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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序（1930年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夜》序
王独清
（1930年3月5日）
这是件最可欣幸的事；马丁奈（MarcelMartinet）底《夜》被翻译到中国来了。
像这样在目前世界可称为最少数的，难得的脚本，若借这个翻译，能得到在中国实演的机会，而且只要一般人能够了解时，那一定会发生一些很有意义的影响。不怕这个作品底出生是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距现在已经隔了八年，可是我相信——我想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的——它所表现的精神却还一点也没有过去，并且，适得其反，越是到了今日，新兴阶级底斗争是加紧了起来，便越见得它给我们指出的事实是特别的深刻，真实，能使人感到切腹的深省。
现在，我先来把我所知道的马丁奈在这儿作一番介绍罢。
这位作家底名字现在怕算是第一次才正式到中国人底眼里的。不过，他却早已跃上了欧洲左翼作家（注意！可决不是我们中国冒牌的左翼作家）的席位，而且现在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出生的国度是“大革命”发源地的法兰西，他幼年长育的地方听说是卢梭昔年送交《人类不平等原因》那篇名文的狄戎（Dijon）都市。
提到法兰西，我们都是知道的：这个国度在历史上产生出了不少的革命文学，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巨头的作家接应那个时代经济思想表现出了解放与破坏的种种倾向。过去的不说，我们只就世界大战的时代来作一番观察时，便可以寻出一大群的反对战争的作家。像我们中国已经知道的罗曼罗郎和巴比塞即是这个时期底健者，都是把暴虐的国家和军国主义当作了极端的仇雠，曾经决然地予以反抗的。——不过，在那一大群的反对战争的作家里面，我们却可以单独地指出来一位作家他是确实能够把握国际社会革命的旗帜，确实能够明白地把我们斗争的前途昭示给我们。这一位作家，便是马丁奈。
和其他一般作家一样，马丁奈也是一向便从事于文笔生涯，他曾主编过一种社会主义的文艺书丛。一九一〇年他底处女作诗集《青年与生命》（LejeunehommeetlaVie）发表了以后到一九一四年，便出了书名《避难舍》（LaMaisonál’Abri）一本长篇创作，——就是这本书，我们可以说，才把他送上了更明确的斗争底战线，这书取材于战争底后方，把民众呻吟于军事之下的生活很悲惨地映写了出来。从这个以后，他便更进一步地陆续出了两种惊人的作品：一种是诗集《晦运时期》（Lestempsmaudits），一种便是《夜》这本戏剧。
《晦运时期》那本诗集，无论那一方面，都要算是一本空前的制作。在那本诗集中间，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底热情强烈到怎样的地步！他攻击遍了战争时期中那般杀人的人，他揭破一般愚蠢的国家主义者底受虐淫（masoachism）的癲狂，他不断地喊叫着“民众！民众！”，他把民众所受的“奴隶劳役，悲惨，屈辱”一一都直白地吼了出来……那确是一本对资本主义下严厉的弹劾和裁判的圣歌。说它是诗底空前的制作，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为了《晦运时期》底出版，听说经过了一番狠大的困难。它曾被政府认为犯禁的文稿，竟不许出版家去接受刊行。听说就为了这个，我们这位诗人还被逼到瑞士去过了狠久的侨居生活。算是一直到了一九一七年的时光，靠了朋友帮助，才把它送到了法兰西民众底面前。
此外马丁奈还有一两册其他性质的著作，不过都不是他重要的表现。我们可以这样指定：他过去的中心著作只有《避难舍》、《晦运时期》和《夜》这么三种。但是，我们却要知道就只是这三种，已经很够震撼一时了！不信你去寻罢，任你在无论那一国底目前的非战文学作品中去寻，小说像《避难舍》，诗像《晦运时期》，戏剧像《夜》，能不能寻出相同似的第二部出来？尤其是《晦运时期》和《夜》，无论在意识上，技巧上，据我们所知道的现时一切非战的作家中谁曾有过这样的作品？——这个决不是夸大，要是我们肯站在正确的立场来作一番考察时，一定会感觉着是这样的。
马丁奈现在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目前有没有新的作品发表，虽然我们因为相隔太远，一时不能够知道，但是据他一向表现，我们可以断定他决没有后退，兼之他还在健壮年龄的时期，必定是会有新的作品的。我们知道在法兰西活动的新的作家像马德兰马克斯（MagdeleineMarx），像易斯特拉狄（PanaitIstrati），都一天一天地更见精进，想来马丁奈决不会没有越发更进一步的表现的罢？
以上我把所知道的马丁奈简单地介绍过了。如今且来约略地说明一下这个《夜》所昭示给我们的重要意旨。
不消说这个戏是以世界大战为背境的。作者用了强烈而自由的想像，描写出了革命底发动和失败，全剧充满了伟大的煽动和深刻的政治意识。帝国主义底长期战争引起兵士掉转枪头的运动，一个革命高潮底来临，兵士会议遂很快地成立了；革命的领袖在他不停的演说和劳苦的工作中，费尽了心力想使群众坚持到底，可是不料被一个伪革命政府底成立，使群众完全受了欺骗，革命的狂热遂被合法的行动所阻止，革命的领袖竟在群众底反攻之下作了他底牺牲。
这个所赠给我们的教训是怎样的切实，怎样的严肃！每到一个革命的时期中，资产阶级为维持他底政权，一定要用改良式的，假革命的面孔夺取民众底真实力量，革命底失败多是由于这种事实。我们且看这个戏剧中“人民代表”所说的话：
可是，我底朋友们！许多人民，许多人民，那些现居着你们政府底头脑地位的人民，同我一样，他们大家都是兵士底真诚的朋友。
同我一样，他们大家都以为兵士休息的时候是到了。
现在是该他们，是该人民，——大家都得轮流着干罢，不真吗？——
来完成你们所如此美满地开始了的工作了。
这正是资产阶级底惑动政策（démagogism）的惯技。所谓“全民”，便是他们欺骗群众的魔符。我们看：戏剧中那位代表所堂皇地讲出的人民到底是甚么呢？结果跑出来的却才是那位讲话都不能够清楚的总司令大人！
一个真正为民众努力的革命领袖，却反而受民众底反攻，甚至死在民众底手中。这个惊心动魄的表露是最可使我们注意的。这并不是凭空的想像，而是革命过程中常有着的事实。我们从这儿可以了解革命过程底复杂，可以得到狠大的启发和暗示。
一切都回复了原状，牧师在人们中间又讲起话来了。从前斥骂牧师的人现在却斥骂着那位以大众底苦痛为苦痛的老玛利了。我们看：
呀！怎么？呀！怎么，我底可怜的老玛利？
难道你不高兴
国家得救吗？
难道你还在梦想着
我们干的那件事吗？
那是件荒谬的事，那是件不可能的事。
是的，“国家得救”！这是资产阶级给民众吃的一付迷药，可怜的民众竟然中了它底毒性了！
反动时期便是人类底长夜。我们在这戏剧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黑暗底势力底漫延，好像一切都被它吞食，侵没了。但是，我们要问：这个长夜是不是一个永劫的长夜呢？——不是，绝对不是！这个长夜终会被天亮的晓光所赶走，终会在一旦消灭于无形的。马丁奈在这戏剧底最后已经把希望给了我们，那老玛利用“微加压抑的声音”叫了：
……起来罢，天亮了，是时候了，起来罢。
这个“天亮”底来到，便是“夜”底收场。
其次说到技巧方面，《夜》这个剧本也是非常成功的。它底用语，是新的自由的诗句，但是却能够充分地表现出煽动的高度。人物底暴露像以福煦大将作蓝本的布博慈总司令，像资产阶级底小丑的波登代表，都刻划得异常的逼真。全剧底立体的统一性最能够适应于新的剧场底表演。不怕托洛兹基在《文学与革命》中曾指摘过它有“冗长”的缺点，但是这个决不妨碍他底成功，就是托洛兹基自己也立刻声明了在表演上只要正当的时候这个是决没有甚么伤害的了。总之，这个剧本是不可以多得的引起观众底强烈的情感的一个剧本，并且是无疑地可以收巨大的舞台底效果的。
关于这剧本底过去的上演，最为世所知的是苏俄天才的演剧运动家麦叶禾德底措置：剧名经改为《大地跃起》，以构成主义的形式演出。在这个事实上还曾引起过一段论战。演出的结果曾使一般批评家误认这剧本为爱国主义的作品，托洛兹基因此批评到构成主义底本身。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极力申说这剧本经过麦叶禾德底措置，是更见加强了它底煽动的形式了。——对于这些，在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过这剧本走上麦叶禾德底“运动力学”（Biomechanic）舞台的人不能多说甚么，我们只希望这剧本能普遍地走上世界所有的新舞台，我们只希望这剧本能深入到目前所有国度里的民众中去。现在这中文的译本出世了，我希望我们中国底演剧运动家快快地给它一个上演的机会罢！
最后，我对于这剧本译者绍宗底译文表示非常满意，绍宗是运用了他法文很好的理解力把原作所具的精神和形式用心地再现着。我相信上演时除了在特殊要求观众了解的部分或者稍加一单裁而外，这个译本是很能够适用的。
此外我盼望马丁奈其他两种和这《夜》同样价值的作品——《避难舍》和《晦运时期》——很快的也有中文译本出世，使这位左翼作家（注意！不是中国冒牌的左翼作家）底足迹得以多量地展开在我们底眼前。
王独清
上海，五，三月，一九三〇。 |
要制作大众化的文艺（193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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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作大众化的文艺
王独清
（1930年3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0年3月1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第638-639页。
“文艺大众化”这个问题，我个人以为是很简单的。
文艺的作用便是在促社会的自觉，当然而且必须要走向大众里面去。不过应该注意，这儿所谓的“大众”，并不是“全民”！所谓“大众”，应该是我们的大众，——新兴阶级的大众。“大众化文艺”这个名目，应该很正当地解作“代表我们大众的文艺”。
若是要把大众解作人类中之多数的话，那也只有新兴阶级才算得大众。因为它的本身便是多数者的社会，它的斗争的对象恰是少数的特权者。所以“大众文艺”，也可以简截地说是“我们的文艺”。反一句话：也只有我们的文艺才算得“大众化文艺”。
大众文艺的任务，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是结合新兴阶级的感情，意志，思想，更予以发扬，光大，使得以加增它本身实际斗争的力量。同时，再推动一般能与新兴阶级联合的大众。
所以，我敢肯定地说：要充分地达到真正大众化文艺的任务，主要的还在大众化文艺的制作！
举一个具体的例罢。像现在，这种重大的时期，我们知道世界第二次大战的形势已经显明地露了出来，我们便应该正确地，热诚地作一番非战文艺的努力。
这种努力表现出来的文艺便是代表新兴阶级大众的文艺。
所以，我敢肯定地说：要充分地达到真正大众文艺的任务主要的还在大众文艺的制作！ |
《暗云》叙言（1930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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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云》叙言
王独清
（1930年10月4日）
两三年来各方面攻击我的战野是一天一天地扩大了起来。原因是在我底不断的转变。
不前进的人总要辱骂前进的人，以掩护自己。我底不断的转变所以能成为罪名的，道理就在这儿了。
这个册子里收的这几篇零散的作品，大都是受过攻击的。我想那或者也因为它们所表现的我生活底飞跃太过给了人惊骇的缘故罢？
还有一篇“国庆前一日”的戏剧，本预备也放在这册子里面的，但因为别种原故，却又抽了出来。那是一篇受人攻击最厉害的新的作品，现在不能和读者见面，真是可惜。这只好预约在来日了。
这里只有“三年以后”这篇是我生活没有变化以前的出产，但是我不愿掩饰我底过去，所以便也收在一起。
我知道，这不多的几篇都抹着有忧郁的暗云，始终露着我不十分健全的生命。我近一年来努力把生活放到实际方面，创作的成绩虽然减少，可是生命上的孱弱是去掉了许多。——我是在不断地转变。
要是我再有创作，我希望是更进一步的。
去罢，我底暗云！
四，十月，一九三〇。 |
人道——在上海人道互济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1929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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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在上海人道互济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王独清
（1929年春）
今天人道互济会开成立大会，这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它产生在帝国主义者底压迫之下，是救济被难的革命者的一种组织、不消说是负着有一个伟大的使命。我今天以十足的热忱来参加，愿意略为供献一点意见。
这个会取名曰“人道”，但这应当不是向来人道主义底人道。因为向来的人道主义本是一种不彻底的把戏，从那儿只能得到些糊涂的结果。我且举一个传说来作说明。
上古或是太古的时候，有一次菩萨和一只老鹰对话了起来，原因是老鹰捉住了一只小鸡，要作他底午餐；菩萨用慈悲的观点去阻止这场残忍的暴行。菩萨说道：
——那是生命！你不应该伤害生命！
可是老鹰回答着说：
——我饿得要死了。不吃这个鸡，我就没有生命了。
因为老鹰确是非这种血肉不能够充饥的。这使得那位菩萨大大地作难：老鹰不吃鸡，老鹰会饿死；救了老鹰，鸡又会死。结果菩萨只好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来投给了老鹰，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传说正是一个妙喻。人道主义底不彻底就是这样。要是把这个传说引用到目前我们底社会上来时帝国主义者正同老鹰一样，而我们被压迫者便恰好像是一些小鸡。帝国主义者要歼灭我们，是一种必然的行为：在他们底地位，实在是不这样便不足以生存的。那么，若是我们要站在一向的人道主义上，那岂不是这个会——这个人道互济会——等于一位菩萨，一面固然要救济被难的民众，一面却又要去保全帝国主义吗？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一个不可能的笑话了！所以，我说这个会取名曰“人道”，但这应当不是向来人道主义底人道。
在这个会所标明的人道名义之下，应该彻底为不断努力的革命志士尽力，为革命志士作一种切实的后援机关，它应该使一般革命者在客观方面不至完全受敌人无忌惮的残杀，在主观方面不至陷于生活的绝境。这样，使革命者更加努力，更加无顾虑地走上前线。这样做了下去，这个会虽然表面只是救济被难的人众，同时也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压迫阶级的有力的组织。
这是这个会底使命，也才是这个会所提供出的“人道”！ |
我底转变及其它（1929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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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底转变及其它
王独清
（1929年1月21日）
最近不知道是甚么缘故，我忽然成了众矢之的，骂我的人竟然层出叠生，有些上海以外的刊物上还像是给我下了总攻击了。
好的，骂我的人我本来是应该敬畏的。我自信还有拜受教言的习惯，同时我也不想作德之贼的乡愿，一切对我个人的攻击本可以置之不理。
不过，我把目下一般骂我的言论细细检查一过时，我实在感觉了些莫明其妙的滑稽。做无聊的影射文章的人可以不必提起，只就那些指明漫骂和自命是从事于批评的人来说，实在有些地方徒只曝露出他们自己底无理取闹。在他们底文字中间，我看出了一个共同的基本观念，便是说我近来变转了方向，与从前的态度不合。闲着没事做的人便因而出之以卑劣的嘲骂。这种故意的不理解，故意用不纯正的文字作攻击个人的工具，固然是我们中国著作界特有的现象，但其实还是由于阶级底关系。我在这儿不愿对那般作支配阶级底代言人的人说甚么话，我只想把我转变方向的这点事实对明白事理的朋友们略略地加以解剖。
近来接到了外边朋友底许多来信，大致不外两类：第一类是对我转变方向非常赞许，第二类是完全站在反对的方向，说我自从转变后所做的作品都远不如从前的制作，并很是为我惋惜。这两类的意见自然都是出自对我的好意，不过若是要我老实地作答时，那我却是都不敢承受。我从前的制作，我自己并不觉得有过大不得了的好处，实在没有惋惜的必要；要是说我最近的作品不好时，那或者也是真的，不过这个我是可以力求进步。若果真是我过去的东西差强人意，那个决不是一步便可达到那样的境地，一定也是先经过了“不好”的阶段的。我现在的作品还不是一样？只要我底立场不错，技巧方面还不是总可以锻炼得好的吗？这种徒以我目前的几种作品便来反对我整个的意识，我觉得实在是一种莫大的错误。再进一层来说，一个人在社会变革的时期，决定了他应走的道路，实在并不是一种大不得了的事情，我觉得像我这种转变，正是我们这般人应有的行为。这只是对于真理的认识，并不是甚么升华的人生，也用不着特别的赞美。（所以，近来有许多人说“某种团体包办革命文学”，这是一种无意义的Démagogie。我相信若是真的倾向于革命的人，他决不能有这种存心，要是真有这种革命文学家，只在想他个人底历史地位时，那他本身便是一个赝鼎，将来他总有一天要被分化的激潮荡去的。）在这儿，我以为那些加意赞许我的朋友也同加意反对我的人一样，真把我看得太重了。
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思想界底变化真是一日千里，而社会上的分化也是一天比一天明显起来。我们可以看见五四运动以后，许多智识分子便都起了分化。当时的运动自然是一种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革命，而这种运动一达到了它底最后阶段时，便有一般不能够再进一步的分子停顿在那儿，而彻底左倾的便走了更前进的革命道路。这种辩证的社会底进展实在是一种当然的情形。中国底文学运动也是一样，创造社开始的蹶起在当时确是一种浪漫运动，这种运动的后期也便起了分化，这也是无可掩饰的事实。我们且看五四运动后的胡适，我们且看创造社浪漫运动末期的郁达夫，便可以明白不前进的智识分子底必然的归宿，而和他们正相反对的智识分子必然要有一个前进的转变是无疑的了。
我举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并不是为夸张我自己是彻底左倾的人，我只是为证明在社会起了变革的时期，智识分子是只有前后的两条道路：你要是不前进时，那你只有倒退，而这前进的转变方向决不是一种矛盾，更说不上甚么和从前的态度不合！
攻击我的人就是不懂得这点，仿佛以为我从前有过浪漫的倾向便没有资格来转变方向了。这种浅薄的观察实在不值得去驳斥。有些人又仿佛说我投机，这更是没有道理的嘲骂。我真不知道在现在这种局面下边，像我这样的转变方向能投机到个甚么出来？难道还是可以得到大学院底甚么奖金，还是可以出席甚么全国的教育会议吗？这是明如观火的事情，只可怜骂我的人太没有常识了。
本来自己这样向人说明自己，实在是一件不合算的事，不过我看不过的是目前一般想做专制暴君的人，他们要把别个固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要别个前进一步。我真不知道这种人有甚么权利可以作这样的法西斯蒂！他们自己本只是动物园中的狗熊，只知道在自己底水漕边打回旋，却还要强迫别个也和他们一样，这个便是不我得不说几句话的原因了。
总之我底转变方向，并没有甚么可耻。老实地说，这是我底进步！你们要是不要我进步时，那你们还是来把我杀了罢！
其次，我还要在这儿附带地说些其他方面的话。
许多人以为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转变了方向以后，便应该把他以前的著书或它所出版的旧书一概停版，才可以表示出彻底。这种取消主义（liquiduidatorenism）的主张是犯着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由于不晓得一切都是根据于历史而来，愈是马克西斯姆，愈是不能忽过历史。一个人底思想底变迁，一个团体底运动底转变，都莫不有本身底历史的来历，所以一切个人从前的著作或团体一向出版的书籍是决不能因为变迁与转变而取消的。反而是因为其不能取消，才可以保存到思想和运动底史料。
我来说这话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曾那样攻击创造社和我们底同人的。我这样的说了出来，我知道必定还有人要故意地不理解来说是自己掩饰，但是，道理是这样，强装糊涂的人我也再没有方法去启发他，也只好让他永远地糊涂下去罢。
还有许多人在批评作品的时候，却先存了一个攻击个人的成见，这种例子在目前真是举不胜举。最显著的譬如有人批评我底《杨贵妃之死》，根本便先没有捉到我那本戏剧底中心思想。本来《杨贵妃之死》是我一本过渡期底作品。但是那本戏剧底内容却有它本身底统一性的。要知道我那本戏剧是根据历史事迹来发挥我底理想的作品，这种历史戏剧底作法就是要用作者底想像去改变历史上原来的情节。但须要注意！这儿所谓的情节，决不是历史上重要的事实！譬如杨贵妃是爱安禄山，我并没有叫杨贵妃去爱高力士，只要这些重要的事实不错误时，作者尽可在可能的范围内运用他底理想。这是一般历史剧底作法，并不是我底创举。随便举几个例罢：易卜生底“KeiserogGalioer”，雨果底“Cromwell”，希莱底“DieRander”等都莫不是这样。就沙士比亚底剧本，也还不是在历史底轮廓上发挥他底理想的吗？独于我们底批评家却嫌我不全照历史底情节编戏，甚至于还有嫌我把杨贵妃看得太起了的。这种根本连历史剧作法底“A，B，C”都还不懂的人却偏要批评历史剧的创作，这只是自己在暴露自己空虚罢了。
我在这儿本不想替自己底作品作辩护的文字，我只是附带希望这种批评家不要用批评一篇作品作为攻击整个个人的策略。要是真要批评时，便须得客观地把该作品底时代性和阶级性说出。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底立场来作批评时，也得对于资产阶级底文艺先有素养才行。要是像目前这般资产阶级底文艺批评家（文艺家一样）实在还不配充当守护资产阶级文艺残垒的走卒呢！
一写便写了许多，现在我要暂且停止在这儿了。不过我要在这儿声明一句：以后无论那种刊物上再有攻击我的文字时，除了有事理可供讨论者外，其余一切漫骂，不管是对我个人或是对我底作品，我都是一概不能奉陪了。
二一，一月，一九二九。 |
编辑事项及其它（1928年8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编辑事项及其它
王独清
（1928年8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8年8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
近来神经虚弱到了高度，一月中竟没有写成一篇完整的稿子，现在编完了这期的月刊，看见同志们这样不懈的努力，真使我自己抱愧又抱愧了。
这期除克昂、伯奇、光慈各人底稿件都是续刊外，仿吾底一篇论文确是很扼要，很有价值的。资平和可情底小说都用时事来作背境，这正是我们应努力的方向，据我看来，我们都是在猛进着的，我们底态度也是一天比一天更见正确。
人类最怕的不能自我批判，而人类大部分却偏偏在忌讳着这层工作，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中所谓的文学家！不信请看现在的几个最少数的所谓文学家都是宁愿走到反动的路上去，而不愿受一点正当的指导。他们所奉行的信条是唯我独尊，他们把自我看成了一个超乎众人以上的皇帝，他们以为自我批判就要损失自我底尊严了。——这种情形，可以说是妨害文坛进步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我们为促文坛进步起见，很想在这一方面多用些工夫，淮备以后月刊中要加入批评的文字。我们一面要打倒时下自尊狂的人物，一面要实行严格的自我批判。只望社内外的同志多寄些这样的稿子来。我很望我们底同志都能养成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若是自己底作品能得到正当的指摘时，那是应该首先去欢迎的。
最近接到许多信，都是在问创造社底近状。本来只要我们底月刊继续与社会相见，创造社底近状也就不断地呈献于爱读者诸君之前，原不必再作其外的答复。不过我们于感谢之余，有敢于为爱读者诸君报告的就是我们底工作近来更进展了许多了。我们近来发起了一种演剧运动，大概今年暑假前，就要成立一个戏剧研究所，想借此造出一班演剧的人才来。在这几月的筹备期间，准先出些可以实演的剧本。固然在目前我们还不敢说到建设甚么特别剧场上面去，但总在我们现在的可能范围以内，想使中国底剧界起一个很大的革命。我们在这儿很热烈地期望着爱读者诸君底参加，好使我们底计画得以早日实现。
最后，我想借这儿把创造社文学奖金的事件略为一说。
去年六月间我由广东到上海以后，约有三个月的时光，仿吾也急急地赶到了。我们决意要把创造社切实地整顿，切实地光大；我们第一步的工程便是想招致现时的青年作家和我们携手同行。但是我们都是在沙漠中游行的骆驼，费尽了许多的心力，还寻不出几株青葱的树影。不过我们决不失望，我们始终相信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一定潜伏着有伟大的人才，同时我们承认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最有意义的时代，处在这样的时代若没有认清时代的作家，那怕便是我们民族死灭的先徵！这样，我们才决定了文学奖金的办法：我们是想借此能多招引些同志，同时也好借此鼓舞青年作家去努力。
可笑的是我们中国的社会，一件事体若是还没有见人做过的时候，便要惹起许多无聊的误会。文学奖金在外国固然到处都是，然而中国却怕是一个创举，因此便有些人竟然把这件事作为他们造谣的材料。其实这件事是最平常不过的，我们自信在我们现有的能力以内，总算是替青年作家设想了许多了。那些谣言想来也没有人会去相信。
有的人说，我们应该只备奖金，不一定要作品由创造社出版，若是作品要由创造社出版，那么奖金就应该多筹备一些。这话听去似乎很对，其实事实上却是很难做到。第一须先知道我们自己就是些没有余裕的群集，我们很想大规模地去奖励青年作家，但是你教我们从何处去筹办呢？唉，诸君！你们要说我们底行事欠公道时，我们也愿意承认，不过你们要知道在这种资本制度之下，我们也没有方法使我们公道，最好是我们一同去斗争，把这个万恶的资本社会打破后，再来寻公道的所在！ |
新的开场（1928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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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开场
王独清
（1928年8月1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一
时期到了，我们要切实努力于我们艺术底解放的时期到了！
目前，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之下，个人主义底妖氛正迷漫着我们底大陆，我们底一切都快要被这种空气所窒死，我们底艺术也被加上了重重的桎梏而不能有一步的前进。
我们认清了艺术底职务是要促社会底自觉，艺术决不能为少数者所私有，决不能只作少数特权者底生活和感情的面镜。我们认清了艺术若不去到多数者底大队里面，它底根本便不能成立。
所以，在这个重大的时期，我们要切实努力于我们艺术底解放！
二
时期到了，我们要从艺术中解放的时期到了！
这是无容讳饰，过去我们多陷于一个错误的深渊里：我们曾经把艺术当作了一个泥塑的菩萨，在所谓艺术至上主义的声浪中，我们曾作过些无意义的膜拜。
这个是因为被一向排斥多数者底艺术底本质所迷惑，结果自然成了艺术底奴隶。我们现在的要求是要破坏那种艺术底本质要使艺术来隶属于我们底生活而不要使我们底生活为艺术所隶属。
所以，我们要努力于艺术底解放，还得努力使我们从艺术中解放出来！
三
但是，我们目前的世界已经分裂成了两个整个的团体：一个在尽性地榨取，一个在血淋淋地苦斗。这两个团体底激战将愈进愈猛，而决没有一点可以融和的余地。
在这血淋淋地苦斗着的阵营中的我们，誓要夺回我们被剥夺的自由，恢复我们被压禁到呻吟地步的言论，要把我们底屈辱除去，要使我们有新的生活底到临。
在这儿，我们底艺术有一个新的开场了。
“那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这句话我们便用来作了我们今后艺术底制作的唯一信条！
四
我们要切实努力于艺术底解放，我们要努力使我们从艺术中解放出来，我们要把艺术作为我们苦斗的武器，——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场了！ |
文艺上之反动派种种——在暨南大学的讲演（1928年7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文艺上之反动派种种——在暨南大学的讲演
王独清
（1928年7月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8年7月《澎湃》第1期第3-5页。
只有几个月的时光，我们底革命文学运动竟涨到了高潮。这在旧的不前进的作家自然是一个莫大的打击[1]，对于新的前进的作家却给予了不少的勇气。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底开展。
这时代底开展，自有它底历史的必然性存在，决不是忽然而来的事实。因为有它底历史的必然性，当然有它底价值和效能。我们对于一切反对派的论调只有认为不理解的取闹的表现，自无详细置辩的必要。
不过在许许多多反对派的论调中却有两派比较动听的论调：第一，是说普劳列搭利亚革命文学须要普劳列搭利亚去制作，现在从事于普劳列搭利亚革命文学的人既都是智识阶级，当然便不成立；第二，是说现在的作品还距离普劳列搭利亚文学有十万八千里，这是说，现在的普劳列搭利亚革命文学不是充分的普劳列搭利亚革命文学。
这两种论调其实只是一种，都是对于革命文学底本身不敢加以攻击，却把枪头指向现在的作家和作品上面，预备射倒了目前的这个战垒，便可间接使全营覆没。这自然是反对派底一种卑懦的策略，而其实还是由于对于历史和社会的盲目所致。他们底谬误只要略加指摘便会曝露出来的。
第一种说现在从事于普劳列搭利亚革命文学的人都是智识阶级，这自然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但发生的没有错误，并且还是当然的现象。我们且不说文学，先就整个的社会革命来说罢：社会主义底理论就是开创在智识阶级底手里，并且革命底开始，指导者亦莫不是智识阶级，这儿有两个最重要原因：第一，普劳列搭利亚每天作着强烈的劳动，往往只顾到个人目前的利益，而不能有整个的伟大的战略；第二，普劳列搭利亚因为常被目前生活底逼迫，开始战斗的期间，每容易受支配者底欺骗。有这两层原因，所以当革命开始时，理论方面，指导方面，都有待于智识阶级底崛起。同样，我们底革命文学也必须智识阶级来提倡创造，才能正式的成立，普劳列搭利亚革命文学作者底必要条件是第一要有普劳列搭利亚革命的意识，第二要能写文学（虽然和布尔乔亚的文学是两样东西）。在这第一个条件之下，已经不能说凡是普劳列搭利亚都有普劳列搭利亚革命的意识，而第二个条件在目前中国更是难之又难。要是说因为目前普劳列搭利亚不具这种条件便不要提倡普劳列搭利亚革命文学，那么，还是同主张普劳列搭利亚底素养不足便不要急急革命的论调一样，结果还是有意识的反动，结果还是直接攻击革命文学底本身。
第二种是说现在作品底幼稚，这层我觉得更容易置答。现在作品底幼稚，或者也是事实，但是若果那些作品不是作者无诚意的投机的表现时，幼稚并没有什么害处。这其间或是我们对于普劳列搭利亚底意识没有充分地获得，或是文学上的技巧与力量的不足，但是这都不足为虑，只要我们努力，幼稚终有成人的时候。十万八千里的路程，我们或坐火车或驾飞机，总有赶到之一日的。
以上便是两派反对现在革命文学的论调底谬误。最后，还有一些人很浅薄地在讥诮目前革命文学者不去作革命工作而只是空摇笔杆，这却由于不懂文学到底是一个甚么东西的缘故。我们可以说，每个阶级底文学家便是每个阶级底代言人，而每个阶级底文学便是每个阶级保护自己的利器。普劳列搭利亚又怎么不是这样？革命发展的方面很宽，我们底文学便是我们革命的一个战野，文学家与战士，笔与迫击炮，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只要我们切实地，诚意地站到真正革命的营阵里边，那我们这种工作，便是革命的工作。并且我们斗争的方式和由斗争得到的危险也和其他运动的同志一样。
总之，反对目前革命文学的人，反对目前革命文学作品的人，更说革命文学的工作不是革命工作的人，都一样是Demagogues，都一样是支配阶级底律师，亲随，走狗！
八，七月。
[1]这句话，王独清在收入《自选集》时修改为：“这在旧的不前进的作家自然会觉得是太不舒服”。 |
《前后》叙言（1928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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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叙言
王独清
（1928年6月4日）
这儿收集着七篇信札和五篇讲演，我把它们分作前后两部。
前部除了给法国朋友摩南的信以外，可以看出我从前的思想是怎样的混乱，怎样的不统一，怎样的不得要领。后部完全是我方向转变后的表现，虽然没有深刻的见解，但总算是走上了唯一应该走的大道。
可以说，我是前后判若两人了。
但是，这不但没有甚么羞耻，反而在我个人是一件很可欣喜的事。
我现在把我底前后暴露在这儿，希望还有抱着和我从前的态度一样的朋友也赶快和我一样的来转变方向。
真的，朋友们！在这伟大的社会变革的时期，要使自己进步，先得使自己能前后判若两人。
上海，四，六月，一九二八 |
世界新兴文学底基调（1928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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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兴文学底基调
王独清
（1928年6月21日）
〔说明〕本文收入于王独清著《独清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12月出版。
一讲到“文学”这个名词，很容易引起人联想到文学与社会脱离或不脱离的问题，很容易想到耽美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等等文艺家底主张。时在今日，在我们革命文学已经澎涨到高度的今日，对于这些问题和主张固可以再不必详细驳斥，我们现在所应该正确认识的便是世界新兴文学底基调。
文学。它底背境是甚么？这个可以简单地回答：是“政治”。这个或者对于向来主张文学至上的人是一种污辱，但是，事实终归是这样，一点也没有错误的，因为文艺是用思想感情组织而成，而其思想感情却决不是由空中落下来的，必然的是为现实社会所支配，必然的是社会实际问题的产物。并且，不但作品底内容不能脱离社会，就是作品底形式以及它所用的语言，它所表现出的音调，色彩等等也都必然地要受当时社会底约束，必然地要受现实社会底限制。但是我们须要明白，所谓现实社会是一个阶级的社会。这个社会底一切都是在一个阶级之下规定的。这层且让我举例来证明。
我们知道在一向文学史上所谓开拓近代文艺思潮的大师卢梭是一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个政论家，他因为看到了他底故乡日内瓦市民受着两重压迫，他发现了“世界底二大罪恶”：“压政与战事”。他才著了他底《不平等起原论》。他底一切文学上的作品都莫不是根据他这层观念而出发的。这是因为卢梭底立场是当时底第三阶级的市民底立场，他底敌人便是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的贵族僧侣。他那些作品底结果是甚么呢？这便是法兰西大革命底发生。果然！卢梭代为申诉的第三阶级的市民起来推翻了第一阶级和第二阶级而共和国家才在世界上露出了面目。
这个例非常明显，在这儿我们可以明白文学底背境是一个阶级的社会，而这个阶级又必然地有它底政治斗争，而文学家又必然是这个政治斗争的代言人。
这层，我们既已首先明白了，然后再来决定世界新兴文学底基调。
但是这个要详细讲时，怕要包括社会科学底全部，我在这儿想用一个明了的说法来从事说明。
我们既讲到卢梭，就不妨用卢梭来讲下去罢。
我以为近代有两个思想家开拓了两个时代。这两个人第一个是卢梭，第二个是现在在我们中国最犯忌讳的马克斯。
二百年前即卢梭以前，完全是封建制度的时代，而帝王及僧侣底暴虐达于高度，故卢梭首倡民约，掊击当时底政治，这个一面影响了法兰西底民主革命，一面在文艺上建立了浪漫主义。所谓浪漫主义，便是对于古典主义的反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个性底解放”。果然在各国都跳出了伟大的作家，真算是极盛一时，而当时他们底作品都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抗同时努力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的。这样继续了下去，第三阶级的市民在世界上大都得到了政权，遂一直维持了一百多年的时光。这中间经过了长时间的推移，因为要保持自己底地位和巩固自己底基业的起见，得了政权的第三阶级遂兴起了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样，便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资产阶级。在文学方面，由浪漫主义推移下来，一直到现代底颓废派，耽美派，完全把文学用到个人享乐上边，这正同政治站在一个立场。要是用纵剖面来看时，这种文学前进的形式恰同政治前进的形式成为平行线的行程，其间是没有一点冲突差异的地方；要是用横截面来看时，那是无论那一段的横截面，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现代便是文学和政治同走在个人发展的最后阶段上，必然的这种文学家是拥护资本主义，代表资产阶级的。我们可以说，卢梭底思潮一直传了下来，到现在这思潮底本身已起了很大的矛盾了。
在这资产阶级这样暴横的时候，必然有一个思想家出来掘发它底谬误，这正同封建阶级到最后阶级时有卢梭起而狂呼的一样，果然一个思想家挺立在我们底面前了！这个思想家便是马克斯。
马克斯底最大功绩，是使人类底理想和行动合而为一，而能根据历史的解说推翻过去的一切，同时又有一个精密的建设计划。这对于旧世界底人物当然是一个极端的打击，但是新世界底产生却必然的要赖他底思想作为指南针的。
他在他那稀有的著作《资本论》中收集了那些可惊的难以非难的材料，把产业制度攻击得身无完肤，使我们知道我们一向是在受资本主义底榨取而毫不自觉。他又用他非常确切的历史观察证明了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这儿，我们才发现了无产阶级的大众，我们才有了一个新的社会的组织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决不是一个空谈，是依赖着无产阶级底斗争而获得政权以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的。
这正同卢梭影响了法兰西大革命的一样，马克斯这种思想底第一步的实现便是俄罗斯底十月革命。并且这正同卢梭对于文化的改革一样，马克斯把旧的文化给了一个根本的驳斥，从新建设了新的文化。这样，必然的也同卢梭当时底情形一样，在文学上树立起新兴的文学。这个新兴的文学便是我们现在从事努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好了！我说的新兴文学底基调便在这儿了。这似乎已经再不必多加解释，很显然的，很明白的，现在世界新兴文学底基调是无产阶级斗争！
我这样讲来实在是太讲得简略了。但是现在的环境使得我不能详细来说，在这儿我是只能提出这点历史意义，现在我们从事文学的人没有别的，赶快认清新兴文学底基调，充分地作一个新兴阶级底政治斗争的代言人罢。这个，便是我今天提出这个讲题的微意。
记牢这一句话：文学底背境是“政治”，文学家是政治斗争的代言人！
二一，六月，一九二八 |
致《畸形》同人书（192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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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畸形》同人书
王独清
（1928年5月17日）
敦庆，启煦，冰庐，韵铎，绍宗：
你们要我给你们要出版的《畸形》作一篇论文，我因为一时想不出甚么题目，故写这封信来作代替。
“畸形”！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先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军阀假借革命的招牌在肆行杀虐。土豪劣绅卖身给帝国主义在维持他们底地位，一般智识阶级在做着资本的黄金迷梦，一般文人——哦，可怜！虚无主义者也有，个人主义者也有，夸大狂的也有，都在乱跳乱舞地奏着他们不三不四的丑技……我们底时代便是这样，站在历史的观点上来说，像这种杀虐，像这种混乱，正是真正革命暴发的机运，这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我们若只单纯地去观察这些军阀，土豪，劣绅，智识阶级，特别是我们底文人等等，那我们底眼前便要映出来一群半人半兽的怪物！这个给我们的印象是甚么呢？便是表面上的一个整个的“畸形”！
其次我们来说我们自己。实实在在地说一句话：我们现在努力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人都是些小资产阶级。我们目前固然也还没有产生出几篇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作品，但是就我们很少很少的（可以说是一鳞一爪罢）成绩看来，终还不能消除我们现居住的这个阶级的气氛。这个，我个人也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畸形”。
啊，“畸形”，“畸形”！——我们真好像是站在一个畸形的世界上了。
所以，“畸形”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的。
不过，我们却要知道这种畸形的世界决不会常久存在。不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般怪物在怎样的猖狂，终归敌不住真正革命底巨浪，到那时他们就要被淘洗净尽，我们底时代就要化畸形而为健全。现在虽然我们还不能产生真正的，完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克服自我，极力去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那我们总能把我们这种腐败的阶级底衣裳脱去，赤裸裸地站在无产阶级底战队里面，到那时我们底文艺作品也就要化畸形而为健全。
啊，到那时，朋友们，你们底“畸形”，也就应该一变而为“全形”了呢！
现在，在这种“畸形”的过程中，这个名字很可以使我们常常警惕，我们要努力向“全形”方面走去。
我们应该免除趣味主义的创作，我们要把我们底意志锻炼得坚定又坚定，我们不伤感，我们不愁叹，我们不畏缩，我们不倦怠，我们不看马路上坐包车的太太，我们要看炭坑里生死奋斗的工友……
要这样，我们才能向“全形”方面走去。要这样，我们总能化“畸形”而为“全形”。
前进罢，我亲爱的朋友们！
独清
一七，五月，一九二八 |
知道自己（1928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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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
王独清
（1928年3月15日）
我们应该伤心，十二分的伤心！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时代。我们住在处于这样有意义的时代的中国，我们，以文学家自命的我们，以作家自命的我们，却不见有一篇代表时代的作品，不见有一篇代表时代的中国的作品！
从前希腊古代有一句格言说道：“知道你自己”。这句话我们不妨用来作现在我们底格言。因为我们统统是不知道自己！
听了我这句话，你要是反驳地说道：“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我知我自己是人，我知道我自己是中国人！”那你便是在诡辩！那你这种不愿意自省的小资产阶级的傲骨，使你到死都不知道你自己！
我所说的“知道你自己”不是要你知道你自己是人或是中国人。我是要你知道你自己是甚么时代的人或是甚么时代的中国人。
到底我们所处的是甚么时代？在这儿，我觉得用不着详细来解说，我们只须简简单单地一看事实便能立刻明白。我们只简简单单看我们中国底事实罢：帝国主义对于我们的侵略，屡次剧烈的惨案，我们伟大的罢工运动，政治上出人意料的突变，空前未有的屠杀，历史上第一次的大暴动……——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去看，不知道有多少向我们说明时代的事实。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去看，我们立刻可以明白我们是甚么时代的人。
然而，我们不愿意去看，我们一点也不愿意睁一睁我们底眼睛，我们只知道作梦，我们只矜持着我们底矇眬矇眬又矇眬，不怕时代怎样的摆在我们底面前，不怕时代怎样的在招致我们，我们却只是不管，不管，不管！
这样，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是甚么时代的人，永远不会产生时代的作品。
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许多血淋淋的大事件在我们面前滚来滚去，我们要是文艺的作家，我们就应该把这些事件——地表现出来，至少也应该有一番描写或一番记录。我们要真是以文学作家自命，那我们就应该这样。因为一个文学作家决不是写一写自家底生活可以了事，也决不是唱一唱无可奈何的哀歌所可了事；文学作家是要把捉住他底时代，是要用直观来把时代一切伟大的事实包括在他底作品之中。这儿没有甚么Spieltrieb，没有甚么“jeudemots”，没有甚么inspiration，没有甚么“为艺术而艺术”，这儿只有研究，只有体验，只有下刻苦的工夫。
我们，自命为文学作家的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病症，便是不能吃苦！譬如上海这个地方，要算是最复杂的一个都会。我们要细细地考察和分析时，那我们底眼前不知道要涌现出多少刺激我们的材料：土豪，劣绅，买办阶级，资本主义走狗……应有尽有；公司，酒店，旅馆，娱乐场……应有尽有；工人，苦力，乞丐，娼妓……应有尽有；工厂，牢狱，巡捕房，贫民窟……应有尽有——真是说不尽，说不尽！这些材料都在我们底眼前，我们可以用来制造种种的文学，或是曝露，或是叙述，或是宣传，或是煽动，任何方面都可以使我们写出伟大的和强有力的作品出来。况且历史上最动人的事件像五卅是发生在上海，使我们受刺激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多少少！但是，奇怪！我们常住在上海，我们所有的文学家都聚会在上海，然而不见有一篇那样的作品！住在这样的一个都会，我们底文学作品反而是些不成器的赞美自然和无聊的陶醉恋爱的断简残篇。这真是一桩怪事！我真不知道我们底文学家都在怎样生活。我们底文学家都在作些甚么！或者那些赞美自然和陶醉恋爱是我们文学家和他底爱人游公园时所得的灵感，那么，我们底文学家真算是健忘又健忘了呢！上海底公园是谁的？上海底公园是怎样有的？这层，我们倒不能不佩服我们文学家与现实隔绝的本领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们只愿个人享乐，不愿考察我们底社会和分析我们底环境，我们最大的病症便是不能吃苦。
“吃苦罢！”我觉得我们在中间有提出这个口号的必要。
但是，我们却要禁止伤感，禁止愁叹。我们底态度要和炭坑里和生死奋斗的工人一样：除了紧张和严肃没有别的。我们须得深深地忏悔，深深地反省。现在的自然已经用不着我们赞美，恋爱也用不着我们陶醉。我们今后所有的时间已经由个人而转变为大众的，由安静的转变为斗争的了。我们要是不想在这种时间中生活，那我们只有去死，只有去自杀。
我们已经只是矇眬，矇眬便是作梦，作梦便是糊涂。我们是不曾知道我们是甚么时代的人，我们不曾知道我们自己！
我们要吃苦！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
一五，三月，一九二八。 |
五三——在上海学生军检阅大会上的演讲（1928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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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在上海学生军检阅大会上的演讲
王独清
（1928年5月10日）
诸君！诸君！我们又在流血了！
我们本是不怕流血的。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严重的时代，我们早就预备着把我们底生命丢在斗争的漩涡里面，我们本是不怕流血的。
不过，我们这次的流血，又和三年前的五卅相同，是外来的帝国主义直接屠杀我们的具体表现。我们一面身受着这种耻辱和惨痛，一面眼见我们国内新旧军阀投身在帝国主义底膝下而置民众底死难于不顾，我们只感着了我们好像是别人底枪械下的生物，我们好像是专为别人屠杀而生的一样。
我们真是太可怜了！三年前五卅底血迹还没有干褪，这五三，我们又在流血了！
诸君！诸君！我们一向迷信着当局可以代表我们，一向迷信一般骗人的政客所说的鬼话，以为等到中国统一以后再去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一向总在这样迷信，现在呢，已经到了这样的生死关头，我们应该醒转来了，醒转来了！
这次事件底重要起因，谁都知道是日本底军阀内阁田中义一想要打消国会底不信任案，要把反对派底视线移到中国，借以缓和两派资产阶级底内讧。这是军阀应施的伎俩，原因就是为保持自己底地位！在这儿，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便是中外军阀行事的动机如出一辙。所以，在目前我们中国政局被新旧军阀所垄断的时候，我们决寻不出可以代表我们的时局，他们一切会议当然还是建在他们彼此个人底地位上边，而用我们作为勾结的牺牲品。
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唯一策略，便是要使中国不能统一。英帝国主义是盘踞了长江一带，日本帝国主义则是把持着北方，他们各自和各方底统治阶级连结，而同时彼此又有秘密的同盟，这便是一个又明又显的证据。就是这次的事件，日本也还不是一面给所谓北伐军一个下马威。一面借此保持北方军阀一部分的政权吗？所以帝国主义底唯一策略就是要我们不能统一。
诸君！诸君！我们应该醒转来了！我们要反对一切新旧军阀，同时积极地打倒帝国主义！
在这儿，我要对我们这般从事于文学事业的人下一个警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文学家，便不必一定要加入这种巨烈的实际运动。我们若真是有这样的见解时，那便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们若果真是文学家，那我们一向便已经站在理论与正义的上边，我们早已与狂暴的资本帝国主义成了不能合解的仇敌。这儿决没有国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观念，这儿只有一个被压迫阶级底斗争的立场。我们不但不能丝毫退却，反而要猛烈地团结起来作先锋的进攻。
这正是充实我们生活的机会，我们就赶快马上起来作战罢！
我们要认清我们底目标，我们要拿稳我们底态度，我们更要坚固我们底战斗力和维持我们底牺牲精神。
我们应该把我们底运动扩大，努力地唤起广大的农工。在这儿，要是用得着我们作些文学的工作时，那我们便要作宣传和煽动的工作。
诸君！诸君！只有一条路横在我们底眼前了！这条路可以决定我们底生死，我们再没有时间在路旁徬徨，我们要快列起我们底战队一直地向前走去！
诸君！诸君！赶快团结起来！赶快作宣传和煽动的工作！
十，五月，一九二八。 |
知道你的时代！（1928年2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知道你的时代！
王独清
（1928年2月2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8年3月15日《流沙》第1期第3-4页，署名：独清。
古时，希腊人有一句格言，叫做：“知道你自己！”
人为万物的权衡这是当时的思想；在这种时代，这样的标语是必然而正当的。
我们现在呢？新时代的青年诸君！我替诸君想，只有而且不得不是：“知道你的时代！”
你们没有感到过封建势力与经济的压迫吗？你们没有看到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屠杀吗？
你们心里没有怀抱过这样的两个问题吗？干什么？从哪里干起来？
事实上，稍有神经的人已经觉到了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双重的压迫与苦痛，而革命的青年已经不断地在问自己：干什么？从哪里干起来？
但是，我们得把问题改变一下；就是，我们要怎样才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干什么，应该从哪里干起来？
知道你的时代，你才能够知道你应该干什么，应该从哪里干起来。
“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他的存在，倒是他的社会存在决定他的意识”。纵令你能够“知道你自己”，但是，任你怎样求诸你自己，你终不能在你自己里面把握着整个的现实的世界。最后，等待着你的只是可诅咒的卑怯的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者只有二类：不是生理上不健全的劣种，便是支配阶级的忠实的马弁。他们的不幸是他们不能或不肯知道他们的时代。
知道你的时代！你的时代——即你所生存着的社会之现在的发展阶段，规定了你应该干什么，应该从哪里干起来。
裂开你的眇小的自己！（其实革命的青年已经要不裂开也不可得了）裂开你的眇小的自己，睁开眼睛，以清楚在你面前转动着的血淋淋的时代！
新时代的革命青年诸君！恢复你们对于时代的信仰！明白新的时代将要带来一些什么东西，而有意识地开始你们的行动，担起你们的任务！
新时代将要在各方面促成彻底的变革。
知道你的时代！
二月二十九日 |
子畏于匡（1928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子畏于匡
王独清
（1928年12月）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9年1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6期第37-49页。
（上）
——唉唉，昨夜怎么又没有梦见周公呢！唉唉，昨夜怎么又没有梦见周公呢！孔子一觉睡了醒来，微微地伸了一伸懒腰，看见已经有几个门人站在房门外边了，便急忙一翻身由土坑上爬了起来，曳起他像读“诗”的调子说了这样两句独白。
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他每当早晨还没有睡醒的时候，门人们总要轮流着在他旁边站一两个时辰的班的，为的是等他起身后侍奉他洗脸漱口梳胡须等等的事情。在他也是一种习惯，起身后总要先说两句独白，不是说昨夜梦见周公，便是说昨夜没有梦见周公，不然便是先叹两口气，表示他一夜都用着思想，没有安稳地睡觉，接着就说是现在的世事是不行了，使他不能发展他底才能等等，大概总是只说到两句的样子，便不再多说。门人们马上便捧着梳洗的器具围了上来，一面请他梳洗，一面给他问安。
可是今天早晨孔子有些惊讶了。他由这店房中的土坑上爬了起来，并且照常地说了两句话以后，却还不见那几个站在门外的门人走上前来。他以为是他睡的这个土坑的方向没有正对着房门，门人们没有看见他是已经坐在了坑上，一面或者也由于他说话的声音太小的缘故，所以便又把嗓子提高了一下，仍然用他读“诗”的调子，再重复地说道：
——唉唉，昨夜怎么又没有梦见周公呢！唉唉，昨夜怎么又没有梦见周公呢！
这一次声音的确是很大的，在房门外的人无论如何总可以听得见了。但是，奇怪！那几个门人还是连动也不一动，好像简直没有这一回事的一样。这个使孔子底心中完全冒起火来，他使劲地把他身上的长一身有半的寝衣一脱（差一点怕就要扯破了），由坑里面拉出一件外衣来披在了身上，便很愤怒地跳下了坑来。可是这时当他揉了揉眼睛，注意地一看那几个门人时，他才发见他们底脸都是朝着外边，并且个个人都带着一种惊慌的样子，特别是那个瘦弱多病的颜渊，或者因为他衣裳穿得太薄的缘故，只见在不停地打着冷战。这分明显露出了是有甚么意外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唔，回呀，是有甚么使我们敬戒的事情吗？毕竟还是颜渊可以使孔子不发脾气，孔子看见了他那种可怜的样子，便首先叫着他发问。
这时门人们才注意到孔子了，都一齐回过了头来，卤莽的子路听了孔子在发问，便不等颜渊底回答，先扬起脖子来报告道：
——先生呀！不知道什么缘故，这儿匡地底农民把我们住的这个客店围住了。他们有的拿着镰刀，有的拿着锄头，预备要杀我们呢！
这事来的真是有点惊人，孔子听了子路底这个报告，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唔，唔……
这时他才真个听到外边群众叫喊的声音，同时也看到通过他房门前的院子，在客店底大门口拥着的那群执着武器的农民了。因为这事来得太觉突然，竟使他失了一向威而不厉和恭而安的态度，不觉带了颤声向子路问道：
——哦，由呀，你是听见他们说是要杀我们的吗？
这时颜渊看出孔子是有些害怕了，便忙抢着用安慰的口吻（其实他自己还打着冷战呢）说：
——我想不会的。有先生这样的圣人在这儿咧，他们怎么敢行其不义呢！
子贡在一旁正在为他身边带的旅费忧愁，这时也忙插了一句：
——他们怕是为抢劫我们底货财的罢？
毕竟还是颜渊可以使孔子安心，他底一句话果然便发生了效力了，孔子并不理子贡底推测，仰起头来叹了一声道：
——啊啊！回呀，你真说得对！你若有钱时，我一定去作你管钱的人。啊啊！回呀，你真说得对！文王虽然死了，但是承继他的除了我还有谁呢？假使天不要人承继他，那我可以随便被甚么人杀掉，但是天已经要人承继他了，那么匡人敢把我怎么样！匡人敢把我怎么样！
——是呀！颜渊看见孔子底胆渐渐地壮起来了，便再附和地说：前次桓魋要害先生时，先生不是也这样说过吗？结果果然他不敢把先生怎么样呢。
——啊啊！孔子不觉又惊赞起来了。连二连三地点着头说：回呀，回呀，你真是闻一而知十呢！我自有了你以来，这些人们（他用手指着他身旁的几个门人）不知道得了多少的益处，你使他们更要信仰我，更要亲近我了。回呀，回呀，你若有钱时，我一定去作你管钱的人。
这师徒两个就尽管这样互相标榜了一阵，对于目前了不得的祸事还没有一个切实的办法。这个竟然激恼了那位遇事切于实际的子张了，他很愤慨地向着孔子抗议道：
——现在不是说空话的时候。我们一向只知道读书，遇到这样的事情，若是还在“文质彬彬”，恐怕大家当真要跟着文王去了呢！
这几句话说得真过于强硬了，竟使孔子几乎马上答不起话来。——这种情形不知道有多少次数了，子张说出来的话总使孔子难于应付；好几次孔子想不要这个弟子了，但又因为他应送的束脩总是按时交到，所以便又马马虎虎地敷衍下去。现在子张又这样不客气地说话了，这使孔子不得不发脾气，两个眼睛盯住了子张，很想大大地发作一下。但是在这个时候，忽然子路大叫了一声，用手指着前面说：
——看呀！看呀！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孔子忙撇开了子张，跟着子路底手看向前去，果然是有十多个高大的农民由店门口走了进来，他们手中都拿着一把镰刀，赤着脚很粗野地向这一方走来。
——唔，唔……孔子看见门人们都在面面相觑，吓得没有一个敢动，自己不觉得也同颜渊一样，全身上都在打起冷战来了。
——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这些野人？还是子路英勇，虽然也同其他的门人一样的害怕，但是当到那几个农民要走到面前的时候，却振起了精神，把袖子一卷，挥着两个拳头冲上前去问了一声。
——走开！我们不同你讲话。我们要的是阳虎！
大家听了为首的那个头目底粗野的回答，不觉同声诧异地叫了起来：
——阳虎？
——阳虎？
——阳虎？
——……？
这时聪明的子贡知道这时只是一个误会，并没有多大的危险了，便走上前一步去办交涉：
——你们弄错了啦。这儿羊也没有，虎也没有，这儿有的只是孔夫子，你们再不要撒野了！
——诸位错了，我是孔丘呢，孔子也忙拱起手来鞠躬如也地分辩。
——啰？甚么？你是孔丘吗？
——是的，孔子忙又答应着说：我实在是孔丘。许多人都因为我底面貌有些地方很像阳虎，便以为我是他了。其实阳虎并不一定同我相像呢。最不一样的便是我这头！（孔子说到这里，忙把他底后部靠住房门，——或者因为冷战打得太厉害了，有点站不稳的缘故罢。——把腰弯了一下，低下他底头来让他们看）我这头是坟起着的，这个尖顶是阳虎所没有的呢。
卤莽的子路又抢着说道：
——你们或者以为夫子去会过阳虎，便也把夫子当成阳虎了吗？可是他虽然会过阳虎，仅仅答应过说是要去谋一点事做，其实他还没有实行。他不过只吃了阳虎底一个烧猪罢了……
卤莽的子路只知道抢着说话，却不知道话底轻重，这几句不需要而容易坏事的话还没有说完已经把孔子气得脸都变白了，他不等子路底话完，便狠命地回头来骂着子路说：
算了罢！哦，由呀，你真野呀，你真野得同这些匡人一样了，君子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总是不说的呀！你怎么却是这样地爱说话呢？
但是事情终归被子路弄坏了，不怕孔子这样骂了几句，却已经挽不回来那几句话所发生的不好的效果。这时匡人底头目在张起大嘴哈哈地笑起来了。他一面笑，一面严厉地说道：
——是这样吗？哈哈哈！你不是阳虎，也是阳虎底同党！阳虎在我们这儿刮了许多地皮，大概你也分了些罢？哈哈哈！捉住你，同捉住阳虎一样！横竖你们两个生的都是差不多的，所不同的只一个头，这有甚么要紧呢！你说你是孔丘，好！就是孔丘也罢，又有甚么大不得了处！你终日在讲道德，说仁义，试问你自己到底做了些甚么。你底手拿过锄头吗？你底脚在田地里跑过吗？你怕连麦子和谷子都认不清楚呢？还亏你招摇了这许多徒弟！还亏他们把你叫作“夫子”！哈哈哈！夫子，你配当夫子吗！你到处去勾结皇帝，勾结官僚，想来蒙蔽我们百姓，你是只要我们百姓跟到你走，你是不要我们有知识的呀！哈哈哈！听说你不久才在卫国和卫灵公底老婆叫作甚么南子的要好得不得了呢哈哈哈！怪不得听说你有个甚么徒弟得了一身的毒疮死了呢。哈哈哈！为捉阳虎，却捉到了你，刚好！刚好！
这样一串淋漓的痛骂，弄得全体都不敢说话了。就是善辩的子贡，也变得像三缄其口的金人一样。孔子是把一个全身都贴在了门上，两眼发着直光，脸色简直变成死白的了。
沉默了一阵，不知道是孔子底样子太可怜了，竟使匡人底头目生了同情的心情，或者还是那头目想起了别种缘故，觉得不宜把孔子辱得过火，他竟没有用他手里的镰刀，忽然再向着孔子说道：
——也罢！我不杀你，我让你自己饿死！我们只把这店门围住，使外边没有粮食送进来，店里没有饭给你吃，就让你这样饿死！像你这不拿锄头的人也正应该尝尝这个滋味呢！
真像是判决罪人的一样！那头目宣布了他定给孔子的刑法，便掉过了身子率着他底同伴走出店外去了。
（下）
孔子这次是由卫国出来的，他这次离开卫国，实在因为有一桩最痛苦的事体，使他在那儿再不能安居下去了。他到卫国不久的时候便和卫灵公底夫人南子发生了恋爱。提起这个南子，在当时真是无人不晓：她底美色在倾倒着一切的公卿大夫，特别是卫国掌兵权的左右司马，简直疯狂一般的拜倒在她底脚下。卫灵公也就是靠这种情形在维持着他底政治局面的。可是不知道是甚么缘故，孔子到卫国不过几天的工夫，便和她发生了恋爱了。这个对于卫国底公卿大夫实在是一件闯入的打击，因为孔子底声名和地位颇能得那位虚荣心强烈的南子底欢心，因此那般公卿大夫便想出种种方法去制牵卫灵公，使他不能给孔子甚么官职，免得孔子死守在卫国不走。
这便是孔子痛苦的所在了。他一面忍受着那种不能常常接近的相思底烦闷，一面又要对付那般公卿大夫底种种阴谋。他很想在卫国能得个一官半职，便可以住了下去，但是事实上终于没有成功。
有一次卫灵公和南子坐着一个车在街上巡游，因为要优待孔子的缘故，便请孔子独坐在另一车上跟在他们后面一同走着。当时街上的人们都在啧啧地称羡，说孔子底身分真同皇帝一样了，因为从来很少有人得过皇帝那样的宠幸，那种荣耀几乎是从来没有人享受过的。但是这个却不能使孔子快乐，他坐在后面的车上看见卫灵公和南子很亲热地并着肩谈话，他填满了嫉妒的愤火的心就像是一个塞着煤炭的火炉一样，渐渐地渐渐地爆燃了起来。最后是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竟然像发了狂的一般也不招呼一声执辔的车夫，使车子停住，便一耸身由车上跳了下来。可是因为车子走得正快的缘故，他竟像翻了一个斤斗，接着便跌倒在街道上了，及至左右的人把他扶起时，他看见许多人在围着他问讯，他昏乱的神经才有些恢复了转来。因为弄得过于不好意思了，他便忙指着卫灵公说道：“啊啊，我没有见过人君好德像好色一样！啊啊，我没有见过人君好德像好色一样！”
自从闹了这次笑话以后，孔子底举动总有些不能保持平均的样子。最显著的便是他用拐杖打他底老朋友原壤，还有子路为他杀了一只野鸡，炒得很好的呈给他时，他却只把鼻子偎在肉上嗅了三下，便连盘子都一齐摔到地上去了。——这一类的事情每天他总要演好几桩给门人看的，他底脾气变得非常奇怪，椅子摆不正或是下酒的冷猪肉切得不好时，都是他骂门人的资料。并且怕是因为神经渐渐虚弱了的关系，他又喜欢吃起刺激性强烈的食物来：生姜便是他最喜欢吃的一种，常常为了门人忘记去买的缘故，闹得连饭都不肯去吃。门人们被他弄得真有些头痛起来了。
不过在他底门人里边颜渊却是一个最能得他信用的人。每当他和门人吵架的时候，总是颜渊出头来调解才把事平下去的。颜渊大概也有些明白孔子的苦处，所以屡次劝他离开卫国，到别处去换一换新的环境。他虽然屡次都答应着说：“我是可以走，也可以不走，可以不走，也可以走的。”但是他始终却一步也不曾移动过。
但是命运注定他要离开卫国了。他因为颜渊常常这样劝他，觉得实在有些难以敷衍过去，便去哀求了半天南子，请她无论如何设法使他得一个官职，免得尽管空住在卫国，连门人们都要怀疑了起来。南子果然听了他底要求，在卫灵公面前代他说了许多好话；结果卫灵公果决真心要任用他了，却不料风声一传了出去，一般公卿大夫都联合起来一致的声明反对，最激烈的是左右司马，立地便提出了辞职，竟弄得卫灵公没有了主意了。最后是卫灵公去问他能不能带兵，他才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再在卫国住下去的可能了，只好回答卫灵公说：“俎豆的事，我是学过的；军旅的事，我实在不懂。”“好，不懂！那我可真是没有方法安插你了！”——其实他也晓得这是卫灵公故意难他的，这样一来，他才忍苦含辛地离开了卫国。
——哦哦，只有由这个人讨厌呀！哦哦，只有由这个人讨厌呀！
匡人底头目走去了以后。门人们便都默默地到后面他们底房间里私议去了。只剩到孔子一个人坐在土坑上边！看着店门口围着的农民真好像是铁桶一样，这是决没有法子可以逃出的了。他不由得不把他一腔的怒气都移到了子路底身上。
他不禁想起他和南子初见面的那一次了。那一次要算他最可纪念的一个时辰：他曾跪在了南子底面前，把他底胡须偎近着她底双膝，他感着了从来没有过的一种陶醉。最后她为酬答他底好意，把她胸前带的一颗九曲明珠取了下来放在他底手里作为她送给他的纪念品。那时他忍不住捧着她底两手热烈地狂吻了起来。可是不料当这个时候，不懂事的子路因为在外边等了很久（子路是保护他的唯一的亲随，他到甚么地方去都要跟着的），有些不耐烦了，竟然很冒失地撞了进来。这个使他几乎没有方法可以掩饰他底秘密了，出来了以后，子路满不客气地质问他时，他只好仰向着天发了几句笨誓，才算把头脑简单的子路瞒了过去。
——哦哦！只有由这个人讨厌呀！哦哦，只有由这个人讨厌呀！
他一面连二连三地骂着子路，一面由怀里掏出南子送他的那颗九曲明珠来。他很郑重地把它用两手捏着，低下头去不停地吸吮，他是完全沉没在回忆的幻梦中去了。
…………
这样，这样，他把头埋在手里很久很久了，忽然觉到有一个人在轻轻地拍着他底肩头，接着一个女子底声音传到他底耳里来：
——喂，你就是孔丘吗？
他吃惊地忙把头抬起时，他看见一个服装粗野的年青妇人立在他底面前。她脸上浮着一脸好奇的微笑，她底两手叉在腰间，很傲慢地看着他，这确使他有些惊呆了，他几乎怀疑自己是在作梦，不自由地他口里哼着道：
——你？……你？……
——我吗？我是这儿头目底夫人。我听说你被捉住了，我来看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因为别人都说你是个圣人，我来看圣人到底是一个甚么样子的？
她底原始的犷悍的态度中露着一点风流的自赏。讲起话来头不住地扭动两个金色的大耳圈尽管在孔子眼前闪灼。她把孔子由头上打量到脚上，又由脚上打量到头上，她完全是把孔子当成了一个猴子了。
不知道是人急智生，还是圣人有权变之道，孔子这时却像是得了一种意外的启示，他突然地缩下身去，跪在了这个年青农妇底脚下了。
——哦头目夫人！你救救我罢！你们本来是要捉阳虎的，我既不是阳虎，就该放我自由。我实在是一个好人呢，救救我罢！
——唉唉……
这个却使着这位头目夫人有点惊骇了。孔子底这种举动，大概是出了她底意想之外，她怪讶地怔了一下，便忙抽转了身子，预备走了开去。
然而她底下层的衣角却被孔子紧紧地拉住了，孔子继续地说：
——还是你救救我，还是你救救我！像你这样美貌这样能引起人爱慕的人（孔子居然懂得女子底心理——怪不得大宰曾夸他是多能的呢），一定愿意从患难中把人救出来的。你要我怎样酬谢你，我都办得到。——哦，（不知道是人急智生，还是圣人有权变之道：他突然把他手捏的九曲明珠递到她底手里）你先把这个明珠收下罢，这明珠是九曲的，你看这是多么好看呀，这种明珠恰恰配得住你，你把它带在胸前，一定更显得你是美貌呢！——哦，那么，你看，我来把它替你戴在胸前罢！（他又由她底手里拿过明珠来，他站了起来替她戴在了胸前。——大概南子戴这颗珠子的地方和形式，他还没有忘记，所以替她戴得很不外行呢）你看，这多么好看呀！这多么好看呀！……
真糟！当孔子正在这样一面说着一面替这位头目夫人打扮的时候，不料颜渊（这一次不是子路了）却一摆一摆地走了进来。
颜渊大概是怕孔子一个人忧愁得太厉害了的缘故，所以特来想安慰安慰，并想商议对付匡人的办法的，不料却撞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现象。但是颜渊毕竟是“不愚”的，他虽然诧异了一下，但却赶快就低下头来，一转身又走了出去，忙忙地回避开了。
这真讨厌呀！——孔子心里虽这样恨了一句，但也管不了许多，他还是拼命地继续着他的工作。
他把九曲明珠给她带好以后，又把身子一缩，跪了下去了：
——还是请你救救我罢！还是请你救救我罢！
——好罢，好罢，我去同我们底头目商量去。
最后她算是答应了孔子底请求。当她走出了孔子底房门外边时，孔子却还是跪在地下，口里还在不停地说着：
——还是请你救救我罢！还是请你救救我罢！
几个时辰以后，门人们又聚在孔子底房门前了。这时在店门口围着的农民都自行走散了，这在门人们看来真是一个奇迹。
子路（又是子路！）正在发着他卤莽的惊叹：
——啊，真奇怪！这些匡人大概是同我们闹着玩的罢？
这时孔子已经恢复了他威而不厉和恭而安的态度，他向着子路哂然地笑道：
——由呀，你虽然比我好勇，但是遇事却总有些糊涂呢！
——糊涂？那么他们既说是要把我们饿死，为甚么却又不言不语地自行走散了呢？
——这个吗？……哦，文王虽然死了，但是承继他的除了我还有谁呢？假使天不要人承继他，那我可以随便被甚么人杀掉，但是天已经要人承继他了，那么匡人敢把我怎样！匡人敢把我怎么样！
颜渊从一旁走过来了，他照例地附和着说：
——是呀，这正同桓魋要害先生时的事件一样呢。
孔子一看见颜渊，忽然想起适才的事情，不觉有点不好意思。便赶忙敷衍了一句：
——这半天没有看见你，我以为你走到外边去被匡人杀死了呢。
——那儿底话！先生还活着呢，我怎么敢去死呀？
这时门人们都充满着和平的喜悦，大家底脸上都泛着笑容，孔子站在这些门人中间，真像是一个弥高弥坚的泰山一样，他听了颜渊底回答，很高兴地又赞美了一句道：
——哦，回呀，你真贤呀！你若有钱时，我一定去作你管钱的人！你若有钱时，我一定去作你管钱的人！
十二月，二八年。 |
国庆前一日（1928年10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国庆前一日
王独清
（1928年10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8年11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4期第1-10页。
人物：张白甫——民报编辑
布景：张白甫之家中——一所简陋的住宅。正首有门，可通内室；右首又有一门，为临街的出口，此门旁有一窗户，可看见街上事物。场上设置都很简陋，桌子一张，椅子二三只。桌子上堆有报纸杂志，并置有墨水纸笔等。惟右首墙上安有电话。
张白甫
〔在内室，场上只听见他的声音。〕
啊，你还是休息休息罢！……对了，这样靠着——你不觉得枕头太低吗？我把这件外套卷起来放在枕头下面，好不好？……不要？那么你觉得这样还舒服么？……那么，好，就这样，可是你要安静些……我吗？我现在要把那张传单稿子修改修改，等一等他们就要来拿的……是的，这是为明天用的，赶今晚就要印出来的……怎么？你觉得有些冷，是不是？还是把这外套加在被上好些……让我快去把那传单修改好——但是不要紧，我还可以一面陪你谈话的……
〔他由内室走了出来，穿着很旧的西装，年纪约三十左右。〕
唉，怎么外边也是这样的阴暗呢？怕是天要下雨罢？
〔走到窗边。〕
或者，或者不会呢……甚么？——
〔走到内室门口。〕
你问甚么……几点钟？现在大概——
〔看身上带表。〕
哦，已经四点多钟了！已经不早了呢……
〔坐在桌旁，一面翻阅稿纸，一面向着内室。〕
是的，我现在预备修改这张传单……你要听？……唉，好的！我一面读给你，我一面来修改……是的，这是干部底人起草的……我们已经决定借明天国庆的日子做一次巨烈的群众运动，这传单就是说明这所谓国庆底意义和我们应取的态度……——哦，你还记得三年前五卅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我们两个一块儿做传单的情形么？那时我们两个都被举为起草传单的负责人，我们两个在闸北—间亭子间里面对坐了一天，你把你起草的稿子给我看，我把我的给你看。哦，那时候我们两个真起劲呢！我们不是费了一天的工夫，做了有十几种传单吗？那真是可纪念的一天！……甚么？你说？……当然我那时那样起劲，一半是工作上的需要，一半也是因为有你在我底旁边……那么，你那时的起劲呢？……笑甚么？说呀！……叫我想？……哈哈！那么也是因为有我在你旁边的缘故了……哦，我们那时真好！光阴真容易过！那天我算是第一次和你单独地坐在一块儿工作，自从那天以后……甚么？是的呀！光阴真快，真快，真是一点也没有觉得，我们共同生活已经要满三年了呢！……那里底话！瞎说！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会死了呢？你要静养才行！等到你病好以后，我们还同从前一样，一块儿工作，那样多好呢！……哦，好的！我一面读给你，我一面修改……
〔读传单原稿。〕
“被压迫的劳苦民众！
今天是所谓国庆的日子，市政府传来了政府底命令，要全市都一致地挂旗庆祝——当然我们都这样的做了。这在表面上看去，今天确是一个非常光荣的日子。
但是，一切革命的被压迫的劳苦民众，应当认清今天这个日子底里面。这儿所有的光荣，只是他们少数特权者装点自己门面的幻术。和我们底实际生活是全不相干的。他们一面在……”
〔取笔添写。〕
这里须得添几个字——
“他们——那些豪绅地主资产阶级———面在屠杀农工，在帝国主义底面前献媚，一面却又大吹大擂，说他们已经统一中国，说他们为民众造了许多的利益。
所谓国庆……”
唉，这里又得加一项——
〔写。〕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不能不正式地来把我们底假面具揭开。所谓国庆……”
唉，不——
〔写。〕
“我们决不否认，所谓国庆这个日子在过去历史上的意义。我们一点也没有否认这个。我们反对的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借着这仅在过去历史上占有意义的国庆来发表他们底反动言论——为巩固他们自己地位的反动言论以欺骗民众。
我们只听见他们口口声声地说是为民众造了许多的利益，但是民众得到的是甚么？
我们看：工人得到的是失业！农民得到的是兵灾，是匪祸！兵士得到的是几万几万的死亡，是死不掉的却八九个月得不到一点薪饷！商人得到的是苛捐，是杂税！所有的苦力及贫苦民众得到的是无衣无食，冻死饿死！——够了，这就是他们给民众造得的利益！
甚么叫‘裁减兵额’？甚么叫‘励行自治’？甚么叫‘已得友邦之谅解’？他们口口声声地这样欺骗我们，用这些官样的文字来欺骗我们……”
〔电话铃响。〕
哦——
〔他站起来去接电话。〕
阿劳！阿劳！是那一个？……是……李颇洪？哦，我是张白甫……甚么事？……哦……哦……我正在修改，不过大体都很好，没有可以大修改的地方……你马上就可以来拿……是的，马上就可以……再没有甚么事吗？……哦，好……
〔他复坐在桌旁。〕
〔向内室。〕
……没有甚么！就是他们催我马上把这传单修改好……呃？是呀，并没有甚么十分可以修改的地方……不过总得看一遍——你现在觉得好点吗？……呃？……啊，有这样的事？听了这传单可以使你的病轻一点？……那么，多做些这么的传单给世界上有病的穷朋友们去读，岂不好吗？有钱的人得了病，可以住病院，可以请医学博士，那么，我们穷人就靠这种传单来治病罢！哦，的确的呢！这传单可以增加我们底抵抗力，可以复活我们底血轮，所有妨害我们健康的微菌，都要被它杀死呢！……甚么？……好，不说了，我读，我读！我希望这张传单读完，你底病就可以痊愈，那便又多一个做传单的人了……好，我读……
〔读。〕
“……用这些官样文字来欺骗我们，不过，我们是有眼睛的，我们看：各地底军阀都正在秘密地募兵，秘密地输入军火，以作互相冲突的预备；他们之间每一个都想得帝国主义底宠幸，都想无限制地获得卖国的整个权利。资本底魔力使他们完全不知耻地投身在帝国主义底膝下了！现在全国已被他们造成了全副帝国主义侵略的局面！——这样，试问怎么样去裁兵？怎么样去自治？还说甚么‘得友邦之谅解’！笑话！真是笑话！”
你说？……是的，做得的确不坏呢……嘛？……我不大知道，大概是适才给我们打电话的李颇洪起草的罢……是的，他是干部新任的秘书……
“一切革命的被压迫的劳苦民众，应当认清我们目前所处的地位。我们决不能让人永远这样的欺骗，同时我们须知道这些事实只是证明革命运动快要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我们要加紧我们底力量，努力地团结起来推翻一切反动的势力！
所以，在今天这个仅在过去历史上占有意义的国庆中，我们决不容反动派借来发表蛊惑我们的种种言论。我们决不受他们底愚弄，赶快组织自己，武装自己，坚决地向敌人进攻以实现自身迫切的要求！”
〔电话铃响。〕
又是甚么？
〔接电话。〕
阿劳！阿劳！……那一个？……是的，我是张白甫……甚么？..…呵！怎么弄的？……是刚才发生的吗？……真糟！真糟！那我们明天用的传单岂不是不能发了吗？……这真糟！是怎么弄的！……甚么？还有？第四？……不是？……啊！第十！那么，明天怎么办呢？……哦……哦……好罢，弄好了的时候再告诉我……
哼——
〔向内室。〕
……不要问罢！真糟透了！我们底印刷机关被破坏了！……说是刚才发生的……呃？当然是司令部方面底人……那里只能捉几个人呢？全部印刷机关底同志都被捉去了！……当然！门当然被封了！……呃？……是呀！明天底传单不能发了！——我刚把传单看完，只剩到最后的口号了，真糟！马上便发生了这件事情！……明天底运动自然是还要实行的，不过同时我们第十区底机关也被破坏了呢！……是呀！第十区！……所以糟呀！第十区是工人区域，我们明天群众运动底几个领导的人都在那儿……甚么？……现在有甚么办法！颇洪说是他再找人去问，看现在底情形，明天到底能不能实行运动,他等一等会再给我打电话的……那还用说！当然他们是调查出了我们明天的准备了，所以今天下午到处都搜查呢……呃？……这有甚么！他们底侦探多得很呢！当然可以调查出我们机关的地方——哼！这些王八蛋越来越凶了！但是他们真是在做梦！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民众弹压住了吗？真是在做梦！……嚦？……甚么？……哦……哦……唉，那个我想倒不会的。我在民报作事已经很久了，同事都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都以为我同普通报馆里的编辑一样，是一个没有甚么思想的人。我想我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几点钟？
〔看表。〕
已经六点钟了——但是颇洪怎样还没有电话呢?
〔很焦躁地走来走去。〕
……唉？怎么能不急呢？不知道明天到底怎么样……
〔忽向外倾听。〕
街上在卖特别号外！大概是说我们机关破坏的事———但是不会有这样快罢？
〔他走到窗边伏在窗口向外喊叫。〕
喂，号外！号外！——几个铜版？——好，三个，拿一张来！
〔由窗外接拿了一张号外，一看不觉大惊。〕
啊！奇怪！——真奇怪！你底话验了！怎么这样的事竟然发生了呢？……
〔读。〕
“民报馆今午被查
今午十二钟左右突有司令部人员十余名至民报馆调查，据云该报馆匿有重要人犯。但搜查结果，一无所得，恐系该犯已闻风先遁。该报馆经理亦被逮去数小时，至下午三钟许始行释放云。”
这——
〔电铃急响。〕
唉……
〔接电话。〕
阿劳！阿劳！……是的，是的，我是白甫，你是颇洪吗？怎么样……啊！……啊！啊！……那么……走？我怎么能？我底女人病得很厉害呢……你马上走？为甚么？……啊！啊！……那么——喂，那么再请你调查一下，好吗？……立刻就要？确实吗？——喂——颇洪！颇洪！——阿劳！阿劳！——喂！——
〔他无法可想地丢开电话，坐倒在椅上。〕
〔向内室。〕
哼——哼
〔无气力地。〕
是的，你底话验了！适才号外上说他们要捉的要犯就是我……是———颇洪得了个确实的消息，说他们已经知道我的住处了……说他们立刻便要到这儿来捉人呢……甚么？……颇洪？他也逃了！他说我们底干部都也被他们知道了！……你说？……我不走！你底病这样厉害，我怎么走得开呢！……哼——哼——不！——我不走！……不！——不走……
〔忽然跳了起来。〕
甚么？甚么？你千万不要动！我听你底话！我听你底话！
〔奔到内室。〕
〔在内室说话。〕
〔颤声。〕
我听你底话就是……你千万不要动……我走，我走……但是让我把外边那些传单印刷品烧了再走……好，我快……我快。……你千万不要动！我很快的！很快的！……
〔跑了出来。〕
〔检桌上所有印刷物。〕
但是，这个烧了真可惜了呢……这个也得烧……这个……
〔跑向内室。〕
啊！你千万不要动！我快！我快！
〔又跑了出来。〕
马上烧——
〔又跑了进去。〕
我在听你底话呢！……马上……马上……
〔又跑了出来。〕
〔很紊乱地掬了一堆印刷物放在地上点起火来。〕
哦，我在烧，我在烧……马上就完……就完——
〔忽然一个剧烈地打门声。〕
啊！——
〔打门愈急。〕
啊！——来……来了……这样快……就来了……
〔打门更急。〕
这——这怎么——办？……
〔他在忙乱中把房中四面所有的印刷物的纸堆一齐点起，全场立地被烟火所罩。他绝望地茫然地扬着头端立在烟火中间，有如受牺牲的一个圣者一般。〕
（幕）
一五，十月，一九二八，夜半，脱稿。 |
王独清关于广州起义的长诗《IIDEC》（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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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独清关于广州起义的长诗《IIDEC》（1928）
IIDEC.
王独清（1898-1940）1928年10月付排，11月出版
1——2000册
【PDF电子书】
〔说明〕这首长诗是作为诗集出版的，标题是12月11日的英文，即1927年广州起义日期。诗集由创造社出版后，即遭到国民党当局没收焚毁，有少量流传。文字做了特殊排版以增强效果，有兴趣体验原版的读者，可直接下载PDF电子书。
我把我这个新的作品献给我新的兄弟们。
旧的人们哟，你们不要来看！
Ⅰ
Pon！Pon！Pon！Pon！
——甚么？这是甚么？
——没有甚么。
——……
Pon！Pon！Pon！Pon！
——甚么？甚么？
——真的！甚么？甚么？
Pon！Pon！Pon！Pon！Pon！
——？？？？
——？？？？
——怎么办呢？要真是×××时，怎么办呢？
——不会吧，不会吧……
——那是说不定的，前几天不是有人说过了吗？
——但是我想不会。
——但是你听，你听……
Pon！Pon！Pon！Pon！Pon！……
Pon！Pon！Pon！Pon！Pon！……
ponponponponpon……
啊，这样黑的夜，这样黑的夜！但是，不对，已经交了天明的时候了。不过，总还是黑的，黑的，黑的，甚么都看不见呢！风又是这样的大，这样的大，这样的大！
但是，看呀！看呀！一片红的东西冲到半天上了……啊，那一方也是一片……啊，还有，那一方也有一片呢！啊，还有！还有！那儿！还有那儿！……满天都红了，红了，红了……
是火！是火！
是的，是的，满天都是火，火，火，火……
火，火……
好大的风！好大的风！
啊，群众底喊声……
啊，群众底喊声……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爆裂，爆裂，爆裂，爆裂……
——————————————
！！！！！！！！！！！！！！
好大的风！好大的风！
★
天大亮了。
一个教授走在街上，东张西望地像是在探听甚么消息，他底两眼充着血，明明表示他底睡眠不足。他已经没有他平日夹着书包往大学去上课时的威严样子了！他脸上满罩着恐慌，他底帽子也没有戴。
两个工人走过来了。
教授想要避开……
——捉住！捉住！
——唉，你们两个不是大学里的校役吗？
——打！打！打！
——……
教授倒了下去。唵，可怜！“Proudhonisme，Durkheimisme，三……三……”
——踢开！踢开！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叫我给他底太太买一疋绸子，我买错了，他骂我，还把口水唾在我底脸上……可是现在，先生！……不过他底太太很年青呢，我还有点爱她……
——算了，兄弟！……走罢！
——唉，走罢！一个教授，一条死狗……教授，教授，死狗，死狗……丢他妈的！丢他妈的！……
啊，现在甚么都可以看见了，甚么都可以看见了！
风还在刮着，风还在刮着。
朋友，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看，到处都是×旗，×旗，×旗……
晨光是这样新鲜，太阳也快要出来了。
但是风还在刮着，刮着。
啊，你看，到处都是×旗，×旗，×旗……
风刮着×旗，晨光洒着×旗。
太阳出来了。
太阳照着×旗！
×旗！
×旗！
×旗！
……
★
Pon！Pon！……
Ponponponponpon……
群众底喊声，喊声，喊声……
——打开！
——打开！
——啊，啊，啊，啊……
群众底喊声，喊声，喊声……
——快打开！
——快打开！
——啊，啊，啊，啊……
——————————————
Ponponponponpon……
明白了。同志们在打那座监狱呢。
那是甚么监狱？——陆军监狱？××局的监狱？××××部的监狱？……
唵，不管！总之是一座监狱。听说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同志，都是×月××日被捉了进去的。
同志们在用子弹射击那座监狱呢。
射击！射击！射击！
那些守监狱的士兵都睡在地上了。他们惨白的脸更加惨白起来了。
射击！射击！射击！
…………
同志，出来！同志，出来！
时候到了，我们底时候到了！
同志，出来！同志，出来！
我们管领一切的时候到了！
啊，你看，到处都是×旗，×旗，×旗……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你看，墙上，你看，电杆上——不过有许多电杆已经被我们烧断了，但是不要紧，我们可以另栽新的……你看，墙上，你看，电杆上，啊，标语，新的标语，伟大的标语，使资本家惊颤的标语，使旧世界毁灭的标语……
××武装起来！
打倒军阀战争！
世界××××联合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没收×××××××！
土地××××××！
一切××××归还××！
……………………
……………………
……………………
……………………
……………………
标语！
这都是我们底口号呀！但是我们××军底口号却是：
B’don！
哈哈！好个简单的
B’don！
哈哈！好个伟大的
B’don！
哈哈！好个创造中国××××××的
B’don！
B’don！B’don！B’don！
★
——兄弟，这算甚么！这种牺牲是不能免的呢。
——真的吗？
——我们不这样，怎么可以肃清反动底势力？……我们要从新建筑房屋，我们要从新栽起电杆。旧的不去，新的永远不会到来的……兄弟，这不算甚么！这不算甚么！
——那么，好，就这样做下去罢！
——不过，我们底负担还重得很呢！我们要努力制死我们一切的仇敌才行！……不过，你听！喊声又起来了……哦，那是同志们在攻打××一带的敌人底机关呢……
——！
——————————————
！
B’don！
B’don！
………………………………
B’don！
风还是刮着呢。
今天真是我们最大的日子，真是我们光荣的日子，真是我们不朽的日子！
今天我们正式用子弹来把中国射击！射击！
我们要唤起全中国底同志——300,000,000一齐起来，这样射击，这样射击！
起来，300,000,000！
起来，300,000,000！
★
风还是刮着呢。
今天！
今天！
火
Ⅱ
………………………………
——现在我要在你底身上踏踏
现在我要把你底头发这样
拔拔
哈哈哈
现在我要把你底衣服剥剥
现在我要用枪杆在你大肚子上
戳戳
哈哈哈
………………………………
——静些，静些！
——看这样大的布告，这样大的布告……
——布告……“……开×××群众大会……”
——我们都去！我们都去！
——不过，这布告挂在街底中央，倒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呢……
——并且这样大……
——不要管这些，……我们都去！我们都去！
真的，这个布告真大！一条又宽又长的白布，上面写着浓黑的粗字，写着人站在一千丈以外还可以看得见的粗字……
真的，这个布告真大！
怎么？今天怎么还有风呢？今天的天气已经是这样的温暖了，怎么还有风呢？
不过今天底风不像昨天那样的愤怒了，今天是轻快的风，是狂欢的风！
总之今天底天气真是温暖——F80°！哦，这可爱的×江边的冬天！
吹呀，轻快的风，狂欢的风！
吹呀，可爱的×江边的冬天底风！
布告在风中翻动，翻动，还发出一种剧烈的声响……
啊，这样浓黑的粗字，人站在一千丈以外还可看得见的粗字！
“……开×××群众大会……”
从来没有过的大会！
★
这儿，标语！——这儿，标语！——这儿，标语！——这儿，标语！——这儿，标语！
到处到处到处都是标语，标语，标语……
在这些标语中间，驶过了公共汽车，搬运汽车，普通汽车……
汽车中满载的是同志，结着×××的同志……
哦，不断的传单从汽车中向外飞着，飞着……
哦，雨一样的传单，花片一样的传单，火花一样的传单……
哦，满空中都是传单，满地上都是传单……
哦，小的传单，大的传单……
传单传单传单
传单
传单
传单
传单
传单
传单
汽车，汽车……
有许多汽车从前是资本家专坐的，有许多汽车从前是军阀专坐的，有许多汽车从前是官僚专坐的，有许多汽车从前是资本家军阀官僚底太太们专坐的……
但是，现在，现在，现在这些汽车满载着同志，同志……
现在，现在这些汽车满载着的是结着×××的同志……
同志，同志……
同志们在汽车中把传单向四面丢，丢，丢……
同志们在汽车中用胜利的声浪歌唱，用自由的声浪歌唱……
同志们在汽车中立起，坐下，挥手，跳跃，欢呼……
——起来饥寒着的奴隶们
起来世上所有的罪人
………………………………
——————————————
标语！
传单！
——————————————
群众大会。
这儿除了×，再没有别种颜色了。
×的传单，×的标语。
同志们结着×××，拿着×旗。
这儿只有×，只有×。
啊，×！
群众大会。
现在底太阳才回复了它真正的颜色了。
太阳底光投在×的传单上，投在×的标语上。
太阳底光投在群众围着的演说台上。
啊，新世界底太阳！
群众大会。
××××委员会主席站在演讲台上了。
他报告这次推翻资产阶级和军阀统治的经过。
他演说这次×××××成立的意义。
他申说这次成功的伟大。
他勉励同志们再继续斗争。
他最后高呼出许多口号：
××土豪乡绅地主！
枪毙一切××××的×××！
××××联合万岁！
…………
群众大会。
一阵一阵的鼓掌声起来了。
这鼓掌声响亮得像炮一样，宏大得像炮一样。
这鼓掌声能使军阀战栗，地主战栗，资本家战栗。
这鼓掌声传出伟大的感动，伟大的愉快，伟大的决心。
这鼓掌声——开过机器的掌声，拿过镰刀斧头的掌声！
神圣的掌声！
群众大会。
………………………………
★
——起来饥寒着的奴隶们
起来世上所有的罪人
………………………………
——现在我要使你在地上
爬爬
我要来把你底头发
拔拔
现在我要叫你把衣服
脱脱
我要用枪这样在你身上
戳戳
——哈哈！
——哈哈！
——…………
★
Pon！Pon！Pon！Pon！Pon！
同志们还在不断地向反革命进攻呢。
啊，不断地进攻，进攻！
Ponponponponponponpon……
真正的同志是不休息的！
Ponponponponpon……
Pon……Pon……
Pon……Pon……
PON……
——————————————
——————————————
！！！！！！！！
！
！
！
真正的同志是不休息的！
Ⅲ
哦，今天底天气怎么忽然变冷了呢！
………………………………
哦，风！这使人不能安然地在街上站立十分钟的风！
………………………………
哦，太阳被这可怕的风卷走了！
………………………………
哦，这变了节的风熄灭了我们底火，并且，把白色又给我们带回来了！
………………………………
……………………………………
——噢噢，兄弟，完了，我们甚么都完了……
——没用的东西！我们一时的失败，就甚么都要完了吗？你底尊严要紧，至死愤恨你底敌人，憎恶你底敌人罢！
——噢噢，兄弟，只在今天半天以内，同志们已经死了两千多了……
——但是我们是不哭的。我们应该始终用革命的步调踏着死者流血的道路向前猛进！我们要给死者复仇，我们要预备用我们所有的鲜血去换最后必然的胜利！
………………………………
哦，变了节的风给我们把白色带回来了！
但是，这不要紧！我们总归有一天要把这白色全部赶走的！
我们虽然死了许多许多，但总不能损伤我们底全数！
我们底全数还是
300,000,000！
旧世界，你等着！等明天我们再来火葬你！ |
今后的本刊（1927年12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今后的本刊
王独清
（1927年12月1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第99-100页。
这期本早已编好，都因造纸工人罢工，八期的出版一受了挫折，这期便也驰延了下去。但是我们近来，却都异常的紧张，我们既决计由八期起按期出版，只要印刷方面不发生何种问题，今后是必不至像从前那样的消极的了。
这期底内容除了木天底介绍文字以外，几乎全体有了一种共同的倾向，这大概可以说是同人努力精进的表现。这确是一件最可欣幸的事体！我们底立脚点既能这样一致的确定，我们这个月刊底前途当然有无穷的希望的。
仿吾底《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一篇最重要的论文，简直可以说是今后同人要从事于新努力的一篇宣言。克昂底童话算是最特别的作品，那种体裁在中国确是新的出产，下期与再下期便可登完，我很望读者能予以特别的注意。伯奇底戏剧，可情光慈底小说，都充满了革命的情绪，他们底态度竟是不期而一致了。
总之，一点也没有错误，新时代将要开展在我们底面前，处在这样一个转变期间的我们，应该持一种真实的态度：我们是应该向后退呢，还是应该去欢迎这新时代底来临？
一点也没有错误，我们处在这转变期间，应该认清我们要走的方向：看我们是愿意努力，还是愿意落伍？
这样，我们底方向已经很明白的决定了。我们要承受新时代将开展以前的朝气，我们要参加催促新时代早临的战线，我们要尽我们底能力做些自觉的工程作欢迎新时代的礼物！
这样，便是我们这月刊以后努力的方针。——虽然我们自己不敢说立地便能一点都没有破绽地一致做到，但是，这样，便是我们这月刊以后努力的方针。
十一夜，十二月。 |
三年以后（1927年7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三年以后
王独清
（1927年7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7年7月15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7期第116-128页。
哦，三年，这样迅速的三年！我一个人站在桥上伤感地想着。
我像寻认故旧似的巡视着这儿四围底景色。右方是一处很大的牧场，远远看去，只是一片嫩绿，在这片嫩绿上又时隐时现地有许多白点，那大概是牛羊在走动着了；左方是一带山原，山原下满是插入空际的Populus；通过我站着的这条石桥，一方接着宽广的田地，一方是到街市去的大路，路底两旁分列着两行垂着长条的柳树；一个很老的Gothique教堂把它底尖顶高矗到云端，有时荡出迟钝的钟声与桥下缓弱的水音相和。
桥头上有一所庄园，门前陈旧的色泽使人一见便知这是经了不少年岁的建筑了。很坚固的Calcaires底墙上布满着爬壁藤底绿叶，几乎一直封住了Balcon上的出口。旁边接连着有一段矮墙，那是为围护园中的花木的，站在外面的人可以看见园中有Chênes和Marronniers底广荫，但是现在正是温暖的五月，一阵微风吹过，却扑出些蔷薇底轻香来。
这庄园内的主人底姓是Hugo，一位已经五十多岁的老人和一位名叫Marguerite的年青姑娘，是我三年前的居停。我曾在这庄园内住了两年，经过可以说是很长的安静的生活。——自然，像我一个飘泊得差不多连自己底籍贯都要忘记了的人，无论走到那一处都要感着不定的痛苦，那里还能有真正的安静的生活！不过我这居停对我的情谊确令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不曾把我看作外国人，他们不曾用待平常住客的情形来待过我。我在这庄园中的两年，深得了他们底安慰和爱助。他们是给我生活中添了一段绝好的纪念，他们底这所庄园也就永远留下了我深切的回忆了。
我还记得我在这儿住的时候，我底那间房子除了晚间去睡觉以外，平时只是等于虚设，我是终日总在他们底厅房中读书的。那个厅房三面都是相连着的玻璃长窗，园中的景色由窗内可以完全看见。每天我总坐在那圆桌的右方读书；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也常坐在我底对面或是读书或是缝纫，有时又去坐在靠墙的piano琴台上伸出她白皙的两手在奏着种种的妙曲，那时我便掩了卷，细听由她手下流出的那种动人的音调，我知道她最爱奏的是Auber底“Lerèved'amour”和Gonnod底“Lanonnesanglante”，我遂合起了我底两眼让我底心神和那音调融化。
我还记得每天晚餐以后，我们都坐在厅中的那盏笼着浅绿色罩子的电灯底下，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便开始和我谈着她喜欢读的书籍和她还能记起的小说诗歌，有时还谈到她幼年的生活并她底亡母死时的悲痛……她底性情向来是带着几分忧郁，在那些温存的谈话中常不自觉的露着摇人感情的愁叹。她底父亲每天总是很晚才回家的，据她说他是自从她底亡母死后，才这样每晚到咖啡馆中去消磨他底寂寞；她说他晚年的这种寂寞，除了这样去消磨，怕也再没有别种方法的了。我就这样陪着她，一直等到她父亲回来的时候，才各自安寝。但是有时她却守着沉默，像是带着疲倦的病态，我便也不出一点声音，就在那耐人寻味的寂静中和她对坐。
我还记得有一晚——哦，最难忘记的那一晚了！我和她坐在那浅绿色的灯下，我们都是没有讲话的。秋天底晚上，分外觉得寂静。窗外时时有些秋风吹过，我们底身上也像添了几分凉意。她那时也没有读书，也没有缝纫，也不去奏琴，只是很无聊的靠在一张Canapé上，像在想念甚么事似的沉默着。我呢，也是无言地对着她，只在尽情地领略着她底姿态与美色：她那褐色的头发，她那黑中带着微蓝的眼睛，她那一点也没有涂抹脂色的天然娇润的口唇，她那泛着年青的风情同时又露着表示她纤弱的苍白的脸庞，并且她那种正在想念甚么事似的忧郁的神色和那种由沉默中流出的处女烦躁……哦，那时的我，真不自禁地被那个Exoticmood的少女迷住了！最后还是她耐不住寂静底压迫，才轻轻地启了她底口唇，带着微叹的声音说道：
爸爸还不见回来，今晚底天气可真使人无聊呢。
——可是呢，我也轻轻地答着她，你听园中Marronniers堕地的声音，好像是寂寞者叹息一样，像这样的秋天底晚上，最好在一种Melancholie底情景中来领略，我想病人或者可以领略这种秋夜底情调，可惜我们都不是病人呢。
――不然，不然。我从前有病的时候，医生说一到秋天就要发作的。等到了秋天，像这样的晚上，我才更觉得孤苦，恐怖，一点甚么情调都不能领略的……
——唉，你从前有过甚么病？我底声气好像有点摇动了。
——肺病。但是现在那种症候已经退去了。
甚么？退去了，我心中突然感觉着一种失望哦，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哟，请你恕我罢！我想假使你底肺病还没有离去你这纤弱的身体时，我愿意朝夕来扶侍你，要是你卧病在床上的时候，我也愿意去在你底床边尽看护的义务。我想，像你这样早年失了母亲并且时常感着身世孤苦的少女，能得我用心去扶侍看护你，你是必定会诚意来爱我的。等到最后你可怜的生命告终的时候，也正是我得了你肺病的分赠，随着你的消灭我这无谓的残生的日子。哦，像那样的情死，像那样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的情死，我想是再美也没有的，再没有的了！
我尽管这样痴想，便不自觉地对着她呆看起来。她好像觉得了我底心思，带一种羞怯的神色，转身由她身旁的桌上取了一本Musset底诗集打算低下头去诵读，但是她那种无聊的烦躁使她再也不能像平常时的安静了。她随便翻了一阵，翻到了“Lucie”那首哀歌，便又抬起头来向我问道：
你爱读这首诗么？
——唉，爱读呢。这真是一首动人的好诗。难得他叙述得这样凄楚，这样委婉。我想只有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境地，才可以永远不忘……唉，人生最有趣味的怕只有一个纪念罢！人生底聚合是没有一定的，离散也是没有一定的。今晚我们是对坐在这个厅中，明日呢，又有谁能知道是怎样的呢！但是所遗留的还有一个纪念，这便是我们将来的安慰……
我说到这里，一注意到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时，我才看见她噙着两眼的眼泪，低着头在默默地沉思。我不觉吃了一惊，但立地便又明白是我底几句话引动了她底伤感的。我即刻失悔我底孟浪，不应该在这样聪明而易感的少女面前说出这样惹人不快的话来。并且我说话时也没有细想，这样的话中，似乎还带着许多不幸的意义呢！喃，我真荒唐！我这种脾气总不能改掉！我真想向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谢罪了。我想还是换过别种话来说罢。但是不行！我才偏偏想不出别种有兴会的话！我只好闭了口，静静地在等着她伤感的过去。
但是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忽然抬起头来急切地看着我：
度浸先生，你将来要离开我们吗？
——甚么？……怎么能不离开呢？像我这样飘泊的人，怎么能常同你们守在一处呢？
——啊，那么，那么我们都要感到辛苦呢。爸爸很希望你常在我们这儿住呢……爸爸说过的只要你愿意常住在这儿，我们就同自家人一样……我也从来没有过像你这样的朋友，每天都在一处谈心的呢……
哦哦，这样一来，我真不知道怎样去回答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了！我分明看见她两颊上泛着一层泄露她底隐情的红晕，我又分明听到她声中带着一种不能自持的颤栗，或者是我坐得距她太近了，好像还听到她心脏底激动……——哦哦，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哟，请你恕我罢！我是一个流浪惯了的人，我是一个孤独惯了的人，我是一个没有勇气的男子，我是一个专务空想而不能负责任的Fgoiste：请你恕我罢！我心中确是爱你的，但是我不愿因为爱你而害了你。像你这样纯洁的女子，应该得一个对你完全有诚意的人，哦哦，像我，像我这样对甚么事都没有热心的浪子，那时决没有爱你和被你爱的资格的！……
我心中虽然尽管反省，但是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底那种迷人的神色又不住地在诱着我，唵，不对，不对！我还是不要再坐在她底身边了。我一面这样想，一面便搭讪着站了起来。
——哦，晚安！我连她底答礼还没有听见，便出了厅房，径自回到我底房中去了。
…………
这些情形都还像是昨日一样，然而我离了他们却已经是三年了。我还记得当我要离开他们的那一天，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是躲在了她底房中不愿见我底告别，她底父亲是挥着两条老泪把我送出了庄园底大门，我那时是一腔的伤感，但是终竟提着我破旧的旅行皮包一个人决然地走了。哦哦，自从那时和他们一别，匆匆地就过了三年！这三年中，我不知道流浪了多少地方，不知道尝受了多少忧患！并且是经过了堕落，经过了非常放荡的生活的了！哦哦，这三年中我身世变化怎么是这样的大，这样的令人可惊呢？
现在我是由意大利底Pompei流浪了以后，再折返到法国的。因为在旅途中经过这三年前我曾留滞了两年的地方，一种异样的Nostalgia来侵袭着我，我竟在半途中下了我长路的火车，打算来到这儿作一个小小的勾留，好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庄园和那两个贤惠的居停父女。
当我一走到这庄园底门前的桥上，便在不自觉中站住了的。我是完全浸在了伤感的梦境里，我看这儿底一切都依然如旧，只是我这个人改变了。我相当我住在这儿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是还没有染甚么不可医治的Lypémanie，但是我总觉得那时我底心情还能保持着安稳恬静的状态；可是现在呢，我却成了一个颓废的，没有希望的人了！这儿底一切都是依然如旧的，依然如旧的，这山，这水，这教堂……一切都不曾改变，只是我这个人改变了，改变了！
我是完全浸在了伤感的梦境里，大概是我没有了热情的缘故，心中也并不觉得怎样的跳动，只是郁着满腔的落寞，最后才用手去慢慢地推那庄园底大门。
※※※
——很久我们这儿都没有过这样Soirée了。
——正是呢，度浸先生自从你走后我们常常听到Hugo先生在说他底家中像是冷静了很多，并且还说是怕再不能见你了呢。
——Marguerite姑娘才更不惯呢。她说你在这儿的时候，每天晚上Hugo先生还没有回家，总是你在陪着她；你走了以后，却只剩了她一个人了。她说当你才走了的那几个月以内，她真寂寞，她常常地哭呢……
——慢说他们，就是我们这些邻居，因为每天差不多总要见面的缘故，你走了，大家都是感觉到不快的。
——我们都是常常在说你，常常在说你的。
一个很明的电灯挂在客厅底中央，厅中除了我和我三年前的老居停Hugo先生以外，还有许多男女来宾。他们都是这儿左右的邻居，虽是我三年前的旧相识，都是因为听到了我旅行到此，今晚才约聚在Hugo家中来与我晤会的。我底老居停带着快乐的感情说了一句话之后，他们便跟着叙述起了我走了以后这儿底种种境况。
我在这样的空气中，感受到一种暂时忘却我奔波劳苦的Extase。不知道是哀愁，还是愉快，我底心胸完全被不调和的情绪所侵占了。我看见我底老居停在桌上摆起了饮红酒的和注Alcool的大杯小杯，——啊，就在这个桌上，三年前是每天我来读书的！这厅中的陈设都还没有甚么变换，那张Canapé，那座Piano，都还在旧日的位置上，一点也没移动；只是这电灯上再不笼着有那浅绿色的罩子，这客厅也像没有从前那样的幽静，那样的Intime了。我再注意到我老居停时，我发见他确是比三年前老了许多而且还带着有些衰病，他虽然时时向我露着欢迎远客的笑容，可是终于掩不了他颓唐的神色。这许多邻居也大半都和往日有些不同：他们有的也添了老态，有的却多抱了一个孩子……啊，我真不知道是哀愁，还是愉快，我底心胸完全被不调和的情绪所侵占了！
——Marguerite来了。我底老居停突然这样说了一声，果然门外有急促的脚步在响了。
跟着客厅底门由外边推了开来，我底女居停主人同一位少年，出现在我底当面。
——度浸先生，我底女居停主人指着那位少年说：这是Robert，我特意出去引他来见你，因为他很愿意和你谈话呢。
——你或者记不起我了，那位少年一面说，一面指着座旁的一位老夫人：我就是Buisson夫人底儿子，从前我们是见过的。
哦，Buisson夫人底儿子！经他这一表明，我才恍然地想起来了。我三年前住在这儿的时候，他是正在远处当兵的。是他告假归来的那一次，我曾见过他。我还记得他说他当兵的地方是最阴郁的Bretagne，他说他在那儿的生活是非常孤苦，他说他等到当兵的服务完结后，便要立刻回来陪伴他底母亲的。他底母亲也是最和蔼的一位老夫人，大概是早年寡居，只守着他一个独子，因为常来Hugo家中的缘故，所以在所有的邻居中他们母子是我最熟识的，我还记得他假期将满，再离家远去时，还托我常到他家中去坐谈，代他安慰他母亲底孤寂……哦，现在他是这样的壮健，这样的美秀！他底衣服穿的这样的整洁！现在他一定是早由那满空湿雾的Bretagne归来，陪伴他底母亲，再不去当兵的了。我很热烈地和他握手，谢了他底盛意。他便坐在我底侧旁，我底女居停主人却坐在他底肩下。
我有些明白了。我看见我底女居停主人穿着一件淡蓝色的Robe，样子是非常的合身，非常的大方，配着白色的丝袜和瘦长的黑鞋，脸庞好像是比较三年前丰满了许多，不知道是这厅中电灯再没有那浅绿色的罩子的缘故，还是真个她底颜色已经改变，她确是没有从前那样的苍白了。她底姿态固然还和往日一样，但是现在她对于我却总像是没有往日那样亲近，那样诚恳，虽然她底姿态还和往日一样，但是对于我，她已经不再是那凄楚而易感的少女，不再是那使我想和她一同害肺病而死的少女了。我突然又看见她项间挂着一个金链，链上有一很小的金盒，我立地好像看见了这盒中的秘密，我立地好像看见了这盒中铸的是正在她身旁坐着的这位少年的小像，一种莫名其妙的隐痛即刻走上了我底心头，我不自禁地把我底头低下了。
――唉，度浸先生，怎么你不谈话呢？我底女居停主人带着安慰的口气在问我。
——哦哦，我……我是在想这光阴真快！
——……唉，可不是？谁也没有觉得，你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呢。你还记得么？有一次我们争着背诵拉丁诗，有一句我总记不准确。你时常笑我，后来我终于记住了：这句诗正好现在来用。
——那一句诗呢？
——“Eheu！fugacesLabunturanni.”
——哦哦，你底记性真好！
这时客厅中已填满了烟香与酒味。我底老居停Hugo先生像是分外高兴，打着他那像破了一样的嗓音和座客讨论种种的问题，有时又用手拍着桌子大笑起来所有的座客也都附和着他底声音，桌上底杯子已经干了好几次，各人都像是有了几分醉意了。
——Marguerite奏一奏Piano呀！Hugo先生突然这样叫了一声。
——不错，不错，Marguerite姑娘奏一两个谱子给度浸先生听呀！Buisson夫人这样和了一句，立地便引起了满座表示同意的鼓掌声。
我底女居停主人先看了看她身旁的Robert先生，然后掉过头来望我，意思像是得了Robert底同意，还要等我底催促。
——喂，我请你，我是有这样久没有听你奏Piano了！我随着我女居停主人底眼光急忙地说。
——那么，Robert，来给我按乐谱罢。我底女居停主人缓缓地站起来了。
她走在了Piano底台边重复坐下，Robert先生站在旁边预备替她翻换乐谱，她把手放在琴瓣上，却特意先把头回过来向我问道：
度浸先生，你喜欢听甚么谱子呢？
——甚么谱子？……“Leréved'amour”好么？这是你从前最喜欢奏的一个……哦，还有一个“Lanonnesanglante”，但是你现在怕不愿意再奏了罢？
我底女居停主人明白我底意思，她像是羞惭，又像是得意，她并不答我，只带着一种会意的神色微微地向Robert一笑，接着便垂下颈去奏起她底Piano了。
我底女居停主人真好！她把我说出的两个谱子都奏了。接着还再奏了两三个另外的谱子，才重复回到座上。
——哦，多谢你了！我向着她说：我真没有料到我离开这儿三年以后还再能听到你底音乐呢。
——我也没有料到今晚能奏给你听，她说：因为我们都想不到你还能再到我们这儿来……
――喂，度浸先生，我底老居停带着醉意打断了女儿底话：你明天可以不要走，再和我们多聚一天罢。
多聚一天！我看着我底这位诚恳的老居停，我几乎要流出了眼泪。我感觉到今晚底这个夜会对于我要算是很有意义的，在座的诸人对于我都是抱着最难得的真情与诚意，我这次走后，一定是再没有相见的机会的了。但是我明天又怎能不走，又怎能再和他们多聚一天呢？我忙向我底老居停答道：
谢你底厚意，我因为还有别种事故，明天再不能勾留了。今晚底盛会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来时真没有想到能带这样多的愉快而去，真的，今晚我得到的愉快，是我从来没有得过的。
——这算甚么！
——我们也是一样。
Hugo先生和她底女儿同时都说了这么两句。
我又继续地说：
明天一早我就要走的，今晚我就在此地给座上的诸位致谢，并给诸位告别。或者我不久要回到东方去，我觉得我确是流浪得太没有归宿了！我还得要回到我底故国去。我们以后何时见面及以后能不能再见，谁也不能说定。今晚底这个纪念，我们大家都得好好地保持着。
沉默布满在座上了。我回头看见我底女居停主人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这个忧郁的神色使我觉得她又恢复三年以前的美貌了。突然一种强烈的情绪摇震了我一下，我便又继续地说：
夫人们，先生们，我还有一点超过我今晚应说的话底限度以外的意见，你们都是知道的，我三年前在这儿住的时候，Hugo先生和Marguerite姑娘待我都是等于自家人一样，要是我说一句过分的话；Hugo先生真把我看成了他底子侄，Maiguerite姑娘真把我看成了她底兄弟。这种情谊常留在我底心上，我在这别后的三年中，常在希望Hugo先生底健康和Marguerite姑娘底幸福。夫人们，先生们，世界上有对于他妹妹底前途不留意的哥哥么？我底这个妹妹，她有过人的聪明，她有最温柔的天性，我望她能得一个不至辱了她的佳偶，我不是替她选择，也不是替她决定，只是行使作哥哥的应有的权利，在做赞助和作成的事务。在今晚底会席上，我确是给我底妹妹把幸福寻得了。夫人们，先生们，你们知道是那一个呢？
我说到这里便用手指着Robert先生，一面却向着Hugo先生和Buisson夫人说：
想来你们二位老人也是喜欢的罢！
两个老人都笑了。我又说：
我很希望他们两个早点定婚，都不要被青年常有的不定的心理误了自己。——哦，来罢，我底妹妹，要是你觉得我底话能使你快乐，那么你来，Robert先生也来，我们三个人碰一个杯罢！
果然，我底女居停主人真好！她和Robert都站了起来，在满座的鼓掌声中我们碰了杯，都把酒饮干了。
这时我却再专向我底女居停主人低声说了一句她不曾想到的话，我说：
但是，当到你结婚的时候，不管我在甚么地方，总望你能写几个字报告我，不要把我忘记了。
她在微笑中点了头，表示她底答应。我立地觉得我周围都像被一种意外的快乐所包围，我便借这狂欢的空气，起身给他们告辞。
满座的玻璃酒杯在最后的祝福中又热烈地碰在一起了。
※※※
早晨寂寞的车站上被细雨洒得带了几分滑湿，我手中提着到处随我流浪的破旧皮包，预备又要上我飘泊的长途。
昨晚底酒味还没有完全退去，只觉得稍带点疲倦，心中已没有来时的那样伤感了。
哦，别了，可爱的庄园！ |
为黄药眠著《晚风》的编者按（1927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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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黄药眠著《晚风》的编者按
王独清
（1927年6月2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7年《洪水》第3卷第32期。
我们这次到了广州，毕竟不算空去。因为认识了许多无名的青年作家。只就我个人来说，虽然还是两手空空地折返到上海，但一想到这层，倒真像是发现了宝藏而归，心中感着无限的安慰。黄药眠君也正是能使我们得到安慰的一个人，他底诗，要算据我所知道的广州青年底作品中最有希望的。我这次到上海来，带了许多广州青年朋友底作品，但在这许多的礼物之中，只有黄君的最为丰富。我将陆续地给他选择发表。现在先借这里郑重地介绍这位诗人，并望黄君继续努力。
独清6月28日 |
去雁——航行通信（192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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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雁——航行通信
王独清
（1927年5月26日）
仿吾
何畏：
和你们别后又快要半月了。我由广州走的那天没有看见到你们，至今还觉得像忘记了一件东西的一样。你们大概都还是照常的好罢？
我走的那天，除了曼华以外，送我的还有碎声夫人和国凤女士，我这个人可以说完全被伤感宰制了。无论遇见甚么事，总是一味地伤感，结果除了些眼泪与病苦而外，甚么也得不到。这是我一生不能发奋的大原因，怕也就是我要短命的征候罢。我这次离广州，特别又陷入了这种境地。我被小艇送到船上，心中的落寞真达到了极点。仿吾曾喜欢我从前做的那几句诗：
雾濛濛的阴雨满天，
无数的帆船都摆列在岸边。
我没有一个人陪伴，
独提着破旧行囊快要上船。
当我那天上船的时候，真是这种情形，你们想我怎么能不凄楚，怎么能使伤感病不再发作呢？
上船以后，只是睡觉。船行共有七天，这七天之中我可以发誓，我没有笑过一次。和我同房的某君兴致很浓，每天和住在邻房的他底同乡饮酒填词。据他自己对我说，他是他们县中的一个才子，他填的词没有人不说是好的。蒙他看得起我，把他底词稿由箱中取出叫我细读，我想推懒都不能够！他守在我底旁边，要我把他底词一首一首地读完，结果自然是要一个绝大的赞赏。他这种专制高压的手段，逼得我不能不走虚伪的路，我把他底词稿每页都翻了一翻，眼光只在每页上稍加停顿，就这样，把稿子交还了他，说了几句他想听的话，才算完事！“朋友，恕我罢！”我心中这样说。
我对面的房子住着两个年青女子，这也引起我同房的某君底兴会。他有一天为对面的两个女子填了十首词，拿到我底床边来叫我读。
——对不起，现在我要睡觉了。
——你真是个道学家呢。
——拿来！我读就是。
他底激将法真不坏！我是宁可做我不愿做的事，不愿作个道学家的。
到香港的时候，正是晚间，我只上岸发了信，便又上到船上来。我经过香港总有四五次了，只有这次的那晚真觉得不安。我也不知道是甚么原因，我站在船楼上望着对岸的灯火和在暗中摇动着的帆船，我底哀愁直要把我掀到水中，我又犯了我底旧病，恨不得耸身跳了下去。这时的情绪，我都叙在一首诗上：
黑夜已罩在了海上，
一切都在暗中隐藏。
诱人的是这天上的星斗和对面底灯光，
辉煌，辉煌，辉煌……
我一个人站在船上。
唵，我不知道是飘泊，还是逃亡？
黑夜已罩在了海上，
一切都在暗中隐藏
只有那些远处的帆船还在隐隐地动荡：
渺茫，渺茫，渺茫，……
我一个人站在船上，
唵，我不知道是飘泊，还是逃亡？
其实有甚么诗好作？我回到中国要一年多了，我才感觉到我在回国以前的思想都是在做梦。何畏！你不是说过么？你说：“独清，你错了，你生在中国！你底诗，怕终得不到能了解的人；你底生命，怕也终得不到能了解的人。”本来生在不需要诗人（总之不需要文学家）的现在中国，还谈甚么了解不了解，只要社会上少赐些酷刻的讥评的讪笑已经是大幸了。譬如你，何畏！你确是一个有诗人天才的人，你发表过的诗量虽是多，然而没有一首不是“纯粹的诗”的。你现在好像再不作诗了，这大概也怕是因为现在中国不需要的缘故罢？
说到中国人了解文艺的程度上，有时使你不得不灰心，使你不得不生愤。仿吾！怪不得你提到中国现在的批评便要发气。记得去年北京某报上批评我底“吊罗马”一诗，曾说我“不该用外国典故”，我真不知道这位批评家是一种甚么头脑，他大概是叫我题目在“吊罗马”内容去“咏中国”罢？我们中国人底主观癖怕要算是世界第一，凡自己看不懂的，都可以说是“不该”！不要说批评，就只以鉴赏来说，你看时下几篇被人称赞的作品，哪一篇是真正有永久性的？像“聂嫈”，像“函谷关”那样真有永久性的作品，却向来没有听到人称赞过一句，再像达夫最近在月刊上发表的那篇“过去”，无论表现方面，描写方面，都是完美的，可是还没有人真正注意到。
达夫底那篇“过去”，真要算是他作风底一大转机。我们读了这篇小说，觉得达夫是再生了，他从此又有了新的生命。他能那样去描写堕落女性，但这种堕落女性却不是寻常的，在这里又涌出他表现的手腕。总之这篇作品充满了俄国作家的风力，我以为它是有永久性的。
我在船上最苦的就是过了香港以后，我底心脏病本来已经沉重，哪里又经得起船受风浪时的摆动？我直挺挺躺在铺上，连身子都不敢翻转。因为我底书一本都不在手边，便向邻房的人借两本书，打算好在铺上睡着闲看。我底邻居当然也不知道我是谁，他很热心地拿过来两本书给我，等到我接着看时，原来第一本是“沉沦”，第二本是“落叶”。我只好对他说这都是我看过的，但是他说还有，却又忙着拿过来一本“爱之焦点”。这使我再不好不留下了。他说他还有一本，被同舱的人借去看了，明天再拿给我。等到明天，他真拿来了。但是惭愧，却是一本“圣母像前”！我想看书的目的终是没有达到。
这次在船上使人最不能忘记的便是船停在香港时，英国人到船上来查关，上船来的只一个英国人，却是不动手的，动手查的是两个我们中国的同胞。这两个同胞真是过于尽职了：一上船便叫骂了起来。我同房的那位因为开箱子时慢了一点，已被我们底一个同胞打了几拳，及至查到我时，我们底一个同胞忽然低声对我说：
给我五块钱，我便不查你了。
——你查，你查！钱是没有的！
经我大声地回答了一下，他却瞪着眼一句话也不再多说，只把我底行李一件一件地看完，便径自走了。
仿吾哟！何畏哟！我底同胞们原来就是这样的！
到了上海，心中更觉得不能安定。达夫虽然有了Amour了，但是他底病却特别的厉害。伯奇也在上海，都很无聊。我自己底命运是定了的，除了流浪，怕也再得不到第二种生活了罢。唉唉，流浪也好，在现在的中国，你不流浪，还想作甚么呢！——其实在现在的中国，还是快死的好，所以我在希望我心脏病底病力加速，使我底心脏早点麻痹！
独清
二六，五月，一九二七 |
致法国友人摩南书（1927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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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法国友人摩南书
王独清
（1927年5月2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7年4月15日《洪水月刊》第3卷第31期第277-281页。
摩南（Monin）至友：
现在正是春末夏初的时候了。这时正是去年我们在广州分手的时候，光阴毕竟是很快的，这一年中我们几个同人底离散和我们中国时局底变迁，都足以使人吃惊。我接到你底信一直到现在才复，一半是我底疏懒，一半也实在因为生活不会安定，又常被病痛所苦。你是知道的，生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幸，生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更是最大的不幸。我对你底信所以迟复的原因，还望你能了解，并望你能原谅。
你寄我的报章都已收到。蒙你论到中国现在诗人，提出我和沫若。我底“吊罗马”更蒙你译成法文，并附上了注释，沫若底“星空”也劳你很费力气翻译了。你对我们的这种热心，我先在这里给你致谢。
近来我们几个人底行踪都像是秋风中的黄叶，已经分散在各方了。沫若已置身政治，达夫在最近期间内因病赴日本休养，仿吾尚居广东，我则暂留上海继续着孤独而流浪的半生不死的生活。回想起去年我们在广州聚首，真是有如隔世。你大概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在一座茶楼上谈心，你像是完全浸迷在我们中国南方——不，广东特有的那种茶楼的趣味里，那对于你，特别是一种异邦情调。我们曾谈到了种种的问题。谈到法国近代的文艺，谈到中国的近代文艺，谈到法国最近社会思想的趋势，谈到中国最近社会思想的趋势，谈到日本，谈到德国，并且谈到呻吟于法国压力之下的安南！你对于我们中国目前的革命抱着无穷的希望，你对于我们几个从事文学的朋友也抱着无穷的希望。你曾问到我们各人自己所打算的自己生命的前途，你也曾说到你自己。你最后结束的一句话，使我至今不能忘掉，你说：“无论如何，现今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我们都要革命！”
好的，朋友，“我们都要革命”！你这句话常留在我底心里，并且常使我发生着很惭愧的反省。我总觉得我是过于偏向个人的伤感方面去了，一年来我很想在我这个缺点上作一番补救工夫，近来的心境似乎比较去年时变迁了许多。这固然由于中国环境底刺激，而其实你那句话也给我暗示不少。
我觉得文艺家决不能忘记他所处的时代与地域。固然，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是随着时间变易的，世界决没有不朽的律理；但是这个我们却不应该去顾虑。譬如但丁底作品完全是以宗教的信仰作背景，中国屈原底诗中满填着怀念君主的单思病的呻吟，这些都是为近代所不容许的思想，但是但丁屈原并不因此而失去他们底价值。思想不过是时代底产物，我们既了解了作家底时代，便不能因为他底思想与现代不合而竞抹杀到作家底本身；不但不能抹杀，反而为他能代表某个时代，却使他底价值更形增高。不过这里所说的价值，只是历史的价值。即就摆伦来说，他底影响自然是很大，雨果崇拜他，维尼崇拜他，歌德崇拜他，许多许多诗人想学他。但崇拜他想学他的人都是因为和他底时代相近的原故。我们现在对于摆伦却只承认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者，只能承认他历史上的价值。我们这时代所要求的革命家却决不是摆伦。摆伦式的革命诗人还不外以个人为中心，还不外是一种英雄式的破坏者，这种思想表现出的行为固然可以帮助希腊独立，但也可以成DonQuixotte式的骑士，对于现代却不特无益反而有害了。
处在我们现代的文艺家正应该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地域。现代决不是个人的时代，个人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文学史上自浪漫派以来都是个人的文学，一直到了颓废派个人主义算是达了熟烂的时期，正和现在的巴黎代表最末的拉丁文明一样。在艺术上来说，正如中国古诗人诗中所说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文艺家本身上来说结果只是走上了“自杀”与“灭亡”的一条路，这正因为浪漫派的时代，个人主义还可以存在，像摆伦一类的人物也正可以作他英雄的事业，及至到了近代，社会已不能容许这种个人主义行动，所以摆伦式的人物便再也不能产生；要在近代履行个人主义，那是只有在咖啡馆，只有在赌博场，只有慢性或不慢性的自杀了。我们据此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觉悟，可以明白现代个人的文艺已失了它底权威。我们所要求的是民众的文艺家，是置身于普劳列搭利亚中的文艺家，我们愿把文艺献给民众，去安慰他们底灵魂与鼓舞他们底勇气；我们不愿使文艺被资本家或支配阶级买去充作他们底阿片烟和侍妾。这才正是抬高文艺底价值，并且对于文艺的尊崇要在“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们以上。
在法国现在还存在的两个文学家，巴比塞与罗曼罗郎：这两个人在中国也常被人提起的。当我还没有离法国时，他们两个曾处于极相反对的地位，我想现在他们底态度也必定没有变更。若依我来评论，巴比塞才是现代的文学家，他知道文艺不能脱离时代，文艺家把自己底生活与艺术合而为一，他知道文艺家对于时代的重要，他更知道现在是民众的时代，是反抗压迫阶级的时代，他确是实行作他底活动了。罗曼罗郎底思想恰恰相反，但依我看来，罗曼罗郎已经是一个在现代落伍的文学家了。他很安适的住在瑞士底湖边。他闭着眼睛不愿看现在无量数的被压迫群众，他只追想着过去的“英雄”在过着他天才崇拜狂的迷瘾，他一面与保守印度贵族阶级的太戈儿相周旋，一面又仰慕着那用无聊的无抵抗不合作主义断送了印度的甘地：总之他还不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他确是已经落伍的了。法国现代文艺最大的危险便是个人主义流毒很深，虽然文艺家之多正可以同巴黎地道车中那些时装妇女人数相比拟，但是可惜结果也只等于那些时装的妇女罢了。我以为要使法国文坛产生真正时代的作品，第一先要肃清Decadent式的个人主义。
上面讲了许多话，其实我自己还是一个空有理想的懒惰者。不过我这许多见解都是一年来所变化的，并且我可以对你说我们几个朋友都差不多有一致的倾向：沫若不用说了，仿吾也在作着实际的工作，就是病弱的达夫也改变了他底作风了。还有如木天虽然还住在北京，但是他底思想也必没有甚么触牾的。
蒙你问到我们底作品，一年来沫若和其他的人都有新的著作。我自己是在努力着使我一向趋向于个人伤感方面的艺术完全死去，希望有一个新生到临。我在《死前》里面说道：
最好能到我墓前常述我死前的疲倦，
好使我；使我常在墓中感着悔恨不安。
朋友，我请你，请你希望我死罢！
你底朋友
王独清
二〇，五月，一九二七（五月二十五日译出） |
西施——在上海群众集会上的演讲（1927年5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西施——在上海群众集会上的演讲
王独清
（1927年5月20日）
我是才由苏州回来的。
我要往苏州去的时候，非常高兴。因为苏州是我们历史上出名的都城，又是西施住过的地方，很值得去游历一次。我幻想中的苏州是有说不出的庄严，是有说不出的浓艳，那儿底天都应该异样的泛着温柔的蓝蔚，那儿底地都应该异样的陈着一片香土。我打算去到苏州痛快地徘徊几天，引起我崇拜的怀古的心情，接受一点创作的灵感。
我预备的是去吊一次西施，回来以前要写一首哀感婉艳的长诗。
不但是这样。我要往苏州去的时候，有人对我说：苏州底女人是再美不过的，一到了苏州，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最美的女人。我也想，像那样负着盛名的古都，住民当然有灵秀的遗传，这话一定不曾错误。我以为我去决然可以看见许多从来不曾看见过的美人。
我要去苏州时的心境是这样。
但是，失望，失望！第一，苏州完全不是我想像中的苏州，那儿只有破烂，污秽，陈废，荒凉，一点也引不起人流连的兴会。吊西施的计划，本来是空空洞洞的幻想，及至看见了那儿那种整个的腐败，竟至一句诗也写不出来。其次，到处都是贫民，小工，乞丐，跑街的妓女，所谓灵秀的遗传，像是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至于我能看见的街上来往的女人，有许多穷得连衣裳都穿不完全，还讲甚么美不美呢！
所以这样，竟使我底幻梦完全消灭，我底吊古的情怀始终未曾抬起头来，灵感连影子也没有光顾过我。我只是扑了一身的尘土，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上海来。
不过，我这次到苏州去虽然失了望，但却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道理。
是甚么道理呢？便是幻梦要同现实一致。
孟子说得好：“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这句话很可以说明幻梦要同现实一致的道理。西子——就是西施——虽然是千古驰名的美人，无论是谁对她都有一种超人的幻想，可是假使真个见了她时，她是全身污垢，那是只有令人赶快地回避，连看也不能多看的了。我这次去游苏州，先在幻想着古代姑苏城旧址，先在想着西施住过的名都，先在幻想着那儿种种的风流旖旎，那知及至到了那儿，才是一片的腐败，才是充满了穷苦，不怕你是一个追寻幻美的人，可是经不起现实只在你底眼前捣乱，你终归不能不伏在现实底脚下了。
这层意思，要是老实地讲出来时，那便是说：我们要充实我们底幻梦，须先充实我们底现实。
再进一步老实地说罢，我们底现实真是达到破产的程度了。我所说的苏州，不过是我们全部底一小部分，我们试把眼睛睁大来看，我们中国那一处不是破烂，污秽，陈废，荒凉？那一处不是满布着贫民，小工，乞丐，跑街的妓女？我们底一切都已经破产，经济底压迫一天胜似一天，我们失业的量数不知增加到甚么地步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形里面，在我们底生活根本起了摇动的这个时期、你要去追求幻美，要去作个人的春梦，这是办得到的事情吗？
是的，办不到！我们可以忏悔了罢！我们过去只在陶醉着虚无，只在制造着mirage和ntoPia的文艺，只在崇拜着纯艺术的镀金菩萨——完全是场胡闹！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把眼光移到现实上面来。我们要作诗人，要作文学家，要作艺术家，我们就要把脚站在社会的基础上。我们唯一的责任是要领导着大众向改造现社会的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去。
在现在，我们首先要强迫自己对于现实发生兴会。我们坚决地承认：若是我们抛却现实，便再没有活动的所在。我们要一点不怀疑地承认这是我们的真理。要这样，才能改掉已往的错误，才能开始新的工程。
目前住在上海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自然是很多。但是就我所接触过的（谈话上，通信上，作品上）都是些患着幻梦癖的人物。记得有一位朋友因为倾慕十八世纪底古风，曾说要到欧洲去学比剑，意思是预备同别人争女人时好实行决斗！最妙的是他和另外的一位朋友底对话：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文艺家。把自家生命献给自家底爱人，像古时的那些伟大的诗人一样……我这次到法国总要把比剑学一学……
与其学比剑，不如学打手枪的好。
——还是比剑好，决斗时多是用剑的……
——那不一定，普希金同人决斗不是用的手枪吗？
像这一种人物，听去好像是我假造的一样，其实却是千真万真。并且这种人物在目前怕也不算少数，因为患幻梦癖的结果，只有同眼前的世界隔离，像这样的狂态原是当然的事体。
我们要是觉得这种狂态可笑时，那我们就要赶快地转变方向。我们看，黄浦江上排列的军舰快要响它们底炮声了，我们还在这儿胡闹甚么！我们要是真想做些比较近人情的美丽的幻梦，真想和自己底爱人甜蜜地接吻，那还是赶快地起来作有用的工作，无论如何，先使你底现实充实，然后再讲别的。要不这样，爱人怕总不是我们底爱人，而所谓幻梦也不过是到头来总要感到desilusionnement的一场梦中之梦。
我们中国是一个负着盛名的古国，我很承认；我们有过黄金时代，有过光荣的历史，我也承认。但是这些，我们不能只去欷歔地凭吊一场便算了事。我们只像一个受过王政时代恩惠的军官一样在怀念着过去的光荣，那更是万分的无聊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现在，是目前，我们没有徘徊于幽灵的木乃伊之前的余裕。
我再来说一遍：要充实我们底幻梦，须先充实我们底现实。
我开首在说西施，我们就不妨把西施比成中国罢：我们要是爱西施，我们就应该先使她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
二〇，五月，一九二七。 |
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1927年4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
王独清
（1927年4月1日）
〔说明〕本文初刊载于1927年4月1日《洪水》第3卷第30期第231-236页，签名者为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后转载于1927年6月日本《文艺战线》第4卷第6期，签名者增加了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郑伯奇。据成仿吾后期回忆，此文为何畏所起草。
《洪水》编者按：这个宣言是我们一种忍无可忍时的表示，本文已经译成英文，直接寄往欧洲了。在这里签名的人都是本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所以特别郑重，凡本人在远处的，都由他底朋友负责代为签名。我们很希望能得到英国方面的回信，同时更希望国内多有些同志来参加。
我们从事于中国无产阶级国民革命的文学家等今致书于英国底无产阶级，Intelligentsia及一切工人，想对你们表示些意见和希望。
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通书的事，恐怕这次才算第一次。因为向来只有“英国皇帝陛下”致国书于中国皇帝陛下（现在已没有了）或军阀所推戴的大总统阁下等事。那种文书虽表面上用许多敬语称呼中国底皇帝或大总统，里面却包含许多使中国人民不能生活的恶毒的条件。那种文书虽能欺骗一皇帝一个大总统或信用这个皇帝或大总统的人民，但一旦人民不信用皇帝或大总统而自己觉醒的时候，那种文书便是引起我们对于英国人生极端的恶感的东西，——自然，我们所仇视的不独是英国一国。但一方面被我们仇视的英国人，也不过一小部分的人才直接受那些文书底恩惠。大部分的英国人不但没有接受那些文书底恩惠，并且倘没有我们提起那些文书的事，恐你们从没有知道过英国和中国之间有那些无聊的文书。我们深知英国人底大部分也为了那些文书直接或间接地牺牲了不少的生命与不少的劳动而并没有得到相当的报酬的。
您们想，那些文书，虽在表面上以种种敬语互相称呼，事实上，除了起我们底反感之外，有甚么别的效果？那种文书不但不能为两国人民谋好感，谋幸福，并且使两国人民没有接近握手之一日。资本主义天天想把航路缩短，航速增高，用了种种奸诈的方法，表面上对我们与以称扬，暗中却任意抢掠：因之民族感情反天天隔离了。这就是现在我们对你们要表示意见的原因。
我们究竟能让这快要崩解的恶毒的资本帝国主义来离间我们两国底民众么？我们不甘心如此，想你们也不甘心如此。
我们底文书决不像皇帝和大总统两下所结的权利买卖条约。我们没有甚么权利送给你们，想你们也不要我们底权利。并且我们深信你们能痛感你们底支配阶级不替民众造福，专为自己底利益起见而侵略殖民地，甚至引起世界的被侵略民族群起仇视你们之处，你们一定能自觉起来，以严格的态度攻击你们政府底侵略手段而使政府放弃一切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底特殊权利和地位。你们倘不这样攻击你们底支配者，你们便不得不负一个“直接或间接帮助帝国主义来压迫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污名！但我们深信，英〔格〕兰先驱的无产阶级，你们决不情愿做一个盲目的爱国者而蔑视人类底感情。
我们知道不能再让这离间者介在我们两民族之间了。我们这封信便想尽这个职能。我们想和你们及世界的一切无产民众握手。我们不愿你们底支配者来和我们的军阀握手：因为他们握手简直是卖我们两方底民众的。
我们这样说了，那些资本主义者或者又要这样说：“我看你们真能握手么？”
实在的，我们能握手！我们最近就有一个好例，想你们也已经接到报告了。在这两个礼拜之中，我们广州市欢迎英法美国际工友代表的光景，正是应该载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事件。无论那一次的欢迎会，为了三位工友代表而群集的民众总是十数万。他们只是要知道欧美底无产民众对我们的友谊，只是要亲自听见欧美民众代表给我们的约束和安慰，只是要得和欧美民众握手的机会，遂把无论何种广场都挤满了。他们对于这三位远来的工友代表竟表示无条件的欢迎。无论甚么时候，群众只要一看见这三位工友代表时，他们便举手扬旗欢呼呐喊以吐露他们不能用言语表示的情感。对于这类光景，倘不下泪，也不得不起一种严肃的尊敬。这完全是一个精神的合一（Communionofsouls）。不但是英法美工友代表和广州民众底精神合一，这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底精神合一。——这种光景，完全是合众一致Collectivity的Extasy。我们从三位代表底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中可以想到欧美无产民众的感情和意义——我们看见三位代表底后背有无形的一大群无产民众站着——我们遂禁不住向着三位代表后边看不见的大众高呼！
实在的，现在我们能结合起来！现在确是民众和民众不得不结合的时候到了。世界无产民众赶快起来结合去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欧洲，美洲以及澳洲，非洲，印度底无产民众，我们现在对你们公言，希望你们大家团结，也和我们团结——希望你们知道承认我们无产民众的中国是你们底Kamarade希望你们知道你们在中国底Kamarade有几万万！我们希望你们把你们在中国底几万万Kamarade当做你们和资本帝国主义战斗的联合战线的战友！
实在的，我们是在东方极力向帝国主义进攻的！我们底组织虽没有你们的完善，经验虽没有像你们的十分充足，但我们底战斗力已经表示到十分之七八了，我们知道孤独的作战是很不容易制胜的。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底失败，一在我们自己底斗争组织之不完全，二在我们不能和世界各国底无产民众结合。但这种失败，想我们在西方备尝辛苦的Comrades很可以同情我们的，并且，你们一定想到倘和我们共同作战，在西方应援我们时，我们或不至于十分失败。我们也如此：倘你们底总罢工，我们东方底无产民众——虽还不能表示充分的威力——遥遥地应援你们时，你们或者也可以多得些意外的勇气和希望。但这都不过是过去的悔恨，以后我们决定用我们所有的能力来帮助你们，想你们也更可以如我们所愿，尽你们底能力来帮助我们。我们底训练和组织，虽还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成功，但我们底意志确有建设无产社会的可能。外国来的无知的绅士们到香港，上海，广东，汉口等处观览的时候，他们傲慢的眼光所见的只不过是许多苦力，但是我们底工人，虽在这些绅士们底眼光中看来是苦力，却都是总工会底会员；虽在平时默默无言地劳动，倘一旦总工会表示全体意志的时候，他们底团体意识，他们底团体行动决不是那些傲慢的绅士们所能预料的。我们平时看见工人在货物自动车上，在马路上奔驰时，我们已经觉得将来建设新社会的是他们，但我们更看见他们底团体行动的时候，我们便更觉得他们将来的威力。不管那些向后倒退的帝国主义者向“未来的支配者”怎样开炮，但“未来”究竟是他们的。
我们无产民众底组织，运动意识等正在向前前进，但榨取我们底外国资本家却天天在那儿后退。譬如，香港一岛正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据地，但察其文化状态则我们敢断言香港底英国人断不能理解他们本国底现在的倾向和将来的形势。老实说，他们已经和本国底现代潮流隔绝了。他们已经不能顺应他们本国底进向了。这自然是他们所谓殖民地底进向，他们一定更不愿意顺应，也无能力来顺应。他们底倒退是不可免的，他们迟早都是要被淘汰的了。但是他们帝国主义的自己崇拜却依然如故，依然以从前陈腐的眼光来轻蔑我们，说我们没有造高级文化的能力。在这盲目的自己崇拜的昏睡之间世界形势进展了。等到他们睁开睡眼向外边一看时，他们以为不能创造高级文化的民族竟弄起社会运动的Demonstration来了！
“杀！杀！放机关炮！”退后的帝国主义意识便变成Terrorism，张开它底毒牙了！
它不亲自张牙舞爪的时候，便更有阴险的策略。这一次上海总罢工，军阀孙传芳屠杀我们底工友时，倘不得英国人和法国人暗中或竟公然帮助，决不至于那样残酷！上海军阀之杀人是应该英国人和法国人负责的。他们是借力杀人！他们嗾使了军阀来残杀我们，他们还在那儿冷笑旁观！他们这些险恶的人类！我们现在虽不能支持我们流血的罢工，但他们的阴险，我们总不能忘记，我们总要和他们决一次人类的总账！
无论怎么样，现在，没有民众支持的军阀总要被打倒的。那时侯我们底战线一定和帝国主义直接接触。我们也预知帝国主义一定会用种种阴谋来和我们作战，一定会设法惨杀我们，但对于这种Terrorism，我们已有全体的决心。我们决不因帝国主义的Terrorism而退却。我们现在专等候敌人底态度，我们是决不辞一切的斗争的。我们底斗争总是向着资本帝国主义，我们只有从榨取的资本帝国主义者手里夺回生活，此外再没有别的目的，也再没有别的生路。我们希望英国底无产阶级以满胸的同情来和我们以及全世界的无产民众合作起来，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此后我们再向东方的资本帝国主义反抗的时候，希望英〔格〕兰底无产民众也响应我们，在你们自己底国内向帝国主义进攻。
我们现在第一要为了打倒资本帝国主义而团结，将来把资本帝国主义打倒之后，我们更可以为世界的生活发展而互相扶助。以后我们和你们互相交通的时候，必定渐渐增多！你们必能得真确的消息而不被新闻记者所欺骗。我们有种种地方要希望你们把你们底经验和技术指教给我们。现在我们底大生产组织还没有确定，故支配大生产组织的技能和经验还缺乏。我们将来总想设法派工人到欧美去求你们底指教。也望你们常常派人来指教我们和我们合作。总之世界底无产民众在此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不由得不团结起来。孤独的抵抗是容易失败的！我们只要联合起来，我们一点没有损失，我们只有利益！我们希望英国底无产民众和无产的智识阶级联合起来给我们一个同情的回答。
签名者：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 |
五卅纪念——在广东五卅惨案纪念大会上的演讲（19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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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纪念——在广东五卅惨案纪念大会上的演讲
王独清
（1926年5月3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6年5月30日《五卅纪念》小册子第1-2页，国立广东大学秘书处出版部编刊。
今日是我们最痛心的“五卅”纪念，我很愿意来说几句话。
我不是政治家，不知道这“五卅”惨案在政治上所发生的问题，我只知道这个日子是证明列强不曾把我们当作同等的国家，不曾把我们当作进化的民族，甚至于把我们不曾当作人类！我只知道这个日子是我们最可耻的一天，是我们应该痛哭的一天，甚至于是使我们灵魂永远不能平安的一天！
去年的今日，我还住在欧洲。这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一传到巴黎伦敦各地时，好像暴风雨一样，全欧洲都给了我们中国一个莫大的注意。但是足以使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各地的报纸除了最少数以外，大多数不但不对我们表相当的同情，反趁着这个时机作无理的诋骂。更有许多著作家竟公然正式主张应该对于我们取彻底的强硬态度，应该对于我们取“屠杀无赦”的手段，应该对于我们用“公共管理”的政策，并且公共管理时，他们应该举出的代表便是与我们最接近的日本帝国！
这样的空气使我再不能在欧洲安居了。我才收束了我底流浪生活回到了故国来。
天下是最使人不平的怕再莫过于这件事了：租界本是我们底土地，而我们不能去作我们正当的事业，反要遭租借我们土地者底虐待，屠杀。天下是最使人不平的怕再莫过于这件事了：我们被人虐待了，屠杀了，反不能得到同情，却更得了许多预定的处分。
这是不是他们没有把我们当作平等的国家？这是不是他们没有把我们当作进化的民族？这是不是他们没有把我们当作人类？
我们可以猛省了！昨天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应该争我们“人”的地位，我们要冲上战线去，不死不止。因为只有。死的决心才可以保我们努力的。
今年我在广东来作这第一次的“五卅”纪念，我在我底悲愤中迸出来的希望便是这一天给我们的“死的决心”！
啊，我们为你死罢，你这催人痛心的“今日”！ |
我底回国（192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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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底回国
王独清
（1926年4月20日）
伯奇：
前次写了一封信给你，想来你是已经接到了。
说来真有点不快，我刚回到上海，你即在我到上海的前一天往日本去了。你来信问我回国来计划怎样，我真不知道怎样回答你呢！我这次回国，本是一种冲动的表现。我还记得是一天晚上坐在拉丁区底一个咖啡店里，面前正摆着一杯Rhum，一个人无聊地正在出神，忽然一个卖报的撞了进来突然地喊着：
“中国底暴动！中国底暴动！”
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一样，把我从沉梦中惊醒，急忙便买了一份报展开一看，啊！……——这新闻就是我们最痛心的五卅事件！
从那晚起，每天报上都有中国的消息。可是报上对于那些消息的评论却真要把人气死！他们——帝国主义忠实走狗的新闻记者！———提笔便说我们是咎由自取，一提笔便说我们是野蛮的民族，一提笔便说我们是无理取闹，并且一提笔便说他们对于我们应该彻底肃清，应该格杀无赦！……啊，这简直是反了！他们底意思是要我们俯首贴耳地让他们来屠杀，他们底意思是要我们把脖子伸长，连哼都不要哼一声的！这简直是反了，简直是反了！
那晚我曾自己向自己发誓，决要在最近的期间回国，我是再不愿意在外国享乐；再不愿意受他们假意的优待——其实，平心而论，我个人过去的生活，中国人对我真不如外国人对我的情意浓厚，但是让它浓厚去罢！我还是到中国受苦好些！我是就这样决了心，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收拾了行装，一面给国内朋友写信，想借点回国路费。我在等路费的时间，每天都想回国，我决意和许多外国朋友都不来往了。我在一首诗中说道：
去罢，还在这儿迷恋甚么热爱的情妇！
去罢，还在这儿沉湎甚么芳烈的醇洒！
去罢，还在这儿居住甚么华美的房屋！
去罢，还在这儿信托甚么诚意的朋友！
我真是天天在想回国，我几乎要发疯了。
可是，出人意料，我向国内朋友借的钱竟成了空梦，使我不得不又向别处设法。但是在这期间遂又耽延了很久，所以直至现在才算是真的回国来了。
我要动身的前晚，有许多朋友约会在一个饭店中给我饯行。我那时因为受了友情的包围，不觉便痛饮了一阵，朋友们要我留一个纪念，我当时头昏耳热，向店中索了纸笔，便随意地写了一首诗给他们。这首诗是这样：
劝君听我言，我本飘泊人。
我本飘泊人，无家无相亲。
东西复北南，旧书伴一身。
旧书伴一身，饥寒常来侵。
有时三四日，饮食不沾唇。
饮食不沾唇，几死幸复生。
有时去自杀，所苦在爱情。
所苦在爱情，相遇皆不诚。
屡被人抛弃，惟有自吞声。
惟有自吞声，无处安灵魂。
飘泊复飘泊，悲观更伤心。
悲观更伤心，今向故国奔。
故国正灾难，愿去哭国门。
愿去哭国门，一泻我哀忧。
或竟不去哭，往游埃及城。
往游埃及城，便向尼罗沉。
今日一为别，良友意殷勤。
良友意殷勤，倍觉伤我神。
人生只如此，忽聚又忽分。
忽聚又忽分，纪念永远存。
劝君各努力，我本飘泊人！
现在我把这首诗抄来给你看，你大概可以明白了。你大概可以明白我回国到底有没有甚么计划的了。所以，我说我回国只是一种冲动的表现。
冲动的表现也罢，甚么也罢，总之算是回国了。将来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作一点应作的事却是我早已有了决心的说得厉害一点，可以借爱尔兰殉国诗人PatrickPearse底诗中的一节来表我底心情：
ISetmyface
Totheroadherebeforeme;
TotheworkthatIsee,
TothedeaththatIshallmeet.
现在我能对你说的我底计划也只有这一点了罢！
其次，你来信说到我们底国民文学运动，你所说的“语丝”上钱玄同等底批评，我都看见了。他们确是陷入了很大的错误。我们提倡国民文学的原因是为今日中国的作家大都不能了解文学底使命，只知道很浅薄地摹仿，而不知道对于民族予以有意识的注意，以现在中国这样处于悲哀运命之下的时候，而没有一个真正体验国民感情的作家。我们且先不要说这是代表全部中国人底懒惰与麻木，即只就文学本身来观察，也是一个宣告堕落的先征。木天前次发表的文字，或者有些地方因为措辞上的关系，容易引起些误会，但是像钱玄同那样的误会，真是出人意料了。他竟然把我们和“赞美拳匪”以及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列为同类，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看我们所发表的那几篇文字来的！我们明明列举着有“主持社会正义”“主持阶级正义”“主持两性主义”等等，我以为我们底旗帜是很鲜明而正当的。总之，不管你怎样说，一个民族若不注意自己内部，不宣泄自己感情，不叫醒自己意识，就是费尽心力摹仿人家，根基总是在沙上建筑的！其成绩怕也只等于零罢了！我看钱玄同等完全是不懂这层道理，所以才有那样的武断。
在文艺上，“纪念”是很重要的。但这儿所说的“纪念”，决不含有复古的意义。我们可以纪念希腊底Parthnon，可以纪念罗马底Forum，可以纪念埃及底金字塔，那么也可以纪念我们底万里长城。这种历史的趣味并非引导国民去回到古代，只是为使国民提醒意识。感觉到对于已往创造者的怀慕而更从事于新的创造。我们应该恨那般浅薄的国家主义，只去抱残守缺，在Neohpobia中讨生活，但我们同时也该恨那般抹煞一切的偏急主张，竟至蔑视到代表人类真实情感的Nostalgia！
总之，我们应该受民族底洗礼，我们要努力创作，我望我们此后要彼此激励。不过我自回国以来，切实与社会相接触了以后，思想上似乎又有一点变化，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是等到确定或者要把我自己过去的一切见解根本推翻了呢。再缓一步或者可以告诉你。
独清
二〇，四月，一九二六。 |
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192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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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
王独清
（1926年2月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6年3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第89-98页。
木天
伯奇：
我现在动笔给你们两个写这封信，我底身子已在上海了。
离欧洲以前，在意大利Venise住了好久，后又重历罗马，直探Pompei之废墟，在那著名的古文明的遗迹中徘徊痛哭——哦，那时的我，简直想长眠在那儿！简直想那在我面前喷着黑烟的火山再崩了下来，好使我和那片最可爱慕的土地一同熔化！那时的我，真不愿再回来了！后又在瑞士留连了好久：取道里昂，由马赛上船归国。可是不幸得很，船一到了Portsaid，看见那些可怜的埃及人，使我对于东方的感情立地变成了幻灭的悲哀。唉，可怜的东方！像埃及那样古文明的国家，现在竟堕落到那步田地！他们，那些可怜的埃及人，只知道驾着帆船来接客，或是拿着种种的商品叫卖，简直像忘记了他们往日的伟大和光荣，我禁不住便吟出了我底哀歌：
唉！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
我对你们是有无限尊敬的热忱，
难道你们却只做这样接客的人？
唉！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
我对你们是抱着个爱慕的真心，
难道你们却只能作这样的商人？
我近来做诗，很爱用叠字叠句，我觉得这是一种表人感情激动时心脏振动的艺术，并是一种激刺读者，使读者神经发生振动的艺术。——木天！我一到了上海，沫若便把你底信拿出来给我看。我不觉吃了一惊：何以你对于诗的观念竟这样和我相似！你在谈J.Laforgue，而Laforgue恰是我精神上的Maftre，我曾把他底诗集放在床头日夜熟读，我曾把他底诗集带到咖啡馆，带到散步场去和我相伴。不错，他就是一个最爱用叠字叠句的诗人。他出名的“L’hiverquivient”和“Dimanches”都是用这种方法的。你说念不懂他底诗，其实并不止你，我在法国，和许多法国友人谈到他底诗时，十有九都是在骂他的。可怜！可怜Laforgue竟不能得到他同国人全部了解，倒还是我这个外国人能懂他底语言。但是，木天，你既是主张“诗要暗示”你既是主张“诗最忌说明”，我想你对于他底诗，总不至于“念不懂”罢？
归国后第二天便和沫若谈了许多关于诗上的杂话。读了你底“雨后”觉得你是完全受了RemydeGourmont底影响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唯一的工作便是锻炼我们底语言。我很想学法国象征派诗人，把“色”（Couleur）与“音”（Musique）放在文字中，使语言完全受我们底操纵。我们须得下最苦的工夫，不要完全相信甚么Inspiration。沫若说我爱上了象征派底表现法，要算是一种变更：因为我从前的诗作法全是Byron式的，Hugo式的，这话很不错。我现在很想来和你谈一谈我对于诗底艺术所下的工夫，就是说我近来苦心把“色”与“音”用在我们语言中的经过，或者也是你所愿意听的罢？
我上前年第一次游罗马时，曾做了一篇“吊罗马”的长诗，这诗寄回国时，沫若伯奇曾同读过，那虽不免是一篇很接近Byron式的诗篇，但中间已经插入了
徘徊呀徘徊！
我底心中郁着难吐的悲哀！
看这不平的山岗，
这清碧的河水，
都还依然存在，
为甚开这山河的人呀，
却是一去不回！
这已是注重音节的句调了，以后我便渐渐地以全副精神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要是可以不管文学史上的年代与派别，只以个人底爱好而定过去诗人底价值时，那我在法国所有一切的诗人中，最爱四位诗人底作品：第一是Lamartine，第二是Verlaine，第三是Rimbaud,第四是Laforgue。Lamartine所表现的是“情”（emotion），Verlaine所表现的是“音”，Rimbaud所表现的是“色”，Laforgue所表现的是“力”（Force）。要是我这种分别可以成立时，那我理想中最完美的“诗”便可以用一种公式表出：
（情＋力）＋（音＋色）＝诗
其次，我所取的诗形有以下数种：
1．散文式的——无韵，不分行。
2．纯诗式的——有韵，
{
分行限制字数。
不限制字数。
3．散文式的与纯诗式的
在以上的公式中最难运用的便是“音”与“色”，特别中国底语言文字，特别是中国这种单音的语言与构造不细密的文字。我最倾心Verlaine所说的Delamusiqueavanttoutechose，同时又感到实行这个条件的困苦。我最爱读Verlaine底“Chansond'automne”一类的诗歌，那样用很少的字数奏出合谐的音韵，我觉得才是最高的作品。但这类作法实在不是一回容易事，稍一粗糙：便成了不伦不类的东西。我曾有一首“我从Cafe中出来”，觉得尚可满意：
我从Cafe中出来，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那一处走去，才是我底
暂时的住家……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我从Cafe中出来，
在带着醉
无言地
独走，
我底心内
感着一种，要失了故国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这种把语句分开，用不齐的韵脚表作者醉后断续的，起伏的思想，我怕在现在中国底文坛，还难以得到能了解的人。这首诗底形式就是我所采用的“纯诗式”中“限制字数”的。这诗除了第一句与第二节末两句都相同外，其余第一节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行与第二节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行字数相同。并且两节都是第二行与第五行押韵，第三行与第六行押韵，第四行与第七行押韵。这样，故表形尽管是用长短的分行表出作者高低的心绪，但读起来终有一贯的音调。这样，我觉得才是Slimmungskunst呢。
要治中国现在文坛审美薄弱和创作粗糙的弊病。我觉得有倡Poésiepure的必要。——木天！如你所主张的“诗的统一性”和“诗的持续性”，我怕也只有Poésiepure才可以表现充足，像Verlaine底“Labonnechanson”中的第六篇便是一个最好的例。Samain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诗人，像“Chansond'été”（见“Aujardindel’infante”集中）那种诗篇原也不能说是亚于’Verlaine底“合欢会”集中诸名作，我们也应当要求其生产。
Rimbaud在他底“地狱中之一季”（Unesaisonenenfer）中说到他对于艺术的主张，开首便先自命为疯狂，——“Amoi,L’histoired'unedemesfolles”——这实在是不错的。因为一个诗人才应该有一种异于常人的Goût：常人认为“静”的，诗人可以看出“动”来。常人认为“朦胧”的，诗人可以看出“明了”来。这样以异于常人的趣味制出的诗，才是“纯粹的诗”。Baudelaire底精神，我以为便是真正诗人底精神，不但诗是最忌说明，诗人也是最忌求人了解！求人了解的诗人，只是一种迎合妇孺的卖唱者，不能算是纯粹的诗人！若果诗人底诗篇引动了民众底鼓掌，那只是民众偶然能相当的了解诗人底诗篇，却并不是诗人故意求民众了解。（木天，至于纯粹诗歌与国民文学不矛盾的所在，你已说得很透彻了。）故我以为要求最好的诗，第一先须要求诗人去努力修养他底“趣味”（Coût）。——这似乎还没有人主张过，但我却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尤其是中国现在的诗坛不可缓的要求。
可不是？正因为Rimbaud有异于常人的Goût，即所谓“疯狂”，他才能有Anoir，Eblanc，Irouge，Oblueu，Uvert，发明，真是的！他底诗实在非一般人所能了解。但要是有人能用很强的sensibility去诵读，我相信定会得到异样的色彩。像这样的艺术，就是我极端所倾慕的艺术。我也曾在这方面努力，虽然中国底文字有种种阻碍成功的缺点，我曾有过这样的诗句：
在这水绿色的灯下，我痴看着她，
我痴看着她淡黄的头发，
她深蓝的眼睛，她苍白的面颊
啊，这迷人的水绿色的灯下！
还有一种“色”“音”感觉的交错，在心理学上就叫作“色的听觉”（Chromaticaudition）；在艺术方面即是所谓“音画”（Klangmalerai）。我们应该努力要求这些最高的艺术；我们应该要求如伯奇所说的“水晶珠滚在白玉盘上”的诗篇；我们应该向“静”中去寻“动”，向“矇眬”中去寻“明了”：我们唯一要求的是真的“诗的世界”。
其次，我所以爱Lamartine，就是因为他虽然未必用心去制造甚么“色”“音”一致的艺术，但他那种在沉默中求动律的手腕也可以使他底作品成为“纯粹的诗”，像“LeLac”“LePremierregret”等诗都是很适当的例。至于Laforgue，他底诗简直可以说十有八九都是我想吟咏的：他底诗才不是平面；他底诗才是运动的；数学的；他底诗才是有统一性与持续性的作品——他是最高的力之表现的诗人，他是我精神上的Mattre。
其实，Laforgue只算得是我底同调者。我爱读：他底“L'hiverquivient”，但当我还未曾读他这篇诗时，我曾做过一首“最后的礼拜日”，不料竟同他有不期而合的地方。当我做那首诗时，意思是在想表一种冬日（法兰西底冬日）底Melancholia：我想，最好是用极不相同的长短句与断续的叠字叠句来表现，故我那首长诗中反复地用着
唉，这突然的风。唉，这突然的雨！
与
哦，雨！哦，风！哦，风！哦，雨！
及至读了Laforgue底“L'riverquivient”，才知道他已先我而用了。他是同样的在叫着
Oh！tombéedelapluie！Oh！tombédelanuit！Oh,levent！
法兰西冬日底Chasse，算是一件最能引起人特别感情的事。只要你听过那些Taiaut等的呼声和猎号（Cor）底鸣响，你一定会觉得异样的悲哀与凄楚。所谓“tonton，tontaine，tonton”，即是Cor所奏的猎曲中每节底末句：这是我最爱听而又最怕听的一种声音，我在“最后的礼拜日”中曾这样写道：
这又是远处的Cors——听！听！
远处的Cors，在用它们野愁的音调来振动我底神经……
它们也不管人家心中是怎样的酸痛，
只是奏着Tonton，tontaine，tonton！……
啊啊，Tonton，tontaine，tonton！
——停止罢，你们这些难听的声！
你们就任风把你们送，送，送，
把你们送到北，送到南，送到西，又送到东……
但是我底神经已受不住这样的振动，
唵！停止罢，你们这些难听的声！
我那首诗自己还觉得有相当的满意，但不料Laforgue在他底“L‘hiverquivient”中有了同样的描写。不过他底写法另是一种情调：他简直被Cor底声音聒扰得要发起狂来了！木天，这便是你所引的
Lescors.lescors,lescors,——Mélancoliques！……
Mélancoliques！……
S'envont,changeautdeton,
Changeautdetonetdemusique,
Tontontontaine,tonton！……
Lescors,lescors,lescors;…….
S'ensontallésauventduNord.
其余我那首还有与Laforgue类似的地方也再不必举例了。总之这种叠字叠句的写法，这种长短断续的写法，可以说是一种“力”之表现。
木天！你说你主张诗底形式力求复杂，这话很对，可惜中国现在诗坛底诗大部分还不成其为形式。我以为诗底形式固不妨复杂，但每种形式却必须完整。中国人近来做诗，也同中国人作社会事业一样，都不肯认真去做，都不肯下最苦的工夫：所以产生出的诗篇，只就technique上说，先是些不伦不类的劣品。从前中国诗人有因苦思蹙脱了眉毛，又因沉吟而走人醋瓮；欧洲近代诗人更为了求艺术的精进，不惜吸haschisch以自戕。独有我们中国现在的诗人粗制滥造，不愿多费脑力；这真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木天！我望我们多下工夫，努力于艺术的完成，做一个勤苦的诗人罢！
诗，作者不要为作而作，须为感觉而作（érirepoursentir），读者也不要为读而读，须要为感觉而读（lirepoursentir）。可惜我们中国现在既无这样的作者，更无这样的读者。Verlaine底“Nocturneparisien”正是这样作出而要求这样读者的诗。我很想在这方面努力，可惜力量太不足了，比较能满意的有
我把我底心留给你底头发，
你底头发是我灵魂底住家；
我把我底心留给你底眼睛，
你底眼睛是我灵魂底坟茔。
还有，我所取的诗形中有“散文式的与纯诗式的”，这是Rimbaud应用过的（Unesaisonenenfer）。我觉得这种形式也很重要。因散文式有散文式能表的思想事物，纯诗式有纯诗式能表的思想事物；如一篇长诗，一种形式要是不足用时就可以两种并用，我由法国动身时曾有一篇“动身归国的时候”，即是采取这种形式。木天，我很望将来你一读它呢。
伯奇！这封信一半是沫若叫我写的；一半是我读了木天给沫若底信，觉得有感触，不由得要求加入一谈。对于这种新的艺术，沫若底意见也正一样。不过，我同木天一样，虽然主张唯美派的艺术，但同时又承认这与国民文学毫无矛盾而主张国民文学！虽然归国后，感到了种种幻灭的悲哀，但我底归国，毕竟是受了nostal.gia底诱惑的。我在那篇“动身归国的时候”的长诗中曾有一节法文诗（诗篇中加外国文字，也是一种艺术，近代欧洲诗人应用者甚多。这不但是在本国文字中所不能表的可以表出，并且能增加一种exotic的美；更可以使诗中有变化及与人刺激诸趣味）道：
Assezvu！surlesboulevards,lesgenslentsougais,
Assezvu！toutesleslongueursdespontsetdesquais,
Assezvu！devantNotre-damelesyouxdesfilleséelatantsdeflammes,
Assezvu！surlesChamps-Elyseeslavivevoluptédupasdesfemmes,
伯奇！只这样四行诗，你也可以看出我归国时的心情了罢？
——我在最后希望你们两个对我这封信都写些意见。
独清。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在上海。 |
论国民文学书（王独清，1925年10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论国民文学书
王独清1925年10月22日
作人先生：
今日在友人处见到了《语丝》。忽然发现了第二十期上钱玄同批评“国民文学”的话以及第二十三期上林语堂下的“国民文学”和“国故”“国粹”“复辟”都是一类东西的断语。我觉得他们实在是陷入了误会，并且是很大的误会。
他们所指摘的“国民文学”是穆木天和郑伯奇从前在经报复刊上发表的两封通信中的提议。这件事的发动本来很早一年前伯奇有日本来信和我讨论在今日中国文坛应持的态度，我们都互感觉得有提倡国民文学的必要。因为今日中国所谓的作家大都不能了解文学底使命，只知道浮浅地模仿，却不知道对于自己底民族予以有意识的注意。以现在中国这样处于悲哀运命之下的时候，而没有一个真正体验国民感情的作家，我们且先不要说这是代表全部中国人的懒惰与麻木，即只就文学本身来观察，也是一个宣告堕落的先征。我们这样定了宗旨以后，不久伯奇便发表了他的《国民文学论（创造周报）》。今年春间他又来信报告他的具体主张，那时我正预备归国，拟到国内作正式的运动，不料因为我自己病和穷的原因，归国的计划到现在还未实践，我们底运动也好像是中绝了。这样空呐喊了几声，再不会见以后实行的步调，仅仅就开始提议的话上来追求，或者有可以便一诚会之点：在这一层上，我对于钱林底本意觉得是应该推重的。
但是若就事实来说，我对于钱先生首先遗憾的就是没有认清我们底目标。他把我们所提倡的“国民文学”与“赞美拳匪”和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者列为一类，确是个大错。个人来说罢，我虽然在我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对于中国民族抱了些行动的或简直是个无用的人所空想的热爱，但是同时却也极力恨弃那般复古式的国家主义，更说不上做赞美拳匪的梦了。国民文学，就我看来，是无论哪个民族都不可少的一种需要（除非那个民族自己不愿意有文化）。不管你怎样说，一个民族若不注意自己内部，不宣泄自己感情，不叫醒自己意识，就是费尽心力去模仿人家，根基总是在沙上建筑的！其成绩怕也只是等于零罢了！我们所理想的“国民文学”也只是这样一个志愿，其距离一般无聊的复古派之远似乎已无待解释。况且伯奇在他具体的主张中明明列举着有“主持社会的正义”“主持阶级的正义”“主持两性的正义”，我真不知道钱先生从什么地方看出这种主张可与“赞美拳匪”等同列，而林先生底“和国故，国粹，复辟都是一类的东西”的断语，也可见是未细看原文而武断的了。
我也是愤恨现代中国民族堕落的一个人，但是我只能愤恨“现代”的中国民族，我始终以为要勿忘。一个民族兴起时，尤其是文学家应该抱着两种热忱；即第一“纪念”，第二“希望”纪念绝不是复古，我们既可以纪念希腊底Parthenos，也可以纪念罗马底Forum，可以纪念埃及底金字塔，那么也就可以纪念我们底万里长城。这个历史上的趣味并非引导国民去回到古代，只是为使国民提醒意识，感觉到对以往创造者的愧心而勉励更从事于新的创造，然后方能实现我们的希望。我们恨的是那般浅薄的国家主义，只去抱残守缺，在neophobia中讨生活。但我同时也恨那般抹煞一切的褊急主张，竟至蔑视到代表人类真实情感的Nostalgia。
总之，我们所要提倡的国民文学是希望文学家受民族的洗礼，我们理想中要求的文学家是描写农民生活的Turgeniv，是代人民申诉的Sienkiewicz，是歌“Leschatiments”的Hugo，是著”WilhelmTele”的Schiller。
这样的国民文学，我想应该再不至于发生误会，但是若果钱林二先生排斥一切“国民文学”，甚至根本就反对“文学”，那么我也就只好再不能开口了。
住在国外，见到国内的报纸时已经很迟，此时距我才见到的《语丝》出版时已隔了好久，但所提起的问题，我却觉得是不厌重复的。“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要阉割民族强大的风狂”，我以十分的诚意来赞同这几句话，并请将我这封信予以发表。
王独清。
二二，十月，一九二五，Saone河畔。
原载《语丝》54期，1925年11月22日出版。
录入者注：
Parthenos：帕特农神庙
Forum：古罗马城市广场
neophobia：对新事物的恐惧
nostalgia：怀旧之情
Turgeniv：屠格涅夫
Sienkiewicz：显克微支，波兰作家
Leschatiments,Hugo：《惩罚集》，雨果（该译名采用河北教育出版社《雨果文集》）
WilhelmTele,Schiller：《威廉·退尔》，席勒
Saone：索恩河 |
第十三章早期的劳联和劳工团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1955）
第十三章早期的劳联和劳工团结
1．女工
2．黑人工人
3．新奥尔良总罢工
4．外国出生的工人 |
致胡适的信（1922年6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致胡适的信
王独清
（1922年6月14日）
适之先生：
向未曾与先生通过信，不唐突么？
我最近才读了先生底《水浒传》与《红楼梦》的考证——因为我在外国，所以读的很迟——我有两个小意见急于想请教先生，或者不值得讨论。但我总觉得这些极小的意思或可以帮助考证底一部分更周密，这是我给先生写信的主旨。
先生说：“施耐庵是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名。”这自然是很对的。我以为施耐庵或是著者别墅之称，如随园、有怀堂等。后人把施耐庵底“施”字当作姓看，其实这个施字也可以作动词解，就是“施耐”；其下“庵”字，与随园之“园”、有怀堂之“堂”同。著者自名其著书之庵为“施耐”，或含有二义：一是表忍耐苦痛的意思，正是“不知有何等冤苦……殆不止于伯夷、太公居海避纣之志”；一是叙他著这部书的经过，这么一部大书，当然著者认为终生事业，非有耐力是不行的。
我这段假设或者很牵强，但我觉得这层意思似乎有在先生认定施耐庵是一个文人假名以下附带说的必要；越证实施耐庵这个名字，越是证实《水浒传》不是元朝底文学作品的小帮助。
先生承认袁枚《随园诗话》中说《红楼梦》中底大观园即是他底随园的话，甚是。在外国苦于无书，但我记得《随园诗话》中还有说曹雪芹底诗的一条，似乎像这样说：
曹雪芹诗云：“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我记得这一条似乎没有提说《红楼梦》；若我这记忆不错，那么我就疑惑曹雪芹必有诗集，像“可怜绣户侯门女”的诗，必定在他底诗集上也刊印着。正如Maeterlink底《我三十岁就去寻访，我的姊妹们》一首诗，在他底Pell'easetMelisande一剧中也有，在他底DauzeChansons诸集中也有。袁枚这一条当系指他诗集中底诗而言。（像曹雪芹的人物家世，也似乎不能无自印的诗集。）若这段假设不错，那么就更可以证明《红楼梦》是他“‘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据此可以推知，他在《红楼梦》中咏“金陵十二钗”的诗大概多是他历梦幻的时候，随意零碎吟咏的；正如“病容憔悴胜桃花……”那两首诗一样。这些诗都是在他底诗集中。后来他又要把他底“梦幻”有系统也“编述一集”，故把他诗集中底若干诗都收入《红楼梦》中（当然也有临时补作的）。这个假设或者不至于错吧？总之，我不相信曹雪芹是没有诗集的人。袁枚引他“可怜绣户侯门女”两句诗，也当同引“病容憔悴胜桃花”两首诗一样，大概总不是从《红楼梦》中引的。
以上两个小意见，第一条怕太牵强；第二条若是我记错了，又完全不能成立。但望先生能指摘我底错处。若是先生认为毫不重要，就可算了。
王独清一九二二，六，十四法国 |
未来之艺术家——破除“自然”底迷信（19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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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艺术家——破除“自然”底迷信
王独清
（1922年5月31日）
〔说明〕本文首次刊载于1922年7月13日《民国日报·觉悟》第7卷第13期，后又转载于1922年10月1日《学艺》第4卷第4期第1-3页。
前天有一位新相识的朋友，问起去年我译的太戈尔底《新月集》，我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业，现在我对于太戈尔底艺术，已不十分满意了。
我不满意太戈尔底艺术，就在他过于依赖自然。
本来这种依赖性，也不止一个太戈尔，近代的艺术家多是如此。故有人认自然为产生艺术底原料，甚至于说自然是艺术底制造厂。其实这都是错误，这都是迷信底病的状态。
自然实在不能制造艺术；能制造艺术的是人生，是艺术家底本身，是艺术家本身底情感。
老实说，自然是没有美丑的。我们说自然美，都是用艺术底眼光去看自然，你试对野蛮人谈自然底美，我敢说他是一定不懂的。艺术底发生，全在个人底情感，若不向自己本身求艺术，只去依赖自然，这不是错误是什么？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这把自然写的多美！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两句诗决不是全由“柳絮”与“桃花”产生出来的；若是诗人底心中未曾有“颠狂”“轻薄”两个观念，写出来就不能这样美了。柳絮遇了风，是一种无意识的摆动，诗人却偏要说他是“舞”；桃花落在水上，被水力冲动，诗人却偏要说他是“逐水”；若是没有诗人这种感情，只是柳絮与桃花，那里能生出这样的好诗？
你觉得韦应物底《滁州西涧》美么？你觉得杜牧底《金谷园》美么？但是你不要忘了他所寄托的情绪！
你觉得Verlaine底LabonneChanson第六章美么？你觉得Dehmel底UeberDenSumpfen美么，但是你不要忽略了他底Mood！
还有，你携着你底爱人在花前散步，你就见那花也向你表示快意，这时候你要做诗，写这花定是含羞、微笑；明日你底爱人变了，你偶自独游旧地，一见昨日迎你的花，便不能抑忍，吟出几句极失望的悲歌，你便不得不说这花是含愁、欲泣；——花不曾更改，你底情绪改了。
哦，“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这真是一个情绪与自然底说明呵！“Toutsuffocantetbleme,quandsonneI'heure,jemesouviensdesjoursanciensetjepleure；”这就是诗人底亲口供状呵！若心中没有那个“面”和“眉”，一见芙蓉和柳，决不能垂泪的。若没有“joursanciens”，就是听见sonneI'heure，也决不能pleure的。
“自然”，我承认他能容受我们底情感；我承认他能帮助我们创造艺术。但我决不承认他能给我们情感；我决不承认他能产生艺术。——“情化的自然”，是要用我们人底情去化他哟！
Gods，这是过去艺术家底错误。因为他们不懂的自然容受人底情感，故以为自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现在我们既知道一切都起于自己本身底情绪，自然不过仅负容受与帮助底责任，那么我们若再蹈过去艺术家底错误，那就是自欺的艺术家。用自欺的方法创造艺术，还有什么价值呢？
过去的错误，就是不知道自然与情感，如同人在船中看岸一样；船虽移动，人却只见岸离船而去，其实只是人底本身走了。
过去的错误，就是不知道自然与情感，如同人与镜一样；镜中底人忽笑忽啼，看去毫无假饰，其实只是人本身底影子！
未来之艺术家，与其“作自然底赤子”（太戈尔语），不如作情绪底赤子罢！我愿未来之艺术家再不要依赖自己本身以外底事物，再不要陷于过去的Illusion——快破除“自然”底迷信罢！
（附言）这篇文字，本是我与同志华林研究中底谈话，因自信这个意思颇有发表底价值，故节要写出。我希望国内愿作未来之艺术家的人，不要看轻了这件事，还得给一个切实的讨论。
一九二二，五，三一草于法国 |
一双鲤鱼（1921年12月13-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一双鲤鱼
王独清
（1921年12月13-1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8月25日《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第13-20页。
第一信
伯奇：
前寄你底DailyMail收到么?
我连接到你两封信，尚未曾正式答复。因为我近来心境太不好了：把许多事都积起来，现在才觉得这是一种安于堕落底病的状态，所以又舍弃了这种惰性，勉强支持着继续作事。这也是服从了R.Rolland底信条：“苦着前进呵，你是可苦的东西呵。”
你第二封问起我的思想，艺术观；我觉得很合意，因为我也早想把我的这些近状告知你。只是想讲的话太多了，在这里且拉杂的说个大概罢。
伯奇！我近来的思想大变了。——或者是进步了；或者是深沉了。但都是我最近的境遇造成的。我自从到法后，受了很大的痛苦，这个痛苦竟使我去了向日虚浮，轻躁种种习气；对于人生发了些觉醒；数年来的迷梦也渐渐有些解破底转机。庄子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真不错呵！
是的，人生处处是罪恶，处处是苦痛，但要知道罪恶，苦痛都是催人努力底途径若没有恶，便决没有善；没有苦，便没有乐。没有矛盾，便没有彻底；没有Hesitancy，便没有Resolve。所以我们不要其当经过“不完全”时忘了去求“完全”。我更想劝告人们：不要以为犯了罪的身体走不到善的路上，便安于你的罪恶；不要以为受苦得不到结果，便轻弃你的苦痛！
伯奇！就据这几句话，你大概可看出我的思想变更底一斑了。我自有这个立脚地，似更明白了一切。我的艺术观就是这思想底产儿。
我先批评一点别人底艺术。你来信说，“不过游戏概念的学者，我终不满意。”这话极是。像夏目漱石底“余裕派的文学”那是决没有甚么价值的怎样说呢？我们既是人，当然就要造人生的文学。即如他在高滨虚子底鸡头序中宣言的“不触着之小说”，无论很难做到，——就是他的《我是猫》又何常是完全不触着的小说？——即纯粹做到这等地步，不过是一种无用的作品；就是文笔再好，也不足以称慕的。换言之：我以为就是他主张的“低徊趣味”，也只有“触着”人生的小说才配有。他的余裕派的文学，其实就是游戏派的文学。所以到后来就有森鸥外那种优游好惰的文人出现，公然就有游戏的小说以表明他的态度；他那种“无论何事，都是游戏”。超脱固然是超脱了，其余忘了“作人”何？——故我们最当反对“游戏概念的学者”。
我近读了些诗集，最著名的如Lomarine，Verhaere，Rostand，Maeterlinck等，但他们的艺术都不能使我完全满意……伯奇！你要笑我胆大么？或者我是太狂妄了；不过我总觉得艺术不宜在“虚无”中去造，我们的实在生活已竟很够用了。若是我们身边的材料都不知去用，只在身外去寻艺术，不但徒劳无功，也未免太笨！再进一层说，艺术不专是人底娱乐品，是改造人生底工具；不专为安慰人底目前，为安慰人底前途，故我理想中的艺术，就是一个Importantredlty（切实）。诗更是不容易合这个理想的。但是，伯奇！你不要笑我胆大，我却很想作一个诗底改革家呢。
就是以上的说法，可以得一个结论：人生就是再没有希望，文学家也要努力去触着他。换言之，就是人生已的确达到永井荷风冷笑底程度，我们也不要学森鸥外以游戏了之。艺术是人造的，是为人而造的；若不以人底实在生活为根据。只去说神话，那不能算我们的艺术的。我前月也曾做了一篇长文谈宗教，有五万多字历言向来艺术之与宗教相关。本是想寄回国发表的。后来我的思想猝然一变，便把那篇文字烧了。（我这主张却是未受别人一点影响，只就我个人研究所得而言。）前者可用《论语》上晨门者的话“知其不可而为之”。后者可用孔子的话：“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我的主张于是可简单的说出：——
人生即文学
切实即艺术
伯奇！你或者疑我是往在法国，受了自然主义——Zolaism底余毒么？这却很不然。我对自然主义是深致不满的。因为他只做了第一步；第二步他却不知道。他只知道写人间底痛苦；但是这些痛苦应该怎样解决呢？难道我们只知了人间底痛苦，就算尽了责任么？（所以我最佩服Rolland）说到这里，我又可把我理想中之主张分解开说：——
写出人间底痛苦；掘出人间底真诚。伯奇！这样概念的文学你满意么？这种方法的艺术你以为要得么？
我最近有一首长诗《支那》，兹寄与田寿昌先生与你，你看若可以，便送给《创造》扩充篇幅去罢。寿昌我久因介民底介绍，想与他通信，现在才实行。但恐怕我来的太唐突，若是这样，我望你代我道歉如何？
《新月集》本译的不好，匆匆地寄出，自知错误甚多，经你与沫若先生修改，感谢的很！再望你向沫若介绍，我当修函致谢他。
说到翻译上，国内现在零碎发表的翻译，我都深致不满。因为他们都把“直译”当作“抄字典”了。原来东西洋文体组织不同，若顺着原文的字照录译出，来必不能懂，这种不能懂的翻译，对于原作者是负大罪的。因为不能传他的艺术，反连他的原意都抄灭了。我曾见有人译PaulVerlaine底秋歌（Chansond’antomne）已经发表，我实不敢恭维。这首诗本是PeemesSatumiens中有名的短诗，惜乎被他译坏了！并且第一句，就译错了：我现在且把我译的这首诗抄出来你看：
秋歌
秋琴长叹之音，
伤我寂寥怯弱之心。
钟鸣时一切暗淡而止息，
我回思旧景而出涕。
我去狂风中而为其所劫，
忽此忽彼，有如已死之叶。
伯奇，你觉得这首诗译的如何？我近来杂译的诗已不下二百首，现在不能多说了，以后再说罢。我写到这里，忽想起沫若先生曾说，“诗的生命，全在他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这话不错。他的翻译我是佩服的。再《尝试集》中胡适译的几首诗也都很好，你以为何如？
这封信写的过长了，又耽搁你许多时间。我的《支那》这篇诗，你看了，觉得我还有诗人底天才么？来信望告知我。《创造》若出版，可否给我陆续寄一份来。请你给泰东书局说知我的通信处。《新月》可否快点出版？前信托你的事能做到么？祝你健康！
独清
一九二一，一二，一三，于法国
第二信
伯奇！从前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说他应Dyon底论文时，“睁着眼睡在床上静想，头里面像把血绞着的样儿不停地推敲章法”。我往日还以为他形容太过了；自从近来我发誓开始以作家自任，才知道他的话一点也不错，就是我做支那那首诗，有一天一个字未妥，竟终日不能饮食！艾迭生说的好，Geniusconsistsofonepercentinspirationand99percentperspiration……哦，我未免把自己说的太大了，你笑我么？但我真有个可笑的妄想呢，若是支那这首诗——我有了立脚地以后底处女作——竟与我所想的相反，那我决定我没有诗人底天才，或者我便死了我从事艺术底心。
伯奇，你是以“文学批评家”自任的人，看那首诗值得一批评么？——我很望你告知我。
现在国内诗底作品，老实说，有许多很有诗人天才的人，可惜都把诗当作专写浮浅的景色，表送迎底个人感情的工具了，就真能做出两句不错的诗，究有甚么价值？（中国旧日诗多缺乏价价者，即缘此故。）我近来多读外国诗集愈觉给中国造实质上的新诗——形式上的新诗已是过去的事了，——不是可缓的事。今日中国底诗能令我佩服的就是郭沫若，他的艺术主义虽与我不同，然确能把诗看作最贵重的品物，即此一端，已可算得一个诗人了。人生最不堪想的是“自轻”。艺术家若用他的艺术来描写卑贱的，不重要的事物，那便是轻待了艺术，即是自轻；也就是自己取消艺术家资格底明证。其次，伯奇，你的诗我也佩服，我最近在朋友处见时事新报上你的《春去了》，很好，这首诗比较你先寄给我的几首都好：并且很有太戈尔底境地；更有罗马尼女诗人HeléneVacaresco（这是我最爱读她的诗底一位诗人，前读其LeChantsd'auror，Lueuretlammes诸诗集，甚佳。并曾选译其L'amesereine中一首他《过去了》……译出来读去，都还觉得令人忘却一切。）底风韵。你的艺术自然不完全与我相同，但你这种不轻待诗的热忱，已与你留下诗人底资格了。你前信说你想弃诗而从事于小说；自然，小说是可以做的，但若因此而弃诗，未免你太自弃了！伯奇，你还得同时继续你的诗人资格才是呀！
我的艺术主义，前信已对你略说了。我自己疑我是个Materialist，——你读了我的前信，或者也这样疑我。但与其这样称我，不如称我为Realist但我却又自信不是纯粹这样，又有些是Idealist——总之我的立脚地是人生；我的艺术主义是诚实；我的希望与Goa!是造成“诚实的人生”。你来信说你的文学标语第二层是“美化的人生”，这自然是不错的。但不知你的美底界说如何?我以为诚实即美。太戈尔在他的Sadhana中说Beautyistruth，我却以为BeantyisSincerity。
伯奇，我近来把从前许多幻想都扫除净尽了。我受了人生底大苦痛，才发愿以人生为立脚地。我自己近受的人生痛苦且不用说，因为话太长了，最近给我大感动的有两宗事：一次有一个法国朋友把他的儿子遗失了，他的儿子本已很大了，但因别种缘故，背了他的父母；我亲见他的母亲痛哭自恨的情状，深深地给了我一大刺激。又有一次我在一音乐教授家中赴夜会，他有个女儿也在其中；散会后，他的女儿要出外散步，被她的母亲阻止，她便泣啜不语；这也给了我一个不欢底影响。这两件事都是在别人看起来极不关重要的，但我却因此了解人生底苦痛，因此不停地回想到我自己，因此便发了“掘出人间真诚”底大愿，因此便把我的Vision都扫除了。伯奇，人间除了“生命”，决再没有问题。我们每日那一件事能离了“为生命”一个念头底驱使么！我们每日那一件事不是为了生命才去做的！但生命“是一个悲剧”（Rolland语），我们既是悲剧中底人物，我们便应把我们的经历写出，同时想抵抗悲剧底方法。当然的，人间何时有生命，何时就有悲剧；要想生命不是悲剧，除非没有生命。换言之，有一日人生，即有一日苦痛。但这个不但不能促我们厌弃人生，反是以振我们与人生奋斗底勇气：我们不管他有效无效，总还得想出免除苦痛底方法；这才是我们的责任哟！我觉得在个体以外设想，终足空幻，我们最好就在个体中求去。——其实人间自身本有一种可免除苦痛底物事，就是“真诚”，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间的真诚掘出哟”！伯奇，我因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所以不厌反复的说，或者犹偏于理想，那么，我很望你指正。总之人间一切都是为了生命，这个我想不至于错的。太戈尔说……Butwhenwesay“Ilove”thenthereisnoroomforthe“why”；但我却说whenwesay“forlife,”thenthereisnoroomforthe“why”。
伯奇，我向来犯的毛病是“崇拜热”，（这是我们的通病。）后由崇拜而失望，由失望而不满，现在遂一变而想独创了。我信曾与你略说。或者你不以为然：我总觉过去与今日底诗人他们的艺术多半都走了死路了。我想我们是为了人才做诗，不是为了人以外的事物才做诗。就是人要依赖一种非人底事物作安慰，我先承认这是一种惰性。文学家应该改造人底生活，不应该求合一般人底心理呀！我近来很像有一种“刚正的真理欲”，所以对于非真的艺术决不赞成。就是要造出如沙士比亚所谓“美的狂热”（Finefrenzy）的艺术，也应在人中狂热，不应在人外狂热呀！从前文学家往往爱说应使人有一种“Divineforgetfulness”，我现在却要把他改成“toforgetthedivinity”呢。
我的一长剧尚未脱稿，我近来被创作欲苦的太厉害了！除那篇长剧外，未脱稿的作品有独幕剧《寻见的父亲》，小说《秘约》及《醉后》等。但一年中我决主重从事于诗，一年中先要使我的诗有些成绩，能达到我的艺术主义而后已。打算陆续寄你给创造充篇幅，可以么？我近来愈爱恋于艺术，而独对于我产生的艺术，比爱我自己更甚；伯奇，你大概也是这样罢。
哎呀！又说的太多了！我现在对于写信尚在戒严，因为我近来不敢说话，一说开话，就收不住了。
最后望你给我写信。
独清
一九二一，一二，一九，于法国。 |
致胡适的信（1918年5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独清
致胡适的信
王独清
（1918年5月19日）
〔说明〕此函未署年月日期，据函封邮戳为日本大正七年5月19日发，即1918年5月19日。
适之先生：
前几天鄙人作了《白话文白话诗之管见》的一篇文章，登在《救国日报》专论栏目，不知看过没看过？虽然限于篇幅，说的甚略，但还自信不是悖谬之论，很想在大雅面前质正质正。其中对于新倡的诗体，极力表不赞成。因为诗的体裁，是一种韵文，若没有韵，断不能叫作诗。所以然者，为引起人歌咏的趣味，凡人对于歌咏，都是天性中自来喜欢有韵的。古代人民，不谙音律，所作的歌谣，都押着自己任意的韵。如所谓葛天氏之“八阙”、尧时之“康衢”、“击壤”等，迭代相衍，故歌咏的文字，莫有没韵的。这个不特中国，就是世界各国，大都一样；虽用韵方法不同，其有韵则一。
再，节奏也是最要紧的，没有节奏，虽有韵，也不成音调。中国旧日讲节奏的方法，就是分别平仄，在西洋便是论声。其实中国的诗，想讲节奏，除分别平仄外，再没有第二个法子。故愚意诗无论如何白话，韵是不可不讲，平仄是不可不论。近来所倡的诗体，韵大半是不押的，平仄更不用说是没分别。这样作诗，未免失了诗的本义，所以鄙人是极不赞成的。
但是我所说的韵及平仄，却另有一个见解，前文中有一段曾经说出：
……旧日韵本有非常不妥者，如“为”、“垂”、“吹”之在支韵也；“毁”、“煅”、“委”之在纸也；“代”、“襶”、“曃”之在队韵也，皆就当时方音所编，详细切之，殊甚不合，最宜从新以修订之。平仄过严，固拘束性情，不讲则弗成音调，亦宜设法改正规矩……
这个我想最可以办到，不知大意以为何如？若不以愚见为疏远，不妨首为改创，给中国文学前途立一个定轨，实在是希望的很！
王独清上言自日本东京 |
美援与中国（商吉士〔尹宽〕，1948年5月17日）（来源：《新旗》1948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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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援与中国
作者：商吉士〔尹宽〕来源：《新旗》1948年第18期
（1948年5月17日）
资本因为本身膨胀，要吞并世界，曾经引起世界大战，造成普遍的灾难。现在因战争而更加膨胀的美国资本，又假慈悲地要拯救全世界的灾难。它在把世界做了一番大破坏，摧毁它的强敌之后，挟战胜之余威，又凭借其独厚的力量，要把整个世界都放在它的支配之下，恢复旧的秩序，这就是美援的真实意义。所以战争与援助在美国只是一种行动的过程：战争是为要吞并世界；援助是吞并的实行。
经过战争的大破坏，陷于经济社会的及政治的危机，无法维持其统治的各国资产阶级，就不得不视美国的资本为救星，依靠美援来恢复其对本国人民的统治，所以盼望美援若大旱之望云雨。
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的统治，在“抗战”当中，就已经完全倒在美国资本的怀抱中，蒋介石的“抗战”一方面是用民族的爱国的幌子欺哄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并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大帽子，奴役中国人民，以集中他的权力，加强他的独裁；另一方面就为的要争取美援，即是说，要在国际战线上争得为美国资本的工具，蒋介石这个“抗战”的目的算是完全达到了，——得共产党的帮助，但是他的统治基础完全没有了，他不仅限于经济危机，财政破产，政治上没有出路，并与全国民众处在完全敌对地位，且他凭借以起身的国民党系也完全腐烂了、瓦解了。因此他不得不更依赖于美援，——团结一些贪官污吏及特工系统寄生于美援，这就是蒋介石的统治。
若大旱之云雨的美援现在算是实现了，美帝国主义为着把握中国的市场，为着抵制苏联在中国伸张势力，对蒋介石这个工具到底是要支持的，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的援华法案，已在美国国会通过了，并且“美经济合作局已核准三千六百五十万美元作为中国输人物资之用……将于未来六周内，……输往中国”。（见中央社11日华盛顿电），真是喜从天外飞来，所以上海一般报章都讨论美援如何运用问题，殊不知这个问题是由赖普汉的经济合作代表团来决定的。
美援果真如赖普汉所宣布的，“有益于中国人民生计与经济稳定”（中央社），即使是帮助蒋介石的统治，对于中国人民也是有利的，但这完全是欺骗，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大战结束后，美国帝国主义者一时兴趣勃勃，是想马上来开展中国这一块广大市场的，但这个计划不久就被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打消了，目前美帝国主义者所着眼的还是共产党的军事威胁之下，抢救蒋介石的统治。不管美援运来的物资是些甚么，直接间接都着重在军事用途。但是这种援助是否帮助蒋介石在很短期间将共产党的势力消灭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的势力有它的社会及政治的根源，即经济破产中之农民基础及国民党之政治上的贪污无能。
所以依靠美元以维持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只有延长中国内乱，助长国民党的贪污，加深经济的危机，促进财政的破产，因而增加普遍人民的痛苦。
中国的出路就是革命，只有改变史大林派的领导，把武装的农民暴动同城市工人、学生及一般平民在政治上结合起来，用群众斗争的革命的民主方式推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美国资本的统治，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没收官僚资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财产，只有这样才可使中国复兴起来，使最大多数人民得到和平自由的幸福。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 |
中共新政协与土地改革（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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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政协与土地改革
作者：王景波〔尹宽〕来源：《新声》1948年第6期
我们早就指明过，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与史大林主义一般地在世界各国所施行的一样，简直是无原则的：时而阶级斗争又时而阶级合作；时而军事冒险又时而政治投机，时而为友又时而为敌，顶民族爱国主义的面貌而秉承克里姆林宫的意旨——翻过来覆过去，无非以克里姆林宫官僚利益为依归，而每一转变的步骤恰与当时当地的群众运动相违背，即当进攻时它用上层的政治投机在群众中散布妥协的幻想；当退守时，它用军事投机以发泄群众的愤气，——这样的一进一退，一来一往，便毁坏了群众运动的普遍的发展，加深消沉的程度。
如果要说史大林党有政治路线的话，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它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就是依据一定地区的乡村以及军事游击作政治妥协的要挟。这种割据式的乡村游击战的生存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政治的黑暗与农村的破产。因为政治黑暗，城市一般小资产者（特别是青年智识分子）对现状不满而又无法抵抗，便跑到乡村依附游击战去；有了农村的经济破产，史大林党便可依据失业的贫苦的农民作巡回无已的游击战。农民本是无政治远见的，中共的附和，便把割据一定地区当作小天地而鼓舞欢呼的作「英勇而伟大的」斗争。
这种乡村割据政策，这种军事投机的游击战，没有胜利的前途，我们也早就指明过。因为这种游击战放弃了城市的领导，放弃了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放弃了城市与乡村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即初步组织群众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乡村的割据或巡回的游击战不能激发城市的革命，只能引起城市工人的等待与消沉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之投机的幻想。即专从农民斗争方面来说，农民的英勇战斗及坚强抵抗，仅足以证明中国革命在乡村保有庞大的潜势力。但史大林党自一九二七年失败后在乡村所发动的游击战争只不过巡回的部份的发泄并消耗这些潜势力，却不能以此为主力推动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这已由二十年来付了很重的代价得来的经验证明了。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四年，以江西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曾经是轰轰烈烈，煊赫一时，并在瑞金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但乡村造反，城市仍可屹然不动。终于抵抗不住从城市来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攻而实行「长征」，逃往西北，接着挑起「西安事变」，恢复「国共合作」，以「抗日救国的联合战线」来接续它的政治的绝路，掩饰它的失败与投降。抗战期间，延安的声名也曾洋溢于中国，结果只落得抗战结束后一次大的军事投机（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南京的和谈）。抗战「胜利」后，史大林党的军事势力确是大大增长了，占领区的面积也比江西时代扩大了，甚至「人民解放军」也能攻打城市了，但迄至现在——济南攻下后，政治上依然无出路。中共的「五一号召」——建立「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表明军事割据和游击战争没有政治出路，不得不重申它的阶级合作的政策而向「工商界各人士」求援。
中共的「五一号召」开宗明义便说：「在造谣公司中央社的骗人政策下，白区的人民对于解放区很模糊，对于新民主主义感到有点困惑，尤其是工商界各人士表现得更显明」这里表明两点：一点是中共自供在足以影响全国的各大城市（即它所谓白区）中的人民还在「中央社的骗人政策下」，受不到它的政治影响；另一点是要请「工商界各人士」不要「困惑」，新民主主义里没有阶级斗争，主张「劳资兼利」。「五一号召」通篇没有对「白区」的工人号召什么，只是对「白区人民」，「尤其是工商界各人士」解除「困惑」，尽量表白「解放区」的工人如何具有牺牲精神，努力增加生产，这也是可重视的一点。
「五一号召」第四条说：「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智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及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可以说无所不包，剩下可反对的也就太少了！可是在现局势下，即在没有广大群众政治斗争的情形下，这种号召可以说一点力量也没有，只落得流亡香港的政客们一声喝采而已。
但是，为着进行这种妥协政策，便必须放弃乡村的土地斗争，这是必然的逻辑的结果。因为农村的土地斗争不仅是与「阶级合作」，「劳资兼利」的原则不相容的，而且会引起「工商界各人士」的「困惑」。所以中共自「五一号召」的前后就藉口「准备工作不够」，在中原区停止土地改革的实施，一时在乡村传遍了妥协的空气，许多原来因「斗争」「清算」「爬粮」而避居在城镇的豪绅地主，都被邀请还乡，以维「人望」。
我们记得去年双十节中共曾经很庄重地颁布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且三令五申雷厉风行，用意是在争取农民群众以扩充它的游击战的基础。这举动，当时颇能引起人们的注视，甚至有人代为宣扬说：「这一土地改革，其力量将胜过百万雄师，将有可能使中共在内战中处于不败的地位，甚至还有可能在积极短期内使中国的内战形式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施复亮）但我们当时却指明：「根据江西时代的历史经验，中共的土地改革既已当为换取统治阶级的合作而成了「零找」，则它这次的「土地法大纲」也就很有可能变成未来谋取合作的牺牲」。（本刊二卷第十二期：镜微）如今果不出我们所料！农民是为土地而起来斗争的，为着谋取与「工商界各人士」的妥协而停止土地改革的实施，恢复豪绅地主的「资望」，就必然失却被压迫农民的拥护。
中共既避开了城市的工人运动，又失了全国政治运动的领导，又放弃了农民斗争的基础，今后就只剩下「人民解放军」了，也就是说，就只剩下更单纯的军事投机了。史大林党一定很自信：「人民解放军」已经很强大，足够作政治投机的资本，不妨暂时停止土地斗争以谋取与地主资产阶级做政治的妥协。但是如果站在单纯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军事技术就占很重要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我恐怕「人民解放军」还抵不过有强大后援的「中央军」。况且无论什么军事力量最后还是取决于它所依附的社会基础之决定的政策哩。
过去开封一度被攻破，及最近济南被攻下，证明史大林党已从统治阶级政治腐败和乡村不安中创造了很大的军事势力，它这两次的军事胜利都是很震动的，都在军事与政治上给当权党以重大的打击，对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诱惑作用。但根本问题还是在政治的出路。没有依据一定社会阶层的独立政策，及依此政策所团聚的广大群众的觉醒与团结，即使攻下南京也还是混乱而不能造成革命胜利的。
我们知道，史大林党是要以军事的拼命换取政治的投机，即仗它的军事的声势号召「新政协」，以寻找它的政治出路，殊不知那种上层勾结的垃圾箱的新政协除公开表示它对革命的背叛外，没有任何前途。
五一号召第五条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行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试问现在有什么真正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所谓的「社会贤达」，不过是官僚政客的代名词。这种「新政治协商会议」即使召集起来，也只是分赃会议，如上次在重庆所召开的一样，专门讨论地盘与权位问题罢了。
由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国是，我们是赞成的，但我们反对双方无出路的战争，同时也反对史大林党无出路的军事拼命，反对它撇开工农群众而进行上层投机的「政协路线」，反对分赃的「民主联合政府」。我们要一个建立于以城市为领导的群众斗争的基础之上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由此大会成立一个排除一切反动势力的工农政权！（一九四八年十月初） |
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尹宽，193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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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
尹宽（1935年6月15日）
按：原载《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笔名王景波。郑超麟《记尹宽》说：“尹宽的文章，我看了不少，但从未看到写的那么好的文章，为了纪念尹宽，今天应当重新发表他这篇文章。”
引言
一、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
二、中国一般的经济性质现时还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吗？
三、“资本的支配与生产的资本主义化”
四、“生产的资本主义化”和资本家的农业经营（或简称：中国生产为什么落后？）
五、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与土地问题
引言
中国是一个殖民地，殖民地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因此中国的农村问题与民族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加之。近五六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迁，一般的都使得中国的农村问题成为日益加紧的重要的问题了。我们可以说，在目前若对中国的农村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便在大体上对整个的中国问题连带地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乡居没有多的书报可读，但每月总要看到一期的《中国农村》。近来《中国农村》上所举行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讨论，早已就引起我的研究兴趣，跃跃欲试。但农村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一涉及这个研究的领域，人们便感觉到它所牵涉的范围非常之广。尤其是当问题还在酝酿的期间，争论的意见之复杂纷歧，更令人不知从何处可以提纲挈领把问题弄个眉目清楚。
近日又收到《中国农村》第九期，首先就看到有周彬先生所著《中国农村经济性质问题的讨论》。周先生这篇文章虽还没有全载出来，但其篇首的一节已把过去所争论的问题纲领提出来了。正在不知从何处说起之际，周先生这个著作恰好做了我开始研究的引路人。
我对于《中国农村》的作者所努力的工作，非常表示羡慕。正本着这样的热忱，我对于他们的研究有不以为然的地方，就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因此我的批评的意见，是抱着共同研究的态度；间有锋利的词句，亦无非应研究的需要，使问题得到明确，毫无“轻狂”意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的批评有可供参考或反证之处，那就算我对研究做了一点贡献了。
本文着重于方法上的说明，故少有详细的分析；它所要阐明的要旨可概括如下：
（一）外国资本的支配必然要在中国造成以它为主体的商品生产的体系；
（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之发展不仅加重剥削，并且要改变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
（三）但外国资本的支配束缚了中国民族的生产力之发展，因而发生生产的停滞和乡村的人口过剩；
（四）在此情形下，城市的资本家及乡村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在民族工业不能发展的条件下，大都只有附和帝国主义的金融制度，在原有的土地所有的基础上，从事对于“过多劳动和过少消费”的农民之榨取；
（五）为争得民族的经济之自由发展，所要推翻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剥削”，而是外国资本的统治；
（六）中国的土地问题之解决（即为充分发展民族生产力，消除土地的垄断），无论在经济或政治的观点上，只有在推翻外国资本支配之下，才可思议。
一、中国是一个什么社会？
首先我且用自问自答的形式，揭示我对于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般的态度。
问：中国的经济一般的是不是资本主义的？
答：完全是的。
问：从什么地方证明？
答：因为中国的一般的经济关系，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是资本主义的。
问：是否如周先生所说的，在农村中“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占优势，首先是指资本主义的经营”？
答：不是的，周先生“只注意到一般，而没有注意到一般中之特殊”。农村经济是以特殊的形式顺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其顺应的情形，在各国各依其固有的经济基础及历史的环境而有不同。照周先生的“机械”的观点，除英、美外，就不能在别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农村经济之资本主义的优势。
问：中国是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呢？
答：完全是的。
问：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呢？
答：不，中国是一个殖民地。
问：殖民地与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有无不同呢？
答：有，但这个不同不是在经济的关系上。因为中国久已为外国资本所征服，即在农村，也不能不随着这个资本的势力所达到的地方，顺应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整个的体系，而改变它旧有的经济结构（用直接和间接的交互错杂的形式）。但它只能作此顺应，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而不能自由地发展民族的生产力，因而阻碍民族资本主义之自由发展，引起经济的停滞与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殖民地的经济之特殊的地方。
问：那么，现在中国农村问题之主要的内容是否就在反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呢？
答：不是这样机械的说法。中国当前的问题，是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自由发展，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统治。
问：那么，为争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自然就是要反对封建势力或解除封建经济的束缚了？
答：这又是在相反方面的一种机械论。这个机械论根据两个错误的前提：其一是认定在任何历史的阶段上，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都不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其二便是忘记了或不了解中国之殖民地的地位。
问：然而，斗争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呢？
答：为扫除生产力发展之障碍及争取民族经济之自由发展，首先要推翻外国资本的统治（不是一个铲除封建秩序的土地问题，如周先生所说）。整个的中国问题是如此，农村问题亦同样的是如此。
问：这样来说，是否就是说在中国农村问题中没有土地问题呢？
答：这又是机械的想法，仿佛认为土地问题就是反封建的问题。殊不知在殖民地问题中，农民问题一般地占极重要的成分（此处不涉及其领导及其发展的前途）；而农民问题则又以农村的发展、与土地问题、与民族独立问题联系起来。
问：农村经济性质的讨论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
答：它在整个的中国问题中有根本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个讨论上所得到的错误的结论，可以使农村问题以至整个的中国问题都走入歧途。
以上所述，可以说就是农村问题讨论的提纲。我是竭力以最简单的形式，把问题的要点总括起来。以下再先就周先生文中所提出来的两个问题（一、简单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二、资本的支配与生产的资本主义化）加以研究。
二、中国一般的经济性质现时还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吗？
这本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既因农村经济之复杂性（或特殊性）而经周先生提起，就有先讨论明白之必要。
先还要从远一点说起。我也常听见有人说过，中国自春秋时代就开始发展商品经济。自秦汉以后，中国的土地便可以自由买卖。因此，中国早已就破除了封建社会的关系，而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了。这种论断之错误，确如周先生所说的，就在“认为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
但是这段历史的追述，也为现时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划清了一个界限。因为它证明了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城市经济之发达，在未闯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前，早已排除了欧洲历史中之典型的农奴制度（据我想，孟子所传述的井田制，恐怕就是一种农奴制。绝不是如有些人所推想的，它是代表原始的农村公社；认为这样排除了典型的农奴制，就算是走进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把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甚至于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的落后经济，都加上典型的农奴制之固定的形式，亦同样犯了另一极端的错误。
在资本主义未侵入以前，中国还有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把土地都收为一个专制君主所有，由土地所有者交纳国课，因以废除了封建王候的领土。又因受商品经济，特别是货币经济之影响，土地渐趋于商品化，可以用货币的价格来转让，由是地主便可以把土地与商业及高利贷的资本完全结合起来。这种土地的商品化有一些重要的结果，这就是它可以使地主离开土地，使农民相当脱离身份的束缚而形成独立生产的佃农；同时又可在农民的暴动，广大地域的灾荒或兵燹及贵族因奢侈而破产等事实中实行土地的重新分割，形成小地主和自耕农。我们从欧洲历史中看见这些都是从农奴制过渡到资本主义之重要的土地改革的条件。这就是这些结果表明旧时的土地所有制，与典型的农奴制不同，“已经孕育着一切走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我从资本主义未侵入以前的中国，借用周先生对现时中国的经济所说的话）。
但是，可能的条件并不就是现实的条件，要实现资本主义，还须要有近代的工业生产，况且由土地私有所必然要形成的土地垄断及交错的土地分割，在根本上，还是阻碍资本主义之充分发展（不过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之建立不一定在任何历史的阶段上都要有彻底的土地改革，但必须用收买的方法废除农奴制）。旧时中国土地的自由买卖，并未解除农民对于土地所受的束缚。因为在农业的生产中，土地为生产之最基本的手段。贵戚朝贵及一切官僚贵族都可以用他们的俸禄所得广置田产，一般的地主之巧取豪夺及商业、高利贷资本之侵蚀，都足造成“富者田连纤陌，贫者地无立锥”的现象。在这样的生产基础上，中国土地在历史上虽经过十余次的农民暴动，实行重新分割，都只是机械的循环，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
过去的商品经济虽曾发达到了很大的城市，并产生显耀一时的富商大贾，仍不失为简单的商品经济。这就是因为当时的生产还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商品经济主要的还是以各地方的特产相交换；及在农业生产中占辅助地位的手工业者，即简单的商品生产者（如机匠、木匠、铁匠、砖瓦匠等等）以他们的生产品去交换农民的农产物。
这样的商品经济与现代以工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之不同点，就在：前者尚只是副产物的交换，尚未在整个的生产关系上造成商品生产；后者则完全与之相反。
但是自资本主义的经济侵入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便都不得不走进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之体系中。周先生承认外国资本的统治，但不承认这个统治要改变中国的经济性质。在受资本主义的侵入已有1个世纪的今日的中国，还是以简单的商品经济占优势，周先生这种说法不能不令人惊异！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中国已如水银注地，无孔不入；手工业被破坏殆尽；农村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不仅工业品都仰给于外国，并且每年还要从外国输进大量的农产品。从哪里还能找到简单的商品经济（也许在单个的事实中可以找到这类的经济之教材）？除非，不承认外国资本之完全的统治，否则便应知道，这个统治必然要给予中国经济以某种程度的变化，而使之顺应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但在周先生，这外国资本的统治与中国固有的经济，似乎是两个不相干涉的东西。因此我们就进而来研究周先生所提起的第二个问题。
三、“资本的支配与生产的资本主义化”
周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很恰当地提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之方法问题，但周先生自己在研究中又不肯应用这个方法。
“要讲一般中的特殊”，我以为并不是教我们从“特殊”中撇开“一般”，为的是要在“特殊”的研究中使“一般”得到更精确的了解；否则“一般”便只是口头上的空洞原则，而“特殊”则成为自立的“世外桃源”。农村经济之复杂的情形，往往使人难以看到“资本的支配”之真实的作用，及其在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上所发生的影响。也就是说，“特殊”常是迷惑人的东西。我早就觉得《中国农村》的许多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二元论的倾向。他们曾经正式宣告：
“本会研究农村经济之唯一目标，就想在这种危机（按指世界经济危机）中探求中国民族独立的前途……。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彻底地明白农村生产关系和这些生产关系在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发刊词》）。
但在着手研究农村经济时，他们又不把农村问题和“民族独立的前途”从经济上有机地联系起来；他们忘记了“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彻底地明白农村生产关系在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这样的事实可以在《中国农村》中找到许多例子。不待说，“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包含着“整体”与“部分”，“运动”与“静止”诸关系。辩证法与玄学之斗争也就表现在这些关系上。
在《中国农村》创刊号上，薛暮桥先生在其《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一文中曾经把资本的支配所及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在一般上，说得很明白：
“封建剥削虽然可以说是促成农村破产的直接原因；但是，它是在帝国主义者的经济统制之下进行。它已失掉它的独立作用……。只有明白认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农民的这种间接的剥削关系，方才能把现阶段的农村破产从历史上的历次农村破产中间分别出来。假使我们离开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专讲封建剥削，忽视整个经济结构，枝枝节节地来谈农村问题，结果必然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之中”。
这是为批评“把封建剥削来做主要的研究对象”而说的。但在批评“把生产技术来做主要的研究对象”时，他自已又“离开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把封建剥削当作有“独立的作用”。他声称：“生产技术的落后，固然是农村破产的原因之一，但它自身又是受了陈腐的生产关系的约束（请读者注意：不是“帝国主义的经济统制”！——尹宽）之结果”……“古老的生产关系阻止我们采用机器”（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无关！——尹宽）……“就把中国农业不能利用机器来看，……唯一的，至少是主要的原因，是目下存在着的农业生产关系从中作崇”。（亲爱的朋友，请再把中国工业不能利用机器〔即机器工业不能发展〕来看，看一看目下又存在着什么生产关系从中作崇；到底是“古老的”农业生产关系，还是新式的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尹宽）
在拥护中国社会之封建性质时，余霖先生走得更远。他“以为农村社会性质首先应当取决于农村内部的生产关系”（即是说，在其孤立的状态中！——尹宽），“其次才是农村同都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如以农村生产为主，这种矛盾乃是外在的。——尹宽）……实不解为什么要以‘农村生产’为主而不以‘资本的支配’为主！”——总而言之，余先生归结地说：“如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论，中国的农业生产一般已经隶属于关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自然后者又是隶属于整个国际帝国主义体系——尹宽）而受其支配。如就农村内部而论，并就农业生产方式本身而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已相当发展，可是半封建的零细经营还占优势。评者以为如果忽略前一命题，就会抹杀农村同都市之间的联系，而把农村经济从整个国民经济中间割裂出来观察！如果忽略后一命题，就会抹杀农村经济的特质，滥用一般的理论来处理特殊问题，因而对于特殊问题决不会有深刻的认识”。我以为这是面面周到的烦琐哲学。两者都不可“忽略”，但两者都是各为各。我对此只简单地反问一句：如果不“滥用”，而正确地应用“一般的理论来处理特殊问题”，是否就应该把“特殊”从“一般”中割裂开来呢？
这次周先生的文章更明白地主张“资本的支配与生产的资本主义化”“有分开之必要”。他说：
“尽管中国挽近整个的经济行程，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大再生产，尽了‘施肥’的作用；尽管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是世界资本主义中不可缺的一环，中国国民的经济生活，跟世界经济已经息息相关；然而事实的另一方面，却还客观地存在着，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还是极不充分；中国大部分的人民正在受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同时资本主义还不充分发展的苦痛。更简单的说，中国是不是已受世界金融资本的支配是一个问题，而中国的生产方式是不是已经资本主义化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话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事实的“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是不一致的。资本的支配是一个问题，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之极不充分”，则不受资本的支配之影响而为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大部分的人民正在受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同时资本主义还不充分发展的苦痛”，在正确的解释下，这样的论断是可以说的。为解除这样的“苦痛”就在于能解除某种生产关系之束转，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在周先生想亦是无异议的。但是，问题就在这个“某种生产关系”。我说这种束缚是由于“资本的支配”，而周、薛两先生则均以为是“古老的农业生产关系”，与资本的支配无关。
假如人们严正地认定中国“农业生产关系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即“资本支配”的过程中，必然要有“种种变化”，那就一定要承认资本主义之不充分发展与“资本的支配”有密切的关系；要不然，亦要承认资本的支配作用还没有完全成立。但是按照周先生之“间接统治”的说法：“资本的支配”只简单地“利用中国的上层分子”，对于旧的农业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并不发生何等的变化。
我们知道——周先生所说的：
“帝国主义之统治中国虽然是‘外部’的力量，可是列强资本为要实施其支配起见，一定要利用中国社会之内在的矛盾。……必须利用中国的上层分子，令其恪尽买办的任务，然后大众的血肉才能变成银块和金条，落到他们手里。在这点我们自然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国际金融资本到底和国内哪些阶层勾结着呢？或是，它要造成或维持着哪些阶层的优势，才能满足它自己的欲望呢？这个问题的解答便要求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因而也是国内阶级的构成）问题的研究。”
请看，周先生由经济的研究达到简单的上层勾结的结论！在他看来，“国际金融资本”为“满足它自己的欲望”，只“和国内哪些阶层勾结着”，或“维持着哪些阶层的优势”，而“中国国民经济”以及“国内阶级的构成”并不因资本的支配有所变化，仍是原封不动的整体。
很显然的，从这一简单的上层勾结的观点出发，我们便不能认清帝国主义在中国从经济的支配所得到的真实的社会的支柱，因而也便不能把中国的农村问题和民族问题真实地联系起来。周先生把农村看作孤立的事物，于是他说：“事物的运动是事物内部矛盾之展开。只知道外在的客观的关系，而忽视了内在的主观的矛盾，结果，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上也真有一部分人这样说着）：中国的问题只能等待着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已告解决之后，才能解决了。那也无怪乎他们朝等着德国问题的解决，暮等着法国情势之展开了。”只有那些庸人总会得出这样愚蠢的结论。但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统治之下，我们亦应该时时注意到这个统治在国际间矛盾的势力之互相消长，并明白中国的问题与各国的问题有共同的命运。
乃周先生不仅把中国从世界割开，并且把中国的农村又从中国割开，造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在周先生看来，农村这个“事物的运动是事物的内部矛盾之展开”，它的“内在的主观的矛盾”，是在“外在的客观的关系”之外。这完全是一种玄谈。不知，这样玄学地去思考农村“内在的主观的矛盾”，而“不去研究中国的国民经济本身是否已经”在资本的支配之下起了种种变化，就诚如周先生所说：“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对于中国国内各种阶层力量的对比，和相互的关连，以及对于国内统治势力和外国资本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无从识别。结果，对于国际资本怎样支配中国的问题，就无从了解。因此对于如何具体地执行脱离帝国主义羁绊的任务的问题，也就无从解决。”
在《中国农村》第六期上《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一文中，我们更容易看出钱俊瑞先生也根据“间接统治”的观点很人为地把农村问题和民族问题联系起来。他从帝国主义占领中国领土上看到“中国民族解放问题和土地问题是有密切的关联”（请参看原书第九页）。在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土地问题》中，钱先生亦有同样的见解（第五期107页）。
现在我要来总结我这一段的意见。假如我们的研究不以中国农村生产方式为主体，而以帝国主义统治为主体，我们就应该承认：“中国身受国际资本的支配，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在中国已经占了优势”。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用枪炮把中国的大门打开，后即以大量的商品输进来，并从中国输出原料；由这样的商品流通，再加上金融资本的制度，它便在中国从城市到乡村，造成了以它为主体的整个的商品生产的体系。这样的商品经济（不是“单纯的商品经济”）与原有的商业资本结合起来使乡村地主布尔乔亚化，同时又使城市布尔乔亚“土地化”。这可以叫做“上层勾结”。但是，随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它以机器工业的生产品（不因其是“外国的”而失其作用）代替原有手工业及家庭工业，因而便破坏了乡村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而首先造成了农业与工业的分离，并使农业的生产亦一般地依赖于市场而从事商品生产并实行农业内部的分工。在这个商品生产的体系之下，乡村地主、商人及重利盘剥者都要各凭其固有的经济地位而增加其活动的机能，两极分化的法则也要施行，即发生雇佣劳动的富农经营、中小农的破产及无产劳动者之增加等。这些就是“农业的生产关系”（应改称农村经济）之资本主义化。以后我们还要较详细地论到这点。不过这个资本主义化不是农业生产“本身”之“内在的”化，而是“外在的”化。这“外在的”化竟把“农业的生产关系”从“主体”化成“附体”。我觉得上述的周、薛、余、钱诸先生，因为研究农村经济，不免对于农村有些偏爱；否则便不应该为研究资本主义化的问题，一定要以“农业的生产关系”为主体。为保守这个“主体”，他们不惜用抽象化的方法把农村经济对资本的支配孤立起来，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之旁正视简单的商品经济、零细的经营等。不幸中国固有的农业生产关系的基础，早已被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毁坏无存了。那些残存的手工业者和小农，不过在拼命挣扎中，做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外在的”工人罢了。
说至此，一定有人提出质问：如此说来，中国农村已没有资本主义化的问题了？提出这样质问的人有一种模糊的见解，仿佛认定资本主义制度在任何时和任何地都应该充分发展农村的。比如在过去的俄国，1861年的农奴解放，也是要实行资本主义化；1907年的斯托雷平政策，又是要更进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化，但即在这两次的实行之下，当时俄国仍不失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的范围内要求彻底的土地改革之意义。法国曾经实行过彻底的土地改革（按照资本主义的需要），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以后，仍保有小经营之落后的农村。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下，这种小经营也是妨碍生产力之发展，但又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这是一个矛盾，然而这是事实。这种矛盾的事实需要我们舍弃形式的逻辑，而采用矛盾的逻辑。若用一个资本主义化的标准尺到处去测量，我们便很难找到资本主义化之合适的程度。
照纯理论的讲法，土地私有制根本就是与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不相容的。然而在事质上没有一个“模范的”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并使“农业的生产方式”完全资本主义化。这种资本主义化在资本主义制只能是一个半途而废的工作，再向前完成这个工作，就要由它相反的势力来执行。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自其发展的开始就是要牺牲乡村的人民和落后的民族；若它的发展把乡村和殖民地都完全工业化了，那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帝国主义以它为主体在殖民地造成商品生产的经济体系，但它又阻止了当地的民族的生产力之发展，以致在那里发生生产的停滞和乡村的人口过剩，由此又影响到政治上、社会上之一般的落后性。就在这样的意义之下，我们在民族的范围内要求资本主义的经济之自由发展。所谓“资本主义的”，就是说，在帝国主义的统治束缚之下，为谋民族的生产力之发展，当前的任务还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范围内争取民族独立。但这个任务之执行并没有预先注定要由某种社会的组合。这就需要研究农村经济的人们注意到帝国主义的商品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及“国内的阶级构成”中所引起的种种变化及其对于乡村人民之某部分之腐化作用，万不可忽视“这外在的客观的关系”。这里我们又正好借用周先生的结语：“只了解世界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之一般的支配，而不更进一步地研究这种支配究竟如何完成，究竟发生何种结果，那一定找不出否定这种支配的真正动力。”不待说，周先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上层的勾结”，在此勾结之下，农村仍是一个原封不动的整体。
为使问题更加明确起见，我们不妨回转来将上面所引用过的周先生的一句话再加以审察。周先生说：“中国大部分的人民正在受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同时资本主义又不充分发展的苦痛。”我虽对这句话表示接受，但我相信两个人说一样的东西不一定是一样的东西。首先应分清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若指的是外国资本支配下的资本主义，那是已经高度地（即使还不是极度地）发展了；若指的是民族的资本主义，则这个“发展”已经受了阻碍。因此这个“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同时又不充分发展的苦痛”，并不是表现在资本主义的前期“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农业的“古老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而是发现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民旅经济的发展和外国资本的支配之间的矛盾上。站在民族的经济上（这个经济现在是资本支配下的附属品），我们可以承认“资本的支配”阻止了“生产的资本主义化”；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资本的支配”除外，向“封建剥削”去争取“生产的资本主义化”。周先生就因对这个中心问题没有弄清，所以他把“资本的支配”当作可不注意的“容观的和外在的力量”，而只注意到“农业生产本身”之“主观的和内在的矛盾”。把农村从“资本的支配”切开，“这在哲学上便是机械论的特色”。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外国资本的支配阻碍了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并推进广大群众的贫困化，是否要维持一切野蛮的剥削及障碍社会运动之进展呢？无疑的，不仅要维持，而且要加重，因为这就是金融资本榨取殖民地之特色。只要恰当地使用字句，我们可以说“封建的剥削”，甚至奴隶的剥削。但此地不是关于这类字句的争论。问题是在不要把“附体的”东西当作“主体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要以有“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的苦痛”，笼统地把一切资本主义都当作进步的东西，而把一切落后的东西都归咎于“封建势力”。
四、“生产的资本主义化”与资本家的农业经营
（或简称：中国生产为什么落后？）
我觉得在研究上有“分开之必要的”，不是“资本的支配与生产的资本主义化”（这恰恰是不可分开的），而是生产的资本主义化与资本家的农业经营。过去《中国农村》上关于“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问题”之争论，据我看，就在这一点没有“分开”。而且争论的双方都以农村为主体，就农村的范围内争论农村的经济性质，因而双方各走极端，各有所见，亦各有所不见。无论何物，在其孤立的状态中，我们可以说是那个东西，亦可以说不是那个东西。所以我虽赞成农村经济之资本主义性质，但我对于争论对方之意见亦是不能完全同意的。
照“道理”讲起来，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就必然要发生资本家的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然而天下事往往不尽合乎“道理”。有时，在某一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很发展了，然而零细的小经营，不但还存在，并且还加多了。有人便以此提出“小农经营优越论”来反对“资本集中”的学说。我们应从什么条件下来证明“大规模经营较优于小规模经营”呢？我们从整个的商品生产的过程中（不“以农村的生产方式本身为关键”）指出这种小农经营是在大规模生产之边余处，做“过甚的劳动和过劣的消费”之挣扎。实际上乃是商品生产中之“外在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乡村是处在从属的地位，资本主义侵入乡村，是依照具体的、历史的过程而有所不同，不可以拿一个资本主义化的标准尺在农村的零细经营中去测量资本主义的程度。中国是殖民地，其乡村的特殊性尤甚，我们应从外国资本支配下的商品生产之体系中去考证这个特殊性。
然则究竟应如何解答“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中是否已占到优势的问题”呢？周先生以为：
“这个问题的提出应当以中国农村生产方式的本生为关键。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中是否已占到优势的问题，在这里，应当看作：在中国农村之中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否已占优势的问题。资本主义之征服农村固然可以有不同的途径，而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却只有一种基本的形态，即一面是农业企业家，而另一面是工资劳动者的近代农业生产。所以我们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已占优势，就是说这种近代的农业生产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已经占到优势。……我们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占优势，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不论是地主或是农民的），它们所有的生产手段和所生产的生产物，在农业生产手段和生产物总量中已经占到多数的意思。这是仅就数量而言。同时我们还要观察，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在农业生产的整个进程中间是不是扩大地被再生产起来。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就是这样着手。”
“我觉得这样着手”研究农村经济，并“就数量而言”，于是，给上述的“小农经营优越论”做了辩护。我敢正告周先生，照现状发展下去，不仅“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在农业生产的整个进程中间”，不会“扩大地被再生产起来”，并且外国资本的支配一定有一天要为中国农业生产方式造成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形态”，“即一面是”银行家和地主，“而另一面是”小至可更小的小农和饥民。这时，在周先生看来，一定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最后的告成了！
根据机械的生产方式的决定论，周先生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中是否已占到优势的问题，应当看做：在中国农村之中，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否已占优势的问题。”这里有两点要弄清楚：（一）现时在中国，资本主义的“优势”不仅不在中国农村，并且不在中国，因而我们的研究不能从那久已解体的“农业生产方式本身”“着手”；（二）阐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能从笼统的“生产方式本身”“着手”，而应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商品生产的全过程“着手”。第一点我们从上述的批评中已可看得明白，用不着再赘述；第二点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进而研究的问题。
近代政治经济学固然是以解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为研究的目的，但其“着手”是在商品经济。只有从商品经济的研究，从而明悉商品生产的全过程，然后才能具体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农村经济研究中，亦只有“这样着手”，才可明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商品经济在农村人民中所起的分解作用，以及各阶层人民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所处的经济地位等。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亦只有在这商品生产全过程的分析中得到认识。周先生虽口口声声不离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然而因为他认为：“中国农村虽然自足自给的经济，已给外力摧毁，可是这种（哪一种？——尹宽）商品经济还滞留在单纯（！）商品经济的阶段，并没有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就要民族独立！——尹宽）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因而他否认“商品经济的占到优势，就表示资本主义的占到优势”，否认“中国的农民生活大部分已经依赖于市场，商品经济已经统治农村，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农村中已经占到优势”。“在这里（指英国资本在印度——尹宽）——周先生说——资本之于国民经济的支配，无疑地已经确立的了；可是当地的生产方式却还没有充分的资本主义化”（撇开“资本之于国民经济的支配”，而来谈“当地的生产方式之充分发展”，请看这不是在玩弄文字吗？——尹宽）。——这样，他把“资本之于国民经济的支配”除外；视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已被摧毁了的商品经济，大概只因“外力”的关系，还滞留在单纯商品经济的阶段；“农民生活大部分已经依赖于市场，商品经济已经统治农村”，都不能算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优势，实际上他的研究便离开了“支配”下之生产过程；于此而谈生产关系，即使不是完全不存在的东西，至多亦只能是资本支配下的残渣。事实上我们在中国农村上所见到的，周先生及其他几位作者所屡屡称道的“农业生产关系”，并不指的是生产形式，而多半指的是那些在资本支配下，由于生产停滞所招致的额外的或非经济的种种剥削形式。这在《中国农村》中随处都可看见。
薛暮桥先生在《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中，有几句话把这里的错误，完全集中起来：“一般而论，商品生产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携手并进（正确地说，应改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方式之根本的特征——评者）；不过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商品生产的发展主要是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所促成。因此商品生产尽管发展，伴随着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而是千万小农的无望的挣扎。离开了生产过程来谈交换（商品生产），和离开了生产过程来谈分配（封建剥削），同是要不得的研究方法。”这里有交叉的错误：第一，他把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交换）相混，因而他不把商品流通所引起的商品生产的全过程当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生产过程”，而把它与单纯的商品经济相混；第二，他把外国资本与中国资本在经济的作用上强为分开，不知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支配之下，只能作“无望的挣扎”，“殖民地国家”之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商品生产尽管发展，拌随着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这是表现资本支配之下内在的矛盾，不是农村生产关系中之内在的矛盾。
究竟如何从商品生产的过程中考察资本主义化呢？我们看前辈研究“资本主义发展”时先“着手”于“国内市场”。而国内市场之形成是以社会劳动的分工、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农民的分化与转徒、小生产者的破产及雇佣劳动之成立等为条件。我们看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不是具备的呢？无疑的是具备了的。所不同的只是这些条件只供外国资本的市场，但“资本对于国民经济的支配”，创造商品生产的体制仍是一般无二。
再从农业的资本主义加以考察。列宁说：“工业中心的建立，其数量的增加及其人口的发展，这一切对于乡村的全结构，不能不表现深刻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及资本主义的农业之发展。……国外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商业的企业者的农业生产物转变为商品，另一方面是因为破产的农民所出卖的劳动力也变为了商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生命书局版，第48页）。因此，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化之一般的表现可概括为：（一）土地自身亦变成商品，可以出卖、出租及抵押，简言之，即变成“制造货币之机器”；（二）农业不能自足自给，并举行内部的分工，其生产物一般的都变成商品；（三）破产的农民依靠出卖劳力过活，充当雇工、月工，移往城市或寻找副业等等。这些现象在中国是否普遍存在了呢？早已就存在的。然则为什么中国民族工业及资本家的农业经营不见发达呢？这是因为外国资本的支配把生产工具集中到外国去了。
然而《中国农村》的许多作者，不从上述的诸生产条件中去认识经济的性质，而从外国资本支配下之民族资本的枯竭，及生产的萎缩中去寻找半封建性。他们认为中国农村中地主和富农，因其有封建性，不肯从事大规模的经营，而愿意把土地分散给农民以便从事封建剥削，而不是因为在外国资本支配之下他们只能如此做。薛暮桥先生在反对别人把生产技术来作主要的研究对象时说：“近百年来，生产技术虽然迅速进步，可是生产技术的实际应用，常常落在生产技术本身进步之后——尤其是在农业部门。”这是很正确的站在国际的立场上来观察资本主义的矛盾。本着这个立场，我们就应该明白在中国“生产技术的实际应用”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不相称的原因。不幸接下去一句，他又从国际的立场降到大农村的立场：“虽然并没有人禁止中国农民采用最进步的农业机械（事实上还有人在提倡奖励——尹宽），虽然中国都市中的若干工业部门已经采用蒸汽机、电动机，但是粗笨的手制农具，还在中国农村之中占有统治地位。为什么？古老的生产关系阻止我们采用机器。”请看，在这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中国，会有“古老的生产关系阻止我们”的地主富农，不知采用机器及雇佣劳动，从事大规模的生产以争取发财的机会，而且他们在历史上已有长期聚积货币的本能。为什么？这不是因为他们变愚蠢了，乃是因为他们见到在外国资本的支配与劳动力的卑贱之情形下，即使有钱能购买机器或多雇工人，亦不合算。
关于他们所说出的许多“封建性”，此地为范围所限，不及一一论及。最奇特的就是他们从中国富农身上亦找出“封建性”来。这完全是一种杜撰的学说。我于此只能扼要地贡献几点意见请大家注意：
（一）“虽然中国都市中的若干工业部门已经采用蒸汽机、电动机”，但这些东西若与近代生产技术所达到的程度比较起来，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是很可怜的。且民族工业现正在危亡之中，小规模的工厂及草棚内的手织机都在外国资本支配之下作拼命的挣扎。这是不是由于“古老的生产关系阻止我们采用机器”呢？在城市如此，在乡村尤然。农业因有季节及地域之种种限制，又因乡村工价较城市更贱，采用机器较工业更难得有利的条件。
（二）若把外国资本除外，即在上海这一大都市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还是很有限的。但若取得民族的独立，不须完全排除外国资本，只须在关税自主上对民旅经济的发展，作相当的保护，民族工业以及资本主义的农业就可在原有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篷勃地发展起来；如此则乡村的（其实不止是乡村的）“封建剥削”亦可因而解除了。
（三）“假若以为在农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需要什么一定的特别的土地所有形式，那就错误了。‘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土地私有形态并不符合这个方法。符合的形态是他自己用资本克服农业的方法来首先造成的；于是封建的土地私产、氏族的私产、及小农生产连着土地公社，都变成了符合这种生产方法的经济形态，他们的法律形态虽然还是两样’（《资本论》）。因此，没有任何种的土地私产能够在事实上充作资本主义不可飞越的障碍，资本主义会依照不同的农村经济的法律的及生活的条件而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新生命书局版，《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上卷362页）。这是就一般而论；我们于此还应注意到中国原有的土地制及殖民地地位之特殊情形。
（四）“只有那些疏忽了农业之实际特征的人，才会拿一个雇佣工（即常期工人）来判断‘农业的资本主义’，而丢开了日工。谁都知道，日工的雇佣在乡村经济中，形成特别重大的意义”（同上56页）。近年来，中国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都表现衰落。农村的土地所有者不但不能采用机器及引用新式的农业，并且因农产物跌价及劳动力卑贱，不能作雇佣劳动之较大的经营。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使用雇农不能没有每日三餐饱饭，还要付给工资，不如分一块土地租给这些雇农，让他们自己去作拼命的耕种反为有利。所以富农出租土地和放债，以及零细的经营之加多，并不表示“他们在努力于半封建统治地位之持续”，乃是表示农业资本主义受了压制而低落。落后区域保有较多雇佣工人的经营，乃此种事实之反证。
（五）关于雇农之形式数字的统计，只能揭示农业经营的规模，并不能测度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及农村的无产化。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一般的都在乡村创造极复杂分歧的无产者，在殖民地尤甚。有的自己领有耕地不足以维持生活，专靠做日工、月工及寻找种种副业以维生活；有的把自己领有的耕地出租给别人而自己完全出雇。“我们很勇敢的认为这些都是无产者，虽然他们在法律上都还拥有一小块公社分有地；实际上，这些都是大经营者的日工、牧人、雇工等。”（同上78页）
（六）在城市资本主义占优势之下，乡村发生普遍的穷困化。在这个贫困化中所形成的待雇的工人之增涨，不仅与农村本身之资本主义经营的需要不相称，并且亦不能尽为城市工业所收容。这就形成乡村之人口过剩。“因为资本主义统治了农业，所以就形成了过剩的农村人口。……农村人口之一部常常在过渡的状况中，准备变作城市的或工业的人口”（同上306页）。这一般的情形在殖民地更甚。因为在这里，民族工业不能发展；更特别加重农村的人口过剩。又由这个人口过剩发生劳力的卑贱及零细的经营。
五、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与土地问题
我们可以看出，以上的研究证明，我们可以把我们在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得来的关于农业的理论完全应用到中国来。这样，我们把农村问题与民族问题及由民族问题到国际问题，都从其最高的和最低的地方完全统一起来了。也许还有人以为，这样会把农村问题高悬起来，成为一个反帝国主义的简单问题。这样的想法，仍是由于人们自己把问题肤浅化了。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必须精确地分析这个统治之所有的力量及其相反的力量。“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专看脚尖上走路，那是一定要跌倒的。我们此处研究问题是从总的方面着眼；必须根据一般来研究特殊，才可以正确地了解这个特殊。农村问题是整个的问题之一部分，因而它不能说其本身得到解决。但这不是根据“间接统治”的观点，而是说：“部分”与“整体”之有机的联系。
本着这样的观察法，所谓中国的农村问题，也就是说：外国的资本统治所给予中国农村的影响是些什么？或者这样提出：外国资本的统治如何压制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及因而障碍了民族的生产力之发展。假使原有的土地所有制亦顺应了这个资本的支配而与之结合起来，那么，很显然的，土地问题亦只是资本的支配下之部分的或连带的问题。什么叫改良主义？就是它只看见直接的利益。
周彬先生说：“今日中国农村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一个铲除封建秩序的土地问题。”根据简单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又以农村本身为主体，自然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首先我要提出钱俊瑞先生在《中国农村》第五期上所发表的《评陈翰笙先生近著〈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文中一段意见，因这个意见是与周先生的结论不大相容的。钱先生说：
“作者（按指陈先生）在分析农村生产关系的时候，很少顾到农村的经济生活跟外界所发生的关系。换句话说，本书划于列强资本和都市资本对于广东农村经济的影响之分析，可以说完全不够。……它对于列强的资本为何在操纵金融和贸易种种活动上面直接、间接地支配了广东的农村；都市资本如何投资于各种各样的建设事业，来使农村生活益发解体；以及乡村中间的个人和集团地主如何在都市中间进行其经济的活动，而自身力尽农村吸血管的任务等等，都没有系统地说到，而所有这些却是目下改变或维持农村生产关系的最主要的因素。”（上文第112页）
我完全可以赞同钱先生这一段意见，因为他指出了列强资本在农村中的支配及乡村的土地所有和城市的金融资本之不可分的联系。那么，农村问题如果牵涉到土地，势必立即牵涉到城市的金融资本以至列强资本；钱先生所指出的“目下改变或维持农村生产关系的最主要的因素”和周先生所认定的“今日中国农村最重要的问题是不相容的。
但是，很奇怪的，在谈到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时，钱先生又与周先生走到完全的一致：他亦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因而在周先生看来，
“现阶段的农村研究，其总的任务乃在对于中国的农村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上面去探讨，从而规定一种新的能使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态。……假如——钱先生说——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求农业的彻底改造，那么，我们一定会以对于农村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中国农村》第六期1-3页）
首先，我们要指明的就是钱先生在上面所说的“农村生产关系”和这里所说的“农村生产关系”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前者指的是在列强资本的操纵，都市资本的投资及地主的经济活动之“改变或维持”下的“农村生产关系”；这是一个非独立存在的东西；后者指的是以农村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生产关系”，撇开所有那些目下改变或维持农村生产关系的“最主要的因素”。若这些“最主要的因素”事实上是存在着的，便没有了独立的农村生产关系，那么，钱先生埋首于以土地问题为“中国农村生产关系改造中的核心问题”，其“出发点是求农业的彻底改造”（请注意：不在求民族的彻底改造！），对于那已不存在的农村生产关系还要“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作为我们研究的主要任务”，并“从而规定一种新的能使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态”，这不是作乌托邦的描写吗？
然则中国农村问题中没有土地问题吗？其实，问题并不是这样提出的。问题是在这里：土地问题到底是“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彻底改造中的核心问题”还是民族的彻底改造在农村中的核心问题？这样的提出问题，其答案也就用不着再加说明了。在国际金融资本统洽之下，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使中国农民分解、破产以至普遍的贫困化，生产又不能发达，致使广大的饥民停滞于农村之中，附着于分之又分的零细经营上，用“过甚劳动和过少消费”来尽“纳租与还债”之义务。这就需要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并把土地加以彻底的改造，然后民族的生产力就可蓬勃地发展起来。
最后还要略一说及我们所常听见的什么斯徒鲁实政策、普鲁士道路及英国式或美国式的道路等等。这都叫做“比拟不伦”。我于此只能这样说：中国早已就没有了农奴制，因此今日中国农村最重要的问题已不是一个铲除封建秩序的土地问题，如在1905年前后的俄罗斯一样。中国的地主早已商业化了，在这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极发达的中国，他们不学普鲁士的地主，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封建性”“不致力于大规模的经营”，而是受限于工业不发达的条件”（钱先生在这里恰好把问题弄颠倒了，他说：“工业不发达的条件除外”！请参看《中国农村》第六期第3页）。至于英国式或美国式的道路拿到今日的中国来说，也是过时的话。中国民族取得独立后，土地的改革将采取何种的形式，这是属于将来的事，今天且慢些讲。
—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 |
硕夫同志关于巡视工作的报告（尹宽，1928年2-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尹宽
硕夫同志关于巡视工作的报告
硕夫〔尹宽〕（1928年2-3月）
〔来源〕载于中共中央内部刊物《中央通讯》，1928年5月5日第25期，第12-20页，署名：硕夫。
首先我要申明的，一路我带回来的材料都因到安庆时见情形不好烧毁了，所以我此刻只将各方面作大概的报告，具体的材料，我已通知各地区补寄来。
一、芜湖
芜湖改组期间比较长，约一月之久，其原因最初是因为等经费，后又因等中央派往学兵团的人，故延长了。芜湖改组的情形前已有报告不赘。芜湖县委改组后即照改造大会决议的工作计划进行工作。在会议后即行进行三项工作：
一、加紧政治宣传，曾举行一个政治宣传周。反对国民党与反动工会。及广州暴动的意义；
二、加紧工人的经济斗争。除芜湖外，有几个镇市的店员工作也努力作去；
三、发动农运根据代表大会决议进行。
大会后芜湖工作的确有个新的现象，不过人力太缺乏，有许多地方农民要求CP派人去，但无得力人派去。
现在分开来先说到万顷湖的问题，万顷湖的佃农最多，在前年北伐军初到时是减了租的，去年地主又乘反动的潮流向农民进攻，农民遂自动的决定只缴租一部分，一致与地主在地方审判厅起诉，后农民都大半全缴了，仅有七十多家未缴，我们打进去时机已晚，故秋收抗租工作未做到，后来地主要追缴前年春租的事也让了步。其后白沙圩事件起来后，我们把人力都集调于白沙圩又将万顷湖的工作拖下了，现在又已派人去恢复。白沙圩这次农民斗争区域是很大的，实际上大部分是在南陵北乡境内。南陵东北乡及白沙圩一带去年都普遍遭了水灾，农民非常痛苦，农民自动的骚乱是层出不穷的。我第一次到芜湖时是在10月初，接到南陵县报告说当地农民自动的骚乱情形，如任意抢拨别人田内的豆子、山芋及强向地主借稻等，并说他们现在正在领导农民做这些事并援助被捕的五个强盗。我见报告后即给他们一信，指明他们只随着群众做零零细细的斗争是没有政治出路，应该宣传土地革命并扩大并集合这些斗争到总的暴动上。但后来我不知道他们见我这信后误解了以为不要农民做这些斗争，专等着暴动。其后在11月初我第二次到芜湖时，白沙圩来了一个陈家崐，这人是当地的农民领袖（因为出过门的），因为他在当地的工作组织农民大会及农工联合会，已引起地主豪绅的注意，他们无办法，以为找到CP就有办法；后我们派王心乐去，他们去后始终未打入群众去，群众加入农协的很少，且无具体的组织，据他们所说的困难就是农民加入农协有一种手续（如入会证），但来不及印入会证。结果只有派去的十几人在房子中阴谋造反，后地主请求一营兵开到，于是党已垮台了，人也跑了，运动也失败了，这种失败是可耻的，可说完全是指导人不了解党的策略的错误。
其次，说到芜湖市的工运，我去后即看到芜湖工运的客观情形很好，要作出一个基础来，过去可说没有作工运，开始时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群众无阶级的意识反有一种依赖政治势力的心理，对国民党的工会很羡慕，因此工作始终未打下去。但群众的要求是很热烈的，自动的起来一起罢工，每次斗争都是很激烈的，惜我们无法打进去。不过最近期间群众的情形与前不同了，已对芜湖市总工会失去信仰，但还不能说是信仰CP。因为在事实上，市总工会不依群众的要求，如大昌去年曾发生一件工头强奸女工事，群众非常愤激，有一工人为打抱不平，被工头当场打了又被控告，在法庭拘禁。市总工会不允工人所请办理此事，故工人极不满，此运动是工贼同志弄坏的，其次码头车夫工人对市总工会亦极不满，市总工会对于工人之要求既不能满足，并且处处加以压制，同时又强迫征收会费，工人群众更愤恨！现火柴厂及益星面粉厂工人要求开厂，店员失业的恐慌及经济要求均甚紧涨，特别是黄包车夫反对牌照捐及牌尾（即工会捐一角二分）。可惜党现在一时垮了台，芜湖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将工运作起来及组织阶级的秘密工会。党的情形在改组后是很好的，改组前有一百二十多同志，80%是智识分子，工人分子亦不好；改组后数量上差不多，但是农民增加了，店员同志增加了些，工人同志也增加了十余人，改组后人数约一百三十人，工农分子约占半数。但经过芜湖一月二十七事变后（大破获），许多同志跑了，许多害怕了，最近的统计：芜湖市有28同志，仅恢复了一个手工业工人支部，马上即可以恢复一两个支部；乡村比较好一点，近派一店员同志到万顷湖去，情形还好，白沙圩附近一麻埠圩现据一派去的报告已发展四十余同志。
其次说到芜湖一月二十七的事变，事变的发生，在主客观都有原因，客观的情形：一、因芜湖县委正式成立后，继续不断的有政治宣传；二、因有一个总的经济危机，店东要大批裁退店员，反动派非常恐慌；三、农民在白沙圩也起了斗争；四、柏文蔚、陈调元的冲突，也有关系。主观上自然由于平时秘密工作缺乏，在一个虚有赤色名声的民生中学办训练班也是不对的，太不谨慎，济难会有一机关向来太公开了，被反动派知道，并且里面有详细济难会名册住址在内。反动派以为我们要乘新军举行暴动，故令各方一齐动手，企图一网打尽，结果被捕33人（包括宜城3个），有3个非同志，当捕在芜湖公安局时打得很厉害，听说有些同志慷慨的说话，后押到省城去，押了十几天，才审了一次，他们口供变了，都未承认是CP，不过口供都不大好，我来时又捉去6个比较重要的，都用了刑，结果下了4人到陆军监狱中，现报载陈调元回省，恐怕枪毙几人，其余多数总是判决徒刑做押质，我知此消息比较迟，到安庆才知道。赶到芜湖后到交通处王同荣家，他避而不敢出，非常恐慌畏惧，并断绝了各处的联系；我到后才发出了一个通知，指明这个事变的意义，同时指了8个同志为临时县委委员，并拟了一个临时工作计划；后我又回到安庆，因为慰问及援救的工作，非常要紧，到安庆负责同志大都走了，结果仅找到两个人，后即此两人也一被捕一逃走了。
二、安庆
在二十七事变中，安庆工作与芜湖受同样的影响，但安庆基础比较更差，我初到找到了一两个人，开始一面做援救工作，一面恢复组织及经常工作，但后因此两同志又站不住，工作又停顿了，我因不能久待，就托一CY负责同志林某暂时在安庆负责：一、找各同志轮流谈话，恢复小组及支部；二、发动经济斗争；三、建立机关；四、将安庆市工作弄点头绪即到乡村各处走一遭，最后即尽可量召集一个党员大会。安庆方面的同志据大概的报告，安庆市三十余智识分子及手工工人同志；高和铺乡村二十余农民；潜山四十余农民；桐城东乡汤家沟十余农民。
三、潜山
此地情形比较安庆好一点，去年做了一次斗争失败，有80人逃到北乡一个庙里去生活，此事前已向中央报告过，自我到皖北以至现在均未得报告。该处负责同志王步文我本写了数次信约他来安庆，均未见复，大约也因二十七事变走开了！
其次还有几人要决定处罚的；一、芜湖县委书记方耘草胆小，事前对二十七事变亦不注意防范（因已得到了消息），事后又跑了，现决定处以留党察看；二、王同荣过去交通工作做得非常之坏，二十七事变后无端畏缩，要求到中央作工及请假回家均未得允许，但他即偷着跑了，并有意压下我给中央的报告，鼓动纠纷，芜湖临时县委决定开除，我是同意的；三、朱世衍事后他即回家，到王教中央带钱回去又出来了，扣留四百元及捏造事实向中央控告，我意亦应给以留党察看。
四、寿县
寿县我实际考察的结果是很失望的，此处完全是一个小农的经济，自耕农很多，且生活安定，当地有许多土匪，完全是三十三军造成的，枪支非常之多，从前我们以为当地农民很苦，容易发展斗争，实则不然，党的组织，许多同志可说是封建小资产阶级（因为大都是中小地主的子弟），还有几个学生，过去的组织有数十里路成立一个支部，他们也说能够开会，这样组织根本不成为一个党的组织，同志中有五六个农民，根本说不上农民群众的领袖。政治因过去临委的指导有许多笑话，他们有所谓两大计划：一、组织国民党来拿当地的警备营，拿到手就暴动；二、宣传佣农去当土匪，宣传自耕农去援助土匪暴动。许多同志都是知名之士，不能领导群众对反动当局起反抗的作用，后我给他们决定一个计划：党至少亦应建立在一般贫苦群众的身上，在乡村中要以佃农雇农及贫苦自耕农组织农民协会，在佃农多的地方要作抗租运动，捣毁国民党的税收机关，临到穷苦民众反抗苛捐杂税，对土匪要注意其群众，反对受军阀收编成军，及宣传土地革命……，组织上要以村庄为单位，发展农村支部。其次还有一个学兵团的问题，办学兵团的经过前已有报告，在其中的同志当初都有意见的分歧。后有一同志到芜湖自称是代表，报告情形很好，并要求派三十连排长去，当时我遂写了一封信去，同时写一信给中央，此同志回去又假传圣旨，同时报告说一有枪即要暴动，我写的信又不拿出来，有些同志反对，有些同志以为既是党的主张，只得服从。后中央派了十个人，我同块去，到后连排都已安插定了，并且柏文蔚还派人在里面实行监视与干涉，不好的同志又借此作难，实无法安插，只得要十人回上海。同时学兵的招集也未起党的作用，完全凭文卷的考试。我先与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分途谈话，后即召集了一次会议报告党的政策，并提出色彩浓的退出去，不浓的在中间秘密工作，至要的是发展士兵的组织，同志大都满意，原来的纠纷算是在党的威信之下平消了，以后情形不知，不过只要党内无甚纠纷，发展党在士兵的组织是可能的。这次学兵团弄得不好的原因，主要是内部的纠纷及我去的太晚。在我初到时原有同志二十余人，大都叶贺军回来的在内当连排长。
五、六安
我是旧历年到的，初几号开了一个三十多人的大会，有两个工人同志还好，当地的客观情形：农运比较寿县好得多，他们在东西河口有一个劳动协会，土豪劣绅对农民的剥削非常之厉害，大刀会在六安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的历史是很长久的，当初自然是发生于贫苦农民群众之反抗。后来因脱不了迷信，无政治出路，有渐渐受首领利用受军阀收编成军队的倾向。民国13年，他们曾做了一次斗争，占据县城两三天，有一个姓谢的烟工领导，自称总司令，委任县知事。群众大半在西乡约有千多人，现因首领皆欲收编而做官，故内部有冲突。工运比较好，主要的是烟草工人，有五百多人，他们在去年8月间曾作了一次总罢工，得到了胜利，惜党未去领导，不过因同志的努力，已改成立一个工会，工会中的群众很一致，其他城市的手工工人也可以发展斗争。党的组织上旧有的基础与寿县一样，不过比寿县工作观念，好一点，但亦未打入群众中去，共有六十多人，成分比寿县好一点。我去后对组织工运都有一决议，农运过去无基础，给他们订出分区工作。对大刀会特别作一决议案，大刀会领袖与县知事发生冲突，因为争权夺利的关系，同志的策略有许多错误，并未打入群众中去，我去打消了他们错误的观念，决定在大刀会的地方主要地是发展农运，打入大刀会群众中去。首领的联络也不过是深入群众的一个手段，其次对于军队工作也作一个决议案，他们对军队工作，还是旧的方式。同时他们与县知事随时来往，决定要他们断绝关系，建设秘密机关，县委七人，有一工人，一学校夫役。
六、南陵
南陵受白沙圩失败的影响，组织也倒台，现仅有两个负责同志，南陵情形在报告白沙圩工作时已提及另外再有我给南陵同志一信已带来中央。
七、宣城
宣城在10月间曾派了两个同志去发展，我离开芜湖后，即未见报告。现该地负责同志都被捕了，详细无从知道。
八、旌德
当地的情形不比他处特别好，此处很偏僻，党的基础亦无，我未去。此外无为客观情形亦是很好的，党亦有一独立区的组织，前已向中央报告过，以后未得该地报告来，兹从略。
九、总结
（一）这次巡视的结果完全未尽达到中央巡视应有的责任，组织的变更没有，只作了一些宣传和计划，能否实行，还不知道。只有在当地长久点工作才能将基础建立起。如芜湖就比较好一点。（二）过去国民党工作的遗毒种的很深，党的基础好点的还容易改变过来。但不好的便很难改变过来了，要它打入下层去是很困难的。（三）组织的发展数量与质量要并进。安徽现在还应作基本的工作。（四）安徽工作的中心：甲、以芜湖为中心；乙、以六安为中心。此外无为地方也很重要，此外以后的组织也要中央决定，要预备一个全省总的指导机关。不过我以为中央前决定的办法在安庆不大通用，因为安庆没有基础。我以为还是由中央派数人去组织临委，并派一些工运农运的熟练人材，重新创造基础。如中央无人派，还是实行巡视制度，不过不大好。
其次谈一点政治情形，在1月间陈、白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的，最近可说完全解决了。白还是白，安徽的政权陈、蒋瓜分了，陈的西山会议的政权受了相当的排斥。陈仅仅三师人，在政治上反还占优势，但地盘对蒋让了步。这次安徽政变的把戏，可说完全是蒋介石的把戏，利用白文蔚、方振武来打击陈调元，结果白、方被蒋所卖，陈投降了蒋。安徽现甚空虚，恐蒋的军队要去镇防，皖北现在是许多小军阀的冲突各霸一方，都在那里培植自己的力量，这种军队我们是比较容易打进去的。 |
硕夫同志致南陵同志信（硕夫〔尹宽〕，192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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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夫同志致南陵同志信
硕夫〔尹宽〕（1928年2月27日）
载于中共中央内部刊物《中央通讯》，1928年5月5日第25期，第24-25页，署名：硕夫。“□”“○”符号是刊物原有的。
□□□转诸同志：
兹据□□□同志口头报告我们对南陵过去工作应有以下的批评：
（一）党的基础始终停滞在游移不定的智识分子身上，为打入工农群众。即有六七工农同志亦不是从斗争中提拔起来的群众的领袖。一遇斗争，不独党充分表现软弱无能并且本身完全瓦解；
（二）今年旧历腊月间城里店员自动爆发千余人之斗争，这是在南陵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事件，党在斗争前未能领导他们已属可耻，但事变发生时党仍未能积极设法深入群众中尽领导的责任。原有两个店员同志成了党指导群众的障碍，而党亦未能撇开他们另找真正群众斗争的领袖，以致斗争所得的结果极微末，并且毫无表现出党的力量，而党亦未吸引到一个工人同志；
（三）南陵去秋东北两乡普遍的水灾，假使党早注意到从九月起开始根据中央政策进行工作，大有组织秋暴之可能；但你们最初只随着群众做了一些无目的地零零碎碎的○○行动（如强拔豆子、强拔山芋、强借稻子……等等群众自动的骚扰），你们并未做土地革命的宣传及各种斗争的组织，灾民维持会奉临委令取消是错误，但农协或委员会你们亦未组织起来，结合并扩大群众部分的斗争到暴动，因此最后应白纱圩一部分群众之迫切要求，开始组织暴动（颇有临时制造的意味），亦因党没有基础，领导力量薄弱，群众没有经常的斗争，结果只成了一次“秀才造反”，不但未在群众中得到土地革命的影响，反使群众畏惧我们；
（四）最初你们只随着群众做零零碎碎的行动，未注意到领导群众到总的政治出路，其后经中央巡视员之指示你们又表现组织暴动没有力量。同时又停止经常的部分的斗争之倾向——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
以上各项缺点和错误，你们负责同志都未注意到或仅仅观念上模糊地懂得一些，未拿出实际方法见诸行动。南陵客观的可能性甚大。并在皖南占重要位置。今后工作宜特别加紧。现在你们差不多完全开了门，宜立即恢复一切工作。兹特指出下列各点，望迅速执行：
一、胡、俞两同志宜即来城或城附近住下；
二、建立油印及办事机关及与同志接洽处；
三、继续发动城市工人之经济斗争，并建立群众的工会；
四、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并领导各部分农民做抗租（欠租）、抗税、抗债及强借等斗争，并组织农民协会吸收农民同志；
五、洗刷畏缩的游移不定的智识分子；
六、在镇市成立工人支部及在乡村恢复并发展农民支部；
七、恢复支部小组等经常会议。
硕夫二月二十七日 |
关于在寿县为军阀柏烈武开办学兵团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尹宽，1927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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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寿县为军阀柏烈武开办学兵团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尹宽（1927年12月25日）
载于六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埔军校六安人》第349-35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保和：
据寿县来人报告，柏烈武在两三月前在沪见寿县同志廖运泽等表示好感，说其以前反对CP完全是环境的关系，在清党时，其通电有云“清党固宜，但动摇党基则不可”，因此中忌西山会议派，后到沪拍何应钦马屁，才保全位置云云。越数日竟找廖运泽等办北路宣慰使署学兵团（四分队十六支队三个月毕业），并已由南京购运步枪五百支到寿由宣慰使置〔署〕拨款三万元作开办费，至于经常费，则由寿县烟酒等税项下指拨，已征收五千元，并承认用人和招生事宜，完全由廖负责，他（柏）不干涉。因此廖等一方面取敷衍态度，一面派人来请求：（1）指示是否能办。（2）如能办则派连长六人排长十二人，并且学兵团成立则寿城内二营民团亦可抓得住，也需要人。
我们据此报告，当即对于寿县同志有以下指导：
（1）柏也是一个军阀，现在急与陈调元争夺安徽地盘。他要我们办学兵团，并不是他什么左派，对CP表同情，乃完全见到CP在寿县没有力量，我们同志又与他有些同乡的关系，利用我们同志专门技术及工作努力为他训练同志。
（2）学兵团我们可以办，但办的意义不是因柏是什么左派而与之合作，亦不是要利用他来为我们自己训练军队，乃完全是我们投身短途的军队里，夺取武装。因此，我们同志表面上不应承认是以CP资格来办学兵团，只是私人的关系来参加。
（3）学兵团的成分应是工农分子，并应尽可能的招收已受我们政治影响的工农分子。
（4）在学兵团内既不受监视，可以站在工农地位宣传革命，不拿出党的态度，但对国民党的宣传应绝对怠工。
（5）在寿县不能因办此学兵团而妨害我们独立的政治宣传，并且要特别加紧宣传国民党的反动。
（6）在工作计划上寿县农运应注意与学兵团有适当的连接，一旦到柏指挥军队参加反革命的战争或压迫农暴时，或是农暴待发时，我们即在学兵团中尽我们的力量破裂出来参加农暴。
（7）我们不仅有用人招生全权，并要求先发二月以上经费及充分枪弹。
（8）党的组织（此与中央来信所完全违背，因我告诉他们成一特支并指定一书记受当地县委指挥，同时学兵团内党的秘密组织亦未说到，因我无此经验，当即改正）。
兹将中央来信所问各点略复如下：
（1）柏是否知道这几个同志是CP及是因CP在当地无力量，而我们同志又与之有乡谊——完全是如此。
（2）用人及招生权是〔否〕完全付给我们〔同〕志及是否即刻发枪支——完全是这样。
（3）寿县驻防军有几何？其思想派别及兵士成分如何——寿县大部分驻防军为三十三军二师岳相如部，师部设在凤台，数不详，在寿县仅一两营人，在距寿六十里正阳关亦有军队驻扎。兵士都是当地失业农民（当然大部分是土匪）。
（4）广州事变是否会令柏反悔——当广州事变发生时，寿县来人还在此地，我当即令其速归，如柏态度有变，即马上夺取所有的武装出来做游击战争。据我想柏态度还不会因此有变，因彼看广州还隔的远，我们在寿又没有力量，几个所谓CP分子，都还可受他影响。
（5）中央所指示办学兵团的七个条件，当即火速转知寿县学兵团办，至党的组织还俟我去后才好办。
据寿县来人报告，学兵团枪支、房屋、器具均已设备完全，只等招生，他回去即着手，想现已招生开办矣。望中央速派连排长来与我同去（因一路还有土匪，须朋友护送）。我到安庆来回须一礼拜，在此一礼拜中央必须将此学兵团的人普通的农暴指挥人、一个总的负军事工作人及党的经费送到，否则，一切都不必说矣。来信关于经济均未提及，实在焦人！我的川资必出救急。将来因此延迟改组时日，我不能负责任，且皖南工作，异常紧张，只因缺了一点基金，不能动，不胜诶叹之至！
昨日曾郎寄一报告（同样的两份）想可收到。大小城镇的店员及其他手工工人之经济斗争都带暴动形式，万顷湖、白沙圩、方杜、橹港……（芜湖境）油楂〔榨〕沟（宣城境）及南陵（靠芜湖、宣城境）……这些就我们所已着手的地方之农运，急待准备武装斗争，否则，运动即不能再向前进，偷偷摸摸地组织农民协会，不能解救农民目前紧迫的普通痛苦，反使农民生畏惧之心。今日又有人报告西梁山白渡桥、和州等处店员、农民又要求我们派人去，人财两空，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准明日上安庆，以至快的速度回来。
这次潜山暴动，我们同志死五人，伤者亦数人，农民死伤者亦甚多，均须救济。安徽济难会因过去无斗争，只定一百元经常济难费，实不够。望中央转知济总速为此次潜山死难者斟酌拨发款来若干，以便救济。至具体分配候我至安庆调查清楚后再决定之。
王竞博
（前长江局来信谓：“上海新大沽路二百四十四号”只可找人，不可寄信，究中央通信何处？望下次告知。） |
硕夫同志对于安徽工作的报告（硕夫〔尹宽〕，1927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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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夫同志对于安徽工作的报告
硕夫〔尹宽〕（1927年12月9日）
载于中共中央内部刊物《中央政治通讯》，1927年第14期，第90-102页。
我在安徽正式参加工作不过十天，芜湖为省委所在地其情形比较熟悉，六安因有同志来报告，亦比较知道详细，均仅据当地负责同志之传述。兹特将安徽整个的党工作一般情形及我参加工作后，长江特委所主持之工作计划报告于下。不过要申明的，这个工作计划，还只是临时的、大概的，至于正式的、完全的、具体的工作计划，尚待我回去，恢复省委后，将安庆及寿县、无为等处情形详加考察后，方可提出交中央审查批准。我此次所报告的也可作将来正式决定工作计划之初步的材料。
一、在安徽党的根本弱点
在我们的党整个的发展过程上看，安徽的党尚在原始状态，一切工作尚待开始，党的根本弱点，就在尚未打入于工农群众，停滞于浪漫的、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的环境中。自安庆、芜湖这些重要的城市，以至六安、寿县等乡镇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党的基本群众。全体统计，知识分子占90%，工人占3.4%，农民占6.7%（我临来时略有变更）。这些工农分子大都也不是群众斗争的领袖，也不过各个人模模糊糊在党内挂个名而已，至于知识分子又非在校学生及有职业的人员，大多数都是失业失学的游离分子。建立在这种游离的知识分子的成分上的党，在从前与国民党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之下，或者有时还可起点作用，在现在是一点作用也没有了，因此党不能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斗争，不能在工农及一般贫民中散布政治的影响，党在总的政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力量了，不能起一点作用。这样的党可以说不能算是一个政党，只是一个研究的小团体，更谈不上是指导工农斗争的共产党。这是我们安徽的同志人人应该明白，不必避讳的。更纠正这种根本的弱点，很明白的，就是赶快发动农民运动及工人运动，扩大抗租抗税及其他经济斗争，从这些斗争中发展群众的革命意识，坚固群众的组织，提高群众的政治知识，发展党及健全党的组织等，总的工作计划，见已交到中央的《长江特委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兹不赘。
二、关于农民运动方面的
安徽也不是一个工业区，发展农民运动也是党目前主要的工作，可惜已放过了“秋暴”的时期。
在客观上，安徽的农民运动是很有作为的。整个的皖北，因为经过新旧军阀之盘剥及杂色军队之蹂躏，农民已普遍的暴动化，长江两岸，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农民暴动的条件也是充分成熟的。不过因为缺我们党的领导，农民暴动至今尚少有组织、有目的，大多数都以土匪式的形式及个别的争斗表现出来。
在皖北一带，大刀会极有势力，这个大刀队比红枪会的土匪信要减轻些，里面的分子，故以失业农民为多数，但尚在耕种土地的贫苦农民参加者也极多。一般农民都觉大刀会比正式军队好。据说有一个大刀会的首领某，当岳维峻在豫时，曾在其部下充当营长，其后兵败，仍回到皖北，充当其大刀会的首领，在六安城内设一秘密办事处，一天夜里，派其党徒将城内外遍贴布告，署名为农民自卫军，其模糊倾向亦可想见。不过至今尚无农民群众斗争的组织。六安的同志，尚认农民协会为提不出的口号，以此联庄会为真正农民群众的组织。
芜湖东北乡及靠浙江境之旌德，至今年三四月间（北伐军抵皖时），农民曾做了一次轰动一时抗租及打劣绅的运动，并有农协的成立；但不久就因反动政局的到来而消散了。最近离芜湖约20里地，万顷湖农民曾自动起来抗租，订立议约，共同对付地主，在审判厅起诉，详细情形及我们应付的方法，最近长江特委已对中央报告，不过这个运动可惜我们的党应付太迟，现该湖农民大部分已让步，停止抗租，只剩了77户尚在与地主对抗中。现此地还有办法，已介绍13名农民同志，马上即可进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凭这一部分的抗租做一个扩大的群众斗争，及夺武装做一次游击战争之可能（详情已面告）。余如当涂、南陵、无为、宣城等地近来土匪非常猖獗，当地官厅已应付艰难，也是农民运动大有作为的地方。以上所述，当然是只说到就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情形，我相信以我们党在组织上及政治上的幼稚，一定还有许多重要情形为我们所不知道的。在上述的情形中，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武装的夺取，除普遍的、零碎的土匪活动且不说，皖北因大刀会的盛行及杂色军队的乱招募，我们时常很容易夺得三五百支枪，不过过去因为当地同志观点的错误，已散失了许多。主要的错误就是夺取武装，不是自己保存，而是要请求当地“左派”的军队改编。最近又有一位同志回到六安，据说他和数个同志计议，马上可以在六安收得大刀会三四百支枪，做几个游击战争，最后，再找一个根据地。
关于农民运动的整个计划，主要的就是择重几个中心地把农民运动发展起来。这几个中心地中央近致皖省委函已指出大体上是对的，最重要的是芜湖四郊及万顷湖、安庆四郊（都湖与三角洲）、六安、寿县、无为、荻港（有矿工）、宣城（有矿工）、当涂等地方。不过我以为每个中心地不必创设特别委员会，因为事实上只是空洞的机关。
次之就是农民暴动的情形，客观上比较迫切的地方，如万顷湖及安庆、芜湖四郊、六安、寿县马上进行部分的土地革命的暴动夺取武装。不过，此举恐已渐渐失却时机。
农民运动进行的步骤就是联络中坚分子，发展党的组织，成立农民协会，领导抗租抗税，杀土豪劣绅，以至夺取武装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暴动。
此外，还应注重大刀会的联络及土地革命的宣传，并派得利同志加入里面去。
三、关于工人运动的
安徽近代工业很少，芜湖有一个大昌火柴厂约千多工人，童女工约占2/3；一个裕中纱厂约千多工人，童女工亦不少；电灯公司约百余工人；容纳上10个工人的小铁厂听说也有四五个；此外还有五六个研米厂，共约四五百工人，其余均系手工业工人如店员、机织厂织工、螺机工人、码头搬运夫、手车夫等等。有组织的原有大昌火柴厂、店员总会，及其他各业店员工会若干。大昌工会极不稳定。店员工会很好，自动地发刊一油印周刊，完全保存对反动当局之独立地位。我们尚未取得领导。最近杂货业、布业店员曾做了很激烈的经济斗争。荻港有很久的很著名的矿山（即繁昌矿），说有工人一万多，实际上我想恐不止此数。宣城也有矿山，不过有许多小井，有些且是手工业的，听说有四五千人。
安庆详细我尚不知道，近代的工业是没有的，不过城市的市政工人及手工业工人一定很多的。六安有烟业工人五百余人。最近曾做了一次胜利的经济斗争，有变相的工会的组织。此外，其他各地不详。
安徽的工人运动比较也是很落后的。如广东、武汉、上海这些地方的工人，可以说已经过经济的及工会的斗争到政治的斗争的时代，在安徽的工人尚未普遍做过初步的经济的及工会的斗争。所以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非常缺乏的。
我们的党在职工运动中，从未做过基本工作：
建立真正群众的各业工会，领导群众做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自乘北伐军到境时一时的轰动，联络流氓的领袖组织空洞的“总工会”，并且自蒋介石开始反动在安徽实行政变以来，中间经过唐系军队东下及宁系军队西征之几次政变，我们均不思建立工人群众自己独立的势力，始终要依据反动的国民党的政治部来发展工会。因此工人群众至没有自己独立的力量表现出来，而在目前职工运动中，有三个危险的现象：（一）反动派见到我们在工人群众中，没有领导的地位，同时工人群众又没有阶级的意识，可以对工人初步的经济要求允许些微以牢笼工人群众；（二）工人群众因为见不到自己本身的独立的力量，处处在经济的要求及工会的组织上，有依赖反动的政治势力的心理；（三）我们的同志因为自己没有独立的基础，又受群众懦弱心理的影响，亦欲利用反动派的政治部及总工会的声势来号召群众。
因此，最近长江特委对于芜湖市目前职工运动决定下列的工作计划及策略：
一、对于反动派所组织的“芜湖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采取拆台政策。我们的同志加入的，应立即退出，并登报申明。同时尽可能在内面做挑拨离间的工作，拉拢别人退出（不过这个策略已行不通，因参加的陈悼夫、宋晓恒两个所谓同志，既得到如此好的差事，如何能退出。过去职工运动的成绩，就是养成这两个人有被反动派利用把持工会的资格）。
二、马上我们组织“芜湖工会联合总会的筹备委员会”，号召群众与反对派“芜湖市总工会”对抗，现已组织成立。
三、加紧经济斗争，从这斗争中巩固群众的组织，发展群众革命意识，揭破反动派假面具。
四、经济斗争中，我们不一定是应提很高的条件，不过我们时时要注意抓住群众所最感迫切要求为反动当局调停所不能办到的条件，以揭破反动派的欺骗。胜利无论大小总使群众知道，这个胜利是以群众斗争的力量得来的，不是反动派所惠赐的，并且反动派还做了许多阻碍的工作。
五、普遍发展各业秘密工会的组织，反对与反动的当局联络保存公开工会的错误思想，但秘密工会对工人群众是尽可能的公开的。
六、反动派已闯入的工会中，我们应加紧工作。但不是运动在反动派所把持的工会机关中当个委员，乃是要在群众中做反对反动派利用工人、把持工会的宣传，并联络中坚分子组织起来，最后要打倒这反动派所把持的工会。
七、反动派尚未顾及到的地方，我们切戒顺着群众怯懦的心理，利用反动派的声势来公开组织工会，纵使工会起来，我们在委员中占多数，也要不得。因为这样公开的工会是无力量的，容易为反动派的政治势力所诱惑。我们大可乘反动派来侵入的时候，在群众中做些基本工作，联络中坚分子，发展党，鼓动经济斗争，从斗争中所产生出来的工会纵脱不了反动派的影响，但究竟比从前一面利用反动派政治势力组织起来的工会好得多。
八、芜湖市总工会所号召的一切群众大会，我们应尽可能的怠工，多拉拢一个工人不去参加都是好的，但不可反对停工，我们应主张停止工作，我们应主张停工领工资，但不到会。
九、加紧工人群众中普遍政治宣传，并注意领导城市工人起来做普遍的政治的运动。
十、规定全市工人的总要求。
四、关于普遍政治斗争的
安徽至长江流域以南算是在陈调元的势力之下，皖北在柏烈武、常恒芳、高桂滋、马祥斌等杂色军队势力之下，一切政治机关布满了西山会议派。在这种军阀、官僚勾结土豪劣绅的统治之下，对工农及一般平民之横征暴敛及他们内部冲突的情形，此刻也不暇细述。总较之别省有过之无不及。兹特为矫正当地同志在政治运动中一些错误倾向，根据中央政策提出下列应注意之点：
一、在安徽亦如在全国一样，革命运动虽比较落后一些，但总的政治斗争仍是土地革命、工农武装暴动、夺取武装及政权、建立工农兵贫民的苏维埃政府。应该抛弃从前“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的态度，抱“工农革命领导一切被压迫的平民”的态度。换言之，就是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工人阶级联合贫苦农民之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完成彻底的民主革命及民族解放，同时解放工农自身。
二、国民党无论哪一派都已完全变成反动的东西。在安徽，有些国民党的军阀、官僚尚于“左派”的态度亲近我们，这是他们轻视我们没有力量，利用我们为他们己系造势力，我们应注意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与他们处在敌对地位，切不可当了他们的傀儡，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三、我们应坚决的认定并向群众指明，新旧大小军阀与官僚都是争权夺位压迫工农及一般贫民的，我们应利用他们互相冲突，自行崩溃，树起我们自己的势力，解除双方武装，禁止“利用A派打倒B派以度过我们的难关”的机会主义。
四、在敌人的军队中，我们所取得的势力可以暂时抱灰色的态度，以待到必要破坏敌人的军队分裂出来。至于我们自己所取得的武力，应武装暴动的农民或暂时上山保存起来，反对要求国民党任何派的军阀收编。
五、联络土匪做游击的战争，主要的意义在摧残地主土豪劣绅的势力，夺取武装，发动土地革命之农民群众的暴动。切莫把这种游击战争的本身就是农民暴动，土地革命，主要的是发动农民群众的暴动，进到夺取政权的斗争。这种游击战争是以农民运动愈发展而愈减轻其土匪性或单纯的军事性的。
六、注意领导城市工人及四郊农民做普遍的政治斗争，如反对苛捐杂税及军阀战争等。
七、加紧工农群众中普遍的政治的宣传，如国民党的反动、土地革命、夺取武装、苏维埃政权……等，苏维埃的口号绝不是凭空的高不可攀的东西，我们应从反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之交互压迫及军阀混战中，宣传工农兵贫农代表会议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之意义及必要。
五、关于党的组织方面的
在安徽党的组织一般的状况如地域的分布、党员的数量及成分等已见上次报告中。不过最近已略有变更。当就芜湖说，万顷湖已新添十余个农民同志，芜湖市我曾与各区规定一个礼拜发展的计划，每支部发展三个至五个工人和农民。照此计划实行结果，现在芜湖市至少也增加了三十名工农同志。过去的党根本上还没有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雏形。党的机关的建立及秘密工作都完全缺乏。至于以后做的不外是：
一、把党的基础迅速从游离的知识分子中，移到工农群众里面去，把现在游离的支部都立即在每个工作场内或农村中插下根去。凡工农勇敢分子应无条件的加入党，反对“先了解主义，后加入党”的错误观念。
二、建立党的机关，确定党的系统及职统的关系。
三、厉行秘密工作，反对党的“大家都是同志，可靠的”及党外的“同情者”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思想。
四、注意党员的训练工作。
五、严格分配党的工作，淘汰无用的游离的分子。
以上报告完了。
另外还有些事件要求中央的：
一、熟练的工作人员。（注六）
安徽的党既如此没有基础，要使该地工作与别处有相适应的发展，必须中央派一次熟练的工作人员去。这种工作人员倒不是需要很“了不起的”，只是要有点工作的经验，能坚忍耐劳深入工农群众中的人员。据我的计算，要中央派遣的有以下的人员：
（一）芜湖、安庆、荻港、宣城职工运动共四人。
（二）芜湖及安庆四郊农运共二人。
（三）军事特派员一人（应请中央速电长江局索回苏先骏）。
（四）有军事技术的（有暴动经验的工人女子）人员五六人。
硕夫十二月九号 |
读者的回声：对于《布尔塞维克》的希望（尹宽，1927年1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尹宽相关链接：就《布尔塞维克》问题答尹宽同志（郑超麟，1927年11月）
读者的回声：对于《布尔塞维克》的希望
尹宽（1927年11月8日）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周刊，1927年11月14日第1卷第4期，第115-116页。
超麟同志：
前日你问我对《布尔塞维克》有何批评，我因一时仓卒，未有以对。我对我们的《布尔塞维克》有点意见贡献。谨就已出的第一二两期说，我觉得现在的《布尔塞维克》已经比从前的《向导》好的多。从前的《向导》虽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实际在政策上只是自处于“左派国民党”的地位的态度；现在的《布尔塞维克》焕然一新，完全拿出共产党独立的政治面貌来。这是第一个特色。在过去我们的党因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差不多不注重理论的问题，只偏重一些简单的政治的煽动，仿佛以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方法和理论与革命运动没有多大关系一样，《向导》中的文字简直是宣言和传单式的，没有政策和策略的讨论。《新青年》虽是理论的机关报，但那里面的理论都是专门著作式的理论，可以说是“死的”理论，而不是活的理论。《布尔塞维克》现在还未见得，但据你说：“党已决定以后注重理论的问题”，这是应该作为《布尔塞维克》的第二个特色。
本着这两个特色，我还有三点具体的意见贡献：
第一，《布尔塞维克》以后应注意多介绍关于国际问题的文字，吸收国际的经验；我们应把我们的经验扩大，不要埋头于国内的范围。
第二，《布尔塞维克》以后应不仅做报告式的文字，而应根据列宁主义的方法讨论各种关于政策和策略的实际问题，造成活的理论。
第三，《布尔塞维克》以后应公开我们党的讨论，举凡政策和策略的批评——正确的或错误的——都应该公开于革命群众之前，这样一者可使群众在政策和策略上，不仅有简单的观念，知其所当然，并且也曲折地知其所以然；二者可使我们的党挺身于工农群众之前，使他们更加认识我们的党是他们自己的党。
以上的意见，我认为就可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
尹宽十一月八日 |
“拿下青天白日旗，举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尹宽，1927年1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尹宽
“拿下青天白日旗，举起镰刀斧头红色旗！”
尹宽（1927年11月2日）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周刊，1927年11月14日第1卷第4期，第106-110页。
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在辛亥革命前，本还有点模糊的革命的光彩。它正客观上是代表中国民族图谋独立自强、反抗满清的专制。但因这面旗帜的柄始终是掌握在落伍的封建阶级、反动的买办阶级手里，所以终做不出好大的革命的事业来。辛亥革命后，仅仅一个满清政府被推翻，国民党人就心满意足，为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军阀所同化，一蹶而不可复振。因此，十有余年，这面青天白日旗简直暗淡无光，并且处处受人唾骂！
记得，在民国13年以前，“孙大炮”的骂名尚喧腾于全中国。民国8年孙中山退居上海，一日在某校学生会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做“革命家之天职在革命”，在孙先生个人，本是一句很革命的壮语。但因国民党为封建分子及买办阶级所把持，从未有明确的革命的政纲与行动照示于民众，所以这一“大炮”放出后，引起当时的所谓舆论的反对，后来还幸亏孙先生的“唯一信徒”——戴季陶老夫子发表了几篇文章，把孙先生的话“善为解说”，才能消弭风潮于无形！即在国民党发详地的广东，也是如此。广东人民每每听到孙中山由外省回来抵香港时，即互相传说：“孙大炮又回来捣乱了！”民国12年，广州学生还散发传单，拥护陆荣廷。反对“孙大炮”回粤，那一面青天白日旗可算是晦气极了！及至代表国内的及国际的无产阶级势力的中国共产党形成并走上政治舞台，才本其革命的科学的眼光，认识孙中山个人在过去确有些革命性，而他所手创的那一面青天白日旗，确是代表过去模糊的民族革命的标志。同时，它认定中国革命第一步还是要扩大民族革命战线，发展无产阶级、贫苦农民的组织及革命教育，使无产阶级在这广大的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取得自己的政治的领导地位（革命的领导权），然后领导中国革命无间断地发展下去，一直得到完全的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因此他本着“赞助一切革命运动”的原则，决定参加改组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以国民党为民族革命战线的外围，而自居中代表无产阶级的势力站在领导地位。
即在中国共产党这种政策实施之下，已死的国民党才渐渐复活起来：原来不成型的国民党，至此，共产党给它创造各级党部，才成一个政党的雏形；原来会匪式的国民党，至此，共产党给它规定明确的政纲及建立各种宣传机关，才有鲜明的旗帜昭示于众。所以自民国13年春国民党改组，得共产党之参加、指导，孙中山及他的国民党之名始喧腾于全中国，那面青天白日旗才从孙中山的住宅内拿出市面上来，从前拥护袁世凯的五色国旗及拥戴岑春煊当军政府领袖的老党员，至此也从觅旧主，拿起青天白日旗在手，以为奇货可居了，——要不然孙中山固久矣湮没无闻而寿终正寝，而那面青天白日旗在全国革命民众中，不但未见过，并且也未闻过。
但是因为在受帝国主义侵略之特殊的经济状况中，中国资产阶级毕竟懦弱无能，没有多大出息，不能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完成它所应尽的使命，所以代表中国民族运动的国民党到底是教不会的蠢才。共产党给它创造革命的党部，抵不住右派分子（即“老党员”与“纯粹国民党员”及“忠实同志”）随后破坏；共产党给它规定革命的政策，并极力给它鼓吹，终不敌它的反动分子之行动。所以复活以后的国民党终只是共产党所勉强撑持的一个躯壳，而革命的民众终在共产党手里。自此至终，不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指改组后的国民党是赤化，是共产党的御用机关，即他们自己的“老党员”及“纯正或稳健或忠实的国民党员”，也或明或暗地认定自中央以至各级党部，都是受共产党所把持与操纵的。于是改组后的国民党的权柄，仍一步一步转移于代表落伍的封建分子及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新军阀之手。这类新军阀只想利用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取得个人的地盘与权位；至于国民党，他们只借共产党原日所扶植的党部机关，做压迫民众、破坏革命势力的工具，用共产党传播于世的孙中山的偶像及青天白日旗帜，向帝国主义者出卖革命，并招摇撞骗，掩饰他们残暴的罪恶。
所以，自所谓“汉宁妥协”成立，武汉国民政府取消，蒋介石、唐生智、谭延闿、张发奎、汪精卫等……相继揭起革命的叛旗，一致举行清党后，改组的复活的国民党就完全死灭，青天白日旗的出息至此就完全用尽了！这类新军阀自以为得中国共产党及苏俄之帮助，已占有长江以南数省的地盘，毛羽已经丰满可以高飞了，机不可失，赶快把原来为共产党所扶植的国民党，完全夺到他们手中实行反革命。他们心里也许洋洋自得的说：“哼，共产党也上了一个大当，白白帮了我们忙。”殊不知共产党在过去援助国民党的工作中，也许为巩固民族革命战线，过于迁就了资产阶级一点，致有现在新军阀横行一时（但也仅只一时），但它主要的责任还是大部分尽到了的，——发展工农的组织及革命的教育。因此，这类新军阀切莫得意，他们的命运已与北洋军阀同样被决定了。他们只继承北洋军阀取得了反革命的领导权，并未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它们握在手里而视为奇货的青天白日旗，已不能再欺骗半个革命分子了，这是铁的事实！
在他们的党治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出卖革命、破坏革命势力，比北洋军阀更得帝国主义的宠幸，使帝国主义更敢于“破例”的向中国进攻；贪官污吏，赂贿公行，较之北洋军阀有过之无不及；盘剥人民，比北洋军阀更加巧妙与毒辣；争权夺位，造成循环不已的战争，与北洋军阀也是相同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压迫革命运动比北洋军阀高明，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受屠杀与囚禁，尤为北洋军阀所望尘莫及！所以现在的国民党已被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新军阀所瓜分篡夺，成为替各个新军阀捧场的御用物，及压迫革命民众，屠杀革命分子的执行机关。
在本报第一期上，秋白同志的《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一文，从各方面证明国民党已经死灭。这个国民党死刑的宣布，是非常正确而且必要的。是的，国民党已经死灭了，完全死灭了，死者不可复生，我们不可再存幻想，希望已被新军阀瓜分豆剖死过了的，并且腐烂臭不可闻的国民党，还有一线生机，而来作茧自缚，动摇自己的革命的步武！也许有些小资产阶级分子，见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样决绝的态度，觉得未免太早了一点，居然“拿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举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单独领导中国革命”未免过激了一点；其实丝毫也不太早，也不过激，中国共产党何尝不想把国民党的生命多延长一天，多尽一天它的使命，但到现在已经尽力之所及，而把责任尽到了。南昌的八一暴动是中国共产党对青天白日旗最后的使用。自此以后，这一面青天白日旗不独在群众中失去了信任，并且它所代表的已经毫没有别的，只是白色恐怖的旗帜，我们这种肯定，是绝对正确地适合群众要求。
10月14日，广州工人为反抗反革命的清党运动，驱逐工会改组委员会，夺回工会原有会所，曾采取直接行动，向反动政府做了一次大示威。在这个示威运动中，有一二对目前政局尚未十分明白的工人，背着青天白日旗来参加。群众见到这个青天白日旗，即自然而然的表示厌恶，于是持青天白日旗者无以自容，即卷起旗子逡巡自去，去后群众即鼓舞欢呼，表示无限的痛快。
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因为这时我们在广东的党还没有奉到中央的命令：宣布国民党的使命，取消国民党的旗帜。还只是消极的宣布被新军阀所把持的国民党种种劣迹，而群众即自动的更进一步，明白取消青天白日旗。
越三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召集一个代表大会，到三百余工会代表。在许多重要问题讨论中，忽有一位代表提议取消工会所用之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只挂一面我们自己的镰刀斧头红色旗。这位代表洋洋数千言说明他的理由后，即手撕脚踏，咬牙切齿地做了这样的结论：
“拿下代表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举起我们的镰刀斧头，红色旗！”
说毕，全场会众掌都鼓破，血管膨胀几至破裂！
“青天白日旗是代表白色恐怖的”——这是千古不灭的论定，而出自这位代表之口，经过广州工人代表会之一致通过！
这是有历史重大意义的一回事。为什么取消一面青天白日旗值得这位代表这样的郑重提议，值得会场群众这样的鼓舞欢呼？这是证明我们工人阶级斗争的决心，对于已失时效的，并且已成了革命的障碍物的东西，竟可唾弃不顾，绝无留恋顾惜之心！它义无反顾地要举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前进。只有这面红旗是领导全被压迫的人类，到光明的大道上去！反对者快点反对，迟疑不决者，赶快滚开去！！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于广州 |
革命烈士总追悼周（尹宽，192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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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总追悼周
尹宽（1927年5月）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7年5月30日第196期，第2133页。
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到现在，恰恰是两周年了。这是一个整个的流血斗争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是一批又一批的烈士倒下去了！
这些烈士的刽子手原是以英日等帝国主义者为主人，北洋军阀为助手，但于今又加上南方的新军阀凑在一起！
我们的敌人加多了，但我们自己确也猛省了！
我们用不着悲哀！历史为着我们工作，我们一定能雪此仇恨！
帝国主义者，北洋军阀，大资产阶级已用我们烈士的血把中国赤化了，我们就只有踏着这一条赤化的道路向前猛进！
同志们，奋斗！
烈士精神不死！ |
五卅以来上海工人阶级斗争之略述（尹宽，192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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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以来上海工人阶级斗争之略述
尹宽（1927年5月）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7年5月30日第196期，第2140-2145页。
（一）
没有工人运动，即没有了革命运动，这是在数年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所表现的情形，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可以大胆的这样说的。
这就是我们的革命观点，与蒋介石及其走狗吴稚晖的“革命的观点”完全不同的地方。吴稚晖说：“国民革命军，为国民党革命力量之总表显”，他的总政治部就是“真正国民党革命精神之感应机”，“能万应而不忒，散射其真正国民党革命精神之发火点，使我国民党总表显之革命力量，得尽量解释于民众，得尽量宣传于民众，得尽量有所协应而播达于民众”（见吴稚晖的《总政治部成立宣言》）。按照吴稚晖的观点，革命力量之总表显就是国民革命军。这个国民革命军之所以有此力量，就是由于“真正国民党”有一种云气（革命精神）可以由“真正总政治部”这个发火点散射于外而播达于民众，使民众知道歌功颂德。
但是，我们还应知道，吴稚晖所指的国民革命军及他的“真正国民党”归根结底都只是蒋皇帝个人的化身。因为蒋皇帝应天承命，神文圣武，所以才有许多将士及民众愿横尸遍野，喋血街道去为这个真明天子打江山。
我们的革命的观点又是一样。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唯一的主要势力。他是最彻底的革命者。他是真正能为整个的被压迫的民族而奋斗而牺牲的。由他的英勇的斗争领导农民及一般被压迫人民（学生、中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发展广大的民众革命势力；国民党的革命势力是随着这个广大民众的革命势力之发展而强大的；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只不过是整个的民众革命势力之武装的表现。
尤其是在上海，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地位表现的最为明显。我们可以说，自五卅以来的上海，假使没有工人阶级的斗争，断没有上海的革命运动。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大的根据地；它不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商埠，并且是一个工业的中心；帝国主义不但从此地输入商品，并移殖大量的资本在此地开设工厂，收买贱价的劳动力；同时，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上海的买办阶级的势力自然特别大，民族的资产阶级也比别处更为发展；工人及一般劳动者的数量也特别大。在这样的一个简单分析之下，我们可以知道上海革命运动的环境，有以下的特征：上海不独在经济上即在政治上也差不多是直接在帝国主义操纵之下的；上海的革命斗争就是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上海的革命运动可以影响于全中国；上海是中国一个模范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分化比较明显，因而革命的斗争比较复杂艰难；上海虽有在帝国主义影响之下的买办和大资产阶级，但同一也有强大的工人阶级之革命的主力军及城市的学生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之广大的后援队。
在五卅以前，所谓上海完全是洋奴化的上海。中国人民完全屈服在帝国主义牢笼之下，仿佛是奴隶牲成。及五卅运动爆发后，洋奴化的上海竟一变而成了革命的上海。这个震动全世界，轰轰烈烈，开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新时期的五卅运动，竟完全是由上海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发端而开展的。
（二）
五卅运动之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欧战以后国际帝国主义为竞争市场，加重殖民地的压迫，自然就促进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从普遍的民族运动发展中，工人运动遂蓬蓬勃勃地生长，渐渐带很严重的性质，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的冲突。五卅运动就是代表这个冲突在上海首先发难的。
我们都还记得，1925年的五卅事变是肇始于2月9日之小沙渡4万余日厂工人之同盟罢工，这个罢工延长至20余日之久。帝国主义者因这种罢工的斗争能直接给他们一重大打击，遂决意以坚决手段对付：不独不履行罢工中所得到之些微的条件，并且无论如何，要根本消灭工人在斗争中所形成的组织（工会），因此遂有日本帝国主义者亲自用铁棍、手枪打杀中国工人，发生顾正红之惨死而激起小沙渡工人之同盟罢工及学生之反帝国主义的演讲；由此愈演愈甚，遂发生南京路之大屠杀。大屠杀发生后，首先工人举行总同盟大罢工，继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于是整个的上海都震动起来了，于是全国风起云涌都响应起来了，于是开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新时期，继十月革命之后接应西方革命运动之五卅革命遂爆发出来了。
在这个斗争中，上海工人阶级显然站在革命的领导地位。20余万工人的总同盟大罢工及其坚决的斗争，不但给帝国主义一重大的打击，并且使它惊慌失措。它的新创成的总工会不独在上海，即在全中国也成了运动的重心。上海总工会的声名不独煊赫于全中国，并且腾播于全世界！
上海工人阶级奋勇的、艰难困苦的领导这个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绝不是狭义的小团体主义的斗争；它差不多把关于它本身地位的改善，放在第二位上，而把“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收回海关及盐政的管理权”、“收回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中国人民之绝对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这一些关于普遍民族利益的条件，放在第一位上。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不能相离。它为着集中革命的势力，坚固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曾由它的上海总工会之拟议组织工商学联合会，并坚决的拥护这个工商学联合会。
这次的斗争虽未得到直接的胜利，然已给帝国主义一重大打击；最重要的就是促进工人阶级本身之政治觉悟，开展广大的、深入的民族解放运动，使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正式衔接起来，打成一片。
（三）
五卅革命运动在上海虽因大资产阶级之背叛、勾结帝国主义强制工人上工及奉系军阀之严厉压迫民众运动，仅支持两三月之久，就销沉了，但上海工人阶级仍变换一个方式继续保持并发展其斗争。所以自大罢工停止一直至五卅周年纪念，上海总工会虽相继遭张宗昌、孙传芳之封闭，但事实上不断仍秘密存在，并且在社会上被认为一有力的团体。它虽未能继续维持当时20万罢工工人大群众的组织；然全上海40余万产业工人中，始终是有10万左右的工人坚固的团结在上海总工会旗帜之下，公开地或半公开地进行工作。五卅政治罢工失败后，不旋办上海工人即接之以循环起伏的经济罢工。帝国主义者虽积极举行反攻，勾结军阀严厉压迫，并实行大批开除以危困工人，收买流氓、工贼实行武装捣乱，然上海工人阶级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仍再接再厉地与帝国主义的走狗作流血的斗争。在这一时期中，几乎全上海无一工厂没有经过一次以上的经济的罢工，即五卅运动中未举行政治罢工的工厂，此时也逐渐加入斗争，举行经济罢工。这样明争暗斗的继续发展一直到五卅第一周年，表面上看，上海的革命运动是停止了，实际上，革命的势力是以工人阶级之经济的斗争而继续不断地发展与深入——引起市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化及部分的抗捐抗税等政治斗争。
在此期间，上海工人阶级除经济斗争外，也还主持了反奉、讨段、反对日本出兵满洲等次的群众运动，这种革命的势力之潜在的发展，到了去年五卅第一周年纪念时遂公开地爆发出来。
（四）
在五卅第一周年以前，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打败郭松龄起，一直到三一八惨案及国民军退出北京后，英、日、吴、张统治了中国北部和中部，反动的局面仿佛是到了最高峰，上海自然也在这全国反动空气笼罩之下，表现得很沉寂的。然而竟在这个沉寂之中，霹雳一声发生惊天动地为五卅以后唯一的大运动。
在将近五卅周年纪念两三个月以前，帝国主义者即惊心动魄，要设法度过这个难关。他们把军阀、大资产阶级及学阀，事先都拉拢好了。所以到了五卅周年将到时，租界工部局直接发通告禁止集会、游行；军阀的官厅也帮着三令五申；大资产阶级做了许多缓和的运动；一般反动的大学教授对于学生也做了不少防止的预备工作。
在这时一般民众差不多人人都这样的想：“五卅周年纪念快来了；自去年五卅惨案发生以来，帝国主义者不独对我们所要求的条件完全置之不理，并且一切空口的让步都不实行，设若今年五卅周年纪念没有伟大的示威，岂不表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者已经完全屈服了吗？无论如何总要检阅革命力量才行。”但究竟用怎样的形式表示呢？这就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倾向——和平的致哀；另一种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倾向——群众的行动对帝国主义者示威。但工人阶级是“下等华人”，它的倾向很难传达于社会；所以一直到五卅之前夜，完全是大资产的倾向占优势，和平之声布满了全上海。代表中小商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虽事先有筹备会的组织，极欲有所表示，但终慑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之成焰和大资产阶级之牢笼，而极力避免与工人、学生接近。
到了五卅周年纪念日当天，这两种倾向各不相下，就从实际行动上分道扬镳了。受孙传芳的走狗傅筱庵（间接即英帝国主义走狗）所把持的总商会除下半旗致哀外，一声不响；在五卅运动中著名的人物虞洽卿，事前即组织赴日参观团，跑到五卅惨案的凶手——日本帝国主义者祖国内大闹其中日亲善；郭任远、朱经农一类的学阀统率其各大学同志会及各大学生同志会（完全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差不多专为应付五卅周年纪念而组织的）在各校提早开追悼会、名人演讲、静默、呜钟、茹素、下半旗这类的牢笼手段，同时又加以师长权威的恫吓，阻止学生出外参加群众运动；各马路商联会除宣布休业并悬“卧薪尝胆，永矢弗忘”白布旗外，一早六时即由总会轮相（怕与工人、学生的行动混合）召集各路代表多人开一个追悼会：读祭文、行三鞠躬礼、静默三分钟等；散会后就分头回去各劝告伙友“闭门静思，切勿外出”。
“高等华人”表示既是如此，“下等华人”的工人应该怎样呢？上海总工会事先曾与各马路商联会诸领袖接洽多次，要求取一致行动，虽百般迁就，终不可得。上海工人阶级决不能献那追悼致哀、闭门祈寿……等求怜的丑态！上海工人一致在他的总工会领导之下。凡外国工厂一律罢工，不顾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刀枪，不受“高等华人”的破坏与欺骗，拨开云雾见青天，一早离开工厂门即蜂拥至街市上来，号召学生及城市手工业者及一般平民，召集六七万人的群众大会。中国地界游行示威还不足，必待要集合成千成万的人在那自五卅以来即紧紧封锁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租界上，直接向帝国主义者示威。吓得帝国主义者张皇失措、强颜相笑，再后因巡捕、包探之追击，群众愤激竟毁坏电车，拿起砖头瓦块、板凳木盒等与帝国主义的巡捕搏战，帝国主义者虽开出压制暴动的铁甲车及水龙，亦不能冲散群众。从上午12时起，一直至下午7时左右，市面已不见阳光了，方告平静。
这一场大示威可算是依计而行、有始有终、有声有色；人人都看得出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怎教帝国主义者不望着发抖！
（五）
这个五卅周年纪念的大运动，乃是上海工人阶级过去一年以来潜在的发展其势力，自此做一个总的、公开的暴动。自这一个总的力量表现以后，上海工人阶级把他们的斗争更加开展。周年纪念日一过，经济的大罢工即如波涛一样，汹涌而至。单就是6月起至8月止计算，上海工人罢工人数达20余万。在这两个月中，上海的罢工潮为中国旷古所未有，差不多无日不有罢工。罢工所涉及到的范围也比前更推广：从大产业到小工厂，到落后的丝厂，以及形形色色的手工业都打进去了！（详见本报周刊第四集中关于上海罢工潮的论文）
经过这两三个月的广大的经济斗争，上海工人阶级所得到的结果是极大的；简单说起来，约有下列数点：
第一，加强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上海工人阶级经历过许多经济斗争，把本身组织弄得更为坚固。在五卅以后，已取消的工会又恢复起来了，挂空牌的工会又充实起来了，未组织过的工厂也组织起来了。
第二，扩大了工人阶级的势力范围。从前上海总工会的“势力范围”差不多只限于一些新式产业工人，现在在组织上不断在产业工人中增加了，并且扩大到店员及各种手工业者，几乎是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上海总工会所统率有组织的工人精油十万左右，增长到30万左右。
第三，增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上海工人这种继续不断的斗争，大体可以说是经济的，但实际上随时都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摧破帝国主义者的凶焰；引起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众之民族的觉悟及对于工人阶级英勇斗争之同情；因此，上海总工会不独在上海工友中有绝对的信任，每次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大斗争，上海全工友都能在它的指挥之下，朝令夕发，并且在社会上取得重要地位，获得学生及一般被压迫人民之拥护，它虽屡经孙传芳、张宗昌之封闭，但它在社会地位以及在工友中信任仍不少。
从1925年秋上海大罢工停止，一直到1926年秋北伐军进抵武汉前，在这一年期间，表面上看似乎上海没有什么大的革命运动，但实际上，上海工人将在五卅运动中所开始的斗争仍保持着一直发展下来。在帝国主义、军阀、大资产阶级以及流氓、工贼多方压迫之下，它的斗争并未一日间断，并且斗争的形势非常之复杂的：文的、武的、大的、小的、和平的、武装的……通通都有。及北伐军进取武汉后，上海工人阶级随着即由此经济的斗争进展到政治的斗争。
（五）
去年国民政府出师北伐，9月间进取武汉后，举国大震，上海工人奋起响应北伐军。除以本身之力量多方打击军阀后方外，并领导上海市民做自治运动（即市民自求解放运动）以动摇孙传芳的统治。及孙传芳第一次在江西挫败，失守南昌时，上海工人阶级即奋勇当先，于10月23日举行第一次武装暴动，响应浙江夏超独立，企图一举消灭孙传芳在东南之势力。只因当时军事上，孙传芳在江西尚能勉强抵抗，夏超独立亦归于失败，暴动遂未达到成功。然因此更动摇敌人的军心及促进被压迫市民之觉悟，自治运动更加扩大而有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之第一次发表政治宣言，主张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及工商学团体联合组织市民公会，即其重要的表现。
及今年2月北伐军攻下浙江，上海工友更下大决心，准备联合一般被压迫人民起来响应北伐军，催促孙传芳之灭亡，并根本消灭军阀之统治，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实现民主政治，故2月19日上海总工会闻北伐军进杭州，即下总同盟罢工令，罢工人数达60万人，并于22日联合沪上革命的海军实行第二次武装暴动；结果因当时蒋介石之逆谋已成，故令其部下按兵不进，使军事上转向沪宁路发展，先取得南京，而暂让李宝章在上海先消灭工人的势力，所以仍未达到最后的胜利。当上海工友总同盟罢工实现后，西山会议派著名领袖张继，即怂恿李宝章屠杀工人，可见这般反动派，这般国民党叛徒。唯一的毒计，都在如何消灭工人的势力，破坏真正革命运动。
二次暴动失败后，上海工友虽牺牲许多烈士并备受压迫，但是不但未有丝毫的灰心，并且看清环境更积极、更严厉的准备作更进一步的斗争。故二次暴动过后，上海总工会一方面迅速准备第三次暴动，并指挥沪宁、沪杭两路工人罢工以扰乱敌人后方；一方面即联合商民、学生及各种自由职业者，主张用工商学兵及各种有职业人民之团体代表组织市民代表会议，由市民代表会议之执行委员会组织市政府，以实现被压迫人民之民主独裁制，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至3月20日北伐军截断沪宁路同时又猛攻淞江之消息传出后，上海总工会即下令于次日上午12时总罢工，午后1时军事行动。至21日上午12时，全上海工友即遵令一致罢工者达80余万人，罢工后群众即向预定的目的地进发，纠察队持着斧头、木棍及少数枪械，围攻各警署，在军队所在地，即与军队正式接战。自1时至3时光景，南市、浦东、吴淞各地遂先后全为工人纠察队所占领，巷战的中心遂集中于闸北，因此地有鲁军千余，负隅顽抗，并有极严害之枪械、极充足之子弹，所以工人纠察队与鲁军竟鏖战至两日一夜之久，顷刻不停，枪炮之声直如燃放鞭炮一样，并有震动天地之帝国主义大炮协助鲁军示威。至23日下午5时，闸北鲁军终被缴械，上海工友第三次武装暴动才算是告了最后的胜利。上海工友这种斗争完全是孤军独战，蒋介石的走狗白崇禧故意停兵不进，只于工人已经脱离危险的地方才派队出去安民、布告。上海总工会于2月23日见白崇禧时，亲眼看见钮永建的代表及傅筱庵嗾使白崇禧停止进兵，可见反动派之阴谋毒辣。
在这个壮烈的斗争中，我们看出上海工友是最革命的。是最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而牺牲的。当12日夜，帝国主义的大炮引起宝山路大火时，工人纠察队一面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作战，一面人拼命救息火灾，暴动成功后立即恢复市面秩序，维持上海治安至一礼拜之久。市民代表会议所组织的上海市政府也就在这个革命斗争的胜利之下，正式宣告成立，受国民政府指挥。
（六）
不料蒋介石及其走狗也与过去军阀一样，为想实现他的军阀统治，就不能不首先把上海工人的势力压迫下去，解除工人的武装，消灭民众的政权。所以蒋介石到上海后，马上即进行三个工作：（一）仗着帝国主义的权威，暗示帝国主义者极力向中国人民恐吓、示威，造成紧张空气，以便他好向中国工人进攻；（二）与上海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亲密地结合起来解决财政，并恐吓一般小资产阶级，使工人陷于孤立；（三）凭借他个人青红帮领袖的资格，嗾使麻皮金荣（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重要流氓，组织所谓中华共进会及上海工界联合会，以捣乱工人的组织。
帝国主义者见到上海工人表现伟大的革命势力并夺取武装在手，也自然视为唯一死敌，故用尽种种威吓利诱的方法，督促蒋介石对工人下毒手。上海总工会虽屡经申明工人对外交问题绝对受国民政府指挥，统一步骤，绝不单独行动，但这都是无效的，蒋介石乐得有帝国主义帮他造谣，以便他好向工人进攻。
因此，在4月12日晨4时许，蒋介石以各方都布置妥当，遂下令上海驻军，调集军队，并用流氓队为先锋（名叫一拥队，蓝色短装，袖上有“工”字符号），深夜乘工人未及防备，将全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一律解除，13日全沪工友闻讯大愤，纷纷集闸北开群众大会，并整队往司令部请愿，距当地驻军事先已接有屠杀的密令，当群众向司令部方向前进时，两傍伏兵突出，开枪示威，群众逃窜无路，司令部之军队即出机关枪向群众扫射：一时尸横满街，堆积如山，是时大雨如注，满街道全成了血河，此种残暴手段，比五卅惨案、万县惨案、“三一八”惨案还厉害百倍！
蒋介石将工人屠杀后，即用原有组织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之流氓，盘据上海总工会会所，改名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并到处协同帝国主义者破坏总工会所属之各工会，拘捕工人领袖。上海学生联合会及各级党部，亦相继遭武力占据，成为蒋介石御用机关，上海各报亦完全在他的手中，任其造谣做无廉耻的欺骗。从此，东南数省完全在蒋介石暴徒专制之下。
蒋介石这种手段是使帝国主义拍手称快的。自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北伐军进抵江西后，革命势力大涨，国民政府之威望日高，汉口租界既已收回，帝国主义的政府正在准备如何交还上海租界，若非蒋介石有此一举，则以国民政府之外交再加以上海工人阶级势力做后援，至少上海租界可以按照汉口的协定收回。蒋介石不独不需要帝国主义交还租界，并且替帝国主义对上海工人自五卅以来革命斗争做总报复。这种报复诚如张伯伦所说：“比任何外国势力所能做者为尤甚”！
我们知道这种屠杀绝不是偶然的、简单的一回事。这完全是由于代表资产阶级意识的蒋介石，本其狭隘的、阶级的利益，利用工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民众之革命势力的发展，及国际革命之援助，而借其政治的领导地位。一旦自以为已经取得资格，可以与帝国主义妥协时，即不惜与原来的所谓敌人——帝国主义及军阀——打在一起，回转过来屠杀工农、背叛革命、出卖整个的民族利益。——五卅时的有名人物虞洽卿，在此时已经是蒋介石的财政委员；他剥削小商人，压榨上海市民，意欲筹集1500万元为此次屠杀的犒赏金。
这种事实本不是中国的新发明，在1848至1871年之间的欧洲就有过。资产阶级首先尽量利用工人、农民反对封建阶级；其后自己有了相当地位，同时又见到工人阶级的势力一天发展起来会侵犯他的阶级的利益，就不惜与一切最反动的封建势力妥协，调过来屠杀工人。中国现在有此事实，不过是过去欧洲历史在中国重演一次。这正是证明中国没有什么特别国情，中国民族没有什么特别仁爱性——仍是有阶级斗争！
上海工人阶级两年来轰轰烈烈的斗争，果从此就在蒋介石的暴徒专政之下消灭下去了吗？绝不会的。上海工人阶级已认清蒋介石这个暴徒，绝不为他的无廉耻的、狡猾的言语所欺骗，亦不为他的威武所屈服。
我相信每一个上海工人，甚至每一个全中国的工人都永远不会忘记蒋介石这个屠杀！历史是为着我们工作的，我们一定能报复到这个仇恨！ |
资产阶级叛逆后的中国时局（尹宽，192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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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叛逆后的中国时局
尹宽（1927年5月）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7年5月8日第195期，第2124-2128页。
一、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经过
在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很弱的。当革命运动的发展还未激剧时，它也要混身于革命队伍里，利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民众之革命势力，以取得它的政治的领导地位。一旦当它自己认为革命将要超过它狭隘的阶级利益时，它就要公开的背叛革命，屠杀革命的工农群众及革命的领袖分子。
自辛亥革命以至国民党改组之前后，大体上可以说资产阶级还是参加在革命的战线上。及国民党改组参加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分子在里边，它的社会基础为之一变，并规定出很明确的革命的政纲，革命运动也随之迅速发展，因此遂引起党内封建分子及大资产阶级之反动倾向，渐渐发生反共运动。然此时资产阶级的势力还没有成熟，故还勉强参加在革命的战线内。
五卅事起，全国革命潮流大涨，工人阶级从事实上取得革命的领导地位，因之资产阶级的意志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戴季陶的小册子之发表，即其明证。戴季陶的小册子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要工人阶级无条件的赞助资产阶级，不许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政党及独立的阶级意识与要求。西山会议也就是代表这个意识的运动。
去年3月20事变的发生，更是蒋介石代表资产阶级的意识，抑制工农势力夺取政治领导权之初步的实现——然彼时蒋自知分裂的时机尚欠成熟，故他仍然要利用工农群众之革命势力及国际革命之援助以增张其实力。
去年秋天的北伐，客观上是发展革命的出路，而主观上资产阶级却要借之以伸张它的权力。北伐节节胜利，工农群众之革命势力亦因之扩大而深入。因此资产阶级更加畏惧；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遂渐渐开始压制工农运动，多方挟制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以把持他的政治领导权。及蒋介石夺取江浙，自觉毛羽已经丰满，可以高飞，便公然反叛革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残暴的屠杀革命民众，特别是工农群众，破坏一切革命的组织，实现白色恐怖的世界。4月13日所开始的上海大屠杀，就是蒋介石代表封建分子和大资产阶级反叛革命之凶恶的表演。
二、蒋介石反叛革命之具体表现
东南，特别是上海，为资产阶级势力最雄厚的地方，故蒋介石急急要抓住东南数省地盘，以施行他的统治。观于蒋介石到上海后即与大商买办阶级、银行家、大实业家亲密地勾结起来，更加证明。
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压迫工农的革命势力，巩固他的统治，不惜以一切封建的反动势力谋妥协，以集中反革命势力。所以现在蒋介石内而尽量收容旧的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外而与张作霖勾结——以后他从与一部分北洋军阀还有冲突，也只是权位地盘之争，并不是“主义”之不同。
资产阶级为背叛革命，维持它的统治，就不能不与帝国主义勾结。蒋介石原拟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以抵制英美，但现因他的统治涉及在帝国主义列强范围之内，不惜和身倒在一切帝国主义怀里，凭帝国主义之威焰以对抗革命。
蒋介石实行背叛革命后，即另立党部及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以分裂革命势力，并组织青红帮，利用不觉悟的游民无产阶级造成法西斯运动，以图根本破坏革命势力。
蒋介石一面用恐怖手段屠杀工农群众及革命领袖，破坏工会、农会及一切革命民众的团体，一面仍打着革命旗帜，并造作谣言，企图欺骗一般民众以巩固他的统治。
凡以上种种都充分地证明蒋介石代表大资产阶级，宁可与一切封建反动势力结合，与帝国主义妥协，以出卖革命。
五卅革命高潮初起时，全国革命势力大涨，帝国主义者即大起恐慌。法权会议、关税会议以及汉口上海租界工部局之增加华董，虽都是欺骗的行为，然帝国主义者开始即有此欺骗，仍是对革命势力让步的表征。及北伐节节胜利，工农及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普遍的发展，武汉国民政府之威望日高，资产阶级尚未公开的叛逆，此时帝国主义者遂不得不准备一些让步，以缓和革命运动。一三事起，国民政府能运用极顺利的外交手腕收回汉浔租界，就是证明革命势力之集中与统一，迫得帝国主义不得不让步之充分证明。
迨北伐军向江浙进展时，更迫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准备交还上海租界以及与国民政府交涉改变旧有的一切关系，所欲待争持的只是条件问题。这是伦敦及上海之帝国主义的机关报上都可看得出来，迨后帝国主义者看到代表“稳健派”的蒋介石已有与国民政府决裂的倾向，相信蒋介石“将准备协定视汉口条件更优惠于外人权利”，但还不料到蒋介石全无条件出卖民族利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假使蒋介石不背叛，以国民政府之权威及上海工人之革命势力上下合作，至少亦能以汉口租界同样的条件收回上海租界。
当蒋介石的军队行抵上海后，帝国主义即用尽种种威吓利诱的手段，使蒋介石就范，赶快实行叛逆。霹雳一声，蒋介石果然大施屠杀，将革命势力一时打得落花流水后，帝国主义者自然弹冠相庆，大奏凯旋，不独不需对中国让步，并且得蒋介石为它对中国革命民众施行一次总报复。
以前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统治完全以军阀为工具，但这种工具已嫌老朽而不适用，现在要利用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这个新工具，更深一层统治中国。
帝国主义既得到此新工具，自然要趁机向中国革命进攻，无论进攻是否能成功，但总要尝试一尝试。因为它好不容易得到挂着民族主义招牌的这个新工具，一面可以欺骗他本国的一般民众，一面又可以拉拢中国的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向所谓武汉“共产”政府进攻。
蒋介石的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全在帝国主义领导之下。我们试把帝国主义的机关报与蒋介石的行动对照，我们即可看出帝国主义叫蒋介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蒋介石在上海解除了工人纠察队武装，及屠杀革命分子，都是与租界当局做向来军阀所未有的最无廉耻的合作。英相张伯伦对议会宣言，亦公开承认，要扶助南京政府行使职权。
帝国主义的进攻不仅用军事的干涉，并用经济的封锁，这种封锁使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民众生活上均发生困苦。这种干涉的确是想趁机对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使行威吓，但只要我们努力及革命势力之集中与统一，终必挫其凶焰，而使之屈服。
四、资产阶级背叛以后，革命是上升亦下降？
第一，要看帝国主义间冲突如何。自蒋介石实行叛逆以后，帝国主义间的关系改变了一个新形势：英美与日本冲突更加厉害。因为蒋介石现在虽倒在一切帝国主义怀里，但他主要地是想得日本一个帝国主义的扶助。日本亦继续它老的政策使蒋介石与张作霖表面上合作，实际上南北分裂，英美自然要反对日本一身抓去南北两个走狗。
第二，要看蒋介石之政权是否牢固。蒋介石实行叛逆后，一切革命的及稍有革命倾向的个人或军队自然都纷纷离开了他，即是现在跟他背叛的反革命分子亦因蒋之专横猜忌（如胡蒋之冲突，白蒋之冲突……）。所以蒋介石差不多已是众叛亲离的独夫。工农群众对这杀人的魔王不满意自不待说，知识分子对蒋之甚似俄皇的残暴，亦表示愤慨，小资产阶级亦因负担加重，而怨恨不安。农人更要认识蒋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大地主的□客。因此蒋的政权现在是建立在火山上面，时时有爆裂崩溃之可能。
第三，要看革命的联合战线是否动摇。当资产阶级还留在革命的队伍中，阻止工农及一般被压迫民众之要求，反足使革命停止前进，现在资产阶级即实行背叛，革命倒可顺利发展，国民党内部也比较更加统一。从此可成为一个平民的革命党——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政治联盟。工农及小资产阶级之经济地位大致相同，与大资产阶级利益绝对处在冲突地位。所以他们以后必能根据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之教训，而更加团结、牢固。所以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不仅不因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之退出而削弱，反要因之而益加强大与坚固。
由以上三点，我们可以断定革命仍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
五、目前国民政府之地位
蒋介石叛逆后，帝国主义者即乘势对国民政府用武力威吓及经济封锁，另一方面，它又使张作霖扰于北，杨森扰于西，李济琛扰于南……一时似乎来势汹汹，使国民政府陷于危险地位。然现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已渐渐失其效能，国民政府得被压迫人民之一致拥护，有充分执行其政策之可能。实际上，这种资产阶级之背叛及帝国主义之协同进攻，只使国民政府之社会基础更加扩大，更加得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民众之拥护，以促进革命势力之统一与集中。所以，现在实是有机会，使国民政府成就为工农及一般被压迫人民之民主的革命的政权功用。
现在中国有三个不同的政权形式：一是张作霖的政权；一是蒋介石的政权；又一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权。张的政权是很明显地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压迫中小商民及工农的；他那卖国手段比张作霖更为险毒；武汉国民政府是代表工农及小商人之广大平民利益的，它是中国唯一的政权，要领导这些平民谋解放，向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攻。以成就中国革命之伟大前途——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即三民主义的前途。这种成功的可能，在客观条件上是完全具足了的。这便是说国民政府在客观上有充分的执行其革命政策之可能，只要主观的意志坚定与统一，国民政府的地位一直是上升的，它的前途一直是胜利的。它与黑暗的张政府及与残暴的蒋政府对较，它一定会成为全国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所向往、所拥护的唯一的革命政府。
六、资产阶级叛逆后一般人民之状况
1．小资产阶级——自蒋介石背叛及帝国主义干涉后，小资产阶级地位的确更加困苦了，这主要的原因一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一是由于上海大资产阶级协同帝国主义实行封锁，操纵金融，使市面不流通，商业大停滞。有人归咎于店员和工人要求过度，这完全是未见到大处。北伐以来，大资产阶级的确得到许多好处，但它只是做投机事业发财，不肯为革命牺牲，一切财政上的负担，都转嫁于小资产阶级，这也是使小资产阶级困苦之一个主要的原因。工农与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压制之下，同样感受痛苦的，要想战胜这个痛苦，就只有向帝国主义及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进攻，换言之，就是革命。工农对小资产阶级只要有利于革命，没有不肯让步的。张作霖统治下，苛捐杂税、奉票跌价、预征钱粮……等等，固早已使一般中小商民难于生活，即在蒋治下的江浙、两广、福建等区域，亦因大资产阶级要赞助蒋介石的反革命事业，极力加重中小商民的负担（土海大资产阶级尽量担任为蒋介石筹粮，转来要一般中小商民分担）。只有在武汉国民政府治下，中小商民有生活改良之希望与可能。没收反动大地主及大资产阶级的逆产，可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减轻一般人民的负担。并且国民政府已有办法调解在现状之下店员与店东之冲突。由此可见，在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只须革命的势力巩固，工农与小资产阶级不但没有冲突，并且一天一天有共同改善其地位之希望与可能的。
2．农民——自北伐以来，农民的政治地位确已高了些，因而革命的斗争猛进，国民政府得一广大的革命基础，两湖的农民运动的发展是革命的一个最大的力量，尤其在现在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时期，对于革命前途关系非常重大。但农民政治地位之初步胜利，也还只打消一些封建社会关系，给土豪劣绅一些打击，并还未根本扫除封建势力，建立乡村的民主政权。至于经济的利益，可以说还没有得到。有人说湖南已实现共产，这全是帝国主义者协同蒋介石收买奸细到处所造的谣言，想引诱中小商人脱离革命的队伍，走向大资产阶级牢笼之下，其实即使共产，也共不到中小商民的财产，因他们的财产也是辛辛苦苦地得来，适足以自给。国民政府为增进普遍人民的生活，将来是要实行土地国有的，因为这样才可以避免土地由少数大地主把持以剥削平民，但是现在所要没收的，还是逆产及大地主的土地，救济无田地的农民，至于小资产阶级的财产，自国民党以至共产党都没意思要没收的。
3．兵士——兵士都是受帝国主义、军阀及乡村大地主的重重剥削里失土地的农民，他们的利益根本是与工人和农人一致的，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于兵士是最有利益的。所以兵士只有与工农及一般被压迫平民结成紧固的革命同盟，向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斗争才是出路，假若以为农民运动发展将使军心发生动摇，这不是真理。因为农运发展，只有使兵士们的家庭亲戚的生活状况改善，并且革命军人的土地财产，国民党、国民政府以至共产党是要保护的。所以一切革命军，现在在客观上是有更加革命化之可能的，即农民运动愈发展，农民生活愈改善，兵士将愈有勇气与决心去为革命而战争。
4．工人——工人自北伐以来，政治地位也提高，在国民政府治下都获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但经济地位并未见得提高很多。因为物价的高涨，超过工资的增加，所以工人的生活地位也有比从前更困苦的。工人的政治地位的增高是革命的一大动力。过去事实已给充分证明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主力军。它是彻头彻尾地反对帝国主义，最能牺牲的，它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大流血。所以集中工人的势力，是每个真正为革命利益的人都不会怀疑的。工人阶级是真能代表民族的利益而忠于革命的。它固然要为它自己利益奋斗，以改善它的经济地位，这种经济地位之改善是于革命有助力的，但工人绝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违害革命，所以它对小资产阶级等宁可让步，领导它们以争取共同的解放。最近武汉工人切实拥护政府之外交政策，实行革命的纪律等等，即其明证。
七、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
自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革命开展了一个新时期，有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所领导的一条路——随着这条路就是和身一跌倒在帝国主义的怀里，帝国主义利用资产阶级做代理人，更深一层剥削中国工农及中小商民；另一条道路就是由中国国民党及武汉国民政府所领导的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共同的革命联盟，继续不断地向帝国主义、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斗争，建立一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以获得最后的解放。
我们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是要拼命为这后一条道路斗争的，不然，就让大资产阶级把我们出卖了。为着这个，第一，我们要结成坚固的革命的联合战线，不为帝国主义及大资产阶级的造谣所破坏；第二，我们不独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并要坚决地进攻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决不能再存妥协态度，使它混迹于革命队伍中出卖革命，或动摇革命的战线；第三，我们要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凡国民政府权力所及之地，我们应彻底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武装工农……，集中工农的革命势力，以消灭反革命势力。 |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赵世炎、罗亦农、尹宽、陈延年、李立三、周恩来六人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周恩来起草，192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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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赵世炎、罗亦农、尹宽、陈延年、李立三、周恩来六人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
周恩来起草（1927年4月）
郭沫若来，道及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纯由蒋氏直接指挥。近日宁波、杭州、南京及上海之大屠杀与捕杀共产党，死伤者近四百人；封闭党部、工会，解散市政府，强缴工人武装，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组织租界包探、流氓专司暗杀，成立工贼工会，压迫工人，引诱资产阶级，巩固政权，控制财源，更得以动摇左倾而穷苦之军队。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广东屠杀现又开始。粤沪每月一千五百万之收入将源源不绝。蒋氏现已赶走薛岳、严重及所有左派军官，撤销、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员，左倾军队日益惶惧。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反之，政府苟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则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大隤。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又，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也。如何，望与左派同志切实商复为要。
士炎亦农硕夫陈延年李立三周恩来 |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大纲——关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尹宽起草，1927年3月23日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尹宽相关链接：【专题】1926-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大纲
——关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尹宽起草（1927年3月23日晨）
各部委、各产总：
（一）现在军事行动已经暂告一段落，上海此次运动已经是胜利了，以后工作如何的建设和发展，全赖于最近几天之工作如何，在这个局面之下，宣传工作更为重要。每厂至少要宣传队五百人，召集各厂及各车间的群众大会，作广大的宣传，区委特发下宣传大纲，望切实执行。
（二）各部委、各产总接到此项宣传大纲后，务望按照各地实际情形，依此大纲再做出极详细的宣传大纲备宣传之用，并交一份给区委。
宣传大纲录后：
一、伟大的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与上海市民，此次和直鲁军余孽巷战一日，已经把直鲁军完全肃清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放了异彩，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证明了上海工人阶级确实是革命的领导者，是全国革命民众争得民众政权的一个模范。上海工人阶级此次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所得到的政治地位和威望特别重大。现在上海工人阶级唯一的责任，在于继续革命的热情，运用所得到的政治地位，谋全上海人民的福利，以及本阶级群众政治觉悟之提高，与本身组织之扩大及本阶级种种的建设工作。
二、上海的工人和市民过去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之下，所受的凶横压迫和蹂躏，实是数不胜数，人民的一切自由与权利完全被剥夺了。现在上海的工人阶级及市民觉悟到人民的自由与权利之获得与保障，只有人民自己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组织市民代表会议，直接选举市政府取得民众政权。此次上海七八十万工人的总罢工，就是为了争得民众政权而争斗，也就是此次运动之最重要的意义。所以上海工人此次之总罢工，并不是简单的欢迎北伐军，而是与北伐军合作，铲除军阀余孽，取得民众政府，建立民选的市政府。
三、现在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已经在革命的高潮中，由全上海人民的代表会议直接选举出来了，这就是此次上海工人阶级与市民一致奋起的结果。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是上海人民的政府，是民众直接选举出来的，它与过去的军阀政府完全不同，它是要解决人民的痛苦，谋人民的福利，铲除过去民众与政府的隔阂的，因此我们工人要一致拥护市政府。
四、这次胜利虽是上海工人阶级与上海市民奋斗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北伐军前进的结果，北伐军应当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所以人民应当起来慰劳它。工人亦应当与北伐军兵士互相来往，谋工兵大联合。
五、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在政治上已经有了，目前唯一重大的工作，就是要公开工会，建设各工会，使每个工人都加入工会，增高工人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谋本阶级广大的团结，然后才能维持这次的胜利，这次运动才有价值。现在我们的工作还正在开始，我们要有组织的继续向前奋斗！
六、宣传的口号：
1．拥护特别市政府！
2．民众与武力合作！
3．工兵大联合！
4．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
5．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6．废除一切苛捐杂税！
7．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绝对自由！
8．实行上海总工会的总要求！ |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响应北伐军，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市政府（尹宽起草，192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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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
——响应北伐军，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市政府
尹宽起草（1927年3月5日）
一、上海市民目前唯一急务，就是乘军阀势力崩坏之际，集中其势力，以革命的行动夺取上海的市政权，使上海这块地方脱离军阀的统治，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之下，更进一步解除国际资本的压迫。
二、现在北伐军着着进攻，军阀统治顿见瓦解，正是上海市民急起直追，充分表现其势力并巩固其势力之唯一机会。我们必须拿起民众的革命势力响应北伐军，实行“武装与民众结合”，然后“更进一步使武力变成民众自己之武力”。若北伐军到来，上海市民一声不响，这不但是放弃自己的势力及政治地位，并且表示北伐军虽从外面来提拔我们，我们自己还没有政治觉悟，还不知自己乘机起来树立自己的势力，以夺取政权——这不是革命武力不与民众结合，乃是自己离开革命的武力。
三、北伐军之所以百战百胜，第一固是因为它的士兵都受了革命怒潮的熏染，带有革命性；第二也是因为到处得着民众的响应。上海市民现在决不应抱苟且偷安“等北伐军来”的心理，坐令军阀残余势力拼命挣扎，坐受军阀之勒逼与奸淫掳掠。
四、上海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后的根据地及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国内各系军阀之筹饷的大源泉，上海市民将上海这块地方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手里夺取来，不独解放了自己，并且解放了全中国民族。上海为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方，亦即是全中国文化的中心，所以上海的民众是全中国最有政治觉悟的，并且自“五卅”以来已发展其伟大的革命势力。兹当帝国主义与军阀伙同向中国人民最后抗斗之际，我上海市民更应加紧奋斗。革命的上海市民更应与革命的国民政府军队结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统治势力，建立民众政权的市政府，解放各界市民之多年的苦痛，解放全中国民族，创造独立自由的新上海。
五、北伐军既是全中国革命运动中一支革命的军队，它的责任就在到处破坏军阀的统治，帮助民众取得自由，培植民众势力，使民众自己起来管理政权，肃清一切反动势力。所以上海市民以民众革命势力起来响应北伐军，夺取上海政权，建立民主市政府受武汉国民政府指挥，正应该是北伐军的本意。国民党去年联席会议之“市民会议”的决议案，正是为此。 |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宣传大纲——准备武装暴动（1927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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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宣传大纲
——准备武装暴动（1927年3月2日）
⒈李宝章已跑，孙传芳已完全倒台，张宗昌的军队也四面受包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
⒉上次大罢工，我们工人已表现一次伟大的势力，帝国主义者及军阀都惊慌，一般人民都赞赏，军警保卫团部看见工人的力量，和工人邀好。
⒊但上次大罢工还只是举行一次示威，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武装大暴动，夺取武装，实行武装自卫，杀反动派，为死者报仇，为工人争自由。
⒋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把孙、张军阀驱出上海，联合一般被压迫人民，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组织上海市政府，受武汉国民政府指挥。
准备马上大罢工，大暴动！
夺取武装，施行武装自卫！
杀反动派！
组织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从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257 |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1927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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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
——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1927年3月2日）
一、民选政府之必要性。
中国自辛亥以来，名虽共和，实系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专政。军阀势力所及之地，都施行他的统治，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政权的易位也只是军阀间势力的消长，人民对于政权是丝毫没有份的。要想打破此种局面，就只有人民自己起来管理政权，民选政府。只有人民自己能够直接参加政权，然后才可使军阀无容身之地；只有人民自己的政府，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的利益。
二、北伐军与民选政府。
北伐军是革命的军队，他的责任就是在破坏军阀的统治，使全国人民得到自由，换言之，就是使全国人民能够直接参加政权。因此北伐军的势力所及之地，人民应乘军阀势力崩溃之际，充分表现其自己的力量，响应北伐军，与北伐军作内应外合，根本覆灭军阀统治，肃清一切反动势力，实行民选政府，建立民主政治之永久的基础。若北伐军来了，人民对于政治还漠不关心，反动势力必渐渐乘机而起，民主政治，是永远无望的。所以国民党去年的联席会议有“省民会议”、“市民会议”之决定。
三、民选市政府之形式。
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算是最好的民选政府的形式。只有这种政府能使民众直接参加政权。因为市民代表会议是由工、商、学、兵、自由职业者以各职业机关（如各职工会，各马路商会，各校学生会等）为单位，按人数比例，推选代表者若干人，及各政党各派代表若干人组织之，即由市民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会组织市政府。此市民代表会议，每年定期召集常会数次，代表者与被代表者有不断的关系，随时可以撤回不称职的代表及改组政府委员。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从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258-259 |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市民代表会议，反对鲁军及外国兵越出租界（尹宽起草，1927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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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
——市民代表会议，反对鲁军及外国兵越出租界
尹宽起草（1927年3月2日）
今天我们的政治宣传，还是集中在下列三点：
a．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极力解释，使各种群众明白这种政府是民选的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引导他们为“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而奋斗。
b．反对鲁军——鲁军已强使军用票，商民生命财产都发生危险。到处拉夫，英租界并有巡捕为之捉拿失业者及其它人民。闸北南车站、吴淞已全为鲁军所有。梅家弄至松江也已有鲁军，足见鲁军要想统治上海并抵制北伐军……不过同时也要说明北伐军战略现偏重左翼，向常州、沪宁上的进攻，果此着得势，鲁军即断绝后路，前晚张宗昌仓卒从上海退回南京就是此因。
c．反对外国兵示威并越出租界——此点在现时亦甚重要。鼓起极高的反帝国主义怒潮，以减杀帝国主义之凶焰。 |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夺取武装，人民武装自卫，召集市民代表会议（尹宽起草，1927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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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
——夺取武装，人民武装自卫，召集市民代表会议
尹宽起草（1927年2月22日）
（1）北伐军已占领石湖荡，先锋抵泾枝桥，离松江只十二里。孙传芳已尽其所有军队调上前敌，并已退出松江，北伐军直抵上海是很快的了。张宗昌已占有南京，江苏已非孙传芳所有。毕庶澄与李宝章有冲突，逼李上前敌……孙传芳已汇大宗款项到日本，准备逃跑，并向商界索一千万，以不抢掳上海为条件。
（2）当此孙传芳要倒，鲁军尚未集中上海之际，上海市民应速起，以民众的势力响应北伐军，扫除孙传芳在上海的势力，一以免掉孙传芳的溃兵奸淫掳掠，二以拒绝鲁军统治上海。这是武力与民众结合的先声，这是真正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
（3）一切压迫者所最凶极恶的就是武装，因此人民要乘机夺取武装。人民武装自卫是保障它的权力之唯一条件。
（4）消灭孙传芳，拒绝鲁军后，上海市民即与北伐军势力相结合，召集市民代表会议，组织上海市政府。市民代表会议为市政府之最高权力机关。工农商学兵各界均选派代表参加此市民代表会议，即参加上海市政权。因此各界市民现在应即分区（如闸北、南市、法租界、公共租界、杨树浦、小沙渡……）召集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代表参加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如此政权才算是真正建立在人民身上。 |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号召广大市民罢市罢课，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1927年2月20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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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
——号召广大市民罢市罢课，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1927年2月20日下午）
（1）关于这次时局之宣传的要点，已详于昨日大纲，我们仍可按照宣传。总之，这次斗争我们应该当作真正革命的斗争，即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众及一般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作政权的斗争。工人现已发动，我们应集中全力宣传广大市民罢市、罢课，参加这个政权的斗争，已救济工人的孤立这个总前题，我们须认清的。
（2）关于口号今日略有变更，特重申于下：
赞助北伐军，拥护国民政府！
打倒孙传芳，并根本消灭其势力！
拒绝奉、鲁军！
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
废除苛捐杂税！
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收回租界，改良上海市政！
各界人民大联合万岁！
我们应根据上列口号在市民做广大的宣传。
（3）孙传芳及其部下临死发狂，大施屠杀，本是意中事，我们决不能因此气馁，民众更应因此认识军阀之残暴，积极奋斗。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从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130 |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的宣传大纲——响应北伐军，消灭孙传芳（1927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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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的宣传大纲
——响应北伐军，消灭孙传芳（1927年2月19日）
一、甘心作帝国主义走狗的孙传芳，压迫工人的孙传芳，残杀工人领袖的孙传芳，又在浙江被北伐军打得大败了；
二、孙传芳败了，他的统治地位就动摇了，但他还要拼命挣扎，不惜人民遭殃，与北伐军作最后的反抗。我们上海工人就应该一致起来响应北伐军，打倒孙传芳，这是我们上海工人目前唯一重大责任；
三、我们工人这次应该充分表现革命的精神，充分表现作战的能力，以增高我们工人的政治地位，假使我们袖手旁观，坐令孙传芳拼命挣扎或等待北伐军之到来，这就是表明我们工人不觉悟，没有革命的精神，没有反抗的能力，缩着头在家里甘心过奴隶生活；
四、我们应该一致起来集中我们的势力与北伐军做一个内应外合，根本消灭孙传芳的统治，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创造一个好的政治，使我们工人及其他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得着自由及生活的保障；
五、工友们，大家起来：
响应北伐军！
打倒孙传芳！
扫除一切反革命势力！
建立一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
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工人有罢工之自由！
工会公开！
工会有代表工人之全权！
总同盟罢工胜利万岁！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从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125-126 |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上海自治运动问题（尹宽起草，1926年12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尹宽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
——上海自治运动问题
尹宽起草（1926年12月25日）
一、在此北伐军势力前进之际，我们党内唯一重要工作，就在：（1）于北伐军势力所及之地，尽量发展并表现工农群众的势力（即第三国际政策决定所谓“应于民族运动中扩大并坚强社会运动”）；（2）于北伐军势力尚未达到，然当地军阀统治已受挫折而发生动摇之地，应适应广大民众之要求，以“人民自决”、“人民自治”等口号扩大民众运动，发展民众势力——特别是富农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势力，并催促当地军阀之倒台。最近我们在江、浙所主持的自治运动，就是按照这后一个意义做的。
二、在我们，自治运动之根本意义只在发展民众势力，给当地军阀以打击。这次江、浙的自治运动要以上海为最热烈。上海的自治运动已由报纸上的宣传，进到广大的民众的煽动，并已准备暴动。这种自治运动虽迄今尚未成功，然所得的结果已不在少。如孙传芳的声威扫地，绅士派的三省联合会之左倾，比五卅时工商学联合会范围更广的市民公会之成立，中等商民（各马路商联所代表的）之激进，城市交通工人及手工业工人运动之勃兴，上海总工会社会地位之提高，皆此次自治运动之伟大的效果！
三、孙传芳自从九江大败而归后，本还想据有皖苏浙三省以自保，不料又经张系鲁军南下的压迫，只得以保持浙江及淞沪做最后的立足地。其初尚欲假借陈仪及杭垣一部分绅士，以浙省自治的名义做他的缓冲，最近见北伐军逼近富阳，只得抓破假面具，调集重兵于浙江做困兽犹斗之举。在这种情形之下，杭垣各界联合会所做的自治运动，因已烟消云散，而上海的自治运动亦将受摧残。今后的局势将趋于北伐军与孙传芳在浙江之军事的解决。
四、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马上又会因孙传芳之军事压迫而停顿，一般政治知识比较幼稚的群众一定不免顿形失望。其实革命运动决不是直线的，一定要经过许多屈折，在这些屈折的过程中，民众的势力虽屡经压迫，但总是一次一次向前进展，一旦到了民众力量真正充足，革命运动才会成功。
五、因此，我们现在应加紧反孙的宣传，说孙传芳摧残人民自治，主张抗税，以继续发动民众的情绪及革命的怒潮，注意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及工会组织，以提高他们的气焰，并准备势力。我们应告诉它说，北伐军已积极准备向浙江进攻，孙传芳进退失据，倒台是一定的。现在他极力摧残人民自治，压迫民众，只是表现他最后的挣扎，等于临死发狂，因此现在我们还是在迅速准备实力与北伐军取一致行动。 |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暴动的意义及宣传工作（尹宽起草，1926年10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尹宽相关链接：【专题】1926-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
——暴动的意义及宣传工作
尹宽起草（1926年10月28日）
（一）在什么情形之下，产生这次的暴动？
凡是一个群众的武装暴动决不是由人可以任意创造的，一定要适应当时客观的环境，普遍地说起来，一个群众的武装暴动，必须要有下列的四个条件：
（a）支配阶级的统治已在拼命挣扎之中，军事的势力快要解体；
（b）抓住恰当的时机——这就是说单有普遍的好的环境还不够；
（c）不朽革命的阶级有争斗的决心，并且广大的被压迫民众都有革命的要求；
（d）革命的阶级有充分的技术的准备及布置。
这次所计划的暴动，虽说不能很严格地算是真正的民众武装暴动，带有“因利乘便”的性质，但相当地还是要采用上列四个条件的。
这次暴动的计划是受这样的情形决定的：一方面孙传芳在江西的战事累次失利，主力军已丧亡大半。至本月十号左右，孙传芳的军事情势更加险恶，南昌受困，已在岌岌乎不可终日之中。湖北方面，北伐军又逼近武汉；福建方面，周萌人又节节失利，陈调元、周凤歧都有不战而退的趋势；最后更有夏超之宣布独立——据此情形，孙传芳的势力实已在分崩离析，濒于危殆之时。上海地方空虚，一个相当的武装暴动实可以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另一方面受了北伐军的激荡，上海工人群众在孙传芳的高压之下，久困思逞。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众苦于战事的延长，非常愤激。一部分左倾的大资产阶级也想乘机催促孙传芳势力的崩坏，夺取上海的政权。
（二）举行这次暴动作用。
举行这次暴动可以说有三个作用：
（a）催促孙传芳的倒台；
（b）在上海建立一个相当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使工人阶级可以从中取得相当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以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争斗；
（c）第一次表现民众的武装争斗——这一点的意义要算是最重要的。向来中国的政变，无论中央的或是地方的，不是由统治阶级之自行崩溃，就是由于外力的催促（如国民军及北伐军势力之进展），曾未有过民众武装势力之直接行动。若这次居然有个民众武装的斗争实现，一方面给统治阶级一个很大的震惊，同时又是对被压迫民众实施革命的教育。
（三）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
这次暴动本来动作，只可说是架了一个势子，所以不能说是真正的失败。只能说是未成。未成的原因约有三点：
（a）失了时机——在16、17、19、20日及21日动作最相宜，因为在这数日夏超新独立，孙传芳的军队尚未调集，上海的防守非常空虚，人心惶惶。到了22及23日，孙传芳已从南京调来许多军队，打败了夏超，并从江西方面传播来许多军事胜利的消息（虽是虚造的，但颇相当地受收镇压人心的效果）；
（b）技术的准备太不充分，而且也太单调（因为民众的暴动，除武装决战以外，还要注重多方面的骚扰）；
（c）过去依赖了资产阶级方面，失却自己独立的地位——本来这次运动并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实带有“因利乘便”的性质。但我们自己还要处在一个独立的地位，估量钮惕生之势力，审度当时客观的环境及敌人军队解体的情形，独立地下动员令。
（四）这次暴动所得的效果。
这次暴动虽然只架了一个势子，未得到积极的胜利，但在消极方面所收的效果依然是很大的：第一，我们的党已经开始准备的暴动，这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的。虽然只小小地尝试了一次，但我们已得着很多的经验；第二，摇动敌人的军心。事虽不成，但敌人已骇得手忙脚乱。若孙传芳仍一天一天地要倒台，这次运动仍有催促的作用；第三，给普遍的被压迫民众以极大的兴奋剂。向来民众都觉得在军阀残暴的压迫之下，束手无策。开市民大会、街道讲演是无济于事的，大有久则生厌的现象，不料现在被压迫民众居然还有武装的直接行动之一途。这种影响不独在工人群众即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并且在党员群众中都是极大的。
（五）将来的趋势。
上海暴动的进行并没有中止的可能，因为敌人的统治并未巩固，民众的势力也未遭到大失败。若孙传芳的军事再受一次大挫折，则定须瓦解。此时一方面军心涣散，一方面民众革命势焰高涨，暴动的机会就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应根据上次尝试的经验，迅速地从宣传上准备，莫放过未来的机会。
（六）宣传的要点：
（a）传播孙之军事失败消息，并说明战事延长给人民的痛苦，归结到人民应起来自决，实行武装自卫；
（b）徒手呼号是无济于事的，民众武装的直接行动是唯一自救的方法。上次上海市民居然准备武装暴动，这是最后的觉悟的表征，当更积极的准备乘机再起；
（c）孙传芳为拥护军阀及个人的地盘，宁可勾结野蛮的奉军南下，而不肯让国民革命军势力之发展及民众之争得自由，人民应自己起来打倒孙传芳，阻止奉军南下；
（d）孙传芳这次在江西所演的战争，本是为自己的地盘及军阀的统治的，他编诡言讨赤。吴佩孚之反国民军的讨赤战争，已将北方诸省人民糟踏不堪，孙传芳继续又在东南演此讨赤战争，果然一月以来使东南人民因战争直接所损失之生命财产还不算，并且大加拘捕，大加屠杀（南昌一次围杀学生四百余人！）这种野蛮无理、祸国殃民的军阀，当然应速起给他打倒。
（关于上次所印的标语均还适用，不过应加以“反对奉军南下”）
（七）宣传的方法。
过去我们宣传的方法只限于报纸上的新闻及市民大会和街道讲演中的传单，这在现在是不适用的。若我们的宣传方法始终只限于此，还只是公开的煽动，太不落实。以后要注意通常在压迫严重时期秘密发散传单和标语（这也是所谓支部工作）。现在我们应该根据以上宣传的要点，做成许多小的传单或数句联贯的标语，由各部委分配一定数量的于各支部，每支部再指定各个同志分途担任某街某巷去张贴或散发。工作应该继续的不断的做，每人每天散出三五个传单或标语都是好的。 |
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驱逐孙传芳的驻防军、组织上海市民政府（尹宽起草，1926年10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尹宽相关链接：【专题】1926-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
——驱逐孙传芳的驻防军、组织上海市民政府
尹宽起草（1926年10月20日）
亲爱的上海市民诸君：
直系军阀余孽孙传芳的末日快到了，你们应该起来夺取政权！
自从孙传芳及其走狗丁文江统治上海以来，摧残闸北自治；新增宅地、纸烟、百货等苛税苛捐，以至最近搜刮到染缸、蜡线，商民哀吁，置若罔闻，动辄以戒严剥夺市民集会之自由。最近竟至受英国帝国主义之指使，逮捕反抗万县惨案的各团体代表十余人，封禁全国学生总会。现在孙传芳的走狗丁文江，又要执行居民互保即变名的连坐法令，视全市市民如同盗匪，上海的市民不能再忍了！
上海市民诸君！你们应该马上抛弃在军阀宰制之下能够得到和平的幻想！你们应该马上停止为孙传芳维持势力的和平运动！你们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只有一条路，即是市民自己武装起来，驱逐孙传芳的驻防军，由市民取得政权，反抗一切军阀的政权，上海市内永远没有军阀的驻防军。
推翻直系军阀孙传芳在上海的政权，预防奉系军阀窥窃上海的政权，这是上海市民目前唯一的职任。
上海的社会势力与变化非常复杂，然而，我们在这复杂变化的状态中，可以找出一条简单的公共出路，使这些复杂变化的势力都走向公共的路，这条公路就是：“推翻一切军阀政权，建立市民政权”。
此时全上海市的工人、商人、学生、军人及一切自由职业者，都应该起来为“建立市民政权”而奋斗。一切复杂变化的势力，凡是求生存容纳于市民政权之下的都是朋友，企图维持军阀政权的乃是敌人，这就是摆在我们眼前一条极简明的公路。
国民党自然应该为推翻军阀为市民政权而奋斗。资产阶级欲获得政权，也只有站在市民这一边，坚决的为推翻军阀政权而奋斗。我们并且不反对资产阶级为市民而取得政权，而却不能不反对他们为军阀而取得政权。
直系军阀孙传芳及其走狗丁文江的末日快到了，上海市民速起！
市民武装起来！
驱逐孙传芳的驻防军！
组织委员制的市民政府！
宣告市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一切自由！
废除一切苛税苛捐！
召集市民会议！
中国共产党上海区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 |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政治形势及上海市民运动的方针、口号（尹宽起草，1926年10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尹宽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
——政治形势及上海市民运动的方针、口号
尹宽起草（1926年10月19日）
一、吴佩孚既无力反共，又受直鲁军压迫，实已到了穷途末路，纵使国民军一时不能由陕入豫，彼亦万无反攻之能力。江西方面，联军精锐实已丧亡大半，加以部下倒戈或观望，实已到了最后的竭蹶图存时期。近日虽传革命军在南昌方面稍有不利，然革命军最后的胜利，恐怕还只是数日间事。加之浙江夏超宣布独立，并接收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职，孙传芳的溃败，更是不成问题。福建方面，革命军亦节节胜利，传已进至龙岩。根据实际的观察，福建入于革命军之手也是不成问题。因此照现在军事形势的推测，革命军将有急转直下完全占有东南三省之希望与可能。奉系军阀也是应该沿津浦路南下，夺取江苏的，但因其内部之冲突（奉天得势杨宇霆新派一定要直鲁军进兵河南，让奉军直达江苏，而张宗昌当然反对），总难胜利。
二、我们始终应认清这种北伐军的军事势力不能算是民众的武力（只可说是帮助或表同情于民众的武力），其本身行动不能就算是革命。现在的革命军可以说是两部分的武力构成的：一部分旧的军阀势力崩坯下来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武力（如黄埔军官学校所培植的）。一部分落伍的军阀原来依附大军阀以争夺地盘，现在因时势转移，又依附国民革命军以把持权位。虽说他们受年来民族运动的影响，有相当的民族感情和对民众的好感，但他们所取的途径仍免不了把持权位、争夺地盘。说到资产阶级的武力，其根本的性质即不能成为民众的武力，因为资产阶级不是真正被压迫的民众，它的武力并不是民众的武装，而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况且中国资产阶级幼稚，到了相当胜利时即要表现其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而压制工人阶级革命势力的发展。不过从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的，就是这种国民革命军势力的进展足以促进军阀势力的崩坯，给民众势力以发展的机会——它的作用反正在这里。我们必须随北伐军势力的进展之实际，能真正的树立民众的势力，这个北伐军的胜利在我们看才是真正的胜利。因此，我们在宣传上不在使民众欢呼北伐如何胜利抱仰望的态度，而在使民众乘时崛起以巩固自己的势力。
三、北伐军势力的进展，给各阶级民众以新的希望，不独工人群众，小资产阶级的民众都□动起来，并且一部分大的及中等的资产阶级都动起来，一抛弃从前依附军阀的心理转而依附北伐军。这在革命运动中也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因为在民族革命当中，工人阶级就怕处在孤立之地位，现在既是各阶级民众都动起来，正是使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的时候，不过资产阶级一时的左倾，总是带投机的性质（即做生意的性质），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他们利用我们的帮助以取得他们的政治地位，我们亦利用他们的号召以发展我们的势力，并联合小资产阶级的民众。
四、现在全国的总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一个国民会议的运动——“由各地方人民团体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努力进行到全国发表政纲的会议，更努力进行到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但在这国民会议长期争斗的过程中，我们应乘国民革命军势力所及之地及军阀势力崩坯之地先把一省一市的民众的政治势力树立起来，在当地的建立相当的民治基础，但这与反动派联省自治截然不同的。
五、浙江独立，沪杭路又发生战争，上海的情况更加严重。我们此时正可站在市民地位，号召一切民众对战事蔓延要求和平，以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势力，并与资产阶级联合组织上海市政府——最初发动时机是“上海市民和平维持会”，正式的市政府我们自然主张由市民会议产生。无论在和平维持会中或市政府中，我们只须有人参加，不必作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目的只在取得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以扩大我们宣传与组织，但能否争得这些，还是看我们在群众中有无势力。所以，我们目前在工人群众中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众中，应做很好的政治宣传，以扩大我们的影响。
六、此次上海市民运动的口号如下：
1．要求和平！
2．上海市民武装自卫！
3．撤退孙传芳在上海的军队，并要求上海永不驻兵！
4．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
5．组织上海市民保安委员会！
6．反对上海设置军事政府！
7．废除一切苛捐杂税！
8．保障上海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我们应该根据此等口号在大街小巷散布标语。 |
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上海市民的出路（尹宽起草，1926年9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尹宽
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
——上海市民的出路
尹宽起草（1926年9月6日）
上海的市民真困苦呵！自从米价高涨以来，我们平民的生活愈更难以度日。看起来这般繁华富丽的上海，其实只是我们百余万商民、工人、苦力、穷人的活地狱。
何以上海是这般现象呢？何以我们大多数的人如此困苦，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而江浙尚号称富庶之区，上海犹名为全国第一繁华社会呢？我等商人终日劳碌，芸芸一生，近年来却弄得百业衰落，债项垒积，营业亏损，濒于破产，这是甚么原由呢？我等工人以劳力买生活，用血汗换工资，近年来百物腾贵，生活艰难，还要受厂主和东家的百般虐待，任意打骂与开除，一有要求，便被停止生意，弄得近日罢工迭起，失业者日多，这又是甚么原由呢？我等苦人与穷人的生活更是朝不保夕，卖得劳力来换不得一饱，偌大的、锦绣的上海竟无谋生之地，街旁檐下便是我们栖身之所，冬日里冷冻无衣添，夏日里燥热无地躲避，不饿死，就病死，在上海二百余万的居民，穷苦的占去大多数，都是这同一的境遇，这又是甚么原由呢？这又有何种办法呢？
贫苦市民诸君！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就是中国人尚未独立，就是中国人尚受外国人和外国人相帮的军阀、官僚、买办所统治、所践踏、所剥削、所压迫！一百多万上海的市民，受的是几千个外国人和几百个中国军阀、官僚与大买办的管理！他们雇用了一些巡捕、包探、警兵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他们兴办各样的捐和税，捐了一遍又一遍，抽了一次又一次。租界里帝国主义者的工部局，每年要收入一百二十四万零五百余两的捐银。上海县南北市中国的军阀和官厅各样税捐名目多至几百种，如今还时有增加，逼我们要钱，逼我们要命。他们生活在我们的血汗里，吮我们的血，通死我们的老和少，送我们的命。现在的上海，并不是我们百余万市民的上海，却是最少数的外国人和最少数的中国大买办、大官僚的上海。现在的上海，是亡国的上海！但造成繁华富丽的上海者，是出劳力血汗的工人，是辛苦经营的市民。现在却只有最少数的官僚和大商买办阶级与外国人所抬举的“高等华人”，阿谀洋人，逢迎军阀，发财致富，而我等市民乃困苦不堪了！
市民诸君！帝国主义的外人，卖国的军阀、官僚和大商买办阶级，就是我们的死敌！一切苛税与杂捐，就是我们的催命符！
我们曾经屡次号召，要大家起来团结，一致反抗苛税杂捐。
因为，这里只有两条路列在上海市民的面前，我们上海市民可以走：一条路是受压迫而死，另一条路是起来反抗而生。前一条路是死路，也就是亡国之路。后一条路是生路，也就是谋中国民族独立到自由解放之路。
但是普通一般的市民，往往不知道如何团结？如何团结才有力量？如何反抗？如何反抗才能免除压迫？
我们市民的团结有三种方法：第一是组织职业的团体；第二是区域的联合；第三是加入革命的政党。我们应当先把同业的人，在一个团体里组织起来。职业组合的力量，可以拥护同业的利益，取一致的行动，反抗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同业组合的目的是为利害相同而增进共有的福利，只要团结起来便成为力量。对于官厅的压迫如苛税杂捐，可以一致反抗。在过去，从卷烟税与它种捐税的风潮里，我们上海市民已有这种可宝贵的经验。自由职业者与服务于各种企业的人，尤其需要同职业的组合，成立公会。我们应当自认，只有我们有职业的人才是上海社会的主人。上海社会的活动，应当是我们的活动。现在上海社会活动的，只有最少数的洋奴“高等华人”，他们勾结外人，奔走官厅，统治了上海。上海总商会号称总商会，而实际只是三十几个人的商会，只因有五十两银子会费的资格，遂公然做出逢迎官厅，阿谀外人，出卖“五卅”惨案的勾当。十数万的商民，应当自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真正的机关。上海的中小商人只有团结可以自救，否则不仅生意萧条，营业亏损，而且只有日趋破产，坐以待毙，准备作亡国奴！
其次，讲到区域的联合。区域联合的形式有多种，各商业的马路联合或一地联合以至于总联合乃形式之一。这般联合形式是有绝对必要的。再如房客的联合或户口的联合，也是区域联合形式之一，上海的居民且已有了这种团结的经验。这种团结的形式也不外谋公共的利益，为同一目的而行动。我们市民应当有这种经常的、永久的组织。我们尤其要有经常的工作，做到能为公共谋福利为止。我们市民应做到参加市政、自治管理、发展市政、防止盗匪、兴办卫生及各种公益事情。把市政交给军阀与军阀所派的走狗及外国人驯养的洋奴是最不可靠、没有希望的。谁派丁文江来做淞沪商埠的总办？商埠公署自设立龙华以来，何曾为我市民做过半桩有益事体？孙传芳和丁文江高唱的“大上海”计划，只不过说来好听，为的多向我市民再征苛税杂捐。我上海市民不要“大上海”，只要的是“上海市民自治的上海”！谁要严春阳来做警察厅长？淞沪之盗匪充斥，出案日必数起，人民不得安居，何以不见缉获？市民缴纳的工巡捐、公益捐、房捐、印花税、食物税……等等用往何处去了？保卫团设立年余，有何丝毫用处？市民只看见警察署压迫罢工男女工人，威吓商民与小贩，鞭打脚踢黄包车夫，敲门打户逼收捐税，呵叱贫民，欺凌妇孺——除此以外，警察署办了甚么事？上海的新闻报纸没有一家敢替平民说话的。帝国主义的工部局和中国官厅，时时干涉新闻的记载。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丝毫没有。市民在中外官厅管辖之下，任意被辱，任意被殴，任意遭受逮捕和监囚，似此，我市民除团结联合以自卫外，还有何路可走？
我们上海市民如若有了职业的组织，又有了区域的联合，便算我们有了力量。力量出于团结，压迫引起反抗。我们反抗一切的压迫，有各种形式的办法。拒绝苛税和杂捐，是人民自有的权力。我们一致起来，向官厅表示或“请愿”。表示、请愿不成，便应起而示威。我们要高揭“抗税抗捐”之旗。我们拒绝警吏入门，在每家户口的檐下门上，揭出“苛税杂捐一致拒绝”的字条。这八个字的字条，就是上海市民的口号。警吏能捕一人，不能捕万千人；能扰害一家，不能扰害千百家。市民还要劝告警吏，不为官吏服役，应与市民一致行动，为市民的自治机关服务。绅士私养的保卫团无益于民，应拒绝供养，改建真正市民的自卫。到了市民自己武装之时，便是与压迫者最后一战之时。到了那时候，我们赶走帝国主义者，扑灭军阀与官僚，上海是上海市民自己的！
再次，说到加入革命的政党。中国的革命尚未成功。辛亥革命只推翻满清的专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烈，民国以来军阀的横暴虐民更甚。欲求中国民族自由独立，只有革命。革命需要领导革命的政党，政党并不是可厌恶的东西。无党无派的话，只是军阀、官僚欺人愚民之谈。军阀、官僚们口里说无党派，自己却组织各派各系的政党，一面自己争讧，一面残杀人民。人民放弃政治，不知参加革命的政党，所以军阀、官僚才能统治人民，压迫人民。因此，觉悟的人民都晓得组织职业的团体还不够，还要加入革命党，从事革命，以图根本推翻现存的统治，夺取民众的政权。我们觉悟的分子，领袖民众的分子，应当否认鄙弃党派的观念，实行加入革命的政党，从事革命；为民众之利益而革命，为摆脱洋人的压迫，推翻军阀的统治而革命，为中国民族之自由独立而革命！
上海市民诸君！中国现有两大革命的政党：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乃孙中山所首创，代表一般民众的要求，实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中山先生虽死，而国民革命日有进步。广东的国民政府，是真正的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乃世界的革命大党，代表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人、革命的各种职业者与一切受压迫的劳苦群众之利益，彻底的作万国一致的奋斗。但是中国无知的人，听惯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工贼及反革命派的怒吓，一提起“共产”二字来，就如谈虎色变。殊不知共产党是被压迫民众唯一的良友，人民中占最大多数的劳苦人民唯一的政党。三、五年前，中国社会谈“过激派”，那个“过激派”就是指的共产党，是东洋资本家用恐怖语调捏造的怪名。近年以来，中国又闹“赤化”，这“赤化”也指的是共产党。社会上的人，虽尚不明白到底甚么是“赤化”，但近来已明白甚么是“反赤化”，谁是“反赤化”了。甚么是“反赤化”呢？奉、直、鲁军阀制造战争，杀戮人民，勒用军用票，抢劫商民，奸淫妇女，逮捕良民，勒索钱财，干涉人民言论集会自由，禁止人民爱国行动，枪毙新闻记者，借外债，筹军饷，卖国卖民——这便是“反赤化”！谁是“反赤化”呢？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张学良、阎锡山、陈嘉谟、赵恒惕、叶开鑫、孙传芳、陈调元、卢香亭……各大小军阀，以及“五卅”惨案以来全国一致反对的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谁反对赤化呢？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外国人所组织的护宪大同盟、淞沪督办公署、上海总商会、警察厅长、新申报馆、新闻报馆、疯子与军阀的走狗章太炎、大英国汇丰银行所津贴维持的国民制赤会、反赤大同盟、国民外交协会、工贼假招牌的工团联合会、环龙路44号与香港帝国主义有勾结的国民党右派……。这“反赤”的人，原来就是他们！“反赤”的内容，原来就是如此如此！
上海的市民——劳苦的群众！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目的，只是要废除资本剥削的制度，没收大的生产机关为社会所公有，解放劳动，建立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社会。但是中国共产党现时的工作，只是站在最前线，领率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人及一切最革命的分子，为中国民族之独立和自由，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惨杀与压迫而战斗。只有五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集合了最革命的分子，在火线里作战、牺生命、掷头颅、公开被枪毙、秘密被暗杀，至于不可胜计。凡是受压迫的人，不应当对于共产党起恐怖心理。凡是觉悟的分子，不应当受敌人欺骗，误信“共产共妻”的怪诞谣言。从即日起，你们要认清甚么是共产党，明白了解共产党！
你们不知中国共产党在何处，不知中国共产党员是何人么？诚然，中国共产党现在尚是秘密的，不宜于公开其组织，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已遍于全国。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时时在你们中间，为你们奋斗到底！
中国共产党上海区，便是本党在上海的组织，其责任便是为上海民众的利益作各种奋斗，自“五卅”惨案以来已证明克尽其职责。你们不要只感觉在开市民大会时才有共产党的活动，你们应当晓得在你们中间，本党党员有不断的、经常的革命奋斗。7月14日，本党区敬告上海市民，提出上海市民在目前应有下列十六项的要求：
租界内的居民应一律有平等的参加市政权；
无条件的完全收回会审公廨；
收回越界筑路；
南北市的市政应由民选的自治机关管理；
建筑贫民住宅；
制定上海市的劳动保护法；
救济失业；
保障一切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启封上海总工会，反对中外官厅干涉新闻记载；
切实抑平米价；
反对房租加价；
反对宅地税；
反对户口捐；
反对卷烟特税；
反对印花税实贴；
反对一切苛税杂捐；
反对保卫团捐；
这十六项要求是我们上海百余万市民最低限度的行动。把这十六项做到了，才能把“亡国的上海”变为“革命的上海”，才能将孙传芳、丁文江的大上海计划在纸上毁弃，而建立“上海人民自治的上海”！
起！起！起！
劳苦的市民！
团结万岁！
反抗的革命的行动万岁！
中国共产党上海区执行委员会
九月六日 |
上海总工会被封以后的话（尹宽，192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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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总工会被封以后的话
尹宽（1926年7月）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6年7月14日第162期，第1605-1607页，署名：硕夫。
在本报第160期《上海总工会二次被封》的文中，我曾这样的说：“封闭上海总工会的并不是孙传芳，乃是帝国主义者；孙传芳不过驯良地执行帝国主义者的命令罢了！”
我当时所以敢这样的推断，全不是有牵连，乃是根据当时的各方面的事实的观察及过去的教训：——中国的大小军阀，无论是盘踞在北京的，或割据在一方的，碰着帝国主义者所命令他们办的事，就没有回避的余地。帝国主义者叫他枪毙刘华，他就偷着把刘华枪毙掉；叫他封闭上海总工会，他也就不得不支吾其辞的果然把总工会封下。孙传芳的走狗的走狗——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博士的某科员证实了我的推断。这位科员告诉前去质问的工人代表说：“你们要晓得外国人告了你们呵！”这个“告”字自然是点缀门面语。可惜我当时不在场，我不知这位科员说这句话时的声调如何：究竟是亡国的痛言，抑是为外国人张威呢？
上海总工会是一个真正有群众的团体，这是谁也不能够否认的。乃为数十万工人所始终拥护的上海总工会，产生于五卅运动，并在年来中国解放运动中为有力的健将，竟因“罪状不明”的“外国人告了”被封闭了。假使就依照所谓“全民”的主张，这数十万工人也可以忝列在这“全民”之内，那么，这数十万人民的团体竟因“罪状不明”的“外国人告了”被封，无论封的有效无效，不算是“全民”的一个很大的耻辱吗？果真算是如此，那么我就要进一步问一问了：为什么主张全民革命、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者及国民党右派对上海总工会被封，都不肯说一句话呢？为什么全上海的报纸除略登载一点消息外，竟无声无息的呢？——所谓“全民”，所谓与论，于此又可见一斑了！
上海总工会的被封，在帝国主义者算是对上海工人一个大进攻。因此工部局英人斯考举无故毒打中国工人闻宝章的案件，竟因总工会的被封，而完全了杳无声息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更趁机将内外棉三四厂停闭，至今两礼拜之久，以危困数千工人——如此外国人随意揉虐中国人命的问题，如此数千人坐困待毙的问题，也不值一个人道主义者或一个全民主义者的愿盼。
在这种普遍的无声无息之下，虽是“全民”的耻辱，但上海的工人因上海总工会之被封，就不得不在这“全民”中独享光荣了！
不错，还有《民国日报》总算是与众不同，在上海总工会被封之后，偷着在报尾上发出两句感言：大意是说把总工会封闭了，于解决工潮很不利，因为许多工人群众没有一个接洽的机关（原文现不在手）。但是孙传芳、丁文江、严春阳可以教导《民国日报》的记者：“你这个计算是外行的。你不知‘外国人告了（命令）’是要根本不许有工潮发生，那还能容许有接洽工潮的总工会呢？这不是迂腐之谈吗？”
上海总工会被封了，但“上海总工会继续存在”这句话至今挂在全上海各个工人的口中，存在各个工人的心中，并张贴于到处的墙壁上、电线柱上。同时，上海总工会与上海工仍首尾相愿地在各方面一致动作。“上海总工会绝不会由一纸空文的封闭所能消灭或削弱其势力的”，这句话于今益信。
一定有人要问我：既然如此，为什么上海总工会及全上海工人都把总工会被封当个事做，纷纷到淞沪督办公署及警察厅要求启封呢？
哼！各地的工人纷纷来淞沪督办公署及警察厅要求启封总工会，这个意思不是说上海总工会因一纸空文的封闭，实际上就不能存在了，必须得待丁文江或严春阳的启封才有上海总工会；——这个意思乃是暴露这些帝国主义走狗的罪恶，质问他们为什么封闭总工会，并且顺带的就是警告他们：“我们的总工会不是可轻易惹的，你们封闭的了吗？”
“上海总工会继续存在”这句话在全上海工人并不是消极的表示：“封闭就算封闭了，我们还偷偷摸摸地做我们的好了。”全上海的工人认定，上海总工会的被封是中国军阀秉承帝国主义者的意旨，向他们进攻的一次重大的表示，绝不能轻易忍受的；他们必须一方面做严重的抗议，另一面准备实力举行反攻，必得还要把他们的堂皇的总工会的牌子公开的竖起来才止，这就叫做“上海总工会继续存在”。
所以上海总工会的封闭，不但未曾挫折上海工人阶级的势力，反使上海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势力、他们的责任及上海总工会的重要，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反使他们的争斗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有更大的增加。最近，各厂各地的工人都纷纷派代表赴淞沪督办公署及警察厅质问，各工人区域召集工人代表大会，全上海工人召集代表大会……都是很明显的证明。
同时，一般革命的民众也因上海总工会又被封一次，反得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们因此认识了上海总工会确是一个有力量的机关，所以才劳着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如此处心积虑地要去之而后快。他们看到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要维持被压迫的民众安静地受剥削，必须绝对解除他们的武装，破坏他们的团结。所以上海总工会的被封，不独不能挫折民众革命的势力，反引起一般革命的民众的愤怒与觉悟，并坚决地拥护上海总工会，与上海总工会共同奋斗！
上海总工会被封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丁文江、严春阳都以为可趁机结束工潮了。不过帝国主义者与丁文江等所采用的手段不同：帝国主义者所采用的手段，是停止工厂工作，以困厄工人，开除活动的工人，拘捕工人，收买工人流氓……，丁文江等的手段，是与什么工业委员会、地方士绅及各厂代表会商。
前一个手段无论有效与否，但帝国主义者是可做到的；并已开始实行了；后一个方法是不曾见诸实行的。因为垂死的帝国主义完全靠在殖民地来作最后的挣扎，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对中国工人有让步的，英、日帝国主义者更不能相约让步的。帝国主义者既如此，中国的“小机器”的资本家只有格外的向工人多剥削一点。
不过我又迂腐了：丁文江何当是一定要消弭工潮；“会商”“会商”不过是上海总工会被封后点缀风景而已！ |
上海总工会二次被封（尹宽，1926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尹宽相关链接：【专题】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上海总工会二次被封
尹宽（1926年6月）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6年6月30日第160期，第1569-1571页，署名：硕夫。
上海总工会突于27日又被封了！
这次封闭上海总工会的是谁？
有人说：自五卅周年纪念以来，各方面工潮层出不穷，工人的气焰太嚣张，中国官厅为抑制工人气焰的嚣张，不得不封闭上海总工会。照这样说起来，封闭上海总工会的，直接是严春阳，而发命令的是孙传芳。
即依照这个理由，孙传芳是否应该封闭上海总工会呢？工潮之所以层出不穷，由工人生活之万分困苦及资本家之种种虐待。观于最近各厂工潮之起因，多由于资本家之开除工人及虐待工人，而工人所以要求的条件也无非增些微工资及减轻虐待，即可证明。关于此点，上海总工会被封后的《告各界同胞书》，说的最明白：
“年来生活程度之高涨，较之二三年前已增百分之四十，而工人工资仍二三年前之旧观，或虽曾增加而远不能与物价所增者相比例。全上海工人每月所得工资，多者二三十元，占最少数，至少者六七元，占多数，平均为十二元；每人每月饭食至少六元（最便宜之包饭）；房租二元，剃头、洗浴、洗衣等一元，添鞋櫗、衣服洋二元，车钱、点心、香烟等杂用洋一元半。此为最简单最起码之生活，每月已超过十二元，自顾一身且不足，将何以奉父母养妻子育儿女乎？工资不敷生活，必希望加资而提出要求，要求不遂，乃罢工以待解决，此必然之趋势，非任何人用任何力量所得遏抑也。我等工人虽贫贱，亦属人类，蝼蚁犹惜生命，我等工人既受生活之迫胁，有朝不保夕之势，因有维持生命之要求，凡有人心，当与同情。抑工潮发生之原因，尚不止此，上海工厂，其黑暗悲惨不下地狱：生命受任意之摧残，死伤毫无抚，无理开除，失业者无可告语，打骂工人，一如鞭策牛马，拖欠工资，不顾工人之窘急，种种惨暗之情状，笔不殚述。工人亦人也，乃能担负此非人之待遇耶？以不堪压迫而有所表示，若有人并此可怜之表示而亦不予同情，甚者加以非议，则其忍心，亦太遇矣！”
即从此点简单的叙述上，已可知上海工人生活困苦之梗概。无论何人读过这笔很简明的账，都应该相信是绝对是真确的，只有未群的地方，断没有虚报的地方！难道工人为保持生命，为反抗对待如牛马的鞭笞，作“困兽犹斗”之举，就是气焰嚣张吗？工人为共同奋斗，图谋得到人的生活并反抗帝国主义压迫而组成的总工会，就应该被封闭吗？
一定又有人说：工人的生活困苦是不错的，但近来工潮未免来的太凶猛，显见有人故意从中挑拨，所以官厅要封闭上海总工会。这种观察也是错误的。工潮所以在这一月以来如此澎湃，有其客观的重大原因。简单的说起来，就是因为在去年五卅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上海工人经过两个月的争斗，已具有相当的觉悟，知道要求他们的利益，不复似从前茫无所知的屈服于十八层地狱里。五卅革命运动因大商买办阶级之背叛、中等阶级之妥协及军阀之压迫，渐渐销沉下去；而上海之20余万工人亦只得迁就上工。然自上工以后，工人群众一点好处也未得到，并且帝国主义者还大批开除工人，横加压迫，使用工贼、流氓等在工人群众中捣乱。必欲再将工人之反抗能力根本消灭下去。对着这种情形，工人群众自然心怀不安，急思趁机再起。及今年五卅周年纪念到时，差不多全上海的工人都蜂拥而起。这是上海工人在去年五卅运动后帝国主义者高压之下，经过相当的休养与反省而举行大规模的反攻之第一声。工人群众经过长期的忍耐，贮蓄相当的势力，在政治上举行一次反攻，接着就要做生活的要求，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同时又加以近来米价奇涨，一般食物也均昂贵，逼得工人的生活愈加不堪。即以上海闸北一带中国丝厂工潮而论，也无非因工人生活太困苦不堪，同时又受了民众运动潮流的波及。这就是说明为什么在这一月以来工潮如此澎涨。为全体工人利益而团结的上海总工会，自然要迎合工人群众这种迫切的要求，而领导他们获得相当的生活改善。我们若要问为什么这一月以来忽然工潮如此澎涨，我们只需问一问帝国主义者及资本家：为什么齐心齐意至今对工人一毛不拔？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没有见过一个戴季陶主义者跑到帝国主义者面前去劝劝他们发点仁爱性、给点好处予工人、莫要对工人拳打脚踢，只听见人说工人的“气焰嚣张”！
老实说起来，封闭上海总工会的并不是孙传芳，乃是帝国主义者；孙传芳不过驯良地执行帝国主义者的命令罢了！
但这并不是说孙传芳的本意不愿封闭上海总工会，也不是说中国的资本家如闸北的各丝厂的厂主不曾运动孙传芳封闭上海总工会。只因上海总工会是上海数十万工人群众所拥护的团体，封闭是封闭不了的，同时，它又是反帝国主义的产物，有光荣的历史，很为一般革命的民众所同情，无论迁行、封闭，也未免“过拂与情”。所以封闭上海总工会，孙传芳终于有点胆怯。閘北中国各丝厂的若干资本家也不能使孙传芳下此毒手。只有帝国主义者的命令是孙传芳所不能够反抗的——无论有理由没有！
一月以来，各方面工人众起作罢工的要求，络绎不绝，同时，上海总工会的威望也因之日见增高，这当然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及资产阶级所惶恐不安的。但起了决心，迫令切莫迟延，立刻封闭上海总工会的，是帝国主义者。这是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来的。本月14日小沙渡内外棉第四厂发生罢工风潮，同时并失火焚烧了机器上的棉花。据工人方面的申述，失火是因为走电。但日本帝国主义者自然要说：这是工人纵火暴乱，于是邀集各国领事临厂察看并拍出照片。我们于此即已看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想借此“给工潮做一个结束”，对上海工人下一个总攻击。同时，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英人惠特惠于本月23日将工人陈宝章惨加毒打，打后从楼上用脚踢下楼梯，复用自来水浇灌，引起全厂工人的愤激，几至罢工，幸上海总工会力加解说，主张工人暂不罢工，从别方面做对付的方法。工部局知道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定引起“不幸事件发生”（即罢工或反帝国主义运动），深加恐吓，而上海总工会又决定于本月27日下午三时在会所召集沪上各团体代表大会讨论对付此事。因此不先不后，恰在本月27日下午三时上海总工会被封的命令就到了！
上海总工会被封已不止一次了。但军阀之封闭总工会无一次不是执行帝国主义者的意志。当去年五卅事变发生后，奉系军阀为奉迎日本及英国的帝国主义进行他的统治，不得不首先打倒这五卅运动中反帝国主义的健将：上海总工会；及孙传芳崛起，人不能不继续封闭总工会以见好于帝国主义者；现在又是迫于帝国主义者命令，不得不无理的封闭总工会了。由此我们可见上海总工会是帝国主义的眼中钉，而所谓中国官厅处处秉承帝国主义者的意旨，中国军阀的官厅不抑制帝国主义及资本家对工人之无限制的剥削而消弭工潮，反而欺凌工人、封闭工人的工会。帝国主义者任意虐待中国工人，中国官厅不敢说一句话；而帝国主义者命令中国官厅封闭总工会时，无论怎样无理都奉之唯护。
上海总工会是一个真正民众的团体。它不是挂空招牌的，不是像一般的社会团体为官僚、政客、劣绅等所把持利用的机关。它是为全上海工人奋斗所组成，并一致爱戴的。它的屡屡被封并不算是它的耻辱，倒算是它的光荣。帝国主义者屡屡要封闭它，足见它是一个值得人注意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也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的成绩彰彰在人耳目：它不过是为工人群众解除残暴的压迫与无情的剥削，不独全上海工人、全中国工人表示反抗。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掠、要求政治清明的人，都应当对此表示同情而急起援助。
实际上，上海总工会绝不会因一纸空文的封闭所能消灭或削弱其势力的。它存在于各个工人的心里。帝国主义者的侵掠及资本家的剥削一天不止，上海总工会是一天一天地蓬勃的生长着。过去的事实已是证明。已经具有觉悟并有相当的争斗经验的上海工人及一般革命的民众，必有再自动的启封上海总工会之一日！ |
上海五卅周年运动之经过及其意义（尹宽，192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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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五卅周年运动之经过及其意义
尹宽（1926年6月）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6年6月3日第156期，第1505-1514页，署名：硕夫。
一、帝国主义事前的防范
这次上海的五卅周年纪念的运动，差不多在两三个月以前，帝国主义者即开始防备。在2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及全体董事设宴招待上海领袖、绅商虞洽卿等三四十人，算是帝国主义者公开地宣布防备的第一次。
在这个“盛大的”宴会中，工部局绅董费信惇有一篇很长的演说。他开始即申诉关于去年五卅事件，华人归咎于工部局之误会，工部局尚特别谦让，“为与中国人士和协起见，决定接受总巡与最有关系之总长辞职，并正式表示丧失人命之歉意，由领袖、领事转交中国当局七万五千元支票，抚恤死伤者家族，作同情之表示”；继即表示还特别开恩，将要给许多好处予华人：如工部加入华董、归还会审公廨、工厂内中国劳工问题、码头捐及印刷附律问题、越界筑路问题都可从长商量等；最后的结论就是：“但鄙人今晚欲与诸君言者，尚非过去之事，而以后来之事为尤要。鄙人有欲为诸君一言者，本局之意：本埠前途尚未光明，政治上、工业上皆有不好征象，或且发生不良情形，若任其自趋，则必至此。以政治言，五卅事件不解决，有人则不能知其故，有人则不愿知其故，此乃一件重要之事。以工业言，情形之不稳定，未有如今日者；今后二月间之日期，亦甚为有联，五月一日为全世界劳工日，五四日为民八学生罢课纪念日，五九谓之国耻日，五卅亦自异一种意义。目下已有拟议，欲使以上数日之一，作为一种时会。有数种团体自是不轻放过机会，团体之背后，必有人留意于此。今已接有消息，知近来纱厂罢工，尚属后来大规模举动之初步，我人为应付起见，自当筹拟相对方法。鄙意诸君今晚到此者，为一班有勇气能代表他人之有势力人士，此一班人向公众声明，以正道、常识、公平为主张，能为公众之所信用，能为有责任之中外舆论所拥护，最要者，当不论如何，必设法以阻事走于极端，致与公家权力复突冲不能避免。唯有如此办法，以鄙人观之，方能防备以后数月内潜伏之危险，此外无他方法，其防范之力能如此有效。鄙人今向诸君以此为请，此心认真，与向来谈公事时之认真，一般无异。”
从这一篇重大的演说中，我们很明白地看出这个宴会完全是为防备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帝国主义者自己也知道“五卅事件不解决……此乃一件重要之事”，中国民众到五卅周年纪念时，一定有激昂的表示。他要拿“高等华人”的高帽子给虞洽卿等套上，并以口头的恩惠引诱他们、与他们建立一联合战线。他教导虞洽卿等：为消灭五卅周年纪念的运动，应该及早做起，免得临时仓卒来不及应付——五卅以前之五一、五四、五九等运动就应开始一个一个地压服下去，“近来纱厂罢工，即是后来大规模举动之初步”，急应筹拟相当应付方法；今晚到会的都是有声望有势力的人，不但不应当同情于民众运动，并且应当“以口舌笔墨和缓民众之愤慨”，纵到帝国主义者再以残暴手段对付工潮及民众反抗运动时，都应当表示舆论的赞助。
帝国主义者自做了这个防备以后，还做了不少的防备：公家（工部局）、私家（如联华总会）与孙传芳、严春阳及绅商、学阀等做了不少筵席上的酬酢及公文上的往还——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当地官厅及绅商学（指学阀）各界人士像今年五卅前这样表示亲热是为从来所未有的。
自帝国主义者如此实行联合战线防备五卅周年纪念以后，的确中国官厅及绅商学（指学阀）各界即分途各尽其职，注意五卅周年纪念的事情：
（一）军阀官厅方面，三令五申、严防赤化、加紧防务、禁止集会及散发传单。“诚恐有宵小之徒趁机滋扰，妨害治安”。
（二）上海总商会于3月18日宴会之次日即发出一电致北京外交部，请其关于五卅案“速与使团妥商办结，伸久□之民气，即以弭未来之隐患。”这个很明白，就是要北京外交部与使团在五卅周年纪念以前再弄点交涉的把戏，以缓和名气。及至五卅周年将届时，总商会会长及会董虞洽卿等即“逃之夭夭”，跑到日本去了。
（三）学阀方面如郭任远、朱经农等要算是最卖气力，传闻帝国主义者除在3月18日宴会中普遍地向“高等华人”表示一些口头的恩惠外，还暗地许可这些学阀先生们一点特殊利益，即将来英国庚子赔款退还时，他们有优先权——这恐怕是事实！他们唯一报效帝国主义者的地方，自然就是压迫学生运动。他们开始即联合上海政治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持志大学、商科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洋大学、大同大学等十余校教职员组织、各大学同志会及各大学学生同志会，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压迫学生的政治活动。他们对付学生的手段，真是威迫蛊惑无所不用其极。威迫的方面最露骨、最骇人听闻的要算是：商科大学教授为学生停课援助北京三一八惨案，以罢教要挟学生填其志愿书；同济大学校长迫学生填写誓约书，终至于借助军警威迫学生离校；复旦大学所附属之实验中学也为干涉学生自由运动，竟不惜将全校完全解散……。蛊惑的方面就是他们事先鼓吹甘地不合作主义登报做抵货的徵文，召集学生在校举行抵货的宣誓典礼等把戏，以麻醉青年心理；及五卅周年纪念期到，他们又提出茹素、呜钟、致哀、在校开追悼会等手段，以阻止学生出外参加群众示威运动。
在这种紧张的情形之下，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所代表的商民虽欲对五卅周年纪念有所表示，但极力避免与一般革命的民众接近。照这样情形看起来，上海的五卅周年纪念一定有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官厅合作的压迫、高等华人的破坏及中小商民的畏惧，弄到岑寂无声了！果真做到这步田地，那真算是中国人民举国上下，均足称为帝国主义的顺民了！
不料结果竟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不顾帝国主义者及军法的刀枪，不受“高等华人”的破坏与欺骗，革命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从很沉寂的空气中，居然在29日就举行了五六千人的一次壮烈的奠基礼；到了30日这一天，更是蜂拥而出，召集六七万的市民大会游行示威，并聚集成千成万的人在神圣不可侵犯的租界上，直接向帝国主义者示威，吓得帝国主义者张惶无措！这是什么怪事？这是证明帝国主义者联合政策之无效，革命的民众已唾弃“高等华人”之“资望”与“势力”，而充分表现其根深蒂固的伟大势力！
二、此次运动之准备及其经过
此次五卅周年纪念，中国民众方面，在月余以前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即开始准备，并推出13人组织筹备委员会。同时，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等团体亦逐日筹商具体进行方针。中间上述各团体曾有数次接洽与联席会议，共同讨论具体进行方法，嗣因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以未得总商会之同意坚决不肯与其他团体作任何共同表示，并且已退出五卅烈士丧葬筹备处，要挟将五卅烈士奠基礼原定30日改为29日，以避免30日有共同行动的嫌疑。因此，这次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延至28日，由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发起召集，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工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相继号召而成。关于29日的奠基礼的情形可以从略，兹将30日的情形分致于下：
（甲）上午西门公共体育场之市民大会及游行
（一）各团体赴会情形——市民大会的时间原定在上午10时。到会各团体非常踊跃，尤以工界为最。至上午7时许至9时，民国路一带但见旗帜飘扬、人头涌动，沿途观者尤见拥挤，每一电车到西门站时，呼啸之声，不绝于耳，各项纪念文字之印刷品，散发尤多。是日到会团体，除总工会、学联会、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商界联合会等主要团体外，尚到有国际团体如韩国青年同盟会、日本革命的工团、留沪韩人学友会、台湾青年同志会、韩国革命女子会等，学界的团体如上海、复旦、国民、大夏、法政、东华、光华、文治、同济、亚东、南洋、南方等大学及南光、上大附中、文治附中、景贤、启贤、动业、二师等中学及各校附设平民学校、小学校总教约一百余校，工会团体总工会所属之分会如商务、中华两书局工会、世界书局工人育德会、华商印刷工会、西商印刷工会、日商印刷工会、铁厂联合会及各属分会如铁厂工会、祥生铁厂工会，纱厂方面除内外棉各厂及上海纱厂工会外。有喜和、大康、同兴、浦东日华、老怡和等，三界如上海店员非基督同盟、典质业友谊会、金银器具工会、浦东烟草工会、沪商协会及各路商界联合会、城西唐家湾联合会、沪西工房事务所联合会、曹家渡商界联合会等，其他尚有潮州、□东、闽□、□平各同乡会、电话工会、邮务公会、电气公会、电车工会、农田总工会、各界妇女联合会、淞沪市政讲习所、小沙渡儉德储蓄会、杨树浦救国十人团、海员船业工会、报馆工会、西报工会、中西医学研究会、民众社、努力救国团、中国济难会、爱用国货众心会、中华国货推行会、中华全国警镣会、湖南学联代表、河南青年协会，共计约到有一千余团体，人数达六万人。
（二）会场布置——该会为便利指挥计，体育场仅开西首一门，上悬“五卅周年纪念大会”横额，门口设签到处，门内由总工会纠察队挽手成籬，以维秩序，出入绝不紊乱。主席台设于会场北首，旁悬各项挽联。场中为指挥台，两台中间纵队排列者，为纠察队，纠察台两旁为各种社会团体，西首为学界团体，东北为工界团体，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场西设临时办公处及招待所，负内外接洽之责，会场内悬国旗及各团体旗帜甚多。
（三）开会情形——十时半正式开会，秩序如下：（1）开会；（2）奏哀乐；（3）主席张超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今日吾人开会纪念五卅惨案死难烈士，实觉无限惨痛，慨自烈士死后，至今一年，遑论十七条件未得一条结果，帝国主义者之压迫，益且加紧，□吾人除追悼烈士之外，尤应继续诸烈士未竟之功，以求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云云；（4）静默三分钟致哀；（5）奏哀乐；（6）由一李硕□宣读宣言，林钧宣读《告世界被压迫民众书》，李硕□宣读通电，由众一致赞成通过；（7）名人演讲，讲演者有杨杏佛、杨贤江、阮仲一、刘荣简四人：杨杏佛君略谓去年五卅大英帝国主义残杀我爱国民众，自此以后，帝国主义更勾结军阀对民众加紧压迫，惟今日到会群众如此热烈，可见人心犹未死灭，应有以继烈士之志，而谋中国之自由独立云云；杨贤江君略论人民欲谋反抗帝国主义，必须有相当准备，望各界民众均能切实团结，以期能得生路；阮仲一君说明中国济难会系办救济一切为民族运动而死伤之烈士，望各界予以赞助；刘荣简君略谓五卅以后，又演三一八惨案，三一八之意义较五卅尤为严重，故今日对吾人进攻实有两重，惟吾人断不能以此自馁，应更继续五卅精神，向前奋斗云云；（8）高呼为五卅烈士复仇、继续五卅精神、民族独立万岁、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媚外军阀等口号；（9）奏哀乐；（10）散会。
（四）游行情形——11时许，出发游行由总工会、学联会之总指挥做前导，次为军乐队，东华、亚东艺大、景贤、文治及文治附中、法政、南光、国民党市党部、江苏省党部、沪南房客总联合会、国民大学、总工会、同济、复旦、纱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邮务公会、华商铅印工会、商务印书馆工会……秩序甚整。路线由体育场出发后，经林荫路、安澜路、蓬莱路、西仓路、肇嘉路、中华路，仍回老西门，始行散去。沿途由交通队维持往来，由总指挥高唱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并唱《国民革命歌》。民气发扬蹈雳，令人奋起，而邮务公会、铁厂工会团体等团体均乘自由车，万轮轧轧，尤为整齐。
（五）大会通过之宣言及通电——（1）《告全国同胞书》云：
“全国同胞公鉴，去年今日，凶顽之帝国主义者，为欲使我民族永远屈服于其铁蹄之下，不惜采用极野蛮无理之手段，在上海、南京、九江、重庆、沙基，杀死我工人、学生、市民百数十人，虽经我全国同胞一致反抗，以罢工、罢课、罢市、抵货等对待之，彼帝国主义者，仍顽强偏□，对于吾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之十七条件，至今完全置之不理，一面玩弄种种手段，欺骗吾民，一面又勾结奉直反动军阀，造成黑暗政治，摧残吾民。吾人于此，追悼烈士之牺牲，抚念民族之垂亡，不禁悲恨填胸，故于今日，再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愿继续奋斗，抵死反抗，不达到我民族完全解放不止。吾人认定吾民族之力甚大，去年五卅运动时，只因吾各界人民，能敌气同仇，一致行动，已挫帝国主义者之威焰并使之受绝大之损失，倘此精神保持至今不懈，则帝国主义者虽顽强，恐亦不能不俯就吾人所要求之条件矣，故吾人深望全国各界同胞，今后第坚强其团结，并联合一致，幸勿人怀异志，存侥幸觊觎之心，分散自己之势力，让帝国主义者继续其侵略与统治，要知帝国主义者非吾民族有反抗之实力，绝不会自动对吾民族有所让步也，吾人对此应高呼民众运动统一万岁，民族解放万岁，继续五卅革命精神，求工商学联合会的时十七条件之总解决，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吴、张！”
（2）《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书》云：
“上海五卅周年纪念全体市民大会特议决以悲痛诚切之意，敬告于全世界被帝国主义者压迫之民众，一切为自由独立而奋斗之战士，赞助中国民族解放之同情者。五卅纪念乃中国民族永矢勿忘之纪念，同时亦成为中国民族奋斗之标帜。自去年五卅起，列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实行残暴的屠杀，为历史所未有，已震动全世界。帝国主义者此种凶野的罪恶行为，曾引起全中国民众之激烈反抗，亦引起全世界被压迫者之共同声讨。一年以来，浩大的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已昭告于全人类以中国民族谋自由与独立之决心；一年以来，帝国主义者狡诈与欺骗的行为，已表示其不能掩饰的慌忙与恐怖，而证明中国民族运动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运动合同的世界革命之征兆。中国民族，愿为推翻帝国主义之前线战斗员，因此而帝国主义者十分忌刻愤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于五卅事件后，一面嗾使中国的军阀屠杀人民，一面直接以武装援助反动的军阀从事内争，又一面以种种欺骗方法，如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诱饵中国之军阀与官僚；直至最后，即今五卅周年纪念时，已于所谓‘反赤’的口号之下，造成中国大部分境域的反动局面。在此反动的局面中，帝国主义□亟欲攫取更多的权利，于各种不平等条约之外，更加中国民族以束缚。广大中国人口中被压迫阶级之一致的反抗运动，已因五卅运动的经验而更加坚决与猛勇。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当局，至今尚梦想各种侵略的计划。那般凶手的政策，已被我上海全体民众所识破：即是一面引诱，一面还要屠杀。因此，我上海全体民众特向全国与全世界民众宣言：五卅案尚未了，且除帝国主义及其凶手死灭外，无根本了结之可能。但我上海全体民众，已誓告于五卅死者之前，必继续不断地从事奋斗，以至最后的胜利，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推翻帝国主义。中国民族的敌人即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敌人，中国民族的自由亦即全世界被压迫者之自由。由五卅事件所引起且发展的中国民族奋斗之路，是中国民族求得自由之路，亦即全世界被压迫者所共有的对敌人之战线。只有全世界被压迫者坚固的战线之组成与勇猛的奋斗，才能保持人类的和平与自由。打倒凶恶残暴的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万岁！全世界被压迫民众解放万岁！”
（3）通电云：
“各报馆转广州国民政府及全国同胞公鉴，五卅惨案，已一周年，帝国主义者杀死我同胞数十百人，不独对我全国人民所提出之条件，完全置之不理，并且更进一步，援助中国反动军阀，造成黑暗局势，以加重吾民族之剥削与压迫，吾全国各界同胞，今后当联合一致，继续奋斗，以求中华民族之解放，而雪五卅惨案之奇耻，同时希望国民政府，切实为吾中国危迫民族努力，先打倒反动军阀，以便进一步扫除帝国主义者在华一切势力，我全上海市民已一致罢工、罢课、罢市，并召集市民大会，游行示威，愿抵死反抗，不达目的不止，特此奉闻，上海市民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叩。”
（乙）下午神圣的租界中之大示威
民众方面对□五卅惨案之重大纪念，但不以仅在华界开市民大会、游行、演讲、散传单为满足，必须闯入久经封锁的神圣租界中，直接向帝国主义者做一次大示威。故事前各团体即拟定一面开市民大会，一面即组织演讲队，分途潜至租界，到一定时间，做大规模之演讲。因此至上午11时许，公共租界南京路、浙江路、河南路、北京路、福建路一带就有掩旗息鼓之演讲队陆续聚处于沿马路两旁。到下午1时许，差不多所有演讲队都布置齐了。计是日到租界有组织之演讲队，工人、学生、妇女约五百余队，人数约三四千人。在1时半以前，因罢市及戒严的关系，清亮的马路中，行人甚少，只西人的若干汽车及半空的电车往来流行，而沿马路这两旁驻扎演讲队鸦雀无声，如两道大黑线，实是别有一番森严的气象。英捕见人聚集众多的地方，虽欲表示解散，但仍强忍相笑，不敢勉强。至1时45分时，突有邮务公会自由车十余辆往来飞跑于清亮的马路两次，皆手持小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两旁群众徒然应声而起，掌声如雷，于是一般市民也蜂拥而至。约至2时，各马路演讲队，一齐展开旗帜，放声演讲并大发传单，观者如堵，各马路几为之塞，原来很冷静的马路，至是沸腾起来了！至2时15分时，突有小沙渡工人群众约三千人由西门大会散会游行后，至法租界民国路东新桥街口，因该处警力不敷，即冲卡通过，直向北进。到爱多亚路东新桥属英租界方面，虽有双岗中印捕防守，亦不能抵抗，卒冲过英租界西行至小沙渡。当时大队行经南京路口时，前面引导的一面五色国旗，其竹竿约三丈长，特意高高举起，在空中飞扬，全队小旗亦特别招展，两旁群众看见，掌声、欢呼声，真是震动屋瓦，英捕骤然看见又到此大队，不禁惊慌失措，不知从何而来，欲将前面大旗夺下，又迟不敢；该大队见南京路上群众多即想逗留不进，幸此时秩序尚未乱，当即有演讲队劝导他们前进。当此群情鼎沸，街上的电车还呼啦呼啦地拖着声，自然要渐渐引起群众的压恶。于是从南京路起，群众即开始强迫电车停驶，并在车厢两旁糊上“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标语，甚至因愤激而将电车上玻璃窗毁坏者甚多。一时公共租界之电车及大摩托车几乎完全断绝，停留于道上。
至2时30分左右，各演讲队恐因群众过于激昂，秩序难以维持，至发生不必要的牺牲，故各遵照总指挥的命令分途撤退，至此有组织的演讲队撤退得，各重要的马路上的群众仍是拥挤不堪，多为沿街的店员、茶房、理发匠等人民。此等人民因历来对于帝国主义者之横暴，异常愤激，在街巷中用砖头、瓦块、木盒等与英捕及印捕搏战，屡退屡进，直至帝国主义者放枪，放水冲射，都不肯退却。甚至有从楼上用石头、板櫈打下来的。如此直闹至7时许始告平静。
在这一场大决战中，据事后报章所载，帝国主义者的巡捕被群众打伤有二三人，英日人被打伤者二三人，同时帝国主义的巡捕也趁机捕去学生、工人六七名，多日未释。全租界电车被损坏者约70辆。此外，电车站、亭子间及电话间被损坏者，计有卡德路亭子间、火车站亭子间、东新桥亭子间，其中以东新桥受损最重，上而大自鸣钟已被击毁，亭子间四周之玻璃皆作粉碎，至于各处木桿上之路牌灯亦被毁不少。
（丙）其他各方面之纪念情形
（一）总商会之“致哀”——上海总商会此次完全不参加民众的表示。虞洽卿老板既然借参观为名到五卅惨案要凶日本帝国主义的故乡去了，其他的会董就借口会长“公出”拒绝与各团体接洽。到了五卅这一日，轰轰烈烈的运动声里，我们只看见总商会下个半旗。
（二）商联会的“静默”——各路商联总会，除宣布罢市与各商店悬“卧薪尝胆，永矢勿忘”的小旗外，又于清早6时在宁波同乡会开会追悼。各马路商联会也多有追悼的表示。商总联会开会时到者有北京、福建、汉口、湖北、海口、福州、爱多亚、山东、湖北、山西、广东、江西、浙江、新闸九路、虹口六路、湖北六路、文监师、汉壁礼、西华德、南阳桥、唐家湾、中城、北城、民国路、沪西六路、沪西九路、沪西四路、海宁、西藏、九江等路代表邬志豪、严谔声、张贤芳、胡凤翔、方懋林、虞仲咸、王子文、童理璋等共二百余人。6时摇铃开会，公推邬志豪主席，王汉良司礼。首有主席致开会词：略谓今日□五卅周年纪念，本会代表举行追悼大会，诸公均能于早晨6时到会，足见爱国精神，不负人后，惟希望我同人勿怠勿忘，以达国际平等目的，并希望在一周年后，内政外交，均能进步，是则同人等之志愿，借此亦足以慰烈士在天之灵云云；次邬培因读祭文，后全体行三鞠躬礼，并默静三分钟，继由余华龙、王延杜、成变春、陆文中、余仰金、陆文韶等演说。散会后，各路代表并回去观察各路的致哀是否整齐。
当商联会开会前，他们，商人的领袖，即在工部局处领了临时的执照。这是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恐怕工人、学生开会游行热烈表示，“恐启事端”，要去劝导群众，又恐怕巡捕良诱不分以致玉石俱焚，有了这个临时执照就可以证明他们不是暴动的群众。
他们从宁波同乡会回去之后，就分头回去劝告夥友“闭门静思，勿行外出”。
（三）教职员学生的追悼——学生除参加体育场大会及公共租界讲演之外，各学校分头又各有追悼，中国工学、商科大学、南洋大学、中山学院、南方大学、暨南学校、群治大学、民国公学、中华艺大、振华大学、中华职校、大夏大学、吴东大学、持志大学、上海艺大、光华附中、东吴二中、裨文女校等，皆有追悼会。这些学校的教职员及一部分学生，正当工人及学生群众与帝国主义军警搏战时，安然在其校里，讲演、致哀、默思、呜钟、祭奠……。
（四）基督教徒的表示——基督教徒还另外加一种表示的方法——祈祷。兹录《基督教徒联合会致全国基督教徒》一书如下：
“敬启者，慨自去年五卅惨变发生，迄今已一年矣！同人等在过去这一年中，为伸张正义与人道努力，迭蒙各地同志纷纷响应，良以吾人亦系国民，爱国之心不落人后，且信崇基督爱护真理，当较他人尤切也。愿岁月蹉跎，倏经周岁，虽其间亦有不关痛痒之举动，而结果则仍距目的甚远，我国内既战事频仍不遑暇愿，遂令彼恃强权为后盾者，可以任意延宕，将使沉冤永无昭雪之日，而生者欱恨，死者难瞑，非推正义人道被武力压抑摧残，窃正恐积怨之下，何所不至，一旦爆发，祸患诚有不堪设想。今闻上海各教会将于此次5月30日联合全沪信徒，开全国祈祷大会，借以表示不忘；惟思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上海以外之各教会，亦必有同样之表示，此可断言。抑更有进者，吾基督徒对于此事，非但当有消极之纪念，更应有积极之进行，本会深望各地同志在基督的主义中，继续奋斗，促进教会自身之觉悟，于本身与自立之途程上，益加孟晋，并能于最近期间有一大规模之团结，以和平精神，与全国同胞合作，使国家在国际间得平等之地位，人民亦能脱离重重压迫之痛苦，此吾基督徒今后之责任，而本会所欲自勉勉人者也。尚祈吾宗之明达，有以教正而督促之，不胜□□之至。”
（五）工界之表示——闸北、南市、浦东、引翔港、杨树浦、小沙渡、曹家渡各处工人除尽量参加公共体育场市民大会及公共租界中之演讲外，复在当地召集纪念大会或工会中开纪念大会亦甚多。他们的精神异常兴奋，他们表示出工人阶级积极斗争的勇气，他们明白纪念五卅是不能用不抵抗的方法的。
（六）国民党右派工贼之离开革命群众——国民党右派及工贼这一日也追悼五卅烈士，但他们不参加革命群众的会议及行动，他们鼓制造及少数人在斜桥徽宁会馆开会。据报纸载到会群众有五十，然即许有五千人，但与革命群众相比较起来，他们不但不敢侵犯神圣的租界，而且人数也不及1/10了。兹录到会的团体如左：
上海工团总联合会、上海纺织总工会、上海海陆运输工会、上海小沙渡工人自治会、上海履业工会、上海制墨工会、上海皮□工会、新安旅沪工商互助会、浦东码头工人联合会、浦东工学、湖北旅沪工会、上海职工促进会、上海染织工会、上海茶叶职工会、上海煤业联合会、上海馆业工会、驻沪参战华工会、上海袜厂职工总会、南洋烟职工同志会、华商烟厂工会、新民烟厂工会、上海五金业公会、上海洋服工会、上海邮务工人同志会、粤侨工界联合会、中西饼业公会、广封木业工会、上海金银器皿工会、上海工人教育促成会、孙文主义协会、中山学院学生会、南方大学学生会、新社会民主党上海各支部、无锡驻沪劳工会、淞沪工商会、山东路、爱多亚路、九亩地、西城、中城等各路商界联合会等。
（丁）罢市、罢课、罢工之情形
（一）商店休业之情形——商界方面，曾由纳税华人会、各路商界联合会表示是日须休业一天，并一律下半旗，以致哀悼，故昨日公共租界之大商店，大都闭门休业，门首并悬有“卧薪尝胆，永矢勿忘”之白纸条，尤以南京路及福建路一带，尤为整齐划一，南京路之永安、先施、新新等大商店，均闭门致哀，即三公司屋顶花园，亦且暂停营业，以示悲感。各药房及医生诊所，亦多宣告休业，惟事关公共安宁，故有标明休业致哀，急诊照旧等字样。至各商店门，均下半旗，市面凄谈，而人众嘈杂，极为感动。法租界全体商界，因各商界联合会，事前与当局议妥不休业，只有悬挂白旗，一片白色，虽未休业，而精神尚有可观，惟法大马路，即“公馆马路”，因法租界商业联合会，事前并不发给旗帜，因此商界只得自动挂半旗，悬白旗。对商联会殊为不满，悬旗最整齐者，西面以南阳桥、白尔路、唐家湾、□维蔼路、天文台路，东面以民国路、小东门，北面以爱多亚路、菜市街等处，最有秩序。南市闸北各商界，照常营业，惟均下半旗致哀，门首亦悬有标语旗帜。
（二）学生罢课之情形——在此次五卅周年之前，上海学生联合会即发通告至各校学生会，令其一律至29日起，罢课至31日，然上海全沪有些落后的学校固不知停课，有些竟为学校当局所压迫而未停课，统计遵照学联通告而停课者也不下三十余校。
（三）工人之罢工情形——上海总工会在五卅纪念前即通知全上海所有外国厂工人应自30日起罢工两天。30日本是星期日，外国厂应日夜班换工，白天本是照例停工的居多数。然至31日，各地外国厂完全罢工的尚有17厂之多。人数约6万人。去年五卅惨案之发难地小沙渡，14个外国厂竟完全一致停工。此外浦东方面，有六七个码头的工人于30日也一律停工，计人数有五六千人。
三、帝国主义者反攻五卅运动并未奏效
这次运动在年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去年五卅运动初起时，中国各阶级的民众一时都风起云涌，本日能使帝国主义者脚忙手乱、大起恐慌。其后经帝国主义的多方举行反攻，这个革命的高潮的确渐渐平静下去了。自去年五卅以后，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积极援助反动军阀，使奉张直吴反对国民军的联合战线获得胜利，在政治上造成一反动局面；一方面用“反赤化”“反共产”等口号纠合一切反动分子（如国民制赤会、国民外交协会、反赤救国大同盟……），恫吓一般的资产阶级中人，用假情假意勾引当地军阀（如工部局及联华总会设宴招待孙传芳、丁文江……），用口头的小利小惠诱惑资产阶级，用庚子赔款收买学阀等等，以破坏民众运动之广大的联合战线，使普遍的被压迫民众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直至现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反动的潮流高涨，民众的革命势力浼散与消沉的时候，帝国主义者也可以安然度过今年的五卅周年纪念的难关了！不料结果，乃竟大谬不然！五卅发难的上海，民众革命的情绪并未亚于去年五卅运动初起时，而民众反抗的能力较之去年实有过之无不及了！这种广大的革命群众，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大规模运动，实足以使帝国主义者丧魂失魄！这很明显地证明，帝国主义者一年来虽对于中国民众极力进行反攻，但并未能根本消灭中国民众之反抗能力，中国民众仍随时有动摇帝国主义在华统治权之危险！
四、我们对各方面之观察
在这次运动中，第一可使我们注意而使帝国主义者焦心的，就是虽说帝国主义者已造成一个整个的反动政局，已经离间了民族运动之广大的联合战线，已经收买了学阀，已经有很好的防范，然而仍有广大的革命民众蜂拥而出；第二就是这样广大的革命群众能够朝令夕发，在一个指挥之下，做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革命斗争；第三就是民众政治知识程度之增高。在这里，我且举一个小小例子就可证明：当29日行奠基礼时，有一位商界代表徐某（名称或有误）出来演说，特意表演出他的“斯文派头”，摇头摆脑，打古文腔调，在他或自己以为得意时，其实在这天革命的群众看来，这完全是一个没头没脑的“阿木林”！当这位徐先生咬文嚼字，教人把五卅的“卅”字作十三条的标记时，台下骤然呼声如雷：“十七条！”“反对十三条！”，如此高呼不绝，甚至因之有喊出：“打倒总商会”者。卒至主席出来为之缓和还不够，必须他老夫子亲自出来申明说错了话，方罢。
在这次运动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出工人是最革命的、最勇敢的、最牺牲的，并且比较是有组织的、有纪律的。他们做夜工的刚罢30日早晨6点多钟从监狱的工厂中出来，不说休息或睡眠，并且连早餐也不能够吃，就跑到会场上来，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时才得回去；若是不能罢工的，回去到五六点钟时，又要上工了；他们来回还须费两毛钱车费，差不多就是一天工资——这种精神是很可钦佩的。
一部分革命的学生也是很勇敢的、很能牺牲的，颇能与工人严密的合作，做革命的斗争。市面上一般店员也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是散漫的、无组织的，很容易轻趋于盲目的暴动，不得工人及革命的学生之领导，不会真正能够做革命的斗争。
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可以说完全是工人、学生及市面上店员做的。假使说这次五卅周年纪念的确为中国民族争了不少的面子，那就是他们的功劳！“自去年五卅惨案以来，帝国主义者不独对我们所要求的条件完全置之不理，并且一点自动的让步也没有，因此今年五卅周年没有点表示，实是表示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者的屈服。”——我相信这是五卅周年纪念前人人都这样想。但现在我要问了：究竟是什么表示才算是不屈服的表示呢？假使学阀们之计完全得胜，或按照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的办法，则与中华基督徒联合会“开为国祈祷大会，借以表示不忘”是一样的！这样表示倒也算是表示，不过这是向帝国主义者表示：我们是很乖顺的，你们虽杀死我们许多人，但我们并不埋怨或反抗你们，我们只在家里茹素、静坐、默思、呜钟致哀、开追悼会而已！
5月12日，上海各大学同志会会长、复旦大学副校长郭任远博士与远东通讯社记者谈话说：“讲到方法呢，我对于罢市、罢课游行和市民大会等事，我却不敢赞同，因为这几件事，我们牺牲太大，而他们损失极小，况且这不过不是一种表示民气的示威举动，偶一行之，有时还可收多少效果，倘然屡屡行之，则全失其作用了，要知对外问题，非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非要持久的办法不可，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宣传甘地主义，希望全国民众，不用英货……”，接着他又说：“现在之中国人与20年前之中国人不同，要把20年前的方法来对付我们，实在是不行的。”于此，我要问问郭先生：现在之中国人所以与20年前中国人不同，帝国主义者所以不能把20年前的方法来对付我们，究竟是郭任远宣传甘地主义的功效，还是革命民众奋斗的结果？假使20年来，中国民众都随郭任远博士走了，现在之中国人还只称得帝国主义者之孝子贤孙！这辈学阀先生们一面向帝国主义者以包办破坏民众运动要求赏赐，另一方面又以民众奋斗的力量要挟帝国主义者，真是两头占便宜！
商总联会及各马路商联会，当五卅周年纪念将到时，本是想积极筹划有所表示的。只因这些会中领袖们大半也以“高等华人”自命，受了帝国主义者的麻醉及大商买办阶级的影响，极力避免与普通群众作一致行动。他们的“卧薪尝胆，永矢勿忘”“静坐默思”“最和平最诚意之表示”，徒见其和平妥协之可怜，处处表现其“又想要又不敢要”的心理！我读他们追悼会祭文中有一句：“宁死而□，毋生而奴”，我不禁吓了一跳，这不完全是自己骂自己吗？
此处我们还需说几句的，就是30日这一天还有什么上海工团总联合会在斜桥所召集的一个惨案追悼会，可惜我没有亲自去拜访过，不知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会？恐怕就是新闻政策罢？即使从新闻上看，五卅这一天差不多所有产业工人都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尽量参加西门公共体育场市民大会及租界中示威运动，又哪里还有什么“上海工团总联合会”跑到斜桥去了？据报载参加这个追悼会的工会竟有三十余个之多，然使细察其名称，可以算的是工会的已就太少，最奇特的就是许多“旅沪”工会及参战华工工会。
这个惨案追悼会中，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有孙文主义学会和新社会民主党参加在里面。孙文主义学会自命是孙文主义的信徒，宁可分裂民众运动，与公共体育场及公共租界中广大的革命民众隔离，去与复辟党的新社会民主党合作，这真是暴露“他们的孙文主义”的原形！
学阀们是反动的，是拿甘地主义来破坏民众运动的，孙文主义学会也是反动的，分裂民族民众运动的，商总联会及各马路商联会是和平主义的。然而他们外面所表现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片和平声，主张甘地主义与和平主义，而反对市民大会及租界中示威，他们异口同声的表示，市民大会及示威运动是共产党人所乐为的，是捣乱的。殊不知结果不是如此！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我们不是轻举妄动的；我们要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但我们要随时随地斟酌时机相当地表示我们的势力，一以向敌人示威，一以扩大民众的宣传与组织，一步一步地走向革命的胜利！ |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尹宽，19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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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尹宽（1925年12月）
刊载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1926年1月1日第6卷第139期，第354-360页，署名：硕夫。
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必须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将生产集中，使社会主义的条件具备，一方面将劳动者集中，使无产阶级的势力雄厚。俄国在欧洲比较上算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似英、德、法那样发展，为什么社会革命的爆发不先在英、德、法，反先在俄国？这不是证明马克思主义无效，就是证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不过是布尔什维克暴徒实行少数专制罢了。
这是一切反革命者都这样做宣传的。他们为使全世界被压迫民众对于十月革命丧失同情，想尽了方法造谣，最后更拿出这种论调。他们以为这种论调是最能耸动人之听闻的，因为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你的马克思主义攻击你的马克思主义，总算是打蛇打着了七寸！
十月革命究竟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吗？这就是此地要研究的问题。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把十月革命的创造者列宁自己的意见举出来看一看。列宁在1919年曾作了一篇文章叫作《第三国际及它的历史地位》。在这篇文章中，他有一段这样的话：
“第三国际之历史的和世界的意义，就在它与实际生活委任于马克思最重要的口号，委任于总结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百年发展的原理，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所规定的口号。
这个天才的先见，这个天才的理论于今竟变成了实际。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组织苏维埃共和之第一个国家乃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这是如何走到的呢？我们毫不自欺。我们承认在俄国落后的状况与它的‘突变’走到一个民主主义的真实形式——即超过资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走向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之间，的确是一个矛盾，并且这个矛盾恰好是使西欧不容易了解苏维埃作用的原因之一。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首先表现出在俄国落后的状况和它超过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的‘突变’之间的‘矛盾’，这岂是奇怪的吗？如果实现一个新形式的德莫克拉西，不发现许多矛盾，那才真是奇怪的哩！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略知近代普通科学的人，若你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世界划一地、均匀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是可能的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从没有划一、协调、或正确的平均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每个国家总是使它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特别显露于某一方面、某种特性或某数种特性。因为各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是不平等的。
当法国完成它的资本主义的大革命时，唤醒全欧洲大陆到一个历史的新生活，英国却处在反革命同盟的领导地位。实际上，这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比法国的更加发展，这个时代的英国工人运动实贡献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许多事实。
当英国给世界第一次广大的群众运动在政治上成就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Chartim运动时，在欧洲大陆上，大都还只经过一些微弱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然而法国已爆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第一个大内战。资产阶级依照各国不同的情形，分别地战胜了无产阶级各国不同的队伍。
恩格斯说得好，英国是这样的一个模范国：资产阶级一面有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另一面又创造了一个最资产阶级化的少数贵族工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观点上看，反表现落后数十年。法国似乎在1848年和1871年反对资产阶级之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次战斗中，已将无产阶级的精力耗尽了。因此，将近1870年时，在第一国际中，工人运动的牛耳遂归到德国，这时德国在经济上比英国和法国都落后些，并且正在追随英、法两国时。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竟在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工党的上部，产生了一群公认的流氓，最卑鄙的资本家走狗：从谢德曼（Scheidemaun）到诺斯克（Noske），从大卫（David）到列更（Leghien），都是杀工人的刽子手，替帝制和资产阶级反革命服务。
全世界的历史是定归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所走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简单的、一直的。
这样可见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牛耳，一时——自然是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归于俄国人，亦犹在19世纪许多时代中，它先归于英国人，继归于法国人，后归于德国人一样。
我已经不止一次这样说：与先进国比较起来，非常之容易使俄国人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但是，非常之难使他们继续这个革命，并引导他到最后的胜利：社会完全的组织。
我们很容易开始，第一：因为沙皇专制主义的过时（archaisme）——在20世纪的欧洲可以说是超出寻常的——激起群众方面一个格外的革命的努力。第二：因为俄国落后的状况就有一种特别的情景，将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对地主的农民革命联合起来……自1858年，马克思说到普鲁士时，就指明有同时举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之可能。布尔什维克自1905年初，就抱定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和民主的专政之观念。第三：因为1905年的革命已为工农群众做了极大的政治的教育工作，无论在教导他们的先锋对于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后的’的口号上，或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意义上。没有1905年这样的‘普遍的练习’，1917年的革命——在二月是资产阶级的，在十月是无产阶级的——是不可能的。第四：因为俄国地理的环境比较其它国家更便于自卫，抵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进攻。第五：因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特殊关系允许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催促城市无产者对于半无产者及农村最穷苦的劳动者之影响。第六：因为多年罢工的教训和欧洲群众工人运动的经验，在深刻紧张的革命的情形中，催促一个创始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形式之实现——苏维埃。
以上所举，当然是很不完全的，但暂时只好限于此。”
十月革命之客观的必然，列宁已分析得非常明白，我们似乎再无容置疑了。不过，这里面所包含的理论是很复杂的，为使读者便于了解起见，我还有申述几句之必要。
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别到了帝国主义的时代，是一个整个的世界的系统。资本主义的世界之崩溃是一定的，但它的崩溃的开始，一定先从它的最脆弱的地方。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陆续的、不是均匀的。在进步的国家与落后的国家互相拥挤，拼命挣扎之下，落后的自然免不了首先崩坏。
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之物质的及人力的条件，本是先成熟些，但是，因为生产技术程度的增高，国际市场的优势及殖民地的众多，他们有能力可以培养一部分工人贵族，延缓无产阶级的革命。俄国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后，处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又不能不拼命争得与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驰，免不了外强中干。所以，经过1914年的帝国主义大战，西欧先进国的资产阶级倒还暂时勉强度过了这道难关，俄国的资产阶级即支撑不了了。
从另一方面说起来，俄皇制度的残暴压迫使普遍的民众革命化，封建社会的关系存在，使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剧烈，经济落后的资产阶级不能不对工人阶级有丝毫的让步——这许多条件决定：俄国一方面陶铸成一个不妥协的、有坚固组织及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做革命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又打造农民及其他广大的革命群众做这个主力军的助手。
十月革命的确是在俄国特殊的条件中成就的，但是这些特殊的条件，又是受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决定的。换言之，就是：十月革命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表征，是资本主义制度崩坏的开始。
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是什么？第一个教导我们的就是服从事实的发展，不要拘离死公式。在整个的资本主义动摇期中，我们应随时注意：若在某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应即迅速地坚决地建立起来，把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挖一个缺陷，把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辟一个根据地。在某一个国家中，如果一时客观的环境及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都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只因这个国家在资本主义的观点上是比较落后的，不应当在先进的国家实行社会革命，遂坐失机会——这样的了解马克思主义，才真是食而不化的蠢人哩！
所以十月革命不但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事实上活现了。 |
郭松龄失败之重大意义（尹宽，19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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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失败之重大意义
尹宽（1925年12月）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5年12月30日第140期，第1272-1273页，署名：硕夫。
已深入奉天的郭松龄竟忽然一败涂地而被杀，这是什么原因？谁这样迅雷不及掩耳的结果了郭松龄的性命？——是张作霖呢？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呢？——这恐怕不待智者而后知之矣！
溯自郭松龄出兵以来，几乎攻无不利，战无不克。锦州下后，张作霖已准备孤注一掷，做最后的抵抗。郭松龄一面整理军队，节节进取，一面已准备如何和平入奉天城。迨乎21日占领新民府后，郭军趁机追击，越巨流河，抵大名屯，攻下沈阳只是指顾问事。此时张作霖的抵抗能力总算已尽于此，并已召集亲信作出亡的演说了！不料21日晨，郭军方向辽河右岸之前线开始前进，并连告大捷，奉城人心已大乱。至21日下午及22日忽然失利。23日遂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24日郭松龄遂已被枪毙闻。
郭松龄之败总算是败的奇突。其中详细的情形虽不得而知，然而只要看一看日本帝国主义机关的电通社21日的两则新闻，就可以知道这中间奇突的大概情形了：
电通21日奉天电：“郭军已确实占领新民府，入城时备受市民之欢迎。此后战局已逼近奉天。日本以附属地濒于危险，警备队全部出动。附属地周围车站，均挖战壕配置机关枪，以备万一。关东军司令部已移该处，白川司令官已入奉天。”
电通21日奉天电：“在营口河北之郭军武装兵，于19日午后十时赴日本电报分局，要求让渡，日领事大惊，提出强硬抗议。”
有上列的电报，再加上日前日本政府屡次训令白川司令官到相当时机应出而调停的消息，我们就可以知道郭松龄所以败的如此奇突，就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张、郭已到了最后的决战，张作霖险将失败了，暗中操纵已不济事，只得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一鼓而消灭郭军，一则可以保全他的走狗，一则可以显其神通广大！
我们知道，我们连日自东三省所得来的消息，多出自帝国主义自己的东方社及电通社。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究竟如何处处援助张作霖而压迫郭松龄，如何一鼓而消灭了郭松龄——这些具体事实，帝国主义者自己是不肯告诉我们的。但我们根据经验及各方面间接的消息之观察，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这次郭张战争中，除供给张作霖军械子弹，为张作霖运筹帷幄之中，以日本兵乔装助战外，并挟其帝国主义的特权为张作霖报军事消息，限制郭军之种种军事行动——如禁止郭军入营口，渡辽河，及在南满铁路附属地30公里内作战，皆关系军事非常重大的。总之，郭松龄孤军深入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势力范围中，如羊入虎口一般，虽明知日本帝国主义处处与彼为难，不但不敢与对抗，并且不敢声张——因声张恐触动了帝国主义者气忿而更受利害的干涉——如此，焉有不失败之理！
所以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这已经是彰明较著、无容讨论的了。这件事究竟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有的：
第一、郭松龄是比较开明的军人——即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军阀中的左派。他亦如国民军一样，受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向中国剧烈的进攻及中国民族革命潮流动荡的影响，颇有民族的思想，因此他之出关很惹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慌。假使郭松龄出关以后，完全接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条件，则日本帝国主义者断不会最后决定要保存他原有的走狗——张作霖。
第二、年来每次战争，都有国际帝国主义者从旁赞助其所勾结的军阀，然以前都还只是暗中的。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者竟敢冠冕堂皇地派大兵压境，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解决中国内乱，这是第一次的创举。这不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告诉中国人民说：东三省为我所有，有欲来此地者，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第三、张作霖为中国最反动的军阀。几年来，不独将东三省拍卖于日本人，并借东三省的根据地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时时要统治全中国，压迫中国人民，造成中国内乱，这次反奉战争继之以郭军倒戈，奉系军阀正期可以根本被铲除了，乃日本帝国主义者又给他复活起来。这种复活不仅是复活东三省张作霖的势力，乃是复活中国一个最反动的军阀势力！ |
大屠杀中上海报纸的论调（尹宽，1925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尹宽相关链接：【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大屠杀中上海报纸的论调
尹宽（1925年6月）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5年6月6日第117期，第1080-1082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是一个国际的革命家列宁告诉我们的。
这次日、英、美，帝国主义者任意屠杀中国人民，不独引起全上海市民一致的反抗，并促起全中国的民众都震动起来。从这一方面去看，似乎很可以看出久屈服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尚有一致抵抗外侮之决心；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已膨胀起来。然而，从一般的思想方面去观察，又可看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觉悟程度尚甚浅薄，因之，在这次运动中所表现的思想上有许多是热情的、幼稚的、模糊的。这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对于一次运动若没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彻底认识，断不能使这个运动有力量，结果一定受敌人或奸细的诱惑，弄得无头无脑的下台；以后当亦不能再接再厉地进行。这样的运动只能叫盲目的运动，不能叫革命的运动。
在这次反抗日、英、美帝国主义的暴举之运动中，一般人所表现的错误思想归纳起来有两点：
一、不认识国际间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对抗的关系——因之，这次英捕房枪杀中国学生及市民，他们不把它当作是帝国主义国家压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以维持它的“侵掠秩序”看待，只当做英捕房偶然与学生发生感情的冲突或工部局处理不当，致演此惨剧；因之，他们反对此种暴举，不是从被压迫者与压迫者阶级对抗的形式，只求之于“法律”、“公理”、“人道”，并求之于“公正之西人”。这样竟把帝国主义列强80余年来在中国一部侵掠史完全抹煞了；仿佛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强占中国海港、在中国境内驻兵、驻军舰、设租界、设领事裁判权……当时都是偶然的，不是为现在有事用的！
二、不认清此次事变之来源与性质——一年以来国际资产阶级鉴于世界革命的危险，故拉拢撮合以苟延他们相互间帝国主义的生命，对于殖民地决计以最严厉的手段积极进攻，不独要极端压服殖民地人民的一切反抗，并且深具野心要捣毁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此中详细情形当由别论）。
这次上海大惨剧是帝国主义这种进攻的必然结果。我们即从，这件事本身的经过上亦可证明。事之肇端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擅自杀死中国工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杀死中国工人，是因为要迫胁工人解散工会，以图根本铲除中国工人的反抗能力；并且在青岛，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同时同样对待中国工人，这不很明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严厉手段向中国工人进攻吗？
因中国工人无辜被杀，引起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遂为国际帝国主义所重视，故英帝国主义者决以严厉手段禁止学生在租界上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结果竟至拘捕并枪杀中国学生；从此愈演愈烈，愈杀愈多，美帝国主义者也加入火线大逞其屠杀威风。
由此可见这件事实的发生，完全不是像一般无头无脑的人所想象的——以为是偶然的、无意识的事件。殊不知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的大政方针，早已在他们的国务会议里决定了的。不信，再请看各帝国主义国内的态度：
5月24日东京电讯：日政府训令在华领事……上海、青岛纱厂工潮各侨商不得谋单独解决……，工潮涉及在华之外人时应与外人联合一致。（节录5月28日青岛《公民报》）
本月2日路透社东京电：外交省对于沪罢工事，取静观态度；预料如有必要时，联系各国，取联合行动。
电通4日伦敦电：英国各报以此次中国各风潮谓为由劳农俄国势力所起，列国应取强硬态度以恢复秩序。
路透4日伦敦电：上海骚扰情形，现甚为公共所注意，报纸一致以为须采迅速而有决断之方法，以恢复秩序，并以为欧洲列强宜合作与团结以应付中国全局……。
电通4日东京电：日政府意见以为沪事若涉及日侨生命财产，固不能忽视……至于对付政策将一委诸外交团决议，取列国协调主义。
4日北京电：使团连日由英、日两国周旋于各使馆，务将上海事件认为使团共同问题，增加远东驻军。
就以上所举数电就可看出国际帝国主义一片进攻声，加上4日北京公使团驳复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更可一目了然！乃有些人因为不明白上列两点事实，所以对此次帝国主义横蛮的屠杀政策尚持惊讶的态度，以为“外国人”偶然蒙眛做出这件事来；甚至疑虑为什么西洋文明人也还有“理智”不发达，做出这样“无道理”的事来。所以他们努力呼号于“正义”、“人道”、“公理”、“公正的西人”之前。《时事新报》5日时论栏内有一篇《求理智者之同情》，令人读之，真愚蠢可怜。他说：
“我人读公使团致北京外交部之复文，深感异样之不安与失望。在我人始愿，以公共租界之巡捕房属于工部局，工部局为纳税西人之自治机关而受监督于领事团，领事团则遥制于公使团。故以为不获期望于捕房者，期望之于工部局；不获期望于工部局者，期望之于领事团；不获期望于领事团，期望之于公使团，今使团之态度乃若是，是岂特此次风潮之大不幸，实堪为人类之公道哭……。
平心思之，亦有未可据为使团责者，历观枪杀后巡捕在验尸所之供词及上海各外报之记载与评论，可以推想领事团所得工部局之报告如何，公使团所得领事团之报告又如何，则使团借以决定之态度，原可想见。
抑世有抹煞公道之人，要不能谓人类竟无理智之存在，故在此种局势下，国人实应以最忠实之态度，表白经过情形于天下，以求世间理智者之同情。良以呼声难出自弱者，而公道为人类共同生活之要案，即人类有公共维获之必要。抑图顾而方趾者，虽无良知，非有所蔽，孰忍忘公道，公使团之态度，殆亦有所蔽而然。然则对外宣传，更有不容缓者，国民智识界其奋起乎？”
这种盲目的、笼统的、幼稚的思想实足以使运动走入歧途，堕到敌人的术中，若中国人民至今革命的思想尚止于此，实是很大的危险。我们深知道这种思想多出自一般“上等社会中人”——知识分子及无头无脑的新闻记者——，非真正可以代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民众思想，因为被压迫的革命群众的思想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不过我们为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一天一天变成意识的，应该不读这些奴气障天、畏洋如帝的可鄙论调去迷惑民众的视线！ |
青岛日本纱厂工潮之扩大（青岛通信四月卄九日）（尹宽，19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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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本纱厂工潮之扩大
（青岛通信四月卄九日）
尹宽（1925年4月29日）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5年5月10日第114期，第1054页，署名：硕甫。
外人在华之经济侵掠方法，除用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外，更移植资本在中国境内设立工场，利用中国工资之低贱及中国工人组织能力之薄弱以榨取最大限度之利息。此种侵掠政策要以日本为最甚，单就青岛一地而言，日本资本家所设立之纱厂有七，所雇用之工人共约五万余。其他工厂如火柴、面粉、榨油、丝厂……等及其所收用之工人尚无确数，大约亦不下四五万人。日本资本家向来不以平等眼光视中国人，因此对于中国之劳苦群众，更无法无天加以举世所未闻之残暴压迫，此种压迫之惨状已由月前上海日本纱厂工人暴露其大概。青岛日本纱厂企业家，大都与上海相同，其苛待工人之残苦情形亦完全无二样。
此次罢工风潮，发难于大康纱厂，缘由工人组织工会，横被日人搜索宿舍、拘捕代表。
大康工人罢工后，日本资本家即日夜调动中国警察、保安队，欲向工人示威。延至23日下午，始由警察厅长提出调停条件，对于工人要求各条虽有少许承认，但均系不关重要。工人等因深知自己组织能力尚薄弱及所受之种种环境，当即将自己所提出的条件加以最大之让步，仅就警厅之条件略加修改，更备函送至警厅，表示接受警厅调停之诚意。此公函送去后延至24小时尚未得到答复，乃日本人更变本加厉，复于宿舍断绝工人饮食。工人等愤激异常，除一面派代表见厂长，交涉发放已屈期之工资及资金外；一面又派代表通知警厅，说明日本人之恶劣手段、轻视警厅调停及欺负工人等情。并声明倘若日本人不悟，工人收回昨日之修改条件，其责任不在工人。
在大康附近之内外棉及隆兴两厂（同在四方）工人，因久受同样之压迫，听闻到大康工人罢工后即已跃跃欲试。特别是吃不饱、穿不暖、挟打挟骂最厉害之童工竟轰轰嘶叫，不安于工作。最初本希望俟大康工人得胜后，彼等可乘便获得同样要求，故另推出三四十代表议定发一宣言，表示愿做大康之后援，不料大康工人所要求条件，久未得日人之答复，该厂厂主因见工人不安，更调率陆军围工厂示威。压迫愈甚，反抗愈烈，急待扩大之罢工风潮，遂一溃而不易收拾矣。
内外棉于23日下午实行罢工，隆兴亦于24日中午停工，铃木丝厂亦于25日早一致罢工，并闻沧口日本纱厂工人亦将追随四方各厂之后，闻风而起。现全体罢工人数已达1万8千余人。日本资本家采取旷日持久屈服工人之策，结果如何尚不得知。至于工人组织状况则殊进步：自大康罢工之后，各工厂均相续成立工会，又特别组织罢工委员会，委员会之下有纠察队、调查队、宣传队，有团有组，队有队长、组有组长、团有团长，指挥一切，全体工友都极服从命令，秩序极其严厉。
隆兴自罢工后，日本矿主即雇用200多保安队压迫工人，不准工人自由出入宿舍和开会等。现在警察厅看工人组织非常之好，已将保安队陆续撤退，宿舍有工会纠察队负责看守，出入宿舍及开会等已能自由。
至各处援助情形亦颇不弱：上海各日本纱厂工会早已派代表前来；全国铁路总工会亦早发布宣言，号召各路工友实力帮助，胶济路总工会尤为出力；青岛学生界亦热烈援助再接再厉，他们组织的后援会，甚为各界所注意；商界对于此次罢工亦很同情。尚望全国各界急起援助，勿令日人制胜而窃笑也。 |
工人的知识问题（尹宽，192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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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知识问题
尹宽（1925年4月）
刊载于《中国工人》刊物，1925年4月第4期，第21-23页，署名：硕夫。
一般学者先生们，一听到劳动运动，即联想到工人没有开他们那种哲学思想；因此他们说：工人太无知识，应该先受教育，应该先从普及教育下手。他们却未想到现今中国的教育，不外乎是帝国主义的教会教育、军阀鉴定的教育和资产阶级的教育——再明白点说，即洋奴化的教育、复辟的教育、机械的教育或高等游民的教育。而且在他们的教育观点上，欧美资本主义极发达的国家中，教育总算是很普及了；然而，欧美的学者先生们仍然一样地说：工人没有知识，还没有管理政治的程度。可见自己没有生产工具，跑到资本家的工厂中去卖劳力以维持生命的工人，是永远得不着像那一帮学者先生们所称赞的教育。
是的，工人没有知识，特别是现在的中国工人。现在中国工人尚被外国的资本家和本国的官僚、资本家采用欧美“文明人”的严密方法和本国特产的封建社会的专制的权威压迫在中世纪的农奴状态之下，居处不自由（无钱不能跑！），饮食不自由（必须吃把头的贵饮食！），工作不自由（不送礼物给监工的，即常被殴辱！）；言语集会不独没有自由，并且每作过12，14，16小时甚至36小时的工作（说来真是怕人：轮流做日夜班的工人，遇着下班的同伴不能上工时，即被迫着要为他代替；代替完了工，轮到自己的班。假定每班是12小时，连作三班即36小时！）也没有言论集会的机会和精力了！工作场即是他们的世界，他们每日所目说不外欺压、殴辱、贿赂、劳动市场上相互排挤等。他们的神经也混乱了，精神也麻痹了。
这种生活状态之下的奴隶，不独资产阶级的学者先生们瞧不起，即出生知识分子而信仰无产阶级革命的志士，着手做工人运动时，也觉得这种工人太难接近。殊不知工人自有工人的知识，他们的教育的方法。客观的条件已给他准备好了，资产阶级学者先生们所谓的教育不但他们享不到，而且也不是他们所必须的。
工人的知识就是阶级觉悟，阶级觉悟是从阶级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工人的教育方法也就是他们的阶级斗争。
资本家要得剩余价值，必须要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并且要取得最大量的剩余价值，必须尽可能的手段压迫工人，以夺取最大量的剩余劳动。工人受了无限制的压迫，为保全生命的斗争，终久是要起来反抗的。资本家的压迫无有底止，工人的反抗即无有已时。压迫愈盛，反抗力愈大。压迫的方法愈严，反抗的方法也就随之愈密。
工人们要抵御资本家强暴的压迫时，他们开首即感觉到个人无势力，有团结的必要。部分的团结往往为资本家所破坏时，他们即知道有全工厂团结的必要，全工厂的团结还不够时，又进而知道有全地方、全产业或全中国的总团结的必要。因斗争而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时，于是他们更发展了他们的世界主义。斗争胜利一次，他们固然更认清了他们的团结力量；即失败一次，他们也看出资本家种种欺诈、种种破坏他们团结的方法和他们内部的种种弱点，即重新集中他们的组织，考究他们作战的方法，以谋再接再厉的斗争。
工人们与资本家对抗时，开始即遇着警察和军队；言论集会的自由，即被官厅下令禁止，于是他们便知道现在的政府只是拥护资本家的，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当政治斗争到了最高度时，稍一退让，反动的势力即乘之而起施以最残暴的压迫，于是他们又认清了有根本解除统治阶级的武装和施行专政之必要。
工人的知识是这样地顺次发展来的，各国的工人都是如此。书本子里的知识也不过是过去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作他们在斗争中的参考。
经过长期的斗争，工人从这斗争的过程中，认清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即由此而认清了一切社会问题和一切科学的价值。到这时，即请鼎鼎大名的大学教授胡适先生来讲什么实验主义，他们一定懂得而且回答道：幸亏你衣食丰裕，跑到资产阶级的学府里研究到这样高妙；不过你这些东西在我们这，是一文钱不值的！ |
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尹宽，1925年3-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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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尹宽（1925年3-4月）
载于《觉悟》刊物，1925年4月10日第5期，第3-5页，署名：尹宽。
孙中山先生死了！他的个人努力从此结束了！他的毕生的工作都散布在历史的事实里、报章卷册里、以及亿万众人的心里，待我们认识了！
孙中山先生死了！上至都会，下至各城市、各乡村都有数千数万的民众纷纷追悼，甚至痛哭流涕！即平生恨他的，视他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的敌手，至此也不能不附和民众之高度的痛悼向他表示哀悼之意！孙中山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人？
我想了半天没有别的，只有“革命家”三字才可以标明中国这样一个近代特出的人杰！然而也就在这三个字的行动上，先生在生前往往被他的敌手所诬陷和攻击；被一些尚无主脑的人受着反动派的宣传而不敢亲近。因此我还有解说“什么是一个革命家”之必要了。
什么是一个革命家？——“革命家是一个激烈的人，是一个好流血者，是一个破坏者；还不够，革命家是一个捣乱者！”这就是一些人受了反动派的影响，对于革命家所想象的。
其实“革命家”这个头衔，不是某一个性情偏僻、做事好出人意表的人所可取得的；也不是逞一己的私意，好作激烈的举动便可以得到的。革命家是时代的产儿。从历史上的意义说，革命家是在新旧交换的时代，把旧时代推进新时代的一支杠杆。从社会的意义上说，革命家就是当社会进化已经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历程，但为旧的社会势力所束缚，不能前进，并且呈一种混乱骚扰现象时，要排除一切旧的障碍物，促进新社会的发展。因此，革命家又是一个新社会催生婆。
反过来就个人的方面说，一个能成为革命家的人，必须他的思想是适应时代的要求，更明白地说，必须他的要求和目的正是代表继起的、进步的人类的要求和目的。此外，一个革命家必须有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终身委之于革命的牺牲。他的眼光时时注射到过程，不以目前一时小利小害而投机、而灰心丧气、而中途抛弃其最后的目的。
因此，革命家不是一个破坏者，乃是一个挽救社会命运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流血者，反而是一个节省流血的人。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孙中山先生40年长期奋斗如何：
第一，孙中山先生之中心思想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毕生奋斗也就为的是实现这三民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即要求实现国内五族共和，排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掠，建立一独立的中华民族；所谓民权主义，即在打倒满清专制政府及其余孽、军阀，而取得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之绝对自由；所谓民生主义，即在铲除妨碍民生之帝国主义经济侵掠与军阀的横加暴敛，以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力量发展实业、厚利民生。
三民主义的中心点是在民族，特别是对外的民族。试看中山先生每次革命的组织与行动，均因受帝国主义猛烈的进攻而急急图谋反对就可明白。如经过中法之战，中山先生即决志于革命运动；经过甲午之失败及旅顺、威海卫等地相继陷失，中山先生即创立兴中会，并在香港、广州实行革命运动；经过八国联军，中山先生即进行惠州之役，并进而扩大革命的组织，成立同盟会。为实现民族必须实现民权，为实现民权必须实现民族，必须实现民主、民权而后才可以实现民生。三民主义是一个合而为一的，不是三个主义排列并立的。
这种思想与行动是否适合中国时代的要求而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呢？此地实无再反复辩明之必要，已由过去与现在帝国主义列强野蛮的侵掠压迫，军阀横征暴敛、争城夺地，使中国民族垂亡、民权丧尽、民生凋敝等事实严酷地教训我们了！
第二，孙中山先生自成年（20岁）以至老死，几时时所思所为的是革命——为的是实现三民主义。在此40年的长期奋斗中，他奔走逃亡、受尽挫折，尽管艰难困苦、失败闲散时，他都著书立说，以灌输国民的思想，稍有机会，又再接再厉的奋斗。每经一次失败，他不但不灰心丧气，并且他的革命意志更坚决、更勇敢、更现出革命的必须，而进一步准备更有效的行动。因为他的眼光时时注视到革命的远程，所以他也绝不抱苟且偷安的心理而轻易与他的对手妥协，致结果破坏其革命的工作，如自1893年先生偕同志陆皓东北游京津，考察满清政府之虚实时，曾乘便上李鸿章万言书，冀其有所觉悟，后即深知满清政府及其阶级都无调和的可能，而决意从事革命运动；其后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君主立宪派；在民元时代，反对与代表封建阶级的袁世凯妥协，反对宋教仁、黄兴妥协的倾向，民国七年离开广州而不与“政学系”合作；最近拒绝参加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召集国民会议以对抗等行动。皆其目光远大，非井底蛙之徒、见猎心喜所可望到的。
第三，孙中山先生抱定始终一贯的目的向前进行，时时从革命争斗的过程中吸取新经验，运用进步的政策以达其目的。如当辛亥革命以前，帝国主义列强已猛烈进攻，清廷丧师辱国，但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势力尚未有根深蒂固，人民苟急起直追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尚可成一独立国家以抵抗外侮。故先生当时即主张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满清政府被推翻后，政权仍落于北洋军阀之手，先生又继续与北洋军阀对抗，及最近十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已蔓延全中国，消灭中国国防，操纵中国人民的经济生命，实际地掌握中国的主权，使中国竟变成一种“次殖民地”；中国人民当头的敌人已经不是军阀而是帝国主义，故中山先生及号召中国人民：“打倒军阀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去年11月在沪招待新闻记者谈话）。近来收回粤海关、发表反帝国主义的宣言、提倡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等，皆其实行对抗帝国主义之特殊的事实。又先生鉴于如40年革命的斗争之所以至今尚未成功者，客观上故由于帝国主义极重的压迫，主观上也由于革命思想尚未普及于全国民众，特别是低层民众，只有少数游荡的分子附合革命运动，不但没有力量，并且挡不住革命潮流中的波折。故先生近年来极力扩张党的组织与全中国，征服买办阶级的商团而培植革命基本势力——工农群众的势力。同时，更知统治全球的帝国主义列强非中国一民族所能根本推翻，必须以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敌人作成联合战线，故先生首先主张中国人民应该联络反帝国主义的苏联。先生垂危时尚叮嘱嘱咐国民党员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最近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期促其实现”，此种“垂死尚进步”之精神与那“死不进步”者比较，其相去何止几万里远！
孙中山先生死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仍未解除，军阀的蹂躏仍在接踵而起。从前说先生理想过高者，现在应该知道究竟是先生理想过高，还是自己的眼光太狭小，或太投机了呢？说先生专事破坏者至此应该看一看，14年来究竟谁是破坏者：孙中山吗？抑是袁世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等呢？
国民们！孙中山先生死了！我们果能于痛悼之余，将他的一生思想与行动，加以整个的认识，中山虽死，但他还留着一个指南针放在我们面前呀！ |
殖民地被压迫人民所应纪念的列宁（尹宽，19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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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被压迫人民所应纪念的列宁
尹宽（1925年1月）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5年1月21日第99期，第827-828页，署名：硕夫
人人都是知道列宁是“十月革命”的总指挥，假如没有列宁，恐怕就没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但是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究竟在哪里呢？有人还以有“十月革命”不过是俄国人民的一个革命，或以为这个革命至多不过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殖民地被压迫的人民没有怎样的意义，这是大错的。
列宁是个世界革命的理论家与实行家，他一方面指示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道路与方向，是他们脱除改良主义的羁绊，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唯一解放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指示东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弱小民族；只有团结起来环绕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向国际帝国主义进攻才是出路。“十月革命”只是要实现这两方面的出发点。
他的革命的眼光是时时注射到地球的全面积，任一方面都不肯放松的。他首先将全世界的人类划分两部分，他在1920年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中说：
“帝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在瓜分全世界，使世界上一方面为一大批被压迫的民族，另一方面为很少数的，但极富强的压迫的民族，全地球上约十二亿五千万的大多数人口都归为被压迫的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中国等）及其他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被强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压迫的小国。如果全世界的人口为十七亿五千万；则被压迫的民族实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
这种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区分是有大的意义的，因为他一方面指示每个世界革命者，应该注意到，先进国的工人阶级与经济落后国的被压迫民众之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另一方面又指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被压迫的人民所应依附的营垒。
他是在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中（1921年）又特别指示出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日渐重要，他说：
“现在我想说一说殖民地运动的意义，在这个题目上，我想在一切旧的党中，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之所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工人政党中，人看见感情概念的一句，他们只对被压迫的、殖民地的或半殖民地的民族表示同情。到今日人们还以为殖民地运动不过是一个小的、和平的民族运动，其实毫不是如此。自20世纪开始以来，有一个大的变化：在农业的人民中，数百万、数亿的广大群众变成了一个行动的革命的因素。这是很明显的，在世界革命未来的最后的决斗中，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多数农民群众之民族解放运动，一定会起一个为我们所想不到的大的革命功用。”
他要使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脱除国际帝国主义的思想的牢笼，他说：
“资产阶级的民主就在于以抽象的名词——民族平等、友邦亲善等——欺骗弱小民族，以掩饰财政的和殖民的强权将全球上最大多数民众附属于极少数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事实，我们应极清晰的、极正确的从历史上和经济上分别被压迫和被掠夺的民族与压迫和掠夺的民族，区别全体的国民利益与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的利益，并证明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中，民族的和平和真正的平等之不可能的理由，已打破这种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
他又说：
“在现今时代即在现今世界上已经创造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大联合的时代，一切政治的事变都必须集中在这个心上：国际资产阶级向苏维埃共和国进攻，这苏维埃共和国又必须一方面图谋结合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者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结合殖民地和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第三国际不仅仅承认或宣布万国劳动者的联合，并须努力实现一切民族解放运动与苏维埃俄罗斯之最密切的关系，此后各宗主国的劳动者和苏维埃政府应该严格的监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并切实的直接的援助被压迫民众之反帝国主义运动，以期实现苏维埃共和国的联合。”
这是现今苏联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同时也是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急应需要了解的地方。
列宁主义这样宣布了，实现列宁主义的苏联政府与第三国际也就照这样实行，并已获得惊人的成功了。
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受国际帝国主义的欺骗、压迫、掠夺，若自鸦片战争算起，已80余年了。再过去长期的奴服的状态中，中国人民不但未曾给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打击，并且还未认清他的唯一敌人：国际帝国主义。在这时差不多像这种的情形：受主人压迫和掠夺的奴隶还跟着主人思想。及“十月革命”后，因苏联政府一方面不独自己消灭了本国的帝国主义，并与国际帝国主义积极地作战，另一方面又实际上援助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于是中国民族解放的运动才渐渐走上正轨。
这种解放的运动现在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连到最后的目的，自然只有按照列宁主义的指示。这是中国人在列宁逝世一周年应该纪念的地方。 |
关于巡视青州团的工作情况致伯海信（尹宽，192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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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巡视青州团的工作情况致伯海信
尹宽（1924年10月29日）
载于《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5年》甲种本第一集，第201-206页。
伯海兄：
我于本月二十二日到了青州，在此住五日，共与此地同学会谈过六七次。此地同学都是勤朴热烈的青年，并很肯虚心受团体的训练，只是他们所处的地方少活动的对象，又无组织的经验，所以他们的组织幼稚极了。他们每聚会一次，不知应该说些什么，结果不过大家闲谈一回而己，因此他们的会也无兴会多开，只两礼拜一次。他们对这种情形也深觉不安，屡写信问计于他处同学，他处同学也无切当的指导。该地前有一个发网厂，有工人八百，现因此项生产品（西人妇女遮面孔用的）被外国阻止入口，该工厂行将倒闭，现只存工人十余。其他由十余个工人到八十个工人的面粉厂、铁厂、丝厂等，听说也不下二十个。此地工人几尽是爱斯怀的朋友，我们现时对此固不能有大的活动，然联络其中坚分子施以教育也不是无益的事。青州学生会原来有很大的势力，可惜以上太嚣张，并未注意学生本身的训练和切实的工作，现在学生会被熊秉琦（最反动）下令解散，一般学生即随着匿迹韬声。该地也与济南一样，教会的势力极大，与当地资本家官绅结成一线，这种势力还正在扩张，所以此地反基督教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对着以上的情形，我在此地所指示的不外：团体对内对外一些必须的手续和方法，每次支部会除讨论对外活动的方法外，应将我们所应研究的划出范围来，先期准备，轮流报告，作系统的研究。再分开来说，就是为他们从实际上解释上次扩大会关于纪律的决议，各个人应秉团体的意志去行动，参加各种团体的作用，学生运动的可能与目的并现时应着手的方法（联络中坚分子作新学生会基础），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和非基同盟宜成立常驻的而且有实际工作的组织。团体应拿出方法来研究理论（唯物史观，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时事问题、政策及各种决议案，应开始接近工人及其方法。此外，又解释一些关系唯物史观、俄国革命、农民运动、工人阶级的势力……，还有关系将来大会上所应讨论的问题也逐一和他们讨论过。
又，季弟可以说从此已树立了基础，我在此共主席两次大会，结果使一般同学很生感动。最后一次大会中，我更就一月来实际的观察，把各部办事人和各个分子工作的情形加以严格的批评。在纪律上特别提出三点，并举出实例来：地委应熟悉各个团员活动能力，支配他的工作；各个团员的行动应处处受团体的指挥；各个团员应处处以团体的意志为中心，切忌闹个人的虚荣和私人的感情。此外，更向他们建议成立一个讨论会（每礼拜日），讨论理论、政策、时事问题及本团章程和各种决议案，并决定后一点日下即先施行。成立批评会，每两礼拜各支部实行批评一次，以打破各个人爱虚面子的态度。将全国大会上应讨论的问题都做了一个报告。季弟现在已有了两个转机：一、开除了六七个太幼稚和不好的，新加入六七个虽仍是学生但在季弟算是中坚的分子；二、注意自己的基本势力，几天天有人向我们本地人的居处进攻，这后一点已很有头绪，不久就有五六人可加入。山东爱斯怀的负责者都毫无工作的经验，即告诉他们方法和临时指点他们做都还不足，一定要坐地实行让他们看。
还有一件事，上次我已和你说过，就是我想乘大会的机会，在青州调一个同学去看一看，倘钟英能力能够，即通知他们，指定王元昌。
我这是第二次与你通信，前信不知你已收到否？
此颂
近好！
石人
十月二十九日自博山
此外还有一件事应向你们提议的，就是一位王振千，系青州十中的教员，年纪已到了三十多，本应退出爱校，他的为人的腐败浪漫可算到了极点（举几个例子：吃鸦片烟，时常将学生的国文卷子堆积几个礼拜，有时顺手放在朋友的信中和打纸媒子吃了烟，自己还不知道），不过他有一种“天然”不可解脱的革命的热忱，他多少年前就有浪漫的革命思想，在学生界极有影响——并且受他的影响的已很多。我意请钟英向西比兄建议让他挂一个名子，最低限度是永保无大损害。
石人又及 |
关于巡视青岛济南情形致伯海信（尹宽，1924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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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巡视青岛济南情形致伯海信
尹宽（1924年10月16日）
载于《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5年》甲种本第一集，第190-193页。
伯海兄：
我是上月十六日到了青岛。青地共有十二人，我仅找着职业学校中四人及邓、延[1]二人会谈过一次。其他的六人，有三个因个人的职业，有三个因先期外出，故均未能与会。
职校中几个青年朋友，以我看都很热烈活泼，并极注意研究，可惜他们在研究上也尚无方法，对团体组织上尚不熟悉。这亦无怪乎他们，只是他们处在那里太无学习的机会（他们所处的汇泉是一个偏僻的地方）。
此地总负责者原是邓兄，因邓有别事，我到后即推定职校中梁[2]兄。此地原来只职校，市内和西镇共成两支部，东镇只邓兄一人，尚不能成一支部。经过这次会谈后，以后应赶快从东镇、四方、沧口发展三支部，以便更进一步成立一地委。青地也必须发展成一地委，然后工作才好进行。
十九日我就到季弟。季处同学共二十三人，其中虽然有九人在名字上算是我们本地人，只因他们干的是排字业，也是绅士派头。还有一个在矿业上做事的，但现又失职归家。
季处同学幼稚模糊的太多，合格的至多不过十二人，能自动地负责做事的，即在地委中也找不着一个出来。好在最近因我们对民校的态度变更，马上即有五六位打入我们这里。这几位虽不是我们本地的人，然都是能活动做事的青年学子，在季弟现时实大有补益也。美兄现有别事，但仍然从傍扶助。
季弟现对于无阶化很努力，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出去为接洽这事，并立定先接洽的处所。
总括我所经过的爱校的情形，大概有以下的缺点：工作界限未认清，因之无专贵，无计划，无观察成效，无办事手续，随说随丢，人自为政；各种会自然也无可观，不明白某种会的内容。
至于我所帮助的地方，不外下列几点；解说团体的纪律，各部工作的界限及办事一些必须的手续，各种会议的内容及一些应注意之点，爱校本身工作，无阶化，研究理论和实际的方法，及其他关系个人间疑问事项。
此外还将西校大会议案中（5）（6）两议题加以分析的研究，爱校中也有些人来参加。
你们本说当我离申后即有快信到青，但至今未见你们只字。
青州方面闻说有几位非常好的朋友，可惜处于孤立的地方，全靠自己想着做。我想明后天即去会会他们，并且我想择他们中一人，于十二月一日以前来申报馆参观一切。倘你们也觉有必要，即回我信。会过他们后，我即要往用章兄处游玩半个月之久。
用章兄不喜欢青年，这是一个错误。我去时再看情形如何，或者可以恢复。
日昨寄夏兄一论文（论无阶化），不知收到否？
文上忘署名，望代署硕夫名。
即问近好！
允宽[3]
十月十六日
注释：
[1]邓恩铭、延伯真。
[2]梁德元。
[3]尹宽。 |
直系军阀马蹄下的山东人民（济南通信）（尹宽，1924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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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军阀马蹄下的山东人民
（济南通信）
尹宽（1924年10月13日）
载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1924年10月21日第88期，第732页，署名：硕夫。
▲直系军阀又大制造“兵匪”
▲吴佩孚驯养幼童作杀人的工具
▲吴佩孚以“他的”人和骡孤注一掷
▲“他的”人比“他的”骡贵一倍
自江浙战争发生，东北战云紧张时，吴佩孚即在“他的”领土内调兵遣将，大索战款，山东、直隶两省更成了他马蹄草芥。
月余前，吴佩孚和他的直系军阀就在山东大招军队，济南大街小巷差不多都有招军的白旗，曹州更厉害，曹州极偏僻的地方都有此种白旗。山东人口素称最密，人民生活亦最艰难，因此近一月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十余灰黑色的人拥上济南津浦路车站，每队约三四十人。
哼！帝国主义的经济侵掠、军阀剥削、和骚扰致令民不聊生，破产者日众，这类破产的人民为生存逼迫，不流为土匪，即投入军阀之下作“兵匪”，军阀豢养“兵匪”必须剥削人民和制造战争；因此又产生更多的土匪和“兵匪”，如此循环不已，真不知将如何结局呀！
吴佩孚自己已向东北战场所募集的成年军队，听说有些是作补充队；有些马上即送到战线前以死驱之作“冒险队”，有人说：山东游民太多，所以有土匪蔓延各地，吴佩孚这种办法，就是提拔一些游民，减少一些土匪，果真如此，吴秀才真正是懂得治国平天下之道呵！
尤可令人瞠目伸舌的就是吴佩孚又有实行他的故智在山东大募童年军，此项童年军是解往洛阳去受训练；凡年满15岁者概不取，可怜许多天真灿烂的、莫无所知的青年都被网罗去了，据我们所知道的，济南育英中学还去了3个学生；想别地学生应募者也不乏人，并且有些学生被父母逼迫去的。
现在再说一说吴佩孚在山东拉夫抓车，更可见这种封建式军阀对待人民之残暴。
吴佩孚自亲自北上指挥东北战争，随即饬令沿津浦路一带德州、平原、禺城、恩县、肥城、齐河等县共纳车四千辆，每辆随一人两骡，骡死于战场者有恤金50元；人则100元，并严令即时募集两千辆交付，骇得各县知事都一时仓皇失措，乡民望风而跑。
拉夫的方法就是由县知事饬令各乡或各保派定，并须为该被征者具保证明其为良民，派定后即遣兵下乡围捉。
省长熊炳琦奉命后即令肥城县知事连募集三百辆大车上前敌，知事焦急万状，因为以肥城小县，又值收豆种麦农家正忙时，即派兵围捉也很难捉到三百辆大车，因电熊请免，熊大怒，以撤差重办迫之，知事迫不得已即召集乡绅计议，说明自己爱莫能助的苦衷，计议结果仍没有车；知事逐被裁撤。
德州、平原一带抓车情形更凶，乡民流离失所，呼号之声，实在惨不忍闻，有自平原来人亲在车站见士兵捉人，并开枪示威等情状。
最近，有兵在齐河围捉40辆大车上津浦路，一夜弃车和牲口逃走者30人，此30人竟不知去向，余10人被逼上车站又逃走3人，于是兵士急忙将7人捉上车，及车开时，又有2人从车窗中跳出，死1人。
听说吴佩孚拉车的用途是：先运子弹；子弹运到时，即将车箱的四壁撤除，载以柴草，带人和牲口都驱到战线之前，遇必要时即列队拉着车上柴草向前冲锋探险以触破地雷。乡民闻此情形更慌恐万状，有的先期弃家逃跑，有的中途拼命脱逃（不多日，直军尚在京奉路枪毙30余逃人），乡村富户有拿三百元买一代替人，也无一敢应者。
读者诸君：吴佩孚真舍得干，既招募又强捉，想它一定自信：“俺的山东半岛有的是人！”
（十月十三日） |
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尹宽，19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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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尹宽（1923年4月）
刊载于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少年》月刊，1923年5月1日第9号，第30-35页，署名：Y.K.。
对于文章影印件字迹不清之处，一律用“□□□”代替。
“怎样将共产主义搬到中国去应用？”——这纯粹是中国共产主义者一个重大的、很难解释的问题，所以一般猜忌的、嫉妒的、莫明其妙的痛恨共产主义者的动辄拿这个问题做最后的攻击：以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以完全抵塞了你们共产主义者的口。
根据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推测或传闻，认定共产主义就是向他们脑中所想象的，他们遂热烈地攻击共产主义；其实还是他们自己弄错了。为解答这个问题，此地只能略述几个重要点：
（1）共产主义不是一个老公式。人即拿这个公式去迫令事实符合，它的理论的方法是从经济发展的实际上辩证出来的，不是成立于某一个改革家所创造的理论上的，所以共产主义者的主张绝不是偏僻奇异的或高尚纯洁的、永久不变的真理；他不过是看得清楚、说得不错要综合所有的革命的势力向正确的、最后的目的去进行就是了。
（2）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面。于今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了国际的，于是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也成了国际的。这就是说于今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序：各种垄断和银行资本的统治成立了，输出资本占一个格外的重要了，一些国际的托拉斯互相瓜分世界开始了，一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瓜分全世界的地面告终了；于是，凡大资本主义的国家不独以资本统治了他们本国工人，并统治了殖民地的民众，因之，在反资本主义方面竖起两大势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羁束在外国资本之下的殖民地的民众。
（3）共产主义的运动就是世界无产者的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既将全世界都拉入它的牢笼，遂从各地方的人民中造成最大多数专卖劳力生活的无产者。资本主义生来就是压迫和掠夺的；及变为帝国主义，它更是抢掳的。举凡□有国际的、各国的种种危机穷困、变乱……，归根结底都是出自这些压迫、掠夺和抢掳。共产主义认定：因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人类的将来是属于无产阶级。要想根本上铲除这些压迫、掠夺、抢掳等制度，只有各地无产者相继组织起来，取得世界的权力。各地无产者的缰索是与有产阶级的制度同时废除的。各地无产者一日不解放，即人类和平一日不能实现。
（4）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即以它的机器的生产力与殖民地手工业的生产力竞争，是以致殖民地于枯死而有余。乃它更限制关税率、占领重要的商埠、压迫赔款，趁机借债矿山开采权、铁路建筑权以及其他种种专利的抢掳政策，殖民地除少数特权阶级外，大多数民众都不知不觉地枯乾了。因为殖民地的财富是这样被外国帝国主义剥削去的，殖民地的工业也不能发展，大多数民众虽成了无产者，但还是散乱的，不能有严格意义的无产阶级。因此，民众的知识是很幼稚的，革命的思想首先只显现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中等分子。
（5）帝国主义为保持殖民地永久公开掠夺和抢掳，第一重要的事就是阻止民众势力的发展，尽可能的方法维持殖民地的特权阶级（军阀和其他腐败官吏）；勾通他们，假他们的手施行掠夺——在这里应该加上几句，就是在这种情形中，半殖民地（即假点独立的虚名，只往各国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抢掳，未为某一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比殖民地更苦。因为真正的殖民地不过为某一帝国主义所统治，任一帝国主义所操纵，虽是痛苦，倒还安静些。半殖民地门户是开放的，今天这个帝国主义勾结这个军阀，明天那个帝国主义又赞助（军事的和借款的赞助）那个军阀，结果酿成不断的内乱。——所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时，首先即应将民众的势力组织起来，打倒当地的特权阶级。
（6）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在组织的势力上说，既很幼稚，它的现时有力的敌人又不完全是当地的有产阶级，殖民地的革命分子也不单独是无产阶级——因感受军阀摧残和帝国主义掠夺不独是无产阶级——所以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当初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无产阶级的党派应综合所有革命的势力，联络所有革命分子来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的工作：打倒当地的统治阶级，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7）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崩坏的爆发；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成立的开始。从此，苏维埃俄罗斯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即世界无产阶级争斗的大本营。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在责任上说，它已先世界的无产阶级自行解放出来了，它有责任应该帮助其余尚在资本制度统治之下的无产阶级；在它本身上说，无产阶级是世界的，它必俟各国无产阶级都相继解放了，它才能算是真正的、完全的解放；在它的能力上说，它已将国家的权力握在自己手里，所有国的资产和方法都放在它的安排之下。只需它的能力能够，它竟可以毫无顾忌地拿出来帮助所有被压迫者和被掠夺者来攻打世界的反革命——所以苏维埃俄罗斯的成立，在世界上占一个格外重要的位置。它来给世界未解放的无产阶级一个坚固的依靠，尤其是近东和远东的被压迫民族。
依据上列几个理由，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即一群对于上列七点有明确认识和有统一意志的人——在现时约有以下的主要的工作：
（a）组织工人和农人；
（b）教育青年学生；
（c）增高工农人的社会的地位（民权运动，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改良待遇……）；
（d）指示民众的革命的方向：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e）扩大革命的势力（如指示革命党和其他较有意义的军阀的责任，个人加入国民党去工作）；
（f）联络所有革命分子——感受军阀蹂躏、外国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的分子——同上一样的轨道；
（g）谋求东亚被压迫和被掠夺者的通力合作；
（h）引导民众依附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
请看，以上就是共产主义者要搬到中国去的共产主义。这全不是像一般反对者脑子里所想到的。
Y.K. |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尹宽，19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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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
尹宽（1923年3月）
刊载于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少年》月刊，1923年4月1日第8号，第10-18页，署名：石夫。
对于文章影印件字迹不清之处，一律用“□□□”代替。
有一个很流行的反对论攻击马克思主义，就是人说马克思主义否认道德，因之，站马克思主义见地的共产党人，主张用武力革命，主张阶级争斗，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遂更被人控告为暴动——为不道德。
有时，从在觉悟的无产者当中，也不免有未脱尽有产阶级意象学的迷惑而认马克思忽视了道德的。一天我在本兰（melun）参与一个马克思主义夜校，有一位同志拿起一本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在手上说：“这个宣言，我已研究过三四遍，马克思所说的确是不错；但内中找不出有研究道德的地方，可惜马克思确是忽视了道德问题。”
哈！若说马克思否认道德，在某点上说是可以的，因为马克思是一个革命家，他的革命不是自道德观念出发的。若说马克思忽视了道德问题，这就是大错，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只有马克思第一次真正完全认识了什么是道德！
我们在历史中也可以看见，道德是时常变迁的。若从改造社会的见地上去看，道德是不能够做我们的任何凭籍。因他是精神现象，不是永久常存的自然律。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道德：这个社会的道德移到那个社会去，是不适用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道德：现在的道德拿到历史的过去，是不合事物的实际的；因此它亦无资格可以凝结社会的将来。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在中国从前是至高无上的道德，现在也崩坏了。崇拜祖先和三年之丧，在中国也是至高的道德；然在欧洲因工业发达，将家庭打破，早已没有这回事了。奴隶制，人人都知道，这是不道德的，然在某一时期，生产方法不完备时，所有民族都应采用奴隶制。从人类最大天才之一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时代也不由得不相信：“自然特别创造一种人专做奴仆。”男女平等，现在我们知道是道德的；然在中国，这种道德观念依然是少数知识阶级中人的谈论的资料，即在欧美也只盛倡于大战以后；因此遇这一次大战，将妇女更从家庭赶出来了。最讲绝对自由的如卢梭，在他的时候，仍不能不承认：“女人是供男人娱乐的。”
然则道德究竟以什么为归宿呢？哲学家、宗教家、伦理学家、道德家，谁有这个天才能创造一种道德的规律，贯通时间和空间，使人类永远有所依归呢？
在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对道德的问题，如对一切社会的问题一样，他们总是时时抱着两个重要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这就是说道德是以经济为归宿的，经济是所有社会制度的基础；因经济的生产而发生社会的关系，由社会的关系而形成道德的观念，所以人说道德是社会的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是经济生产的反应；它是紧跟着经济一在下面，一在上面。由这一世界，到那一世纪，平行的转变。它的经济的基础变迁了，它却不能不跟着变迁，所以在历史上每过新旧交替的时代，所有旧的道德观念都如雪山上滚雪球一般，一个个地滚下去了，一般道德家眼巴巴地望着莫名其妙，徒叹“道德沦亡，人心不古”。
在一般道德家或唯心论者，他们以为感情或正义、平等的绝对的观念可以支配社会的运动，因此，他们处处以道德观念出发，以为要改革社会，先改革人——先将人们灌以哲学或道德的教义。他们研究社会问题，不从当时社会的真实关系下手，他们从脑子里去挖取公式。
马克思主义者则不然，要改革人，只要改革他的社会的环境，将社会的环境改革了，一下子即将人的风俗习惯、道德、感情等都改革了。他们研究社会问题，不研究哲学的公式；他们只研究经济的现象，回溯它们的起源，追究他们的发现，观察他们在家庭和改革政治的形成中的作用，然后即毫不迟疑的抽出结论来。
第二个认识是阶级的认识。所有人类的历史直到现在都是阶级争斗史，因此，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组成的，都是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组成的，社会既是直到现在都是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组成的；那么，支配某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念，然就是这时代的支配阶级的观念。我们若不明白这个见地，而动口说“普遍的道德”，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都时时是拥护支配阶级的统治权而帮助它压迫被支配阶级的。
试举实例来说，“自由”、“平等”在现代社会中为一般学者称道不已，而无人敢否认它们不是道德的；其实所谓自由，即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是对待封建的专有说的。在中世纪末，有产阶级因经营工商业在自由都市中已占得重要地位，当然要起来反抗当时位拥有有爵位的、封建的特权阶级，而要求：只要谁有资本都应该自由营业；不应为任何世袭的优先权或行会（corporation）所束缚，国家不但不应该阻止，并且应加以奖励或保护。有产阶级卒因此而先从经济上取得重要地位。于今呢？有产阶级仍可自由竞争、自由掠夺、自由组织强大的托拉斯、自由做化学的和空气的战争。无产阶级呢？它可以自由组织大公司开大工厂吗？□□□它可以自由饿死吗？□□□！
所谓平等，也是有产阶级向封建时期僧侣、贵族要求的。凡是有钱的人都应同样的受教育，有才能的人都可以干预政治，不应因门户而有所限制，所以产生“天赋人权”说，有产阶级以此将僧侣、贵族的特权打倒，将他们的财产瓜分，将政权握在自己的手里。于今呢？有产阶级将无产阶级的劳力剥夺下来送到市场去卖，无产阶级在社会上可以处处与它享同样的待遇吗？无产阶级的儿子可以有幸进入中学、大学或其他专门□□□么？这是绝没有的啊！
人人应该劳动，这仿佛是社会上应有的道德，然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劳动工具都为一阶级所备有，劳动者终日劳动并未为社会增加福利，只是为资本家增加资本。劳动者愈劳动，资本愈堆积，扰起社会的灾害愈大。所以，“人人应该劳动”这句话，在现社会中只可成为一阶级命令一阶级的命令语：“你要好好的作工，我才收留你，并且多给你几个工钱，否则立时要你站在工厂门外去！”
个人的财产应该人人尊重，这是现代有产阶级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可以说所有有产阶级社会的法律都自这一点出发。当劳动者还是直接的生产者时，这就是说当劳动者自己备有生产方法和工具，自己为自己生产时，这种道德观念还可以用的：因为这时侵犯他人的财产，实是侵犯他人应有的生存。于今个人的财产十之九都被资本侵吞了，而自己也资本化了。大多数人是没有个人的财产可以以尊重的，那么所谓尊重个人的财产，即是尊重资本家的资本。资本是掠夺劳动者的血汗和压迫殖民地的凶器，资本膨胀扰起经济的危机和战争的危机。
还有，国家的防卫也是曾经在历史上成一个很重要的道德。国家防卫的道德观念所以成立，本是因邻国屡次侵犯的刺激，某一地方的民族遂能纠合民众的事例，以防敌人之侵入、虐待或蹂躏。在某时期间，被支配阶级也有相当便利的，于今呢？资本主义发展已将世界的经济关系打成一片，国与国相依为命，不能孤存，只因还有有产阶级存在，要维持它的私有财产、它的统治权，仍然要从地球上划分此疆彼界，国际间一切纠纷和危机都由是而起。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牺牲品，资本主义发展成了世界的，无产阶级也跟着成了世界的，法国的无产阶级同德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以及亚洲的无产阶级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无所有，卖劳力生活的，无产阶级□仍受掠夺和它的有产阶级的欺骗，为国防为祖国去牺牲，不独增加国际间的危机，直是保护和扩张他的敌人的统治权而增加自己的枷锁。此外，马克思主义对于道德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这个认识是由第二个来的，就是有史以来的社会是阶级组成的，道德的观念就是因有产阶级对抗的事实发生的。若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因生产力发达的缘故，社会的阶级废了，阶级对抗的情形没有了，而道德的观念也不存在了，这个观念乍说出来，一定□为成见所不许，其实仔细研究起来并不奇怪。
比如再拿上面所举的例子来说……“自由”罢，阶级争抗废除了，即没有压迫、束缚等事；换言之，即没有不自由的事；没有不自由的事，即没有要求自由的事；没有自由的要求，那有自由的道德观念呢？“平等”也是如此，没有平等的要求，也即没有平等的道德观念。
再说，人人应该劳动罢。在分成阶级的社会中，劳动总是一阶级强迫别一阶级的，才有人不愿意劳动，若阶级对抗废除了，劳动艺术化了，无人不劳动，因之劳动也不成为道德的观念了。他如个人的财产应该尊重“国家的防卫”等，在共产主义革命后，不待说，更是没有的。
这种事实并且在人类社会上已经找到了例证。有一位英国律师梅纳（maine）曾经证明在印度共产村中，关于我们对于正义、权利、责任这些观念毫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在共产团当中没有冲突的利益，换句话就是因为所有总□到个人即施之于团之全体，又因为利益是公共的，不是像在我们的社会中，利益是冲突的，所以不需要什么政□的权力或官吏以矫正个人的错误。
以上三个道德的认识，在《共产党宣言》上也明明说过，宣言上说：
“这岂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敏锐才能够懂得人的意志，如见地、意想、概念等是伴着自他的生活条件、他的社会的关系、他的团体的生存中来的变换而变换吗？
思想史证明什么？不只是精神的生活，随着物质的生活与转变的吗？所有支配一个时代的观念，曾未有不是支配阶级的观念。
常人说某一个全社会的□□□念，时人只□发表这个事实：在旧社会的怀中，一个新社会的元素已形成了；旧的观念瓦解了，与新的社会关系的瓦解并行。
当古代社会到了它的末日时，旧的宗教被基督教战胜了。当18世纪，封建的社会与有产阶级——这时是革命的——决了最后一战时，基督教的观念，遂让位于哲学的观念；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这些都只是在知识的领域中□□□自由竞争即位。
曾有人说不错，宗教、道德、哲学、政治裁判等的思想，是在历史发展的路程中改变的。但宗教、道德、哲学、政治、法律经过这些转变，它们的本身总遂时时保存在的。
有很多永久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是共同于一切社会的条件的。乃共产主义废除永久的真理，它不给宗教、道德一个新的形式，而给它们废除，这是违反所有以工历史的发展。
这个攻击应该用什么来压服它呢？所有社会的历史直到到现在可概括在阶级对抗中，——在各个时代而被有各个不同的形式的对抗中。
但是无论□些□□所被的形式是怎样，社会的一部分掠夺别一部分，这是有史以来的一个共通的事实。所以历代的社会的意识，虽然极分歧、极不同，都在某一些共同的形式上变换其皮毛，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些意识的共同的形式只会与阶级对抗完全消灭而完全消灭的。
共产主义的革命是与旧有的财产关系最彻底的决裂；若它在它的发展的途径中，与旧有遗产的观念有最激进的决裂，也是毫无疑义的。”
（石夫） |
一个无政府党和一个共产党的谈话（尹宽，1922-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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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政府党和一个共产党的谈话
尹宽（1922-23年）
〔来源〕连载于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少年》月刊，连载于第七号，1923年3月1日；第八号，4月1日；第十号，7月1日；第十一号，8月15日。署名：Y.K。本文中的甲、乙两人分别代表无政府党人和共产党人。
甲：我真还不明白，你们共产党人的目的究竟是怎样？换言之，就是你们愿意创造一个什么社会？
乙：我们共产党的目的是在由无产阶级推翻有产阶级，转变有产阶级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的社会，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共产主义的社会是生产共有、分配共管、无国、无家、无阶级、无政府的社会。
甲：你说错了。“这全是我们无政府党人所主张的无政府的共产社会。你为什么不说：生产为国所有，分配为国所管；有国、有家、有阶级、有政府的社会。”而窃取我们的主张呢？（参看《工余》第十号143页）
乙：你说话真奇怪，像这样一种无政府的共产社会的目的，岂是一种什么灵物，由你们无政府党人脑子里创造出来的，应该为你们的专卖品吗？要知道，这样的目的全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矛盾的时候反映出来的，人人不难推测到。所以无论是空想家或实行家，说到目的上总有些相同点。因为目的，人人都会抛弃坏的，选择好的。殊不知问题不在好的或坏的目的，也不在高谈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是在我们怎样去实现这个目的。
甲：然则“你们的主义为什么不称无政府共产主义呢？”（参看《工余》第十号143页）
乙：你这话更是莫名其妙了，难道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区别就在原定的名称这几个字面上吗？无政府主义有“无政府”三字就会达到无政府共产社会吗？共产主义没有“无政府”三字冠在头上，就会达到有政府的共产社会吗？我解释给你听：你们无政府党人所以郑重地将“无政府”三字冠在头上，是因为你们只知道笼统地诅咒“政府万恶”，政府在你们这仿佛是一个偶然下凡来的怪物，所以大嘶大叫地反对任何政府，以为只要那一天我们大家都“齐心齐意”一长矛将这个怪物捣毁，“第一日就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不然，共产党人认现代政府是现代经济制度的产物，是阶级压制的机器。近代政府之凶恶，不是政府本身凶恶，是有产阶级凶恶；完成这架机器，使用这架机器。我们只在努力推翻有产阶级，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则政府即老废了。
甲：你莫要强辨，你们“共产党之革命志在夺取国家之权力以压制群众，我们无政府党之革命志在废除国家以解放群众”。（参看《工余》十三号190页）不信，请看你们共产党人已经在俄国实行的共产主义的模范社会：“俄国革命之第一幕，布尔什维克党将土地从农人之手夺过来，然后置于国家权力之下，及强迫工人将十月革命所得之工厂而让于国家。”（参看《工余》十三号189页）
乙：像你这样信口雌黄，实在麻烦人。我且问你：你所说的群众，是指资本家、大地主、小有产阶级，及他们的仆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无政府党吗？抑是指工人、贫苦农人和半无产者呢？要知道俄国现在的所谓国家，与从前的已大不相同了。其形象虽相似，其实质已完全改变。即从前的是维持统治权的机关，现在的是革命的机关；从前的是少数压服多数的，现在的是多数压服少数的。一句话：俄国现在的国家是劳农的国家，不是有产阶级的国家了！国家既是劳农的，所谓将土地置于国家权力之下，将工厂让于国家，是不是说将土地和工厂都置于劳农统治之下呢？
甲：无产阶级既推翻了有产阶级的国家，为什么还要重新建设它的国家呢？
乙：它要国家来施行它的专政。
甲：只要它是国家，“无论它是沙皇的或布尔什维克的，都要推翻它，无论什么都不肯让给它（！）”（参看《工余》十三号109页）
乙：你这样说话，真令人笑死。这样，好比一个夜间的狗子，闻着声息就狂叫，不管这声息是主人的还是客人的。对不起，我说这话并不是有意侮慢的，我不过要选择一个恰当的比喻。不是说你们也主张阶级争斗吗？
甲：是的。但“阶级战争是一件事，劳工专政又是一件事，不能混为一谈。阶级战争乃社会进化路上推演出来的一步。劳工专政本为强权的共产主义派所要造出来的方法。”（参看《工余》十一号160页）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社会是分成两个阶级的：一是治人阶级，政治上治人者是官僚、政客、军阀，经济上治人者是资本家；一是被治阶级，政治上之被治者是平民，经济上之被治者是工人。（作者按：读者注意，这样的分别对不对！）治人阶级常借其政治上、经济上之优越权把被治阶级大部分之权利掠夺了。所以被治阶级因为感受痛苦，渐渐便觉悟起来，而组织一阶级之大团结，便把治人阶级推翻了。（参看《工余》第八号86页）我们主张阶级战争和“劳工武装”，因为这种武力的组织在革命初期是不可少的，但是不可照现政府的办法，完成一种宪法而成为永久之机关，这不过是过渡时期中之一种组织。这种组织最好叫做“革命防卫委员会”。（参看《工余》第八号87页）
乙：难怪人说你们无政府党人只是咬文嚼字，你这“革命防卫委员会”，若以你们反对任何强权之见地看，与工人国家是一样的，因为它也是革命的集中的军事的组织；不过它是想象的，拿到实地上去应用还不够罢了。
甲：不然。（1）我这个委员会不是国家，“它的职权只是防卫的，是防止反革命的。若反革命消灭了，没有防卫之需要的时候就要给它取消了。除了防卫之外，其余一切生产和分配都由各地方各产业的工会自决。”（参看《工余》八号87页）不像“俄国共产党人所实施的完全是国家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把工厂土地完全收归国有”；（2）这个委员会是“废除政党的组织而为阶级的组织”。“数年来俄国之所谓劳工专政者，实际上不过共产党专制。劳工终日只知政党之竞争，而真正之阶级战争故无从实现。”所以我们以为“宜组织劳工阶级大同盟。所谓劳工有两种：有脑力的工，有手力的工，我们只要问他这种劳力是否有益于人类。如是有益于人类的，又不属于治人的工作（如政治家、资本家），我们应该认他同属于一阶级。又我们要希图世界革命，更要谋全球劳工阶级之大团结。我们应该以经济地位而分阶级，不可以思想不同而分派别。因为劳工阶级处于利害相同之地位，若以思想不同而起争端，真是劳工阶级之催命符。”（参看《工余》九号119页）；（3）“这个委员会的组织，不绝对服从首领，只是由各地方委派能负责任的可撤回的经理，以担任指导”。“所委派的人不是把革命的全权交给他，他们只是派往各省各城市的一个战斗员。”（参看《工余》第十三号190页）
乙：你这三段话全是错误。
甲：你说话何以这样武断；难道你所说的就全是真理，别人所说的就全是错误吗？
乙：你要知道，我们不是自由思想家，说什么真理是无穷无尽的，即马克思学说也不过改造社会问题中之一答案。真理，全凭脑子创造的，是无穷无尽的；从事变的真实关系上证明出来的，就有一定的。你这些错误，要逐句解剖非常烦难，总之，你没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历史的常识，没有空间时间的观念，因之你即没有社会进化的概念，所有社会的真实的关系你都看不出来，所有流通的事变表现在你的眼中都是死的、整个的。在第一段上，你不懂得什么是国家；你“亟认国家是资本家刻意创造的（！）”，因之，你也就不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你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本为强权的共产主义派所要造出来的方法（！）”，你何尝知道这是社会进化之客观的事物的势力，为马克思主义所指明出来的。在第二段上，（1）你不懂得什么是政党。在你的意识中只是：政党即是官僚，官僚是坏人；共产党也是政党，所以共产党也是坏人（好简单！）；（2）你未曾看过人群的组织，你以为于今全世界上的人只有一些治人阶级——官僚、资本家——是坏人，其余的都是平民，都是好人。这些坏人都仿佛是一些海贼偶然打我们地上经过；而其余的平民都是归真返朴的：没有因农业国与工业国在生产上而有技术条件之差异；也没有因地域的限制，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也没有因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而在劳动上有所调节；也没有一个人因向来生活地位不同，思想上有所偏向；也没有一个人有什么成见。而且这些平民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宣传，都好比中了传染病一样：无人不中，无人不中到一样深浅。所以平民很容易一致，不须有什么优秀分子组织一个参谋机关为他指导方向，运用战略，即将这几个坏人打得一溃而散，永不回头。“这时候阶级也废止了，战争也消灭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当天就来了！你知道人群中除开有产阶级和他的雇用人外，还有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他们不是“经济上治人者”，也不是“政治上治人者”，但他们是反革命者！——农民、贫农、半无产者和无产者吗！你在法国常看过有工团因为有工人为增加工资、缩短时间罢工，而宣告“LaPatrieestendanerg”（祖国在危险中）吗？你知道工钱奴当中有多少是觉悟的奋斗的吗？你听说德国一千五百万工钱奴，一百万是社会民主党吗？你的最奇特的佳话，就是：“……不可以思想不同而分派别，因为劳工阶级（读者注意，此地“劳工阶级”系应用无政府主义者所下的界说）处于利害相同之地位，若以思想不同而起争端，真是……”像这样，共产党自然是无用的了，但还有你一位同志说：“我们跑到各工厂里去，用书报演说把我们主义之完善及方法之容易告诉工人，俟工人赞成了，我们就帮助他们组织工会。”（参看《工余》第八号85页）我不知道所演说的是不是演说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工人赞成了”，是不是赞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但你这位同志又接着说：“但劳工团体之组织应由劳工之自动，不应为一政党所操纵，以免因一时政见之差异，就把劳工阶级分裂起来。”——像这些混沌思想，全是由你们脑子里做梦发现出来的，别人真不好解！在第三段上，恩格斯早就给你指点成了笑话了。他说：“试拿一个工场，一个铁路，一个海船说，这是很明显的，若没有相当的服从，因之也没有相当的权力，试问这些复杂的技术的机械，都需用很多的机器，要很多的人做方法的合作，可以行使吗？”若我以这种论据来反对最狂妄的反强权者，他们定会答我：哈！这是不错的，但我们所授予我们代表的不是一个权力，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极清楚的委任状。这帮人想象以为我们换一件东西，只需换它的名称就是。若自治主义者只愿意说将来的社会组织会只许权力在由生产条件严格地规定的范围中，我们会相信的。但事实已表现有权力的必要时，他们还盲目的反对着，他们火烈地反抗文字。
和你们无政府党人所最闹不清楚的，差不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今天我很愿意再与你谈一谈。
凡革命都是一个“专政”，无产阶级为尽它历史的使命，推翻有产阶级，将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将有产阶级推倒后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是当然的。我们要知道，不是将有产阶级刚推倒，马上荣华福利遍地都来了的。大资本家纵然可服了；但社会上还有无数群人与他未断绝关系，想乘机恢复旧制度，或不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的。因此，阶级争斗在这时并未停止。无产阶级为使它的革命完成，势必要施行它的专政，势必要成立它的国家。这无产阶级的国家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换言之，就是将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之唯一机能。它的工作约有下列十二项：（1）组织它的防卫，以抵抗内外敌人；（2）督率所有人都执行由它采取的决定；（3）抵抗所有职员、自由职业的代表、专门家，以及尚未解脱有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做怠工运动；（4）一致地全盘规划组织生产，不计及某一地方的或某一部分的利益；（5）依照劳动者的利益，不依照寄生者的利益，组织生产品和商品的分配；（6）强迫游民劳动；（7）从事公共教育之一个合理的组织（要知道多数在高等、中等或初等教科的人都是反对社会革命的）；（8）组织水陆交通机关；（9）征收人民中的某一部分财产未充公的赋税；（10）在公共利益中与邻地组织通商；（11）组织一个工人卫队或红军（在劳动者是强迫的，否则一切争斗的担负都返归到先进的分子身上）；（12）最后在凡工人阶级所统辖的地方，有条理地分配劳力、应用器具及材料。于此可见无产阶级的国家，不是空的，是有一些具体的、重大的工作要做的。
甲：但是国家总是一个压制机关，抵抗反革命纵然是个利器，但工人也一样不自由受束缚。
乙：你曾看过有产阶级的国家有妨害于有产阶级的吗？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国家一定回过来反对工人呢？国家是一个阶级用来对付别一个阶级的压制机关，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
甲：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有形式而具强力的国家，这就是说：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国家、有产阶级的国家和“劳工专政”的国家，因为既称为“国”，就是强迫人顺从他的国的范围，何况更加上用专政的手腕以胁迫人嘛，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能不反对“劳工专政”的国家。（参看《工余》第十四号2页）
乙：我首先要问你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的国家”、“有产阶级的国家”，——这三个国家有什么分别？这一点在别人或许是小节，在你们无政府党人就关系重大，因为你们处处闹笑话都是从这里起：有些事物其形象虽仿佛，其实质已全非，有些□动，其手续虽类似，其目的已大不相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你们都不管，你们只是抱头抱脑说你们的，虽同名为国家，有的其名称虽不同，其东西是一个；有的就大有分别，你们也都不管，只因高德文、蒲鲁东、司梯奈、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都开儿、托尔斯泰这几位老祖都曾经反对“国家”，所以你们也要反对“国家”，——逢着国家就要反对。
我首先即问过你们是否也赞成阶级争斗，你说赞成。为什么要主张阶级争斗呢？因现社会分成两大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和有产阶级争斗呢？因为受它的压制。它用什么压制呢？国家！因为有了国家，有产阶级可以将社会上所有事物都放在它的安排之下，所有势力（物质的和精神的）都集中在它的手中。因为有了国家，可以保持它的私有财产制，维持它的统治权；因为有了国家，它可以奴服无产阶级不让它爬起来与它站在平等地位争斗！无产阶级要想将有产阶级打倒，那么，首先就要将有产阶级打离开这架压制的机器——国家，又因为这架机器是由历史发展来的社会的最高权力，可以将一切事物、一切势力都放在它的安排之下；可以把持或创立一种社会制度；可以压制别一阶级——无产阶级要完成它的使命，继续它的争斗（不能放松！还要继续！），势不能不抱起这样组织完备、应用灵敏的机器，以废除私有财产，根本上铲除有产阶级的统治权。
所以，所谓阶级争斗，并不是抽象的一个无踪无影的自然力，你说“既称为国，就要强迫人顺从它的国的范围”，这是不错的。但是，倘你们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有产阶级强迫无产阶级顺从它的国的范围是对的；若亦反对无产阶级强迫有产阶级顺从它的国的范围，是不是反对无产阶级有权做社会革命呢？
关于国家之发生，国家之社会势力，国家之所有革命中的作用，国家之死——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说得甚清楚，不知你看过没有？为使你彻底了解无产阶级专政起见，特择要引出几段来给你看看。
“国家绝不是一种势力自外引入社会里来的，它更不是像黑格尔所认定的，是一个‘道德观念的实际’或理性的产物。它是社会发展到了某一个程度上的产物。有了国家，仿佛即是昭示这个社会已经落在一个不可解的内部对抗中，成为它自身无法解脱，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使这个对抗，换言之就是为使这个由相反的经济利益所划分的阶级，不在一个无益的争斗中相互吞噬，人即觉得有一个特别的势力支配这个社会的必要。这个势力，即可折衷争执，维持这个争执放在“秩序”的范围里的一个势力，它是出自社会的，但它是高出社会以上并且渐渐与社会离远的。”
“一个公共的权力（pouvoirpublic）之建设，不是用民众自动的武装汇合起来的。这种特别的公共权力是不可免的，因为自社会划分为阶级以来，民众‘自动的组织’已经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不止包有军人，并包有物质的要素——如监狱及其他种种压制的组织，这些要素，在部落的社会里人都不知道的。”
“我们所以说一个特别的权力，因为每个国家的特有的公共权力都不是直接由武装民众和它的‘自动的组织’同时汇合起来的。”
“国家是一个‘压制的、专门的势力’，这个由有产阶级压制无产阶级的专门的势力——或称由极少数富人压制数百万劳动者的专门的势力，应该代以无产阶级压制有产阶级的专门的势力——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以国家废除国家就在这里，以社会的名义备有生产的方法的事，也就在这里。”
“无产阶级利用它的政治的统治权，渐渐从有产阶级身上拔出所有资本，所有生产的方法放在国家——组织为支配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以最可能的速度增加生产的总和。”
“国家是一个势力的专门的组织，这个势力之组织，是在压制某一阶级的。然则无产阶级应该要压制的是哪一个阶级呢？一定是个掠夺者阶级，即有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打倒有产阶级的反抗的，并且只有无产阶级能打倒它。而得到圆满的结果，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是一个唯一的彻底的革命的而又能联合劳动者及其他所有被压迫者在反抗有产阶级的争斗中，以便根本铲除有产阶级。”
“掠夺阶级所需要的就是政治的统治权，以把持他的掠夺——在一个极少数个人主义的利益上反抗大多数平民，被掠夺阶级所需要的也就是政治的统治权，以便废除所有统治——在大多数平民利益中反对极少数近代的奴隶的主人、地主和资本家。”
“无产阶级绝对应该备有国家的势力——势力集中的组织，强暴势力的组织——以压服掠夺者的反抗，以便将农民阶级、小有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这些人民大众软化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组织中。”
“国家不是时时存在的，并且有许多社会免了它。并且连国家和政府权力的意义人都不懂……于今，我们大踏步向着这样一个生产的发展道上走：就是到了这时，这些阶级的存在不独不是必须，并且成了一切生产的障碍物。阶级的消灭和它的构成一样，是不可免的。到阶级消灭时，国家亦即消灭了，社会又重新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结合的原则上组织生产，而将政府这架机器送在一个相当的位置：放在古代博物馆里与纺纱车和燧石斧列在一旁。”
“国家是全社会的官样的代表，它是集中在一个特别的团体里，但它无论如何，总不出这个标准：就是它总是为一个在当时单独代表全社会的阶级的国家——在古代，奴隶的主人的国家；在中世纪，封建贵族的国家；在现在，有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真成了全社会代表时，它即成了废物，到了没有社会的阶级应该要放在统治之下的时候；自阶级争斗的冲突和混乱及阶级的统治，及为个人生存争斗（是由现今生产的无政府所致）都消灭了的时候；到了没有什么压服，和没有需要一个专门制裁的势力的时候，即不需要国家了。”
“一日，大多数民众自己压服了它的压迫者，即没有一个‘压制的专门的势力’之必要，这就是在这种方向中，国家渐渐老死，不须一个特权的少数（特权的官吏和军队的长官）之专门的组织，大多数民众自己会直接成就这些事业，民众愈自担当国家权力的作用，这权力的必要愈觉没有了。”
请看，这完全是阶级争斗的科学的历史的研究。
我现在总括起来告诉你几句：革命即是阶级争斗；阶级争斗即是一个“专政”（Dictature）；国家即是被一阶级使用施行这个“专政”的；反对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是反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反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即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所以你说“阶级争斗是一件事，劳工专政又是一件事”，这句话是不通的。
国家是阶级对抗中的产物，它是为一阶级所占据的社会的最高权力。无产阶级强夺这个国家，占据这个国家，利用这个国家，这正是无产阶级争斗的具体的实行的表现；这就是说，这正是无产阶级真正在社会上握得了最高权。由被支配阶级一变而为支配阶级的地位，完成它的阶级争斗。
国家是由阶级对抗发生的，阶级对抗是由生产方法未完备的事实发生的，于今信赖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奇大的生产力；有火车，有电线，有无线电，有海底电线，有轮船，有几百、几千、几万人可以共同作工的大工厂，有可以普及到极偏的地方的新闻纸；因此乡村与城市的隔阂被打破了，技术可以与科学联合，教育可以不是一个特别的组织往往为一部分所专有，而是普遍的东西了；最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被资本主义的文明化了，更加上资本集中的事实，社会的阶级简单了，只剩了两个阶级——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是有史以来阶级对抗中的最后一个阶级；它将它自己从掠夺它的有产阶级中解放出来，同时即是将全社会从阶级的对抗和阶级的掠夺中解放出来。因此，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后，共产主义的社会成立，生产力更加倍发展，阶级对抗的发现成为不可能了，阶级对抗废除了，由阶级对抗发生的国家即不须废除而老死了。
然则你还有什么可说呢？
甲：今天你有时间，我们再谈社会革命问题吗？
乙：很好。不过我们定要抓住这个“社会革命的问题”，然后我们才有谈话的根据地。因为倘我们都有革命的要求，于是我们才要求对于革命的实际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否则我批评你们的无政府主义，说你们无政府不能实现、不能维系我们革命的要求，而你们心目中并没有打算要实现无政府主义，徒说一些玄学的混沌思想，如“彻底清源的去寻求人类生活真正的道路”，“自然界的事和人类真正生活的实际”，“当彻底的了解人与人类的自然现象与正当的意义”。（见《工余》十六号28、29、32）甚至你们对于社会革命毫不负责任，专拿一些“野心家”、“权利欲”、“‘官僚”、“魔王”、“拍马屁”……毫无意义的，只须不顾一切可以加之于任何人的漫骂名词来与反革命合作。
甲：好。现在我们就专讨论社会革命问题，不过你上次所说的我还有怀疑，我总觉得革命是消灭阶级不是保持阶级的；它是废除国家的，不是使国家的权力更加强大，“你们既然有此能力抢到一切权力，为什么不尽你们的力量推翻一切的权力呢？”（见《工余》十六号，34）“推翻的工作都不要政府专制都做成功了，推翻之后偏才要个专政将众人分工活动的一切集在一个地方听少数人使挥！”（见《工余》第十七期，7）
乙：你一说话就惹人笑。革命就是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争斗的逻辑的结果，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无产阶级的国家与有产阶级的国家不同，亦犹之有产阶级底国家与封建的国家不同是一样，即：封建的国家是寡头政府，是握在世袭的贵族手里；有产阶级的国家是巴罗门（Parlement）政府，是握在工商业的资本家手中；无产阶级的国家是苏维埃政府，是握在劳兵农手中。这点上次我们已经谈过，现在不必再重述一遍。
假使阶级争斗，不是在我们脑中的一个抽象的观念，我们说阶级争斗当然即承认社会上有阶级存在，有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被压迫阶级要推翻压迫阶级，首先即应该有本阶级的存在，它能最后征服了压迫阶级，一定要它本阶级的争斗的势力和一切争斗所必需的工具都能战胜压迫阶级，若要消灭阶级，阶级还没有消灭，即首先要消灭自己的阶级，这样要消灭阶级只有一法，先教本阶级自杀，不须怎样的科学的方法来推论，只须你平声静气地再思索一番：“你们既然有此能力抢到一切权力，为什么不尽你们的力量推翻一切的权力（大概是包括推翻的人的权力在内！）呢？”这句话通吗？
依我们看，革命的第一步最重要最吃紧的工作，不在推翻支配阶级时，正是在推翻支配阶级后：因为现今有产阶级的社会，差不多时刻都在动摇中，被压迫的民众不难乘机而起，将有产阶级的统治权轰散；但是，恰好到这个时候四面八方的敌人都统一前敌对他们下总攻击。他们在这时为能保持他们已得的胜利及达到最后的胜利，势必要组织阶级的最高权力攻打所有的反革命，同时更须组织生产和分配及社会上一切设施——若他们这样做了，这就是一个专政，这些我们在上次也已经谈过，现在也不能再重述一遍。
试举一个例子，在1920年秋，意大利工人，不是已经占据了工厂，农人占据了土地吗？若照你们看，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在这次不是已经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吗？只因缺了一个有统一意志的坚强的共产党将所有革命的群众聚合在一个鲜明的旗帜之下，以致革命的群众未握得政权实行他们的专政，结果，反革命不单使用政权将他们已获得的胜利夺回，更蹂躏他们不遗余力，成了现在的世界最著名的法西斯蒂（Fasistes）专政，现在他可去问问意大利的工人和农人，你们既然已占据了土地和工厂，你们应该是“生产者就是管理者，管理者就是生产者，更要由各地方各产业的工人依照该地方该产业的经济的情形自决，不能要有一中央政府去指挥，一则……”（见《工余》第八号87）——你们为什么又放了手呢？或者你去告诉他们，“你们有力量在从前革命，自能在以后用那力量更发展的维护、完成革命，从前不赖有专政，以后也须不上他”（见《工余》第十七号5）
甲：“我们反对一切政治运动，……我们劳动者所希望的不是夺取政权，是消灭政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要把一切民众自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是自由的无政府。”（见《工余》第十七期2，3）
乙：你们说话，全不加分析，我且就你所说的话来问你：所谓政权是不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权？所谓消灭政权是不是被治阶级组织起来先打倒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后消灭统治阶级的统治权？若被统治阶级组织起来，要消灭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在这“消灭”（若我们稍有点时间的观念，总不会相信消灭是一刹那间的事）期间，它自身是不是有一个统治权？
不错，我们是要把一切民众自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不过民众要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是向支配阶级乞怜解放出来，还是要自身组成一阶级实行阶级争斗解放出来呢？阶级争斗，还不算是政治运动吗？
甲：“政治的运动不是引导我们进到民众解放的新社会去。”
乙：照我们的推理，我们不是把“政治的运动”当一个玄学的或教义的观念，以这个观念引导我们进到民众解放的新社会去，我们是说民众解放，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这种运动叫政治的运动，由此可见“政治”两字，在你们脑中仿佛不是一个意象学的（idéoloque）名词，是一个永久的实体（étreéternel）。
甲：“政治的组织就是少数人要来剥夺大多数人权利的一种工具”，“政治家常借其政治上的优越权利以凌压平民，资本家借其经济上的优越权利以凌压劳动者。政治家因得政治上的优越权利，同时即可获得经济上的优越权利；资本家因得经济上的优越权利，同时即可获得政治上的优越权利。所以废除资本家同时要废除政治家，如废除资本家而不废除政治家，那么，必然有资本主义复活之危险。”（见《工余》第十六号33，34）
乙：哈！哪晓得你们将现社会分四个阶级：资本家和劳动者、政治家和平民。政治家是与别的阶级无关系的；他们的专门买卖就是政治；政治是为他们所创造的；政治是与任何别的社会的阶级无关系的，它是政治家个人凭空制造出来欺平民的。我以为稍有社会的常识的都不致说出这种无稽之谈；你简直不懂得政治是什么。
甲：政治这两个字，我想工胞中一定有一大半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不妨解释明白告诉他们知道，我们现在借法文的politique与中文的“政治”同义，法文字典的注解是：Artdegouvernerétat，中文的释义是“治国的方术”，就是治人的秘诀。（！）讲到政治又不得不讲到使用政治的人，使用政治的人法文叫做：politicien，释义是：personnequifaitdelapolitique；中文意义是运用政治的人，简单说就是专门做政治事业的人，我们中国有个很普通的名词就是政客。（见《工余》第十五号，10）
乙：我听了你这一段话，想不笑实在忍不住，若真笑出来，也未免太刻薄了。
甲：怎样？
乙：像你这样解释政治——解释politique一个字也未免太简单太便当了！像这样，我们以后解释一切问题只须抱一本“Larousse”（法文字典）在手中就够了！若有人问我们什么是德莫克拉西，我们即打开“Larousse”告诉他：Democratie，法文字典的注解是：gouvernementoulepeupleexerselasouveraineté，中文的释义是：由平民施行最高权的政府——但有人又说现在有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Democrety）即是金钱贵族政治（ploutocratie）！
“政治”这两个字，即照字义讲解，也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不同：有时作政治学解，有时作政体解，有时作政事解，有时又作政策解（在世俗间有时又作私人玩弄手段解），政治家在法文也是politiqueadj，是指主持某种政治或施行某种政策以及担任国家事务的人。
但这样还只是解释了文字的意义，还未能解“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在你们，你们以为政治就是治人的秘诀；这治人的秘诀就是由少数专做治人事业的人造的。这样的仿佛认定了社会上除开因阶级的利益的冲突形成阶级统治的关系（即政治的关系）外，还有一些魔王专造一些政治的关系加入在我们的社会里，至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我们解决一切社会的问题，都不忘却社会的阶级的关系。政治是由阶级对抗形成的。阶级的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阶级的争斗是政治的争斗，争斗即是作战，作战要使用战略，战略是政治的，使用战略就需要使用战略的人。
因此，所有阶级争斗的问题，小而至于部分的要求，大而至于夺取政权，都是政治的问题。只须社会上有阶级的关系存在，我们都脱不了政治的网罗，这话不是说我们要故意利用政治；是说社会上有了阶级，阶级对抗的本身即是政治，一切由阶级对抗所发生的事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事件。
例如自19世纪上半期以来，所有工人阶级的劳动立法运动（如规定八小时工作，限制儿童作工的年龄，限制妇女工作的种类……）是不是政治的运动呢？1920年秋，意大利工人和农人的失败，是经济的失败，还是政治的失败呢？去年哈福尔（Havre）大罢工，当初是出于经济的要求，其后哈福尔的县长默叶（Meyer）和议员薛哥福利（Siegfrid）都加入了，本开尼（Poincaré）枪炮也加入了，这时工人的争斗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呢？墨索里尼（Mussolini）在意大利组织法西斯蒂（Fascistes）的工团，这是一个政治的现象，还是一个经济的现象呢？京汉铁路工人被残害，北京学生在众议院门前，遭毒打，这是不是政治的问题呢（只因政权落在帝制余孽的恶势力手里）？
又如一般资本主义的国家，自1919年以来欲弥补他们的大战的损失，遂设法掠夺工人阶级、延长工作时间、减少工资、破坏工人的团结……这是资本家政府的反动的政策；工人阶级应聚合起来，采用种种的共同的行动来抵制，这是共产党人的纠合工人的大众，使他们准备争斗的政策；阿姆斯特丹的工团国际怕与革命的分子接触失了它的群众，极力从它的工团中排斥革命的分子，这是改良派社会主义者的分裂政策；共产党人处处以工人阶级的利益做前提，纠合所有劳动者来做共同的争斗，以期工人阶级早日聚合起来达到最后的目的，这是共产党人的统一前敌的政策。法国一般自命为左派的政党（Blocdesgauches）感受法西斯蒂的攻击，想借此利用劳动大众现在帮助他们，为他们复仇，将来又拥护他们，捧他们上台——这是有产阶级的政党之欺骗政策；共产党人迅速指点迷途，使工人不要再跟他们后面跑，要以Blocouvrier对待Blocdesgauches（以工人党对待左派党）——这是共产党人的革命政策。
甲：“我现在简单的问你一句：譬如铁工、木工、土工……等的主人待遇他们太酷薄了，他们的生活太痛苦了，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合会和他们的主人对抗，有时罢工，有时占据工厂，这样争斗也可以说是带有政治性质吗？这种争斗，也可以说是政治争斗吗？（见《工余》第十五号，17）
乙：由你这一段话，足见你们平日所谓“阶级”“阶级”，实际上你们对于社会的阶级的关系，并没有个明了的认识，你们在社会上所见到的，尽是一些散乱的民众。
在阶级统治的社会中，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是有限制的，近代工钱奴不知经过几次的争斗，几次的流血，才获得“一部分”言论、集会、结社等权利——即从有产阶级手中夺得一部分政权，可见铁工、木工、土工等不作散乱的暴动，能够成立一个联合会与他们的主人对抗已经是政治的行动了。若他们有时罢工，有时占据工厂，马上宪兵、警察一齐来了，捉的捉，杀的杀，有的应处以死刑，有的应处以徒刑——这是经济的现象，还是政治的现象呢？若他们要达到最后的解放，他们不独与他们的主人反抗几次，他们势必要打倒他们主人的阶级，推翻他们主人的制度，成立他们自己的制度。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先要与他们的主人作很长期的争斗，渐渐自身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坚强的阶级，备有种种争斗的机关（工团、合作社、工人议事会、政党等）。一旦将他们的主人的统治权打倒了，他们马上即须自身组织成支配阶级压服他们的主人和他们主人的阶级，建设他们自己的社会，在这革命的争斗期中，他们不独对反革命应该下猛攻，即一些犹疑不定的分子都应该排除，以免扰乱革命的队伍。为什么呢？因革命是绝对的坚决的行动，不是可试一试玩的，革命一失败，反革命即着着逼人！——若木工、铁工、土工……等这样做了，这样就是共产党人称之为专政。
甲：“政治一物，在它的本质上，只是少数者想征服多数者，支配多数者的方法。所以号称以多数者支配的德莫克拉西以及无产阶级的政治等等在学者书案上或者可以成立，在实际上绝对不能成立。”（见《工余》第十七期，2）
乙：所以政治究竟是什么，你还未弄清楚，你们被近代有产阶级欺骗人的“全民政治”欺骗了，因而你们即否认政治的本身（你否认它，其奈它本身存在何！）。政治不是“一物”，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的“本质”，我告诉你：当在纯粹的农业社会中，生产工具简单，交通不便利，人民安土重迁，他们的政治思想也不发达，因此他们遂容易为少数武人所征服，产生家天下的绝对的专制政治；及工商业勃兴，自由都市上产了一般富的市民。在这时产业发达了，交通便利了，因之这般市民的政治的常识也发达了。在这时，寡头政治不能维持了，无论谁，再施行寡头政治也成为不可能了。这般工商阶级要想推翻封建贵族，成立他们的统治，唯一的形式就是集合各工商阶级的派别成立巴罗门，利用巴罗门共同宰割全社会的利益，这样遂成立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其后因自由竞争和资本集中的结果，从各地人民中造成大多数的无产者，这般无产者渐渐觉悟起来，次第成立合作社、工团、工厂委员会等组织。他们先以这些组织为争斗机关，后以这些组织为基础建设他们的统治权，以成立苏维埃的民主共和政治；最后，因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的阶级由繁化简，无产阶级成为有史以来阶级对抗的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将有产阶级最后消灭了，即将全社会的阶级消灭了，从此阶级统治的事没有了，政治即跟着消灭于无形了。——请看这就是政治的“本质”，你们所谓政治的“本质”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篇谈话本是预备同《工余》杂志社研究下列几个社会革命的问题：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国家（L'gtat）、政治运动、共产党的作用等，前四个已在《少年》第七号、第八号和本号上，次第发表出来；后一个本拟也在这一号上发表，只苦于没有篇幅，不得不仍待下期，不过，以后倘有篇幅，对于中央集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我还愿与《工余》杂志社诸君作一研究；因这些也是他们所不满意的。
作者附识
甲：因为要做政治的运动即免不了带政治臭味的政党，政党即是官僚政客，所以我们反对政党。
乙：你们是否也反对无政府党呢？
甲：无政府党不是政党。
乙：所谓政党，简单地解释即是主持某种政见的一派人，你们无政府党，难道没有政见吗？
甲：我们是有所主张；但我们的主张不是政治的。
乙：我且问你！别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你们反对“任何”专政；别人主张组织无产阶级的国家，你们反对“任何”国家；别人向工人宣传希望他们信共产主义，你们也向工人宣传希望他们信无政府主义；别人在莫斯科组织第三国际，你们也在柏林组织无政府国际；——别人的主张都是带政治的臭味，你们的呢？带政治的香味——我以为至少也要带政治的香味，断不能说完全不带政治味！
因为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所以你们也不懂得什么是政党。政党不是几个野心家特意创造的，是由阶级争斗必然产生的。政党是附属于社会的阶级的；每个阶级为拥护或争夺本阶级的利益必然地要产出它的政党，这个政党就是它本阶级的争斗的前驱。所以我们翻开历史一看，即见到所有政党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因历史上有种种利益不同的阶级，因而产生种种不同的政党。
在中世纪末，一般自由都市上工商阶级与贵族阶级发生冲突，渐渐要取贵族阶级的地位而代之时，竟产生共和党、民主党等；当法兰西大革命时即先形成依稳当（Girondins）、蒙达尼（Montagne）、甲角板（Jacobins）等政党；在有产阶级中有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农业资本、银行资本利益之分歧，故又有各种不同的政党（如英国自由党、保守党、法国Blocnational、BlocDesgauchesradicaux……）；即如中国，自海禁大开以后，受不住国际帝国主义的侵掠，满清的寡头政治遂发生动摇，首先形成立宪党、进步党，最后又形成具雏形的国民党；满清政府推倒以后，民主派又不能得势（因它的阶级的势力还没有形成），政权仍落在帝制余孽之手，因此遂形成专以取得做官发财为目的的安福部。
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渐渐形成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因之遂产生种种不同的社会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当初因为历史的发展尚未成熟和工人阶级的生活地位也有种种地不同，因之同一工人阶级创造各个不同的政党（初期的社会党人、无政府党人、改良派的社会党人，最后由它的发展的途径中，工人阶级中形成一部分最积进最有觉悟的分子，不特认清了它的历史的使命，并从长期的争斗中获得丰富的经验，认清了完成这个使命的所有必须的方法。——这一部分最积进最有觉悟的分子组织起来就是共产党。
所谓共产党是什么呢？共产党就是一群把同一目的，有同一的意见，采同一的手段，做一致的行动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政党。
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将有产阶级的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和废除阶级。它的意见是什么呢？——资本主义会崩坏和共产主义会完成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是绝对冲突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可获得。它的手段是什么呢？——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呢？——处处服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时因地不同采用种种革命的战略（如统一前敌、工人政府、与民主派联合战线），以取得无产阶级的最高权而达到无产阶级专政，再由无产阶级专政以成立共产主义的社会。
所以共产党，若从客观的见地说，它是历史的必然的产物。因为经过长期的争斗，工人阶级中自有一部分觉悟的分子，从种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外创成它本阶级的最坚决的独立的革命的政党；若从主观的见地说，无产阶级中处在各种地位的人生活于极不同的社会条件之下，这种分歧时时在群众的心理中生出分歧。所以无产阶级是处在永久变动的状态中，决不会采取完全一致的思想。有工人生在城市旁的；有的还是新近才从乡间来的；有的是国家的办事人，银行和商业的雇用人；有的是农业的工人；有的是有技能的工人；有的是没技能的工人；有的是大工厂的工人；有的是小匠人；有的是出自小有产阶级，新近才落在无产阶级中，完全还没有脱离他们旧的成见；这些不同的地位的人，自然对社会的现象有各种的概念和有各种结合的团体——我们为谋无产阶级早日解放，共产主义早日实现起见，势必要纠合已有觉悟的分子组成一个有明确党纲、有统一意志的政党，统率那些工人阶级意见不同团体上同一正确的轨道。
甲：我以为“劳工团体之组织，应由劳工之自动，不应为一政党所操纵，以免因一时政见之差异，就把劳工阶级分裂起来。”（见工余第八号，3）今宜组织劳工阶级大同盟。所谓劳工有两种有脑力的工，有手力的工，我们只问他这种劳力是不是有益于人类。如有益于人类的，又不属于治人的工作（如政治家、资本家），我们应该认他同属于一阶级。又我们要希图世界革命，更要谋全球劳工阶级之团结。我们应该以经济地位之不同而分阶级，不可以思想不同而分派别。因为劳工阶级同处于利害相同之地位，若以思想不同而起争端，真是劳工阶级之催命符。”（见《工余》第九号，8）
乙：你们说话真是不加思索，思想是行动的标志，有种种不同的思想的人可以做一致行动吗？难道革命是不要取坚决一致的行动吗？工人阶级因各种地位生出各种思想，因各种思想而创造出各种行动的团体。这各种行动的团体都各个扩张它的势力，希望全工人阶级就它的范围。最后谁得胜利即是谁真正认清了历史的使命。当你们无政府党人设法要使你们的思想——联合主义（Unionisme）、反代办主义（Antifonctiannisme）、反国家主义（Antiéatisme）……还有反共产主义——在工团中得势时，你们是尊重工团的独立吗？只有当共产党人在你们旁边主张集中主义和无产阶级暂时的专政时，你们即大叫强迫、侵犯工人独立。在各个地方社会主义者和改良派的工团主义者都一致要使他们的党纲战胜。你们无政府党人带着工团主义的假面孔也是如此。这是你们的权利，但要知道这也是共产党人的权利呀！
你们老同志马拉铁司打报告你们“意大利无政府党的运动”有几句话说得更明显：“工团联合会约有团员五十万，主要办事人皆为无政府主义者，主要的意旨皆为无政府主义的原理……在罗期加纳、马尔矢、里居连三大城完全为无政府势力范围……他们暗中组织反抗政府及社会党的政党的机关，所谓社会党的政党即指改良派、马克思派共产党的……”。（见《工余》第十五号，28）所谓“应由劳工自动”，“不应为一政党所操纵”在哪里？所谓“不以思想之不同而分派别”在哪里？
甲：我们无政府党人的势力是由工人倾向无政府主义来的，所以仍是由工人的自动，不是为一政党所操纵。至于说“不以思想之不同而分派别”是说……（说不出！）
乙：是的，你们的势力就是由真理得来的，别人的就是用魔术欺骗得来的！
甲：我总以为“同处于资本制度之下，社会党人不应该互相非难的，不特不应该互相非难，而且要互相扶助。”
乙：一点也不错，但是你要知道是谁当此阶级争斗正吃紧时与有产阶级的报纸异口同声咒骂共产党！是谁不分畛域时时处处为无产阶级的当前利益去争斗！季诺维也夫在国际共产党第四次大会上说：“在第一次大会上，我们即说：‘无人提出这个问题，你叫无政府主义者或工团主义者。我们只问你：你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抑是赞成帝国主义的战争呢？你是赞成一个不可调和的阶级争斗还是不呢？你是反对有产阶级还是赞成有产阶级呢？若是赞成反对阶级的敌人的争斗，你就是我们的人……’”，“……这很明白的，于今在国际共产党第四次的大会和红工团国际的第二次大会上，我们对无政府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的态度不能还守着第二国际的态度。我们认定所有切实赞成阶级争斗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是我们的兄弟。”——请看我们是不是故意互相非难呢？不过我们共产党人处处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前提。革命是最坚决一致的行动，所有违反革命的利益或革命的必不可免的纪律的，无论是社会党人或其他党人都在排斥之列，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否则即有妨害于革命。
甲：为什么在你们共产党人，“只共产党人方谓之有觉悟的工人，否则谓为资本家之走狗呢？”
乙：工人阶级中有不觉悟的分子，离开本阶级的营垒去拥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是有的事；但我们并未说过所有未觉悟的工人都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们谓共产党人是工人阶级中一部分最积进最有觉悟的分子，这并不是我们主观的自夸，是凭客观的观察上说的。因为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最积进最觉悟的分子组成的。所谓最积进最觉悟者，就是说这些分子对于他们阶级的历史的使命：取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废除阶级都有明了的认识、有争斗的决心。共产党除开工人阶级的利益无利益。它并没有什么特权要闭门自守的。它努力使最有知识、最有能力的工人归于它，归于它的学说，归于它的组织，归于它的行动。它努力使一切已成立的工人的组织（工团、合作社、体育会、文艺会及其他）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它指挥种种的核心（noyau）到处宣传：工厂里、造船厂里、矿场里、银行里、办事室里、兵营房里、船舱里，他煽动工人的团体、兵士的团体，以及体育的团体等。它又向女人宣传，向少年人、向幼童宣传。它的宣传是多种类的，但是一致的；在各种表现和方法之下处处是一样的学说、一样的纲领、一样的目的。
甲：你说到这里我有三点疑感：
（1）你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一部分最积进最有觉悟的分子组织成的，其实你们共产党尽是一些官僚政客组成的；
（2）“无论那一派政党，当它未得政权时，一定把它的政见说得天花乱坠，将来我得了政权后，就怎么样造福平民。但目的已达，则面目全非，平日之所谓造福平民者，不过领取薪俸，交结权贵，即社会革命之共产党亦何独不然。”（见《工余》第九号，8）当勃列项（Briand）、克鲁孟梭（Clémenceau）、米勒兰（Millerand）未得势时何尝不也是叫工人：Camarades！Camarades！（同志！），及工人选举他登合后，遂把工人忘记了。共产党包办革命，足见你们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才可获得”是欺骗人的了。“我们之所谓工人阶级是真正的，不像你们组织一个政党就算工人阶级。”（见《工余》第十二号，6）
乙：第一点：在这点上我分四层答复你：（1）当工人阶级的势力未雄厚时，的确是有一些官僚政客掺入工人的政党里。但阶级争斗逐渐发展，工人阶级对于本阶级的利益逐渐明了，这些官僚政客不是中途背叛，就是上不得战线被工人开除了；（2）“工人阶级中的分子”不一定是指工人分子。别的分子是工人阶级化的也是工人阶级中的分子。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并不是无产者，但无人能否认他们是无产阶级中最坚决、最勇敢、最有觉悟的分子。这般有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是偶然的，也是历史的事实。《共产党宣言》说：“如像我们已经看见的工业的进步将很多的支配阶级的派别（factions）抛到无产阶级中，或至少要使他们生存动摇。这般落伍的有产阶级分子亦为无产阶级带来好多进步的分子，最后，每次阶级争斗到了一个坚决的时候，支配阶级和全旧社会崩坏的历程激起一个剧烈的变动，竟使一小派统治阶级脱离本阶级而结合于将来所附属的革命的阶级。亦如往日有一部分贵族阶级跑入有产阶级，于今也有一部分有产阶级跑入无产阶级，最显著的就是这般对于历史的运动的全般有理论的认识的”；（3）一个共产党在它的组成上不能绝对是无产阶级的。只要它的征收的基础或它的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的，只要无产者在组织的各层上占多数，只要它营垒坚固，谨防着时时有乘机利用的小有产阶级分子闯进来；（4）在共产党中“知识分子”的问题，只是防范和纪律的问题；严加取缔，严加训练，尽量使它本身无产阶级化（第三国际……）——一句话，在共产党中这个问题只是“做”的问题，不像你们无政府党人挟着“小孩子的畏怯的心理”，有眼不看事实，专门疑神疑鬼。
第二点：在这点上分三层答你：（1）我还要请你谨记着，政党是阶级的。有产阶级的政党，时时是欺骗无产阶级的（但未曾欺骗过有产阶级！）近代有产阶级生来就与人做继续不断的争斗：当初与贵族阶级争斗，其后又与他们本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派别相争斗，时时与外国的有产阶级争斗。在这样争斗中它都要以“德谟克拉西”、“造福平民”、“保护祖国”这些名义号召无产阶级，求助于无产阶级。每次结果当然是无产阶级受骗，但这种情形，不能拟之于无产阶级自己的党。正因为历史的教训（屡次受骗），无产阶级才创立对一切党派独立的“自己的”党（共产党）来做参谋机关；（2）无产阶级在与有产阶级长期的争斗中，一定经过很多的挫折；或是被认识未清的党引错了路（如大战中各国的社会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是被别的阶级中人欺骗了；但是倘使在阶级争斗的复杂的情形中，一个有统一意志的政党是绝对地必须的，无产阶级只有努力创造真正能够引导无产阶级的解放的政党，决不能因噎废食，否认“任何”政党，连自己的都在反对之列！；（3）各阶级有各阶级的欺骗者或背叛者，但各阶级亦有各阶级的尽忠者或牺牲者。
你们只看见勃列项、克鲁孟梭、米勒兰，无产阶级遂抛弃它的政党吗？事实上完全相反！无产阶级每经一次失败即更认清它的目的；每经一次背叛即更坚固它的壁垒。你们用这种‘举一以例百’的逻辑，见工人阶级的政党中曾经有过认识未清的，或欺骗的，或中途背叛的首领，即反对政党的本身，犹之乎往日一般悲观主义者见社会中有恶人，遂厌恶人生，抛弃人类。殊不知无论何种恶人都是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的条件中产生的，决不能因有恶人而断定全社会或全人类的人都是恶的！
第三点：你们有一个死抱着不放的成见就是认定“政党”就是社会上无所归属的“官僚”、“政客”，因此你们认定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就是自外闯入的几个官僚政客；果真如此，共产党当然是要逐出工人阶级以外去。要知道共产党即是工人阶级本身。工人阶级与有产阶级争斗，渐次创立它的种种机关。它有工团、合作社、工厂委员……——它的四肢和耳目口鼻；它又有它的政党——它的头脑。人身徒有四肢和耳目口鼻而无大脑，则不能发生行动；徒有大脑而无四肢和耳目口鼻亦同样地不能发生行动。我们断不能谓人有四肢和耳目已足，而责骂大脑之独断专横。
所谓“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由工人自己方可获得”者，是说只有由工人阶级自身觉悟起来，在各种形式之下团结起来，采用个不妥协、不调和的阶级争斗，才可达到解放的目的。但是事实昭示我们，工人阶级不是全体一下都是觉悟的。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工人阶级各分子的地位不是一致的，它的觉悟也有先后缓急之不同的。当初总是一部分先进的觉悟的分子认清了它的解放的目的，团结起来做一个中心；再以这个中心来取得其余的工人阶级。所谓“取得”并不是说“占领”或“隶属”，是说宣传其余的工人阶级，取得它的信任。迨其余的工人阶级信任了，加入了这个中心了，这时这其余的工人阶级不是“其余的”了，也是这个中心里面的主人了。
关于这第三点托洛茨基说得很痛快：
“无论是党或是工团，都不是说要‘隶属’无产阶级，是说要得它的信任，但人能得到它的信任只在用一个由经验的光明证实出来的正确的方略。但这个方略是在什么地方，是由谁用一个批评的和有方法的态度小心筹划出来呢？谁以这个方略宣布于工人阶级呢？这个方略不是自天上落下的，也不是自工人阶级自己发出来的……”
“工人阶级是以它自己为它的目的，这句话，若剥去它的神秘的封面，应该是指无产阶级的历史的目的，是由按照它的阶级的社会的地位，由它在生产社会和国家（L'état）中的作用来决定的。这样是绝对不可辩论的。但这样对于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知识毫无补助：用怎样的方法，无产阶级才可以达到对于由客观的地位决定的历史的目的有主观的了解呢？若无产阶级可以全体一阵直接达到它的历史的目的，则党和工团都用不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将与无产阶级自己同时并至了。实际上无产阶级认清了它的历史的使命所经过的历程是很长而且极摇荡的，充满了内部的冲突。经过一个长期的争斗，一些证明，一些错误，累积很多的经验，发展的途径和方法的正确的概念才穿透于最优秀的分子的脑中——这些最优秀的分子遂构成无产阶级的前驱（L'avant-garde），这样不独完全适合于党并适合于工团。工团亦是起始于行动的工人的一个小核心（Noyau），其后幸赖有丰富的经验，取得群众的信任才逐渐发展。一般有产阶级的学者见革命的团体引导争斗从工人阶级中竖起他们的势力，不独以‘工人阶级自己’反对工人阶级的党，并反对它的工团，他们告党和工团想隶属工人阶级。这是《时报》（Detempo）遇着每次罢工都这样写的。换别的辞语说就是有产阶级的学者以‘客观的’工人阶级反对‘主观的’工人阶级。因为只有由它的觉悟的少数，工人阶级才渐渐成为历史的主旨（SujetDeL'histoire）……。” |
进化与革命（尹宽，1922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尹宽
进化与革命
尹宽（1922年8月）
刊载于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少年》月刊，1922年9月1日第2号，第19-23页，署名：石人。
对于文章影印件字迹不清之处，一律用“□□□”代替。
“马克思即发明唯物史观，同时又主张阶级争斗，主张革命，这不能不令人费解。”往往有很多人都这样的说。这句话给他做成为一个论题，就是：马克思既主张必然的进化，怎样又有人为的革命？
因为未懂得这个论题，一般意象学家及自称为纯正派的社会主义者，非难马克思学说认社会进化是一种机械的历程，轻视人的思想，否认自由意识，减却个人自由……。因为抽象的错解了这个论题，一般投机派和改良派社会主义者竟将马克思学说之客观的方法过张推到极端，成为一种宿命论和一个反革命的利器。他们自身亦遂陷落在事实圈里，为眼前事实所眩感，站在劳动阶级为资本阶级服务。因为认定这是马克思学说的缺陷，遂有人主张，若加入人本主义或实验主义的哲学，则马克思学说即比较完满。——这个论题，是历来论坛上最难解的纠纷，也是马克思学说时常起恐慌的所在！
什么是进化？什么是革命？进化与革命有怎样的关系？综合地答复，是：进化是依着他的条件、他的法转变的，革命是一个进化之长期酝酿成熟的结果，犹如一个充足的胚胎，要在世界上，产生一个活的儿童。所以一个革命之成就势必有一切现在和过去的势力都达到那里。一个革命不但不与事物的合规的进化相矛盾，并且一个重大经久的革命即是一个进化成就了，即是一个进化最后的目的告成，不是最后的目的被阻。
然则革命不是人为□□？人当着革命是抱着脖子，听天由命，无能为力的吗？这是一般极端客观主义者往往这样子想的。他们视个人在历史和社会的进化中如籂中豆、如河中石，不是说它是它的时代的一个产物，就是说它是一个社会的发展的产物。他们以历史与自然混为一谈。殊不知，除开人还可谈自然，除开人即没有了历史！要扫除这种错误的概念，首先要根据科学的研究，追问影响于历史进化的有那些事实做因子，然后再看个人在历史的进化中有什么作用。我们论题的要点也就在这里。说明了这个，则必然的进化与人为的革命都可连带的解决了。
影响或决定历史进化的事实虽不可胜数，然大别之不外三大范畴，构成三个因子：（1）地理的（或称物理的）因子——土质、气候、山脉、河流、自然的景况、物质的理化性；（2）生理和心理的因子——纯是动物和人的本性：需要、情欲、思想、利益、意见；（3）历史和社会的因子——各种社会制度：经济、政治、裁判以及其他组织，家族、风俗、习惯、法律、语言、美术、宗教的沿袭。这三种因子：（1）是代表自然的势力的；（2）是代表人的势力的；（3）是代表历史和社会的环境的势力的（即固体生活之归结的形式的势力）——可见人的需要、情欲、思想、利益、意见也是出于自然性，人在决定历史进化的因子中也占有位置。换句话就是说：可见个人对于历史的进化不是毫无影响的。
但是我们还要更进一步明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势力都是被动的，只有人的势力居中是主动的。属于前者是死的，后者是活的。死的势力在历史中只应该视为人的行动的许多条件和手段，绝不是像一些独立的东西，做一种历史的实体，所以拉波播说：“为发生历史的运动，一切客观上的情形都要在人的个性中觅得一个共通的表现，应该化身于一个纯粹人物行为中。必如是，客观的环境方能成一个历史的因子。就是那最盲目的客观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环境由个人主使，他们若不是不通，绝不会不承认事物有这样的被动性：需要一个活的、行动的东西，好使它自己转变为运动的因子，为历史迁流的适当的因。”——可见个人在历史的进化中更是一个主动的、有意识的因子，为历史运动的行动的主使者。
然而我们也不要由此遂陷入个人主义的概念的错误，谓个人万能，可以超脱一切自然的势力和社会环境的势力。这是不合于历史的实在的。人不是时间和空间中一个孤立物。他不是他的历史命运的绝对主人。个人的行动是服从于自然或社会的法则的。人之所以能在历史进化中操最重要的作用，因他，有智慧的最高势力，可以研究自然、顺从自然的法则；可以研究过去的生活，捉住将来的趋势。所以拉波播又说：“个人的势力是在化合于一个社会的形势之下。占据自然的势力，才无限的增加。”固然，人为促进进步，可以反抗一切：反抗自然的阻碍，反抗违反进步的反动，反抗他自己的情欲，反抗他的怯懦，反抗笨拙，反抗凶猛，反抗无知！但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可如此的，必须有他的环境惠顾他，供给他的条件和方法，不然，未有不碰的头破血流的。所以马克思说：“历史是由人做成的，但是要在某一定的情形中。”
个人在历史进化中的作用，明白了。“革命是否人为的？”这个问题好解答了。革命是人为的人的历史的作用，特别地在革命时代最为显著，因为在和平时代，人的因子与自然和社会的因子互为因果，造成历史的事实，人的因子隐而不现，唯到革命时代则可大显其历史的作用，为所欲为凡是可希望的都是努力可实现的他可以催速历史的路程，可以从资本主义的条件中抽取可能的最大效用，可以将那在历史的底层下操作的盲目的和无意识的势力转变为革命的精力和意识。但他所以有这些能力，又不是凭空创造的，因他认识了一个进化的趋势，认识了人的需要和满足这需要的方法，利用客观的事物的势力所准备的革命的地位、革命的步度、革命的基础，客观地说：这些能力也是必然的，适合于历史的进化的法则的。
试更举实例以明之，比如：资本主义凭着这生产力的膨胀，日甚一日地发展，发展到今日，一切奇大的生产力又回过头来反抗资本主义本身（如帝国主义和国家的战争，工业的、经济的恐慌……等）。资本主义遂死了，资本阶级遂倒下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遂不得不让位于共产主义的社会了。话虽如此说，但阶级不会自杀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不会自动地让位于共产主义的社会的，这是一个少数指导者和一个最大多数愤恨不平的生产阶级起来占据社会的权力，占据一切生产工具，将资本阶级推倒，将以人略夺人的残暴社会改为站在协力的基础上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社会，毁去帝国主义、国家主义，代以世界主义。他们何以有这样的能力呢？这又是资本主义的进化达到了：使他们成为继起的社会的唯一的生机，有解放全人类、救济全世界的使命；使生产的性质变为社会的；使经济的关系变为国际的。
现在我简单地用以下三句不矛盾的话做我们论题的结论：进化是必然的；革命是必然的结果；革命的事是有理性、有意志的行动的人使他成就的。但希望我们莫要笼统地用抽象的或意象学的概念来解释！
马克思为打破历史的抽象的和意象学的概念，代以唯物的概念：“以人的生活解释人的意识，不像往日人所为，以人的意思解释人的生活”（这是恩格斯说的）；打破革命的英雄的概念，代以有机体的概念：社会之进化有它固有的势力从里面操作——对于个人在历史进化中的作用，不免搁置，换言之就是说：他纯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作综合的研究；未曾用主观的方法从历史进化中特别地将个人行使他的环境之行动告诉我们，因之遂扰起，后来对于他的学说有非难、怀疑、误解、过张……等事。但他对于这些，不是不可免的。他的唯物史观中有阶级争斗，足见，他并未否认历史进化中人的作用的势力——“凡人类社会的历史，直至今日无非是阶级争斗史”，这是《共产党宣言》之开卷第一章第一句，试问，这不明明白白地指示我们那有需要、有情欲、有利益、有思想、有意见的活跃跃的个人，站在历史的舞台上装演历史吗？
（石人） |
欧战的僵持与可能转变（陈其昌〔陈清晨〕，194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欧战的僵持与可能转变
陈其昌〔陈清晨〕（1940年）
刊载于《长风》杂志，1940年第2期第114∽121页，署名：陈清晨。
前言
欧战爆发已经四个多月了，全部战局并无上次欧战最初几个月的激战情形。如果苏、芬一隅的战斗不算，则全面都是停留在消极僵持的状态中。除了偶尔的前哨小战，海上的潜艇战、水雷战及一两次遭遇战，以及不常有的空战以外，并未看见实际的战争。僵持的直接原因：一方面，马奇诺防线太完备了，希特勒不拼上百十万德国人性命，便休想前进，另一方面，齐诺菲防线也不弱，英、法要想攻破谈何容易。但这只是表面的，而非中心的原因。战争的目的就是想摧毁对方的军事力量，如果单是因为对方的阵线牢固而就停留不前，那敌对双方都该不至于发动战争了。欧战的中心原因有两点：一点是双方的国际联络还都未完成，还都需以外交手段拉拢别国；另一点是英、法一方认为此时最有效的战略是经济战而非军事战，所以他们只愿作消耗德国实力的经济战，而暂时不作拼命疆场的军事战。
英、法的经济战
英、法之所以现时只愿作经济战，（一）因为他们认第一次大战的经验；深知道战争所给予国内统治的危险是如何可怕，故想借经济战的战略去避免这种危险；（二）因为他们看准了德国资源的先天贫弱，认为如果能充分运用经济封锁的战略，就可以致希特勒的死命。
每日一亿元的战费放在谁的身上？
就前一方面说，上次大战的后果所产生的国内经济生活的困苦，一般平民至今多能道之，在这里无须说了；而最使英、法当局所不能忘怀的，是由这种经济困苦中发生出来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意大利、匈牙利以及印度的革命等。这些革命曾经一时震撼了欧洲与大英帝国，成为多年来欧洲各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也是这次欧战爆发以前英、法当局所最关心避免的问题之一。避免这种危险的方法是最好不战争，但到战争无法再拖延其爆发时，那么，最好的方法便只有减少战争时间、物力消耗与人力消耗这一条路了。因此，欧战爆发后，英、法都宁肯采取经济战的战略，意图避免或至少减轻战争后果所给予国内统治之可怕的危险。
各有所思
德国的资源还敌不过英、法两强的资源之和。就煤、铁来说，萨尔区域之被联军占去，德国已失去了煤、铁资源的20%，这项损失虽因吞并波兰的一部分而获得了补充，然而德国铁矿的供给有一部分仍需仰给于国外。就煤油来说，德国缺乏更甚，战时所需每年至少为1200万吨，而本国所产不及此数1/10。其它军事工业原料如铜、镍、锡、橡胶，也都是德国生产极少的原料。就粮食来说，德国每年所需小麦的2/3，荞麦的1/2，玉米的4/5，都由海外各地输入，由欧洲大陆及苏联输入的数量甚微。至于牛油、鸡蛋与肉类等，亦无不大量依赖别国的供给。德国天然资源的这样缺乏，几乎剥夺了它参加持久大战的资格。英、法的海军、陆军与空军，如单单对付德国一国，都可说是绰绰有余的，但如果用经济封锁的战略加以可能长时期的围困，则希特勒简直可以无需费大军力而就被克服。因此，英、法在开战之初，就决定采用经济封锁战略。英国于战时内阁成立时即设立了战时经济部，以担任封锁德国对外贸易的任务（在上次欧战时，英国迟至1916年才设立了封锁部，可见英国这次欧战的注意点了）。法国也是于开战之初，即设立了专管封锁德国对外贸易的封锁部。而且英、法的这样经济战的战略，在战争爆发后四个月来已取得了满意的成效，下面温斯顿·丘吉尔的一段话，可以充分表示这一点：
“德国潜艇的攻击已给我们制止了。德国所有的几乎全部海船都藏匿并停滞在中立国的海港里，而我们的经营全世界商业的约4000条海船中，有2500条正在海上畅通无阻。我毫不怀疑时间是在我们一边的。我敢说，如果今年冬天没有重大事变发生，则我们在事实上已经获得了第一回战斗的胜利，则一到明年春天，我们就能以更强大、更完美的组织，更齐备的武器来完成我们的任务了……因为我们的力量在日益强大，因为德国已经完全落到我们的经济战的掌握下，而煤油及其它主要军事原料的供给在日益减少。”
（见1月3日的《NorthChinaHerald》）
英国战时海军部长丘吉尔的这段话，不仅表示了英、法的经济战战略已获得满意的成效，并且表示了在封锁德国经济资源的期间，英国也已趁机大大补充了他的军备（“明年春天……能以……更齐备的武器来完成我们的任务了”）。给补充自己武器及改善自己老大组织以必要时间，也是英国所以要先作经济战的原因之一
以上说明了英、法所以只肯暂作经济战，是欧战所以至今僵持的一个中心原因。
但是，英、法经济战是否有完满效力，不能单独决定于英、法两国，世界60余个国家中，如果仅只英、法两国而无别国协助它们来封锁德国，则它们的封锁战略就不会发生效力；另一方面，德国是否会屈服于英、法的经济战略之下，也不能单由德国的资源贫乏一点来判定，而还要看德国是否能获得有力量的经济合作国，如果有这样的国家来与它合作，那就可以救济德国的资源贫乏，而赋给希特勒以持久作战的能力。但是，事实上，在过去的四个多月中，英、法方面与德国方面的盟国有多少？并且可靠的盟国是谁？已无拉拢希望的敌国盟友是谁？直到现在还难以确定。这种情形，是交战营垒的两方都不得不暂时维持住现有战线，而先专力于国际外交的活动。
在目前，英、法与德国两方面都不便决然断绝，又不敢确然信赖的主要国家，是意大利和苏联。
意大利的地位
在过去四个月内，意大利对于交战两方的态度，和它在上次欧战初起时对于交战两方的态度，完全相同，即以“中立”的面貌观望风色，而不即刻加入任何一方。这态度不仅是意大利当局的狡黠使然，主要的还是意大利的地理环境与国际关系使它不得不然。关于这一点，这里不多说了。而意大利的态度也有和对上次欧战不同之处，这就是：在上次欧战中，意大利观望踌躇了一个时期以后，因获得协约国的割地秘约，就欣然加入，后来战事结束时，英国食言，不履行这项秘约；而在这次欧战中，墨索里尼似乎不愿再上这当了，所以他于现时踌躇观望之际，并无意向哪一方面订立密约（至少此时以前是如此），而是正在集中力量与混水中捞鱼，企图在英、法与德国对垒的缝隙中建立特殊的势力。墨索里尼从事这样活动的地盘，当然是多瑙河流域与巴尔干半岛。近四个月来，他在这方面的活动，显然表示出他的这种企图。
大献殷勤
多瑙河流域与巴尔干，小国林立，向来就是英、法、德、意四强肆意妄为、来去自由的战场。但自欧战发生后，前三国都牵于战事，于是墨索里尼隐然成了这片场地上的指挥者。他想趁此机会把这些小国都组织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因之当俄罗斯的一双熊掌想伸到巴尔干来时，他就着手要把多瑙河流域与巴尔干的各小国建成一个军事布洛克。他拉拢巴尔干的四个协商国布、罗、南、土，它隐然保证罗马尼亚不受斯大林的侵略，他进行和匈牙利、南斯拉夫两国缔结意、匈、南的军事同盟，为要实现他组织各小国的企图，他极力消减匈、罗的之间与希、土之间的争执。至于保加利亚，早已处于意大利的指挥之下，无需拉拢了。墨索里尼正在力图实现他的这种企图，如果真的实现了，则他对希特勒或对英、法都更有了说话的威力，他便可以在这次战争中取得实际的而非口头上的巨大利益了。
墨索里尼的这样手法，对于英、法是种威胁，因为一旦东南欧洲完全落在墨索里尼的手中时，意大利势力之突增使英、法在将来不易对付，即在欧战进行中的当前也难于对付。英国害怕意大利在地中海上更强，法国也不愿意意大利在东南欧洲称霸。墨索里尼懂得英、法的这种顾忌，并且知道它们目前还有力量干涉破坏他这种企图，因而他给他这种企图罩上了一个幌子——防止苏联向巴尔干侵入。但是幌子并不能消除英、法对他的顾忌。另一方面，他的这种企图对于希特勒也是一种威胁，因为东南欧如果完全落入墨索里尼之手，则若将来墨索里尼倒到英、法一边时（可能最大），希特勒就更难应付了。但墨索里尼知道希特勒的处境以日渐困难，即在此刻已无法干涉他的霸图了，所以他对于希特勒的猜疑则悍然不理，并且还要假道德境，向德国最可靠的盟友斯大林的敌国芬兰输送军火及所谓志愿军。
希特勒不敢干涉墨索里尼的企图，因为单就经济一点说，在英、法封锁德国的当前，东南欧是德国粮食的仓库，德国所缺乏的小麦、荞麦、玉米、牛油等大部分都需从罗、匈、南取得，而干涉墨索里尼就会断绝这种供给，且会逼使他倒到英、法一方面，而加速自己的失败。英、法一方面也不愿干涉墨索里尼的这种企图，因为它们很希望他倒到它们一边。因此，他们不仅相当容忍意大利的这种政治企图，还容忍它在战后的经济企图。《曼彻斯特卫报》说：“战事发生后，意大利当局即致力于输出贸易的增加。意大利报纸坦白地说，他的目的是想取得交战国所放弃的，尤其是巴尔干与里法特海岸的贸易。意大利政府虽然还没有正式统计发表，但各方面的报告都说明意大利对于巴尔干的输出额已经大大增加了。”（1939年11月17日该报通信）
直到今天，英国政治界还在琢磨不定的说：“意大利的欧洲政策，在今天和明天都还是一个大问号。”（1月11日哈瓦斯社伦敦电）。尤其因为“还是一个大问号”，所以墨索里尼才能混水摸鱼，英、法、德才都拉拢他，而已经发生了四个多月的欧战才依然停滞在僵持状态中。
苏联的地位
苏联在交战双方间所处的地位怎样呢？较之意大利的地位重要的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里有一种很大的不同点，就是：意大利的趋势是倾向英、法方面的，而苏联的趋势则完全直接影响到德国方面的利害。试分析之：
希特勒之侵略波兰是在《德苏协定》确立了以后才进行的。斯大林对于希特勒，并不是忠实地赞成他侵略波兰，协定之成立不过是在希特勒的武力已逼近到苏联大门时之一种暂时应付罢了。所以即在协定成立，而斯大林以物质力量资助了希特勒的侵略之后，两人还是“同床异梦”，拿假面具相对。斯大林虽和希特勒挽着手，而还有接近英、法的可能。就使孤立无援的希特勒，无法不和斯大林维持现实的不忠实的友好，而英、法方面也须顾及当前利害，不给斯大林以过分难堪，以免他完全倒到希特勒方面去。这至少是战争爆发后最初三个月的情形。
英、法之所以迁就斯大林，完全是因为怕他和希特勒结合的更密切，至于希特勒之要结合斯大林，就不这样简单了，德国离了苏联的原料与粮食的供给，就几乎无法长期继续战争。德国天然资源的贫乏情形，前已略略说过，自从受到了英、法的海上封锁以后，它所需的原料及粮食的一部分，可以暂时求给于东南欧，但大部分并且在将来或许是全部分都不得不求之于苏联。苏联对德国所需的原料与粮食究竟能供给多少？观察者的意见颇不一致，甚且相差甚远；但无论如何，德国在英、法的封锁下及墨索里尼的居心莫测的威胁下，苏联是唯一有希望的供给者，并且如果真的获得了斯大林的诚心供给，则至少可以支持一两年的战争，当无问题。这样希特勒与其浪费时间，僵持于西战线，而不如在斯大林身上多用点外交的功夫呢？这就造成了欧战过去几个月中的僵持之局。
英、法在现时之只顾采取经济战略，及意大利与苏联之态度不明，是战事僵持的中心原因。至于北欧与东西欧的许多小国对于战争之现状虽然也有其影响，但那影响是随五强的态度而为转变的，没有决定的作用。
欧战的前途
那么，欧战会就这样僵持下去吗？当然绝无此理，假如英、法的经济战略确能收获到美满的成效，那希特勒绝不会让英、法成功，而坐以待毙。过去之所以僵持者，因德国的国际地位还有待增进；欧战到如今，已无息兵言和的希望，所以过去的僵持只是暴风雨来临以前的片刻沉寂。今后所要来到的，是较前四个月规模大得多的大战，是不限于英、法对德与芬兰对苏的五国战争。今后欧战局面将发生怎样的转变呢？
今后欧战的动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德、苏真实联合起来对抗英、法；另一条是英、法、德摇身一变而联合一致共同对苏。
英、法、意及各小国既然支持芬兰，而阻止了斯大林的攻势，是否会中途放弃芬兰而不予支持，让斯大林容易雪失败之辱，而免使其与希特勒更加结合呢？这自然有可能，然而可能不大。可能较大的前途之一是英、法、意仍然支持斯堪地那维亚各国对付苏联，而英、法则以主力对付德国。这样，德、苏因敌人的共同，会更加团结，而希特勒因解决了德国原料与粮食的供给问题，可以猛烈向西方进攻，把战线扩展到荷兰、比利时等小国境内，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屠杀逐渐普及到全欧洲。如果这样，战争在短期之内将无法了结，全欧洲甚至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要毁灭到相当程度。
但这样的结果太悲惨了，民众在火焰中奋起的远景也太可怕了，所以英、法两国，甚至连资力不足与英、法久抗的斯大林的友人希特勒，都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英、法、意允许希特勒向苏联找出路，而希特勒借英、法、意的帮助而作进攻苏联的前哨。这条道路，对希特勒也是很会接受的，因为他可以因此而避免在英、法的优势炮火下毁灭；对英、法也是很愿意的，因为他们可以把降临到头上的欧洲的可怕屠杀，轻轻移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国土内。而更不成问题的，是这一条道路如果被采用的话，那墨索里尼大概要成为英、法与希特勒之间的牵合人。这时候，欧洲各小国都要跟随在英、法、德、意的后面，反对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
抗战中知识分子的浮沉（育才〔陈其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四期相关链接：陈其昌
抗战中知识分子的浮沉
育才〔陈其昌〕
抗战两年多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浮与沉，可说是这些变化中的重大变化之一。
“七七”以前，北方有著名的“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全国许多地方有救国会的抗日组织。“八一三”抗战发生后，知识青年的救国运动更扩大，更普遍，只上海一隅，以知识分子为中坚的抗日救国团体，在两三个月之间就产生到百余个之多。青年救亡团、前方服务队、救护队、宣传团、救亡歌剧团，种种公开与半秘密的团体名称，就是当时最熟悉于这种运动的人亦弄不很清。这些团体，有的忠忠实实地在日人的炮火下努力救亡，有的脚踏实地地到内地农村去作抗日宣传。至于内地各省的知识分子救国运动比抗战以前亦更热烈，更扩大，更深入民众。有的投笔参加游击队去了，有的到前线用笔杆作宣传教育工作。那兴奋，那狂热，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血手与火药气，更显露了我们民族为争取生存之战斗精神。
然而随着我军之退出上海，上海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表现了陡然的退潮。几个月前的争先并发的救国团体，一个个地消失了，不甘退伍的积极分子大部分随军或绕道退往西南，其余仍留在孤岛的大部分则忍受恶势力的压迫而趋于消沉。在抗战的两年延续中，不仅上海一隅及各沦陷区是如此，即西南各省的知识分子亦表现了同样趋势，四川有了许多救亡剧运的青年会因当道者之或明或暗地阻碍他们活动而叹气消沉，卽是这种趋势中的一个例子。
我并未忽视各地青年至今还有人去参加新四军或远趋狭北，但一年半以来滇越铁路的南下车中之常常满是由西南归东南或出国去的知识分子，则亦是事实。我并不忽视后方各地的报纸与刊物上，至今还常载着充满抗战情绪的通信与文艺作品，但各地报纸上描写抗战通信之大量减少，已无可否认地表示知识分子的抗战笔墨已疏懒许多了。我也决未忽视有许多作者至今还在前线打游击，但上海两年来谈经济政治问题杂志的销路比较战前无不很坏，则亦是事实。总之，我这里所论的，不是那些个别分子，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般倾向。这倾向无疑地不是浮起，而是沉落。
抗战两年来，如果我们要在民族斗争洪流中寻找自发的民众力量的话，那当然只有各地的救亡歌声、演剧运动、学生讲演、战地服务、墙报以及各种刊物中所表现的文字宣传等，换言之，即只有知识分子之助演式的跳跃，这种跳跃既向来未为领导抗战阶级所依重，亦未在抗战中发生重大作用，可是它是可宝贵的惟一自发的民众力量，对于抗战自有其相当作用。然而——我们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计，无庸讳疾忌医——目前的这点民众力量的可怜表现，已比“八一三”前后沉寂得多了！
为了达到抗战的彻底胜利，我们得研究一下知识分子这样浮沉的原因，以便对其消沉加以补救。“一二·一二”以后他们浮起的原因，我们知道了——他们是民众中感觉敏锐的份子，他们所先一步表现的抗日情绪代表一般民众的抗日要求。至于他们消沉的原因，则最好叫他们自己的文字来答复，而这种文字，只要你留意，是俯拾皆是的。这里且俯拾两则。
当南北抗战已发生后的三个多月，有一篇题作《我们这里》的开封通信，报告当时开封学生下乡宣传的：从城中去的学生们“大家环绕着村子走了一趟，排着队，唱着歌，敲着锣，多少人带着一脸煤烟……但不了解这些人苦心所在的农民们，却丝毫不为锣鼓所动，男的在种地打墙，望望又低头做去，女的伸头望望，很快又把身子都缩回去。大学生中学生几十个人一趟环绕游行的辛苦号召，收成只是几十个赤肚露胯的孩子和农民提出的叫他们蹙眉头的问题：“先生说的好是好，譬如我们去打日本，一家老小怎样活法呀？”宣传者在黄昏时分回到了开封城，这时日军已渡过了漳河，所以满街是逃难的气息；一到学校，同学间亦满是学校就要搬到嵩山去的议论，然而学校这时还在公布奖学规程，仍想用此法笼络学生。于是这通信表示愤懑道：“知识分子，这里是满满一城。如果有计划的编制一下，倾泻出这死城，让他们去组织民众，使民众能不致一见自己的军队就跑，使民众能不致为敌人的三毛钱就做向导，不行么？但却不行，有些人一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就横着大脊梁站到前头，挡住去路，有时则指出一个只身也容不下的小门，叫他们辗转在公文章则中，立正等待。炮声近了，时候到了，于是装箱图书仪器。”（见廿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大公报）
这些话表示出在抗战开始时，阻碍知识分子前进的是两种障碍：一是当局的干涉与限制，二是民众对于他们工作的冷淡。这两种障碍，一直发展下来，消耗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脆弱的热情，造成了他们的烦闷的情绪。原本不想工作的人遇到这种境地时怎样，那无须说了，就是愿意在后方担负一切艰苦工作的人，到了抗战两年的最近，也竟而如另篇文字所表示的，已昏倦得“望着许多工作，但自己却拿不出可以叫做力量的力量”来了。这篇文章继续说：
“就在这样的心境下面，我挣扎了无数次，拖着我的昏倦奋斗，但说来惭愧，每次都是全军覆没地败北了。……假如不愿意只说些空话，要对现实有所披示，那当然得本于痛切的见闻，且为着鞭策，但我觉得，无论是热骂或泣谏，那只能是蚊蚋在巨象身上的一刺，不会有什么反应，而且这声音是否有出去的可能，岂不是也毫无把握吗？……以每次对着白纸的时候，总唤不起自信的心绪为了求救，有时试向朋友探问：
“——怎么样，工作得很好吧？
“——哪里啊，倦得很，手都抬不起来呢！”
“或者：
“——工作？闷得吐不出气来呀！”
于是这位知识分子就更加被“昏倦”拖住了。他想到自杀，但他不愿自杀，他憧憬于在俄国革命中间，那些诗人们迎着那暴风雨之高歌狂舞，沉醉于“那被巨大的群众底光景所骚动，被群众底热忱和那互相口传而扩大了的口号所撼动的革命底诗人”。但中国目前并无这样暴风雨，于是这位知识分子“对于将会觉醒过来的人民底力量底色采，底呼吸，底冲激，就不能不感到渴望了”。（胡风：《写在昏倦里》，见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试想，从抱着满腔救国热忱而跋涉到西南，而失掉了对于自己工作的自信，而烦闷，而昏倦，而叹息于“改变自己底工作心境要比攻取几千个巴斯谛狱还难”，最后则寄托其渴望于全国人民之真正起来。这个从高浮到沉落的过程，应当不是哪个知识分子的特有过程，而当是凡是在我们后方消尽了热诚而归到东南的知识分子，所同历的过程吧？应当不是哪一个人的独感，而当是在抗战初起时勇于执笔而现在则手都抬不起来的人们，所共同感到的吧？这样心情下的产品，难怪少有不是“抗战八股”的了！
知识分子在这样原因下所产生的烦闷与昏倦的心情，是不难了解的。
他们有的是火一般的热情，他们本能地要求痛快发泄的机会。但他们不了解这个社会根本上分了许多层，他们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因此，他们的模糊的意识认为，在抗战这个神圣事业上，大家当然有充分自由活动的机会，他们当然可以狂歌欢舞到气尽力竭。然而事实所给予的，并不是允许你自由活动的环境，而是处处挡住你的去路，至多也不过是给你一个连身子都穿不过去的窄门。这样一来，他们那先天脆弱的感情，便如遇到了冷水泼头，温冷了，于是他们的情绪烦闷了，工作精神昏倦了。
加之，抗战的神圣性及时流宣传已在他们的模糊意识中造成了限制他们脚步的粉笔圈：他们觉得应该忍耐并尊重统治者层的这种窄门与公文章则，因之他们没有要打出这个粉笔圈的意思。但到处这样灰色终是与他们的自由要求不相合的，于是他们除了夹在冰冷现实与自由要求之间而烦闷与昏倦之外，便只有憧憬于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的狂歌欢舞的情景了。
假如他们的意识还没有染成只知道金钱、女人的黑色，或只知道盲目崇拜的红色，假如他们还有胆量认真看一下中国民众现在正处在怎样生活条件下（“先生说的好是好，譬如我们去打日本，一家老小怎样活法呀？”），那么，他们就会了解，他们所憧的在他们所能望见的前途中命定地要落空。这样，他们除了更被昏倦拖住而想到自杀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在人类进化史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起过的最炫赫的最神圣的作用，大概是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吧？代表他们的雅可宾派左翼，以所向无前的勇猛与惊人的恐怖手腕，把法国封建势力扫荡得一点残余都不留，为法国资本主义奠下了最巩固的基石。在这一时期里，他们的狂歌欢舞真可算是达到最高峰了。但那时革命营垒一方面的阶级关系怎样呢？新踏上历史进步轮齿的资产阶级，在初期表现了最高的革命性，它不仅不阻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并且还允许他们发泄，还常以最前进的姿态领导他们去发泄。它又并不很害怕民众（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而让民众在小资产阶级后面自由活动。这样，小资产阶级得到了大资产阶级与广大民众的支持，而得以表示了他们的最高作用。但在今日的中国，形势完全不同：资产阶级不但害怕民众为蛇蝎，始终压制着不许动弹，就是对于知识分子的蚊蚋般的小声音，也不让轻易泄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然而过去两年的事实教训，该已使他们得了某种历史意义的启示吧？
过去两年间知识分子的行动，表示了他们愿意站起来的愿望；然而在上层既无有彻底革命的资产阶级的领导，在下层又无有狂风暴雨般的民众力量可以追随，于是根本上不能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独立作用的小资产阶级，便表现了力量的衰退。继续抗战是民族求生存的惟一出路，而抗战胜利的靠山是广大民众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力量虽然有限，总是民众力量的一部分，所以它的衰退，当然是抗战的一种损失。然则怎样挽救它的衰退呢？
在帝国主义趋于没落的时代，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已无以彻底前进姿态领导他们的可能了，过去两年中既无，今后更不会有。知识分子要想叫自己的力量不耗灭在消极的烦闷与昏倦里，那他们只有依附于广大民众的力量。民众力量的兴起是抗战达到彻底胜利的唯一道路，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实现其尽情狂歌欢舞的理想之惟一道路。可是民众力量不是任何空洞口号（神圣的民族战争最后胜利……）所能引起来的，要想民众起来必须无畏地彻底地拿事实答复他们在如下问题中所表示的要求：“先生说的好是好，譬如我去打日本，一家老小怎么活法呀？” |
德苏协定引起了世界大战（育才〔陈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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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苏协定引起了世界大战
育才〔陈其昌〕（1939年9月13日）
一
九月三日，希特勒发表告德国东疆士兵书道：“德苏两国今已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即欧洲两大强现已联合一致，两国民族不致发生敌对行为，此可告慰于吾东疆陆军全体士兵者。”又告西疆士兵书道：“德苏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已使我国无东顾之忧。”
德苏商务信用协定与互不侵犯条约之订立，几乎是与希特勒的侵略波兰之军事动员同时进行，这点事实本已使人相信德苏协定是第二次欧战爆发之促成者；现在由希特勒自己的话看来，他在字里行间，对于德苏条约成立所表示的庆幸与安慰，证明了该条约不仅是这次大屠杀的促成者，且是爆发它的主要关键之一。
平时一般人都认为莫索里尼是希特勒的可靠盟友，并且事实上他们也已订定了德意军事同盟的协定。但是当希特勒的炮车刚侵进波兰走廊时意大利却以毫不客气的口气宣布了中立。法西斯国家间的这种内幕关系，一般人事先容或不知道（我们早已指出，战事一起，意大利不见得帮助德国。参看上期本刊《世界动向》），但希特勒与张伯伦是很清楚知道的。所以，假使史大林不与希特勒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则至少英法苏三国联盟对付德国一国的可能要一直悬挂在希特勒的想象中，这样，具有准确敏锐的侵略本领的希特勒，就决不敢以一国冒险敌对欧洲三个最大强国了。然而史大林却竟与希特勒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使希特勒失去了“东顾之忧”，敢大胆地西边敌对英法联军，而东方蹂躏波兰，于是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不仅促成大战而已，德苏协定还在物质上援助了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德苏商务及信用协定中，规定一方面德国给与苏联二万万马克的信用放款，用以向德国购买各种工业机械，另一方面，苏联须以农林产物、原料、石油等售与德国。就前一方面说，该协定的订立是史大林使法西斯德国获得了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广大市场，因而缓和了德国内部的经济恐慌；就后一方面说，是史大林以苏联的农林矿产的原料加强希特勒的侵略力量。因此，在今后的长期欧洲战争中，希特勒岂但无东顾之忧，还可以依赖社会主义国家的原料仓库来长期进行侵略战。这样物力援助，当然更增加了希特勒侵略的大胆。
而且，德苏协定之帮助希特勒侵略，还有更甚于此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第四条道：“任何集团，凡不利于签字国一方者，其他一方不得出而参加。”这一条的意义，引申之可以成为：如果法国群众于此次欧战中握得了本国的权力而威胁到法西斯德国时，苏联预先答应丝毫不援助他们，而只能援助侵略波兰亦即初步侵略苏联的希特勒！这难道与苏联建国的原则相符合的吗？然而这是所谓“铁一般”的事实呢。这条条文是苏联当局于促成了大战，物质上援助了希特勒侵略之外，又保证了不参与任何不利于法西斯希特勒的革命运动！
二
对于这使一般人惊异并促成人类大祸的德苏协定之缔结，克里姆林宫的人们怎样辩护呢？莫洛托夫，于八月底在苏联最高议会上，发表关于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演说云：“苏联之与德国缔结此项公约，其最初决定系在英法苏军事谈判因上述不能克服之争执（英法谈判态度不诚实所召致的）而陷于僵局之后。吾人因谈判经过已表明互助公约之缔结已属无望，乃不得不探觅其他保障和平及消灭德苏战争危机之可能方法……吾人之责任在于考虑苏联民众及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之利益（持久鼓掌），尤其因吾人深信苏联之利益乃与各国民众之基本利益相符（鼓掌）。”（塔斯社莫斯科电，《中美日报》所载译文）
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最初决定系在英法苏三国谈判陷于僵局之后”。莫洛托夫是在说谎！事实上在三国谈判还未开始之时，进行“民主阵线”外交的李维诺夫之突被撤职，就是表示克里姆林的外交政策之将由联合英法而转向联德。再就五个月以前史大林的言论看来，也可以看出缔结德苏协定的最初决定，决不在于三国谈判陷于僵局之后。
三月初，史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党大会上作长篇报告，词句之间，就已充分表示出疏英法而亲德的意思，他轻轻地把“侵略者”的帽子从希特勒头上取下来送给张伯伦，把一向主张组织民主阵线以对抗侵略阵线的理论，抛弃得干干净净，而宣布了如下的苏联外交政策：第一，苏联主张和平，只要别国不侵犯苏联，苏联即与别国维持“事务性质的关系”，这就是说不管主义相差多么远，都无碍于关系之建立；第二，对于邻国维持友谊关系，如果此类邻国不侵犯苏联。这显然是向希特勒求爱的姿态。就是此后五个月的德苏协定之“最初决定”，也就是此后一个多月李维诺夫所以突被撤职的预告。所以，德苏协定的成立，决不是由于英法苏三国谈判之“无望”，决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之有意识的转变，是他们高唱了多年的阵线论，完全破产后的必然结果。继续三四月之久的英法苏三国谈判，不仅不是德苏协定成立的主因，反而是史大林遮掩德苏谈判秘密进行的幌子。
三
德苏协定成立之后，一切阵线论者今后将怎样去旧更新，以图附贴莫斯科的新理论，这点我们在本文内暂且不谈。这里只谈一点：莫斯科为什么一定要订立德苏协定？为什么不惜促成世界大屠杀而一定要订立这个协定？
莫洛托夫依照史大林的意思而回答说，是为了“和平”，为了“消灭德苏战争危机之可能”，又解释说是为了苏联人民的利益，亦即为了各国人民的基本利益。但是任何国人民的最基本利益，莫过于生命的安全，而德苏协定事实上是把欧洲，并且不久还要把全世界的无数人民送上互被屠杀的边缘，这样而说协定的缔结是为了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利益，有谁能相信这样的谎骗？
因此，根据莫洛托夫的回答，结论便剩了一个：德苏协定的缔结是为了要保持苏联一个国家的“和平”，至于别国是否会因此而发生大屠杀，那并不在莫斯科当局的顾虑中；协定的缔结是为了要“消灭德苏战争危机之可能”，至于世界是否会因此而引起大灾难，那与莫斯科当局不相干。这才是合乎事实的答复。这事实表明史大林除了利用别国民众以图保全他所统治的苏联外，其他一概不顾。在以前（一九二八年起），当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很有势力可被利用时，他经过第三国际而命令他们盲动，结果当然是个个都失败了。等到德国共产党，第三国际的第二个强大支部，被法西斯势力摧毁了时，他便转想与英法的统治者联合来抵挡法西斯洪流，因而提出了组织民主阵线以对抗侵略阵线的理论，阵线论便成了神圣的指导。但这理论非但不能打击法西斯，反而在西班牙绞杀了工农群众的革命，帮助佛朗哥上台，在法国替“二百家族”镇压了一九三六年可怕的罢工，结果请准法西斯达拉第来实行了独裁。同时在国际的范围内，让希特勒的势力骎骎日强，既吞并了奥国，消灭了第三国际在欧洲的重要支部之一，又吞并了捷克，消灭了它在欧洲的另一个大支部，且已逼近了苏联的边境。史大林这时候怎样办呢？要保持苏联一国的和平吗？然最威胁苏联安宁的无过于希特勒了。要联络英法以对抗希特勒吗？然几年来得史大林的阵线论之助而巩固了基础，因而受不到革命压迫的英法统治者，决不会真正援助苏联，并有唆使希特勒东侵，使苏联首被牺牲的可能。于是史大林只有不惜牺牲苏联国外的一切，一切民众组织，一切“神圣”理论，以与希特勒维持“和平”了。这就是莫斯科所以要订立德苏协定的原因。
造成莫斯科当局这样地步步退出欧洲国际政治舞台，以至于成了埋头鸵鸟的那个基本理论，就是一九二四年以来史大林所一贯奉行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
四
现在，我们姑且再退一步来看，究竟德苏协定能否保证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和平？如果是能够的，那总还不失为一个自保的政策，然而事实就会证明，这不过是一种幻想吧了。在生产力业已发展到四海一家的时候，无论哪一国想对大战保持孤立的和平，实质上只是鸵鸟。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史大林的见解甚至还不及帝国主义者罗斯福。
其实史大林自己又何尝不知道此种和平之不足恃？莫斯科目前调动大军四百万，云集西疆，在一方面固然有对波兰作领土要求的意思，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希特勒大军压境，恐有转变成西欧列强联合进攻苏联的危险。
那末，他为什么明知不可恃而竟与希特勒签订协定，并供给他作战的原料呢？这就所谓无可奈何，自食其果。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
本来根据苏联的一些创造者的意见：工人国家与资本国家是不能长期并存的，如果苏联不能尽其所能去援助并推动各国工人及弱小民族起来颠覆资本制度，那末各国的资本统治必然要从苏联的内外去颠覆工人的统治。但史大林却放弃了这个基本立场，以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输出品”，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继续存在，也不会妨碍苏联一国内部之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则各国的革命先后失败，而资本主义却从苏联的内外向十月革命的胜利品进攻了。在国内，老一代的布尔雪维克悉数被杀，代表资本主义分子的官僚层代替了工人的统治，唯一进步的生产工具之公有制，也正在遭受威胁了。国外呢？资本国家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各自要从战争中去寻找出路，但在他们觅取解决方案的努力中，无一次不会提出牺牲苏联的计划。这时，史大林在恐惧之余，乃不得不对最直接与最强横的希特勒屈膝，并以物质援助及精神上的声援来换取不可必的“和平”了。所以我们说德苏协定是史大林自食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之果，是无可奈何的一种自欺。
当客观情势迫切地需要之时，苏联自不妨，而且也应该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协定，这在苏联的外交史上，已经不乏先例。最有名的有如一九一八年对德国霍亨索伦订立的布列斯脱的屈辱条约。但每次签订这样条约的时候，如果我们稍稍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那可以知道：苏联当局总要考虑到下列条件：（一）对国际革命有何影响？（二）是否于苏联有利？（三）条约的坏果能实现到何种程度？（四）如何可使苏联所持的主义不受影响？
就拿布列斯脱条约来说吧，关于上述四个条件，列宁是这样地考虑到，而且做到了的：（一）为要暴露德帝国主义的贪婪凶恶，并使各国革命分子知道苏俄新政府不得不签订屈辱条约起见，苏俄代表团会尽量利用和会的讲台，从事反战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并竭力争持至最后一瞬；（二）新生而疲乏的苏维埃政权，由此可得一必需的喘息机会；（三）即令最坏的条件，也都无损于苏俄，因德国的工人已在敲统治者的门，不久霍亨索伦朝倒台，那条约就会等于废纸的；（四）签订条约后，更加紧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与行动，决不会把威廉二世描写成“和平之友”。
但是现在德苏协定的情形如何呢？对国际上的影响，它驱英法工人至法西斯爱国主义的翼下，驱德国工人入希特勒的魔掌，并直接引起了大战；对苏联的益处呢？只是使苏联和平更受威胁；至于协定的坏果，则完全帮助了各国的法西斯；最后，就它对苏联所持的主义而论，那末它竟使苏联立刻停止了反纳粹的宣传与斗争。
对于这样的一个协定，每一个爱护苏联的人，大概都不得不为之叹息的！
九月十三日 |
【专题】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1926-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告上海市民书——驱逐孙传芳的驻防军、组织上海市民政府（1926年10月20日）〔尹宽起草〕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暴动的意义及宣传工作（1926年10月28日）〔尹宽起草〕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的宣传大纲——响应北伐军，消灭孙传芳（1927年2月19日）〔尹宽起草〕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号召广大市民罢市罢课，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1927年2月20日下午）〔尹宽起草〕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夺取武装，人民武装自卫，召集市民代表会议（1927年2月22日）〔尹宽起草〕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1927年3月2日）〔尹宽起草〕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宣传大纲——准备武装暴动（1927年3月2日）〔尹宽起草〕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政治宣传大纲——市民代表会议，反对鲁军及外国兵越出租界（1927年3月2日）〔尹宽起草〕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罗亦农3月15日在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报告）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大纲——关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1927年3月23日晨）〔尹宽起草〕
·上海总工会二次被封（尹宽，1926年6月）
·上海总工会被封以后的话（尹宽，1926年7月）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赵世炎、罗亦农、尹宽、陈延年、李立三、周恩来六人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周恩来起草，1927年4月）
·五卅以来上海工人阶级斗争之略述（尹宽，1927年5月）
·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施英（赵世炎），1927年3月）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78年5月）
·陈碧兰《我的回忆》第14章北伐与上海工人的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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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 |
怎样争取经济战的胜利（育才〔陈其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动向》（1939）->第二期相关链接：陈其昌
怎样争取经济战的胜利
育才〔陈其昌〕
近几月来法币汇价之一再跌落，且尚在跌落不已（已跌入每元汇四便士以下），已引起国内各方面的不安。已有人提出法币是否将成战后德国马克之续的问题（见八月初申报经济专刊），又有人说四便士的汇价亦难于维持，因为背后无有力者为之支柱（见银行周刊第二十三卷三十一期一周金融谈话）。当然，法币不至于成为战后马克之续，因为法币的发行额至今尚不到三十亿元，自不能跌到每一万亿元汇一元硬币之程度（一九二三年终，每一万亿纸马克仅值一金马克）。但在此时，社会人心已因法币跌价不已而极度恐慌与忧虑，且认为此种货币灾难已无可挽救，至少是如无有力者支柱便不可挽救，则是不庸讳言之事实。数周以来金融市场情形之惊惶紊乱，以及物价的一日千里的高涨，都是这种事实的证明。这种可怕风潮的症结何在呢？它对于抗战的影响如何？我们难道真的无法抵抗这种灾难了吗？这是我们今天所必须答复的问题。
谁造成了我们的法币跌价呢？这当然是日本的魔手。日本想把中国吸入“日元集团”以完成其此次的军事侵略，因而先成立了华北所谓联合准备银行，发行毫无基金的钞票，想用这种钞票破坏法币，后又成立了华中所谓华兴银行，欲同时利用并破坏法币。华兴钞票对华中的影响怎样，尚不显著，现在可置无论；联银在华北消灭法币的目的虽至今未能达到，但它已以强暴手段收集了大量法币，而把持了天津外汇的百分之六十，而影响了上海法币汇价的跌落。加之我国关税收入的十分之八已落日人之手（此项税款在过去一年中已达二万万元法币以上），他们用这项收入以及其较小收入不断套取外汇，于是他们一方面既由外国购得棉花等原料救济了其本国的经济贫穷，他方面又消耗了中国约一千万磅的法币汇价基金（在一千万磅平汇基金成立之前，我国政府在十二个月的抗战中为维持法币汇价，会耗去了四百六十万磅；平汇基金成立之后三个月，又失去了四百万磅）。英国之成立一千万磅平汇基金，本是想借维持法币的汇价，以维持其对华贸易，所以有人说，实质上中日的货币战是英日的货币战；但到平汇基金因日本套买而大量损失后，英国觉得以基金维持法币汇价的办法是有利于日本的办法，因此罗洁士便撒手“暂不维持”，而听令中国法币“自觅其适当的水准”，于是法币的汇价便由八便士而一直下跌到四便士之下了。
就一般情形说来，我国在两年抗战中既消耗了法币基金的一部分，又增发了大量纸币（据七月底政府公布，中、中、交、农四行现在发行的纸币数为二十六亿余元，战前为十四亿元），则法币汇价的跌落自乃情理之常。以平汇基金维持之亦未尝不是一法。但因沦陷区域过大且为我政治力量所不及，亍是政府虽能统治上海的外汇，然却不能统治沦陷区域的贸易，于是日本得自由输入日货统制出口，以夺取法币而套取外汇，于是用基金维持的办法就不得不宣告失败了。
然日本的套买外汇不过是法币急剧跌价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一原因，乃投机者的乘危操纵以图发财。战后全国资金大都集中于香港、上海两地，两地游资过多，资本家不愿投用于正当事业，而乃用于投机。因此，在上海，则金子、外汇、棉纱、公债、粮食、豆油等的暴涨风潮，每随法币的跌价而急剧发生；在香港，则只七月二十九日以前一星期内投机者之收买外汇，据说即达一百万磅之多。假如他们不这样地乘危而推波助澜，则法币的跌价与外汇的紧缩也决不至于如此猛烈。投机者的投机助成了法币的跌落。
法币的跌价，并且如果无有力者支柱之似乎还要继续不已的跌价，自然要造成物价的高涨，这对于我们的抗战前途与社会生活，会发生怎样影响呢？战争的破坏，本已使社会的交通关系、生产与分配的机构都发生了障碍，故已起了提高物价的恶作用了，现在再加上敌人的有计划的统制与操纵，自然要更加甚物价的高涨，这对于我们的抗战与社会生活会起怎样的影响呢？
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法币的跌价能刺激土货的出口与限制洋货的进口，故于我国经济生活有益而无害云。这说法如果是出于真正爱国热枕，也是临渊而自己蒙眼，虽忠而实愚蠢。在平时，一国货币的贬值在某种限度内自有限制外货输入与刺激土货出口的自然作用。然目前在广大沦陷区中，经济上已处于受人统制的状态，主要物品不断被人以规定价格收买而去，这样，法币跌价对于刺激土货出口的作用即使有之，亦非国民经济之利，而是敌人之利了。另一方面，就过去半年间全国入超的大量增加来看，（入超全在沦陷区，其额竟已约略恢复了战前的水平！）法币的跌价实已失去了限制外货输入的作用。由此看来，法币跌价毫无益于中国的经济，而大大有害于中国的经济。其最明显的害处是，在战争废墟之上更破坏国民的购买力，更阻碍社会生产的机能，而造成社会的困穷与不安；因货币制度的混乱更使日本有更进一步破坏法币制度的机会，因而或会有使某些地方脱离法币统治的可能；在物价飞涨而法币破坏时，人民因生活过分穷困，会更丧失其抗战意志。如果这种战时物价高涨与人民更穷困的状态继续下去，则中国社会将更破坏，更紊乱，使日本在中国所能榨得的利益，也要减少（目前法币的跌价已使日本对华贸易蒙受不利了），然而日本为了维持其国内的经济不破产，必将在中国的更穷困的经济基础上，更加残酷地榨取。
总之，法币跌价，且继续不已地跌价，使我国的经济生活与抗战，受了重大的打击。最近一期密勒氏评论报（八月十二日号）上论此问题道：“如果让中国通货崩溃了，则现存的国家政治与经济机构将随而倒台，蒋介石将军及其在重庆、昆明、桂林、西安、兰州、成都，以及全国几千小城市与乡村中的爱国同僚们，都要停滞他们的抗战努力。”这话未免过分杞忧了。因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而且是农业国家，其社会生活对于法币制度的依赖程度，决不若工业国家之甚。加之，国际变化不可知，只要英国、美国一天还承认中国存在外国的准备金的价值，则西南与西北仍不妨是法币的天下，法币不至于崩溃。但无论如何，法币跌价之大有影响于抗战力量及削弱沦陷区人民的抗战情绪，则当然会是事实，即此一点，已急需我们深思熟虑以图挽救了。
我们应该立刻起来挽救此种法币跌价的危机，但怎样挽救呢？同期密勒氏评论报呼吁英美各国起来救济：“应立即合作以制止中国资币的跌价，在某种新的水平上使它稳定。美国与英国须起而救济。急遽需要大胆的行动与处置，因为现在不应再事踌躇了。”假如英美果真合作而救济了法币，同时还有较善办法以制止今后日人的利用法币套取外汇，则这当然是我们所欢迎的。但无奈这样好事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英国的大量对华信用放款能否实现，现在还在两可之间，因为英国近来还在东京与日本讨价还价，作私下的什么买卖哩。美国最近购买中国的银虽是事实，然可惜所购者仅二百万元，对于法币的维持，真是怀水之与车薪，无济于事。最近又有苏联借款给中国的传闻，然只是传闻，至今无法证实。救国抗战是多么重大事业，而我们如把这大事业依赖在外国帝国主义或官僚们的身上，必然要自己上当，而且殷镒不远，现在法币之所以弄得如此跌价者，岂不是由于过去太依靠英美的支持了吗？所以密勒氏评论报所主张的救济法币的道路，即使实现也是治标的办法，而不应作为我们法币政策的原则。
政府所施行的救济办法是统治外汇，近来又颂布禁止非必需品入口的法令，以图减少入超。然而政府事实上对于黑市场中外汇的买卖既无法统制，而对于沦陷区域之输入日货亦无法禁止。现在法币的跌价，沦陷区域中日货的充斥，都是表示政府的这种救济办法已归失败了。
有些专从货币一点着眼的人，主张由货币方面来堵塞日本的套取外汇，其方法为改善统制外汇办法，以政府力量平衡物价等等。此类方案当然更不会成功，因为广大沦陷区的生产、分配与运输工具等既大都握在日本人之手，则此等小办法怎能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呢？
那么怎样挽救目前法币跌价的灾难呢？
在目前环境下，要谋法币跌价与物价高涨问题之解决，我们必须从认清如下几点着手：
第一，这种问题是整个战争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一部分，必须从整个问题的解决上设法才有好办法，否则枝枝节节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有日渐堕入日本人的陷阱中，坐待他们统制的加紧而已。
第二，今日的经济灾难问题，只有由当地人民的组织力量才能获得正当的解决，在政府力量达不到的沦陷区中固须如此，即在政府力量所能及之地方也须如此。过去那样由上层政治机关包办一切，而压使民众处于被动地位的事实，在沦陷区中已表明实是有利于日本的办法了。从这个基点去认识，假如沦陷区域的人民都有了真正的自卫的组织，则各地法币之被夺取，联银与华兴钞票的使用，各种主要农产品之被统制，是否能达到现在这样的恶劣状况呢？假如上海市民有组织，有力量，能真正制止投机者的操纵，则今日的无理的法币跌落与米价飞涨的情形，是否会发生呢？
第三，当然，即从这种大处着眼来想办法，目前由战争所遗留下的种种悲惨经济后果，仍无法消除，有的还要日趋悲惨（如失业问题），但中国民众决不害怕因抗战而受痛苦，而最足以破坏他们的抗战情绪的，是这种痛苦受得太不公道，太不平等了：同是中国人，有的乘机大发国难财，有的在以血肉抗战；有的将要饿死，有的则华服汽车出入舞场。如果在国难务求平等负担这一点上切实地彻底地而不是表面上地想办法，以彻底改良此等不合理的现象，则法币跌价与物价高涨情形之对于人民抗战情绪的打击，要减轻到无数倍。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情形的坏比今日的中国要甚几倍，然而俄国人民之能那样长期地对抗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者，其基本原因，就在人民经济生活的平等。
法币问题已成了抗战中的最大最严重问题，英国的金融时报且说已成了英国的最棘手问题。但关于此问题今后当然还有曲线的发展，法币的价格当不致于一直跌落下去。因为美国不愿中国被并入“日元集团”，英国更不愿如此。但无论今后的发展是怎样曲线，我国的法币问题与物价问题如果不从上述三点着眼来求解决，则无论是靠英美也好，靠其他“有力者之支柱”也好，其结果必然是日坏一日，而打击到整个抗战的前途。这是个中心点，凡是爱国者所都当三思的。 |
西南经济建设的瞻望（陈育才〔陈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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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经济建设的瞻望
陈育才〔陈其昌〕
落后的西南已成了抗战的主要根据地。为了达到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当然应该倾全力以开发并建设西南的经济。但西南经济的开发与建设，由于那里的落后与多山，是一种坚苦而巨大的工作。这工作将来成就的大小，不但要看我们的努力程度及努力成效如何，还要看许多客观条件及解决客观困难的方法如何。
川康滇黔桂，这西南五省的粮食产量，过去勉强可以自给，今后如加以农业生产技术的指导，其能充分自足自给，毫无问题。但在现时，我们开发与建设西南经济的目标，不是要达到农产品之自足自给，而是超过这种自给而实现工业的发展。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抗战的坚实力量出自工业的发达，而非出自农业的发达，而且如果工业发达了，则条件优良的农业，即不提倡也会发达。所以在今日而谈西南经济开发与建设前途的问题时，我们应当首先注意于发展工业问题，首先观察那里发展工业的条件是否具备，是否优良。
西南工业发展的条件是否具备，是否优良呢？
一国工业无论怎样电气化，但工业发达的两个基石还是煤和铁。据地质调查所估计，中国铁矿储量约十二万万吨，四川占一百万吨，只当全国储量一千二百分之一。四川以外，康滇黔桂亦有铁矿，但尚未调查。全国煤矿储量共二千四百三十六万万吨，而在川滇黔桂四省约占全国储量百分之五强，而且煤质又坏。这样一个客观条件决定西南工业无有单独飞黄腾达的前途，假如五省不能发现新的煤矿矿藏的话。
不过这话说的太远了。任何帝国主义者都不能使西南与中国别处分裂到几十年之久，所以在四川的一百万吨铁矿还未开采使用完毕时，中国民族早已独立而且统一了，早已在全国资源统一使用的条件下工作了，因此我们在现在可以不必为西南铁矿或煤矿量少作杞忧。现在为了应付客观需要，为了便于将来发展重工业，我们所最当注意的是怎样发展西南的轻工业。
是的，目前西南所急需发展的是轻工业。机制棉纱棉布之类，西南不生产，自海岸被敌人封锁后，这类必需品在西南已缺少到可怕的程度。故在今天，发展西南的纺织工业实是客观条件所要求的，顺水推舟，容易成功的。再就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程序说，因为轻工业所需的资本少，技术低，并且产品的市场大，故在各国的产业发达史上，如果没有特别的天然障碍，大都是轻工业首先发达。在今日的西南，首先建设纺织工业之类的轻工业实是势所当然的，即是比较轻而易举，前途成功的希望比较有把握的。不错，直接地最有益于抗战的军事需要的是发展西南的重工业，但重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有待于资本的雄厚、时间的培养、轻工业之支持，非可一蹴而及。在今日的西南，应首先注意于发展轻工业，自然亦当尽可能发展军事工业。但不幸西南在发展轻工业上又有两种障碍，即原棉的缺乏与输入机器的困难。
中国的产棉区均在华北华中各省，西南各省的产额，向来是少得极不足道。全国每年的棉产额约两千万担，然贵州所产不过八万担，四川产七十五万担，云南产四万担，广西产一万六千担，总计不过占全国中合约百分之四而已，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无棉花怎样能发达纺织工业呢？
其次，西南各省原是无机器工业基础的地域。像箇旧那样有名的锡矿，也向来是用土法开采，更不必提较小的工业了。现在要在那里发展工业，首先便要有机器，旧有的也好，新购的更好。可是交通太困难了，外边的机器几乎无法达到川黔。在淞沪退出及武汉失守以前，政府曾叫上海及其他地方的机器工厂向西南迁徙，当时迁徙者不在少数。然由于距离过远、战时交通工具的忙碌及机器之过于沉重，各厂机器之辗转迁到西南者固然有若干吨（据说在十万吨以上），那许多都毁在半途或遗弃在半途，宜昌上下江岸之那些生锈了的铁东西，全是费了千辛万苦，由别埠运来的机器。兹后，自武汉失陷而长江上下游的水运联络由公路运输，而且公路的运费太贵，即使轻而小的机器能由路运输，也无人愿用汽车运输机器，于是新旧机器便无法再到四川贵州去，而重庆成都一带的机器工业只好靠由下游运去的十万吨旧机器来支持。在这种情形之下，轻工业怎能发展呢？
这种种客观条件的不利，自然阻害了西南工业的发展。现在是如此，最近将来还要是如此。但抗战是民族争生存的苦斗，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困难而就停止努力，反之应该更努力，更奋斗。政府当局于去年曾收购了豫陕鄂各地的一部分棉花，储以备用，并资助已迁到西南的各钢铁厂、机器工厂及纺织工厂能开工生产。此外，更就四川遂宁一带土壤之宜于植棉者选种试植，并向滇桂两省调查气候土壤，推行植棉，以求将来西南各省的纺织工业原料之充足。据统计，由长江下游迁入的西南的工厂大小共有二百余家，分类计之，最多的为机器工业十二厂，迁去机器物材一千四百余吨，迁到地点为重庆与北培；次多数为纺织工业四厂，迁去机器物材六百十五吨，亦迁到重庆与北培。至于各迁去工厂的现在是否开工及开工情形，则本年四月十七日《大美晚报》载该报总编辑高尔德的《重庆通信》中所报告云：“重庆方面的工业区，广达数十方英里，余与朋友往参观时，见数千工人，犹在锄筑石基，建立新工厂。已建成之工厂已多开工，其机器大抵是上海或其他沦陷区迁来者。一铜铁厂中，有熟练工人三百五十名，备有电气溶铁炉二支，每支皆能溶铁一吨，此外有炼铁厂、机器厂数万五千，唯现已开工者仅五千。”重庆一带是计划中的西南最大工业区，豫丰大概是迁到的四家纺织厂中之唯一开工者。
人力的奋勉与不懈固然可以克服许多客观上的困难，然专靠上海或其他沦陷区运入西南的些少机器，终不足以开发与建设西南的工业（按：战前西南各省几无机器工业之可言，除过广西有小规模的纱厂外，昆明在前年曾成立云南纺织厂一所，资本八十万，有纱绽五千二百枚，布机六十台，这是战前最著的机器轻工业）。因之，西南工业之发达，必有待于新的机器的输入，而新的机器的运入，必须在交通比较便利之后。更肯定些说，公路不足以负担输入机器之责，机器之大量输入，即西南轻工业的高度建设的机会之来到，至少必须在川滇铁路，这条联络西南中心的四川与海口的干路筑通之后。现在西南建筑铁路的工作，正在积极测量，分段合筑，加之铁轨机车等材料，前于我军退出已成铁路线时，曾拆卸搬运了许多到后方，这些材料可以帮助新筑铁路，至少是湘桂铁路之容易筑成。我们希望川滇铁路及与此相接的滇缅铁路能在两年之内筑成，接着能看见西南各省的机器工业尤其是轻工业之蓬勃发达。到这时，工业发达了，农产品的产量自然容易增加，西南的经济文化可以突飞而猛进，在发展过程中，它自然早已成为抗战的坚固基础了。
虽然如此，自然力的伟大限制，终究不是人力所能容易克服的。我们当然应该为发展西南工业而尽力奋斗，但我们决不要对西南工业的发展可能性闭起眼睛。如上所述，西南是煤铁贫乏的地域，纺织工业不大能发展的省份，但因为是多山区域，所以那里将来最有希望的工业是矿业。如川滇的岩盐，川康的砂金，滇省的锡，黔省的汞，这些藏量极丰的矿物，现在都是用土法开采，将来可以借机器之力而大大开发。但矿业的大大开发，必须在交通工业已经发达之后，因为大规模的采矿业需要大量资本，需要高等技术与重大机器，不像发展轻工业那样的容易。这前途说明了西南经济的可能发展的限度。
详细言之，西南经济的开发与建设自能增强抗战的力量，但西南的天然缺点太大了，它的历史落后性太重了，所以充其可能发展之量，它仍不足以单独负担收复失地的重任，更不容易在短期内对于抗战有宏大的经济方面的贡献。今后，为了争取民族生存，我们当然要尽力于西南交通的建设，要尽可能加紧建设轻重工业，以充实抗战的经济力量，并尽量开采矿产并发展农产，以补偿抗战的消耗，换言之，天然的与历史的限制越大，我们就越应该努力。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西南经济发展的这样限度。
由此看来，可知于加紧发展西南经济之外，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必须寄托在全国，尤其是沦陷区的广大民众自发地起来抗战之上。 |
《日本向全世界挑战》译者序（陈其昌〔陈清晨〕，1938年5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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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向全世界挑战》译者序
陈其昌〔陈清晨〕（1938年5月末）
载于施莱尔（JamesA.B.Scherer）著，陈清晨（即陈其昌）译《日本向全世界挑战》，战时出版社1938年8月出版。
紧张了一个多月，毕竟译完了这本书。古人云：“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盖昵之久而感情自生也。月余以来，心在兹，目在兹，手在兹，一字一句都经过我而传达，则我今日之依依于此书，乃当然之事，故而在译完而舒了一口气之后，还要写几句介绍的话，使它能更完美的和读者见面。
著者施莱尔博士（JamesA.B.Scherer）是个“老日本”。1892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即到日本担任英文教职，自此以后，直到1937年，三岛之上不断有他的足迹。在45年的侨居生活中，他观察了日本人的生活的各方面，经历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社会的沧桑，加之日本政界，军界的要人中，像真崎甚三郎是他的老学生，像已被杀的斋藤实大将，还活着的荒木贞夫大将与广田弘毅，以及其他等等名角，都是他的熟友。像他这样一个熟悉日本情形的人，并且是西方人，至少能讲给我们许多很有趣味的“日本侵华的幕后故事”，那大概是“意表之类”的事吧？
故而在这本书中，他以轻松美丽的笔调，揭露了日本军阀侵华的渊源。他谈天皇崇拜，谈自杀操练，谈艺妓，孝顺的娼妓，谈农民的痛苦与财阀的剥削，然后再谈到这种种社会背景对于日本军阀的心理影响，总括一句，他从历史上观察了日本的新旧矛盾的生活，侵华的原因，并还推测了它的前途。
“陨星”？无论他观察的方法是否正确，但它告诉了我们许多新奇的故事，新奇得连日本人中也只有几个人知道；它表达了一部分西方人的“日本管见”，这是很能增长我们东方人的自知之明的；他给了我们十几篇好文字，叫我们必须一气读完，欲罢不能；最终，而且最重要的，他还说出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次侵华是法西斯军阀的权力野心的表现，是不能赌赢的孤注一掷，是出卖人民的行为，这使我们读了以后更能更明白他们的侵略基础之薄弱，而增加我们的抗战勇气。因此对于这本书，译者虽不愿跟着别人说它“是1938年关于中日问题的最好著作”（《译报》），但无论如何，这总是很可读的一本书。
本书之可读由日本政府之严禁进口而得到了反面证明。本年3月1日的东京《朝日新闻》载了一篇文章，说道：
“斯莱尔博士，原是日本的朋友，在我国居住了许多年……这位67岁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任老教授，在45年前来日本，任教职于九州的佐贺中学……从此以后，他常来日本，并写了许多关于日本的书，如《日本历史传奇》（TheRomanceotJapanthroughtheAges）、《今日的日本》（JapanToday）、《伪满洲国》（Manchoukuo）等等。他的见解和同情笔调，很博得了日本人的欣喜与信任”
“他最近一次回国是在去年六月，正当中国事件爆发之前。七月间，政府任命驻洛杉矶的崛江领事赠给了他三等神圣宝章。”
“但最近外务省突然得到报告，说他竟写了一本炸弹般的反日著作：《日本侵华的幕后故事》。外务省当局立刻得到这部书，一读之下，发现全书272页中，除了恶毒的侮辱日本以外，什么都没有。好像他已抛弃了友谊的面具，并还因此而疯狂的得意似的”
“一般相信，他所以写这一本书，是因为想借此弄到美国反日团体的巨额金钱。从前他曾想做南满铁路顾问而遭了政府的拒绝，故而挟持恶毒反日的书，以泄私愤”
（转译自上海《密勒氏评论报》3月12日号）
事实，并不如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反宣传。日本当局常认为颁给一枚勋章，或用政府基金或满铁金库，就可以叫任何外国人替他们做工具。因而他们拿这手段去对付施莱尔，用天皇名义，赠给他一枚高等勋章，“以答谢他那增进日美邦交的帮忙”。斯莱尔当时坦白告诉崛江道，他要说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且后来，他又把这枚高等勋章退还了天皇；《密勒氏报》评论说：“这是明治维新以后第一件最刺激人感情的事”“虽然日本外相广田向国会保证，绝不让施莱尔的这书有一本运进日本，但这种书的一大批一到上海，便像‘熟大饼一样’地一哄就卖完了”。
宣传的够了。下面再说几句关于翻译的话。
本书原名（JapanDefiestheWorld），应译作《日本抗拒世界》，现仍译作《日本向全世界挑战》。
原书中英译日本人名地名特别多，并且大多是举姓举名，且包括上下古今。把这些人名地名再译成日文，不但对于我中国人为讨厌事，即对于日本人也并不很容易。本译本中，有12人地名之未能查得者，均译音而附上英文原文；其原只举姓而无名的人名，如可以查出姓名者，则用其全姓名。至于“高丽”与“朝鲜”，译文中并用，盖因就一般通用说，对前代高丽之不便称朝鲜，亦犹对现代朝鲜之不便称高丽也。
一九三八年，红色五月之末日，译者。 |
陈清晨〔陈其昌〕：英日在华合作会实现吗？（1937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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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日在华合作会实现吗？
陈清晨〔陈其昌〕（1937年5月11日）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7年第12卷第1期第139-143页，署名：陈清晨。
近来，东京与伦敦都不断传说英日交涉合作的消息，交涉的范围即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其初，东京方面说，这交涉是由英方提出的；后来各方面事实证明，发动这次交涉的实是日本。英日外交当局现在均已承认，这交涉已进行了几个月，但仍在初步谈判的阶段，并未触及具体的问题，英国当局表示，它正在静待日方提出具体的办法，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当局养成了一种远东门罗主义的幻想。1934年4月所谓天羽声明，更无忌惮地把这种妄想明白地提出来。日本要独霸远东，它不许别国未得到它的同意而与中国有交涉。所以1935年，李滋罗斯两访东京要求对华合作时，日本悍然拒绝。但两年后的现在，日本的种种蛮横态度有点消失了；过去英国所要求于边而遭了拒绝的，现在它则转来向英国要求了。日本的态度的这个转变，告诉我们它过去的远东门罗主义政策错了。
日本的这个转变，发生于过去失败的教训与现阶段的客观事实的需要。
第一，它需要对华对英“和好”，以消化它在东北和华北已获得的掠夺品。东北四省之被占已经五年多了，在这里日本虽已投下大量的资本，但经济上的回利现在还未得到。在冀、察，它早已可以为所欲为，但开发棉产与铁矿和建筑铁路的活动已经扰攘了一年多，而直到现在，最需要办的龙烟铁厂与沧石铁路还是无资本来进行。这样的事实教训它：一味的蛮横无甚用处，只能加重中国人民的反感，而阻碍自己的经济利益之获得。因此它明白了对于消化已得的掠夺品，“和好”比较蛮横是高明得多的方法。
第二，在日本军部的独霸梦正酣时，狡猾而有手腕与资本丰足的英国，却乘机占了大便宜。英国这几年来的对华态度是日本越无礼，它越和善；日本越欺诈威逼，它越诚实帮助。在这种对比之下，自然要造成中日隔离与中英亲善。因之英国已成了中国的好朋友。英国帮助中国政府完成了货币改革，巩固了中央的力量。它在华南又尽力投资于各种建设事业。“对于华南的将来经济建设感到兴趣的，显然以英国为最。它已决定以大量的英国材料供给华南许多铁路建筑之用。这铁路包括关梅路、桂林路、衡州路……等。据可靠消息，据可靠消息，这些铁路建设的资本，如果不是每条路都是由英国供给的，也极大部分是由英国供给的。”（5月8日《密勒氏评论报》香港通信）此外，据日本报纸所传，华南的铁路网计划中，拟筑之路有京粤路、闽粤路、粤桂滇路等，英国已决定对这些铁路的建筑作大量投资。这些消息无论属实或系谣传，都足以表示英国之企图扩张势力，及日本对于英国在华势力增加之眼红。碰到这样的事实的钉子，它自然会自加反省，因之它放弃那种远东门罗主义的妄想，而转向有利的和善的办法。
第三，日本政治上的两大势力——财阀与军阀——的主张，在外交问题上虽然是相辅相成的，但也是经常对立的。军阀的对外主张是武力侵略和军事冒险，财阀的对外主张则是用温和外貌作经济侵略。1935年当李滋罗斯东渡游说时，正是军阀气焰压倒财阀的时候，所以他所提出的英日对华合作的要求碰了壁；1937年的现在，军阀的蛮野气焰已暂时衰落，而财阀的势力已经抬头，因而“亲仁善邻”的呼声高涨一时，而英日合作的要求反从日方提了出来。
第四，日本在九一八后国际地位的孤立，是许多财阀和外交家所害怕的。假如那时是为了保持掠夺品与扩大侵略而不得不孤立的话，那么现在在这消化掠夺品的时期，便无须再那样孤立了。为要求得国际同盟国，它曾和德国订结了反共协定，但几个月来的事实表明这协定无益于日本在战时的安全。所以它必须另寻同盟者。美国既是它的未来敌人，因此，它最怕的是英、苏、法、中的结合。现在它所以要向英国求合作，不但是为了要联英，而且还为了要拉拢中国。
上述的这些原因与需要合起来，便造成了日本向英国要求对华合作的事实。
但是英国能否无顾忌地信赖日本的要求呢？英国已表示了不能。《满切斯特保卫报》（4月27日）评论道：“日本统治者显然已决定对中国以及对世界各国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但事实上，这种决定是源于日本所不能控制的那些事件阻止了他们的武力冒险政策……这种改变的力量不是内在的，而是外来的。”伦敦《泰晤士报》（5月3日）也说：日本政治家都知道日本与远东的进步，赖中日两国的诚实合作，一旦日本对华友好的志愿言副其实，则英国自将予以同情的辅助云云，也表示不信日本的要求合作是出于诚意。但对于这种顾忌，日本当局已作了“诚意”的答复。5月10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声明，担保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九国公约》仍为列强在太平洋合作的巩固基础，并且《上海中日休战协定》也可取消。这种声明，在九一八事变以来还是第一次，比较起天羽声明的傲慢态度来，真不啻天壤之别。日本当局的这声明，是表示它最近所提议的“中日亲善”与英日合作，是出自“诚意”，并非空谈。
现在英国政府正以同情的态度，等待着日本的具体合作条件的提出。据说，具体问题在英皇加冕礼举行（5月12日）以后即开始讨论。但讨论之后，英日对华合作是否会成立呢？并且英国与日本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同意合作呢？现在我们且来考察一下。
伦敦《泰晤士报》刊载，日本所拟的合作计划包括四项：（一）日本愿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二）英国承认日本在华北所有权利的重要性，但不必承认“满洲国”；（三）英、美、日、法四国会同贷款予中国；（四）中日两国订立友好条约。这四项内容固然系揣测之辞，但日本所要求的主要条件可说已包含在这四项之中。这主要条件大约不外：承认日本在华北的地位；日本参与华中、华南各种经济建设事业的投资，不使这投资为英国所独占，并且还想利用英、美、法的资本去开发它手中的华北资源。它对于英国的交换条件，是承认对英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不加侵犯，并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以便英国在华中、华南的势力都得稳固发展。此外，在整个远东范围内，日本还希望英日合作。
但英国是否会接受日本的这些条件呢？要答复这问题，一方面要先懂得英国在远东的政策，他方面还要看日本所提出的合作计划的具体的内容如何。
英国的现行远东政策，可一言以蔽之：“和平合作以保持并开展在中国的经济势力。”李滋罗斯去年在伦敦的中英协会年会上论中国一般经济形势后，说道：“如果中国有长期的合作和良好政府，则中国将成为英国制造业之最大与最好的市场……我们应该帮助中国建设……使成为现代工业国家，如此则中国人民的购买力必然增加，而英国货物也就可以在华畅销了。”他又说：“关于日本政策与英国在华利益的关系，我也想说几句话。日本对中国，自有其经济上与地理上接近的利益——尤其是在华北。……英国普通货物在华的销售，免不了受日本货物倾销的影响，但英国在别一方面，尤其是在供给日本资本方面，将要胜过日本。我相信日本会渐渐地认识中国的稳定与繁荣，最能解决日本的经济困难。最后我希望我们能够和中国政府合作，以建设并发展统一的中国。”英国对中国的政策，完全是由李滋罗斯的这种见解来的。就英帝国主义本身利益说，李滋罗斯这种见解可说是最聪明、最正当、最适合现状、最能联华对日的见解。本此见解，所以这几年来，英国在日本对华侮辱侵略之时，切实诚恳地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中国的和平，协助中央政府的巩固。李滋罗斯来华的任务是如此，柯克巴垂克与许芝森现在在华活动的任务也是如此。
由英国的对华政策来看，我们可以说：英国与日本在华合作是英国素所要求的，日本今日的合作请求，本质上自然为英国政府所欢迎。但要实现这种合作，必须日本能保证今后对华不再作武力侵略；尊重英国在华利益；取消目前冀、察的非常混乱状态如撤销冀东伪组织等；停止日货走私。因为走私对于各国在华经济势力都是一种打击，而同时英国在华的最大利益是保持中国的长期和平与安定。
所以由英国的对华政策看来，由日本最近向荚要求合作的“诚意”看来，今后英日在华合作是能够在某种条件内实现的，这条件的最重要的一个是日本能牺牲它已在冀、察造成的不合理的局面。但在这里却有两种障碍使英日合作即使实现了，也范围不大。第一是日本军阀之必然对华侵略性，第二是英国的国际关系太复杂，不容它对日本有怎样亲密的合作。
关于第一点：现在日本的局势，是政治上、社会上的内在冲突日趋紧张的时期。军部与政党，换言之即法西斯化政治与议会政治的冲突，已造成政治上的不安，而经济矛盾中所产生的惊人的物价膨胀，也难免使社会发生骚乱。这种骚乱不安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向外侵略以转移国内的注意，而这一方法也是军部所认为好的方法。因此，在事实需要时，日本对华武力侵略会立即发生。这个可能的前途，使英国有所顾忌，而不能实现怎样广大而深刻的英日合作。
关于第二点：现在英国远东政策的本质之一，是必须顾及美国。美国在全世界都与英国的利益相冲突，因而英美不能有密切的合作。但英国在太平洋上却是必须处处顾全美国的，因为英美如有太深的恶感，则将不利于美国势力角下的英国属地，如加拿大、新西兰等；并且在将来世界大战中，英国也难保无有借重于美国之处。因此英国不敢在远东与美国的敌人日本成立很密切的合作。
所以将来英日在华和在太平洋上的合作如果实现的话，那必然是范围狭小的、无力的。
至于我们中国民众，对英日在华合作问题的正当认识是：英日在华冲突是为了这两个帝国主义自己的利益，英日在华合作，也是为了它的利益。而中国民族解放的大道，则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
一九三七，五，一一 |
陈其昌《西班牙各党的政争》（1937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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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各党的政争
陈其昌
（1937年4月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世界政治》第1卷第5期，1937年5月15日出版，署名：陈清晨。
在目前西班牙的内战中，如果可以说马德里是军事斗争的中心，那么也可以说巴塞罗那是各党的政治斗争的中心。军事斗争的胜负，固然可以决定西班牙，甚而全欧洲今后多年的政治前途；但假如军事斗争的结果而政府军胜利了，则这时以后的西班牙，甚而全欧洲的政治趋势，将由现在各党派的政治问题斗争的结果来决定。这形势就说明了，在目前戎马仓遑之时，明了西班牙政府军方面各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是怎样重要的事了。
西班牙各党派的政治意见的斗争，自然不自今日始，但到今日则更加剧烈，更加表面化。二月初，当政府军手中的马拉加港被叛军攻陷之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安德烈·宁，在瓦伦西亚为政府所逮捕；后数日，社会党与共产党等在瓦伦西亚作联合的大游行，参加者数万人，其口号是加强各党的联合。近几日，加泰罗尼亚政府又发生政潮，因无政府主义派的内阁阁员四人的辞职而政府改组，这次改组，则为去年七月内战发生以后的第四次。凡此种种，俱见政府军各党派明争暗斗之激烈了。
本文之目的，即在于分析各党派政治斗争之情形，以作注意西班牙内战前途者之参考。
三个中心与五大政党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即除过叛军的势力范围外，西班牙目前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大的中心有三个，即马德里、瓦伦西亚与巴塞罗那。而在这些中心上，各党派的势力的大小又不相同。
马德里是过去的国都，目前政府军与叛军争夺的目标，政府虽然早已迁到瓦伦西亚了，但现在它除了是军事中心，还是决定两方军事声势的政治中心。因此，在这里，各党派的民军猬集，在统一指挥之下，对叛军作数月长期的殊死战。但马德里却不是经济的中心，它所需要的粮食等，须赖瓦伦西亚方面来供给，工业用品与军火等则大部分赖巴塞罗那来供给。去年七月，那里的叛军势力被民众武力压平后，它与瓦伦西亚及巴塞罗那三角鼎立而成了有关联但是分离自存的政府。自马德里政府迁往瓦伦西亚后，瓦伦西亚政府事实上合并于马德里政府了。瓦伦西亚素有西班牙的市场果园之称，以产蔬菜水果著名，为西班牙的经济中心之一。
内战发生后，它由各党派组成了人民执行委员会，性质同于马德里的人民阵线政府，作为统治机关，独立自治。在马德里政府未迁此以前，加巴勒鲁政府的势力不及于此地。
巴塞罗那以及加泰罗尼亚各省，是西班牙的最大的经济中心，西班牙的工业多集中于此，因而在这里工人团体的势力较别处都强大。加泰罗尼亚政府向来是个自治政府；内战发生后，无政府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力量把叛军势力压服并肃清，并组织了民军中央委员会，作为实际上的统治机关，司法、警察、粮食、军事调遣的权概归独揽，而为共和党所主持的正式政府，则退居于次要地位。马德里政府的势力毫不能及于此处，无须说了。自工人政党的实力政府在这里成立后，这些政党即在政治与经济制度上向社会主义化的方向走，并派遣了许多民军到加泰罗尼亚省外去参加反法西斯的战争。但在内部，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左派共和党仍很有势力。因此，以后不久，共和党政府的势力便又恢复，于是而民军中央委员会取消，而各党派合作的总合政府（Ceneralida）成立，一切权力，大都归此政府所统治。这便是目前加泰罗尼亚的政府。加泰罗尼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最大的工业中心，而还在于它是大部分反法西斯力量的所在地。
马德里、瓦伦西亚与巴塞罗那这三个中心，目前都为五个大党派的势力所联合统治着，这五大党派，即是左派共和党、社会党、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西班牙是一个党派很多的国家，但在全国有普遍力量，而在此次反法西斯的内战中有声势的，则是这五个政党。同时，为目前政治斗争的主角的，亦是这五个政党。这五大党派中，除过左派共和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政党以外，其余都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党派。
左派共和党的势力是在反封建的过程中长大起来的。自一九三一年把国王亚尔芳朔逐走而建立共和政体后，到去年七月叛军政变发生时为止，西班牙的政权，无论是在中央政府的马德里，或在自治政府的巴塞罗那，经常都操在共和党之手。例如，现在的全国总统亚柴那是共和党员，而加泰罗尼亚自治邦总统恭本尼士也是共和党员。并且在瓦伦西亚与巴塞罗那内阁中，均有许多阁员席为共和党所占。左派共和党与别的四大党派虽然都属于人民阵线中的一团体，但它的主张，当然与别的四大党派不同。例如在反抗法西斯叛军的问题上，别的四党派是均愿死战到底的，而共和党则常常表示愿与叛军妥协。目前战事所以不得不继续者，实因为战斗的实力都握在其余四大党派之手。再如，在战争前途的问题上，假如其余四党派还或多或少都有趋向社会主义的气味，那共和党是仅希望保全共和政体为止的。
社会党是西班牙力量很大的政党；一九三四年十月在马德里与阿斯图里亚省的反法西斯的武装斗争，就是社会党发动的。它的势力普遍到西班牙各地；现在瓦伦西亚中央政府的内阁总理加巴勒鲁是社会党的左派领袖。在西班牙有组织的工人中居重要地位的总工会（U.G.T），即是隶属于社会党之下的。社会党对于目前局势的主张，除过反法西斯叛军以外，认为应无条件地保持人民阵线的团结。因此它与左派共和党联合得很紧密，与共产党也联合得很紧密。
无政府主义派，在西班牙有普遍的势力。西班牙在现在是欧洲的工业最落后，小生产者势力最雄厚的国家，因此它就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渊薮。这里的无政府主义者，本其传统的主张，不热心于政党活动，而只从事于工会的组织。受他们领导的工会叫作全国劳动者协会（C.N.T），在加泰罗尼亚各省中势力最大，包括那里的有组织的工人百分之七十。去年七月在巴塞罗那发生的驱逐法西斯势力的巷战中，他们最英勇最努力地从事作战，因而战后他们在加泰罗尼亚省的各方面都占有了指挥的地位。但因为他们素不注意于政治活动，故已落到他们手里的政权，不久又转到共和党之手。在巴塞罗那的总合政府成立后，他们也破题儿第一遭地参加了内阁。由于事实的逼迫，他们已无形放弃了不作政治活动与不注意于政治组织的传统主张。他们对于目前西班牙局势的认识，除过主张彻底反法西斯外，并强烈要求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在月前的巴塞罗那的各党联合政府中，无政府主义派占有少半阁员席。
西班牙的共产党，在去年二月总选举以前很无力量。西班牙既是适合于无政府主义生长的沃土，故反对个人主义的共产党，在这里向不受一般人民的欢迎。但在二月总选中，共产党因人民阵线的帮助，由无一席而获得了十六席。以后内战发生，一般人都希望第三国际能作军火的接济，因此苏联驻西的大使与驻巴塞罗那的总领事，都成了内政问题上的重要脚色，而共产党的势力也随而增大。现在它是瓦伦西亚人民阵线政府的台柱之一，是巴塞罗那的总合政府的后台要角。在马德里与瓦伦西亚，它的青年组织与社会党的青年组织早已实行了组织的合并，叫作联合青年团。在巴塞罗那，它与社会党共同组织了一个政党（成立于内战发生前几星期），叫作社会共产联合党（亦简称社会联合党），隶属于第三国际；在那里，它又与社会党混合了工会组织。社会共产联合党在过去的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内阁中，只占一席阁员位置，这就表示共产党在那里势力之小，但因有第三国际，故说话的影响却很大。西班牙共产党对于目前局势的主张，是不谈社会主义而全力拥护共和，竭力支持人民阵线的团结，以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它是左派共和党与社会党的最忠实的友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亦简称工人党）是目前西班牙各工人政党中最左的一党。它的势力基础，完全在加泰罗尼亚各省，而在马德里与瓦伦西亚方面则势力颇弱。在内战发生时，它的党员只有一万人，几个月后就增加到五六万人。它虽不是加泰罗尼亚各省的最大政党，但却是那里的组织最坚强与最有生力的政党。它的最重要的二领袖，为华金毛林（JoaquínMaurín）与安德烈·宁（AndreuNin），前者已因参加内战被叛军所执而遭枪杀，后者则因党派冲突而已为瓦伦西亚政府所拘捕。这党虽然也参加了人民阵线，但却不满意于人民阵线。它主张目前西班牙的局势应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而不当保持共和政体，因此它与左派共和党、社会党、共产党冲突，但却得到无政府主义派的相当援助。共产党及第三国际，都把它当作托洛茨基派来攻击，其实，它的一部分人过去虽与托派有关系，但自它加入人民阵线以后，托派的国际已因其违背主张而与它断绝了来往，它现在隶属于英国独立工党领导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联合国际局（一种黄色国际）。
以上便是目前西班牙政局中的三个中心与五大党派的大略情形。明白了这些情形，我们可进而谈各党派政争的内容了。
各党派政争的局面
不同的党派自然有不同的政见。所以西班牙各党派的政争并不自最近始，例如在过去数年间，社会党与无政府主义派就曾有过严重的冲突。内战发生后，各党派都努力于对付共同的敌人，故党争一时停止；后来随着内战的持续，这冲突复活，而且严重性亦增加了。
政治意见冲突的营垒约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集团，左派共和党亦包含在内；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无政府主义派的集团。至于成为问题的政治意见亦约有二个，一个问题是各工人党派参加反法西斯内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改编各党派所属的民军归政府统治的问题。
工人党认为：工人党派参加内战的目的，是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而且战争与革命是不能分开的，当战争在前线进行之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应该在后方建立起来。这种意见为无政府主义派的全国劳动者协会所拥护。
但社会共产联合党与左派共和党则反对这种意见。它们认为参加当前战争，绝不应有社会主义的动机，“我们共产党员首先要反对这种观点。我们的参战的动机完全是为了要保护民主共和。”（去年八月十日共党领袖赫曼德兹（Hermandez）的谈话）。他们认为目前的战争，并不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斗争。至于加泰罗尼亚省的一切力量都握在工人政党之手者，完全是作战的权宜之计。因此，他们认为一切权力都应归于人民阵线政府。
对这样的认识，在去年十二月间工人党领袖安德烈·宁的播音演说中，表示了强硬的反对。他说道：“社会共产联合党主张把社会主义的政策放到背后不谈。我们认为革命与战争是绝对不能分离的；如果不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工作，那必然要坐让形势退回到七月十九日的状况。”（按：七月十九日即内战发生之日。）
从这个根本认识点的不同出发，这两个营垒在许多实际问题上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而最重要并且冲突最剧烈的问题，是改编各党派的工人民军归政府统制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七月十九日的叛军政变，是各党派所未意料到的；弗朗哥一树起叛旗后，全国各地十分之九的正式军队都叛变；于是各政党政派之反法西斯主义者即组织民众，仓卒应战，以败劣武器与正式军队相搏斗，于是即产生了各党派隶属下种种名称的民军。这些民军，在前线作战是统一而一致的，但名称与纪律，直到内战发生后八个多月的现在，仍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今年初，总理加巴勒鲁曾宣布道：“纪律是最重要的因子……政府并不想强制地实行纪律，但如果是必要的，则强制实行纪律是全体的福利。比党派观念重要得多，是战争的胜利与救西班牙。”这种话头，当然是带着讽刺那些反对统一纪律的各党派的，这主要的即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无政府主义派。这两派是赞成实行统一的军事训练与行动的，但反对把各党派的指挥权放弃，而完全交给政府；因为它们害怕军权放弃了以后，政府即可以利用军事力量以建立新资本主义政权。二月间，马德里防守委员会也曾致电于加巴勒鲁，紧急要求：“停止各党派的二重命令制的军事制度，各工人党派的一切军器都交给防守委员会。”
上述工人党首领宁的演说中，也说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说道：“我们对于作战的立场，是认为肃清旧军队中残余分子是绝对必要的，认为目前民军的组织不完善，因而我们必须建立一种纪律严明有强大战斗力与革命性的劳工军队。但当我们承认有作军事技术人员训练的必要时，我们还主张这种人员必须放到工人团体的统治之下，因此我们提议，军事行政机关须受工人组织的管理。但社会共产联合党则与此相反，它主张军事技术人员应成为军队的最高主人，同时军政部也不受任何团体的管理。”工人党与无政府主义派所以对此问题激烈争持者，因为这问题是关系到西班牙政治前途的问题。
因政见冲突而引起的政潮
这两个严重问题的激烈争论，以巴塞罗那为中心，而传播到政府军统治下的各大城市。由意见的争执而发生意见以外的攻讦，又由争执与攻讦而发生实际的政潮。这便是二月初瓦伦西亚方面，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联合示威游行，要求各党团结的原因；也是最近巴塞罗那政府内部政潮迭起的原因。
西班牙共党机关报BanderaRoja攻讦工人党道：“我们应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分子，看作和围攻马德里的敌人一样危险，甚而还更加危险。我们必须把他们看作第五纵队（按：即曾潜伏于马德里城内的法西斯暗探队）的总司令部，我们应该用对付第五纵队的方法去消灭他们。对于他们是不应该有饶恕的。”第三国际的国际通信上也常有相类似的攻讦的文字。去年末，第三国际且发宣言，把工人党当作法西斯的奸细来攻击，说它是“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替希特勒与弗朗哥作煽惑工作……用一切方法去避免法西斯在西班牙的失败……为了法西斯利益在共和军后防进行破坏工作”。这样无情的攻讦，叫工人党的姊妹党，即英国独立工党感到“寒心”。
无政府主义派自然也是被攻击者之一。今年初，这派属下的全国劳动者协会提出正式决议来，向社会共产联合党属下的巴塞罗那的总工会请求，停止对该派作捕风捉影的及身体的攻击，它说这是联合的正当道路。
在这种冲突之下，自然要发生政潮。如果在马德里前线因叛军的压迫而不容有正式斗争发生，那么在后方的巴塞罗那与瓦伦西亚，则正可以发生正式的政潮。其政潮之大者，如去年十二月社会共产联合党决意把加泰罗尼亚政府中的工人党阁员排去。它和它的总工会正式作此提议后，工人党阁员一人与社会联合党阁员一人都被取消，而在工会基础上重新组织了政府，至两党的阁员席则由全国劳动者协会与农民联合党来补充。工人党当然反对这种排挤，但结果终被排挤。
这次政潮的主动人，据说是加泰罗尼亚政府总统恭本尼士（L.Companys）。他的目的在于要把工人党这个较小的党压下去，并使与无政府主义派不和，然后他便可以在制服无政府主义派，把左派共和党在内战初起时失去的势力，再从各劳工党派的手里夺回来。无政府主义派本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合作，共同抵抗这次政潮，但结果它同意了把工人党驱逐出内阁，它因而换得的，是国防部长的一席，这地位可以正式指挥加泰罗尼亚各省的军队。
二月初，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最高领袖安德烈·宁。在伏伦西亚被捕时，所有在该处的该党党部与机关报均被查封，较重要人员亦均被捕。这行动自然是与加泰罗尼亚省的政潮有连带关系的。
最近加泰罗尼亚政府的一次政潮，起于无政府主义者阁员四人因政见不同而辞职。政见不同的内容与程度如何，通信社电讯无详说；但这是由过去的不同意见发展而来的，则无可怀疑。内阁解散后，总统恭本尼士即委戴拉台勒斯（Taradellas）组织新阁。戴拉台勒斯者，为前任总理，隶属左派共和党，是恭本尼士的亲信人。结果他组阁不成，而由恭本尼士自己出马，暂时组织临时政府，阁员则由从前的十一人，减为六人。而此六人内阁中，戴拉台勒斯任总理而兼任财政、教育两部长，公安部长亦为共和党员。无政府主义派有二人参加；社会共产联合党工会有一人参加；农民联合党有一人参加。按上届内阁中，有无政府主义派阁员四人，社会共产联合党工会阁员三人，左派共和党阁员三人；此次之临时内阁的特点是左派共和党的阁员增加了，其余各党派都减少了。共和党权力之逐渐恢复，是去年七月加泰罗尼亚政府成立以后的一般趋势。
各党派的政争与西班牙前途
今后西班牙的政争当然还要继续发展。假如单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自成立一营垒，则政争的前途形势自很简单，但这里还有无政府主义派与它联合，因而前途变化就较复杂了。两个营垒的对立，虽然已甚尖锐，但在法西斯叛军还未被消灭时，大概当只限于口头上的争论与攻击，与事实上之逐渐变化（如逐渐削弱各党派的军事指挥权等），而真正的干戈冲突，还不至于发生吧？因为各工人政党都深知共同敌人的可怕，都声明要竭力保持联合，除了共产党对工人党。
就目前说，西班牙前途的决定因子，还是前线战争之最后胜负。而这种胜负的决定，不甚靠国内交战两方的力量，而主要的靠国际局势之变化。现在就军事上说，弗朗哥方面显然有了败兆了，但德意和在西班牙投资最多的英帝国主义是否会坐看弗朗哥失败呢？是否会坐看政府军方面的左派工人政党执政呢？大概是不会的。这形势说明了，就是决定将来西班牙前途的各派政争之谁胜谁负，也要大部分靠国际局势之变化。换言之，假如德意英允许弗朗哥失败了，那它们也只会许西班牙胜利者成立法国莱昂·布鲁姆式的政制，而不会许他们成立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政制。这种国际形势表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无政府主义派的前途，不很光明。
但无论如何，目前西班牙各工人党派所争执的两个问题，是极有意义并关乎将来人类进步的实际问题。注意国际政治者必须给以思考。
一九三七。四，六。 |
学习作文的最大毒害（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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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作文的最大毒害
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7年第11卷第1期第60∽61页，署名：陈清晨。
我在滥竽高中国文教师的短短时期中，深感到青年学习国文作文的最大毒害，是被古文的滥调腐句所束缚而不能自拔，且不知自拔。“人为万物之灵……”“且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且夫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等，青年的活泼的脑筋一旦被这些似通非通的陈腐句调所占据，那你就简直无法写出生动的文章。文字原是发表思想的工具，我们应当拿思想来运用文字。但被这些陈腐句调所统治了的青年，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有思想，有自己的意见。当他拿起笔来时，好像他的任务就在用这些句子或调子来把白纸填满。这样的青年，自然对于作文要觉得非常艰难，苟非有颖脱于这些古文滥调腐句的天资，就永远难望把国文写得通。曾听老年人说，科举时代的秀才们，常有读书读到头发白而连一封信都写不通的，我想，其原因就在于被古文的句调所迷蒙了吧？
我认为这是现在一部分青年学习作文的最大障碍。造成这种障碍的是八股文的余孽，是社会的巨大反动势力。我们希望下一辈的青年能够从根本上摆脱这种障碍，但既受了毒害的现在的一辈青年，则必须设法消除这种毒害。消除这种毒害的战略，我认为很简单，即我们要练习着拿思想去运用文字，而切勿叫陈腐的句调束缚住我们的思想，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要在文章中说自己的话。
消除毒害的较详细的方法，我认为首先应该摒弃一切腐句滥调而不用，而用白话或自己能完全控制的极浅尽的文言来练习作文。其次，对于一个要写的题目，应该大体上先知道自己有什么意见要说，然后把这些意见大体上安排成一个表达的前后系统。再次，即按照这个大体上的系统，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至于文句上的修饰等，在写文时，自然要用心，而写出后更要用一番功夫了。 |
欧洲左右营垒对立之激化（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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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左右营垒对立之激化
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11月4日）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6年第10卷第5期第10~16页，署名：陈清晨。
随着西班牙内战之日加激烈，欧洲国际上左右两派势力的对立也日趋尖锐与显明。一方是法西斯的右派势力，一方是社会主义者的左派势力；这两种势力与西班牙内战作中心而在对立地搏斗着。在2月以前，即当西班牙内战初发生时，这种对立的搏斗尚不很显明。那时德、意的法西斯国家暗地帮助西班牙叛军，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及各国工党则大都沉溺于中立的政策中。后来，西班牙叛军逐渐获得军事上的优势，政府军的军事地位着着降落，于是英、法、比国内部的右派法西斯势力陡形高涨，而希特勒在10月的德国国社党大会上，也公然发表了极端仇视布尔塞维克的演说；法西斯势力既耀然抬头在欧洲大陆上，各国左派也感到不安。最近1月来，西班牙叛军的军事势力更加发展了，马德里的南、北、西三面已完全处在叛军包围之下，有旦夕陷落的危险，西班牙的两派势力已到了最后决定胜负的时候，于是全欧洲的左右两方都赤裸裸地从事帮助自己同志的一方，以图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便是现在的形势，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最近欧洲国际上所发生的一切重要事变，都应该从左右势力的斗争之观点来求得解释。
已到决定关头的西班牙内战
欧洲最近的两派势力的斗争，以西班牙内战为其引线。因此要说明近来欧洲的形式，必须从西班牙内战说起。
西班牙法西斯叛军，自从得到了德、意的军火与兵舰的援助，而把摩洛哥的叛军调到地中海之北以后，军队既多，武器又精，于是便北攻而占领了西、葡两国的边境，又与北路叛军取得了联系。葡萄牙政府原是暗助叛军的；自从叛军占领了西、葡沿边，里斯本简直变成了叛军军火的仓库与事实上的大本营。德国的器械与人力的援助，都毫无阻碍地经过葡萄牙而入与叛军之手。这样素有作战训练并拥有最新式军火的叛军又节节向马德里进逼，并处处得手，英勇的政府军与民团抵抗不住敌人飞机的轰炸，不得不退集马德里一隅。于是马德里便陷入叛军的三面包围的境地。叛军和德、意当局都明白，西班牙“赤化”的中心不是马德里，而是加泰隆省，于是他们于包围了马德里以后，已预备从巴里克里群岛进攻加泰隆省沿海与巴塞龙那（加泰隆省会）。
现在马德里的政府军已探取了一切必要方法与叛军决战，并且反攻已获得了不小胜利，但形势已殊危急则是事实。但是总统亚柴纳已离开马德里而避往巴塞龙那。不过马德里因政府军知尽力防守，是不见得会容易陷落的，即使陷落了，加泰隆省仍是叛军的劲敌。但无论如何，西班牙内战现在确已到了决定今后形势的关头。假如马德里陷落了，则叛军势力更可进而征服东南海岸，统治西班牙国土的绝大部分，而使左派势力局于加泰隆尼亚的一隅，今后若干年间不能抬头，这样，全欧洲的左派势力将受到恶劣的影响，而法西斯势力必然要更加高涨。假使马德里民团的力量竟能逐走围攻的叛军，则不但可以扩大本国的左派势力，而法、比等国的左派势力亦必因而更加开展，其结果有可能打击到整个欧洲的法西斯势力。
因为马德里的胜负关系重大，所以在今后叛军包围了马德里的时候，欧洲的左右两派势力都动作起来，各自争取光明的前途。
法西斯势力的高涨
西班牙叛军屡占优势后，对于欧洲的第一个影响，是各国法西斯势力的高涨。最显著的是英、法、比三国内法西斯势力的高涨。
英国法西斯的组织为所谓的“黑衫军”，其领袖为摩斯来。该组织之产生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近几年来已无声无臭，但最近因了西班牙事件之刺激，势力陡增，竟在伦敦等处举行了英国前所未有的法西斯示威。10月4日，英国法西斯党在伦敦东区示威，参加者约2千5百人，与警察冲突。但制止此种示威的警察则共6千人，尚有反法西斯的各党党员10万人附和于警察之中。11日法西斯党又在利物浦示威，并在伦敦捣毁犹太人商店。在法西斯党示威时，共产党与独立工党也联合示威，与之对抗。
法国的火十字团，自今年五月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胜利而遭政府解散后，即由其首领拉罗格改组之为“社会问题研究会”，其潜在势力毫未消减，近来则日在膨胀。10月4日法国共产党在巴黎举行反法西斯示威时，拉罗格也命令其党徒1万5千人举行对抗的示威，并与警察大起冲突。法国共产党向来自夸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已把法西斯势力打下，而不料法国法西斯势力近来竟因西班牙叛军之影响而突飞猛进。
比利时的法西斯组织名为“莱克斯党”，其领袖为青年德格莱尔。这组织本来在比国社会中已有势力，近因西班牙的刺激，宣布要于10月2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25万人的法西斯党大示威。届时虽因政府之竭力制止，广大示威未成（是日参加示威者不过数千人），但已可见比利时这个小国中法西斯势力之强大与这次示威的意义了。不用说，在莱克斯党示威时，比国的共产党与社会党也举行了反对示威。
各国工人组织之声援左派
在另一方面，当西班牙左派势力甚为危急时，欧洲各国的工人组织，也会积极地（较之以前更积极）表现了他们那援助的行动。表现的最有力量的，是第二国际及其领导下的工会组织。
10月26日，第二国际及其领导下的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干部在巴黎举行联席会议，英法各国工人团体均派代表团出席说，讨论着以西班牙问题为限，结果决定，吁请各国工人阶级以兴论压迫该国政府，使恢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军火贸易自由，并劝告工会和工人团体设法停止以军火接济西班牙叛军。此外，则苏联民众曾对西班牙政府军有衣物、食品的捐助，英国的独立工党亦有募捐援助之运动，英法的各国工人政党一致表示反对该国政府停止售卖军火给西班牙政府的政策。
苏联政府的惶恐
但是感到西班牙形势的威胁的则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政府。因为他知道假如法西斯叛军在西班牙胜利了，这对他将是一种非常灾祸的开始。在西班牙内战发生之初或甚而未发生之先，苏联政府当然知道西班牙叛军是在德、意供给之下的，但那时它却赞助对此内战守中立的政策，它参加所谓“不干涉西班牙内战调整委员会”，它似乎曾幻想着这委员会真的能造成“不干涉”的伟绩，它除此之外未想切实办法援助西班牙左派。但现在看见叛军因德、意政府的实力援助已快要攻下左派的都城了，于是它发生了恐慌，它对于德、意和葡萄牙的接济叛军军火向这所谓“不干涉委员会”提出了抗议，并以暧昧不明的态度声明它将要自由行动。假如它在抗议之后而真的自由行动了，则失之东隅，收之桑隅，西班牙的工农未尝不可因此而享受实惠，然而无奈它只是抗议与声明而已。它未行动而先作声明，即充分表示了它无真的“行动”的决心。并且恶劣的形势已成，事实上德、意也决不允许它“自由行动”。
所以苏联政府之抗议声明，并且因此抗议与声明而受到德、意、葡的一齐攻击以后，又仍在“不干涉委员会”中继续拖延时日，不过表示它对于西班牙现状之张慌失措、无能为力而已。今后苏联政府的常局所能做的，大概只有坐看西班牙左派的失败吧？
德、意、葡的预备
然与苏联政府的张慌失措对比之下，德、意法西斯国家的当局表现出他们有眼光、有办法，对于或能发生的事变已有已经有了审慎周详的预备，这由近月来德、意、葡等国的欧洲反共阵线的成立，以及他们同时对英、对法、与对苏联所确定的态度，可以看出。
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深知西班牙、法国与比利时三国中左派的彻底胜利对于欧洲法西斯国家的危险（目前三国社会中左右对立的严重程度相似，只不过法、比的这种对立未爆发为武装战争而已），因而他们绝不坐待时势，而乃利用机会来创造时势。他们首先支持了佛朗哥的叛变，并保持佛朗哥军队的节节胜利，以便肃清西班牙的左派势力。现在在欧洲各国间，除了德、意之外，还有哪个国家的像他们这样以武器供给西班牙内战中之一方的吗？一个都没有！所以现在如果苏、法不改变他们的“中立”策略，如果西班牙政府军不改变他们的现行政纲，则西班牙将要落于德、意之手。莫索里尼与希特勒现在正是在预备着迎接这个果实的。
他们并不是在简单预备着接受西班牙，他们的眼光超过这个。他们是要因西班牙法西斯军的胜利而鼓动起欧洲法西斯的高潮，而联合成反共阵线，而把左派的势力一举而踢出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之外。本此目的，他们于他们心目中的西班牙法西斯军胜利之前夜，使德、意、葡和佛朗哥政府缔成了欧洲的反共阵线。这任务可说是意国外长齐亚诺在10月下旬与希特勒会唔的中心任务之一，而齐亚诺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了。反共阵线之成立，不仅可以团结欧洲的法西斯国家而增强德、意的声势，并且还可以提高英、法、比等国家中的法西斯运动，并动摇非法西斯国家的联盟。比利时国王在10月中旬之宣布比利时的中立，其意义当于此种形势中求之。莫索里尼11月1日在米兰演说道：“意、德两国的连结，并非使欧洲分裂为二，而乃系一种轴心，使欧洲志在和平的国家都绕此轴心而相互合作。”是的，欧洲法西斯国家已有团结的轴心了，但左派民众团结的轴心在哪里呢？使人有茫茫然之感！
德、意的目的不仅在于缔结成反共的法西斯阵线为止，莫索里尼与希特勒更想就西班牙形势之解决，而在欧洲国际上为自己造成优越的地位，这种地位的造成法是联合匈、奥与南斯拉夫，并取消英、法工具的国联，而另缔所提出的西欧公约。这种计划在10月下旬齐亚诺、希特勒缔结的协定中大体已经议妥了。
但德、意要想在欧洲所有作为，非取得英国的合作不成。因此在两国缔结的反共阵线与取消国联的合作协定中，都极力向英国送秋波。他们表示愿意缔结西欧公约，愿意与英国共主持反共十字军（德），愿意与英国缔结地中海互尊权利的条约（意）。而对于与苏联有军事同盟的法国，则表示排弃的态度。
德、意的上诉的预备计划，都表现在10月下旬齐、希所商定的协定中与11月1日莫索里尼的演说词中。法西斯国家的这种企图，是趁着西班牙内战所给予的优势而提出的。
英、法帮助西班牙叛军
英、法国内的劳工团体的呼吁，变动不了英、法政府对西班牙的政策，苏联当局的手忙脚乱挽救不了西班牙左派的危险，只有墨索里尼、希特勒指挥着法西斯叛军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横冲直撞，并步步走向他们那反共阵线与统治欧洲的计划进行。现在能左右西班牙形势与德、意的企图的只有英、法两国。那么英、法的态度怎样呢？
事实吁然，法国的白伦内阁虽是社会主义者党的内阁，但事实上已成了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党的雇佣，不会有向左的行动，它只会死守着它那“中立”政策的珍宝，坐让法西斯军在西班牙得胜。至于英国政府则态度更模棱而狡猾，它时刻维护着葡萄牙（葡萄牙事实上是英国的经济殖民地），让它成为西班牙叛军的根据地，所以英国对西班牙的态度虽然在口头上说保持“不干涉”，而实际上则是帮助了西班牙法西斯叛军。它本质上是反共反左派的；虽然它是否与德、意组织反共十字军要看欧洲的整个形势的变化而定，但它是要反对西班牙左派势力之胜利则是一定的。
可能甚大的悲惨结局
总括以上各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道：西班牙内战目前已到了决定最后胜负的时期，这形势使欧洲的国际上普遍地发生了左右两派的冲突，而这冲突又都以西班牙的内战作目标。西班牙左派势力因无国际的实际有力的援助，军事上已经着着失利，将来的形式甚为危险。假如苏联不改变其中立政策，并且假如西班牙左派不改变其现行的策略，则失败就在眼前。至于右派则因得法西斯国家的积极帮助与英国的消极帮助，有取得最后胜利之可能。但右派胜利与左派失败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西班牙一国，或会按照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计划和实现欧洲的法西斯国际大团结。到这时德、意有取得英国的同意而进攻苏联的可能，而这时苏联在欧洲已经完全孤立。
这当然是人类的悲惨的前途，然而不幸又是可能甚大的前途。
一九三六，一一，四。 |
陈其昌《中华民族的危机》（1936年10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中华民族的危机
陈其昌
（1936年10月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青年界》第10卷第4期，1936年10月，第11-16页，署名：陈清晨。
如果在过去说民族已到生死关头不免夸大，那现在的局势可以毫不折扣地说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的关头。如果我们还不挣扎，便要如沪京报界的宣言所说，必完全亡国。现在，时局还在酝酿中，途穷时或会发生峰回路转的变化。假使真会就此缓和下去，那也不过是暂时的休息，一逢机会邻邦便要再给我们以新的压迫。本文的目的在把近月来中日外交严重化的经过给以完全客观的叙述，以便中国青年的认识而知所警惕。
最近中日外交严重化的表面原因，是成都事件、北海事件、汉口事件、上海事件。在成都事件发生前，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带着调整中日邦交而尤着重于开发华北经济的和悦声调而来到了中国，一时两国关系颇有改善的希望。但成都事件发生后，改善两国关系的空气从东京开始而突然恶化。
所谓成都事件者系成都民众以暴力殴毙日侨的事件。八月二十四日成都民众不下万人捣毁大川饭店，时该饭店寄居的日侨四人，遭群众凶殴。中国军警赶来救助，但因民众人多，结果只救出日侨二人，其他二人为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渡边光三郎与上海日文报《每日新闻》记者深川径二，均于扰骚中因重伤毙命。事平后，成都政府即将暴动民众二人立即枪决。中国中央政府和日本政府均派专员飞川调查事变真相。中国政府并发布重申睦邻命令云：“查我国人民，对于友邦须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早经明令在案。最近四川成都竟有人民暴动，发生殴毙外人事情，殊违政府睦邻之旨。除饬主管机关迅速妥为处理外，兹特重申前令，仰各切实遵守。”
这事件按国际惯例，本系地方的偶然事件。从前东京大地震时华侨无辜被杀者甚多，一九三一年朝鲜民众暴动，华侨被杀伤者在百人以上，其事均严重于成都事件。然日本各报对此事件却充满刺激忿慨之词，而日本政府亦声明：成都事件不应视为地方事件，“除惩凶赔偿等惯常要求外，有采取基本步骤之必要”。日本外务省并对新闻记者说：“自成都事件发生后，中国全国已充满反日情绪，做情绪类似易燃烧之气体，一经点燃即可爆发，所以日本目前至急的要求乃在消除此种气体”云。广田首相于阁议决定对此事件的“基本步骤”后，二十九日进宫上奏天皇。此为稀有之举动。于此可见日本政府对此事件的姿势了。
伦敦《泰晤士报》九月五日社论评云：“东京显示成都案为奇货可居……现绝少日本采取温和态度之象征，要求已露不祥之征兆……日本所以表示不正当之愤懑，其目的有二：一为借此扰乱南京政府，其次为借此获得一立足地。”
然可居的奇货并不限于成都事件，北海事件竟接踵而至。九月三日广东北海有华人数人到日商药店购物，偶起冲突，动武将店主中野顺三殴毙。此消息使日本政府和报纸都大为震动。时北海为十九路军所占据，日本政府和广东政府都不便派员前往调查。于是日方益不可耐。许多日本右派分子要求政府对北海“保障占领”，日本兵舰开往北海附近者有若竹、嵯峨等多艘。日本政府本阁议决定的方针，命令驻华大使川越向我国政府交涉成都与北海二事件。
但不料，十八日又有丰台事件发生，十九日又有汉口事件发生。汉口事件使中日外交形势更严重。二事件情形如后：
丰台事件系中日军队在丰台起冲突。据上海《大公报》二十二日北平通信云：十八日早驻丰台二十九军某连兵士五六十人早操回营，行至狭巷处与日兵百余名相遇，地狭人多，致无法通过，但幸免冲突。至午后二时日军演习回营又与二十九军兵士在原处相遇。日军官骑马者三人，乘马忽于狭道中向中国兵士冲去，被冲倒数人，纠纷遂起。日军当向二十九军兵士取包围形势，并将连长孙香亭带至日宪兵部。全员兵士冲出包围退回连部，日军遂将连部和该连营部概行包围，并架设机器枪武器准备进攻。二十九军全连兵士亦各登屋架枪准备抵抗，但双方均未开枪。日军初拟爬房进入连部，二十九军兵士则用大刀自墙旁阻止，即致隔墙对峙。后丰台和北平日军共约千余均开往援助，二十九军驻北平西南苑兵士，也略有调动。日军全部将二十九军连营部包围，二十九军方面则对全丰台采取大包围形势。后宋哲元表示退让，允将丰台驻军撤去，孙连长被释，双方始得到和解。这事件因为解决迅速，未成为日本愤懑的口实，但华北各铁路交通咽喉的丰台从此没有了中国驻军。这是日军要求过数次而未实现的，现在则实现了！从这事件我们领略了二十九军兵士的英勇气概。
汉口事件是十九日汉口日租界警士吉冈庭二郎在界内岗位上被刺身死。被刺地方既在日租界内，而刺客逃逸无踪，究系何国人，亦不能知。但日方则认为死者既在界外被刺，死后才移尸界内的。此说虽毫无证据，此事件却成为加重中日纠纷因子之一。
汉口事件发生后，日本外海陆三省即分别集议，并发出新的训令给川越大使。外务省认为该事件是系有计划的行动，类似成都和北海事件，都是易致燃烧气体之排日主义的后果，故日本在政治方面，自当与汉口事件连同成都、北海事件为根据，更坚决地要求中国当局完全取缔排日主义，以调整两国的关系云。海陆军省并奏请日皇批准增派海陆军赴华保侨。至于对中国政府交涉的具体内容，则路透社所传的东京《读卖新闻》所载如下：（一）创立缓冲区域，包含冀察晋鲁绥五省在内；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之内仍保留其领土宗主权，惟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如官吏的任免、赋税的征收和军事的管理等，则皆须移交当地自治政府。（二）将中日间的交通合同加以解决，其中最著者如航空问题。（三）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货所加的关税，实行根本上的修改。（四）中国应尽量聘用日本顾问。此外，又据路透社消息，还有在长江沿岸驻兵之要求云。但对于这种消息，日本外务省发言人俱斥为根据于理想的推测。但根据事实情形作推测，日本当局的要求即使条文上不是这样，但其严重与凶狠恐不下于这些吧？这样地类似二十一条的要求，已足使不愿作奴隶的中国人心惊而忿怒了！
但关系恶化的种子还不止此；二十三日的上海事件的发生，如火上加油，使日本当局对中国的态度更不可忍耐，事件的情形是这样：二十三日晚，日本水兵四名在上海公共租界吴淞路口突被暴徒开枪袭击。其中水兵田港朝光当场中枪毙命，二名受伤，一名无恙。凶手则逃逸无踪。事件发生后，日本驻军部立派大批陆战队士兵在虹口一带和闸北地方严密布防放哨，并检查行人，形势异常严重。东京方面空气也立见紧张，海军彻会会议，并对在华第三舰队司令及川发出重要训令，责令负责保侨，并作实力上的准备。陆军省认为行使根本最后的计划，现已迫近。外务省训令川越，暂停中日交涉，待国民政府行政院蒋院长（时在广州）返南京后与之直接交涉（按：民国四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即抛开外交当局而直接与总统袁世凯交涉，今日的办法甚相类似）。上海《字林西报》批评日本此种外交方式云：“外交之解决有正当之途径，若必坚持须由政府领袖谈判，实属毫无理由。今若驻日大使许世英拒绝与有田外相谈中国事件，而坚决必须有广田首相亲自处理，则日方感想为如何？其情形又将如何？”此外，在上海，在北平，在天津等处，日本驻军或布置防务或昼夜演习作战，使居民日夜恐慌，各地谣言蜂起，若有战事将至者。据云：日本军部各领袖对于中日局势所采取的立场可一语括之道：“必须充分准备于必要时诉诸武力”。
二十八日有田外相在东京官邸招待外国新闻记者团，阐明日本政府对于中日问题现状的态度，并说明日本对于全中国“排日恐怖”实状的政策，及确立安定东亚事态之坚定不变之和平方针。其声明书的要点为：
“自余就任外相以来，为确保东亚之安定，曾期望中日外交之调整。不幸此企图未有任何具体成果，……成都、北海、汕头、汉口、上海等处，对于日本军人、官员及留华日侨，相继发生若干不幸事件……此类不祥事件，当然归结于多年国民政府并国民党难免其责之排日教育、煽动排日等之‘排日政策’，其中或有如华方所谓共产党分子之中日离间策之参加，亦未可知。但当解决此类不祥事件时，如华方仅目之为普通之杀害事件而谋解决，实难满足。为进而防止此类不详事件之再发，实不能不追溯其根本，而考虑其对策；换言之，为保障将来计，华方消极的应厉行取缔排日抗日，积极的应谋两国交之调整，以铲除排日抗日之根源，甚至对于共产党之措施亦不能不加考虑。帝国政府依上述主旨……与南京政府在交涉中……日本方面希望以外交交涉平稳解决，俾可达到真能确保东亚之安定……交涉假令中止，在华多数日人之生命财产，当然不能置诸不安之状态，故其时之措施似不能不另行考虑。至于此次交涉之结果，于中日关系实不出非常良好或非常险恶之二途，故不能置诸向来之暧昧态度，因此华方此时实站在是否与日本握手之重大歧途。惟余希望中国排除万难而与日本握手。”
有田这个声明的内容非常明显，即中国政府应彻底肃清“排日”思想，应与日本共同剿共，不然的话，日本政府就要考虑另外的“措施”，所以其结语的意思是中国如不投降便只有战争。外国记者问日本在采取所谓最后步骤之前，是否将对中国提出限期要求？有田答：他还未想到限期的事，但容忍现已余极少限度了。
有田的这个文件将在中日外交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应在中国青年的脑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都明了这对于我们民族的生存有什么意义！
在有田发表这样声明的时候，在川越本着这声明的方针与国民政府外交当局会见了三次而毫无结果的时候，上海平津一带的日本驻军南北呼应的在作战争的演习。同时关东军各领袖与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在长春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闻已决定如发生某种局势足以妨碍日本华北驻屯军职务之执行时，则华北驻屯军与关东军应采取坚决有效之勇敢行动，相互合作。并闻又决定了具体计划，并均已由日本中央当局完全核准。这种种姿态绝不能视为仅系协助外交的虚声。
虽然日本“容忍已余极少限度”，但川越大使与张群外长的交涉却无丝毫进步（十月五日止）。因此日本政府又派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计来华，传达“日本政府的最后方针”。桑岛临行时谈话云：“日本提交中国之建议，并非一种要求，其目的乃在以诚挚的方法调整中日关系……如中国仍抱偏见，则日本不得不深谋远虑以对付之。”其口吻与有田的声明如出一辙。
这样的有关中国民族生死，有关东亚局势前途，有关英美在中国利益的大外交事件，自然不能不引起英美政府的注意。英美政府对于近来中日的外交转变，已表示了十分的关怀。英国当局非正式地宣称：日本如果在中国全部或一部分领土之类树立霸权或建立保护制，英国自当认为是一种极严重之事，因为英国在中国所保有的利益，必将因此而受妨害云。又据路透社消息，英美两国政府已交换关于远东危局的情报。但英美的注意，不过为了它们本身的利益，而中国民族的生存，必须由我们自己来护卫。中国青年预备着战斗吧！
九一八以来，邻国再三进逼，到今日已经把我们民族逼到非生即死的关头。沪京报界十月三日的宣言说得好：“今日对外关系，其转变之结果已迥不同于数年以前，一经破裂，即当赌全民族之生命于最后，绝无中途而止之可能……衅端既起，中国如作城下之盟，即为自署亡国之符券，世世子孙真将永劫不复。必共矢玉碎到底之决心，始可有光明之生望。”
局势还在酝酿中，现在虽已到途穷道绝之时，但前途或许还会发生峰回路转的变化。假使桑岛来后真能把局势缓和下去，无论如何那总是暂时的，争取民族独立生存的那一块决斗是无法避免的。
中国青年们预备着吧！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 |
风穴寺的回忆（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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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穴寺的回忆
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10月）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6年第10卷第1期第46页，署名：陈清晨。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王维：《过香积寺》诗）
十多年前，我是现在所谓行都的某中学的学生。学校放暑假了，野马般的青年心情上烧起了远游的念头。于是小包袱肩头一背，单骑独马我便奔向龙门山南。龙门山即伊阙，山南多年以来就是绿林豪杰驰骋的乐园。我幸而无事地通过了这一带乐园后，便奔向临汝——山南一带的最大都会。我的目的，在于要看看久已闻名的凤穴寺。寺在临汝城东数里山里，是有名山南的古刹，古名香积寺。寺快走到了，并且已进入了山口很远，但在哪里呢？仰望山坡上看不见什么，只听得有隐约的寺钟声！转过山头，突然有庙宇在望，并且路旁有石碑，上刻王摩诘的《过香积寺》诗。等我“驻锡”了一寺，把寺前寺后都游了一下，呵，真好地方！那样清净入骨的空气，那样斋堂帘外的夏日树影，那样近在身旁的蝉鸣声，那样山沟里的泉流声，那样一望见底的深澄的水塘！这些景色，被摩诘的诗描写了个大概。并且由于路上数里只闻钟声不见寺的情形，我又懂得了诗的前四句。自那时以后的几年中间，我逢人谈山时，总要谈到凤穴寺，心里也总要浮泛起一种清新雅静的滋味。并且以后我也再没有遇到山景像凤穴寺那样好。
十年前的事，已淡如云烟，但野马般地喜欢漫游的心情还一如往昔。安得数亩田，让我放荡于山水之间乎？企予望之也！ |
再致鲁迅先生（陈其昌〔陈仲山〕，1936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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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致鲁迅先生
陈其昌〔陈仲山〕（1936年7月4日）
鲁迅先生：
看到了你公开答覆我的信。我很怀疑，你是否看了一下我寄你的各种刊物的内容。
我得向你说明，我寄信寄书给你的本意，是因为看见了你对“联合战线”问题的意见，想供给你一些研究问题的资料，所以我的信中所说到的只是这一点，并非因谁曾指你是什么什么。寄你书的是我个人，并非你回信中指明污蔑的“中国的托洛斯基派”。其次，革命是大事，明白的有责任心的人都应该虚心的坦诚的研究革命的战术与战略。我平素认为你无论如何总还是明白的有“道德”的人，所以我写信向你谈政治问题，但不幸你的覆信的全篇避开政治问题不谈，而却因为从前谁骂过你拿卢布而乘机在我，甚而不止在我的身上发泄积恨。谁骂过你，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如果有这事，如果是简单的骂，这种骂是无意识的，因为倘若是为了革命，则世界工人阶级首先胜利的国家应该供给物质的帮助，而别国革命者也应该接受这种帮助，但这终究是从前的个人小事，在民族危亡之眼前，有“道德”的人不应拋弃这小嫌而看远些吗？然竟不然！你拿辱骂与污蔑代替了政治问题的讨论，而这恰是史大林党官僚们的一脉相传的法宝。你的回信的态度是“中国现代文豪”之思想与行为的最最无情的讽刺！
你似乎深恶痛恨于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对史大林党的“联合战线”政策的攻击。你对这一点尽量展布了你那辱骂污蔑与恐吓的本领。我希望一切明白的人都了解，布列派之所以反对史大林的联合政策，绝不是对个人，而是由于忠实于中国工人阶级，不忍再见一次“四一二”的屠杀。你可详细知道上次中国大革命是在怎样与谁的政策之下失败的？一九三三年德国无产阶级之不战而溃与一九三四年奥国革命革命运动之被压碎是什么政策造成的？世界革命的连续失败把人类的痛苦延长了几多年？你应该从这里来观察问题，来认识革命者的斗争之出于不得已，而非什么“道德”不“道德”了。
中国史大林党遵奉第三国际的命令，认为一切阶级可在日本压迫之下联合反抗，因而他们打通电、派代表，到×宁×、×粤×、香港向刽子手军阀官僚们去接洽，并高喊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联合战线。抗日是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如果各阶级各党派真能联合起来挽救了民族的危亡，那自然是当欢迎的。然无奈这是一种幻想，事实上，尤其在目前的中国办不到，即使变象的办到，其中还含有最可怖的前途。中国的主要阶级，为各派资产阶级与工农劳动阶级，后者与前者是死敌，对于抗日问题，则根本说来，这两阶级是背道而驰的——资产阶级以不抗日为生，而工农劳动阶级以抗日为生。详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相依存的，所以根本上它不会抗日。在事变发展中，尤其在受到工农大众的威胁时，它只有降日。它与帝国主义固然有利益冲突，但它们之间的这冲突比之它们与工农大众的利益冲突，小得不算什么。所以在工农未起来时，资产阶级在口头上甚而在行动上会表示抗日，但当工农起来而威胁到它的生存线时，它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将降到近于零，它们会联合起来对工农来一次大屠杀。这就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四一二”。这是马克斯主义者对中国各阶级关系的根本认识。而且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又与别国别时期的不同；现在的统治政权就是在“四一二”的屠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它更害怕民众起来，更依赖帝国主义，宁坐看华北丧失而不敢放松它对“红军”对抗日民众的压迫。革命政党的战术必须建立在这种对阶级关系的根本认识上，才能应付万化千变的形势。本此，中国布列派指出了“必须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才能达到抗日胜利”之大道。
那么是否可以就因此而认为资产阶级各派绝无抗日作用了呢？只有蠢才才会这样想。资产阶级可以因时因势而常向“左”摇摆；在它们真有抗日行动时，无产政党应该和它们共同行动，但即在这样作时，我们在战略上决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基本认识，在策略上也不能离开太远。我们必须设立堡垒以预防“四一二”之倅然到来；这即是说，无产政党必须时刻揭明自己的旗帜不使与资产阶级的混淆，时刻指示给工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叛变性，使他们时刻提防同路人，时时团结并扩大本身的力量。这样，仓促遇到“四一二”屠杀时他们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致认不清敌人和自己人。这就是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抗日运动的道路之大略。而中国史大林党的联合战争政策恰和此相反：他们认为在日本压迫下国内阶级冲突会消灭；其实则不但不会消灭，反而更尖锐；他们离开阶级的立场，放弃自己的旗帜而使工农大众相信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如使相信北伐前的×蒋×介×石×与×汪×精×卫×是革命的一样，他们完全重走使上次革命的“四个阶级的联盟”的道路。其结果必使工农再遭一次“四一二”的屠杀，而抗日运动也不能胜利。对于这样危险的毒害工农亦毒害民族的联合政策，革命者怎样坐视而不反对呢？有“道德”的人怎能盲目瞎叫而不研究呢？
鲁迅先生，你看，这两条中国民族抗日的路线：布列派的是脚踏实地根据马克斯主义的分析的结论，是本于阶级对立的实际；史大林党的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联合主张，是根据于幻想，绝不能实现（或在工农被屠杀之结果下能变象的实现）——这两条路线到底那个是在天上？那个是在地下？假如布列派的主张打倒帝国主义代理人×国×民×党×来进行抗日是日本人所欢迎的，那么，你们派代表向南京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即汉奸交涉合作，不更受日本人欢迎吗？
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污蔑得这样曲折周到！布列派的《斗争》与《火花》是同志们节衣缩食并闷在亭子间阁楼上挥汗劳动的产品，正因财力不给，《斗争》已从周刊变为半月刊，听说又快要降为月刊了。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它一定要像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的出书出杂志，并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窗内张广告出卖，而决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
你说“你们的行动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确有点使我“糊涂”起来。中国人中有阶级，各阶级中有汉奸，有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有被压迫的工农大众；你所谓中国人的道德是殷汝耕的道德？是×国×民×党×的道德？是鲁迅的道德？还是这几种人混合的即所谓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道德？如果你指的是后者，那就要请你再来一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神话给我说明它到底是一种怎样奇怪的东西；如果你指的是资产阶级……的道德，那大概是有关于“新生活”“劳资合作”的吧？这是革命者时刻要推翻的；如果是劳苦民众的道德，那我们革命者始终是切切实实为这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此外，我们不知什么叫道德。布列派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吗？你这里所谓大众，不知是中国那个阶级的大众。如果是×国×民×党×的大众，那当然不欢迎；如果是鲁迅手下的大众，那或许不欢迎；但如果是工农劳苦大众，那他们因遭受屠杀遭受压迫的记忆比你的要亲切而新鲜的多，是天然的会深恶痛绝于阶级混合的背叛政策而欢迎布列派的政策的。
最后，说一说你对苏联那种赞美的态度。工人国家受到中国小资产阶级之赞美，以保护苏联为责任的我们是很欢喜的，但革命者向来是眼看实际口说实话的，绝不为别人对苏联的空赞羡所眩惑。你称赞“史大林先生们的苏联在世界任何方面的成功”，我不知你指的是那几方面。事实表示，苏联十余年来的成功是经济建设，此外，无论在国内国外都着着失败。中国上次大革命失败后几十万青年之被残酷的监禁与枪杀，这是史大林先生的苏联的成功？放弃了世界革命的领导把头缩进一国社会主义的壳子里而与帝国主义联盟，这是史大林先生的苏联的成功？各国共产党已无不拿爱国主义代替共产主义，这是史大林先生的成功？鲁迅先生对这些世界大事何以太茫茫然！假如十余年来苏联是处在列宁或托洛斯基的领导下，那它在国内的成功要比现在高几倍，而中国与德国革命的胜利或早已把世界资本主义摧毁大半了。假如这样，现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必然只会赞颂，绝不会诬蔑托洛斯基同志了。说到苏联工业建设的成功，我介绍你知道这几点史实：一九二七年联共左派反对派最先提出了工业建设计划，当时被史大林斥作“超工业计划”不加采行；同年第一五年计划实行后，行不通，于是一九二八年放弃了原来计划而采用了反对派的计划数字，这才有了后来的成就；然当反对派的计划被采用而获得了部分成功时，创造计划与为这计划的实行而奋斗者，却被史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驱逐到国外。再，你知道苏联五年计划成功的基础是什么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产国有。而创造这种国有制度的，是十月当时的革命者。但这些革命者凡生存的全遭了史大林的迫害。举例说，列宁在时的七个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已死外，有五个都被史大林流放监禁驱逐或加以别的处分了，剩下的一个就是史大林。知道了这些史实，你就知道五年计划之成功之中渗透着被放逐者的血和汗，你就懂得只有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才会认为这成功使托洛斯基的被逐晚境成为“可怜的”对比；这样，你或者就不会盲目的跟着别人，对毕生献身革命的伟大的老革命者托洛斯基那样的污蔑了吧？鲁迅先生，告诉你，像你那样的诬蔑辱骂，国际布列派听得多，受的多了。什么勾结帝国主义图谋倾覆苏联，什么阴谋暗杀谁谁，等等。史大林官僚及其徒子徒孙们，政治上破了产，不敢面对政治的攻战，而却在私人生活造谣诬蔑，而这武器现在被鲁迅先生拾了起来。托洛斯基在欧洲贫病交加，靠版税维持生活，因出版他的著作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店，造谣者就指着说他“用敌人的金钱”。鲁迅先生，你拿版税稿费的地方，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假如有人向我说，鲁迅先生躲在上海租界里，借日本人的庇护，并拿日本人的杂志的稿费来宣传民族文学，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那你可放心，我必定要为你痛骂这个造谣者的不“道德”与无耻！
你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你的答覆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并且还不仅发表在一个杂志上。而你那公开回信的内容，又不谈我向你诚恳提出的政治问题，而只是由我而诬辱到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并诬蔑到托洛斯基！你是讲“道德”的人，你既然这样作了，我就不得不再诚恳的请求你把我这封信公布在曾登过你的回信的杂志上。标题用《“托洛斯基派”一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覆》。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着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论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你的话在中国人中是有吸引力的，如出言不慎，那必将遗害青年，必损伤你的盛名，并有害革命。
顺祝
进步！
陈仲山，七月四日
信中旁边画有××号的名词，发表时请用××号代替。仲山又及。 |
致鲁迅先生（陈其昌〔陈仲山〕，193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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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鲁迅先生
陈其昌〔陈仲山〕（1936年6月3日）
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大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史大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Reds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大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大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
顺颂
健康！
陈仲山，六月三日 |
学生运动的研究（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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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的研究
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1月5日）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6年第9卷第2期第11∽16页，署名：陈清晨。
一
去年12月13日，胡适博士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的评论文章。开头他说：“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于是胡博士继续说：“这条公式是古今中外都可以适用的。从东汉、北宋的太学生干政运动，直到近年的‘公车上书’，留学生组织革命党，五四运动，民十三以后的国民革命，共产党运动等等，这都是古今一例的。从中国两千年的学生干政，到欧洲各国最近三百年中的种种政治革命与社会运动……也都是中外一理的。”
但是我把胡博士的这一条所谓历史公式稍稍审视了一下，即看出这只是几句不着边际的含糊语，一点历史公式的气味都没有。所谓“变态的社会国家”有什么明确的内容？“政治太腐败”与不太腐败有什么界限？“国民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就不会发生学生干政运动吗？那么像过去一两年日本学生的秘密政党活动怎会发生呢？胡博士或许答道：这不算是学生运动呀！那么，“公车上书，留学生组织革命政党，国民革命，共产党运动等”，怎算是学生运动呢？不但太学生干政、公车上书、留学生组织革命党、国民革命运动与五四、五卅运动绝不是“古今一例”，即这些与欧洲近三百年的种种政治革命、社会运动也绝非“中外一理”。胡博士所自夸为上下古今通用的万灵公式，只要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是一张一踏糊涂的烟膏药。
二
学生运动是几乎全体学生都可参加，并且可以普遍发生于各地的，青年学生要求实行政治意见的运动。这种运动是现代资本主义发生后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未发生以前，像现代的学校制度还未普遍在一国内成立，因此青年学生与群众无法密切团结。并且一国之内，交通不便，消息传达不易。这时候，只会发生“秀才造反”，而不会发生学生运动。即使某部分知识分子偶尔缘遇结合表示一下政治意见，如太学生干政等，然而，这只限于一地方、一时间的，绝无法由一地广及全国并且支持的时间至一月到数月之久，像五四、五卅运动那样的。
但学生运动不常发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里，而大都发生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落后国家中。因为在落后国家中，一般民众不得受教育，无知识，并且终日被压迫在生活劳动的重负下，因而无能力也无间暇去过问政事。在这种环境里，青年学生群众受先进思想的熏陶（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或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上被压迫人类的解放等），认识社会发展的动向，只有他们这团体是有新知识的；并且他们无经营生活的压迫，因而也是有时间的；并且旧习惯在心理上管束不深，因而又是勇敢的，活泼的。这种青年，在遇有政治的刺激时，即在广大民众之先形成为反抗迫害的学生运动。中国、埃及、印度等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常有学生运动，而英、美、法、德所以无有或有而无力，其原因即在此。
但学生群众未受过社会生活的恶势力之实际的磨练，因而他们虽是纯洁的，但也是无经验的，在社会斗争上说即是脆弱的。这种脆弱与纯洁，使他们一遇恶势力的诱惑时即容易发生动摇。再则，学生团体是求知识的结合，相互之间无实际生活利害上的共同关系，他们的运动不过是为了纯洁理想上的某种目标，因而他们之间不能有牢固的联系，共同行动不易持久。所以学生运动对于社会只有发动的作用，而没有支持发展下去的能力，有这种能力的是生活上同受压迫的民众。所以学生运动发生后如无民众的接替，不久要消沉下去。这可以用九一八的学生运动来做例子。
青年学生的思想与意志大都是不一致的、常在变动的。因此，本着某种目标而发生的学生运动，在发展中容易起分化。分化后，右一部分将放弃过去运动的目标，而投降到旧社会的势力下；左一部分则将本着比原来更彻底化了的理想，而投身于解放民众的事业。由这个特点，可知每一场学生运动发生时，即预兆了社会的变动不久将要到来。
至于学生运动的对象，大都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运动对象。如：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等。在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上，五四是反对二十一条要求的；五卅是反对上海南京路的大屠杀的；九一八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最近的学生运动则是挽救民族的危亡的。而这些运动的反面，也即是反抗封建势力、军阀、卖国汉奸等。不但中国如此，最近埃及的学生运动也是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但到了社会阶层的斗争激烈化，而斗争的对象成了本国内的某一部分人时，则不会产生学生运动或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而某部分学生在为参加整个学生运动时，即分别投身于政党做独立活动去了。留学生组织革命党，国民革命运动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是与五四、五卅运动绝对不同其性质与运动阶段的。日本学生之参加秘密政党活动，也是属于这一类。
上述的这几点学生运动的特性，虽不完全，虽不无特别的例外，但确实是“中外一理”的。虽然五四运动不同于五卅，五卅也不同于九一八，九一八也不同于现在，但如以五四、五卅、九一八以及最近的学生运动做例子来说，上述几点可毫不夸大的说是学生运动的历史公式。
根据上述的特点，我们可以了解并观察目前由反对“华北伪自治运动”而起的全国学生救国运动。
三
去年12月中，遍及全国各地的广大学生运动起始于北平。眼看着东北三省丧失、热河丧失、冀北丧失，而对方野心犹不止，眼看平津又要丧失，整个华北都将不保。抑制了几年的愤怒与忧虑的青年学生，在这整个民族要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的关头，能坐看魑魅魍魉在白昼横行而不发一声吗？绝对不能！于是，北平的青年学生高声一呼，热血热汗在大刀、皮带之下飞溅时，全国学生的血都沸腾了，像火花般地轰鸣起各地的学生救国运动！
下面，我把12月9日以后约1个月的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情形，简单叙述一下。
12月9日，北平各校学生在经过彻夜的准备以后，数千人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并向国民政府驻平办事长官何应钦请愿六点：（1）反对所谓自治运动；（2）要求何宣布此次为伪自治运动事件与日方交涉经过；（3）不得任意捕人；（4）保障地方安全；（5）停止一切内战；（6）准许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学生队伍分两部分，城内的一部分在游行时被军警的皮带所抽击，水枪所扫射，并到处遇到军警的阻碍，然而学生仍是百折不饶地完成了他们的游行。城外的一部分，从燕大、清华出发，经过许多阻碍，好不容易抵达西直门，但城门已关闭，于是在寒风中、寒冷中与军警在城门相持了一整天。这次游行的结果，学生被捕去者甚多，而各学校遂落到军警的监视下。然而学生又秘密集会，预备在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那天，做第二次大示威。16日，冀察政务委员知道群情激昂，所以改期成立，但各校学生却举行了第二次示威。他们连夜连日的秘密预备，于天还未明的五时许即冲出了军警封锁的校门，出发示威。那天参加者不下五六万人，但到处都遇到军警的残酷的击打和逮捕，并遭到大刀与手枪的砍射。这次被伤、被捕者甚多。但学生大众仍继续前进，至夜深十时始散。
北平两次的学生运动与受伤、被捕，激起了各地学生青年的愤怒，于是全国学生运动都不断爆发于各地，他们的请愿要求，除类似北平者外，都有援助北平学生、惩办残害北平学生的军警当局等条。
18日，天津学生响应北平学生，数千人游行示威，自早晨八时到下午五时始散。南开学生并组织赴京请愿团，下南请愿。同日，南京学生数千人秘密准备后，冲出了军警的包围，作联合的游行示威并请愿。同日，济南各校学生，在会议筹备示威、请愿时，被军警所驱散，学生代表不得已移到城外山上开会，但当局即日命令各校提前放假。广州、邕宁也都有示威游行。
19日，上海学生于下午四时出发游行请愿，沿途集合各学校，彻夜进行布置。次日天未明时到达市政府，在大雨中请愿。天津学生总罢课。南京学生数万人作第二次游行示威。
20日，武汉、长沙各处都有数千学生大游行。
21日，开封、杭州学生游行或请愿，杭州浙大校长郭任远压制学生运动，被学生所驱逐。
23日，上海学生组织进京请愿团，数千人被阻于北车站。同日，北平学生于二次游行后分批出发向各地民众演讲宣传。察哈尔各地学生也有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表示。武汉学生万余人大游行，所过之处，市民鼓掌。开封有两万余学生游行；安庆也有万人以上的学生游行；上海有市民、学生的联合大示威。这一天，可说是这次全国运动中形式最高涨的一天。
24日，开封学生罢课、游行，并对市民演讲。
25日，西安各校学生游行并请愿。
26日，南京学生决议停课三天，出发向民众做宣传；太原学生游行示威并向民众演讲；福州、厦门等处也均有游行；南昌、成都有游行请愿。开封学生、南通学生拟进京请愿，不遂，陇海路交通停阻。
响应北平的学生运动，突然激散于各地以后，表面上即形消沉，原因大部分为学校与地方当局的干涉以及提前放寒假等。但许多地方学生则都放弃了游行请愿方法，而深入民间做宣传、启发工作。如平津学生数百人，1月4日徒步抵安次，分途做救国宣传；广州中大定于1月8日起，停课一月，出发各县，宣传救国。此外，行政院当局已命令各省市大学学生与中校校长，各派代表进京，于1月15日集齐听令政府意见并贡献意见，因之有一部分学生与中校校长都忙于选派代表工作，而淡漠了学生运动。现在，各地学生入京听训代表在京报到者甚多。又在全国学生运动紧张时，政府当局除命令制止外，并在京、沪、汉三市宣布戒严，禁止集会游行。这也阻止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这次救国的学生运动之忽然风起云涌地产生，曾引起了胡适博士的“空谷足音”之感，并且他在上述的一篇文章里也曾用“先扬后抑”的笔法把这运动大大的称赞了一下，但是仅在两日以后，这种运动又突然地销声匿迹，或转入民间的原因，却不是胡博士的那条古今中外都可通行的历史公式，所能解释得通的。因为这条所谓历史公式，毫无科学的根据、分析与综合。
四
一般来说，这次学生运动是与以前的五四、五卅、九一八等运动的意义与行动规律相同的，它的产生、发展与转变，都可以用上述的几点原则来解释、来说明。但如严格的分析起来，这次运动自与五四、五卅等，又有许多点的不同。不同点约略如下：
第一，这次运动表示了学生群众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毅然发难的精神。华北的环境，不但有军警的监视、围困与皮带、大刀、手枪的对付，并且还有外人的时时干涉。在那里不但行动是困难的，而且连说话也是不容易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不是因为在救国宣言上签名，而被人载去问过话吗？然而学生大众则毫无畏惧地奋起于这种环境中，喊出了多年没听见的众人所要喊的声音！他们面对着冷风、冰水、大刀、皮带，毫不畏缩。五四、五卅运动的爆发之始，虽然也有这种纯洁胆大的气味，然而到底不及这次的严肃感人。
第二，发难以后的英勇奋斗与耐苦坚持的精神，也是前几次运动所不及的。各地的示威都是彻夜预备，彻夜进行；或未明即出发至夜不归，而滴水不入口的；或是在军警监视包围之下，用严密计划与组织而冲出校门的，如北平、南京、上海、杭州等处都是如此。饥饿、风雪、失眠、刀光剑影，一切都阻止不了他们的继续奋斗，这是前几次运动中所少看见或未看见的。
第三，他们转变向民众宣传救国，较前几次运动都快而坚决，并且意见也较深刻。在一次、二次的示威以后，他们大都突然不见了，而见到他们的地方则是在民众之间。五四、五卅时代虽都向民众做宣传，但宣传的态度没有现在这样的坚决与深刻。而反一方面，现在坚决的、深刻的做宣传的人，也没有五四、五卅时代那样的普遍、那样的多。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条件，所造成彼此的不同。
勇敢的本着你们的认识前进吧，中国的青年学生！你们是民族的光，民族的血。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是要你们来做先锋的！
一九三六，一，五。 |
莱茵问题的归趋（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莱茵问题的归趋
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6年第9卷第5期第13∽19页，署名：陈清晨。
3月7日早晨，希特勒的军队数万人突然开入了莱茵地带。于是欧战后17年来的莱茵非武装区，又有了德国兵士的踪迹。同日希特勒发表演讲，宣告废止《罗加诺公约》，和莱茵地带不驻兵的条约限制，废止的理由说是法、苏协定之成立。德国政府也通知《罗约》签字各国（英、法、意、比），除声明废止该公约外，表示愿在英、意担保下与法、比等国订立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并声明如果《国联盟约》能与《凡尔赛条约》分离，德国准备复返国联。希特勒的这种爆炸式的行为，使火山上的欧洲，立时又发生了大战即将临头的恐怖。
希特勒为什么要进兵莱茵地带呢？最浅薄的解释，是说他想准备德、法的战争。德、法虽属世仇，然德、法战争必招致极大的牺牲；法国不愿战，即炸弹般的希特勒也避免战。为什么呢？因为法国备德已久，东境数百里长的伟大防御工程，希特勒知之甚详，在他的兵力还未十分充足的现在，他不愿即与法国武力相见。所以希特勒之进兵莱茵，即使有意于准备将来德、法的战争，而这点也不是他的直接目的。希特勒进兵莱茵的直接目的，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之，即：巩固西防以便进攻东邻，外挑纷争以安国内人心是也。
德国人民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经济生活的困苦，使他们对政府当局常发生不满的情绪，过去几年中，纳粹党冲锋队因其不稳而遭到屠杀；钢盔团因其不稳而遭到解散；最近的普选，虽然政府运用各种方法来压制、引诱，但投票反对希特勒的竟有几百万人之多。这些事实都表示出了一般人民对于希特勒政府之如何的不满。过去他消散这不满的方法，是对内欺侮犹太人，对外反对《凡尔赛条约》。在这种不满情绪之产生与消减的过程中，他则压榨出民众的贫乏汗水，来作为制造军火的资本。至消散不满的方法之运用，他大都以富于刺激性的爆炸行为出之。现在虽然萨尔区的收回的兴奋时期已久，人民积存的不满又当再施一次消散的手术了，于是进兵莱茵。莱茵进兵，在经济上、政治上对于德国虽无甚重大的意义，但它是可以给欧洲人民以恐怖，同时即给德国人民以兴奋。在进兵之后，希特勒又立刻解散众议院而重新选举，这更加重了对于人民的刺激，也提高了人民对于“元首”的信赖。
但进兵莱茵终是极冒险的事。稍一不慎即发生第二次欧战。所以，如说这样的冒险行为的主要目的仅在于安定国内人心，希特勒虽形似鲁莽，也绝不如此。故进兵莱茵自有更重要的原因存在。这原因即是想巩固西境的防线，以便进而侵略东邻各国。这绝不是凭空猜想，而实是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所必然要走的道路。
希特勒所继承的德国，是一个经济极端穷困的国家。他上台以后，即实行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所谓“封闭经济”政策（Autarkie），想由此得到国内经济的改良，一方面则拼全力发展军事工业，预备在将来欧洲大屠杀中给德国资本家寻一条出路。但这种封闭的经济政策，在世界经济已打成一片的现代，是绝对无法行得通的；所以到1934年德国对外贸易入超甚巨，而国库现金不得不大量外流，由前几年的2067亿马克减到不及1亿马克。于是乃采用新计划，一方面限制外货流入，一方面奖励国内生产。这种新计划实行后，虽然因不合理的强制使对外贸易在表面上平衡了，但国内生产原料却极端缺乏，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以致最近，养牛的村子也缺乏牛油，农民谷物常被强制收买，在城市中买一颗鸡蛋都须排班守候或预约。这种经济情形表示如不向外国发展，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便只有窒息而死亡。
但在希特勒眼中，德国人民连年的穷困却得到了很大的代价，这即是海、陆、空军的军备与军实都已大大扩充了。这本就是希特勒的经济计划之主要目的。那么，现在不是可以更进一步向外发展了吗？当然是的。不过向哪方面发展却成了必须考虑的问题。过去德帝国的海外殖民地，久为列强所瓜分，收回无望。向西方吧？强敌的法国不是好对付的。向南方图谋“德奥合并”吧？这是墨索里尼所不能允许的；前几年的活动的结果已给了希特勒不少的痛苦。那么，向东方吞并波兰、捷克吧？这在目前德国所处的欧洲环境中当然是最有希望的出路。但捷克是世仇法国的盟国，而波兰又不即不离于德、法、苏三强之间；要想有事于波、捷，便须顾及到法、苏，并且必须先巩固了西线的边防，才可以向东边进攻。这是近数年来中欧的形势，希特勒连年的埋头苦干，专造军火，目的就在打破这形势。但不幸在他的军备刚才相当充实时，法、苏已订立了军事同盟性质的《法苏协定》，苏、捷也定了相同的协定。希特勒的德国，便这样地处在法、苏、捷克的大包围之下。这岂是希特勒所能忍受的？于是希特勒便利用着意、法、英在意阿问题上的破绽，而突然向莱茵进兵了。理由是《法苏协定》已破坏了《罗加诺公约》。
所以希特勒进兵莱茵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恢复莱茵区的武装，使西境巩固以便专力向东方发展；在于要打破《法苏协定》和它所造成的包围圈形势，以扫除东进的阻碍。这不但可由希特勒之以反《法苏协定》作进兵理由这一点看出来，而且可有希特勒的演讲与其向各《罗约》签字国所提出的建议的内容看出来。
希特勒进兵莱茵后的演讲说：他无论如何都反对与苏联合作；因为苏联以造成全世界布尔什维克化为目的。希特勒说这话是很有意义的，他不但要用这话去勾搭英国（英国最怕苏联赤化印度和远东），还用这话表示他要对苏联进攻，因为苏联是可供德帝国主义发展最大最肥的地方，也是英、法所最能同意他去进攻的国家。希特勒再三声明，他愿与法、比缔结25年的不侵犯条约，并愿由英、意担保。这声明表示了他今后用兵的目的不在西方，而在东方。他再三声明，愿与德国东南和东北边界的邻国的捷克与立陶宛缔结不侵犯公约，这声明好像表示他在东方也无野心似的，但事实上，这声明马上即被参加国联会议的德国代表所切实否认了。3月17日，他们说德国只愿订立《西欧互助公约》，不愿订立《东欧公约》。以德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状况，他不向东方发展还向何处去呢？
在彼不在此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希特勒进兵莱茵的主要目的是巩固西方边防，以便进攻东方。为进攻东方的便利，他当然是也希望打破《法苏协定》与《苏捷协定》对于德国的包围了。
希特勒的进兵莱茵的爆炸行为，已把整个欧洲逼到战祸将临的恐怖中。1月以来，法国的焦急与军事调动，英国的慎重与调解，《罗加诺公约》签字国的开会与《四国协定》草案的订立，英国为保法、比安全的书面声明，以及希特勒之拒绝《四国协定》草案的建议，而另提绝对不同的新建议——这一切以莱茵问题为中心的扰攘与变动，已占据了世界报纸的中心地位，并迷惑了世界一般人的视线，好像莱茵问题的解决时期还渺茫得很似的。不过就一般形势看来，希特勒进兵莱茵的主要目的是否会达到呢？这是不难由各国对此问题的态度来推测个大概的。因为英、意的态度是决定这个问题的主要因素。
法国是这个问题的中心，前途是战争或和平，大半取决于法国的态度。在事变初起时，法国政府态度甚为惊恐与激昂，军事调动忙碌，又加重了战争的空气。法国总理萨罗演说道：《罗加诺公约》为保障法、比安全的壁垒，必须予以维持；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省会，在法国边境）绝不容许处于德国炮火威胁之下。态度甚为坚决。外相弗朗丹在《罗约》各签字国代表会议上演说道：“法国愿与德国进行谈判，但有先决条件，即已经破坏的国际条约必须恢复如旧，莱茵河非武装区域的德军必须先撤退。”态度也很强硬。
但激昂态度最足以造成战争的空气。法国愿即对德开战吗？这是任何法国当局所踌躇而不敢肯定答复的。因此，在事变发生后不久，法国当局便在“镇静”的格言下，稍趋缓和，缓和的具体事实是法国对于《罗约》签字国的《四国协定》草案表示了满意。草案已不要求德国撤退莱茵驻军，而只要求在德国的西部边境上划一窄条地带归国际军队驻扎。由强硬态度到缓和，可算是法国在这问题上的很大的让步了。
法国的让步，自然是在英国的相当保障下获得的；所以这让步不但表示法国不愿对德战争，也表示它极希望英、法合作。因为英、法的合作是法国安全的保障，并是法国过去所曾长期祈祷求之的。所以如果英国肯给予保障，法国可以再对德让步。但莱茵问题是有关于法帝国主义的生存的问题，如果让德军无条件地驻扎在莱茵区域中，则德国军事工程的设备必逐渐建立，法国今后将不得不处在德国军力的威胁下，时刻有被侵略的危险。所以法国的让步自有其限度。法国正式通知英国道（3月24日）：它对于《四国协定》不愿再有所让步，并不愿再在伦敦讨论德国任何对案云。前一点大概可认为是近于真意的表示。今后法国是否再会有让步，大概要决定于英国对法保障的程度。
英国在目前欧洲实处于决定和、战局势的地位。它在罗加诺会议上以担保法、比安全的办法，获得了法国的让步，成立了《四国协定》，使莱茵问题初起时造成的僵局得以打破。英国以书面向法、比保障道：现行调解工作如果失败，则英国政府即当与法、比合作，设法应付并保障法、比的安全。这文件的内容无论将来能实现到什么程度，但今后法、英关系大概可以因事变发展而更加密切，这就大大的减少了法、德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英帝国主义的精神在于设法维持现状，免去战争。它这次之所以慨然允许保障法、比的安全，是因为它已认清莱茵事件太严重了。
英国一方面保障法、比的安全，一方面则对德国表示斥责与同情，向德国声明，《四国协定》不是哀的美敦书而是建议，如果德国能提出新对案，英国则欢迎而愿予以考虑云。这种办法可把德国引到和平谈判之中。而这种调解态度也正是希特勒所希望的，因为这在事实上对于德国有利益，而且德国目前也不愿战。但现在《四国协定》被希特勒所完全拒绝了，并且他提出了新对案。英国必然主张继续与之折衷，这样拖延时间的方法，使德国在莱茵的地位更牢固，法国的反抗情绪更低落——这样，英国一方面已给予法、比的安全保障，一方面也使德国获得了现实利益。英国在肯坚定地站在和平保障者与调解者地位的时候，意大利在这件事上的地位变得不重要；但英国的这种调解方法，就现在来说，虽然可以消散紧张空气于一时，却不能减轻德、法的冲突，并且因希特勒的实际利益更扩大，使法国的地位更受威胁，反而会加重两国的矛盾。
由此可知，德、法的莱茵冲突，目前已严重到离战争不远的地步，如不想实际的解决办法，则冲突虽然稍被缓和，而再发展一步，将仍触到战争。这在德、法、英三国当局，都是很清楚的。这种实际解决的方法，现在希特勒已经坚决地提了出来，但在英国则大概还在踌躇寻觅之中吧？
希特勒所提出的解决德、法冲突的办法，是在西边与法、比成立不侵犯条约，而在东边则让他自由发展。这办法虽未明白提出，但暗示得非常明确。英国对这暗示的办法是否同意呢？在目前欧洲状况的面前，它是会同意的。因为每在事实面前屈服的英帝国主义，深深知道，与其让战争在西欧或中欧的危险最甚的地方爆发，不如让它在东欧偏远处无甚威胁的地方爆发。希特勒的领土欲望必须给路使之发泄；战争发生于东欧，即可发泄希特勒的欲望，又可消减西欧的战争危机，且可打击苏联的势力，一举而数问题可得解决，英国是可以同意的。虽然它知道东欧战争一发生有牵连、扩大的危险，但那种还是属于将来的。
法国怎样呢？它现在对于希特勒的建议，当然还是反对的。因为它总想包围住德国，不使其向外发展，如果让它向某一方面发展，则周围各小国将被它各个击破，而他的势力将更扩大；德国势力之扩大，即是法国势力之缩小。法国当局说：按照希特勒的建议，德国对于东、西两方边界，虽然采取攻守各异之姿势；攻守之势既殊，故所采用的方略自然不同；一旦在莱茵河防御工程建设完毕之后，德国既无西顾之忧，而可向中、东欧自由发展。为防备此点，所以法国现在的主张是：和平是整个的，集体安全当不分东西一齐进行。这是法国目前的主张。但主张是可以随环境的要求而变动的，在今后如果希特勒步步紧逼，法国自己将不愿战争，英国则虽有保障安全的允诺，然游离于虚浮的外交言辞之间，这时候法国自会对于战争与允许德国东进二者之间加以决择，而最后被采取的将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这时候《法苏协定》也自会被海牙法庭或其他类似的组织所取消。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希特勒的愿望是有实现的可能的。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但这在英、法帝国主义看来，是解决德国问题和莱茵问题之最便利的办法。到这时候，捷克、波兰或会成为中立国，而苏联则成了欧洲炮火攻击对象。（参看本期本刊《一月来的国际：希特勒进兵莱茵区》） |
过去一年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9月-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过去一年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
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9月-10月）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6年第9卷第3期第10~15页，署名：陈清晨。
1935年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状况，最近都有了总括的统计。大体言之，世界经济承前年好转的征兆已表现了明显好转的趋势，而这种好转的支柱，主要是军事工业的扩张。中国经济承前年恐慌之余根本上已更加凋敝，但岁末虽因货币改革政策之人为的刺激，而表现了畸形地趋向活跃的状态，如究其实际，则全国仍陷在恐慌的深坑中。兹分述如下：
一、过去一年的世界经济
过去一年世界经济的好转，可由各国物价的高涨表现出来。据英国《经济家杂志》（TheEconomist）1月上旬一期所载，1935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批发物价高涨情形，如下表（以1931年为100）：
英美
法德
意
193412月底109.4
114.177.793.0
85.3
19352月109.9118.9
78.492.787.0
4110.5118.6
78.292.691.7
6112.7118.3
77.792.996.5
8112.4122.2
77.594.1101.8
10118.4123.2
79.194.6107.4
12118.1121.9
80.794.9
在9月以前，因为经济恢复的自然要求与货币的贬值之两种作用，各国物价是在比较稳健地上升着。但9月以后，因战争的恐怖心理剧烈化，并因军事工业的需求更大，各国市场上都发生了收买屯积的现象，于是物价便激进地高涨。如果分析言之，食物价格在前半年比较下落，后半年则突飞猛涨，造成全年平均涨价的纪录；至于其他物价则在前半年即高涨，涨过了或涨近于1931年12月的物价水平。各国物价上高涨最快的为意大利，但10月以后，因墨索里尼禁止经济统计数字的发表，意国的物价情形遂不得知。就整个情形看来，这一年中物价一般上涨的原因是经济的健全的好转，是出于复兴的天然的要求，而非由于人工的制造。因为在绵延五、六年的世界恐慌严厉打击之后，再发生恢复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中所应当有的。不过过去一年的好转是很微弱的，虽然是好转，但去前十年间的繁荣却还远得很，而且已极衰老的资本主义是否还会返老还童复现过去的繁荣，那又是很成问题的。例如，法国也是经济好转国家中的一个，但去年法郎地位却一再发生动摇，法国存金外流不止。1934年底法国存有现金820亿法郎，到1935年底，却减少到660亿法郎，即一年之中减少了160亿法郎。现金之不断外流使法国的发行准备率由80%降到71%。由这例子可见去年各国经济好转程度之微弱了。
各国的生产指数也都一致增高。如去年9月间英国的生产指数已较全年水平增高了10%；美国则9月间较之前年增加了11%，而汽车一项的生产量则增高了23%。德国在8月，生产水平较前年同期增加了14%。此外，意大利、日本等在去年的生产指数较之前年都有不少增加。
可以见到各国经济好转的主要基础是军事工业的扩张呢？这，可由，钢铁生产特别旺盛一点看得出来。兹根据苏联某经济学者的方法，把去年各资本主义钢的生产额与棉花的消费额做一比较，以表明各国民众生活实际上并未怎样改善，而所谓经济的好转，一大部分是军事工业的发达。因为钢铁是军器工业的原料，而棉花则是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钢铁生产的旺盛，表示军事工业的旺盛；而棉花消费额的微小，则表示民众生活的贫苦。
1935年9月以前，英国钢铁的消费较前年增加了16.5%，但棉花的消费比较反而降低；美国棉花的消费增加了2%，但钢的生产却增加了17.5%。德国在8月以前，生产水平较之前年增加了14%，但其消费品（棉织品等）的生产指数却降低了6.6%，机械生产（军械在内）则增加了35.2%。意大利从1934年8月到1935年8月，机械生产增加了41.7%，但纺织工业的生产额却减少了15.8%。至于我们的强邻日本之增加预算、扩张军备而造成了军事工业的景气，那是我们平素熟知的事情。
总之，虽然趋向于自然好转了，但好转的主要基础则是军事工业的扩张，这便是去年世界经济的概况。
二、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
当世界正陷在恐慌深坑中的1932年以前，中国经济则因银价的低落反有欣欣向荣之象。1932年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大玩其货币政策的把戏，同时在长期恐慌之后恢复的现象也占暂显明，因此世界经济表示了复兴的征兆并走到1935年的事实的好转，然而此时的中国经济则因世界银价的大涨而坠入恐慌的陷阱中去，并且愈陷愈深；1935年的情形就是承继着1934年的恐慌而经济基础更加恶劣的一年。这种情形我们可以首先由过去一年国际贸易的结果看出。
据1月底海关发表的去年全国对外贸易情形，进出口贸易共值以及其与，前年的比较数字如左：
1935年1934年
进口值919.211.3221.029.665.224
出口值575.809.060535.214.279
进出共1.495.020.3801.564.879.503
入超343.402.262494.450.945
（单位：国币元）
这些数字表示，去年进口货物净值较前年约减少了10.8%，出口货物净值较前年约增加了7.5%，进出总额值较前年减少了4.5%，入超额值则较前年约减少了30%。
进口货值的减少、出口的增加与入超的减少，一般说都应该是好现象。但这是否表示了中国经济之开始走上复兴或繁荣的道路了呢？则绝不是的。这由对这些数字的详细分析便可看到。中国还是农业国家，农民占全人口85%以上，农产品的产量好与销路好才可以说是全国经济好转的征兆。然而去年中，在进口洋货额一般减退的情形下，而粮食的进口额则较之前年竟大量增高。海关报告单单是稻米一项的进口量与进口值的数字，如下表：
稻米进口量与进口值
1935年1934年
进口量12.964.4817.710.610
进口值89.562.58665.684.678
（量单位：公担；值单位：国币元）
如何去年进口的各种杂粮和杂粮粉（小麦、小麦粉、米、稻米等）共计，则去年一年的进口总值较前年大增，其情形如下表所示：
1935年135.917.318元
1934年111.743.137元
去年杂粮和杂粮粉输入值共较全年增加2400余万元，只稻米一项已较前年增加2380余万元。农业的中国而民众依以为生的粮食的输入值，去年竟有这样大的数目的增加，我们绝不能说去年经济已有好转现象，反之，我们只能说去年中国国民经济根本上已较前年更危险了！洋货输入量的减少，并非因为国内生产的增加抵制住了，而是因为民众的购买力去年较前年更加不如了。这可以再就棉花等输入减少一点上，得到一个证明。我们知道1935年中国全国的棉花产额较1934年减少，如果国民经济能维持平常状态而不变得更好，则去年棉花的输入单较前年增加，因为棉花是民众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然而，事实上去年棉花输入的总值还不及前年输入的一半，这是多么可惊可怖的现象，多么明显地表示了去年经济情形的更加衰退！
过去两年棉花、棉纱、棉线的进口值：
1935年45.183.777元
1934年95.870.683元
那么，去年输出贸易额的增加表示了什么呢？这表示了世界经济的好转已相当多的吸收了中国的土产品，而年底政府现银国有政策的实行，也刺激起了中国土货的输出。去年出口额较前年只增加了7.5%，这增加数量的少与增加原因的不坚固，表明这种增加是很难继续发展的。例如，现银国有政策实行后，去年12月上海对外贸易即出超1.082.617元，为我国设关以来的第一次，但出超原因既为货币政策的刺激，而刺激的作用无论在何处都是一时的，况以经济组织不健全的我国，故出超不能继续是可想而知的。但在健全组织的国家中，刺激未始不可用作经济复兴的机会，而在我国则甚难了！因此，我国经济复兴的唯一可靠的道路是恢复人民的购买力，并争取海外市场，振兴国内实业。
过去一年国内经济状况的穷困，又可由农工业衰败的情形看得出来。就农业言之，我国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粮食中小麦最多，稻米次之，小米、高粱等又次之，用为衣料的原料棉花也是大量的农作物。据中央农业实验所估计，去年度，全国小麦产量共为426.052千市担，比较前年度之445.212千市担，约减少5%；籼粳稻的产量为878.627千市担，较之1935年增加，但较之1934年与1933年则都减少；小米生产131.098千市担，较之前年之137.284千市担，则约减少5%；高粱生产较之前三年均有减少。而其中最可注意的是棉花产额的减少与棉田废田面积的增加。据中华棉业统计会的第二次棉产估计，1935年全国棉田面积为35.486千亩，较之1934年之44.971千亩，约减少21%；皮棉产额为8.391千担，较之前年之产额约减少25%；废田面积达12.291千亩，为有棉产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总之，1935年全国农业普遍地衰落，衰落的主要原因为遍及十三省的水灾与遍及十二省的旱灾。农业之如此衰落，即表示农民的穷困，这就难怪全年进口贸易额的大量减退了！
棉花为人民必需品。我国全国棉田的面积，江苏最大，河北次之，而各省年产额则河北居首。但去年则河北经济已入与日本经济势力的范围，近正在设计开发棉田。这是使人痛心的事。
农业而外，全年工商业的衰落也甚于前年。工业中，棉纱业是我们最大的工业，但去年一年，棉纱业的衰颓较其他种工业都甚。恶劣情形为10余年来所未见。6月底止，全国华商纱厂92家之中，停工者达24厂，减工者14厂，而临时或短期减工者不再内。开工锭数共480万锭，而停工锭数则达130余万锭，约占开工锭数36%。此外，水泥业、茶叶业、橡胶业等都衰弱不振；面粉业、火柴业差甚维持；生丝业则年中外销略见活跃，略有生机，至年底则又趋衰弱，其中有略好者也都是一时的现象。年中因币制改革的刺激，物价高涨、外销顿活。至于一般商业，因在全国农村凋敝与工业衰落的情形下，自然不得不一同受到恐慌的打击。这情形由各地拆息的高涨与银根的紧急可以略见。
我国失业人数向来无统计，上海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最近曾就最低限量的估计编成1935年中国失业人数表，总计全国失业人数为589万余。各省市中，广东省失业人数最多，共157万余；上海市次之，共61万。即此最低估计已足使我们注意了。
但在此一般恐慌中，铁路公路的建设却在步步进行。铁路则陇海路已展筑到西安，西安、咸阳一段也将完工；安徽的淮南路也已通车；杭江路已延到南昌；江南路早已筑成；同蒲路也大致完工；粤汉路也在进展。这都是可喜的事。 |
【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五卅”运动（1978年5月）
·“五卅”运动一年以来列强帝国主义者的损失（
《工人之路》第391期，1926年7月29日）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第一、二章
·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1960年11月）
·省港大罢工大事记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五卅”惨案致函香港各工团的信（1925年6月15日）
·《中华年鉴》有关省港罢工资料摘译
·回忆香港大罢工前后（刘达潮）
·《沙面惨杀案》选录（高尔柏、高尔松编，青年政治宣传会1925年10月）
·粤港罢工纠察队奋斗概况（冼一宇，1926年12月1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启事（1925年6月13日）
·五卅凶手之供状——上海美国商团团员论述五卅惨案书（洛梨·史密斯，1925年）
报刊文录
《工人之路》
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日报），1925年6月24日创刊，“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被迫停刊。
·《工人之路》特号出版启事（第8期，1925年7月1日）
·纠察队的责任（邓中夏，第20号，1925年7月14日）
·省港罢工委员会第八次常会（第20号，1925年7月14日）
·汉奸录——帮助帝国主义之新华轮船（第21期，1925年7月15日）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黄平，第22期，1925年7月16日）
·赞成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邓中夏，第22期，1925年7月16日）
·罢工工人的组织（邓中夏，第22期、第23期，1925年7月16-17日）
·记清三个方法（邓中夏，第24期，1925年7月18日）
·香港帝国主义损失一万万余元了（邓中夏，第26期，1925年7月20日）
·我们与我们的敌人（黄平，第26期，1925年7月20日，及第27期，1925年7月21日）
·红毛鬼乞和之初步（邓中夏，第27期，1925年7月21日）
·汉奸录（绅士、买办、厂主、工头等）（第27期，1925年7月21日）
·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第29期，1925年7月23日）
·红毛鬼之自供（邓中夏，第30号，1925年7月24日）
·英浩生轮船海员罢工之经过（第31期，1925年7月25日）
·香港近况（第31期，1925年7月25日）
·港政府造谣之新法（《工人之路特号》第32号，1925年7月26日）
·汉奸录（留港之邮政局文员26人）（第35期，1925年7月29日）
·工人组织特别法庭之讨论（张振名，《工人之路》第34-35号，1925年7月28-29日）
·罢工工人之责任（何耀全，第37号，1925年7月31日）
·此次罢工的意义与价值（韓亮兼，第37号，1925年7月31日）
·政治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先生在罢工委员会招待各界时演讲（工人之路特号第53期，1925年8月16日）
·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委员会成立宣言（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
·香港态度之可异（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191期第2版）
·港走狗汉奸之写真（《工人之路》特号第200期第3版）
·全港商店定期大罢市（第200期，1926年1月13日）
·香港商人之最高觉悟（邓中夏，第216期）
·伍朝枢对四商会报告罢工磋商经过详情（第216期，1926年1月29日）
·香港帝国主义之奸狡（群众，第217期，1926年1月30日）
·广东政府交涉署关于香港当局公布磋商解决罢工经过的声明（第217期，1926年1月30日）
·香港辅政司宣布磋商解决罢工的经过（译自香港西报。第218期，1926年1月31日）
·香港二次罢工与港政府（第220期，1926年2月2日）
·香港二次罢工情形（第224期，1926年2月6日）
·再接再厉之省港罢工（洪筠，第227期，1926年2月9日）
·中国机器总会革退香港华人机器会会长韩文惠职务及会籍之宣言（第228期，1926年2月6日）
·打倒工贼韩文惠！（第228期，1926年2月10日，署名：裕）
·工贼王泰秽史（第228期，1926年2月10日）
·吴铁成先生在罢工代表大会演说词（未完）（第228期）
·吴铁成在罢工代表大会演说词（第229期）
·伍朝枢报告罢工磋商经过详情（第260期）
·罢工工人教育进行状况（第478期，1926年10月31日）
《人民周刊》
1926年2月7日在广州创刊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机关报。Ø
总目录
·香港工会运动的进步（署名：黄平第6期，第8-11页）
·为何要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署名：冯菊坡第8期，第5-11页）
·罢工解决又停顿（大，《人民周刊》第10期，1926年4月30日）
·驳斥香港通牒（邓中夏，署名：中夏第15期，第3-14页）
·陈森问题应怎样解决（署名：代城第17期，第2-3页）
·报纸停业与复工条件（署名：木第17期，第3-18页）
·陈森问题的教训（第18期，第3-17页）
·最近几个罢工的观察（署名：黄平第18期，第4-22页）
·广州印务工人的经济斗争（署名：苦力第25期，第4-11页）
·停止杯葛后两种不能满意的倾向（署名：代城第27期，第2页，1926年10月15日）
·火柴工人罢工（署名：苦力，第27期，第2-3页，1926年10月15日）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与广州工人运动之现状（署名：菊坡第33期，第4页）
·广州最近工潮（署名：千钧第39期，第3-4页1927年1月20日）
其它刊物
·香港二次大罢工已实现（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3日）
·二次罢工后香港恐慌近状（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7日）
·港政府又拿捕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9日）
中共及党员相关文献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罢工工人，发动反日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工会条例事告全国工人（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工人兵士学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兵士（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为总工会被封告工友（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言（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陈独秀
·《热血日报》发刊辞（1925年6月4日）
·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1925年6月6日）
·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1925年6月6日）
·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1925年6月20日）
·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1925年7月2日）
·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1925年8月15日）
·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1925年8月18日）
·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1925年8月23日）
·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1925年11月21日）
邓中夏
·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一九二五年四月）
·在省港工人代表联欢会上的演说词（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三个月的胜利（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罢工政策及其胜利——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革命的方法——在省农民协会欢迎海员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
·机工将来之困难问题（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
·工人阶级的一首功课（1926年3月31日）
·省港罢工的胜利（1926年8月）
·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一九二六年八月）
·苏兆征同志传（1929）
·《中国职工运动史1919—1926》之第10章至第13章
瞿秋白
·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1925年6月14日）
·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1925年6月22日）
·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1925年8月18日）
·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1925年9月3日）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1925年9月8日）
·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1926年1月22日）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1926年1月29日）
刘少奇
·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1926.5）
郑超麟
·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党史三讲》之二，1980年1月10日）
·《郑超麟回忆录（下卷1919-1931）》之《五卅前后》
·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之经过（1925年5月30日—6月4日）
·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1925年6月22日）
·帝国主义的工具之一——工贼（超麟，1925年8月31日）
·帝国主义又一骗局——法权会议（1926.1）
·五卅运动之世界的意义（《战士》1926年5月30日第12期）
尹宽
大屠杀中上海报纸的论调（1925年6月）
上海五卅周年运动之经过及其意义（1926年6月）
恽代英
·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1925年3月14日）
·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1925年4月4日）
·学生的背水阵（1925年5月23日）
·辟三种洋奴的论调（1925年6月13日）
·告愤激的国民（1925年6月15日）
·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1925年7月23日）
·致柳亚子（1925年7月）
·我们的战略（1925年8月8日）
·五卅运动与阶级争斗（1925年11月28日）
·在欢迎省港罢工工友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6年2月17日）
·广东的青年劳动军人（1927年1月22日）
萧楚女
·英国帝国主义眼前所走的侧径（1925年7月25日）
·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1925年8月1日）
PDF文库
·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五卅运动【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
·五卅运动在河南（李光一，李国强编，1985年版）
·五卅运动在河南（庞守信编，1986年版）
·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
·省港大罢工原始资料 |
我的职业观（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我的职业观
陈其昌〔陈清晨〕（1936年9月）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6年第9卷第1期第53~54页，署名：陈清晨。
个人是社会一份子，依赖社会的帮助而生活，因此他必须做有益于社会的事，这就是说必须有有益于社会的职业。但现在社会上所谓职业者，并非都是有益于社会的，反之，许多都还有害于社会。例如在军阀的队伍中，充当秘书、司书之类。人生有限，因此，择业不可不慎。
但择业不是容易的事。你如果是站在替社会做有益的事的观点上来择业，那你必须有些社会的支持，最好还需要学哲学的理想，你才会择到有生趣而又不害社会的职业，而这恰是现在一般有业的人所没有的。古人有“安身立命”的话，可当作从事职业解释。无知识无理想，是无法谈“安身立命”的。
但这话不过是对于各种职业有选择机会的人说的，而社会中人的就业，十分之八九是无选择余暇的。本是个农民，但农村经济破产后，肚皮逼迫他必须去当兵；本是个纱厂工人，但是以后只要有人给饭吃，他可以成为电气工人、清道夫和各种小工。本次研究哲学的，但他或许需去作各种教员。做大官、享大名、发大财的，作文人、作武人、作大小商人的，大都不是由一定计划做到的，而是给机会碰成的。资本主义社会下，一切都难有计划，多靠机会，这事实使择业是否可能成了问题。假使你的最初的职业是逼成的、不愿的，那么后来你就应该选择。因为最与社会有利益的职业，是你认为可以安身托命的职业，而这种职业都是需经过选择才能得到的。 |
陈其昌《一九三六年国际局势预测》（1936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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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国际局势预测
陈其昌
（1936年1月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6年1月3日《上海报》，署名：清晨。
一九三五年，在惊风骇浪中过去了。这一年，欧洲在多方面的紧张下爆发了意阿之战，中国受强邻侵逼，国土日蹙；东北的四通八达，南北密接的铁路公路网已被人完成。，预兆了来日东亚的大难。所以这一年，亚洲国际形势的严重程度不亚于欧洲，而我们中国人人为所受的惊恐较之欧洲人为甚。美国今年处在欧亚波涛以外，默然地扩充备，并挟其金融优越势力操纵世界经济，其目的，乃在成为今后世界大战的主宰。
一九三六年来了。由过去一年的已成形势，我们可以略测到今后一年间的国际前途。
意阿战争是目前欧洲危机的焦点，今后这战争是否还会继续下去呢，这已不成为重要问题了，重要问题即在于英意由这战争所引起的冲突是否会扩大。英外相贺尔的辞职与爱丁的继任，表示英国今后对意政策，有轻视和平调解办法而倾向于强力对付的可能。这就是说，英国对意，将联合法国等而施行煤油制裁。莫索里尼的侵阿，主要的是想缓和意国内部的恐慌与不安，如果煤油制裁及其他强硬办法施行了，则意侵阿的军事行动受到严重打击，意国内部的恐慌与不安将因而更甚。这样，莫索里尼会掉转头来，发动地中海上的战争，于是欧洲二次大战将不旋踵而爆发大战的火焰，不久将普及全世界，而造人类空前的大灾难。
在另一个目前世界危机中心的远东，今后一年内无论日俄冲突是否会扩大为日俄战争，中国民族仍将遭受强邻的欺逼。如果黄帝的子孙们，还不发挥他们的力量为民族生存而齐起奋斗，则我们只有坐待着国土更蹙，全民族逐渐沦为异族的奴隶，这时候，世界战争将波及或发生于太平洋上，日美战争要殃及中国，中国民族将受到悲惨的灾祸，自然这时候又是中国民族求独立自由的机会了。
由上述欧亚形势也可知美国今年对国际局势态度的大概。即如果欧洲战机能不即爆发或爆发而未显出胜负的趋势，如果华北还不至完全落到异族之手，美国怕还要继续保持它的波涛以外的中立态度，而运用其经济的优越势力操纵全世界，否则它将成为国际大战中的主要的一员。
以上不过是预测，凡预测都是有冒险性的。但无论如何，一九三六年将是我们民族不齐起奋斗即不能独立生存的一年。我们庆祝新年，并祈祷我们在今后一年中，大家都加倍努力奋斗，以争取民族的独立生存。 |
陈其昌《世界金银流集美国之危险》（193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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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银流集美国之危险
陈其昌
（1935年12月1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35年12月11日《上海报》，署名：陈清晨。
自美国实行购买金银政策后，全世界现金银都向纽约集中。上年七月以后三个半月间，我国白银流出额达万万元以上，十月十五日政府始开征收银出口税，欲借以制止资源的外溢，然而事实上直到今日，白银私运出口仍然不绝。这出口的最后目的地是美国。今年九、十月之交，意阿战争危机严重化以后，欧洲黄金大批外流，十月战争发生后更甚。流出最多的国家是法国，法国的经济恐慌因而更深刻，政潮因而更汹涌。而欧洲黄金流集的国家，也是美国。
本年十月以前，世界金银之流向美国，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高价收买，十月以后金的流集，则主要的是由于欧洲发生战事可能的威胁，因意阿战争有扩大为二次欧战的危险，美国资金之存在于欧洲的，感到不安，于是便纷纷运回；再按照资本趋向于安全地方的经济学原则，欧洲各国的私人资金此时也有移放于美国的趋势，因此原因，欧洲黄金都向美国集中。据统计，世界现有黄金量共二百十六万万余美元。九月底止，美国的保有黄金量占此总数百分之四十三，法国占百分之二十二，其余散存于各国；但至十月中旬，美国的金保有量已增至世界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十月中旬后，仍源源流入不止；现在想距百分之五十应当不远了。
金银流集美国，则世界各国穷，而美国独富。美国独富的结果，它在世界上的经济的政治的统治力量必然增加。但同时，也将使美国发生一种金银过多的臃肿病，使它的经济更加衰颓。因为金银是一种通货，流通畅盛则操流通权的国家和个人都可受益，反之，流通停顿，则金钱屯储，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将使保有人与不保有人同一受害。再则，金钱通货有一种力量，这力量于屯滞之后，将迫使保有人为寻流通的出路。而在目前美国这个保有人所能寻得的最有利的流通出路是世界大战，因为大战可使金银流通，又可使保有人受利。由此看来，金银集中美国的结果，为美国及世界造成二种危险：一、将促进美国经济的衰颓；二、将迫使美国促成战争，加速世界大战的到来。 |
三国演义与我的幼年（陈其昌〔陈清晨〕，193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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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与我的幼年
陈其昌〔陈清晨〕（1935年8月）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5年第8卷第1期第48~50页，署名：陈清晨。
书堆报纸堆里过了半生，自然常逢到许多很爱读的书。但是如过眼云烟，爱情常随得随消逝。唯有幼年时代最爱好的几部书，却在脑子里留下不可磨减的趣味。因为时间的驰流，年龄与爱好的变迁，幼时爱读的这几部书现在是久受鄙弃了，并且过去的爱情也像过去的梦境一样，已很轻淡飘渺；但现在却没有对于新书的爱情能比这旧爱情之飘渺而悠久，好似永远在心头。幼年时代对我最有影响的书，无有过于《三国志演义》的了。
跟着父亲读罢《论语》以后，接着在读《孟子》。读书处是在别人的房子里，那里的桌子上发现有《三国志演义》。被莫名其妙的古书压抑了的童年的心情，曾偶尔转注到这《演义》的“绣像”上，于是又涉及了书的文字，而故事的趣味便吸引了我。那时根本还不识几个字，对这部书的文字自然不能有完全的了解，但浏览地读下去，故事的大意已使我爱慕的不能释手。于是我每天读《孟子》的时间，几乎大半都费在看《三国》上，为避免父亲的干涉，常是把《孟子》认会了以后，即到读书处（常是我一人在那里）展开《三国》看，而把《孟子》放在一边，一听到父亲来时，即刻把《孟子》压在它上边，小声读起。后来弄到晚上睡觉前也是《三国》，早晨在床上睁开眼后也是《三国》有一点空暇儿无不是《三国》。但是所看的都是残缺的本子，得不到有系统的整部。于是到处留意的结果，以几文钱一本在旧书摊子上补充了不少，都是偷着干的，怕父亲知道。后来大约已集成了三四种版本的一部。看起来时的心情是紧张的，每逢打仗，唯恐刘玄德这方面不胜，唯恐曹操那方面不败，而对于关公等人更深致其敬仰之情。记得“困麦城”的那一两回曾屡次避去不看，因不忍看关公的死难情形。后来当然是硬着心肠看了。
从《三国演义》开始，童年的趣味心领导我一直向旧小说中追求，《施公案》、《彭公案》、《东周列国演义》、《七侠五义》、《水浒》等，常是一天一本，食眠都可以牺牲，非至头昏眼花，不能再看下去不止。那时曾发下一个心愿，即，要把天下小说都看完。但因那时所看的本子，都是油光纸的小字石印本，并且所住的地方还都点的是菜油灯，似乎不知有没油灯，更别提电灯了，所以眼力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后来的近视，这样看旧小说是大原因之一。
身为那时的中国人，不得不接触那时的中国环境。《三国演义》与我童年的这种关系，大概是“固有固然”的吧？这部旧小说可以说完完全全代表中国的封建社会意识。崇尚阴谋诡计的社会倾向、道教化的社会倾向、英雄主义的倾向，凡此一切都是现代中国青年所当深恶而痛绝的。所以我之叙述这部书与我幼年的关系，并非向现代青年提出这这部书是可读的；恰恰相反，我劝告青年不要读这部书。现代中国青年比20年前的青年幸福多了，他们已有大批世界的伟大著作可以读，有大字标点的文学书可以读，有谈宇宙星体、史前人类、地球前途、动植物进化情况的有趣味书可以读，已不必再向中国旧小说里去追求。因为这是建立新中国与修养伟大的世界性的人格所当舍弃的。孤阳中国旧小说中有的是很好的，但带着浓厚的恶劣意识的实在太多了。至于《三国演义》对我的思想有什么影响，现在我已找不到一点痕迹，这或许因我自己找不到；但在别的方面，它却使我因贪看它而习识了中国的“之乎者也”的文字。这一点影响是使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的。 |
十多年以前的事（陈其昌〔陈清晨〕，193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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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以前的事
陈其昌〔陈清晨〕（1935年7月）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5年第7卷第1期第46~47页，署名：陈清晨。
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五四运动的浪潮，激荡在为陕、甘商业咽喉的豫西。抵制日货运动，作得很有声势。学生是这种事业的唯一领导者，由北京回来的一些豫西籍学生，召集豫西各处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决议，在洛阳组织了一个豫西学生联合会，会的任务好像是专门作抵制日货运动。抵制的方法，除了各校学生分组执小旗到各街道各乡村讲演以外，还有清查日货的办法。学生联合会与当地邮局和火车站定条约，凡是北京、天津等处寄到洛阳商家的邮包或运件，都由值日在邮局、车站的学生盖上“待验”的戳记。商家取回这样的包件后，需待学生联合会来查验时才得开封。如验前私直开封，便以贩卖日货论，严重处罚。这办法自然有害于商人。但因那时内地商人无组织，不知怎样对付学生，所以他们只好事事听学生的命，见查货学生来时，满面笑容相迎，唯唯称呼“先生”。记得有一次，一家较有势力的商店反抗查货，这恼了各校学生，全体动员把洛阳的商业中心的南大街填满，要收捕该店掌柜，吓得商店都关闭了门，结果是用封条封闭了该商店。我当然是这些学生队伍中的一份子；完全莫名其妙。一个做店主的表兄，曾警告我说：“你们抵制日本货，惹恼了日本人，派兵打来，看你们怎么办！”自己心里虽不愿意听这话，但瞠目结舌，莫知所对。
一天，学生联合会说得到天津电告，有奸商贩运日本海菜两火车要经过洛阳，着扣留。得到这消息，便由学生会的值日员十余人，又向各校加调了十余人，星夜向车站进发，我是其中之一。在火车上经过若干查问以后，果然查到电报中所说的那个“奸商”，即反缚了他的两手，由车站押送向十里外的学生联合会去。他是壮大的天津状态的中年商人，甚勇谋有为的样子。对于这意外的不幸，在押送中还想找法子抵抗。他嘴里气忿忿地不断嚷着，左右前后睥视着这些幼年学生，想找岔子。但大家走着，多半沉默。我因他的一句话的激怒，说了他一句“卖国贼！”他陡然停止了步，昂起头来忿然对我：“说什么？”好像抓住了岔子要发泄着的。他的态度，使我惊骇无语。随即大家说：“走吧，走吧！不要多说！”才又继续前进。次日听说这个“奸商”被释放，回到天津去了，几十包日本海菜则被扣留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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