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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独清《《庚子国变记》序言》（1937年1日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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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记》序言
王独清
（1937年1日2日）
庚子之乱是十九世纪末年中国底一个非常的事变。那种骇人的场面底演出，是在说明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便是：第一，中日战争后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政策已经进逼到了整个中国怒吼的地步；第二，中国下层民众自动地起来作了空前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义和团到底是甚么？这在当时便已经有人考过它底“源流”（见那彦成底奏疏，该文最后曾经劳乃宣印出，并附有书后）。说是一种“邪教”，一种“教匪”；而这种名称传统了下来，以后义和团便永远被戴上了“拳匪”的帽子，——除了“匪”，再也不是甚么。于是，义和团事件，就是据过去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来分析，也不外是“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所谓“排外心理”与“迷信心理”（见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就这样，义和团底重要意义便给踢得连影子也不知去向了。
现在，我们是要来踢翻这些胡说，把义和团底本来面目给发掘出来才行。
我们用不着去考“义和团教门”底“源流”，因为那种以原始的迷信的教条去组织群众，本是农民底本色。我们应该考的“源流”，是义和团运动的“源流”，就是说，促成这一伟大的农民运动的，究竟是一种甚么原因。义和团所以把仇视洋人作了中心的目标，那并不是简单的由于“历史上遗传”的“排外心理”，而是一点不含糊地在反抗当时切身的帝国主义底压迫。所以，尽管这一运动底方式是显示了旧中国崩坏的波动，然而它却是怎样也不能否认是真正的民族的革命运动，却是怎样也不能否认。
我们且来把义和团暴动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制势力开一笔帐在这儿：
一、强迫开辟商埠；
二、大量工业品及鸦片底输入；
三、开设银行操纵中国一切金融；
四、海关管理权的掌握；
五、矿山采办权的掌握；
六、交通上权利整个的把持；
七、除了割据中国底领土外，又强迫借去租借地；
八、除索取赔款外，又放债给中国政府，所定利息都超过普通利息二三倍；
九、政治上的特权；
十、教会势力底扩张。
这一笔帐还是简略又简略的，但是这已经可以看出中国人是怎样的爬在洋主人底脚下。其中像巨大的赔款以及借款过分的利息不消说完全都成了农民致命的担负。而教会势力底扩张，更给一般民众底身上撒下了爆炸愤怒的火药：那般作帝国主义爪牙的传教师，袋子里装着大批的金钱，在收买地方上的汉奸，使得民众不能得到一刻的安宁，那些汉奸——教师们所收的信徒——几乎是无所不为，而地方上的长官却不能够制裁他们。关于这层，我们且看当时一位牧师在他“自招”的著书中所引的一个旅行家底话：
“英国商业底优势之对于英国，正如天主教徒底保护权之对于法国，他们地位底影响，对于中国人可以说是相等的。不过，法国由宗教的材料所得到的利益比较英国由商业的材料所得到的利益却要多着十倍。天主教在法国政府底保护之下已经有了最高的权威。它不管本地底法律和习惯，宰割异教邻舍，超越所在国底法权。无论何时，教徒和非教徒一有争执，不管争执的是非，牧师立刻为教徒袒护。若是牧师尚不能恐吓地方官，强迫地把权利给予教徒时，便自己作当事人，向法国领事控告。就这样任意横行，颠倒是非。不消说外强方面底干预是会跟着而来，天主教徒逐越发蛮横腐化。当法国教会官厅可以压迫人民时，本地底教徒更是加倍地拿出恐吓的手段。”（见斯魏士著“ChinainConvulsion”）
这说的虽然只限于天主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比较天主教更盛行的英美底教会，无疑地是更要横行无忌的了。据俄国底一位作家（罗得克夫）切实的记载说，当时中国“社会上渐渐地形成一种舆论：‘好人不进基督教！’”像这样的情形，试问怎么能不使全中国底民众起来怒吼呢？
然而问题还不止此。从一八九八年起，剧烈的旱灾压在了整个民众底头上，饥饿的声音布满了全国。在南方，江苏已经发生了抢米的风潮，而安徽更有劫掠官盐及强夺盐站等案件，可是结果，民众在饥荒的压迫之上更添了一层被剿捕的压迫。北方民众所遭受的更是悲惨。像山东农民为了土地底缺乏，已经不可终日，而又加上地主底暴敛，高利贷者底剥削，一稍有风潮又即刻被镇压下去。——在这所有的现象以外，又有洋人在紧紧地抓着民众底咽喉。这逼得民众不能不作着死斗的冒险的尝试。然而运动才一开始，却就引起洋人武力的对付。洋人底军队常在北方深入内地，烧毁农庄甚至俘虏当地底长官以作谈判的抵押品。这真叫民众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于是义和团便大规模地起来，演那历史的活剧。
全中国怒吼了！地下雷鸣似的全中国怒吼了！民众拿出了他们伟大的复仇手段在要求中国民族底解放，这使得全世界底帝国主义都一致地震动起来了！
这在帝国主义者和其同盟者看来自然是“匪”，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这儿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是不应该忽略的。义和团底主要目标虽然是要“灭洋”，但是它却一样地本也在仇视着满清政府。假定没有被满清政府所利用时，那它底发展将不止是“灭洋”，而会同时也要去“灭清”。被压迫的广大的民众，对于当时统制阶级过去之不能替他们抵御外祸，他们是绝对不会忘记的。我们只要看义和团到了北京以后的举动便可以了然：尽管那般王公大人在非常客气地招待着他们口头上的“义民”，尽管义和团也在喊着不是“灭清”而是“扶清”的口号，可是，这一群没有礼貌的客人，除了照自己底目标去攻打使馆以外，却以暴动的形式去报答那般主人。当时被义和团杀害或伤害的像庆恒，洪汝源，杜本崇，杨芾等都是重臣，大员；同时像贝子溥伦，大学士徐桐，阁学贻谷，尚书陈学棻等，家中却都遭了抢劫。徐桐和贻谷，本是招待这群客人的主人中最卖力气的人，然而却也没有办法不接受这样的答礼。
这种形势，在当时政府方面，却也并不是不知道的。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并不是傻子，她对于义和团的信赖，完全是有政治作用的——虽然是幼稚的——利用。在义和团才出头的时候，她那由光绪负着名义的上谕本都是在下着缉捕的命令的，可是等到义和团底势力扩大了起来，她底态度便即刻改变了。为了束缚自己旧有的势力而恨外国人，但却只能向外国人让步的这位太后，这时不能不感觉到民众运动底起来，对于她统治地位是一个绝大的威胁。她必定也曾经估量过，要是不利用这一种势力时，那将反过来会成为和她对立的运动。当时南方已经在活跃起了反对满清卖国政府的一些团体，这难道没有和广大民众底火焰燃烧在一起的可能吗？不消说太后是很懂得这些。
当时清廷底大臣大概可分为三派：一派是慈禧的极端拥护者，便是主张用义和团的载漪，刚毅，启秀一般人。一派是取着观望的态度，像张之洞，袁世凯等。——袁世凯更是以个人机会主义者底态度处理了这个事变，他一知道了义和团躲避枪炮的话是假的以后，便一面劝阻政府，同时尽可能去压迫这个运动，一面却又用别种方式使它还发展下去，想造成一个混乱的局面以遂他个人底野心。更一派则是反对政府和义和团提携的政策的，这般人底代表者是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这后一派人固然知道那样无计划地围攻使馆所得到的结果是很严重，但是尤其知道义和团再那样闹下去对于清廷会有绝大的危险。
袁昶底三个奏折都是在发挥反对派底意见，而那最出名的第三折（这是和许景澄联名的）底开头便这样说：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嵎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心腹之疾也。……”
这是怎样的在和盘托出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待义和团的心理！
现在由外国保存的当时最珍贵的材料《景善日记》，其中对于清廷和义和团的关系很有些详细的记载。有一段，这位满清底贵族在描写了一个有趣的事件：和义和团合作的董福祥，为了要轰击使馆，向荣禄借武卫军底大炮，而荣禄回答的警句却是：“你要大炮，只有奏明老佛，把我底头一同拿去！我不死，大炮是拿不去的！”董福祥又向慈禧去讨，可是不是傻子的那位太后却只给了一顿乱骂，一点也没有答复他。——这是很明白的，政府很知道大炮一到了那般“义民”底手里，除了轰击使馆以外，还会再做些甚么。
义和团是终于失败了。“义民”的名称跟着义和团底群众永远地埋在帝国主义底炮灰下面了。从此上谕及一切文件上所说的就只是“匪”，“匪”，“匪”，“匪”，“匪”，“匪”，……
帝国主义当义和团快要进北京时便早有一些准备的，这消息我们从一位英国人蒲特南威尔（PutnamWeale）底一本纪录当时北京情状的著作（“IndiscreetLettersfromPeking”）中可以看得出来：那书底开首在叙述义和团底势力一天一天地扩大，而欧洲各政府对于该事件却好像是漠不关心，甚至好像是把在中国的侨民生命上和财产上的牺牲和损失都一概置之不理。这位英国人没有懂得欧洲各政府底用意，这个谜却是给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著作家（稻叶君山）所道破了，那便是各国所以要那样的，是为了“宁牺牲京津间被围之少数同胞，而借此以逞其国家的野心。”（《清朝全史》）这一计划没有落空，帝国主义真的便更加强有力地宰制了中国半殖民地底卑贱的命运。
联军在北京做了主人翁时在做了些甚么？这层在蒲特南威尔底书中已经给了相当淋漓地描写：我们才明白帝国主义底抢劫，杀淫，那种行为比较所谓“匪”的义和团不知道要“野蛮”到几百倍以上。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几乎人人手中都有元宝，而且由临时统治者下了半公开的命令，叫大家自由去拿“没有主人的财产”！就是倡言要保护的教民底妇女也都遭了蹂躏，而且头上的首饰都被抢去，连一根小银簪也不会留上！（俱见上举蒲特南威尔所著书中）一向西方人总在夸自己是“文明的”民族，说中国人是“半开化的蛮子”，可是现在才使我们了然所谓“文明的”民族原来如此！
我们假定再稍微检查一下当时外国官场中的文件时，更可以证明上面的描写不是假的。英国底电报，曾经把俄国军队抢劫皇宫的事实宣扬了出去；俄国底李烈威支将军便愤愤不平地极力声明，说宫中的东西并没有搬出，而英国才是真正在抢劫，并且说英国人所抢的东西是：“各种新的丝货，堆得像山一样，直堆得像天花板那样高；其他各种丝质的衣服，皮货，毡子，以及别种宫廷中的用品，也都堆得像山一样。”（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三日致俄国陆军总长电）其次，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中曾说“联军占领北京以后，便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他又历数了日本，美国，法国，俄国等抢劫的情形，最后说到宫中，便带着惋惜别人捷足先得的口吻道：“该宫中最大部分可移动的贵重物件，都被抢去了。”（见《瓦德西拳乱笔记》十月二十二日之报告）——像这样，你说我抢，我说
你抢，结果却只证明了大家都抢，谁也没有落后！
这场大悲剧底落幕，便是那般抢劫中国的“文明人”又把清廷救了起来，仍然把太后和皇帝请回北京。——这才是真正的“扶清”！——这因为，清廷已经愿意为他们做剿灭“拳匪”的代理人，并且肯忠实地当不平等条约的保障者。……
但是，这儿留给我们的是义和团运动底意义：它是旧中国将崩坏时下层民众自发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它是十九世纪末年中国底怒吼——这运动是伟大的，革命的，它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将永远是最有价值的一页！
现在我要来说几句关于本书的话了。
不消说一向关于庚子之乱的记载都是站在反对的观点上的。这儿所收集的三种，自然也不能例外。不过我们所挹取的是其中的史料。像《庚子国变记》和《拳变余闻》对于清廷和义和团的关系以及诸王公大臣底行状都有相当真切的叙述。《西巡回銮始末记》本是辑录当时底邸报及各种文件而成的，所以材料各方面的都有，我们很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当时各种人物底实供：譬如从各国底电文中间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冲突的影子，从英教士李提摩太不通的信札中，可以看出不折不扣的经济侵略者底“甜言蜜语”，而且最有意义的是还有当时国际间的新闻和论调，像英外务大臣底演说以及《益新》报的译文等等。
罗惇曧底两篇文字是登在《庸言》报上的。《西巡回銮始末记》原来的署名本是：“日本横滨吉田良大郎口译，大清吴郡咏楼主人笔述”。但是这无疑地都是托名，不消说为的是当时“触犯”的缘故。
《西巡回銮始末记》其中所录的上谕和国书，许多文字间和《东华录》上所录的很不相同。起初我本想依照《东华录》上的一一校勘过的，但是后来看到许多上谕又为《东华录》上所没有，而文字不相同的却有好些比较《东华录》上的还要合于当时底情形，因之，我便放弃了那项工作。《东华录》本是一种官书，关于庚子事件的上谕的存录，它已经有了一段声明，说是“凡关于战事者，概置不录，以昭谨慎”，那么，说不定已录的也都是经过了一番修改的。
最后还有一点应该说明：《西巡回銮始末记》本是一种很粗劣的石印本子（光绪壬寅年石印），其中错误百出。我除了一一改正外，还把目录也重新改编过了。同时我还删了一章三忠（许景澄，袁昶，徐用仪。）底哀荣录，因为那几乎全部是一些公式的祭文和挽联，我认为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王独清。
二一，六月，一九三六。 |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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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这部著作是由作者发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系列论文集结而成的。然而，正如作者在“致谢”中所指出的，它“并不是一本论文集”，而是有着完整的逻辑性和学术性的著作。全书分两大部分，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时间跨度从古希腊一直到近现代时期。书中有一些古英语，还有个别德文、法文等，这就为本书的翻译增加了一些难度。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若有谬误或不当之处，还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本书导论、第1章、第2章和第3章由邢文增翻译，第4章、第5章、第6章由刘海霞翻译，第7章、第8章、第9章、结论、索引等由吕薇洲翻译。非常感谢许健康老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非常认真地对导论和前三章的内容进行了校对。全书最后由吕薇洲统校。
最后，非常感谢徐崇温教授给了我们这次翻译和学习的机会。感谢重庆出版社的周显军主任对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吕薇洲
2006年5月 |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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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论文集，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已经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文章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本论文集；但是，我希望它不“仅仅”是以前论文的汇集。原因是：一方面，我并不是简单地将这些论文按其原样囊括到了这本书中，而是做了修改和整合或只是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从一开始就把这些论文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尽管在导论中我对一些重要的主题及其历史背景进行了全面反思，并且对某些论文为纳入本书所作的修改作了一些评论，但是，我认为，这些论文的统一主题以及一篇论文以另一篇论文为基础的方式会或多或少地证明这一点。这里，我只是希望对这些论文的最初出版商，以及那些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就本书给予我帮助的人们致以谢意。
第一章是最初发表在《新左翼评论》（1981年第127期）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一文的修改版。第二章是《掉进裂缝：E·P·汤普森以及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一文的校订版，这篇文章收录在哈维·凯伊（HarveyJ·Kaye）和基思·麦克里兰（KeithMclelland）编辑的《E·P·汤普森：批判的视角》（牛津：政治出版社，1990年）一书中。第三章是最早发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1982年第9期）上的《理论政治和阶级观念：E·P·汤普森及其批评者》一文的修订本，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第四章是由一些新材料以及《新左翼评论》上的一些论文或论文的部分内容组合或综合而成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进程》（《新左翼评论》1984年第147期）；《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这种博弈值得吗？》（《新左翼评论》1989年第177期）中的一小部分；《是解释了所有事情还是什么都没有解释？》（《新左翼评论》1990年）。第五章是一篇新论文，这篇论文是我为约翰·塞维勒（JohnSaville）和马塞尔·林顿（MarcelvanderLinden）主编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而准备的，在写作时，这本书的出版日期还没有确定。第六章是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为古希腊的多卷本著作中的第一卷的内容而撰写的，这里基本没有作什么改动，该著作将由意大利的Einaudi出版社出版，非常感谢IGreci的出版商允许我在这套著作出版之前将这篇论文收录在本书中，通常情况下在合同签后不允许这样做，但我非常荣幸地得到了GiulioEinaudi编辑的许可。第七章也是由新材料以及一些论文或论文的部分内容组合或综合而成的，包括今日历史出版社于1994年6月出版的《对两种民主的记述》一书中的部分内容，由彼得·尤本（J·PeterEuben）、约西亚·奥伯（JosiahOber）和约翰·沃勒奇（JohnWall-ach）主编的《教育民主》（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的《民主：一种模糊的初始的想法》一文，以及《自由和民主，古代的与现代的》这篇文章，该文是根据1993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由人类国家基金资助的关于古代和现代民主的会议中的讲演写成的，该会议记录已经得到了约西亚·奥伯和查尔斯·海德里克（CharlesHedrick）的编辑校订，很快就会出版。第八章是《对“公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和滥用》（《社会主义者花名册》1990年）一文的修订本，并增加了许多新材料，我希望这不仅是对该文的修订，也是对该文的提高。第九章建立在我为纪念多伊彻（Deutscher）所作的演讲的基础之上，该演讲最初的题目是《资本主义和人类解放》，发表在《新左翼评论》1988年第167期。
不用说，这些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很多人。有些人看了书中的多篇论文，有些人只看了其中的一篇，可是我对他们的感激程度并不是仅仅同他们评论的论文数量一致。我非常感谢尼尔·伍德（NealWood）的帮助和支持。感谢乔治·康尼尔（GeorgeComninel），他以前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感谢早在少年时代就与我结下深厚友谊的卡伦·奥伦（KarenOrren），感谢我的兄弟彼得·梅克森斯（PeterMeiksins）以及我的父亲格雷弗里·梅克森斯（GreforyMeiksins），他们不仅对我的著作作了评论，而且长期以来还一直同我进行讨论、争论，并给予了我鼓励，更不用说他们自己令人振奋的作品给予我的启示了。感谢弗郎西斯·艾贝利（FrancesAbele）、戴维·麦克纳利（DavidMcNally）以及科林·摩尔斯（ColinMooers），在我刚开始写这些论文时，他们还是学生，当时他们的聪明才智给予了我很多灵感，此后一直到现在作为我的朋友，他们不仅在讨论中，同时也在他们自己的写作中给我很大的帮助。其他那些以自己对某一论文的领悟而为我提供帮助的朋友有：约翰·萨维利（JohnSaville）、哈维·凯伊、诺曼·杰拉斯（NormanGeras）和帕特里克·卡米勒（PatrickCam-iller）。佩利·安德森和罗伯特·布伦纳各自阅读了三至四篇作为本书基础的以前的论文，并且在我思考和进行相关主题的写作时，他们是非常可贵的资料提供者和讨论者。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Miliband）在本书校订时去世了，他的过世不仅是认识他的人的一大损失，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左派的损失，他对其中的两到三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评论；但是我对他的谢意远远超出了他对我论文的贡献，这是因为，我也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非常敬佩他坚定而明确的社会主义信念。
同样，我也非常感谢其他一些对一篇或多篇论文提出过有价值评论的人克里斯·伯特拉姆（ChrisBertram）、阿兰·卡琳（AlanCarling）、保罗·卡特莱吉（PaulCartledge）、迪安·埃尔森（DianeElson）、彼得·尤本、利奥·帕尼奇（LeoPanitch）、布赖安·帕尔默（BryanPalmer）、尼古拉斯·罗杰（NicholasRogers），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许多无名读者。最后，我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约翰·哈斯拉姆（JohnHaslam），感谢他在出版过程中的友善和有效引导，也感谢校订者安妮·雷克斯，尤其感谢她对于该书在最后修改中的耐心。 |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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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略去。可参看实体书。】 |
第九章资本主义和人类解放：种族、性别和民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第九章资本主义和人类解放：种族、性别和民主在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鼎盛时期，艾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在对美国学生做演讲时，传达了并不完全受欢迎的信息：“你们卓有成效地活跃在社会生活的边缘，而工人则是处于社会生活核心的消极保守派。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剧。如果你们不能应对这种反差，你们就会被击败。”1这一警告在今天如同当时一样适当。今天，强烈的、有前途的解放推动力仍在发挥作用，但是这些推动力可能并不是活跃在社会生活的核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
左派不再想当然地认为人类解放的决定性战役将发生在“经济”领域，发生在阶级斗争的有效领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重点已经转到了为超经济产品（性别解放、种族平等、和平、生态卫生、民主的公民权）而斗争。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应当致力于这些目标，事实上，阶级解放的社会主义事业通常是或者说应当是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更大目标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些责任并没有解决斗争机构和斗争形式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当然也不可能解决阶级政见问题。
需要大量说明的是关于获得这些超经济产品的条件。特别是，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我们就必须确切地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起点。资本主义的政权制度、资本主义的具体规则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结构对于获得这些超经济产品设置了什么限制，创造了哪些可能性？资本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压制？资本主义能够容忍何种形式的解放？特别是，资本主义对于超经济产品产生了什么作用？它对超经济产品有什么促进，又对获得超经济产品设置了哪些阻力？我想从回答这些问题入手，进而通过将之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对比来突出这些问题。资本主义与“超经济”产品首先假定某些超经济产品并不完全与资本主义协调一致，而我并不打算谈论这些。例如，我确信资本主义不能创造世界和平。很显然，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与民族国家制度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扩张、竞争以及剥削的逻辑必然会发生动摇，资本主义——目前其最具侵略性和冒险性的组织力量是美国政府——是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2。
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避免生态灾难。资本主义可能（特别是在环保技术本身有利于销售的时候）会提供某些生态保护。但是资本积累动力根本上的不合理性（它使一切都从属于资本自我扩张以及所谓的增长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与生态平衡相对立。如果说共产主义世界的环境破坏是由明显的疏忽、严重的无效率以及不计后果地想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工业发展所引起的，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范围更为广泛的生态破坏行为不是失败的标记而是成功的象征，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构成原则是使所有人的价值都服从于积累规则以及营利性的需要）的副产品。
然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和平与生态问题并不完全适宜于产生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恰恰在于和平与生态问题的普遍性。它们之所以没有形成社会力量，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明确的社会身份，或者至少是由于除了其接近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之外，它们没有任何社会身份，正如生态问题是在工厂工人中毒或污染和垃圾集中在工人居住区附近而不是集中在特权者周边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但是归根到底，这些问题在原子弹和酸雨中的消除和溶解，与其说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我们也可以说，倘若指出资本主义的这些危险，明智的人都不会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事态当然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种族和性别方面的情形与和平和生态方面的情况几乎是相反的。反种族主义者和反性别歧视者的确具有一种明确的社会身份，他们可以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但是，种族和性别平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抗并不是那么鲜明，或者说资本主义并不是那么明确地反对种族和性别平等，正如资本主义不能创造世界和平或关注环境那样。因而，每一种这样的超经济产品都同资本主义有着特殊的联系。
资本主义的首要特点是它丝毫不关心它所剥削的人们的社会身份。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好消息和坏消息的例子。好消息是，和以前的生产方式不同，资本主义剥削并非必然与超经济的、司法的、政治的身份、不平等或差异联系在一起。从雇佣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发生在形式上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之间，这种榨取不是以司法和政治地位的不同为前提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中明确存在着一种破坏这些差异的倾向，甚至存在着淡化像性别和种族身份的现象，因为资本正在努力地把人们吸引到劳动市场，并把他们简化为从所有特殊身份中抽象出来的可相互交换的劳动单位。资本主义不仅在利用特殊的社会压迫方面具有非常灵活的能力，而且在抛弃特殊的社会压迫方面也具有非常灵活的能力。一部分坏消息是，资本主义可能会吸收超经济压迫在历史上和文化上从所有特定框架内获得的一切。比如说，这种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掩盖其产生下层阶级的固有倾向，助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当工人阶级中最没有特权的那部分人与诸如性别或种族那样的超经济身份相符合的时候，正像通常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部分人的存在似乎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原因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某些资本家阴谋欺骗的问题。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利用了在劳动市场竞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某些优势。关键在于，如果资本是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中获取利益的，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与种族不平等和性别压迫有关的任何一种结构性倾向，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现实，是因为它们划分了工人阶级的等级。至少，如果不考虑外貌、种族、信条、性别，不依赖任何超经济的不平等或差别，资本主义剥削原则上就可以受到控制；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反对这些不平等和差异的意识形态压力，这些压力已经发展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不曾达到的程度。种族和性别这里我们马上会碰到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以种族为例来考察，尽管资本主义结构上对超经济身份漠不关心（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种不关心），但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可能已经被打上了至今已知的最为极端的种族主义印记。例如，西方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直接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通常被归因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出现的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文化遗产。但是进一步思考后会得出，虽然这种解释在每一点上都令人信服，但这一解释本身则是不充分的。
举一个奴隶制度的极端例子。同历史上仅有的一个如此规模的奴隶制度的对比表明，奴隶制度同这种极端的种族主义绝不是自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比较可能暗示着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资本主义具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尽管古希腊和罗马几乎普遍接受了奴隶制，但是，那种因人类天生不平等而证明奴隶制合理的观点并不是主流。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奴隶的概念并没有得到过广泛的认同。更加普遍的观点似乎是，奴隶制是一种习俗，尽管这一习俗是通用的，但只有建立在其自身有效性的基础之上奴隶制才有理由存在。事实上，甚至有人承认这种有用的制度是违背自然的。这种观点不仅存在于希腊哲学家中，而且更是得到了罗马法律的承认。甚至有人提出奴隶制是罗马法唯一的例证【在罗马法中，常规的国家法律（iusgentium）和自然法则（iusnaturale）之间存在一种公认的冲突3】。
这一点之所以意义重大并不是因为它导致了奴隶制的废除（它当然不会废除奴隶制度），也不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减轻了古代奴隶的痛苦。它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提出，与现代奴隶制大不相同，似乎并不需要那么迫切地为处于自然、生物下层的某些民族的这种邪恶制度寻找一种理由。种族冲突可能与文明一样古老；例如，维护奴隶制是基于圣经中那些关于腐化遗产的由来已久的故事。从亚里士多德到伯丁的思想中也有一些关于气候决定论的理论；但是这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是环境而不是种族。现代种族主义则不同，它是一个关于继承和天生劣等的更加邪恶的系统观念，这一概念出现在17世纪晚期或18世纪早期，在19世纪达到顶点时进一步得到了种族生物学理论的伪科学的强化，即使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现代种族主义仍然继续发挥着其在意识形态上支持殖民地压迫的作用。
令人好奇的是，产生这种意识形态需要的资本主义是怎样的？这些需要为什么是一种自然奴隶制而不仅仅是传统奴隶制的理论？至少部分答案中必然存在着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在殖民地压迫和奴隶制发展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驱时，国内的劳动力却不断地无产阶级化；雇佣劳动者的发展以及形式上自由与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使其成为了一种形式上平等与自由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它在司法和政治层面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不平等与不自由）通常是资本主义霸权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与超经济差异形成对照的结构压力，通过把奴隶排除在人类之外，使他们成为被排除在正常的自由与平等之外的人，从而必须证明奴隶制是合理的。或许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认识到人类中的超经济差异，为了适应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对资本发展有利的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人民必须被剥夺掉许多人类的东西。在希腊和罗马，仅仅以人民不是公民，或以认定他们不是希腊人（像我们所看到的，罗马有一个相当排外的公民权概念）为理由，就可以将他们确定为局外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逐出教会的标准似乎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在性别压迫方面的矛盾并不十分突出。如果资本主义比以往更加致命地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我就会寻找所有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造成了比前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极端的性别压迫。但是这里也存在一种结构性差异与超经济不平等（与超经济差异形成对照的真正压力）的荒谬混合体，也存在一种资本主义可以加以利用的系统的投机主义。
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以两种典型的方式来进行性别压迫：第一种方式是它与其他超经济身份（像种族甚至年龄）共享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种构成下层阶级并为之提供与这些超经济身份相互交换的意识形态保护的方式。第二种方式专用于性别。它作为一种组织社会再生产的方式，被认为（可能不正确）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4。现有的性别关系组织，通过控制家庭私人生育孩子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可以削减用于再生产劳动力的资本成本（或者它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从资本的角度看，这种特殊的社会成本同其他任何成本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同。比如，产假和日托儿中心同养老金或者失业保险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它们都包括一种不受欢迎的花费5。一般而言，资本反对所有这样的成本——尽管离开了这些成本（至少是其中的某些成本）资本是决不可能存在的；但关键在于，在这一方面，忍受性别平等比接受国民医疗服务制度或者社会保险有更大的可能。
尽管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能够并且的确利用了性别压迫，但这种压迫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并没有特权地位。彻底消除所有明确对妇女作为女人的压迫后，资本主义仍然能够幸存下去，然而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后，资本主义则不可能继续存在。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使得妇女解放成为了必要而不可避免的。但它的确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性别压迫没有特殊的结构必要性，更没有强大的系统部署。下面我想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是如何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
我引证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为了阐明以下两个主要观点：资本主义的确具有一种远离超经济不平等的结构倾向，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其含义是：由纯粹的超经济条件构成的斗争（例如，纯粹地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压迫的斗争）本身不能对资本主义造成致命威胁。这些斗争无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获得成功，但同时，如果继续脱离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可能就不会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和政治产品的贬值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公民权之间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性是非常明显的。这里，我想探讨通常与“超经济”产品问题有关，尤其是与妇女地位问题有关的资本主义民主的不确定性。
在资本主义使公民权空前扩张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战略重点，这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社会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假定，资本主义形式上的司法和政治平等将产生一种动态的矛盾，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推动力量。例如，社会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资本主义有限的自由和平等将产生一种有利于彻底解放的强大推动力。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新倾向，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民权力的扩张，或者把“彻底的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替代品，并且后一种观点越来越普遍。由于民主已成为各种渐进斗争的口号，已成为左翼各种解放事业中的统一主题，因此，民主也同时开始代表所有的超经济产品。
那种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民主扩张的观点可能会很富有成效，但是我丝毫没有被这种新的理论虚饰（即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幻想资本主义自由与平等的意识形态冲动已经在各个层面上创造了变革社会的不可抵抗的压力）所打动。资本主义民主的作用比人们所想象的还要含糊不清，这种社会变革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魔术，它使我们幻想，如果资本主义民主不能向社会主义民主（或“彻底的”民主）平稳转变，那么资本主义裂缝内部的民主渴望就能够切实实现。
这里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不要对资本主义制度中民主的含义和作用抱有幻想。这表示不仅要了解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要了解即使是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受到资本积累需要的抑制，要了解自由主义民主基本上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剥削等事实，而且更要了解我们前面在对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进行比较时所讨论过的民主贬值。
最重要的是，政治产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社会财产关系制度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同各种性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比在这里再次体现出了其价值。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阶级，剥削方式典型地采取超经济的、政治的、司法的、军事的控制，占优势的财产关系诱发了司法特权和政治权力。因此，正像中世纪的贵族统治将政治和经济权力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那样，农民抵抗经济剥削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即要求分享其最高统治者的司法特权和政治地位（例如，在由于试图征收投票税而引发的著名的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中，反叛领袖瓦特·泰勒（WatTyler）将农民的要求阐述为所有的男人平等地分配封建领地），然而这将预示着封建主义的灭亡。与资本主义大不相同，强大的政治权力完全限制了这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配。
与地主和国家的权力相比，农民反对剥削的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自身所处的政治共同体，即依赖于村庄的权限所能达到的范围。村落共同体权限的任何一种扩充都侵犯并限制着地主的剥削权力，尽管一些权力比其他权力更为重要。与资本主义大不相同，前资本主义的地主或者榨取剩余的国家，对于剩余榨取强制力量的依赖远比对于控制生产过程的依赖要多得多。前资本主义的农民保留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既单独地，又通过其村落共同体集体地、广泛地保持着对生产的控制。像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一样，封建制度的占有行为通常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清晰地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农民进行生产，地主收取租金，或政府占有税收；否则就是，农民一天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的家庭所需进行生产，另一天在地主的领地生产，或为国家的某一种服务生产。因此，即使农民在组织生产过程中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只要农民共同体的权限不能超越剩余榨取的司法和政治机制，地主或国家专用的权力就会被保留下来。
农民共同体也时常猛烈地反对地主或国家的权力，他们在当地的政治机构中获取一定程度的独立，设立其自己的地方官员取代地主代表，强制推行其本地的宪章等。他们所获得的这种政治独立达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减轻其所遭受的经济剥削。但是，正如我在第七章指出的，村庄和政府之间的壁垒已经从总体上挫败了那些农民摆脱从属地位的尝试；雅典的民主可能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最后的壁垒被打破，村落共同体不再独立于国家之外，并作为一种异化力量服从于国家6。
我在前面已经论证过，迄今为止，古雅典民主最革命的一面是农民作为公民独特的、无与伦比的地位以及村庄在联系农民与国家中所处的地位7。同其他农民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庄是雅典国家的组成部分，农民只有通过村庄才能成为公民。这不仅代表着农民构成方面的创新，而且是农民的根本转变，这一点是古代世界、实际上也是其他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无与伦比的。正如埃里克·沃尔夫（EricWolf）指出的，如果农民是一个生活在乡下的耕作者，其剩余以地租或税收等形式被转移到某些“对其行使有效的超级权力或者控制其领地”的人手中8，那么雅典小佃农的特征就可以描述为一种在这种“被控制领地”空前绝后的独立，并从此获得了从地租和税收中解放出来的不同寻常的自由程度。农民公民的产生表示农民从所有形式的附属关系中解放出来，这些附属关系曾经是希腊农民的特征，并将继续作为其他地方农民的特征。民主的公民权在这里同时具有政治和经济两重含义。
我们在第六章已经注意到，古代的民主与古代世界其他先进的文明（近东和亚洲，也包括青铜器时代的希腊）之间存在着多么根本的不同，就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民主城邦多么急剧地从盛行的国家占有模式中脱离出来并隶属于农民生产者的村庄，多么急剧地从“脑力劳动者处于统治地位，而体力劳动者处于被统治地位”（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普天之下皆为准”的准则中脱离开来9。并非偶然的是，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反民主的希腊哲学家在描述他们理想的国家时，非常自觉而明确地恢复了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划分原则（他们明确地把违背这一原则视为雅典民主的本质）。
事实上，剩余占有国家按照罗勃特·布伦纳称之为“似阶级”的方式发挥作用，这在先进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规律而不是例外10。假定认识不到国家作为私人占有方式的作用及其庞大而有利的政府机构和从农民中抽取的税收，我们就无法理解法国的专制主义。基于此，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其中的主要问题是有权使用这种有利的资源，我们也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大变动11。
如果这些完全不同的情况共同拥有一种给予政治权利特殊价值的统一的政治和经济权力，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中政治产品的贬值就依赖于经济和政治的分离。经济领域的自治必然会削弱政治产品的地位，资本主义剥削从直接的专制力量中的独立，占有从共同功能履行中的分离，有别于“经济”的独立的纯“政治”领域的存在，第一次把没有经济和社会含义、只有政治含义的民主归于古希腊的民主之中。
从不同角度说，资本主义中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意味着公共生活从生产组织中的分离。例如，没有什么能够与村落共同体在许多农民经济中遵循的公共生产规章相比。资本主义政治生活是从剥削组织中分离出来的。同时，资本主义也把生产和占有统一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占有行为和剩余价值榨取与生产过程是不可分离的；这两个过程都已经从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了，也都被私有化了。
所有这些都隐含着抵抗的条件。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类似于作为反对地主剥削的农民阶级组织形式，即没有村落共同体这样的组织，也就是说，阶级组织的形式不可能同时与经济和政治分离开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须从根本上影响资本的剥削力量或者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力量的决定性平衡，政治和社团组织就可以在每一层面上发生许多变化。尽管这些领域的斗争仍然至关重要，但是，只有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具有使民主政治远离社会权力中心的非凡能力，以及资本主义能够把占有和剥削的力量与民主责任隔离开来，才有可能组织和引导这些领域的斗争。
总而言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经济占有权与这些超经济力量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超经济力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里可能有人会谈及超经济产品的缺乏，因为超经济产品太贵重了以至于不能广泛分布。那么，我们可以假定资本主义超经济产品已经克服了那种缺乏，进而描述资本主义超经济产品的特性。资本主义使超经济产品，特别是那些与公民权联系在一起的超经济产品，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分布得更加广泛。但是，通过通货贬值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短缺。妇女的地位我所谈论到的政治权力贬值无疑适用于包括男人和妇女在内的每一个人；但是这一点对于妇女（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性别关系）来说，具有更加引人注目的、超出了纯政治问题的重大意义。事实充分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妇女已经获得了早期社会中的妇女梦想不到的政治权力；我认为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以至少是形式平等为目标的总体趋向已经对妇女的解放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然，这一成就不经过大量斗争是不可能取得的；但是，那种认为妇女能够渴望政治解放并为之奋斗的思想在历史议程中出现得相当晚。这一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治产品的总体贬值（这种贬值使统治团体的分布具有较少差别）。但假使这样的话，（这种发展）比公民形式上的权力具有更多的危险性。
让我们返回到前面关于前资本主义的例子。我们已经分析了农民生产和超经济剥削的典型结合。现在我们可以仔细考虑一下农民生产和超经济剥削对于妇女地位具有怎样的意义。重要的是要牢记，哪里的农民是最主要的生产者和剩余的来源（正像他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哪里构成基本生产单位以及构成基本剥削单位的就不仅是农民自己而是农民家庭。地主和国家从农民那里占有的劳动是家庭劳动，它不仅采取了诸如农民家庭共同履行生产性租金或者生产税收服务，或其他既属于个人又属于公共的劳动服务等形式，而且也采取了在雇主家庭中的家务劳动等形式，当然，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孩子的生育与养育、未来的劳动者、仆人以及作战中的士兵、统治阶级的家庭和军队也都属于这种形式。这样，农民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根据其在剥削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深深地而又不可避免地同置于家庭单位之上的需求联系在了一起。无论家庭内部特定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它们在阶级社会中总是被家庭和家庭外部力量之间分等级的、强制性的以及敌对的生产关系所扭曲。
尤其重要的是要记住，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通常控制着生产的过程，而地主通过直接劳动所增加的剩余远远少于通过雇佣或提高他们的剩余榨取能力，也即提高他们在法律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的能力所增加的剩余。除了与这种政治权力分配事实有关之外，这一点还与农民家庭内部性别关系有关。最重要的一点可以总结为：哪里有剥削，哪里就必然存在等级制度和强制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集中于家庭并且成为了家庭日常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那种家庭关系与工厂组织之间的分离更为清晰的了。
农民“进退两难的局面”通常被表述为：他既是经济代理又是家庭领导，而且农民家庭“既是一个经济单位又是一所住宅”。一方面，家庭必须满足其自身作为消费单位和作为一系列情感关系的需要，并且也要满足于自己作为农民共同体组成部分的需要；另一方面，从剥削者的观点来看，正如埃里克·沃尔夫所提出的，农民家庭是“一种劳动和产品的来源，通过它可以增加其权力储备12。”这种矛盾统一体的一个后果似乎是，家庭再生产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层和强制关系。作为生产组织者，家庭领导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它自身剥削者的代理人。
无疑可以说，阶层结构并不是绝对要采取男性统治的方式，尽管它通常所采取（如果不是普遍地采取）的是这种方式。但是除了其他可以助长这种等级制度的特殊方式——例如体力的差异或者那种占据时间和精力的妇女再生产功能——之外，还有一种内在于前资本主义农民家庭以及地主和国家之间的男性统治倾向。
农民家庭与地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同时与经济和政治分离开来。既然农民家庭面临的剥削权力是典型的“超经济”权力——说得更精确些，他们面临的是司法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权力——他们不可避免地与一种最普遍的男性专制，即武装暴力的社会功能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般的社会组织，特定的统治阶级本性都能诱发男性统治。被强加在整个社会以及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和威望，既在村落共同体内部，又在家庭之中加强了男性在政治和礼仪职责方面的权威。如果在家庭内部，领导是地主和国家的代理人，那么，在家庭外部，在面对地主和国家男性统治的超经济权力时，他也是家庭的政治代表。因此，前资本主义社会超经济的、政治的强制性特点趋于加强农民家庭内部对男性统治的所有其他倾向。
顺带提一句，这些主张的一个重要检验是，设想在一个独立的生产者家庭中，男性在家庭外部不具有这样的政治作用，或者周围的社会关系不是这种超经济的类型。最接近这种设想的可能是美国南部的农奴家庭，一群完全孤立的人从他们公共的根基中脱离出来，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中没有司法和政治身份。结果形成了美国农奴家庭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即在男性统治仍然很强的社会之中出现了罕见的妇女权威。
一般而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生产和剥削组织并不是如此紧密地与家庭组织联系在一起，直接的超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剥削力量也是如此。尽管资本主义具有空前的资本积累动力，但它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强制性的榨取剩余来满足它的这种需要。当然，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和利益率的冲动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对抗，产生了一种生产组织分等级的、恪守纪律的需要；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把这些对抗，即这种分等级的和强制性的组织集中在家庭之中，它们在工厂中有一个独立的场所。即使是在那些住宅距离工厂非常近的地方，例如在小的家庭农场中，资本主义市场也创造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原有的关系，并用农民共同体以及前资本主义地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力量取代了原有的关系。这些新关系的一个典型的后果是削弱了父权制的法则。
这里漏掉了一些使封建主义接受男性统治的重大因素，包括：生产和剥削组织与家庭组织之间的统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超经济关系等等。在那里，封建主义由地主或国家和家庭的关系开始，经由男性，资本争取直接同个人（男性和女性，他们从资本观点的角度呈现出抽象劳动的特性）进行联系。那些对维护旧式男性统治感兴趣的人被迫保护自己免受资本主义毁灭性影响的伤害（例如，他们反对越来越多的妇女离开家庭加入到工资劳动力之中）。资本主义和超经济领域的收缩超经济领域的收缩是资本主义经济剥削从超经济权力和身份中分离开来的一个不同后果。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继承者那里，下述观点已经成了陈词滥调，即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对各种自由与平等产生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推动力，认为“经济”在人类经验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政治自治和社会身份的公开是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让我们看一看这些命题所明显涉及到的资本主义的特征。
仍然荒谬的是，正是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贬低超经济产品价值的特征在表面上加强了超经济领域并扩大了超经济领域的范围。这种表面迹象已经被资本主义理论家当作一种事实，他们断言自由资本主义是自由和民主的最新形式（不必提及历史的终结），并且目前似乎一些左翼人士也不加区分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单从表面判断，资本主义似乎在经济之外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生产被包含在一种专门的机构、工厂或者办公室之中。工作日与非工作时间被严格地区分开来。剥削不再与司法和政治上的限制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一种广泛的社会关系，它存在于生产和剥削的框架之外，并且造成了与“经济”不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多种社会身份。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身份要“开放”得多。因此，经济的分离似乎会带来一个范围广阔的，放手管理的外部世界。
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侵犯并缩小了超经济的领域。资本使私人获得了控制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同时把社会和政治责任让给了形式上独立的国家。甚至所有处于直接生产和占有之外以及处于资本家直接控制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也服从于市场以及超经济产品商品化的规则。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要由市场逻辑严格地决定。
如果政治在资本主义中具有明确的自治权，这里就会包含一个重要的判断，即资本主义政治中的自治权比前资本主义政治中的自治权减弱了而不是增强了。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分离也意味着把原来的政治功能转到了孤立的经济领域，政治和国家与其说更少地不如说更多地被特殊的经济需要和占有阶级的需求所抑制。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面关于摆脱了统治阶级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例子，与占有同样的农民生产剩余的其他阶级相比，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已经从统治阶级中摆脱出来，达到了自身具有“似阶级”的程度。
对于左翼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活空前地从属于并符合于“经济”规则，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认识，但左翼社会理论的最新倾向似乎已经放弃了这种简单的认识。事实上，说他们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神秘外表、被资本主义已经空前地解放并强化了超经济领域的片面错觉所欺骗并不算过分。如果说政治的自治，社会身份的公开，超经济产品的广泛分布是部分事实，他们实际上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并且是微不足道和矛盾对立的部分。
然而必须指出，仅仅看到部分情况的倾向并不足怪。资本主义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它具有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在意识形态神秘化面具背后的能力。令人奇怪的是，这样一种规则得到了发展，根据这一规则，资本主义在经济剥削和统治关系方面应该非常透明。社会科学家常常告诉我们，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资本主义制度清楚地勾画出了阶级关系，不再被像身份差异那样的非经济范畴，或者被其他非经济阶层的原则所掩饰。因为经济不再被隐藏在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之中，经济关系鲜明地突出出来了。他们认为，只有这时才有可能谈论阶级意识。
即使那些否认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人——而只是将阶级看作资本主义众多“特性”中的一种——可能也会赞同这种观点。他们承认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特殊性，承认阶级是一种明晰的经济范畴，因而，他们能继续把其分离当作一种“孤立”，并且使之归属于一种孤立的外围，其根据是，虽然人们从属于阶级，但阶级身份在人类经验中是有限的，甚至是很不重要的。人们具有其他一些与阶级无关，但是却具有同等或更为决定性的身份。
这里也包含着一些细小的事实，而这些事实也只是一种相互矛盾的事实的一部分，这些事实如此地不完整以至会产生严重的歪曲。无疑，人们除了阶级身份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身份，并且，这些社会身份无疑是以强有力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经验。但是，只要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身份表示什么，它们揭示了哪些人类经验，隐藏了哪些人类经验，这种简单的事实就不会明显地提高我们的理解力，当然也不会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实际上是在所有的解放事业中——应当怎样把这些身份包含在内。
人们很少关注资本主义掩饰剥削和阶级的空前能力——更确切地说，人们始终不能承认这种掩饰确实是一种掩饰。资本主义剥削非但比其他剥削方式更显而易见，而且还更加不透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与劳动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掩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其中，支付工资的劳动力交换完全掩盖了没有报酬的那部分劳动，比如说，资本家支付工人工资的方法与农民向地主交纳租金的方式大不相同。这是资本主义核心关系最根本的虚假外表，但它只是众多虚假外表之一．还有常见的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商品拜物教”，因为市场调节着人们最基本的交易活动。而且公民平等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没有统治阶级那样的政治神秘化等等。
所有这些都十分常见，但需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和束缚在许多方面非但没有比前资本主义的统治更加透明，反而是更加不透明了。比如说，中世纪农民所遭受的剥削是由封建主义司法承认其独立造成的，这一点更加明显而不是更加不明显了。相反，司法平等、契约自由，以及资本主义民主下工人的公民权可能会掩盖经济不平等、不自由以及剥削的根本关系。换言之，经济从超经济中的分离本应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中阶级的本质，但是相反，它却使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神秘化了。
资本主义的目的可能是要否认当前阶级的重要性，并且它以同样的办法清除了阶级的超经济残余。如果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创造一个阶级的纯经济范畴，它同时就创造了阶级仅仅是一种经济范畴的表面现象，在“经济”之外有一个阶级法令不再有效的庞大世界。在分析资本主义时，把这种表面现象当作一种真实的、最终的事实的确不会取得什么进展。这等于把问题误认为答案，把障碍误认为机会。它比最不具有批判力的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要缺乏启发性；在保留而不是努力克服这种神秘化的基础上构造政治策略必然会自拆台脚。
那么，这些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超经济产品意味着什么？概括起来：资本主义对被剥削者的社会身份的结构漠不关心，这使它能够前所未有地丢弃超经济不平等和压迫。这表明只要资本主义不能把人们从性别或者种族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些解放的成就也就不可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同时，这种对超经济身份的漠不关心也使资本主义能够非常有效而灵活地运用超经济身份作为意识形态掩护。超经济身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会突出剥削的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它们却被典型地运用于模糊资本主义所明确具有的主要压迫方式。资本主义通过贬低这些超经济产品的价值，使得空前的超经济产品再分配成为可能。
那么社会主义怎样？社会主义本身并不能确保获得全部超经济产品。社会主义本身也不会保证完全消除妇女压迫或种族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模式。但是，社会主义废除了把男人和妇女、黑人和白人一起作为被剥削阶级成员的那些压迫形式，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在这方面至少能够完成两项重要任务：首先，社会主义将消除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可通过性别和种族压迫得到满足的意识形态和经济需要。社会主义可能是自阶级社会出现以来，其再生产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将遭到统治和压迫的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危及削弱而不是增强的第一种社会形态。其次，社会主义允许对那些价值被资本主义经济贬低的超经济产品做出再评价。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民主是一种旨在使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与经济重新结合起来的民主，这种民主首先是指它隶属于生产者本人民主的自我决定。艾萨克·多伊彻.马克思主义与新左派.见：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伦敦：1972.74；本章是根据我纪念艾萨克·多伊彻的演讲修改而成的，该演讲发表于1987年11月27日。↩
这一观察报告今天似乎没有我第一次提出时那么真实可信。在美国军国主义被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遮掩之前，美国政府显然接受了冷战已经结束的以及所谓的种族暴力戏剧性地爆发（特别是在前南斯拉夫）的观点。我曾经试图去掉或设法更改这种动摇资本主义影响和美国侵略的赤裸裸的陈述，或者说试图将军国主义的新形式同美国作为单一超级力量以及“新世界秩序”包围者的作用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下述事实的事件，即自二战以后，在任何地方都很少发生严重的地区性冲突，没有发生由美国公开或秘密干涉所发起、加剧或者拖延的冲突；因而，认为这种冒险主义模式已经被杜绝了为时过早——更不用说诸如沙漠风暴那样的军事干涉的新形式。↩
例如，罗马法理学家弗洛伦提纳斯（Florentinus）写到：“奴隶制是传统国家法律的一种制度，为何一些人违反自然地屈从于另一个人的所有权。”参见芬利：《希腊文明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吗？》以及《在束缚与自由之间》，载《古希腊经济与社会》（伦敦，1981年），第194、第131、第130页。为断然拒绝这种观点，基督教提出了“一个对待奴隶制的全新和更好的态度”，参见德圣克鲁瓦的《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伦敦，1981年），第419页。↩
我已对这一声明作了限定，因为据我所知，有一些重要的著作提出，儿童扶养由政府资助可能会比由资本资助的成本更低。↩
有证据显示，在年龄方面存在一种增长的负担，因为与性别或种族不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结构性的青年失业与成长共同威胁着社会保险和养老金，是资本主义衰落的主要动因。这些超经济身份将被用于承担最沉重的负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问题与资本主义选择某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超经济压迫的结构部署并没有什么关系。↩
关于村落共同体作为外在于国家并服从于国家的一种异化力量，参见泰奥多·萨宁（TeodorShanin）的《作为政治因素的农民》以及埃里克·沃尔夫的《论农民起义》，载泰奥多·萨宁编辑的《农民和农民社会》（哈耳摩德沃尔斯，1971年），特别是参见第244、第272页。↩
这是一个在有限的篇幅内很难解释清楚的有争议的观点。众所周知，雅典民主的罪恶，即奴隶制度和妇女地位，非但不能帮助反而掩盖了其他更引人注目的特征。像我那样去论证雅典民主的基本特征（实际上可能是其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特征），是它把独立性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也即是说，劳动的自由而独立的程度是雅典社会的物质基础，这样做无疑是荒谬的。我在第六章已经对此作过一些解释，并且我在《农民公民与奴隶》、《雅典民主的基础》（伦敦，1988年）等著作中，对此作过更详细的说明。在这些书中，我详细地讨论了雅典的奴隶制并且涉及到了雅典妇女的地位问题。我并不是要求人们轻视或低估奴隶或者妇女地位的重要性，我只是想要人们考虑到雅典农民独特的地位。↩
埃里克·沃尔夫.农民.新泽西：1966.9-10↩
埃里克·沃尔夫.农民.新泽西：1966，189.完整的引文出自《孟子》。↩
罗勃特·布伦纳.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见：阿斯顿、菲尔平编.布伦纳辩论：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英国：剑桥，1985.55-57↩
关于这一点，参见乔治·康尼尔关于战场转换的研究，《重新思考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挑战》（伦敦，1987年），特别是该书的第196～203页。↩
沃尔夫.农民.12～17↩ |
第八章公民社会与身份政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第八章公民社会与身份政治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之时，左翼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倾向正在积极地使资本主义的真正观念不断地概念化。我们被告知，“后现代”世界是一些碎片和“差异”的混杂物。资本主义的系统整体、其“目标结构”和总体规则（如果它们曾经存在过）已经让位于一种多元社会现实混合而成的结构，这种多元结构甚为复杂多样，以至可以被散漫的结构重新排列。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被一种“后福特主义”的碎片所取代，其中每一个碎片都为解放斗争打开了一个空间。资本主义的基本阶级关系只是代表众多个人“身份”中的一种，而不再拥有其历史上著名的中心地位，等等。
无论概念地解构资本主义的方法多么纷繁多样——包括从后福特主义理论到后现代“文化研究”和“身份政治”的每一种方法——这些方法通常共同享有一个特别有用的概念，即“公民社会”。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有些曲折的历史之后，在经过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之后，这一通用的概念已经成为了左翼中一个用途广泛的标语，它既包含范围广泛的解放渴望，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它也包含所有政治退却的借口。无论这一理念在捍卫人类自由和反对国家压迫，或者在为被“老”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所忽视的社会实践、制度和关系开辟一个领域方面可能会富有建设性的作用，“公民社会”目前正面临着沦为一种资本主义辩护词的危险。公民社会理念：简略历史梗概公民社会理念在西方已有一个很长的学术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在那个时期，就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用于描述人类联合的领域，就已经有一些不同于国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人民团体），在道义上声称独立于国家并且反对国家压迫的“社会”概念。无论其他因素在这些概念产生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概念的演变从一开始就与作为社会权力核心的一种独特的、自治的私有制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尽管像希腊一样，古罗马仍然倾向于把公民共同体与国家等同起来，但是“罗马人”在区分国家与社会方面的确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尤其是在罗马法律中，他们明确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并赋予了私有财产一种合法的地位，使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晰1。
从上述意义上说，尽管现代的“公民社会”观念同资本主义特有的所有制关系联系在一起，是原有主题的一个变种，然而，这一变种是批判性的；任何试图淡化这种“公民社会”特性、掩盖“公民社会”同早期“社会”概念之间的区别的做法，都是在冒险地把资本主义本身的特殊性假扮成与其自身特有的社会关系特征、特有的占有与剥削方式、特有的再生产法则以及特有的系统规则截然不同的社会方式2。
最精确的现代“公民社会”概念——第一次系统地出现在18世纪的概念——同早期的“社会”概念截然不同：“公民社会”代表着一种人类关系与人类活动分离的领域，它不同于国家，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私人的，或者可能同时既是共同的又是私人的。它不仅包含着除家庭私人领域和国家共同领域之外的社会交往的整个范围，而且更加明确地包含着一种包括市场的范围，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竞争场所在内的特殊的经济关系网。这一“公民社会”概念的一个必要但并非充分的前提条件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随着欧洲专制主义的兴起而发展的；但是作为一个有法人身份的抽象实体，“公民社会”观念要得到充分演变，需要一种从“政治”与“经济”统一体中分离出来、依然具有专制主义国家特征的自治经济的出现。
荒谬的是，“公民社会”这一术语的早期用法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即在早期的现代英国，绝非是要把公民社会与国家对立起来，而是把公民社会和国家结合在了一起。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中，“公民社会”典型地成为了“共和国”或“政治社会”的代名词。这种国家与“社会”的结合代表着国家从属于构成政治国家的私有财产持有者团体（他们既反对君主又反对民众）。它反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体制，在该体制下，统治阶级依靠其在单纯“经济”占用模式下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权力，而不是像封建的租金收取或者专制主义税收以及作为私人占用原始工具的官员那样，依赖于通过政治和军事方式直接强制的“超经济”模式。
如果英语习惯用法倾向于抹煞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那么使得国家与公民社会在现代观念上相互对立起来的则是英国的情况——完全相同的所有制关系与资本主义占有体制，只是这种体制现在更加先进且具有一个更加发达的市场机制。当黑格尔创立其两分法概念时，拿破仑是他关于“现代”国家的启发；但是“公民社会”的模型（包含某些与众不同的黑格尔的修正和改进）则主要是由英国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像斯密和斯图亚特（Steuart）那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作为媒介提供的。
黑格尔对于“公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所作的区分不仅仅是一种德语语言上的偶然现象。被他称为“公民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的现象是一种历史上特有的社会形态。尽管这种“公民社会”不是专指一种纯“经济”制度（例如，公民社会在黑格尔对中世纪公共原则的现代应用中得到了补充），但现代“经济”是它的基本条件。对于黑格尔来说，能否同时保留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普遍性（而不是像以往社会那样使一种服从于另一种）取决于一个新阶级的诞生以及一个全新的社会存在领域（一种独特的和自治的“经济”）的出现。正是在这一新的领域中，私人的和共同的、特殊的和普遍的可以通过私人利益间的相互影响，在一个既非家庭也非国家，而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领域中同时出现。
马克思无疑改变了黑格尔对国家和公民社会所作的区分，他否认国家的普遍性，坚持认为国家表达了“公民社会”的特殊性及其阶级关系。这一发现迫使马克思将其毕生工作专用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探索和剖析“公民社会”。国家与公民社会在概念上的区别由此成为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一分析的结果是否认了黑格尔关于这一基础理论的特征。国家一公民社会二元论或多或少地从政治学论述的主流中消失了。
要复兴作为社会主义理论核心组织原则的公民社会观念需要葛兰西的改良。这一新表述的目标是，既要认识到与更为露骨的专制独裁政府相比，西方议会国家或立宪国家中政治权力的复杂性，又要认识到取代那种阶级权力在国家中并无明显集中含义而是与整个社会及其文化习惯（传统）混同使用的阶级统治制度的难度。这样，葛兰西就将公民社会观念运用到了为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开辟出的一个领域，使这种斗争不仅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也反对其日常生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根基。公民社会的新热潮葛兰西的“公民社会”观念无疑是想作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武器，而不是要去适应资本主义。尽管由于他的影响力，这一观念已经成为了左翼当代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一观念的现在用法已经不再具有明确的反资本主义意图。目前，需要一套全新的、对左翼的解放事业积极有效的目标和结果，其他的目标和结果远不能达到这种效果。可以对这两种相反的推动力做出这样的概括：“公民社会”的新观念表明左翼从自由主义中汲取了关于国家压迫的危险的教训，但是我们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从社会主义传统中学到的关于公民社会压迫的教训。一方面，公民社会的鼓吹者正在强化我们防御非国家制度和关系反对国家权力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正在趋于削弱我们抵抗资本主义强制的能力。
“公民社会”观念正在被用于满足如此众多不同的需求，以至于不能将其孤立地同某一个思想学派联系在一起；但是却出现了一些共同的主题。“公民社会”通常（至少是潜在地）意在划出一个自由于国家之外的场所，一个为自治、自由联合、多元化甚至是为冲突提供的空间，它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那种“形式民主”为保证。“公民社会”观念也意在把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经济”）归纳为现代社会中多元而异质复杂的众多领域中的一个。“公民社会”观念可以通过下述两个重要方式之一来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被用于标明既反对国家压制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压制的多样性本身；或者，更为普遍地，它可以将“经济”包含在一个多样的非国家制度和关系的更大的领域之中3。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需要强调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只是众多社会关系和实践中的一种。
目前流行的主要用法源于“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区分。“公民社会”作为这种区分的依据是几个简单的矛盾对立：例如，“公民社会的国家领域（及其军事的、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生产和文化的机构）对非国家领域（市场调节、个人控制或自发组织）”4，或“政治”权力对“社会”权力，“公”法对“私”法，“国家认可的情报宣传”对“自由传播的舆论”5。在这种界定之下，“公民社会”包括从家庭、工会、自由联盟、医院、教堂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事实上包含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制度和关系，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国家与非国家之间，或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对立。
这种两分法显然是与体现在国家中的专制和隶属于公民社会的自由或自由行动之间的对立相对应的。公民社会可能会在各个方面和各种程度上被国家所淹没或者遮蔽，不同的政治制度或整个“历史领域”可能会随着与非国家领域相一致的“自治”程度的变化而改变。例如，西方社会的一个首要特征是，它使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因而有了一个政治自由的独特发展形式。
这种国家——公民社会区分的倡导者通常将这种区分的好处归结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它通过在社会内部组织和加强与国家相抗衡的力量，使我们集中注意力于国家压迫的危险以及必须为国家行动设立一个适当的界限。换言之，它唤起了对政治权力的界限与合法性的自由主义的关注，特别是唤起了通过社会内部的自由联合和自治组织对这种权力进行控制的关注，而这常常是左翼的理论和实践忽略的。第二，公民社会观念承认并颂扬差异和多样性。其倡导者把多元论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东西，声称多元论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的一元论、简化论、经济主义大不相同6。这种新多元论把我们的意识吸引到了专注于经济和阶级的传统社会主义所忽略的整个制度和关系领域。
公民社会观念二分法复苏的动力来自几个方面。最强大的推动力无疑来自东欧，在那里“公民社会”是反对国家压迫的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武库中的一种主要武器。这里的主题已经相当清晰：国家——既包括其政治的也包括其经济的统治机构——可以或多或少地明确反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一个（潜在的）的自由空间。例如，公民社会或国家的对立可以说是巧妙地与反对政党和国家联合的立场相一致的7。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遭遇的危机无疑也对西方左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其他影响汇聚在一起：社会民主的局限性及其对国家作为社会进步力量的极大信任，以及由社会运动推动的解放运动的出现及其对人类经验方面的敏感度，所有这些都常常被传统的社会主义左翼所忽略。这种对国家造成的危险以及对人类经验复杂性的高度敏感度，已经同包括从女权运动、生态与和平，一直到宪政改革在内的广泛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些方案通常都利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
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怀疑这些新敏感度的价值，但是，一定会有人对这种引人注目的特殊方法深表忧虑。我们正在为这种无所不包的“公民社会”概念付出巨大代价。这一概念上的混成词不加区分地把来自家庭、自愿联合体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一切都混为一谈，其所混淆和掩饰的东西与其所揭示的一样多。在东欧，公民社会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从维护政治权力和文化自由到后共产主义经济市场化以及这些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每一个事件。“公民社会”可以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和掩护物，而市场同其他分歧少的东西合在一起（像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那样）可以用作一种明确的吸引人的目标。
但是如果这种观念策略上的危险以及把市场归因于“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危险在东方的斯大林高度集权社会主义模式实施之前就显现出来，次序完全不同的问题就会出现在西方，在那里的确存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并且国家压迫在那里并不是超过其他所有社会弊病的、直接而广泛存在的邪恶。既然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是用于获得共产主义社会中并不存在的整个社会现实，那么，即使存在许多问题，其含义仍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里的危险在于，当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制度被简化为众多机构和关系之中的一种，在概念上等同于家庭或者自愿结社时，资本主义的总体逻辑和强制性权力就会消失。这种简化实际上是“公民社会”新化身中的一个主要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作用是通过把社会分解为没有中心权力结构、没有整体统一、没有系统强制的许多碎片，从而将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概念化。换言之，没有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扩张力和收容力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是“公民社会”的一个典型论点——实际上，其存在的目的（raisond′etre）——是为了抨击马克思主义的“简化论”或“经济主义”。据说马克思主义将公民社会简化为“生产方式”，简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公民社会的其他重要机构——如家庭、教堂、科学和文学协会、监狱和医院——的价值被降低了”。8
无论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习惯性地忽略公民社会的这些“其他”机构，这种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机构如医院并列起来的缺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连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譬如在西方，医院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并深刻影响着卫生保健组织和医疗机构的类型。但是，能够设想一个关于医院对资本主义有影响的类似命题吗？这种关于“其他机构”的观察资料是否表示马克思不重视家庭和医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否表明马克思没有将它们归为同样的历史决定力量？难道根据数量和质量，从范围到社会力量和历史功效来区分这些不同的“机构”没有根据吗？公民社会的流行用法典型地规避了此类问题。它也具有把“其他”机构的道德主张与它们的决定力量混淆起来的作用，或者确切地说，具有彻底抛弃历史和社会决定基本经验问题的作用。
还有另外一种关于公民社会的论点，它不是简单地规避而是明确地否认资本主义的系统整体。它用阶级关系之外的其他统治方式的真实存在、用阶级不平等之外的其他阶级形成法则、用阶级斗争之外的其他社会斗争，来证明资本主义的构成关系是阶级而不是整个制度。马克思主义者以牺牲其他社会关系和身份为代价专注于“经济”关系和阶级的做法，被理解为去试图“要从经济或生产方式的某一方面的立场来总括整个社会”，被误解为其他“领域”不证自明地存在的简单理由9。
这种论点是循环而未经证明的。要否认资本主义的整体逻辑，仅仅指出社会特性和社会关系的多样性是远远不够的。构成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毕竟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身份，也不仅仅是一种“阶层化”或不平等原则。它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体制，而且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社会进程的构成关系，是资本积累和资本自我扩张的动力。当然它能够轻而易举地——不证自明地——表明阶级不是“阶层化”的唯一法则，不是不平等和统治的唯一方式。但是这实质上并未对资本主义的整体逻辑做出任何说明。
要否认资本主义的整体逻辑，必须要有说服力地论证这些其他领域和特性并没有——或者并没有以任何一种重要的方式——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决定力量之内，包括社会所有制关系制度、膨胀的需要，积累的动力，所有社会生活的商品化，作为竞争和自给“增长”必需的、强制机制的市场的创立等等。但是“公民社会”论点（或者事实上，通常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并没有典型地采取根据历史和经验来反驳资本主义关系决定作用的方式。相反（当这些论点不再采取简单的循环形式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不是一个完整制度，因为除了经济，还有其他领域存在），这些论点往往被作为抽象的哲学论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批判，或者，最为普遍的是作为具有贬低人类经验“其他”领域价值的危险的道德规定。
资本主义的权威正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降低，并成为同“其他”单一的、特殊的机构相同的砝码消失在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差不多的概念之中。把资本主义分解为无组织、无区别、多元化的社会机构和关系，这一战略不但没有提高，而且还削弱了“公民社会”的解析力和规范力，削弱了其应对权力界限与合法性的能力，也削弱了其在指导解放事业中的有效性。当前的理论局限于把“公民社会”特有的意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所有“其他”制度都有其位置，并且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能找到自己的路线的系统整体，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特有的、空前的领域，这造成了全部新的合法性和控制问题，这些问题既不是由传统的国家理论提出的，也不是由当代自由主义提出的。资本主义、“形式民主”和西方的特性“公民社会”的倡导者借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指控是，马克思主义通过把西方的“形式民主”（确保“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法律和政治形式）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将“公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从而危及到了民主自由。他们声称，这样做可能会诱使我们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把自由民主连同资本主义一起拒之门外10。他们争辩说，我们应当承认形式民主的好处，同时通过把个人自由与平等从资本主义中分离出来的方式，扩展形式民主在个人自由和平等方面的原则，从而否认资本主义是促进这些原则的唯一的或最好的方式。
一定会有人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基于这些理由之上的批判必然忽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国家理论被“米利班德（Mili-band）——普兰查斯”争论复兴以来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确，公民自由既是那些辩论者也是他们众多追随者的首要任务。即使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代表马克思或恩格斯——也由于对公民自由看得过于冷漠而遭到了质疑。但是如果没有把这种讨论简化为只是一种关于（“古典的”或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资产阶级”自由态度的争论，而是承认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其他人）一定都会主张公民自由（现在一般地都有些含糊地称之为“人权”），合法性原则、言论和结社自由、保护“非国家”领域反国家入侵。即使我们可能不会接受把民主（或者把民主限制）视为对自由形式上的保护，即使我们可能会相信“自由”保护将在社会主义民主下采取同资本主义民主下不同的制度形式，也必须承认一些这样的制度保护是所有民主的必要条件11。
在关于“公民社会”的争论中仍然存在一些难点。除了以一种反对另外一种之外，还有一些方式（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方式）将“形式民主”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无须否认公民自由的价值，我们就能认识这种历史和结构上的联系。对这些联系的理解并不会迫使我们贬低公民自由的价值，也不会使我们被迫接受把资本主义看作维护个人自治的唯一或最好的方式这一观点；它让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益于“形式民主”，但没有形式民主，资本主义也能轻松运行（像它在近代历史上不止一次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看不到这种联系或者误解它们的特征，至少既会限制我们理解民主又会限制我们理解资本主义。
形式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在历史上和结构上的联系无疑可以通过国家从公民社会中的分离来阐明。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却取决于我们如何解释那种分离以及致使这种分离发生的历史过程。有一种历史观（一种伴随国家——公民社会分离的解释）把资本主义的演变看作一种进步。这种历史观通常与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历史观似乎日益成为了左翼民主概念的基础。
潜藏在“公民社会”辩护术之下的历史前提很少被明确表述出来。然而一位匈牙利学者的一个有用而深奥的解释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关的历史解释，它发表在致力于复兴（东西方的）“公民社会”的英译本中。在辨认三种不同的“欧洲历史区域”——西欧、东欧以及介于中间的欧洲——的尝试中，杰诺·扎克斯（JenoSzücs）追随伊万·拜伯（IstvanBibo），在探求“有组织社会的民主方式”的最深刻根源时，提供了关于西方模式的下述说明12。最有特色的“西方特征是其在结构上和理论上把‘社会’从‘国家’中分开”，这是一种处于西方民主中心的独特的发展，在东方从独裁到极权主义的发展中，却相应地缺乏这种发展13。依照扎克斯的观点，这种发展的基础是西方的封建制度。
根据这一论点，西方历史的这种独特性在于“文明起源中一个异乎寻常的‘起飞’。这种起飞发生在瓦解而不是整合的过程之中，发生在文明衰落、再分配和无政府状态的过程之中”14。这种分裂和瓦解是“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前提条件。在东方的高度文明中没有发生这种分离，政治职能继续被“自上至下”地行使着。
在西方封建制度分裂的过程中，国家和国民之间原有的政治关系被新的社会关系——一种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所取代。这种社会契约关系代替政治关系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关于人类尊严、自由和个体尊重的原则。领土瓦解为小的单元，每一个小的单元与其自身通行的法律导致了法律的分散化，而这种法律本来可以用来抵抗权力行使机制的分散15。当主权国后来被西方君主国重建时，新的国家实质上是“垂直地从下面”16建立起来的。使“自由”成为西方社会结构的“内部组织原则”并使中世纪的西方和其他许多文明之间严格区分开来的是“复杂性中的统一性”：“社会”作为一种自治实体的诞生。
这一论点确实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启发性，但其视角中存在的偏见也具有同样的启发意义。这里实际上包含了自由主义历史的所有内容：文明化进程（至少在西方）被看作个体“自由”和“尊严”的明显提高（如果说在扎克斯的解释和传统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观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重大区别的话，那么可以说后者对于具有私人财产特性的辨认更加直接）；全盛时期集中在个体或“社会”与作为历史推动力量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上；甚至（可能尤其是）连文明的发展以及民主自身也往往与有产阶级地位的提高等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扎克斯承认，尽管中世纪的西方没有民主的政体，但它却是民主“最深刻的根源”被发现的地方。尽管扎克斯没有用太多的语言来说明这一点，但是现代民主的“构成观念”似乎就是贵族统治17。
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看事件的相同结果。从有利方面看，同样是“碎片”、同样是用社会契约与合同代替政治关系，同样是主权“分割”，同样是“社会自治”，即使它们在西方发展轨道上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得到公认，在我们正确评价“公民社会”和西方民主发展时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西方”与“东方”在国家形成方式上的分歧当然要远远早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这种分歧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但是在这里我们把这一关键时期确定为古罗马。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歧不仅同政治形式有关，而且重要的是同占有方式（在这里罗马私有财产制度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有关（扎克斯论点中的一个古怪而“有征兆”的特征是占有方式和剥削并不表示集中，其关于欧洲三种历史区域的区别也可以用来解释他为什么坚持认为古代和封建时代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至少，罗马法的生存、罗马财产制度最典型的标志本应向扎克斯显示出西方公民社会“自治”与罗马占有制度之间的一些基本的连续性）。
罗马代表着同其他“高度”文明——既包括古代世界的文明又包括若干世纪后的文明——之间的一种显著差异，在其他文明中，有权大规模地使用他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巨大财富，尤其是那些通过国家得到的财富（例如，中华帝国晚期拥有高度发达的私有制，但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不是属于地主而是属于国家，在官僚等级制度下，国家的最高层是朝廷和皇帝官员）。罗马则不同，它强调私人财产，强调把获得大量的土地储备作为一种占有方式。罗马贵族所具有的对土地贪得无厌的欲望造成了财富的空前集中，造成了一种任何其他古代帝国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掠夺式的帝国权力，它的欲望不单单是为了贡品而是为了领土。正是罗马，将私有财产制度扩展到了整个广大而多样的帝国，通过地方自治制度而不是大量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这种统治有效地构成了一个地方贵族统治联盟。其结果是强大的帝国与自治于其中的占统治地位的有产者阶级的一种非常独特的联合，同时，强大的国家鼓励而不是阻止私有制的自治发展。简而言之，是罗马坚定而自觉地建立了一种作为社会权力自治场所的、从国家中分离而又受国家扶持的私有制。
由此必然会看到封建主义的分裂，因为根源于其中的权力私人化已经内在于罗马财产制度以及帝国分散的“地方自治的”行政部门中。虽然由于中央国家的瓦解，罗马帝国与私人财产自治权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得以消除，但是自治财产权依然存在。原有的统治者和国民之间的政治关系逐渐消融在统治者和臣民，尤其是消融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之中。在贵族统治制度下，正像国家是私有财产的主要来源一样，政治和经济权力是统一的。但是这一次，这种统一是以一种分散的、私有化的方式存在的。
从这种观点来看，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的发展视为个性的兴起、法治以及来自“下层”的自由或权力的发展；“公民社会”的自治获得了一种不同的含义。扎克斯据此所描述的发展同时也是剥削和统治新形式（“来自下层”的权力构成毕竟是贵族统治权）的发展，是个人独立和奴役的新关系，是榨取剩余的私人化以及传统压迫从国家向“社会”的转移。这种国家和“社会”之间新的分工也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成熟的私人占有从公共责任中的不断分离提供了基础。
因而资本主义代表着一个长期发展的顶点，但它也构成了一种性质上的突变（这一突变只在英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然地”发生）。资本主义不仅以社会权力的变革、以国家与私有制或阶级之间新的分工为特征，而且还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强制形式的产生，即标志着市场（不单单是机会、自由和选择领域的市场，而且是冲动、需要和社会规律方面的市场，它能够使所有的人类活动和关系都从属于其需要）的产生。“公民社会”与民主贬值指出把“形式民主”的原则从其与资本主义的所有联系中分离出来民主就能够得以扩展是不够的。指出资本主义民主是明显进步发展中的一个不完善阶段、需要通过社会主义以及“形式民主”之外的发展来完善也是不够的。相反，关键是资本主义与“形式民主”联系起来代表着一种进步和退步的矛盾统一，它既是对民主的加强同时也是对民主的贬低。相对于缺乏公民自由、法律规则和代表原则的政治形式而言，“形式民主”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同时，“形式民主”也同样是民主理念内容的减少，它在历史上和结构上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18。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详细阐述了这些主题中的部分内容。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我们认为不能将人类解放的概念限制在把“形式民主”与资本主义视为一体的主张中存在某些自相矛盾的论点。如果我们认为人类解放的范围小于自由民主的范围，那么我们可能最终会相信资本主义是其最可靠的保证。
在西方，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离的确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种种新形式，但它也创造了统治和强迫的种种新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将“公民社会”的特征描述为当代世界独一无二的特殊的社会形态，认为公民社会构成了一种社会权力的新形式，其中许多曾经属于国家的强制功能被转移到了“私人的”领域，转移到了私有制、阶级剥削和市场规则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共同权力的私有化创造了“公民社会”历史上的崭新领域。
“公民社会”不但构成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一种全新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私人”领域，该领域包括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共”存在及其自身压迫，一种独一无二的权力和统治结构，以及一个无情的系统逻辑。它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社会关系网，这一社会关系网并非简单地反对国家的强制、“政策”和“行政”职能，而是代表着这些职能的重新部署，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些重要部分的重新部署。它必然伴随着国家的“公共”领域与资本主义财产和市场规则领域的新的分工，其中占有、剥削与统治从公共权威和社会责任中分离出来——而这些新的私人权力为维持自身而依赖于国家，依靠一种比以前曾经存在过的更加彻底的强制性权力集中。
“公民社会”赋予了私有财产及其所有者一种支配人民及其日常生活的权力，一种众多专制国家都渴望拥有的、由国家执行而无人负责的权力。即使是那些处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直接掌握之外、处于强大的资本政治力量之外的活动和经历也被置于市场指令、竞争以及赢利需要的控制之下。即使市场不再仅仅是巨大联合企业和多国公司的权力工具（正像它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通常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市场仍然是一种能够使所有人类价值、活动和关系屈从于自己的规则之下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的专制君主能够寄希望于将个人的生活问题——他们的生活机会、选择、偏好、观念以及关系——渗透到同样广泛而细小的细节之中，不但在劳动领域是这样，而且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如此。市场创造了一种不仅被多国资本而且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操纵的新的权力工具，这一权力工具可以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内资本的同时，将严格的“市场规律”作用于其他经济之上。换句话说，强制不仅是“公民社会”的一种混乱状态，而且也是公民社会的构成原则之一。就此而言，国家的强制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公民社会中的强制统治所代替。
这种历史事实往往会削弱当前理论所需要的灵巧性，这种理论要求我们至少在原则上将公民社会视为自由和自愿的行动领域，视为国家所固有的不可缺少的强迫原则的对立面。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分离或者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分离当然是真实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集中和浓缩，但这只是表明国家“公共”强制的主要功能之一在公民社会中以“私人”权力的形式得以持续。
国家作为强制场所与“公民社会”作为自由空间这种简单的两分法造成了一种视觉上的扭曲，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民特权（诸如言论和新闻自由等）的范围，不是以在媒体中得到的意见和争论的范围来衡量的，而是由私人财产、资本可以自由地从中获取利益的程度来衡量的。新闻是私有的便是“自由的”，尽管它可能会“捏造大量的事实”。
当然，当前的公民社会理论的确承认公民社会并不是完全自由或民主的领域。例如，在家庭、性关系以及工作场所中存在的压迫损害了公民社会，种族主义者的态度、对同性恋的憎恶也损害了公民社会。事实上，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压迫已经成为了斗争的焦点，因为在传统意义上，与国家权力、政党及其反对派有关的“政治”已经变得日益过时了。但是这些压迫并不是被作为公民社会的有机构成，而是被作为公民社会的功能障碍来对待的。在原则上，专制属于国家，而公民社会是自由的源头；依据这些论点，人类解放存在于公民社会的自治之中，存在于扩张和发展之中，存在于从国家解放以及对形式民主的保护之中。剥削和统治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一些外在的、可克服的杂乱状态，而是其本质，是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所特有的统治和专制的特殊构成——这种关系也决定了国家的专制功能）再次趋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新多元论与身份政治在公民社会复兴中自由主义的重新发现具有两重性。值得称道的是，它使左翼对公民自由和国家压迫的危险更加敏感了。但公民社会的热潮也趋于复制资本主义的神秘化，从而掩饰公民社会的强迫，掩盖国家压迫本身是源于公民社会的剥削和专制关系的方式。那么，它对多元论的贡献是什么？公民社会的概念是怎样在处理社会关系和身份的差异中发展的？
公民社会的热潮（它代表作为差异和多样性领域的公民社会）在这里更加直接地说明了新左翼当前的紧要任务。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与各种各样的“新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从最深奥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到“新社会运动”的激进主义——是对多样性、“差异”和多元论的强调。新多元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者对不同利益的认识和对不同意见（原则上）的容忍：（1）其多样化概念深入探究了在“利益”的客观性之下的“主观性”或“同一性”的超自然深度，并把这一探究一直延伸到了政治“行为”或“主张”之外的整个“生活方式”；（2）它不再想当然地认为右翼的一些普遍和无差别的原则能够适合所有不同的身份和生活方式（例如，妇女要获得自由和平等就需要不同于男人的权力）；（3）新多元论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当代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特征和历史特殊性并不是资本主义全部的、一致的动力，而是“后现代”社会独特的异质性，空前的多样化程度，甚至是分裂，都需要新的、更加复杂的多元化的原则。
论点大概是这样展开的：当代社会的特点在于越来越多的碎片，社会关系和经验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个人身份的倍增。换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样化和差异已经消融了所有旧的确定性和普遍性的“后现代”世界中（在这里，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由于社会这一概念暗示一个封闭的、统一的整体，因此根本不可能再谈及社会，从而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公民社会概念19）。往日的团结——这种团结当然尤其是指阶级团结——已经破裂，基于其他身份和反对其他压迫的社会运动激增，这些社会运动与性别、种族、民族、性欲等等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些变化极大地扩展了个人在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选择范围。这就是一些人所谓的“公民社会”的巨大扩张20。论点接着指出，左翼需要承认并建立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之上。左翼需要建立一种基于这种多样性和差异之上的政纲。左翼既需要赞美差异，又需要认识到压迫的多样性或统治的各种形式，认识到解放斗争的多样性。左翼需要对于这种承认人们的不同需要和不同经验、具有综合平等概念的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做出反应21。
有许多关于这些主题的变种，但从大概轮廓来看，这是对已成为左翼实际趋势的一种适当概括。其中的总体方向是放弃社会主义理念，用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范畴，即用民主来取代社会主义或者至少要将社会主义包容在民主之下，这一概念不是像传统社会主义那样赋予阶级特权，而是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压迫。作为一个非常通用的原则声明，这里有一些值得赞美的东西。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质疑差异的重要性，或质疑那些应该废止的压迫的多样性。民主是（或者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但是，新多元论——或那些开始被称为“身份政治”的东西——根本没有使我们明确地获得比一般的原则声明和美好意图更多的东西。
新多元论的局限可以通过探究其构成原则，即可以通过探究“身份”这一概念的含义得到验证。这一概念声称其优点与“简化论者”或者“实在论者”的概念（如阶级概念）不同，它可以不带任何傲慢与偏见地、平等地把从性别到阶级、从民族或种族到性别偏爱的每个事物都包含在内。因而，“身份政治”意指既要对人类经验复杂性的敏感度更细微，又要比社会主义原有政治解放的范围更广泛。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在通过这种无所不包的概念棱镜（或任何一种类似的方法）所观察到的世界中，什么被遗漏掉了呢？新多元论追求一种承认各种差异、性别、文化、性欲的民主社会，这种社会鼓励并颂扬这些差异，但是却并不允许这些差异成为统治和压迫关系。其理想的民主社会联合了不同的人类，这些人类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他们的差异没有受到压制，他们的特殊需要也没有遭到否认。但是“身份政治”也暴露了其理论和政治方面的局限，在此我们试图将阶级差别置于民主的视野之中。
能够想象一种没有剥削和统治的阶级差别吗？根据定义，那种作为“身份”的阶级的“差别”是一种不平等关系和权力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性别或文化的“差别”不需要如此。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可以颂扬生活方式、文化或性别偏好的多样性；但是在哪种意义上颂扬阶级差别才是“民主的”？如果适合于性别和文化差别的自由、平等概念是为了扩展人类解放的范围，是否同样可以说，适应阶级差别的自由与平等概念也是为了扩展人类解放的范围呢？“身份”概念被应用于社会关系时无疑存在许多严重的缺陷，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阶级；但是如果解放和民主在一种情况下需要颂扬“身份”，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则需要抑制“身份”时，当然应当提出隐藏在这种包罗万象的范畴（这一范畴意在把阶级、性别、性欲或民族等变化多样的社会现象包含在内）中的一些重要差异，至少，阶级平等与性别和种族平等不同，并且需要与性别或种族平等不同的条件。尤其是，阶级不平等的消除将明确表示资本主义的终结。但是，性别或种族不平等的消除也会如此吗？正如我在下一章将要指出的，性别和种族平等与资本主义并不存在原则上的矛盾对立。另一方面，阶级不平等的消失则是无法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同时，尽管阶级剥削是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而性别或种族不平等不是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但是资本主义使所有社会关系都服从于其需要。它可以接受并加强那些不是由它造成且它也没有使它们适应阶级剥削利益的不平等和压迫。
形式合法和政治平等或一些所谓的“机会平等”等老的自由主义观念当然能够适应阶级不平等，因此它没有对资本主义及其阶级关系制度提出根本的挑战。事实上，资本主义的一个明确特征是，它可能存在一种不能扩展到阶级关系的特殊的普遍平等——说得更确切些，形式平等同政治、法律原则和程序之间的联系，要比同社会或阶级权力之间的联系要密切。在这种意义上说，形式平等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和剥削不可避免地与司法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权力联系在一起。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老的形式平等观念满足了新多元论的最基本准则，也就是说它没有给予阶级任何特权地位。性别或种族甚至可能具有激进的含义，因为就这些差异来说，至今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限度，甚至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允许的那种有限平等。新多元论也没有明确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用以应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一贯是那种和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老自由主义所不能及的。
人们已在努力建构新的“复杂的”或“多元的”平等概念，这些概念承认没有阶级“特权”的种种压迫。这些概念与自由主义民主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明确地向传统自由主义的普遍性，向其对于自由和平等的统一标准（这些标准全然不顾身份和社会条件的不同）的运用提出了挑战。这些新的平等概念承认社会经验的复杂性，意在将不同的准则应用于不同的环境和关系之中。从这一方面来说，多元论者的观念需要某种更为普遍化的原则，即使它们会因此而失去一些普遍标准方面的优势22。可能有人在此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新多元论从任何普遍价值中的分裂都可能被用于充当压制公民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老多元论原则的借口，我们目前正面临毫无进展的危险，因为尊重多样性变成了其对立面。然而，即使我们把那种反对意见搁置一边不予理会，无论“复杂的”或“多元的”平等概念宣称其较传统的自由主义拥有什么优势，只要规避问题，它们就不能触及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自由；因为新多无论在本质上没有能够对抗（通常是直接地否认）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由阶级剥削构成但符合所有的“身份”和社会关系）的整个资本主义。
通过扩展公民社会的观念，通过把阶级淹没在诸如“身份”那样包罗一切的范畴（这些范畴把社会分解为特殊的、孤立的现实）之中，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整体统一性被有效地概念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已经溶解为一种无结构的、片断的众多身份和差异。历史的因果关系和政治功效问题可以被规避，没有必要询问各种各样的身份在主要的社会结构中是怎样分布的，因为社会结构的存在已经完全地被概念化了。
新的多元论与另外一种老的多元论之间在这些方面存在很多相同之处，这种老的多元论曾在传统的政治学中盛行，它不单单是作为一种信仰自由的伦理原则，而且还是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分配理论。“身份”概念已经取代了“利益群体”，这两种多元论的区别在于，老的多元论承认包罗万象的政治整体（像“政治制度”、国家，或者公民个人），而新的多元论则坚持碎片和“差异”的不可削减性。但是这两种多元论都否认阶级在资本主义民主中的重要性，或者至少将阶级淹没在“利益”或“身份”的多样性之中。两种多元论都否认资本主义的系统整体，或否认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存在的资本主义。两种多元论都坚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异质性，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增长的全球一体化力量。新的多元论需要一种对权力复杂性和压迫多样性的独特敏感度；但是和老的多元论一样，它也忽视了构成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忽视了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公共和私人生活方方面面的主要强制结构。在未能认识到各种各样的身份和利益群体与那种主要结构有着不同的分布方面，两种多元论与其说承认差异不如说承认简单的多样性。
对资本主义系统逻辑和总体逻辑的最新否定恰恰荒谬地反映了它试图否认的东西。毋庸置疑，专注于“后现代”多样性和碎片的趋势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现实，但是这种现实是通过变形的意识形态透镜观察到的。它代表着极端的“商品拜物教”，代表“消费社会”的胜利，在这一社会中，通过纯粹的商品数量以及各种各样的消费模式来权衡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在掩盖根本的系统统一体，在造成多样性规则的同时，也加深了全球一体化的程度。
令人吃惊的并不是这些理论发展违反了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阶级特权地位的偏见。问题在于那些理论没有把“特权”（如果特权表示归因于因果关系或者解释性的优先权）从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和“身份”中区分出来，问题还在于“身份”根本不可能批判性地对待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被掩盖在了混乱的碎片和“差异”之下，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与社会主义思想相伴随。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明确的替代选择。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需要；我们可以设法应对非常分散的、无法确定的民主概念，这些概念并不明确反对任何可以确认的社会关系体系。除了片断的压迫和解放斗争的多样性之外，什么都没有被保留下来。那种宣称比传统社会主义内容更为丰富的方案实际上内容更少。我们拥有的是大量实质上不连贯的、最终屈从于资本主义的特殊斗争，而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普遍渴望和反对阶级剥削的综合政治斗争。
新多元论可能确实有接受资本主义的倾向，至少把它当作了我们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社会秩序。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无疑比其他任何事件都助长了这种观点的蔓延。但是在左翼对这些新情况的回应中，通常很难辨别极端的乐观主义和最极度的悲观失望。一方面，一种日益普遍的观点是，无论资本主义怎样普遍深入，其以前的刚性结构已经或多或少地碎裂或者变得那么有浸透性，它打开了如此众多而广大的空间，人们可以在其中以一种空前的方式自由地建造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这就是一些人在讨论现代（“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中公民社会的巨大扩张时所持有的明确含义。另一方面，几乎在同一时刻，我们听到了令人绝望的意见：无论胜利的资本主义的罪恶怎样，除了最局部和最特殊的抵抗之外，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几乎都没有希望。
现在可能并不是乐观的时候，但是同资本主义的重大对抗至少是一个有益的开端。这样我们可能不得不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以激进的方式区分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和压迫，甚至比新多元论允许的方式还要多。例如，我们可以承认，尽管所有的压迫都可能有相同的道德需要，但是阶级剥削具有一个不寻常的历史地位，它处于资本主义中心的一个更加战略性的位置上；阶级斗争有可能会获得一个更加广泛的影响，获得一个不仅在阶级解放而且也在其他解放斗争中更大的发展潜能。
资本主义是由阶级剥削构成的，但是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阶级压迫制度。资本主义是一个残忍的累积过程，这一过程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除相对富裕的北方资本主义之外的所有地方。即使把资本主义财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占有的直接权力搁置一边，在其他情况下，它通过生活各个方面的商品化，使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服从于市场抽象的需要，并决定着劳动、闲暇、资源的分配，决定着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及时间安排。这践踏了我们对自治、选择自由以及民主自治的所有渴望。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用一种含糊的民主概念，或者把变化多样的社会关系简化为诸如“身份”或“差异”那样包罗万象的范畴，或者用不精确的“公民社会”概念取代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等于是向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神秘化投降。我们要想方设法拥有多样性、差异以及多元论；但不是一种无区别和无结构的多元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承认多样性和差别的多元论，而不仅仅是承认多数和多样的多元论。这种多元论承认资本主义的系统整体，并且能够从其他不平等和压迫中辨别资本主义的构成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应当通过“新社会运动”（现在并不是那么新）的方法和洞察力得到加强，而不是通过把它们作为分解和抵抗资本主义的借口而变得枯竭。我们不应当把人类经验和社会斗争的多样性与历史因果关系的彻底分解混淆在一起，在历史因果关系的彻底分解中，除了多样性、差别和偶然性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没有统一的结构，没有逻辑过程，没有资本主义，因而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没有人类解放的普遍事业。关于罗马，特别是西塞罗（Cicero）本人存在“社会”概念的论据，可参见尼尔·伍德（NealWood）的《西塞罗的社会与政治思想》（伯克利和洛杉矶，1988年）第136～142页。↩
例如，约翰·基恩（JohnKeane）的《民主与公民社会》（伦敦，1988年）一书中的许多论据，以批判马克思主义将“公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为基础，他援引西方长期存在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概念，认为公民社会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
例如，像第一种观念，可以从琼·L.柯亨（Jean.L.Cohen）的《阶级与公民社会：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局限》（阿姆斯特，1982年）中推断出。第二种观点是约翰·基恩在其《民主与公民社会》中详尽阐述的。他对科恩观念的批判，见第86页。↩
约翰·基恩编辑的《公民社会与国家》（伦敦，1988年）第1页。↩
约翰·基恩编辑的《公民社会与国家》（伦敦，1988年）第2页。↩
诺尔曼·吉拉斯（NormanGeras）在《七种类型的偏斜：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中揭穿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神话。见《社会主义者花名册》（1990年）。↩
对于公民社会在波兰事件中的应用，见安德鲁·阿拉图的《公民社会反对国家：波兰1980-1981》，载《泰罗斯》，47（1981年），以及《帝国反对公民社会：波兰1981-1982》载《泰罗斯》，50（1982年）。↩
基恩.民主与公民社会.32↩
科恩.阶级与公民社会.192↩
基恩.民主与公民社会.59；阿格内斯·黑拉尔（AgnesHeller）.论形式民主.见：基恩.公民社会与国家.132↩
我在《阶级的退却：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伦敦，1986年）一书第十章中对于这些观点做了更加详细的论述。↩
杰诺·扎克斯.欧洲的三种历史区域.见：基恩.公民社会与国家.294↩
杰诺·扎克斯.欧洲的三种历史区域.见：基恩.公民社会与国家.295↩
杰诺·扎克斯.欧洲的三种历史区域.见：基恩.公民社会与国家.296↩
杰诺·扎克斯.欧洲的三种历史区域.见：基恩.公民社会与国家.302↩
杰诺·扎克斯.欧洲的三种历史区域.见：基恩.公民社会与国家.304↩
杰诺·扎克斯.欧洲的三种历史区域.见：基恩.公民社会与国家.306↩
对“形式民主”的辩护有时明确地伴随着对“真实民主”的攻击。阿格内斯·黑拉尔在《论形式民主》中写道：“著名的现实主义分析家亚里士多德声称，所有的民主都直接地转变为混乱，混乱转变为专制，这是对事实的一种陈述，而不是反民主的贵族化诽谤。罗马共和国不是为了暂时的民主政体。我想加以补充的是，即便是不把现代民主退化为暴政完全排除在外（我们已经目睹了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暴政下的这些情况），现代民主的持久性正好应归于其形式的特征”（P130）。我们依次解释每个句子。对旧式民主作为混乱和专制预兆的公然抨击（顺便提一句，这种主张在柏拉图和柏莱比亚斯（Polybius）那里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更为典型）正好是一种反民主的诽谤。因为，它与真实的历史顺序、因果关系甚至是时间先后顺序没有任何关系。雅典民主造成了专制制度的终结，并继续生存了将近2个世纪，在那些世纪，雅典人创造了一种令人惊讶的丰富的而有影响的文化，这种文化使其幸免于失败并为西方公民的权力以及法律统治打下了基础。罗马共和国的确‘不是一时的民主’，其贵族政治体制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是共和的让渡及其被专制的帝国统治所取代（顺便提一下，那种不民主的共和国是对被黑拉尔称为现代民主的构成文献——美国宪章的一种主要启示）。如果不提与‘形式民主’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只是一味地强调‘现代民主贬值为专制远不能被排除在外’同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似乎有点牵强附会。就持久性来说（当然值得提及的是，并不存在一种‘形式民主’），其生命源泉等于，更不用说超过雅典民主的持续时间。按照黑拉尔设定的标准，没有一种欧洲文明能够在英国存在一个世纪的时间，例如，多元选举直到1948年才幸存下来。她把之归为形式民主构成观念的美国共和政体，用了很长时间改进美国妇女和奴隶被排斥的现象。同时自由劳动者——美国民主中完全有资格的市民——直到19世纪最后的国家财产限制被移交之前也不能说获得了完全的承认，甚至不能说获得了“形式”上的公民权（更不用提通常阻碍穷人，特别是阻碍黑人参加选举的计谋，直到今天这些也没有被彻底消除），这样，现代的“形式民主”（仅仅是指白人中的男人）最多存在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时期。↩
例如，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Laclau）和钱特尔·墨菲（ChantalMouffe）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伦敦，1985年）中提出的观点。↩
参见斯图亚特·赫尔在1988年10月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发表的文章。↩
综合平等概念首先出现在米切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的《公正的领域：多元论与平等性辩护》（伦敦，1983年）一书中。也可参见基恩的《民主与公民社会》，第12页。↩
关于对沃尔泽综合平等概念优缺点的讨论，可参见米切尔·罗斯提恩（MichaelRustin）的《为了多元的社会主义》（伦敦，1985年），第70-95页。↩ |
第二十二章作为一个世界运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1906—191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二十二章作为一个世界运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1906—1914年）
↘拉丁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
↘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和工团主义
↘英国的工团主义运动
↘其他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 |
第七章民众对“我们，人民”：古今公民权概念的变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第七章民众对“我们，人民”：古今公民权概念的变迁古代的民主概念是由一种历史经验发展而来的，这种历史经验赋予了被统治阶级一种独特的公民身份，特别是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式：农民公民。现代的民主概念完全属于（或至少大部分属于）另一种不同的历史轨迹，这一点最生动地体现在盎格鲁——美国的传统中。古代民主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事件，比如梭伦（Solon）改革和克里斯蒂尼改革，描绘了民众上升为公民的关键性时刻。在另一种起始于欧洲封建主义而不是雅典民主主义，并终结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记录中，诸如英国大宪章（MagnaChaa）和1688年光荣革命等主要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有产阶级地位的提高。既然如此，这就不是一个农民从其封建领主的政治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封建领主维护自身独立权力、反对君主专权的问题。这就是那些把“民众统治”的社会含义——比如贫富均衡——看作民主核心准则的近代宪法原则、有限政府思想以及分权等等的起源。如果说农民公民是第一个历史进程中最典型的人物，那么第二个历史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封建男爵和辉格党贵族。
如果“公民权”是古代民主的基本概念，那么贵族统治或许就是其他类型民主的基本原则。雅典的公民要求不受人控制，不从属于任何人。他不需要服务或顺从于任何统治者，也不需要为专制君主辛苦劳动。其公民权所赋予的自由就是民众从贵族统治那里获取的自由。相反，英国大宪章并不是不受人控制的民众的宪章，而是统治者自己的宪章，该宪章维护封建特权和贵族自由，既反对王权又反对普通群众，正如1688年的自由代表着有财产、有身份的人的特权，体现了他们具有随意处置其财产和仆人的自由。
的确，维护贵族特权、反对君主侵权产生了“大众主权”的传统，并由此衍生出了现代民主的概念；然而，这里所论及的“人民”并不是民众，而是一个介于君主和民众之间的、构成政治国民的特权阶层。虽然雅典的民主通过将农民转变为公民消除了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长期对立，但是，“大众主权”在现代欧洲早期出现之时，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就是作为统治者的地主与作为臣民的农民之间的分离。一方面，主权的分裂和构成欧洲封建制度的贵族权力以及对君权和封建原则驱使下国家集权化的制约就是新型的“有限”政府权力的基础，也是后来被称为民主原则（比如立宪制、代表制和公民自由）的起源。另一方面，封建贵族的对立面是有依赖性的小农阶级，而经由封建地主团体发展而来的“政治国民”保留了其劳动阶级的排外性和政治附庸性。
在英国，排外的“政治国民”在议会中找到了其化身，正如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ThomasSmith）在16世纪60年代所写的：议会“具有包括领袖和大众在内的整个王国的权力。因为每一个英国人，无论其身份如何，从英国的王子（国王或王后）到最底层的人，或者亲自，或者通过代理人，都可以在议会中表达意愿。而且议会的决议被当作每一个人的意愿”1。一个人即使没有选举其代表的权力也注定会“出现”在议会中，这一点根本不值一提。托马斯·史密斯与其前后的其他人一样，想当然地认为少数的有产者会代表全体民众。
即使是当“政治国民”不再被限定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财产持有者团体中，当“人民”被扩展到“普通群众”的时候，议会霸权学说仍然是反对大众权力的。比如，在现今的英国，政治依然被最高议会把持。议会将最终对其选民负责，但是“人民”并没有真正的主权。其实，在议会之外根本没有政治（或至少没有合法政治）。实际上，“人民”的范围越广泛，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从保守党到主流工党——就越强调议会之外社会的非政治化以及“超议会”政治的非法化。与这一进程相伴而生的是议会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不断集权化，以至产生了一种同内阁甚至是同首相非常相似的人物——君主。
在现代英国早期，尤其是在詹姆斯·哈林顿（JamesHarrington）、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Sidney）以及亨利·内维尔（HenryNeville-which）的著作中，的确出现过一股政治思潮。从表面上看，这一政治思潮与主流的议会传统是背道而驰的。这一政治理论学派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因为其核心的组织原则是公民权概念，但它并不简单地意味着被动地享有我们需要与“自由主义民主”联系在一起的个人权利，而且还表示积极的公民共同体追求公共利益。但是，在“政治国民”的排他性2这一根本点上，像詹姆斯·哈林顿那样的早期现代共和党人，与其“自由主义的”同时代人是一致的。起作用的公民权被限制在那些拥有财产的男人之中，不仅妇女被排除在外，而且像哈林顿提出的那些缺乏“自身生活所必要的资金”，依靠为他人工作而谋生的男人也被排斥在外。在这种公民权概念的核心存在着一种有财产的精英与劳动大众之间的划分。毫不奇怪，当这类共和党人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寻找模式时，会选择斯巴达式或罗马式的贵族（混合）结构，而不是民主的雅典模式。
事实上，有财产的精英与劳动大众之间的这种划分可能是英国古典共和主义的本质特征，甚至比洛克的自由主义（Lockeanliberalism）更加绝对和彻底。当哈林顿开始建构适合于封建贵族不再盛行的社会的政治原则时，他并没有完全丢弃封建制度的原则。甚至可以说，哈林顿的公民权概念仿效了封建制度原则的某些重要方面。一方面，不再存在从属于财产的范畴，即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封建地主及其从属者之间根据地产的不同形式划分司法和政治权力，所有的地产都成为了司法和政治的特权。另一方面，财产本身仍然被界定为一种政治和军事特权，换言之，财产本身仍然表现为经济和政治／军事权力无法分离的相互统一性，这种特色曾经构成了封建的贵族统治。
在这里，古典共和主义在其创立的那一刻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错误。地产在英国早就采取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其中经济权力不再是不可分割地与司法、政治和军事特权联系在一起，财富越来越依赖于“进步”，或者说财产的生产作用越来越符合竞争市场的规则。这里，约翰·洛克的财产和农业进步概念与当前的现实更为一致3。当洛克本人不是民主主义者时，对于他的财产概念最终更应服从于放宽对“政治国民”资格的限制这一点是有疑问的4。简单地说，一旦有产阶级的经济权力不再依赖“超经济”状况，不再依赖贵族制度司法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政治垄断就不再是精英所必须的东西。相比之下，在一个本质上由前资本主义财产概念及其司法和政治“修饰”占优势地位的框架内（像马克思曾经提到的），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达到“形式的”平等是不可想象的，更不要说令人渴望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公民权通过把权力的核心由贵族支配权转移到财产所有权，资本主义使公民的地位更加不突出了，因为政治特权的好处让给了纯“经济”的利益。这最终使得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成为可能。在这种新的民主形式下，古典共和主义通过限制公民团体的范围（像雅典的寡头政治想要做的那样）解决了有财产的精英与劳动大众之间的难题，资本家或自由民主党人则通过限制公民的权力来扩大公民的范围（像罗马人所做的那样）。在这种新的民主形式下，有人提议一种积极但排外的公民团体，其中有产阶级统治着劳动大众；另一些人则提议一种范围广泛但大都消极的公民团体，既包含精英又包含大众，但是他们的公民权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资本主义也通过其他方式变革政治领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以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先决条件，没有规定的权利或义务，没有法律上的特权或者无资格。个人从共同机构和身份中分离出来的情况最早出现在英国（例如，这种分离反映在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将共和国明确界定为“众多自由人聚集在一起的，通过他们自己共同的协定联合起来的社会或平民政治阶层”5，同时也反映在贯穿于从霍布斯和洛克到休谟以及更多人的英国社会思想传统的个人心理主义之中）；个人（不必提及个人财产）从惯例的、共同的、约定俗成的以及公共的身份和职责中的不断分离标志着资本主义的产生。
当然，这种孤立个体的出现的确具有其积极的一面，自由主义学说用其基本的独立自主的个体观念强调孤立个体解放的含义。但是这种孤立个体的出现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个体的产生是“劳动大众”进入政治共同体所付出的代价；或者更确切地说，独立个体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和最终加入公民团体的现代“自由而平等”的雇佣劳动者产生的历史进程，也是农民被逐出和消灭，农民连同其共同的和通常的权利既从其财产又从其共同体中分离出来的历史进程。
我们简要思考一下这种孤立个体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与现代雇佣劳动者不同，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民仍然拥有对财产的所有权，既然这样，土地是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这表明地主或者国家占有农民劳动的能力是通过一种上级强制力获得的，即以司法、政治和军事特权的形式来占有农民的劳动。农民遭受剩余榨取的主要模式——租金或税收——典型地采取各种各样的司法和政治依附形式：包括债务束缚、农奴身份、附属关系、强迫劳役劳动等等。同样，农民抵抗或者限制其被地主和国家剥削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特别是村落社会的力量。当农民通过扩大村落社会的权限来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独立（例如，推行他们自己的宪章或者用他们自己的地方官员取代地主代表）时，农民也在扩大其经济占有权，提高其抵抗剥削的能力。但是，无论村落社会会变得多么强大，对于农民自治来说，通常仍会存在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国家。由于农庄处于国家之外且隶属于异己的力量，由于农民被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因而农庄几乎普遍地被保留了下来。
雅典民主在这里代表着一种极其独特的例外。只有在这里，国家和村庄之间的障碍才被打破，因为村庄有效地成为了国家的组成部分，农民成为了公民。雅典的公民，通过他们在德谟（deme）（一种建立在现有的村庄基础上的地理单元）中的成员身份获得了其公民地位。在严格意义上说，通过克里斯蒂尼改革建立起来的德谟作为城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民主的基础。它创造了一种从不同出身中抽象出来的公民身份，一种贵族和民众共有的身份，以采用雅典公民的一种德谟名称——德莫提垦（demotikon）为标志，这与源于父名的姓（实际上在贵族统治的情况下从未取代）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克里斯蒂尼的改革“使雅典的农村具有政治性，并在那里确立了政治身份”6。换言之，改革代表着村庄并入国家、农民并入公民共同体。这种政治状况在经济方面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农民从租金和税收形式的“超经济”勒索中获得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自由程度7。
相反，中世纪的农民仍然被严格地排除在国家之外，并且相应地更加服从于超经济的剩余榨取。村落社会的创立和联合可以给农民提供一些保护，使他们免受地主和国家（尽管村落社会也有可能被作为一种贵族控制的媒介——比如，像在庄园法庭上那样）的剥削，但是国家与封建地主的专有领地不同。由于封建的“主权分化”让位于更加集中的国家，这种政治领域的排外性在有特权的政治国家中保留了下来8。最后，由于封建关系让位于资本主义，特别是在英国，结果连处于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村落社会的仲裁也不存在了。无论是通过庄园法庭还是通过村落社会（英国的圈地取代开放的田地制度是这一进程中最明显的例子），由于生产日益被排除在共同规则之外，个人及其财产从共同体中分离了出来；惯常的土地使用权成为经济借贷并服从于市场中非个人的竞争压力；小农失去了他们对公共用地惯例上的使用权；通过强制性的逐出或者通过竞争的压力，小农的土地逐渐被全部剥夺了。最终，随着土地所有权变得日益集中，小农阶级一方面让位给大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让位给无财产的雇佣劳动者。最后，个人的“解放”得到了彻底实现。由于资本主义对劳动大众“超经济”身份的漠不关心，在个人已经从所有特殊的个人或社会身份中抽象出来并成为了可互换的劳动单位的情况下，仍然在劳动力市场的解决办法中沉迷于规定的属性和超经济的差异。
正是作为这样一种没有财产的、从公共联合中抽象出来的孤立个体的集合体，“劳动大众”最终加入了公民共同体。当然，传统上规定的身份和法律不平等的消除，对于这些目前“自由而平等”的个体来说代表着一种进步；而公民权的获得又赋予了这些个体以新的力量、公正和权利。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他们公民权的历史前提是政治领域的贬值，是削减了公民权并将其原有的一些特权转给了私人财产与市场的纯经济领域（在那里，纯经济优势已经取代了司法特权和政治垄断）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新关系，我们就不能估量他们的得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造成的公民权贬值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由于上述原因，那种把产生形式公民权的历史发展说成是仅仅增强了个人自由（一种使个人从专制国家中，从传统和约定俗成的等级约束中，从公共镇压或公民美德需求中获得的自由）的自由主义学说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片面做法。
如果我们不考虑在与公民日常生活经验的相互冲突中，“设想的共同体”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虚构和神话般的抽象观念，我们也就不能评价个体公民与公民共同体或者与国家之间现代关系的意识形态作用9。一个民族当然能够激发个人为他们的国家而献身；但是我们必须考虑，这种抽象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在否认或者掩饰个人更直接的经验方面所能达到的程度，以及使处于个人和国家层面之间的团结（例如在工厂、社区或者共同的阶级经验中形成的团结）、分散、瓦解，或者至少在非政治化方面所能达到的程度。当政治国家是有特权且排外的时候，“国家”（commonwealth）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那些土地贵族中名副其实的利益团体。在公民共同体同那些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和利益冲突结合在一起的现代民主中，公民享有的“共同利益”一定会成为一种更加站不住脚的抽象概念。
同古代民主的对比在这里仍然是非常鲜明的。建构在德谟基础上的民主城邦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尼克马琴道德”（NicomacheanEthics）规范中所命名的“自然共同体”之上。这种具有真正政治含义的“现实共同体”是由农民公民权的实际后果所产生的。公民共同体和社会生活现实之间的矛盾在雅典民主中也不像在现代民主国家中那么突出。和古希腊民主一样，现代自由主义民主中公民身份从社会经济状况中的分离，也使得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与阶级不平等能够同时存在。但是，这一相似点掩盖了两种形式的民主之间更深层次的不同，尤其是反映在两种情况下“政治”和“社会”或“经济”层面的不同关系方面。
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所论证的，在古代雅典的民主中，公民的权利并不是由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占有权以及阶级之间的关系则直接受到民主的公民权的影响。在雅典，民主的公民权意味着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超经济”的剥削。他们在立法机构、在法庭、在街道中的政治参与减少了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剥削。同时，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不同，他们还没有遭受无产者所遭受的纯“经济”强制。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不可分离的——民众的双重自由在于其同时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和一种社会阶级，作为平民（commonpeople）或穷人所具有的含义；而政治平等并不是简单地同社会经济不平等同时存在，而是对之做了实质性的修改。在这种意义上，雅典的民主并不是“形式的”民主，而是真实的民主。
在资本主义民主中，公民身份和阶级地位的分离同时在两个方向上起作用：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决定公民的权利——那就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所谓的民主——但是，既然资本主义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权力不依赖于司法特权或公民地位，公民平等就不会直接影响或有效改变阶级不平等——那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限制民主的东西。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即使在具有司法平等和普选权的情况下也能够继续存在。在那种意义上，资本主义民主中的政治平等不仅能够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同时存在，而且还能使这种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基本保持不变。美国对民主的重新界定资本主义使得对“形式民主”的想象成为可能，这种形式民主是一种能够与社会不平等同时存在，并且能够维持原有的“精英”与“劳动大众”之间经济关系的公民平等形式。然而，“形式民主”在观念上的可能性并没有使之成为一种历史现实。在“人民”发展为包含劳动大众之前尚需经过大量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更不要说妇女了。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盎格鲁美国政治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这些斗争并没有在民主的历史上获得里程碑的地位。在英语国家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中，通往现代民主的主要道路贯穿了罗马、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光荣革命，而不是雅典、平等主义者、掘地派和宪章运动。历史记录也不完全属于胜利者，因为如果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不是平等主义者和掘地派代表获胜，历史难道不会被改写为民主在失败者一边吗？
在这里，美国的经验是决定性的。英国辉格党党员长期停留在满足于庆祝议会的前进，而不是宣称它是一种民主的胜利。美国人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在决定新共和国形式的斗争中，即使在群众民主的推动力已经强大到可以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刻，获得胜利的依然是反民主人士。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把拥有管理权的精英从被统治的大众中分开了；联邦党人本来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建立一个排外的政治国家，一个属于有产公民的贵族政府，其中财产特别是地产——仍是一种特许的法律、政治或经济特权。但是，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现实已经排除了这种选项。在一种依赖于商品交换和纯经济占有模式的经济中，财产已经无可挽回地丢弃了其超经济的“装饰”，这就破坏了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的所有者与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劳动大众之间的巧妙划分——在革命达到顶点的殖民地中创造出了一种政治上活跃的平民。
在公民权日益民主和平民愈加主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保留群众与精英之间的划分就成为一项崭新的任务摆在了联邦党人面前。美国民主在其根基上就具有排斥妇女、压迫奴隶以及本土人民种族灭绝的殖民主义等严重缺陷，这一点在目前得到了更加普遍的承认。并非那么不证自明的是，反民主的原则包含在“开国者”所详细说明的民主的公民权观念之中。在不可能继续维持一种排外的公民团体的背景下，宪法制定者开始尝试设立一套既体现大众权力，同时又剥夺大众权力的政治制度。哪里不能获得一种积极但排外的平民选择权，哪里就有必要建立一种范围广泛的、消极的、政治权力有限的公民团体。
联邦党人的理想或许是创造一种将财富与共和主义结合起来的贵族统治，这是一种不可避免地只给财富统治让路的理想；但是他们的实际任务是，用普通大众的选举支持来维持一种有产寡头政治。这就要求联邦党人提出一种思想体系，特别是要重新定义一种掩饰其寡头政治方案的含糊性的民主。正是美国反民主的胜利给予了现代世界民主的定义，大众权力的削减是这一定义的一个基本要素。即使世界各地没有模仿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的实验仍会留下这种世界遗产10。
在前一章中，我曾引用了柏拉图在《普罗太戈拉篇》中的一段话，其中提到雅典有允许鞋匠和铁匠、穷人和富人同样做出政治判断的习惯。这段话表达出了埃塞格里亚（isegoria）的民主原则，即自由与言论平等都巧妙地确定了雅典民主的本质。这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敦（Alexander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第三十五篇的论述：由各个阶级的人民真正代表所有阶级的人民，这种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除了少数例外，工匠和生产者总是倾向于把其选票投给商人，而不愿意投给他们自己专业和行业的人……他们明白，无论他们能够在其自己的强大的判断力中获取多大的信心，商人比他们自己更能有效地促进他们的利益。他们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给予他们那些必要的能力，而如果在审议会上没有这些能力，最好的天赋也多半是没有用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商人看作共同体中所有这些阶级的自然代表。在分别摘自柏拉图和汉密尔敦的两段引文中，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之间的一些最根本的区别得到了适当的概括。亚历山大·汉密尔敦清楚地说明了他在别处称之为“有代表性的民主”的原则，一种在古代世界没有先例的思想，一种美国的创新。在这里，鞋匠和铁匠被他们社会的上层所代表。在这一对比中最为重要的并不单单是直接民主和有代表性的民主之间在传统意义上的差别。两种民主概念之间的其他一些更为根本的原则区别也包含在上述两段引文之中。
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埃塞格里亚概念是同雅典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最具特色的概念，是距离现代自由民主中所有类似概念（包括现代言论自由概念）最远的概念。亚历山大·汉密尔敦无疑是现代自由民主观念中言论自由的倡导者，这种言论自由与保护公民不受干涉特别是不受国家干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有关。但是在汉密尔敦的概念中，提倡公民自由（其中表达自由是极为重要的）与那种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富有的商人是地位卑贱的工匠的自然代表的观点是相容的。有财产的男人将在政治上代表鞋匠或铁匠等民众讲话。汉密尔敦当然没有提出要压制这些民众的声音，他也没有打算剥夺他们选择自己代表的权利。汉密尔敦显然有些勉强地被迫接受了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内容丰富的或者说“民主的”特权。但是，像他之前的许多反民主人士一样，汉密尔敦确定了关于代表的假设，根据这一假设，像托马斯·史密斯爵士所说的“最底层的人”一样，劳动大众也必须在他的社会上层中找到自己的政治代言人。
这些假设也必须包含在联邦党人的下述观点之中，即代表并不是一种实现民主的方式，而是一种消除民主或至少部分地废止民主的方式。他们的观点并不是代表制度在大的共和国是必需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大的共和国必须实行代表制度，才使得它令人向往——而且代表所代表的部分越小越好，代表之间的距离越大越好。正如麦迪逊（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所指出的：代表的作用是“通过一种公民选择团体，提炼并扩大公共观点……”。大的共和国显然比小的共和国更可取，“更有利于选择公众福利的适当保护者”，基于“两种明显的考虑”：代表所代表的部分应当更小一些，每一个代表将从更大的选区中选出。换言之，代表是用来充当过滤器的。在这些方面，联邦党人的代表概念——特别是汉密尔敦的代表概念——与埃塞格里亚恰恰是相对立的。
我们已经如此习惯于“有代表性的民主”这一提法，以至于往往忘记了美国观念的新颖之处。在美国联邦党人那里，“有代表性的民主”至少表示迄今被看作民主自治对立面的一些事物目前不仅是与民主相融的，而且是民主的组成部分：不是政治权力的行使而是政治权力的让渡，是政治权力的转让和异化。
政治权力的异化与希腊的民主观念如此格格不入，甚至连选举也有可能被当作一种寡头政治的实践，为了某种明确的目的它可能会接受民主，但是它却不是民主制度的本质。这样，亚里士多德就勾画出了“混合”宪法是怎样在主要立宪形式（例如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基础之外被创立的，并提议把选举看作是寡头政治的一个特征。它之所以是寡头政治，是由于它趋于迎合权贵，即迎合那些不太可能赞同民主政治的名人、富人和出身名门的人。雅典人在确定需要拥有精细技术专门知识的职位，特别是在确定最高的金融和军事职位时，可能会采用选举（比如古希腊的将军伯里克利（Pericles）等，就是被选举出来的军官）的方式；但是，为了确保责任，这些职位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显然被理解为一种规则的例外，这一规则假定所有公民都拥有一般政治功能所需要的公民智慧。纯粹的民主方法是抽签选拔，该惯例在承认由国家大小和公民数量强加的实际限制的同时，体现了原则上反对公民权异化以及假设民众政治上无能的选举标准。
美利坚共和国牢固地确定了一种民主的定义，在该定义中，权力向“人民代表”的转移不仅构成了对民主范围和复杂性的必要让步，而且更是构成了民主的精髓本身。因此，尽管美国人没有发明代表，但仍然能够使人相信他们确立了一种民主的基本观念：其与权力异化的一致性。但是，这里的关键并不单单是用代议制代替直接民主。即使在最民主的政治组织中，支持代表制的原因无疑也有许多。这里最主要的论点是联邦党人的代表概念所赖以建立的那些条件。“开国者”不仅把代表视为一种使人们远离政治的手段，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即雅典民主党人因选举使有产阶级享有特权而怀疑选举）他们还提倡代表制，像亚里士多德的混合物一样，“有代表性的民主”是带有一点寡头政治的文明的民主政治。没有社会含义的“人民”联邦党人的论点更多地是基于“公共福利”而不是公民意志，它展示了一种与古雅典人截然不同的、非常独特的公民权概念。现代美国的公民权概念可能比雅典的更加广泛和普遍，对于亲属关系、血缘关系或由种族划分的各联邦自主独立主义也更为漠不关心。从这一方面来看，它更加类似于古罗马而不是雅典的公民权。但是，如果美国的公民权在普遍性、向外扩张的能力方面与罗马公民权之间的共同之处比与希腊的更多，那么，它可能在其他方面同罗马（不仅是罗马共和国甚至是罗马帝国）具有相同之处，即“人民”和政治行动领域之间的距离越大，公民权与政治参与之间的直接联系就越少。同罗马一样，美国的公民权可能比雅典民主的公民权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但同时，它可能也更加抽象、更加被动。
如果“开国者”的意图是创造这种被动的公民权，或至少是缓和革命文化的公民行动主义，那么它与雅典民主就存在另一个不同之处。我们已经论述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雅典，民主也是由政治领域之外的“一种预先存在的民主文化”、“公民社会”的平等主义习俗所产生的11。有人提出，克里斯蒂尼的“基础”行动具有使这种预先存在的民主文化制度化的作用。但是，如果真的如此，那么美国宪法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来说就同它预先存在的民主文化有一定的关联。
美国宪法的创立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种民主文化，而且还面对着一种相当发达的民主制度；他们确立的民主习俗至少与他们想要“抑制”的一样多，这些民主习俗不仅在“公民社会”中，而且甚至在从镇民会议到代表大会的政治领域中都确立了自己在殖民地和革命的美国中的地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扩大公共领域中公民身份和行动之间的距离——不仅通过提出公民和政治领域之间的代表筛选，甚至依靠文字的、地理的取代方式——来获取其渴望的结果。在那些克里斯蒂尼使地方德谟成为雅典公民权基础的地方，联邦党人就会尽全力将政治焦点从地方转移到联邦中心。
据说公民权和人民主权的许多含义像“开国者”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些反联邦党人通过丢弃宪法的开卷语“我们，人民……”12攻击被提议宪法的反民主含义。这个显然是最明确地迎合了人民主权的开卷语，在其反对者看来似乎恰恰相反，表示的是一种专制统治的方法，是广阔的帝国被一个没有代表性的、残暴的国家从中心进行统治的方法。因为这些批判，一种缩小了人民和政治领域之间距离的更加民主的开卷语将会是“我们，国家……”。依据这种反联邦党人的观点，联邦党人发动人民只不过是一种授予联邦政府真正主权、给予它人民主权标志的手段，同时，它实际上却忽略了那些对人民负有更直接责任的制度，并且将共和国政府转化成了帝国政府。
美国人后来发现，国家权利学说中的反民主倾向既不能被宪法早期的批判者也不能被宪法早期的提倡者所预见；但是对于其同时代的人来说似乎清晰的是，联邦党人正在借助于人民主权来努力促使人民远离政治并重新界定公民权，正在使天平远离共和国的积极行动而转向帝国的消极被动。“人民”不再像雅典的民众那样被界定为一种积极的公民共同体，而是被定义为一种在公共方面被中央国家所代表的私人个体被分解的集合体。与古代的公民权概念大不相同，在作为政治共同体时，即使是那种可能最能宣称现代民主优越于古代各种民主的个体权力观念也具有消极被动的涵义13。
在联邦党人的控制之下，“人民”经历了又一次重要转型，这一转型再次使他们的民主概念远离体现“埃塞格里亚”观念的民主原则。将汉密尔敦独特的代表概念与民主的观念调和起来的那种可能性需要一次重大革新，它仍然是我们当前的民主定义的一个部分。“有代表性的民主”这一概念本身对于雅典人来说会相当难以理解，但是，可以设想一些代表概念，这些概念建立在比汉密尔敦的代表概念更加民主的假定之上［汤姆·培恩（TomPaine）的这一概念相当重要］。这里更为重要的是，汉密尔敦的概念需要从民主的概念中彻底排除所有的社会含义，并且需要一种社会内涵被抑制的“人民”的政治概念。
相比较而言，亚里士多德把民主的古典定义视为一种政体，其中“自由民和穷人控制着政府——同时是多数派”（《政治学》1290b）；而寡头政治不同，在这种政体中，“富人和贵族出身者控制着政府——同时是少数派”。社会标准（在一种情况下是贫穷，在另一种情况下是财富和出身高贵）在这些定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这些标准超过了用数字表达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强调，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之间的真正差别在于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别（1279b），以便在即使不太可能出现穷人统治者同时是少数派的情况下，城邦也会是民主的。
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理想城邦时提出了一个更加明确的，甚至比贫富之间的区分更具有决定性（《政治学》1328a-1329a）的社会级别。他提出，如同在其他各种自然化合物中一样，在城邦中，作为组成部分的要素和作为必要条件的要素之间存在着差别。后者只是服务于前者而不能被当作整体的有机部分。在城邦中，必要“条件”是那些依靠劳动为共同体提供必需品的人们（不论是自由民还是奴隶），而构成“部分”却是拥有财产的男人。属于“必要”类型的人——这些人不会成为理想城邦的有机“部分”或者公民——包括那些从事“基础和手工”技术和行业的机械工，以及其他的人——包括小农——他们必须为生计而劳动，并且缺乏“闲暇”（和“精神自由”？）去“展示仁慈”和从事政治。这可能就成为了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重要的分界线：无论“必要的”人是否应当被包含在公民团体之中。
比起民主的宪法赋予的自由理想，希腊的反民主党人在城邦的必要条件和构成部分之间，或者在“必要的”人和上等人或富人之间所划定的那种社会级别也界定了反民主的自由观念。民主的批判者可能会通过把自由和认可以及社会混乱视为一体来全然反对自由；但这仅仅是寡头政治执政者与民主哲学上的反对者所采取的策略之一。另一种策略是重新界定自由，以便能够把那些不是奴隶的劳动者、工匠或者商人排除在外。例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1367a）中把自由人界定为不是为了其他人而生活或者听从于其他人的命令和指挥的绅士，因为他们从事的不是肮脏的、卑下的职业——这就是他为什么坚持认为长发在斯巴达是高贵的象征、是自由人的标志，因为当一个人的头发太长时就难以从事卑下的工作。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的理想国家与其他事物一起，暗示着这种区别（不是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区别，而是绅士和机械工以及其他“必要的”人之间的区别）不仅应当具有社会的含义，而且还应当具有政治的和制度的含义。在这里，任何一个为共同体的基本需要提供服务的人——农民、工匠、店主——根本不可能成为公民。
无须补充说明的是，自由和奴性之间的这种区别在柏拉图那里更为显著，因为那些因衣食所需而受奴役的人被永远地剥夺了从事政治艺术的资格。例如，在《政治家》（289cff．）中，所有提供必需品和服务的人以及从事“捐献”艺术的人基本上都是奴性而且不适合从事政治艺术——甚至连外国奴隶也必须从事农业劳动。因此，无论是对于柏拉图还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自由和奴性之间的差别，不仅与自由人和奴隶之间法律上的区别相一致，而且也与那些没有必要劳动的人和那些被迫为生计而工作的人之间的区别相一致。
芬利的定义是，“自由人既不是生活在其他人的约束之下的人，也不是为其他人的利益而受雇佣的人；自由人更适合靠其祖传的、有着神殿和祖坟的小块土地生活”14，这种自由概念至少同一些常规用法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这真的是常规用法的话，那么在普通雅典公民理解的自由人含义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加于之上的意思之间就会存在一些重大的区别。因为这些民主的反对者，甚至是那些独立的工匠或者小农也不能说是自由的，他们依赖于向别人提供——以及出卖——必需品和服务来维持生计。无论具有怎样的比喻性，我仍怀疑雅典的工匠或农民公民会做好接受这一扩大了的奴性定义的准备。但是关键在于，对于民主党人来说，界定公民权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言，界定公民权至少是一件理想的事情。即使在亚里士多德最具可行性的城邦中，仍然存在一些关于工匠的公民权问题，更不要说被雇佣劳动者的公民权了。
这并不是说亚里士多德的民主定义是常用的。民主（demokratia）观念本身可能本来是反民主主义者的一个创造15；把民主界定为社会意义上的民众、下等阶级或穷人统治的，可能仍然是那些反民主主义者。正像伯里克利所界定的那样，适度的民主不是把雅典的国体界定为一种阶级统治形式，而是简单地把它当作一种由多数而不是少数人统治的政府。然而，伯里克利的定义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是，等级并不是公共荣誉标准，贫困不是进入政府机关的障碍。对于伯里克利和对于亚里士多德一样，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统治的城邦不包括那些在社会意义上没有取得民主资格的民众16。
伯里克利可能并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民主界定为穷人的统治；但它却是包括穷人在内的多数人的统治。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之所以是民主的，正是由于它把穷人包括进来了。实际上，民众既表示下等阶级又表示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民主的合成含义让人联想到的一种民主文化。似乎罗马的平民范畴及其全部社会含义已经取代了民众范畴——即便这样，这一范畴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希腊用法中民主的含义，因为不能把平民（不像民众那样）与穷人或群众视为一体。
在希腊，民众的政治定义本身就具有一种社会含义，因为这一定义有意把下等阶级之外的鞋匠和铁匠从政治中剥离出来了。这是一种与城邦和公民权的非民主界定相反的民主主张。相比之下，当联邦党人援用“人民”作为政治范畴时，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机修工”的权利，反对那些将他们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人。相反，在联邦党人领袖的声明中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们的目的——宪法中许多条款的目的——是为了削弱普通群众的权力，尤其是为了保护所有权17。这里，援引“人民”的目的是为不那么反对更加民主的原则而辩护。
正如在希腊那样，“人民”在联邦党人的用法中，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政治范畴；但是在这里，这种政治定义的意思并不是要强调社会不平等者的政治平等。这种政治定义更多地与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阶级的标准是为了不具有政治相关性，不仅在这种意义上说，贫穷或平庸的社会地位不再成为进入公职的形式上的障碍，而且在更加特殊的意义上说，阶级权力的平衡绝不会代表一种民主的标准。实际上，民主和富人统治之间并不是不相容的。正因如此，今天的社会标准依然与政治不相关；民主的现代含义与富人统治之间的一致程度决不会比亚历山大·汉密尔敦所描述的低。
在雅典和革命后的美国，在“人民”的政治和社会含义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中潜在着一个结构基础。无论其倾向如何，联邦党人都不再具有对统治阶级有用的选择权，他们都不能狭义地把“人民”界定为一种排外的政治国家的同义词。殖民地和大革命的政治经验排除了这种选择权（尽管妇女和奴隶无疑地被明确排除在政治国家之外）。但是，还有另一种对美国人而言存在，对希腊人来说则不曾存在过的可能性：把民主转移到一个纯政治领域（是与“公民社会”或“经济”截然不同，且从中分离出来的领域）中。在雅典，“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没有这样清晰的分界线，没有独立的、自治的“经济”，甚至也没有与公民共同体不同的国家概念——没有“雅典”或者“阿提卡”（Attica）（古代希腊中东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只有“雅典人”。
换言之，财产在美国已经获得了一种从法律特权或政治权力中分离开来的纯“经济的”含义，“经济”在美国也获得了其自身的生命力，在雅典则不同，政治和经济权力不能那样简单地分离开来。大部分人类经验和人类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压制和侮辱言行都是政治平等所不能触及的。如果公民权优先于其他更为独立发展的社会身份，那么它同时也会在许多方面不合逻辑。
缺乏社会含义的民主的可能性——以及古希腊对于这种可能性的缺乏——也与古希腊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在社会财产关系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有关。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公民权的含义，所以政治权力的普及（尤其是成人选举权的普及）使得财产关系和占有权空前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使这种民主（其中政治权力形式上的平等对于其他领域的不平等以及占有和剥削关系只能产生极小的影响）成为可能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情况在18世纪晚期的美国得到了充分发展，从而使得重新界定没有社会含义的民主成为可能、使得发明“形式民主”成为可能、使得限制在民主定义中及其相关的自由概念中的社会标准成为可能。联邦党人因此可以在强调把自己从最初的希腊含义的民众统治中分离出来的同时，要求获得民主的方式。第一次，“民主”能够表示一种完全不同于希腊人所指的含义。
对于联邦党人来说，尤其需要明确消除的是那种具有乌合之众统治、大多数人暴政等特征的古代民主模式。但是使其成为一个如此引人注目的概念性问题的原因在于在大革命后的美国，他们不能以反对政治理想的名义、不能以寡头政治的名义，而必须以民主本身的名义来抵制古代民主。殖民地和革命的经验已经表明，直接抵制民主是行不通的，因为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已经在那里厚颜无耻地活动了几个世纪，而他们还将继续在其他地方活动一段时间。美国的政治现实迫使人们去做那些目前已经成为惯例和普遍的事情，当所有有益的政治事件是“民主的”，而我们讨厌的每件事物在政治上都是不民主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声称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民主主义者。那么问题就成了构建一种把古代的民主模式排除在外的民主概念。
宪法争论描绘的是一个独特的、据我所知是无与伦比的历史时刻，其中所有的政治意图（包括按照原有定义应当被视为反民主的那些意图）都经历了一个从传统民主批判到现代民主移入的明显转变。在这里我们甚至能够恰好观察到民主被重新界定的过程。联邦党人有时把民主与他们所提倡的政府共和国形式截然对立起来，有时又将完全相同的共和国形式称为一种“有选择的民主”。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不仅发生在政治理论领域，而且也发生在新共和国的象征中。只需考虑一下罗马象征的巨大吸引力——联邦党人采纳了一些罗马的称呼，如元老院等名称，罗马的鹰状标饰被作为美国的一种图标。行动的榜样不是雅典而是罗马、不是伯里克利而是西塞罗、不是民众的统治而是SPQR（罗马元老院与罗马市民），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混合机构”，这些人民是那些拥有公民权利但是被贵族政府统治的大众或者民众。从民主主义到自由主义直到18世纪最后25年，至少是直到美国重新界定民主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含义（无论是在民主倡导者还是在民主诽谤者的词汇表中）基本上是发明这一词汇的希腊人所指的含义：民众的统治，“人民”，具有公民身份和社会范畴的双重含义。这引起了统治阶级对民主普遍的和不可辩护的诋毁。其后，民主经历了一个允许其以前的敌人信奉自己的转型，其以前的敌人甚至经常在他们的政治词汇中把民主作为一种赞美的最高表达方式。美国对民主的重新界定是决定性的；但是这一重新界定的过程并没有终结，仍需要另外10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即使规则经由带有寡头色彩的代表而慢慢传开了，人民丧失了其社会含义，在人民统治的“有代表性的民主”中仍保留着民主的主要准则。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民主观念开始使自己更加远离其古代的和字面上的含义。
在美国和欧洲，能够选择其代表的“人民”的社会成分和范围问题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基本问题，直到进入20世纪，这一问题仍是一个存在激烈争议的问题。例如，美国人用了很长时间改进古希腊把妇女和奴隶排除在外的状况，但直到最后的财产资格被废除之后，劳动阶级才可以说赢得了全部内容（尽管那样，仍然存在很多的排斥穷人，尤其是排斥黑人的问题）。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对问题做出有利于“大众民主”的决定已经变得十分明确；由于群众动员（massmobilization）时代——群众选举政治——的发展，重新界定民主的意识形态优势变得愈加明显。
通过一种不可避免的民主化发展而强加于欧洲统治阶级之上的命令和强制，在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那里得到了极其生动的描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幸的是，这些（因群众动员而对政府和统治阶级造成的）问题在欧洲公开的政治讨论中消失了，因为不断发展的民主化使得人们不能稍有任何坦白地公开讨论这些问题。候选人想要告诉其投票者的难道是，他们认为投票者太愚蠢，不知道在政治中什么是最好的，而且他们的要求也很荒谬，因为会危及国家的未来？又有哪一个处于记者包围之中的政治家，竟然能够冒着其谈话被传到最偏远酒店的危险，说出他的本意？……俾斯麦（Bismarck）或许从来没有向精英之外的听众发表过演说。在1879年的竞选运动中，格莱斯顿（Gladstone）将群众选举活动引入了英国（或许也引入了欧洲）。除了政治上的局外人之外，再也没有人会以那种曾经围绕在1867年英国改革法案争论中的率直和现实态度来讨论民主被期待的含义……民主化的时代就这样被转变成了公共政治伪善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奸诈的时代，也因此进入了政治讽刺作品的时代18。民主在初期是真实的。但是其批判者却毫不犹豫地公然抨击“平民”（commonherd）的愚蠢、无知和不可靠。当亚当·弗格森（AdamFerguson）提出：“一个将其观点局限于自己生活和生存之中的人，怎么可以被委以管理国家的重任呢？如果允许这种人商讨国家事务，就会给其委员会带来混乱和骚动，或者会造成委员会的奴化和堕落；很难使其从破坏性的小集团，或者从错误决议（案）的影响中摆脱出来19。”弗格森提上述问题时代表的是一种18世纪长期的、不尴尬的反民主主义者的传统。
这种透明度在19世纪晚期不可能再继续存在。正像统治阶级在实践中寻求各种各样的方式限制大众民主时在理论上限制民主的意识形态策略。正像革命的理论是被（例如法国、美国甚至英国的统治阶级）“教化的”20，因此他们也盗用并移植民主，把民主的含义吸收到其特殊利益能够容忍的政治工具中。可以说，民主的再概念化属于政治伪善和奸诈的新风气。
因此，民主的观念在群众动员时代隶属于统治阶级新的意识形态压力，它不仅需要“民主”权力的异化，而且要求“民主”从“民众”中明确分离出来——或者至少需要一种远离作为民主价值主要准则的大众权力的决定性转变。其结果是，把民主的中心从大众积极行使权力，转移到了被动地享有惯例和程序上的保障和权利，从下属阶级的集体力量转移到了单个公民的神秘而独立的力量。“民主”的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与自由主义一致起来21。
这种重新评估的时刻很难被孤立开来，因为它与长期而又艰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联系在一起。但是人们可以从19世纪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未能解决的冲突和矛盾中（譬如，既厌恶大众民主，又认识到大众民主的不可避免性，在其必要性和公平性之间难以抉择，或者在认识到了群众动员在推动改革方面的优势和通过将狂暴群众吸引到公民共同体中来对之进行教化的明智之举之间难以抉择）找到线索。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或许只是构成19世纪自由主义矛盾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一方面，他对大众民主的“水平”趋向和“集体平庸”显示出了强烈的厌恶（没有一处能够比得上他的《论自由》一文，这篇文章是现代自由主义最著名、最具权威的著作），他的柏拉图哲学（或精神恋爱Platonism）、他的杰出人物统治论（elitism），他的殖民地人民将在一定时期受益于其殖民地主人统治监护的帝国主义信念；另一方面，他维护妇女权利、主张普遍选举（通过坚持有利的选举使这种普选权与一种阶级保护一致起来，正如他在《思考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所提出的）；甚至社会主义思想也时常浮现在他的头脑中（通常的条件是资本主义制度被保存下来，直到“更好的精神”已经使群众摆脱“粗糙刺激物”的需要，这种需要属于物质利益动机并隶属于较低层次的欲望）。穆勒从未解决这种对民主（又爱又憎）的系统的矛盾心理，但是，我们或许能够在一个相当奇怪的方面，在他对古雅典原始民主的判断中找到一些可能做出决断的线索。
在穆勒的判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雅典的民主同其对多样性与个性的鼓励是一致的，而同斯巴达（像我们所看到的，穆勒甚至称之为希腊的保守派）狭隘、愚笨的保守主义则大不相同。这种对古雅典特征的描述，自然与穆勒关于现代民主的说明以及他所观察到的现代民主对个性和美德的威胁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对民主在其古代形式上的这种完全不同的估价，只是通过逃避雅典民主字面上的民主特征，就可能使其公民的范围扩展到劳动阶级，扩展到“基础”和“技工”阶级。在穆勒提倡（有资格地）向“群众”扩展选举权的同时，他也明显地表现出对民众统治缺乏热情，不愿意详细叙述民众在古代民主中的作用。比援引古典雅典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要好得多。
由此我们开始论及“自由主义的民主”。在这一特殊的现代耦合中，对于（自由主义民主）这个惯用语句的通晓可能会掩饰所有历史上和意识形态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个惯用语句所包含的内容远比从“自由主义”扩展到“自由主义民主”要多——说得更精确些，这个惯用语句包括像普选权扩展到立宪制度和“有限政府”的前民主价值等民主原则的新增部分。民主收缩为自由主义提出了相当多的难题。一个长期存在的惯例是：政治发展或“现代化”表现为从君主政体到“有限”或立宪政府再到民主政治的变动形式，特别表现为从专制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自由主义民主”的变动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这里所描述的过程颠倒了常规的次序：自由主义已经超越了民主主义。
古典古代没有“自由主义”（没有“立宪主义”、有限政府、“个人权利”以及“公民自由”）。古代民主（在那里除了公民共同体之外，“国家”没有作为共同实体的独立存在形式）没有提出一个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分离的清晰概念，也没有制定一套抑制国家权力或保护“公民社会”和个体公民免受国家侵扰的制度。“自由主义”具有更加独立自主的权限，因为它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是中央集权国家必须独立且超越其他的国家。
然而，尽管“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现代”国家（至少是以早期的现代专制主义）为先决条件的现代产物，但是，其核心的自由观念和构成上的局限却有着较早的起源。有限政府或立宪政府的自由观念以及声称反对国家的不可侵犯的自由观念，发端于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欧洲贵族反对中央集权君主国家的侵犯时所坚持的独立统治权。换言之，这些观念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一种捍卫封建自由、权力和特权的目的。无论它的目的还是结果都不是民主的，它代表着一种要求老的封建主权割让的保守观念，而不是代表着一种更加现代的民主政治秩序的进步观念。这些观念同贵族统治的联系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封建主义制度灭亡之后。
毫无疑问，这些基本的封建原则后来被更加“现代”或进步的力量用于更加民主的目的。自17世纪以来，这些原则已经从贵族特权扩展到了更加普遍的公民自由和人权；而且这些原则还在宗教和知识信仰自由的价值观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是自由主义的最初原则源自一种完全不同于他们已经适应了的社会关系制度。它们没有被用于应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时的社会权力的重新配置。这种与生俱来的局限是由下述事实构成的，即自由主义观念的产生是用来达到比其基本原则意欲达到的要大得多的目的。自由主义不仅作为一套限制国家权力的观念和制度设计，而且作为一种民主的替代品，进入到了现代政治说教当中。
宪法上限制帝王权力的最初的、贵族化的观念与民主的观念之间并没有联系。其对“民主”的认同要晚得多，这一进展与统治阶级势力反人民的主张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自由”观念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但也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作为民主的替代品是一个反革命工程——或者至少是一种牵制已在进行的革命并阻止其达到令人非常满意程度的方式。
民主主义和立宪主义的第一次重大遭遇战可能发生在英国内战期间。一支前所未有的革命的人民军在这里被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动员起来。但是当军队中的激进分子要求赋予其特权并提出“如果他们没有选举权、没有按其满意的方式被管理的权力，那么他们在革命中战斗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由克伦威尔及其女婿艾尔顿（Ireton）领导的军队显贵的回答是，这些人获得的已经相当多了。他们已经获得了由一个立宪的、议会的政府来管理而不是被某个人独裁所统治的权力。
克伦威尔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提议称为民主。相反，他有意提出了一种替代物。他可能会提出，在某种尽管大量表意但是却神秘化的意义上说，政治权威最终“起源”于人民（一种起源于中世纪的观念），但是他已经明白民主是别的东西。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克伦威尔通常也或多或少地从古代的、字面的意义上理解民主观念。他的继承者在1688年的社会改革中甚至不再怀疑议会政府（或“立宪君主政体注定会成为一种寡头政治。
民主主义和立宪主义之间的对立可能在随后的议会政府民主化中得到了解决，但是这一进程不是很明确。这并不只是一件使宪法原则适应民主原则的事情，也存在一个将民主主义同化到立宪主义中的过程。美国宪法的制定者虽然仍要迫使自己适应古代的定义，但是他们也在远离古代定义并朝着寡头政治立宪制度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试图缩小民主的名称与克伦威尔反民主共和主义之间的差距。这里的目的仍然是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革命——尽管在革命的美国，联邦党人并不像克伦威尔那样能够把特权限制在极少数派的手中，他们被迫寻找使“人民”远离权力的其他方式，确保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且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于很少根据民众的统治或大众的力量来界定民主，而是更多地根据公民自由，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私人领域的保护，反国家的个人与（或者）“公民社会”的防御等等来界定民主。例如，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指出：在1988年开启了纪念“光荣革命”这一光荣事件三百周年的国会庆典，“光荣革命”建立了不朽的民主属性——信仰自由、尊重法律，尊重司法的公平管理。
这些都是值得赞美的属性。如果1688年的社会改革真的确定了这些属性当然会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撒切尔政府确实致力于这些属性，就一定会对其政权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与民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明显缺乏这类民主特征的正是这些赋予民主以明确和字面含义的属性——“民众统治”。以托尼·本（TonyBenn）为代表的工党左翼人士仍然在其对这些国会庆典的反应中指出：在提高大众权力方面无所作为的“革命”之中很少有民主，因为它在坚决巩固统治阶级统治的同时，排除了妇女和无财产者，实际上，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要建立一种在字面意义上比前一种政体更缺少民主的政体22。
把光荣革命看作是“民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刻的那种希望预示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意识形态倾向（决不是被限定在撒切尔夫人的支持者保守派那里）。历史重写为民主观念铸造了新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不是起源于古代的民主，而是起源于中世纪的贵族），并把所有其他历史推到了政治说教的边缘。出现在现代欧洲早期的传统——平等主义的、民众的和平民的传统——已经被有效地镇压了，因为主张寡头政治的罗马已经超越了民主的雅典，大宪章和光荣革命已经超越了平等主义者、掘地派和宪章派，而在美国，联邦党人的解决方案已经把其更加民主的竞争者的历史推到了一边。最初的、字面意义上的民主已经在失败的一方，即使是仍然允许其他传统存在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日益接受民主的自由主义教化。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保护国会的权力免遭王权侵扰的1688年光荣革命中的寡头，以自由的名义举行了他们的“革命”。他们坚持维护其处理自己财产（以及处理自己仆人）、反对国王干涉的权力和自由。他们所保护的是已经实际存在的资本家，但是他们用以保护资本家的自由实际上和特权的意思相同，也是来源于前资本主义的贵族统治。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自由主义民主”矛盾对立的中心。使现代民主的经历特别令人关注而又令人困惑的是，在民主政治的历史与贵族统治的历史混同时，贵族统治就已经被一种主要的统治方式所代替。它不仅被中央集权的国家所取代，也被私人所有权的新形式所代替，其中纯经济权力从法律地位和特权中分离出来。换句话说，贵族统治和超经济的剥削模式被资本主义所有权所取代。来源于传统特权的自由观念可能会继续保留一段时间以便适合于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观念目前甚至可能会达到在公民与国家之间更加民主地交流的目的；但是设计它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创造的新的权力形式。
自由对于早期的现代贵族统治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自由向群众的扩展在当时可能会彻底改变社会，现在则没有那么重要了——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经济已经完全超出了公民权、政治自由和民主责任的范围并获得了其自身的生命力。现代“民主”的本质不再是它取消了特权，或者是它已经将传统特权扩展到了群众，而更多地是它借用了一个自由的概念（这一概念被设计用于那种特权是重要范畴的世界，用于把自由应用于一个特权不成问题的世界）。在一个法律或政治地位不再是我们生活的首要决定因素、我们的活动和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我们合法的政治身份范围之外的社会中，按照这些条件界定的自由所忽略的东西太多了。
这里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论点。自由主义是一个建立在前现代、前资本主义权力形式基础之上的现代观念。同时，如果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早于资本主义，那么把民主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的正是资本主义本身。只有随着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出现，“自由主义民主”的观念才能成为可以想象的（我指的是确确实实地可以想象）。资本主义使对民主的重新界定、对自由主义的简化变成可能。一方面，目前存在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其中“超经济”的（政治的、司法的或者军事的）地位与经济权、占有权、剥削和分配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另一方面，目前存在一个经济领域，该领域有其自身的、不依赖于司法和政治特权的权力关系。
这样看来，使自由主义民主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也被严格地限定在了民主的可说明性的范围之内。自由主义民主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强迫的全新领域，包括其从国家到公民社会、私有财产乃至到市场强制等众多权力的重新分配。自由主义民主没有触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广大领域（在工厂、在劳动和资源分配的那些领域），这些领域是由所有权、市场“法则”以及利益最大化原则支配的，而不是以民主的可说明性为条件。即使在不太可能出现我们的“形式民主”不断完善进而使财产和经济权力不再意味着利用国家权力（目前表现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特色的现实）的总体不平等的情况下，这一点仍然会是真实的。
自由主义民主对待这种新的权力领域的特有方式不是对之加以控制而是要解放它。事实上，自由主义甚至根本就没有把这种新的权力领域当作一种权力或强制的领域。这一点当然尤其真实地反映在通常被视为机会而不是强制的市场方面。即使是那些认为需要控制市场的人，也把市场视为一种自由的、可选择的领域。所有需要用来弥补这种自由的有害影响的限制都仅仅被理解为限制。因为要维持社会秩序，就必须对大部分类型的自由施加一定的限制或管制；但是虽然被限制或管制，它仍然是一种自由。换言之，在自由主义的民主概念下，我们不能真正地谈论、甚至不能考虑消除市场。我们不能把消除市场视为一种授权，看作从强制中解放出来，从强迫和控制中摆脱出来。
把民主与“自由市场”等同起来的流行倾向怎样？这种新的界定怎样？【根据这一界定，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民主的”，是与它们的“市场化”发展相适应的，叶利钦（Yeltsin）总统的权力扩大到总统职位是“民主的”，因为这种权力扩张是在“私有化”和“市场”的名义下进行的，或者皮诺切特（Pinochet）将军比自由选举出来的萨尔瓦多·阿兰德（SalvadorAllende）更加“民主”】这种用法意味着对自由主义民主的破坏或扭曲吗？
这种天平的确被过分倾斜了，但它与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并不完全矛盾。使我们能够像在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界定民主的那些条件，正是经济领域的分离和封闭，以及经济领域民主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保护这种不可侵犯性甚至成了民主的一项基本准则。这种解释使得我们能够在经济领域运用民主反对人们的授权，甚至使我们能够在“公民社会”的其他领域，在政治领域（如果是需要保护财产和市场免受民主权利损害的领域）中运用民主防止民主权利的削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权力已经扩展到了“民主”远不能对之进行控制的程度；无论是作为一套制度还是一种观念，自由主义民主都不是被用作将其影响延伸到那种不能控制的程度。如果我们正面临着“历史的终结”，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并不是自由主义民主的胜利，而更可能是指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基本上达到了自身的限度。在自由主义中有许多好的东西需要保留、保护和改进，不仅在那些自由主义几乎不存在的地方，甚至在资本主义民主中，自由主义仍然是不完善的并且经常遭到威胁。然而，历史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可能属于民主的其他传统，属于被自由主义民主所遮蔽的传统，属于在其字面意义上是大众权力的民主观念。
尽管我们已经找到了使“公民社会”免遭国家侵扰、使“私人”免受“公共”侵扰的新方法，我们仍需寻求一种与雅典公民在其他方面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程度相匹配的新的、现代的方式。在《波斯人》（Persians）一书中（242），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让波斯年长者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雅典公民就是无主人控制、无任何人保护的人。或者回想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在《诉求者》（429）中，把自由城邦描述成一个法律统治允许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拥有相同公平的地方，在那里，任何人只要有话要说，就有权在公众面前说出——简而言之，那里有“言论自由”——但同样，在那里，自由公民辛苦劳动的目的并不单单是为了让暴君富足。这里有一些东西完全从后来欧洲人的自由观念中消失了，甚至与欧洲人的自由观念完全相反。它不是统治者自己的自由，而是民众从统治者的控制下解脱出来的自由。它不是寡头的自由（其中从劳动中解脱是公民权的一种理想条件），而是劳动民众的自由和劳动的自由。
实际上，雅典民主的确是如此排外，以至于把它称为一种民主看上去可能根本就是很奇怪的。人口中的大多数—妇女、奴隶以及定居的外国人（metics）——并不享有公民的特权。但是为生存而劳动的必要性，甚至财产的缺乏，都不是被排除在充分政治自由之外的理由。在这一方面，除许多世纪之后的最理想主义的民主主义者的标准之外，雅典人超越了所有的标准。
即使现在最民主的政体授予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权力，与雅典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力相同，这一点也不是不证自明的。现代民主变得更加广泛，最后废除了奴隶制并给予妇女同劳动者相同的公民权。它也从吸收“自由主义的”原则中获得了许多，尊敬公民自由和“人权”。但是现代民主远没有得到明确的发展，因为当政治权力变得较少地排外时，政治权利也就失去了其大量的权力。
这样，留给我们的问题要多于答案。在现代的条件下以及在范围更加广泛的公民团体中，公民权怎样才能重新获得其曾经拥有的突出特色？下述做法会意味着什么？即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中，不仅要保护自由主义和公民所得以及保护“公民社会”，也不仅仅是发明更加民主的代表概念和地方自治的新形式，而且还要重新获得不再属于“经济”的权力。当政治特权被经济强制（不仅直接由资本主义所有制而且还由市场这一中介施加压力）所取代时，从“政治”和“经济”的形式分离中重新获得民主又能得到什么？如果资本主义已经用经济强制力取代了政治特权，那么，把公民权扩展（这不仅意味着更大的“机会”平等或福利供给的被动授权，而且也意味着民主的可说明性或积极的自治）到经济领域又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延伸到被现代资本主义封锁的民主的公民权形式吗？资本主义能够在民主的这种扩张下生存吗？资本主义在其字面意义上能够与民主协调一致吗？如果当前的资本主义继续委靡不振下去，它还会与自由主义协调一致吗？资本主义还能够提供物质繁荣吗？资本主义将与自由主义民主一起获得胜利吗？资本主义在低潮中的生存更加依赖于民主权利的削弱吗？
自由主义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中足以应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更不用说所有那些可能处于资本主义之外或超出之上的条件）吗？究竟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超过了所有可想象的选择，还是因为它在隐藏其他可能性的同时已经耗尽了其自身的能力，所以才使它看起来像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真的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还是只是简单地把这些竞争对手从视野中暂时隐藏起来了？
自由主义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只要有国家，就必须监督国家的权力，就必须维护国家之外的权力和组织的独立。就此而言，任何一种社会权力都需要保护结社自由、信息自由、观点的多样性以及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等等。因此，未来的任何一种民主都将继续从传统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汲取教训。但是自由主义——即使是作为一种理想，更不要说作为一种有严重缺陷的现实——并没有做好应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真实权力的准备，更不要说获得一种比现实民主范围更加广泛的民主了。托马斯·史密斯.盎格鲁共和国.剑桥.1982.79↩
在17世纪的政治学中，共和党人与辉格党人之间，或至少与更激进的派别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是始终都明确清晰的。↩
参见尼尔·伍德（NealWood）的《约翰·洛克与农业资本主义》（伯克利和洛杉矶，1984年）。↩
对试图将洛克描绘成民主党人的强有力的批评，参见戴维·麦克纳里（DavidMcnally）的《洛克、平等主义者和自由：辉格党最初思想中的财产和民主》（《政治思想史》1989年10（1），第17～40页）。我在《洛克反对民主：两篇论文中的赞成、代表和选举》（《政治思想史》1992年13（4），第637～689页）以及《激进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背景，不仅仅是一种对理查德·爱施克拉夫特（RichardAshcragt）关于约翰·洛克的简单回击》（《政治思想史》1994年15（3）等两篇文章中也反对这种解释。↩
史密斯的《盎格鲁共和国》一书，第57页。把史密斯的定义和他同时代的基恩·伯丁（jeanBodin）比较起来非常有意思。基恩·伯丁在其《共和国的六个部分》一书中，没有把“家庭、学院或者共同体”视为个体自由人，而是视为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这反映了法国的现实，共同机构和身份在法国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
罗宾·奥斯伯纳（RobinOsbome）.民众：古典雅典城邦的发现.剑桥，1985.189↩
关于这些论点的更多论述，参加我的《农民公民和奴隶：雅典民主的基础》（伦敦，1988年）一书，第101～107页。↩
关于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早期农民、地主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罗伯特·布伦纳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土地根源》，载T.H.阿斯顿，菲尔平编辑的《布伦纳辩论：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剑桥，1985年），第213～327页。↩
关于国家作为一种“设想的共同体”，参见班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的《设想的共同体》（伦敦1983年）。↩
对于这种模式及其含义的有启发性的讨论，参见彼得·门尼卡斯（PeterManicas）的《美国民主的丧失》，载《政治思想史》（1988年9（1），第137～160页）。若了解作为宪法准备并围绕宪法进行的争论以及论述联邦人，参见科登·伍德（CordonS.Wood）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建立，1776～1787年》（纽约，1972年）。↩
参见康纳（W.R.Connor）的《节日与民主》，载查尔斯·海德里克（CharlesHedrick）和约西亚·奥伯（JosiahOber）编辑的《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未出版，1994年）。↩
关于这一论点的讨论，参见伍德（G.Wood）的《创世说》，第526～527页。↩
参见马丁·奥斯特瓦德（MartinOstwald）的《参与和权利：希腊和美国类型的“公民权”》，载海德里克和奥伯编辑的《民主》。↩
芬利.古代奴隶制度和现代意识形态.伦敦：1980.90↩
保罗·卡特莱吉（PaulCartledge）.相对平等.见：海德里克，奥伯编.民主↩
修昔底德（Thucydides）.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7↩
汉密尔敦的观点相当明确，但是即使是更为坚定的“杰斐逊的支持者”（Jeffersonian）麦迪逊，也感到了削弱普通群众的权利以保护财产的必要性。参见伍德的《创世说》，第221页、第410～411页、第503页。↩
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伦敦：1987.87～88↩
亚当·弗格森.公民社会历史评论.爱丁堡：1978.187↩
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伦敦：1987.93～94↩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一词的含义难懂而易变。我在这里使用这个词是指与“有限”政府、公民自由、信仰自由、保护私人领域不受国家侵扰等有关的一系列普遍的相关原则，另外还表示一种对个性、多样性以及多元论的强调。↩
1688年社会改革团体的“信仰自由”当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把天主教徒排除在了君主政体之外，实际上所有的“非英国圣公会教徒”（non-Anglicans）都被排除在公职人员和既定的大学人员之外。“遵守法律”毫不含糊地是指有财产的统治阶级的法律，特别是体现在18世纪的国会中，这些法律着手于利己主义的立法，为保护私人财产而增加死罪的数量，采取了一系列国会维护措施等等。“司法的公平管理”是一种把贵族的公平描述为地主阶级自我管理的离奇古怪方式，特别是体现在治安法官（JusticesofthePeace）身上。但另一方面，对光荣革命的绝对称赞来自一位总理大臣，他在普选权出现后，以安全法、破坏地方政权、完全限制工会立法等形式，在英国负责持续不变地攻击大众权利和公民自由。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1688年代表了一种民主权力的衰退，这种衰退不仅相对于更加激进的英国内战时期是一种衰退，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与恢复的君主体制相比较也是一种衰退。实际上，普选权在18世纪比在17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 |
第六章劳动与民主，古代的和现代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第六章劳动与民主，古代的和现代的希腊人没有发明奴隶制，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发明了自由劳动。虽然奴役制度在古希腊尤其是在雅典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不自由的劳动或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在古代世界中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在一个分成不同等级的社会里，自由劳动者享有公民身份，尤其是农民公民，有着这个身份所暗含的法律的／政治的自由，并从地主或国家直接强制的各种剥削形式中解放了出来，这当然是一个特殊的形态，并且是一个标志着占有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独特关系的结构。
这种独特的形态存在于以希腊城邦尤其是以雅典民主为特征的其他很多地方的中心。在雅典，从民主政治交易中的民主主义者与寡头之间的冲突，到希腊哲学的经典著作，几乎没有一种政治的或文化的发展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因此，这些从古典古代一直到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充满了劳动公民的精神，以及它所产生的并贯穿于伟大的哲学家著作中的反民主倾向。如果不把它的历史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追溯到希腊和罗马的城市国家中占有阶级和劳动阶级关系的特殊性上，就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充分解释现代西方世界中的劳动者地位。
同时，如果能够把现代西方劳动者的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演变追溯到古典古代，我们刚好可以从把现代资本主义与雅典民主分开的根本断裂中学到许多的东西。这一点不仅从奴役制度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发挥过更新和显著作用之后被取代这种显而易见的意义上说是真实的；而且从成为主要形式的自由劳动者已经失去了其在希腊民主中所享有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这种意义上说也是真实的。
这一论点不仅与群众的意见而且与学者的观点都是相抵触的。问题不仅在于从古代奴隶社会到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是以劳动者地位的下降为特征的这一命题是严重反直觉的，而且还在于，自由劳动者从来没有被赋予其在古代世界的奴隶制中所特有的历史重要性。当古典古代的历史学家致力于劳动问题和它的文化影响时，他们通常给予奴隶制度以最重要的地位。奴隶制度常常被说成是造成古希腊和古罗马技术停滞的原因。这一论点把劳动和奴隶制度联系起来，造成了古希腊文化对劳动的普遍轻视。从短期来说，奴隶制度通过把富人和穷人公民统一起来，加强了民主城邦的稳定性，从长远来看，它造成了罗马帝国的衰落——或者因为它的存在（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或者因为它的缺乏（由于奴隶供给的减少给罗马帝国带来不堪忍受的重负）等等。这些决定性影响通常都没有被归因于自由劳动。接下来，我将试图做公平处理，并思考对古代劳动的不同理解对于其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对应物说明了什么。自由和奴隶制的辩证关系鲜有历史学家不愿把奴隶制视为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许多人甚至会说，奴隶制在这方面或另一方面是雅典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并把古雅典描绘为一种“奴隶经济”，一种“奴隶社会”或者是“奴隶生产方式”的例子。然而，人们在“这样描绘雅典社会意味着什么以及这种描绘意欲解释什么”等问题上基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如果我们知道希腊大量的生产是由奴隶完成的，劳动阶级和占有阶级之间的划分与法律上规定的自由人的共同体，尤其是公民与受支配的奴隶劳动阶级之间的划分明显一致，这种描述相对来说就不会成问题。但是由于现在普遍认为在整个希腊和罗马历史中，生产对自由劳动者的依赖至少和对奴隶的依赖一样多，这样一来，奴隶的作用问题作为理解古代历史的关键，就变成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1。
雅典是证据最丰富的例子，它提出了特别难以解答的问题。希腊城邦既明确地符合“奴隶社会”的特点，同时，它又是最民主的城邦，它的大多数公民为自己的生计而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劳动者是雅典民主的支柱。甚至不能认为，在这个本质上仍然是农业社会的地方，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于奴隶劳动。农业奴隶的范围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2，但是在自己土地上劳动的小佃农仍处于农业生产的中心，在这一点上是毫无疑问的。在庄园里，无疑存在一些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永久的农业奴隶；但是土地拥有的情况通常是适中的，甚至富有的地主通常也只是拥有一些分散的小土地而不是大庄园。尽管关于这些较小的土地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不为人所知，但把它们出租给佃户或者小佃农可能是比雇用奴隶更为可行的应急手段。那里至少没有奴隶种植园，没有像罗马大庄园那样的住在临时工棚的成群的奴隶工作的大农场。临时的雇佣劳动常在农忙时节被广泛使用，并且可能总是被用作自己的土地（或者是租佃的土地）不足以维持家用的无财产公民或小佃农。关于古典古代阿提卡的农村，有许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而且将来也很可能不会知道，但有一件事情似乎是确定的：小农在那里保留了它最典型的特点。
尽管雇用许多奴隶的大工厂似乎非常罕见，但奴隶对于城市经济却非常重要。城市工匠的身份或许不像农民公民那样显著，但是他肯定没有被奴隶的光芒所遮掩。奴隶制的确真实出现在雅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最卑下的劳动到最需要技能的工作，从劳雷恩的采矿奴隶到充当警察部门塞提亚Scythian）的射手，从家庭奴仆到商业代理（雅典最富有的人之一，银行家帕席翁就是这种奴隶）、教师和最接近于公务人员的职业，从最严重的被奴役状态到相对独立和享有特权。但是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只有两个领域被奴隶劳动所垄断——家庭服务和银矿开采（尽管存在可能会在自己矿上工作的小的租赁人）。这些矿山对雅典的经济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雇用自由男人和女人而不是奴隶作为他们富有同胞的家庭奴仆的城邦，将成为与民主的雅典完全不同的地方。不过，雅典社会物质基础中自由劳动的向心性最起码需要一个有细微差别的“奴隶社会”的定义3。
这里并不是有意要贬低雅典社会中奴隶的重要性。奴役制度在希腊——尤其是在雅典——和罗马，比古代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普遍，实际上，除了少数几个社会以外，比历史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更为普遍4。但是现代学者对古典雅典奴隶数量的估计截然不同：比如，对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奴隶数量的估计，差别就非常大，从2万奴隶对12．4万的自由人口到10．6万奴隶对15．4万自由人口（11．2万有家庭的公民，还有4．2万外邦人）5。现在更通用的数字是在高峰期最多有6万～8万；但这依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大约占总人口的20％～30％。并且，即使奴隶没有支配物质生产，他们也基本上控制了（虽然是在相对有限的数量上）大企业、农业和“工业”的生产6。按这样一种规模奴隶肯定保留了古希腊一罗马具有的重要的规定性特点，并且证明了“奴隶社会”的名称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对古代历史特别是对民主的雅典的历史做出解释，是因为它们极其不充分以至于不能把自由劳动平等地看作解释性因素。
虽然不自由劳动的各种形式在大多数地方和大部分时间有着共同的特点是基本的事实，但自由劳动者在民主的雅典所具有的地位是空前的，而且从那时起它在许多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古典古代的农民公民（在不同程度上是希腊和罗马社会的特点，但没有一个地方比雅典的民主发展得更充分）代表一种真正独特的社会形式。之所以要明确突出对奴隶是一种不同于债务奴役和农奴的不自由劳动者，正是因为农民的自由抹去了贯穿于大部分成文史的大多数社会的生产生活的依附性特点。与其说奴隶的存在清晰地规定了公民的自由，不如说正相反，是劳动公民的自由在理论和实践上规定了奴隶的奴役性。
阿提卡农民从传统的依附形式中解放出来，通过排斥其他形式的不自由劳动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和奴隶制在雅典不可避免地被结合在了一起。但是，赋予自由劳动物质生产中心地位的自由和奴隶制的辩证关系，暗示着某种与雅典民主依赖于奴隶制的物质基础的简单命题不同的事情。如果我们承认，自由劳动者的自由和奴隶的奴役一样，是雅典社会的一个基本（或许是最显著的）特点，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个特点在帮助解释民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其他很多特征时的方式。
公平地对待劳动公民对于理解奴隶和自由劳动者是同样重要的。要充分理解这二者只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在希腊和罗马，奴隶的使用程度和农民的自由之间总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民主的雅典有奴隶，斯巴达有希洛人，寡头制的塞萨利和克里特岛有那些或许可以被称作农奴的人。在罗马意大利之外（甚至在奴隶制的鼎盛时期，罗马城之外的大多数人口可能仍然是农民）各种租佃形式和分成制总是比奴隶制占优势。在北非和东方帝国，奴隶在农业中并不重要。在希腊王国以及罗马帝国，奴隶在那些传统上被君主制或纳贡国家统治的地区也是不重要的，在那里农民也缺乏他们在城邦中所享有的公民身份。
如果雅典奴役制的异常发展是由雅典农民的解放造成的，那么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危机就是伴随着农民依附性的增长而产生的。确定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从奴隶制向农奴制转变的关键，与农民的地位和奴隶的状况有着同样的关联：或者，有产阶级需要降低自由的穷人的生活条件，因为奴隶的供给减少了，而且奴隶不再具有其以前所具有的生产性；或者，由于罗马君主制和帝国政府的发展造成了贫穷公民政治和军事权力的逐渐下降，并且强加给他们越来越多难以承受的负担，因而罗马社会发生了一种“结构转变”，使得农民更加适宜于剥削，由此减少了对奴隶劳动者的需求7。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随着农民的公民身份的降低，奴隶制都衰落了。
很多世纪以后，当奴役制度在西方经济中再次承担起主要作用时，它被置于一种非常不同的环境中了（对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关系上的一些惊人的意识形态后果，我将在第9章谈论）。例如，美国南部的种植园奴隶制不是农民生产者所支配的农业经济的一部分，而属于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大规模商业性农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的主要动力不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也不是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而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自由雇佣劳动成为了绝对财产权和绝对无产权日益分化的所有权关系中的主要形式；而且，在这个两极分化的体系中，奴隶（丝毫不像银行家帕席翁或者奴隶公务员那样）也不再执行广泛的经济职能了。在种植园经济中奴隶劳动者居于最卑下最屈从的地位。统治者和生产者历史学家通常都赞成大多数雅典公民为生计而劳动的观点。然而，由于在民主的生产生活中把劳动公民与奴隶并置在了一起，他们没有努力去探究这种独特形态、独特的自由劳动者及其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的后果。任何一个试图在雅典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它的政治或文化（而且主要的趋势仍然是把希腊的政治和思想历史从所有的社会根源中分离出来）之间建立联系的地方，都是由作为唯一的最具有决定性因素的奴隶制占据中心地位。
如果我们仅仅考虑自由劳动者的地位之特殊以及它的后果之深远，这种忽视就真的太明显了。比如，毫不夸张地说，城邦本身作为一种国家组织形式的真正独特性恰恰在于劳动和公民权的统一，尤其是在于农民公民的出现；城邦确实属于通常所说的（如果有些不精确的话）“城市国家”；在一个更广的背景下，希腊人与罗马人以及腓尼基人（Phoenicians）和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之间有着共同之处——也就是小的自治国家由市镇和它周边的乡村组成。但是要想辨别出希腊城邦最突出的特色，就必须进一步分解这个范畴。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是主要的生产阶级，占有——无论是被地主直接占有还是通过国家占有媒介——都采取了我们所称之为由政治权力而产生的所有权形式，即占有是通过法律和政治依附的各种机构，通过直接强制——强迫劳动采取债务奴役、农奴、纳贡关系、税徭役等等形式实现的。古代世界发达的文明的确是这样，典型的国家形式是这种或那种“官僚政治——再分配”或“纳贡”国家的变种，在其中，统治体被叠加上了从属的直接生产者团体，而后者的剩余劳动被统治机器占有了8。
在城邦出现之前的青铜器时代，这些形式在希腊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希腊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把地主和农民联合成为一个公民的和军事的共同体。罗马也出现了一个完全相似的模式。与叠加的国家机器或统治者共同体不同，公民共同体和公民权的观念，恰恰是希腊和罗马所特有的；它表示着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一种全新的关系。尤其是作为希腊和罗马城市国家特有的一种社会类型——即使不是所有的希腊国家9——农民公民，代表着与古代世界所有其他已知的发达文明（包括与它之前的青铜器时代的希腊的国家形式）的根本分离。
希腊城邦打破了在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进行划分的分层社会的普遍模式，尤其是消除了占有国与从属的农民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在公民共同体中——尤其是在雅典的民主中——生产者的资格意味着在摆脱传统的剥削方式（既包括债务奴役或农奴的形式又包括税收的方式）方面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这方面，民主的城邦尤其违背了一位中国哲学家（这段可以被柏拉图以哲学的精巧写成短文）曾经描述过的被普遍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何许子之不惮烦……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日：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0甚至可以指出，城邦（广义的定义包括罗马的城市国家11）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动力以阶级关系的形式出现了。这并不是说，城邦是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的第一个国家形式，而是这些关系采取了一个全新的形式。公民共同体体现了作为个人和阶级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一种直接关系，它有着从统治者和附属者的旧关系中分离出来的自身的逻辑进程。
在遍及希腊一罗马社会的任何一个有着地主和农民统一起来的公民共同体的地方，即在农民拥有公民身份的任何一个地方，占有国与从属的农民生产者之间原有的二元关系（dichotomousrelationship）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损害了。甚至在农民的公民身份受到相对制约的地方（如罗马）也是如此。然而，贵族制的罗马和民主制的雅典之间的状况有着重要的区别。在雅典和罗马，农民的法律和政治地位限制了地主的有效占有方式，并促成了替代方式，尤其是奴役制度的发展。但是在雅典的民主制下，农民政权比贵族制的罗马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并对整个民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施加了更具决定性的影响，甚至使战争的节奏和目标适应小农以及农业的历法12。的确，民主虽然促进了奴隶的增长，但是通过抑制地产的集中，它又限制了（尤其是在农业中）奴隶的使用方法。
相比之下，尽管农民的公民和军事地位以各种方式限制了罗马的贵族政体，但罗马的城市国家仍被地主的逻辑所支配。使在农业上集中使用奴隶成为可能的地产的集中是贵族统治的一个重要表现。另一个表现则是帝国扩张的引人注目的后果（农民战士的必不可少的参与使他们的土地在家乡易于被剥夺）——一场世人从未见过的大规模掠夺土地（尤指将原佃农逐走而占其土地）的行动。正是在这种贵族制的基础上，城市国家让位于帝国，随之农民公民的地位下降了。罗马的两个明确特点是，奴隶大庄园和领土广袤的帝国，都与民主的雅典的佃农体制不一致。
在任何一个地方对统治者和生产者进行划分的典型模式，都不像在雅典的民主制下那样被打破得那么彻底。不考虑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就不能充分解释雅典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尽管在雅典，民主主义者和寡头的政治冲突从未与统治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划分完全重合，但是，在那些关心贵族垄断政治地位恢复的公民与那些反对恢复贵族垄断地位的公民之间，在认为国家应该充当占有工具的公民与认为它应当为免于剥削提供保护的公民之间，仍存在着一种紧张局势。换言之，主张恢复对统治者和生产者划分的人与不主张对之进行划分的人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
这种对立在希腊哲学的古典著作中最为明显。直截了当地说：对统治者和劳动者的划分是柏拉图哲学（不仅是他的政治思想而且还是他的认识论）的根本原理。在他的著作中，我们能够充分估量劳动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地位。然而，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柏拉图明显地轻视劳动，轻视那些为谋生而被束缚在物质必需品上的那些人的道德和政治能力，说它代表了一种文化标准。相反，柏拉图的著作代表了一个强有力的反例，即对民主文化的有意否定。
在雅典文明的其他古典著作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存在着与柏拉图完全不同的对待劳动的态度，它与农民和贵族都享有充分公民权的民主的现实更为一致。其实，柏拉图本人也为这种态度提供了证据，比如，在《普罗太戈拉篇》（Protagoras）对话一开始，就为雅典允许鞋匠和铁匠表达政治看法而辩护（320aff．），他将普罗米修斯之谜，即“实用工艺”是文明生活的基础，借智者之口说出来。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英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火和艺术的传播者，是人类的造福者，而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安提戈涅》（Antigone）中，齐声为人类的艺术和劳动高唱赞美诗（350ff）。民主和劳动自由的结合在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诉求者》（429ff）的讲话中就已经被提到，据说在那里，自由的人的幸事不仅是法律规则公正地对待富人和穷人，或者任何人都有权在公众面前讲话，而且还是公民的劳动不会被消耗，与僭主国家相对比，那里的人们只能通过他们辛劳的劳动使专制君主变得富足。被用来命名雅典的雅典娜女神是智慧与技艺的庇护者，这一点无疑非常重要，然而在希腊没有一个地方的赫斐斯塔司庙宇，比公元前5世纪中叶建造的俯瞰雅典集市的那个更大。但是这些证据对于民主政治中的自由劳动者的地位的证明没有一个能比柏拉图对它的反对更有说服力13。柏拉图与普罗太戈拉关于统治者和生产者的争论在《普罗太戈拉篇》的对话中，柏拉图为他后来的许多哲学著作奠定了基础。这里，他提出了关于美德、知识和政治艺术的问题，这些成为了他后来的著作，尤其成为了他在《理想国》中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提出的背景充分表明了劳动在民主的政治演说中的中心地位。在这个对话中（或许是他的著作中的最后一次），柏拉图相当公正地倾听其反对派——智者普罗太戈拉对民主的辩护，为从古代而存在下来的民主的唯一系统性的辩护。柏拉图将其剩下的学术生涯都用来含蓄地反驳普罗太戈拉的命题。
《普罗太戈拉篇》讲述了美德的性质以及它是否可以被教授等问题。由于苏格拉底确定了辩论的规则，问题在一个明确的政治背景下被提了出来：现在当我们在公民大会上相遇时，如果国家要进行建筑，就需要召集建筑师来商量拟定的结构，而如果是造船的事情，需要海军设计师，诸如此类，他们筹划其他的教育和学习的事务时，就召集对这些事务有经验的人来商量。如果任何人都想提出建议，但他们并不是专家，无论多么英俊或富有或出身多么高贵，都将没有任何意义：成员会蔑视地拒绝他们，直到他的声音被淹没乃至停止，否则将会在主持会议的执法官的命令下被警察驱逐出去。这就是他们对待技术性的事务的表现。但是，当涉及到将要辩论的议题与治理国家有关时，提出建议的人可能是建筑工人，或者是铁匠、鞋匠、商人或店主，无论他们贫穷或者富有，也不管他们有好的家世或没有。没有人对这些提出反对，与我刚刚提到的那些比较，一个没有任何技术资格的人，不能够指出谁是他的老师，更不要说试图提出建议。理由肯定是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能够被教授的事情。14为答复苏格拉底，普罗太戈拉开始证明“你的同胞在接受铁匠和鞋匠关于政治事务的建议时行为是理智的”15。因此，构成希腊哲学，实际上是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根本的认识论和伦理问题被限定在一个明确的政治背景下，与允许鞋匠和铁匠做出政治判断的民主实践有关。
普罗太戈拉的观点是这样推进的，首先，借助寓言意欲证明，如果没有政治社会人们就不能从艺术和技能（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唯一的特殊礼物）中获利，也就不能生存，除非使公民美德成为一种普遍的品质。接着，他说明并非天生的美德是怎样成为必须而且能够被教授的普遍品质的。生活在文明的共同体尤其是城邦中的每个人，从出生就在家中和学校，通过告诫和惩罚，最重要的是通过城市的风俗和法律，即它的法则，学习公民美德。公民的美德既是能够被教授的又是普遍的，与一个人的母语学习过程非常相似。智者，像普罗太戈拉本人那样，声称教授美德只能够完善这个持续的普遍的过程，没有智者的专门指导，一个人也能够拥有良好的公民品质。
普罗太戈拉对美德普遍性的强调，对于他捍卫民主而言当然是关键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在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道德和政治知识得以被传播。美德当然是被教授的，但是学习的模式与其说是奖励制度不如说是学徒制度。在所谓的“传统”社会中，学徒制度不仅仅是学习技艺的方式，“它也是代际间的传播机制”，它使人们既可以了解成熟的技艺或者特殊的实用工艺，也可以引导人们了解“社会经验和共同体的共同智慧”16。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用来刻画普罗太戈拉所描述的学习过程，它是公民共同体用于传递其集体智慧，其惯常的实践、价值和期望的机制。
苏格拉底用来反对普罗太戈拉的原则——在这一阶段，还是推测性的和不系统的——是“美德即知识”。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了柏拉图攻击民主的基础，尤其是在《政治家》和《理想国》中。在柏拉图这里，这一原则意指普罗太戈拉的道德和政治的学徒制被“美德即哲学知识”这个更崇高的概念所代替，不是共同体的习惯和价值的一般同化，而是通向更普遍和绝对的真理的特殊通路。
然而，柏拉图也把政治美德和正义的定义建立在对实用工艺的类比之上。他也吸收民主的雅典所共有的经验，通过运用技能（及“技艺”techne）的伦理道德，诉诸于劳动公民所熟悉的经验。只是在这时，他才不再强调传统知识普遍或有机地从一代向另一代传播，而是强调专门化、专门技术和独占性。正如最好的鞋子是由受过训练的和专门的鞋匠制成的，政治的艺术也应该只能由那些专门从事政治的人实施。公民大会不会再有鞋匠和铁匠了。一个国家正义的实质就是鞋匠应该一直操守旧业的原则。
尽管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但是普罗太戈拉和柏拉图都把技艺的文化价值和劳动公民的实用工艺置于他们的政治论点的核心。整个西方哲学所沿袭的传统基本上是从这一点开始的，不仅西方的政治哲学将其起源归于鞋匠和铁匠政治作用的这种冲突。对柏拉图而言，谁是统治者谁是劳动者的划分，谁从事脑力工作谁从事体力工作的划分，谁是统治者并被人供养谁是生产者并被人统治的划分，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理想国》中正义的本质，是柏拉图认识论的本质。可知世界和纯概念性世界之间根本的和等级化对立，以及与它们相应的认识形式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被看作希腊思想的最显著特点，并为西方哲学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设定了日程17——以柏拉图对社会劳动分工的类比为基础，这种分工把生产者排除在政治之外。自由劳动者的衰落古希腊自由劳动者的历史重要性与现代历史编纂对它的忽视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必须对这种差距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劳动公民是怎样迷失在奴隶制度的阴影当中的进行说明，尽管劳动公民有着其历史独特性18。并不是历史学家未能承认民主的雅典中公民团体是由大量的为生计而劳动的人构成的，而是这种承认并未伴有探索这种显著事实的历史意义的相应努力。作为历史运动中的决定性因素，古代世界的自由劳动者事实上被奴隶所遮掩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美好的本能沉浸在对邪恶制度的恐惧之中。
在民主的雅典，劳动公民的衰落与其说是与雅典民主的现实有关，不如说与近代欧洲的政治有关。在18世纪后半叶之前，尤其是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把古代雅典的民主描述为“工匠”联邦本应是很寻常的，在这个联邦里贵族从属于众多“为了谋生的”劳动公民——比如，与斯巴达大不相同，那里的公民整个地成了贵族，“这些人依靠他们自己大量的岁入为生，从不耕种自己的土地或从事其他工作以维持生计19”。这种描述是长期传统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以及民主与占支配地位的“为谋生而劳动的”平民的等同。在对民主的这些说明中，劳动公民仍然是充满活力的。
但是到18世纪晚期，一个重要的转变发生了。工匠大众开始让位于（被奴隶的劳动所供养的）“闲散的乱民”（theidlemob）。对这种转变的解释不是历史学家突然发现了奴役制度在民主的雅典的发展程度。早期作家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对雅典的奴隶人数估计得过多；作为一个攻击奴隶制的很有影响的作家，他不打算为其著作中希腊的表现而道歉。然而，这丝毫没有阻止他坚持认为雅典民主的本质——与斯巴达的公民“被迫闲散”相比——就是它的公民为生计而工作20。由革命时代加强的民主意识产生的对罪恶的奴隶制度的新的迷恋，并不是闲散乱民出现的原因。相反，闲散乱民主要产生于反动的反民主分子的思想。
使闲散乱民产生的罪魁祸首首先是那些写作第一部希腊近代叙事体和政治史的英国历史学家们，其目的是要明确警告他们的同时代的人反对民主的危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守党的乡村绅士和国会改革的反对者威廉·米特福德，他写了一部非常有影响的希腊史，在1784年至1810年间出版了很多卷。在写作期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他中断了其叙事体的写作而去解释为什么英国能免于这种罪恶。他认为这与英国与近代法国和古雅典都不同有关。英国在“几个公民等级”中具有无比的协调机制，而希腊（还有法国）没有任何类似的协调机制。特别是，“希腊到处都是被奴隶侍候的贵族和富人，奴隶不仅作为家仆，而且还作为农夫和制造商，这些贵族和富人与许多贫穷者没有什么联系，而是在寡头国家里命令他们，在民主国家里，害怕，奉承，恳求，或者欺骗他们，或者被他们所支配。没有共同的利益把这两类人统一起来……”21。结果到处都是放肆的和骚动的乱民，“没有财产、没有工业或许也没有工业目标的公民”，“闲散的乱民被奴隶和公共支出所维持，并总是急切地想抢劫富人的财富”22。
但是，如果米特福德代表着一种非常极端的反民主辞令的例子，在接下来的整个世纪中，同样的闲散乱民出现在更理智、更学术的著作中。在奥古斯特·柏克有影响的经济史中，奴隶和公共支出再次成为腐蚀民主的根源，使得大批人习惯于“懒散”并给予他们闲暇以参与政治，“然而在奴隶不存在的乡村，那些不得不为他们的生存而劳动的公民，就不能从事于政治事务……”。结果是：“甚至在希腊最高贵的种族中，雅典人无疑是被计算在内的，堕落和道德腐败在全体人民中普遍流行23。”甚至连弗斯特·德·古朗日（FusteldeCoulanges）也把古希腊的骚乱归因于经济原则的缺乏，这种经济原则本可以强迫富人和穷人和睦地住在一起，像他们所做的那样。“比如，如果不号召穷人为他们劳动，富人就不能致富，如果穷人能够找到把其劳动出卖给富人的方式——一个人就会需要另一个。24”而实际上，“公民找不到什么新的工作，他们无事可做；职位的短缺很快就使他们变得懒散。由于他们看到只有奴隶才在工作，他们就鄙视劳动了”等等。
这些作家都认识到了雅典的公民是作为农民和工匠劳动的。问题是与其说他们不工作，还不如说他们工作得不够，并且首先是他们不当仆人。他们的独立和享有参与政治的闲暇被证明是希腊民主的祸根。对米特福德和柏克而言，大批人参与政治本身就是邪恶。对更自由主义的弗斯特来说，当缺乏传统的政治控制形式时，所需要的是由现代社会中物质必需品的获得所提供的某种经济纪律，这种物质必需品迫使无产的劳动者出卖他们的劳动以获得工资。换言之，所缺少的是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和经济。但是，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独立的劳动公民都一致被转变成了消极闲散乱民，并且随之就有了奴隶的优势。
这种历史修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像米特福德那样的历史学家最初的反民主动机。闲散的乱民从黑格尔对民主的说明，即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是公民应该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我们中由自由公民所做的——日常生活的工作——应该由奴隶来完成25”，一直延伸为马克思在“奴隶生产方式”中对闲散乱民的倒置。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因为隶属于奴隶制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没有被一种相应的学术兴趣表达出来26。通过利用闲散的乱民这一主题而把奴隶推向显著地位的反民主主义分子与其说对探索奴隶制问题感兴趣不如说是对诋毁民主大众感兴趣。另一方面，甚至连援引古希腊的例子为现代政治改革辩护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急于阐述奴隶的窘迫局面，同时，按照他们对待民主、对待政治权力向工人阶级（与代议制度的完善和公民自由不同）的扩展的矛盾心理，他们通常不再急切地强调雅典民主政治中劳动大众的作用了。
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对雅典政治经济的奇怪的含糊态度，这或许在自由主义者那里比在保守主义者那里更甚。政治改革者和著名的古希腊史的作者乔治·格罗特（GeorgeGrote）只是粗略地提到依附性劳动以及色萨利或克里特岛的农奴而不是雅典的奴隶；然而，格罗特的朋友约翰·穆勒，与其说是倾向于集中论述雅典民主政治的民主特点，不如说是想赞美它的自由主义的价值，个人主义以及雅典人生活的多样性——与不自由的斯巴达人截然不同，在为《爱丁堡评论》所写的对格罗特的历史评论中，他竟然把他们描述为“那些希腊世袭的反动分子和保守主义分子”。这些对于阐明古典古代中奴隶或自由劳动者的地位实际上没有任何帮助。劳动和“资本主义精神”从工匠大众向闲散乱民的转变发生在18世纪（特别是在英国，尽管米特福德推崇英国宪法并不让人感到惊奇）。汤普森写道，“18世纪”“见证了劳动关系的质变……相当大部分的劳动力实际上从他们日常工作的纪律中变得更自由了，更自由地选择雇主、工作和闲暇，比起他们以前或实行工厂纪律和考勤制度最初的几十年来，较少地限定了他们生活方式的依附地位。他们经常在自己的家中工作，拥有或租用他们自己的工具，通常为小雇主工作，工作时间常常不固定，也不止做一份工作，他们从庄园领地的社会控制中逃脱，却还没有服从工厂的劳动纪律……自由劳动造成了旧的社会风纪的削弱。”27英国的统治阶级正是用闲散的乱民所特有的语言来对待这些发展的。在英国，贫穷的劳动者蔑视“伟大的附属法”和传统的仆人对主人的服从，他们是“喧闹的和反叛的”，“各种损害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公然反抗，或者私下抢劫”，而且“粗暴，懒惰，闲散，堕落……他们一星期才工作两天或三天”28。
雅典闲散乱民的神话是久远时代主人对奴仆的控诉，但是随着新社会秩序的迫切需要，自由的和无产的雇佣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工作方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一过程中，劳动的观念也在经受着各种变化。人们经常说，现代世界见证了劳动者向前所未有的文化地位的演变，这种演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清教伦理”和加尔文教的“天职”观念。无论有无马克斯·韦伯的“清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与对劳动赞美的联合已经成为了传统常识的一部分。
然而，虽然资本主义与它的赢利和劳动生产率一起，确实带来了更严格的劳动纪律，但是对努力工作的赞颂却是一把双刃剑。工作的观念对工人来说是含糊的，既为他们服从于资本主义纪律辩护，同时又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地位。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而出现的劳动者的文化地位转变的最重要问题，或许是劳动和生产力的混同，这一点我们在讨论韦伯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转变在约翰·洛克的著作以及他的“改进”概念中可以看到。劳动的美德不再明确地属于劳动者本人。它们首先是资本家的特性，不是因为他们亲自工作了，而是因为他们积极地、富有成效地利用了他们的财产，与传统的食利者消极占有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劳动的“赞颂”与其说是与劳动者地位的上升有关，不如说是与食利者的财产被资本取代有关。
“劳动”观念作为不属于工人而属于给他们提供工作的资本家的“改进”、生产力、质量，存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并经常地以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再生出来，在这里“生产者”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它表示一种经济秩序，其中生产从属于市场规则，动力机制是竞争和利润最大化，不是政治上产生的财产的“超经济”强制，而是要求增加劳动生产力的市场纯“经济的”规则。
使这种动力机制发挥作用的社会财产关系把劳动置于一种独特的历史地位，服从不直接依赖于所从属的法律或政治地位的经济规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的雇佣劳动者不用剥夺资本的占有权就能够享有法律自由和平等，甚至在普选权制度下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劳动者的地位在古雅典民主制下和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最大差别。劳动与民主，古代的和现代的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中，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共存。主要的生产者并非在法律上不独立或在政治上被剥夺了公民权。在古代的民主中，公民身份也从社会经济地位中分离开来，政治平等与阶级不平等也同时存在。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和古代民主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生产者服从并独立于其政治地位之外的经济强制。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权力不是取决于被赋予特权的法律或公民地位，而是由于工人没有财产，不得不用其劳动力交换工资以获得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工人既服从于资本的权力又服从于竞争规则和利润最大化原则。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民地位和阶级状况的分离就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公民权不是由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能够与形式民主共存——另一方面，公民平等不会直接影响阶级不平等，形式民主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剥削。
相比之下，在古代民主中存在着一个法律上自由、政治上享有特权，同时没有必要进入市场以获得劳动和生活条件的主要生产者阶级。他们的公民自由没有（像现代雇佣劳动者那样）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强制所抵消。和资本主义一样，公民权不是被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但是又和资本主义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直接而又深刻地受公民身份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公民和奴隶的划分。但是公民权也在其他方面直接决定经济关系。
在雅典，民主的公民权意味着小生产者在很大程度上免于受前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生产者一直遭受的超经济榨取。比如，他们没有赫西俄德的“贪婪的”地主运用审判权榨取农民的堕落腐化现象；或者说没有通过无异于军事占领的方式剥削希洛人的斯巴达统治阶级的直接强制；或者说也没有服从于领主的军事和审判权的中世纪农民的采邑义务；或者说没有公共部门是私人占有的主要工具的欧洲专制主义的课税等等。只要直接生产者仍然不受纯“经济的”规则的约束，政治上产生的财产就仍会是生利的资源，被当作私人占有的工具，或相反，被当作抵御剥削的工具。在那种背景下，雅典公民的公民身份是一份宝贵的资产，有着直接的经济含义。政治平等不仅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同时存在，而且还对它作了实质性的修改，民主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的”。
在古代雅典，公民身份对于农民和工匠来说意义重大；当然，奴隶（尤其是妇女）法律地位上的变化将会彻底地改变社会。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司法特权和政治权力是不能再分配的，除非改变占优势的社会财产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才有可能在不从根本触动资本和劳动之间财产关系的同时，允许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民主化。
那种资本主义制度至少在“形式”上能够使民主幸存下来，这一点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当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开始使财产从特权中分离开来时，特别是当自由劳动者不再服从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纪律以及完全没有财产的状况时，欧洲的统治阶级深深地陷于劳动大众所造成的危险之中。长期以来，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是，保留对统治者和生产者的划分，保留对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的有产的精英阶级和被剥夺公民权的劳动大众之间的划分。更不用说，政治权利也没有被自愿地给予劳动大众，只是经过长期的和很多受到抵制的人民斗争之后，这些权利才最终被赋予工人阶级。
与此同时，一个全新的民主概念把古希腊的观念推向了一边。在这重新定义的关键时刻，美国的成立有削弱民主含义的作用（和意图），对此我将在下一章论述。然而，无论欧洲和美国的统治阶级怎样惧怕政治权利向劳动大众的扩散，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利不再具有古代民主中公民权利的凸显性。形式民主和普选权当然体现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但结果是资本主义为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这一古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占有的统治者和劳动的服从者之间的政治划分所体现的特权和劳动的划分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现在，民主可以被限定在形式上独立的“政治”领域内，而“经济”则遵循它自己的规则。如果公民团体的范围不再受限制，（即使没有宪法的限制）公民权也将会被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
古代民主和现代资本主义中劳动地位的对比引发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一个纯粹“经济”权力代替了政治特权的制度中，公民权的含义是什么？在一个非常不同的背景下，要恢复古代民主中公民权的凸显性和劳动公民的地位又会需要什么？比如，M.I.芬利之所以把希腊和罗马描绘为“奴隶社会”，并不是因为奴隶制比自由劳动占优势，而是因为这些社会被描绘为“一个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都大规模雇用奴隶劳动的制度化体系”【《古代的奴隶制和近代的思想意识》伦敦，1980年，（第67页）。】德圣克鲁瓦认为，尽管“把希腊（和罗马）称为‘奴隶经济’从技术上来看可能是不正确的”，但通常情况下“自由农民和贵族的联合生产在大多数地方肯定超过了农业和工业的不自由的生产者的生产”，不过这种称谓仍是合适的，因为奴隶制是占统治地位的剩余攫取或剥削方式（《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伦敦，1981年】，第133页。）佩里·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伦敦，1974）章节中之所以保留了马克思“奴隶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也不是因为奴隶劳动在希腊或罗马生产中占优势，而是因为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其他一切生产方式的色彩。再看法国历史学家伽兰在《希腊的奴隶》（1982）一书结论部分，把“奴隶主义生产方式”之类的概念运用到古希腊中去。↩
我在《农民公民和奴隶：雅典民主的基础》（伦敦，1988年）一书的第2章和附录I中，详尽论述了农业奴隶问题。租佃的问题也在那一章的附录II中被提出来了，只是证据不太充分并有些模糊。↩
像德圣克鲁瓦对“奴隶经济”所作的辩护那样，这个定义应该从这样一个命题开始——根本的标准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而是剩余攫取的主要形式，是统治阶级创造财富的剥削方式。然而，财富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是由区别于自由租佃人的奴隶创造的，这些问题仍然存在。↩
尽管奴隶存在于许多社会之中，但是在芬利看来，贯穿整个历史的只有五个“奴隶社会”：古典雅典、罗马意大利、西印度群岛、巴西和美国南方。见芬利《古代奴隶制》，第9页，以及基思·霍普金斯《征服者和奴隶》，（剑桥，1978年），第99～100页。↩
较低的数字来自琼斯的《雅典的民主》（牛津，1957年），第76～79页；较高的数字来自《牛津古典词典》中的“人口（希腊）”词条，在高莫《雅典人口》（牛津，1933年）的基础上有一些改动。↩
这是芬利把希腊和罗马描述为“奴隶社会”时想表达的：不是因为奴隶在总体经济中占优势，而是因为他们构成了“比家庭大的所有希腊或罗马社团”的永久的劳动力（《古代奴隶制》，第81页。）↩
第一种观点，见德圣克鲁瓦的《阶级斗争》，第453～503页；第二种见芬利的《古代的经济》（伯克利，1973年），第86页。↩
第一个表达被用于卡尔·博兰尼的《大转变》一书中，（波士顿：贝克出版社，1957年），第51～52页；《纳贡的生产方式》是萨米尔·阿明在《不平等发展》（hassocks，1976年，第13页）中所使用的概念。↩
例如，斯巴达的希洛人以及阿提卡和色萨利的农奴体现了与农民公民的对立。↩
中文版《孟子·滕文公上》。↩
这种广义的用法可参见芬利的《古代世界的政治》（剑桥，1983年）。↩
对这一点的精彩论述见罗宾·奥斯邦的《插图古典风景——古希腊的城市及其乡村》（伦敦，1987年），第13页，第138～139页，第144页。↩
大部分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也是正确的，其《政治学》中的理想城邦否定了从事劳动的人的公民身份，而这些劳动提供了城邦基本的物品和服务。这些人是“条件”而不是城邦的“部份”，与奴隶的区别仅在于他们是为了共同体而不是为了个人履行他们卑下的职责。（1277a-1278a）。在《农民公民与奴隶》一书（第137～162页）中，我论述了希腊对待劳动的态度，指出如果存在技术发展的意识形态障碍，与其说同与奴隶相联系的对劳动的轻视有关，不如说与小生产者的独立性以及他们缺乏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冲动有关。↩
《普罗太戈拉篇》，319b～d↩
《普罗太戈拉篇》，324d.↩
汤普森.共有的习惯.伦敦：1991.7↩
这一点的详细论述见雅克·热内的《中国和希腊的社会历史和进化观念——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载让-皮埃尔·韦尔南的《古希腊的神话和社会》（苏塞克斯，1980年）。↩
这部分以我的《农民公民和奴隶》一书第1章的内容为基础。↩
詹姆斯·哈林顿.大洋国.见：波科克编.詹姆斯·哈林顿的政治著作.英国：剑桥，1977.259～160.哈林顿在这里借用了马基雅维利的贵族定义。↩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纽约：1949.46↩
威廉·米特福德.希腊史.第5卷.伦敦：1814.34～35↩
威廉·米特福德.希腊史.第5卷.伦敦：1814.16↩
奥古斯特·柏克.雅典的公共经济.1842.611～614↩
弗斯特·德·古朗日.古代城市（GardenCity，n.d.）337↩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由约翰·西布利翻译的英文本（纽约，1912年），第336页。↩
现代学者关于古代奴隶制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历史概略，可见芬利.古代的奴隶制.11～66；以及康弗拉.意识形态与古典主义.1980.11～19↩
汤普森.共有的习惯.38～42↩
丹尼尔·笛福的《伟大的附属法》；或《英国傲慢的和在英格兰调查的不可容忍的仆人的行为》（1742年），引自汤普森的《共有的习惯》，第37页。↩ |
第二部分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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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是历史论还是目的论？马克思对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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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是历史论还是目的论？马克思对韦伯长期以来，马克思对韦伯（MarxversusWeber）一直是学术界喜爱的固定组合——或者更确切地说，韦伯是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备受钟爱的武器：马克思是一个简化论者、经济决定论者，韦伯对多因论以及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学的独立性有更加成熟深刻的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目的论的并且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韦伯的观点更适合于人类文化和历史模式的易变性和复杂性。相对于马克思，韦伯是一个更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一个更好的历史学家，因为马克思太过于系统化，他把所有的文化和历史的复杂性简化为一个单因的、单线的历史进程，而韦伯却用其“理想类型”的方法论，承认复杂性和多因论，正如他使它们附属于某种概念的次序一样。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或者说位置应当完全颠倒吗？下面将论证正是韦伯而不是马克思通过一个单线的、目的论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来看世界，而马克思对于抛弃这些思想，比任何其他西方思想家做得都要多。韦伯非但没有超越所谓的粗略马克思主义决定论来推进社会理论，反而回到了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尽管有时或者经常受到阻碍——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冲动，在历史的运动中资本主义的目标总是预先设定好的，不同社会形式之间的区别与它们是鼓励还是阻碍这个单一的历史冲动有关。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进步的观念通常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由不同而又相关的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人类进步的主题（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和政治现象，即理性和自由的出现）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另一方面，某种唯物主义把历史描绘为“生活方式”的演进阶段，尤其是将之看作“商业社会”的成熟阶段，看作最后的也是最完美的阶段。这两个方面被技术进步的概念联结在一起，其中人类精神的进步体现在供应物质生活资料的技术改进中，不仅是生产工具的完善，而且是城乡之间、专门工艺之间以及工厂自身内部劳动的日益精细分工的完善。这些物质改进在文化层面上伴随着理性的增长和迷信的衰落，在政治层面上伴随着自由的发展。
随着这种进步的概念被详细阐述，一些潜在的假设——尤其是那种关于“商业社会”的萌芽早在有史之初就已存在并深植于人性内部本身的假设——也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不仅像亚当·斯密所认为的那样，人性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交易、以物易物、交换”的倾向，而且我们目前将之描绘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所有制关系也植根于理性的自利生产者之间最原始的交换实践中，并在劳动分工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专门化，它促进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1。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只不过是这种自然增长进程所促进的贸易和劳动分工的成熟过程。
这个论题的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推论就是欧洲封建主义代表着一种中断（hiatus），一种商业社会自然发展中的非自然的断裂，这种商业社会在古地中海就已经建立，不料竟会被蛮族入侵的外部因素所打断。黑暗时代（darkages，欧洲中世纪早期——译者注）代表着一种倒退，这种倒退既体现为在物质方面经济倒退到生存法则，也体现为在文化方面古代理性再一次让位于非理性和迷信力量。经济发展被迫停止，被地主权力的政治寄生性所束缚。但是随着秩序的重建，随着城市的发展，商业的障碍再一次被消除了，人性再一次得到解放，自然历史过程也重新开始了。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资产阶级（即城市的商人和工厂主实业家阶级），这一点一直都是含糊不清的。对于像亚当·斯密或大卫·休谟（DavidHume）那样的英国思想家而言，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例子暗示着一个更为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古代贵族让位于着眼于利润来管理其土地的更具有远见的农场主，植根于乡村的商业社会原则和植根于城市的商业社会原则一样多。正像贸易的恢复促使这些地主改造农业，反过来这些地主也促进了城市和商业的发展，改善了“中间阶级”的状况。但是法国的情况则不同，在缺乏农业资本主义且反对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背景下，发展或多或少地变成了一个反对落后贵族的资产阶级的方案。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所有权形式——被动的食利者贵族反对生产性的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开始被看作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2。
所有这一切对那些需要解释的经济发展作了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殊动力，加上与以往任何社会形式都不同的运动规律——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生产从属于资本的自我扩张，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需要——仅仅被看作是古老实践的自然延伸，只有一种冲动的成熟化存在于最原始的交换行为中，实际上存在于“经济人”的那种天性中。这里并不需要对独特的历史过程做出解释，而只需对这些障碍以及它们被消除的情况做出说明。如果听其自然，由理性支配的自利行为就会产生资本主义。换句话说，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假定了资本主义的存在。
起初，马克思在这一传统中起了很大作用。在他早期的历史研究中，有许多关于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存在于古代世界、被外部力量所打断的相同假定，当然，还有许多关于欧洲资产阶级作为进步力量的假定。这里，假定资本主义的存在同样也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仿佛资本主义的动力存在于“封建主义空隙里”，要通过打破封建主义制度的“桎梏”而获得解放。
但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之间的某个时候，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关键转折点，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3。马克思不再愿意对那些需要解释的事情进行假设了。他越来越倾向于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及其运动规律的特殊性，这使得他认识到不能把这种特殊动力的确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则，其依靠增加劳动生产率积累的竞争动机与古代商业盈利的逻辑是不同的，而且资本主义的原则不能被复制到所有的历史阶段中去。尽管马克思从未非常详细地论述这些历史见解，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是可以看到这些思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包含了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系统的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没有假设资本主义的预先存在，而是直接解释了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转变的问题。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对“所谓的原始积累”的论述中也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劳动的自然分工或者技术进步的自然过程，也都没有贸易的成熟过程和资产阶级实践的首要动力。作为替代，这种转变植根于封建主义自身的土地关系中，甚至不仅存在于城市的空隙中，而且还存在于它主要的所有权关系中，存在于那种使直接生产者以空前的方式从属于市场规则结果的地主和农民关系的转变中。
只有在这些新的表述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特有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概念。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阐述了每种社会形态都有其经济活动方式，有其特有的运动规律，有其特有的运行逻辑的思想。这与以前把经济发展概念实际上看作一个普遍经济逻辑的自然发展的情况完全不同。根据前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有同样的看法），社会的确是多种多样的，尽管它们的区别与其说是一个有着自身内在逻辑的独特形式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充其量说是对自然历史逻辑的演变所施加的不同性质和程度的促进或阻碍作用问题。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挑战了那种认为只有一种经济逻辑（尽管这种经济逻辑能够被非经济的尤其是政治的因素束缚或者抑制）的观点。
马克思的新见解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为人们熟知。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表现为其特殊经济实践的调查研究，而且同时，就像目前所谓的资本主义解构理论那样，依靠批判性的和颠覆性的应用或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使用的范畴——越来越意识形态地——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说明。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仅使他有可能利用前人的思想，而且还使他从前人自我限定的假设中解放出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历史分析的含义尤为明显。他对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以容易使人误解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4的原则为起点。他的目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与有时重复他的这一格言的目的论相对立的。他所宣称的目标是把政治经济学从在整个历史中解读资本主义原则的习惯中解放出来。这种习惯尤其体现为应用来自资本主义的范畴并把它们强加到其他社会形式中，这样就湮没了其他社会形式各自的特殊性以及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马克思通过使这些范畴变得相互对立达到了他的目的。结果不是使它们的应用普遍化，从而使得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经济活动仿佛只是不成熟的或不完善的资本主义，而是相反，是要揭示它们的区别，这样做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独特的和前所未有的社会形态——不仅仅是作为以前各种形态的成熟化而且还是作为一种转变——是怎样产生的问题。
马克思方法的影响力在于：在研究每种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时，也使我们在每种社会形态的动力中——而不仅仅是在某种超历史的、普遍的动力中，不仅是某个“解围之神”，也只是消除桎梏和障碍中——寻求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运动法则。马克思从未完成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为自己设定的方案；但是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确开始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做出新的解释，在那里，他概略地叙述了自耕农（尤其是在英国）被剥夺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创造了服从于市场规则的资本主义佃农阶级，另一方面，造成了被迫出卖其劳动力以获得工资的农业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
马克思早期的解释在这里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使封建主义终结并为资本主义动力做好准备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转变，发生于那些关系本身之内，而不是借助于一种外在于那些主要封建关系的力量，这种转变既不是依靠资产阶级打碎封建制度的桎梏，也不是依靠劳动分工的进一步精细化。这是对流行解释以及对马克思早期说明的重大背离；但是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所包含的并被他粗略地运用到历史问题中去的思想，仍有待于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其他人发展。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根本上致力于资本主义分析，同时也为把历史观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中解放出来打下了基础。它提供了一种不仅能够利用资本主义特殊性而且还能利用其他社会形态特殊性的手段。不再必须把对资本主义的假设强加到具有不同运动规律的社会形态中去，或把历史看作是趋向“商业社会”的线性发展。推而广之，不再必须把西方的经验普遍化了——除非承认资本主义一旦确立就具有独一无二的扩张动力和超越其他一切社会形态的能力。
然而，旧有的资产阶级目的论在基本主题广泛变化的其他地方仍然存在：诸如存在于对“中产阶级”出现的不同历史观点中，存在于对资本主义作为市场发展、贸易路线重新开放、贸易增长、资产阶级从封建主义桎梏中解放的简单结果的不同解释中等等。所有这些解释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假设资本主义萌芽于任何一种贸易和商业形式中，市场和贸易是封建主义的溶解剂，商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天然承载者，需要做出解释的不是新的历史动力的出现，而是旧的历史动力的解放。
更明显的例子是亨利·皮朗（HenriPirenne），他在其著作中对这些假设作了更为明确的陈述5。由专门的商人阶级开展的、集中于海上贸易的发达商业体系在古代地中海文明中得到了发展。这种发展被急剧地打断了——并不像亨利·皮朗的前辈们所说的那样，是由于罗马帝国遭到蛮族的入侵造成的，而是由于后来阿拉伯人的入侵封闭了地中海地区并切断了东西方贸易，用“消费经济”取代了“交换经济”造成的。截至12世纪，随着城市和专门的商人阶级的发展，商业已经复兴了。这一新的商业扩张“就像一场仁慈的流行病一样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6。但是现在，第一次出现了更彻底投入到商业和工业中去的城市以及比以往更彻底城市化的阶级——中世纪市民。由阿拉伯人入侵造成的贸易路线的关闭使早期资本家阶级的成熟进程在欧洲遭受了挫折，而现在随着贸易的复苏和市场不可避免的扩张又使资本家阶级的成熟化成为可能。简而言之，中世纪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解放已经足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了。
“皮朗论题”一直是有争议却通常被废弃的，但是批评家们很少质疑它所依赖的假设。甚至最近对欧洲经济发展最具影响的“人口论”解释，也经常严厉批评皮朗和“市场出现”模式，人口增长周期通过市场机制和皮朗式的供求规律影响着经济发展。很少有人愿意质疑趋向于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且“资本主义”一词也经常被有意回避），或者质疑市场机会的量的扩张这一假设，即使被人口增长的周期模式和马尔萨斯式的阻塞复杂化，市场机会的量的扩张，或许再加上自发的和超历史的技术发展过程仍然是解释欧洲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
除了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卡尔·博兰尼（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近性似乎远远多于他愿意承认的）之外，正是马克思主义者质疑了这些基本的假设——尽管他们这样做时并不完全一致7。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及其独特的运动规律，认识到不应当仅仅把资本主义看作古老经济活动以及商业获利、市场和贸易的传统活动的成熟化或扩张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韦伯论工作与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与交换的混同在马克斯·韦伯那里，资产阶级目的论采取了一种更微妙的形式。从西方社会科学的标准看，韦伯或许超过了任何其他思想家，他展示了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的全球范围的兴趣和知识。韦伯所著称的类型学承认社会形态的广泛性以及社会行为、政治领导和支配类型的多样性。表面上，这些类型强烈地反对这一命题：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韦伯倾向于把西欧的经验普遍化并在所有时间和地方重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韦伯毕生的事业就是在许多历史模式中识别出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他对西方的发展观念也颇有微词。然而，如果说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自身合法性范畴的超越是马克思的第一个方法论原则，那么它的反面则适用于韦伯；因为韦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是通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棱镜过滤掉所有历史的概念框架。
韦伯对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充分证明了上述论点。他最著名的解释与“新教伦理”有关，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这种方式通过革新和促进它所赋予的努力工作的伦理和经济理性而得到激励。与加尔文教联系在一起的天职观念、禁欲主义的价值观念、对努力劳动的赞美——命定论学说的心理作用——都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然而，这只是韦伯解释的一部分，而且必须与他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尤其是必须从他对有关西方城市独特特征的论述中来理解。革新有其特殊的作用，因为它作用到了经济理性原则已经相当发达的文明之中，在城市自治这一西方城市特有特征的背景下，充满商业伦理的资产阶级也已经变得特别强大。在这种特殊城市背景下出现的新教促进了经济理性与工作伦理的结合，它反对把工作视为诅咒而不是美德和道德责任的传统观念。从这种结合中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
要想通过与马克思进行比较来描述韦伯的特点，通常涉及到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物质决定因素时，韦伯打算在多大程度上把宗教观念和政治形式看作是独立的和首要的。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韦伯是唯心主义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或者是否韦伯把经济利益从属于其他动机。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下有一些同首要的或独立的非经济决定因素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的设想，这些设想与其说是显示了他的唯心主义，不如说是显示了他的资产阶级目的论。
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韦伯是否正确地识别出了新教伦理的根源，不在于工作伦理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经济发展原因还是结果，不在于思想是原动力还是结果。韦伯对于原因和结果的解释无疑比任何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所提出的简单的二分法要更加复杂。但是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是：“新教伦理”究竟能够解释多少问题，以及韦伯对它的解释中到底有多少是像“商业社会”的其他理论一样，仅仅假设了那些需要解释的事情？
让我们从源头开始。韦伯与他之前的人同样相信：资本主义萌芽于古代世界，而且与他们一样，他把西方封建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中断，就像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的那样。关于罗马帝国的衰落，他写道：“自然经济迫使曾经商业化的古代世界的上层建筑转向封建主义。这样，古典西方文明大厦的整个建构遭到动摇并最后崩坍，西欧的知性生活亦陷入漫长的黑夜之中。但这种沉沦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Antaeus），每次他只要被击倒在地就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取新的力量。毫无疑问，如果某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作家从中世纪修道院收藏的羊皮手稿中突然醒来而环顾加洛林（Carolingian）时代的世界，他一定会大惑不解，乡间修道院特有的粪土气息更会把他熏得昏过去。但不消说没有一个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作家会出现在加洛林时代。像整个古典文明一样，他们已进入长期的冬眠状态，被埋在一个已再度农村化的经济社会之下。即使当封建社会开始出现抒情民谣和骑士比武之时，古典仍未苏醒。只有当中世纪城市发展中出现了自由劳动分工和商业交换时，只有当向自然经济的漫长过渡终于使市民自由的发展成为可能时，只有当封建时代加诸于人的内外枷锁都被打破时，古典巨人才能像安泰俄斯那样获得新的力量，古典西方的文化传统才以现代市民文明的形式再度获得新生。”8然而，商业的复苏和西方文明的复兴在新的市民自由背景下是被一个全新的因素——经济理性和全新的劳动态度，以及与将劳动诋毁为灾祸和负担等所有传统观点相反的工作伦理——所促进的。正是这种新的文化组合最终允许资本主义逐渐发展成熟为现代工业的形式。
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当然可以被当作一种对从仅仅是交换和流通机制向生产的组织原则的商业转化所做的评论。在这个意义上，他或许已经超越了那些试图把资本主义的出现解释为生产方式的“商业社会”的旧理论。但是他为这一划时代的发展提供解释了吗？“新教伦理”（它单独地或者作为一个更大的、超历史的‘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从根本上为关于商业社会演化的旧假设增加新因素了吗？或者它只是再一次回避了问题？
一个所有生产都从属于资本的自我扩张，从属于积累、竞争与利润最大化规则的经济体制的演进，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市场的一般增长和贱买贵卖的惯例。它所需要的甚至不仅仅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广泛生产。这一体系所带来的市场和交换的特殊结合——在这一体系内经济被竞争所驱动，利润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决定——以社会所有权关系的转变为前提，它通过使直接生产者的生活和自我再生产资料的获得依赖于市场这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使他们从属于市场规则。韦伯不是解释而是假设了这一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结构。新教的工作伦理无法解释贸易和生产力之间特殊的资本主义联系，因为它们的结合已经被包含在他关于“工作”的定义之中了。
韦伯的工作伦理观念体现了一种理性习惯，这种习惯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论述的主题，并且充当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护的基础，这种习惯就是把劳动与资本主义精神混同。例如，在现代经济学传统论文中，进行生产活动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再比如，主要报纸的金融版面通常讨论的是汽车生产者和工会之间的冲突。这种混同至少可以追溯至17世纪以及资本主义自觉意识开始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活动最早突出体现在约翰·洛克（JohnLocke）《政府论次讲》一书中的一篇著名且争论很多的短文中。在解释自然状态下共同占有的财产是如何被剥夺并变成私人财产时，洛克写到：“我们看到在通过契约而得以保持的共有关系中，是从共有的东西中取出任何一部分并使它脱离自然所安置的状态才开始有财产权的；若非如此，共有的东西就毫无用处了。而取出这一或那一部分，并不取决于所有共有人的明确同意。因此我的马所吃的草、我的仆人所割的草皮以及我在同他人共同享有开采权的地方挖掘的矿石，都成为我的财产，无需任何人的让与或同意。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有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所有权。”9这篇短文引起了很多争论，关于这一点还有很多需要说明的，包括关于洛克对近代早期英国圈地运动的态度，关于他对雇佣劳动的看法等等。但是有一件事却是无疑的，即使评论者试图忽略它的意义。对其他人劳动的占有（“我的仆人所割的草皮”）正好被看作是劳动活动自身（“我所挖掘的矿石”）的对应物。这意味着不仅主人对其仆人（这里的仆人是契约性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果实享有所有权，而且劳动活动以及它所附随的所有德行都是主人的品质。此外，这与奴隶主声称对其奴隶的劳动享有所有权远非一个意义。问题不是说主人拥有奴仆的劳动，就像假使奴仆的身体是他的动产时他所享有的那样。也不完全像马克思可能会承认的那样：主人以工资购买奴仆劳动力，使主人有权享有在工资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奴仆生产的任何产品。而是劳动和“勤奋”的美德已经从劳动活动自身转移到对劳动者的雇佣上，再到对财产的生产性使用上了。洛克在对财产权的整体论述中，承载着劳动者权利和美德的不是劳动活动自身，而是发展，即对财产的生产性使用赋予了它价值，以此与食利者阶级以传统方式对财产的消极享受形成对比。
把劳动同资本家的经济活动等同起来在西方文化中早已根深蒂固，与之相随的是这样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中主要的对立——提供历史动力的社会矛盾——不是劳动阶级和占有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而是两个不同的占有阶级，两种对立的所有权形式之间，即食利者消极的所有权与资产阶级／资本家的积极的、生产性的所有权之间的对立。
这距离因资本家的经济活动而完全黯然失色的劳动只有一步之遥。在一个商品生产被普遍化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生产都是为了交换，所有的生产都从属于资本的自我扩张，所有的生产都是资本的生产，剩余劳动不是通过直接强制手段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媒介被占有，生产活动变成了市场交换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交换，而不是生产劳动，似乎被定义为经济活动的实质。类似这种概念框架——在这里，“经济”活动是市场交换，“劳动”是资本家的占有，生产是为了利润——构成了韦伯理解工作伦理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城市是作为消费中心还是生产中心韦伯回避“生产”定义问题的直接影响及其所暗含的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观念，在他对城市所做的生产中心和消费中心这种重要区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果在他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解释中，有比其他因素都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的话，那就是西方中世纪城市的性质。把城市与古典古代的城镇区别开来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这一特征允许中世纪城市充当资本主义发展的跳板，超越其古代的局限性转向近代工业形式）是，古希腊或罗马的城邦往往是消费中心，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则出现了主要作为生产中心的城市。
关键性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这种中世纪的城市比古代城邦生产的商品数量更多，也不是一个比另一个从事生产的人数更多，按照韦伯的说法，关键在于中世纪的城市对“生产者”的利益给予了更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重视，而在古典古代则是“消费者”利益占支配地位。这样，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不仅确立了城市自治的条件，使贸易、商业和对利润的追求能够自由进行，而且还通过促进生产者的利益以及鼓励思想意识的发展，为“工作伦理”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韦伯把古代城市描绘为消费中心有许多可取之处。尽管对于“资本主义”存在于古代世界（经常是暂时的）的坚持把这一问题搞乱了，尽管他可能低估了中世纪欧洲的城市贵族在本质上仍是食利者的程度，他的表述仍有助于指出古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食利者的所有权——地主、奴隶主和放债人的所有权——以及食利者的思想，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生产性的文化截然不同。古代占统治地位的财产关系不会为了市场，或者市场所需要的生产的“理性化”而鼓励生产扩张，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尽管富有的企业家或享有特权的行会师傅的身份很少能够表明生产者作为劳动者的条件，但是毫无疑问在希腊城邦中从来没有存在过明确的生产利益，甚至也没有存在过中世纪行会所表现出的那种保护主义功能。同样地，在“消费者”利益的单一范畴中，虽然它在遮掩的同时也揭示了那种把靠收租生活的地主与债务人或者贫穷的罗马粮食施舍的受益人混同起来的情况，然而有一点却是事实，即古罗马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消费者无产阶级，一群贫困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其根本物质利益与国家对粮食的分配有密切联系，从而与现代无产阶级——“一个从事生产的工人阶级”有着明显的区别10。
然而如果说韦伯发现了古代城市的一些真理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再重新审视他的预言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相比之下，对于中世纪城市的特征以及它在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打基础的方式方面，它向我们表明了些什么。“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分类无视财富和阶级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事实被证明是有重大意义的。更为明确的是，“生产者”范畴既包括劳动者又包括企业家这一点被证明很有意义；因为对韦伯来说，最终是后者的身份从总体上代表了这一范畴的身份。换句话说，对韦伯来说，是企业家而不是劳动者的社会和文化定位决定了“生产”和“劳动”的社会和文化地位。越来越清楚的是，生产中心和消费中心的区别并不是主要依赖于从事生产的城市居民的数量，甚至也不是依赖于所生产商品的数量、范围或质量，不依赖于同样的生产性劳动的文化评价，而是依赖于与生产相联系的阶级的身份，尤其是依赖于生产被“真正的”资产阶级所控制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商业利润要求的服从。
在韦伯早期的著作中，对于古代世界的论述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但是到他最成熟最有影响的著作《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就变得清楚了。在概述了许多他早期关于古代和中世纪城市之间区别的观点后，他最终以明白的方式清楚地说明了古代世界的含义：“充分发展的古代城市与充分发展的中世纪城市相比，有着根本不同的结构。在由重步兵军队控制的早期民主的古代城市中，居住在城市的那些手工业者不拥有田产，在经济上没有防御能力，在政治上也不起任何作用。在中世纪，居住在城市的资产阶级大企业家即富人（popolograsso）和小资本的手工业者即穷人（popolominuto）居于领先的地位。但是，这些阶层——政治的事实显示出这一点——在古代的市民阶层内部没有（或至少没有决定性的）权力。如果古代资本主义是以政治为取向的，古代民主也是如此。”11古代城市与中世纪城市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生产者的利益而前者却没有。然而，这并不是说，中世纪的城市代表了劳动者的利益而古代的城邦则没有。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反过来才是正确的。韦伯指出，在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城邦是由“城市小资产阶级”即大多数小生产者的利益所支配的（手工业者、劳动者和农民一起，构成了公民团体的大多数）。民主所缺乏的是一个强大的“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12。“生产者”的标志并不在于他们从事生产，更不是从事劳动的程度，而在于生产附属于商业和贸易的程度。
无论一个真正的资本家是否亲自从事生产性劳动，他都是生产者。为了使这一悖论更加完善，即使雅典的下层阶级从事生产性劳动，也被韦伯定义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这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根据韦伯的观点，社会冲突的中轴不是像现代社会那样体现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雇佣者之间，而是体现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但是，如果作为债务人的下层阶级从根本上体现的是“消费者”的利益，那么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也是消费者，即因履行公民义务而作为对公共支付的接受者——在这里，韦伯的“生产者”利益的含义鲜明地突出出来了。
从不同于韦伯的一种有利观点来看——从生产者作为劳动者而不是资本家的有利观点来看——促使劳动公民参与政治的公民酬金或许可以被看作是生产者利益的明确体现。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民主中的公民身份，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地主和国家的剥削（即在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里通过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强制手段的典型剥削），从而促进了劳动阶级的利益。然而，在韦伯的概念框架内，劳动者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是不相关的问题。因此公民酬金变成了只是“食利者”非劳动所得的收入，这就无法从结构上与消极的、地主食利者的非生产性的“消费者”收入区分开来。在这个意义上，城邦里地主、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政治人”统治着“经济人”。
韦伯甚至断言，与中世纪晚期手工业的地位截然不同，城邦中劳动（包括民主在内）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当然，他不是唯一持此观点的人。由于劳动与奴隶制联系在一起，古希腊对劳动的鄙视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虽然这个命题是有争议的，韦伯对它的重复就没有什么非常之处13，但是韦伯考虑到了奴隶制对古典古代文化影响之外的事情。在他看来，古希腊劳动者受压迫的社会地位最重要的体现是，缺乏行业协会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各种法律权利。这一点也是他在解释古代城邦和中世纪城市的区别时所反复使用的。
然而行业协会的存在对于劳动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又能说明什么呢？行业协会的历史在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早期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最初，它们代表手工艺和贸易中有抱负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反对那些保持其独立、地位、特权以及自治重要地位的贵族；后来，行业协会变得非常强大，足以使贵族也服从它们的规则并在社会等级的两个方面消解了韦伯所说的“城市外的地位差别”。如果行业协会联盟能够被视为“工人”利益的代表，既体现了它们的软弱也体现了它们的强大，那么普通生产者的联盟还同以前一样，因为贵族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发生变化。到行业协会变得真正强大的时候，由于学徒构成了垄断者甚至是雇佣者联盟的廉价劳动力，在任何意义上它们都不能再被看作是劳动者的联盟了。
依据这种观点，古希腊行业协会的缺失证明了普通民众的强大而不是他们的软弱，反映了他们相对较高的劳动地位而不是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甚至在最民主的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比如佛罗伦萨共和国——与更富有的手工艺人和商人不同，普通工匠和劳动者没有雅典平民那样的公民权利。雅典的劳动公民不需要中世纪行业协会所提供的那种法律保护，因为他们有城邦和公民身份的保护。就像中世纪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反映了中世纪城市想摧毁贵族身份的失败，古代雅典行业协会的缺乏反映了城邦，尤其是民主在使贵族服从于公民共同体审判权上的总体胜利14。中世纪的行业协会与古罗马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划分有共同之处，它既反映了平民具有的使他们的意志能够被感知的权力，又反映了他们想控制贵族的失败；即使在平民的胜利更为彻底一些的民主的城邦里，也不存在明确的“普通”民众联合体。民主本身就是平民的联合体。
韦伯当然了解所有这一切。他甚至指出，手工业行业协会正好开始于那些民主已经衰落或者从来没有胜利过的时期和地方。但是对他而言仍然很重要的是：民主的城邦里行业协会的缺失说明了劳动地位的低下，而中世纪行业协会的存在则说明了劳动地位的提高。像通常那样，把劳动地位看作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工人的属性是断定劳动地位的标准。这再一次充分表明，韦伯的“工作伦理”定义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因为就像中世纪的城市是“生产中心”并不是因为它符合劳动者的利益而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一样，“工作伦理”中对劳动的赞美与其说代表劳动者或者生产性劳动本身文化的提升，不如说代表着使工作服从于盈利性交换的需要。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这就是韦伯构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论点的背景。有着市民自由的中世纪生产中心给予了经济理性自由的空间，它的生产性精神气质为“工作”伦理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但是，对中世纪城市中已经存在的趋势的充分认识，经济理性在贸易和生产组织方面充分应用，以及作为生产动因的真正资产阶级的成熟化，显然都要求把经济理性从阻碍它的政治和文化障碍中进一步解放出来。中世纪城市的生产已经从属于贸易的需要，但是工作组织本身、劳动过程、生产纪律、技术以及工具，还有待于被资本的合理性彻底转变。就像封建贵族的政治寄生状态必然被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所代替一样，传统的消费者或食利者思想也不得不被生产力价值所完全取代。必要的文化转变由新教伦理完成了。
然而，如果不是再一次假设了它的存在，韦伯的新教伦理就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精神”。“天职”的观念，禁欲主义的价值，甚至对努力劳动的赞美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形成，不是由于对工作本身的赞美，而是由于把工作与生产率以及利润最大化等同起来。这种等同已经预先假定了劳动从属于资本以及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接着要预先假定的是直接生产者从属于市场规则。
如果不回避问题的话，在韦伯方程式的两个主要条件中，即在资产阶级自治的传统或新教神学中，就没有一个能解释这些假设，两个合起来也不能解释这些假设。如果在“工作”的概念中没有要求它与商业和贸易联系起来的东西，那么，在市民的传统经济活动中也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用来解释劳动从属于资本，商业获利的理性中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用来解释所有的产品是怎样为了交换而成为产品，以及直接生产者是怎样为了获得他们自身再生产资料而被迫进入市场。当然也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解释生产是怎样变得从属于竞争、剩余价值最大化以及资本自我扩张的规则的。正是马克思而不是韦伯认为这是需要解释的，而且这种解释只能在封建主义的主要关系中以及在它们内在的转变过程中找到。
像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对韦伯而言，资产阶级伦理与封建主义食利者／消费者的思想意识是对立且受到其阻碍的，而与此同时，封建主义允许资本主义在它的城市空隙中发展。城市公社的自治提供了一个空间——这一空间由“自然经济”和破碎的政治权力产生——在这一空间中，资本主义精神能够从这些寄生性限制条件中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发展。毫无疑问，虽然西方城市独特的自治与资本主义的演进有某种关系，但是，这里再一次回避了问题的实质。说封建主义只是通过留出城市自治和市民自由得以繁荣的空间从而使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就等于是假定城市和市民生来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中世纪市民的经济活动是寄生在封建主义之上的，依赖于地主对奢侈品的消费和对市场的分割，这些是封建秩序的组成部分和前资本主义商业利润的源泉，正如商人在一个市场上贱买而在另一个市场上贵卖一样15。
甚至在佛罗伦萨那样发达的“生产中心”，从本质上说经济也是在封建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持续运转的，这些原则被证明既是经济发展的自我限制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比如，经济优势的持续不是由生产力而是由政治、法律以及军事的权力——地主贵族的传统权力或者城市精英的政治优势——来决定的；财富大部分被用于奢侈品的消费或者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加强，用于占有手段的改进而不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尽管在一些专门行业有一些发展）。也没有直接生产者、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消费的大量扩展。起初，自治的城市公社不是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共同体，而是一个“贵族集合体”，它们统治和剥削周边的乡村地区，尤其是把它们作为税收、服兵役和粮食的来源。
即使后来，当贸易和工业扩张时，那些与其他地方进行的产品交易量至少同本市交易量一样多的大商人，依赖他们的政治统治来获得占有手段，而富有的“生产者”则通过垄断特权的方式，典型地依赖于政治上所构成的所有权，而不是通过生产力竞争优势的方式依赖于其经济方面的优势。总之，商业市民的主要职责不是生产而是流通，是在一个市场上贱买而在另一个市场上贵卖。甚至在生产和流通统一在同一个企业的地方也是如此，经济逻辑与利润让渡联系在一起而与资本主义方式的剩余价值最大化没有关系。导致封建主义解体并被不同的经济行为原则所代替的不是这种经济理性。
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像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城邦那样出现在最发达和自治程度最高的城市公社。无一例外，它们的经济发展或迟或早都走进了死胡同。甚至市民和新教结合的地方，比如在德国或瑞士，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在法国，同样的加尔文教义却被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用来支持地方贵族独立的封建权力而不是支持“资本主义精神”。甚至荷兰也没有因农业和工业部门的相互增援而产生一种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荷兰共和国不乏加尔文教的约束；新教伦理在这里典型地体现在勤勉的小农场主或富裕的商人身上，但是它却从来没有使共和国超越一些历史学家所谓的（从技术上）“失败的过渡”。只有英国产生了一种完整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且英国是最不符合有强大市民阶级的自治城市公社模式的西欧国家（正如韦伯有时似乎承认的那样）。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乡村，韦伯的假设中没有一个能够解释英国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土地所有制关系是怎样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动力的。
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问题不是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变，也不是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在我们提出“工业化”问题之前，需要解释的是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以这种方式转变的，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服从于资本主义竞争、利润最大化以及积累的强迫性冲动的规则。这种社会所有权关系的转变是被假设而不是被解释的（通过假定酝酿中的资本主义规则存在于所有城市经济中，等待通过政治或文化障碍的消除而获得解放）；这一问题也不会仅仅通过假设一个长期的超历史的“理性化”过程（在没有障碍的时候，它将会支配生产）而得到解决。“经济行为”与资本主义的“纯经济”定义总的看来，韦伯对社会所有权关系或它们的历史性转变并不感兴趣。尽管他承认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涉及到重大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但是他倾向于把这种转变或多或少看作是非个人或超历史的技术过程的另一种体现，是理性化过程的另一个阶段（通过公认的强制手段来辅助），这一过程使得生产组织从属于经济理性的严格条件。这种占有阶级和生产阶级之间社会关系的转变（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通常存在于他的概念框架之外。实际上，在韦伯的“经济活动”中，生产和占有都没有出现。“经济”行为是市场交换。只有当生产性活动被包含在市场交易之中时，它才能够被包括在韦伯的“经济”概念里。韦伯感兴趣的并不是占有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最初的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变成了另一个人的财产——而是已经占有的财产，它不是被用于消极的消费就是被用于积极的逐利。
把“经济”与市场等同起来的上述倾向在韦伯的阶级概念中也非常明显。作为一个纯“经济”的范畴，阶级是根据市场来定义的——不是根据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剥削关系，而是根据不平等的“市场机会”。没有市场，其他的分层形式尤其是“身份”就会占支配地位；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阶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阶级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分层原则。更何况“资本主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似乎存在于古代的和现代的各种社会形态中，似乎也存在于各种根据不同的“市场”种类定义的阶级体系中。因而，如果现代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从根本上不同，就是因为这里的“市场机会”是由劳动市场决定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由其他种类的市场决定的——比如，在古典古代，信贷市场决定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划分。
然而，对韦伯而言，劳动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就像在古代世界那样，没有劳动市场资本主义仍然能够存在，尽管由于缺乏控制下层阶级的行为准则阻碍了资产阶级财产的大规模积累，会不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劳动市场，像现代无产阶级化一样，实质上是另一种技术发展，也是理性化的自发过程以及产生工业生产组织的劳动分工的另一种表现。
市场（即流通和交换的过程，而不是劳动和占有）规定着“经济”的特性，这不仅存在于韦伯的历史著作中，而且也是其概念框架的核心。他写道：“一种行为可以被称为‘以经济为取向’，只要当它根据其所认为的意向，以设法满足对效用的欲望为取向时，就应该叫做‘以经济为取向’。‘经济行为’是对行为者对资源控制的一种和平使用，它是以理性为取向的，通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达到经济目标。”16“效用”（utilities）可能是：非人的或无生命物体的效力（service）或人类的效力。作为潜在效用源泉的非人物体无论什么形式都应该被称为“货物”。来自人力资源（只要这种资源存在于积极的行为之中）的效用，就该叫做“效力”。社会关系也是经济行为的预防措施的对象，它们被看作是当前或未来可能拥有对效用支配权力的源泉。17卡尔·博兰尼简明扼要地对韦伯的“经济”概念作了评论，并对“货物”和效力之间的区别，即对分别由物（things）和人（humanbeings）提供的有用效力（usefulservices）的区别提出了重要的评论意见：这样就对人与物进行了形式上的类比。人被看作提供效力的物。只有这样有用效力这一术语才能被有效地同相似的物与人分离开来。这种分离对于把有用效力作为一个单位来使用的经济理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经济分析才能被运用到所有类型的物品和它们诸如替代和互补等等的不同关系之中。然而，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这个定义是没有用的。在经济制度的范围内，必须严格区分物的有用效力和由人所产生的有用效力。第一个附属于死的物，另一个则附属于活的人；因此，从经济制度的观点来看，它们应该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18。当然，问题在于韦伯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完全普遍化了。人和物之间形式上的类比精确地反映了（即使是抽象地）这种历史上特殊经济制度的社会现实，在这种社会中劳动力就是商品。结果是“为那些依赖于特殊市场要素而存在的特殊经济形式所设计的分析方法”的普遍化。韦伯的“经济行为”定义犯了博兰尼所说的“经济主义的错误”，把历史上特殊的经济形式不加辨别地普遍化了。
资本主义原则的普遍化被韦伯的“理性”概念及其在“经济行为”定义中所起的作用加强了。把理性选择的标准运用到构成“经济行为”的定义中去的结果是，工人只有在出卖其劳动力的过程中才算是参与了经济活动。工作行为本身不是“经济”的。正如奴隶是主人的工具因此在经济上是消极的一样，为工资而出卖其劳动力的工厂工人不应该被说成是经济行为者，尽管他们是在工作。博兰尼评价说，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既然工人不再是他们劳动力的主人，就不能说是在选择或出卖他们自身稀缺的资源。然而，他继续说：共同使用则完全不同。说工厂里的工人没有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不仅与共同使用相反，而且听起来像是某种可疑的自相矛盾的观点。对经济制度的研究者来说把生产者的日常活动排除在经济活动范围之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经济活动只能在有股东出卖其股份的矿场或工厂中进行，这对矿场或工厂制度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命题19。对于非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研究者来说这更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命题，在这种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中，韦伯“乏味的自相矛盾的观点”甚至不能对主要的经济现实做出一种形式上的抽象说明。
为了与这种概念框架保持一致，韦伯坚持以纯“经济的”术语来定义资本主义，而与明显外在的社会关系无关，这显然是与马克思相对立的。按韦伯所说的，“资本”是“企业在簿记结算时可支配的获利手段的货币价值；‘利润’以及相应的‘亏损’是最终结算与开始时的结算相比较的差额”20。“资本的概念是严格根据个体私人企业来定义的，并且与私有企业和‘簿记式’相一致……”21，在这个基础上，韦伯主张“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存在于古代而且还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其关于古代世界的著作中所提出的资本主义企业概念，现在倾向于按照从雇佣自由劳动的现代大规模企业中而来的令人误解的方式来定义：从这一观点出发，有人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在古代起主导作用，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存在。然而，承认这个假定的前提，就是把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不必要地限制到了单一的资本价格稳定措施的形式上去——在契约的基础上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而这样就引入了社会因素。相反，我们应该仅仅考虑经济因素。哪里的财产是贸易的对象并且被个人用于在市场经济中获利，哪里就有资本主义。如果承认这一点，资本主义决定了整个古代历史时期，并且正好是我们称作“黄金时代”的时期这一点就变得完全清楚了22。那么，在这个“纯经济的意义上”，“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于人们从事商业获利活动的任何地方。这种“资本主义”当然在古代世界也存在。然而对“社会因素”的排除也就排除了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动力的所有可能性，排除了解释为近代欧洲早期独特的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模式做准备的历史独特规则的所有可能性。现代资本主义在更大程度上简单地变成了一种旧事物——更自由、更成熟，但是却没有任何根本区别。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解释也就变成了只是对消灭障碍的说明。
韦伯关于古典古代的大部分论述，尤其是他的《经济与社会》一书，的确是致力于解释这些早期的资本主义形式（有着资本家财富的大量积累，以及最终的非常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式的生产组织）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韦伯在这里显示了他与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技术观念的相似性；至于这个问题，正如他所提到的，不是以竞争和积累的独特必然性为特性的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动力是怎样被准备就绪的，而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是怎样被阻碍的。
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这种或那种政治因素。在古代君主制国家中，“资本主义逐渐被官僚制的规章制度所制约23”。在城市国家中，资本主义积累的机会似乎更大一些，但是这里仍然有政治阻碍因素。比如，在民主的雅典，“所有重要的市民财富的一切积累都服从于民主的城邦的要求”24。不同的法律和政治实践使得市民财富的积累很不稳定。人民法院完全随心所欲的任意执法——民事审判被数百名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陪审员受理——对维护形式法律造成如此大的危害，以至于财富的继续存在比每次政治灾难之后财富的强烈逆转更令人感到惊奇。雅典的人民（甚至还有罗马）摆脱了现代劳动力市场所施加的各种限制，“鲁莽地”把“专断的”和“非理性的”“实体法”而不是“形式法”的原则运用到所有权问题上。而且他们的政治利益要比经济理性的要求更为重要。
这里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明显的假定——听任它没有受到阻碍的逻辑，商业获利以及“市民”财富的积累将会最终产生一个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至于新教伦理，它只是加速了已经在起作用的进程，在那里市民财富被允许自由发展。
因而对韦伯来说，问题一直是经济理性的发展是如何被非经济的制度和价值加速或者阻碍的。与在其他不同的时代和地点一样，在古典古代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被外在于它自身的力量（尤其是政治原则对经济的阻碍或者宗教信仰对经济理性的妨害）所制约。在这方面雅典平民的作用与封建贵族是相同的，也是一个消极的消费者阶级，其政治权力寄生于并且不利于资产阶级财富的经济量。韦伯对其他文明（伊斯兰的或亚洲的，即没有产生成熟的资本主义）的解释，也是沿着大致相同的路线进行的，解释这些障碍和阻碍（以宗教教义的形式，亲族关系原则，司法制度，政治统治形式以及其他超经济因素）制约了商业和贸易的自然发展逻辑或者使之发生了偏离。
比如，在中国，尽管有作为贸易和生产中心的高度发达的城市（甚至还包括行会组织），尽管自17世纪以来有许多发展本来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熟化（大量私人财富的积累，农业生产的改进，人口的大量增长，等等），但中国从来没有能够逾越这些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建立在大家庭基础上的家族制度、宗族国家、官僚思想、鼓励“身份”、唯美主义以及家庭责任的宗教传统，而不是像清教徒那样的行动主义的禁欲主义。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不同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它们一方面通过加强亲族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化，阻碍了城市自治和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发展。
在亚洲其他地方，亲族关系原则的支配地位或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作风，以及培养了唯美主义或神秘主义（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宗教制度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为它们阻碍了一个特殊阶级——一个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性、政治上强大的城市资产阶级——的发展。问题不是韦伯把历史的重要性归因于西方的城市自治或者其他地方的“宗族主义”以及亲族关系，而是从根本上假设资本主义的原则被隐藏在城市和市民团体中，只有某种外在的障碍阻止它们发展为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方法：是多因论还是同义反复的循环论？韦伯的追随者挑选出了他的多维社会因果关系的概念加以特别推崇。比如，最近两个新韦伯主义者迈克尔·曼（MichaelMann）和W．G．尤斯曼（W．G．Runciman），在详尽阐释韦伯的因果关系多元论（causalpluralism）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社会世界”不同的但同样是全球总体性的看法，并运用他们所认为的韦伯最伟大的远见卓识：不存在单一的社会权力的根源，不存在单一的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那样的社会因果关系原则，甚至也没有一个关于社会原因的固定的层次25。相反，社会权力的不同根源——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可以在历史上多种特殊的因果层次上组合和重新组合。据称，这种因果关系多元论比马克思的一元论方法更有助于说明历史。
然而韦伯因果关系多元论的获得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并不是像一些批评家所声称的那样，折中主义的因果关系多元论相当于一并否认了因果关系。而是韦伯的社会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韦伯所理解的与“经济的”权力相对的政治和军事权力自治的定义依赖于一种“经济”概念的普遍化，这一概念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特有的，并且以“经济的”与政治的和军事的权力的特殊分离为前提。通过排除生产和占有或至少它们被吸引进市场交换的过程，以一种仅适合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方式——甚至只作为一种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抽象，这一“经济的概念”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这样一种概念框架不适于理解任何一种社会（包括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物质产品的生产、占有和分配，其中，政治上形成所有权，或通过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强制的“超经济”手段的占有起支配性作用，占有者和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是在司法上和政治上被规定的——就是说，那里的物质生活是以“非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的。在韦伯模式中，在这些情况下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决定“政治的”和“经济的”关系（在广义的、非资本主义的意义上），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确定物质生活的组织——生产方式，占有和剥削——在这类社会里是否会比“纯经济的”资本主义秩序具有更少的决定性，因为在这个概念模式中，“经济的”只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才存在。关于非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所能说的，多少有点同义反复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的”权力在形式和自治的意义上不占支配地位。如果“经济的”权力不占支配地位，某种“非经济的”权力一定会占支配地位。这与其说是复杂的因果关系，不如说是简单的循环论。
这种相同的循环论也体现在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编史的最常见的批评之中。如果他们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是坏的历史学家，反之亦然。或者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迫使他们为了理论的简化论宁可牺牲历史特殊性，或者承认社会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就会危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纯洁性。比如，如果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供了对封建主义（其中法律形式和君主制起主要作用）的解释，或者提供了对法国历史（专制主义国家是其主要力量）的解释，那么，他们显然选择了独立的和首要的“超经济的”因素而放弃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教条。这些批评没有认识到，由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对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分建立在“前者的剩余劳动是各种‘超经济的’支配形式对直接生产者的榨取”这一基础上，那些“超经济”形式的规范必然从一开始就已经成为了“经济基础”定义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对于历史的特殊性和多样性，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比韦伯的来自资本主义经验并普遍化的概念模式反应要更为灵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要前提就是，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形式有它自己特殊的经济活动方式，自身的系统逻辑，自身的“运动规律”和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只是几个，或者说诸多此类形式中的一个。就韦伯而言，只有唯一的一个从本质上来说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或缺失。就马克思来说，不同形式的“超经济的”社会力量——政治的、法律的、军事的——在“经济的”定义中起着基本的作用，并能产生多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就韦伯来说，这些超经济形式本质上是外部因素，它们影响（促进或抑制，加速或阻碍）但从来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单一的、普遍的、超历史的、真正的经济行为方式。那么，究竟谁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目的论的简化论者呢？历史、进步和解放马克斯·韦伯或许是20世纪末预言理想类型的（后）现代知识分子．在他的著作中预示了在20世纪结束时的西方知识文化的两个主题，或许可以被称为启蒙革新论以两种对立（或不是对立）的方式结束：必胜主义者深信进步在现代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对“市场”和“历史终结”的赞美中——已经达到其目的；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悲观主义以及对“启蒙方案”、它的理性和进步概念的攻击。
尽管韦伯对进步概念进行了批判，不过他还是对深信理性和自由进步的启蒙运动传统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另外他以一种更狭窄、更悲观的看法，以及对启蒙价值的极度摇摆不定的矛盾心理告终。资本主义的兴起对韦伯来说当然代表了理性的发展，但是“理性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发展和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是铁笼；一方面是自由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由的不可避免的丧失——唯一有效的反应似乎就是信奉反理性主义。
摇摆不定并非是要采取一种与现代“进步”成果相反的不理智态度。使韦伯的态度更成问题的是，他保留了启蒙必胜主义的目的论，却放弃了它的很多批判的和解放的思想。这些结果突出表现在他对其所处时代的危机的极端模棱两可的反应中。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失败，加强了他对西方文明整体上处于威胁之下的担忧。他的反应不仅是极度悲观的而且是反民主的和反理性主义的。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人类的解放被德国民族主义，甚至被德意志民族作为反对蛮族（尤其是俄罗斯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的屏障的历史使命遮蔽得黯然失色。这样，他参加到了已经有很长历史传统的——今天仍很繁荣的——德国保守主义（然而，这一点在他的思想中无疑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了，甚至他在早期与德国自由主义的交往就已经代表了对自由主义者的建国方案而不是对自由的进步的承诺26）。最终，他给德意志民族留下的主要政治遗产是魏玛宪法的条款，它提倡通过国民投票选出被授予极大权力的总统，总统的主要职能就是控制盲从的民众。对这种新型的“魅力型”领袖来说，反理性主义被用来对付革命的威胁。
如果韦伯的思想对启蒙运动进步的成果充满了矛盾的话，在那摇摆不定中仍然有一定的逻辑，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我们当前的“后现代”的情况，在这种后现代中，对资本主义必然性的服从，以及对它的基本假设不加辨别地接受，能够引发的反应只有庆祝或者绝望。对于那种“霍布森式的选择”（Hobson’schoice）（毫无选择余地的选择——译者注），马克思仍然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对于启蒙运动传统所持的立场与韦伯正好相反。和韦伯一样，马克思既认识到了进步，尤其是资本主义进步的好处，又认识到了其弊端；但是他在抛弃目的论的同时，保留了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和解放思想。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他的生产方式概念，把历史和社会理论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限制性的范畴中解放了出来。但是背离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只是就摆脱其资产阶级目的论束缚的必要性而言的，并且用“历史过程”代替了目的论，马克思吸收并发展了人类解放的启蒙运动纲领。尽管最后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压迫，他以一个较少决定论的看法告终。通过提出用历史代替目的论，他也提供了用变化代替绝望或无条件接受的可能性。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加以批判而不是不加辨别地服从于资本主义的假设和范畴，他使在资本主义内部发现其被一个更人道的社会所取代的条件成为可能。其结果是既有对历史特殊性的更深刻理解，又有一个更具普遍主义的看法。
当“宏大叙事”已不再流行，当我们左派为了“差异”和身份政治，也被要求放弃所有人类解放的普世方案并服从于不可抗拒的资本主义力量时，面对资本主义胜利主义和社会主义悲观主义的不合理联合，上述结合（既有对历史特殊性的更深刻的理解，又有一个更具普遍主义的看法）可能提供了一些富有成效的经验。对于这一点，尤其是亚当·斯密著作中这一观点的讨论，见罗伯特·布伦纳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向资本主义过渡》一文，载毕耶儿编辑的《第一个现代社会》（剑桥，1989年），第280～282页。↩
这个历史发展的“资产阶级范式”在我的书里被讨论过，见《资产阶级的原始文化；旧制度和现代国家的历史评论》（伦敦，1991年），第1章。↩
在布伦纳的《资产阶级革命》（第285～295页）一书中，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转变以及它所包含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到含义的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
亨利·皮郎的观点被概述在他的一系列演讲中，结集出版为：《中世纪的城市：贸易的起源和复兴》（普林斯顿，1969年）。↩
亨利·皮郎的观点被概述在他的一系列演讲中，结集出版为：《中世纪的城市：贸易的起源和复兴》（普林斯顿，1969年，第105页）。↩
这一辩论最重要的观点收录在罗德尼·希尔顿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伦敦，1976年）以及阿斯顿和菲尔平编辑的《布伦纳争论：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剑桥，1985年）中。↩
马克思·韦伯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伦敦：1988.410～411↩
约翰·洛克的《政府论次讲》，第28页。关于洛克对于“发展”的看法，见尼尔·伍德（NealWood）《约翰·洛克与农业资本主义》（伯克利、洛杉矶，1984年）。另见E.M.伍德《反对民主的洛克：次讲中的同意，代表权和投票权》，《政治思想史》，13（4）（1992年），尤见第677～685页，以及E.M.伍德《激进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条件：不仅仅是对理查德·阿什克哈夫的回复》（RichardAsheraft），《政治思想史》，15（3）（1994年）。↩
韦伯.农业社会学.42↩
韦伯.经济与社会.纽约：1968.1346↩
韦伯.经济与社会.纽约：1968.1347↩
我对雅典对待劳动者的态度的论述，见《农民公民与奴隶：雅典民主的基础》（伦敦，1988年），第137～145页。↩
19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Grote），在行业协会作为由中世纪城市消灭贵族身份的失败发展而来的正式组织的基础上，说明了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的差异，经常被引证为民主的真正基础的雅典的克利斯蒂尼（cleisthenes）改革，却突然成功地消灭了贵族家庭的独立政治身份。“名义上和事实上都如此”。见他的《希腊史》第16章。↩
约翰·梅林顿（JohnMerrington），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城镇和乡村.见：罗德尼·希尔顿主编.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170～195，以及希尔顿.英国封建社会的城镇.见：阶级冲突和封建主义危机.伦敦：1990.102～113↩
韦伯.经济与社会.63↩
韦伯.经济与社会.68↩
乔治·道尔顿（GeorgeDalton）编.原始的、古代的和现代的经济：卡尔·博兰尼论文集.波士顿：1971.137↩
乔治·道尔顿（GeorgeDalton）编.原始的、古代的和现代的经济：卡尔·博兰尼论文集.波士顿：1971.141↩
韦伯.经济与社会.91↩
韦伯.经济与社会.94↩
韦伯.经济与社会.50～51↩
韦伯.农业社会学.64↩
韦伯.经济与社会.1361↩
参见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源泉》（剑桥，1986年）和W.G.尤斯曼的《关于社会理论的论著》，2卷本（剑桥，1983年和1989年）。尤斯曼对韦伯的感激溢于言表，而曼则旨在打破马克思和韦伯之间以及和其他人之间的某种平衡。但是，曼的“社会权力”概念以及他对多因论的解释和韦伯有着更多他不愿意承认的共同之处。↩
对韦伯的自由主义以及与他所处时代和地点的政治学有关他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论述，见莫姆森（H.Mommsen）的《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图宾根，1950年）。↩ |
第四章是历史论还是技术决定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第四章是历史论还是技术决定论我们需要回想一下，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看作首要的决定因素。这并不是因为阶级是唯一的压迫形式或阶级是社会冲突最经常的、连续的或暴力的根源，而是因为阶级是创造着物质生活条件的社会生产组织。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原则不是阶级或阶级斗争，而是物质生活和社会再生产的组织。当生活条件和占有手段的获得以阶级的方式组织起来时，也就是说，当一些人由于获得生产资料和占有手段的不同，有组织地被迫把他们的剩余劳动转让给另一些人时，阶级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强制转让剩余劳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有着不同的透明度。资本主义无疑代表着一种特殊情况，因为资本家占有不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行为——比如，像农奴给地主缴纳租税那样，在农奴的劳动行为之后和占有者与生产者之间明显关系的背景下，它形成一种独立的占有行为。相反，没有任何直接明显的办法，能够把资本家的占有行为从资本借以实现自身收益的生产过程或商品交换过程中分离出来。剩余价值的概念——与更为普遍的剩余劳动范畴不同，后者适用于剩余占有的所有形式——意在表示生产、商品交换的实现与资本家占有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
对于上述观点并不乏批评者，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敏锐地指出用量化的词语来解释这些关系——测算“价值”和“剩余”，或者把“价值”和“价格”联系起来的难度。马克思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概念不大可能提供批评家所要求的那种数学上的测量标准；但是，至少这一缺陷——如果算是缺陷的话——与“剩余劳动”的历史意义无关。这一概念的根本含义关系到人们获取生活资料和进行再生产的条件，还关系到这样一个命题，即当主要的条件有组织地迫使一些人将其部分劳动和产品转让给另一些人时，将会发生一种决定性的历史断裂。
用来解释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关键论据，并不是对“剩余”的量化测算，而是被迫转让剩余的特殊性质以及使这种转让发生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1。在直接生产者——比如封建农民——仍然拥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这种剩余转让是依靠占有者的强势力量，由直接强制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制则属于另一种情况。直接生产者被剥夺剩余是他们获得生产资料以及维持自身生活资料的前提条件。迫使直接生产者生产超过他们自身消费的产品并把剩余转让给其他人的，是使他们自身的生活与剩余劳动的转让不可分离的“经济”必要性。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雇佣劳动者缺乏继续开展其自身劳动的资料，只能通过与资本发生关系才能获得这些资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被迫转让剩余劳动的人们只能得到最低生活必需品；它只不过是指这种转让是他们获得生活资料和自身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那些手段他们能够获得的远远多于这些。即使在缺乏量化“剩余”或计算生产者和占有者相对收益的方式时，这些关系依然存在。我们只需承认生产者自身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之一与索取其部分劳动或产品的占有者有关。
毫无疑问，剩余劳动的转让不是由强制规则（比如授予权、亲缘关系义务的履行）决定的，但这些并不是阶级概念所特指的那种含义。承认这一点也很重要：阶级并不总是体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面对面对抗意义上的直接关系，当这些对抗不存在时，阶级关系并不比非阶级对抗更容易产生冲突。但是阶级斗争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暗含着生产的社会组织——物质存在的基础。阶级斗争有作为一种改革力量的特殊潜能，因为无论任何一种特定的阶级冲突的直接动机是什么，斗争领域总是在战略上被置于社会存在的中心。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那么生产者和占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出现在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解说中的呢？我将区分两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它们是近期由两名最重要的拥护者阐明的。第一种把生产关系和阶级置于一个更大的、超历史的技术发展的背景之下。另外一种是探求每一种社会形式的特殊运动法则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所有制关系。我并不是简单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区分出谁更优先考虑生产力，谁更优先考虑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相反，我想强调这两种理论——一种是提出一些一般的、超历史的和历史变革的普遍规律（总是指某种技术决定论），另一种是强调每一种社会形式的特殊性（通常是探索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占优势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特殊“运动规律”）——之间的区别。
近期马克思主义学术成就中两个特别重要的例子能够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从其各自的理论观点来看，他们都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大历史变迁做出了解释。第一个例子来自于有影响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学派，以约翰·罗默为代表，他把其独特的剥削和阶级理论与历史理论联系起来，受惠于柯亨对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的有力辩护2。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和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著作。
根据约翰·罗默的观点，历史是以财产关系的形式演进的，在这些关系中，“越来越少的生产要素仍被继续看作财产”3。比如，当奴隶社会过渡为封建社会时，人身所有权被消灭了，但保留了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以及可让渡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消灭了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同时仍然允许可让渡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等等。这种“财产权的渐次社会化”是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发生的。“导致这一演进的机制是阶级斗争”，但是“导致这种演进发生的原因却是深层次的，演进的发生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水平超出了成为其障碍和桎梏的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4。
演进机制（阶级斗争）和深层次原因（技术决定论）之间的联系可以从以下论述中得到解释。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旧的经济结构的不协调达到临界点时，阶级斗争对于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起了促进作用。比如，罗默要求我们设想一个有着地主和农奴的封建制度，但是“同时它的旁边有一个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正在出现”5。现在有一个选择：资本家和封建地主可以就控制劳动人口展开竞争。如果资本家使用的技术或生产力使他们能够支付高于农奴所挣得的实际工资，这样，就产生了以前不存在的使农奴得到解放的经济优势”。农奴可以利用资本家开创的贸易变成独立的农民，他们也可以变成城市的工匠或无产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现在能够使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获得成功，即使这以前是不能做到的。”
我们现在有三个层次的解释：（1）深层原因（技术决定论）；（2）历史进程（剥削方式的相继消灭或财产的渐次社会化）；（3）促进作用（阶级斗争——尽管它只能在迟早一定要来的过程中起促进作用）6。应该在哪种层次上介绍“理性选择”模式还不完全清楚。最明显的就是在阶级斗争层次上，它意味着当人们能够选择下一个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时变化就会发生。同时，看起来在深层原因上有一个支配型理性选择，与“理性的人类为减少他们的稀缺状况而做的不懈努力”7有关——尽管他们实际上没有因为它有利于技术进步而选择下一个有效的经济结构。无论怎样，理性选择模式和历史理论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个人性参与者的私利行为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要求之间存在直接对应关系的先决条件。
这种三层次结构尤其是三个层次之间的联系所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它解决的问题。就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言（他们真的是历史的创造者吗？），理性的个体是由于通过技术进步减少稀缺的要求或受逃避剥削的愿望推动的吗？——或者两者都不是？阶级斗争是必要的吗？如果不是，历史变革的机制又是什么？或者由于在理性个体背后的变化迟早总是一定要来，深层原因以某种方式使机制和促进因素变得多余了？无论如何，阶级斗争中的“斗争”又在哪里？我们允许地主和资本家竞争以便给生产者和想变成无产者的农奴提供更吸引人的条件；一旦出现更吸引人的选择，我们就允许农奴逃脱地主的控制——表面上没有强制，自愿放弃他们的占有权；但是斗争……？驱使农奴宁愿以失去占有权、放弃提供给他们全面而直接的生活资料的土地为代价，选择工资（经过一些复杂的统计测算高于农奴的收益）来换取不确定的无产者条件的“经济利益优势”究竟是什么？就此而言，即使农奴做出这种选择，他们又怎样实现这种选择呢？如果地主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与对农奴加以“控制”——也就是权力——有某种关联，当过渡的关键时刻来临时，农奴又怎么能仅仅因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合适的选项就简单地选择逃脱地主的控制？封建制度本身难道没有抵制这种简单过渡的自我维持逻辑和资源吗？
更何况整个资本主义大厦并不是凭借利益建立的。罗默要求我们“设想”时谨慎地选择了措辞。我们绝不能做别的事情（“设想”［imagine］和“假设”［suppose］是他的博弈论的基本词汇）。我们没有（或不一定）被要求相信事情实际上就是这样发生的，或者它们这样发生的历史可能性，而只是在逻辑想象上可能是这样（尽管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应该对这种设想的逻辑可能性感兴趣）。
事实上，罗默本人根本不可能相信他自己虚构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解释；正是其博弈论模式要求的价格计算使他忽略了他肯定知道的地主和农奴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作为过渡条件的小生产者被剥夺和地主财产的集中；忽略了所有关于强迫、强制、命令或关于剥削的社会关系。罗默让我们“设想”的这种过渡过程显然与历史几乎无关，用证据来反对这种设想的过程也无济于事。历史显然成了我们可以随意描述的事物。回避历史问题实质罗默要求我们“设想”的对其论点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整个不稳定的大厦借以建立的假设。我们一定会承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选择”已经存在，一种“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正出现”在封建制度旁边。我们也一定从来没有探究过它是怎样形成的，尽管这对于罗默来说显然不成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剥削在封建制度下都存在。在某一点上，封建关系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们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声称历史是通过连续消灭在动力意义上来说没有社会必要性的各种剥削方式来前进的8。”接下来，他把这种解释描绘为“一种由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技术决定向剥削理论的术语的转化”。根据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所有相继的剥削形式都已经包含在前一种社会形式中了（他对于奴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解释，暗示了这种回顾性分析是超越封建主义的），因此在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所有剥削形式显然在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历史是通过对各种剥削形式的消灭过程而前进的。
当每一种剥削形式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就依次被消灭。对罗默来说，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决定论提供了消灭机制（深层原因？）。但是这一论点必不可少的首要前提是每一种后继的社会形态与在其之前的社会形态同时存在。在这方面，罗默的消灭理论只不过是旧主题的一个巧妙变种而已。
当理论家在解释历史的过程中遇到麻烦而回避历史问题时，备受他们喜爱的一个策略就是假设所有的历史阶段——尤其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已经（至少作为隐性品质）存在。这些对历史的解释只是求助于“解围之神”（deusexmachina）、外在因素来解释使隐性的或萌芽的特点得以实现的过程。传统上最流行的“外部”力量是贸易（市场扩大或缩小，贸易路线的开放或关闭）和技术进步，这两者都被看作造成体系转变的外生原因。或者在由诸如野蛮人之类的异族入侵所决定的意义上；或者在根据一些并非现有社会形态特有或内在的普遍的自然法则（进步，人类思维的自然发展，或者可能更科学一些的人口周期）来起作用的意义上。
这些假设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分，我将在后面章节中对此进行分析。现在，只需指明马克思主义者太热衷于想象有潜力的生产方式潜藏在以前形态的空隙中，只需一些障碍被消除时（看起来解释已经存在的事物的消亡比解释正在形成的要简单得多），来建立它们的统治地位就足够了。阿尔都塞的“社会结构”概念，如其中所有的生产方式都能并存而无需对它们的出现作任何解释，恰恰达到这一目的。
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上的想象经常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并且，马克思关于历史阶段和连续生产方式演进的太过程式化的格言无疑被错误地当作在这方面诱发了回避历史过程的原因。毕竟，正是马克思第一个提到“桎梏”和“空隙”的。但是马克思提到的远不止这些，他要求我们在现有社会关系的动力逻辑中寻求历史变革的线索，而不是假设需要解释的事情。
罗伯特·布伦纳的主要目的是打破盛行的回避核心历史问题、对那些本需要解释的事情的出现进行假设的习惯。他区分了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两种历史理论：第一种理论仍然依赖于机械唯物主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经济决定论，第二种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批判。第一种理论的特点是回避问题：伴随着市场扩张，劳动分工得到发展，引起了生产力的自我发展，从而一个“新生的”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胎胞里出现了。“这一理论自相矛盾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没有要实现的过渡，由于这一模式开始于城镇中的市民社会，预测它的演进是通过资产阶级机制实现的（也就是说，变化和竞争导致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工艺，以及生产的社会组织的相应变化［艾伦·梅克森斯·伍德］，封建主义由于受贸易影响的缘故超越了它自身，一种社会类型怎样转变为另一种的问题就只是被假设而从未被提出来。”9随后，马克思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了问题。他实质性地修正了其关于一般所有制关系尤其是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所有制关系定义为，首先是在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以及直接生产者之间的一定关系中把它们自身再生产出来。依据这种解释，使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得以区分的……是它们为直接生产者提供了充分的再生产资料。”维持这些所有权的条件是农民共同体，结果就是地主需要获得剩余的超经济方式，这反过来又要求自身共同体的再生产。这些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就这样被“使个体成员的经济再生产成为可能的统治者和耕作者的共同体”再生产出来10，假如这些所有制关系是由相冲突的统治者和直接生产者的共同体再生产出来，个体地主和个体农民就采取最能维持和改进他们处境的经济战略——布伦纳称之为再生产规律。这些战略的总的结果就是典型的封建发展模式。
这样，向具有新的发展模式的新社会的过渡不只是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替代方式的转变，还是现有所有制关系从封建的再生产规律向新的资本主义规律的转变。根据这些新的规律，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超经济榨取方式的终结，将会使占有者和生产者都服从竞争，并且能够——实际上是被迫——在适应竞争压力下与赢利性的要求相适应而发展。这就必然提出一个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的不同问题：它是一个“通过前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行动解释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转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问题”11。
这是布伦纳接受的挑战：提供一种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解释，这一过渡完全依赖于封建主义关系的动力和它们再生产的条件，而无需再追溯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或者把它描述为一种可行的选择12。这种解释也要求承认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有它自己的逻辑性和坚固性，它不能被简单地假设消除——假设人们被进行资本主义选择的渴望所驱动，而现有结构却不能抵制这种渴望。
这就是罗默模式不能系统地考虑进去的事，而且在这方面，它与回到亚当·斯密的长期传统没有区别，这一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青年马克思本人）以及非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假设它的存在，为了解释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假设资本主义结构和资本主义动机已经存在，这已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而不是例外。但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和伴生的资本积累冲动，资本主义特有的逻辑和它的系统性规则，决不能从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中推断出来，也不能在它的“空隙”中被发现。资本主义的规则和关系也不能从城镇的存在——从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无法证明的城镇天生就是资本主义的假设中推演出来。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下一章将涉及更多城镇、资本主义和对历史问题的回避等话题。在这里，我们只需注意布伦纳和罗默的区别以及他们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含义。首先，经验上的区别：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在每一点上都对罗默设想的方案提出了质疑。根据他的解释，资本主义并不完全是不可思议地伴随着封建经济存在，也不是城镇的商业利益与乡村的封建利益相互竞争的产物。直接生产者不是通过逃离乡村变成工匠或无产者而加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中来的。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以市场和贸易的存在为先决条件，但是没有理由假定人类有史以来就已存在的市场和贸易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或者甚至是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就布伦纳的解释而言，向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是一个由土地关系自身变革所发动的过程，它借以实现的特殊条件与贸易的扩张基本上没有关系。
的确，这种解释（像著名的“关于历史过渡问题的争论13”中的其他解释一样）以质疑市场和贸易与封建秩序的内在对抗性为起点。需要解释的不是资本主义或者作为一种“选择”或机会的市场，而是资本主义和作为一种规则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布伦纳说明了直接生产者在乡村服从于市场法则的那种特定条件，而不是直接生产者选择的出现或城镇贸易利益提供给他们的机会。
在技术决定论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以及他们的非马克思主义副本的传统模式中，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只是逐渐走向成熟。在布伦纳的模式中，是“一种类型的社会转变为另一种”。在他的分析中，问题不是城市被乡村代替，也不是贸易和商业仅扮演一个边缘的角色，而是布伦纳承认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以及它独特的“运动法则”，这也意味着承认有必要解释人类有史以来的贸易和商业（更不用说城市）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言而喻，城市的存在和遍布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传统贸易形式是英国特殊发展模式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些远不能解释它们如何获得了独特的资本主义动力。布伦纳还要解释城市和城市经济在欧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通过解释由于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获得自身再生产资料的非市场手段，市场取得了在土地生产关系上质的新作用，他确立了一种城市和贸易的系统作用被改变了的背景。
这种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含义，尤其是在挑战技术决定论的假设上。布伦纳的历史观认为，较低生产力的“经济结构”后面并不是必然地衔接较高生产力的“经济结构”，并且强调了“自给”增长过程首次实现的条件的历史特殊性。罗默对挑战的回应仅仅是，尽管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英国，但它的确最终扩展到了欧洲其他地方，因此，罗默的证据与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及其技术决定论的普遍规律并不矛盾。更何况，罗默的回应依赖于把资本主义扩张的特殊的、先验的历史过程看作一种超历史的自然规律，而不是轻蔑地对待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
当罗默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性时（至少最终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他想当然地认为这表明技术进步的一种普遍过程。然而这完全是回避问题。从资本主义发端以来，资本主义自身就展示了扩张和普遍化的独特能力，一种植根于积累、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特殊压力下的能力。与技术决定论相反，布伦纳的论点，通过把资本主义置于技术变化的普遍规律之下，避免了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视为当然的情况，解释了独特的历史条件是怎样产生了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技术规则和它的独一无二的扩张动力的。
在封建主义自身的动力内部寻求从封建主义过渡的推动力量，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的原则和动机硬加到历史中，或者假设一些永恒的运动的“一般理论”，布伦纳质疑了整个历史理论观念，认为它是对按照预定方向运动的普遍规律的一般解释。他不仅质疑了把它归因于不加批判地与古典资产阶级思想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不成熟阶段作品的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可靠性；而且他的整个历史方案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把从古代到资本主义（更不用说整个世界历史了）的整个发展过程置于普遍的并且本质上是单向性的运动规律之下的历史理论，将会是如此一般以至于变得没有意义。毕竟，宣称在技术迅速改进时期和长期停滞或僵化时期都同样适应的技术进步的“理论”会有多少作用呢？14
宣称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发展是一回事，而主张资本主义因促进了技术发展才得以发展，或主张因为历史以某种方式要求生产力发展，所以资本主义不得不发展则是另一回事。因为较低的生产力体系之后必然是较高的生产力体系，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唯一有效的原则。一旦承认资本主义的特殊原则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最坚定的技术决定论者所承认的那样——那么，说资本主义的普遍性表明了它推动发展生产力、竞争、扩张力和生产能力的特殊性，而不是技术决定论的一般性，看起来更有效率（奥卡姆剃刀原理15）和较少回避问题。这一命题至少与已在整个历史中得到了证明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更一致。
历史唯物主义最独特的特征——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与传统的“资产阶级”进步理论根本区别开来的特征——不在于它坚持技术决定论的普遍原则，而在于它集中于（比如作为马克思著作最完整和最系统体现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每一种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它内在的逻辑进程，它自身的“运动法则”，它特有的危机——或者用布伦纳的提法，即它自身的再生产规律。
这不单单是一个区分历史的“一般理论”与资本主义的“特殊”理论的问题。它更是一种不同的（和一般的）历史理论，在其中，有着特殊运动规律的资本主义理论是最主要的例子。技术决定论采取回顾历史或技术预测的形式，用事后认识达到的普遍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没有经验的证据可能证明它无效的方式；而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经验地说明而不是假设一个预先注定的结果。但是如果一个理论的标志是那些在具体运用时也保持不变的“固定点”的存在，那就会有太多的固定点——尤其是在每一个社会形态建立时，都有再生产条件构成社会和历史进程的所有制关系。马克思主义需要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吗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严肃和最经常的批判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赞成机械的、过分简单化的历史观，根据这一历史观，所有的社会注定要经过一条单一的、不可变更的依次发展阶段，即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在这些批判中存在的争论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价值，以及它对解释世界上所展示的各种历史模式时所谓的“无力”，而且还有社会主义方案本身的可行性。由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单线发展进程的错误如此明显，它关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实际上是可能性——肯定同样是错误的。
面对明确与之相抵触的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变得日益站不住脚。虽然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一种单线决定论的做法非常顽固，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团体的扩大和增长却迫使批评家开辟其他攻击领域。甚至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前，我们就被告知如果没有机械决定论和单线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由于放弃了对其生命线以及其严重错误的历史观，那种马克思主义死亡了。由于不再有任何根据使人认为历史为社会主义打下了基础，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有什么结果，其社会主义事业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然而，必须说明并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相信，单线的历史观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放弃对以生产力的不可阻挡的增长为特征的普遍历史模式的绝对信仰，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信念遭受重创。比如，这种观点确实在柯亨试图复活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在罗默对柯亨理论的改写本）那里得到了体现。确信社会主义方案会因丧失对基于社会主义是历史进化普遍模式顶点的历史理论的信仰而必然遭到削弱的，既有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又有其拥护者。根据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需要一种被看作是生产力系统的永恒增长的普遍模式的单线历史发展观，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深受其害，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之上有这样一个信念，即资本主义的必然出现会为有着同样必然性的社会主义准备基础。
我一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无论现在还是在其起源之时都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它的巨大力量不在于任何单线的历史观，而是在于对历史特殊性的特有灵敏性。否定单线技术决定论所带来的损失对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任何影响还有待证明；这首先要求仔细考察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以及技术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
下面看一位严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是怎样描绘马克思思想中“最致命的错误”的。尽管马克思坦白地承认具体文明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但这位批评家坚持认为马克思仍然“相信一种类似建立在人类生产力历史上的不断发展的规律的东西。他宣称这不只是一种历史事实，也不只是一种趋势，而是人类历史的统一原则16”。马克思的整个设想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是，任何想维持这一观点的企图都“不得不面对这一使人感到麻烦的事实：超越很多国家的、系统的和持续扩张的生产力看起来在资本主义欧洲内部和它的旁系上产生过，而在其他地方则没有。对资本主义发展独特性的解释引起了对马克思历史解释图示的最根本批评。比如，与柯亨试图以达尔文功能主义的形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相反，能够过滤掉无效率的生产安排的机制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有一种强大的激励使企业革新技术，采用他人开创的新方法，因为坚持使用低效率技术的企业将会失去市场，减少利润，并最后失败。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存在类似的市场竞争选择机制，而且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中也没有对此的任何模仿。柯亨对发展主题的辩护注定要失败，因为他试图通过引入一种特点，实质上是一种单一生产方式，即市场资本主义的机制，说明一种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所替代。”约翰·格雷（GrayJohn）对资本主义独特性特征的描述，以及对以“强大激励”引发的生产力革命作为独特动力体系的概括是如此精确，以至于说这最早是马克思的思想显得有些鲁莽17。的确，对资本主义特性的深刻洞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华。他对资本主义进行说明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解释这种“强大激励”，即驱使资本不断自我扩张和产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资本主义动力的独一无二的强制性。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在这一方面远非马克思主义的困窘，而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正是马克思第一个对这一独特现象做出了系统解释；实际上也正是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需要解释，而不能想当然地把它看作是人性中（或者在人的理性的自然发展中，或者在“以物易物或者交换”的倾向中，或者在人的贪婪与懒惰中）所固有的。对发展和完善这一解释作了最认真努力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
相反，对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传统的“资产阶级”解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隐性或显性地）倾向于依赖单线的、阶段式的进步观，随着人类从原初的田园风格发展到现代的“商业社会”，“实用工艺”和物质财富的进步和增长都是与人性的演变相伴随的。当代经济学家或许已经放弃了他们原来的历史的道德观，但是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他们更加依赖于人性的贪婪、人“无节制”的欲求、积累的必要性等一系列隐性假设，以及由此而来的提高生产力的自发倾向。是普遍的历史还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整个《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中，马克思都强调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革命方面的特殊性：由资本创造的“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18生产工具、工艺、劳动的组织方法一旦确立下来，就会倾向于“固定化”19；“资产阶级要求生产不断变革，而以往的阶级则要求稳定：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20
比所有这些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变革的特殊目的明确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与为了全体人类诸如“节省劳动”、“减轻辛劳”的普遍目的不同。马克思再三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为了“减少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而是为了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21、“对资本来说，不是在活劳动一般地得到节约的时候，而是只有在活劳动中节约下来的有酬部分大于过去劳动的追加部分的时候，这种生产力才提高了。”22在评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所有人每天的辛劳”这一观点时，马克思说，“这也绝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23
换句话说，即使人性中内在地有寻求“节省劳动”或“减轻辛劳”的普遍倾向，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革命的特殊动力也不是为了减少它。我们依然需要解答确定资本主义特有冲动的根源问题。简而言之，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提高生产力的普遍倾向（经常是暂时的）同变革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特殊倾向区分开来。
然而，强调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动力的独特性——以及它所暗含对单线论的否定——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一时的（即使是致命的）失误。它从一开始就内在于马克思本人的分析之中。仅此一点就应当让我们警惕那些认为放弃单线技术决定论就从根本上摧毁了马克思主义工程的所有简单设想。那么，怎样才能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动力特殊性的这种强调不仅与马克思的一般历史理论，而且也与马克思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是普遍历史进程的“逻辑终点”相一致呢？
有些人声称，一谈到历史理论，至少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要么是全部要么什么都不是；要么是单线论要么是一片混沌；要么是预先注定要么是虚无主义“深渊”。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能阐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普遍的和不可改变的顺序，他们似乎根本就不能声称能解释历史进程。他们发现历史没有模式或逻辑可言；他们只能描绘一个混乱的、任意的、偶然性的混合物：“对单线论的抛弃产生了很多深层次问题。如果单线论被放弃了而又没有任何替代理论，我们最好自问究竟是留有某种理论，还是只有理论的碎片。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种历史变革的理论，它提供了理解它的原动力和它的总模式的钥匙。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不加限制地与另一个社会相衔接，如果社会永远停滞，那么应该赋予生产力的首要属性以什么含义呢？或者应该把它归于其他别的东西？如果对可能的变化模式没有限制，当不存在需要解释的限制条件时，寻求根本的机制或限制的奥秘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任何情况都有可能，理论又可以解释什么，哪种理论又是正确的呢？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轻率地否认了单线论，把它看作一个惹人厌烦的多余的累赘，甚至没有试图用其他理论来代替它，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他们只剩下了一个标签，而没有理论。尽管单线论真的是错误的，但对它无条件的抛弃使马克思主义变得空洞。”24看来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是对历史理论及其解释所承担的使命的误解。如果没有单线论，“任何一种社会能够而没有任何限制条件地与任何另一个社会相衔接”是真的正确吗？“对单线论的抛弃”真的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吗？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人类历史是一个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的不可改变的进程，他们就真的不得不接受，比如，资本主义可以产生于游牧社会，“现代工业”可以产生于原始农业，狩猎和采集经济能够维持封建结构吗？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只产生很少剩余的生产体系能够维持一个稳固的国家、能够创立宗教并创造繁荣的物质文明吗？如果没有单线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的就没有留下什么可以否定所有这些历史变异可能性的东西吗？
从这种选择的对立观点很难看到任何理论——或者确切些说任何历史解释——是可能的。为了有一个“历史变革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真的需要单线论吗？实际上，单线论就是一种历史变革的理论，还是它只是试图避免解释历史变革，用一个机械的阶段顺序来替换了这一问题，而没有单线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标才真正提供了解释历史进程原动力的钥匙？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没有采取“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一定是奴隶社会……”的命题，而是采取“封建主义的发展和向资本主义过渡中起作用的力量应在封建主义特定的生产方式的活动中去寻找，在这种特定形式中，剩余劳动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阶级冲突伴随着剩余攫取的过程”的命题。这一命题充分认识到了历史的特殊性和结构上的限制条件。它对于发现特定社会形式的特殊“逻辑进程”所提供的一般指导原则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并且马克思本人当然把这些普遍原则——关于生产活动的中心地位和“从直接生产者中榨取剩余劳动”的特殊形式——运用到了对资本主义及其特殊“运动法则”极其详尽而又富有成果的分析中。“矛盾”和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生产力在什么地方才把所有这些包括在内呢25？历史是生产力不可阻挡的发展的命题是空洞的，也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一致。它包含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革命化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固定化”倾向等一整套可能性。它在解释性价值方面的真实意义非常有限，并回避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问题。当然，从长远观点来看，物质生产力的广泛进化发展是毫无争议的，但它只不过表明生产力的变化趋向于进步和积累，这种进步一旦发生就很少会完全丧失，而衰退也只是长时段中的一个例外。如果确实如此，在有一个普遍的进步倾向且每一种发展都伴随着新的可能性以及新的需求的意义上说，仍有可能把这些发展描绘为进化的和“指向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26。但是除了变化的可能性、周期、速度以及范围以外，它没有表明任何事情，它与马克思所表达的“固定化”是一种规律而不是例外的观点也不矛盾。
技术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社会适应它们的物质需要，甚至也不是适应统治阶级剥削需要的唯一途径；生产力体系不必包括使之被更高的生产力体系所代替的强制力。要求把生产力的永恒变化作为它的主要适应形式也是资本主义的明确特征。如果这种强制力变成了一个更普遍的规律，那是因为资本主义冲动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和需要）驱逐或者把它自身的逻辑强加到其他社会形态上。
这样，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理解历史进程的重要论据，但其解释力仍相当有限。首先，历史总是以生产力的渐次发展为特征的观点不能用于表明历史运动和社会变化是由提高生产力的动力所推动的，或者说社会形态的兴衰是以它们是促进还是阻碍了这种进步为依据的。27
那么，历史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向前推动的命题又有什么重要性呢？这一命题通常被看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原则，值得给予仔细和批判性的研究。
正在谈论的原理大体如下：生产力趋向于发展。有时，生产力受到生产关系的限制从而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矛盾驱使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的障碍，要求变革生产关系以使生产力得以发展。这一命题公认的主要来源是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我无意要否定这一文本的根据，我也不打算展开关于原文证据或关于其意义的辩论，而只是想说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批评者让马克思的速记式格言——尤其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论述——背负了太多理论上的重负，而没有考虑它们的稀有性或诗意的暗示以及解释的简练性，没有平衡协调地考虑马克思整个一生的著作，以及它所揭示的理论原则。但是无论马克思认可与否，我们都需要探索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原理。
让我们首先援引一个反对我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例子，他严厉批评我对矛盾给予了不适当的关注，尤其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作重大社会变迁的主要机制。古罗马的例子被用来证明这些体系性矛盾（与阶级斗争等“意愿论”的作用不同）是怎样引起历史变革的。
这里首要的问题是这位批评家所依靠的对罗马史的解释中相关的体系性矛盾是如何被描述的：“体系内低效率的再生产所引起的奴隶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使产生奴隶的企图受到抵制，降低了剥削率，这就必然要求对减少的自由劳动进行补充以维持攫取剩余的整体水平28。”不论这是不是对从古代过渡到封建主义的充分解释，这一解释所表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支持历史是随发展着的生产力突破限制生产关系的桎梏而前进的这一命题吗？
这里是一种主要的占有阶级达到剩余攫取极限时，通过降低小农生产者条件的方式扩大剥削权力的范围，以寻求对剥削率降低的补偿的情况。这并不是动力达到了限制性关系极限的情况。如果生产力被“束缚”，这种束缚并不是指它们内在的发展趋势受到阻碍，而是指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促进超经济剩余攫取的扩大，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非常缺少这一趋势，或者这一趋势很弱。
也不能说生产关系被迫采取了一种更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形式。相反，它更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限制，变革剩余攫取方式以容纳生产限度的问题。当帝国的基础设施——它的城市、制度、财富、人口——解体时，当帝国变得越来越容易遭受“野蛮人”（处于较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们）入侵时，攫取剩余的机制被有效地降低到现有生产力的水平上去。
尽管证据不足，但仍能够断言（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顺便提及的）结果就是生产力的毁灭，一种从古罗马发展状况的倒退。至少，“危机”发生很久以后，甚至在大半个千年盛世之后，物质生活水平仍然很低；经济增长（当它真的出现时）在很长时间内不是建立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战时经济的“超经济”逻辑上，建立在一种强制占有和掠夺的逻辑之上29。封建主义制度的确最终带来了技术的发展（尽管这种技术发展的程度仍是争论中的问题）；但到现在，古代危机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因果线索的确已经逐渐消失。即使把因果顺序颠倒过来，从发展生产力超越限制性生产关系的桎梏，到为促进停滞生产力的发展而变革生产关系，这些联系仍然非常站不住脚。
如果准备接受这种目标，我们就有可能声称几乎任何两个相距非常远的历史时期之间有因果联系，而不用考虑中间过程的持续时间和复杂性；这样一个因果解释该是多么增长见识啊？而且，这种因果解释中仍存在一个问题，即技术革新（当它们真的发生时）的利用（绝没有被有保障地广泛使用30）到底能否决定社会变革——社会变革的速度和方向如此不同，比如，英国（农业资本主义最终出现）和法国（农业停滞最终出现）完全没有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封建技术水平的不同相一致。
我们当然能把罗马模式看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那么做，一定是指某些与这一原则最无力的表达都不同的东西，例如，发展生产力的“微弱冲动”造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动态不均衡”，因此“生产力最终将达到被‘束缚’的临界点，也就是说，在这一临界点上由于没有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将不可能进一步发展31。”罗马的情况是，“矛盾”充当变化机制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现有生产关系的容纳能力，甚至也不是引起能动变革的社会关系有改变生产力停滞的作用，相反，是迫使生产关系降低到生产力的水平上。要接受这一例子，我们必须把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束缚”，或许甚至是生产力的毁灭，包括到矛盾的可能性结果中来。
这些困难不可能简单地通过采取一些“功能主义”的解释（就像柯亨所提议的那样）而被克服，只要我们假设生产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功能主义”解释就得暂时优先考虑生产关系的变化。只有当我们准备用包括诸如从生产力的革命性进步到它们的停滞乃至倒退等各种可能性在内的空洞普遍性来解释历史时，这种“解释”才作为一种对历史的一般解释。当然这不是要否定发生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革新，乃至那里增量的和累积的发展。问题是这些发展是否形成了促使历史变革——（诱发性的）在这之前或者（功能性的）在这之后——的动力32。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引入一个关于历史定向性发展的先验的、普遍性的、回避问题的假设而得到解决。
最好不要讨论生产力，好像它们代表着历史运动的一种自发原则，以某种方式外在于任何一种既定社会关系的体系。即使从长期来看，人类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有累积的方向性，但历史累积的连续性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每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有它自身特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有其自身特有的矛盾——或者我们应该用布伦纳的表述，即有它自己特殊的“再生产规律”。
为了辩论，让我们仍以罗马为例，并接受上面引用的奴隶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解释。这里的关键是占有的危机。造成危机的不是滞后的生产关系限制了活跃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在现有条件限制下，在全部主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主要的阶级不再能够成功地获得他们自我再生产的正常战略手段。由于再生产手段不是孤立地被决定，而是由占有者和生产者的关系所决定的，阶级斗争不再仅仅处在转折关头，而是也参与到了这一进程中来。当达到他们生存的极限时，战略手段就有可能改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采取更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一般而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可能在剩余攫取的范围和方法上进行调整，或者重新组织形成占有权的超经济力量，即通过直接剥削或通过掠夺和战争：国家、军队设施等等。（顺便说一下，这也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所具有的优势不是与它的生产力水平直接对称的33。我们不能把赋予较高生产水平的经济体竞争优势的国际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推广到整个历史中，即使这样，地缘政治或军事优势也不会与生产力水平完全一致。至少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超经济资源的有效组织才可能是决定性的。）可获得的生产能力确实对可能性设置了限制，但这既不是说较低生产水平的体系一定被较高的体系所代替，也不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决定着历史变革的必然性和方向。
由于至少从传统的解释上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原则，回避了问题，没有探究生产力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必须首先发展，表面上看起来，它与采取更简单形式的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一样空洞的。当然可以说倘若没有最低水平的生产力，任何生产关系都不能被维持，而且下述说法也是正确的，即任何生产关系只能允许或促使生产力在有限的形式范围内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指出一种特定的生产力与每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相匹配（反之亦然），或者说一方必须与另一方稳步协同的发展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生产力确立了最终的可能性条件，而且资本主义的出现无疑特别要求生产力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是发达的和集中的（不过我们要记得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的生产力水平多么一般，相反，其他至少同样发达的技术政权制度——比如中国——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然而在任何特定的发展阶段，可利用的生产力能够维持范围广泛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在前一个阶段与后一个相衔接的意义上，还是在前一个阶段发生变化是“为了”给后一个阶段的发展扫除障碍的意义上，都不能把历史上生产关系发生各种变化的原因仅归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反对技术的历史如果我们不再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看作历史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太过于一般以至于显得空洞），而把它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开始到衰落所固有的一个原则，看作对它特殊动态和内在矛盾的一种说明，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矛盾的原理可能会具有更具体和更丰富的含义。其实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应用中，这一原则修正了马克思本人所作的详细阐述——从这种方式来看，它不是一个普遍规律，而只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是对那些与资本主义特有的变革生产力的动力联系在一起的矛盾的说明。比如：“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34这样，这个表达公式既包括资本主义内部的特殊运动法则以及其内在矛盾的动力，也包括资本主义内部所包含的社会转化的可能性：“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35这个矛盾的原则可以被慎重用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回顾性说明中。它表明如果没有生产关系和阶级的转化，就不能出现以变革生产力为内在运动原则的生产方式。但是这种回顾性说明的意义不应该被曲解，在这里历史的结果仿佛被描绘成了原因。这是马克思最爱用的策略之一——就像著名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命题一样；而它经常被误认为是目的论。假使这样的话，马克思的阐述只是表示推动生产力转换的动力不是生产关系和阶级转变的原因，而是结果。36
如果说这个表达公式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是富有成效的，那么它作为一般历史规律则是相当空洞的，也没有被“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因为历史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资本主义”这样的技术命题更加翔实地描述。这个回避历史的表达公式也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当他说到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时，他没有说明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他明确地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作了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37”，这阐明了要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可能资本主义需要完成的事情。而对于一般历史规律几乎没说明什么——也没有解释以生产力的转换为基本“运动法则”的体系是怎样建立的。
在马克思本人对历史过渡的解释中，生产力的发展几乎没有起到原动力的作用，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他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解释也是正确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向资本主义过渡作了最全面的说明，其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原始积累》部分——没有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历史变革的动力。实际上它们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即需要解释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提高生产力的特殊动力的源泉。
考察这一不可思议的事实有两种方法。其一是说以下两方面有着根本的不一致：一方面是他的“一般理论”——例如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提到的——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一般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是他对资本主义在促进技术发展的独特动力的分析38。其二是（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重新考虑在他的一般理论中什么是“一般”。但无论何时都须牢记的是，如果说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构成马克思毕生著作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什么支配其他一切的唯一线索的话，那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坚持。如果他的著作中有一个连贯的“一般理论”，它一定与这一压倒性原则相一致。那个一般理论很可能又是由那些被运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的理论工具组成的，这些理论工具使得他识别出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它独特的“运动法则”。
毫无疑问，马克思从来没有被解决他关于生产力的格言与他关于资本主义特殊性的主张之间的不一致所困扰。甚至在技术的“一般理论”（如果它确是如此）上，也存在资本主义特殊动力的余地。对马克思的批评总是集中在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的特殊动力上面，这一动力与整个历史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完全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对他来说完全可能始终持有两种观点，即历史所显示的提高生产力的普遍趋势的观点，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变革生产力的特殊需要和能力的观点。
从他的早期著作开始，马克思从没有偏离过资本主义动力是特殊的而且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观点，并且他认为无论在历史上被观察到的进步倾向是多么普遍，资本主义的特殊逻辑和它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迫性冲动都不能被简化为这些普遍倾向。它们需要特殊的解释。马克思清楚地说明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资本主义冲动与任何一种人类节省劳动的一般倾向是截然不同的，而且经常是相反的。资本主义冲动也是为了增加无酬劳动部分。马克思把他毕生的大部分工作都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动力的特殊性上。
通过把他自己与那些想当然地把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动力普遍化而不承认历史规律的特殊性并不力求揭示产生这些规律的原因的人区分开，马克思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也是他成熟作品的核心。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商业社会”的许多理论家不同，马克思没有假设现代社会体现出来的“进步”只不过是人性或自然规律的固有动力所驱动的结果，而是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对于生产力的要求具有特殊性并需要对它做出解释。
正是由于马克思辨别出了特殊动力，才使他能够提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并寻求这种动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只要人们假设了需要解释的基本点，这一切都将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本人从没有对历史的过渡过程提出系统性的解释，他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也只不过是回顾性分析，是说明资本主义活动方式并强调其规律和范畴的历史性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他在需要对过渡可能性做出解释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由此马克思为把其他生产方式也看作是建立在它们自身特殊条件之上的一般历史理论确立了基础。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为了突出资本主义特殊性而采取的战略被误认为是对历史的目的论解释。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著名命题“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就被描绘为他“与功能主义解释倾向密切相关的”“目的论立场”39的表现，认为上述命题以同样方式适用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目的论”关系的观点又加深了这一误解。
当然马克思有时的确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分析资本主义——也就是通过在资本主义内部识别出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潜在性。但是他在对待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上，所采取的措施必然有不同的意图。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资本主义能够提供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真正地存在着，并且产生了它所特有的历史形成的范畴，马克思试图通过批判性地把它们应用到前资本主义各形态中，来证明这些范畴的历史特殊性。这也正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所在。
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在前资本主义各形式中就被预见到了，相反，资本主义体现了转变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采用这一矛盾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那些抹煞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40——也就是反对那种或许可以被称作有目的论倾向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它们来说，“资产阶级关系”是事物的自然而普遍的次序，前进的目标早在前一个历史阶段中就存在了。由于马克思的出发点是拒绝把资本主义纳入到产生它的历史过程中去，尤其是再加上他所认为的每种生产方式都被它自己特有的运动法则所驱动的历史理论，他的独特做法恰恰是目的论或者是功能主义解释的反面。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首次代表了这样一种情况：“再生产规律”的危机不仅造成了占有方式的转变，而且还产生了变革生产力的全新而持续的动力。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力的动力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机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特殊的体系性矛盾方面，资本主义也是独一无二的：它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化的前所未有的推动——尤其以工人阶级的形式——经常遭遇到它的主要目的即资本自我增殖的限制，这一目的有时甚至会被迫破坏生产力，正如近些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的那样。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能对它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社会形态的出现提供解释，那么在哪里才能找到这种解释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指出关键因素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彻底性分离的历史过程，”并且，“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41。虽然马克思对这一过程做了大量论述，但是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以及它是怎样产生了变革物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特殊动力，仍有待后来的历史学家进行解释。这些问题事实上是一些极其富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者编史工作的主题，尤其是在“关于历史过渡问题的争论”和罗伯特·布伦纳的著作中深有体现。
如果在马克思那里有对历史中的“普遍趋势”（所有人类历史都趋向的唯一方向）的系统阐述，那么他关于直接生产者与他们自己的劳动资料、生活资料和再生产资料的日益分离的评论，比起技术决定论来，既得到了更系统的发展（尤其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前资本主义形式的论述），也更为有效。而且它们也为他的社会主义概念准备了条件。
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往往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使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得到发展。毫不奇怪，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与不惜一切代价致力于快速工业化的苏联体制最为一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版本来源于马克思本人对历史（主要是西方的）作为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日益分离过程的解释，它提出了生产资料重新被直接生产者占有的不同的社会主义方案。即使把斯大林主义的变形排除在外，第一个方案可能仍是被不民主的力量来推动的，体现为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推进经济加速向前发展。另一个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是对高度民主的渴望，用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所下的基本定义来说，就是“一个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
把剥夺过程看作至少是西方历史的“普遍趋势”在政治上是可取的；作为历史指南，它必定说明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创造条件的直至古典古代的长期历史过程的一些基本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马克思发现历史特殊性（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还扩展到非资本主义形式）的方法。即使作为“普遍趋势”，剥夺的过程本身也受各种社会形态特殊性尤其是占有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的确，把这一过程作为一个“规律”表达出产尤其困难——至少以一种让那些认为历史的“一般理论”一定采取超历史规律的形式的人满意的方式——因为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其具体结果肯定是不可预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为我们指明作为历史运动原则的阶级斗争的方向，并提供探究其影响的工具，但这种理论不能先验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将怎样发展。
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的生产能力为可能性设置了限制，更为特殊的是，剩余攫取的特殊方式是社会结构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告诉我们，是阶级斗争引起了历史运动。这些都不能把历史变成意外的、偶然的或不确定的。例如，如果阶级斗争的结果不是前定的，斗争的特性、条件、范围和领域、斗争的可能性后果则一定是历史决定性的：雇佣劳动者和工业资本家涉及剩余价值攫取的斗争，不用说在结构上与农民和封建地主围绕地租占有的斗争是不同的。每种斗争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更不用说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这些原则的具体运用解释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出现的，资本主义关系是怎样产生了变革生产力的强迫性动力（在其他事情中间），资本积累的必然性是怎样使资本主义的逻辑普遍化并湮没其他生产方式的，同时为社会主义提上日程创造了条件。
社会主义无疑可以被理解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上，并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但是在承认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同时，也要强调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不只是资本主义的扩展或改进，而是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内在逻辑的社会关系体系：不是一个被利润最大化、积累、所谓的“增长”所驱动的并伴随有物质的、人类的生态的浪费和退化的体系——而是一个价值和创造力没有被狭隘的技术进步观念所限制的体系。
资本主义的动力以及它对变革生产的推动产生了进一步变革的矛盾和可能性。当然，最需要考虑的事项是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的解放奠定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受利润的逻辑所驱动，在生产能力和人们生活质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然而在一个拥有最发达生产力，有能力供给人民食物、衣服、住房、教育并关注他们健康，甚至达到一个连最有幻想力的乌托邦也梦想不到的程度的社会，也充满了贫困、肮脏、无家可归、文盲，甚至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社会主义方案将会把消灭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之间的这种不一致作为主要的目标之一。社会主义甚至能被看作生产力冲破资本主义“桎梏”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手段，倘若我们确实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社会主义将把人类的创造能力从强制剥削尤其是资本主义自我扩张的强迫性冲动中解放出来——它与通过资本主义早就准备就绪的更加“无条件地”变革生产力而引起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同。
实际上，社会主义旨在通过结束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冲动而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方案与资本主义积累和技术决定论分开是很值得重视的，因为根据技术决定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显然只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加以改进。这种误解不仅会使社会主义生产的解放作用受到质疑，而且也会使越来越容易感受到环境恶化的人们怀疑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会带来不加选择的“生产主义”、不可持续的“增长”以及生态灾难。
那么，对单线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否定是怎样影响社会主义方案的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历史观念，社会主义运动就会缺少一些极其重要的信念，特别是，社会主义就不仅会是一个独特的、偶然的历史过程的任意结果，而且也会是普遍历史逻辑以及对普遍需要和渴望做出的反应的结果。近期的一位批评家写道：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集体的耶稣救世学。虽然没有承诺拯救个人，但却是为全人类提供拯救的信条。它至少在两方面与基督教不同：拯救是不加选择的，也不是以功绩或选择为条件的，它会不加区别地突然造访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当这一时刻到来时我们仍然在尘世间；对此而言，它的到来是没有条件或者商量余地的。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将会被拯救……最终的和不可避免的潜在性的拯救变成了现在的组成部分。拯救的隐得来希（entelechy）42和社会变化的橡树的幻想43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最重要的，并成为其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44”根据否定单线论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变成纯粹偶然的了；而且“拯救的承诺被一个纯粹偶然的、羞辱性的意外的、外来的拯救的可能性所代替”。
这一陈述中很大部分是错误的，同时是会引起反对的（顺便问一下，阶级斗争是在哪里形成的？）；但是对它最主要的反对一定是它不重视历史。如果我们正在论述的不是目的论而是历史，那么用于表现社会主义方案特征的相关范畴就不会是必然性、不可避免性、“隐得来希”、承诺，而恰恰是可能性。这是一件如此无足轻重的事情吗？它不是“一个纯粹偶然的、羞辱性意外的、外来的可能性”，而是历史可能性，也就是说，决定性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存在，使得以前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了，在这些条件下，社会主义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政治方案，而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想或者一种模糊的渴望。
至于社会主义方案的普遍性，是因为社会主义是所有阶级的消亡，而不是因为它是技术决定论的终极目标，具有普遍的向前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承诺”与其说是所有历史的目的，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特殊对立面的历史产物，我们不必因而放弃社会主义“承诺”的普遍性。在这方面，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它代表了迄今为止最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也可以说是最高程度的剥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最后阶段，对它们的超越就是所有阶级的消灭和“直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对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产生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历史轨迹可能是相对局部的和具体的，但是阶级斗争和不受剥削的渴望则不是。而且，由于资本主义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了其扩张逻辑的范围之内，各个地方阶级斗争的条件和领域都在发生变化，所有阶级斗争也离最后的临界点越来越近了。社会主义作为消灭阶级的定义，包括社会主义方案所要求的所有普遍性的“逻辑”。
我们不能被迫接受决定论和偶然性之间的二元论的选择。真正能替代二者的是历史。即使以“后现代主义”方式完全否定“宏大叙事”也不能消灭历史的因果联系。即使当历史似乎以最具戏剧性的和决定性的方式反对社会主义愿望时，我们也不需要——不应该——在承诺社会主义必然性和否定社会主义方案历史基础之间进行选择。
我确实相信“历史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不是自历史的起源之时社会主义就已被铭刻在不可阻挡的进步规律之中，或者说在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意义上来说的。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所产生的特殊的、独特的可能性和张力，它们把社会主义提上日程，并创造出使社会主义得以产生的条件。即使在东欧，虽然市场“规则”已经扎根，但仍出现了向旧的矛盾和阶级冲突回归的迹象，这或许第一次有机会检验社会主义解放的条件存在于资本主义特殊矛盾之中这一命题。马克思对这一原则的经典表述在《资本论》第3卷（莫斯科，1971年）第791～792页中。他解释说，每种社会结构，“揭示最深的秘密，找出整个社会结构的隐蔽的基础”的关键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尽管相同的“经济基础”可以显示出无穷无尽的经验形式的变异，“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也可参见马克思的《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92页。↩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普林斯顿：1978↩
约翰·罗默在自由中丧失伦敦：1988.126↩
约翰·罗默在自由中丧失伦敦：1988.6↩
约翰·罗默在自由中丧失伦敦：1988.115↩
约翰·罗默在自由中丧失伦敦：1988.124↩
约翰·罗默在自由中丧失伦敦：1988.123↩
罗默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英国：剑桥，1982.270～271↩
罗伯特·布伦纳资产阶级革命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见：毕耶尔（A.L.Beier）第一个现代社会英国：剑桥，1989.280↩
罗伯特·布伦纳资产阶级革命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见：毕耶尔（A.L.Beier）第一个现代社会英国：剑桥，1989.287↩
罗伯特·布伦纳资产阶级革命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见：毕耶尔（A.L.Beier）第一个现代社会英国：剑桥，1989.293↩
被收在罗默编辑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剑桥，1986年）中的布伦纳的作品，以图示的形式对过渡进行了解释，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传统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假设了需要被解释的特别现象；所有制关系必须被理解为“再生产关系”；前资本主义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完整性，而这实际上被传统观点所否定；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历史局限和特殊现象，而不是理论家把它归为技术进步的某种普遍规律；历史的转变不能通过假设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经济增长的要求之间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得到解释。在这些方面，布伦纳的观点和罗默的基本假定和柯亨的技术决定论截然相反。值得补充的是，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他在这部作品中的图示观点，以历史研究为基础，并建立在分析性描述之前应该完成历史解释工作这一前提之上。↩
罗德尼·希尔顿（RodneyHilton）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伦敦，1976，另见希尔顿英国封建社会的城镇见：阶级冲突与封建主义危机：中世纪社会历史论文集伦敦：1985↩
是马克思本人主张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革命方面的是独一无二的，而其他生产方式倾向于保持现有生产力，而且“固定化”已成为规律而不是例外。可参见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莫斯科，1971年第456～457页。）类似的观点还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在其他地方，仍然坚持早期的不加批判的历史理论。↩
奥卡姆剃刀（Ockham‘sRazor）是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会各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ofOckham）提出的一个原理。奥卡姆（Ockham）在英格兰的萨里郡，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奥卡姆的威廉的这个原理称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Entitiesshouldnotbemultipliedunnecessarily）。——译者注↩
约翰·格雷体系的毁灭时代文学增刊，1985（12）：1460↩
经常有一种夸大非西方社会特征中“停滞”程度的倾向。然而，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以生产力革命为独特动力的特征自然是正确的，尤其是改进技术和劳动资料，其目标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变得廉价（比如，与提高商品的耐用性或美感不同）。↩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32～53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9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9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08↩
厄内斯特·盖尔纳沿着历史之路时代文学增刊，1984（3）：279这种解释与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看法有很多一致性。↩
生产力的概念不仅包括“物质的”力量和技术；而且还包括辩论中通常争论的能增加生产能力的工具、工艺还有组织形式。↩
埃里克·奥林·莱特对安东尼·吉登斯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批判所作的回复（《吉登斯对马克思的批判》，《新左翼评论》，1983年第138期，尤其是第24～29页）表明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这里提到的）的一个更狭窄的命题，即使它对于较低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形态必然被较高的所替代的强制力没有作过多的解释，也没有作无根据的假设，它仍然是与社会发展的积累、进化和“指向性的”特点相一致的。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是累积的，他提出了一些谨慎的建议，而没有宣称提高生产力的普遍的动力。虽然他承认直接生产者一般都对减轻辛劳有兴趣，但他否定有任何“系统性的压力”。实际上，他建议如果前阶级社会的这样一种冲动——尽管很柔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进步，或至少接受从其他地方的引入，减轻辛劳的愿望就不是阶级剥削存在的地方的有效原则（第28页）。换句话说，总的看来他对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的说明与这里所列举的观点是一致的。至少，非常有助于纠正对生产力发展所作的夸大性声明。↩
罗伯特·布伦纳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新左翼评论，1977（104）59～60↩
亚历克斯·卡里尼克斯（AlexCallinicos）“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新左翼评论，1990（184）：110～115.这一引文源于佩里·安德森的《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载《历史作坊杂志》（1983年秋第16期，第68页）。尽管提出了解释罗马帝国历史的问题，但这里不是讨论罗马衰落的地方。只要说我对罗马生产力的衰落所作的评论可以适用于对任何其他衰落的解释就够了。↩
乔治·德比（GeorgesDuby）欧洲经济的早期增长，伊萨卡岛，1974.269↩
阿斯顿，菲尔平编布伦纳辩论：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剑桥，1985，32，233↩
埃里克·奥林·赖特吉登斯对马克思的批判。29↩
在上述所引的对我的批评中，卡里尼可斯没有区分技术革新的发生与历史变革的原因之间的关系。比如，他指责布伦纳认为不同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水平没有差别，但是布伦纳从未说过类似的话。他的观点不是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发展处在同一个水平上，而是不同的所有制关系的一个共同倾向是促使超经济剩余攫取的扩大，而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为什么（比如，上面引用的第29页）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力之所以不能提高，更多地是因为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而不是未能有效获得新技术。↩
克里斯托夫·贝塔姆（ChristopherBertram）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竞争新左翼评论，1990（183）：116～12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78～27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94↩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革命。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隶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隶属。”（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77）换句话说，引起劳动对资本形式上隶属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生产者向雇佣劳动者的转变直接隶属于资本而没有首先转变生产的手段和方法——为把变革生产力作为最终后果做好了准备。资本主义关系为增加剩余价值采取了强制的办法；随着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让位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增加劳动生产率的需要由完全转变劳动过程得到满足，即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隶属。这样变革生产力就成了开始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确立的复杂过程的唯一的目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72↩
这是乔恩·厄内斯特所持的立场，虽然他恰当地注意到马克思在对历史过渡的解释中没有引入生产力的发展，但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是内在一致的。见《理解马克思》（剑桥，1985年，第5章）。↩
乔恩·厄内斯特理解马克思英国：剑桥，1985.5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汉孟德斯华斯，1973.10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1↩
亚里士多德提出“隐得来希”的生机论，指活力或超自然的力。现在多指圆极、圆满实现、生命的原理。——译者注↩
橡树上系上黄丝带，喻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译者注↩
厄内斯特·盖尔纳没有拯救的停滞时代文学增刊，1985（1）：27↩ |
第三章作为过程和关系的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第三章作为过程和关系的阶级实际上只有两种从理论上思考阶级的方式：或将阶级作为一种结构定位，或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中第一种，也是更为普遍的一种，是将阶级看作一种社会“分层”形式，每个等级组织结构中的一层，根据诸如收入、“市场机会”或职业这些“经济”标准而有所不同。同这种地质学的分层模式大不相同的是阶级的社会历史的概念，即把阶级看作是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它取决于“从直接生产者榨取剩余劳动”的特殊形式。
如果上述第二种观念是特指马克思主义的，那第一种就涵盖了从古典社会学直到某些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广阔的范围。这样，被定义为“与生产资料有关”的阶级，就可以采用一种与传统的收入差异分层理论没有很大区别的形式。最近，最有影响力的一些阶级理论在“理性选择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已有意地将阶级问题的中心从“剩余榨取”的社会关系转移到“资产”或“才能”的分配上。正如在分层理论中那样，这里所运用的原则是相对优势或者说不平等，它不是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接社会关系，而是在结构性的等级组织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相比较”的间接关系1。相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是社会关系本身，是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互动的关系，是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进程的矛盾与冲突；而“不平等”只是作为一种比较方法，它自身没有什么理论价值。
对于这一特殊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不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其后秉承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理论家都没有做出详尽的阐述。但是，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E．P．汤普森，当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下意识地例证了这种观念时，他的确从来没有从这些术语中清楚地提出一种系统的阶级理论。他对阶级的一般定义冒险所作的少数几句暗示性和挑战性的言论已经激起了极大的争议，而这一争议基本无助于澄清占主导地位的地质分层模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之间的分歧。
写这篇文章时，我想做的是从汤普森的著作中梳理出一个比他已经明确勾勒的轮廓更为详尽的阶级理论。我知道这样做会有将我自己的一些有关阶级的观点归结给他的风险，但我确信不会中伤他。我先从对批评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中提出我的看法。这些批评者发现汤普森的阶级观念并非是充分结构性的，尽管结构分析在后马克思主义时期看起来可能是一种过时的方法。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眼中，汤普森更有可能因为太过于经济化或太过于阶级简化而遭批判，然而在我看来，他恰恰抓住了阶级理论中更为普遍的关键问题。
如从前那样将该争论置之不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批评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当前左翼的反马克思主义时尚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趋同。我最初写这一章时，汤普森也正遭到那些已经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批判。这些批评者认为，虽然汤普森承认在“结构性”的阶级定位和有意识的阶级形成之间不存在自动的等式，但他沿着这一逻辑走得还不够远。汤普森被指责为还不能“面对”他的“非简化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如果一旦他宣称放弃“简化论”而开启了闸门，那么，很明显，在他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之间将不存在任何隔阂。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后马克思主义对汤普森的这种批评，与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批评，竟荒谬地汇聚到了一起。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将“客观的”结构消解于主观的“经验”和文化中，用阶级意识辨别阶级，将结构的决定作用消解为主观的经验，因此判定汤普森负有罪责——尽管有人严厉批判他在没有阶级意识的地方找到了阶级，另外还有人指责他把阶级看成是无所不在的、绝对的，并时刻存在于大众文化的所有表现中。这两种表面上相反的批判却有共同的出发点，这就是我所指出的在根本上非历史的世界观，对他们来说，结构的必然性和经验的偶然性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也没有在历史规定的结构性过程中给人的作用留下任何空间。阶级的结构性定义：E．P．汤普森及其批评者人们一直指责汤普森错误地认为：因为“生产关系不能机械地决定阶级意识”，所以“阶级不可以单纯地由生产关系来定义”2。同汤普森相反，杰拉德·柯亨（GeraldCohen）认为，阶级可以从“结构”上定义，“通过参照生产关系可以使这种定义有或多或少（如果不可能像数学那样）的精确性”3。他认为，汤普森拒绝了阶级的结构性定义，仅“参照”阶级意识和文化而非生产关系来定义阶级。佩里·安德森同意柯亨的观点，指责汤普森忽略客观的或结构的决定，“是一种过于唯意志论的和主观主义的阶级定义……”4
无论安德森还是柯亨都不是想要表明生产关系“机械地”决定阶级意识或阶级组织的形成。相反，柯亨在此之所以批评汤普森，是因为汤普森误以为这样的定义意味着机械决定论，因而太轻易地放弃了关于阶级的结构定义。两位批评家都坚持说，对于汤普森而言，没有阶级意识就不存在阶级。换句话说，汤普森的阶级观念不承认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分，即“客观”存在的阶级和作为一个与其他阶级相对立的能动的有自我意识的历史主体而存在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根据这一看法，汤普森对阶级的定义，从根本上说只是关于“自为阶级”的定义，而一个阶级在以这种形式出现之前，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
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所提出的，与他们对汤普森的看法相反的观点才是正确的：汤普森的阶级概念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在缺乏阶级意识的情况下，识别并说明阶级的运行；而那些对阶级采取结构性定义的批评者，在缺乏已形成的清晰可见的阶级自我意识时，则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展示阶级的影响；并且，对于宣称阶级概念只不过是在毫无历史证据的情况下从外部强加的一种意识形态驱动的理论构想的说法，他们也不能做出有效的回应。在这里，我打算详细阐述这一论点，同时也要指出，人们之所以看不到汤普森著作中的这一方面，同他自己忽视客观的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却与他的批评者对什么是结构决定的理解有更大的关系。
汤普森的批评者将结构看成是与过程对立的东西，或是经历过程的结构，而汤普森看到的，则是为结构制约的过程。这种区别反映了一种认识论的差异：一种观点认为，理论认识——对结构的认识——是一种“静态的概念构思的表示”，而运动与变迁则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由经验认知的领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将结构与历史对立起来，理论是可以容纳历史范畴的，“概念经得起过程的考查”。5
认为汤普森对生产关系谈论得太少，并且他没能成功地用充分的特性来定义它们，这种看法可能是对的。他也许的确把太多的东西当作既定的前提了。但是，指责他“参照”或“依据”阶级意识而不是生产关系来定义阶级，则恰恰漏掉了要点。例如，尽管佩里·安德森将自己对阶级概念的下述表达看作是对汤普森的反驳，是对他过多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阶级定义的抨击，同时也是柯亨对汤普森批评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汤普森的阶级概念与安德森的这段陈述是否不能兼容，这一点还不清楚：从根本上赋予一个社会形态统一性的正是而且必然是其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它在社会形态内部配置阶级的客观地位，在每一阶级内部配置代理人。其典型结果就是造就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过程……阶级斗争不是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因为阶级是由生产方式构成的，而不是相反6。如果“阶级是由生产方式构成的”这一命题不表示生产方式即刻造成了积极的阶级形成，或者说，不表示阶级形成的过程是一帆风顺的、机械的（安德森或者柯亨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汤普森（毫无疑问会有某种形式的保留）也许会欣然接受这个命题。他的历史研究的前提是：生产关系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状况，阶级状况必然导致人们在根本利益上的对抗和冲突，由此形成了阶级斗争的条件。当人们经历和应对他们的阶级状况时，阶级的形成与阶级意识的识别也就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出来了。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阶级斗争要先于阶级。假定剥削是“以阶级的方式来经历和体验的，仅此才导致了阶级的形成”，等于是假定作为剥削条件的生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并因此而被人们所经历与体验7。
然而，客观规定并没有将自身强加于茫然而被动的原材料上，而是施加于历史上积极的、有意识的社会存在上。阶级的形成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带着他们继承的文化和期望，‘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经历着各自的生产关系，体验着他们已然被社会规定的状况，并以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经验8。”这当然意味着任何阶级的结构定义本身都还不足以解决阶级形成的问题，也意味着“没有任何模式能够告诉我们在过程的某一‘阶段’，什么才应该是‘真正的’阶级形成”9。
与此同时，如果阶级形成是在社会关系和历史遗产的复杂总和中，由人们的“经历”和“体验”产生的，那么，这一命题也就对什么是被经历与体验的事物事先做出了假定，这就是生产关系与“人们一出生就进入或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进入的”、那些已由社会规定的地位和状况10。为了以“阶级的方式”体验事物，人们必须被“客观地配置”到不同的阶级状况中；但这只是阶级形成的开始，而非结束。区别生产方式对阶级的构筑以及阶级形成过程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也不是在理论上微不足道的。同样重要的是，不论我们如何成功地通过推理的演绎，在阶级地位的地形图上完美地解决人们的定位分布问题，阶级如何形成的问题仍会存在，并将从中探究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更有意义的答案。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所必须承担的主要任务不是要识别阶级的定位，而是要揭示与说明阶级形成的过程。
实际上，汤普森之所以被指责为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不是因为他忽视了阶级客观的、结构的规定，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拒绝将阶级形成的过程（这是他主要关注的事情）归为从“客观”的物质决定领域中分离出来的偶然性和主观性的领域，而那些批判他的人正是这样做的。这种理论上的二元论——它将结构同历史对立起来，将绘制客观的、静态的阶级定位图等同于对阶级结构的解释，同时仅对阶级形成过程所应当赋予的历史和经验做了一个不充分的解释——并不是汤普森研究的出发点。相反，汤普森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及其关于历史进程为物质结构制约的观念，将阶级形成的过程作为物质规定的“逻辑”所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研究。
事实上，汤普森是能够扭转其批评者反对他的局面的。在拒绝将阶级定义为一种“结构”或“实物”时，正如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批驳那些人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来维护阶级的概念，他们除了把阶级概念当作“一种强加于证据之上的‘更坏的’理论构想”外，根本不承认阶级的存在11。汤普森反驳了这种观念，他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阶级作为关系和过程将表现为社会关系及其机构和价值观的某种规范或模式，并以这种方式被人们观察到。换句话说，阶级是一种仅在过程中才能看到的现象。
对于否认阶级存在，尤其在历史过程的清晰度还不足以使我们从现实中识别阶级存在的时期否认阶级的这一提法，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罗列阶级的“结构”定义来反驳它。事实上，这比将阶级简化成一个强加于证据之上的理论构想也好不到哪里。而真正需要的，是如何以“阶级的方式”展现社会的建构过程对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的影响。因此，关键是要用阶级的观念发现客观的阶级状况在实际上是如何形成社会现实的，而非仅仅叙述和重申“阶级等同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样一个循环论证的命题。
作为关系和过程的阶级概念强调与生产资料的客观联系的重要性，因为这些联系确立了对抗状态并造成了普遍的冲突和斗争；它还强调这些冲突和斗争“以阶级的方式”塑造社会经历，甚至在它们还没有以阶级意识或清晰的阶级形式来表达自己时就已经如此了；它也强调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就能够看清楚这些关系是如何将它们的逻辑、模式强加于社会过程的。纯粹的阶级“结构”概念并不要求我们去探究阶级在实际上施加本身逻辑的方式，因为阶级仅仅是被定义在那里的。
尽管如此，汤普森仍然受人攻击，理由是，他没有能够以纯“结构”的术语来定义阶级，因而他将阶级概念不适当地运用到阶级意识尚未被识辨的所有历史状况中12。然而，强调阶级作为一种关系和过程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在处理尚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表达存在，因而不能提供无可争议的阶级证据时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这尤其适用于工业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而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的英国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清晰的阶级形式，从而迫使观察者注意到阶级的存在并提出概念上的工具来理解它。
事实上，正如以上证据所表明的，汤普森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并没有回避阶级问题或把阶级看成是既定的，而是努力给出适用于这些模棱两可情况的阶级的说明。在这里，他的目的不在于否认缺乏阶级意识时阶级的存在，恰恰相反，而在于对这些否定做出反驳，揭示阶级规定是如何形成社会过程的，甚至在“成熟”的阶级——一个在意识上具备了阶级机构和阶级价值观的阶级——形成之前，人们是如何以“阶级的方式”行动的，而这正是发育为“成熟”阶级的先决条件。13
因此，汤普森试图用来描述18世纪英国社会的命题——“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意在表达阶级构筑的社会关系对还没有阶级意识的代理人的影响，并以此作为有意识的阶级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阶级斗争在下述两种意义上先于阶级：一是生产关系冲突和斗争的经历是阶级形成的前提，二是即使在阶级意识尚未形成的社会中，也存在着以“阶级方式”构筑的冲突和斗争。
有一种观点认为，维护“阶级”概念的普遍适用性需要对它做出纯粹的结构性定义，这其实是说，在缺乏阶级意识的情况下，阶级仅仅作为“与生产资料的客观联系”而存在，它对于社会过程的变迁发展史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因此，也许不是汤普森，而是批评他的那些人有效地将阶级归结为阶级意识。相反，汤普森似乎坚持认为，无论“与生产资料的客观联系”是否被表现在一种清晰的阶级意识中，这些联系总在起作用——尽管它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起重要作用，而作用所导致的阶级形成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关键在于，要有这样一种阶级概念，它能使我们的注意力正确地转移到考察客观的阶级状况是如何且以什么不同的方式（对人们的意识）发生重要作用的。
那么，汤普森实际上是指出，阶级所以产生或“发生”，是因为人们“处在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中”，并随之而享有一种共同的经历，认识到他们一致的利益，并以“阶级方式”来思考和形成价值观1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汤普森来说，在有阶级意识之前，阶级在任何重要意义上都不会作为客观现实而存在。相反，因为“客观的”阶级状况已然存在，阶级意识才可能产生。当然，汤普森主要关注的焦点是复杂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历史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阶级状况引致了阶级的形成。至于阶级的纯粹“结构”性定义，由于它不可能定义完全的阶级形成，因此，它或是用以简单地表示由客观的阶级配置所施加于可变动的历史过程的相同的决定性压力——以至汤普森与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侧重点有所不同——或是这些定义根本不涉及任何有意义的事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汤普森忽略客观决定而选择主观因素这一命题，已经在佩里·安德森那里得到了实际的检验，在他对汤普森的主要历史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进行特别尖锐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检验。安德森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资本积累与工业化的客观条件被看作是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次要的、外在的东西：他所考察的对象，不是经济的、政治的以及人口的等等结构的转变，而是那些经历了这些“可怕岁月”的人们主观体验的沉淀物。结果就是将实际在总体上形成英国工人阶级的复杂多样的主客观决定，分解为由苦难与反抗二者简单对立的辩证关系，其整体运动内在于阶级的主观性方面。15安德森认为，实际上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长期的，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过程（可追溯至多铎王朝时代）中的一个时刻，在整个较长的过程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作为大众文化延续传统中一种渐进的发展而出现的16。按照安德森的说法：对以下整个历史过程的真正阐述并不存在：各种杂乱不齐的阶层，包括手艺人、小土地持有者、农业工人、家庭劳动者以及做短工的无业游民，逐渐被聚集、分配和沦落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条件，起初通过工资合同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最终作为结合的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机械化的生产资料。17因此，安德森指出，汤普森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检验他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了自身正如它被形成”这一命题的手段，因为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行为”与“必然性”之间均衡关系的测度。我们所要求的至少是“一种相互结合的研究，即客观上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聚集与改造，以及主观上一个阶级文化的萌芽作为对前者的反应18。”通过对“生产者的直接经验而非生产方式本身”的集中关注，汤普森提供给我们的仅仅是这一平衡关系中的主观因素19。
安德森正确地分离出了汤普森论述中最有特色和最有争议的两个主题：一是汤普森对超出了产业革命“大灾变”的大众文化传统连续性的强调；一是他坚持以这样一种方式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时期进行历史定位，认为形成过程的成熟时期是在1790年～1832年这段时间，也就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使生产与劳动力发生巨大转变之前的这一时期，而未能说明1832年之后工人阶级的巨大变化20。
正如安德森所说，困难确实是从这里产生。在这种阶级形成中对大众传统连续性的强调——以前的传统并非特指无产阶级的，而是手工业的和“民主的”传统——也许使我们难以立刻分清在涉及1790年～1832年的工人阶级时，什么是新的，什么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所特有的或者说独一无二的？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被“形成”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秩序在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又起了什么作用？时间参数也可能有许多问题。当工业改造还远远没有完成时，在1832年结束“形成”的过程，似乎意味着由汤普森所描述的阶级意识、机构与价值观的发展是独立地发生着的，与生产方式中的“客观”改造无关。
毫无疑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性质与发展，还存在着许多可争议的编年史问题。但直接的问题是，汤普森所坚持的大众传统的连续性以及他那与众不同的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阶段划分，是否反映了以牺牲客观决定性为代价而持有的主观偏见？汤普森的用意是以“主观”发展（大众文化的演进）来反对“客观”因素（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过程）吗？
在汤普森的论述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点是，就他对大众文化连续性的坚持而言，他没有将自己的论述看成是对下述观点的否定，而是视为对之进行重申：产业革命是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真正“灾变性的”历史里程碑，其标志是一个崭新的阶级作为“新人类”的出现。换句话说，他的目的不是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主观连续性以否认资本主义发展在客观上产生的根本转变，而是相反，意在连续性中揭示并解释这一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汤普森的强调适用于他所参与的关于具体术语以及有关产业革命影响的讨论，如对“生活水平”的讨论，在对“灾难性的”与“反灾难性的”或“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的争议等等。其中包括他对近来各种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的回应，这些正统观念质疑产业革命必然带来的混乱和干扰这一作用的重要性，或者，即使承认在工业化进步和改善的普遍趋势中存在着辛酸苦难，也是将它们归结为生产体系的外部原因，例如“商业周期”。这些争论有时会伴随着对明显区别于其他几个劳动阶级的工人阶级存在的全然否定。
对工人阶级经历多样化的强调，以及对“前工业”时期家庭工人或手工业者的经历与完全纳入新工业秩序中的工厂工人的经历之间的差别的强调，都可能会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有用。例如，在下面的论述中就特别有用，即将由工业资本主义引起的艰辛与混乱仅限于“前工业的”或传统工人身上。在这些解释中，这类工人状况的恶化仅成为“机械化进程”、“进步”以及工业方法改善这些变动不可避免的、非人身的结果，与此同时，现代工人的地位与状况却稳定地向前、向上发展。
面对批评者所引用的证据，汤普森为“灾难性”的观点以及新的工人阶级存在的观点做了辩护。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释：虽然按某些统计标准，在1790年～1840年这个时期平均物质生活水平也许取得过稍许的改进，但为什么这个时期在工人的体验中却感觉是一场“灾难”？工人们创建了新的阶级形式，即有坚实根基和强烈自我意识的机构——工会、联谊会、教育和宗教运动、政治组织、期刊，同“工人阶级理性的传统、工人阶级社区模式以及一种工人阶级的情感结构”结合在一起，来应对这种灾难21。这些机构和意识形式是对一种新型的工人阶级形成和存在的切实证明，尽管表象上存在着经历的不同；他们的意识所表达的对社会不满的大众文化传统，伪证了关于产业革命的“乐观主义”观点。
然而，汤普森还面对着解释下列事实的课题，即当新的生产体系尚处于欠发达状态时，这个阶级的形成已然准备就绪是可见的；组成这个阶级的大量工人确实创建了其独具特色的机构组织，然而他们却并不是明显地属于由工业化所产生的“新人类”，而是在表面上仍然从事家庭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前工业”方式的生产活动；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之前，（除了在棉纺织地区）工厂劳动者很可能不构成“劳工运动的核心”22。考虑到这些事实，从表面上看，很难维护“新型的工人阶级仅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特征新形式的产物”这一说法。要解释那种联合了新兴的和传统的劳动方式的无可争辩的工人阶级形成的出现——这种劳动方式包括手工业者、家庭工人、工厂劳动者——就有必要确认一种统一的体验，这一体验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产业革命的“灾难性”影响在显然没有被工业生产改造触及的部门也能体验到。
在这里，汤普森的批评者们也许会争辩说——正如安德森的批评所指出的那样——汤普森太依赖于“主观”的体验、苦难以及大众文化的连续性，从而忽略了手工业者和工厂工人之间客观上的不同，对于实际上客观地将他们联合成一个单一阶级的过程也没有给予说明。实际上，这些批评者也许会争辩说，对于汤普森而言，只要能够根据意识上的统一来定义工人阶级，那么，就没有必要用客观上的统一来辨别工人阶级。
但是，诸如此类的批评向汤普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对手妥协过多。例如，“乐观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观点至少含蓄地依赖于在“事实”与“价值观”之间、在它们自己的“客观”标准与仅同“生活质量”有关的“主观”标准之间的对立。人们可以用这种对立来掩盖这些问题，办法是将剥削问题、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这些问题是汤普森论点的核心——纳入到主观领域；而与此同时，将“确凿的”、“非个人”的因素诸如商业周期、技术、工资与价格指数等同于客观性。汤普森当然关注“生活的质量”，然而他对“生活的质量”的界定，不仅依据其主观的方面，而且还依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在生活组织中的表现这样的客观现实。“客观”决定性在受到质疑的那个时期，各种类型的工人所共同经历的唯一最为重要的客观条件和形势就是剥削的加强。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第二部分也是核心的部分（由题为“剥削”的那一章引入）描述了它的影响23。其中，他不仅关注对工人剥削的加强所导致的“苦难”，而且关注剥削加强对劳动分配和劳动组织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劳动纪律和劳动强度造成的后果。例如，他对在延长的劳动时间中不断提高的专业化程度、家庭经济的崩溃等极为关注24。他也思考了剥削关系是如何以“与所有权和国家权力相应的形式”、以法律和政治形式来表达的；剥削的加强是如何与反革命的政治压迫相结合的25。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些因素当然不能被看成是“主观的”而不予理会；汤普森把它们作为反对“经验主义”论点的“确凿”事实，这不是以“主观”反对客观，而是作为构成如下事实基础的真正的客观决定性：节约劳动的发明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神秘力量而成了使工人贫困化的工具？自然状态中的事实——如一次歉收——也许看起来远非人类所能选择的。但是，这些事实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通过一种特别复杂的人际关系：法律、所有权与权力形成的。当我们遇到一些诸如“商业周期的强烈波动”等醒目短语时，我们就必须要做好提防了。因为在这种商业周期背后，存在着一种社会关系的结构，它会鼓励某些剥夺类型（租金、利息和利润），宣布其他一些剥削类型为非法（偷窃和封建贡赋），使一些类型的冲突合法化（竞争、武装冲突），并抑制其他类型的冲突（工团主义、因食物短缺而发生的骚乱、民众的政治组织）……26从根本上影响1790年～1832年发展的客观决定性，便是资本主义剥夺方式的实施及其所带来的剥削的加强，以及借以维持剥削的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政治权力的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因素既影响了传统的劳动方式，又影响了新型的劳动方式；它们共同的经历以及这一经历引起的斗争——在过渡时期，产生了一个剥削关系特别清晰的时刻，这种清晰又因政治压迫而得以加强——奠定了阶级形成的过程。
在汤普森的论述中，特别重要与精妙之处在于他论证了“前工业”劳动方式表面的连续性可能具有欺骗性。他指出，家庭和手工业生产甚至在被工厂制度的创新过程和剥削方式取代之前就已经被改造了。事实上，新的剥削关系通常在外作工业中是最为清晰可见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回答将“工业化”的苦难仅仅归结于“机械化进程替代”作用的那些观点的：纺织工人或“廉价品”工人的困苦处境，并不能用“机械生产过程取代了旧工艺而造成旧工艺的衰退”这种解释来开脱。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即以轻蔑的口吻说“收入最低的不是工厂雇佣的工人，而是保留了18世纪的传统和方法的家庭手工业工人”。这种说法使我们联想到的是，这些状况与工业革命所具有的真正促进作用无关，它们属于前工业的“旧”秩序，而资本主义新秩序的本质特征表现为蒸汽、工厂工人和天天吃肉的技工。不过，外作工业中的雇佣人数在1780年～1830年之间成倍地增加，而蒸汽和工厂往往是造成这一增长的原因。正是工厂纺纱和铸铁厂铸出铁条去制钉子才雇了许多外作工人。意识形态也许想重此轻彼，但事实却让我们说，这是同一个过程中相互补充的因素……此外，外作工人处境的恶化并不能简单地用“被机械生产过程取代”这样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得了，它完成于一种剥削方法中，这种剥削方法类似于不体面行业中的剥削方法，而且往往发生在机器竞争之前……确实，我们可以说，大规模的血汗外作生产就如同工厂生产和蒸汽一样都是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27汤普森仅仅通过将分析的焦点从“工业化”转向资本主义，就削弱了其反马克思主义对手的意识形态基础28。换句话说，他将我们的视线由纯“技术”因素、商业循环和市场关系这些典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避难所，转向生产关系和阶级剥削。从这种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汤普森就能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就存在工人阶级，这是因为此时资本主义基本的生产和剥削关系已经存在，而且事实上，这种关系也是工业化本身的先决条件。
因而，由于种种原因，汤普森不能接受工厂制度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种简单的假定，也不能接受劳动力客观的“聚集、分配和转型”先于阶级意识和文化，阶级意识和文化只是对它的反映这种说法。他不能接受“各种类型的”劳工群体形成一个工人阶级必须要等待下述过程的完成，即他们被“聚集、分配并沦落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条件，首先通过工资合同在形式上从属，最终被合并于机械化的生产资料而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如果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是构成生产方式的关键客观因素，如果这是劳动过程改造的推动力，那么，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就具有特殊而首要的意义。
“形式上的从属”表明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资本主义关系的建立，这也是随后发生的对生产的“真正”改造即经常被称作“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和推动力。它是对各种不同种类工人发生作用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作为将他们统一起来的经历而存在，甚至在“实际的从属”将所有工人纳入并聚集到工厂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
这样，从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讲，将这些不同种类的群体统一成为一个阶级的，实质上正是“经历”，而不单单是一种客观的“聚集”——尽管在这里，“经历”指的是客观决定的效果，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剥削。事实上，生产关系与阶级形成之间的联系可能永远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被人察觉到，因为人们实际上从来都不是直接以阶级形成的方式聚集在生产过程中的。即使劳动力的“聚集和改造”已经完成了，人们充其量也只是在生产单位、工厂等组织内集合在一起。他们超越个别单位以阶级的方式进行聚合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进程，这取决于他们对共同经历和共同利益的意识，以及由此而采取行动的倾向（后面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人们可能会批评汤普森专注于对形式从属的研究而不重视实际的从属，这确实是他的弱点。这些弱点起因于他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剥削的决定和统一作用及其对“前工业”工人产生的影响，而相对忽视了“工业化”和机器生产的特殊性，即后来由于“实际从属”的完成而引起的“大灾难”。例如，佩里·安德森就提及，从19世纪40年代以后，当转型基本完成时，工人阶级在产业、政治组织和阶级意识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变化是汤普森的论述无法解释的29。但是这并不是说汤普森只专注于主观决定而不顾客观决定，除非他是从“乐观的”、“经验主义”的正统派学说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在这种立场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连同它所研究的主要对象——生产关系和阶级剥削，都被视为“主观主义”的东西而不予考虑。
还有许多其他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上的原因被用以否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工厂制度的自发产物”的论点。汤普森整个历史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原则是客观决定性——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的转变——从不强加在“某些无可名状、无差别的人类原材料上”，而是施加于历史的人之上，他们是历史遗产、传统和价值的承载者30。这意味着，所有的历史转型中必然存在着连续性，甚至最激进的转变也是如此，而且激进的转变可能只有在这种连续性中才能得以揭示和持续。让我再重复一遍，汤普森本人对大众文化连续性的强调，其意图不是否认而恰恰是要识别和强调它所经历的转型。
这很可能是任何真正的历史评述的特征，但汤普森的论述远不止此。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是承认“客观”和“主观”不是相互分离的二元实体（这二者易于被人们分别用“必然性”和“行为”来衡量，致使二者的联系只是外部的和机械的），二者分别作为一种客观刺激和对它的主观反映而“一个相继作用于另一个”31。然而在社会分析中，设法将有意识的、能动的、历史的人，即将“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是必要的，他们在客观进程中既是行为者又是物质力量。
最后，汤普森的分析方式使得人们有可能认识到具有文化和价值观的工人阶级自我形成的能动作用。这种作用可能被这样的陈述所模糊：一方面是“由产业革命产生的劳动力的客观聚集和转型”；另一方面——由前一方面产生？——“与劳动力转型相适应的阶级文化在主观上的产生”。承认工人阶级的自觉活动不仅是汤普森历史理论的核心，也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作为关系和过程的阶级因此，汤普森关注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历史中阶级的存在，使阶级存在的客观决定表现为历史的力量，表现为对世界的实际作用，而不是只存在于理论构筑中，与实际的社会力量和过程没什么关系。这意味着他必须将阶级的本质不仅置于“结构性地位”中，而且还要置于剥削、冲突和斗争的关系中，从而为阶级形成过程提供动力。然而这一强调经常被人们单独挑选出来作为他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证据，据此说他忽视了客观的决定性。很明显，他宁愿将阶级看作关系和过程——而不是作为进入关系或经历过程的结构——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考察，我在下面所做的更为详尽的描述，实际上可能将汤普森关于阶级的理论引申到我自己的理论中。
“作为关系的阶级”实际上包含两种关系：阶级间的关系和同一阶级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强调阶级间的关系，把它作为定义阶级的本质，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对立的是“社会分层”理论——不管它是按收入分配、职业群体、地位还是其他的准则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划分——其理论基础必然同差异、不平等和等级有关，而不是同关系有关。这里完全没有必要指出使用这种阶级定义（如果阶级被认可为一种“社会分层的范畴”）在社会学和意识形态上的后果，因为它完全不考虑像统治或剥削这样的关系。这种分层的范畴甚至可能从根本上使阶级本身无法被人识别。在一个不平等的连续统一体中，阶级间的分界线在哪里？在分层结构中，哪里才是质的突变32？
甚至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样的划分标准也不足以标出阶级之间的界线，而且这一标准也能很容易地被传统的分层理论同化。例如，人们有可能只是将“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视为收入差异，不将它置于其必然承担的剥削和对抗的社会关系中来讨论其重要性，而认为它仅仅与人们面对的“市场机会”的不同有关33。因此，阶级间的差别就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了。如果阶级进入了任何关系之中，那么这种关系也是市场个体竞争中间接的、非个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没有清晰的质的突变或对抗，而只有在商品和劳务竞争中量的相对优势和弱势的延续。
正是为了明确地反对把阶级视同为“社会分层范畴”，汤普森把他关于阶级的论述指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准确地指出分层理论使阶级变得不可识别了34。他最明确的抨击对象是传统的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但汤普森还经常指出，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问题的处理上与这些社会学论述中魔术般的欺骗有许多相似性。就此而言，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更喜欢抽象地对阶级进行结构定位，而对阶级关系及其冲突在动态过程表现出来的质的社会突变没有多少兴趣。
尽管认识到阶级间关系的对抗是给阶级下定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这还不够充分。我们还需要把阶级作为一种内部关系，一种阶级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把阶级作为一种关系的观点，也对阶级内部成员间的关系与基础的生产关系是如何联系的提出了一些论断。
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这一论断，无疑是唯物主义阶级理论的基础；但论断本身并未将这一研究推向深入。如果我们不能说阶级与生产关系同义，那么，我们仍然面临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般都避而不谈），即如何精确地界定阶级与其生产基础之间的联系所具有的性质。
生产关系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者和占有他们剩余劳动的占有者之间的对抗关系。直接生产者和占有其剩余劳动的占有者之间的划分，以及这种关系固有的利益对抗，无疑界定了阶级对抗的两极。但是，阶级关系不能仅仅归结为生产关系。首先，生产关系固有的明确的两极（当它们的呈现是明确时）并没有包含历史上所有潜在的阶级成员。更基本的是，即使单个占有者将其剥削权力归于他背后的阶级权力，那也不是这些阶级在从事生产和占有。更简明地说，加入一个阶级的人们并不是都直接地聚集在生产过程和占有过程中。
被资本家以劳动分工协作形式组织起来的工厂工人是直接聚集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工人都与占有其剩余劳动的特定资本家（个人或集体）之间有着某种直接关系，就像农民与占有其租金的地主之间有直接关系一样。还存在一种直接关系，例如，我们可以说在互相独立劳动但受同一地主压迫的农民之间也有某种直接关系，即使他们并没有蓄意联合起来反对那个地主，这一关系也仍然存在。
阶级成员间的关系，或这一阶级成员与其他阶级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不论是生产过程本身还是榨取剩余的过程实际上都不能将他们结合在一起。“阶级”并非仅指结合在一个生产单位内，或在一个占有单位内反对同一个剥削者的工人。阶级意味着更广泛的联系，它超出了直接生产过程和直接的剥削关系，穿越了各个特殊的生产、占有单位。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联系和对立是阶级的基础，但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似地位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生产和占有的过程直接给定的。
阶级成员间的联系并不能通过“阶级在结构上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这一简单论断来界定。我们还需要解释生产关系在何种程度上、通过什么媒介来建立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些人即使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似的地位，实际上也没有都聚合在生产和占有的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汤普森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在书中，他试图解释在那些没有直接聚合在生产过程中，甚至是从事不同形式生产的工人间也存在阶级关系。按他的解释，生产关系实质上是这些阶级关系的中心；但对于生产关系这一决定性的结构压力而言，只有在它们产生出阶级形成的历史进程这样的结果时，才能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压力也只有在引入“经历”这一中介观念后才会在理论上被了解。
如果不借助像汤普森的“经历”这样的观念，阶级形成就很难解释。尽管人们可能直接地参与生产和占有——联合、分工和冲突就由这些过程产生——阶级也不会在这些过程中如此直接地表现自身。由于人们从没有在事实上“聚合”在阶级中，因而，如果不借助某种类似“共同经历”这样的概念，生产方式对阶级形成所实施的决定性压力就不能很容易地表达出来，这种活生生的经历包括生产关系、生产者和占有者的划分，以及更特殊的、内在于剥削关系的冲突和斗争等诸方面。正是以这种现实的经历做媒介，社会意识才得以形成，随之才“倾向于作为阶级来行动”35。一旦“经历”这一中介被引入生产关系和阶级的等式中，存在于“经历”中的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也就会被引入。这无疑使问题复杂化了，但正如汤普森所做的那样，承认生产关系导致阶级机制的复杂性并不是要否认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压力。
由于汤普森强调“经历”，因而被指责为唯心主义，仿佛这种观念已经失去了物质基础。但他运用这一概念绝不是要割裂“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联系，更不是要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所赋予“社会存在”相对于社会意识的首要地位。相反，尽管汤普森有时在经历的层次上做区分（“活的经历”和“感性的经历”），但他还是把这一术语主要用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必要的中介”，社会存在通过这一媒介决定社会意识：“正是通过经历，生产方式才能对其他活动实施决定性压力36。”在这种意义上，经历确切地说是“起决定作用的经历”37。事实上，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本身是清晰的，它不单指生产方式作为一种非个人的“客观结构”，而且还指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方式（几乎没有人不承认这种经历），因此，汤普森的“经历”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存在”是重叠的。
这样，“经历”这一概念意味着“客观结构”对人们的生活起作用，而且这也是我们不仅有生产关系还有阶级的原因。而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探索这些“结构”与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怎样发生关系，人们对此又做了些什么——或者，如汤普森可能指出的那样，人们如何经历和处理结构性过程中的决定性压力。包含在“经历”概念中的理论信息的主题之一是：决定性压力的运作是一个历史问题，因而也是一个经验问题。我们不能把理论和经验割裂开来，而作为历史学家的汤普森也直接承担起了自己作为理论家所提出的任务。
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汤普森，抑或是其他什么人，都没有设计出一个“精确的”理论词汇用以表达物质条件对有意识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和影响——人的这些有意识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力量——或用以理解这些影响的结果所采取的无限多样的历史特定经验形式这一事实。但可以肯定，一个严密理论中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忽视这些复杂性而去单纯追求概念上的齐整，也不能只是为了维护一种“结构性定义”的框架——这一框架声称其主旨是要在理论层面上解决所有重要的历史问题——而忽视这些复杂性。只承认这些复杂性存在于现实的其他秩序中也是不够的，例如只承认它们存在于历史领域，以便与“客观结构”的领域相区别，这种区别的理由是，认为历史过程中多样的复杂性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是作为“经验”而与“理论”对立的。无论如何，这些复杂性必须被理论框架所承认，并且就体现在理论的“结构性”概念中——正如汤普森的“结构性过程”这样的概念。
阶级的“结构性定义”本身的演绎推论并不能解释有着共同的生产关系经历，却不能由生产过程本身自动联合起来的人们，如何最终会有“作为阶级行动的倾向”，更不能解释这种倾向的性质是怎样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的。作为阶级行动的这一倾向，表现为工人阶级凝聚结合的程度以及与此相连的意识发展的程度，体现在他们制定的共同目标中，体现在工人阶级的机构与组织以及他们所采取的联合行动中。阶级的“结构性定义”没有考虑到生产关系对阶级形成的压力——这种压力本身可能是内在于既定的生产方式结构和客观决定性之中的——也没有考虑到促进和阻止工人阶级走向联合和共同行动的两种冲动趋势之间的紧张关系。
相反，“结构性过程”的阶级概念，在承认阶级形成的结构性基础存在于对立的生产关系中的同时，又认为这些生产关系在阶级形成过程中所实施的结构性压力的具体路径，仍然是一个需要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在经验上予以解决的问题。这种关于阶级的概念还认为，这个具体路径是阶级问题中最重要、最有争议的焦点，任何阶级分析的有用性——不管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工具或是作为政治战略的指导方针——都依赖于其解释阶级形成过程的能力。这意味着任何关于阶级的定义必须要对这一过程进行调查，而不是相反。
汤普森坚持把阶级作为过程又引起了人们对他的非难和质疑，那些人指责他将阶级等同于阶级意识，或者说，他混淆了阶级本身存在的现象与阶级成为“历史能动的主体”的条件38。首先应当指出，这一指责本身就是建立在混乱基础上的。因为它未能考虑到下面两种意识之间的不同：一方面是阶级意识——对本阶级地位和作用的能动认识；另一方面是由阶级状况通过各种途径形成的意识形式，此时这些意识形式尚未表现为自觉的阶级意识。而汤普森尤为关注的是这一历史过程中介于两者之间的变化。
更为根本的是，将阶级等同于意识的某个特殊层面，或全然等同于阶级意识，会将阶级仅与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等同起来，而不是像汤普森所做的那样，强调复杂的过程直至形成“作为阶级行动的倾向”。汤普森关于“关系”和“过程”的阶级概念针对的是这类定义，其中最好的说法是，在阶级形成过程中存在某个时点，届时人们可以终止这一过程并说，“现在才是阶级，以前不是”；而最坏也可能是最普遍的说法则是，居然在时间和历史过程的载体之外寻求对阶级的定义。这类定义要么从与生产资料相联系的“结构定位”中演绎出阶级的概念，要么“把某种观念的东西假定为识别阶级身份的实体——阶级愿望或意志的强烈人格化的属性——我们知道这充其量是对极复杂的且一般多为偶然性的过程的隐喻表达”39。由此可见，汤普森的目的不是将阶级等同于使它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政治力量的意识或组织的一个特殊层面，而是要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阶级成为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过程。
作为“结构”的阶级在概念上将阶级作为历史运动推动力的重要作用排除了，事实上，在生产方式开始时期的阶级与这一方式终结时期的阶级是不同的。一般认为，生产方式的性质取决于其生产关系的持续性质：只要“剩余劳动从直接生产者手中被挤榨出来”的形式在各自的生产方式中是本质上相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应地说，这种生产方式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等等。但阶级关系是一定生产方式内部运动的动力和源泉。一个生产方式的历史就是其发展变化中的阶级关系的历史，尤其是阶级关系与生产关系间的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在一个生产方式内部，阶级成员结合的发展过程是围绕着生产关系展开的，阶级又是随着阶级形成中的组成、结合、意识和组织的变化而发展的。在一个生产方式内部，当阶级关系的发展使既定的生产关系在事实上发生了变形时，这个生产方式就遇到了危机。因此，要解释历史的运动，恰恰意味着要否认阶级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是固定的。
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阶级的结构定义经常倾向于用代词“它”将一种个人的意志说成是阶级的。这件事情的另一面，是倾向于用代词“它”把某种个性的缺陷说成是阶级的过失，例如它的“错误意识”这样的说法。这样，极具讽刺意味的便是，当汤普森反驳这种观念时，他竟被指责为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在指责汤普森时，作为反对他而提出的客观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原来竟是更极端、更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而这只是将意志从人类作用——受“决定性压力”制约并被推入“偶然性过程”的人类作用——转向一个更崇高的主体——阶级，一种具有静态身份的事物，它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特定的历史决定所制约的。
这种主观意志的向上升级在结构主义的论述中达到了顶点。例如，阿尔都塞主义者声称将主观性全部驱逐出社会理论，而且否认用代词“它”来表示的阶级行为；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只是创造了一个更为专横的主体即结构本身，它的意志只是由自己随心所欲的个性中的矛盾所决定的。汤普森的批评者把他说成是主观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他关于人类行为作用的观点以及他坚持的历史特殊性似乎都是以牺牲“客观结构”为代价的——殊不知汤普森整理出来这些观点正是用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而且是用来把握那影响人类行为的客观决定压力的。他的观点非但不是使客观决定性压力从属于主观性和历史的偶然性，而是力主进行历史调查，反对那种头脚倒立已经偷偷地进入了那些缺乏坚定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基础分析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理论政治学汤普森的研究总是从理论的意义在于实践这一前提出发。他关于阶级的定义强调阶级作为能动的过程和一种历史关系，这些概括性的阐述显然是在为阶级观点辩护，反对那些否认阶级存在的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者。但他的理论也倾向于反对那种压制人类行为的作用，尤其是否认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自觉活动的理性传统和政治实践。汤普森通过把阶级斗争作为理论和实践的中心，意图“自下面拯救历史”，他这样做不仅是出于知识分子的事业心，更是作为一种政治工程，反对阶级统治的压迫和“来自上面的社会主义”纲领，后者从费边主义到斯大林主义都有形形色色的体现40。他对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抨击，同样是针对他所观察到的理论扭曲以及包含于其中的政治实践。
汤普森的批评者已经对此做出了回应。在汤普森的阶级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历史工程中，他们经常发现理论与实践是这样统一的：他的“主观主义”的阶级理论构成了他的“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有人批评他在由阶级决定的生活环境激起的任何形式的意识中太急于看到阶级意识的存在，这意味着工人阶级随时准备为阶级的目的而采取阶级行动。按这种批评，汤普森表现出了一种“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企图在民粹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学。
奇怪的是，这种判断看起来似乎将“正统”的阶级结构定义的维护者与那些认为汤普森在追求他的“非简化的”马克思主义蕴涵上走得还不够远的批评家结合在了一起。例如，斯图亚特·赫尔（StuartHall）就指出，汤普森混淆了“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内在于这种混淆的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民粹主义’政治学”41。赫尔认为，“经历这一范畴笼统的概念”，将阶级的客观决定与其具有的意识混淆起来，似乎意味着“阶级”总是随时准备着听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召唤，而不承认“关于社会主义所说的一切都必须通过现实的政治实践来构筑”。尽管在赫尔写这些时，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但回顾以往，尤其是考虑到他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密切关系，那么，看来很明显，这种议论与在“客观结构”和阶级形成中的阶级意识之间隔开了一条更宽的鸿沟，也更接近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经济和政治完全不相关的说法；这种议论也像安德森和柯亨那样基于对汤普森的阶级理论同样的考虑，而且很明显，也同样建立在结构与历史的二元分裂之上。同样也很重要的是，从我在前面章节中所提及的阿尔都塞主义者转变的状况看，赫尔当时对汤普森的批评实际上是在为阿尔都塞辩护。
正如我所说的，如果汤普森的历史工程是反对将两个不同的文本——客观决定与它们在意识上的表现——进行合并或简单地等同（这实质上是同一件事），如果他对阶级形成过程的集中关注以这两个不同的主题之间的区分为论证的前提条件，而他关注的恰恰是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那么，他就不能不被指责为对阶级形成的“主观”决定和“客观”决定进行了合并，或对结构和意识进行了合并。而“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不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阶级的客观结构和阶级的主观意识之间在分析上的区分问题。它指的是阶级形成过程中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以及结构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模式——在这种意义上，汤普森肯定具有“自在阶级”的观念，例如，他曾提出这样一个悖论：“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样，问题便在于汤普森是否过快地穿越了阶级发展的这两种模式之间的界线，是否在被阶级决定的生活环境所激起的任何形式的意识中，太急于看到阶级意识的存在——工人阶级随时准备为阶级的目的而采取阶级行动——就像赫尔所说的那样。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这里边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危险。“大众”的习俗和传统以及激进的允诺仅仅包含在大众文化内的差异和分离中，所有这些浪漫主义，都不是创建社会主义运动或评估和克服“大众”自己对社会主义政治抗拒的坚实基础。但不管那些相信“人民历史”的汤普森的追随者如何认为，汤普森自己肯定不具有这类幻想。
汤普森的信息实际上是政治的；但它们的意义决不限于赋予大众意识和阶级“形成”以其本来应有的状况和地位，更谈不上他无从把握大众文化和意识二者之间的差异和障碍：一方面是直接产生于劳动、剥削、压迫和斗争之经历的大众文化；另一方面是在政治实践中痛苦地建设起来的、能动的社会主义意识。他的历史工程即对历史的重新构筑，认为工人阶级对历史的发展起着能动作用，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承受者。这种观念直接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及其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特殊理解：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来实现42。
这一命题意味着，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既具有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利益，又拥有足以消灭这种剥削的集体力量的唯一社会集团。这一命题还意味着对下述教条真实性的怀疑，即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通过本阶级自觉的活动和斗争实现的，而是由代理人达成的或通过恩赐赋予的。依据这一命题的观点，不论从大众意识中构筑社会主义的实践会有多么困难，除了大众意识外，不可能从其他素材中来构筑社会主义的实践，社会主义也必须将政治现实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统一起来。也许，要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社会主义要么以这种方式实现，要么就根本不可能实现。霸权和替代主义当汤普森向阿尔都塞主义发起颇有争议的抨击时，他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要扭转这样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对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解滑向在理论上否认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成为社会改造的主要力量，以及把工人阶级的这种作用向其他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向知识分子的转移。他写道，“没有什么标记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他们极度反民主的大前提是最具揭示性的。不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阿尔都塞，他们都十分强调统治意识形式的不可避免的重要性——这种统治堵塞了人民大众进取心和创造力得以发挥的所有空间——对于这种统治，只有少数开明人士或知识分子才有抗争的自由……对于社会主义理论来说，这个起点是一个悲观的前提（除我们之外，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愚蠢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必定会得出悲观的或威权主义的结论43。这种理论上的“替代主义”最极端的形式，正是斯图尔特·赫尔指责阿尔都塞主义者所做的（尽管这显然不是阿尔都塞本人做的），他们将阶级仅仅看作是历史过程的“承受者”，认为阶级行为对历史不发生作用；而且将历史过程本身也看作是一个“没有主体”作用的过程44。但汤普森还指出，把阶级构想成一个静态的范畴，较少关注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而更多地关注阶级的结构性定位的演绎图解或一个理想的阶级地位的建构，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这些关于阶级的表述很容易与现实历史脱节，因而把不完全的阶级意识形式当作是“错误的”东西不屑一顾，于是便需要另一种理论来替代它45。如果在汤普森的阶级理论中包含有一种政治信息，那么这种信息便是反对将“替代主义”理论化。在这种“替代主义”中，工人阶级不只是被代表，而且因替代者的超越而黯然失色。
汤普森的许多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针对这样一种观点：霸权是单边的和无所不包的。它把“一个囊括一切的统治强加在被统治者身上——或加于除知识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之上——直至人们经历的极限，并在人们出生后就植入服从的观念，让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摆脱的权力，他们的经历也使自己没有任何力量去改变这种状况”46。正如汤普森所说，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这种倾向将霸权等同于把被统治阶级全部吸收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统治中（可能需要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帮助），致使反霸权意识和文化的建设以及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建立显然必须由精神上自由的知识分子来完成47。
这种霸权定义与这样的阶级理论的构筑非常相符，即认为在两极之间——其中的一极是通过生产方式达成的对阶级的客观构筑，另一极是处于理想状态的革命的阶级意识——除了充斥着“错误”意识的广阔的经验、历史领域（因而是不纯粹的，在理论上是难以理解的）外，什么都不存在。但这里还有一层讽刺意味，正如我在前面章节和其他地方所提到的：这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只要反转180度，便是完全抛弃阶级政治而代之以“文本”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
相反，对汤普森而言，霸权与一个阶级占统治地位而另一个阶级处于服从地位并不是同义的；他认为，霸权体现着阶级斗争并带有被统治阶级的自觉活动和反抗的印记。他的阶级理论及其对阶级形成过程的强调，意在允许把大众意识的“不完善”或“不完全”的形式当作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实表达，这些表达形式即使从后来的或理想的发展观点看是“错误的”，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却仍然是有效的。
把大众文化的离析误解成根本的反抗，以为人民随时准备投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回事儿；然而，划分出统治阶级文化的指挥棒不能发挥作用的空间，进而辨认出可作为素材的“大众”意识——不管这种意识将会怎样抗拒“真正”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在这个基础上，完备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能够而且必然发展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儿。否认“不完全的”阶级意识的真实性，把它看作是错误的，而不是将它作为可理解的历史上一定“压力下的选择”48，这种做法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后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寻求阶级斗争和历史变化的代理者，要么放弃这一领域，将之完全交给处在霸权地位的敌人。而正是为了反对这种非此即彼的政治选择，反对他们关于“结构”的或理想化本体的阶级概念的理论基础，汤普森将自己的阶级理论定位于过程和关系。
雷蒙·威廉姆斯在其《对1945年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评注》一书中，写出了自己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面临的选择的立场，以及他对词藻华丽的民粹主义的拒绝，后者完全忽视“消费者”资本主义的含义及其施加给人民的“新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他还继续写道：由于我将过程看作压力下的选择，而且知道这种压力来自哪里，因此我无法转向其他可得到的方位：蔑视人民、轻视他们的无可救药的腐败国家、轻视他们与少数有文化的人相比所表现出的粗俗，而这些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主义的主要成分，而且它们也似乎通过变换一下词汇而完整地幸存下来，转变成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使得包括全体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人民都只成为腐败意识形态结构的承载者49。尽管有这种趋势，但威廉姆斯坚持“现存资源仍然是强有力的”：跟着现存的资源；学习并教导新的资源；经历矛盾和压力下的选择；以便有机会理解它们并用其他方式引导它们，而不是谴责或完全不考虑它们：如果这就是民粹主义，那么，英国左翼包括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最好还是与它并驾齐驱50。例如，爱德华·汤普森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始终没有放弃大众意识。他的阶级理论在大众意识和文化中找到了可信的阶级表达方式，代表了他“经历矛盾和压力下的选择……而不是谴责或完全不考虑它们”的努力。例如，他坚持对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做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解释，而不是把它完全摒弃，并站在一个超越历史的有利之处指责它是工人阶级的“错误意识”。汤普森的解释意味着，我们必须理解“现存的资源”，以便“用其他方式引导它们”。
当然，这里也存在着危险。“跟着现存的资源”能够成为不去寻找它们之外的事物的借口；承认“改革主义”“深刻的社会学基础”是一种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可能会导致把接受现实作为限制斗争范围的边界。承认工人阶级“压力下选择”的真实性，对所谓错误意识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便防止在这个名义下把大众意识和文化一笔勾销，这是一回事儿；而忽视许多工人阶级组织和意识形态形式的不足和局限性，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究竟是接受“现存资源”作为对斗争的鞭策与挑战，还是屈从“现存资源”作为限制自己行动的边界，如何划出二者区分的界限，对左翼来说，这里的确存在辩论的余地。我在《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值得博弈吗？》（载《新左翼评论》【1989年第177期】，第41~48页）一文中，已详尽讨论了理性选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关于阶级的概念。我曾打算将该文收入到本书中，但最后，我决定只抽出其中的一小部分（在下一章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已经被收入由保罗·托马斯（PaulThomas）和泰瑞尔·卡费（TerrellGarver）编辑的关于理性选择学派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该书也即将由麦克米伦出版。但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认为，与这种理论流派的辩论会使讨论离题，而且在超出它们自我封闭的博弈论体系之外，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普林斯顿，1978.75。↩
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普林斯顿，1978.75。↩
佩里·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英国：伦敦，1980.40。↩
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英国：伦敦，1978.237。↩
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英国：伦敦，1978.55。↩
E.P.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历史，1978（5）:149。↩
E.P.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历史，1978（5）:150。↩
E.P.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历史，1978（5）:150。↩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哈蒙斯沃斯，1968.10。↩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哈蒙斯沃斯，1968.10。↩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76；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40。↩
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147。↩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910，也可参见汤普森.理论的贫困.298299。↩
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39。↩
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34。↩
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33。↩
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32。↩
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33。↩
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45。↩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13，231。↩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11。↩
可参见《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217~218页和第226页。作为一个整体，这本书的结构值得一提。第一部分描述了斗争的政治文化与传统，它们被人们带入了“工业化”的转型经历中。第二部分详细描述了转型经历本身、新的剥削关系以及它在生活各个方面的多种表现形式，包括在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在家庭和社团生活的表现。第三部分描述了因转型而产生的新的工人阶级意识、新型的政治文化和斗争形式。第二部分是核心部分，它解释了客观影响（正如汤普森自己描述的那样）与转型，以前的大众传统就是通过转型而重新形成一种新的工人阶级文化。↩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21~223，230。↩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15~218。↩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24~225。↩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88289；也见第222223页。↩
汤普森在其他地方明确质疑了“工业主义”观念，这种观念把工业资本主义视为某种不可避免的“假设为中性的、技术决定论的‘工业化’进程”，从而使人们无法看清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汤普森的《时间、劳动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一文，现收录在其论文集《共同的习惯》（伦敦，1991年）中。↩
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45~47。安德森这里涉及格雷斯·斯蒂曼·琼斯（GarethStedmanJones）在《1870~1890年伦敦工人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政治：关于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笔记》（载《社会历史杂志》1974年夏季号，第460~508页）中，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19世纪后期“再形成”的讨论。↩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213。↩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298。↩
对这一点更重要的讨论，可参见彼得·梅克森斯（PeterMeiksins）《超越边界问题》一文，载《新左翼评论》157期，第101~120页，以及《新阶级和老理论》，收录于戎达·莱温（RhondaLevine）和杰瑞·莱姆伯科（JerryLembcke）编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再体验：对近来社会学理论倾向的评价》（纽约，1987年）。↩
可参见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纽约，1968年）第927~928页，理性选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与这种观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9~10。↩
汤普森.英国人的特殊性.见：理论的贫困.85。↩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290，200~201.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对“决定”这一概念也做了系统的阐述，他的观念与汤普森的观念是很相似的。↩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298。↩
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76。↩
汤普森.英国人的特殊性.85。↩
博彦·帕尔莫（BryanPalmer）在他极具价值的《E.P.汤普森理论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和历史》（Toronto,1981）一书中提供了对汤普森作为社会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之关系的启示性讨论，帕尔莫已经告诫过我不要将汤普森的著作描述为“自下面拯救历史”，因为这一术语误导了“美国民粹主义者”的含义，而且历史学家也对此失去了兴趣。他认为，这种说法使人们看不清楚汤普森关注“上”“下”间关系的程度，尤其使人们无法看清他对国家问题日益浓厚的兴趣。我接受这种没有正确表达汤普森关注性质的告诫，但我还想保留这一术语，因为它被运用于历史学运动中，其推动力来自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团体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许多努力，现在则用于探索历史过程的广泛社会基础和阐明“普通大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
斯图亚特·赫尔.捍卫理论.见：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Samuel）编.人民的历史与社会主义理论.英国：伦敦，1981.384。↩
例如，汤普森反对“费边的正统派学说，这种理论认为大多数劳动大众是自由放任竞争的牺牲者，只有少数有远见的组织者除外”（《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12页）。这种教义当然与费边的政治纲领有关，由于他认为工人阶级是消极的牺牲品，因而主张自上而下地实现社会主义，不是通过阶级斗争而是通过统治阶级中少数开明的知识分子和慈善家发起零星的改革和社会工程来实现。↩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377~378。↩
赫尔.捍卫理论.383。↩
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148。↩
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164。↩
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163。↩
雷蒙·威廉姆斯.对1945年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评注.新左翼评论，1976~1977（100）：87。↩
雷蒙·威廉姆斯.对1945年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评注.新左翼评论，19761997（100）：87。汤普森也有相同的观点。在《英国人的特殊性》第6970页的字里行间，他抨击了那些关于阶级的图解式的、非历史的和非社会学的观念，尤其是那些对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指责，这种观点对工人阶级改良主义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学根基”并不了解，并因此忽视了任何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事实资料。↩
雷蒙·威廉姆斯.对1945年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评注.87。↩ |
第二章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再思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第二章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再思考基础／上层建筑这种隐喻有一定的价值，但它带给我们更多的则是麻烦。尽管马克思本人很少使用它，即使使用，也只是在格言式或暗示性的简洁陈述中才出现，但它被赋予的理论分量已远远超出了它有限的承担能力。这个问题在它最初以速记方式使用时就已经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又因恩格斯试图用语言表述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各个自我封闭的领域或“层面”——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外部关系的分隔而变严重了。但真正的问题只是到斯大林主义正统观念形成后才产生。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将这种隐喻提升或归结为马列主义教条的首要原则，宣称独立的经济领域对于其他被动的、反映性的、从属性的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更具体地说，倾向于把经济领域看作是多少与生产力的技术性质同义的，因而是按技术发展内在的自然规律运行的领域，以至于历史或多或少地成了技术发展的机械过程。
从那时以来，这些对马克思原有的历史唯物主义洞察力的变形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固定术语。在过去几十年中，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都被有效地锁定在这一理论框架的定格中。有时又有这样的趋向，把这种变形当成马克思主义的信条，作为接受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任何致力于在这种理论框架内在不同选择之间的缝隙中进行研究的人（如E．P．汤普森），都很可能被这些不同选择的支持者或反对者严重误解，或者被看作是一种异端，一种不可能的理论而予以拒绝。
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反对一般都与它的“简化论”有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否认人的作用；二是没有给“上层建筑”要素一个合适的位置，没有给意识以适当的地位，认为意识只体现在意识形态、文化或政治中。对这种简化论的修正，最普遍的是采取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形式，还有的强调社会各“层面”的“相对自主性”，强调它们的相互作用，把经济的决定作用延迟到“归根结底”的最终地位。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丢弃了人本主义的选择，而用大量奇特的、理论上复杂的方式精心制作了另外一种理论。
当时面对这样的选择，即一边是简单的机械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另一边是表面上没有进行结构划分的“人的作用”，阿尔都塞及其拥护者发现了一种天才的解决方法。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定义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应把人的作用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从社会科学中严格地排除出去，以坚持完全的“结构”决定论，然而同时也考虑到历史现实不可预测的特异性。在他们的解决中使用了大量的概念圈套：因为当严格的决定论在社会结构领域盛行时，结果就会是，这个领域实际上竟然属于纯理论领域，而现实的经验世界——虽然大多数阿尔都塞理论家们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却仍然是（不顾对偶然性的一切谴责）偶然性盛行，保留着无法简化的独特性。
阿尔都塞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所做的关键区分表明了这一点。由结构决定的生产方式在经验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而实际存在的社会形态则是特殊的、“由机缘结合而成的”，能够将不同的生产方式甚至不同的“相对（绝对？）自主的”结构层面，通过无数不确定的方式结合起来。阿尔都塞的理论简单地将结构主义决定论和历史偶然性一分为二，这种二元论所产生的结果却被阿尔都塞主义者的下列行为掩盖起来了：一是他们对历史写得很少；二是一旦他们冒险进入经验世界，就表现出虚假的严格，在那里，简单的历史描述通过对结构理论的分类范畴进行无限扩大的推理演绎而被伪装成理论上严格的因果解释。
这样，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的术语约束决定性地从斯大林主义正统派中解脱出来。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仍然保留了它机械的特征，它仍然依据离散的、非连续的、相互间外部关联的“因素”、“层面”或“方面”将社会结构概念化。阿尔都塞僵硬地分割结构和历史，将经济的决定作用无限期地推延到不可预测的“最终作用”上。即使这种将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反映的关系归结成机械决定论的做法使他自己无法有效地分析现实世界，他也仍然坚持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结构主义者的观念构思还倾向于将经济从“社会”和“历史”中分离出来，这经常会导致把“经济”等同于技术。既然持结构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世界看作是一系列非连续的、自我封闭的和静止的结构，那么，当人们发现这些人将技术决定论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弥补他们这种机械世界观的缺失时，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者目前无须放弃围绕斯大林主义的错误选择，就能同时做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他们不必放弃粗略机械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就能避开“粗略的经济主义”或“庸俗的简化论”。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接受阿尔都塞关于结构和历史之间鲜明的二元论，接受绝对的决定论和不能简化的偶然性。而且，尽管阿尔都塞主义者蔑视“经验主义”——或确切地说，是由于这一轻蔑（轻蔑的确切原因在于所依据的概念上的二元论）——却可以在原则上同时从事纯理论和最纯粹的经验主义的研究。
然而，这种不稳定综合的分裂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阿尔都塞主义很快就以一种新的错误选择，简单地取代或补充了以前的错误选择。它给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这样的选择，即在结构与历史、绝对的决定论与不可简化的偶然性、纯理论与纯经验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因此，阿尔都塞学派的纯理论家在后阿尔都塞一代人中变成了最纯粹的经验主义者至少在理论上就不足为奇了。在那些原先最狂热的反“历史主义者”和反“经验主义者”如海因兹（Hindess）和赫斯特（Hirst）等人的著作中，已经放弃了绝对的、无条件的结构决定论，而坚持特殊的、“机缘结合”的、绝对的、不能简化的偶然性。1“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非相关性”的主张及其隐含的对阶级政治的放弃，意味着他们不仅反对粗略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而且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复杂的洞察力，而这种洞察力曾是这种不幸的隐喻企图意指的。这样，它就成为了阿尔都塞主义的另外一面。
这一结果为争论构筑了一个完全歪曲的框架，它甚至威胁要将马克思本人从理论可能性中排除出去。例如，按照“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参照框架，在拒绝“粗略的经济主义”（它一般被看作技术决定论）的同时，根本不可能相信阶级政治、阶级冲突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或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首要地位。如果一个联合的、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自然发展中完全成长起来，那么，在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之间就不存在有机的或“特许的”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经济条件和政治力量之间就不存在这种联系。还可以换句话说，哪里没有完全的、绝对的和机械的决定，哪里就有绝对的偶然性。对于马克思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也是如此。
爱德华·汤普森也是如此，处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争论裂缝中的他，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遭遇了更大的失败，因为他的观点不符合争论中任何一个被承认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他被忽视、看轻或低估了，而是他的批评者和敬慕者都强迫他进入某个现存的范畴中，因而对他做了不正确的描述。在“粗略的经济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对立中，他必定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因为他将经济规律让位于人类随心所欲的意志和作用。在阿尔都塞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的辩论中，他甚至一开始就是文化主义者，因为结构决定论被他所强调的“实践”瓦解了。在最近的争论中，他同样可能被关于“文本”的哲学家们所盗用，被他们划入“阶级简化论”的阵营，或被看作理论上的异类而摒弃，因为他在蔑视“粗略的经济主义”并正确评价意识形态和文化作用的同时，仍然不合理地保留对阶级中心论的信念。在某种程度上，他容许自己陷入流行的术语争论，因而认同了这种扭曲的分类，但在他对理论问题的明确表述中，更多的是在他史学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被这些虚假的选择掩盖了的、被丢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线索。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让我们从后往前来探讨这一问题，即从汤普森对阿尔都塞有争议的批评，尤其是他对阿尔都塞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概念的评论开始。在《理论的贫困》一书中，汤普森指责阿尔都塞将“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等同起来——例如，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同于资本主义——以至于用一种关于资本规律的抽象思维（尽管不是粗略的经济主义）来意指“一种包含所有关系总和的社会形态”2。换句话说，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指出的那样，汤普森指责阿尔都塞将资本实质上视为黑格尔的“理念”这样的范畴，它在历史中尚未展现自己且又在自身内部包含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即“作为关系总和的资本”。
这种批评确实是相当欠思考的，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en）所指出的，阿尔都塞和巴利巴（Balibar）在运用“社会形态”概念时，特意把它与“生产方式”区分开来，以便纠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社会形态和经济基础这两个概念之间持续产生的混乱”3。与“社会”概念相比，阿尔都塞主义者更喜欢采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它“使人想起那个具有虚假的简单性和统一性的……黑格尔关于循环的、丰富的总体概念”：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任何社会中，人类实践的多样性都不能被仅仅归结为经济实践。正是这里提出的问题导致了汤普森对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焦虑：如何认识“资本”的基本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生活（法国、英国或美国）等组织之间的差异。4换句话说，安德森认为，汤普森“设法证明他的反对者们首先在‘基本概念’的命名上犯了一个错误”。
尽管汤普森的批评有欠思考，但仍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批评中还有正确的方面，因为阿尔都塞和巴利巴用于区分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那种方式，不仅没有纠正这种混乱，反而加强了混乱。其中，部分是由于他们的纠正只是再生产了他们想要纠正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中的错误；部分是由于他们剥除了这一隐喻中的确包含的那些宝贵的洞察力，而这本来是他们想要传达的。
在阿尔都塞主义者的构思中，“生产方式”在理论上包含整个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不同的“层面”。具体到阿尔都塞和巴利巴他们本人，“生产方式”的概念实际上与这一总体是否同义还不是很清楚，但它肯定构成了在理论上产生社会总体的基础——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总体上把握的资本主义。在其他出自阿尔都塞主义的著名理论家那里——值得注意的是尼科斯·普兰查斯——“生产方式”本身明确地被用于表示社会总体：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中，我们将指明的不是什么应归属为经济的内容（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是不同结构和实践的特定结合，这种结合表现为如此众多的方面或层面，表现为特定生产方式如此众多的领域结构。也正如恩格斯扼要表述的那样，生产方式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不同层面或方面组成的。5这些理论家运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并不是要否认生产方式和包含在生产方式中的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例如，它并不是要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于作为全部关系总体的资本主义。相反，社会形态的概念只是暗示，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社会实体没有一个是“纯粹的”，例如，没有一个现存的社会代表纯粹的和完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生产方式构成了一种形式上抽象的对象，从严格的现实意义上说，它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6实际存在的只是不纯粹的“社会形态”，它们容纳了几个并存的生产方式，由若干生产方式的所有“层面”接合而成，或由这些生产方式的若干“相对自主”的碎片接合而成。构成社会形态的各种要素之间甚至可能会相互不协调。
这样，自我封闭的经济层面和自我封闭的上层建筑层面之间僵硬决定的、单一不变的结构关系继续存在于由理论构建的生产方式中；但在历史世界中，这种结构上的集团能够被打破，并以无穷多的方式重新结合。看起来，“真实的、具体的”历史上的社会形态仿佛是由许多元素组成的，这些元素内部结构的逻辑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历史过程只是以各种不同方式（随意的或偶然的）打破这一逻辑并重组这些元素。于是，历史分析就只能对构成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的结合和生产方式的碎片进行描述和分类。
这种理论框架的实践后果，曾经生动地体现在普兰查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方法中。他在建立了这样的原则即整个社会结构——囊括它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层面——都包含在“形式上抽象的”的生产方式中后，进一步从理论上构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方面”，并提出了结构上的国家“类型”以适合这种生产方式。这包括在理论上构筑国家与生产方式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也包括对资本主义“类型”国家的特征做详细描述。
这种论证的结果是自相矛盾的。其含义似乎是，生产方式的各“层面”间的联系，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间的相关性，是“形式上抽象的”而不是“真实、具体的”，生产方式的各组成部分可能是在“结构上”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必然地在历史中联系起来的。于是，一方面结构逻辑压倒了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似乎在历史上存在的社会形态中，国家与生产方式之间实际盛行的关系可能与这种结构逻辑无关，从而使二者的联系几乎总是表现为偶然的。由“形式上抽象的”领域中必然的结构逻辑连接起来的生产方式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很容易地在历史现实中被分解开来。
这样，一个国家之所以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由于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而是依靠自主的理论构筑从形式上抽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演绎推理出的某种结构特征。因此可以说，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盛行的社会形态中，也可能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国家”。
事实上，这就是普兰查斯对欧洲专制主义的描述7。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被认定为一个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并不是因为它具有支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实际的联系（普兰查斯尽力强调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一阶段还远未发育完全），而是由于它展现了某种形式上的结构特征，这些特征多少有些武断地被他认为是符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8。
在这些理论原则中，不仅有太多的僵化的决定论，还有太多的随意性和偶然性——也就是说，有太多抽象的，甚至唯心主义的理论决定，而没有足够的历史因果关系。一方面丝毫没有触动对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机械简化；另一方面，这种隐喻指出的关键问题，即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对历史过程的作用又被绕开了。事实上，一个事先规定的理论对应已经被允许了，以隐藏真实的历史关系。
所有这些都与马克思自己对生产关系和政治形式之间联系的论述截然相反：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9尽管马克思这段论述的许多部分为普兰查斯等其他人引用，但它仍然显示了与阿尔都塞主义关于“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区分相当不同的概念框架。它传达的，既不是阿尔都塞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机械决定论，也不是“社会形态”随心所欲的偶然性。相反，它提出了经验现实及其运行的复杂可变性，在这样的可变性中存在着来自生产关系的逻辑性。
通过马克思自己对被阿尔都塞描述为“社会形态”的概念的使用，就可以进一步揭示二者的差别。马克思的这一概念与阿尔都塞、巴利巴或普兰查斯的解释有实质性的不同（更不要说这个概念当初是否曾具有它现在所要求的那种理论意义）。在一段集中描述阿尔都塞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写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从上下文看，将Geselischaftsformen翻译为“社会形式”formofsociety比译为“社会形态”socialformation能更少使人误解——作者注）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0指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形式”概念意味着什么具有启发意义。在他说的各种社会形式中有“游牧民族”、“古代”、“封建秩序”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论这些话还意味着什么——而且不论马克思的简洁陈述会引起什么问题——它意味着：
第一，“社会形式”指的是如封建主义（封建秩序）或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这样一些事物，并不仅仅是指个别的、独特的“具体”现象，如“产业革命期间的英国”（这是普兰查斯关于“社会形态”的一个例子）那样，而是指一种具有某种共同的社会一历史逻辑的具体现象。
第二，如果这段话有什么要点的话，那就是强调“社会形态”的统一性，而不是它的异质性。
社会形态涉及的，不是并存的若干生产方式受其中的一种生产方式支配的问题，而是生产的不同分支被其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一分支的特征所同化的问题。在封建社会中，农业的特殊性质——农民生产和封建占有的性质——影响工业的性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业的特殊性质——资本统治工业——影响农业的性质。这里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运用是相当有限和狭义的，但这与他后来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这个概念更深刻的认识并不是不一致的。
这样，将《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这些段落综合在一起看，它们表达了马克思的这样一种认识：在错综复杂的经验现实世界中，它们的生产关系中存在着某种统一的逻辑，并把这一逻辑强加于整个社会，因而使我们得以在某种程度上谈及“封建秩序”或“资本主义社会”，但同时又不使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个别社会失去它们“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生活的组织”。
尽管汤普森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前面部分有所保留，但他却对马克思方法的特点做了很好的概括。汤普森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直觉”并不是资本主义只是“作为关系总和的资本”，而是“资本主义进程的逻辑在一个社会的所有活动中都能找到表现形式，而且对它的发展和形式施加了决定性的强制压力：因此我们才能说这是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11。他继续指出，结构主义主张“由资本的理念展现自身”，历史唯物主义则与“真实的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这样，在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批评中至少有一半是正确的，这并不是因为阿尔都塞将历史融入了结构，而是相反，因为他在坚持那种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同时，又将这一坚持仅仅保留在纯理论领域，而让历史或多或少地处于自在状态。事实上，汤普森在一篇远没有《理论的贫困》著名但大体同时发表的文章中，使用类似的话概述了他对阿尔都塞的批评：“随着他强调‘相对自主’和‘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历史和文化的唯物主义问题与其说解决了，倒不如说是被搅乱或撇开了；因为那偏远的最终时刻的钟声绝不会敲响，我们有可能一边在理论上说尽责的空话，而一边又取得了在实践中忽视理论的许可证”12。
马克思主义者是在粗略的经济主义和简化论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如果说阿尔都塞主义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划分，目的在于使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特殊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更为敏感，那最多也只有一半是对的。因为这种划分是简单地通过在结构和历史之间打进楔子，制造了决定论和偶然性之间僵化的二元对立。于是，结构决定论在历史解释领域已无能为力了，作为解释历史过程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因此被解除了武装。这完全回避了马克思自己提出的挑战：当我们认识到生产方式内在的逻辑时，如何将历史特殊性与人的作用都包容进来。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这正是爱德华·汤普森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试图应对的挑战。他的理论见解并不总是有助于阐明他的历史实践——这是由于他有时让自己陷入了由马克思主义争论的术语所产生的虚假选择中13。尽管如此，在他的理论论断中，仍然有许多真知灼见可用于将马克思的理论从霍布斯选择中解放出来，使之重新回到马克思自己规划的那个富有成效的轨道上。在汤普森多年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直接评论中，有一两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大家都知道他一直关注将人的作用和意识从粗略简化的经济主义的严格控制中拯救出来，在此我们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些。他对“经验”的优先关注已经引起了人们太多的注意，甚至这种关注的影响也经常被误解14。这种对汤普森的“人本主义”的强调恰恰丢弃了从他的陈述中本来应当得出的必然结果，即他经常坚持的关于结构决定论对解释历史过程所起作用的正确评价，这比他的结构主义批判更有启发。
对于机械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而言，它的两个“层面”被认为是处于自我封闭的、空间分离的和非连续的状态。这一模式只提供了两种让人无法接受的选择：要么坚持“正统的”、过分简单化的简化论，据此，作为基础的“经济”只是被上层建筑所反映；要么将经济的决定作用推迟到无限遥远的某个“最终时点”，以避开“粗略的经济主义”，最终使得僵化的结构决定论无法被运用于对历史的研究。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并没有什么空间留给“经济”决定论。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历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时，这种“经济”决定论却是（用汤普森的话说）“始终存在”的——不仅存在于“最后的时刻”，不仅被“延迟到一个最终具有因果关系的领域……它在九重天上，能够被忘掉”，不仅“只在时代的意义上起作用”，而且，始终如此15。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把握的，在历史特殊性与历史过程中一直存在的逻辑之间的令人困惑的辩证法。正如汤普森一直理解的那样，它需要一种“经济的”观念，不是作为一种“地域上”分离的领域，即某种作为与“社会”对立的“物质”领域，而是要认识到，“经济”本身就是社会的——确切地说，它是由社会关系和实践构成的“物质”观念。进一步讲，“基础”——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包含并体现在法律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形式与关系中，这些不能被划入一个空间上分离的上层建筑领域。
如果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认识的构思能够包含这些观点，那当然好。但是，按照汤普森所说，它是一个错误的隐喻，因为它将自己想要揭示的那种关系的性质变得更模糊了。对于这个不恰当的隐喻，汤普森认为：“我们必须说，路标被放在了错误的方向上，而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目的地确实存在，问题只是到那里去的路标指向错了……”16这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包含在生产方式中的“人与人关系的核心部分”，人际关系的核心将自己的逻辑强加于社会的每个“层面”。在对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长期的革命》一书的评论中，汤普森写道：当我们谈及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时，我们同时也在表明一种特殊的人与人关系的核心，即与生产方式不可分的剥削、统治和获得，而且这些关系在威廉姆斯“体系”中的各个方面都同时找到了自己的表现形式。在一个时代的限度内，这些关系存在着带有时代特征的紧张和矛盾，这是无法超越的，除非我们超越了这个时代本身。说到紧张和矛盾，存在着一个经济逻辑和一个道德逻辑，于是，就有了谁为优先的争论，但这是徒劳的，因为它们是同一个“人际关系核心”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样，我们可能会复原资本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文化概念……17认为生产关系在社会的所有“层面”都“同时找到了自己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依据上升中的顺序，从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基础到表象性的上层建筑，这种观点无疑是有缺陷的。“同时决定”可以解释为没有决定，甚至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汤普森的“同时”概念比它更精妙18。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的论述既反对那种取消历史特征的简化论的因果关系概念，也反对那种将经济的决定作用无限期推迟的概念。第一种概念将原因和结果合并，第二种则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开凿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无论哪种概念都没有要求对因果关系或决定的过程进行调查。汤普森感兴趣的是关系和过程，其中生产关系——剥削、统治和占有的关系——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即刻并始终形成和施加强制压力。
构成生产方式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同时体现在“道德”和“经济”逻辑中，同时体现在特有的思维价值和方式以及特有的积累和交换方式上。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有可能从机构和实践中区别出纯粹的和明显的“经济的”（狭义的指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验）组织和行为。即使是在这里，生产方式也既体现在那些“经济的”机构和实践中，又体现在某种附随的规范和价值观中，正是这些表现形式支撑着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支撑着将它们组织起来的权力和统治的体系。汤普森认为，这些价值观、规范和文化形式，正如作为生产方式表现的特殊“经济”形式那样也是“真实”的。
汤普森认为，任何生产方式都同时有“经济的”和“文化的”表现形式，他的这一观点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和同等重要的方面。首先，也是被他的批评者和崇拜者最常强调的方面是，认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有自己的逻辑，并构成了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真实”要素。在对克利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的批评性鉴赏中，汤普森注意到：“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不仅作为产品，而且作为过程来对它进行合理的分析”，他既赞成考德威尔对文化“真实性”的理解，又批评他将自主性也归结于意识形态的逻辑，因为这种自主性暗示“意识将自己施加于历史”19。汤普森继续写道：它有它自己的逻辑，部分的，是由自我决定的逻辑，因为既定的范畴倾向于以连续方式再生产自身，但我们不能用意识形态的逻辑取代真实的历史——资本主义的演进不是某个资产阶级基本思想的产物——然而意识形态的这一逻辑却是那个历史的一个真实的组成部分，独立于“意识”的某个历史是无法想象、不可描述的。汤普森这一观点的另一方面是，如果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影响是同时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发挥作用，那么，这种影响也是无所不在的。这个论点的意图并不是要否定或贬低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影响，而是相反，意在强调它们于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起作用”。换句话说，当汤普森拒绝赋予经济以位于文化之上的特权时，他可能正处在最为唯物主义的时刻。事实上，坚持“同时性”看来并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背离或修正，而是对马克思原意的注释。例如，在对上面引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普照的光”那个段落的评论中，汤普森写道：这里所强调的，是生产关系特征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所有体系和所有领域的同时性，而不是这样一个“经济”首要性（更“真实”）的概念，这个概念把规范和文化视为某种第二位的、对经济的“反映”。我所质疑的并不是在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理解中关于生产方式的中心地位（以及权力关系和所有制的附随地位）的论述。我所质疑的是……这样一个观点，认为能够用“经济”术语描述一种生产方式，而将组织这一生产方式的规范、文化和关键性观念，当作第二位（不那么“真实”）的东西撇在一边。20我们也许希望在“生产方式”和它所决定的事物之间有一个更明确的界限标志，或许还希望有某种东西能更少地具有这样的倾向——从生产方式同时表现在经济和非经济的领域的命题，滑入认为生产方式同时表现为每一个社会事物的这样一个相当不同的看法。但无可怀疑的是，汤普森以上陈述的目的，不仅在于强调文化的“真实性”，而且在于使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理解从这类公式中脱离出来，这类公式通过将“上层建筑”有效地从物质“基础”的影响中分离的做法，把社会“层面”割裂开来。
这也是一种拯救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观念的努力，从而使“生产方式”不再等同于体现在市场关系和某些抽象的自动“技术”中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等同是斯大林主义的正统理论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认同的，也是阿尔都塞的理论在描绘“层面”或“场合”时，在寻求将自己与“庸俗的经济主义”划清界限的过程中所一直保留的。同时，这种等同也是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其中的许多曾是阿尔都塞学派的人——一再重复的，他们多少有些离题地否认自己无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同时用他们关于“经济”领域的观念再生产出它的变形。
或许汤普森真的不能始终坚持其“整体”观念的清晰，有时似乎也容许将“生产方式”扩大到一个不确定的人际关系总体。但是在他的主张与那种认为基础同时也是“上层建筑”的观点之间还是存在着重大的差别：生产、分配和消费，并不只是挖掘、运送和吃饭，它们还是计划、组织和享受。想象力和智力并不局限于“上层建筑”并建立在物（包括人类实体）的基础之上，它们也暗含在人的创造性劳动中。21另一个例证是他关于法的论述，他指出，法律并不总是“文雅地”待在上层建筑的一个“层面”，而是出现在“一切可能的血腥层面”，并“迭盖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中（作为财产权、土地所有权实践的规范……）”22。这些陈述并不表示基础包括所有上层建筑，或生产关系与阶级对抗构筑的所有社会关系同义（这难道不正是汤普森所强烈反对的生产方式等同于社会形态的另一种说法吗？），它们意味着某些所谓的“上层建筑”属于生产“基础”，而且是生产关系自身组织、生存和竞争的形式。这一表述中保留了生产关系的特殊性、完整性和决定性力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在生产领域和其他社会“层面”之间设立了一段必要的距离以使因果关系成为可能，而同时又因为将“经济”自身作为社会现象对待而指明了这些分离领域之间的连接性和连续性原则。
这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特别精妙的汤普森反对传统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原因，而且这种反对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唯物主义。汤普森认为，这种隐喻未能考虑不同的阶级与生产方式发生关联的不同方式，也未能考虑它们各自的机构、意识形态和文化“表现”生产方式的不同方式23。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可能对解释统治阶级的机构和意识形态、统治的支撑结构和“权力共识”有一定价值，但它并不适合于描述被统治者的文化。
正如汤普森指出的，被统治阶级的习俗、礼仪和价值观经常被看作是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生产方式之中的，统治文化则不是这样，这是因为前者是再生产生命和物质条件的过程所必需的。简而言之，它们经常是组成生产活动的那些实践。同时，尽管被统治者的文化是与流行的生产和权力的体系“相适应的”，但由于生产关系是由从属阶级按自己特殊的方式来体验的，因而，这些特殊的体验方式能够引起被统治者的文化与“权力共识”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斗争，从而决定着生产方式的重组和改造。
汤普森认为，这种历史转变不会因为基础的（自动）变化引发上层建筑的变化而简单地和自发地发生（如技术决定论所说的那样），历史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物质生活的变化已成为斗争的场所。尽管汤普森没有用许多言语来表达，也尽量避免运用基础和上层建筑语言来表述，但我们仍可以说，如果历史转变是由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产生的，那么这些矛盾就代表了下面两个方面的对立，即一方面是从属阶级经历生产关系的体验，另一方面是那些机构和“权力共识”。但是，这种表述方式其实已经承认，传统隐喻提出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简单关系模式是不够的。那种模式会令人误解，因为它将统治文化普遍化，或更确切地说，是将统治文化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普遍化，并且在概念的构思中，将产生历史运动的不同种类的关系完全抛开了。
也许汤普森的观点能够被恰当地概括为：它试图重申马克思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反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机械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那样，他所强调的也是“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如马克思在他著名的抨击以前的唯物主义的文章《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简洁概括的他自己的唯物主义那样），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事物”或“运动的事物”。而且就像马克思一样，汤普森认识到机械唯物主义只是另一种唯心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另一面。他还认识到，当代马克思主义争论的框架已经在许多方面再生产了同样虚假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叉分支，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初衷就是要把人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也许已经见证了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心有一种考德威尔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文化现象的再生：那些假的敌对者、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产生。同样的主体／客体的二元论也渗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并由此留给我们经济决定主义和阿尔都塞主义的唯心主义这一对双胞胎，每一个都在生产着另一个：物质基础在决定上层建筑时，它独立于人的想象能力；与此同时，上层建筑中人的想象能力退到自我决定的理论实践中，成为意志自由。24需要强调的是，这不单单是一种对回避实质问题的“相互作用”的需要，或如汤普森自己所说的，在“互相决定”过程中决定因素之间的“没有结果的摆动”。汤普森对此做出了很好的理解，“互相作用就是没有什么能起决定作用”25；他的意图与马克思一样，只是用这种方式避开决定问题。他的简洁陈述，只是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体现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物质基础”的一种方式，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亵渎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感，但它却要求我们去把握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这一事实。历史上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有这些意义只有在汤普森的历史实践中才变得完全明显了，而且对于他不同意使用基础和上层建筑语言的行为来说，检验它是否有价值，也只能通过考察他透过自己的观念棱镜能够感知到那些别人不能清晰地看到的东西。他的历史著作有两个方面特别突出：一是对过程的深刻认识，在追踪连续性和变化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的轨迹中，他的表现出类拔萃；二是揭示生产关系的逻辑的能力，这种逻辑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事物中、在生产领域之外的机构和实践中随处可见的可操作的历史原则。这两类技能在他独特地成功“破译”那些暗示存在着阶级力量和由阶级形成的意识方式的证据中都发挥了作用。这类证据出现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那时除此之外，还没有关于清晰明朗的阶级意识出现的证据能明确地证实这样的阶级已经存在。
例如，贯穿《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主题是考察人民在抵抗与资本主义剥夺方式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关系的逻辑和资本主义剥削强化的过程中，连续的大众文化传统是如何转变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对汤普森的批评往往集中在关于这一过程的连续性问题上，认为他对大众传统的执著只顾及了文化“上层建筑”的因素，而没有考虑客观的决定因素，即正在进行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的运动。关于对汤普森的这一批判，我将在下一章讨论。
可是，汤普森论述的要点却正是要在连续性的范围内显示变化，以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逻辑在“上层建筑”领域发挥作用。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将历史视为不连续的板块，他们在这里除了看到与经济不对称的一个意识形态“层面”、一块从另一种生产方式残留下来的碎片以及结构上不同的两个层面的并存之外，可能什么也看不到了。而汤普森则看到了由资本主义关系的逻辑构筑的历史动态的连续性变化，并且能够解释这种变化（这毕竟是历史通常行进的方式，即使是在革命时期也是如此）。结构主义者把是否符合理论放在优先地位，从而往往看不到历史的实际连接（例如普兰查斯对专制主义国家的看法）。他们在面对以下两种情况时都被解除了武装：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者根本不认同阶级概念，认为它完全是一个没有证据的抽象理论范畴，是从外部强加于历史研究的，必须将它摒弃；或者遇到这样的情况，人们用“前工业化”社会思维方式的连续性作为证据，否认在这个“前工业化”或“一个阶级”的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存在。相反，汤普森能够在大众文化传统中探寻到社会含义变化的足迹，能够在连续性中追寻阶级运作变化的轨迹。他能够解释正在出现的工人阶级的组成、机构和智力传统，这正是他的反对者不顾它们在这一历史时期业已存在而在构思中所抹杀的。
还应进一步指出，将“基础”理解成某种与“社会”对立的“物质”的那些人——这一般意味着基础是由生产的技术力量组成，历史是由技术决定的——无法解释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组成包括“工业的”工人和“前工业化的”工人的联合这一事实。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框架驱策我们将劳动的技术过程作为阶级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将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作为它的决定性因素，而后者正是汤普森（马克思也是如此）所认定的关键因素，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本身就能解释资本主义积累逻辑对从事不同劳动过程的工人所施加的共同经历与体验。
构成汤普森“破译”过程基础的原则，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表达得更为明确。他在此文中的一个目的是要揭示：即使完全意义上的阶级和阶级意识还不存在，阶级斗争也可以作为一种历史力量起作用，这是“因为在其他的地方和时期，我们可以观察到表现为阶级意识和阶级机构的‘成熟的’（也就是说自我意识和历史发展的）阶级形式，‘成熟的’阶级形式还没有决然发生并不意味着已经发生的就不是阶级”26。论证这一命题需要对这个时期的历史证据进行“破译”，因为对其他历史学家而言，这类证据显示这是个“传统的”、“家长制的”或“单一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工人阶级完全没有阶级意识，而社会分工则是垂直的，而非水平的。
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在这里再一次求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普照的光”那个段落，这也为阿尔都塞主义者所引证，以支持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观点。更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同马克思一样，强调社会形式的统一性，因为不同社会形式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内部产生的“合力场”的作用，而不是像阿尔都塞主义者那样，强调它们的异质性：对我来说，（恩格斯）关于“合力场”的隐喻能够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陈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并存。马克思在“地位和影响”、“普照的光”和“色调”隐喻中所描述的，今天因结构主义使用更系统的语言而被重新提了出来：但他们使用的术语有时太僵硬，看起来太客观……以至于让人看不清事实上它们仍然是隐喻，而且隐喻给凝固的东西提供了一个流动的社会过程。相对于马克思后来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隐喻，我更喜欢他的这种隐喻，我的这一偏好出于多个目的。但我在这篇文章中的论述（在同样程度上马克思也是）是一种结构主义论。当我考虑到明显的反对力量时，我被迫这样来领会。对于所关注的18世纪社会的每一特征，在其他世纪可以找到它们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那么，什么是18世纪所特有的？什么是改变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特殊色调”的“普照的光”？27汤普森随后开始回答这些问题，他考察了：“（1）在什么是文化与不是文化之间的辩证法——在社会存在中形成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是如何以文化方式处理的。（2）在那个时代的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之间辩证的两极——对抗与和解”28。尽管对什么“不是文化”做一个更清楚的说明可能会很有用，但其结果却是一种复杂、精巧的论述，它揭示了表面上没有发生变化的“传统”文化模式如何在“资本主义过程”和资本主义剥削模式的“合力场”作用下，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意义。汤普森阐释了习惯行为和平民文化是如何由新的阶级经验形成的，并将在伦敦刑场为占有被绞死者的身体而发生的骚乱作为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例子，彼得·莱恩保（PegerLinebaugh）在《英格兰的命运树》中做了“破译”：我们不能把骚乱者视为对旧思维方式抱残守缺的复古主义者，然后将这件事作为死亡迷信而不去注意……传递这些骚乱信息的密码，不论是1731年在伦敦刑场还是1832年在曼彻斯特，不能只是理解为对死亡的迷信及其适当处置的问题，它还包括阶级团结与平民对法律的精神迫害的敌意，以及对推销主要价值观的敌意。这也不是18世纪的禁忌唯一受到威胁的：在解剖尸体或用链子将尸体吊起来时，一个阶级是蓄意的，并将它作为一种打破或利用另一种禁忌的恐怖行动。于是，在这个阶级的合力场的较量中，旧模式的碎片残余又复活并重新整合了29。使18世纪成为一个特别复杂时期的原因是，此时习惯行为和礼仪获得了一种特殊意义，这是因为平民所遭遇的资本主义逻辑是如此频繁地对他们的习惯使用权和传统的劳逸方式发起攻击——这一过程在汤普森的许多著作中都有生动的描述。因此，对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反叛，就经常采取“保护习俗”的反叛形式，这创造了18世纪特有的一种悖论，“一种反叛性的传统文化”30。阶级冲突因而往往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即“创新的市场经济与平民的习俗道德经济之间的对峙”31。
如果在汤普森的表述中存在某种危险，那么，正如某些批评家指出的，这种危险可能是他太倾向于看到大众传统和习俗中的反对与反叛的因素，而在他的论述中几乎没有对大众意识中的倒退冲动、对统治阶级思想向大众意识的经常渗透做出阐释。但过分的乐观主义毕竟不是汤普森构思框架所追求的，他的框架比起只承认大众传统“落后”的那些理论体系来有着明显的优势。
当然，这种论述只是他更大的拯救计划中的一部分，目的是要从他人的一系列分析中把从属阶级的历史作用解放出来，这些分析已经卓有成效地把被统治阶级划入永久从属的地位，使其束缚于统治阶级的霸权、远古迷信和非理性之中。但汤普森强调对旧传统的创造性改造以适应新的环境且抵抗新的压迫。他的这种坚持也表明了他对唯物主义原则的重新肯定，并反对那种认为理论对解释历史过程无所作为的历史理论。他的精妙分析使他所批评的那些历史观成了无稽之谈，这些历史观在传统和习俗中除了文化残余或“残骸”之外什么也看不到，或者，它们以传统和习俗的持续存在为依据，认为阶级与这些“传统的”、“前工业化的”社会毫不相干，甚至以此认定文化的自主性是完全不受物质条件制约的。
还应当说，在这方面，汤普森完成了结构主义者用他们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理解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后者在回应那些“残骸”理论时，几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因为这种“残骸”理论与阿尔都塞的“社会形态”概念看起来非常一致——或者，实际上，应当受到回应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明显地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社会中，不存在阶级的有效作用（或阶级存在的一般物质条件）。要解决这些争论，首先需承认，历史不是由离散间断的板块构成的，其中，并不是相互分离的不同上层建筑与各自的基础相匹配；相反，历史是过程中的运动，其中，通过对继承下来的现实的改造，生产关系得以尽力施加它对全社会的压力。
长久以来，对那些否定阶级存在或至少否认其历史重要性的历史学家做出回应一直是汤普森计划中的一个中心目标。他们之所以否认阶级及其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工业资本主义模式下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表明清晰定义的阶级机构或阶级的自我意识语言的存在。令汤普森的批评者以及更经常的是他的崇拜者感到困惑的是，在汤普森的简洁陈述中好像在提示：因缺乏阶级意识，所以阶级并不存在。但这一看法与他的意图正好相反，他执意想阐释阶级“状态”的决定性影响，甚至当“成熟的”阶级还不存在时也不放弃。
也许他已经采纳了这些意义含糊的公式，因为他总是认为自己同时在两个战线战斗：一方面，反对否认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反对那些通过假定工人阶级有一个预先决定的思想意识而否认工人阶级正当的自我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历史学活动所说的（或应该说的）比他的理论言辞更有力；而且我们必须说，汤普森有力地指出了在缺乏“成熟”的阶级意识的条件下，阶级力量仍然在起作用，而企图取代他的结构主义批评的人，却只能提供一种理论上的主张，认为阶级可能经由定义而存在，而不必考虑定义在历史过程中的含义。
将汤普森的方法与格雷斯·斯蒂曼·琼斯（GarethStedmanJones）近来对19世纪英国宪章运动的研究方法作一番对比是有意义的32。在政治和物质条件的联系问题上，斯蒂曼·琼斯明确背弃了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认为大宪章运动的政治是“自主”的，与宪章派的阶级状况无关。他关于自主性的主要证据是，在宪章运动的意识形态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早期激进传统之间有着基本的连续性。他似乎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合力场”作用而导致激进传统所经历的变化没有给予什么重视。但他也承认，这里肯定有变化，然而从证据看，这种变化对于宪章运动的政治自主性没有什么含义，或对于政治与阶级的不相关性没有什么含义。
换句话说，在类似的情况下，斯蒂曼·琼斯对证据的解读与汤普森对证据的解读恰好相反：一个在大众传统的连续性中领会到意识形态独立于阶级而存在，另一个在大众文化连续性的转变中看到了磁石般的阶级力量。斯蒂曼·琼斯好像已经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发现历史是连续运动的过程，这不符合他曾预期的“每一个新的基础至少在原则上都必须有一个哪怕是初始的新上层建筑相配”的想法，他因此感到失望。按他自己的说法，这可能与他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时受到阿尔都塞理论的强烈影响有关。难道这又是一个翻转，从正面的阿尔都塞主义一下子跳到它的反面？
汤普森的意图是要去掉基础／上层建筑隐喻中的杂质，以便改进它。但这并不仅是个对旧的机械模式做些补遗的问题，即补充说明即使上层建筑建立在基础之上，“基础也需要上层建筑”33。这一说法并没有充分表达汤普森在对法的研究中的见解。汤普森将他自己“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一个“高度复杂但（最终）极具示意性的马克思主义”做了对比，对于后者来说，法在本质上是并且完全是“上层建筑”，它通过“自我调整，以适应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基础的需要”，其作用是毫不含糊地充当统治阶级的工具34。汤普森对这种“示意性”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并不是简单地宣称法与其他上层建筑一样是“相对独立的”，法与基础“相互作用”，或者说，它所起的作用是基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汤普森的陈述比这些更复杂，既更具历史性，也更具唯物主义性质。
汤普森一开始就表示接受“法的阶级性及其神秘化功能”的观点，然后，他继续写道：首先，对18世纪的分析（或许还包括对其他世纪的分析）引起了这样的质疑：将法作为一个整体分离出来并置于上层建筑的某个类型内，这是正确的吗？当我们将法理解为机构（作为阶级舞台，有着阶级程序的法庭）或理解为人（法官、律师、治安法官）时，它很容易被同化为统治阶级的机构和人事。但所有那些包含在“法”中的东西并非都能归入到这些机构中……而且，如果我们详查土地所有权的情况，那么，以被视为“上层建筑”要素的法律为一边，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状况为另一边，二者之间这样的区分就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因为法律经常是对实际行使中的土地所有权实践的确定，正如“很早以前”人们就一直在做的那样……因此，“法”一直延伸到构成基础的生产关系内部，使其边缘与后者成瓦状重叠，否则，生产关系就不可能运行或操作。而且，这种法律，无论是作为定义还是作为规则（可由法律机构部分地强制推行），都要有行为规范的许可才能作为习惯在整个共同体中传代继承。当然，在这个共同体中还存在着可选择的不同行为规范，这里不是协商一致而是相互冲突的场所。35汤普森在这里不否认法的某些部分及其机构具有“上层建筑”的性质，但他关于法律在“构成基础的生产关系内部”与其“成瓦状重叠”的见解，不同于并超越了“基础需要上层建筑”的观念（附带说明一下，汤普森这里阐释了内在于生产方式中的那些思想、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与那些构成统治机器以及“权力共识”一类上层建筑的不同之处）。这是一种对基础本身不同的理解方法，因为基础是具体化在实际的社会实践和实际的社会关系中的。这不单纯是个在理论分析上将物质基础从它不可避免地体现于现实世界的社会形式中区分出来的问题。汤普森的构思首先拒绝了任何掩盖“物质”本身的社会性的理论划分（“物质”自身不仅由“自然”的地基组成，还包括人类生产活动必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拒绝。此外，汤普森还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对任何模糊历史关系的分析方法的劝阻。
正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汤普森和其他人反对基础／上层建筑隐喻的主要原因是，在理论分析上对社会不同的“层面”或“场合”之间的划分可能会助长人们这样看世界，认为这些不同的领域是“实质上存在着的互相独立的实体，在现实世界中它们能像实体那样彼此分离”。这种划分会造成“认识论的分析”与“本体（实体）论的范畴”之间的混淆36。他建议，阿尔都塞应对“知识的对象（客体）与真实的对象（客体）”之间的差别做出区分，以避免这种混淆。然而，阿尔都塞主义者在这两个世界中都是最差的，因为他们所说的社会不同的“场合”或“层面”，都持续地倾向于滑入“本体论范畴”，成了现实世界中彼此分离的实体；与此同时，这些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就被留在了“纯理论”的领域，成了与“本体论的范畴”没有什么关系的“知识的对象”。对汤普森来说，重要的正是“认识论的分析”与“本体论的范畴”之间的关系；如果他偶尔站在错误的一边，允许“本体论”的关系成了在理论分析上两种领域的异文合并，那么在对历史的认识上，这种错误造成的损害也远远小于其他错误造成的损害。这些有关海因兹和赫斯特的不加虚饰的论述，在我的《阶级的退却》（伦敦，1986年）一书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伦敦:1978.346。↩
佩里·安德森.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伦敦：1980.67。↩
佩里·安德森.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伦敦：1980.68。↩
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Poulantzas）.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伦敦：1973.15.附带说一下，普兰查斯没有什么理由为生产方式的概念去求助于恩格斯的权威。恩格斯对“因素”或“要素”的谈论──不管它对“经济”、“政治”等相互分离且自我封闭的领域或“层面”有多大的贡献──适用于那些共同决定任何社会总体之历史的不同力量。但看来并没有涉及“生产方式”的定义本身。↩
尼科斯·普兰查斯.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伦敦：1973.15。↩
尼科斯·普兰查斯.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伦敦：1973.156~167。↩
将专制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某种预示，或者是对正在消亡的封建阶级和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之间力量暂时平衡的反映，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普遍认识。这反映了一种倾向：通过假定资本主义存在于封建主义的某个裂缝中，只是等待着被释放出来，而回避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它把正是需要解释的问题当作假设的前提，这样的程度尤其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属于任何一个生产方式或所有生产方式的一小块被假定已经存在，它的出现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过程，只需等待时间让它成为“统治”形式就行了。这样，只需通过反复声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是其中有分量的一块（如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已经存在于由各种生产方式的结合构成的相关社会形态中，就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了。对阿尔都塞主义这种看法的强有力批评，以及对作为这种看法源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评，连同以信服的观点演示这种历史观在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和意识形态的起源，可参见乔治·康尼尔（GeorgeComniel）的《对法国革命的再思考》（伦敦，1987年）一书。↩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91~89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91~892。↩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254。↩
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历史.见：劳工史研究手册.1979.19(最初发表在《印度历史评论》【1978年第3期】，第247~266页)。↩
这一点在汤普森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前面部分的反感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得到了最生动的阐释。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汤普森看不到正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提出了充分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这些由马克思奠定的基础，实际上也正是汤普森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所找到的最有价值的原则。相反，《德意志意识形态》尽管对历史唯物主义有重要贡献，但仍然留有相对未批判的对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黏附（关于马克思的未批判的历史编纂学与他批判政治经济学得出的独到见解被完全精细化之后的差异，见康尼尔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再思考》一书中的有关论述）。对汤普森的盲点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太轻易地接受了源自斯大林主义理论的二叉分支，它看来是在强迫我们在粗略简化的经济主义和完全抛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前面部分论述之间做出选择。↩
参见哈维·J.凯伊（HarveyJ.Kaye）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牛津，1984年）一书中对汤普森，特别是他与多布（Dobb）、希尔顿（Hilton）、希尔（Hill）等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的联系所做的精彩的概括性论述。↩
汤普森.英国人的特殊性.见：理论的贫困.81~82。↩
《致拉斯齐·克拉克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的公开信》，见汤普森《理论的贫困》第120页。↩
汤普森.长期的革命.新左翼评论，1961（10）：28~29。↩
“同时”这一概念在汤普森的《乡规民约》第17~18页也有论述。↩
汤普森.考德威尔.见：社会主义者花名册.1977.265~266。↩
汤普森.乡规民俗.17~18。↩
汤普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新理性人季刊，1957（1）：130~131。↩
汤普森.理论的贫困.288。↩
这一内容特别在汤普森的《乡规民俗》第20~22页做了论述。↩
汤普森.考德威尔.244。↩
汤普森.考德威尔.246~247。↩
E.P.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历史，1978（2）:150。↩
E.P.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历史，1978（2）：151~152，汤普森在此用的是与前面不同的译文，因此，他在此所说的“色调”在以前引用时翻译为“色彩”。↩
E.P.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历史，1978（2）：152。↩
E.P.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历史，1978（2）：157。↩
E.P.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历史，1978（2）：154。↩
E.P.汤普森.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历史，1978（2）：155。↩
格雷斯·斯蒂曼·琼斯的《对宪章运动的再思考》，可参见《阶级语言：对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的研究：1832~1982》（剑桥，1983年）一书。我在《阶级的退却》一书中详细考察了这种议论。格雷斯·斯蒂曼·琼斯在《阶级语言》的序言中比在这本书所收集的文章中，更明确地表示并强调自己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拉开距离。在序言中，他简要介绍了自己的发展，他将《对宪章运动的再思考》不仅作为他对宪章运动研究的“思想转折点”，“而且作为他的社会历史方法本身的转折点”（第16~17页）。他1981年写的文章，在1982年以题为《宪章运动的语言》的减缩本，发表在J.埃普斯蒂（J.Epstein）和D.汤普森（D.Thompsom）汇编的《宪章运动的实践》一书中。那时，他可能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走得那么远，以至于否定马克思主义。而且我们在阅读《对宪章运动的再思考》时，如果不考虑他自己后来对此文的评注，那么这可能还不足以充分显示他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走得有多远。但在《阶级的语言》中，他的确已选择了用那种方法解释他的意图。↩
G.A.柯亨（G.A.Cohen）.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英国：牛津，1978。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柯亨的技术决定论确实代表了对马克思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观点的正确解释，那么汤普森可能在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前面部分的理解中就没有什么大错。↩
E.P.汤普森.辉格党和猎人.英国：伦敦，1975.259。↩
E.P.汤普森.辉格党和猎人.英国：伦敦，1975.260~261。↩
佩里·安德森.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英国：伦敦，1980.72。↩ |
第一章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第一章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意图是为解释世界提供一个理论基础，以便改造世界。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精确含义的。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寻求一种特殊的知识，一种唯一有能力阐明历史运动原理的知识，或者至少暗示了政治行为能最有效干预的那些场所。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是揭示政治行为的“科学”程序或技术，相反，其目的是为我们提供一种特别适用于探索政治活动必定发生领域的分析方式。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常忽略马克思的理论构想及其最基本的政治特点。特别是在古典经济学家开始撇开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政治内容，而抽象地研究其“经济”之后，就出现了在概念上对“经济”和“政治”做刚性划分的永久化趋势，这样的分离长期以来竟如此令人满意地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
这些概念上的设计，哪怕只是一面扭曲的镜子，也确实反映了只有资本主义才具备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实，一种真正的“经济”上的分化。重新表达这些概念上的设计是有可能的，这样它们所阐释的内容就能比隐藏的要多，这需要对那些使这些概念成为可能或看似合理的历史条件重新进行考察。对历史条件的重新考察并不是要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碎片辩护，而是要更准确地理解在资本主义的自然历史状态下，“领域”分化的表象究竟意味着什么，特别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分化意味着什么？
当然，这种分化不单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以现代工人阶级运动为典型代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所出现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分化之非常直接的实践表示。然而对于许多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分离只不过代表了误入歧途的、“不发达的”或“虚假”的意识。如果仅仅如此，那它可能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然而，工人阶级“经济主义”之所以如此顽固，是因为它确实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符合资本主义的占有和剥削确实分为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两个舞台的情形，而且它确实将某些实质性的政治问题——反对统治和剥削的斗争，它们在过去是与政治权力不可分解地捆绑在一起的——转化成了可区别的“经济”问题。这一“结构”上的分离可能真的是资本可得到的最有效的保护机制。
那么，现在的关键是要说明资本主义如何并在怎样的意义上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打进了楔子，也就是说，本质上属于政治的问题，像对生产和占有实行控制的权力配置，或是对社会劳动和资源的配置等，如何并在怎样的意义上被从政治领域中分割出来并置换到另一个分离的领域中。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因素”马克思不仅在其政治专著中，甚至在他最具专业性的经济著作中，都从政治方面展现了社会。他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被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掩盖的经济的政治方面。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秘密，涉及工人与工人必须为之出卖劳动力的资本家之间通行的社会关系和权力配置，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则把这一秘密系统地隐藏起来，从而无法解释资本积累的来源。这个秘密还有它的引申：单个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上述权力配置要以全社会一定的政治构筑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这意味着阶级力量和国家权力的长期平衡形成这样的稳定状态，它准许剥夺直接生产者，维护资本家绝对的私有财产，保护资本家对生产和占有的控制。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从商品形态出发，经由剩余价值，直到“原始积累的秘密”，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1，即阶级斗争和代表剥夺者阶级利益的国家强制干预的过程。对马克思来说，《资本论》论述的这一结构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秘密是政治性的。他的分析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他对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的分析没有明显的非连续性，而且他之所以能够探索出这种连续性，是因为他并没有把经济本身看作是一组非物化的力量，而是把它视为一组社会关系，就如同他对待政治领域那样。
然而在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却非一贯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明确地或隐含地视经济为“基础”，而将“反映”经济基础或“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认为它们是不同质的、多少有些封闭且“刚性”地与经济分离的另一个领域。对于正统的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来说，这一概括显然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于它们在理论上的多个变形来说（这些变形总是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为相应的不同“要素”、不同“层次”或不同“场合”，不论它们如何坚持这些要素或场合是相互作用的，或把最终决定其他领域的经济领域的“归根到底”作用看得多么遥远），这一概括也是正确的。如果说这一概括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也只能是加强了各个领域在空间上的分离。
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另外的方式保持了这些领域的抽象性和封闭性，例如，把经济或资本的循环抽象化，以便构建一个替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技术复杂的理论，并使其立足在自己的基地上（而且在这方面远离了马克思，没有如马克思那样将经济的抽象建立在历史的分析和社会学的分析之上）。本来，经济机制是被嵌入到社会关系中的，实际上，经济机制是由社会关系组成的，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学派不知何故却把社会关系看成是外部的东西。空间上分离的政治力量最多可能干预经济，但经济自身的社会内容却被抽空了，而且被非政治化了。从这些方面看，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理论已经把马克思所抨击的意识形态实践——对资产阶级来说，这种实践意味着确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永恒性——永恒地保存下来了。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生产的分析抽去了其中特殊的社会规定，从而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普遍化了。马克思的研究则不同，他坚持生产体系是由特殊的社会规定组成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所有制和统治形式、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这不只是意味着经济“基础”被一定“上层建筑”的机构所反映和保护，而是说，经济基础本身以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形式存在，尤其是存在于所有制形式和统治形式中。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将生产体系从它具体的社会属性中剥离出来，展示了“现存社会关系的永恒与和谐”。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2。相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达到其意识形态的目的，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把生产描述为“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3。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可能已经认识到一定的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为生产提供了便利，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形式看成是生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他们把有机联系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射联系中的东西”4。
“有机的”联系和“纯粹反射”联系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它表明，在任何运用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以强调它们各自的分离与封闭时，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坚持二者的联系，甚至说一个是对另一个的反射，都重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因为它没有把生产领域本身看作是由它的社会规定来界定的，而是在实际上把社会看作“抽象的”东西。在这种方法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基础的生产首要的基本原则，也就失去了它批判的锋芒，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化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看不到任何价值。相反，他采用了它的范畴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因为那些经济学家表达的不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现实，至少是资本主义的“真实表象”。他所做的，既不是再现也不是否认资产阶级的研究范畴，而是在批判中将它们精细化并超越它们。对另一种理论的选择：重新思考“基础”和“上层建筑”延续马克思本人所彻底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是可能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抽象，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坚持“经济范畴反映了某种确定的社会关系”。对于试图维护“生产方式”完整性的“通俗经济主义”，应该有一种不同的理论选择，它要对这样的事实含义做出解释，即生产“基础”存在于具体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形式中，存在于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形式中。这种理论主张，尽管在某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有过类似的暗示，但至少从马克思以后就再未有过明确和系统的表述。
这里提出的理论观点或许就是所谓的——含有贬义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按照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支是：对当代历史编年史中经济主义倾向浪潮的反应，由于阶级斗争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因此“政治马克思主义”在对历史的解释中注入了自己的强剂量……它实际上是一种看待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它将阶级斗争与其他所有的客观可能性相分离，首先是与特定生产方式的特殊发展规律相分离。有谁能够想象在说明19世纪和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时，只涉及社会因素，而不考虑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及其主要来源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制吗？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它的实质内容——生产方式。这种“政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在于它不仅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最有效验的概念（生产方式），而且还在于它放弃现实的经济领域……5我在这里的讨论是要纠正这样一个二叉分支的伪命题，它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特色的基础。它使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得以指责他人抛弃了“现实的经济领域”，因为后者把自己关心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说成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就是由它们构成的。这里讨论的前提是：作为“社会因素”对立面的生产方式根本不存在；而且，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变革，恰恰在于用“社会因素”来定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规律本身。
把生产方式或经济当作有别于甚至对立于“社会因素”的东西来谈论意味着什么？例如，什么是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及其主要来源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制”的“客观可能性”？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制是占有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它是通过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特殊组织来运行的，而且，它以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为基础，要靠一种特殊的权力架构来维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如果不是某种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产物，又能是什么？马克思坚持资本是生产的社会关系，他坚持“资本”范畴脱离了它的社会条件就没有任何意义，坚持货币或资本物品本身不是资本，而只是在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特定的社会关系条件下才成为资本，坚持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只不过是剥夺直接生产者的阶级斗争过程等等，马克思坚持的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此而言，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元老马克斯·韦伯为什么会坚持资本主义的“纯经济”定义，而不考虑与其定义无关的社会因素（如对劳动的剥削），会蓄意抽空资本主义的社会含义来反对马克思？6
提出这些问题并坚持经济的社会构成并不是说这里没有经济、没有经济“规律”，在生产方式中没有“发展规律”、没有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也不是要否认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有效验的概念”。这里所理解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对生产重要性的确信，同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经济主义倾向”对它的确信是一样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脱离外部存在来定义生产，也没有把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不加选择地纳入其中。它只是重视生产方式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样一个原则。
从这一理论观点出发，同等重要的生产关系（这也是全部实践的关键）也体现在其政治方面。这些政治方面是指对统治关系的实际争夺，对财产权的实际争夺，对组织和管理生产与占有的权力的实际争夺。换句话说，这种理论观点所陈述的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在阐释这样的斗争层面时，它把生产方式看作是必须在其中活动的人们所实际面对的而非抽象的结构。
“政治马克思主义”承认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的特殊性；但是它坚持认为，不能把“基础”和“上层建筑”或一种社会形态的多个“层面”看作是分隔开的或“刚性的”相互分离的领域。不论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强调“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理论实践仍是误导的，因为它们不仅掩盖了生产方式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模糊了作为生动社会现象的生产体系在结构上的界定。
这样，“政治马克思主义”没有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展现成对立的“区域”之间的分离，即一边是基础性的、“客观”的经济结构，另一边是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形式。相反，它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作是由社会关系及其形式构成的一个连续的结构，不同的社会关系及其形式与直接生产过程及占有之间有着不同的距离，其起点是那些构成了生产体系本身的关系及其形式。这样，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联系的描绘就不会有很大的观念上的跳跃，因为它们并不代表两个根本不同且彼此不相连的现实的秩序。
论据始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首要原则之一：当人类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这种物质条件是指并非人类自己创造的纯粹自然的和生态的因素）进行劳动时，人类面对的物质世界不仅仅是自然赠予的；这样的物质世界是一种人类的生产活动方式，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系，一种历史的产物。即使是自然界，“先于人类历史的自然界……不再是到处都存在的自然界……”7，“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8
对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解，就是对人类在生产自己的生活条件过程中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理解；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理解才能承认：社会活动的产物以及由人类活动产生的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本身就是物质力量，就如同自然界所赋予的物质力量一样。
唯物主义的这种解释，以及它坚持把社会形式和历史遗产所起的作用看作是物质力量，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令人烦恼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如果不仅仅是自然的或技术的力量，而且连社会相互作用的形式也被看作是构成物质基础整体所需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属于基础的社会形式和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形式之间的界限应该在哪里？或者，事实上，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对生产“基础”遮掩的程度与这样的二分法对生产“基础”揭示的程度相同？
某些法律和政治机构存在于生产关系之外，即使当它们有助于维持和再生产这种生产关系时也是如此，“上层建筑”这一术语应当为它们而保留。但生产关系本身也采取了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关系形式——统治形式和强制形式，产权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它们不只是起第二位的反作用，也不只是起外部的支持作用，而是这些生产关系的组成成分。生产“领域”居支配地位的含义，是因为这些法律—政治形式正是生产的形式，是一种特定的生产体系的属性，而不是因为生产“领域”位于这些法律—政治的形式之外或先于这些形式。
生产方式不只是一种技术方式，而且是生产活动的社会组织；而生产的剥削方式则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且，制约着剥削性质和剥削程度的权力关系，是对立的阶级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政治组织方式问题。归根到底，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而这又是由进行阶级斗争的各方的内部组织及其政治力量来决定的。
例如，像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所提出的，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各地区不同的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这些不同地区根据其特定的历史经历，而在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中所形成的阶级组织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斗争导致旧秩序和旧的剩余榨取方式的瓦解；在其他情况下，则发生了旧形式的复辟。布伦纳认为，这些围绕争夺土地所有权的阶级冲突之所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不同的欧洲社会中斗争着的农村阶级所形成的某一特定历史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阶级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包括他们内部相对团结的程度，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组织，他们的全部政治资源，特别是他们与非农业阶级的联系（尤其是与城市阶级的潜在联盟），以及他们同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国家是否发展成一个“类似阶级”的竞争者，同地主争夺农民的剩余）。9布伦纳阐明了敌对阶级的政治组织的特殊形式及其实力是怎样使不同的生产关系成形的。例如，村庄机构如何作为一种农民阶级组织的形式而活动，以及“独立的村庄政治机构”的发展10——或这种机构的缺乏——如何影响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在类似的例子中，政治组织在构筑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因此，被包含在生产“基础”中的法律—政治“领域”至少有两种意思。首先，生产体系总是以特定的社会规定、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统治形式、使生产关系得以物化的财产形式而存在，这三种形式的最后一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础”，以便与生产体系在“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属性相区别。第二，从历史的角度看，甚至像村庄和国家这样的政治机构都是生产关系的直接组成部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先于它们而存在（甚至在这种机构还不是占有剩余的直接工具的地方也是如此），这是因为生产关系在历史上是由决定阶级冲突结果的权力架构组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那么，当我们说资本主义是以分化出一个“经济”领域为标志时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以下几点：在一般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体系中，生产和分配采取了完全的“经济”形式，而不再（像卡尔·博兰尼KarlPolanyi指出的）被“嵌入”超经济的社会关系中11；社会劳动的安置和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商品交换的“经济”机制实现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力量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所有权“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12。
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是通过“经济”手段在“经济”领域发生的。换句话说，剩余占有是通过使生产者与劳动条件完全分离，以及占有者把生产资料作为自己绝对的私有财产来实现的。在强迫被剥夺的劳动者放弃剩余劳动时，直接的“超经济的”压力或公开的强制在原则上不再是必要的。尽管为维护私有财产和占有的权利，“政治”领域的强制力量最终仍然是必要的，但经济需要提供了直接的强制，迫使工人为了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将剩余劳动转交给资本家。
劳动者是“自由的”，而不再处于依附或奴役关系之中；剩余劳动的转移及其为他人所占有，不再以这种超经济的关系为条件。剩余劳动的丧失成为生产的直接条件。在这些方面，资本主义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形式，因为后者以超经济的剩余榨取、政治的、法律的或军事的强制、传统的纽带或义务等形式为特征，它们要求通过劳役、租金、税收等手段，将剩余劳动转移到私人地主或国家手中。
这样，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分化便可以这样来概括：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功能、剩余榨取和占有，以及社会劳动的安置，可以说都被私人化了，并通过非权威主义的、非政治的手段来实现。换句话说，资源和劳动的社会配置从整体上看，不是通过政治指令、社区商议、世袭的责任、习俗或宗教职责等方式实现的，而是通过商品交换的机制来实现的。占有和剥削剩余的权力并不直接依赖于法律或政治上的依附关系，而是以“自由”生产者（法律上自由并完全丧失生产资料）与绝对的生产资料私有财产占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基础。
当然，在这些意义上谈论经济领域的分化，并不是说政治维度是某种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性质，是因为支撑资本主义剥削的强制权力不归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所直接掌握，不以生产者在政治或法律上对生产资料占有者的人身依附为基础。但是，即使资本与劳动表面上的平等交换与自由意味着强制的“要素”从占有的“要素”中分离出来了，强制权力和统治结构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条件。绝对的私有财产，将生产者和占有者结合在一起的契约关系，商品交换的过程——所有这些都必须有法律形式、强制机器和国家的警察职能来维护。在历史上，国家同样曾是剥夺直接生产者的基本条件，这一剥夺为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因此，从所有这些意义上讲，尽管有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化，但经济领域仍然稳固地依靠着政治领域。
而且，经济领域本身就有法律和政治的维度。在某种意义上，经济领域的分离只意味着经济现在有了自己的法律和政治形式，这些形式的目的是纯“经济的”。绝对的产权、契约关系和法律机器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定的条件，它们构成了新的权力关系即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统治和从属关系的基础。
这些相互联系的私人的、经济的法律—政治形式是一个与其他领域分离的、专门的公共政治领域。资本主义国家的“自主”与法律上自由和平等的、被剥夺了财产的自由生产者和私人占有者之间自由的、纯粹的经济交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私人占有者拥有绝对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因而获得了对生产者进行管理的新的权力形式，这就是劳动分工的意义：资本主义剥削的两个要素——占有和强制——分别被分配到一个私人占有者阶级手中和一个专门的公共强制机构即国家机器手中。一方面，“相对自主”的国家机器垄断了强制权力；另一方面，这种强制权力支撑了这样一种私人的“经济”权力，即资本家的投资在获得其财产权的同时也相应获得了对生产本身进行组织的权力，在对生产活动以及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的控制程度上，其权势之大恐怕是空前的。
资本主义的所有者获得了对生产的直接支配权，并将直接政治权力转移到国家手中。当资本家拥有的“经济”占有权力与最终加强这种经济权力的强制性政治工具分离时，这种占有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而直接地与组织生产的权力整合在一起。不仅剩余劳动的丧失是生产的直接条件，而且，在前资本主义的占有者阶级可能都未曾达到的程度上，资本主义的财产权把榨取剩余的权力与组织、强化生产的能力统一在一起，以便直接为占有者的目的服务。无论此前的生产方式剥削程度如何残酷，也无论当时可获得的榨取剩余的方式多么有效，还没有哪种制度能够像资本主义那样，使社会生产对剥削者的需要做出如此迅速和普遍的反应。
同时，占有者的权力也不再包括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职责。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占有从公共职能中完全分离出来；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权力领域的发展，它完全是为了私人的而不是社会的目的。从这方面看，资本主义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的形式，在前资本主义的形式中，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融合，不仅意味着榨取剩余是与生产过程本身相分离的“超经济”行为，而且意味着占有剩余劳动的权力——不论它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私人地主——都与执行军事的、法律的和行政的职能不可分割地捆绑在一起。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和政治的分离，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功能本身的分化，将分化出来的功能分别分配到私人的经济领域和国家的公共领域。这种分配将直接与榨取和占有剩余劳动相联系的政治功能，与那些更具普遍性和公共性目的的政治功能分离开来。经济的分离实际上是政治领域内部的分化，这种概括从某些方面来说更适于解释西方发展的独特过程和资本主义的特性。因此，在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之前，先勾勒出这种分化的历史过程是有益的。分化的历史过程：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如果把资本主义的演变看作是“经济”领域从政治“领域”中分化出来的过程，那么解释这一演变就需要一种关于国家及其发展的理论。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国家将被定义为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即“机构的复合体，经由这一复合体，社会权力在超越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13，一种宣称自己是“运用赤裸裸的暴力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权威”的权力组织，它由“正式的、专门的强制工具”组成14。这些强制工具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一部分人有意识地作为压迫和剥削他人的手段。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国家都有履行一定的社会共同职能的必要，这是那些不具有广泛性的机构如家庭、部落、族群等所无法完成的。
不论国家的根本目标是不是维护剥削，由国家履行的社会职能都意指一种社会的劳动分工以及某些社会集团占有其他社会集团生产的剩余。那么，以下的假定看起来就是合理的：不论这种“机构的复合体”是如何形成的，国家不但是作为一种占有剩余产品的手段而出现的——或许是一种强化生产以增加剩余的手段——而且是作为一种分配方式而出现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分配国家占有的剩余。事实上，国家——至少是社区或公共权力的某种形式——可能是剩余占有的第一个系统的工具，甚至可能是剩余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组织者15。
这种国家观念意味着一个专门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的演进必须伴有生产者和占有者之间的划分，但并不意味着私人占有是这种权威机构产生的必要前提。二者可能同时发展，而且在私人占有明确地与公共权力割断开来之前，可能会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明确表述关于阶级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命题时，需要非常谨慎。把阶级先于国家产生看成是发展的普遍顺序可能会引起误导，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经常给人这种感觉。
或许可以说，不论哪一个先产生，国家的存在总是意味着阶级的存在——尽管这种说法需要对阶级下一个定义，使它能包含直接生产者与榨取它们剩余劳动的占有者之间区分的各种状态，甚至包括这样的状态，那时经济权力还几乎没有明显地从政治权力中分化出来，私有财产还是不发展的，阶级和国家实际上还是一体16。这里的关键点是要认识到，某些有关各种不同历史演变模式的分歧，与对公共权力和私人占有的性质及其演变次序的不同看法有关。
这一点对于认识资本主义形成过程所经历的独特历史道路的特征与史无前例的经济与政治的分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导致资本主义确立的这一长期历史过程可以看作是阶级权力分化的日益增加或是其充分的奇特发展，其间，榨取剩余的阶级权力作为某种相对独立的东西与国家权力区分开来，不再直接建立在国家的强制机器之上。这同时也往往是私人占有从社区职责的履行中逐渐分离的过程。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那么可以说，我们就必须了解所有权和阶级关系以及剩余的占有与分配功能是如何把自己从强制机构中解放出来的，这个过程同时建构了为榨取剩余的阶级权力服务的国家以及国家的自主发展。
这种论述的基础可以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尤其是《资本论》第3卷）关于前资本主义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特征的研讨中找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性质时，将它与前资本主义形态做了对比，认为资本主义是在直接生产者与劳动的自然条件逐渐分离的过程中产生的。生产者仍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直接与劳动条件联系在一起，他们即使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至少也是它的占有者，这正是前资本主义形式的特征。直接生产者完全被剥夺的主要例子（即奴隶制）本身是由生产者与劳动的自然条件之间典型的直接关系决定的，因为奴隶是作为被掠夺土地的附属品而被俘获的，是因军事手段而失去财产并因而被转变为纯粹的生产条件。
在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已经开始有所区分的地方，剩余占有采取了“超经济”的形式，或是主人对奴隶完全的强制；或是在劳动者仍然拥有劳动条件的地方，表现为贵族领主与农奴的关系等其他形式。在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方式的前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实例中，国家本身就是生产者剩余劳动的直接占有者，而生产者同时是他们劳作的土地的占有者。剩余占有，以及直接生产者与其剩余劳动的占有者之间的关系，不采取直接政治统治的形式或法律奴役的形式，这只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与众多直接生产者对立的“占有者的”权力，“只是作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中那样，以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的统治者的资格得到这种权威的”17。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正是在讨论前资本主义形式及其榨取剩余的“政治”模式时，马克思招致非议的“亚细亚”社会概念出现了。这里不是对这个有争论的问题进行充分辩论的地方。目前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马克思论及“亚细亚”方式时，他考虑的是这样的社会类型，即国家是剩余占有的直接的和主要的手段。从这种意义上讲，“亚细亚”类型代表了与资本主义状态正相反的另一极端，因为在“亚细亚”类型中，经济与超经济之间、阶级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财产关系与政治关系之间的区别很小：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18。即使“亚细亚”类型的完美代表从来不曾存在过——例如，从来不曾存在过一个完全没有私人土地所有权而完全由国家行使占有与再分配功能的实体——这种观点仍然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作为主要的和直接的剩余劳动占有者的国家肯定在历史上存在过，有相当的证据表明，这种剩余占有方式即使不是普遍的，也曾经是取得支配地位的社会发展的典型方式——例如，在铜器时代的希腊，以及古代近东和亚洲更广泛的宫廷统治下的“再分配”经济。不论马克思还赋予了“亚细亚”形式其他什么特征，我们都需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所指出的上述这个引起最大争论的特征，研究它对我们现在关注的政治与经济的分化过程在认识上所可能给予的启示。
马克思的以上论述表明，占有者和生产者的划分——这对任何形式的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对于这些形式来说，当清晰分离出来的“经济”权力尚未形成时，“阶级”概念的使用要十分谨慎。毫无疑义，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经济权力才完全从超经济的权力中分离出来了；而这并不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才有阶级。但是，认识到下面两极的存在看来确实是重要的：一极是资本主义方式，在那里，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已经发生了；另一极，国家本身是剩余产品主要的直接占有者，就像古代世界某些官僚的、宫廷统治下的“再分配”国家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本身既是阶级同时又是国家。
马克思有时看来是想表明，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财产和阶级不能打破“过度膨胀”的国家而自由、自主地发展，那么，历史的动力就会被抑制了。但是，如果这里所说的“被抑制的”历史进程，意味着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马克思追溯了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开始，经由西方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例外的话，意味着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历史经历都偏离了轨道的话，那就可能会误导人们。由于马克思的主要目的是解释资本主义在西方的独特发展，而不是要解释为什么世界其他地方没有“自发”地以同样的方式演变，因此，他的研究尽管有些貌似种族中心论，但其研究本身意味着，对他来说，必须予以阐释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在西方的成功，而不是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失败。
就像马克思在论述中暗示的，至少“亚细亚”形式的特殊动态可能比古希腊一罗马准备就绪的动向更常见。如果原始的国家是经济资源的控制者，又是剩余产品的主要占有者和分配者，那么，发达的“亚细亚”国家可能多少代表了超出原始国家形式的自然发展——占有和再分配的公共权力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亚细亚”国家的“过度膨胀”不需要我们做过多的解释，需要解释的倒是经济领域在西方偏离轨道的、独特的“自主”发展，而正是这一发展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19。封建主义和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可以被视为一定的政治权力被逐渐改造成经济权力并转移到一个独立领域的长期过程的结果20。资本权力控制的生产组织，是以私有财产先前形式的权力所控制的生产组织和劳动力聚集为前提条件的。私有财产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将占有权和生产组织权结合起来，一并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使私有产权得以实现，这一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政治权力的私有化。绝对私有财产的至高无上地位之所以得以确立，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治权力的授权代理而实现的，政治权力中原先被赋予公共的或社区的权威机构的部分功能，现在被移交到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手中。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极对立，将再次有助于我们正确考察政治权力通过委托代理而移交的过程。从这种角度看，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土地本身的私有产权。例如，中国很早就已明确地建立了土地私有权，而且，无论如何，某些形式的土地“私人”所有权常常是“亚细亚”国家机构享有的特权。关键在于私人所有权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生产组织以及占有者同生产者间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后果。在这一方面，西方发展的独特性在于，它最早并最彻底地将政治权力移交给私有产权，并因此也是最彻底、最普遍和最直接地将生产从属于满足占有者阶级的需要。
西方封建主义的奇特性使整个过程清晰地显示出来。封建主义经常被描述为国家权力的分裂或“分割”，尽管这种描述确实揭示了它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还不够明确。国家权力有不同的形式，而这种不同形式的权力可能会有不同的分割方法。西方封建主义源自对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权力形式的分割，它不仅是一个政治权力的分裂和分割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权力私有化的问题。产生西方封建主义的国家权力实质上已经被私有化了，被设置在私有财产中。在西方封建主义之前就存在的帝国行政管理，以私有制和阶级统治为国家统治的基础，这种帝国权力实施的独特性在于，它没有“亚细亚”国家那么多的等级制度，而是采取了一种被描述为地方贵族联盟的方式，一种由地方私有财产所有者统治的地方性体制，这些私有财产所有者由于拥有财产而被赋予政治权力以及占有剩余的权力。
这种行政管理方式是和占有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独特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西罗马帝国，这里没有更古老的执行再分配职能的官僚国家组织的残余。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原则上是拥有私有财产的个人同劳动被前者所占有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后者直接从属于前者。即使是中央政府的税收也以地方性体制为中介，帝国贵族地位的显赫来自于私人财富的巨额积累，而不是源自于官员的地位。如果地主对生产的控制在实践中是间接而薄弱的，那么，这仍然代表了一种与早期的官僚形式相反的特征，在那种官僚形式下，典型的生产者更直接地隶属于作为占有者、以官员为中介发挥作用的国家。
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以及后来建立的国家同样走向失败），帝国政府实际上分裂为碎片，在每个碎片中，政治和经济权力都统一地掌握在封建领主私人手中，他们的政治、法律和军事职能同时也是私人占有和组织生产的工具。帝国的分权化同时伴随着奴隶制的衰败，取而代之的是新形式的依附劳动。奴隶和先前独立的农民都开始向依附劳动的社会地位聚拢，致使单个的私人占有者和单个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时也是国家的“碎片”和它的臣属之间的政治关系。换句话说，每一个基本的国家“碎片”同时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在这一单位内，生产是在当局的组织下为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利益进行的。尽管与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封建领主对生产直接控制的权力远不是完全的，但却已朝着将剩余榨取和组织生产结为一体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21
封建领主的财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封建主义代表了私有财产权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一事实。实际上，封建财产权的有条件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它力量增强的一种标志，而不是削弱的标志，因为领主拥有土地的条件是，他必须成为国家的一个碎片，履行被赋予的职能，从而获得了占有剩余的权力。政治单位和财产单位的一致，还意味着占有单位和生产单位更大的一致性，以使生产能够在更直接有利于私人占有者利益的基础上加以组织。
国家的分裂以及封建关系既是一种统治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剥削方式的事实，也意味着许多自由农连同他们的财产现在都从属于私人占有者，他们以丧失对自己剩余劳动的支配换取占有者对自己的人身保护，形成了政治和经济的依附关系。随着更多的独立小生产者开始成为依附者，生产就更多地进入直接的、个人剥削的控制和阶级关系中。当然，封建主义剥削关系的独特性和国家的分裂也影响了阶级权力的架构，最终使私人占有者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更加合乎需要——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必需的——也使这种剥夺更具有可能性。
因此，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政治权力的私有化，它意味着私人占有与生产的权威组织越来越一体化。封建主义发展为资本主义，由于完全剥夺了直接生产者并建立了绝对的私有财产权，就最终完成了这一私有化和一体化。同时，这些发展以一种新的、更强的中央集权的公共权力形式作为其必要条件。国家剥夺了占有者阶级的那些与生产和占有不直接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留给这个阶级的是除去公共社会功能的私人剥削权力。作为政治权力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代表了政治权力最终的私有化似乎有些违反常情。这一提法与前面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分离的独特性从表面上看正相反。其实，除了其他的考虑之外，这种描述的意图正是在于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的“分化”进行对比，后者将私人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统一到封建领主的手中。毕竟，资本主义的标志不仅在于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经济领域及其榨取剩余的经济方式，而且在于有一个拥有空前公共性质的中央政府。
资本主义具有维护私有财产和榨取剩余的独特权力，而不需要所有者掌握传统意义上的直接政治权力。国家——尽管它干预经济，但它是与经济分离的——在表面上（最显著的是通过普选制）属于所有人，不论他是生产者还是占有者，而无需剥夺占有者手中的剥削权力。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使某些政治权力不再是榨取剩余的直接必要条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家具有经济的而不是超经济的剥削权力的确切含义。
克服政治权力的“私有化”甚至可能是转变劳动过程和生产力的一个基本条件，而这一转变又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例如，罗伯特·布伦纳曾指出：在直接使用暴力是统治阶级榨取剩余之条件的地方，通过提高生产力而增加生产潜力会有一定的困难，这就可能会刺激统治阶级将剩余的支出用于增强他们使用暴力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统治阶级能够提高其剥削直接生产者的能力，或通过军事方法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工具等）。在这里，经济剩余不是被积累，而是被系统地从再生产转向了非生产性劳动。22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私人“政治”权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基本条件，并且实际上是经济领域“自治”所采取的形式。当然，资本家是受积累和竞争压力的强制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的；劳动者之所以从属于资本家，不仅是因为后者的个人权威，还因为迫使出卖劳动力的市场规律在起作用。从这些意义上讲，劳动者从属于资本家，是由于经济规律的“独立”作用和资本行使权力的“抽象性”，而不是由于资本家蓄意将其个人权威施加到劳动者身上。
但资本主义积累的“抽象”规律强迫资本家所做的——以及劳动力市场非人格化的规律使他能够做的——正是他们对生产前所未有的控制程度。“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23；这意味着，为了在固定工作时间内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剩余价值的生产最大化，就需要对劳动过程进行严格的控制，甚至需要制定内部的法规。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对“直接权威”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被强化了，一是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的协作性质，它是资本主义具有高生产率的条件；二是由于建立在需要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基础上的剥削关系的对抗性质。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才真正开始了：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24这种转变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换句话说，当把直接的“政治”权力引入生产过程并以此作为生产的一个基本条件时，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就开始产生了：“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25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协作生产是简单和偶然的。尽管马克思也指出，它有时也会产生“巨大作用”，如在亚洲和埃及国王的统治下，或者是在伊特剌斯坎的神权统治下。而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在于协作生产的系统性和连续性。马克思本人对这一生产发展的政治意义有明确的说明：“亚洲和埃及的国王或伊特剌斯坎的祭司等等的这种权力，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到资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单个资本家，还是像股份公司那样的结合资本家。”26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资本家的控制是否比手中握着鞭子的奴隶监工的个人独裁主义还要“专制”，也不在于资本家的剥削是否比渴望租金的封建领主的需求更具有压迫性。资本对生产的控制程度并不必然依赖于其“专制”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不是由个人权威强加的，而是由劳动过程和机器生产的工艺集成的苛求所强加的（尽管这一点可能被夸大，而且无论如何，对工艺集成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资本主义积累和占有的需要所强加的）。
当生产资料中拥有绝对产权的资本具有了一种由其支配的纯“经济”强制的新形式（例如解雇工人或关闭工厂的权力）时，这种对劳动过程控制的性质，部分地是以它缺乏直接强制力为条件的。用于控制劳动过程的复杂的等级组织和监管，作为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取代了榨取剩余的强制力。而自由工人阶级的性质也是如此，工人组织的新形式和反抗的新形式都被嵌入到生产过程中。
无论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资本主义有不同的控制方式，从最“专制”的组织（如“泰勒制”）到不同程度的“工人管理”（尽管资本主义积累结构的压力也不可低估）。但不论资本主义的控制采取什么形式，其基本条件都是：在任何其他生产制度下，对劳动的惩戒和组织都没有如此全面，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生产组织能对占有者的需求做出如此直接的反应。
这样，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就有两个关键点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独特性并将经济置于政治领域内：首先，生产组织与占有组织的结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次，是这种结合的范围和普遍性，社会生产作为一个整体，事实上都有效地处在资本主义占有者的控制下27。生产领域这些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占有者放弃了对政治权力在传统的、公共意义上的直接控制，还失去了对劳动者一生在许多传统的、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人身控制形式，而这些形式是前资本主义的占有者所具备的，取而代之的是由非个人化的国家所掌控的、新的间接阶级控制形式。
同时，如果说资本主义——连同法律上自由的工人阶级和非个人的经济权力——将许多个人的和社会的活动领域从直接的阶级控制中解脱出来，那么，人类生活就总体而言，却比以前更牢固地被纳入了生产过程的轨道。在资本主义占有、竞争和积累的直接或间接的强制下，在它们影响的范围内，在资本的统治下，资本主义生产的需求和纪律产生出一个巨大的活动范围，并对其生产过程内外的时间安排实施了空前的控制。
这些发展证实了一个分离出来的经济领域和经济规律的存在，但只从这一点看问题，可能会忽视它们的全部意义。至少，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对政治领域的改造也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生产和占有的结合代表了政治的最终“私有化”。因为那些先前与政治强制力联系在一起的功能——不论这种政治权力是集权制还是“分权”制——现在被稳固地授予给了私人领域，而这个私人占有者阶级同时又被解除了履行更大社会功能的责任。在另一种意义上，这表示将政治从它以前直接卷入的领域中剥离出来。
从榨取剩余的过程中将直接的政治强制排除出去，移交给国家，而国家一般也只是对生产关系进行间接的干预，这样，榨取剩余便不再是一个直接的政治问题了。这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焦点也必然会发生转变。对剩余劳动的支配权仍然是阶级冲突的中心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已不再能从生产组织中被区别出来，反对占有剩余的斗争在表面上不再是政治斗争，而是争取更好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的斗争。阶级斗争的局限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都是剩余的榨取和占有，而不是它的生产。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将阶级斗争集中到“生产的场所”，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组织和占有的组织才完全一致。资本主义同样独特地将反对占有的斗争转向表面上非政治性的斗争。例如，将资本主义社会中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与中世纪农民反对地租的斗争相比就会发现，即使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涉及对剩余劳动的支配权及其在直接生产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分配，但前者可被看作仅仅是“经济的”斗争，而后者则不是这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多么激烈，却都没有触动工资关系本身：占有者榨取剩余的权力基础——他拥有财产和劳动者一无所有的地位——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而反对地租的斗争，不论占有者如何依赖超经济的力量，这种斗争也都更倾向于直接与财产权、政治权力和司法联系起来。
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容易被压缩且局限于单个的生产组织内，这赋予阶级斗争一种特殊的性质。每一个单个的工厂都是一个组织严密并在权力上有自己等级和结构的单位，在它的内部已包含了阶级冲突的主要来源。同时，阶级斗争也直接进入生产组织中：也就是说，对抗性生产关系的管理与生产过程本身的管理是分不开的。当阶级冲突仍然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而且不得破坏生产过程时，阶级斗争就必然被内部化了。
只有在阶级冲突超出生产组织之外，特别是资本强制武器处于生产单位之外时，才会引发战争。这意味着当出现暴力冲突时，它们经常不是直接发生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当阶级冲突间歇地在生产单位之外爆发并采取激烈的形式时，阶级冲突的一方是国家而不是资本。资本的武装力量通常囤积在幕后，当阶级统治使人感触到是一种直接的、个人的强制力时，它会以“自主的”和“中立的”国家形式的伪装出现。
把政治冲突转化为经济冲突以及斗争发生在生产场所，也容易使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局限化和个性化。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本身就反对工人阶级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恰恰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它的一国范围甚至超越国境的性质，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它的劳动过程所产生的工作均质化——使大规模的工人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不仅成为必要，而且也具有了可能性。这就是资本主义对阶级意识所起的作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常强调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和组织必须在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离心力和反对政治问题私人化的斗争中才能发展。
这种离心影响的后果（如果还没有被阶级意识的理论充分说明）也经常被工业关系的观察者所谈论，他们已经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内部”斗争的日益上升而不是下降的重要性。当工人阶级的斗争集中在内线时，可能会削弱他们斗争的政治性和普遍性，但并不必然意味着战斗性的削弱。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分离所带来的悖论式的结果，就是工人的战斗性与政治意识的分离。
相反，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现代革命往往倾向于在这样的地方爆发：那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且与旧的生产形式（特别是与农民生产）并存；“超经济”强制在生产组织和榨取剩余劳动中起更大的作用；国家不仅支持占有者阶级，而且国家本身也类似于前资本主义占有者——总之，那里的经济斗争无法从政治冲突中分离出来，由于国家作为一个更可见的、集中的、普通的阶级敌人而存在，从而国家成为大规模斗争的焦点。甚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大规模战斗精神的出现往往是对所遭遇的“超经济”强制的反应，特别是当强制是国家采取的压迫行动时，这种战斗精神也会因国家卷入劳资之间关于劳动条件的冲突的程度不同而变化。
这些考虑又对下列看法的正当性提出了疑问，这种看法如许多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经济主义”看作是他们的阶级意识尚处于落后状态的反映。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经济主义”可以说代表了一种更先进的发展阶段，而不是相反。如果这个阶段要进一步被超越，那么，重要的是应当认识到，所谓工人阶级“经济主义”的态度，与其说反映了工人阶级缺乏政治意识，还不如说是反映了政治场所的客观移动，即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所固有的政治舞台和斗争目标的变化。
这些是资本主义生产倾向于将“政治”斗争转变成“经济”斗争的某些情形。而当代资本主义也确实存在某些可能会起到抵制这些倾向的相反趋势。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融合，日益将资本主义积累的场所从单个企业转变为“宏观经济”领域的问题。国家至今尚未触动资本的占有权力，更确切地说，国家不断地再生产和加强的资本占有权力，将被资本自身对国家日益增长的需要所破坏——国家不仅为资本主义计划提供便利，为资本承担债务，处理并限制阶级冲突，而且还执行占有阶级放弃了的社会功能，这实质上是对资本社会影响的制衡。同时，如果资本在日益加深的危机中，需要并获得了在其反社会目的行动上与国家的同谋关系，那么国家就可能日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抵抗运动的首要目标，就如同在先前每一次成功的现代革命中那样。这一变化的结果，有可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经济和政治的分化所赋予阶级斗争的个性化和“经济主义”。
无论如何，我们从“政治”问题向“经济”问题的转移中应获得的战略教训，都不是阶级斗争应该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或“生产场所”。“政治”功能在阶级和国家间的划分，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权力在全部市民社会中已扩散得如此之广，以至于作为权力焦点和政治活动目标的国家已经不再具有这样明确的特权并以此发挥作用；当然，也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要由“国家”负责。事实上，与此相反的论断才是正确的。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并不意味着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扩散，而是相反，作为资本主义阶级统治强制“成分”的代表，国家体现在对社会暴力最高程度专业化的、排他性的和集中的垄断上，并最终成为集中了所有社会权力的决定性焦点。
这样，生产场所的斗争（即便是其中的经济方面，如关于出卖劳动力的条件或工作条件的斗争）只要还没有扩展到资本主义财产及其对生产和占有的支配所最终依赖的权力所在地，就仍然是不完整的。同时，只有当争夺统治权和管辖权的纯“政治”斗争不仅牵连到国家机构，而且还涉及到已经被私有化并转移到经济领域的政治权力时，这种斗争才能完成。在这种意义上，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阶级与国家之间共生的劳动分工——使得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统一成为必需的，并且使社会主义和民主成为同义语。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8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38↩
盖·鲍耶斯（GuyBois）反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见：阿斯顿（T.H.Aston），菲尔平（C.H.E.Philpin）编布伦纳辩论：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剑桥，1985.115～116↩
韦伯经济与社会纽约：1968.91～94；韦伯古文明的土地社会学伦敦：1976.50～51↩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
罗伯特·布伦纳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见：阿斯顿，菲尔平编布伦纳辩论55↩
罗伯特·布伦纳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见：阿斯顿，菲尔平编布伦纳辩论42↩
卡尔·博兰尼大转变波士顿：1975.57.69～7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97↩
莫顿·弗雷德（MortonFried）政治社会的进化纽约：1968.229↩
莫顿·弗雷德（MortonFried）政治社会的进化纽约：1968.230↩
见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Sahlins）的《石器时代经济学》（伦敦，1974年）的第2、第3章，关于公共权力如何作为强化生产的手段而出现的某些启迪。↩
这种广义的阶级定义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如它对苏联类型国家的分析所具有的含义。苏联类型国家一直被看作是与阶级相对独立的国家，或被看作是阶级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9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91↩
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批评某些作家如莫里斯·高德雷厄（MauriceGodelier）等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含义既扩充到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国家过渡中的社会形态，还扩充到有着“过渡膨胀”国家的官僚帝国【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伦敦，1971年，）第124页。】曼德尔对那些企图模糊简单的非洲王国和类似埃及这样的复杂国家之间差异的警告是正确的，而高德雷厄的简介陈述，则意在强调占有与再分配公共权力的早期形式和发达的“过渡膨胀”国家之间的连续性，以便强调只有西方社会出现的私有制和阶级的“自主”发展才需要被解释。曼德尔经常谈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好像只有它才是自然的，而其他的历史发展轨道则是发育迟缓不全，或被阻塞了的。↩
在此，我将比我第一次写这篇文章时更加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尽管我仍认为我在此勾勒的西方封建主义的特性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我现在也强调这些必要条件的不充分性。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只是西方封建主义变化产生的若干发展道路中的一个（不考虑封建主义的内部变异），它首先出现于英国，与意大利的城市共和政体或法国的专制主义国家截然不同。这些是我希望将来能够研究的主题，而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和法国专制主义的对比，可参见我的《资本主义的原始文化：关于旧政体与现代国家的历史》评论（伦敦，1991年）。↩
参见罗德尼·希尔顿（RodneyHilton）关于封建领主对生产过程实施有限控制的论述，见《封建主义的危机》，载《过去与现在》第80期（1978年8月），第9～10页。但应该指出，希尔顿在强调封建领主权力的有限性质时，他不是将封建主义与其他前资本主义形式相比较，而至少是含蓄地将之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以及资本主义的集体和集中性质，因此，占有者对生产的直接控制更彻底。↩
罗伯特·布伦纳资本主义的起源新左翼评论，1977（104）：3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8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58。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先决条件，见本书第136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71↩
奴隶制是阶级剥削的前资本主义形式。对于这种形式，人们确信，剥削者对生产的控制是直接的和连续的；但撇开围绕着奴隶主控制劳动过程的性质和程度的许多疑问，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几乎没有哪个社会能在生产中广泛推行奴隶制，它从未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那样普及化的程度，而总是伴随有其他形式的生产，并且奴隶制可能在范围上小于其他的生产形式。例如，在罗马帝国，尽管古代的奴隶制在大生产中已达到了顶点，但农民生产者仍然比奴隶的数量多。即使独立生产者的剩余也以不同的方式被榨取，但大部分生产仍然是在剥削阶级的直接控制之外进行的。因此也可以这样认为，出现上述情况不是偶然的；奴隶生产的性质使它的普及变得不可能；阻碍奴隶制进一步扩大到巨大障碍在于它依靠直接强制和军事权力来维持生产；而这一点恰恰是与资本主义相反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的普及性和它使所有生产实质上都服从于剥削需要的能力，是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分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第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第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
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导论一那种认为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最终危机的假说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奇怪。有人或许认为，除了别的以外，资本主义必胜论盛行时期还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工程——批判资本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比以前更为广阔的空间。
然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了。右翼资本主义必胜论反映到左翼便是社会主义激情的消退。左翼知识分子如果不接受“资本主义是世界发展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也只是寄希望于那些发生在资本主义缝隙间大多为局部和特殊的反抗。正当最需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性认识的时候，相当多的左翼知识分子不是去发展、丰富和提炼所需要的概念上的分析工具，相反却把它们完全抛弃了。“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让位于对后现代主义的崇拜，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的偶然性、破碎性和异质性，让位于对所有整体性、系统、结构、过程和“宏大叙事”的敌意。但是，如果把这种敌意扩展到那种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就无法阻止这些思潮把“市场”作为一种普遍而必然的自然法则。它们否认思维的系统统一性，坚持“总体化”认识的不可能性，从而荒诞地封闭了通往整体性认识事物的批判性路径。在此，后现代主义的破裂性和偶然性与最终的“宏大叙事”——“历史的终结”，结成了一个奇异的联盟。
这样，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试图界定而不是反对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新方式。典型的模式最多是寻找资本主义的裂痕，在它内部为另外可供选择的“话语”、“活动”、“身份”开创空间。人们已经总结出了许多发达资本主义的片断特征——不论这种特征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还是后福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这被视为扩大了左翼文化的活动空间。所有这些事情中最基础的，看来就是确信资本主义将继续存在，至少在可预见的历史前景中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内部寻找空间，而不是对它直接进行挑战和论战，由此出现的左翼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形成，有助于解释左翼的主要转变：从传统的话语如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转向近来更为时尚的关于话语、文本以及所谓“身份”文化的研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从正面即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对它进行批判，那么，（以“后现代”方式构思的）“文化研究”和其他为后左翼所偏好的事业则可以被界定为：政治活动的场所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于资本主义各个片段的缝隙之间，尤其是存在于话语和身份可以不受物质条件限制地被解构和扩散的学术研究领域。
在一个由“分散的主体”构成的世界中，不可能获得也不需要获得整体性的认识，除了自由主义的多元论表现为某种分散的、推理的激进化，还能有什么其他类型的政治呢？在理论上，拒绝了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面对资本主义这个世界上最整体化的体系，逃避与资本主义直接对抗的更好出路在哪里呢？在实践上，如果不把资本主义全球性的整体化权力解读成分散的破裂的主体，如果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要超越大多为局部性的、特殊细节的反抗，它所遭遇的更大障碍又是什么呢？如果要屈从于资本主义不可抗拒的强力，除了宣称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势力没有系统性的起源，没有统一的逻辑，没有可确认的社会根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借口吗？
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潮相反，我打算从下述前提出发来论述，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迫切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为建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提供了最好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关键成分首先在于它坚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既强调其系统逻辑的特殊性，也强调其史实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恰恰是与当前流行的方式完全相反的：它研究资本主义体系的统一性而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性；它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真实性——研究资本主义被取代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把资本主义当成历史的终结。
公平地说，用来描述19世纪资本主义的著作不可能完全适合于20世纪末的情况。但人们又很少能证明在此期间出现的其他著作能为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哪怕是稍微好一点的基础。我们至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自称要超越它的经济和社会理论相比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它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自身的批判性考察，而且提供了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范畴。而其他理论仍然把自己封闭在由历史上资本主义特定经验推衍出来的观念范畴的局限中，封闭在有关人性、合理性、系统的“运动法则”及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假定中。
在马克思看来，不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运行阐释了多少，但它从没有洞察资本主义的表象，即便是“真实表象”背后的东西，因为它自己的概念框架已经把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视为当然。甚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顶峰时，其研究框架也渗透着对资本主义非批判性的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了“意识形态”，即便当它不是在直接为资本主义做“粗略辩护”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以便认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和制度上的特殊性，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假定重新做出解释。
20世纪末对资本主义的有效批判也应该遵循同样的方向：它不仅要考虑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还要考虑理解这些变化的新理论体系的演变。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就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更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也更受那种将资本主义的逻辑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框架的限制。然而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以自己的发展方式把资本主义的逻辑普遍化了，这甚至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流，其中的典型便是技术决定论（它将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普遍化了），还有／或是对传统经济学内容编排程序的全盘接收。把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看作是历史普遍规律的流派，不但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搁置一边，甚至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洞察力也一同弃而不顾，尤其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每个生产方式都有其特定的系统逻辑这一首要前提完全抛开了。
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要根据它在体系上的每一次变化做出调整，而且要经常更新对这种变化的分析工具。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以来，还从没有任何历史时期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开展这一工作，因为在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中，有越来越多的学科都吸取了资本主义自认有效的假定，或者至少吸取了失败论者提出的关于“其他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论点。二几乎从一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就存在两种关于历史的主要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植根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成果中达到高峰；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存的还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它汲取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最能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东西，并压制那些最具有创新性和批判性的观点。具体地说，一直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并不是没有受到马克思本人的鼓励，尤其是来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鼓励），他们宁愿忘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必然承担的各项任务，而偏好技术决定论和生产方式机械替代的单线发展论。在这种理论下，按照某种普遍的自然规律，生产力较低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可避免地会被生产力更高的生产方式来替代。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难将自己与传统的社会进化论和进步论区别开来，或者很难与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静态”历史观区别开来，后者视历史为“存在方式”的连续演替。
在这种古典的进化观念中，“存在方式”的历史演进在当今“商业社会”的最高阶段中上升到了顶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社会像它之前的其他早期阶段那样，只是另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历史现象。相反，达到顶点的“商业社会”具有普遍的、超越历史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代表了进步的最终目的，而且是因为从更基本的意义上讲，历史自身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商业社会的自然法则（包括根植于人类“交往、实物交易和交换”的自然倾向之中的竞争、劳动分工和生产率提高规律）支配的。
无疑，马克思接受了许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也接受了那种认为历史已进入“商业社会”的传统进步观念。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坚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否认其法则是历史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的特殊运动法则是为何及如何作为规律运行的——例如，找出技术决定论的关键以及市场法则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规则的关键，而不是将它们视为人性固有之物或历史普遍适用的规律。这种对资本主义特殊性的集中关注，是把资本主义看作具有起源和终结的历史过程，并且具有其特殊的系统逻辑。它激励了一种真正的历史观，而这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的进步观念所缺乏的，这一真正的历史观同时也对研究其他生产方式具有潜在的、富有成效的含义。
另一支非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自己与马克思所做的下列任何事情有关，包括马克思对前人所持的形而上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唯物论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提高生产力之动力的特殊性的坚持，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认为它们不是把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看作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产物，而是视为超历史的自然规律。这种马克思主义有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是在非社会性的、技术术语的条件下使用经济“基础”的概念，这样的概念与任何事情都不相符，是“基础／上层建筑”这种暗喻最为机械的运用。
第二，是机械的、事先规定的、单线的生产方式更替的历史观，它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文明”的发展阶段论有许多共同点。
第三，是关于历史过渡尤其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非历史观，它把需要加以解释的东西当作假设前提，将资本主义的原则和运动规律倒用于在它之前的所有历史阶段。例如，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存在于封建主义的裂痕中，因此必须在实际上假定它总是已经存在了的，然后依据某种超历史的必然性，一旦突破封建主义的外壳，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不知何故就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而履行了自然天命。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肯定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出现过，尤其是在那些以格言式短语风格写的临时的论战文章中。但与此并存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认识的，它不认可事先规定的单线发展的历史序列，相反，它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或任何其他生产方式的起源——正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历史现象，而不是预先假定的逻辑前提，而且这种解释不是从某些超历史的自然规律中去寻找结论，而在于对历史上特殊的社会关系、矛盾与斗争进行具体分析。
这样，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延伸的马克思主义总是与作为批判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存；但只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派学说出现后，批判的理论才遭遇衰落的威胁。由于苏联面临的特殊环境以及迅速发展经济的紧迫性，生产力的发展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模式，而且需要应对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压力（更不用说地缘政治和军事的压力），由于这些原因，才导致技术决定论压倒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的研究也被普遍规律所代替。同时，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很容易滑入极端的唯意志论自相矛盾的困境中，正如跨越发展阶段的推动力产生出脱离物质条件限制的倾向。
尽管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批判的传统仍然在继续发展——特别是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中——但斯大林主义的结束并没有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重新兴盛起来。首先，自1920年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对哲学和文化的关注作为当务之急，而将太多的唯物的、历史的研究领域遗弃给了斯大林主义。对许多人来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本身；而另一种选择反而成了对这种自我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远离，前者在某种情况下，完全拒绝了唯物主义的优先地位，尤其是拒绝对政治经济学的集中关注。这种趋势又经常被这样一种信念所加强，即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已经被占据了永久支配地位的“消费资本主义”的魅力所深深吸引。至少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尤其是随着苏共二十大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西方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它们经常富有成果地将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新的“人道主义”或文化领域，而它们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模棱两可的暧昧关系仍然没有解决。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也因此而含糊不清。尽管他们写出了许多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著作，而且非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也遭到人道主义的批判，但技术决定论却从未明确地被作为另一种选择的全面理论所取代——以至于对某些人来说，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求助于纯粹的历史偶然性。
这就是具有持久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的马克思主义——加入争辩的背景。阿尔都塞声称自己是对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思想解放中马克思主义者所经历的“人道主义”膨胀倾向做出了回应。他声称，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反对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唯心主义，这种回归来自当时流行的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解读，来自侵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和唯意志论，之所以出现这种侵入，是因为结构决定论已经被对人类行为的优先关注所取代。
但是，他并不准备放弃后斯大林主义解放的所有收获，而是寻求以其他方式保留意识形态解放带来的非简化论、非决定主义和非经济主义的冲击。在这方面，他最显著的贡献是提出了“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或译为“决定性的反作用”——译者注）的概念，这个范畴强调社会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又保留了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然而更为根本的是，他的非简化论效果是通过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建立僵硬的二元论来形成的（这一点将在第二章中更多地加以论述）；而且，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因为在坚持理论和科学知识的独立自主性时——理论的和科学的知识相对于经验主义、唯意志论、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独立自主性——阿尔都塞又将结构决定论完全排除于历史之外，以此作为其理论的完成。结构决定论可能是这一自主理论最适当的客体，但真实的历史世界却不可简化地仍然充斥着偶然性。阿尔都塞的二元论允许其支持者一方面放弃“粗略的经济主义”，另一方面，又在理论层面上，坚持相当粗略的决定主义；而且，在斯大林主义的机械决定论被极端的唯意志论的成分所侵扰的地方，阿尔都塞主义者却能将这两种矛盾的成分不稳定地综合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它们并列起来。
这种理论上的并列只是短暂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阿尔都塞主义者都采取了同样的思路，但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思潮，他们抓住“多元决定”、“相对自主性”和“社会形态”（对此我将在第二章中论述）等概念，并将其作为有效拒绝所有因果关系的理由，甚至严厉批评阿尔都塞因拒绝放弃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固守“经济主义”的最后残余。最后，当“新社会运动”的呼声成为某些人在政治上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动力时，阿尔都塞主义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转变并超越它的主要理论轨道。
后来就出现了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今天“新的世界秩序”与苏东共产主义解体前的世界秩序形成了鲜明对比，左派当前面临的条件也与1981年的条件截然不同，那时我发表了作为本书基础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除了最顽固的右翼评论家之外，几乎没有人会冒险去否定这种由历史剧变而改造了的左翼的知识文化，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像这种状态的“重新思考”和精神追寻能持续并在一个阶段而存在，这是史无前例的。
虽然这些世界历史性事件对西方社会主义者思维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仍然为左翼的主流知识文化从剧变前状态到当前状态的基本连续性而感到震惊。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赞同右翼批评家欢喜说的那种含义，即面对所有的证据，仍然有太多的左翼人士拒绝面对现实，仍然抱着不足信的旧思想不放。相反，我指的是这样一股政治和理论的思潮，它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前，当“资本主义的胜利”在新保守主义者的眼中还只是一丝希望的时候，就迅速地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用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性和偶然性对整体观念进行肢解。“新世界秩序”连同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构无疑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当前的左翼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只是详细论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理论和政治形势，而没有开始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出现的问题。
在这种后现代时期，马克思主义中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传统取得了某种胜利。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变种，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近来最流行的观点与以前的技术决定论有很深的渊源（同时它也包含了传统经济学的程序和许多前提）；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继承者既然已经把自己与老牌的非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只能在经济决定论和后现代的偶然性之间作简单的选择，而无法选择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更艰巨的任务。
对许多人来说，从决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直接通向看来是相反的另一极端，中间或曾或不曾在阿尔都塞主义处作过停留，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令人吃惊。历史必然地总是使决定论失望。尤其是持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目的论的影响下，确信生产力的自动发展会机械地产生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而当现实生活中的工人阶级不是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预言做出反应，而是对历史的紧急事件做出反应时，他们必然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后马克思主义”的短暂时期，到当前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贯穿于理论思想史转变中的，大部分是决定论令人失望的经历。
现在再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深受“工人阶级缺乏革命意识”以及随之产生的“知识分子的实践与任何政治运动脱节”的影响，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似乎鼓励了人们不仅寻求不依赖工人阶级的政治纲领，而且寻求不受历史限制和没有历史失望的社会改造理论。因此就出现了形形色色非历史的理论，从各种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抽象主义，到毛泽东主义在西方的改写。例如，西方的毛泽东主义者尤其被它的这些观点所吸引：唯意志论以及关于只要有了彻底的政治意志就能实现革命而不用考虑物质和历史条件限制的暗示。正如阿尔都塞阐释的，这种吸引与理论上的决定论不是不相符的。而且，赋予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革命”的自主独立性无疑对知识分子有更为特别的吸引力，因为这正好将革命置于他们的手中。现在，随着这些非历史的革命愿望的下降，任何强调文化以及最终“话语”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理论都仍然与它们有一定的关联。
这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者的这种特色不只来源于他们脱离工人阶级政治这一消极的事实，而且来源于他们想用知识分子活动取代阶级斗争以填补这一种真空的倾向。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把知识分子作为世界历史动力的自我推销；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自我赞美已经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它所有的表现都只是加剧了自己与历史的脱节。现在，话语建构已经取代物质生产成为社会生活建设性的实践。这样一来，社会可能永远不会有革命的重建，但却总有对文本的无情解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优秀的著作，或像葛兰西（Gramsci）这样的理论家，曾对人类实践经验中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维度，给予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关注，从而成为这方面的范例，但我们已经越过这个限度走得相当远了。这是对先驱主义的报复。三这本书试图将左翼中的争论以及社会主义与其批评者的争论，从占据理论领域太久的霍布森选择，转向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关注。本书不是一本关于技术经济学的著作。它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也不是要介入在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方面长期存在的争论。相反，它的目的是界定从社会关系体系与政治领域来考察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并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础。就其寻求在概念和理论上突破那些试图模糊资本主义特殊性的习惯来说，它是一种“批判”。
这里涉及的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理论的。涉及的主要历史问题是这样一种广泛流行且普遍存在于非马克思主义者中、并为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所分享的倾向：他们在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将资本主义的原则和运动法则解读成历史的普遍规律，他们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时，把那些需要做出解释的对象当作设定的前提。要纠正这种本质上为目的论的设计，只能以历史论取代目的论。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首先是两种理论概念的差别，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提示的，“一种关于理论的概念认为，理论认识（即对结构的认识）涉及的只是‘概念上静态的陈述’，而运动与变迁（历史学）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经验的认知领域；另一种关于理论的概念认为，不可将结构与历史对立起来，理论是可以容纳历史范畴的，‘概念经得起过程的考查’”。
具体地说，有大量的问题必须由对某些理论范畴的历史性的认识来回答。再具体地说，本书将对流行的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观念进行批判性的复查和探究。这两个概念的分离是专门用于勾画资本主义特征之轮廓的，只对资本主义有效，不能将对它们的勾画与分离看成是历来如此的。政治与经济这一概念上的分离，虽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定的现实，但这不仅不能用来充分了解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且还掩盖了资本主义创造的权力和统治的新形式。
总之，上述的批判工程要求把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关系的体系看待，这意味着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概念，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业已采取的某些思维方式。这是我书中第一部分的主题。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启动，如果没有对另一种选择存在的可能性的确信就不可能展开，这一确信来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取得优势地位的社会主义。这要求不仅批判资本主义或政治经济学，而且也要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反对力量进行批判，而这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传统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检查。这一批判的主要目的是将社会主义思想从一种非历史性的渴望，转变成一种以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为基础的政治纲领。我自己的立场仍然是社会主义，但今天资本主义的反抗力量是某种与社会主义不同的东西，需要对它们自身也进行“批判”。如果说有什么单一的基调能把各种分散的资本主义反抗力量联合起来，那么它就是对民主的渴望。因此，本书的第二部分探究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挑战的民主概念，这样的探究也必须是批判性的，即它首先必须具有历史性。
本书按下列顺序展开。“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这一章为全书设置了议程。它的意图是，既要指出资本主义与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之间的区别，也要对与历史上资本主义这一特殊模式相联系的概念范畴作一番复查和探究。在这一考察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也将被重新定义。如果现在我重写这篇当时草就的论文，那么我会比以前更强调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从开始动笔时起，对下述认识方法和途径的关注就日益成为我的当务之急：强加的资本主义原则对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历史产生的影响，如何对我们关于历史的一般理解和关于资本主义的特殊理解起作用。这种关注的结果之一，就是我写的《资本主义的原始文化：关于旧政体与现代国家的历史评论》（伦敦，1991年）一书，该书区分了从欧洲封建主义中成长起来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道路与其他欧洲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尤其是与法国发展道路的不同，在法国，发展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专制主义。以这种方式对资本主义历史重新思考，需要解开习惯上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视为同一个东西的系列集合，并对我们关于进步和“现代性”的理解提出某些质疑。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还有更基本的问题需要探究：以市场、贸易和城镇为一方，以资本主义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这将在第五章讨论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时候提出来。
第一部分的其他论文对第一篇论文的主题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们包括对这些论题的详尽描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质疑，阶级的概念，技术决定论存在的问题，历史和目的论的对立，等等。也许，我应当在这里解释一下我所赋予E．P．汤普森（E．P．Tho-mpson）的特殊作用。在第二、第三章中，我把他的著作当作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某些基本范畴的出发点——最显著的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以及阶级的概念。经常有人说，我将自己太多的理论偏好加入到汤普森的历史著作中。不错，我是希望因自己归功于他的某些洞察力而使我的文章获得好评，然而对我来说，不管他自己的理论表达是如何地不明快，他仍然是我们现有的人中，最有资格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家的人。
在第三章中，我讨论了与结构定位的阶级概念相对立的、汤普森关于过程和关系的阶级概念；而且我还将他的历史观念与我在传统的分层理论中称之为“地质学”的模式作了对比。对我来说，分析这种区别以及下面所说的它们在认识论上更为根本的差别，是识别和确认我所认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征的十分精细的方法。汤普森关于理论知识的概念，涉及到“概念经得起过程的考查”，其他关于理论的概念则将其视为“静止的概念陈述”，二者的区别是在认识论上更为根本的差别。
汤普森对我还有这样的示范作用，他在学习（或再学习）的方法上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作用：如何用非资本主义的术语来思考，以挑战资本主义基本范畴的普遍性——如财产、劳动、市场等概念。他的著作通过某种历史人类学的解构颠覆了资本主义的假定，在这方面他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他追踪了在抵抗中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轨迹，市场对“道德经济”的抗拒，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他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界定，与其他的、早期的或可供选择的定义不同，反映了社会的习俗、法规、实践和抗拒资本主义财产关系逻辑的期望。他的系谱学颠覆了资本主义的原则，从资本主义的实践、价值观和范畴，追踪到根基于特殊的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资本主义体系，从而不仅恢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也恢复了它的可论证性。
至少，我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讨论引出了第四章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阐释和对技术决定论的重新思考。在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和目的论倾向的对立，再次成为历史讨论的主要课题，目的论倾向在所有被资本主义取代的历史形态都看到了资本主义，假定资本主义的预先存在是为了解释它的形成，是为了把资本主义的特殊运动规律说成是历史的普遍规律。我在第五章提出，这一倾向甚至被马克斯·韦伯作为例证，这也是他与马克思最为显著的区别。
本书的第一章也为第二部分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探讨了由资本主义特殊性所产生的政治含义。如果形式上“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或者说，某种“政治”权力向“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转移，是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的特征，那么这会给国家和公民职责与权力的性质和范围带来什么后果呢？除其他的形式之外，资本主义必须要有统治和强制的新形式，这些形式超出了过去制衡传统政治权力之手段所能及的范围，资本主义同时也减少了公民权的显著性和民主责任的范围。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具有不必危及其基本关系、其强制能力和不公平的性质而经受政治产品的某种普遍分配的能力。不用说，这对于我们理解民主及其扩张的可能性有着广泛的意义。
整个这一部分从历史角度考察了民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它置于特殊的具体历史环境中，而不是把它看作不确定的社会抽象。我在这一部分，从社会关系上对资本主义民主与其他不同形式的民主（尤其是对导致民主概念形成的古希腊民主形式）做了详细的复查和对比。在第六章中，我比较了古雅典民主和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对劳动者地位的影响。在第七章，我追溯了民主含义和公民权的变化，从古典古代，经由美国宪法创立者对它的重新界定，一直到现代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我还探讨了资本主义促进民主和抑制民主的特殊方式，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可能方向等问题。
如果不是在极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而是在其他环境中，那么，“形式”民主和将民主与自由主义视为一体，不仅在实践上行不通，而且在理论上照其字面意义也无法想象。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既促进了民主，同时又严格抑制了民主，而对资本主义的最大挑战则来自民主的扩展超越了资本主义狭隘制约的限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争辩说，“民主”成了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社会主义解放，除了消灭阶级剥削外，还具有什么含义？在第八章中，我将关于民主的讨论扩展到当前关于“公民社会”和“身份政治”的热点话题中，在第九章，反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解放的前景和限制，以及资本主义对“超经济”产品的影响，不仅包括对民主的影响，还包括对种族尤其是性别平等的影响。在结论部分，我对社会主义思想当前应当专注的几类问题提出了一些尝试性的建议。
最后，我再谈谈这本书的章节以及作为章节基础的论文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些发表于1981年～1994年间的论文是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写的，但在我看来，它们中包含了一组前后连贯的一致思想。我在本书的编纂中已经加强了它们的连贯性，把这些论文按主题而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删除了重复的内容，还引入了某些过渡性的论述，某些论文已被大幅修改。第四章和第七章代表了对某些论文或其中某些部分的修正和整合。此外，我删去了某些东西，详细阐明或澄清了其他东西，修饰了某些特别沉闷的文章、贯通了不连贯的思想，或强化了某些我认为过去叙述得不清楚或需要加以分析的观点。
尽管有时我把现在的观察插入了老文章中，但我并没有试图以这种方式修改这些文章以表明我现在比以前更聪明了。当然，这就提出了在写第一篇文章和最后一篇之间，世界发生的巨变如何责成我“重新思考”问题，以及我为什么仍然无悔地坚持这种已经不流行的观点的问题。我要在结论中对“当前的事态”和社会主义期望的继续适时性发表一些评论；但在这里，我只想重申，既然历史唯物主义仍然代表了对资本主义最有成果的批判，那么，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胜利”已经使历史唯物主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 |
王独清《另起炉灶》（1936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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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炉灶
王独清
（1936年1月3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前奏》第1期，1936年4月15日出版。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石榆：
我最近没有好的诗抄给你，现在先借这个机会来说一点我对于诗的意见罢。
我以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运动到现在已经走到了绝路。从新诗运动开始时的反旧体的解放一直到后来走向章句法的形式主义，那恰是反映了市民社会进展的姿态。而到最近，诗坛退回到封建时代去，也恰就说明了“五四运动”带来的新诗运动已经完成了它底使命，再没有前进的出路了。若果不明白这层，单只讲新诗坛底消沉，那是怎样也讲不通的。
这情形在欧洲也是一样：浪漫主义的诗歌是给市民吹了喇叭，唯美主义的诗歌便是给市民唱了挽歌，而这以后却都是走的倒退的步法。我们只要一穷究为甚么象征主义把宗教的赞美当作了尾巴而同时还出现了其他追求原始用语的派别，便可以了然。不过欧洲和中国不一样的便是欧洲因为资本主义长期的稳定以及市民统治之坚强化的结果，所以另一方面在所谓纯艺术的形式派以后又产生了未来派及其同类的诗歌，这在中国却是始终不曾抬起头来。而特别是，中国市民社会进展底暂短与贫弱，不能肃清旧时代浓厚的残余，所以代表这个社会层的诗歌一爆完了它夺人的火花以后，便简直没有一点掩饰地倒退着走了。这正是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命运底真实的反映。
现在，并不是“复兴”新诗坛的问题，而是“新生”新诗坛的问题了。
我们要认清“五四运动”带来的新诗运动已经没有复兴的可能，须得“另起炉灶”才行。这倒不仅仅是指诗底属性，而是兼指诗底形式和用语。目前许多青年诗人尽有一些代表新社会层的诗歌，但是却总好像叫不响亮。这依我看来，便是因为属性虽然是新的而形式和用语却还是承继了过去诗歌底形式和用语的缘故。要救济这种缺点，我以为诗人们须得认真地下“另起炉灶”的决心，先作一番基本的工作。那便是：尽量地去发掘下层社会底用语。我相信，若是没有真正的大众诗歌起来，那将没有办法可以摧毁诗坛上的封建骷髅。
真正的大众诗歌，将是未来新诗坛底础石。新诗人必须要从这上面努力，才可以有新的生命。
老实说，我自己便是一个“五四运动”底新诗运动中的喇叭手，同时也是把形式主义担在肩上的这时期底收场人，并且，制作更新的社会层的诗歌而不曾寻取更新的形式，我也是一个，——我由我这些经验得来的直感，觉得目前除了“另起炉灶”，实在再没有方法能够使诗坛生烟了。
不过，这工作却是艰苦的。要做这样的新诗人，怕不会是我们一向所理想的那种“才子”罢？
三，一月，一九三六 |
王独清《反映与想象》（1935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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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与想象
王独清
（1935年11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文学》第5卷第5期，1935年11月1日出版，署名：独。
任先生的论文中还有一句话，说：“如果所谓‘伟大的作品’一定要达到了读者底手里，使大家都觉得是伟大的才算数的话，那就是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再生于目前的中国也是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
这话我们不知究竟该怎么解释才合任先生的原意。倘使任先生的意思以为作品的伟大不伟大不必由大多数的读者来判断，只消批评家承认它伟大，那就不管它有没有读者也可“算数”的——倘使该这样解释的话，那末什么都可以不谈了。但据我们的浅见，一个作品之伟大与否，读者（且必是大多数的读者群）至少该参加他们的一份表决权，从古来的所谓“伟大的作品”，虽不定要以“不朽”为条件，总都曾在一个期间享有过广大的读众；就是任先生曾经提起的苏联目前的伟大作品，也大都已有几种外语文字的翻译，甚至于传到作为读者之一的任先生眼中的时候，也能得他认为伟大的。可见得作品之伟大性，倒是成立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批评家虽然不是没份，却是没有多大力量去帮助它成为伟大的。这一层，大概任先生也不会没有见到，那末刚才我们给任先生那句话的解释，就算是我们的曲解罢。那末现在的问题就又回复到“究竟应该怎样地反映或表现”了，因为这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个枢纽，也是作品能够伟大与否的一个关键，这个问题在任先生那篇文中似乎认为不在讨论的范围，不过他也有几句话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出发点。他说：
“假如要作一个作家的话，那他们是不能不着重于工厂和农村的描写或表现的。……然而，工厂并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地方，农村虽然与他们离得更远，但在他们想象起来总要比工厂来得容易些。他们容易想象出农村底原始的作物和农民底单纯的言行，他们却不容易想象出工厂底复杂的机器构造和生产过程以及工人的日常的生活和用语。一个螺旋放在另一处又有另一种说法，哪有犁头巴子这样简单好记，自然他们都去写农村去了。进一步说，他们有大部份还是根本从农村出来的，虽然他们对于农村原来并不熟悉，或者即便原来熟悉现在已生疏了，但较之都市究竟还是要熟悉些。如果说作家应该向自己热悉的地方去找题材是真的话，那他们都去写农村的事也是很自然的。”（旁点笔者的）
这一段话，本来是为说明大家为什么都去写农村的理由而说的，但其中不期流露了任先生的一个态度，就是，他对于作家究竟是否“应该向自己熟悉的地方去找题材”一层还是怀疑的，那末我们倘使应用着任先生教给我们的那种“必然的逻辑”，也就不难推知他对于“究竟应该怎样反映或表现”这个问题会得给我们怎样的解答了。他大概为例如农村这东西，既经理论家认定是作家所应该反映或表现的题材，那末即使作家对于农村“原来并不熟悉，或者即使原来熟悉现在已生疏了”，他也仍旧有资格去反映或表现，何以故？就因他可以靠他的“容易”的“想象”去“想象出农村底原始的作物和农民底单纯的言行”故。那末好了！倘使我们这个推论不算过分歪曲任先生的原意的话，我们当初对于我们的投稿者希望他们要有“自己的认识”而不可“过于信任理论家”那个“私愿”倒真像有点“心血来潮”了。因为关于反映（或表现）与想象的关系，我们的见解似乎也和任先生的有点出入。
就“想象”的本质而言，它不过是感觉的再现，所以凡没有经验做根据的，那就只是“幻想”而不是“想象”。
文艺作品也有专靠无限的幻想构成的，但是反映现实的作品必得要靠有根的想象。而且想象在反映或表现现实的作品里，也至多能画一点加强形象化的功能。真正的题材仍旧要凭经验去取得。
作家要扩充他的题材的范围，唯有扩充经验之一法，决不能单靠想象。
扩充经验就是身入现实中去过以前所未曾过过的生活，即不然，也得作为一个观察者身入预备取作题材的那一部现实中去做过一番和经验等价的体察。茅盾本来没有金融资本家投机的经验，但是他若不曾有一段胃病期间的强迫休息，使他可以跑到一班金融资本家的亲友当中去细密体察，他就决然“想象”不出一部《子夜》来。任先生曾说：“苏联底理论家，批评家或指导家倒真的叫过作家们去写那也可以说是等于我们底农村的集体农场，结果反而也真的产生出了伟大的作品。”但据我们所闻，只知道苏联的政府曾拿津贴给作家们，叫他们亲身跑到集体农场去“生活”一段期间，并不知道哪一位理论家曾经要求作家们在莫斯科书斋里“想象”集体农场的生活。
因此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对于农村原来并不怎样熟悉或者即使原来熟悉现在已生疏了”的作家们，除非他们为要描写农村而特地跑到农村里去学习或温习到相当熟悉的程度以后，他们就根本没有资格做这工作，勉强做了也决然不会成功。而我们所感觉到的“千篇一律”和“单调”，就是这种不成功的作品的特色。
那末理论家倘使不跟作家说应该“怎样地反映或表现”，或说明得并不对，而只要求他“应该反映或表现怎样的东西”，乃至获得了这样不好的效果，他就也不能不担一部分的过失。 |
王独清《我曾经怎样创作诗歌》（193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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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怎样创作诗歌
王独清
（1935年9月15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创作月刊》第1卷第3期，1935年9月15日出版。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我开始创作诗歌的情形，说起来是很有趣的。
或者因为我不是才子，所以依我自己底经验，我是根本便不相信创作不用艰苦的工夫而可以得到相当成功的那种奇迹。或者有不少的诗人在说过他们创作时是不需要受苦的，但是，那却未必便是真话。至少我便不是那样。
尽管创作对于我是一件有兴会的工作，可是一开始我便感受到一种严肃的责任。我爱诗歌，我很想在诗歌中建立我所感觉的世界，于是，首先我便认真去寻求我认为是诗的字汇和那些表现特殊律动的词句。我几乎常常整天地为一个句子涂鸦得不停，甚至，为一个字眼想不出来，自己赌气不去吃饭也不去睡觉。时候正是十年前我流浪在巴黎的期间，法国底诗歌最先便成了我接触的对象。用一种饕餮的形势我去消化着拉马丁，谬塞，包特莱尔，魏尔冷等底艺术。但是，我完全是为自己底创作而去读他们的。我并不是要去模仿，而是要从他们那儿去借字汇和词句。常常，自己做好一首诗时，便翻出他们某几首和自己意思相同的诗来比较，要是自己的简直差得太远，就狠命地撕掉，重新再做。我就这样在过着我底日子。
穆木天在《王独清及其诗歌》中说我是“完全抛弃了旧的词曲的调子”。这话若是真的，我可以说出我当时做这层工夫的经过。常常，我备着一本notebook，凡是和朋友谈话时听到的特别的句子，或是看书时碰到的有意思的句子，还有自己偶然想起的新奇的句子，都一一录在上面。那便是我创作时的辞汇。特殊是，我把平常偶然得到的韵脚以及从外国诗歌中译出来的中文中少有的字眼和诗歌中应当用的外国字都记了下来。这种搜集的工作对于我确是给了不少的帮助，我底语汇就靠这种方法丰富起来，而对于“调子”的创造也才得以有了新的配合。
还有，常常我写成一个句子时，自己要是感觉得有些不顺，便喜欢去问别个。那目的是为要使人看得明白，甚至可以打动人，同时又不至于有甚么歧义。我想凡是和我接近过的朋友，大概多半都受过我这种麻烦。我过去诗歌中的许多句子都是经过这样的试验的。这习惯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改掉。
为了诗歌底形式，我曾经费了莫大的苦心。我在努力想给中国底诗歌创出一些复杂的，多样的形式。我创作了自由诗，创作了散文和韵文的混合诗，又创作了有韵的散文诗，而对于韵文诗中的限制字数更是用了不少的工夫。这说来好像是有些夸张，其实，事实却完全是如此的。字数的限制，为的只是Nuance的完成。我是一点也不厌倦地埋头在这上面。色彩和律动，也是我搜求的中心。我悟会出了甚么是Klangmalerei，甚么是rabachage的艺术，我像发狂一般的去抓拿这一切。而就是为了这个，我又特意去涉猎了绘画与音乐上的知识。
这说来或者会受才子们底鄙薄，不过，没有办法，我过去创作的活动是这样的情形。直到现在，我还是相信所谓创作只是不断的追求和劳作。我自己还不敢断定我真的算留下有甚么创作的成绩，然而，我却敢说，我假定不是那样，决不会有那些诗歌出世的。
有一个秘密。当时我曾在我底一张照片上写着这样的一句话：“三十岁以前，创作上若没有相当成就，当自杀！”——这照片直到现在还存在着。可笑自然是可笑，但是却恰就表示了我当时底态度。创作是如此的对于我竟成了一种严肃到绝顶的问题。
不消说现在否定着我底过去，就是真有一点成就，也得要用自杀的决心去扬弃它。不过，我那种工作的方式怕却是还可以适用到任何更前进的Thema的创作上面。
十，九月，一九三五。 |
王独清《古典主义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193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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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
王独清
（1935年8月1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文学》第5卷第2期，1935年8月1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一
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古典主义这一名称的文学是出现于十七世纪，而其最典型的代表则为法国。
我们应该先到十七世纪以前过一下身才行。
我们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期底文学，根本便是古典底复活。所以能这样的，一句话：是因为商业资本发展底缘故。关于这层，一向的文学史家不消说是没有厘得清楚，就是应用新的观点的文学史家也似乎有许多不曾作过圆满的说明。我们是应该把这种现象——古典底复活——分作两个时期来解释的。起先，为了商业资本现实上的增大，当时新的社会层遂想在过去可认为相类似的时代中去寻找自己理想中的艺术形式。于是，曾经因商业繁荣过的希腊罗马便成了他们发掘的对象。而同时，又因为要把商业社会中必然抬头的人类官能的生活宣示出来以与中世纪禁欲主义相对抗起见，他们也不能不借用相类似的古典时代以充实自己。这个，必然地也要回到希腊罗马才能得到对照的效能。后来，商业资本到了更向前的跃进，产出了货币经济制度的政治底表现，于是，为对于君主权的拥护，新的社会层遂又到历史上追迹他们所要求的世界观。不过，这次却是将对于希腊罗马底艺术和生活态度的感兴一变而为政治的感兴了。跟着，便是宫廷文学底兴起，这种复活运动才算是达到了成熟的时期。
这样的一种趋势，自然首先是在演文艺复兴前驱任务的意大利国度中最明确地显示了出来，而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关系，法国却是比较其他的国家最早又最正统地承继了这一向上的姿态。那般集会在里昂的古学空气中的作家，从发挥瓦拉（LorenzoValla）底官能主义的哲学便走到了和达苏（TorquatoTasso）——给君主服务的诗人——的结婚。他们使文学用长脚踏过了旧教和新教的市民战争而停在统一的王朝底前面——并且还使它种下它后代底种子了。
这种子便是古典主义。
二
我们一闯进十七世纪，便即刻看出法国比较其他国家先进的情势。在历史上出名的国王路易十四底“朕即国家”的豪语，就正是说明当时法国政治上“绝对权”的独裁主义底造成。这种独裁主义是建立在所谓重商主义的基础上面的。为了产业贸易盛行上种种的必要，王权不能不走向集中化的前途，结果便使握有经济实力的市民结合到一个尖端的政体之下。于是，一切指导社会生活的法制都由中央规定的形式产生出来了。就这样便形成了这时特殊的文化。
因为政治上更在强度地追慕着有威势时代的希腊罗马，所以跟着“绝对权”发展的文化圈里面便去重新拨动前世纪所种下的古典的种子，于是，在文学的创造中便来了古典主义的文学。主教又是国务大臣的黎塞留（ArmandJeanPlessis）在很早便计划着要用“统制”的方式去监视文学的用语和美的趣味等等，因之便组织了履行这种任务的著名的法兰西学院（AcademieFrancaise）。在黎塞留看来，当时流行的客厅（Salon）文学的集团——其实那些集团已经是半官式的——只是把文学引到自由竞争的方向而会和政府底权力乖离起来，因之非要有一种纯然的政府机关来作集中的工作不可。在法兰西学院底领导下，作家再不是运用感情和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的高蹈者，而是遵守特定法则的为朝廷服务的人了。这真的便养就了一批文人，成了以后凡尔赛宫中不可少的角色。而那特定的法则，也越发严重地说明了作品有“内容古典”和“形式古典”的两方面的要求。
要证明古典主义是追慕希腊罗马的政治烘出来的影子，我们不能不举出布瓦洛（Boileau）这个名字来。这位自命是古典主义前辈马赖布（FracoisdeMalherbe）的承继者，在他那被称为古典主义教材的诗篇《诗作法》（L’Artpoétique）——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题名是来自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tius）底“ArsPoetica”的——里面把希腊亚里士多德底主张作了一番更合理地复写。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把“模仿”（toimitate）认为构成文艺的要素，而且又使这要素有了它一定的对象，便是所谓“行动的人”（Meninaction），于是，便产生出了悲剧与喜剧是最高文艺的理论。布瓦洛就恰是把这种说法越发充分地法则化了。他根本便先认定了文艺只是“自然底正确的模仿”（L'imitationexactedelanature），“自然”便解作为人类一切的现实。所以他极力申说只有自然才是真理，而为了这个“真理才是美的东西”，遂不能不用去作文艺创造的内容。特别是，他又把亚里士多德所叫出的“理性”（Beason）这已经不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用语而简直是《伦理学》中的用语了——用力地在发挥着。他说离开理性便没有创造的可能，诗人们是必须先爱理性才能在自己底作品中感受到“自己底光和自己底美的”。
但是问题还不止此。在这样复写了希腊学者底主张以后，古典主义底诗人们便实行起了那主张所演出来的最后的理论：真的使戏剧在文艺中占了支配的地位了。我们只要数一下当时几个权威者底名字，——高乃依（Corneille），拉辛（Baine），莫里哀（Moliere）——便可以明白古典主义的时代实在是戏剧在握着霸权。而为了更具体地精确化“模仿”的这一原则起见，于是便定出了“三一律”（LestroisUnites）的法则。这种“事件一致”“时间一致”“场所一致”的结构上的规定，在亚里士多德还不过只是提起了一下，而到了古典主义的时代却便成了讨论的中心，并且终于被视为作家决不可放弃——我们知道高乃依曾因《席德》（ElCid）一剧拒绝这一法则而遭了黎塞留底谴责——的一种铁的纪律了。固然古典主义的戏剧曾经废除了希腊罗马戏剧中的乐队（Chorus），但是，那种改变却完全是站在更加能够模仿现实而使古代剧底形式益发完整的这个意义上面的。
不过像这样解释古典主义底尊崇理性和戏剧特别发展是决乎不够，我们应当加一点进一步的说明才行。布瓦洛在《诗作法》中很不客气地非难了前世纪最大的诗人龙沙（Ronsard），但那却并不单是为了他自己在复活着亚里士多德底声音而龙沙恰是和那位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瓦拉有着血统关系的缘故，那只是为要说出在当时文学的创造中不需要倾向官能的感情活动的事实。受着路易十四底优遇的布瓦洛，深深地了解在绝对权的政治下所谓“支配美”底正确的形相。他是要求着诗人们尽可能地去把自家底热情卖给头上统一的王朝。这个，就正表明了十七世纪市民向上的生活底合理观念。同样，戏剧底独霸，也有着一个和当时的时代组织相粘着的基础的。那便是：这一艺术构成的本身，正适合于合理主义的发挥，最能具体地高扬当时法则化的社会相。——就是说，当时市民生活底规律性，理智性，只有这一艺术底姿态才能完全地表现出来。
三
若是上边的话不错，戏剧真是古典主义文学综合的类型时，那我们便可以从那些还留在现在的当时主要的悲剧和喜剧里面认出十七世纪时代的映画来。
高乃依悲剧中所处理的材料大多半都是取自罗马的古代，他一面在说明了绝对权的政治对于社会保障的力量，一面又说明了社会为要扶持那种政治而必需履行必然的义务。而那种义务要是出现在每个人底身上时，据高乃依底见解，对于个人底欲望和感情的斗争便是最基本的一步。于是，他便创造出了这种模型的各种人物。在辛纳（Cinna）中走出的历史上的英雄，本是反抗罗马大帝奥古斯都的革命者，可是高乃依却用一种个人的阴谋组织者的意义把他显示了出来。结果是奥古斯都在一场政治的反省之后，决心容赦自己身旁的叛逆，于是，他遂一变而放弃原来的主张，竟成为皇帝绝对的感戴者了。在《贺拉斯》（Horace）中，高乃依更是将对家庭和对国家的感情作了对比的说明。这个取材于罗马贺拉斯家（Horatii）和科里亚士家（Curiatii）战争的悲剧，它底顶点是那位已经死了两个哥哥的年青的贺拉斯在将敌人击毙了以后，回到家中一看见他那是敌人未婚妻的姐姐在反对着罗马的胜利时，他便毫不迟疑地手刃了她。做父亲的老贺拉斯，本是为了罗马政权底安全而将死去的儿子置之不问的人，于是，便成了这场血幕的赞美者。用了裁判的形式，父亲表示了对国家的义务应该超乎一切，遂将家庭中的杀人犯尊之为罗马底英雄了。——高乃依底这些观念的发挥，就正代表着王权统制时期的最高的悲剧相。他把这种手法传给了他底后继者的拉辛，于是便更使这种创造的形态遂到了光大的地步。
拉辛底悲剧《贝莱尼丝》（Bérénice），便是更将高乃依所认识的义务伸张到了帝王身上的最好的作品。剧中的场面虽然尽管还是罗马的古代，但是却益发表露了合理主义，社会中的市民底理想，剧中身为一代帝王的提多（Titus），因为不曾依照自己权力应使用的方向行事，才把犹太底公主贝莱丝尼带到了罗马，打算作为自己终身底伴侣。但是为了这不是罗马法律所容许的行为的缘故，他却不得不忍受一种难堪的命运。他不能把她立为皇后，甚至也不能和她见面，一切幸运的计划都将没有实现的可能。他自己也知道他底权力是有办法实行他底自由意志的，但是，他却没有办法不顾到他是应该首先克服自己的国家主体的皇帝，于是在一场动人的话剧之下，他便和贝莱尼丝永诀了。
要是我们承认古典主义底特征是——如布吕奈蒂埃（Brunetiere）所说——“社会的”和“一般的”描写，那么我们便不能不说充分完成了这一任务的却是当时底喜剧。而在所有的喜剧中间，我们又不能不举出莫里哀底作品来作一切的代表。
不过，我们要在莫里哀底身上了解所谓“社会的”和“一般的”的意义，那我们应该说是因为莫里哀置身在市民社会愈见强度发展的时期，现实供给了他以更丰富的素材，所以他才能够把他底主题和人物扩张到极复杂的境地的。当时底贵族，已经是被以富闲的中间地位处于统制阶级与市民阶级之间而到了最腐化的一段，因之，他便以讽刺的调子给那般人作了许多丑恶的摄影。他暴露了那般人底欺骗，无能，以及属于那一阶级中的妇女们底无聊——《伪善者》（Tartuffe），《市民中的绅士》（Lesbourgeoisgentilhommes），《强迫的婚姻》（LeMariageforcé），《乔治·唐丹》（GeorgeDandin），《艾斯喀尔巴雅斯伯爵夫人》（LaComtessed'Escarbagnas）——等等，而将拥护市民利益的这一信念深深地浸透着。同时，他却又看出来当时走向繁荣的市民也染了恶习，甚至也有了腐化的倾向，于是，他便以教训的态度也把自己本阶级底不良的部分暴露了出来。在那些作品——《守财奴》（L'avare），《医生》（LesMedecins），《可笑的有架子的女子》（Lesprecieusesridiules），《博学的妇人家》（Lesfemmessavantes）等——中，他很严厉地杜防着市民堕落的决口，把一种教育的精神装置在后面，我们可以说在古典主义之文学中，像莫里哀这样典型地综合十七世纪市民向上的智慧的，怕是再没有第二个了。
但是，还不止这样。莫里哀还代表着一点十七世纪最终的智慧，常常出入于上层社会的他，已经感觉到当时由纯粹王权政治支持着的市民阶级底前途是异常黯淡的。这使他不能不由一个创造喜剧的哄笑者一变而奏出失望的谐调来。这一倾向便表现在他《厌世者》（LeMisanthrope）的一剧里面。主人公亚尔士德（Alceste）出入在一个贵族妇人底客厅，想在那儿获得自己生命上的寄托。在那客厅中，出现了贵族和上等市民的混合形相，虚伪的礼貌和言谈把那儿满满地装饰着。主人公是用一种真实的态度和那儿底主客相见，可是只得到了一些嘲笑的回声。为了
批评一个假风雅者底恶劣的诗作，他于是读了一首情诗——那是在申说就是法王要以巴黎换自己底爱人而也不能答应的一首表示个人自由的情诗——却竟遭了要受决斗的无理的侵害。而结果是自己所希望寄托生命的计刻也终于粉碎在自己底脚下，于是，高叫着要去在地上寻一个有自由而能做人的所在，厌世者的他遂跳出周围的环境而逃亡了。
四
在上边我们把古典主义底起来和它底时代背景已经给了一个相当正确的解剖相，现在，我们要附带地问一句：十七世纪除了法国以外，其他的国家为甚么没有那样明确的古典主义的文学出现呢？
这回答很简单：便是，因为只有法国最典型地建立了十七世纪那种严肃的君主政治的缘故。
我们可以不要管那些变乱很厉害的国家，只将十七世纪底西班牙和英国——这是和法国一样曾经为文艺复兴底文学开过花的两个王国——稍为巡视一下便可以明白。
西班牙已经在前世纪末因为荷兰底独立使商业底发展受了很大的打击，政治上的失败一直便没有恢复。在文学上出头的魏加（LopedeVega）底后继者卡德朗（PedroCalderon）虽然有古典主义的倾向而同时也的确是皇帝底守护人，但是，因为根本君主底权力便呈现着衰落的景象，所以他那被认为西班牙权威的戏剧也只是满满地装上抒情的和过分的宗教的调子。并且，就是这个唯一的宫廷文学却也被那从《堂吉诃德先生》身上跳过来的浪人小说（Picaresca）争去了霸权。浪人小说所反映的正是西班牙贵族破产后没有新的富裕统一的社会，它底伸长和流行，无疑地是给倾向古典主义的文学的一种强有力的捣乱。英国是历史上所说的清教徒的时代（ThePuritanCentury），是克伦威尔在演着重要角色的时代。内乱和政治上的分化不但不曾使集权主义得到长期的实现，而且因为斗争的艰难，代表市民阶级的清教徒要以特殊的力量和贵族对立，竟用极端的宗教狂风扑灭着一切生活上的美学世界。莎士比亚——虽然他晚年曾经把清教徒曙光期底思想装进了他底作品——已经失掉了存在的权利，剧场是成了罪恶的传布所。这时底作家像清教徒伟大的代言人弥尔敦，只是把希伯来主义用作了诗篇底内景，而没有留一点走向希腊罗马的足迹的。以后，德莱登（JohnDryden）等虽然表面像是倾向到了希腊罗马的古代，但是那却是由于反对清教徒的政治的作用而不是真正向上的古典主义。德莱登依附的王朝正是一六八八年以前复古的王朝，因之他在描写着颓废的贵族底生活，然而他并不是像法国古典主义的喜剧家对贵族的讽刺，而是相反地把文学拖回表扬贵族的中世纪去了。
所以，古典主义的文学就只出现于十七世纪底法国。
最后，我们还应该说两句关于十八世纪的话。一般文学史家也把十八世纪底文学称为古典主义，其实是不对的。十八世纪底文学只是摇摆于过去古典主义和未来浪漫主义之间的文学。它一面在敲着绝对王权时代的葬钟，一面在迎着共和主义革命底来到。所以，它底主题与形式在表现着相当复杂的姿态。从古典主义的收场者伏尔特尔（Voltaire）算起，通过了英国底伤感主义者，一直到镇压这一世纪的巨人歌德（一向的文学史家把歌德归到浪漫主义，这也是不对的。）都是这个“摇摆时代”的作家，这个“摇摆时代”——可不知道这个名词创的对不对？——便是所谓假古典主义时代，也可以说是前浪漫主义时代。这时代底文学一面是很显著地把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的对立作着主题，一面在表现产业进展中经济组织的面相。它是法兰西大革命的信号，是市民文化更进一步的飞扬……然而却不是我们在这儿所讲的古典主义。 |
王独清《力的文学和文学的力》（193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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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文学和文学的力
王独清
（1935年8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文学》第5卷第2号，1935年8月1日出版，署名：独。
德昆西分文学为“力的文学”和“知的文学”，这是老生常谈了。从某一意义说，一切文学都应该是“力”的，文学的存在就靠着这份“力”，虽是如所谓哲学的文学，以“知”的给与为它的唯一目的，但若缺少文学分内所应该有的那一份力，就要算是不曾具备文学的资格。
不过，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上最最感着力的缺乏，最最需要力的时候，最先显得无力的也就是文学。于是我们不能不怀疑到所谓“力的文学”究竟有没有这件东西。我们不能不掉过头来问一问，文学的力究竟是什么？它和现实生活所需要的力是否属于同一范畴？如不属于同一范畴，那末它是怎么一种性质的力？
人当“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文学如果是代表这种呼声的，德昆西当然要把它归入“力的文学”之列。但你自己是否还有力能呼，是一个问题；你的左右邻舍容不容你呼，又是一个问题；即使你自己还有充分的力，而你的左右邻舍也容你痛痛快快的大声疾呼，那“天”或“父母”究竟听你不听，究竟能给你怎样的助力，那就更其渺茫了。所以文学似乎先天就是无力的（因为“人穷则呼天”可说是一种先天的文学）。
再看它的“阴柔”面，文学果只能“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做一种“苦闷的象征”吗？这从“讽刺”，“寓言”，“谜语”一类东西差不多和文学同时发生的事实看时，我们是可以信它有几分真实的。但这种泣诉怨慕也必须要等到引起了充分的反应，才算显出一点微薄的力。倘使那所申诉的对象也和“天”那么的虚幻和神那么的渺茫，和木石那么无感应，那末终不过是荒林中的秋树呻吟，绝谷中的幽泉啜泣，对于人的社会不能发生丝毫影响的。
当在这样的境地，文学最容易遭人白眼，最容易丧失自信力，也最容易失足而堕落。所以正唯是这样的境地，才是文学的真正健身房，才是文学的真正试金石。
一片汪洋的水，看来总平淡无奇，从悬崖峭壁挣扎下来的飞瀑，或从垒石绝障俟隙而出的小泉，才能激起人的美感，才是力。这是第一义。
而且文艺的力究竟与其他一切物质的或真实的力不属于同一范畴，即使我们对于“文艺是宣传”这一个定义不加否定，也只能相信它至多像“陈琳檄”一般可以“愈头风”罢了。期望文学的力立刻可以如电气马达一般激起物质的力，那就是幻想。文学的力不过是真实的力的一种表现罢了。文学不是强心针，只是滋补品。这是第二义。
明白了这两义，那末对文学白眼固然是愚，而甘自菲薄或甘自颓废，也只暴露自信力的不足。
遭逢着严肃的境地，文学应该愈向于严肃。 |
一、法兰西的「左派联合」与「工农联合」74期1924.7.1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一、法兰西的「左派联合」与「工农联合」
74期1924.7.16 |
王独清《意大利现代文学解剖》（1935年6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意大利现代文学解剖
王独清
（1935年6月21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一
我们知道在前世纪底末期，欧洲各国底文学都有一种共同的倾向，便是唯美主义底抬头。这在意大利也没有两样。政治上立宪君主制度底稳定，上层一般的所谓美学的世界态度底建立，文学是必然地向这方面推移着来了。这在一九〇七年死去的卡都齐（GiosueCarducci）已经早染上了这样的色彩。这位著名的诗人是被一般评定为古典派与浪漫派的，但是实际上他却是愈到最后的著作愈在追求着形式的运用。无论如何，他是给现代意大利文学开创了形式艺术的人。
到了达能秋（Gabrieled'Annunzio），——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军国主义的诗人了。——才算是彻底地给意大利底文学上建起了一座唯美主义的高塔。
在十八岁便出了诗集《初吟》（PrimoVere）的这位达能秋，曾经拜谒到卡都齐底门下。用他底《新歌》（ContoNove）和《易索德奥》（Isotteo）惊动了世人以后，又以名篇《天海地及英雄之颂歌》（LeLaudidelCielo,delMare,dellaTerraedegliEroi）的四册诗集获得了最大的声誉，于是他成为我们要谈现代意大利文学时不能不首先提到的一个人物了。
在他那些诗集中所表现出来的，是诗人感觉底异常。在那儿可以看出美及快乐是被认为人生最崇高的归宿。而就为了追寻这样的目的，诗人遂主张解放已经征服了的欲望，而把极端的官能主义昭示了出来。于是，赞美恋爱底情热和肉体底耽乐便成了他精神底光辉。同时，就根据了这层，他在过去的历史中去找他理想中的那些事件，想用他空想的美去化为英雄的圣迹。这样，遂又成立了他底英雄主义的基调，所以，他是一个“感觉的享乐者”，又是一个所谓爱国主义的歌手。
达能秋又是一个小说的作家。在他前期底几种小说中可以看出他是经过一些意识上的动摇来的：在短篇集《处女地》（TerraVergine）中显明地在运用着写实的手法，而《伯斯加拉底新闻》（NovelledellaPescara）中更有可以寻出和莫泊桑联系的地方。其次，像长篇《约翰耶毕斯科波》（GiovanniEpiscopo）则又是完全受着托尔斯泰和陀斯妥夫斯基底影响。
大概经过了这样的动摇以后，诗人的达能秋终于把他诗歌上所表现的理想也运用到小说方面来了。他底长篇三部作——《玫瑰集》（IRomanzidellaRosa），《百合集》（IRomanzidelGiglio），《柘榴集》（IRomanzidelMelograno）。——便是以道德的否定与肉感的美化为主题。特别是，第一部中的《死之胜利》（IlTrionfodellaMorte），那简直是官能主义最高的创作。
作为一个戏剧家的达能秋，也是把官能主义做了唯一的骨干。《春朝梦》（Sognod'unMattinodiprimavera）与《秋夕梦》（Sognod'untramontod'autunno）即是宣传这种快乐的诗的感兴。而到了《死了的都市》（LaCittaMorta）与《乔工闼》（LaGioconda）底出现，以一个诗人（前者底主人公）和一个雕刻家（后者底主人公）来宣明了艺术家底生活是要用所有的人作自己活乐的手段时，作者遂一点不含糊地成为一个色情主义的说教者了。
这位达能秋，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公式来判定他：由卡都齐底弟子一变而为卡都齐底继承者，再将卡都齐底民主形式的国家主义代换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而就由这一点出发他和未来派连成了一气，同时他也把色情主义和他底国家主义——这在实际上也并不是冲突的——连成了一气，而最后再把自己本身升为现代侵略者的意大利政府下豢养的贵族。
二
达能秋底艺术——依文学史家克赖貌（Cromieux）所说——已经成为博物院中的古董，再没有一点活气与现代底生命，这是不待讲的。不过，他却也有他底影响，至少，在戏剧方面，他有了一个时期的一群后继者。在那一群里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位著名的人物白奈里（SemBenelli）来。
以优美的科白和古典式的词藻表现着官能的象征主义，同时又以单纯的动作去联系剧中崇高的属性：白奈里底几种杰作不外是如此。《蒲鲁杜斯之面具》（LaMascheradiBruto），《笑谈之晚餐》（Lacenadellebeffe）以及《神圣的春日》（Lasantaprimavera）等，都是他用同类的手法创作出来的达能秋式的作品。但是，有一点他却是高出于达能秋的，他能够洗去了达能秋那种人物过分的诗意化，而却注意到人性底活现，这无疑地是他作品中的特色。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位戏剧家和达能秋一模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他先在用他那种所谓优美，所谓崇高，以及所谓象征主义掩饰着他底本来面目，及至到名为《三王之爱》（L'amoredeitrere）的一篇戏剧写成以后，他给我们证明了古典式的作家底必然的下场，高倡战争成了他唯一的主题了。
这种装饰资本主义的贵族的戏剧走向没落，也是必然的。以后对这种戏剧取而代之的便是号称为滑稽派（Crotesque）的戏剧运动。
所谓滑稽派的戏剧，其实只是写实派底一支。所以能得这样的名称的是因为一九一六年创始者贾赖利（LuigiChiarelli）在罗马演他底《面具和面孔》（LaMascheraeilVolta）时，自己加上了Grotesque这个法文的标题，于是以后这类的戏剧，便被人这样叫了起来。这类新剧之所以发生是大战后的一部分小市民觉醒的表现。那便是，在披上滑稽的外衣，而内容却是暴露着现社会虚伪的道德以及不合理的组织等等。观众所以欢迎这类的戏剧，表面上虽然是在为着霎时的哄笑，而实际却是因为暗合了大家对于混乱的现实所起的叛逆心理的缘故。
具有小市民倾向的贾赖利，在他底作品中创造了反资本主义的调子，同时对于伤感的浪漫戏剧加以否定。他底《面具和面孔》底属性是：主人公遣走了有外遇的妻子而向人夸张着说自己已经杀掉了她，审判官和朋友们都在一致地赞美他底英勇，竟使他看穿了眼前的社会而又去和他底妻子和好了。在煞尾，主人公偕同妻子要逃往外国，临走时很明显地喊出了要和自己接触的社会，朋友，法律都一齐诀别。——这不用说是剥掉社会面具的有力的作品，它能够摇动人心自是当然的结果。
我们可以说，滑稽派的戏剧和易卜生，萧伯纳，都有着姻缘的关系。不过，在引取观众底兴趣方面，这类剧作家却没有易卜生传统的痕迹。同时，他们也不像萧伯纳那样显明地表出自己底立场，而却是尽可能用更隐暗的讽刺味去掩盖他们要说的一切。这种情形在和贾赖利同名的安妥耐利（LuigiAntonelli）底作品《和自家碰头的人》（L'uomoincontrisestesso）里面就更其露骨：那篇戏剧——剧情是一个人因蠢而几乎致死，但被救后仍然做从前一样的那样蠢事。——几乎成了彻头彻尾的真的所谓滑稽剧，对于人生的暴露处遂被过分可笑的场面弄成徒然是命运论的发挥了。
三
现在要来说一下未来派的运动。
一句话：未来派只是工业都市的速写文学。
在资本主义长足发展的现世纪的都市中，当未来派还未曾睁眼的时候，已经养出了许多的文学作品。至少我们早已看见德国底“大都市抒情诗”（Grosstadtlysik）一类的著作，至少我们已经看见法国诗人雨伯尔（P.Hubert）底《在都市燃烧的心脏中》（AuCoeurardentdelaCité）一类的诗集了。不过，敲着锣在把这样的主题搬出来的，那却要算是未来派。
未来派底产生是由于我们已经熟悉了的那位马利奈狄（FilippoTommasoMarinetti）当一九〇九年在巴黎发出的一篇宣言。在那篇宣言中，未来派的诗人们猛烈地攻击了一切过去的文化，而把发狂似的礼赞放在了速力，爆音，战争，以及一切动的事物上边。在他们说来，一切旧的都是坏的，威尼市是已经成了“没有用的城市”，只有兵工厂的夜晚总有诗意，只有喷吐煤烟的火车站才能给人以艺术的感受。这解释是：“自从伟大的科学出世以来，人类底感觉便为之一新，未来派底基础便是建设在这上面的。”
马利奈狄把未来派底观念综合起来这样的排列着：“爆着的艺术和生命，苦闷的意大利气味，反博物馆，反文化，反学院，反伦理，反温和，反伤感，反古旧的都市，——现代化，新创的速律的宗教，不相等主义，——创造的直觉与潜意识，——几何学底美，机械底美学，——艺术与生命中的英雄主义与滑稽主义，——咖啡店底音乐会，物理病与未来派之夜，——造句法毁弃，没有连贯的想象，爱几何学与数字，发音自由字，自由，要点，色彩绘画与文字，要点飞跃的夸大，——印象主义底确定，形式与色彩综合，在画底中心的观看者，成形的运动力学，心灵底形态，线，力，物理至高主义，声，躁音，味，重量与不可捉摸的力量的抽象书……”
我们很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们作难的是很难得找出来未来派底代表作品。马利奈狄和他同派的诗人巴拉采斯基（AldoPalazzeschi）等所著的诗都是用一些毫无连贯的单字和数学的记号再和一些信号式的拼音字所构成。那令我们看了以后，只感觉到是些无意义的——简直可以这样说——甚么誊录，完全感觉不出艺术上价值的创造。无疑地那些作品是给自由诗开辟了无艮的前程，不过那些作品底本身却未必是诗。我们不否认马利奈狄文字上的知识和技巧，但是我们也不能承认他可以在读者底心中起甚么反应。——此外，未来派所有的便只是一大堆的宣言。或者，那些也可以说是他们底作品罢？
我们知道同时代底法国被逐的诗人纪尔卜（H.Gilbeaux）便是一个都会与机械的歌颂者，还有俄国已死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是驰骋于未来派中的人物（虽然他底作品并不和马利奈狄的一样），但是，这两个作家却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前途。意大利底未来派诗人们便不是这样。他们是鼓吹着战争，煽动着机关枪和冲锋的出现。在一九一〇年马利奈狄当自己底势力还没有十分扩张的时候，便已经在奥国特里耶斯德（Triest）地方底一处剧场底舞台上借了演说未来派诗的理论的题目去宣传他底意大利统一的政治观念。当时和他同演说的两位诗人，巴拉采斯基与马彩（ArmandoMazzei），后来都是旧意大利领土恢复的积极主张者。在用冒险与狂热的奔走团结起了未来派的信仰者以后，马利奈狄算是达到了他沙弗纳罗拉（Savonarola）——我们不妨这样来比一下——式的目的，于是，一九一五年的时光，他便领导着他那新艺术家一群——薄巧尼（UmbertoBoccioni），娄索洛（LuigiLussolo），达尔白（Aurod'Arba），苏非齐（ArdengSoffici）等。——实际地参加了爱国主义的战争。
尽管马利奈狄在敌视着达能秋，然而无论如何，达能秋却总和他有些血统的联系。在文学的歌颂上，他认为最高对向的航空术，却早已被达能秋在小说《或是或不是》（ForseChesi,forsecheno）中追求过，而作为中心活动的他底意大利帝国主义的推进工作，却也还是步着达能秋底后尘，这是怎样也不能否认的。
我们还应该说：在意大利都会上还在集会的一般马利奈狄党徒，实在艺术上已经失掉了原来的光辉了，他们所以存在的理由只是因为在作着那儿掘坑的锄手。
四
在市民文化极度的发展中。小市民的智识份子是必然在分裂成几种倾向：一派积极地踏到前进的队列中去，一派则沉到游戏的和绝望的生活状态，而中派却会以逃避为唯一的出路。——这些，在意大利现代文学中都有着代表的人物。
在一九二二年死了的写实主义者魏尔加（GiovanniVerga），便是由都市逃到农村的一个。在初期，他本是以描写着社会间悲惨的人类为职志的，从他底笔下已经涌出了不少的痛苦的故事。而到他回到故乡以后，发现他所说的“一个造帆工人底可惊的事迹”，才又把他底艺术放在西亚里岛底农民生活上面。我们由他底小说中知道了西亚里底农民是怎样的屈服在饥荒和寒热病的不幸之下，又怎样的和地主发生着暗无天日的相互关系。他底认识是：虚伪便是文明底代价，而所谓都市底新社会便是发扬那种代价的地方。农民之不能征服他们底不幸，也正是那种代价底间接影响。但是惟其不能征服他们底不幸，农民所以才是可爱的阶级。因之，他自己也便坚决地拒绝了都市底新社会而永远和可爱的农民为伍了。
魏尔加这种思想之正当承继者，便是女作家黛列达（GraziaDelledda）。
一样怀着对现代都市的厌倦，黛列达从魏尔加学到了逃避的方法。她也用她所信奉的写实手法描写着她身边的故乡沙地尼亚（Sardinia）岛底风俗，习惯，宗教，传统等等。她并不像魏尔加那样显露的和农民拥抱，但却也同样的是在用农民底朴质去说明都市中的虚伪。我们在她任何一种作品中都可以这样指出：当她借他明晰的单纯的作风以活现农民生活底片段时，总是在把一种肯定的调子圈在那些主人公底周围的。
最后我们要讲一讲在目前享着盛名的皮兰德娄（LuigiPirandello）。
皮兰德娄恰是代表着右倾的小市民倾向。他是一个诙谐主义者，但是实际上却又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底作品表面都是用一种古怪的姿态去招引观者不安宁的哄笑，而在属性上却是把疯与死的绝望满满地充塞着。为了要掩藏他底绝望，他尽可能地在回避着一切直接表现的手法，而把无限的空想用去作了装饰。但是我们若果透过他那种假的罩幕时，那我们即刻便可以发见他是用宿命主义者底眼光看着人类的。奋斗与反抗在他底意识中没缘，依他说来，社会只是永远的不平衡，——如此而已。
皮兰德娄底骨子里是被虚无主义占据着的。他固然也有他底科学的基调（至少有佛洛易德底潜意识论的基调），但是他始终是一个二元论者。他底精神将永远是陷于暗淡的状态而不能有解脱的一日。
作为一个小市民的皮兰德娄，在表面上有时和目前意大利底政治好像是相当的乖离着。但是，右倾的流动论（Mobilism）却在缠着他，他并不是没有和目前意大利底政治相结合的可能的。
二一，六月，一九三五 |
王独清《说创作不振》（193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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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创作不振
王独清
（1935年5月10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文艺大路》创刊号，1935年5月10日出版。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先生：
你要我来也说几句人家已经说了许多的“创作不振之原因”，为了你底好意，我只得就我能想到的来说几句。
本来所谓“不振”这含义就很含糊。我不知道提出这问题的人意思是怎样？不过就表面上看来，这大概是指目前创作稀少的现象而言。若是这样，据我看来，答案是并不难的。
就过去历史上的事实看来，凡是创作蓬勃的时期，都是因为有一种文学运动。就一般的来说，像欧洲底文艺复兴时期，像各国底浪漫运动时期，创作都有惊人的纪录。在中国，像五四运动后的文学运动和创造社底浪漫运动，再像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底文化运动，都是曾经产生过多量的创作的时期，并且，我们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新文学中所有的一些成绩几乎都是这两个时期底遗产。这都证明创作底“振”与“不振”并不是完全由于作家底努力与不努力，而是由于有没有推动作家的社会力量，一句话：我们目前创作不振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种文学运动。
有些人以为文学绝对地是在一切社会运动停滞了以后才会发生；有些人又以为文学是绝对地和政治同时进展，几乎一刻钟也不会太早或太迟；还有一般染了艺术至上主义倾向的人更以为文学绝对地是社会运动的前趋。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文学底产生是要社会上有某种相当安全的条件，这是事实；但是，在我们目前经济斗争的社会之中，文学以光焰熊熊的姿态出现到我们面前的却总是在一个社会变革的动乱期间。然而因为它底产生需要着社会上某种相当安全的条件，故每一个文学运动底发生不是在动乱底前夜便是在动乱后的某种时期。所以，文学决不是凭空掉下来的甚么“社会运动的前趋”，但是同时也不是和实际政治行动底脚步那样一刻钟也不多不少的恰好相合。这都是过去历史事实告诉给我们的知识，我相信，在人类还没有踏进另一种经济制度社会的期间，这种现象总依然会继续地演着。
不过这儿所证明的却只有一点：创作蓬勃的时期必然是有着文学运动，而所谓文学运动又必然是社会变革的产物。向后退的社会层常常在组织文学集团而终于不能发展出一个运动，便是这个道理。所以要说明中国目前创作不振的原因，第一步须先说明中国底社会。
在这儿，我希望有人能用心看一看我从前在报上发表的一篇《中国文化运动史的考察》的一篇演讲（在大夏大学讲，《时事新报》发表），那结论便可以说明和这问题有关的一切。我们要是希望创作振兴，那我们只有希望有一个文学运动到来。但是这个也还在我们去争取，决不是从空中可以掉下来的东西。 |
王独清《一笔账》（1935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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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账
王独清
（1935年2月15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常子兄：
你来信提到几年来我所受的各方面底毁骂，使我心头忽然的沉重起来。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便对于社会上的虐待不十分理会，以为历史总会代我判别曲直，可是就因为我太过不理会了，大家反认为我是个胆怯的人，遂更从毁骂变到用种种卑污的手段。这几年来我所得的教训真是再多也没有了。
其实毁骂我倒不要紧，我最看不起的是那种无聊的阴谋和那种附和别人来诬陷我以表示自己英勇的行为。这种人，我始终可以说，还没有做我敌人底资格的。
记得一九二八年底时光，骂我的人就风起云涌起来。那时骂我的中心口号是“投机”和“太革命”。许多刊物都在这种口号下面给我出着“专号”。最有意思的是一位编副刊的先生把他给我出的每日专号不记名寄给我，想要我做文章去答复他。那些每日专号上骂我真算是骂得淋漓尽致：骂我底《圣母像前》是废纸，骂我底《杨贵妃之死》是文明戏，骂我底《埃及人》是无意识的瞎叫，甚至于骂我本人是等于“朽木”……不过，我却并没有做答复的文章。骂了我，又要我给他去扬名，我虽然傻，还不会这样的听话。
从一九三〇年起，骂我的口号却由“太革命”而转变为“不革命”。这新的口号自然是一批新的骂我的人提出来的，但是为了统一口号起见，旧的骂我的人也只有跟着转变。然而这一下却就把口号弄成了谜样的难解，从前“投机”的口号也就转变为“太不投机”了。
这时对于骂我，就好像目前谈阮玲玉自杀一样，是一件最时髦的事体。只要有些甚么可以拉得上作为骂我的材料的，便决不放过。最为人所知的，像上海艺术大学被封，因为我在里面担任了两次所谓特别讲座，骂我的人便指定是我告密。为了这个，我发表了一篇《给上海艺术大学学生的公开状》，但是有趣味的是骂我的刊物上即刻便出现了一篇《答复诗人王独清》的文字，署名的是“上海艺术大学同学马来哉等”，上面举出我的罪状是：
“校长周xx的倚重你，你愿意和周xx打成一片，表现得十分的显明。你有课的日子，周xx早早候在校中，等你来，好多受些教训。你同他谈话，娓娓不倦，动辄好久，并且在小房里，旁无他人，很有些鬼祟祟的样子。”
于是，这便成了我底铁案了。
一天，“革命作家”华汉来看我，第一句话便是：“王先生，你为甚么不印全集呢？”接着又说：“田汉算是甚么！他都在印戏曲集，你怎么不可以印呢！”然而第二天，某种刊物上便登了消息，说是我在攻击田汉底戏曲集。可是这还不算，再等几天，另外的刊物上又有了消息，说是我写信给印田汉戏曲集的书店，要求停止该书的出版，最后还加了一句道：“王独清之不革命一至于此！”
造谣这到这样，真算是尽造谣之能事了。这种风气的所至，便是一般青年为了要表示自己底革命，便先得骂几句“王独清”，然而因为材料太少，于是便去造谣，并且好像越造成任何人不会相信的谣便越是可以表示自己底革命。
这种风气算是一直继续了两年，以后骂我的人大概因为看见废了很大的力气造了谣言，对于我也还并没有怎样，在隐隐之间好像是承认了自家底失败，于是又悄悄地休息去了。但是骂却总还是有的，只要我一提笔，便会有人喝一声“不准动！”记得《文艺新闻》要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满洲事件的意见，即刻便有人出来说我底意见和我“砰砰砰的心脏病一样”。这自然是很巧妙而且“幽默”的，我做文章的确说过我有“心脏病”，而“砰砰砰”也的确是我底《IIDEC.》中所用过的字，但是我就不懂，为甚么这样连起来便可以抹煞我那个意见。
后来骂我的人又像是变了计划了，大概觉得骂也没有用，还是用消极的方法对付我比较来得省事些，那便是尽可能地不提到我，宁可以使自己无以自解，但是不要我底名字出头。这也可以举出很多的事实来的。
一次，《榴花诗刊》要我底稿子，我把我那首《滚开罢，白俄！》交给了他们，但是不料被那位从前要我印全集的“革命作家”看到了，便再三地阻止那个代我送稿子的朋友，叫他不要送去。那个朋友便问他是为甚么，并且说那首诗底属性分明是革命的，应该不会受“革命作家”底厌恶。而那位“革命作家”却答复道：“就是不要王独清革命！”
一二八事变，上海底著作家发表了抗日的宣言，有人提出要我签名，可是骂我的人便鼓动我底一位从前的朋友何畏出来反对，理由是：“王独清只能做朋友，有了他底名字，我们这个宣言便没有意义了！”
此外，我还要说一件可笑的事。郑伯奇从前在创造社本是不十分重要的人，《创造月刊》出世时一向便没有他底文字。算是一直到我由广东回到上海，从郁达夫手中接过《创造月刊》来编辑的时候，才由我去约他撰稿。他还再三不肯，说成仿吾和郁达夫一向便不约他，忽然当我编辑的时候他跳了出来，怕会引起各方面的不好的。结果是我再三地怂恿，他才写了一篇戏剧。这是有证据的，他底名字在《创造月刊》上出现是在第一卷第七期，而这期有我底《编辑余谈》，说郁达夫生病，此后编辑由我担任。并且我在《编辑余谈》底煞尾还因为要掩饰郑伯奇名字底突如其来，曾说：“伯奇一向忙于实际工作，无暇执笔，这次也努力写了一篇独幕剧。”但是，最近郑伯奇在写他底《创作经验》，却说他给《创造月刊》撰稿是因为郁达夫担任编辑，他才开始的。这固然是件小事，当大家都要把我压在水底下的现在，我底这位“老乡”为了自己底名誉和饭碗，说几句改窜历史的话也没有甚么要紧，不过，这就恰证明了大家对于我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同时，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说假话而不改色的风尚了。
我并不是想来清这一笔糊涂账，只是因为提起了几年来我所受的毁骂，便忍不住说了许多。将来有机会时，我或者把这些掌故更详细地写出。若果能成一本书，那倒是很有趣的事。
我最不高兴的是那般用大帽子压人的人。我知道我在暴露别个对我的阴谋，一定会有人指谪我是个人主义的。但是拿这种大帽子的人本身怕就带着假道学的面具。我就从来不信奉这种“无抵抗”的教条！我固然对于社会上的虐待不十分理会，但是却也还没有那种“君子”的修养，对于向我开刀的人竟连手都不肯去回一下。
但是我“不革命”的程度到底到了怎样的一个情形呢？这个，我却要借一家书店给我登的广告来答复的。去年乐华图书公司因为要抵制我追索版税，于二月十二日在《申报》上登了一个启事如下：
“王独清君鉴：径启者，尊著《独清自选集》在广州被没收，在汕头被罚款，在邮局被扣留，现悉为中央正式查禁，本书现已即日停止发卖，但敝公司为此书损失重大，须与台端清算，请在三天内面洽为要。
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启”
十五，二月，一九三五。 |
王独清《我和魏尔冷》（193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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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魏尔冷
王独清
（1935年1月8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昨天接到大家底信，说是今天是魏尔冷底“三十周年祭日”，要我来对这位“象征主义的诗人”做一番讲演。老实说，这却使我吃了一惊。因为我真没有料到大家会来纪念这个人的。要不是大家提起他底三十周年，我简直就记不起有这一回事。
来为“祭日”讲演，这当然就等于读祭文。大家底信中说是要我讲演的原因是为了我是“最早介绍魏尔冷到中国”的人。这固然不错，但是，我“介绍魏尔冷”，是十多年以前的事，现在，我这个人却变心了。真对不起他，这篇祭文我真有点不高兴做。
我“介绍魏尔冷”的时期，正是我在欧洲流浪的时期。现在想来，我所以对魏尔冷发生感情，并不是看重魏尔冷本身，而是因为魏尔冷底生活以及艺术的态度恰恰和我自己的接近，所以，结果还是为了看重自己的。
这听去似乎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穆木天在《王独清及其诗歌》中说我前期创作的生活道：
“都市生活，一天一天地，使独清小资产阶级化，而使他认真地成为流浪的人了。他哀愁，他绝望。没落的贵族底情绪中混着颓废的小市民底失望，越发地陶醉（刹那间享乐的陶醉），越发地使他自觉到是一个要失了故国的人了。”
这倒是对的。这正就说明了我那时为甚么要拖住魏尔冷的原因。
魏尔冷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Bohéme，他底生活正是代表着所谓世纪末底悲苦。从他那种个人主义的行为中便产生出了他底象征主义底抒情诗。他用反社会的孤独的气慨在社会之中心——都市——浮浪，终于牺牲在享乐的酒场生涯里面。他进过牢狱，但是那却不是为了他对于公众的和政治的活动，而是由于他底个人主义碰碎在旧有的社会秩序上的缘故。
象征主义的诗人只是生在资本主义稳定同时却又露出了矛盾的这样的时期中的。这种诗人本身底倾向便是两种性，一面在厌恶着他们所谓“俗人”的有产阶级，一面却极端要避免所有实际的社会的斗争。这两重性的倾向使他们不能不沉溺到绝望中去，而胡乱地用病态的享乐以麻醉自己。和魏尔冷同时代的诗人，像兰卜（Rimbaud），马拉梅（Mallarmé），生活都几乎是一致的。不消说，魏尔冷更是彻底地完成了这种诗人底生活了。
从这样的生活中走出来的艺术，那自然首先是离开社会的课题的艺术。不过诗人们却都是以孤立的态度寄生在社会中的，这理由便又使作品中自然填满了假意快乐的伤感。因为要达到和现实不发生关系的目的，诗人们遂尽可能地去探求纤细的感觉所能把握的束西。但是这样的感觉中最容易被解作和现实隔离而又很方便适用在诗歌中的是色彩感觉和音的感觉，于是，诗人们遂倡言要注重色彩和音乐。我们知道兰卜是要唤起五个母音的色彩的观念，而魏尔冷则是高叫着“音乐先于一切”（Delamusiqueavanttoutechose……）的。
魏尔冷所以要特别把音乐作为诗歌的主要条件，这正是代表象征主义底最高的心向。音乐是最能起那种使人一瞥间忘却眼前现实的作用的，同时，又最适宜于传达“不明了”的或“蒙眬”的心理状态。这便使象征主义底艺术获得了理想的成功。在魏尔冷看来，诗歌并不一定要有充实的属性，若是一定要有时，那么Nuance便是真正的属性了。
总之，象征主义只是——这应该学几个正确的研究家所说的话——神经的艺术。魏尔冷所以成为这艺术的领导者，就因为他底生活根本便是个人的神经的生活。
在中国，象征主义底抒情诗，特别是倾向到音乐的，也曾登过唱台。这却是我自己也不能否认的，我便是那个的担当者中间的一个人，或者还是担当者中间的一个主要的代表者。说来是很有意思的，中国社会底特殊的发展使文学上浪漫主义刚一抬头，不久就来了象征主义底哀歌。我这个不知道是主角还是配角的人，也遂注定了畸形的命运，一面为浪漫主义呐喊，一面却又去“介绍魏尔冷”，并且还作了中国魏尔泠派底艺术的奉行的人了。
说来说去，总离不了自己。这倒不像给魏尔冷读祭文，却像给我自己读祭文了。还是快把话收住，再不要扯下去了罢。
八，一月，一九三五。 |
王独清《展卷偶感》（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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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卷偶感
王独清
（1934年）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独清三种》，上海长安出版部1934年出版。
（一）
蒲克罗夫斯基底《一九零五》叙述“日俄战争”的一章在描写当时沙皇政府对于日本的心理道：
“……日本那样的小国和俄国这样的大国一比较起来算个什么呢？一九零三年夏天《新时代》载着‘日本要和我们打仗，那便是自己送死’，一点也不错。”
又描写尼古拉对于日本的提议——关于满洲和高丽的——的答复，说那意思是：
“我们是满洲底主人，这自然不必说，但是谁是高丽底主人，那却还得想想看。”
这位历史家用了他那犀利的笔锋给当时俄国底沙皇政府做了几幅很动人的讽刺画，使我们简直像看见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底夸大而可笑的面孔。当时俄国所以那样一败涂地的就因为那个面孔摆得太得十足了。这使我们不能不想到现在的日本。
然而历史终是历史，终不能和现在的事实完全一样。当时的沙皇政府固然是因为夸大而失败，但是现在的日本却因为夸大而成功了。
不过仅仅有一点相同，那便是：现在的日本却还是把俄国当成它最大的仇人。
蒲克罗夫斯基又描写当时沙皇政府对于日本是几乎不理，要理的却是本国做革命运动的犹太人。他重述沙皇政府官员底话道：
“只有在境内从事革命的犹太人才是俄国国际政治上的大敌。”
这现象却是到现在还重演着。不过当时是俄国而不是日本，现在则不仅仅是日本而已。
（二）
大喜剧家莫利哀有一个很出名的讽刺剧本，叫作《摆架子的蠢才》，属性真算是尽滑稽之能事。情节是两个土财主底女儿为了要摆架子，得罪了两个求婚的人，后来却竟受了大骗。戏底场面是这样：两个受了气的男子为了报复那两个女子底无礼，便叫他们底两个仆人装作侯爵和子爵去和那两个女子会面。结果是两个小姐招待了这两位人物，在一场滑稽的举动之后，两个主人突然跑了出来，把假侯爵和假子爵底衣服给剥得干干净净。当剥衣服的时候：
假子爵：再会了，我阔气的衣服！
假侯爵：侯爵和子爵坍台了。
主人一：唵，唵，痞子，你们胆敢来挡到我！还是去到别个地方找些玩意来叫你们底乖乖开心好罢。
主人二：拿我们底衣服来糟蹋我们，这糟蹋得太不成话了！
假侯爵：我底老爷，你怎么是这样的变来变去。呀！
这很有意思。这使我们想到有权力者和他底敌人冲突时利用他底仆人去作牺牲的一切现象。这说明了权力者底残酷，也说明了仆人悲哀的命运。
于是，我们又想起了帝国主义者底战争……。
（三）
麦克唐纳（不是电影上的女明星麦克唐纳）在他第一次登台的时候，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很切实地发挥了他当时的政治理论。其中有几句话道：
“就是很困苦和失业者群集的地方，像我们国里不幸而有的这种景况，可是，国民却决不要因为这个而不去购买图画和其他能使人愉快以及使老者少者心花怒放的东西。”
这个教训真是再妙也没有。不过，这里有一个疑问，麦克唐纳底话想来怕不是向那些很困苦和失业的人说的罢？要是不然，那便是一个绝大的“不通”。我们很知道那些很困苦和失业的人，他们要听从这位现代“伟人”底教训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
然而这位现代的“伟人”给我解答了为甚么目前我们有电影皇后的选举，有咖啡馆中的甚么会，有词的解放运动，有…… |
王独清《关于易斯特拉狄的种种》（193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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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易斯特拉狄的种种
王独清
（1934年9月20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华安》第2卷第11期，1934年9月20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易斯特拉狄（PanaitIstrati）这个名字，我相信在中国还很少人知道，但是在欧洲，缩小来说，在法国，却已经是人人皆知。他是被称为罗马尼亚的高尔基的，他的生活可以说便是一篇小说，而他的小说所以能那样动人的实在还是由于他有那样小说般的生活。
他自小便到处流浪，强盗也做过，乞丐也做过，跑街的商人也做过，也不知道几乎要饿死了有多少次，也不知道因无路可走而陷于自杀者有多少次。他甚至做过街头的拍照人，这在欧洲算是最下等的职业，那是等于流氓“瘪三”一样的。最后，因为实在连一片面包也不能到口，终于他又自杀。这次是真的受伤了，可是却遇见了那位“约翰克里斯多夫”（Jean-Christophe）的著者罗曼罗兰，才使他得了救，并且还使他成了一位顶天立地的作家。
他的生活所以这样奇特的，自然是与他的出生地有关系。我们不要忘记，罗马尼亚一向便是产业落后，失业穷人最多，而强盗流氓又几乎遍地都是。易斯特拉狄产生于这样的地域，小时又就陷于穷困，他的流浪和堕落自是当然的结果。
多少有天才的人都因为环境逼迫，没有办法发展一己的能力，被悲惨的命运送了一生，易斯特拉狄也就几乎做了这样的人。然而却终“绝处逢生”的了。那位欧洲近代的“新英雄主义”者的大师罗曼罗兰，在救了他以后，由他的身边读了他那封墨痕狼藉的遗书，便发现了他的文学天才。于是，这位大师便诚恳地激励他，劝他把他的生活和他一向所接近的风俗人物用文学的体裁写出来公诸社会，使那些带着浪漫奇迹的事迹不至泯没。他听从了这位前辈的指使，便陆续写了一些带着自传式的小说，终于，使他成了大名。罗曼罗兰提拔后进作家，在欧洲是很出名的，最为世所知的像巴比塞、马丁奈（M.Martinet，即著名的《夜》的作者）都是出于这位侨居于瑞士的法国作家的门下。不过，在他所提拔的无数后进作家之中，像易斯特拉狄这样人的怕是唯一的一个。能在毫没有一点因缘的一个自杀的乞丐的身上发现了他文学的天才，而又能使他成名，这种功绩真不是普通人所能有的。
除了罗曼罗兰，还有一个人也鼓励易斯特拉狄著作。这人自己却是不会动笔的，他是易斯特拉狄的同乡，一个罗马尼亚的靴匠。易斯特拉狄在他的“DomcitzadeSnagov”一本小说的卷首，把这位靴匠的名字和罗曼罗兰的名字并列。那位靴匠的名字叫作GeorgeJonesco，他纪念他和罗兰一样，说是因为他的推动，他才起了写作的念头。
在易斯特拉狄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写实的，但同时也有不少传奇的成分。在他的笔下，涌出了盗贼、酒鬼、无赖汉，以及其他同类的人物，但是他往往把那些人物理想化，甚至艺术化，这是他的缺点。不过，他的描写却终是不可多得的描写。他不但能把那些人物描写得有声有色，而且对于俗语的尽量应用，也使他的人物活现在我们的眼前。在技术方面，有时他是胜过高尔基的。成名以后，易斯特拉狄即刻便表示了他的政治态度。从小就处身于下层社会的他，本能地便赞助着苏俄。这即刻便又引起了他和他的导师罗兰的冲突：当时罗兰还在崇信着甘地主义，而他，却和巴比塞一样，却走了相反的道路。当时他和罗兰的冲突，虽然没有像巴比寨和罗兰的那样笔战，但却也有过些强烈的批难。“吾爱吾师，尤爱真理。”这个便是易斯特拉狄的气概。
然而事情说奇怪一点也不奇怪：在几年以后罗兰转变到和苏俄携手时，而易斯特拉狄却一变而为非难苏俄现状的人物。这一下却真的和罗兰笔战了。接着便是从前帮助易斯特拉狄的人却起来去帮助罗兰。这种论战好像一直到现在还没停止。
原因是在苏俄内部起了政争（即干部派与反对派的政争）的时候，易斯特拉狄曾赴苏俄游历，回到法兰西以后，他便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了他关于苏联纪事的一篇文字，题目叫作《罗沙可夫事件》（I'AffairedeRoussakov）。这个罗沙可夫本是一个革命工人，在俄国革命前他是作过许多政治上的工作，革命后回到俄国，他年龄已老，故不曾担任任何职务。但因为他的女婿维克多治（VictorSerge）是反对派的缘故，他便受了监视，甚至女儿也被人打伤。他去向法庭控告，而因为当时苏俄当局正在清党的期间，便多数主张对罗沙可夫“不付审判，直接正法”。结果，罗沙可夫是被罚作苦工。易斯特拉狄在他的文章中讲述这事件的经过，并说他曾经为这事件，奔走号呼，以为这在苏俄是不应该的。这篇文章发表了以后，即刻便引起了巴黎两种政治报纸的批评：第一是《人道报》，这是第三国际的报纸，它大骂易斯特拉狄的反动；第二是《真理报》，这是苏俄反对派的报纸，却赞美易斯特拉狄的勇气，但却指摘他不应该把那种文章拿到资产阶级的刊物《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这样，便陆续引起了许多论战。
我在这里只是介绍，本用不着作任何批评。不过附带的要说两句。易斯特拉狄有敏锐的直觉，过人的感受，这是真的，但是他的政治如何，我们却很难下一个断语。他曾经和法国女小说家马德兰马克斯（MadglineMarx，她也是一个和易斯特拉狄一样的反对派政治的同情者）辩论过，他自己也承认他对于政治观念的薄弱，马德兰曾在她和她丈夫合办的《自由报》上答复他，指摘他若是知道自己不行，那便该学习，不该自居“薄弱”，还有，他和法国工团主义者的莫拿特（Monatte）也好像交谊甚深，这怕也是他的“薄弱”的一个。
不过，虽然是这样，易斯特拉狄总算是目前杰出的作家。我很希望他的作品能有人在中国翻译。 |
第十章劳工政党的衰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十章劳工政党的衰落
1．1887年选举中的劳工
2．亨利·乔治的分裂作用
3．1887年的锡腊丘兹代表大会
4．驱逐社会主义者
5．进步党
6．芝加哥的衰落情况 |
王独清《歌德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1934年8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歌德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
王独清
（1934年8月20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Y.H.君：
你来信问到“歌德在自然科学上到底贡献了些什么？”不错，前年歌德百年纪念，我们一些靠“歌德”这个名字出风头拿稿费的人也曾做了许多文章，有些教授们还出了一本甚么书。但是那些先生们除了只知道抄一抄外国浅薄的杂志而外实在不见得是彻底的认识了歌德，且不要说对于歌德的思想文学种种不会用新的观点给一个有意义的批判，就只是介绍也不曾见有一篇充分的。像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就没有看到谁曾切实的做过一篇文章谈论过。
关于歌德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最重要的便是骨学与植物学。在骨学上他发见了颚间骨和“头盖的脊椎变形说”，在植物学上他也提出了“植物的变形论”。
颚间骨是嵌入于上颚以支持门齿之骨。此骨早经证明凡哺乳兽都有的，当时有名的解剖学者如卡姆贝（Camper）等都已承认猿类亦有此骨，但却都否认此骨存在于人类身上，并且还以这个为人与猿的分点。歌德对于人与哺乳兽构造不同这一事实根本怀疑，他以为人既有门齿，何以能没有支持门齿的骨头？于是他便努力研究，终于发见了“人类底颚间骨”（Osintermaxillare）。他用了广泛的比较研究，结果完成了他科学上的第一篇论文，那论文叫作《论在上颚之间骨为人类与他动物所共有》（VersuchausdervergleichendenKnochenlehredaßderZwischenknochenderobernKinnladedemMenschenmitdenübrigenTierengemeinsei）。这功绩是：打破人兽骨学的区别，树起比较解剖学的方法。
“头盖的脊椎变形说”（WirbeltheoriedesSchädels）是阐明复杂构造的头盖骨不过是脊椎骨之变形。道理却和他底“植物变形”是一个原则。意思是说头盖底后头骨及前后两楔状骨俱为脊椎骨变形而成者。一七九〇年歌德在丽朵岛（意大利威尼市）拾得了羊底头盖，观察所得，除后头骨及前后楔状骨而外，又看出三个变形脊椎骨。那便是：口盖骨，上颚骨及颚间骨。这个学说一出，在当时激起了很大的影响：一八四七年利查德温（Richardowen）研究的结果，赞成了歌德。一八五八年霍克斯莱（Huxley）又由精密研究反驳了利查德温。霍克斯莱否认了头骨是真正的脊椎骨之说，但却承认了头骨有类似脊椎骨这一事实。实际说来，头盖底构造甚是复杂，在其每个组成部分上证明脊椎骨之原形确是一个难题，但头盖系由个别的“节”（Metameren）而成立者，歌德之根本思想却是驳不倒的。
“植物变形论”底大旨是说植物底干与茎以外的部分，即侧部器官，为叶之变形。歌德所取的材料只是显花植物，并且只限于出现于地上的部分，即是说，植物底根的部分完全在他底范围以外。为证明植物侧部器官系叶之变形，他便用“移行形”来说明。这个“移行形”便是存在于长成之叶和其侧部器官之间。从这个“移行形”而生的变化可分三种：第一，正规变形（NormaleMetamorphose）；第二，不正变形或退化变形（UnregelmässigeOderRegressiveMetamorphose）第三，偶然变形（ZufälligeMetamorphose）。第一是“移行形”最显明而依常规者，第二第三则是病态的和特殊的。歌德根据这个原则去说明他底“植物变形”的主张。他先从子叶说明起，然后移到花的说明上。他说子叶展开时便是完全的叶片，若收缩时便可成为花萼，再展开时便成为花冠，更收缩时又可形成花蕊，最后复展开时便成为果实。这样，在侧部器官底形成上发生展开与收缩的要素便可立一假说，那便是：植物成长时液汁从植物体中的液道中泸过之时便渐次发生变化。因为液汗之变化；故叶底形成也就起了变动，于是便有花冠花蕊之形成。其实这种说法正是后来植物生理学上所说的新陈代谢作用，不过歌德能在那时发现这个道理也算是很不容易了。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歌德说明使动物界形态变化之动力是“内因”与“外因”两种：内因即动物自身内部的努力，因此便产生种种的变种（Varietät）；外因则由于动物栖息的环境（Milieu）所致。这是和植物底形态与日光空气土地等有直接关系一样，动物之形体也因“调节于事变”（DurchUmständeFürUmstande）而成立。这种论据无论如何是和后来的进化论有吻合的地方。还有，歌德当时的植物学正是林奈体系独擅的期间，林奈体系是把每种植物只由其表面的特征而一一分类并主张其一成不变，歌德之“植物变形”的学说正是打破这一系统的先锋。
关于“动物变形”和“植物变形”文学上的文献，有一八〇六歌德底“DieMetamorphosederTiere”和一七九〇年底“DieMetamorphosederPflanzen”二诗，是可以一读的。此外歌德在色彩学上也有很大的努力。他分色彩现象为“生理色”“理学色”“化学色”三种。他由“生理色”推论而定“理学色”“化学色”，这是他底错误，但关于“生理色”一项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最重要的是他发见“对照色”是网膜的生理作用，以及他“连续对照”“同时对照”的见解，都是和挽近的学说相同之处。
歌德“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大致如此，可惜这儿不能详细的论列，不过只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大略中之大略了罢？
对于科学，我是一个逃荒的人，对于歌德，我也从来很少凑过热闹，不过经你底一问，倒反引起了我些兴会。关于歌德自然科学上的见解，有些还应该用批判的方法来说，这个也只好再等下次的机会了。
二〇，八月，一九三四。 |
王独清《说大众语》（1934年8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说大众语
王独清
（1934年8月7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启东：
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已经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真是够多了。像我，像一句话可以在人前化为洪水或者一个字可以在人前变为猛兽的我，于这种问题的讨论始终是站得远远的。并不是我不想开口，实在是人在避我，我也在避人，为了免发生无谓的麻烦，所以宁可自己学乖一点，沉默些的好。
因为你不避我，所以我也很愿意对你说出我底意见。
一、我虽没有很周到地看完所有关于大众语问题讨论的文章，但是我总觉得有一点好像大家没有切实注意到。那便是：目前的文字“为特殊阶级的独占工具，和一般民众并不发生关涉”，这实在不仅仅是文字中用话的问题，而还关系于整个社会的问题。不信就请你现在尽可能地用各种方言去写你底文章，甚至尽可能地把出版物都改成罗马字拼音，可是到头一定还是你“独占的工具”。为甚么呢？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大众根本便没有机会和文字接近，能和文字接近的总还只是一部分的特殊阶级而已。
二、这样，也就答复了“新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的这个问题中之问题。五四运动时特殊阶级提倡口语文的动机，实在只是为便利自己（自然客观上有这种需要），并不是为了大众。到现在，你以为他们不怕这种比较便利的工具“成为大众的工具”吗？
三、无论如何，汉字决不是大众底字。要使大众语文真正成为大众底工具，将来只有罗马字拼音之一法。这自然不是现在所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却很能够为这一目的作种种准备。
四、说“将来只有罗马字拼音之一法”，这“将来”，须要从上面所说的社会问题上去理解。因为，据我所知道的，像安南便已经实行了罗马字拼音的办法，不过那却是为了另外的作用（帝国主义为变化殖民地语言的过渡方法），而不是为了大众语文的问题。这是首先要明白的事体。
五、有人为了大众语而希望“文学死”，这真不知道在说的甚么。这意思就等于说大众语不能制作文学，也就等于说大众根本便不能和文学发生关系。其实，要推行大众语文时，首先就非借仗于文学不可：制作大众语的小说诗歌作为大众语文的教本，或是把已有的前进文学作品翻译成大众语给大众去看，这都是必然要做的。
六、我们应该明了推行大众语文底目的是：为了大众能普遍地获得智识上的素养，为了大众能普遍地获得文字的工具，为了大众的语言能够统一。所以，大众语文的构成并不能去迁就大众，而应该有改进的意义。若果忽略了最高的目的而简单地只主张迎合大众，那便是“庸俗的大众语万岁论”。
七、有些人虽不主张“文学死”，但很机械地以为现在要有文学作品就非绝对地用一种几乎写不出来的话去创作不可，不然便是反对大众语。这不消说只是极左派的空话。我们对于目前的文学作家，只希望他们尽可能地使大众了解，此外的苛求不但无用，反而会使作家停笔。作家能用真正的所谓“下层社会底用语或方言写作”自然是最好，不过事实上在目前这是不可能的。只要作家能创作出前进的作品，虽然它本身不能够走到大众面前，但是那也没有妨碍。因为，我们有翻译这一方法之应用。
八、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语言是跟着智识进步的。大众只要获得了智识，他们一样可以讲现在特殊阶级所讲的话，自然自己会废弃不相干的方言。所以，推行大众语文主要的还是在教育的作用上。关于大众语文的作品，除了最初步的而外，应该在使大众懂得的条件下，逐渐地加入新句法，甚至必然要学的外国字。中国原有的字太不够用，句法也太过简单，在这上面应该有一番特别的注意。
以上便是我底意见。自然这只是几条简单的大纲，不过我相信更具体的意见也可以在这里面找得出来。我总觉得虽然讨论大众语问题的热心家很多，但是多数却忽略了推行大众语文的目的这一主要的认识，这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并且还会有不好的结果的。
七，八月，一九三四。 |
王独清《关于诗人的秋瑾》（1934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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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人的秋瑾
王独清
（1934年7月15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1934年7月15日《申报》，署名：重痕。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秋瑾本是一位诗人，然而她底诗人的地位，却为他底事业所掩。我们只要把秋瑾一生的行径加以解剖时，便可以看出她是无处不流露着诗人底气分的。她底好侠，她底慷慨悲歌，她底不安于她原来的身世……都证明她具有浪漫谛克的诗人本质。不消说她受牺牲时那段遗话，那段用“秋雨秋风愁煞人”一句诗来代替口供的遗话，更把她诗人的生命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秋瑾生值满清末叶，她底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开始伸手到中国的时候，也正是中国民族思想开始睁眼的时候。他底时代中一串的事变是：中日战争——戊戌变政——庚子之乱。这必然地使她敏感到非起来推翻统治阶级不可。而身处辛亥革命前夜的她，更受了当时实际运动底推动，愈是要起来作“救亡”的工作。这样，便形成了她底革命生活，同时也就产生了她诗歌上的绝唱。
她底诗在中国一向少数的女诗人中可以说是特出又特出的。我们只要一翻阅她底遗集，便可以发现在她底诗词之中，除了前期不多的几首是纯咏个人底伤感以外，其他大部分的诗词都是溢满着革命的热潮。她底诗歌的美锦大体是由两种思想所织成：第一种是民族思想，第二种是女权思想。——而这两种思想也就正是她底时代中的最伟大的产物。
我以为要谈秋瑾底诗时，必须要说明她诗中所包含的这两种思想。因为，这才是秋瑾底真价値，才是秋瑾之所以为秋瑾。
可惜手头没有她底遗集，只能凭记忆把她底名句集出一些如下：
（一）关于民族思想的
驰驱戎马中原梦，山河破碎故国羞。
领海无权任人辱，磨刀有日快恩仇。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
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飘泊我无家。
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
陆沉危局凭谁挽，莫向东风倚断栏。
（二）关于女权思想的
身不得，男儿列。
心却比，男儿烈！
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
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
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
良玉勋名襟上泪，云英事业心头血。
仗粲花莲舌，启瞶振聋。
唤起大千姊妹，一听五更钟。
一九三四年秋瑾就义日。 |
王独清《因梅兰芳想到邓肯》（193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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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梅兰芳想到邓肯
王独清
（1934年7月10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1934年7月《申报》，署名：易无勾。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最近梅兰芳赴苏联的问题好像是在惹起了许多人底讨论，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却想起了那位名震欧洲的邓肯（IsadoraDuncan）。
这联想不是没有理由的。第一，邓肯在欧洲的声名实在有些像梅兰芳之在中国，同时也是曾经到过俄国的。第二，我和这位天才的舞女曾经有过一面的缘分：时间是在十多年以前，那时节也正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酷热的天气。
说邓肯在欧洲像梅兰芳在中国，这实在太唐突了邓肯。不过这儿所指的只是在社会上的魔力而已。至于邓肯所代表的艺术和她已有的贡献，那自然和我们底梅郎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
我和邓肯的会见是在巴黎乡间一位瑞士人家中的消暑会里面。那天莅临的客人很多，邓肯好像是一位不速之客。她底装束是非常简单。在许多人底包围中，她纵声谈笑。无疑地，一望而知她是一个非凡的艺术家。我和她仅仅握了两次手，交谈的话也只有两句，或者只有一句半也说不定，但是，她授给人的那种磊落而有独立气概的印象使我怎样也磨灭不掉。
这位有奇才的女子所以能震动人心的固然一方面是由于她底艺术，一方面却也是由于她勇迈的革命精神。她底敢作敢为，对于真理的拥护，漫说是现代的女子，就是在男子中也是不可多得。在她一生中不可胜举的事迹中间，几乎十有九都是有革命精神的。最为人传颂的如她在柏林街上被大学生包围，要求她演说，她竟指着街上帝王的雕像破口大骂，说那不是美术，应该毁掉。再如意大利军国主义诗人达能秋（D'Annunzio）要和她结交，她竟当他夜半来时，把房中布置成丧事的场面，使诗人睡在床上，像供奉死人一样的给他四周点起白烛，她则步着萧宾底“出丧曲”一面跳舞，一面把烛光吹熄，结果是达能秋恐怖得叫了一声，跟跄地逃走了。这前一件事可以看出她是怎样的一个厌恶专制与战争的人物，后一件事则更是妙到不可言状，她是给军国主义的诗人做了一场送死的“道场”。
不消说像这种行径，不要说我们变男为女的梅郎是连梦也不会梦到，就是欧洲其他同样的艺术家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魄力。
邓肯解放了妇女底服装，开创了现代的舞术，牺牲了所有的一切去办学校，结果是穷愁万状。她抱着很大的计划，想成立一个她理想中的跳舞团，然而事与愿违。她在要赴俄的时候，简直高兴得发狂，连衣裳也不愿带走，以为从此可以和“旧世界”绝缘，哪料后来仍不能如她所想象，反而还发生了和诗人叶赛宁的悲惨故事。晚年寂寞的她，在法国南方妮市因汽车压往了围巾，竟被绞死。她终于赍志以殁。
白尔纳儿（Bernhardt），我是没有见过；杜翠（Duse），我仅见过她一次表演，但却没有“亲炙”过。不过，这些对于我都没有甚么遗憾，最遗憾的却是我只和邓肯见了那么一面，而竟然不曾看见过她一次表演。
她底“MyLife.”（中国已有译本）一书可以说是一部最有趣味的文学作品。我们读她这本书，真是“如见其人”。像书中叙述她和那位漂亮而有钱的丈夫的结合是为了她底失恋，但那位丈夫对她却第一次便给了一个庸俗的感受。又像叙述和她另一位财主的丈夫同居，使她感到极端的痛苦。她不断地向他讲她生活底意义，反惹起他底恐怖。她给他诵惠德莽底名诗，他却嫌恶地叫了起来。
总之她底自传，简直是一串动人的故事，我希望人人都能去读它。
本来不应该把梅兰芳尽管和邓肯拉在一起的，但因为有梅兰芳底赴俄才联想到邓肯，所以不由不再发一点对比的疑问：邓肯到俄国以后，的确是有过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变男为女的梅郎到俄国去能做甚么，这倒是我们应当想到的事体。
十，七月，一九三四。 |
王独清《谈乔治桑》（193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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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乔治桑
王独清
（1934年6月8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1934年12月9日《申报》，署名：勾。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在世界各国过去的妇女作家中要想找到一位始终在离叛现实的伟大作家时，那我便以为只有法国底乔治桑是可以当选的。
过去的妇女作家大概不外两种：第一是贵族或宫庭底附庸，第二是娼妓卖唱式的人物。历史上给予妇女的地位使得她们除了做这两种“才人”而外是很难有其他方面的发展的。不过，我们却不否认，也有一二例外。那一二例外的角色常常是由于社会变革期间的某种条件而产生，并且其特出的地方每每还会比较同时代有作为的男子更为可惊。这层，对于那般不懂历史性的科学家所倡导的女子先天不及男子的学说，正是一种有力的事实的反攻。现在我要来说的伟大的乔治桑，也就是这样特出的角色中的一个。
一向做文学史的人总把乔治桑简单地列入浪漫主义文学里面，对于她底真价值都一概抹煞不提。像法国比较进步的名文学史家朗松（Lanson）讲到她时便称她底小说为浪漫主义的“抒情小说”。但是，乔治桑果真仅仅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抒情小说家吗？我敢说不是，绝对不是。我们应该很正确地认识这位伟大的女作家，应该把她从雾瘴中救拔出来。
乔治桑本是出身贵族，她是地主杜般（Dupin）底女儿，男爵杜德罔（Dudevant）底妻子，但是，她却离开了她底环境，而走到完全和她底出身极相反的路上。他抛弃了她底丈夫，只身到巴黎用叛逆的笔写出多量反抗当时社会制度的作品。当时在法国，正是一八四八年七月革命酝酿的时间，这种社会变革的激潮把血管中流着有贵族血液的市民阶级中之善良者推上飞跃的前途，乔治桑便这样出现到我们底面前了。
她初期的作品如《莱丽亚》（Lélia）、《加克》（Jacques）等，文学史家都称为“言情小说”，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些小说注重的只是性爱问题和婚姻问题而决不是简单的“言情”。在乔治桑底意思，以为结婚必须要有恋爱，恋爱可以使婚姻不至成为庸俗或悲剧，并且婚姻要有绝对的自由才得化为神圣，就是说，夫妻间感情一破裂时便得自由离婚，不能有丝毫虚伪的迁就。这种理论在现在看来固然没有甚么新奇，但在当时欧洲却是反贵族婚姻制度的急先锋。乔治桑用她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明了这一切，她底态度同她本身底行为一样，是异常的坚定而不含糊的。
但是，她埋头的问题却不止于此。在她把性爱和婚姻问题这样发表了意见以后，便又着手于一般的社会问题。像《安基卜底磨房主人》（LeMennierd'Angibault）与《安段讷先生之罪》（LePéchédemonsieurAntoine）等小说便是她第二步的工作。在前一部中她理想着女地主愿与工人结婚；在后一部中她理想着地主愿死后将自己底财产送给别个作为组织新社会之用。她几乎是无情地在攻击着家产制度，她造出了许多人物在代表她来发言。我们可以说，她初期的作品是她对于人类家庭问题的提供，而第二步的社会小说却是从人类生理的解决达到人类经济的解决了。不待说她所理想的社会并不是一种真正可以实现的社会，但这个是另一问题，她底本身终不失为伟大。
她后期的作品是完全倾向于农民的，这意义在一向的文学史上也没有说明。这自然也不是偶然的事体。乔治桑根本理想的社会是要人类能得到生理上和经济上的自由，同时她也认明白了要得到这种自由须对于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切都予以否定。与勒罗（PiérreLeroux）为友而共同发行过对革命有贡献的刊物的她，和当时劳动运动中的许多名人都有了往还。她在追求她底理想，希望一八四八年底革命能给她以理想社会的实现。然而，事实上七月革命以后，并没有照她所想象的那样给予她甚么。不消说这使她非常失望。而这失望的结果，便使她逃回到她少女时代的农村中去。在这后期的作品中，像《小发特蒂》（IaPetiteFadett）和《弃儿佛朗丝洼》（FrançoisleChampi）等都是描写农民的事迹。不过她始终没有放弃她底主张：她把肯定的笔锋都挥到贫农和劳苦的农民上面，而对于地主等却总是出之以否定的笔锋的。
人都知道乔治桑和诗人谬塞（Musset）恋爱的故事，都知道乔治桑后来是遗弃了谬塞，然而却始终没有人解释过这段流传千古的文坛佳话中所含的社会意义。据我看来，乔治桑所以终于不能和谬塞偕老的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思想不能一致的缘故。
谬塞是没落贵族的代表者，他曾欢迎过拿破仑，还对于杀路易菲里普的罪犯加以毁骂，并且无理由地在非难着伏尔泰。像这样一位反动的诗人，无论如何是很难和人民主义者的乔治桑打成一片的。在这段佳话中，我们正可以证明当时贵族阶级分裂后的两个代表者的冰炭。
我再说一遍：乔治桑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不过我这儿所说的“伟大”，却和一向文学史上说她是伟大的那个“伟大”是不同的。要用新的观点去研究她，才可以明白我说她是伟大的这个“伟大”的意义。
一九三四年，乔治桑死日。 |
王独清《达芬奇底生平》（1934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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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底生平
王独清
（1934年5月2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今天真算是巧极了。大家约我到这儿来讲“达·芬奇底生平”，而今天恰恰又是达·芬奇底忌辰。今天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日，这位巨人就死于四百十五年前的今天，我这个讲演正好作为纪念这个Festival的敬礼。
在座的都是艺术家，我想关于达·芬奇底艺术用不着我来多说，并且大家已经把题目给我出好了，所以我只能简单地就他底“生平”来讲，就是说，我要尽可能地使我底话不要“出题”。
在佛罗伦萨市与比萨之间，有一个很小的村镇，距今四百八十二年前，那个村镇上有一个酒店，里面住着有一位无家可归的姑娘。一位佛罗伦萨市底青年来和这位姑娘相爱了，可是他们并没有结婚，只维持着情人的关系。青年底名字叫作皮耶罗（PierodiserAntonio），家中历代都是给地方上的法庭服务，他们相爱的结果便是生了一个私生子。这个私生子，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达·芬奇。
在历史上总找不出这个私生子底生日，我们只知道他出生的那年是一四五二。他底青年父亲和他底母亲断绝了关系，把他领到佛罗伦萨市的时候，他已经是十三岁了。他十三岁以前，到底是跟着他那薄命的母亲在酒店中厮混，还是被寄养在另外的人家，我们简直都无从查考。他被领到佛罗伦萨市以后，不久就做了韦罗基奥（AndreadelVerrochio）底弟子。韦罗基奥是当时出名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不消说这是指导他成功的第一个人。
在韦罗基奥底门下，和他前后同学的名人很多，为一般最熟知的像克雷蒂（LorenzodiCredi），波提切利（SandroBotticelli），米格里奥罗蒂（AtalantedeiMigliarotti）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俊杰。在这一群中和他最要好的朋友是米格里奥罗蒂，这位艺术家后来是成了竖琴的名手。
他“学生”时代的事迹，在历史上也几乎找不出来。瓦萨里（GiorgioVasari）给他做的传记上虽然曾经叙述了一些，但也只是些传说。不过有一件事却是有可能的：那便是韦罗基奥底“基督洗礼”名作中一部分的天使是他所描。这算是已经得了许多研究家底承认，那画中左傍阴暗之中的明的部分有两个天使确实是达·芬奇底笔法。这传说说明了达·芬奇虽然成就于韦罗基奥底门下，但是老早却已经突出了老师画室中的空气了。我们在克雷蒂底画中固然很明显地可以看见韦罗基奥底面目，但是在波提切利底出名的线条中又何尝看不出韦罗基奥底阴影？然而只有在达·芬奇底一些重要的作品中却总是看不见一点这位老师底遗迹，就是被认为在韦罗基奥画室中的作品，像“报告圣胎”（卢浮宫中所藏）等，其中就非常昭著地显示出飞跃的倾向，老师底暗云是眼看要被他底晴光隐盖住了。
二十九岁的前后，他都是滞居在佛罗伦萨市。裴德（WalterPater）在《文艺复兴论》（TheRenaissance）中说：“他具有私生子常有的锐敏而强烈的性格，幼年以其美貌惑众，能音乐又能唱歌，游于佛罗伦萨市街上时，买鸟笼戏放飞鸟，并喜奇特彩色的服装与活泼的好马。”这大概总是真的。
这时期虽然他底思想与艺术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但是他却已经埋头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了。韦罗基奥本是热心于透视画法的艺术家，这不消说影响到了徒弟底身上。不过，事实决不止这一点。当时意大利底艺术家几乎都在认定科学是艺术创造的必然条件。随便举几个人，譬如伯鲁莱列斯基（Brunellesco）研攻数学，弗朗切斯卡（P.dellaFrancesco）学习几何学，阿尔伯蒂（L.B.Alberti）编著“LundiMatematici”……这时代的新潮就这样在迷漫着达·芬奇底四周，使他不能不也在其中游泳着前进。他于是研究植物，矿物，天文，地质等等专科，而当时佛罗伦萨市最发达的解剖学尤其是他研究的中心。
他向自然睁开眼睛了。他认识了自然机械的法则，并且以揭开这种神秘为他努力的方向。他知道了他所追求的“美”，除了从知识中去发掘，便再没有另外的宝库。
大概在一四八三年的时光，在佛罗伦萨市忽然失掉了达·芬奇底踪迹，但是却在米兰城中发见了他。他是接受了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Sforza）底招聘，到那最繁荣的区域（当时米兰真是繁荣到极点！）显示他底才能去了。关于他到米兰去的事迹，传说不一，一般都说是他底声名震动了那位不可一世的公爵，特遣了使者到佛罗伦萨市把他招致到米兰的。但是达·芬奇自己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文献，那便是他上给米兰公爵的自荐状。在那个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工程的专门能力。他向米兰公爵申述他能造桥梁，能造野炮，能造战舰……那种万能的本领，真可以把人吓倒！这个，我想大概便是他能到米兰去享受荣誉的最大原因罢？
他在米兰的十六年间，完成了许多伟大的工作。像“最后晚餐”及“岩窟中的圣母”等杰作都是这时期的出品。而他最大的功绩还是组织了他那出名的“达·芬奇学会”（AcademiaLeonardiVinci或LeonardusVinciAcademia）。这学会在名义上虽然只是以研究绘画相号召，但是实际上却并不限于这样的范围。当时米兰底诗人，文学家，科学家，都在这学会中作着集会。像社交团体一样，像自由讲座一样，像学术聚乐部一样，这学会遂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不消说，达·芬奇自身遂一跃而为米兰文化的领导者了。
在学会中为了教导学生，他给我们留下了那为后来研究家所珍贵的关于美术理论的《草稿》（Manuscrispts），其中以他讲基本画法的那部《绘画论》（Trattatodellapittura）为最著名。
他离开米兰是由于政治上起了变化。他所依靠的公爵遭了很悲惨的失败以后，他遂不能不跟着一般受宫廷供养的艺人去度亡命的生活。“幸福是逃走了”（他笔记中的话），他底可羡慕的光阴也就从此完结。这时他底年纪是四十八岁，他开始向各地转徙，一变而成了一个流浪的人。
他流浪到威尼市，有时又回到故乡佛罗伦萨市。这时期他底事迹，我们所知道的是他曾出入伊莎贝拉·德斯特（Isabellad'Este）女公底宫廷，并曾为她画了素描的肖像，此外是从事于极复杂的科学研究以及拟了阿诺（Arno）河治水的方案等等。
这时那位名叫恺撒·波吉亚（CaeareBorgia）的瓦朗狄大公（这便是雨果用来做过戏剧的那位以善毒人出名的美人LucreziaBorgia底哥哥）住在米兰，忽然要聘请达·芬奇作自己底军事机械技师。这位震动全意大利的人物，是法王路易十二底同盟者，可以说简直是达·芬奇底敌人的，但是，他却接受了那个聘请。于是，他又一跃而为官家底要人。这职务使他游了许多地方：为了调查各处底城寨，他历遍翁布里亚（Umbria）诸城镇，并且还旅行到罗马尼亚。现在藏在伦敦的“圣安娜”画稿便是作于这个诗期。
他第二次回到了佛罗伦萨市，有一件历史上出名的事体：那便是他和青年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的竞技。米开朗基罗这时才二十七岁，却和达·芬奇同应了市政厅命令，平分着会议堂（PalazzoVecchio）壁画的工作。（这时拉菲尔才十九岁，第一次来到佛罗伦萨市看见了他们底制作。）壁画是以十五世纪佛罗伦萨市战争的事件为题材，达·芬奇所画的是兵士争军旗的一段，名叫“旗之战争”。不过这件出名的事体，结果荣誉却不属于达·芬奇。他废了几乎十阅月的时间完成了他底画稿，可是等到放在壁上一用心调和油彩的时候他却完全失败了。米开朗基罗骂他的话算是证实了（米开朗基罗在街上遇见了达·芬奇，曾当面骂着说：“……但是从来你便没有做完过工作，你还是在你惭愧和不名誉之中避开了罢。”），他不能不丢下他临时的画笔，又飘然离开了他底故乡，旅行到罗马去。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期他却有一个重要的杰作出世。那是甚么呢？就是他从前的爱人，现在乔孔多（FrancescodelGiocondo）底夫人，名字叫作丽莎（Lisa）的那位贵妇人底肖像。
以后他底踪迹大部分都是在佛罗伦萨市，米兰，罗马三个地方。当时米兰还是为法王路易十二所占据，但是达·芬奇却同这位侵略者关系弄得很好。他甚至就打算在米兰长住下去，反而把佛罗伦萨市好像看成了敌人底所在了。
但是他底打算终是一场空梦，不久米兰又来了新的政变，使他又不能不仓皇地出走。政变的原因是前米兰公爵底遗子引兵复响，用一种突然袭击的情势，使米兰立刻陷于混乱的状态。这虽然算是意大利人在恢复自己底土地，然而对于达·芬奇却只给了一个恶的命运，就恰和从前为法国军队占据米兰而逃亡的一样，他现在又为意大利军队恢复米兰而逃亡了。
于是他又到了罗马，在教皇利奥十世底保护之下，算是度了两年多的平静生活。
再下去便是他离开意大利的时期。他接受了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底聘请，以六十四岁的高齢出发到了法国，在出名的开克洛·吕斯堡（ChâteauduClosLucé）中住了三年多的时光，终于在一五一九年五月二日溘然长逝。
他晚年对于科学真是潜心到绝顶，他研究化学，医学，光学，并且努力于飞行机的制造。关于艺术，他会给昂布瓦斯市（Amboise）底宫殿设计，在去世的前年还完成了现在藏在卢浮宫中的那幅“圣安那”的名作。
以上算是把“达·芬奇底生平”简单又简单地讲了一遍。在未讲以前，已经有人给我暗示过，说只要直叙，不要加任何批评，我自信我是“遵命”了。不过这样的讲法，实在问心有些过不去，无论如何总得再说几句话才行。
文艺复兴是近代市民跃起的历史绝景，这种商业资本主义底展开反映在文化上有两种主要的倾向：第一，艺术上个人主义的增大；第二，政治上集权主义的兴盛。艺术家在以前本只是职工，甚至是奴隶，及至这跟着商业资本的个人主义增大了以后，艺术家才变为现代底艺术家；而跟着商业资本的集权政体出现了以后，艺术家才又去过那种和以前两样的受王宫保护的生活（不是从前在王宫作奴隶的生活）。这只要我们把文艺复兴前和文艺复兴期内的艺术家生活一比较便可以明白。达·芬奇到底代表甚么呢？他就是代表这种转变期向上飞跃的艺术家的典型。稍较他前一点的那些文艺复兴曙光期底艺术家，如他底老师韦罗基奥等，都不能像他那样作一时代底宠儿便是这个道理。就艺术上来讲，韦罗基奥画中所以充塞着暗的阴郁，而达·芬奇则能一洗这些影子，用开朗的色彩作他作品的基调，这都不是偶然，而是从他们底社会的心理上出发而来的。达·芬奇个人底行为处处都表现着他底这种社会心理。最明显的是他屡次受王宫底保护，但却不专是为给帝王制作装饰的美术品而去的，他甚至有时还一任自己不完成他底作品，他把一半精力却用去放在制造那些保护集权政体的军器上面。在米兰他创设那个冠着他底名字的学会，意义也就是在表现艺术家个人主义的独立倾向。
照这样来说明达·芬奇，我相信总不会有多大的错误。我敢说要研究达·芬奇，无论如何，必须要抓住这一点才不至于胡说。
现在，真的是讲完了。不过还有一个达·芬奇简略的年谱，这是我应了大家底要求拟出来的。就是这个：
达·芬奇年谱
一四五二年生于Vinci村。
一四六五年（十三岁）移居佛罗伦萨市父亲皮耶罗家中。
一四六七年（十五岁）入画家韦罗基奥门为徒。
一四七二年（二十岁）入佛罗伦萨市画家工会。
一四七三年（二十一岁）处女作“阿尔布斯风景”出世。
一四七八年（二十六岁）一月一日得佛罗伦萨市当局之许可描绘圣白尔纳尔朵教堂之祭坛。
一四七九年（二十七岁）十二月绘巴隆采里（Baroncelli）死刑图。——此为奉梅狄西太守之命而绘者。巴隆采里为杀死太守次子之刺客，被处死刑。当时习惯，凡处死刑者须绘图示众。
一四八一年（二十九岁）三月，圣多那陀修道院请作祭坛。作“东方圣者尊敬图”。
一四八二年（三十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岁这整十年间，除了上面的作品，还有许多年代不明的制作。现在传世的有：“美都煞之头”“报告圣胎”“圣杰罗姆”等。
一四八三年（三十一岁）到米兰。时当斯福尔扎（LudovicoSforza）即位之第四年。
但有人谓并未到米兰，更有人谓到东方旅行。
一四八四年（三十二岁）着手作斯福尔扎骑马像。
一四八七年（三十五岁）为米兰教堂作圆天井模型。
一四八九年（三十七岁）二月，为斯福尔扎之侄结婚之仪彩设计。
一四九〇年（三十八岁）游巴维亚（Pavia）
为圣弗朗西斯哥教堂作“岩窟中的圣母”。
一四九一年（三十九岁）为斯福尔扎之义子作演武服装之图案。
一四九七年（四十五岁）为圣玛利亚感恩教堂（CenacoloeSantaMariadelleGrazie）作“最后晚餐”。
一四九九年（四十七岁）米兰政变，法国军队入城。
在米兰十余年的这个时期，遗作有油画，素描，图案，设计图等，而“草稿”中之“绘画论”即成于此时。
一五〇〇年（四十八岁）斯福尔扎被投入狱中，宫廷悉被蹂躏，达·芬奇之作品多被毁灭。逃往威尼市。
作伊莎贝拉·德斯特素描之肖像。
一五〇一年（四十九岁）归佛罗伦萨市。
四月，成“圣安娜”画稿。
一五〇二年（五十岁）八月，接受恺撒·波吉亚军事机械技师之聘。视察各地，旅行至罗马尼亚。
一五三年（五十一岁）归佛罗伦萨市。
一五四年（五十二岁）四月，着手作壁画“旗之战争”。
一五五年（五十三岁）成“蒙娜丽莎”（MonnaLisa）名作。赴罗马。
一五〇六年（五十四岁）到米兰。
从〇一年起，此期间尚有“赖达”（Leda）油画，但年代不详。
一五〇七年（五十五岁）九月，归佛罗伦萨市。
一五〇八年（五十六岁）到米兰作久居计。
斯福尔扎死于狱中。
一五〇九年（五十七岁）五月，法王路易十二入米兰与路易十二会晤。
一五一〇年（五十八岁）为米兰教堂唱歌团设计。
一五一二年（六十岁）十二月，故斯福尔扎之遗子引兵攻米兰。
一五一三年（六十一岁）九月，离米兰，赴罗马。
一五一四年（六十二岁）赴巴尔马（Parma）。不久，仍返罗马。
一五一五年（六十三岁）路易十二逝世，弗朗西斯一世即位。
十二月，教皇利奥与弗朗西斯在波罗纳（Bologna）会见，达·芬奇亦列席。从一三年到罗马时起，此两年多的时期中研究光学，医学，化学，飞行机等。
一五一六年（六十四岁）一月，到法国居开克洛·吕斯堡中。得痹麻症。
一五一七年（六十五岁）成“圣安娜”油画（现藏于卢浮宫中者）。
一五一八年（六十六岁）为昂布瓦斯市之宫殿设计。
一五一九年（六十七岁）五月二日死。——葬仪于八月二日举行，葬于昂布瓦斯市。 |
王独清《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史的考察——在大夏大学的讲演》（193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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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史的考察
——在大夏大学的讲演
王独清
（1934年4月29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1934年4月29日《时事新报》。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独清三种》，上海长安出版部1934年出版。
今天讲的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史的考察，不过要预先声明，在这有限的时间中，只能作一个简单的叙述，诸君若能把我所讲的当作一个Outline而再进一步去研究，那我便算是达到了目的了。
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可分为两个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由“戊戌变政”到“五四运动”：第二个时期底开幕便是一九二八年创造社文化运动。
先说第一个时期。
这个初听去似乎很奇怪，好像不应该把“戊戌变政”和“五四运动”连在一起。但是若果一考察它们底内容便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戊戌变政”和“五四运动”同是资产阶级底自由运动，“戊戌变政”是一个序幕而“五四运动”恰是它底最后的合奏。
“戊戌变政”底形式是代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那时正是在一八九四到九五年中日战争失败的以后，便是中国形成了国际帝国主义底附属殖民地的以后，这必然地中国社会各阶级是要起来作反抗的运动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般人便跳出来担负了这个使命。这次变法在当时确是一种进步的运动，它推动中国走向新的生产形式，新的政治制度，新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康有为在他底“百日执政”的命令中间很明白地讲到自由主义运动的任务。他再三地声明应当发展农业，农业便是工商业发达的基础。他底意思，是要使商品化的农业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说，像这种代表中国工业发展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底民族主义思想，一点不含糊地是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底前代祖宗。
不消说康有为等底民族主义和当时反动的清庭官僚们底“排外”不同，但是因为要对于当时反动者底政纲（恢复古代底旧制度）抵抗，故开始先为古书的解释而斗争：这般改良主义者遂创设了自己底一种新的孔教。他们要在孔子底学说裹面去找寻各种教条给中世纪所认为合理的保守性加以猛烈的攻击。但是因为仅仅守着改良主义的圈子，根本便不敢放弃古书，只是给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主张硬戴上孔教的幌子。这个运动于是便从政治上的改革到了思想学术上的改革。这就是，由政治经济的斗争扩大到意识的斗争。这儿底意义是：虽然尽管不能脱离所谓“孔教”的范围，但是因为西洋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输入，遂使孔教起了分化，在当时便是所谓康有为等底改革派和张之洞等底护教派了。这个，的确是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序幕。
因为有了这种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序幕，便总有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辩论。这种辩论的结果是使得内地底商业资产阶级和智识阶级有了“权利收回”运动。这就是说，在这种辩论之下，民众知道了无论怎样是要先求民族底自由。当时底“保路会”，以及山西河南煤矿收回运动、安徽铜官山矿废约运动、东三省主权收回运动等等，便都是民众对帝国主义反抗的表示。不成问题，康有为一般人虽然是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祖宗，但是他们借仗于清庭，借仗于旧礼教，使他们本身犯着许多矛盾，当然和直接革命的集团是对抗着的。不过“权利收回运动”却是愈使革命一天一天地形成，于是，辛亥革命便突然地爆发了。
戊戌变政就这样终于失败，康有为是沉到反动的阵营中去了。但是，戊戌变政本身却总算是把资产阶级底行政纲领给画出了一个轮廓，使中国底封建文化起了一次动摇。民族解放的潮流就这样通过了“义和团”的事件一直到辛亥革命，算把这一序幕底效果推到了一个顶点。
辛亥革命这一伟大的事变，我们在这儿不能作详细的检讨，但是我们可以指出：这一事变失败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忘却了贯彻地去反对帝国主义底侵略，其次是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戊戌变政只知道倚赖清庭，这自然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可是辛亥革命矫正这一错误而只知道单调的排满，结果却也是一样，对于民众，戊戌变政不消说是没有作宣传的工夫，而辛亥革命却也是因为只知道专做军事行动，忽略了宣传这一最有力量的工作。当时幼稚的资产阶级不但不能根本推翻封建贵族底统治，反使得自己本身底势力几乎被封建势力所扑灭，戊戌变政的序幕底效果到这儿便算是告了一个结束。
这样，所以经过了八年，才又发生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开始于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火烧了曹汝霖底住宅，痛殴了章宗祥。以后是扩大到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全国一致地声讨卖国贼，一致地排斥日货。这才算是真正的市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于是，便跟着起了大规模的文化运动。
这次的文化运动才是戊戌变政后更进一步的运动了。它是彻底把旧思想与以打击，要建起完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文化基础。当时运动中心的杂志《新青年》很明显地便提出了“民主”（所谓“德先生”）与“科学”（所谓“赛先生”）两种口号，首先把孔孟学说根本推翻，其次又改革了文字的工具，这个运动底意义便是完成戊戌变政没有完成的一切任务。在这个运动以后，跟着便是欧美各种哲学思想的输入，所谓国故的整理，科学人生观的论战，文学的新的创作……结果是资产阶级底思想在中国社会获得了领导的地位，再下去，便是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权。
所以，戊戌变政是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的序幕，而五四运动便是一个合奏，一个承继序幕而来的交响曲。
不过，这儿却有一个问题，便是五四运动既是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大规模的运动，为甚么这运动中的主要份子后来却有一部分走到新兴阶级底队伍中去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在中国这样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国家，资本主义逼来的时候已经是它在西欧登峰造极的以后，这就是说。它一来到了中国，便把它底“儿子”同时也带来了。这个“儿子”是一个“叛逆”的“儿子”，在用斗争的鼙鼓震撼着所有不愿退守的社会集团。在中国首倡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前进份子，也便是因为受了这位“儿子”底震撼，所以刚造成了自己要造的房子，却又即刻回过头想把这所房子推倒。这样，便产生了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革命。
一个空前的浪潮是很快地过去了。人人都知道这个浪潮所遗留下的痕迹是一个悲惨的失败。这必然地要产生对于过去失败原因检讨的工作的。不过这工作的第一步却又是须得要探求所有的基本理论，于是，文学，艺术，都非给一个全部批判不可。这结果便又产生了另一种新的文化运动。
这个新的文化运动便是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底文化运动。
创造社本是五四运动后产生的文学团体，它过去的功绩是给中国倡导了“SturmundDrang”，是资产阶级兴起期的浪漫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先锋。它底活动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文艺运动，结束于“五卅”事件的前夜；第二时期是转变为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结束于革命涂炭的以后；第三时期——这便是现在所说的一九二八年底文化运动的时期了。它是代表了另一种社会领向，算是给中国近代第二种文化运动演了一出Proletariat。
为甚么创造社竟能这样不停止在它原来的阶级上呢？这问题的解答也就是上面所说过的理由，由于资本主义来光顾我们的时候太晚了。这个向前滚动的文学团体在担负了它最后的使命以后，它所做出的一切活动想来大家都是明了的，现在也必再多加说明。不过有一点却是应该特别提出：它这次活动的极终目的本应该是从全部批判中所提出的方法对于现实有一个积极的分析。对于过去有一个切实的检讨，然后再建起实践的指导理论。但是它却没有做到这层便遭了封闭，而接着便是革命阵营中的分裂在中国也具体化了起来，于是，从事这一运动的份子便牺牲的牺牲，分化的分化，运动便突然地中止了。（请参观《独清文艺论集》中《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一文）
是的，这又是一个序幕。“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个序幕是不是将来还有它底交响曲呢？是不是会像“戊戌变政”一样，也有“五四运动”那样的一个合奏呢？我不在这儿预言，这个Sphinx底谜还是请诸君自己去猜罢。雪莱说得好：“IfWinter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诸君！请想想这句诗中所含的意思对不对？
我现在把我所讲的画出个图表如下： |
王独清《致《春光》月刊的信——关于“中国目前为甚么没有伟大作品”》（1934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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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春光》月刊的信
——关于“中国目前为甚么没有伟大作品”
王独清
（1934年4月4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春光》第1卷第3号，1934年5月1日出版。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独清三种》，上海长安出版部1934年出版。标题为录入者所加。《春光》月刊1934年3月1日创刊于上海，同年5月1日出版第3号后被国民党政权封禁。
《春光》编者先生：
你们提出的“中国目前为甚么没有伟大作品”的问题只有从中国社会底发展上去探求总可以得到说明。
中国资本主义底落后和中国社会运动底早来使得中国没有可能产生资产阶级底伟大文学作品。中国底浪漫运动在一瞬间便成了过去，这一运动中的人物前进的“扬弃”了自己底母胎，后退的变为庸俗的颓废。世界底风云压迫着半殖民地底命运，我们更没有办法可以寻出我们底巴尔扎克，我们底左拉。
社会运动底进展本可以使新兴文学有很好的收获的，但是，那却挡不住运动路线错误后留给我们的刑罚；可怕的瘟疫竟使许多作家都成了不可救药的病人，我们底新的伟大文学作品也终于被瘴气迫害得不能发芽。
这便是我底答案。
结论是这样：尽管有许多作家倒退了回去，然而事实上要想跳出新兴文学的圈子去创造伟大的作品那只是在做梦。在目前，只有新写实主义才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但这个确决然是和民主运动有着紧切的联系的。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作品出现，那要看我们本身能不能去争取我们底前途。
独清
四，四月，一九三四。 |
王独清《致《诗歌月报》的信》（1934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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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诗歌月报》的信
王独清
（1934年3月29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独清三种》，上海长安出版部1934年出版。《诗歌月报》1934年4月1日创刊于上海，1934年11月1日出版第2卷第2期后终刊，共出8期。标题为录入者所加。
《诗歌月报》编者先生：
你们再三转给我的话，已经知道了。可惜我一时没有新的作品来供给你们。不过现在我底东西正在遭着“Emile”的命运的时候，却也未尝不是对于你们的好处。
我对于你们底刊物有一点要贡献的意见。
我以为目前诗坛是退回到封建时代去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大众的诗歌，是社会的诗歌。因为，这类诗歌才是火，才可以摧烧封建的骷髅。不过虽是如此，我们在为这类诗歌寻求它们底新的形式时，却要预防弄成“仅仅陈述方面的改革”的结果。同时，抒情诗并不是完全不必要，但须要顾到作者是不是用新的方法来感觉世界。
在春天几乎不能普遍人间的目前，我希望在你们底刊物中能接受永远的春天。祝你们努力！
独清
二九，三月，一九三四。 |
王独清《我与法郎士的会晤》（1933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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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法郎士的会晤
王独清
（1933年12月12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事情是已经过了几乎要十多年了。一次，我先在别处会见了法郎士，认识了那位“拉丁最后之花”以后，便直接去访他。
所谓“拉丁最后之花”，真是两鬓如雪。但他那很小的眼睛，却闪着精力饱满的光芒，谈话的声音也非常宏亮，不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照例带着他那土耳其式的软帽，穿着一件法文叫做“遮灰”的罩衣，他用一只手扶在鬓间，坐在他的书斋中靠窗的一个圈椅上边。他是在诚恳地招待着我。
书斋很是明净。几架高大的书架摆在那儿，但与其说是为的放书，毋宁说是为的放古董，因为那四五个书架中，就有两个书架是放着东方底磁器，同时其他几个放着书的书架，也加放着一些中国底碟子盘子之类，靠门的壁衣旁边，有一大盆法国所谓“茶玫瑰”，香气充满在四围。
我们第一次的谈话，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举行了。
他先说：“我见你，我很高兴。你法文讲得很好，我见过的中国人法文讲得好的很不少，有些简直可以讲巴黎底‘暗话’，真是难得。”
我说：“这没有甚么，因为中国最近留学的人很多，在外国住久了，当然外国话便可以讲。”
“是的，”他接着道，“中国现在倒确有一点像俄国革命前的情形，大批大批的留学生到欧洲来求学……不错，这怕也就是中国革命前的现象罢。”
“麦歇，我要请教你：你一切都怀疑，那么你对于俄国目前的情形是甚么意见？”
“晤？”他突然地站了起来，他底小眼睛睁得好像要吃人的一样，“难道你不晓得我是一个赞助革命的人吗？难道你不晓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吗？难道你不晓得……”
起初我很吃惊，但即刻我便明白这老头儿是在发疯。于是我便截住说：
“对不住，麦歇，我晓得你是一个始终前进的人，不过据我底直觉，怀疑和革命有着绝大的冲突，特别是像现代俄国底革命。我并不是不知道你，我只是想知道你自己对于这个冲突的解释。”
“哦，这样吗？”他又坐下去说，“但是我觉得那并没有甚么冲突！革命只是一种手段，这一时代底革命，到那一时代便变了形式。我们可以说，世界上甚么都是梦，革命也不能除外，不过它是一个美丽的梦罢了，然而总是梦！所以这和怀疑并不冲突！”
“但是，麦歇，你觉得这样怀疑是快乐吗？”
“是的，怀疑是母亲，人睡在她底怀里去看世界上的事物，那是再舒服没有的。”
“不过我觉得享受这种快乐的人怕革命不会了解他。——麦歇，你看见有些杂志上在骂你吗？
“或者，但这一点也不损害我底快乐，并且一点也不妨害我去了解革命！”
“我很明白你，麦歇，但是我要问你：你对于世界上的事体，统统是这样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完全否定吗？”
“这要看情形，但是大致总是这样。”
我们底话谈到这儿，那位老太婆的女管家进来了。它拿来了咖啡，一面把咖啡放在案上，一面狠狠地瞅我一眼，意思好像是要我就走。
喝着咖啡，顺便又谈到中国底茶上去，由茶谈到长城，由长城谈到孔子，由孔子谈到李太白。“拉丁最后之花”关于中国的知识毕竟有限，所谈的还不过是欧洲人一般常谈的一些东西。
然而终于又由李太白谈到中国底政治上，前面谈的问题遂又继续下去了。
“那么，”我问，“你以为中国也同俄国一样吗？”
“我看是这样。”
“你以为俄国革命是人类必经的革命吗？”
“当然。不然，我也不会做共产党员。”
“但是你并没有参加他们底实际工作呀！”
“那不要紧，有能做实际工作的人去做，我只是赞助这种革命。”
“那么你对于和俄国相反的意大利又是甚么意见？”
“哦，意大利，这是一个问题！我对于意大利古代表示极端尊敬，但是现代的情形是不喜欢的。”
“你不是一切都怀疑吗？”
“这却没有关系，怀疑固然是怀疑……墨索利尼自然是一个民族热爱家，但是他把民族爱错了。我觉得就政治来论政治——虽然我还是怀疑——意大利会被他……”
“那么你怎么不著些文章来表示你底态度呢？”
“我已经做了表示的工作了。我著了许多社会主义的作品，这便是我底意见。”
“你不能在你所承认的真理上更进一步去做一番活动吗？”
“我是老了，但我很愿意能够这样。”
他像是再怕我啰嗦下去，便急忙从书架上拿下一本法文译的《论语》翻到“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句话，指给我道：
“你看，孔子这种态度，我很佩服，这才是真正的怀疑大家！”
“但是，”我说道：“这并没有怀疑的意思呀！”
“没有？‘知其不可’还不是怀疑是甚么？”
老太婆的女管家又进来了。这次是收咖啡杯子，这显然是在下逐客令。
我于是只得站了起来。出了房门，我还闻到玫瑰刺人的香气。
一九三三年法郎士死日。 |
王独清《致殷沉的信》（193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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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殷沉的信
王独清
（1933年12月4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出版消息》第26期，1933年12月16日出版。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独清三种》，上海长安出版部1934年出版。
殷沉先生：
你寄来的四篇批评我底《自选集》的文字都已收到。你说你们“出版消息”社在举行着作家与读者的会议，这四篇文字算是第一次选出的四位读者底意见，要我写些答复。我很感谢你们，使我能借这个机会读到不曾见过面的朋友们对于我的批评。可是，我真不知道怎样来答复才好。
首先，我要声明的是我底《自选集》里面多半是以前旧的作品，许多新近做的东西却都没有选入。就是前面的一篇自己“回顾”的序文，也实在没有写得充分。这原因我想读者总都会明白，时代给我们的自由就只有这么一点，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体。我自己也深知道我近几年来的空虚，但是，就连一点空虚的成绩也不能够呈献给读者，这在我真是再抱恨也没有的了。这我先要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
现在我且按照我接到这四篇文字时的次序来简单地写些答复罢。
第一，梁新桥先生指摘我“自己认识”的“不足”，其实关于这点，可以说是完全由于我那篇“回顾”写得不充分的缘故。我说我“处在大战后资本主义破产的现象最明显的地方”，作品便染上伤感的色彩，这儿底意思就是说：我底文学活动才一开始，便即刻又感觉到了整个的资产阶级是没有前途。这儿提出的问题是在包括着中国底社会状态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以不能够发展，就是因为他底形成恰在欧洲资本主义最高发展以后的今日。当时我一面承受着中国资产阶级思想革命的潮流在作着“狂飙时代”的“弄潮儿”，一面又首先看见整个资产阶级底末运，这个所感到的便是自己底活动将走到没有出路的境界。关于这层我在自叙传《我在欧洲的生活》中说得比较详细，我曾这样写道：
“关于我，那是很明显的：自己接触到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便正是这个社会要破产的时期，这自然是可以立刻感觉到的；而同时自己又是负着东方半殖民地底卑贱的命运，处处又和目前所接触的社会发生着冲突。这样，我底倾向便在不自觉的状态之中决定了起来。……”
这几句话，我想总该会使梁君满意了罢？
第二，林炼先生在把我比作摆伦，这却只使我感到惭愧与不安。我过去的成就究有甚么地方比得摆伦？我不消说是没有摆伦那种才力，同时中国浪漫运动的时代也根本就没有可以造出摆伦那种人物的条件。我知道我底来历投给我的阴影是很深的，但是，我却没有一刻不想歼灭那种阴影。我底努力或者是不足，然而我却总在努力。要是真像林君所说，直到现在我还是被“摆伦底精灵”所支配时，那才真是我底不幸了。我但愿我不是这样。
这儿附带的有一个问题：根据过去各先进国家底浪漫运动，其中份子多半有两种社会集团，就是贵族的智识份子和Bohème流的小资产阶级的智识份子。这两种集团的份子常使浪漫运动中的倾向分为两种不同的潮流。即以英国来说，摆伦便属于前一种，而雪莱则属于后一种。在中国，好像也没有离开这一种前例。不过有一点不同，便是中国浪漫运动中有一两个人却是一身兼有那两种潮流。就是说，由贵族的社会集团渐次移转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集团。不消说这原因是由于中国浪漫运动底发生已经是在近代社会变革的期间，作家是不能不这样踏上自己底前路的。所以，要把中国浪漫运动中的作家和先进国家的相比时，须先要明了这种情形才行。
我以为我便是曾经这样从两种社会集团中滚出来的一个。
第三，阿祥先生指摘我《自选集》中一篇散文里本提出的“吃苦”的口号，以为是太过空洞。这篇散文所是四年前的一篇讲演，当时所以要那样说的原因就是为要打破青年作家中的个人享乐的空气。我觉得直到现在，这个口号也还有提出的必要，这便是“向一阶级展开的历史前途飞跃”的第一步。不吃苦，“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论在政治与文艺的领域内”终是不能够站脚的。
至于说我应该“人格的大众化”这的确是爱我的诤言，我是在用极端感激之忱来接受着这个鞭策。
第四，石榆先生底“择评”，有些我是接受，有些我觉得是应该申辩。现在举几项重要的如下：
（1）“少数是没有甚么要紧，只要我们底主张是代表多数！”这两句诗石君是没有看懂。社会不是那样简单的，不能说凡是代表多数的主张才一开始时便即刻能受多数的拥护。这在历史上已成了必然的现象！苏格拉底，伽利略（Galileo），都是学说代表多数而在生前却只能得到少数的信任。在政治上，譬如“火花”分裂时的列宁，便是这个意义的最明显的说明，现在大概决没有人会想到代表“多数派”的列宁在当时才真是不能得多数的谅解的一个人。所以问题并不是要“跟多数”，而是要怎样去唤醒多数；这便是我那两句诗底涵义。我相信我不是“绅士资产阶级”，还希望石君不要看得那样“滑稽”。
（2）所谓“抛开历史”决然与抛开历史事变不同。因为马克西斯姆所根据的便是历史，对于虚伪理论家，我们所以谓之为“麻醉群众”者便因为他们抛开了历史而把学说建在了心理或伦理等观念论的上面。这已经是我们区分马克西斯姆和观念论的常识，我希望石君注意。再，所谓过去理论家“对于社会形态底不变性的种种辩护”，这也没有错。原来过去的理论家没有不是在作着这套工夫的。所谓“渐变”的学说究其实也就是为的要社会“不变”。唯物论的最早发言者所以注重到“einAbbrechendesallmahlichen”一句话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马克西斯姆和学院派的哲学不同的要点也就在此。德波林在《马克西斯姆与列宁及现代文化中》说道：
“一方面，有自然科学底领域，特别是物理学底效果，一方面，有社会的革命震动，必定能使那般还不甘完全深陷在学院派哲学中的人们得以明白一向关于自然及社会底不变性的讨论都是呓语。”
这确是不易的明言。关于这方面详细的论证，不是这儿所能多说的，我希望石君多看些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那些将会有系统地代我解释一切。
（3）“政治上出人意料的突变”是指一九二七年政治上的变化。我这“出人意料”四个字是在说的反话。我可以说，中国文学家对于中国政治上的突变能够明白的直到现在还是很少的。不要说别种，只就xx失败后的情形来说，连当时xx阵营中的文件也还有许多在莫明其妙呢。这话说来太长了，并且环境也不容许我在这儿多说，总之我那四个字只是一个反话。
我很感谢石君，他能那样详细的来批评我，这是不可多得的。同时，他底文字也在表现了他确是个聪明而又能用心的人，不过我希望石君能够再深刻地下些理论的工夫，那将会使批评的能力加强起来。若是石君没有甚么派别的成见（我但愿我是神经过敏），总该不会厌弃我这个忠告。
以上是我对于四篇文字的简要的答复。
统观朋友们对于我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便是我现在的努力远不敌过去的成就。我所以再向朋友们表白几句：我对于我底过去并不感觉得如朋友们所称许的那样，不过，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不断在努力着的人。从前海涅因为“浪漫主义的自由诗歌”写不秃他底笔锋，遂进一步以“革命歌手”自任，这个伟大的诗人我自然是不敢去比他，但是那种精神却是我所向往的。但愿我不会像海涅那样，当自己欢迎的革命喊声到来时却去饮泣于诗神的雕像之前。我愿以这样的努力来答谢朋友们底热望。
独清。四，十二月，一九三三。 |
王独清《闲人说》（1933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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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人说
王独清
（1933年8月28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1933年8月28日《盛京日报》，署名：挹云。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独清三种》，上海长安出版部1934年出版。
吴自牧底《梦粱录》中有一篇关于“闲人”的记载。开首解释闲人底意义道：“闲人本食客人”。接着他便把这种闲人分成几类，最后作结论说：“大抵此辈，若顾之则贪婪不已。不顾之则强颜取奉，必满其意而后已。”总之闲人是一种没有一定职业，靠人生存，游荡好闲的人。
但是在同书中记杭州德寿宫的一段，内中说：“其宫中有森然楼阁，扁曰‘聚远’，屏风大书苏东坡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付闲人’之句。”这儿闲人，却就另外换上了一层意义了。就是：闲人是最高尚的人。而最可使我们注意的是：皇帝都想当这种“闲人”。
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可以看出“闲”字是占重要地位的。不说别的，只就一向士大夫们所奉行的“忙里偷闲”的哲学来看，便可以明白一二。一向诗文中常用“尘劳”这两个字，就是表示根本看不起人生的斗争。“闲”是“雅”，“不闲”是“俗”：这几乎是全中国一致的观念。从前八行书上总爱写一些对仗的句子去描写对方清闲的生活，接着便说“雅人深致，堪羡奚如！”不消说便是此意了。
从皇帝算起，全中国都在做着闲的工夫，这成绩自然大有可观，结果在社会上浮出大批的食客人，自是意中的事。
不过现在中国确是进步了。第一，皇帝总算是没有了，其次，士大夫也变了样子了。以“闲”为“雅”的观念，似乎也早已死灭。我们且看：要人为要“静坐临墨”，却用去给学校写“忠信节义”的扁额；诗人为要使词风不坠，却用“解放”的名义来号召，并且还极力声明不是为了“有闲”：这都是和从前极相反的现象。但是却有一件，便是“忙里偷闲”的习惯，似乎还未曾改除。只就以上所举的两椿事实来看，虽然尽管是观念不同，然而毕竟还留着我们“和平民族”底传统精神。这层，却总是应该给表扬的一点。
更进，吴自牧所记载的那些“食客人”的闲人现在也都变了形式了。从前那些“食客人”是倚靠士大夫为生，而现在代替士大夫的高等华人去做着洋主子底食客。吴自牧站在从前士大夫底立场上所说的“顾之则贪婪不已，不顾之则强颜取奉”，现在却轮着洋主子来说今日的士大夫了。往日士大夫施之于人的却被人施之于今日的士大夫；这个，就是真正的社会进步！
总之做“闲”的工夫始终是我们中国底特色。在民族方面是传统精神，在文学方面便是所谓“文统”。算是从“笑而不答心自闲”的大闲人一直到目前的文学家都还是守此文统不衰。在不久以前，我看见了一家“三闲书屋”出版的丛书和一本名为《三闲集》的杂感集，更证明了这个观察的没有错误。 |
王独清《致黄天鹏的信》（193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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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黄天鹏的信
王独清
（1933年8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3年8月18日《时事新报》，署名：挹云。
天庐先生：
弟因不居沪间，《青光》未能逐日阅读，昨始得见前关于拙作《从温飞卿说到北平》一文“更正”之通信。“友谊”至感，惟关于该故事素来传说便有三个人：第一是李商隐，第二是温飞卿，第三是罗隐。一时手头无书，不能引证，但据我所知，李商隐尚系最普遍。本来是一个“故事”，当然会如此雷同。即如罗隐，在南方便是一切故事的“附身”，凡有趣的故事几乎都推到他的身上，正如徐文长一样。我前所以选用温飞卿者，盖因其面丑出名，比较确切耳。总之那篇拙作主重处并不在此，似乎无掉书袋之必要：并且也似乎不是“白板”，请“考据家”放心！然友谊更正者盛意仍可感也。
挹云八月十五日 |
王独清《从温飞卿说到北平》（1933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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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温飞卿说到北平
王独清
（1933年7月30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1933年7月30日《时事新报》，署名：挹云。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独清三种》，上海长安出版部1934年出版。
不知道在甚么书上看过一段关于温飞卿的故事。那故事是这样：有一位贵族中的小姐，读了温飞卿香艳的诗歌，几乎要发起狂来，用了很大的心机，才和诗人见了一面。然而不幸得很，温飞卿底面孔却是丑得叫人害怕，这即刻使得那位小姐气得缩了回去。可是当她回去了以后，一读到温飞卿底诗时，便又忍不住想起了他。
故事是就只到了此地。但是我以为还应该再添上一个尾巴：应该再说，当那位小姐出嫁了以后，她底丈夫却是一个外表动人，而胸无点墨，性情狂暴的武夫，于是她，饮泣吞声于这凄凉的环境之下，而将心灵永远寄托在温诗人底身上。——这样，才可以使得那个故事更加小说化了。
若是那个故事是实有其事，那么我添加的尾巴，也怕会是必然的现象。而且这不仅限于男女关系，在政治上，外交上，也很普遍。而且这不仅限于是已往的陈迹，眼前也不少这等事实。唯心的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对于任何悲惨的事都会以为并不是全没有安慰，只要心灵有所寄托，甚么都是可以的。
不信单看平津危急的当时，我们高等华人所发出的飘渺出尘的议论！他以为北平是古文化所萃的区域，宁向帝国主义者妥协让步，受到绝大的牺牲，而有过光荣历史的北平，可以为我高等华人寄托心灵的北平，万不能让它损坏。
大哉此言！“生王之头，不若死士之垄”。北平为古今贤士悠游之地，损坏了那儿的一亭一阁，即便砍了敌国帝王底脑袋回来，这种抵抗也还不算值得。所以我们不如暂时忍辱，和帝国主义者姘识，纵令眼前有些烦闷，幸得北平巍然犹存，仍然可以神游太虚，和往古的文化魂梦相接。帝国主义者你来，我们准备温存地抱着你底大腿，悠悠地渡过“五十年”的长夜！
但这古文化的“古”字，在脑里响了几遍，便有些“古”怪。古文明国的埃及，印度，巴比伦，应加，今日不都贴贴服服压在帝国主义者底腿下？那些开罗，毗舍离，巴比伦，古斯各等文化区域底古色古香，对于现在帝国主义者腿下的遗民，遗骨，可引起了甚么兴奋的作用？这样想来，不免寒心了。
这联想也许错了。有人说北平和那些古城不同：那些古城底文化已全然湮灭，而北平则还是整个。这却是真的。但不知北平底文化，表现在甚么地方？大约总不是在人底头脑上。因为人是活的，可以飞机轮船，上天下地的走动，眼前许多名人，离开了北平也还能到外国去讲演学术，订立借款，购买军器，精究高尔夫球等等文化工作（？），便是明证。所以值得我们牺牲国体主权土地人民以去保证的北平文化，必是那些没有生脚的“皮裘”“字画”，金石古董的东西。然而在红丝还没有完全拉拢中日底脚时，故宫古物的讼案，便已喧腾海内，安全区域底文化。能安全到几时，却不能无疑。
但这且不必管它，北平在过去总还是中国文化底中心，以前它有过无数亿万的丝，牵住了四万万同胞底系念，可是参看印度巴比伦底往事，五十年后压在帝国主义者腿下的同胞，可还有几个起来紧握那游丝？
万一不幸中国像前面追慕温飞卿诗人的那位小姐，香消玉殒于伧夫之手，而吟出“郎情柔似水，妾命薄如花”的绝命诗时，我们唯心论的高等时贤，又将怎奈何？ |
王独清《摆伦小传》（193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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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伦小传
王独清
（1933年7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读书中学》第1卷第3期，1933年7月1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摆伦（GeorgeGordonByron，1788-1822）生于伦敦底贵族家庭，在康桥大学受过教育。二十一岁时游历南欧和土耳其。游历结果，成《哈罗德公子巡游诗》（ChildeHarold'sPilgrimage）首二卷，立即驰名文坛。一八一五年结婚，但一年后又离婚。这使他成为当时英国社会攻击的对象，他因之离开英国，浪游而去。遂完成了《哈罗德公子巡游诗》全卷。希腊独立，他尽力帮助。最后并参与希腊独立战争。但不幸在战场得了热病，竟至丧命，年才三十六岁。
在英国，浪漫主义的发动是有两种集团：一是破劣的贵族份子，一是混杂阶级的份子。摆伦便是前一种的。他底精神可以说实际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精神，他用了这种精神而把来再“强盗”化，“异端”化，去对付他所嫉恨的目前社会。他底作品底中心，我们可以说：第一，厌弃当时的现代性而在回顾过去的社会组织和光荣，这在他赞美东方以及描写封建主底生活可以看出。第二，把贵族没落的生活永远化，那种生活是快乐，恋爱，傲慢，悲哀，以及对于一切权威的叛逆，这在他《蒋先生》（DonJuan）和《孟夫莱》（Manfred）以及其他作品中都可以看出。因目前社会对于贵族经济的压迫而来的反抗使他要回到过去并以“强盗”和“异端”装饰着他没落的贵族阶级之享乐生活，这个，便织成了他浪漫主义的美锦。他之帮助希腊独立，也可以用这个去说明：因为他是在希望希腊回到过去的光荣时代。
他底诗底特长便是能够表出兴奋的热情。下面两行诗便可以看出他所用的强烈的音调：
Howthelitlakeshines,aphosphoricSea,
Andthebigraincomesdancingtotheearth!
摆伦底重要著作如下：
《哈罗德公子巡游诗》，《蒋先生》，《异端》（TheGiaour），《孟夫莱》，《天地》（HeavenandEarth），《海盗》（TheCarsair），《该隐》（Cain），《维尔纳》（Werner），《塔索的悲哀》（TheLawentofTasso），《威尼市大统领》（MarinoFaliero），《孤岛》（TheIaland）等以及其他诗篇。 |
王独清《声明》（193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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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王独清
（1933年3月2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出版消息》第9期，1933年4月1日出版。标题为录入者所加。
编辑先生：
最近《时代公论》上有一篇题目叫作《二等车中》的随笔文字，署名“独清”，内容我是没有看见，但是外面许多朋友写信来问我以为是我做的。我既未坐过二等车，也未曾与该杂志投过稿，那“独清”并不是我。因恐外间误会，同时又因无钱登报，贵刊为公开刊物，特请帮忙，望将此信登出以除误会，不胜欣幸！此颂
文祺
王独清
二一，三月。 |
王独清《迎萧伯纳》（193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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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萧伯纳
王独清
（1933年2月17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1933年2月17日《时事新报》“迎萧专号”。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独清三种》，上海长安出版部1934年出版。
萧，在我们被帝国主义践踏的时候，你远道而来，
我们欢迎着你，可是决不把你当神像来抬！
我们欢迎着你，因为你是帝国主义底敌人，
你知道它底黑暗，知道它快要末日来临……
我们，正受着这末日以前的强盗底枪炮，
你来，请为我们暴露一下我们身边的强盗……
我们对你不能不抱着个热烈的，兴奋的希望。
像尊敬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家的尊敬着你，——可是决不把你当作神像！ |
王独清《《貂蝉》世界语译本序》（1933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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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蝉》世界语译本序
王独清
（1933年2月10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Y.L.先生把我底《貂蝉》译成了世界语，在把译稿拿给我看了以后，便要我在译本前面写几句当作序文的话。我非常高兴我这个剧本能走到中国以外的人们底面前，写几句话自然是很愿意的。
这个剧本，可以说是我在转变创作态度中间的过渡期底作品。当时好像有一种目的，总想拖住过去旧的材料来硬做成现在新的东西。所以，这个作品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就是它虽然是一本历史剧，但是在剧情上却很少受到历史底束缚。我是几乎把中国历史上的貂蝉完全给改换了面目了。我不知道别人底历史剧里面改换历史上人物底面目时，有没有我这样的大胆和我这样的任意，但是，我却是不怕人责难地照我所想的做了。
不消说这个作品底本质，却还是浪漫主义的。我自己本是中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时会中之一人，在跟着中国社会变革的高潮向前转变的期间，创作上还留着有浪漫主义底色素，也是必然的事体。不过，我相信，这个作品在某种观点上，却也还不是退后的。
这个剧本，在中国实在并不曾受到好的待遇。记得它才出版了不久，便有一位自负有“权威”的作家在一处演说，公然宣言道：“王独清既用貂蝉作剧本，所以是不革命的。”接着便是听这位作家指挥的一位批评家出来做了一篇应声的文字，却指摘这个剧本中的用语太不“细腻”。这正就说明了中国文人所要求的作品是些甚么。一面要“革命”，一面又要“细腻”，这种作品真是太难做了。但是，我却直到目前，还没有发现我在这个剧本中所运用的思想有可以使我背不革命的恶名的地方，同时，恰相反地，我却正嫌这个剧本中的用语太“文”，以为上演时怕总要稍微更动一下才行的。中国人派别的成见会使好的作品变成最不好的，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自然不敢夸这个剧本是怎样好的作品，可是我敢说到现在为止，在中国新文学中的历史剧里面，像这个剧本这样剧情复杂和结构巨大的，却还找不出第二种来。
在这个剧本以前，我曾经写了差不多同一性质的《杨贵妃之死》的历史剧，那倒是没有受过像这个剧本所受的待遇的，但是，我认为满意的，却还是这个剧本。我不知道它走到中国以外的人们底面前时它底命运是怎样，这倒使我很有些耽心。
十，二月，一九三三。 |
王独清《自述》（193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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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王独清
（1932年11月）
〔说明〕本文最初收入于《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4月1日出版。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我底母亲是一个妾侍，我底家庭是一个守旧的官僚家庭，我生长的地方是交通闭塞的陕西长安。
从一八九八年出生到父亲母亲同死的一九一〇年为止，这其间我都过着一种所谓“少爷”的生活。父亲死后，接着便是中国底大事变。我也跟着生活上起了变动，脱离了家庭教育而开始去受学校教育。我一开始便进中学，中学没有毕业，又进农业学校，后来又学“法政”，但是始终没有毕业。
为了学费的中断，我便给本省底报馆投稿，这却把我引到著作和斗争的路上。投稿投多了，长安城中的几家报馆都知道了我，于是便被一家报馆聘去作总编辑。这报叫作《秦镜报》，在当时是“民党”机关报。我那时是十六岁，一面当了总编辑，一面却还进着学校。
当时陕西底督军是陈树藩，这是“民党”以及在野政客反对的中心。《秦镜报》便作了这个炮火中的牺牲。一天，宪兵包围了报馆，经理被捉了去。我由后门跑掉，变成了亡命的人。
陕西终于不能住下去了，得了朋友底帮助，线出了陕西，到了日本。
日本住了三年多不到四年，“五四运动”发生了。留日学生全体回国的狂潮又把我卷到上海。我又从事于报馆的生涯，那便是留日学生所办的《救国日报》。在这时，我又从事于工会事业，所谓“中华工业协会”，便是由我作了负责人之一。在那儿，我倡导了在中国第一次的Mayday的示威运动。在这个运动中，陈仲甫是参加的一个，戴季陶也是一个。并且有一篇好像是运动的对外宣言还是我和戴季陶共同起草的。此外，我又屡次参加了当时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领导的民众大会。这时我几乎每天都写着社会运动的文字。
留学的运动布满了全国，我又加入了这种运动。我得了只够路费的两百块钱，坐了法国船底四等舱又离开了上海。
在欧洲住了七八年，研究生物学，研究哲学，作工，与文人往还，浪游，失恋……过了许多复杂的生活。终于被“五卅”事件震醒了过来，于是我又收拾回国。
我底文学生涯可以说是在欧洲时开始的。创造社第一期的运动，我仅是寄稿和通信的关系。回国后，便到广东。在广东，任教授，主持文学院，直到受人反对，才又转回上海。[1]
一九二八年创造社的文化运动，我是主要负责之一人，虽然在这一运动过后和我共同作事的人回头又联合骂我。
现在，我是三十多岁，若没有意外，或者不会立刻就死。骂我的人和设法陷葬我的人固然很多，然而我却还在活着！三年前我创办了《展开杂志》，但是已经被禁止了。我目前自然是受着几重的压迫，不过，只要我继续能活下去，我想总不会永远这样罢？
过去的创作，有些讲起来自己连不满意三个字也不愿说，有些却也还是求进步的作品，不过我既在活着，我总希望能努力。
近来“自述”写的次数太多了，自己也觉得厌弃。书店方面既要我写，一写又写了许多。但是像这样没有余地作社会的检讨，只是个人历史的简单叙述，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注释：
[1]《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版为：“我底文学生涯可以说是在欧洲时开始的。创造社第一期的运动，我仅是寄稿和通信的关系。回国后，便和郭沫若同到广东。在广东，任教授，主持文学院，一直到受人反对才又转到上海。我走时便是戴季陶到广东掌广大的时候，他是从前我作工会运动时参加的人，然而这时我却没有见他了！跟着清党的事件来了，一切都起了变动。我又回到上海。” |
王独清《致N君的信》（1931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致N君的信
王独清
（1931年9月1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N先生：
关于创造社，我实在不愿意多说了。因为我一开口，别人就要骂我。我固然不怕人骂，但是常常这样，我却有些厌烦。你现在又来问我创造社底事体，我真不知道应该是回答的好，还是不回答的好。
不过我终于还是提起笔来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又爱来谈这样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底态度太过诚恳，使我不能不照你底要求来做。
讲到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事实上当这两个团体在打架的时候，我是因为在欧洲，根本便没有参加。自然，我们很客观地来说，当时两方面除了正当的争执而外，以后都不免有了意气。至于，这两个团体所代表的倾向，就我看来，那在当时却都是一样的。为甚么呢？因为，文学研究会固然是代表市民阶级的智识份子的集合，但是创造社在当时却也明明是由五四运动的时代潮流中所产生出来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团体（这是在说的第一期的创造社）。我们决不能像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那样的说法，把浪漫主义全推到小市民底身上以抬高创造社底革命性。固然创造社一开始小市民底气氛就在显露着的，但是这决不能改变了浪漫主义底总的意义。——自然，成仿吾并没有正式这样说，他只说是浪漫主义是小市民“特有的性根”，但是这个“特有”，就根本说错了。（成仿吾还把感伤主义也拿去作为小市民底“特有”，他就不晓得谬塞曾经一辈子都在感伤，同时就忽然忘记了他自己常常提起的郭沫若翻译的那部歌德底《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们只能说：创造社在第一期的浪漫主义运动中，便早已有表现小市民思想的份子。这情形各国都是有过的，譬如法国底雨果，德国底海涅，以及创造社当时曾移译过的英国底雪莱，都是浪漫主义运动中代表小市民集团的角色。还有，在东方半殖民地的国度中，小市民底思想更特别发达，就是文学研究会中间也有这样的份子的。所以，就我看来，在当时这两个团体所代表的倾向，实在不能说有甚么不同的地方。
我们若能虚心地先承认了上面的话，然后才能谈到文学研究会提倡写实主义而并没有像创造社那样留下许多创作的原因。现在还有文学研究会中的份子在提起这个史实，说当时文学研究会既能提倡写实主义，可见老早便比较创造社是进步的。这口气，我却以为是和成仿吾故意要把浪漫主义全推给小市民以表示创造社每个份子都是前进的那种口气一样。这决不能够说明问题。不错，写实主义在文学进展的过程上比较浪漫主义要算是更进一步的。不过，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当时，那却是只能有安插浪漫主义暴风雨的空间。因为，过去写实主义底产生，必然要在市民阶级支配稳定的时候。写实主义这一文学的方式，不但所探取的材料是市民社会底各方面，而且所运用的手法也是要把随市民势力同来的科学当作主要的原素。这在五四运动后市民刚抬头的期间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创造社当时指摘文学研究会没有好的创作，不消说只是一种表面茫然的看法。恰相反的，创造社因为以浪漫主义的“风飚”出现到社会上来，正是市民刚抬头的时代所需要的力量，创作自然会留下一些成绩。最明显的是创造社主要的创作是诗歌与历史剧，这正就表示了浪漫主义底特色。
要说明问题，首先不消说是不应该有成见，其次，便是不要简单地只看到事实底一面。记得李初黎做他那篇唯一的大文——《怎样建设革命文学？》——的时候，曾想用轻描淡写的方法把我压倒（这是他向别个口头表示过的），所以在把他所标明的创造社底前期份子郭沫若和成仿吾捧了以后，便把我推到“最后的三个诗人”里面，而且加上说创造社前期遂“已完全地失了它革命的意义”。这样讲固然是干脆得很，但是可惜他根本却就没有认清楚我。我明明也是在浪漫主义中游泳过的人，我底作品中明明到处都流露着我在不安定的时代中的追求和动摇，然而，李初黎却是不肯去留心的。海涅（注意！我只是举例，并不是把自己去比海涅。）曾经一面作极端个人抒情的歌手，一面又吹起自由的喇叭，像这样二重的倾向，若是由李初黎来批评，恐怕也要故意抬起前一种去打倒后一种的罢。我并不是想从李初黎底笔下掘出我过去的名誉，不过就这件事便可以证明只简单地看事实的一面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的。再譬如成仿吾，在第一次批评鲁迅（见《创造季刊》）时，曾说鲁迅底小说是写实主义的，这也犯了只看一面的毛病。鲁迅始终是一个讽刺家（Satirist），在市民阶级兴起的初期必然会有这样的作家出现的。这样的作家，他本身会是由古典主义转变而来，他底作品底作用就是在能把封建的图形给一种戏拟和漫画。但是，那却决不是写实主义。
夸大和意气用事都会使自己底眼光变小。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说五四运动期间的“新文化运动”没有“收得应有的效果”是因为从事于文化运动的人“对于旧思想的否定不完全，而对于新思想的介绍更不负责”，这种说明真是等于不说。他就没有明白中国市民阶级本身便是脆弱的，所谓文化运动也只能做到那种地步。在成仿吾底意思，本是为要这样陪衬出创造社底功绩，然而却竟说出了忘记中国社会的话。这个，正和最近鲁迅所发的一点言论是一样错误的。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为要抹煞创造社，故意说创造社一开始便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团体，这也就是根本忘记了当时的社会。因为，在市民文化刚才开展的时期，纯然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就没有发生的可能。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中自然有一部分会是感伤的，然而那怎样也不能被认为是纯然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像我，算从前创造社里面最容易被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嫌疑犯的，但是，我有这样色彩的作品和我偶尔发表的接近这方面的意见，却可以说都是在浪漫主义暴风雨过了以后的时期，不然，也便是我个人生活（住在欧洲的生活）的特殊倾向，决不能代表整个的创造社。
好了，我为了要详细回答你，竟说了许多你所问的问题以外的话。再说下去，便更要收不住，还是赶紧停止在这儿罢。不过，对不起的很，我却忍不住还要说几句在你看来怕是更不相干的话。
近来常接到一些隐名的信件，在很客气地问着我许多问题，可是等到我回答了以后，甚么刊物上就会出现一篇对我明骂或暗骂的文字，其中即刻便引用上了我底回信里面的话，而且还加上一层恶意的改窜。这法子自然是很妙的：第一，只用随便的一封信便可以得到骂我的材料，而且材料还是由我直接供给的，自然更是痛快；第二，只根据不发表的我底回信，可以随便涂改我底意思，然而我又不能出来否认我没有回信；还有第三，英雄是充当了，同时只用一点邮费的本钱便可以赚得一笔稿费。这种情形，不消说，并不会使我就根本不回答外面的来信，不过，人总是人，我却禁不住对外面的来信，特别是隐名的，不能不有几分寒心了。
我并不是因为你底信是隐名的，便来这样疑心你，而是事实逼得我非说一下不可，我始终鄙视着这种人的：一面对我做出笑迷迷的面孔，一面却在我身后举起拳头。法子尽管是很妙，然而我却认为连做我敌人的资格也还够不上。
一，九月，一九三一。 |
王独清《致余慕陶的信》（193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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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余慕陶的信
王独清
（1931年7月3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文坛》第1卷第1期，1931年9月25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慕陶：
你底《波斯顿》及信，我已经看到了。
《波斯顿》既和中国人相见，这真是一件可喜的事。无论如何，这本书总算是一部巨大的著作，特别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我关于这书的意见是：虽然这书中所根据的历史是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人公的历史，但是，是一个有名的事件；而在这一有名的事件中完全露出了美国支配阶级底暴横与残酷。——无疑地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材料，只要作者会从这个材料去发展，法官、警察、奸细……都会来到作者底笔下，必然地会成功一部巨大的暴露的作品。《波斯顿》底作者真算是尽了他应做的事了。
关于辛克莱，记得从前有人批评他底作品，说是他缺点俄国现代作家底尖锐的意识，这话自然是对的，但是辛克莱底作品却也有俄国作家所没有的一种特色：那便是他结构的巨大和取材的复杂以及作品整个的立体性。这原因是：他底背境是宏大的资本主义的美国。美国底石炭大王、煤油大王，美国底容纳世界各国工人的工厂……只有美国那样的社会才会产生出辛克莱那种作品。我们看他作品底结构就好像纽约底五六十层的洋楼；而在这洋楼里面我们看见了剧烈的阶级斗争的狂涛。我们可以说，辛克莱底作品是最能够代表现代美国底社会的。至于俄国作家，那不消说是因为经过了历史的大事变底洗炼，自然作品底内容上是比较在某方面会更进一步；但是我以为：如果辛克莱就照这样努力下去，等到一天美国起了历史的大事变的时候，那他底作品却必然会驾乎目前俄国作家的以上的。伊里奇曾说，等到西欧底革命成功，俄国便会要落后。我们或者也可以说，等到资本主义矛盾最显露的国家中的作家，一经到大事变底洗炼时，俄国底作家怕也便会要落后的罢。
关于辛克莱这次和罗曼罗兰联名反对苏联处决罪人事，我至今还未曾看到他们提出的文件，是不是完全站在纯粹人道主义观点上还不得而知。已经有朋友们写信去问他们了，回信还没有到来。你给他的信已寄去否？我以为这件事我们决不应该轻轻放过，我们对于作家不管他是一个国度的或世界的，总要拿出一种批判的态度，即令他底作品为我们所信慕。（关于此事，最好是拿法国出版的“LeVerite”里的《怠工者讼案之教训》来参考。）
一写便走了许多岔路。我本只是为谈谈，我对于《波斯顿》的意见，却不料写了这许多。
再，关于你《波斯顿》的译文，我认为定能使人满意的，比郭译的辛克莱其他的几种作品要忠实得多。
独清三十，七月，一九三一。 |
王独清《致余慕陶的信》（1931年7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致余慕陶的信
王独清
（1931年7月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1年8月3日上海《文艺新闻》周刊第21期，署名：王独清，标题为录入者所加。
慕陶兄：
青岛这地方人真太复杂了。我很想即刻走开，不过到日本去的同伴还要耽搁数日，这真无聊。今天旅馆在逼我底饭钱，大概是因为看到我是一个单人又没有多的行李的缘故。但是今天我袋中只剩到两角钱了。
你译的《波士顿》出版了没有？很望它能早点出来和中国人见一见面。辛克莱这人无论如何在目前总算是一个前线的作家。最近听说他和罗曼罗郎联名反对苏联处决罪人，这事我还不知道详情，只说是颇引起了许多反对，不过他底作品在目前却实在是最能尽暴露与鼓动的能事的了。
我总是不能够静止的，这次又尝到短期的流浪生活了。在旅途中除了陆续写我订好计划的东西而外，还研究出了许多别的问题。在次，还做了十多首诗。
独清
八，七月，一九三一，青岛。 |
王独清《致安人的信》（193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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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安人的信
王独清
（1931年6月1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安人先生：
你指摘我的话其实都是用不着来辩驳的。
我讲创造社，从来就没有像创造社其他的主要份子那样夸大。然而我不能因为我曾经充当过创造社底主要份子，便故意避免无聊的人对我的瞎猜，而不去照实地说明这个团体过去的成绩。要是有人真的在假装不理解，骂我是在广告自己，那也只好随他。我不是那种处处在顾虑着毁誉的“君子”，所以也就管不了许多了。
创造社本身底活动，无论怎样应该分作三期来看：第一期是代表市民阶级的文学运动，第二期是转变为小市民倾向的文学运动，第三期便是一九二八年的不仅仅限于文学的文化运动。从创造社这三期底活动也就可以看出中国在本世纪整个的二十年代中所演的社会的活剧。五四运动给了创造社第一期活动的时运，五卅事件使创造社第二期活动有了正确的方向，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又教会了创造社第三期活动的智识。这都是历史的事实，不是我随便捏造的。
像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那样叙述创造社第一期活动的经过，那自然是有些夸大。因为他只是一味地表扬创造社底功劳，却完全在回避说明创造社第一期所代表的社会倾向。但是像鲁迅那样只打算抹煞创造社，不消说却完全是意气用事。创造社第三期活动的意义，照鲁迅说来，那不过是“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见《醉眼中的朦胧》）。——这话自然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相信着的。但是，这能够说明一个甚么呢？
夸大和意气用事都是没用处的。我没有夸大，我希望要和我讨论的人也不要意气用事。
一，六月，一九三一。 |
王独清《致T君的信》（193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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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T君的信
王独清
（1930年9月2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如此》，上海新钟书局1936年4月25日出版。
T：
我到澳门已经有好几天了。本来的计划，一到这儿便要给你写信，但却不料总是提不起精神。今天才算是下了决心，为你提起笔来。我知道你是每天都在盼着我底信息。我再不写信时，你会以为我发生了甚么意外，或者以为我是自杀了罢？
这次来到澳门，实在可以说是“逃避”。朋友们只知道我是来养病，却不知道实际上我才是为了我内心的苦闷。我想大概也只有你能明白我底心思。不消说我是不会自杀，但是苦闷却真够我一受。我苦闷的并不是为了创造社底被封，也不是为了过去朋友们底分化，更不是为了我本身的生活问题。我苦闷的只是为了我们底政治，只是为了我们政治上的变动。我们一向确都是太过简单，把政治运动看得好像在玩把戏一样。这真是我们应该十二分忏悔的一点。我们只知道一个革命的教条式的原则，而不知道把那原则去活用，不知道在那原则下再细心去认识更多的策略上的问题。我们只在想“干”，但是“干”了些甚么呢？我只觉得我们底成绩是等于Zero，说重—点，我们那种“干”法，在客观上还造出了不少的罪恶。
我底苦闷就是在我们知道了过去xx底失败，而又不肯认真去清算。使得我们现在的运动完全陷入了混乱的状态。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已经有不少的人感到了这种苦闷，只是被领导者底命令所压倒，没有也不能有机会表示自己底意见。照这样下去，我怕我们还要有更大的失败，还要非失败到“全军覆殁”不止。盲动主义在把整个的运动快要送葬完了，然而还不见有谁提出纠正的抗议。
你是晓得的，我因为对于这种情形表示了不满，总受了人家底封锁和监视，最近，又因为我和D接近的关系，竟然被人家看成运动以外的份子。不过，我敢说这对于我却是一点也不会有甚么损害的。或者反而因为这样却把我逼到更前进的路上，中国底革命决不是简单的教条式的命令所可以制造成功，决不是夸大的幻想所可以制造成功。中国底革命现在是要重新一步一步地做起，是要先很虚心地理解了过去运动的错误，然后用心“脚踏实地”的去做才行。我相信我对于xx的积极心并不比目前以xx家自负的任何人差，我所以对目前的情形表示不满，就正因为我对于xx有着责任心的缘故。
我在和D接近，这是事实。但是这我一点也想不出可以成为我受人排斥的理由。我绝对地相信D不是像外间所传说的一样，说是他是过去xx失败的负全责的人。朋友哟，我们且用常识来判断一下罢！幼稚的中国底革命运动，哪一种行动和哪一种政策不是听从最高的xx间的指导？一直到现在命令主义还是如此其掩盖着一切的x底xx，过去哪里还能容一二人底独立见解？很明显的，D是作了代人受罪的人！谁要是不明察这点，那若果不是被成见所围，便是为了势力的关系，故意地不肯理解！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D底本身便代表着中国底xx史，他底前前后后，很值得我们去注意。从他底身上我们可以了解中国xx底过程，他目前的下场正该使我们明白中国整个革命运动底内幕，我不相信现在那般只知道在教条式命令之下低头而任意诋毁D的人们自己本身就不会去受同样的待遇！这就是说，从目前xx运动混乱的情形看来，xx间的领导者必然还要找到D以后的第二第三以至到未知数的代受罪的人！或者我底话是过火了，但是我自信这个观察是不会有甚么错误。
不过我却总算是“逃避”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我要在革命底前面跑掉，这只是表示我要在目前混乱的空气中来抽身缓一口气，好作一点反省的工夫。我底苦闷是到了极点，可是这也未尝不是我要前进的准备。你是知道的，我两年前转变的时期也曾经过这样的苦闷……
九月二日 |
王独清《信仰》（1930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信仰
王独清
（1930年1月）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动力》第2期，1930年9月30日出版，署名：独清。本文原题名《皮袍子引起的话》，经作者修订后改现标题收入于《暗云》（上海光明书局1931年1月10日出版）。文中的“B君”似为傅子东（1893-1972）。
朋友B君是第一次和我见面，但是我们却谈得已经很是投契了。
冬天午后底太阳由窗外射了进来，我们都在围着一个日本式的火盆，彼此都感着一种适暖的快感。
——此刻倒好，不像早晨那样冷了。B君说。
——其实早晨也不算十分冷呢。
——哪儿底话！你因为穿的有皮袍子，所以不觉得冷。
啊，我确是穿了一件皮袍子！这使我一注意到B君底身上时，我才看见他穿的是一件不十分厚的棉袍。——啊，我真惭愧！但是我这件袍子也还不能算是我的，这是去年一个朋友送给我的一件皮马褂的料子，我又由别一个朋友处要了约略二尺的他没有地方可以用的狗皮，才集拢来缝成的。但是这有甚么办法呢？就是说得再没有用，总是一件皮袍子，总没有方法可以打消穿棉袍的B君底反感。我不觉带着一种自我辩护的口气反问着B君说：
——难道你没有皮袍子吗？
——有的，但是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
B君说这句话时，态度非常忧郁，他把眼睑低了下来，好像不愿意看到我底脸上的样子。我突然发现B君和我一位已经死了的朋友H很是相像，我立地便觉得有一种深沉的悲抑走上了心头，我也不自禁地把眼睑低了下去了。
提起我那位亡友H来，真要算是我向来敬佩的友人中之一，他底努力，至少在我底眼中是很少见的。他是死在几年前C城政变的时候，据说他死的以前，还受了不少的惨刑。当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便得了肺病，一直到他死的时候，肺病是已经到了第二期了。他在C城所任的职务是非常忙碌，他负着那样已经绝望的恶疾，却还是白天作着实际工作，晚间整夜地从事于著述。但是他底肺病终于没有把他弄死，却被那比肺病还要厉害的恶势力把他弄死了。
提起那位亡友H来，还有一件事情最足以使我们痛心。在他未被害的以前，他曾把伊里基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翻译了出来，并且他还要我给他做了一篇序文。他那部书距他被害的前一个礼拜，校样都已经完全印好，只等他自己校好以后，便可以立地出书。但是不料一个恐怖的恶潮袭来，不但使他死于非命，并且他那部书底原稿和校样都被人用火烧掉，不消说我那篇不值钱的序文也作了那场劫火中的几点火星，跟着那部名著底译本同归于尽，而H底几个月的心血也就那样随着他底生命化为灰烬了。
那位H便是这样的一个朋友，他死后算是已经有两年多的时光了。但是不料今天我却在突然之间发现这位新认识的朋友B君底面貌有些和他相像，这竟使我沉在了回忆的境界中，默默地静坐了半天，但是终于被B君打断了我底思路，他好像自言自语似的忽然说道：
——唉，没有办法！所以我现在正在翻译着一本书。
这话当然是接着他前一句话讲岀来的。B君大概误会了我底态度，他以为我这样半天沉思着的是因为他说他当了他底皮袍子的缘故罢。
——你现在翻译著书吗？
——是的。
——甚么书呢？
——当然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书。“Matérialismeetempiriocriticisme”。
啊，这真奇怪！B君大概因为我是到过法国的缘故，所以特意把他翻译的书底名字用法文讲了出来，但是我知道他底俄文是很好，他要是翻译这部书时，一定根据的是俄文原本的。可是这个真使我有点惊讶了：
——你说你翻译的是“Matérialismeetempiriocriticisme”吗？可就是伊里基底那本？
——那里还再有第二个人著的呢？
——唉，奇怪！你也再……
——甚么？我也？……
B君自然不能明白我惊异的原因，但是我也不好就直讲出来。
——因为从前我底一个朋友曾翻译过这本书，却未曾得出版。
——是不是在C城被害的H君？
啊，这真又奇怪了！不料他竟知道他呢！
——唉，奇怪！你认识他吗？
——认识是不认识的，不过我由别一个朋友间接地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听说他被害时的情形很惨，他底夫人是一个德国人，因为他底被害，几乎发了疯，幸而以后有许多同志才设法把她送回了德国去。
不料B君知道H，竟然比我还要详细。他接着说：
——你说他翻译那本书，我也听说过的。他那本译稿不但遭了火劫，并且那家预备出他那本书的书店也被当局认为宣传反动学说的机关给封闭了。但是这只是他在C城时所译的那本书的译稿底结局，他在德国时所译的那本书的译稿却是早已不知道下落了。
——怎么？他在德国的时候已经把那部书翻译过一次吗？
这真是出乎我底意想之外，B君知道H竟能这样的详细，并且还说出了我连影子也不知道的一件H过去的事迹，我十分好奇地看着B君，等候他说明H这段事迹底经过。
——哎！B君先叹了一声，然后说道：H君对于文化工作底努力真是不容易多得的。他自从在德国信从了马克西斯姆以后，便着手编译了许多书籍寄回中国出版，不过那些书籍都没有用过他底真名。随后他废了很久的时间，才把伊里基那本书译了出来，托了一位由德国回国的留学生带回，但是不知道那位留学生是因为思想上的不同，把那部译稿藏了起来，还是因为别有原故，将那部译稿失落，竟至使那部译稿不曾和中国人见面。H君第一次的心血就那样白白地废了一场，没有得到结果。后来他对他在德国的朋友说，他要把那本书再译一次。他这计划总算等到他回处以后在C城实行了，但是不料又落了那样的一个下场。
B君底话突然止住了。这使我又沉在了情绪翻腾的沉默里，我底喉中好像被甚么塞住，竟至抽不出一句话来。
唉唉，可怜的H！他费了两次的苦心，总算把那部不朽的名著送到中国，但却两次都是遭了同样的不幸，这到底是怎样弄成的呢？难道我们这个东方的老大民族，想去接受那部名著，就是这样的不容易吗？
唉唉，可敬的H！他在C城着手译那部书时，他简直没有对人说过他从前已经译过一次，那极不灰心不计功的态度直是令人要佩服到五体投地。他在德国还编译了许多书籍，都不曾用过他底真名，他是只知道从事于真理的传播而不顾及个人底名位的。他那种态度，不是革命家底态度还是甚么呢？
我心中尽管这样想着的时候，B君忽然把我底肩头一拍，用很沉毅的语调说道：
——你看！这正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那虽然只是一本书，但是不妨用来比成我们工程底全部。H君把那本书译了一次，未得出版，于是他又从新译过；第二次是因为连他底性命都一齐失掉了，假使不是这样时，我相信他还要译第三次呢，现在他是再不能继续他底工作了，所以我又来着手。一时的失败，或挫折，决不能停顿我们永远的工程，我们要相信革命就是不在我们手中成功，我们死后必定有人还要继续我们底工作，革命是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我们要有这种信卯，我们才不至动摇，我们才不会在恶势力面前软化。
B君忽然站起来了。他底脸上露出了一种坚强的神色，他在抖擞他那穿着薄棉袍的身材。
这时火盆中的火已经熄去大半，但是B君却站在窗前，没有一点感着天冷的样子，真好像是信仰的火在暖着他的一样。
我辞别了B君走到街上时，已经是黄昏时候了。冬天晩上的风不停地向人吹来，我底一件半狗皮的皮袍子也有些抵御不住的光景。但是我心中总还不停地在想着B君最后的一句话：“我们要有这种信仰，我们才不至动摇，我们才不会在恶势力面前软化。”——我这样想着，竟忘记了向我身上吹来的北风，我好像是不觉得冷了。
一群工人由我底身旁走过，大概是才由工厂中回来的。他们都冷得缩成了一团，有些口中还露出了些呻吟的声息。风是越吹越紧了。
我只想把我心中想的那句话也去告诉他们。
一月，一九三〇。 |
王独清《致S的信——《威尼市》代序》（1928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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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S的信
——《威尼市》代序
王独清
（1928年6月18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威尼市》，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8月15日出版。
S哟，为实践对于你的信哟，我现在把这几首短歌从我底破皮包中检出来了。
这几首短歌都是我住在威尼市的时候写的，我把它们放在我底破皮包中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光，因为我曾对你说过我打算把它们公开，所以今日费了点时间终竟给检了出来，履行我所说的这一句话。
S哟，我把这几首短歌重新读了一遍，我自己也不觉吃了一惊。我从前对于Stimmungskunst的倾心，真算达到发狂的状态了。你只把这几首短歌中的任何一首挑出来细细地读一下罢，你看我对于音节的制造，对于韵脚的选择，对于字数的限制，更特别是对于情调的追求，都是做到了相当可以满意的地步。若是用PoesiePure作意义的眼光来下一个定评时，那我总是有些成绩的了。哦，S哟，我过去的生命就完全葬送在这种个人的艺术之创作里面，不说别的只就我曾在某个时期为你另外做的那几首Sonrets来说，也可以看出我对于这方面的劳力。你说：我过去的生命就都这样葬送了，我从前过的到底是一种甚么生活？我到底做了些甚么？做了些甚么？
现在我算是醒定了：我已经决心再不作这些无聊的呓语，我要把我底生活一天一天地转移到大众方面，我要使我的生命一天一天地紧张下去。我回顾我过去许多无意义的努力，真使我愧恨到不可言状，我的汗和眼泪简直要一齐流了下来呢。
哦，S哟，我还记得你从前给我的信里面曾说你希望我始终是一个诗人，要是这几首短歌便是你所希望的“诗人”底表现时，那我还是快成为“死人”的好罢！
现在我算是醒定了。不过，S哟，我怕我们两个的交情却渐渐地要冷淡下去了！这个一点也没有甚么奇怪。因为我从前的生活是完全被一种伤感的享乐主义者的气氛所支配，所以我的情绪和思想也可以和你打成一片，现在我底生活已经在渐渐的转变方向，我底情绪和思想当然要和你分离，像我从前那种对于你的陶醉，恰好同我对于Stimmungskunst倾心的状态一样：在那种倾心之中，我创作出了些一时相当满意的作品；在那种陶醉之中，我得了你许多使我一时忘我的安慰。但是有甚么意思呢！这种自我的催眠和个人的享乐终究有甚么意思呢！S哟，现在我算是醒定了，我底世界将再不是你底世界。
当然，我是知道的一个人的行动是很难预料。或者，S哟，你也可以慢慢地和我走在一条路上，使我们的交情能够恢复起来呢。不过这个终是一个空空的希望，像你底那种环境我怕是不容易能够做到的罢？
哦，S哟，我望你珍重！总之我还是为实践对于你的信约，把这几首短歌检了出来，可是我已经用我心中的炸弹把威尼市炸得粉碎了！
独清。一八，六月，一九二八。 |
王独清《〈我们〉祝词》（192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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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祝词
王独清
（1928年4月2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我们》创刊号，1928年5月20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艺术家是为社会而存在的。艺术必须成为帮助人类意识底发展和社会构造底改善的物事。”布莱哈诺夫底这两句话，我们最应该去服膺。
我们从事于文学运动的人应该怎样？当然，要在人类意识底发展和社会构造底改善上作一番努力。
现在我们且看一看我们底周遭，虽然从事于文学运动的人是很多很多，但是真正能在这上面努力的人又有几分之几呢？
在这儿，我们可以举出现在还强自立脚于文学运动场中的两派人来：一派是自尊狂的人物和代表无聊的智识阶级的文人底联合。他们有时虽然也穿一穿时代的衣裳，可是终竟是虚无的劣种。一派是有意识的反动的群集，他们已经在明目张胆地反对革命文学，明目张胆地反对武器艺术。
这些，都是我们底敌人！我们现在的工程就是要把这些敌人打倒！现在我们底文学还不能与普罗列搭利亚特接触，这是无容讳饰，但是我们第一步的工程却是很容易办到：便是唤醒一般智识阶级，至少唤醒一般从事文学运动的人，使大家都能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而能获得真正普罗列搭利亚特的意识。
当然，在这第一步的工程中，不能和我们联合战线的就是我们底敌人！当然，我们须先把这些敌人打倒！
好，《我们》月刊产生了。我相信这是担负我们现在这种工程的一个战队。
一面极力克服自我，创造真正革命的文艺作品；一面予反动派以严格的批判和进攻。——我希望《我们》月刊产生在这两重使命上面。
我祝《我们》同人努力！我祝《我们》月刊永生！
一九二八，四月二十五日 |
王独清《今后的文艺家》（192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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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文艺家
王独清
（1928年3月1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前后》，上海世纪书局1928年9月20日出版。
今天讲的题目是“今后的文艺家”。我想今天这个讲座是设在艺术学校的，来听讲的人都是将来的文艺家，至少都是对于文艺有兴会的人，所以我便想了这个题目。
开头一个问题：究竟甚么是文艺家？文艺家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由历史上传下来的解说，说是真正的文艺家都是天才。然而天才究竟是甚么？从来却不会得过一个明白的答案。有人说“Genius”一字出源于拉丁，原义就有恶魔的意思；这简直是给文艺家涂了一个花脸，弄得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了。我们现在是再也不能用这种形而上的意义来作解说，我们要用一种比较合理的意义来说明文艺家才行。
据我底意思，很简单的，文艺家只是一种神经质的人，他底感受性比较其他气质的人锐敏一点，别人未曾感受到的他先已感受到了，或者再因精力上的不同，环境上的不同，使他得以努力，得以专心，文艺家就是这样成就的。这其间并没有甚么神秘的地方，要是说天才是有的时候，那只是一种能特别努力的人罢了。
这样很简单地把文艺家说明了以后，我们首先应该明白的便是文艺家并不是超越一切的特殊的人物，历来社会上把文艺家看作特殊的人物和历来文艺家以特殊的人物自居都是一种绝大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流毒，结果在艺术上便成了颓废派的个人艺术，在社会上便只是养成了一般牢骚鬼的废物。这种情形，我看在我们中国现在是非常显著，不信请看我们底画家只知道带女学生到春天的郊外去写生，我们底文学家只知道嗑酒和失恋，时代对于他们是全不相干，他们是住在了另外的一个世界。照这样下去，我们底文学艺术只有一天一天地堕落，一天一天地没有出路了。所以现在最要紧的就是今后我们从事文学和艺术的人赶快觉悟！
我在这儿要全称肯定地说一句：真正的文艺家都是被压迫阶级的斗争者，都是站在革命的前线的。随便举几个例罢：像卢梭，像福尔特儿，都高唱了自由，滥觞了法兰西底大革命；像土克涅夫，描写了农民生活，唤醒了俄罗斯农民底睡眠；像雨果，著了他底“LesChâtiments”以反抗君主；像希莱，著了他底“WilhelorTels”以激励民族……这些都是我们最熟知的事实。所以在这儿，辛克莱（U.Sinclair）底“Allartsispropaganda”。确是一个正确的理论。因为我们明明感觉着凡是伟大的动人最深的作品都是有强烈的思想作属性的；作者底思想愈表现得强烈的便愈见作品的可贵。像以上举的几位大家熟知的作家又哪一个不是在用作品宣传他们被压迫阶级底斗争的思想呢？——真正的文艺家就是站在革命前线的宣传家。
是的，文艺家就是宣传家！我这样说了出来，一定要被抱文艺至上主义的人所唾骂，以为是伤了文艺底尊严了。其实文艺家是宣传家是一个事实，不管哪一类的文艺家都是宣传家呢。请看雪莱是不是用诗宣传他底“无神论”？摆伦是不是用诗宣传他对希腊的热情？脱尔斯泰是不是用小说宣传他宗教的信仰？罗曼罗郎是不是用小说宣传他底英雄主义？罗丹是不是用雕刻宣传他美化人生一切的想念？弥勒是不是用图画宣传他对农村生活的乐趣？——这些真是数不胜数，就是颓废派的文艺家也还不是作的宣传工作，教人去放纵行乐吗？所以，文艺家根本一律都是宣传家，是无可讳饰的事情了。
这样，我们把那般抱文艺至上主义的人底口堵住，叫他们不要说文艺家站在革命前线去宣传便是甚么功利主义，然后再来说我们应该取的步调。
从前德国哲学家黑尔德（Herder）解说历史的过程是由无意识的情状到有意识的情状之不断的进步。这在人类的思想上文化上可以说是一个不移的定律，譬如政治的传演，美术的传演，都是很容易看出的适例的。现在我们就是根据了这个历史观，来要求今后的文艺家去有意识地作革命前线的宣传工作。
有意识！无意识！这是我们最应该注意的事体，从前的文艺家虽然也具着有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明白他们自己只是宣传家，一点也不明白他们所负的这层使命，他们仅仅凭一种概念和冲动在作着盲目的呐喊。我们且用摆伦作一个证据：他是素来被认为特具有革命精神的诗人，——不错，他确是全身被革命的烈火所燃烧，他底行动也确是革命的行动，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他底行动只是一种冲动的反抗，他只想借革命去提高他诗人的荣誉。所以他一面高举酒杯，一面拥抱美女，一面又要在马上吟哦，这种人物看去固然是轰轰烈烈，但终竟是一个英雄式的，个人主义的革命家。这是因为素来社会上把文艺家看作了一种特殊的人物而文艺家自己也不明了自己是一个宣传家的缘故。所以，摆伦决不是我们现代所要求的革命诗人了。在现代，若是意识不明了时，那便容易陷于反动的地步。我们且看现在还存在的意大利底达能秋罢：他从前何尝不是一个革命的人物？他一心想使意大利振兴，也未尝没有一番诚意，但是因为意识的不明了，不愿抛弃素来特殊的地位，对于意大利受外来资本压迫的病源不肯去细细地加一番研究，只是一味根据了概念去爱祖国，结果只有成为法西斯蒂底英雄，成为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军国主义者了（我们中国目前的国家主义者也正是犯了这种毛病）。像这种现象，都是应该依历史的过程而被Aufheben的。我们今后是要由无意识的革命到有意识的革命，我们底艺术要由无意识的宣传到有意识的宣传。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宣传怎样的一种革命呢？革命文艺不是空空洞洞一种革命情绪所可了事，在这儿我们要看清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们底时代是一个革命顶磅礴的时代，这已是尽人而知。但这革命，决不是第三阶级对第一阶级的革命了。第三阶级对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的革命，在欧洲第一次具体表现的便是法兰西大革命，在我们中国便是辛亥之役。现在第三阶级已经借资本主义而变为压迫阶级了。这种资本主义一天一地国际化，我们底失业者和游民也是一天多似一天。事实自然是外国底资本家用机械工业来破坏了我们底手工业，我们底资产家要借外国人来发展自己底资产，他们是互相联络，互相利用的。我们大多数是已经失了业，是在这失业之中，欲有一个普遍的特别的职业，这便是乞丐和当兵！可不是吗？我们底乞丐已经到处都是了，当兵呢，更不用说，那般狗不如的军阀正借来扩大着他们生生不已的内争。这样，结果是我们任何人都要受外人底保护！请看我们现在在租界上来办学堂，还不是一个明证吗？我在这儿演讲，你们在这儿听讲，都还不是在外人保护之下的吗？——哼！在这种状态之下，你还要去吟风弄月，你还要去嗑酒失恋，你还要去陪自己底老婆去演双簧，且先不要说文艺家不文艺家，我先问你是不是一个人！在这儿，只有一条路，要是你想作今后的文艺家，你赶快觉悟，把那些“唯美”“颓废”等滥名词丢开，那种艺术早已成为过去，我们让它去被Aufhehen罢。我们再不要堕在朦胧的状态中，崇拜甚么英雄式的革命了！我们快把我们所处的时代认清，我们现在的革命决不是第三阶级对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的革命。我们赶快站到无产阶级的战线上，把我们底艺术用来作一种武器，我们堂堂正正地作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者罢！
总之，只有一条路！你要不这样走，那你只有倒退！不过你要知道你想求安康而这个社会是终不会有安康给你，你想求自由而这个社会是终不会有自由给你。你要是真想求安康，想求自由，那你还是站过来努力使有组织的社会（organisierte-Gesellschaft）先行实现，不然，你底安康和自由终不免是一个迷梦！
反正，一句话：你要作今后的文艺家，就不要作不是人不是鬼的天才，就要赶快作人，要有意识地作一个宣传现代被压迫阶级革命的人！
一日，三月，一九二八 |
王独清《余谈》（1927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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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谈
王独清
（1927年11月1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好了，这一期的月刊毕竟弄出来了。
这期的月刊，本来是要仿吾主裁的，不料他竟因事往东京去了，并且预约的几处稿子都不见寄到，所以竟至迟之又迟，迟了两三个月，直到现在总算编辑成功。
爱护我们的读者常常垂问，我们真异常的感激。我们这点薄弱的能力，总想不断地供献给一般青年同志。现在虽然外边我们底敌人在极力给我们造谣说是我们底月刊已经停刊，说是我们底团体已经瓦解，但是，这算甚么呢？我们只要有无数的青年同志信任我们，只要我们始终在继续努力，这算甚么呢？我现在先借这儿向同志们表白一句：我们底团体比较从前更形紧张，我们底月刊此后准按期出版，我们最近努力的精神特别的一致，并且是从来所没有过的！
这期的月刊毕竟弄出来了。仿吾往东京以前曾约好做一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论文，但至今尚未收到。幸而克昂由日本寄来了一篇杂感，我便用来代替了论文。伯奇此后要从事于现代剧之创作，他在这期发表的一篇倒颇有他底特点。可情、伯颜底两篇小说都是很努力的作品，像伯颜底那篇，我很希望我们能再多多产生一些，因为我们相信文学是时代底前趋，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第一先要把我们底感情伸张到民众里面去，我们不要把时代忘记了。
此后月刊决计按期出版，望同志们齐来携着手和我们共同努力，努力！
十一月十三日 |
王独清《街头与案头》（1927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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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与案头
王独清
（1927年10月5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洪水》第3卷第35期，1927年11月1日出版。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于《前后》，上海世纪书局1928年9月20日出版。
常常听见一种人说：“文学家只是文学家，文学家不应过问社会问题，文学家底责任只是用著作去表现自己底生活。”
常常听见一种人对文学家说：“你是文学家，你去做诗，做小说，做戏曲，你不要管其他行动的事业。”
这种人底论调随处可以听到，还有时带着些无意识的轻视与讥讽。
发这种议论的人不外抱着两种观念：第一，文学家是超越一切的，文学家要是过问社会事业，那便是失了身份，便值得轻视；第二，文学家是无用的废物，你叫他去做诗做小说或者还有些成绩，若叫他作实行的工作，便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这是根本看不起文学家。
现在先说第一种。文学家到底是不是超越一切的？这是从来没有得过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自古以来，文学家在社会上的地位，只是养成了一种畸形的声势。当柏拉图著他底《理想国》时，便已经把诗人摒于一切实际事业之外：他以为诗人是感情的动物，只能用感情破坏一切秩序，他底理想国中决不容有诗人底足迹。这虽然带着轻视的口吻，但却隐隐然把诗人底地位提高，诗人简直是一种特异的人物，可以和政治社会不发生一点关系而存在的了。及至到了近代，文学家便真成了社会以外的特产，一切社会事业对于他们都是无意义的举动。心理学等便因之把凡从事于文艺生活的人都叫作神经变质者，像朗补罗索（Lombroso）更以天才代表狂人。近代底文艺也是日趋于纤巧邪僻，文学家更不惜用种种手段使自己底体质变态，以与社会脱离而自标高异。——结果便是文学家超越一切！但是文学果能超越一切吗？文学家底著作果真只表现自己底生活，而不露一点与社会接触的气息吗？这无论在事实上是绝对的不可能，就假设是可能，也是等于没有文学家。因为文学家之所以存在，还是以社会为基础：文学家底地位，“文学家”的这个称号，都是社会所给与的，若果文学家真是能超越社会，那只是等于自杀，那只是自己在取消自己。不怕“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怎样唱他底高调，终归只是一个矛盾。总之，文学家决不能超越一切而存在，文学家之所以为文学家，正在他能与社会相接触，他越能把身子投入现实生活中，他底人格便越见其伟大。所以，“文学家不应过问社会事业”的一个理论，根本便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文学家到底能不能作实行的工作？这个疑问，本来没有发生的必要：因为在外国文学家而身兼政治家及社会运动家的实在是极寻常的事实，并且很少见有甚么破坏团体及其他败事的行为。而独在我们中国却有文学家不能作实行工作的断语，这真要算是一种特别的现象了。我们既知道了文学家并不是一种特殊的人物，那么，一般人所能作的事体，文学家又为甚么不能去作？要是真不能作时，那只是缺少煅炼或是教养，和其他的人不能作文学工作一样，这其间并不含有甚么生理上的意义的。不过在我们中国，所谓文学家，除了缺少煅炼与教养以外，却还有一种不道德的自私行动。一椿事业，一个团体，每每因加入了文学家而形成崩溃，这实在是无可讳饰的事实。所以，根据了这层，我们对于他们倡言的“文学家不能作实行工作”的论调虽不能与以完全的肯定，却也不得不相当保留。他们底观察至少一部分是没有错误的。
为甚么我们中国底文学家有自私的行动？文学家本来是应该特别伟大，特别能牺性自我的，为甚么我们中国底文学家却是这样？要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是简单：就是我们文学家具有的资产阶级底根性太深了。本来文学家具有资产阶级底根性，现在各国原都是一样，不过我们中国因为历史上的关系，这种根性竟至深入了我们文学家底心身而牢不可拔。我们历史上的遗毒大约不外两种：第一是开科取士的制度，使从事文笔的人无形中受了很大的影响，一直遗传下来，都不自觉地把文艺的制作看成了个人进身的工具；第二是从前社会上把文学视为末技，文人也自居是社会上的废物，这样成了一种习惯，结果文人便都流为个人主义的信徒。——这两种最大的遗毒潜伏在我们文学家底血液之中，我们文学家底inconcience内已是不知有民众，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团体，只知有个人的。所以，虽然现在我们底文学家不必都是资产阶级，然而资产阶级底根性却是染得非常的深固。这样，当然我们底文学家只有自私的行动，只有破坏事业和破坏团体的恶习，当然不能作实行的工作，当然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了。
我们既明白文学家决不能超越一切，文学家还应当到现实生活中驰骋，但是偏偏我们中国底文学家是这样的无力，是这样的陋劣，要是我们也承认自己是所谓文学家中之一部时，这种现象便是我们极大的耻辱！真的，我们要是想认真使我们成为新时代的人物，便应该首先改革我们本身底这种现象！
纯艺术在现代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像颓废派的个人艺术也只是资产阶级最后的残喘。我们要作新时代的文学家，第一须先把自己旧时的思想和生活根本铲掉而能把生活文艺合而为一。我以为新的文学家应该是“离开案头便到街头，离开街头便到案头”。我以为新的文学家底生活便是“街头与案头”。
我对于我们新的文学家的希望是：
除去个人主义的思想，
离弃资产阶级的根性，
痛绝“为艺术而艺术”的病态的诱惑，
养成“能由案头到街头”“又能由街头到案头”的能力！
五，十月，一九二七 |
王独清《平凡与反抗》（1927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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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与反抗
王独清
（1927年9月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洪水》第3卷第34期，1927年9月16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俄国有一部伟大的叙事诗出现——普希金把他希有的杰作《青铜骑士》写成了。现在这本书底原稿还藏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中，据说是经了四次的删改而成的。
为了这部书的出版，普希金曾费了许多苦心。当时因处于尼古拉一世底暴威之下，凡一切印刷品都要经政府底检阅，尤其是普希金底作品，特别要经过皇帝亲阅以后才允许刊行。这部《青铜骑士》经了皇帝底亲阅，便退到普希金底手里，结果是“不准出版”。
普希金爱他这本书，等于爱他底一切。他受了这次压迫，痛苦到了极点，在给许多朋友的信中，表示了他当时不愉快的心情。因为总想使这本书出而公世，便不惜权且尊重皇帝亲阅的意旨，把字句删改了许多，才勉强得了出版的机会。
《青铜骑士》底内容非常简单。表面看去，只是在歌颂彼得大帝底功业。彼得大帝沿着妮娃河建了他底都城，使荒芜的北海岸上变为富丽之区。但是因为阻止了妮娃河流，以后便发生了洪水的灾害。当时有一个名约克尼的贫苦官吏，是一生不曾受过尊敬与注意的人，正当洪水在都市泛滥的时候，他跨在浮于水上的宫门之前的石狮上面，对着彼得大帝的青铜造像留滞了好久。水灾过后他幸得了生还。但是他底住屋已被别人所占，他底生活遂一天一天地降落下去。以后竟至衣食缺乏，晚间仅在道旁作他底宿所；并且受尽了路人底责叱和御者底鞭策。有一晚他到妮娃河边去安宿的时候，忽被秋夜底狂风惊醒，一切都已昏暗，雨也不停地落下，他移到了一所广大的门前，突然又看见了从前他避水灾时所跨的石狮，彼得大帝底偶像巍然地骑在青铜马上，在阴暗的空中矗立着。他可怕的回忆使他立地发了狂病，不自禁地向着这半世界的帝王破声而骂。但是一刹那间，他忽发现铜像脸上有了震怒的颜色，他遂被意外的惊骇驱向门外广场上逃去。最后他听到他底身后起了雷鸣一般的马蹄声音，在朦胧的月光中，他好像看见彼得大帝纵马来追，一阵盲目的狂奔，终于蹈水而死。
《青铜骑士》底内容大致如此。对于这本书的批评很多，意见也各有不同。我在此地不愿博引那些批评，我只来把这本书底根本思想稍微提出，作为目前我们应持的态度的一种暗示。
我们底过去确是陷在了一种畸形的错误状态。不怕就是一代哲人的尼采，所理想的查拉图斯屈拉也只是一个代表过去错误思想的模型。因为那些想脱离了平凡而自标高异的思想在现代早已成了化石，决没有丝毫生命存在的了。现代的精神只是要打破崇拜天才崇拜超人崇拜英雄的种种迷信，而能拿重“平凡”。这便是反抗与革命的精神，这便是民众与个人斗争的表现。《青铜骑士》所以能合于现代精神者即在此点。
这书中的主人公约克尼是一个最平凡不过的人，而偏与开创一代霸业的英雄彼得大帝相对抗。代表集合意志的彼得大帝固然建设了雄你的都城，或者也可以说是创造了过去国家底生命，但是结果却只造成了个人底权威与光荣。而这种个人底权威与光荣，只是民众牺牲的代价。约克尼虽然仅仅是一个受人蔑视的贱民，他所受的牺牲也不过是由彼得大帝伟大的功程所给与一般的牺牲中之一，但是他却代表了各个意志，行使他反抗的权利。普希金在序辞中曾声明这书是一部哀话，可见决不是为歌颂皇帝功业而写的了。所谓哀话，只是一个平凡人底哀话。普希金底意思是要使平凡人都起来作反抗的事业，虽然在历史的过程中，这种事业多遭了失败，但是支配者底暴力终是要赖民众去推翻的。——这便是这部书底根本思想。
总之这部书中所表现的不外尊重“平凡”和倡导“反抗”。我在这儿——把它约略地介绍过来，希望我们目前从事于文学的青年同志能去一读原作，能从这部书中得到一点思想上的归路。因为我们目前应持的态度是除了接近“平凡”与实行“反抗”以外再没有别一种的。
时代是文学底背境，文学是时代底先趋。我愿我们目前从事于文学的同志能先认清现在的时代。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英雄的时代，已经不是支配者的时代了！我们要创造新的文学，第一须先把自己底态度把定。
九月三日 |
王独清《编辑后》（1927年6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编辑后
王独清
（1927年6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7期，1927年7月15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真是出乎意料的事，达夫因为呕尽了心血，忽然旧病复发，一个人跑到日本去疗养。这期的月刊只好权由我来编辑。
我现在还是一个不能彻底的懒惰者，思想尽管怎样的强烈，而实际上自己常感觉到自己底无力，兼之流浪惯了的性情，被HyperrophiaCortis病症苦害着的身体，所以，这期的编辑，在我，真算是勉为其难了。
提到我们底月刊，或者有许多人以为我们每每不能按期出版，竟怀疑到我们是无诚意或不努力。固然，年余来我们确是不曾把精神专用在这一方面，这或者真是对于读者及爱好我们的朋友们应该负答之处。但是若一细想到我们几个人生活的不安，病苦的侵害，并且还作着实际的工作，有时又不能不为环境所迫离散到四方去，在这样的状态中，若就我们真正同志的人数上来讲，这月刊怕早已为我们力量所难顾及，早已薄命夭折了罢。然而事实上我们却还能支持到现在，虽然从前经过许多的压迫，我们还能铤而走险，不愿甘为恶劣的环境所征服，我们总在我们奔忙或飘泊病苦的生活中不断地分出我们底心力与社会相见：你想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我们总算可以告无罪于读者？你想，这样的情形，虽然月刊不能按期出版，是不是我们总算努力，总算有求读者和朋友们原谅的余地？你想，你想，是不是我们不但不应该得到责备反而是应该得到奖励的？
这期的稿子颇觉空虚：仿吾因为事忙竟至没有一篇寄来，木天只续做了未完的维尼介绍，也再没有别种稿件，乃超也不见有最近的诗作。好在品孙底《音乐会小曲》早存在这里，最近又接到他底小说集的全稿，我又擅自从内中抽出了一篇；伯奇一向忙于实际工作，无暇执笔，这次也努力写了一篇独幕剧。我底《杨贵妃之死》自四期登了第一场后，至今还未续刊，致劳许多国内的朋友和日本底朋友常常问起，广州某种文学刊物上竟说我是在骗人！这都怪我太不努力，我在这里先请受我骗的朋友们原谅，要是在最近期间内不死，我总要努力完成那篇戏剧的。
这次到了上海，最使人不满意的便是一般青年低级趣味的增高。像许多人变成了我们中国最无聊的旧戏的戏迷以及社会上流行了下流的小报，这都还是余事，最可注目的便是有些文艺刊物和作品都走向了低级趣味的方面。我们并不是奢望甚么纯高的艺术和伟大的传奇，但是像目前一般连通俗还像够不上的市井式的作品确是应该打倒的。——来罢，同志们，我们来努力创造，来联合起来打倒这种病菌的低级趣味！
七日，六月，一九二七。 |
第十一章劳工骑士会的衰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十一章劳工骑士会的衰落
1．衰落的原因
2．同各工会的磨擦
3．对南方会员的攻击
4．1887年明尼阿波利斯大会
5．批评泡德利的人被驱逐出会
6．劳工骑士会变成了农村组织
7．泡德利被逐出骑士会
8．衰落后面的悲剧 |
王独清《关于《诗人谬塞底爱之生活》》（1927年2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关于《诗人谬塞底爱之生活》
王独清
（1927年2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洪水》第3卷第28期，1927年3月1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怕再没有“爱情”那样诱惑人的罢。不管你是在炭窖内挖炭的工人，不管你是在火车头上日夜作机械生活的运转手，不怕你由别个看来是没有一点情绪的人，但只要一听到人家谈到“爱情”这个字，是没有不特别注意的。从前住在法国，看见那些卖歌谱的人，为使他们底歌谱多多卖出的缘故，一面弹着月琴，一面歌唱，所唱的都是爱情的歌曲，虽然多是通俗的，但有时也加入Hugo等诗人底情诗，用来打动那些乡姑娘底心，使他们不得不费几个生丁来买两张去学试；并且引得许多要到工场去的工人也停住脚来倾听，他们底市面也便随音热闹了起来；但这种诱惑全在他们所歌唱的“爱情”，并不在那些Hugo等诗人底作品，试问那些工人与乡姑娘懂得Hugo等诗人底诗是甚么呢？
回到中国来将近一年了。回国后在上海住了一月，便同朋友们到广东来。住在广东底大学内边，常同青年们接触，觉得这种“爱情热”的流行病真是布满了我们底青年界。最显明的证例，便是法国朋友摩南（PaulMonin）在大学的演讲。摩南先拟出的演讲题目本是历史的与文学史的，但可惜他第一次与第二次关于这方面的演讲就给了他一个失败的痛苦：听他演讲的人实在太少了，并且还有听了一半便竟自走开了的人。后来他遂和我商量，想自行停止他底演讲；这是我底一个冒险：我勉强留住了他，由我把题目拟出，他像受试验的一样，照我拟出的题目去作他演讲的稿子。我拟出的题目是“诗人底忧之生活”（LaVieAmoureusedesPoetes）。我想出了三个诗人：第一个是拉马丁（Lamartine），第二个是谬塞（Musset），第三个是娃模儿夫人（MarcelineDesbordes-Valmor）。真像是一个奇迹，第一次“拉马丁底忧之生活”的演讲，竟奏了出人意料的成功。那次讲堂上男女学生之多，差不多要使摩南吃一大惊，并且还有许多从来永不上堂的学生也来加入了。下堂后，摩南带笑地对我说：
——这是我到广东来，第一次看见青年们对于文学的热心。
——因为专讲一个诗人底生活，总比较容易发生兴会。
——兴会怕是发生在那“爱之生活”上罢。你真算是能投合青年学生们底心理。
——要说是投合心理，也不一定限于青年学生们，不管年齢大小或有智识与无智识，怕都是一样罢。
——……
可惜摩南再讲了一次谬塞，便因别种事务离开中国了。他讲拉马丁的和未曾作完的讲娃模儿夫人的稿子，都不曾留给我，只有讲谬塞的一篇，我留着译成了中文：这便是《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的那篇《诗人谬塞底爱之生活》。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怕再没有“爱情”那样诱惑人的罢。
昨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伯奇便跑来报告《现代评论》第五卷第一零八期上有人骂我。凡是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知道我底性情，医生说我底心脏病一天一天地沉重了起来，大概就是心脏病的现象罢，我近来的懒惰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慢说随便骂我几句，就是有人来打我，怕也不能引起我十分的兴奋。所以当时我虽然听了这个报告，但却并没有想去拜读那位肯赐教诲者底大作。等到午后又一朋友来了，又谈起了这件事，找一知道是关于《谬塞底爱之生活》那篇文字的批评，倒使我不得不权一份《现代评论》来看了。因为我心中始终怀了一个有趣的成见，怕批评我的人也是同广东大学中的学生一样，是因为被那“爱之生活”的题目所诱动的罢。及至找到了《现代评论》，把这位自命为“教训”我的文章读了一遍，恰恰地证实了我底估计。作者署名是“杨袁昌英”，依中国旧式的姓字书法，这当然是一位女土了。这位女士肯费心来读我底译诗，那是颇可感谢；只是可惜她对于谬塞底诗根本就未曾研究，并且不懂译诗（其实就是不懂诗），教训我的成绩也就只等于零点。这使我想起了法国乡间在卖歌谱的人底身旁听唱Hugo底情诗的那些人们，我倒忍不住要笑起来了。
我读了这篇文字以后，立地便发了一封致《现代评论》记者的信，过后一想，觉得实在没有辩论的必要，遂又写信去把那封信收了回来。本来一种辩论，要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像批评我的那位女士要把我底译诗勉强以直译相绳，这种态度是根本不能和我兼容的，我是决然已经置之不理的了。不料近几天来有许多朋友来问，都希望我答复几句，但我始终觉得不必答复。不过那位女士确是不懂我底译诗，为救济她底不懂起见，我倒也不妨来把其中最重要的地方给她解释几句罢。
我底译诗底第一段，杨袁女士以为我没有把“de”字译出，却不知正是我故意译成这样的。因为我底译诗纯取意译，不愿学翻阅电报字码式的草写。在杨袁女士底意思，以为非要照字直译不可，但可惜她自己就不能彻底，试问她译文中的“歌唱”“抒怀”“作品”等字在原文中哪里寻得出来呢？“àpeine”我所以译作“很艰难”者，正是借用中国底熟语，所谓“艰难成人”，也正是相当的意译；杨袁女士不懂这层，以为我看错了字，脑筋未免过于板滞了。她自己不是也在把“àpeine”译成“勉强”吗？这分明是跟着我底译文转换的，但她却一方面说我是错误。试问“艰难”与“勉强”两个字有甚么大差别呢？
我底译诗底第二段，本来印错了几个字。但是就以杨袁女士所指摘的来说，也并没有甚么错误。虽然没有“PIutôtque”的意思，但就全段来说，意思始终是不会走掉的。她说我“不知替代诗人说些甚么”，这可见她底理解力太不足了。
其次便是我译的《纪念》（Souvenir）一诗中的几节。
我所译的第一节：
深夜曾护我们底爱情，
我们底心儿曾经轻地摇动，
那已超过了我们寻常的生命，
我们像是另入在一个隐约的世界之中！
我相信是对于原诗底神韵完全体会出来的。这下两句就是想起往日底情景的一种回忆。意思就是说想到往日底情景，我们就像“另到了另一世界了”。这正是“O'étaitpIusqu'uneVie,hélas!C'êtaitunMondeQuiétaitéfface!”两行最神韵的意译，杨袁女士偏说我一句也没译对。这样的不懂诗，我也只好再不多说了。
我所译的第三节是：
但是我已失了那蜜语声音，
和那与我眼光融和的垂青；
现在我是再也难去把她追寻
我只有把她放在心内，常念着她底鬓容。
杨袁女士说我下两句与原文不和，却不知我译文底下两句正是“MonCoeur,encorpleind'elle,erraitsursonVisage,Etnelatrouvaitplus”的正当译法。就以杨袁女士所译的英文“Wanderedonherface”来说，也应该译作“念她底鬓容”。必然要译作“在她脸上彷徨”，不但不是诗，并且不成话。
我所译的第五节：
但是我却装作了一个路人，
也不理她底眼睛，她底声音，
虽然她也曾和我偶然地相逢，
但让她冷冰冰地走过，我只仰望着天空。
要理解我这节底译诗，须先要理解谬塞《纪念》一诗底全文。谬塞底《纪念》是先由景物感念到他底情人，但是他底情人已经早不为他有了。但是他还见过她，她底容貌还是依然照旧，所以他说：“Oui,jeuueetbelleencor,plusbelle,osait-ondire,jelaiVue,etsesyeuxbrillaientCommeantrefois.Seslèvress'entr'ouvraient,etC'ètaitunsourire,Ets'ètaitunevoix.”
这就是我所译的：
她现在还照旧得美丽年青，
她还是往日水莹莹的眼睛，
我一见她开绽的可爱的口唇，
我知道那是销魂的微笑和动人的声音。
因为这一段他已经表明过“JeI'aivue”（我看见过她），所以我才有第五节这样的译文，为把原诗底意义更加显明起见，故加上“我也曾和她偶然地相逢”。“Imesemble”一语，我何尝弄错？原诗说“她对于我正像个不识的妇人一样”，我因为要译文底神气一贯，意译作“我装作一个路人”，有甚么不可？要是说我这节没有把原诗底意义表出，那除非这位批评家底头脑根本没有和诗接近的可能性。
最后我译的两句诗，杨袁女士说我底句法不清楚，却不知我是用诗来译诗意思既没有走掉，便可以安然通过。杨袁女士以为我不明悉“en”字的用法，却不知正是我故意省去了的。原诗固然“强劲动人”，但是杨袁女士底译文有甚么“强劲动人”的地方呢？
我译谬塞底诗，特别是那《纪念》中的几节，我不愿在此自赞，但我相信凡是懂得译诗的人总可以得到相当的满意。译诗决不能逐字地直译，懂得译诗道理的人也决不能把别人底译诗以直译相绳。因为译时最重要在捉住诗中的神韵，还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我译谬塞，也是在“译诗”，并不是在讲堂上授课。我看杨袁女士那篇文章后面写着“草于巴黎寓次”这一定是住在欧洲的了，那么先请把欧洲译诗底方式涉猎一下：如法国底Verlaine也曾被德国底Debmel翻译，但是他底译文是否能同原诗逐字对照？要是杨袁女士不懂德文时，那么请读一读斐芝吉乐（Fitzgerald）译的Rubaiyat，同时再读一读关于这方面的批评；不然就读一读仿吾从前在《创造周报》上所发表的《莪默伽亚的新研究》且看真正的译诗是应该取一种甚么态度。所以要谈译诗，最好自己先学作诗。杨袁女士说中国翻译界幼稚，这个我也承认，但是杨袁女士理解“诗”的程度似乎还在幼稚以下。我很希望杨袁女士先去多下一点工夫再来说教训别个，因为我们自己应该教训自己的地方还多着呢！
我最后再说几句泛论的话。我觉得中国近来的批评家都是对于批评的对象先不求理解，只根据一种好奇的冲动，这便是一种情性的表现。我们要是学法国听人唱Hugo情诗的乡姑娘，最好是不出声享受一点沉默的快感，要是强不知以为知去批评情诗底内容，那就不但唐突情诗的作者，并且还有唐突情诗的唱者了。
二月七日
这篇文字寄出后，忽接《现代评论》社来信，说是已将我前次寄给他们记者的信发表了。我看见了杨袁女士底文章后，便写了那封信，但立刻又写了一封快信去请他们退还，何至于我那封快信竟到得那样迟？这篇文字中对于我底译诗的辩论大致与那封信中所说相同，只是那封信中有不足的地方这里却都补充了。虽然《现代评论》已把我那封信发表，但我还是把这篇文字注销，只好请《现代评论》底记者原谅罢。
三月二十二日 |
王独清《致《现代评论》的信》（1927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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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现代评论》的信
王独清
（1927年1月1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现代评论》第5卷第113期，1927年2月5日出版。
今日看见最近《现代评论》，有杨袁昌英君批评我《诗人谬塞之爱的生活》的文字。我把全文看了一遍，本觉得无辩论之必要。因为作者和我底态度根本不同：我译的谬塞那几段诗纯为意译，而作者硬要以直译相绳，这已使我根本和作者没有辩论的余地了。不过作者既自命“教训”我，我便不得不来答复几句以报作者底好意。
第一段作者以为我没有把“de”字译出，不错，若是直译是应该译出的，但可惜我的却是意译，不能如作者底意思。“apeinc”我所以译作“很艰难”者，正是用中国底熟语，所谓“艰难成人”，也正是相当的意译。作者不懂这，以为我是看错了字，作者自己不是也在译作“勉强”吗？试问“勉强”与“艰难”有甚么大不了的差别？
第二段中后五行诗完全是手民印错，我早想更正，却屡被忘记了。现在作者能替我指摘出来，这层我觉得颇可感谢。我底原译是这样的：
你能到我腹中把我灵魂毒破，
假如有个没心肠的妇人来用你玩赏。
但我却愿刀刺着似的使我受伤，
不愿接受着痛苦像个废人一样。
唉，就是我死，也要有绝你的胆量！
第三段我真不知道我底译文有甚么错误。我底——
深夜曾护我们底爱情，
我们底心儿曾轻轻地摇动，
那已超过了我们寻常的生命，
我们像是另入在一个隐约的世界之中。
我相信是对于原诗的神韵完全体会出来的。像作者“那还不仅是一个生命，唉！消灭去了的，简直是一个世界！”这样的诗，我可真看不懂了。
第五段我底——
我只有把她放在心内，常念着她底鬓容。
正是原文：moncoeurencorepleind'elleeriantsursonUisage的正当译法。就以作者所译的英文Wanderedonherface来说，也应该译作“念她底鬓容”。必然要译作“在她脸上彷徨”，不但不是诗，并且不成话。
第七段我怎么把IImesemble都弄错了呢？原文说“她对于我正像个不识的妇人一样”，我因为要我译文的神气一贯，意译作——
我装作一个路人
有甚么不可？
最后的两句诗，我也是意译，所以作者说我把句法弄错。其实作者底译文又有甚么“强劲动人”的地方呢？
我译谬塞底《纪念》中的那四段诗，我不愿在此自颂，我相信把原诗底神韵是可以相当表出的。译诗决不能逐字的直译，凡是知道译诗的道理的人决不能把别人的译诗以直译相绳。因为译诗最重要在捉往诗中的神韵，还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我译谬塞，也是在“译诗”，并不是在讲堂上授课。作者既住在欧洲，请把欧洲译诗的方式涉猎一下：如法国底Verlaine，也常被德国底Dehmel翻译，但是他底译文是否能原诗逐字对照？所以要谈译诗，最好自己先学作诗。作者以为翻译界非常幼稚，这个我也承认，但是我觉得批评界也是一样的幼稚，我同作者底意思一样，批评界也应该给“一顿教训”！
王独清十六年一月十六日 |
王独清《《诗人谬塞之爱的生活》译后记》（192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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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谬塞之爱的生活》译后记
王独清
（1926年6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1926年6月1日出版，署名：独清。
这篇东西是法国朋友摩南（PaulMonin）在广东大学的讲演，由我口译过一遍，经了他底同意，将原稿译出在此地发表。不过原稿繁冗与简略处颇多，我已一一改过，因为他选这个讲题时，本是同我商量的，故我便径自斟酌地删改了。
独清 |
王独清《文艺之真实性——在艺术大学的演讲》（1926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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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之真实性
——在艺术大学的演讲
王独清
（1926年3月1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6年3月20日《时报》，原题名为《王独清在艺大演讲文艺之真实性》。
我是个喜飘泊而尊重感情的人，感情是人类的宝物，要是人类没有感情，那伟人之天才和美的文艺，都无从产生，我们且看屈原、但丁等人，哪一个不是感情的弄潮儿。我因为极端尊重感情，故今日与诸君相会，非常高兴，正因诸君都是从事艺术，当然是有感情的人。
文艺之真实性，颇有使人误会的地方。第一是把艺术看成摹仿的性质，像是对于一切对象愈摹仿真实愈好；第二要有人疑我在提倡写实派，其实我讲的不是表面上技巧的作用，是内部一种生命的表现。法国大诗人雨果说情绪是新鲜的，文字不过是种工具。工具无论如何进步，尚有时不能完全表出你的情绪，艺术一样要情绪，情绪就是艺术的生命。
艺术家是感情的人，不应去追求目前的名利、服从庸俗的道德，艺术家只认为“自我”，只知道做自己的人。我所说的艺术的真实性，就是说艺术能完全代表艺术家的本身。总之艺术家要认定自我，充分表现，再进一步说，艺术最重要的，还是在他本身生命的养成，无论甚么艺术，只要自己的心在自己胸腔内，这方能有伟大的情绪，造自己所特产的艺术，这便是天才的秘密。诸君要作伟大的艺术家，先去做自己的人。 |
王独清《我对于意大利诗人裴德拉尔加（Petrarca）纪念日的感怀》（1924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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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意大利诗人裴德拉尔加（Petrarca）纪念日的感怀
王独清
（1924年7月14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民铎杂志》第5卷第3号，1924年5月1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石岑我兄：
我接到你底信已好几月了。你信中那番期望我的厚意，使我心中生了无限的悲感。我久想写信给老朋友们报告我底近状，奈一提起笔就像得了Nevralgie一样，竟至不能成书。我想知我者定能原谅我的。去年我游了意大利，到很得了些强烈的感想。第一便是因为访了诗圣但丁底故乡，乃想起了我国的屈原；但丁与屈原底身世可以说是完全相似，都是政治家而兼诗人，都是被本国不容而流罪于异地，且都是开了后世诗文发展的途径的。第二便是到罗马后想起了我国往日繁盛之区的长安；这真是一个催人心痛的联想！所谓罗马底黄金时代，诗人艺人聚会的时代，不是与我国唐代相似么？那些Forum底建筑不是正如我国阿房宫等建筑么？可惜现在都一样的凋落了！但是意大利对于但丁，知道崇拜，知道追慕；对于罗马古迹，知道保存，知道护惜。我国对于那伟大的诗人屈原怎样呢？对于可贵重的长安古迹怎样呢？唉，我真惭愧！我真伤心！
对于一个民族底启发，不外二种要素：（一）纪念；（二）希望。前者属于“过去”，后者属于“未来”；而此二种之表现又都在“现在”努力之中。未来之希望固非常重要，但所以激起此种希望者又端赖过去之纪念。在现代诗人中，我甚敬佩D'Annunzio；他底性情与他底事迹都可不必论及，只就他发扬意大利往日的精神一点上说，已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了。再如太戈尔，听说这次到国内很受人反对，但我是中国人，我先忍心把他这次到中国所宣传的是否有害于中国且丢开不谈，只就他底人格而论，我也是表相当的尊敬的。他未到中国以前，我也曾与他通信，也曾直说我对他表示尊敬的理由。我不怕有人骂我，我尊敬他的就是他知道发扬印度旧有的文明，那种爱本民族的热心与诚意。纪念并不是复古。像中国目前的情形，我想凡稍明事理的人都应知道注重科学；都应知道赶快开发实业，使人民有职业可求。但这是一件事，发扬自己旧有的精神文明又是一件事。除非有人要强说中国原来没有精神文明，那我便不愿多说；若是不然，那就不能使其枯朽埋没。即以屈原而论，他底人格，他底思想，他底美学在世界已往的世纪中实是有数的诗人；我们不管考据家怎样去用那些无生气的证据来取消他过去的存在：就说他等于飘泊行吟的Homero，再甚至说他等于追殉情夫的Sapho，都无关轻重；只要我们认定我们中国有过屈原这个人，我们中国民族底历史上便有一段美丽的奇彩（就让那班考据家说他是个假设的人物也好），那我们就要去纪念，就要去用这种纪念激刺现在文人底堕落；像屈原那种爱护民族的节操，像屈原那种厌恶虚伪的道德，像屈原那种献身孤独的人格，在现在中国实已泯灭无存了！我们中国往日能产生那样伟大的诗人，可见我们底民族是怎样的可令人崇敬哟！怎么今日便衰退到这步田地！怎么今日便再没有一个伟大的天才出现！……——话扯得太长了，总之，石岑兄！你也是个对于本民族很有热爱的人，我这番意思想来你定可体会，我很望你在国内用力来提倡一下罢！
一提起游意大利，便不觉多说了话，反忘记了答你来信命我做的事。
法国文艺界可记的事甚多。我却只是去年当诗人孟德斯鸠（RobertdeMontesquiou）底周年时曾向国内纪念过一次；那也实因友谊使然。其余像陆续经过的PierreLoti与MauriceBarrès底死亡，我虽曾深致了我底哀悼之忱，但终未给国内做过报告纪念的文字。这次经了你来信的教唆激刺，倒很想把我近一年来悲伤的感触略为写出。但因一时捉不住头绪的缘故，遂又把这个念头抛弃了。最近有一个festival，我存心想来纪念一下就是那意大利诗人裴德拉尔加（FrancescoPetrarca）底生日与死日。这位诗人底生死都是在七月二十，今年这个日子立刻便要到了。今年本不是他底甚么整年的纪念，不过我正在预备作意大利底第二次之游，打算到所谓诗城的威尼市（Venise）去盘桓数日，决定顺便到最著名的Enganèens去访这位诗人晚年所居的Arqua村，预算可赶上他生死的日子到他那四面围着铁栏的矗立之墓前一吊，那时总可以得些异常的悲哀情绪，当可写些东西。现在在我未动身以前，我且先借这封信来和你谈一谈这位诗人底平生，就权作为我对他今年底纪念日的预祭罢。
裴德拉尔加是于一三零四年七月二十日生于Arezzo。我们一说起意大利没有不立刻便想到一个但丁；其实但丁以外其著作身世颇能相敌者正自有人；裴德拉尔加虽然没有但丁那样具有多方面的天才，虽然没有但丁那样建设近代文艺的伟大事业（即我自己还是崇拜但丁远过于裴德拉尔加）；但在意大利往日的诗人中可以同但丁相提并论的除了他怕也再难有第二个了。他底父亲本是福罗朗市的流犯，当时意大利正是扰乱的时代，他随着父母飘流到Carpentres后，往Montpellier与Bologna两地学习法律，同时又学习罗马法典，学成后便归休于Avignon，但从此以后，他底天才突然现露，所谓诗之精灵，意大利诗之精灵——否，拉丁诗之精灵便来歇在他底身旁了。他底天才底现露之最大原因，就是他生平那段光荣的恋史。这正是同但丁一样，一生都系在Béatrice底身上，他在一个教堂内遇见了那位年青的贵妇人Laura之后，便把他一切都交给了这位精神上不死的恋人。以后他底歌咏，他底Canzoni都是受了她底命令而创作。所谓“光荣之爱”与“理想的恋人之爱”的两种伟大的inspirations便成了他底艺术。
裴德拉尔加终是生成的一个飘泊的诗人，他曾到处旅行，半生未有定栖。他底精神上的恋人死后，他更只有借旅行以遣悲怀了。最后才选定了Euganeens山间底Arqua村地作了晚年的住所。在一三七四年七月二十日他不知道他底死期已至，还和平常一样的工作，等到他觉得身体疲倦时，死已莅临到他底身上。我们这位诗人便安静地长眠在展于他面前的一册书卷之上。
裴德拉尔加是诗人而兼哲学家与历史家并人道主义者。他底拉丁文著作如《牧歌与历史》以及叙事诗《阿非利加》等皆是不朽的典籍。而最受人传诵的却还是那一册意大利诗的汇集，他把他底平生全写在内面，并给了一个圣洁的名目：这便是那出名的“IlCanzoniereinVitaetmortediMadonnaLaura”。
我最爱读他叙述他第一日与他恋人相见的那几行诗，真与但丁底Vitanuova中的诗篇有同等的价值，那种神圣的爱情，可以说现代再难寻出的了：
“在那些妇人之中。
渐渐走来了我底‘爱情’，
她那美丽的面容
使我看见每个妇人都不足赞称，
并且使燃起我热念的欲望，从此长成。
我给这地点，
我给这光阴与时间，
都祈福不尽；
因为此时此地使我底两眼
与最高处相亲。
我说：我底灵魂，
你须郑重地供奉着那娇艳的神韵，
当赞美她容貌时的你，
是怎样的光荣而可尊！
就这样成了真恋的思考之因，
那思考，比你原有的更多且真，
并且引导你到非常的高处
去爱那有欲望的人群。
就这样成了仁慈的惠恩，
那惠恩，要把你由正路上
推向顶上的苍冥，
并且就使我带着了希望
勇猛地前进不停。”
写的过多了。其余俟我旅行归来，若能得些灵感上的作品，当寄上以答雅命。异地远隔，祝你身健笔健！
弟王独清
一九二四，七月十四日于法兰西。 |
王独清《致郭沫若的信》（1923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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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郭沫若的信
王独清
（1923年7月3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创造周报》第19期，1923年9月17日出版。
沫若：
前游罗马归来，曾寄伯奇一信，并嘱他转你一阅；后又直接寄你一信，内附诗一首，不知都收到否？
昨日收到《创造周刊》，挑读一过，很觉高兴。从前我还不知道仿吾是这样一个重气节厌虚伪的人，现在看了他几篇论文，非常痛快。真的！我们非“提倡士气”不可！我总有一个很固执的偏见：觉得艺术的创造，虽然不能立在功利的打算上，但至少总也有窥探与改革人心的责任，而尤其是今日中国这种奸伪秽恶的人心！我是绝对反对以Spieltrieb来创造艺术的，所以把艺术底本身看得非常的尊严：我认定艺术的创造者就是社会的改革家，——否，革命家！而尤其是今日中国的这种社会！
Force，是我们最不可少的一件东西。凡是在那里高谈调和的人都是些懦夫，媚世的懦夫！我自从读了这次的《创造周刊》上仿吾同徐志摩君的通信，同时又在《时事新报·学灯》上看见了徐君底那篇《天下本无事》，胸中总觉得像有些咽不下去的积物，——自然，我住在外国，对于国内学术界的情形很是隔阂，似乎不宜冒昧来参加；但我对于一个没有诚意的人尤其是从事于窥探与改革人心之文学而没有诚意的人，是最痛恨不过的。徐君因为被仿吾揭穿了他底虚伪，便借调和两处文学团体为词以掩饰他底恶德，岂不知调和便是无聊！凡是此方与彼方不和，必定有他们不和的原素，无论哪一方面所持的理性不真，只要都能充分地发挥他们底不和，自然真的理性终会出现。我敢说社会的进化多是由这种不和的激战生出来的。等到他们不和的原素消失，自然会携手同行，实在用不着先在那里高唱懒性的调和。至于说文学界不宜互相激战，更无道理。我只知道科学界有激战，科学才有进步；哲学界有激战，哲学才有进步；……文学界有激战，文学才有进步。——甚么叫“天下本无事”！我们正是要在无事中寻事去做，社会才会有活气呢！未进化的社会只是“无事”，就因为有几个自居为“庸人”的改革家出来寻“扰”，才有今日的社会：若处在今日的社会，还在羡慕无事的天下，那我以为，只有请这位“理想者”到深山中回复他底原始状态去罢！
我因为最恨我们中国旧日所留的那种消极偷安以至虚伪的恶习，所以遇此等事时特觉不满得厉害。你与仿吾底主张都与我有共鸣之点，不过我以为我们处在今日的中国，最要紧的是须在“人心”上从事改革，除了与虚伪始终作战外，还要对于自己本身有两个信条，就是：
（一）极力提高自己底知识，
（二）极力降低自己底生活。
对于第一条不用说了。第二条，我是采取于托尔斯泰的。我不赞成托尔斯泰底主义（无抵抗），却很主张实行托尔斯泰底生活。我以为近来中国底青年就是坏在不能克己，我们一面与旧势力为敌，应用我们所不息努力得来的成绩；一面就应当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底力不可不强，我们底精神也不可不高；至于破坏个性与思想的那些极端的物质上之幸福，还是让他们媚世的人们享受去！
前次收到《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见你那篇批评《意门湖》一书的文字，很表同感。国内近来出版的书籍确有些太不成样子的，就像《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一类书的怕也不知有多少呢。我在外国，自然见国内新出的书籍不多，但据我所见的一二来说，都觉得难令人满意。我不妨且举一个实例罢：前几天才在朋友处见了耿济之译的托尔斯泰底《艺术论》，顺手一翻就翻到批评Verlaine诗的开首一段，译文是这样说：
鲍特莱尔以后的大诗家魏伦（Verlaine）著《诗的艺术》（artpoetique）一书，……
我不禁吃了一惊，可惜我这本原文书在我底旧房主人那里，不能立刻拿来对照，但我想托尔斯泰决不至于那样强不知以为知，说“Artpoetique”是一本书！我想就把Verjaine底生前著作与他底Oeuvresposthumes一齐列出搜寻，也怕寻不出这本书罢。原来这只是他“昔日与今朝”（Jadisetnaguère）集中的一首诗，这首诗常被人引用，倒很是他底名作，去年我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一篇评论Verlaine底“无言之哀歌”的文字，也曾提说过，但不知怎么在这卷有名的《艺术论》底译本上竟把它变成个书名了。我再把那所引的前后三段诗的译文一读，这可更把我惊呆了。我实在不知道译者底法文程度既那样薄弱，为甚么偏要去勉强试译！我且把他那四段译文依次批评一下，你看如何？
Delamusiqueavanttoutechose,
Etpourcelapréfèrel'Impair
Plusvagueetplussolubledansl'air,
Sansrienenluiquipèseouquipose.
音乐，在一切物之前的音乐，
虽偏倚还是好的，
泛于空中，一些也不重累，
溶解，还是不错误。
“仍难尽之”，原文中哪里有这几个字的意思！méprise一字，译者似乎看成mepris了，所以才有“且有些轻蔑他”的那句怪话。最后的“不免除”，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出来的！
…………
Delamusiqueencoreettoujours!
Quetonverssoitlachoseenvolée
Qu'onsentquifuitd'uneâmeenallée
Versd'autrescieuxàd'autresamours.
音乐常为，
你的诗，常为那些，
从一个灵魂里飞出，透逸，
而入于别的爱与天真的东西。
原文第一行本有独立的语气，译者却把它改成这样上气不接下气的断句！
Quetonverssoitlabonneaventure
Eparseauventcrispédumatin
Quivafleurantlamentheetlethym!...
Ettoutleresteestlittérature.
到别的爱与别的地方去，
引诱的幸福跟着，
藻荷，茴香与早晨的卷缩草……
以及其他一切都是真的文学。
这一段简直太不成话了！译文第一行第二行都全是原文一点也没有的话，像这样的杜撰，未免过于不讲道德！第三行“卷缩”当然是译Crispē一字，但此字是Vent底形容词，译者却把它改成草底形容词了。最后一句，我特别对于译者深致不满：因为这首诗最有力量的话就是这最后一句，Verlaine是反对他以前Banville那种专讲修词的诗作法的，所以才有这首诗。最后一句意思是说“其他都不过仅是文字而已”，批评家都以为这结句是对于旧文艺的冷骂。我万不想译者竟把它译成一句承认语气的极无意义的话了：真是Nerlaine底不幸！
我现在且试把这四段不全的诗译出一看：
无论用何物也须自音乐做起，
因此才得把不整的调子来选择，
一点也无重无累，
使他飘渺而溶和地浮于空际。
也不用再去力求无谈地
选择你底言词：
只有那“朦胧”与“正确”结合的
带醉之歌是有最可爱的丰姿。
…………
仍当常奏着音乐高调！
快使你底诗成个飞鸟，
那翱翔而远出的灵魂
在世外的恋与天之边逍遥，
快使你底诗成个散乱的佳景，
结合于吹开了薄荷与百里香的
痉挛晨风之中……
文字的末枝哟，那不过是一切最后的残剩。
我想那几段诗至低弱也要像这样的译法才像个样子呢！
至于那本《艺术论》，后面所引的许多诗，我因没有时间——也实在是不愿——再看，不知如何。但我以前者相推，怕也是不堪考究呢。——这是我最近见的一种国内新出的书（听说在国内很受人欢迎）！
我近来颇想力避批评的冲动，把时间来从事创作，不想今日却又犯禁，又耽搁你许多时间，余俟后谈罢。
祝你健康！
独清
一九二三，七，三〇，于赛因河边寓地。 |
王独清《致郑心南的信》（19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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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郑心南的信
王独清
（1923年5月2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学艺》第5卷第4期，1923年8月1日出版。
心南先生：
前寄上拙译Shelley之云雀歌，引中有谓此诗在中国“从未见其译本”。近始知沫若早已译过。我因居于外国，国内刊物，所见不全，每有此种错误。对于读者及编者皆是应求原谅之处，特此声明，并道歉意。
一九二三，五，二〇，王独清。 |
王独清《南欧消息》（19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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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欧消息
王独清
（1923年5月18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创造季刊》第2卷第2号，1924年2月28日出版，署名：独清。
伯奇：
前寄你的《法国画集》想已收到。我一直到今日，才践了一半约，给你买了一本你所要的尼采底著作，今早已付邮了。
我自接你在去年写给我的信后，直到今日尚未答你，实在问心不过，现在且和你稍微一谈罢。
“生之不安与爱之痛苦”，你以我底境遇与性格这样推测；你又自信你能了解我：伯奇，我读了由你底手中写出的这几句话，我便毫不迟延地慨然承认了。我到法国以后的生活，伯奇，我望你不要问我，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答你！我觉得我不是个人，是的，那么就是个罪人！我在颓废的生活中每每发着痴想，想有那当mephistopheles埋Faust时天上所喊的“这个是过去”的声音来向着我，后来索性自己喊着给自己听，但是一天一天地这样挨过，今日是过去，明日又是过去，终不见有新的拯救……
这去年为止的已往之生活，说来只令我身上起些痉颦，但是，伯奇，现在那确是过去了。去年你所称的那离奇浪漫的事就是那段生活的epilogue。唉，过去！我底心血与眼泪浸染的过去！我不敢怨人，我只回头向着这条来路上寻些我罪恶的遗痕装点我生命上底污色罢！卢梭在他底LaNouvelleHeloise中曾说自杀是从压迫之下以求己身解脱，决不是不合理与不自然。我最痛苦时的感想也是如此。disillusionment会我来了，我怎么能不想死呢！
我是喜欢读魏莱奈（paulverlaine）底诗的。他底《智慧》（Sagesse）诗集中第三篇第五章真如咏我去年以来回忆的悲哀，我每读这首诗时，眼中就满了热泪，我又用我带哭的情调把它译了出来。伯奇，你要知道我到法国以后的生活么？我就把这首诗写出答你罢：
一个黑暗的久眠
堕入我底生路：
沉睡呀，一切的希望，
沉睡呀，一切的羡慕！
我既不能见所有的物事。
复将苦乐之记忆
一并遗失……
哦，这么悲哀的历史！
我是在空虚之墓里
可为手推动的
一个摇篮……
无言，无言！
但是我却决不像魏莱奈那样投身于宗教去寻安慰，因为我早就厌恶那非理性的ecstasy。我很想在痛苦中捉住我底life-force。我很想如尼采一样地向我自己狂叫：
OhmeineSeele,ichWuschdieKleineSchamunddieWinkel-Tugendvondirabundüberredetedich,nacktvordenAugenderSonnezustehn.
是的，“琐屑的惭愧与狭小的道德”是应该除去的。我想凡是力量强的人都是如此，这却不一定是egoism呢。
但是，伯奇，你以为我真能这样么？我果然能勇猛的这样做去，那倒是你所说的“悟得的光明”，也就如尼采所说的“立于太阳之前”了；只可惜我底生命非常疲倦，送不走的languishment只缠着我……唉，伯奇，这不是要导我入于极危险的境界么？自然，我可以发誓，我决不是像Merezhkovski所描写的LeonardodaVinci底那位弟子；我是决不肯回身再走原路的。我现在并不是彷徨。我现在只是急欲要走上新路而没有勇气，我底焦燥与愤恨使我不停地望着厌世的斜径：虽然我始终执着人生，但melancholia发作厉害的时候，便禁不住要喊几声“tediumvitae”（Tacitus语）！
伯奇，前年我给你写信，还是那样热恋着现实现在却如此悲观，你怕也有点诧异罢？这大概是由于境遇忽然变迁的缘故，这种病态的矛盾令我生了无限悲哀，去年的一天秋夜里，我一个人在莱因河边散步，那时月儿已高悬于无一点纤垢的空中，我踏着地上的枯叶走来走去，一阵无名的伤感刺着我底心。当时月下的景色很像我离日本时和你话别的那一夜，我便不觉洗着眼泪吟出一首诗来：
伯奇哟，你在哪儿呢？
月儿是这样的洁白，
正如我们别时那夜的景色。
啊，我们别来不是已四年了么？
但是，伯奇哟，你底朋友可堕落了！
四年来不停地飘泊的我。
正如这地上的枯叶
任秋风忽东忽西地磨折……
伯奇哟，我们能不能再见呢？
啊，你底朋友怕要成misanthrope了！
不过我虽是这样悲观，但我底意志却是不变的：就是捉住我“生命之力”在活动的人生路上猛进。——若是我终于没有勇气，那我就死在这条路口上，也决不走原路或厌世的斜径！
也是去年的事了，我又独立在莱因河边，由能看见斜阳的时候一直到夜幕落下，我底心的地平线像要被汹涌的忧潮冲破，水在我脚下发着激湍，我在这不得已的时候忽想起曹子建底两句诗：
去去莫复道！
沉忧令人老！
我不禁吃了一惊，忙把我底心收定，因为曹子建底暗示，我便很快地把当时的情景缀成了一首五言诗：
嗟尔莱因河，碧流何所之？
夕阳沉暗彩，令我长相思。
一别成永别，后会不可期！
此景犹昨日，昨日话别离，
别时无他语，但有双泪垂，
今日偶低首，班痕尚在衣。
我本负罪人！何苦觅相知！
我颜尚如玉，我发尚如丝，
我身尚少年，何不努力为？
愿弃昨日愁，愿弃咋日痴，
昨日且行恶，咎深不能辞！
所幸有今日，立身或未迟。
收我巧盼目，收我妖冶姿。
愿以人间苦，被我不善肢！
夕阳已远去，夕风野空吹；
河流作激湍，听之增我悲。
我其如此河，逝者不可追！
不及待明日，欲去应急驰！
感此决我心，努力当如斯。
风犹咽声哭，死叶脱旧枝。
我去复回首，向河重致词：
尔其勇尔流，长泻勿断时！
我亦如尔流，不令岁月遗！
努力复努力！对尔以自矢！
伯奇，据此你也可以看出我底境遇与意趣了。你说的“生之不安”，那我自然是感受最强的；“爱之痛苦”呢，也是不错的。不过经过太复杂了，我不愿意多说来扰你。去年我曾想译希腊古代诗人Anakreon底遗集，他底melos现存于世的只有一卷，我以为是不大费事的，谁知译了少一半，又厌倦了，一直搁到现在还不曾继续。其中有一篇《爱情》，自然，他是咏Erôs的，不过我很喜欢读它，我想承认你所说的“爱之痛苦”我不妨把我那篇译文写出呈你，作我对你所推测的满足的表示，你可愿意读么？
爱情
正时夜半时候
天上的“牝熊”
追看傍它的“牧牛”，
人类传下的可死之裔
都方在睡眠中存留；
“爱情”便趁此刻到来
把我底门叩了又摇，摇了又叩。
我问着：“是谁做出那样的响声，
惊破了我底好梦？”
那不幸的人儿答道：“开门罢，
我是个被难的孩童，
被暴雨淋得又湿又冷；
我特来把你投奔，
为的是你最懂交情。”
他底话打动了我底心，
我燃起我底灯，
开了我底门，
急忙把他迎进，
哦，他原是个有翼的人。
他带着一张软弓，
一个湿了的箭筒，
一枝插在筒内的羽箭
像是还未曾使用，
我把他扶在我底灶前，
替他把小指儿烘温，
我一手替他料理，
一手便抱住了他底额发。
等到他四肢儿发了暖，
他底口儿忽向我吐出恶言：
“我想借你底身上
试我这雨淋过的羽箭，
看它有没有被水浸弯。”
他不管我是怎样，
先忙把他底弓儿满张，
我好似被蜂猛刺，
疼痛即刻布满了心脏；
他却用着讥讽的腔儿说：
“我底主人哟，
把你护我的好意一齐给我，
这根箭倒还不错，
一直就穿进了你底心窝。”
唉，你来信本要我“吐泻光明”，我怎么却只用这些牢骚话来噪聒你！我还是把我最近的状况稍报告你一点，伯奇，你大概也愿意听罢？
最近我有一次旅行，倒很有报告你的价值。今年四月间，华林因为我底心境一天一天地不好，他便约我去游意大利。伯奇，这真是一件有兴趣的事。在欧洲若有人游意大利，莫有不惹他人羡慕的。这实在因为意大利是文明的旧地，那些伟大的建筑，及各muses所藏的那些著名的雕刻画品，无一不足供美术家考古家的徘徊留连。自来许多诗人著作家又莫不甘必跋涉去到那里寻他们底inspiration:Rabelais，Goethe，Shelley，Byron，Châteaubriand，Ruskin，Stendhal……等都莫不是与意大利有关系的人。华林他是个esthéticien，当然对于意大利早有切实的研究，我此行有他指导着，真算是难得的机会。——我底心境也竟因此变更了好多。
意大利太大了，我们没有全游的能力，我们只筹划定专游两个最要的地方：第一便是Firenze（即Florence），第二便是罗马。前者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后者是古代文明的遗址：这两处能详细的游历，我们已是很满足的了。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我们由法国里昂动身，此晚宿torino。第二日经过Asti，alessandria，Genova……等地在Pisa换车，我们得以略为游览。下午四时始到Florence。
这一路风景甚佳，火车沿地中海前进，那明媚的广波好像导引我们的一般。我对于Florence很是怀慕，因为那里是人类再生之母。我也正想使我再生，故急欲投入母怀。那里又是Renaissance一切诗人艺人聚会之地，尤其是我向所崇拜的那位诗圣但丁底故乡。我坐在车中想起但丁底一生，又想起我自己底过去生活，不禁向看眼前的地中海叫道：
明媚的海波哟，
你导我前行。
我看见你是那样的清澄！
我恨不得跳在你底怀中
把我这罪恶的身子洗净，
然后呀，再去拜访但丁！
哦，但丁不是exile么？我国底屈原也不是exile么？这两个诗人是我生平最倾慕的：他们底力量都是“诚信”，你看但丁对于他所受的Beatrice，你看屈原对于他不舍的楚国，那种终身不移的精神是怎样的可以令人起敬呵！这两位诗人底身世相同，事业也相同：都是诗人而政治家，都不见容于故国，“DivinaComedia”与《离骚》都为诗作之祖……他们那么伟大的诗人竟被流浪的生活送了他们下半世的余年！哦，我所羡的就是那种生活！哦，我已得到这种生活的兴味了！我愿我常常流浪！——伯奇，我坐在车上，不停地这样乱想，并且像起你从前赠我的诗，你在诗上说出你望我“给世界添些活气”的热忱，我又不自禁了，好像对你说话似的口中念道：
伯奇，你知道么？
我慕的是但丁，
我爱的是屈原，
我羡的是他们放浪的生活！！
你教我给世界添些活气，
我怕没有那样的能力。
但是我作个exile给你看罢！
我一到Florence，才知道这个城真是世界底宝库；地球上若没有这个城，便要少却许多光辉。怪不得Ruskin不嫌费他底时间著那么一厚册的“morningsinFlorence”，——又岂止Ruskin！许多做Florence游记的著作家不用说了，近代美术家把研究Florence成了一生的专门学问，专门著书来讲的不知有多少！法兰西最近很有名的美术批评家Camillemauclair在他底“Florence”一书中竟说这个城是为一切世界上名城之首！这也难怪他那样尊重，我们到了此地，也具有这样的感想呢。
此地的Cathedrale旁之torre即近代画祖，但丁友人Giotto所建者，那样伟大的五色大理石的建筑，真可以炫人底视力。那世界著名的LorenzoGhiberti所雕刻的PortadelEattistero即在其附近，此为盛称的“天国之门”，更是但丁受洗处。
PalazzoVecchio门前是此地最好的地方。那样高的石楼，四面全是可惊的高大的雕刻，在旁一道白石长廓，直达Arno河边，两旁石柱间皆列着文艺复兴时代及为其先驱（可说都是Florence底人物的诗人艺人）之雕像。那贮藏人间宝物的Uffizi即在此长廊之中。
Uffizi中并不止意大利底雕刻画品，凡英，德，法，荷兰……等文艺复兴时代及最要的名人的作品皆在其内，——真不愧为“珠宝之宫”！
SantaCroce这个数堂，即有Giotto最重要的作品者。但丁，画圣Raffaello（即Raphaël），诗人而建筑家而雕刻家及画家并且最有力量的michelangiolo（即R.Rolland给作传的Michel-Ange），以及NiccolòMachiavell，VittorioAlfieri……等墓地皆在其中，其墓碑之雕刻无不精美。
…………
我也不一一叙述了。总之Florence给我的印象甚深，而最可耙念的是我自这次游览得到一点我思想上的证明。我从前就有一个想打破自来诗人艺人对于“自然”的迷信之心愿：因为我觉得“自然”底美丑全是由人底情感而生，艺术家不过利用它能容纳人底情感来作创造艺术的帮助，它底本身并不像自来诗人艺人所赞美的那样万能。再呢，“自然”即能安慰人，也是一点薄弱的力量，决不能如艺术可以引起人底WilleZurMacht（尼采语），我们且着从事艺术的Michel-Ange，即可知艺术对于人生的功效。我与华林相识后，谈到此意，也竟与他所见相同。去年我便大胆很简单地把此意发表出去，可惜国内没有人来切实讨论，偶有一个出来驳我的人，不幸他先把我底意思弄错了。直到今年我有了此次游历，能切实证明了我底这个意见：虽然Florence有出名的百合花，有Soaveaustero（惠和之南风），但它引人游览不倦的还在它所有的arts。——话太说长了，还是继续说我底旅行，这层意思以后再专篇去说罢。
在Florence住了五天，我们就和它别了。
八日早动身经过Arezzo，Terontola……诸城，近晚时到罗马。
我们虽然在罗马住了七天，但却不容易作报告，因为地域既大，物迹甚多，不知从何说起。世界最大的教堂S.Pietro，我们连去瞻仰数次，且直登至最高层之屋项，我想凡是读过Goethe底“RömischeElegien”的人，到此没有不提醒了记忆力为之朗诵不已的。那正殿上Pinacles之间有一人造的开着双翅的神鸽，我想D’Annunzio咏此地的诗中，所谓
就是这样一个鸽子在金栋之上飞么？
孤独的声儿在幽静中哭着。
大概即指此了。其次数皇宫，Pantheon以及为古昔杀人最多之地的CastelSant’Angelo，皆有了我们底足迹。大火后所留的残迹：如斗兽场，Foro，以及那罗马末期最有名的浴场等，现在虽只能见些断柱崩壁，但其宏壮的余留，已足令我们想见古代的遗风；即在灰烬瓦堆中拾得一片剩落的石柱之花纹，皆莫不呈现当时伟大的精神。斗兽场中，我每天总要去一次的，我只想把Byron底“ChildeHarold’spilgrimage”拿来反复地朗诵。我曾入了我底冥想，当时我做的诗中有这样几句：
我像在最高处看见了Caligula，
又仿佛看见了Nero……
啊啊，你西方的桀纣哟，
你总要使人类为你底名字一直战栗到地球破灭时候！
我游各浴场的诗中也有几句：
沐浴之场，
这样的宏壮！
我两眼噙着哀悼的热泪，
俯着身去嗅这Decadence底温泉余香……
好了，好了，我对于我底旅行之报告还是暂且止于此罢。意大利底现状，我倒很想略对你一说。意大利近代的民族真是堕落极了，虽然比较中国好的多，但在欧洲总算差等。懒惰，欺诈，缺乏职业……真不能不令人与今昔之悲。我们在罗马认识了一位意大利新友，他是个新闻记者，待人很诚恳，每晚便约我们至Condotti街上的Greco咖啡店去畅谈。此条街为往昔诗人艺人住居之地，而此店则为诗人艺人之集会所，Goethe，Shelley，Keats……皆常来留连者。我们与这位新友和他底夫人侄女同谈，每至夜深始散。我们还由这位新友得了许多意大利最近政治上实况，始知意大利人民处于最专制的暴权之下，尤其是罗马，几乎无自由可言；而人民又没有一点反抗的精神与能力。我想起D'Annunzio一九一五年五月在Regina旅馆演说中之警句：
我们已被人很满足的以考古的兴味爱了。我们已充分成了一个游览与新婚旅行之国了。
意大利近代确是惹人兴这样的感慨。我曾想去会D'Annunzio，可惜他不在罗马。
我忘记了先对你说罗马底美术，我们研究出它确是受了两种影响：第一自然是希腊，第二便是Byzance（mosaïque）。
还有一件事，在罗马我得去看了Shelley与Keats底寓所，现在为英国人看守，地址即在Greco咖啡店附近，此当是Shelley先居，后Keats复来养病。Shelley室中尚有他底夫人Mary及Byron底画像。Keats室中，我留的很久，我在他底书案之前向着壁间的挂像不停地凝视，我在我追悼的心情中像受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引力，我毫无疑惑地喊了出来：
Keats，你那么年青就死了么？
听说你是吐血而死，
这儿可就是你吐血的地方么？
听说你是诗作过劳所致，
——这样美丽的死哟！
啊，何日才是我吐血死的时候呢？
我这次游历，以Florence印象最深，所得的诗章亦不少，我以为但丁是Florence底灵魂（Florence城中各地，凡但丁诗中咏过的，现时皆用白色大理石将其诗句镌于壁间），我想写一卷游记，把我所得的诗章插入，书名《但丁故乡之游》。但还未动笔，若幸而能写成时，当寄给沫若或成仿吾或你。
现在寄两张画片给你和沫若，这是我这次游历的纪念。昨日接到《创造》第四期，适巧看见沫若底《好像是但丁来了》一诗，我便顺手把这句写在赠他的那张在Florence全景之前的但丁（即但丁去其故乡时）像上。
这封信不自已的写了这么长，你大概也看倦了。我自这次游归，心境稍有变迁，但华林拟不久由雅典归国或先赴斐利滨，我又要寂寞了！我自己呢，觉得到处都不能住！虽然近来心境比去年稍好，但悲哀仍不时地来吻我。不过我底心是决了的，不管遭遇是怎样困苦，destiny怎样捉弄我，我也是要走我底路的。我最爱读屈原所说的：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
长顑颔亦何伤！
伯奇，你不是说要给我告诉你底近况么？我等着呢。
独清
ー九二三，五，一八，莱因河畔。 |
王独清《〈大欢喜之灵魂〉落地——介绍罗兰底新著》（1923年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大欢喜之灵魂》落地
——介绍罗兰底新著
王独清
（1923年2月15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1923年4月9日《时事新报·学灯》，署名：王独清。
我实在忍不住要做这篇文字，罗兰底引诱力真大！
罗兰（RomainRolland），他是个甚么人，中国已有过许多介绍，似乎不用我再说；我在这里只略一介绍他底新著，最近的新著，才出了第一册的新著，——《大欢喜之灵魂》。
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罗兰是近代一个应时世之要求产生的人物。我可以大胆说，若果二十世纪中没有罗兰，二十世纪就要感着寂寞的；他好似一个dorique石柱，凡读过他底著作的人，没有不在儒弱中得到一个坚强扶持。他主张深入的勇，他主张高尚的stoioisme；但他却在人道上立着脚，他要占领在“混战之上”（audessusdelamêlée，罗氏之旧著），从战争中选别人类。他底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全体的，自由的，他愿没身于个人之正义与个人生命之尊严中，他又愿各个人能克制自己，把感觉化成意识，向着人类努力，使还他一个免除了Violenee之调和的社会生命。
我们看罢：他已往的文学著作，如Clérambault，PierreetLuce，Liluli等，哪一部不是他对于社会的“论战书”？哪一部又不是他对于社会的论战理由书？Beethoven，MichelAnge，Tolstoi的三种传记，确是他直白无讳地表示出他崇拜英雄，崇拜指导人道的英雄之露布；而最可惊的却是那二十世纪之前十五年文学合奏队中的高调：发挥他理想中的一个与人生宣战且死在战线上的英雄，便不惜八年的时间，著成的希有之巨制Jean-Christophe！
……
好了，现在说他底新著罢。
《大欢喜之灵魂》（L'âmeenchantée）才落地有数月，并且还不曾生全，现在只出了第一册《阿娜特与细儿薇》（AnnetteetSylvie）。从这第一册上看来，罗兰像是有心研究现代妇女底性态；他对于这部书底计划必定很别致的，他心中的真英雄就是他在这第一册底最后一页上报告我们的那个下次要降生的孩子：这个孩子是男子呢，女子呢？是个甚么生命呢？我们还得耐着心去等他。
就这第一册底情节上语，罗兰是已从事于两个青年女子底心理之研究，阿娜特是一个很有钱的建筑家李维叶（Riviere）底嫡生女，细儿薇也是李维叶底亲女，但却是私生的，一个过着当家的生活（阿娜特），一个却以裁缝工作自给（细儿薇）。李维叶死后，就只剩了阿娜特一个人，她发见了细儿薇，便愿意共同生活，细儿薇自然也是愿意的。好，这两个异母姊妹共同生活了。但却忽因竞争一个美貌的意大利男子底情，竟至不和，一直到调停，分离，才告了一个段落。
第二章是主重描写阿娜特。她爱上了一个名劳阶姓蒲李淑（BogerBrissot）的年青辩护士，一个最平凡的人，她若是嫁了他，对于她底自由便有危险，她因为要保护她底自由，便拒绝了这项婚姻。但是她已经爱了他，已经把她底身子给了他了，她已怀了孕，她已成一个快要生孩子的处女。
这就是《大欢喜之灵魂》第一册内容底大要。
我们且看阿娜特在要拒绝婚姻时与她底情人的谈话：
“若你真愿意住在我底乡间是很好的。这并不是笑话。细细地想罢……结合了我们底生活，这才不是宣布限制这个或那个的……你赠我甚么呢？……你还不曾觉得你自己呢，这都因为自古人类就习于不平等的缘故。不过这些不平等使我奇怪……你不只带着你底爱情来与我亲近。你却带着你底亲族来见我，你底朋友，你底客人和你底亲戚，再同你那形式的习惯，你那顽固的职业，你底伴侣与他们底规则，你底家庭与他们底遗传，——凡是个人都是你的，凡是个人都是你。我呢，也有个人，也是个人！你却对我说：‘弃了你底人罢！投入我的内边罢！’——劳阶，我是预备来的，可是要完全来。你允许完全么？”
“我甚么都愿意，”他说，“像你适才说的，只要你愿意一切都给我。”
“你还不懂。我说的是：你允许我自由么？你允许我一切么？”
“自由？”劳阶慎重地回答说，“法国无论谁都是自由的，已有八十九年了……（阿娜特微笑着说：好借证……）总之，你听我说，那是很明白的，你结婚的时候，你就不得完全自由了。你要学习那个的，那义务。”
“我最不喜欢这个字，”阿娜特说：“可是那事也不会使我怕。我要快乐地，自由地取得共同生活之义务中我所爱的勤劳与痛苦底部分。那些义务越是苦，越是使我借爱情底帮助去亲近呢。但我决不为我正当生活之义务中的事件而牺牲。”
我们从这几句谈话上可以得到一种女子要求自由底同情。阿娜特爱劳阶的时候，甚么也没有想到，及一提到结婚，乃突然想起自己底自由：这正是近代女子底性态。
阿娜特是近代女子底一个完全模型，她受过很好的教育，性情又很柔顺；细儿薇是代表巴黎的时髦女子，只知道快乐，修饰，轻薄而放逸（她已有了很多的情人了）。
自然，这第一册底内容既是如此，初看去似乎平凡，即如写阿娜特与细儿薇先争宠的那个意大利人，那种以美貌自夸的人物（Bellatre），确是在小说中常见的，再如蒲李淑那种平庸以及他母亲的那种古典派，也都是常见的。不过这书（第一册）底长处还在心理之描写，并且兼及于性欲；阿娜特与细儿薇虽出于一个父亲，但两个人底性质却大不相同，一个虽很柔顺，但情欲甚强，感情便趋于热烈，一个虽很轻薄，但情欲却能保持平均，感情也很冷静：我以为这些描写都足表出这本书底优点。
不过这书究是怎样的可以使我们满足，那还不能知道；我们只知道罗兰是新英雄底创造者，他底著作必在我们所希望的他那种创造上给我们一个相当的满意。据这书底计划看来，怕又是IeanChristophe那样的巨制呢。或者又是我们AdolesCence喜欢再会见的大“灵魂”之回声！——我们等着罢。
一九二三，二，一五，Rhote河畔。 |
王独清《诗人孟德斯鸠底周年祭》（19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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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孟德斯鸠底周年祭
（RobertdeMontesquiou）
王独清
（1922年12月15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学艺》第4卷第10号，1923年4月1日出版。诗人罗·孟德斯鸠应死于1921年12月11日。
死花之歌
一阵带着秋气的狂雨呀！
园中底老蔷薇凋折了……
向地上散落的残瓣
迎风发出些和泪的寂寞低调。
哦，我愿常在这褪色的湿枝下
把未去的遗香吸饮；
就使永远作痛的受刺处，
血痕……血痕！
孟德斯鸠死后第二日
即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作。
Prelogue
在法兰西号称为廉正之士而抒情诗人的孟德斯鸠，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在与意大利相近之Menton城病死后，及今已满一年了……
这是怎样一个带着忧郁色的天气！林中底树叶已尽量地剥落，并且在路旁积起很厚的冢堆；那像呻吟一样的冷风，像啜泣一样的湿雨，都在阴暗的冬雾下忽去忽来地向这凄凉的路旁问吊。在这个时候，若是读过JulesLaforgue底诗的人，必定想起他那篇“L'Hiverquivient”（冬日来了）底长著，必定还要反复地诵他这一句：
C'estlasaison,c'estlasaison,larouilleenvahitlesmasses,
（这个季节，这个季节，霉莓浸入了一切，）
是的，“所有的色都枯了，所有的香都埋了，所有的调子都溃散了”，——使人悲哀的时日，使人得Melancholia的时日！
……唉，哪堪又来追想被这时日迫死的诗人呢？
（一）
孟德斯鸠于一八五五年三月十九日生在巴黎；他一接触这生命的世界，便有极优雅的遗传性随着他，因为生他的人所承继的族姓是法国底一个旧家，他底先代在法国历史上曾留了些名字，就是到了他自己，也还是个伯爵。
我们知道那位现在还生存着的居于法国之当代女诗人通称为伯爵夫人MathieudeNoailles的，也是生在一个有名的家庭，所以她能有纤细的情绪与美妙的心思，能发出音乐一样的抒情作品：这都是由高尚的遗传性得来的。这位孟德斯鸠也是如此，他托庇于受完全教育的门下，纯净无垢的天才便毫不疑惑地落在他底身上了，——虽然这不是凡诗人底身世中所必要的。
他底一生，初看去似乎很是平常；——自然，他除著作演说而外，并没有别方面的建树，况且因为他底出身不同的缘故，不能遇见可骇的堕落的机会，也便不能露出不凡的Decadence底状态。但是在他底不奇特的生活中却可寻出不朽的功绩，终使他能像春雪一样，把洁白的色素溶化在我们底心内；我们只要用心读他底诗，便可知道他是常以极辛苦而迫切的方法表现出他崇高的Visions：他对于诗料底搜寻，对于词调底整理，对于Rhythms底研究，对于纯正的Images底选择，都可反射出一个有力的个性之Esthetics。他底诗并不立在体裁上，他只借体裁作个护他向外流泻的才能之垣墙，他底声音却完全在那像四月的水波一样的Lyricism上建筑着……
一八九二年是这位诗人最可纪念的一年，他开始在世人底眼前泄露他久藏的颤动之妙影：这就是他底处女诗集《蝙蝠》（Chauves-Souris）底突然出现，确是个在黑暗中看见光明的作品。一八九四年又是他第二次著作底成功期，《馨香之长》（LechefdesOdeursSuaves）这个诗集是把种种的香与花在象征中构造出不同的形式，真不愧是以学者的态度表现感觉的产物。一八九五年底《纪念之梦中路》（LeparcoursduRêveauSouvenir）是一大卷诗人旅行之诗的巨制；一八九六年底《蓝色的紫阳花》（Leshortensiasbleus）是更纤丽而浓厚的急调之吟咏；一八九九年底《红珍珠》（Lesperlesrouges），所谓“九十三首题凡尔赛的十四行诗”（Quatre-Vingt-treizeSonnetssurVersailles），是他在晚年使已死的世纪复活之努力底结果；一九〇一年底《孔雀》（Iespaons）与一九〇二年底《一切底祈祷》（Lesprieresdetous）都是极珍奇的创作，都发挥出往日艺术家忘记或不认识的手腕。
除这些重要的诗集而外，也还有些散文，如一八九七年底《思念的芦花》（Roseauxpensants），一八九九年底《特主的祭坛》（Autelsprivilégiès）……等；而独有一八九四年底《幸福》（Félicité），要算这位诗人一件特别功绩底宣布，那位生于一七八五年死于一八五九年以法兰西北方之Douai为故乡的悲歌女作者MarcelineDesbordes-Valmore竟因此得了一个动人的Resurrection：这便是他把她“神来”底意味（Motifsd'inspiration）以分析的方法研究出供给了我们。
一九〇三年他到美国去游历，同时便得了彼邦底狂热欢迎，他连续地做着他种种新鲜题目的演说，——《凡尔赛》（Versailles）、《旅行》（LeVoyage）、《神秘》（LeMystère）、《夜歌》（LeNocturne）、《花园》（LeJardin）……——他遂在他底Muse之帏中领受了一个能言的诗人之荣誉。
（二）
我们既知道了孟德斯鸠之人物，便不能不再稍一研究他底诗。
但是，他底诗太多了，若要详细地分解，决不是一回容易事，我且只试译他一篇最被人称诵的诗：
我底心
（Moncour）
我底心是深而稳的宁静境界；
无一凋枯模糊之纪念存在；
这较记忆更早的部分，
未思念时便知有爱。
我底心是满了已伤的蔷薇之园，
常有人来把奇香吸染……
那些花是永远地不谢，
——只是要来的人出些鲜血。
我底心是奉酒之爵，
苦痛之力把悲伤已忍倦地诉过；
无人敢借来倾饮，
因这杯能令唇边焦灼。
我底心是安身之地，
他底富便是一无所有；
他底善便是任意扩张又任意减退……
——因此处处都露出了柔媚。
我底心是寥廓而壮丽的宫殿，
那里底无安慰的遗憾之足
在远处缓缓地
把叹声与步调化合于石阶之前。
我底心是开祭的神堂；
那些欺了慈善，忘了宥恕的人们
脸上现出差惧的颜色，眼边浸出湿润的泪光，
都跪着诚恳地互相默望。
我底心是孤独之巅，
正如忠实之山与太阳相看；
太阳虽使天失魂而逃去，
他却至死不弃那遗留的火炎！
我底心是过帆的池塘，
帆若凝视那星光之面时
总有点深而清的水
反映在他倾斜的脸上。
不用说这是把诗人底心完全剖出来使人看了，我们才认识真正的孟德斯鸠。产生他底诗的心既是如此，由这样的心所产生的诗还有甚么不能使我们满意的呢？但我独以为这篇诗底第二段特别是这位诗人底Design，我们知道极深的爱情是由苦痛得来，不受苦痛的人，实在不配谈极深的爱情，如Michelagniolo雕刻的黎明本是一个人望着黑暗渐退的东方，但眼中却含着初醒的热泪，人生底悲哀，即是人生底幸福，越要享幸福，越是不能离开悲哀，这位诗人想提叨这个意思，故借蔷薇来作象征，蔷薇自然是最香的花，没有人不愿来接近的，但因为要得它底香，便不能不受它底刺，这既是这位诗人底心，那么这位诗人底人生观，这位诗人底创造性，这位诗人底作品，……无处不可用这个代表了。这或者是我个人研究的错误，但我却还要武断而且试用个新奇的方法来说，这位诗人是“Rosisme”（蔷薇主义），——哦，是的，我不妨再译他一篇专咏蔷薇的诗作我底武断之证明：
美丽的蔷薇
（Lesbellesroses）
忍受苦恼，
是我们分内之事；
没有人知道
蔷薇底价值，
它能使你痛哭，
当绿叶下底刺儿穿进了你底皮肤，
但这花有些奇处
又能使我们对它怀着爱慕；
因为它红瓣儿底静脉之内
容收我们底呼吸，
我们血液中傲慢的芳质
要接近它不凡的香气。
（三）
蔷薇主义之诗人孟德斯鸠用他底香诱我们流血，一直到了他六十六岁，才与我们作永久的告别，一个很小的Pilgrimage就在他咏过的那巴黎附近之凡尔赛举行，他便在他朋友们底面前安静地休息去了。自从这日以后，我们对他只有倾慕的追悼与纪念，我还记得他底朋友Luciedelarne-mardrus——一个已有了十一种著作的新进之女诗人兼小说家——曾有一篇很详细的吊他的文字，中间她叙到他未死以前底病中情形：
“在他告终之前二十余日，我收到一封书法秀丽而纷杂的信，在那有文学秩序的零乱之中，突然写出一句最简单的话：
“自从我给你说了我是‘狠病’以后，已过了八个月，这大约是不能痊愈的恶疾罢？
“他却添加了一个丝毫不忧愁的禁止告人之嘱托，他总固守着他那在浮躁多言的人们上产生的厌烦行为。
“他留了个使我长久悲恸的笔迹，在他死底前三天，我接了一张由茫冬（Menton）寄来的信片，最后的字：‘沉默’
“沉默，成了事实了！”
她又说到这位诗人生前底声望与死后底寂寞：
“再展开那壮美的著作《花中尚书》（LeChancelierdefleurs），这是为他底朋友们做的一卷追唁易曲里（GabrieledeYturri）的文学之祭堂，再读那引人的可赞赏之诗句，我看他并非无隐怒之悲哀，在侣伴（LeCrtège）那一章中，孟德斯鸠质朴地，直诫地，热忱地把他底朋友死时写给他的信都发表了。
“有名的人！有大名的人！殷勤悲叹的美妇人与好先生们！
“他们大概都还活着呢。那么孟德斯鸠行葬之日，他们可有四分之三的人来送么？为甚么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到凡尔赛伴着他底灵柩一直送在墓门之前呢？”
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孟德斯鸠虽身为伯爵，却与一般智识阶级不相融洽，他虽对他底朋友抱着热忱，他底朋友们对他却没有流溢的同情，往日由他底著作得了真实热烈与忧郁之情感的人在他死后竟不表一点Homage，怪不得他这个女知己要愤激的发泄牢骚了。她最后又有个很道憾的吊仪：
“但是热心总给我们留着；他底书都不曾失却……
“我在他底墓旁诵了我为他做的一篇诗中底这一句。但是要叙他须得很多的卷数，须得与他为他底朋友所写的一样才可满足呢。”
不错，像这位著作等身的诗人，我们在极短促的时间中如何叙述得尽，我在这里也只有抱无穷的遗憾，对于这位诗人底追念的叙述勉强暂告终止了。
Epilogue
……哦，夜从沉愁的天上缓缓地下来了。
这时那没有一点剩余物的树枝作起更急的声响，真像是给人间报告极悲哀之Festival；在起着破坏的狂喊之响应中，昏黑渐渐地浓厚，我又想起那青年早死的怪诗人Laforgue底《冬日来了》诗中之二句：
Etlevent,CetteNuit,ilenafaitdebelles!
Odégâts,Ônids,Ômodestesjardinets!
（今夜底风，做的事儿太好看！
哦，损害，哦，那些巢，哦，那些脱俗的小花园！）
被这在冷酷的黑暗中损害生命之巢的Destiny底风所劫去的“馨香之长”孟德斯鸠便是这样一个脱俗的小花园——我们邻家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家的），——里底花！
附录
前引《死花之歌》本是我得孟德斯鸠死耗后用法文所作，近复译为中文，今特再将原诗钞录于下：——
Chansondefleurmorte
Opluied'automne!
Dansmonjardin,lavieillierosemeurtrit.....
Auventmauvais,C'estlerythmepleurantetmonotone,
Osespétalesfavoris!
Soussonfeuillagefoné
Jevouximprègnerlesparfumssurmoncorpe;
Etsesepines,j'auraisabandonné,
MefaisantsaignerAh!saignerencor!
独清在Rhóne河畔。 |
王独清《〈未来的艺术〉底说明》（1922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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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艺术》底说明
王独清
（1922年10月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觉悟》，署名：王独清。
记者：
八月七日底《觉悟》上有冷启英先生对于我前做的《未来之艺术家》批评的文字，他把我底意思完全错会了。我所说的“自然”，并不是“自然主义”。本来“Nature”这个字，在学术史上发生过许多复杂的议论，因之起的误会也不少；但我们总不能把普通所谓的“自然”与“自然主义”混成一件事。虽然Platon底艺术论以下所传的“凡文艺都是自然之仿造”的主张，尊之者甚多，如德国美学家Volkelt等竟把一切文学都叫自然主义，但这种主张实在太不清楚了。普通所谓自然多是狭义的，即有形的现象，而所指的又特为一种volkelt物体。
例如太戈尔说，“我觉得需要与自然合抱。愿天天很亲切地去迎朝日，又与落日相别”，普通所谓的自然只是如此。我前篇中所举的诗例：“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都未曾出此范围，似乎不至引起那样不清楚的误会。况我所举的几个诗人如太戈尔、Debmel以及Veriaine，都不是Parnassions。我反对的只是迷信自然界的艺术家；因为美底表现有“美之意义”（Signification）与“美之启发”（Suggeestion）二种，意义重在技能（Technique）而启发则重在情绪（emotion），故我们所希望的未来之艺术家也只是由艺术上创造美的人；那种信自然为神秘而依赖的人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未来之艺术家。
所以我曾说，“Gods，这是过去艺术底错误……”——总之他把我底意思错会了。
但我对于冷先生那篇文中也有不十分满意的地方。“自然主义”在近代文艺上已成了过去的产物，那种纯粹客观的描写法也早已变老了；现代由现实主义而复于理想派之色彩，由冷酷的客观而再回于情绪的主观之努力，最显著的如深密派（intimiste）主重内心，decadienl派底Stmmnngsknnst等，其“意味”只有更激刺人的，决不能“减色”。
还有一层，由托尔斯泰底人道主义与尼采底超人主义产生出罗兰（RomainRolland）底至勇主义，我们不能说罗兰是用一种主义来贯他们底主义；主张未来的艺术也是一样，自己想就自己个性来创造一种艺术，决不顾忌旧有的派别！
王独清一九二二，十，三，法国。 |
王独清《致郑心南的信》（1922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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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郑心南的信
王独清
（1922年7月16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学艺》第4卷第5号，1922年11月1日出版。标题为录入者所加。
心南先生：
前寄数函，谅都收到。本月中接手示后，又复一信，想不久也可以接到的。
今早读最近赐寄之《学艺》第三卷第十号，见有某君所译《革命军》一诗，其中颇多错误，不知编辑者何竟为之登载？我因爱护原作起见，兹特将该译本中之错误稍一指摘，你或可容许我。
按该诗为VictorHugo（中国旧译嚣俄）所作，虽非其特别名著，然各选本上尚皆选录，其长处在一气呵成，而该译本则更换句读，使意不连贯，实为对于原作最大负罪处。
原作第一节第五行：……ContreceChasseurd'hommes,
应译为：反对这人们底侵掠者，
该译本则为“反对这些猎兵！”。
第三节第一行：Aulevant,aucouchant,
这当然是：向东，向西，
该译本则为“起来，睡觉”。
第四行：Sansrepos,sanssommeil,coudespercès,sansvivres,（不休息，不少睡，肘间破，缺食物，）
第五第六两行：Ilsallaint,fiers,joyeux,etsoufflantdansdescuivres,Ainsiquedesdémons!（他们去了，自得的，快乐的，在那铜号中吹，也在那杀气中吹！）
该译本却是：不歇息。不怠惰。穿过了臂肘。不要命。他们去。忍痛。喜欢。吹铜笛。去冲突恶魔。
我实在看不明白他是怎样译的！
再读第四节第二第三两行：……,frontièreseffaces,Sousleurpassouverain,（在他们威权的足迹之下，灭了国界，）
试读该译本：足迹遍满了水面，国界都削灭了。
把很好的原文改成不通的句子了！
第六节第一第二两行：Eux,dansl'emportementdeleursluttesépiques,Ivres,Ilssavouraienttouslesbruitsheroïques,（他们，在他们颂扬的战争之愤怒中，营着一切英雄声名的滋味，便醉了，）
译本却是：他们愤怒他们底打仗。迷乱的。他们完全是英雄气概。
第七节第一行：LaRevolutionleurcriait:“Volontaires,（革命向他们叫着：“志愿军呵，）
译本却是：革命军。他们喊叫：甘心情愿。
最奇怪的是第八节里面：Sicesaudacieux,（若是这些豪胆者，）
这本是接着下文的句子，不料译者竟换入上文，改成：“这样的胆大！”
本来Hugo这一类的诗，实无介绍之必要，不过既安心译他，就应尊重原作。以上只略举数端，至于译音之不当，词句之错误，则更不胜其举了。
译诗若是完全意译，那就更换原作底章法也未尝不可，若是直译，我以为还是极力保存原作底章法以及句读。我在外国，固然对于近来国内诗上底译本见的很少，但据偶日所见之一二来批评，都不能十分满意，——像这首诗底译法，那更未免太唐突作者及读者了。
我因爱惜《学艺》杂志——中国底出版物——，才给你写这信，直率之处，还要望你原谅的。
王独清。一九二二，七，一六，于法国。 |
王独清《《无言之哀歌》》（1922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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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之哀歌》
王独清
（1922年6月25日）
〔说明〕本文连载于1922年8月25日、26日、27日《时事新报·学灯》，署名：王独清。
“但是我总有些说不出的委屈，有些没道理的脑意。”
——旧作《支那》中之一句
有不知道大诗人魏莱奈的人么？——他是不可不知道的；他底《无言之哀歌》更是不可不知道的。
魏莱奈（PaulVerlaine）以绝世之诗才，而陷于不自然的情欲，宁使自己作道德以外的罪人，宁使极卑下之监狱生活摧残自己有用的生命：这算是自暴自弃了！
但是人生没有虚无底经过；矛盾的悲哀，即是Peifecticn底造就地。我们且看王尔德底Solome罢：她为遂她跑马一样的情欲，不惜使她爱人底生命消灭；抱着那鲜血模糊的人头接吻，是怎样的狂妄，无论是谁都要认为一种Unreason底无耻行为；哪知她底真正Deleoacy却即在此，她若不犯这个大罪恶，她可惊的Espritanimal（Dante语）又怎么能实现呢？那位预言者J.Kanaan是死了；但他不死，他底唇边又怎样能有美人之一吻？他虽受了极无意识的惨杀，却把牺牲的热爱得了。这便是人生没有虚无底经过之一大证。——魏莱奈之自弃，魏莱奈之为恶，也正是这个道理罢。
我们见许多批评家只以颓废的倾向来责魏莱奈，这自然也是真的；他底灵肉不调和之烦闷使他一生在悲哀中居住：他竟能与兰卜（A.Rimbaud）发生了男性间的恋爱！他竟能做出杀人底行为而投身于监狱！好一个不顾忌道德法律的魏莱奈！从此便把痛悔的热血灌在自己心中了；从此便把悲哀的面纱罩在自己面上了。但是他若没有这个痛悔与悲哀，我们又从何处得见《无言之哀歌》呢？
二
哦，《无言之哀歌》（RomancesansParoles）！这是他在狱中作的。他在狱中底著作本不止这一种，还有一卷《智慧》（Sagesse）也是最有名的诗集；不过我独以为这一种是由他心中底音又发出的真声。批评家常把他底三种名著平列着说：《善良之歌》（LaBonnechanson）是表现其温柔；《智慧》是叙述其安慰；《无言之哀歌》则为泄露其哀诉（Plainte）。是的，人生即是悲哀，魏莱奈又是最悲哀之犯罪者，我们为听人生之悲鸣，为听魏莱奈苦痛之啜泣，不读《无言之哀歌》读甚么呢？
那么这卷诗就是他底怨恨之辞了？
唉，不是，试一读他开卷第一篇底首句：
“这是虚弱的眩惑，这是恋爱的疲惫。”
这不是他底口供么？全卷二十三篇都是用深密（intimite）表出悲哀，未曾露丝毫可厌的强辩：既能这样诚实，哪里还有怨恨！
那么他是安于犯罪了？
唉，又不是，他曾这样说：
“他是在欲呕的心中
没道理地哭罢。
怎么！难道不曾为恶么？
这是没道理的哀伤罢。
只有这不知何故的
痛苦最是难受，
无爱亦无忌，
我底心却偏有许多痛苦！”
不错呀！有许多人犯了所不齿的罪，其实都是灵肉不调和底冲动；但社会是不能原谅的，一定要用漠不相关的法律去作惩罚，这种法律已在社会上养成势力，人并不觉得他不近人情，犯罪的人也以为应受这样的惩罚，“哀诉”是“没道理”的；却是越觉没道理，越是要哀诉，世界上犯了罪的人仿佛同声在说：“我们也是有干净的心的人呵！我们也是不愿在泥中坠落的人呵！我们底自负或者比你们还要高傲，我们底自爱或者比你们更要清洁。倘使你们不幸遇见机会，同我们一样的犯了罪……”——世上哪里有愿犯罪的人！
现在且看何谓“无言之哀歌”。
痛哭自然是悲伤了，但没有哽咽悲伤得剧烈；叹息自然是忧郁了，但没有沉默忧郁得深厚。一个人被了极大的冤抑，临死时却经轻地一笑，这个笑恐怕比嚎啕还惨罢？一个人受了最厉害的欺骗，明白了以后却与骗他的人握手，这个握手恐怕比寻着复仇还苦罢？哦，“无言的哀歌”！哀歌而“无言”，更是怎样的悲哀呢！
RomancesansParoles在音乐上本是一种谱名，是没有辞句的歌谱，如意大利大音乐家Rossini在他底名著GuillaumeTell中多有这类乐谱，确是能引起人幽深的情感的，魏莱奈是提倡诗与音乐合一的人，他最被人称颂的“诗作法”（Artpoatigue）在他底《昔日与今朝》（JadisetNaguère）集中，底首句便说：
“无论从何起，皆自音乐始。”
这句话秛后来批评家引用来评他底三大名著《善良之歌》、《智慧》、《无言之哀歌》，以为都很合他这个主义；但他对于《无言之哀歌》，以为都很合他这个主义；但他对于《无言之哀歌》的这个命意，更是借取于音乐，你看他在本书中说：
“我预想的是，
通过那旧调细密的周围之低鸣，
通过那在音乐家微光中之低鸣，
暗淡的爱情，未来的黎明！”
怪不得他用RomancesansParoles这个名目！
艺术家常用深密的方法表现爱与悲哀，一个美女底眼中不知含了多少情绪，但却被一张很薄的面纱罩着；一个寡妇底眼中不知含了多少泪珠，但却把她底双目闭着，譬如GuidoReni所画的“圣母悲哀之像”（TheMaterDolorosa），虽然没有痛哭流涕的表现，却能使我们得到很深沉的悲哀之印象，再如王尔德的Salome若是最后不把“火把打黑月亮深闭”，不使人仅仅听见她“我亲了你底嘴”的喊声，而定要人在火把与月亮之下看见她抱着人头接吻，那就不能给人留下很强的“爱之神秘”底印象了，魏莱奈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说：
“哦，细弱而冷静的低鸣的！
他悄转而轻响，
就像动摇的草儿呼吸时，
发出的柔音一样……”
这就是这位诗人对于他“无言之哀”宣言了。
三
我且试译这集中底两篇名作：
草地（Green）
这是果儿，花儿，叶儿同枝儿，
以外这便是只为你颤动的我底心儿。
就用你雪白的双手儿也把他揉下成碎片儿，
恭敬的人慢慢赠给的都向着你那狠秀媚的眼儿。
我到的时候还把一切盖着的都是露珠儿，
正常那晨风来冷着我底额儿。
我底疲倦变痛了，歇一歇你底脚儿，
且在休息中作一个亲切的片刻底梦儿。
把我底头儿滚地靠着你嫩软的胸儿，
不停地响的声儿都是你接的最后吻儿；
经过甜蜜的撒娇，便安静地靠在这儿，
你要歇了，我也睡一阵儿。
穷牧童（Apooryoungshepherd）
我怕接吻
像蜜蜂一样的不可近。
我未曾休息
偏不能安寝。
我怕的是接吻！
我常爱的凯娣
她底眼儿秀媚。
那瘦削多病的颜色，
越显得身材儿织细。
哦！我爱的是凯娣！
微浪单的神哟！
我欲言而不敢当此清晨……
其事之可惊人哟，
也是那微浪单的神哟！
她许我以婚约，
诚欣幸而不能忘！
但须有许多计划
为作这接近婚约的情郎！
我怕接吻
像蜜蜂一样的不可近。
我未曾休息
偏不能安寝；
我怕的是接吻！
（注）微浪单（Valentin）本是罗马帝国时代之基督教殉教者，后人乃以之名在二月十四日之微浪单节所选的情人。
《无言之哀歌》中诸诗篇多以英文为题，这两篇即是如此。我们从这两篇可以看出他底特征：在快乐时表出悲哀，他底“哀诉”是何等的深密呵！
哎，魏莱奈是早死了，是确实“无言”了；但他底诗是永不死的，他底《无言之哀歌》却偏要常给人传“真言之声”的！
一九二二，六，二五，草于法国。 |
王独清《诗人魏莱奈之二大名作》（1922年4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诗人魏莱奈之二大名作
王独清
（1922年4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学艺》第4卷第2期，1922年8月1日出版，署名：王独清。
于介绍魏莱奈二大名作之先，对于魏莱奈之平生，不能不略有以介绍。
魏莱奈（PaulVerlaine）于一八四四年生于法国Metz城，曾习法律，但他性好吟咏，后竟以成名。普法之战，曾投身从军。又曾游比利时英伦各地。著作颇不少，随时皆有译本。于一八九六年死于巴黎。
这样叙述，似乎他底一生很是简单。其实不然。我们现在若只把他著名的诗集《智慧》（Sagesse）一读，便可知道他底生活最是复杂，他那种对于Catholicisme底热忱，实在是由他Charnelisme放浪后所生的反动。老实说，他确是一个被灵肉不调和之苦痛送了一生的人：他曾同一位美貌的青年诗人兰卜（ArthurRimbaud）相识，后竟陷于同性之恋爱，结果竟以手枪对付他底好朋友，遂把身子投入狱中去了。唉，这是何等强烈的肉之生活！
灵肉不调和，人生之悲剧乃以发生。批评家谓灵肉两方面最矛盾的表现，就要算魏莱奈了；所以AnatoleFrance说他可称为一位“正教徒”（Orthodox），同时又可称为一个“渎神者”（Sacrilège）。这就是说，一面求灵底生活，一面又陷于肉底生活；一面是Piousman，一面却是个大Pagan。——总之，他是一个DecadentModernism底完全代表者。
当然地，魏莱奈并不是安于堕落的人。从前英国大诗人摆伦（Byron）与他母亲信中曾说：“人生第一须不作恶事，此虽甚难办到，但能力可办到者，尚有知过即改”。我们对于魏莱奈，也可以看出这样的特征：他不但“知过即改”，并且犯罪后，立刻有最诚实的忏悔。只是他底生活，却总在灵肉极不调和之苦闷中。故他底作品，虽是象征派之特出，但终有颓废之病的倾向。因此，有些批评家对他深致不满。但是他却有两首最出名的诗，就是厌恶他病的倾向的人也赞赏称诵不止：这便是我现在要介绍的。
这两首出名的诗是甚呢？一是他《土星之诗》（PoèmesSaturniens）集中底《秋歌》（Chansond'automne）；一是他《善良之歌》（Labonnechanson）集中底第六篇。
要知道这两首诗底价值，须先明白近代诗底两种趋势。第一，诗与音乐之合一：因为诗歌底作用，并不止只代表作者底感情与思想，最重要的全在激刺读者的神经；激刺神经底方法，莫过于利用“音”与“色”，而独有“音”之利用，在象征派尤为主重，有时就是词句没有意义都可以，只要有音律，把那种情调传出，便是好诗；这是借用于高低不齐的音波之一种官能底艺术。第二，诗体之缩短：诗歌重在激刺人之神经，那么，时间一长，便容易失去功效，象征诗底作用，全在一个暗示（Suggestion），全在一瞥间的锐敏之激刺，诗体若长，决引不起神经上剧烈之Vibration；这是重在极短的抒情诗。
懂得这道理，然后才可读魏莱奈之二大名作。
这两首诗不但是魏莱奈底代表著作，而且可作一切象征诗底认识上之最完善的形式。批评家以为法兰西抒情诗之最上品，并非过誉。《秋歌》底妙处，全在传出晚秋之悲哀，以最少之行数（原诗共十八行，今译作六行）。写出无限的情趣，无论是谁，读后没有不认作一种音乐的。《善良之歌》集中底第六篇更是象征派之真正艺术，你看他写极悲哀之爱情历史，却那样简单（原诗共十八行，今译作十行），那样轻淡，而引起人Sensibility处却特别的强；这首诗在德国，曾有大诗人Dehmel最有名的译本。
我们最应知道的就是这种暗示法的象征诗，实是由魏莱奈所创的。魏莱奈底平生，既有那样强烈的肉之生活，又那样地陷于灵肉极不调和之苦闷，却不产出米塞（Musset）浪漫派底艺术，乃竟能产出一种主重Stimmung底象征诗，这虽有时代底关系，但终是这位诗人底一大特色！
秋歌
秋琴长叹之音
以寂寥弱调伤我之心。
钟鸣时一切暗澹而止息，
我回思旧景而出涕；
我去狂风中而其所劫，
忽此忽彼，有如已死之叶。
（一九二一，九，八，译。）
《善良之歌》集中第六篇
白月照于林中；
树枝在软条下而发声……
噫，何等钟情。
池水明，
如长镜，
风哭处黑柳之影……
此时之痴梦。
有虹光之苍天低垂
彼宽大柔和之恕罪……
此方为可深思之时刻。
（一九二一，一二四夜，译。）
（附言）《秋歌》一诗，中国似有人译过，但所译甚不佳。因此诗之所以传诵一时者，全在其中含有音乐，英文译本，所重亦在此；若译名著而失了他原有之价值，则甚非所宜。近来国内对于名诗底翻译，常有此病：只知以直译介绍艺术，却不知艺术的要素，全在他底音，色，风韵……，若失了他底要素，甚至使人不能明白，不但不如不译，且对于原作，亦未免负有罪过了。
一九二二，四，一五，草于法国。 |
王独清《社会罪恶与个人罪恶》（1920年8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社会罪恶与个人罪恶
王独清
（1920年8月1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旅欧周刊》第38、39号，1920年7月31日、8月7日出版。经作者修改后刊载于1920年9月13日《时事新报·学灯》。
这是我到了欧洲的第一篇文字，是在《旅欧周刊》上发表的。过后我总觉得这篇文字在这不开放的社会是非常重要，所以就录出来，寄给我的朋友李石岑先生，作为讨论的一种数据罢。
一九二〇，八，一，独清记于法国蒙达尔。
为甚么个人要有罪恶？都是社会造成的，社会就是多数的个人，个人底“学术”“事业”，完全是受这多数人底支配，换话来说：就是个人要赖这多数人生存的。所以他的好坏，差不多可以说是从这多数人底暗示。多数人既对于个人操这样大的权柄，岂不是“成全人才”“摧残人才”“救青年”“害青年”这些事，都要负完全责任吗？若可以承认“摧残人才”与“害青年”是应该做的事；或是不重大的事；当然没有可说的了。若有一二分的不应该；或不至于仅一二分的不重大；当然还有讨论底必要。这就是我做这篇的前提。
凡一个人底际遇，大半由环境底压迫来的。各个人底环境，当然不能相同，因这个“不能相同”之间，便有特别的情形出现；既是特别的情形，自然不一定是多数人都经历过的。因而就起了“骇怪”底心理。我相信一个人所亲临的地位，决不能如多数人所推测的那样简单；然也决不能如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复杂；我更相信凡是一个人，都有“自爱心”，而且是不让于他人的。不过因为环境底牵系；所处的地位底困难；没有正确的表示。况且因为是特别情形的原故，多数人对他先怀了成见，即准有甚么表示，未必便能相信。这就是由“骇怪”而转为“怀疑”。从此他的行为，都在可鄙之列，最后发生的事实，便是“毁谤”了。及至流言蜚语一倡，这个人的人格丧失；名誉破裂；“学术”“事业”自然是完了。这算不算是社会底罪恶呢？因为有这样社会底罪恶，便造出个人底罪恶来。大可分为二端：
（一）堕落凡人既是受环境底压迫，而且还有“自爱心”，他的际遇，当然没有堕落底痕迹存乎其间。皆因社会不能谅解，要诬他为堕落，若这个人的意志不是坚强，必定想自己既为人所指摘，终是难洗除了，不若且求目前底適意。那肆无忌惮的种种恶行为，都从此做了出来。这是个人本不想坏，社会逼的使他坏。
（二）自杀这个比较的要高一等。他是觉得自己受了冤抑，既不屑因人之是非为转移，改变本来底操守；更不屑琐碎的向人表白，强求人以谅解；便愤然自决，脱除这等烦恼的生活。这是个人本不想死，社会催的叫他死。
以上二种，第一不待说是罪恶了。第二虽然比较的纯洁，然据人生底定义来判断，自杀也是不应该的。费失得（Fiiohte）曾说：“人有生存底义务，自杀所以为不道德，就是想免了义务。”这话说得很透彻，所以严格的批评，自杀也不能不算罪恶。不过堕落是积极的罪恶，自杀是消极的罪恶。但造成这等罪恶的，我们都要承认他是“摧残”，是“害”。
我说的太全称肯定了，必定要有人来质问个人底际遇，岂都尽是如上所说的吗？难道就没有未经多数人“毁谤”底时候不曾堕落的吗？这话固然不错，但我以为上所说的情形，必定不少。我并不是说人人都是这样的，不过我们既生存于社会，这种情形，应该切实研究，果是遇见一个人发生甚么事故，应当详细的考察，是否有不得已的原因；是否没有堕落的痕迹存乎其间；若真不可原谅，当然要下严厉的攻击；果如以上所说的情形，就非拿出“成全”与“救”底志愿不可。我最痛恨的我们不能“成全人才”“救青年”，已是问心不过了，若再去“摧残人才”“害青年”，试问于心何忍！我因要定我这篇研究的结论，便提出两层意思，权作我们处于这等社会应定的方针。
我若遇见一个人发生事故，当劝导与我处于同等地位的多数人，共下详细的观察，不要冒失的毁谤，作“摧残人才”“害青年”底罪人。
我若不幸而发生事故，无论多数人怎样毁谤，总要拿出毅力，坚持到底，不要堕落；不要自杀；使他人有“摧残人才”“害青年”底罪名。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文学的预测（野老〔王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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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文学的预测
野老〔王独清〕
先回忆一下上次欧战中的作家
上一次的世界大战，不但使地图变色，也使文学变色：许多在欧洲著名的作家都跟着凡尔登底炮声翻起了筋斗，不惜把自己原来的作品撕毁，而以另外的一种面孔出现。——那时最著名而又最典型的人物，在德国便是霍卜德曼和德美尔（Dehmel）的一流，在法国便是艾儿委（GustaveHervé）的一流。
霍卜德曼是谁都知道的伟大的《织工》的作者，而且刚在大战的前一年给德意联邦百年纪念写了一篇祝祭剧，因为没有歌颂爱国主义，还碰了政府底钉子的，然而一到了大战爆发，却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为本国诉“正义”的巨人：他联合了九十三个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发出署名的宣言，把德国“不能不作战”的大道理向全世界吹了一通。德美尔是一向被称为“爱人类的诗人”的，他底象征的诗歌确是没有为爱国主义做过喇叭，然而一到了大战爆发，也竟然摇身一变，写出了他有名的《战颂》（Schlachtenlieder）和《旗颂》（Fahnenlieder），同时也参加了九十三个的署名。艾儿委在法国一向的地位更加特别：他是轰动了很久的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反战的老手，不但曾经使法国底各种刊物上流行了“艾尔委主义”（Herveisme）一个新字，而且还为了自己底思想被控告，被逮捕，被收监；可是一到了大战，他却出人意料地成了一个固执的、顽强的、极端凶暴的爱国狂者了。
此外，集合在爱国主义下面的作家，那时真是多得叫人没有法子统计。出名的人物，我们还可以举出：在德国有摆佐尔德（Petzold），荷尔支（ArnoHolz），诺陶生（RichardNordhausen）等；在法国有巴莱士（MauriceBarrés），蒲西卡利（Psichari），保罗·亚当（PaulAdam），裴基（CharlesPéquy）等——但这些人物，有的是一向便态度朦胧，本来就没有使人相信过他们会在大事变中不至于变蠢，有的则是一向便倡导着“国家高于一切”，或是早已由颓废的和色情的方面向极右的圈子里连续地转着，不过现在表现得更加明显而已。
这潮流在那时是势不可当的。不过有一点却叫人不能不发生疑问，就是：那些作家都为自己底国家喊“正义”，但到底“正义”是在哪一边呢？丹麦底文学伟人勃兰德斯说得最对：“正义竟跟着每个国家而完全对立起来，真是奇怪之至！”就由于这种“奇怪”，才使得许多作家走到另一种方向。于是，抵抗这潮流的另一种集团产生了。那便是在当时被人骂作“敌探”的反战的一群。
这一群，仍是以德国和法国为发源地。
刚在大战爆发前三星期脱稿了他讽刺德国军国主义的大著《臣下》（Untrtan）的亨利·曼（HeinrichMann），是本能地站在反战的一面的。赫塞（HermamnHesse）也是一样，他发表了要求欧洲作家援救和平的名文（OFreunde,nichtdieseTöne!）以后，便实践自己底主张，离开了德国，到瑞士去作了反战的使者之一人。还有罗曼·罗兰，是著名的这方面的领袖，他底非战论在当时是具着火枪一样势力，全世界上都被他投射到了。
这一群，越是到后来，便越是得到了多数的拥护。大家底疯狂过去了，所得到的并不是原来所想像的“荣誉”而是现实的痛苦，于是才明白在帝国主义者统制下的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像亨利·曼，像赫塞，像罗曼·罗兰，有的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底中间层，有的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底左翼，但到后来这一阵线的扩大，许多小资产阶级底份子便都涌了过来。那些份子起初多半是由于冒险性的驱使，都到战场上为自己底“祖国”去拚过命的，然而终于觉醒了，实际的体验便把他们送到更左的一边。那些份子：有写《十一月九日》（DerlteNovember）的克拉曼（BernardKellermann），有写《牺牲行》（Optergang）的温鲁（F.vonUnruh），有写《炮火》的巴比塞，有写《夜》（Lanuit）的马丁奈（Martinet）。——特别是巴比塞和马丁奈，不但在作品上说明了他们底志愿，也在行动上说明了他们底志愿。
上一次欧战中作家的分化大概是这样。这在文学上形成为主战和反战的两派，也就是拥护帝国主义和反抗帝国主义的两派。而这后一派在必然地趋势上大部分都投到——不管是认真的或不认真的——当时前进国际底旗帜下面了。
那么，这一次欧战中的作家将是怎样的情形呢？
这次欧战中的作家是特别复杂的
要预测这一次欧战中作家底动态，首先得看一看这一次战争开始时每个交战国给人民的影响怎样。说明白一点，便是：在战争的初期，哪一国对于人民的向心力强，哪一国对于人民的离心力强。
这一次战争彻头彻尾地是上一次战争的重演，在表面上一般人底倾向也将和上一次不会两样：对德国是厌恶的，对英国和法国是同情的。希特勒登台以后尽管在本国底人民面前做了“复兴民族”的大事业，但他用枪尖的统制，却无疑地给人民底心上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种子将会跟着战争生出了芽来。而且照目前的形势看来，德国比较是孤立的，“速战速决”既成了空话，而军事上又未必有希特勒所保证的那种顺利；这将更促成社会上中间层以及下层底厌战心理。在英国和法国情势却恰恰相反。所谓民主制度对于人民一向便起着欺骗的作用，且不要说；最要紧的还是几年来苏联所倡导的“民主阵线”，实在在客观上给了这两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不少的帮助，——使人民忘记了它们底反动性，使它们底统制阶级分外地获得了人民盲目的信仰。尽管张伯伦手订了慕尼黑协定，但他在战争中所喊出的“反侵略”的口号却还能暂时地响亮一下的。这就是说：英国和法国方面，在这战争的初期倒会得到一般的拥护，国内的爱国主义倒会比较德国更要认真地抬起了头来。
要是这种看法不错，那么，在这战争中的作家一定也是跟着这种倾向往前走的。
传统力量的不能否认，使我们可以断定这次战争中的作家，依然和上次一样，最活跃的——不管是主战和反战——还是德国和法国，而且尤其是法国。英国文学的衰老，使它底作家在大事变中很难表现出巨大的力量。萧伯纳算是英国作家中比较特别的一个，但他就是反战罢，充其量也还是会和上一次战争时一样，写一篇带着朦胧罩子的讽刺剧，再充其量被政府禁止，就完了。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威尔斯，他平常在指摘着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但他却又不止一次给国际联盟做着广告，以为那是为人类谋福利的机关，那么，这一次国际联盟底主人英国和法国正是为了履行这个机关底使命而战争的，威尔斯底态度怎样，倒实在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了。另外的一个文学有历史的国度，意大利，虽然目前没有参加战争，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参加的，可是无论它参加到哪一面，它底文学怕连上一次战争时的生气也不会有的。邓南遮、皮蓝得娄，可以号召的人物，都已经死掉了；未来派的一群，也早都失掉了他们底权威，而且除了准未来派的苏斐其（ArdengoSoffⅰci）等人以外，他们根本便没有作品，充其量不过多发几篇煽动战争的宣言而已。在反战方面，布拉哥（R.Bracco）是可能的，女作家黛利达（G.Deledda）也是可能的，但一个早已退隐得没有了影子，一个却本来就是维尔加（Verga）的承继者，在战争中怕也只有更加退隐之一法。只有住在国外的新进作家，《丰塔马拉》底作者西龙，倒是一个绝对有保证的反战的人物，但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有西龙一个人。——这些，都说明了这次战争中的作家，最活跃的还是德国和法国，而且尤其是法国。
要指定每个作家去预测他们底动态，这自然是冒险的办法，因为一个人会在大事变中突然地转变的，那只要看看上一次战争中的霍卜德曼、德美尔、艾尔委，便可以了然，但虽是那样，我们却还得这样做。一个人尽管能够转变，毕竟总有他所以然的根源在。我们从上一次的大事变里面已经学会了观察人的方法了。
我们已经断定了德国将要更容易地受反战思想的侵袭，这自然并不是说德国底主战文学就根本看不见。主战文学想来还是有的，但那发展，将简单地是纳粹党底口号和标语。上一次战争中的主战作家，有的已经不在世间了，有的却事实上已经进了养老院，而希特勒对于大批作家的驱逐，对于大批文学作品的焚烧，使得德国已经失掉了文坛。纳粹党就是要造出自己底文学罢，新起的作家已经没有了承继的遗产，已经没有了他们底引路者。过去的事实很明白地告诉了我们：纳粹党是没有真正的文学的。上一次主战的作家，还健在而且没有听说受纳粹党迫害的人像摆佐尔德、荷尔支、诺陶生等，或者又会写出些鼓吹战争的作品的罢，但实际上却怕难像上一次的起劲。就譬如荷尔支，即使依然安居在德国，要说他彻底愿意作纳粹党底鼓吹手，却还是使人怀疑的。
因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这一次战争中的德国，决不会像上一次那样，仅在战争的第一年便有一百五十万的吟咏好战欲的诗歌作品。德国国内只有火药气而没有作家了，我们要找他们，还只有到国外去找。
那些成了亡命者的德国作家之群，其实并不一定都是反战的人物，他们有的是为了简单的反希特勒而被驱逐的，有的是为了他们写实的手法——描写了性的问题——而被驱逐的，有的却是为了是犹太人而被驱逐的，这些作家在战争中的态度根本上怕就难得一致。譬如多马士·曼（ThomasMamn），虽然也是亡命者，可是他在上一次战争中却是一个主战的人物：他曾经公开地宣言文化就是“入魔的升华”（dieSublimierungdesDämoneschen），是和军事分不开的。像这样的人物，要说不再作一次战争的拥护者，谁也不敢来保证。依过去的经验看来，大概反战的中坚作家的名号，还不能不放在多马士·曼底哥哥亨利·曼，以及上次曾经有真实表现的克拉曼、温鲁等人底身上。亨利·曼底精力还没有衰老，据他才在两个月前给巴黎《不朽众书》（Pagesimmortelles）撰述的尼采的评论看来，他底态度总不会变到哪里去。克拉曼、温鲁，都是受了上次战争实际洗礼的人，《十一月九日》与《牺牲行》已经成了反战的丰碑，他们必然地会保持着他们不反顾的义务的。
在一些比较青年的亡命作家中，可以使我们相信对于反战运动能有贡献的，有阿尔诺德·茨威格（ArnoldZweig），布莱赫特（B.Brecht），夫赫特罔格尔（Feuchtwanger）等人。这中间，最有希望的是阿尔诺德·茨威格：他是温鲁正当的继承者，曾经把上一次凡尔登堡垒战的经验很淋漓地写给了我们。他底书都在柏林广场上烧掉了，但大部分却都在巴黎出版了法文本。他坚苦，努力，而且和法国最前进的作家已经携起手来了。
说到法国，自从上一次大战以后直到现在为止，一般的作家可以说都在社会上维持着一种极优越的地位的。那儿有极荣誉的学士会（Académie），是政府拉拢作家的最好的机关。作家受了政府底豢养了，要想再对政府表示反抗的态度，那怕多少总有些困难。在这里，我们应该把那些学士会里的老“学士”像保尔朵（H.Bordeaux），法莱尔（C.Farrére）之流丢开不提，只说那般现代文艺大师的一群，莫洛亚（A.Maurois），雷尼耶（E.deRegnier），莫朗（P.Morand），连和纪德有过最深关系的洼勒利（P.Va.lery）都在内，虽然平时在各种各样的“文派”名目下面也讲自由，讲解放，更一致地在讲和平，但他们底出路却只有跟在统制阶级底后面跑。这一群，他们要一扯开平时的面具时，会成为强烈的战争喇叭手的。上一次战争中最活动的巴莱士已经作古了，但他底“爱国者联盟”（LiguedesPatriotes）并不是不能复兴，领导者或者是保尔朵、法莱尔之流罢，但这一群，有十二分的可能会都是积极的参加者。
比较难断定的倒是维特拉克（Ch.Vildrac）和他周围底一类人。以朱勒·罗曼（JulesBomains）为中心的“一致主义”派，现在已经成了历史上的旧话，杜亚美尔（Duhamel）似乎也早已和这个集团分手了，但维特拉克却还维持他底倾向，他甚至是这方面底一位叫得最响的作家。在上一次战争中，这个集团的人物是没有特别替战争吹过喇叭的，他们并且在战后还和法国底共产主义者发生过一个短时期的交谊。但作为中派小市民的这个集团，它始终是摇摆不定。从朱勒·罗曼到维特拉克所吟咏的“民众”，其实只是威尔哈仑（Verhaeren）式的市民底群集，他们也将和威尔哈仑一样，终于湮没在市民底群集中。由于这次战争以前“民主阵线”的叫嚣给了“民主”国家高扬的机会，由于战争中“反侵略”的宣传使“民主”国家能暂时获得人民盲目的拥护，这个集团会在这种声势中滚了下去的。维特拉克和他周围的一些诗人会在某种的形态下替他们认为是真的“一致”了的“民众”说话。
剩下的还有一群现在依然到处跳着的所谓超现实派的作家。但这一群却是极容易断定的：他们一向表示得极左，可是实在的行动上却分明是极右。他们谈革命，但没有目标，也没有计划，但又看不起别个的谈革命，——他们曾经嘲笑了纪德的转向。用佛罗易德发展着色情狂的佩雷（B.Péret）领导下的人物，在战争开始时一定是要歇斯底里一阵，而歇斯底里的结果却一定是大叫着拥护战争的。
照以上的说法，这次战争中作家底动态似乎也不能算怎样，复杂的。然而不然，实在有最复杂的现象在。最复杂的现象便在苏联一向领导的“左翼”里面。
所谓“左翼”，这几年来所做的主要运动便是反法西斯蒂运动。自从德国全体作家被希特勒驱逐以后，这运动便以法国作了中心，大批的作家都来参加了。但这次战争的爆发，却完全由于苏联和德国的妥协。这一来，“左翼”应该怎样办，实在是一个叫人够想的问题。但这还不要紧，大家可以骗骗人也骗骗自己，把过去的言论都藏起来，说是对战争取着杯葛的态度；可是一到了苏联也出兵和德国取了同样的步调时，“左翼”怕就更加为难。现在大家要是还出来说话，那首先便得把从前在巴黎轰动世界的A.E.A.R.（革命文艺家协会）所发的宣言文件都丢到垃圾箱里面去，同时自己就得做希特勒，把自己底作品统统烧掉才行。
结果大概总不免有一场分化。像多马士·曼一类人，其实本只是“左”的空言家，现在反希特勒的运动既已失掉了凭籍，他会等到这一天：倘是这次战争延长，纳粹党的统制有些不稳的时候，希特勒会改变政策，容许各派合作，以对付政治上的难关。——这决不是不可能的。倘是有这一天，多马士·曼依然可以回国，他底几个荣誉博士的头衔恢复了以后，必然地会又拿出上一次战争中的态度，主张为“文化”而战争了。罗曼·罗兰是以反战“起家”的人，在情理上应该依然没有变化的，但他以一个反对“暴行”的人而竟也赞美了苏联党案，那么这次的态度也就极成问题[1]，除了他安心去养老，一句话也不说。其余像倍赫尔（J.R.Becher），玛尔洛，尼赞（P.Nizan）等一大批的作家，除了一部分会走到另一新的方向以外，大概有一部分愚蠢地会间接成了希特勒底同盟者，一部分便只有倒在英法帝国主义者底脚下，以便用过去“民主阵线”的死口号掩护自己，但到头也还是成了战争的拥护者完事。
文学到底向哪里去
这样子，混乱自然是混乱极了，但这混乱却无论如何是暂时的。要是人类退回到野蛮时代是不可能，那么，代表人类文化最高峰的文学，必然地是向前跃进。它底最高成就，一定不是帝国主义者底喇叭，一定不是侵略者底号炮，也一定不是叛变者底播音，它必然地是代大众控诉、呼吁的真实说明和呐喊。为帝国主义帮凶的文学就使压倒了一切，但将来却不会留下一个字。上一次战争中德国一百五十万的吟咏好战欲的诗歌，现在还有谁再看见过呢？代表全人类说话的文学是会胜利的，支持被压迫阶级底斗争的文学是会胜利的，暴露帝国主义者底残酷和指出叛变者底无耻的文学是会胜利的……在比上一次更可怕的这次战争中，文学将更煅炼出愈尖锐，愈崭新的姿态，它将更严肃地担负起要求实现人类自由与解放的任务。
尽管暂时的作家似乎大多数是不可靠的，但依然总还有不少有保证的作家在。在法国，我们不能忘记纪德，杜亚美尔，杜·加尔（RogerMartinduGard）一群人，——但这还只是一些老作家，前更进的却还有艾尔巴尔（PiérreHerbart），季由（LouisGuillowx），马丁奈，以及女作家玛德兰·巴兹（MagdeleinePaz）等：他们都必然地是这次大事变中为真理奋起的斗士。
若容许我们作些不幸的预测，这次战争中被牺牲的作家一定是不会少的。有些作家为了盲目，或为了强迫，到战场上去作牺牲，自然是不待说；还有些作家为拥护真理而受迫害，像上一次战争中朱莱士（Jaurés）所得的结果，也一定难免。这是没有法子的，但却决不能阻止反战争文学的出现。作家的被迫害，势必更引起反统制阶级势力的扩大，上一次朱莱士事件给作家的反应便是明证。战争尽管把作家赶到战场上去，但总会有裴基那样终于叫出了“有新的时代开始”而幸而不至于有他那样结局的人：那将会是更进步的克拉曼，更进步的温鲁，更进步的巴比塞，他们底觉醒和他们底体验，将产生出强有力的打击这疯狂时代的文学作品。
要是这次战争比上次更是疯狂的，更是使民众不可忍受的，那么，这次作家底觉醒将更是彻底的，体验将更是深刻的，切实的。同时，这样的作家，人数也将更是多数的，他们底文学作品也将更是强有力的。
上次战争的结果，使前进作家都投到当时前进国际底旗帜下面了，这次，我们相信也决不会两样。——只有领导人类走向新时代的前进国际，才可以帮助飞跃的文学长成，发展，高扬。
预测以外的测预
最后还有一个可以说是多余的预测，但也不能说是毫没有意义的预测。那便是：若是战争更扩大了下去时，欧洲怕有一个文学上的大批的移民。
由于这次战争和上次的不同，文学作家，尤其是前进的文学作家将比较上次更要受着战争势力底威胁。这次瑞士也将不是安全的逋逃薮，大家必然要另找一个可以托足的地带的。——那地带，将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美国将来必然也会加入战争，但无论如何却不是现在。它在某种情势下，会容纳这般逋逃客的。要是不到绝对的战时状态，美国大概会成为欧洲许多有思想的人物底避难所。
但是有甚么意义呢？
这意义，就一般的说来，正如历史上许多大事变中的移民一样，将是文化的移植或传播。但特殊的意义却是：这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国家会从此收下许多礼物——新思想底种子，将帮助加速它欢迎新时代来临的社会底震动。
[1]编者按：本文作者这一预测，已由九月十七日哈瓦斯社巴黎电证实：
“法国极有名的著作家罗曼·罗兰，今日宣述在他给达拉第的一封信中，表明了他诚心赞成并诚心拥护达拉第总理对于‘希特勒主义暴政’之行动。按罗曼·罗兰在第一次欧战时是‘和平主义’运动的领袖，近多年来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这种情形使该信更有意义。”（九月十九日字林西报） |
罗曼·罗兰新论（野老〔王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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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新论
野老〔王独清〕
法国底名作家纪德自从写了“从苏联归来”以后，几乎成了所谓“左翼”射击的靶子，连我们这里底大小“文豪”也跟着暴跳了一阵。据我接触过的“文豪”，多数都是一提起纪德这个名字的时候，便摆出“先知”的神气说道：“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但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却又说不出。而就在差不多同一的时期，另一个法国底名作家罗曼·罗兰却走了红运，被所谓“左翼”捧成了“最前进”的作家底大师。照例我们这里底大小“文豪”又跟着叫好打胡哨，热闹了一通。一说到罗曼·罗兰，我们底“文豪”也只是一句话道：“他本来就和别的作家不同的！”但怎么不同呢？却依然说不出。——这说不出主义，便是我们这里许多“文豪”成功的秘诀。
现在我并不想来对于“倒了霉”的纪德多说甚么，我只想单来检讨一下罗曼·罗兰。就是说：这位走红运的作家，到底“最进步”到怎样的程度，到底“本来”“和别的作家不同”在甚么地方。
实在也难怪我们这里底“文豪”说不出，关于罗曼·罗兰，各国吹的、捧的、介绍的文字虽然很多，但能给他一个正确的评价的，却几乎没有。最出名的像茨伐格（S.Zweig）底那本罗兰评传，也只是把他底身世、经历、著作，按照年代地叙述了一下而已，可以说是“传”而不“评”。比较能说明罗兰作品中一些主要的意义的，大概还要算佛里契在“二十世纪之文学”里面所写的一篇专论。但那却也并没有明确地指出罗兰所代表的整个倾向，而且就是指出的一点，据我看来，也还不见得正确。虽然佛里契是著名的马克斯主义评论家。
照我说：罗曼·罗兰实在只是道地的一位资产阶级的作家。他底“最前进”的倾向只是建筑在他资产阶级左派底意识上面的。无论如何，他不是佛里契所说的那样暧昧的“一定的社会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底人物。
罗兰在欧洲曾经摇动人心的，是他底“新英雄主义”。他给他所认为典型的“英雄”做了几本传记，最出名的有：“悲多汶传”，“米格朗结罗传”，“脱尔斯泰传”。但这些“英雄”却都是资产阶级底先贤，都是几个国度中资产阶级曙光期底伟大的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在“悲多汶传”底有名的序文中，一开首他便感叹着欧洲“被迟纯而腐败的空气所麻木”，又感叹着“没有伟大性的唯物主义压住了思想并阻碍了政府和个人底行动”。他底中心思想只是因为不满于眼前资产阶级的堕落和现社会生活的机械化而想退回到过去的时代，退回到资产阶级曙光期的那种过去的时代。
无疑地，作为道德家的罗兰，他所“追寻的叛逆者”——用他自己底话——在实际上却都是一些有道德节操的伟人。他对于他底“英雄”们，与其说是尊崇他们底艺术，毋宁说是尊崇他们底道德。在他，用的是“战斗”（Combat）和“孤独”（Solitude）这两个字作为他所选的“英雄”的标准。这自然也是真的，那些曾经为资产阶级前途奋斗的有教养的市民，都是和自己头上的制度、帝王、教会，作着不可调解的斗争，而且也是必然地在他们当时的环境中要感到几乎是绝对的孤独。这种道德的节操，在罗兰底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宗教的形式，他想唤回这种精神以挽救资产阶级社会底颓风，或者更恰切地说，也就是要挽救资产阶级社会的沦亡。
但这也就正说明了罗兰对于他托足的这个社会实际上还是在爱护着的。他所厌恶的是这个社会底“现状”，所以他没有想到破坏这个社会，而且也不愿意破坏这个社会，只想把这个社会底新兴时代复活转来。同时他又认为只有非群众也非集团的伟大的个人主义者才能够支持这个社会。
然而这是没有出路的。他著名的十册巨制的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Jean-Christophe）便给我们答复了这个问题了。
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本是村镇的市民。他第一次到巴黎去观光便感到了那儿只有金钱、虚伪、丑恶，觉得不是自己底住所。第二次再去时，巴黎已经改了外观，那儿出现的人物都准备着给帝国主义作战争的工具。于是他感到极深的悲哀，觉得那儿依然不是自己底住所。他参加了一下工人运动，但即刻便觉得民众并不比资产阶级更好。这位孤独的市民所发见的“真理”是：个人的价值总在集团的价值以上。他便决心以孤立的姿态去追求他底理想：忍饥，受苦，不断地工作，……结果是孤独地死。
这给我们答复的是：悲多汶——约翰·克里斯多夫底前身——型的人物在罗兰眼前的社会上是不能立脚的；要勉强来立脚，也只有孤独地死。罗兰用“超阶级”的智识阶级这一个荣耀的名目加在他创造的人物底头上，但“超阶级”的结果却只是暗暗地保护压迫阶级。约翰·克里斯多夫“超阶级”的努力，一点没有动摇他所仇视的巴黎底一切，而只落得自己孤独地死。罗兰想把资产阶级底先贤对另一阶级的“战斗”用在对本阶级的斗争上面，所以那“战斗”遂变成了无力，而所获得的“孤独”也只是没有出路的“孤独”。——这正是罗兰自身底最好的写照。
在这以前，罗兰曾做过“信仰剧”和“革命剧”。他一面宣扬宗教感情的必要，一面对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着夸耀的回顾。他底“革命剧”——“七月十四”（Le14juillet）、“群狼”（Lesloups）、“丹东”（Danton）——中虽然也填满了群众的足迹，但他底主旨却只是为的表扬资产阶级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群众不过是那些“英雄”们周围的“华饰”而已。他所提出的“民众剧场”的计划则又完全是一七八九年革命时代社会救济委员会所决定的计划，这依然为的是复活百年前资产阶级光荣的时代。要说是布尔乔亚底左派完全无视民众，那是错误的。相反地，这样的左派在某种时期，尤其是在“孤独”的时期，还要走向民众。但那结果却必然地是约翰·克里斯多夫底结果：不相信民众，最后离开民众，甚至嫉视民众。罗兰虽然提出了为民众的计划，但他到头还是回到他“英雄”崇拜的理想中去，他始终以他现身的个人主义创造他底艺术。
倾仰着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期底巨人，同时又接受着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底精神，更憧憬着十八世纪大革命的陈迹，宗教的感情，艺术家底教养，以伟大的个人主义为绝对道德的标准，——具着这样混合体思想的罗兰，必然地要仇视帝国主义时代的。但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他必然地只能仇视这个时代，而决不仇视作为这个时代底基础的土台。因之，他要保护这个土台，要用过去的砖泥来复修这个土台。从布尔乔亚本身上看来，罗兰是进步的；但从整个历史的进展上看来，罗兰却又是向后退走的。
不过罗兰在现代却也找到他底一位“英雄”了。这位“英雄”不是别人，便是演“不合作”的戏法的甘地。他称赞他，崇拜他，而且还给他写了一本他底“英雄”传记之一的传记。关于这层，决不是像一般批评家所说的那样简单；以为他是因为甘地实行了他先前崇拜的脱尔斯泰底无抵抗主义的缘故。这儿实在是有两重极重要的意义在。第一，甘地也正是印度新兴资产阶级底代表者；第二，所谓“不合作”，即是无抵抗主义的实行，在政治上恰可以保护资产阶级的上台。
一九二二年，他在“光明”杂志上和巴比塞激烈地辩论暴力革命之可否存在时，果然便抬出甘地底政治方式作他底武器了。这场辩论是极著名的，但注意这场辩论的人都只认为是人道主义者与激进论者所爆的火花，却都忽砚了辩论后面的阶级背景。身为小资产阶级的巴比塞，是接受了当时共产国际底理论的。而罗兰却是为了维护他所托足的社会底安全，认为暴力比他所仇视的帝国主义更为可怕。
自然，罗兰底非暴力论在很早便已经发表了。他著名的书简中有不少的直白的宣言，说他不反对革命，只反对暴力的革命，无论何种暴力都是他所痛恨的。但似乎也没有人问过他，他自己也没有说明过：他所礼赞的十八世纪底革命，却就正是暴力的革命，这岂非自己在和自己“战斗”起来了吗？——然而这却是很容易解释的。十八世纪底革命是资产阶级推翻另一阶级的革命，所以用暴力是应该的；但一到现在，若是还容许暴力，资产阶级却要成被推翻者了。这种意德沃罗基的构成，要说不是道地的资产阶级的，那除非是有意的欺瞒。
罗兰一生中最有“前进”生命的一页，便是第一次大战时的非战活动。自然，这在当时确是代表着欧洲智识阶级前进的意向的，但这却并不能掩盖他依然是充当着布尔乔亚底守卫的立场。作为布尔乔亚左派的智识者，并不一定便赞助帝国主义的战争的。但那非战论底内容，却是为了战争的结果，会使资产阶级本身陷于绝境，会使资产阶级底文化、秩序，都走向毁灭，而且还会引起“暴力”的叛乱，使资产阶级跟着倒台。罗兰在《约翰·克里斯多夫》中便已经宣言德国和法国所以必须维持和平，是为了“我们底文化”。就是他后来著名的“超战论”（Au-dessusdelaMélée）以及“给霍卜德曼的公开状”（LettreouverteàGerhartHauptmann），内中所宣布的他底反战的主要意义还是为了文化。一面反战，一面又极力倡言“超阶级”的必要，这都不是偶然的。最明显的是他底以反战为主题的文集之一的“先驱者”底事迹。——这层，佛里契也已经给了很正确的批判。在那书中，他叙述了尼歌莱底“战争生物学”，巴比塞底“炮火”，还揭载了高尔基底书信，但对于大战中集合于瑞士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底左翼所发表的反战宣言，以及他们底活动却没有提到一个字。这儿依然有他底阶级的立场，也决不是偶然的。自然，事实上罗兰是不容于战时的法国了，于是他只有到瑞士去度约翰·克里斯多夫底生活。但他所表现的工作却更加无力，只有到医院去为伤兵服务，成了一个——这是布尔乔亚左派在“孤独”时常取的态度——有意造作的慈善家了。
以上便是我对于罗曼·罗兰底全貌的检讨。我相信要明白这位在二十世纪欧洲文化洪流上推起不小的波纹的人物，应该很客观地这样去认识他。不过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到：那便是他在目前走红运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道地的资产阶级的作家，像这样反对暴力革命的作家，怎么目前却会认真地拥护起苏联来了昵？
这好像是“奇迹”，然而却不是的。这儿也有它底必然性在。
罗兰对于苏联的态度，我们不应当忘记下面两件事实：第一，他曾经对二月革命表过同情，但那也是对于克伦斯基政府的同情，等到了十月革命，他却曾经用反对革命中“暴行”的名义，发过一次“抗议”的电文（这事，他四年前在苏联做的自叙的文字中完全没有提及，但我想注意革命与文化的人一定总还记得的）；第二，一九二八年，巴比塞初次赴苏联的一年，苏联曾经邀他赴苏联参加国际作家的会议，然而他却拒绝了（这事，现在再也没有谁提起，但我想注意革命与文化的人也一定记得的）。——这两件事实所告诉我们的是：他已往对于苏联不但没有热情，而且还冷淡得很。目前他所以能表示“坚决”地拥护苏联，实在是因为苏联底“和平建设”、“和平外交”，合了他底“胃口”的缘故。于是正当“人民战线”口号叫得最响的时期，他踏上苏联土地了。在他底眼中，现在的苏联，正是他所期望的那种理想政治的实现，就是非帝国主义的市民政治的实现。因之反对“暴行”的他，到了苏联党案的发生，却又表示出他底赞美来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在他看来，苏联所处决的罪人，都是要妨害他所拥护的这个市民政治的人物，都是属于另一阶级的。这到底也被他说出来了，他说：基洛夫事件的出现，是和一七九三年法国底绞杀案一样，足以表现领袖的伟大。用这样的观点拥护着苏联的罗兰，对于纪德那样以批评的态度拥护苏联的作家，必然地要认为是罪大恶极的仇敌。
说到这儿，附带地再说几句关于纪德的话。我以为纪德和罗兰不同的，便是他一向便具有着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虽然他在“转向”以前“绕了最大的圈子”——爱伦堡在未曾骂他以前写的捧他的文章中的话——是真的，但他不安于个人主义的表示却一向就露着显明的痕迹。关于他底刚果旅行，就不说也罢，只就他前期的作品来说，他和罗兰最歧异的是：罗兰以“孤独”为满足，他却表现着“孤独”的恼恨与痛苦（譬如“窄门”、“田园交响曲”等）。由于这种恼恨与痛苦，便决定了他走向飞耀的前途了。他所以始终不能和罗兰同调，其实还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意识相斗争着的缘故。
我知道，我这样的检讨罗兰，会惹起我们这里底大小“文豪”的怒目相向的。因为我们“文豪”们底脾气都是自己说不出，却又讨厌别个说得出。况且我这种说法又是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的，这将更是大罪状。不过我可以声明：我并无故意轻视罗兰的意思，我只是说明罗兰之所以为罗兰。谁要一定把罗兰捧成“最前进”的作家底大师，仍旧有他着色眼镜中的罗兰在，我这篇文章并不妨碍他底工作的。 |
致舒新城的信（1939年9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致舒新城的信
王独清
（1939年9月24日）
新城先生：
惠示敬悉。弟当即开始继续法文字典工作，并当如依照二十五年十二月中所定编法做去。关于校对一层，前已与先生面谈过，弟所校者为三校清样，先生亦曾云然，请必仍依前议也。惟弟尚有另一恳求，惠示谓按月支付稿费六十元，目前一切情况不同，弟不敢定坚持前约，惟因生活过苦，若对于贵处无大妨碍时，甚请能于目前所示数目再稍微增益，未知能办到否？繁琐之请，殊觉可笑，弟知笔耕者生活如先生，必见谅此意。至每月交稿，当遵命以六十页为标准，或更多。
弟王独清上
九月二十四日
再者，字典本已进行一部分，故前赐之稿纸已用去，请费神再送若干，惟前稿纸尚嫌小，能再大一点最佳。 |
《如此》前记及后记（193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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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前记及后记
王独清
（1936年2月12日）
前记
因为自己对于一向写的文字并不怎样爱惜，而特别是应时写出来的杂文更是不愿存稿，所以，出这一类的文集，总是在请朋友替我编纂的。
这书不消说也是这样。
将朋友集拢来的这些文字看了一遍，照例是自己看自己底旧作的老毛病，觉得不过如此。
但是，既没有办法从新写过，却也只好随它如此了。
独清。
写在后面
这本杂文集要出版了，朋友来说有一两篇像闹个人意见，怕引起甚么误会。但是书已经印好了，没有办法可以抽出。不过我要声明一句：我决不闹个人意见，但是历史事实却是尊重的。但愿读者不要戴着色眼镜。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记。 |
致舒新城的信（1936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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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舒新城的信
王独清
（1936年12月28日）
新城先生：
惠教敬悉。关于法文字典，一切手续即遵照来示所列各项进行。
其中标音一项，弟意仍以Lorousse为蓝本，因该字典为最模范之字典，标音皆极正确。此层前已面谈，已荷同意。至于新字及熟语当尽量采入。
乞即饬将前开各书送下，以便早日进行。再，除前所开larouseunirerose外，尚另有一种PetitLarousseieeustre（前者系两大册，绿色封面，此则为普通一厚册，系红封面。）亦望能买来送下。
惟此书系一年一换或三年一换，即请买一九三六年出版者为祷。
专此敬复，顺候撰安
弟王独清
十二月二十八日
再，赐函及书件时，若系邮寄，封面请写“张问玉先生转王隐”为荷。 |
《独清三种》前记（193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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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清三种》前记
王独清
（1934年6月8日）
几篇杂感，一些应朋友们要求而做的文字，再和不多的几行信扎，就这样集起来成了这本薄书。没有名字好题，就按照稿法叫作“独清三种”。
有些是曾经用化名发表过的，有些是被人骂过的，好是自然没有甚么好，但都总算是代表着我各方面的意见。
在这样的时代，出一本书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敢于这样大胆的，只是为使朋友们知道我还在活着，还没有被人弄死，此外却甚么意思也没有。
王独清八，六月，一九三四。 |
《但丁·新生》题记（1934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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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新生》题记
王独清
（1934年4月3日）
这在我自己也像是一件意外的事，在目前我底景况下却把这本但丁底“新生”译了出来。
记得有朋友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我的“素描”，说我有好几年口上讲要翻译“新生”，但却总不见动笔。其实这话是不十分合事实的。我动笔翻译“新生”，远在几年以前，并且已经翻译了有一大部分，只是没有继续完成。这原因是我底思想底改变，对于这项工作减少了兴会，所以便竟搁置起来，一直到了现在。
我开始起翻译这书的念头，是在欧洲浪游的期间。那时我正在沉迷着但丁的研究，总想把所谓“清新体”（Dolcestilnuovo）的诗风介绍到中国来。当时中国正是“五四运动”后新诗运动蓬勃的时代，促成我底念头的大概这便是一个主因了。
然而毕竟为了太过沉迷于但丁的研究了，所以后来翻译时是非常的矜持，工作也进行得很慢。及至已经译了有十分之八，却又被自己搁置起来。所幸译好的稿子几年来还没有纷失，现在得以有机会来整理和补译，这结果便是现在的这个译本。
尽管是这样薄薄的一本书，但是它在过去的文学史上却是一种经典，一卷奇书，一个前驱。像这种古典作品，译时自然有种种困难，不过，我算是尽了我能尽的努力了。我相信总不会使读者有大失望的地方。
这书底本事，凡是治文学的人大概都是知道的。不消说它底内容和我们现代底思想感情距离得太远了，但是，它总是过去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献，我们尽可用它去了解但丁时代底思想感情的。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我底工作决不是浪费。
现在，我们眼前的社会是尽可能地向后跑着。我也遂把这隔了几世纪的作品来送给读者。但是我想，它就是不能帮助读者飞扬，也总比去读一般唤回黑暗时代的时下人底作品要有些意义的罢？
能译完这本书，完全由于朋友们底劝诱，其中以玖卫帮助我的地方最多，这是应该感谢的。
王独清
三，四月，一九三四。 |
赠反战代表（1933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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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反战代表
王独清
（1933年9月28日）
这次反战代表在“秋雨秋风”中来到上海，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举行反战会议，然而终没有达到目的。该会主席向各方面的疏通和奔走，也终于无效。尽管以一个戴着“爵士”头衔的主席，再次声明说反战会议是没有甚么背景，不是为宣传甚么主义，然而还是开不成，开不成，第三个开不成！听说代表们不久便要离开上海，这事实是，这次来中国的任务眼看就要被帝国主义者压迫得没有办法可以完成，将要这样没有结束地结束了。
我们可以想像得出当事人底愤激和所有同情于这个会议者底不平，我们为了和平，为了人类底和平，在绝对地拥护这个会议的立场上，决然反对这种加于这个会议及它底代表的压迫！这至少是中国底一种耻辱：在主张将满洲交给日本的国联代表到中国时可以得到盛大的欢迎，而直接反战的代表来到中国却连集会的自由也没有！担负这责任的固然是租界上的主人翁，然而，我们这样大的一个中国（虽然已经失掉了四省），竟不能使这几位代表放弃上海而巡到内地任何一处去作他们为和平的工作。我们且不要说租界上的主人翁俨然镇压着我们底全国，只说我们对于这几位抱着极端热忱来为我们呼吁的远来的客人几乎没有一点保护和接待的表示，这已经是失了人情上的义务，已经是暴露了我们底刻薄，无能，和其他更坏的作恶。
反复地说，这是中国底耻辱！
不过，我们在自责和痛心之余，不能不对于这几位负着重大使命的代表献几句赠言。为了拥护这个会议，应该有权利表示自己底意见，同时也应该有义务表示自己底意见，这总该不至于是无故的晓舌。
意见如下：
（一）
反战会议虽然是一种公开的集会，然而它底任务中是不可否认地含着严重的历史意义。目前庞大的侵略战争底开展和世界大战底逼近。决不是偶然燃起的纸炮，而是由过去种种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在中国，日本底暴行便产生于过去革命涂炭的以后，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于过去失败原因的了解是一个最重要的急务。为了这个，曾经引起革命阵营中分裂的悲剧，也就是形成帝国主义更加猖狂的悲剧。要是反战代表不仅仅做简单的表面工作，不在“自然生长性”的理论之下工作，那就应该彻底（我故意用“彻底”两个字）地去了解过去失败的原因，并且在号召反战群众的工作中同时应该把那种原因彻底（我故意用“彻底”两个字）地宣布给革命队伍知道。这决不是反战以外的工作，而是反战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这将能使反战的工作得到有把握的步骤，而且要这样，才能使这工作不至于陷于表面的和仅仅上居份子甚至“官僚化”的活动。
（二）
中东路问题是目前远东一个重大的问题，关于这个，已经有过代表两种政治的论辩。为了自己底不抵抗而产生了“满洲国”，却去责成苏联以忍受牺牲的代价给保存中东路，这理论我们是只有反驳，但是，站在苏联底政策上说，无论如何，出卖中东路的谈判是太过软弱，太过让步了，这将助长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同时会使中国底民众迷惑。反战代表这次到中国来，始终便没有见正式地恳切地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一紧急事实用特别的警号叫出（虽然亚母斯达旦底宣言是已经有了说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欠，而对于中东路的问题，反战代表更是没有说过一句。这种态度是最不应当的。若是反战的工作是需要联系在每个重大的问题上时，那眼前的中东路问题便不能这样放过，而应该很彻底（我再用“彻底”两个字）地发表一番意见。
（三）
帝国主义压迫这一会议底召集，这是预料中的事体，然而，我以为我们底代表却也还没有充分地做尽本身应做的工作。目前，只有广大的民主斗争才可以使这工作发生壮烈的效果，这就是说：除了劳苦民众的主力以外，必须要尽量地扩大反战的联合战线。反战代表应该自动地召集各派联合的大会，只有用群众底力量来争取，才有实现的可能。并且还应该说：假使最后仍不能达到目的，在代表们离开上海以前，应该有一种表示，应该把经过的情形用书面公布给全中国民众知道。在任何方面，代表们都决不能够在受了这样的压迫之后却悄悄地溜走。
（四）
我再说一句，我们底代表还没有充分地做尽本身应做的工作。不管是为的是目前，还是为的久远，要使反战运动有最高的发展，必须当事人能去真正的和民众打成一片才可以得到成功。我们底代表在这一点上至少还应该有更进一步的努力。我希望我们底代表不要把几处献酬交错的宴会和几处上层团体的欢迎会便认为是有力量的群众之活动的表现，这次来到中国即便部分的筹划失败，然而，团结远东今后决斗的队伍却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中之任务。
以上是我简单的意见。
我知道，我底话尽有许多不周到的地方，不过我相信大体是没有甚么错误。在这“秋雨秋风”中，对于我们奔走欢呼的反战代表不投送一些欢迎的或欢送的形式的颂词，而只把一些几乎是批评的意见直率地说出来呈献他们，这或者会引起别一方面底非难。但是，我敢说：要这样，才是真正对于斗士们的敬礼！
九月二十八日 |
我文学生活的回顾（1933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我文学生活的回顾
王独清
（1933年6月）
书局方面要出我底“自选集”，并且要我做一篇序文，说明我文学生活的经过。近来常常应别个底要求已经写了好些千篇一律的叙述自己的文字，现在实在不愿意再多写了。不过，为了出版处主人底好意，只好又再来一次。现在且简单地作一个“回顾”罢。
我在很小的时候，便有把自家底幻想涂在纸上的习惯，这原因是由于家庭的环境。我底家庭是破落的官僚家庭，古色古香的文学空气非常浓厚，这便影响了我。我九岁时便开始做诗，我觉得能够把单字缀成有韵的句子是一件最快乐的事体。同时，我又做着许多旧体裁的文学作品。不消说那些是谈不上甚么，不过这表明了我是在幼年时代便已经和文学接触了。
我把自己写的东西公开到社会上去，这是开始于我在本省报上的投稿。那时我是十六岁。为了学费的中断，想由这种方法去找一点学费。初起我在写着一些笔记式的杂文，以后又做着政治的文章。但是我底目的没有达到，因为当时投稿可以得到报酬的事几乎是连听也没有听见人说过。不但钱的报酬得不到，就连一份登着自己文章的报纸也得不到，不过我不灰心，还是继续做了下去。结果，一家报纸请我去当了总编辑。
在那不值钱的总编辑的生活中，我把多半的时间都用去做了政治的文章或编了新闻。这生活继续了不久，报馆便被当局封闭，而我也就以亡命者的资格离开了故乡，接着又离开了故国。
在日本的几年中，可以说是我和外国文学开始真正见面的时期。这时我才知道了外国文学的好处。在这时以前，我固然是读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但是那却没有使我感到一点甚么。
从日本回到上海，又从事于报馆事业，同时又作着工会的活动，所以每天写的文字都是社会运动的文字。当时中国是“五四运动”的时期，我几乎把我整个的时间都用去参加实际的运动。不过这时我已经露出想在文学方面发展的企图了，只是没有专心从事写作。算是一直到我又离开了中国，浪游在欧洲的时候，这才真把身子浸在了创作里面。
在欧洲所以能开始了文学生涯，那一面是时代的关系，一面是自家生活的关系那在中国算是“风飚时代”，算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革命（“五四运动”）后浪漫运动兴起的时期，我文学生涯的开始便使我成为这一运动中之一员但是因为自己又住在欧洲，就是说，处在大战后资本主义破产的现象最显明的地方，所以便又即刻染上伤感主义的色彩。——这个，便是我前期作品底二重性的原因。
在欧洲，我本是先研究着科学，但是后来却用全力去吸吮文学的空气。和我当时的生活一样复杂，我尽我能力所及在去认识欧洲的各样文学。
归国后时间又被实际的活动占领了大半。但是我却是苏醒过来了。这几年在中国的行径，大概朋友们都是知道的，也用不着再在这儿多说，不过有一点却是应该说明：一九二八年创造社的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新的纪元，这运动却只是个序幕，将来的交响曲一定还会来的。我过去是这运动主要参加者之一，将来的志愿也还是要这样去努力（若果在中途不发生意外的话）。自从创造社分化以后，过去共事的朋友和变节的后辈虽然都在联合着骂我和倾陷我，但是我却还没有死掉！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总还是走在斗争的路上。我相信，历史的浪潮会把我面前的压迫除去，也会把一般“Pseudo革命者”淘汰净尽！
以上简单地“回顾”完了，我但愿我以后能有一个更前进的飞跃。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国东北正式归于日本帝国主义掌握之时。
王独清 |
我的生平（193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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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平
王独清
（1933年1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3年1月1日《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第20-21页。
我是一八九八年生在陕西长安。家庭是一个封建的官僚家庭，不过我出世时已经到破落的时期了。我小时完全受的家庭教育，一直到父亲死后十二岁时光才进学校。不要家中的钱又不愿亲戚的帮助，便做了一个报馆的投稿者：这是我著作生活的开始。由投稿者一变而为一个报馆底总编辑，使我直接和政治发生了关系。报叫作“秦钟报”，在当时陕西算代表左倾的资产阶级的言论机关。为反对督军陈树藩，经理被捕去吃了弹丸。我这时正是十六岁，只为辍了学并且躲藏了起来。以后由一个亲戚帮助路费，才出了陕西到了日本。
到日本住了三年，在五四运动的反帝声中又回到上海，在当时留日学生创办的“救国日报”内充任编辑。受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的“西欧主义”的鼓动，我又动身到欧洲去。
在欧洲八九年的生活算是经过了些流浪和苦闷。我正式从事于文学创作也是这个期间。为了“五卅”事变的刺激，不愿再过那种流浪生活，遂又回到中国来。
在广东充任教授，主持广大文学院，终于被“清党”的事变赶跑。一九二八年创造社新兴文化运动，我是主要参加者。这运动底煞尾是创造社被当局封禁，而创造社内部也起了分化。在大革命过后的中国，智识份子是如此其不能够停留在一个相当固定的阶段。我底时代便使我接受了向前飞跃的命运。我走上了我转变的前途。
我直到现在，还在作着文学活动，虽然因为行动上的不自由往往陷于停顿的状态。诗歌，戏剧，小说，都在作着我创作的形式。过去的作品有许多是浪漫谛克甚至是耽美的倾向的，但是却也有一些努力向前的表现。直到现在，我还在不断地追求着我新的生命。 |
《朝阳集》序（1932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朝阳集》序
王独清
（1932年7月）
近几年来中国底文坛，我们可以说，简直和目前资本主义下的经济状况一样，实在是太不景气了。
算来新兴文学在中国底崛起已有了五年的历史，平心而论自然不能说是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但是假使容许我们很客观地加一番检讨时，那我们怕就不能不自己也要感觉到几分惭愧。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的文学并没有强固的基础，而在开始新兴文学的运动时也不能否认是曾经震憾了一时，这在理是应该有些显著的成绩的。然而事实上却一点不含糊地恰是一个反面。只要我们不是患了夸大狂，只要我们不是闭起眼睛来对自己说梦话，想会承认这是实在情形罢？
这究竟是因了甚么缘故？——我们应该用自我批判的精神来虚心地问一问自己。
无论客观的形势是怎样的艰难，只要主观真正能把握到一个中心的思想，即令运动底方式不能有大规模的形成，然而它必定能很广大地并且很切实地团结起所有前进的大众。而那种团结决不是个人间的拉拢和官僚式的雇佣，它会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地得到前进大众底不断的拥护。它底本身将永远发扬着勃勃的生气而不会显露一点消沉和干枯。
就根据这样一个浅显的原则，我们可以有权利来指摘近几年来新兴文学运动的当事者主张底空虚和没有保持坚定的路线，使得这运动在大众中竟失掉了它底活力。
我是这一运动开始时的主要参加者，（虽然现在许多“英雄”在力争着这个运动的“元勋”，但历史事实却是怎样也不能被他们无耻的行为所掩盖：无论怎样说，这一运动底有规模的表现总是一九二八年创造社所开始的。）至少有批评这一运动的资格。在当时开始时，它已经是隐藏了许多机械的，不求充实的倾向，但是尽管那样，若是能很好的依照开始时的情形作下去，总还会有些不坏的成绩。那便是：尽量地用正确的态度批判所有的文学派别和作家，同时，用宽大的态度帮助一向各个文学团体下的群众，去了解革命的历史意义和革命与反革命的绝对标准。其间努力避免庸俗的理论和粗浅的剽切，在不断地理论斗争之下去和前进的大众携手前行。——就照这样开始的工作坚决地并且切实地作下去时，那现在的新兴文学运动一定会有另外的一种局面。但是当时大部分的处事人却不肯这样去作，只知道用空洞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去作不必要的夸张，同时一面在抄袭日本粗浅的“目的意识”的理论，一面又把两元论的卢那卡斯基底理论用来作为唯一的理论的标淮。这样混乱，混乱，一直混乱到自己底战线上来：鲁迅，郁达夫，前日才认为是重要的敌人并且直到现在还一点没有改变态度的人物却去供奉为领导者和同志。就这样根本取消了批判的工作，以对付个人间的私怨代替了思想的检讨，以匿名造谣或无理的泼骂代替了理论斗争。——真的，到现在这运动可以说是完全离开了开始时意义而运动的集团也简直是庸俗化，lumpen化了。
像这样，不成问题，这一运动再也不能走向群众中去而一天一天地在丧失着它Hegemony的力量。
在这情形之下，我们需要的甚么呢？便是需要一种真正的马克斯主义的文艺理论严格地从新建立起革命文学的批评来。这种革命文学的批评将是一面无情地给所有反动的有产者底文学以猛烈的进攻，一面对于隐身于左翼招牌之下的冒牌的人物给一个公正的审判。这种工作将是征服目前文坛大危机的一种血清。
好，上边讲了许多，我只是为介绍余慕陶这本文艺批评集。这本书中所收的都是他两年来所认识的文学理论，虽然这儿内容或者有些还没有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但是这种新起的工作却是不可否认地才正在开始；无论如何，这一本书是站在目前需要的立场上边的。
不消说在这种工作的前途中会受到许多反对方面的攻击，但是，这不要紧，客观的社会要求我们不能再事沉默。我希望慕陶能不断去作这种工作。目前中国可以说是还没有“批评”，这个切要的使命不能不要人去担负。对于像目前戴着马克斯主义的假面而实际在唯心论的圈子中鬼混，一点也不肯多学习的钱杏村之流，应该叫他们再不要胡闹！
不错，“朝阳”，它底前途是光明的，我愿慕陶前进更前进！ |
致青年书（1932年5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致青年书
王独清
（1932年5月3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2年5月30日《读书月刊》第3卷第1-2期第6-7页。
要解决现在青年底苦闷，是再明显也没有的：只有青年自己起来走到“行动”这条路上去。此外没有第二种方法。
现在青年要不要自己苦闷，两言可以决定：“干”或“不干”！干，便是出路，便是唯一摔掉苦闷的办法；不干便只有让苦闷埋葬了去，休想死里求活！
历史告诉我们，五卅事变因为有了青年大规模的运动，后能开辟一个新的时代。那次运动的精种便是不仰仗既成的势力，以群众自己底力量去解决当面的问题。这情形还像昨日的一样，我们大概总没有忘记罢？
但是现在，现在那种精神怎么像是藏起来了？那种自动的，大规模的，不为Terrooism所压倒的精神怎么像是藏起来了？像这样，我们将得不到新的生命，我们将始终会在帝国主义底铁蹄下打滚！
是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需要五卅时的那种精神，我们要把那次运动拿来“再版”才行。
到群众中去，唤起群众自动的力量，干，干，第三个干！——还是现在青年紧急的任务，也是现在青年自救的道路。
王独清 |
《独清文艺论集》叙言（1932年1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独清文艺论集》叙言
王独清
（1932年1月23日）
这个小集是朋友替我编成的。中间划分的部分所根据的是我思想变迁的程序。在我底意思，第一部是应该不要的。可是为了朋友底好意，仅只删去了一大半。第二部都是些“急就章”，也经我删去了许多。第三部我本想多添几篇，但是为了出版方面底安全，却又只好舍去了。
我自己以为，像第三部中的文字才是比较有真正意义的文字。我希望我以后再多做点这样的工作。
由于坚民底提议，朋友才把这本集子编了出来。这儿若果有一两篇在读者底胸中激起较好的感想或者整个能给人昭示出一个社会变革中智识份子不断转变的过程时，那便都是他底功劳。
二三，一月，一九三二。 |
中东事件可以悍然出兵，何以目前却提出忍耐镇静（193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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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事件可以悍然出兵，何以目前却提出忍耐镇静
王独清
（1931年9月28日）
〔说明〕本文首次刊载于1931年9月28日《文艺新闻》第29期，后又转载于1934年出版的《独清三种》。
一声霹雳，日本帝国主义又肆行起它底无理侵略了！这种暴行，实在比较前次的济南事件还要令人不可忍受。这个表面的原因，我们可以指出：（一）日美两帝国主义的冲突；（二）趁世界经济恐慌中日本帝国主义想作一个趁火打劫。但是实际上却还有一个内在的很大的意义。那便是：（三）日美帝国主义想借接近苏俄的中国地方爆发反苏俄的世界大战！！！
处于这种紧急的情形之下，我们也没有再说别种话的余裕，我们应该赶紧起来作以下几个步骤的斗争：
（一）质问当局：前次为了中东事件竟可以悍然出兵，何以目前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却南北一致地提出要国民“忍耐”“镇静”去应付？这是不是要把民众底生命完全交付予铁蹄的帝国主义？
（二）我们应该看穿了所有上层阶级底鬼话，我们要自动地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三）唤起一切被压迫民族一致团结起来反抗一切帝国主义！
（四）我们赶快自动地召集真正的紧急国民会议以解决一切具体方案！
最后，在以上的斗争之中，我们应有一个主要的立场。那便是：我们反对世界大战，同时要造成我们民众的武装以保卫和平！！！
二八，九月，一九三一。 |
展开社为满洲事件对国外宣言（王独清起草，1931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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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社为满洲事件对国外宣言
王独清起草（1931年9月20日）
我们真是忍无可忍，来把我们血渠中的呼声投向你们。
这次，日本帝国主义以横暴的武力占据中国东北土地，杀戮、劫掠，直把强盗底面目揭露无余。中国数千万手无寸铁的劳苦群众在炮火声中积尸为山，鲜血污遍了满洲底沃野。亚洲底风云一变而充满了屠场底腥味。
但是中国底当局却只以无抵抗的手腕应付这一个悲惨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遂步步前进，眼看便要蹂躏到北平，铁蹄底巨迹将踏碎这东方半殖民地底卑贱的命运。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资本主义近年来的经济恐慌可谓到了高度，为想越过这层难关，帝国主义底挣扎只有扯开了强盗底面孔。——奴役本国底劳苦群众以残杀别国，宁可使人类再陷于世界大战的恶氛之中。
同时，帝国主义底冲突，为抢劫赃物的冲突，也是逼到不能互相忍耐的时期。日美两帝国主义在中国冲突的结果便促成了这次的事变。
更有，帝国主义对苏俄的嫉恨在它们不入坟墓以前是不会消灭的。这次事变的逼来又恰在苏俄底边境，想从此爆发一个反苏俄的大战是无可辩啄的事实。——这也便是所谓“国联”对于这个事件只想用敷衍的方法去了结的原因。
我们处在一向恐怖布满了的中国，已经是在失了自由的生存中偷活，而这次的事变更助长了我们灾难的围氛，我们几乎是别个枪炮下的生物，我们就好像生来是专为供人来屠杀的一样。
我们是再也不能忍耐了！我们不能够再在这种重重压迫之下呼吸，我们不愿听所有上层阶级的骗语，我们要自动地起来求活！
我们反抗这种强盗的帝国主义！我们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
现在，我们把我们底呼声投给你们，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个有力的声援。并望能转告世界民众：注意日本帝国主义底暴行，同时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对世界大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人类自由的前途作誓死的斗争！
二〇，九月，一九三一。 |
创造社与中国文化过程（1931年5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创造社与中国文化过程
王独清
（1931年5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1年5月25日上海《文艺新闻》周刊第11期。
记者按：五月七日夜，记者于途中遇见久无消息的王独清，当即相约赴酒馆寒暄，谈话中记者提起创造社，王乃雄辩滔滔，畅论创造社之过去。以下记载，即王言之概略。后又叩其近日生活如何，则答谓闭户读书，住址无定。是他不愿以地址语人，以便利于读书也。至于其精神如何，读者可于下刊谈话中求之。
创造社，在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是有它特殊的历史价值。假如我们现在要估量创造社在中国文化过程的意义，必须先要考察中国近代文化过程的几个大的段落，然后根据这时代的背景去探求创造社的本身的过程。
中国文化之二大时期
中国近代文化的过程，是有两个大的时期，一、即由戊戌政变康梁的改良主义以到五四的《新青年》运动；二、一九二八年的创造社文化运动。不过我们须要明白，戊戌政变是五四运动的一个序幕，而五四运动则为戊戌政变这一运动的交响曲。我们看：康梁所采取的改良主义正和法兰西大革命前夜的一般政治家一样，可是他们给中国近代初步的文化打了一个雏形。因为他们是改良主义者，所以在用“托古改制”的学说还去提倡孔教。有了这种对封建政治的反抗的运动，才有当时“立宪”与“革命”的辩论，这结果是使当时有“权利收回”的运动。可是因为它自身的矛盾，故和当时直接革命的集团对抗了起来。在那种激烈的斗争中辛亥革命便突然发生了。不过一个革命的兴起，许多的成分之中，意识的斗争是占着重要的因子。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固多，其中主要的一种也还是因为革命前的意识斗争太不充分的缘故，所以在五四运动的时期便有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产生了。我们看，戊戌政变时的维持孔教，到五四运动便一变而为彻底的反对孔教。这个承戊戌政变文化运动的交响曲，结果竟使中国更继换了政治的形式。——第一时期的文化运动便这样告终。一九二八年创造社的文化运动却为另起的一种新的运动。
创造社文化之由来
为什么创造社在一九二八年要发生新的文化运动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决非一二语所可回答。简言之：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给予一般民众许多教训，前进的智识分子便露了一个对过去革命检讨的企图。不过要达到这层目的，却非先有一个基本理论的建立不可。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一个文化运动，不过这次的文化运动却也正同戊戌变政时的文化运动一样，也只是一个大时期的文化运动为序幕。在这个序幕之中，我们可以看见它演了一出很好的“前奏”。但是以后呢？以后便是要用序幕中所提出的方法，对于现实有一个积极的分析，对于过去有一个切实的检讨，再建起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个交响曲必然会有的。创造社却给它打了一个雏形（请参看《展开》第三期我的《创造社》一文）。
创造社本身历史的意义
在中国一切的转变是异常的迅速。创造社开始是浪漫运动，那是不用说的。一切都跟着社会的变改行程前进，创造社也是不能例外。所以以承接五四运动而兴起的创造社（浪漫运动的创造社）竟能到后来担负那样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而创造社中的分子除了几个不前进的而外，主要分子的转变也是可惊。这原因便是资本主义到中国来已在它在欧洲的最高发展以后，所以在欧洲一百余年的变化在中国几乎十年左右便完全演尽。
我们应有之努力
我可以预言；一个文化运动还会起来的。那便是承继一九二八年的交响曲。等到它一起来，将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应该准备——准备作那交响曲的演奏者罢。 |
从马雅可夫斯基底自杀到高尔基与巴比塞（王独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
从马雅可夫斯基底自杀到高尔基与巴比塞
王独清
朱坚印、毕新铭诸先生：
你们十九个人联名给我写的信，已经收到。本来打算照你们底意思，把来信发表，不过因为内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为免除无聊的纠纷起见，只好暂且收起。这层先望你们原谅。
首先，你们对于“展开”社的希望和对于我个人的爱护，都令我非常感激。你们提出对于“展开”的要求，正合于我们一向的计划，当使一步一步地实现。至于我个人，不消说是要更进一步地前进，我诚恳地接受你们底鞭策。
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是可以弃置的。譬如你们说有许多人之所以加入所谓“左翼作家联盟”，是因为怕步我底“后尘”，是因为怕被人无理地攻击和辱骂的缘故。我以为这种现象要是真有时，也无足深怪。并且问题的提出，也决不能这样的简单。现在我还是答复你们最重要的问题罢。
你们问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真实原因，不消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我对于马雅可夫斯基底著作看见的并不多，他这次的自杀，也只是在杂志报章上看到了些零碎的记录和文件，要来分析他自杀的真实原因，怕是很困难的。不过我可以断定他底自杀，决不像苏联文学团体所宣称的“为了不久才得的病症”以及报纸上所说的“为了不幸的恋爱”等等的那样简单。这些说法，还脱不了旧式社会底对于一个诗人认识的习惯：以为一个诗人底烦闷不是身体底弱病便是失恋的痛苦。这“把戏”似乎再不必弄到马雅可夫斯基底身上来。自然，我也承认，马雅可夫斯基并不曾遗弃现代人底颓废与懦弱（即自杀这一事实上已可证明），但是我们应该认识清楚，他在老早以前便参加革命活动，从他生活不断的进展上，无论如何，他底意识决不会一点都不曾克服旧社会的形态，就是真有病症和不幸的恋爱，我不信他不会抵抗过去。除了像一九二七年自杀了的越飞（A.Joffe）底那样几乎不能医好的病症（但是，注意！越飞底自杀，主要原因却也还不是为了病症！）而外，怎样也决不能得自杀的结果。男女的问题更不是问题的中心，先不要说他至少在革命的空气中驰骋了好久，对于男女的问题，态度自可脱离旧的圈套，即以他自己所声明的自己行为底狂放，也决不会忽然这样的糊涂的。那么他底自杀底原因是甚么呢？这个，据我看来，一句话：政治的苦闷。
先要注意，我所推想的马雅可夫斯基底政治的苦闷，决不是资产阶级底新闻记者底调门，把这个事件用来作反苏联的材料，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这样给我造谣！——并且，恰恰地相反，我所说的马雅可夫斯基底政治的苦闷是说他看见了目前苏联政府底日见官僚化以及在斯达林统治之下的许多革命分子因不同意于当局底政策而被流放监禁的种种事实而起的苦闷。但是，这种苦闷可以自杀吗？我底答案是：在马雅可夫斯基那种诗人是会的。马雅可夫斯基底作品，我虽读得不多，但是他底诗有一个一贯的内容，便是胆大的狂喊和吓人的喧哗，对于旧社会的嘲笑和对于革命底敌人的辱骂。——不消说这种文学底内容是非常必要并且通过了马雅可夫斯基底才能的处理是形成了好的文学。不过我们只能感受到他给我们的这一点：狂喊、喧哗、嘲笑、辱骂。——除此以外，没有甚么了。我们不能在他底诗里寻出更进一步的深刻的政治意识，读他底诗仿佛是听到暴动时的群众鼓噪，给我们的是强烈的感情的振动，但是却不能使我们明白那鼓噪是怎样来的和有怎样的结果。这正如他“向左”那篇诗一样，尽管在吼着“向左，向左”，可是要怎样才能向左或怎样才算是向左的种种应说的话却没有了。就为了这样，所以便决定了他底命运。
苏联在斯达林底统治之下，政府底官僚化和对于党底德谟克拉西的压止，我相信从小就参加布尔塞维克并且直觉锐敏的马雅可夫斯基是早已感到了不满的苦闷的。斯达林底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闭关式的经济计划以及有陷于“戴尔米多”（Thermidor）底来临的危险等等，马雅可夫斯基大概是不会明白，因为这些问题是不会引起马雅可夫斯基这种诗人底注意，同时怕马雅可夫斯基这种诗人也不愿意注意这些问题的罢？不过，虽然他不会明白这些问题，可是像党底腐化的倾向以及革命分子底被压迫的种种事实是会很快地映在这个只知道一味空喊着反抗的诗人底眼前的。问题就在这儿：种种不满意的事实映在了自己眼前，可是自己又不能了解这些事实的根本问题，在一篇诗上可以避免了“怎样能够”和“怎样去做”而只空叫着“向左”，一到了实际的态度上便立刻不是这样的简单。这个，便是他苦闷底由来，结果便酿成了没有出路的自杀。
我觉得对于马雅可夫斯基底自杀应该是这样解释。这个责任底一半应该由目前右倾的苏联政府担负的！至于，马雅可夫斯基底自杀是不是为了创作上的苦闷？我底答案是：当然也是。马雅可夫斯基是未来派的诗人。本来派底主旨是赞扬运动，赞扬速力，所以它底肯定是两方面的。这就是说，它底行程可分裂成两个极相反的航线。一条可以奔向革命，一条可以冲向反动。这在西欧便有战争讴歌者的马利奈狄（F.T.Marinetti），在苏俄便有马雅可夫斯基。这种派别底产生本是在资本主义的末期，创始者马利奈狄本身便是一个资本家，它只是一种资本主义最后挣扎的艺术，它几乎是畏避分析和描写，只凭依着“感觉”（Sensibility）去驰骋，要用一种混沌的面目迷乱时代转移的界限。不消说在它底赞扬速力和赞扬运动的这一原则之下有走到革命方面的可能，这个可能便是建在刹那的感觉上面。但是我们要问这样是不是就算够了？当然是不够的。一个作家须得由这个过渡的桥梁去前进地踏上真实的大陆才行，因为这个桥梁在暂时以后便要朽败。马雅可夫斯基底苦闷便在这儿，他是想要充实他“向左，向左”的口号底内容的，但是，目前的苏联，在由政治底右倾一直到官家式的文学运动的环境中，要使他更进一步是非常困难。他不能顽强地和这种环境斗争。只有作了这种环境的牺牲者了。他底创作的苦闷，便是他政治的苦闷。
以上是关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问题的答复。
其次，你们提到高尔基与巴比塞等所谓“世界的左翼作家”。不成问题地这些分子能站在苏联方面，在一般地说来总算是前进的分子的。首先对于这点我们是不应该抹煞。但是若果容许我们来进一步地检讨这般作家的行动时，在革命的范围以内，我们却不能不肯定他们是些依附势力的机会主义者，虽然他们是世界出名的作家。
谁都知道高尔基曾经过对革命的动摇，他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期间，很顽固地不愿接受当时前进的局势，他对于革命底进攻富农抱了痛心疾首的“晞嘶太厉”（Hysterie），他跑到法西斯帝底国度中的温暖的别墅中去度安静的生活。到现在，他夸耀着他和伊里基是从小时的朋友，但是在当时他是攻击伊里基最坚强的一个！并且，他曾很长很长地坚持着反动的主张，一直到苏联底地位巩固后，才移转他底方向。最妙的是他光荣地回国的时候，就是左派领袖的托洛兹基被放逐的时候，到车站去欢迎他的苏联政府底代表正是右派领袖的布哈林。——这些事实比甚么都要明显，高尔基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大概是可以明白了罢？
在这儿实在没有多的地方批评高尔基底作品，他底前期底代表浪人的作品固然可以不必多说，就是后期为世称道的作品如“母亲”“忏悔”等，实在也不能算是完全的。“忏悔”底主人公是“流落者”（Lumpe）的农民。他到处求神。结果明白了“民众”便是神底父亲。这是多么神秘的一种构意！并且这儿底“民众”好像是所有的“全民”，无产阶级并未曾得到作者特别指出的荣幸。“母亲”是被人称赞的作品了，但是里面把个人底母性爱用来作了主体，以后索性把母亲作了整个的主人公，很明显地这个主人公底战斗是建立在儿子底被捕上面，终于成了一部以个人情感为基础的作品。——总之，高尔基底作品大部分有一个通病，就是要拖住过去的人物来勉强和新的世界合拢。“母亲”中选出一个白髪的老母，“忏悔”中选了一个流落的农民，就是很好的适例。这儿隐隐地流露着对于过去的留恋和保守的世界观。这恰恰和高尔基本身底政治行动一致。
至于巴比塞，那更是要低一等级了。这人本是一个浪漫式的革命家。他底言论一直到现在还被观念论和神秘论所充满。像他不久以前的作品“耶稣”，早已为一般较为明了的批评家所评判过了。他底行动，我们只用最近的一件事情作例：当托洛兹基被逐，国际反对派成立，他是站在斯达林方面坚强地反对的，可是以后因目前苏联政府对他有了批评，扣留他所办的刊物，他便表示了对反对派底接近，及至斯达林取消了对他的进攻，遂又转过头去维持他官家的地位。请看罢，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行动！我们根据这些，可以决定在一个革命政府正当的指导之下，这些分子是有作用的；但是在一个坚苦的政治斗争之中，要是靠这些英雄们去充当战士，那不但是一种幻想，并且会使革命破产到滑稽的地步。为甚么呢？因为这些英雄们都是抱了一个满足自己左倾虚荣的欲望，而这个欲望又必须建在已成的权威上才可以发展的。
你们信中重要的问题大体再没有甚么。至于你们说中国底所谓“左翼作家”，谁安怡地住在外国，和群众永不接近，谁从前并不满意斯达林派，因势力关系又去投降等等，这都是必然的现象。你们想，连高尔基与巴比塞底行动还是那样，像一向挂羊头卖狗肉习惯了的中国，那是只有更不可问的了。我始终认为这些罪恶大半应由领导者去担负。
你们问的“展开”上撰稿的凌丰，他是在上海的。慕陶是“展开”社中最努力的一个，他确如你们所说，以后有关于“展开”底问题，可直接和他们通信。
我一年来生活底转变，将来会写出来的。虽然一年来制作减少，可是正如来信所说，用接近实际的生活去充补，是没有多大的遗憾的。这或者可以作我安慰你们的一种献礼罢。
祝你们努力。
独清
一，一月，一九三〇 |
第十二章美国劳工联合会形成的年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十二章美国劳工联合会形成的年代
1．冈波斯的作用
2．劳联早期的组织者
3．冈波斯论劳联的目的
4．1889-1891年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
5．冈波斯强调团结
6．冈波斯的立场 |
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王独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三期（1930年12月20日）
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
王独清
前言
创造社是被封了，现在虽然表面上可以说是已经消灭，但是它过去在中国底文化史上无论如何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页的。现在我们回顾它底过去，给它本身一个真正的评价，这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体，不过这儿须要注意，必得客观的眼光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常常看见每当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团体或一种有历史意义的运动一成为过去的时候，便会跳出一些英雄们在标榜自身对于该团体或运动的功绩，以期争得历史上的光荣。创造社这个团体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看，目前已经有许多的英雄们在作着这种工作，并且还有许多英雄们底雇佣者也在努力地篡改着历史的事实。像这种情形无论如何决不能给这个团体一个真正评价的。我觉得在这儿实在有把那些被一般英雄们及他们的雇佣者所掩盖了的事实报告出来的必要。我个人总算是在创造社负重要的责任的一个人，现在我来把我亲历过的事实很坦白地写出，我觉得这是我底责任应尽的地方，要是容许我说句大胆的话时，或者我底直白的记录可以作一部分将来的史料。这个，便是我来写这篇文字的重要因数。
凡是信仰马克西斯姆的人莫有不尊重历史的事实的。改篡历史，那是资产阶级卑劣的阴谋政策。我在这儿并不想用理论的分析作详细的评价过去的工作，我只想借这篇文字把我个人和创造社发生关系后亲历的事实一件一件都公布出来，我自己有错误的我当然自动地承认错误，别人底行为我也要不客气地叙出。――对不起我过去的那几位朋友！我在拥护历史事实的这一种义务心之下不得不这样作了！
好，下面便是正文。
一
创造社底活动谁也知道有三个时期：第一是“创造季刊”和“周报”的时期，第二是“创造月刊”与“洪水”的时期，第三是转变方向后的“创造月刊”与“文化批判”（后改名“思想”）的时期。第一时期我参加很少，那时我在欧洲，仅仅因了郑伯奇底介绍，发生了通信和寄文字的关系。——这儿，很像一个奇迹：我从前在日本的时候并不曾和郭沫若、郁达夫等见面，而以后发生关系却是由于一个在创造社内部一向最被人不信任并且不重要的郑伯奇底介绍，并且创造社底前前后后凡是重要角色都是日本帝国大学底出身，而独有我是一个例外。
虽然我很少参加，但因为给“创造季刊”的撰稿，和郭沫若的通信却是不曾间断过。这第一时期底创造社，我们可以肯定它是一种“浪漫运动”。它底产生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五四运动不消说是资产阶级底思想上的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底机关杂志“新青年”把全盘的思想予以从新解放和建立以后，创造社底文学运动便在历史的必然性之下应运而生了。当时歌德底介绍，雪莱底移译，确是一个“风飚时代”（SturnundDrang），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半殖民地的国家历史底发展，决不能用机械论去分析。创造社底开始蹶起，自然是资产阶级底文艺运动，但因为在中国，资本主义底逼来已经是在欧洲最高峰的发展以后，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底队伍已经在世界露出头角来了，所以在中国不怕文艺上的浪漫运动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创造社开始活动的一年）才行开始，但是终久不能产生像雨果、摆伦那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底作家，这是很明白的：作家才要提起笔来创造像雨果摆伦等那种作品的时候，不料他底后背便来了无产阶级底鼙鼓。在这种情形之下，便会有一部分作家把他底作品转变为小资产阶级底形式，——不消说这是再进一步到革命文学的一个桥梁。在创造社内边表示这路线最明显的是郭沫若。李初梨在“怎样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二期）一文中把我同穆木天冯乃超并列为后期底三个人，这在大体上自然是没有甚么错误，但是我却是在浪漫运动中过了一下身的。我底作品一直到第二时期“创造月刊”时代还有不少浪漫谛克的成分，这却为穆木天冯乃超所没有。
创造社底开始不怕是一个浪漫运动，但是这在本身几个原动力的人物却都并不是有计划的或有意识的。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二期底编辑余谈中明明自诩地说不管主义怎样，只要是能创造出好的作品的人都可以携手同行。当时这种“以形式决定内容”的文学主张确是创造社共同的倾向。因为是这样，所以在那很少的几个重要分子之中已经早蓄着各人有各人底前途的成分，所以后来的分化是特别的厉害，虽然这是社会起了变革的期间智识分子底必然现象。
二
创造社底第一时期，我因为没有很多参加，所以许多历史的事实是无从说起的。不过创造社第一时期底告终，据我看就是为了那种浪漫运动再不能继续下去的缘故。那时正是“五卅事件”底前夜，革命空气底酝酿是一天加紧一天，无产阶级底队伍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势力，在上海（不要忘记！上海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行使其压迫的区域，是一切斗争首先显露的区域）几个创造社底中坚便感觉到了矛盾的苦闷。当时郁达夫住在北京，张资平住在广东乡间，所以都不曾有甚么不安的表现，而在上海的郭沫若与成仿吾便因为这种矛盾的苦闷自动地把第一时期的运动告了结束。
创造社第二时期底复兴决不是一回偶然的事体。这第二时期底开始是恰在“五卅”以后。我们且看当时几个中坚分子底行动罢：郭沫若是第二次由日本回来，目击了“五卅”的事变；成仿吾首先到了那时革命发动地的广东；郁达夫也脱离了北京的生活；我那时为了“五卅”竟然不愿再在外国流浪而回到了中国。——这些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之都是这些分子逼到了接近实际和行动的道路上的证据。在“创造月刊”第一期出世的时候，恰是这几个人连袂到广东参加实际活动的时候。自然，“创造月刊”所登载的作品大部分还具着旧的内容，但是比较“创造季刊”却是进了一步：对于作品的精选，对于理论文字的注重，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个人艺术底攻击（何畏：“个人主义艺术底灭亡”），写实主义底提倡（穆木天：“写实主义文学论”）等等都是“创造季刊”时代所没有的，不管那些主张有没有错误，不管写那些论文的人同时又在创作和自己主张极相反的创作（譬如穆木天一面写“写实主义文学论”的论文一面却做着Samain与Gourmont式的象征诗歌），但是这些畸形的表现却正是证明了这个集团努力向新的方面倾向的事实。同时还出版了“洪水”半月刊，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表现。“洪水”这个刊物若仅仅在文学运动的意义上来说时，或者有人以为它比不上第一时期附属于“创造季刊”的“创造周报”，不过“洪水”底特点却在另外的一种意义上：它所登载的文字并不限于文学，一切政治，经济的论文都一齐登载；并且它是接近一般青年的公共会场，对于外边的投稿几乎十有八是不拒绝的；还有当时与国家主义的“醒狮”派和“独立青年”派的论战都由它当了先锋。所以“洪水”虽然表面上是一个芜杂而没有系统的刊物，其实它所发生的影响却是异常的广大，这是怎样也不能够否认的。
我们要是很客观地来比较创造社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的活动时，那我们可以说是创造社在社会上的基础大部分是第二时期建立起来的。这并不是像创造社内部一向所解说的理由，说是因为这时出版部的成立，免去一般商人书贾底压迫，——要是仅仅以这个为创造社这个时期底发展的理由时，那也不过是站在“营业竞争”方面，要是没有一种思想来作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下面作这种“营业竞争”的活动是很平常的事体，怎样也不会造出一种势力出来的。创造社之所以能在第二时期造出一种势力的原因便正在它所能够倾向到当时社会需要的思想方面。而那时几人中心分子之奔赴广东，愈使它底倾向实践化起来。到广东后第一步在广东大学文学院底革新运动便表示了创造社左倾的行动。当时在革命澎勃的广东，所有左倾的智识青年大都聚会在广东大学底文科，所以创造社之主办广大文科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体。后来郭沫若是参加北伐，我主持文学院，一直到广东底政治右倾才算把那个使命放弃。
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很客观地说明的：便是郁达夫底脱离创造社。
这一个事件，当时郁达夫曾在别种杂志上做过几篇很愤激的文章，一直到现在，还有人把这件事发表在文章中充实自己清算创造社过去的材料。现在还有人在文章中说郁达夫当时把创造社底职员潘汉年等赶走和他在“洪水”上发表的那篇“广州事情”为他反动的根据。这个，我不能不在这儿很客观地讲几句公正话以明这事的真相。
我们应该首先承认，郁达夫这人是老早已经等于死了的，并且当时创造社之和他决裂，我便是主动者之一。但是当时创造社在上海的两个中心分子——成仿吾和我——对郁达夫的不满，只是为了他负了社内编辑的重责，却一年来只编了一期月刊，一点工作都没有进行。说老实话，当时创造社同人虽然是思想左倾，但是说到怎样一个坚决的明了的意识却是任何人都没有的。譬如郁达夫和胡适周旋，当时固然同人都不满意，但是那种不满意仅仅是为了自己团体中的人不应该去加入另一团体，这只是站在友谊上对郁达夫的一种责备，实实在在当时创造社内部谁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阶级的立场。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创造社不怕过去的影响很大，但是终竟是一个智识分子底同人团体，一切几乎都以这个团体底本身为出发点，胡适在当时固为创造社所反对，但是沈雁冰很早便参加了前进的政党，却也为创造社所反对。所以我们应该现在坦白地承认我们从前许多表现都是直觉的为多，怎样明确的意识却是没有。——我们要很虚心地承认了这点，才能客观地批评郁达夫底事件。
先说赶走创造社职员潘汉年等的那事件。创造社出版部底成立，无论如何，要算周全平底功劳，因为当时一切奔走之劳全是由他担任。周全平这人是一个很好的实际事务家，他对于创造社出版部的尽力，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当时创造社底中心人物都集中到广东，出版部概由周全平负责，潘汉年等人都是由周全平招引到出版部作技术工作的。可是这时便发生了一个问题，便是在广东底几个中心人物和在上海出版部底所谓“小伙计”的隔阂。当时我在广东，关于出版部中人底情形不大知道，可是在广东的人都以为出版部底“小伙计”怠工，那时所引为中心的证据似乎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出版部中出了一种小刊物。这个老实说，就是所谓“小伙计”底小组织的形成，惹起对于几个上层分子底不利，所以非要设法解决不可。适逢这时在广东大学文学院底使命已经告终，郁达夫首先要回上海，大家便公举他去解决这个问题。郁达夫到了上海果然便依了这个决议，彻底同所谓“小伙计”分家。——这便是当时的事实。我们在这儿要明了的是郁达夫底这种行动实在是得了当时创造社几个中心人物底同意的。谁要说那时周全平、潘汉年等是有革命的表现而郁达夫因为反革命便驱逐他们时，那只是过后的欺人之语。潘汉年在出版部翻印无聊的书籍，郭沫若还自动地说这样非驱逐不可。以后发生了小组织的问题，成仿吾屡次骂周全平是“拆桥派”，这自然用的是“过河拆桥”的成语，意思是说周全平底“叛乱”。不消说我既是上层分子之一，这种意识自然我也是不能免掉，对于这问题的应该解决，当时我也是积极主张的一个人。总之这件事决不能放在郁达夫一人底身上，更不能因为潘汉年等目前的转变，便故意把过去的事实颠倒。当时创造社无论是上层分子和所谓“小伙计”都是想把持出版部，这只是利害之争，谈不到甚么革命与反革命。
同样，我和成仿吾以后在上海又和郁达夫分家，也并不是革命的问题。郁达夫当时也曾做过几篇似通非通的无产阶级与文学的文字，在当时，创造社同人除了几个人倾向实际方面和郁达夫不相同而外，理论方面谁也谈不到有相当的成熟，所以与郁达夫的决裂全是站在出版部底工作上。这正同第一步整个上层分子和所谓“小伙计”分家一样，不过所谓“小伙计”底怠工，在当时上层分子以为是小组织的关系，郁达夫底怠工，完全是懒惰与浪漫所致。当时创造社同人除了郭沫若还在武汉而外，其余都又回到上海，大家都想把创造社发展下去，对郁达夫底不进行工作自然要同声地不满。——自然，我们不能否认创造社这几个中心人物内部一向的冲突，但是那些冲突都是小资产阶级底脾气，就是所谓“文人相轻”的恶习，这个或者也是当时几个人和郁达夫分裂的成分之一，但是无论怎样，我们不能现在把这件事涂改成一件好看的尸衣，来装饰我们底过去。
其次，郁达夫在“洪水”上用化名发表的“广州事情”，曾引起了郭沫若和成仿吾底指摘，成仿吾还做过一篇驳这篇文字的文章也登在“洪水”，替郁达夫所反对的广东政府辩护，这个我们现在也用不着站在整个政治立场上来批评（因为用我们整个的政治立场来说时，那在很早以前已经应该反对了！），只就当时底情形而论，郁达夫所反对的正是广东政治右倾后的政府。那时创造社底同人几乎已不能在广州立脚（广东大学很高的墙上张贴的打倒我的标语大概现在还有的罢？），清党的风雨已经渐渐地露了信息，郁达夫大概就是仅仅只凭了他底直觉才回到上海后写了那篇文字的。自然，要说根据那篇文字便说郁达夫有甚么政治主张，那是胡说，因为郁达夫这人根本就是不懂政治的，但是当时因这个不满郁达夫的人，那也是糊涂，若是再到现在还用这事作为张本时，那简直是故意歪曲事实了。
郁达夫这人老早是已经等于死去了的，我们决不像鲁迅，在所谓左翼作家底会席上说它底颓废是可以原谅的，——听说鲁迅说了这句话以后，那般参加创造社底第二时期运动，并且曾经坚决地反对过鲁迅和郁达夫的人竟都一致地鼓掌赞同，第二天便邀请郁达夫参加所谓左翼作家的联盟了。我们决不像这样，我们始终应该承认：郁达夫是无可原谅的。我以上所说，只是为明过去的事实，并不是替郁达夫充当律师。郁达夫底自甘堕落，谁也不能替他辩护。
还有郁达夫做小说骂我的一件事，现在也还有人做文章提起，这个，正同张资平和一位名为杨骚的作家做小说骂我一样，都是以个人底利害为出发点的（张也是后业因为同创造社决裂，杨则是为我没有接收他底投稿），那种无意识的举动，实在没有详细分析的必要，在这儿也再不必论列下去了。
三
这儿我应该对我个人作一番清算。
创造社底第二时期，可以说是由我结束的。我过去的倾向是经过浪漫谛克而转成狄卡丹的，不消说我过去的生活多是浸在了浪漫与颓废的氛围里面。我自己应该很坦白地自承：不怕过去我也曾常常愿意接近政治，但是我底行为有时总露着有“放浪文人”（Bohéme）的气分。我在广东时的左倾完全是直觉的作用，同时是团体推动的结果；及至清党事件发生才算把我底意识渐渐地唤醒了起来，可是那个只根据于一时感情而来的意识是很靠不住的，我曾因此陷入了一个非常苦闷的状态，并且更增加了我作品上的伤感。
在这个时候，“创造月刊”是由我担任编辑，我本身底矛盾状态也就反映在刊物上边。第一卷第八至第十各期的“创造月刊”实是代表创造社转变的过渡期：成仿吾底“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论文已经发表（虽然那些论文在现在看去是有可议的地方），而同时穆木天底没有批判性的“维勒得拉克（Ch.Vildrac）的介绍”还占着很多的篇幅，——这现象曾成当时反对创造社的人们底口实，不消说，这是应当由我负责的。这个，怎样也再不能发展下去，说老实点，便是那样的编辑，我再担任不下去了。适逢那时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这般创造社后期的人物都由日本回国，事实上要组织编辑委员会进行一切事务，“创造月刊”便交给了编辑委员会去另订编辑的方针。
这样，创造社底第二时期便由我告了结束。
以下我们要说创造社第三时期的运动了。但是在未曾叙述以前，我们须先明白当时中国底社会背景。
震动世界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失败了以后，一个可怕的瘟疫降到地上来了：逮捕与屠杀布满了全国，革命分子底牺牲几乎成了每小时必然的现象，整个的空气变得异常的恐慌。在这种情形之下，必然地要产生对于过去失败原因检讨的工作。——不消说要真正能够负起这工作的必须是参加过去革命的人，并且还要真正明了领导这次革命的无产政党底许多内部事实。不过这个在当时中国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在国际间底封锁和中国一般政治水平过低的环境中怎样也不会有那种真正检讨的工作，谁也不会想到过去的失败是最高国际本身领导的错误，谁也不会指摘出国际斯达林底曲线的政治，但是不怕事实是这样而一般前进的智识分子却常常露出了想了解过去革命的企图。不过想达到这个企图，第一步须先要研究基本的理论——理论！这样一来，一切都非给一个全部的批判不可。文学，艺术，都得从新来过！这样，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便不能不应运而生了。
说起来可怜得很！创造社第三时期底运动实在是产生在对于过去革命失败的检讨的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批判”第一期上成仿吾底“祝词”首先引用了那句不朽的格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便是一个露着这种企图的明证。可是不料创造社底工作仅仅作到社会科学理论一般地介绍和马克西斯姆底基础智识在智识青年中的普遍化，仅仅作了这样第一步的工作并且还没有作得充分，便受了当局底摧残，骤然地中止了。同时在中国斯达林派底组织力量底领导之下，使创造社第三时期文化运动的主要分子竟离开这次运动的根本意义，这就是说：这般分子放弃了主要的第二步工作，只停顿在第一步工作的阶段上再不肯前进，不但不作检讨过去革命失败的工作，并且还做了掩护过去失败的斯达林派底代言人了。说起来真令人痛心！创造社前期底中坚分子，堕落的堕落，不动的不动，而后期的几个真有希望的干才也再不求更进一步的发展：自己本是为拥护真理而来，却因为不能把握到深刻的政治意识，彻底去达自己底愿望，结果只能在第一线上盘旋而不能拥护真理的中心点，甚至，还成了真理中心点的破坏者。创造社，便在这种不断急退的浪潮底重围之下淹没了它底存在。现在，算是只剩到我一个人，在突出这种重围。
关于这第三时期，有许多内部底事实应该公布。
很客观地说，第三时期底开始，成仿吾是有功劳的：当时他担任创造社出版部事务方面的职务，而李初梨等一般后期的新进分子都是由他招致到上海来的。不过这儿成仿吾却作出了一点很不好的工作，便是他故意把后期底分子和前期底分子划了一道界限。他向李初梨等再三地说郭沫若和这些人是既成作家，表示转变新的方向底困难，并且有时还宣明地说新的分子底加入了创造社，等于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在我和郭沫若面前却说这般新分子将另有作用，将来若是他们要把持创造社时便叫他们“滚蛋”（的的确确是用了这两个字的），——这种使团体分裂的行动，或者也并不是出于他底恶意，不过这个的确是使双方隔阂了很短的时间，打破这个隔阂的局面，便是我底彻底转变方向的态度。
前面已经说了，在我把创造社第二时期告了结束的时候，我是完全陷在了一个苦闷的状态里。在社会变革的期间，文学家底艺术的苦闷，决不是没有亲自尝过这滋味的人所能够了解的。绝大的难关便是自己要把自己过去心血的创造予以扬弃（Aufheben），这决不是一回容易的事体！许许多多的文学家底自杀都是因为跳不过这一难关的原因，然而我算好。算是当时终在努力之中转变过来了。这个使创造社一旦统一了起来，新的工作遂从新开始。
这时郭沫若到日本去了，成仿吾也远渡重洋去度巴黎的生活。在上海还有一个张资平，算是第一时期底人物，而就是为了这一位人物，我同郭沫若争持，辩论，以至决裂。
创造社一向几个中心分子都有一种倾向。便是对于新进分子加入的防制，表面上虽然是取着公开的态度，其实却总是无形地维持着原来的几个中心分子底小组织的。自然，这种倾向假使是以政治为出发点的时候，那还是必要的事体，但是创造社过去却完全是以这个团体底本身-甚至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张资平始终不能同李初梨等相融洽的就是这个习惯底作梗。不消说要打破这种习惯，就在一个前提的政治的认识而能切实地转变方向，但是张资平这人是不会转变方向的，这样，所以当时弄得起了许多纠纷，有一次为了出版部经济公开的问题，全体都不满张资平底行动：他在会场中本已服从了全体经济公开的决议，而散会后却又否认这件事情，并且自动地和创造社底一切事务隔离。当到全体认定了不能因为一个人底行动而妨碍整个的工作，无形中依了他自动的意旨，算是解放了他个人全体仍继续着工作的时候，郭沫若给我连二连三的质问的信来了。在那些信中郭沫若是露出了许多的盛气，又不断替张资平辩护，说他是很可以做同志的，又不断地要我监视李初梨、冯乃超等底行动，说是他们要破坏创造社底前途。实在说，在过去创造社底同人中，除了成仿吾和郭沫若是在特别历史上个人间的关系很深而外，要算我同郭沫若最接近的，过去我和他底友谊是站在同调（过去是谈不到什么同志的）与所谓知己上边，因此，我比较知道他底性情，他是往往受着别人底包围而不自觉的。当时我曾详细为他解释，总想把他对个人的意识移到整个工作方面去。但是不料我底计划失败，他连二连三地不了解，使我最后取了比较坚决的态度，我表示了创造社后期新进分子底纯洁为前期分子所不及，我指摘他对他们的怀疑是非常不正当的。这样，我便同郭沫若个人间起了裂痕，便再没有通信。
现在呢？郭沫若听说已与可认为同志的张资平决裂，而对于所谓应该监视行动的李初梨一般人又成了很好的同志。那么对于我呢？是不是认为我从前的话是正当的呢？——不，“总之大家合起来不提，不提，第三个不提！不管怎样，王独清始终是错误的！”
对于创造社第三时期内部的事件也再不必烦琐地叙述了，现在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这第三时期底工作罢。
不怕我们承认这第三时期底工作只做了第一步，并且第一步工作还不曾做得充分，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时期工作成绩底伟大。-这并不是因为这时期我自己是个主要负责任的人，所以便来夸大这件事实，实实在在是在中国底文化运动。“新青年”以后，便要算创造社这个时期底文化运动是最伟大的了。一直到现在，虽然还有人不把这时期底运动作为十分重要的看待，但是这不是成见便是不明了事实！这时期底运动第一便是对于“布尔乔亚泛”底“意德沃罗基”予以根本地批判，其次是建立起“普劳列搭利亚”底人生观与世界观。——自然，我们决不否认，这种工作在以前中国是有人作过的，但是无论如何，像这次这样全部的批判和在一般文化上显明地提出新的口号树起新的基础的却是还没有过。这次工作成绩底具体表现便是：社会科学书籍普遍地流行，普劳列搭利亚革命文艺占领了文坛首位。只是这两点，这次的运动已经表示了它底重要了。
这次把“创造月刊”完全转变成一个为普劳列搭利亚革命斗争的刊物，我在这转变的第一期（第二卷第一期）卷头语上提出“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的文艺创作的信条，冯乃超在第一篇论文中间对于“新月派”底梁实秋给了深刻的批判。从此“创造月刊”成了全国新兴文艺的中心杂志。
同时“文化批判”底出版，在这时期是特别的重要。这是个一般文化理论的刊物，在这上面曾登载许多划分时代的论文（李初梨：“怎样建设革命文学”，彭康：“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等）及许多基本理论的介绍，在青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因为被当局禁止，遂改名“思想”，一直刊行到创造社被封，才跟着“创造月刊”底命运敲了葬钟。
丛书方面，刊行了创造社从来没有刊行过——老实说，以前中国整个出版界也没有这样有系统计划地刊行过——的社会科学丛书，文艺方面虽然多是在刊物上发表，丛书中新的作品比较的稀少，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当时努力的情形，像我底“11DEC.”（这是鲁迅在“未名”半月刊上惊骇地认为“为电影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的作品）底出版便是一个明证。
但是这个时期的创造社却决不是只抱守着文字工作的，并且同时还从事于实际的教育工作：这便是上海艺术大学因我底主持教务，全体一致地参加。这个活动的成绩是教育了无数的革命青年，一直到现在，前进政党中的许多青年干部分子都是由这儿出身的。
回顾这次运动，几个动力的分子，我们应该提出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沈起予诸人。一向“学艺好玩家”（Dil-ettante）兼“消遣文笔者”（Amateur）的郑伯奇也凑热闹地加入这个运动。
当时随着创造社而产生的刊物几至多不胜举，现在能想起的有“太阳”、“我们”、“洪荒”、“战线”、“澎湃”、“摩洛”等等。创造社除了本身主要的刊物而外，还附出许多小的刊物，如“流沙”、“畸形”、“日出”等等。一这些刊物，自然有些不大成熟的，但是我们据此可心看出当时底一种势力。算是到了创造社被封，这种势力遂突然地低落了下去。
创造社被封的时间是一九二九年一月，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血的纪念”！
四
创造社第三时期在文艺界上有一个事件，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便是反对鲁迅的事件。这事一直到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以为当时创造社是有意逼鲁迅反动的。其实事实决不是这样。这事发源于创造社底一篇论文，是对于中国文艺界整个的批评，连创造社底同人都一起在内：可是就是这个，惹起了鲁迅底虚荣的脾气，他在挑字挑句地说那篇文字中有“醉眼陶然”的四字是因为他是生长在出酒的绍兴，所以故意骂他。这个，只有鲁迅那种脑筋才可以想出，这要不是他以后说出时，当时连我也还不知道他是绍兴人的。就是这样才惹起了一场论战。当时凡是意识明了的人都莫不认为鲁迅那种不接受批评的态度是应该反对，那时虽然有些文字流于漫骂，是不很正当，但是这一场论战底结果，却是在青年面前打破了具有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的文家学底偶像，而使新兴文艺的战线加紧起来。
说到这儿，我们不能不退到前面所说的话上去。创造社虽然在第三时期底成绩很是巨观，但是它所做的工作却是只做了第一步便告了中止，我们可以说它只是演了一句“前奏”（praludien）以后便失掉了下文，这在产生这个运动的本来意义上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幸。那般动力的分子竟都丢弃了他们下半部也就是重要的一部的工作而再不继续地发展下去。就是说，用第一步所发扬的基本方法（唯物的辩证法）再对于中国底现实予以积极地分析，建起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便是这个运动产生的本来意义，也就是这个运动底最后目的。这个，首先的任务便是要对于中国过去革命的失败予以严格的检讨。但是可惜作这第一步工作的大部分的人却在斯达林派底领导之下没有作下去的可能（过去政治文件的封锁和整个掩护过去错误的路线的阻碍），并且，还要作出一些适相反对的工作。
因为一走上了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以后来的工作形式都成了曲线的表现了。所以反对鲁迅、郁达夫的人现在又去自动地同鲁迅、郁达夫联合！——自然，作这种工作的人是借口于“策略”两个字的，但是这给一般青年的影响是甚么呢？是自己混乱了战线，是给不健全的文人扩充了市场（注意！鲁迅等之所以相当接受这个联合的也就为的是市场）。真的鲁迅、郁达夫转变方向了吗？听说郁达夫被请到某处讲演，表示他对当局不满，主要的是为了因为生活高涨使他没有烟吸和没有酒喝：鲁迅一面同联合他的人敷衍，一面在杂志上不断地骂联合他的人（见“萌芽月刊”），并且还带着许多的嘲笑和恶意。但是我们去联合鲁迅和郁达夫的人怎样呢？郁达夫底那种表示是只有认为正确，鲁迅底恶骂是只有置之不答了（听说在一次会议席上，有一个人提出鲁迅态度的问答，负联合工作重责的潘汉年回答说：“因为鲁迅要试验我们青年人之能不能忍耐的缘故。”真不成话！）。当创造社批判鲁迅的时候，朱镜我在“文化批判”第三期编辑余谈中说鲁迅“似是而非的议论，不但混淆听闻，而且还是一部分自鸣得意的智识阶级底思想之典型”，现在朱镜我已是联合鲁迅者之一，这话当然可以取消，不过，我们真没有发现“萌芽月刊”上鲁迅底文章曾经跳出“似是而非”的圈子以外。
但是我们不能说李初梨一般人起初没有作第二步工作的愿望。据我所知道的，他们对于过去革命本都是非常注意。李初梨并且还对我屡次在他所能够明白的范围以内批评斯达林底错误，并且还批评到中国斯达林底许多机会主义表现最露骨的个人。可是那种愿望虽是有过，结果他们却是不能够达那种愿望。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斯达林派领导的罪恶！文化工作上的那种混乱战线，正是托洛兹基所说的“政治的神经病”的部分的表现，完全是在一个机会主义之下维持着局面的。处于这种的局面，不消说有过那种愿望的人怕也要渐渐地遗忘，像李初梨对我批评斯达林派每个人的话，也都成了他“自见原形”（Doppelgangerei）的表露了。
好，我们现在给创造社一个总评。
创造社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担负了好几个时代的任务。它底开始本只是以文艺为主体，最后却扩大到一般文化的建设。它之所以能造成一种势力的是因为它在每个时代都不脱离斗争。它出版了许多刊物，许多书籍。文学作品底内容上形式上都给了文学界留下不少的影响。理论、批评、介绍、翻译，它都担负了前驱的责任。
并且不止是这样，创造社除了全国间接受影响的不知数的青年而外，还有直接教育出来的人才。它第一次的参加广东大学，它二次的参加上海艺大，造出了许许多多左倾的青年。至于创造社本身，很明显的，连过去出版部底职员，像潘汉年、邱韵铎等人虽然现在是在斯达林底机会主义领导之下，但总都是参加了前进的政党，作了实际的活动了。
现在，创造社虽然被封，可是它所播下的种子却是尽管在繁殖着。我可以在这儿预言，等到中国第三次伟大的火灾来临时，这些创造社底种子都要成为那火焰中的燃料，会帮助那火光底扩大，帮助那火光蜿蜒。——创造社是不死的！
结论
听说不久以前在所谓左翼作家联盟底某种杂志的计划会上，钱杏邨曾提议“对于王独清，最好以后不提”。——这是甚么意义呢？因为一提到我，便要提到许多历史事实。现在正是在互相包庇过失，委曲改篡历史事实的时候，当然是“最好以后不提”。
可是现在我自己来“提”了。我相信我以上所说都是非常客观，除了怀了资产阶级底卑污政策鬼胎的人总不会对我这个叙述表示不满。我来再重说一句：凡是信仰马克西斯姆的人莫有不尊重历史的事实的。
我知道我底缺点，我是一切都爱讲实话，不会掩护，不会曲改事实，这或者就是我不断地失败和受罚的原因。现在我又来发挥我底缺点，把创造社许多内部底事实都直白地曝露在这儿了。从前卢梭在他“忏悔录”底结尾曾说道：
“我是说的实话：若有人对我这放了许多证据的叙述还以为不对，那他便是谎骗，若有人在我还生存的时候不肯讨论以解决他不明白之点，那他便是不爱公理与真实。”
我借用这段话来告诉看我这篇文章的人。
九月，一九三〇 |
皮袍子引起的话（独清〔王独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相关链接：王独清
皮袍子引起的话
（独清〔王独清〕）
1930年1月
朋友B君是第一次和我见面，但是我们却谈得已经很是投契了。
冬天午后底太阳由窗外射了进来，我们都在围着一个日本式的火盆，彼此都感着一种适暖的快感。
——此刻倒好，不像早晨那样冷了。B君说。
——其实早晨也不算十分冷呢。
——那儿底话！你因为穿的有皮袍子，所以不觉得冷。
啊，我确是穿了一件皮袍子！这使我一注意到B君底身上时，我才看见他穿的是一件不十分厚的棉袍。——啊，我真惭愧！但是我这件袍子也还不能算是我的，这是去年一个朋友送给我的一件皮马挂的料子，我又由别一个朋友处要了约略二尺的他没有地方可以用的狗皮，才集拢来缝成的。但是这有甚么办法呢？就是说得再没有用，总是一件皮袍子，总没有方法可以打消穿棉袍的B君底反感。我不觉带着一种自我辩护的口气反问着B君说：
——难道你没有皮袍子吗？
——有的，但是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
B君说这句话时，态度非常忧郁，他把眼睑低了下来，好像不愿意看到我底脸上的样子。我突然发现B君和我一位已经死了的朋友H很是相像，我立地便觉得有一种深沉的悲抑走上了心头，我也不自禁地把眼睑低了下去了。
提起我那位亡友H来，真要算是我向来敬佩的友人中之一，他底努力，至少在我底眼中是很少见的。他是死在几年前C城政变的时候，据说他死的以前，还受了不少的惨刑。当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便得了肺病，一直到他死的时候，肺病是已经到了第二期了。他在C城所任的职务是非常忙碌，他负着那样已经绝望的恶疾，却还是白天作着实际工作，晚间整夜地从事于著述。但是他底肺病终于没有把他弄死，却被那比肺病还要厉害的恶势力把他弄死了。
提起那位亡友H来，还有一件事情最足以使我们痛心。在他未被害的以前，他曾把伊里基底《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翻译了出来，并且他还要我给他做了一篇序文。他那部书距他被害的前一个礼拜，校样都已经完全印好，只等他自己校好以后，便可以立地出书。但是不料一个恐怖的恶潮袭来，不但使他死于非命，并且他那部书底原稿和校样都被人用火烧掉，不消说我那篇不值钱的序文也作了那场劫火中的几点火星，跟着那部名著底译本同归于尽，而H底几个月的心血也就那样随着他底生命化为灰烬了。
那位H便是这样的一个朋友，他死后算是巳经有两年多的时光了。但是不料今天我却在突然之间发现这位新认识的朋友B君底面貌有些和他相像，这竟使我沉在了回忆的境界中，默默地静坐了半天，但是终于被B君打断了我底思路，他好像自言自语似的忽然说道：
——唉，没有办法！所以我现在正在翻译着一本书。
这话当然是接着他前一句话讲岀来的。B君大概误会了我底态度，他以为我这样半天沉思着的是因为他说他当了他底皮袍子的缘故罢。
——你现在翻译著书吗？
——是的。
——甚么书呢？
——当然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书。《MaterialismeetEmpiriocriticisme》。
啊，这真奇怪！B君大概因为我是到过法国的缘故，所以特意把他翻译的书底名字用法文讲了出来，但是我知道他底俄文是很好，他要是翻译这部书时，一定根据的是俄文原本的。可是这个真使我有点惊讶了：
——你说你翻译的是《MaterialismeetEmpiriocritic-isme》吗？可就是伊里基底那本？
——那里还再有第二个人著的呢？
——唉，奇怪！你也再……
——甚么？我也？……
B君自然不能明白我惊异的原因，但是我也不好就直讲出来。
——因为从前我底一个朋友曾翻译过这本书，却未曾得出版。
——是不是在C城被害的H君？
啊，这真又奇怪了！不料他竟知道他呢！
——唉，奇怪！你认识他吗？
——认识是不认识的，不过我由别一个朋友间接地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听说他被害时的情形很惨，他底夫人是一个徳国人，因为他底被害，几乎发了疯，幸而以后有许多同志才设法把她送回了徳国去，
不料B君知道H，竟然比我还要详细。他接着说:
——你说他翻译那本书，我也听说过的。他那本译稿不但遭了火劫，并且那家预备出他那本书的书店也被当局认为宣传反动学说的机关给封闭了。但是这只是他在C城时所译的那本书的译稿底结局，他在德国时所译的那本书的译稿却是早已不知道下落了。
——怎么？他在德国的时候已经把那部书翻译过一次吗？
这真是出乎我底意想之外，B君知道H竟能这样的详细，并且还说出了我连影子也不知道的一件H过去的事迹，我十分好奇地看着B君，等候他说明H这段事迹底经过。
——哎！B君先叹了一声，然后说道：H君对于文化工作底努力真是不容易多得的。他自从在德国信从了马克西斯姆以后，便着手编译了许多书籍寄回中国出版，不过那些书籍都没有用过他底真名。随后他废了很久的时间，才把伊里基那本书译了出来，托了一位由德国回国的留学生带回，但是不知道那位留学生是因为思想上的不同，把那部译稿藏了起来，还是因为别有原故，将那部译稿失落，竟至使那部译稿不曾和中国人见面。H君第一次的心血就那样白白地废了一场，没有得到结果。后来他对他在徳国的朋友说，他要把那本书再译一次。他这计划总算等到他回处以后在C城实行了，但是不料又落了那样的一个下场。
B君底话突然止住了。这使我又沉在了情绪翻腾的沉默里，我底喉中好像被甚么塞住，竟至抽不出一句话来。
唉唉，可怜的H！他费了两次的苦心，总算把那部不朽的名著送到中国，但却两次都是遭了同样的不幸，这到底是怎样弄成的呢？难道我们这个东方的老大民族，想去接受那部名著，就是这样的不容易吗？
唉唉，可敬的H！他在C城着手译那部书时，他简直没有对人说过他从前已经译过一次，那极不灰心不计功的态度直是令人要佩服到五体投地。他在德国还编译了许多书籍，都不曾用过他底真名，他是只知道从事于真理的传播而不顾及个人底名位的。他那种态度，不是革命家底态度还是甚么呢？
我心中尽管这样想着的时候，B君忽然把我底肩头一拍，用很沉毅的语调说道：
——你看！这正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那虽然只是一本书，但是不妨用来比成我们工程底全部。H君把那本书译了一次，未得出版，于是他又从新译过；第二次是因为连他底性命都一齐失掉了，假使不是这样时，我相信他还要译第三次呢，现在他是再不能继续他底工作了，所以我又来着手。一时的失败，或挫折，决不能停顿我们永远的工程，我们要相信革命就是不在我们手中成功，我们死后必定有人还要继续我们底工作，革命是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我们要有这种信卯，我们才不至动摇，我们才不会在恶势力面前软化。
B君忽然站起来了。他底脸上露出了一种坚强的神色，他在抖擞他那穿着薄棉袍的身材。
这时火盆中的火已经熄去大半，但是B君却站在窗前，没有一点感着天冷的样子，真好像是信仰的火在暖着他的一样。
我辞别了B君走到街上时，已经是黄昏时候了。冬天晩上的风不停地向人吹来，我底一件半狗皮的皮袍子也有些抵御不住的光景。但是我心中总还不停地在想着B君最后的一句话：“我们要有这种信仰，我们才不至动摇，我们才不会在恶势力面前软化”。——我这样想着，竟忘记了向我身上吹来的北风，我好像是不觉得冷了。
一群工人由我底身旁走过，大概是才由工厂中回来的。他们都冷得缩成了一团，有些口中还露出了些呻吟的声息。风是越吹越紧了。
我只想把我心中想的那句话也去吿诉他们。
一月，一九三〇。
原载《动力》第一卷，第二期，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9月出版
常逸录入及校对 |
两封公开状（王独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
两封公开状
王独清
↘一、致上海艺术大学的同学
↘二、答李超年诸君
一
致上海艺术大学的同学
朋友们：
这次我到艺大担任特别讲座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光，竟然发生了意外的事变。这使我想起了前年我在艺大时的情形。前年我在艺大，也是同样的发生过这样的事变，以后直弄到同学全数被捕，学校停闭。听说去年一年，我和艺大没有发生关系的一年，却是安稳无事。这就好像我这个人带着有危险似的，艺大有了我，便要发生危险了。
这次当局无故的逮捕同学，——其实在目下这种恐怖时代，哪一次逮捕人是“有故”的？——我们只感觉到置身在法西斯蒂底浓雾之中，我们底耻辱、悲愤，除了自动的起来斗争，是没有别种方法可想的。现在，我希望校中的同学赶紧组织起后援会来一面要求学校当局设法营救被捕同学，一面联合其他学校，达到扩大成一个各校联合的团体：这不只是为援救目前艺大底被捕同学，并且还为作永久争自由的工作。要这样，总可以和目前的恐怖局面斗争，要这样，总可以打破法西斯蒂底浓雾。
朋友们，我望你们赶紧实行我这个提议罢！！！
最近，关于我个人，有些无聊的小刊物造了许多谣言。我想凡在艺大和我接近过的朋友，都必定早已感觉到那些小刊物底无中生有，本用不着我来解释的。不过目前在这种黑白混淆的局势之下，或者为明是非起见，也有稍来揭破一下造谣者底假面目的必要。因此，我便不得不来说一个大概。
这次我在艺大不过两个月的时光，而这两个月之中每星期我不过只有两点钟的特讲。我想你们都还能记得，对于学校罢课种种运动几乎我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有一次说到运动策略上的问题，我只引用了两句“左派幼稚病”上的话。——不过如此而已。但是那些无聊的小刊物上竟然给我造了一大堆的谣言，说是我阻止群众罢课，说是我勾结学校当局，竟然说是我告密！像这种无中生有，只是暴露了造谣者自身底卑鄙的裸体。我万想不到我只引用了“左派幼稚病”的两句话，便会惹起了这样大的波澜。我想除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集团而外，谁也没有权利禁止我引用“左派幼稚病”上的教材！若是因为这样便得罪了某种集团，那么，这种集团本身便是反革命的。好，我不妨在这儿说明了罢：这儿所说的集团，不消说便是中国斯达林派底集团了。他们只任意地诬蔑别人告密，其实事实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当艺大还不会发生事变以前，校中斯达林派底教员命令学生抱了几包传单到学校中向所有的教室以及操场中乱丢。这是甚么用意？是不是故意布置一个使外界注意的局面想牺性全体同学？其次，常常把许多传单统在信封中寄给我，却又不贴邮花？这又是不是想使邮局检查以后，要我本人去领，好把我送到捕房底手里？这种卑污的手段，这种除了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底走狗才肯去做的手段竟出于中国斯达林派底手中。这个算不算告密？这个算不算反革命？固然，这次同学被捕，我们不愿像他们底无故造谣，肯定说是他们告密，但是根据他们一向的行为，再听说最近因为学生会改选，他们因不能把持学生会曾愤怒异常的种种事实看来，他们的确是有告密的可能的。他们骂我是取消派，其实谁在用不顾客观条件的盲动来取消革命，谁在只知道把持地位来取消群众的团体，稍为有理解的人，一定是会明白地指摘出来的。
去年我由别处养病回到上海，便曾发生过一次他们对我个人的怪现状。我那时病体才好，对于一切事体都没有过问，并且我一向并不会参加任何派别，但是不知道是甚么冲撞了斯达林派底忠实同志，竟突然之间给我送了一顶取消派（？）的帽子，同时便禁止一向同我认识的朋友和我往还，好像把我看成了一个危险的人物一样。从前曾对我表示过不满意斯达林派并且骂过斯达林派忠实同志的潘汉年、李初梨，这时忽然一变而为忠实同志，曾握着拳头恐吓江南书店底职员不叫和我接近。当时我因为还不知道他们一向的无聊，所以很感觉得莫明其妙：且不要说我当时对于一切事体都没有过问，就是真个我底政治观念和他们不相同时，为甚么把我看成危险分子呢？要是怕我影响他们底群众，那么只要他们底理论正确，为甚么不能够影响我反而怕我影响他们？一一这个谜直到最近我才猜着，原来他们一向只在对付个人，他们所怕的便是喜欢说公开话的人，他们所怕的便是遇事直言无讳的人，他们所怕的便是光明。
去年有一次艺大请我演讲，我讲了以后，他们曾责问负责请我的人，说是不应该使我和青年接近，说是应该破坏我在群众中的信仰；那位负责请我的人曾反问他们所根据的理由，并说我当时讲演的题目便是前年在泉漳中学所讲的，为甚么前年便认为正当而现在却认为不正当呢？当时他们底一位忠实同志用一种奇怪的形式来答复这个反问，他把拳头向棹上一惯，狠命地说：“不管怎样，王独清底马克斯主义总是反革命的！”
好了，这些无聊的事实，我也再不一一列举了。我想只这么几件已经很够瞧了罢？现在，他们对我竟然用起种种卑污的手段来了——造谣，间接告密式的寄送传单：这便是他们底本领！去年有人告诉我，说是自命革命文学家的蒋光慈同他底护卫钱杏村曾因某印刷所拒绝他们底私人，他们便偷送了许多传单到印刷所里面，然后又去到工部局告密。当时我还不敢相信，现在看来这原是他们底惯技，是没有一点可以奇怪的。
前年我在艺大的时候，我还记得改组派底小刊物上曾骂我是“匪类”，今年我在艺大，斯达林派底小刊物上又骂我是“取消派”和“狗”。——好一个遥遥对照的呼应！骂罢，尽管骂罢！我不相信这种无聊的辱骂能损我分毫。至于其他卑污的手段也只不过证明了斯达林派自身底破产。听说斯达林现在正在改纂着伊里基底全集——这个，我从前也是不敢相信的，现在，根据了中国他们这种造谣的情形，那自然也是可能的事。——尽管这样作下去罢，你们这些无耻的蠢材！目前，你们就怎样来用你们所有的卑鄙手段置我王独清于死地，我王独清是一点也不会因此而畏惧下去的。要是我王独清一天不死，话是要说像“左派幼稚病”那类的革命教材是要引用。你们尽量地来对付我罢！不过你们要晓得，若果你们还是这样做下去时，将来滚滚的历史新潮会把你们吞掉，你们终归有一天要作真正革命群众底血食的！
※※※
朋友们，我这封信因为要揭破他们底假面具，竟不觉写了这么许多，现在还是停止在这儿罢。现在我能不能再到艺大已经是问题了，我望你们赶快履行我以上的提议，并能坚决地勇敢地团结与斗争！！！
再，或者我这封信发表以后，他们会又冒称艺大全体同学的名义写信发表诬毁我也说不定，但是我预先声明：以后凡是无理的谩骂以及任何人不能够相信的造谣，我都是置之不理的。
朋友们，祝你们进步，并望接受我底诚意。
独清二，五月，一九三〇。
二
答李超年诸君
超年、冒白、遥华诸君：
你们寄给我的信并最近的“出版月刊”都已收到。
你们指出“出版月刊”上的两则消息，问我是不是确实。我可以简单地回答一句：这都是造谣的。“出版月刊”我一向还没有看过，这算是第一次了。关于第一则消息，说是我是沪滨书局底编审委员，又说我和易坎人君不睦，易君底“煤油”是经我审查落第了的。这个谣造得太不像了。易坎人君底“煤油”原稿退出沪滨书局时，还在我同沪滨书局直接发生关系以前。我与沪滨书局的关系始终是作家与出版者的关系，甚么编审委员，可惜我连梦也没有梦到这种荣誉。至于易坎人君底“煤油”退出沪滨，据沪滨底职员说，“煤油”底原稿是由潘汉年交到沪滨的，后来潘汉年忽然变卦，说是要把原稿拿去请人校正，但是从此以后，便再没有拿回。——这是我在事后听见沪滨方面说的。这和我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然而造谣的人竟凭空这样捏了一则消息出来。你们问这事若丕的确时，造谣者是甚么用意；这个，我实在不能回答你们，因为这个用意，怕只有鬼才能知道罢？
其次，说是沪滨书局要我和茅盾、张资平作一文学运动，也是造谣。我要不要作文学运动，这是另外的一件事；至于茅盾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一直到现在见都没有见过；张资平呢，和我不谋面，已有一年的时光了。我和沪滨书局都没有这种企图，至少我还没有像他们那样大胆，组织各阶级联盟的“左翼作家同盟”。
你们说目前各方面对我都“肆行中伤”，这是事实。但是我可以告诉关怀我的你们，这种中伤对于我是没有甚么关系的。“中伤”我的不止现在斯达林派，前年改组派也是一样的“中伤”过我。现在整个资产阶级还在陆续要“中伤”我呢。这种“中伤”，在我已经是接受惯了，我决不会因这个“丧气”。
至于你们报告给我，说是鲁迅曾在某处讲演，说革命文学家王独清做了“杨贵妃”和“貂蝉”，将来还会做“梅兰芳”。——这话若是的确，那只证明了鲁迅底浅薄无知。老实说，若是有人真能用革命的写实手腕去描写梅兰芳，这个就是一个巨制。因为梅兰芳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人，他底社会背境已经很够复杂，真是有人肯立在正确的立场上去描写，那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体。只可惜我还没有这样的能力，鲁迅未免太看重我了。这个，反复地说，鲁迅这话若是的确，那只证明了他底浅薄无知。
不过鲁迅总算是学会了斯达林派底形式逻辑了。斯达林派向来便是靠这种形式逻辑去骂人的；人家说无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阶级的，他们便说孟雪维克和安那其都是主张社会没有阶级，所以说这话的人就同孟雪维克和安那其一样；人家说一个革命集团不要在群众中树起不好的影响，不要竟然变成杀人放火的象征，他们便说资产阶级曾用过“杀人放火”这四个字，所以说这话的人便等于资产阶级。——这种形式逻辑现在倒被乖巧的鲁迅学到了。朋友，我告诉你们，他们将来用这种形式逻辑骂人的地方多着呢！或者将来要说：因为王独清姓“王”，所以便是“保王党”——这是可能的，你们等着罢！
独清七，五月，一九三〇。 |
上海底忧郁（王独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民国时期托派文艺期刊《展开》（1930年）->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7月15日）相关链接：王独清
上海底忧郁
王独清
其一
你们信也不信，
这儿有惊人的奇迹生出？
这一边不断的汽车底喇叭在呜呜震鸣，
满了电火的洋楼高大得你仰视时头会发昏……
这一边却是一排很矮的瓦房，——看准，只有一层！——
里面点着些黑暗的无光的油灯；
门前底地上聚着有一堆人影！
——唉，人！那里是人！不过是这样的一群！——
像是在蠕动着做些甚么，又像是在隐隐地发出些呻吟……
啊，奇迹哟，奇迹哟，——你们信也不信？
这一边是巴黎，伦敦，
这一边是埃及，耶路撒冷！
这上海，这上海就是靠这奇迹，在维持着它底生存！
其二
兄弟们，拖呀，拖呀！
一条长绳套着你们底赤肩，
你们拖着几条笨大的木头，蹒跚着向前。
兄弟们，拖呀，拖呀！
汗水是流遍了你们底全身，
你们底气也喘得是上下不相接连。
兄弟们，拖呀，拖呀！
这些木头是为那个资本家去建筑公司，
还是为那个伟人去修盖公馆？
兄弟们，拖呀，拖呀！
你们瞧那由你们身边驶过的汽车，
内中坐的阔人连你们看也不看！
兄弟们，拖呀，拖呀！
这世界可真反了：
修房屋的人尽管这样拖着木头，
住房屋的人却每天在汽车中安闲。
兄弟们，拖呀，拖呀！
这奴隶的长绳终勒不死我们底愤火，
钢铁般的体骨却只有愈磨愈坚。
兄弟们，拖呀，拖呀！
这今日底血汗为换的是胜利的明日，
明日，便是那般坐汽车的人跪拜我们的一天。
兄弟们，拖呀，拖呀！
这马路这洋房，都莫不是出自我们底手里，
我们底志愿便是：要把我们手造的一切，一齐收还！
其三
我们好像是在被人软禁，
失了我们自由的行径
我独行在这暗夜街头，
我底心中是悲愤，不宁。
前日听说他们下了逮捕命令；
昨日听说他们派暗探跟随不停；
今日又听说他们要大大地搜查
要把这儿住家挨户地搜查一阵。
我踏着这暗夜底黑影，
我底情绪怎么是这般纷纭！
这法西斯蒂底恶毒势力，
难道真要把我们吞灭净尽！
不久以前曾有同志几人，
被他们捉去打死在狱中；
最近又捉去有男女数十，
一个一个都不知所终。
这样，就是我们底命运。
我们这决定了的命运是再也不能变更！
我们都像等待着那恐怖的时候来到，
那时候，不知道是今晚，还是明晨！
暗夜底景色越见是沉闷，
我底步履也疲劳得失了从容。
这四围底空气在把我紧紧地重压，
我底呼级都像是在窒息不通。
嗨，那儿又在布满了武装巡警，
正在把持着路口，监视行人。
不过，还是冲上去罢，横竖已经被人软禁。
我再也不能忍受，这失了自由的生存，失了自由的生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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