人都会赞同的新决议所取代。
显然，他们希望以此来摆脱联盟活动的指责，并将自己作为一个拥有一个政纲的单一集团。对我们来说，这只能说明又一次玩弄思想的游戏，这只能在年轻人中助长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它永远不可能以德·利昂所表达的精神来教育他们：“对原则要认真诚实”。
※※※
我们决定以决议的形式对关于俄国问题的各种论点和答复进行整体编纂，并将其作为我们的政纲提交给代表大会。与此同时，我们还计划通过一项关于党的性质和内部体制问题的决议。回顾在两年前的大会上，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截然不同的决议确定了多数派和卡特[2]-伯纳姆少数派之间的问题，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3]。此后，争端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除了伯纳姆进一步远离我们，而当时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沙特赫曼和阿本站在了另一边。
鉴于在战争条件下，我们对俄国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成为第四国际的讨论，我们认为国际参与起草俄国决议是绝对必要的。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谁来写决议，而在于对每一点都有最精确和最有指导意义的表述，以作为整个国际的指导路线。
我们这里正在制定一项决议，但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也很高兴你能提交一份草案。同时，我们计划将我们的决议草案转交给你们，供你们批评和修改。
※※※
正如我在信的前半部分所说的，我认为你不仅在俄国问题上，而且在其他意识形态和政治方法问题上的干预是绝对适当的和必要的。如果为了党的策略或外交原因，冒着让一个问题得不到澄清或让一个严肃的同志产生怀疑的风险，那是非常荒谬的。
从所有的迹象来看，党的无产阶级中心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的立场都绝对坚定……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见《保卫马克思主义》中的《致舍曼·斯坦利》（1939年10月22日）。
[2]约瑟夫·卡特（JosephCarter，1910-1970）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成员，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在1937年讨论中认为苏联既非资产阶级国家也非工人国家，1940年分裂时追随少数派。
[3]两份决议都载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82年），第193-210页（《关于苏联的决议》和《关于苏联的决议的修正》），第238-253页（《党的内部局势和党的性质》和《党的内部局势和党的任务》）。——编者注。 |
第二部分。致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1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列夫·托洛茨基
（1939年11月2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汉森〔托洛茨基〕同志[1]：
我收到了你10月28日的信[2]。
我给多位同志看了这封信，他们对你提出的建议和提议表示不反对。我个人将支持这些建议和提议。
局势非常严峻，我们按照你的建议采取行动，有可能有助于缓和气氛，如果做不到，也有可能有助于澄清问题。
即使我不同意你提出的步骤，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为了纲领的不妥协对共同战斗者做出这样的让步。
我给你发这个简短的说明是为了向你保证，我们将按照你的建议中的路线，尽一切努力，把主要的政治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消除或妥协次要的组织问题。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由于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居住在不同的国家，信件经常以他的英语秘书的名义转给他。
[2]这封信在《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版本中被不小心遗漏了，现收录如下：
1939年10月28日
亲爱的吉姆：
在你给我的10月24的这封信中，有两点非常明确：1.一场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且在政治上是必要的；2.如果把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与分裂、清洗或开除等行为联系起来，即使不是致命的，也是极其不利的。
例如，我听说古尔德同志在一次党员会议上宣称：“你们想开除我们”。然而我不知道对方对此有什么反应。就我而言，我会立即对这种怀疑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我会提议成立一个特别控制委员会，以确定它的真实性。如果多数派中有人发起这种威胁，我个人会投票支持谴责或严重警告。
你们有许多新党员和未受教育的年轻人。他们需要根据大事变进行严肃的教育讨论。如果他们一开始的想法纠缠于个人的出丑，即降级、失去威信、被取消资格、从中央委员会中除名等等的前景中，那么整个讨论就会充满怨恨，领导的权威也会受到损害。
相反，如果领导层对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念和组织上的偏见展开无情的斗争，但同时又保证对讨论本身和少数派的一切必要保障，其结果将不仅是思想上的胜利，而且是领导层权威的重要的巩固。
在形成分歧的问题上，“在高层进行调解和妥协”当然是一种罪行。但我个人将向高层的少数派就讨论的方式和与之相应的政治合作提出一项协议（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是妥协）。例如，（a）双方在讨论中杜绝任何威胁、人身诋毁等等，（b）双方在讨论中承担忠诚合作的义务，（c）每一个错误的举动（威胁，或威胁的谣言，或所谓威胁的谣言，辞职等等）都应该当作特定的事实由全国委员会或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而不是将它带进讨论中去等等。
如果少数派接受这样的协议，你就有可能规范讨论，并掌握主动权。如果他们拒绝，你可以在每次党员会议上向少数派提出你的书面建议，作为对他们的抱怨的最好反驳，以及“我们的体制”的好榜样。
在我看来，上次大会的失败在于时候选得太差（时机不成熟），变成了一场流产。真正的讨论是在大会之后的一段时间。这意味着你们免不了要在圣诞节左右召开新的大会。公投的想法是荒谬的。它只会促使地方上的分裂。但我相信，多数派可以依据上述协议中向少数派提议：在两份政纲的基础上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并为少数派提供一切组织保障。
大会的费用很高，但我不认为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结束目前的讨论和它产生的党内危机。
约·汉森（列夫·托洛茨基）
另外，每一次严肃而尖锐的讨论当然会导致一些人离队、脱党甚至被开除，但全党应该从事实的逻辑中相信，尽管领导层有最大的意愿，这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它们不是领导层的目标或目的，也不是整个讨论的出发点。在我看来，这是整个问题的要点。
约·汉（列夫·托洛斯基） |
第二部分。致约瑟夫·汉森（1939年10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约瑟夫·汉森
（1939年10月26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乔：
克鲁斯对斯坦利的答复已经收到。这不会提高克鲁斯在某些圈子里的知名度。但我早就得出了一个不太好的结论：在政治问题上采取坚定的立场的同时又取悦所有人是不可能的。
我们打算非常谨慎和负责地来利用克鲁斯的干预。这在现在是加倍必要的，因为在某些反对派的思想派别中存在着一些丑陋的细微差别。
这里有很多反对“一人党”的言论，但紧随其后的是反对“一人国际”，就像堪萨斯兔子午后的背后阴影。这在伯纳姆方面是最直言不讳的，他真正为这个彩虹组合确定了方向，正是因为他不仅在俄国问题上，而且在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问题上，特别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党组织制度上，都有明确的概念。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的英雄们在他们的时代对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的巨大影响提出的反对意见。就我而言，我一直同意，两个具有良好思想的人的主导影响比一个人的主导影响要好。事实上，我现在甚至准备进一步说，10个通过思想而不是通过腐败和迫害的小集团的领导层比两个人要好；但我认为，这是对这种社会主义工人党主义理论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这种理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
然而，你可以确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考虑到克鲁斯个人的所有特殊情况，并肩负起斗争的责任，这场斗争自始至终都是思想的斗争，而不是人格的斗争。
我希望你能为我做一件小事，乔。大约两年前——我想是在我们第一次大会之后的1938年1月——我有机会就伯纳姆问题给老头子写了一封信。在我从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打包和拆包的过程中，我一直无法在我的文档中找到这封信。我希望你能看看是否能在科约阿坎的档案中找到它，并把它的副本和老头子的答复副本寄给我。
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有人试图把我对伯纳姆在纲领性战线上的突击行动的反对解释为私人的反对和拒绝承认他的正面的品质。我想回顾一下我们之间对立关系的发展。
我向政治委员会上次会议上报告了一些迹象，表明可能需要你和克里斯在那里服务几个星期，为奥斯汀事件做准备。[1]大家一致同意，这里不反对你接受这项任务。
考虑到所有的事情，一切都在顺利进行。在这个时间点有机会在自由民主讨论的条件下探讨第四国际的纲领问题，这难道不是美国人的幸运吗。从欧洲战争爆发到美国参战的这段时间，从这个方面来看，确实是一段宝贵的插曲。
我对最终的结果持完全乐观的看法……
一如往常
詹·帕·坎农
[1]这里指的是当时由众议员小马丁·戴斯领导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戴斯委员会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安排了一次特别会议，邀请托洛茨基作为证人出席。托洛茨基接受了，然后戴斯反悔了。见《保卫马克思主义》，《致伯纳姆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辩证法和戴斯先生”和“理论的迷惑与政治的回避主义”这两节中关于戴斯委员会的描述和《我为什么同意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载于《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40）（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3）,第132-35页。——编者注。 |
第二部分。致文森特·邓恩（1939年10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文森特·邓恩
（1939年10月25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文森特：
我想你已经收到了昨天寄给你的给乔·汉森的信的副本。自从口述它以来，我们收到了克鲁克斯〔托洛茨基〕答复斯坦利同志关于党内情况的信的副本。[1]克鲁克斯的这个答复与我给汉森同志的信的副本一起附上。
您完全可以把我的信给有兴趣的同志看，让他们知道我的观点。克鲁克斯的信也是如此，因为它很可能会在内部公报上发表。
从一切迹象来看，我们将进行一场严肃的斗争。第四国际的斗争现在集中在美国支部内在纲领上不妥协的斗争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坚定的团结，才能真正使我们的队伍做好准备，迎接战争，经历战争，而不至于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刻遇到爆炸性的危机。
在这种时刻，每个人都必须站在最能为事业服务的岗位上。这里的同志们认为，这就意味着在下一个阶段内，我必须最大限度地解除行政上的日常工作，腾出手来从事对外和对内的政治工作。就我而言，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职责上的重新安排，并承担我在斗争中的应尽的责任。
这就以最尖锐的形式提出了多布斯同志今后的工作。他在最近的一封信中指出，最近几个月来占据他注意力的大工作，已经通过与雇主签订工会合同而完成。他还说：“我正在进行扫尾工作。我期望能很快与你们讨论今后工作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能贯彻我们原来的计划，让他到党的行政和组织工作的中心去，那将大大促进事情的发展。
我知道明尼阿波利斯同志在实施方面的新困难，使这一转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我看来，明尼阿波利斯的困难形势暂时排除了多布斯同志从工会工作向党务工作的示范性转移。这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党在目前的斗争中——如果我们要用它正确名称来称呼它的话，它无非是为了证明十一年来为在危机下站起来而进行的坚实的纲领性准备而进行的斗争是正确的——有权利也有义务把每一个人召集到他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岗位上去。
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在不过度侵害明尼阿波利斯部门的要求的前提下，对多布斯的工作问题达成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多布斯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计划从工会岗位上离开，而不需要宣布他在党这方面的打算，也不需要切断他自己在关键时刻重新进入工会局面的可能性，目前是就明尼阿波利斯而言。在过渡时期，他以一个适当的党的名义活动，而不需要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宣传，就可以很好地达到党的目的。
自然，如果没有明尼阿波利斯同志的同意，我们不能轻易地实行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党像目前这样将它的需要以明确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时，你们就会做好准备，由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支部作出必要的牺牲。
除了党的眼前需要外，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考虑。我指的是多布斯同志为将来从事各方面的政治工作做准备，而不是在工会活动这个有限的领域里。在现在内部危机的困难时刻，以一种不显眼的甚至是匿名的方式直接服务于党，使他直面革命政治活动的沧桑，获得有益的经历。他将面临一个尖锐的考验，考验他是否有能力迅速适应他所从事的活动的性质和实行活动的条件的根本转变。
成为工人群众运动的领袖，并表现出有能力去迎接和解决一个渐渐上升的工会中的比较简单的、概括的问题——这是一回事。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完全欣赏一个能够在这个领域中出类拔萃的激进分子的个人品质。但是，能够领导一个小政党的组织工作，这个小政党的活动仍然受到瘫痪性的内部危机的进一步限制，同时又坚决地参与以纲领性方案解决该危机的斗争——这又是一回事。
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必须能够根据情况的需要，将活动领域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需要补充的是，经验对于有效地执行这些任务中的每一项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经常说，一个人不能从书本上学会如何领导工会。从书本上他可以学到工会运动的历史和理论，但他必须到实践中学习实际的领导能力。在党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一个人也无法从书本中学会如何领导一个党。如果能从书本中学到的话，就不会出现到处都如此缺乏政党领导力的情况。
在这个领域里，经验的检验是所有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多布斯同志现在来为党服务，在沙文主义包围中的严重危机时刻，他的经验将比在正常时期来的时候集中一百倍，将使他的政治教育进步一百倍。他作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功过是非，将通过这种考验在无比短的时间内更准确地确定下来。
不用说，对于多布斯同志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潜力，我们都持有同样乐观的看法。但是，当他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党的工作半年之后，我们以及他自己，将对此有更多的了解，有更明确的认识。
※※※
党的内部危机从根本上反映了其被包围的压力，它已经开始对党代会所制定的雄心勃勃的扩充方案的实施产生了破坏性影响。正困扰着我们的财政困难就是一个晴雨表。
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努力使党的内部斗争不至于使党内自相残杀，而忽视其外部的鼓动和组织工作。那只会延长危机，而危机只有在广泛的公共活动和招募新的无产阶级稳定分子的道路上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
我们很可能要向明尼苏达的同志们呼吁，要求他们提供史无前例的财政支持，以维持我们在内部斗争期间的公共活动计划。我认为党有权再次向双子城的同志提出这一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近年来，我们明尼苏达州的工会组织在1934年的英勇斗争所带来的成功之流上漂浮着，而这些成功又是被1934年罢工前的六年领导干部孤立地进行耐心而顽强的理论和政治工作所激励的——这不应该被遗忘。如果我们的工会同志不牢记自己目前不稳定的处境，如果他们开始幻想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是永远有保障的，并开始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养成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并在四面八方都在爆炸的世界局势中对安全抱有幻想，那么这种相当舒适的情况就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消极的影响。
对他们来说，甚至现在就开始把自己从这些可能的幻想中解脱出来，也不失为一件好事。第二国际的整个工会上层，只有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稳定和上升进步的时期，才有可能保持安全感，并变得肥壮和自满，满足于事物的现状。这种可能性在现在是不存在的。我们所有的同志越早面对这个问题到底，越早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剧烈的冲击和流离的前景就越好。
在准备再次逆流而上的时候，可以有一个适度的开端，那就是受影响的同志自愿同意加倍摊派他们对党在目前关键考验中的物质支持。对党内所有认真的同志也是如此。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见《保卫马克思主义》中的《致舍曼·斯坦利》（1939年10月22日）。 |
第二部分。致约瑟夫·汉森（1939年10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二部分给同志们的信
致约瑟夫·汉森
（1939年10月24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1939年10月，约瑟夫·汉森前往墨西哥城，在托洛茨基的秘书处工作。以下是他在墨西哥城期间写给他的信件和其他信件，也供托洛茨基参考。——编者注
亲爱的乔：
我昨天收到了关于苏维埃国家性质的第二篇文章[1]，现将它交给委员会发表。从文章要达到的清晰度上说，它回答了许多一直困扰着一些同志的具体问题，并将对整个问题的澄清有实质性的帮助。
自从你离开后，内部形势急转直下。在纽约这里就有争议的问题召开的两次成员大会非常激烈。现在很明显，党内一直有大量的派系活动。现在它以一种相当激烈的形式公开出来了。
我们有一个反对我们的五颜六色的集团，它包括那些想修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人和在这个并非不重要的一点上坚持正统路线的人；包括在苏联问题上的坦率失败主义者和无条件失败主义者；包括否认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特性的人和想象在组织领域里斯大林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逻辑结果的人。后一个问题已经表明它是反对党的“体制”的派别产生的巨大动力。只要有半只眼睛，人们就可以很容易看出党的纽约支部中有相当数量的伪装的和没太伪装好的苏瓦林主义。
另外一个事实是，在这些集团的支持者中，有50%以上的人在苏联问题上的情绪是完全失败主义的。在成员大会上的发言已经清楚表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朋友沙赫特曼和阿本宣布坚决声援联合反对派，并把一切火力指向“保守”的多数派。在纽约，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争论从一开始就发生了极其激烈的变化。至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我还没有任何消息。
以上我只是向你大概介绍了纽约的情况，以我惯常的节制和克制。也许，世界危机对知识分子的破坏性影响，在党的一个具有纽约社会成分的支部中引起一些苏瓦林主义的反应，这并不奇怪。然而，如果不能通过统一的领导来对付这种可怜的病态，那就有点尴尬了。
我必须承认，我们对党的纽约支部的社会构成在危机时刻可能产生的危险的看法过于肤浅和自满。现在，它的到来即使不是当头一棒，也像在鼻子上狠狠一弹。可以说，这是对我们未能把奥布莱恩[2]关于党的社会构成的信提交大会进行直截了当的审议的一种代价。老头子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我们能不能再通过最高层的和解和妥协来收买自己，使自己不至于在党内进行尖锐的斗争，并且以掩盖深层的和基本的矛盾为代价，他们就像一颗尚未爆炸的地雷一样潜伏在整个形势之中——这个方针我们现在已经或多或少地一致遵循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是否有必要通过坦率的和毫不含糊的政治斗争，使形势变得更加明朗，并划出尖锐的分界线？
在这方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和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懒惰和和平主义的做法充其量只能为我们买到一张通往幸福幻境的短期门票。你怎么看呢？
兄弟般的问候
詹.帕.坎农
[1]见《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保卫马克思主义》——编者。
[2]在1939年7月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召开之际，列夫·托洛茨基给詹姆斯·坎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在这封1939年5月27日的信中，托洛茨基——就政治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呼声报》的讨论——发出了关于当时党的社会构成中潜藏的危险的警告，在大城市，特别是在纽约，小资产阶级分子占多数。
这封信的结尾部分如下：
“作为成功的条件，一个彻底的和勇敢的改变是必要的。这份报纸对美国工人来说太明智、太学术、太贵族化了，而且倾向于反映党的现状，而不是为党的未来做准备。
“当然，这不仅仅是报纸的问题，而是整个政策方针的问题。我仍然认为，你们有太多的小资产阶级的男孩和女孩，他们非常优秀，对党非常忠诚，但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职责不是在他们之间相互讨论，而是深入工人的新鲜环境。我重复一下我的主张：每一个小资产阶级党员，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三到六个月，没有为党赢得一个工人，应该被降级为候补党员，再过三个月就被开除出党。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不公正的，但党作为一个整体将受到它非常需要的有益的冲击。必须要进行一个非常彻底的改变。
同志的问候
V.T.奥布莱恩（列夫·托洛斯基）”
正如坎农在他的信中所强调的那样，无论是托洛茨基的警告还是他的建议，在当时都没有得到适当的重视和考虑。——编者 |
第七章干草市场惨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七章干草市场惨案
〔注：干草市场亦译“秣市”〕
1．麦考米克屠杀事件
2．干草市场广场
3．扣红帽子
4．大会审的滑稽剧
5．是谁投的炸弹
6．辩护运动
工人们在第一个五一节所表现的巨大力量和团结一致，使芝加哥的资本家万分惊慌，他们集中了力量来摧毁劳工运动。一支庞大的警察部队，外加平克尔顿密探和特别法警都在整装待发。一千三百五十名州国民军也可以立即出动。商人们的“公民委员会”在不断举行会议。[1]报纸在用最猛烈的态度进行宣传。5月工日，《芝加哥邮报》指责阿伯特·帕森斯和奥古斯特·施皮斯是两个“制造混乱”的“危险暴徒”。这家报纸最后警告说“今天就盯住他们。监视他们。要他个人对任何可能发生的骚动负责。如果发生骚乱的话，就拿他们开刀，惩一警百。”
麦考米克屠杀事件
5月3日在麦考米克收割机制造厂发生了组织乱，这个工厂停工解雇了一千四百名工人，他们是说于劳工骑士会第582分会的会员，他们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每天二美元的工资，以及停止削减工资和不公平的计件制而举行了罢工。
5月3日，三百名罢工破坏者在三百五十到五百名警察的保护下，来厂工作。当罢工工人在数百名也在举行罢工的木材搬运工人的帮助下，举行示威反对罢工破坏者的时候，警察未先警告说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至少有四名工人遭到枪杀，还有许多工人受伤。[2]
由于警察一向以无理的野蛮手段对待劳工，他们早就遭到人们的痛恨，这次的暴行更引起了广泛的愤怒。人们很快就印发了传单，号召第二天——5月4日——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集会抗议警察的暴行。”〔注：在印发的霞单中，有一张被称为“复仇传单”。奥古斯特·施皮斯对警察的暴行感到十分愤怒，他在他所编辑的德文版《工人报》的办公室里写了一张传单，号召工人们“发动你们的力量……摧毁那些力图摧毁你们的可恨的恶魔"这张用英文和德文印刷的传单的标题是：“复仇！工人们！武装起来！”结是是：“我们号召你们，武装起来，武装起来！”后来施皮斯否认标题和结尾是他草拟的，并且肯定说：他事先井不知道加进了这些词句。（亨利·戴维著：《干草市场事件始末》，1936年纽约版，第191—194页。）〕
干草市场广场
在5月4日的整个上下午，罢工工人的集会一直遭受着攻击。但是，在听到卡特尔·哈里逊市长允许当天晚间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群众集会的时候，工人的早在午后七时半就开始集合。在一小时之内，已有三千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聚集在广场的一端。施皮斯、帕森斯、塞缪尔·菲尔登依次向群众发表演说，谴责警察，警告当局不要使用暴力，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并且组织起来，继续进行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同帕森斯在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哈里逊市长从开始时就参加了集会，听了所有三位演讲者的演说，他后来作证说：会员和演说都是有秩序的。将近十时，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开始终散集会的群众。施皮斯和帕森斯已经离开会场。哈里逊市长以为会议已经结束，在十点钟以后不久就离开了，并且到离干草市场广场有半个街区远的德士普林街警察所去告诉他们说；并没有发生任何骚乱，根据一种说法，他还命令警察“解除警戒，去执行他们的日常任务”。
在市长离开的时候，菲尔登正要结束他的演讲，这时有2/3的群众已线离开会场回家去了。当群众集会在几分钟之内就要结束的时候，警察在会场上出现了。市长离开几分钟之后，在约翰·邦菲尔德上尉指挥下的一百八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以战斗队形开到会场。全市人民都痛恨邦菲尔德上尉，因为他的行为一向是极端残暴的。瓦德上尉根据邦菲尔德的指示，下令正在逐渐散去的群众“解散”。菲尔登高呼这是一个和平的集会。好像按照信号的指挥一样，一枚炸弹向警察投掷过去，炸弹爆发后，当场炸死一名警察，五名警察重伤，不久即死去，另有五十多名警察受轻伤。
警察立即向群众开枪，追击、殴打和枪杀工人。若干名工人被杀害（确数不详），至少有二百人受伤。[3]
第二天，资本家迅即展开对工人阶级的进攻。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支持八小时工作制的主张，因此，干草市场悲剧就为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们利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叫嚣，来扼杀八小时工作制的鼓动和削弱整个劳工运动。资本家报纸以头号标题把所有提出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劳工要求的人都叫做“炸弹投掷者”[4]。
扣红帽子
在芝加哥，好几百名工人遭到逮捕。聚会所、印刷所、甚至私人住宅都横遭搜查。哈威·魏煦教授写道：“住宅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受到侵犯，并且为了寻找证据，而受到详细的搜查；对嫌疑犯进行殴打和逼供，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意义亳无所知的人也受到警察的拷打，有时则对他们进行收买，以便为州政府充当证人。”[5]
三年以后，芝加哥警察局长弗莱得立克·埃伯索尔德上尉在一次中承认，密恰尔·沙克上尉所领导的警察曾有划地扶持无政府主义者团体，并且偷偷供应这些组织以炸弹和军火，报纸每天都以大字标题刊载那些关于袭击在警察教唆下所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的消息——并列举搜出的物品——军火、炸药、炸弹、炮弹、刺刀、手枪等等，甚至还有地下打靶场。[6]
从警察逮捕和拘禁的数百工人当中，最后挑出了下列八名受审：阿伯特·帕森斯，奥古斯特·施皮斯，塞缪尔·菲尔登，尤金·施瓦布，阿道夫·费舍尔，乔治·恩格尔，路易斯·林格，以及奥斯卡·尼伯（Albert.R.Parsons,August.Spies,Samuel.Fielden,Michael.Schwab，Adolph.Fischer,George.Engel,Louis.Lingg，Oscar.Neebe-校对者注）。芝加哥的雇主仍最恨这些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的战斗精神和天才，使得芝加哥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工中心，并且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在投掷炸弹的时候，这八个人除正在演说的菲尔登以外，都不在干草市场会场。但是这一点并没有使大陪审团感到为难，它很快地就对这些人提出控告他在5月4日谋杀马蒂阿斯·德根，并且规定在6月21日进行全体法官列席的审判。〔注：实际上，对三十一人提出诉讼但有些人用充当州政府的证人的方法逃脱了起其余的人在这八个人的审判结束以前得到了保释。有一个叫鲁道夫·施瑙贝尔特的被告离开了美国，以后再无消息。〕这些人都被控犯有谋杀罪，而不是被控投掷炸弹。他们被武断地祈为杀人犯，其理由是，不知名的炸弹投掷者是受了他们的演说的影响。[7]
大会审的滑稽剧
大会审在库克郡的刑事法庭开庭，由约瑟夫·加里充当法官，州检察官格林奈尔充当首席检察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走红运的公司法律顾问威廉·布赖克充当首席辩护律师。陪审团大半由大工厂的工头和监工组成。在陪审团内根本没有一名工人。选择陪审团候选人不是用通常的方式从盒子里抓阄决定。这一次，是由州检察官提名，经法庭任命一个特别监察官，由他来选择候选人。芝加哥商人欧提斯·费渥发誓说，监察官曾在证人面前告诉他说：“我在处理这个案件，而且知道将要怎样办。这些人是一定要被绞死的。我要提名的那些人必然会遭到被告的坚决的抗议，但这是浪费他们的时抗议是徒然的。然后，他们将不得不接受检查官所希望的这些人。”[8]
以后发生的事情完全同监察官所预料的一样。在被告提完他所有的坚决的抗议以后，一个公开歧视被告的陪审团被挑选出来了。[9]
在审判进行时，有七名“嫌疑犯”出了庭。缺席的是阿伯特·帕森斯，警察费了六个星期的工夫还是搜捕不到，而且由于彻底乔装起来的缘故，他在离开芝加哥很远的一个秘密地方非常安全地躲了起来。正在开始初步审查陪审团候选人时，帕森斯突然走进法庭，并对加里法官说：“法官员下，我是来同我的同伴们一起出庭受审的。”[10]
这是一场歪曲正义的滑稽剧。陪审团是早已内定的。州当局的证人都是警察和他们号所收买作证的走狗。几年以后，加里法官因为遭到愤怒的指责而为他自己进行辩护的时候，无意中用下面的话谴责了他自己在审判时的行为：“如果我对法律有一点儿歪曲的话……我这样做是出于奉命而行的。”[11]
实际上，加里法官的坦白是一种故意缩小事实的漂亮手法。法官听任这样的人坐在陪审席上，他的坦白承认他的相信被告有罪，而且这种看法会强烈地影响他们对被告的判决。他甚至无视一件事实，就是一个陪审员竟是炸弹下的一个牺牲者的亲戚。他强迫这八个人在一起受审。在盘问州见证人时，他把被告辩护限制在州政府所提到的特定问题上，但在盘问被告见证人时，他却让州检察官提出各种各样与本问题无关的事情。他允许起诉人乱扯与无政府主义有关系的任何但却否认被告有权阐明被告对使用武器和暴力的态度〔注：帕森斯在他的笔记本里写道：“所有这些武装是为了抵抗而不是为了进攻，这是能够而且必须向陪审团指明的。”（阿伯特·帕森斯的笔记本原稿，其中包括审判期间的日记。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他允许警察拿出各种类型的炸药和炸弹，以便在陪审员中间造成恐怖，同时他在整个审判期间对被告所作的侮辱性言词——这些言词陪审团都听见了——显露出他对这些人的深刻仇恨。[12]
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八个人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不是因为他的任何行为而被判罪的。审判终了时的腔调正和开始时的一样。州检察官格林奈尔对陪审团的总结演说的最后一段话就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法律正在受考验。以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正在受审判。这些人被挑选出来，由大陪审团仔细地挑选出来并加以判罪，正因为他们是领导人。他们和追随他们的成千上万的人犯有同样的罪。陪审团的先生们，把这些人判罪，拿他们来作榜样，绞死他们，这样，你们就挽救了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社会。”[13]
帕森斯自己在审判期间所记的笔记（这个笔记并没有出版过）内总结了这个陷害案的性质。他写道：“根据法院给审判团的指示，他的要把为组织劳工来维护他的本身的权利而进行的劳工宣传鼓动看作是谋杀。”帕森斯接着说：“把我们判罪，对这些人是有利的。我同这些被告认为垄断组织、资本家等等侵害了工人阶级。雇主同却认为劳工没有权利表示这种意见。”[14]
8月20日，陪审团裁决被告有罪，这正同报刊所科的一样，甚至被告自己也预料到这一点，他们对这次审判的阶级性质没有存在任何幻想〔注：帕森斯在他的笔记本内写道：“正如把企图获得自由的逃亡奴隶送到奴隶主面前一样，这些人（陪审员）压根儿就不可能是公正无倚的，他们也承认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在审判开始时就认为我们有罪；而且既然无法肯定我们完全无罪，这个有阶级性的陪审团当然只有急于把我们判罪并加以处刑了。他们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这样做。”〕被告中七人被判绞刑，其余一人——奥斯卡·尼伯判处十五年徒刑。
在被告提出重新审判的要求遭到加里法官拒以后，被判刑的人被指名在宣判前发言。他们的演说进行了三天，这些演说是无产阶级著作中的不朽杰作，并且显示出这些具有高贵品质的英勇的人是工人阶级真正的英雄。
第一个发言的是施皮斯，他开头说“法官员下，在对这个法庭演说时，我是以一个阶级的代表来对另一个阶级的代表讲话的……”他一连讲了数小时之久，驳斥了关于谋杀和叛乱的控告，指黄州当局有意地阴谋利用干草市场广场悲剧作为杀害工人阶级领袖的借口，指责雇主的利用同一事件谋杀工人所拥戴的领袖，来破坏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但是，他们信这个阴谋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你们以为，用绞死我们的办法，就能够摧毁劳工运动……摧毁那些被蹂躏的、在贫困和悲惨中从事劳动的干百万人期待通过它获得解放的劳工运动的那么，就绞死我们吧！你们可以在这里踩熄一个火花，但是，正是在那里，在你们后面和前面，到处都会燃起火焰。这是来自地底的烈火，你们是不能把它扑灭的。”[15]
是谁投掷的炸弹
帕森斯在他的演说中指责了当时的报纸，他引用了《芝加哥论坛报》、《弗兰克·莱斯里画报》和《纽约先驱报》的社来证明这些报纸作为雇主的代言人，主张对工人阶级公开使用暴力：“如果人民对陷害和压迫提出抵抗就把他们杀掉。”他控告雇主们应对投掷炸弹的罪行负责，斥责他是为了破坏八小时工作制运动而犯了这个罪行的。[16]
甚至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知道是谁投掷的炸弹。但是，有钱多证据支持了帕森斯的说法。警察在哈里逊市长离开以后的可疑的举动，毫无理由的解散群众的命令，整个事件的背景，所有这些都表明有一个为警察工作的破坏分子与这个罪案有关。在审判期间曾经访问美国的艾威林夫妇在英国工人机关报《今日》杂志上报道说，在芝加哥的工人当中“认为那（炸弹）是由警察的代理人投掷的。这种感觉是很普遍的”[17]。
更有力的证据，是警察局长埃伯索尔德在1889年5月10日接见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时提出的关于邦菲尔德上尉在警察局里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沙克上尉的证词。他说：“在我们解散无政府主义团体以后，沙克要立即派人去组织新的团体。”一个警察人员的这种无可争辩的证词表明，警察官员是怎样充当破坏分子的。当然，像邦菲尔德和沙克这一类人，在平克尔顿密探的合作之下，是完全可能策划投掷炸弹的阴谋的。〔注：塞缪尔·耶兰写道：“这时候，芝加哥的警察官员是完全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来的。”（《美国劳工的斗争》，1936纽约版，第56页。）〕假使我们明白，正如现在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沙克是从芝加哥雇主们那里领取额外津贴来监视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帕森斯所提出的控诉的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有许多证据表明，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施瑙贝尔特是一个被警察雇用的破坏分子。他曾两次被捕，两次被释，而且警察还让他逃到墨西哥边境。总而言之，当警察在搜捕和拘禁一切无政府主义者和同情分子的时候，施瑙贝尔特却两次被释放并纵容他逃跑，而丝毫不受到芝加哥警察官员的干涉。芝加哥《侦探日报》在1900年8月6日对干草市场事件作仔细的研究以后指出一切证据都“证明鲁道夫·施瑙贝尔特就是那个投掷炸弹的恶棍，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大搜捕时期，所有遭到逮捕的人中，施瑙贝尔特是唯一“立即被释放的”。报最后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还常常听到关于他在外国的消息，但是他从未遭到逮捕。”
审判过了七年后，加里法官在回顾这一案件时，承认施瑙贝尔特可能是投掷炸弹的人。他接着说：“但是，究竟是施瑙贝尔特还是其他人投掷了炸弹，这倒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18]
这一次加里法官员说了真话。投掷炸弹的具体行为对于雇主和他们的帮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干草市场事件为破坏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和整个劳工运动提供了很好的借口。据报道，芝加哥一家大服装公司的股东曾过：“不，我不认为这些人犯了任何罪行，但是必须把他们绞死……我并不害怕无政府主义，啊，不，那只是少而又少的几个有怪癖的慈善家的乌托邦想法，这些人还是相当可爱的，可是我的确认为劳工运动必须加以摧毁！如果把这些人绞死了，劳工骑士会会员就决不敢再制造骚乱了。”[19]
辩护运动
雇主们已经说过——“必须把他们绞死！”高级法院赶紧遵命办理。被告提出了上州最高法院不能完全漠视审判是在公开违反审判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向下级法院指出违反程序的地方和纠正的办法，然后维持原判。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对上诉进行裁决时，把社会主义原则说成是主张盗窃财产，因此就使陪审员对社会主义者持有偏见！[20]
被告试图将这一案件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是，那个威凰凛凛的法庭拒绝复审这一案件，正如后来它在许多陷害黑人和白种人的案件中所做的一样。在最后上诉要求重审时，亚伯拉罕·林肯的老法律伙伴列昂纳德·斯威特（LeonardSwett）也参加为被告的律师，但是即使这样著名的支持者也没有对最高法院发生任何作用。
这时候，为这八个人进行辩护的斗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判决一宣布，拯救被判罪的人的火焰立即燃烧了起来。许多最初因歇斯底里宣传而没有认识到这一典型的反劳工陷害案的真正意义的人，在审判过程中也睁开了眼睛。有些工人为恐怖统治吓倒了；但是多工人即奋起反抗。在审判进行的时候，劳工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雇主和他们的帮凶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队伍。
在最高法院拒复审这一案件以后，为这八个人进行的辩护运动更紧张起来了。纽约的联合行业工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全国有组织的劳工举行抗议的群众大会。强大的纽约中央工会表示支持由十四个著名劳工领袖——包括塞缪尔·冈波斯和劳工骑士会的黑人领袖弗兰克·法赖尔（FrankFerrell）在内——签名的一个类似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敦促一切有代表性的劳工组织在全国同时举行大规模的公开示威：“以挽救我们的国家，使它不致因为一个只能被认为是出于最卑鄙和极端非美的动机的司法谋杀而蒙受耻辱……”[21]为了响应这个呼吁，全国各城市举行了群众大会。〔注：彼得·麦克基尔、詹姆斯·奎恩和塞米尔·冈波斯都在纽约市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
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它的年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宽大处理。[22]劳联主席冈波斯写道：“为了劳工的事业和通过和平方法来改善劳工状况并使劳工最后获得解放，我反对这一极刑。它将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污点。”[23]冈波斯在他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所写的自传中，提出了下面的重要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为被陷害的干草市场事件受难者进行辩护：“劳工必须尽一切努力为激进分子主持公道，否则劳工自己将被剥夺作为自由人的权利。”[24]
劳工骑士会的许多地方分会也在道义上和经济上支持干草市场事件的受害者。但是，劳工骑士会总部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却没有参加辩护运动，而且居然威胁要停止甚至撤销一个采取辩护行动的区分会。在1886年的里奇曼年会上，对干草市场事件受害者表示同情和要求为声援他们而采取行动的建议像雪片似地飞来。但是，它仍都被保守的领导所拒绝。泡德利甚至说，劳工骑士会对被判罪的人不但不应投票表示同情，而且还应当把他们认作“可憎恶的累赘……”[25]
对判决提出抗议和要求减刑的著名美国人士中有：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DeanHowells），罗伯特·英格索尔（RobertG.Ingersoll），丹尼尔·德李昂（DanielDeLeon），曾任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法官和美国参十八年的莱曼·特朗布尔（LymanTrumbull），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DemarestLloyd），后来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的史蒂芬·格雷戈里（StephenS.Gregory），当时任伊利诺伊州巡回法院首席法官的默里·泰尔斯(MurrayF.Tales)，后来任财政部长的莱曼·盖奇（LymanGage），伟大的黑奴解放者的儿子约翰·布朗（JohnBrown），以及汤姆斯·潘恩传记的作者蒙库尔·康威（MoncureDConway）。著名的小说家、编辑和美国文坛巨子豪威尔斯（Howells）代表整个文艺界的情咸，把这一陷害案件称为“历史上有损我国民族声誉的最大的冤狱”[26]。
辩护运动超越了国界。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夫妇号召英国工人“以举行集会和通过决议的方法来支援美国兄弟”。在几十次群众大会上，英国男女工人投票赞成“对谋杀劳工领袖的行为提出抗议[27]。
1887年10月14日，伦敦南地学会大厅的里里外外挤满了热情的听众，他的一致通过下一决议：
“参加这次集会的英国工人恳切促美国的工人兄弟注意公众自由所面临的极大危险，这种危除是由于公民为了反抗压制公众集会和言论自由而遭到惩罚所产生的，因为如果人的由于力争这种权利就受到惩罚，显然就完全没有什么权利而只有罪恶了。
“我的英国工人对由于在芝加哥举行公共集会而被判处死刑的七个人的命运深为关切，在那次集会上，若干警察因企图强行驱散群众和不准演讲者发言而丧失了诽谤性命。这七个人的情况同今天我们在爱尔兰的同伴的情况一样，如果大西洋两岸的工人不具口同声宣布一切干涉公众集会和言论自由的人的行为是非法的，并且是冒险的，那末我们明天的情况也可能就是这样……”[28]
在这次集会上讲话的人中有威廉·莫里斯和年轻的萧伯纳。1887年10月22日的《共和》杂志报道“萧伯纳（费边派）对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表示同情，但他强们支持这样一种意思即这完全是一个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些人今天的遭遇，可能是明天我们中间使当今的政府感到厌恶的任何个人、政治团体或党派的遭遇。”[29]
法国众院一批继巴黎市议会和塞纳省议会之后，在10月29日给伊利诺伊州州长拍了一封抗议电报。电文中把即将执行的死刑称为“政治的罪行”，它将成为“对共和主义的不可磨灭的耻辱”。[30]
在法国、荷兰、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工人们举行了集会，许多工人向干草市场辩护基金捐出了他们微薄的工资。[31]
当执行死刑的那一天——1887年11月11日——临近的时候，大批的决议、函件和备忘录潮水似地向奥格勒斯比（Oglesby）州长涌来，要求缓刑。它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工会和激进团体。[32]但是，成千成万的工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的这些声音被雇主们“必须把他们绞死”的嗥叫所掩盖了。
然而，巨大辩护运动究产生了它的效果。奥格勒斯比州长把对菲尔登和施瓦布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年轻的被告之一路易斯·林格自杀了（也许是被警察看守谋害的）。帕森斯、施皮斯、恩格、费舍尔在1887年11月11日被绞死。
要求赦免菲尔登、施瓦布和尼伯的斗争继续在进行，全世界成千成万的人要求奥格勒斯比和他的继任者的约瑟夫·费弗（JosephWilsonFifer）州长宽大处理。但是一直到勇敢和公正的年轻的自由主义者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JohnPeterAltgeld）担任伊利诺伊州州长时，才最后获得了胜利。
1893年6月26日，奥尔特盖尔德颁布了他的著名的赦免令，他在赦免令中宣示：“不能证明被告犯有罪行”。奥尔特盖尔德在赦免被判徒刑的劳工领袖们时直率地宣称，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他们和被绞死的人都是那些通同作弊的陪审员和偏袒不公的法官的牺牲者。[33]
虽然资本家对赦免表示愤怒，《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也对奥尔特盖尔德破口大骂，但是，工人的和他们的同盟者则欢欣鼓舞。美国劳联在1893年12月的年会上赞扬赦免令是“一个正义的法令”。各个工会和人民党人将赦免令印发了五万份。[34]
一座为殉难的劳工领袖们建立的经念碑，在1893年6月25日揭幕，这离他们被司法谋杀已将近六年了。但是：“干草市场案件殉难者”这一字眼已组成为“五一劳动节”的标帜，这一事实比之间念碑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录入者附言：事件中美国劳工运动被捕的7名劳工领袖。在维基百科的相关条目中（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B9%B2%E8%8D%89%E5%B8%82%E5%9C%BA%E4%BA%8B%E4%BB%B6#cite_note-5干草市场事件词条第69条引脚），可以得知他们的英文名字是AugustSpies,MichaelSchwab,SamuelFielden,AlbertR.Parsons,AdolphFischer,GeorgeEngel,LouisLingg,WilliamSeliger,RudolphSchnaubelt,OscarNeebe。这其中RudolphSchnaubelt在审判前离开美国，还有一些保释的，最终受审名单是Albert.R.Parsons,August.Spies,Samuel.Fielden,Michael.Schwab，Adolph.Fischer,George.Engel,Louis.Lingg，Oscar.Neebe（原书所提出的：阿伯特·帕森斯，奥古斯特·施皮斯，塞缪尔·菲尔登，尤金·施瓦布，阿道夫·费舍尔，乔治·恩格尔，路易斯·林格，奥斯卡·尼伯），我建议将这些人英文原名名以圆括弧标绿底附在原文后面，因为英文维基对于heymarketaffair相较于中文详尽的多（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ymarket_affair），这些人在英文维基部分也有自身的专门词条（譬如Parsons，页面在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bert_Parsons）。同时当时审判文件的数码版在https://www.chicagohistoryresources.org/hadc/transcript/volume1/000-050/1003B-022.htm，可见有十人被控谋杀，不过我没有精力仔细阅览了。附件是Wiki上给出的七人画像，网络上流传甚广，但能找到看清人名的版本是Albert.R.Parsons,August.Spies,Samuel.Fielden,Michael.Schwab，Adolph.Fischer,George.Engel,Louis.Lingg，缺了第没有第八个Oscar.Neebe。
[1]前引耶兰书，第50—51页。
[2]《1886年麦考米克大屠杀事件始末》(StoryofMcCormickMassacre)，载1936年4月29日《工人日报》(DailyWorker)。
[3]前引戴维书，第9章。
[4]特别请阅1886年5月6—10日《芝加哥论坛报》及《芝加哥先驱报》。
[5]1938年12月号《伊利诺伊州历史学会杂志》(JournaloftheIllinoisHistoricalSociety)，第204页，又见1886年5月16日《约翰·斯文登报》。
[6]1889年5月10日《芝加哥每日新闻》(DailyNews)。
[7]前引戴维书，第226—227页。
[8]约翰·阿尔特盖德(J.EAltgeld)著：《赦免菲尔登，奈比及希瓦布的理由》(ReasonsforPardoningFieklen，NeebeandSchwab)，1896年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耳德版，第8页。
[9]前引戴维书，第229—231页。
[10]前引卡尔玛书，第98—100页。
[11]1893年4月号《世纪杂志》(theCenturyMagazine)。引诱的着重点是我加的——菲利浦·方纳。
[12]前引阿尔特盖德书，第12—14页。
[13]见阿伯特.帕森斯(AlbertR.Parsons)著：《无政府主义及其哲学和科学根据》(Anarchism：ItsPhilosophyandScientificBasis)，1887年芝加哥版，第53页。
[14]阿伯特·帕森斯在审判期间所记的原稿笔记，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藏。
[15]《芝加哥八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庭上的有名的演讲》(FamousSpeechesoftheEightChicagoAnarchistsinCourt)，1910年芝加哥版，第20—24页。
[16]同上书，第40—43页。
[17]《今日》杂志(To-Day)，1887年11月份。
[18]《世纪杂志》，1893年4月份。
[19]引自前引戴维书，第376页。
[20]同上书，第17章。
[21]同上书，第410—411页。
[22]《1886年劳联大会会议录》，第46页。
[23]冈波斯1887年10月13日给詹姆斯·施密斯(JamesW.Smith)的信，《冈波斯书信集》。
[24]塞米尔·冈波斯著：《七十年生涯与劳工运动》（SeventyYearsofLIFEandLabor)，1924年纽约版，第1卷，第187页。
[25]前引戴维书，第410页；泡德利著：《劳工三十年》，第544—545页。
[26]1887年11月6日《纽约论坛报》；前引戴维书，第388，397—398页
[27]前引戴维书，第426页；1887年11月份《今日》杂志。
[28]1887年10月22日《共和》杂志（Commonweal)，第340页。
[29]同上。
[30]《奥古斯特·施皮斯的自叙传和他在法庭上的演讲、笔记、信件等》(AugustSpies，Autobiography.HisSpeechinCourt，Notes，Let自叙ters，etc.)，1887年芝加哥版，第75页。
[31]《自由》杂志，1887年11月号，第56页、1887年12月号，第59页。
[32]前引戴维书，第426—433页。
[33]前引阿尔特盖德书，第8—10页。
[34]前引戴维书，第499―500页；前引格拉哲书，第61—62页；密歇根大学关于“秣市事件”中拉巴迪剪报集(以下曾称《拉巴迪剪报集》。 |
第二部分。致全国委员会全体成员（1939年9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二部分给同志们的信
致全国委员会全体成员
（1939年9月8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同志：
在9月5日的信中，你收到了驻会的政治委员会上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准备我们的全体会议的议案。
我向你说明，这些议案是我本人提出的，是反对其他没有文件准备和没有足够时间事先向非驻会的同志提供必要的材料以供研究和考虑的情况下，立即召开全会的议案。你们收到的这些议案所代表的我的立场的要点如下：
1．对于组织上的实践事务，驻会委员会可以开展。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执行计划，这些计划或多或少都有明确的指示。
2．重新讨论俄国问题的建议必须与组织问题分开考虑。在事先拟定不同的立场并传达给非驻会成员供其研究和审议之前，不应匆忙召开全体会议提出俄国问题。
※※※
伯纳姆同志提交了一份文件，与这封信放在同一个信封里送达给你。我在这里只谈一下文件中题为“从战争的角度看俄国国家的性质”的第二节。
在伯纳姆同志口头提出这些意见的那次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我的立场是：自两个月前我们的党代会以来，除了签署了斯大林-希特勒条约外，斯大林官僚的政策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新的变化。现在提出要在我们的队伍中重新讨论俄国问题的人，从逻辑上讲，只能以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签订为基础。
但是，这个条约只是在斯大林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旧政策——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政策——通过希特勒的同意而在外交上得到实现，仅在这一点上是新的。党和第四国际的立场，是在经过这样广泛的、全方位的讨论之后采取的，而且就我们党来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它根本不取决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在法西斯主义阵营和民主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摇摆。我们从苏联的经济结构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毫无例外地从基本阶级性质的角度评价每一个国家，得出我们的立场。
自我们两个月前的党代会以来，苏联的经济结构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据我对情况的了解，它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就我而言，我不愿意修改我们党的会议所作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除非有人能够证明，促使作出这些决定的考量因素在这期间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相信这也将是全会大多数人的意见。难道还能是其他的吗？党和第四国际的立场不是一时判断的结果。这个问题事先经过了充分的——远超过充分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所有方面的大量文件都已写好，并进行了研究和辩论。我认为没有必要重复以前所说的一切，只要提到和参考现有的文件就够了。
伯纳姆同志建议抛弃苏联。据我判断，他的推理与得出他的旧立场时所用的推理大致相同。只是现在他提议增加一个新细节：放弃保卫苏联。我不能在这一点上跟随他，也不能向俄国工人提出这种建议。如果说保卫苏联的思想正是在发生战争时才有实际应用的意义，那么我就不建议在战争敲门的那一刻就放弃这种思想。
※※※
然而，伯纳姆同志提出的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对经过充分讨论后由党代会作出的党内决定的态度。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问题的另一面。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坚信，党的正确观念、党的正常运作、每个人都服从党的集体意志，是成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条件。
自然，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党作为一个政党，也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党的集体意见，特别是在危机时刻，必须有优先权。
先考虑一下，我们在两个月前才结束第二次大会[1]。此前一年半，上一次大会[2]以接近一致的表决方式对俄国问题采取了立场。在最近7月的大会上——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后——没有一个同志提出动议或要求重新考虑党在俄国问题上的立场。现在，两个月以后，仅仅因为斯大林已经签署了他寻求了五年多的条约，而且这个条约在我们的队伍中很早以前就已经考虑到甚至预测到了，我们就突然面临着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在俄国问题上的政策的要求。
请允许我问你一个小问题。这不就是有点像拿党开涮吗？这是不是有点像假设该党在如此坚定地、如此断然地、经过如此彻底地、全方位地讨论后采取俄国问题立场时，没有理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再加上《新国际》的编辑们竟然在九月号关于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社论中，以拐弯抹角的方式，在俄国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立场，这一立场与党的既定立场相矛盾，这也是一个可耻的事实。
党的立场，在措辞上极度细致，把苏维埃官僚说成是寄生的社会阶层，而不是阶级。九月号的《新国际》不是在署名的讨论文章中，而是在可能规定党的政策的社论中，突然宣布官僚是剥削者，即统治阶级。这难道不相当于是对党的侮辱吗？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还有一点。我希望不必指出，党代会所作出的决定，不能由全会改变，更不能由个别编辑随意改变。党员们有足够的耐心和长期的忍耐力，他们会奋起反抗任何这样的意图。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不经过讨论和召开新的大会，就不能改变立场。面对艰巨的实践任务，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奢望进行新的讨论呢？我对此表示怀疑。
当然，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迫使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突然改变。如果我们排除纠正政策的错误或使旧政策适应新环境的可能性，那是愚蠢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我看来，那些人在最近结束的大会和大会前讨论中没有提出改变，现在却提出改变，他们有义务给出要求在根本性质出现新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新讨论的动机，而这些新情况在党代会时我们还不知道，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向我们透露。
詹.帕.坎农
[1]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9年7月1日至5日在纽约召开。
[2]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成立大会，于1937年12月31日至1938年1月3日在在芝加哥召开。大会上以69票赞成票，6票反对派的方式通过了《关于苏联的决议》。 |
第二部分。编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二部分给同志们的信
编者的话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构成本书第二部分的“给同志们的信”涵盖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反对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斗争从始至终的时期。它们是在斗争白热化时写成的；几乎涵盖了每一个阶段；几乎是逐日的记载，实际上构成了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主要利益和价值就在于此。
虽然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展的这一阶段的最终历史属于未来的历史学家，但这些信件既为这样的历史，也为正确理解斗争本身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材料。同时，它们也为青年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全世界仍在组建过程中的先锋党提供了一个无比重要的教育。这些信件，连同本卷中的其他文件，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成为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斗争的典范。
这些信件中有许多在全体党员中传阅；还有一些，专门在追随托洛茨基主义多数派的党员中传阅；还有一些在这里是第一次公开。
除了文中注明的几处删改外，这些信件发表时未加改动。 |
第一部分。13．无产阶级方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13．无产阶级方向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党的多数派被指控的死罪之一是著名的“新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汽车运动的计划。克拉克同志在他那篇关于汽车危机的令人钦佩的文章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事件。少数派的文件中说，“坎农从来没有否定它（会议）或它所象征的东西。”这是对的。我更进一步说，这个由我们发起、后来被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否定”的会议，确实“标志着”他们的方向和方法与我们的不同。我们建立了新的工会联系；我们构思了一个利用这些联系加强我们的汽车工会工作的计划；我们在把完成的建议提交政治委员会正式采取行动之前，邀请了现在的反对派的两位政治领导人对计划和人员分配进行非正式讨论。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包括他们的评论，都是负面的。
反对派领导人的言论只限于会议的一个方面，而且我认为是最不重要的方面——程序。他们把这次会议作为他们的一个重要“证据”，证明存在着一个决定事务并代替党的正式领导机构的秘密集团。如果这是一个小集团的行动，那么为什么伯纳姆和沙赫特曼会被邀请参加呢？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在计划定稿前，与他们的非正式会议是为了确保他们合作制定计划。就我们的动机而言，这种解释是完全正确的。伯纳姆和沙赫特曼没有对参加会议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是在事后很久才发觉这是个坏事。这种在政治委员会正式会议之前的非正式会议，在过去已经举行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这是一个真正发挥作用的“集体领导”的正常合作方法。直到很久以后，伯纳姆和沙赫特曼才发现程序上有问题，并带着戾气问道：“这个机构有什么授权坐上了决定机构的位置，篡夺了政治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的职能？”新年会议没有犯下任何篡夺行为，无论是“被授权”或是其他情况。会议上制定的计划已向1月3日的政治委员会例行会议作了全面报告，并由该机构正式决定，而且仅由该机构决定。非正式会议拟定计划——政治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决定计划的通过。这就是我们过去数百次处理重要事项的方式；这也是我们今后数百次处理这些事项的方式。程序上没有任何错误或不正常的地方。
但是，这种解释能够简单明了地表明任何一个严肃的领导机构的成员之间的共同运作方法，却不适用于我们神秘的作家。有一些阴险的事情正在计划当中；没有人会用荒诞无稽的故事来欺骗我们敏锐的侦探，说多布斯和邓恩走了1300英里，只是为了给我们的工会工作在汽车领域提供动力。他们提醒读者，坎农忘记了他的“小团体”的利益，“就要去欧洲了。”他们在这里说出了谜团的核心：“这次会议是为了在坎农缺席的时候给政治委员会消毒灭菌而设计的”。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邪恶的“设计”。但是，为什么整个会议只限于汽车情况？在这一领域，政治委员会和整个党已经被“消毒灭菌”得相当好了；这个计划是要给它的工作施肥，为它提供扩大和发展的手段。会议上讨论的唯一的另一个问题是指派沙赫特曼担任《社会主义呼声报》的全职编辑。可以肯定，这对他是某种不合理的要求，正如他的顽固抵制所证明的那样，但这丝毫没有侵犯政治委员会在所有领域的权力和特权，政治委员会在坎农“即将前往欧洲”之前，在这些领域一直以未被消毒的“权威”运作。会议讨论的，后来政治委员会批准的，不是政策问题，而是我们在汽车领域组织工会工作的计划和实地工作人员的人事问题。而且由于全国委员会的四名成员会到实地去，组织运动的方向就交到了他们手上。这是不是一种侵犯了政治委员会权利的不正常的程序？完全不是。工会运动，如果要从我们报刊的纸面上走出来，并在生活中实现，就必须由那些专门从事工会工作的人全神贯注地指导。
如果我们的批评者对这个解释不满意，仍然认为，他们被不择手段地欺骗而落下风了，当“小集团”把它的一个成员派往法国，把其他成员派往汽车领域时，政治委员会就被“消毒”了——如果他们仍然这样想的话，我向他们提出一个简单的建议，以使之平分秋色。让他们与某个行业或产业的工人或工会成员建立一些联系；让他们制定一个利用这些联系来扩大和发展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工会工作的计划；让他们不管有没有同我们协商的情况下，就向政治委员会提交议案以备批准，并让他们负责这场运动。我事先承诺，将双手投票通过他们的计划，并将整个运动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他们可以要求我遵守这一承诺，不管他们的计划是否考虑钢铁工人、水手、搬运灰泥砖的瓦工或城市学院和纽约大学的照管房屋的工友的组织。
这个公平的提议不可能被接受。他们工会工作的方向落在纸上，我们的则是更加真实的。这就是被热议的“新年会议”的意义。我们以前把“新年会议”看作是，而且现在仍然把它看作是制定扩大工会工作的宏伟计划的一个阶段。他们回过头来只把它看成是对他们的一个“花招”。他们甚至不明白，我们的花招完全是针对汽车老板及其劳工代理人的。
党内无产阶级倾向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主要表现为方向的不同。在目前的讨论中，它以纲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不得不通过争取无产阶级纲领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来加强我们争取无产阶级党的斗争，无产阶级党的构成是无产阶级的，是扎根于工人群众运动中的。正是这种纲领性分歧被暴露出来了，使在上次大会上已经很明显的沉闷的斗争，在更广泛的战线上公开爆发出来。在上次大会上，双方无疑都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但是，我们，我们一方几乎没有料想到，在我们一直认为是我们的纲领和学说的基本问题上，会这么快地爆发，而且是以这样的力量和不可调和性爆发一场风暴。从这一点来看，我在上次党代会之前在《社会主义呼声报》[1]上写的代表无产阶级方向的文章，需要在纲领方面加以补充和强调。
反对派的文件把这些文章称为“关于‘组织’的文章”。这是对其内容肤浅而不正确的评价。他们还说，“这里面的许多思想……是集体的产物，尽管它们是作为个人稿件印刷的。”这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我在这些文章中阐述的思想真的是共同的思想，我完全可以像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把实际的写作工作交给那些手头没有行政管理和其他事务的人去做，（毕竟）在那个时候行政管理和其他事务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关于这些文章“主要是为了在两届大会之间避免对党的领导进行必要的批评而写的”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同意大部分的批评意见，文章也代表了我个人对改进情况的意见。
我仍然认为这些文章为我们党指明了未来的道路。我们的基本问题还是如那里所说的那样，要“转到正确的方向。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抛弃那些悲观主义者和杞人忧天者，抛弃那些在运动边缘发牢骚、发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侵扰我们队伍的忧郁的知识分子和疲惫的激进分子。”我仍然认为，“最可鄙的是那些试图通过把新发明的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扔到自己肩上来掩盖自己的逃亡和退缩的人。从总体上看，他们是一个没有吸引力和不令人鼓舞的集合体。如果认为他们以任何方式反映了工人解放运动，那简直是一种非常荒唐的看法，因为工人解放运动本质上与一切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倾向格格不入。在战争的前夕，去浪费时间，或者甚至还去与这些逃跑的家伙和失败的预示者们争论这个问题，都是愚蠢的犯罪行为。”
我在上次党代会前写道：“我们的大会必须抛弃过去，并把党的方向转向工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力量和灵感的源泉，以及有着牢固的乐观主义。我们以前说过这句话。我们不止一次地把它纳入决议中。但是，我们没有直截了当地进行转变。这就是我们落后的原因。这就是我们遭受一定停滞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甚至在沿着保守被动、自省和徒劳的路线应对党退化的危险。”
我写道：“美国的无产阶级是无限力量的源泉，它可以扛起整个世界——这是我们一切计算和一切工作的不可动摇的前提……美国工人有足够的力量推翻国内的资本主义结构，并在他们崛起时把整个世界一起扛起来!”
这些话——是我去年所有大会前文章的主题——今天依然适用。回想起来，它们的预言性比我当时所知道的还要强。我不知道纽约党的不良组成及其与工人群众运动的接触不足所隐含的“变质的危险”有多深，有多大。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我们的纲领经受住了所有理论和经验的考验，而且是不可动摇的。”我必须承认，我在写这些话的时候，是假定我是在陈述一个我们都赞同的不言而喻的道理，我们之间的分歧只涉及方向、重点和应用的问题。我不可能知道，在几个月内，大会就我的动议通过的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会被党内的一场派别内战打乱，并被挤出议程。
我和其他同志都预料到我们领导层的知识分子派会产生麻烦。但我们没有预料到，他们会着手领导一场反对我们的基本纲领、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组织方法的暴动。这次示威迫使我们搁置——推迟——执行我们对外工作的雄心勃勃的计划，直到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领导权再次通过斗争建立起来。这场斗争现在已接近尾声。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从而无产阶级倾向的胜利，已经得到保证。在这个基础上，党代会可以而且将再次决定以与去年7月大会通过的基本内容相同的措施来实施无产阶级方向。
大会将在无产阶级方向的标志下开会和开展工作。这就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方法。对我们来说，备战并不意味着什么深奥的特殊任务。它意味着把党的方向转向工人，深入到工会中去。它意味着采取严厉的措施，使党员的构成无产阶级化。而且，根据派别斗争的经验，无产阶级方向首先意味着——而且为了使一切成为可能——坚定地决定在各条战线上继续对任何和一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即托洛茨基主义的学说和纲领的人进行无情的战争。
1940年4月1日，纽约
[1]这些文章分六期连载在《社会主义呼声报》上（1939年6月13日，6月16日，6月20日，6月23日，6月27日，6月30日），后收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教育小册子《〈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背景材料》。 |
第一部分。12．“朋党”和“领袖崇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12．“朋党”和“领袖崇拜”
译者陈湘；校对赤心
反对派从来没有确定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党官僚：它构成一个特权集团，其利益与普通党员的利益对立，其政策的目的是为这些利益服务，并且必须通过官僚手段强加给党。他们也没有试图为一个具有“领袖崇拜”的执政“朋党”找到任何社会基础。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分析每一个劳工官僚或小集团，首先通过揭示其社会基础来解释其方法。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首先披露了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真实性质，它不是因个人的独裁意志或个人特征所形成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不是从“领袖崇拜”开始的，而是必然会形成“领袖崇拜”。
斯大林主义官僚代表着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工人国家基础上的特权社会集团。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找到了开启斯大林主义真正奥秘的钥匙。他们首先揭示了它的社会基础。然后，他们证明了它的特权和特殊利益与群众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利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碰撞。为了服务于他们的特殊利益，斯大林主义官僚不得不实行与党的纲领和党的传统相矛盾的政策路线。为了把这种政策强加给党和国家，他们不得不压制党内民主，用官僚的暴力手段强行通过该路线，并把一切权力集中在党的机构中。
但是，国内的阶级利益冲突，以及各种特权集团之间的众多敌对和利益冲突，在机构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得到了扭曲的表现。这动摇了体制，为党内普通成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干预创造了可能。左翼反对派一度正是通过利用机构中的这种裂痕取得发展，并威胁要推翻它。这就向官僚表明，越来越集中的权力是铁一般的需要。互相冲突的特权集团要求一个不受群众干预的仲裁调控冲突的方法，并且以这种方式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群众。出于这种需要，在党的革命派被消灭之后，出现了唯一的、全能的领袖，仲裁者，苏维埃的波拿巴，斯大林。
因此，斯大林是作为一个与列宁完全不同类型的“领袖”出现的，斯大林和列宁同样享有特殊权威，但两者到达自己地位的方式则完全不同。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家，他真正表达了群众的利益，他是靠无产阶级中最觉悟的部分的同意甚至爱戴来维持地位的。因此，列宁依靠群众，要求党内民主，动员群众支持他反对国内和党内的特权分子。斯大林，是修正主义者、革命的背叛者，他不是靠群众的自愿，而是在特权集团对群众的斗争中上位的。斯大林之所以是“领袖”，不是因为人民“爱戴”他，而是人民必须“爱戴”他，因为他是独裁政权，是苏维埃的波拿巴，为了加强他作为民众中特权分子的仲裁者、维护者和最佳代表的地位，必须人为地夸大和提升他的威望。有人不同意，格别乌会来说服他。
斯大林主义的所有的“方法”，都是从一个不稳定的、高度特权的官僚制度的需要形成的，这个官僚制度不能用其他方法来维持自己，也不敢允许群众干预的民主程序。至于共产国际各党派中的斯大林官僚机构，它们只是俄国社会现象的延伸，是它的外国代理人。美国共产党内的官僚帮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在苏联。这就解释了它区别于工会运动、改良主义政党等官僚机构的特殊性。
当那些轻敌的反对派领导人企图在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和斯大林主义官僚之间建立一种认同感，甚至是一种类比时，他们正在构筑一座一碰就碎的纸牌屋。这些自诩为“独立思想家”的人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构建其政治的社会学分析，在这个问题上也暴露出他们不过是那些对专业知识一窍不通的记者和小资产阶级道德家的奴性模仿者，他们根据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和技巧来判断斯大林主义，而不了解决定这些技巧的使用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作用。
许多肤浅的反斯大林主义记者，注意到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的相似之处——官僚暴力、个人独裁、“极权”镇压一切反对派——就简单得出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路货色的结论。同样的人，大多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幻灭的激进分子，他们观察到第四国际也有一位具有杰出影响和权威的领袖，也不去探究这种个人权威是否有不同的来源和意义，就急忙把俄国革命的捍卫者和背叛者等同起来，并宣布：“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是一样的。”
斯大林主义的显著特征是“领袖崇拜”，这一理论是布兰德勒-洛夫斯东的杰出贡献，当时他们正在为苏联斯大林党的国内政策辩护，谴责第四国际在那里鼓吹政治革命是反革命，并解释说，所有的麻烦只是斯大林党的“坏体制”造成的。他们认为，如果在斯大林党内实行合理的民主，用斯大林成为“同侪之首”的局面取代“领袖崇拜”，那么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包括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大规模屠杀。
正是这些深刻而独到的思想家——布兰德勒-洛夫斯东和布兰德勒派的分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瓦尔赫尔及其同伙）——的领导人，首先把第四国际的运动受到“领袖崇拜”困扰的理论流传开来。事实上，托洛茨基既没有军队，也没有格别乌，也没有用控制就业来恐吓，也没有金钱来腐蚀人们，使他们“爱戴”他，承认他是最高领袖——这些微不足道的差别细节完全不在考虑之中。当一个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他总会忽略的恰恰是那些首要的、根本的、决定性的细节。在斯大林主义千方百计地拒绝了他们的前进之后，才与斯大林主义决裂的中派分子，不惜一切代价地决心不受另一个“领袖”的控制。他们一心想要“独立”——脱离托洛茨基，也就是脱离托洛茨基的思想，因为他们无法成功地打击或反驳这些思想。而他们在通往人民阵线和“反法西斯民主战争”中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背叛道路上，与挪威工党、伦敦局联合起来，以此证明他们的独立性。
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并没有发明我们在美国党内和第四国际内有“领袖崇拜”和“个人体制”的理论；他们是从外部的来源借用了这一点，就像他们借用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在我们党内目前讨论的最初几天里，洛夫斯东派为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发出了《致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和追随者的呼吁书》。《呼吁书》邀请任何流浪者和游离者加入洛夫斯东派组织。诱因是什么？“这是一个独立地、民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的组织，以满足工人的需要和利益，而不是遵循莫斯科或墨西哥城的‘领袖’制定的‘党的路线’。”(《工人时代》，1939年10月21日。)我在这里把这段引文转载出来，作为一个免费的广告，以便那些真正对“独立”于“领袖崇拜”的商品感兴趣的人知道在哪里可以得到原文。
为了给这些卑鄙小人提供更多的助益，沙赫特曼发表了一篇经过恶毒伪造的关于我们十月全会的记述，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经过10多年的共同政治工作，由党员的民主行动筛选出来的领导人，不过是一群虔诚得满地打滚的教派成员，靠信念做事。在《内部公报》第3期中，沙赫特曼写道：
在全会上，多数派把托洛茨基同志的文件提交表决，这份文件几个小时前才刚到达。任何一个同志都不可能有机会对这份文件进行思考。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机会阅读它。此外，从根本上，任何人都不可能读完它的全部内容，原因很简单，手稿有一页在运输途中不小心丢失了。然而，无论读与不读，研究与不研究，完整与不完整，这份文件都被提交表决，并最终获得多数通过，理由是——正如一位同志所表示的那样——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
沙赫特曼的记载在事实和解释上都是错误的。
1．托洛茨基同志的文件《战争中的苏联》的大纲，不是在“几个小时前”，而是在两个星期以前就为全国委员会全会的全体成员所知。10月1日进行了全会表决。在9月12日，托洛茨基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正在联系战争问题写一篇有关苏联社会性质的文章……基本观点如下……”[1]然后，他以提纲的形式陈述了他的思想——任何人都不会误解。这个提纲油印了出来，并且在9月14日，也就是在全会召开前两个多星期，发给了全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标题是：“全会材料”。这样，所有有关人员早在全会召开之前就知道了在完稿的文件中所阐述的论题的主旨。
2．该文件并不像沙赫特曼所说的那样“提交表决，并最终获得多数通过”。通过的动议内容如下“全会赞同托洛茨基关于《战争中的苏联》该文件的政治结论，并指示政治委员会根据我们的基本立场，把它作为对新事件的评价和阐明予以发表。”先前提出的“赞同整个文件”的动议被改动了，只限于赞同“政治结论”，正是因为有些同志——他们完全同意该结论——在投票赞同整个文件之前，希望把文件研究得更透彻一些。全会多数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程序与沙赫特曼在诽谤性报告所描述的直接相反。
3．“少了一页”——因此，如果不依靠“信仰”，就不能接受该文件的路线。这种可鄙的假话，是为那些认为人们会像校对员一样检查政治文件，只有当每一个字和每一个逗号都正确时才会接受的人设计的。文件中的路线大家都很清楚，被认可的政治结论，简明扼要。这对于一个严肃的革命者来说，足以确定对任何政治文件的态度。沙赫特曼和我们一样清楚这一点。他为“缺失的一页”而争论不休，只是为了支持这样一个外来的论点：党的领导人不是有思想的革命者，而是心智薄弱的迷信宗教“信仰”的人。
我之所以在此引用这个实例的记录，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沙赫特曼的造假，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洛夫斯东派和他们那类人，正是从这种软弱无力的材料中，构建他们关于第四国际中的“领袖崇拜”的论题。他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沙赫特曼的小道消息。同一份《工人时代》兴高采烈地转载了这段话——这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写的——并讽刺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说明该党[社工党]的氛围与斯大林主义的不加批判的、极权主义的、崇拜领袖的精神有多么大的区别”。
但是，有人可能会反对，反对派抱怨的“领袖崇拜”只是在社会主义工人党，而不是在第四国际。不，不，不，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伯纳姆瞄准的是第四国际，以及它的“领袖崇拜”，还有它的“领袖”。“坎农”，说到底，他自己也只是一个信仰坚定的“领袖崇拜者”，他“在一切场合无一例外地接受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即地、不加怀疑地接受”。你看，坎农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地方长官”，而不是那一个唯一的“元首”。
伯纳姆从美利坚工人党里带来对第四国际的这种概念。这是他在1934年与米斯蒂组织进行合并谈判的日子里写的：
美利坚工人党也不信任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四国际对个人的依赖。也许除了法西斯组织之外，任何组织都不应该有一个人占据着由托洛茨基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事实上占据的位置。而在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虽然是一个无比出色的政治分析家，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够在一个政党中有效发挥作用的人。毕竟，托洛茨基已经失败了。[詹姆斯·伯纳姆的备忘录，美利坚工人党全国办公室发出。]
※※※
伯纳姆按照他的道德高度的习惯，“撤回”了这个论题，也就是说，他把它保留了下来，直到他有勇气在我们的队伍中公开宣布。沙赫特曼和阿本，通过他们的支持，给了他这个勇气。但他们并没有给这个论题增加任何价值，也没有洗刷它是第四国际的敌人发明的肮脏商标。
至于我们党内的“朋党”和“领袖崇拜”，这个理论和应用于我们国际组织的布兰德勒-洛夫斯东理论一样浅薄，证据也一样站不住脚。当我们谈到我们运动中的一个真正的朋党——阿本集团时，我们对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活动作了详细的记录，并证明它留下的痕迹就像跨国公路一样宽阔。指控我们的人在证据方面则要稀少得多。“你怀疑坎农集团的存在吗？”他们问道——“这可以通过一个单一事件来证实。”让我们把这个“单一事件”拆开，看看它到底证明了什么。
在七月大会闭幕会议的尾声，到了议程的最后一点，即选举新的全国委员会时，沙赫特曼站起来提出了一份候选人名单。当时已经很晚了，代表们都很疲惫不安，很多人都想睡几个小时，为第二天的出发做准备。自然，这不能阻挡沙赫特曼发表讲话。自然，演讲也是详细而冗长的，充满了道貌岸然的说教，他发表意见的假设是代表们不懂得自己对于新全国委员会的组成的想法，必须要被告知他们自己想要什么。去掉了自命不凡和虚伪的言辞，沙赫特曼的名单相当于提议通过增加一些纽约专业“青年”的数量来转移全国委员会的重心，这些人的经验几乎主要限于课堂和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办公室。
代表们经常打断沙赫特曼的发言，公开表明了他们的不耐烦，邓恩同志没有发言，然后他提出了另一份偏重于另一方的候选人名单。邓恩的候选人名单在总体倾向上更符合大多数代表的愿望。他们了解领导人物，他们听了无休止的关于组织报告的辩论，如果认为他们没有根据辩论情况考虑新的全国委员会的组成，那简直是无耻之极。有人要求休会协商，然后——恐怖中的恐怖！——“随着信号的发出，30或35名代表就像一个人一样到大厅后面去，在那里召开核心小组会议。”这种程序有什么不对或不正常？这“30或35名代表”，也就是大会的大多数人，显然想对邓恩的名单作一些修改。除了通过公开协商，他们还能怎么做呢？
反对派试图把全国委员会的选举与选举之前和全国委员会选举准备工作的一切事情隔离开来。这些程序，特别是关于组织报告的辩论，清楚地暗示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之间正在酝酿的斗争，在几个月后这场斗争如此猛烈地爆发了。这些暗示并没有被无产阶级中心的代表们忽视。他们并不是什么都知道，但他们感觉到了冲突的发展方向，并开始据此进行调整。少数派代表也是如此，他们没有经过党团协商的手续，就自动地团结在沙赫特曼的候选人周围。邓恩和沙赫特曼在党内各自代表着某些东西。他们在大会的第11个小时发表的任何演讲不会改变什么。沙赫特曼永远不会知道，但人们评判一段演讲不仅看说了什么，还看是谁说的。
正如反对派的文件所证明的那样，我个人没有参加关于候选人名单的核心小组会议，而且有明确的理由。只要在具体的决议中还没有明确说明分歧，我非常希望避免党内斗争。在大会开始时，我建议成立一个由各主要代表团代表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根据各个候选人的资格和他们在党员中的支持率，筛选出被提名人，向大会提出名单。我认为党的中央领导人最好不要过多干预全国委员会委员选拔。全国委员会委员要有真正的权威，应该是由下往上推举，而不是自上而下提名。
我知道，如果不是沙赫特曼主动提出，邓恩同志是不会向大会提出候选人名单的。邓恩在沙赫特曼发言时拟定的最初名单，有些代表对它作为一份确定的名单并不完全满意。因此，他们立即提出休会的动议，以便使支持邓恩名单的大体趋势的代表们之间能够进行协商。他们公开要求进行这种协商，而且是在大会堂后面，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这只能说明他们知道自己大致想要什么，他们没有向任何人隐瞒什么。如果说在大会上有什么秘密手段或朋党行动的话，那也不是多数派。在多数派方面，一切都很正常，很得体，而且是公开的、高于一切的。这个“单一事件”是为了“证明”秘密集团的存在，但事实上，它所表明的情况恰恰相反。其他所有的“事件”都是一样的。
朋党和朋党活动以及永久派别对于那些通过由群众党领导的工人群众运动来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是可恶的。唯一能要求我们效忠的永久性组织是党。派别对我们来说，只是暂时的集团，当眼前的争议问题解决后，就要在党内解散。说到小集团，也就是没有原则基础的哥们儿和朋友的集团——我们自运动开始以来，没有为反对这种可恶的东西而进行教育斗争，以结束我们的小集团。这种指责纯属诽谤，没有一点事实依据。
[1]见《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致詹·坎农的信》（1939年9月12日）。 |
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结论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早已不再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即将到来。随着“商业周期”连续被周期性的危机打断，我们逐渐习惯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灵活性以及该制度在寻求新的扩张渠道方面的能力。然而，我们目前可能面临一些左翼迄今尚未能认真对待的新问题。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的、甚至被主流经济学家称为“结构性的”危机，可能并不表示资本主义的最终衰败。但是这种危机可以表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不降低其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就会在不远的将来耗尽其生命力，更不用说那些作为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债务承担者而继续受到它们剥削的欠发达国家。尽管对于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状况不乏悲观情绪，且这些悲观情绪并不仅仅来自左翼，但这一推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待于进一步被人们所接受。
我首先概略地描述一下背景。在此没有必要过多地谈论资本主义衰败的具体情况，这早已成为了每一个西方国家新闻媒体的日常话题。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陷入了深入而持续的衰退之中，而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暴露了资本主义内部曾一度被冷战掩盖的矛盾与分歧。强大的欧洲经济正在经历着对于它们来说是新形式的长期结构性失业，德国的统一明显加剧了早在欧洲经济最成功之时就已经暴露出来的缺点。日本经济已经开始承受病痛，而其经济“奇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免疫的（不用说在生活和工作上经常承受的繁重的压力）。同时，我们确信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衰退已经最终被扭转过来。但是经济学家在解读经济“指示器”时比平常有了更大的选择性，为了解释经济中的“转向”，他们否认了下述事实，即大量失业或不充分就业、贫穷、无家可归、种族主义以及暴力犯罪似乎已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固有特点。美国稍低的失业率是用低工资工作岗位以及贫穷劳动者的大量增多换来的。西方世界日益增强的生态意识并没有能够阻止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环境恶化。与此同时，传统的政治构成——右翼和左翼——正在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危机，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意大利已经达到了事实上崩溃的程度。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已不再陌生的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经济问题中，迄今为止最明显的标志是结构性的长期失业以及工作方式向雇用临时工以及短期合同工的转变。它们违抗了其他所有经济指示器的波动，甚至违背了增长和就业之间相互关联的最基本的经济常规1。但是，如果这不是新闻，欧洲和北美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的流行术语表明，有人可能忘记了这一点。市场、“灵活性”和“社会”在经济争论中（如果可以称之为争论的话）最新的代名词就是“灵活性”：我们知道，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为了与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必须放松对劳动市场的管制，削弱社会“安全网”并且可能会加强对环境污染的限制，允许将工作条件和环境降低到欠发达的竞争对手的水平。似乎不仅福利、像样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甚至环境保护，都会阻碍竞争、利润率的增长。
上述观点本身并不是那么新颖，至少在极端保守主义那里是这样。但是，为了“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种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要求，除了最极端的新保守主义者没有改变以外，甚至包括反对“灵活性”的右翼和保守主义者也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可能也存在一种“灵活性”向左转的新趋向。由于意识到了长期失业的新现实，不仅西欧的保守主义者在谈论“灵活性”（其中英国不久前还反对社会部门无力的管理），甚至连欧洲的左翼政党也不再明确把它作为一个禁区。
在这一争论中，如果存在可以替代“灵活性”的其他选择，按照一些政党（特别是英国工党）的观点，这种选择就是能够把资本从低工资经济那里吸引过来的高技术劳动力的创作。依据这种观点，培训和教育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主要方案。但对于这种缺乏证据的解决方法的信任似乎还没有明显的绝望。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那种在需求之前就提供技术工人的理论逻辑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幻想。难道有理由设想一些不存在的工作会突然被创造出来去吸纳一种新的技术工人吗？难道不管是在最先进的“高技术”工业中的工作还是那些根本不需要技术的工作，大多数工作（除了典型的低价值的秘书工作）都需要精心培训吗2？
更为根本的是，有证据显示，资本可能不再向高技术劳动力而是更多地向廉价劳动力转移。事实上，有良好培训模式的德国经济目前正在遭受着失业人数增加的困境，这足以使我们对培训解决方案产生怀疑。种种迹象表明，高技术工业正在把工厂从欧洲迁移到亚洲，从熟练但“不灵活的”劳动力转向低成本的劳动力，包括养老金和健康保险，包括对长期和非社会的工作时间、昼夜不停工、恶劣的工作条件缺乏抵抗的“文化”3。
如果培训解决方案不能令人满意，左翼还能提供其他方案吗？由于右翼的观点正在向左转，甚至正在取代温和的新凯恩斯主义，为了忠实于凯恩斯的福利国家理论，使之看来好像愈加具有革命的情势，整个争论的范围可能会改变——而且，目前确实有一些更左的人，把这一领域当成自己的阵地。作为最高的（切实可行的）解放，社会主义被“社会的公民权”，即被提高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权力”所取代。
但是，如果社会的公民权并不比社会主义更加可行，如果右翼是正确的，如果福利国家不再是左翼的天堂，如果我们必须承认福利国家和劳动管理不仅与短期利益的合理性不相符合，更与长期的竞争和增长不相符合，如果西方资本主义的未来真的要依靠降低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标准，如果生产力水平与它们对提高生活条件的贡献之间的不一致性进一步扩大而不是消失，如果我们不能驳回右翼的指责，如果工人的权力、社会的公民权、民主的权力甚至众多居民像样的生活质量确实与利润之间存在矛盾等等的确是（如果过去不是而现在是）真的，并且资本主义自身最发达的形式既不再能产生利润或者“增长”，也不能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更不要说保障社会公正了，难道这不是隐含在“灵活性”讨论中的信息吗？难道我们不应当从对我们经济制度的悲观评价已经不再是左翼的禁区这一事实中汲取一些教训吗？
相反，我们似乎正在遵守一种奇怪的角色颠倒。现在，宣扬资本主义局限性的恰恰是那些资本主义的右翼理论家，而左翼则正在为相信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寻找理由。在这种古怪的倒置下面可能存在另一种奇怪的变位：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揭露了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掩饰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情的社会逻辑，那么，那种逻辑目前正在被资产阶级压迫的金融事件，被经济学家的“灵活性”揭露出来，而许多从前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则已转而信仰“社会”市场这样一种带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市场。
我认为右派关于资本主义利益率的社会成本的观点总体上是正确的。“灵活性”这一术语的确记录了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使老的干涉主义矫正物失去效果的结构性变化。现在，带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可能需要比社会主义更多的国家干预，可能需要甚至比那些最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所设想的还要广泛的国家计划，而且这一次是在国际层面上4。这并不是否认左翼应当竭尽全力捍卫福利国家或环境调节，也不是否认教育是一种明确的福利，从事教育的原因与利益最大化没有任何关系。福利供给、环境保护以及教育必须继续是左翼短期和长期计划的中心。这一点只是简单地承认了资本主义是有限的。我发现，如果不出现“灵活性”倡导者认为的、而且社会市场的拥护者发誓要矫正的那种后果，就很难理解市场是怎样成为一个经济“原则”、一种动力机制和一种经济调节器的。
谈论采用某种“市场机制”作为流通和交换的手段（工具）是一回事。要求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器、一种“合理的”经济保证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我不打算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只是要说，市场规则确保的“合理的”经济，加之其所依赖的价格机制，是建立在一种不能削减的需求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决定其他经济“要素”运作的、劳动力所要服从的相同的竞争规则的基础之上5。这表明，除了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外，在市场的调节器功能与市场的“社会化”能力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
我在前面尤其是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已经谈到，历史学家没有能够认识到，存在于整个有记载的历史中的市场和贸易社会，与“市场”不是一种机会而是一种需要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之间存在着差别。其差别在于生产者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决定的。竞争、利益最大化以及资本积累的规则是有序出现的。例如，现代英国的佃农必须通过市场来使用土地，他们不仅服从于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的需求，而且还受控于租赁市场，在英国所有权关系的特殊条件下，市场迫使佃农只是为获得土地自身的使用权而生产。由于竞争的压力加速了所有者阶级与完全没有财产、被迫出卖自身劳动力来获取工资的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分化进程，那些规则也因此得到了补充。把资本主义发展看作市场扩张的普遍观点，是以这些完全不同的“市场”的合并为基础的（不论那种观点采取的是旧的“商品化”模式，有着其封闭的和开放的贸易路线，还是采取更为复杂的人口统计学论据）。在我看来，不能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与不能认识到市场机会与市场需要之间的差别一样，都成了当前相信社会化市场有无穷可能性的基础。作为经济机制的民主如果右翼关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器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我看来左翼主要的长期理论任务就是考虑另外一种控制社会生产的机制。在市场和中央集权计划之间进行的选择是没有结果的。两者都在各个方面受到资本积累规则的驱动——在一种情形下，是由系统内部竞争和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强加的，在另外一种情形下，是由工业加速发展的需求所强加的。两者都没有涉及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两者都不是被那些剩余劳动并非真正由全体人民的利益所占有的工人的利益所激发。在两种情形下，生产都不易受到民主可说明性的影响。社会市场乃至“市场社会主义”也都没有提供一种选择，自此以后，不管是否具有人性面孔，市场规则仍然是动力机制。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由于社会市场开始看起来更理想化、更缺少可行性，甚至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思考基本的可供选择的办法目前也更加具有现实性而不是更加缺少现实性。
我在整本书中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市场既是一种政治空间也是一种经济空间，它不仅是自由和选择的领域，而且也是统治和强迫的领域。现在我想提出，民主不仅需要被重新视为一种政治范畴，而且也需要被看成是一个经济范畴。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把“经济民主”简单地作为一种更加平等的分配。我打算要把民主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器、作为一种经济的驱动机制。
这里，马克思的直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马克思的直接生产者不是只包括体力工人或那些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6）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显然最有可能开始寻求一种新的经济机制的地方，恰恰处于经济的底部，处于劳动组织自身之中。但问题不仅仅是企业的内部组织，只要占有仍然是由市场决定的并且占有仍隶属于原有的规则，即使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是必要的条件，也不会是充分的。自由联合中的自由不仅意味着民主的组织，而且也意味着从“经济的”强迫中解放出来。
建立一个与目前资本主义企业的分层结构不同的直接生产者的民主组织，在某些方面很简单。在某种程度上，即使资本主义的公司也能够提供某些可供选择的结构，例如“团队观念”。事实上，团队观念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民主，因为它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起作用。但是，即便拥有最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团队”，这种企业也不是由在其中工作的那些人的自决的目标所支配，而是由强加于他们身上的需求来支配的，甚至不是由多数公民的需求和愿望所支配，而是由资本主义市场本身，是由竞争、生产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规则强加的雇主的利益和强迫所支配的。当然，工人仍易受到解雇、工厂倒闭等市场根本原则的攻击。至少，这些新的组织模式不是被设想为民主的新形式，没有使组织对工人或者对整个共同体更加负责，而是恰恰相反，这些新的组织模式被设想为使工人更加积极响应组织的经济需求的手段。这些组织不能满足最基本的民主准则，既然“人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整个公民团体——在所有意义上都不是独立自主的，那么组织的基本目的也不是提高其成员享有的生活平等，更不是追求他们为自己设立的目标。
甚至连工人直接管理本身也不会避免向市场让渡权力。在美国，你只要收听围绕买断（buy-out）联合航空公司的争论，就能够理解这一问题。工人能够聚集起来捍卫其投标的最强有力的证据是他们对市场需求所作的反应并不比他们的资本家雇主少——包括必须要以倒闭和解雇原则为先决条件，因为没有这些原则，市场就不能承担其作为调节器的功能。
新近的、更加民主的企业和工人接管的方式本身就很值得称赞，它们还是其他更多事物潜在的基础。但是，即使所有的企业都这样被接管，仍然存在把它们从市场需求中分离出来的问题。目前，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某些手段和制度无疑是有用的，但是经济的推动力不会从市场中产生，而是从生产者自发的联合体内部产生出来。如果经济的动力需要从民主的企业内部寻找，需要从自发工人本身的利益和目标中寻找，那么，应当寻找把那些利益和目标控制在整个经济管理以及适当存在的大的共同体中的形式。并且那意味着，首先要设计出在企业中交互作用的各种形式。
我并不想假装知道答案。但是与通常一样，首先需要明确问题。因此，我们才刚刚开始依据当前争论的状况进行判断。目前我只想强调一点：我们所要寻找的并不仅仅是新的所有制形式，还要寻找一种新的动力机制、一种新的合理性、一种新的经济逻辑；并且，如果我所想的是事实，那么最有希望的出发点存在于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的民主生产组织中。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取代作为动力机制的市场合理性的好处，不仅会使工人，而且会使所有服从于市场需求结果的人都得到的更多，从他们对工作和休闲条件的影响——实际上正是时间组织本身——到他们关于社会生活质量、文化、环境以及普遍的“超经济”利益。
同时，当前的市场逻辑正在对那些左翼（按照它目前的组成）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毫无准备的事情产生着直接影响。那些应该使西方资本主义复兴的进展——欧洲一体化和北美自由贸易——似乎正在为资本与劳动之间新的阶级对立创造条件。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显然是为了压低美国的劳动条件，使之与邻国墨西哥的劳动条件聚合。欧洲一体化正在削弱各种机制——例如赤字和货币贬值——正是通过这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在过去才能够适应工资增长并缓冲失业压力。
这些后果已经表现在欧洲大量的劳工动荡以及工会的不断政治化方面——最为显著的是在德国。同时，作为亚洲“奇迹”之一的韩国，目前第一次经历一种“现代”阶级政治，而俄罗斯和所谓的“新的民主主义国家”，也因推行市场规则而成为了阶级冲突频发的地区。当左翼政党放弃了阶级政治领域，而新的后左翼也开始去寻求“身份”时，应对这些发展的政治和智力的资源在哪里？例如，由于资本主义的调整增大了沿着错误的阶级路线的张力，并且创造了新的不安全和脆弱的劳动形式，那么用什么来填补因工人阶级政党背叛而留下的政治真空？更加极端的右翼能吗？
没有人能够否认，“新的世界秩序”赋予了左翼一种全新的任务，正像为其他人所安排的那样。但是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危机，也不是唯一需要认真“反思”的划时代变革。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演变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迄今为止，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主要解决方案都是相互矛盾或者违背自己利益的。“灵活的”市场通过破坏它自身的基础，提高了弹性和竞争，因为它从市场中减少了消费者，而“社会”市场，通过服从资本主义规则，为其自己赋予资本主义人性的能力设定了严格的界限。我们不得不从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汲取的教训是，一种人道的、“社会的”、真正民主和平等的资本主义，是比社会主义还要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正如我写到的，据估计，加拿大40%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或处于没有保障的兼职状态，或处于合同雇佣之下。在美国，20%～30%的劳动力只有部分时间被雇佣或者签订有限合同，更不用说大量的、不断增长的从事低工资、专职工作的人数。关于工作方式，特别是美国工作方式的改变，参见菲利普·麦特拉（PhilipMattera）的《繁荣的丧失》（读书，美国麻萨诸塞州，1990年）。↩
关于当代经济中的教育，参见马克·布劳格（MarkBlaug）的《教育的经济价值：教育的经济学研究》（奥德夏特，1992年）。↩
参见《金融时代》中《成本限制促使大陆移动》一文，1992年8月25日。象征性的例子是大规模集成电路，一个美国半导体制作者，首先被高技术劳动力和慷慨的税收激励吸引到欧洲，后又决定关闭其德国工厂，转移到远东。↩
例如，罗勃特·海尔布伦纳关于这些变化的评论，使凯恩斯主义（Keynesian）的解决方案不那么切实可行了。海尔布伦纳坚持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精髓”，但他同时指出，现今持续的失业，不论在其起因还是牵连方面，看起来都不像凯恩斯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可以通过“广泛的投资社会化”来医治的疾病。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差别之一是，“通货膨胀压力在凯恩斯时代并不十分显著（很少为人所知）”，并且可能会减弱所有大胆恢复计划有益影响的“市场的国际渗透”。它表明了经济努力的国际协调的必要性——一个远非我们力所能及的目标。参见《一个改革者的行动》，载《纽约书评》1994年3月3日，第9页。↩
我向读者谈及我的朋友、同事和以前的学生戴维·麦克纳利（DavidMcnally）的著作，他在《反对市场：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判》（伦敦，1933年）一书中，特别是在第六章中清楚地说明了市场作为一种值得赞美的、透明的调节器的含义。↩
理解马克思的生产阶级概念的一个好的起点是他的“集体劳动者”概念，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一个广泛变化的工人，既包括蓝领也包括白领，处于创造过程的各个点上，并且认识到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参见彼得·梅克森的《超出问题的边界》一文，载《新左派评论》第157期，第101～120页。）正是这一阶级的自我解放构成了社会主义，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废除，“生产者”的本性当然将不再由他们对资本生产的贡献来规定。↩ |
第一部分。11．“官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11．“官僚主义”
译者陈湘；校对赤心
在反对派的所有文件和讲话中，党的领导层被描述为最令人反感的官僚主义。更确切地说，党的体制有时被含沙射影地、有时被公开地、直接地描述为斯大林主义性质。伯纳姆否认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但他却坚信斯大林主义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必然”发展出来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以超阶级道德的名义把我们控诉为“一群愤世嫉俗的小官僚”，他们构成了“坎农的腐朽小集团”（《科学与风格》）。而约翰逊从苏瓦林那里学到了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一切，他向党保证说。“他[坎农]更赤裸裸地展示了斯大林主义的党争和党纪的概念，他把这些概念从第三国际带到了第四国际。”《战争和官僚保守主义》的长篇文件，就是为了支持反对派的这一基本论点而写的：党的体制在性质上是斯大林主义的。
这个论点并不是新东西。自十多年前成立以来，我们运动中的每一个反对派，都唱着同一个调，并且总是以此为基础吸引支持者，就像现在的反对派吸引他们一样。为什么呢？解释很简单。
斯大林主义不仅迷惑了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迷惑了反对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斯大林主义中只看到了坏方法。他们忽视了这些坏方法所要服务的特权社会集团和反无产阶级政策。这种对斯大林主义的肤浅看法的受害者从来不缺少，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从来不缺少不择手段的煽动者来运用他们的偏见，当他们没有了政治或理论论据时，就大喊“斯大林主义”。沙赫特曼和阿本一起，在美国左翼反对派早期扮演了这种煽动者的角色，当时我们这个小小的运动还没有达到“机关”的程度，更不用说控制这个机关的特权阶层了。然而到了1935年，沙赫特曼发现自己在争取打入社会党的斗争中站在“斯大林-坎农”一边；而“反斯大林主义”的胡说八道正针对他——这个党的“体制”的主要代表。于是，为了自卫，沙赫特曼--他对任何触及他个人的事情总是非常敏感——想得比较好，把“斯大林主义”的罪名提交分析。这个分析值得在此引用。自从他站在问题的另一边进行论证以来，无论是该体制还是反对体制的旧论点，都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
在沙赫特曼署名的日期为1935年7月30日、发表在工人党《内部公报》第1期上的一篇题为《“组织方法”问题》的文章中，他对有关“斯大林主义”的争论作了如下回答：
但是，那么（现在有些人认为），难道列宁不是纯粹因为斯大林的组织方法、他的粗鲁和不忠诚而发起反对斯大林的斗争，并以这些理由提议解除他的职务吗？在这一提法之外，还加上了一个广泛的影射，即我们这里构成了一个类似的官僚机构，具有类似的方法，必须像列宁和托洛茨基同斯大林斗争那样无情地同它斗争。
这个类比甚至不是瘸腿，因为它连一条可以站立的腿都没有。它的性质是最肤浅的，它没有理解斯大林官僚问题和列宁对其核心人物的态度。（1）列宁仅仅从组织上反对斯大林，这是不对的。这篇著名的遗嘱有一个重要的前言，即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两个阶级合作的基础上的。这就为苏联官僚的成长创造了整个环境。这种官僚制度，在其堕落时期，在不断自我生产的资本主义中，代表着异己阶级的压力。由于这个事实，官僚越来越倾向于压制国家的无产阶级核心；它对无产阶级核心表现出越来越多的蔑视，越来越倾向倚靠敌对阶级。斯大林就是这种官僚倾向的化身。如果把遗嘱同列宁死前不久写的那些值得注意的文章和信件联系起来读，政治和阶级的联系就会变得很明显。如果遗嘱中除了“斯大林太粗暴——把他调开！”之外什么都学不到——那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2）苏联的官僚制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在俄国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发展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它具有密切的阶级联系。它有巨大的物质力量和智力力量可以支配——腐化、堕落、破坏苏联无产阶级基础的力量。把我们工人党中可怜的小“官僚”——或它的任何一部分——与斯大林主义官僚混为一谈，只能以政治幼稚病为由加以解释。
这段话值得党内想要探究这种轻率地谈论“斯大林主义”与我们党内体制的关系的同志学习。整段话值得我们逐行逐字地学习。我着重强调几个特别重要的句子。“官僚越来越倾向于压制国家的无产阶级核心。”这是每一个特权官僚制度的普遍特征。正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特殊的特权利益，而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每一个劳工官僚机构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敌对阶级”结成同盟。正如沙赫特曼恰如其分地说，它“倚靠”敌对阶级，“压制”无产阶级。正是为了贯彻这一政策，违背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特权集团的官僚主义形态和官僚主义方法才成为必要的。不仅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是这样，工会官僚机构、第二国际各党派的官僚机构和一切改良主义劳工组织也是这样。
现在我想向反对派领导人提出两个问题。
1．我们党的体制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压制”无产阶级核心了？给我说出一个支部，或一个工会党团，在讨论党领导的官僚主义虐待时有过怨言。整个讨论，有大量的文献资料，有无数的讲话，但就现任全国委员会的多数派而言，没有发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空气已经被小资产阶级派别个别领导人的叫喊声打破了——上帝啊，他们是多么痛苦啊!但是党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却没有一句怨言。在讨论期间，我从全国各地收到了基层同志的来信，要求提供党内官僚主义的“情况”，但他们中间没有人主动提供任何情况。这种官僚主义就是像紫牛一样的奇怪的动物，大家都听说过，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也就是说，除了一帮脸皮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和未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把个人所受的几根针刺，放大成针对党的普通成员的杀人刺刀——之外，没有人知道。
我说，我们党内是不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官僚主义的！我们的一些好朋友，听到这种愚蠢而又毒辣的指控一再重复，推理说“有烟的地方就有火”，他们可能在想，“也许我们应该进行一下自我批评。”绝不是在这一点上!全国委员会中的无产阶级多数派在政治上有许多过失和罪过，它必须承认效率低下、忽视机会、纪律松弛等等。但是，对党的单位或工会各党团的官僚主义处理不当——完全没有!
实际上党的每一个无产阶级支部都支持多数派!党内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每一个工会党团，除了纽约市的几个白领党团外，都一致或几乎一致地支持多数派!这不是偶然的。官僚主义首先和最后打击的是每一个组织的无产阶级部分；官僚主义“压制无产阶级核心”。如果说党的无产阶级部分从讨论的第一天起就本能地被多数派所吸引，被反对派所排斥，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官僚主义的每一种具体表现都最为敏感。这是因为他们判断“组织问题”的标准，不是在冗长的文件中读到的，更不是某人在他们耳边嗡嗡作响说的，而是他们从自己与党的领导层及其不同部门的经历中看到和了解到的。
2．你们称党的机构为官僚机构，阿本、伯纳姆和沙赫特曼三位先生？你还进一步把它描述为“斯大林主义”性质？很好，先生们，请告诉我们，在第四国际美国支部里，这个“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的特权是什么？它的“倾向于依靠敌对阶级”——什么阶级——表现在哪里？它要为哪些特殊利益服务，使它“压制无产阶级核心”？沙赫特曼在1935年的上述文件中告诉奥勒尔-阿本-米斯蒂，“苏联的官僚制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我们的“可怜的小官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我们党的“机构”到底是什么？这批被甘于自我牺牲的伯纳姆选中，不屑一顾地称为“一群愤世嫉俗的小官僚”和“腐朽小集团”的人是什么样的？让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问题。“机构”，即全国委员会和专职党务工作者，不是一个经济上的特权集团，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于全体党员利益的特殊利益。现实情况则完全不同。党的专职工作人员是指那些与众不同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由于出色的能力，经党员的一致同意和认可而推举他们从事专职党务工作，或者是由于能够自我牺牲，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些同志愿意以较低的报酬承担党务工作者的职能，甚至比私人雇佣通常给工人保障的最低工资还要低。
党的普通成员很清楚这一点，不想再听到对专职党务工作者的任何诋毁，特别是来自于那些面对专职党务工作的牺牲和职责退缩的人的诋毁。我们的党不是像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党。我们不允许我们的运动由业余英雄来领导，而苦力工作则由专业职能人员来做，此外，他们还要忍受每周来参观一次的“老爷们”的虐待。党尊敬和尊重它的专职人员。它认为专职革命者的职业是所有职业中最光荣的。每个青年党员的最高愿望和抱负，应该是使自己有资格从事这种毕生的职业。
我们党的“机构”既不是一个官僚机构，也不是一个派别，更不是一个小集团。它是一群被挑选出来的人，根据各人优点、能力和经验，以及他们不惜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为党服务的意愿，而履行不同的职能。在他们的选拔中，没有任何“资助”的因素；哪怕是对这种事情的一些暗示也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侮辱，尤其是当这种说法是，就像它通常是的那样，出自那些为了革命而错过一个宴会邀约的处境良好的半吊子之口时。也没有理由认为，在挑选党的职能部门人员时，存在着任何派别歧视或偏袒。反对派一直有代表，而且被很好地代表，尤其是在中央的编辑和办公室职位上。
反对派人士自己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少数派的成员确实占据了许多职位……坎农丝毫不反对党内每个人都做尽可能多的工作，哪怕是在重要的岗位上，只要他有能力处理好就行。”那么他们在抱怨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官僚竟然“丝毫不反对”任何人起着任何他能够“处理”的职能，即使是在“重要的岗位”上？试着在一个真正的官僚机构——例如斯大林主义或刘易斯-格林官僚机构中发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的“职位”几乎都是分配给“体制”的支持者，而绝不是分配给“任何人”。如果说党的实地工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多数派的支持者，那也不是为了报答“恩情”。而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型的二级领导人自然地倾向于反对派，往往对职责艰巨、经济不稳定的实地工作望而却步。他们为内战做准备，首先要为文职工作做准备。另一方面，多数派阵营的领导候选人，在他做了一段很好的实地工作，在阶级斗争中与工人直接接触时表现出他的能力和他能学到的东西后，才会受到重视。
至于那些杰出的工会工作者，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取得重要的职位，不是靠纽约的“任命”，而是靠自己的活动和功绩得到工人的认可。如果说实地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会工作者从斗争一开始就倾向于“站在”反对办公室领导人的一边，那不是因为他们沉迷于某种荒谬的法西斯主义的“领袖崇拜”，而是出于相反性质的考虑。他们的工作性质，每天都直接地、立即地受到党中央领导的行动和决定的影响，这使他们对党中央领导的真实品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批判态度，比那些远离阶级斗争的党员，仅凭领导的文章和讲话来评判他们的情况要好得多。党的工会工作者对所有的党的领袖都太了解了——他们太了解人了，他们不会成为任何一个人的“奴性崇拜者”，也不会期待任何人是完美的。如果中央的多数派领导人的表现怎样都不能令他们满意——毫无疑问，情况就是这样——他们也不急于用表现更差的其他人来交换他们。他们是实事求是的人；如果他们必须要在两个害处当中去选择，他们就会选择害处较轻的那个。
我们党没有具有社会特权的官僚，党内生活以民主而非官僚主义为主导，这个事实当然不会排除个人甚至团体出现官僚主义做法和官僚主义倾向的可能性。但恰恰是这些反对派的批评家们，把这种倾向表现得最为粗暴，而且不止一次。事实上，小资产阶级领袖是倾向于向着官僚主义的做法发展的。从这个派别的性质来看，很难说不是这样。有一些明显的事例表明，当他们放开手，能够在没有多数派的反作用力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时，他们是怎样表现出这种倾向的。他们在汽车危机中的行为从头到尾都是不可容忍的官僚程序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这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还没有承认或纠正他们的无法辩解的程序；他们仍然只提到汽车危机，试图解释自己的行为，以牺牲批评者的利益为自己辩护，并转换问题，把攻击转向批评他们的人。
在《战争和官僚保守主义》一文中，他们在这份约25000字的文件中，关于汽车危机的篇幅只有一段。而且这一段不是用来讨论危机和他们在危机中的行为，而是用来讨论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以使其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坎农”要为他们的失败承担负责，就和其他事情一样，尽管在汽车危机发生时坎农远在三千里之外。在一篇现在已经属于党史的出色的文章《汽车危机的真相》中，克拉克同志写出了汽车危机的全过程，这篇报道的每一点都得到了核实和记录。这篇文章说明了一切，将成为今后每一次讨论办公室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具体含义的源资料。
在这里，我只想对这一不光彩的事件发表几点一般性意见。现任的少数派全面负责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们的一切麻烦负有责任的第七位委员，远在大洋彼岸，没有能力以任何方式妨碍或限制他们的行动。汽车危机是对体制——他们的体制的真正考验。这是对他们领导党的能力的真正考验，也是对他们在困难复杂的情况下领导工人的能力的真正考验。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首先是把政策搞乱了。这个政策是在伯纳姆的研究报告中酝酿出来的，它为我们工会党团规定了一个行动方针，而这个方针是与行业内工人的运动背道而驰的，如果按照这个方针去做，就会在几个星期内把我们的同志扫出汽车工会。当包括党内最精干的工会工作者和四名全国委员会成员在内的整个汽车党团起来反对他们时，他们以三票对二票、一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重申”了他们以前的立场，称这是党的决定，并诉诸于纪律和正式权威!
当他们最终屈服于汽车党团的压力，再加上所有有机会表达自己意见的全委会成员的压力，他们以一种可耻的方式屈服。他们对此事不闻不问，把执行新政策的全部责任推给了汽车党团。然后，他们在发给各支部的声明中对汽车党团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声明还“警告”说，汽车党团同志的政策不会有好结果，“党的路线”——即伯纳姆、维迪克和阿本的路线——将被证明是正确的。然后，他们以典型的洛夫斯东派的方式，即傲慢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方式，把攻击的矛头转向那些纠正了错误政策并在抗议政策时表现出独立性的实地工人，宣布他们只是属于“小官僚”的“腐朽集团”的“举手者”。在我们的运动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可以与之比较的，在具体的情况下，傲慢、不客气的和令人唾弃的官僚主义的例子。官僚主义确实“压制”了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但事实证明，这个无产阶级内核是顽强的，是有抵抗力的，是能够维护自己的。在被冒犯的办公室出身的小资产阶级领袖眼中，这才是它真正的罪行。
另一个不折不扣的相同类型的官僚主义的例子，表现在去年春天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关于明尼阿波利斯支部的选举政策的提案中。如果这些建议没有被挫败，可能会对党、对中央领导与明尼阿波利斯支部之间的关系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该支部原来提名了自己的独立候选人竞选市长。当工会会议提名了一名劳工候选人时，支部决定撤回自己的候选人，支持劳工候选人。在那个时候，政治委员会指示我在访问明尼阿波利斯支部时调查该事件。在访问时，我询问了提名该劳工候选人的会议的情况。我被告知，那是一次参加人数众多的重要工会会议，而且劳工候选人是由他们赞助的。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撤回自己的候选人，支持劳工候选人的行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因此在5月2日的会议上向政治委员会报告了。伯纳姆立即提出了一系列反对这一行动的议案。我引述1939年5月2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
伯纳姆提出的动议：
1．政治委员会认为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支部从市长初选中撤回自己的候选人，转而支持艾德的行动是：（a）对保守的工会官僚的机会主义让步；（b）关于支持艾德的做法，与党的主张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立场相冲突。
2．指示书记与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支部沟通，并根据上述动议提出对行动的全面分析。
3．在《呼声报》上发表一篇措辞谨慎的文章，阐明这一情况和政治委员会与之相关的观点。
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建议!伯纳姆没有与明尼阿波利斯进一步商谈，就想在选举活动中，在我们机关报的专栏上公开否定他们的政策。沙赫特曼表示自己当时就准备投票支持伯纳姆的动议。（很明显，这两个人，表面上反对委员会会议之间的一切非正式协商，却已事先在他们之间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对明尼阿波利斯“定罪”了）。在这次事件中，他们表现出的特点与几个月前的汽车危机一模一样，表明他们没有从那次经历中得到任何教训。伯纳姆动议的政治路线是绝对不正确的；明尼阿波利斯同志是正确的；提议的程序——在党的公开刊物上不假思索的否定——是可恶的官僚主义作风。
幸运的是，这次在政治委员会中有一些限制性的影响。作为全委会成员出席的戈德曼提出动议：“我们指示书记写信给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支部，要求他们为撤销哈德森同志的市长候选人资格而支持艾德这一行动做出全面的解释。”他的动议被接受，行动推迟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发出更详细的资料为止。两周后的5月16日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记录了进一步的发展。
收到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信，提供了关于明尼阿波利斯选举情况的详细信息。
伯纳姆提出问题，表明需要了解几点情况。
伯纳姆提出动议：请明尼阿波利斯党支部提供更多信息，在收到这些信息之前，我们先搁置这份文件。通过。
5月31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再次简要地将明尼阿波利斯问题列入议程，并记载在会议记录中。
宣读了明尼阿波利斯的信，信中回答了上次向他们提出的关于选举政策的问题。
动议：此事将留待下一次委员会会议处理，届时伯纳姆同志将出席，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始动议是他提出的。通过。
此事最后在6月6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得到处理。这一天的会议记录涉及此事的内容如下：
坎农总结了从明尼阿波利斯收到的关于选举情况的进一步信息。
一般性讨论。
伯纳姆撤回他在1939年5月2日会议上提出的动议，并作如下声明：“我们收到的进一步信息表明，我以前所持的观点，以及在议案中提出的观点，即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选举中支持艾德是不符合我们工党政策的，是不正确的，因此，我希望撤回该议案。”
坎农提出动议：政治委员会认为明尼阿波利斯支部撤回候选人，支持艾德参选的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一致通过。
一份真正具有启发性的编年史记载了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和官僚主义行为。让每一个对丝毫官僚作风的危险都很敏感的地方组织都来思考这个事件。如果伯纳姆-沙赫特曼获胜，明尼阿波利斯同志的行动就会在《社会主义呼声报》上遭到否定，他们就会被公开抹黑。他们除了撤回对劳工候选人艾德的支持，重新加入自己的独立候选人之外，别无选择。然后，五个星期后，也就是选举前大约一个星期，有人会平静地告知他们，在经过更彻底的调查后，政治委员会的动议被“撤回”，明尼阿波利斯支部可以自由地在公开场合再次转变态度，最终支持艾德的候选人资格。也许，政治委员会甚至可能会大度地否定其对明尼阿波利斯同志政策的否定。然而，这是个相当推测的假设。即使在伯纳姆被迫撤回他的谴责动议之后，他也没有像记录所显示的那样，有风度地提出批准的积极动议。
小资产阶级派别的领导人对他们在党内无产阶级部分的“威信”受到损害的情况大加抱怨。但是，最恶毒的敌人对他们的影响和权威的打击，不可能比他们在汽车危机中和在明尼阿波利斯地方选举中采用的这种做法和方法对自己的打击更重。 |
第一部分。10．“保守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10．“保守主义”
译者陈湘；校对赤心
“实验政治”的鼓吹者伯纳姆企图把党的体制定义为保守的，并把保守主义问题上升为政治原则，这只会给党的讨论带来混乱。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都是贬义的。用这种缺乏阶级内容和阶级政治意义的笼统术语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描述群体和倾向及其阶级基础和阶级特点的精确术语，无助于澄清争论和党性教育。在有良好的前进机会时，却站在原地不动的保守，无疑是一种错误。另一方面，在别人退缩的时候坚守阵地，是一种不可轻视的美德。在别人逃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第四国际的纲领时，我们坚定地站在这些原则和纲领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保守主义”，被非常恰当地定性为保全党的必要条件。
如果把保守主义定义为一种例行公事，懒散，在察觉前进的机会时迟钝，在把握这些机会时犹豫不决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否认，我们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它的“体制”，绝非没有罪恶。这种倾向是每一个有“宗派”渊源并为环境所迫而长期与世隔绝的团体所固有的。第四国际许多支部都深受其害，以至于解体。
在所有孤立的团体中，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倾向，即以单调地重复坚持伟大的原则来安慰自己，而不去寻求运用这些原则的方式方法和新的机会。这种倾向在我们整个国际的运动以及在美国支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在宗派主义团体对著名的“法国转向”的抵制，以及对从宣传小圈子转向群众工作的总方向的抵制。
在某种程度上，保守主义表现为一种趋势，我们大家在与世隔绝的艰苦岁月中都或多或少地屈服于这种趋势，即循规蹈矩、懒散的程序、过分谨慎和满足于极其微小的成就的倾向。毫无疑问，目前的多数派在这一点上受到批评也是合理的。我个人认为，在过去11年半的时间里，我们无论怎样忙忙碌碌，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地位，以及党与对手之间的力量关系。但我确实相信，如果我们表现出更多的活力、更多的主动性、更多的胆量，我们在数量上也许可以比今天强大一倍，并处于一个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更有利的位置。我们必须坦率承认这些缺点，并努力克服它们。然而，我怀疑我们的少数派能否帮到我们。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格言的智慧，不如说是榜样的激励。这始终是他们的弱点。他们做得远不如说得好。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的言行不一。
我曾说过，我们所有人，包括多数派，都表现出精力不足，主动性不足等等。我们由此承认，我们在习惯上和实践上不是布尔什维克，只是努力去成为布尔什维克；懒散和懈怠是孟什维克的特征。但是我们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理论；它没有任何保守的地方。在我们的政治上，也就是在我们的理论原则的应用上，能公正地控告我们是保守主义吗？我不认为我们的记录可以证明这样的控诉是有道理的。政治的本质是了解特定情况的现实，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并且付诸实施。
在美国托洛茨基运动的最初时期，当我们还是孤立的与世界对抗的一小撮人时候，我们刻意把自己局限于宣传工作上，避免进行任何形式的矫揉造作或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活动。在我们看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干部队伍，这也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到群众中去。老前辈们都能清楚地记得，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我们是如何被韦斯伯德式的喧闹的夸夸其谈的人所纠缠不休的，他们向我们承诺一条通往群众运动的捷径，只要我们放弃“保守”的宣传套路，用宏伟的活动计划来代替我们为自己规定的适度任务，并在总体上从事“群众工作”——好像这是由我们决定的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样。我们现在少数派的一些歇斯底里的焦虑，令人奇怪地联想到这个对革命神经过敏的人的胡言乱语。我们坚持适度的宣传任务，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招募了一批干部。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我们已经为面向群众运动中更广泛活动的决定性转折做好了准备，并且我们做到了。至于韦斯伯德，他在这段时间里被自己的鼓动弄得疲惫不堪，落了下风。
在运用群众工作的新方针时我们有没有忽略一些机会？毫无疑问有的。在一些地方，我们错过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伟大运动。但我们的确抓住了一些主要的机会。在米斯蒂运动开始形成一个政治组织的时候，我们就找它进行合并，并成功地执行了。在一次行动中，我们清除了道路上的一个中派主义的障碍，扩大了我们自己的力量。当社会党内的骚乱为我们的介入提供有利的机会时，我们就直接向它开辟了一条路线，粉碎了自己队伍中的宗派分子的抵抗，打入社会党，实现了与左翼的融合。我们抓住机会，渗透到数个地方和行业中的工会运动中去，今天我们在那里有了党最坚实的无产阶级基础。
目前多数派的主要核心在所有这些进步事业中都处于前列。这种记录被称为保守是不恰当的。而是恰恰相反。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在最基本的任务，即工会运动的渗透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但在这个领域所做的工作，几乎完全是由我们完成的。这不仅说明了我们能动的进步性政治路线，而且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方向。恰恰是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首先是现在高声疾呼反对我们的“保守主义”的阿本这个小集团，他们自始至终都表现出最保守的倾向，最厌恶真正参与到汹涌的工人群众运动中去。
继伯纳姆之后，反对派只是在我们拒绝接受在苏联-纳粹条约签署后修改第四国际关于俄国问题的纲领，而是重申我们的基本立场时，才开始把我们称为保守派。他们的全部理由就在于此。他们由此推断出我们整个历史的保守倾向。他们还抨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国家的阶级理论、评价一切政治问题的阶级标准、政治（包括战争）作为阶级利益表现的概念，等等——所持的泥古不化的态度。从这一切中，他们得出结论说，我们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并把这个称呼扩大到涵盖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
这种“保守”，他们认为是一种错误，我们却认为是一种美德。我们的目标是坚定地“坚持”这些在最伟大的历史事件的考验中得到验证的原则，在我们看来，这些原则构成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纲领。我们仔细研究了伯纳姆向我们提供的替代方案。它们不是他自己的制造。他不是任何东西的发明者或始作俑者。伯纳姆所提供的产品都是假冒伪劣的东西，如果你仔细检查，你会发现每一件东西上都带有另一个阶级的商标。伯纳姆不过是陈腐商品的经纪人，资产阶级的空头理论家反复用这些商品来打发工人，而且总是不利于工人们的斗争。我们对此一概不接受。我们坚持自己的纲领。我们不接受任何替代。如果这就是保守主义，那就充分运用它。 |
第一部分。9．党的体制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9．党的体制问题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在这一节中，我打算讨论党的“体制”问题，并着手讨论那篇名为《战争和官僚保守主义》的异想天开的温切尔[1]式的文件中所包含的论点和指责。首先，我应该为温切尔说一句公道话，他之所以以传播流言蜚语而获得杰出声誉，是因为他对自己散布的小道消息的准确性或多或少采取谨慎态度。反对派的八卦专栏则没有这个特点。我拿起它进行批判性阅读，手里拿着铅笔，打算把突出的观点标出来。很快我就把铅笔放在一边，因为我发现自己几乎在每一页的每一行都做了标记。
在约25000字的整份文件中，没有一个诚实的段落。对于那些准确报道的事件，它只讲了一半。那些被全面、正确报道的事件，则被误解了。怀疑和偏见被当作事实陈述，还掺杂了不少直接的假话。他们报道的期间中发生的一切都被带有倾向性地歪曲和曲解。而最重要的事实和事件则被悄然忽略。从头到尾都是不诚实的编造——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客的产物，他们把弄虚作假、琐碎的抱怨、个人指控和小道消息与原则性的论点相对照。
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所以成为近代唯一诚实的政治运动，并不仅仅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优越的道德品质——他们的道德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还因为，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他们正确解释和捍卫了工人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的直接的和历史的利益。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政治与工人及其先锋党的利益之间没有矛盾。他们可以说真话——全部的真话。他们不需要谎言、伪造、半真半假、歪曲和诡计，这些都是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客的惯用伎俩。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政治问题放在首位，把组织问题放在次要地位，而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同其他所有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一样，颠倒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方法，总是把主要的论证放在批评党的体制，即领导层及其领导党的“方法”上。正是这个问题而不是俄国问题使该集团的领导统一起来，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大部分支持者——主要是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是通过围绕体制问题的争论而为该派招募而来的。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问题，与有争议的理论和政治问题相比，也是次要的，在讨论中不得不从属于理论和政治问题。在讨论的早期阶段，我们抽出时间来回答这些琐事是很荒谬的。但是，既然基本问题已经充分澄清，那么，现在是时候着手考虑次要问题，给反对派批评者以他们所坚持要求的答复了。在这个领域里，也有一些东西需要学习：第一，关于事实与虚构的问题；第二，关于重要的分歧点与堆积如山的琐碎事件的问题；第三，关于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我们与反对派集团在根本问题上的冲突之间的紧密联系。
如果我们把反对派文件中专门针对体制的大量材料筛选出来，试图把各种抱怨、不满和批评适当分类，那么，我们最终就会把对党体制的控诉分成以下几大块。
1．体制（领导层）在政治上是保守的。
2．方法上是官僚主义的。
3．现在的领导集团（全国委员会的多数派）实际上是由一个凌驾于委员会之上的“小集团”主导的，他们对党的管理方式是不规范的、违反党章的。
4．但这个“小集团”存在着“领袖崇拜”，其本身由一个人主导，其他人只是摆设。
5．凌驾于“小集团”之上，凌驾于委员会之上，在党内实行“一人领导”的个人，就是坎农。
他们把我放在一个不存在的金字塔顶点的半空中。第一件必须要做事就是脚踏实地。从这个比较坚实的有利位置上，不难回答控诉中所有最重要的观点，并从现实的角度解释党的领导中的情况。如果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必须承担一项并不十分令人愉快的任务，即大谈自己以及我在党的历史创造中所发挥的或未能发挥的作用，那么，党内的同志们必须理解，我这样做只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以这种针对个人的方式提出的。对于个人的指责，我不会回避，也不会不回答。我们没有理由回避什么，因为所有的事实和所有的真理都在我们这边。我们的错误和缺点足够多，但反对派的批评几乎没有触及这些错误和缺点。他们的攻击针对的是我们的优点，而不是我们的缺点。
主要批评涉及两年多前芝加哥大会以来的整个时期。根据一切都很糟糕的理论或假设，他们把一切做了或没做的事情的责任都归咎于全国委员会目前的多数派，或者，它们口中的“坎农体制”。但是，没有人能够发现过去几年左右的党的体制方法和在这之前的自我们的运动开始以来的这些年的方法有什么大的区别。反对派并不打算作任何这种区别。他们攻击的是整个事实记录。阿本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体制问题“在这些年里从来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而我们运动的抒情历史学家约翰逊[塞利尔•莱昂内尔•罗伯特•詹姆斯（C．L．R．James）]，他什么都没看到，却什么都知道，却写道：“十年来，领导权一直在坎农手上。”（假设，如果约翰逊指的是美国第四国际运动的整个历史，那么应该指出，它不是在10年前开始的，而是在11年半以前开始的）。
既然我远远没有否定这过去11年半的记录；既然我认为它在总体上是好的，而不是坏的；既然，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这个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党，比任何其他党都建立得更牢固，而且比任何其他党都更接近它的伟大原型的模式——“它是历史上第二个以布尔什维克路线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党”，不可言喻的约翰逊这样说，——既然我对我们11年半的工作和成就持有这些看法，我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承担理所当然应该由我承担的任何一部分责任。但是，把所有的功劳，或者，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于我，这在历史上是不准确的，而且对真正理解根植于过去的目前党的领导层的斗争也是不利的。许多人对党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历史上没有一个党比我们的党更民主，更不受组织机构的强制或任何形式的限制。在这种自由民主的气氛中，我们的运动发展成了一个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中，许多不同的力量、倾向和个人都有最充分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真实品质，为党的发展和党的领导干部的塑造作出他们的贡献。
但是，我们的党，和其他任何一个党一样，都无法逃脱敌对阶级环境的影响和压力。从我们的运动开始，这种压力就或多或少地表现在党内的倾向斗争中。我们党并不是像肤浅的约翰逊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成分均匀的布尔什维克党，而是一个努力去达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标准的组织，一直被内部矛盾所困扰。目前的内部斗争只是这种长期的内部反面倾向斗争的剧烈发作而已。
党（体制）的领导权自始至终没有被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倾向所垄断。在公开的派系斗争时期，多数派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少数派，并被迫与之分担责任。在党的和平时期，中央领导不是依靠一个人，而是依靠一群不同类型的人，他们之间既有一致的观点，也有冲突的观点。这个领导集团中的平衡，从来都不是太稳定，而是通过相互妥协和让步的方法不断支撑起来的。
自芝加哥大会以来——更准确地说，自1935年以来——党的“体制”并不是由一个单一和谐的、成分均匀的团体所代表，而是由一个不稳定的联盟所代表。这个联盟在缺乏完全成熟的政治分歧的情况下，尽管有相当大的内部摩擦，但还是维持在一起。只有当其不同组成部分的内在倾向在战争危机临近的压力下被迫显露出来时，这个联盟才会分崩离析。摩擦、不稳定、分歧和冲突只是偶尔爆发成公开的斗争，更多的时候是通过相互妥协和让步来调整。反对派领导人现在试图将这种情况追溯解释为一个秘密“小集团”的阴谋的结果。实际上，所有这一切只是证明，一方面，领导委员会缺乏同质性；另一方面，大方向上的根本分歧还没有明确确定。这就需要战争临近时所带来的危机压力，才能充分清晰地暴露出联盟领导层中各团体和个人的政治体质。这表现在冲突经过逐步、长期的发展，然后才在现在的派系斗争中公开爆发。
恰恰是在危机时刻，领导者的真实性格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这些个人内在品质往往是事先就有预兆，随着这些品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天天地发展，他们通常是由那些处在近距离的位置上的人观察到的。参与目前斗争的两个阵营的代表就是如此，这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意外。两个阵营的领导人走到今天的位置，并不是偶然的。党的队伍中的两种对立的倾向——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聚集在党领导层中彼此竞争的派别周围，深刻地本能感觉到，在每种情况下他们都有必要结盟。领导层的两极分化几乎立即在党的队伍中产生了类似的两极分化。在现在分裂的领导层中，每一个派别都把最能真正代表自己内在倾向的那些分子收归自己这派。
现在已经分崩离析成派系的领导层，可以恰当地说是在反对米斯蒂-阿本联盟和宗派主义的奥勒尔派的斗争中得到了统一。它在1936年春天的大会上接管了党的指导。在我们打入社会党的整个期间，也就是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众所周知，我不在中央，而是在加利福尼亚。我们派别在社会党中的行政管理和政治指导权掌握在目前的少数派手中，主要是伯纳姆和沙赫特曼。诚然，我曾试图以通信方式参与这种指导，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正是在这一时期，目前反对派的领导人首次向我展示了他们可恶的和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观念，即把领导权视为专属于中央办公室的人的职能。我“从外地”提出批评和提议很少得到考虑。
我在加利福尼亚的逗留，我与那里同志的个人关系，以及我与他们在富有成效的政治和宣传工作以及工会活动中的合作，将永远是一个愉快的回忆。同时，我必须说，我通过通信参与纽约中央工作的尝试是徒劳的；我无法从他们那里看到丝毫理解的迹象，也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对我们在加利福尼亚所承担的繁重任务的考虑或同志式的帮助；他们对我们在当地的机会、问题和困难的冷漠和愚蠢的官僚主义无视；他们狭隘的、多疑的、办公室领导对创办《劳工行动》的敌意；他们对这项事业的刻薄的破坏，甚至企图把它解释为反对他们的“演习”——所有这些，可能是我在革命运动中所有活动中最令人气愤的经历。我至今想起来也不能不感到痛恨。
“去和官老爷打交道吧！”纽约推车小贩带着讽刺的绝望说，当他其实是想说“没希望了；你无法得到公正，甚至无法从那里面骄傲的办公室官员那儿得到听证的机会”。当年在纽约中央负责的人给我上了难忘的一课，告诉我如何不在办公室里领导实地工人的活动。我理解我们汽车业支部的同志遇到“办公室”同样态度时的心情。我知道他们白热化的愤怒，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打倒办公室领导!让办公室领导见鬼去吧!你永远不可能从办公室建立一个无产阶级运动!
※※※
反对派的具体批评，虽非全部，但绝大部分是针对芝加哥大会[1937年12月-1938年1月]上正式成立的“体制”，这个体制一直运行到去年7月的第二次大会。很好，那这是谁的体制呢？
当反对派领导人写完他们的控诉的时候，他们一定想到了这个并不重要的问题。在用无尽的篇幅诋毁描绘了一幅党的软弱、病态和失败的可怕图景，并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党的体制”，进而归咎于“坎农”之后，他们突然出乎意料地提醒自己，这幅图景一定有点片面。他们在后面加了一句补充的话：“最后：我们不会把党的所有弊端都归咎于坎农”。自然，我很欣赏这种“最后”的慷慨姿态。但是，如果加上一些具体的细节，真实的情况还是会更清楚，会更准确地反映现实。
在这整个时期负责指导党的政治委员会由现在反对派的六名成员组成，再加上坎农。其他成员是伯纳姆、沙赫特曼、阿本、维迪克、麦金尼、古尔德。在国际工运史上，还有什么地方的表现比一个决定性委员会的七名成员中的六名成员——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都是“领袖”——抱怨委员会的运作方法并指责第七名成员更奇怪吗？当第七位委员把党带入歧途时，那高尚的六位委员在做什么？坎农的投票权是否超过了一票？是否存在任何事情，或者能否有任何事情未经他们同意就被决定？是否有作出的任何决定、发表的任何声明、给出的任何政治指示、任何被开除的人，未经他们投票？有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未经他们的批准而被从可怕的“机器”中任命或撤职？不论他们怎么逃避，他们都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委员会，这个他们所抱怨的“体制”，是他们的政治委员会——再加上坎农。
此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不在纽约，去外地或国外。也许在这段间隙时间里，六位“特丽尔比”[2]，没有了“斯文加利”的影响，对委员会的运作进行了彻底的改进，用“进步”的政治代替了“保守”，消除了官僚主义的做法？不，那正是事情真正加速变坏的时候。
其中有一次，解放的政治委员会把我们在纽约的劳工党政策解释为，我们可以支持美国劳工党的候选人，不论他们是否得到资本主义政党的支持。1938年9月23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是这样写的,“我们对所有独立的美国劳工党候选人给予具体的批判性支持，无论这些候选人是否也得到了其他任何党派或团体的支持。通过。”这个由伯纳姆提出的政策，将使我们承担支持美国劳工党的入党党员拉瓜地亚的义务，使托马斯-阿尔特曼社会党分子在我们的大斗争中有正当的理由，并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发生分裂，使党偏离了只作为独立阶级政治的表现而支持劳工党的阶级路线。我和沙赫特曼从世界大会回来后，在他的支持下，我提议改变了这个绝对站不住脚的立场。
在另一个场合，当我不在欧洲的时候，他们制造了汽车部门危机的怪事，这个事件在我们运动的整个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把政治上的无能和官僚程序结合起来，每一个都达到了能够想象的最高程度。
汽车部门危机的失败决定了委员会的厄运。伯纳姆和沙赫特曼试图通过对我的阴谋来弥补他们在汽车业支部受到的虚荣心上的伤害；他们开始第一次嘀咕一个“坎农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对政治委员会没有任何“尊重”。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陷入了永久瘫痪状态，失去了权威，也不再有理由和权利存在。大会后的全体会议对其实施的致命一击的确是“仁慈之举”。
记录表明，全国委员会目前的多数派并不对芝加哥大会到纽约7月大会期间的党的体制负全部责任，甚至也不负主要责任。7月大会至10月全会期间的临时政治委员会也是如此。这个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也属于目前的少数派。只在十月全会上，当俄国问题的根本性争论凸显出来的时候，政治委员会才进行了改组，全国委员会目前的多数派对委员会的组成承担全部责任。
可以确定的是，从芝加哥大会到去年10月全会的整个期间，目前的少数派构成了党的指导机构的多数派。当然，在评价对党的制度的批评时，必须考虑到这个小细节。可以肯定的是，多数派的成员和我个人都要承担部分责任。就目前的少数派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支持我们的主张和我们的方法，或我们支持他们的主张和方法而言，我们负有全部责任，而且丝毫不否认这一点。没有人把我们引入歧途。目前的少数派中的个别成员可以拒绝承认他们行为的责任，也可以任意地翻脸不认账。就我们而言，我们承认在我们的参与和批准下所做的任何事情。
[1]华尔特·温切尔（1897-1972），美国记者，擅长报导小道消息和八卦新闻。
[2]两个人名出自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耶（GeorgeduMaurier）于1894年出版的经典小说《特丽尔比》（Trilby），书中催眠师斯文加利对女主人公特丽尔比实施了催眠术,并利用她为己牟利。 |
第一部分。8．阿本主义：一种疾病的个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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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8．阿本主义：一种疾病的个案史
匡红翻译；赤心校对
差不多从11年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这个国家开创以来，其正常的发展和运作一直受到某种内部“疾病”的阻碍，这种“疾病”不断毒害党组织的血液——它的名字叫做阿本主义。十多年来，阿本主义一贯不间断地表现出以下特点:派系政治，不断传播对党的体制的流言蜚语和抱怨，原则问题服从组织和个人考虑，每场派别斗争中无原则的联盟活动，以及意识形态背叛。
这种内部顽疾长存且危险。在“正常”时期，如果没有公开的派别斗争，它就会处于休眠状态，以削弱党的活力。而一旦派系斗争中出现严重的政治分歧时，这种顽疾总是立即以极其恶毒的形式出现，最大程度地使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化，把它推向分裂的边缘。
阿本团体已然演进为了永久性的“家族”团体，其顽固的存在和背信弃义的做法为党内所有老成员所知。十多年来，它发动了时而公开，时而隐蔽，但从未中断过的反对党领导的派别斗争。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大多数领导同志在相互冲突的政治观点的斗争中难免都会有分歧，并形成临时的派系团体。但争端解决后，和平是得以实现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得以恢复;反对者经常成为最好的朋友，没有任何怨恨。但是，阿本，没有政纲，没有一次提出任何独立的政治立场，因而便从来没有和解，以及从来没有停止他的难以理解的一系列派别斗争。
在当前争论中，阿本只是在重复他那些老一套做法。他加入一个组织联盟；他用自己在俄国问题上的立场，换取一个反对党的体制的团体；他毒化了讨论氛围；现在，就像以往的每个关键阶段一样，他总是故意朝着分裂的方向努力。在他1月29日写给托洛茨基同志的信中，他甚至宣布他打算“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说到底，他现在的意思显然和他在过去类似情况下的一贯意思一致——不是追求在大会上由党的多数作出的民主决定，而是破坏性地分裂党的队伍。
阿本这段无可辩驳的记录写进了我们党的历史。年轻的同志们必须了解这段历史，不能忽视它。这些知识有助于他们避免派系政治和联盟活动的危险陷阱。沙赫特曼这些天很忙，企图把我们过去丰富的历史混同成一系列争吵，且从中得不到任何教训。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是为小事而争吵。沙赫特曼反对引用过去的记录，仅仅是因为这些记录与他目前的路线相悖。他用聪明过人的诡计为目前的派别斗争编造了一个“坎农派系”的神话，避免同志们对真正的派系（阿本派系）进行审查，他自己在文件中指控这个派系，这些文件现在仍然有效。如果一些同志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阿本与修正主义者伯纳姆的合并时的不慌不忙感到震惊，那么回顾一下党的历史就会发现，阿本的这种行为并非新鲜事。在过去反对党领导的斗争中，阿本毫不犹豫地与宗派分子奥勒尔、非马克思主义者米斯蒂、甚至党内的斯大林派特务结盟。阿本在当前的斗争中只是遵循着他的一贯路线。
反对派的笔杆子们企图修改党的历史以及我们的纲领，这无疑是对阿本的“让步”，他作为一个派系斗士和联盟活动者的记录玷污了他所支持的任何派系。但是沙赫特曼和伯纳姆总是写得太多，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写的东西。他们自己已经把阿本团体描述成一个没有原则和不忠诚的派系；他们已经揭露和谴责其没有原则的联盟活动;他们已经记录了这段历史。而他们现在又想要一笔勾销所有关于这段历史的参考资料，特别是他们自己写的文件，因为他们认为这与当前的讨论毫无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在我们的运动中找到任何值得他们辩护的阿本的“历史”。
我们说过并且也证明了，在目前的危急情况下，阿本依然在诉诸于他在以往党内危机中一直采用的相同做法和方法。他们试图通过指责我们翻出已经过时的政治分歧来转移话题，并表明这些政治分歧与当前的争论毫无关系。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并是在谈论阿本过去的政治错误，尽管他每次大胆表达反对党的体制的“组织斗争”时都是犯了错误。我们谈论的不是他反对打入社会党的立场，也不是他试图阻扰与米斯蒂派的合并，更不是他在工会问题上命运多舛、仓促结束的冒险。我们并没有试图把这些过时的斗争与当前关于俄国问题上的生死攸关的斗争联系起来。
我们具体提到的是阿本过去行为的那些与现在直接相关的特征——他的方法、他的派系政治、他无原则的联盟活动；他为了达到派系目的而背叛原则。这些都是他在当前斗争中采取的做法，这些也都是他过去一贯的做法。因此，在这方面对过去的回顾与当前的斗争是绝对相关的、绝对有意义的，经历过过去经历的那部分党员对这一记录了如指掌。这就是为什么阿本主义被党的基层干部憎恶的原因。新党员和年轻人需要知道这些记录，他们需要了解它与现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便他们可以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对这个腐败倾向进行最终清算。
自从现在的派别斗争开始以来，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就因为与阿本联盟而遭遇了最令人尴尬的矛盾——他们无法为阿本团体过去的记录辩护。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放弃阿本，因为他的团体是这个联盟的组织支柱。他们试图通过完全否认阿本派系的存在来解决问题。沙赫特曼挥舞着他的魔杖说，“阿本问题”——那是“虚假的”——“根本不存在”。“坎农知道，每个知情的党内领导人和许多党员都知道，即至少在过去几年里，没有‘阿本团体’这种东西。”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只不过这不是真的，而且没有人比沙赫特曼和伯纳姆更“了解”它，我们应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证明。这个派系的存在，它的性质和运作方式，不是别人，正是伯纳姆；不是在“几年前”，而仅仅在当前派别斗争开始前三个月，以致命的准确性建立和记录的。在1939年6月13日提交给党的政治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伯纳姆写道：
几年前，阿本主要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建立了一批追随者。他们通过广泛的个人和通信联系、在党的任务和职务方面的互助和保护、联合散布包括机密信息在内的流言蜚语和信息，以及对坎农的敌意，得以保持和维持。无论何种党内职位，阿本都是进行干练的管理，但同时也是也有助于维持自己派系的管理方式。（《接近事实真相》，重点是我强调）
是什么促使伯纳姆将这段毁灭性的描述写入官方文件？是什么促使他如此精确地确定了阿本派系的起源、方法、动机和目前的存在？他只是理所当然地记录了一个包括沙赫特曼在内的“每个知情的党内领导人”都“知道”的情况。事实上，他没有预见到几个月后反对派阵营将需要阿本的合作的时候，发现有必要否认他的派系的存在，并谴责对它的提及是“虚假的”——这只能证明伯纳姆的短视，丝毫没有改变他所记录的事实。
※※※
沙赫特曼现在试图否认这些我们谁都无法忘记的事实时，他是在故意欺骗党。即使在“正常”时期，它们也一直持续刺激和干扰党的领导层，在每一场严肃的派别斗争中对党内团结构成威胁。不存在的阿本派系是领导层反复谈论的话题，特别是这位沙赫特曼和伯纳姆以及坎农的谈话之间。伯纳姆不止一次地将阿本描述为一个初现雏形的“美国斯大林”，从而提到了他不断的阴谋诡计、他的不忠、他缺乏原则性考虑的派系主义以及他的狭隘动机，以及与共产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仇恨和“报复”。
我们这些真正了解阿伯恩的人都没有对他对党的领导层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果我们同意接受他成为政治委员会的一员，那也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贡献，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贡献。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阿本团体。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代表一个团体，我们才接受他进入政治委员会，以作为对这个团体的让步，并试图满足它，同时通过表明我们不歧视被打败的对手来解除它的武装。我们接受他进入政治委员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信任他，而是因为我们想让他留在一个我们可以最仔细地观察他的地方。这就是事实，并且没有人比沙赫特曼更了解这些事实。
当我们有极其机密的事情需要考虑时，我们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多次非正式地处理了这些事情，没有把它们提交给正式的政治委员会。我们并不依赖阿本来尊重政治委员会的机密。不止一次当我们疏忽了这个预防措施时，我们不得不后悔我们的粗心大意，因为阿本一次又一次地将机密信息传递给他的派系成员——这是这些受迫害的“二等公民”享有的特权之一，然后又传递给更广泛的圈子，有时甚至会落入我们的敌人手中。
同样具有欺骗性的是，沙赫特曼试图通过提及芝加哥大会之后选出的政治委员会“在总共七名成员中有四名‘前阿本派’，即多数派”这一事实来证明阿本团体的不存在！这四名“前阿本派”分别是阿本，维迪克，麦金尼和古尔德。首先，大会本就没有计划让他们成为多数派；维迪克不是作为政治委员会成员当选，而是作为由沙赫特曼提名的候选人，正如会议记录所说，“原因是他能在多布斯上任之前担任劳工书记”。多布斯的确被选为政治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但由于其他原因他无法到中央来任职。另外被提名为第一候选人的戈德曼，当时也同样无法来到纽约。其次，这届政治委员会的人选决定是根据职能而不是政治作出的。麦金尼当时是纽约的地区组织者，他被认为有必要进入该委员会是因为他的职能。至于古尔德，他的资格是由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决定的。这些被沙赫曼遗漏的事实足以表明，并没有计划让前阿本派在委员会内成为多数派。
四名阿本派之所以最终进入了委员会，是因为按职能挑选，也因为多布斯和古德曼不能来中央，而且我们没有对这一结果提出反对意见，这一情况丝毫不能证明阿本派系的“不存在”，它只是证明了他们没有因为过去的罪行而被剥夺职能。此外，这种有点意外的委员会的组成成分被有意接受，是作为对有关个人的考验，与作为将他们纳入党的指导机构，使他们脱离其小团体的形成和联系的努力。例如，在维迪克的案例中，我们认为通过分配他从事与阿本派系的小资产阶级八卦圈完全不同的领域的工会工作，这个更广泛的领域的活动可以治愈他的派系病，使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党员。
如前所述，古尔德是作为青社盟全国委员会的代表来到委员会的。但是，当古尔德在芝加哥会议期间询问我们对他担任青社盟全国书记的态度时，我们给了他一些沙赫特曼规定的明确条件。在我们三个人的会议上，沙赫特曼直截了当地告诉古尔德：“如果你要在青社盟中成为一名党员，我们愿意支持你；但如果你要成为一名阿本派，我们就不支持。我们不希望青社盟成为阿本派系政治的玩物。我们不希望你作为青社盟领导人的工作被阿本的情绪和主观政治所左右”。这就是沙赫特曼在芝加哥大会时真正相信的“一直没有‘阿本团体’这回事”。沙赫特曼在《致托洛茨基的公开信》中试图给人以相反的印象，这只是为了欺骗党而故意歪曲事实的行为。沙赫特曼宣布阿本派系的"解散"，也只是因为他需要它在未解散的现实中，以实现联盟，反对党的体制。
※※※
沙赫特曼写了许多他并不完全理解的主题，但是在关于阿本派系的问题上——它的起源、它的方法、它的不忠诚和它对党的团结的长期威胁——他早就有资格成为一个权威。他昨天在这个问题上所写的内容，在他没有派别必要而隐瞒真相的情况下，今天也完全适用，因为阿本团体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改变。
1936年2月，在关于打入社会党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接近尾声时，米斯蒂-阿本的反对派联盟用分裂威胁我们，沙赫特曼在一份70页的油印文件中总结了这场斗争的历史，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历史，占据了整整两期党内公报的空间。其内容从标题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还是无原则的联盟活动?”这份文件从头到尾都是对阿本派系的持续论战。这正如导言中所说，该文件的目的是教育青年与派系政治和无原则的联盟活动作斗争。
这份文件（沙赫特曼写道）首先是为了我们运动中渴求知识的战斗青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献给他们的……年轻人必须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有原则的政治培训，他们的血液中必须流淌着对派系政治或主观主义、个人联盟主义、阴谋诡计和流言蜚语的毒害的强大抵抗。必须学会透过所有的表面现象，直达每个问题的本质；必须学会政治思考，完全以政治考虑为指导，在原则的基础上与自己和他人争论问题，并始终从原则的动机出发采取行动。（《工人党内部公报》第3期，1936年2月，第2页。）
而当沙赫特曼写到派系政治时，他指的不是想象中的坎农派系。他是在与坎农并肩作战，反对当时存在于现实中的派系，现在也是如此。沙赫特曼从未向我们说明所谓"坎农派系"的确切来源。关于阿本派系的起源，他给出了更明确的信息。他承诺要证明并确实证明：“它是在黑夜中成立的，没有政治纲领，在它存在的整整两年中，从未制定过明确的政治纲领；它的存在基础是无原则的个人联盟，是一个拒绝平息古老的、完全过时的个人和派别仇恨的集团；它的主要目的是‘粉碎坎农’（和沙赫特曼，因为他与后者有联系）”。(同上，第22页。)
实际上，他所说的派系是在左翼反对派成立之初“在黑夜中成立的”，不是“两年”，而是在上面引用的沙赫特曼的文章写作前七年。沙赫特曼把阿本团体的起源追溯到他与之决裂的时候。阿本团体总是被那些从不幸的经历中学到东西的人的叛逃所“瓦解”，然后在基本核心不变的情况下立即重新组建。然后，它开始从没有经验和不知情的人的队伍中吸收新成员，这些人把闲言碎语、个人怨恨和“组织问题”误认为是革命政治。
根据沙赫特曼的说法，这个派系拉人的方法是什么？那么就像现在一样:“……它没有通过公开的、诚实的、与对手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方法赢得一个信徒。它的方法是不同的:它以信件的形式，以及阿本秘密发出的有毒的‘情报便条’，表达一件事情，这件事他们从来不敢在党内公开提出，而在公开场合却表达另一件事情……”（第61页。）
这个派系在政治上代表了什么？在与阿本联合起诉坎农的“保守主义”一事上，永远充满活力的沙赫特曼一直保持着坦然的表情。他对新兴的阿本及其团体的政治有这样的评价“它代表了政治上的贫乏、被动性、消极性、胆怯、对大胆创新的恐惧——一种保守（听听！）的宗派主义。”（第61页）
再有：“如果我们被要求对阿本-韦伯派别进行总结性描述，我们的公式将仅限于描述其政治倾向和组织方式的两个词:保守的小团体。”（第62页）
它代表什么？“它代表着我们血液中一股不健康、不详的潮流——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它以原则方法为基础，憎恶派系政治和个人联盟活动。它的道德、它的风俗、它的习俗、它的方法，使它成为我们运动中的一个异类。”（第63页）
在上引的文件以及当时派别斗争中发布的其他文件中，沙赫特曼彻底证明了阿本这个没有原则的小团体，除了“搞垮坎农”以外，对所有目标视而不见，且与极左的奥勒尔、米斯特甚至与党内几乎不加掩饰的斯大林派特务结合在一起！这些组合中的每一个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奥勒尔已经与党和第四国际决裂，成为了死敌。但阿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与米斯蒂联手，蓄意准备用另一次分裂来破坏党。当时和现在一样，面对在大会上成为少数派的可能性，阿本当时和现在一样，坚决拒绝向该党保证他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接受大会的决定。相反，在我们历史上最关键的转折点上，当我们正在集结力量进行复杂的演习，用打入社会党来打破我们的孤立状态时，他却蓄意推行分裂我们队伍的计划。
这个背信弃义的计划的动机是什么？在1933年的旧战中，在我们孤立无援、停滞不前的日子里，他推动分裂的动机是什么？“当时我们微薄的力量的分裂敲响了我们年轻运动的丧钟——这种分裂只是由于我们的国际组织的干预和沙赫特曼、卢伊特（Lewit）等人脱离阿本而得以避免？在战争前夕，在我们运动的历史机遇和考验面前，第四国际美国支部面临分裂的威胁，其动机是什么？
这些都是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们党内有经验的同志们头脑中开始出现的不言而喻的想法。随着斗争的发展，阿本的背信弃义的计划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这个想法变成了耳语，而这个耳语在今天变成了呼喊!警惕党的团结！警惕在我们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扰乱我们队伍的险恶图谋！
※※※
为什么阿本没有执行他在1936年的分裂计划？有两个很好的原因——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外：1.它的派别已沦为极少数派；2.存在一种反分裂的倾向从内部瘫痪了计划。
韦伯曾在派别斗争中与阿本联系在一起，且他的个人影响力一直是他的掩护。但是他与阿本和米斯蒂的分裂计划已然决裂，坚定地站出来支持党的团结。在当前危急的形势下，他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承认的对党忠诚的例子。韦伯被阿本和他的圈子谴责为“叛徒”，直到今天，他仍然受到这个小团体的“社会排斥”，因为他在最关键、最负责任的情况下表现出了对党的最高忠诚。诋毁韦伯以掩盖阿本在那场斗争中的卑鄙计划，是多么的可耻啊。伯纳姆、阿本、沙赫特曼和伯恩在题为《战争和官僚保守主义》的文件中表示:“韦伯在那些年的争论中没有少扮演卑劣的角色”。这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韦伯扮演了一个对党忠诚的人的角色，帮助党挫败了那些想分裂它的人的企图。仅仅这一行动就远远超过了韦伯在派别斗争中犯下的错误。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当时也是这样承认的。现在，他们试图宣布不同的判断，这只是使他们而不是韦伯名誉扫地罢了！
阿本目前与反马克思主义、反苏维埃的伯纳姆结成集团，反对党和第四国际，这并非第一次揭示出用联盟活动取代原则性政治可以在背叛的道路上走多远。我说过，在1935-36年的派别斗争中，他不仅与极左派的奥勒尔派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米斯蒂联合起来反对“坎农-沙赫特曼体制”，而且在他的联盟中还包括工人党队伍中的一些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特务。但这些人并不是隐蔽的间谍，比如可能会在不透露其政治身份的前提下渗入任何诚实的组织或团体，所以不用怀疑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有这样的间谍。阿本在工人党内的斯大林主义盟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复地、持续地显示出他们的政治取向。他们也一直受到阿伦敦支部的忠实同志和全国委员会中的坎农-沙赫特曼派的打击，同样一直受到阿本-米斯蒂核心小组的掩护和保护。这群人活跃在他们的核心小组中，甚至在其领导机构中。
米斯蒂-阿本-斯大林派的联盟甚至在阿伦敦当地失业工人联盟的选举中与斯大林派的官方代表联合起来对抗他们自己党的成员！以下是1936年1月28日工人党坎农-沙赫曼团体在第5号公报中描述的情况：
过去一年来一直因亲斯大林主义的观点而受到批评的米斯蒂派分子赖克，最后竟然为斯大林主义会议助威，布鲁尔妈妈[1]和比登兹将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且此事是在阿伦敦失业工人联盟的代表会议上发生的。政治委员会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阿伦敦支部在仅仅谴责赖克的同时，对这种罪行的态度完全过于温和。政治委员会命令他停职三个月，但有一个条件，即他应保留对大会决议和大会代表的投票权……但他们决定违抗政治委员会的决定……
在失业工人联盟利哈伊县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米斯蒂-阿本核心小组决定对其党内派别对手进行一次大扫除。三名在职者，即我们倾向的支持者，被从连任名单中剔除，由六名米斯蒂派分子组成的名单填补了选举中涉及的所有六个位置，并由支部的米斯蒂派多数派通过，会议上的多数为22比21。在少数派向政治委员会上诉后，决定纠正名单，让三名在职者参加连任，并让米斯蒂派候选人参选其它职位。这是一个符合实际力量关系的公平划分，也符合候选者个人的优点。可是这一决定也被公然违反了。米斯蒂派在选举中斯大林派选票的帮助下与我们的同志竞争，在选举中击败了我们的同志……
阿伦敦的斯大林派特务赖克和哈利特，以及阿本-米斯蒂核心小组的全国领导团体成员阿诺德-约翰逊，与已经加入斯大林主义党的前米斯蒂派比登兹关系密切。自然他们会全力推动党的分裂，破坏成功打入社会党的可能性。斯大林派在所有国家的第四国际队伍中的核心目标一直是在关键的转折点上挑起破坏士气的分裂。当我们临近党的大会时，阿本-米斯蒂派沦为了少数派，并在其分裂计划中被韦伯和其他人的党内团结立场所阻挠。于是，斯大林派特务显然是根据指示行事，决定展示他们的存在。在我们的党代会开幕的当天，阿本、约翰逊、赖克和哈利特的斯大林主义盟友提交了一封联合辞职信，谴责我们是“反革命分子”，并宣布他们将“加入”共产党。这封信在第二天的《工人日报》上发表。
很难描述这次大会上事态的转变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联盟活动政治的的结果是多么的灾难性啊！可以肯定地说，在革命运动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派别像那次大会上的阿本-米斯蒂组合派别那样名誉扫地和蒙羞。这场灾难性的高潮给年轻同志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们正在接受革命政治的第一次严肃的教训。不少被困在联盟活动迷宫中的年轻同志在那次大会上开始了接受再教育且在那里学到了深刻的一课。当伟大的原则和政治立场涉及到一个政党的争论时，没有人会再唧唧喳喳地议论“体制”。
阿本被挫败了，他的派别沦为士气低落的一小撮，他“服从”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大会决定，但这不是出于对党的忠诚，而是出于无奈。甚至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还做出了最后一个特有的毒辣的怨恨姿态——韦伯作为公认的反对派领导人之一，被剥夺了在新的全国委员会中代表少数派的候选人名单上的位置。这是为了“惩罚”他把对党的忠诚放在派别利益之上，并强烈要求党的团结。不言而喻，大会的多数派不会容忍这样一个可鄙的手段。因此多数派为了韦伯的利益，撤回了自己的一名候选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包括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对韦伯“在那些年的争端中”的“作用”的评价，每个人都很清楚，没有任何误解。
※※※
1936年初春的那次党代会解决了打入社会党的问题，党的领导层和绝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转向了新问题和新任务。米斯蒂放弃了与阿本组成的反对坎农的集团，“以便与上帝组成集团，反对另一个魔鬼”。阿本开始了他的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他的团体的任务，他采用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函授教育的方法——“让同志们知道”领导委员会的所有最机密的事。
这种不间断的阴谋和持续的不忠诚的肮脏勾当，在大会之后仍在继续，所有知情的领导层的同志都知道，他们之间的通信不时地被记录。几周后，在我因病不在城里的时候，我收到了伯纳姆的一封信，信中说：
昨晚收到迈耶斯的一封信，内容如下:“我们从——得知你将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在我派成员未到场的情况下，我们了解到你的行程在政治委员会中是保密的。她把这些信息以及其他一些信息传递给了阿本。”同时收到克里的一封信，内容如下:“……昨天晚上，在几位同志和一位局外人的面前，一位同志说，我们已经停止为第四国际工作。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要求她拿出证据……她说，她从政治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那里得到了信息。在政治委员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结果便是如此。我断然否认这个论点的真实性，并说我不能也不会相信它。于是她拿出一封阿本写的信，读了她的论点所依据的部分。大意是说，将召开一次国际书记处的会议，吉姆-坎农将出席这次会议，但整个事情将非常秘密和保密。托洛茨基同志将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的会议做准备，等等……她说，我们参加这次会议是秘密的，我们已经停止了为第四国际的工作。甚至于确认效忠于第二国际……！
这是所有领导同志都知道的几十个事件中的一个。伯纳姆在去年6月提交给政治委员会的文件中便说，阿本派系一直“得以保持和维持”，并且还“联合散布包括机密信息在内的流言蜚语和信息。”1936年11月17日，当伯纳姆在社会党的一些政策和程序问题上与我发生尖锐冲突时，早在他头脑中还没有出现与阿本结成集团的想法时，他给在加利福尼亚的我写信：“我们都知道阿本的观点。像往常一样，他用他的派系方法来争取他的观点，挑起事端，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搞破坏，浑水摸鱼。在前六个星期，我们看到了一些这样的情况：在你离开之前，我们的领导委员会对他施加的压力，以及米斯蒂的叛逃，都让他有些迟钝。但他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且导致一系列的事端报告。”
在同一封信中，在阿本派系奇迹般地解散和坎农“派系”同样奇迹般地发明之前，他就我争取他不同意的立场的方法写道：“自然，你不像阿本那样为目标战斗，你也不是派系分子，你总是以你粗暴的爱尔兰方式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拳头’。”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伯纳姆当时对我的粗暴的看法有些夸大了。的确，我在那些争端中的方法是非常温和的，甚至是和平主义的。但是，当伯纳姆说我没有什么派系倾向的时候，他100%正确的，而且这一评价在今天或任何其他时候都是100%正确的。
全党怀着感激和赞赏的心情回忆1936年至1937年间我们的同志在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中所做的伟大工作。这项任务的成功不仅需要我们倾向的所有成员的合作，而且需要托马斯社会党人的合作，还需要一大群独立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合作。策略、谨慎和广泛的政策是必要的;如果把这项庞大的事业作为一个狭隘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系事件来进行，那将是致命的。我认为，总的来说，这些危险被避免了，而没有在委员会工作的政治内容上做出太大的牺牲。在其中一个阶段，在诺瓦克不在和莫罗生病期间，阿本被安排暂时负责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所有相关同志的证词，他立即将办公室变成了一个派别总部，不是整个托派的总部，而是托派的一个派别。在兢兢业业的办公室主任珀尔·克鲁格同志的要求下，莫罗被迫在病愈前回到办公室。
当涉及到他自己卑鄙的小团体的利益时，阿本总是完全无视党的利益，甚至无视整个运动的更大利益。当伯纳姆说阿本担任的职务总是“有助于维持自己派系的管理方式”时，他想到的正是在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中发生的这种情况。
1937年初夏，我们在社会党内的派别斗争显然已经白热化。我们派别的领导委员会召开了一次高度机密的会议，讨论我们的策略，并为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分裂制定计划。几天后，杰克·奥尔特曼（JackAltman）得到了这次会议的完整报告，包括它的机密内容，这个人说了什么，另一个人说了什么，以及最后决定了什么——所有我们的“军事”秘密。奥尔特曼发表了这份报告，在社会党的队伍中广播，这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尴尬和损失。奥尔特曼发表的关于我们的秘密会议的报告，还包括阿本写给另一个城市的一个派别伙伴的一封信，这个人甚至不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他无权知道这些信息，原因很明显，这些信息暂时不向其他同志透露。据阿本说，这封信在邮寄中弄丢了，因而落入奥尔特曼手中。
不用说，这种背叛机密的行为，加上以前的种种经历，在我们党的领导圈子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人们认真考虑了对阿本采取严厉的行动。不久之后，当人们发现一封涉及我们与社会党官僚的分裂斗争中的策略的高度机密的信，一封只针对我们派别中的指导小组的信，被告知个别党员并在纽约的整个党员队伍中讨论时，人们的愤慨更加高涨。那次我们甚至任命了一个监察委员会（坎农和沙赫特曼）来调查这一泄露。监察委员会根据同志们无可置疑的证词，确定了是阿本向他们透露了这封信的内容。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对阿本采取严厉的纪律处分，那只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与社会党中派分子的殊死斗争中，而且，不管是否明智，我们都认为最好再一次放过一个不忠的行为，以便把所有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与中派敌人的斗争中。此外，我们可怕的“体制”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而惩罚过任何人，而且出于某种难以理解的软弱的原因，他们也不想打破自己的记录。
※※※
在《战争和官僚保守主义》中，我们看到了一幅感人的画面:一个改过自新的派系分子，“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不仅不再为自己在党内制造麻烦，而且还扮演了一个善良的警察的角色，解决别人挑起的争端。“事实上，与韦伯一起领导反对打入斗争的阿本，在过去三年里，直到目前的争端爆发为止，一直在竭力避免所有纠纷，并在出现纠纷时予以平息。”
事实很简单，阿本派系过去的表现让它名誉扫地，以至于它不敢公开进行任何斗争。阿本派系从未有过一个政治纲领，在其10年的历史中，也从未进行过公开斗争，没有有影响力的盟友提供政治纲领和“形象”。最初它有沙赫特曼，然后是米斯蒂和斯佩克特，现在是伯纳姆，然后又是沙赫特曼。在这段时间里，这个派系一直在掩饰，兜售它的小道消息，嘀咕着对体制的不满和抱怨，让年轻和没有经验的同志们感到不安，并等待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间爆发冲突。因此，它试图兜售对反对派政治纲领——任何纲领——的支持，以换取在“组织问题”上的联盟。
当缺乏这种机会时，阿本团体就像一个巴尔干国家，“避免争端”，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无助和恐惧独立。我们运动的整个历史，不仅仅是“过去三年”，表明阿本派系，即党的巴尔干国家，在党内和平的时候，一直处于隐蔽状态，但一旦它能找到一个强大的盟友来“保证其边界”，甚至打开一点点扩展“领土”的前景，就会随时准备开战。
正如沙赫特曼在1936年所写的那样，派系政治和联盟活动以及代表和象征这些可恶做法的阿本团体确实是“党内血液中的一股不祥的潮流”。他们不但没有促进党内教育，反而助长了党的腐败。党必须自己治愈这种疾病，才能活下去，才能继续完成伟大的任务。反对派联盟企图改写阿本派系的记录，因此有必要对其真实的历史进行广泛的描述——从头到尾都是无可置疑和无可辩驳的事实。阿本派系，像所有的派系一样，在黑暗中茁壮成长，因此有必要把它拖到白天的阳光下，向党展示它是什么，它一直是什么。背信弃义的阿本团体在最大程度上促成了当前形势下的分裂威胁，这是对该党的最后警告:不能再容忍派系政治和联盟活动了！为了党的生存，必须摧毁派系政治和联盟活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面临着这个不可推迟的任务。
[1]艾拉·里夫·布鲁尔（EllaReeveBloor，1862-1951），别名布鲁尔妈妈，早年参加美国社会党，在社会党从事工会组织工作。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2年至1948年任美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致力于在共产党内为女性争取平等的发言权。 |
第二十章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工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二十章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工会
↘列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
↘列宁的新型玫党
↘列宁和工会
↘1905年革命的进程
↘工会的作用
↘革命的后果 |
第一部分。7．联盟活动的危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7．联盟活动的危害
匡红翻译；赤心校对
在革命工人党中，反对派是所有派系中最糟糕，最不忠实的：他们是一种无原则的联盟。联盟活动是对党的恶劣冒犯，因为它逾越了政治原则的界限。它旨在进行组织决策，导致政治和原则性争论不明确和不确定。因此，一旦斗争得逞，他们的行为便会阻碍党的教育，并在原则上妨碍争论的解决。种种情况说明，无原则的联盟活动都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的代名词。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斗争方法背道而驰。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从纲领出发。他们围绕着纲领召集支持者，并在斗争过程中教育他们了解纲领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胜利始终是其纲领的首要胜利。在任何情况下，组织方面的胜利，从党派斗争中选举一个确定的候选人名单到武装斗争中的夺取政权，始终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提供实施政治纲领的手段和工具。马克思主义政治是有原则的政治。这尤其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同质性，无论它是小规模党派中的一个派系，还是足够成型以能够直面阶级敌人的成熟党派。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同质性，才使它拥有严格的纪律，集中化和惊人的力量。
小资产阶级政治始终是大杂烩。永远无法实现一个完整一致的纲领。每个小资产阶级组织，无论是党内派别或是独立政党，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他们至多为实现部分目标而战，并为了维护形式上的统一而尽可能忽略其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小资产阶级的群体斗争不是为了伟大的原则，而是为了组织上的目标。为此，他们几乎总是团结不同观点和倾向的人，并混淆他们原本清晰的分歧，使得他们能在组织斗争中立足。这解释了他们缺乏内部纪律，以及厌恶集中制的原因——这与鱼龙混杂的政治团体不相容。这决定了他们在面对激烈斗争时会趋向崩溃，即使他们可能已经获得了短暂的组织胜利。
小资产阶级政治是徒劳的政治，它贬低理论，误导普通党员，将目标从解决主要和决定性问题（原则问题）转移到包括争夺组织控制权在内的各种次要因素上。当前我们党内的无产阶级倾向与小资产阶级倾向之间的斗争，是有原则的政治方法与无原则联盟活动之间对比的经典例证。
讨论初期可以明确一件事，反对派代表了在俄国问题上至少三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政治集团，在他们达成的共识上仅有一个共同点，即反对“党的体制”。目前在俄国问题上的派别斗争正式开始于去年的十月全会。确切地说，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和保卫它。“保卫论派”的阿本支持我们的提议——将苏联描述成堕落工人国家，并宣布无条件地保卫它，反对帝国主义。“失败论派”的伯纳姆，已向政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宣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工人国家”，“在当前的战争中”否认给苏联任何保卫。至于怀疑论派的沙赫特曼，他“放弃”此时提出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的问题，而将保卫它的问题留待未来的发展。
对待苏联阶级性质的基本理论问题，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确定他们对待特定国家的态度的标准，以及保卫它的基本政治问题，反对派的三位领导人均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那并没有阻止他们组成派系。他们无法就苏联的斯大林政权的性质给出共同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结成共同的派系来对抗我们党的“体制”。在他们看来，所有问题在这面前都是次要的。
联盟活动如此粗暴地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致其追随者们总是感到有必要通过欺骗和否认来掩盖自己的行动。我们现在的联盟活动分子仍遵循这个熟悉的惯例。他们引用了阿本在全体会议上发表的“声明”来解释他为何同时投票给我们的明确提议和沙赫特曼的模棱两可的决议：
通过这一基本评价，我发现沙赫特曼的决议没有任何矛盾，我本质上接受它作为对所引述的当前具体问题的解释或分析，但并不会使党的基本立场失效。这里一些同志对沙赫特曼决议具有“桥梁”性质或它本身是否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作出了解释或暗示，这个问题是否展开，我准备留到下一阶段；并根据各种问题的是非曲直做出我的判断。
因此，他们说，他们“顺便处理了坎农派认为少数派是‘无原则集团’的观点”。这种声明“顺便”就证明是相反的。声明中我强调的部分清楚说明了这一点。沙赫特曼模棱两可的决议被当作通往伯纳姆失败论立场的“桥梁”，遭到全会多数派的抨击。阿本的声明是对这一批评的回应，解释了他把沙赫特曼的决议理解为“并没有使他投票支持的党的‘无条件保卫’的基本立场失效”，并宣布他将“是否展开”这个问题“留到下一阶段”——展开什么？多数人关于“沙赫特曼决议具有‘桥梁’性质”的断言！它是这样“展开”的，而不是其他方式。沙赫特曼很快就连人带东西，出现在伯纳姆的失败主义阵营中。而阿本—谁打算等着看沙赫特曼的立场是否是一座“桥梁”呢？他，十月全会上的“无条件的保卫论派”，不慌不忙地穿过“桥梁”，来到“无条件的失败主义”。然后他在给托洛茨基的公开信中淡淡地问道“这有什么不妥吗？”
持有一种政治立场，在组织上与持有截然相反立场的人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声明和他们有基本共识的其他人；然后在几个月后，推翻自己原来的立场；却坚持认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当然，这没有什么“错”。如果一个人是玩世不恭的联盟活动分子，不尊重党、不尊重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尊重其成员的才智，那就没有错。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这是对原则的背叛，是对党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曾几何时，沙赫特曼知道如何定性这种行为，并如他所解释的那样阐述“关于这个问题的既定马克思主义观点”。1936年2月第3号工人党《内部公报》发表了一篇沙赫特曼写的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还是无原则的联盟活动”的文章，其中写道：
最后，写一下关于密尔（Mill）的例子，他也与法国左翼反对派中的一个被定义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团体组成了一个“小组织联盟”，只是一个临时团体，反对另一个团体，尽管他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团体，他指控这个团体的“组织方法”很糟糕；密尔转投斯大林派，在逻辑上结束了这种政治实践——托洛茨基在1932年10月13日的一封信中总结了这种情况。“对密尔来说，原则一般上显然不重要；个人的考虑、同情和反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政治行为，而不是原则和思想。密尔可以和一个被他定义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提议结盟，反对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志，这一事实清楚表明，密尔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是不可靠的，他没有能力保持对旗帜的忠诚。如果他那天在小范围内背叛了，那么他明天就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背叛。这是每一个革命者当时应该得出的结论……”
这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不需要做任何补充。沙赫特曼现在用律师的论据来为他在1936年谴责的方法辩护，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这些方法的好坏，也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评价。我们将教育党员鄙视这种方法，并对它们竖起政治和道德的壁垒。 |
第一部分。6．伯纳姆个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6．伯纳姆个案
匡红翻译；赤心校对
对于所有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而言：个人的考虑，尤其是个人的不满，不管是实际或臆想，都比党和阶级的问题更为重要，我们的反对派不知疲倦地散布指控，说我们一直在“迫害”伯纳姆。有人说，尤其是党内万恶的“化身”坎农，他不能容忍领导层中有任何聪明人，想将伯纳姆开除出党。毫无疑问，这一呼声博得了党内人道主义者的些许同情，并为反对派网罗了一些选票。而另有一批无人赏识的野心家，渴望领导地位，则从“被迫害”的伯纳姆身上看到了自己“令人心碎”的悲剧象征。一时间，所有所谓受到侮辱和伤害的人都本能地团结起来为他辩护。
然而，这种不满纯粹是凭空想象。伯纳姆从未遭遇来自党内无产阶级派的任何个人敌意。相反，正如记录所充分表明的那样，他总是受到礼遇，并拥有别人所得不到的各式自由。毫无疑问他的品质和能力得到了最高程度的赞赏，且他在我们的方向上，即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完全融入党的方向上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受到了党内的支持与鼓励。我们非但没有试图赶走伯纳姆，反而做出了非凡的努力，以让他可以更彻底地融入党内。同时，那些比较有经验和有眼光的同志也很明白，他所处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是无法长久维持的；他迟早要下定决心——要么和我们一同继续前进，要么回到资产阶级的世界去。当这个不可避免的决定最终来临，伯纳姆自己要做出选择。
前几天我在翻阅个人档案时，偶然发现了邓恩同志于1936年11月21日写给我的一封信，当时我在加利福尼亚，这封信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对伯纳姆的善意。邓恩写道：“我从伯纳姆同志那里收到了一封相当长的信，信中对《组织者》[1]和选举活动提出了很到位的批评。我认为伯纳姆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工作跟进十分紧密，而且能够以表明他正在迅速发展的语言说话。我会把他的评论寄给你，其中大部分都是相当有道理的。但我认为，在我参选的影响及其与工会在选举中的任务之间的关系这件事上，他的评价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但我们不能对他有这方面的期望，毕竟他在群众运动中的经验不足甚至没有。”
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分子对伯纳姆的友好态度以及对他未来发展所抱的希望。同时，它亦非常巧妙地指出了他现存的缺点——“没有群众运动的经验”。令人惋惜的是，伯纳姆没有努力去弥补缺点，而这无疑是他未能融入我们的重要原因。这封信表明邓恩愿意向知识分子学习的态度。不幸的是，伯纳姆从来没有考虑过他可以向这位工人领袖学习一些东西。他本应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由此，邓恩同志其实可以补充道，伯纳姆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弱点：缺乏党内经验。一个人不可能仅靠参加每周的政治委员会会议就学到一个党及其内部生活和运作所需的全部知识；一个人也不可能仅靠业余时间的工作便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人。战前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体态臃肿、行动缓慢的改良主义组织，它的行动基于这样的理论，即它有无限的时间，在没有战争和革命干扰的完全正常的进化过程中，以蜗牛的速度缓慢前进到社会主义。主要的领导层也与党的这一特性相对应。律师、医生、教师、传教士、作家、教授——这类人平日在另一个世界里过着“现实”的生活，然后心安理得地将一个晚上，或最多两个晚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奉献”给社会主义运动——这就是所谓的战前社会党的杰出领导人。
他们手掌大权；他们制定章法；他们是仪式场合的发言人；他们摆好姿势拍照并接受新闻采访；他们高高在上，和队伍中的无产阶级吉米·希金斯[2]们间存有巨大的鸿沟。至于党的职能部门，即那些真正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党的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中的人，只是被看作奴才，他们担负着令人讨厌的任务，拿着过低的薪资，出了事就要被指责——这种对基层党务人员的偏见依然存在并在不断加剧；而荣誉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皆归于那些脱离党务从事“专业工作”的领导人，他们大多过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与他们可能“领导”的工人的生活实属天上地下。
1919年，在俄国革命的感召下，我们在这个国家组织了共产党，并扫除了了这一切荒唐之事。我们认为，领导革命运动是一件严肃的事业，它应该成为一种专职，并于所有职业中最为崇高，最为光荣。我们觉得把时间浪费在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些琐碎的职业上，不符合革命领袖的尊严，党允许这样做也是错误的。因此我们规定，除非成为全职党员或愿意在党的号召下成为全职党员的人，才有资格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我认为我们在1919年提出的想法是正确的。尤其在目前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当如何以最高效率为基础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的最高问题时，这个想法就更加正确了。
总而言之，除非党由于自身的原因，出于为党服务的目的，认为让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党外担任这样或那样的职务是可取的，否则上述规则没有任何例外。当然，党无法承担党员的个人责任，以及党员因经济原因而不得不寻求外部职业的情况无论何时皆会存在。现在有许多理应把全部时间献给党的党员同志便是如此。但是其必须被视为权宜之计，待党的财政资源改善后，这种情况便应逐渐消除。
像伯纳姆这样拥有杰出才能和天赋的人才，自然应该在党内发挥领导作用。这是公认的。同时在我看来，伯纳姆有义务完全为党服务，将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专职。在我们与他相识的早期，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我远远没有阻止他走这条路，而是亲自做了许多尝试去开辟。我第一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35年夏天，即使在那时，他就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行政效率低下提出了高度的批评；他甚至提出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固有弱点的理论。他认为我们的“体制”——当时由沙赫特曼和坎农“代表”的体制——过于专注政治理念，并坚信这些理念会始终占据上风，以至于去实现这些理念的组织和行政机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是在伯纳姆发现坎农没有政治思想，也对政治思想没有兴趣之前）
我当时本着最友好的态度向他提议，请他帮助我们弥补这个无可置疑的弱点。我具体建议他结束指导那些无意与工运联系的大学生的廉价生意，把他的精力和才能完全投入到党的工作当中去。在“思考”了一天多之后，他拒绝了这个建议。他给出的理由有些惊人：他说，他并不完全相信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一个在有生之年未必能取得胜利的事业中去是明智之举！当然，我也的确无法给他任何保证……
1937年夏天我从加利福尼亚回来，当时我们被社会党开除，正在准备重新组建我们自己的党。我再次向伯纳姆提出让他出任全国书记一职的问题，我依旧收到了否定的答复。在两年多前我们在芝加哥召开成立大会之前的会前讨论中，伯纳姆已经开始发展他关于俄国问题的修正主义理论。此外，他还开始提出“组织问题”，这表明他与我们的分歧远比我们目前工作的这个或那个细节上的分歧更为深刻。实际上，他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党的体制，不如说是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观念和传统。
他开始对革命后的“民主”表示出极大关注，有点像那些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提并论的民主派人士，我们对这些表现深感不安。这一切表现很清楚地表明，伯纳姆并非靠拢我们，而是走向反面。沙赫特曼同志当时和我正密切合作，共同拟定了组织决议，反对伯纳姆的决议。他和我就伯纳姆背离我们运动路线的那些令人担忧的症状进行了几次私人谈话。鉴于伯纳姆傲慢和挑衅的态度，我们所采取的刻意减少个人摩擦的方针并非那么容易，但我们确实成功地把个人对立降到了最低限度。在这期间我们与伯纳姆的一次谈话中，他明确表示，他的忧虑是针对我们在组织问题上采取的正统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至少是针对我们对组织问题的解释。他认为，作为未来苏维埃的领导人，我们对反对派的镇压过于残酷。
然而，在这些问题上，他对自己的立场亦毫无把握。显然，他正经历着一个怀疑主义和内部冲突的困难时期，这无疑是由于他的个人生活和他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地位之间的无可救药的矛盾而加剧的，即使没有受到鼓舞。在我们看来，他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苏瓦林主义的观点尚未成型，他在俄国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还没有上升到关于保卫主义或失败主义的反革命结论。我们真切希望他能度过个人危机，找到通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为了促进此点，正如我前面所言，我们一方面尽一切努力保持着友好的个人关系，另一方面无论在俄国问题上还是在组织问题上都不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
沙赫特曼和我在这一时期携手共进，共同捍卫第四国际关于俄国问题的纲领，共同捍卫我们的“体制”。在沙赫特曼的知情和帮助下，我就伯纳姆问题给克鲁克斯（托洛茨基）同志写了一封信。我认为现在有必要公布这封信了，它至少能使任何客观的同志相信两点：1．如两年多以前就已清楚地预示一般，我们与伯纳姆的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2．我个人想尽一切可能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为革命运动的大局着想而保全他。在此，我引用我致克鲁克斯同志信的全文：
纽约市第五大道100号1609室
1937年12月16日
亲爱的克鲁克斯（托洛茨基）同志：
明尼阿波利斯之行在会议召开前夕这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占用了我两个星期的时间。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是值得的。从各种迹象来看，我们不仅成功挫败了斯大林派的阴谋诡计，而且特别是在工会运动中给予了他们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与“托派分子”对抗，而且还与明尼阿波利斯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对抗，结果无疑对他们而言是毁灭性的。而我必须承认，我们助力了这一自然进程。
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一直在坚守奋战。在我看来，他们在工会运动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在全国范围内，我也认为我们在这次小规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杜威教授在他的广播讲话中提到了明尼阿波利斯的陷害事件，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们的竞选运动已然在关注工人运动发展的广泛人群心中烙下了印迹。
我现在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时间和注意力集中在大会的筹备工作上，并对此表示乐观。我知道，全国各地的积极成员，特别是那些占多数从事群众工作的成员，他们都对大会的召开抱有极大的期望和热情。
我们计划根据我们的整体观点，以及我们在工会中的具体工作来确定大会的开展方向，并把关于俄国问题的争端平衡于适当的程度。因为在实地的同志们对内部讨论公报所表明的观点感到不安，认为大会将发展为仅仅关乎俄国问题的讨论。
另外组织已经决定由我作工会报告，目的是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大会审议的首位。我们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们正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取得成功，而正是在这些地方，党正在前进，吸引着新的成员，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亦然盛行。
知识分子和丧失地位的激进派的圈子里整体所散发的强烈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精神，影响着我们的组织，首当其冲的是纽约。在这里必须承认，我们组织的社会成分依然有待改良，这解释了很多事情。而对于真正的工人而言，日常斗争的严酷迫切性不允许他们对世界的悲惨状况作过多的揣测，他们没有退路。
我有理由相信，从组织和激发群众工作的角度出发，从整个党的工作路线出发，此次大会一定会成功。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不会在原则性问题的争议上含糊其辞。我同沙赫特曼同志就该问题进行了几次会谈。我们完全同意并决心坚定，要争取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明确无误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回答。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和语气进行这场毫不妥协的斗争，同时避免任何严重破坏同志关系的行为。在这方面我们也将尽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因为我们信任党内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支持。
关于邀请伯纳姆同志访问你的提议，我和沙赫特曼同志都认为，在大会召开之前应完全否定此可能性。事实上，我也很怀疑大会之后该提议是否可行。我们必须等待然后看看大会的结果如何。
我觉得我有责任就此事完全坦率地写信给你，而且我完全有信心认为你和你最亲近的同事会认同我的评论。
我们不想做或说任何会恶化个人关系的事情。只要不是模糊原则性的问题，我和沙赫特曼同志都在尽可能地调解和平息。但这只是问题的核心。在我们看来，伯纳姆反抗的是一般的基本原则，而不仅仅关乎俄国问题。
随着大会的临近，我们在党的观念上的冲突与分歧越来越多。民主、集中制、不可调和的信仰、抵御外来情绪和理论的渗透、对知识分子中的杞人忧天者、失败主义者和无病呻吟者进行残酷攻击——所有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预示的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义。如果只是礼貌地进行争论，我们只会越陷越深。在这样一个时刻，当我们必须拿起武器对抗这个充满敌人和瓦解因素的世界时，伯纳姆受到了他的背景、环境和教育的严重限制。他有着坚强的性格，和我不需多言的能力，但在我看来，俄国问题和现在其他问题所引起的争端，主要不是——或者更好地说，不是从根本上是——智力上或理论上的。
亲爱的朋友，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想他是患了知识分子的抑郁病。谁能治好他的病呢？如果他完全认同工人布尔什维克，并在日复一日的斗争中受到他们精神的影响，也许会有希望。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从不真正觉得自己是我们中的一员。党的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天职，而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他不遍历全国各地，不参加实地同志的行动，不和他们一同生活，不向他们学习，不在个人生活中受到他们的影响——他的社会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你也很清楚，真实的学术界，以及伪知识分子的学术界，都被普遍沉重的悲观情绪所笼罩，怀疑一切。
在他没有真正领悟的情况下，伯纳姆自身也受到日常环境的这种悲观情绪的影响。再加上他极力贬低党内的同事，抵制受到任何影响或教导的想法，即使是我们国际同志的影响或教导，你便可以看到解决这个问题并非容易。
我要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便预感到这场关于伯纳姆的个人危机——这就是它的本相——的到来。众所周知，革命是吃人的事业，得付出一切，排除杂念。按理说，伯纳姆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党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的地位，并明白党对更积极的专职工作人员不可或缺的需要，现在至少应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成为一名公职人员，以及领悟到其所意味着的一切。我去年春天从加利福尼亚回来时，曾希望他已能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做好准备。当我间接地向他建议，随着我们与社会党决裂，他应该接任全国书记的职务。当时他对这一建议没有反应，虽然还没有显露出严重分歧的迹象，但我已然对他未来的发展产生了疑虑。
我给你写了这封极其坦率的意见信，因为我认为你有必要了解我所认知的问题的性质。在此基础上，望提出建议或提案，帮助我们和伯纳姆同志找到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道路。
致以同志般的问候
（签名）詹·帕·坎农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我对伯纳姆的小资产阶级态度的看法，并不是在当前派别斗争爆发时突然形成的。“知识分子的抑郁病”是小资产阶级的通病。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写上述信件前不久，我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提到，我曾到过明尼阿波利斯（在科科伦[3]被害时）。在那里，我同一群领导同志讨论了党内的纠纷和纽约领导委员会的情况。这些被反对派描绘为无知的仇视知识分子的同志们，在这次讨论中意愿强烈地向我强调，他们希望与伯纳姆的争论能不要以不必要的方式引起他的反感与对立，也不要过分削弱他在党内的地位。他们明确表示他们非常重视他的能力，并希望他能得到同志般的待遇，以助于他在大会之后继续担任党的领导人并发挥作用。
我向他们保证我愿意在这方面满足他们的愿望。然而我认为，伯纳姆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他错误的政治立场，不如说是他的小资产阶级个人生活与党对领导人所提出的日益严格的要求之间的根本冲突。我告诉他们，我经常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以匆匆得出的与党的“政治分歧”为形式理由，寻求个人困难和矛盾的合理化。如果我们能确信伯纳姆真的是我们中的一员，如果他能表明解决个人矛盾的决心并认真投身革命运动，那么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理由相信，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最终能够在同志讨论和携手工作中得到克服。
大会结束后不久，伯纳姆要求沙赫特曼和我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与他共进午餐，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次交谈中，他告诉我们一位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讨论的同志向他汇报了我对他的评价。不过，他强调这是出于真诚和善意。我感到遗憾的是，他还没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就向他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然而事已至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
伯纳姆坦率地表示他的不确定性，并告知我的假设可能是正确的：即在他与我们的政治争端中，他只是将他个人的矛盾合理化。他承认这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矛盾，而且他还没有准备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想再深陷党的工作，而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并希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固定的文字工作外，可以从党的所有职务中解脱出来。我们以友好的方式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给他任何官僚主义式的命令；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
1938年1月20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的会议纪要此事的正式处理情况记录如下：
坎农：报道说伯纳姆同志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把所有工作集中在为杂志和报纸写作上。
坎农提出动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认为伯纳姆同志的工作是专门的文字和编辑工作，并且他可以免于例行的小组委员会工作。通过
如果一些党内工作人员被拒绝免除令人厌恶的职责，通过阅读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的摘录，那么确实可以得出党内存在“二等公民”的某些结论。但是他找不到任何证据以能证明我们最重要的党内知识分子就属于这一类。（顺便一提，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得知，著名的关于汽车运动的“新年会议”并不是唯一一次事先在非正式讨论中准备好正式决定。这样的场合有很多，今后还会有很多。这是任何严肃的“集体领导”的正常做法。）
此后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么使我们中断了所有个人和政治合作，并最终使我们陷入目前处境？就我而言，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今天的方针和当时一样；伯纳姆朝着相反的方向稳步前进；而沙赫特曼，在上面记录的谈话后不久，便开始转向伯纳姆的方向，我们渐行渐远，现在站在了对立的阵营。伯纳姆，正如他的《科学与风格》一文所证明的那样，他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决裂。沙赫特曼昨天为布尔什维主义辩护反对伯纳姆，今天为伯纳姆辩护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让他们试图用所谓的坎农的“官僚主义”和“小团体”阴谋来解释这些变化吧，这些只是事后编造的借口罢了！我相信我已表明我的所有努力都向着不同目标发挥作用。
[1]《组织者》（TheOrganizer）是卡车司机第574分会的正式报纸。
[2]美国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吉米·希金斯》（JimmieHiggins）中的人物，他代表了当时社会党底层工人的形象。
[3]帕特·科科伦（PatCorcoran），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TeamstersJointCouncil）司库，1937年11月遭暗杀。 |
第一部分。5．知识分子和工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5．知识分子和工人
多数派直言不讳的无产阶级方向，被伯纳姆描述为对“知识分子”的敌视，以及对教育普遍的无知落后的偏见。他在其主要文献《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中写道：“首先‘反脑力劳动者’和‘反知识分子’的态度被反复灌输到党员的头脑中。派系伙伴，确实地被教导要鄙视和蔑视‘知识分子’和‘唯知论’”。出于他们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沙赫特曼和阿本在这场抗议活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在他们完全有权宣布中立的冲突中站队。
洛夫斯东派的机关报《工人时代》关注着我们的内部讨论，它毫不掩饰对反对派的同情，以感兴趣的党派身份参与这场争斗。我发表的演说中的有一句评论，大意是说，从事阶级斗争的工人分子比受过较多教育的学者更了解俄国问题，3月9日的《工人时代》对此发表评论，它说：“这显然是针对伯纳姆，他‘不幸’受过教育。这种诽谤除了是斯大林主义的老一套煽动手法，把有德行的、头脑清醒的‘无产阶级’分子和邪恶的、糊涂的‘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还能是什么呢？这也是一种极坏的、无原则的煽动术，不用有任何疑问！”
让我们来看看。问题的争论点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参加无产阶级运动的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成员的态度。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去阐明。伯纳姆无疑是知识分子，他的学术训练、职业和造诣都证明了这一点。就其本身而言，这并没有什么错，我们也没有丝毫理由为此而责备他。我们很清楚，正如马克思所说，“无知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们与无赖的煽动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建立的对“受过教育的人”的庸俗偏见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就这一点给高尔基写信说：“我并没有像愚蠢的工团主义者那样想‘驱逐知识分子’，或者否认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1]。把这种情绪归结到我们身上，是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派的诽谤。另一方面，我们不会过度地为单纯的“学习”所打动，更不会去标榜它。我们批判地对待这个问题，像对待所有问题一样。
我们的运动，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是从阶级观点来判断事物和人的。我们的目标是组织一个先锋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重建社会。这就是我们的“科学”。我们判断所有从另一个阶级来到我们这里的人，要看他们对我们这个阶级的真正认同程度，以及他们在帮助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能做出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用来客观考虑运动中知识分子问题的框架。如果每100个接近革命工运知识分子中——用最“保守”的话来说——至少有99个到头来与其说是骨干，不如说是麻烦，那么这根本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有偏见，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以适当的考虑对待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遵从要求，仅这些要求就能使他们在我们的斗争中对我们有用。
在第一次正式颁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纲领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瓦解，使得该阶级的一部分人抛到无产阶级中去。而另一部分人——当然是较小的一部分，主要是个人——把自己从腐朽的资本主义阶级中割裂出来，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就是从另一个阶级来到无产阶级身边的。我们运动的其他所有伟大的导师也是如此，没有例外。
列宁、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他们的社会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但他们却来到无产阶级身边，成为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抛弃自己的阶级，归附于“革命的阶级，掌握着未来的阶级”。他们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进行这种阶级忠诚的转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自己所选择的阶级的真正代表，使自己与该阶级完全融为一体，消除他们与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之间的一切冲突阴影。在他们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我们党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就像在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工人运动中一般，根本不是由于工人对他们的无知偏见而产生的。是因为他们既不像《共产党宣言》所规定的那样与异己阶级“割裂出来”，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归附于革命的阶级”。与上述伟大领袖们无条件地和一如既往走向无产阶级不同，他们在阶级选择之间半途而废，犹豫不决。他们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的知识，促使他们反抗寄生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精神停滞，因为寄生统治阶级的制度散发着腐朽的气息。另一方面，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精神又阻碍了他们完全认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党，在新的无产阶级环境中重新塑造自己的整个人生。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
革命的工人运动自觉“掌握着未来”，它是自信的，是威严的，是最高程度的严格要求。它排斥一切调侃和半信半疑。它要求每个人，特别是领导人，“要么全部，要么一无所有”。使知识分子与党的无产阶级干部发生冲突的，并不是他们的“教育”，如我们党的反对派中的洛夫斯东派同情者所坚持的那样，而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精神，可怜的骑墙派，荒唐的在业余时间领导革命工人运动的野心。
先进的工人斗士敌视教育，歧视受过教育的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恰恰相反。他们对每一个接近运动的知识分子都过分的尊敬，对知识分子所做的每一点服务都过分的赞赏。这一点从来没有比伯纳姆正式参加我们的运动时所受到的接待，以及一直以来对他所给予的特殊考虑更有说服力地表现出来。他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考验，就成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他被任命为我们理论刊物的编辑之一。一个党的杰出领导人的一切表彰和“荣誉”都慷慨地给予了他。
他对领导责任的可耻态度；他一贯拒绝把党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爱好来投入；他对党内同事的傲慢和轻蔑的态度；他对我们的传统，甚至对我们的国际组织及其领导的不尊重——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情况，都被党内的工人分子默默地忽略了，即使工人分子绝不是赞同。直到伯纳姆公然出来企图推翻我们的纲领，党内的工人分子才起来反对他，要求他遵守规则。他现在企图把这一革命行动说成是由于他的“学问”而对他的无知偏见的表现，这只是他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精神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的蔑视的又一次最暴露的表现。
一个在理论上受过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熏陶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被任何人吓倒的，也不可能因一些不幸的经历而迷失方向。学识渊博的伯纳姆教授暴露出自己只是另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事实，可能会使人们对今后类似的类型产生更多的警惕。但它不会改变工人先锋队对今后接近运动的资产阶级世界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在这种经验的指导下，下一个到来的人有可能要满足更严格的条件。将来几乎不可能允许任何人自命不凡地担任领导职务，除非他和他的异己阶级环境彻底决裂，过来生活在工人运动中。单纯的参观是不会被鼓励的。
美国运动在知识分子方面有非常糟糕的经验。到目前为止，出现在美国运动范围内的那些人，都是一群相当寒酸的人。冒险家、野心家、利己主义者、业余爱好者、临阵脱逃者——这就是知识分子自己描绘的在美国工运中游行的悲惨景象。丹尼尔·德·利昂作为一个巨大的例外脱颖而出。他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斗士，是一个永远效忠的党派人士。一旦他决定向无产阶级靠拢，资产阶级学术界的陈腐气氛就变得让他无法忍受。他离开了大学，把门“砰”地关在身后，再也没有回过头。此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完全认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斗争。当代的革命工人为此怀着感激的心情纪念他，但并不因此而忽视他的政治错误。我们希望，其他更伟大的德·利昂们，将来会来到我们这里，他们会受到无产阶级先锋队党全心全意的欢迎。如果我们仔细审查他们的资历，让他们接受一定的训练，他们也不会对此敏感。如果我们坚持一个明确的观点：他们的任务是解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科学，而不是用资产阶级的替代品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也不会感到不快。新的德·利昂们将会很容易理解，这种初步审查只是为了防止虚伪的知识分子的渗透，而决不意味着对真正来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偏见。
到我们这里来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会明白我们的学说的基本点，即社会主义不是简单的“道德理想”，就像伯纳姆在1940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92年——试图指示我们的那样，而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必须由工人来进行革命，必须由工人来组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职能是帮助工人进行斗争。他只有背弃资产阶级世界，加入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即不再做小资产阶级，才能建设性地做到这一点。在这个基础上，工人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将在一起相处得非常好。
[1]《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13日），《列宁全集》第45卷，中文第二版。 |
第一部分。4．组织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4．组织问题
只要政治和理论争论的真正范围仍未确定，关于组织问题的讨论就会造成而且只会造成混乱。但是，既然基本的政治问题已经完全弄清楚了，既然两大阵营已经按照基本路线采取了自己的立场，那么，在适当的环境和适当的地方，把组织问题拿出来讨论，是可能的，也许是可行的——作为一个重要的但从属的问题；作为政治分歧在组织上的表现，但不能代替政治分歧。
无产阶级倾向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之间的根本冲突，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处处表现出来。但是，在这个次要的冲突中，所涉及的并不是小事件、怨气、个人摩擦和类似的小变化，这些都是每个组织生活中的共同特点。这次争议的程度更深。我们与伯纳姆和伯纳姆派在党的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战争。伯纳姆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纲领和传统完全格格不入，但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方法”的敌意却丝毫不减。与列宁及其可怕的“体制”的精神相比，他在精神上更接近苏瓦林（Souvarine）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所有颓废者、怀疑论者和叛徒。
伯纳姆首先关心的是“民主保障”，防止革命后党的变质。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建立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党。伯纳姆对党内民主的概念是一个喋喋不休的清淡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讨论没完没了，无法确实决定任何事情。（见克利夫兰会议[1]的决议！）考虑一下他的“新”发明吧——一个有两个不同的公共机关的党，保卫着两个不同的、对立的纲领!像伯纳姆的其他所有独立思想一样，这只不过是剽窃外来资料。在这个出色的政党组织计划中，我们不难认识到，这是对诺曼·托马斯命运多舛的“全能党”的复原。
我们对党的概念完全不同。我们认为，党必须是一个战斗组织，它领导着一场坚决的夺取斗争。领导夺取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不仅需要内部民主。它还需要一个强制的集中制和铁的行动纪律。它需要一个符合其无产阶级纲领的无产阶级组成。布尔什维克党不能由那些真正的利益和真正的生活在另一个陌生世界里的业余分子来领导。它需要一个积极的专职领导层，由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的个人组成，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党，并在党和党在无产阶级环境中的多种形式的活动中找到完全的个人满足。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党是他人生目的的集中体现，他与党生死相依。他宣扬和践行爱党主义，因为他知道，没有党，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无法实现。在他眼里，最大的犯罪就是对党的不忠或不负责任。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他的党为荣。他在任何场合都要在全世界面前捍卫它。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有纪律的人，因为没有纪律，党就不能作为一个战斗组织存在。当他发现自己处于少数派时，他就会忠诚地服从党的决定，执行党的决定，同时等待新的事件来验证争议或新的机会来重新讨论争议。
伯纳姆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对党的态度与这一切正好相反。反对派的小资产阶级性表现在他们对党的态度，对党的观念，甚至表现在他们对“不满”的抱怨和牢骚的方法上，就像他们对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学说和我们的传统的轻视态度一样毫不动摇。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教育和指导工运，却不参加工运，只觉得与工运的联系松散，对工运总是充满了“怨气”。一旦他的脚趾头被踩了，或者遭到拒绝，他就把运动的利益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革命也许很重要，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伤的虚荣心更重要。他给别人定规矩时自己就完全赞成纪律，但是一旦发现自己是少数派，他就开始向党的多数派发出最后通牒和分裂威胁。
反对派的领导人就是这副样子。在悲伤地叙述了他们种种琐碎的、无足轻重的、大部分是想象出来的不满后；在他们试图修改纲领的过程中被无产阶级多数派击退；在用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术语来称呼他们的正确名字之后——在“遭受”了所有这些屈辱之后——反对派的领导人现在企图用分裂的威胁来报复党的多数派。这对他们没有帮助。它不会妨碍我们对他们的修正主义的即兴表演的定性，并表明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是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一般观念脱节，而只是他们的次要表现。
组织问题和组织方法不是独立于政治路线的，而是从属于政治路线的。一般说来，组织方法来自政治路线。事实上，组织的全部意义就是实现政治纲领。归根结底，这个规则没有例外。不是组织——党或团体——创造了纲领；而是纲领创造了组织，或者征服和使用了现有的组织。即使是那些没有自己的纲领或旗帜的无原则的团体和小集团，在斗争过程中也不能不被强加一个政治纲领。我们党内的那些人反对“体制”，又没有明确界定与“体制”不同的政治纲领，就结成了反“体制”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目睹这一规律运作的例证。
在这一点上，他们不过是重现了他们的前辈们本末倒置的经验，在他们还没有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权力后要怎么做的情况下，就结成派别来争夺“权力”。
无原则的小集团或团体，在没有明确纲领的情况下就开始斗争，这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术语中被定性为政治强盗。这种团体从开始到在美国激进主义的死水中悲惨地结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洛夫斯东派”的团体。这个团体的名字取自其领导人，一个毫无个性的冒险家，多年来，这个团体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和个人野心，或满足个人的不满而进行的无原则的、不择手段的派别斗争，毒害和腐蚀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洛夫斯东派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但他们没有明确的原则。他们只知要控制党的“体制”。和阿本一样，这个问题在他们的算计中总是占据第一位；当时的“政治”纲领总是适应他们“圆满地解决组织问题”的首要目标——即有利于他们。
在季诺维也夫领导共产国际时，他们是狂热的激进分子和极左派。随着季诺维也夫的倒台和布哈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急剧右倾，他们就像换衬衫一样迅速而平静地成为热心的布哈林派。由于计算上的错误，或信息上的延误，在从布哈林转向斯大林和第三时期狂热的左倾时，他们落后于人了。可以肯定的是，在1929年由他们控制的党代会上，他们提出开除布哈林，以此试图去弥补自己的疏忽。但是，这最后一次为僵化的组织目标服务的政治灵活性的表现来得太迟了。他们的迟钝使他们失去了脑袋。
他们的政治总是由外部压力为他们决定的。在他们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是莫斯科的压力。随着他们被正式开除出共产国际，一种更沉重的压力开始压在他们身上，他们逐渐适应了这种压力。今天，这个悲惨的、孤立的、本质为小资产阶级的小集团，像微风中的羽毛一样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舆论折腾着。洛夫斯东派从来没有自己的独立纲领。他们在脱离官方共产党后的这些年里，从来没有能够制定出一个独立的纲领。今天，他们的报纸《工人时代》几乎无法与左派自由主义的杂志区分开来。这是一个无原则的“组织”政治的最终结果的可怕例子[2]。
其中最可怕的例子是俄共的“反托洛茨基”派系，它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悲惨结局。毫无疑问，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盟在开始反对托洛茨基的派别斗争时，没有任何明确的纲领目标。而正因为它没有纲领，它就成了异己阶级影响的表现。斯大林派最终堕落为帝国主义的无奈工具和俄国革命真正代表的凶残对手，这并不像我们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逻辑发展。而是背离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原则性政治方法的最终结果。
所有的方面都要警惕，阿本集团的堕落，从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学说的正式拥护者变成修正主义的派别支持者，和所举的其他例子有着相同的模式。伯纳姆目前在反对派集团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霸权，最突出地证明了这样一个政治规律：没有自己纲领的团体和小集团，会沦为别人纲领的工具。伯纳姆有一种纲领。那就是反对我们运动的学说、方法和传统的斗争纲领。那些与伯纳姆联合起来反对“体制”的人，都在他的纲领的支配下，这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阿本能快速完成这一转变，部分原因是他以前有过在为目光短浅的组织性目的服务的过程中背叛意识形态的经验，部分原因是今天我们党所受到的社会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得多。这种压力加速了一切发展。
[1]这里涉及到少数派1940年2月24-25日在克利夫兰召开的全国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党内存在着两种政治上不可调和的倾向，“党必须授权给大会上处于少数派的团体，让他们公开出版自己的政治刊物，以保卫第四国际的总纲领，（同时）以客观的方式提出自己倾向在有争议的俄国问题上的特殊立场”。这一要求遭到多数派的拒绝。——编者
[2]1941年初，在美国参战之前，洛夫通东派团体召开了一次会议，并通过一项决议，大意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解散。——编者 |
第一部分。3．他们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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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3．他们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
这些事实表明，争论的派别已经被拉成两个阵营，捍卫着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纲领和方法，根据这些事实，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对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体制”可能有什么兴趣，或者反之亦然？在每一种情况下，对“体制”问题的整个处理方法一定是根本不同的，这取决于在纲领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站在我们的纲领立场上的人，其目的只能是纠正体制的缺点，改进它的功能，使它成为更有效的纲领工具。另一方面，来自反对派阵营的批判者，只要他们的立场有任何意义或逻辑，就不可能对我们的体制本身有任何真正的兴趣。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用另一个纲领来代替目前的纲领。为此，他们要求的不是改进现体制，而是取消现体制，并以另一个能实现修正主义纲领的体制取而代之。
因此，很明显，问题首先不是在组织上，而是在政治上。政治路线是且必须是决定性的因素。它是且必须是讨论的中心。我们不顾一切地坚持这种方法，甚至以失去主要对次要问题感兴趣的同志的投票为代价，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教育党，巩固纲领的可靠支持基础。
在一个政党中，组织问题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它是否与政治分歧在同一平面上有自己独立的意义，甚至高于政治分歧？很少。而且也只是短暂的，因为政治路线每次都会突破并主导组织问题。这是政党政治的第一节基本课程，它得到了所有经验的证实。
伯纳姆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题为《科学与风格》的文件中写道：“第二个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体制问题。”实际上，反对派从争论一开始就试图把“体制”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在根本的理论和政治上的分歧充分暴露和发展之前，反对派的基本干部正是基于这个问题上招募的。
这种斗争方法并不新鲜。从第一国际以来的革命工运史，就是一部不间断的编年史，它记载了各种小资产阶级集团和倾向企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方法”的狂热攻击来弥补自己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弱点。而在组织方法的标题下，他们囊括了从革命集中制的概念到日常行政事务的一切；除此之外，还包括他们的原则性对手的个人举止和方法，他们总是把这些说成是“坏的”、“苛刻的”、“暴虐的”，当然，当然还有“官僚的”。直到今天，任何一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都会向你解释“专制”的马克思是如何虐待巴枯宁（Bakunin）的。
美国托洛茨基运动11年的历史中，这样的经历极为丰富。在巩固和教育我们运动的基层干部的内部斗争和派别斗争中，部分地总是与以组织上的争执来代替原则性问题的企图作斗争。政治上软弱的对手每次都采用这种诡计。
从最初的日子里，情况就是这样。在我们运动的早期，从1929年起几乎不间断地一直到1933年，阿本-沙赫特曼对坎农-斯瓦贝克（Cannon-Swabeck）的“官僚机构”发动一场激烈的口水战，该机构当时只有一台打字机，没有速记员，也没有定期领取工资的专职人员。阿本-米斯蒂一派对坎农-沙赫特曼的“体制”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然后，在任何问题的任何一方都同样能写出文章的沙赫特曼，在一份写得很有说服力的、不用说是长篇大论的文件中为“体制”——同一个体制——辩护。
在我们同加利福尼亚社会党的西梅斯-克莱门特（Symes-Clement）的中派的斗争中，他们控制了州委员会，用一切可能的官僚伎俩欺骗和迫害我们，最后诉诸于开除我们的手段；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一直抗议坎农的“组织方法”。在俄国问题的争论中，在我们被开除出社会党之后，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成立之前，伯纳姆和卡特受孟什维克主义概念启发，起草了一份特别决议，提出组织问题，来反对我们。沙赫特曼在那个时节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他同我合作起草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反决议，为“体制”辩护。
在目前这场最根本的党内冲突中，体制问题再一次被作为“核心问题”。这一次沙赫特曼站在伯纳姆一边，攻击他昨天维护的体制和前天攻击的体制。时代变了，律师换了客户，但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党内反对“官僚主义”的战争，还是以同样的方式和目的进行。这些“内部问题”，阿本在（1940年）2月16日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从来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他应该知道。他已经不间断地进行了10年的战争——当他能找到突出的盟友时，就在公开场合进行，当他和他的集团独自站在一起时，就通过秘密阴谋和伏击狙击进行。但他还从未得到过“满足”。他的许多组织组合，为了这些组合，他总是准备牺牲任何原则，总是在关键时刻崩溃。每一次，都有一批错误地追随他的新的党员阶层，在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优于组织组合主义的问题上，得到了尽管痛苦却有启发性的教训。
我们过去丰富的经验都表明，无论在开始的时候，一个组织联合体在用童话般的体制故事来招揽没有经验的同志时，取得了怎样暂时的成功，政治路线总是在最后突破，战胜了组织问题，并使之归于应有的地位。正是这种政治斗争的绝对规律，使阿本每一次都到挫折和失败，使他和他的小集团在每一次斗争结束时都孤立无援，名誉扫地。
阿本和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亲密圈子里的流言蜚语者从来都不吸取教训。但是，那些被他利用的、没有经验和无知的、毫无私心的、把他对组织问题的论述当作良币的有良知的同志们却学会了。这就是过去斗争的巨大收获。我们年轻一代的那些同志，在阿本的指导下，曾有过用组织问题代替政治路线的企图，甚至把组织问题提高到政治路线之上的首位的不良经验——在目前的争论中，恰恰是这些同志对这种派别诡计最有免疫力。从他们的不幸经历和补充学习中，他们学会了在每一次争执开始时，就把关于体制的哗众取宠抛在一边；他们学会了探究政治分歧的真相，并据此表明自己的立场。
反对派关于组织问题的长篇文件，不是写给党内有识之士和受过教育的干部看的。它是为那些没有经验和不了解情况的人写的。它的目的是让他们措手不及，迷失方向；用个人和派别的敌意毒害他们，从而使他们无法对冲突背后的重大政治和理论争论作出客观评价。
我们从目前的冲突一开始，就坚定地拒绝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战斗。我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争端的政治和理论实质拿出来。许多同志反对这一策略。他们抱怨说，没有经验的同志被这个故事和那个故事，被一个又一个所谓的不满所迷惑，还没有开始认真考虑政治问题，就排成了核心小组的队伍。尽管如此，在以往经验的指导下，我们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方法。后来党内讨论的发展证实了它的正确性。现在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毫无疑问，不少同志之所以迷失方向，被反对派争取过去，是因为在讨论的初期，我们拒绝偏离根本的政治和理论斗争，不去回应大部分关于“体制”的闲言碎语和闲聊。我们对反对派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支持者表示欢迎；这一点必须严肃而坦率地说出来。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严峻的时代。我们正处于我们运动的严重事件和重大考验的前夕。那些会被谣言和流言蜚语以及毫无根据的指责所迷惑和冲昏头脑的人，在即将到来的艰难日子里不会是十分可靠的士兵。小资产阶级毕竟什么事都是小打小闹。我们反对派的流言蜚语和诽谤运动，与在未来战争危机的日子里，通过阶级敌人强大的宣传媒介倾泻在革命战士头上的谎言、误导和诽谤的洪流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可以预料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嘴将被堵住，我们的手脚将被捆绑，无法相互交流。只有那些想清楚了自己的原则，懂得坚守原则的人，才能在这种时候支撑下去。这场运动在本党内部已有不被人察觉的预兆，不难预见，那些在其中屈服的人，在真正的运动的第一波中就会被吞没。这些同志需要的不仅仅是对这个或那个童话故事的保证。他们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原则和方法的再教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今后的战斗中依靠他们。 |
第一部分。2．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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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学说和方法体系无疑是我们时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俄国革命以及早期共产国际的继承者和延续者。它是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没有任何其他运动在分析和解释后列宁时期的一切重大事件和制定无产阶级斗争和胜利的纲领方面发展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其他运动，没有其他学派回答过任何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值得无产阶级革命者考虑一下。由第四国际所体现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唯一的革命运动。
但是，从制定纲领到组织坚定的干部，再从干部组织到建立第四国际的群众党，这条道路是艰难而复杂的。它作为一个不断选择、吸引新的力量和摒弃其他未能跟上脚步的力量的过程，要经过不同的演变和发展阶段。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现在正处于这个演变过程的危机之中。如果说，正如一切迹象表明，我们正朝着彻底解决危机的方向发展，那么，这是因为世界性事件的发展速度及其范围的巨大和我党对其影响的敏感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以灾难性的力量冲击着工人运动中的所有组织和倾向。我们自己的组织也不例外。像所有其他组织一样，它的基础正在被动摇，被迫暴露出它的本性。在和平时期仍未暴露的弱点，随着战争的临近而迅速暴露出来。许多个人和整个团体，无论是第四国际的正式成员还是同情者，都在接受同样的考验。会有伤亡，这似乎表明对运动的削弱。但那是事情的表象，而不是现实。托洛茨基主义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和方法；在危机、战争和革命斗争时期，它最能不折不扣地显示出它的真正实质。那些把纲领、学说、方法和传统溶入自己的血肉中，作为斗争的指导路线的人，在危机的压力下更加坚定地坚持运动。
只有那些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当作一套文学公式，拥护这套公式使人在激进派圈子里获得某种殊荣而不招致任何重大责任的人；那些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一种“极端激进主义”的形式，而这种极端激进主义从来没有超出复杂辩论的范围——正是这样的人最倾向于在危机的压力下动摇和失去理智，甚至把他们的惊慌归咎于那同样的“托洛茨基主义”，而这种主义只是保持本真。
大家都知道，危机沉重打击了强大的斯大林主义运动。随着苏联-纳粹条约的签订，斯大林主义同路人的逃亡开始了。他们可以接受莫斯科的审判，但不能接受与美帝国主义的民主政府发生冲突的前景。在苏联入侵波兰和芬兰后，同路人的逃亡成了一场溃败。这种疯狂的迁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评论。我们自己也对这一荒唐可笑的现象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和俏皮话。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自己“周围”的类似现象仍然保持沉默。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那些比较老练但没有更多勇气的知识分子同路人的逃亡，其急促程度和灾难性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
随着战争的临近，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和一种运动，开始失去了它的“可敬性”。许多知识分子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安排了有些仓促而不体面的离开。事实上，那相当可观的清谈英雄大军已经所剩无几，他们曾经欣赏托洛茨基的文风，用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挖掘出的真知灼见来迷惑斯大林主义中不太聪明的边缘人。托洛茨基主义“文化战线”的崩溃，被一些人，特别是前战线人员自己认为是我们运动崩溃的标志。在他们迅速依附的阶级敌人的刊物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鼓起勇气，把托洛茨基主义写成“过时的宗派主义倾向”。然而，“过时”的是他们，而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运动——托洛茨基主义。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天生性喜内省。他们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不确定、自己的恐惧和自己对个人命运的利己主义关心误认为是广大群众的感情和运动。他们以自己无足轻重的痛楚来衡量世界的痛苦。由于我们的党员部分是由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完全脱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因此，在我们运动的外围所发生的危机就被转移到了党内，或者说，被延伸到了党内。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党的纽约组织的不利的社会构成，危机以异常的力量和毒害性袭击了党的纽约组织，而党的无产阶级中心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小资产阶级分子逃避我们的纲领和否定我们传统的倾向，与无产阶级党员对纲领和对党的忠诚的显著表现相对应。一个人如果不理解这种区别的意义，那他就的的确确是瞎子了。我们党越是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越是坚定地坚持原则，越是深入到工人群众运动中去，就越能经受住危机的冲击。就我们党在无产阶级土壤中沉淀的根基而言，它在最近这个时期得到了增强而非失去。我们听到的关于我们运动的噪音只是树顶部叶子的沙沙声。根部并没有摇动。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演变和发展，并不是按照一个预设的计划进行的。它受制于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特殊历史环境。在最初的干部习惯于承受斯大林派的攻击和压力之后，运动开始形成一个孤立的宣传社团。它必然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文字斗争中去。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接二连三地证实了我们的批评和预言。在德国共产国际崩溃后，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连续的五年计划的失败，强制集体化和人为饥荒的畸形过激行为，凶残的肃反和审判——这一切，只有托洛茨基事先解释和分析过，在这一切之后，托洛茨基主义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圈子里更加流行。有一段时间，它甚至成了时尚。党员身份赋予了一定的殊荣，也没有带来严重的困难。内部民主被夸大到松散的程度。集中制和纪律只存在于纲领中，而非实践中。纽约的党更像是一个高深的讨论俱乐部，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斗党。
与米斯蒂组织的合并，以及后来打入社会党，都是为了摆脱宣传上的孤立和停滞，找到一条通往更广泛的圈子的道路。这些行动给党带来了成百上千的新兵，使我们有了扩大活动的可能。但成功也带来了其自身的矛盾。在纽约的社会党成员，包括它的左翼和青年组织，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尽管他们有善意，但不容易被同化。如果我们在纽约的党组织规模大得多，而且在组成上主要是无产阶级，任务就会容易得多。因为，来自社会党的一些新力量使党的无产阶级化问题复杂化了，并为阿本的小资产阶级派系贡献了新成员。
同时，由于我们对工会工作的慎重定位，党在全国其他中心地区向无产阶级方向发展。对工会的渗透给党带来了无产阶级战士的新分子；无产阶级中心和纽约组织之间的对比在多次小规模冲突中剑拔弩张，最后在目前的党内危机中爆发。
战争的临近，预示着党员将面临沉重的困难和牺牲，给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带来了不安和不满。这些情绪在一部分领导层中得到了真实的表达。他们开始将自己的紧张情绪转化为对党的夸张批评，以及在当时情况下无法实现的要求。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签署后，反对派变得更加明确。它开始以反对我们的纲领，并最终以反抗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整个学说、传统和方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然而，如果把党的危机仅仅定性为政治意见分歧的结果，那是完全荒谬的。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于对反对派不切实际的建议和出尔反尔进行“政治”定性，我们就不会触及问题的核心。像这样严肃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是理解它们的唯一途径。反对派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追随者已经表明，他们有能力在一夜之间改变他们对所有基本的理论和政治问题的看法。这只能非常有力地表明，他们的意见一般是不能太当回事的。
整个反对派背后的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对即将到来的斗争、困难和牺牲的前景感到紧张，并不自觉地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些困难。毫无疑问，对一些人来说，反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传统的疯狂斗争，只是一种手段，以掩盖在一片尘埃和争论中对革命运动的投降性抛弃。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新发现的“政治立场”，以及他们对这个立场和围绕这个立场的无休止的谈论，都是对同样的内在强迫的无意识的合理化。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停留在对反对派的荒诞命题进行政治定性是不够的。必须揭露他们的阶级基础。
党内目前的危机不是单纯的插曲。它不能用简单的意见分歧来解释，这种分歧在过去曾经发生过，而且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党中也会一直发生。危机是异己阶级对党的压力的直接反映。在这种压力下，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领袖完全失去理智，而党的无产阶级部分几乎是一致坚定不移地团结在纲领周围。
由此，我们可以且必须得出一定的结论。
1.党光有无产阶级的纲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无产阶级的组成。否则纲领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张废纸。
2.这个危机不是简单地在大会上进行表决，以多数票重申纲领就能解决的。党必须由此着手，实现党的队伍真正无产阶级化。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员必须以某种方式把自己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并据此重新调整自己的活动甚至生活。那些在一定的和有限的时间内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必须把他们转入同情者的行列。
我们正站在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从一个组织松散的宣传小圈子和讨论俱乐部向一个植根于工人群众运动的集中的、有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演变的决定性阶段。在战争临近的压力下，这种转变正被迫加快进行。这就是目前党内斗争的真正意义。 |
第一部分。1．讨论所暴露的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1．讨论所暴露的问题
一般的政治斗争，包括党内严肃的派别斗争，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们是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进行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斗争。这一规律在我们党内目前讨论的发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目前，异己阶级力量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压力异常沉重。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党内目前危机。这是我们运动在国际范围内有史以来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党内空前紧张的气氛标志着原则立场的冲突，这种冲突显然是不可调和的。党内的两个阵营为不同的纲领、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传统而斗争。
是什么原因使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走到这种局面？显然不是突然发现的有关领导人个人的不相容，这种小事是冲突的症状，而不是原因。这种深度和范围的冲突，也不能用在组织问题上旧有的意见分歧的激化来合理解释。为了理解危机的真正意义，有必要寻找更深刻的原因。
对于那些把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的表现的人来说——这也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理解政治的方式——党内危机的基本原因并不难找到。危机表明着我们队伍中对外部社会压力的反应。这就是我们从去年9月危机一开始，紧接着苏联-纳粹条约的签订和德国入侵波兰的开始，对危机的定义。更准确地说，我们说这场危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舆论对党的一部分领导层施加压力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对我们党内无产阶级倾向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之间不加制约的斗争的阶级分析。
我们不以“保守”和“进步”等抽象的一般术语来界定争论着的派别。我们判断派别的标准不是个人的心理特征，而是他们所维护的纲领。讨论所揭示的并不是关于纲领应用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经常发生，而且通常具有过渡性的意义——而是试图把一种纲领与另一种纲领对立起来。这就是把党分成两个阵营的原因。自然，我们从讨论一开始用来描述党内两种倾向的这些术语，意为用作定义而不是表述形容。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各色小资产阶级政治家之间的每一次辩论中，都必须重复这一点；他们正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就是用真名称呼他们。
反对派的领导人认为，我们把这个阶级招牌放在他们的派别之上，是令人愤慨的，是一种恶意的派别发明，而他们唯一的冒犯之处只在于他们背弃了苏联，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拒绝保卫它。但我们对这种态度的定义和描述并不感到新鲜。早在沙赫特曼解读托洛茨基而不是伯纳姆的年代，沙赫特曼本人就写道：
极左派对苏联的立场，否认它是工人国家的任何说法，实际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他们无法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阵营、革命和帝国主义的阵营之间做出坚定的选择。
这段引文出自沙赫特曼两年前在《新国际》上写的一篇文章，可以接受它作为反对派联合体及其目前立场的科学定义，只需做一个小小的修正。把他们的立场说成是“极左派”是很不正确的。
过去反对派的领导人按照上述引文的思路写了很多文章，说了很多话。年复一年，在无数的文章、文件、论文和演说中，反对派领导人一直在承诺甚至扬言要保卫苏联——“在危险的时刻，我们会坚守立场！”——但是，当时刻临近的时候，当苏联几乎开始需要这种保卫的时候，他们没有兑现他们的诺言。
一般的纲领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方法和传统也是如此。当这一切不再是安宁时期舞文弄墨的主题，而必须是战争时期的行动指南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一切曾经说过和写过的东西，开始发狂似地寻找“新的和新颖的思想”。在第一个半正式的考验中，他们暴露了自己是“和平时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而这种可耻的表现，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在美帝国主义正式参战之前，就已经在第四国际美国支部内发生了。在反对派的圣经——他们关于《战争和官僚保守主义》[1]的文件中，我们得到保证说，党的危机“是由战争引起的”。这并不确切。美国还没有正式参战，到目前为止，关于战争条件下会给无产阶级先锋队带来的道德和物质压力，我们只有隐隐约约的暗示。不是战争，而仅仅是战争临近的阴影，就足以使伯纳姆、沙赫特曼和阿本疯狂地奔走。
这些退缩和投降的哲学家平白无故地把自己的恐慌归咎于党，他们表示，读了他们关于党的体制的文件的同志“将从中得出愤世嫉俗或灰心丧气或失败主义的结论”。他们还说：“前途是黑暗的”。而伯纳姆在一份题为《科学与风格》[2]的特别文件中袒露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灵魂。他恶毒得意地宣称——愿望是思想之父——第四国际的垮台。现实情况与这些狼狈不堪的意见截然相反。
在党的无产阶级多数派中，没有一丝悲观主义。相反，人们普遍感到满意的是，党的一部分领导层的叛变及时地暴露出来了，暴露在战争之前，在可以公开地、自由地讨论和打倒它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干部几乎一致地团结起来保卫党和第四国际，他们以激进和不可调和的态度迎接伯纳姆、阿本和沙赫特曼的进攻，这就活生生地证明了我们运动的生命力和不可摧毁性。这对未来是一个好兆头。它给我们信心，即战争的真正考验来临时，它将经得起考验。它使我们有理由作出最乐观的估计，即第四国际不仅会“存活”，而且会在斗争中胜利。
至于“艰难的未来”——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死亡苦痛时期只会产生危机和战争，并在工人组织中，包括在工人先锋队的党内，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从这些“艰难”的情况中，第四国际主义者只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些华而不实的社会骚动，我们事先预见到了和分析过了，它们创造了被压迫群众在铁的必要性的推动下，必须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和世界重组的条件。只需要一件事：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先锋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党的纲领。伯纳姆和他的可怜的门徒，前马克思主义者、前托洛茨基主义者，提供了一份与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共同之处的纲领。由此产生了多数派和反对派之间的根本冲突，这种冲突显然是不可调和的，所有其他问题，无论多么重要，都要服从于这种冲突。
在几个月的讨论过程中，多数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分歧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深度和范围，以至于完全盖过了一切党的体制的问题。如果所有声称的体制错误都是真的，然后乘以十倍，那么，在现在明显地把两个竞争派别分开的原则性分歧面前，整个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反对派的斗争表面上是作为反对“坎农专权”的斗争开始的，是作为对托洛茨基“变化的”立场的辩护，或者无论如何是作为对托洛茨基“变化的”立场的一种预期。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扩展成在我们的纲领、方法和传统等一切问题上与第四国际的根本冲突。
阿本在（1939年10月）全会上投票赞成多数派在俄国问题上的原则性决议，并指责我们编造和夸大分歧，按照他的无原则组合的逻辑，他最后却加入了伯纳姆的修正主义阵营。沙赫特曼在全会上只能被指责为给伯纳姆牵线搭桥，成了他的律师，替他给托洛茨基同志写《公开信》，对党内无产阶级多数派进行最毒辣的攻击，他们使他想起自己的昨天。伯纳姆在他最新的关于《科学与风格》的文件中，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一切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人所仇恨的敌人的语言。
这就是在几个月的政治讨论中所暴露出来的。
[1]见本书附录。
[2]见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附录。 |
澳大利亚版引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澳大利亚版引言
戴夫·霍姆斯（DaveHolmes）陈湘译、赤心校
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斯大林的互不侵犯条约震动了全世界。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突如其来的、未经宣布的协议，使与莫斯科结盟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危机。
随后发生的事件加剧了这一影响。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9月17日，红军占领波兰东部。接着，11月30日，苏联入侵芬兰。这些事件导致了西方国家反苏宣传的巨大浪潮。这使得对苏联的支持——无论在什么基础上——都极不受欢迎。
在资产阶级宣传运动的巨大压力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也受到了影响。纳粹-苏联条约签订后，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爆发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党的中央领导人马克斯·沙赫特曼、詹姆斯·伯纳姆和马丁·阿本领导着党内相当大的少数派，他们希望放弃社工党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在与帝国主义的任何斗争中无条件保卫苏联的立场，亦即尽管有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权。
社工党的多数派在全国书记詹姆斯·帕·坎农的领导下，与流亡墨西哥的列夫·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为维护党的传统立场而斗争。争论一直持续到1940年4月沙赫特曼-伯纳姆集团从党内分裂出来。这场斗争在坎农的《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和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两本书中都有记载[1]。
托洛茨基的著作涉及斗争中提出的政治问题乃至哲学问题；坎农书中的中心内容是革命党的组织问题，而少数派从根本上挑战革命党的组织。但是，坎农的《关于俄国问题的演讲》在此转载，讨论的是其中涉及的主要政治问题。
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清晰地展现了斗争的全貌。坎农的《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一文写于争论接近尾声之时。它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党员。把它放在本卷的开头，是为了使读者能清楚地了解整个事件，更加容易理解其他材料。
《给同志们的信》一节说明了斗争是如何展开的。它们还表明，这场斗争是由坎农和托洛茨基有意识地领导的。坎农在1953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派别斗争是对领导能力的考验”。“派别斗争是建设群众革命党过程的一部分；不是斗争的全部，而是斗争的一部分”。
有些同志（他接着说），特别是群众工作者，他们想一直忙于他们的建设性工作，他们被争论、争吵和派别斗争弄得心烦意乱，烦躁不安，他们必须学会，除非他们为党内和平而斗争，否则党内就不会有和平。派别斗争是获得和平的一种方式。
你们知道，从1940年到1951年这整个时期，党内享有内部和平和团结……11年的和平和正常的内部生活……这种内部和平和团结不是从天而降的。它不是被“赐予”给我们的。我们是通过在1939年9月至1940年4月的8个月中与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派别斗争来争取和确保它的。
每一场严肃的派别斗争，在一个有意识的领导力的正确指导下，都是按渐进的阶段发展的；它有开始、有中间、有结束；在斗争的每一个阶段，领导力都要受到考验。没有自觉的领导，派系主义就会吞噬和毁灭一个党。无头无尾的派系主义，有时哪怕是最小的争吵，也会把党撕成碎片。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一切都取决于领导人，取决于他们的意识。他们必须知道如何以及何时开始派别斗争，如何进行派别斗争，以及如何以及何时结束派别斗争[2]。
坎农的信件恰恰表明了这种有意识地领导与少数派的斗争。它也是极其民主的，有大量的书面和口头讨论，少数派也有大量的机会在党员面前提出自己的观点。
本卷第三部分《斗争文件》中的党的决议，显示了党是如何应对少数派的挑战的，特别是在最后，沙赫特曼和伯纳姆显然打算无视1940年4月的大会决定，从党内分裂出去。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是一本列宁主义组织手册。它说明了列宁的思想如何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人党的组织有关。
托洛茨基给予坎农对运动的贡献很高的评价。对于构成本书第一节的小册子，托洛茨基评价道：“这是真正的工人领袖的作品。哪怕这次讨论除了这篇文章之外，什么都没产生的话，那也是值得的。”[3]
※※※
分裂的三位领导人后来的发展很具有启发意义。
1940年4月离开社工党后，沙赫特曼和他的追随者成立了工人党。它创办了一份报纸《工人行动》（LaborAction），并发行了从社工党那里掠夺来的《新国际》杂志。
战后，工人党和社工党进行了多次统一讨论，但没有产生具体的结果。冷战期间，沙赫特曼更加右倾；他从对苏联的“官僚集体主义”、“第三阵营”的看法，转向直接支持帝国主义。
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国际社会主义联盟（theInternationalSocialistLeague）。1958年，国际社会主义联盟（ISL）加入社会党（theSocialistParty）。在那里，沙赫特曼集团形成了在民主党内工作的观点。（以哈尔·德雷珀（HalDraper）为首的思潮反对这一方向，他们脱离了这一组织，并最终形成了国际社会主义（theInternationalSocialists））。在社会党中，沙赫特曼是右派的一部分；他的反共主义使他支持1961年对古巴的入侵的猪湾事件（又称吉隆滩事件）和美国对越南的干预。
离开社工党后，伯纳姆只在刚成立的工人党中呆了几个星期，继续迅速演变为狂热的反苏主义。他写了著名的《管理革命》（ManagerialRevolution）（1941年），其中心论点是：一个新的“经理人”阶级已经接管了苏联，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他的其他一些著作的标题表明了他的政治观。《为世界而斗争》（TheStrugglefortheWorld）（1947）,《共产主义即将被打败》（TheComingDefeatofCommunism）（1950）,《颠覆之网》（TheWebofSubversion）（1954）以及《西方的自杀》（TheSuicideoftheWest）（1964）。20世纪50年代初，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顾问；他在美国陆军学院（theUSWarCollege）做反共讲座；在50年代末司法部的听证会上，他作证说沙赫特曼的组织是“颠覆性的”。从1955年到1977年，他是极右翼《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的编辑部成员；在该杂志中，他指责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讨好莫斯科和北京；他还呼吁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积极的重新评估。
在三位反对派领导人中，只有马丁·阿本仍然忠于他激进的过去。他留在工人党内，但在1940年代后期变得相当不活跃。在1949年英年早逝之前，他正考虑重新加入社工党，就像他以前的一些追随者所做的那样。
[1]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2]坎农：《派别斗争与党的领导》，《“美国世纪”的社会主义斗争》（抵抗书局（ResistanceBooks）：奇彭代尔（Chippendale），2000年），第205-206页。
[3]致法雷尔·多布斯的三封信（1940年4月16日）《保卫马克思主义》。 |
1972年第二版序言（乔治·诺瓦克，197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相关链接：乔治·诺瓦克
第二版序言
﹝美国﹞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
1972年3月
陈湘译、赤心校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它既是一本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手册，又是列宁主义政党内部一场重要政治斗争的文献记录的一部分。它记录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紧随斯大林-希特勒条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发生的内部冲突的发展情况。在这些重大事件的压力下，党内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开始拒绝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自成立以来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政治原则和组织方法。这个以詹姆斯·伯纳姆、马克斯·沙赫特曼和马丁·阿本为首的集团，发起了长达7个月的派别斗争，导致了党内的严重分裂。
党内冲突在苏联性质和革命者有义务保卫第一个工人国家不受帝国主义攻击的问题上爆发，随着争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其他基本问题也得到了辩论和澄清。这些问题从辩证法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关系，到革命先锋党的组织原则等。
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不仅对美国的革命者，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极为重要。当时流亡墨西哥的伟大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创始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书记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合作，成功领导了这场保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攻击被击退，1940年初，伯纳姆、沙赫特曼和阿本带领他们的集团完全脱离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
这场政治斗争的完整记录载于两本配套书籍——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InDefenseofMarxism）和詹姆斯·帕·坎农的《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TheStruggleforaProletarianParty）。托洛茨基的著作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原则的重大争议问题展开，而坎农则集中讨论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
为了把坎农的书放在其本身的背景下，就必须追溯从1939年8月少数派领导人开始攻击党的纲领，到1940年4月他们脱离托洛茨基运动这期间的动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别斗争的事件顺序。
托洛茨基主义者从作为俄国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开始，就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样的立场：十月革命的产物苏联，尽管在斯大林政权下已经严重堕落，但仍然是一个工人国家。每个革命者都有责任在帝国主义进攻或企图从内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团结起来保卫苏联，这一直是一个基本原则。
1939年8月22日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签订后，反苏宣传浪潮席卷西方“民主国家”；一周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些震惊世界的事件立即引发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危机。
由于反苏的歇斯底里、很快就会烧到美国的欧洲战火的影响，以及异己阶级影响和思想的压力，社会主义工人党一部分领导人开始质疑（有些人开始否认）托洛茨基主义长期以来对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和必须保卫它的看法。1939年9月5日，詹姆斯·伯纳姆提交给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文件中的以下几句话最清楚地表明了反对派集团的方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工人国家……苏联的参战将完全服从于整个冲突的一般帝国主义性质；而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保卫社会主义经济的残余。”
坎农在1939年9月8日写给全国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信中指出，伯纳姆“提议忽视苏联……并放弃保卫苏联”。坎农公开表明，在严重危机的时刻，这种突然背离党在俄国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的做法，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而且在组织上也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反对派坚持其路线，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成一个派别，并为其观点在整个第四国际中寻求支持。因此，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争论变成了对整个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要采取的政策的决定性考验。
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是三种不同倾向的混杂组合。詹姆斯·伯纳姆是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1934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与以亚·约·米斯蒂（A.J.Muste）为首的美利坚工人党（theAmericanWorkersParty）合并时加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他是反对派的思想领袖，最有力地体现了反对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特征。马丁·阿本是1920年代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与坎农和沙赫特曼一起共同创立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他领导的小集团表示不同意伯纳姆关于苏联问题的观点，但最想把坎农“统治”从党内领导层中清除出去。在俄国问题争论的初期，马克斯·沙赫特曼占据了一个临时的阵地，他从这个阵地出发，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伯纳姆的革新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都提出了怀疑和保留。
这些不同的倾向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派别，拒绝考虑基本原则问题，要求讨论仅限于眼前的“具体”问题。这是一个无原则结合的典范。
坎农在《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一书中，根据无原则联盟的发展情况，分析了它的特殊性。他指出，每一位反对派领袖都代表着一种常见的政治类型。伯纳姆是傲慢的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仍然被束缚在资产阶级学术环境中，拒绝毫无保留地投身于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政党。阿本是一个靠流言蜚语和组织上的不满为生的永久性个人小集团的大家长。沙赫特曼是一个肤浅的作家和演说家，但他是一个软弱和摇摆不定的人，无法承受强大的外部社会压力。在紧张时期，他力图逃避在阶级斗争的关键问题上采取坚定而明确的立场。
伴随着欧洲的枪炮声，讨论在激烈的气氛中展开。每一种观点都有充分的自由来表达。反对派有充分的机会说服大多数人并接管党的领导权。在大会上，坎农和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成功赢得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他们没有把少数人开除出党，没有剥夺他们的领导权，也没有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
相反，多数派在党的所有机构中都为少数派提供了代表位置。只要求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即少数派忠实地遵守多数派的决定，并将其反对活动限制在进一步试图争取党采纳其思想的范围内。多数派甚至同意会后在内部公报中继续讨论有争议的问题。
多数派的做法可以作为在重大问题上进行严肃争论，并使之得到明确解决的布尔什维克正确流程的典范。
然而，少数派集团不能遵守党以民主方式作出的决定。在拒绝投票支持政治委员会关于接受大会决定的动议之后，它成立了一个名为工人党（theWorkersParty）的单独组织，发行了一份报纸，窃取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机关报《新国际》，并沿着非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开始独立的事业，同时半信半疑地假装（直到1950年代解散）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原则决裂后的事情很有启发意义。在伯纳姆和他的弟子们退出托洛茨基运动后仅一个月，他就不屑地从沙赫特曼的新组织中辞职，公开放弃马克思主义。不久以后，他在用多种文字出版的臭名昭著的著作《管理革命》（TheManagerialRevolution）中阐述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政治思想。
随后几年里，伯纳姆不断转向帝国主义反动，直到他以冷战期间最恶毒的反苏思想家露面。他呼吁用军事手段对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阴谋”进行神圣的讨伐，并在从《为世界而斗争》（TheStruggleforWorld）（1947年）到《西方的自杀》（TheSuicideoftheWest）（1964年）的一系列著作中阐明了这一主张。他现在是极右翼机关报《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的编辑。他最近在该杂志上呼吁美国要有一个新俾斯麦，并呼吁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仁慈的重新评价。
沙赫特曼向右转的特点是速度较慢，规模缩小，而且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进行的。他借用伯纳姆的思想，炮制了社会学理论，认为苏联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官僚集体主义。他成了所谓第三阵营（ThirdCamp）的坚定拥护者，第三阵营力图在世界阶级斗争的斗争力量之间的某个地方找到支持点。由于他坚持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比斯大林极权主义更民主，战后沙赫特曼被引导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米科拉伊奇克（Mickolajczyk）反对莫斯科支持的波兰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Osubka-Morawski）政府。20世纪60年代，他支持猪湾事件入侵古巴和美国干预越南。因此，寻找不存在的“第三阵营”实际上意味着他与帝国主义者结盟，反对殖民地革命和工人阶级的力量。
1958年，沙赫特曼把他的瓦解的工人党的残余分子带入了在民主党（theDemocraticParty）内工作的诺曼·托马斯（NormanThomas）的社会党阵营。今天，他是其极右翼的主要思想家，并以某些保留意见和假社会主义的理由支持美国国务院的反共产主义行动。
唯一一位大体上忠于过去的反对派领袖马丁·阿本，淡出政治活动，于1949年去世。
本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篇《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原是在内部争论终止时写的。它在确定了争论者的主要思想，每一方都充分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性质之后，总结了整个斗争的情况。这篇文章放在开头，是为了便于读者跟上和理解其他材料。
第二部分是坎农写给各同志的信，信中按日，按周，按月记录了斗争事件和多数派对这些事件的反应。第三部分则记录党从斗争开始到正式开除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每个阶段所采取的行动的文件。
附录中用修正主义者自己的话介绍了他们在组织上的创新，以便读者与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进行对比。
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阐明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和实践，因为他们涉及深层次的理论和政治冲突，探讨了建设革命马克思主义战斗政党的问题。
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学校中，纲领是基础，是成立和运作革命党的决定性因素。组织形式是为了实施指导工人阶级夺权斗争的纲领。
“民主集中制”这几个字来概括了列宁主义党组织理论的具体特征。虽然这个词广为人知，但对它的真正含义却存在着巨大的误解。混乱的主要根源是斯大林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引入的对列宁主义思想的假冒和对其实践的歪曲。斯大林主义的一元化的政党模式，由不受控制的、不可救药的官僚从上而下地独裁，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组织制度的对立面。它是一种官僚集中制的制度，与民主集中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民主集中制下，领导和机关对党的队伍负责，受党的队伍控制，并接受他们的民主决定。
在一些人看来，民主集中制似乎是一种矛盾的说法。自发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问，民主受到集中怎么可能还是民主？反过来说，各种反列宁主义者问，集中主义怎么可能民主化？
列宁主义体系的最大优点是，它综合了这些相反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于一个战斗党的有效运作有同等的不可缺少的作用。这种组织形式使党能够保持其路线的坚定性和行动的统一性，同时确保党员决定其政策，并约束其专职人员。
民主集中制这个公式本身只能作为革命党行为的一般指导。如何运用它，以及在某一特定时期这些正好相反的要素中的哪一个是最重要的，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形势的需要，由一个有能力、有权威的领导层来判断。
这一组织原则规定了党内在讨论问题和制定路线过程中的民主。一旦作出决定，重点就转为行动上的集中主义。党的所有成员和机构都有义务按照多数派的立场行事。
因此，全党都要无拘无束地参加讨论、审议和决策。如果出现尖锐的、严重的意见分歧，多数派的意见就会成为全党的意见，全党在斗争舞台上就会按多数派的立场行动。少数必须服从多数，部分必须服从整体。这就是民主的意义，多数成员的发言和表决是决定性的。
少数派也有它的权利，这必须得到正式的多数派的严格尊重。它有权自己构成一个独特的倾向或派别，并通过党的正常渠道争取党员支持其立场。但是，一旦党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少数派就必须等待随后的事件来确认或反驳党所采取的立场，并等待进一步的机会向党提交自己的观点。
一个正在争取或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战斗党，不可能用两种纲领或两种不同的方向和观点来开展工作，否则就会有被削弱、分裂或瘫痪的危险。它必须有纪律性，在行动中获得最大的协调和打击力，同时在其内部生活中又是完全民主的。
这本书还非常详细地概述了列宁主义的建设一个职业革命者的党的概念。坎农反对像伯纳姆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浅薄涉猎的特点，要求用严肃的、专业的方法对待革命政治。这种方法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政治政策和组织方法上的特点。
在斗争的时候，坎农已经是美国革命运动的老手了。在二十五年多的运动中，他曾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组织者，是德布斯领导的社会党左派成员，是美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他把通过这些经历所积累的关于组织实践和程序的所有知识，都用于处理这次派别冲突所引起的复杂问题。
坎农是作为一个正统的列宁主义者这样做的。就像托洛茨基在1917年之后一样，他毫不动摇地坚持列宁在建设和指导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所制定和运用的党组织概念。
坎农的书是一本党的组织手册，它吸收了布尔什维克程序的经验教训，因为这些经验教训在世界帝国主义堡垒中建设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先锋党的艰巨任务中得到了检验。自二十五年前首次出版以来，它已被证明对国内外许多革命者有帮助。他们在其中发现了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可以替代名誉扫地的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政治组织，也是了解列宁主义的党组织规范究竟是什么的资料书。
在1939-40年为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而与坎农并肩作战的列夫·托洛茨基，对他的这一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对构成本书第一部分的文章作了如下评价。“这是真正的工人领袖的作品。哪怕这次讨论除了这篇文章之外，什么都没产生的话，那也是值得的。”[1]
乔治·诺瓦克
1972年3月
[1]致法雷尔·多布斯的三封信（1940年4月16日）《保卫马克思主义》。 |
〔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InTheory:Nations,Classes,Literatures
在理论内部
阶级、民族与文学
〔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Ahmad）
1992年
译者：易晖
中文版前言
致谢
导论我们时代的符号系统中的文学
第一章文学理论与“第三世界文学”：一些语境
第二章阶级的语言，移民的意识形态
第三章詹姆逊的他者性修辞与“民族寓言”
第四章萨尔曼·拉什迪的《羞耻》：后现代移民与妇女再现
第五章《东方学》及其后作：萨义德作品的暧昧与西方定位
第六章马克思论印度：一种澄清
第七章印度文学：关于一个概念定义的笔记
第八章三个世界理论：一场争论的终结
译后记 |
第一章作为政治的社会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2004）
第一章作为政治的社会运动
2002年12月5日，津巴布韦《哈拉雷新闻时报》（HarareDailyNews）发表了如下社论：
当处于一个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中时，市民社会的任务就是要制造一场强有力的、旨在实现民主的社会运动……首先，需要给社会运动一个精确的界定。正如字面所显示的，社会运动是包含各式各样利益集团的包容性有机体。社会运动涵盖了工人、妇女组织、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等主要社会阶层，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利益主体被一种共同的怨恨所凝结，而此怨恨则大多来源于对某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的民主匮乏状态所持的共同体察。近二十年来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以及更加贴近于我们生活的津巴布韦近四年来的状况，便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两者之间唯一的实质性区别，仅在于津巴布韦的社会运动更加不明确，也更少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确切地说，津巴布韦的民众有理由认为，他们的社会运动是一场被分裂的运动。（HarareDailyNews2002:1）
2002年，津巴布韦反对罗伯特·穆加贝[1]政权的派别领导人，曾这样谴责道：分裂——现政权镇压行径与收买行径的孪生子——已经在这个困苦国度的困苦民众中产生了。他们呼吁以此前发生的、南非成功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为榜样，发动一场更大规模、更有成效的社会运动来反抗专制、实现民主。2003年9月，穆加贝当局以《哈拉雷新闻时报》涉嫌为反对派张目为由，查封了这家报纸。9月17日，当局以暴力拘捕了大约一百名敢于在哈拉雷市示威的民众，这些示威者抗议穆加贝政府查封报纸，并呼吁制定新的宪法（Economist2003b:46）。
津巴布韦的反对派试图以发动社会运动来解决政治问题，类似的情形可谓遍布全球。1997年，当欧盟委员会动议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时，曼彻斯特的社会主义刊物《国际观察》便呼吁发动一场“全欧社会运动”来捍卫工人的权利（InternationalViewpoint1997）。在此后的若干年里，欧洲的行动者——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士——不断呼吁要在整个欧洲大陆发动一场真正的运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网络遍布全世界的组织——“大赦2000”（Jubilee2000）——就一直致力于消除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它的一位组织者称：
构建全球社会运动、紧密团结于一个主题。仅仅通过四年的努力，截至2000年，我们已在世界68个国家发动了规模各异、特色纷呈的“大赦2000”运动。这些运动在各个国家自主开展，却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标志、分享彼此的信息、相互之间有着惊人的团结感。这些运动立足于诸如安哥拉、日本、哥伦比亚、瑞典、洪都拉斯、以色列、多哥、美国等不同的国家。互联网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各地相互合作、彼此协调的能力。（Pettifor2001:62;楷体为原文所有）
到了2004年，许多欧洲人都将反对资本全球化的社会动员当作是一场能够恢复欧洲工人受挫的信心、能够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摆脱困境的社会运动。
拉丁美洲和亚洲也不甘寂寞：2002年3月，哥斯达黎加抗痢疾研究小组“再水合工程”（RehydrationProject）的网站上贴出一篇文章，题为《在孟加拉国控制痢疾已成一场社会运动》（Mustafa2002），作者是达卡《金融快报》（FinancialExpress）的副主编沙比·穆斯塔法（SabirMustafa）。该文称：相当数量的孟加拉国人——“学校教师、宗教领袖、志愿者组织、乡村医生、农村团体，甚至地方后备警察部队”——都在积极推动各项举措抵抗疾病（特别是口服再水合疗法），以挽救孩子们的生命。
同样，北美也出现了对社会运动的热切期盼。1999年，加拿大的行动者默里·多宾（MurrayDobbin）呼吁“在加拿大构建一场社会运动”，以保证思想左倾的新民主党无论执政于何处都不致背弃自己的选民。多宾认为：
基于对国家理论最基本的理解，我们认识到：当某个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赢得“权力”时，它并没有真正地获得权力。那些高级官僚们——实际上他们正在接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教化——犹如“第五纵队”一般阴谋破坏着进步的方针政策。同样，当那些跨国公司以退出资本相威胁时——正如它们在安大略省和英属哥伦比亚省[2]所做的——新民主党政府是拿不出什么“权力”去阻止的。
这正是需要社会运动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能让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无须数以千百万计的花费、无须旷日持久地进行组织），我们就会看到新民主党政府拜倒在跨国公司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施展得异常凶残的真实权力之下。说起有效地调动社会运动以对抗跨国公司的权力，我们做得如此失败，其程度几乎与新民主党不相上下。（Dobbin1999：2）
在21世纪来临之际，“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已被全世界人们公认为是号角、是对暴虐权力的制约、是以集体行动反抗大规模人祸的集合令。
这一切并非古已有之。数千年来，尽管世界各地兴起过形形色色的群众运动，但像《哈拉雷新闻时报》所描述的“包含各式各样利益集团的包容性有机体”，却是在近三百年内才出现的。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它是西欧和北美人民在18世纪后期所作的重大发明。他们创建了社会运动。本书旨在追溯这一新的政治形式的发生史。本书将社会运动视为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称之为“斗争”，是指社会运动的群体诉求一旦实现，就有可能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称之为“政治”，是指无论何种类型的政府都会被诉求伸张所牵连——或是作为诉求者，或是作为诉求对象，或是作为诉求目标的同盟，或是作为斗争的监控者（McAdam,Tarrow,&Tilly2001）。
《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表明，对斗争政治的这种特殊形式需要历史性地予以理解。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第一，理解社会运动何以具有一些至关重要的特性（如有秩序的街头示威），从而使之与其他的政治形式相区分；第二，了解社会运动的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至关重要的变化（如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组织和人员，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并具有贯彻社会运动纲领的专长），从而使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变化有所警醒；第三，对那些变动不居的政治条件加以关注，这些条件使社会运动得以成为可能。如果社会运动走向消亡，那就意味着普通民众参与大众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岌岌可危。社会运动的潮起潮落，标志着民主路径的宽窄起伏。
社会运动是1750年之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它的浮现源于以下三个要素的开创性结合。
1．不间断和有组织地向目标当局公开提出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我们称之为运动〔campaign〕）；
2．下列政治行为方式的组合运用：为特定目标组成的专项协会（special-purposeassociations）和联盟、公开会议、依法游行、守夜活动、集会、示威、请愿、声明、小册子（我们将上述方式的随机组合称为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thesocialmovementrepertoire]）；
3．参与者协同一致所表现出的WUNC：价值（worthiness）、统一（unity）、规模（numbers），以及参与者和支持者所作的奉献（commitment）（我们称之为WUNC展示）。
运动不同于一次性的请愿、宣言或群众大会。尽管社会运动中常常包含了上述活动，但社会运动作为一种运动，它超越于任何个别的活动。运动始终与至少三种成分相关联；一群自告奋勇的诉求者（claimants）；某些诉求对象；某类特定的人群。就诉求所指向的“当局”而言，既可以是政府官员，也可以是资产所有者、神职人员，以及那些所作所为会对大众福祉造成深远影响的人。上述三种成分并不孤立自存，而是彼此相互作用着构建出了社会运动。此外，尽管有少数狂热分子夜以继日地投身于运动，但大多数的参与者还是往来于公共诉求与其他活动之间——正是这些日常的参与维系着一场运动。
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往往与工会运动、竞选活动等其他政治现象的剧目形式相交叠。正是在20世纪，专项协会和各类联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涉足于异常多样的政治事务；但是，唯有社会运动将大多数甚至全部的活动整合成为持久的运动，而这一点使之与其他的政治形式相区分。
术语WUNC听起来稀奇古怪，表达的却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东西。所谓WUNC展示，是指借助于声明、标语、标志等形式——如公民正义联盟、请愿签署者联盟、宪法捍卫者联盟等——表达诉求者的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当然，这种群体性的自我表达，常常会呈现出某种令当地观众一目了然的表达方式（idioms）。譬如：
●价值：举止冷静从容、衣着整齐洁净，有神职人员、世俗显贵以及带着孩子的母亲到场；
●统一：相同的徽章、头巾、旗帜或服装，列队前进，高唱歌曲；
●规模：总人数、请愿书上的签名、拥护者的呼声、水泄不通的街道；
●奉献：不畏恶劣天气，行列中老弱病残赫然，抵抗压制，引人注目的捐助、捐献甚至捐躯。
运动的场景若有不同，运动的风格便迥然有异，但WUNC所传递的基本信息则将不同场景、不同风格的行动者联系在一起。
当然，社会运动的三个要素——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及其子要素，都有历史渊源可循。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早在1750年以前，欧洲的新教徒为捍卫其践行信仰的权利不断发起反抗罗马天主教廷的公开运动；新教与天主教的分庭抗礼，是导致欧洲陷入两个世纪内战和叛乱的核心因素（teBrake1998）。其次，就常备剧目而言，尽管不同版本的专项协会、公开集会、游行以及其他的政治行动方式，在被社会运动整合之前早就在欧洲独立存在了，但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些行动方式是如何在社会运动先驱们的引领下迅速地被改造、扩展和相互结合的。至于WUNC展示，其雏形很早就出现在殉教、殉国及抵抗侵略的事件中，但是，这些雏形与其在社会运动中的展示大相径庭：WUNC是一种模式化的展示，它与模式化的运动剧目丝丝入扣。由此可见，不是社会运动单个要素的作用，而是各个要素的融合——将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融入运动之中——才创造出了社会运动的独特性。
同样，在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中，还有许多相互交叠的政治现象与之相伴相随。本书随后将细致描绘：政治角逐和竞选活动是在与社会运动紧密的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权利、义务、人事和准则的。在19世纪的不同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逐渐获得了自我组织、相互联合、举行罢工和公开演讲的权利，其中一些权利就是通过社会运动中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取得的。与之相比，类似于制造业者、医师等有组织的利益团体，它们同样获得了言论和集体行动的政治权利，但这些权利极少需要通过社会运动而获得。毕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掌握着稳固的资源、关系和声望的团体，可以通过与政府的直接谈判获取权利。
在19世纪和20世纪，绝大多数设立国教的国家都不得不勉强认可以下事实：新产生的宗教派别只要不是强行灌输教义，便至少可以享有集会和言论的权利。至于那些分离主义团体，无论它们是关乎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生活方式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对之非打即拉，尽管如此，这类团体还是时不时地从社会运动中孳生出来。即便那些正投身于社会运动的组织，也会间或地周旋于其他的政治领域之间：如筹划政治运动、建立劳工联盟、组建持久的利益集团、创建宗教门派、形成分离主义团体等。这些相互交叠的因素不应阻碍我们形成如下认识：眼下这个独特的法律和实践体系，是在1750年之后围绕着社会运动而逐渐长成的。
社会运动之阐释
德国社会学家洛伦茨·冯·斯坦（LorenzvonStein）1850年在其著作《1789年至今的法国社会运动史》（HistoryoftheFrenchSocialMovementfrom1789tothePresent）中，将“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引入到有关大众政治反抗的学术讨论之中（vonStein1959）。在他看来，“社会运动”一词最初所表达的，是指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获得自我意识和权力的自成一体和持续不断的过程。同一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采取了与之相同的表达方式，他们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Marx&Engels1958:I,44）。
然而，政治分析家们也在其他不同的意义层面上谈论社会运动。例如，1848年德国《当代》（DieGegenwart）杂志就曾断言，“总体而言，社会运动无非是为了寻求有效的历史出路而进行的第一步尝试”（Wirtz1981:20）。19世纪的绝大多数社会运动分析家，都是根据纲领、组织和场景对社会运动进行区分的。恩格斯本人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论及“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时（Marx&Engels1958:I,26），他所采用的“运动”内涵又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有所不同。不过，自19世纪后期起，政治分析家们开始在概念纷争之余，将“社会运动”的主体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扩展到了农民、妇女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诉求者（Heberle1951:2-11）。
在为政治现象命名时，有必要对拟采用的概念进行仔细的考察：它是否宽泛得足以承载事物本身的价值？是否清晰得足以涵盖事物未来的发展？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这个概念便不值得推崇。把一个事件称作暴动、骚乱或种族灭绝，所表达的是对事件参与者的针砭；而把一个事件称作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军事胜利或和平解决，所表达的则是对事件组织者的褒扬。无论是褒是贬，只要一个事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对抗的双方就会试图给所争议的事件贴上一个固定的标签：把对方与警察的冲突称为暴乱，把己方所陷入的僵局解释为军事遏制，诸如此类。正如前文所示，津巴布韦、欧盟、孟加拉国、加拿大的事例表明：“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在世界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蕴，并因而导致部分运动的参与者、观察者和分析者纷纷把近年来发生的、自己所中意的公众集体行为称为社会运动，而全然不顾它是否由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凝练而成。
此外，当一个事件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达到社会运动的构成标准时，常常会出现三个方面的混淆：
1．分析家或行动者常常把“社会运动”过于宽泛地扩展到所有的公众集体行为上，至少也要扩展到自己所认同的公众集体行为上。例如，女权主义者会追溯1750年以前的数个世纪，把历史上的巾帼英雄都列入妇女运动的范畴；而对于环保主义行动者来说，一切旨在保护环境而进行的公开行动——无论发生在何处——似乎都是世界环境运动的组成部分。
2．分析家常常把某次运动中的集体行为，与支持该行为的组织和网络相混淆，甚至认为支持集体行为的组织和网络本身构建了运动。这就好比我们看待一场环境运动，不是立足于人们所投身和参与的活动，而是拿运动的发起组织、环保主义的支持者及其人际网络说事儿。
3．分析家常常把“运动”视为行动者整体的运动，从而模糊了以下两点：第一，社会运动内部经常发生调配和重组；第二，运动的参与者、支持者、目标对象、政府当局、盟友、对手、旁观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运动的变化轨迹。
把社会运动这个术语泛化，让它包揽古往今来一切种类的公众集体行为；把运动概化，让它与支持运动的群众、网络或者组织混为一谈；把运动虚化，让它依稀成为作为整体的行动者的运动。这种泛化、概化和虚化的态度，在非正式的政治讨论中无甚大碍，甚至还有助于社会运动的招募、动员和道德感召；但是，对于描述和解释社会运动的实际运作状况，尤其对于界定历史中的社会运动则贻害至深。对之予以澄清，正是本书的使命。
我有必要清晰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没有人拥有“社会运动”这一术语的所有权，不论是社会运动的分析者、批评者，还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都町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这个术语。但是，我这里所说的社会运动——即一种独特的实现大众政治的方式和手段——却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西欧，在19世纪早期的西欧和北美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在19世纪中期凝结成为综合了诸多要素的稳固的复合体，此后变化趋缓、却从不停顿，最终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并被冠以社会运动之名。这个政治复合体包含了以下三个要素：（1）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运动；（2）进行一连串的诉求表演，其形式包括专项协会、公共集会、媒体声明、游行示威等；（3）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公开表达。我把这个特定的历史复合体称为社会运动，本书追溯的正是这个复合体的历史。
对社会运动来说，尽管局部范围内的创新从未间断，社会运动所处的政治场景也时时变换，但是，它的各个要素却是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而发展和传播的。社会运动有史可陈，它的历史使之与其他的政治形式——如选举活动、爱国庆典、阅兵式、授职仪式、集体悼念活动等——区分开来。因此，本书所指的社会运动，不是泛指所有的公共行为，也就是说，社会运动不是人们出于某种缘故而采取的任何行动，既不是支持某种缘由的任意一群人或组织，也不是横亘在历史天空下的某个英雄人物。社会运动是一套独特的、相互关联的、逐渐演化的、历史的政治交互行为和政治实践活动，是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的特殊结合体。
用这些严格的标准衡量上文所提到的事例，津巴布韦、欧洲、孟加拉国、加拿大的动员活动可以被称作社会运动吗？基本上可以。在2002年和2003年，津巴布韦的反对派采用了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手段——如示威游行、公共集会、新闻发布等，这些活动在当局的眼里无异于颠覆谋反；孟加拉国的再水合运动通过结社、游行、集会等方式，打破了政府的公共卫生服务与全民卫生动员之间的界限；面对日益强势的欧盟和资本全球化，欧洲的工人正在艰难地尝试着一项艰巨的实验，试图把国内常见的社会运动例行程序扩展到国际范围，而欧洲的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们也正积极地投身于协调世界范围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涉及发展中国家债务、艾滋病防治等上百项议题；至于加拿大的行动者们——包括那些谨小慎微的新民主党的支持者，也可以在21世纪来临之际回顾自己近两百年的社会运动历程，看看充斥其间的结社、示威、集会和WUNC风格的诉求伸张活动。目前，在世界的每一个主要区域，社会运动都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备受信赖的大众政治手段（Buechler2000,Edelman2001,Ibarra&Tejerina1998,Mamdani&Wamba-dia-Wamba1996,Ray&Korteweg1999,Tarrow1998,Wignaraja1993）。
显然，社会运动在当代已经非常流行。但是，也部分出于这个原因，一些专攻社会运动的学者对于宏大的历史视角缺乏兴趣，不愿意从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社会运动史的角度去把握这些运动。在社会运动分析家的眼里，社会运动基本上只是当前人们态度、兴趣或社会状况的表达，而不是长期发展的历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专攻19世纪社会运动——如废奴、禁酒和投票权——的学者们一定要将自己置身于历史逻辑之中，并遵循历史的发展轨迹（参见d’Anjou1996,Buechler1990,Drescher1986,1994,Eltis1993,Gusfield1966,McCammonandCampbell2002,Young2002）。这就好比，把一部历史称作地区、国家或国际劳工运动史，就一定要追溯19世纪的光荣岁月，要从社会运动的更加宏大的背景出发，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工人的福利（参见Bogolyubov,R’izhkova,Popov,&Dubinskii1962,Dolléans&Crozier1950,Kuczynski1967a,1967b,Zaleski1956）。
此外，在考察社会运动的行动领域时，也要对抗议活动、暴力行为和政治斗争进行广泛的考察，因为后者常常与社会运动相互交织（参见Ackerman&DuVall2000,Botz1976,1987,Brown1975,Gilje1987,1996,Grimsted1998,Lindenberger1995,McKivigan&Harrold1999,Mikkelsen1986,Tilly,Tilly,&Tilly1975,R.Tilly1980,Walton&Seddon1994;Williams2003）。那些记载着警务、监管、镇压活动的历史文献，犹如一面镜子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了社会运动的身影（参见Balbus1973,Broeker1970,Bruneteaux1993,Earl,Soule,&McCarthy2003,Emsley1983,Emsley&Weinberger1991,Fillieule1997b,Goldstein1983,2000,2001,Gurr2000,Huggins1985,1998,Husung1983,Jessen1994;Liang1992,Lüdtke1989,1992,Monjardet1996,Munger1979,1981,Palmer1988,Storch1976,Wilson1969）。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社会运动——如法国和爱尔兰的游行示威活动——曾被第一流的史学著作所关注（Balckstock2000,Farrell2000,Favre1990,Fillieule1997a,Jarman1997,Mirala2000,Pigenet&Tartakowsky2003,Robert1996,Tartakowsky1997,1999）。更加宏大的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研究，也往往在追溯其普遍的历史趋势之余对社会运动有所关注（例如Anderson&Anderson1967,CroninandSchneer1982,GonzálezCalleja1998,1999,Hobsbawm1975,1988,1994,Montgomery1993）。这些史学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是，即便将这些研究成果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社会运动，提供一部类似于立法选举史、政党史、革命史、政变史等性质的专门史。
当然，也有对社会运动的一般史所作的考察——所针对的是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时期（参见Ash1972,BrightandHarding1984,Burke1988,Castells1983,Clark1959,Clark,Grayson,&Grayson1975,Duyvendak,vanderHeijden,Koopmans,&Wijmams1992,Fredrickson1997,Gamson1990,Kaplan1992,Klausen&Mikkelsen1988,Kriesi,Koopmans,Duyvendak,&Giugni1995,Lundqvist1977,Nicolas1985,Tarrow1996,Wirtz1981）。对于这一点，约翰·马科夫（JohnMarkoff）曾发表过脉络极其清晰的评论，并相应地提出了一个阐释性的问题（explanatoryproblem）:
我们现在都知道，社会运动的兴盛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等地扎下了根基。探究上述现象的原因，需要对历史上相互关联的诸多变化进行考察，如：政府日益强大、王权逐渐式微；民众有组织地向政府伸张诉求；政治精英开始宣称主权在民；运输条件的改善和经济联系将不同地区的民众串联在一起；文化普及和新的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让空间上相互分离的民众彼此感觉心有戚戚。（Markoff1996b:45）
不过，这些研究的普遍趋向是让历史事实服从于某种分析目的，例如克拉克（S.D.Clark）有关19世纪30年代以来加拿大和美国社会运动发展路径之差异的实证研究，以及威廉·盖姆森（WilliamGamson）有关20世纪美国公民的政治机会是否日益趋于狭窄的调查研究，均呈现出了上述特点。至于马科夫本人，他对社会运动的形成与转型的研究，便是在民主传播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我不断地吸收和利用这些研究素材，不断地吸收和利用他人有关特定社会运动的历史研究成果，对盖姆森等学者所作的历史年表和事件编目尤其关注，因为它们为历史变迁的比较研究和系统论证提供了素材（Tilly2002b）。当然，尽管如此，本书的历史分析还是需要进行大量的改写和综合，并借鉴我以往的历史研究成果。
社会运动的历史向政治分析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社会运动的特征是什么？毫无疑问，社会运动拥有独特而连贯的历史，本书探索的正是这段历史。至于如何去探索，则将面对两种强烈而相反的诱惑。其中之一，是诱使你将社会运动视为一种独特的、自成一类（suigeneris）的现象，并发掘这种现象运作的一般规律。类似的诱惑正困扰着研究革命运动、罢工风潮和竞选活动的学者们。不过，在人类事务中寻找诸如牛顿定律般的普遍规律的任何尝试，最终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即便确实存在这样的规律（譬如进化论或遗传规律），它们也必定无法在诸如教会、企业、革命、社会运动等人类事物的结构或过程中运行。在现有的知识体系中，任何一个试图解释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人，在探寻导致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发生变化、变异并形成某种特性的因果机制时，所得出的因果关系越有限越好。就此而言，有必要丢弃对社会运动所谓“规律”的探索，转而寻求社会运动和其他政治类型之间的联系和因果类比（Goldstone2003,Tilly2001a,2001b）。对社会运动及其历史进行阐释，一定要与对其他类型的斗争政治的阐释相互啮合。
与之相反的另一种诱惑，是诱使你关注社会运动的细微规则，从而将所看到的一切都视为社会运动。孤立地看公共集会或请愿，或孤立地看人们佩戴的徽章、对牺牲的炫耀性展示，可以看到一个个孤立的运动、表演剧目和WUNC展示，它们常常发生在不属于社会运动的领域内，如教堂、学校、公司及知识分子团体等（Binder2002,Davis,McAdam,Scott,&Zald2005,Davis&Thompson1994）。倘若盲目类推，这些孤立的形式很容易被冠以“运动”的标签。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所谓的民兵运动[4]为例，当时全美有数百支小规模的、组织松散的民兵组织，他们穿着军装、进行军事演习、散布末世论、宣称自己独立于美国政府的管辖——包括不承担纳税义务，并表示要为其领袖所预言的2000年的哈米吉多顿[5]决战作准备。南方济贫法律中心[6]一直密切关注该网络组织的发展，据统计，1996年最高峰时它在全国分布了858个组织，到2003年时降到了143个（Economist2003a:22）。
倘若民兵运动组织将社会运动的三个要素——运动、表演剧目和WUNC展示——完整地融合在一起，那么，称其所进行的活动为社会运动还算恰如其分。反之，倘若这些组织组建成为了民兵党（MilitiaParty），所着眼的是在地方或全国性的选举中角逐候选人、在地方电视台花钱作宣传，那么，就应当归属于另一种更加恰当的大众政治形式：竞选活动。由于民兵运动并未采取与社会运动相适应的策略选择，因此，在解释民兵运动组织的活动时，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将其活动视为斗争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不是断然宣称这种活动“就是”社会运动。由此可见，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这类活动与社会运动的相似性，同时也要对它们所引发的独特的阐释性问题给予关注，这些问题需要更加清晰地予以解释。
同样，在受人尊崇的科学和医学领域也会不时发生与社会运动相似的活动，但其中大多尚未发展成为成熟的社会运动。近来，人们有关克拉马斯河（KlamathRiver）流域水问题的争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克拉马斯河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交界处，河流的上游水源——包括被沙漠环绕着的上克拉马斯湖——为山地上许多缺水的农户提供灌溉，但也因此减少了下游低地区域的水量，影响当地鲑鱼的生长。这一带的克拉马斯部落坚称，根据1864年克拉马斯部落与联邦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他们拥有捕鱼权。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称“并无充分的科学依据”证明中止灌溉能够为下游养殖带来更多的水源。这份科学声明真是三头不讨好，既得罪了上游的灌溉方，又得罪了下游的养殖方，还得罪了分列于两个阵营的生物学家。2003年，《科学》杂志的记者从俄勒冈州的克拉马斯福尔斯市（KlamathFalls）发来评论：
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在这个小小的农耕社区引发了强烈的抗议,人们称联邦政府供养着“垃圾科学”，他们要求修订或废止《濒危物种保护法》（ESA），但与此同时，该结论也引发了鱼类生物学家的抗议，他们的抗议相比之下略显平和，其观点是：这份报告的分析过于简化、结论过于夸张；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份报告即便没有助长彻底的反科学情绪，至少也破坏了该地区所进行的大量科学研究的威信。（Service2003:36）
对立双方的支持者们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活动，并不时上演诸如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表达诉求等剧目。如果农户、生物学家或克拉马斯部落的成员着手将社会运动的三个要素——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融合在一起，以此向联邦政府或国家科学院持续性地伸张诉求，他们就将自己的斗争引向了成熟的社会运动范畴。当然，他们也可以采取竞选等其他大众政治形式；或者，通过院外游说、在华盛顿设立办事处、创办时事通讯等方式朝着体制性地组建利益集团的方向迈进。无论如何，要想更好地理解克拉马斯河流域双方的行为，都应当细致地甄别双方行为之间的异同，而不是将克拉马斯河流域的争论简单地归结为社会运动的某种形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企业、教堂、学校、学术界、演艺界、邻里之间与之相似的斗争（Davis,McAdam,Scott,&Zald2005）,在这个意义上，确切地说，追溯社会运动——一种独特的政治——的历史，是一项更加庞大的研究计划——对斗争政治进行阐释——的组成部分。
迈向历史的阐释
本书由以下四个相辅相成的内容组成。第一，追溯社会运动的要素——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的起源与转变历程。例如，人们习以为常的街头示威活动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在大多数民主国家获得了来之不易的法律地位？第二，揭示促进或阻碍了社会运动发展的社会过程。例如，假定民主化与社会运动具有重要而不完全的一致性，其间的逻辑关系应当如何解释呢？第三，探究社会运动的要素与其他政治形式的相互作用过程。例如，罢工、选举和社会运动是如何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其程度又是怎样的？最后，对导致社会运动发生重大变化和变异的成因予以说明。例如，在早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社会运动组织的专业化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关联性的形成，是否与专业化的政治掮客的出现有关（Ibarra2003,Meyer&Tarrow1998）？要回答上述四个问题，有赖于对历史进行细密的分析。
依据上述理论线索，现将本书的基本观点陈述如下：
自18世纪起源伊始，社会运动就一直是以交响乐而非独奏曲的方式向前演进的。与选举活动、公民不服从、宗教动员等活动一样，社会运动是由两个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一是诉求伸张者的团体，是利益相互关联（常常发生变化）的临时团体；二是诉求所针对的对象团体。此外，还包含了诸如选民、盟友、对立的诉求伸张者、敌人、政府当局和各类人群等第三方，他们在运动过程中常常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对诉求伸张者以外的其他政治角色进行细致的研究，就无法理解社会运动的变化与变异：就拿警察来说吧，他们既与示威者针锋相对，又与示威者合力打造出示威活动的运作轨迹。
社会运动结合了三类诉求：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纲领诉求（Programclaims）是对运动的诉求对象所作的实际行为或拟议中的行为，所表示的公开的支持或反对。身份诉求（identityclaims）是一种声明：“我们”——诉求伸张者——是一股必须认真对待的统一力量。WUNC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奉献）是对身份诉求的支撑。立场诉求（standingclaims）强调的是与其他政治角色的关系，包括彼此之间的关联或相似，例如，是作为被排斥在外的少数派、合法组成的公民团体，还是作为现政权的忠实支持者等。有时，立场诉求——如排斥移民或剥夺移民的公民身份等诉求——会与其他政治角色的立场相牵涉。在某种程度上，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传递的是各个国家特定的规范（codes），这些规范由特定国家特定政治发展的历史所建构。就拿津巴布韦和加拿大来说，这两个国家不会——也不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发出群体价值信号。
在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诉求者中，以及在社会运动的各个阶段，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相对特色会发生显著变化。实际上，社会运动中大量的协商与谈判所关注的，是可能被接受的不同诉求之间的相对特色。例如，我们是将自己表现为一个权利被剥夺者的持久联盟，还是一个网罗了各色人等的群众大杂炫？前者的一贯作风，是今天列队反对政府的这项计划，明天列队支持政府的另一项计划；而后者只是针对某项特定的、将给所有人带来危害的计划，此外不参与其他的诉求伸张。
民主化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借助于民主化，政治制度的发展体现出如下特色：相对广泛和平等的公民权利；围绕政府的政策、人事和资源而展开的有拘束力的公民协商；以及使公民免受政府专断权力侵害的公民保护（Tilly2004）。民主化确实限制了民众集体行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如民主制度通常禁止民众暴力反抗（Tilly2003:chap.3）；但是，正是借助于竞争性选举和其他的协商形式，公民才得以将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如通过结社和联合以传播大众的诉求——融合到社会运动的形式之中，
社会运动主张人民主权。尽管特定的运动中可被称作“人民”的不尽相同，但是，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整体上体现的却是一个更加普遍的诉求——即公共事务取决于并且应当取决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诉求并不必然是民主的，因为在种族的、宗教的、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有一些就寄希望于卡理斯玛型[7]的领袖而非民主协商，甚至坚信这类领袖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意志。诸如此类的运动还常常对基个国民类别在整体上予以拒斥——认为他们不配属于“人民”。然而，对民众同意之强调，从根本上挑战了国王的神授君权、挑战了传统的统治继承权、挑战了军阀式首脑的控制权、挑战了贵族的特权。我们将很快看到，即使对于代议制政府体制，社会运动也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主权以及与之相关的演进智慧（accumulatedwisdom）究竟存在于立法机关，还是存在于立法机关所扬言代表的人民中？
与以地方为根基的大众政治形式相比，社会运动的范围、强度和效果严重依赖于运动中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entrepreneurs）。在社会运动的时代来临之前，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报复、造反和反抗的地方性套路（localroutines），均极大地得益于一切可资利用的地方性知识和既有的人际网络。与之相反，运动、WUNC展示和彼此协调的表演所凝结而成的社会运动，则往往需要——至少部分需要——预先制定计划、在机构之间建立联合，以及消弭地方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差异。我们将很快看到，从社会运动诞生之日起，精明的政治企业家们就在着手打造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的基本轮廓。不过，令民粹主义批评家们沮丧的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社会运动发展历程中，专业的政治组织者、政治掮客和半自治的非政府组织扮演了越来越突出的角色；而颇为反讽的是，为了营造出WUNC自发形成的虚幻图景，这两个世纪的社会运动也在越来越刻意地掩盖政治企业家的作用。
一旦社会运动在一种政治环境中安家落户，就能通过模式化（modeling）运作和彼此的沟通合作，促使社会运动被其他相关的政治环境所接受。在同一个政权体系中，社会运动的焦点常常从最初的诉求对象——多半是全国性政府——转移到其他的主体，如地方领导人、地主、资本家或宗教权威；而当政权体系中的政治组织者、被流放者和国际宗教组织成员进行跨国合作，或是独裁政权的统治者（特别是声称代表了团结和统一的人民的统治者）发现自己处于其他国家压力之下而必须有所让步时，社会运动的策略也会发生变化。社会运动业已形成的国家，则为其殖民地的社会运动蓬勃开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社会运动的形式、组成和诉求，是随着历史而变化和发展的。三个彼此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因素，导致社会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变化：第一，宏观政治环境（既包括民主化也包括去民主化）部分地削弱了社会运动行动的独立性，并影响了社会运动的特性。第二，随着社会运动过程中交互行为的发生（如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交互行为），持续不断的改革、谈判和冲突导致社会运动越来越多地发生变化。第三，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既包括行动者、也包括政府当局和其他诉求对象——彼此之间相互沟通，并借鉴和适应彼此的观点、组成、外援、辞令和行为模式。为了赢得优势和争取支持，他们在相互竞争中取长补短、沟通适应、推陈出新——甚至相隔万里、截然不同的社会运动之间也不例外（Chabot2000,Chabot&Duyvendak2002,Scalmer2002b）。这些变化——政治环境的变化、社会运动范围的变化、运动与运动的转换——的相互作用，促使社会运动的特性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与变异。
作为人类创造的制度形式，社会运动有可能消亡或转化为其他裁然不同的政治形式。民众自行执法（popularjustice）和造反运动曾经盛极一时，如今都已灰飞烟灭；同样，我们无法确保业已兴盛了两个世纪的社会运动能够永远兴盛下去。由于社会运动的发展与集权化的、相对民主的国家的兴起相伴随，因此，无论是政府的去中心化、政府行为的广泛私人化、超国家权力导致的国家弱化，还是范围广泛的去民主化，都将导致社会运动——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社会运动——的出局。实际上，被人们宽泛地称作“全球化”的系列变化，让那些指望以社会运动表达诉求的民众前景堪忧。
本书拟通过平铺直叙的历史分析，对上述观点逐一予以讨论。第二章对18世纪社会运动的起源进行了回顾，叙述重心集中于北美和英格兰，对西欧的其他地区亦有所涉猎。第三章对19世纪西方世界波澜壮阔的国内和国际运动的形成——也有一部分形成于欧洲的殖民地——进行了考察。第四章我们跨进20世纪，这是社会运动行动在全世界快速繁殖的一个时期。第五章紧贴21世纪的发展，集中探讨了社会运动行动者之间的国际交往与国际合作。
本书纵深的编年史式的分析到第五章截止；此时，历史所蕴含的问题呼之欲出。第六章分析了前几章所提到的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相互影响，并具体牵涉以下若干问题，譬如：民主化何时、如何、为什么会促进社会运动的发展，而社会运动又是如何并在何种条件下增进民主化或去民主化？最后，第七章以预示社会运动未来特点的形式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在全书的各个部分，我们都将看到社会运动自有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这是当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们未曾了解的，而了解将使他们受益良多。
[1]罗伯特·穆加贝（RobertGabrielMugabe,1924—），早年积极参加津巴布韦的独立解放斗争，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出任总理，1987年当选总统，并于1990年、1996年和2002年连任总统。西方评论家对穆加贝多有批评。——译者注
[2]英属哥伦比亚省，加拿大的第三大省。——译者注
[3]引号内文字采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译者注
[4]民兵运动（militiamovement），美国极右翼、准军事化的民兵网络组织，随着冷战结束和美国经济的急速变迁而发展迅速，曾一度囊括数百个组织。其成员均为白人，武器装备精良，持极端自由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自认为是美国价值和宪法的捍卫者，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是受一小撮犹太人操纵的最大故人，反对政府的税收和管制。据称与1995年4月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办公大楼爆炸案等大大小小的罪案有涉。——译者注
[5]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基督教《圣经》所说的世界末日的善恶决战场。——译者注
[6]南方济贫法律中心（SouthernPovertyLawCenter,SPLC），美国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机构，成立于1971年。机构目标是通过研究、教育和司法手段打击种族主义，促进民权发展。——译者注
[7]卡理斯玛（charisma），源于基督教《圣经》，本义为“天赐之物”，后被马克斯·韦伯用以指称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韦伯认为：“被支配者对卡理斯玛之承认与否，是卡理斯玛是否妥当的决定性因素。此种承认是由被支配者自由给予，并须由具体事实——起初通常是一项奇迹——来保证······这时正当性的基础在于以下的观念：人民将承认卡理斯玛的真实性及听从其召命而行动，当成是自己的职责。由心理层面而言，这项‘承认’是个人对拥有这些特质者的完全效忠和献身。”相关论述参见［德］韦伯：《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362页。——译者注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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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6月，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医生们准备对我实施淋巴瘤化疗手术。他们乐观地估计整个化疗及其他辅助性治疗的时间将为期四五个月，这使我面临一个有意思的选择：或是作为一个病人而郁郁寡欢，或是以我一贯的工作方式开始一项全新的事业以伴我度过这段艰难时期。在朋友们的鼓舞下——他们曾以果敢的态度面对生活的磨难——我选择了后一种做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我在开始第一个化疗疗程时动笔写作本书，一方面试图以此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也幻想着随着最后一个疗程的最后一滴药水注入血管，本书也恰好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这个幻想与大多数幻想一样，虽然没有不折不扣地成为现实，却在化疗的几个月里鞭策我不懈努力，促使本书在大家所希望的治疗最终获得成功的时候杀青。
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少谈论“斗争者”（contenders），直到80年代才将自己的研究主题明确定位于“斗争”（contention），到了90年代才开始从事“斗争政治”（contentiouspolitics）的理论研究。但是，我这半个世纪的研究工作始终关乎一个问题，即：普通民众怎样、何时、何处、为什么向政府当局、掌权者、竞争对手、敌人以及公众所反对的对象进行群体性的诉求伸张（makecollectiveclaims）？多年来，我一般避免使用“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一词，因为这个术语混杂了太多的歧义——所混淆的甚至多于所澄清的。然而，在给17-20世纪西欧和北美的斗争事件（contentiousevents）作编目期间，我改变了上诉看法。这些编目清晰地表明：第一，在1750-1850年间的西欧和北美，普通民众向他人伸张群体诉求的方式——即他们的斗争剧目——发生了重大转变；第二，上诉转变在其经历的每一种政权体系中——无论这些政权体系存在多么显著的差异——都以相互交织的方式竞相呈现；第三，在斗争形式的交织变化中出现了运动、表演和展示的独特组合。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参与者和旁观者最终都将它称作“运动”，我何以不去证实这一变化呢？
时下有一种风气，即把从流行时尚到成立利益集团的任何举动都称作“运动”。可是，前文所述之新颖、独特的政治形式的发生、转变和延续，却值得给予历史性的关注。为了避免陷入无谓的细节纠缠和概念纷争，我决定采用上文提到的标准术语“社会运动”，而不是借助于诸如“成熟形态的社会活动”或“18世纪末首次在西欧和北美出现的一种社会运动形态”之类的替代语。这无疑能使本书行文更显简洁。
西德尼·塔罗（SidneyTarrow）[1]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他在一部与本书主题极其相似的著作中明确表示自己无意于社会运动史的研究（Tarrow1988:3）。这个决定对于我俩的友谊和今后的合作都有所裨益：感谢塔罗在其出色的研究中留此缝隙，才使拙著有机会着眼于社会运动的历史。本书对18世纪起源至21世纪的社会运动进行了历史的考察，篇末还对社会运动可能呈现的前景作了思考和前瞻。
为了避免频繁注释以致影响行文流畅，我在引用自己的著作时不再另附说明。本书若干资料取材于拙著《叙述、认同与政治变革》（Stories,Identities,andPoliticalChange,Rowman&Littlefield,2002）、《集体暴力的政治》（ThePoliticsofCollectiveViol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3）以及《欧洲的斗争与民主：1650-2000》（ContentionandDemocracyinEurope,1650-2000,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引用时文字有所修改，并保证至少95%的内容是全新创作的。
最后，我要向兰斯·贝内特（LanceBennett）、文斯·布德罗（VinceBoudreau）、帕梅拉·伯克（PamelaBurke）、达纳·费希尔（DanaFisher）、伊丽莎白·杰伊·弗里德曼（ElisabethJayFriedman）、威廉·艾维（WilliamIvey）、维纳·兰佐纳（VinaLanzona）、丹尼尔·门奇克（DanielMenchik）、维森特·拉斐尔（VicenteRafael）、西德尼·塔罗、塞西莉亚·沃尔什-拉索（CeceliaWalsh-Russo）、莱斯利·伍德（LesleyWood）、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Zelizer）等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本书资料、注释和编辑工作所作的贡献，感谢他们对本书内容所赐予的批评。愿他们辅之以成的作品，能给他们带来欢欣。
[1]西德尼·塔罗的著作《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及其与道格·麦克亚当、查尔利·蒂利合著的《斗争的动力》，分别于2005年12月和2006年9月由译林出版社汉译出版。——译者注 |
从民族国家到社会运动（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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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国家到社会运动
（译者序）
2008年4月2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来噩耗——“她的最优秀的公民”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教授与世长辞。讣告全文如下：
查尔斯·蒂利，政治科学与社会学系约瑟夫·伯腾威泽社会科学教授，是一位有着超凡精力和无限学识的学者，其学术成就和持久的影响力当前无人能及，此后亦难出其右。其五十年的教学、创作和智慧灵动为哥伦比亚大学所缅怀，而各地的人们也将继续去探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动因。
查尔斯·蒂利半个世纪的卓越学术生涯，不断彰显着学术了无学科的界限——他似乎有能力书写、说明和解释困扰人心的任何问题。在他名下的超过600篇论文和51部论著，对斗争的动力和政治史的族群基础进行了研究。
尽管在其漫长而高产的学术生涯中，查尔斯·蒂利赢得了众多奖项，是众多学术团体的会员，并获得了众多名誉学位；但最令我们无法忘记的，是他在1996年成为了哥伦比亚学术共同体的尊贵一员。他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们将永远怀念这样一个人：一个攀登所在领域顶峰的丰碑，一个永不停止追问深度问题的热情而高贵的同事。
读着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签署的讣告，曾经读过的著作上的抽象符号，便渐渐化为心中抹之不去的图景。我喜欢将一些伟大的心灵转化为某种程式化的图像，不是因为记忆的倦怠，而是因为灵魂的绚烂：就像每当忆起斯宾诺莎，我就会想起阁楼上的那个孤独的身影，一边磨着镜片一边思考着新时代的伦理；而每当想起凡·高，就会满目铺陈出动人心魄的色彩，它绝非感官世界的描绘，而是灵魂终于摆脱肉身羁绊后的极乐的写真。阅读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思想者，就如同与伟大的心灵同行，我乐意做一个沉默的见证者，见证在这鄙俗的人世曾有过如此伟岸的身躯，见证在那幽暗的苍穹曾有过如此夺目的朗星，见证曾有一个卑微的灵魂因为欣赏崇高而被崇高深深感动。
查尔斯·蒂利这个名字，如今对于国内学界已不算陌生：其著作的中文译本正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对于一个有着600篇论文和51部论著的学者来说，“层出不穷”一词实不为过），对其理论、方法和问题视阈的研究也渐成风气。不过，学术的蜂拥与热闹并不必然意味着学术进步，对学者的热情追捧与解读也未必不是一场学术史上的“谋杀”——充斥着捧杀、误读和过度阐释，造就了犹如“死狗”的黑格尔和“帕森斯化“的韦伯。查尔斯·蒂利持久的学术生命（自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至2008年辞世持续50年）、宏大的理论畛域（横亘于社会学、政治学和史学，是当代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中流砥柱），及其令人惊异的勤奋、高产和持之以恒（据耶鲁大学史学教授约翰·梅里曼回忆，蒂利大约凌晨4:30起床，旋即开始读书和思考），即便在西方学者中亦属罕见；因此，正如林恩·亨特——一位早期的蒂利研究者——近30年前所说的，“对查尔斯·蒂利著作的分析需要投入更多的心思”，因为“任何单一、片面的部分都不能被视为查尔斯·蒂利的代表”，而其著作所涉及的领域及其产出率也“使得任何全面的处理方式都不太可能。”[1]蒂利汪洋恣肆的学术生命和不断拓展的研究疆域，使得对其思想的任何“一言以蔽之”的企图都犹如尾随其后的一缕灰尘，在欢快地追逐一阵朦胧背影之后灰飞烟灭。就此而言，对蒂利理论体系的系统梳理、全面把握和深入阐释，对于缺乏相应历史和文化背景、缺乏相关知识和方法积累的国内学者来说，不得不假以时日，以避免“粗放型学术开垦方式”的践踏：无论在蒂利文本的迻译和解读方面，还是在其理论和方法的“西学中用”方面，均避免“一个好题目、一个好领域、一种好方法、总因为‘歪嘴和尚念不了正经’，而使得一片生机勃勃的处女地，顷刻之间就成为谁也不愿再耕种的荒漠”，“当人们想真正地进行学术研究时，就不可能再直面各种‘纯洁的文本’，而是必须花大力气首先做一番对学术资源的还原工作，即清除掉蒙在上面的各种非法的阐释和污染之后，才有可能面对真实的事物本身”[2]。
蒂利一生与两个重大的理论领域有涉：一是国家形成（stateformation），二是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前者较为我国学者熟悉——大多得益于蒂利主编的经典著作《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3]；而后者之于国内学界，就不那么出名了，甚至于有点儿明珠暗投。孰不知在蒂利的理论体系中，“社会运动”并非一个外在于“国家形成”的话题，而毋宁说是硬币的另一面。无论早期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还是此后带有修订意味的《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4]，蒂利都对因果一元论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批判（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被视为韦伯主义者）。在他看来，民族国家的兴起并非一个单向直线发展的过程，倒更像是不经意的偶然和战争博弈后优胜劣汰的结果：国家强制力的催生与滋长有赖于资源的汲取，而城市（吉登斯的“权力集装器”）则为物质、组织和权力资源的积累、集中和配置提供了可能与便利，由此形成的“城市和国家的辩证法”，在理论逻辑上使“对城市和国家相互作用的探究很快就成了对资本和强制的考察”[5]，而在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逻辑上，资本与强制的不同结合方式——如强制密集型模式、资本密集型模式和资本化强制模式——则衍生出了不同的国家类型。蒂利认为，自17世纪以来，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裹挟到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竞争中，战争既成为“通过获取对其他国家资源的利用来满足统治联盟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6]，同时，战争的准备和暴力的角逐也更加依赖资源的汲取、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成长）和强制的集中（国家的成长）；在战争的压力下，资本化强制模式（以强力促进资本、以资本发展强力）被证明更加有效，从而为强制和资本的其他结合模式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范本，并最终促成了基于资本化强制模式的“民族国家”的胜出。
这是硬币上刻着国徽的一面，是民族国家的权力话语和主流逻辑；而翻到硬币的另一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骑士、金融家、市政官员、地主、农民、工匠和其他成员的反抗和合作”[7]，是“普遍的抵制、广泛的讨价还价”以及由此形成的持久的社会组织和斗争形式[8]，是主要的社会阶级的组织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对“统治者所采用的榨取资源的策略”反向施加的巨大影响[9]，是“和国民中的不同阶级的斗争和讨价还价极大地塑造了在欧洲出现的国家”[10]。隐匿在民族国家大写历史背后的，是匿名者的集体行动；在推动国家形成的滚滚齿轮中，蕴藏着颠覆者的斗争的动力。这便是此后被称作“社会运动”的政治斗争形式的开端，而对硬币始终朝下的这一面——社会运动的性状、动因及其与其他政治现象的关系——的思考，从1964年出版的《旺代：1793年反革命的社会学分析》、《法国罢工：1830-1968》（1974年）、《造反的世纪：1830-1930》（1975年）、《从动员到革命》（1978年）、《英国的民众斗争：1758-1834》（1995年）、《持久的不平等》（1998年）、《斗争的动力》（2001年）、《叙述、认同与政治变革》（2002年）、《集体暴力的政治》（2003年）、《欧洲的斗争与民主：1650-2000》（2004年）、《社会运动，1768-2004》（2004年）、《比较视野下的经济与政治斗争》（2005年）、《信任与统治》（2005年）、《从斗争到民主》（2005年），到2006年合著出版的《斗争政治》，几乎贯穿了蒂利的整个学术人生。
其中，《社会运动，1768-2004》是一部需要认真对待的著作。2003年6月，蒂利因淋巴癌化疗手术住进纽约长老会医院。这种境况下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天经地义地暂时放松精神的“自我关照”、稍稍照顾自己苦楚不堪的血肉之躯。可是，预期四五个月的化疗疗程在蒂利看来，仅仅意味着“一个有意思的选择”：或是作为一个病人郁郁寡欢，或是以其一贯的工作方式开始一项全新的事业。这个近乎自虐的选择的结果，就是第二年出版的《社会运动，1768-2004》。它始于第一个化疗疗程的开始，收笔于整个化疗疗程的结束，是一部完全写于病床的作品。蒂利极度绽放的生命形式，令人想起了夸父：“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用生命写就的，必须用生命聆听、领悟和传播；而更为重要的是，这部著作相当于蒂利对其半个世纪研究工作的总结，它为后人探寻其学术品格和理论脉络提供了一份精神地图。在这部著作中，蒂利首次将其一生的研究主题归结为社会运动——“我这半个世纪的研究工作始终关乎一个问题，即：普通民众怎样、何时、何处、为什么向政府当局、掌权者、竞争对手、敌人以及公众所反对的对象进行群体性的诉求伸张”[11]，并总结性地阐述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何谓“社会运动”。蒂利认为，没有人拥有“社会运动”这一术语的所有权，不论是社会运动的分析者、批评者，还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该术语。不过，他所说的“社会运动”，是一种独特的大众政治手段，是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称之为‘斗争’，是指社会运动的群体诉求一旦实现，就有可能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称之为‘政治’，是指无论何种类型的政府都会被诉求伸张所牵连”[12]。社会运动并非古已有之。数千年来，尽管世界各地兴起过形形色色的群众运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社会运动，却始于近三百年内：它“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西欧，在19世纪早期的西欧和北美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在19世纪中期凝结成为综合了诸多要素的稳固的复合体，此后变化趋缓、却从不停顿，最终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并被冠以社会运动之名”[13]。社会运动的浮现源于以下三个要素的开创性结合：一是运动，即“针对目标当局开展群体性的诉求伸张运动”；二是常备剧目，即“一连串的诉求表演”；三是WUNC展示，即“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公开表达”。[14]
第二，社会运动的起源与转变历程。蒂利以编年史式的历史社会分析，对18世纪英国、北美和西欧其他地区社会运动的起源进行了追溯，对19世纪西方世界波澜壮阔的国内和国际社会运动的形成进行了考察，对20世纪社会运动在全世界的迅猛发展、21世纪社会运动的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进行了回顾和前瞻。在坚实的史实基础上，蒂利认为：“社会运动从各种派别相互掺杂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而每一场运动的焦点都在于不断地变换联盟、以期实现相对明确的政治变革。”[15]在作为手段的政治斗争和作为目标的政治变革的历时变化中，社会运动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变动不居，其诉求形式亦逐渐由暴力转向了平和：“随着普通民众转向新的诉求形式，也随着政府对于旧的诉求形式打压日益严厉，诸如洗劫屋舍、当众羞辱、强迫表态、动用私刑等旧的剧目形式很快就不时兴了……剧目形式的转变，戏剧性地降低了——由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活动所导致的——对于人身和财物的暴力侵害。此后，社会运动的大多数公开表演都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即使发生了诸如警察和示威者相互扭打的事件，其程度也远逊于旧的剧目形式。”[16]
第三，社会运动与民主化。议会化发展和竞争性选举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形成、发展和转型，但是，“这一切是不是一个巨大的同义反复：社会运动＝民主化？”蒂利认为：“相关历史事件表明，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姻亲关系；但是，另一方面，社会运动与民主化在生成逻辑、实际发展和形成原因上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就生成逻辑而言，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民主化，因为社会运动的大规模行动、剧目表演和WUNC展示在原则上代表了不平等和排斥，而并非代表了平等和包容……”[17]那么，是否存在着推动民主化和社会运动的共同步骤呢？同样，在坚实史实的基础上，蒂利认为，民主化的四个基本动因，即“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增进”、“潜在的政治参与者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以及“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既推动着民主化，也培育着社会运动，反之亦然。反过来说，如果“社会运动缩小了公共政治参与者的范围、加剧了公共政治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把现有的绝对不平等更加直接地转化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并且/或者使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发生隔离”，社会运动就将国家政权推向了民主化的反面。[18]
第四，社会运动的未来。开篇伊始，蒂利就预设了一个基本观点：“作为人类创造的制度形式，社会运动有可能消亡或转化成为其他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他说：“我们无法确保业已兴盛了两个世纪的社会运动能够永远兴盛下去。由于社会运动的发展与集权化的、相对民主的国家的兴起相伴随，因此，无论是政府的去中心化、政府行为的广泛私人化、超国家权力导致的国家弱化，还是范围广泛的去民主化，都将导致社会运动——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社会运动——的出局。”[19]就此而言，社会运动的未来取决于：一是社会运动的国际化发展，其可能后果是“民主参与的衰退，既缩小社会运动参与者的范围，又使参与变得更加不平等”[20]；二是社会运动的专业化发展，其可能后果是“新的议题、新的团体、新的策略和新的目标，其可资利用的机会将会明显减少，随着大众诉求的动机越来越弱，或者随着社会运动当权派之外的诉求者不断遭到封杀，这种可能性在原则上是会发生的”[21]；三是民主化或去民主化的发展，其可能后果是“大型的民主制度——如国家、国际和全球的民主——遭受民主退化的可能景象，要比小型的民主制度更加惨烈：原因很简单，借助于政治灾难，可以同时造成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地方政权、区域政权和国家政权的去民主化”[22]。而与此同时，“民主的大规模坍塌依然在全世界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民主残骸，从而给我们留下了某种期待：尽管全世界社会运动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日益减少，地方或区域层面的行动者日益适应于本地状况，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在幸存的民主残骸中找到日益增多的、社会运动实践的差异性”[23]。当然，社会运动也可能获得全面胜利，即“实现从地方到全球各个层面的全盘扩展”；不过，蒂利一声叹息：“唉，可能性极其渺茫。”[24]就此收笔了。
这样的未来是否悲观呢？也许，未来本无所谓悲观和乐观，正如蒂利所说的，“社会运动为那些在循规蹈矩的政治生活中‘沉默’的一群人、一类人，以及无人提及的议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使之得以在大众政治中获得一席之地”[25]。只要这个世界仍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沉默者，就终归有铁屋里响起呐喊的时刻，社会运动——斗争政治的特殊形式——或许消亡，但是，新的斗争形式又将随之兴起。就此而言，人类离公正和善良有多远，社会运动便要走多远。
胡位均
2008年7月7日
于复旦大学
[1]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第255页。
[2]刘士林：《先验批判——20世纪中国学术批评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页。
[3]CharlesTilly,TheFormationofNationalStatesinWesternEurope,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5.
[4]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同上书，第6页。
[6]同上书，第34页。
[7]同上书，第30页。
[8]同上书，第29页。
[9]同上书，第31页。
[10]同上书，第30页。
[11]CharlesTilly,SocialMovement,1768-2004,ParadigmPublishers,2004,p.iv.
[12]Ibid.,p.3.
[13]Ibid.,p.7.
[14]Ibid.,p.7.
[15]Ibid.,p.35.
[16]Ibid.,p.52.
[17]Ibid.,p.56.
[18]Ibid.,p.143.
[19]Ibid.,p.14.
[20]Ibid.,p.155.
[21]Ibid.,p.156.
[22]Ibid.,p.155.
[23]Ibid.,p.256.
[24]Ibid.,p.157.
[25]Ibid.,p.158. |
〔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200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2004）
SocialMovements,1768-2004
社会运动，1768—2004
〔美〕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
2004年
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从民族国家到社会运动（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作为政治的社会运动
第二章社会运动之创建
第三章19世纪的冒险活动
第四章20世纪的拓展与转型
第五章迈进21世纪的社会运动
第六章民主化与社会运动
第七章社会运动的未来
〔图片〕参考文献
〔图片〕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著述年表 |
四、日厂工人罢工与日本在华棉业的努力第2卷第19期/1925.2.1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四、日厂工人罢工与日本在华棉业的努力
第2卷第19期/1925.2.19 |
参考文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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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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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1957-1960年在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指导下，作为哲学博士论文完成的。1962年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论集》第11卷初版发行。1967年原版再版，近年来曾出现了种种海盗版。在现在的这个版本中，顾及了意大利文及英文译本中所采用的订正与补充，并增补了1965年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中历史和自然的关系》论文。在作者以后所写的一切著作里，这篇论文是和博士论文在主题上最相贴近的。
显然，如果今天来写这本书，将会不同，因为这种争论的国际水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我感到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简单地介绍一下当时决定作者写这本书的动机是适当的。
本书内在着争论的因素，因为这本书是为了从哲学上解释马克思平生的工作，尝试利用中期与成熟期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特别是利用《资本论》和1857-1859年的庞大的“草稿”（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为题发表），进行初步的研究。依此，作者对西欧流行的具有存在主义与神学色彩的种种倾向提出挑战，这些倾向想把马克思的学说还原成（在结果上）以非历史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的“巴黎手稿”）的异化问题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这些人既称赞年轻的马克思的哲学的深度，又以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家的马克思为敌手。相反，作者注意到马克思1850年以后所写成的著作也具有哲学的（至少在哲学上也是重要的）内容。评论性地引证至今人们还未充分注意或完全未被顾及的原若是作者的课题。因此，文献学的精密性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在马克思研究领域中的有识之士——给作者写过信的卢卡奇即是——承认这篇博士论文把重点放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上是前进了一步。
作者和卢卡奇、柯尔施、梅洛-庞蒂以及萨特尔等，就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曲折关系，进行过反复的争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作者来说，当时的课题是在第一章（A）节中，弄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一般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实际关系，而这关系曾被许多研究家所否定。现今，（在本书中仅含蓄地论述了）作者持下述观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应从第二义的，“在哲学内部”同唯心主义对立的角度来理解，它首先是对哲学（包括唯物主义的哲学）的否定（当然它自身仍肩负哲学的重任，即是被哲学“规定了的”）。这个观点所涉及的范围特别包含在第一章中。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发展起了作用，给这作用规定特征的东西，今天将更具积极意义。作者对《费尔巴哈选集》第一卷中所收的《编者论费尔巴哈的新著》进行了研究，试图论证费尔巴哈自己对“中介的实践”概念负有重大责任，这个概念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争论指向费尔巴哈的直接性。费尔巴哈的人类中心的、发生的方法，他的定位于日常世界的认识论问题中的感觉主义与现实主义，不光是比有关于实践（它一般是作为受历史制约的地平线——一切人的及人的外部的现实都在那里出现）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要早，同时，也有助于丰富有关唯物主义辩证法诸要素的理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同费尔巴哈相距时间甚短，而忽略了这一点，但是，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开始理解了）。
非世界观的、非独断的、批判地理解了的唯物主义强调：既然捨弃了社会对于对象世界的实践的、精神的“占有”形式，就不可能对它构成什么。但是，不应由此对我们知识的客观性加以历史主义的、怀疑论的或不可知论的否定。
在第一章（B）节中，对（晚年的恩格斯断断续续拟定的）“自然辩证法”进行了批判。正统派方面针对这些批判提出了异议，作者仍然不能接受[1]。作者只是认为不能从（抽象的被个别科学所把握的）“物质”的自己运动中推导出“现实的人本主义”的观念。作者还认为，由于在任何地方都要坚持从认识论上来思考问题，因此，还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中历史和自然的关系》论文中，更进一步具体地展开了上述观点。
从下面这点来看，这次再版收录了这篇论文也是得当的：因为它把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概念作了比本书相应的一节（第二章B节）更为详细的规定。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想努力指出：不能废除的并不是一切历史辩证法的“自然所给与的界限”，即不能废除的并不是人的劳动的“抽象的”形式，而是它的“具体的”形式。本书认为，持有“要素的”、具有历史特色的物质变换本身的辩证法，也仍然受历史的制约，而且打算把它限制在前资产阶级社会形态中[2]——这时作者首先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非本体论”的性质。然而，尽管如此，也意识到——当然是“否定的”——谈论本体论是有矛盾的。可是，这矛盾毕竟是在事物之内的，它不可能用术语来消除掉，也并非是和逻辑的矛盾相对应的。
倘若说到同认识论尤其有关的第三章，作者尤为不满地认为，眼下所达到的水平还不能予以说明[3]。可以使作者感到满足的，只是它指明应从事这样的工作，即把第三章（C）节扩大到构成马克思的认识论的东西上去。本书仅暗示出马克思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所处的地位，有必要把这点，从而把马克思对费希特所处的地位，作更为详细的规定。马克思的地位从下面事实来看是清楚的：他既迫随黑格尔，拒绝先于对具体内容进行研究的认识论的反省，但同时，他作为唯物主义者，不能承认黑格尔因拒绝先验的认识论而作出的归结，即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依此，马克思通过事物本身——客观——复归到康德关于认识对象的“构成要素”问题去了。——不是简单地返回先验哲学去，而是以通过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这不可消除的成果为基础。
在马克思那里，科学据以立足的东西、使日常的“正常的”经验世界得以“构成的东西”、树立亚主观性的东西，并非是超个人的“一般意识”先验地规定秩序的那种机能的总体，而是“对象性的活动”——集体的实践。这种集体的实践形成各时期生产关系之总体，应该把它同已被构成的东西内部进行的个别科学的、工艺学的和政治的实行区别开来，也应把它同马克思称之为“变革的实践”的、并且以从质上对世界进行新设想为目的的东西区别开来。
本书所考虑的而又未必如其所愿的，是实践概念中的各种分化。这牵涉到第四章的乌托邦概念，它使南斯拉夫的一位批评家，错以为作者似乎导致了对马克思作了技术主义或科学主义的误解：以为马克思只是以在量上增大支配自然的现存形式为课题——相反，马克思以在质上是新的支配自然的形式为目标，就是说以社会整体来支配自然为目标——。诚然，可恶的浪漫派忘掉这样的事实：马克思所要求的这种状态仍然是以理性的机能为必要。但是，工具理性由于“目的化”，由于真正从属于人的目的——这是马克思的希望——就失去其被限制的性质，于是，支配自然就从下面的咒语中解放出来了：所谓对自然的支配同时也是对人的支配这种官目的自然史在永恒地重复着。
关于马克思的乌托邦问题，有一点（当然是本质的）仍必须言及。如果考虑到当前对社会的自然生活基础的破坏不再愈益采取可怕的规模，那末，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将会持不同的解读法。虽然这样说同否认马克思向经济学及经济学批判转换无关，但是，今天要明白这种转换是花了多大的代价才换取的。不论把一切直接的东西的中介性思想都打发到它的唯心主义形态去，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得不保留一些唯心主义的傲慢性的影响也好，但牢牢把握下述事实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存在着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自在”（ansich），它对实践来说不过是单纯的素材。关于这一点，虽然连马克思也说过否定的话——本书确实强调了这种曲折的局面，但是，从总体上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正如已述的那样，马克思当时应该把注意力指向那里，必须倾注力量）处处留心这点，并不顾忌他的著作成为当时他所反的那种倾向的同盟者。
“自然的复活”、“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它在今天早已不是末世说的空想的产物，人类是否进入更理性的状态，甚至人类是否能生存下去，均依赖于它的实现。——今天研究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必须考虑到青年马克思所思考的人与自然的解放作用、“感性”的解放力。即使从这观点来看，也奉劝诸位重新读一读费尔巴哈。他的“感觉主义”是批判的、争论的概念，而决不是第一义的认识论的概念[4]。被1845年的“提纲”当作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纯粹观念来批判的东西，不只是理论的、政治的后进性的表现，同时也包含着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所说的"存在着对和平的渴望[5]。
很多问题在这里仅能被暗示出来，它们的解决涉及到这一点：当马克思在他晚年著作所完成的理论中，产生了人类全面解放的思想时，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使自己青年时期的费尔巴哈因素，发展成使人类的全面解放能与关心个人的死活相和解这样一种合理性的概念。
A.施密特
1971年10月
[1]参见例如论文集《从马克思主义看“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1970年）。其中（第134-140页），作者在为参加围绕反映论的争论而寄去的论文中，勾画出批判者们对作者进行批判的主题之轮廓。
[2]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依据早期的卢卡奇——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看成是“历史的方法”（参见第177-178页），这里对他的《历史与结构》（慕尼黑，1971年）第39页以下所讲的作了保留。
[3]参见作者关于作为认识论的历史理论的几篇文章（1966-1970年发表），这些论文企图继续本书的立场。并参加作者汇编的论集：《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序言——对相应主题——的概括。
[4]青年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哲学中所提取的解放的东西，从他1844年8月11日致费尔巴哈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1-452页）来考察，是特别有教益的。——关于人的本性的直接的政治性问题，参见赫伯特·马库塞的《试论解放》（法兰克福，1969年），第一、二章。在那里，论述了社会主义和“新的感受性”的“生物学的”基础。——关于这点，再参见亨利·列斐伏尔的论文《革命的浪漫主义》、《超越结构主义》（巴黎，1971年），第27-50页。
[5]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法兰克福，1969年），第271页。 |
附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
附录
前言
论辩证唯物主义中历史和自然的关系
前言
1961年12月7日在巴黎公会堂，以让-保罗·萨特尔与让·依波利特为一方，和以罗吉尔·伽罗第、让·皮埃尔·维吉埃以及让·奥塞尔为另一方，进行了一次值得纪念的争论，下面这篇文章载于这次讨论的德文版文集中，是1965年投寄的。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应该把辩证法看成仅仅是人类社会实践的运动形态呢，还是说辩证法也是归属于自然“自身”的？这对于建设和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是重要的问题。著者反对共产党说辩证法纯粹是客观的自然的辩证法的观点，在根本上赞同萨特尔和依波利特的批判性的另一种观点，并在两个方向上展开自己的立场，即，第一，——从认识论来看——阐明“本体论”的辩证法的主要障碍：为着这辩证法真正是唯物主义的，如果它仅停留在是一种“世界观的”论断上，它就必须被具体科学证明为是可能的；第二，超萨特尔和依波利特的观点，阐明：甚至对于人类历史也不能赋之以无所不包的统一的辩证法的结构。
A.施密特
论辩证唯物主义中历史和自然的关系
辩证法的方法、并且为使这个方法完全立足在大地之上，其本质不可能是把单个的现象作为已确立的东西，也不可能是把它们作为概念本身运动的图解和实例来对待，否则辩证法就堕落成国家宗教了。
W.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
辩证法仅仅是历史规律呢，抑或它也能从自然中推导出来呢？这在环绕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的现状中，是不太清楚的，我们通过这个问题的争论才发觉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不是头脑里凭空杜撰出来的。——这个问题的意义既被考虑世界观的终极性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所掩盖了，也被当前德国对此进行带有极端托马斯主义倾向的批判所掩盖了。这个所谓托马斯主义的批判——它认真地考虑了辩证唯物主义对本体论的要求——很少能充分理解到这种对本体论的要求究竟和马克思的立场有多少共同之处[1]。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本体论的讨论，完全脱离了马克思的著作，也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任何关系。苏联哲学家们一方面议论世界总体的动力结构，一方面又使马克思当作首要问题的人的世界越来越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掉。社会关系的具体的东西从他们那里逃走了，社会关系成为“物质的最高运动形式"。鉴于把本来是批判的概念再次改译成独断的世界观的概念，我认为巴黎讨论似乎没有必要对辩证法的适用领域进行反省。不过在那场讨论过程中，对此作了规定的主导观点最终虽未充分条理化，明确化，但它关心的并不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这对立双方关于辩证法本身的“适用性”问题，而是如下的问题，即——如果这些术语应保持其严格的意义的话——自在存在着的自然辩证法能当成是唯物主义的吗？或象一再诠释的那样[2]，如果把自然理解为严密科学赖以构成论证的东西，那末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彼此并非是互不相容的吗？以下将试图阐明：第一个问题是应予否定的，第二个问题是应予肯定的。本文在根本上赞同萨特尔和依波利特反对伽罗第和维吉埃时所展开的论断。但指导观点是：按照萨特尔的《辩证理性批判》[3]，把存在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一个独立的要素，这在理论上并无任何有助之处；伽罗第等人的客观主义把辩证概念侏儒化了，使主体性受到压抑，而萨特尔使主体性再次得到恢复，这充其量仅能对今日之苏联正统派起着补充与修正的作用[4]，而且，萨特尔的论证方式也并非只是基于他的存在主义学说，也同样是基于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长期形成的命题——这些命题不可能仅仅靠政治理由才得以贯彻。恩格斯试图把辩证法既扩大到人类以前的自然界去，也扩大到人的外部自然界去，其影响是巨大的。与此相反，卢卡奇首先指出了把辩证方法限制在历史的、社会的现实中对于唯物主义是何等的重要，这无疑是卢卡奇的功绩。他在1923年的《历史和阶级意识》[5]中，已经大胆地对恩格斯提出挑战。如果说这部著作的缺陷在那里，以后卢卡奇自己因而又受到怎样的批判，那就是——它破坏了想把人的外部实在从本体论上固定下来的一切倾向，非常强调马克思的理论本质之历史性质：“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即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上，被看敝自然的东西是什么？自然和人的关系怎样？自然和人的抗争又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的？因而，从自然的形式与内容、范围与对象性来看，自然应该意味着什么？这一切总是受社会制约的。”[6]当然，对这点恐怕还应再加上这样的话，即反过来，社会也总是一个自然的范畴，就是说，社会的每个时期的每个形态，也和社会所占有的自然的一个片断一样，依然停留在仍没有被人力广泛深透的作为整个现实的一般自然之内。但是，作为整个现实的自然这概念并不脱离人类历史的范围，这个自然也只能是相对于人类支配自然所能达到的阶段而言的。思维吸收了自然和历史的关系这个根本观点，并在一切特殊的分析中以此为前提，它才能真正摆脱掉对独断的世界观的要求，以满足批判性地理解马克思这现时代的需要。辩证法不是永恒的世界规律，它随同人的消失而消失。
历史辩证法概念中的分化
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来，辩证法只有作为历史的方法[7]才是可能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这样讲：“我们仅仅知道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8]因而马克思和晚年的恩格斯相反，总是极为慎重地谈自然的“自体”，他有关自然的一切议论都和每个社会相应达到的占有自然的特定阶段相关联。由于人们相互间和人们对自然所处的地位关系的变化，其结果必然是不能把人类历史一股脑地归结为同样形式的辩证法结构。尽管在马克思那里可以看到有不少表述，似乎支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这种解释，但这种辩证法决不是历史的运动规律本身。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被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9]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名的序言中，“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下述几个时代的必然承续：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经过古代的生产方式，到封建的生产方式，再从封建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难表明：马克思在这里过于无视实际而追随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发展程式，而实际上历史的演进是相当复杂的。但是，马克思在自己的实质性分析中还是把这一点考虑在内的，所以他不是简单地放弃一般概念。他在序言和后记之类中所阐述的实质性的分析内容，远远超脱了历来对马克思的解释、也包括萨特尔的解释所过分评价了的那些内容。依照这些对马克思的解释，可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离开它的经济学内容仍然能得到理解。
面对大量的社会史资料，马克思感到不得不把自己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原理搁在一边，在《资本论》的草稿或《资本论》本身中，导入了历史辩证法概念的重要分化。政治经济学批判把劳动过程仅描述为眼前的它的简单的抽象要素，即“有目的的活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0]，而且把劳动过程描述为“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11]这里至关重要的是：使简单的劳动过程本身和它的具体的、历史的形式相对立，不仅在方法上是有用的抽象，同时也是资产阶级以前阶段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区别，即劳动过程如果同作为资本主义特定的劳动过程所具有的具体规定性相比较而言，它在先于资本主义的形式中总粘附着非历史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它们的区别之消失或它们间的互相转化，已表明它们并不是由发展着的生产力与停滞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单独规定的，这个辩证法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要素的”性质。回想起马克思把仅在人与自然间进行的劳动过程，同样作为规定一切发展形式的特征的东西时，他总是反复用“物质变换”来表达，其理由就在于此。的确，这个过程的某特定形式使物质基础进一步得到发展，但是，随之进行的“自然界限的退缩”[12]不仅仅是量的退缩，而且也把人的活动组合进作为纯粹自然机能的自然里去。随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对自然的支配开始获得新质，于是劳动过程就变了，从马克思所说[13]的最初就其一般规定性来看，它在各个社会阶段都是同一的，到现在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的生产过程。为了分析它，正如马克思所说，光从一般的规定性来分析是不够的，因而还要在那些十分抽象的规定性中，弄清它对于资产阶级以前的生产这特殊阶段来说是它的特征的东西。这一来，在劳动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协作也同历史上被自己所取代的农民经济和独立手工业经济相对立，它不是作为“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协作本身倒好象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14]关于前资本主义的协作，我们只能从资本主义的协作去推论它。它“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象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15]与之相应，马克思称之为在一个氏族和家族内部自然发生的分工，是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即基于“纯生理的基础上”[16]的，个人是“直接相互联系的”，因而是抽象的同一“整体”[17]之特殊器官，随着个人间彼此分离，即随着人成为不折不扣的本来的个人，分工就真正获得其社会的基础。推动人们之间的自然联系——组织论社会学的命题与其说更适合资本主义，不如说相反——解体的是同其他公社商品交换的发生，这种交换是由于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引起的。“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相互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相互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18]据此，个人之间的联系现在作为历史的、社会的关系而再兴起来。可是，例如在印度古代的小规模的公社那里，生产品的大部分是为了公社自身的必需而生产的，在几乎不进行商品生产的情况下，依规律确定的分工一旦长期地以“自然规律的权威”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公社就从事非历史的生存，“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19]
在《资本论》的“草稿”[20]中，有一节在理论上很重要，它解决资本主义生产之前的各种生产形式问题。在此节中，资产阶级历史以前的自然之非历史的性质讲的很清楚。这一节表明，辩证法必须转化成历史的叙述（如从其本来意图来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是这样），而不应蜕化为空洞的模式。
这里是从资本关系的历史条件出发的，这种资本关系，第一，为了再生产自己、使价值增殖，以自由劳动以及它同货币的交换为前提；第二，正如上面已简要讲过的，以把个人从公社的自然直接性中解放出来为前提，而这种直接性在马克思看来，同样是以“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21]为基础的，这个统一例如是在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和共同体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下实现的，或是由其中之一造成的。“在这两种形式中，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个人看待其他个人也是这样……个人或是把其他个人看作财产共有者……或是把其他个人看作同自己并存的独立的所有者……”[22]这些个人之所以说还不是“工人”，是因为他们作为公社的成员活动着，该公社仅以维持白己为目的，并不图谋价值创造。马克思在畜牧是“生存方式的最初形态”这观点支配下，认为部落社会与其说作为对土地（当然最初是暂时的）占有的结果，不如说是作为它的前提条件出现的。一当人们定居起来，这早期共同体的变化程度就依存于种种外部的自然原因，以及依存于部落自身的自然的、人类学的性质。人无论是作为牧人、猎人或种田人进行活动，共同体总之是“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23]，人为了获得“他们的生活的客观条件”就是最重要的前提。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时最根本的是：人对待这些条件就象不自觉地对待自己的被延长了的机体一样采取行动。“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己的共同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24]这个根本关系是完全不能触犯的，因为——象在东方的专制主义中那样一一多多少少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隶属于更高一级的共同体，甚至隶属于作为唯一的所有者出现的“总合的统一体”，从而连世袭的占有者对这共同体也不敢染指。因而从法律上来看，个人确实是无财产者，即对于个人来说，他的财产是作为间接的财产出现的，即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通过这些单个的公社而赐予他的”[25]结果。然而，部落的财产或共同体的财产，仍然是靠自己来维持自己的共同体的基础，该共同体当然应该把它的剩余生产的一部分奉献给作为最高人格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马克思以使人想起杜克海姆理论的方式，说到贡赋是怎样被提供的；它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体——
部分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象的部落体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26]
即使从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来看，因而从原始部落的更动荡的丰富的历史生活来看，共同体也同样是它的第一个前提，但在这情况下，共同体并不是作为这样的前提：“共同体是实体，而个别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27]；倒不如说，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已不是把土地、而是把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居住中心地的城市作为基础。在原始公有制中，村庄不过是土地的附属物，而在这里，耕地则成了城市的领土。由于土地本身虽需要人们花很大力量去耕种它，但它并不构成别的障碍，因此共同体所遭遇到的困难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占领了土地，或是和已占领了土地的共同体争夺。因此，战争“就或者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工作。因此，这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而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28]
当个人的财产仅能通过共同劳动来加以利用这情况愈益停止时，当历史的运动使部落愈益失去其自然形成的性质，进而“部落的共同性质越是对外界表现为并且必然表现为消极的统一体"时，只有这样，个人才愈益成为土地的私有者，给与这情况下作为国家而组织起来的共同体，以对外防卫、对内保障私有财产的前提。在纯粹自然形成的部落关系之下，单个人是在生产自己的生命中以他对待作为他者的土地物质的方式，来参与部落关系的——在任何情况下，生产的自然条件都是关键——；而现在，无论是他对自然的关系或是他对社会结合——这种社会结合把已高度生产出来的东西作为他的自然本性——的关系，都获得更大的辩证法的生动性。他通过把土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就同时又当作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分”[29]；他维护他自己，也就维护了公社；反过来也一样。由于公社“在这里已经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人们的意识里都是一个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劳动的主体对于作为财产的前提的公社的关系，就是说，对于自然赋与的劳动前提的关系，现在是由他“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为媒介，同样，他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反过来又是由对客观劳动条件采取特定的财产所有形式为媒介的。
马克思在这里所研究的是对资产阶级以前阶段的辩证法结构问题的本质洞察，就是说（一）在由土地所有制与农业来奠定经济基础的一切形态中，个人都是把土地看作“自己的主体的无机自然”[30]——它不是作为他自己劳动的产物出现的，而是眼下所看到的一个劳动条件；（二）个人的这种实践态度和后来的无产者相反，他具有一个“客观的存在方式”[31]，从一开始就以他作为一个总体的成员存在为媒介，作为这个成员，他或多或少地从属于他的历史。但是，这个总体却不能最终地摆脱被编织到自然中去的状态，它在当时是“非历史的”。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必要去说明进行生产的人同他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各种条件的统一，这种统一即使在资产阶级以前的发展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总不是历史的结果。它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对于其自然的本质来说，总限于是外在的东西。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经济学批判想说明的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32]马克思说，单个人的“客观的存在方式”归属于这个阶段活动的主体，基于这一事实，奴隶制与农奴制并不知道劳动与无机条件的分离，毋宁说，这两个要案消溶到奴隶主或封建主的无差别统一的自然基础中去，他们把奴隶与农奴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33]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占有，使之贬低为无机的自然条件：“奴隶同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是采取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的，是与收畜并列的，或者是作为土地的附属物而置于其他自然存在的系列之中。”[34]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被彻底地非自然化，成为“失去客观条件的、纯粹主观的劳动能力”[35]，这种劳动能力在自我异化的劳动——它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36]——的物质条件里看到了对自己的否定。工人对于资本来说已决不是生产条件——不过是通过交换所得到的劳动的承担者，而且以交换为媒介来再生产自己的这个总体、确实以个人之间完全的孤立性为基础的这个总体，它的“以毫不相干为前提的实际联系”[37]同以往的总体性相比，意味着是一个进步，而以往的总体性是以自然和人格的依存关系为基础的局部的总体性。
因而，如果马克思没有象新浪漫派的意识形态那样，把工业阶段以前的自然的生活过程加以非理性主义地神化，那末，他也没有考虑到把各阶段的“要素的”相互作用、把“自然的自我媒介”——在这阶段的劳动必然把自己作为这种东西展示出来——实体化，成为从世界观上来把握自然的一元论。在他对完全受自然所制约的劳动过程的叙述之中，无疑包含着自然思辨的因素[38]，这使人们联想到当时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或谢林的自然哲学，但这种自然思辨几乎总是摇摆不定的，没有成为支配性的东西。“自然辩证法”这个概念在一般地能使用得有意义的情况下，它对于资本主义之前的过程是有效的，这个过程是和土地财产的历史结合在一起的，在结构上同动植物的机体必须与它们的环境斗争这个所经历的过程相类似，在这个过程中揭示了人的主体性是自然的更高的真理。在资本主义以前，自然分裂为进行劳动的主体和被加工的客体，在这分裂中，自然仍然是“自然自己”。不仅人作为自然的有机存在的一种方式出现，而且自然也从一开始就作为“他自身的无机存在”[39]表现出来。所谓劳动只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40]上存在，这种人与自然的抽象的同一性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一般地仍然靠非社会化的人来完成的，是作为剥夺掉一切社会性的东西来把握的，即使“反常的孤立的人[41]”也在劳动中依存于人和自然的同一性。诚然，他没有土地财产，可是他——象动物一样——能够“把土地作为实体来维持自己的生存”[42]。
在这里，马克思的意图是：人和自然的抗争超出了动物与自然抗争的形式，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的框架内进行的，但所有这些社会形态都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就是说，不是在直接意义上作为“社会”的社会。因此，关于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正如已经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宁可把它叫做“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氏族”、“部落”），他避免使用社会这个概念，或者是在非本来的意义上使用它。自然赋给的东西与历史地产生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对于资产阶级之前的各历史阶段无论怎样适用——马克思一再指出所有自然形成的形式总还是“历史过程的结果”[43]——，但亚细亚君主专制、古代的奴隶经济、中世纪封建制等作为由土地财产所规定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区别在资产阶级社会面前都完全消失了，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能够这样简洁地论述：“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44]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阶段，自然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大体上属于自然关系之内的，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连尚未占有的自然也属于它自身的历史。与此相应，马克思在研究土地所有制时，采取如下方法，即他把一系列在地理上不同的土地所有制类型，例如东方的、南美的、斯拉夫的、日耳曼的、甚至古代的种种类型相比较，而把它们的时间上的先后问题完全推入背景里去。资本主义之前的共同体的种种形式——象黑格尔那里的自然形式——作为彼此互不相干的存在而并列着。通过理论的考察才开始弄清：虽然某一形式的变态并不是这一形式产生的，但这种变化是该形式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因而，马克思认为，历史的过程比一般设想的更为曲折，它不依从于统一的赋之以意义的观念，而总是从原先的个别过程重新产生的。
从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去说明它的过去，并指示它的未来的可能性，这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具有方法论上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决不是简单的进化论者。诚然，在历史上较高的东西是以它本身较低的东西为基础的，但是，只有较高的东西得到全面展开，已成为内在的批判对象的时候，才能理解到较低的东西同较高的东西间的质的差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45]
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把资本主义当成说明过去与未来历史的说明原理，是因为历史本身随同资本主义一起，开始最终地摆脱掉它的“最初的”自然形成的性质，向“变易的绝对运动”[46]转变。资产阶级以前发展阶段中的特殊历史性质的形成，是以眼前所见的土地为基础的——在这阶段中土地自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就是说是以自然的东西为基础的，该阶段中的活动主体及其所属的共同体根本无法从这种自然中跳出。可是现在，这主体的客观生产条件则是由在某个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们创造出来的，所有关系早已不是由自然所规定的，而是作为由社会来规定的东西出现的，甚至连农业也转化成工业的一个部门，变成为资本家的土地所有者甚至把“按性质来说是直接生存源泉的土地耕作”，也完全变成了“纯粹依存于社会关系的间接生存源泉”[47]。随若资产阶级经济一起开始变得重要的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返回到这个过程的物质内容，其物质内容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形式所同样固有的东西，而现在就其抽象的自然规定性来说，则尤其作为资产阶级以前的东西表现出来。反过来，——这就是说：这假象是它从自己把自身作为假象显示出来——在一切生产形态中共有的生产过程的例如抽象的物质性，和形成其内容的资本之自我运动则是同一的[48]。
正如已经讲过的，马克思并没有赞美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之主体与客体的自然约束性，他看清了这种自然约束性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49]相适应。这意味着马克思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组织的全部否定性，但正是在这否定性中还看到了“物质生产的全面变革和发展”[50]，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不再把自然看成是“自为的力量”，而“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51]。
正如前面所讲的，如果进行媒介的主体（个人或共同体）仪是一种直接的自然主体，以往对自然进行媒介的方式在根本上是自然的“自我煤介”的方式，那末，现在自然的媒介性已成为社会的、因而是严格的历史的媒介性。的确，自然作为人类劳动的、自我规定的物质，仍不能还原成（社会的）主体性，但是，自然现已转化成一个用科学控制自然过程的工艺学过程，生产机构把它完全溶化到几乎难于分辨的畸形的机械般的东西中去了，仅仅成了生产机构的一部分，其最初结果是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52]。同自然的质的性质被彻底剥夺掉相应的，是在主体方面。工人现在只不过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而生存，这就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就是说“已经把个人当作是由社会决定的人了”[53]。劳动成为劳动本身的“非对象化的存在”，它——和工人的“直接肉体”相一致——“在客观形式上是非对象的东西”[54]。尽管如此，“绝对的贫穷”、“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是为了使人的索质与需要得到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
资本在它自己所开创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而且，它倘若一旦在历史上发展起来，那就要以“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55]——作为“在现实的资本存在时就消失了”[56]的阶段为自己的前提。于是最初表现为资本的生成条件的东西，现在则表现为“由资本造成的现实的结果，它们不是资本生产的条件”[57]。这样，资本主义历史地消灭掉它以前的制度，它是在它自身的基础上发展的。既然如此，古典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仍旧很容易把资本看成是人类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态。当资本的历史制约性在他们面前存在时，他们就采取这种倾向：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它现在实现的条件，就是说，把资本家还没能够作为资本家那样进行活动的条件，看成是已生成的资产阶级进行活动的标准条件。在他们那里就表现出这样的困难：难于使资产阶级状态中的支配的实践同对其作理论的自我理解相协调。然而与此相关联，特别引起马克思关注的是前面已讲过的方法论上的生动事实，即资产阶级制度的出现意味着一个质的飞跃，要从已确立的资产阶级制度出发，在前后摇动的思维运动中去阐明以往与未来的历史。这样，萨特尔讲到马克思那里的“前进——追溯”的方法[58]，也就并非不妥。当然这个方法已经包含在黑格尔那里，把已给与的状态规定为是同横贯其后的过去相关联的。和这种分析相同，马克思揭示出已给与的状态同时也是和超越自己的“生成运动”[59]相关的：“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末，现代的生产条件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
从以上所述来看，显然马克思作为首要课题的，无论如何不是构成人类历史总体的东西，而是探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严格地说只存在两种真正的历史辩证法，一种是根据民族特点或多少具有革命性质的辩证法，即从古代一封建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转变的辩证法，另一种是从资产阶级时代向社会主义时代的最终解放转变的辩证法。当然重点在于后者。
在资产阶级规定为“原始积累”的时代中，在封建社会、后来被绝对主义改变了机能的封建制度这母体内，随着货币以及商品转化为资本，已经自在地形成资本关系——它构成作为历史的生活形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形成以（作为阶级的）工人同生产资料、即同劳动的物质条件抽象分离为基础的关系。这种分离一旦开始成为“资本本身生成的前提，并且更是资本本身存在的前提”[60]，它就象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是由于这种分离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61]。如果从历史哲学来说，工业之前发展了的极抽象的“要素的”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已具体化为根本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62]。换句话说，推进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辩证法，是从资本主义本身长期的历史中——它的“生成”中发现的，客观的敌对关系构成它的内容，在敌对关系增大、对它扬弃的可能性已明显起来时，在它达到象黑格尔逻辑学意义上的最高阶段，即达到“在那里它的没落开始了”[63]这“成熟阶段”时，它才真正地生成，才能说它转化为“定在”。在这一瞬间，“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可能成为对异化、对商品拜物教以及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资本关系（它自身已是资本主义）的生成，现在被消灭在能纯粹内在地考察的体系之中[64]。在“草稿”的几个易于理解的地方，马克思把这一点和下述思想结合在一起：“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65]。“叙述”这个概念如果象马克思使用的那样，加以严格解释的话，就是说不仅仅是在文学的意义上去解释的话，那末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来把握的辩证法概念，只有对全面发展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才是确当的，而对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来说，它只适用于交换关系之前的范围。这就是马克思的意思。
自然、认识以及历史的实践
一直到现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为止，都试图证明它们所理解的自然具有它自身的辩证法结构，都想返回到恩格斯思想那里去。而要确切地评价恩格斯的思想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在恩格斯那里，被具体的社会所中介的自然概念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自然概念，虽未溶为一体而并列着，但又含混地搅杂在一起。因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即使去批判恩格斯，也总是一开始就想强调：恩格斯仅仅使他的自然概念离开了马克思的含义，而这并不能算是问题。这种说法只有限定在下述范围内才是可能的：一切对恩格斯的批判都必须退回到这样的论断上来，即恩格斯在坚守他和马克思共同提出的立场。
其实，这两个人的分道扬镳比通常所认为的还要早。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初，虽然他们都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显得极为关注，可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例如称赞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说他“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66]。相反，恩格斯一开始就侧重于从形而上学方面与之发生关系。在1844年写成的论文中，他说唯物主义是“十八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是“各门科学接近于完成”[67]的结果。事实上，恩格斯还在他的有关自然辩证法的各个绪论性著作中，即在《德国古典哲学与费尔巴哈的终结》，《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中，坚持他的根据费尔巴赫《自然的体系》所详细展开了的观点：各自然现象之间有着天衣无继的连续关系。其目的在于对这种连续关系不再作狭隘的、机械的规定。浪漫派的自然哲学、特别是青年谢林的自然哲学，对理解恩格斯的自然观尤为重要；与此相反，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在这点上的影响远远落后于他的逻辑学，其根据仍当详细论证。最后，（部分地包含在浪漫派的自然思辨里的）进化论理论、特别是拉马克、达尔文的“自然史”概念，对恩格斯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它们早在布丰和十八世纪其他法国学者的著作中已出现过。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五十年代末再次致力于黑格尔哲学研究时，马克思接受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同恩格斯是迥异的。以经济学为主题的马克思“通过批判……第一次达到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68]。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时他充分意识到这种叙述的客观历史界限。与此相反，恩格斯用辩证法的范畴解释现代自然科学的既得的成果，而并不涉及自然科学的本身问题。他——就象马克思在经济学中那样——并不能给自然科学以新的形式，而不得不满足于使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材料系统化。对此，池作了如下纲领性的论述：“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69]
基于这一点，恩格斯实践自己纲领时所具有的精神状态的特点，是把自然科学从死板的机械论著作——实证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的著作——中所见到的那种哲学里解放出来。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展开的所谓“唯物主义争论”中，这些著作曾广为流行。可是恩格斯在原则上肯定唯物主义的立场时，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批判地把自己和毕希纳、福格特以及摩莱肖特之流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区别开来，而且他通过把辩证法引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在这里也当然产生出例如在巴黎争论中下列可以看作是根本的问题，即能否把“整体性”、“矛盾”、“创造能力”、“内在的否定”这些辩证法的规定，一般地归属于被还原成抽象物质的自然？主观的反思（它单纯作为要素）是必不可少的东西，而它是否在一切辩证法的理论中都需要加以设定？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说：由于花的开放花蕾消逝了，进而花又让位给作为它的更真实形式的果实[70]。人们也许把这里所描写的过程作为植物的直接的辩证法来理解，但是，实际上他所注意的问题不是植物的无意识的生命，而是植物的概念的生命。黑格尔经常在其他地方，把作为低级东西的自然的有机过程作为例子，使他的辩证法形象化，而并不认为它们对于构成概念的运动起作用。植物是直接的存在，它达不到自为。植物“只有在个体性的界限内是可触摸的”[71]，它之作为具有辩证法结构的东西出现，只是依靠抽象的悟性已经把植物作为被分解成花蕾、花以及果实的东西而发现的，只是把悟性的概念当成“有机的统一的环节”[72]，即只是相对于从事向概念翻译的“理性的”思维而已。但是，理性地把握自然是把自然作为（沉浸在物质性里的）理性来把握的，因为“自然的内在本质无非是普遍的东西，如果当我们具有思想时，我们就深入到自然的这种内在本质，也就同时是处在我们的自身中”[73]。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是依靠下述信念产生的：“在自然中，概念针对概念说话，而隐藏在无限多分离形式下的真正的概念形式，最终将向自己展现自己。”[74]
的确，恩格斯作为立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和黑格尔的这种信念相决裂。诚然，恩格斯完全象黑格尔的“理性的物理学”[75]那样，拘泥于从经验获得的自然科学成果，因而拘泥于自然“自身内在的必然性”中可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的普遍的东西[76]。但是——而且这也是恩格斯与黑格尔的根本差别——恩格斯认为，如果不想严格地保持这些成果的自然科学性，那就不能把这些成果提高到它们的辩证法的“概念”上去，因为这将在终极上把自然科学的成果还原到上帝的逻各斯去。因而从本质上说，在恩格斯那里，问题仅在于把经验科学的最一般的研究成果——因而同已被思想加工过的、依存于历史状态的东西完全不同，和自然的“自在”的东西完全不同——用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的格调加以系统化。那时，恩格斯所使用的辩证法范畴不得不停留在没有任何效果的简单论断上，就是说，仅仅把悟性所确定下来的事实带进对纯粹外表的反思关系里去。恩格斯并未真正改造辩证法的运动形式，就象在马克思那里所见到的或可以见到的那样，他代之以给这些形式贴上唯物主义的标签，把辩证法“运用”到自然现象中去，完全忽视了它的思辨的含义。这样，他得出例如下面这种干巴巴的定义：“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最后直到‘观念’这个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77]或是他把地质学也简单地叫做“否定之否定的系列”，这同所谓地质学“是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78]是一码事。真是各种各样的人为的拙劣编造，而奇特的内容降低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哲学的声价。恩格斯试图保持与个别经验科学接触这唯物主义的倾向，同他试图揭示经验科学中已构成整体的这辩证法倾向，处于难以调和的抵触之中，就只好出现上述那种黑格尔式的奇特的外观了。由于黑格尔把他的企图中明显的缺陷归咎于自然本身，自然的“无力”在于它的“外在性”[79]，自然是“未经解决的矛盾”[80]，而概念是自然的“内在创造者”[81]，因而他仍能断言这矛盾消除了概念的严酷性。但在恩格斯那里并没有这种退缩的可能性。即使在他把经验的物理学努力扬弃成思辨的物理学时，他同总是坚持其差异性的黑格尔相反，赶走一切自然哲学，想在和理论思维无关系的自然里面捕捉辩证法，他不得不把自然科学的前哲学的处理方法本身说成是辩证法的。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中所发现的过程与规律，成为他的具有独断的世界观倾向的理论之“论证实例”的序列。这样，恩格斯认为“自然中一切运动的统一是……一个自然科学的事实”[82]。他认为：自然的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也是质变”[83]。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看恩格斯对自然的运动怎样作出独特的规定，那我们就会明白，他以他的辩证法的相对化为目标，确实不得不对力学作大幅度的让步。在他那里，辩证法简直最大限度地倒退到被灵活地解释成发展力学，因为辩证法完全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和一切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84]可是，《自然辩证法》又超出了单纯的因果关系而转向“普遍的相互作用”[85]。恩格斯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看法：认识不能超出这种相互作用而继续前进，“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86]。然而这一来，他就自己承认他对自然的考察归根到底是前辩证法的。的确，如果相互作用与机械的因果性相比较而官，它是更丰富因而是更高级的范畴。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它仍然是站在“所调概念的门槛上”，“……那时，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依据相互作用的观点去考察给与的内容，那就确实是一种没有概念的态度。这是因为我们这样做汉仅是处理事实……仍未能满足对中介性知识的要求。”[87]恩格斯有意识地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88]置于不顾，就是说，他把在自然联系中出现的称做社会劳动的相互作用置于不顾，而从历史地变化着的劳动需要出发去阚明：为了确定单个的自然现象，认识总必须割断自然现象的广泛联系，再度回到孤立起来的因果关系之上，只有这样，自然的必然过程才和人的目的相协调。唯物主义的理论正牢牢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当社会生产活动规定了思想和现实的从因果性到相互作用和从相互作用到因果性的进展，同时也规定了从相互作用向目的论的过渡，随着社会生产话动的开始，具体的辩证法才开始活动起来。
正象恩格斯断言的那样，既要看到机械的解释方法之局限性的思维在本质上并不就是辩证法的，也不能把“历史的自然观”[89]和辩证法等而视之。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决不是辩证法的，因为它试图把在生物学中很早就检证过的机械量变的观点运用到有机世界和它的发展中去。因此，必须把它和辩证法分开。在拉马克那里所看到的自然历史的唯物主义，认为生物的种的进化是受环境要素的机械影响和变化所制约的。他只知道生物系列各阶段的纯粹量的差异、微小的进化，而不知突然的飞跃。他对质的差异的认识显然是由于科学尚不知道生物系列中的中间体而产生的。达尔文的理论本质上也仍然是遵循这种观点。
但是，比经验的研究本身更进一步的浪漫派的思辨，揭示出恩格斯所想象的自然辩证法的不可能性。谢林1799年的《自然哲学体系初稿》明晰地指出一种自然史，他想把这种自然史作为自然的“动力学的阶段序列”[90]，从作为“绝对活动”[91]的自然中推衍出来。这里所谓“动力学的”是对自然的一种哲学解释，即把自然从僵死的机械论中拯救出来而使之转向自由的发展。自然是绝对的创造性，同时又无限地受到在自然本身内部活动着的本来就互相对立的各个倾向的阻碍。任何一个自然的产物之中都没有能使这些倾向统一起来的东西，从而任何一个自然的产物又总是超越自身的动力，是无限的创造性——“是不断生成的，决不是现存的绝对的产物”[92]。这样，自然没有了创造性也就没有了产物；自然不断地从创造性向产物转化。在这点上，谢林和前述的自然研究者们相似，但尽管是唯心主义的，由于他接受了当时个别科学的成果，他对创造性与产物、流动性与僵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其是作了内在的辩证法的解决，不如说是用反思哲学从外部进行了描述。因而他不关心从一质向另一质飞跃的转化，“人并不被缺少连续性的外表所困扰，自然阶段的这种中断只有对关涉产物的反思来说才存在，而对于关涉创造性的直观来说并不存在。自然的创造性是绝对的连续性，因而我们不是机械地而是动力地描述那个有机地组织起来的阶段序列，即不是把这序列作为产物的阶段序列，而是作为创造性的阶段序列……描绘出来。在一切产物里生活着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产物。从水螅向人类飞跃，当然可以认为是巨大的飞跃，但如果两者之间没有很多中间体，将不能说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93]
谢林的自然哲学在恩格斯那里得到了复活。在弄清这种自然哲学的复杂的恶性矛盾时，把谢林的自然观和黑格尔的自然观加以比较是值得的，就是说，这种自然哲学如果依赖于各个自然形态的分离状态，它就失去了辩证法的性质；而如果它本来就算是辩证法的，那就否定了黑格尔的那种自然历史的存在。黑格尔是这样说的：“必须把自然看成是一个阶段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但一个阶段并非象是从另一个阶段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而是从构成自然界的根据的内在理念中产生的……把从一个自然形态……向更高的自然形态的过渡看成为外在现实的创造……把这种创造推回到过去的晦暗状态去，既是古代的也是近代的自然科学的笨拙的观点。外在性正是自然所固有的性质，它把种种相异的东西分离开来……使之作为互不相干的现实存在出现。引导各阶段发展的辩证法概念是构成自然的内在方面的东西。”[94]
总之，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倡逻辑的东西和产生的东西之统一，所以，在无非是逻辑的“外化”的自然中，这产生的东西是无时间性的逻辑的生成。变态仅属于概念，“只有概念的变化才是发展”[95]。在自然中，当概念作为有生命的个体而存在时，发展就是个体的而不是类的。黑格尔的自然的辩证法表现着一个内在的秩序，而决非表现现实的历史，它只在精神的领域中才达到现实的历史，“人在使用产生这个概念时，不可认为这会使枯燥无味的序列成为动力学的或哲学的、或更为概念的东西。”[96]可是，黑格尔本着他的思辨的辩证法，使得关于发展的思想不仅在生物学中到处铺开，也在哲学本身中抬了头。确实，在这时嘲笑他否定了自然历史是轻而易举的。尽管如此，他实际上致力于弥合自然的世界与历史的世界之间在质上的差异。恩格斯的发展论在谢林的意义上是“动力学的”，同时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则是“辩证法的”，于是他不得更为广泛地忽视自然和历史的差异。尽管恩格斯受到前述的恶的矛盾的束缚，但他还是从中解脱了。这与其是由于他扎根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莫如说是由于他扎根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特别是扎根于黑格尔的有的逻辑学，这种有的逻辑学在黑格尔的《哲学入门》中是作为特征性的东西，仍是在“本体论的逻辑学”标题下来解决的。恩格斯欣喜若狂地追随“度量关系的交错线”原理，因为这个原理可以允许他把现实的过程既作为连续的同时又作为非连续的东西来把握。在《自然哲学》中，自然的各个阶段遵循没有时间的秩序，在《逻辑学》中，这些阶段表现为量变系列中质的飞跃[97]。黑格尔在这里同在他的自然论中完全一样，他首先注意的不是发展史的联系，而是结构的联系。这个事实被他在注释中使用了在普通情况下他严禁使用的许多“实例”——那时他特别考虑到化学——所掩盖了，使用这些“实例”是同量和质相互转化的观点相矛盾的。由于恩格斯最初关注的是进化论而不是逻辑，所以他特别遵从这些实例。但是，如果从自然史去直接理解“标示量的多少的尺度交错线”[98]，把量变到质变理解为“一般的发展规律”，那末就正如哈贝马斯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它不得不归属于“量的增加的机械的伪辩证法”，与其说它超过了在谢林那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二元论和两极性，是真正的辩证法，“不如说是某种和谢林的自然哲学中量的差异相关的东西”[99]。黑格尔——当然在这点上他是有错误的——把谢林哲学责难成是“自然哲学的形式主义”[100]，而由于恩格斯不是从实践上、而是从形而上学上去把握世界的物质统一，他晚年的理论也就成了“自然哲学的形式主义”的类似物。
同接受有的逻辑学相反，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总体的关系可以说是正确的，他毫无疑义地反对黑格尔的范畴中的唯心主义含义。在讲到黑格尔“客观的逻辑学”时，恩格斯特别带有从自然科学角度去解释这种客观性的倾向。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在存在复归到作为其根据的本质并最后被判定为是概念时，即被判定为是绝对的主观性时，客观的逻辑学才能作为存在的客观性得以成立。恩格斯则把黑格尔的范畴作了具体的唯物主义的、从而作了社会的修正，他把这些范畴应用到外在的具体的自然科学事实上去，而这些事实的确是纳入辩证法的，即是凭借来自历史实践的抽象来把握的。就一般世界来说，这些事实可以就是妥当的，因此，恩格斯也素朴地假定了研究这纯粹自在的世界时所要解决的东西。
事实上，正象依波利特所勾画的那样，恩格斯的主要困难在于：他把自然的历史化——在苏联马克思主义那里更进一步——归结为人的历史的自然化。当然，他不是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流的方式，因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同样看透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作用与社会根源。这里，所谓历史的自然化是说：恩格斯使历史倒退成自然的一般运动规律以及发展规律的特殊适用领域，据此他开拓了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加以制度化地肢解的道路，这正是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特征。而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它没有任何意义。所谓人的历史是赋有意识的存在所创造的，这不过是把事情弄得多少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恩格斯把这种观点简洁地表述如下：“今天整个自然界也溶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101]而当马克思论述到社会的“自然规律”时，当他论述到经济学批判把社会形态的发展作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来把握，在这过程中诸人格成为“经济学范畴的人格化”[102]时，它是具有如下批判的意义的：人被包括在使自己得以实现的现实条件的总体之下，而这总体是人不能驾驭的、与“第二”自然的人相对立的。这种批判的动力当然在恩格斯那里也并未完全消失，这在《反杜林论》中特别明显。但是，恩格斯由于从“与价值无关系”的自然的发展规律出发，转向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四十年代他和马克思完全一样，之后就背道而驰），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果：他的很多表述对社会规律作了肯定的解释。一方面恩格斯显然意识到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是假象，这些规律通常只是人的“自身的社会行动”[103]的规律，意识在起支配作用；另一方面，他这种批判性的认识又被他下述观点所削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以完全的专门知识来运用、支配”这些规律。相反，在马克思那里，问题是这些规律由于消溶到解放了的诸个人的理性行动中去而消失。恩格斯则自然主义地把人所创造的规律同不言而喻的仅能被人运用和支配的物质的自然规律混为一谈。
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主义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对不依赖人的意志的活动的迷信，和对历史规律的不可侵犯的客观性的迷信，他们不把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作任何区分[104]。多年来，公式化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和这种无概念的客观主义结合起来，之所以能和围绕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表现出来的严重的主观主义结合起来，决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方面是互补的。在马克思那里是批判的对象的东西，在斯大林那里则被捧到科学规范的地位，主休顶多只能研究这些规律，在其行动中考虑这些规律。所谓这些规律一般说来没有人的行动就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完全未能纳入他们的理论视野中去，为着统治者的利益，这种理论只以“模写”实际完成的物化了的关系为目标。
在恩格斯那里，对于自然、社会以及思维同样有效的辩证法的发展规律以及范畴，不论怎样总还是停留在构成自然科学概念的中介体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把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从自然科学问题本身中分离出来，并宣布它们是对自然存在的直接论断，这一事实，意味着把原来是批判的和基本上是历史的理论进一步推向本体论。这一来，所谓矛盾内在于世界一切事物中并同样内在于研究对象中的观点，在对任何一个对象作具体研究之前，就已具有了公理的确实性而成为有效的。这是在斯大林主义以后的时代也仍然得到强化的倾向。在V.B.兹昂涅洛夫之类的著作家中，积极地接受了“本体论”的概念，努力建立那种令人想起N.哈特曼哲学的体系来，辩证法被实体化为抽象的世界观[105]，紧缩成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各个原则的目录单，这些原则作为空洞的外壳和图式被内容遮盖起来。
而我们探讨马克思涉及辩证法问题的方法时，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和恩格斯相反，他决没有陷人把辩证法法典化，决没有把自然和历史设想为分离的对象领域，用辩证法的运动形式去规定它们的关系。马克思一开始就对辩证法采取真正批判的关系，他虽然把辩证法看成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但他总是强调必需“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106]。显然，在他看来这个任务不是通过把辩证法变成关于世界观论断的汇集所能完成的，而只有通过使辩证法内在于人类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并在单个的事物中揭示它，才能使这个任务完成。因此，他拒绝“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107]，只有从历史的展望出发，才能完全把握到研究中每度提出的问题与成果。自然总只是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出现的，极而言之，历史只能是属于人的；但历史首先并且直接地是实践。1854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达致的那种实践概念，在理论上确实是最重要的马克思的概念。若要弄清马克思所说的唯物主义，并弄清究竟有什么理由值得把这种唯物主义叫做辩证法的，那末人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上去。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解释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化了的黑格尔主义，不是竭力用另一个本体论的始基即物质，去简单地替换所谓精神这个本体论的始基；同样，它也不是象普列汉诺夫从精神史去解释的那样，即它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综合”；它当然也同布洛赫的作为同一哲学而扩展的神秘的宇宙论毫无共同之处。在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解释成是与任何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仅仅是哲学内部的甚至是世界观上的二者择一时，是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本质齣。事实上，它同样是对作为哲学的那种哲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当然具有其自身的哲学动机——与扬弃。由于它把握住整个社会、历史的方向，它虽然否定了哲学内部的问题，但并不否定哲学的实际内容，而在看清了这些内容是派生的并且是中介的东西时，是能够超越出哲学的。这样，一旦弄清了恩格斯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中称之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108]，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并弄清了“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这样的概念以及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等等，都是从实践产生的，从而弄清了人的问题不是永恒的问题，而是作为受历史制约的问题来解决的等等，那末哲学的问题就失去了它的光彩夺目的重要性[109]。
的确，物质的存在作为其外延与内涵上的无限性，是先于历史实践的一切形式的，但是当物质存在成为对人是有意义的东西时，这种物质的存在并不是在它优先产生的地位上被唯物主义理论必须假定的那种抽象的物质存在，而是第二性的东西，是通过历史的劳动所占有的。马克思通过物质的全部发展，牢牢抓住常被称做自然的东西的那种被社会所中介的性质，他关心的与其是自然现象的变化内容，不如说是它变化的历史条件。在他晚期著作之一的对阿道夫·瓦格纳的《经济学教科书》的评论中，他仍然嘲笑并确认：只有在“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110]可是，人无论如何首先不是以认识论的态度去对待作为用以满足他们需要的外部资料的“外界物”本身，“人们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从生产开始……”[111]但是，不能从实践主义的厌恶理论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这种表述。历史的实践就象黑格尔已经讲过的那样，就是说正如黑格尔把实践最终规定为认识的一种形态一样，它自身是比理论“更深的理论”。在实践成为反思的主题以前——总是已成为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因此，现在更清楚了：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问题的提出是倒退的。如果“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112]的话，这就意味着从他自己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的论战中已经达到的立场，倒退回素朴的实在论去了。总之，所谓“本来的自然”首先决非那种撤除一切拟人观的抽象的量的东西，决不是实验室的产物，而应该是通过集体劳动所占有的、在本质上是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当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自然科学的一切都被从质还原为量，这在工艺学上成了决定性的，自然科学本身也成了生产力。因此，只有对自然的认识过程才能算是辩证法的，而自然本身并不是辩证法的。在自然自身中，一切都缺乏否定性，这否定性是随同劳动主体的出现才在自然里出现的。辩证法的关系只有在人与自然之间是可能的。鉴于恩格斯的客观主义其本身已是非辩证法的，所以他的关于自然的运动规律是机械的还是辩证法的这问题，是从经院哲学角度提出来的。黑格尔已经这样说过：“连动物已经回击了这种实在论哲学，因为动物吃掉物，就以此证明物并不是绝对独立的。”[113]人的劳动也是对这种直接给与物的消费。在马克思看来（正如黑格尔那样），劳动同时是消费，“是消费本身的消费；在物质的扬弃中包含着这种扬弃的扬弃，因而是物质的肯定。”[114]从这里明显看出，在托马斯主义的研究马克思的文献中比比可见的所谓马克思是认识论的实在论者这种论断是多么站不住脚。当马克思说一切生产活动以不依赖于人的自然物质为前提时，他是实在论者；但是当他认为人不能永远偏执于费尔巴哈式的对直接的东西的直观，而是在它的规律的框架内不断变革它时，他就不是实在论者。劳动是通过同一种活动对作为直接的东西的破坏，同时也是对作为被中介物的复兴。大凡已经被历史的劳动滤过的、因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事物，在这种独立性中表现为生成了的东西，即被翻译成为我之物的自在。因而，关于把认识素朴地表述为模写就不值一提了，这种认识使意识与对象相互间完全对立，无视实践对于对象的构成作用。对象的世界不仅是必须模写的自在，大体上也是社会的产物。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115]表现出来，而在把自己的劳动加诸于天然给与的自然物的劳动者方面，则在“运动的形式中”、即在有目的的活动形式中表现出来。这样的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因而意识作为活动的精神总是通过自己而潜进再现了的现实。在石壁般地站立在人四周的现实面前毫不退缩，这是认识的任务。由于认识再次赋予完全消失到既成事实中去的人的历史过程以生命，就证明人能够创建现实，从而可以变革现实，就是说，作为最重要的认识概念的实践转化为政治的行动。
[1]例如早在1952年，韦达在其基本著作中，已经指出苏联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托马斯主义的经院哲学之间具有惊人的类似之处：“我们认为，在今天苏联的公式化形态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尽管保持一种黑格尔式的表述和概念，但它与其说是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的，不如说更和经院哲学的‘精神状态’相类似，这看法毫不夸张。虽然这些表述和概念通过‘唯物主义的颠倒’，去掉了其唯心主义的含义。但也只是满足了一般常识的要求。的确，恩格斯把辩证法向自然领城转移，以及斯大林给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范畴以独特的意义，这正是必然招致下述结果的原由：即我们今天与之打交道的苏联辩证唯物这种思维形态，共和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的现实和潜能的理论的内在关系，比和真正的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的内在关系更为接近。”格斯塔夫·A.韦达：《辩证唯物主义》，第二版（弗莱堡，1956年），第576页。
[2]例如，参见梅洛-庞蒂：《意义和无意义》（巴黎，1948年），第228页。
[3]巴黎，1960年。
[4]萨特尔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关系的解释，参见在《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标题下用德文出版的《批判》（汉堡1964年）的序言，第141-142页。——事实上，萨特尔的哲学最近在波兰、特别在捷克，也起着这种纠合作用。
[5]柏林，1923年，第17页注1。
[6]同上书，第204页。
[7]这观点作为与黑格尔的“本体论”立场相对立的反题，已在赫伯特·马库塞的《理性与革命》（柏林，1962年）第274-282页详细论述了。
[8]《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注1。
[9]同上书，第83，82页。
[10]《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11]同上书，第208-209页。
[12]同上书，第562页。
[13]参见上书，第204，555页。
[14]同上书，第371-372页。
[15]同上书，第371页。
[16]同上书，第390页。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书，第396-397页。
[20]《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0-522页。
[21]同上书，第471页。
[22]同上。
[23]同上书，第472页。
[24]同上。
[25]同上书，第473页。
[26]同上。
[27]同上书，第474页。
[28]同上书，第475页。
[29]同上书，第476页。
[30]同上书，第483页。
[31]同上。
[32]同上书，第488页。
[33]同上书，第490页。
[34]参见上书，第488页。
[35]同上书，第499页。
[36]同上书，第500页。
[37]同上书，第108页。
[38]关于马克思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来理解劳动过程这种思辨的状况，参见《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本书】第二章（B）节。
[39]参见《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9页。
[40]《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1页。
[41]同上书，第999页。
[42]《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7页。
[43]同上书，第497页。资本主义生产之前的社会形态，虽然的确是经过生产并再生产自己的一段时间而达到持有历史的程度（就象人类之前的自然所持有的历史仍然是本质之外的历史一样），但它并不是历史，这是因为它的主观与客观的存在条件，并没有从自然总体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人的历史的产物。
[44]《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页。
[45]同上书，第43-44页。
[46]《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
[47]同上书，第234页。
[48]关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构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种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参见上书第263-264页。
[49]同上书，第497页。
[50]同上书，第235页。
[51]同上书，第393页。
[52]关于这点，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4页。
[53]《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0-201页。
[54]同上书，第252-253页。
[55]同上书，第457页。
[56]同上。
[57]同上。
[58]参见《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第70-131页。
[59]《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8页。
[60]同上书，第46卷（下），第513页。
[61]《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2页。
[62]如果人们和罗伯特·哈依斯一起（《十九世纪的大辩证法家们》，柏林，1963年，第402页）断定：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着一个不断肯定的要素即生产力和另一个不断否定的要素即生产关系”，那末这当然意味着马克思把这辩证法变成了纯粹机械论。总体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抽象同一地保持它自己，马克思指出，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概念辩证法要遵循其可被确定的界限，但它并不抹杀二者的“现实差别”（参见《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上卷，第47页）。确实，发展起来的资本关系作为生产关系，它异乎寻常地扩大为市场关系与交换关系，通过创造出新性质的协作，促进了生产过程的科学化。因而，资本关系不只是生产力能在其内部得到发展的“发展形式”，——同时它就是生产力，而且是一个根本的生产力。反过来，一旦资本关系得到确立，它就象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起着阻碍生产力增长的作用。
[63]黑格尔：《大逻辑》（莱比锡，1951年），第2卷，第252页。
[64]除了若干不完整的手稿外，在现代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缺乏认真的经济学批判，这当然是由于共产主义世界的现实存在影响了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纯粹内在性。在今天，已不允许把东方的制度仅仅看成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修正的起机械作用的外部要因，正象马库塞在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所阐明的那样，东方社会的“定义”潜进西方社会的“定义”之中，反过来，西方社会的“定义”也潜进东方社会的“定义”之中。
[65]《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1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5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68]马克思1858年2月1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64页。
[69]《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7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汉堡，1952年），第10页。
[71]同上书，第187页。
[72]同上书，第10页。
[73]黑格尔，全集，第9卷（《哲学全书》第二部，斯图加特，1958年），第48页。
[74]同上书，第722页。
[75]同上书，第244节，附释，第32页。
[76]同上书，第246节，第37页。
[77]恩格斯1858年7月14日致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4页。
[78]《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49页。
[79]黑格尔，全集，第9卷，第247节，第49页。
[80]同上书，第248节，附释，第54页。
[81]《逻辑学》，第2卷，第231页。
[82]《自然辩证法》，参见柏林1952年版，第31页。
[83]《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6页。
[84]《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
[85]《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5页。
[86]同上书，第574页。
[87]全集，第8卷，（《哲学全书》第一部）（斯图加特，1964年）第346-347页。
[88]《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1页。
[89]同上书，第322页。
[90]谢林全集，第一部，第3卷（斯图加特，1858年），第6页。
[91]同上书，第13页。
[92]同上书，第16页。
[93]同上书，第53-54页注。
[94]全集，第9卷，第249节，第58-59页。
[95]同上书，第58页。
[96]同上书，第60页。
[97]关于恩格斯对黑格尔这个理论的吸取，特别参见恩格斯1858年7月14日致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4-325页。
[98]黑格尔：《逻辑学》，同前书，第380页。
[99]于尔根·哈贝马斯：《理论和实践》（柏林，1963年）第272页，并参见第270-272页。
[100]《精神现象学》，同前版，第41-42页，尤其参见全集（1958年版）第9卷，第359节，第629-630页。
[101]《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0页。
[102]《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103]参见《反杜林论》（柏林，1953年），第351页。
[104]参见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版，第3页。
[105]马库塞：《苏联马克思主义》（柏林，1964年），第136-155页给这个过程详细地规定了特征。
[106]马克思1858年5月31日给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0页。
[10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
[108]《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6页。
[109]可是恩格斯一面提出这问题，又同时附加说：这问题“和一切宗教一样，因野蛮状态的偏见而在无知的表象里有其根源”，这时候是近似于这种考察方法的。
[1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
[111]同上。
[112]《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9页。
[113]全集，第7卷（《法哲学》）（斯图加特，1964年），第44节注，第98页。
[114]《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8-259页。
[115]《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5页。 |
第四章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乌托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
第四章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乌托邦
一般说来，讨论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关的乌托邦概念，乍一看也许是歪门邪道。马克思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乌托邦主义者。他认为在他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上，已经克服了对人类全部关系的一切幻想的虚构。他的一生正是批判乌托邦主义者的一生，在他的青年时代，黑格尔左派、蒲鲁东、欧文、赫斯以及古利耶等早期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是他的批判对象；在他的晚年，孔德的体系则是他的批判对象。
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表明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特别是这样的黑格尔的学生：这位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反对一切描绘社会未来状态，反对一切无中介地同现实存在相对立的空洞的应该（Sollen）。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正由于马克思在否定一切抽象的乌托邦这点上完全和黑格尔相一致，恐怕他就成为哲学史上最大的乌托邦主义者。他作为黑格尔的学生，确实超出了黑格尔所设定的界限，即超出那对一切历史的未来说来是超然的思辨界限。马克思追随黑格尔，虽然反对空洞的理想，却并没有停止对现实存在着的东西进行理解和分析。然而，所谓认真地思考被给与的东西，的确并不排除对被给与的东西的客观历史倾向作出一定的论断，就是说，并不排除在内容上给被分析的、进行辩证法运动的现实，进行严格的定位，并不排除对构成其自身的现实的一个要素加以理论的论断。
恩斯特·布洛赫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自己并不承认的乌托邦意识，这种乌托邦意识以潜藏在目前存在着的东西中的现实的可能性为基准，去预想未来的人类现实。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被人们看成是乌托邦意识的各种形态的现象学和百科全书。在这本书中，他企图维护那种不同于马克思思想的乌托邦概念，并指出：乌托邦主义者们仅限于描绘未来的状态，而对于现实的东西中的超出其现存形态的力量，并不进行理论的探求，因而仅限于抽象地描绘未来；马克思对此所进行的批判是正确的。在马克思那里，对状况的严密分析和预见未来的意识，一起组成历史过程的要素[1]。
首先，饶有趣味的是乌托邦问题最初出现在恩格斯那里。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正如其标题所表明的，它是促使马克思注意从经济学角度提出问题的著作，而在这论文中，恩格斯讲了作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2]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特别是在“巴黎手稿”中的马克思，不但受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影响，而且也受当时是费尔巴哈主义者的恩格斯观点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巴黎手稿”中对共产主义作了如下论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3]
一方面应该确认，马克思的工作并不是分为两个毫无关系的部分，但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正是在乌托邦问题上，中期以及晚年时期的马克思是如何超出了“巴黎手稿”的抽象化和浪漫化的人本主义，而向前迈进的。这些手稿仅是一些残存的片断，因而在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发表并非偶然。手稿从历史哲学方面，把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大大具体化，但由于马克思没有经济史方面的正确知识，因此还未能完全从费尔巴哈的偶像化了的“人”与“自然”中解放出来。尤其是在马克思把人当作以“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4]为本质，而加以赞美时，从中隐约可以看到费尔巴哈在三月革命以前的对自然的感觉主义的崇拜——这和当时海涅的抒情诗不无关系。
今天的人们想在马克思那里得到证实[5]的关于“人”的论述，不久就又从他的著作中销声匿迹了，就象对自然风貌的即兴赞美很快就消失一样。于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也完全可以为是自我批判的一个片断。纵然马克思在《宣言》中嘲笑所谓“外化”与“实现人的本质”[6]这样的表述，但这些都不外是他在以前的“巴黎手稿”中自己所使用过的。马克思认为，所谓“外化”、“异化”、“人的自我复归”[7]之类的术语，是出自小资产阶级著作家们的巧辩而成了意识形态的空谈，已经不是关于世界与变革世界的经验研究的杠杆，从而他放弃了使用这些术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受费尔巴哈影响很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其尖锐程度显示了他们在当时，怎样地不仅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与异化概念，也克服了费尔巴哈对自然的狂热。关于后面这点，这里只要求参见在《莱茵年鉴》上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文中，作者们列举了浅薄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倾心的表白”[8]：“……五色缤纷的花朵……高大的、骄傲的橡树林……它们的生长、开花，它们的生活，——这就是它们的欢乐、它们的幸福……在牧场上，无数的小动物……林鸟……活泼的马群……我<“人”说道>觉得这些动物除了那种在它们看来是生活的表现和生活的享受的东西之外，它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希望其他的幸福。”[9]
与这种认为在自然界内，除了“生活、运动和幸福的统一”[10]之外，看不到其他东西的素朴的狂热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点也不赞许这种稚气。生物的无情斗争当时已在他们那里作为社会的范畴出现了，就象后来的达尔文一样。他们对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所作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也使他们对有机的自然界内部不可消除的斗争，进行锐利的考察。正因此，他们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夸大的说法，进行辛辣的嘲弄，并作了如下补充：“在自然界中人可能还会看到许多其他的东西，例如，植物和动物之间的残酷竞争，他可能还会例如在植物界中，在他的‘高大的、骄傲的橡树林’中，看见这些高大的、骄傲的资本家夺去了小灌木林的生活资料，灌木林可能会叫喊；terra，aqua，aereetigniinterdictisumus【不让我们接近土地、水、空气和阳光】；他可能还会看见寄生植物，看见植物界的这些思想家，其次他还会看见‘林鸟’同‘无数的小动物’之间、它的‘牧场’上的青草同‘活泼的马群’之间的公开的战争……”[11]
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里的问题并不只是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谓自然界构成和谐的统一的观点，从而以完全相反的观点，即以自然界实际上并不是和谐的观点去与之对立，而且他们还指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的这种幻想之心理学的理论根源：“幼稚的哲学神秘主义的典型”[12]产生于以“那些虚诚愿望的思想表现——来代表自然界”[13]，“‘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从必须消灭生活与幸福之间的二重性这样一种思想出发的。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他求助于自然界，断言在自然界中不存在这种二重性，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人同样是自然界的物体，并具有一切物体所具有的共同特性，因此人也不应当有这二重性。其实，莅布斯能有更充分权利引用自然界来证明自己的bellumomnjumcontraomnes【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黑格尔——我们这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以他为依据的——却能在自然界中看出二重性，看出绝对观念的放荡时期，甚至能把动物称为神的恐惧的具体表现。”[14]
一切浪漫派化的对费尔巴哈的崇拜，是对“人的”崇拜，是对“自然”或对“女性”的崇拜。马克思以更彻底的方式同这一切作出了根本的决裂，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于1850年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对道梅尔《新时代的宗教》的批评中。在这里，马克思的分析当然是以道梅尔为典型例子，但他尖锐地看清了对自然的狂热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即看清了它究竟怎样替那种和我们现今所讲的正相反的观点作辩护。
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重要的主题，这里不得不摘引道梅尔的拙劣著作中的几个地方。道梅尔写道：“自然和女人不同于人类和男人，前者是真正神圣的……人类为了自然而自我牺性，男人为女人而自我牺牲乃是真正的、唯一真实的温顺和克已，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美德和笃敏。”[15]
马克思回答说：“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诡辩的宗教创始人的浅薄无知怎样转变为显然的畏怯。道梅尔先生在逃避威胁他的历史悲剧，求教于所谓的自然，即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宣扬女性崇拜以掩饰他自己对女性的屈从。
“但是，道梅尔先生的自然崇拜是非常特殊的，他落得甚至比基督教还反动。他企图用现代化的形式对恢复基督教以前的古代的自然宗教，不言而喻，在他那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自然的基督教意识的宗法式的空谈，下面的诗就是个例子：
甜美的、神圣的大自然啊，
让我们踏着你的足迹前进，
用你的手来引导我
象牵在你手上的孩子！
“‘这样的诗已经过时了，然而这是不利于文化、进步和人类幸福的。'
“我们看到，自然崇拜不过是小镇居民礼拜天散步时看到杜鹃把卵产在别的鸟窠里……，看到眼泪没有使眼睛表面保持湿润的作用……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而象孩子一样表示惊奇不已……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幼稚行为，而对于这样的现代自然科学却只字未提……巴伐利亚落后的农村经济，即僧侣和道梅尔之流都可以同样滋生的土壤，现在已是用现代农作技术和现代机器来加以耕耘的时候了。”[16]
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从意识形态上歪曲人和自然的关系具有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第一，赞美原始自然的直接性，以之为反动的敌视技术进步、维护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服务；这一点在1850年身处于落后德国的马克思看来，当然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但是，第二，对自然的意识形态的曲解，往后显然更加发挥其作用：在那些资本主义生产已经牢固地扎下根的地方，面对资本主义的不可容忍的掠夺，就把自然当作避难所加以赞美。对此，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从理论意识的立场把工业发展的极有害的辩证法的较近阶段加以概念化出发，作出了下述论断：“由于社会的支配机构把自然作为和社会利益相对立的东西来把握，自然就被扭曲了，成为不可医治的东西，绿树、蓝天、飘浮的云彩都变成工厂的烟囱与加油站的代号。”[17]
上述表明，马克思在这问题上所进行的争论，首先是批判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式生产的赞美，把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首先看成是启蒙的进步。至于对另一方面，也即对征服自然的赞颂方面，马克思并不十分注意，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但是，他对道梅尔崇拜女性的辛辣的批评，应该看成他是把握了这方面的核心的：“道梅尔先生对于妇女现在的社会地位是一声不响的，相反的却只谈妇女本身。他竭力使她们成为借内容空泛和哲理玄妙的词藻来进行崇拜的对象，以便借此来安慰妇女的无权地位。例如，他安慰妇女们说，妇女一出嫁，她们的才能便随之消失，因为那时她们要生男育女（第2卷，第237页），甚至到60岁还能给婴儿哺乳（第2卷，第251页）等等。道梅尔先生把这叫做‘男人为了女人而自我牺牲’。”[18]
现实的人本主义既是唯心主义性质的，也是唯物主义性质的，它和终极的形而上学概念无关，它所追求的社会解放是为了解放现实的个体的人。关于这一点，他的至今未发表过的1856年6月21日致他夫人的信，作了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佐证。马克思在其中写道：“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19]
中期以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历史分析中，并不为费尔巴哈的“真正的人”去伤脑筋，因为这种人的自由既是来自当时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们把自然偶像化了的自由，也是来自一切把无产阶级作为救世主而形而上学的神化了的自由[20]。现今关于文化的议论已蜕为空谈，而《资本论》中实质性研究的出现，早就替代了关于人的自我异化的抽象的唠叨。
现今有这么一种倾向[21]，即把马克思的理论解释成为千福年说（世界末日后一千年间耶稣当再来治世之说——中译者注）和末世说，如果从这种传说来看，可以把马克思的关于人自身的自然以及人对外界自然的关系的理论叫做乌托邦，其内容既是朴素的，同时也是广泛的。说它是朴素的，是因为它认真地思考了不能消除的人的有限性与在世界内的人的可能性；说它是广泛的，是因为它取代了形而上学的说教，以其对具体自由的可能条件进行冷静的分析出现。马克思与黑格尔密切相通，在他看来，具体的自由存在于对社会的必然的东西的理解与精通之中。工人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在致马克思的信中，非常确切地表述唯物史观的意义：“你第一次在清晰的无可争辩的科学形式中，阐明了今后历史发展的已意识到的趋向的存在，即社会生产过程的至今一直是盲目的自然力量，今后将听从于人类的意识。”[22]
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我们应该回到本书第一章所提出的看法：这种唯物主义是批判的，而不是积极表白的东西。经济关系不应受到赞美，相反，应该使经济关系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衰退。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在目前的历史中，被他们自身的社会力量的“异己支配”[23]所支配，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说，人还没完全从自然历史的条件下摆脱出来[24]。在经济关系放任自流时，它作为盲目的自然力起作用，“但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变成顺从的奴仆。”[25]人不只是在理论上发现那支配自己生活的规律，还同样学会在实践上支配这些规律，并能扬弃以往历史中成了牺牲品的“自然历史的”唯物主义。和许多故意的曲解相反，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以其自我扬弃为目标这一点，不能过分强调。关于这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一致。但尽管如此，仔细看来，还是能看到二者之间在用什么方式来表述从资产阶级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问题上，存在差异。
为和马克思相比较，首先应举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有名论述。恩格斯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已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同他们相对立，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个时候起……由于人们使之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6]
马克思在他的主要经济著作中对于乌托邦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地方，这样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7]
这两位著作家的看法是：人类的幸福并不只是依赖于技术对自然的支配程度，至关重要的，是凭借支配自然的社会组织来解决技术的进步是否是为了人类幸福。在恩格斯看来，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一切都变好了，这就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了。但持怀疑态度的更为辩证法的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不只是代替必然王国，同时它又把必然王国作为不可抹杀的要素保存在自己里面。建成更理性的生活，诚然要缩短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决不能完全废除劳动。在这点上反映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二重性。他的唯物主义能在不可扬弃中被扬弃，他使自由与必然在必然的基础上相互调和[28]。
纵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已经不可能存在下述差别，即一部分人把大多数人作为自己占有自然的手段。但自然作为应予征服的物质，仍然成为处于联合体之内的人们的一个问题存在。正如已经多次提到的，马克思没有被那些归因于他或误用他的词句而进行的蛊惑宣传所左右，相反，他在《资本论》的许多地方坚持劳动不能废除的观点，“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29]
在马克思看来，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以任何历史形式为转移，追溯它的过去，可以达到社会以前的自然历史的关系，因为它“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还没有社会化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有的”[30]。正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总是存在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31]
逐步克服同主观不相同一的东西，这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事，也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事。自然领域的越来越多的部分在纳入人的控制之下。但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物质决不是完全消溶到对它进行理论的和实践的加工的方式中去，这正是马克思同根本上仍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的观点不同之处。
对“巴黎手稿”中的哲学思想，可以开始从成熟的马克思的立场予以全面的评价。例如，手稿中的《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抨击了黑格尔的《现象学》，说它归根结蒂把对象性与异化视为同一，并指出，非同一的东西虽然仅能从概念上加以理解，但并不意味着非同一的东西完全是什么概念的东西，——马克思在这一发展阶段上，不论怎么说，也还是坚持人与自然的同一性的。这里就足以使人想起已经引用过的这样一个公式：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32]，或是象他在另一个地方的最明晰的表述：“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33]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才开始很认真地提出非同一性问题。在他看来，正象黑格尔的主观=客观的等式不能予以考虑一样，自己的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的等式也不能予以考虑。因为在人所生产的对象中，决不是完全只有人自己本身。黑格尔在《现象学》中说：对自我意识来说，只有“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的那种对象”，才是“美的东西，是他自身的东西，而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对立面的那种对象则是恶”，所谓“善的”“是自我意识和对象的实在性之等同性，而恶的则是它们的非等同性”[34]。当黑格尔这样说的时候，马克思的乌托邦则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恶的东西”，就是说，是纠缠在人和可占有的物质的非等同性上的东西。这不仅是说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仍然存在人之外的物质资料[35]，甚至比现今社会更发达的条件下，也仍然存在应被同化和征服的东西，而且是说，人的本性也必定继续赞颂外在的物质。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通过黑格尔，熟知了人只有凭借劳动才达到对自己自身的意识这个思想。但劳动以放弃本能为前提，“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真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36]这个把马克思和弗洛依德的现实原则的学说结合起来的思想，与其说证明马克思单纯是哲学的乐观主义者，不如说他在伟大的欧洲悲观主义者的传统中，应占有一席地位。在阶级的敌对关系消灭后，仍然存在着劳动辩证法的物质要素的不可废除性，从心理学上来说，与此相应的是继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必然的自我克制。马克思几乎过分重复地主张：不论人类将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生活，都同样必须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这个思想和弗洛依德的现实原则恰好构成对儿[37]。
唯物辩证法和精神分析相互交映。由于马克思认为物质变换和它的历史形式是漠不相关的，因此我们面临马克思是本体论者吗这样的问题[38]。正如已经指出的：所谓劳动的结构之无历史性本身是被历史地中介的，所以，赫伯特·马库塞对于批判弗洛依德把与现实原则相应的历史制约性置之度外，作了如下的回答：“这批判是确当的，但其确当性没有损害在弗洛依德的一般化中的真理，即本能的压抑结构构成文明世界中的现实原则的一切历史形式的基础。”[39]
自然被人的目的降低为单纯物质而对人进行报复，结果，人只有通过不断增大对自身本性的压抑，才能取得对自然的支配，而达在本质上隶属于文明的发展，隶属于对自然的有组织的支配不断增大。劳动中的人与自然本能的分裂，反映在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不调和性中。尽管弗洛依德立足于心理学而对社会主义极为怀疑，但是，他洞察到所谓“一切文化都基于强制劳动和放弃本能”[40]，最后使他和马克思同样，并不采取把一切都献身给理想的态度。在精神分析中隐含的乌托邦，例如被《幻想的未来》所暗示出来，而它在根本上就是“从内部发现的”马克思的乌托邦，“其关键之点是：减轻加在人身上的牺牲本能的负担，使人和必然残留的东西和解，这是否能如愿以偿地实现？并在怎样的程度上实现？”[41]
确实，在乌托邦问题上，再一次极为清楚地表明，自然界对马克思来说，并不是什么积极的形而上学的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说“精神受物质的‘纠缠’”这是“倒霉的事”[42]。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直接和自然纠缠在一起，在人作为自然循环的一个肢体时，凡是降临在一切被创造物头上的，也降临在人的头上。人和动物一样是有死的，正如布莱希特说人是没有前途的。在人作为主体脱颖于自然而存在时，他们为了再生产自己的生命，既从事劳动否定自然，又必须和自然相对垒，这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意味着放弃本能与拒绝冲动。因而，特别是对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来说，无论以统一的观点或是以差异的观点去考察人对自然的关系，都不可能将自然加以形而上学化。
在以往的历史中，自然支配的结果再次作为不受人所支配的社会过程中的自然强制出现。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合理的人类组织中，由于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43]，就可能广泛地扬弃被社会制约的自然强制。尽管如此，但那时仍然留下的唯物主义已经“不是冷漠的和竞争的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原子唯物主义”——不去管它的所有意识形态的誓言——“本来就是实践的宗教，现在亦然，而到那时，这种唯物主义的前提将丧失殆尽。”[44]
此后所遗留下来的唯物主义不只是以消除世界中的饥饿为内容，还将导致人们对至今历史中被称为文化与精神的东西持更诚实的态度。
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一点也看不到象在“巴黎手稿”中所见到的他对未来社会的那种激情与不屈不挠的积极性，这倒可以说是令人惊疑的。在他看来，人最终并不能从自然的必然性里解放出来。在更理性的社会中，必然的王国作为被支配的东西，不管它对文化领域的作用如何衰退，马克思坚持认为，他引以为目标的人类关系的改组，决不是去结束这两个生活领域的差别；即由“外在目的”[45]规定的生活领域和现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46]的生活领域。不管生命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如何缩短，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继续保持着。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这两个生活领域的区别是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区别；无阶级的社会组织也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马克思一直坚持这个概念。但经济之外的领域即精神与文化，尽管与直接的劳动世界相分离，也应该失去其上层建筑性[47]。
在达到成熟的社会中，精神没有必要以“法师的庄重的”[48]光晕来装饰自己。废除人对人的支配，以及代之而起的对生产过程的共同指导与事务管理，使得产生下述假象的社会必然性完全没有了：似乎精神在本体论上是终极的、绝对的东西。受启蒙的人们丝毫也不需要去蒙蔽他们自己或别人。他们看清了支配自然的历史同时也是依附自然的历史[49]，同样认识到精神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甚至认识到如果没有对自然的支配，就不能认为精神面对千变万化的自然仍能继续把自己作为一个统一的东西来维持；没有了对自然的支配，也就不可能有未来。精神作为完全不了解自己的东西，它就完全和官目的自然纠缠在一起，因为它本身还没有变成内在的东西。“精神宣告自己是自行支配的，而通过判决，把精神归还给自然，就使精神消失其支配自然的要求，成了自然的奴隶。”[50]如果凝固成自然的生活过程转化成社会化的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时，那末虚假的意识的存在方式就应该消灭。马克思把虚假意识区分为两种根本形式，即神话与意识形态。神话否定性地受经济制约，在古代社会不发达的生产阶段，神话是和尚未被理解的外在自然相对应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化也就消失了。”[51]
在神话中，表现出未被支配的物理的自然之强制性，而在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中，则反映着人的各种关系的异化，反映着这些关系被物化而成为难以看清的支配人的命运的阴暗的力量，“正象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52]
马克思期望着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中能消灭一切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只有当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53]
在这里，马克思下了这样的论断：通过人的社会存在在其自身中成为合理性的，对人的社会存在的思想反映就失去它歪曲的性质，随着这种歪曲完全消失，社会实践也就完成了它本来的意图，潜伏在宗教里的具体愿望才会满足。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下的过于匆忙了。在他当作意识形态来揭露的精神形象中，是否有比随同虚假的社会一起消失的假象还多的东西呢？或者，宗教是否是随人的存在本身一起而设定，就象拯救论所希望的那样呢？只有实现了的乌托邦才能使这些在实践中得到断定。在真正的人类秩序还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基督教、特别是消极的神学形态的基督教，由于指出对人类的命运还不能下最后的断语，因而在它的任何神秘的形态中都将保持着这样的记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的现象形态中，不能穷尽人的本质[54]。
鉴于现今对马克思的乌托邦的内容存在种种误解，我认为有必要首先指出马克思颇为强调的唯物主义不可废除的方面，即社会主义社会同作为自己的历史先驱的东西在否定地结合着。只不过马克思依稀地也非常谨慎地暗示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这些历史先驱的东西里积极地分离出来的[55]。这是因为，第一，他不愿陷入已被批判的早期社会主义的那种抽象的探讨；第二，他不想未经考虑地把从旧社会借用来的范畴转用到新社会身上，去伪造新社会的形象。
马克思在他的卷帙浩瀚的著作中，极少触及关于未来社会的内容，而把他的乌托邦作为一以贯之的东西，保持在他的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这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完全解放。精通了经济学的中期与后期的马克思，理解到劳动日的缩短是这种解放的可能性的最根本条件。他于1847年已经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写道：“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不能自由支配时间的人，除了被睡眠、吃饭等纯粹的生理需要中断之外，一生的时间都被为资本家进行劳动所占有的人，是比牲畜更可悲的存在。”[56]
马克思把人的自由问题还原为自由时间的问题，正如已经论述过的，即使在更合乎理性的社会中，也的确不能完全消灭经济生活领域和经济之外的生活领域的区别。可是，由于生产力已经达到的水平，人仅仅拿出其全部生活时间中比较小的部分，就可以满足人的自我保存之需，因此，上述区别就多少失去了它的构成阶级史特征的绝对性与僵硬性[57]。如果没有了对人类的大多数来说是有效的关于生活时间的区别，即没有了作为主要内容的“异化劳动”与作为附属内容的“非劳动”的区分[58]，如果人在全部生活里的活动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为了自己”，那末，文化已不再是和物质的劳动相对立的东西。之所以说在全部生活领城中，是因为马克思有关受自然规定的必然王国总是残存着的观点，并不意味着说真正的人性只有在劳动实践的彼岸、在看做自我目的的“人类能力的发展”[59]中才能赋与。在已经没有异化的劳动[60]中，人从其本质的外化中返回自身，人成功地安居于他们所变革的外部世界之中。
总是残存着的必然王国，作为被人化了的东西，它和以它为基础的自由王国一样，能成为人自我实现的领域，这一点，马克思已在“草稿”中明确说过。在那里，他反对亚当·斯密的劳动本身是该诅咒的而安逸与自由则是等同的观点：“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求，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定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不过，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61]
把劳动的本质想象得比它的异化了的形式更为丰富，这将是更理性的社会的实践应给人们揭示的。马克思列举了他认为劳动能成为“吸引人的劳动”、“个人的自我实现”[62]，总之能成为自由劳动的各种现实条件：“物质的生产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的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63]
马克思在这里不是拒绝劳动本身，而是拒绝劳动的以往的历史形式。他基于黑格尔对劳动的洞察，有一个想法；劳动并不只是使人苦恼，还意味着使人得以发挥才能[64]。但是，他决没有因此成为有关劳动及其结果的庸俗的形而上学的支持者，这种庸俗的形而上学为着统治的目的，反复宣传已为旧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悉知的东西，把劳动崇拜成救世主，长期来总是不问劳动给劳动者造成的后果[65]。
马克思对于在所谓“自由人联合体”[66]形态内的劳动的看法，大体可以这样表述：人在劳动中不应该再象以往那样受苦，但也不可能废除劳动，代之以现今称之为闲暇活动的东西。就是说不能出现这样的状态：人毫无意义地消磨他的时间，而且又同时受劳动世界的节奏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自由时间总之并不是象按今天的语言所理解的只是时间的量的延长。文化的补充与修正今天应为“全民”服务，而不是当作物来提供的库存品[67]。只有当“直接的劳动时间”结束它和“自由的时间处于抽象对立”[68]的时候，人的许多本性才能达到普遍的发展，这种发展将回过头来再给生产力的增长以促进性的影响。“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69]
在马克思看来，那时的生产力的发展决不是人自己的目的，劳动时间的缩短归根到底应促成人的改造，“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70]
蒂诺·拉姆说这种形成新人的理论构成马克思学说最深奥的核心。这是正确的[71]。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过程随着它的社会主义的变革，也应该失去“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72]，这种变革也不是它自己的目的，即使在与之相应的高度生产力的阶段，也不归诸于集合主义的强制组织，而归诸于个人的真正解放。“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73]
马克思极其尖锐地批驳国民经济学家普遍流行的这种观点：废除自由竞争——它总是资本自身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或预定了的——就是废除一般自由。他说：“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74]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学家的文献翻了过来，指出：社会主义应该拥护自由的个人，但到目前的历史为止，意识形态学家们所触及的那种意义上的自由个人，还是完全不存在的，自由的个人只能是作为被正确理解了的社会主义的结果才形成的。“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的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75]
只有在马克思所认为的和阶级划分等同的社会分工被根本消灭时，自由的社会个人才能形成。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相信浪漫派那里的完全消灭分工的可能性：“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下午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76]
关于这问题，马克思在晚年的更为具体的研究中，是从下述倾向出发的，即在工业存在本身的性质中，或多或少地内在着消灭包罗一切的分工的倾向。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继续发展不仅直接带来经济效率，同时带来了作为其结果的劳动过程的人化[77]。他曾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78]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扬弃受工艺学所制约的分工。在这种场合下，技术的社会组织中存在着相对漠不关心的：内在于技术中的一定的事情，这对马克思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生产不论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中如何加以应用，它总是一种超越了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进步，“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依附，他的职业的原有多面性的破坏，就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十八世纪还称为mysteries（mystères）【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察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79]
从工艺学来看，它是生产过程的各个孤立的形式转化为自然科学的有组织的应用。马克思在“草稿”中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在进行着自然向工业的不断转化；对自然的认识与变革在工业中所实现的大规模的统一，应该在将来成为对生产过程更决定性的。马克思联想到生产过程的整体的科学化，它使工人的作用越来越转化为“监督者和调节者”[80]的作用。但是，这就蕴含着活动的主体在本质上是新的方式中与客观世界相对立。“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81]
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这样描绘了生产过程的科学性质：“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82]
马克思明确地认识到，他所要求的劳动过程的全面科学化、机器的高度发展和作为其结果的劳动时间的缩短，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社会根本上变革其教育组织，并使它的各种关系与已经达到的物质生产力的水平相一致。在《资本论》中，可以看到他对这点所发表的若干颇值得考虑的教育学言论：儿童的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的统一，是由工业来完成的，应和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与实践过程的统一相适应。“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83]
马克思思考了综合技术学校[84]，这种学校把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和极为通用的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方法的教育结合在一起。因此，它首先应以“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85]为目标；而且第二，必须消灭“使整个人终生固定从事某局部操作”[86]，必须使人由片面的专业人员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这种个人“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87]。
诚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关于分工问题的考察，是同他早期著作中与此相应的论题联系着的。可是，若把它和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前面所引用的地方比较起来看，它是相当慎重的。在《资本论》中，已经不讲有关更理性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完全消灭分工的问题，但他讲了作为工业发展的自然结果的“消灭旧分工”[88]。在马克思看来，不可消灭的不只是劳动本身和它的分工的一种特定方式。即便是劳动产品不再持有商品的性质，为生产一定财富所需的社会的必要时间作为产品的尺度，也同劳动一起保留着。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草稿”中这样说：“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89]
自由处于必然的物质实践的彼岸，正象规定自由度的东西是时间一样，反过来，时间也规定着物质实践内可能达致的人化的程度。在摆脱商品拜物教而成为自由的社会中，关于作为劳动时间的时间之经济效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如下论述：“……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分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分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90]
这里，马克思在说个人的劳动量起着给他分配消费资料的尺度的作用时，他联想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关于这阶段，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91]因此，社会还没有达到克服所谓不劳动者不得食这资产阶级命题的地步，即使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眼前也决不能排除掉实际所得的悬除差别的继续存在。马克思承认：个人体力、智力上的不平等与作为其结果的工作能力的不同，是权利不平等的前提，“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92]
但在第二阶段、即高级阶段则是另一回事：“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93]
在合理的社会中，规定个人消费的尺度的东西，应是个人的需要，而不是受他的体力与智力所制约的劳动能力与劳动成果。继提出这思想之后，马克思又再一次直接地把它提升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之一。在被认为是他校订的、由赫斯起草的批判库尔曼的论文中这样说：“但是，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94]
这里也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一样，把所谓劳动是消费的尺度这命题限制为是资产阶级的，现在用另一个命题来扬弃它，即专门以需要来规定消费的界限。
马克思的幸福主义并不是以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原则——即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包含着内容上的不平等——为出发点，而是以人的肉体与精神的直接需要的差异性为出发点。正如马克思所说，旧社会的弊病一般说来确实只有用不平等的权利去替代平等的权利才能消除[95]。不用说，在这里当然以财富的充分存在、从而不可能为财富而去损害他人这一点为前提。社会的平等不意味着什么都要同等对待，而意味着各个人的愿望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取得正当的权利。进而，马克思反复指出人的需要与本能的目标具有历史可变性，他曾不得不责难蒲鲁东并不理解“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96]。
在从商品拜物教、因而从强制消费转变为自由的社会中，将会消灭什么样的需要并发展什么样的需要呢？这个问题不能作抽象的规定。这也特别说明了马克思即使在他论述未来的总体的人的著作中，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深入论及这种人的性行为。马克思当然知道“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97]他曾经正确地批评费尔巴哈哲学，说它把人的共同性还原为类的关系，而且在实践上把握这个概念的时候，最终把它还原为性的关系；但比什么都重要的首先是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现在，在《资本论》中，当“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形式”一超出经济范围，真正具体地进入了马克思视野的时候，他是专门从经济关系人化的观点来考察这个可能的高级形式的：“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于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状态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98]
蒂诺·拉姆正确地论述了马克思的极其严格的婚姻观，并说“恩格斯的自由的观念……在感性与本能中有强烈的力点”，“和马克思相反，这个力点由于伦理的自我之兴起而受到压抑”[99]。他的观点是应予赞同的。恩格斯的著作甚至在它的叙述方面，也有使人回想起法国启蒙主义的东西，而与此相反，马克思的态度倒是倾向于德国唯心主义，甚至在对道德批判的说明中，不论马克思如何谨慎，他的态度仍然是属于康德的伦理学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描绘的生活的进程，对于人来说是“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00]的东西，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开的关于总体的人的生活进程几乎没有区别，但关于新社会中人的道德态度问题，二者之间存在若干不同之处。
恩格斯在1884年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著作中，论述了未来社会中性的关系。但我认为其解决方法恐怕难以得到马克思的赞同。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家庭也失去其历来的经济机能，没有了妇女的隶属关系，之后所保留的东西，按恩格斯说法是一夫一妻制，其唯一的基础是配偶间的真正的爱情，只要这种爱情继续着，婚姻就可继续保持。“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女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这只会使人们省得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污中。”[101]
当然，恩格斯对上面这些也未作进一步的思考，在这里，仍然把下面这个问题的决定权保留给社会的实践：在摆脱了经济强制的各种关系下，人们相互间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呢?
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的二重性的分析中，导出他的解放一切人的本质力量的要求。这二重性在他看来就是：这社会不仅以产生人的畸形化为本质，也以产生人最终解放的手段为本质。“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他们自己的共同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追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02]
《资本论》明确了这样的问题：消灭历来的生产方式怎么又意味着是对它的“扬弃”呢？这消灭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即它在更高阶段上，“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以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103]再生产人的种种性质，这些性质是在个人私有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下才成为可能的。所谓人们相互间的和人对自然的更理性的关系，把以往一切的发展作为被扬弃的东西，保存在自身之中，这个思想同时也表明，马克思并不认为人能够返回自然体验的素朴的直接性，这种自然体验、甚至被黑格尔当成笑料的浪漫派所设想的那种直接性，是否曾经存在过也还不清楚[104]。对此，列宁也讲了批判性的意见：“说原始人获得的必需品是自然界无偿的赐物，这是笨拙的童话……这种黄金时代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生存的困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使原始人受到十分沉重的压抑。”[105]
自然并不是人能简单地复归到那里去的绝对存在，而是人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的自然强制中必须夺取的东西。
诚然，即使对于直接接近自然的可能性的一切迷信已被消除，即使自然将继续作为人的资料与材料，在历史上为人的自我实现服务，也仍然存在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一切自然物都具有作为商品的性质，而任何东西在其固有的规定性上都不是通用的，只有在它对别的东西成为交换手段的时候，才在具有价值的世界中制约着自然存在，并制约着我们对它的关系。而这种束缚在将来是否能多少得到解除呢？这些问题还未能得到解决。由于自然确实在根本上仍大体作为人的利用对象出现的，因此，对自然的赞美一旦象从旅游车上去观光它，而不是直接地在经济效益的观点下去考察它，那就极为明显地带有错误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在停止把自然仅作为原料加以使用的时候，已经没有狂热地赞美自然的必要了吧。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对商品社会中人同自然的萎缩了的关系的理解，更胜于现代其他任何著作家。正象康德的先验的主观构成现象世界一样，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生活过程也构成和自然本身相同的一切自然意识[106]。在劳动过程中，人对自然作出人为的安排，说到底这是人对自然的态度，它继续带有紧张的、甚至病理学的特征。在布菜希特的《历代史记》中，当考伊纳说下面一句话的时候就含有这样的意思：“对于我们来说；节俭地利用自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在自然界中不劳动而磨磨踏蹭，那就容易陷入病态，被热病般的东西所缠绕。”[107]
诚然，人仍然要依靠同自然的物质变换来生活，但是，具有能够停止掠夺式利用自然的这样一种结构的社会，就使马克思的认识论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之真理性更显而易见了：自然总还是自在存在，不依赖人的操作的干扰而独自存在；不要把事物看成总是先验地加工过的，而是让事物有最后的发言权。这样，唯物主义的真理就不失为“真理”了。虽然布莱希特完全不理解这种哲学的含义，可是他还是让考伊纳说了实话：“探寻他自己对自然的关系的考伊纳说过，‘我喜欢常常到外面去看树木，这特别是由于能看到这些树木经过一天的时间或季节的变化而不同，更带有现实的味道。在随着时间流驶的城市中，就如房子和道路，它们只是不居住就空虚、不使用就无意义的实用品，总使我们困惑。我们的独特的社会秩序实际上把人也列在这种实用品之列。但树木对我来说，至少因为我不是木匠，它们在我之外，有它们自己的一些静谢的独立的东西；不仅如此，我还希望对木匠来说，树木也还有它们自己的连木匠也不能利用的东西。”[108]
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更合乎人性的社会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同超脱人类的外部自然界进入一种新的关系呢？这个问题成为阐明马克思思想的特别值得讨论的论题。在这问题上，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观点比他早期著作中的观点稍有退缩，晚年的马克思已经不讲整个自然的“复活”。新社会只是更好地为人服务，而这无疑地使外部自然界成为牺牲品。自然界拥有庞大的工艺学的资料，应该受到使劳动与时间的支出缩减到最少程度的支配，自然作为一切可以思及的消费品的物质基质，完全应该为一切人服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也为自然迄今受到亵渎和掠夺而叹息，但这毕竟不是关心自然本身，而是考虑到经济的合目的性。例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109]
即使在将来也不能中止对自然的椎取，但人对自然的干涉应该控制在把握住长期效果的可能范围内加以合理化，借此逐步消除掉自然对于人的每一次胜利采取报复的可能性[110]。
卡尔·考茨基在他的《唯物史观》中，论述了给社会主义中人向外部自然界自身掘进所设置的界限。他讲到很多动植物的种被抑制与消灭时，认为这种情形也只能被社会主义所控制而不能完全消除，“即使珍贵的动植物在社会主义中到处受到保护，但土地开垦的发展仍将使很多动植物的种进一步趋于灭亡。”[111]
考茨基对超脱人类的自然界的未来独立发展的可能性的论断，可能太乐观了。问题倒恐怕是：未来社会是否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它是否是这样：与其说它证实了青年马克思的梦想，即自然的人化同时也包含人的自然化，倒不如说它证实了《启蒙辩证法》的预言，即“把人类社会作为人在自然中的一种集体交往”[112]，未来社会充其量给人们留下了一种模糊的希望，那就是叔本华哲学所说的：在那里，人们彼此相互和解，并学会比以往更进一步地加强同自己所压迫的被造物的联系，在合理的社会中，已经不把保护动物看成只是一种个人的一时所好[113]。
在关于马克思的文献中，布洛赫的希望的哲学总起来说，集中地致力于马克思和早期社会主义所提出的课题，也就是人类外部的自然在理性社会的条件下的“复活”的课题。布洛赫的问题的提出具有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面，一方面是所谓在生产中人们新的客观关系这个认识论、社会学问题，另一方面是所谓“自然主体”的形而上学问题，和与此相结合的客观自然的未完成性与乌托邦的开放性问题。关于新的客观关系，布洛赫在他的论文《论政治自由与客观规律性》中，首先这样描述被社会化的人类对自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中，如果没有（主宰一切的利润主体）对自然的随意掠夺式的利用，那就既没有了对自然的一种素朴的家长式统治，也没有了对自然领域本身的神化。”[114]
布洛赫抨击资产阶级的技术，说它所创造的自然和人的中介自身有“占支配地位的，作为数学的量的东西的相对外在的因素”[115]，这种中介就象他在《希望的原理》中详细论说的那样，是“人为的抽象存在”[116]的中介。依此，布洛赫认为这种中介尤其意味着，是劳动过程中人的目的与自然所固有的规律的狡猾的组合。这就是黑格尔所提示的、被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分析中作了同样解释的东西[117]。在“草稿”中，有一个地方明显地显示出：马克思自己也清楚他的关于劳动的目的论同自然规律的关系的观点，是和黑格尔相一致的：“……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118]
在资本主义之后，这种情况是否能有本质的变化？还是悬而未决的。黑格尔和马克思把有目的的劳动过程描绘成人欺瞒和哄骗自然，以为人用。而人将来究竟能否避免这点呢？一般说来，所谓只要人类的历史存在，必然王国就存在，这的确意味着人对自然主要是采取占有、干涉、斗争的态度。这是本书在各有关地方所指出的，但马克思对于生产过程几乎总是从它的单纯的和抽象的要素来论述的，而不是从它的特有的历史规定性来论述的，这不无道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杀野兽的情况下。”[119]
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劳动状况有其历史的变化，但在所有变化中总是呈现出相同的要素，而这一点对于被现代技术所中介的人对自然的关系来说，也是恰当的。虽然人努力使事物的自在转化为为我之物，可是，自然物质最终被打上人的烙印后的形态——它与自然物质原来固有的形态相反——也依然是外在的、漠不相关的东西[120]。不论技术怎样进行中介，正如马克思讲到维科时所说的，自然完全不是我们“创造的”[121]。这里也有着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根本不同的记印。在马克思那里，甚至在真正的人的世界中，也达不到主体与客体的完全和解，这就粉碎了布洛赫建立同一哲学的希望。随着资产阶级一起产生的大规模的技术，其主要因素对于早已不是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组织来说，也仍然是相对地漠不相关的。因此，决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利害关系挫败了布洛赫认为是可能的“广义物理学”[122]，如果考虑到今后人不仅将继续试图对自然采取被布洛赫批判过的欺诈的态度，并且考虑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那末布洛赫所玄想的非数学的质的客观关系之类，几乎无实现之可能。
在布洛赫的朴素的非量化、不可计算的关于自然关系的思想中，如果还有生命力的东西，它就是下述的希望：首先从经济效益的观点去考察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那就多少还能允许人去恢复外在事物的独立性或布莱希特所说的“现实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才能从针对自然事物的不自然的紧张中解放出来，将围绕斯宾诺莎体系中的“自然”术语多少持平静与镇定的态度。
布洛赫所提出的问题的另一方面和前面所说的有关，即他认为在抽象的资产阶级的技术被他所说的“具体的综合技术”[123]所取代的时候，与人的劳动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物质将一变而为“自然主体”，“象马克思主义在劳动着的人中发现了真正生产着自己的创造历史的主体自身，并在社会主义下开始全面地发现了它，使之得到实现一样，可以说，马克思在技术中也闻进了未知的、自身尚不明显的自然过程的主体中去。人以这种主体为中介，这种主体又以人为中介，它自身又以自身为中介。”[124]
布洛赫给他的“自然主体”更规定了如下明显的形而上学性质：“……在自然中，动态的主体概念对于在一般实在的东西中尚不明显的‘那种动力’（最内在的物质动因）来说，归根到底是同义词……因此，在这一层次里，即在完全存在着的物质的最内在的层次里，存在着称之为自然主体的真理。”[125]
布洛赫这种观点的起源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雅科布·波墨与谢林的浪漫派的自然思辨是相同的，它狭隘地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
的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讲的“新唯物主义”[126]，教导人们不要“只是从客体的形式”[127]去考察自然的现实性，即不要把自然作为僵死的机械的物理的物体世界去考察，同样教导人们要从主观的形式，即从实践的观点去考察，这就超过了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这里，现实虽然不作为冥想的“所给定了的东西”，但是仍然作为人中介过的一个在其自身中存在的客观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不可消除的界限同时是认识的主观与客观的界限[128]。
当布洛赫——至少在假定上——表现出象黑格尔那样，把整个现实看成是一个自身以自身为中介的绝对主体时，我们又在布洛赫那里遇到了同一哲学所消灭了的上述这个界限。事实上，说这个主体应是“自然主体”，也没什么大关系，因为这种观点若从根本上与唯心主义性质的观点相比较来看，只是用词上的差别。即使把“自然主体”称之为“物质的最内在的”东西，但说它是“现实的东西中尚不明显的‘那种动力’”，那这种表述方式就充分证明布洛赫热衷于唯心主义的信仰，这种唯心主义保留了世界的“始基”自身再创造自己这种终极存在的原理。但这种原理同马克思的思维方法是无关的。对马克思的思维方法来说，更好的人类秩序并不是“世界过程的意义之实现”——这就象我们已在别的地方指出过的那样[129]。在布洛赫那里，则反复显示了相反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从自然中发现的唯一的主体，也是在自然中发挥目的论作用的唯一的主体，人应该在非主体的外界物的自然界中边劳动边确证自己。
正象马克思试图揭示的那样，人类历史受其相应制度的制约而发生质的更迭，但在物的自然规律性联系中却不存在根本的变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这点作了如下正确的表述——布洛赫在这问题上暗暗地批判恩格斯——：“在这循环中……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130]
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即自然在其种种规律中是完成了的存在着的东西；特别是自然力量本身所引起的变化，如果同受社会制约的变化以及社会本身的变化相比较，那是不值一提的。同马克思这个独有的观点相反，布洛赫尽管对他自己的观点也偶尔提出过相反的论调，但是他既不认真对待自然规律的非完结性思想，也不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从人类史前史过渡到人类真正历史的宇宙进化论，而说：“在终极上是明显的自然和在终极上是明显的历史，都同样处于未来的地平线上，而且只有在这个地平线上，具体技术的未来的中介范畴才能有所进展……自然不是过去了的东西，而是还未消除的建筑工地，它对于还完全不是现实存在的人类的房屋来说，是还不能充分利用的建筑材料。”[131]
布洛赫利用超人的自然之潜在性与非完结性，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这就难以充分断定，特别是对马克思所探求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更高形式，认为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重新解放出冻结了的自然的创造力”[132]，这也是不清楚的。人们并不能足以谈论更高级的社会“重新”解放自然力的问题，在其背后，并没有一条返回到似乎隐含着未被认识的量的关系这种隐蔽性质的道路。在布洛赫批判被近代社会称为自然的东西之抽象性时，被现代物质生产和自然科学所制约的自然概念，是不可能和他暗想的幻术般的泛神论[133]的自然观念相调和的。对自然的支配一开始就夺去了自然的一切本质，使之客体化。
布洛赫的自然思辨在这里也的确可以理解成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但由于他把马克思关于自然的问题作了形而上学的宇宙论的扩大，就不只是超出了马克思，也完全背离了马克思[134]。但不论怎样，它也同时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的一个要素，而这个要素历来几乎未被重视。事实上，即使马克思所使用的语言充满了自然科学的术语，但他并不是专门从量化的自然科学角度，去理解那其作用波及到人的社会关系的自然[135]。所谓自然在人的实践的范畴下表现出来，这并不是说自然对于自然概念来说只是外部的东西。在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尤其是在正确地组织起来的劳动——中，自然比在实验室中更为分化了，可以说，自然指的是与人对立的“更自然”的方面。在实验室中，自然被人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所规定，它的自然性被科学的发展所规定，通常是所提出的主要问题的产物。可是在劳动资料的形式中，自然作为在本质上还未被规定的东西、作为人们自身的应占有的东西而与人相对立。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力的领域的确是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意的感性光辉”[136]，他在《神圣家族》中，已经在培根的与技术有关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意义上承认了这点。这种自然不只是在人类的所有社会存在条件下以一切现象形态来出现的巨大的物质，同时是一个潜在力，它的外延以及内涵的现实化是与各时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在自然界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推进自然的创造过程，并为努力驾驭它的人的创造作用服务。如果改用本亚明的话来说，人的活动使自然“作为可能的东西从在人膝下昏睡的创造物中”[137]解放出来，自然成为表现处于自在中的东西的帮手。
在这种讨论中，一切都是微妙的问题。如果和布洛赫一起认为技术完全以“世界的客观生产志向”[138]为基础，那求，所谓人的创造作用具有内在素质，因而自然成为人的“共同的生产者”，这种思想因其过于目的论了而陷入谬误。即使自然物质的性质适于人的占有行为——一切人的目的都利用它的规律——，马克思和在这问题上显然是唯物主义的黑格尔，都坚持认为：在劳动中，人和自然的共同生产总还包含着下述事实，即人们认为自己对自然来说归根结蒂仍是疏远的、外在的，尽管在社会主义下也如此。
在马克思讲到自然中的“沉睡着的潜力”[139]时，他主要是指人的这种潜力，或者转化为一定的人的使用价值，或者转化为客观事物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布洛赫的启示录式的空想，把下面的问题束之高阁：在新社会条件下解放“自然的创造力”是否以人的行为为中介，并进入使用价值？或者，自然是否凭借人间事物的合理的秩序，使自己似乎“在终极上鲜明起来”，从而诱导自己，从自身里面产生出不依赖于人的干涉的新形式？那时，在自然史上，是否可能有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这是颇值得怀疑的[140]。
对整个宇宙的根本变革，是同人类关系的合理形成相辅进行的，这个独特的思想已经是在三月革命以前的早期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那里能见到的。正如本亚明所指出的，傅立叶的观点令人激动地发现，合理地组织起来的劳动，带来这样的结果：“使四个月亮照亮地上的夜晚，使冰山从南北极后退，海水已没有了盐份，猛兽为人类工作”[141]。本亚明正确地指出，如果人实现了合理的实践，那末，即使从每日施加给自己及其外部自然界的愚蠢行为着想，任何脱逸常轨的空想与极端的乌托邦，也仍然带有良好的用意。今天，人类技术的可能性已数倍地高于往日的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这种否定地实现了的可能性，今天又反过来转化成一种破坏力，因此，它即便是受到人的控制，也无法加以挽救。成为惹起全部灾难性结果的苗头是可以看得到的，可以说它不是马克思所考虑的变革，即不是使主体和客体的和解，而是被毁灭。
[1]在本书中，作者不可能一切遵循被布洛赫认为是构成马克思乌托邦内容的东西，但在形式上则依从布洛赫在这问题上对马克思所作的解释。
[2]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3页。
[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
[4]同上书，第120页。
[5]例如参见已在其他有关问题上言及的I.费切尔的论文：《从无产者的哲学到无产者的世界观》。该文从根本上把马克思的哲学和“巴黎手稿”等而视之。并参见爱尔维思·梅兹凯的《在马克思思想起源中的人与历史》，《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集，第26-60页以及1-25页。E.蒂阿与H.瓦因秀特克也在批判的人本主义意义上去理解马克界的哲学，布洛赫甚至从极端的人本主义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他们的后继者可以举出很多。
[6]《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4页。
[7]“异化”这个概念在《资本论》与《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即使马克思一般地把它置于议论范围之外，也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不再从理论上去探寻以之来表达的社会事实状况。
[8]《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6页。
[9]同上。
[10]同上。
[11]同上。
[12]同上书，第558页。
[13]同上。
[14]同上。
[15]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对道梅尔的《新世纪的宗教》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0页。
[16]同上（所引证的诗，中文版第一句原译为“亲爱的大自然母亲啊”，现根据德文版作如上的改译——中译者）。
[17]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第157页。在自由主义以后的时期中，意识形态作了补充，即所谓对自然进行直接的超经济的接近，关于这一点，可参见论文《库尔特·哈默森：论权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史前史》，《社会研究杂志》，第6卷，第二册（巴黎，1937年），第295-299页中奈奥·列维塔尔的观点。
[18]对道梅尔的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集，第24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15页。
[20]关于这点，并参见布洛赫的《痕迹》，第38页。
[21]例如卡尔·列维特在他的著作《世界史和圣象光晕》（斯图加特，1953年）第47页以下，把历史唯物主义还原成为“采用国民经济学词句的圣徒传”。在列维特看来，圣经的光晕、资产阶级的进步、社会主义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理论的态度，在结构上都是同一的，都无中介地对立于对历史过程的循环的把握。在马克思研究中持人本主义方向的大部分代表人物，都追随这种观点，
[22]附在马克思1867年12月7日致库格曼的信中，见《致库格曼的书简》，德文版，第48页。（狄慈根的信是1867年10月24日从彼得堡寄给马克思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来将此信附在致库格曼的信后——中译者注。）
[23]《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42页。
[24]关于这点，可参见阿多诺的《一知半解的理性》，载《月刊》，第152号，1959年9月，第31页。
[25]《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4页。
[26]同上，第307-308页。
[2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28]关于这点，并参见A.德波林：《费希特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尼阿扎诺夫编，第2卷（法兰克福，1927年）第51页以下。关于劳动的不可废除性，参见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第101页。在那里，把劳动解释成自然的自我斗争，但这种斗争“比生物学的个体之间的和种之间的一切斗争更深刻”。
[2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8-209页，并参见第25卷，第938页。马克思在那里，对表现为“三位一体的范式”的剩余价值各个部分的独立性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揭示出：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下，应作为一切生产阶段的前提的关系即物质的自然要素，知何能看做同社会的特殊历史形态相一致呢?“在资本——利润（成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者的世界。”
[30]《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1页。
[31]《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3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
[33]同上书，第75页。
[3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356页。
[35]因此，凯尔特·迪凯片面地以“巴黎手稿”为根据，断言马克思把无阶级的社会看成是“绝对的同一性之实现”，这是完全错误的。迪凯所描绘的下述和解，是和《资本论》的马克思毫无关系的：“绝对的同一性本身已不再是辩证法的东西。单个的人、社会以及自然的非同一性全面地消除到它的同一性中去了。”（凯尔特·迪凯：《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同一性思想》，北莱茵威斯特华伦州研究学会学术论文集第15卷，科隆和奥波拉登版，1960年，第196-197页。）而且，正是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这种绝对的同一性，甚至在“巴黎手稿”中他已注意到这点。不能象迪凯那样，说马克思责难黑格尔未充分地发展同一性要素，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36]《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6页。
[37]关于这一点，参见马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波士顿，1955年），第35页。在那里，表明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在现实的原则背后存在着必然或匮乏这基本事实，它使人不断地压抑、绝望、彷徨，意味若在这对于充分满足人的必需来说是过于贫困的世界上，生存斗争在进行。换言之，即使人的必需有可能得到怎样的满足，这种必然或匮乏总是要使人工作，就是说，为了谋取使人的必需得到满足的资料，它将或多求少地强制人进行痛苦的安排与承担责任。”
[38]关于这一点，参见第二章（B）节的论述。
[39]马库塞：《爱欲与文明》，第34页。
[40]S.弗洛伊德：《幻想的未来》，全集，第41卷（伦敦，1948年），第331页。
[41]同上书，第328页。
[42]《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43]《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8页。
[44]霍克海默尔：《利己主义与解放运动》，《社会研究杂志》，第5卷，第2册（巴黎，1936年），第219页。
[45]《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
[46]同上书，第297页。
[47]这只能更好地证明：东欧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除了素朴地谈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外，他们对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却一无所知。
[48]霍克海默尔：《利己主义与解放运动》，第219页。
[49]并参见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第46页。
[50]同上。
[51]《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49页。
[52]《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1页。
[53]同上书，第96-97页。
[54]关于马克思的无神论内容，特别参见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第3卷，第389-404页。
[55]蒂诺·拉姆在他的论文《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的未来社会秩序》（《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收，第77-119页）中，指责这两位作者说：至少从他们著作的轮廓来着，显然缺少对未来的社会图景系统的研究。他特别提到问题的政治法律方面——这方面不在本书讨论范围内——。拉姆在他的杰出的论文中，达到这样的结论：最近对马克思的解释过份地带着神学的末世说的观点，忽视了马克思直接了当地历史地提出问题的核心思想。
[56]《雇佣劳动与资本》，参见《经济学论集》，德文版，第87页。
[57]参见马库塞论文：《本能学说与自由》，《弗洛伊德和现代》（法兰克福，1957年）第420页。
[58]同上书，第409页。
[5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页。
[60]依据弗洛伊德和盖查·洛哈伊默，马库塞在理性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进一步看到了劳动能恢复它的“原始情欲的”性质。参见《本能学说与自由》。与此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生存错要的原始表现，而不是人的力量的自由嬉戏。甚至被人化了的、未被异化的自由劳动，在他看来也并不是娱乐。在《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13页；他嘲笑傅立叶的劳动无疑是规定这个“天真的浪漫女郎式”的观点，“真正的自由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并参见第225页，在那里他再一次批判了傅立叶的在自由社会中劳动成为游戏这命题。
[61]《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2页。
[62]同上书，第113页。
[63]同上。
[64]如果劳动是人类从自然史向社会史转变的原因，那末，劳动同时也是其结果。关于这点，参见《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522页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65]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民主主义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参见瓦尔特·本亚明在11条历史哲学的提纲（著作集所收，第500-501页）中的漂亮的言词。
[66]《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
[67]关于这点，特别参见霍克海默尔：《利己主义与解放运动》，《社会研究杂志》，第219页。
[68]《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页。
[69]同上。
[70]同上书，第225-226页。
[71]蒂诺·拉姆的论文：《马克思与恩格斯理论中的未来社会的秩序》，同前书，第102页。
[72]《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
[73]同上书，第218-219页。
[74]同上书，第160-161页。
[75]同上书，上卷，第145页。
[76]《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
[77]马克思曾经认为：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完成的发明，宣告了未来的人的全面性：“‘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手工业智慧的这一‘顶峰’，在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菜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以来，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78]《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2页。
[7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2-533页。
[80]《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页。
[81]同上。
[82]同上书，第226页。
[83]《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
[84]同上书，第535页。在谷特霍尔特·库拉布的博士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综合技术教育的观点》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
[85]《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86]同上书，第530-531页。
[87]同上书，第535页。
[88]同上。
[89]《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20页。
[90]《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价值规律继续存在问题，参见同书第3卷，第963页，并参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页。
[91]《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
[92]同上书，第22-23页。
[93]同上。
[94]《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7-638页。
[95]《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
[96]《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4页。并参见《经济学手稿》如下文字：“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致富欲本身是一定的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与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2页。
[9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7页。
[98]同上。与此相关，马克思（在537页注<312>）引用由现代社会的技术专家们在早已完成的视察报告中提出的思想，这不是偶然的，即“工厂劳动可以象家务劳动一样洁净、美妙，甚至更洁净、更美妙。"
[99]蒂诺·拉姆，同前书，第109与110页。
[100]《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7页。
[10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1页。
[102]《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109页。
[103]《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104]关于这点，参见《哲学全书》第三部，第405节，第162-163页，证明神话的意识形态已被启蒙取而代之，这点构成了启蒙的辩证法的根本论题。
[105]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列宁全集》，第5卷，第89页。
[106]关于这点，特别参见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附言（二），在那里表面：整个后期资本主义生产的机能一体化，出人意料地证明了康德的唯心主义的“真理”。
[107]布莱希特：《历代史记》（汉堡。1957年），第125页。
[108]同上。
[109]《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1页。
[110]同上书，参见第519页。
[111]考茨基：《唯物史观》，第2卷，第836页。
[112]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第271页。
[113]关于在摆脱了支配的社会中人与动物的关系，见霍克海默尔的《唯物主义与道德》，《社会研究杂志》，第2卷，第3册（巴黎，1933年），第184页。
[114]布洛赫：《论从政治上来看自由与客观规律》，《德国哲学杂志》，第2卷，第4册（柏林，1954年），第818页。
[115]同上书，第829页。关于布洛赫对至今的技术的批判，参见他的《主观——客观》，其中指出，资本主义所最关心的，本质上只是人对自然的关系的量的承续，“同样，另一种可能性【指自然的质方面的可能性，即‘排斥了数学的计算、起码排斥了以往发达起来的数学的计算’（第195页）的‘广义物理学’（第194页）的可能性——著者】同资本主义关注于对自然的一种企业运算是不相容的，——对这种关心来说，正象在商品中只有价格才是重要的一样，在自然中重要的也只是它的量的计算的可能性，而不是它的质的内容。”（第195页）
[116]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第228页，并参见第241-242页。同关于自然的仍被隐蔽的本质这问题相关联，布洛赫在对于人对自然的以技术为中介的关系进行批判中，确实颇有趣味的，是他在其他方面同他所严厉批判的海德格尔相一致。海德格尔在他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批判了人的“自然本质是在原子能中被规定的”观点之后，这样说：“自然在面临被人用技术来占有这一方面，确是隐藏了它的本质，这早已是可能有的事。”《柏拉图的真理论》，同前版，第68页。
[117]关于这点，参见本书第三章（A）节。
[118]《经济学手稿》，《马克思》
[11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9页。
[120]关于这点，特别参见本书第二章（A）节，以及《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0页。
[121]《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
[122]布洛赫：《主观——客观》，第194页。
[123]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第259页。
[124]同上书，第246页。
[125]同上书，第245-246页。
[126]《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0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127]同上书，第3页。
[128]关于这点，参见阿尔弗雷德·莫伊塞尔的博士论文：《关于马克思学说中认识对象的研究》（耶拿，1925年）第2页。
[129]例如，参见本书第一章（A）节关于马克思那里的世界终极目的的概念的论述。
[130]《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9页。
[131]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第264页。
[132]同上。
[133]在布洛赫言及更丰富的自然概念的问题时，反复提到巴拉塞斯、雅科布·波墨、巴达以及谢林等人的著作，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134]布洛赫曾谈到“共产主义的宇宙论”，说它是“人及其劳动、人与自然的可能主体这两方面之间的辩证中介的研究领域”。《希望的原理》，第3卷，第272页。这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显然不同。
[135]《经济学手稿》有支持布洛赫观点的方面，而且表明他是正确的，可是他却未加利用。在那里，马克思使用了得到他高度评价的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形式——质料”、“现实性——能性”等几组概念，想用来把握劳动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当然，马克思是直接依据同黑格尔的逻辑学相对应的来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范畴，并把它们分组的，但是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比黑格尔本人的解释更清楚。关于这一方面，参见第二章（B）节中有关马克思那里隐含的自然思辨的见解。关于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的关系，并参见马塞尔·奈丁古的就职讲演：《托马斯·阿奎那和卡尔·马克思》（格拉维茨，1953年）。
[136]《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
[137]本亚明，著作集，第1卷，第501页。
[138]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第262页。
[13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5页。
[140]关于这点，参见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第235页。
[141]本亚明：《著作集》，第1卷，第501页。 |
第三章对社会和自然的探究以及认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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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对社会和自然的探究以及认识过程
（A）自然规律和目的论
（B）关于马克思的认识论概念
（C）世界的构成与历史的实践
（D）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
（A）自然规律和目的论
贫乏的人类本性依存于物的外在性。马克思孜孜不倦地强调；人为着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置于和自然不断变换的过程之中。人使“自然物质的形态”[1]发生变化，只要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这些形态，就能以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它们。因而在马克思看来，认识过程不单纯是理论的内在过程，它也为生命服务。马克思把一切唯心哲学认为认识过程是一个自足的与生命相分离的存在的观点，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的表现。人必须悉知他们所加工的物质的“形态”[2]，即其规律，和他们周围的自然现象的本质，如果无视这一点只能灭亡。所有对自然的支配总是以有关于自然的各种联系和过程的知识为前提的，而反过来，这些知识又是从变革世界的实践中才得以产生的[3]。
所谓人自己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支配自然，这思想已经是早期资产阶级的科学意向中的特征之一。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的名言是：“只有服从自然，才能征服自然。”[4]在培根看来，从理论上认识了的原因转化为实践的行动规则。
在资产阶级社会较为进步的阶段，黑格尔[5]就认为工其事者知其事。他在其前现象学阶段，已经研究了物质固有的规律与人的目的的关系：劳动把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
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在自然规律与目的论后面，探求出必然与自由两者关系的普遍真理，在这点上，的确要归功于黑格尔，虽然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论证了欲望、需要、目的等等人对自然关注的一切形式，在每一场合都是由社会所中介的，从而超过了黑格尔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为了理解被社会所中介的自然规律与目的论之间的统一，首先有必要比前两章更详细地论及自然、物质、规律、运动以及目的这些范畴。
诚然，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马克思把社会的生产表征为“全部感性世界的基础”[6]，但同时，与其说他用社会对自然的中介抛弃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7]，不如说更牢固地确证了它。物质不依赖于人而存在，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8]。因而，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著作中，当他反对庸俗经济学家们所谓自然力可以用人的劳动来代替的观点时，他如下的说法是和马克思的上述说法是一致的：“一般说来，人的劳动是无法代替自然的力量的，正如俄尺不能代替普特一样。无论在工业或农业中，人只能认识和利用自然力量的作用，借助机器和工具等等减少利用的困难。”[9]
人类社会一切目标之设定，必须考虑到自然物质中固有的规律，辩证唯物主义既不忽视这一点，也不把物神化[10]。
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关于社会中介内部的自然的自我规定性问题，是相当暖昧的。J.Y.卡尔凡反对当今毫不考虑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他近似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那样，把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尖锐而简洁地表现社会中介作用[11]的几句话加以绝对化，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把自然完全消溶到占有了它的社会形态中去。他在不知不觉中，简直达致披上社会学外衣的奇妙的“生产的唯心论”。这主要表现在自然规律问题上。他写道：“没有人，自然就既无意义也无运动，自然是混沌的、无差别的、无关紧要的物质，从而归根到底是虚无。”[12]
可是，卡尔凡在以同样的调子引用人的活动只是在自然物质特有规律的范围内进行这句话时，他的提法和《资本论》的表述是不一致的[13]。在J.M.M.柯蒂埃那里，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解释也同样陷入矛盾。他一方面正确地强调自然“固有的自律性”、限制人的可能性的性质[14]，从而把自然看成是表现在特定的各个事物之中的。另一方面，又正如现在所讲的那样，他用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学派的术语，把自然作为完全无中介的“第一物质”[15]，即仿佛马克思赋予自然的特征是无形式的基质，它不具“内在形式”[16]。当然，马克思也讲过在自然里面的“沉睡着的潜力”[17]，然而，这时他所思考的自然决非是纯粹可能性的本体论的基质，而是从属于人的一定的机体能量和人的目的的物质。
如果返回到被卡尔凡所否定了的物质的自身运动上来，那末马克思在各个地方都相当清晰地肯定了物质自身的运动。他并不否定物质自身的规律性，他理解到只有通过作为中介的实践，人才能认识并有目的地利用物质的运动形式，这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辩证法的本质。在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辩证法的运动，并不排除自然规律的作用，正象黑格尔不排除自然规律的作用一样。本书屡次引用的《神圣家族》，勾画出英国、法国唯物主义的轮廓。马克思给培根的并不完全是机械的物质概念规定了特点，其规定方式使人想到了谢林[18]，也因而使他自己的理论确实具有独特的性质：“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19]
如果广义地说到机械唯物主义的成果，那末，马克思虽然自己意识到他远远地离开了这种唯物主义，就象离开恶的唯心主义一样，但他并非简单地抛弃这些成果，而是把它们提高到用社会理论的框架来处理的自然理论的阶段上去[20]。因而，正象卡尔凡所期望的那样，对自然中素朴的、实在论的因素作相对真理性的承认，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退回到机械唯物主义去[21]。
一般说来，唯物主义意味着认为自然规律并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与意志而独立存在着。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也意味这一点，只是它认为人们只有通过他们劳动过程的各种形态才能证实这种规律性。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写下面这段话时，他是承认对自然规律的独立性与社会制约性的关系是可以作上述理解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22]
诚然，可以把社会看成总是面对它的与自然规律相同一的规律的，可是社会的每一历史结构规定着人对自然规律的揭示形式，规定着自然规律的作用方式与适用范围，而且，也还规定着人对这些规律的理解程度和社会利用的程度。破坏自然力完全是不可能的，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支配自然力。“决定论不仅不以宿命论为前提，而且恰恰相反，它为明智的活动提供基础。”[23]正如在涉及其他问题已说明的那样，马克思认为：“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24]在自然规律问题上、恩格斯的观点也和黑格尔紧相一致。他在《反杜林论》中写道：“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25]
顺带说一句，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遵循启蒙主义的整个传统，但马克思反对对人类外部的自然作一切素朴的目的论解释[26]。他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赞赏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一书：达尔文“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阙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27]所谓目的论的“合理意义”，马克思理解为：在植物界和动物界中，存在着“自然工艺”[28]这样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植物和动物的器官在达尔文那里，是在与外在条件的适应与交换的过程中，作为“生产工具”[29]而发达起来的，原始人对自然的有目的的行动仍未摆脱掉它的“最初的本能形式”[30]。总之，马克思把人类以前的自然历史看成是被社会地组织起来的人们有意识地同自然进行斗争的前提。
企图从一切可能的自然现象中，推论出上帝在有目的活动中的作用的观点，被黑格尔嘲笑成“愚蠢的观点”[31]。但尽管如此，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承认“世界的终极目的”[32]这观念，这是在第一章中已着重指出的，而马克思的理论确实把对这种世界的终极目的和对世界意义的否定，同自古以来的哲学的唯物主义、怀疑主义以及广义上的一切反形而上学、反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结合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不是形而上学地把握了的宇宙，而在本质上是“人的世界”[33]。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所谓目的总是人的实践的范畴。据此，马克思采取唯物主义的立场，把自己限定在被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称之为“有限目的论”的东西中。黑格尔说，“在实践中，人自己作为一种直接外在的、因而作为感性的个体，去对待作为一种直接的和外在的东西的自然，但这种个体也理所当然地把自己作为目的与自然相对立，作为这种个体来对自然实践地发挥作用。”[34]
人怎样对自然推行自己的“有目的的意志”[35]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详细的展开：“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质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36]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既说明消费与生产的辩证法，又以同样的方式论述人所设定的目的之预见性质：“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37]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劳动中所追求的目的、内容是受到限制的，二者在客观上受到所处理的材料与规律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人的欲望与需要的结构的限制。关于后者，正如已说的，马克思详细地规定了人的目的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基础，并使之具体化，这时他超过了黑格尔。
所谓人在思想上预期到自己活动的结果，正如黑格尔所说，这不是意味着它“漂泊在空洞的思想与目的之中”[38]，而是已经包含着有关自然对象的性质的一般知识[39]。预见性知识的产生，已经以实现了的实践行为为前提，反过来，预见性知识同样又成为一切行为的前提。
人的行动被物质所束缚，但这并非是绝对的。诚然，一方面设定目的的意志只有与物质固有的规律——意志对这些规律不能自行附加任何成份——相一致，该目的才得以实现，这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自然物质具有某种可塑性，例如，所谓木材这种自然物质，在其物理的和化学的规定性之内，实际上是能够给各种使用价值提供基础的，反过来，在一定范围内完全可以同样在不损耗各种自然物质的有用性上，从中创造出同一种使用价值来。
一个物质在其固有的规定性界限内，同人对它进行创造的方式无关，这的确意味着不只是目的的设定从属于物质，物质也从属于目的的设定。保尔·瓦莱利在《对木刻艺术家的讲演》中，讲了预见性知识和所与的物质之间的关系，他的话和前面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话有着惊人的类似性，即：“人行动着。他对自己陌生的物质行使他的力量，他自己的工作方法不受物质的基础结构所支配，他具有赋予该物质以轮廓的清晰的意识。因而在他实施工作之前，设想任务，并使二者互相协调。他给工作提出各种作业，能使之适应异常不同的物质——而且这种能力，即综合自己意图或能把自己的意图分解到各种作业去的能力，正是他称之为知识的东西。他并没有和自己所规划的物质溶合在一起，倒不如说，他从物质出发进入想象，再从想象到模特儿。任何时刻，他都把他所需要的东西变换成他能够做的东西，他把他能够做的东西变换成他要追就的东西。”[40]
由于人摆脱掉对神化了的自然的隶属，人的劳动就甩掉了“最初的本能形式”[41]，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出场了，它代替了专门以肉体器官为中介的对自然的素朴的利用。随着启蒙的进展，撕破了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而再度建立起被中介了的统一。马克思把依靠工具所中介的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叫做工业。他在评价工具的人本主义的作用时，和黑格尔以及启蒙主义者相一致：“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toolmakinganimal》，即一种会制造工具的动物。”[42]
按黑格尔的表述：从人的手作为“工具的工具”[43]出发，人力图增大在人类历史过程中自己肉体的力量。作为工具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44]随着人造工具的发展，对自然的支配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均有所增大。马克思说，“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这是“历史的事情”[45]。原始的工具与机器[46]是人的肉体器官的模仿，它们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人如何以自己的肉体为模型来规定其发展方向，之后工具诚然脱离了这个模型而使它自己的形式得到发展，表现为布洛赫[47]所说的使自己“非有机化”。但是，它们尽管是人造的东西，也和人的肉体器官、比如手与腕对于原始生活是必要的一样，它们对于文明生活依然是必要的，“正象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48]
工具已经是被同化了的自然的一部分，借助它，客体越来越转化为“主体活动的结果和容器”[49]，越来越广泛地开拓自然领域。与此相应，工具也在工艺学的历史中显著地改变面貌，“它由人的机体的小工具，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发展成为由人创造的机构的工具。”[50]
与劳动过程、特别与工具的生产相关联，产生了人类最基本的抽象概念，这是无可怀疑的[51]。黑格尔通晓知性、语言及工具在历史上的相互渗透，工具把人的目的和劳动对象结合起来，它给人的生活方式带来概念要素与逻辑的统一。黑格尔在《耶拿实在哲学》中这样写道：“工具是实践过程中实存着的理性的中项，它具有实存的普遍性，它对被动的对象表现为是能动的方面。从它自身对劳动者的关系来看，它是被动的，而对于被加工的东西来说则是能动的。”[52]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依此提出工具是工人与劳动对象之间实存的、物化的中介者的理论，因为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53]工具则使人用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物质和自己联在一起。
劳动者和他尚未占有的自然、即和他的劳动对象并不直接发生关系，而通过劳动资料发生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资料与工具是同样的，马克思给它下了如下定义：“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54]
在这里，马克思直接追随黑格尔在《逻辑学》与《哲学全书》中所展开的“理性的狡猾”的学说，引用了这段话：“理性是多么的强大，又是多么的狡猾。理性的狡猾本质在于它的中介活动，这种中介活动使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55]
如果我们坚持上面所举出的马克思对工具所下的定义，即工具作为有一定目的的劳动与劳动对象间的中介者，那末和工具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对照，可以把工具区分为三种形态，即在劳动中保持自身同一的工具形态；能作为物质进入劳动产品的工具形态；最后虽可毫无所剩地全部消耗掉而并不能成为劳动产品的构成要素的工具形态。
正如马克思批评亚当·斯密所说的：劳动过程的因素“一开始就是戴着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面具出现的。”[56]和马克思相反，黑格尔专门从劳动过程的抽象要素去描绘劳动过程，他在《逻辑学》中把工具表述为对可被加工的对象来说仅仅是外在的一个事物，表述为和劳动产品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工具在“外在的他物”中“确是通过这种外在性”来保存自己，而工具作为“手段”服务于“外在的合目的性”，它是“比有限的目的更高的东西”，“犁要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一些。直接的享受会消逝并忘却，而工具则保存下来。人就其目的来说，他毋宁是服从自然，但又凭借他的工具而拥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力量。”[57]
马克思尽管很强调工具的历史作用，但他关于工具的论断远比黑格尔要冷静，他并不想引申出任何享受至上或反对享受的议论，黑格尔使工具与它所生产出来的直接的使用价值相对立，并使工具神化，而马克思竭力避免这一点。黑格尔的表述是以工具使人愈益成为解放人的生产力的附属物这样的状态为前提，尽管如此，在他那里存在着这样的真理：大多数工具即使被使用也并不丧失其自身的同一性，但工具对它的产物来说则是异己的。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真正的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只被生产地消费，不能进入个人的消费，因为它不加入它帮助形成的产品或使用价值，相反，它与产品相对立，在它完全损耗以前一直保持独立的形式。”[58]
工具本身已经是产品，它自身已是可以用工具创造出的“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统一”[59]。由于在这种统一中并未达到作为总体的自然，所以在劳动的时候，工具能以作为物质进入产品的方式被消耗掉。这里，马克思首先考虑到化学的加工：辅助材料加在原料上，“使原料发生变化，例如氯加在未经漂白的麻布上，煤加在铁上，颜料加在羊毛上”[60]。和一般工具同样，这些物质也对人的目的和劳动材料起中介作用，但在“所用的原料”中没有一种“会作为产品的实体重新出现”[61]。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此相互转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狭义地讲，所谓辅助材料并非直接地充当材料被使用，它与生产品没有什么关系，“被劳动资料消费，例如煤被蒸汽机消费，机油被轮子消费，干草被挽马消费”[62]。
列宁[63]说黑格尔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者之一，这是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不仅强调工具对于劳动过程的作用，也强调了工具对认识过程的作用。黑格尔克服了形而上学的僵死性，因为它掩盖了对自由与必然向题的一切前辩证法的把握。同样，黑格尔也使目的论与自然因果性的物化了的对立成为生动的对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狡猾在于使得作为劳动资料使用的事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被人“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64]。这个思想归根到底是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论及机械性、化学性、目的论这些范畴的关系时所议论的，它对于理解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具有重要意义。
机械性、化学性是客观的范畴，黑格尔把它们总括于自然的必然性[65]之下，这是因为这两者与作为“自为存在着的概念”[66]的目的相反，是以概念沉没在外在性中为特征的。之所以提出机械性，如果说是因为自然物体尽管有种种差异，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相互间是漠不关心的，它们在抽象地外在地对峙着，那末，化学性——黑格尔从比化学的对象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它——则强调：这些自然物体当然一方面保持其直接的独立性，但同样它们漠不关心地存在于相互关系里，存在于形式的变换里。黑格尔这样阐述化学过程：“这个过程是从一个形式变到另一个形式的过程，而这些形式仍旧是彼此外在的。——在中性的产品中扬弃了这些两极所保有的相互对立的规定性。”[67]
在化学过程中，对立性虽被中介，但它在中介内部仍然作为独立的东西继续存在。如果把化学过程看成是自在的过程，而人的劳动过程已是自为的过程，那末马克恩在《草稿》中讲到自然物质与人的劳动在使用价值中结合起来，而使用价值同时又体现了二者彼此仍是外在的东西时，他同样把使用价值表述为“中性的产品”[68]，这也是毫不足怪的，因为中性的东西是可以分解的[69]。
随着有机生命的出现[70]，随着作为有意识的活动主体的人的出现，自然才能与自己本身结合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71]，这是因为在劳动中自然离开了自己本身，通过分化成“自然物质”与设定目的的“自然力”的人，而与自身相对立。人的自为的本质在于他有能力在自然的机械性与化学性基础上，利用自然、通过自然实现自己的目的。黑格尔在劳动的目的论中，发现机械性与化学性之“统一”与真理[72]。化学过程的各种要素经过劳动，在更高的阶段中得到回复。劳动者与劳动对象是彼此外在的，但通过工具相互发生关系。“目的论的关系是推论，在其中主观的目的通过一个中项与在自己之外的客观性相结合。这中项作为合目的的活动是两者的统一，作为直接被目的所设定的客观性，是工具。”[73]
人的有限目的的活动并没有使自然结构支离破碎。要说明这点，并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原理（即使它作为历史的活动“否定着”自然）。目的对于自然来说是疏远的，但它最初也不只是利用自然，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原因。自然事物受到社会的中介，的确象梅洛-庞蒂所说的，成为“脱离自然的”东西，但并不是成为“超自然的”[74]东西。
黑格尔至少象马克思那样，意识到一种恶的无限性横亘在生活之对生产的自然强制中。他这样说：劳动的结果“……所得到的只是从外面强加给现存材料的设定的形式，由于目的的内容受到限制，这些形式也同样是一种偶然的规定。因此，所达到的目的也只是一个客体，这客体又对别的目的成为手段或材料，如此无限地继续着。”[75]
劳动产品这个被实现的目的，依然“……是残缺未完的东西”[76]，在它那里所设定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并不是最终的，大部分自然对象仍从属于整个加工系列。因此，即使给材料以某种形式，它对于劳动过程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来说，显然又丧失其作为产品的品格。这是马克思在对劳动进行分析时所反复强调的，即是说：“因此，产品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也就丧失产品的性质。它们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77]
考虑到劳动材料的形式变化过程同作为孤立的东西来考察的自然物质不同，所以还是用社会历史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身来表征它为好。
这里论述了劳动状况的结构，即劳动要素的彼此漠不相关性与联系性，人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依存性，和世界对于人的变革的实践的虚无性，在这些里面，反映着认识要素在马克思那里的矛盾统一。关于这一点下面将要论述，届时应该揭示：认识论的现实主义与（具有社会方向的）主体主义——以历史的实践为中介——在马克思那里究竟是如何贯彻的。
（B）关于马克思的认识论概念
在严格的意义上论述现代思想家的自然概念，不能回避他们所持的认识论立场。从认识论来说，自然与其是作为逐步地纯粹“给与的东西”，不如说越来越作为“被创造的东西”出现的。达是从中世纪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经济转换所伴随的现象。随着人对自然过程的有组织的干预越发无所不包，对客观结构的被动的模写就越来越乏力，显然，所谓“模写”这个认识论概念是站不住脚的。
康德说自然是依规律存在的事物，这观点是以对主观中固有的形式进行先验哲学的反思为前提的，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一般地才产生被赋予秩序的经验世界之类的东西。在康德之后的先验哲学转化为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思辨中，一切直接的东西被主观概念所中介的思想成为主导的论题。这个问题即使在马克思那里也没有被丢掉，只是起中介作用的不是无限的精神，而是有限的人的历史生活过程。由于本书以自然与社会间的历史过程之主要因素为论题，也由于马克思认为认识的主体与客体是不能彼此分离的，因此前面的叙述总不得不逐步论及属于认识论概念的问题。
现在试图越出前面的论述，把注意力转向马克思的认识论立场中显而易见的东西。它们在研究马克思的文献中仍然遭到严重的误解。例如，在今日东欧的通俗论文中，把马克思的理论和所宣传的“模写说”混为一谈；在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中，确实对哲学的态度本身采取了批判，但人们抓住这一点，又认为马克思似乎主张必须拒绝关心或了解认识论问题；最后，仅以不能用传统的讲坛哲学的语言去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言论为理由，把它置之于不顾。诸如此类的误解，越来越必要予以澄清。
首先应该弄清；究竟在怎么样的意义上，才能一般地谈论马克思那里的认识论问题？要弄清这一点，尤其是只能从某些认识论的“基础”方面，对他的批判理论进行这样那样的研究[78]才能解决。当然，从马克思之前就已存在着黑格尔体系这种哲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来看，马克思并不期望给认识论奠定基础，也没有必要给认识论规定基础。但是，康纳托·贝卡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正确地促使人们注意到：认识的可能性的条件问题在黑格尔意义上是“抽象的”很有批判性的问题，而通过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提出这个问题已失去了任何目的[79]。
无论对黑格尔或对马克思来说，认识论的最高形式是世界历史的哲学，不能把认识过程描述成主观与客观的死板板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固有的学说，而且也是与其不同形态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固有的学说，这种学说意味着对人与自然的斗争之种种理论的反映，它相应于这种斗争的各个历史形态，同时又是这种斗争的构成要素及其表现。正如任何劳动过程的抽象的要素，即“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80]，都在每个历史时期重新形成差异的统一一样，感性与理性、直观与概念也处于相互换位的关系中。随着人进入那对人们彼此来说或对物质的自然来说都是新的生产关系时，认识的要素也发生变化，正象生产过程中“劳动同它的物质存在要素——工具与材料——的分离被扬弃了”[81]一样，理论的方法和它的对象也是不能分离的。
进行认识活动的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是不能离开心理学与人类历史加以规定的[82]。感性的以及理性的理论作用，是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是通过历史性的劳动而得到发展的。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说道：“我们知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那种还未揭开这本书，亦即还未能触及历史的这个恰恰从感觉上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的心理学，不能成为真正内容丰富的和现实的科学。”[83]
马克思既然把自己与费尔巴哈区别开来，他对感性的论述也就完全与此相应：“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84]
理性的认识能力被马克思称之为“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85]的能力，它不是意识的僵硬的产物，而是历史地发现、变化的东西，这意义在上一节论述工具作用时已经阐明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达样地强调支配着自然的实践对思维能力发展的重大意义：“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86]
马克思在1879-1880年对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判，是他的晚期著作之一，他在书中给概念的思维予以演化理论，它尽管具有高度的认识论的趣味，但迄今仍未得到重视。因此，我想在此抄录值得注意的地方，虽然文字长了一点：“……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这必然会发生，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关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87]
显然，马克思的观点首先是和他的哲学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来的发展相一致的，与瓦格纳相反，他阐明：不能把人对自然的关系本身抽象地固定起来，首要的不是理论的观察的方法，而是实践的变革的方法。我们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里，找不到有什么地方把相关的思想用绝对化的方式加以公式化，这表明马克思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完全是非心理学的思想家。
生产导源于感性的需要。人的机能超出一切现存事物的直接性，这种机能也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自然首先作为外在物质的未分化的混沌体出现，同自然进行反复的交往是人与动物的共同现象。由于这种交往而产生喜悦与不喜悦之分，与此相应，从这交往中就产生他们对于各个对象的初步的粗糙的区别。坚持区别、把那些使人喜悦的对象从其他东西中区分出来，是这一阶段的基本的理论成果。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组织起来的人的集团和在集团中产生的对立，就成为更高的理论成果，相应地对自然对象作出唯名论的分类[88]，而在这里考虑到了对这些对象的现实的支配，把特殊的东西包含在抽象的、普遍的东西里。正象尼采那样，马克思也认为，在人的精神活动后面最初存在着同各个事物及事物的类相对应的“权力意志”。精神本来是空虚的，由精神所创造的各个概念是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的结果[89]，其价值尽在于它是工具性的东西。当然，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马克思并不把概念看成是对于对象本身的素朴的实在论的模写，而看成是这些对象的被历史所中介了的关系的反映。牢牢抓住这点是必要的。
从认识要素的性质与关系来看，如果断言认识的种种要素是不同规定的历史产物，那末对康德意义上的意识进行形式分析已经不可能了，即认识那同事实的、内容的诸问题相分离的认识，已经不可能了。认识工具为什么服务，这只是由对它进行具体化、历史地应用来决定的。在对认识论的传统概念进行批判这点上，黑格尔与他的唯物主义阵营中的弟子们是彼此一致的。可以回想一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绪论，在那里包含着对认识的问题作历史性分析的意图：现象知识在历史过程中展开了主观与客观的各种可能关系的丰富内容。马克思又推进了黑格尔思想，他把在《现象学》中是中心概念的劳动[90]，更详细地规定为是具体的、社会的劳动，比黑格尔更为直接地把认识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劳动状况中结合起来。
在最近的法国研究中，特别深入地论述了马克思思想的认识论方面。例如皮埃尔·纳维尔在他的《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中，大为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中认识论问题的具体的、历史的立场：“认识的问题——假如问题本身真的存在的话——不能离开或多或少完善地规定了它的历史条件的总体。没有认识的具体实践机能的行使，就没有认识的‘问题’，而且，这机能的行使不是偶然地或‘由认识自身’所产生的，而是在给这种机能的行使以形态的历史状况中发生的。”[91]
列宁早在卢卡奇之前，就已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哲学内容问题，强调了黑格尔的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认识论的性质，这一点历来的研究文献都没有充分注意到。“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92]
下一节研究马克思认识论问题的内容，可以弄清：人的历史的实践是怎样在总体上构成逻辑的统一的，这种逻辑的统一不只是主观的、人的认识能力的逻辑的统一，而且是相应的被称为经验世界的逻辑的统一。
（C）世界的构成与历史的实践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运动的结果产生了许多问题，从对这些问题持什么关系来看，并没有什么东西足以把真马克思主义与庸俗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尽管马克思对哲学一般给予严厉的批判性的抨击，但从他的整个倾向来看，他深受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曾批判了以往所有唯物主义把现实片面地理解为在直观上给与的客体，“而不是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不是主观地去理解的。”[93]马克思意识到，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在它的康德哲学形态中，一旦弄清了直观地给与的经验世界决不是终极的东西，而总已是主观作用使之形成与统一的结果之后，唯物主义的批判本质在于：它不指望返回素朴的客观主义，并不抽象地否认唯心主义的着法本身，而在于它对客观的经验世界和有关于它的统一意识是能共存的问题，作出了已非唯心主义的解释。
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实在主体”[94]、在生活过程中形式化的“一般知识”[95]，遮盖着个别活动的“总体工人”[96]的行动，这一些在唯物主义看来，显然正是唯心主义关于主观性概念的真谛。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对主体活动的要素过于抽象的把握，以及它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过程中，愈益扩展成世界的构成是思辨的这种观点，就必然带来如下结果；完全丢掉了在以往的唯物主义中已经是真理的要素，即存在与事物的结构不能还原成思维。马克思以实践概念为中介，既恢复了唯心主义的生产因素，也恢复了外在存在不依赖于意识的因素，这时候世界的构成问题，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采取了唯物主义的形式而得到复活。因此，马克思以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又以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了唯心主义。J.P.萨特尔在他的《唯物主义与革命》中，当然是以革命的观点，对这种双重战线的斗争之特殊性作了鲜明的勾画：“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都同样消灭现实的东西，因为一方压抑事物，另一方则压抑主观性。为了揭露现实，人和现实相斗争。简而言之，革命的现实主义同样要求世界的存在和主观性的存在；更确切地说，它既不能在世界之外去思考主观性，也不能不通过主观努力去阐明世界，它需要这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97]
马克思在和费尔巴哈批判地较量之前，对认识论的僵死的二元论立场已感到厌恶了；这种二元论自笛卡儿以来就支配着近代思潮，而德国哲学已在思辨的基础上图谋克服它。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这样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能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物的存在；我们知道，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98]“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是把它们二者统一起来的真理……”[99]
在这里，马克思尽管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仍然称之为“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的东西，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费尔巴哈的含义，而包含着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核心。这辩证法是“自然主义的”，但决非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因为它把自然和社会看成是在作为整个现实的自然内部彼此相中介的。
社会的主体是过滤一切客体的中介，而且是客体在时间空间上持续的构成部分。社会实践使认识的诸要素统一起来，并作为它们相互转化的中介。人的理论态度是在人的劳动状况的结构所每度展现的形式中形成的。人在劳动中既作为感觉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发挥作用，又同时作为主体的唯心主义者发挥作用。之所以说作为感觉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是因为人必须面对独立处理的材料来证实自己，受这些材料的力学的、物理学的、化学的性质所制约[100]。人的每一个体力动作都使人了解到：和自己打交道的是现实的自然事物，而不是实证主义的或马赫主义所说的“感觉的复合体”[101]。所谓人作为主体的唯心主义者起作用，是由于他们把自然的东西统摄在自己的目的之下，不断遵循马克思的劝导，从对现存在着的现实进行解释转向对它进行变革。“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02]自然转向工业，就成为虚无之物。黑格尔在《现象学》中说：自然的“自在存在”作为同活动的意识“相对立的现实”，“沉没到虚妄性的假象之中去了”[103]。从实践上把上述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结合起来，构成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劳动的辩证法的特色，反映了现代认识论的根本立场。反过来，这正是在马克思的形态中才固有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认识论的根本立场反映着生产的实践阶段以及这些阶段的历史的转换。
在人依存于不依赖人而存在的物质时，一方面象感觉论所主张的那样，首先在感觉中不存在的东西，事实上也不会在理性中存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所谓对自然的被动的占有也同样包含对自然的变革，这就使黑格尔倒转了感觉论的原理，提出了首先在理性中不存在的东西，在感觉中也不存在。这个命题证明，随着向资产阶级时代的过渡，越来越能求得这命题自身的真理性。人不是被动地从自然接受到他的活动目的的指示，而是从一开始就使自然从属于目的，“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04]
据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们看来，同社会实践的变革相分离的自然本身，应该看成是反映在意识中的种种形态的源泉。但他们恰恰忽视了即使最简单的知觉已经以抽象为前提，包含着概念的要素[105]。知觉本身是对被实际已加工的事物的知觉，或是波预见或思想所加工了的诸事物的知觉，因此，正象一切抽象以知觉为基础，一切知觉也以概念的作用为基础。关于知觉的内容，纯粹来自自然的东西和来自人所干预的东西是不能分离的。马克思认为，心理学只有在和工业的历史不分离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内容丰富的科学。与此相关联，心理学家S.L.鲁宾斯坦阐述了整个知觉世界和知觉方式怎样依赖于人对自然对象的活动形式：“在我们特地考察人的知觉和它的发展历史时，这里显而易见的是……感觉的接受形态依赖于行为的形态，这就是说，人所特有的知觉及其发展，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发展。社会实践变革自然，创造出被人化了的自然对象的存在。依此，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唤起人特有的知觉的新形态，另一部分使其发展。人特有的知觉形态不仅是人特有的活动的前提，也是其结果。”[106]
正如人在其实践中不是停留在眼前给与的自然的直接性上，而是转向依靠更起中介作用的工业去占有自然一样，人也决不停留在知觉所能给与的感性的具体知识之上，而是进入概念知识，这就打开了现实的更深层次，从而显然比感性知识“更为具体”。感性知识从其形式来看，是那样的丰富多彩、活生生的，但从其内容来看，其规定是贫乏的，因而是抽象的。黑格尔关于概念的具体性的见解还是有效的，通过它暴露出支配着对象的丰富关系和合规律性。当然，这只是在做了下面的根本修正之后才行：概念受着进行认识的有限意识所束缚，因而概念不可能作为“现实事物的创造主”[107]出现。马克思在对他建立的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关的方法论研究中，同黑格尔相对立，他断然采取下述立场：必须把“范畴的运动”[108]和依此而再现的现实严格区别开来。经济学的分析在通常的意义上是从“具体的东西”开始，就是从实证主义者们所说的丰富的“事实”开始。可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会了解这些事实是孤立的，是纯粹的抽象物，只有凭借真正从概念上把握了对象的思维，去对既与过程的许多抽象而片面的规定进行加工时，一个具体的东西才开始形成。“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109]
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构成最初的直接性、出发点的“具体的东西”，是和更高层次的具体的东西相一致的，因为它是经过理论的分析之后才弄清了的。但在马克思看来，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110]。具体概念的前进并不产生它的对象，“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11]
当然，马克思同时说，认识过程不只是物质关系的再现，而且。还高度地规定其性质。不承认这点的人恐怕是决没有的。这不仅是对社会理论来说是确切的，特别对发展成为“直接生产力”[112]的自然科学来说也是确切的。
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它同资产阶级世界的建立拧到一起，这决不是偶然的。生产过程愈益发展，自然科学知识就愈益得到有计划的应用。关于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在“草稿”中所说的，生产成了“实验科学”[113]。随着生产的这种“实验科学”性质的发展，个人劳动的意义愈益减弱，“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灭了。[114]
历史强调要求“一般社会知识”[115]和物质生产相协调，历史使得人的生活过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识”有效的“控制”[116]之下。
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的启蒙主义者之所以一致，就在于认为，思维不面向实践课题所取得的成就，它就是捉摸不定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17]在马克思那里，不仅仅把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从其敌对关系中产生的革命行动列为实践，而且把狭义的工业以及自然科学的实验也列为实践。工业与实验作为管理机构，是构成认识过程的根本环节。“假设对事实的关系，最终不是在学者的头脑中而是在工业中实现的。”[118]一定的定理之真伪，不是在概念的思维内部，而是只有经过实验的检验，才能得到判定。因此，列宁根据马克思提出如下要求：“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19]
列宁在对黑格尔的研究中，进一步详细地探究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认识论方面，发现这个概念的萌芽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出现了：“理论的认识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矛盾运动中的客体。但是，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把握，抓住，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120]
根据写入所有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说法，即所谓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真理的标准。这种说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保持其真正的意义，即其一，必须避免对它作实用主义的曲解[121]；其二，不能忘记，实践不能当作理论的外来的附属品，实践的作用决不是仅在于回过头去确认思维的内容与对象间的一致或不一致。事实上，仅仅由于实践——作为一个历史的总体——一般地构造人们的经验对象，即实践在根本上参与经验对象的内部组成，因而实践才成为真理的标准。
感性的世界总还是工业的产物。从日常利用的最简单的对象到复杂的机器，它们正如“草稿”中所说的那样，是“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122]。从主体与客体的劳动关系中，形成一个独立于各个个人的坚实的和客观的世界。“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123]所有追随着费尔巴哈的物理学的唯物主义者，都讲到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124]。但这些客体本来在严格意义上，只是经过人对它们进行生产加工，剥去了它们“自然发生的”独立性之后，才开始成为感性对象的。
人的干涉领域是历史地扩展的，在对象性归属于人所干涉的领域时，它是一个已被构成的东西，在它不归属于这个领域时，它至少在思想上是预先形成的东西。“只要发生对自然对象本身的经验问题，对象本身的自然性就是参照社会世界来加以规定的，并在此情况下依存于社会世界。”[125]在马克思看来，对象性的范型是各个劳动产品、使用价值。对象性和使用价值一样，由两个要素构成，即由“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126]和创造性的劳动所构成。当然，马克思和新康德学派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后者打算从认识论上去修缮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可是，在马克思和康德之间，存在着人们历来尚未充分考虑到的关系。和康德完全一样，在马克思那里，现象世界的形式与质料也仅在抽象上是分离的，而在实际上是并不分离的。这点对于阐明马克思的辩证法时要求参照[127]康德的辩证法的构成问题具有根本性意义。但马克思和康德在规定形式与质料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方面，有相当区别。在马克思那里，形式与质料仅是彼此外在的，而二者在康德那里具有“先验的亲和性”，它设定感性物质的主观形式与设定该物质处于原始混沌状态的性质。这“亲和性”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则是已经被创造的自然之社会形态性，“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128]
马克思持这种思想就直接和黑格尔结合起来了。关于人的劳动，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同样写道：“没有本质形式的质料是不存在的，只有凭借形式，质料才是某物。我越是把这形式作为更多的为我之物所占有，我也才实际地占有更多的事物。”[129]
马克思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转换中占据中介的地位，而确定这地位是极为困难的。他对黑格尔的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进行唯物主义的批判，虽然把他和康德联结起来了，可是在他那里，与思维不同一的存在不是再次作为不可知的“物自体”出场的。康德采用了“先验的统觉”这个概念，似乎这个概念是永恒的，以便一举证明统一的经验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而马克思既保持康德关于主观和客观的非同一性观点，又坚持康德之后的不排除历史的观点、主观与客观建立在彼此换位的关系上的观点。这和下述观点完全相同：在各个劳动产品中实现了主体的东西和客体的东西之统一，这种统一同时又蕴含着“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130]。
总之，可以说客体的东西主体化和主体的东西客体化；在历史的经济过程中，客体的自然的因素在工业以前的环境下占据优先地位，相反，主体干涉的因素在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则越来越对自然给与的物质发挥自己强大的作用。
但是，向工业生产的转化并不只是意味着主体对物质采取新的立场，也意味着物质进入新的经济领域后其范围和存在方式变化了。“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谋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131]
在农业经济方式的条件下，自然作为生活资料的富源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对它采取被动的受容态度而行动，“土地还被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自然存在，还没有被肴作是资本，也就是说，还没有被看作是劳动本身的一个要素。相反地，无宁说劳动被看作是土地的一个要素。”[132]
的确，马克思正好抓住了经济事态的认识论的内容，这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就可明白。他批评费尔巴哈和以往的唯物主义者把自然看成是始终如一地给定的，把认识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镜子。这在经济学上，意味着唯物主义并不考虑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历史转变，而立足于把土地仍然“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自然存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上。费尔巴哈当时就呆板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133]，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认是自为的力量”。[134]随着现代的开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会活动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观性的规定逐渐进入主观之中。如果把劳动关系内部的主导地位向主体方面转化这一点加以概念化，那就是这样的原则：能被认识的东西，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是主体“所创造的东西”[135]。从笛卡儿到德国的唯心主义，最初是抽象地、理论地理解了这原则，而维科和马克思则历史地把这原则转化为应用原则。——实际上，这原则是和下述思想完全同一的：可认识的东西是在对客观世界进行实践的创造中实现的，而且是人为了从理论上把握这世界所再利用的。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指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136]这个问题属于辩证法的问题，对于列宁的这个指示，也能从这里得到理解。
关于世界的可认识性问题，它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在世界是人的“产品”的时候才具有意义。我们之所以正确知道某自然物是什么，只是在知道那许可生产该物的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实验准备的总体的时候。——这思想在恩格斯对康德的“物自体”多次批判中起着重大作用。他在《自然辩证法》中反对物自体不可知的观点说：“它没有给我们的科学知识添一个字，因为如果我们对事物不能加以研究，那末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137]
对唯物主义的理论来说正象对黑格尔来说一样，在物自体与为我之物之间，即在被社会占有的自然领域与还未被占有的自然领域之间，有着相对的历史界限，但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人在把握自然现象的同时，也总是对它的本质的把握。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对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主义提出异议说：“把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谬误驳斥得最彻底的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制造出某一自然现象、按照这现象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蛋了。动植物身体上所形成的种种化学性质，在有机化学没有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就是这样的‘自在之物’；而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拿茜草的色。素——茜素来说，我们现在已不是从生长在田野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138]
（D）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
历史的范畴——其中也每每表现自然——对自然的客观结构的关系问题，也是实践的认识论作用的问题之一。马克思首先使用了“资本”、“商品”、“价值”之类的狭隘的经济学范畴，也使用了“质、量、度量”、“本质、假象、现象”之类的经济学分析，但必须把它们同来自《逻辑学》的逻辑学和认识论的范畴区别开来。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马克思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139]
经济学范畴随着它们所表现的历史关系的消失而失去其有效性[140]，相反，逻辑学的范畴虽担负着经验的、人类的先决条件，但它具有更一般更普遍的有效性，它们是类的历史的凝结物，例如是“观念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作了不那么确切地表达：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41]在马克思看来，范畴是从生动的实践中产生的，是理论上占有自然的思想阶段的交错点[142]，它总是表现着物质现实的种种结构，同时也表现着对它进行精神的、实践的变革之各个阶段。
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各种内容的思维态度、艺术倾向、道德观念等等，同社会学主义有区别一样，当马克思认为作为某种精神体现的社会之生成不能同追求真理相互抵消时，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主义区别开来了。在从社会角度去理解产生思维的最抽象范畴的条件时，这种思想就获得更广泛的意义。阿尔努德·哈乌扎说：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意义，在于在世界被精神作为为我之物认识时，精神所采取的各种认识形态从一开始就变动着经济结构预先描绘的轨道，而不是沿着那预定的轨道去勉强适应这些经济关系[143]。哈乌扎的这种说法是可以赞同的。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例如象在布洛赫那里所见到的那种意思，即关于自然的一切议论都只是对思维赖以进行的社会秩序泄露了点什么，而对客观的自然联系本身则什么也没有说，或几乎没有说。布洛赫在《现代的遗产》中的下述说法具有代表性：“的确……自然概念也首先表现它所表现的社会，即表现社会的秩序与无秩序，表现其从属的变换形态。这些社会形态即使在自然概念意义上说，也是作为上层建筑表现出来的。于是自然发生的、幻术的、具有质的阶段性的、以及最后是机械的等等的自然概念，它们大部分都可以作为意识形态来理解。特别是机械的自然科学，是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归根到底是商品流通的意识形态。”[144]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以达尔文为例，强调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145]，可是，恐怕决不可以这样认为：他们由于认为自然经历了一定的历史发展，所以认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关于自然的理论，会随着这些社会条件的消失而站不住脚。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偶尔讲到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和制造工业时代的关系：“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他是用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中世纪，动物被看作人的助手，后来，冯·哈勒先生在他的《国家的复兴》中也是这样看的。”[146]
诚然，他在同一条评注中说：“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147]，换言之，哲学家们并不知道自己思维方法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是说现代的思维方法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而并不同时是对实际的自然界的反映[148]。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着手解决因果性范畴，这个范畴对于解释自然是最重要的范畴。所谓两个现象依规律必然更替这样一个观念，如果不是从人类领域借用来的简单的复制品，那末因果律也不可能是素朴的实在论式地从自然中提出来的。在恩格斯看来，人在其生产中建立起包括自然界存在的因果联系，这与其说是把作为客观范畴的因果性概念相对化，不如说完全验证了因果性的客观性。“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整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依次更替，就能产生因果观念：随太阳而来的热和光；但是在这里并没有任何证明，而且在这个范围内休谟的怀疑论说的很对：有规则重复出现的Posthoc【在这以后】决不能确立Poropterhoc【由于这】。但是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149]
人通过他的实践的历史形态的中介，去把握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
[1]《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页。
[2]在恩格斯那里，缺乏“形态”这个概念。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往往使用“形态”概念来突出被加工的自然物质的自身规定性。这个既念在哲学史上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弗朗西斯·培根的“形式论”——在这问题上人们往往把古典的遗产和现代的思维相混合——。无论对培根还是对马克思来说，物质的形态性同物质遵循一般的规律具有同等的意义。和培根一样，在马克思看来，对自然的“形态”的认识是更好地支配自然的一种手段。
[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Ⅰ卷指出：一切自然科学的形成肩负着实践和社会的要求，特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注5。
[4]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伦敦，1893年），第11页。
[5]关于黑格尔的实践概念，参见维尔海麦·R·巴伊阿的《黑格尔的实践概念》，《德国哲学杂志》，第6卷，第5册（柏林，1958年）。
[6]《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7]同上。
[8]《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页。
[9]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10]参见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第240页。
[11]例如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31页。
[12]J.Y.卡尔凡：《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柏林，1956年），第380,378页。
[13]同上。
[14]M.M.柯蒂埃：《青年马克思的无神论，及其黑格尔的渊源》（巴黎，1959年），第319页。
[15]同上书，第321页。
[16]《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0页。
[1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关于物质与本体论的关系，并参见本书第一章（A）节相应的论述。
[18]布洛赫对辩证唯物主义物质概念的见解，尽管过于形而上学，但他正确地着重指出了马克思自然思辨的浪浸派特性，而且这种特性不只是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看得到，尤共象本书想弄清的那样，在他晚年的经济著作中也仍然看得到。在唯物主义的历史中，有两股主要的思潮相并行，它们在若干思想家那里交织若。一股是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经过文艺复兴的自然哲学，走向十八与十九世纪的片面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另一股是泛神论思潮，布洛赫把它叫做“亚里士多德左派”。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也属于这一派，而这一派起始于阿维罗伊斯主义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问题的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解释，经过布鲁诺和培根——其学说被马克思称之为包含“全面发展的萌芽”（《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最后经过雅科夫·伯麦达到浪漫派的自然哲学具有的潜在的唯物主义成分。
[19]《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关于马克思那里的物质运动问题，并参见罗吉尔·伽罗第的《人类的远景》（巴黎，1959年）第88-89页，《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6页。
[20]参见本书第一章（A）节。
[21]卡尔凡，同上书，第378页。
[22]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致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1页。
[23]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第398页。
[24]《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25]《反杜林论》，第111页。
[26]关于沃尔弗的目的论参见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5页。
[27]马克思1861年1月16日致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4-575页。
[28]《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9页注89。
[29]同上。
[30]同上书，第202页。
[31]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二部，第36页。
[32]黑格尔：《在历史中的理性》，第29页。
[33]《神圣家族》，参加德文版，第11页。
[34]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二部，第245节，第35页。
[35]《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36]同上。
[37]《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9页。
[3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汉堡，1952年），第287页。
[39]关于这点，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9页。
[40]保尔·瓦莱利：《论艺术》（法兰克福，1959年），第69页。
[41]《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42]同上书，第204页。
[43]黑格尔：《哲学全书》，第3部，第248页。
[44]《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45]同上书，第48页。
[46]马克思那里的工具与机器的关系，参见同书，第408-410页。
[47]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第232-233页。
[48]《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4页。
[49]《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页。
[50]《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4页。
[51]关于劳动、语言以及思维间历史地相互渗透，参见培拉·福加拉西的《逻辑学》（柏林，1955年），第88-111页。
[52]黑格尔：《耶拿实在哲学》（莱比锡，1932年），第221页。
[53]《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54]同上书，第203页。关于动物作为劳动资料所起的历史作用参见204页。马克思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资料”这概念：全部物质现实是为人的当前的目的服务的潜在的资料，所以资料即生产资料。这里所讲的生产资料分为人所使用的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参见同书，第205页。
[55]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第209节，补遗，第420页。马克思唯物主义地把“理性的狡猾”限制在人的劳动状况中，黑格尔则在上帝的天意对世界总体及其发展的影响上，看到了理性的重要作用，因而，它对黑格尔的历史理论的构成发生巨大影响。
[56]《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1页。
[57]黑格尔：《逻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莱比锡，1951年），第398页。
[58]《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78页。
[59]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第210节，第420-421页。
[60]《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5页。
[61]同上。
[62]同上。
[63]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2页。
[64]《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65]参见黑格尔：《逻辑学》，第2卷，第385页。
[66]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第204节，第413页。
[67]同上书，第202节，第412页。
[68]《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8页。
[69]同上，特别参见第330-331页。
[70]在列宁看来，依据黑格尔所提出的规定，生命=具体的主体，要和客体的东西区别开来。参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7页。
[71]《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正如阿多诺所说，黑格尔并没有把精神作为劳动的要素，而是把劳动作为精神的要素。他还不能象马克思那样，在目的论关系里看到自然的自身中介，而不得不把它看做是“独立的自由概念的”归纳，而且“概念通过客观性使自己和自己结合起来”（《逻辑学》，第2卷，第390页），因此，实现了的目的只不过是“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绕一”，是观念的最初阶段，是共自在地存在着的同一性。
[72]关于机械性、化学性、目的论等范畴的关系，参见卢卡奇《青年黑格尔》（柏林，1954年）第397页以下，并参见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0页以下）。在那里把目的论关系作为一个要素加以阐明了，而目的论关系在研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时一直未得到重视。列宁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语言翻译黑格尔《逻辑学》的主要章节时，强调把机械的以及化学的规律作为“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这是合乎客观过程的。在目的之外的机械的和化学的因果性，同时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规定目的的活动与自然规律作为同一个客观过程的两个方面相互渗透。
[73]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第206节，第417-418页。
[74]梅洛-庞蒂：《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第230页。
[75]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第211节，第421页。
[76]同上。
[7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7页。
[78]这种“基础”——由于提不出论证根据——在马克思那里未得到证明，所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就把马克思误解为“素朴的实在论”，想从主观唯心主义或新康德派的立场来“改良”并“补充”他的理论。
[79]特别参见康纳托·贝卡：《马克思的哲学发展及其对黑格尔的关系》（纽约，1940年），第48页。
[80]《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81]《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5页。
[82]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参见G.A.韦达的《辩证唯物主义》（弗莱堡，1952年），第254页。
[8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0-81页。
[84]同上。
[85]《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页。
[86]《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574页。
[87]《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4-405页。
[88]这种僵硬的唯名论和我们在经济学分析中见到的那种概念实在论与唯名论统一的特征是相反的。关于马克思那里的概念的本质，参见恩格斯1884年9月20日致考茨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09页。
[89]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完全同样地从积累起来的经验导引出逻辑学上各个格的公理的性质：“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以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3页）。这种推导就和杜克海姆的推导一样，陷入了下述的苦恼：逻辑形式应来自实践，而为达致实践，实践又同时必须以逻辑形式为前提。
[90]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就开始注意到现象学的抽象思维与劳动这概念的关系：“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共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6页。）
[91]皮埃尔·纳维尔：《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巴黎，1948年）第171页。关于马克思那里认识之历史的实践的中介，参见培拉·伏卡拉西的《逻辑学》，同前版，第366页。并参见几乎不为人知晓的但相当重要的著作：玛库斯·拉法埃尔的《论具体的辩证法的认识论》（巴黎，1934年）第31页。
[92]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410页。对辩证法的认识了性质之所以理解不足，也和下述事实有关：例如，诸如普列汉诺夫这样的著作家，说辩证法几乎总是表现为一种“实例的集”。
[9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94]《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页。
[95]《经济学手稿》，同上书，第46卷）（下），第219页。
[96]《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6页。
[97]萨特尔：《唯物主义与革命》，《境况》（一），第213页。
[9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0页。
[99]同上书，第120页。
[100]关于这点，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101]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以片面的模写这实在论方法，强调物质在在对于意识的独立性。由于看不到这本著作受党史制约的性质，所以很多解释家们就以为从中听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问题中的最后结论。实际上，列宁的观点在当时只不过阐述了与马赫、阿万那留斯的主观唯心主义及其俄国的信徒们相反的抽象的对立命题，正象马克思在他的提纲中，把贵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为与照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相反的、不过是抽象的对立命题来理解一样。列宁反复引证费尔巴哈不是偶然的。在列宁说明物质“本身”或外界被感觉所反映或模写时，我们就遇到了费尔巴哈的抽象。在现实的历史中，物质与外界总已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要素，即使思保留所谓模写的概念，正和人的意识模写现实完全一样，也必须说现实也模写人的实践。当然，在列宁的其他著作中，采取了比《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更为辩证的立场。
[102]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7页。
[10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287页。
[104]《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105]关于这点，参见霍克海默尔、阿多诺的《启蒙的辨证法》，第107-108页，在那里指出了知觉的生理学要素。J.H.霍恩在他的《反映与概念》（柏林，1958年）中，企图对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为规定认识关系而反复使用的“反映”概念，作出原则的阐明，抬出直觉的源泉应该只是自然。社会占有的自然与还未占有的自然之间的差别，对感觉程度来说是速不相于的，可是思想和概念的要素早已包含在感觉里面。参见该书第94、96页以下。
[106]S.L.鲁宾斯坦：《一般心理学的基础》（莫斯科，1946年）第131页。
[10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页。
[108]《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页。
[109]《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110]同上书，第39页。
[111]同上。
[112]《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页。
[113]《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6页。
[114]《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4页。
[115]《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4页。
[116]同上书，第220页。关于自然科学、工艺学史以及物质生产史的关系，参见盖尔巴特·考塞尔的《生产力、科学》（柏林，1957年）。在那里，作者不仅探索自然科学的社会制约性，也在基础结构中探索自然科学向独立的生产力方面的发展。
[117]《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118]霍克海默尔：《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社会研究杂志》，第6卷，第2册（巴黎，1937年），第252页。
[119]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134页。
[120]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7页。
[121]布洛赫在他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解释中，特别指出这一点。参见《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19节。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对于统治的继续存在虽具有其实践的有用性，但决不能从中引申出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列宁死后，东欧当然处于物质关系的压迫之下，提出所谓一切思想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指示，是用马克思的词句使之极为浅薄的合理化，而这种指示招致这样的后果：使理论极度的实践主义的狭隘化，给一切自由思想挂上了政治的嫌疑。
[122]《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页。
[123]《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5页。
[12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125]霍克海默尔：《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第257页。
[126]《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127]让·卡尔维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在构成论的意义上阐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因此不承认被加工的自然物质中的一切固有的结构，所以说它倾向于康德。在卡尔维看来，这种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性质在于：“经验的总体是由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所构成，这二项间的关系是现实的总体运动”，第378页。马克思主义对所谓世界的构成这个唯心主义问题的解释，参见让·杜克·达奥对胡塞尔进行批判的著作《现象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巴黎，1951年）第228页。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中，认识了的现实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中介，参见雅希姆·肖马海尔的《对混沌的不安》（巴黎，1937年），第35页。
[128]《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12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柏林，1956年），第52节，第63页。
[130]《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5页。
[131]《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13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8页。
[133]《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
[134]同上。马克思使用“承认”一词不是偶然的，它使人想起了黑格尔现象学中的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因为在那里，奴隶首先是作为“承认的意识”出场的。人由于获得工业与技术对自然存在的支配力，这就增长了他们从历史命运的奴隶提升为历史命运的主人的可能性。
[135]关于这点，参见霍克海默尔：《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源》，第97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认识论中主观概念的解释，特别参见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207页，以及至今恐怕是对《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最深刻解释的第270-312页。
[136]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84页。
[137]《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4页。
[138]《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7页。关于“物自体”与实践的问题，并参见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中的“茜素的例子”，在文献中是有名的，要想证明恩格斯的哲学并不够哲学的资格时，这个例子是可以反复加以利用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已经误解了实质，他这样写道：“特别是在这里，有必要把恩格斯追随黑格尔而在使用其术语上的几乎不可理解的错误订正过来。在黑格尔看来，物的‘自体’与‘为我’决不是对立的，相反是必然相关的概念，说某物仅以‘其自体’而存在，这仅意味著说它‘为我’而存在。”可是，从前后文的关系来看，恩格斯批判的着眼点显然主要是指向康德的不可知论，他所议论的是“自体”与“为我”在康德那里的区别，而不是在黑格尔那里的区别。现象不只是和本质对立，同时是这本质的规定，关于恩格斯对“物自体”的批判，并参见K.贝卡：《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及其对黑格尔的关系》，第46-47页。
[13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3页。
[140]关于这点，参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批判，他在那里大为强调经济学范畴的历史相对性。
[141]《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142]最近在东欧地区，致力于对唯物主义辩证法范畴的逻辑的历史的性质的理解，而这是列宁在遗稿中所要求的，它构成作为认识论的辩证法来完成的辩证法之一部分。这时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的原稿比以往更多地被引入议论之中。这些研究是从下述的正确思想出发的：马克思那里的范畴具备唯物主义的“标记”，而不只是囿于黑格尔的范畴之中，问题是探究逻辑的范畴究竟是物质的现实结构的要素呢或是它的表现?关于这点，并参见斯大林之后阶段中的典型著作：M.M.罗森塔尔和G.M.斯特拉克斯编著的《唯物辩证法的范畴》（莫斯科，1956年）。其中，把范畴将定义为“反映对象的最一般的而且最本质的联系”的“根本概念”，第15页。
[143]阿尔努德·哈乌扎：《艺术史的哲学》（慕尼黑，1958年），第27页。
[144]布洛赫：《现代的遗产》（苏黎士，1935年），第202页。在列宁看来，自然的客观性与历史的制约性不是相互排斥的，他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这样说：“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着，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阳面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5页。
[145]关于这一点，参见本书第一章（A）节。
[146]《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8页。
[147]同上。
[148]在马克思看来，真理总是诸因素的过程，而决不是一个抽象的立场，达一点从“草稿”的一个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2页）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该处涉及到商品的拜物教的性质：“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着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正如事物的社会性质不能神秘化为自然的性质一样，反过来，也不能把在受社会制约的范畴下出现的自然事物仅仅消溶成社会事物。
[149]《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页。 |
第二章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
第二章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
（A）自然和商品分析
（B）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历史的辩证法和“否定的”本体论
（A）自然和商品分析
自然作为与人对立的物质，仅仅是与人的活动目的有关的而尚未经创造的物质；作为马克思视为与物质等同的那种自然物质，其自身则已经是被创造的东西，即它遵循自然科学同物质生产不断保持接触所发现的物理的、化学的诸规律。自然物质有自己的规律，也正因此，人的各种目的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得到实现。这时，这些目的的内容不仅受到历史的、社会的制约，也同样受到物质自身结构的制约。内在于物质中的各种可能性能否实现，或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当然是总归依物质的、科学的生产力的状况如何而定的。但物质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物质的概念是从自然科学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丰富起来的，这个历史过程极为密切地和社会实践的历史结合着。基于这种理由，列宁拒绝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他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同历史地规定了的自然科学意识的状态结合起来，使之不离开自然科学内容的阐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若想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生活，面对不可废弃的物的世界，必须使之成为为我之物，以为生存之需。
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的新的重大发现相关联，人们广泛议论“物质的消失”和哲学的唯物主义前途幻灭时，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物理学家们关于物质结构的见解历史地发生变化，并不能动摇哲学上的物质概念，“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1]在列宁看来，失去了存在理由的不是整个唯物主义，而是它的机械的形态。若干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作为对世界的总体说明的力学，降低为认识的、甚至物理世界本身的一个阶段，“‘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以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来的物质特性（不可人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2]
物质是在一切意识之外并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这个认识论的定义，完全和青年马克思已在《神圣家族》中从社会劳动的观点给物质所作的规定相一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入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3]
从同样的客观观点出发，他在“巴黎手稿”中写道：“说人是有形体的、赋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等于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的存在物，就不是自然的存在物，就不参与自然界的生活。”[5]
因此，他完全以黑格尔的方式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自然在本质上具有物的性质，而人也是一个自然物。这是马克思追随费尔巴哈而贯串他的全部发展阶段的观点。无论人们怎样对费尔巴哈加诸种种批判，但在他从本质上、客观上去理解人和自然这点上，还是超过了以机械的或生物学的观点为主的以往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比之“纯粹唯物主义者”具有这样的长处：“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6]在劳动中，人把自己对象化，但并非用劳动去“设定”自然的对象性本身，对于马克思来说，中介不同于设定[7]。人的本质“仅仅是通过对象而被设定的，正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自然来的，所以它就通过对象而被设定。所以，在设定的活动中，它不是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跌进创造对象的活动，而不过是证明把对象的产品作为该对象的活动、作为对象的自然本质的运动而已。”[8]
在《资本论》中这个论题被重新提出来了。所谓劳动是诸事物之间的一个过程，这是哲学的唯物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所设的前提。“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一个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9]
他在另一个地方把劳动力特别说成“首先是已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10]，劳动不过是劳动力本身、纯粹自然力的表现，总的表明它们是劳动中所不能消灭的基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次系统地论及劳动的这个自然基质，而且分析了商品以及在商品生产中被物化了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是各对立规定的统一，商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11]，正如它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自身里面反映着自然和历史过程的关系，商品包含着作为“自在存在”以及“为他存在”的自然。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规定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劳动，作为规定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是从种种劳动方式中形成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完全不包含任何自然物质在内，交换价值与商品的自然性质无关，它体现人的一般劳动，由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因而消灭掉一切自然规定性[12]。如果交换价值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形态中典型的“超自然的属性”[13]，那末在使用价值中，商品采取“日常的自然形式”[14]出现在我们面前。本书从它的研究任务出发，特别关心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以有目的的特殊的活动为中介的特殊的自然物质，它为满足特殊的人的需要服务。马克思对它作了如下更为详细的规定：“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着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15]
正如劳动是形式的“价值创造者”一样，自然物质是实质的“价值创造者”。因此，从已经说过的劳动的性质来看，自然物质与劳动的分离决不可能是绝对的。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中，也许能够设法把劳动、因而把来自活动的人的东西，同由自然赋与的作为商品体的“物质的基质”的东西抽象地分离开来。可是，如果说到感性世界的整体，那末把自然物质从使之变化的实践的社会方式中分离出来，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在马克思看来，关于劳动产品的完成，我们一般地并不能断定人与自然物质在量与质上占有怎样的比例。说这种关系在形式上并不能断定，是因为这些因素的作用过程成为辩证法的过程[16]。如同还未被人所渗透的自然物质，在其原始的直接性上和人对立一样，劳动产品、劳动加上自然物质而构成的使用价值的世界——人化的自然——一旦作为客观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东西，就和人相对立。人类生产力作为知识的以及实践的东西，由于给自然物质打上自己的烙印，因而与其说否定了不依赖于意识的自然物质的存在，不如说完全确证了它的存在。被人加工过的自然物质，依然是感性世界的构成要素，“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事物。”[17]
在生产过程越来越高的阶段，使这种自然的直接性——现今作为被人中介过的东西——得到回复。马克思在讲下面这段话时，他确实想到这样的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的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物质形式。”[18]
在作为劳动结果的已完成的事物中，以劳动为中介的运动消失了，但反过来，作为其结果的事物，在进入下一个劳动过程的时候，再次被降低为劳动这个中介运动的单纯要素。在一个生产阶段中是直接的东西，在另一个生产过程中是被中介的东西。“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个使用价值，以前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19]
“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20]，这不只是劳动过程的定义，更具有普遍的理论内容。恩格斯的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中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许多过程的集合体”[21]。和这说法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的思维过程与物化了的意识不同，它不进行任何抽象的二者择一，正如人为了免于陷入谬误，不允许把事物形而上学地僵死地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一样，反过来，也不允许把事物完全消溶到使它受中介的社会过程这要素中去，因为这意味着仅把前提倒过来，同样是形而上学的谬误。重要的是阐明关于在每时每刻形态中的物的存在之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具体辩证法。
在《资本论》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22]一节中，特地研究了唯心主义对商品的解释。就象马克思在该处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产通过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就使以它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23]，因而，劳动产品的商品形态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4]由于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已经不体现人与自然的生动的交换，而作为死的物质实在出现，人的生活也就作为宛若受盲目命运支配的客观必然性出现。
劳动产品社会地转化为商品，它就受到由之而来的“物的外观”[25]的迷惑，而经济学家们论及交换价值的形成中自然的作用时，进行了冗长的空洞无味的争论，错误地颠倒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现实关系，发现了仿佛“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26]。商品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社会的规定性；商品的社会规定性表现为其内含的自然规定性。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困惑难解，是因为“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27]
生产总是社会的，它总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28]，那时，各个个人直接际遇到的是各自互不相关地从事自己的私人劳动；他们生产出来的物的使用价值，是无交换地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的”[29]。与此相反，互不相关地从事的私人劳动，其社会性质乃是在劳动产品的交换中、即在社会的总过程中才是明显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以人之间的人格依附关系为其本质，它阻碍“劳动和产品……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30]，这几乎是十分清晰的。所以，劳动产品不就是商品，因而，构成社会劳动的基本形式的，是作为具体的、特殊的东西的“劳动的自然形式”[31]，而不是作为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东西的劳动。
所谓历史的关系物化在商品形式中，这是马克思的独到发现，它很可能遭致曲解而形成下述唯心主义的结论：马克思把一切经济学的范畴消溶到人的关系中去，因此在世界上并不存在有形体的物质的东西，仅仅存在种种关系和过程[32]。的确，马克思分析的主要课题之一，是突破被强化为物的经济现实的外观，深入到隐藏在它后面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中去。已如前述，这时这些关系对马克思说来，决不是最终的东西，对支配流通领域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本身，就说明了人的劳动决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创造者”。抽象的一般劳动的存在形式、它的“表现形式”[33]，总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以不能还原为人的社会规定性的自然基质为前提。一切社会关系以自然物为中介，反之亦然。这些关系总是“人与人之间的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34]
就象不能把自然消溶到形而上学地把握的“精神”这要素中去一样，也不应把自然消溶到用实践占有自然的历史形态中去。卢卡奇在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就陷入了这种新黑格尔主义的“现代的”观点，尽管他这本书在其他方面对研究马克思有重要意义。他详细地讨论了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哲学状况，与此相关地也论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他说：“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即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可以看成是自然呢？自然对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人和自然的分离又是在怎样的形式上展开的呢？从而，从自然的形式与内容、范围与对象性来看，自然应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切总是受社会制约的。”[35]
卢卡奇正确地指出，一切有关于自然的意识以及展现着的自然本身是受历史、社会所制约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范畴。从自然的形式、内容、范围以及对象性来看，自然决不可能完全被消溶到对它进行占有的历史过程里去。如果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那末社会同时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这个逆命题也是正确的。在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看来，自然及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自存在的，但只有运用社会的范畴，有关于自然的陈述才能定型、才能适用。如果没有人为支配自然而努力奋斗，就谈不上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的社会烙印与自然的独立性构成统一，在其中主体方面完全不起象卢卡奇归诸给它的那种“创造的”作用[36]。被人的劳动“滤过的”[37]、并不是原本被创造的物质世界，仍然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上述“不借人力……存在的……基质”[38]。所以，马克思也象黑格尔那样，即使在对异化进行理论的、实践的扬弃方面，也比扬弃对象性本身更为注重扬弃它的异化了的性质[39]。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黑格尔的精神随着它的发展阶段的逐渐上升，起初把对于精神来说具有外在的对象形式的世界，作为对象的东西、被精神设定的东西来考察，最后在绝对知识中对精神自己已经历过的诸阶段的总体进行反思，从它的异化彻底回归自身。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同样，仅把精神理解为有限的人，他因而批判黑格尔哲学把绝对的自我意识作为一切对象的根基，是巨大的主观主义[40]。黑格尔的思辨与其说是研究人的本质以和自己自身相对立的方式把自己物化这一点——马克思理解为劳动产品和它的生产者的现实的分离——，不如说他反过来是研究这一点：“把与抽象思维有别和对立的人的本质对象化。视为异化之被设定的和应予扬弃的本质。”[41]
和黑格尔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扬弃不存在于哲学之内，而存在于作为人与自然的现实中介之最高形式的社会主义之内。在那里，自然的对象性不会简单的消灭，应作为我之物占有的东西，即使它们成为合乎人需要的东西，也仍是“外在的”。人总必须劳动，“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42]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草稿”[43]中，还更多地使用哲学的范畴，使得自然存在的独立于人和依存于人的关系这个难题得以展开。
人在给自然以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动中，超出了物质存在的自然发生的和抽象的直接性。马克思完全在黑格尔的含意上把生产活动同时理解成消费活动[44]，生产活动既是被加工的物质的消费，也是活动本身的消费。劳动不仅是精神对直接的东西的否定，也是对肉体的否定，它在人理论地、实践地改变自然物质之后，而再度回复其物质的对象性时，又是否定之否定。
生产过程具有三个抽象的要素：生产活动本身、质料和形式；质料有别于原料和工具，形式构成劳动的物质要素的物质关系本身。通过劳动，不仅被加工的原料，而且用于加工的工具也从其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依据其对物质的关系被消费掉。生产过程的三要素在劳动的“中性的结果——产品”[45]中，如同被再生产出来一样，又同样被否定掉。“因此，整个过程表现为生产消费、也就是表现为这样的消费，它的结局既不是无，也不是对象的简单的主体化，而是它自身再表现为某种对象。这种消费不是简单的物质消费，而是消费本身的消费；在物质的扬弃中包含着这种扬弃的扬弃，因而是物质的肯定。创造形式的（在‘草稿'中用大写字母——著者）活动消费对象并消费它自己，但它消费的只是对象的既定形式，以便赋予对象以新的对象形式，并且它只是在它的作为活动的主体形式中消费它自己。它在对象上消费对象，——与形式无关，——而在活动中消费主体；它赋予对象以形式，使自己物质化。但是作为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使用价值。”[46]
凭借劳动作为为我之物占有的自然物质都是使用价值，但是，一切使用价值未必都是被占有的、即被人所中介过的自然物质。空气、水等等和整个自然同样，不凭借人力而存在着，虽然它们对人有用，但这有用性不是劳动创造的。一般说来，劳动资料、生产工具，也就是说“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的、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47]，其自身已经是使用价值，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48]。但是，由于劳动本来只是在人和作为劳动的“一般对象”[49]的土地之间发生的，因此，整个自然只有在社会过程的各时的历史框架中才是有意义的。但总还有并非是劳动产品的因而并非是自然物质和人的附加物相结合的生产资料投入劳动过程，这种生产资料既不创造使用价值，同时也不创造交换价值。
一切劳动从使自然物“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50]开始，例如锯倒树木，从矿场采掘矿石。然而人所应处理的劳动对象大抵已被以往的劳动“滤过”[51]，它们是原料。可是原料作为“主要实体”或作为“辅助材料”[52]，能为产品的创造作出贡献。一个使用价值究竟是起着原料、劳动资料或是起产品的作用，这完全靠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何而定。
使用价值通过对自己的否定达到它本来的规定；它在消费中确证自己。使用价值作为已被加工过的材料，如果投人新的生产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对人来说，它被证实为是自然的“非真实存在”，是未充分被人中介过的、还不充分合乎人的需要的东西。在使用价值里已被物化的、凝结为物的劳动，在与它发生关系的材料进一步受到加工时，就再次获得了生命，而在那里，被中介过的旧的直接性把自己扬弃到新的更为丰富的使用价值里[53]、“更深地被中介了的直接性”里，淹没到它们里面去了。“活的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当作劳动自己的躯体，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54]。
个人的消费是消费那作为活的个人之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而生产消费则消费那作为“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55]。为了在物的存在中把以往的劳动产品当作使用价值来保存，必须使它再和活的劳动相接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作为劳动过程的生存条件的产品，必须“投入”[56]劳动过程。
无论在个人消费的意义上还是在生产消费的意义上，一个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如果得不到实现，从而不能为人的目的服务，那么该使用价值只好听命于“自然界物质变换”[57]。以第一自然为基础所产生的第二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归趋于第一自然；受人类的外界自然的破坏力的影响，人为的自然物质的“变换”会倒退。一切旧汽车销毁场证实了马克思的话：“个体化的东西（即人所占有的东西——著者）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是自然过程的要素，正如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也是自然过程的要索一样。”[58]
马克思还用其他哲学少有的重要方式，解释了还不足以满足人的目的的使用价值在自然过程里的蜕变。我们至此反复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是两个要素，即自然物质和创造性劳动的结合。诚然，自然具有“沉睡着的潜力”[59]，自然中固有的形式诚然允许人发挥创造作用，但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以及物质的概念其含义虽然也包含着人类以前的自然界，但它并未转化成“半神话的自然主体”[60]，因为，如果发生这种转化的话，他将退到他原来从唯物主义立场所批判过的那种黑格尔的主观与客观同一这立场去。自然、包括着劳动的主体与客体的物质世界，二者决不是同质的基质。这种非同一性要素，确实还在另一方面以把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的劳动为基础，在各种社会条件下把自己保存下来。关于物理的自然本身，假如说“它的意义和内容……至今未曾表现出来”，“就和人的意义和内容同样，仍然处在乌托邦的潜在形式”[61]之中，那就会象布洛赫那样，只是导向终极之说的形而上学。
关于这里所讨论的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性问题，意味着人的形式对于自然物质是漠不关心的、外在的，这一点在一个使用价值进行自然蜕变时可以看的很清楚。
马克思非常强调形式与物质之间的漠不相关性。在强调这点时，他谈到自然物质固有的形式和人中介过的有规定性形式之间的区别，这区别应成为一切劳动的出发点：“从单纯物化劳动时间，发展起来了物质对于形式的漠不相关性；因为在物化劳动时间的物的存在中，劳动已只是消失了的东西，只是这种物化劳动时间的自然实体的外在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是外在的，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劳动只是存在于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东西。物化劳动时间保存它的这种形式，并不象例如树木保存它的树木形式那样是由于再生产的活的内在规律造成的（木头所以在一定形式上作为树木保存自己，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木头的形式；而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则是偶然的，不是它的实体的内在形式），物化劳动时间在这里只是作为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而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只是物质地存在着。因此，它的物质遭到破坏，也会使形式遭到破坏。”[62]
如果使用价值解体了，传导到该物质上去的劳动量也就消失了。
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只是对物质的相对的漠不相关性，正如上面已说的情况那样，由自然物质和劳动所构成的产品，在它与新的劳动过程合为一体时，决不是可以不管那个产品究竟已包含多少劳动或怎样的劳动，“物化劳动的量被保存下来，是由于物化劳动通过活劳动相接触，它的作为下一步劳动的使用价值的质被保存下来。”[63]
在那里，如果已花费的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得到保存的话，那末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时也是劳动的量的保存。这显然是简单生产过程的特征。诚然，活劳动给已物化了的劳动追加了新的劳动量，但是保存物化了的劳动量的东西，并不是追加的劳动量，而是作为一般活劳动的劳动的质，被附加给产品，在该产品之内，扬弃掉形式对物质的漠不相关性。“物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在物质中作为外在的、无关的形式而存在，因为物化劳动自身又表现为活劳动的要素，表现为活劳动对处理在某种物质材料中的自身的关系，表现活劳动的对象性（作为手段和对象）（活劳动的物的条件）。这样，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这种改变不象在死的物中那样是在创造物质的外在形式，创造物质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事物的易逝性，是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64]
被加过工的物质在生产过程中，逐步采取为人的消费服务的形式，“最后，它采取能直接消费的对象的形式，因此，物质的消费和物质形式的废除就成为人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它本身被使用。”[65]
物质的中介之最高形式，同时也是作为对人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之直接存在的最高形式；在它是可能的条件下，人的劳动能使自在的自然变成为我之物。
（B）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
——历史的辩证法和“否定的”本体论
受费尔巴哈和浪漫派的影响，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把劳动看成是自然的人化这一进步过程，而这个过程同人的自然化过程则是相一致的。因此，在打上劳动烙印的历史中，发现一个愈加明显的等式：自然主义=人本主义[66]，而在经济学分析中更富有批判性的马克思也认为，自然和人的斗争可以改变，但根本不可能废除。这种论证具有自然科学的色彩，因为他使用了非思辨的“物质变换”这个术语。这种物质变换受人们面前的自然规律所支配，自然物质之一切形式化必须遵循物质固有的规律性。“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67]。形式化本身没有自然力的支持就不能进行；马克思在这自然力中还加上了活动的主体。
由于人把自然物质中“沉睡着的潜力”[68]解放出来，就“拯救”了它。把死的自在之物转变成为我之物，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人延长了依据自然史产生的自然对象的系列，使之在质的更高阶段上延续。通过人的劳动，自然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创造过程。这种变革的实践不只具有社会的意义，甚至具有“宇宙的”[69]意义。
因此，马克思在把人类劳动称之为物质形式遵循规律性[70]的变化的同时，也完全没有忘记一般的哲学的东西，即世界是以一定形式自己运动着的物质。这点非常值得注意。在这问题上，至少抽象地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71]是一致的：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地发挥作用。显而易见，马克思为了证实我们前面所引用的观点，他引用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维利在1773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维利在该书中说：“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的，事实上都不是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式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概念时一再发现的唯一要素。而且，如果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谷物，或者一种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能被装成钟表，那末价值……以及财富的再生产就是这样。”[72]
正如不依赖于人的自然过程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能量的转换一样，人的生产也不能置诸于自然关联之外。自然和社会不是相互僵死地对立的。进行社会活动的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活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活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73]
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是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的。例如劳动力，它作为“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74]，对外界的自然物质发生作用，这就是用自然来变换自然。正如人使他的本质力量和被加工的自然物同化一样，反过来，自然物在历史的进程里，作为越来越丰富的使用价值而获得新的社会的质。
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使物发生质的变化，这正是马克思用“对自然的（人的——著者）运动”这术语所要表达的。所谓运动这个辩证思维的本质范畴，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运动范畴不同，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也是质变。”[75]
的确，被占有的物质和还未被人的活动渗透的自然物质有本质差别。但同时必须注意：即使人的最精巧的发明，也是由于其本身的可能性包含在自然基础里面。只有从这基础来看，引自维利的“形式变化”、“结合与分离”才能实现，量的变化达致质的变化也才成为可能，自然永远是这样的材料；他（指工人——著者）“能利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76]。
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就给人和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他首先和自培根以来在这点上有所发展的启蒙主义持有共同观点，即必须在根本上从对人的效用性观点去考察自然。当然，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活过程的分析，既使他所获得的自然概念具体化了，又远远超过一切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自然理论。启蒙主义不能把劳动作为占有自然的手段来进行分析，不能从劳动上升到分工的必然性，以及上升到随之规定的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因此就不能揭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这毕竟是由于“资产阶级把自己自身设定为绝对的东西，在他们理解阶级概念时，仅仅把阶级看成为以往阶段的一瞬间”[77]。从而，真正立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后面的东西，更完全不能进入启蒙主义的视野。在启蒙主义看来，自然是直接给与人的东西，是随手捕获的东西。与此相反，马克思确认：“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78]
如同一切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作为整个现实的构成要素，也被自然所中介。这种联系就是马克思那里所隐含着的自然思辨的特征。历史地更迭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是同样数目的自然之自我中介的方式。人和应被加工的材料相分裂，而自然处于这种分裂之中，但这种分裂总以自然自身为原因[79]。自然在人那里达到自我意识，通过人的理论的、实践的活动，它和自身结合起来。自然对于人们来说是疏远的外在的东西，而人的活动对于自然也可以看成最初同样是疏远的外在的东西。显然，人的生存构成自然的一个片断，而人的活动自身则是“人的生存的自然条件，因而是自然的自身运动。
只有从这点来考虑，谈论“自然辩证法”才是有意义的。自然辩证法家马克思并不想停留在人类以前的自然存在及其历史上（在这点上，恩格斯奇怪地同曾被他激烈批判过的费尔巴哈广为一致），不是仅仅“从客体的形式”[80]去考察现实；尽管他高度评价黑格尔，但也不是仅仅从“主体的形式”去考察现实。他毫不踌躇地坚持这两个要素是不能相互取消的。对这种不可取消性的认识，毕竟是构成他的唯物主义的核心的东西。[81]马克思的主体一客体和黑格尔的不同，不完全是封闭在主体之中的。
前面称之为马克思固有的自然思辨的观点，贯穿他的全部著作，即他总是试图使用新的多少值得注意的生物学比喻，以便给自然整体内部的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以确切的概念。马克思最后似乎把《资本论》中一直使用的“物质变换”看成是对这一事态的最好的表达方式。
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关，在“巴黎手稿”中，自然作为“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82]出现的，自然是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83]。在有生命的自然中，同化过程一般地使无机的东西转化成有机的东西；同样，在劳动中，人使上述的“无机的身体”和自己同化，使它越来越成为自己自身的“有机的”构成要素。但是，这只有在人自身直接属于下述的自然时才是可能的；这种自然决非仅仅是和他自己的内在性对立的外部世界。“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4]
动物在自己占有的对象世界中，被束缚在自己所属类的生物特性中，因而也被束缚在这世界的一定的领域中；相反，人的普遍性的特征在于至少能够占有整个自然，人既然进行劳动，就使“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85]。自然作为劳动的成果以及出发点，是一个“无机的东西”，是劳动占有的对象。人生产时和动物相反，能“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86]，这是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完全为了满足直接的肉体需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郁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87]
因而，说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句话不只是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尤其具有社会意义，人的生物的类生活依靠社会生活过程才开始成为可能。
无论在《资本论》的“草稿”中，还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讲到可被占有的物质世界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和本体论有细微差别的术语。例如，他在“草稿”中把土地称作“实验场”[88]、“原始的工具”[89]、“原始生产条件”[90]，在《资本论》中称作“原始的食物仓”、“原始的劳动资料库”[91]。与此相关联，“巴黎手稿”中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一主题，在“草稿”中也以相当注目的具体形式再次表现出来，而且出现在对财产的发生史进行分析中：“蒲鲁东先生称之为财产的非经济起源（他这里讲的财产正是指土地财产）的那种东西，就是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首先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因为，正象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的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92]
说人就象被束缚在自己的肉体上一样，被束缚在眼前所看到的自然存在上，这已不是一般劳动过程的特征，而是劳动过程的资产阶级以前形式的特征。奴隶制与农奴制对劳动和它的自然所赋予的先决条件根本不加区分，为了奴隶主与封建领主的生存，这两个要素溶化成一个未分化的自然基础，“奴隶对同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质同属一类的，是与家畜并列的，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生产者作为家庭、氏族、特里布斯等等……的成员而存在……作为这样一个成员，他把一定的自然（这里说的还是土地）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和一定的自然相关联……[93]
这种原始的从而确实是抽象的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发展到不仅人作为自然的有机存在的一种方式出现，反过来，自然也作为人“自身的无机的存在”[94]出现。但随着资产阶级的生产条件的建立，这种同一性转化到它的同样抽象的对立物，就是说，转化到劳动和它的客观的自然条件根本分离。当使用价值形式中的人和自然的统一尚能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得到维持的时候，这种统一是“不相同的各个生产时期所共同的”[95]，在马克思看来，其理由是不证自明的。经济学批判所关心的、所要说明的，只是上述的仅对资产阶级社会是独特的东西：“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96]
在资本主义之下，工人被排除在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之外，而从此才和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发生“关系”。奴隶和农奴并不如此，他们处于仅仅作为土地的偶有性状况。资本家并不是把工人直接作为自然物占为己有，而是作为抽象的劳动承担者通过交换来占有，这样，工人就成了一个“失去客观条件的、纯粹主观的劳动能力”[97]，他在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98]、作为劳动异化的客观前提里看到了对自己的否定。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正是文献上一再议论到的，是从古代、封建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转变的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以农业的方式占有自然时，自然完全是不依赖于人的，人和自然是抽象同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淹没在自然的存在里。与此相反，由于人使自然转化为一个机械的世界，如果全面地从技术上、经济上以及科学上支配自然得以成功的话，自然就凝固成一个抽象的、对于人是外在的自在了。[99]
这里还可对在别处应予讨论的乌托邦问题予以一瞥，即所谓真正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过程：在那里，人既非与自然简单地同一，也非和自然根本分离。[100]
上面讲了马克思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相分离的分析，它归总是对不关心商品使用价值的那种交换价值的分析。马克思在把劳动过程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来表述的地方，总是满足于列举在一切生产过程中所说的抽象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对象”、“资料”[101]等要素，而把它各时的历史规定性置之度外。在辩证法家马克思那里，上述值得注意的情况出现，恐怕应归诸于他的经济学分析之特殊的着眼点，即注意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的劳动产品之商品形式。在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出场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就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02]
使用价值的创造是为资本家而进行的，这个一般本性是不变的，因而应把劳动过程作为“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103]的一个过程来考察，就是说，作为“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104]这样的过程来考察。在马克思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象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本体论的托马斯主义者马塞尔·奈丁古所解释的那意思，即所谓马克思认为“人和劳动的最一般的结构是超历史的、无时间的”[105]。
历史状况的变迁对劳动过程的各要素的性质决不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一切对自然的加工都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106]来进行的。诚然，思维使得一切经济形态所共有的一般规定确定下来，“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07]
对于研究来说，一般的东西是有目的的高度概括，这时候它在马克思那里总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一个“具体的东西”，它把特殊规定的充实性包含在自己之内[108]。马塞尔·奈丁古断言：马克思宣称“劳动和劳动着的人的结构”[109]是不变的。这时，奈丁古毫无根据的议论不过是贫乏而空洞的，他丢掉了和历史的东西同样重要的要素。马克思如何认真地思考关于人自己的自然之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历史辩证法，表现在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例子中：历史甚至潜入人的生理结构，即“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110]
人自己的自然、这“需要与欲望的总体”[111]，只有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才可以认识，在该过程中，不变的要素与可变的要素不是说无中介地并列着，而是特殊东西构成普遍东西的生命[112]。人的本质是从各个时代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发现出来的，它“不是各个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13]。
马克思决不是积极的本体论者。尽管如此，前面所提到的奈丁古把马克思观点误解为本体论，达并不意外，因为马克思也未必完全说清了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关系，例如这表现在他解决历史进程中一般规律性和特殊规律性的关系方面，导致奈丁古的误解。在阿多诺的一篇论文——它指责说：甚至辩证法的理论也未必完全超出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区别——中也作了这样的确认：“他（马克思——著者）使社会的不变的自然规律和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规律相对立，使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的特定社会的敌对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相对立。”[114]
这样，马克思分明是把对社会形态普遍适用的规律和它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现象形态之间区别开来，但远不止此，他更彻底地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15]这种抽象环节上确定下来，以对立于它具体的历史形式。尽管如此，这里的关键当然不在于把特殊的东西和一般的东西的关系看成是可以纯理论地解决的问题；对之仅作辩证法的解决是很不够的。关键倒在于：以往首先作为“史前史”理解的我们的历史现实本身被永续的范畴所支配，这种永续的范畴对一切变化相对地漠不关心。因而，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劳动自身中具有奴隶制的要素，甚至具有隶属的要素；同样，隶属和奴隶制具有雇佣劳动的要素。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一方劳动力直接地再生产出来，而在另一方则以市场为中介间接地再生产出来。在古代有营养很好的奴隶，在现代最发达的国家中，也有贫困的临时工人[116]。使得对人的支配得以形成的决定性阶段，当然是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末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阶级。”[117]。为了批判地对抗那些把劳动的这种自然发生的生产率与“神秘的观念”[118]联系起来的人们，马克思接着说：剩余价值只具有“最一般意义”的“自然基础”，“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己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例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119]
进一步说，劳动生产率是对特殊的资本关系进行考察的出发点，这种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120]但是，当自然所设定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同样由自然所设定的人支配人的源泉时，当历史上发生的东西已经不能作为“自然发生的东西”而使自己永恒化时，生活依然被它的最一般的必然性所规定，即被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所规定。诚然，这种情况下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将是被控制的必然性，人已经不是处于人们之间的相互斗争之中，而将只处于同物的自然相斗争的关系中。但是，这种斗争意味着：没有阶级的人类也知道和自己在究极上是不同一的东西，在和自己对立着。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奈丁古的劳动结构无时间性的说法倒是正确的，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般本体论的东西，虽然应理解为是否定的本体论[121]。
马克思有时喜欢用一些大胆的方式，把自然关系作为模式，来说明社会过程的必然性，其最好的例证是这里所论及的物质变换的概念本身。他和恩格斯同样，既追求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对它的哲学的概括，也思考社会理论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关于《资本论》的预备性研究是在1850——1860这十年当中进行的，而此期间，毕希纳、福格特以及摩莱肖特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德国广为蔓延。马克思完全和恩格斯一样，立即反复地激烈批判了[122]这些独断的、大抵是粗野的机械形态的唯物主义。但是，这并不排除马克思对这种唯物主义所担负的某个主题的领悟，正象已接触到的他的话所表明的那样，他熟悉地使用了唯物主义运动的代表人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这概念。摩莱肖特今天几乎已被人们完全忘却了，但他最初是处于谢林的自然哲学和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之下，尔后——特别是通过和费尔巴哈结识——成为自然科学家，成为具有社会倾向的生理学唯物主义者，越来越倾向于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唯物主义，晚年的费尔巴哈把摩莱肖特的学说看成是实现了他自己青年时期的“未来哲学”大纲[123]。
比如回顾一下《在植物以及动物中物质变换的生理学》（1815年）、《生命的循环》（1857年）或《生命的统一》（1864年）这些通俗著作，其中所阐述的用丰富资料来支持的这种唯物主义，把人的生理学作为模式，把自然描绘成一个大的转换过程和物质变换过程，处处都留下了思辨的痕迹。在摩莱肖特看来，正如事物的一切存在是通过其性质来显示其存在一样，一个事物只是通过和别的事物的关系才显示出自己，否则事物的任何性质都不存在[124]。
这里，我仅想从摩莱肖特的《生命的循环》一书中，举出两三句有关物质变换理论的重要的话，而这些话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当然马克思并非原封不动地搬用，而是利用这些理论作了推测。“人的排泄物培育植物，植物使空气变成坚实的构成要素并养育动物。肉食动物靠草食动物生活，自己成为肥料又使植物界新的生命的胚芽得到发展。这个物质交换名之为物质变换。这个抒发尊敬之感的词是正确的，因为，正如商业是交通的灵魂，物质的永恒的循环是世界的灵魂”[125]；“基本物质的运动、结合和分离、吸收和排泄，这是地球上所有活动的精髓”[126]；“奇迹在贯串形式变化的物质的永恒性里，在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的物质的转换里，在作为地上的生命根源的物质变换里”[127]；“我毫不隐晦地明确地说：物质变换的理论是使今日之哲学绕着它转动的轴心。”[128]
这种表述表明：第一，有趣的是：物质变换的概念虽然关系到自然联系，但摩莱肖特显然把它和社会的流通领域相比拟[129]；第二，它使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彼德罗·维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的那个地方，即“宇宙的一切现象”都基于“物质的形式变化”、“结合和分离”[130]；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在物质变换概念这点上追随摩莱肖特，总是把它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31]来谈，在某种程度上把它抬高到“本体论的”地位。
为了理解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的概念，必须进一步参考谢林哲学的潜在的唯物主义要素。如果看一看1843年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132]，可了解到马克思对这些要素是熟知的。在信中，他把谢林的自然哲学作为“真诚的青春思想”同后期的“积极”的哲学思想相对照，要求费尔巴哈果敢地和谢林斗争。他在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中，发现费尔巴哈实现了谢林的自然思辨的“青春幻梦”[133]。
摩莱肖特把自然看成一个循环过程的观念，在早期的谢林那里已经常可以看到[134]。在谢林看来，“向个体性的最初转换”，“是物质的形成和形式化”[135]，由于事物被加工，就脱离了直接的自然联系，而打上了作为个体的烙印，自然过程本身也无意识地带上了这种人为的烙印。在他看来，越出无机物质而继续前进的“有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是“物质的无限个体化”[136]，这个个体化通过人的劳动实现，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在日常生活中，以自身为根据并通过人的手获得形式的一切东西，都是作为个体来认识和处理的”[137]。
在“草稿”中，马克思完全使用了谢林的语言，讲到构成自然过程要素的“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138]，正如“个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一样。
劳动过程嵌入伟大的自然联系之中。自然，它作为社会和社会每度占有的那部分自然的高度统一，最后又战胜人的一切干扰而自我保持，被人渗透了的自然物质又再度沉入自然的最初的直接性中去。谢林正确地说：任何天然物质，“仅在它靠人工去获得一定形式的时候”[139]，才可说它是能够破坏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命过程的概念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一直被提到。而这个概念出现在“巴黎手稿”中，就象在谢林、黑格尔那里一样，它仅涉及有机的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外界自然这概念，或者受《资本论》的预备性研究及其完成所驱使，而把劳动过程称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这种表述，都属于生理的领城，而不属于社会的领域。这些自然科学的概念发展到被用以标示社会的事情——通过马克思从狭隘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而实现——，并不只是在质上获得新的性质，同时，它们即使在其历史的、社会的形态中，也仍然广泛地和它们的自然科学的素质牢固地联结着。正象个人的延续和他的肉体的机能联结着一样，社会也必须和自然保持在生产上的不断接触。自然作为使用价值通过人而再次转化，返回纯粹的自然，就象人通过自然物质返回自身一样。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概念不单纯是为了比喻，他还直接从生理学上去理解这个概念。这一点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典型的。从他的批判中，清晰地理解到城市和农村的明显的分离，他看到这种分离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40]。由于城市中人口的大量集中，从土地那里夺走了大量肥料，而同时使城市居民的健康受到威胁。关于未来的社会，马克思关注的是“农业与工业的……高度联合”。当然，这种联合的前提是：在未来社会中，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141]。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那末下述说法就是正确的——而且首先应努力揭示这一点——：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区别，并不对应于两个无中介地并列存在的实在层。而马克思虽然承认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之形式规定性有历史的变化，但更注意它的与此无关的质料方面。人类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规定着整个历史，在这铁一般的强制中，事实上有一些刻板的自然循环般的东西。
劳动的主体和客体最终由自然规定。如果说到客体方面，人们所创造的对象的各种形式即使是人为的东西，也仍然依赖于土地、水、空气之类的根本物质[142]。因而，对理解象分工那样的社会过程来说，这是一个极重要的现象，分工并不只是从经济的内在发展中产生的，它不受出现在人们眼前的自然事实所制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社会方式趋于多样化。”[143]
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地理上、气候上多少有缺陷的地区，比起易于获得还未经人加工的极为富饶的生活资料的地区，更能促进早期工业的发展：“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144]
主体方面的历史的变化也受自然制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已经从个人的“肉体的组织”和“受肉体组织所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45]出发。劳动过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人的生理相关?《资本论》对这个问题作了相当详细的解决：“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146]“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147]
正是现代工业本身，揭示出劳动的主体怎样和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的确，在现代工业中，由于劳动过程越来越转化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148]，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可是工艺学也同时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象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149]
在这里，马克思为了比较，而引用力学这个非历史的范例作为例证，这决非偶然。劳动过程从其质料方面来看，它并不服从于把生产阶段划分为相互根本不同的阶段所起的任何变化，因此，马克思明确地说，把生产的各个阶段相互区分开来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150]。
马克思用物质变换的概念把社会劳动过程描述为自然过程的状态。这里试图弄清：他是怎样进行的[151]，他采用这种类推究竟又有什么样的根据?自古典时期到马基雅弗利和巴雷特，都把社会面貌的变化解释为自然的循环，同样可以看到，从很早起，就已试图用社会的范畴去解释自然事物的变化和相互转换。那时，每每运用的范例是商品与货币、货币与商品的变换，例如在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中，“万物变换成火，火变换成万物，就象商品变换成货币、货币变换成商品一样。”[152]
在马克思那里，我们遇到另一种类推。他曾认为，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这是自然事物转化的一个特殊的例子——属于交换的范畴，为了规定交换过程的特征，他反过来又诉诸于物质变换的概念。在直接的劳动过程中，即在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中，质料方面对它的历史规定性占上风；在基于劳动过程的交换过程中，历史形式的规定性对它的质料方面占上风。
在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形式变换的叙述中，所关心的不是人对自然——它作为商品使用价值的有用物质——的直接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是所有社会形态中特有的“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153]，而是把各种形式的具体劳动从质上还原为同等的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这受特殊的资产阶级的制约——。商品作为这种抽象的人类劳动的“物化”——不是在主体的以及客体的自然规定性中——是交换价值。在对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的要素进行考察时，当前没有必要去规定使这一过程得以进行的生产关系的待征。通过交换过程中诸个人——有别于劳动过程中的诸个人——的社会关系，一个经济时代的历史特殊性才表现出来[154]。马克思这样描写资产阶级关系下的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物质变换即私人特别产品的交换，同时也就是个人在这个物质变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155]
在交换过程中，作为人和自然的直接交换的产物的使用价值，转变成“同它的自然存在脱离一切关系的作为交换价值或一般等价物的存在”[156]，返回到被该社会的物质变换所中介了的直接性去，再度成为使用价值。随着流通转向消费，对商品的自然规定性的利用就完全抹杀了商品的社会规定性，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无关。
[1]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5页。
[2]同上。
[3]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页。达两个物质定义当然是一回事，即是劳动过程与认识过程的统一。关于马克思的严格的有关对象理论的现实主义，参见《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3，487-488页。
[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1页。
[5]同上。
[6]《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7]马克思在他所强调的黑格尔的“和解”的概念里看到了这种同一性，在那里，事实、矛盾着的东西的中介作为一个被积极设定的东西出现。
[8]《神圣家族》，参见德文版，第84页。
[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8-229页。
[10]同上书，第242页，注（27）。
[11]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12]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在那里这样说：“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象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13]同上书，第72页。
[14]同上书，第61页。
[15]同上书，第56页。关于劳动的自然要素，并参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页。在那里，马克思把自然说成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因此，他正确地反对纲领草案的所谓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种意识形态的表述，“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出如下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许可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许可才能生存。”关于《哥达纲领》中对自然的作用的解释，参见阿多诺的《黑格尔哲学》，第28页，W.本亚明的著作集，第1卷（法兰克福，1955年）第500-501页。即使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5页），也可发现决不能把劳动看成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的思想：“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所谓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种表述，总而言之属于规定流通领城特征的意识形态的假象，在流通领域中产生了这样的糊涂观念；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是从商品流通中产生的。“这种片面的看法忽视了生产过程的那些与商品要素无关的要素。”《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5页。因此，马克思关注被社会所支配的自然质料。参见《哥达纲领批判》，德文版，第11页。
[16]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49页。
[1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页。
[18]同上书，第214页。
[19]同上书，第205页。
[2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6页。
[21]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
[22]《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101页。
[23]同上书，第51页。
[24]同上书，第89页。
[25]同上书，第99页。
[26]同上书，第100页。
[27]《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3页。
[28]《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页。关于一切被人占有的自然之社会规定性，参见《雇佣劳动和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7页。
[2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0页。
[30]同上书，第94页。
[31]同上。
[32]如布洛赫在若干点上受到卢卡奇的强烈影响，他对资产阶级的“商品思维”的批判陷入了放弃唯物主义立场的危险。
[33]《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3页。
[34]同上书，第96页。
[35]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柏林，1923年），第240页。
[36]例如吉克弗列德·马尔克在他的《现代哲学中的辩证法》上卷（图宾根，1929年），第131页，批判了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阐述，在那里他正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自然的存在能丝毫不剩地完全作为社会的产物来把握？”
[3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38]同上书，第56页。
[39]关于这点，参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在“对黑格尔辩证油和一般哲学的批判”中，对黑格尔绝对知识的概念进行批判。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与解释，特别参见G.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柏林，1954年）。
[40]当然，在严格的意义上这并不只是对黑格尔现象学的批判。马克思恰恰在创立他的理论的整个时期内，与其说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本身，不如说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歪曲，认为在布鲁诺·鲍威尔与其伙伴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那里，有这么一种倾向：把黑格尔的“精神”几乎还原成费希特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卡尔·古利耶也有这种倾向，他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受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8-549页）这样说：“这里我们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活动’。我们的作者不小心地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他说，自由活动就是‘不决定于我们之外的物’的活动；这就是说，自由活动是actuspurus，纯粹的抽象活动，只不过是活动的那种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它又被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幻想。既然这种纯粹的活动有了物质基质和物质的结果，那末这种活动当然是完全被玷污了的活动。”显然，这里所批判的立场不能简单地和黑格尔的立场混为一谈。可是马克思在争论中，相当轻率地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混为一淡，最后他毕竟还是意识到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变种之间的差别。例如，他在《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6页）中写道：“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威尔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
[41]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4-115页。
[42]《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43]以《经济学批判纲要》为题发表，是1857-1859年为写作《资本论》第1卷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进行的准备性研究（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收，题为《经济学手稿》——中译者），尽管它确实包含着非常多的新资料，这些资料涉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和马克思——通过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但历来几乎完全没有为着理解哲学上的马克思而去利用它。如果从发展史上来说，它表现为“巴黎手稿”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完成的唯物主义经济学之间的接合体。这部草稿尽管有的部分具有片断的性质，但包含着马克思在哲学上最重要的论述，它比《资本论》本身这完成形态更能表明：马克思的后期思想确实也受到黑格尔命题的强烈影响与制约，虽然马克思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有这么一种说法：所谓只有“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在哲学上是重要的，相反，他后期的经济学的实际问题的提出，则葬送了出自现实的人本主义的冲动。这种说法成为今天研究马克思的严重障碍，研究“草稿”对于瓦解这种说法是会有特别贡献的。拉尔甫·达兰道尔在他的博士论文《展望马克思》（汉诺威，1952年）第165页，给所谓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间有绝对的鸿沟这种无根据的论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例证，在达兰道尔看来，马克思的著作分成两部分，即早期的“预言的历史观”和中期、成熟期的“社会科学的假说”，“它们在原则上不能合理地联结起来”。达兰道尔忽略了这一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正是在他后期著作中得到展开的，对于客观的研究来说，问题在于把这些范畴从经济学的外衣里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达兰道尔的死板的解释，乍一看象是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但由于他囿于青年马克思的理论之“伦理学核心”和“对实存的关心”，也就同时葬送了他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所作的展望，而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对青年马克思所思考的东西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44]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8页。关于消费和生产的辩证法特别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7-28页）。马克思在展开消费与生产的同一性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把人的外界自然作为范例来使用，他说：“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
[45]《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8页。
[46]同上书，第258-259页。
[47]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并参见第206页。在那里，马克思清楚地说：“尤其说到劳动资料，那末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48]同上书，第208页。
[49]同上书，第203页。
[50]同上。
[51]同上。
[52]同上书，第206页。
[53]《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2页。
[54]《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7-208页。对使用价值更进一步的加工，对矿产品、植物、动物以及人的自然——作为人的外界自然的变化结果与条件的自然——的继续变革，绵延了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这一点，在第206页这样讲：“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和借动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
[55]同上书，第208页。
[56]同上书，第207页。
[57]同上。
[58]《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0-151页。
[59]《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60]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柏林，1955年），第244-245页。
[61]同上书，第3卷（柏林，1959年），第391页。
[62]《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0页。
[63]同上书，第334页。
[64]同上书，第330-331页。
[65]《经济学手稿》，参见德文1953年版，第226页。
[6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
[6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68]同上书，第202页。
[69]参见罗吉尔·伽罗第：《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巴黎，1953年），第301页。认为人的活动具有“宇宙的”幅度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的炼金术。这种炼金术乃是近代人类控制自然的一种魔术般的萌芽形式，人决心把世界上的事物翻一个个。这正如巴拉塞斯所说：“因为自然在它的诸事物中是相当微妙而又严格的，没有高超的技术就不能指望利用它：因为自然并不能使自己臻于完成，而人必须使之完成，这种完成就叫做炼金术。”E.伊埃库勒：《巴拉塞斯，从他著作的语言看他的世界观》（苏黎世，1942年），第83页。
[70]当然，人们的实践只能顺应自然本身去行动，即只能改变自然物质的形式。然面，马克思并没有预料到，二十世纪把包含在自然里的能量的利用率提高到无法想象的规模。人为引起的放射性元素的蜕变，诚然是在自然蜕变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前者对后者来说，表现为一种全新的质。
[71]这样，在《费尔巴哈与德因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他责备旧唯物主义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
[72]彼得罗·维利著，载于库斯托第编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2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注（13）中引用过。
[73]《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74]同上书，第242页注（27）。
[75]《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6页。
[76]《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8页。
[77]莱奥·奈维塔尔：《C.F.马耶阿的英雄史观》，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2卷，第1册，1933年，第42页。奈维塔尔着重批判了马克思之前的社会的、历史的障碍，这种障碍事实上阻挠了社会占有自然这理论的发展。
[78]《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79]这里使人想起《资本论》对劳动过程的分析。马克思在203页说：“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这里讲的是人作为“活的有意识的物”（第228页），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这种对立在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区别上是相对的。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245页，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写道：“这种对立的绝对必然性和绝对真理性的界限，正是确定认识论研究的派别的界限。如果在这些界限之外，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做绝对的对立，那是极大的错误。”马克思所坚持的物质存在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在意识之对一切物质存在进行中介之内。
[80]《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
[81]由于既是辩证法的又是唯物主义的思维问题，参见T.W.阿多谣：《认识论的反批判》（斯图加特，1956年），第193页说：“与唯心主义相反的理论，其特质并不在于它对本体论的基质或本体论原来论述的内容作出规定，而首先在于它意识到：不能把存在的东西还原到不可悄除的差异双方之一方——它究竟是哪一个——这极点上去。”
[8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9页。
[83]同上，并参见《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4页。
[8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9页。
[85]同上。
[86]同上书，第50页。
[87]同上书，第50-51页。
[88]《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1页。对自然过程所用的词句在巴拉凯尔塞斯那里已可发现。
[89]同上书，第500页。
[90]同上书，第492页。
[91]《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92]《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7页。最后一行的着重点系作者所知。
[93]同上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489页。
[94]同上书，第489页。
[95]参见《经济学手稿》，德文1953年版，第389页。
[96]同上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页。
[97]同上书，第499页。
[98]同上书，第499-500页。
[99]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本书第三章。
[100]这点参见本书第四章。
[101]《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102]同上书，第56页。
[103]同上书，第201页。
[104]同上。
[105]马塞尔·奈丁古：《政治的无神论》（奥地利，格拉茨，1957年），第92页。
[106]《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页。
[107]同上书，第25页。
[108]参见上书，第22页。
[109]马塞尔·奈丁古，同前书，第92页。
[110]《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9页。
[111]《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8页。
[112]关于人的本性之历史规定性，参见“草稿”中许多对于理解马克思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再参见瓦伦·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见解》（纽约，1945年），这是资料丰富的博士论文，当然它并没有顾及到“巴黎手稿”与“草稿”。关于欲望的结构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在布洛赫用马克思观点解释精神分析的尝试中阐述了，见《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80页以下。
[11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
[114]阿多诺：《作为社会学范畴的静态学与动态学》，载《社会学》（Ⅱ），法兰克福社会学论集，第10卷，第237页，注（21），系引自《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115]《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116]例如同时代的权本华——他恐怕不能被怀疑为具有社会革命倾向——也完全和马克思一样，在支配形式中看到同一性的要素，这是颇有趣味的。叔本华这样说：“贫困与奴隶制……不过是两种形式，几乎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个事态的两个名称，其本质在于一个人的力量大部分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别人加以使用，因此，对于他来说就产生了这种状况：一方面劳动过度，另一方面他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对于人来说，自然给他的力量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他通过使用适量的力去在大地上挣得自己的生存，自然没有给他过分的力量。可是，如果把人类维持体力以图生存的物质盤要这共同重担，完全从不能说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人身上解除掉，那末剩下的人将肩负过重的担子而陷人贫穷。这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灾难，即产生了压在名为奴隶或无产者的人类大多数身上的灾难。”巴维尔·托因塞博士缩的《叔本华全集》，第5卷（缪亨，1913年），《附录与补遗》，第2卷，第268页。
[117]《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9页。
[118]同上。
[119]同上。
[120]同上书，第560页。
[121]关于马克思那里的“否定的本体论”问题，参见《社会学余论》，同前版，第30页，以及本书第四章。
[122]关于这点，参见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书信集》。它和与恩格斯的来往书信一样，不仅是马克思批判卡巴尼斯与托拉西之流的唯物主义的感觉论生理学家——意识形态概念来自他们——的书，也是一部马克思理所当然地批判F.A.朗格的唯物主义史的书，它证明马克思精晓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唯物主义的争论。
[123]关于这点，参见《自然科学与革命》中费尔巴哈对摩莱肖特的《食品论》（1850年）的评论，收入卡尔·古利耶的《从来往书信、遗稿和哲学性质的发展看费尔巴哈》（1874年），第2卷，第81页。
[124]参见雅柯夫·摩莱肖特：《生命的循环》（美因茲，1857年），第27-28页。F.A.朗格发现了这种思考过程，把摩莱肖特的观点叫做“自然哲学的变种”。见《唯物主义史》，第2卷（依塞隆，1875年），第97页。
[125]摩莱肖特：《生命的循环》，第40-41页。
[126]同上书，第42页。
[127]同上书，第86页。
[128]同上书，第394页。
[129]关于这点，将在别的关系上重复论及。无论是马克思（例如在《资本论》第1卷，第552-553页），亦无论是不能不接受其观点影响的化学家李比希在其《化学书简》（海德堡，1851年）第622-623页，都把自然的物质变换与国家作了比较。
[130]《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注（13）。
[131]同上页。
[132]马克思1843年10月3日致费尔巴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5页。关于马克思和谢林的关系，并参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向题》（柏林，1958年），第15页。在那里，他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意义上去理解谢林的“诚实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卢卡奇进一步详细论述说：谢林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反映在他的自然哲学的反浪漫派的、甚至是明显的唯物主义的著作中，以及反映在例如他1799年所写的值得注意的反宗教的诗中，即所谓哈因兹·维达波尔斯特的忏悔诗中。《青年黑格尔》（柏林，1954年），第293页。
[133]卡尔·古利耶：《L.费尔巴哈》，同前版，第361页。
[134]谢林：《关于自然哲学的概念》，1797-1798年，见全集；第一部，第2卷（斯图加特，1857年），第54、111页。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讲到“物质运动的……永恒的循环”（《马克思恩格新全集》，第20卷，第378页）。
[135]谢林：《关于自然哲学的概念》，同上书，第518页。
[136]同上书，第520页。
[137]同上书，第518页。
[138]马克思1843年10月3日致让费尔巴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5页。关于马克思和谢林的关系，并参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向题》（柏林，1958年），第15页。在那里，他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意义上去理解谢林的“诚实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卢卡奇进一步详细论述说：谢林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反联在他的自然哲学的反浪漫派的、甚至是明显的唯物主义的著作中，以及反映在例如他1799年所写的值得注意的反宗教的诗中，即所谓哈因兹·维达波尔斯特的忏悔诗中。《青年黑格尔》（柏林，1954年），第293页。
[139]谢林的《关于自然哲学的概念》，第519页。
[140]《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
[141]同上。
[142]关于这点，参见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第239页。
[143]《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
[144]同上。
[145]《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146]《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页。
[147]同上书，第555页。
[148]同上书，第533页。
[149]同上。
[150]同上书，第204页。
[151]例如，马克思把机械的劳动资料叫做“生产的骨骼系统”，把起着劳动对象的容器作用的劳动资料叫做“生产的脉管系统”，参见上书，第1卷，第204页。
[152]赫尔曼·迪尔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集》，第1卷（柏林，1922年），第四版，残篇（90）。
[153]《政治经济学批判》
[154]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
[155]《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
[156]同上书，第78页。 |
第八章政治运动的高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八章政治运动的高涨
1．雇主们的进攻
2．西斯抵制案
3．纽约劳工党的建立
4．亨利·乔治的作用
5．克拉伦顿大厅代表大会
6．劳工党的竞选运动
7．扣红帽子
8．选举结果
9．其他各地的劳工政党
10．芝加哥的政治行动 |
〔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
DerBegriffderNaturinderLehrevonMarx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联邦德国〕A．施密特（AlfredSchmidt）
1962
欧力同吴仲昉译；赵鑫珊校商务印书馆1988年3月第1版北京本书据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2年日译本译出，
并根据联邦德国欧洲出版社1971年德文版校订，
此外还参照了1971年的英译本。
中译本序
序言
第一章马克思和哲学的唯物主义
（A）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非本体论性质
（B）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批判
第二章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
（A）自然和商品分析
（B）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历史的辩证法和“否定的”本体论
第三章对社会和自然的探究以及认识过程
（A）自然规律和目的论
（B）关于马克思的认识论概念
（C）世界的构成与历史的实践
（D）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
第四章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乌托邦
附录
前言
论辩证唯物主义中历史和自然的关系
后记
参考文献 |
怀念托尼·奈格里，1933-2023（﹝英国﹞艾力克斯·柯林尼克斯（AlexCallinicos），2023年12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怀念托尼·奈格里，1933-2023
﹝英国﹞艾力克斯·柯林尼克斯（AlexCallinicos）2023年12月18日
米勒翻译；轮值义工校对
托尼·奈格里（图片来自：维基共享资源上的ParkaProjects）
原文链接：RememberingToniNegri,1933-2023
托尼·奈格里的思想，源于1960、70年代的工人和学生的斗争以及他们未能取得突破而失败的教训。
托尼·奈格里于本周去世，享年90岁。他是1960、70年代意大利的社会和政治高涨时期，涌现出的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当年的斗争，除了葡萄牙革命之外，在意大利达到了高峰。1969年的“炽热之秋”，学生的造反引发了野猫式的罢工潮。工人和学生的激进化催生了欧洲最大的激进左派。
奈格里是预见到了这一发展的年轻左翼知识分子之一。他们试图摆脱马里奥·特隆蒂（MarioTronti）（今年夏天去世）所说的、由改良主义的共产党和社会党所推行的“僵化林立的庸俗马克思主义”。
特隆蒂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工人与资本》（WorkersandCaptial）（1966）中，阐述了后来被称为“工人主义”（workerism）的基本论点。他写道：“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然后才是工人，这是一个错误。现在我们必须把问题扳正过来，改变方向，并从首要原则重新出发，也就是从工人阶级的斗争出发……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属于工人阶级的斗争。”
奈格里虽然是一名学者，但他在围绕威尼斯附近的马尔盖腊港（PortoMarghera）的多家化工厂，致力于实现工人主义。他帮助创建了多个革命组织。
但在1970年代后期，意大利的统治阶级开始稳定住局势。他们得到了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达成的“历史性和解”的帮助。与此同时，极右势力及其在警察和情报部门的盟友，推行的则是暴力的“张紧战略”。
激进左派的回应是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视为革命的障碍，奈格里是其中之一。其他人则接受了恐怖主义。这最终导致1978年前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Moro）遭到绑架和撕票。奈格里因此事遭到诬陷，最终被判处34年监禁。在两次入狱服刑之间，他在法国流亡了14年，最终于2003年获释。
那时，奈格里已经在全球拥有了读者。在狱中，他与美国批判理论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共同撰写了《帝国》（Empire）一书。该书对1990年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该书在2000年出版，就在该书出版前不久的1999年11月，在针对于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出现了一场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
《帝国》一书对被卷入这场迅速扩大的运动的积极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2003年2月15日，全球规范内爆发了反对入侵伊拉克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场运动也随之达到了高潮。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是如何尝试将这些新的斗争纳入由1960、70年代风起云涌时期所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之中。该书在其著名的结语中还弥漫着一种平静的乐观情绪，作者宣称“（这是）一场任何权力都无法控制的革命……这是作为共产主义者无法抑制的愉快和喜乐。”
正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而马克思被诋毁为“死狗”遭到抛弃的时代，哈特和奈格里应记一功的是论证了马克思思想的适切性。但是，《帝国》及其续篇——《诸众》（Multitude）（2004）和《大同世界》（Commonwealth）（2010）——存在两个严重漏洞。
首先，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主义已经结束”。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成为“跨国的网络力量”（transnationalnetworkpower）。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资本全球化将导致我们现在正在经受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新时代。
其次，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被由所有受资本支配的人组成的更加无固定的“诸众”所取代。他们提出了关于工人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发生了何种变化的重要问题，但他们没有看到资本仍然依赖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就这个问题，2003年10月，我和托尼（他获释后不久）在巴黎举行的欧洲社会论坛上，在众多激动的观众面前进行了辩论。虽然托尼在对谈中既和善又谦恭，但他是一位令人难以招架的演说家。他的这种举止使人不易看出他背后的政治信仰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他挺过了牢狱之灾从而确保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得以延续。 |
论资本的经济权力——采访索伦·茅（SørenMau）（雨果·德·坎普斯·莫拉（HugodeCamposMora），2023年9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论资本的经济权力
采访索伦·茅（SørenMau）
雨果·德·坎普斯·莫拉（HugodeCamposMora）2023年9月21日
米勒翻译；GnothiSeauton校对
原文链接：OntheEconomicPowerofCapital:INTERVIEWWITHSØRENMAU
尽管柏林墙的倒塌让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已经过时），但实际上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过时。事实上，自2008年最近一次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的著作就出现了复苏的势头，而且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在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重新融入当今时代的努力中，索伦·茅的著作《无声的强制：关于资本经济权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MuteCompulsion:AMarxistTheoryoftheEconomicPowerofCapital,Verso，2023）是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作者是一位现居丹麦哥本哈根的共产主义哲学家和博士后研究员。
茅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经济权力”（economicpower）的理论，这种权力形式历来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忽视，后者大多将关注点放在暴力和/或意识形态的作用上。正如茅所定义的那样，经济权力与上述权力不同，因为它并不直接作用于主体（subject）；相反，他声称，经济权力塑造了主体的环境，迫使他们以特定的方式行事。尽管莫认为暴力和意识形态是权力的重要形式，他表明，要认真理解资本主义如何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永续其自身，经济权力的理论化是不可或缺的。
《无声的强制》最初于2021年以德语和丹麦语出版，随后于2023年以英语出版，现在将于今年年底以西班牙语出版。希望了解马克思的核心概念的读者以及已经熟悉马克思著作的读者都会对这本书感兴趣。茅最近与雨果·德·坎普斯·莫拉在大英图书馆进行了交谈，探讨了该书及其核心概念能在何种程度上对当今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予以启示。
在我们开始讨论您在书中提出的具体概念之前，我想问一下您所使用的独特的方法论（methodology）。您通过警示读者您的研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开始写作这本书。您特别声明，您不会对“历史地”或“地理地”既定的（given）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进行分析。相反，您对分析资本主义的“核心结构”（corestructure），即它的本质（essence），感兴趣。鉴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是在既定的背景下展开的，我想知道您是否能多谈一谈，我们能从这种“理想型”（ideal-typical）的分析中获得什么？
我们可以从抽象分析中获得多种不同的东西。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些理论有助于生成一些概念，这些概念之后可用于分析具体的情况。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理论也是有用的。当我们在历史、地理、文化或国家背景下批判资本主义的某一具体变体时，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总是会说，“好吧，这不是真正的或正确的资本主义形式。”他们可以接受某种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定形式可能存在问题这一事实，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是其他的情形。我在这本书中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一种支配体系，因此它总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如果你只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变体，那么总有人会说，你所批评的只是那种特定情形的表现，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通过表明支配（domination）是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结构所固有的，我们就有可能拒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辩护。
当然，这种抽象分析也有其局限性。事实上，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的总体情况，但资本主义从未抽象地存在，那只是一种分析层面的抽象。资本主义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形态中，在思考诸如政治战略和策略等问题时，考虑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关于资本主义权力的研究通常将权力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即暴力和意识形态。在您的书中，您认为，这两种形式固然重要，但还需要第三种形式，即“经济权力”来解释资本主义下的权力动态（powerdynamics）。您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经济权力，以及它与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区别？
暴力是这样一种权力形式，它通过强迫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来发挥作用，无论是直接地（强迫）还是以痛苦和最终死亡的威胁（间接强迫）。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权力形式，它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人们广义上的思维方式（thinkinabroadsense）来发挥作用。意识形态与人们用来理解自身和周围环境的概念、图像、神话和叙事有关。经济权力不同于暴力或意识形态，因为它不直接针对当事人。相反，它通过塑造人们所处的环境，迫使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事实上，我认为一直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非常关注暴力和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作用。我认为这些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权力形式，资本主义的存在离不开它们；但我也认为，为了理解资本如何再生产其自身，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将经济权力也考虑在内。
您的这本书可以被解读为对“经济主义”的批判，这是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工作的特征，即“经济”是社会中在本体论上（ontologically）单独的一个领域，受其固有的（immanent）或内部（internal）逻辑统御。针对这种概念，您采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表明“经济”彻头彻尾是社会的（social），而且马克思的理论批判性地“揭示了隐藏在经济范畴中的社会关系”。尽管如此，您仍然决定使用“经济的”（economic）一词来描述资本主义权力的第三种形式。您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您是否认为这样做（反而）最终可能导致将“经济”具体化为一个本体论上单独的领域？
是的，当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时，这可能是一种危险。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是有可能的。我确实认为可以将某些社会关系描述为经济关系，或者将某些社会过程描述为经济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定义这些关系和过程，并不是说它们受到一种特殊的、超越历史的（trans-historical）经济理性或类似东西的统御。相反，是这些过程、关系和活动的社会功能，即它们构成了社会持续存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可以被视为社会长期再生产所必需的所有过程。这就跨越了（cutacross）什么属于经济、什么不属于经济之间的通常区别。因为这样做将会把——例如，在以市场为媒介的经济之外进行的再生产劳动（reproductivelabor）——涵盖进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经济主义的（non-economistic）经济概念，因为它并不依赖于以下观念，即将经济视为本体论上单独且自主的领域。
您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概念将“侵占”（dispossession）作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这使您选择了“无产者”（proletarian）这个词，而不是“工人”（worker）。您可以解释一下原因吗？
无产者基本上只是指没有财产，而工人似乎意味着你在工作。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谈到工人的时候，人们往往隐含地想到雇佣劳动者。我更愿意谈论无产者，因为我关注的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所必需的阶级统治。资本主义以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为前提，遭到无产阶级化的不仅有资本所需要的雇佣劳动者，还包括资本所需要的无薪再生产的所有工人，以及资本所需要的相对过剩人口。我认为，出于政治原因，重新评估阶级概念也很重要：它表明，阶级并不是由一个人在生产体系中的功能来定义的，而是更广泛地由一个人与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关系来定义的。因此，阶级斗争不能仅仅被视为发生在狭义的生产环节；从这个角度来看，阶级斗争必须被理解为抵制资本在社会各个领域对生活的控制的一种方式。
尽管您追随许多反资本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阶级是批判的关键部分，但您坚持认为，这还不足以理解经济权力。除了这些您称之为纵向关系的关系之外，您还认为必须考虑到横向关系。
横向关系指的是生产单位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它既指的是出卖劳动力并在市场上竞争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指的是相互竞争的个体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横向关系与阶级支配的具体形式——纵向关系——同样重要且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关系，我们就会错过资本主义的一个极其关键的部分。资本主义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在总体层面，生产是通过劳动产品以商品形式的交换来协调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作为生产的总体协调机制，具有历史性的独特作用。这种情况意味着每个人都屈从于市场的压力。对于理解资本如何再生产自身，这极为重要。的确，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支配体系，但它也是这样一种支配体系，在这种体系下，社会整体，无论你属于哪个阶级，都会受到种种无声的强制机制的影响——尽管它对资本家和工人的影响方式截然不同。
将各种横向关系包括在内，有助于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在多大程度上不依赖于“邪恶的”个体资本家的存在，而是一个更具结构性的问题。
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一个“贪婪的个体”的问题。反之，如果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么解决方案就是某种道德教育。即使个别资本家关心环境，想付给工人高薪等等，他们也只能在不威胁其市场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做。竞争迫使资本家以某种方式行事，即将利润优先于工人、自然和其他所有一切。
将各种横向关系纳入分析是否等于将资本本身视为一个主体（subject）？换句话说，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说资本可以被视为具有能动性（agency）？
不，我不认为资本具有能动性。或者换言之，我不认为将能动性的概念扩大到那样的程度有什么用处。我认为，将资本视为一种社会逻辑，一种利用事物（usingthings）的方式，也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突现属性（emergentproperty），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人类以某种方式行事，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突现属性。确实，资本是这种突现属性的其中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具有能动性。
只要您的书关注“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可能性的社会条件——即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从事劳动——就必然承认传统上由妇女从事的再生产劳动的作用。在您的著作所涉及的抽象层面上，我们是否可以就劳动力再生产历来没有完全商品化这一事实说点什么？情况一定总是如此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又极其困难的问题。纵观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生产和再生产之间一直存在一种历史性的独特的分离，即商品生产与日复一日且代代相传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所有工作之间的分离。但的确也有许多再生产劳动被商品化了的例子，通过这种方式，它从在市场为中介的经济之外发生，转变为在其内部发生，或者从国家接管的意义上来说，它被社会化了。因此，有趣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中，是否有可能商业化或者社会化所有的再生产劳动？对这个问题，我不认为真的有可能给出一个结论性的答案，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不可能。我认为，再生产劳动的许多组成部分在原则上的确都可以转化成商品，或者可以由国家接管；但我确实认为，再生产劳动总会有一些剩余部分将不会被纳入资本的轨道，也不会转化为公共服务。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资本主义就必然意味着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分离，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将继续依赖基于性别（gender-based）的压迫。
您详尽阐述了“无声的强制”这一概念，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通过我们日常都依赖和参与的过程来再生产其自身。在您的书中，您遵循了艾伦·梅克森斯·伍德（EllenMeiksinsWood）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将人们与他们的生存资料分离开来，从而强制人们（只能）通过市场获得这些资料。您在《雅各宾》杂志（译注：《雅各宾》是美国左翼的主要喉舌，提供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主义观点。这本印刷杂志每季度发行一次，订户达75,000人，每月的网络读者超过3,000,000人。——上述译注来自《雅各宾》的官网。网址：https://jacobin.com/about）刊载的采访中指出，“要打破资本的权力，我们需要从根本上瓦解它。”看来，您的意思是需要想办法扭转这种分离的过程。我想知道您是否已经有了一些想法，您是否会考虑像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basicincome）之类的东西？
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在我看来，全民基本收入不可能是最终目标，因为它仍然是一种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有意义的东西。我在书中的分析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市场社会主义（marketsocialism）是不可能的——它不会是社会主义，它将仍然是资本主义。在我看来，废除资本主义就必须废除市场，这意味着全民基本收入不可能成为最终目标。不过，我确实认为，在某些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作为一种战略，作为激化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一种方式，是有意义的。
当我说我们必须“从根本上”瓦解资本主义时，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把推翻资本主义视作这样一个过程，即我们基本上继续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进行生产，然后以更加公正的方式分配成果。相反，我们应该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看作是要求我们立即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再生产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这是资本权力的真正基础。资本的权力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建于经济的。正如我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一个支配体系，因此我们需要找出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日常生活的再生产。
保尔·瓦雷里（PaulValéry）在《精神的政治》（ThePoliticsofSpirit）一文中指出，“所有的政治都意味着某种关于人的观念。”在写了《无声的强制》之后，您的下一部作品名为《资本世的哲学人类学》（APhilosophyAnthropologyforTheCapitalcene）。您认为第二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是第一本书的延续？
第二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声的强制》的延续，尤其是其较哲学化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我试图继续分析马克思关于肉体的组织的概念（conceptofthecorporealorganization），以及他对人类使用工具的分析所产生的结果。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具有转化为一种哲学人类学的潜力，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与人类的历史性、自由和主体性的肉体根源有关。我提出的观点在政治层面所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永远无法以人性为由为任何特定的政治进行辩护。人性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的社会形式；它只意味着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彻底的开放（radicalopenness），及其彻底的未确定状态（radicalunderdeterminedstatus）。 |
王独清《从“法”到“文”的二“坐”》（193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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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到“文”的二“坐”
王独清
（1939年8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8月15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青侯。
或者是因为喜欢驳杂的罢，我有时总看看所谓“文士”的专书以外的书，而尤其爱翻一翻我们一向有的法律书。那原因，倒不是想得法学博士，而是为的想研究出“立法”的用意，想研究出某种“法”是怎样的容易使人“玩法”。
实在说来，我这研究的还是“文士”们底花样。因为我们历来的所谓“法家”，根本上就和文士分不开的。法家所立的“法”，骨子里要对付的实在只是老百姓。文士所以少“犯法”，就因为“知法”，而正惟其“知法”，才能够“玩法”，终于便成了用“法”掩饰自己底“不法”。——自然，“作法自毙”的，也并不是没有。
我觉得在我们一向有的“法”里面，最厉害的莫过于“连坐”和“反坐”。
“连坐”，《史记》说是法家老祖宗商鞅发明的。后来又叫作“缘坐”，在《唐律疏义》中说得已经是平常得很。总之这是要把罪人底老子、儿子、哥哥、弟弟，一塌括子都捉去吃官司或砍头。在一向有的“法”的明文上好像本都只把“缘坐”圈在“亲族”的范围内，而最古的《唐律》还对于“亲族”有“非同居者”几个大字的，可是事实上却往往不是这么一回事。一“连坐”了起来，不但罪人底“非同居”的亲族要被拉在一道，而且非亲族也要被拉在一道，甚至要拉到绝不相干的人底身上。明朝底“瓜蔓抄”是这样，清朝的文字狱也用的是这种“法”。这在执行者一面，也确是痛快之至。
“反坐”，我可不知道是甚么人发明的，只知道在最古的《唐律》上便已经有这条规定了。照一向的明文，自然是有道理的：要使别个人受刑事处分，而该罪不成立，自己便得变成罪人。《唐律》上所说的“诸诬告人者皆反坐”就是。但这也只是纸上的明文，后来的事实也往往不是这么一回事。往往原告倒并不是“诬告”，却会被“诬”成了“诬告”，这时候就有“玩法”的花样出现了。而且往往某种事本是被告所做的，被告却能把那事照样安在原告底身上。——这一手，便是从前状子上所说的“反噬”，算是最可怕的一手。
这说的都是“旧法”。“新法”我虽然没有研究过，但听说“连坐”是废止了。“反坐”呢，大概还是有的，但据说流弊是少起来了，不过究竟怎样，我却还不大明白。
但虽然有的废止了，有的流弊少起来了，而在“文士”的社会中还可以找到这两种“法”的余威。这个，我也研究出了一点。
譬如一位文士，鼻梁被人打中了，便悻地把自己底“特色”推给对方，那作风是：“你说我反动，其实你才是反动！”（这便是反坐法的应用。又譬如一位文士，鼻梁被人打中了，便把打自己的人底周围的人们都给诅咒一通，甚至不管那些人和自己所认为的敌人有没有关系，只一口咬定都是一样的甚么派。——这便是连坐法的应用。假使二“坐”并用，那就更加厉害，于是文士便自以为是得胜了。
文士底“文”还没有学通，先学通了这一窍，就不说也罢，只就这种老法子的“法”来说，一完全应用到“文”的上面，据我看来，真正的得胜却是难有把握的。实在要“玩法”，也不是容易的事：要反坐进化为反噬，也要造出些反噬的证据才行。若是只学到泼妇法的“你说我偷汉，其实是你偷汉”的口吻，却总难叫人相信。管自己面红耳赤，也只能叫人觉得滑稽而已。连坐法的应用更加困难：固然这时候的文士，究竟不是“法”的执行者，既不能实际调查，只有专靠嗅的一法。然而这是要出毛病的，不是把两个人误认作一个人便是把局外人误认作局内人。这虽然自己认为是痛快之至，其实也只能使人觉得滑稽而已。
二“坐”不行，老“法”□“玩”，文士的跳踉无效，实在也是时代使然。不过却也可以作另外的一种解释。报上不是曾经载过某方正在施行着连坐法吗？同时报上也不是告诉我们在某方的“治”下常有人因为“诬告”而受罚的吗？那么，我们底文士也可以说是迎合着“新时代”底精神的。 |
艾伦·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DemocracyagainstCapitalism:RenewingHistoricalMaterialism）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DemocracyagainstCapitalism:RenewingHistoricalMaterialism）
【加】艾伦·伍德（EllenMeiksinsWood）
吕薇洲邢文增刘海霞译
导论
一
二
三
第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第一章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
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因素”
对另一种理论的选择：重新思考“基础”和“上层建筑”
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
分化的历史过程：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
封建主义和私有财产
作为政治权力私有化的资本主义
阶级斗争的局限
第二章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再思考
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
历史上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第三章作为过程和关系的阶级
阶级的结构性定义：E．P．汤普森及其批评者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客观”决定性
作为关系和过程的阶级
理论政治学
霸权和替代主义
第四章是历史论还是技术决定论
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
回避历史问题实质
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
马克思主义需要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吗
是普遍的历史还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矛盾”和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反对技术的历史
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第五章是历史论还是目的论？马克思对韦伯
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韦伯论工作与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与交换的混同
城市是作为消费中心还是生产中心
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经济行为”与资本主义的“纯经济”定义
韦伯的方法：是多因论还是同义反复的循环论？
历史、进步和解放
第二部分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第六章劳动与民主，古代的和现代的
自由和奴隶制的辩证关系
统治者和生产者
柏拉图与普罗太戈拉关于统治者和生产者的争论
自由劳动者的衰落
劳动和“资本主义精神”
劳动与民主，古代的和现代的
第七章民众对“我们，人民”：古今公民权概念的变迁
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公民权
美国对民主的重新界定
没有社会含义的“人民”
从民主主义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
第八章公民社会与身份政治
公民社会理念：简略历史梗概
公民社会的新热潮
资本主义、“形式民主”和西方的特性
“公民社会”与民主贬值
新多元论与身份政治
第九章资本主义和人类解放：种族、性别和民主
资本主义与“超经济”产品
种族和性别
资本主义和政治产品的贬值
妇女的地位
资本主义和超经济领域的收缩
结论
市场、“灵活性”和“社会”
作为经济机制的民主
索引
致谢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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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独清《文坛上的“缴械法”》（1939年7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文坛上的“缴械法”
王独清
（1939年7月1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7月19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青侯。
文坛上也真有一些过分儒雅的人和过分热心的人，——前一种人善于皱眉，后一种人善于大叫，他们总是看不惯文坛上的现状，总是在旁边鸣着不平。
那般过分儒雅的人一看见了两篇对骂的文字，就会咳声叹气地说“这是个人主义呀”，“这使文坛黑暗了呀”，即刻像被弄得心神不宁起来。那意思是：既是文坛，总得要“文”才行。
不过事实却和那般儒雅派底想法完全相反。文坛固然要“文”，然而假使没有对骂，却也就没有了文坛。因为就单是“捧”，也得找陪衬“捧”的材料，也就是不能不有批评；但一有批评，就难免有“回敬”的文字，到头是终于不能避掉“对骂”的，而且对骂也只是一时的现象，日久必然有一方不能再骂，一方会得到胜利。人大概总看见胜利老成了势力以后的太平无事，而忘记了倘光是太平，却就不会有胜利。现在“白话”是成了普遍的工具了，但它的成功，就是靠从前“新青年”派和旧派的对骂；当时站在“新青年”派一面的战斗者实在不是为了个人，而那结果，现在我们是完全明白的，也实在并没使文坛——虽然当时还谈不上文坛——黑暗。
还有那般过分热心的人一看见有新的潮流凶来的时候，总是在新的作品上出气，于是“拿出实在的东西来呀”，“这样的作品真叫人失望透了”，“真是痛骂流涕，气洇声歇”，好像因为作品不好，新的潮流也便没有意义了。
其实历史上每当一种新的潮流刚一出现，作品都不能立刻便是成熟的。原因很是简单：第一，既是新的潮流，跟着那潮流来的作品，内容自然很少有旧的遗产的凭借，还首先非经过一点时间没有办法可以成熟。第二，新的潮流难免要牵动出工具上的变化，这新式的工具决不是一早晨或一晚上可以运用得好的，依然非经过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可以成熟。人大概总看见有了名的作品是怎样的高明，而忘记了它抑也有过不高明的时候。例子还是“白话”运动时代的情形：当时热心家也曾经发过一阵急，说没有一篇像样的作品。——自然，那在当时的确也是事实。然而等到“白话”运动成功了，那些不像样的作品很快地便不见了影子，代替那位置的便是像样的作品。一直到现在，虽然我们常常自恨“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但不能算坏的作品却总有一些了。谁也不敢再说新文学作家拿不出实在的东西，谁也不敢再没头没脑地喊他底失望。
归根结蒂，过分儒雅的人和过分热心的人都是给文坛上旧势力撑腰的脚色。他们底皱眉和他们底大叫，只是对新势力所采取的“缴械法”而已。
但若果要问：一到了非常的动乱时期，这类过分儒雅的人和过分热心的人是不是还要露面呢？答曰：要露面的。但他们却会变成给整个民族底敌人撑腰的脚色。方法还是皱眉和大叫，然而却是缴保卫民族的作家底械。——目前就有这样的例子。厌恶别人指摘不睬政治的倾向和复古倾向的，便是前一种人；死咬着抗战文学是“抗战八股”的，便是后一种人。 |
王独清《背历史》（193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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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历史
王独清
（1939年4月1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4月12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青侯。
我想来背一点历史，可不知道讨人厌不讨人厌。
在宋人底笔记里，常看到金人与元人侵入中国时的暴行，除了“家常便饭”的掳掠妇女、抢劫财物而外，还有对于中国旧文物的蹂躏。据说金人到了曲阜，烧了孔庙，还对圣像大加诟骂。元人却是不但也烧了几处孔庙，而且还把经书拿去刷马。——这前一项大概是出于庄季裕底《鸡肋篇》，后一项一诗记不起出处，也是在宋人底笔记里，而且是用惯用的笔法写出来的。
不过变化可真是快得很。金人安住在北中国以后，却又学了中国底老法子，也“开科取士”起来，而那科目，不特有词赋，还有认为最主要的经义。虽然一面在推行女真文字，但却又赶紧翻译着《尚书》，那意思，虽然我们一向的学者看作是中国文化同化夷狄的铁证，但事实怕在另一方，那便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人需得中国底旧东西，好拿去用作统治中国人的法宝。至于文人有了“庙”以后，那更是大家知道的：孔子也被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了，而且特别主重“儒学”，朱子也忽然红起来了。用中国的旧东西来征服中国，法子也更加周密，更加厉害。
只是我们过去的士大夫也□□□□：外族的侵入，是愤慨的；但愤慨旧东西的被蹂躏，却似乎比愤慨大批生灵的被屠杀要激昂得多。而侵略者也就终于看出了我们这一点精神，于是当到坐稳了的时候，便特别把我们底旧东西抬了出来。而这个即刻也就奏效，我们底士大夫不但忘记了从前的愤慨，而且从此便死心塌地做起新主子底干儿子了。——并且，直到现代，还有人一口咬定成吉思汗是我们底祖宗。我们对元朝的忠心真也维持得长久。
满人入关后，到底对于中国旧文物的蹂躏是怎样的情形呢？说来也奇怪，记载满人屠杀的文字是有的，可是记载满人蹂躏旧文物的文字却像很少。莫非满人比金人和元人还要文明些吗？我看决不是的。满人只有比金人和元人更加聪明，更加明了我们底心理。当他们有了“朝”以后，禁书，删书，用了很大的苦心：对于夸耀自己威武的“屠城”的功绩有时还让它留着一些，而对于特别使我们起反感的蹂躏旧文物的记载却大概都给“销”了。这倒不是瞎猜出来的，就只是上面说过的《鸡肋编》中关于烧庙骂像的一段，清朝便给删改过一通。那说的不过是金人，而清朝还要去删改，可见一面自己也做过那样的事，一面关于自己这方面的功绩一定不叫留一点影子，更是无疑的了。
而清朝抬出我们底旧东西也更加起劲。孔子被升得越发高起来，不必说，“八股”成了正宗的文学，也不必说；只看“御纂”或“钦定”的一些经书底甚么“堂纂”“义疏”之类，便可以知道那种热闹的盛况。这回的功效更大，我们底士大夫真的就高兴得眉飞色舞，忘记了过去无数的“屠城”，忘记了不少的文字狱，满嘴便“国朝”“国朝”起来。这“国朝”在我们底头上怎样作福作威也不要紧的，因为它能“稽古右文”。
从历史上看了下来，我们士大夫的爱复古实在胜于爱民族。——自然，表面上说来，复古还是复民族的“古”，不过一到了实际上，却往往只认得那个“古”，而不认得民族。侵略者明白得很，所以那政策总是：就给你们那些“古”罢。他们知道“古”越给得多，你们底腰越弯得下，头越叩得响。
背历史自然是干燥的。我底意思没有别的，只是说：复古不但不是救亡的武器，而且相反地还是侵略者亡我们的武器。 |
王独清《与一个国画家论画后的感想》（1939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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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个国画家论画后的感想
王独清
（1939年4月1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4月10日《新闻报》，署名：王独清。
我喜欢看画，但对于现在的国画家，却很少去攀谈，这原因，我自己是知道的。我不是画家，所有总有一个偏见，以为画家除了创作而外，还得有些特别的画理上的修养，总可以称为画家，而现在的国画家，却往往是对于画理不大理会的。
但我说的画理，却并不是仅仅是技巧上的问题，若果仅仅是技巧上的问题，那却只要是学了几年画的人，都可以说几句的。我说的画理，是对于绘画有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认识和解释。
前几天，由于偶然的机会，会见了国画家贺天健，却使我起了一种奇异，因为这位国画家竟也有他的特别画理上的修养。
他说：国画须恢复五代两宋的法度与精神，五代两宋的画宗，便是目前创作的最高楷模，要埋头于五代两宋，才可以赶走文人画与匠人画。
自然，话是很简单的，但这样的话却有很不小的前进的意义。我们知道：五代因为政治混乱，于是艺术上的作风改变，山水画便从此开展了。这在某一方面，固然是由现实走到现实，而将唐代灿烂的绘画毁灭无余，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将唐代寺院式的宗教画一扫而空，同时，在技巧上得以自由发展，而将古典型打破了。两宋的主要功绩则为院画，实在说来，院画在某方面却恰好补正了五代的不足，精□不苟，法则森严，形色逼肖，都是院画的特长，也确是写实的最高手法。我们可以说：五代画正是矫正极端匠人画的楷模，而两宋画则是矫正极端文人画的楷模的。
文人画自然也有好的，但却无论如何不是绘的正路。匠人画在某方面也有写实的，但可惜中国画匠大都知识太低，所以到头往往更坏。国画家若能注重矫正这两派画风，那画家所走的路一定是伟大的写真的路。
但是却都是我推测出来的，不知道贺先生的意思到底是不是这样，不过我相信是不会走得很远的。但是我还有一点意见，便是：能□行这种见解，而再参加西洋画的某□有绝对帮助的成分，那创造将更有绝大的成功，可不知道贺先生以为怎样？ |
王独清《杂谈“自夸”》（1939年2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杂谈“自夸”
王独清
（1939年2月1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2月13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斗勤。
不知道是甚么人曾说过一句“文人多夸”。这是不错的，文人实在有点爱说大话。
太远的不说，只说清代罢。袁枚便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爱说大话的人。他竟然说有贼去偷一家财主，看见了一部《随园全集》，就一个钱也不拿，只把那部书抱走完事。这故事好听当然是好听的，然而却实在叫人难以相信。但袁枚虽然说着这一类的假话，可是总还说得有趣，有些人却就连这有趣也懒得玩。譬如和袁枚差不多同时的金农，就曾经用过纯粹广告式的办法：在《冬心续集》底自序中，竟然把他从小到老所听到的名人赞美他的话一概列了出来。到底那些话是不是真的，自然也没有人调查过。
不过，假话尽管说，实际上却总也要有些实事；广告仅管做，实际上也还要拿出些货色。袁枚毕竟还是一代的文人，金农也毕竟还是一代的艺人，原因便是他们除了自夸而外，还有真实的一面在。
倘是不信，且看几年前上海的一位文学家：他会自办刊物，自印创作。刊物上登着“好评一束”，是满页喝采；创作上附着“摘录来信”，也是满页喝采。而诗集底自序上再公开地说某人读了自己底诗时叫一声“真好”，另一某人读了自己底诗时也叫一声“真好”，这一某人和那一某人会合在一处时又同声叫一声“真好”。自然，那也确把文坛给骚扰了一下，然而结果却是那位文学家悄悄地离开了文坛，再也不见影子了。
那原因便是没有货色。没有货色而只做广告，必然是生意倒闭。
这情形，在文学以外的行为上，也是不会两样的。
这回说远一点罢。文天祥是政治家，但也好像喜欢当当文人，他做了《正气歌》，把历史上的大人物都和自己拼在一起，自夸的神气也不能说不算十足得很。但他本人却毕竟是为了宋朝，死在蒙古人底牢里的。《正气歌》所以能传诵到现在，就是因为它一点不含糊地代表作者真实的一面。张煌言是比较近一点的人物了，他也是政治家，却一样的喜欢做诗、作文。就遗留在现在的他底作品看来，他比起文天祥更加像一个文人：他很会表现自己，口气也来得不小。然而虽是那样，我们读他底作品时，却并不讨厌他底夸大。那理由，就也因为他本人实实在在是为了明朝在奋斗，至死也不肯对满清投降。
这还是要看货色。夸大一下不要紧，主要的看你究竟有没有骗人。
郑孝胥也曾不断地做诗，说自己在爱国，而且还要救国，但结果却不过为做诗而做诗，成了地道的吹牛。张xx也曾在北平对人拍着胸膛，说“姓张的”决不会做卖国的事；女人而充好汉，确也使人眼睛睁大了一下，但后来却又成了个个摇头。还有，周xx也把历史上的大人物和自己拼在一起，说大家应该把他当成苏武才对，但不久却是一个青年到苏武底家里去开了一枪。
“我是有牺牲精神的！”“我为了民族，才冒大不韪来这样干的！”“你们现在骂我，但将来总会知道我是在热爱民族的！”……这样一串的说了出来，或者自己以为是有趣，然而倘是眼前的事实是完全相反，即使在嬉皮笑脸，或是痛哭流涕，这有趣却只能使人肉麻而已。
“肉麻当有趣”，自然也可以的，但终究还是拉不住人。
很简单：谁也不愿意自己底身上尽管在起着疙瘩！ |
第二十一章总罢工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二十一章总罢工问题
↘劳工史中的总罢工
↘工资总罢工和声援总罢工
↘争取工人普选权的总罢工
↘反战和革命总罢工
↘作为工人阶级武器的总罢工 |
王独清《“骂人”五说》（1939年2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骂人”五说
王独清
（1939年2月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2月6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秦佬。
“骂人”，似乎是不好的品行。但是一生不骂人的人却是绝对没有的。而且只要不是吃醉了酒或发疯，一个人当到敢于骂人的时候，那倒是他有勇气的时候。倘是骂得对，能骂人的人倒是极有品行的人。
这儿有两个人：一个人在理直气壮地骂人；一个人，却逢人弯腰打拱，满口“佩服佩服”。我们且比较一下，如何？
※※※
然而骂人可以刻毒，但决不是诬陷，也可以夸张，但决不是造谣。刻毒与夸张的骂人，可以成为文学；诬陷和造谣，却永远不能成为文学。
明末底复社同人骂了阮胡子，阮胡子底报复手段便是诬陷和造谣。当时阮胡子是胜利了。但是复社骂阮胡子的文字倒流传到现在，而实在也是文学家的阮胡子，他底诬陷和造谣，现在除了留下一个依然要被人骂的故事而外，却不会留下一个字。
※※※
然而还有一个大忌。要把一个本不是丑角的人去勉强书成白鼻子，就是有好本领也是不行的。那结果却往往不能正如尊意。
一位降了清朝的明朝“遗老”底著作里面有一首挖苦李自成的诗，那最后的两句是：
“作贼不图声色乐，苦心专志致明亡。”
作者大概以为是俏皮的。但这上一句却恰说明了李自成底好处，而下一句则完全是在说谎。谁也知道“苦心专志致明亡”的是吴三桂一般人，谁也知道李自成是汉人，而且还是被清朝剿灭了的。这俏皮实际上并不俏。
并不理直气壮而想骂人，就是用文学的形式写了出来，也不会成为好的文学。
※※※
然而还有一个大忌。依然是一位降了清朝的明朝“遗老”底事情：钱谦益被乾隆关进了牢狱，因为他底同乡没有一个人去看望，便把常熟人全体大骂了一通。那也是用文学的形式写了出来的。但是也不行，那样子只是骂街。
自己做了汉奸，靠新主子底力在乡间作福作威，一旦失宠，却又希望乡人去问安。想法固然是稳当的，然而却越发暴露了自己的无耻。
要骂人，自己先得不被人骂。要是不然，“骂人”倒真成了没有品行的举动了。
※※※
真正骂人的人是不会弯腰打拱的。倘然一面骂人，一面弯腰打拱，不但未免滑稽，而且会闹出乱子，要是一不小心，说“佩服”时说成了“混蛋”，自己就先非吃耳光不可。 |
王独清《谈“好的报告文学”》（1939年1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谈“好的报告文学”
王独清
（1939年1月3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1月31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后转载于1939年3月3日《申报·自由谈》（香港版），署名：秦佬。
几天前，《自由谈》上有飞白先生底一篇谈到报告文学的文字，说因为读了辛克莱底《不准敌人通过》，便“不免感到一点惭愧”，因为“十八个月来”，我们“简直很少看到好的报告文学”。这确是实在的情形，一点也不是“抹煞”的。不过这却引起了我底一点意见。
好几年以前，有些批评家曾经主张过文学家是可以一手开枪，一手写小说的。但后来终于找不出那样的天才，才证明了只是批评家在说梦话。自然，传说上曾经有过马上吟诗的作家，但吟诗是可能的，写小说可不行，而且吟出的诗也不会是“伟大”的诗。理由很简单：小说最需要飞白先生所说的“艺术的描写”，而作家要真的去做“描写”的工作，却多少要有一些事实上的条件。
巴比塞底《火》，不是在大战的当时写出来的；雷马克底《西线无战事》，也不是在大战的当时写出来的。就以目前西班牙战争来说，始终还留在西班牙的作家就没有见写出《不准敌人通过》那样“报告文学的杰作”。荷兰底名作家耶夫·拉斯特（JefLast）到西班牙去参加了战争，却只写了几篇通信，——自然，那倒可以说是“好的报告文学”的，然而也不是《不准敌人通过》那样“报告文学的杰作”。
虽然就是并不“伟大”的报告文学，却也还得经过一般写作的两种过程：首先是要有“报告”的材料；目前材料自然遍地都是，但跟着却是要有坐下去写成“文学”的一点时间，用飞白先生底话，便是不“信笔直书”的一点时间。这倒不是好几年前说梦话的批评家所攻击的“把文学看成了神秘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要是文学不要坐下去的一点时间便可以写出来时，那才真是“神秘的东西”了。现在住在上海和香港的作家自然是有一些的，他们也许有安心写作的时间的罢，但那却毕竟是少数，而且也未必都是一向便专门从事于“文学”写作的人。在我想来，“十八个月来”老实地在参加战争的文学作家，材料固然是用不完，但坐下去的时间却一定是很少的。
我并不是说，目前的报告文学就应该是“流水账似的，缺乏艺术的描写，没有感人的力量”（请爱加人帽子的批评家且慢点加我“悲观主义”的帽子，如何？）我只是说，目前对于在斗争线上奔走的作家暂且不必责备得太严。有《不准敌人通过》那样“报告文学的杰作”自然是最好，倘是没有，只要有真实的通信，真实的纪事，只要是还用文学的手法，而且还不算是坏的作品，就都不妨且认为是过得去的报告文学。那些作品能“有声有色”，能“精彩”，自然也是最好，但是这儿却也有一个事实上的问题：“十八个月来”能老实地参加战争的，只怕多半是些青年作家，他们除了生活上难得到一点坐下去的时间而外，写作上的技术大概不免总要差一些。然而老作家又往往不肯像他们那样去打滚，或者因为要准备将来的“杰作”，不愿意写那些通信和纪事，这便是没有法子的事。所以我们只有暂且用那些不算“有声有色”，也不算“精彩”的作品满足一下自己再说。但这也只是暂且：那些作家会很快地用他们动人的生活把他们“笔尖下”的“故事”化为“有声有色”，也化为“精彩”的。
所以我以为，要是因为“简直很少看到好的报告文学”而“不免要感到一点惭愧”，那应该不是笼统地替一般的作家“惭愧”，而应该替几个老作家“惭愧”才对。（在这儿预先留下一句回答别个反问的话罢：假如我也是作家，而且假如也可以称之曰老，我承认我也是逃不掉的一个）至于飞白先生说到“将领访问记之类”太多，这我倒认为是切实的忠告。和将领合拍一张照相，请将领题几个字或一首诗，接着自己也和一首，再郑重地用铜版制了出来，结果都是和报告文学不相干的。“访问”固然是重要，但我以为最好还是多去访问一下士兵。从士兵底周围一定可以得到更重要的村料，那材料一定能够使访问者写出“好的报告文学”，——虽然并不一定便是“伟大的报告文学”。 |
王独清《“哼”》（1939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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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
王独清
（1939年1月2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1月21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后转载于1939年2月4日《申报·自由谈》（香港版），署名：斗勤。
说了“是”，便想起和“是”对立的方面，那便是：“哼”。
“是”是在下的人对在上的人说的艺术，而“哼”却是在上的人对在下的人说话的艺术。
依然是现在“满洲国”底老祖宗的清朝，发挥这一艺术最为十足，下属要是对上司说话时，上司总要答应一声“哼”。你向他告事情，他“哼”；你给他上条陈，他“哼”。这艺术底作用可以表示在上者的威严，也可以表示在上者不屑。而最紧要的是他有意思却不说出，要你猜着他底意思去做。是你要送他贿赂，那便表示了他本不一定要那样，却是你自己寻上了他的。
这“哼”和“是”，便造成清朝的天下。——我们可以说：上“哼”下“是”，便是政治！
这艺术是不是入了民国便消灭了呢？据我看来，是没有的。譬如罢，十多年前，民众向政府建议，政府不说话，其实便等于“哼”，意思是：“你们也有权来管我们底事？”学生向政府请愿，政府也不说话，其实也等于“哼”，意思是：“你们也敢来问我们底事？”不过这回“哼”的结果是军警开枪。一批请愿的人被打死了，政府虽不说话，其实还等于“哼”的艺术在处理着一切。
后来要人们底嘴里是不是还在“哼”，我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哼”的艺术越发高妙，越发普遍，却是事实。
至于不说出意思，而要你猜着去做，那种传统也没有改变。我们只要有看过去每一件甚么大事，要人只轻轻“哼”一下，甚至并没有响，许多人便张罗起来，便是证据。自然，要是张罗得不好，要人是要发脾气的，但任然是不动声色，而是一“哼”。不过这一“哼”，那时张罗的人还来不过“是”一下，便被踢开了。但这却不过是暂时的，那些人下次尽□机□再去听新的“哼”。
这些，说的都是对内的事。说到对外，那便倒了过来，一向对人“哼”的人却成了不敢“哼”了。
不知道是中国传染给外国的呢，还是外国原来也是这样？洋大人对于中国，也很懂得用“哼”的艺术。自然，那是洋货，和国货有些不同，但“哼”的本质却总是一样的。而且洋“哼”和国“哼”也搭得很适合，那“秩序□”也往往和我们一向完全自家用的差不多。
这都说的是过去。说到现在，——可惜仍然还可以举出实例。
又不能不带累汪精卫先生了。近卫一“哼”，汪先生赶紧便“是”，而且还“是”出了那“哼”中没有“哼”出的话，但是事实也真残酷得很，接着“外务省”却又发言道：“如汪氏以为近卫之声明系因日本在华遭遇军事上困难而发，则系见解错误。”这是说：你张罗得不好——这一“哼”，汪先生真大有被踢开之势。自然，要是汪先生愿意“是”的生活，还尽有机会再听新的“哼”。
代替“是”的应该是“不”。“哼”一遇到“不”便会化而为“哦”。这个“哦”，意思便是：你们才是欺侮不得的！跟着这一声来的是张起了嘴巴，——我们要着的就是那些嘴巴张得再也不合拢来。 |
王独清《奴才艺术》（1938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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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艺术
王独清
（1938年12月1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8年12月10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署名：王独清。
前次北平检查书报，竟将司马光认作马克思，好像卖《资治通鉴》的人也被捉到牢里去。这事曾经使得许多作家由愤恨而发笑，说北平底“检查官”没有知识到极点。
自然，检查官从来有知识的便很少（这要先请一般做过检查官的作家原谅），特别是给外国主子当奴才的检查官尤其不会有甚么知识。不过，这回北平底事件，我却以为并不那样的简单。就是再没有知识的人，难道睁着眼睛连这两个名字还看不清楚吗？
我以为，所以要那样的，是奴才艺术使然。
一直到现在，好像《康熙字典》还算一部中国伟大的字书，然而只要懂得字学的人细细地加以审查时，便会找出中间许多的错误。这原因，据说是当时的编纂者故意弄些错误，为让皇帝去发见的。但是皇帝又不能完全发见，而经过“御览”，又照例是不能改，所以只好将错就错，永远地错下去了。这使是奴才艺术的表现。因为不那样，是不能讨主子底欢心的。不过结果却成了“为艺术的艺术”。
然而这虽然害得人认错了字，但总还算是没有多大的妨碍，因为结果不过是认错了字而已。可是这艺术一发展到“检查”方面，那却就要害得人错送了命。
清初底文字狱，错送了命的人真不知道有多少。像历史家常提起的戴名世底文字狱，便是这样。当时被认为“大逆”的《南山集》，其实不过中间直书了几个明朝底年号已。但这还是以后努力查出来的，起初就连挽起袖子“发难”的赵申乔，也好像不知道这一回事。在赵申乔底奏折里面，只是空洞地把戴名世乱骂了一顿，我看他根本便没有翻过《南山集》——而这个案子还牵连了一个方孝标。方孝标那时已经死了，没有得到和戴名世一同处决的恩典，算是幸而有几个儿子，才得代替了他，没有落空。他底著作中是有颂扬“国朝”的话的，而且他本身在贵州时为要避免反了“国朝”的吴三桂方面底拉拢，还装过一次疯子的。这怎么办呢？于是便把一个和他毫不相干的方学诗拉了的来，故意使皇帝把这个名字和《南山集》中所称的方学士误认作一个人。这一手玩得真不错，总算是完成了最高的奴才艺术了。
但是为甚么奴才们要这样用脑筋呢？安安静静去吃饭，不是舒服得多吗？——这个，却就比较的复杂一点。奴才们吃的饭是主子赏给的，要是尽管只知道吃饭，说不定有一天主子会断喝一声：“老子要你吃闲饭吗？滚你的罢！”为了预防这一天，所以不能不找点事去做做，然而事又不是每天都有的，于是只有在无事中找事，骗得蠢主子上一个小当，骗得受难者上一个大当，而自己底饭碗才给保住了。这便是奴才艺术发生的原因。
照表面看来，奴才自然是胜利的。不过事实上却又不然。这样骗了下去，一面将蠢主子骗得更蠢，一面逼得周围的人聪明了起来，——大家会想道：“横直总是有罪的，索性老实地干一下罢！”到最后，上当的还是奴才自己。这情形，奴才们是不会知道的，而即准知道，也是毫无办法。奴才艺术，结果只成了“为艺术的艺术”。 |
王独清《妄想录：“发的变形史”》（1938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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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想录：“发的变形史”
王独清
（1938年11月2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8年11月22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后又以《发的变形史》转载于1938年12月13日《申报·自由谈》（香港版）。
目前应当还有一种著作，名目是“发史”，或者是“发的变形史”。
这初听去似乎好笑，也许有人以为是给理发匠看的教科书罢。不过懂得历史的人，一定会明白我说的是关于明清以来的发案。
在现在的青年看来，头发是不关重要的，剪光也好，平头也好，AlIBack也好……总之完全是个人的事体。可是在快要三百年前的我们底祖先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为了头发，曾经受过苦，受过难，拚过命，也送过命。
那段由血泪筑成的历史，现在在一般人底心中已经连影子也淡了下去，甚至湮灭了。我们也只有翻翻那时的笔记和野史，才可以找出一些痕迹。只要把“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发台想象一下，我们便可以明了我们底祖先所身受的一切。而且剃头担子上挂人头的柱子也还遗留在我们底时代，真使我们不能不毛骨悚然。——自然，看惯了帝国主义的炸弹和大炮的现在的人，也许看不起这个掌故的。不过，我们且想想看：满街满巷都是剃担子，担子上挂着几个人头，剃头匠一手拿着剃头刀，一手拿着砍头刀，逢人招揽着生意，这景象也实在不是好看的景象。
然而这掌故，现在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且连剃头担子也慢慢地快要绝迹了。还有，在明末许多地方上的抗战，都几乎和“剃发”是不能分开的。譬如历史上大家都知道的江阴守城的故事，那开始时推动民众的口号却就是：“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但这口号怕也不只是江阴一个地方的口号，而是流行在当时每个抗战区域的。
凡是现在四十多岁的人，大概自己头上都曾经留过所谓辫子的东西，但也大概送过辫子的下野。那时的剪党，除了被人嘲笑，恶骂而外，还时时有生命的危险。留学生回来，头上往往是戴着一个假辫子的，但是有时却会被人在路上拔去，脸上还要受两口唾沫。一个民族受了异族长期的统治，就会这样被麻醉得忘记了自己。一直到清末，大家提起太平天国的革命军，还是叫作“长毛贼”，而对于自己脑后的猪尾巴，却安然地认为是中国的国宝！
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是能够自由处理自己底头发了，但大概很少有人想到：就是这一点自由权，也还是经过前辈底斗争而来的。
所以我认为目前实在有这样的一部著作的必要。
这著作，要是有人能够认真地写出时，那将会是一部宏巨的民族的史诗。在那里面，可以有汉奸底鬼脸，可以有民众救亡的活剧……
这著作，要是能够出版时，我想，至少可以使这孤岛上某一部分的青年复杂一下头脑。——当他们在头上擦着生发油，准备进跳舞场的时候，忽然自己想道：原来就是这作为装饰品的黑油油的头发，也还和整个民族有这样大的关系！ |
王独清《妄想录：“历代汉奸传”》（193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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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想录：“历代汉奸传”
王独清
（1938年11月1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8年11月17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后转载于1938年12月17日《申报·自由谈》（香港版）。
我以为我们目前缺少一种著作。这著作底名目是：“历代汉奸传”，或者更艺术一点，叫作“历代汉奸书像”。
这一种著作的重要，便是要我们于历代的为民族牺牲、戮力的英雄和义士而外，得以更具体地、纵剖面地，认识全般的出卖民族的无耻群。
就我所知道的，在过去还像是没有过这样性质的著作。过去历史上固然有所谓奸佞传等等，但那不过是正史的一部分，不能算是专著。清朝底“贰臣传”，固然是专著，同时确也可以说是一代汉奸的传记，不过那却是清朝皇帝钦定的作品，性质和我所说的恰是相反的。中国著作家往往有两种老毛病：第一种是“存忠厚之道”，不愿正视小人；第一种是“羞与魑魅争光”，不屑正视小人。结果便是只见表彰君子，而小人反被逃脱了。不错，君子是应该表彰的，但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却就因为在当时能够和小人搏斗的缘故。画出了小人底嘴脸，才更可以说明君子底行为。就以南明来说罢，假使我们知道了钱谦益、阮大铖等向清兵叩头的丑态，便会越发觉得当时不屈不挠的那般英雄和义士的可贵。
对无耻要“存忠厚”，那是浑蛋。“光”是非“争”不可的；有了“光”，“魑魅”才不能逃形。
不过要写这样的著作，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我以为最好是用描写的手法，把每个汉奸底丑态给一一钩画出来。材料却须得向笔记和野史里面去找才行。譬如钱谦益，我们要在正史甚至“贰臣传”中去访问他，那所得一定是很少的。只有笔记和野史里面才埋着他底一须，一发，一眉，一爪。随便举例来说罢，像《鹿樵纪闻》里面就有这样的一行：
……翌日，豫王兵至城下，见门未启，遣使呼曰：“既迎天兵，何闭也？”有老人登阵应曰：“自五鼓候此，待城中稍定，即出谒。”骑曰：“若为谁？”复自喝曰：“礼部尚书钱谦益。”
寥寥的几句，便给我们供给了像中的一个主要部分的材料。再譬如阮大铖，《鹿樵纪闻》里面也有一段动人的纪录：
……时兵荒之后，王师所过，随征官往往无从取食。独大钺必罗列鲜肥，邀诸公畅其口腹。诸公讶之，曰：“此日用应酬耳。吾用兵不可测度，亦类此。”诸公故闻其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本，问“能自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而唱。诸公多北人，不省吴音，则改唱弋阳腔。诸公于是点头称善曰：“阮君真才子。”有黑内院者，颇好文墨，学为诗才得压韵，便为击节叹赏。内院于是日为唱和，曰：“阮君吾诗友。”每夜坐诸公帐中剧谈，至听者倦睡，闻鼻声，始出。诘朝天未明，又入坐，聒而与之语。诸公苦其扰，劝之曰：“君精神诚异人，然鞍马之余，盍少息。”则曰：“吾生平不知倦，六十年来如一日。”比诸公起，则又鼎烹杂陈，人人餍饫。
这难道不是无耻者底真实嘴脸么？我们就是要把这些断片的木炭画用来变作成形的油画。
总之，若是有著作家能从事于这种工作，那意义将是绝大的。我期待着。 |
王独清《记摩南》（1935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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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摩南
王独清
（1935年2月1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文学》第5卷第5期，1935年11月1日出版。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我初次听见摩南（PaulMonin）这个名字，还是我到巴黎不久的时候。一次，一个安南学生这样告诉我：
“我们虽然是这样受着法国底压迫，但是法国却也有真心帮助我们革命的同志，像摩南便是这样的人……”
我便问摩南是做甚么的，那回答却是：“当律师的，然而却是革命家！”
这使我很诧异，我想不到当律师的法国人还能够帮助安南底革命。但是，我却从此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了。
好像过了三年多的光景，在里昂我赴一个法国朋友底晚餐会，主人把我介绍给一位穿着旅行服装的客人，说那是才从东方回到法国的摩南律师。“就是这个人吗？”我心中不禁这样惊问了一下。他对于我并没有唤起如我所想象的那种“革命家”底样子，我只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绅士，甚至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底绅士罢了。我故意在问他安南底事情，但是他却总把话转到另外的问题上去，不肯好好地答复我。我只记得几乎有三四遍他在说着这样的一句话：“这事情谈起来太复杂了！”这意思明明就是叫我把口封住，不要再啰他。当时我真是不但失望，而且生气。分手时我心中恨着说：“律师到底是律师，充甚么他妈的革命家呢！”
其实我所以对这位“革命家”不信任，主要的还是因为知道了他是在西贡执行着律师事务的缘故。我根本就怀疑那种挟着装满自家帝国主义法律的皮包到殖民地去兜卖生意的人。在我想来，所谓帮助安南革命的这位摩南，一定总是“浪人”或者流氓一类的货色。
于是我便决计再不记这个名字了。
但是不料有一次我在看一种甚么刊物，忽然发现摩南底一篇论文，这却又引起了我底注意。那篇论文就是讲安南的，他在很动人地描写着安南人底生活，并且还用讽刺的笔调在攻击着法国对安南种种的压迫政策。文字是流畅得狠，我看完了几乎要跳了起来。
“这哪里是甚么他妈的律师哟！这明明白白是一个革命家，一个革命家……”
于是我又狠狠地把自己骂了几句。
这样，我遂又重新留心起了摩南这个名字。每当我在翻阅法国新出版的刊物，只要是态度左倾的，或是注重东方问题的，我总在留心，想在那上面寻出他底大作。
这计划没有使我失望。我知道了他不但是在常写着政治方面的论文，而且还在常写着文学的批评。同时我也知道了他虽然是在当着律师，但却不写法律方面的论文的。
一直到我动身回国为止，我读过的他底文字大概总在十篇上下。
在马赛上船的一天，我自己还在说：“经过西贡时，我一定要去会一会这位摩南，要问一问他为甚么那次对我不肯痛痛快快地发表意见……”但是，不知道怎样，当到船到了西贡，临时我底不爱访问的癖性却又抬起头来。我宁可在西贡玩了整整的两天，而始终却没有去会他。或者我是因为看见了法国人在那儿的那种绝对主人的气概，遂又隐隐然对他起了连带的不信任的心理，也说不定的。
然而这却是我怎样也没有料到的事，回国后在广东却会见了他了。
大概是我到广东才两个月的光景，一天，忽然当时广东底要人之一的林××先生来对我说，有一位法国底革命家到广东来了，革命政府本来打算聘作外交方面的顾问的，但是因为目前情势有些变化，只能请到广东大学担任特别讲师，大概一两天内就会来见我，要我特别地招呼一下。
果然，第三天那位法国底革命家便来见我了。他却原来就是摩南。
“啊，怎么才是你呀！……我们是认得的，认得的……他们只说是要我见王先生，哪晓得才是你呀！……”
他首先便这样断续地叫了起来。
不消说我底惊讶是比他还要厉害的。
他依然穿着旅行的服装，但是态度却好像是变了。现在从他身上似乎再看不见十足的绅士习气，只看见他是在很热诚地发表着他底意见，一点也不装腔作势了。他对于中国情形虽然不大熟悉，然而却很知道留意。他照他底意思解剖着中国当时的政治，有些观点居然也很正确。他底眼睛是闪着聪明的但却是镇定的光芒，从他那浮着浅笑的口中传出来的声音是很不含糊地把一种抑扬而有力量的调子掷到了对方底面前，他确是一个能够吸引人的人。
他到广东，大概是负着一种革命期间安南和中国沟通的政治上的使命。可是他到广东不久，便是所谓×月××底事变，他准备接头的几个要人都离开了广东，他底政治的活动好像是就这样停顿了下来。这便是那位林先生对我说的“目前情势有些变化”的原因。
从此他便在广东大学担任特别讲师了。
他底讲演一星期只有一次。他先讲的题目是关于哲学和经济史的，但是不知道是翻译的不好，还是有甚么其他的原因，听讲的人却简直是少得太过不下去了。一天，他带着自嘲的神气来对我说：
“我看广东对于我是太不适宜了，我还是回到西贡去的好……”
我再三地安慰他，给他解释说，在广东大学里面，那种情形是很平常的，他尽可不必管这些事。然而他还是不能够释然。最后，他提出来要改讲法国文学，问我可以不可以。
可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一下却给我弄上了麻烦。消息一传了出去，文学院底学生便要求我当翻译。这是没有办法可以推托的。于是，摩南忙碌的日子也便成了我忙碌的日子。在我那种只传达大意的翻译之下，他是讲了一次拉马丁和一次谬塞。然而听讲的人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拥挤。
我们渐渐地亲密起来，他几乎隔两天便要来看我。他完全不是第一次在里昂和我见面时的他了，我问他安南底事情，他都一一详细地说了出来。我曾经这样笑过他：
“你第一次对我的态度真使我生气。你可知道我那时把你看成了个甚么人吗？”
“哪倒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我那时又怎么能够知道你是个甚么人呢！”
他这样敏捷的回答，倒使我对我自己好笑了起来。
他就这样在广东住了几个月（大概不到三个月罢），终于不愿再住下去了。他走的原因不消说是有政治的关系的，但是广东大学底那种特别讲师对他不能发生甚么兴会，却也怕是一个很小的原因。问题就在他讲演时的翻译：我是一天一天地忙起来了，后来竟至抽不出时间去作这项工作。为了代替我，我很郑重地给他另外找了一位翻译，但是，听讲的人却又渐渐地少了下去，最后还好像几乎没有人去听了。这自然使他不想走也不能不走。
他临走时很是凄然。他对我说：
“我到广东来也决不是空跑，我认识了很多的同志和朋友。不过我还是惦念着我很熟悉的安南，我要继续为那儿去服务……”
我也曾极力地挽留他，但是总敌不住他那坚决的意向。
他一回到西贡，便写信给我报告他底近状。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复他时，他底第二信却又来了。他说他找到了一个住在西贡的中国人，很懂得中国文学，要我寄几本我和我底朋友底作品给他，他想借那个中国人底助力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学作一番研究。我是照他所要求的做了。但是过了两个多月，我忽然收到一卷“新闻纸类”，打开一看，却是一本法文杂志和一份法文报纸。原来那上面都有摩南底文章。杂志上的一篇是介绍我的，报纸上的一篇是介绍我和郭沫若的。文章里面所引的我底诗句和郭沫若底诗句都翻译得正确而且出色。我写信去致谢他，他底回信说，那并不算是他底作工，他底工作却还是他正在翻译中的我底《杨贵妃之死》，并且说等到翻译好了，还要我用法文写一篇序文寄给他。可是就自从这封信以后，我便再没有接过他底信了。
我写过两封信去探问他，但却始终没有一点消息回来。
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底冬天，当我在极不自由而又受着各方攻击的时候，一位才由西贡回到上海的朋友来看我，我问起摩南底情形，却不料得到的报告是：
“一年前就病死了！”
这简直使我半晌都讲不出话来。
据说他底病是肠窒扶斯，先前本是由他底一个朋友给他医治的，已经都有了起色了，可是不知道为了甚么。他忽然又转到西贡法国政府设立的医院中去疗养，从此病势就反而加重，竟至到了不治的地步。
这情形若果是真的，我想，怕总不会没有政治上的阴谋。虽然我到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摩南到底是怎样的一类革命家，但是照他底言论和行动看来，他想要使安南有独立的运动，却总是不会错的。这样的一个法国人，谁也不能担保他不受法国在安南的政府底猜忌……
晚间一个人坐在少有朋友来往的寓所里面，回忆着往日底旧事，看着自己特意挂在桌前的一张摩南底遗照，又检出他给我的几封信札，只觉得异常的凄凉。几年来世界底黑潮不知道卷去了多少可追念的战士，像这位摩南，便是我所能知道的一个了。而我自己，也是正休息在这黑潮底边上，我底命运，怕也不会比他能安稳多少罢。
一，二月，一九三五。 |
王独清《关于但丁《新生》》（1935年1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关于但丁《新生》
王独清
（1935年1月17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石越先生：
前天由别处展转接到你底信以后，我又翻出了去年十二月四日《大晚报》底《火炬》，把你底文章读了一遍。现在我就来答复你。
先说你对于我《新生》注释“疑惑”的一项。《新生》中最末一首诗底起首两行，确有些注释家以为是指“第一动天”，即所谓“九层天底第一层天”，但这是不对的。“净火天”意大利原文为“Empireo”，即英文之“Empyrean”，原出希腊“Epyros”一字，古代天文家俱以为是诸天底尽头。但丁则更将此天作为九天以上的第十天，认为是最高最广的理想的世界。在但丁著作中以“宽广的境界”这样的字眼来代“净火天”的地方甚多，即如《神曲》之“地狱”篇第二歌中由维基尔口中说出贝德丽采底来处道：
Madimmilacagionchenontiguardi
Delloscenderquaggiusoinquestocentro
Dallampiolocoovetornartuardi.
（但请告我，何以你竟能不心胆兢兢，
从你要热中归去的那宽广的胜境
降临到这个如此低下的中心一层？）
但丁底宇宙形体的观察本来自杜赖米（Ptolemaios）之“地心说”，即地居于诸天之中，诸天是一重大过一重，至最高之天则既宽且广。此天既为但丁理想的境界，故贝德丽采即居于此。《新生》中最末一首诗便是指的这个，我底注释是没有错的。
其次，你信中所问的《新生》版本的问题，我只能借这儿就我所知道的供给你一点。《新生》在意大利旧的版本约有以下数种：
（一）Giuntina版本，一五二七。——这是最老的版本，可以研究这书中文字底原始形式以及往日诗歌韵脚和后来版本的不同之处。
（二）佛劳伦市BartolomeoSermatelli版本，附有卜伽丘《但丁传》，一五七六。
（三）佛劳伦市TartinieFranchi版本，一七二三。——这是由教士Biscioni印行的。
（四）威尼市AntonioZatta版本，但丁全集第四册，一七五八。
（五）米兰Pogliani版本，一八二七。——这是由克罗斯佳学院（AccademiadellaCrusca）印行的。
（六）白萨洛（Pesaro）TipographiaNobili版本，书面底题名是：“VitanovadiDanteAlighieri,secondolalezionediunCodiceineditodelSecol.XV;Collevariantedell'edizionipiuaccreditate.”
至于英文译本有比较完善注释的，据我所见过的怕还要算是罗塞蒂底译本罢。此外美国肯斯（OscarKuhns）对于《新生》注释很做了些成绩，也值得参考。
一七，一月，一九三五。 |
王独清《从哥雅说起》（1939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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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哥雅说起
王独清
（1939年1月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9年1月4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后转载于1939年1月11日《申报·自由谈》（香港版），署名：斗勤。
因为日本“第一流作家”佐藤春夫到上海赏鉴战后的闸北，说是像看见哥雅底画一样，我于是想起了目前绘画上的一些问题。
实在说来，若是目前真的有哥雅那样的画家，倒是极需要的。且先不要说他已经有著名的“战争的灾害”类的作品，就只以他作画的态度来说，他若是活在目前，他底作品一定会有绝大的作用。但那作用不待说却不是佐藤春夫所追求的奇特味。
我们可以坦白地说，像这样的画家，中国根本便没有过，中国底风俗画，往往只是简单的历史画，而且最高的成就，也不过勉强可以比一比法国罗珂珂时代的画家华朵（Watteau）而已。但这也只能勉强地比一比，——不过在清末，却出现了一位大画家，那便是吴嘉猷，号叫作友如的这个人。
这位画家底名字已经很久被人忘却了，最近有人谈“上海掌故”，才又被附带地提起。这是应该的。吴友如底功绩，从一般说来是有两种：第一，创作了真正的风俗画；第二，创作了大规模的连环图画。这两项，在中国底画史上，都算是空前的。他不但使绘画和时事发生了密切关系，而且还用绘画作了反抗外祸的武器。我手头并没有一点《石斋画报》和《飞影阁画报》，不过记得他底作品中，除了关于当时主要时事的中法战争的描写而外，还有对于租界法庭的抗议。自然，他没有直接反对过清廷，甚至有时还表扬过清廷，而他写实的技术有时也是幼稚的，那些却都应当归之于他底环境和他底时代。
在近人著的研究中国绘画的著作（例如俞剑华先生底《中国绘画史》）中，几乎就没有吴友如这个名字。和吴友如同时而也是住在上海，也是以画人物出名的画家，大家却宁可记得一个钱慧安。原因是：钱是雅，吴是俗。自然，若照中国画学的理论来说，钱是够格的。但钱所画的是甚么呢？只是完全和他底周围毫没有关涉的一些士女（那和吴所作的历史画根本是不同的）。雅，自然是好的，不过雅到绝顶，我看还是大米底山水为最彻底；用笔去任意地点一阵，是丝毫“匠气”也不带的，然而那用处却是怎样，也叫人说不出来。
我并不是说，目前的画家一定要学吴友如；我只是说，像吴友如那样的画家在目前依然是需要的。他那种态度，那种计划，那种取材，目前的画家都有注意的必要。倘是现在能有画家像吴友如一样，办一种那样的画报，我看依然还有作用。自然，真正的新闻，现在是有照相了，然而像吴友如似的，提炼出时事的精华，画出追击与讽刺的实在脚色，而且更不妨像吴友如似的，在画端加一段通俗的解释，那还是极有意义的。——至于技术是更进步的，是更熔化于新的技术中的，那自然是无须多说。
现在上海还有美术学校，可是我根本不知道那里面课程是怎么样。不过照一向的“艺风”推测起来，现在到郊外去写生自然是办不到了，但大概还是画室里烘起火来，描着裸体的模特儿，所拷贝的大概还是拉斐尔一流底圣母像罢。自然，基本的课程，谁也不能说不该学的。不过在目前，我以为既是有时间用西洋过去的作品来锻炼艺术，那与其拷贝拉斐尔，倒真的不如拷贝哥雅一流底作品要有用处得多。还有像杜米艾（Daumier）、罗多莱克（ToulouseLautrec）等作品，我觉得学一学也未必错。——这只是我随便想起的两个画家，那种艺术应用在目前自然是不够，然而那种方法要是展开时，至少可以暴露这孤岛上某部分的糜烂，至少可以淋漓地钩出汉奸底原形。不过这两个画家在西洋却也被认为有“匠气”的画家，美术史上也往往没有他们底名字的。 |
王独清《德国“排犹”的今昔》（1938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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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排犹”的今昔
王独清
（1938年11月2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8年11月24日《申报·自由谈》（上海版），后转载于1938年12月10日《申报·自由谈》（香港版）。
偶然翻了一下海涅底文集，在他纪念鲁德维格·马尔可（LudwigMarcus）论文里面读到两段关于当时德国“排犹”的话。海涅给当时的政府进着忠告道：
“……然而政府应当用极贤明的观察力，认识这一事实：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即使仅仅脚趾上有了毛病，便也不能算是健全。自然，国家是总可以骄傲地扬着头，挺着胸，端立于风暴之中的；但是若果脚趾上只起了一个水泡，那么，就是在显示着骄傲的头上，在挺着的胸中的心脏上，也还是会感到痛苦的罢。加于犹太人的种种限制，正是使国家痛苦的水泡。”
这自然是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来说话的。海涅这种论调的对不对，我不想在这儿妄加批评。我只是觉得这几句话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便是：前世纪德国的“排犹”，较之目前德国的“排犹”，真是相差得太远了。海涅底时代，有过一次出名的犹太人解放运动。有组织的犹太文化学术协会（VereinfurKulturundWissenschaftdesJudentums），爱杜华德·刚石（EduardGuas）提倡犹太主义的言论，便都是当时的名产。不过，尽管运动是怎样的激烈，其实作为那运动的对象的“排犹”，却主要的是以强迫犹太人改宗的名义，在法律上给犹太人定下了许多生活上的限制。犹太人所受的虐待自然是很厉害的，但是却总还有一个虚伪的条件，给他们一点退步。海涅虽然把犹太人比得那样的下贱，但是他认为当时的政府有听他忠告的可能，却是实在的。就算他是幻想罢，却也有他幻想的根据在。然而假使把这几句忠告送给目前的希特勒政府，那便不是梦呓，也会是笑话。因为，这已经是太幼稚，太浅薄了，希特勒政府底行动已经“超越了这个时代”。
海涅在给当时的政府进了忠告之后，接着便又上着条陈道：
“……用法律的束缚使犹太人反他们底信仰，应当代以用奖金去使犹太人改他们底信仰……为了那信仰假使不在灵的方面而是在肉的方面，则不妨就奖励他们底‘割礼’……更不妨奖励那种坚固信仰的束在腕上的‘信仰带’之仪式。政府还可以为那种仪式供给他们的皮料。而且为了信心很深的以色列人吃了三千年的‘逾越节’底无酵饼，政府还可以把麦面散给他们。……”
这是叫政府用怀柔政策去对付犹太人，可以说是在替政府打算的。这个条陈，到底当时的政府采纳了没有，自有历史在，用不着说。不过海涅就算是幻想罢，依然还因为当时的政府可以使他幻想的缘故。若是海涅生在今日，我想，他就是怎样的幼稚，浅薄，也决不会写出这样无用的废话来的。因为，这个条陈是在希望政府拿出钱来，而目前的希特勒政府却是首先相反地在抢钱，抢钱，抢钱……
从这一点点文献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德“排犹”的今昔的不同。要说这是“进步”，却也是的确的。祖宗原是窃贼，子孙化为强盗，——这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伟大的进步”！ |
王独清《《先拨志始》序言》（1937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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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拨志始》序言
王独清
（1937年1月2日）
这册丛书收辑的两种明季史料都是一向被称为名著的。这两种所记载的恰恰一种是上层社会底党争；一种是下层农民叛乱中最耸动人的一段。
《先拨志始》底作者文秉（荪甫）是文震孟底儿子，平生虽未入仕，但因为家世的关系，博习当时朝贵间的掌故。这书得以重刊，完全是夏燮（嗛甫）底力量。夏燮是清代治明史的大家，他之发见这书，也就是当他在编纂《明通鉴》的时期。这书和李逊之底《三朝野纪》大部分相同，只是较《三朝野纪》更要完全地保存了一些文献：像所谓“妖书”，“东林点将录”以及“逆案”等都是《三朝野纪》中所没有的。一向史家把这书和吴次尾底《两朝剥复录》并称，以为同是记万历天启两朝最详备的典籍。
《蜀碧》底作者彭遵泗（磬泉），丹棱人，乾隆丁巳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这书记张献忠入据四川的始末，算是在所有记这段史实的书中最为人称道的一种。
关于《蜀碧》，应该特别说几句话。
在本丛书第十八册底序文中我曾说过：“李自成是被涂成了花脸的，清兵却大半是被穿上了礼服的。”这意思是说我们目前所能得到的明季的史料，凡是记载农民队伍屠杀和清兵屠杀的，都一定是充满了不忠实的夸张（前一种屠杀）和掩盖（后一种屠杀）。要是没有这种见解，那便会受那些史料底欺骗，会真的相信农民队伍都是一些疯子，而清兵却简直是“仁义之师”了。
《蜀碧》这部书便更加证明了这个意见的正确。干脆地说一句：这部书所以能为人称道的，就因为它把张献忠描写得不近人情而把肃王恭维成一个“救世主”的缘故。作为描写底手法不消说是不错的，他使张献忠在我们面前成功了一个杀人的大艺术家。自然我们现在没有别种材科可以反证那些描写的虚伪，不过，作者却也记载着一些我们一看便不能相信的鬼话的：像“天鼓鸣”，“东狱庙玉帝像自动不止”，“红雨着物尽赤”等等。要是我们完全相信作者笔下的张献忠，至少我们总也得相信一半出于同一笔下的这些鬼话。
张献忠杀人自然是杀人的，不过决不至于像作者描写的那样。有些不平常的杀人法子，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那未必都是张献忠底“创作”。不举别的，就只看《先拨志始》上所载的皇帝底杀人，已经便可以使我们悟出残酷的刑法的来源。然而那还只是上层社会中的互相残杀而已，若要推想到地主和官吏对于农民的待遇，那就怕不会是那样的“单调”。奴隶们所受的教育便是酷刑，便是杀人，试问当他们能够发号施令的时候，不把他们所受的教育发挥出来还等甚么呢？张献忠不会著书，不能把地主和官吏底残酷记载出来，他底唯一的方法就只有学那种残酷。
其实事实上张献忠起初并不是这样残酷的。就是《蜀碧》上也说他“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同时还流露上一两条他在四川政治上的有计划的设施（铸钱和保甲）。他底“残杀”大半是在清兵入关以后才显著起来的。那原因是他意识到了自己底没有出路，遂由失望而陷入了“颓废”的状态。他不是文学家，他底“颓废”的表现也就只有加紧了杀人。残酷自然依然是残酷的，不过，比起清兵入关以后那般上层人物为清兵效劳的杀人，却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是一个极显明的事实，然而一向记载张献忠的历史家却都没有注意过。
总之《蜀碧》是一部典型的清廷官吏底著作，我们挹取它底史料，同时也必须丢弃它底瞎说。关于张献忠的许多传说，这书一向是给了不小的力量的，但是，我们现在却已经不是上当的时候了。
至于明季历史的分析，本丛书已经有几位辑录者讲得很是详尽，在这儿我想省事一下，不再多说。
王独清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 |
第二章社会运动之创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2004）
第二章社会运动之创建
想像一次18世纪的旅行——旨在对斗争中的变化进行探究：在动荡的1768年，你从英国伦敦出发、途经波士顿到弗吉尼亚的查尔斯顿。你兜里揣着的不是伟大的导游先驱卡尔·贝德克尔[1]——此公直至1801年才出生——出版的旅行指南，而是一份斗争事件的汇编（contentiousgatherings,CGs）。它所收罗的，是一群人（姑且算是10人或10人以上吧）聚集在一个四通八达的公共场所，群体性地向外界伸张自己的诉求；一旦这些诉求得到满足，就有可能对他人的利益产生影响（Tilly1995:chap.2andappendix）。至于表达诉求的方式，则从人身攻击到陈情请愿，不一而足，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政治支持的表达。
18世纪60年代以前发生在伦敦、波士顿和查尔斯顿的绝大多数斗争事件，都更多地采取了威胁恐吓或直接诉诸武力的方式，以对付与其团体立场或利益相冲突的其他派别。这与社会运动通常采取的游行、集会、委派代表的方式大相径庭。然而，到了18世纪60年代，有迹象表明集体斗争事件中开始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以下是1768年4月伦敦斗争事件的汇编，主要事件如下：
4月2日：邻近伦敦的布伦特福德（Brentford）郊区，一伙人拦截了一辆过路马车，强迫车上的人喊“威尔克斯暨自由”，以示支持议会候选人约翰·威尔克斯（JohnWilkes）。
4月14日：肖迪奇教堂（Shoreditchchurch）后的织布作坊，织布雇工撕毁了6台纺织机上的布匹。
4月14日：在位于斯毕塔菲尔德（Spitalfields）的纺织作坊和店铺，又有一伙织布雇工撕毁了另外6台纺织机上的布匹，作为布匹所有者的雇主被雇工们列入了黑名单。
4月15日：沃平（Wapping）爆发冲突；一方是支持罢工的运煤工，另一方是反对罢工的运煤工，双方参与者洗劫了附近的一些房舍。
4月15日：在布伦特福德公路，威尔克斯的支持者们拦截了一辆马车，并强迫车上的人声明支持“威尔克斯暨自由”。
4月16日：谢德维尔（Shadwell）的运煤工殴打了一名煤炭商人，起因是这名煤炭商人的仆人撕掉了运煤工的罢工传单。
4月18日：萨顿公地（SuttonCommon）观看死刑的围观者中，有人（煞有介事地）称外科医生要把犯人的尸体拿去解剖，于是人们叫嚷着打倒医生、抢夺尸体并埋葬了死者。
4月20日：谢德维尔的朗德塔韦尔（RoundaboutTavern），运煤工殴打一名兼营煤炭生意和租赁代理业务的酒店老板。
4月21日：古德曼斯菲尔德（Goodman’sField）的一家妓院，一名男子试图向妓院要回自己的女儿，起先他遭到了妓院雇工的殴打，继而围观者洗劫了这个淫窟。
4月21日：斯毕塔菲尔德的织布雇工撕毁了纺织机上的布匹。
4月26日：运煤工登上沃平的运煤船，与船上的水手大打出手。
4月27日：威尔克斯的支持者跟随他穿过斯特兰德大道、跨过西敏寺大桥向监狱的方向行进。他们试图从狱警手中解救威尔克斯，但威尔克斯摆脱支持者向狱方自首。
4月28日：威尔克斯的支持者包围了萨索瓦（Southwark）的王座法庭监狱（King’sBenchPrison），叫嚷着要焚烧这座监禁威尔克斯的监狱，并象征性地烧掉了一只靴子和一顶苏格兰帽。
这就是1768年4月伦敦多姿多彩、有声有色的斗争事件的历史画卷。
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事件中，贯穿着三条矛盾主线。首先，是谢德维尔和沃平（这是伦敦附近的两个主要码头）的运煤工要求提高计件工资所得，他们采取的方式是阻碍煤炭的船运和销售。其次，是伦敦东区（尤其是斯毕塔菲尔德）的纺织工人向克扣工资的雇主施压，同时也向应允以最低工资为雇主提供劳务的雇工施压，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撕毁与这些雇主有牵连的织布作坊的布匹。最后，是围绕着备受争议的约翰·威尔克斯刮起的政治飓风。在前两类冲突中，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工人阶级沿用了几个世纪的施压与报复手段，而第三类冲突则让我们见识了某种创新——那是社会运动常备剧目的雏形：将议会选举活动变成了展示大众团结和公众决心的盛会。在一个选举权尚未普及的年代里，一群不享有投票权的公众有秩序地进行着大众参与，这对当时的选举文化造成了冲击。
威尔克斯是一个煽动家，但并不平庸粗鄙。他利用自己的财产和一个较低等级的贵族名号，在1757年进入了英国议会。1762年，他在任职期间主编了一份专唱反调的报纸《英国北佬》（TheNorthBriton）。取这样的名称，就是针对同年早些时候创刊的亲政府报纸《英国人》（TheBriton）；后者由苏格兰出生的小说家兼小册子作家托拜厄斯·斯莫利特（TobiasSmollett）创办，目的之一就是帮助现政权抵御威尔克斯的攻击。不难想像，这个略具侮辱意味的名称冒犯了政府中的苏格兰人，特别是冒犯了国王的宠臣布特爵士（LordBute）。（上文提到的1768年4月28日焚烧靴子和苏格兰帽事件，就是取其谐音嘲讽布特爵士的苏格兰血统[2]。）
1763年，威尔克斯在《英国北佬》第45期撰文抨击王室的一篇演说。演说稿由布特爵士捉刀，以国王的口吻对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条约》给予了颂扬。威尔克斯批评道：
这位大臣上周二的演说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极不相称。我甚至怀疑它是否让条约凌驾于主权或国家之上。每一个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都必定悲哀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具有如此伟大和非凡品质的国王——他的英国着实令人钦敬——居然会把以他的威名所作的签署置于如此可憎的地步，他闻名遐迩的诚信与清白居然衍生出了一个最最有失公正的声明。（Rudé1962:22）
针对上述言论，王室的法律代理人指控威尔克斯进行了煽动性诽谤。就当时的法律环境而言，即便议会的议员也不能公然隐射国王撒谎；也就是说，威尔克斯的罪名足以让他在伦敦塔里苦度残生。然而，威尔克斯在法庭上对一般逮捕令[3]——国王的官吏据以逮捕并没收其文件的依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将自己的过错清晰地界定为基于寻常动机的个人过失。在1763年5月的法庭上，威尔克斯宣称：
自由，让士绅们更加明智，为百姓们提供保护。我今天的判决，是对一个问题的最终判决，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必须立即宣判：英国人民的自由到底是真是幻？（Brewer1976:168）
威尔克斯最终赢得了这场诉讼，并因遭受非法逮捕和没收文件而获得了政府的赔偿。他呼吁言论自由，这为他在法庭上赢得了喝彩、在大街小巷赢得了欢呼；他的法庭演讲创造了“威尔克斯暨自由”的口号，人们把它当作抵抗专断权力的拼死呐喊。
这场胜利并没有让威尔克斯见好就收。1763年，他不仅重印了第45期的《英国北佬》，还创办了一份色情小册子《女性杂谈》（EssayonWoman）。政府扣押了这批校样，并启动新的程序以对付威尔克斯。当伦敦的治安官和绞刑吏们奉命在齐普赛街（Cheapside）当众焚烧第45期的《英国北佬》时，遭到了一个团伙有组织的袭击，濒于焚毁的报纸也被抢走了。至于威尔克斯，他仓皇越过海峡逃往法国躲避追诉。英国议会将其除名，法院宣告威尔克斯为逃犯。
然而，等到1768年，威尔克斯又秘密回到了英国。他参选议员并再度当选，又因陈年的违法行为而身陷囹圄，并眼睁睁地看着议会把他踢了出来。前文所述的1768年4月威尔克斯事件，事件起因就源于威尔克斯的议会选举。1769年，议会正式否决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大牢里的他三次当选议员，三次遭到议会否决。然而，在威尔克斯服刑期间，他犹如一名公众英雄，饱受全国各家报纸、各类访客、各种礼物的青睐。例如，斯托克顿（Stockton）的一位支持者就给他寄了45块火腿、45只口条和45打瓶装麦芽酒（Brewer1976:177）。一时之间，45这个数字成了大众图腾，既象征着威尔克斯，也象征着普遍的自由。
接下来，威尔克斯开始了一段奇特的职业生涯：他被视为百姓的公仆、也被视为异见的声音。1769年，他成功当选为伦敦市议员，而当时他仍在监狱服刑。1770年，威尔克斯获得释放（伴随着民众的欢呼、烟火、彩灯，以及45门礼炮的轰鸣）。1771年，他成为了伦敦市的郡长，并迅速着手竞选最高市政职位——市长。1772年，威尔克斯实际上赢得了这个职位所需的民意支持，但市议会还是决定任命他的对手——污点较少的詹姆斯·汤森（JamesTownsend）——为伦敦市长。为此，大约三千名群众闯入伦敦市政厅（伦敦市长的官邸），他们高喊“市长这个该死的恶棍，他抢走了属于威尔克斯的东西，我们要他滚下台”（Rudé1971:125）。
1774年，在经历了一次更加严重的挫败之后，威尔克斯终于赢得了市长选举，并在同一年重新回到下议院。此后，在美国独立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他又担任了美洲事务的主要发言人。尽管他蹲过大牢，他的官司却在英国确立了一项法定权利，即英国的报纸杂志有权对政府——王室亦不例外——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报道。威尔克斯不仅驾驭着广泛的群众支持（甚至包括斯毕塔菲尔德丝织工人中的行动者），而且还在伦敦的商人和试图制衡王室专制权力的政府官员中建立了联盟。―个最初名为“威尔克斯先生与宪法之友”的精英组织，很快就被扩充成为“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并成为推动议会改革的重要力量。尽管当时没有人使用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协会的发展却为社会运动的成长——使之成为英国大众政治的新形式——奠定了部分基础。
恰恰是在支持威尔克斯入选议会的过程中，他的庶民支持者们进行着创新。在18世纪60年代，工人们基本上不享有议会选举的投票权，于是他们成群结队地陪着威尔克斯去投票站投票。1768年3月28日，当威尔克斯赢得布伦特福德的第一轮选举时，他的支持者们开始攻击反对派，并要求在选举过程中持续地欢呼。保守主义刊物《年鉴》（AnnualRegister）（埃德蒙·柏克[4]1758年创办，至今仍颇有影响）对此不乏揶揄：
一伙蛮横无耻、行为卑鄙的乌合之众，在海德公园角向城市执法官的儿子库克（Cooke）先生投掷石块，不仅把他从马上打了下来，还拆掉了其中一辆马车的车轮，割断了马具的缰绳，把车窗玻璃砸得粉碎；其他几辆马车也遭到严重破坏。这样做的动机，是在威尔克斯反对者的游行队伍前打出一个旗号，上书“不许反对”。[5]（AnnualRegister1768:86）
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们突破了以往的集会许可界限：不仅将选举活动和公共集会扩展成为向民众英雄表示支持的群众宣言，而且，还将委派代表和请愿游行——使之不再是简单地委派几个庄重的代表唯唯诺诺地为民请命——转变成为遍布大街小巷的群众盛会。他们率先将民众的群体行为（crowdaction）与指向支持者和当局的正式诉求相结合。尽管相对于WUNC展示中的统一、规模和奉献，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们在价值呈现方面略有偏废，但他们毕竟将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与WUNC展示联系在了一起。
远在18世纪60年代以前，英国和美洲的普通民众就已经有了这样或那样的诉求伸张活动。例如，一些约定俗成的公共集会活动——如节假日、葬礼、教区聚会等——就一直为民众提供发泄不满和向群众领袖表示支持的机会；而有组织的工匠和民兵也享有——尽管有所限制——在自己的节日里举行游行的权利，这项权利有时就被用来表达对权贵和压迫的反抗。此外，借助于得体的礼仪，民众也可以委派若干谦卑的代表，低声下气地请求获得集体损害赔偿。在民众自己的圈子里，工人、消费者和住户也常常对违背地方利益或道德规范的冒犯者进行抵制或报复（Tilly1983）。例如，有一种“喧闹曲”（RoughMusic）习俗，是由以下内容组成的：在道德冒犯者——譬如向年轻姑娘求婚的鳏夫——屋外举行集会；发出喧嚷和吵闹——譬如锅碗瓢盆的敲打声、辱骂声，以及/或者淫秽小调的哼唱声；向冒犯者索要补偿——譬如离开后喝酒的酒钱；最后，众人散去（Thompson1972,1992）。诸如此类的报复仪式随着发生地的不同而在细节上呈现出显著变化，这与后来出现的诸如示威、组建专项协会等社会运动的运作方式大相径庭：后者以其模块化（modularity）的运作方式流通于不同的场景之间。
18世纪早期英国大众政治的固有原则，在当政者的眼里或许是这样的：
●英国国民结为法律所认可的团体，如同业公会、社区、教区等；行使明确赋予的集体权利（collectiverights），如在指定场所合法集会之权利。
●法律保护诸如此类的集体权利。
●地方政府有义务执行和尊重法律。
●诸如此类的合法团体所选出的代表享有权利——当然也是义务——公开表达其共同的诉求和冤屈。
●政府有义务对此类诉求和冤屈予以考虑，并在确认其正当时予以满足。
●在此框架之外，未经法定批准之一切人等均不享有集会、表达诉求或冤屈，从事集体行动的权利。
●任何人在此类限制之外为民请命，均为非法侵害议会特权；实际上，一旦议员当选，选举人即不再享有委托之权利。
当地方民众违背上述原则，重新诉诸进行报复、赞同和支配的传统套路时，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通常会装聋作哑；而一旦民众的行为危及统治阶级的财产权、将矛头指向了统治阶级的中坚成员或实行了跨区域的联合时，那么，就像《暴乱治罪法》[6]所表明的，政府常常会诉诸这些原则。毫无疑问，叛乱和内战——如在1640-1692年间困扰不列颠群岛的那些——中的主要插曲，便是普通民众打着宗教和政治传统的旗号，频频向政府当局提出激进的诉求。他们甚至违反上述原则中的最后一项——未经当局批准举行议事集会，乃至直接向议会发起挑战（举例来说，参见Mendle2001）。不过，在18世纪后期以前，这些危险的公众表达形式往往在随反抗而来的镇压中遭到封杀。
至于统治阶级成员，无论是大西洋的此岸还是彼岸，都享有不那么危险的诉求伸张手段。当局对自己的俱乐部、宴会、小册子、偶尔喧嚷的议会会议，通常会宽容以待。选举——尤其议会选举——为许可提供了上好时机：候选人款待选举人使其获益，同时对这种庇护给予奢华的展示［除了受到非常严格的选举权限制，威尔克斯1757年的议会选举还花掉了他7000英镑；而当时伦敦郊外的一个农场工人，其最高年收入不过30英镑（Armstrong1989:693-698,Rudé1962:19）］。就此而言，社会运动的变革与创新并非源于任何一个要素的发明和创建，而是源于所有的要素被转化、扩展、标准化（standardizing）并组合成为旨在表达公众诉求的规范手段。同样重要的是，民众的社会运动尝试创造了一个既斗争又不失为合法的空间——运动、诉求伸张表演和WUNC展示在这里获得了政治地位。
战争与社会运动诸要素
七年战争[7]（1756-1763年）为社会运动这一政治创新提供了主要动力。在18世纪50年代之前的半个世纪，英法两国不时交战——战火从欧洲蔓延至公海、亚洲乃至整个美洲。在征服路易斯安那——即后来的东加拿大——之后，法国发现自己处于英国军队和英属殖民地的两面夹击之中。适逢后者正忙于驱赶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法国便趁势在主要的印第安部落联盟中招募盟友。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来说，七年战争既是同法国的战争，也是同印第安人的战争。
尽管英国一方引人注目地取得了战争的重大胜利——例如，从法国手中夺取了加拿大；但是，在欧洲、印度和美洲开展的重大军事行动，却让英国国库虚空、政府负债累累。英国试图在北美殖民地另辟财源，为其巨额的财政开支和急剧的军事扩张埋单；为此，他们收紧了海关监管，并对涉税范围极广的商业和贸易项目强征高额印花税。然而，抵制进口税和《印花税法》[8]，却让殖民地人民前所未有地团结在了一起，它激起了对英国进口产品的抵制，促使在13个殖民地以及在加拿大的部分地区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自由之子社”[9]的各个分社组织和推动了整个殖民地的抵制运动。随着殖民地商人、工匠和其他城市居民精心织就的抵制网络的形成，《印花税法》的废除（1766年）不过是迟早的事儿。
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开创了最初的抵制斗争，其他殖民地也随即加入到斗争的行列之中。18世纪60年代初，波士顿商人成立的一个旨在促进贸易的社团，此时已俨然成为反对苛捐和苛政的重要堡垒：例如，该社团联合社会精英开展了1765年和1766年的《印花税法》抵制运动。与此同时，一个与工人有着紧密联系的小商人团体也像波士顿“自由之子社”那样开展了动员活动，从而在商人团体和焚烧肖像、劫掠屋舍、殴打税务官的街头行动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商业精英中的极端分子——如塞缪尔·亚当斯[10]——则犹如政治掮客一般穿梭于两个团体之间。
1766年12月，亚当斯给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自由之子社”领导人克里斯托弗·加兹登（ChristopherGadsden）写信，提议在所有殖民地的爱国商人之间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Alexander2002:45）。为了回应1767年的《汤森税法》[11]——该法案向殖民地强征范围广泛的进口税——亚当斯设计了一封表示抗议的“通告信”（circularletter）以征集马萨诸塞和其他殖民地的联署签名。同年晚些时候，在网络不断壮大的爱国协会组织下，波士顿居民召开会议决定促进美洲制造业的发展，并减少对英国进口产品的依赖。1768年1月，马萨诸塞议会向英国国王提交了一份措辞谦卑的请愿函，以温和恭敬的口吻表达了当地对征税的反对。遭到国王拒绝后，马萨诸塞议会2月签署了亚当斯起草的措辞激烈的“通告信”。到了这个时候，马萨诸塞的爱国者们坚决主张：英国议会无权单方面制定向殖民地征税的法案。
《年鉴》在记录这段历史时，谨慎地同美洲诉求者保持着距离：
美洲大陆上的所有古老的殖民地都已采纳或分享了这些决议。此后不久，马萨诸塞湾的议会寄出一封“通告信”，由议长签署，寄往北美所有殖民地的议会。“通告信”旨在揭示议会近期所立法案的邪恶倾向，表明这些法案违反宪法，并倡导殖民地建立普遍的联合，以便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制止立法恶果的发生，同时在请求政府废除这些法案时做到步调一致。此外，“通告信”还尽可能细致地对殖民地人民作为人的自然权利，以及他们作为英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了论述。他们伪称，所有权利都被这些法案剥夺了。（AnnualRegister1768:68）
尽管国王乔治明令禁止，但马萨诸塞议会仍以92:17的多数票拒绝撤销对“通告信”的签署。大多数议员表示若撤销签署，那么“剩下的自由就只是徒有其表了”（Alexander2002:55）。
正当打头阵的商人们用精心准备的合法手段进行抵制时，波士顿的水手和工匠们则频频以动用私刑的方式进行着抵制。他们抵制英国征兵、堵塞英军营房、围攻税务部门、将英国官员及其走狗的肖像“绞死”在临近公地——这块公地曾是1765-1766年《印花税法》冲突的爆发地——的“自由树”上。他们常常以直接的行动让商业抵制和官方抗议事半功倍。
随着与殖民统治者（如国王在马萨诸塞的代表）和英国政府的交涉不断恶化，波士顿的普通民众也加入到斗争的行列之中。1768年5月，英国海关官员以欠税为由扣押了波士顿商人（兼走私者）约翰·汉考克（JohnHancock）的“自由号”商船，波士顿的民众于是驾船营救“自由号”，并将涉案船只放跑了。
此时此刻，民众们相互联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向海关官员投掷石块，折断其中一位官员的佩剑，并尽其所能地侮辱他们。随后，他们又攻击了海关官员的住所，砸破窗户，并把海关的征税船只拖到公地付之一炬。（AnnualRegister1768:71；详见Hoerder1977:166-168）
海关官员先是逃到了英国军舰上，随后逃往波士顿港口的威廉要塞。整个波士顿地区召开了未经当局批准的镇民抗议大会。当消息——称有两个团的英军正从爱尔兰和哈利法克斯[12]调往波士顿试图恢复秩序——传到波士顿时（9月12日），马萨诸塞湾的议会成员开始在整个殖民地组建抵抗委员会（resistancecommittees）。
马萨诸塞的爱国者迅速与其他殖民地结成了联盟。这些联盟开始时大多是采用先前已有的精英型大众政治形式：决议、请愿、依法集会。然而，这些先前采用的平和（tolerated）的集会形式，不断被美洲各地推陈出新的斗争形式所改写。请看1768年6月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查尔斯镇）有关国王生日庆典的报道：
这里的庆典同样处处洋溢着喜庆、友爱和感激，这是最忠诚的臣民最真实的体现。欢乐的铃声敲醒了这个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城堡和船只便升起了五颜六色的旗帜；临近中午，国王陛下的骑兵先遣队在刘易斯·瓦伦丁·菲舍上尉的率领下抵达本镇；紧随其后的是：欧文·罗伯茨上尉率领的身着崭新而优雅制服的炮兵连、身着制服的轻步兵连，以及查尔斯镇民兵团的各个连队——他们在尊敬的贝歇尔上校的率领下从各地赶来参加阅兵，在这里他们将展示自己的雄姿，并接受代理总督阁下及其政务委员（Council）、公务人员的检阅。中午时分，按惯例燃放了礼炮，代理总督阁下在狄龙先生府上致众人以最雅致的款待，来宾包括国王陛下的政务委员、议会议员、公务人员、文官武将以及神职人员等。下午照例是饮酒，有许多忠诚爱国的人士前来祝酒，直至傍晚晚会在彩灯辉映中结束。（SouthCarolinaGazette1768:3；作为一种政治诉求伸张活动的祝酒，参见Epstein1994:chap.3）
请再注意——作为参照——这一年秋天殖民地的议会选举。以下是“查尔斯镇的商人和其他居民”在自由之地（LibertyPoint）集会推选候选人的情景：
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没有一丁点儿的相互仇视或不合常规；众人分享着朴素而由衷的喜悦，这种喜悦源于集会所投射出的恒久光荣。下午5时许，所有人都聚集到马佐科先生牧场里那棵最尊贵的弗吉尼亚栎下，在那儿他们郑重地宣誓效忠自由，并举杯向许多忠诚的、爱国的和捍卫宪法的人祝酒：第一杯酒遥祝马萨诸塞湾92名光荣的反撤销议员，最后一杯酒预祝众志成城、绝不妥协。每一次干杯都伴随着众人的三声喝彩。傍晚时分，人们在这棵弗吉尼亚栎上装点起45盏灯，并燃放了45只冲天焰火。晚上8时许，众人在45名成员的带领下，举着45盏灯，井然有序地向镇上行进，经过国王大街（KingStreet）和布罗德大街（BroadStreet）抵达罗伯特先生的酒馆。众人在桌上放了45盏灯、45碗潘趣酒、45瓶红酒和92个杯子，然后开始新一轮的祝酒，这一次省略了向英国或美洲爱国者的祝酒。正如这一整天所看到的，众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和规矩，并在夜间10点钟解散。（SouthCarolinaGazette3October1768:2）
除了这些人的酒量令人印象深刻之外，查尔斯顿选举集会中所混杂的各种政治成分也同样令人惊诧。就其外观而言，它是庆祝国王生日的聚会——尽管没有皇家军政要员出席；但是，查尔斯顿的弗吉尼亚栎却是直接仿效波士顿的自由树，向92名反撤销议员（即马萨诸塞议会中投票反对撤销议会对于亚当斯“通告信”之签署的议员）祝酒是将南卡罗来纳和马萨诸塞两地的爱国者视为一体，45这个数字显然表达了与约翰·威尔克斯事件相同的含义，而点灯之举（游行而非城市照明意义）则同样是在对忠诚和团结进行着公开展示。
直到1768年，伦敦、波士顿和查尔斯顿反抗专制统治的斗士们，都还没有创建出社会运动；但是，他们所作的变革与创新，却使民众的大众政治越来越接近于社会运动。他们把工匠、水手等普通公民纳入到持续地反抗王室政策的运动之中［不同于波士顿的小商人团体，查尔斯顿的“自由之子社”是一个主要由工匠构成的、由纵火志愿者团体扩展而来的组织（Maier1972:85）］、他们组建专项协会，举行公共集会、游行、请愿，散发小册子，并通过媒体广泛传播其声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已经采用了WNUC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犹如《南卡罗来纳时报》（SouthCarolinaGazette）所评价的，“正如这一整天所看到的，众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和规矩”。
尽管查尔斯顿的“商人和其他居民”有足够的能力袭击王室官员、抵制海关税所和洗劫敌对者屋舍，但是，至少在礼仪性的场合下他们放弃了直接行动，转而寻求伸张自己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我们是合乎正道的人们，我们有资格表露心声，我们决心反抗专制统治。实际上，在联合爱国商人克里斯托弗·加兹登以形成抵制英国进口产品决议的过程中，查尔斯顿的工匠们发挥了“急先锋”的作用（Maier1972:116）；而在精英的抵制运动中注入群众的力量，不仅分化了统治阶级，而且朝着社会运动——大众政治的独特形式——的形成，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政治与经济形势
社会运动是在英国和美洲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实质性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四点：战争、议会化、资本化和无产阶级化。前文有关七年战争后果的论述，表明战争不只是简单地对国民实施动员，而且还意味着国家机构的扩张、政府开支的膨胀、从国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资源和产生新的债务，以及至少临时性地强化国家的镇压职能。对英国来说，七年战争在上述各个方面都无法与美国独立战争相提并论，而后者惟有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伟大战争进行对比时，才显得略逊一筹（Brewer1989,Mann1988:106）。
七年战争给北美留下了沉重负担：英国派驻一万军队常驻北美，牢牢控制着海关，并强征诸如1765年印花税等一系列税赋。然而，美国独立战争（随后将看到1775年贯穿于13个反叛殖民地的斗争）在私人服务、金钱财富和债务方面给美国人民造成的负担，远远高于七年战争之后英国强加给北美的负担。独立战争造成了美国薄弱的民族国家结构——随后数十年都是如此。当欧洲陷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时，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先是规避、后是解除了它对于法国的条约义务，而后者曾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美国提供了至关紧要的帮助。
随着杰斐逊政府以8000万法郎的价格向拿破仑的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1803年）——这让美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美国第二次卷入了欧洲故事。1812年以前，除了偶然的几次例外，美国一直与欧洲战事保持距离而主要致力于同西部和南部边疆的印第安人作战。1812年，美国结束了五年的艰难谈判，转而对英国宣战，入侵加拿大，与据称同英国结盟的印第安人作战，并在五大湖、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发动了一系列海战。他们也遭受了英军对其首都的焚烧和对缅因州的占领[13]，直至1814年战争基本结束。
与战争相比，议会化的过程更为微妙，而其对大众政治的影响却丝毫不弱。议会化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成分：一是议会权力的普遍扩张；二是国家的政治斗争从国王及其附庸转到了议会（Tilly1997,Tilly&Woods2003）。在战争的驱动下，随着税务和债务的增加，议会的权力也相应扩张；政府每一次新的资金需求都会导致新的斗争，而政府则在新的斗争中被议会逼迫着作出新的让步［与18世纪法国和美洲殖民地的情况不同，议会的这项权力——征税须经议会批准——减少了公开抗税事件的发生（Brewer1989:132）］。随着议会权力不断扩张，王室恩宠对于政治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小，议会则越来越广泛地干预公共事务，其活动对于选民（无论是否享有选举权）的重要性急剧增加。美国人民是以软弱的行政机关取代国王，同时对议会在国家（national）、特别是州（state）层面上的作用寄予厚望。
随着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急剧增长，大西洋的两岸都出现了资本化的过程。英国的农业生产戏剧性地增长到了新的规模，而它也同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和贸易中心。同样，旧的美洲殖民地及其继任者——美国——曾一度作为一个重要的附庸服务于英国经济，在1750年后也出现了农业、商业和工业的重大发展。尽管地主经营如故、厂商正在创立品牌，但商业资本家在两国的经济中尤显举足轻重。
所谓无产阶级化——我们必须清楚——不仅是指常规化的工厂劳动力的增长（尽管他们已增长到史无前例的规模），而且，更通常地是指依靠劳动报酬为生的人口比例的增长（Tilly1984）。就英国农业而言，土地占有和土地租赁的高度集中，使雇佣劳动力（wage-laborers）在耕作者中的比例急剧增加；而在制造业中，无产阶级化则尤为迅猛——自雇（self-employed）工匠退而成为商店、工厂和家庭经济中的雇佣工人。与英国相比，北美的无产阶级化图景有着明显不同：奴隶在南方农业劳动力中占据了越来越高的比例；在商业和制造业集中的沿海地带，无产阶级化的发生与英国相似；而不断拓展的北美边陲，则为小农和小商人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将战争、议会化、资本化和无产阶级化视为一端，将社会运动的成长视为另一端，是什么将此两端联系在一起的呢？此处试将复杂的关系概括如下：
●为战争所作的动员和金钱给付，强化了政府行为对普通民众福祉的影响；同时，也使政府机构投身于公共事务的协商之中，而地主、商人、工人、士兵、水手及其他人则经此公共事务而促成了集体行动。
●尽管公民权尚未普及，但权力向议会转移，表明立法行为对个人福祉的影响急剧增加；同时，由于议会议员具有地域代表性，因而大不列颠及其殖民地的公民获得了与选举产生的立法者——此人可作出具有效力的政治行为——更加直接的联系。
●尽管大地主继续支配着全国政治，但在伦敦和其他地区资本化的发展扩大了商人和金融家——这些人愈来愈成为政府的债权人和资本管理者——的独立影响力。
●正如一些社会评论家所担心的，无产阶级化减少了工人对某个特定的地主、雇主和其他庇护人（patrons）的依赖，使工人可以投身于自身的政治生活之中。
●上述变化相互结合，推动了持不同政见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他们缺乏足够的人数进行反抗统治阶级的独立行动）与心怀不满的工人（他们缺乏庇护人提供的法律和社会保障）之间可能的联合。
●这种联合又反过来推动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行动者所进行的——专项协会、公共集会、请愿活动、有秩序的游行等相关的诉求伸张形式的运用与扩展；与此同时，随着普通民众投身于诉求伸张运动，统治当局试图维持对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行动者的法律禁令已愈加困难。
●这些联合可以使同样由这些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者所进行的诉求伸张活动，摆脱以往的直接的、破坏性的行动方式。
●持不同政见的贵族、激进的资产阶级、愤怒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为社会运动的行动创造了先例和法律空间；即便当下的运动和联合已经结束，先例和法律空间的创造亦复如是。
当然，上述变化并非一蹴而就。从1768年的骚乱事件到为大西洋两岸广大行动者所明确掌握的社会运动政治，还须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和演化历程。
就英国而言，伦敦为社会运动的创建提供了最初的主要舞台。在1750-1800年间，伦敦居民从675000人增长到了865000人，堪与伊斯坦布尔争夺欧洲最大城市和（继北京之后的）世界第二大都市的称号。此时，伦敦已成为欧洲最大的港口、最具影响力的贸易中心、世界银行业的中心，并孕育了卓尔不凡的英格兰银行。1776年，亚当·斯密曾作如下描绘：
英政府稳定，英格兰银行亦随之稳定。贷给政府的金额不损失，银行债权人亦不致有所损失。英格兰不能有第二个银行由国会议决设立，或有六人以上的股东。所以英格兰银行已非普通银行可比，它是一个国家大机关了。每年公债利息的大部分，是由它收付，财政部证券，是由它流通。土地税、麦芽税的征收额，往往是由它垫付。这些税的税款，纳税人往往逾期好几年缴纳到国库。[14]（Smith1910:I,284-285）
伦敦金融家的手指把握着整个大英帝国的脉动（或者说是掐着帝国的咽喉）。
不过，在伦敦，金融家们不会成为激进分子；与之相比，支持威尔克斯及其激进接班人的资产阶级，倒是不成比例地集中于中产的零售商人之中（Rudé1971:172-177）。他们自行联合、反对朝廷和大资本家——后者被其描绘为侵害公共利益的共谋。至于其民众中的支持者，反而主要是来自伦敦的组织状况良好的行业工人：除了我们所看到的水手、运煤工、丝织工人投身于运动之外，还有一大批工匠和店员也参与其中。
并非伦敦所有的工人都支持激进活动。例如，1780年乔治·戈登爵士[15]反天主教的新教徒联合会（ProtestantAssociation）动员了数千人，这些人就主要来自于伦敦的工人阶级。他们先是与戈登爵士一同游行至议会、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废除1778年一项向天主教权利作出微不足道让步的法案；然后（议会拒绝在受胁迫的情况下与之谈判）分成若干部分，其中一些人洗劫了天主教会的礼拜堂、知名天主教徒的屋舍和被怀疑为天主教徒提供保护的官员房舍。在随后被逮捕和起诉的、参与破坏天主教会财物的人中，“每三个被审讯的人中就有两个是靠工资吃饭的，是熟练工人、学徒工、服务生、家庭保姆和苦力，还有一小部分是低级雇员、手艺人和零售商人”（Rudé1971:226）。不过，总体说来，18世纪后期伦敦的动员活动，主要是两大联盟——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联盟与金融资本家—统治当局的联盟——之间的斗争；而伴随其间的，则是议会中持不同政见者对统治当局一如既往的联合抵制。
新教徒联合会昙花一现的惊人表演，表明在英国的大众动员活动中成员间的联合已日益居于中心。18世纪最激荡的联合行动，就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的最初几年：精英们要求着手老生常谈了二十年的议会改革，而民众则要求推行法国式的民主化改革，双方都以俱乐部、社团、民间协会和宗教会众为基础。这些革命社团、立宪社团，以及相应的其他社团，都把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英国1689年的光荣革命看作是他们行动的参照点。无独有偶，教会的维护者和国王的捍卫者也采用了联合行动，以开展反对世俗民主主义者的动员活动。从1794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前夕，政府的镇压狂潮一度封杀了联合行动——尤其是工人的联合行动；但是，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各种协会又再度迸发出了生机，而到了这个时候，除了一个典型的例外——工人“联盟”——依旧非法之外，协会和公共集会已成为大众表达的标准形式。
英国社会运动的结晶
在哪一点上，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认为，社会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相互关联的、易于辨识的、能够被广泛运用的大众政治形式呢？我们需要从这样一种活动——即频频向当局群体性伸张诉求的公众，他们建立专项协会或特定联盟，举行公共集会，运用可资利用的传媒沟通彼此行动，筹划游行、集会或示威，以及通过上述活动实现价值、规模、统一和奉献的协同展示——的时间和地点中寻找答案。如果这些活动是经常性地、整齐划一地独立于选举活动和劳资冲突而发生，我们就能断定社会运动已实现了成其为自身的条件。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大众政治中，我们只看到了社会运动所有的单个要素，就此而言，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政治尚未实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在英国，拿破仑战争后期的几年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自大约1812年起，议会改革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兴起：要求扩大选举权、平等代表权、议会逐年开会，以及屡屡提及的改良措施——如实行无记名投票、向下议院议员发放薪俸以便穷人能够担任公职等；与此同时，还有一股力量交织到议会改革运动之中，即组织起来的工人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基于自身的利益对议会活动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议会改革的要求与战争——一场旷日持久、不堪负担、满目疮痍的战争——之后的和平愿望相互呼应。在1812年布里斯托尔市的补缺选举中，激进分子亨利·亨特[16]惨败，原因就在于他的支持者大多是被剥夺选举权的工人：
这些人头戴自由帽，用一根长杆挑着一块面包，浩浩荡荡地边走边喊“亨特暨和平；他们为亨特声如洪钟的长篇大论而欢呼，向任何穿戴蓝色色标[17]的人发起攻讦——伴之以泥块、石头和咒骂，此外，还袭击了白狮官（WhiteLion）（“忠诚与保卫宪法俱乐部”总部）和市政厅。军队被派来恢复秩序。（Prothero1979:82）
到1812年的时候，自由帽——源于古罗马被解放奴隶的头饰——在大不列颠已经有了漫长的图腾史。自由帽是由奥伦治的威廉——他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中成为英国国王——引入英国的，曾一度象征着荷兰从西班牙手中获得解放；而在英国，则象征着威尔凯特[18]（Wilkite）意义上的自由（Epstein1994:78-80）。正是在18世纪60年代的威尔凯特运动期间，威廉·霍加斯[19]创作了那幅流传甚广的威尔克斯漫画——丑陋狡诈的威尔克斯手揽一根长杆，长杆顶端挑着自由帽。
在19世纪最初的十年，戴着自由帽游行尚未被激进分子们所选用；不过，激进分子已经在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示公众对其激进主张的支持了。由于政府经常不批准公众改革家（popularreformers）到公共场所集会，因此，集会便常常在大街上或空地上举行，变得半是集会半是示威。不仅如此，由于集会代表通常是列队游行到集会地点，因此，示威活动的一对挛生形式——街头游行和公共场所有秩序的集会——便一体两面地衔接在了一起。尽管伦敦此时依然举足轻重，但是更重大的变革与创新却相继在英国北部的工业区发生——那里的工人战后积极地组织并行动了起来。
1818年10月，旨在促进人类幸福的斯托克波特联盟（StockportUnion）在纺织业制造中心斯托克波特成立；该联盟为争取释放政治犯和开展议会改革向北部工业区进行群众动员。依据1817年的《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SeditiousMeetingsAct），任何旨在直接影响政府行为的秘密会议均在禁止之列，不过，支持议会改革的公共集会则可网开一面。于是，斯托克波特联盟开创了一个先例，即大众政治组织者对新的镇压形势作出回应的先例，并因此成为包括伦敦在内的整个英国政治团体的行动范本。
斯托克波特联盟不断发起集会呼吁改革，不断发动请愿声援政治犯，并不断地举行抗议和示威活动。1819年8月16日，联盟派出一支由大约1400名男子和40名妇女组成的代表团，他们旗帜招展、队列整齐地行进至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举行了那场著名的改革集会，随后，遭到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骑兵队的镇压（即日后声名狼藉的“彼得卢”[20]事件）。曼彻斯特商人弗朗西斯·菲利普斯（FrancisPhilips）是这样描述这场游行的：
8月16日，上午11时或稍晚一些，我在斯托克波特大街上遇到一大群人。他们向曼彻斯特的方向挺进，队形严整犹如一个正规军团，区别只在于他们没有军服。这些人呈二列纵队，每个纵队三人一排，打着两个横幅。这些人身处边缘，行事却犹如官员和正规军。秩序着实井然。（Glen1984:245）
像斯托克波特联盟这样的特定组织，它们伴随着时代的狂澜兴衰起伏：或是时时面对政府的监视，或是面临直截了当的镇压。心惊胆战的政府试图通过立法——如1817年的《高压统治法》（Coercion）和《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1819年的具有广泛镇压功能的《六法令》[21]、1820年的《蓄意侵害法》（MaliciousTrespassAct）等法令——对有组织的行动进行遏制；但是，这又遭到了持不同政见的组织及其议会中盟友的抵制。这种抵制偶尔会取得成功，如1824年英国议会便作出让步，废除了1799年颁布的禁止工人结社的《联合法》[22]，从而使工会的公开活动得以半合法化。总之，当镇压行动有所缓和时，社会运动的行动就有所发展。到19世纪20年代后期，社会运动的所有核心要素——运动、剧目和WUNC公开展示——已经结成一体，并在大不列颠有组织的利益团体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着工人权利、天主教解放[23]、议会改革而开展的声势浩大、卓有成效的动员活动，将社会运动的所有要素紧密地凝结在了一起（Belchem1990:73-144，Tilly1995:240-339）；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逐渐摆脱了诸如强制表态、喧闹曲、小夜曲、洗劫房舍等表达支持或反对的陈旧形式。到了19世纪30年代，社会运动的策略不仅在改革者和激进分子中大行其道，对持保守主张的行动者——甚至包括了影响深远却并未成功的反对英国天主教解放运动的行动者——亦同样有效（Hinde1992，O’Ferrall1985，Tilly2004:149-156）。
社会运动而已？
1925年，美国史学领军人物富兰克林·詹姆森[24]曾有过一篇演讲——即“被视为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系列演讲之一。在这篇纪念美国独立150周年演讲的开篇，詹姆森要求学生们在学习美国革命的过程中，效仿法国大革命的专家将其从政治史和军事史扩展成为社会史。詹姆森解释道：
革命的洪流不能限制在狭窄的河床里，而是要波及整个大地。经济方面的诸多愿望、社会方面的诸多渴求，均通过政治斗争获得了释放,而殖民社会的许多方面亦已被这一释放的力量所深深改变。阶级关系、奴隶制度、土地所有制、商业惯习、智力和宗教生活的精神和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已被革命的变革之手所触碰，所有这一切都以——近乎我们所知晓的程度——进步的形式呈现出来。（Jameson1956:9）
他用这样一个基本观点结束了演讲：“同一国家同一时期中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当某人被视为有别于众人时，他将难以获得众人中任何一人的肯定。”（Jameson1956:100）这也就表明，对詹姆森来说，“社会运动”其实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而不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形式。与我们先前在考察波士顿和查尔斯顿时的意图相仿，詹姆森将关注点从美国革命中的英雄人物和戏剧性场景，转移到了1765-1783年殖民地人民对革命斗争运动的广泛参与；但是，他并没有基于历史意蕴更为严密的社会运动、对被视为这种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作出细致的论证。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美国革命看作是一场或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呢？西德尼·塔罗认为，这一时期伦敦和波士顿的政治行动中存在着诸多创新：正是在焚烧肖像、洗劫房舍、成立联合抵制组织和达成禁止进口协议的过程中，产生了政治的“模块化”形式——它们可以简单地从一个地点、一个组织、一个斗争主题移植到另一个地点、另一个组织和另一个斗争主题。他说：
此后，禁止进口和联合抵制成为美国人进行反抗的模块化武器，以极其沸沸扬扬的方式被运用于有关波士顿港茶叶的论战之中。在英国方面，上述策略也同样有效：1791年，英国反奴隶制协会为了废除奴隶贸易，采取了对西印度群岛的进口糖进行联合抵制的方式向议会施压。就此而言，联合抵制已不再是对新增税种所作出的地方性反应，而是从大英帝国的边缘移到了中心。（Tarrow1998:38)
对于这种可快速移植的模块化策略的产生，塔罗进行了准确的鉴别，认为它标志着社会运动行动的纯度，与喧闹曲、焚烧肖像和洗劫房舍融于其中的地方性场景的狭隘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然而，模块化策略的产生，能否证实美国革命就是一场社会运动呢？
我们依旧需要从这样一种活动——即频频向当局群体性伸张诉求的公众，他们建立专项协会或特定联盟，举行公共集会，运用可资利用的传媒沟通彼此行动，筹划游行、集会或示威，以及通过上述活动实现价值、规模、统一和奉献的协同展示——的时间和地点中寻找答案。答案很清楚，与同时期的英国一样：1783年的新美国已具备社会运动的所有单个要素，但是，这些要素尚未凝结成为独一无二的、被广泛运用的大众政治形式。这同英国的情况相似：自1765年以来，英国的联合协会大量繁殖、对大众政治进行了重构并为成熟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是，仍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完整形式的社会运动才被民众诉求者们广泛运用。
反奴隶制的社会动员——是否如塔罗所暗示的——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呢？18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和北美的法学家们开始以法律解释的方式挑战奴隶制的合法性。1777年佛蒙特州宪法禁止奴隶制，随后在1780-1784年间，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和康涅狄格州都向奴隶解放迈出了法律上的步骤。（不过，纽约州直至1799年才开始解放奴隶运动，直到1827年才完全解放奴隶。）18世纪70年代，基督教贵格会[25]在英国和美洲殖民地创立了反奴隶制协会，大西洋两岸的贵格会纷纷将拒绝解放自己奴隶的成员开除出教。
1783年，英国贵格会首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废除奴隶贸易。1787年，伴随着大规模的群众请愿和“废除奴隶贸易社”（SocietyfortheAbolitionofSlaveTrade）的成立，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在英国展开。当时，废奴运动的组织者主要在贵格会和福音派新教会（Evangelicalcongregations）中开展工作，从而使教会活动与请愿动员集会相互交叠、难分彼此（Davis1987，Drescher1982，1986，Temperley1981，Walvin1980，1981）。这些活动初创于英国北部的工业区——尤其是曼彻斯特——而非伦敦。在1787年12月的曼彻斯特请愿书上有11000个签名，几乎涵盖了整个曼彻斯特三分之二能写出自己姓名的男性人口（Drescher1986:70）。此外，正如塔罗所说的，废奴运动的行动者还引发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改革：在1791年和1792年，大约有30万个家庭参加了对奴隶生产的糖的普遍抵制（Drescher1986:79）。
从1806年到1808年，新的请愿施压活动层出不穷；在此期间，大不列颠（毋宁称为大英帝国，它在1801年将爱尔兰同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连成一体）和美国都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经过不断动员，英国议会最终在1833年通过了适用于所有殖民地的解放法令（emancipation）。美国在奴隶制问题上分歧严重，最终还为此爆发了内战，尽管如此，禁奴在19世纪30年代已成为声势浩大的美国社会运动的核心议题。那么，在这个历史时序的哪一点上，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认为羽翼丰满的社会运动已展翅翱翔了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半赢半亏的（halffull-halfempty）问题。在1787年曼彻斯特的请愿活动和1833年大英帝国议会的禁奴令之间的哪一个点上，运动、剧目和WUNC展示一应俱全地结合在一起了呢？这是何时发生的呢？我们把问题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废奴运动何时满足了成为真正的社会运动的所有条件？第二，以废奴运动为代表的政治形式，何时被其他的诉求种类所广泛运用？对于问题的前半部分，我们认为是1791年（对糖的联合抵制）和1806年（第二波请愿高潮）之间的某个时刻，英国废奴主义者将运动、剧目和WUNC展示融合到专一的政治口袋中，并因此形成了建构世界上第一场社会运动的诉求。
至于问题的后半部分，我们认为还须再经历十年的发展。正是以直接源于废奴运动的政治形式作为范本，工人、改革者、天主教徒和其他人才得以按部就班地组建专项协会，举行室内和室外的公共集会，使用标语和旗帜，举办游行，印发小册子，发表有关纲领、身份和政治立场的诉求。对于如此复杂和重要的转变，只经历了1791年至1816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未免过于短暂。
也许，迷恋法国的人会说法国是社会运动的先行者。1789年法国大革命表明，法国的行动者确实以狂热的进展组建了具有政治方向的协会、通过这些协会形成了一致的诉求，他们还举行公共集会、沿街游行、使用标语和旗帜、印发小册子，并将地区性的革命贯彻于法国的大部分地区（Hunt1978，1984，Jones2003，Markoff1996a，McPhee1988，Woloch1970，1994）。假使这些动员形式能够持续到1795年之后，并且，假使这些动员形式能够为此后多种多样的诉求所运用，那么，我们或许要为法国作为社会运动的发明人——至少与英国同为发明人——而欢呼。然而，实际情况是，在法国，社会运动诉求伸张的全部要素并未获得持久的政治地位，它们未能持续到下一个时代——围绕着1848年革命的五十年（Tilly1986:chap.9）；而即便到了那个时代，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的严厉镇压还是阻碍了社会运动政治的发展，使之延迟至二十年后才被运用于法国的大部分地区。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18世纪荷兰的行动者同样拥有——至少是暂时拥有——某种使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诉求。在荷兰史学家所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1780-1784年）期间，荷兰以武力直接介入美国独立战争，并遭到了占优势的英国海军的痛殴。这场损失惨重的海战尚未结束，一场小册子的战争就在荷兰爆发了。奥伦治亲王的支持者袭击了阿姆斯特丹的领导人，而与之对立的爱国者则在其大本营荷兰省（provinceHolland）以牙还牙，彼此都指责对方把国家引向了危机。爱国者们明确要求效仿美国进行（最好是和平的）改革。荷兰等低地国家的诉求伸张，其最初的剧目形式仍然遵循着英国和美国的先例，只是基于各自的地方特点而稍有不同罢了（Dekker1982，1987，vanHonacker1994，2000）。可是，到了18世纪80年代，请愿活动已变得越来越正儿八经：就拿美国来说，最初的请愿是要求承认约翰·亚当斯的合法代表身份，发展到后来则成了对所有国内的政治问题提出治疗方案。
公民委员会（可能以美洲通讯委员会为模板）开始迅速建立，与之相伴的是遍布荷兰城镇的民兵组织。在支离破碎的政治系统中，各种成分不断给地方当局和宗教权威施加压力。在1784年和1787年，爱国者们计划在为数众多的荷兰城市——甚至在整个上艾瑟尔省（Overijssel）——创立新的、去贵族化的宪法。然而，奥伦治王室及其追随者却享有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英国的财政支持和亲王的妻兄[26]——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的武力支持。1787年下半年，普鲁士的入侵粉碎了荷兰的爱国者革命（teBrake1989，1990，Schama1977）。[27]
法国大革命就在家门口爆发，看不到国家前途的荷兰爱国者于是进行密谋，甚至（1794年下半年）极其缺乏合作地试图发动一场政变。1795年1月，荷兰再度遭到入侵[28]；在卷土重来的荷兰爱国者的积极支持下，法国的革命力量在荷兰建立了巴达维亚共和国［莱顿和阿姆斯特丹耸立起了自由树（Schama1977:194）］。不仅政府按照法国模式进行了重建，而且，新的共和国也迅速陷入首鼠两端——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化改革和传统的荷兰联邦主义——的僵局之中。从1798年到1805年，各个派别此起彼伏的政变——均缺乏广泛的群众动员——主导着主要的政治变革。巴达维亚共和国退化成为法国的一个卫星国——荷兰王国（1806年），尔后干脆被并入法国（1810-1813年）[29]。
后拿破仑时代的讨价还价造就了一个分裂的王国[30]：一部分是荷兰，另一部分是后来的比利时；直到1839年以前，这个王国都是由这两个部分有名无实地拼凑而成。自被法国占领以来，荷兰采用了较其在自治省的鼎盛时期更加中央集权化的行政体制。随着1795年巴达维亚共和国成立，曾一度夺取政权的委员会、民兵组织和爱国者，迅速地被这个新的政权整合收编，而一旁的法国工头也从未放松管制。在拿破仑帝国覆灭之前，荷兰从未发生广泛的、可予辨识的社会运动；反革命、反运动和军事征服，就这样剔除了又一个可能成为社会运动发明人的候选人——荷兰。大不列颠在同其北美殖民地的紧密互动中，保持了社会运动的领先地位。
观点回顾
基于已经掌握的坚实历史，现对本书所列之观点予以回顾，以期能够有所收获。
自18世纪起源伊始，社会运动就一直是以交响乐而非独奏曲的方式向前演进的。基于业已考察的英美社会运动实践，我们对于以下一点已无疑问：社会运动从各种派别相互掺杂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而每一场运动的焦点都在于不断地变换联盟、以期实现相对明确的政治变革。至少在社会运动的最初阶段，这样的联盟——政治精英人物（他们享有相当程度的对其诉求的保护）与工人阶级中相对有组织的部分（他们占有人数、联系和地方支持方面的优势）的联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社会运动结合了三类诉求：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在我们所回顾的斗争事件中，政治变革的纲领往往会过于突出，但也包含了其他的诉求：纲领的倡导者要求享有自治地位和从事有效活动的身份，参加者要求一定的政治立场以便对手头议题公开陈言。（行文至此，我们尚未遇到将一部分人从某种政治立场中排斥出去的诉求，不过我们会遇到的。）随着18世纪向19世纪的变迁，我们将看到在公共集会、请愿施压、公开声明、示威活动和象征符号的运用过程中，出现了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持久融合。
在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诉求者中，以及在社会运动的各个阶段，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相对特色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尽管我们尚未充分检验社会运动中的各种变化以验证上述结论，但在匆匆一瞥之中，我们已经见识了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交替运用：（1）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工人运动中对公共援助和议会改革的支持；（2）宣称组织起来的工人是一股强大、可敬的力量；（3）对工人阶级在政权体系中所处的不恰当的边缘地位的抱怨。
民主化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这一部分的分析尚未展开。不过，美国和英国的成功经验加上法国和荷兰所遭遇的夭折，让我们对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快速增长之间的一致性，多少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此外，这些国家的历史还表明，社会运动的运作与政治生活的议会化及随之兴起的竞争性选举有着重要的关联。这一双向的因果关系将在随后予以揭示.
社会运动主张人民主权。在本章所述之四国案例中，有关人民主权的主张均有浮现；此外，在这些案例中，我们也看到了人民主权的主张是如何引申出尖锐的政治问题：谁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话？言论权中是否包含了攻击政府的权利？在何种情况下公共秩序高于这些权利？除此之外，更不用说还涉及报复性仪式、公众不服从、斗争性选举等问题。社会运动将权利问题置于大众政治的核心。英美统治当局对运动、剧目和WUNC展示的崭新结合通常持相对宽容的态度，这让他们更加易于接受如下诉求：代表人民说话的是当局的批评者而非当局本身。
与以地方为根基的大众政治形式相比，社会运动的范围、强度和效果严重依赖于运动中的政治企业家。年轻人的街头斗殴及诸如此类的行径，同样可以导致喧闹曲或迫使某人骑木棍游街等事件；但废奴运动有所不同：如果没有对此议题持续施压的宗教骨于、会众领袖和立法者为地方性的行动者团体牵线搭桥、筹划公共集会、组织请愿活动，并将奴隶制问题引入竞争性的选举活动之中，那么，废奴主义很可能行之不远。在18世纪60年代，伦敦的约翰·威尔克斯及其骨干们（也包括波士顿的塞缪尔·亚当斯及其同伙）开创了社会运动诉求伸张的主要内容，但他们尚不具备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等相关知识；而在五六十年后，这些知识已被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企业家们视为必备。
一旦社会运动在一种政治环境中安家落户，就能通过模式化运作和彼此的沟通合作，促使社会运动被其他相关的政治环境所接受。我们已看到社会运动策略在北美——特别是英伦岛——所呈现出的普遍化趋向，我们也看到美国、英国、荷兰和法国已出现了国际化促进与合作的先声——彼此借鉴于各自的社会运动创新。18世纪使废奴运动迅速成为一项国际事业，而19世纪则使社会运动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国际化发展：例如，爱尔兰的反英分子正是借助于英美的移民和同情者而获得支持的（Hanagan1998）。
社会运动的形式、组成和诉求，是随着历史而变化和发展的。或许，这是有关欧洲和北美历史的初步考察所证明的主要结论。无论1765年至19世纪30年代的斗争事件中包含了什么，都必定包含了重大的变化和持续不断的进化。通过细致地观察，我们看到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源于对国家当局的挑战，随后，它不但被迅速运用于支持当局的各种表达之中，而且被运用于诉求针对诸如地方精英、宗教领袖、资本家等其他形式的权威。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政治现象深深地扎根于区域和国家的历史之中。
作为人类创制的制度形式，社会运动有可能消亡或转变成为其他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这是基于前几个结论的原则性结论。我们应当将法国和荷兰的负面历史充实到论据中，以证明社会运动的各个要素不仅不会永世长存，反而在统治当局的镇压面前脆弱不堪。此外，我们还将频频目睹行动者之间大量衍生的国际联系，可能正在造就——与社会运动最初半个世纪的发展似是而非的——自下而上政治（bottom-uppolitics）的新形式。确实，我们需要系统分析之后才能决定：何种条件对社会运动的生存至关重要、何种条件对社会运动的生存又是致命的毒素？下一章有关19世纪的考察，将增进我们这方面的认识。
[1]卡尔·贝德克尔（KarlBaedeker，1801-1859年），德国出版商，因发明“旅行指南”而闻名欧洲。——译者注
[2]靴子的英文词是boot，布特爵士的英文词是Bute，两个词发音相同。——译者注
[3]一般逮捕令（generalwarrant），英国国务大臣签发的一种逮捕令，可以只指定应予追究的行为而不指定应予追究的人，至于谁应受逮捕则由令状执行官自由裁量。1763年，哈利法克斯（Halifax）勋爵发出一般逮捕令，逮捕了《英国北佬》第45期的相关行为人，其中包括威尔克斯。同年12月，首席法宫普拉特（Pratt）判决一般逮捕令非法；1776年英国下议院宣告一般逮捕令非法。1769年，威尔克斯获得了4000英镑的损害赔偿金。——译者注
[4]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1729-1797年），18世纪后期英国最具盛名的政治理论家，保守主义思想的开山鼻祖，其代表作《法国革命论》已于1998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注
[5]英文原文为“NoBlasphemer”，即“没有亵渎者”。这里采取意译。——译者注
[6]《暴乱治罪法》（RiotAct），1714年英王乔治一世颁布的一项制定法，规定凡12人以上非法集会扰乱治安者，经治安官或类似职权者宣读此法后一个小时内自行解散，否则处以重罪，治安官对暴乱者的伤亡不负法律责任。该法1967年废止。——译者注
[7]七年战争，是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即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中欧霸权而在欧洲、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进行的大规模战争，被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古尔称作“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普鲁士和英国在战争中获胜，1763年2月10日英法签订《巴黎条约》，法国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割让给英国，并从印度撤出。——译者注
[8]《印花税法》（theStampAct），1765年英国政府颁布的对北美殖民地征收直接税的法令，规定殖民地所有的法定文件、商业凭证、报刊书籍等均须加贴印花税票。由于涉税范围极广，预估英国政府每年可获得大约6万英镑的税收。该法1766年被迫废除。——译者注
[9]“自由之子社”（SonsofLiberty），是协调各殖民地抵制运动的第一个有效组织，1765年11月初在纽约成立，随后在各殖民地相继成立分社，至1766年初，“自由之子社”已联络了从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到新罕布什尔的普茨茅斯之间许多城市的抵制运动。——译者注
[10]塞缪尔·亚当斯（SamuelAdams，1722-1803年），美国政治活动家，波士顿“自由之子社”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波士顿通讯委员会的创始人、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发起人、两届大陆会议的代表，曾签署了《独立宣言》和参与起草邦联宪法，在1794-1797年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译者注
[11]《汤森税法》（TownshendActs），1767年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提议并获得通过的一部法令，规定对殖民地从英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包括纸张、玻璃和茶叶等）征税。——译者注
[12]哈利法克斯（Halifax），现为加拿大的新斯科舍（NovaScotia）省。——译者注
[13]这场战争史称“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1815年）。为反击英国的贸易和政治封锁，并妄图占领英属加拿大，1812年6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麦迪逊总统的对英宣战提议；18日，美国正式对英宣战。1813年，英国在击溃拿破仑帝国后，将更多兵力增援北美战场；10月，大型英国舰队开赴美国领海并封锁海岸。1814年，英国海军在切萨皮克湾登陆，8月即长驱直入首都华盛顿，焚烧了包括白宫在内的大部分政府建筑，麦迪逊总统和政府成员仓皇出逃。9月11日，14艘美国军舰与两倍于己的英国舰队在尚普兰湖地区进行激战，美军大胜，迫使英军退回了加拿大。1814年12月24日，美英两国在今比利时境内的根特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双方同意边界恢复原状。1815年1月，英军进攻新奥尔良，被美军击退；此时，签订停战条约的消息传到北美，战争结束。——译者注
[14]引文译文参见［英］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95页。——译者注
[15]乔治·戈登（LordGeorgeGordon，1751-1793年），第三代戈登公爵（CosmoGeorgeGordon）之子，1780年伦敦反天主教暴乱的煽动者。曾就读伊顿公学，毕业后进入英国海军并晋升海军上尉，1774年进入议会，1779年组织并领导新教徒联合会，1780年6月2日率领民众向议会递交反对《天主教徒解救法案》（CatholicReliefAct，1778）的请愿书，随后发生了为期数日的“戈登暴乱”，损毁了天主教会大量财物，袭击了英格兰银行以及一些公共设施，造成了大约450人死伤，最后军队赶来平息了暴乱。事后，戈登被控叛国罪，但法庭判决无罪释放。——译者注
[16]亨利·亨特（HenryHunt，1773-1835年），19世纪初英国激进主义运动领导人，一生致力于宣传和倡导普选权，要求进行议会改革；1830年当选下院议员。——译者注
[17]蓝色在英国通常代表了保守。——译者注
[18]即1772年成立的“威尔凯特激进分子立宪俱乐部”（theConstitutionClubofWilkite）。——译者注
[19]威廉·霍加斯（WilliamHogarth，1679-1764年），英国现实主义画家、讽刺画家、欧洲连环漫画的先驱，其作品对18世纪的时尚、风俗和政治颇多嘲讽。——译者注
[20]镇压军警多为滑铁卢战役的老兵，取“滑铁卢”的谐音和寓意，将圣彼得广场上的镇压活动讥讽为“彼得卢”，旨在嘲笑当局以对付拿破仑的声势对付本国民众。——译者注
[21]《六法令》（SixActs），又称《限制言论自由法令》，是通过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阻止反政府宣传的六部法令的统称。——译者注
[22]《联合法》（CombinationLaws），这部法令禁止工人联合起来争取增加工资、缩减工时等权益，并宣布工会为非法。1814年该法律被废除，1871年的《工会法》承认了工会的合法性。——译者注
[23]1829年英国议会通过《解放法令》，规定给予天主教徒以平等的公民权利。——译者注
[24]约翰·富兰克林·詹姆森（J.FranklinJameson，1859-1937年），美国历史学家，是创建于1884年的美国历史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25]基督教贵格会（Quakers），又称教友派或公谊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成立于17世纪50年代的英国，其创始人被认为是乔治·福克斯（GeorgeFox）。贵格会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奴隶制，在英美两国的废奴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26]奥伦治亲王威廉五世的妻子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妹妹。——译者注
[27]1787年，爱国者发动反对威廉五世的起义，威廉五世携家眷逃离海牙；9月13日，腓特烈·威廉二世入侵荷兰，威廉五世在其军事干预下重返荷兰恢复秩序。——译者注
[28]1793年，荷兰联合英国反对法国革命；1795年，法国对英国和荷兰宣战，流亡法国的荷兰爱国者运动领导人组织了巴达维亚军团，协同法国军队入侵并占领荷兰，威廉五世逃往英国，爱国者宣布成立“巴达维亚共和国”，七省联合的荷兰共和国灭亡。——译者注
[29]1806年，拿破仑迫使荷兰废黜了民选的执政官，将巴达维亚共和国改为荷兰王国（TheKingdomofHolland），任命其弟路易·波拿巴为荷兰王国的国王。1810年，拿破仑下令废黜路易·波拿巴，将荷兰并入法国。自此，荷兰人民从崇尚法国开始转为反对法国。——译者注
[30]滑铁卢战役后，欧洲各国政要于1815年聚会维也纳签订《维也纳和约》；在荷兰问题上，对英国占领荷兰的土地（南非、北美圭亚那部分土地，以及锡兰岛）正式予以确认，同时，为安抚荷兰，将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划归荷兰，比利时与荷兰合并后称“尼德兰王国”（TheKingdomoftheNetherlands）。——译者注 |
王独清《《东南纪事》序言》（1936年10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东南纪事》序言
王独清
（1936年10月23日）
校点完了这一册丛书，本来想对于明末底历史做些系统的分析，但恐怕一写便要写得太长，所以只好写几条所谓感想。
这儿所收集的几种史料里面有三种便是记江阴守城的一段历史的（《江阴城守纪》，《江阴守城纪》，《江上遗闻》）。这一段历史是明末民族斗争中最放异彩的一页，那种悲壮的活剧不消说在任何方面都值得我们礼赞。不过，我们却是应该在这儿提出一个问题来的，就是：为甚么江阴会有这一段守城的历史？在当时南京镇江都相继降服，为甚么江阴却会不顾一切，竟能孤城死守，完成了那样光荣的牺牲？
这问题要回答却也简单。一句话：因为民众起来救亡的缘故。我们一向谈起江阴守城的故事时，总说是阎典史（应元）底功劳，这自然是不错的，不过，实际上这个活剧中主要的力量却完全是下层的民众。关于这层，这儿底三种史料都有同样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实在是民众在那儿做着主人的。从“四乡居民不约而至者数十万，合城罢市”（《江阴城守纪》）一直到最后殊死的巷战，没有一处不是民众底足迹。这史实给我们留下的不能泯灭的教训是再明显也没有的了。
这一段历史中代表的人物自然是阎典史和陈典史（明遇）以及诸生许用。典史可以说是一种起码的官职，然而当时的领导者却偏偏落在这样的人物底身上。这是一点也不足奇怪的。本来在一种牺牲的斗争中，愈是下层的人物才愈能成为斗争中的战士。这一法则就恰恰支配了当时历史上的脚色。阎应元答复刘良佐的一句最妙的话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这真是很透彻地说明了这个真理。
最使人向往的要算许用这个人物。他不但是江阴守城的首倡者，而且也是鼓动民众的一位革命家。他对于清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答复的话是：“头可断，发决不可剃！”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鼓动民众的口号，无疑地这句话在当时是起着绝大的作用的。同时他还是一个诗人，他给当时的从事民族斗争的民众做了一些可以唱的大众歌曲，在《江阴城守纪》上便给我们留下了一首，那便是：
“宜兴人一把枪，
无锡人团团一股香，
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
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
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
这歌算是一直流传到现在，已经成了江浙一带底民歌了。只可惜的是另外的一些歌曲都已失传，而许用底身世更无从考查，这却实在不能不算是一个憾事。
在明末一代中，屠杀几乎成了历史上中心的事件。施行屠杀的不消说是不外两种势力：第一是内乱的农民队伍，即是所谓流寇；第二便是外祸的清兵。关于这层，李季先生在本丛书第十七册底序文中讲的最对：“屠杀的根本原因是应该在阶级对抗中去找。”清兵入关，已经处于征服阶级的地位，对于被征服阶级的明朝底遗民自然要出之以屠杀的手段。而农民队伍尤其是由于阶级的仇恨而兴起的势力，对于一向以重赋苛政压迫他们的阶级出之以屠杀更是必然的事。不过，当时在这两种势力扰害之下的那般明末底士大夫，却都是宁可使明室亡于清兵而不肯使明室亡于革命的农民队伍的。请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固然不用说，就是拒抗清兵的那些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也不会两样。就因为这层原因，所以当时便有了许多不降“贼”而守城的故事，同时那些故事也便特别地装上了悲惨的场面。在这儿所收的《榆林城守纪略》中描写李昌龄等被擒后对李自成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
“……自成曰：‘吾虚上将以屈四将军，奈何固执不相与共富贵！’龄等骂曰：‘驿卒敢大言！吾辈朝廷大将，草窃不久且灭！’……自成笑前解四人缚。世威叱曰：‘勿前污将军衣！’……”
这倒不是简单的“骂”，而是一点不含糊地在吐出了当时士大夫对李自成的一般的意见。“朝廷大将”遇到“驿卒”反叛，怎么能不出死力去抵抗呢？所以李昌龄等临死时后悔他们不曾认真地把河套底蒙古兵请来“早灭此贼”，这还不是和吴三桂请清兵一样的心理吗？
因为这样，关于明末底两种屠杀——农民队伍底屠杀和清兵底屠杀——的史料，我们却就不能不都来打一点折扣。就是说：凡关于记载前一种屠杀的，一定有过分夸大的成分；而关于记载后一种屠杀的，却一定有不充分的地方。我们应该相信：李自成是被涂成了花脸的，清兵却大半是被穿上了礼服的。
说到士大夫借外祸去消灭内乱，这儿所收的《扬州城守纪略》中也有一个例证。左良玉举兵声讨马士英，破了九江，安庆，马士英便和阮大铖计议着说：“左兵来，宁北兵来。与死于左，不如死于北。”——这已经成了两句名语，算是赤裸裸地说出了士大夫对于反对派的态度。这两句名语底实践，便是“缓北而急左”，“使边备空虚”，让清兵成了“直入无留行”的形势。左良玉本人固然是当时典型的所谓“剿匪”的武人，但是据他参马士英八罪的奏疏以及声讨马士英的檄文（俱见《明季南略》《明季遗闻》《南明野史》等）看来，他确是代表着当时一部分反马的上层份子底心理的，怪不得马士英要那样出死力去对付他。我们只要把流传下来的马士英所说的许多“警句”（如《明史》所记“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南明野史》所记“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稍加一番玩味时，我们一定会明白那些话所表现的却正是从古以来内乱时统治者底传统精神。
关于明末一代在动乱中出动的那些作为大臣领袖的上层人物虽然是复杂得很，但却大致可分为三类的：第一是士大夫底正统派，史可法，姜曰广，黄道周等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可以说都是封建道德的典型代表者，而对于处理当前的事变却实在都是些迂腐的人物。像这儿所收的《扬州变略》中所记的史可法底无能，以及《江变纪略》中所记的姜曰广底无用，都可以使我们了然。再如黄道周，《东南事变》中记唐王曾称之为“商彝周鼎”，其实也只是这样一个古董；我们只要看他在崇祯时所上的那种空言的奏疏以及后来受制于郑芝龙的可怜的下场，便可以知道他底为人。不过，这一类的人物却都是以死节作为他们最后的目的的，不待说他们是给明季亡国史上留下了发扬“忠义”的光辉。第二是左派的实力派，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当以郑成功为最杰出。郑成功和江浙诸领袖不能融洽，恐怕就是因为所代表的倾向不相同的缘故。张煌言曾说郑成功是“彼意似不欲本朝复兴”，这多少算是看出了一点他底企图。当时诸王底腐化懦弱，郑成功大概是早已看穿了，他是觉得须要以自己为中心，另创一个新的局面才行。像他那样能够打破旧的道德观念，打出“杀父救国”的旗号（这层在《东南纪事》底郑成功传中竟没有载出）的人，不成问题是和那般拘守成法的士大夫难得一致的。第三便是机会主义者的一类，吴三桂，马士英，阮大铖，便是这方面底名人。这一类的人物最多，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先在提倡着“以夷制华”的政策而结果却又是为清廷执行着“以华制华”的政策的脚色。
为甚么吴三桂那般人先在为“华”而“以夷制华”，结果却又为“夷”而“以华制华”呢？这倒的确是一笔糊涂账。不过，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却总是在搅着这一笔糊涂账，自从有史以来……
以上总算拉杂地把一些所谓感想写完了，现在应该来把这儿所收的几种史料底作者略为介绍几句。
戴名世（南山），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儿可以不用多说。
记江阴守城的三位作者，以许重熙为最早，据《越缦堂日记》：他“在崇祯时以撰《五陵注略》等书为诚意伯刘孔昭所纠，革职。”他是江阴人，说不定他自己便参加过那一次的战争的。韩英，字之少，别字慕庐，长洲人，康熙间官至礼部尚书，著有《怀觉记》。沈涛，字次山，江阴人，乾隆丁巳进士，曾知江西长宁县，并纂《长宁县志》（见《江阴县志》），他大概是一个博习掌故的人。
《东南纪事》底作者邵廷采，字念鲁，余姚人，曾主余江书院。他底《东南纪事》据说系成于康熙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更有《西南纪事》，是这书底姊妹篇，都凡十二卷。吴德旋《初月楼续闻见录》说他写《东南纪事》系问教于黄宗羲，写《西南纪事》系问教于张五皋。可是他并不曾看见他这两部书底出世，算是一直到光绪十年。才由邵武徐干刊行，距离他著书的时间已经将近百年了。
最有趣味的是《江变纪略》底作者徐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底生平。这人据说是一个强盗，终其身以从事于焚掠的生涯。又一说：他因为和乡里发生嫌怨，而“降贼”（这所谓“贼”，不消说就是指叛乱的农民）。后为仇人所杀。他不但能文而且能诗，所著各集都是用的“榆墩”“榆溪”两个化名。（见傅以礼《榆墩外集》跋）像这种生活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只可惜得不到他底详细的传记。
还有几句单关于江阴守城的三种史料的话。
《江阴城守记》，《江阴守城记》，《江上遗闻》，这三种底字句几乎十分之七八都完全一样。据我看来，许重熙底一种怕是最早的蓝本，不止韩菼和沈涛，其他记载这一段历史的多半也都是从这个蓝本中抄出来的（例如《明季南略》）。只是许重熙记许用作许用德，记陈明遇作陈明选（《江上遗闻》谓陈明遇名选，但也不能据此而另呼之为明选）。若按照我定这书为最早蓝本的推理，似乎应该“改正”其他两种的，但是许用和陈明遇毕竟多于许用德和陈明选（以外他书也都与韩菼和沈涛的两种相同）。所以最好还是都不“改正”，等将来再说。
王独清。二三，十月，一九三六。 |
王独清《申说《另起炉灶》》（1936年5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申说《另起炉灶》
王独清
（1936年5月19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今代文艺》第2期，1936年8月20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前奏》上有一篇我题作《另起炉灶》的短文，这本是一封通信，被《前奏》底编者斩了头发表的。不消说那没有说得充分，不过我相信大体上总还不会有甚么错误。
但是，有些批评家却在断章取义地说我错了，朋友们希望我再发表些意见。也好，我就不妨来再申说一下罢。
我所说的“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是指建筑在市民意识上的新诗而言。在这儿，我们先要很客观地承认一个事实：那便是整个文坛上的Hegemony的问题。尽管中国社会进展的情形怎样与欧洲不同，然而大体上总不会相差得不能比例。无论如何，五四运动是中国市民正式抬头的运动，由这一运动而来的文学上的主潮不消说也是市民的。自然，由于资本主义底晚来，我们底市民才一抬头时，便同时拥来了更前进的新的革命运动，但是这后一种在当时文坛上都并没有建起Hegemony的力量。这现象却也是必然的：譬如法国革命期间，有一些文学家像奈瓦尔（GérarddeNerval）等是向着公社潮流飞跃的，但是他们底文学在当时并不能被认为是整个文坛上的主潮，在历史上宁可认以雨果为中心的浪漫主义为主潮是要正确些。这层在中国也是一样的。五四运动后文坛上也是浪漫主义在那儿逞能，虽然其间尽管有一些更前进的作品，但是Hegemony的地位却还是由前一种在担当着。算是一直得一九二八年，发生了文坛上的转向问题，这才正式有了新的Hegemony底出现。
我这样在背着历史，为的是要声明我所说的“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就是指的过去诗坛上的主潮。这本是稍微懂得中国几年来社会进展的人都会明白的事体，实在用不着我来多说，不过奇怪的是目前还有人强调地叫青年诗人们再去学五四时代吃奶期的白话诗，所以我才不能缄默。这便是我说“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运动到现在已经走到了绝路”和“五四运动带来的新诗运动已经没有复兴的可能”的原因。
我也承认中国社会特殊的情形，譬如五四时代以及浪漫主义运动中一部分主要份子之市民的知识份子占了最大多数的缘故。同时，半殖民的几重压迫以及新的革命运动（这自然不是十九世纪的公社）底早临，使他们不能不这样转变。不过，尽管是这样，社会进展的阶段却依然是显明的。文化上反映出来的Hegemony推移的痕迹总还是可以找得出来。若是要我举几个具体的事实时，那我可以说革命文学的口号不是在一九二八年才普遍地提出来了吗？文艺上的理论斗争不是从一九二八年起才展开的吗？创造社（注意！我不是夸张，只是讲事实。）不是就因为这种运动在一九二九年才被封的吗？鲁迅（注意！我没有恶意，只是讲事实。）不是在一九二八年还和倾向新社会层底团体作对而这以后才渐渐地走到这方面来了吗？
我喜欢说历史的事实常引起别人的厌恶，我也知道；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这样不能够说明我的意见。上边说的也还只是为证明我所指的文学上主潮推移的时期。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明了这层，我说的话不但可以发生误解，也将没有方法理解过去文学运动的过程。
现在又说到本题上来。我所说的要诗坛“另起炉灶”，是说目前文坛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级。一九二八年以后，虽然文坛上的Hegemony已转移到代表新势力的文学家手里，但是这中间诗歌上的成就却还是停留在过度的状态中。这就是说：整个的诗歌还是被空疏的叫喊和旧的用语所支配。补救这种缺点，我以为是除了诗人们努力制作真正的大众诗歌，此外再很少其他的方法。诗人们底生活不和大众接近，大众的语言也决不会到诗人们的笔下。为了丰富诗底内容和丰富诗底用语，我以为现在第一的急务便是制作大众能唱的诗歌。我们要获得诗歌新的形式，也应该从这方面来着手。这便是我说的新的阶级。所以我说：“诗人们应该下另起炉灶的决心，先作一番基本的工作。”我相信我底话是没有说岔的。
我没有否认过大众在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中渴求着新文学的水粮，惟其是这样，诗人们对于诗歌的制作更应该是走向大众。我这所说的便正是“新诗不能广大地获得读者”的“烦闷”的解决法，这法子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若是因为“这种烦闷”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能免”而便随他“烦闷”，那才真正是悲观主义了。
要说是目前文坛上没有“倒退”的现象，这却只是欺人之谈。请问：新月派留下的后裔和梁宗岱那般人底四方块的新诗是甚么？在“幽默”的招牌下亮出来的旧体诗是甚么？就是我上边所说的叫诗人们去做五四时代吃奶期的白话诗的那般主张者和附和者又是甚么？我不否认前进的诗人们的努力，但是那种“倒退”的现象实在也是事实。为了有这种事实，所以越发希望前进的诗人们努力，我想这总该不是罪恶罢？
还有，我从来不“抹煞”青年作家，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还是不会有的。不过我愿意鼓励青年作家们是真的，但也总是把我自己拿来放在一道。所以当我说了青年诗人“尽有一些代表新社会层的诗歌，但是却总好像叫不响亮”，即刻便说“制作更新的社会层的诗歌而不会寻取更新的形式，我也是一个”。要说这样的话也是“抹煞”青年作家时，那怕只是一种恶意的煽动。
为了自己一篇短短的文章，竟然来这样申说了许多，这不消说是很不合算的事体，不过好在这种申说的本身却是有意义的。最后，我希望批评我的批评家注意这样两点：第一，故意罗织我是甚么悲观主义者之流根本没有用场，因为“另起炉灶”这种话便不是悲观主义者能够说出来的。起名词是很可笑的举动。第二，不要用成见的眼光看我的文章，为了主张大众诗歌的人是我，便要想些方法来反对。讲不出所以然的“政治上的问题”的空帽子压不倒一个实在的人。
一九，五月，一九三六。 |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著述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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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著述年表 |
五、国民会议与中国前途192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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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民会议与中国前途
1925.11.30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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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第七章社会运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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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社会运动的未来
阿拉斯加州的荷马城（Homer）位于库克湾和阿拉斯加湾的交汇处。按照当地商会的说法，这个四千人的城市在卡彻马克湾占据了一个面向基奈山角的独特位置。荷马城曾一度是一个采煤小镇，如今主要以旅游业和商业捕鱼为支撑——这里的鲑鱼和大比目鱼产量颇丰。与笔者居住的纽约市相比，荷马城犹如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的驼鹿、熊、角嘴海雀、鹰、海豚、逆戟鲸朝夕相伴，非常值得到此一游。
荷马城的居民倘若知道他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生活，要归功于18世纪60年代伦敦一位放荡不羁的政治煽动家[1]以暴力换来的胜利，以及与同时期一位失意的啤酒商[2]在波士顿所作的反英煽动，他们一定会感到惊奇。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就是如此。约翰·威尔克斯、塞缪尔·亚当斯及其合作者们着实开创了某种传统，而荷马城的居民所运用的，也正是这些18-19世纪发明的21世纪版。2003年4月，《荷马时报》（HomerNews）网络版刊载了一桩趣事：
星期一成了示威日：在先锋大道（PioneerAvenue）和沿湖街（LakeStreet）的拐角处，伊拉克战争的支持者和反战和平人士同时举行示威活动，示威导致往来汽车被堵，喇叭如织、人声如注——其中偶尔夹杂着脏话，乱作一团。就在同一周，星期六却成了安克波因特城（AnchorPoint）的诉求日：这个小城俨然成了爱国集会活动的中心。
与荷马城毗邻的安克波因特城，呈现了这样一番景象：
迪娜·切瑟说，大约90人聚集着支持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支持美军将士的所作所为，当时没有反战和平人士在场。当谈及倡导和平与正义的全球网络在荷马城的分遣团时，切瑟说：“我们这儿可没有黑衣妇女组织的成员。”安克波因特城集会的组织者们正计划于星期六中午再组织一次这样的活动，还要配上音乐和演讲。切瑟的儿子达文最近被调往科威特部署。她说，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和支持这项活动。
回头再来看荷马城的情况：
当安克波因特城的人们星期六走上街头，表达其对美国所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支持时，荷马城的反战和平人士已在先锋大道和沿湖街的拐角处活动好几个星期了。数周前的一个星期一中午，行人们在这个拐角处——这里矗立着荷马城老战士纪念碑（Homer’sVeteran’sMemorial）——看到一场平和的静默守夜活动。纪念碑前的反战活动引起了一些居民的不满，并引发了一场与之针锋相对的集会，集会中的一名旗手说：“我们要夺回这个街角。”参与反战活动的一名黑衣妇女组织的成员说，守夜是为了哀悼那些死于战争的人们；与之针锋相对，路过这儿的一名驾车人叫嚷道：“为什么不为我们自己的军队祈祷，反而为伊拉克人祈祷呢？”
但沙伦·怀特尔说，她相信站在老战士纪念碑前，象征着对所有在军事冲突中牺牲的人们的牵挂。她说：“毫无疑问，我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去纪念碑，是因为我们为那些死去的战士们感到悲痛。”她还补充道，两个立场不同的团体共享一个表达场所，这是“行动的自由”的强有力象征。
尽管有报道称，两派阵营之间有一些令人不快的接触，但星期一没有此类迹象发生。大约100人分列两排、站在街拐角处的人行道上，路过的汽车司机冲他们鸣笛挥手时，他们就挥舞旗帜并发出欢呼。他们身后15码的地方站着一排身穿黑衣的妇女，其中夹杂着许多同样身穿黑衣的男子，他们在整个守夜活动中一直保持着沉默。当提及一个全美抗议者都使用的标志和口号时，怀特尔说，“看到两派各自表达观点，我并不生气”，因为“这就是民主”。（HomerNews2003b；段落及标点略有改动）
在荷马城的先锋大道和沿湖街的拐角处，有两支队伍相隔15码相对而立，各约50人。他们身旁不仅矗立着老战士纪念碑，还是警察和消防人员环视四周。这些行动者在荷马城的中心地带和平对峙着。安克波因特城——单独上演着亲战庆典的城市——位于荷马城以西的斯特林高速公路（SterlingHighway）16英里处，这条路向北通往卡彻马克湾（KachemakBay），直抵安克雷奇市（Anchorage）。安克波因特城是一个小城，仅有一所小学，年轻人往往乘车经斯特林高速公路去荷马城读中学，因而这两个城市的居民往来频繁。就在《荷马时报》对城内的反战和亲战两种情感进行报道的当天，刊载了从安克波因特城传来的一则重要消息：这个小城所有的树上都系上了黄丝带，人们被鼓动者要在斯特林高速公路边举行一次新的集会。报道称，这个集会要求每个参加者携带美国国旗和参加伊拉克战争亲人的照片（HomerNews2003c）。
对于美国北部[3]的居民来说，只要对2003年春天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稍加留意，就不难理解这一年4月当地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仅当地居民，甚至全世界都能轻而易举地判断出：这是街头示威——一种标准的、对政治问题表示支持或反对的手段。在这个案例中，示威活动和反示威的示威活动，它们所表达的是对美国武力干涉伊拉克的反对或支持。就在安克波因特城和荷马城的居民走上街头的这些日子里，世界各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其中有一些同样出于对伊拉克战争的关注，而更多的则着眼于示威所在地的重大事项。21世纪初期的街头示威活动，看起来就如同一件多用途的政治工具：就其短期效益而言，当然不如收买议员或发动军事政变来得生猛；但是，在民主和半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它不失为表达民意的手段，是选举、民意调查和公民信访（letterwriting）的有益补充。
尽管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的新闻报道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1世纪的示威活动事实上已呈现出了两大重要变化。一是荷马城风格。示威者聚集在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公共场所，以演讲和行动展示其对于某个明确目标所具有的群体性执著。二是示威者沿着公共道路行进，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示其所具有的执著。当然，这两点变化常常合二为一：示威者可以沿着公共道路行进至有利的场地集会，也可以分成纵队在不同的场地展开活动，但其目标是一致的，并具有象征意义。
有时反示威的示威者会跳出来鼓吹相反的主张，而从对示威者正在伸张的诉求构成挑战。荷马城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通常情况下，警察、军队要么沿着游行队伍进行部署，要么把集会场地团团包围；有时还会阻止示威者接近重要的场所、建筑物、纪念碑或某些重要人物，有时警察或军队也会有意将示威者和反示威的示威者隔开。正如在荷马城看到的，对示威者所提出的诉求。过路人和旁观者往往会表示赞成或反对，并可能在接下来的午餐闲谈中予以讨论，或写信给报社陈述自己的观点。荷马城的戴维·比特曼（DavidBitterman）就对《荷马时报》谈了他的看法：
前几天开车经过镇上，我看到一群妇女穿着黑衣站在先锋大道的消防站附近。当时我刚从外地回来，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回去后我问妻子，才知道这些人在进行反战示威。我觉得这事儿很讽刺——我们的军队在保卫我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却被用于反对我们的国家和军队。
比特曼说他有一个当特种兵的儿子，是“9·11”恐怖袭击后参军卫国的，目前正驻扎在德国。比特曼说，对于保卫自由而言，战争是必要的：
我国军人——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岸警卫队——正在战场上作战。他们一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地保卫我们，使我们免遭侵害。任何一项有损于我国军人的行为，都是在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并不是说这些黑衣妇女组织成员不爱国，只是觉得她们见识太短。（HomerNews2003a）
一旦从妻子那儿获得了基本的解码信息，比特曼先生就清晰地领悟了这场示威活动的要旨。从象征意味和编排形式上看，示威活动可以和棒球比赛或初次社交舞会相提并论，只不过后者在乎的是名次和名誉，而示威活动的记分卡侧重于有争论的公共问题。
如前所述，街头示威有一些远方亲戚：市民游行（municipalparades）、政党大会、群众大会、就职演说、毕业典礼、宗教布道和选举集会。对民主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来说，其间的差异不难分辨。当然，示威活动的形式、步骤和方案常常被相似活动的参与者借用，例如，在大学典礼上穿戴夸张的服饰，或是高呼口号以示支持某项主张。不仅如此，被借用的还有示威活动的某些行为模式，例如，将参与者和旁观者隔开、出动警卫稳定人群等。作为一个整体，它们相互结合以展示：（1）高度的连贯性；（2）系统化的内在变化；（3）不同形式的交替使用（typebytype），以及超越不同地点、不同内容和不同参与者的深刻一致性。
本书前几章有关街头示威活动的论述，与一个更加宏大、不断演进、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政治斗争形式——社会运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前文所述，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相互结合的政治形式，这一奇特的结合在18世纪中期以前尚未形成，但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它被世界许多地区的人们用于伸张自己的诉求。此外，前几章还揭示社会运动具有不可思议的两重性：即在整体形式上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又能适应地方环境和地方特色。这一双重性在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的新闻报道中皆有体现。
这本贯穿着各种史实的著作即将结束，在此我们不妨放飞历史的想像：想像约翰·威尔克斯和塞缪尔·亚当斯从18世纪60年代云游而至，在2003年4月旅行到库克湾和阿拉斯加湾的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想像他们目睹了这两个城市的示威活动，并就21世纪示威者的所作所为和所为何故，交换了如下看法：
威尔克斯：这种场面我还真没见过。
亚当斯：没错儿！
威尔克斯：有点像教会的礼拜……
亚当斯：也可能是工人游行。
威尔克斯：怎么没有观众？他们说给谁听啊？
亚当斯：军队和治安官呢？
威尔克斯：他们在讨论战争——这一点倒是挺熟悉的。
亚当斯：这些人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在中心广场聚集、喊口号、沿着主要的道路游行。这让我想到了竞选。
威尔克斯：有一点不同——就是太文明了。就这股文明劲儿，指望起什么作用？
亚当斯：也许我们应该去问他们。
这次荒诞的不期而遇，尚未让威尔斯克和亚当斯看到正在发生的社会运动的全部配置：多重的表演形式和WUNC展示——在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或立场诉求持续、协同的伸张过程中——的结合。他们也不知道在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之外，还有许多行动者参与了支持或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社会运动，这些人除了举行街头示威活动外，还常常举办新闻发布会、请愿和公共集会等活动。但是，我们想像中的对话却提出了若干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乎社会运动的现在和未来，例如，社会运动是否已丧失了它的政治功效？权力的国际化、政治的国际化、社会运动组织的国际化是否正在削弱地方、区域乃至民族国家的作用？如果说社会运动的形式在上两个世纪有了很大改观，那么，何种变化是21世纪的人们所能期待的呢？
我们怎样解读未来？
对上述问题，有一个不会出错的陈词滥调作为回答：这是情况而定毫无疑问，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是哪些国家、哪些议题、哪些诉求者，以及哪些诉求对象。例如，当前，津巴布韦和哈萨克斯坦的社会运动前景相当黯淡，而加拿大和哥斯达黎加的社会运动则充满活力；或者，像我所说的，抗议美国军事行动的社会运动毫无进展，而抗议全球化势力扩张的社会运动至少在国际层面引发了热切支持。总之，我们必须对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区分：一是社会运动未来可能呈现的发展轨迹，二是社会运动的不同发展层面。图7.1对这一区分进行了勾勒。
图7.1有两条轴线。一条轴线表示由盛及衰，另一条轴线表示由地方而至全球。图中“全球的”代表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超国界行动主义的鼓吹者所认为的，不仅国际角色和国际目标将成为未来社会运动中的家常便饭，而且，未来社会运动还将体制性地在全球层面协调公众的诉求伸张。此外，图7.1贯彻了第五章的观点，即尽管社会运动中出现了若干国际化迹象，但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仍将继续。
图7.1未来社会运动不同层面的发展
当然，仅靠图7.1的两条轴线尚无法涵盖社会运动未来可能呈现的方方面面变化，我们曾目睹了这些变化——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的种种变化——的发生。毫无疑问，21世纪将产生新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这些新的诉求将成为社会运动的新议题，尽管在21世纪初这些议题尚不为人接受，例如，我们可以想像动物权利保护者发起为类人猿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几乎可以肯定，必将产生新的社会运动运作形式，而社会运动的剧目也必将随之改观。我们不妨考虑这种可能性：太空舱内的行动者通过空中电波向全世界伸张他们的诉求。同样，WUNC展示也将与时俱进，或许，未来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借助于某种瞬时大范围传播消息的技术，表达对某种社会运动诉求的支持或反对，从而为WUNC中的N（规模）增添新的内涵。如果社会运动能够在21世纪存活下来，它将在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上发生重大转型。
尽管无法一一呈现社会运动脉络中的种种变化，但图7.1还是作出了一些非常宽泛的假设，例如，我们或许可以想像未来存在这样的变化组合，即地方层面的社会运动消失了，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制度化了，以及全球层面的社会运动出现了扩张和戏剧性的转型。那些热切的分析家们——他们鼓吹电子联系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对这种可能性是有所预期的。或许，我们还可以想像，未来国家权力的大幅度衰退将同时激活地区和国际层面的社会运动，而后者在要求本土自决权或区域自决权时将采取如下模式：既从国家手中夺取权力，又从国际组织那儿获取支持和保障。
图7.1中向右的箭头代表了广泛的国际化，它意味着地方、区域甚至可能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正逐步让位于国际层面和全球层面的社会运动。向左的箭头意味着超大范围的社会运动日薄西山，而新的地方主义可能兴起——目前看来，这一可能性不大。图中向上的箭头顶端，表示的是社会运动的普遍扩张和转型；箭头中间以上部分表示的是广泛的制度化：即社会运动在全世界的各个层面上展开，而主导社会运动的是非政府组织、专业化的社会运动企业家，以及与政权有着亲密关系者。箭头中间向下的部分，表示的是社会运动的衰落或消亡。不过，这些都只是笼统地描述，更为准确的预测应当勾画不同层面社会运动的各自发展轨迹：例如，跨国社会运动的扩展与转型，以及与之伴生的地方社会运动的萎缩与制度化。
当然，有关社会运动未来的任何预测，都需以两个世纪以来社会运动历史所积淀的知识积累为基础。鉴于此，有必要对本书基本观点再作回顾。
自18世纪起源伊始，社会运动就一直是以交响乐而非独奏曲的方式向前演进的。论述至此，这一观点已不证自明。它提醒我们，预测社会运动的未来需对诉求者、诉求对象、旁观者以及权威者相互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一并予以考察，而不是简单地对社会运动几个外在的运作特征予以推断。请不要忘记，在1989年急剧变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运动、反运动、权威、公众、外部权力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互运作着的。
社会运动结合了三类诉求：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纲领诉求是对诉求对象的实际行为或拟议中的行为表示支持或反对。身份诉求旨在强调“我们”——“诉求者”——是一股统一和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往往以WUNC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作其支撑。立场诉求宣称的是与其他政治角色的关系或相似性，例如，是被排斥的少数群体、成熟的公民组织，还是现政权的忠实捍卫者？有时，立场诉求会涉及“其他”政治角色的立场，例如，呼吁排斥外来移民或剥夺外来移民的公民权。在什么人种、什么种族、什么性别有权享有公民权的问题上，19世纪的美国曾有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有时也令人沉郁压抑）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显然，这三类诉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各自独立发展，例如，立场诉求十分敏感地依赖于哪些政治角色已形成了完整的立场、哪些政治程序改变哪个政治角色的立场。就此而言，立场诉求与民主制度的兴衰是息息相关的。
在社会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诉求者中，以及在社会运动的各个阶段，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相对特色会发生显著变化。如果社会运动的制度化遮蔽了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伸张，而只是有利于由制度化的专业人士所提倡或反对的纲领诉求的伸张，那么，对于前者的遮蔽，将成为21世纪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变化。不过，社会运动组织和社会运动企业家的专业化，有时也会促使形成新的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近来世界范围内争取土著居民权利的运动，便表明了这种可能性。尽管如此，专业化所导致的整体趋势将是，社会运动的重心逐渐从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滑向了纲领诉求一边。
民主化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这个命题看似一目了然，实际上隐藏着令人惊异的复杂性；对此，本书第六章已有充分揭示。为了探明民主化给社会运动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将这种影响与其他两种影响——即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一般成因，以及民主化与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区分。这样即可发现，我们对于社会运动的未来作何预期，完全取决于我们对未来的民主化或去民主化有何预期：例如，我们需作出判断，究竟是马尼拉的局部民主还是棉兰老的军阀将决定菲律宾的未来。
社会运动主张人民主权。基于两个世纪的历史考察，这个命题已无需赘述。以法国为例，社会运动在这个国家的兴与衰，准确地勾勒了人民主权诉求的进与退；其联系之紧密，以至于法国的独裁主义政权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压制社会运动的运动、剧目和WUNC展示。我们必须清楚，这个普遍原则——即社会运动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重申——具有两个重要的限制条件：第一，专业化的社会运动企业家和非政府组织，有时也会装扮成“为民请命”的模样，但实际上并不具有民众基础，或缺乏为民请命的相应手段；第二，历史上曾有过这样——尽管不成主流——的社会运动，它们主张的纲领一旦实现，就通过植入威权领袖、卡理斯玛崇拜或煽动进行大规模的排斥，使人民主权原则事实上遭到诋毁。总之，任何有关社会运动未来及其结果的预测，都必须首先考虑这种可能性——即少数是否有可能成为多数。
与以地方为根基的大众政治形式相比，社会运动的范围、强度和效果严重依赖于运动中的政治企业家。从任何一场社会运动中，我们都能找到政治企业家的身影。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议会改革到当今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社会动员，政治企业家及其非政府组织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中表现突出。的确，当前的整体趋势是政治企业家的显著地位和作用不断得以强化，而社会运动的未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一趋势能否持续，并取决于何种类型的政治企业家会活跃于社会运动之中。
一旦社会运动在一种政治环境中安家落户，就能通过模式化运作和彼此的沟通合作，促使社会运动被其他相关的政治环境所接受。随着本书分析的不断深入，这个结论获得了新的内涵。在通常情况下，一般要经历对所有原则上可能与现有环境建立联系的新环境的严格筛选，才可能在社会运动的现有环境与潜在的新环境之间建立联系。新的传媒技术所推动的联系，最为清楚地显示了这种筛选：它为能够获得新技术的人降低沟通成本，而将不能获得者排斥在外。人际网络也是一样：社会运动行动沿着现有的网络扩展，将不属于该网络的人排斥出去。尽管存在着机灵的乌合之众[4]的迷人想像，但是，这种容纳和排斥的把戏很可能在21世纪继续演下去。其结果是，我们的某些预测将有赖于对谁将与谁联合、这种联合将把世界人口中的哪些部分排斥出去的评估。
社会运动的形式、组成和诉求，是随着历史而变化和发展的。我们曾想像威尔克斯和亚当斯来到阿拉斯加的荷马城，这番想像旨在表明：自18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运动的形式经历了持续的变化，且这种变化仍在继续。我们业已发现，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的因素导致了社会运动的变化和更迭：一是政治的整体环境；二是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在社会运动内部与日俱增的变化；三是社会运动模式在行动中的传播扩散。若要预测社会运动的未来，就得细致地澄清这三项因素将如何相互影响、其中的每一项将会如何变化。对于变化的脉络、我们需特别关注社会运动的新方位——如反对WTO的抗议活动，并弄清楚谁为了何故做了什么。
作为人类创造的制度形式，社会运动有可能消亡或转化成为其他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我们依然无法保证社会运动——犹如盛行于前两个世纪那样——一直持续到永远。我们必须严肃地考虑一种可能性：作为公共诉求伸张手段的社会运动，其赖以生存的条件可能被不断地消解，或是被新的诉求伸张形式所取代，并由此导致21世纪社会运动面临毁灭。现在有一种电子民主的设想，提出以电子选举投票这一廉价而有效的方式取代结社、集会、游行、请愿、演讲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常备剧目；对热爱社会运动——一种为人熟知的历史形式——的人来说，这番前景令人恐惧。
可能的未来
上述原则如何应用于社会运动的未来呢？在总结前文论点和论据的基础上，图7.2对21世纪社会运动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并将可能出现的前景归结为以下四点假设：国际化、民主退化、专业化和大功告成。国际化指社会运动从地方、区域和国家的层面想跨国和全球的层面演变。民主退化可能导致一切类型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趋于萧条，也可能给地方和区域层面——民主制度尚幸存于此——的社会运动留下一线生机。专业化最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降低地方和区域层面社会运动的相对重要性，因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行动者逐渐将更多的精力和热情转向了国家层面——特别是跨国和全球层面——的社会运动。最后，大功告成描绘了这样一个辉煌的梦想：社会运动成为从地方到全球各个不同层面的伸张公共诉求的手段。以下结合前文所述，对上述四点假设中每一点的产生条件及其对大众政治的影响进行论证。
国际化。许多观察者和行动者认为，21世纪的社会运动领域不仅在整体上呈现出了国际化趋势，而且，该趋势还将一直持续下去，直至大多数的社会运动都在跨国甚至全球化层面上运作在一起。他们认为，环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人权鼓吹者、全球化资本的反对者都已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股横贯各大洲、各个国家的国际化浪潮之中。那么，在何种条件下，国际化可能主导社会运动的未来呢？检视前文论述，谨提供以下参考条件：
图7.2未来社会运动的可能局面
●跨国的权力和组织网络——如金融网络、贸易联合、多国合作、常规化的政府间机构、洲际犯罪合作等——数量上持续增长、影响力日益加深；
●上述权力和组织网络有可以被指责、颠覆、抵制或政府规制之处；
●分布广泛的、自身福祉受到国际网络影响——特别是不利影响——的人群，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扩大；
●擅长于在上述人群之中建立联系并擅长于协调上述人群之行动的组织、掮客和政治企业家大量滋生；
●国际层面至少已形成了基本的民主制度：在公民和国际政府机构之间建立了相对广泛、平等、相互协商和提供保护的关系。
这一预测——即21世纪的社会运动将面临广泛的国际化——能否成立，取决于上述条件能否全部或大部分地得以实现。
如果国际化的可能性占了上风，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政治将在中期或短期内产生更多的其他后果。第一，假使获得了从事大规模社会运动所需的最基本的信息、时间、联络和资源条件，那么，既有的社会精英就会更多地投身于社会运动；这样，尽管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降低了通讯成本，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合作的成本仍将攀升。第二，基于以上原因以及可资利用的沟通渠道的不平等，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其他人之间的不平等也将加剧，被排斥者将更加难以获得适当的手段从事有效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第三，在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有效表达诉求方面，掮客、政治企业家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将变得愈加重要。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导致民主参与的衰退，既缩小社会运动参与者的范围，又使参与变得更加不平等。
民主退化。如果社会运动领域以外的原因——如阻隔社会不平等进入公共政治的屏障遭到了削弱、新的或现有的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发生了分离等——造成了民主的退化，其后果又会怎样呢？由于民主的运作始终与某个特定的权力中心息息相关，因此，该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的退化究竟发生在所有层面，还是仅仅发生在——比方说——国家一个层面。总体来说，大型的民主制度——如国家、国际和全球的民主——遭受民主退化的可能景象，要比小型的民主制度更加惨烈：原因很简单，借助于政治灾难，可以同时造成全世界数以千计的地方政权、区域政权和国家政权的去民主化。而与此同时，少数摆脱了制度约束的资本家、军事组织、技术或科学科目，便会即刻对现有的国际民主秩序造成威胁。（不妨想像一下，银行家、士兵、通讯商或医学研究者构成了蛮横的组织网络，由他们来决定世界人口中的哪些部分可以——或不可以——享用其服务。）不过，极有可能的是，民主的大规模坍塌依然在全世界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民主残骸，从而给我们留下了某种期待：尽管全世界社会运动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日益减少，地方或区域层面的行动者日益适应于本地状况，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在幸存的民主残骸中找到日益增多的、社会运动实践的差异性。
专业化。它指向了另一种可能。在我们设想的可能前景中，专业化引发了制度化，从而减弱了社会运动的创新性。忠诚的民粹主义者们常常担心，社会运动的行动者过多地来自于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出身名门的阶层，他们将出卖弱势群体的利益、满足于与官方建立良好的关系、日益依附于权贵阶层的支持、并且/或者成为社会运动的官僚，以及更加热衷于推进他们自己的组织和职业发展，而无意于谋求他们口头宣称的民众福祉。
与19世纪早期相比，社会运动中的某些专业化和制度化发展，是在相对民主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如建立或形成了保护性的法律，致力于保障社会运动行动的政治力量，消除警察与示威者恶性冲突的程序，大众传媒报道社会运动的惯例，以及擅长于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组织。反过来，这些变化又推动开创了社会运动行动主义的专职工作。由此可见，专业化与制度化一直是携手并进的。
然而，到了21世纪早期，新的议题、新的团体、新的策略和新的目标犹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出现在了现有社会运动领域的边缘。它们中有许多遭到了失败，有一些迅速转向标准的社会运动实践；但是，还有一些诉求者把他们的创新——如室内静坐示威、占领公共建筑、街头木偶秀、卡通服装、媒体的新用途等——引入了公众视野之中。因此，预言社会运动将普遍地专业化和制度化，便是在暗示新的议题、新的团体、新的策略和新的目标，其可资利用的机会将会明显减少。随着大众诉求的动机越来越弱，或是随着社会运动当权派之外的诉求者不断遭到封杀，原则上这种可能性是会发生的。目前，世界人口中有超过90%的人没有条件上网，假如这些人再不能去组织和参加社会运动，后果将会怎样呢？
大功告成。社会运动是否有可能实现从地方到全球各个层面的全盘扩展呢？这个令人啧啧称奇的未来，有赖于全世界尚处于威权政权、军阀统治或小型独裁制支配下的地区实现民主化，也有赖于政府和权力实现了更为全面的分工：哪怕国际权力机构支配了地方事务，地方政府也有足够的权能影响当地民生并对当地的诉求作出回应。最后，大功告成还意味着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行动者网络、组织和运动骨干，能够在各自的领域继续相对独立地运作下去，而不是从属于跨国或全球层面的运动纲领。反过来，如果去民主化的浪潮波及了每一个层面，如果权力中心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公众压力，如果相互关联的网络、组织和掮客分崩离析或受制于统治当局，那么，社会运动的衰落也将接踵而至。
在社会运动的领域内，即使是这样的一些假定——例如，有了民主化就有了社会运动的扩展、有了国际化就将加剧不平等——也是极不确定的。无论本书前几章的大量历史素材，还是好几代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它们都与社会运动的“假设学”无关。对21世纪余下的数十年泛泛地进行预测，其不确定性尤为巨大。毕竟，预测需以综合考虑以下三项因素为前提：（1）对现有趋势的未来发展作出推断；（2）对导致社会运动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作出假设；（3）对基于这些原因而发生的变化作出推测。例如，对1990年以来的社会运动趋势——是适度的国际化还是急剧膨胀的国际化——进行预测，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三项因素：我们是否已真正准确无误地理解了这股趋势；受国际权力网络影响的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的不断扩展，能否真正地促进其社会运动的协调展开；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联系的扩展，该过程都将在本世纪余下的数十年里继续运作。
面对诸如此类的种种不确定，我们还能将赌注押向一个最有可能发生的可能前景上吗？国际化、民主退化、专业化和/或大功告成的各式组合中，哪种组合的可能性更大呢？不如抛开这些小心翼翼的假设吧，我还是谈谈自己对21世纪社会运动的猜测。
国际化：不像某些科技狂热分子说的那样迅速、广泛和完善，但也要持续大约数十年。
民主退化：需要一分为二地看：既看到现有的主要民主国家出现了民主的退化（减缓了社会运动的发展、减弱了它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非民主国家潜在的民主化进程（从而导致社会运动的扩展）。
专业化：同样需要一分为二地看：既看到专业的社会运动企业家、非政府组织及其对权威当局的日益屈就，将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不要忽视了还有一些不被国际行动主义收编的、地方和区域层面的诉求伸张活动。
大功告成：唉，可能性极其渺茫。
基于前文所述的全部理由，我说了这一声“唉”。社会运动在上述所有层面取得胜利——除了你我共同反对的危险因素之外——整体上是有益于人类的。社会运动的广泛运用，既标志着民主制度的存在，也是对民主功能的不断促进。社会运动为那些在循规蹈矩的政治生活中“沉默”的一群人、一类人以及无人提及的议题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使之得以在大众政治中获得一席之地。就此而言，我们或许应当更加审慎地展望社会运动的未来，但愿我的悲观论调被事实证明是无稽之谈。
[1]指约翰·威尔克斯，参见本书第二章。——译者注
[2]指塞缪尔·亚当斯，参见本书第二章之“战争与社会运动诸要素”。——译者注
[3]荷马城和安克波因特城所在的阿拉斯加州位于北美洲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是美国最北端的领土。——译者注
[4]“机灵的乌合之众”及其相关论述参见本书第五章。——译者注 |
第六章民主化与社会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2004）
第六章民主化与社会运动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已脱离苏维埃联盟的白俄罗斯看起来似乎要发生全面的社会运动。在1994年的全民直接选举中，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以“反腐斗士”之名当选总统。可是，一旦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他就开始实行审查制度、摧毁独立的工会、冻结选举活动并压制立法机关。就这样，他让白俄罗斯前期有限的民主进步发生了倒退（Mihalisko1997，Titarenko，McCarthy，McPhail，&Augustyn2001）。反对派领袖和新闻记者们很快就发现，他们随时可能被任意地关押、拷问、绑架甚至暗杀（HumanRightsWatch2000:249-253，Karatnycky2000:76-78）。
《年鉴》是这样描述白俄罗斯2000年的社会运动状况的：
在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国白俄罗斯，反对派的支持者们受到了持续的压制。3月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活动，一些新闻记者、外国观察员和反对派活动分子在活动中被捕。在此期间，卢卡申科总统不在国内；随后，他解除了内务部长的职务，并将此次逮捕事件形容为一个“误解和失误”。同年5月，前总理米哈伊尔·奇吉里（MikhasChygir）被判处了3个月徒刑，而他坚称所受到的指控含有政治目的。6月份，两个反对派领导人因参与组织去年10月的一场示威活动，而被判处监禁缓期执行。（AnnualRegister2000:133-134）
有了盟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公开支持，卢卡申科尽可向全世界宣称他的政权是以民主的方式运作的；而白俄罗斯在1991年为社会运动打开的狭小空间，则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很快关闭了。当这个饱受政治蹂躏的世界蹒跚步入2004年时，无论原苏联的中心领土（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还是它的中亚边陲（哈萨克斯坦及其邻国），社会运动都呈一片凋零之势。
之所以引述这些无甚新意的新闻，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许多目睹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观察家认为：随着中央集权上层建筑的垮台，社会运动将迅速地开辟出一条坦途，而社会运动的发展又将随之推动民主市民社会的构建。此外，也有许多分析家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转型印证上述观点。然而，无论社会运动还是广泛彻底的市场化转型，在原苏联的大部分地区都未发生（Nelson，Tilly，&Walker1998）。事实上，截止2004年，对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依然难以将社会运动作为表达公众诉求的途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尽管发生了政治风波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群众斗争，但在21世纪的这些年里，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依然无法常规化地运用社会运动（Bernstein&Lü2002）。就此而言，哪里缺少民主，哪里的社会运动就会陷于凋零。
经过本书前几章的反复论证，我们可以确定在民主化与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社会运动的起源，部分源于18世纪的英国臣民和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对英国统治者的民主化斗争；就整个19世纪而言，在发生了更深层次的民主化的条件下，社会运动会普遍地活跃并蔓延开来；而当威权主义政权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时，社会运动亦随之衰颓。这种模式在20世纪和21世纪继续发展：在地图上，成熟的社会运动分布的区域与民主制度分布的区域几乎完全重叠。
此外，我们同样清楚，社会运动并非必然地拥护或推动民主。运动的形式更多地取决于特定的利益和不满，而并非出自于民主化本身的要求。长期以来，相对民主的运动近乎规律性地引发过非民主的反运动（undemocraticcountermovements），如19世纪早期英国的反天主教权利运动。此外，多少在民主的实际运作方面，社会运动也会反过来追求一些反民主（antidemocratic）的内容——如排斥种族、民族和宗教上的少数人群，有时还会借助于极权主义的信条要求取消民主——如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
民主与社会运动的不一致，向探询两者之间的因果联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例如，第四章[1]借助于鲁思·科里尔的历史事例分析，论证了民主化与社会运动往往有时这个先发生，有时那个先发生，没有一个是完全取决于另一个的。有时候，社会运动会在威权主义政权相对薄弱时期的民主缝隙中形成——如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所看到的。在部分地实现民主化的一瞬间——如1989年在东欧诸国里目睹的——社会运动也同样能够发生，但并不必然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持久要素。显然，民主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不是一种机械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是如何运作的呢？
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不完全重叠的部分，向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社会运动的阐释及其未来评估都极为关键。
1.社会运动与民主制度广泛而不完全的一致性，是由何种因素所导致的？
2.民主化在何种程度上如何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与兴盛？
3.社会运动在何种情形下如何真正地促进民主？
（第三个问题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个几乎已被我们回避的更令人困扰的问题：社会运动在何种情形下如何有损于民主？）现在是时候反思社会运动的历史以寻找这些紧要问题的答案了。为此，有必要在思考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之前，对民主化的性质与起因进行思考。
如何识别民主和民主化？
几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政权一样，原苏联的成员国普遍自称是民主政府。例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其文字表述就是这样的：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非宗教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socialstate），其最高价值为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
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和睦和政治稳定、发展经济造福全民、实行哈萨克斯坦爱国主义，以及通过民主方式——包括全民公决或议会表决——解决国家生活中最重大的事务。（Kazakhstan2003）
显然，仅凭一部宪法，我们不能判断一个政权是否够格称作民主政权。即使是今天，在这个世界的多种统治形式中，显而易见且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仍然占少数。
我们如何识别民主和民主化？许多广泛使用的民主定义，强调的是公民之间关系的特质：是否公正、善良、体贴、平等，诸如此类。另一些定义则侧重于法定标准：竞争性选举、代表制度、对自由的正式保障以及相应的政治安排（相关定义和衡量标准，参见Collier&Levitsky1997，Geddes1999，Inkeles1991，Lijphart1999，Przeworski，Alvarez，Cheibub，&Limongi2000:55-59，Vanhanen2000）。但我坚持认为，民主与专制或寡头政治一样，它们都是政权形式——即政府与受政府管辖的国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包含了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包括政府相对于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国民相对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
民主之有别于其他的政治形式，在于它不再实行数世纪以来大多数政权形式所实行的大规模不对等、高压、剥削、庇护和社会分割，而是取而代之地建立了相对普遍和可靠的法治（Tilly2004）。在某种程度上，民主的政权形式是指：
1．政府与受管辖国民的关系是规范的、无条件的，而不是间断的、因人而异的（例如，政府辖区内的合法居民与政府机构——而非特定的保护人或特定的种族集团成员——建立了常规化的关系）；
2．这种关系涵盖了大部分乃至全部国民（例如，在政府辖区范围内，不存在拥有主权的国中之国）；
3．这种关系平等地适用于一切受管辖的国民个体和群体（例如，不能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即基于性别、宗教、财产等原因而剥夺选举权或担任公职的权利）；
4．政府对有拘束力的（binding）国民集体协商作出回应，并相应地对政府的人事、物资和行为进行调整（例如，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制定法律）；
5．保护国民——特别是国民中的少数人——免受政府专断行为的侵害（例如，任何人个，不论其属于什么社会类别，如不经正当程序就不受羁押）。
因此，民主化意味着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权形式——它以相对宽泛、平等、无条件的、有约束力的协商与保护为其特征。注意“相对”这个词：如果绝对地适用上述标准，那么，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哪个政权有资格称作民主；在实现绝对的规范（regularity）、宽泛（breadth）、平等、协商和提供保护方面，所有的政权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民主化意味着一个政权正在迈向更高的、绝对的规范、宽泛、平等、有拘束力的协商与保护，而去民主化则迈向了相反的方向。
如果民主意味着相对高水平的宽泛、平等、协商与保护，那么，它也就需要有相应的公民权制度（institutionofcitizenship）作其支撑（Tilly1999）。这里所说的公民权，包含了一系列将政府机构与受政府管辖的、作为整体的国民联系在一起的相互的权利与义务；而该国民范畴，则主要或排他性地根据它与政府的关系来界定，而不是根据它与统治者的特殊关系，或根据民族、种族、性别或宗教等外在特性进行划分。公民权使国民与政府间规范的、无条件的关系得以制度化。
在民主缺席的情况下，公民权也有可能出场。例如，像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这样的独裁政权，就使国民与政府的关系制度化了——使之成为宽泛、规范、无条件和相对平等的关系。不过，法西斯政权极大地限制了协商与保护关系，强大的执政党和庞大的警察机器对民主自由加以禁止。就此而言，公民权可以看作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我们有关19世纪的考察表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美国、瑞士和阿根廷都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权制度；尽管仍有许多权利受到排斥，但是，公民权制度毕竟降低了委托—庇护关系、公开胁迫、文化准入等因素的政治影响力——至少在有幸享有政治权利的圈子里如此。就这些方面而言，民主化意味着任何一项朝着公民权、公民权的开放、公民权的平等、有拘束力的公民协商、公民免受政府专断行为的侵害而做出的真正转变。
经验问题
在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我们所作的历史考察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我们所能获得的有关社会运动诉求伸张活动的编目和年表，如果不能超越现有的资料范围，那么我们便无法对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关系进行细致的、逐层深入的经验研究。不过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整理先前的历史线索，对社会运动的规模（参加者的人数、地点和/或行动）和范围（纲领、身份、场所、表演和WUNC展示的多样性）进行思考。19世纪的法国历史告诉我们，当威权政权自上而下的控制有所削弱时，街头的游行活动就会兴盛起来；而在相对民主的1968年，法国的工人和学生也同样自发地拉开了——尽管短暂的——民主幕布。从诸如此类的局部事例中，我们大致可以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序列：
1．很少或根本没有民主化：没有社会运动；
2．初始民主化：存在与社会运动部分相似的运动、常备剧目或WUNC展示，但尚未结合成为成熟的整体；
1．进一步民主化：在有限的范围内（如印度尼西亚的学生群体），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结合成为社会运动的结合体，但尚未被其他的诉求者普遍掌握；
2．广泛民主化：社会运动的纲领、剧目和WUNC展示得到了广泛运用；
3．初始国际民主化：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活动的国际化发展。
图6.1是对以上观点的概括，它将上述每一个阶段都描绘成相交的椭圆形，其强调不同的政治角色——无论处于何种特定的阶段、处于何种既定的政权体系中——都将根据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行动的变化而作出相应变化。图6.1还把“无社会运动”画得很大，以表明历史上的大部分政权形式都缺乏社会运动，而一些相对民主的政权也是在缺乏社会运动的状况下运作的。
根据图6.1可以看出，在民主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以及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根本没有社会运动的形成可言。根据前几章的论述，我们认识到诸如公共集会和请愿施压等诉求伸张活动、个体的社会运动表演、协同一致的公共WUNC展示等，就其单个形式而言，它们早在18世纪中期以前就出现在各式各样的政权统治下；我们还认识到，从18世纪60年代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在英国和北美发生了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的最初结合。此外，图6.1描绘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状况，还有助于解释前几章的相关内容：（1）非民主政权统治下大众政治中的诉求、表演或WUNC展示，与经常有社会运动发生的政权统治下的类似活动，存在着不连贯的相似性；（2）在社会运动尚未制度化的政权统治下，诉求、表演和WUNC展示可以通过特定的政治动员实现自身的结合；（3）社会运动的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有可能被同一政权体系中各式各样的诉求者全面掌握。基于社会运动的最新发展，图6.1又增加了一个层次：（4）社会运动行动的国际化。
图6.1民主化不同阶段社会运动的规模与范围
总之，图6.1表明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通常是先出现与社会运动相似的事件，而后发生社会运动三要素的结合；先出现三要素的结合，而后社会运动被人们全面掌握和运用；先被运用于国家政权的层面，而后发生社会运动的国际化。此外，图6.1还表明，惟有具有广泛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的政权，才会发生社会运动的可利用性和国际化。不过，由于缺乏前两个世纪全世界社会运动实际分布状况的系统资料，因此，上述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受到质疑。
最有可能受到置疑的是国际化阶段。21世纪前期的社会运动发展，留下了两个可能与上述观点公然抵触的缺口：第一，由于政治舞台受到国际权力中心的主导，因此，民主化的国际化发展尚不明显；惟有当权力从国家层面转移到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网络，惟有当建立在民族基础上并专属于国民的宽泛、平等、协商和保护相应地失去了效力，按照国民类别进行界分的宽泛、平等、协商和保护才有可能在国际层面上真正地衰退下去。第二，正如第五章所说的，由于权力关系的国际化将社会运动有效行动的范围缩小到了那些可以组织大型国际合作的团体和组织网络上，因此，地区、地域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的实际功效有可能遭到了削弱。就此而言，我们可能最终被迫将国际化解释为对一种曾经长期存在的趋势的逆转——该趋势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促成了社会运动和民主化的广泛一致性。国际化可能导致去民主化。
民主化与社会运动广泛而不完全的一致性，是由何种因素造成的呢？第一，存在着许多既催生民主化、又独立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共同步骤（process）。第二，民主化进一步激励人们进行社会运动的组织。第三，在某些条件下，社会运动以一种更加有限的方式促进了民主化。在探讨上述三项成因之前，我们先来回顾是什么率先导致了民主化。
民主化何以发生？
概括地说，对当前非民主的政权而言，有四项社会步骤（socialprocesses）为建立以下的制度措施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制度措施是：国民与政府之间规范和无条件的关系、相对宽泛和平等的政治参与、参与者有拘束力的协商、保护政治参与者——尤其是易于受到侵害的少数人——免受政府专断行为的侵害。这四项社会步骤具体是指：
●潜在的公共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和/或他们之间联系的增长，不论这种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他们在资源和联系上的平等化，不论这种平等化是如何发生的；
●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
就每一项步骤本身而言，它们并不能构成民主化；但是，这些步骤的总和推动了民主化的发生，尤其当上述步骤同时发生时，情况更是如此。以下对这四项步骤依次予以分析：
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的增进。当统治者组成的狭小精英团体通过庇护、出售国有资源、和/或以强力进行统治时，民主很难兴盛起来。但是，一旦面临如抵御共同敌人、更多投入资源以支持战争或公共事业、统治阶级内部人口增长、传媒技术不断拓展，以及出现了将受排斥的政党包容于体制之中的强烈呼声等情况，统治者就有可能扩大公共政治的参与范围。
颇为讽刺的是，当上述情况发生时，与新近被扩大进入公共政治的人群有联系或有关的那一部分国民，其整体比例往往有所增加（并因此强化了要求被扩大进入公共政治的诉求）。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英国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就推动了这种增长，这部法律将商人、小业主和雇主拉入统治联盟，而将许多支持议会改革运动的普通工人排斥在外。此外，我们也看到，人民宪章运动如何因为以下事实而滑向了边缘，即在1830-1832年改革前的动员活动中，因为联合盟友而获得了权力，但接下来通过立法对穷人进行管制并否认工人的政治权利。
潜在政治参与者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不同的国民类别的——男性或女性、宗教派别、种族等——之间的不平等在总体上有所减少，那么，由此产生的平等化便有利于某些国民类别中的成员广泛、平等地投身于公共政治之中，因为平等化削弱了政府对他们的歧视。因此，平等化推进了公民权和对公民的保护。这里所说的资源和关系，通常包括由收入、财产、血缘产生的资源和关系，此外，也包括文化程度、可资利用的沟通工具以及组织身份。当上述因素中的任何一项使全体国民平等化时，这些因素便会促进民主参与。
同时，潜在政治参与者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还推动了政治竞争和政治联合；而政治竞争与政治联合两者相加，又进而消弭了不具有普遍性的成员资格准入（communalmemberships）制度和庇护—扈从制度，推动了无条件的、将公众与政府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权利和义务的建立。就此而言，依法产生选民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此外，在社团许可、集会授权、示威管辖、院外游说登记方面，也同样显现着无条件对待国民的法律规定。
诸如此类的清晰的法律规定，与其说是造就了个别化的制度安排，不如说是造就了国民整体，从而激励那些群体性追求权利的人们立足于这种无差别性——他们与特权者之间并无差异——而不是基于自身的某些弥足珍贵、与众不同的特性去争取权利。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国家，为政治权利而斗争的妇女们常常论及这样一点：有关男性有权选举和担任公职的规定及其理由，在排斥女性享有同等权利时完全站不住脚。为称颂同性恋文化，同性恋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政治处境与以往受排斥的少数人是相同的，并要求获得其他人群业已享有的政治权利。
此外，政治竞争与政治联合的建立，阻止人们采用无条件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以外的方式去追求对政府行为、资源和人事的控制。公然利用个人关系或是采用强力，都已被视为腐败。英国统治阶级完全的扩大化和部分的平等化，最终为新的精英群体中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他们作为一股补充力量加入到受排斥的人群之中、共同对抗旧的地主阶级。
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不过，民主化不是建立在物质条件极其均等的基础上的，当今世界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便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既有相对的民主，又存在着广泛的物质不平等。毫无疑问，在民主化的漫长进程中，如何设置一道屏障使源于种族、性别、信仰、阶级和地区的不平等免于转移进入公共政治领域，确实要比拉平物质水平困难得多；而一旦设置了这样的屏障使根深蒂固的、不同国民类别的不平等无法直接转移进入公共政治领域（例如，通过无记名投票制度和创建不分性别、种族或阶级的政党联盟），那么，这些屏障就有助于在公共政治中建立一个相对自治的空间，使宽泛、平等、有约束力的协商和保护至少有机会获得增进。尽管在19世纪美国男性白人蛮横地将妇女和黑人排斥在公共政治之外，但是，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地域代表制、形成了各种政治派系的大融合以及人们源源不断地向边疆迁徙，因此，这些因素阻挡了男性白人内部的类别差异向公共政治领域的直接转化。
尽管种族间的住宅隔离和不公正的选区划分等行为依然存在，但是，随着不同种类的政治单位和选区的形成，它们同样阻挡了国民类别间的不平等向公共政治领域的直接转化。我们在英国已见识了上述过程的典型形式及其所产生的效果：该国的议会席位就主要是按照地域分配的——而不像从前那样由封建贵族和主教们迫使国王倾听他们的抱怨、境遇和诉求——从而在赋予被剥夺公民权的英国国民以表达权的同时，激励议会议员为持不同政见的立场寻求公众的支持。18世纪，英国议会获得了相对于王权和大贵族的一部分权力（民主化再次未能取得全面胜利），因而在阻挡社会不平等向公共政治领域转化方面，地域代表制的作用有所增强。同样，陪审团义务、兵役义务、教育义务和公共建设义务在国民中的广泛分担——这不需要源于民主实践——也阻挡了既有的社会不平等向公共政治领域的直接转化，并因此不断累积地推动了民主化的发展。
信任网络与民主化。信任网络在民主化中的角色更为微妙，但其作用却丝毫不弱。正如许多民主理论所谈到的，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之间的关系对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影响（Buchan，Croson，&Dawes2002，Edwards，Foley，&Diani2001，Landa1994，Levi&Stoker2000，Seligman1997，Uslaner2002，Warren1999）。所谓信任，是指有意识地将自己珍贵的未来置于他人不正当行为的风险之中，而风险则是由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加倍威胁。在健全的社会结构尚未建立时，人们通常会面临一些短期风险：独自越过汹涌的河流、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酒后驾驶或巨额赌博。然而，当人们面临诸如再生产、同居、投资、移民或涉足农业企业等长期风险时，通常会把这些风险嵌入到某个持久、稳固的社会组织之中。就此而言，人们信任他人——他人减弱了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自身不能完全控制的威胁和/或不确定性。诸如此类的与他人的一组关系，构成了信任网络。
当人们投身于一项有风险的因而也是长期的、成效取决于他人之表现的事业中时，通常会将此项事业嵌入到其成员有着强烈动机实现自己的承诺、并鼓励他人也实现自己的承诺的人际网络之中。这种人际网络往往风险共担，并为倒霉蛋提供援助；它们通常运转良好，而之所以运转良好，是因为其成员广泛地分享彼此之间以及有关社会环境的信息，是因为其成员中的第三方总会获悉成员中双方的交互行为，是因为其不守承诺的成员一旦被排除到网络之外便会遭受严重的损害。信任网络的上述特点在做生意的犹太人、信用社（rotatingcreditcircles）、技工同业公会、同行、同宗、庇护—扈从链以及宗教教派中，常常有所体现。这些特点可以轻易地发挥作用，对工作、社区以及私人生活中的那些孳生不平等的机制进行遏制（Tilly1998）。
纵观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信任网络中的成员总是小心翼翼地使自己免受政府干扰。很正常，他们害怕政府机构削弱他们的力量，或是使他们优势尽失。信任网络中的强势成员，若不能完全逃脱政府干扰，则采用诸如潜规则（indirectrule）等手段部分地规避政府的干扰。稍微弱势一些的成员也会很典型地采用了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所说的“弱者的武器”[2]：隐藏、拖延、暗中破坏等。然而，民主化需要信任作出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在政治舞台上，公民充分信任政府的协商和保护机构能够弥补个体的短期劣势，而不至于立即转向非政府的手段；另一方面，公民在从事有风险的长期事业时心存一个假定，即政府能够持续实现并最终兑现它的承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两方面的转变均十分罕见；而在当前任何一个非民主政权中，实现上述两点更是困难重重。
原本罕见的信任转变一旦发生，则信任网络将通过以下三种中的任何一种途径，实现它与公共政治的结合：（1）原先与公共政治相隔绝的、曾经发挥作用的信任网络瓦解了，例如，地方上的庇护人不再有能力供养或武装其扈从；（2）政府机构与公民之间有拘束力的、直接的委托机制形成了，例如，政府建立福利机构而公民也开始依赖这些机构以降低自身的长期风险；（3）在主要的政治角色与公民成员或委托人之间形成了类似的委托机制，例如，工会经法律批准成为工人养老基金的法定管理者。我们目睹了1848年以及在此之后瑞士的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相互结合的生动场面：内战后的和平协定，为瑞士人口中的各个部分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机会，使之得以与全国性政府相联系并从中获得救济。
我们如何根据以上四点，对18世纪60年代之后大不列颠（以及后来的联合王国）所经历的部分民主化过程进行解释呢？民主化的四个一般起因——即潜在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增进、潜在的政治参与者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为英国的民主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四个起因各自的作用并不均等。就英国而言，其潜在政治参与者的增长及其联系的增进、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得到了极大促进（Tilly1995:chap.2）。总体来说，尽管物质不平等一直在加剧，但是，集中式车间、城镇化、传媒的发展以及国内贸易的加速，产生了新的资源和关系，并因此在潜在政治参与者之间推动了资源和关系的平等化。与主要依赖于地方上的地主、牧师、小业主以及其他庇护人的政治干预方式相比，英国议会在权力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强化，从而将公共政治与既有的社会不平等部分地隔绝开来。最后，无产者、工薪阶层和城市工人阶级的快速成长，连同纳税额和兵役负担的大幅度扩大，削弱了旧的、地方性的、相互分割的信任网络基础，从而有利于国民与全国性政府直接关系的形成。
同样，用上述四点解释哈萨克斯坦——原本低水平的民主化近年来每况愈下——也就没那么神秘了：俄罗斯人在耗尽资源、败坏关系后成群蹓走，留给这个后苏维埃国家的是正在滋生的（少数）特权阶层及其与其他国民之间的新的不平等；哈萨克族人在公共政治中越来越明显地有别于其他族人；包括特权精英分子在内的所有哈萨克人，都越来越热衷于保护自己的信任网络，使之免受公共政治的干扰。哈萨克斯坦如果要认真地开展民主化，就得让上述所有步骤来一个大颠倒。
推动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共同步骤
在历史上有许多时期，民主化与社会运动是广泛交织在一起的，这源于以下事实，即存在着共同的步骤——既推动了民主化，有同时推动了社会运动。以下对推动民主化的四项主要步骤略作回顾，它们是：（1）潜在公共政治参与者的人数增长及其联系的增加；（2）他们在资源和关系上的平等化；（3）公共政治不受既有社会不平等的影响；（4）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这四项中的任何一项步骤都不足以被称为民主化，也不足以将国民与政府间的规范、无条件的联系，以及宽泛、平等、有拘束力的协商或保护直接嵌入到公共政治中。不过，这些步骤合在一起则共同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
潜在参与者人数的增长和联系的增进，原则上扩大了能够参与、能够支持、或至少能够出席某个社会运动活动的人群，并由此增加了以下可能性：统治阶级中的少数派成员有可能在现有的强势政治角色之外寻找同盟。在西方历史上，持不同政见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周而复始地在自身所属的圈子之外寻求支持。例如，在18世纪60年代，波士顿的有产阶级就谨慎而必然地与波士顿的贫苦工人建立了联盟，以便共同对抗英国王室。这种延伸（reachingout）为任何有组织的团体提供了机会，使之得以通过展示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而非采取直接行动或复活庇护链——而获得信任和权力。社会运动恰恰有利于这种展示，而且还以此为中心。
资源和关系的平等化增加了以下可能性：具有相同利益或不满的人群或团体，有可能与其他不同社会运动场景中的其他人一同参与共同的运动、社会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将公共政治与既有的社会不平相隔绝，能够促使那些在纲领、身份和立场上有着相同诉求，而在其他方面又有所不同的人形成一个团体。（实际上，当社会运动的诉求得以实现时，这一点又促使多样性的民主化成为可能。）最后，将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结为一体，对社会运动具有双重效应：既强化了任何一场新的运动诉求的效果，及其相对于潜在公共政治参与者的利害关系，同时又有利于已建立联系的人们开展动员活动。
记住这些步骤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再说得详细些，还包含以下几种变化：
●创建公众认可的协会、互助社、政党、联盟、宗教团体和社群，或是为已经秘密存在的类似组织寻求公众的认可；
●在这类组织中追求友谊、亲密、共同的信念、安全，以及高风险的事业；
●允许家庭成员参加军队或警队；
●任职于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关——的家庭成员获得职位晋升；
●请求（或至少容忍）政府对出生、死亡、结婚等人口事项的调查登记，并运用官方登记使法定交易生效；
●通过人口普查、调查和申请向公共组织和政府提供个人信息；
●愿意将私人合同交付政府机构强制执行；
●使用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进行交易和储蓄；
●花钱（如婚姻登记费）向政府购买安全，使之承担维持正常人际关系的责任；
●在人生重大事项和长期安全方面依赖于政治角色和/或政府机构。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私人信任网络几乎从不向公共政治领域托付事务。即使对今天的民主国家来说，这种托付也是大约到20世纪才开始普遍起来。它不仅对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意义深远，而且还极大地提高了正当的公共政治行为相对于人际网络成员的利害关系。这种托付创造了新的集体利益，就此而言，它在推动社会运动之外的常规化民主功能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鉴于此，一套共同的步骤既促进了民主化，又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民主化如何促进社会运动
作为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历史产物，社会运动采取协会、公共集会、示威活动等特定的形式浮现于特定的历史之中；接下来，这些特定的历史产物又作为模板，向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地点扩散。不过，社会运动具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将它与民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前文回顾了民主化与社会运动的共同成因，除此之外，民主化本身也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当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主化的每一个要素——规范、宽泛、平等、协商和保护——均有助于促成社会运动，也因为民主化激励着其他机构（如政党和工会）的成立，而这些机构往往又反过来促进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以下逐一说明。
政府与国民之间更加规范、无条件的关系的形成。如果政府与国民的关系尚处于一种间歇、间接、强制和特殊的关系，那么，人们通过社会运动的表演和WUNC展示参与群体性的公共诉求伸张，其动机将维持在最低限度——实际上大多是负数——的水平上。第五章对菲律宾所作的大量考察，表明了那些敢于从事标准社会运动诉求伸张活动的人，既对政府当局构成了威胁，又使身家性命面临着危险，还会陷入没事找事的自责之中。与此相反，如果政府与国民——泛泛地称作公民——之间建立了规范的、无条件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本身就使制定以权利为基础的诉求变得可行、可见和有吸引力。与菲律宾其他偏远地区相比，马尼拉地区尚有些许的公民权利得到了发展，这些权利推动了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
公共政治中权利与义务的扩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关注诸如集会、结社、集体言论等固有权利，而不论这些权利是如何产生、如何培育社会运动的。同样，一些基本义务——如投票、参加陪审团、履行兵役、纳税、讨论公共事务、让子女接受教育等——也有助于建立社会联系和形成共同利益，促使人们参与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从而将彼此迥异的参与者团结在一起。
公共政治中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化。社会不平等反映到公共政治领域，将具体呈现为人们的权利——参与权、受益权或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存在差异；在此条件下，超越这些屏障或代表了法律尚未确认之身份的社会运动联盟，若试图公开进行组织或发动行动，将遇到严峻的阻碍。与之相反，若社会不平等不能以法定方式反映到公共政治领域，对组织超越国民类别的联盟以及对坚持新的身份要求所造成的阻碍，也就会随之减弱。20世纪期间，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样的印度领导人一直致力于不让种姓差异、宗教差异、语言差异和性别差异渗透到公共政治领域，并部分取得了成功；也就是说，他们既捍卫了印度不甚稳定的民主化，又同时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发展。毫无疑问，社会运动的行动者有时也会为其所隶属的国民类别寻求法律定位——如本地居民的代表为本地人争取特殊的权利等；倘若此类诉求获得成功，将既有损于民主，又有损于社会运动。当今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是否会颠覆先辈们的民主化成果，这在极大程度了影响了印度民主和印度社会运动的未来。
在政府政策、资源和人事变动方面，增加有拘束力的公民协商。社会运动得益于公民协商，这是因为社会运动有关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展示，其分量将随着这种可能性——即社会运动的行动者或支持者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真正获得发言权——的增加而增加。显然，在极其重视竞争性选举的体制中，为发动新的社会运动而对支持者进行的动员与甄别，也意味着将会产生一批可以被一个随机应变的政党纳入自家班底的选民群体。
扩大对国民的保护，使国民——尤其是弱势的少数人群——免受政府机构专断行为的伤害。无论国民保护和公民协商如何扩大，两者的组合都为社会运动所擅长的诉求伸张提供了新的机遇。1848年之后，瑞士建立的高度协商的政权体系推动了该国社会运动的发展。社会运动之所以激发国民保护，是因为协会、集会、游行、示威、请愿以及相关的行动方式，在面对大规模的压制而政府缺乏相应的宽容时，将陷入巨大的风险之中；相反，倘若结社、组建协会、发表群体性言论等权利有所保障，就会促进社会运动的发展——就如同缺乏这些权利就威胁社会运动的发展。请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苏联，社会运动是如何随着威权主义政权的兴起而消亡的。
建立辅助性的机制（complementaryinstitutions）。民主化常常能培育发展出一些至关紧要的机制，这些机制又反过来独立地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动员。这些机制中最明显也最普遍的，是有赖于特定选民的支持而非取决于所有民众的选举、政党、工会、同业公会、非政府组织、院外游说组织和政府机构。它们常常借助于以下方式推动社会运动的发展：提供动员渠道和手段，建立支持社会运动的同盟而非直接参与其中，在政府内部吸纳线人，以及/或者为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增加合法的先例。
上述关系既非必不可少，也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一党制的政权往往频频镇压社会运动，而社团主义政权[3]则常常把工会直接建立在统治系统之中。不过，总体来说，民主化进程中辅助机制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运动的行动。在美国，这种影响非常清晰地呈现为双向运作：与政党脱离关系的社会运动会影响政党及其他机构的运作，而后者的运作又会反复不断地为社会运动提供支持（Clemens1997，Sanders1999，Skocpol1992）。
随之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正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权，它为诉求伸张提供的空间要小于社会运动为诉求伸张提供的空间。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以及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都经历了社会运动的急剧滑坡：前政权体系下的狂欢日而今变得寥寥无几。更加确切地说，这些新型的威权政权从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中有选择地吸收了某些表演项目——特别是结社、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使之如此安全地置于中央政府的监控之下，以至于这些表演项目已丧失了作为WUNC之自治自决的本来面目。请注意，上述过程在二战后出生的一代政治理论家眼中，被错误地描述为从原子化的大众社会向威权主义的转型。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原子化的大众社会）是错的，后半部分（威权主义）是对的。实际上，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是从萌蘖之中尚未规范的有组织行动（其中一些行动已具备了标准的社会运动样式），转型为高度整齐划一的中央控制的。
社会运动何时及如何促进民主化
推动民主化的那些步骤，也同样培育了社会运动；反之亦然。此外，就民主化本身而言，它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上述关联有助于解释：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何以密不可分。不过，这些关联依然未能回答本章伊始所提出的最为艰涩的问题：社会运动给民主和民主化造成了怎样的直接的因果冲击（directcasualimpact）？确切的说，由于民主与社会运动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变关系（covariation），因此，借助于两者的关联所得出的推论，尚不足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别无选择，惟有对其因果步骤（casualprocesses）加以锁定并予以探究。
什么样的因果步骤呢？其实，我已从前期的研究中编选了若干合适的候选步骤：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从特殊和/或间接向无条件和直接的关系转变的因果步骤；政治角色之间的关系发生扩大化和平等化的因果步骤；降低社会不平等对公共政治渗透的因果步骤；增进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融合的因果步骤。问题就此转换成：在促进民主的一系列步骤中，哪些步骤是由社会运动本身推动前进的？哪些是由社会运动拉扯倒退的？他们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请记住，我们考察的社会运动这一庞然大物，它所追求的是特殊利益而非民主化的普遍纲领。同时，还请记住，着实有少数人是围绕着明确的反民主诉求——如削减某些种族、人种或宗教群体的权利——而组织起来的。因此，仅仅对明确提出民主诉求的社会运动进行探究，对其何时取得成效以及如何取得成效进行探究，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了解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在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真正地推动了民主关系和民主实践的扩展。
一个包容性较强的（high-capacity）的政府，当它开始借助于代表制度等手段进行直接统治（directrule）时，无论代表的数量和范围被缩小到何种程度，都将面临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为获得授权以便征募资源开展相应的政府行为，政府与立法机关讨价还价；针对这些资源的实际交付问题，政府与公民团体讨价还价；在征募资源和实施计划的过程中，政府寻求与主要的政治角色相互协调、并建立承认这些政治角色的相应程序。就此而言，无论政府怎样勉强或怎样缺乏意识，都为新的或以往不被承认的政治角色创造了激励与机遇——使其得以宣告它们的存在，并为立法机关内的少数派创造了激励与机遇——使其得以同圈外的政治角色组成同盟。选举逻辑便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WUNC的协同公开展示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将对未来的选举结果产生群体性影响的投票团体的存在。
立法机关以内或以外的政治企业家们逐渐发现，他们可以将公众对其建议、不满和要求的支持予以组织并公开展示，以此增强这些建议、不满和要求的分量。我们对菲律宾2001年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所作的回顾，虽不足以清晰呈现出有多少精英群体在后台操纵运动，但至少在马尼拉地区，菲律宾人的这些冒险活动显现了：无论埃斯特拉达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在以引人注目的公开展示的方式给自己的诉求增添砝码。在社会运动的漫长历史中，这种公开展示是对支持者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的检验和证实，就这一点而言，这种展示即刻构成了对常规政治的威胁，并向立法机构中四面楚歌的少数派发出了建立新的同盟的信号。
如果事先没有进行全面和有意识的设计，那么，采用公共集会、游行、志愿协会、请愿施压、撰写小册子等方式进行的组织活动，将催生一些额外的效应：
●政治行动者将通过建立标准工序（standardpractices），广泛传播对“你们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等身份问题的群体性回答；
●在公开表演的筹备和实施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
●既有的组织——如教堂和互助社——与运动的新形式相互结合；
●政府机构发展出一套程序并借此对社会运动的表演和身份诉求作出回应：就合法表演与非法表演的界限进行磋商；承认一些行动者、否认其他的行动者；对不同的团体或是予以扶持或是予以压制、拉拢、引导、渗透和摧毁。
这些额外效应综合地发挥作用，从而将社会运动建设成为公共政治的常规参与者。此外，这些额外效应还在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支持者之间、行动者与政府机构之间创建了新的社会联系。姑且不论行动者对民主化提出了怎样的群体诉求，这些新的社会联系本身就成为了民主化的重要阵地。
何以如此呢？社会运动的内在动力激发了推动民主的三个步骤：通过群体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和平等化使公共政治民主化；使公共政治与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相隔绝；使信任网络与主要的政治角色相隔绝。在社会运动行动主义的推动下，形成了群体政治的行动者，他们接受认可、独立自主、涵盖不同类别的社会成员，并与其自身独特的信任网络相结合。在这个方面，社会运动对民主化的作用增强了。相反，如果政府想方设法摧毁、打击、分散、忽视或拉拢社会运动的联盟及其信任网络，那么，就将使民主化蒙受损失。例如，法国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后，迎来了1940-1944年的德军占领，在此期间几乎所有明显的社会运动都迅速地被叫停，这又反过来推动了极端岁月中法国的去民主化（Gildea2002，Jackson2001，Tartakowsky1997）。
概括地说，主要在以下两种政权体系中，社会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促进民主化的作用：（1）通过中央行政而非经由有特权的中间机构或公共部门（communalsegment），建立了相对有效的直接统治；（2）不论采取了何种方式，至少已实现了基本的民主化。这两个条件使运动、WUNC展示和社会运动表演的结合体有可能对公共政治施加影响；反之，如果缺少这两个条件，将给社会运动效力的发挥带来不可克服的障碍。如果是这样，则社会运动有时会在策略上选择以有拘束力的协商的名义，通过动员有效的诉求直接促进民主化。在1830-1832年，英国发生了以社会运动为基础的议会改革，尽管最后把作为参与者的工人阶级踢出局，但这场改革确实推动英国政权向更加无条件的宽泛、平等、有拘束力的协商和保护迈进了一步，并为后来的民主动员树立了榜样和先例。
但是，正如我们的历史研究所显示的，像这样明确而有效的、旨在实现民主的社会运动，往往鲜有发生；而更为常见的，通常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提出了更加细化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或立场诉求，这些诉求本身不一定与民主化有联系：例如，通过社会运动表演阻止建设高速公路、支持或反对堕胎、推动本地居民的权利或要求享有更好的学校等。诸如此类的诉求当然是利用了民主自由，但它们未必推动了民主。
不过，日积月累，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行动都会对民主化作出贡献。一般来说，当有如下情况发生时，民主化就会有所长进：
●在公共政治领域创建能超越国民类别界限的联盟（例如：在菲律宾反对埃斯特拉达的运动中，统治阶级中的知名人士加入到普通的马尼拉人之中）；
●在组成联盟、超越国民类别界限的过程中，有专业技能的政治掮客应运而生（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那些立足于教堂和协会的行动者就把女权主义者、废奴主义者和支持禁酒的人们团结起来）；
●同时做到：（1）在尚未被动员起来的公民、受到排斥的公民、尤其是被嵌在分裂信任网络中的公民之中建立联系；（2）在新的被动员起来的团体和已有的政治行动者之间组成联盟（例如：印度改革者从贫困潦倒、遭受非难的种性中寻求支持）。
简言之，随着社会运动拓宽公共政治参与者的范围、使参与者的作用相互平等、为绝对不平等直接进入公共政治设置障碍、以及/或者整合先前各自为政的信任网络于公共政治之中，社会运动——要么作为明确的纲领、要么作为行动的副产品——将促进民主化的发展。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早期的英国，社会运动就以上述的大部分方式促进了民主化。相反，当社会运动缩小了公共政治参与者的范围、加剧了公共政治参与者之间的不平等、把现有的绝对不平等更加直接地转化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并且/或者使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发生隔离时，社会运动就推动了去民主化的发生。印度在21世纪的这些年里，呈现出印度教社会运动和穆斯林社会运动两极分化的分裂格局，他们的活动可能真的会把国家政权推向民主化的反面。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有理由希望在21世纪的这些年里，反对世界金融机构的动员活动能通过广泛吸收新的边缘群体进入国际公共政治，在国际范围内推进民主化。我们有理由希望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以及中国这类国家，标准的民主化步骤——能参与公共政治的参与者人数的增加、联系的增进，他们之间在资源和联系上的平等，政治与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相隔离，人际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结合——将最终促进民主化和社会运动的双向发展。
然而，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我们同样担心非政府组织和电子传媒的高准入标准，将替代性地给国际领域的公共政治带来新的不平等，从而推动了去民主化的发展。此外，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民族国家政府逐渐丧失实现社会运动纲领的能力，民主将在国家层面普遍衰落。如果民主主义者和行动者们不是将小心谨慎和开拓创新相结合、而是在两者之间有所偏废，那么，民主的未来与社会运动的未来都将岌岌可危。
[1]疑为作者笔误，参见本书第三章之“社会运动等于民主化吗？”——译者注
[2]詹姆斯·斯科特的两部著作《弱者的武器》和《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已由译林出版社译成中文，分别于2007年1月和2001年7月出版。——译者注
[3]《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有关“社团主义”或“社会合作主义”的解释主要是：“社团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量有限的、代表种种职能利益的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就公共政策的产生进行讨价还价。为换取有利的政策，利益组织的领导人应允通过提供其成员的合作来实施政策”；“它以一种无阶级的社会结构为假设前提，该社会结构根据在社会分工中履行的不同职能而被划分为各种社团。国家创设各种组织并特许其代表各种利益，但同时又对所有的人实行严密控制。没有哪个社会是完全按照社团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只有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所设立的制度与该假设最为接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团主义的概念曾长期与法西斯政权联系在一起，而在过去的10年里它又恢复了其在政治理论中的名誉”。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175页。——译者注 |
第五章迈进21世纪的社会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2004）
第五章迈进21世纪的社会运动
2001年1月16日，星期二。将近午夜，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及其周边地区的移动电话之间频频传递着一条短信“Go2EDSA,Wearblck”[1]。一个小时之内，数万人聚集到了被马尼拉人称作“Edsa”的乙沙大街，这里矗立着人民力量的圣殿——和平圣母教堂[2]，教堂坐落在1986年修女们面对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的坦克祈祷的地方，而此事最终促使马科斯垮台。在此后的四天里，有超过一百万人聚集在马尼拉市区，其中许多人身穿黑衣，他们一致要求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总统下台。
1月16日，参议院组成的弹劾法庭以11：10票决定对一项至关重要的证据不予追究，致使弹劾埃斯特拉达的司法程序陷入僵局，参议院议长辞职。16日晚，示威者纷纷聚集到乙沙大街，通过移动电话传递行动的信息。检察官奥斯卡·莫雷诺（OscarMoreno）对此发表评论称：“法庭现在并不设在参议院，而是设在大街上，这是一个公共舆论的法庭，我相信菲律宾人将应时而动。”1月17日，此案的数名检察官效仿参议院议长，也宣布辞职。在接下来的两天，菲律宾境内无数团体参与到了要求总统辞职的运动中。
例如，前任总统菲德尔·拉莫斯刚从香港飞抵马尼拉，便率领大约三百名支持者从机场一路游行至乙沙大街，与正在那儿发表演讲的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和人民力量运动的资助人卡迪纳尔·贾米·辛（CardinalJaimeSin）一同要求现任总统辞职。整个马尼拉地区有20万工人放下工作，参与了反对埃斯特拉达的集会（PhilippineStar18January2001）。1月18日傍晚，一支长达10公里的手拉手人链从阿基诺纪念碑（1983年阿基诺被马科斯一派暗杀，此事间接促成了1986年的人民力量运动），一直绵延至乙沙大街的和平圣母教堂。
1月19日，星期五。面对四面楚歌的埃斯特拉达总统，反对派军人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天，15万名示威者聚集在人民力量纪念碑下，军队首领当着示威者的面宣布脱离总统阵营；而时任副总统的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的女儿）则已经开始以“最高统帅”自居了。这一天，大批警界和军界高层放弃埃斯特拉达，并在总统府前组织了游行。
与此同时，大街小巷充斥着摇滚乐队、高中生的游行团体、高呼口号的抗议者，他们到处张贴要求驱逐总统的标语。就在街头示威持续不断之际，军方领导人指派的一名高级官员和前总统的助手毫不含糊地告知埃斯特拉达——此公彼时已喝得醉醺醺的[3]——军队已不再支持他。尽管埃斯特拉达从未正式辞去总统职务，但在1月19日，阿罗约就已执掌了政权，并迅速被该国的主要权威们承认为总统。1月20日，埃斯特拉达离开了总统府（Ananova2001，PhilippineStar2001）。
菲律宾公民非暴力而又不容小觑的集会，再一次促使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实现了政权的重大转移。一周之后，《亚洲时代》（TimeAsia）对此事件作出回应：
上周马尼拉所发生的事件，呈现出民主健在的迹象：抗议的人群、鼓舞人心的演讲、人民的力量；犹如大约15年前的那场驱逐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辉煌革命，充满了戏剧性而又是不流血的。处处弥漫着一时的冲动，令人不免对人们的动机、或对其所宣称的已退位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的腐败，冷冷地感到一丝疑问。在这个舞台的幕后，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呢？而且，菲律宾的实权人物（verypowers）和人民——他们再一次让一个总统倒了台——是否是同一股力量呢？他们是否让下一任总统——包括刚刚宣誓就职的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难以有效地掌控菲律宾呢？（TimeAsia2001）
换句话说，马尼拉街头巷尾的骚乱是否仅仅为某个军事集团——该集团决心摆脱这个惹上麻烦的傀儡总统而去操控他的继任者——的决定性政治举措提供了某种掩饰；而除此之外，其实一无所获呢？
这份杂志提出的疑虑与问题，远远超出了马尼拉这个1月里喧嚣的一周。最终，21世纪能否将社会运动引入梦幻已久的全世界人民力量的高潮？传媒技术——如在马尼拉非常迅速地传递着信息的手机短信等——是否为行动者和普通民众提供了某种手段，从而打破了战术平衡，使之不再有利于资本家、军事首脑和腐化的政客？或者，与之相反，大街上数千人这儿那儿地聚集在一起，仅仅是大众政治在全球化这艘无敌战舰的尾流后翻腾起的最后一朵浪花？
崇尚技术分析的霍华德·莱因戈尔德（HowardRheingold）将菲律宾的冒险活动，视为他所谓之“机灵的乌合之众”（smartmobs）——即“互不了解而竭力一致”——的先声（Rheingold2003:xii）。他强调菲律宾人对1995年引进的手机短信业务（SMS）有着巨大热情。截止2000年，菲律宾每1000人中有84人使用移动电话，尽管这个比例远远落后于冰岛（783人）、挪威（751人）等国，却超过了比菲律宾富裕的哥斯达黎加（52人）和巴西（70人）等国。
此外，菲律宾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属于特殊传媒阶层。全世界范围内，惟有巴拉圭、加蓬、刚果和菲律宾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比固定电话用户数量高出了两倍有余（UNDP2002:186-189）。移动电话和手机短信通过卫星传输，已被人们视为有线通讯方式的重要替代品——在贫穷、政治动荡、和/或地理条件不便于政府兴建电子通讯设备的国家尤其如此。至少从表面上看，移动通讯系统因不易受制于政府而具有某种民粹主义的吸引力。
不过，莱因戈尔德谈得过了一些。他认为，通过手机短信联系起来的“机灵的乌合之众”已全面接管了社会运动，并使社会运动摆脱了20世纪的常规路径。为此，他列举了以下数起例证：
●1999年11月30日，一伙彼此独立的示威者借助于互联网的联系，举行了针对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抗议活动；他们采用“蜂拥”战术、移动电话、网站、便携式电脑和掌上电脑，赢得了“西雅图战役”[4]的胜利。
●2000年9月，出于对突然暴涨的汽油价格的义愤，英国数千居民在一场莽撞的政治抗议中利用移动电话、短信、便携式电脑发送的电子邮件、出租车上的民用无线电波段，对彼此分散的各个抗议群体进行协调，从而有选择地堵塞了各个加油站的油路。
●2000年春，一伙流动的新闻记者和研究者以制作编年史的方式，在多伦多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政治示威活动，他们将所见所闻制成录像并在网上播放。
●自1992年以来，由数千名自行车行动者组成的“临界物质”移动示威活动，以迂回穿梭于大街小巷的方式每月在旧金山举行一次示威。它通过松散的网络联系进行运作，通过移动电话和电子邮件组进行调整，若有需要，也可分解为彼此保持远程合作的、更小的小组。（Rheingold2003:158）
毫无疑问，在21世纪刚刚开始的这几年里，社会运动的行动者已将许多新的技术整合到了组织行为和诉求伸张的活动中。不过，若干严峻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新的技术是否正在使社会运动发生着转型？通过怎样的方式？如何产生了作用？在21世纪的社会运动中，新的组织策略和新的组织形式是如何交互作用的？更为一般性的问题是，当前社会运动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以及是如何由人们宽泛地称为全球化的国际联系的变化所引起的？
本章旨在揭示，社会运动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着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与20世纪相比，国际化的行动者组织网络、国际化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化最直接的目标——如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在近年来的社会运动中有着越来越突出的表现；而在世界上富裕程度较高、联系程度较好的地区，情况就更是如此。一般说来，即便是国内导向的运动——如菲律宾的反对埃斯特拉达运动——也比20世纪的同类运动，更多地受到国际关注和国际干预。
此外，本章还提出了四条略嫌苛严的警告：
1．避免技术决定论。需要认识到，绝大多数社会运动的新特点都来自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变迁，而不仅仅出于技术革新。
2．需要认识到，21世纪的传媒技术革新——如同19世纪和20世纪的技术革新所显现的——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降低了彼此已建立联系的行动者的合作成本；另一方面，它更加决定性地排斥了无力获得新的传媒工具的人群，并因此增加了沟通的不平等。
3．需要记住，21世纪的绝大多数社会运动行动都将一如既往地依赖于地方、区域和国家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在20世纪后期已居于主导地位。
4．需要注意，全球化对社会运动在世界的分布状况进行着塑造；我们要避免作出这样的假定，即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相互对抗正在支配着当下的社会运动舞台。
倘若忽略了上述警示，就有可能对真实的社会变化置若罔闻，殊不知这些变化正在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群体性诉求伸张活动；与此同时，还有可能对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议题的持续性，缺乏必要的认识。
全球化
首先，需要正确地理解全球化。当一套独特的社会联系和实践从地区层面扩展到洲际（transcontinental）层面时，某种程度的全球化便已发生；而当一套既有的洲际层面的社会联系和实践开始破碎、分解或消失时，某种程度的去全球化亦已发生。惟有前一个过程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后一个过程的发展时，我们才能清晰地将此过程定义为：作为整体的人类正在全球化。
在1500年以来的五百年里，主要发生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发生在1500年前后，它源于欧洲迅速扩张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兴起，以及同一时期中国和阿拉伯的商人向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贸易扩展。奥斯曼帝国将其控制延伸到了南欧、北非和近东，而此时西欧人也正在非洲、太平洋和美洲建立其商业和领土帝国。与此同时，穆斯林航海商人继续同非洲、近东和印度洋上的港口进行着贸易。在亚洲，欧洲人和穆斯林的商业活动与明朝（1368-1664年）时期中国人向太平洋的积极贸易拓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终止于19世纪，而此时欧洲人也部分取代了穿梭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穆斯林商人。欧洲人和中国人分享着1500年后的第一次全球化进程，直至进入20世纪。欧洲人在其遍及非洲、美洲和太平洋的帝国内，对那些宜人的区域进行着殖民；而中国也同样有数百万移民移居到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在此，世界日益增强的连通性（connectedness）有了如下迹象：到17世纪，中国的奢侈品已将南美洲大量的银矿消耗殆尽，而昂贵的中国日用品则开始流向西方。
我们可以将1500年后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大致定位于1850年至1914年。这个判断主要考虑了185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汹涌的远距离移民：300万印度人、900万日本人、1000万俄国人、2000万中国人和3300万欧洲人。在此期间，国际贸易量和资本流动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环大西洋地区尤其如此。运输和通讯的发展——如铁路、轮船、电话和电报——降低了贸易与资本的流动成本，提高了流动的速度。劳工、货物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使深深卷入这一浪潮的国家的贸易物品价格趋于一致，并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工资差距，其主要受益国包括日本、西欧和更加富裕的北美和南美。就整个世界而言，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加大了受益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财富和福利的差距，除了像澳大利亚这样的欧洲移民定居地外，欧洲的殖民地普遍未能从全球化的浪潮中分享到财富。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十年间，移民、贸易和资本的流动速度有所放缓；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亚洲的复苏，1500年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接踵而至。这一时期洲际移民不断增多，其规模仅次于1850-1914年。不过，与1850-1914年的移民潮相比，这一时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已不甚尖锐，劳动力的组成也更加有效，并因此使移民竞赛得到控制。其后果是，远距离移民分成了两股支流：一股是数量较小的专业和技术工人；另一股是数量庞大的服务业人员和普通工人。由于富国和穷国的财富差别和保障差异正在明显加大，致使穷国潜在的工人不顾一切流向富国，他们要么漫漫无期、要么足够长期地试图挣够返乡的钱。工业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是围绕着这个通过非法、半合法或合法而残酷的形式向富国移民的激励机制而展开的。
此时，商品和资本的加速流动甚至已超出了19世纪的水平：有一些流动发生在公司内部——如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国家拓展市场、设立总部、建立制造基地和原材料基地。发生在国家之间和公司之间的跨国贸易同样呈加速发展之势。产自东亚、西欧和北美的高科技和高端产品，几乎遍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最富裕国家的资本家，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劳动力价格低于本国的地区的制造业，常常将产自低工资国家的服装、电子产品和其他商品返销本国市场以利竞争。与此同时，政治制度、通讯系统、技术、科学、疾病、污染和犯罪行为也越来越多地在跨国层面竞相呈现。1500年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在21世纪初的这些年里正在全力向前推进。
1950年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与1850-1914年的全球化浪潮有着显著不同。除了帝国式的扩张及日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之外，19世纪的全球化主要集中于大西洋地区，最先受益的是欧洲主要国家，而后才渐多地囊括了亚洲国家和地区。作为生产基地、投资标的和日益扩大的市场，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极大地参与到全球化的发展之中。
另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在1850-1914年的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发展严重地依赖于煤和铁。其结果是，资本和工人主要流向于为数不多的几个有烟囱的地区，在水路或铁路沿线形成了典型的、肮脏污秽的工业化城市链。而到了20世纪后期，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机和核反应堆极大地取代煤而成为世界较发达地区的主要能源。1945年后的全球化使电子、制药等高科技工业突显出来：这些工业门类主要依赖于重要的科技丛——如巴黎南部大学城（Paris-Sud）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也就是说，仅凭高价值的产品和相对低廉的运输成本，就可以根据劳动力和市场的实际需要轻而易举地对生产进行分割。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也向着相同的方向挺进，例如印度南部低工资的数据处理员通过即时双向传送数据的光纤光缆和卫星，为坐落在纽约和伦敦的公司处理信息。
19世纪版的全球化强化了国家的作用。它强化了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的资源、行为和人民的控制，同时，也强化了国家对跨境流动项目的管制。例如，在185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开始规范国民的护照并将它与指定的国家挂钩（Torpey2000）。在此过程中，在国家层面出现了政府、资本和劳工之间所达成的协议——不太容易却颇为有效。组织化的劳工、组织化的资本、组织化的政党以及组织化的官僚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也能彼此达成交易。诸如此类的讨价还价最终将国家从自由贸易的国家，转变为保护密集劳动与密集资本相结合之产业国家。化学、钢铁和冶金业引领着这场转变。
20世纪和21世纪的全球化与之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它侵蚀了大多数国家的国家中心权力，放任资本从一个国家迅速地流向另一个国家并以此牟利。1945年后的国家，在抑制传媒、科学知识、药品、武器、宝石或移民愈演愈烈的跨境流动方面，同样力不从心；即便是最具优势的美国，也无力阻止暗流涌动的走私、黑钱和非法移民。至于其他大多数国家。其控制力的丧失较美国尤甚。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和超政府（supergovernment）组织部分摆脱了特定国家的控制。新兴的强有力的无国家组织，囊括了跨国公司、世界金融机构、联合国、欧盟等政治协定体（politicalcompacts）、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等军事联盟、无国界医生组织等国际行动者组织。颇为讽刺的是，这些跨国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最初是美国发起、或至少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的；在其初期，它们常常屈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随着21世纪的到来，即便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军事大国，也无法再轻易地令这些组织惟命是从。
全球化与社会运动
全球化——作为社会运动中各种变化的逻辑背景——可以被分解为自上而下的贯通、自下而上的适应，以及两者在中间地带所达成的妥协。借助于这样的分解和辨析，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全球化的运作过程。在自上而下方面，全球化使各个权力中心之间产生联系：金融网点间的商业联系、军事力量间的武力联系、宗教或族群间的文化联系，以及上述三种联系的相互组合。在自下而上方面，全球化有所不同，它包含的是远距离的移民流、跨境电话和越洋电话、移民向其家乡寄送的汇款和礼物，以及社会运动组织者带动下的知识共享。这个方面的全球化——正如批评者们常常抱怨的——也必定包含了标准化的消费与服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以及某种令人惊异的适应性，即将上述消费与服务整合到地方性的文化中，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化变得均质和单一（Zelizer1999）。
在达成妥协的中间地带，人们对自上而下贯通过程中的机遇与威胁作出回应，并运用自下而上的各种网络在各个权力中心之间建立新的联系。这个中间地带不仅只有相互协同的对抗，如针对2003年2月15日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发动的世界范围的反战动员，而且还包含了全球范围的非法贸易，如非法开采矿石、制造毒品、砍伐木材和色情服务。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的其他两个方面——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所产生的联系。例如，走私活动常常借助于联系密切的移民网络发散货物，而更为有利可图的非法贸易形式是利用国际金融循环洗黑钱。当然，散居各地的社会运动行动者也往往在国际组织筹办的会议上制定其国际性的协定。
由于霍华德·莱因戈尔德以及其他许多技术狂热分子宣称，新的传媒技术正在全面改写社会运动的组织和策略，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从一开始就在对大众传媒进行着回应。我们已经注意到19世纪和20世纪平面媒体的大量衍生，是如何使电子时代来临之前的社会运动作出了新的回应。收音机和电视机在20世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表5.1列出了近期科技发明的一些关键数据。
表5.1新的传媒技术
年份技术
1833电报机
1876电话机
1895马克尼式无线电报
20世纪20年代电视机投入试验
1966出现卫星通讯
年份技术
1977首部移动电子通讯系统（沙特阿拉伯）
1978首个电脑调制解调器
1989万维网（WorldWideWeb）计划诞生
1995公共互联网在美国建成
1996无线应用协议
资料来源：改编自UNDP2001:33。
我们应当极其审慎地对待传媒技术决定论——无论是其普遍形式还是特殊形式：就前者而言，它假定每一项技术革新本身都在导致着社会生活和政治行为的转型；就后者而言，它想像互联网或移动电话发挥了如此巨大的沟通作用，以至于人们摆脱了既往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实践。在近期有关互联网使用状况的一份细致而全面的调查中，卡罗琳·海桑思韦特（CarolineHaythornthwaite）和巴里·韦尔曼（BarryWellman）对互联网产生的普遍社会影响进行了概括：
即便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着从全面缠绕（all-encompassing）的控制型社会向个体碎片化的个人型社会的转移。我们与大多数朋友和亲戚相互维系的社会亲密关系，并不具有身体上的亲密性。这些关系不仅延伸于大城市，也扩散到国家或海洋的另一边；维持着这种关系的，是信件、电话、汽车、飞机，以及眼下的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大多数人不是固定地居住在一个社区，相反，他们根据特殊的爱好在多种多样的社区间游居，以便尽可能少地承担对他人的义务。他们的生活是“全球化的地方性”（glocaliazed）——是远程关系（long-distanceties）与一如既往地被家庭、邻居和工作单位所裹挟的组合。（Haythornthwaite&Wellman2002:32）
尽管这份观察对富裕的西方国家更为贴切，而并非普适于作为整体的世界；但是，它无疑阐明了一个道理：将传媒技术的革新与现有的社会联系和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展了人们正在从事着的各项事业，而且还特别强化了人们之间丰富多彩但难以维系的联系。此外，上述观察还突出强调了以下两个要点，也是我们在分析收音机等新的通讯传媒在20世纪社会运动中的运用时所提出的：第一，每一种新的传媒形式都将便利于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而排斥了其他的——没有能力运用这些通讯传媒的——社会关系。第二，通讯传媒在运用程度上戏剧性地区分为对称和不对称——报纸、收音机和电视机表现出大众的不对称参与，而电子通讯则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平衡。
以同样的视角审视经济关系，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Zelizer）敏锐地意识到存在着被她称作“商业圈子”（commercialcircuits）的社会关系。这些圈子中的每一个都包含了四种成分：（1）明确界定的边界以及对跨越边界的交互行为的控制；（2）一组与众不同的经济交互行为；（3）旨在实现这些交互行为的独特媒介（评估系统和价值标志）；（4）参与者之间的意义纽带（Zelizer2004）。诸如此类的商业圈子包括信用网络、不同组织之间专业人员的互助联系，以及特别的货币流通系统。这些圈子在其范围之内创造了一个强化信用、信任和互惠的制度结构，但与此同时，也在对外人的关系上构成了排斥和不平等。圈子缩短了社区、家庭和组织的内部距离，以合作、沟通和彼此依赖的形式将其成员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此观点延伸为——或许可以称作——“政治圈子”（politicalcircuits）：它不是政治行动者之间简单的联系网络，而是边界、控制、政治交互行为、媒介和意义纽带的全面结合。社会运动立足于政治圈子、创造了政治圈子，并重塑了政治圈子。就此而言，圈子成员所运用的通讯传媒制造了差别，而其原因恰恰在于我们刚刚提到的：每一种传媒都以其自身的方式强化了某些关系，便利了以其他方式难以建立或维系的成本过高的关系，并将相当多的其他可能的关系排斥了出去。一旦进入某个政治圈子，其成员便在建立和控制内部和外部边界的过程中相互协作，使媒介、交互行为和有意义的社会纽带相互匹配。与通讯技术决定论不同，我们发现的是政治参与者热衷于组织的革新。
以往出现的所有技术革新及其运用，都最终被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行动者利用。总体来说，这些技术扩大了社会运动沟通覆盖的地理范围，同时降低了社会运动的沟通成本；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与使用相同技术的其他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将那些无从使用这些技术的参与者隔离在外。就这一点而言，技术发挥着重大的筛选功能。
同样，城际火车、电气街车、喷气式飞机等运输技术上的突破，在当时也是既便利了远距离的社会运动联系，又实际阻碍了居住在主要交通线以外的具有相似意向的人们间的联系。不过，无论是通讯技术的革新还是运输技术的革新，都不对社会运动组织、策略和实践方面的变革构成决定性的影响。政治背景和组织背景的变迁，比技术革新更能直接和迅捷地影响社会运动的运作方式。
无论如何，对通讯方式的世界分布状况进行反思，有助于破除如下幻想：即电子信息将迅速协同全球范围的社会运动。表5.2提供了部分国家——从相对贫穷的国家（如刚果）到非常富裕的国家（如挪威）——的相关数据。请注意，这些国家在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各自拥有量上存在较大差异：固定电话的分布从每10人有7条线路（冰岛和美国）到每143人有1条线路（刚果）不等，移动电话的分布与之相仿，而互联网的分布差距就更大。正如2000/1990年的比率所显示的，固定电话的使用使各个国家的通讯联系出现了细微的均衡，但是，一旦加入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使用量——这些服务在更加富裕的国家得到了迅速拓展——则实际上扩大了世界范围的不平等。此外，就互联网本身而言，其自身的不平等比这些数字所反映的还要深刻：例如，美国人主导了全世界的网站，英语已成为万维网上的通用语言（DiMaggio，Hargittai，Neuman，&Robinson2001:312）。
表5.2部分国家的通讯联系，1990-2000年
国别固定电话
（每千人，2000年）比率
（2000/1990年）移动电话
（每千人，2000年）比率
（2000/1990年）互联网主机
（每千人，2000年）比率
（2000/1990年）
澳大利亚5251.244740.685.75.0
加拿大6771.2285131.377.46.1
中国11218.766—0.1—
刚果71.024———
捷克3782.4424—15.47.3
加蓬321.598———
冰岛7011.478320.1143.04.6
印度325.34———
印度尼西亚315.217—0.1—
以色列4821.4702234.029.56.0
哈萨克斯坦1131.412—0.5—
挪威5321.175116.3101.15.2
巴拉圭501.9149—0.2—
菲律宾404.084—0.3—
沙特阿拉伯1371.86464.00.2—
英国5891.372738.328.23.8
美国7001.339819.0295.212.8
世界平均值1631.612160.517.810.5
注：“—”表示无数据或1990年的数据为0。
资料来源：UNDP2002:186-189。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就国际合作的社会运动对电子通讯的依赖程度而言，富国比穷国更能从容应对；第二，电子通讯联系同时在国家之间和国家的不同群体之间，对社会运动的行动者进行着有选择的联系。挪威的社会运动组织者用电子通讯联系到身在印度或哈萨克斯坦的人，而此人在当地属于极少数的通讯精英。在相当久远的未来，高科技通讯技术的普及可能最终推动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实现机会平等，但是，就通讯传媒本身而言，全球化的这一重要内容正在让世界更加不平等。
毫无疑问，在那些高科技的世界里，国际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已将电子通讯技术广泛地运用于社会运动的表演中。网站、在线请愿、电子讨论表、私人间的电子信件，以及借助于移动电话和便携收音机进行的地方性行动合作，既加快了沟通的速度，又扩大了任何一个个体联系所及的范围。当然，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将电子技术引入社会运动实践，是否比将以往的通讯和运输技术——如电话、电视和长途汽车——引入社会运动实践，引发了更加迅速和更加广泛的社会运动转型？这种转型是否产生了新的行动者关系类型？与以往相比，运动、剧目和WUNC展示的特性是否发生了更加显著的改变？
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各种夸张论调的领域，兰斯·贝内特（LanceBennett）是一个例外，他对上述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和相当稳健的回顾（Bennett2003）。贝内特认为，电子传媒正在通过一些重要的途径改变国际行动主义。包括：
●构建对行动者的沟通和合作至关重要的结构松散的组织网络（Diani2003），而非早期社会运动所构建的相对密集的组织网络；
●将地方性的议题引入更大范围的运动议程中，借此削弱地方行动者对运动的地方性认同；
●降低意识形态对被卷入社会运动中的个体的影响；
●削弱——作为社会运动行动主义基础的——有边界的、持久的、资源丰富的地方和国家组织的相对重要性；
●增加社会运动中资源匮乏的组织的策略优势（strategicadvantages）；
●推动创建长期和持久的运动（如反全球化或保护环境），并伴之以即时目标的及时调整；
●将古老的面对面的社会运动表演与虚拟的表演相结合。
贝内特的结论是，这些变化反过来使社会运动愈来愈难以应对合作、控制、委托等方面的问题。
尽管贝内特没有说他所描绘的趋势已经成为了既有的事实，但是，他敏锐的鼻子确实嗅准了风向。就此而言，我们还是小心为妙，万一风暴真的来了呢？鉴于对通讯技术在社会关系以及以往社会运动中所处地位的反思，我们应当对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保持怀疑。诸多变化与贝内特所察觉到的极其相似，但它们很少源于电子技术的应用，而更多地来自于社会运动行动者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迁（DiMaggio，Hargittai，Neuman，&Robinson2001，Sassen2002，Tarrow2003，Wellman2000，2001a，2001b）。国际组织的大量扩散（既包括政府组织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金融网络的日益突显，大多数国家控制货物、人员、资本或非法贸易能力的衰退，以及彼此相似的社会运动诉求目标之间沟通的扩展，均促成了贝内特所说的变化。它们向社会运动的行动者提出了挑战，激励着作为社会运动之动员基础的新的政治圈子的形成。
这又将我们带回到了全球化。总体而言，全球化变迁的三个方面——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中间地带——将对全世界的社会运动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逐个考察运动、剧目和WUNC展示的变化吧：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中间地带三方面的的变化，增加了有着共同利益的运动场景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平均而言减少了这些运动场景的沟通成本；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不同的运动场景同时开展相似或相同的大规模行动的频率将有所增加。
●至于剧目，减少了对那些需要所有的参与者共同在场、借助长而单薄的沟通链进行联系、以便实现地方性的集束型（locallyclustered）表演的纲领诉求表达、身份诉求表达和立场诉求表达的依赖；说得极端一点，上述趋势最终可能形成不需要身体共同在场的虚拟表演。
●就WUNC展示而言，尽管2001年1月马尼拉人穿上了黑衣，但并不妨碍WUNC展示会有意思地出现分叉：一方面，是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一目了然的有关价值、团结、规模和奉献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的地方性WUNC编码，彰显的是当地的参与群体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关联。印度尼西亚的示威者头上戴着当地人都能理解的头巾，而他们的电视剧里连篇累牍的又是英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叉。
我们所认为的运动和常备剧目的上述变化，在20世纪后期就已经有所呈现了。至于WUNC展示，由于缺乏更为详尽的事件编目，因而有关WUNC展示将出现分叉的推测尚不确定，有点儿似是而非。不过，假使上述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各种事件的细致对比（犹如更加地方化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对比）将呈现出这样的面貌：国际化导向的社会运动表演将使以下两种WUNC编码相互结合——一种是将参与者与地方性的场景和团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编码，另一种是诸如和平标志、齐唱圣歌等通行于全世界的编码。
我们应当避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我们也应当提防：将21世纪社会运动的每一项变化都归因于全球化。巧合不等于因果。尤其应当避免的是，我们不要被这样的壮观场景——行动者跨越海洋和大陆、使彼此的诉求伸张相互协同——所说服，以为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已经渐次消退了。国际联系所维系的人，依然是将行动主要施展于国家疆域之内的人，依然是将行动一板一眼地针对于本国政府的人。有一些观察者和参与者在描述国际联系时，将这些联系描绘得仿佛都是全球性的、是对疆域性和集权化的旧政治的超越。实际上，在21世纪初期的社会运动中，国家依然是最突出的角色、目标和场景。马尼拉的动员活动是围绕着总统任职而展开的运动，就是一个明证。在这个新世纪的社会运动政治中，美国——作为角色、目标和场景——的巨大在场，将更加有力地彰显出这一点。
回述菲律宾
回述2000年和2001年的菲律宾，既有助于澄清社会运动在21世纪公共政治中的地位，同时也为技术怀疑论——对新的通讯技术能否扫除既往之一切提出质疑——提供佐证。菲律宾经历了西班牙以及此后美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从独立到2000年也已有了半个多世纪。不过，它仍旧与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庞大的美国军队部署在此、超过90%的国民信奉基督教、与美国有着广泛的贸易交往、数目可观的移民流向美国、英语和菲律宾语（后者以塔加拉语为基础）同为公共生活的主要语言。
从1946年到2001年，菲律宾始终摇摆在民主选举和强人统治之间：前者是群岛内的地主和商业精英以相对民主的方式竞相角逐高级官职，后者是勉强保留着民主程序的强人统治（Anderson1998:192-226）。马科斯总统执政期间（1965-1986年），他的“裙带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将强人统治推到了极致。然而，到了1986年，一场被称作“人民力量”的声势浩大的民众动员活动，将马科斯一伙人驱逐到夏威夷，并将（同样属于精英阶层的）科拉松·阿基诺推上了总统职位。此后15年里实行的相当自由的竞选制度，让立法机关和总统的换届事宜多多少少地能够有序进行。1998年，电影明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在结构松散的被称作“菲律宾群众党”（PartyfortheFilipinoMasses）的支持下，借助于民粹主义的政治纲领赢得了总统选举。但是，像他的一些前任一样，埃斯特拉达很快开始染指公共财产。两年之后，“自由之家”对菲律宾进行了等级评定，该国的政治权利被评为1（高）至7（低）等中相对较高的2等，公民权利被评为3等，与阿根廷、贝宁和保加利亚属于同一等级，却低于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均达到2等的博茨瓦纳、智利和圭亚那。地区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再加上对总统履行其民主承诺的实际状况的怀疑，阻碍了菲律宾达到更高的等级（karatnycky2000:389-390,596-597）。
实际上，直到这一时期，菲律宾人的公众性公共政治生活依然与社会运动毫无关联。在菲律宾的许多农村地区，民兵和地方豪强依然居于支配地位；在棉花老岛，自1971年以来伊斯兰游击队为争取地方独立一直战斗至今。尽管摩洛民族解放阵线[5]（MNLF）在1996年与中央政府达成了和解，但是，从该组织中分离出的拥有1.2-1.5万名成员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6]（MILF，1984年与MNLF决裂），依然同政府开展着游击战。至于菲律宾的其他地区，共产主义的新人民军（NPA，人数可能超过1.1万人）——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有着松散的联盟关系——正在为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而斗争（SIPRI2001:39-40）。
埃斯特拉达的前任菲德尔·拉莫斯总统，在1996年曾促成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的和解，促成了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新人民军的部分和解。但是，当埃斯特拉达上任时，这些和解协议已形同具文。对于这位新总统尤其雪上加霜的是，身份不明的袭击者（盛传是阿布沙耶夫伊斯兰武装分离主义集团的成员）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绑架了游客、外国记者和菲律宾公民，在收到巨额赎金后仅仅释放了一部分人质；与此同时，马尼拉发生了一系列致人伤亡的炸弹爆炸事件，尽管缺乏证据，却再次指向是阿布沙耶夫所为（AnnualRegister2000:326-327）。所有未能得到解决的冲突，都动摇了公众对埃斯特拉达的支持。
2001年1月，埃斯特拉达因宪法危机离职——这场危机实则在两个月前就已开始。11月13日，菲律宾议会证实总统从非法活动中收取了巨额回扣，并投票决定弹劾总统。参议院作为弹劾法庭，由22人组成，必须达到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判埃斯特拉达有罪。但是，弹劾法庭却在1月16日以11：10票决定不予追究，由此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就在贪污指控浮出水面、弹劾程序刚刚启动之际，时任副总统的马卡帕加尔·阿罗约（一名受训于美国的经济学家，增在埃斯特拉达当选总统的选举中作为独立候选人赢得了大量选票）辞去了所兼任的社会保障部部长一职，并与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和红衣主教贾米·辛一同领导了一个反埃斯特拉达的联盟。如果说人民力量推翻了埃斯特拉达，也那是因为有有权有势的精英群体为其撑腰。
表5.3对上述背景进行了概括，取材于马尼拉每日出版的《菲律宾星报》（PhilippineStar）的新闻标题（日期一栏显示的几乎都是前一天发生的事件）。这些新闻标题表明，12月初菲律宾的政治企业家们就在准备一场广泛的运动，计划游行到参议院、乙沙大街和马拉坎南宫总统府。在菲律宾不太激进的组织中，菲律宾共产党[7]（CPP）对反埃斯特拉达的运动表示支持。与此同时，埃斯特拉达也通过与游击队实现停火、对死刑犯实行减刑和赦免囚犯，试图挽回公众和教会的支持。但是，随着在许多省份和（12月份）马尼拉的公共交通系统中不断发生炸弹爆炸，他的威信受到了更多的冲击。1月上旬，埃斯特拉达转变战术，重新开展对摩洛伊斯兰解放战线的军事行动。
表5.3《菲律宾星报》头条精选（2000年12月-2001年1月）
12月1日反埃斯特拉达的力量启动非暴力不合作计划
12月2日政府宣布与新人民军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实现假日停火
12月8日反埃斯特拉达的抗议游行被禁止向参议院进发
12月8日美国对埃斯特拉达受审期间的政变谣言深表关注
12月9日哥打巴托（Cotabato）大教堂和乔乐比（Jollibee）快餐厅门口发生爆炸；4人受伤
12月11日埃斯特拉达恳请教会向左转：死刑犯减刑与释放政治犯
12月18日乙沙大街今日重整旗鼓
12月24日民众之不合作被判无罪
12月27日菲律宾共产党的警告与对反埃斯特拉达抗议的镇压
12月28日米里娅姆（Miriam）对最高法院说：停止我家门口的集会
12月31日地铁爆炸致11人死亡
1月7日埃斯特拉达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重开战事
1月9日集会者打伤参议员的司机
1月10日抗议者挑衅参议员拉里•本（RallyBan）
1月15日警察用高压水枪驱散安第保罗市（Antipolo）的抗议活动
1月16日马拉坎南宫准备平定无政府状态
1月16日安第保罗市居民攻击自动卸货卡车
1月17日网络战士发誓阻止米里娅姆任职国际法庭
1月18日第二次乙沙运动指向埃斯特拉达：下台
1月19日乙沙大街抗议者组成人链
1月19日全国停工斗争今天开始
1月19日埃斯特拉达的忠臣们手持棍棒追打学生
1月20日埃斯特拉达政府倒台
1月20日集会者在马卡提街（Makati）发生冲突
1月21日曼地欧拉街（Mendiola）发生冲突，3人受伤6人被捕
1月21日最高法院：人民福祉是最高法律
1月21日美国承认阿罗约政府
尽管埃斯特拉达企图禁止针对政权的示威活动，但此类活动在马尼拉和菲律宾的其他地区连绵不断。例如，民主行动党（AkbayanActionParty）的示威者在参议员米里娅姆·德芬瑟·圣地亚哥（MiriamDefensor-Santiago）——弹劾法庭里的埃斯特拉达盟友——位于奎松城（QuezonCity）的住宅门外举行游行。12月27日，米里娅姆向菲律宾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取缔针对她的游行，但未获成功。数星期后，一家网站的组织者——曾原创制作了呼吁埃斯特拉达辞职的电子请愿书并征集了15万人的签名——将他们的运动扩大为反对任命参议员米里娅姆任职于国际法庭[8]。
当然，并非这一时期所有的社会运动行动都与将埃斯特拉达赶下台直接相关。例如，1月14日的“安第保罗抗议”便与马尼拉的动员活动关系不大，却与马尼拉的垃圾大有联系。在马尼拉壅塞的街道上，日积月累滞留了大量垃圾。埃斯特拉达曾下令重新启用距马尼拉以东30公里、圣马特奥市（SanMateo）和安第保罗市交界处的垃圾场。于是，来自安第保罗市（该市有60万居民）的1000名抗议者，在市长的带领下堵塞了高速公路，并阻止来自马尼拉方向的垃圾车通过，直至警察动用高压水枪将其驱散。15日，几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向途经安第保罗市的垃圾车开枪，并投掷石块将车窗砸碎。有评论说，地方官员之所以支持抗议活动，是因为他们担心公开地接受这些垃圾将导致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败北。
随着弹劾危机不断加剧，菲律宾社会运动的行动日益聚焦于两股势力——即围绕着弹劾问题而组成的亲埃斯特拉达派和反埃斯特拉达派——之间的交锋。直到1月19日，政府发言人还在总统府（马拉卡南宫）向反政府示威者发出威胁，而支持埃斯特拉达的民众（主要来自马尼拉最贫困的街区以及由仆人、司机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组成的移民圈）也不断地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可是，到了20日，首都的警察就开始在诸如马卡提街（该市金融区）和曼地欧拉街（毗邻马拉坎南宫和大桥——是驱逐马科斯时发生数起重大对峙事件的地方）等邻近马尼拉的地区，对支持埃斯特拉达的反示威者进行镇压和逮捕。风向已变。美国承认阿罗约政权，为这次政权转移划上句号。
埃斯特拉达的支持势力并未完全消失。4月25日，阿罗约政府兑现当初的承诺，逮捕了埃斯特拉达，并将他作为普通罪犯予以审判。于是，埃斯特拉达党（现在称为“群众力量党”）的组织者和与之联盟的宗教团体，一同率领各自的示威者踏上乙沙大街为他们的领袖造势。5月1日，像这样组成的一支支持埃斯特拉达的游行队伍向总统府（现在归了阿罗约）进发，沿途造成了超过20万比索价值的财产损坏。在曼地欧拉街，埃斯特拉达的支持者与政府发生冲突，造成2名支持者和2名警察死亡。埃斯特拉达一方就像其对手曾经做过的那样，持续不断地上演着他们的社会运动常备剧目（Rafael2003:422-425）。
菲律宾2000年和2001年的斗争事件，为21世纪的社会运动发展提供了哪些启示呢？第一，这些事件表明，尽管该国的部分地区依旧陷于游击战争，但至少在首都地区，已经出现了形式清晰可鉴的制度化社会运动。12月和1月举行的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游行、静坐示威和新闻发布活动，显然属于国际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是推翻总统的持久运动的构成部分，是对纲领诉求、身份诉求、立场诉求，以及包含其中并予以反复展示的WUNC的表达。此外，安第保罗市的垃圾倾卸及其引发的对峙事件表明，社会运动的战术运用已远远超出了反对埃斯特拉达的运动本身。此外，菲律宾不甚健全但已经存在的民主制度，也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正如我们在20世纪后期所看到的，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民主与社会运动如影随形的伴生关系将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
第二，导致菲律宾陷于社会分层和地理分裂的因素，也导致了菲律宾的社会运动陷于同样的状况。近年来，菲律宾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除了埃斯特拉达在马尼拉的支持者及其组织者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清一色地来自于中产阶级（Refael2003）。而与阶级差别相比，地理差别更加明显地把菲律宾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像棉兰老这种随时整军备战地地区，公共政治与社会运动无关，却与军阀、宗教领袖、强盗、绑匪、庇护网、民兵和游击队息息相关。同样，菲律宾的邻国马拉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被分割成了首都和其他地区两个部分：在首都地区，社会运动在政治生活中尚可立足；而在首都之外的大片区域，根本没有人会指望依靠社会运动——即将非暴力的社会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结合在持久的运动之中——获取政治利益。就此而言，不惟威权国家置身于社会运动的世界之外，部分民主国家中的威权势力也同样如此。
第三，在重大的国内冲突中，国际关系的作用显然不容忽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对反埃斯特拉达的运动，美国官方一直密切地加以监控，并几乎是刻不容缓地在外交上承认了阿罗约政权。国际媒体的热情报道（这种热情部分源于将反埃斯特拉达的运动与1986年驱逐马科斯的事件相提并论）也意味着，马尼拉的行动者不由自主地要同时亮相于地方舞台和世界舞台。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菲律宾2000-2001年的系列事件就是全球化的一个例证、或是全球化的一种后果呢？就此而言，与其说是不断增强的国际联系塑造或推动了反对埃斯特拉达的动员活动，倒不如说是菲律宾在21世纪开始之际已经被世界的权力圈和沟通圈所充分整合，致使菲律宾的统治者无从迷惑、隔离和镇压人民，而这些手段在与之相似的国家——如缅甸、白俄罗斯和利比里亚——依然被政府运用自如地对付反对派。
第四，移动电话和短信的广泛运用，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使反对埃斯特拉达的运动成为受传媒驱动的（media-driven）社会运动的新形式。基于快捷而便宜的通讯工具，马尼拉的民众比以往更迅速、也更大规模地组织在了一起。但是，就12月和1月大众动员的整体风貌而言，至少现在看起来，它与移动电话出现之前菲律宾的社会运动并无二致，同时，与民主或半民主国家以往的社会运动也大同小异：同样是非暴力不合作的行动纲领，对当局权威构成挑战的出版物，以往的组织死灰复燃，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申诉场所举行集会、示威、游行、组成人链，以及国家领导人的显赫到场。
基于《菲律宾星报》的相关报道，我们得出了以上四点启示。媒体的报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确定：何种行为需要解释？哪些主要角色（个人和集体）公开在场？角色之间建立了怎样的公开联盟？但是，仅凭媒体报道本身，回答不了《亚洲时代》记者所提出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大众动员独立地对事件的后果产生了影响？阿罗约、辛·阿基诺及其军事和财政上的幕后支持者所组成的阴谋集团，是否通过煽动街头政治掩盖了他们对权力的攫取？由于缺乏对运动参与者交互行为的深入研究，我们尚无法确切地回答上述问题。
在我看来，对手头资料最合理的解读应当是这样的：那些长期反对埃斯特拉达的组织和政治企业家，在将普通民众对埃斯特拉达的普遍不满动员成为一场持久的运动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参议院对弹劾案的审理，又为上述运动提供了公开可见的斗争焦点；而声势浩大的游行和示威活动，既向国内和国际的观众印证了这场运动，同时也削弱了埃斯特拉达使用武力对付反对派的能力。此外，埃斯特拉达的支持者们（他们在2001年1月之后仍长期进行煽动活动）也运用了社会运动的策略，这一事实既表明2001年1月真正的社会运动政治已经——至少在马尼拉地区——开始发挥作用，同时，也表明社会运动已经成为表达受压迫大众之诉求的有效途径。
走向国际化
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社会运动正在走向国际化。当然，我们很早就已见识了社会运动中的国际联系：是否记得那些著名的英国符号——如1768年6月出现在查尔斯顿和南卡罗来纳的“约翰·威尔克斯的45”？是否记得废奴主义运动很快越过大西洋、延伸到了大洋两岸的数个国家？是否记得在整个19世纪，环大西洋国家在禁酒运动、妇女权利运动和爱尔兰独立运动中不断形成的合作？（Hanagan2002，Keck&Sikkink2000）
就此而言，我们正在探寻的不仅仅是国际社会运动交互运作的典型事例，而且，还要探寻社会运动的定位发生重大变化时所呈现的迹象。图5.1对国际化进行了概括。它区分了以下两点：（1）诉求者（例如，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运动人士），他们通过将WUNC展示结合到社会运动的表演中，进行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的诉求伸张；（2）诉求对象（例如，世界贸易组织），诉求者们寻求他们对诉求的回应、确认或消除。本书对两个世纪以来对社会运动的考察。显示出诉求者和诉求对象从地方层面到区域层面、再到国家层面、最后进入国际层面。最常见的是二者在同一层面上运行：地方诉求者对地方的诉求对象，区域诉求者对区域的诉求对象，以此类推。但是，以下模式已越来越常见，即某一层面的多个诉求者与较高一个层面的诉求对象相对应。例如，波士顿和费城的废奴主义者一同向国会请愿，要求废除奴隶制度；再如，马尔堡以及其他城市的纳粹积极分子步调一致地提出诉求，要求任命希特勒为德国元首。
图5.1社会运动的国际化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国家层面。例如，1989年，苏联或东欧国家里支持脱离苏联的诉求者，同时将诉求对象指向了苏联的统治者以及包括欧盟和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这是向国际化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之所以未能达到最大化——即图5.1中的右上角，是因为这场运动调动了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诉求者，而未能调动能够直接代表国际化的“我们”发言的行动者。无论如何，构建一个国际化的“我们”，已成为21世纪社会运动日益为人通晓的特点。
诉求对象也在国际化。随着跨国公司和多国经营公司——如耐克、麦当劳、可口可乐和壳牌——不断发展壮大，它们日益成为多国社会运动合作的目标。此外，国际权威机构的创立——如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也同样衍生出重要的政治角色，后者的影响、政策和干预措施同样吸引了许多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诉求（例如，参见Deibert2000，Wood2003）；当其举办重大而高端的会议时，这些会议会招来国际性的对其政策的联合抗议。杰基·史密斯（JackieSmith）是这样描述1999年之所以未能11月针对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所进行的动员活动：
1999年11月29日晚，西雅图商界和政界的头头脑脑在市足球体育馆欢聚一堂，为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的代表们举办隆重的欢迎会。与此同时，数千名行动者聚集于市中心教堂，为此后被称作“西雅图战役”的首次大型公开对峙活动做准备。随后，这些抗议者从挤得爆棚的教堂中冲出来，加入到数千名在西雅图寒冷的大雨中载歌载舞、欢声笑语的人群中。抗议的人群充斥了数个街区，以庆祝这场“世纪抗议”。许多人的制服或雨衣上写着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字样。数千名示威者……来到体育馆外——组成三四层人链将体育馆团团围住——戏剧性地以人链象征不能自拔的债务危机。预定参加此次盛大招待会的5000名客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因为抗议活动而无法进入会场。示威者组成的人链象征着“债务链”，表明这场活动是旨在结束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国际社会运动（大赦2000）的一部分，它力图向示威者和围观者揭露全球贸易体系的极大不公，并为持续一周的反对全球贸易体制的街头抗议和集会活动敲响了开场锣。（Smith2002:207）
作为英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联盟，大赦2000最初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但它很快就把关注焦点集中到了取消发展中国家债务上。1998年，在英格兰伯明翰举行的国际金融高峰会议上，大赦2000首次运用了人链策略。西雅图战役汇集了大赦2000的行动者和其他众多的政治组织网络，为那些将诉求目标指向国际机构的国际组织者作出了榜样。
要理解诉求者和诉求对象的国际化，必须首先对国际化的另外两个方面予以确认：（1）中介机构快速增加——它们更多是帮助他人实现诉求伸张的国际联合而非亲自上阵；（2）在同一个地域范围内进行相同的诉求伸张活动的团体，其间的横向联系大幅度增加。像大赦国际（Amnesty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HumanRightsWatch）这样的国际人权组织，就一马当先地对世界范围内践踏人权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定期公布有关人权事件的等级评估和报告，采取措施促使大国和国际机构对践踏人权的行为人实施制裁；与此同时，它们也为诉求者提供行为的样式、证明、联系和建议。世界范围内的那些定位于本土的运动，也因为将自己看作是全世界社会运动的一分子而获益良多。
此外，就部分独立的专业中介机构而言，关注同一个社会运动议题——如环境保护、妇女权利以及反对利用穷国的低薪血汗工厂为富国生产商品——的行动者，也同样建立了跨越海洋和大陆的持久联系。正如斐济的女权主义行动者所展示的，一些诸如此类的联系是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召集的国际会议上建立的，另一些则是在互联网上借助电子讨论表和网站磋商达成的。
除以往有大量先例之外，自20世纪最后数十年起，国际协作的社会运动表演，以及支持地区和国家层面的社会运动表演的国际力量，其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此外，行动者和分析家也越来越热衷于把区域或国家层面的事件称为世界运动，并冠之以反全球化、全球正义、全球公民社会等各种标签（Bennett2003，Koopmans2004，Rucht2003，Tarrow2002）。
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名目下，伦敦经济学院的一组分析家从2001年开始发行年鉴，其主题是行动者之间以组织为基础的相互联系，这些联系将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运动整合成为一个整体。表5.4摘录了年鉴2001年1月和2月的年表，它涵盖了人们已耳熟能详的菲律宾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也列举了许多为倡导反全球化和全球正义的人们所熟知的活动，例如法国对麦当劳袭击者的审判、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Alegre）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瑞士达沃斯（Davos）和墨西哥坎昆（Cancún）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暴力抗议活动（militantcounterconferences）、墨西哥萨帕塔主义大肆宣扬的行军[9]等。当然，从两个月的事件中尚不足以看出倾向；不过这个表格有助于解释：何以21世纪早期有如此之多的观察家热衷于认为，社会运动正在迅速地全球化？表5.4所列举的大多数事件，或是特别彰显出国际组织化的诉求者，或是特别彰显出突出的国际性诉求目标，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表5.4“全球公民社会事件”，2001年1-2月
1月15-16日法国蒙彼利埃市：农民联合会成员因1999年毁坏密佑市（Millau）的麦当劳餐厅而面临诉讼。
1月17-20日菲律宾马尼拉：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
1月22日尼日利亚赞法拉（Zamfara）州：一名少女因未婚性行为被判鞭笞一百；这一判决遭到了——特别是加拿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谴责。
1月25-30日巴西阿雷格里港：11000名行动者汇聚世界社会论坛，商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
1月29日-2月3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招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人群，抗议者试图举行示威，但被高压水枪驱散。
2月3日阿根廷：为回应阿根廷、西班牙和墨西哥非政府组织的施压，墨西哥政府将阿根廷前海军上校卡瓦罗（RicardoMiguelCavallo）——此人涉嫌在1976-1983年的军事独裁期间滥用职权——移送到西班牙法院受审。
2月10日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在埃塞俄比亚女律师协会的支持下，1000多名妇女走上街头举行游行、反对家庭暴力。
2月12日菲律宾：两万多名工人和劳工领袖拉格曼[10]的友人身穿红衣举行游行、呼吁实现公正。
2月17日尼日利亚奥绍博（Osogbo）：全国良心党（NationalConscienceParty）组织了民主游行，但抗议者被警察驱散。
2月20日叙利亚：政府采取措施对公民论坛（civilforums）——该论坛是在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担任总统后发展起来的——加以限制。
2月22-27日墨西哥坎昆：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士和联盟——如绿色和平组织——开展了广泛的抗议活动，反对当时正在举行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论坛。
2月22日-3月6日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从恰帕斯向首都墨西哥城行军，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参与同行。
2月26日尼日利亚埃多州（Edo）：一群年轻人袭击了壳牌石油的几个油气站。
资料来源：摘自Glasius，Kaldor&Anheier2002:380-381。
将21世纪初置于更长的时间段中，我们能从中发现什么呢？由于缺少全世界社会运动的综合编目，因而我们只能通过计算20世纪成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的数量，由此感受社会运动的发展（在此提醒一声——尽管乏味却十分必要：社会运动决不能等同于社会运动组织）。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以每年新增2个至3个的速度增长；到了90年代，则以每年新增5个至6个的速度增长；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速度已达至每年30有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新成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有所下降，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回升至每年新增近40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所下降，战后数量激增，从每年新增80个到90个，到20世纪80年代每年超过了100个（Boli&Thomas1997:176；有关1900-2000年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统计，参见Anheier&Themudo2002:194）。
这些证据表明，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与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quasi-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如国际联盟、国际劳工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创立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的确，波利（Boli）和托马斯（Thomas）的研究表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与政府间组织的创立之间的相关度，每年均为0.83（Boli&Thomas1997:178）。此外，波利和托马斯的数据还显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形成与前文所述之全球化的发展脉络，在时间上基本吻合。
杰基·史密斯对范围更为狭窄的——对我们的研究也更为有益的——“自立的非政府协会”进行了研究，这些协会是“为了推动某类社会或政治变革而特别组建的”，协会成员至少分布在三个国家。对于诸如此类的跨国协会，史密斯精细地统计了它们在1973-2003年间的数量变化（而不仅仅是新成立协会的数量）。表5.5便是她有关跨国社会运动组织（TSMOs）的统计，并附有对2003年的估算数据。
表5.5跨国社会运动组织（TSMOs）的数量，1973-2003年
年份TSMOs的数量
1973183
1983348
1993711
2000959
20031011
资料来源：Smith2003:32；同时参见Smith1997。
在1973-1993年间，协会数量大约每十年翻一番；在1993-2003年间，协会数量依然持续增长。从史密斯的编目中可以看出，这些协会大多关注于人权和环境问题，和平、妇女权利、发展、全球正义、种族自决或右翼主张，则尚属其次。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问题日显突出，以往专注于种族问题的组织数量有所下降，而被人们泛泛地称作反全球化的运动则对那些专注于经济问题的组织有特别的吸引力，而后者也常常与专注于人权、环境及其他国际社会运动诉求目标的组织结为同盟。
正如眼前的数据所显示的，国际社会运动行动的组织基础几乎是紧随着国际联系的扩大而扩大的（同时参见Keck&Sikkink1998）。目前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的总部太多——不成比例地——集中于主要的决策机构所在地；例如，布鲁塞尔既是诸多欧盟机构的所在地，又集中了1392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位居世界首位。截止2001年，全球拥有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最多的城市分别是：布鲁塞尔（1392个）、伦敦（807个）、巴黎（729个）、华盛顿（487个）、纽约（390个）、日内瓦（272个）、罗马（228个）、维也纳（190个）、东京（174个）和阿姆斯特丹（162个）（Glasius，Kaldor，&Anheier2002:6）。此外，国际协同的社会运动行动也同样集中在世界主要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包括因举行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等诸如此类的事宜而形成的临时权力中心。
唉，完全依赖于对社会运动组织——国际组织或其他组织——的统计或描述，并视之为社会运动的大规模行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的替代品，毕竟不是长久之际。必须有人从事这项艰苦的工作，即对社会运动的行动进行编目。莱斯利·伍德（LesleyWood）无疑先行开创了重要的前提工作。他非常明智地借助于与运动相关的新闻报道和电子资源，检视了五个“行动日”——在1998-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举行会议期间同步举行的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抗议活动——的参与状况。并由此揭示了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面目（Wood2003）。以下是五个行动日各自针对的会议：
1998年5月16-20日：八国峰会（英国的伯明翰）和WTO部长级会议（日内瓦）；
1999年6月18日：八国峰会（德国的科隆）；
1999年11月30日：WTO部长级会议（美国的西雅图）；
2000年9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会议（捷克的布拉格）；
2001年11月9日：WTO部长级会议（卡塔尔的多哈）
每一个行动日都有意将以下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组合在一起：官员们在官方会址或附近集体亮相，而在不远处则是与之同步进行的集会、示威和新闻发布会。
伍德所描述的活动日，既包括了“西雅图战役”，也包括在1998-2001年的四年间最引人注目的其他四场国际运动。这些运动对运动的诉求对象着实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了公众的普遍看法。《年鉴》对此有如下评论：
1999年末召开的西雅图部长级会议，被一名记者形容为“跌落云端”。此后，WTO便开始经历2000年的“康复”期——或者不客气地说——“瘫痪”期。那些暴露在1999年会议上的引人注目的复杂问题，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解决。对WTO而言，发展中国家要求扩大自己的影响，它与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的摩擦依然在继续。对几个经济大国——尤其是欧盟、日本和美国——而言，它们始终无法就提议中的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的时间和议程达成一致。反全球化行动者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持续打击WTO对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的负面影响，并对WTO的决策导致许多国家日益贫穷——而非摆脱贫穷——予以讨论。（AnnualRegister2000:385-386）
无独有偶，2003年9月，各国贸易代表齐聚墨西哥坎昆商讨国际粮食贸易政策。观察家们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中的粮食出口国新近组成了21国集团，它们与会场外的街头示威者构成了令人生畏的联盟，以至于欧盟和美国——它们给予本国农民大量补贴——亦不敢小觑（Becker2003）。固然，坎昆会议所提出的WTO协议草案，对21国集团及其街头的支持者仅仅作出了微不足道——几乎是文字上——对让步（Thompson2003）；而当21国集团退出会议以示对富国提案予以抗议时，坎昆会议也就宣告失败。就此而言，我们应当作出更加细致的分析，以便发现诸如此类的行动日究竟对WTO的行为造成了哪些具体的影响。不过，国际行动者的组织网络毕竟成功地引导了有关WTO行为的公众讨论。
伍德对相关事件的筛选可谓精挑细选：就每一个事件而言，至少有10名诉求者公开集会以伸张自己的诉求（Wood2003），此外，国际行动者的组织网络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如人民全球行动（People’sGlobalAction）、大赦2000以及国际贸易协会联合会等——不仅试图在相关会议上登台亮相，而且，还策略性地对地点进行选择以发动与之针锋相对的抗议活动。伍德列举了五个行动日内的462起相关事件，每次动员活动产生了大约90起事件；事件发生最多的是西欧，其次是美国和加拿大，极少发生在东欧或中欧、大洋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总体来看，每次动员产生的运动数量，从1998年的43起上升到了2001年的158起。伍德所提供的资料尚不足以说明，这样一种国际协同的行动是否正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运动中的不同部分而不断增长；不过，它确实证明了国际行动者正在兴起一种战术——在地理上相互分隔的不同地点同时发动社会运动的行动。
不过，我们不要把发展前沿与发展本身相混淆。道格·伊米格（DougImig）和西德尼·塔罗对1984-1997年欧盟相关事件的国际化状况作了极其精确的分析。他们通过查阅路透社的在线新闻，找出与本书第二章所述的群体性斗争行为大致相同的“斗争事件”，接着再探寻这些事件是否包含：（1）诉求者之间的跨国合作，和/或（2）直接指向欧盟或欧盟机构的诉求。在伊米格和塔罗对9872起斗争事件所作的编目中，仅有490起事件——即5%——是直接对欧盟提出诉求（Imig&Tarrow2001:32-34）；在上述490起事件中，仅有84起包含了国际合作，另外的406起虽是向欧盟提出诉求，但诉求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内，其主要的诉求对象也仅局限于本国政府。不可否认，在1994-1997年间，直接指向欧盟的斗争事件在全部事件中所占的比例从5%陡然上升到了30%。但是，特利弗（Trif）和伊米格有关2002年的后续研究表明，该年度欧洲的斗争事件中有20%具有跨国协同的特点，但仅有5%直接指向了欧盟机构（Trif&Imig2003）。在新的世纪来临之际，一种相当有分寸（modest）的国际化终于浮现在欧洲的社会运动行动中。
我们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对伊米格和塔罗所述事件的发展作出预测。我们将目前的发展趋势——即近年来国际诉求和国际诉求者份额的大幅上升——延伸至21世纪，由此可以预测社会运动将实现全面的国际化（例如，参见Bennett2003，Smith2002）。对于上述预测，有大量的事例可资佐证——特别是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反对跨国企业的国际动员运动。
但是，就另一个角度而言，伊米格和塔罗的研究结果表明，到了20世纪末，欧洲国家大部分的社会运动诉求伸张依然发生在本国，其诉求也大多依然直接针对本国的目标。此外，像大赦2000这样的国际组织网络，尽管曾在以往的运动中——包括电子请愿和同时组成人链——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次分裂或逐渐萎缩。相反，总体看来，在主要国家的权力中心设立的非政府组织倒是更为持久（Anheier&Themudo2002）。由于西欧和北美依然保持着这样的权力地位，同时，也由于西欧和北美的行动者定然——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相比——更加无暇于投身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因而世界范围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然，如果霍华德·莱因戈尔德和兰斯·贝内特有关数字化社会运动媒介之特性的描绘是正确的，那么，民主的支持者们或许真要庆幸于这样一个不完全的国际化了。无论是“机灵的乌合之众”还是彼此缺乏联系的组织网络，都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为了自己的纲领——以往几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它与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如影随形——而经年累月地从事政治活动。数百万人的瞬时动员（quickmobilization）——反对WTO的政策或反对麦当劳的汉堡包——是将自己的目标置于与公共的联系之中，并鼓励自己去捍卫这种联系。显然，这并没有赋予普通民众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印度的行动者分析家（activist-analyst）尼拉·钱徳霍克（NeeraChandhoke）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威胁深感忧虑：一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规避民主义务的程度上，有可能与WTO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相上下；二是北半球的社会运动组织和行动者有可能支配国际性的诉求伸张活动，以至于损害更为贫穷和更为缺乏联系的国家的组织和人民；三是存在于老练的政治企业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裂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我们有理由不安。因为大多数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的领导层看起来是自己做主，而且无须对其成员承担责任。领导层中的许多人工作消极，其活动仅限于签署几份通过电子邮件传递的请愿书。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有如潮的人群出现在反对WTO的示威游行中，或是出现在诸如世界社会论坛等标新立异的论坛上，但是，这些鲜活场景的幕后却受制于非政府组织的核心集团。也许，示威参与者举着的政治纲领或政治议程，不知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早已拟好了的。很难说这就是民主，也根本算不上政治，它让参与活动散发出官僚主义的气味，甚至把人民糟蹋成为既定决策的消费者。（Chandhoke2002:48）
也许，社会运动正在分化：一端是旧式风格的行动和组织，是围绕着决策权的持续不断的政治参与；另一端是各个大陆之间所呈现出的蔚为壮观却昙花一现的联系——专业组织和政治企业家在其中穿针引线。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得好好地思考这种分化将给民主造成怎样的影响。纵观整个社会运动史，社会运动的忠实伴侣正是民主。
[1]意思是“去乙沙，穿黑衣”。——译者注
[2]这座天主教教堂名为“ourladyofPeaceQuasi-Parish”，是1989年为纪念1986年第一次人民力量运动而建。乙沙大街全称“EpifaniodelosSantosAvenue”，意为“圣徒聚集之地”，盛传在马科斯总统的军队前来镇压的危急关头，圣母玛丽亚显圣迫使军队放弃武力，避免了流血冲突。——译者注
[3]埃斯特拉达有酗酒的恶习。——译者注
[4]有关“西雅图战役”的说明，参阅本章之“走向国际化”。——译者注
[5]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NationalLiberationFront），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武装组织。创立于1968年，宗旨是在棉兰老地区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1996年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和平协议，2001年与阿罗约政府发生冲突，并在霍洛岛发动武装叛乱。——译者注
[6]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IslamicLiberationFront）,菲律宾最大的穆斯林反政府组织。现有武装力量12500人，主要活跃于棉兰老地区，主张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2000年4月与菲律宾政府的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其营地被政府军攻占；溃散后，继续以小股武装袭击政府军和民用设施。2001年与阿罗约政府重开和谈，签署了停火协议与和平协议。2002年再次与政府发生武装冲突。——译者注
[7]菲律宾共产党（thePhilippineCommunistParty），成立于1930年，1967年发生分裂，1968年进行改组重建，此后发展迅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员已达3万多人。菲律宾共产党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和建立统一战线夺取国家政权，1969年在中吕宋建立新人民军（NewPeople’sArmy）开展武装斗争。菲律宾政府自1993年起与菲律宾共产党举行和谈，使菲律宾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但未达成实质性和平协议。2002年，菲律宾政府宣布新人民军为恐怖组织，并促使美国和欧盟将其列为国际恐怖组织，菲律宾共产党与政府关系破裂，双方和谈无限期停顿。——译者注
[8]米里娅姆·德芬瑟·圣地亚哥曾被提名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常任法官。参见联合国安理会第1340（2001）号决议。——译者注
[9]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s），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自1994年1月发动武装暴动以来，与政府军冲突不断。2001年2月24日，由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一行24人，他们头戴面罩、走出丛林、途经12个州、行程3000公里，预定在3月11日抵达墨西哥城的宪法广场，向议会请愿要求通过保护土著人文化与权益的法案，并给予恰帕斯州自治权。——译者注
[10]2001年2月6日，菲律宾桑拉卡左派组织和菲律宾工人兄弟会的领导人拉格曼（FelimonLagman），在菲律宾国立大学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译者注 |
第四章20世纪的拓展与转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2004）
第四章20世纪的拓展与转型
目的论与痴心妄想往往一脉相承：我们讲述过去的故事，故事中的全部历史都旨在建构一个可以接受的今天、建构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1962年，秉承苏共中央委员会意志的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辖下的国际工人运动与国家解放运动史学系，就不折不扣地践行了上述原则。该系出版了厚厚两大卷著作，对18世纪至近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和国家解放运动进行了考察。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部著作所描绘的历史是以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的时刻——作为分水岭的。1917年以前的部分占644页，1917年至1939年的部分占634页。这似乎是要表明，1917年以前是革命的准备阶段，1917年以后进入了革命的完成阶段。对他们来说，过去不过是为未来辩护的一种幻象罢了（Bogolyubov，R’izhkova，Popov，&Dubinskii1962）。
著作的每一卷都是由一系列专题文章构成的，这些文章对重大的事件、经济的变革、工业地区的工人运动、非工业地区的解放运动进行了论述。此外，它还挨个儿地对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作了总结。以下是两卷首尾篇章的标题：
第I卷第1章：产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与英法德三国工人的第一次独立展示
第I卷第33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人运动和国家解放运动
第II卷第1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
第II卷第27章：1917年至1939年间的国际工人运动——共产国际
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升级版的共产党宣言，它讲述了阶级的形成以及公众集体行动在军事斗争中的结晶化过程；至于其中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则被突出地表现为全世界反对专制的集体行动的先驱。有关1939年的状况，第二卷的最后一章是这样总结的：
战争爆发后，尽管很难再保持各个独立党派与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之间的联系，也几乎再不可能召开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能正确地分析形势，正确地分析阶级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制定正确的战略路线，在实现工人阶级利益、实现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实现民主、打倒反动派和打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把广大人民群众聚集到党的周围。在此，我们描述了共产国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重要角色。（Bogolyubov，B’izhkova，Popover，&Dubinskii1962:II,625）
对21世纪的读者来说，这首40年前的政党体散文诗连同其“正确地分析”、“正确的战略路线”散发着老古董的霉味儿。尽管如此，它将隐匿在20世纪社会运动中的一个普遍观念展示了出来，即我们正在成就历史，我们将所向披靡。
1962年的苏维埃史学家固然是要彰显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突出地位，不过，他们毕竟对世界范围内的相关运动进行了广泛观察。表4.1是第二卷中的一份年表，它记载了1935年至1936年的多事之秋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非共产主义性质的美国新政立法——最终批准了（与行会完全不同的）工会的合法化；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无论是否由共产党所领导；以及西班牙和法国的左翼联盟所取得的选举胜利。（毫不奇怪，年表的编撰者隐去了苏共的政治清洗、农村人口被迫整体迁徙、斯大林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可疑的反革命分子实施的大规模放逐。）这份年表将20世纪在1939年以前的国际工人运动描绘为：偶尔遭遇挫折——如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动员——和起义失败，但是，整体的趋势是积累力量，是在国际范围内不断壮大，是在决定性的1917年之后获得了苏联共产党的万丈灵光。
表4.1苏联史学家编撰的1935-1936年运动年表
1935年
7月《瓦格纳法》[1]或“美国劳工关系法”
7月法国巴黎和其他城市爆发反法西斯示威活动
7-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讲话号召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10月德国共产党召开布鲁塞尔会议
10月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
全年波兰爆发反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罗兹（Lodz）、克拉考（Cracow）和利沃夫（Lvov）爆发总罢工
1936年
1月法国“人民阵线”[2]发表纲领
2月西班牙“人民战线”赢得议会选举
5月法国“人民战线”赢得议会选举
7月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发动起义，西班牙爆发抗击法西斯版乱和德意联合干预的国家革命战争
7月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爆发
资料来源：Bogolyubov，R’izhkova，Popov，&Dubinskii1962:II,633。
此外，这部著作所编撰的19世纪运动年表，还收录了一系列我们基于以往的研究已相对熟悉的事件，包括英国工人组织的部分合法化（1824年）、里昂工人1831年和1834年的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1848年革命、武装工人党的形成、美国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罢工浪潮、阿根廷社会党的成立（1896年）。其中，法国尤其为这两卷著作所关注：部分源于它的革命传统，部分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法国19世纪的政治史曾有过大量分析。
在欧洲和美国之外，年表的编撰者还记录了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1810-1826年）、中英鸦片战争（1839-1842年）、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印度反抗英国统治的运动（1857-1859年）、印度国大党的成立（1885年）、孙中山兴中会的成立（1894年）、古巴的抵抗西班牙运动（1895-1898年）、智利社会党的成立（1897年）以及中国的义和团运动（1899-1900年）。
然而，苏维埃的书籍中存在着某种缄默，至少对渴望倾听社会运动的人来说是如此——他们听不到某些声音。这部著作以大量篇幅描绘英国的工业化和美国内战，但是，它从19世纪的历史中抹去了废奴运动，从英国的历史中抹去了天主教解放运动、议会改革运动和妇女投票权运动，从美国的历史中抹去了本土主义运动、禁酒运动和市政改革运动，从阿根廷的历史中抹去了公民联盟，以及从1847-1848年革命运动频发的时代中抹去了瑞士内战。国际工人运动与国家解放运动史学系的研究者们认真地秉承官方指示，他们不是在观察全世界所有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而只是观察具备了某种使命的运动和斗争，而该使命就是把全世界工人都引向共产党领导的争取自由的集体斗争。
既然这是一个颇受限制的领域，那么，苏维埃的研究计划是如何描绘19世纪的社会运动图景呢？在对1962年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这部著作绘制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工人率先绽露出了阶级意识，拉丁美洲人民推翻了他们的西班牙主子，中国、印度和拉美人民也很快开始开展抵抗各类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与世界范围的工人运动建立起了联系。
在对跨入20世纪的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进行描绘时，这部著作表明：俄国的1905年革命既继承了19世纪的革命传统，同时，又暴露出无产阶级尚未充分准备好夺取政权；而接踵而至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个生动的无产阶级革命榜样，一个强大得足以扶持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政权——则夯实了19世纪满怀希望的斗争事业。从1917年至1939年的年表中，我们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爆发了一连串的革命斗争：第三共产国际成立；进步运动在1917年之后传播到日本、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乌拉圭、蒙古、埃及、中国香港、叙利亚、菲律宾和其他地区；以及随之而来的20世纪30年代成立的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当然，1962年的苏维埃史学家们肯定要写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法西斯政权的垮台，一个饱经磨难的苏维埃联盟作为胜利的一方屹立在硝烟之中。诸如此类的观点向人们表明：目的论与痴心妄想是如何相互结合，从而将1939年以前的运动裁剪到历史之中的。
如果以20世纪后几十年的实际情况，对照着反观这些苏维埃学者的论述，他们对1939-2000年的某些历史特性是否有所澄清呢？或许，他们会得到好评，因为他们预见了反殖民主义运动，并特别提到了独立运动领导人将如何频繁地将自己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如何频繁地从中国或苏联得到了鼓舞。此外，他们也许还可以得到一些满足，因为在日本、韩国、巴西以及其他一些快速工业化国家，已形成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揭露美国政府的罪恶行径之余，他们或许也会提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不过，有三样东西超出了他们想像：一是被西方观察家最终称为“新社会运动”（newsocialmovements）的运动蓬勃发展；二是几乎整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分崩离析；三是历史学家在新社会运动和反社会主义政权之间建立起的理论联系。
1968年的社会运动狂潮
就完成这部苏维埃史学著作之后的20世纪而言，最让这些史学家们诧异的或许是1968年和1989年。例如，自1968年起，与共产党领导的东柏林一墙相隔的西柏林，成为了稳固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的一个西方孤岛（有关1968年世界的详尽描述参见Suri2003:chap.5）。然而，就在1968年，这个西方孤岛上的柏林自由大学成为了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和抗议联邦德国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基地。接着，意大利成立了独立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的共产党。在1968年的意大利，不仅是共产主义者，还有广大的工人、学生、天主教区居民和中产阶级——他们时而单枪匹马、时而异口同声——发起了一连串的诉求，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Tarrow1989）。
更加闻名遐迩的是，法国的学生和工人部分协作共同参与了反对夏尔·戴高乐和乔治·蓬皮杜政权的斗争；而且看上去，他们似乎能推翻这个政权。1968年5月，左翼杂志《新观察家》（NouvelObservateur）刊出一篇访谈，访谈对象是23岁的德裔法国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班迪特（DanielCohn-Bendit），采访者不是别人，正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访谈以这番对话开场：
萨特：几天来，尽管没有人号召发动总罢工，但罢工和占领工厂的行动已经使法国瘫痪。这一切都起源于学生们占领了拉丁区[3]的街道。你是如何分析你所发起的这场运动，而它又将走向何方呢？
班迪特：这场运动已超出了我们开始时的预计。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推翻政权，但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却并不取决于我们。如果共产党、总工会和其他全国性的组织能够真正地与我们团结一致，那么推翻现政权就不成问题：这个政权将在两个星期内倒台，因为它无力阻挡全体劳动者所展现的力量。（Bourges1968:86）
历史走向了另一边：蓬皮杜适时对有组织的工人作出让步，分裂了工人和学生之间的暂时联盟，此外，戴高乐也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不过，这次运动确实动摇了法国政权。
1968年的运动辐射之广，波及范围远不止于西欧。在加拿大，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自行发动了起义，魁北克省的四万名学生举行了旨在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罢工（Westhues1975:392-394）。在墨西哥，学生们有关公民权利的要求不仅引发了全面罢课，而且还引发了十余万人参与其中的不断高涨的示威活动，并进而导致10月2日特拉特洛尔科区“三文化广场”上的集会[4]——军警枪杀了数百名示威者，另有两百多人被捕。在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尽管不断遭到严厉镇压，但学生和知识分子们还是在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改革的会议、示威、请愿等运动中联合起来。在布拉格，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公然抗议共产党的审查制度，并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学习亚历山大·杜布契克[5]（AlexanderDubček）的改革主张。1968年的捷克运动开启了自由主义的春天，但随之而来的是1968年8月苏联军队和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伴随着象征性的抵抗，自由主义的季节随之落幕。
美国也积极卷入了1968年的运动：
●美国的印第安人运动在国家层面上演；
●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
●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遭到暗杀，从而在大约125个城市的黑人居民区引发群体性毁坏财产行为，并爆发了与警察的冲突。
●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激进学生封锁了他们的学校；
●总部设在奥克兰的黑豹党[6]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散发毛主席著作的复印件；
●（不久前被玻利维亚军队处决的）切·格瓦拉（CheGuevara）游击战士的形象，在持不同政见的各类群体中广泛流传；
●数千名抗议者以穷人长征（PoorPeople’sMarch）的方式向华盛顿进军；
●面对大范围的抗议，林登·约翰逊（LyndonJohnson）总统拒绝竞选连任；
●芝加哥民主党提名大会引发示威浪潮和街头骚乱；
●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通过激烈竞选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Humphrey）。
显然，这一年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们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宣扬的目标，但就1968年而言，它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标志着社会运动的行动领域发生了实质性扩展。
在对1968年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冲突的反思中，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代表了工人和其他被剥削群体之力量的“旧”社会运动，已经度过了它的鼎盛期。许多观察家们认为，自治、自我表达和批判后工业社会导向的“新”社会运动，正在排挤和取代“旧”社会运动。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7]——对西欧和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素有研究——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表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观点，并以此教导着广大的读者群。1968年底，图海纳出版了一部名为《五月革命，或乌托邦的共产主义》（TheMayMovement,orUtopianCommunism）的重要著作。他在书中宣称，民族解放斗争正在向世界上几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政权屈服，而与此同时，冷战也促使先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公开斗争停顿下来；政府、法人和大众传媒的绝对权力——制造令人窒息的大一统的权力——已成为创新和变革的敌人。
在图海纳看来，新社会运动给了我们打破官僚政治束缚的希望。他的结论是：
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是要揭示出，在这个新得让人意识不到其性质和问题的新型社会中，存在着怎样的力量和怎样的社会冲突。这场新的阶级斗争——即统治机器的控制与被迫承受这些变化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彰显出了五月运动的重要意义，使五月运动成为新的斗争的开始，而不只是一场危机事件的危急时刻。这场新的斗争对于我们的社会至为根本，并将一直持续下去，犹如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工人运动。（Touraine1968:279）
图海纳推动了有关“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民主统治”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上述两者都能通向从自上而下的压迫系统中获得解放。无论是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统治，新社会运动都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很快，“新社会运动”这一术语被扩展运用到诸如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迷幻药、土著居民、环境等反映各种主张的动员活动中，这些活动与图海纳有关后工业压迫（postindustrialoppression）的批判却不甚相干。激进主义分子和评论家开始视“身份”（identity）为问题的关键，这与早期社会运动表面化、器物化的目标迥然相异（Cohen1985）。他们还开始满怀希望地把新社会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兼而有之的——活力四射的自治市民社会的创立联系起来（Cohen&Arato1992）。在波兰与法国联合开展的对波兰——以工人为基础的——团结工会运动的大型研究项目中，图海纳及其同事在报告中指出：
这场社会运动的目的何在？是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建立工人委员会的统治？都不是。这是因为，第一，格但斯克[8]协议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团结工会的基本法，明确承认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民兵们一直致力于将自己从权力的钳制住解脱出来，而不是去赢取权力。团结工会多次表明自己的目标，是要将社会从党的极权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Touraine，Dubet，Wieviorka，&Strzelecki1982:93）
图海纳等人认为，社会运动的前辈们以利益为导向，不屈不挠地旨在从现存体系中榨取权利和利益；而关注身份的新社会运动则不然，它将重铸社会生活的真实构架。
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Calhoun）灵巧地刺破了这个肥皂泡。在一篇戏谑地题为《19世纪早期的新社会运动》（“NewSocialMovements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的文章中，卡尔霍恩指出：19世纪旨在实现少数民族、妇女、宗教复兴和工人权利的动员活动，也常常对自主权和身份问题予以强调。他进而总结到，我们要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新社会运动（NSMs）的大量出现对于现代性而言，是正常的、无须特别解释的，因为它干扰了——构筑我们思想的——左与右的对立、文化与社会的对立、公与私的对立、审美与功用的对立”（Calhoun1995:205；基于对意大利社会运动的细致研究，塔罗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参见Tarrow1989:194-195）。以本书的术语表达，即卡尔霍恩对身份诉求如何频频与纲领诉求和立场诉求相伴随，以及有时会成为社会运动的行动焦点给予了强调。社会运动总得就其中的至少一个方面提出诉求，随着新的政治角色登上社会运动的舞台，对身份的主张就变得至关重要——关乎政治角色对其支持者、竞争者、潜在盟友、纲领诉求或立场诉求的影响。就此而言，所谓“身份”运动与“利益”运动的分野，压根儿就不存在。
1989年的危机与转折[9]
1989年是怎样的呢？表4.2挑选了《纽约时报》（NewYorkTimes）1989年的若干新闻标题，而它们想必会让1962年苏联的那些年表编撰者大跌眼镜。借助于简短的摘要，我们将目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蓬勃发展；竞争性选举在欧洲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建立；甚至像阿尔巴尼亚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保守的威权主义也出现了有关民主化的口头承诺；导致柏林墙倒塌的运动；布达佩斯、柏林和布拉格的大量示威活动；罗马尼亚社会运动与内战的结合；以及或许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月——学生、工人和城市居民控制了一座城市的主要区域；至于南斯拉夫，则因其各个成员要求自治和有特色的政权而紧张得瑟瑟发抖。
表4.2《纽约时报》有关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社会运动的报道标题[10]
2月6日华沙与团结工会开启会谈
3月26日70年来苏维埃代表首次实行自由选举
4月2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卡斯特罗拥抱欢迎
5月4日推动国家民主，十万人潮冲破管制
5月13日民主的英雄：戈尔巴乔夫
6月8日华沙承认团结工会大获全胜，共产党败北蒙羞
6月11日民主运动：暂时结束，旨在开始
6月16日曾经领导1956年起义，如今作为英雄下葬[11]
10月15日民主德国的运动被其追随者们超越
11月4日东柏林50万人集会要求变革；越境者被放行前往联邦德国
11月20日布拉格20万人举行游行，呼吁实行变革
11月25日布拉格共产党领袖辞职；新首领、48[12]、意外的选择；35万人集会欢迎杜布契克
11月26日42年来匈牙利首次实行自由选举，避免遭受联合抵制
11月27日向党施压：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举行两小时总罢工
12月4日布拉格抗议者再次集会，准备驱逐新政府
12月24日罗马尼亚军队占领首都，但战争仍在继续
资料来源：Gwertzman&Kaufman1991。
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中长期遭到禁绝的社会运动，如今似乎要将旧的社会主义体系炸毁。在几个主要的社会主义极权中，惟有阿尔巴尼亚和古巴维持住了封闭的统治。不过，即便是古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那次国事访问（4月2-5日）也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难堪不已——戈尔巴乔夫不失时机地发表演讲，对输出革命的政策断然予以否定。
东欧的社会运动动员取得了更加持久的胜利。《年鉴》在评论东欧暴风骤雨般的1989年时，开篇就将它与两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
回顾1989年，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两百周年的庆典，犹如东欧上演的这幕真实舞台剧的历史序曲：自10月份以来，东欧事件的范围和速度已使它博得了革命的名号。在巴士底狱的风暴和柏林墙的海啸之间——它们同为欧洲大规模变迁的开幕曲、同为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确实有着祖传的姻亲关系。人权宣言——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宣言——是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诉求的始作俑者，这一诉求猝然摧毁了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威权统治堡垒，使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渐进而不失激进的改革，在保加利亚促成了令政府勉为其难的变革，在罗马利亚引发了最终大获全胜的起义。（AnnualRegister1989:1）
尽管在《年鉴》有关特定国家政治的描绘中，“运动”一词所用频繁；但是，就1989年事件而言，撰稿人却并未将它看作是一场或一系列社会运动。实际上，上文未署名的作者还借用《年鉴》创刊人埃德蒙·柏克的威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埃德蒙·柏克正确地预见到，即使以个体诉求作为出发点，并孑然摆脱众人所隶属的社会，最终仍将面临——一个幻化为人民主权的中央集权。”（AnnualRegister1989:3）一个是社会运动的诉求，一个是人民主权的要求，其间边界若何，几乎无从界定。东欧的行动者所伸张的，正是这样的诉求。与数十年前民主德国、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的普通民众对公共政治的参与不同，1989年突出地显示了运动、WUNC展示和社会运动剧目表演的融合，已达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
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在1989年以前，那儿的压制性政权一直毫不松动。例如，8月21日——即1968年华约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周年纪念日——布拉格人举行了纪念集会，却被当局以武力蛮横地驱散了。11月17日，学生们举行纪念活动，纪念1939年被纳粹杀害的一名学生，再次受到警察和自卫队的冲击。于是，学生和戏剧团体借助于其全国性的网络号召举行大罢工。在公民论坛（CivicForum）的支持下，剧作家瓦茨拉夫·哈韦尔（VáclavHavel）起草宣言，号召对“11·17”示威活动的镇压者实施清算，并呼吁实现公民自由。11月27日，大约四分之一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目睹了一场持续两小时的罢工。接着：
1989年12月3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阿达梅茨（Adamec）提议对政府实施重组，共产党在重组后的政府中仍占多数。公民论坛对此表示反对，并威胁将再次举行罢工。12月7日，政府作出让步，阿达梅茨辞职。公民论坛与列宁主义政权的代表们进行了两天仓促的谈判，随后，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Husák）总统宣布一个具有国民意识的政府（GovernmentofNationalUnderstanding）成立，新政府中公民论坛的成员占多数。接着，胡萨克本人辞职。1989年12月30日，公民论坛的代言人瓦茨拉夫·哈韦尔被任命为总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随之消亡。（Glenn2001:8）
社会运动的策略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迅速传播，与之相伴并推波助澜的，是原先抵制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政权迅速瓦解和崩溃。
同样的剧情以不同的节奏在东欧各国上演。苏联及其继承国问题专家马克·拜辛格（MarkBeissinger），对1989年前后的东欧社会运动的剧目编排作了极其全面的考察。他将范围广泛的各种事件分为两类：一类是一百人以上的示威活动；一类是“群众暴力事件”——即聚集15人以上的袭击他人和财务事件（Beissinger2002:462-465）。拜辛格指出，早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计划之前，苏联就间或发生过上述示威活动和暴力事件。例如，1965年4月，十多万人聚集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Yerevan），纪念50年前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驱逐和屠杀的亚美尼亚人（Beissinger2002:71）。不过，在压制性政权的高压下，无论示威活动还是聚众闹事——除官方组织的之外——都很少发生。
随着主张改革的戈尔巴乔夫登上了苏联共产党权力的巅峰（1985年），社会运动式的诉求伸张活动也随之一触即发并获得了急剧扩展：其中不仅包括群众示威活动，而且包括专项协会、罢工、新闻运动以及对国际支持的呼吁（这类呼吁中通常会出现写着本地语言和英语的示威牌）。苏联的社会运动诉求最初集中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但是，民族主义诉求很快占了主流。即便是俄罗斯人，也常常要求获得某种特殊性——叶利钦最初正是以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身份登上权力宝座的。不过，绝大多数的诉求和绝大多数的群众暴力事件，还是集中在苏维埃联盟内部——诸如爱沙尼亚、亚美尼亚和车臣这样——带有种族印记的地区，他们要求承认、自治和自立。
暴力与非暴力、民族主义和非民族主义，其发生究竟孰先孰后，本身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1989-1900年间，非民族主义诉求的非暴力示威活动达到了顶峰，当时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诉求，试图对政府形式、利益分配、安全提供、与公民参与相关的事务施加影响。到了1989年，种族和民族权利诉求的非暴力示威活动开始显著上升，至1991年时已极其频繁，但随后走向萎缩。至于非民族主义诉求的暴力事件，它们以往较少发生，但在1989年后趋于频繁。民族主义诉求的暴力事件，其变化最富有戏剧性：它们在1989年和1900年两度迸发，在1992年达到了极致，随后迅速消退（Beissinger2002:105,284）。之所以如此，拜辛格解释为政治周期的结果：一般说来，早期的起义者不是得到了好处，就是被和平遣散了，至于那些不顾失败而坚持不懈、或随后在社会运动中登场的人——特别是以政治自治或独立作为核心纲领的——则遭到了日趋严厉的打压，而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投身于煽动暴力或需要暴力的诉求活动中。
格热戈热·伊科特（GrzegorzEkiert）和简·库比克（JanKubik）作了一份类似的编目，对象是1989-1993年间波兰的“抗议事件”。（与个人自我牺牲及其他“极端”行为不同，惟有当参与者以非常规方式提出特定诉求、参与者达至3人或3人以上的，该事件才可以被称作抗议事件。）在波兰，群众示威与1989年共产党政权的倒台相伴而行，但是，一场新的示威浪潮在1991年猝然而至，范围极其广泛的各类诉求者纷纷宣扬他们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政治立场诉求。在1993年：
1月份，大约7000人举行了抗议总统的示威活动，并在总统住宅前焚烧了他的画像。3月份，1万余名公共部门的雇员在华沙街头举行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并要求扩大政府的教育和医疗支出。5月份，4000名农民在政府大楼前倾倒成堆的干草，以示抗议政府的农业政策，并要求控制物价、实施保护性关税和信用担保制度。6月份，数千名示威者在华沙街头与警察发生冲突，并以在政府大楼前焚烧一个红猪肖像收场。（Ekiert&Kubik1999:108）
这是伊库特和库比克所揭示的——1993年波兰发生的——250个抗议事件中最起眼的几个。由于波兰已放弃了社会主义，因此，上述事件不乏嘲讽地显示了它与西方国家示威活动的亲缘关系：除了某些特定的表达方式——如红猪的肖像代表了前共产党领导人物——之外，这些事件与民主国家和民主化国家的示威活动极其相似。
这是社会运动吗？
1989年威权政权体系下的群众动员活动，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够被称为社会运动呢？这是一个棘手而狡猾的问题。对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来说，社会运动——即基于19世纪的考察而业已了解的一种斗争形式——已作为政治诉求的伸张手段而被广泛运用。今天的波兰或捷克共和国便是如此，我们不断地看到了运动、WUNC展示和社会运动剧目表演凝练而成的结晶形式——如举行示威、发表声明以及组建致力于特定公共项目的专项协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持不同政见者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团体以上述方式伸张诉求。可是，在哪一个时间点上、在政治程序的哪一个环节，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宣布，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融合而成的社会运动的结晶形式，已被各种诉求团体、诉求议题和诉求目标广泛运用了呢？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原因有两点：第一，它将证明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之间存在普遍的因果关系；第二，每一个政权体系都或多或少地独自创造了自己的社会运动，从而对社会运动——我们在前文论述18世纪和19世纪历史时所提出的——原初形成和日后的适应与扩展构成了挑战。
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到以下三道测试题上——它们曾被用于对类似的问题作出判断：（1）相似性：这类特定的运动、表演或WUNC展示，与通常发生的成熟的社会运动是否相似？（2）融合度：这类特定的运动是否采用了可予辨识的、与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相似的方式，将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融合在一起？（3）应用性：在此框架下，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富有特色的融合，是否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同的议题、不同的诉求者和不同的诉求目标？一旦将问题陈述若此，我们就能很容易地辨别出：1989年发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达到了第一个阶段——想想诸如跪谏或焚烧肖像等地方风格的表达方式，与其他地方常见的社会运动明显属于一类。但是，它们都没有达到第三个阶段，即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在大众公共政治中得以广泛运用。它们都停留在了中间的某个阶段，停留在了融合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使之成为持久的、要求政治变革的社会运动的路途中。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运动有两个模式来源：一是本国既往的历史，二是他们对非社会主义世界社会运动的了解。在步入社会主义之前，中国、俄国、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曾经历了一个多姿多彩的20世纪——其人口中的某些成分狂热地投身于创立协会、组织集会、发动示威、联络沟通和筹划社会运动。不仅昨天的成果成为今天实用的范例，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公民还通过广播、电视、电子通讯以及偶尔的出国旅行，接触到了北美、西欧和东亚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政治信息。最迟自1968年的西柏林学生运动起，民主德国人就已具备广泛的途径去了解联邦德国的社会运动模式。基于对本国历史和外来模式的综合，1989年社会主义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建构了自己的社会运动。
到了这个时期，在西欧和北美之外的许多国家的公共政治中，社会运动已是屡见不鲜。1968年的运动高潮，已向我们展示了墨西哥学生对社会运动诉求伸张的参与；而在1989年，社会运动在拉美的其他地区同样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和扩散。例如，在阿根廷，围绕着“激进党”劳尔·阿方辛向“庇隆党”卡洛斯·梅内姆的政权转移[13]——即自1916年以来阿根廷的首次执政党和平更迭，工会、人权组织、退伍军人和“五月广场母亲协会”[14]举行了大型的示威活动。但是，在威权主义统治的智利（当时仍在皮诺切特将军的统治下）、巴拉圭（政变推翻了史托斯纳尔的长期独裁统治，由另一位将军取而代之），则均未出现社会运动。
这些威权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社会运动行动的早期阶段，但是专制暴君和独裁者扼杀了此类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古巴为例，在1952年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15]发动政变之前，社会运动曾一度枝繁叶茂，在其统治相对薄弱时依然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1959年卡斯特罗发动革命。在1955年：
一系列的发展成为了反巴蒂斯塔运动的标志，信赖（Auténticos）和正统（ortodoxos）重新组合到其他政治家（politicos）的名下，看上去似乎更为协调。大学生们选举了新的领袖，重新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到年底，独立战争老兵科姆·托伦特（CosmedelaTorriente）成立了“共和国社会之友”（FriendsoftheRepublicSociety），并呼吁实现公民对话和实行新一轮选举。除了“7·26”运动外，反对派参加了其他所有的运动。巴蒂斯塔接受了这些请求，但拒绝在预定的1958年之前举行选举。他的不妥协鼓舞了这样一批人——他们认为武装斗争是对付巴蒂斯塔统治的唯一办法。（Pérez-Stable1993:56）
尽管自称“7·26”运动，但在1959年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伊始，就已经开始迅速打击与之不同的运动、剧目表演和WUNC展示了（Pérez-Stable1993:52-81），简单地说，截至1989年，拉美社会运动的走向与相对民主国家社会运动的走向基本一致，但是，仍有许多威权统治者对这种组合——自下而上的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以及WUNC展示的组合——横加阻挠。
到20世纪行将结束时，这个基本结论已可应用于全世界，即：相对广泛的民主制度在哪里运行，社会运动就在哪里进行。不仅如此，哪里迈向了民主——韩国、中国台湾、南非等——哪里就会在社会运动的脉络中迎来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全面开花。诚然，社会运动有时看上去似乎席卷了全世界——既包括民主国家也包括威权国家；例如，电视就可以将地球上每一个遥远角落的示威活动中的十八般兵器——聚集在公共场所、列队游行、呼喊口号、配戴标记等——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三道测验题：（1）相似性，（2）融合度，（3）应用性。
截至2000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通过了第一道测试——相似性，无论政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均采用了社会运动配置中的这样或那样的成分。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某种类型的民主国家，因此，国际大众传媒的介入也促使至少部分大众公共诉求得以借助于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或（特别是）WUNC展示而登台献演。不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毫不含糊地通过了第三道测试，而在同样为数不多的另外一些国家，惟有特权阶层才能从事有限的社会运动诉求——只要他们不致逾越规定的限度、不致冒犯到政权的高层。半威权主义国家的学生们（当然，他们通常是统治阶级的孩子）便享有这种不稳定的特权。
在这一点上，印度尼西亚不失为一个典型案例。尽管20世纪90年代末期实行的竞争选举给印尼政府带来了真正的变化，但是，军队仍然或明或暗地握有政府实权、拥有许多叛乱地区的管辖权、可以广泛地行使武力而不必惧怕承担责任。2000年，设在纽约的民主监督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House）对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进行了测评，将它定为中等程度，并贴上了“部分自由”的标签（Karatnycky2000:235）。1999年6月，国民选举的结果被推迟公布，随后：
9月23日，雅加达的学生通知政府，如果政府决意走向改革的对立面，他们就将走上街头。当天，议会通过了一份军方支持的国家安全法案，赋予军方实施局部或全面紧急状态的无上权力。民主团体和学生组织随即举行了数千人的抗议活动，并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导致4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警察。9月24日，政府宣布该法案暂缓执行。（HumanRightsWatch2000:193-194）
不过，就在首都雅加达半遮半掩地对这一社会运动式的表演小幅开放时，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却卷入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即“人权观察”所说的“公共暴乱”（communalriots），宗教派别、分离主义、强人领导的民兵组织，均与之分别或一同有涉。
此外，即便举行的是和平抗议，这些抗议活动也同社会运动所具有的交互行为方式似是而非。例如，1999年3月：
在一场据称是有关巴布亚省（IrianJaya）未来政治地位的“国民对话”中，来自巴布亚省的一百多位公众人物向总统哈比比（Habibie）递交了一份声明，表达了巴布亚人民对于独立的渴望，但政府拒绝任何有关独立的讨论。4月，与会者向巴布亚民众公布了会谈结果，随后，巴布亚省警察局长发布禁止公众作进一步讨论的禁令。8月，有泄露的消息称，自6月28日起巴布亚五位与会者被禁止离开印度尼西亚。该禁令由军方发起，由移民局官员强制实施，以未指明的国家安全作为合法性的依据。（HumanRightsWatch2000:195）
尽管1989-1992年间的苏联及其继任国很难称得上实现了民主，但是，根据拜辛格对这一时期苏联及其继任国的民主诉求的分析，可以确认1989年的苏联比1999年的印度尼西亚更接近社会运动的制度化。
不过，就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的社会运动表演及其压制状况而言，国际社会对于两国之间的重大差异也是有影响的。当苏联的示威者向官方表达政治自治的诉求时，他们也在向外界的潜在支持者表达诉求；同样，雅加达的学生们之所以能够走上街头，部分源于他们属于国家精英阶层，部分也是因为国际电视频道次日就会播放他们的诉求——甚至包括与警察打斗的场面。用我们的三道测试题加以检验，印度尼西亚的学生运动满足第二道测试题的要求，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印度尼西亚是不能被置于20世纪末社会运动完全制度化的国家行列中的。
20世纪的变化
截至2000年，为数不多的一些国家已实现了社会运动诉求伸张活动的常规化，社会运动的性质和分布状况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实质性变化之后，到21世纪又有了更加重要的发展趋势，包括：
●社会运动的组织者与地方当局——特别是维持公共秩序和对人民实施监管的警察部门——之间（某些）关系的常规化；
●运动、社会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不断进化以适应传媒和沟通方式的变化；
●激进和改革运动的反对者也接受和运用了社会运动行动；
●在以往未曾经历社会运动发展的国家，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以适应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社会运动行动者与统治当局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便20世纪末，仍有许多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将警察和地方当局视为敌人，他们念念不忘残酷压制的陈年旧事。在社会运动频发的地区，当局或许仍有集会示威事先批准的规定，或许仍会对可疑的组织进行登记，以便通过监视、渗透、告密或税务稽查（taxassessment）等方式控制这些组织，并限制持不同政见者接触媒体，保护权威人物不受非议，或转移公众的视线使之无视所针对的肮脏行径。但是，与枪杀示威者、将行动者作为危险分子予以监禁、或全面取缔持不同政见的组织相比，20世纪后期主要社会运动活动中心的普遍实践表明，行动者和政权的关系已有了重大改观。
为了更加透彻地理解上述变化，我们将历史的镜头拉回到20世纪初的柏林。德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林登贝格尔（ThomasLindenberger）对1900-1914年柏林的“街头政治”（streetpolitics）做了出色和详尽的研究，详述了“警察与百姓每日进行的小型战争”。为此，他汇编了三份编目：“小型街头战争”编目、工厂罢工编目和街头示威目录，以此作为其宏大的街头政治研究的基点。对于小型街头战争，林登贝格尔所作的编目与徳内克、拜辛格、伊科特和库比克的编目相似。他从《佛西报》（VossischeZeitung）街头巷尾的相关报道中收集了450个“街头失控”事件——即大约20人以上的公共场所聚会并伴之以警察的介入，而无论事件是否由警民冲突引发（Lindenberger1995:107-108）。官方的统计、警方的报告和期刊为他提供了罢工的充足资料，连篇累牍的警方报告加上《佛西报》和社会主义报纸《前方新路》（Vorwärts）也为他提供了当时主要的街头示威活动的详尽清单。下面我们把重点放在示威活动上。
林登贝格尔指出，在20世纪早期，大部分与示威活动相近的活动都发生在葬礼上和公共节假日（Lindenberger1995:308-316），这一点与我们对19世纪法国的调查是相吻合的。同样，5月1日——与法国一样——也在1890年前后成为了一个非法定的工人节日，为断然举行集会提供了上好的时机。不过，警察通常会粉碎室内会议结束后上街游行的企图。1906年，争取工人阶级选举权的运动爆发了，形势随之发生改观。从那时起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城内不断响起街头示威的声音——尽管城市当局和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予以镇压，但是，“至少在1910年以前的初始阶段”，林登贝格尔说，“街头示威活动是以为了控制街道而与警察发生对抗作为背景的”（Lindenberger1995:386）。
表4.4对1910年十周之内发生在柏林的主要示威活动进行了概括，并进而描绘出这样一个政权：它不愿向社会运动行动者作出让步，反而以公共秩序为由对诸如反政府者的会议、示威等公共表演予以遏制或禁止。尽管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ic）和民主联盟（DemocraticAlliance）在国家立法机关均有自己的代表，但柏林的警察依然严密地控制着两党的街头活动。于是，最为常见的示威途径便是举行一个官方批准的公共会议（一名警察到场作纪录，若有必要即召援兵），然后在警察的密切监视下离开会场走向街道。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将德国归于三道测试题中的第三阶段——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获得了广泛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为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直至随着纳粹的掌权（1933年）而万籁俱寂。
表4.4柏林的示威活动，1910年2-5月
2月13日20万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遍布全城的42个集会，随后有1万人举行了街头示威。
2月15日柏林举行妇女运动集会，随后是小规模的示威。
2月20日自由思想家举行集会，随后是短暂的示威。
2月27日8000人参加了左翼自由主义（left-liberal）知识分子的集会，随后有1000余人在皇宫前举行了示威。
3月6日《前方新路》号召示威，官方予以禁止：15万人参加了被称为“争取投票权散步”（righttovotestroll）的示威活动，一夜之间从特列波托夫公园（TreptowPark）行进至柏林动物园。警察和骑警在上述两个地点严阵以待，用刺刀对付集会的人群。
3月13日5000人参加了左翼自由主义民主联盟的集会，随后举行示威。
3月15日社会民主党在大柏林地区举办了48场集会，没有示威活动发生；警方发布禁令禁止公共场所举行任何活动。
3月17日社会民主党在斯班道[16]举行集会，随后发动示威。
3月18日社会民主党在弗里德里克林地（FriedrichWoods）公墓举行集会，随后与警方发生口角。
4月10日社会民主党和民主联盟在特列波托夫公园、弗里德里克林地、洪堡林地（HumboldtWoods）举办官方批准的户外集会，大约25000人参加了集会。
5月1日经官方批准、限期一个上午的“五一”庆典结束，警察与示威者未发生暴力冲突。
资料来源：Lindenberger1995:326-327。
再回到20世纪后半叶。尽管德国政府从未停止对社会运动的监控，但在纳粹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压制间隙，还是为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和WUNC展示的结合让渡了一个开放和合法的空间。多纳泰拉·德拉·波尔塔（DonatelladellaPorta）对1950-1990年间德国和意大利的“抗议治安”（protestpolicing）进行了比较，她总结道：
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在1950-1990年间对公民的示威权利有了更加开明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抗议活动的控制形式也朝着更加灵活的方向发展。两国的公共秩序政策变得更加宽容、更加灵活、更加倾向于预防、更加尊重民主程序、也更加“柔软”——尽管这些变化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例如，当政治冲突升级为暴力冲突时，两国都曾“旧病复发”）。我们可以加上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家之间的差别似乎也在缩小，其中的缘由或许在于，国家间的合作和信息流动对运动组织和执法组织均有影响。（dellaPorta1995:71；也可参见dellaPorta&Reiter1998）
社会运动的兴衰起伏与一个国家政治史的节奏是彼此合拍的。对政权构成威胁的社会运动一旦上升，镇压运动的企图便常常被激发起来。但从长远和一般的角度看，政府、警察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相互演绎而成的行为路径，为非暴力的运动、WUNC展示和社会运动剧目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运动与传媒
自18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它们宣告即将开始的行动，评价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成败得失予以报道。当然，20世纪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扩展，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展示。广播、电视、电报、民意测验以及遍及全球的新闻业，都在促使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和WUNC展示发生转型。
与暴力攻击和面对面的谈判相比，借助于大众传媒以传播运动的诉求，无疑能让更多的第三方知晓；而在第三方中，既包括诉求对象之外的权势人物，也包括将要对选举、政府采购、民意调查和是否表示支持作出判断的民众，还包括潜在的拉拢对象以及可能重新考虑其立场的结盟对象（Koopmans2004）。就此而言，借助于诸如报刊杂志等媒体，对社会运动中的纲领、身份和立场诉求予以广泛传播，无疑扩大了社会运动和WUNC展示的观众群。
运动将大众传媒牵连其中，也相应地形成了一个回音室——行动者在这里可以听到其他人是怎么理解他们的纲领、身份和立场诉求的。就此而言，传媒报道的程度和性质，也就成了运动的策略目标。不过，20世纪的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未能建立起平等关系，遑论控制媒体了。社会运动之所以引人注目，源于其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新闻价值：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与当地有涉、而且/或者以广受争议的公共事件为目标（Hocke2002，McCarthy，McPhail，&Smith1996，Oliver&Maney2000，Oliver&Myers1999，Scalmer2002a，Tilly2002b）。这个固有的不对等关系，意味着行动者几乎不能寄希望于媒体的报道，不能控制自己在媒体中的形象，甚至于常常因为媒体的不公正报道而与之一刀两断。
在长期的运作过程中，新的传媒所发挥的最显著作用倒不在于重新塑造了运动在传媒中的形象，而是将运动的行动者与传媒所及的圈内观众联系起来，当然也因此将行动者与传媒所不及的圈外人群隔绝开来。只要社会运动的观众文化程度低、读者人数稀疏，报纸就很难对其产生影响。互联网也是一样，甚至更加有失均衡——2000年全球仅6%的人有幸使用互联网（LeMonde2001:33）。尽管传媒影响的范围远远超出行动者触手可及的圈子，但所影响的对象却是相当有选择的。
在沟通不对等方面，传媒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印刷传媒、广播和电视来说，除了给编辑写信，开放栏目、脱口秀和嘉宾节目外，几乎很少获得受众的反馈。相反，电话和互联网就在发送人和接收人之间实现了更多的对等。例如，20世纪的社会运动组织者常常通过现成的电话群呼动员人们参加运动。不过，与商业电话、网络广告和网站一样，即使对等也是一种极其有限度的对等。它所实现的平等，或许只是自我设定的信息圈内部关系的平等，更别说同时为组织严密的传播者提供支配信息圈的机会。
鉴于此，我们应当避免科技决定论：仅仅发明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并不足以自行改变社会运动的性质。人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典型事例：一些社会运动组织者将新获得的传媒与正在从事的行动相结合，这类结合大多无果而终，但也有少数能够运作良好，既使组织改变得更加完善，又给其他正在从事相同运动的组织提供了样板。
以查尔斯·爱德华·库格林（CharlesEdwardCoughlin）为例。这位加拿大出生的天主教牧师，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运动领袖——直至1942年教会迫使其返回教区岗位。库格林牧师1891年出生，在加拿大接受教育，起先在安大略省的温莎市（Windsor）附近的圣母学院（AssumptionCollege）教书——这个学院与底特律一河相隔。1923年，他移居底特律市中心的一个教区，成为密歇根州卡拉马祖（Kalamazoo）一个教区的助理教师。他的口才和组织才能获得了底特律主教的赏识，并很快出任一个小村庄的牧师，随后又被任命为洛艾耳欧克（RoyalOak）某教堂的首席牧师——该地位于北部郊区，三K党曾在这里焚烧十字架并恐吓天主教徒。
当时，商业电台尚属新兴传媒，其运作不过五六年。1926年，在某基金会的支持下，库格林开始在电台作节目：最初是一个儿童节目，但很快转向了政治和经济问题，其评论不乏民粹主义的情绪。正如塞缪尔·爱略特·莫里森（SamuelEliotMorison）在美国历史概述中所形容的，库格林是“一个完美的电台演说家，他那爱尔兰式的幽默使他的理论备受瞩目；作为一个不必花钱也不在乎钱的人，他所呼吁的是民粹主义的传统信条——金钱乃万恶之源、纽约银行家乃万恶之源”（Morison1965:972）。库格林成为了公众人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把他的声音传遍全国。
有几份差异较大的估算数据表明，库格林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很快就吸引了1000-4000万听众，而他本人则宣称达到了4500万（Brinkley1983:304）。很快，库格林的小花广播社团（RadioLeagueoftheLittleFlower）不仅可以资助他的小花教堂，而且还资助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以推动他所倡议的社会公正。起初，库格林的攻击矛头指向苏联，视之为反宗教的堡垒和对既有家庭价值观的威胁。随着他开始攻击政府政策并攻击诸如亨利·福特等显赫资本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取消了他的节目（1931年）而库格林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网。1932年，库格林尖锐地反对胡佛总统竞选连任，并含蓄地对罗斯福竞选总统表示支持。（作为天主教牧师，库格林当时还不敢明确直率地认可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但在这段职业生涯的后期，他克服了这个顾虑。）罗斯福赢得选举后，库格林的组织不断发起运动要求创建中央银行、成为联合工会——与他认为被共产主义玷污的工会相匹敌。伴随着休伊·朗[17]的加盟，库格林的组织又对保障一战老兵的《退伍金法案》（BonusBill）进行动员，他们为此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运动行动。
罗斯福很快就让库格林失望了。1934年，库格林成立了社会公正全国联合会（NationalUnionforSocialJustice）——旗帜鲜明地反对罗斯福新政。1935年，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阻止了参议院批准罗斯福的一份有关加入“国联世界法院”（LeagueofNations’WorldCourt）的提议（Brinkley1983:135-136）。他的组织甚至作为联合党（UnionParty）提出了自己的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以第三党的身份参加了1936年的总统选举。罗斯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联合党彻底失败。随后，库格林以孤立主义的、日益反共的基督教阵线（ChristianFront）——在命名上就与欧洲左翼“人民阵线”（PopularFronts）势不两立——取代了社会公正全国联合会，他创办的杂志《社会公正》（SocialJustice）向上百万美国人传递信息，甚至刊载了伪造的反犹文件《犹太人贤士议定书》[18]。
从这时起，库格林每周一次的广播节目日益狂热地指责罗斯福的“共产主义阴谋”，并更加公开地进行反犹宣传。1940年，库格林以政府向英国输送军事装备、继续支持苏联滥用权力为由，呼吁弹劾罗斯福总统。美国刚刚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就基于《间谍法》（EspionageAct）起诉库格林，取消了他的二类邮资优惠权——此项特权对于他募集基金极有帮助，这可为底特律主教提供了曾望眼欲穿的大好时机，使之得以将这位越来越放纵的讨厌鬼限制在小花教堂的教区工作中——库格林在那里一直干到1966年。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沉默，而是继续撰写反共宣传小册子，直到1979年去世。
库格林牧师开创性地将广播作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工具予以运用。当然，广播不会随着他的辞世而从社会运动的舞台上消失，相反，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广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不过，广播新闻在将社会运动——诸如酝酿中的游行等——的信息传播到四面八方的同时，也越来越少地涉及社会运动的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例如，拿最近的2003年来说吧，美国左翼分子就哀叹他们被排斥在巡回脱口秀节目之外，而另有一群左倾的风险投资者则计划资助“自由主义”广播，从而与右翼顽固分子相抗衡（Gans2003:29，Hertzberg2003）。无论如何，自20世纪60年代起，电视这一传媒在美国社会运动中的影响力已日益彰显。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托德·吉特林（ToddGitlin），曾在1963年和1964年担任学生民主协会（StudentsforaDemocraticSociety，SDS）——20世纪60年代美国非常典型的社会运动组织——的主席，他参与该组织的活动直至1966年。随后，他退出学生民主协会，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已“离全国组织的方向越来越远了”（Gitlin1980:294；历史背景参见：Fendrich2003）。他总结道：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该组织与新闻媒体的交互作用驱使学生民主协会摆出毫无效果的激进姿态，招来的是压制而非进步的改变。
吉特林没有简单地跺脚怒骂，相反，他最终完成了对这个新左派组织与媒体互动关系的细致研究。他的研究集中于1965-1970年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和《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通过采用一个经由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引入社会学的观点，对新闻“框架”（frames）如何影响故事的叙述以及被行动者接受后的反应进行了检视。吉特林的结论是，媒体报道鼓励行动者通过不断创新来维护报道的新闻价值，但这种创新对于推进行动者的事业几乎毫无用处；它们让行动者过分关注那些吸引眼球的象征物、标语、服装和表演，并在缺乏可靠证据证明行动成败之前，让行动者在灰心丧气和狂妄自大之间患得患失。（想一想丹尼尔·科恩-班迪特同一时期对让-保罗·萨特说的，只要工人组织与自己通力合作，他的这场运动就能让法国政府垮台。）
可能悲观了一点，但吉特林的论述帮我们论证了两大要点：（1）运用传媒本身并不足以改变社会运动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2）在传媒与社会运动的行动计划相结合的过程中，运动的组织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媒体的介入常常无意识地制造出麻烦的后果，这自然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关媒体与运动之互动关系的分析，均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例如：参见Granjon2002，Hocke2002，Oliver&Maney2000）。即使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高科技的时代，传媒本身也不足以引发社会运动。
安纳莉丝·赖利斯（AnneliseRiles）对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1985年[19]）的各种组织进行了调查，并对会后斐济开展的运动进行了民族志的研究。结合上述两方面的研究，赖利斯揭示了行动者使用传媒的状况。她发现所有的组织都热衷于使用互联网、传真、电话、卫星通讯和时事通讯；其中，确有一部分爱好者借助于这些传媒扩大他们的信息、联系和影响（Riles2000:54-55），但是，大多数的行动者在工作中并不关注于传媒本身，而是将维持既有的人际关系放在首位。
正如移动电话和便携式文本通讯设备的大量使用，看上去似乎增进了已建立亲密关系的人群之间的沟通速度；同样，在斐济开展运动的女性们也更热衷于能够巩固彼此关系的联系方式。“在苏瓦[20]官僚机构中工作的那些人，拥有众多任其支配的分享信息的方式”，赖利斯写道：
他们或许会从一间办公室出来，过个马路到另一间办公室见个面；午饭时间，他们必定会在苏瓦的少数几家工作餐厅碰面。他们可以寄信、发送传真或写便笺，或让司机送口信。当然，他们也会召集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不过，最常用的日常沟通方式是电话。电话颇为有用，显然是因为它被认为很个人（与机构不同）、很私密（与面对面的集中办公区不同），而且不拘礼节。根据网络工作人员的介绍以及我自己的观察和实践，人们之间有着冗长的电话通话——一两个小时的电话并不少见（Riles2000:67）。
在这样一个已被科层化的场景中，我们或许以为行动者已经放弃了筹划运动、放弃了部署社会运动的表演、放弃了创作WUNC展示。在这样一个反应相对迟缓的环境中，我们或许以为行动者已经无力继续关注妇女问题。而实际上，这些行动者恰恰是20世纪后期以非政府组织科层化的、迟缓的式样，继续关注着妇女问题。
社会运动形式的右翼形态
随着20世纪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多地迁就于政府，并将新的传媒整合运用于常备剧目之中，社会运动正在扩张——以至于将林林总总的右翼诉求也囊括其中。美国的本土主义运动和支持奴隶制的运动，都曾提醒我们注意19世纪的社会运动并不都是进步的；而到了20世纪，右翼势力对社会运动形式的侵蚀愈发发展壮大。当改革和激进的运动开始威胁保守主义的利益时，右翼势力就会通过反动员予以抵制。威权主义时期的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罗马尼亚等国反劳工、反左派、反犹太人的动员活动，便是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证（Birnbaum1993，Brustein1998，Paxton1995）。
这里仅举一例——它有翔实的资料以资佐证。鲁迪·科沙（RudyKoshar）对1880-1935年间马尔堡（Marburg）大学城里的组织生活作了出色的研究，并进而揭示了：纳粹是如何打入这个组织活动的繁华地带，并使这些组织为其所用的。1913年，马尔堡的志愿协会的数量占人口总数的10‰，到1930年稳步增长到了15.9‰——即每63人中就设立了1个组织（Koshar1986:136）。在当时，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会大多已失势，而退伍老兵、家庭主妇、财产所有者的协会则发展迅猛，其中还包括学生自己的组织。自1923年起，纳粹便在马尔堡扎下了根，其首要步骤便是从既有的右翼组织、民族主义组织和反犹组织中招募党徒。不过，尽管纳粹分子游行、焚烧红旗、大声叫嚣反对左翼，却几乎未对当地的政治产生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9年。（Anheier，Neidhardt，&Vortkamp1998对1929年慕尼黑的纳粹组织活动风潮有类似的评述；纳粹成员的全国分布，参见Anheier&Ohlemacher1996。）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纳粹开始扩大宣传范围，在农村大肆宣讲以招募党徒，并积极投身于竞选活动。他们还极力对已有的大学和社区组织进行渗透。其有关反犹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进一步强化了纳粹在马尔堡已攫取的政治地位。与战前的柏林正好相反，马尔堡的警力大多属于社会民主党，并因此与保守的市政府官员同床异梦，而后者对纳粹组织的态度是时而忍受、时而放纵。科沙总结道：
不断加深的社会基础，使NSDAP（国家社会主义党，即纳粹）得以在这个逐渐形成的völkisch（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组织中心确立起来。1932年4月，希特勒对马尔堡的成功访问——吸引了城乡2万人前来观看——一部分源于Führer（元首）的魅力，同时也是纳粹将党作为大众参与地方政治工具的直接结果。希特勒的吸引力，源于党的吸引力；而党的吸引力，又部分来源于它在集市、店铺、大学课堂、兄弟会、会议厅、足球场和家庭交谈中的正面形象。若不是日常社会生活中有计划的宣传，希特勒看似神秘的大众吸引力就不会如此广泛。（Koshar1986:204）
纳粹党并不是简单地将党的意志强加给马尔堡的民众——至少在1933年夺取政权以前是这样的，而是适应当地的组织环境，将既有的非纳粹组织的成员整合到由纳粹发起的类似组织中。1932年，纳粹在马尔堡的选举获得了半数以上的选票，它让这个城市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犹如遁形——他们有时与纳粹小分队展开街头巷战。在通往权力的路上，纳粹将社会运动的表演、运动和WUNC展示用到了极致。
社会运动形式向国际化靠拢
马尔堡的事例表明，地方的培植工作对于全国的社会运动是何等重要。这一点具有普遍性。在对印度尼西亚和斐济的匆匆一瞥中，我们发现社会运动的大规模行动、表演和WUNC展示无法简单地、全然地从一种政治文化移植于另一种政治文化（Chabot2000，Chabot&Duyvendak2002，Scalmer2002b）。其原因恰恰就在于，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大多是就本地或本国的议题，向本地或本国的听众伸张诉求，除了使用众所周知的习语、展示众所周知的象征物、利用已有的组织形式外，没有更好的选择。当然，他们既在创新也在借鉴。到了20世纪，社会运动的发展出人意料地遍及全球，但也由此颇为嘲讽地既产生了共性，又产生了差异性。共性之产生，源于社会运动的表演——诸如示威、成立统一战线、联合会和专项协会——为各地的诉求者提供了样本。而差异性的产生，则是因为各地的组织者以不同的方式把社会运动的策略与地方环境相结合。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当前看来非常重要。印度是世界排名第二的人口大国，也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最迟自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至今，已发动了多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甘地是一个组织协会、游行、声明、运动和WUNC展示的天才，其社会运动自成一体。他曾旅居南非20年，并成长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行家里手。在返回印度之前，他在英国稍作逗留，组建了一家从事战争服务业务的印度公司，1914年返回印度。
返回印度后，甘地一方面支持英国的战争计划——将印度军队派往欧洲、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埃及和东非；另一方面，他又在扩大国大党的政治作用、促使国大党与全印穆斯林联合会（All-IndiaMoslemLeague）结盟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穆斯林行动者通常不愿背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时仍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穆斯林国家）——而与奥斯曼为敌恰恰是英国此次战争的目的，因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联合工作并不顺利。1915年，一个穆斯林的阴谋团体向德国寻求支持，试图发动一场针对在印度和阿富汗的英国人的起义。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蔓延之际，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合会提议选举产生印度立法会，以此作为迈向政府自治的第一步。1916年，他们甚至同意了印度民族主义者先前反对的一项方案——为穆斯林选民划拨特别选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的群众运动陡然升温——这与当时欧洲的状况也是相吻合的。当殖民政府采用压制手段予以回应时，甘地领导了一场由罢工、示威和消极抵抗所组成的运动。4月，当局以违反命令，擅自在旁遮普地区从事组织活动的罪名逮捕了甘地。1919年4月，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21]的大型抗议示威活动中，一名英国军官下令封锁集会区的唯一出口，然后又下令向人群开枪，致使379名示威者遇难，1200余人受伤。社会运动随之陷入低谷。随后，政府又以宣布戒严令和严惩示威者——殖民式的报复形式包括当众鞭打以及强迫在大街上爬行——的方式以示善后，此举在印度和英国均招来了广泛的谴责，也加快了印度迈向自治政府——或者说是让更多的印度人进入印度政府——的步伐。
英国的改革方案使国大党发生分裂。甘地派坚决反对英国的局部改良措施。1920年，国大党发起一场不与英国当局合作、联合抵制英国商品的运动。印度人团结在了这几面旗帜下：satyagraha（真理之路）、hartal（联合抵制）、swaraj（独立自治）。每一个词都拥有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的无穷意蕴。相应的行动还包括：辞去公职、不介入选举、从英式学校退学、避免出庭。此外，还包括一些惊人的举动——如甘地在孟买点燃篝火焚烧外国服装（1921年8月）。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精力充沛地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社会运动诉求伸张形式，其矛头直接指向英国的统治。
与此同时，穆斯林民兵也组织了自己的运动，以捍卫土耳其苏丹（皇帝）为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他们试图恢复1914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近东的信仰圣地重建穆斯林的统治。此时已取得支配地位的国大党，对其穆斯林盟友的上述计划谨慎地予以支持。尽管甘地及其追随者坚持非暴力，但许多地区的印度人还是袭击了地主、放债人和政府官员。实际上，穆斯林袭击印度地主的事件，导致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更大范围的冲突，进而导致自治政府的运动再次发生分裂。随着1922年冲突的升级，殖民政府将甘地投入了大牢，中止了这场浩大而混乱的不合作运动。不过，尽管多次入狱，甘地依然作为印度最耀眼的社会运动组织家不断开展运动，直至1948年被一名心怀不满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暗杀。毫无疑问，他是一名鼓舞人心的宗教偶像，也是一个完美的政治企业家。
印度的社会运动决不会因为甘地的逝去而终止。印度独立后（1947年），印度教领袖继续从事并创造了极具特色的社会运动剧目形式。例如，我们不妨对一种狂暴而异常的行动稍作回顾，即在穆斯林神殿的现场建造一座印度教寺庙，从而确立印度教在历史、宗教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在印度北方邦（UttarPradesh）的阿约提亚（Ayodhya），有一座建于16世纪的巴布里（BabriMasjid）清真寺——据称是第一个莫卧儿（和穆斯林）皇帝巴布尔[22]于1528年所建。1992年12月6日，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这里，印度教好战分子捣毁了巴布里清真寺，并着手在原址兴建一座印度教寺庙，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波及全国的暴力冲突，致使大约1200人丧生（BoseandJalal1998:228；Madan1997:56-58；Tambiah1996:251；vanderVeer1996）。
不过，在这起极具新闻价值的事件背后，潜伏着的运动早已暗流涌动了许久。19世纪曾有一片台地与这座清真寺毗邻，这片台地据称是印度教史诗《罗摩传》[23]中的英雄罗摩的出生地。历史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16世纪莫卧儿皇帝在征服途中捣毁了一座印度教古庙，并在原址建造了清真寺。
这片台地成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断对峙的导火索，也为在原址重建一座印度教寺庙提供了理由（Brass1994:241）。重建的企图曾被殖民政府迅速扑灭，而在印度独立后不久，就有50-60名印度教徒在一夜之间占领了这片台地，并在那儿供奉了印度教偶像。为了回应随之而来的穆斯林抗议，独立后的印度新政府（自称是世俗政府）占领并关闭了清真寺。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教武装分子曾一度试图捣毁清真寺，为罗摩重建一座寺庙。1989年选举前夕，印度人民党（BharatiyaJanataParty）行动者将他们所说的圣砖运往阿约提亚，并为他们的寺庙举行了奠基仪式。
次年，印度人民党主席拉尔·阿德瓦尼（LalAdvani）率领他的竞选车队，穿越印度北部前往阿约提亚朝圣，他一路许诺要重建罗摩神庙。阿德瓦尼朝圣之旅的起点是索姆纳特（Somnath）——据称这里曾有另一座印度教寺庙被穆斯林掠夺者所毁。于是，朝圣伊始，阿德瓦尼就宣称：“为了这座寺庙，我们可以牺牲不止一届政府。”（Chaturvedi&Chaturvedi1996:181-182）阿德瓦尼的追随者把他的丰田面包车打扮成传奇英雄阿尊那[24]战车的模样——样子类似于彼得·布鲁克（PeterBrook）的电影《摩诃婆罗多》[25]。在人民党的大篷车沿途所至的城镇和乡村，阿德瓦尼的战车迎来了花瓣、坚果、点燃的熏香、檀香蜜饯、当地妇女的祈祷等众多礼物。就在他的阿约提亚之旅还剩最后一程之时，政府逮捕了阿德瓦尼。至于他的追随者们，则已先行抵达阿约提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冲破了警察设在这座惹麻烦的清真寺旁的路障，而警察也随即开枪，打死了“大量的”印度人民党行动者（Kakar1996:51）。
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善良的暴力：一方为了保卫公共秩序，另一方为了神圣的事业而牺牲。印度教行动者在河堤旁举行了大型追悼仪式，火葬了遇难者的遗体，并将烈士的骨灰带回他们在印度各地的家中。很快，阿约提亚的灾难导致了印度教徒、穆斯林、警察三方的大范围冲突。与这些冲突事件相互交织着的，是种性较高的学生公开抗议国民政府重新启动改善较低种姓者权益的计划（Tambiah1996:249）。
冲突一直持续到21世纪，好战的印度教领袖频频发誓要在巴布里清真寺原地建造（或者如其所称的——“重建”）他们的神庙。2003年，北方邦的法院命令印度建筑勘测局（ASI）对该地进行科学勘验。在ASI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镶有印度北部神庙特有图案的50根柱基和其他一些人工制品。这一新发现并未使问题得到科学、冷静的解决，反而令印度教行动者欣喜若狂，还在建筑学界引发了激烈的分歧。至于阿德瓦尼，则宣称“ASI的报告令千百万罗摩神的皈依者由衷喜悦”（Bagla2003:1305）。数周后，北方邦的一家法院撤销了对阿德瓦尼的指控（目前，他是总理的热门人选——如果印度人民党能赢得2004年大选），对其煽动1992年袭击阿约提亚清真寺的事件不予追究。
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不可能在印度之外的任何地方发生。它们将下列要素组合在了一起：一场运动（不仅旨在建造一座印度教神庙，而且还为印度人民党寻求政治支持）、一系列社会运动表演（协会、会议、行进等）以及价值、规模、统一、奉献的轰轰烈烈的展示。就此而言，印度教组织者的政治工作与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社会运动领导人的政治工作大同小异，连同民族主义者的刺耳宣称——“我们先来的”——也是一样的。甘地及其合作者开辟了一系列针对英国殖民体制的、视英国政府本身为目标之一的、富有特色的社会运动诉求，与之相似，印度人民党在寻求世俗的国家权力的同时，显然也在他们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中结合了印度教的宗教成分。就此而言，印度的运动几乎难以对社会运动独特的两重性——即在社会运动的形式、实践和意义上兼而有之的“地方性”和“国家性”——作出更加清晰的划分。
到了20世纪末，社会运动已作为一种大众政治工具，在民主国家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中日益得以广泛运用，同时，也被运用于从事一些令19世纪早期的社会运动先行者惊骇的计划。这一时期，社会运动所吸纳的文化形式和技术手段，也是任何一位19世纪的社会运动行动者无法想像的。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政府当局和警察之间演绎而成的运动套路，极大地减少了诉求伸张过程中的暴力行径。此外，组织者们正在创建国际性的联盟——甚至比他们19世纪的前辈还要积极。这也就将我们引入了21世纪。
[1]《瓦格纳法》（WagnerAct），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劳工立法，由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F.Wagner）提出，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7月5日签署。规定雇员有组织工会以及同雇主集体谈判的权利，雇主不得干预或压制雇员行使此种权利，雇主不得禁止罢工和歧视工会会员。此外，法律授权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局（NationalLaborRelationsBoard）以保障劳工权利。这部法律是罗斯福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美国工人的大宪章”。——译者注
[2]人民阵线（PopularFront），1936年初，为对抗国内的右翼联盟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在苏联的支持下，法国共产党联合工人总工会与社会党总工会合并成立了包括激进党在内的左翼政党联盟，并宣布其纲领为《截住通往法西斯之路》（barthewaytoFascism）；在1936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赢得378席，共产党拒绝入阁，但承诺支持社会党政府。——译者注
[3]拉丁区（LatinQuarter），位于巴黎第五区和第六区之间，是巴黎著名的学府区，闻名遐迩的法兰西学院、被称作欧盟思想库的索邦大学、号称法国自然料学第一学府的巴黎第六大学等，均云集于此。——译者注
[4]即1968年10月2日，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区融合了古印第安人文化、殖民地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三文化广场”（PlazadelasTresCultures）发生的震惊世界的特拉特洛尔科屠杀事件。——译者注
[5]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译者注
[6]黑豹党（BlackPanthers），1966年由休伊·牛顿（HueyNewton）和博比·塞尔（BobbySeale）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创建的黑人激进运动组织，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实现黑人权益；该党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失去了支持，并最终宣告解散。——译者注
[7]阿兰·图海纳（AlainTouraine，1925-），法国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创立了“行动社会学”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南美、法国、东欧的社会运动研究中；鉴于其学术成就，他获得了法国高级荣誉勋位勋章、法国高级国家功勋骑士团勋章等荣誉；他的著作《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和《行动者的归来》已由商务印书馆和台北麦田出版社译成中文，分别在2003年和2002年出版。——译者注
[8]格但斯克（Gdansk），旧称Danzig（但泽），波兰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9]本节文字译后有删减。——译者注
[10]本表译后略有删减。——译者注
[11]指在1956年事件中被处死的纳吉。1989年5月3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发表公报称“纳吉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决定重新安葬纳吉和他的4名助手；6月14日，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对纳吉和1956年的所有牺牲者表示哀悼；6月16日，数十万人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参加了重新安葬仪式。——译者注
[12]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天鹅绒革命，时年48岁的卡瑞尔·乌巴涅克（KarelUrbanek）取代米洛什·雅克什（MilosJakes）出任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译者注
[13]劳尔·阿方辛（RaúfAlfonsín，1927-），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前领导人，1983年经民选担任总统，任职期间（1983-1989年）恢复宪制，大力推进民主化。1989年5月，阿方辛提前举行大选；7月8日，梅内姆就任总统。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CarlosSaúlMenem，1930-）：阿根廷正义党前领导人，1989年在大选中获胜，任职期间（1989-1999年）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2001年因涉嫌倒卖军火，被阿根廷最高法院下令实施软禁，2002年获无罪释放；2004年因涉嫌在公共工程中舞弊、非法致富以及在瑞士银行非法存款等问题，再次面临起诉。——译者注
[14]“五月广场母亲协会”（MadresdelaPlazadeMayo），阿根廷著名人权组织。——译者注
[15]鲁本·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RubénFulgencioBatistayZaldivar，1901-1973年）、古巴军事领导人，1933年在政变中夺取军权，后以陆军参谋长身份控制历届政府。1940年出任总统，并颁布宪法，1944年竞选失败。1952年再度发动军事政变，实行独裁统治，任内多次宣布停止执行宪法，制定反劳工法，禁止罢工和群众集会，先后杀害爱国人士达2万多人。195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巴蒂斯塔逃往多米尼加。——译者注
[16]斯班道（Spandau）：大柏林地区为数不多的几个中世纪小镇，位于柏林市区西北部Havel河与Spree河的交汇处。——译者注
[17]休伊·朗（HueyLong，1893-1935年），美国政治家，曾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2年）和美国参议员（1932-1935年），以所倡导的“分享财富运动”（ShareOurWealth，1934年）而闻名。——译者注
[18]《犹太贤士议定书》（ProtocolsoftheEldersofZion）：又称《锡安长老协定》，一份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文件，据说由沙俄秘密警察Okbrana伪造，1897年开始私印，1905年曝光。内容取自莫里斯·乔利（MauriceJoly）的《马基雅维里与孟德斯鸠的地狱对话》（DialoguesinHellBetweenMachiavelliandMontesquieu），以“纪要”形式“纪录”了犹太人阴谋制造全球混乱、以便最终接管世界的企图。这份文件至今仍在发行。——译者注
[19]原文如此，应为1995年。——译者注
[20]苏瓦（Suva），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的首都。——译者注
[21]阿姆利则（Amritsar），印度锡克教圣地、旁遮普邦第一大城市。——译者注
[22]巴布尔（Babur，1483-1530年），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开国君主。1519-1524年对印度进行周期性的突袭，1526年占领了德里和阿格拉，建立了莫卧儿王朝。——译者注
[23]《罗摩传》（Ramayana），即《罗摩衍那》，蜚声世界的印度两大梵语史诗，讲述了英雄罗摩和他的妻子悉达的一生。——译者注
[24]阿尊那（Arjuna），《摩诃婆罗多》中般度族的首领。——译者注
[25]《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王后裔”，与《罗摩传》并称印度两大史诗，讲述了般度族和俱卢族争夺王位的斗争。——译者注 |
第三章19世纪的冒险活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2004）
第三章19世纪的冒险活动
1848年2月25日，巴黎数天前再次爆发革命[1]的消息传到了里昂。数百名织布工人从克鲁瓦—鲁塞（Croix-Rousse）的丝织厂区游行进入市中心，他们高唱马赛曲、沿着罗讷河（RhôneRiver）行进，最后穿越城市中心岛抵达泰尔乌广场（PlacedesTerreaux）和里昂市政厅。军队被人民群众所制伏，他们转而要求代理市长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宣布共和。代理市长一一照办。聚集的人群随后进入市政厅，推选出了一个由织布工人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共和派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在“七月王朝”（1830-1848年）[2]统治时期，有组织的丝织工人几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以展示自身力量：他们在出殡仪式中游行，在法定节日里游行，在1831-1834年间的数起暴动中游行。但是，除了突发性危机和官方批准的集会和游行外，工人们通常避免发动像1848年2月这样自发的游行，因为保皇派的法律规定只要有证据显示工人有组织地集会，便触犯了相关的法律禁令。
随着革命政权登台亮相，民兵组织（popularmilitias）从以往蛰伏在里昂专制阴霾中的工人和革命者组织中产生了。诸如此类的政治协会犹如雨后春笋，其中一些是新成立的，另一些是由以往的秘密团体或非正式的俱乐部简单地转化而来。这些组织经常上演一些爱国仪式——如种植自由树等。尽管保守派中央政府遏制里昂激进行为的拳头越捏越紧，但从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里昂的民兵组织和相关俱乐部还是多次集会、多次在城区内的街道举行游行。1848年3月14日，里昂市的左翼报纸《民权保卫者》（Tribundupeuple）刊载了如下报道：
3月12日，一大群市民在四个头戴自由帽的男子带领下，在市区内举行了游行。在象征解放的神圣徽章后，游行的队伍分成两列。在队列的中段，有一枚具有同样象征意义的徽章引人注目。市民们组成方阵，围着一名被粗绳五花大绑的男子，这名男子拖着一面可怜巴巴、已经褪色的旗帜，旗上垂着黑色的绉绸。这是一面白旗，被这名男子近乎拖曳着，旗面裹着旗杆，犹如一具盛殓可悲罪犯的棺材送他上路。这番景象让每个市民心满意足。（Robert1996:86）
红色帽子代表革命，白色旗帜象征着正统、象征着老波旁王朝的余孽（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但被1830年的革命彻底覆灭）统治法国的野心。在巴黎市民持续两周的革命期间，里昂市民有规律地或是发动、或是观看了街头示威活动。此外，示威者还运用了广为人知的民族标志以展现示威活动的WUNC——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
那么，到了1848年3月，社会运动是否已在里昂和法国成为了一种大众政治的手段呢？这个问题既有趣又富有争议。我们必须仔细观察1848年，方能判断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的组合是否已被大范围的诉求者所运用。最佳的答案是：是的，但是暂时的。
在对示威活动——而非社会运动的整体配置（apparatus）——所作的专论中，里昂史学家文森特·罗伯特（VincentRobert）认为：尽管在第二共和国（1848-1851年）时期里昂的示威活动接连不断，但是，它在当时尚未真正成为表达集体诉求的有效手段，直至19世纪90年代的国际劳动节的动员才使之遐迩闻名。〔注意：罗伯特用的是manifestation一词——我译为英语的“demonstration”（示威），该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真正取代cortège，défilè，démonstration和rassemblement等词在法语中的通常用法（Pigenet&Tartakowsky2003:84）。〕在罗伯特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法国政府当局，是不会公开承认示威活动是政治行为的有效形式的，因此，里昂当局指派警察去保护和疏导示威活动，而非按惯例视之以非法活动予以打击，实属破天荒之举。
不过，罗伯特承认，早在1831年里昂市就已经有了示威活动的元形式（protodemenstrations）。这一年的1月19日，大约1400名工人聚集着从市中心出发，他们步行越过索恩河，沿途高呼“要工作、要面包”等口号，当局逮捕了15名示威者（Rude1969:198-202）。进一步的示威，发生在2月12日（黑旗起义）和10月25日（大约有6000名参与者）；接下来，在11月21-24日爆发了一场全面暴动——以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开场，以群众最终接管里昂市收场（Rude1969:208，316，357-596）。1834年，里昂的丝织工人与巴黎起义者部分合作，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1848年革命以前——至少对里昂的丝织工人来说——示威活动已经成为政治史上不可忽视的篇章，从那时起，工人们就在镇压迹象稍有缓和或是民主迹象稍有萌动时，及时而频繁地发动示威活动，在镇压的风声再次趋紧时相应地做到敌进我退。
1848年革命的头一个月里，里昂至少爆发了8场示威活动。这一年的3-4月间，民主俱乐总部（CentralDemocraticClub）为争取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组织了数起大型的示威活动（Robert1996:94-100）。很快，妇女组织、政治俱乐部、拿破仑军队的退伍兵、中小学生、国家工厂的工人们也举行了反失业示威活动，有工作的人们则在里昂举行了罢工游行。大多数示威活动都把自身的特定诉求整合到建立新政权的共同诉求中。他们提出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坚持认为他们所代表的示威活动的参与者和人民应当享有公开言论的权利。
然而，街头游行与集会很快被严厉地镇压下去，示威活动自此销声匿迹了大约15年。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3]的最后几年是法国快速工业化的时期，这个政权开始部分放松对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控制。1864年，帝国赋予人民有限的罢工权利。1868年，工人可以依法举行公共集会而不必事先征得政府的批准。同年下半年，一项帝国法令允许工人们建立工会——只须其规章制度经过政府批准、会议纪要上交政府备案，并且允许警察派观察员旁听会议。
以已经取得的部分合法化为后盾，1870年——第二帝国的危机之年——里昂再次大量出现了工人的示威。负责植物园车站的一名警察探子，在1870年4月30日的报告中写道：
昨天傍晚，一支大约200人的队伍从克鲁瓦—鲁塞行进至我的辖区，领头的是一个临时找来的仪式师傅，他拿着一根棍子，后面跟着4个火炬手和一个举着红旗的16岁孩子……。这伙人看上去在14-25岁之间，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拿着棍子。他们唱着吉伦特派的马赛曲，然后用“点灯火”的调子高唱“打倒皇帝！共和万岁！”在人行道的两侧，各有大约30名工人模样的人，年龄在30-45岁之间，他们跟在这支队伍的后面，看上去像是在保护游行队伍。（Robert1996:168-169；点灯火，字面的意思是小油灯，是一首三拍单一旋律的革命老歌）
从那时起，示威者和里昂当局就玩起了老鼠和猫的游戏，直至1870年9月4日爆发新的革命[4]。
从1870年9月到次年春天，一面革命的红旗一直飘扬在里昂市政厅的上空。这个城市自行建立了一个激进自治的公社，却在1871年4月被政府以武力残酷地扼杀了（Aminzade1993，Gaillard1971，Greenberg1971）。作为这场新的革命的剧中插曲，示威活动再度出现，不过其步伐已无法与1848年相比。最后，随着第三共和国政府自上而下地恢复秩序，在此后的约二十年里，里昂的示威活动就主要是改头换面并混迹于其他类型的事件中：反对教权主义的葬礼、巴士底日（BastilleDay）的地方庆典、官方仪式、宗教游行、向市政府或国家当局派遣工人代表团。工会的合法化（1884年）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志愿者团体的扩大，示威活动才再度在里昂的公共生活中闪亮登场。
与法国其他地区一样的（Tilly1986:313-319），里昂在1890年国际劳动节爆发了盛大的年度系列工人示威活动，大约有15000名工人在这场首次显示了工人团结性与国际性的展示活动中登台亮相（Robert1996:270）。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不仅工人，还有许多团体在里昂举行了示威活动：天主教的、反天主教的、反犹太人的[5]，不计其数；而且与法国国内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合拍、越来越和谐。罗伯特认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示威活动已成为城市政治生活的普遍形式，成为寻常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组织游行尚须官方批准，但此时政府已心知肚明：禁止比批准更危险，不予理睬反倒能使事件和平发展。（Robert1996:373）
罗伯特的结论挑战了我对法国常备剧目的变迁的时间界定。不过，我们一致认为，在1848年革命前后，许多老的公共诉求伸张方式开始在法国急剧衰落；正是在此青黄不接的时刻，示威活动成为伸张纲领、表达身份和陈述立场的标准手段。
1848年革命之后，法国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政权反复——对示威活动或是相对压制，或是相对宽松；此后，示威活动又重新得以广泛运用，直到1940年德军入侵并占领法国。1944-1945年法国解放后，示威活动的“广泛运用”又失而复得，且恢复得极为迅猛（Duyvendak1994，Fillieule1997a，Tartakowsky1997，Tilly2003:207-213)。与此相同，社会运动的其他组成要素——如组建专项协会和联盟、组织诉求伸张的公共集会、WUNC展示的不断推陈出新，以及上述要素和其他要素在持久的公共运动中的融会贯通——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鉴于此，我们将社会运动成为法国大众政治之普遍形式的时间，确定为19世纪的最后数十年。
比利时的集会与示威
法国的邻居比利时又怎样呢？比利时历史学家吉塔·德内克（GitaDeneckere）在浩如烟海的档案、出版物、期刊和史学研究资料中，收集并整理了一份有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ngs）的事件编目，其时间跨度从1831年到1918年，范围包括了安特卫普、布鲁塞尔、根特和列日，收录了440个诸如此类的场景——人们聚集在一起对“社会和经济冲突”领域内的议题群体性地伸张自己的诉求。这份编目表明，这些行动是工人的行动而行动是关乎工作的（Deneckere1997:10)。不过，德内克的描述实际上超出了她的界定：例如，1838-1839年对分裂和建立卢森堡大公国——作为卢森堡独立的附加条件——所进行的爱国抵制运动[6]，也被德内克收录到了编目中（Deneckere1997:66-68）。
德内克的编目遴选原则，使1834年政教分离所导致的大规模暴力事件，被当作原本不甚稳定的南北联合的一次崩溃而排除在了编目之外；同样，1879-1884年间围绕着政权与教权关系的广泛斗争[7]，也被这份编目所忽略了。在德内克的集体行动编目中，有组织的法语团体和荷兰语团体[8]在语言权利和政治权力上的激烈斗争，只被浮光掠影地一笔带过（Carter2003，Zolberg1978）。不过，仅就德内克所选择的事件而言，事实证明它们在表现形式上越来越接近于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
德内克的材料表明，在1830年至1900年间，比利时斗争事件的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1847-1848年的准革命（semirevolutionary）动员[9]之前，斗争事件所反映的主要是工人集会、游行请愿、破坏公共财物、袭击卖高价食物的商人，以及同行业多家店铺的店员同时停工。19世纪早期，热忱的民主主义者尚未与工人建立起联系，正如德内克所说的：
创立集体行动的新剧目，在1848年以前尚未被工人们提上议事日程；齐心协方地［激进地］开创与年轻的比利时国家结构相匹配的工人运动，这一努力尚未取得任何成效。激进的民主派得到了工人的微弱响应，甚或根本没有得到响应。劳工领袖们真诚地试图破除现有的旧的组织模式，却毫无进展可言。（Deneckere1997:68）
此后，工人的行动频频采用了歇工（turnouts）这一形式：一小部分来自当地某个行业的发起人奔走于各个店铺之间，要求该行业的工人离开岗位、投身到日益壮大的人民群众中去。像这样一圈走下来，就有歇工的参与者聚集到一个安全的处所（通常是城镇边缘）公开诉说不满并进而形成诉求，然后向行业老板（往往以双方派代表开会的方式）提出这些诉求，并连续旷工直至雇主给予满意答复，或是被迫返回工作岗位。在1848年以前，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尚未登场。
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比利时的共和派和激进分子立即号召在国内发动一场与之相似的革命。不过，政府的反应更加迅速：3月4日，将卡尔·马克思驱逐出境。就在马克思匆忙离境之际，自由党政府先发制人，制定了预防革命的措施：如降低参加选举和担任公职的财产限制、将比利时有选举权的公民数量增加了近一倍。此外，比利时人口中法语居民与荷兰语居民之间的裂隙，也让政府受益匪浅：法语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共和政体和法国模式的鼓吹者，这让佛兰芒人对民主心怀戒备，怀疑那是要把比利时并入法国的阴谋（Dumont2002:chap.3）。
从1848年的政治变革到19世纪90年代，比利时的斗争性质——正如德内克的编目所记载的——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示威和大商行的罢工（strikes）活动开始愈发频繁和突出，而“歇工”这一斗争形式则已销声匿迹。19世纪90年代，地方和全国范围的联合总罢工（coordinatedgeneralstrikes）开始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此外，德内克的编目还揭示了19世纪后数十年里所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变，即示威活动成为伸张公共诉求的载体。下面以十年为单位，对比利时的公共集会、示威和请愿活动进行粗略统计，数据见表3.1，它显示了上文所述的变化程度。
表3.11831-1900年比利时的集会、示威和请愿活动
时段集会示威
请愿
1831-184042
7
1841-185001
3
1851-186020
0
1861-187013
0
1871-1880111
0
1881-1890059
0
1891-1900257
0
资料编自Deneckere1997:403-411。
在大量的集会、示威和请愿的背后，矗立着的是工人阶级的组织。曾一度作为公共诉求之伸张手段的请愿团，此时已迅速销声匿迹；自主自治的集会和示威活动——尤其是示威活动——现在颇受人青睐。（表中集会数量的减少，部分源于以下错觉：比利时的示威活动通常兴起于公共集会或包含了公共集会，而本表将德内克的“gathering”或是作为集会或是作为示威进行统计的。）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的工人建立起了国际联系，例如，国际工人联合会[10]的首次行动，便是1876年的根特示威。
此后，许多示威活动都是在准备发动总罢工的过程中进行的。诚如德内克所说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都将总罢工设计得规模浩大、形式完善，并协调了多个地区、目标旨在夺取全国政权。通常情况下，罢工的参与者将自己看作是社会主义者或工人的代表，而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的代表。比利时的工人开始为憧憬中的社会主义制定全国性的纲领诉求，他们在身份诉求上要求成为团结一致的工人，并在立场诉求上强调自己被不恰当地排斥到政权之外。这些新的行动表明表演剧目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变化的眼光看待上述一切，可以说在1848-1900年比利时的大众运动中，社会运动已发育成形。
德内克注意到，大众斗争和国内政治呈现出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在19世纪90年代，
在此起彼伏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与议会普选权改革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以至于没有人会忽略其间的因果关联。基于统治圈内出版和未出版的信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实际上，总罢工的真正意义比当时社会主义者所意识到的还要深远。社会主义工人一次又一次的抵抗，让掌权者感到了革命的威胁，这为民主的猝然扩大奠定了基础。（Deneckere1997:384）
比利时与法国一样，街头政治和议会政治相辅相成——在这个链条上，社会运动是极具意义的一环。
就此而言，法国和比利时的示威活动史，就是社会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大众政治中更加全面地制度化的历史。在整个19世纪，制度化广泛地发生于西方民主国家及其若干殖民地中。18世纪初，英国示威活动和其他社会运动方面的制度化，远远地领先于法国和比利时（Prothero1997:202-229）；到19世纪早期，当那些借助于公共节日和葬礼举行的集会及官方批准的其他集会，伴随着法国和比利时的政治批评家和诉求者跨过世纪之交，并令这些批评家和诉求者依然感到兴趣盎然时，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诉求者已基本丧失了对这些集会的兴致。然而，选举则有所不同：随着公民权日益扩大和被剥夺公民权者诉求的日益增多，选举活动和议会会议越来越多地成为表达诉求的主战场。在英国，向议会提交的议案越来越频繁地成为社会运动诉求伸张活动的焦点。议会化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发展（Tilly1997，Tilly&Wood2003）。
示威活动很好地诠释了社会运动的独特表现形式的历史起源。尽管示威活动后来在各类场景、议题和诉求者中实现了广泛的一般化和普及化，但是，示威活动不同发源地所塑造的活动形式各不相同，发源地的特定背景从以下三个方面塑造了示威活动，即：互动模式、合法先例、示威者与其他政治角色（包括政府当局和诉求对象）的关系表示（representationsofrelations）。我们已经看到英国示威活动的互动形式、合法先例和关系表示，是从派遣代表团、请愿游行、公共节日集会、工匠游行、选举集会及政府批准的集会改编而来的。此外，武装游行同样提供了某些原型，尽管它是没有合法先例的。
18世纪，在为民兵保留合法身份的国家——如荷兰而非法国——武装的民兵游行就提供了这种原型和危险的合法先例。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宗教游行早已闻名遐迩，它不仅提供了情感的表达场所——这些情感是当局不轻易容忍的——而且还为WUNC展示提供了额外的机会。对19世纪的爱尔兰来说，示威活动引发的是大约一个世纪的宗教游行、共济会游行（outings）、工匠的节日游行和民兵游行，这些已逝的历史确实给迈进21世纪的爱尔兰示威活动留下了沉重的阴影（Bryan2000，Kinealy2003，Tilly2003:111-127）。是的，与涂柏油、插羽毛或连饮45杯酒相比，街头示威活动具有模块化的特质，该特质推动了示威活动在社会运动广阔世界中的扩展。当然，这些特质不是脱离历史而独立自存的。
社会运动的其他表现形式也一样：组建专项协会和联盟，公共集会、依法游行、守夜、集会、请愿、向公共媒体或通过大众媒体发表声明、印发小册子等。尽管这些形式最终交融于一个广泛可行的、使社会运动区别于其他政治形式的常备剧目中，但是，每一种形式都有其自身的历史：那里刻下了自己的意义和实践印记，那里划定了可能与不可能的限制，那里存在着从场景到场景的不同变化，那里产生了表现形式的内在变化。
从我们已分析的示威活动中举一个小而有趣的事例。就拿罗伯特描绘的里昂早期罢工运动来说，这些运动采用了诸如自由帽之类的罢工象征物，打造了具有政治意蕴的表演场景，并渲染了鼓舞人心却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歌曲。直到那个世纪结束，法国的示威活动通常表现为标语和旗帜下的列队行进，表现为对自己所代表的群体所作的口头甚于行动的表态。上述变化的产生，不仅得益于公众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且还得益于有关政治表达的法律限制有所放宽；而这些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影响了专项协会的行动、影响了对媒体的运用、影响了社会运动表现形式的整体结构。
宪章派
为了更加细致地了解社会运动制度化之后的情形，有必要对英国——倒不如说是联合王国，因为1801年其版图已由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延伸至爱尔兰——略作回顾。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斗争将社会运动推上了政治舞台，而联合王国——包括爱尔兰——则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创建者。正如本书所描述的，反对奴隶制的社会运动促成了1833年的全面禁奴；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新教反对派和天主教徒分别于1828年和1829年获得了政治权利。在此后的三年里，社会运动为推动议会改革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并在1832年促成《议会改革法》（ReformAct）期间达到运动的高潮（Tilly1995:284-339）。尽管《议会改革法》并未使参与运动的工人获得选举权，但是，由于实际上大量增加了商人和雇主的投票权，因此选举制度还是以温和的方式转而有利于大多数选民。与此同时，有组织的工人在要求救济和平等的权利时，也越来越多地将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等社会运动形式作为自己的手段.
工人及其激进派盟友尖锐、公开而恰如其分地对新近获得选举权的资产阶级进行了指责，指责他们以接受1832年《议会改革法》的方式出卖工人的利益，并认为《议会改革法》不仅直截了当地将雇佣劳动者排斥在外，还通过增加选举所需的财产资格限制，将先前可能获得选举权的少数富裕工人排斥在外。1834年，辉格党执政后产生的新议会颁布了《新济贫法》（NewPoorLaw），以此作为对其自由主义执政纲领的贯彻落实，工人及其激进派盟友指责这部法律授权成立的贫民法联合团体（PoorLawUnions），是让肢体健全的工人不再能够获得施舍、让他们因为失业而被送入贫民习艺所、让贫民习艺所的条件越来越具有惩罚性。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这两起事件各自引发了社会运动，并最终汇聚成著名的、被称作宪章运动的群众运动。
《人民宪章》（People’sCharter）发表于1838年5月，它是激进派与改良派协商妥协的产物：例如，它放弃了激进派有关妇女选举权、有关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十小时的要求；此外，颇受自由主义改革家欢迎的有关废除《谷物法》的要求——在1846年以前，《谷物法》所实行的浮动税率制在保护本国谷物生产商不受进口竞争之余，也导致了本国人民的日常食品开支居高不下——也未在宪章中得到体现。《人民宪章》采用了平庸老套的请愿书格式，开篇就是“苦难而卑微的英国同胞谨致请愿书于尊贵可敬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议会下院……”。序言部分生动地描述了盛世之下工人的贫困状况，并着重对1832年《议会改革法》提出了批评。随后《宪章》具体提出以下诉求：
1．［成年男子］普选权；
2．无记名投票制［取代口头表决］；
3．议会每年改选；
4．当选议员享有薪俸；
5．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
6．平均分配选区（Black1969:127-131）。
上述方案最初是由1836年成立的、持改革立场的“伦敦工人协会”提出的，但很快就获得了全国的改良派、激进派和专项社会团体的支持。
许多已成立的工人组织投身到运动中来。1840年，曼彻斯特发起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全国宪章派协会”（NCA），并很快衍生出了四百多个分会，其中许多分会是从先前活跃的地方工人组织中发展而来的。全国宪章派协会“在1841年为要求释放被捕的宪章运动成员组织了两百万份请愿签名，在1842年的宪章二次请愿中组织了三百万份签名”（Prothero1997:222）。宪章派领导人通常将他们的行动称作“运动”。他们还有意采用了一些一目了然的象征物：例如，在1842年8月伦敦宪章派示威活动中，警察逮捕了两名男子，他们携带了一面巨大的英国国旗和“一块蓝白相间的小绸布，上面写着‘教会改革！国家改革！’，顶上是一只深红色的自由帽”（Goodway1982:108）。
1839年至1848年期间，宪章派几乎每年举行工人阶级全国大会[11]。尽管这些大会沿用了二十年前反议会的陈旧和激进的程序，并以戏剧化的方式描绘着现行体制的弊端；但是，由此选举产生的一个大型全国性会议，却对英国议会——所谓代表国家——的合法性直接提出了挑战。为了避免被告发，全国大会只是代表性地集中了代表中的一小部分人，这些代表由全国各地的群众大会口头选举产生。此外，以全国大会为中心，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和多种形式的公共集会。
例如，在诺丁汉，组织者吸引了一些店主参加群众大会，并为筹备1839年的全体大会散发了如下传单：
我们根本就不认为零售商人是社会中一个毫无用处的部分，他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除非工人阶级能够获得其应有的劳动报酬，否则，零售商人就不可能作为一个体面的群体而存在。他们必然与工人阶级同命运，因此，我们呼吁，同胞们，加入这场正义的斗争……协助人民代表。若能如此，工人阶级便能拧成一股绳，让专制的力量无从渗透。（Church1966:131）
请注意其中所投射的WUNC：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我们看到宪章派将纲领诉求集中于宪章本身，将身份诉求定位于联合的、有价值的工人阶级，将立场诉求界定为对将他们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表示抗议。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宪章运动都采用了非暴力的WUNC展示，其中既有和平集会，也有对敌人的公开打击。（历史学家常常一刀切地划分为“精神”宪章派和“武力”宪章派。）宪章运动中出现的几次早产的起义——概括地说——要么被镇压、要么受到了蛮横的司法指控。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英国宪章派在示威活动中纷纷拿出法国的三色旗，呼吁以革命的方式实现变革。1848年，律师、诗人兼宪章派成员欧内斯特·琼斯（ErnestJones）宣称：
我相信我们正站在权利的入口处，每一步都坚定如铁地属于我们自己。我确信人民已经做好了实现宪章权利的准备，既然如此，我要说——去争取吧！上帝捍卫权利！……如果立法者把我们当回事儿，我们就把法律当回事儿；如果立法者不把我们当回事儿，那么，法兰西共和国就是我们的榜样！（Ward1973:200）
与19世纪后期许多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一样，地方性诉求与共同的战略究竟孰轻孰重，这在宪章运动中是变化不定的。尽管如此，统筹协调以平衡全国的各项政治权利，始终是英国宪章运动的重中之重。
经历了1848年的最后一次爆发，作为全国运动的人民宪章运动分化瓦解了。许多行动者转而投身于温和的、绥靖的、地方性的改良方案：或教育、土地问题的改善，或贫困问题的改良；另有一小部分行动者依旧执着于地区层面的宪章协会（Price1986:517）。直到20世纪，一个整体的、成文的人民宪章方案才成为英国法律的组成部分；至于宪章运动中具有过多民粹色彩的诉求，则彻底遭到了失败（Thompson1984:335-337）。尽管如此，宪章运动毕竟为19世纪的几次重大群众动员埋下了种子、提供了范本。此后有关扩大公民权、争取妇女选举权、要求政教分离及爱尔兰地方自治的诉求，都是从宪章运动的方式方法中汲取养分的。
19世纪美国掠影
19世纪北美的社会运动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威廉·盖姆森对1800-1945年间的美国社会运动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为那个无拘无束的运动、表演和WUNC展示的狂野世界设计了一份精细的编目。盖姆森及其研究小组查阅了大约75种历史文献，对尚有名目可循的、曾参与了社会运动和/或抗议活动——无论运动或活动的形式如何——的组织进行归类，从而形成了一份包含大约4500个组织的名单。在这份名单中，他们又随机抽取了11%的样本——即467个组织，从中再细致筛选出53个组织，这些组织曾经：（1）试图对未经动员的民众实施动员；（2）向所在群体之外的对手（antagonist）伸张诉求。这53个组织中有27个是1900年以前开展活动的，详见表3.2。以下是盖姆森等人为19世纪美国社会运动勾画的简要编目。
表3.2威廉·盖姆森的19世纪运动团体及其诉求方案
年份组织诉求方案
1816-1834北卡罗来纳解放社（NorthCarolinaManumissionSociety）倡议奴隶主主动解放奴隶
1825-1830监狱纪律学会（PrisonDisciplineSociety）建议改革
1831-1833手工劳动者文化促进社（SocietyforthePromotionofManualLaborinLiteraryInstitutions）身体健康
1832-1840妇女反奴隶制联合会（NationalFemaleAnti-SlaverySociety）废除奴隶制度
1833-1836熟练裁缝贸易联合会（UnionTradeSocietyofJourneymenTailors）行业利益
1833-1840美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Anti-SlaverySociety）废除奴隶制度
1843-1847美国共和阵线（本土主义美国政党）（AmericanRepublicanParty）（NativeAmericanParty）反天主教、倡导新教
1858-1873弗尔康之子联盟（UnitedSonsofVulcan）捍卫铁工厂工人的利益
1865-1872神圣八小时联合会（GrandEightHourLeagues）倡导为八小时工作制立法
1869-1872美国自由贸易联合会（AmericanFreeTradeLeague）废除关税
1869-1876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FirstInternational）社会主义政治
1880-1887社会革命俱乐部（工团主义—共产主义）（SocialRevolutionaryClubs）（Anarcho-Communists）经济重组
1880-1905美国自行车手联盟（LeagueofAmericanWheelmen）废除自行车不得上公路的禁令
1881-1912美国木匠和工匠兄弟联合会（UnitedBrotherhoodofCarpentersandJoinersofAmerica）行业利益
1881-1935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为劳工运动提供法律和政治支持
1882解救社（LeagueofDeliverance）反对中国劳工
1885-1891全美棒球手兄弟会（NationalBrotherhoodofBaseballPlayers）行业利益
1885-1934铁路列车长兄弟会（OrderofRailwayConductors）行业利益
1886-1888美国人党（AmericanParty）反对外来移民
1887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LaborParty）社会主义政治候选人
1888-1910希伯来商业贸易联盟（UnitedHebrewTrades）犹太移民工人的利益
1888-1935国际机械师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Machinists）行业利益
1892-1915天国兄弟会（BrotherhoodofKingdom）宗教和社会状况
1892-1921街道与电气铁路工人联合社（AmalgamatedAssociationofStreetandElectricalRailwayWorkers）行业利益
1892-1933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东岸）（InternationalLongshoreman’sAssociation）（East）行业利益
1893-1932美国比例代表制促进会（AmericanProportionalRepresentationLeague）反对城市政治领导集团的比例代表制
1896-1914平民合作兄弟会（BrotherhoodoftheCooperativeCommonwealth）合作社和选举权
资料来源：Gamson1990:277-1285。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社会运动组织（SMOs）与社会运动全然不同：社会运动是交互式的运动，而社会运动组织并非如此。社会运动组织往往比运动持久，而运动则几乎总是涉及多种多样的组织、变来变去的联合以及没什么名目的非正式网络。我们从英国的宪章运动中看到，许多先前被动员起来的民众（他们被盖姆森的遴选标准排除在外，除非再成立一个组织去动员他们）参与了后来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因此，就像前文将示威活动从社会运动中单列出来予以追溯一样，盖姆森有关社会运动组织的编目只是美国社会运动行动的一个精选画面。
尽管如此，这个画面还是有一些亮点可循：
1.它描绘出19世纪后期社会运动所呈现的加速发展势头。在19世纪的27个组织中，仅有7个在1850年以前便开展了活动，而到了1875年之后，则有半数以上的组织突然启动开展了活动。
2.参与运动的组织类型发生了显著变化。1850年以前，上述27个组织中仅有一个是工人组织（即熟练裁缝贸易联合会），此外全是老套的废奴或社会改革组织。但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工人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它们或是为了自己的行业利益、或是为了某个政治纲领——从反华排华到社会主义革命——致力于将工人们结为一社。
3.参与运动的大多数组织旨在寻求特定的利益或利益保护，而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权利的普遍化。用21世纪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组织，其中有一些——特别是从事本土主义动员（nativistmobilizations）的组织——着实反动透顶（参见Hoffman2003，Kaufman2002，Skocpol1999:72-75）。
就整个19世纪而言，美国社会运动所伸张的诉求越来越明确地贴近于美国人日益关注的事务。盖姆森的编目样本遴选标准，让他侥幸回避了19世纪两个最突出的社会运动主题：禁酒和妇女选举权。此外，他的编目还漏掉了一些极其反动的运动，如美国内战前盛极一时的反废奴运动（Grimsted1998，McKivigan&Harrold1999）。不过，他倒是抓住了市政改革和合作运动。总之，盖姆森的编目对19世纪后期美国迅猛而宏大的社会运动进行了描绘。
玛丽·瑞安（MaryRyan）有关19世纪纽约、旧金山和新奥尔良市的大众政治史的研究，以丰富的事例在整体上证实了盖姆森的观点，即：美国的社会运动是不断变化的。瑞安编撰的19世纪运动组织名册——除了对民族和种族作了较为明显的区分之外——与盖姆森的编目极其相似。例如，她同样记载了：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工人保护协会（Irishworkers’protectionsociety）的成员机构——纽约劳工慈善联合会（NewYork’sLaborersBenevolentUnion）——的活动；1856年本土主义的美国人党（nativistAmericanParty）在新奥尔良市的形成过程；为了应对1863年的纽约征兵骚乱（draftriots）而致力于为有色人种提供救济的商业委员会（CommitteeofMerchants）的形成过程；1865年在新奥尔良市举办的路易斯安那州有色人种大会；1867年旧金山工人所组成的八小时联合会（EightHourLeague）的游行活动；1877年加州劳动者阵线（Workingman’sPartyofCalifornia）煽动的触目惊心的反华浪潮；以及诸如古爱尔兰修道会（AncientOrderofHibernians）、奥伦治忠诚协会（OrangeLoyalAssociation）等各自独立的种族、人种和职业团体（Ryan1997:79,82,148-150,173,229,262,282,290-291）。与盖姆森不同的是，瑞安还记录了1863年纽约全国忠诚妇女协会（NationalLoyalWomenLeague）和新奥尔良市全国平等权利协会（NationalEqualRightsLeague）的大众政治参与活动（Ryan1997:179,262）。瑞安所提供的素材，揭示了美国社会运动具有宽泛的纲领诉求、多种多样的身份诉求及不断反复的立场诉求——包括要求剥夺其他行动者的政治权利、甚至将其从整个国家中排斥出去。
此外，瑞安还注意到，在美国内战后的上述三个城市的大众政治中，工人组织的作用日益显著，这与盖姆森的观察不谋而合。
1877年，铁路大罢工把一些小市镇消耗殆尽，基于同样的原因，大城市各行各业的工人也纷纷走上街头。雪茄厂的工人宣布，他们将以无与伦比的激情和团结，在新奥尔良市和纽约市的街垒中战斗到底。新奥尔良市的报纸报道说，雪茄厂工人在刚果广场（CongoSquare）集合聆听了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的演讲。同样的行动把纽约市塞得满满的，并赢得了路人和媒体的特别关注。《论坛报》（Tribune）一篇题为《雪茄厂工人街头阅兵》的报道称：“昨天，参加罢工的雪茄厂工人在协和女神厅（ConcordiaHall）前集会，他们步入队列时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男人、妇女和儿童三三两两地从车间中来，每个人带着一面小旗和写着字的标语。”那些小旗中有德国、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国旗，这些旗帜犹如聚集在刚果广场上的不同语言的人们，标志着城市公共空间里的新的动员运动——那是不同种族的“劳动者”的运动。（Ryan1997:256）
瑞安将19世纪美国城市政治的基本运作轨迹总结为：“从分化（differences）到二元，从代表制到官僚化，从基于公民自愿（citizenry）到基于税收基础（taxbase），从自发联合到社会运动。”（Ryan1997:259）随着美国城市空间的集体狂欢形态（festivalphase）的衰落，以往通常是狭隘利己的诉求伸张活动开始趋向于规范，并日益被社会运动所取代。瑞安认为，社会运动的兴起让19世纪早期难以驾驭的街头民主变得驯服（比较19世纪的英国，Vernon1993）。
社会运动：何处、何时、为什么？
19世纪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的运动实践，为我们增添了多少有关社会运动之形成条件和形成原因的新知识呢？老实说，相当多。其中最明显的是，即便只是一些简单的印象，也足以显示19世纪的社会运动行动着实从地方性的文化中汲取了诸多养分：歌曲、口号、象征物、装束和标志，均从先前业已存在的行为和实体中提炼出了新的内涵。综合考察上述四个国家的专项协会、公共集会和示威活动，我们注意到其中延续着一种差异，这种差异让伸张诉求的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及WUNC展示有自身的逻辑可循，并令本地的观众一目了然。就此而言，社会运动的模块化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尽管社会运动的整体形态随着运动场景的改换而轻易改观，但是，一场示威活动或一个专项协会毕竟是有其明显的地方文化特色。
社会运动剧目在上述四个国家的转变，对大众政治中的群众参与具有深远的意义。随着普通民众转向新的诉求形式，也随着政府对于旧的诉求形式打压日益严厉，诸如洗劫屋舍，当众羞辱（shameceremonies）、强迫表态（forcedilluminations），动用私刑（directattacksonmalefactors）等旧的剧目形式很快就不时兴了。对社会运动策略的这一变化，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从策略效果的角度加以理解；因为旧的剧目形式所惯常采用的直接行动，尽管很少能够促成国家层面的政治变革，却往往能够迅速而果断地解决地方事务。北美、比利时、法国和英伦岛上的普通民众，失去了他们珍爱并公认为有效的报复、施压、祈愿、威胁等传统的诉求伸张手段。
此外，在人口结构中，与政治企业家和专项协会缺乏联系的那部分人，实际上也部分丧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例如，在宪章运动之前，英国的无地农民至少还可以通过公开羞辱、呼吁地方支持、集体破坏农械和协同怠工等方式，向农场主和地方当局施加群体性的压力；可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可资利用的手段已减少到了只能偶尔放火、偷猎和暗中伤害牲畜（Archer1990）。这是因为宪章运动的动员对象主要是工匠和技术工人，而不是无地农民。社会运动剧目形式的转变，戏剧性地降低了——由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活动所导致的——对于人身和财物的暴力侵害。此后，社会运动的大多数公开表演都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即使发生了诸如警察与示威者相互扭打的事件，其程度也远逊于旧的剧目形式。
为什么会这样呢？总体说来，议会化有力地推动了上述四国社会运动的形成。请记住议会化的两个主要成分：（1）在政府行为方面强化了代表机构的绝对权力，如征税、宣战、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2）在同世袭君主、大庇护人（greatpatrons）、牧师和地方权贵的关系方面，强化了代表机构的相对权力。
本章所讨论的四个国家的议会，均为统辖全国疆域的领土组织（organizedterritorially）。当然，并非所有的议会都是如此。实际上，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前的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尽管非常接近于国家议会，但它所代表的显然不是法国，而只是法国的三个主要等级——僧侣、贵族和市民。直到1789年和1790年的革命，三级会议才转变成为一个代表地域的国家机构（Lepetit1982,1988，Margadant1992，Markoff1996a，Ozouf-Marignier1986，Schultz1982，Tilly1962，Woloch1994）。议会这一领土组织——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其他地方的——让掌权者和选民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空间距离趋于紧密。就此而言，议会决策的绝对影响力和相对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使公民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易于实现的、具有潜力的诉求目标，即议会中的本地代表。
一般说来，议会化还产生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运动诉求的政治效果：
●长期建立的、作为国家政治重要渠道的委托—庇护链（patron-clientchains），其政治上的重要作用削弱了；
●政治企业家获得了新的重大机遇——成为政府官员与权利受侵害的公民团体间的临时链接；
●政府所谓代表了一个统一、协调的民族的主张得到了强化；
●代表机构定期举行的半公开会议，转而成为临时性的和地域性的伸张诉求的场所。
在19世纪的英国、美国、法国和比利时，层出不穷的社会运动成为了议会讨论的焦点。这不禁让人想起德内克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群众行动”与1893年比利时议会有关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动议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和比利时相对集权的政权结构，与英国——特别是美国——更加分权的政权结构存在着明显区别。尽管手头资料不足以从事细致的比较，但还是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即社会运动集中发生在集权政治结构的民族国家中。就拿工人来说吧：在法国和比利时，工人在抗议私人雇主的罢工中，通常将伸张权利、主张政策和要求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国家；在比利时，工人在此起彼伏的总罢工中，同样将矛头指向国家而非私人雇主。在相对分权的英国，不仅议会分担了一部分社会运动的诉求伸张，地方政府和区域性政府亦对之有所分担。至于美国，各州乃至于各个城市的领导人，均相应分担了社会运动的诉求。就此而言，国家的政治结构塑造了社会运动的行动。
补充说明一点：这四个国家当时的社会运动组织形式，也同样塑造着各自的社会运动。例如，美国自行车手联盟和美国人党等组织，恰恰就是在伸张公共诉求的过程中形成的。不过，一旦社会运动组织从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产生了，就会从组织的整体环境中汲取养分。例如，美国的宗教团体、互助协会、共济会及种族协会，就是在美国社会运动所囊括的各种联盟和协会的整体脉络中复兴的；而天主教组织与其反对教权的对手之间的对抗，则在法国和比利时尤为严重。在不同的社会运动场景之间，或是存在着密切的合作、或是存在着势均力敌的对抗，但无论如何，我们依然期待着为产生社会运动行动的、存在于地方性的组织环境中的那些独特的组织形式，寻找到某种相似的组织基础。社会运动是政治交互行为的复杂形式，我们不应当指望它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相对不变——僵硬得犹如一部移动电话、一件文化T恤或是一句“OK”。
政治权利
是否拥有国家所确认的（state-guaranteed）政治权利，这对社会运动差异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检视历史，我们发现集会、结社和言论的权利特别重要（参见Anderson&Anderson1967:chaps.6and7）。一旦政权有能力大蝠度地削减上述权利（如法兰西第二帝国早期），社会运动也就随之衰落了。对一切重要的社会运动表演及与之伴生的WUNC展示，集会的权利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旧的剧目形式中那些常规项目——它们源于官方批准的赶集、节日集会等例行集会——有所不同，社会运动的常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集会。
对社会运动的专项组织和横向联盟来说，结社的权力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地下组织和非正式的网络同样可以对某些诉求形式加以协调，但若拥有了合法结社的权利，就能够极大地便利公共诉求的动员与协作；同时，也能使政治行动者的数量成倍增加：倘若一个政权拒绝给予人们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而结社的权利，那么，政治行动者们——即使他们原本反对这种特定利益——也会因为受到威胁而有所退缩；相反，在前文提及的比利时，主张法语本位和佛兰芒语本位的群体均从对方的组织形式中获益匪浅。
在一切以社会运动形式进行的公开诉求活动中——如集会、示威、宣传手册、短消息等——言论自由都显然位居于中心。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宪章运动便是一个最生动的例证：英国政府对宪章运动分子严加审查，试图找出阴谋犯罪和叛乱的迹象以便进行检诉，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力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公众活动家们已能充分运用言论的权利对统治者进行批评，并倡导进行激进的政治变革。
不过，以上陈述容易引起误解：似乎先得政府赋予权利，然后普通民众才能运用这些权利。实际上，我们看到自约翰·威尔克斯以降的公众活动家和政治企业家，一直都在为争取集会、结社和言论的权利而进行着讨价还价；他们通常采取这样的方式：撼动禁忌的藩篱，以便权利向某类人群、某种行为、某些组织或者某个地方延伸。1768年威尔克斯的法庭胜诉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它为英国的政治言论保护奠定了法律先例。
在伸张诉求的斗争进程中，日复一日的讨价还价犹如水滴石穿，在看似无形间扩大了权利的范围。那些已能运用结社权利的公民——如纳税人或宗教团体成员——则勇敢地利用纳税人会议和教堂活动来规划和表达其共同的诉求。在诸如革命前的波士顿等地，统治阶级成员也在运用集会、结社、言论等手段追求自己的集体目标，因此，倘若政府此时限制普通民众运用同样的权利，便显得尤其不合时宜；而当社会精英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从民众中吸收追随者，或是处心积虑地与政权的反对力量结成同盟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在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期间，这种争取权利的讨价还价更是取得了飞速发展。它包含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发展方向。在自下而上方面，我们看到普通民众集会、结社和发表言论的途径不断增多，而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社会精英们则相互争斗，甚至有时会殃及民众中的追随者。在自上而下方面，我们看到改革者或革命者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将对权利的建设视为巩固自身权力的原则和/或手段。回顾1848年里昂的革命，我们看到权利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得到了扩张；里昂市的工人和其他诉求者借助于革命事业的分工（divisions），从后台一跃而进入公共政治领域；在1848年2-3月，控制了法国政权的革命者也制定了支持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法律。如果说自上而下的推动，使这一时期里昂和法国其他城市的社会运动获得了暂时的发展；那么，在1870年至1871年间，里昂的激进分子则颠倒了这个程序：他们夺取城市的控制权以此对抗国家，并建立了一个持续6个月之久的公社——在那里人们享有广泛的集会、结社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间接和竞争性的选举制度，作为一项始终遵循着自上而下路径的政治创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形成。正如英国和北美的历史学家已充分阐释的，即使投票权狭窄、不平衡的选举也能促进社会运动的行动。间接和竞争性的选举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推动了社会运动的运动、剧目表演和WUNC展示的发展。
1.选举犹如官方节日，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公共集会——政府很难从中清理出目的不在于投票的人；因此，这种集会成为传播公共诉求的豁免地。
2.选举提供了一种模式：人们可以像公开支持某个竞选的候选人那样，公开地支持某个竞选纲领（rivalprograms）。一旦政府允许人们公开讨论选举所涉及的重要议题，便很难禁止这种讨论在选举之外进行。
3.选举活动使人数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竞争性选举中，如果一个团体拥有大量追随者的支持，它就有可能成为民意上的盟友或敌人。
4.候选人往往有这样的动机，即炫耀公众——包括不参与投票者——对自己的支持；为了获得这种炫耀，他们有意愿去代表“人民”、比竞选对手获得更广泛的支持（Morgan1988）。
5.选区是按地理方位划分的，因此，竞选和投票也使地方性的议题有机会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
6.法律上对有投票权和无投票权的划分，因排斥无投票权者而推动受排斥者产生了以下诉求，即要求获得被这种赤裸裸的排斥所剥夺的权利。
在19世纪的英国、北美和比利时，选举活动在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推动了社会运动的发展。此后，投票权的扩大又加倍刺激了社会运动的扩展：增加了有投票权者的参政权利，增强了无投票权者进行群体性诉求伸张的意愿。
社会运动等于民主化吗？
这一切是否是一个巨大的同义反复：社会运动＝民主化？（Giugni，McAdam，&Tilly1998，Ibarra2003，Markoff1996b）相关历史事件表明，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姻亲关系（affinity）；但是，另一方面，社会运动与民主化在生成逻辑、实际发展和形成原因上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就生成逻辑而言，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民主化，因为社会运动的运动、剧目表演和WUNC展示在原则上代表了不平等和排斥，而并非代表了平等和包容：不妨考虑一下驱逐新移民运动的（极具逻辑上的）可能性。在实际发展方面，我们也见识了反民主运动的不断产生——看看威廉·盖姆森有关19世纪美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编目就明白了。
在社会运动的形成原因方面，它与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独立地发展的。例如，在殖民征服和革命事件中——如二战结束后盟军占领下的日本和德国，新的统治者就有可能在从未有过社会运动动员的情况下，猝然强制推行旨在实现民主的民主制度。社会运动与民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基于已有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完全崭新的结论：一旦民主化得以发生，社会运动（无论是否民主）往往会接踵而至。
鲁思·贝林斯·科里尔（RuthBerinsCollier）对西欧和南美的民主化所作的比较研究，使上述观点获得了更加精确和细致阐释的机会（对科里尔研究的阐释与批评，参见Tilly2001a）。科里尔对民主转型中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作用进行了系统考察，她比较了17个“历史性”（historic）的民主化事例——大多发生在19世纪[12]，此外，还包括了10个发生在1974-1990年间的“近期”（recent）事例。在科里尔看来，民主化意味着建立了:（1）自由主义的宪法章程（constitutionalrule）；（2）规范的选举制度；（3）独立和普选的立法大会（Collier1999:24）。表3.3列举了科里尔所说的历史事例：从瑞士（1848年）到西班牙（1868-1931年间的三次转型和三次倒退）。为了厘清社会运动与科里尔所说的民主转型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哪些转型值得重视，然后确定社会运动在公共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时间，最后再对这些时间进行比较。正如法国的历史所表明的，上述过程并不简单。科里尔将法国民主转型的时间确定为1848年和1875-1877年，也就是说，民主转型的时间明显早于法国示威活动史所揭示的建立持久社会运动的时间；而问题在于，1848年确实给法国的集会、结社、示威及其他的社会运动表演带来过暂时的繁荣。
表3.3鲁思·贝林斯·科里尔的“历史性"民主化事例（附：转型时间）
国家年份
瑞士1848
法国1848，1875-1877
丹麦1849，1915
希腊1864
智利1874/1891
英国1884，1918
挪威1898
芬兰（1906），1919
瑞典1907/1909，1918/1920
葡萄牙1911，1918
阿根廷1912
意大利1912（1919）
荷兰1917
比利时1918
德国1918-1919
乌拉圭1918
西班牙1868，1890，1931
资料来源：Collier1999:23。
注：“年份/年份”表示民主制度的要素分别得以实现的时间；“（年份）”表示主流意见之外的另一种时间界定；“年份，年份，年份”表示在经历反复或起伏后，民主制度得以恢复的时间。
表3.4科里尔“历史性”事例中的社会运动与民主转型顺序
先有社会运动先有民主转型
丹麦1849，1915瑞士1848
英国1884，1918法国1848，1875-1877
挪威1898希腊1864
芬兰（1906），1919智利1874/1891
瑞典1907/1909，1918/1920葡萄牙1911，1918
阿根廷1912西班牙1868
意大利1912（1919）
荷兰1917
比利时1918
德国1918-1919
乌拉圭1918
西班牙1890，1931
资料来源：Alapuro1988，Ballbé1983，Birmingham1993，Caramani2003，Collier1999，Deneckere1997，Dolléans&Crozier1950，Dowe1970，GonzálezCalleja1998,1999，Lida1972，López-Alves2000，Lundqvist1977，Öhngren1974，Paige1997，Rock1987，Sabato2001，Seip1974,1981，Skidmore&Smith1984，Stenius1987，Tilly1986,1995，Wåhlin1986，Wirtz1981。
借助于科里尔的描述并辅之以大量的历史研究，我为科里尔的民主化事件制作了一份粗略的表格。这份表格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在科里尔的民主转型日期之前、社会运动的行动就已蓬勃开展的国家；二是在社会运动枝繁叶茂之前、民主制度就已真正确立的国家。表3.4明列了上述细目。西班牙在表格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1868年过早夭折的民主化——发生在任何一场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动员之前；另一次是1890年和1931年的新的民主转型——发生在西班牙的社会运动已开始蓬勃发展、至少在主要城市已蓬勃发展之后（Ballbé1983，GonzálezCalleja1998,1999）。其他国家在表格中只出现一次——只是有时列出了多个年份，以表明民主转型之后的反复和起伏，或是表明可供商榷的不同时间界定。不过，除了西班牙外，多个年份并无碍于澄清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的先后顺序。
这些国家何以分割成了两种不同的类型呢？在科里尔列举的18个民主转型事例中，有12个是社会运动先于民主转型，而另外6个则是在社会运动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政治地位的前提下，由基础狭隘的民主转型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通常情况下，那些很早就自上而下地确立了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竞争性选举制度及由普选产生的立法大会的政权，往往在社会运动的羽翼尚未丰满之前就对之予以规范——我们在细致考察法国时已见识了这类做法。除了这显而易见的一点外，地理位置的巨大差异或先前政权形式的重大不同，均不构成以上差异。
然而，在地理因素方面存在着一个例外：北欧国家——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均较早地集中在了“先有社会运动”一栏。由于波罗的海地区不同寻常地将强大的（路德教的）国家教会同广泛的公民权利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欧洲诸国之外。丹麦很早就制定了一部相对民主的宪法（1849年），这是一位年轻、锐意改革的君主效仿1848年革命的结果[13]。不过，在此前的一个多世纪里，丹麦的农民、工人和宗教分子就已经建立了专项协会，并将之运用于公共的政治生活中（Wåhlin1986）。尽管前面章节将社会运动的创建定位于19世纪最初几十年的英国和北美，但或许不应否认，它也是北欧国家共同创造的产物。不过，北欧国家在18世纪所作的这项制度创新，并未得到及时和广泛的传播。
挪威、芬兰和瑞典将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社会运动。有教会背景的组织为社会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而非宗教的自由主义者、宗教的国家教会反对者、合作社的拥护者、国家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有组织的工人及（尤其是1880年之后）禁酒运动分子，则举行了大量的大规模行动、采用了大量的社会运动表演形式、将规范的WUNC展示打造成了诉求伸张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Alapuro1988，Lundqvist1977，Öhngren1974，Seip1974,1981，Stenius1987）。鉴于民主转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民主转型的社会过程——在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有时也会推动社会运动的发展。
令人困惑的瑞士
瑞士享有“密集的公民参与”之美誉，因而将它列在“先有民主转型”国家的榜首，不免令人意外。人们或许以为，早在1848年以前瑞士公民就已经忙于组织协会、发动示威和开创社会运动的各项活动了。这只是传说而已。瑞士迈向民主，并非轻松得犹如那是古老习俗和文化的自然传承，而是将民主锻造成以斗争和适时的妥协化解革命危机的手段（相关历史背景参见Bonjour1948，Bonjour，Offler，&Potter1952，Capitani1986，Deutsch1976，Gilliard1955，Gossman2000，Kohn1956，Wimmer2002:222-268）。
瑞士的城镇和州——尤其是高地地区——确实有着公民参政的悠久历史，不过，那仅限于欧洲旧的政体格局下的村寨（presentvillage）和城邦（city-states）。其典型形式是男性有产者小集团及其子嗣组成的会议，用以商议重大的税收和开支事项、选举年度行政官员、在普遍反对政府的某项行为时动用否决权。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傲慢的选举人排斥无产者，其属地上的居民也并不享有公共事务的发言权（Böning1998，Wyrsch1983）。这种体制与其称作民主，不如视为寡头政治。
法国大革命动摇了瑞士与法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使瑞士人民——尤其是商业资产阶级和成长中的产业无产阶级——受到了法国新模式和新学说的影响。自1789年以降，瑞士有许多地方发生了革命运动。1793年，日内瓦（不是瑞士联邦成员，却与瑞士有着紧密联系）遭遇了一场法国式的革命。1798年初，就在法国准备入侵瑞士之际，巴塞尔、沃州、卢塞恩、苏黎世和瑞士的其他地区纷纷走上了革命之路。以巴塞尔为例，它修改了当地的宪法：将惟有城市公民有权选举州议员，改为城乡人口享有平等的代表权。
1798年，瑞士被法国征服，再加上国内发生了数次革命，它接受了新的宪法[14]——整体上采用中央集权的政府形式、并伴之以公民权的显著扩大。新政权整合了圣加仑州、格劳宾登州、图尔高州、提挈诺州、阿尔高州和沃州[15]，各州基本保留旧制，但沿用法国大革命的做法，各州被降格为行政和选举单位。不过，中央政府依然脆弱不堪：仅在1800-1802年间就发生了4起政变。随着1802年法国军队撤出瑞士，瑞士爆发了多起叛乱，并随即滑向内战的边缘。直到1803年拿破仑再度干预，迫使其接受了另一部新的宪法，这个国家才算是保持了完整。
1803年的瑞士政权，在瑞士史上称作调解宪制（Mediation）:州的大部分权力得以恢复，但并未完全回归旧制。改造后的瑞士联邦拥有一个国民议会、多种官方语言、各州相对平等；此外，公民可在各州间自由迁徙。拿破仑失败后，尽管瑞士的领土格局有所调整，但这个脆弱的中央政权——立法、司法和行政——却幸存了下来。不过，中央政权在1813-1815年间又再度遭遇内战，最后列强出面调停，局面才得以峰回路转。在1815年的协议中，奥地利、法国、英国、葡萄牙、普鲁士、俄国、西班牙和瑞典接受了瑞士22个州（后又加入了瓦莱，纽沙泰尔和日内瓦）达成的《联邦协议》（FederalPact），并承认瑞士永久中立、不可侵犯。
1815年的胜利者并未赋予瑞士中央政府充足的手段，以应对这个国家的复杂状况。联邦协议下的瑞士既没有固定的行政机构、常备军队、统一币制和度量衡制度，也没有自己的国旗；有的只是国内多种多样的习俗束缚、轮流坐庄的首都（arotatingcapital）及各州代表——他们不能偏离本州选民的委托——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就整个国家而言，瑞士的体制更加适宜于进行否决、而非对变化加以协调。基于这一点，社会运动在瑞士的公共生活中起不了多大作用。
1830年7月的法国七月革命，推动了瑞士激进主义中的反教权主义运动。1830年后，瑞士成为许多流亡革命者的临时家园（如朱泽培·马志尼[16]、威廉·魏特林[17]，尤为不可思议的是，还包括未来的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这些人与瑞士的激进分子协同合作、呼吁改革。19世纪30年代，瑞士史学家曾提出通过“宣传、俱乐部和群众游行”发动“革新运动”（RegenerationMovement，参见Nabholz，vonMuralt，Feller，&Bonjour1938:II,406），而实际上，这场“运动”与1848年以前发生在法国和比利时的狭隘、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活动大同小异——对于后者，我们已有探讨。伴随着1830-1831年的政治骚动，新的杂志和小册子急剧涌现了出来（Andrey1986:551-552）；在个别的州，自由主义者获得授权进行了标准的19世纪式改革——如限制童工和普及公立学校。在动员过程中，一些州还制定了新的、更加强调自由、博爱而非平等的州宪法。
在1830年至1848年间，瑞士经历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政治历程。尽管时代的斗争无疑令许多信奉民主的人意气风发，但与此同时，他们又纠缠于民主的概念、互相攻击，甚至为全面控制瑞士联邦而互挖墙脚，致使陷入僵局。更加富裕、新教更加盛行的州为心目中的民主蓝图进行着斗争，它们建立了代议机构，以此取代长期盛行于高地地区的、男性公民的直接民主制。自由派行动者立足于已实施变革的州，以武力迫使尚未实施变革的、与之相邻的地区实行代议民主制：最初，他们进行了跨越州境的武装袭击；接下来便是公开的——即使是短暂的——内战，即1847年的松德崩德战争[18]（Bucher1966，Remak1993）。直至自由派取得了内战的决定性胜利，谈判才开启了民主宪制的端倪。
此外，在此次危机中，无教派分割的统一公民权的问题尤为突出。正如内战之后，敏锐的观察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所点评的：
再没有什么地方的民主革命——它正搅动着世界——会发生在如此复杂、如此古怪的环境下。各式各样的种族、各式各样的语言、各式各样的信仰、各式各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派系，以及两个具有同等基础、拥有同等特权的教会。每个政治问题都会很快转为宗教问题，而每个宗教问题也都会导致政治问题。这里确实存在着两个社会：一个非常古老，另一个非常年轻，它们不顾年龄上的差异而结为伉俪。这就是瑞士。（Tocqueville1983:635-636）
在1830年至1847年间，瑞士整体上发生了去民主化的过程。但是，1848年协议显然在国家层面上推进了民主，其程度超过了1798年、1803年、1815年，甚至1830年的改革。瑞士的民主化很快为社会运动创造了机遇。1848年刚刚过去，瑞士的公民就借助于由和平立宪而建立的公民协商制度，着手开创了广泛的社会运动——如在州和国家层面实行的全民复决。他们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拥有密集公民参与的瑞士公共政治（Frey&Stutzer2002:chaps.8-9，Kriesi，Levy，Ganguiller，&Zwicky1981，Steinberg1996，Stutzer&Frey2002，Trechsel2000）。
阿根廷的社会运动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国家。阿根廷属于社会运动先于民主转型的国家之一。该国的政治史是由军事独裁者、上校和压制性政权组成的，因此，它给人的印象似乎应当更像希腊、智利或葡萄牙；而实际上，阿根廷极不均衡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却给社会运动的行动留下了孤岛般的空间——至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会运动的政治很早就已显现了出来。对此，阿根廷史学家伊尔达·萨巴托（HildaSabato）曾有如下总结：
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们常常动员着进行支持和抗议活动，或是通过其他方式对政府的行为施加影响。例如，在186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多次极有影响的示威活动以支持同西班牙交战的秘鲁；第二年，支持反对巴拉圭的三国同盟战争[19]；1869年和1873年，同情并支持古巴；1870年，当帕斯库尔·卡斯特罗·萨瓦里亚（PascualCastroChavarría）被判处死刑时，他们反对死刑；1871年，反对黄热病疫情期间所设置的官方组织；1875年，抗议将圣·伊格纳修（SanIgnacio）教堂归还给其所有人——耶稣会；1878年，反对向酒、烟草和扑克增收附加税的法律；针对1880年的革命事件，举行了要求和平的示威活动。（Sabato2001:118）
社会运动的行动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188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名为青年公民联盟（YouthCivicUnion）的组织，以反对政府的政策。这个组织很快吸引了学生以外的追随者，进而发展成为广泛的公民联盟（CivicUnion）。1890年，公民联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三万人的示威活动。同年晚些时候，一个与之结盟的民兵组织发动起义，他们袭击了政府武装；起义失败后，暴露出有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怂恿了此次起义，并在幕后达成协议试图对政府实施变革。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反对——极具阿根廷特色的——军人政权和强人政治的背景下，有组织的大众政治开始步入国家层面。
在1890年至1914年间，协会活动（associationlife）在阿根廷遍地开花。一场广泛的、半阴谋性质的民众运动——这些人自称激进分子——将无数地方性的中产阶级政治俱乐部与政党的委员会组织联系起来。他们采取了群众集会、示威活动等标准的社会运动手段。此外，还有个别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将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人组织了起来。在1899年至1910年间，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利用节日之机——如五一劳动节和元旦——举行无政府主义的示威活动，而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周边地区组织了六次总罢工。不过，当他们威胁要以怠工和破坏活动向1910年阿根廷独立一百周年献礼时，政府开始逮捕作为警戒会成员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彻底捣毁了他们的集会场所。
与此同时，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把自己同无政府主义者严格区分开来）发动了标准的社会运动，以争取工人阶级的荣誉、住房权、教育权、离婚权、妇女投票权和八小时工作制。成立于1894年的社会主义政党[20]把工人、自由职业者、一部分小制造业者凝聚在了一起。等到1904年的选举产生了该党的首位下院议员时，社会运动的政治已在阿根廷深深地扎下了根。就此而言，阿根廷的社会运动无疑远远早于鲁思·贝林斯·科里尔所说的1912年民主转型：1912年，阿根廷通过了《萨恩斯·培尼亚法案》[21]，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享有选举权，并实行无记名投票制。
实事求是地说，科里尔和我有关阿根廷社会运动的时间界定，有意跳过了一个——被以上事例所掩盖的——令人窘迫的问题，即任何一个政权体系都具有走向民主和走向社会运动的双重可变性（variability）。到1912年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成为一个繁荣大国的国际性大都市，但是，该国的大部分地区仍旧停留在农耕时代，许多地区主要居住的仍是几乎从不过问国家政治的本土居民，此外，还有大片区域掌控在大地主、大农场主和地方权贵的手中（Rock1987:179-183）。我们对所有相关国家所作的时间界定，均忽略了存在于民主制度和社会运动进程中的剧烈的不均衡性；而具有本质意义的时间界定，还是应当定格于国家中的大多数人（substantialsegment）首次实现民主、首次实行社会运动之时。
社会运动的国际化
本章有关19世纪若干国家社会运动实践的考察，还得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结论：尽管社会运动的时间选择和性质取向主要取决于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但是，国际联系（internationalconnections）也会导致其形成重大差异。我们已经看到，18世纪即社会运动的草创时期，在英国和北美的行动者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交互作用；我们也看到了反奴隶制的运动，从很早起就已转向了真正的国际化。就19世纪而言，国际联系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1.社会运动对国际交往产生的变化——如移民潮等——作出回应；美国的本土主义运动便是这方面的实例。
2.社会运动企业家们处心积虑地经营着跨国组织，试图以此迂回战术对国家政权实施包抄。为此，本书回顾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一国际，也相应追溯了19世纪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中分离主义分子及其同情者的巨大影响力。
3.当统治者和诉求者试图对各自的政治行为寻求外部的确认时，他们的国际联系便开始对社会运动的行为产生影响。无论政权还是社会运动，只要它们宣称自己代表了统一而赋予其权力的人民，就需要有所开放，并以此作为有资格寻求国际支持的理由。此外，随着19世纪一点点过去，无论统治者自称属于民主政权，还是反对者宣称那不是民主政权，都会越来越多地引来局外人的追究甚至干涉。
反过来，对统治合法性的诉求，也促使被压迫人民在寻求外部支持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采用社会运动的策略——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印度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便是这样一个产物。在其最初的岁月里，国大党以一个守规矩的、英国式压力集团的方式，通过游说、请愿和演讲伸张自己的诉求——运作得犹如一个社会运动组织（Bose&Jalal1998:116-117，Johnson1996:156-162）。然而，到了20世纪，社会运动的传播速度和国际化程度极大地加快了。19世纪社会运动的历史侧重于西欧和北美，而20世纪的历史重心则有所不同。
[1]即“巴黎二月革命”。1848年2月22日，巴黎工人自发举行总罢工，武装的工人和群众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构筑街垒与政府军展开激战，政府军发生动摇；24日晨，起义群众占领了巴黎所有的武器库和兵营，并向王官发动进攻，内阁首脑基佐被免职，莫尔谢绝组阁，国王路易·菲利浦仓皇出逃英国，七月王朝被推翻；2月25日，革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史称法国第二共和国。——译者注
[2]1830年6-7月，国王查理十世破坏宪法、强行解散议会，激起了人民极大愤慨，巴黎爆发“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查理十世出逃英国。此后，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登上王位，建立了代表金融贵族的“七月王朝”。——译者注
[3]1851年12月1日夜，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解散第二共和国议会，逮捕秩序党分子和反对派议员；1852年12月2日正式宣布法兰西为帝国，路易·波拿巴登基称“拿破仑三世”，史称“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年）。——译者注
[4]1870年7月19日，法兰西第二帝国向普鲁士宣战；在9月1-2日的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会战中，八万余法军连同路易·波拿巴被俘；9月4日，巴黎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示威者冲入波旁宫要求废黜皇帝、建立共和，法国临时政府（国防政府）成立；9月底普军围攻并炮击巴黎，次年1月28日巴黎守军宣布投降，井获准以三周时间选举产生有权缔和的国民会议；2月12日选举产生了保皇党占多数的国民会议，梯也尔当选政府首脑，后为后统，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译者注
[5]原文为“反闪米特人”（anti-Semites）。闪米特人包括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巴比伦人等，今特指犹太人。——译者注
[6]1830年11月，比利时举行国民会议代表选举；11月18日，国民会议宣布比利时独立，迎德意志亲王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利奥波德王子（即利奥波德一世，曾娶大不列颠女王储夏洛特为妻，后续弦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女儿路易丝·玛丽，借助于法国势力使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为国王。1831年7月21日，荷兰军队入侵并击垮了比利时军队，随后法国军队开赴比利时，迫使荷兰撤军。鉴于比利时军事上的溃败，俄、英、法、奥、普的伦敦会议（1830-1831年）缔结了不利于比利时的《二十四款条约》，将林堡省马斯河以东土地割让给荷兰，并割裂半个卢森堡省为卢森堡大公国；条约同时承认比利时独立。荷兰直至1839年才承认《二十四款条约》。——译者注
[7]比利时1831年宪法为调和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既规定神职人员由国家供养，又规定全国实行宗教自由。随后，布列塔尼神甫拉梅耐的自由主义观念影响式微，“民主—天主教”思想受到了罗马教廷的谴责，天主教徒开始要求比利时人“不容置疑”地接受天主教，从而与持政教分离主张的自由主义者发生冲突。1846年，自由主义者组建比利时自由党；1869年，天主教徒成立比利时天主教党，两党的竞选斗争占据了1831-1870年比利时的全部政治史。——译者注
[8]一条语言的分界线将比利时一分为二：北部为荷兰语（佛兰芒语）区，因比利时独立于荷兰而称佛兰芒语；南部为法语区，使用法国方言瓦隆语。不过，现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官方文件和正式场合已不再使用佛兰芒语这一称呼，而是统一称作荷兰语。——译者注
[9]1848年欧洲和法国的工人运动对比利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城市发生了失业者骚乱，布鲁塞尔曾准备发动起义，但都被自由党政府轻而易举地平息了。——译者注
[10]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即1864年成立的“第一共产国际”。——译者注
[11]1839年2月4日，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代表大会，会议名称原为“国民大会”，后改为“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全国大会”，但当时的人们习惯称之为“国民大会”。——译者注
[12]从表3.3中可以看出，科里尔的“历史性”民主化事件多发生在20世纪。——译者注
[13]1848年欧洲革命也影响到了丹麦，许多忠诚的市民戴上大礼帽、穿上大礼服觐见国王腓特烈七世，要求得到一部自由宪法，获得了批准。1849年6月5日，立宪会议通过和签署了新宪法，丹麦实行议会制，30岁以上的丹麦“成年人”均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获得了选举权。——译者注
[14]1798年1月23日，沃州爆发革命；1月25日，拿破仑法国以帮助瑞士人民获得自由为由进军瑞士，各邦联成员相继投降；3月5日，独自抗击法军的伯尔尼陷落，整个瑞士邦联随之覆灭。1798年4月，在法军监督下成立了“海尔维第共和国”，并通过了以法国1795年宪法为蓝本的瑞士联邦宪法。——译者注
[15]圣加仑州、格劳宾登州、图尔高州和提挈诺州原为瑞士邦联属地或邦联成员的结盟区，被新宪法确认为“州”；而象征旧体制的伯尔尼则被分割为阿尔高州、沃州、奥伯兰州和伯尔尼州。——译者注
[16]马志尼（GiuseppeMazzini，1805-1872年），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柚。1830年加入烧炭党，同年11月因叛徒告密被捕；1831年被驱逐出意大利，同年8月在马赛建立青年意大利党，党的宗旨是发动革命起义，推翻奥地利封建主的统治，把意大利联合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译者注
[17]魏特林（WilhelmWeitling，1808-1871年），德国早期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1830年参加莱比锡起义，1835年流亡巴黎并加入流亡者同盟，翌年改组为正义者同盟，成为其理事会成员。1847年6月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译者注
[18]松德崩德战争（SonderbundWar），被瑞士史学家称作“我们的南北战争”。在19世纪30年代的革新运动中，自由主义者试图在整个瑞士实行变革，引起了天主教和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弹；1845年，保守势力主导的7个州建立“松德崩德同盟”，准备以武力阻止改革。1847年7-9月，联邦议事会通过决议要求该同盟解散；11月4-29日，联邦军队相继攻克上述7州，同盟瓦解。——译者注
[19]三国同盟战争（WaroftheTripleAlliance），是指1865-1870年阿根廷与巴西、乌拉圭结为同盟而进行的反对巴拉圭的战争。——译者注
[20]即胡安·胡斯托（JuanB.Justo）创建的阿根廷社会主义党。——译者注
[21]1910年，罗克·萨恩斯·培尼亚（RoqueSáenzPeńa）当选阿根廷总统，为改革选举制度提出了《萨恩斯·培尼亚法案》（SáenzPeńaAct）。新的选举法为阿根廷的政党政治和社会运动政治提供了新的契机。——译者注 |
第九章美国劳工联合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九章美国劳工联合会
1．反工会分子
2．劳工骑士会和制雪茄工人国际工会
3．全国性工会会议
4．克利夫兰大会
5．里奇曼大会
6．美国劳工联合会
7．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章程 |
王独清《谈新诗——《新世界底父母》序》（193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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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诗
——《新世界底父母》序
王独清
（1936年4月26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多样文艺》第1卷第1期，1936年5月15日出版。
现在中国底诗坛，简直可以说是沉寂到快死的地步了。
有些人因为看见了封建骷髅在作着“鬼唱”，便喊着叫青年诗人退回去做“五四”时代“吃奶期”底白话诗。不消说这只是不懂社会发展行程的人所说的梦话。
据我们看来，诗坛所以能成了这样，正是历史的必然过程。因为，“五四”时代所带来的诗潮不是别的，只是市民前进的喇叭。这一运动一到了后期，便失掉了向上的姿态，于是，诗底本身一天一天地走向空虚的形式主义去了。而这个形式主义一到了再不能开步走时，变形的或简直是原形的复古主义便出来代而登台。——这是，一点也不含糊地就恰恰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现实上的变化。
所以，“五四”时代以来的新诗运动，到现在，老实说一句，已经是走到了绝路。这就是说，它底使命已经完成，再没有前进的出路了。谁要还想吹那破了的喇叭，那结果只是给封建的“鬼唱”帮腔！
目前，我们要制造新的喇叭才行！
这新的喇叭，将会无情地赶走“鬼唱”，将会使诗坛获得新生的活气，将会鼓励新社会层诗人队伍勇往的步法。它传出来的意识将必然是大众的，它用的语言也将必然是大众的。那无疑地会吓倒绅士，吓倒时下一般写四方块的诗人，甚至吓倒只知道抱“五四”时代“吃奶期”白语诗底牌位的批评家。但是，它却一定会吹出一个空前的时代……
这新的喇叭，在青年的诗人群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这部《新世界底父母》便是其中最洪亮的声音。
这位新的喇叭手的雷石榆，他在日本已经是在新兴诗人中占了不小空间的诗人之一，他用日本文著的一部《沙漠之歌》的诗集已经使他成了中国诗人直接和日本诗坛接触的唯一的人物。他才回国不久，这部诗集，便是他要唤醒中国诗坛的第一声信号。
要了解他底诗底特点，首先须得明白他是站在另一种世界上的。他是和悲惨的现实对立，而要喊出快要降临的社会底面影。他有热情，但决不属于个人而属于组织个人的集体。还有，尽管他取的形式是无定律的，但却一点也不是“五四”时代“吃奶期”底诗型，而是向大众说话的重新解放的艺术。
这才是真正的新的喇叭！
我敢说，这诗集底出世，一定会使沉寂的诗起些脉搏，一定会使封建的骷髅渐渐地敛迹，并且，一定还会使新时代底轮廓走到盲目的批评家底面前而把他们所供的“五四”时代的牌位给一齐震倒的！
二六，四月，一九三六。 |
王独清《帝俄时代底社会学之社会背景》（193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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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时代底社会学之社会背景
王独清
（1936年4月25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今天我是被拖着来演讲的。我被派的讲题是“帝俄时代底社会学之社会背景”，可是这却只能简单地讲。
在俄国帝政时代，首先把法国与英国底自由思想导入俄国社会的，不能不算加德林二世。这位文明的专制女王曾以嗜好法国“百科辞书派”（Encyclopediste）自命，她甚至还要把狄德罗（Diderot）聘至俄国。这便给当时俄国底智识青年开了风气：一般对于西欧思想底输入，便几乎成了疯狂的状态。除了法国与英国底自由思想以外，德国底理想主义还成了俄国上层社会精神上的时髦装饰。这结果是有了空前的结社运动。当时在莫斯科，出名的人物是诺维哥夫，他创作了俄国最初的民众文学同时又建立了教育民众的学校。而这时底新闻杂志也是非常盛行，这可以说是俄国舆论的开端，同时是“开了欧洲窗子”后智的活动的黄金时代。
然而这时代却不久便悲剧地完结了。因为法国大革命底浪潮引起了俄国民众底叛乱，使得倡导自由思想的加德林二世一旦不能不改变她底态度。她突然设置了严厉的检查官，许多杂志著作都被禁止。并且连她自己著的《指示》（“Nakazy”——内容完全是孟德斯鸠底《法意》的复写）也都在被禁止之列。诺维哥夫被捕入狱，所有的结社都被解散。拉吉舍夫本是加德林御用的自由思想的宣传者，但是因为著了《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之纪行》一书，中间对于当时行政加了猛烈的非难，也遂遭了逮捕，还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为了辩护这种行政上的变化，加德林曾发表了她底俄国人民特性的理论。她申说着俄国有特殊的地理气候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只有专制政治才可以使国家繁荣。但是这理论并没有得到人民底信服，在社会下层却不断地发生着一些主张极相反的团体。一直到十二月党运动出现，才算是人民终于把他们对于专制的态度明白地表示了出来。
十二月党是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尼古拉一世即位时所起的军队底叛乱。十二月党主要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军队阶级，他们多是因为参加拿破仑战争而亲炙了法国自由思想的人，其中最大的思想家便是著《俄国及俄国人》的尼哥赖杜克涅夫。
尼哥赖杜克涅夫对于社会组织的见解可以说完全是私淑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不过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接近实际观点的政论者。他主张废除农奴，改良裁判制度，进行代议制的地方政治以确立国民的宪法。在十二月党中他算是起领导作用的重要份子之一，叛乱失败后遂被长期放逐。
当时俄国人民所希望的是立宪政治底实现。亚历山大一世也曾经唱过这样的高调，但是因为起了拿破仑战争和所谓“神圣同盟”的成立，遂永远失掉了下文。十二月党起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可是一经过这次的事变，尼古拉一世却越发拿出铁血主义的面孔来了。从此自由主义便连影子也被追放出俄国底领域以外：全国是实施起了更进一步的出版物检查制度，就是官吏及大学教授也都要受极端严厉的言论上的钳制。
不消说知识阶级是被逐出了实际的政治生活，不可能再有一步的自由活动了。这遂逼得一般前进份子相率埋头于文学和哲学的创作与研究之中。当时莫斯科大学便成了学术的中心，思辩的精神笼罩了所有新的学术的讨论和集会。德国底浪漫主义哲学在这时享着一种极优越的顶礼。
于是，在这样学术的空气中，便发生了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的两种派别。
斯拉夫主义底产生便是在莫斯科大学，当时莫斯科是新生的国家主义底发源地，这一精神的刻印便盖在了学术底身上来。所谓斯拉夫主义，实际还是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底支派，但是它底理论却又以“排外”为主要的前提。这一派别显然是和当时拿破仑战争后的国民意识有着血统的联系，不成问题是带着有狭义的民族夸大的色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仍然是在莫斯科哲学家底集团里面，又有一种相反的倾向：那便是认为西欧底文化是有着不可磨灭的伟绩，俄国应当尽量地挹取才可以使本身底文化走向新的前途。这个便是所谓西欧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一样，最初的西欧主义仅仅是非政治的学术上的主张，可是到后来却走上了政治，与斯拉夫主义的国家主义者作着不可调解的斗争。
斯拉夫主义可以说是黑格尔与希林格（Schelling）底直系弟子。斯拉夫主义者探取了黑格尔辩证的方法和黑格尔绝对理性的概念，但是不消说对于黑格尔所谓“世界精神”（Weltgeist）却是不能得到同一的结论的。夸耀着本国民族把欧洲从拿破仑手中解放出来的这般哲学家，他们眼光中的西欧人民已经是着了不真实的颜色：他们认为西欧是已入了颓废的状态，所谓“世界精神”，所谓从希腊罗马传来的进化路程——如黑格尔所解释——已到了尽头，非重新转移方向不可。而他们所谓转移方向又正是指的俄国底斯拉夫民族，就是说，人类再生的启蒙是要由斯拉夫人去掌握这一命运的。
就这样创出了“西欧破灭论”，斯拉夫主义者夸张地说“科学艺术宗教的胜利正在西欧底废墟之上等待着”他们。于是他们便搜求着俄国特有的事物以备可以转换人类底生命。这种事物终于被他们搜求出来了。那便是俄国人底“希腊正教”“独裁政治”“农民间教会区底公产团体”。这三种特有的事物所得的解释是：希腊正教不注重仪式，出于精神的结合，是人类唯一的宗教；独裁政治产生于西欧政治的斗争以后（这是指拿破仑战争后“神圣同盟”所恢复的专制政治），是历史的自然产物；教会区公产团体即是西欧底社会主义理想之实现。于是，这儿言外的结论是：人类必需宗教，立宪政治无用，革命是不必要的。
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斯拉夫主义者之群中也出了不少的人物。在尼古拉一世时斯拉夫主义确是供奉着形而上学的褓母，可是到了后来新斯拉夫主义出现，便一改了从前的态度。新斯拉夫主义者曾试用社会学与自然科学作为他们学说的基础，企图有一个新的发展。达尼来夫斯基便是其中代表的学者。
不过这学说一反映到政治上时便是极端的保守主义，同时也作了当时国家主义的保镖。当时尼古拉一世底忠仆乌洼罗夫伯爵便将斯拉夫主义者所尊重的俄国底三特点更变通为另一形式。他在一八三三年发表的政见中曾说道：“我们底任务便是把自己所有的正教精神，独裁主义精神以及国家主义精神统一起来以建设国民教育。”——这真是俄帝国主义底三位一体！但这还不算当时最反动的人物，当时著名的反动主义者却还是波比杜诺切夫（一八二七—一九〇七）。他是亚历山大二世底皇师，尼古拉二世即位时的反动宣言便是由他起草的。
西欧主义底理论便恰是斯拉夫主义的一个南极。西欧主义者首先反对的便是俄国底神权政治，关于宗教的主张，他们是提倡奉行西欧底罗马旧教，——这在当时算是一种进步的主张。他们本身也并不是罗马底旧教徒，他们所以要这样提倡的，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国底文化便是旧教底产儿，为了接收那产儿，便不能不和那母亲结婚。主张这个最早的是加达耶夫，这算是三十年代西欧主义底代表者。
到了著名的柏林斯基，对于西欧思想的解释却就变了方向。他从文明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到了社会的实证论。他认为智识阶级底第一任务是要先把民众从悲惨状态和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结论是：当时底社会组织及政治组织都应当根本推翻。从这儿便产生出他底名言：“斗争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没有斗争便没有生命。”这影响了以后许多前进的智识份子，像赫尔岑，巴枯宁，都是承继这一思想的实行家。
尼古拉一世底极端专制主义终于从内部发生了崩溃。促成这一崩溃的事变便是与所谓“欧洲病夫”（尼古拉锡土耳其的绰号）以军事相见的克里米亚的战争（CrimeanWar）。这失败的结果便是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时所发的“根本改革”的政见。
“解放”的声浪突然普遍起来了。农民从农奴制度中解放，国民从国家中解放，妇人从家长权中解放，思想从传统中解放……一切都得解放，解放！——这声浪激起了民众对于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宗教上，凡是不合理的制度的斗争。于是便开展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新的时代中，各派的社会学都以实证科学的原则而出现。其中主观派是最占优势的一种，而与此派对立的又有稳和的自由论以及主张准备走向空想的社会主义的渐进的改良论等等。但是终于政府被觉醒的舆论威胁得无可如何了，亚历山大二世遂不能不于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署名于“解放条令”之上。这条令便是著名的解放五千二百万农奴的条令。
然而这结果却只给民众底笑容上投了一层暗云：解放的条件只是使大地主把土地让给农民时得以提出不正当的高价而已。到头这个著名的条令不过是维持大地主利益的护符。
农民是就这样永远陷于贫穷的命运，这必然地会引起反抗的运动的。赫尔岑本是当“解放条令”颁布的时候，曾在杂志《钟声》上向皇帝说过“啊，基督哟，陛下是胜利了！”然而到这时也不能不在外国首先发出反对的呼声。巴枯宁则更直接唤起了农民革命，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指导着国内智识阶级开始政治斗争的工作。
这时便有所谓“大俄罗斯”秘密结社底出现。这结社是由劳动者，军人以及在农民中宣传的男女大学生组合而成的。比较“大俄罗斯”运动更急进的则有“土地与自由”秘密结社，这便是与一八六三年波兰底叛乱有着直接关系的团体。这种活动——秘密结社——约分为两种派别：第一种是专作教育上的宣传，第二种则注重直接行动。前者组织于一八六五年，手段是首先筹备公开的公共事业，如星期教育，自由图画馆，公产结社等等。后者是由侨居外国的巴枯宁以及在国内的一位流氓智识份子叫作奈盖夫的所指导。在这样骚然的时代，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待说并不是雅各宾主义的信仰者，但是却也遭了牺牲。继承他以指导俄国青年的便是虚无主义者的皮萨烈夫。这是一个否定理想主义的哲学人物，他也虽然早死，但影响却很不小。
继承皮萨烈夫的是拉甫罗夫。这便是有名的“党底纲领”的起草者。所谓党底纲领，即是他主张的斗争之二大原则：第一，对于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宗教的人生观的斗争；第二，对于劳动者的不劳消费的斗争。拉甫罗夫是一个战士，但是也和巴枯宁一样，只是以破坏为唯一的目的而不注重战略的运用，结果是民众付了牺牲的代价而革命终遭了极悲惨的失败。
直接行动的急进运动算是以一八八一年三月十三日亚历山大二世之被暗杀为顶点。奈盖夫于一八七〇年又再起作革命运动，他组织了名叫“民众裁判”（NarodnayaRasprava）的团体，以厉行极端的雅各宾主义为纲领。但因指导的态度失体，领导的地位成了问题，革命计划也逐消灭得无影无踪了。
通过了一八四七年克鲁泡特金等所组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团”底“到民间去”的运动一直到一八七九年南俄“人民意志”党底成立，这中间的社会状态始终是被混乱掩盖着的。为了恐怖主义底曼延，革命团体常在起着分化。一八七九年“土地与自由”党分裂出了“分配黑土”党时，才像是有了些革命理论的眉目。普列汉诺夫便是这个“分配黑土”党组织人之一。
这以后便可以用以下的公式来叙述：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可以说是社会运动停滞的期间，俄国政治的表面是维持了二十五年间的“太平天下”，革命者都陆续地逃亡到了外国。一八八三年普列汉诺夫著了他区别社会主义中两派别的名著。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
我讲到这儿真可以打住了。我知道我讲的是简略得很，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愿诸君能在我这篇“流水账”中寻出一点系统去再作分析的研究，那一定会得到更有趣味的知识的。 |
王独清《《流》序》（1936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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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序
王独清
（1936年4月4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东方文艺》第1卷第2期，1936年5月25日出版。
启东底诗集《流》要出版了。我和他的关系很久，在我深知他的这一点上，实在有借这个机会来说几句话的必要。
说也奇怪，我和启东的关系虽然很久，可是一向却简直不知道他是个诗人。他也从来没有向我炫耀过他能做诗。常常，他给我看的他底作品都是小说和一些短篇的随笔，我是只知道他在目前青年作家中是不可多得的一位散文作家。算是一直到《现代月刊》上出现了他底两首诗，这才引起了我底惊异。等我问到他时，他方肯拿出他不曾发表的许多诗给我看，他底诗人底才能才逼到了我底眼前。
他是一个热情的但却又带几分理智的青年作家。和日前大多数前进的青年作家一样，环境对于他从来没有放松过现社会所有的压迫。他底生活是：进过工厂，当过被封禁的杂志的编辑，作过前驱运动中的一员，渡过真正流放的岁月……他底生活就是一首绝唱。
我不知道坚苦到顶头的作家底生活状态，到底是怎样，但是据我所看见的他底生活状态，却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算是最坚苦的。他住着一间小到不能再小的房子，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块。他终日在外面奔走，求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然而还是常常绝粮。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伤感过，总是努力在写着他底作品。
真的，他底生活就是一首绝唱。
以这样的诗人写出的诗，我想，谁也敢保证那决不是个人底呻吟而是背叛万恶的现实的咒语，不是对于压迫者的献辞而是代表受摧残者底呼声。——就只靠这个属性，这诗集已经可以大胆地走向社会中去而有余了。
目前，五四运动以来的诗底运动已经到了末路，新生的诗歌必然是更进一步地形式和用语的解放。启东底诗便属于这一时代。不消说，这不是形式主义者的诗人们所赏识的诗，不是“新月派”的绅士阶级所赏识的诗，也不是主张退回到五四期间“吃奶期”底白话诗的那种批评家所赏识的诗。这种诗会有它本身社会层底读者在。
现在在这诗集要出版的时候，我希望启东把这诗集只看作是他工作的开始。未来的诗坛在那儿等着他：他是应该不断地唱出他“绝唱”中所体验的一切的。
四，四月，一九三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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