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gotime
/
VC-LLM-Dataset

Dataset card Data Studio Files
xet
Community
1
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不堪设想的中国前途（陈其昌〔陈清晨〕，1934年1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不堪设想的中国前途 陈其昌〔陈清晨〕（1934年1月28日）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4年第5卷第3期第91∽97页。署名：陈清晨。 一 一月以来，太平洋国际局势，似乎成了世界各国注目的中心了。列强政府，几乎都以极其坦直的言辞对此局势表示推测与警戒。苏联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指名攻击，本不始于今日，而在本年一月，斯大林又明白宣布苏联抵抗日本侵略之意志。意大利当局，以前虽有防止“黄祸”的言论，但那只是温和的、暗指的，而1月17日意大利《人民报》（政府机关报）所载墨索里尼的论文，则直言日本在远东正发展其帝国主义之侵略，有引起世界大战之可能云；其言论态度之直率，致使日本政府不能忍受而提出抗议。赫里欧是法国激进社会党的要角，是法国现政府的中坚，其言论足代表法国政府的意向；21日在巴黎发表言论，说日、苏、美战争即将爆发云云。并声明法国政府在此战争中将取之立场。20日华盛顿消息，谓美国政府人员近已公开的讨论日、苏两国的关系，此种公开讨论为前所未有。又近在伦敦开会的英国国会中，亦有对远东问题讨论的事实。大国都如此，小国可知。真的如某人所预言，1934年太平洋上将爆发世界大战吗？为什么1934年一开始，各国政府都对太平洋表示这样的警戒和注意呢？ 不但是空言表示而已，而列强的实际行动，更表示太平洋上大祸之将至。1月23日，英国的帝国海军会议开会于新加坡；关防秘密，会议内容如何，虽尚未得知，但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的海军根据地，而此种会议之开于远东，又为近五年来所未有，则此会之竟开于此时与此地，其对于太平洋局势意义之重大，不问可知。再，24日，美国众议院开会时，通过建议，建造美国军舰120艘。又，日本陆相荒木贞夫，是日本现政府的唯一中心，是九一八以来侵略中国之主持者，但23日他竟出人意料的辞职，而由林铣十郎继任。林铣继任后，日本政府无问题的将仍以军部为支柱；假使竟如别人所推测，林铣将要更积极的从事于侵略，则太平洋国际局势将怎样呢？对此种事变之前途如稍一设想，真使人不寒而栗了！ 为俎上之肉的中国民众，在帝国主义剥削下的中华民族，如果此种严重的太平洋局势竟爆裂而成为世界大战，将怎样自全图存呢？近一月来的国际空气和事实，还不足使我们感到警惕吗？ 使中国人感受威迫的，不只是国际局势之严重，还有近一月来中国内部崩裂的事变。东北四省之被日本所占据，已招致华北年来不断的骚乱；现日本帝国主义之傀儡溥仪，已于1月20日宣布将于3月1日重登帝位，改称“满洲国”为“满洲帝国”，且将于同日公布新宪法，变更辽、吉、黑、热四省行政制度，改设小单位的地位行政区，以实行中央集权制，并大封王公云。溥仪称帝即系日本企图由东北四省扩大其势力至全部内蒙之征兆，亦即整个华北今后将更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之征兆。今后华北各地将益受日本所指挥的土匪军阀之骚扰，溥仪或将二次称帝于北平，亦未可知。这样，华北不是有继东北四省而被日本占据的危险吗？再看内蒙问题。内蒙西部诸盟要求独立问题，前虽由内务部长黄绍雄氏之亲往谈判而渐得解决了，但最近内蒙代表对于中央政府所通过之《内蒙自治办法》，则表示强硬的反对，谓与黄氏前所允许者不附；而就黄氏发表之《在百灵庙与内蒙王公谈话记录》看来，汉、蒙民族感情之不洽，与蒙古要求独立的理由之充分与态度之坚强，俱可概见，则内蒙自治问题绝非敷衍所可解决，如得日人支持，极有决裂之危险。因此，溥仪称帝的意义，更形严重。此外，1月23日，苏联通信社传出惊人消息，谓新疆西南部喀什葛尔已成立新政府，由和田之回人酋长所支持，发表宣言，声明脱离中国，并宣布“驱逐新疆汉人”之口号，又派遣代表赴印度、阿富汗修好；据巴黎方面推测，谓此部独立之背景，为英帝国主义之指使云。虽此新疆一部独立之形势，不若内蒙、华北预示形势之严重，然其兆示中华民国将分崩离析之意义，则西之与北，完全相同。我们非帝国主义者，对于国内各弱小民族之真正的独立与自治，当表示同情；并且20余年来，中国内部之弱小民族，所受自中央政府者，无利益可言，如此，一遇外强之威迫利诱，将脱离中国而图独立，亦事势之所必至，不必慨然；不过，新疆、内蒙之趋于独立，以及满洲之称帝国，事实上皆帝国主义割裂中国之表示，对此种独立，我们是不能不感到中华民族前途之危险的！ 现在国际、国内局势对于中华民族之危险，不但是海通以来所未有，直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有。如果在国内各弱小民族之脱离上，再加上国内经济之破产与民族生机之停窒来观察，直使我们有中华民族是否会就这样消灭下去的疑惧！有关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都赤裸的摆在我们面前了，都非立刻想法应付不可了。 还不是中国青年觉醒的时候吗？ 二 我们敢设想一下会将降临的危及中华民族生存之几种严重命运吗？ 第一种使我们一想到即感觉恐怖的，是世界大战之爆发于太平洋。世界大战之将来到，是必然的，爆发于何处，虽不能确知，但就目前国际形势看来，十分之七八将爆发于太平洋。中国是太平洋上的大国，并且是大战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样，大战发生后，中华民族将何以自处呢？ 如果一开始时战争的主角是日与苏，则陆上战场将在中国的东三省，东北民众必将受不堪的蹂躏。并且日本为防备中国之袒苏计，必将以重兵控制华北，为制止中国之排日计，或将封锁华北、华中的海口。这样，至少整个华北将成日本的军事势力范围。如果一开始时战争之主角是日与美，则大陆上或将保持一时的和平，然日本为防备后路的受袭计，中国海面将概成日本海军之警戒范围，所有海口将均被封锁，而在东北各地必将布置陆军以防备苏联之夹攻。更则大战开始后，绝不是数月便可结束的，长期战斗的结果，日本或将设法采取粮食、煤、铁之类于中国，或将招募中国壮丁以接济其伤亡，如此，则日本必将牢固的以兵力控制住中国，如此，则中国至少有黄河流域一部分，成为日本事实上的军事区。换言之，即如果大战发生，无论中国怎样想保持中立，事实将使它成为参战的一集团，而受帝国主义炮火的牺牲。那时，中国社会将更扰乱，中国经济组织将完全破碎，人民将更甚于现在的大批大批的死亡，而此种死亡、破碎与扰乱，将不知何处是止境。对于这种必将来到的受大战牺牲的命运，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呢？ 万一如英国威尔斯（H.G.Wells）的预言，苏、美两方面之对日战争都不先发生，而先发生的是日本陆军之南下而占据平津，而侵入黄河流域，而侵入长江各省，日本150万的大军，向中国各处进攻，用大炮、飞机、毒瓦斯作攻击的器具，成千成万的人都中毒而死。但在长江流域，日本却遇到了强烈的军事的抵抗，中国各地不断有民众反日的运动，使日本军阀莫可如何。蹂躏中国约三年之久，结果日本150万大军，几乎全覆没于中国大陆之上。假如这个预言会实现的话，则在这次侵略中，日军所死亡的是百余万，中国人民直接、间接死亡的将达千万以上！这是怎样悲惨的一个浩劫，是怎样不堪设想的一种中国的远景！对这种可怕的或会实现的命运，我们怎样应付呢？ 无论将来到的是世界大战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而其结果将同样的是中国民众百万千万的死亡，中国大陆化为一片焦土。这当不是过甚其辞的话，目前溥仪之称帝，即是预示着这种前途。因为溥仪称帝以后，日本必积极扩大所谓“满洲国”者的版图，首被引诱的将是内蒙。全世界的蒙古人数，现约400万，而居于东北四省者约200万，居于热河一省者约50万。此200万蒙古人现均受日本之统治，而其希望皇帝降临之思想，则与西部内蒙的蒙人，同样的顽固。其中虽有前进的青年，如内蒙“青年蒙古党”所团结的一部分人，都反对帝制，反对贵族，反对宗教，并反对中国，但这种人总是极少数，加之在日本军力压制之下，必不能遏制蒙古民众倾向帝制之潮流。所以溥仪之称帝，将招致内蒙之完全加入“满洲帝国”，殆是必然的前途。并且，溥仪称帝的前途，不但是日本吞并内蒙而已，而还有使溥仪迁都北平之可能；此层如果实现，则将更招致华北社会的紊乱。再则，如就军事方面说来，日本之吞并内蒙，在对苏联战争上，有不可轻视的关系，因为吞并内蒙之后，日本可以南向而控制华北，西向而保护满洲之不被袭击，北向而经外蒙直击西伯利亚之中部，而使苏联前后受敌。吞并内蒙在军事既有这样的价值，则溥仪称帝后，日本必一步紧一步来把持内蒙与华北，殆无疑义。无论将来发生的是世界大战，还是日本蹂躏中国，但日本对于内蒙、华北之将加紧把持，眼前即会实现。对于这种显将来到的前途，我们怎样应付呢？ 以上所指出的几种将会来到的前途。可说俱属于外患一类的。假如徼天之幸，在最近十年之内外患都不发生的话，那么专就中国内部情形说来，是否中华民族有个很可乐观的前途呢？事实是一提到中国内部经济、社会情形之前途，那还是不堪设想的悲惨呵！ 一说到中国经济前途的情形，我们自然便联想到农村经济之破产。近一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破产之情形，较前年更甚，这可由现银之不断流集于上海看得出来。因内地生产之衰落，固农村日用必需品多仰给于外货，因此，上海对内地的贸易总是出超，而内地现金遂留集上海……再内地土匪满地，富者十之八九都将现银运上海存储；因内地商业衰落，上海各银行、钱庄，对内地放款，均取信用紧缩政策，以前的放款，都逐渐收回——因此种种原因，现金遂不断的由内地向上海集中，自1933年6月底止，上海各银行库存现金，竟达到4亿5千万元，较1932年底，约增长10%，较1931年底，约增一倍，数量之大为前所未有，约占全国存银总额之半数。又因国际贸易之巨额入超，现金遂不断向国外运出，计1933年上半年，由上海运往美国及大连之现银数，约占总运出数80%，而运往内地以供农村周转者，则不过20%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是社会经济的命根，现金既这样集中于上海，农村经济停窒之情形可以想见，而停窒之年甚一年，也可以想见。这样下去，中国民众将怎样生存呢？ 如果中国内乱能停止，政治上的统一能完成，则农村得有喘息复苏的机会，经济或会走上发展的道路，但是一观察中国现在的环境与内情，又使我们不得不叹息——政治的统一既谈不到，内乱的平靖亦不可能！20年来，中国所以不能统一，主要原因是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割据。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自伸到长城沿线后，一年之久，冀北一带，迄无平靖之日，便是证明，所以要得到中国政治的统一，必先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但要打倒帝国主义，还需待中国民众来作长期的血汗的努力。说到内地紊乱之原因，是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大批的贫农、中农都无法生存，因而都流为土匪和官兵；此种官兵和土匪，又增加农村的破产。因此要想得到内乱的平靖，必须先恢复农村的经济。但是中国农村的经济怎样恢复呢？世界恐慌的打击，世界大战的将临，都只会使中国农村更加破产呵！所以今后中国的农村，盗匪将更加普遍，农村将益形破产，所有政府军队的剿除，不过更加重这种普遍和破产，其结果将使整个中国，除沿江、沿海各埠外，都成混乱的世界！对于这种空前悲惨的前途，我们将怎样应付呢？ 呵！不堪设想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呵！经济这样落后，环境这样困难，内部这样无力，而所将要遭遇的命运，却是这样的悲惨！历史使我们作了四千年的高等文明国，又使我们不得不敌对这样的命运！ 我们将怎样应付呢？ 三 难道我们就没有生存的出路了吗？这应当是中国青年所都不能相信的。环境固然是万分的困难，前途固然是十分的悲惨，但如果中国青年肯付以血和汗的代价，这种困难与悲惨，不是不可克服的。那么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呢？ 我们的出路是：认清将来事变的倾向，规定应付的策略，并早作积极的准备，企图于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 我们要认清：中国的整个问题，虽然必须中国人自己解决，但决定中国的命运的，则必是国际局势的变动。造成中国社会的现状的，是中国的历史、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必须这种矛盾与冲突先得到解决，然后中国现在的情势，才有转变的机会。就目前国际形势看来，各帝国主义及苏联，无不积极作世界大战之准备，大战之来到是无法避免的事，因为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只有大战的一法。今后数年内，中国民众所遭遇的，无论是日苏或日美战争之摧残，无论是日本军阀铁蹄的蹂躏，或无论是中国内部的大混乱，但这些可以使中国民众百万千万死亡的恐怖事变，都不能直接的使中华民族得到复兴；必须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大战中决定了胜负以后，中华民族才有复兴的机会。所以，中华民族的出路，须在世界大战以后才可以得到。 但这话并不是说，中国人可以坐待世界大战来给我们解决问题，而我们可以毫不作预备；恰恰相反，必须我们能作充分的正确的预备，世界大战后，民族复兴才有把握。大战所给予我们的，不是复兴，只是可以复兴的机会，这机会必须有充分的预备才能被利用。 如果因事先的预备而我们具有充分的力量，则乘世界大战中各国疲惫之际，我们或能与别的势力联合起来，而打倒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这样，世界人类将都受中国民众之赐予，战后中国的复兴乃是不成问题的事。如果在大战中各国疲惫之际，我们有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则大战后，即使世界资本主义尚相当有力，中华民族自可以特种形势而独立。如果这时我们连取得独立的力量都没有，则除遇战时遭受牺牲外，战后恐将不能有所得。 遥远的形势，不必再作推测了。显然的摆在面前的命运，则是无论中国在世界大战后怎样，而在大战以前，则不能不受空前悲惨的摧毁。历史的遗债，环境的遭遇，地理的状况，都使我们无法不饮这杯苦酒。这样，还有何说呢？勇敢而大胆的来迎接这种命运就是了！不过我们须作充分的预备，预备在牺牲的过程中，有所创造。单纯的牺牲与穷困，不必是中国民众的出路，出路则在于能利用这种穷困与牺牲。 一月以来的国际、国内的事变，还不足以促中国青年警觉吗？ 一九三四年一二八纪念日
陈其昌《意义重大的内蒙自治问题》（1933年1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意义重大的内蒙自治问题 陈其昌 （1933年11月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44号，1933年11月2日出版，署名：清晨。 自九月中旬内蒙锡林果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三盟王公，联名发出文告，召集平津及驻在各地之蒙古王公委员赴达尔罕王镇贝勒庙举行自治会议的消息传播以后，一般人始警然于内蒙问题之不可忽视，国府亦于是而急筹应付之方，通过革改内蒙政治组织的办法，并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及赵丕廉等赴内蒙宣抚视察。这个问题，正如一般人所想，如果是单纯的内蒙一部分王公要求自治的问题，解决自甚容易，意义亦并不怎样重大；因为这在中国处弱小民族地位的蒙古民族，如果能独立自治，谋本族经济政治之整顿与发展，这与中国的别的民族是有利无害的，是明达的人所当赞许的。所困难的是这个问题决不这样简单：今年春间，内蒙王公七人，连现在发起自治会议的中心人物的德王在内，曾乘飞机被载往长春进谒溥仪，既是个事实，而日本人之居幕后发纵指使又毫无疑义的是个事实，则这个问题的前途诚不堪设想，而解决的方法也决非改革组织与派员宣抚所能奏效了。 日本帝国主义之图侵内蒙，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前；日本对蒙地物产地理人物语言之研究与考实，对内蒙诸王公所施的物质的与精神的引诱，及前数年在中韩边境之设立蒙满大学——其对内蒙情形之了解及应付各王公的能力，已决非目前中国政府之所能及。内蒙王公此次所提出的“高度”自治的要求，如果完全是出于自发（平素只知剥削民众，保持贵族地位的王公，而能自发的要求自治，并且是所谓“高度”的，这未免有点不可思议），则改革其政治系统，消除汉蒙之隔阂，宣抚其王公并多赐以绸绶等贵重物品（黄赵此次前往即带有许多）以羁縻之引用其思想新颖之青年，并设法减少内蒙民众的痛苦，如此则内蒙自治问题当可得到相当解决。无奈此次的自治运动，并非自发的而是外诱的，则要得到解决，必须国府的财政的军事的而非羁縻的实在力量能胜过外诱的力量，对蒙事了解之深刻与处置之恰切能扫除日人之煽惑。但度德量力，我们有此种力量吗？由此看来，黄赵之此行，有无效果是很难说的，即使有效果，则也不过是以杯水救燎原之火，其效果刹那即归于乌有。所以此问题的前途是极可悲观的。日本人之图内蒙是以其国家兴盛、政治武力的修明充足为背景，并久有预备，谋定而动；中国政府之抵抗此种侵略，是以国内政治经济军力极度紊乱破毁自顾不暇为背景，又向无预备，临时应付。在这样形势之下，内蒙问题之前途，真叫人不寒而栗了！ 但我所认为内蒙自治意义之重大，尚不在中国目前对于内蒙王公之被引诱无法挽救，而在于这个问题上所表现的中国前途的大势。本月二十五日北平日使馆陆军武官室，对中国现势发表书面谈话云：“中国现在已暴露极大之危险，此种危险即其国土之瓦解作用及列强之在华争夺利权是也。外蒙古已完全成为苏俄之领土，内蒙古亦变赤色，新疆、青海之赤化分离可视为时间问题，西藏亦已独立，四川、湖北、湖南、福建及江西各省俨然形成一独立国家，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将来成何状态亦属疑问。是中国已发生加速度的瓦解作用乃明白的事实”云云。宣传中国赤化，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理据，这是日本军阀向来的拿手好戏，毫无奇怪；我们由这个宣传所当警觉的，是内蒙的自治运动确定含有分离运动的意义。内战二十年，经济破坏程度已达绝顶，维系不同民族联合的力量已完全丧失，外有帝国主义之加紧的计划的侵略：内蒙问题之发生，是集弱二十年的中国政治上民族分离危机之暴露！ 九月二十八日全蒙各王公在百灵庙举行的自治会议已经开过，十月十五日内蒙各盟部旗长官全体会议已通过了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内蒙的自治运动可说是步步在进行。 我们能坐看着日本吞并内蒙吗？
陈其昌《美苏复交与远东政局》（1933年10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美苏复交与远东政局 陈其昌 （1933年10月2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43号，1933年10月27日出版，署名：清晨。 最近美国政府发表，罗斯福已于十月十日发函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表示甚愿苏联派遣代表赴美，讨论两国过去十七年前诸悬案，恢复久已断绝之邦交云。加里宁旋即复函，表示完全赞同罗斯福的提议，并即派现任苏联外交委员长李维诺夫赴美谈判。又，在上项消息发表以前，罗斯福已将所拟承认苏联计划，提交阁议，并令内阁对此问题表示态度。按自美国经济恐慌扩大以来，各方面即有承认苏联的酝酿，以图推广美国过剩商品之销路。前总统胡佛因总统选举在即不欲多事以免惹国内某方之反感，故对此问题置不进行。罗斯福上台后，即屡次暗示承认苏联之必要，而各方要求承认苏联的运动亦更加表面化，则现在罗斯福规定计划函苏联谈商复交之办法，自是理之当然，无足异者。惟所可注意的是正当苏联宣布了日本侵占中东铁路之阴谋文件，两方拔剑张弩，日本军阀窘极成怒，远东形势十分险恶之时，美国政府宣布了与苏联进行复交之文件之事实，这不但使日本军阀更感窘怒，并且使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之声势为之壮大，再则又可消除美国反对承认苏联者之理据。罗斯福此时进行承认苏联，无异对日本军阀给以恐吓。这确是一件有意义之事。 苏联自从希特勒得势德国，利用欧洲反德各国之恐惧，而对法对波关系得以空前亲密以后，在目前形势下，它在欧洲边防上可谓暂时巩固。过去它对欧洲所最警戒的国家间接的为法国，直接的为波兰。但近几月来，法国前总理赫里欧之游苏，已成立了苏法之亲善，因之波兰与苏联也更形接近，而近月苏联要人拉狄克与加拉罕之接踵赴华沙，据说已消释了两国过去的纠纷。西方边陲已觉无事，于是斯大林乃转而对于逞凶东陲之日本，宣示了空前强硬的态度。宣布文件，揭破日本侵略的阴谋，调集兵力于远东，表以不虞决裂之势。但战争终是工人国家所不愿惹起的，并且就苏联目前国内之形势论亦不当惹起战争。现在美苏复交之进行，当可相当制消日苏战争之危机。 至于日本，目前要想对苏联宣战，实力当然是甚虞不足的。红军不比中国军队，要想打仗，日本便非极力发展其重工业及化学工业不可，但在这些方面它目前尚须大量的开拓与投资。它虽抢得了满洲和热河，以后可作为铁、油及化学工业原料之供给地，但要这样远得待数年后。所以日本目前虽对苏联步步紧迫，但实际上恐亦不愿马上发生第二次日俄战争。不过以过去日本军阀之盲动性看来，因窘怒而冒险挑战，不是不可能的，而现在罗斯福之极力进行承认苏联，正可以消灭日本军阀之武力冲动。 所以我们就远东形势来观察美国承认苏联运动之积极发展，可以说，日苏冲突的形势虽严重，但日苏战争不见得马上即会发生，而美国之承认苏联，更可以减少这种战争发生之可能。这对于苏联当然是极可欢迎之事，而对于中日民众也不得不说是幸运之事。至于美国承认苏联后，将使苏联的影响更加扩大，日本军阀在世界的地位更加孤立，事实显然，无须说了。
陈其昌《罗斯福的幻想》（1933年10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罗斯福的幻想 陈其昌 （1933年10月2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42号，1933年10月20日出版，署名：清晨。 近数月来，太平洋对岸所传来的最值得注意的消息，莫过于罗斯福所发起的美国国家产业复兴运动。罗斯福是喊着要消灭美国的经济恐慌的口号而走进白宫的，复兴运动便是他消灭恐慌的手段。 他自从今年三月就职以后，便筹谋地规划美国产业的复兴。最初的一个设施是叫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救济律，想凭这个法律来救济农村的失业，管理农业的生产，恢复农民的购买力。后来，在诸端设施中的最重要的一个设施，是于今年六月间，他又请国会通过了所谓“国家产业复兴律”（NationalIndustrialRecoveryAct），这便是现在复兴运动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的最主要的意义约为如下几条： （一）任何商业工业团体可以采用一种“公道竞争”的规约（以前工商业团体所实行的不公道的竞争，为恐慌原因之一，所以当革除），对此规约，总统有批准、反对、修正和更改之权。某工业团体如不能成立一规约时，总统可以代替起草一个，强令执行。 （二）一个规约一经通过批准以后，即成为一种法律，可以强制执行。总统并有权成立一种执照制度，谁不遵行某业所订的规约，便不发给执照，不准他从事该项职业。 （三）以前国会曾颁布过一种叫作反托拉斯律的法律，不准成立某种大规模的托拉斯，以免小资本家被大资本家所吞并。现在，复兴律中明白规定着，复兴的一切行动，不受反托拉斯律的限制。 （四）接受复兴律的各产业中，工人有集体结约之权；雇主必须遵照总统所准许的程度，订立最高工时与最低工资制。 （五）此律之施行期限，定为二年。 此律颁行以后，罗斯福即设立工业农业复兴办事处，专力筹划并管理进行复兴事宜；又设公共事业办事处，专门从事公共事业如修河、筑路、筑建军舰等之建设，并发行巨额公债券与纸币，以作公共事业建设之经费。后来，因为各业“公道竞争”规约迟迟不能订立，罗斯福又命其同志制定一种BlanketCode的规约，内容为废除童工、工人工作时间与工资的限制等。并发行一种蓝鹰徽记——一张长方形的纸，上绘一蓝色的鹰，下写“我们尽我们的职分”数字——凡是接受这个规约中所定办法的，都许悬挂此种徽记，反对的不准悬挂。于是虽然近两月来订立“公道竞争”规约的工业团体并不多，但蓝鹰却在美国各地都争着张贴了。现在，罗斯福的这种产业复兴运动，尚在竭力进行中。 罗斯福所施行的复兴办法的目的，是想以增高工资等办法恢复一般民众的购买力，限制生产以提高物价。总之，他想用刺激性的方法及政治权力，统制美国经济之生产与消费。在这“统制经济”的潮流随着恐慌之扩大而风靡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时代，罗斯福的办法是美国性的统制经济的办法。 但是缜密考察起来，美国现在虽充满着战时的紧张的空气，罗斯福的复兴产业的目的终是无法达到的。他想关起门来制造美国一国的经济繁荣；但经济的生活现在是世界的有机体的，在世界恐慌未消灭之前，一国决不能单独恢复繁荣。他想恢复民众购买力并提高物价，以刺激国家的生产，但民众购买力与物价决不是以单纯政治手段与金钱补助所可提高恢复的；即使因此办法而经济表现活跃了，但也必不能持久，并且其结果将更加深经济的恐慌。他想仿效苏联的经济统制的方法期望得到苏联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苏联的办法决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仿效的，必须有无产阶级的专政，私有财产制度之打破，然后才谈得上经济的统制。 由此看来，虽然罗斯福的计划尚在试验中，但我们可以断定其结果将是失败的。
哀冀北民众（陈其昌〔清晨〕，1933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哀冀北民众 陈其昌〔清晨〕（1933年9月） 刊载于《循环》杂志，1933年第3卷第40期第623∽624页。署名：清晨。 近半月来，国内事变之最可痛心的，莫过于冀北一带十余县之沦为日匪联合之活动区域及方、吉各军之军事区域，而无可奈何！在《塘沽协定》成立之时，我们即预料冀北将成日本之控制区域而非复我有，并将成为日军侵略华北之工具；近两月来的事实，表示着华北的局面一天一天向这一方向发展。哀哉冀北的民众，从今以后将不得不过离散逃亡与土匪骚扰的生活！ 方振武、吉鸿昌之军事行动，有其特殊的意义，并且自图平不成而溃向西北后，距消灭之途恐已不远，我们可以不必谈。而最可忧虑的是滦东各县的匪患。按目前滦东各匪军，除在玉田的石友三部数千人已有收编就绪消息外，声势最大的为郭亚洲、“老耗子”两部。该匪军根据地为目前仍在日军手中之临榆县各属，《塘沽协定》成立以后，该匪等即在该地域活动，外与伪国联络，内务日人指挥，广充势力，广收匪类，扰乱乡区。股匪之加入者，有胡玉田、林中好、“爱国”等股，近来更有“黑龙”者一般自关外开来入伙，军火充足，声势浩大。曾在临榆属之海阳镇、义院口、石门寨等地成立所谓“东亚同盟联合军”，分任军、师、旅长，并以石友三代表祁文平为总司令，声言将假道抚宁、昌黎各县进逼唐山，以与该地李际春部联络，进取平津。后抚宁县城果被该匪军攻陷，至今未复，而昌黎现亦日处危急形势之下。按郭等不过匪军，其中虽有过去义勇军以及汤玉麟部兵士参加，军火之种类，自应简单与贫乏，但最近“老耗子”部之攻抚宁县城时，曾对城内发炮二三百发，并且对第一次攻城失败后，又得20余辆重载汽车军火之接济。则该匪背景，自极明了。如此情形，冀北地方前途，恐将日趋于扰乱。 按之常理，冀北方、吉之军事，与滦东土匪之骚扰俱属中国内部问题，日本无干涉理由。中国虽受停战协定的拘束，然停战协定上明白规定着冀北是中国的行政区域。但此次日本竟借口而为军事的行动与干涉——它借口方、吉之侵入协定区域，而把日军开入密云、怀柔、顺义城内，并在密云、怀柔征发柴茶，在县政府成立柴茶处；它又两次派军用飞机在北平作侦查飞行，发散传单，并轰炸汤山等处非协定区域。在滦东方面，它阻止中国保安队的剿匪行动，并又派遣日军到昌黎各县巡查，如此情形，冀北岂还是中国土地？在日本人眼中，实际上它早已是日本帝国属地之一部了！ 就各方观察，日本军人在冀北之行动，实际上是想在名义上使冀北也归入所谓“满洲国”，至少也是想把冀北作为日本的军事势力区域。这由9月15日他们在榆关所招集的所谓“承认满洲国周年纪念大会”的事实，便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曾经对榆关民众多方宣传“满洲国”的“乐土”，强迫地方居民签约加入“满洲国”，并派代表赴长春请求加入，因此这一次的所谓“周年纪念大会”不但是纪念会，而且是榆关四周一带加入“满洲国”的庆祝会。现在榆关一带已到处伪旗飘扬了。 《塘沽协定》之成立，是中国政府的屈服。抚宁县城之丧失，据说是因为匪军中有某国人指挥，恐惹起外交问题，故投鼠忌器，隐忍退出。“屈服”与“隐忍退出”，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 我们能坐看着华北一天一天的丧失吗？
陈其昌《古巴革命与美国》（1933年9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古巴革命与美国 陈其昌 （1933年9月2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杂志第3卷第39号，第607-608页，1933年9月29日，署名：清晨。 近月余来，欧美两洲有两种变乱，惊动了全世界人的耳目，一是德奥的冲突，一是古巴的革命。德奥的冲突为欧洲紊乱的焦点，其结果将会牵动欧洲的全局；古巴的革命，大动摇了美英帝国主义在加利比安海上的势力，其结果将是美帝国主义揭露它的“和平”的狰狞的面目。 古巴此次政变发生的原因，为美国与古巴民众都反对前任总统马加图（Machado）。溯之历史，古巴自一四九二年被哥伦布发现，为西班牙殖民地已垂四百年之久。一八九五年后，因美国势力逐渐发展到南美，于是古巴变送美国的股东脱离了西班牙而自建了共和政体。自此古巴转处于美国统治之下，美国与订立条约，保持武力干涉其内政之权，并管理其关税，把持其财政。古巴遂成为美国的投资场，历次政治的改变，无不有美国资本家为其背景；马加图之得当选总统，亦是出于美资本家的赞助。马加图系一军人而兼商人，一九二五年就任总统职以后，继续大借美债，维持其势力，同时又滥用法律，施行高压，因之得于一九二八年继续当选为古巴总统。但自一九二九年以来，世界经济恐慌之降临，使靠食糖为唯一出口品的古巴，大感到经济活动的困难，税收更不够开支，同时政府敌党及破产失业民众又群起而作不满政府之表示。于是马加图一方便钳制人民的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并组织政治密探，散布全国，授予特权，杀戮异已；一方遂不得不大借美国的外债，以作维持。所以直到现在，美国在古巴已达到十七亿五千万元美金的投资。 经济恐慌之深刻化，使古巴糖业毫无兴盛的希望。美国资本家对马加图的继续的借款，数年以来，不但偿还条约不能履行，即一部分利息亦无力支付。大批美金好像已投入加利比安海的深渊，已使美国资本家大不满意，而同时马加图那种加紧压制以维持政权的方法，更使人民不堪再受，于是便发生了革命的浪潮。 马加图压制异己的方法，世界历史上少有其残酷。他所御用的特别密探，可以任意搜查居户，任意捕人，并不经法庭审问可以枪杀。这种密探不仅对一般民众得任意残杀，即在职官吏军警，稍有嫌疑，都可立即被杀。民众之间，被杀戮者，不乏童子与妇女。前年哈伐那大学教授、学生反对马加图干涉自由，马加图即立命管察逮捕此种教授学生，并下令封闭全国师范以上各学校，直至其被驱时，尚不令开办。而大学生等亦发表宣言，称马加图在职一日，决不回校。因此情形，青年学生及其他智识分子都被迫而做秘密政治的活动，组织ABC团，采用暗杀手段对付政府官吏。于是马加图的压迫益甚，而反对党也互相结合，势力深入民间。 马加图在职时代古巴的反政府党，约有四派。一为前总统麦纳卡尔（MarioG.Menocal）所领导的保守党，二为高美兹（MignelGomez）所领导的自由党，三为明第爱塔（ColonelCarlosMendieta）说领导的国民党，四为ABC团。这四个反政府党联络着向马加图政府进攻，并发起军事行动。 本年入月初，革命爆发于各地，外省既有反对政府的军事行动，京城哈伐那（Havana）亦全体罢工罢市，所未停止工作者仅警察之一部分及马加图的卫队。于是马加图又命其特别密探，大肆活动。杀人之事，日有所闻。美国驻古巴大使韦尔斯（SummerWelles）这时便承美国资本家的意旨，向马加图作非正式的与正式的警告，劝他另选代理人而自己辞职下野，美总统罗斯福也表示出相同的意见。这时候马加图见国内国外势力的双方夹攻，便欲转变民众对自己的反对力量去抵制美国，以缓和国内形式，因而他鼓动民众反抵外国的干涉，并停止特别密探的活动，想取得民众的好感。但作恶已太甚，民众反抗的情感并不因他的狡诈而改变。于是在十二日，哈伐那所有军警都行叛变，马加图便不得不离开古巴而逃到国外。美国所提出的赛斯贝克（Cespedes）博士继任为临时总统，并首先得到美国的承认。 赛斯贝克之为临时总统，完全由于美国资本家的支持，并未征得各党派的同意，这自为国内各党所反对，并且塞斯贝克又属马加图政府的内阁阁员，本是人民素所反对的对象，因之各党及民众又进行反对塞斯贝克的运动，于是九月十日，因京城军队之反叛，赛斯贝克又被迫离职，马加图派的官吏多被拘禁，而由桑马丁（SanMartin）教授，继任为古巴新总统。桑马丁被马加图放逐国外，就职之时，群众欢呼如狂。但至今半月余，美国政府除加派军舰驶往古巴外，对此新总统尚毫无承认的表示。 无疑义的古巴目前正处在革命的潮头上。政局尚未表示平定的现象，参离有左倾的色彩，那是当然的事。但美帝国主义是加利比安海的太上皇，它是决不让古巴自由独立，使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蕞尔小国处在这样一个强大的铁蹄下，则古巴革命的前途当然要遭遇悲惨失败的命运。罗斯福之所以屡次表示不愿干涉古巴内政，是想保持其和平的假面具，以便统治全世界，但这假面具是终难不揭去的罢？在古巴革命的发展中，危急时候他将进行武力的干涉，这是势所难免的。
陈其昌《日本外相更迭与中国外长西巡》（1933年9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日本外相更迭与中国外长西巡 陈其昌 （1933年9月2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38号，1933年9月22日出版，署名：清晨。 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已于本月十四日因病辞职照准，而由前任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继任，自塘沽协定成立以来，在日本外交方面，此可谓为颇值注意之事，协定成立后，月前既有中国外长罗文干氏之西巡新疆，现在又有日本外相内田之辞职，无独有偶。盖自华北停战，中日问题已告一段落，无论是否出于政见之不行，而两方外交当局于久任劳怨之后，从此下台息肩，自是理所当然。不过，在这里使我们深感到东北四省已失去之茫然罢了！ 罗氏之西巡，原因何在，已成过去，可不必说。内田康哉之去职，在日本外交政策上，自然有其不得不去的原因。内田虽自称辞职原因为失去康健，需要静养，但在本年八月二十六日内田请假赴箱根休息时，曾有：本人任外相，原不过承乏一时，久盼于适当机会，得人为代云云之言。已可见其辞职之决非单独为康健，而政治上有其主要之原因。推其缘故，内田由满铁总裁而就外相之初，一意附依军阀，得“焦土外长”之称呼，满拟硬干到底，打开在侵满问题上，日本所遭难局。但自华北停战以后，国内言论界，向之受高压而无由发泄其怨气者，现在都得对内田年来外交上之着着失败与无能，加以顺利之攻击，但至今而内田外交无能如故，国际之局势益僵，四周之中与英美俄中为敌，孤立之势无法转易。内部之攻，外部之困难，加以身体之不支，合而成内田去职之主因。并且现在日本军阀取满之计划已完成，今后所务者已非过去一年间之军事行动，而为志满意得以后之保持已得沃土之方法，荒木贞夫将要放弃过去的凶蛮态度而与中国及英美俄言和好，要求其承认“满洲国”，所以亦已有抛弃此“焦土外相”而另易温和外相之必要，由此理由，广田弘毅遂继内田而当选。 按广田在日本外交界中，虽无甚声望，然思想颇新，深了目前世界之局势，对苏联尤称熟悉，其头脑非固执之内田可比。今后能否完全听日本军阀之指挥虽不可必，但目前日本军阀所要求者为四周僵局之打开，则广田只要能笑颜取得四周各国之欢，必能为军阀所容忍。近数日广田所宣布外交政纲，如与中美俄谋和好，与英国谋经济协调，而对“满洲国”则决不放松，即系向维持满洲沃土之方向进行。至于将来能否如愿虽不可必，但其倾向系如此。日本外相更迭的意义系如此。 罗文干氏之西巡，表示中国对日外交之告一段落；内田之去职，表示日本将要求和平。对比之下，一是失地之后之息肩，一是得地之后之和平。得失之间而有此同一现象，不能不令我们中国人有所感耳！
陈其昌《世界非战会议将在上海开会》（1933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世界非战会议将在上海开会 陈其昌 （1933年9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35号，1933年9月1日出版，署名：清晨。 近一月来，上海纷传法国著名文学家巴比塞已密抵上海，作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议的主席，并且各国参加代表多已潜来上海，行踪诡密，并且日本代表数人已于抵沪后被日本密探捕去，而法租界当局已允许该会议在该租界开会，并加以充分保护云云。各种小报虽不断有捕风捉影的记载，而所谓各大报者，则记载极少，并态度极为慎重，若惟恐此项消息会刺激起中国民众的兴趣也者。但是这种事件终是有关国际问题的事件，中国报纸虽不愿多载，而在华各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却“有闻必录”，于是中国报纸也终不得不用小号铅字排列此项消息于本埠新闻之内，而事实遂逐渐宣露于社会。因此，到现在我们始明白知道，已抵上海的并不是世界反帝同盟的主席巴比塞，而是英国人兼世界非战会议主席的马莱勋爵。马莱抵沪以后，曾转赴日本接洽，被拒绝登岸，本月二十五日已返抵沪，谓已与日本许多文化团体接洽妥当，即将有代表数人派遣来沪，至在上海开会的日期与地点，现尚未定云。马莱由日抵沪时，租界当局曾派特别巡捕加以保护，以防意外。 为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利益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运动，是任何人所毫无问题的当与以赞助的。因此，世界非战会议这种极有国际性的非战团体这次光临上海，举行会议，是中国人所当与以注意的。不过，我们所不可忽略的，是要认清这种会议的意义及其对于被压迫民众的影响。 从过去历史的发展及资本主义的组织，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灾祸。为保持各帝国主义的生存与发达，它们之间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它们的矛盾。因此，战争决不是反对所可以免除的。并且能消灭帝国主义的战祸的，只有世界被压迫民众的觉醒与反抗，而现在像巴比塞、马莱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但负担不起消灭战祸的责任，并且到危急时还会跳入战争的旋涡。英法日帝国主义的当局，会给马莱以特别保护，会让他与日本文化团体接洽，则马莱所将主开的会议对于帝国主义无危险性可想而知了。这样的分子反对这样的必不可免的战争，则非战会议的性质与效力，也不问可知了。 目前中国民众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打倒帝国主义。我们须认清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必然要来到的，并且还有发生于中国附近的可能。我们如果要想免除这种战祸，免除中国民众在这次战争中的悲惨牺牲，我们只有提高民众的消灭战争的力量：警觉他们，组织他们，作抵抗灾祸的准备，而决不可为马莱等的运动所眩醉，这种运动是不能损伤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毫毛的。 依照历史，大战将来时，便有大规模的非战运动发生；这一次世界非战会议之光临于远东，可以视作世界大战即将来到的朕兆。中国民众应当对于这种会议作深刻明了的认识。
陈其昌《德奥冲突之进展》（1933年8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德奥冲突之进展 陈其昌 （1933年8月3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青年界》第4卷第3期，1933年9月，163-174页，署名：陈清晨。 一 近一月来，德奥冲突的消息，不绝于报纸，互相枪杀拘捕驱逐之事，层见叠出。冲突的严重不但使两国人民感到兴奋，并且法意英三强也都起而对德国政府提出警告，中欧各国均感不安。问题也成了整个欧洲的问题。本来，自希特勒得势以后，两国对抗之势即已成立，冲突原不自今日始，不过近二月来，才表示为露骨的发展。德奥冲突的原因是什么？三强为什么要干涉？希特勒虽横暴，是否能胜过欧洲各强的抵制？冲突的前途怎样？——这些都是我们所当注意的问题。 在这一事件上，显然的，德国是进攻的，而奥国是防守的。但德国为什么要进攻呢? 德国法西斯蒂自从握得政权以后，便根据它的反动的主张，向国外谋取发展。希特勒是会给德国民众开过巨量的空头支票的，这些支票，虽然他也知道事实上无法兑现，但既得到政权了，他自然不得不做出许多将要兑现的姿势，以维持为法西斯蒂腾达的原动力的德国一般民众的盲目热情不至消沉。向外的谋发展，便是维持这种热情的主要手段之一。并且以目前欧洲各帝国主义对峙之尖锐化，凡尔塞修约对德国经济所加的致命的锁链，资源之被割裂夺占，市场之被阻塞，德国在国际环境上如不打开新的局面，是无法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取得经济的繁荣的（近来报纸上曾宣传希特勒已解决了德国的失业问题，许多万失业工人又得到了工作。这消息怕只是宣传；即使是事实，但也是人工的刺刀底下的解决，必不能持久），因此，事实上它也不得不向国外求发展。本此原因，希特勒便根据他在本国的胜利的盲目的意识，而向国外进攻。他的希望，是想把欧洲所有的日尔曼民族，统一在国家社会党的控制之下，而造成一个所谓“第三联邦”。他先西向而用外交手段成功了对坦泽自由市的实际的统制。于是他便又东向而集中力量进攻奥地利，但在这里他却遇到了强硬的抵抗而不能顺利进行。 德奥合并运动，在以前曾发生过许多次，但都是为时不久即因法国的压制而烟消云灭。但这次希特勒的运动方式，却与以前的不同了，以前是只依赖外交手段，而这次他则用强力执行，以前是双方相恋，而这次则只是单相思。他的运动方法，是竭力支持奥国的国家社会党，以便促成奥国的法西斯政变，达到事实上的德奥合并，然后遇到机会再正式的合并起来。 奥国内部的政治现状怎样呢？ 奥国人民虽属于日尔曼民族，但历史的演变已使它与德国的日尔曼人有了许多不同，所以只凭德奥语言相同的一点来号召，在现在并不能引起奥国人民十分强烈的对德的向慕。奥国一般民众，现在对于德奥合并这一问题，持着不同的态度，有的赞成合并，有的坚决反对。因而各政党对德态度亦遂纷歧。奥国的政党，有社会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共产党、法西斯蒂数党。共产党在奥国向来势力甚小，组织软弱，不能起什么政治作用。社会民主党甚有力量，它几乎是第二国际的台柱子，资格之老，对于奥国政治影响之大，不亚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在德国，奥国的无产阶级大都受它的指导。基督教社会党是奥国的保守党，是现在的政府党，现任国务总理道尔弗斯（Dolifuss）及现任国防部长伏果英（Vaugoin），都是这党的中坚人物。现在，上述三党对于希特勒的侵略，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基督教社会党对于德奥合并虽有几分愿意，但像希特勒这样的合并法，把奥国完全吞没在德国的狮口中而不许保留奥国的传统的独立精神，它是绝对反对的；近来道尔弗斯之抗德运动，便是由这种态度出发，因了德国的压迫，近来他更显露出明白的复辟的倾向，有恢复以前的奥匈帝国的企图，这种企图甚为奥国教会一派人所赞助。社会民主党虽然反对复辟，虽然在许多地方都反对道尔弗斯政府，但在对德问题上，它却是政府的友党；它认为道尔弗斯虽然有保皇及“绿色法西斯蒂”的显明倾向，但比较希特勒党之根本反对工人组织之存在的主张，两害之间取其轻，还是赞助道尔弗斯政府为得计，因此它拥护奥国现政府反对希特勒。按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因这种政策的错误而被国家社会党所击溃的。现在奥国社会民主党又采取这样的政策。 社会民主党虽然赞助道尔弗斯政府，但却不是道尔弗斯政府的中坚；为道尔弗斯政府的中坚的，除了当然的基督教会党外，还有保国党（Heimwehren）的“绿色法西斯蒂”。原来奥国的法西斯蒂，现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封建余孽、王公等及教会分子为基础的，产生于奥皇室将被推倒时，由始组织的国土保卫队，发展而成现在的保国党；一派是这一次世界经济恐慌袭来后从新产生的，这便是受希特勒指导的国家社会党，它的基础受着经济破产的刺激的青年学生、小商人和农民等，这一派与前者区别而亦叫作“棕色法西斯蒂”。保国党的一般封建王公、将军、贵族等，脑子里都遗留着帝国时代的光荣，不肯使奥国成为德国的附庸，所以坚决反对希特勒的侵略，而赞助道尔弗斯政府的反德运动。因了这个有力的支柱，道尔弗斯政府遂能在国内展布其雷厉风行的强制的独裁的手段，压迫一般民众的组织，轻视社会民主党的投效，在国外表示出一种“不畏强暴”的精神。于是国家社会党在奥国遂成了政府党及其友党的众矢之的了。 至于现在的国家社会党，正在飞黄腾达的时期，希特勒在德国之得到政权，给奥国一般小资产阶级一种强烈的兴奋，因之它的势力更加深入而扩大。加之希特勒的精神的物质的激动与帮助，国家社会党之在奥国遂有非道尔弗斯政府所能压服的形势。 但是欧洲的政治情形是极其复杂的，德国而外，还有英法意三强不断施其纵横捭阖利用弱小的手段；道尔弗斯政府虽不能单独抵御德国的侵略，但尽有别的强国可以乞助而不至于败溃。并且英法意为维持欧洲的和平，或也不会让希特勒合并德奥而愿应许奥国的乞助的。于是遂有法这便是奥地利所以反对希特勒政府攻略奥国的原因和形势。 二 兹说德奥冲突的情形。 奥国国家社会党随着希特勒在德国之得势而发达起来。但随着国家社会党的发达而奥国也即发生了一种反“棕色法西斯蒂”的运动，又继之以政府的压制运动，于是希特勒为要图奥国国家社会党之更加发展，便采取了秘密进攻的手段，而于几个月前开始施行。他派遣德国的法西斯党员，暗地跑到奥国，宣传组织，指导奥国法西斯党的活动，而工作的进行方针完全受德国墨尼黑地方国家社会党总部的指挥。又派遣秘密侦探活动于奥国境内；又招募奥国人，组织军队，活动于两国边境，以准备进攻；又收容奥国退伍军人，在德国组织奥国退伍军人会，加以训练，以备应用。其他攻击宣传的方法，皆尽力使用。至于以无线电从德国向奥国民众作攻击奥国政府鼓励法西斯革命的演说，是数见不鲜的事。 对于这样的侵略与攻击，道尔弗斯政府也竭力作防卫的战斗。本年三月，他发表《告奥国民众书》，说政府已郑重决定将以铁一样的坚定，冷静与持久，向前做去。于是在国内他便采取一切的专制手段，以限制人民的活动。因为奥国军额受条约的限制，数目甚少，不足自卫，因而他取得法意英三强的同意，组织“义勇辅助队”（辅助警巡）一万八千名，入伍者限于农民自卫团团员、奥国保国军队员与奥国冲锋队队员；这些组织是在基督教社会党与保国党领导下的组织，政府认为极可靠的。以战时特权法（WarPowersAct）根据，他制定了新闻法，一切民众发行的新闻纸及其他刊物，都须先受检察。又颁布法令，民间集会必须于八日以前呈报官府；结队游行与公开会议，概行禁止；又检察邮件；私自散发印刷品者，得加以逮捕。四月间，国家治安部长发表声明，谓近来常有聚众狂闹示威之事发生于通卫大街之间，尤其是在国家社会党党部旁边，治安当局以后将采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加以取缔云。又根据“保障经济防止工业停顿法”，政治性的罢工完全被禁止，“重要”工业的经济性的罢工也被禁止。不过，这些禁令，还都是根据于已成的法律而施行的。到六月间，政府当局又宣布“立宪最高法庭”（TheConstitutionalSupremeCourt）暂停执行职务，于是全国的法律执行机关被破坏了，道尔弗斯的政府遂成了奥国的迭克推多，人民的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被剥夺净尽。这种办法虽然目的是在防制国家社会党的捣乱，但无产阶级的活动的权利，同时也被剥夺。此外，借紧急命令强制执行一切的情形，和半年以前德国的普鲁宁、巴本政府的情形相仿佛。 近月余来，两国冲突的局势特别紧张。七月底，德国政府飞机飞往奥境，发散攻击道尔弗斯政府的传单；德国政府要人又屡次在德国无线电台广播反对奥国政府的演说。法意英三国当局欲干涉此项事件，乃互相交换应付的意见，法国政府又将拟定应付办法通知小协约各国；于是八月初间，英法两国便对德提出抗议，谓如此行为实有远于订立不久的四国公约的精神，意大利亦提出同样性质的抗议。德国答复英法，谓此种行动并不侵犯四国公约，别国为此事而干涉德国，德不能接受。而同时，德政府报纸又宣布当局的意旨，痛责奥国政府，并谓其他国家准许奥国增设補助警察一万八千名，实与四国公约的精神不合云。自此以后，德国武装民兵时有越境攻击奥国兵站事；两国边境常发生武装冲突的事件；奥国政府且于八月十五日公布德国希党阴谋捣乱奥国经济的计划；而道尔弗斯政府制止法西斯蒂活动的办法益严，凡有色彩之德国人皆迫令出境；但德国法西斯党员之潜入奥境者不绝，而无线电攻击奥国政府，威吓道尔弗斯的事又继续发生。于是英法意政府又放出需要设法制止的空气。 道尔弗斯为德奥冲突事曾数次亲赴罗马，访莫索里尼，乞求援助。八月十九日他又飞罗马，与莫索里尼密商，二十二日飞归。所谈为何，现虽不得详知，但一般相信为组织中欧经济联盟，以图奥国之独立发展。又有传说，谓英、法、意对于德奥的冲突已订立一个协定，以便维持四国公约的精神及中欧的和平云。 总之，道尔弗斯政府现在是内仗保国党的支持，外赖意大利的赞助，对于希特勒的横暴进攻，正在作顽强的抵抗的。为要抵抗“棕色法西斯蒂”，他已成了奥国的迭克推托，但就因为这样，奥地利的门户即不被希特勒所攻开，也早为“绿色法西斯蒂”开放了。 三 法意英三强之所以干涉德国进攻奥国，因为他们都不愿使德奥合并。 欧陆霸主的法国之所以不愿德奥合并，是因为德奥合并将使德国的势力加倍强大，而危险及它在欧陆的霸权。并且为法国爪牙的小协约，也是反对合并的，而反对最烈的则是捷克，因为如果德奥合并了，则由奥匈帝国划割成立的捷克，将要被日尔曼民族所四面包围；小协约的这种态度，更增加了法国反对合并的势力。至于英国之所以反对合并，是因为如果合并而增大了德国的势力，则将打破欧洲目前的现状而必将引起国际的战争，这是对于英国甚为不利的。因此，法英都干涉德国之对奥侵略。不过，法美虽袒护奥国，但对于奥国之抗德，却不是主要的支柱，而为这种支柱的，则是另一个法西斯蒂的意大利。事实的表现，近数月来，道尔弗斯为德奥冲突问题之所以曾三次乞助于罗马，而不乞助于巴黎或伦敦者，即是这个原故。 一般说来，在希特勒得势之过程中，莫索里尼是帮助德国的法西斯蒂的。但在德奥合并这个问题上，如果希特勒真的吞并了奥地利，则德国的边疆就要扩展到意大利边疆的布伦乃尔山口（TheBrennerPass），山口的那面，有二十万日尔曼人受着莫索里尼的统治，必将起而作回向德国，这当然是莫索里尼所不愿见的。再则从意大利的环境看来，现在给意大利所剩下的惟一可以用武之地是巴尔干半岛；巴尔干是意大利商品的天然市场，又是许多原料和食品的供给地。德奥如果合并，则德国的经济势力将伸展到中欧各地及巴尔干的中心，这都是莫索里尼所决不愿意的。因此之故，意大利虽在别的问题上援助德国，而在德奥合并的问题上则反对德国。 由这种情形看来，德国之进攻奥国，不仅是两国的问题，而实是整个欧洲的问题，不但是英法意三强所反对的，并且几乎是欧洲大部分国家所都反对的。这样，希特勒的进攻，是否有胜利的可能呢？就欧洲大势看来，希特勒的合并奥国的目的在目前是很难以达到的，理由是奥地利不比坦泽自由市，可以任凭德国取得而不致惹起国际的纠纷，奥地利如被合并于德意志，则欧洲目前的均势即发生破裂，因必引起欧洲国际的战争，这种均势破裂与引起战争的危机是英法意三强及小协约各国所必将竭力制止的，这种大势即表明在德奥的问题上，希特勒至少在目前无有得到胜利的可能。有人以为现在国家社会党在奥国势力甚大，如果奥国举行选举，它很有得到政权的可能，如果这样，奥国即将归于希特勒统治之下。这种说法，是忽略了欧洲的大势。就大势看来，即使国家社会党在奥国选举胜利了，有力量决定欧洲局势的英法意三强，也决不允许德奥合并。德国要合并奥国，除非它能用军事力量制止了三强的反对。 不过，国家社会党在奥国确有参与政权的可能。靠紧急命令统治的道尔弗斯政府如果不久即倒台，则国家社会党似必进一步而参与政权，而这即是希特勒第一步计划的成功。希特勒的第二步计划是相机合并；第一步计划成功后，他自然要实行第二步。但无论如何，希特勒的第二步计划是不能成功的，即第一步计划的成功也必将受到许多的限制。这便是德奥冲突问题的最近的前途。 一九三三，八，三〇。
陈其昌《两性能力的差别》（1933年8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两性能力的差别 陈其昌 （1933年8月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31号，1933年8月4日出版，署名：清晨。 一般都相信，女子的能力是不如男子的。不但生理学家已给我们找到了科学的根据——男子脑重平均为约四十九昂斯，女子脑重平均为约四十四昂斯——并且在历史上似乎也可以看出男优于女。英国一个叫作A.WattTilby的人，不久以前曾发表了一篇文字，说他无意中发现了欧洲历史上的和现代的一千个名人之中，九百八十五个是男子，而只有十五个是女子，即六十六与一之比。在英国的现代名人记（WboisWbo）中，以字母B起头的为首五百个人名中，四百八十四个是男子，十六个是女子；他又随意查看M字头下的人名，发现为首五百个人名中，四百八十二个是男子，十八个是女子。这就是说，一千个现代英国名人中，九百六十六个是男子，只有三十四个是女子，男女为三十与一之比。 这个结果，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因而他要看看别的国家怎样，于是便翻阅别国的现代名人记，但算得结果与英国的差不多。法国的二百名人中，一百九十六个是男子，四个是女子；德国一百九十三个是男子，七个是女子。中欧与西欧的四百名人中，三百八十九个是男子，十一个是女子，即三十五与一之比。美国的情形，甚为不同，六百个名人中，五百二十八个是男子，七十二个是女子，即约为七与一之比。加拿大与法国的情形完全相同，即二百名人中一百九十六个为男子，四个女子。在南非联邦，二百名人中，只有二个是女子。 他怕名人记的选录不可靠，于是又去查看英国的国家名人大字典，但结果不幸相同——B字头下的五百二十二个名人中，五百〇四个是男子，十八个是女子，即三十二与一之比。 男女能力比率之差，怕不但在西洋是这样，即在中国也是这样。历史上，像武则天、慈禧太后那样有本领的女子找不到几个，但就是她们也决不足与汉高魏武之雄才伟略相比拟。经验似乎告诉我们，在女子的谈话中，谈色相或批评某某个人的时候多，谈玄理、谈抽象思想的时候，百不一遇。自然，女子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或许是优于男子的，如色感等，但一般说来，我们似乎须得承认，现在的所谓人类的文明是直接依赖男子创造的。 但是承认这样的差别，决非即承认男子的能力根本的优于女子。在现在，女子能力是不如男子的，但这是几千年来私有财产制度的结果，是物质环境之所造成。自从母系社会制度消灭以后，女子成为私产与男子的双层奴隶，终身幽囚于零星琐事之上与狭小范围之中。她们的经验只限于某小方面，事事如此，遂成为智力衰弱之遗传性。所以两性精神活动程序根本不同的说法是胡说，许多人所相信的男子根本的偏于理智而女子偏感情的原则也不合于事实。女子在她所熟习的范围内，是很能凭理智来解决问题的。人类学者并证明，在石器时代，女子的脑壳平均都大于男子。这可说明现在女子脑量之小于男子者，是由于几千万年社会制度的迫害。又，动物学者告诉我们，野兔的脑量较之家兔的脑量大；这即说明生活范围狭小的动物，身体将发生量的减退。女子脑量之所以小于男子，即因为她们的生活范围，数千年来，无论中外古今，几乎都限于家庭之中。假使母系社会制度维持到现在，则据席而高谈哲学政治学者，怕不是男子而是女子，女子的脑量自必因此而大于男子。 不过脑量的大，不一定是能力大小的证明。智力的大小，虽可以由脑的大小表示出，但还须此脑严密的组织。组织不严密之脑，虽大而其人不必即有相当的智力。再则生理学证明，大多数人只使用他的脑子的一部分。这两条理由说明，女子的脑量虽较男子小，但智力并不一定因此便比男子小，并且无超过男子的可能。历史上，女子成名者所以少，并且现代女子所以少被载入名人记者，是因为她们的机会少，环境杀害了她们的天才。 据Tilby统计，在欧洲，女子处理事务的才能最优，至于在纯粹的科学、数学、化学和文学及艺术等学问上，不如她们在处理事务上易于成功。
陈其昌《德国希特勒党的宣传术》（1933年7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德国希特勒党的宣传术 陈其昌 （1933年7月2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30号，1933年7月28日出版，署名：清晨。 希特勒党之能战胜敌党而取得政权，虽有许多经济、政治、社会等原因，但宣传方法的狡巧，亦实有以助成之。它的宣传，无孔不入，无有机会不被利用。它常能很巧妙的攫住德国人民的心理，并利用敌党的弱点而使用压力。正如普赖欣格尔（希特勒的有力助手）所说，德国国家社会党的宣传方法是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学来的。 希特勒党员常极力学习着使他们的谈话，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形态，引人注意。大部分的德国人民，是最喜武士精神的，而希党的组织形式也恰是建基在军队组织的原则上。国家的正式军队有它们的制服。希党的冲锋队也有它们自己的制服。希党党员见人时的敬礼，是两肩往后一挺，而双脚跟拍的一触，而作个立正的姿势。这种敬礼，他们是不惮烦赘的反复使用。而他们的正式的敬礼，则是举手向前伸出。这种形态，充分表示一种军人的气派，而增加不少他们的宣传的力量。 在他们所开的小商店中，希党店员之来往招应顾客，就好像一个兵士在军队司令部中工作一样，形状甚整齐严肃。在那里，各墙上都满是希党的万字党徽。所售的画片、扣针、制服、领带、旗帜、表炼、统靴等物上，也无处不有万字标志。在这里，也可以买到油画、书签等，但这些东西上都有希党领袖的肖像。在希党党员所开的其他糖果店、照相馆以及一切日用物品的小店子里，店员都是选择的宣传员，他们的宣传目标都是：“一切权力归希特勒——这个领袖，这个救主！” 在讲台上、街道角落里、电影院、教堂里、无线电播音机里、飞机上，希特勒党的宣传员不断的攻击德国议会制度之无用与作恶。他们反复的说明叫德国人民受苦痛的是凡尔赛条约与议会制度；并说明欧战中间使德国战败的，签订那万恶的和平条约的，支付道威斯与杨格的计划下的耻辱的赔款的，并且使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和外国资本得以侵入德国的，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红黑联盟（红指社会民主党，黑指天主教中央党，两党的联盟，执掌着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的政权）。对于这样的宣传，那些无业的学者，破产的商人，穷困的专门工人，饥寒的家庭主妇与流氓无产阶级，不但是倾耳敬听，并且还举起他们的拳头，忿怒嚣叫。于是希党的宣传员又极力称赞国家主义，说能建立复苏的德国的，只有希特勒。并喊道：“民众们，德国的前途，操在你们的手里……从安乐椅中驱逐去那些官僚们，而把权力和责任交给希特勒！” 他们骂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奸细；说社会民主党高喊德国自由了十四年之久，而所给与德国人的是：剥夺了他们的面包，使他们失业并以便橡皮棍痛打他们。希党常常使用共产党的方法来攻击共产党。 希特勒执政以前，在各种的群众集会上，希特勒党员常拿着收钱箱，到处求人给钱救济希党的被捕者及其无依的家属；这些人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们在大街上开枪与共产党员或社会民主党员相战斗，伤害了敌党党员的生命等等。这些收钱箱上，都贴着很大的红字：“设法救济国家社会党被捕者”……以及其他宣传的口号。 他们在反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的运动中，常无忌惮的撕毁共产党的斧头镰刀旗而代以希党的黑万字旗。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常有人用共产党歌的腔调唱希党的歌词。凡是可以扰乱敌党的宣传之方法，他们无不尽量使用。他们预备有一种训练册子，专门训练宣传员们怎样以希特勒与戈培尔（Goebbels，希党要人）的姿势来煽动听众的感情。这种册子里，有许多页载着希特勒等讲演的姿势和说明当时所讲问题。 为要反对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无产阶级中的宣传，是极尽心力的。但对于中产阶级，他们也决不忽略。他们发现了许多穷苦失望的人民都转而求之算命问卜占星术以后，于是他们便在这方面想方法。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三日，德国的所有的卜占算命术者，大会于斯德廷，所讨论的问题为：“卜占术与教育”、“卜占术光明里的政治运动”等，并决定出刊了一种卜占刊物。于是中产阶级的穷困，成了法西斯蒂活动的场所。这种卜占刊物上，使希特勒党的梦想、希望与计划，在兴登堡、巴本、施莱希尔、希特勒等等的命星里而活现为即将来到的事实。于是，一般中产阶级，尤其是家庭主妇们，便看见了他们的前途，因而希党势力增加。所以希特勒也常常宣称：“我深信我是不会遇到不幸的，因为我相信命运曾经付给我了一种工作。” 希党主义的基石是种族问题。这即是反对犹太人。而德国农民之厌恶犹太人是有历史基础的，因而希党在这方面又得到了有力的宣传方法。在他们的宣传中，他们把犹太人形容成德国一切过恶的总合体，一切痛苦的原因，大战中德国失败的因子，马克思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源泉。反对犹太人运动，使希党吸收了德国农村的中产阶级及被犹太商人战败的一切破产者。 希党的宣传三原则如下： （一）竭力使你的宣传戏剧化。全世界是一个舞台。好好的表演吧。 （二）时常保持着创造力。时常发出新的东西。时常放过一些东西；让有的产生，有的消灭。并且时常采取进攻的态度——在你的宣传语句上以及宣传行为上。 （三）用群众的眼光看，用有国家社会党员资格的全体人的眼光看。用他们的语言说话。在他的宣传里，给与他们所要的。了解你的人民，那德国人。要以德国人自居。最主要的是学习着去成群的吸收你的从者到你的宣传工作中。叫每个人都觉得在建造新德国的历史舞台上他是一个演员。 这真可说是宣传方法的经典！
多伦克复（陈其昌〔清晨〕，1933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多伦克复 陈其昌〔清晨〕（1933年7月） 刊载于《循环》杂志，1933年第3卷第29期第447∽448页。署名：清晨。 冯玉祥在张垣树帜抗日后，既传檄而收复察边四县，近又血战而攻克多伦。对于华北停战后已日趋萎丧的抗日意识，这实是一种兴奋剂。观于日来国内各民众团体之纷电慰劳，及李烈钧之甘冒“龙逢、比干之祸”而“进逆耳之言”，可见一般人心的趋向及这个消息之怎样使人感奋了。 从一般人心之兴奋，我们更可以看出中国民族意识之怎样强固及《塘沽协定》成立之怎样令一般人愤恨。不过，就整个局势看来，多伦之克复将只成一种兴奋剂而止，因为自从《塘沽协定》成立，已使中日问题的局面发生质量的改变，划定了不可改易的局势，多伦之克复，已不能制止不抵抗主义的胜利了！这当然是可痛心的事，然而却是明显的局势！ 自九一八以后至《塘沽协定》为止，中日问题的局势是武力的进攻与抵抗的局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以武力消灭义勇军，在本部以武力扩大其侵略，中国则民情趋于抗战，上海、华北亦有抗日战事之发生。但是协定成立以后，局势便完全改变了——日本既占据了四省及半个河北省，并以《塘沽协定》封锁了中国武力的反抗而庆祝其侵略之成功，中国亦含垢忍辱，报纸不再鼓吹武力的抵抗。《塘沽协定》既阻断了中国本部与东北四省的关系，所以自此以后，如果日本不再向黄河流域进攻的话（一半年之内大概是不会进攻了），日本则将竭其全力，外应国际的干涉，“内”修满洲之统治而走向其日、满、鲜合一的建设目的；中国政局则将忘记九一八以来之耻辱而趋向于恢复中日两国的亲善。近两月来，中国的趋向及日本政府之设置，无不是泯灭前嫌而向中日和平提携之途前进——虽然这和平是狼与羊的和平！ 这种和平倾向之存在，使今后非集中全国或至少黄河流域以北全部分的力量，将无从谈到收复东北四省，无从谈到有效的抗日。近数周来，华北事实之表现是：伪军李际春等部受日人压迫而不得不收编，叛逆郝鹏既擒获而不得不放纵；如此奴颜婢态如不加扫除，中日便只有“和平”共荣之一途。然而如此“和平”之途，非多伦之克服所能改变的！ 忠勇之士，于华北形势大变之后，忍饥冒暑，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以攻克多轮，此实可令人感奋之事。然限于局势，其效果只能如此！虽然人定常能胜天，继续努力，中日局势，当然是可以改变的。
第十四章北伐与上海工人的武装暴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十四章北伐与上海工人的武装暴动上海区委一向是直接受中央的领导，而中央又是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在共产国际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领导之下，它依靠着十月革命的威望，中共中央只有无条件地信赖它，忠实地执行它的政策了，而上海区委也就很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中央的路线走。因此，一切群众运动、宣传和口号都围绕于国民革命的轴心，配合着北伐的目标而努力。北伐之飞快和惊人的胜利，与其说是由于军事的力量，还不如说是依靠广大群众运动的配合和推动。当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时，所有夫役的工作都是由革命的民众来担负的，省港罢工的工人曾组织了几千的运输队，当北伐军进攻湖南时，工农学生即马上出动，而且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当北伐军攻打长沙之前，粤汉铁路工人曾作种种防御敌人军事行动的工作，如破坏铁路，截断电讯等。尤其在北伐军攻打岳州的战役中，平江的农民和粤汉萍株两路的铁路工人的独立行动已经替北伐军肃清了道路，尤其是农民的向导把他们引导到敌军不设防的地带，安然渡过长江，得以从背后抄袭岳州的防军，因而占领岳州；北伐军才有可能会师于汉水，得以占领武汉三镇——汉阳、汉口、武昌。国民党的旗帜飘扬于长江的中心流域了。同样的情形，当北伐军攻打南昌时，工人与学生极力同守卫军警联络内应，因而南昌易于占领，往后便长驱直入到达九江。自北伐军克服武汉进攻江西后，中国整个的局势急转直下，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地生长着。然而当时一般斗争的形势，除了北伐军的军事行动外，全国范围内的斗争还只是限于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以及农民反对地主等等。可是，当时上海的政治局势对于革命客观条件非常有利，因孙传芳的统治正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他的军事力量已经分崩离析，趋于瓦解；同时，北代军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取得胜利。上海的工人及一般民众在这种局势刺激和鼓舞之下，革命的火焰更复燃烧起来。共产党看到这种有利于革命的客观条件，便决定以武装暴动来配合北伐。恰在此时，孙传芳的一个部下夏超在浙江独立这事件便更促成了1926年10月24日上海第一次武装暴动的尝试。但这次的武装暴动，一方面准备不够，没有发动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来配合，也没有动员广大的民众直接参加。共产党领导机关只组织了一百左右的武装工人和几队没有武装的战斗队；同时，共产党让国民党的代表钮永建领导国民党机关来发动这次暴动。但当钮永建得知浙江的叛变失败的消息后，便不守信约而逃避领导暴动的责任，让共产党的几队武装工人和少数党员单独进行，结果，除了同军警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外，武装暴动的烽火迅即被孙传芳的军警所扑灭了。上海第一次武装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并未遭受重大的损失；群众运动也没有受到打击。因此，当11月5日北代军占领九江的消息传来时，上海的群众运动有如潮水一般高涨起来。从那时起，每天都有大批的演讲队出现于各街道，尤其是重要的马路，散发传单和贴标语。上海区委每天都忙于指导这些工作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工作。我因区委妇女部书记的职责，必须负责召集上海所有的女同志参加此项工作，大家都集合于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之下，分途进行担任演讲，散发传单和贴标语的工作。当我本人和她们一起进行这些工作时，常常碰到便衣侦探和巡捕的追逐。因此，我们在出发之前，大家都准备好一套口供，随时都作被捕的准备。在11月28日同12月12日曾在西门体育场分别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市民大会，在大会中，除演说外，高喊国民革命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情绪异常激昂。在每一次的群众大会开完之后，照例要整队游行示威。但要完成这一节目，首先必须经过一场冲破军警包围网的斗争。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旗帜总是排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而我们这些负领导责任的女共产党人，必须以身作则，站在旗帜的前面，准备冲破重围。这接连两次的大示威运动，便是临近第二次武装暴动的先声。在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和嘉兴之后，上海顿时呈现一种异常紧张的状态。统治者方面虽然在浙江军事失败，但还企图在上海作最后的挣扎，于是勾结英法帝国主义者同英法的巡捕房合作来压迫和摧残革命运动，如压制舆论、逮捕工人和革命分子等；然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北伐军的临近和统治者以及帝国主义者的加紧压迫，更激起了革命的浪潮，开启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在18日的早晨，当区委主席团决定以总同盟罢工来响应北伐军的决议通过后，便由汪寿华立即带到上海总工会（他为区委主席团之一，上海总工会的会长），经过代表大会通过之后，便迅即公布发动总同盟罢工令。总工会的脚踏车交通队把这道命令迅速地传达到各工厂的分工会。到19日的上午六时，奉总工会的命令而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5万以上。顿时使热闹繁华的上海，呈现一种瘫痪的状态：全市的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关门，所有大百货公司都停止交易。在罢工的第四日，参加罢工的人数增加到三十六万以上。此次总同盟罢工，主要的是为援助北伐军的，党本决定当北伐军从嘉兴继续前进时，上海即举行武装暴动，以响应北伐军，驱逐奉鲁军阀，建立上海市民政府。但北伐军的前锋队伍虽已到达离上海只有25公里的松江，假如他们进军上海，路上除了士气颓丧的守卫军外，并无军事防卫和障碍，军事的形势完全有利于北伐军占领上海；但他们却按兵不动（其原因当时共产党人都不明白，只有蒋介石知道）。上海的防守司令李宝章在这个空隙中间便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勾结合作，来向工人和革命的民众开刀了。在罢工的第一天，李宝章便颁布“格杀勿论”的布告；同时派出大批的大刀队梭巡街道，一经遇见工人和学生在街头演讲或散发传单者，就当场砍下头来，挂在电杆上示众；甚至连从地上拾起传单阅读的市民亦被大刀斩首（至于被捕者不计其数，上海大学五十余住校学生不管思想如何全数被捕），造成惨不忍睹的白色恐怖！在如此残酷的压迫和屠杀的恐怖局面之下，工人和一切革命的民众，不但没有畏缩和胆怯，而且更激起了愤怒的火焰，他们已经不能忍耐了，在还没有等到武装暴动的命令之前，便在街头抵抗屠杀的恐怖，开始同军警发生巷战了。他们只要一经发现有武器便拼命夺取。到指定第二次暴动的22日下午六时，当的干部领导着各区域的工人群众在闸北和南市与军警正式开火了，在袭击中曾夺取了一些枪械；海军士兵因同情工人亦自动开炮轰击高昌庙的兵工厂。战斗和总罢工整整地支持了四天后，到24日，第二次武装暴动由于没有与北伐军的军事行动配合起来（本来总罢工和暴动是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而发动的，但它却故意拖延进兵上海，让李宝章屠杀工人和革命民众，以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同时还没有动员广大的群众来参加，也没有动摇敌军使其叛变因而又被孙传芳残酷镇压而失败了。上海总工会处于此种情形之下，只有采取暂时退守的策略，准备下一次的进攻。于是发表宣言，以“不是退让，而是为着准备一个更大的斗争而复工”的理由，号召全体工人一致复工。虽然如此，但2月19日至24日的英勇斗争，却无误地仍然是一个惊人的壮举，个别的牺牲自然难免，但工人的组织并未受到损伤；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痛苦的失败中，学得了一些往后如何去准备取得胜利的经验和教训。上海的工人阶级，虽然经过两次暴动的失败，但工人的组织仍然是屹然未动，工人们仍旧抱着绝大的信心准备着下一次胜利的暴动。共党的领袖们，在两次暴动的失败中，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他们决定在下一次的暴动中，不但自己要居于领导地位，而且更要使准备和安排格外妥善和精密。因此，第三次暴动的一切准备、计划和步骤都是直接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同区委主席团的合力领导之下而进行的。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我们的住所）也可以说是指挥第三次暴动的总司令部，每次决定性的会议都是在我们家里开的，区委的主要负责者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都常到这里来同中委一起开会。当时中常委为陈独秀、彭述之和瞿秋白三人（其中二人蔡和森去苏联，张国焘在武汉），周恩来当时本是负责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因张国焘名为组织部书记，但从未进行任何工作），但在暴动期间，他担任军事方面的责任，因而也参加这种会议。陈独秀从第三次暴动开始直到最后胜利的过程中，便住在我们家里，因晚上七时起就戒严，来往不便，而且危险。有时甚至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和汪寿华等在夜晚会议之后，由于戒严大家都不能回去时，也只有都挤在我们家里，他们三、四个人像沙丁鱼一般地睡在一个床上，到天明才走。党本来决定：当北伐军从浙江开始进军上海时，即发动总罢工并举行第三次武装暴动。在3月20日的晚上，北伐军已经进入迫近上海的龙华，但它奉蒋介石的命令，暂停前进，以避免与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冲突，故在龙华按兵不动。但党中常委和区委的紧急联席会议仍旧决定发动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同时决定当暴动开始后，总工会便派代表至龙华请求北伐军进兵上海助威，但无结果。这次总同盟罢工的准备异常之完满；武装暴动的计划也拟得精细而切实，他们组织了五千工人纠察队，构成为一支精练的工人民军为暴动的主力军，而这支队伍又分成二三十人一组的小队，分布于各区域以便领导工人群众作战。从一件小的技术安排上便足够表明这次准备暴动的计划之周密，当将要举行暴动之前二日，罗亦农到我们家里来开完会议之后，他将身上携带的数打（几十个）亨德利钟表公司（此公司的钟表最为可靠）的手表以一种神秘的表情给我看，他说是给各区发动暴动的指挥者的，他计算一下还有余数，顺便送一个给我作为这次暴动的纪念品，我对这个表不但异常珍爱，而且还对它发生一种莫可名言的兴趣和神秘之感。除了它所象征的意义外，对其军事技术特别感到兴趣。我玩味着：用同一牌子的新表，开定同一的时间，以便发动暴动时间准备，使各区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同时举行，我觉得这在暴动的技术上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由于这一小小事件的启示，使我对于这次准备的第三次暴动，怀着胜利的信心。尽管北伐军仍旧在龙华按兵不动，但上海的共产党和工人群众已经不能等待了。在3月21日正午，上海总工会号召同盟罢工的命令颁布了，遵照此令而罢工的人数，几达八十万，这是一次规模最大而整齐的罢工。全上海的各工厂、作坊、手工业工厂、轮船、火车、码头工人、邮政电话、机关职员、大小商店伙计等卷入这一罢工的浪潮之中，革命的浪涛，有如海潮一般汹涌澎湃。罢工的工人全都走出街头纷纷朝着各自预定的地点集合，到已经有武装的工人纠察队的地方。他们作战的区域分为七个地点同时发动，即南市、虹口中、浦东、吴淞、沪东、沪西和闸北。巷战开始了，铁路截断，电灯线断，自来水停止，电话局被占领，路上行人稀少，战云密布天空，不断的枪炮声和群众的呼喊声震撼着整个的城市，从正午到傍晚，在数小时之内，除闸北外，其他几个进攻的区域，工人们都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各警署和地方的军事机关，因为敌军和警察，目睹烽烟四起而失去信心，都惊惶万状：不是脱去他们的制服丢弃武装而逃逸，便是悬挂白旗把枪械堆在地上表示投降。因此暴动的工人群众到处可以得到武装，而不断地增强革命的武装队伍，但当沪西的纠察队率领大队的工人占领了地方警署之后，夺得了武装，他们又卫护工人群众渡河往闸北小沙渡的纠察队会合，一同攻击四警署，经过一场剧烈的斗争，双方都有死伤。领导沪西纠察队的总指挥佘立亚英勇地站在最前列指挥作战，当场殉难（他为法国勤工俭学生，转入苏联东方劳动共产大学，与我同时于1925年秋回国，曾在河南参加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领导层的工作，1926年夏来上海，任沪西部委书记）。经过一场激战之后，终于占领四警署，然后他们便参加闸北的战争。虽然傍晚各作战区都依次地顺利的胜利了，但最后的决战仍集中于闸北。工人的武装队伍，除沪东沪西外，其他的因租界隔绝不能来援助闸北；同时，各帝国主义者在藉口保护租界及侨民的名义之下，在华租两界的交界处满布机关枪队，舰队铁甲车和沙包防物。事实上，他们是在暗中帮助鲁军（山东军）作战，他们一经发现工人队伍，便以机关枪扫射或开炮轰击。虽然暴动的工人队伍，处于这种不利的情形之下，但他们仍旧抱着必胜的决心作战通宵。指挥暴动的总司令部此时移在闸北战区附近，由罗亦农、周恩来和汪寿华三人所组成；而赵世炎则在闸北中兴路战争区域的中心地带，任总指挥，甚为勇敢和得力。在此一夜紧张而剧烈的战役中，除了充份表现共党干部和革命的工人群众之稀有的英勇战斗精神外，勇敢的女工们，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的危险，从这一道防线跑到另一道防线，担任传递消息的任务；许多参加暴动者的妻子们，她们也在战区中负责做面饼煮鸡蛋的工作；甚至邻近的居民（限于贫穷者）也自动地赶作大饼和馒头，由袖戴红布的男女输送队送给战士们充饥。在这个紧张而富有决定意义的晚上，陈独秀住在我们家里，郑超麟、述之和我同陈独秀一起四个人围坐在办公室内，通夜未睡，整夜的枪炮声不绝于耳，我们的窗子玻璃亦被打破。每个人的心头是紧张而沉重，因恐得不到其他区域工人武装队伍和北伐军的援助（当暴动开始后，总工会曾数次派代表至龙华请求北伐军进兵上海助战，但始终按兵不动。区委又派侯绍裘，以国民党江苏省委员的资格去龙华请求亦无结果），而不能抵抗武力强大的鲁军，尤其是鲁军中雇用的白俄铁甲车队的炮击。翌日，22日的清早，闸北的纠察队和工人群众，虽然没有得到其他区域的工人武装队伍和北伐军的援助，但仍旧猛烈地进攻。当闸北战区中心指挥处的交通员（石琼）来我家报告军情时，我要求他带我进防线中去，极想亲眼看看许多同志和工人们作战的实际情况，陈独秀当时即严厉地阻止我，他认为我既没有负军事方面的任务，不必要去，而且身体有病（因怀孕）也不宜去。我接受了他的劝告，但仍不甘心，于是我便和述之出去，走到接近天通庵路火车站工人与敌军的列车作战的地方，我们沿着墙边走（附近居民都关门闭户，路上没有行人），伏在那里观看三五成群的工人在地上以步枪和手枪同列车作战。我们这种举动并不是负有视察的任务，而只是为一种革命的浪漫情绪所驱使。正午天通庵路的列车兵士投降了；下午四时，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亦已解决。述之和我又跑到那里，我对那些圆形的炸弹、军火、枪械、食粮和马匹等战争的胜利品，感到一种满足的愉快，周恩来正在那里匆忙地指挥工人纠察队搬运军火至储藏室以及安排其他等工作，述之也在这里帮助他指挥和安排。从下午四时至六时之间，最后决定性的两小时中，全部的力量都集中于北火车站，那里的战事最剧烈，敌兵纵火助战，暴动者则拼死奋斗，激战约一小时余，白俄兵便逃入租界。鲁军即随着溃散。六时，北站上空飘扬着白旗，这是宣示着守卫兵投降了！上海第三次的武装暴动已经完全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和工人的英勇作战而胜利了！居民燃放鞭炮，庆祝革命的成功；袖戴红布的男男女女，面上浮着胜利的微笑在街上跑来跑去地欢呼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到我们家里和中常委商讨以后的方针时，也都兴高采烈，袖戴红布，面上挂着凯旋而归的笑容！当国民革命军从龙华开抵上海时，上海的中国地界已完全落在工人掌握之中，工人纠察队完全有能力维持治安与秩序。表现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景象。暴动的胜利，无疑地已大大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工人大批地涌进工会，五十万的工人正在守护着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取得的东西，他们因昨天的胜利欢欣鼓舞而意气轩昂，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只要湖州会馆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总工会来一道指令，上海的男女工人没有一个不立即起来响应或行动的，他们完全信任共产党而受它指挥。但异常之不幸，在这里却产生了一种离奇的现象：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恰好在武装暴动胜利之后，在政治上解除了武装，对此束手无策。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以及其他几个代表都不能作主。于是共产党领导机关——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上海区委——只好按照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同资产阶级一起来组织上海的临时政府。因此，在十九名政府委员中，除了五名是由工会指派和几个共产党人外，其余大多数的位置却是共产党自动让给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的，例如银行家虞洽卿、陈光甫、总商会代表王晓籁（工业大资本家）、大商人王汉良、邮报总编辑谢福生，以及女律师郑毓秀等。虽然他们的政府委员是不劳而获，是由工人取得政权而奉送给他们的，但他们却因知道蒋介石的态度而各自拒绝工人献上门来的位置。这正是共产国际对于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和5月15日的“党务整理案”一系列机会主义政策的逻辑发展。既然一切归国民党，那么上海的工人暴动，也只是单纯地为了响应北伐军，而不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权既已夺取之后，当然只有双手奉送给资产阶级。跟随着这种逻辑的发展，共产党的领导，在临时政府的活动中，自然不能采取任何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政纲，而只是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走。而且为了维持所谓“联合阵线”，只有把工人和纠察队局限于这个圈子之内，不能有超越资产阶级所能允许的要求和行动。这样，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手足都被捆绑起来，等待蒋介石任意摆布和屠杀。蒋介石一到上海，便积极进行对付共产党和工人纠察队的计划，他首先同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大资本家、买办，乃至流氓头子勾结起来，结成一道反动的联合阵线，准备一起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开刀；同时，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也都认为蒋介石是他们的救星，希望他起而压迫共产党和消灭当时工人取得的政权，正在酝酿着一场血腥的大屠杀。蒋介石终于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大屠杀的事件。在上叙党决定同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建立上海临时政府的市政府的情形之下，在某些党员方面，尤其在某些工人群众中，对于恭请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作市政府委员的举措有些怀疑，甚至反对，这正表现他们本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此外，当某一次上海全体女同志会议时，杨之华和刘尊一极力反对党决定邀请郑毓秀女律师为市政府委员，并坚持应提出共产党的女同志来代替，她们认为：既然暴动完全由共产党领导工人作战而胜利，那么为甚么市政府还要邀请那个腐败反动的女政客作委员呢？为甚么不提出共产党中的女同志来代替呢？这其中无疑地也包含着某种革命的意识；但她们却只把视线注视到一个女政客身上，这显然只是从单纯的妇女观点出发，而不是从整个党的政策，即根本反对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市政府的革命观点出发。因为那些被邀请的资产阶级的委员中的男性，比之郑毓秀更反动更作恶得多哩，他们真正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郑毓秀不过其中最弱者之一而已。我当时因根据这个观点，对于杨之华、刘尊一等只根据郑毓秀是一个女政客作市政府委员而反对区委，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是党的整个政策问题，女同志会议根本无权改变党的政策，因而她们（实际上就是杨之华和刘尊一，其他的女同志没有表示态度）强烈地反对我。但我坚持，这问题要区委派代表来参加讨论和解决，我提议会议延长，我立即去请区委派人来参加。我迅速乘人力车到中央办事处（我知道区委书记罗亦农以及组织部书记赵世炎在那里开会），当我简单地报告了女同志会议的情形后，大家都很气愤，周恩来说：“这是妇女主义”，罗亦农和赵世炎迅即离开会场，同我一起来到女同志会议场所。结果，杨之华和刘尊一等的鼓噪和喧吵，被罗亦农和赵世炎的解释和批评压服下去了，罗、赵等说她们是简单的妇女主义者，是从妇女狭隘的圈子看问题，而不是从整个党的政策看问题；尤其严厉地批评她们犯了组织上的错误，没有经过区委的商讨，刘尊一[1]便居然提出杨之华来代替郑毓秀，他们再三强调女同志会议根本无权提出上海市政府委员的候选人，说她们根本不懂得组织的原则。在罗、赵的演说之后，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杨之华和刘尊一也一声不响，会议毫无结果而散，结果杨之华作上海市政府委员的企图亦完全失败。杨之华怂恿刘尊一强烈地反对郑毓秀作市政府的委员，事后看来，除了反映某种革命的意识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瞿秋白在幕后推动和指挥（因刘尊一当时已继我而担任区委妇女部的书记，而且早在我未辞职之前，她就经常在瞿的家来来往往），他的目的是企图以他的妻子杨之华来代替。这从瞿秋白在1927年3月间所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这个小册子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此小册子是没有让中常委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夕，私自去武汉印刷和散发的）。他在这个小册子中说：“郑毓秀是参加美国女青年会所召集的泛太平洋的一位太太，并且一般左派的知识妇女都反对她，然而上海区委竟不反对郑毓秀，女同志已经是为妥协起见，提出共产党女党员杨之华加入名单，以为交换条件。但是上海区委代表和国民党谈判时，并不受国民党方面的反对，而很驯服的自动的撤回杨之华”。（见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小册子第128页）。在同一小册子中，瞿秋白谈到策略问题时，他又说道：“1927年上海3月暴动失败后的市政府问题……左派妇女群众赞助杨之华加入委员名单（所谓左派妇女群众即上叙女同志会议——碧兰按），左派领袖亦然，甚至右派领袖也不反对，而共产党代表主张可以撤消，以保存与国民党之良好关系，并且不主张做反对右派妇女委会郑毓秀加入政府之运动。”瞿秋白在他的这个小册子中，一再抱怨上海区委不把杨之华加入上海市政府名单，尤其谴责它不主张做反对右派妇女郑毓秀加入政府之运动。假如瞿秋白真正是从纯粹的革命观点出发的话，那么，他为甚么不提出任何一个男性大资本家，如王晓赖、虞洽卿……等来作对象，来做反对右派加入市政府的运动，而单只反对一个女律师郑毓秀呢？难道那些男性的大资本家不是右派吗？这有如明若观火一般地明显：因为杨之华是一个女性，没有可能去和男性资本家争地位；而只能代替妇性郑毓秀的位置而已。无怪乎后来在某一次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当讨论到上海武装暴动的教训时，陈独秀说：“瞿秋白反对郑毓秀是为老婆而斗争”哩！这句话一针见血，但这件事也不过是一个插话而已。正在这个期间，我已离开区委，因几个月来，我因怀孕，由于生理上的变化，使我发生种种疾病，如胃病、呕吐、头昏等，而最坏的便是头昏，常常走在街上，头昏起来，就觉得天旋地转，脚站立不住，往往扶着电杆或靠着墙壁，历数分钟后才能行走。事后想来，这是由于工作繁忙和营养不良的结果。自1925年秋我来上海参加区委的工作后，我的工作一直是异常之紧张，尤其是在1926年冬，当我怀孕后的几个月中，不但每日照常工作（时常在会议时发生呕吐），而且工作较前更加紧张，整天在外边跑，不是沿街演讲、贴标语，就是开会，没有安静地吃过一餐好饭，假如不是在开完会之后，大家一起吃大饼、油条和着白开水来充饥；便是在面店去吃一碗面，就是晚上能够赶回家吃晚饭，但我们家里的伙食也是太坏，没有胃口和营养，当时根本没有想到生活与健康，只是工作第一。当我的身体愈来愈坏，逐渐不能支持时，我便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胃病很严重，要好好地医治和休养，于是我才决定向区委辞职，辞去区委的一切职务，以便治疗和休养。但作为一个党员份内应作的工作，如参加会议和其他活动等仍旧参加。区委妇女部的书记，便由刘尊一代替。她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因在1926年北京“3·18”惨案发生时期，参加过某些革命活动（也许就在这个期间加入共产党的，因我于1924年秋在北京时，她还不是党员，她原为我在北京女高师所开设之补习学校的同学），因而不能继续在北大读书而来上海。她的丈夫何洛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由于同样的原因离开北大而来上海，转入上海大学，因他善于演说，不久便作了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工作十分努力。刘尊一的资格和能力虽然不够胜任这一职务，但在女同志人才缺乏的情形之下，区委就接受了杨之华所推荐的刘尊一；而她负责的时间亦很短暂，在1927年的“4·12”屠杀事件发生后不久，她便同她的丈夫何洛一起被捕。刘尊一[2]由白崇禧（当时北伐军的参谋长）部的一个政治官员潘宜之保释出狱；而她的丈夫何洛则由潘宜之证明是共产党而被枪决。当刘尊一被释放后，潘宜之便直接当地提出两条道路摆在她的面前，是死？还是做她的妻子（因潘宜之也是北大的学生，曾与何洛同时追求刘尊一的）？她在生命的威胁，权势、物质的利诱之下，终于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她的生命虽然保全了；但却付出了无可计算的代价，失去了比生命更宝贵的革命者的节操。她不但出卖了肉体，也出卖了灵魂；不但背叛了革命，也对不起她的丈夫；在她的丈夫为革命而流的血尚未干净时，就倒在敌人的怀抱中了!这也就是投机的知识分子缺乏坚强的意志，在反动的逆流中抵抗不住而随波逐流的一种形象，不过，她的背叛情节更富于多样性的戏剧性吧了。她的第一个儿子还是革命的前夫的种子，据说在她背叛的最初阶段，她的内心里还有某种矛盾和痛苦，这也许是可能的，尤其当她的儿子牙牙学语时，叫他的真实父亲的敌人做爸爸时，她内心里不免发生某种感想。但对于这样的人，时间就会像无情的车轮一样，日复一日地辗转过去，她那种残余的革命良心和道德观念都会被辗碎而卒至于无影无踪了。这从她往后在悠长的岁月中安于官僚太太的生活的事实便可证明。但经过十多年之后，当她的第二个丈夫对她已经厌倦而另有新欢时，她又回头想到革命了；她到处寻找关系，想重敲革命之门，但革命对这种人是闭门不纳的。结果她就这样以被丈夫抛弃和为世人所不齿的悲剧收场。这也是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不过，革命失败后，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的残酷压迫和屠杀的年代中，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不知其数；而其中慷慨牺牲从容就义的女战士也不胜枚举，但像刘尊一这样背叛的却不多见！[1]杨之华早在我辞职之前就同刘尊一弄得很好，瞿秋白是最谨慎的，他的私人住所是很少同志去的。但有一次当我偶然到他家里时，发现刘尊一在同杨之华交谈，情景甚为融洽似的。我很惊奇，但事后想来，这是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一种计谋。因他们知道，我迟早会辞职的，因我不但有孕，而且身体太弱，他们不愿意上海大学的女同志作区委妇女部的书记，因那些女同志都知道杨之华的历史和能力。因此，当我向区委辞职时，杨便以中央妇女部书记的资格，向区委推荐刘尊一作区委妇女部的书记。[2]关于刘尊一的背叛故事，由于情节富于戏剧性，因而沈雁水（即名作家茅盾）约我谈话，他说想把刘尊一的故事写成小说，要求我提供一些材料。但因欧阳敬修（即后来著名作家阳翰笙，被毛泽东清算者之一）把这个故事已写成中篇小说出版，沈才放弃这一计划，而欧阳敬修所描写的是真实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78年5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78年5月）编者按：1978年5月，中国革命博物馆请张维桢同志谈了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现将其中有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部分发表于下。（《党史研究资料》第一集P313-P317。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没有什么群众性，只是决定纠察队员以钮永键的军舰炮打高昌庙为信号举行暴动。当时我们没有什么武器，只是租了很多空房子，纠察队员分散藏在里面。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听见炮声，就跑出来了。实际上钮永键并没有放炮，他欺骗了我们，他是国民党右派。接着，又积极准备第二次暴动。这时我在沪东，是老怡和纱厂的支部书记（我是第三次暴动时离开老怡和的），上海总工会由李泊智（即李震瀛，天津人）代汪寿华召集积极分子会议，准备第二次暴动。这次会是在电车工人俱乐部召开的。这是一个公开机关，在杨树浦榆林路，“五卅”后，英国巡捕房被迫发了执照，所以成了公开的俱乐部。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人。肖义也参加了会。他是肖石月的哥哥，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参加了黄色工会，我们争取了他。这里是公开机关，什么人都能来。当时有个包打听叫小滑头到这里玩，听见楼上有声音，就要上去，收发室的同志不让他上去，他就报告巡捕房去了。巡捕房闻讯把我们包围了。会场上靠近桌子坐的五人，他们认为是负责任的，都被抓走了。其中有李泊智、帅朝冷。其实坐在桌旁的这五人不一定都是负责任的。巡捕把他们带到了李宝章的司令部。到了这里就是要杀头的。提篮桥有一个包打听头目叫刘文喜，买通了提篮桥监狱的人，由老怡和纱厂包工头丁玉崑、张荣生在东亚饭店吃了顿饭表示感谢。……这次被捕的一共有一百多人，其中有王克全、陈云和我。只跑出去三、四个人。这几个人跑出去通知各单位设法营救。各单位都打电话给巡捕房要人，声言不放工人就要罢工，电车公司的外国人把王克全第一个保出来，我是第二个出来的，是由老怡和的外国人保的，陈云到晚上九点钟才保出来。最后，被捕的人都放了，没受什么损失。第二次暴动有群众基础，但缺乏组织。沪东有五万工人参加罢工，都集中在韬蓬路。小滑头从老怡和纱厂门口经过，我们就抓住了他……把他枪毙了，工人很高兴。瞿秋白为此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登在刊物上，信内提到二次暴动枪毙了什么人，工人积极性很高，并批评陈独秀，认为中央对群众的热情不支持。二次暴动时，工人从韬蓬路走到郑家木桥，警察都跑光了，那时我们傻得很，看见巡捕房挂的枪也不知道拿，只把房子里的东西搞得个乱七八糟。后来别的地方的警察打来了，我们就走了，人一散，暴动也完了。这次因为我们枪毙了小滑头，不敢马上回市里，怕巡捕找我们，于是派了好多工人到市里去了解情况，未见动静，我们才回来。当时的口号是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但暴动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不知道，只听说夏超要在杭州起义，我们在上海举行暴动配合他，结果夏超没有搞起来，我们也就散了。当时没有枪，见到枪也不要。当时我和赵世炎经常见面，他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的党团书记。……第一、二次暴动时，罗亦农是江浙区委书记，暴动时没有出来。赵世炎、汪寿华也没有出来。现在全总职工运动研究室有的材料说，赵世炎亲自演讲，指挥工人罢工，并说第三次暴动时，赵世炎亲自到闸北打警察局，这不符合事实。汪寿华未出来，连李泊智也不出来，他们在上面领导，我们这些人在前面冲。1927年2月，第二次暴动后，周总理到沪东来了，他是一个人来的，当时穿的是西装。他主要是来准备第三次暴动的。他在沪东区委召开会议，区委在杨树浦司文里华德路。参加会议的人不多，有张淑平、我、王阿宝（恒丰纱厂支部书记，是女工的头头，该厂罢工搞得不错）、张之凯（后来跑到台湾）。周总理了解沪东共有多少人？多少党员？党团员中有无当过兵的？要我们找当过兵的人训练纠察队。周总理给我们送来枪，并派了一个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叫瞿航安（这个人“四·一二”后就消极了）任沪东纠察队的总指挥，组织军事训练。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在老怡和纱厂找到一个团员，名叫孙长生，是当过兵的，但这个人当时表现不好……。后来周总理给我们送枪来，我们就在沪东华德路寿平里（租界）租了间房子，在里面进行训练。训练后有些人会打枪了，但人数不多。第三次暴动是3月19日开始，21日结束的。我们从沪东出发，武装队伍只有11个人，孙长生站在最前面，当时沪东区的武装就这么一点，别的区也不会多多少。后面跟的群众很多。武器只有十个盒子枪，一箱手榴弹，都是买的。19号中午12点开始行动，八十万工人全体总罢工。在这之前，工人已不做工，都等着。我们开始在虹口的警察署缴了一些枪。当时除孙长生外，我们都不会打枪。警察跑了，我们就追，他们跪地求饶，我们说，你别害怕，起来教我们打枪，教会了就放你走。一会儿我们就学会了上子弹、瞄准、卸壳。警察教会了我们，他走他的，我们也不管。以后向郑家木桥进军，沿途警察见到我们的队伍，敬个礼就交枪，根本不用打。我们有武装的队伍打天通庵路，没有武装的队伍打北火车站，指挥的是瞿航安。周总理是总指挥，还有分指挥部。有的文章说，康生指挥攻打闸北。那是吹牛皮，我就在北火车站，康生没有指挥。在北火车站，我们没有别的武器，只有一个四寸头的手枪。当时北火车站一个人都没有，职员都跑光了。群众都高兴得很，因为过去老百姓不能随便到火车站去。那时我们希望北伐军来，有些人听铁轨响，以为北伐军来了，结果看到孙传芳的旗子，是孙的部队来了，我们就撤退。可是人很多，指挥撤退很困难，结果苏乃有（又叫苏又农）朝天放了一枪，一面撤，一面向总指挥部报告。这时敌人开了机枪，打死了好几个人。第三次暴动时，我所知道的就这些，有局限性，只了解在北火车站的情况。到3月21日一早，战斗结束了，队伍集合起来真好看：有穿一只鞋的，有穿敌人军大衣的，有戴礼帽的，有背三、四根长、短枪的。这时上海总工会公开了。22日，陈独秀在上海总工会（湖州会馆）讲了一次话，人很多、声音不大，已记不起来他说了些什么。（林谷良整理）（《党史研究资料》第一集P304-P312。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施英（赵世炎），1927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施英（赵世炎）（1927年3月）夺取武装消灭军阀的暴动，上海工人阶级在3月21、22日两日的巷战中完成。自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线，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的一段新的历史记录。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工人阶级的血战功绩，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动，确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全中国与全世界——现在都震动于上海的陷落。但是上海为何而陷落？陷落于上海工人的两日一夜的暴动与巷战。3月20夕，国民革命军占领逼近上海之龙华。但国民革命军预奉有令，令避免与上海租界帝国主义武装之冲突。占领龙华后革命军的策略，尚欲纳降拥有雄厚兵力的毕庶澄率领下之直鲁联军。但毕庶澄欲保有上海而降，降而求为革命军军长之一。属于军阀之一的毕庶澄，降与不降皆民众之敌。国民革命军预奉有令不攻上海，但上海的工人则预有准备，夺取军阀的武装，为革命军占领上海。自孙传芳败于九江，狼狈逃归金陵，上海工人即有10月24日第一次的暴动，暴动未起而失败，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为李宝章所杀。自革命军占领上海邻省的浙江，2月19日起上海工人36万人总同盟罢工，2月22日第二次的暴动，暴动亦未成，工人被屠杀者数十人，引起海军士兵的革命同情，开炮轰击兵工厂，嗣以扩大斗争而复工，为继续暴动而准备。自此以后，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走入最正确的路线，既决然夺取武装以斗争，复决然为民众之政权而战。3月21日正午12时，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由上海总工会颁布；依令而罢工者，达80万人。同日，同时，上海工人最后胜利的第三次暴动开始。暴动，是民众革命的最高技术。无产阶级的暴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训中最严重的一课。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的暴动，尽量的使用了革命的技术，勇敢真诚的遵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训，练习出两日一夜巷战的经验。3月21日正午12时，各工厂、各作坊、各机关、各大商店、各手工业场、车站、轮埠、码头，全体工人罢工到了街市的中心来，纷纷向预定的集合处集合。最少数的武装纠察队，立刻按照目的地，对各警署各兵营与军队驻在所开始行动。所有租界中的工人群众，一小时内齐到了中国城市。最少数的武装在前，广大的群众在后。巷战开始了。陆续不断的枪炮声，与群众口呼的口号，立刻震动于遍城市中各地。铁路截断了。电话局被占领。电报局亦被占领。电灯线断。自来水断。完全肃清的空气笼罩了全城市，只有断序不已的枪声与群众的革命呼声。徒手无武装的群众，逐渐夺得武装到手中来。革命的武装力量增加了。敌人在包围中，或在逃散中。从敌人的队伍蛇动蠕行中发现以竹竿系手巾的白旗，这是敌人降了。素习凶恶压迫人民的警察，自剥其黑色的制服而逃散。大小警署的门前推出了枪械，并悬白旗，这是警察投降了。在顽强抵抗的敌人营垒之四围街市中，住户市民，借出木板，砖头，布袋，建筑起障碍物。小饭店与小饼店的店伙紧急工作起来，赶做馒首食物等，由袖带红巾的输送队，往来输送于前线的战士充饥作战。袖戴红十字的男女济难队员，往来于战线后方；死者与伤者，扛抬过市巷。历时不久，各取得指挥的中心地，各区域自己的作战指挥集中起来。至此状况，城市暴动巷战的局势，完全成立。但因为敌人所在地的势力，强弱不尽同。广大的淞沪区域，有帝国主义的租界横贯于中央。暴动突起，在当时的作战划分于下列七个区域：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与闸北。七个区域中的行动，前后开始于一小时以内。唯解决与成功之迟速不同；尤以闸北一区，自21日正午起，至翌日午后6时止，前后两日一夜始解决，统计激战至30小时。南市是包括上海县城的沪南区域。暴动未发前，南市全城的群众，法租界及公共租界中区的群众，陆续齐集于街市中。一时半武装动作开始，先进攻警厅，二时即完全占领警厅。同时，占领电话局。警察的一署三所，及一署三所第一分所，次第占领。从警察厅及各分署中，徒手的群众夺得枪械。沿途的游巡队，在最短时间中，经群众缴械降伏。大队由警厅进攻兵工厂，无激战而降伏；四时完全占领兵工厂。南火车站是时已无敌踪，被群众占领；铁路工人夺得车头往来运输。五时到华商电车公司集合。广大的南市区域，在四小时内便全部解决。虹口在租界区域夹间之中，三面接壤于租界，一面近市郊，无驻兵，只有警署。在时间上说，虹口是首先被占领的。虹口电力丝织与金属业的工人群众，当暴动开始时，最先发难，夺得警署，夺得枪械。逃散的警察，利用地方的流氓与工人为敌，时来袭击工会，袭击已占领之警署，因此而工人纠察队既战胜警察，复抵抗流氓之扰乱，以武装镇压，维持区域内的秩序，替代警察的岗位。直到全部的胜利完成之后，虹口的工人纠察队，以武装管理全区域，扑灭反动派。浦东在黄浦江东岸，黄浦江西之暴动起，浦东所有各厂的工人群众，均起而响应；全体工人罢工，先扑攻烂泥渡第三区警察署，围降警察百五十人，全体缴械。素来压迫民众，残害工人的第三区警察署，首先被群众占领。群众夺得武装后，即进而扫除孙传芳时代所设置的游巡队，沿途缴械，群众复继续占领三区一分所，及三区二分所。当时有由前线溃败的鲁军，包围保卫团，被群众围攻而缴械。保卫团对工人纠察队树白旗，纠察队队长遂召集纠察队与全体保卫团，暨参加战斗之数万群众，合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保安局，武装布防。自此以后，工会纠察队与商人保卫团，合同管理浦东全区。浦东区各业人民代表会，立时成立。暴动前后经四小时，而区民政权成立；右派与反动派之投机分子，携带武装，伪造旗帜徽章委任状来接收公共机关者，尽被纠察队拒绝扑灭。吴淞是炮台防守地，原有驻军。自前线溃败后，毕庶澄的军队之一部，复乘车逃吴淞，欲经水路，夺得轮船，逃离淞沪。但吴淞的工人，与上海的工人已在同一时间内，起而罢工暴动。铁路工人，铁工厂工人，纱厂工人，立时围攻驻军，夺取其枪械。一部分的兵士，急乘车欲回上海，往沪宁路逃脱，至闸北江湾路附近，铁轨已断，遂据守天通庵车站作战。吴淞工人胜利后，保卫团亦出而与工人合作。经过群众大会后，吴淞的区民代表会立时成立。吴淞各工会联合会领导近十万的工人群众，实际管理临时区政权。沪东是包括租界与华界的广大工人区域。罢工开始后，群众即围攻虹镇警察署，缴警察枪械而占领，一时许，杨树浦与引翔港两地工人群众，分头在韬朋路底之马玉山路，召集群众大会，各处到会者逾五万人，会后整队出租界，齐赴闸北。武装纠察队至胡家木桥及虹镇两处，打碎警察岗亭，占领五区三分所警局，完全解除警察枪械，夺得武装。香烟桥警署纵火向群众围攻，群众扑灭火势而解决之。总计前后，击毙巡官一人，警察三人，余则仅解除其武装。大队群众与武装纠察队向江湾路进发，欲至闸北；达天通庵路车站附近时，适由吴淞开来兵车一列，群众折断路轨，兵车出轨倒地，以排枪及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甚众。纠察队猛勇抵抗，群众高呼革命口号助威。自此以后，即与闸北纠察队夹击倒车之溃兵，直至翌日始解决。沪西亦是包括租界与华界的广大工人区域。华界即浜北，连接于闸北。群众罢工行动后，先围攻曹家渡第六区警署，缴警察械，并占领之。武装纠察队护卫群众渡河往闸北，并与小沙渡纠察队会合，围攻四区警署，经激战后而占领。率领纠察队冲锋之总指挥死难，警察亦有伤亡。同时，两处纠察队分队围攻警署第二分所及游巡队署，俱获占领。各警署占领后，随即查封。武装纠察队合集围攻北火车站，直至翌日。以上各区域的行动，都比较的顺利。最后的激战，乃集中于闸北境域内。工人武装会聚于闸北者，乃沪东沪西两部及闸北境内的一部，其余以租界隔绝，均不能来援。各区域均在21日次第解决，而闸北独相持激战至两日一夜。当各处行动开始后，总工会代表乘汽车至龙华请兵，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军白崇禧总指挥方迟疑间，又接驻沪军事特务委员钮永建报告，请缓一日进兵，以待毕庶澄投降。总工会代表涕泣力请，最后第一师市长薛岳始率全师进攻。22日下午6时薛师至麦根路，适值北站鲁军溃败而退，最后的军阀残余，始告肃清。前后两日一夜中，闸北境内激战经过如下：在闸北境内，除警岗不计外，敌人盘据的势力，多至二十余处。行动以后，群众的主要目标在下列六处：（一）北火车站，（二）湖州会馆，（三）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四）五区总署，（五）广东街分署，（六）中华新路警署分所。嗣后自吴淞开回兵车，在天通庵车站虽被沪东群众邀击，但因敌方人数甚多，武装极强，于是六个主要目标之外，又增加一处劲敌。闸北的巷战，遂遍于全境。自12时起，罢工工人群众到街市中者，逾十余万。枪声突然四起。北站鲁军的大炮，对向市镇轰击。鲁军中白俄兵，且以铁甲车开炮射击；在炮声密集中，北浙江路口，英国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亦乘机开炮射击，助鲁军对民众作战。（以上两事，为纠察队指挥者所亲见，但事后帝国主义者默不敢承认，上海各报纸，亦不敢以此项消息登载。）至下午四时，群众已夺得各警署与湖州会馆。全境内各处警岗，悉被驱散。居民纷纷悬青天白日旗，不及备者，或以手巾被单作白旗悬挂。自此以后，群众的武装，除布防保护居民，免溃兵抢劫外，进攻目标，乃集中于（一）北火车站，（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三）天通庵火车站。三处在一直线上。工人纠察队夹于三处之间：对北站取防守势，对俱乐部取包围势，对天通庵车站取进攻势。巷战逐渐激烈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敌人虽系少数，但拥有机关枪与多量炸弹，不断的向群众轰击，十分顽强。21日午后4时，纠察队以纸作书，口呼停战，投书入，劝降并负责保护其生命。鲁军亦就纸之背面回书，请求停止攻击，但不肯降。嗣后纠察队即取包围战略，防守终宵。天通庵车站敌人，因铁路轨断车倒而惊惶不已，伏两旁沟中，防守终宵，以军械力弱，纠察队进攻未得手。北站方面，敌人于晚间纵火围攻，火势渐炽，烧民房数百间。难民纷纷向工人纠察队防线中逃来，纠察队分队护送青云路空地。火势盛时，纠察队乃弃防线前进，以水龙皮管，开自来水管猛勇扑救，卒至扑灭火势。附近居民，义愤填膺，对工人纠察队感激至于流涕。居民壮丁，以义愤所激，自愿加入作战。老者少者，自屋中取出木板砖石布袋，为工人纠察队布置防线，建筑障碍物。火势熄后，敌人不敢进攻，唯时以排枪射击；白俄人的铁甲车，则时以大炮轰击；英国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亦时时偷袭向我们射击。此时的工人纠察队，为保护居民，对军阀之残余作战，亦对帝国主义者防御作战。通宵的激战轰动于淞沪全境，各处皆知闸北的战事，称赞感叹工人纠察队的丰功伟绩。翌日（21日）天明以后，敌人已至于困乏，纠察队仍从各方猛勇进攻。当时居民咸传说革命军已至，实则革命军尚未自龙华起程。至正午，天通庵车站敌兵解决称降，俘虏三百余人，余人逃散至广东街者，被纠察队缴械，至北四川路者则被日本水兵缴械。下午4时半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中敌人，易便衣欲逃，被生擒。余人愿降，苦战一昼夜之地最后解决。纠察队总指挥处遂由五区总署移至俱乐部中。自此以后，全部武装集中攻北站。但自上午起，北站敌人复用第二次火攻，延烧房屋无数；是时自来水管已断，无从施救。纠察队防线退至五次，但敌人亦不敢前进。最后各方队伍集中后，猛攻一小时余，白俄兵逃入租界，北站鲁兵亦溃退，6时北站遂得克复占领。因避免与租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之故，纠察队乃退至车站之后布防。溃兵大队逃散时，适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薛师长亲率猛队赶到，完全将溃兵俘虏。是时车站地雷爆发，但已无敌踪。最后薛师进驻北站。铁路工会下命令修复沪淞与沪宁铁路，铁路工人首先复工，依工会令组织交通队三百人修路，恢复交通。宝山路宝通路中兴路一带，居民燃鞭炮庆祝。暴动之功，至是完成。《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从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417—423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罗亦农3月15日在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3月1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罗亦农3月15日在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3月19日）编按：以下节选自《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从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318—334：。可以反映1927年上海3·19工人革命暴动时党的核心政治认识。（录入者秋火）一、中国革命运动的现状及其前途：（一）目前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二）右倾势力之发生及其危险：……（三）左、右派的争斗：国民党因为内部发生右倾的危险，所以产生了最近左右两派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之表现，即以武汉与南昌为两方冲突之焦点。蒋介石要想挟持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实行其军事独裁之策略，以压迫一切革命的民众运动；同时武汉方面的民众与军事力量，都非蒋所能左右，所以他不愿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可是事实上南昌既非全国政治的中心，也非交通的要道，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之迁鄂，又系去年中央委员会之决定，蒋介石当然无权擅专。因此迫得武汉方面左派分子不能不起来为强烈之反抗。此外蒋介石的反动事实，还有很多，约略举出如下：⒈现在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名义上虽在武汉，事实上另有一部分人暗中把持，此一部分把持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的主要人物，实为南昌之蒋介石及其爪牙。⒉中山外交政策为联合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蒋介石既已反对联俄，而与日本帝国主义谋妥协，既派吴铁城到日，表示可以担保中国人不再反日，又派戴季陶赴日为许多亲日的宣传与活动。最近东方社电通披露许多南北妥协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信使往还的消息，蒋并无一字声明。⒊不继续积极北伐，想与奉表示妥协。派李石曾为其全权代表，与杨宇霆谋和并提条件。⒋任意压迫工农运动。广东方面县知事枪杀农民协会会员，反说县知事办事能干，农民协会会员是土匪。⒌招引一切反革命人物研究系、交通系及其他腐败官僚领袖。如黄郛、贺德霖、龚德柏等都很信任，甚至想以黄郛代替陈友仁，贺德霖代表宋子文。⒍划取国民政府全部经济收入4/5为蒋一人之军需。但其部下兵士，甚至到了冬天没有棉衣穿，足见他在经济上实有许多黑幕不堪揭布。⒎擅改国民党选举法。在江西省党部的改选执行委员完全由蒋自由圈定，尽量排斥左派与C.P.。⒏汪精卫之迟迟不归，完全为了蒋介石之暗中反对。⒐无故软禁邓演达于庐山。总之，南昌已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集中点。其与武汉之斗争，实为革命与反革命之斗争。我们应该赞助武汉，打倒南昌。此种斗争，在历史的意义上说，实在也是必然要经过而无足害怕悲观的。（四）武汉左派斗争之经过：……（五）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之意义昨天报纸所载，武汉方面，似乎已开始形成左派的胜利。中央会议已决定了外交、财政各种统一的议案。中央委员也已改选完竣，军事委员会重新组织，把蒋介石独裁的权位根本取消，此为革命与反革命争斗的一个胜利。我们预料武汉此次中央会议的决议，将来必有实现的可能。其意义，挽救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危机，给新右派以严重的打击，国民党国民革命此后将更发展而稳固。我们应号召广泛的革命的民众起来表示拥护，坚决的勇敢的扶助此项决议之实现，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对付所有反革命的势力，根本加以铲除。否则，北伐军纵到处胜利，不过产生许多新军阀，加上许多新压迫，中国民族仍不能脱离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统治，这是何等吃亏的一件事！（六）蒋介石的出路：蒋介石在此次中央决议之下，可以说已到倒台地步。今后的出路：⒈完全屈服；⒉一走了之；⒊暂时隐忍。一面养精蓄锐，谋将来报复。照各方面情势看来，蒋必走第三条路，他将注全力于东南。他曾说到南京后与C.P.算账，他以为所有反蒋运动都是C.P.所为，他实看轻了C.P.以外的一切民众，连真正左派在内。（七）北伐军到江苏后之东南革命局面及东南革命运动与全国革命运动之关系现在的重大的问题，即为东南是否纯在蒋介石统治之下，要看东南一切革命民众的力量，是否能够镇压一切右倾的势力。如果东南革命的民众，能够认识目前革命运动的危机，坚决起来做民众政权的运动，能拉住民众自己的力量，与武汉的民众遥为应援，共同合作，未始不可以抵制右倾力量的开展。蒋介石到了江苏也必不能随便压迫民众，发展他反革命的企图。蒋之蛮横命运，将益发短促，因此东南民众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全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实有非常密切而重大的关系。（八）本党挽救革命右倾之具体策略：我们党在此革命右倾的危险期中，当积极向右倾的势力进攻，应竭力图谋挽救。具体策略：⒈拥护武汉国民政府。⒉督促所有国民党所属各地政府，实行联俄联共及发展工农运动的政纲。⒊鼓动全国民众直接取得政权，召集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⒋反对军事独裁，赞成民众革命的独裁。⒌鼓动民众直接裁制反革命分子，所有买办、工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用民众的力量根本铲除。⒍武装工农。⒎C.P.尽量参加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军队的工作。⒏扩大反英运动，开始反日运动，指明日本帝国主义为使中国革命右倾的主谋。以上几项策略，我们如果应用得好，全国革命必将左倾，所有危险，都可免除。否则，如果东南方面革命失败，武汉也很难孤立，因此我们要很自信的很坚决的做去，以完成我们的使命。（九）革命的前途应当是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我们在此地可以下一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必须是革命的工农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战胜一切反动势力，直接取得政权建立民主独裁制。此项民主独裁制之实现，我们应完全取得领导的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革命成功之保障。否则，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的势力，很能结合一起，来破坏我们的革命，消灭我们革命的力量。此实为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说是C.P.存亡的问题，同志们应特别注意！二、东南革命运动及本党的作用：（一）东南革命运动在全国革命运动中所占的地位：现在全国革命运动的重心，实以由武汉转移到东南。所有右倾的势力，既不能在武汉立足，又不能在南昌存在，今后将移植到东南。因此，今后的东南，实为全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中心点。（二）右派势力之企图：现在蒋介石等许多右倾的军事领袖及国民党右派分子，对于江、浙抱有很大的企图，他们想拿住江、浙，以反对C.P.、反对苏俄及反对国民党左派，而与帝国主义者、奉系军阀妥协。（三）东南各社会阶级的分析：江、浙的民众运动尚未十分发展，二省有组织的农民不过二万，以与二省全部农民四千万为比较，相距实在太远。在另一方面，江、浙产业发达较早，资产阶级的政治企图也比较开展，他们虽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反对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反对工农阶级的发展。还有地主、劣绅、土豪的势力，在江浙二省也特别伟大。至于比较接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如学生、中小商人、店员等民众，也没有较广大的组织。上海的工人运动比较发达，但其余民众的力量仍很幼稚。这种形势，实在是非常危险的！（四）革命的领导权：可是革命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经过有力的奋斗，才有胜利的希望。现在我们只要认定目标，积极反对反革命的军事独裁，同时要反对改良的资产阶级之改良主义实现，用很坚决的态度与改良的资产阶级争得革命的领导权，建立真正革命民众的民主独裁制。这样，许多右倾的势力，自然也就无从发展了。（五）对于右倾势力的态度：至于我们对于右倾势力的态度，要绝对取进攻的形式。要有计划的有步骤的领导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猛烈的向右进攻，直接夺取政权，打倒一切反革命势力，丝毫不能退让。区委对此早具决心，特别是从上月上海总同盟罢工到现在执行得更是坚决。（六）同志们一致的错误：可是过去各级同志们，对于此项策略，都不明了，都不能坚决执行。在国民党负责的同志，往往不能拉住各级党部的群众力量；在工人方面，不能很迅速的执行区委会议对资本家提出条件，以致资本家自动的增加工资，工人反表示感激，这是何等重大的损失！现时民众革命的情绪非常高涨，我们很可以争取群众。但我们的同志都不自信，都不知道在这时候的工作，比往常要重要十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此种表现在上海在杭州在宁波等各地党部，都不能免，实在是背叛革命的行动，等于反革命。（七）今后的工作：今后希同志们要痛改以前错误，集中所有的力量，领导民众积极的向右倾的军事力量与改良的资产阶级进攻，组织所有的工农群众，发展国民党左派，拉住小资产阶级。三、上海革命运动的现状及市民代表会议（一）上海革命运动之高潮：上海社会现在已入于最革命的状态，工人阶级个个都很兴奋。最近两礼拜，增加十万有组织的工人。商人方面，无论小商人大商人都已积极起来参加民众政权的运动。学生方面，也表示积极，对于市民代表会议之推出代表者达二十余校。帝国主义天天惶恐，派许多军队来沪弹压，3月12日中山二周年纪念，民众在南京路大闹，不敢有所干涉。日本厂主对工人进攻，很是退让。军阀李宝章与毕庶澄、常之英都互有冲突，军心非常动摇。资产阶级傅筱庵设法来运动工会，希望不要去攻击他。许多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右派，都起来表示革命。中国工厂资本家都承认工人开办工会，并拨房子给工会。总之，上海革命的力量，正在大大的发动，而反动方面的势力，则日渐崩溃而惶恐。（二）北伐军之进攻：上海民众革命力量虽在高潮，但其爆发仍有待于军事力量之促动。现在北伐军纯取四面包围的形势攻打直鲁联军。最近几天，安徽方面，党军攻打很急，蚌埠动摇。南京非常危急。江苏方面，何应钦军在宜兴一带积极进攻，总攻击令闻于15日可下。浙江方面，松江也有白崇禧军担任进攻，但不视为重要。主要的在宜兴方面，以便进取常州无锡而截断沪宁路。在这样的战争形势中，我们预料党军必可取得胜利，因为鲁军从河南而安徽、江苏、浙江，战线实在太长，同时鲁军兵士志在抢劫，毫无战斗能力，很难应战。因此，党军之取得上海，为期必很紧迫，而我上海民众革命力量的大爆发，也必就在目前。（三）市民代表会议——民众的直接政权：现在的问题，就是上海的民众专门欢迎北伐军来统治上海，抑上海的民众与北伐军合作，建立民众的直接政权？有许多同志，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懂得民众政权的意义，只是专门等待北伐军到来，自己一点不动作，这是很大的错误。要晓得上海为中国民众力量最伟大的地方，上海的工人阶级，为全国最有力量的民众。上月总罢工，只有数小时的命令时间，即罢下三十余万的工人，实为全世界所稀有的现象。在别一方面，上海有几十万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历来受帝国主义及军阀买办的压迫，非常严酷，所以他们都是很革命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的民众快到革命成熟的时期。如果北伐军一到上海，上海的民众革命运动立即爆发起来，共同推翻了封建军阀的势力，建立民众的革命政治，必能影响到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将更加推动了印度、爪哇等各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因此，上海实为民众与北伐军合作的问题，而不是民众欢迎北伐军的问题，如果是民众欢迎北伐军，上海必仍为一个反动的局面。因此，我们目前的中心思想，是要上海的工人群众及所有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等等的民众直接夺取政权。其方法：要各种民众自动的联合起来以革命的民众力量自己制造法律，自己推出代表，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由这市民代表会议在革命爆发时产出市民政府，这就是革命的民众政府，革命的民众独裁制。此为上海目前的革命中心问题，最近总同盟罢工及市民暴动直到海军开炮，牺牲许多工人学生的生命，都是为得这个问题——上海市民革命的民主政权问题。（四）市民代表会议必须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但是市民代表会议有许多危机，最重要的就是改良的资产阶级想把他拿住在自己手里，要把它造成一个日本式的半封建制的半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这样就将变为改良的反革命的会议。我们希望这个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成为全上海革命民众的苏维埃。但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因为没有工人阶级为骨干，便没有国民革命的苏维埃，因为工人阶级是最革命，不与一切反动势力妥协的。（五）市民代表会议应有的特点及其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之区别：这个国民革命的苏维埃，应该有几个特点：⒈应以职业为单位直接选举代表，不劳动的无职业的流氓，不能当选为代表。这一点与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冲突，他们因为看了工人人数之众多将来必难制胜，所以主张以区域为单位，以便无业流氓、土豪劣绅都可参加政治。⒉代表与民众有直接的关系，不象从前议会选举，与民众不发生什么关系。⒊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的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此三点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完全相反，我们必须做到，不能让步与妥协。（六）市民代表会议与国民党：上海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杨杏佛等都不明了市民代表会议的意义，甚至把孙中山召集国民会议的规例都不顾到，孙中山的召集国民会议的办法，规定九种团体有代表当选权。杨杏佛等偏偏反对市民代表会议以职业为单位的选举法，而主张以区域为单位。他并主张把这民众自己召集的市民代表会议的组织，要经过国民党市党部的最后决定。这种强奸民意的横蛮思想，完全违背了孙中山召集国民会议的真意。因此，在思想上，我们要与这些糊涂的国民党领袖们争斗，绝对不能退让，最后可求解决于武汉国民政府。在事实上，国民党为领导革命的政党，对于市民政府之监督权我们应该承认的，但决不能监督这纯粹民意机关的市民代表会议，而只能与未来的市政府发生关系，这一点我们要特别认清楚。（七）本党与市民代表会议：C.P.现在正在领导工农群众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取得政权，直接建立民主政府。所以C.P.也要参加市民代表会议及将来的市政府，为革命运动的保障与重心。因此，我们每一个同志的责任应该努力在群众中造成一个市民代表会议的代表资格，以便随时参加政治以建立稳固的革命的市民政权。（八）市民代表会议与小资产阶级：全上海有二百万人口，其中有七八十万是中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意义上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C.P.应领导工人群众，联结小资产阶级在市民代表会议中合作。这就是工人群众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制，实际以工人为主体，C.P.去领导。四、北伐军未到上海以前我们的具体工作：（一）各方面的积极向右进攻要有决心，很自信的去领导革命的民众，积极向一切反革命的势力进攻，不稍松懈。（二）号召全上海民众起来拥护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并努力促成其为事实上的市民政府。各工会各学生会各民众团体，都要发表宣言通电表示拥护。（三）市民代表会议，中及小商人太少。我们应多拉中小商人及自由职业者起来拥护与参加，以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四）北伐军就快到来，我们应积极为各阶级共同行动作准备，罢工、罢市、罢课与民众的武装暴动。（五）积极进行精神与物质的红色恐怖。在工人区域，自从区委决定举行红色恐怖以来，已有很大的效验，打死了不少工贼，工人气焰很高，现在要把此种红色恐怖的范围扩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领袖、买办商人、学生走狗等都要尽量的打击。因为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民众都有此要求。举行红色恐怖以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要用恐吓的手段，使许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这就叫做精神的红色恐怖。（六）工会运动，过去对于工人的直接行动进行尚慢，此为党的最重要的工作。现在上海工人，在事实上已可取得半公开工会，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诸利益，因为资本家非常害怕。区委前曾提出各工厂工人都要提出条件与厂主直接谈判，又要使工人明了现在已到工人们吐气的时候，应该向资本家提出要求。但各同志都不明了此中急策，执行得很是不好。以致昨天尚有工人感恩资本家自动加资的现象发生，此是何等落后倒霉的表现，比上次被军阀杀死许多工人还要重大可耻！挽救的办法，所有工会、部委应负责去解释，说明资本家之所以肯自动增加工资的原因，仍为工人自己努力的结果，是资本家眼看工人有力而害怕，不能不有此退让。此外各同志要绝对执行下列四件事：⒈召集所有工人开会，告诉工人革命的时机已到，大家赶快起来奋斗。⒉每工厂工人都要提出条件——工时减少，工资增加，改良待遇，尤其要注意八小时工作制，此为许多资本家所不愿意答应的。但我们提出此条，必可得到社会的同情，我们要提出八小时的每天三班制。⒊每工厂都要建立工会，并要资本家承认。⒋工会要注意建设工作，如办俱乐部，办工人学校，办壁报等。千万不要将工会会费存在银行里不用。以上各条，如在北伐军未来以前，都得到效果，工人群众必格外相信工会感激工会，以为工人并不一定要靠北伐军到来才可得到利益。否则，北伐军一到，他们所得的利益，将全归功于北伐军，将看轻工会的作用而不信任工会。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七）国民党的工作：⒈过去在国民党工作的同志，有一很大的错误，就是不知道培养左派领袖，发展左派群众，因此不能多与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接近。现在市党部有七千党员，左派党员仍不能占绝对大多数的地位，以后要特别注意此项工作；⒉要赶快发展国民党员。上海有二百万以上的人口，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同情于革命，十万到二十万人可以加入国民党，我们要大大的开放门户，吸收他们进来，尤其是中小商人、教职员、学生及许多自由职业的群众；⒊各区党部的改选，要纯为左派与C.P.当选，绝对排除右派；⒋尽量划除右派的组织与力量。（八）学生与妇女的工作：……（九）党的内部工作，要加紧严密各级党部的组织，最主要的为发展党员的工作从上月23日到现在，只发展一千多党员，实在嫌太少了，以后要努力吸收。目前有许多新出来努力革命运动的工人与学生教职员，都可尽量介绍。我们要在一月内发展到一万个党员。此为提高党的威权最主要的工作。五、北伐军到上海以后我们的工作：（一）召集市民代表会议，建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二）号召上海人民提出人民的总要求，由市民政府执行，实行解放人民的压迫与痛苦。（三）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收回租界，具体的行动临时再行指定。现在我们要先有此观念，要明了此项运动之扩大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上海一般革命的民众还都非常懦弱，同时上海的资产阶级想取得政治领导的地位，如果我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很是热烈，他们只好跟了我们跑，不能有丝毫妥协软化的表现，或者他们纯全投降于帝国主义，这是我们领导革命的重要工作。（四）把所有各阶级民众都组织起来，完全市民代表会议的组织。（五）运动工兵大联合，要使每工厂工人，每学校学生，以及许多妇女团体、商人团体都组织慰劳队。北伐军一到，各慰劳队都分期前往慰劳。导以军乐，携带食品，整队跑到军营里面，做各种联络兵士、宣传兵士的工作，使各军队官长将来不能随便指挥兵士做反叛革命、压迫工农的战斗。慰劳队中的讲演者，必须是我们的同志，以免反动派羼入做反革命、反C.P.的宣传。（六）工会运动，要特别加紧。上海的工人在社会上已有很大的威权，将来公开活动，必为各方面人民所瞩目。因此我们对于工会运动，要特别注意下列两项重要的工作：⒈保持工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⒉要使每个工人都加入工会。每工会都要有较大的房子，收会费，召集代表会选举执行委员会，开办俱乐部，出壁报，设立消费合作社，提高工人文化程度……办学校等等，常常讨论上海的政治与时事问题，实行八小时制，消灭工贼走狗等。（七）学生与妇女要做扩大与统一的运动。（八）国民党要更积极的取得政治领导权，扩大机关的组织，消灭右派的势力，出版机关报，拉住中小商人与店员。（九）党的内部，区委派人参加政府，为上海几十万被压迫人民说话并批评政府之过失，监督政府之行动。别一方面，公开党的政治宣传，办工人日报，把党的政治主张与策略公开的在民众前揭布，至于党部的机关，区委与部委都不能公开，不过区委为与许多政客及民众领袖接洽便利起见，特别设一半公开的机关，部委在必要时，可利用公会为半公开的接洽机关。支部都要建立机关，但须由各支部自行设法，或在同志中集资或利用工会的机关，区委不能为经济上的帮助。（十）党的组织要大大扩张，要增加几万个党员。同时要严密各级党部的组织，每个同志都要有支部，绝对受党的指挥，每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中，都要有严密的党团。（十一）上海附近有许多农民群众，我们也要开始发展，以增加并扩大革命的战线与力量。六、党的政治纪律问题：……七、结论：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间，尤其是最近的东南，已为全国革命的第一个重心。我们党要积极取得民众革命领导的地位，领导工农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很坚决的、很能与右倾的军事势力、改良的资产阶级决斗，直接取得民众政权，实现革命的民主独裁制；同时要更加严密我们党的组织，扩大我们党的力量，以接受这正在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希在很迅速的时期中完成我们党的重大使命。同志们，其各努力！决议案：全上海活动分子听到区委主席团亦农同志报告之后，认为主席团对于全国及上海革命运动的认识非常得当。对于区委所指示北伐军未到上海及既到上海以后的各种具体工作非常重要，全上海活动分子大会议决一致拥护并执行。
陈其昌《大连会议的结果》（1933年7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大连会议的结果 陈其昌 （1933年7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28号，1933年7月7日出版，署名：清晨。 在塘沽签订的华北停战协定是一种屈辱的城下之盟，这在政府当局是屡次表示否认的。但事实胜于雄辩，这种屈辱的意义在方才结束的所谓中日伪三方的大连会议的结果上竟第一次的充分表现出来。 伪军领袖李际春本系天津第一次暴动的罪魁，又乘日军扰乱华北之机，在滦河一带，聚集丑类，诱抚土匪，帮助日军，蹂躏民众；不但华北政府通缉有案，并且是人皆得而诛之的民族叛逆。但在这次大连会议上，竟占据三角议席之一角，而成为中国代表的交涉的对手。这实在使我们小民闻之汗颜，思之伤心。这完全是塘沽协定的结果。如果这还不是屈辱，那我们真要替判处死刑的胡立夫抱不平了！ 塘沽协定签订之时，日本代表曾对中国代表言明，伪军李际春、郝鹏举等部，非日军招编，与日军无关，将来如何处置，听任中国政府之便。这种声明，虽未载诸协定，但通信社之宣传，政府机关之公布，当系事实，并非谣言。乃协定签订之后，冀北日军既延不撤退，而对于伪军，又百方庇护，并且唆使李辈把持交通，扩充势力，设立机关，委任县长。凡此出彼反彼之事，华北政府当局自当据理力争。但事实之表现是不但一切侮辱可以容忍，且各种祸根竟亦层层培植，不但抗争之事实无有，即抗争之言辞亦从未有闻。长城战败，是实力的不如人，决非中国人心屈服于日本之枪炮也，“言者心之声”，现在华北局势，事实之反抗虽或有难能，然言语之反抗岂便无理由提出？今并此而无之，此诚中国政府之屈辱于日本之强权！ 现大连会议的结果究竟如何，交涉三方各严守秘密，外间许多推测之词，难以置信。但就政府当局公布者看来，讨论之问题为日军撤出长城以南各县，恢复津榆交通，与收编伪军三点，而已确定可言者为伪军收编人数约在三千至五千之间，须用其原有之枪枝，驻扎地点则为滦河以西离开铁路线较远各县，而被遣散之伪军则由中国给与遣散费。只就收编伪军一点批评，大连会议实使华北塘沽会议以后之局势长久严重。因为伪军之存在将永成为华北心腹之患，且受制于协定，中国政府虽忧惧亦将无如之何。从今以后，不但东北四省之收复无从谈起，并且河北半省几亦沦为四省之续，将来收复将亦不知从何处谈起。这是大连会议结果之一！ 九一八事变之发生，因为日人在东北有所借口。现在大连会议又给日人种下了将来侵略华北的借口的因子。瞻望前途，不胜殷忧！
处置伪军问题（陈其昌〔清晨〕，1933年6月-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处置伪军问题 陈其昌〔清晨〕（1933年6月-7月） 刊载于《循环》杂志，1933年第3卷第27期第415∽416页。署名：清晨。 中日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华北的最恼人的问题，在一般民众看来，当是怎样处置热河东西一带伪军的问题。因为从民族观点说，一纸协定竟使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万恶的汉奸，眼看其逍遥横行而无法惩治，未免使我们起受侮之感；从冀北十余县受害民众观点说，伪军之存在，是他们的直接的祸患，所以应当消灭他，但因受协定的拘束而又不能用武力去驱逐。至于张家口问题，在官方认为是颇费焦虑的问题者，在民众或许是吐气伸愤的问题。 李际春、赵雷等部伪军，近月余来在滦东各县无恶不作，为昭彰之事实。李于前年第一次天津便衣队暴动时，仰承日人之意：收买无知愚民，自为领袖，炮轰华界，津民至今猶痛恨之。津变失败后，李辈到山海关内外，大肆活动，作日人的工具，招纳土匪，集合败类，夹杂于日军之间，祸乱华北。是李辈实为民族之万恶罪人，在必诛之列。日军占领长城以南十八县后，李、赵盘踞于滦东西八县及北宁路沿线，更广招流氓，勒徵军实，力谋扩充。现闻军数已至数万人。停战协定成立后，李更于所占各县，委任县长，并在唐山、秦皇岛等处设立军务处、政务处等机关，把持北宁路某段交通，介处中日势力之间，已养成一种特殊势力。 对此万恶叛徒，中国民众当然须给以其彻底的铲除。虽然停战协定中有中国不许派兵入中立区域之规定，但于日军退出关内后，中国尽可视李辈为匪类而以警察之力量加以摧毁。但不幸此次华北战争中，中国系战败国家，在中立区域中之一切行动，都不得不预先征得日人之同意，而对于摧毁伪军之事，日人是决不肯赞成的，这便是伪军问题结症之所在。 日人为什么要留李辈伪军占领关内呢？——因为伪军之存在，迟早可以作日本进占华北之先驱，至少也可以使华北永处于日军代表监视之下而不敢有反日举动。前此日军之兵迫平津而不攻入平津者，盖因顾虑国际之干涉；所以虽以荒木贞夫之顽强，国际纠纷似仍力图避免。为避免国际干涉，于停战协定中日军自愿规定退出关内，以表示无侵略中国土地之野心，但同时则又支持伪军之存在，供给以金钱与军火，使日军虽去，而关内仍为日军所有。李际春辈要求收编而必以仍驻滦东为条件，其用意便在此；日人告诉中国当局，李际春辈非彼所编制，中国可以自由处置之云云，其用意也在此。 虽然的，停战协定的铁链已使中国在华北的任何军事行动不得不受日本的牵制，所以现在而如说中国可以不顾日人之意向而决然制裁关内各部伪军，不但执政者无此魄力，而且事实上已是难办到。那么可以任伪军存在吗？是绝不可！伪军之存在，将是华北全局心腹之患。今日最善的办法是：以相等代价取得日人之同意，以消灭伪军，或者许其存在，但绝不许其仍驻滦东西一带。
陈其昌《中日问题的新局面》（1933年7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中日问题的新局面 陈其昌 （1933年7月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青年界》第4卷第1期，1933年7月，第247-256页，署名：陈清晨。 一 五月三十一日华北停战协定的签字，使九一八事变所造成的中日两国的敌对的形势，发生了实质的变化。自此以后，中国即将撤兵修好，致力和平，而紧张年余的民众注意力亦将由对外而转注于对内；日本则将整饬其外交阵容，与各国言和，一方面则以金钱与武力进行满洲伪国的建设，享受九一八侵略的果实。一月余来，中日事实之演变，无不表示此种质的变化的倾向。虽然前途的波折难于预测，但自今以后，日本可以不借武力而安然统治东四省，中国将无从谈起收复失地、武力抗日与援助义军，塘沽协定已决定了中日问题的今后大势，已为中日问题造成了迥异于过去的新局面。 塘沽协定不但划成了长城以南的中立区，使中国本部与关外断绝联系，并且使整个华北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平、津、察省，处于日本军人的掌握中，何时欲取，可举手而得，形势显然；即山东、山西亦将受冀北、滦东局面之影响，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得以任意出入之市场；胶济铁路沿线过去日人的势力令后将更加扩张。滦河东西伪军处置问题的前途，将尽扩大日本对华北全局之威胁。 塘沽协定成立一月余来，冀北日军，延不撤退，并且包庇伪军，盘踞滦河东西，图在长城以南造成一种特殊势力。按伪军首领李际春、郝鹏等辈，本天津暴动领袖，便衣队暴动失败后，于日军庇护之下，活动于榆关一带，招收匪类成立所谓伪军，参杂于日军之间。扰乱华北，屠杀人民，罪恶在必诛之列。塘沽协定成立时。日人会对中国代表口头宣称，该伪军非日本收编，如何处置听中国之便。但协定规定中国不得派军入乐河东西一带伪军盘踞之地，则所谓听任中国处置者，实际上是须听任日本人处置，而日人又不居指挥伪军之名。日人之意，盖预备将来必不得已而日军须退出长城以南时，可用伪军占据撤退区域，使名为撤退而实仍占据。所以于协定成立之后，唆使李际春等招抚土匪，扩大组织，委任县长，要求中国收编，并必须驻扎滦河各县。以目前华北形势观之，中国以战败国家，日军指使之此种要胁，势要听从，即使日军将来退至长城以北。而伪军势力之存在，将使长城以南十余县非复我有。这是于东北四省丧失之外，河北省又丧失其半。这种形势，对于华北政治经济组织之威胁，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而将来华北之主政者非善仰日人意旨将无存在之余地，又成必然之事实。这也是停战协定的结果。 东北四省之被侵夺，本来是国际上的一个大问题，但华北停战协定之成立，在国际上只引起了无力的微波，而这个微波立刻又被世界经济会议的巨浪所淹没。这即表明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还有更须解决的问题存在，四省之被夺目前不能引起国际的干涉。至于日本军部方面，军迫平津而停止前进，是日本的预定计划，这样的停战协定的成立，又是日本军事计划的成功；就目前形势看来，日本更进一步的武力侵略华北，虽毫无阻障，随时可行，但满洲之统治与整理，又需巨额的金钱与长期时间，更进一步的武力侵略，如无特殊因子，今后短期间似不会发生。这样，停战协定所划成的中日问题的新局面是：今后若干年，在世界地图上东北四省不得不暂获颜色，而中日两国政府在过去年余所产生的敌对情绪，将逐渐消失于无形，而复成亲善的友邦。 全国沸腾一年余，丧失生命百余万，成为世界大问题的九一八事变，以停战协定所调定的这样的新局面，而暂时宣告了一个段落！无疑的，这在民众的意识上将给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二 因了军事侵略的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正在设法想美满享受它那侵略得到的果实。它要整理满洲是不成问题的了，除满洲以外，它还想经营中国，并整理一年余来对其他各国已紊乱不堪的外交关系，并发展对远东各国的商业关系。 现在它所企图实行的整理外交与发展国际贸易的路线。并非九一八以前的旧路线，而是以包办亚洲为目的的新路线。据最近东京大坂各报纸所传日本政府现所计划的新外交路线的大调，内容如下：“日本外务省首脑部，深知从前注重以欧美为中心的会议外交与国际协调主义为错误。因之欲乘欧美各国自尔不暇之秋，谋保持远东民族自己之生存权，而以造成中日满三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同盟。防备随后要来的欧美白色人种之侵略为先决问题。以此为原则而更新其外交路线，使日本的外交中心集中于亚洲，并谋远东问题之永久的解决。至对于英美等国家，仍于可能范围内，实行合作。”这不但是要实行日本帝国主义传统的所谓大陆政策。并且是要实行发明不久的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了。 这种所谓新外交路线，虽只见诸日本各报纸之宣传。尚未经日本政府当局正式宣布宣行，但这决不是空穴之风，在为日本政府灵魂的陆相荒木贞夫的武力侵略政策上与思想上考察起来，这是当然的必趋的方向。在荒木所著的《告日本国民书》中，常见到以下的话语： “皇国日本今天正在醒悟着传统的大精神。把明治、大正两朝代渐次兴起的国民意气伸张起来，把它和建国的大道一同宣扬，使皇道内外充实，外面大放光辉，这是我们昭和朝代日本人的使命。希望大家共为宣布光辉灿烂之皇道的使徒，把日本的德化广播四海，舍此而外，别无日本人的真使命。世界并非专是欧洲人的天地，也不只是美国人的地球。处在亚洲的皇国日本，是要以亚洲和欧洲、美洲并驾齐驱，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所贡献的，所以此刻不能不完成亚洲指导者大责任。” “今天实在是教全世界知道亚细亚洲的精神、日本文化、日本道德的一个绝好机会。是教欧美人知道我们日本民族肩起亚细亚洲全部来的气魄和信念的时候了。这是对于满洲问题的第一个魂。” “总之，现在已经不是欧美输入时代而是日本输出时代，要以这回满洲事变把日本真本领显示于全世界了。要发挥我们皇国的真价值，先成立欧、美、亚三大集团的联盟，那时候才能谈得上真正的世界和平。” 日本军阀是想发扬所谓“皇道”，是想统治亚洲而与欧美并为齐驱的。荒木贞夫这种思想是怎样的反动，我们且不谈，然而这确是日本军人敢于挑起满洲事变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不但荒木有之，日本的许多资产阶级的政论者方在鼓吹为亚洲十万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而牺性，以便团结亚洲，驱逐英国在东方的势力，以便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看来，日本现在宣传的新外交路线，不过是对华武力压迫成功后，在走向统治亚洲的道路上的第二步外交政策。 这种新外交路线，分析言之，交涉的对象有三方面，面对此三方面的交涉步骤又缓急不同。即一方面为欧美，一方面为亚洲，一方面为中国。 对于欧美方面，探取不即不离的态度，放弃以前的欧美中心政策。国际会议等虽照常参加，但却计划缩小欧美外交团体的范围，裁撤许多地方的领事署。 对于亚洲方面，欲树立所谓经济外交。为扩大外交组织，严密外交关系，拟在近东、南非、南洋、印度、越南等处，添设领事馆或公使馆，并增派商务官。以便开拓日货市场。而对于印度，尤为注意。至对于南美北美许多地方虽亦有增设使馆或派遣商务官之说，然观各报宣布的日本整个外交新路，对于亚洲以外各地的经济外交为维持过去旧有关系，而对于亚洲各国，即为开拓新的经济道路，轻重自有不同。 至对于中国的外交，为日本目前外交的重心。因为日本政府认为如不与中国建立政治、经济的统制的联系，则远东各民族的永远的福利难以确保，故拟努力与中国进行提揣，促成中日单独合作的实现。其合作方法为放弃从前与中国中央政府直接交涉的外交，而改为与地方分别接洽之外交政策，与地方政府个别交涉，成立盟约，如对山东则与韩复渠，对北平则与黄郛等。对于财政困难之地方政府，以借款及日货信用进口办法，与以经济的援助；更进一步与中央或地方政府签订与所谓“日满议定书”者相同的攻守同盟条约，以日本军队担任中国的国防，保持中国的治安与清共。至对于东北四省，则以统制经济的原则，开发各种实业。 为消除欧美各国对于日本侵略行为的恶感，故日外务省拟设立国际文化局，谋与各国间进行文化的联络；为推行所谓经济外交，且外务省又拟设置通商调查委员会，谋推广日本商品的销路；又仿照海陆军参谋部之制，拟于外务省设立外交总管委员会，图整理一切外交方针。而于大体已制成的一九三四——三五年度的预算案中，外交经费已较往年大为增加。 就这种新外交路线的整个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今后将维持其退出国联后的孤立的地位，一方面敷衍欧美各国，一方则图扩张其势力于亚洲，而目前轻营的力量将十九专注于中国。它对于中国的行动，将仍绝不使第三者干涉；这观于宣传已久的日本代表将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提出制裁中国抵货建议之忽然终止提出，可见这种态度。这样，就中日两国说，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天津两次暴动，与热河、关内的战争等所表现的两国的武装冲突时代已大体完结了，今后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四省和平开发，对中国本部和平的经济政治侵略的时代了。 我们就这样看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亚洲各地吗？ 三 至少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今后将是他们“平和亲善”的时代，这或许是大势所趋、别无问题了呵！现在我们尚须注意的，是日本军部的这种新外交路线，是否行得通？ 塘沽的屈辱协定虽签字，但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在一年余来中日问题中所表现的，澎湃坚强，可比任何民族而无愧。中国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意识，今后将非日本的利诱所能消灭，因之，即无其他帝国主义的干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治联盟的政策，将永远成为幻想，无有实现之一日。日本今后如不再以军事的进攻为手段，则在和平引诱之下，它的一切经济政治侵略手段，将受到中国民族意识之强轫的抵抗而无法施行。荒木所谓“皇道”，将永远成为日本军阀刺刀上的附属品。 那么，东北失地今后便将成为日本帝国的领土吗？国际形势是否会使目前东北四省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发生变化呢？ 世界形势之将来，将在目前的世界经济会议上决定其命运。如果这会议能谋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暂时的妥协，则世界恐慌所造成的国际的危机，今后或会相当的缓和，如此则在英美合作局势下，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日本于一年余来在中国所造成的局势，当有过问的机会，则斯汀生主义的威力将相当发扬，而使中日问题得到相当解决。如果世界经济会议因各帝国主义间冲突太甚，无结果而散会，则各国将专力于其本身的国家主义的发展，而这些冲突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寻求解决，中日问题亦将成为悬案而待世界大战之来到。但如果中国民众自己不发愤有为，则无论上述两种之任何一种解决方法，都与中国民众无利益。因为，如果由前一方法而解决，则东北四省将由李顿报告书之建议而归还中国，而四省之实果仍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享受。如果由后一方法而解决，则中国民众将惨酷的成为世界大战的牺牲品。 日本军阀虽将拒绝第三者过问来独力经营东北四省，但斯汀生主义已经为世界各国所采用，“满洲国”被拒绝承认，将使日本的经营发生种种的困难。这样，假使将来国际上对日本在四省的势力无特殊干涉，日本必须与所谓斯汀生主义谋相当妥协，才能巩固其四省之统治。而这对于中国民族也是毫无利益的。 总之，塘沽协定之签字。使一年余来中日敌对的关系发生了质量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已结束了武力侵略而进了新局面。中国民众将来在中日问题上要想得有利益的解决，必须自己发愤努力！ 一九三三，七，六。
陈其昌《世界经济会议之失败》（1933年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世界经济会议之失败 陈其昌 （1933年7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青年界》第4卷第2期，第143-152页，署名：陈清晨。 一 六月十二日开幕后，明争暗斗了六星期之久的世界经济会议，竟毫无成就的于七月二十七日宣告死亡了。本来，近十余年内，同性质的世界会议会再开三开，并再三表演其失败，则此次会议的失败，当早在一般人意料之中，无可惊异。不过，就接连数年的世界恐慌打击的严重，罗斯福就职后所表现的改造世界的决心，及英美合作的趋势等看来，则此次世界经济会议，似当不同于前此各会议而应稍有所成就。但现在竟又宣告失败了。这是巴黎和会后世界最有意义的一次国际会议，它如成功会复苏世界的穷困，延缓资本主义的覆灭；同时，正因为它的意义的重大，它的失败，将使世界发生悲惨的事变并加速二次世界大战之到来。 会议失败的原因，自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的矛盾无法调和。 美国是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霸主，它的国际政策能影响于世界形势的变更。英国是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英美如果合作，常能决定国际的形势。在世界经济会议开会以前，罗斯福本其初上台的精神，大展其“改造世界”的宏图；放弃美国的传统的孤立外交政策，不客气的踏上了世界领袖国家的地位。他痛诋经济国家主义的罪恶，主张牺牲国家利益而成立国际合作。他怕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因而召集了华盛顿谈话会，谋各种国际问题的谅解，作世界经济会议的预备。罗斯福的这种崭新路径与国际志愿，使残衰的资本主义之前途，发生了似将欣荣的希望。不但此也，英国自洛桑协定暂时制止了德国的危险倾向以后，早已引望美国出来领导世界经济会议，使世界的问题得到解决；所以当麦克唐纳应罗斯福之约而欣然航美，并在许多问题上与罗斯福成立了谅解，而挟着“预料不到的成功”而归伦敦时，使人在英美已一致合作这一点上，对世界经济会议的前途，存了相当的幻想。这种幻想在五月十六日罗斯福通电世界，响应英法而反希特勒对军缩会议的德国军备平等的要求这一事件上，更加扩大。 但不幸，即在同时，英美在实际的经济倾向上已表现各走其国家主义的旧道，不相调协。罗斯福虽然痛诋国家主义，但当英法代表航行于大西洋上而参加所谓世界经济会议预备会时，他却突然的废止了美国的金本位，并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欲提高物价，在国际贸易上偷取有利的地位。同时，在英国一方面，当麦克唐纳在华盛顿谈判政治的合作并攻击经济的国家主义时，目前英国政府的实际领袖，保守党魁包尔温，却正在对丹麦、德国和阿根廷，缔结两边的商约，希图单独推广英国的国外贸易。其他主要国家，也都有相同的表示。所以世界经济会议前夕的情形，各国政府虽然口里都嚷着国际合作，但事实上却都努力增加国际经济的竞争，想多预备几着胜棋在手里，以便在会议中间，取得经济的优势。以这种倾向而涉足会议，则世界经济会议之失败，自是理之当然。我们并不能说罗斯福与麦克唐纳无真心谋图国际关系之改善，但实际利害的冲突使他们这种好意成为徒然。这使我们记起了一句经语：人的意愿决定不了社会的改变。 六月十二日世界经济会议开幕。当此六十六国代表丛集于一堂，英皇与主席麦克唐纳把世界恐慌的悲惨结果方陈述于会众之前，而反复说明他们必须作“善意与诚挚的合作”，“决不要使会议失败”的时候，会议失败的象征已第一次的表现出来——麦克唐纳的“在消除恢复繁荣的各种障碍以前，必须讨论战债问题”的一句开幕语，使次日的第一次大会上，美国代表避不出席！麦克唐纳明知美国不喜而所以劈头即提到战债者，这自然是对美国的示威，这也表示欧洲与美国对立的倾向。 当举行华盛顿谈话会之时，美国社会对于世界经济会议极为重视，甚而有罗斯福将亲自出席会议的传说。及会议开幕于伦敦后，美国许多人都感觉以国际协力打破世界经济凋敝的政策为错误，而主张国内整理以克服凋敝；各新闻纸亦发表此次会议不必深与注意之论调。并且一般人尚预测使国情迥异的六十六国缔结一种拘束的协定，事实为不可能。不可能或许是当然的，但美国却实为此次会议召集的主动者。美国一般情绪这样的转变，大概是受了战债问题的影响。原来六月十五日，为各国偿还美债的日期，这时欧洲不付战债的消息，传播甚盛，结果美国收到债款只当本期当偿数百分之八，甚使美国一般人感到不满。此事发生于经济会议开会之初，冷淡了美国一般人对会议的情绪。 开会以后，在各代表尚作皮毛的讨论时，欧美间发生了一个冲突极甚的问题，无法调解，这便是稳定通货与提高物价的问题。这问题给与会议一致命的打击。盖自美国废止了金本位，并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以后，美金的汇兑价格便不断的下跌。现在世界中，一国币价之下低，自然要影响于别国的商业与金融；美金久是世界汇价的标准，今其跌价，不但极有影响世界商业与金融，且使金本位国家的法国等受到非常的损失，使其金融紊乱，贸易受害。因之，会议开幕不久，法国即提出稳定通货的要求，主张美金、法郎与金镑之间成立一种一定的比价，美金不得任意涨落；并且认为这是其他金融和商业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通货不稳定其他问题便无法进行。法国的这种要求，得到欧洲几个金本位国与英国之拥护，但美国却决然的反对。美国的反对是当然的，因美金的跌价是罗斯福的国内复兴政策所冀求的，与美国的国外贸易甚为有利。因为这可以降低美货的价格，夺取别国的市场，并刺激起美国工业的生产。所以美代表宣称，稳定通货在目前为不合时宜的办法，并且为不重要问题之一；目前的急务为设法消除贸易障碍，并提高物价。美国的这种主张于它自己自然又是很有利益的，因为低价的美货既可以夺取用金国的市场，如果关税等的贸易障碍再消除，则美货更容易销流。 法美为稳定通货问题，冲突甚形严重。法国表示非先稳定通货，其他问题无法讨论；并且实际上它的代表已不出席大会所设的某专门会议。美国毫不让步，并且屡次宣言，如因此通货问题而限会议于僵局，殊不应该，图使法国负担会议失败的责任。会议有不得不停倾之势。七月初旬，欧洲五用金国签发共同宣言，表示共同维持币价之决心；后数日，法、比、意、荷、波、瑞士六用金国又成立同盟，维持金价的涨落，形势益形紧张。后经英国之竭力联络，垂死之会议，又复进行，但事实上是精神已亡，只存躯壳。所以到七月二十七日，会议不得不宣告结束。 在用金国与美国这两个货币集团的严重对立以外，还有一个用金镑国的集团，这就是英国及其某些属地。这集团领袖的英国，对于此次前两者的冲突，立于左右两可的地位。按之实际，法国的通货稳定的要求，应当是英国所拥护的。因美金汇价的不定，使英镑、法郎受同样的损失。但事实上，英国之所以未帮助法国者，是因为英国某些属地，如加拿大，保处于美金支配之下，它们竭力想使英镑与美金成立联合，而不须使与法郎成立联合；如果英与美不能联合，它们宁愿使英谤集团单独团结。但英国终是不甘受美金的压迫的，所以在世界经济会议结束之时，它即联合各属地而发表所谓《英帝国宣言》。对于去年订定的渥太瓦协定表示满意，并称以后要切实履行，暗示对于美金膨胀之压迫帝国各领土将坚决反抗。 这一次的世界经济会议，本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各国的严重矛盾而召集的，但资本主义各国间矛盾的严重却淹没了这个会议。 二 在这次世界经济会议上，各代表所讨论的只限于怎样限制生产一方面，并且只及其皮毛，至于怎样消灭贸易的障碍等主要问题，竟毫未提及而即停会。这较之以前几次同性质会议的结果还不如，当然算是惨酷的失败。但在这种惨酷的失败中，如果我们要寻找的话，也可以找到些微的成就，这便是白银协定的成立。但世界经济会议的目标，在为全世界谋利益；而加入白银协定者，只限于产银与存银九个国家，并且这协定至多也只于这九国有利，而对于其他用金国家，因银价高涨而银国市场将为美国所霸占，故反是有害的。这样看来，白银协定与其说是世界经济会议的成就，毋宁说是反于世界经济会议的成就。 赞成白银协定者，认为银价高涨，各用银国购买力増加，可以救济世界经济的衰落。他们认为现在世界最大市场的用银国，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但其对外输出，仅占世界贸易额百分之二又半；如果把用银各国总合起来看，它们的人口虽占世界百分之五十，但对外输出，只占世界贸易额百分之十。这个事实表示出近三四年求，白银对金比价的跌落，使用银国的购买力降低，实为世界恐慌的一大原因。因此，如果银价提高，而恢复了这世界半数人口的购买力，则世界经济当然会恢复昔日的繁荣。现在白银协定成立，规定今后四年间，存银最多的中、印、西班牙三国，每年可以售出存银若干；而墨、美、加拿大、秘鲁、玻里维亚、澳、日六座银国，于协定期内不得出售白银，但须各从其银矿中吸收新银若干，存库备用，以与存银国出售之银相抵。这样，世界银额不至过剩并得匀允流通，银价可以稳定并且高温，所以甚有利益于世界贸易之恢复。 作这种说法的人的注意中心点，当然是中国。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形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切事实。如果银价跌落，足使中国输入贸易减少而影响于世界之衰落，则银跌三年来的中国输入贸易额，必较银跌以前大大减少，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据国际贸易的统计，近数年来，中国输入贸易减少率并不大，而此减少实由于中国农村的破产。这样，所谓白银协定成立将大有助于世界经济之恢复者，恐将成为一种梦想。而最受其利的将为美国，因为金价跌而银价涨有利于最有势力的银本位国的输出贸易。所以白银协定的成立，可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成功。 七月二十七日世界经济会议的结束，名义上是休会，是否将来还有重开的可能呢？这个，我们就过去几次国际会议的结果可以看出。一九二二年的基诺亚欧洲经济会议，一九二七年的日内瓦世界经济会议以及以后的国际商务会议，都是毫无结果或无有效结果而即宣告休会，而以后也未能再开。这一次的世界会议，以美国的奋勇领导与竭力准备，英国之服从美国，倘得到惨败的结果，则今后相当时期内，不管事实上能实现否，美国一般人必将再倾向于孤立主义；这即说明休会了的世界经济会议已经死亡了。 三 这次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将给世界前途以悲惨的影响。 全世界失业人数已有三千万之多；一九三二年的物价几跌至一九二五年之半数；工业生产之减少，一九三二年底若干工业仅使用百分之十的生产能力；全世界商业总值降低三分之二；国家收入多跌到百分之四十以上；这种衰落程度，已使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大感痛苦。所以各国在原则上都愿消除助长这种衰弱的人为的障碍，都愿减低关税，取消通商汇兑的限制，都愿稳定通货，提高物价，以恢复生产。但人家对于谁应该首先牺牲，以开始经济程序的恢复，都不能一致。这本是难怪的，因为现在各国家正处在经济的惊涛骇浪之中，谁都怕先遭灭顶，凡可以借以漂浮者，都尽力抓住。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使各国家更深了解于国际协作主义的无望，将各更趋于经济国家主义的发展，而使国际对立的形势更加失锐。美英法日各强国将更团结其势力范围而巩固其所谓经济的锁国主义，将更作军事准备的竞争而走近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的现有矛盾，只有战争才能解决。 麦克唐纳的会议开幕词说：“如果此次经济会议归于失败，则世界将饮失望的苦杯到底。”岂但是失望的苦杯，世界大众所不得不饮的，将是生活贫苦与战争毁灭的苦杯了。 一九三三，七，一。
陈其昌《注意世界经济会议》（1933年6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注意世界经济会议 陈其昌 （1933年6月1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24号，1933年6月16日出版，署名：清晨。 十二日在伦敦开幕的世界经济会议，是现在资本主义的国际上最可注意的一件时事。 在去年下半年的洛桑会议上，欧洲四强算是暂时解决了德国的赔款问题，安定了德国的沸腾的人心，缓和了紧张一时的欧洲的空气。但这只是条约上的解决，至于实际解决必须待美国的同意与恩惠；并且日益加深的经济恐慌，已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感觉有立即设法消除的必要，但要想消除恐慌又非美国来领导设法不为功；因此在洛桑会议上英法便决定开一个世界经济会议，至于会议日期，则悬而不订，因为这也是要问美国的便利的。直到今年美国新总统罗斯福所召集的华盛顿谈话会上，英美法才决定开会议期为六月十二日。 说这个会议可以注意，并不是因为到会的代表都是各国政府的政治首领，而是因为这会议有转变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可能。 第一可注意的，是美国作了会议的领导者。我们知道自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不参与欧洲的纠纷问题。胡佛任总统期间，虽然美国的世界金王的地位已使它不得不与欧洲政治发生密切的关系，但在形式上和口头上，美国政府仍然保持传统的孤立的外交政策。今年三月罗斯福任总统以后，形势便不同了，他放弃了过去的外交政策，而不客气的就了世界领袖的地位。为要使世界经济会议得到相当成功，因而他便召集华盛顿谈话会以作预备，好像具有深谋宏算似的，他表示决心要打退世界恐慌的袭击。十余年来，美国已是世界之王了，现在罗斯福又就了世界领袖的地位，这种事实将会影响国际的局势，促成国际现势的转变。并帮助帝国主义间冲突之解决。 第二可注意的，是不但美国作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领袖，并且英法似乎已伏首贴耳的联合起来愿听受美国的指挥。英法各有其困难，都想设法消除世界恐慌以维持世界与欧洲政治之现状，但要达到这个目的，事实上不得不服从美国的指挥，洛桑会议上英法两国所成立的所谓君子协定便是表示它们已把欧洲联合起来，专等待美国来调遣。美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两个国家，而法国又是欧洲大陆的霸主。美英法联合起来，将会使世界经济会议有所成就。 第三可注意的，是这个会议是国际资本主义的一个救亡会议。现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危险已达到罕有高度，世界恐慌使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更加尖锐，使革命的危机到处潜伏，有一触即发之势。美英法等各资本主义领袖国家，如果不急设法挽救，则不但它们那宰割世界的地位难以保存，并且资本主义将会覆灭。三国之所以能表示愿意携手合作来解决世界经济问题，便是这个原故。所以这次世界经济会议如果有相当成就，资本主义自可以相安一时，如果完全失败，则将促成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之迅速来到。 第四可以注意的，是这个会议将影响中日问题的解决。二月间国联大会之通过十九国委员会的报告书，即表示英法已追随美国之后，接受了史汀生主义来对付日本。不过直到现在美国远未曾领导英法来积极的处理远东事件。这次世界经济会议如有相当成就，则中日问题或能在三强合作下而得到暂时的解决（中国当然要吃亏），如果失败，则各国将忙于备战，不能对日本有合力的表示，中日问题或将成为悬案而等待世界大战以后才能解决。 但是世界经济会议能否有所成就呢？——对这个问题不久将有事实来答复，我们不必作预言。一九三〇年以前，曾开过几次欧洲性的经济会议，都毫无结果而散，这一次的世界经济会议，当然也可能重蹈覆辙。不过我们所当注意的是这一次的会议有几个重要条件为前几次会议所没有，这即是：美国的积极领导，美英法的合作，与世界恐慌所给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打击。有这些条件，这一次的会议或会有相当成就。这就是说，各帝国主义或将受美英的压迫或将自愿忍痛而对于某些国际问题作有限度的让步。 但成就终是难以预期的。不但我们觉得如此，即为会议领袖的美帝国主义似乎也有同感。据通信社消息，美国出席会议首席代表国务卿赫尔，到达伦敦之后，即对新闻记者表示，在会议上拒绝谈判战债问题；并且事实上美国已不许战债列为会议议题之一。我们知道战债是美国控制欧洲的一把钳子；美国所以拒绝在会议上谈判战债，是因为它不敢相信会议定有成就，要留此钳子备随时应用。 但无论成败，这次的世界经济会议是极值得我们注意的。
陈其昌《圣雄甘地之绝食》（1933年6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圣雄甘地之绝食 陈其昌 （1933年6月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23号，1933年6月9日出版，署名：清晨。 五月八日，圣雄甘地在浦纳的伊洛佛达监狱里开始了那先已宣布了的二十一日的大绝食。他以残老之年，久系囹圄之身躯，而坚决实行这样的大誓愿，许多人都料想不到二十一天，他便会饿死。但很出人意料之外的，他竟于五月二十九日完成了他这种大愿，而生命仍然保存。 甘地的绝食，这并不是第一次。 他的初次绝食，实行在南非洲。那时他在南非创设了一个名叫“托尔斯泰农村”的小世界，要实行他的特殊的理想。居于村中的人，都是发过誓愿，要如何如何的净洁身心的。但一天他忽然听说村中某某两人，发生了道德上的堕落，他非常痛心。于是他便发誓为此事而绝食七天，并在四个半月之内，每天只进一餐，想用这种苦行，警戒他们，使他们悔改。他这种苦行实行以后，村中人人都觉得痛苦，都察觉有罪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因而村中发生了一种严肃清洁的空气。这使甘地认识了他这种牺牲的作用。后来不久，为类似的事故，他又被迫而绝食了十四天。 在印度领导了民族独立运动之后，他尝几次为民众的暴动而实行绝食。其中有一次期限最长，影响颇大的，是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二十一日的绝食。这时是印度一九二〇年的革命高潮退落之后，甘地刚才因病而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他看见过去两年印度教徒与回教徒的政治合作已为两教的不断的流血械斗所湮没了，他发现他所说的话已无有一九二〇年前后那样的威力了，于是他自责道：“我不怪人，我只怪我自己。我已失了使人听信我的话的权力，我当转而求之于上帝”。于是他便开始二十一日的大绝食。这种抗议，使印度各宗教领袖都警觉起来，并替甘地的生命担忧。许多政治领袖，因而开了一个会议，成立了一个协约，规定以后戒绝印回两教武装冲突，戒绝一切暴动，并把这种协约告诉甘地，求他从速复食。但他不听，并终于完成了他的二十一天的誓愿，而生命无恙。绝食到第十二天时，身体忽然陷于危险状态；医师劝告他摄取食物，他坚决拒绝。但奇怪得很，第十三天，他的精神反而好起来。 去年九月二十日，为给印度贱民阶级争取平等的参政权，他又开始了他那悲壮的无期限的绝食。这时他已被投入了伊洛佛达监狱，他写了一封哀的美敦式的信给英相麦克唐纳，声明他为反对印度自治制度法案中对贱民阶级的不平等的规定，将继续绝食，以至于饿死。二十日正午起，他食过了他所常食的面包、番茄及苏打水以后，即向天祈祷开始绝食。这种伟大的抗议，立刻又把意见分歧的各阶级的代表集合起来，在“决不能让他死”的共同感觉之下，协和一致的讲求解救的办法。但印度的阶级传统的恶习大深固了，各阶级代表商来商去，不能得到解决的办法，而这时，甘地的绝食时刻在进行之中，肉体的衰弱，日益显著。直到九月二十四日医师宣告甘地的生命已入危险状态时，各代表才得到了一致的意见，修改了对贱民阶级不平等的自治制度法案，并经过了英国政府的允许。法案修改后，甘地在微弱的“真理胜利”的语声中，终止了这一次的绝食。于是他先举行了约一小时的很长的祈祷，才从他的夫人所伸过来的盒子里啜了二三口橘子汁，□□□□□□了全印度，□□□连监狱的□□，集□了□□，布满了火般鲜红的花圈，披肩巾的妇女，戴甘地帽的男子，或手捧花卉，或头顶水果，都络绎不绝的拥来，献庆祝之辞。白发诗人泰戈尔也在其中。 最近一次的二十一天的绝食，目的也在于要促成贱民阶级的解放。无论过去二十年间，甘地怎样的曾为打破对贱民的歧视而努力，但对贱民的歧视，直到现在仍盛行于印度社会中。甘地此次之大绝食，便是想打破这种歧视。五月八日午时绝食未开始之时，他先在伊洛佛达监狱里的檬果树下诵经默祷，并进蜜食及热水，作为最后的一餐。他曾宣言，他这次绝食完全为的是要自洁，并非反抗政府，但印度政府却恐怕他因绝食而死于狱中增加人民对它的反抗，便于甘地开始绝食后，即无条件的释放他出狱。虽然别人都为他的生命担忧，但他却如常的自信能完成这种誓愿。二十九日正午，当二十一日绝食期满时，他果然尚目光炯炯有神，生命无恙。他仍先行静默祈祷，然后啜饮贱民阶级所献的一杯橘子汁。他并发表宣言，谓上帝许他绝食如是之久而仍得维持其生命，可知上帝还需他作别的事业云。这时，浦纳城中甘地信徒，结队游行，庆祝甘地绝食之终止，群众纷纷集来，奉献蜂蜜、鲜花、水果等物。庆祝甘地这次绝食完成的，怕不单是印度人，全世界各处都大有人在吧？ 甘地对于他的绝食的目的，常常说是要清洁自己，意思好像是说在别人有过错时，自己牺牲自己，以促他们的悔改。这种高尚的行为，在我们实在有点难懂，但在印度那种宗教国度里，却很能发生影响。甘地每次绝食以后，印度社会上似乎都起有若干小波纹，但每次都不久即消灭。这是当然的，因为甘地这种宗教精神的苦行，是与民众的实际生活无关的。
陈其昌《日本退出国联后中日问题的国际形势》（1933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日问题的国际形势 陈其昌 （1933年3月） 〔说明〕本文刊载于《青年界》第3卷第3期，1933年3月，第72-83页，署名：陈清晨。 一 酝酿已久的日本退出国联的谣传，终于在三月二十七日成为事实了。这一事件，单就中日问题的本身看来，日本将更无忌惮地进行军事的侵略，并不表示倾向的变化；但就国际形势说来，则不失为一个转变的关键，因为从此以后，如果不是日本牢固地握住东三省打破太平洋上各帝国主义的均势的话，便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对于日本施行强力的压制，像过去那样的欲用以束缚日本帝国主义行动的国联的朽索，被日本帝国主义一下挣得寸断了。自然，如果今后不久，日本国内有特殊政变发生，这或许会造成第三种国际形势，但这种政变的可能性，现在连影子都还不曾看见。 日本为什么要退出国联呢？ 日本政府的退盟通告文，说是因为二月二十四日国联大会通过了十九国委员会的报告书，断定九一八以来的日军行动非出于自卫，并且不承认“满洲国”，“因此日本政府相信无再与国联协力之余地，现根据国联盟约第一条第三项，通告退出国联。”自然，十九国委员会报告书的通过，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的侵略的真面目，揭露在全世界人众的面前，为顔面计，日本也不得不退出联盟，但为颜面决不是退盟的主要的理由，如果事实需要的话，日本自有办法保持其颜面之堂皇，退盟的主要理由是想借此促成中日直接交涉，并取得其在亚洲行动之绝对自由。 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应付此种事变的唯一的政策，是倒在国联的身上，听候解决。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丧失了东三省，毁灭了义勇军，葬送了热河，并把日本侵略的最前线，引到长城之南。但却在日内瓦的讲台上把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暴露无余，并唤起了世界弱小民族的同情，而增强了中国当局对于国联的依赖。一年余来，日本是时刻希望着中国与它直接交涉以解决东北问题的，它希望中国再有一个李鸿章，把东三省像朝鲜那样地在条约明文上送给它。然中国现在之所以不能有李鸿章者，它认为是由于有国联使中国可依赖，如果这座冰山失掉了对于中日问题的作用，中国自易俯首于日本大炮之前。日本之退出国联，便呈使国联对中日问题不能过问之方法。我们看，日本退出国联政策决定后，芳泽谦吉便姗姗其来华，来干什么呢？不是为探望直接交涉的空气吗？ 一年余来，国联的决议案虽未能阻止日本军阀的行动。却妨碍了他们的行动。这种妨碍使他们不能忍耐，所以高唱摆脱此种赘物之论调，所谓“亚细亚门罗主义”者，久已喧腾于荒木一派军人之口。本来日本退出国联之说，九一八以后，即见流行，然因元老持重，重臣稳健，内阁阁员、军部先辈，反对此议者，大有人在，故久而不能决。此次之所以决定退出者，实出于军人之威慑（传闻李顿报告书通过国联大会时，日本内阁讨论是否退出国联，久不能决。二月有关东军代表秘密回国，携有关东军干部二十七人的连署意见书，主张强硬，当局见之，如遇炸弹，始决定退盟），而其理由，则为欲摆脱此赘瘤，而得到行动的自由，如扩张军备、扩大侵略等。所以通告退出国联后，日本政府宣布其此后外交政策，建立于自主等三大原则上；政友会总裁铃木谓：“日本退出国联后，必须采取自动的严厉外交方针”；国民同盟会总裁安达说：“日本应组织一个亚洲国际联盟。” 二 日本退出国联的外交，就其本身说来，无论如何是一种失败的外交。自内田康哉任外相以后，一切都仰军部的鼻息，在外交上常表露其无为的蛮硬，并常布“背水之阵”，以碍滞将来外交的行动。现因日内瓦不能承奉日本军部的意旨，便决定置世界各国于不愿，而采完全孤立的政策，退出联盟。殊不知国际间经济、文化、地理上种种事物，互相联系；任何国家决不能孤立；日本之孤立，只有逐渐丧其第一等帝国主义的世界的地位。 说者常谓日本虽退出国联，但按之国联盟约第一条第三项，退盟国之退出声明，须两年后方生效力，所以现在日本虽退出，但仍须受国联之拘束。该第一条第三项原文云：“凡联合会会员国经两年前预先通告后，得退出联合会，但须于退出之时，将其所有国际义务及为本盟约所负之一切义务履行完竣。”但是事实上就日本军人的跋扈，及国联的能力看来。这种条文，日本是绝对不会遵守的，虽然它的退盟通告文上写着是“根据国联盟约第一条第三项通告退出”。九一八以来，国联限制日本行动之决议凡三个，但并无有一个为日本所遵守。现在对它那以退出为快意的国联，想使它遵守条文的约束，自是不可能之事。所以日本与国联之关系，可以说自声明退出之日起，即行割断。所以退出国联通告书发出后，日本外务省当局即宣称：“退盟通告与其依理论解释，毋宁作为实际的问题而视为系属立即退盟。是故退盟通告时含有与国联作政治的绝缘的意义。故除履行分担经费之形式的义务外，毋庸履行其他任务。”这种声明当然与退盟通告书上所写的遵守盟约第一条第三项的话相矛盾，但内田的外交就是这样的矛盾的。 日本政府为表示其退出国联的外交政策并非孤立的，故于通告退盟后，即宣布其新的外交政策，声明以自主、公明及不屈三大原则，整理对美对俄对华之国际关系，以扫除相互间的敌对感情，并对英法尊重其在远东之特殊权利，期其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但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外交政策：破坏了太平洋上列强的均势，即是侵占了英美俄的实际利益，而却要与这些国家讲亲善，这真是毫无内容的空话。 日本在日内瓦的外交失败了，美国在中日问题的外交上，却获得了胜利。九一八以后，与日本帝国主义恶感最深的是美帝国主义。它为中日问题而抵制日货，耀兵于太平洋上，屡次声明不承认武力所造成的事实。但是这些方法毫无用处；日本帝国主义好像手握炸弹而四面寻机用武的强汉一样，是绝对不怕这些的，要压制它，除非用武力。但在这恐慌袭击之下，用兵是美国所不愿的，所以屡次抗议不生效力以后，施汀生便静默不言，而只帮助国联，联合英法，对付日本。日本之退出国联，即是整个国联下各国都联合以对付日本，使美国免去单独对日裁制的危险，可以说是美国的对日外交达到了进一步的胜利。 三 现在，美国已与英法一致，在国联盟约的名义下，给日本以态度显明的反抗了——不承认九一八以来日军行动为自卫，不承认所谓“满洲国”，已使日本退出联盟了。但今后日本帝国主义是要向破坏太平洋上列强均势的方向迈进的，美英两国为其自身利益计，自不得不设法应付此种破坏，但将以怎样方法对付呢？在太平洋上，英国决不能单独作武力压制日本之行动，它一定要追随美国的态度而为转移；但美国在目前是决不愿与日本作武装冲突的。虽然反日的空气比之欧洲各国都要浓厚，虽然屡次在太平洋上作武装的示威，虽然日美战争将爆发的声浪早已形成了中国人士的幻想，但经济恐慌的袭击已使美国手忙脚乱，应付不暇，所以直到现在它并没有作对日战争的初步准备（最近美国消息谓就目前形势看来，日美战争是不可想像之事）。所以今后相当时期内，英美之反日意志仍将借国联而表现。但国联已经不承认“满洲国”了，其第二步办法将怎样呢？ 按之国联盟约第十六条，如果某会员国“不顾本约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或第十五条所定之规约而从事战争云云”，国联其他各国当联合实行如下三种的制裁：（一）经济封锁，（二）武力制裁，（三）宣告退盟。现在国联已依照第十五条而产生了所谓报告书，而日本仍扩大其武力侵略，占领热河，进至滦东，并自行宣告退盟，则按之盟约规定，国联自当实行经济封锁与武力制裁的两种制裁。但武力制裁在最近一两年内是到办不到的，并且是不可能的，所以剩下来的唯一办法只有经济封锁。但经济封锁是不是能办得到呢？ 盟约上经济封锁的规定，可分为两种，一为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的关系，禁止自国人民与破坏盟约国人民之各种往来；二为阻止其他任何联盟会员国或非联盟会员国之人民与该国之人民作财政上、商业上或个人之往来。如果按照这种规定最严格地实行起来，则世界各国必须与日本断绝交通，即从这个有机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上，割去日本这样一个肢体，这自然是办不到的事；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国际间，竞争控制着一切，无利害关系的国家而使受肢体割裂的痛苦，是不可能的；并且在资本主义的国际间，绝不能作严格地有计划的经济、政治的行动，所以严格经济封锁绝不可能。譬如要对日作经济封锁，则为领导的当然是美国；美国须费经年累月的努力以联合英法俄等国（我们知道十九国委员会报告书的通过，美国是费了许多的心血的）；假如联合成功，也决不能进行顺利，因为即在美国，例如丝织业一项离了日本生丝便不能存在，故必感受许多痛苦，而不能长久支持经济封锁；其他各国与中日问题无十分利害关系者，更不须说了。所以萧伯纳在北平时说：“中国人希望国联实行对日经济制裁，可是国联并无这样实力，可以实行这样伟大计划。”所以在退盟通告发出后，日本高桥藏相也敢这样的大言道：“经济封锁绝对不成问题。” 当然，如果国际形势发生某种有利的转变，如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前后那样，则世界各国或许会集合在美国领导之下，而对日作某种协力的制裁，但这种制裁将会是武力的（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不是经济封锁的，因为经济封锁是一种“伟大计划”，较之武力制裁还要困难。英美也知道经济封锁不易谈，所以近来似只设法作对日军火的封锁。但这是决不会有什么效力的。 所以日本退盟以后，国联（实际上即美英法）至少在最近一年中是不会有任何有效的制裁办法了。中日问题的前途是日本更肆其武力的侵略，更稳定其在东北四省的统治，而别一方面是世界大战又走近了一步。所以中国民族的出路是只有牺牲，只有向东北反攻。 四 因了日本之退盟，在国际上刺激起来了两种纠纷，一是世界各帝国主义军备之将要更为扩张，一是委任统治下的太平洋各岛将归谁的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与世界敌对而决然退盟，是恃其军力的强盛；它早已知道它已与世界为敌，所以力图扩张军备。退盟以后，荒木召开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叫作国家总动员的准备；并宣布扩大陆军的程序：编制十万人之新军队，使受毒瓦斯战与铁甲车等特殊训练，设立航空训练队；扩大航空大队；广招士官学生等。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备是日在扩张。虽然退盟以后，它曾宣布仍旧参加国联的军缩会议，但事实上今后将只作消极的参加；军缩会议的决定对日本将不生效力了。这样的军备扩大的影响是什么呢？是使各强国都作明目张胆的扩张。比如美国为将来太平洋大战的胜利计，便不得不作军备的扩张。自然，在日本退盟以前，各国是都在作军备扩张的，但那是带点秘密性的，而今后将成为公开的了。 日本受委统治的太平洋各岛是否将交还国联，自日本退盟后，已成了世界注目的问题。所谓日本受委统治的太平洋各岛者，原属德国；欧战发生后日本从德国夺得，并在一九一七年战争方酣时，密与英、法、意、帝俄订约以加入协约条件，得到占有各岛的允许。以后国际联盟成立，又由联盟以委任统治名义将各该岛委给日本代为统治。 这种岛屿共包括几组小群岛，大概都位于菲律宾之东方，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之北方；其中若干岛，如比琉岛（Pelew），只在菲律宾之东五百英里，其他各岛距美国的夏威夷岛比距日本群岛尚近几千英里。我们知道美属关岛（Gaun）是美国在太平洋中的一个主要的军事根据地，但这岛完全被日本受委统治的各群岛所包围。最近，日本又在这些岛屿上建设军事的设备，这种建设是违犯委任统治条约的。这些岛在军事地位上极为重要，它们扼制着夏威夷、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按之一般说法，日本之统治此种诸岛既是由国联的委任，则退出国联时，当然须交还国联。但日本政府绝不如此想。它捉字摘句地曲解国联盟约条文，认为这些岛之归日本统治并非受自国联的委任，而是在国联未成立前将已由各主要同盟及协约国许与日本，故国联无取消其统治的资格，日本退盟后，对于该岛的管理权并不发生问题。日本政府并且正式声明退盟以后仍继续行使太平洋各岛的委任统治权。但这种曲解当然是要受有关系国家的反对的。首先是美国，它已正式表示要日本交出该群岛的统治权，以为美国虽非国联会员，但是协约国之一，而委任统治制度是由欧战而来，故有过问的权利。第二是德国，它很希望因日本之退盟而收回旧有的属地，所以对于日本之仍保有该群岛，屡表示抗议。其余英、法、荷兰都不愿日本保有这些岛的统治权。满却斯特指导报批评日本之此种曲解条文态度，毫无理由，实足损害国际间的普通法。 但日本帝国主义是绝对不肯放弃这些岛屿的，如果美、德一定要它放弃，那只有用武力逼迫它。
陈其昌《日本退出国联与其委任统治权》（1933年4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日本退出国联与其委任统治权 陈其昌 （1933年4月1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15号，1933年4月14日出版，署名：清晨。 三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以后，全世界各大都会的人民都不期然地而注意到一个问题：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委任统治地怎样呢？现在把这所谓委任统治制度与日本所代管的太平洋上委任统治地的情形及其问题的因果，撮要介绍如下： 所谓委任统治制度，产生于欧战停止以后。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即停战以前六日美国威尔逊总统所发表的宣言中，表示征服和扩张领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协约国将不再以吞灭的态度来对付战败国家的本土或属地，将用自由、公开和绝对公正的态度，处理一切殖民地民族的要求。我们知道威尔逊的这种宣言是代表战胜的协约国的，在当时具有一种无上的威权。 威尔逊虽不能宣布“取消并吞”的坦白政策，但他这种宣言已足使欧洲的协约国感到痛苦。它们当然不愿把已征服的领土交给敌国；但依照这种宣言，它们又不能公然地“吞灭”这种领土。因此，它们就借着威尔逊所提出的委任统治制度的办法，决定先把这些领土的主权，赋与一个国际机关，再由这机关委托某“文明”国家，施行统治，这个国际机关便是后来成立的国际联盟。 委任统治权的领土，约有两种，一是从土耳其帝国分离的近东的领土，如叙利亚（法）、巴勒斯坦（英）、伊拉克（英）等；一是大战以前德国的属地，散在非洲、澳大利亚与太平洋面上者。总共面积为一百三十万英方里，总共人口约二千万。受委任统治的国家共有七个，即英法比澳南非新西兰日本。 日本的委任统治地，包括太平洋上赤道线以北的一些岛屿；这些岛屿分散的区域，南北相距一千二百英里，东西相距二千五百英里。各岛地位，大概都位于菲律宾之东方，与荷属东印度的北方，距离美属夏威夷群岛比距离日本群岛还要近几千英里。我们知道，太平洋中的关岛（Guam），是美国的主要海军根据地，但这岛完全受日本的各委任统治群岛所包围。而最近日本已建筑了军事工程的塞班岛（Saipan），与关岛之东北只有一苇之隔。这种岛屿，总数共六百二十三个，包括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马绍尔群岛（Marshall）与加罗林群岛（Caroline）。这些岛屿，在商业上无甚价值，但在日美战争上地位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扼着夏威夷、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航路。并且美国与亚洲的海底电线也都经过这些岛。 这些岛屿和我国的青岛、胶洲湾与胶济铁路一样，是欧战开始后，日本用武力从德国人手中夺得的。在一九一七年，它又与欧洲各协约国密约，以帮助协约国为条件，而取得了英法意帝俄各国的允许，许可日本保有这些岛屿的主权。但这种密约，美国不知，直到威尔逊赴欧洲参加巴黎和会时，才听说有这一回事。美国不参加国联后，对于日本的委任统治权，曾有一个时候宣布不承认。承认日本有一种权力是在华盛顿会议上，并不是在日内瓦。 委任统治制度的权限与意义等，明白规定在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上。各国之所以得受委任统治，是因了它们的国联会员的资格（当然就表面上说）。所以日本退出国联后，自当把各委任统治地交还国联。但它却绝不曾这样想，它的学者们，造作了许多特殊的理由，表明日本虽退出国联，仍有统治委任统治地的权利。他们的理由大概是说，日本之委任统治权并非得自国联，而是得自国联未成立以前的各主要友邦及协约国，所以国联无资格取消日本的此项统治权。所以日本政府退出国联以后，立即宣布此项委任统治权仍旧施行。 现在最反对日本保持此项权利的是美国和德国。美国欲扫除它在太平洋上的障碍，德国欲收回它的旧属地。但日本除非战败是决不会放弃这些岛屿的。
陈其昌《苏联对中日外交之错误》（1933年3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苏联对中日外交之错误 陈其昌 （1933年3月3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13号，1933年3月31日出版，署名：清晨。 三月二十五日路透社东京电云：“苏联驻日大使郁伦尼夫，今日以一文送登各报，对日俄邦交如常，且渐有更善谅解与增进相互利益之趋势，表示满意。谓日俄之亲善，不特为远东，且为世界和平之保障。苏联对满洲问题之守中立而不加干涉，与夫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足以表明其对日之和平友好政策。凡破坏日俄友好之企图，均将归于失败云。” 郁伦尼夫之此项声明，当是为杜绝对日俄邦交之挑拨而发的。所以其中许多语句，当属于外交辞令，不必重视。但就全体看来，此声明所表示的苏联外交政策，实与一年余来苏联对中日问题的外交政策相吻合，确足以表明目前苏联的态度。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的一贯政策，是严守中立，不加干涉，以免惹起日俄的战争。所以日军入哈尔滨时而苏联退让，占据了整个中东路时而苏联仍退让，直到现在日军占有了整个东三省并侵入了热河，而苏联政策依然是退让。但是满洲问题决非中日两国的问题，或仅是太平洋上的问题，而也是苏联在远东与帝国主义冲突的问题。东三省政权为中国所有时，日本便不得直接进攻西伯利亚及沿海省，苏联便无东顾之忧。如果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了东三省，并且扫除了东三省民族的敌意，则苏联便时刻有被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危险。所以苏联严守中立的政策，并非最善的政策。 并且此政策也是与列宁主义不兼容的。列宁屡次宣示，苏联主要国际政策之一，是扶助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为要世界革命成功，必须推翻各帝国主义国家，而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足以致各帝国主义的死命。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弱国，是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存在的柱石；按之苏联存在的使命，应当扶助中国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毫无疑义。但是现在苏联对满洲问题之政策，则是严守中立，即是忘记了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被压迫国家，应当扶弱抗强的义务。 自然，苏联的外交政策，是整个的，她既有东方的敌人，更有西方的敌人，而现在给她威迫最甚的，不是东方的日本，而是西方的法德，所以在东方维持和平，以便专注精力于西方，这本正当的政策。但却不应当为要维持东方的和平，而便把日本与中国“一视同仁”。 所以苏联对满洲问题的正确政策，应当是一方面以外交手腕维持日俄的和平，另一方面或明或暗的援助中国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所以，一年余来，虽然苏联报纸不断对日本侵略施行攻击，但这是绝对不够的；而更当以实力援助中国民族组织，如以前的东北义勇军等。 但郁伦尼夫的宣言中，表示着苏联现在仍继续着她的过去的错误的政策！ 但是，“天助自助者”，如果中国当局今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作确立的积极的抵抗，则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人家早看出中国当局之必不敢对日抵抗，即想援助亦无处下手，所以起初即不设法援助。
哀张学良（陈其昌〔清晨〕，1933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哀张学良 陈其昌〔清晨〕（1933年3月） 刊载于《循环》杂志，1933年第3卷第11期第161∽162页。署名：清晨。 一旬而葬送热河，张学良已引咎辞职了，并离开北平而来到上海了。三十年来张氏在华北之势力，为吴佩孚所推不翻的，为郭松龄所打不倒的，现在轻轻地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拳击得粉碎了，张作霖有知，当为其创业艰难哀，我们亲见半壁江山落夷手的，岂但为张作霖哀，张学良所遗给我们的耻辱沉重的遗产，已使我们变哀恨为烦恨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假如张作霖尚在，必不至于不战而退沈阳，再退而弃锦州，此次热河之战，也绝不会一旬而失地千里。这并不是说张作霖民族意识较强，国家观念较重，而是说他有奋斗的精神，有统一指挥的威力，敢与日本帝国主义战。不幸，当此空前国难的，非张作霖而是张学良：他不但统帅其部属的威力不存，并且最主要的，他那人类所原有的奋斗生存的精神，早已×××（录入者注：此处扫描件字迹不存，原有一段话），一败涂地是当然的结果。 张学良下野通电云： “九一八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必主张公道。及今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抗战以来，将士效命者，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为万计。” 通电无一语道及其恢复东北之措施，而只表示其不抵抗而依赖国联之精神。“为国牺牲已以万计”，诚为悲壮而痛心，然热河事实已证明，这并不是在有计划的战略下的战斗的牺牲，而只是“弃兵于敌”，使以万计的民主战士作了无谓的牺牲，如果张学良是以此事来表明他的抗日之精神的，那我们便更不得不为这些死难将士之被人利用而悲哀了。更不得不为张学良哀了。 声色狗马之徒，是决不是与有作为的，是决不是当大难的，因为耳目色欲之劳耗已消尽了他的生存奋斗的勇气。《字林西报》评张学良辞职，喻之为“可怖事实的巨轮下折了翼的蝴蝶”，可谓是贴切的。蝴蝶是可爱的，可惜所当的是巨轮，遂招折翼之惨祸。然蝴蝶本意怕也是不愿当这巨轮的。张学良抵沪后发表谈话云：“鄙人个人卸去重任，得以间暇，此乃平素求之而不得者”，殆是由衷的真话。如此，我们更为这事实下牺牲的蝴蝶哀。可痛的是华北天险尽归敌有，长城以南百万民众的经年累月的血肉挣扎，已成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张学良所遗留的这种血的遗产，实使我们承受不了！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听到了张学良辞职的消息，不知怎的感得为张作霖的创业艰难哀，为这巨轮下折翼的蝴蝶哀，更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哀。
热河失陷！（陈其昌〔清晨〕，1933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热河失陷！ 陈其昌〔清晨〕（1933年3月） 刊载于《循环》杂志，1933年第3卷第10期第145∽146页。署名：清晨。 热河最后之壁垒，承德，竟于三日失陷了！消息传来，全中国人民当无不胜其悲恨与震惊。 当榆关失守之初，我们曾以华北全局之危险，促醒国人之注意。当热河战机急迫之时，我们又曾以此战关系之重大，及国人应当尽力的重心，警告于大众。现在则时仅经旬，承德不守，全热已去，我们前所畏惧、警告者，现不幸而都成了眼前的事实。 热河危机，已表现经年，至榆关失守，而形势益明。张学良如果有抗日决心，运输筹备之时间，绝不可谓不充裕。但现在事实已点明，过去数月间，张氏在热河之军事部署，原来只如此如此！电文谈话所表示之抵抗决心，也只如此如此！事实昭彰，实足使我们深思而猛省！ 热河战事，起于上月二十三四日，而二十五以后始入XXX（录入者注：此处扫描件字迹不存，原有一段话）落，因之热河全省，失去1/2，而凌源、赤峰成为最前线，朝阳为热东重镇，位处大凌河上流，山川环接，并非无险可守，然而北票甫失，朝阳遽去。开鲁为热东北部重要门户，然守军崔兴武旅，与日军未及交锋，便突然撤退。此种情形，殊令人骇怪。如果因为朝阳距承德太远，战线过长，兵力不敷，故须缩短；开鲁地偏东北，处军虽多，统率不一，故不能战，而华北可用之兵不下百万，筹备时间如此充分，何以不早为之备，而令临战愤事？开鲁、朝阳陷落后，敌人便以全力进攻赤峰、凌源、凌南三线。据电闻所传，中国军队虽尚在拼命抗战中，但敌军已由赤峰、平原而陷建平，而攻入承德。二凌战士即便不败，已陷于拔路断绝，不得不退。汤玉麟之闻警逃窜，固属当诛，而热河何等重要，张学良不预为之筹，岂能赦免？沈、锦之失，失于张学良之不抵抗；热河之失，失于张学良虽口头言抵抗而并无抵抗决心。我们托命于军人，而今将成为军人戏弄下之亡国奴矣！ 热河既失，今后华北大局，已全处于日帝国主义武力威胁之下。榆关早失，滦东一片平原，无险可守，故平津已成日军之囊中物。故今后华北大势，约有两途：（一）如果日军得热而不进攻，则中国可暂时保有长城以南，使张学良暂保其声色犬马之乐。（二）如果进攻，则热河全省之失尚须一星期，平津之阶（录入者注：此字存疑？）当不出三日。但这是只就日本一方面言，至于我中国全民族之出路，我们敢坚决大言，唯有一条，即拼全国力量向热河反攻。平津之存亡，已成次要问题。只有反攻，中国对日前途，才有胜利之可能；国际形势我们才有资格利用，东三省才有恢复希望。 国人们，事急矣！ 我们要立刻扩大起来抵制日货运动；我们要立刻组织民众团体，募捐、筹粮，要求武装参加前线作战；我们要组织起真正民众团体监督当局与日本战斗。总之，我们要发起全国民众力量用各种方法与日本帝国主义拼战！
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萧楚女，1925年8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萧楚女（《中国青年》第83期，1925年8月1日，署名：楚女）这次“五卅”事，是一件什么意义的事件？明明白白是一幅紧张无比的超国界的世界的“阶级斗争”！看咧！杀中国工人的，是日本底资本家。奉日本资本主义之钧命而在青岛工厂中执行屠杀工人之任务的，是居在中国治者阶级、以掠夺中国平民为生活的海陆军阀（张宗昌和温树德）。在南京路上轰击中国徒手民众及以武装镇压中国爱国人民的，是在华各国资本家和中国资产阶级纳税设立的工部局，纳税训练的万国义勇队，纳税豢养的巡捕。事情闹出了之后，反抗的是些什么人呢？无产阶级的工人，没有生活上利害之打算而感觉着社会制度之不平等的青年学生，不满意于大商买办阶级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依赖于大商家为生而饱受资本主义之压迫的店员们。切实主张公道，预备以罢工之实力援助我们的，又是哪些人呢？各国的无产阶级，第三国际，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四十二国底代表工人的党派（左派社会党和共产党），印度革命党，朝鲜兄弟们所组织的五百多个团体。虽然虚张声势，而事实上却不能不表同情于我们的，又是谁呢？第二国际，各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半无产阶级的亚姆斯特丹黄色职工国际。受我们底讲演之感动，帮同我们维持对外罢工，竭力供奉茶水安慰我们游行示威之疲劳的——是穷苦的小商人、学徒、兵士、警察、水兵（南京有一水兵，自言系应瑞舰上者，特为帮助学生反抗五卅惨杀，请假一月），洋车夫、木匠、皮匠等手工业者。捐款捐得很自然，很热烈，而不象东南大学副校长任鸿隽博士，只以大铜元十七枚敷衍我们的（据东大学生会所宣布）——是奉军中的兵，南京城里的乞丐，未满十五岁的穷苦人家的国民小学生，东南大学的校役们。气愤自杀，以身殉国的——是男女青年、学徒、小商人、工人底儿子、俸给生活者。反之，被学生工人包围着，跪求了一两点钟，而犹不肯签字罢市的，是会说洋话的总买办方椒伯。故意不提工商学联合会十七条原案，而为英国人做内奸，以减轻的十三条件付诸交涉员的，是完全代表中国大商阶级——即与洋商往来最大的中国资本主义——的“上海总商会”。与海员罢工刚刚成一反照，借了“华商”之名，于举国痛哭国亡无日之时，而犹替日本人运海带入长江的，是大财东虞和德所开的“三北公司”。甘心订立条约，以不登不利于英美烟公司之文字为条件，违反全国民意，故意替“大英牌”留下空白广告地位，藉口“克劳广告公司送来”，替英国帝国主义登载《诚言》的，是绅阀而兼财阀的史量才等所有的《申报》、《新闻报》。挂中国报纸招牌，而实际上代表了美国侦探福开森，去操纵日报公会，以致凡是有利于中国而表现此次事变之不公道的文稿，一概不得登出于上海新闻界的，也是资本家集股所开的《新闻报》。压迫学生，不许学生爱国，枪毙爱国志士，明为帝国主义作怅的，是治者阶级的萧耀南、王永江、杨森、王陵基、邢士廉、李景林。高唱“缩小范围”，“就事论事”，“法律解决”，以涣散国人对外之气，故使英人知我怯懦，使卖国政府有所藉口而让步的，是属于生活优裕的绅士阶级的梁启超、张君劢、丁文江、胡适之、江亢虎、汤尔和。实行勾结军阀官僚，操纵教职员联合会（上海），操纵人民外交组织（南京）的，是一般饭碗教育派，“我们巡帅”派的教职员（曹慕管说：“学生所提条件，如尽能达到，则此后学生，将更扩大势力而闹事了”！他们是宁可亡国，不愿学生扩大势力的）。还有，假使这次运动，若没有各地三十万人的大罢工，英日帝国主义者便能就这样平复了么（虽然他们还是在强硬）？我们若没有这一大劳动阶级站在阵线上，就能够使这件事震动世界，使一般社会都认这事是一个世界的问题了么？我们若不能在五月卅一日，用了迅速的手段，叫各华商工厂罢工，使一般大商买办阶级感着利害痛苦，则六月一日的上海大罢市，又何能象那样很敏捷地使之实现？而且，我们正因为没有能够在五月卅一日，使得上海租界中的电灯自来水罢工，所以到底总不能在短时期内制服英国帝国主义。假使我们若能于五月卅一日，使全上海成为一个“黑暗世界”，则代表英国帝国主义的领事和巡捕房，在那两天或者也不能象那样硬法，而六国委员或者又另是一个态度了吧？国家主义派，睡在他们自己底幻觉世界里，始终被他们自己底现实生活蒙蔽着——硬咬定了在世界的社会革命尚未实现之时，便有所谓“各阶级融和一致的国家”。他们不看事实，纯凭自己脑中所幻成的抽象的空的理论方程式瞎说。他们不知道“阶级”和“国家”是两个绝对矛盾而又系同始同终相并存亡的东西。有国家时，便有阶级；无阶级时，便无国家——国家起于阶级的分化，即甲阶级在一个族类的生活团体中，地位超过于其他阶级时，所用以制服其他一切阶级以保其优越地位的一个工具，阶级的存在，是由国家制度保证它存在的。只要有“国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总是不能协和而永远冲突的。所以“国家”和“阶级调和”这两个概念，刚刚是绝对矛盾的。要得人类协调过日子，除非消灭阶级。要得消灭阶级，除非消灭国家。只有无国家的时代，才无阶级，惟其是无阶级的时候，才无国家。九万五千（？）年前，原始共产时代，尚无国家，所以也就无阶级。X年以后，社会主义实现时代，既已没有了阶级，所以也自然没有了国家。因为国家主义派，对于这种很明显的理论，不肯从唯物的历史观察上和眼前的实在事实上去虚心研究，他们就不晓得“阶级”是反“国家”的，是反“国家主义”的，而且是反“民族独立”的。虞和德、方椒伯、萧耀南、王陵基以及所谓上海总商会底伦理观念，只有“如何与我有利”一语。他们宁可亡国——只要外人的利益和他们底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不愿牺牲自己底利益，以利全国国民。他们——军阀、官僚、政客、名流、绅士、买办、教职员——是和侵略中国、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站在一条线上的。事实摆在鼻子尖上，亘古今中外，只有各阶级互相杀伐，各争自己阶级利益的国家，决没有“各阶级融和一致的国家”，更没有“各阶级的国家主义”！伟大的阶级斗争，教训中国人益发感觉得世界的社会革命是产生正义的催生妇了！有志于拥护人道，要求人间完满幸福之实现的朋友们！你们既在这次运动中，得到了这样的教训，这样的经验，当然应该知道我们今后的革命的基本工作，要在哪一方面着手。组织一切下层被压迫阶级——农人、工人、兵士、小商人、店员、学生——成一条国民革命的坚固的联合战线！联合世界被压迫阶级，和一般弱小民族，组成一条世界革命坚固的联合战线！尤其要紧的，是训练农工兵士时时作经济的阶级斗争，扩大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与燃烧性！
英国帝国主义眼前所走的侧径（萧楚女，1925年7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英国帝国主义眼前所走的侧径萧楚女（《中国青年》第84期，1925年7月25日）说明：本文署名“楚女”。萧楚女一九二三年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编辑《中国青年》。文明的大英帝国，既然首先做了“文明的义和团”，用了杀人效力最大的机关枪，对于我们举行了空前未有的无条件无限制的民族的大屠杀。它要怎么样才能转湾，才能使鲍尔特温所代表的英国帝国主义还能多戴几天威武的“如官壳”呢？它只有一条路可走。便是勾结中国军阀，引起中国内战，借戒严而压迫中国人民。日来屡有张作霖与英国帝国主义业已谅解之谣——我们虽然不可遽尔相信，但在事实上，英国现在确有不得不勾结中国军阀引起中国内战之势。我们若就各方面的情势以为推测，则英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大概不外下列各端。一、表面上极力强硬，并且提出反抗议，反而向中国要求条件，以压服中国人之气。二、到处施行汉口广州式的武力屠杀，而以不致激起中英战争为度。现在上海断绝供给电气，便也是此种挑战法——因为它如此一做，你们必起愤怒，你们如稍反抗，他便又给你一顿机关枪坦克炮大屠杀一阵。三、乘中国大商阶级，只顾金钱不要国家之弱点，极力示好于大商阶级——对于北京交涉，则取一个“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让步，对于中国民众极力压迫”的方针（譬如对于工人集会自由，绝对不许；而对于纳税华人之投票权，则许其与西人平等）。四、以种种方法利用中国之绅士阶级——即所谓“高等华人”（如梁启超、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丁文江、胡适之之徒），替它来鼓（蛊）惑人民，涣散民气，提倡“修约”与“沪案”分为两事；使北京政府有个向外妥协的地步。现在北京已居然照着高等华人们所主张的，实行分为两事。这是预先彼此约定计划好了的——以便遵照大英帝国主义之意旨，将修约成为悬案，而向人民则借口于“两事”以卸责。五、实行勾结日本资本主义平分中国市场，由英日两大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用张作霖和唐继尧吴佩孚三人为工具，使成一大三角同盟的反动战线，尽量压迫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一切不利于他们的势力——如苏俄在华的感情、国民党、国民军、觉悟的工人学生等。原来日本帝国主义内部亦分两派。比较进步一些的代表开明的资产阶级的是加藤高明等，他们主张利用安福系，新旧交通系，稍做一点假仁义的事，笼络中国人民，把持北京政权，以为一实际上之“立宪式的日本殖民地的甲必丹政治”。另一派则为保守的军阀，他们仍抱着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的老思想，要想灭亡中国，夷于朝鲜之列。他们信任北方某大军阀。现在有些人不明白，以为某大军阀与某系首领，同是日本帝国主义之工具，为什么又互相捣蛋起来？殊不知暗幕中，乃由于日本的守旧军人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已与英国帝国主义联盟（此联盟系专对沪案，并非攻守同盟），以“非战争”的形式一致压服中国民众。所谓曹锟出冷宫，吴佩孚要出山等事实，都只是说明英日两国之合作。在以上所说五大阴谋同时并进之下，自然不用打仗，所谓“无一矢之遗”，便可以使中国全民众之气压服——我们底外交便只有一个“完全失败”！英国帝国主义——真正是狡猾极了！然而象这样便算是我们失败了么？一点也不然！我们不但并未失败，而且占了永久的胜利——徒然显出英国帝国主义是一个杰克箱中的笨拙的杰克！因为它这样的做法，事实上使我们更认识了资本帝国主义之真面目；越发用了胶水把我们——工人、学生、农人、小商人、兵、警察、巡捕，世界上一般的被压迫者、一般的弱小民族——粘贴得更坚固，更紧密。反面呢？越发把军阀、官僚、名流、高等华人、买办阶级，用X光照得骨胳嶙峋，叫每个中国人都认出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再也不致于受他们的欺骗而缓和了我们底国民革命之工作了！我们只有一点可算失败，便是涣散了我们——工、农、兵、学、小商人——的团结，而缓和了我们对于他们底“报仇”之进攻！我们若能永远向他们作报仇之进攻，我们只有失去我们身上的枷锁而得到胜利的！
广东的青年劳动军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恽代英广东的青年劳动军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我还很深刻的记得，恐怕我永远不会忘记罢，我们的可敬爱的广东的青年劳动军人！我说的是那充满了青年的生气，身上穿着蓝色的武装，左臂上有一块方的红布上面写一个“纠”字，有时还在手上拿着一根童子军式的棍棒，在马路上踱来踱去，检查英货不许入口的“省港”罢工纠察队中间的青年工人。这是从大英帝国主义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施行沙面大屠杀以后，激起了广州沙面与香港工人对英大罢工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他永远是大英帝国主义的死对头。但是亦便是他，隔断了大英帝国主义与一般潜伏于广州的反动派右派的关系，使国民政府能够有今天这样。省港罢工纠察队是在罢工工人中挑选精壮工人组成的，人数说是三千人。他们的职务是在九龙租借地与中国接界各地方（如深圳），及凡可以由香港到广东各属的进口港汊，检查行旅客货的来往，不使有不肖分子偷到香港上工，尤其是不许香港英货偷运到中国来。国民政府的军队对于罢工纠察队，通常是赞助的，尤其是黄埔入伍生扎驻在深圳一带的，是他们的最好的作战伴侣。从革命军肃清了东江南路，东至潮汕，南至高雷、琼崖，各地革命的国民党部与各地工人都起来对英取同样“封锁”的政策；这亦是罢工纠察队工作的影响。罢工纠察队的青年，永远是精神抖擞着；他们直接与大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宣战，直接与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奋斗。大英帝国主义最忿恨的是他们，久欲出卖“省港”罢工的右派政客最厌恶的是他们，靠香港吃饭的买办商人与一切有阶级成见的人最无可奈何的是他们。我们都知道大英帝国主义曾经如何压迫广州革命势力希图解决罢工，他曾经勾通土匪暗杀纠察队，曾经在白鹅潭任意追捕纠察队的电船，曾经使水兵上岸在长堤占据纠察队的食堂。记得省港罢工委员会报告，纠察队前后被他戕害的有三百余人，这都是为民族革命运动而牺牲的战士！但是大英帝国主义所有一切强横卑劣的手段，都是没有用的，罢工纠察队永远是坚守着他们的战线，一直奋斗了十七个月。生活是很苦的！任务是很重的！地位是很危险的！然而为了民族革命的需要，屹立于广东各界革命民众的前面！一直到国民政府如泰山磐石一般的巩固了，广东经济界几于可以脱离香港的关系而繁荣起来了，广东一般民众都渐次革命化了，而且在沙基惨案发生的地方，“如砥”“如矢”的“六月二十三路”亦修筑完成了，才为了减少北伐军的后方顾虑，与预防英国大队战舰来华借端强硬压迫国民政府之故，宣布自行取消封锁。在今年双十节那一天，国民政府与三十万群众慰劳正从深圳一带撤回来的纠察队，同时，广东各界民众与罢工工人亦决定扩大对英经济绝交，维持罢工委员会与纠察队的组织，一直到沙基案交涉胜利的日子。我还记得在广州罢工委员会的劳动院讲课时，纠察队的青年常常来听讲，在罢工委员会之下，亦设有教育部，给纠察队以政治教育，我每回想到他们的蓝色武装，他们的雄纠纠的精神，与他们的求知识的欲望，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前途，真是感觉得无穷的兴奋啊！现在，罢工委员会的“东园”旧址被奸人放火烧了；他后来暂时搬到惠州会馆与广州工人代表会一起办公，近来报载这个为革命长期奋斗的罢工委员会已经宣告结束了！蓝衣的青年劳动军人还在广东革命民众的眼中常常遇见么？他们是从反帝国主义战场上回来的兵士啊！莫要糟蹋他们，让人家说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人！当然，现在广州的青年劳动军人，不只有省港罢工纠察队，我们一定亦要说到广州各工会所组织的工人自卫队，那中间所包含的亦一大半是青年。广州各工会的工人自卫队，有时亦称为各工会纠察队，他们装束大致与罢工纠察队是有些相象的。在广州的时候，我们常看见他们在街上游行，一面工会的大旗领导着，大家很整齐的跟着大鼓声开步走。有一次全广州工人自卫队举行授旗礼，他们一切俨然同军队一样。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工人自卫队最大的作用，是在罢工的时候维持秩序，最近因为对付店主的需要，在罢工时亦常被派去监视罢工之店户不使能私自营业。这自然是店主所厌恶的。“拥护农工”的呼声久已在广州与“工人嚣张”的怨言相争持，总不至象反动派所期望的要发生甚么变化罢！“嚣张”！自然是不好的事！只可惜几千年的中国工人总是在极“嚣张”的官厅与东家的压迫之下，没有人肯理会他，反转是以为工人应当第一个受“嚣张”的制裁！惟愿我们广东的一切青年劳动军人无恙！你们要为了民族革命的利益，帮助“能拥护农工的国民党”到底；国民党忠实革命的领袖与党员自然会决定对于你们的态度。载《中国青年》第151期署名：代英
在欢迎省港罢工工友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恽代英在欢迎省港罢工工友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这是恽代英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欢迎省港罢工工友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纪录，原题为《恽代英先生演说词》。各位工友，各位同志，今天得与各位叙会，兄弟是非常欢喜的，现趁此机会表示一些意见为工友们参考。今天为什么开这个会，就是欢迎罢工工友，也可说是欢迎我们兄弟，也可说是欢迎能实行本党政策而反帝国主义的战士，欢迎你们，就是表示亲爱你们。但我们为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呢，第一点，帝国主义自侵略到了中国常常用兵力压迫我们，还要我们赔偿兵费，有一次要赔二万万五千万元，这笔巨款现在尚未还清。而这款是从何而来呢，都是吸我们人民膏血而来的。帝国主义以兵力压迫我们后，还要赔偿兵费，这种行为不啻盗贼掳人勒赎一样。我们痛苦极了，我们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第二点，帝国主义等助北洋官僚、军阀以压迫我国人民，如袁世凯及段祺瑞当国之时，则借款与他压迫残杀人民，甚至借款与袁世凯称帝，现在我国负债有十万万元之巨，这种债初是由帝国主义借款与军阀官僚来迫压我们，那要我们人民赔偿，所以我们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第三点，以兵力强占土地如九龙、广州湾等处之租借地，沙面、上海、汉口等处之租界，用使馆来管治中国人民，收容军阀土匪以捣乱国家，残杀人民，所以我们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第四点，帝国主义占据我们海关，强迫协定关税，洋货税率甚轻，而土货税率反重，遂至洋货价廉，商人均贩运洋货，土货因之滞消，使我国实业不能发展，而工人、农民失业日多，由游民而变为匪，国内穷乱所由而生，所以我们也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除此外，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事实非常之多，不能于短时间所能尽述。但还有一重的，即帝国主义在我国自由开设工厂，以微资招集我们工友入厂工作，其待遇非常之苛，工友之惨痛非常，而帝国主义每年都括去了一宗宗大款，这尤要我们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工友们，我相信我的感觉与你们是一样的，我在上海的时候多，我常见早晨马路上一队队工友进去上工，夜晚一队下工，大多数是衣服褴褛，其生活痛苦可想而知。但马路汽车上下亦是很多，十分之八是外国人所乘，还有是那些发洋财队的的阔人坐的。我们一天做工很多，还是穿破衣走路，有时还受他打骂，甚至要常常遭他们辗毙在路上。这种情形，我相信香港也是如此，这是若何不平等呀！所以我们真是除了打倒帝国主义没有别的生路。我们知道，孙先生为什么创造国民党，孙先生并不是因为想做大总统，而是为要打倒帝国主义而入党。我党同志以全国计算有一百万之多，应该要一齐“反帝”。但帝国主义船坚炮利，很不容易打倒的。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广州杀了许多工人、学生，他们（帝国主义）只为我们一起来反抗，便实行大屠杀，但我们决不会因此就害怕了他们。我们因为他们无理压迫、惨杀，所以反抗他们，他们实行这种惨杀，我们惟有继续奋斗与他们拚命死战。当上海惨杀案发生后，我们遂尽力宣传于民众，所以上海工人、商人、学生一律罢市、罢课、罢工，此时我们正希望反帝空气普遍全国，而乘机打倒帝国主义。当时罢工工人有二十万及许多学生、商人，力量本来不少，为什么不能打倒帝国主义，而卒归失败，其原因有数点，我希望省港罢工工友晓的上海罢工失败情形，以供参考，得一方法以打倒帝国主义。第一点有军阀为破坏之，如张学良当惨案发生到来上海，初则扬言援助罢工“反帝”，不久他到了英领事馆要与帝国主义磋商，要助他在长江发展势力，遂不惜破坏罢工为条件，而商人亦勾结帝国主义开市了。在省港罢工则有国民政府援助罢工，所以我们知道，国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第二点有买办阶级以破坏罢工。他们不愿意罢工，因罢工对他们有损失，故与帝国主义勾结而破坏罢工。当罢工时要巨款接济，上海大商不肯拿钱接济，使罢工坐归失败。第三点知识阶级也有破坏罢工的，如职教员等他们不愿意罢课以援助罢工，老早就把学校放了假，同时要学生家长阻止学生援助罢工。还有一点我们非常痛心的，即本党里反动的分子，他们要做官，所以勾结帝国主义以谋助他升官发财，致罢工风潮发生，他们都说为过激党指使，而同时暗通帝国主义捉拿罢工活动的人。这种反对罢工的反动分子，不特在上海如是，他们还跑到北京开西山会议，反抗国民政府。以上所述，我们知道罢工失败原因，是受帝国主义走狗买办阶级、反动派之破坏所致。然罢工同志仍然坚持，但经数月后，他们压迫愈利害，稍活动的同志，都为他们摧残。至于罢工失败结果，是非常惨痛的。当失败上工时，外国资本家要工友签字，此后不准反抗，故当时上工后，还有一部分工友，再欲罢工。但情形已不同了。从前租界与华界划分的，外国人不能越界捕人的，及罢工失败后，则华界与租界打通了一片，无论租界华界可以随时捕人，其用心欲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所以不能再次罢工。但是罢工虽然失败，而反帝运动，没有一些停止，非打倒帝国主义不止。各位工友，我们罢工回粤，都是痛苦之极，而比较起来还要好一点。我们坚持数月，有党及政府极力援助，其他各界人士也能尽力援助，如现在举行各界援助罢工周；我们希望反帝战士继续奋斗，希望党及政府要继续孙总理遗嘱“反帝”到底，以达到罢工完全胜利。载《工人之路》第236—238期署名：恽代英
五卅运动与阶级争斗（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恽代英五卅运动与阶级争斗（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重良：你若仔细观察五卅以来各阶级的态度，当不至有这些疑问[1]。五卅运动若认为是全民族的解放运动，我们应当说资产阶级的捐款是对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对工人的恩惠，他们纵然出了钱，没有理由禁止工人向他们提出改良自身生活的要求。然而就事实说呢！他们出钱便已经太不能令人满意了！他们怕牺牲所以第一步不肯坚持罢市，第二步又不许华厂工人有停工的爱国表示，第三步更千方百计逼日厂工人上工，以减少工人救济费用。全国资产阶级不能救济二十万爱国的工人，甚至于不能救济数万英厂工人，还有甚么脸面要求工人对他们停止阶级斗争呢？对于阶级斗争我们只应问工人的要求是否正当，工人决没有因为爱国，因为希望资产阶级靠不住的救济费，而舍弃要求改良生活的正当权利之理，有人心的人亦决不肯帮资产阶级拿爱国的大帽子使工人饿死不敢开腔，我想这是公理人道所关，不仅系一党一派之主张而已。至于你虑得罪资产阶级，将来资产阶级不捐助罢工者，你不知这次资产阶级所以比较尚肯捐助，本只是为他们自身利益的缘故，若罢工于资产阶级有利，你便得罪了他们，他们亦要捐助，否则纵不得罪他们亦无人肯捐助。五卅运动起时，正上海商人苦于印刷附律[2]、码头捐[3]等案而无力反抗，所以六月一日他们利用时机宣告罢市，然而罢市时各种表示，只提印刷附律、码头捐等案，决不提日人凶杀顾正红一语，他们想借工人罢工以要挟外人，争取会审公堂与工部局加增华董，他们帮助罢工，何曾有一点为国家之诚意，不过完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打算盘而已。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曾因修改条件大受民众叱责；照你的想法，他们一定不肯帮助罢工了，然而他们为要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仍旧降尊与工人、学生相周旋。及十一国商会协商略有成议了，总工会的局面亦一天天危险了，于是有流氓捣毁、官厅封闭，商界中人袖手旁观，正遂他们借刀杀人之私意。资产阶级做事，只问于自己利益有何关系，他一方挟无产阶级以与帝国主义争自己的利益，一方挟帝国主义以制无产阶级使不敢摇动自己的权利；此在无产阶级善于应付则可以合作而不牺牲自己的利益；苟不善应付，纵拚命牺牲自己利益，在资产阶级得达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之时，仍旧不会与无产阶级合作以反抗帝国主义的。代英载《中国青年》第103期[1]《中国青年》读者重良的疑问是：“我觉得当对外战争时，国内各阶级似应联络一致。……若照贵党的主张，对外与对内的阶级斗争，不妨同时进行，设当对外正急紧时，资产阶级以挟嫌故实行其不拔一毛主义，无论劝捐者如何勉励，他宁肯得不爱国之名，决不捐一钱给罢工者，试问当此情状，仍是继续对外战争呢？还是停止对外先清内奸呢？”重良来信刊于《中国青年》103期。[2]印刷附律规定，一切印刷品均须经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审查，才准付印。否则，得处以三百元以下之罚金，或三个月以下之监禁。[3]码头捐系于一八九八年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呈请领事团向上海道商定，照货值抽千分之一。一九二五年四月工部局改为按该货关税（当时关税为值百抽五）的百分之三计算，即按货价抽收千分之一点五，比原数增加百分之五十。
我们的战略（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恽代英我们的战略（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让那些妥协派去鼓吹和平了结的论调，让那些空想派去鼓吹暴动开战的主张，我们真诚为反抗帝国主义而作战的人们，应当认清客观的事实与我们主观的力量，决定我们切实可行的战斗方针。为甚么要和平了结呢？全国至少有几百万人都激怒起来了，而且在现在全世界劳动阶级与弱小民族革命势力渐次抬头的时期，帝国主义自身亦开始摇动而不能自己支持，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用敷衍苟且的方法欺骗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反懈弛了即刻可以成功的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但是现在如何说得到即刻便要暴动开战呢？我们民众还有多数不了解帝国主义的罪恶，还有多数误认反帝国主义便是义和团的排外复仇运动，还有多数不知道为反帝国主义先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这种乌合之众，而且很多易致失败的弱点，如何能即刻引导他们上战场去呢？自然在这运动之中，有少数冒失激烈的人，要以为非暴动开战不为快；然而若象今天这样，是不是多数民众可以跟着他们起来！而且起来以后是不是能为持久的战斗，不至于一哄而散，反失了以后号召他们行动的可能，都是丝毫没有把握的事情。然则现在应当怎样办呢？第一，倘若不是世界或中国有了急激的变化，不是我们现在应当暴动开战，我们应当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宣传组织工作，以预备这个暴动开战。第二，我们反对重查沪案与国际会议等帝国主义的阴谋，反对减低现在的交涉条件以牵就帝国主义；我们与其要不满意解决，宁可不要任何解决，让他成为悬案，永远悬在四万万人的心中，象二十一条交涉一样。因为这样，我们还可以长久用为宣传民众的资料，使他们永远不忘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残忍，以激起他们常时为反抗帝国主义而战斗。第三，每一个帝国主义的惨杀，每一个军阀的压迫爱国运动，都应当即刻用为宣传材料，广为宣传此种事实，使人人都发生打倒帝国主义的决心。第四，注意宣传的结果，不是要被宣传者浪漫的暴动，更不是要他们悲愤而自杀，是要使他们知道只有组织群众才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实力，而且果能组织群众，亦一定可以打倒帝国主义。第五，注意利用各种机会，宣传组织学生、工人、农民、小商人乃至于兵士。我们要组织学生会、工会等职业团体，尤其要组织可以指导此等职业团体之同志结合。只有有了好的这种结合与职业团体，才是我们暴动开战的日子。载《中国青年》第88期署名：F.M.
致柳亚子（一九二五年七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恽代英致柳亚子[1]（一九二五年七月）亚子先生：函悉。近日外间工作较少，正拟从事编纂废约运动[2]小册子，以各种统计材料证实条约妨害民生之事实，惜限于学力，且文献不足征耳。少年中国学会开会时[3]，醒狮派诸君用种种方法贯彻彼等之目的。彼等利在于一切地方均用含糊语气，以爱国运动四字忽略一切民族自决、阶级斗争等理论，且以“反国家之言论及行动”指一般为蒙藏民族、劳动阶级主张权利的人，且禁制一切超国家的学理宣传。虽经我提出对于现在交涉应规定之各种态度，在讨论中则欲以笼统之“各界的爱国运动”代“学生工人之爱国运动”，删去“上海总商会”、穆藕初、闻兰亭、贾丰臻、曹慕管、梁启超、胡适等一切指名斥责，而仅留一笼统不着边际之辞，此亦见其怯弱而预留妥协地步之态也。少年中国学会诸君，因生活地位关系，决不敢轻易加上革命党的头衔，所以结果必群趋于可以取巧欺世之国家主义。我辈不过姑与相持，能拉若干分子过来，便拉若干过来也。代英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根据内容判断，是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中旬，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第六届年会以后不久写的。[2]废约运动，是五卅运动后在全国掀起的争取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3]指少年中国学会第六届年会。
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恽代英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甚么是革命的势力，甚么是反革命的势力，在五卅运动中间，都显然呈露出来到每一个有眼睛的人的面前了。反革命的人总不愿意听见强力反抗的话头，他们希望帝国主义者自动的让步，希望一个帝国主义者帮助我们打倒另一个帝国主义者，希望军阀帮助我们打倒帝国主义。他们不信任人民自己会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能力，而且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厌憎恐怖人民自己组织团体的进步，常根本要破坏人民自己的组织团结，与人民信赖自己组织团结力量的观念。在上述的标准之下，我们可以看见有五种人：第一是大商买办阶级，他们忽略代表上海大多数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要求，自己与北京特派员勾结，摆出垄断此次交涉的面孔，而他们的交涉又充分的表示出来他们上层阶级的妥协自私的态度；第二是一般“高等华人”，如梁启超、丁文江、胡适、余日章之类，他们根本不懂民众的组织与其自救自决之觉悟的重要，他们不懂开会游行的真正意思，他们把自己看做命定的奴隶一般，以为除了要求帝国主义者发慈悲讲公道，组织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公平无私的中外调查委员会，没有方法解决这个案子；第三是那些希望缩小范围专对英日或专门对英的学者名流，他们虽然比较进步，然而他们亦是不肯相信民众自己的力量，希望不靠民众自己的力量而靠那一个强大的邻国出来说公道话帮助我们，所以他们急于要把美法丢开，甚至于要把日本丢开，他们常常喊着要开市以维持罢工，要使日人工厂工人上工以维持英厂工人罢工，然而他们这种敷衍妥协的心理，恰足以灭杀民众革命的精神，便宜了美、法、日本，美、法、日本既不因感吾人之好意而助我抗英，维持罢工或仅仅维持日厂工人上工，亦究竟是丝毫没有把握的事情；第四是那些信赖政府、军阀或者是仍旧信赖法律解决的庸俗论者，他们反对罢课罢工，主张应当静候政府解决，或者自由法律手续谋正当解决，有时他们主张谓罢市罢工为消极不能持久的抵抗，不如请张作霖、孙传芳派兵来收回租界，或要求他们对英宣战，这是有些准官僚的绅士、教职员、律师或法政学生等常有的见解，他们虽然明知这都是一些不通的死路，但他不相信除了这些“求神拜佛”式的方法，有甚么更有把握能打倒帝国主义的法子；第五是那些反对甚至于破坏工人、学生组织的资本家、教职员，例如穆藕初、闻兰亭帮助日纱厂资本家教唆其不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利，曹慕管、贾丰臻怕学生势力扩大不受教职员无理的箝制约束，以及近来在各处散布总工会、学生会的谣言，利用工贼或流氓作种种破坏总工会言论与行动，想引起大家的疑惑非议，以便于引军阀出面压迫，而根本破坏爱国运动的一般人，他们都是根本妨害国民革命势力之进步的。所以大商人、资本家、名流、学者、律师、教职员，一切在社会上所谓比较有地位或者自以为有地位的人，常常是反革命的。我并不是说在上述各种人中间便不可以有纯洁努力的革命分子，但这总是少数，而这种少数的分子仍是不免于深中“缩小范围”等说之毒的。甚么是革命的势力呢？第一是工人，他们是因为困苦无所挂念的，所以比较有决心；他们的聚居而占经济上重要地位，便使他们加增战斗的勇气。第二是学生，他们虽然没有经济上的地位，而且比较浪漫软弱不能持久，然而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高，由知识而唤起的同情心比较丰富，他们比较容易感动而感情比较热烈。第三是小商人，他们虽然在生活上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能无多少关系，但他们因为既未曾自己经营工厂，与工人的组织不发生利害的冲突，对于帝国主义又没有买办阶级相倚为命之关系，而且买办阶级包办一切的态度是他们所不甘愿的，所以他们比较富于爱国心，而在爱国运动中容易与工人、学生相结合。第四是农人，他们虽然没有工人的团结与自信力，但他们在生活上之要求革命与可以无系念的从事于革命，与工人没有两样。第五是兵士，他们本只是经济上落伍的农民，平日虽似为反动势力作爪牙，但在全国一致的空气中间，他们每易于倒戈为全国人民利益而奋斗。工人、学生、小商人、农民、兵士，他们都是在社会上比较没有地位的，但他们常是革命的力量。自然在他们中间亦一定有反革命分子的；然这种反革命分子若不是自己有意去为那些所谓有地位者作走狗爪牙，一定是受了所谓有地位者的欺骗蒙蔽而不自觉悟。革命的青年，认清楚谁是你的革命的伴侣，谁是你的革命的仇敌罢！不要丢了你的革命的伴侣，却只是等候那些反革命的“士商阶级”出来领导革命！载《中国青年》第83期署名：但一
告愤激的国民（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恽代英告愤激的国民（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大马路的流血，十余日来罢市、罢工、罢课的大牺牲，亦许因为外交官、商董的妥协，使交涉的结果仍然是归于失败。这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忍受的么？有些人说，这只怪我们没有武力的后盾，所以外交官、商董自然不能不趋于妥协。不错的！假如一般兵士都有为国杀贼的决心，假如全国同仇敌忾的工、商、学界都已经武装了起来，我亦相信外交官、商董都可以大胆一点，或者我们竟是以武力收回租界，或者我们竟是对外国强盗宣战。不过在今日军阀政治之下，宣传下层兵士与武装人民，都是有许多障碍的，倘若因为一时的愤激，甚至于要求军阀派兵作武力的后盾，我相信结果或只是便利了军阀侵占地盘的野心，他们决没有胆量与帝国主义相抗战，所以他们决不能挽救外交官、商董的妥协态度。有些人说，这只怪我们没有严厉的监督，所以外交官、商董可以肆无忌惮的妥协下来。不错的！假如下层人民的组织广大而坚固，他们能够有独立的见解与战斗能力，他们一定要达到满足自己的要求才开工、开市、开课，那便他们尽可以不依赖这些妥协的外交官与商董，若交涉不得他们的同意，便根本不生功效。不过下层人民若没有很好的组织，他们若还很富于依赖外交官、商董的心理，有些人专想用手枪炸弹威吓外交官、商董，以为这便可以严厉的监督他们，这都是太空想了！满清末年的炸弹，不能挽救亲贵之腐败，俄国虚无党的暗杀，不能灭杀俄皇之横暴。倘若我们采取这种方法，只是一方使这些外交官、商董因恐怖而更托庇于外人（蔡廷干、曾宗鉴的住公共租界便是此种恐怖心理之表现），以加增他们反动的程度；一方吓跑了一般比较怯弱的群众，而那些本心不愿只因迫于大义不敢反对这种运动的人（如贾丰臻、①……江亢虎、梁启超等），更乐得利用机会助帝国主义防止一切所谓“轨外”的行动，以灭绝群众的革命感情，而恢复他们自己统治地位的尊严。所以在群众组织与宣传未尽善的时候，一切暴动暗杀的行为，于革命运动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然则我们应当坐看交涉的归于失败吗？决不的。我们应当尽力所能宣传下层兵士，运动武装人民，而且要尽力促进各种民众的组织，使他们比较更有力量监督外外官与商董，但我相信一定有许多我们力量所不能到的地方。我们有力量所不能到的地方，不要灰心，不要只是一味愤激，要知道这是我们组织宣传群众功夫还未尽善的原故，我们要更努力去组织宣传群众，以便于下一次的卷土重来。我们应当就这一次交涉的经过，把人民依赖外交官与商董的心理，痛快的加以打击。我们应当使一切人民知道团结的必要，应当极力维持而且改良眼前各种临时的人民团结（如工会、学生会等），使成为永久的而且内容完全的组织。我们应当知道五月卅日勇敢的租界讲演，完全是近年来组织宣传群众之功，趁现在使我们的组织宣传更扩大，那便我们要有更大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不论交涉的成功与失败，我们最重要是使一切眼前人民的团结都能够继续存留下去，而且还许有更多更大的团结。不过有一个问题来了！眼前人民的团结又很不易维持下去呢！每个团体都有爱出风头爱捣乱的人，在紧急关头这种人有时虽不敢活动，然而风潮一缓弛下来，他们即刻便会作怪，即刻便会来破坏人民的团结，这要怎样对付他呢？其实这并不难对付。我们应当在每个人民的团结中间，找出一切真诚而热烈的分子，把他们联合起来，使他们成为这个团结中间的核心，代表这个团结中多数人的意见与那少数出风头捣乱的人奋斗！出风头捣乱的总是少数人，而且他们是多数人所厌恶的。我们要赶快把真诚热烈的分子组织起来，使他们无从破坏人民的团结。载《民族日报》第6号署名：代英①略有删节。
辟三种洋奴的论调（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恽代英辟三种洋奴的论调（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这几天很发现许多洋奴的论调，他们完全站在外国人的利益方面说话，极力要缓和这一次的风潮。只须一翻阅六月十一日的《中国晚报》，便发现了三种荒谬绝伦的主张。第一是厚脸皮的江亢虎所发表的“缩小范围”、“就事论事”说。怎样叫缩小范围就事论事呢？自然江先生的意思是说，印捕杀了人便只要问印捕，外国人杀死了中国人便只要照租界向例每人抚卹五十元，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江先生的“期于速了”的目的。告诉江先生，除了象你这般帝国主义的走狗会有这种思想以外，我们的想法却正与你相反。我们要扩大范围，绝对反对只就事论事，而且我们是预备一个长期的奋斗，并不存“期于速了”的心。我们对于印捕杀人，一定要追问到捕头并英领事，而且追问到租界上外人所有的特权，我们为要防止以后再有同类事件之发生，必须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便在惩凶赔偿两项，亦须与当事国以严重的惩罚，使他们以后不敢肆无忌惮。所谓就事论事，便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寻个最省事的办法敷衍面子的鬼话。我们必须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必须要趁这一次全中国人创巨痛深之余，努力唤醒大家，为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而谋为长期的奋斗。一切要缩小范围期于速了的论调，都是一般洋奴帮帝国主义者减轻责任的说法，切不可让民众受他们的蒙蔽。江先生若听了这话，又以为这是鼓吹赤化，酿成国内与国际的纷争，最好自己多研究一点共产主义学理与国际实况，自然可以少些无谓的恐怖，而且对于这种无识的瞽谈以后亦可以免开尊口。第二是梁启超、范源濂等的和缓上海空气说，梁启超等那种超然置身事外，提出什么“希望两方面应该注意”的一类话，这已经十足的表示出他们的没有人心。他们说了许多“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双方的和衷”等鬼话，想拿这乞哀于外人么？外人决不会把他们的话放在眼里；想象这灭杀中国人的热态么？这种生心外向的汉奸真人人得而诛之了。他们居然说得出“中国的情形与几十年前已经不同了，……外人二十年前可以自由处分的事件，在现在不能不问本地有关系的中国的意见和中国全国的舆论。”真正肉麻极了！要在二十年前，对于外人自由处分的事件，中国人不知反抗的时候，想必梁启超等连这种缓和空气的宣言都用不着发表了！我们绝对反对一切缓和上海空气的企谋，我们希望上海以至于全国的空气更紧张，因为在平日大家不注意不平等条约的必须废除，只有在这一次事变以后上海与全国的空气一天天更紧张，才可以使人人真正觉悟不平等条约的必须废除，而且只有这样大家才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心。不要听这种洋奴汉奸梁启超等的话，为不平等条约又延长几十年的命运。第三是最荒谬的陈霆锐的法律问题的研究。我听了人家在这种案件中间讲什么法律问题，便觉肉麻，而陈君的一篇谈话尤其令人要作呕三日。陈君教我们对于惩凶赔偿二事，必须在英国驻华法庭与领事起诉，所以他主张筹备相当款项，敦聘“英美”律师“在号称文明国之法庭上，一试验其公平之有无”。这种洋奴的脑筋与声口，居然还有上海学生会与东吴法科学生会这样重视他，真令我发生无穷的怪诧。文明国法庭公平之有无，一定还用得着这一次去试验他么？我们并不曾做亡国奴，便令已经做了亡国奴，我们还应当努力打破我们这个奴隶的命运；对于这种惨杀的事件，为什么不诉之于人民的实力与世界的公论，还必须请求仇敌国的律师，申诉于仇敌国的法庭，以求不可知的胜负呢？法律家总是帮助统治阶级强盗的，他们本心便不赞成那个“犯法”的五卅事件，他们本心还要科五卅事件中流血诸烈士以违警律，（许多报馆记者说，学生之罪不至死，都是要根据法律，肯定学生罪名，不过觉得死罪太重耳！唉，流血诸烈士死而有知当褫此辈之魂魄！）这种人如何亦能令他对五卅的革命事件发表意见呢？自然我知道这种人是反对一切革命行动的。但是我请问，便假定照他的主张，试验的结果，仍旧证明“文明国”的法庭无公平之可言，他们这些法律家又有什么高见呢？唉！文明国么？大马路的屠杀，上海大学等处劫掠侵占，曹家渡等处的掳捕放枪，土匪强盗的面孔已经完全暴露在一切有眼睛的人面前了！独有你们这些法律家没有长眼睛，还说得出这种无识的话！载《民族日报》第4号署名：代英
学生的背水阵（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恽代英学生的背水阵（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这一回因为激于义愤，有许多向来在教职员积威压迫之下的学生，都能够不顾一切，冲破学校的束缚与压制，出来与各校学生相结合，以取一致行动了！学生能够跑到这些苟且怕事的教职员前面去，这总是可喜的事情；象这样的事，在清末革命运动是第一次，在五四运动是第二次，今天是第三次。就表面情形看来，教职员亦组织了联合会，追随学生之后，来做爱国运动了，我们不能说教职员中间便没有勇敢急进的人可以指导学生的运动；不过我要警告学生们，至少有些教职员的爱国运动是不可靠的。教职员们最大的弊病，是总要维持自己的威严，他们总不愿意学生冲破了他们的束缚与压制，所以他们时时刻刻想把学生重新纳于他们的规范之中。我们若骂这种教职员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不免太过分的；然而他们这种“复辟”的阴谋，结果自然要减杀学生的反抗精神，破坏学生的团体，使学生变成软弱无力，于是他们为帝国主义压灭了这一次的运动。教职员“复辟”的阴谋，有下列的几种：第一，提前放假或鼓励学生请假离校，因为这样，便可以使那些庸弱而思家的学生散去，留着少数热心的人使他们做不出甚么事情。他们最怕学生多开会，渐渐组织成了强固的团体。所以他们利于学生分散。学生都分散了，他们便要压迫这少数热心的人亦很容易。第二，利用捣乱的学生，在学生会中间惹是生非，他们便随处宣传学生会内容怎样不好，使学生大家厌弃学生会。学生没有做事的经验，而且为才识所限制，自然不能事事满人意的；他们见了不满人意的事，便张大其辞，加以鄙夷丑诋，于是劝本校学生会脱离学生会，劝各班脱离全校学生会，等到大家分散了，他们一个个压迫下来，没有人有力量能反抗他们。第三，等到群众热度稍低的时候，他们又拚命传播那些似是而非的稳健论调，甚么还是要勤学救国啊，敦品救国啊！他们全不想象他们几位的勤学敦品，丝毫无补于国家之危亡，却只想利用这些话儿，以软化学生们的革命精神，而使自愿的投入他们所设的网罗中间。第四，他们在此时联络取媚那些最热心活动的学生，等到风潮稍衰了，他们翻转面孔，首先勒令这种学生退学，亦许便在暑假中间，写信令他们再不要来校，以除去祸根；同时用强力解散学生会，重新逼令学生读死书，再亦不许过问社会上乃至于学生自己的事情。做到这步田地，于是乎他们可以高枕而卧，而一般帝国主义者亦便可以高枕而卧了！我要警告参与这一次运动的学生们，你们要小心这些教职员的“复辟”的阴谋。你们要是没有很好的对付他们的方法，不但学生的团结会被他们破坏，便是你们自己，亦许不免于被他们勒令退学或重新要忍受他们的专制的压迫。有些学生是已经预备牺牲一切的了，他们因为激于义愤，所以拚着退学、开除的危险，挺身出来领导同学们奋斗！他们这样的坚决勇敢，是值得钦佩的。不过为学生运动的前途，我还希望他们要更加前进一步：那便是说，不要只是持预备被学校开除的消极态度，因为你们这一次被开除了，下一次你们的同学更不敢轻易违抗学校，出来尽力于社会运动了。你们应当努力团结同学，而且团结到各学校中间去，使学校因为看见你们的团结，永远不敢开除你们。所以我以为这一次是有些学生的背水阵。你们能团结，能使各校间的团结坚固，你们便不怕教职员的反动。你们应当把一切有觉悟的学生用各种方法联合起来，反对提前放假或自由请假，反对捣乱的同学离间你们的阴谋，反对传播似是而非的论调之传播，反对假期中间及其以后之勒令退学的乱命。你们切不可退后，切不可中于他们的浅薄的邪说，自相携贰，使他们的诡计可以施逞得出来。我告诉大家要防备教职员的反动，或者有些做贼心虚的教职员又要以为我在挑唆学生对他们闹风潮，我又在进行甚么“党化教育”的计划。我应当借此警告学生们一句，我只是要你们自己有一个好的团结，使教职员不敢有甚么破坏你们的阴谋，苟非必要，我并不赞成你们有甚么排斥教职员的举动。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是很不满意于你们的教职员的；但一则只要他们不能妨害你们的进行，用不着去排斥他们，一则你们若排去了他们，亦不一定即可以找着比他们更好的人。……①其实倘若真正有甚么“党化教育”的事，亦不是几个落伍的党人想借口办教育与人家抢几只饭碗而已。关于这种饭碗的竞争，学生们自然还应当是慎重，莫受他们利用。但学生应当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这却不是可以随意诬赖他们为“党化教育”运动的。载《中国青年》第81期署名：但一①略有删节。
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恽代英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么？为什么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主张阶级争斗？读来函及所寄《四明日报》副刊各文，我相信你的见解比“醒狮”诸君要进步。你承认社会主义、世界主义，说明你所谓新国家主义是准备演化准备变迁的。你赞成各国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主张不妨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同时进行世界革命，千方百计和各强国的无产阶级相联合，以谋打倒帝国主义。你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确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凡是受他压迫吃他苦楚的都应结成联合战线。各强国无产阶级固应联成一线，弱小民族是全个民族都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所以应该全个民族加入战线。”你亦明白承认苏俄现在曾经以全国力量暗助各国无产阶级，以达到世界革命之目的。这些进步的意见，决非“醒狮”诸君眼光不出中国“士大夫”范围的所可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问题，若非很客气的存而不论，便亦许学那些“反共产大同盟”的先生们的态度，暗骂有你这种思想的人是亲俄卖国。你说“醒狮”所提倡的有时未免带“旧国家主义”色彩，与你所谓“新国家主义”不同，这句话我亦相信。然而我究竟相信你所谓“新国家主义”，仍旧与“醒狮”诸君的“旧国家主义”不免有同样的错误。第一点，我很奇怪的，便是你们同那些无知的“反共产大同盟”诸先生一样，总要假定中国在今天有甚么人主张“即刻”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根据你们自己的假定，唠唠叨叨的反驳了一大篇理由。其实这不是大笑话吗？我们在无论甚么地方都说明今日当前最要的事务，只有国民革命；我们常常用各种方法引导全国各阶级从事于国民革命，而且尽力于改进与扩大国民党的工作；我们正是因为如你所说的：要从列强势力压迫之下，谋“全个中国”的解放，不论贫富都应当联合起来，以打倒列强压迫的意思。假令因为世界革命的结果，帝国主义不待我们打倒而自己崩坏下来，国外无产阶级势力澎涨，因而使我们的无产阶级得着援助，能压倒我们的新兴资产阶级；这样，中国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一阶段，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假令帝国主义自己并未崩坏，中国并未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先打倒帝国主义而欲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只有不知人事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中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较俄国少几倍，这并不能断定中国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俄国机器工人与全国人口之比，不较英美少二三十倍吗？俄国既可以比英美先成就无产阶级革命，却断言中国一定不能成就这种革命，这是如何无理由的事。我们所以主张今日最要的事是国民革命，并不是说中国在无论如何情形之下均无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我们只是因为不能坐待世界革命，坐待帝国主义的自己崩坏，所以要先努力于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无产阶级单独的力量是还不够的，而且各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亦可以参加这种运动；所以我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亦希望为谋“全个中国”的解放，不论贫富都联合起来。一个真正注重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否认中国有无产阶级专政之可能，更不应因为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争斗。你说：中国机器尚未发达，劳资两阶级对峙的形势尚未形成，从极富与极贫中间还有许多中产阶级，中国的贫人和富人尚未到你死我活的地位；为抵抗帝国主义，中国应该全个民族加入战线，不必自相携贰，生把贫富分成两橛，减少战斗的力量，甚至抵消战斗的力量。你这些话，完全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见（虽然是不自觉的）。我们丝毫不让步的反对国家主义，正因为一切国家主义者都是要命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他们都是想用“全个民族”的好听名词，欺骗无产阶级，一方要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之利用，帮着反对妨害他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一方又想使无产阶级眼光注意到对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于谋自己阶级利益的争斗。我们为打倒帝国主义，固然要联合各阶级的革命势力，但我们并不因此便放松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而且我们相信革命的实力究竟在更多的无产阶级之参加，我们为要使更多的无产阶级之参加，尤其要注重无产阶级自己利益的争斗。你说“生之欲望”决定人类的行为，这是不错的。无产阶级必须为“生之欲望”才能踊跃参加革命；换一句话说，便是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解除自己的经济压迫）而参加革命。既然如此，我们要无产阶级牺牲了眼前很明显的自己的利益，不进行阶级争斗，而希望他们热心于为那抽象的“国家”，这不与那些唯心派的空想家一样荒唐吗？无论唯心派怎样嘴硬，两千年的历史，许多读书明理的“士大夫”的实例，都证明经济（便等于你说的生之欲望）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注意，我们并未说他是唯一的原因），所以我们便是为国民革命，亦必须由经济争斗以引导一般人到政治争斗上面，对于无产阶级尤须由阶级争斗以引导之到民族解放运动。再就你所谓“生之欲望”来观察中国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大商买办阶级的“生之欲望”，在倚赖外国资本主义而享其余沥，所以他对于打倒外国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一定是反革命的。粤海关事件各地银行公会通电劝阻孙中山动用关款，广州商团事件陈廉伯企图打倒广州政府，这都是显明的事例。幼稚工业资本家与地主“生之欲望”，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与买办阶级）相勾结，以共同剥削中国的农工平民。摇动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智识阶级在内）的“生之欲望”，在不犯革命的危险，而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及其走狗之下，觅取比较安定的职业生活。你虽证明了因法律失效、军阀捣乱、外人横行等原因，全国各阶级都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必要；然而在一般除了危险的国民革命以外，还有比较容易满足他们的“生之欲望”的人们，究竟是不肯参加国民革命的。我们便就国民革命说，对于那些另有他法满足“生之欲望”的各阶级，究竟是希望不多的；我们最注意是顺着无产阶级的“生之欲望”努力参加他们的阶级争斗，以博得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于国民革命的同情。我们相信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强大，有时还可以减少那些上层阶级怕革命危险的心理，使他们比较易于参加国民革命；但是我们因为认定了革命的主力是无产阶级，便令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阶级争斗，象曾琦所说的失了部分士商阶级的同情，我们亦决不懊悔。为甚么我们要牺牲革命主力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去博取那些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险的士商阶级的同情呢？中国有一百万以上的产业工人，他们都是在中外公私资本家的压迫之下，他们的报酬待遇还不如欧美工人。这样的情形，如何说劳资两阶级对峙的形势尚未形成，工人与资本家并未到你死我活的地位呢？你生怕中国有了阶级争斗，要减少或抵消战斗的力量，其实没在阶级争斗，有些上层阶级始终并不曾用他们的战斗力，他们甚至为自己的利益，反助外国资本主义为虐，对本国无产阶级倒戈相向呢？即如你举宁波海员受欧美海员排斥，令人站在宁波东门街把他们身受苦楚普告宁波人，并且希望宁波商家能够自办商船，免得他们再在外国商船吃苦，你以这为阶级本位说不如国家本位说合乎实际之证据；然而我请问你，宁波商人若非有力自办商船而且自办商船可以得利，他曾因为你们国家主义者所谓一个“同胞”的受苦楚，便发生自办商船的事么？上海日本纱厂四万余工人的挣扎，曾不能动中国资产阶级乃至“醒狮”诸君之一念，他们本来便怕革命，更不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发生同仇敌忾的心理，他们本没有战斗力，如何会因阶级争斗而减少或抵消甚么战斗力呢？我们要引导无产阶级为自己的利益同一切压迫他们的人争斗（争斗的对象，还有一部分是在中国设厂的外国资产阶级），用这来号召无产阶级，用这来得着一般无产阶级的同情，使他们都来参加我们的革命运动，用这来随时打倒资产阶级一部分的压迫，以求无产阶级革命势力之发展。一个真正热心国民革命的人，为甚么一定要无产阶级屈服于不革命的上层阶级压迫之下，使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真意义，而且使他们革命的势力不能自由发展呢？论到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我虽不疑你是有意代表资产阶级，发表这样天花乱坠的空想，来欺骗无产阶级；然而我终不能不好笑你这种唯心的乌托邦式的幻梦。你说：国民革命成功以后，脑满肠肥的中国式的资本家，决不象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决不能结成联合战线，形成一个阶级；你以为那时我们主张产业国营、征收遗产税，他们必无力反抗。你真太看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了！你要知道假定照你所说的在世界革命的机缘未熟时，中国先成就了国民革命，那时国外资本主义的祸根并未铲除，那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自然会利用中国的资本家做工具，以压迫中国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打倒帝国主义运动。假定照你所说，我们在革命以前及以后，都应尽量防止阶级争斗，那便无产阶级只有在人家愚弄欺骗之中，他们自己阶级的力量不得发展；在外国资本家与中国资本家互相勾结以压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必无法反抗。至于说到这些脑满肠肥的中国式的资本家呢，他们在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并不见得便不觊觎政权，在外国资本家来勾结他们的时候，尤未必不心花撩乱。你只消看前一两年美国舒尔曼等吊中国买办阶级的膀子，便居然会发生商人政府之说；去年英国帝国主义利用买办陈廉伯等，便居然发生广州商团谋叛之事；可知这些脑满肠肥之辈并不见得便不象今日军阀官僚一样的可怕。我们相信倘若世界革命成功，根本铲除了这些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那时这些脑满肠肥之辈或真无所凭借而不能逞其恶毒；要是不然，纵然这些脑满肠肥之辈本不过是一般行尸走肉，眼明手快狠心辣腕的西方式的资本家亦会唆使他们结成联合战线，以为妨害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种阶级力量。你说什么产业国营，征收遗产税，亦许你真个有这种“节制资本”的好意思；不过若是那时无产阶级并不曾强大起来，并不能为你作有力的后盾，以防遏资产阶级的反动，那便我相信资产阶级的反动是一定要来的，无论你有什么良法美意，终只有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反动之下。每个相信“节制资本”的人，而反对阶级争斗恐怖无产阶级势力的强大，那不是存心欺骗无产阶级，便一定他是昧于事理的空想家。你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既曾努力于国民革命，至少可以争得普通选举权，这更是笑话。你以为世界上的革命，曾经有不靠无产阶级的努力，专门由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便是“醒狮”诸君所谓士商阶级）的努力做成功的么？便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性的法国大革命，实际仍是靠的无产阶级的参加，不过那时无产阶级自身没有阶级的觉悟，完全受了资产阶级的利用，所以自己并不因为革命的成功而得着一点甚么。倘若照你们的意思，在今天亦不要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要他们有阶级争斗的事情，教他们只是闭着眼睛跟着所谓“士商阶级”走；这样，他们在革命以后，必然没有一点实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无产阶级若没有一点实力为自己利益而奋斗，资产阶级为甚么一定要给普通选举权给他们？资产阶级不好意思不这样做吗？他们已经做了无数量的不好意思的事，一直到今天，那个主张德谟克拉西的胡适之先生都还有脸皮提出以解说文字为选举标准的意见，轻轻的想剥夺至少百分之十的人民的选举权。你敢担保国民革命成功以后，纵然无产阶级中无为自己利益奋斗的实力，胡适之先生以及还有许多不如他的“士商阶级”，都会进步到不好意思不给无产阶级以普通选举权吗？更有味的，你说中国智识阶级向来对贫者弱者表同情，不作兴恭维富人，却只有攻击富人，你甚至于说这是中国的文化关系、民族性关系，这真叫我为中国的智识阶级惭愧。我总不明白你们国家主义者所谓中国文化与民族性的特点究竟是些甚么东西，原来你认承中国智识阶级有这样优美的品性，便假定这是中国的文化关系与民族性关系！不过我问你，几千年来的文人词客，在皇帝脚下做奴才，在达官门前做清客，专门靠为富贵人家做寿序、墓志铭“打秋风”过日子的，这都不是“中国”的智识阶级么？或者他们虽然是“中国”的智识阶级，然而他们这种肉麻的行为，却不是“中国”的文化关系与民族性关系么？康有为、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张謇、胡适、黄炎培、郭秉文，都是中国智识阶级的模型，我不知他们看了你所谓“向来对贫者弱者表同情，不作兴恭维富人，却只有攻击富人”数语，是不是会愧死！你说现在国内思想界无不以社会主义为归宿，这有甚么可以自豪的地方？两千年中国读书人无不以仁义道德为归宿，结果无改于他们的卑鄙龌龊的行为；现在段祺瑞、吴佩孚、卢永祥、唐继尧，无不以废督裁兵为归宿，结果无改于他们的割据扰乱的事实。这般智识阶级纵然把社会主义当“南无阿弥陀佛”一样每天念一千遍，若他们不愿见阶级争斗，不愿见无产阶级这势力的强大，他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变做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有机会的时候，还会直接变做外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呢！你说中国智识阶级未曾受资产阶级的豢养，这更不成问题。只要中国资产阶级长大起来，他们自然要豢养智识阶级，智识阶级自然亦要受他们的豢养。中国的智识阶级向来是奉承统治阶级，而且是曲学阿世以为统治阶级作爪牙的。远之则秦散千金而天下之士斗，近之则陈炯明的一千一百元买得张东荪发许多丧心病狂的论调，你还怕这般“有奶便是娘”的先生们，因为甚么文化关系民族性关系，而不受资产阶级的豢养么？你说为智识阶级本身，无宁赞成产业国营，因为这个“国”天然是智识阶级发展才能的地方；你这说话，站在智识阶级方面看自然是不错的，而且亦许“醒狮”诸君同你都正在作这个迷梦，心想象智识阶级来同时驾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谋实现“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野心呢！（“醒狮”诸君的主张虽比你更反动，我料想总还在这种迷梦之中，总还不至于“已经”死心塌地专为资产阶级效劳役罢！）不过智识阶级是没有经济地位的，他若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使无产阶级势力强大，他决不能有力量抵抗资产阶级的反动。智识阶级亦许能掌握政权，然而这决不是智识阶级自身的力量，一定是因为他们能忠心为资产阶级作工具，所以资产阶级给以经济上的助力。那种梦想“天下之事舍我其谁”的先生，亦许做了资产阶级的工具而至死不悟呢！你的文中间还有许多应当批评的地方，但因为篇幅限制，而且最重要的几点已经在此篇中讨论过了，所以不再一一缕述。总而言之，我并不相信凡今日言国家主义的都是有意为资产阶级作走狗，来欺骗蹂躏无产阶级；不过我相信国家主义在客观上所生的结果，一定是于无产阶级大不利的，而且他妨害国民革命势力的发展，他使我们无法抵抗国民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反动。我愿你将我所说的仔细考虑一番，毅然取下你的国家主义的招牌，象你从前毅然取下你的改良主义的招牌一样；我亦是希望醒狮派中进步的分子仔细考虑我所说的话，毅然取下国家主义的招牌，与我们一同努力于有阶级性世界性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只要不是被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性所障蔽，决不会说劳苦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比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还不值得注意。我们今天应当决定志向，假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时，是帮助无产阶级呢？还是帮助资产阶级呢？我以为不但为将来的社会革命，我们应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相信为了国民革命而防止阶级争斗，是一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祝你打破你的迷梦与空想，不摇动的站在我们的方面！载《中国青年》第73期署名：代英
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恽代英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四万余中国工人，以前没有工会的组织，没有罢工的预备，为了反抗日人虐待，竟能一蹶而起，坚持奋斗至于两星期之久，逼到日本资本家不能不开对等的会议，签字允诺工人的条件。这是一个壮烈的战斗啊！我们眼见这种战斗的经过，可以得着下列的教训：第一，工人若没有联合，不能与资本家对抗，则他们的地位只有一天天的低落，社会上没有人肯注意到他们。上海的生活程度在这几年中间，至少高了三倍，然而工人的工钱不曾增加；不但工钱不曾增加，他们的工作倒反加了三倍了（五年以前，每个工人管六部车，工钱三角八分，现每人管二十部，工钱仍旧。以前棉条车每人每天一部，工钱三角四分，现每人每天三部，工钱三角七分。以前摇纱间开倒车每人二十部，现每人六十部，工钱仍旧）。社会上不少自命为讲人道的仁人君子，谁曾注意了这一件事？中国人受英美帝国主义之唆弄，向来是以仇日著名的，然而在上海日本纱厂监工殴打工人，厂中借故扣除拖欠工资，严格限定工人吃饭与入厕的时间等等，这种加于中国四万余工人的虐待，甚至于连“以仇日为业”的人亦会不加过问。然则工人的痛苦，除了工人自己起来奋斗，可以有甚么方法呢？我亦知道有不少热诚而愿帮助工人的青年，究竟只有使工人自己联合自己奋斗，是最有效力的帮助他们的法子。一切的人民应当都使他们联合起来，他们自然会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若不是他们自己起来，有时甚至于我们不能知道他们的痛苦，还说甚么为他们而奋斗呢？第二，产业工人确实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军队。产业工人之所以最革命，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知道要求革命的原故，只是因为他们聚集而利害一致，故易于相互煽动。长辛店设立劳动学校，是铁路工人运动之开始；然而不到一年便引起全京汉路的大罢工。上海最近的工人运动，更不过只是半年的事，居然便引起四万余人大罢工。我因此想：产业工人简直是一个火药库啊！资本阶级制成了这样的火药库，安放在可以致他自己的死命的地方；只须点一根火柴进去，便会轰然的爆烈起来。这样的革命势力，是如何值得注意呢？盲目的人轻看这种无产阶级，不知客观的事实，都证明只有无产阶级能有这种伟大的革命的力量。中国有一百六十万产业无产阶级（据《中国工人》第二期中夏君估计），他们掌管海陆交通运输、市政及各种重要工业。他们的联合，是中国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唯一可靠的力量。我不是说智识阶级、农人、游民、兵匪等人便不能革命，但这种人比较散漫而富于机会主义色彩（不勇敢而易于妥协），若不是有产业无产阶级做他们的中心与领导人，他们永远是徘徊摇动，不能很勇敢的、很坚决的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真正热心革命的青年，必要多注意产业工人运动，把全国的铁路、矿山、工厂及其他市政、运输工人一齐都联络起来，这才可以保证革命之进展与成功。第三，资产阶级与一切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只想利用人民，谈甚么全民利益的鬼话；但对于真正有关系工人、农民利益的事情，他们是很顾忌而不肯帮助的。这一次罢工中间，固然还得着一部分人的同情，中国纱业资本家因利用日纱厂的停工以渔取利益，甚至亦暗中有相助之意；然而一谈到实际援助工人，却大家踟躇不前，生怕惹了煽动罢工的嫌疑。此次工人宣布日本纱厂的弊端，只有是非心的人都应当可以有一个判别；然而这些平日向来装个伪善面孔的“士大夫”，偏能够把这一切是非都置之不论不议，漠然坐视这四万余工人坚苦支持，绝不为之援助。只消日本资本家说，这是赤化，这是有人鼓动，那便无论日本资本家待工人是如何的狠毒无人心，大家亦不敢有愤恨而出来赞助工人。这种人平日尽管谈爱国，谈国家主义，谈全民政治，甚至于谈工人利益，一到了这个关头，他们竟可以一声不响，或甚至于象《时事新报》，所谓“工团联合会”，所谓“国民党护党党员会”，与日本资本家索性一鼻孔出气，亦想把过激、赤化等名目来摧残这种工人运动。我们的民族革命，主要是为的占国民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他们所谓“全民”，却可以把这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抛之脑后。他们完全是要欺骗工人、农民，一天看见工人、农民自己起来争求利益，便把他们的马脚露出来了！中国要靠他们革命，简直是笑话。第四，罢工是给与工人的一种革命的功课。他们可以看出资本家之本何理论，帝国主义之用外交军备压制殖民地工人，各帝国主义间为压迫殖民地工人之互相勾结，殖民地之官吏之完全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然而虽然这样，只要工人比较有组织，便可以使罢工不易于失败；只要罢工不完全失败，便可以长工人的自信心，而加强他们的团结。这一次纱厂工人与资本家的契约，本不能说是甚么胜利，然而便是这种结果，已唤起了上海许多工人的阶级意识。最有味的，在上工后数日，有一日厂之童工在粗纱间忽然约齐罢工了，他们打毁了一些玻璃什物，待到巡捕来时，他们都坐在地上一声不响，再三询问才说出要求照契约发还储蓄金的意思，厂中只得屈服允可。这不是谁能教唆的。这些童工已经从大罢工中间学得了许多实际经验与方法，他们自然会运用。最近听说日本纱厂三万八千人的工会已经成立了，若是他们再加一番宣传训练的功夫，一定可以成为更有力的战斗军队，而且一定还可以引起别方面产业工人，与他们一样的，团结组织起来。载《中国青年》第70期署名：但一
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刘少奇，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刘少奇相关链接：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刘少奇（一九二六年五月）来源：《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校对者：郭鹭各位代表：今日主席团要我来报告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我所报告的范围，只限于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自第二次劳动大会至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情形。一、第二次劳动大会前后之中国职工运动概况及第二次大会之意义1．政治状况：当中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之前，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发生了利害冲突；此时北方之奉、直战争，吴佩孚被张作霖逐到岳州，表面上虽是中国国内战争，其实是英、日两帝国主义者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英帝国主义之工具——吴佩孚的势力已消沉下去；张作霖则依靠日本势力而伸张兵力于长江一带。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利用其老工具段祺瑞执政中央。如是，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一时衰落，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则极为伸张。英、日两国在中国的利害冲突起来，造成中国的内乱；中国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得一个发展的机会。2．中国军阀政治之动摇：此时段祺瑞虽执中央政权，但并无实力，不过做奉张的傀儡而已；同时，国民军也甚有势力，比较与民众接近。那时张作霖因无统治中国的能力，段棋瑞更无法号令任何军阀；同时接近民众的武力——国民军也产生了。当此军阀政治并未稳固之时，所以无论任何派军阀对于民众尚不敢十分压迫，而中国职工运动得有发展的机会了。3．国民革命潮流之高涨：奉、直战争发生，国民革命的空气普遍全国，各处都有国民会议促成会之组织。斯时孙中山先生乘机北上，极力宣传，国民革命的潮流十分高涨。还有一事，即孙中山先生之死。固然，中山先生死了，中国革命要受很大的损失，然在各地纪念会之举行，全国民众对于国民革命的意义，益更明了；革命运动的空气，反因是而更加高涨。国民运动潮流之高涨，当然影响职工运动之发展。4．中国职工运动自“二七”失败后，至此已到复兴时期：在此时上海有二万工人之大罢工，青岛亦有万多工人之罢工，“二七”后在北方被封之各铁路工会，亦于此时恢复起来，湖北一带工会，亦渐次恢复而发生罢工。又广东之铁路工人罢工，兵工厂工人罢工，援助革命政府，肃清刘、杨，此为中国职工运动复兴之现象。5．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工作及其影响：各位或有参加过第二次劳动大会的，此次大会的重要议决案是什么呢？（1）工农联合：固然现在工农联合不成问题，此大会后或许更加发生密切之关系。但在第二次大会时却是很有意义，因在中国工农联合的议决案以此为第一次，故自后中国工农的关系更趋密切。（2）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发生正式关系自此始。中国工人阶级从此即得了良好亲挚之助友。（3）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因为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做中国工人的总机关，就使全国工人有了统一的总组织。如是全国工人的团结更加坚固；各地工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实有重大的影响。其次关于统一广州工会组织与统一香港工会组织等，均为第二次大会议决案最紧要之部分。到现在广东、香港工会之可能进行统一者，实种原于此。至于第二次劳动大会在中国职工运动中之影响，也非常重大。我们在第二次大会中对于革命的工作，奋斗的方针，已经确定了。这次大会的精神，各代表都带到各地方尽量宣传，把大部分中国工人都影响遍了。因为有此关系，所以中国职工运动的潮流，已高涨至相当程度，在“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能领导社会各阶级走上反帝国主义的道路，省港罢工能即刻实现，广州、香港工会组织之能进行统一，可说是第二次劳动大会影响之结果。二、“五卅”运动“五卅”运动是中国有历史以来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大运动，也是中国职工运动自有历史以来一个最高涨的时期。这次运动，差不多全中国的民众，通通参加了。其影响之大，情形之复杂，我固不能一一详细报告。据统计，全国直接参加“五卅”运动的人数，约一千二百万人，间接参加者，乡村僻壤均有参加，难以统计。我现在分别报告：1．“五卅”运动之起源：为什么在中国这个时候会发生这样大的“五卅”运动呢？（1）因为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急进，我国人民受帝国主义者压迫过甚，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之情绪亦十分激烈。（2）因为段政府之反动，对于民众运动非常压迫，如禁止“五一”、“五四”等示威巡行，又无条件解决金佛郎案，以引起人民极大之愤恨。（3）接近民众的武力国民军产生。（4）中国职工运动已在此时复兴，并有坚固的组织。（5）因为革命潮流之高涨，全国民众已知反对帝国主义之方法。有以上各种原因，所以“五卅”南京路之惨案发生，而轰轰烈烈之反帝国主义运动即因而兴起。2．“五卅”运动各地之最初形势：（1）上海罢工：“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参加罢工者有二十五万工人。所有英、日两国工厂之工人及洋务工人，莫不加入。有此罢工，上海形势异常严重，帝国主义者发生极大之恐慌。此时，上海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此时的上海，真的入于荒凉恐怖之境况。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此是中国境地之情形。至于在租界内，则大不同了，我们只看见工厂闭了门，商店闭了市，侦探往来，巡捕满街，机关枪大炮布满街口，都作射击之状，此为租界恐怖严重之情形。（2）在此期间，第二个大事件发生，就是省港罢工。我们知道省港罢工系援助上海“五卅”惨案而罢工，也是“五卅”运动之最紧要的事实。自“五卅”惨案发生，广东政府肃清杨、刘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即派人到沙面及香港运动工人罢工。自罢工后，各工人都返省城，并将港口封锁，因为香港系无出产之小岛，粮食既已断绝，居住的人，自然远迁。如是香港即成荒岛，商人无贸易，房屋无人居住，街道之中，污秽不堪，所以有人说“香”港变成“臭”港了。沙面形势也是如此。但在省港罢工后，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又继“五卅”惨案而起。所有英国帝国主义者货物不能再到广州；即沙面与广州虽仅隔一河，而沙面货物，如欲转运广州，非先运往香港、上海，而后才能运至广州。香港英帝国主义者自侵略中国以来所受之打击，以此次为最大。此为省港罢工之大略情形。（3）其他各地形势：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形势亦非常紧张，非常严重。比如北京，所有的学生、工人、商人也非常愤激而参加。北京的工人群众虽然处在压迫之下，亦开会巡行，演讲募捐，十分紧张。北京英国公使馆之工人，起而罢工，英使馆极感不便。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在“五卅”案未发生以前，已发生二次罢工；“五卅”后又起第三次罢工，复遭一次大屠杀。参加此次运动者有万余人，除纱厂工人之外，还有铁路工人参加，不幸遭帝国主义工具张宗昌残杀，工人领袖李慰农也被害，还有许多因为参加运动，被捕拿监禁者。青岛工人这种牺牲精神是很有价值的。各工友定要继续此精神而奋斗！至于武汉，在“五卅”后，各界民众甚为愤激，曾有四十万人之水陆大巡行；汉口外国码头工人，此时起而罢工，复遭英国水兵枪杀，死工人八九人。同时军阀萧耀南，也助桀为虐，枪毙萧英，被通缉者数十人，而武汉大运动，即因此沉寂。复次，天津在“五卅”后所有民众运动也极热烈，海员及大多数纱厂工人均同盟罢工；这些罢工，虽然有的是为本身利益，而大部分实为反帝国主义运动。不幸在罢工后，又被军阀李景林大惨杀。对于工人各界群众集会、结社种种自由，均被剥夺，并且逮捕各界及工人领袖五百余人，枪伤学生百余人，一切团体，概被封闭；天津运动卒为军阀所压下。唐山开滦之英国煤厂，在“五卅”后，亦同盟罢工，亦为李景林派保安队，封闭工会，捕拿数十人，用武力压下。南京方面，在“五卅”后也有极热烈的运动，英国和记公司工人罢工而得胜利复工；后因英人不履行条件，而举行第二次罢工，又为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压迫下去，死伤数十人。其它如九江、长沙、重庆、河南等处，“五卅”后均有罢工运动，而无处不遭帝国主义与军阀枪杀，无处不有工人死伤。此外还有一个例外的地方，就是东三省。东三省的民众，对于“五卅”运动，本非常热烈，但被张作霖之严重压迫，巡行、演讲、集会、结社等自由均被禁止，故运动异常沉寂；即民众捐助罢工之款，也被政府动令发还。如此足见奉系军阀之压迫。以上所说，为“五卅”运动中各地民众及工人阶级奋斗情形。从以上情形可以看见各地均有极热烈的运动和巨大的牺牲；此种运动与牺牲，以工人为最多，而又以工人为最力，处处都有罢工，处处都有惨杀，而惨杀之结果，死伤者多是工人。工人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实际地处在领导地位。此时工人阶级，几成全国总罢工的形势——统计全国在“五卅”运动中，工人罢工者有五十余万人。（4）帝国主义应付此次运动之策略：英帝国主义对付“五卅”运动，始终是强硬的。其初以武力在南京路惨杀我们之后，又继续在沙面、九江、汉口、重庆等处，施以枪杀。在交涉方面，他们总是不负责任，希图抵赖，同时又四放流言，谓此次运动是“过激”，是“赤化”，冀以离间中国民众之结合，并竭力勾结军阀及中国资本家压迫工人。至日本帝国主义又怎样呢？“五卅”后，日本的表示总是狡卸，而欲完全将“五卅”的责任推到英国身上。他说纱厂罢工是一个问题，而南京路之大屠杀又是一个问题；南京路事件，是英国的责任。他们又在日本国内的报纸上说，中国反抗英国的运动，是对的，而英国对中国人民之屠杀，是不对的。同时又提倡“大亚洲”主义，说“日本与中国同是亚洲人，应该联合反抗白种人”云云。其他在“五卅”后，对于日本纱厂罢工风潮，鼓吹单独解决，并向中国人表示好感，以促纱厂风潮之早日解决。此是日本帝国主义希图狡卸“五卅”责任之表示。至于美国呢？自“五卅”后，他就说“我们与中国素有好感，此次罢工，美国之洋务华工，不应参加。我们美国总是帮助中国独立的。”由此可见美国的假面具更戴得好看了。至于法国呢？也是向民众表示好感，希图民众不去反对法国。比如“五卅”后，群众能在法租界巡行，民众的机关，他亦不禁止。这亦是他的狡猾之表示。以上是“五卅”运动起初时，各帝国主义者的态度。观此，起初各帝国主义国家，实各自为战，并无一致之结合，到后来，各帝国主义国家，渐趋一致了，英、日、法、美渐有联合进攻中国民众的形势，尤其是日本与英国的结合，更为明显。比如张作霖初为日本走狗，“五卅”以后，张作霖竭力在各处帮助英国残杀中国爱国工人及一切民众，禁止英国工厂及海员罢工，由此可见英国、日本已经结合向民众进攻。这是“五卅”以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民众之态度改变的表示。（5）大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动：上海在“五卅”事后，中国大商家也同有罢市的举动，但非其本意，完全是受工人、学生之包围而罢市的。在此即可见中国大资产阶级之革命性不充分，并有很多事实，可证明大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动。比如“五卅”事后，上海革命民众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请总商会（资产阶级的团体）参加，而总商会并不参加，他说：“我们要居在调停人地位才好。”这可见大资产阶级之妥协性。迨后“工商学联合会”提出要求条件十七条，全上海民众均拥护，而总商会则独反对，另提出要求十三条，把“撤退外国海陆军”、“工人集会、结社、罢工自由”、“收回领事权”等条删去，这又可以证明其妥协性。为了预备把工人、学生拍卖了，他们又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主张无条件解决日本纱厂罢工。其后，他们罢市二十三天，急于运动开市，虽有工人、学生、小商人极力反对，亦不顾及。这种种事实，足以证明中国大资产阶级之妥协性。及上海开市后，大资产阶级更变成反动了。因为英国人把上海电力截断，使上海各中国工厂不能开工；如是大资产阶级即反与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并破坏罢工了。此种事实很多：如华商纱厂联合会请奉军戒严司令部及电段祺瑞政府，解散工会，压迫工人上工；又如纱厂主穆藕初献计日人，不承认工人条件——增加工资及组织工会，并勾结流氓工贼，以破坏罢工，捣毁工会，殴打工人领袖。而且总商会又把持工人救济费，以断绝工人粮食，希冀罢工不能坚持；又勾结军阀，通缉工人领袖，封闭上海总工会及各工会等等。皆为中国资产阶级反动之事实。其次在北京的大资产阶级，亦是十分妥协，主张单独对英，不肯对日经济绝交。武汉、长沙大资产阶级主张亦与前同。汉冶萍资本家更勾结军阀，惨杀安源工人，枪毙黄静源。在此全国“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处处都表示中国大资产阶级之妥协与反动。（6）小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之地位：各地小商人与学生在“五卅”当中都积极参加。比如上海小商人与学生，每一次运动均热烈参加。他们并愿意罢市，大商家要开市，而他们却反对之。这可见其革命性比大商家丰富得多。其次，上海小商人的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参加“工商学联合会”，并极力反对总商会所提出之十三条，删改“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条件。即如各种巡行、捐款等，小商人均极热烈。及后，小资产阶级因为中了帝国主义者的谣言离间，而渐渐消极，终至同大商人一路走去了。然而学生则始终与工人一路走。又如省港罢工，小商人也组织参观团、恳亲团等赞助罢工，极力反对英帝国主义，而香港学生更至今亦随工人罢课。他如南京、武汉、长沙等处的小商人、学生，莫不赞助工人，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由此可见，中国小资产阶级是能革命的，但同时又充分表示其游移的根性。（7）工人阶级之坚决：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差不多处处都站在领导地位。比如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的原因，是因为纱厂工人之经济罢工，而引起顾正红之被杀；顾正红被杀后，罢工工人即向小商人及学生各界民众，鼓吹反帝国主义，由其本身之经济争斗，引至“五卅”政治斗争，这是上海工人所做的。上海工人除自己参加斗争外，还引导学生、小商人参加，并能集中自己的组织，举行极大的游行示威等。对于包围捕房、截留粮食、捉拿工贼等，工人无不勇往直前。数十万罢工工人，艰苦坚持至三月之久，尚无倦容；虽因军阀、帝国主义之严厉摧残和压迫，工贼流氓的捣乱和破坏，救济费时常断绝，工人并无退缩之表示。工人虽然受了极大的牺牲，空前之痛苦，然其主张最为急进，最能彻底；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最能坚决。即在商人开市了，学生开课了，工会封闭了，领袖逃亡监禁了，尚能罢工一星期以相当条件上工。即在广东省港罢工，亦充分表示工人反对帝国主义之坚决。工人罢工至十月之久，尚能茹苦含辛、坚持奋斗；他们这次罢工，把香港变成了荒岛，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政府，促进了自己工会的组织；他们的纠察队在各处封锁港口，与帝国主义军队走狗直接奋斗，不知若干次。其他各处工人在“五卅”运动中，均有工人起来罢工，均能拚命与帝国主义及军阀争斗，均能给敌人以极大之打击，均能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奋斗。此为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大略奋斗之情形。（8）军阀之压迫与摧残：中国军阀对于“五卅”运动十分压迫，极力摧残，充分表示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走狗。奉系军阀在上海设立戒严司令部，到处干涉工人行动。禁止一切集会结社自由，禁止封锁租界及封闭“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等三团体，逮捕工人领袖，勾结工贼流氓，捣乱工会及封闭上海总工会及工会等，均为军阀摧残“五卅”运动之事实。他如天津、唐山、山东、武汉、南京、安源、北京、重庆、九江等处，都有很多军阀摧残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及枪杀运动领袖之事实。（9）工贼之猖撅：“五卅”运动中，中国职工运动固十分发展，而工贼在此时也非常猖獗。比如上海工会的工贼，借了工会的假招牌如“上海工团联合会”、“工人俭德会”、“制赤会”等，专门破坏工人组织，捣乱工人秩序，替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军阀作侦探。如上海总工会之被封，刘华同志之被杀，均出于工贼之破坏。其他各地，如香港之工业维持会，以及北方铁路等，无处不有工贼破坏工人运动。这是工贼猖獗之大略情形。（10）国外之同情：“五卅”运动起，国外华侨十分同情援助，捐款援助上海及香港两处罢工达二百余万元。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亦无不竭力援助。英、法、德等国工会，均有文电到中国表示同情；又有群众运动援助中国，捐款援助者亦属不少。英国各地工人，更有极大之示威运动，援助中国工人罢工。俄国、日本更不用说。日本曾派数次代表到中国，俄国总工会亦派代表四人来华慰问工友，并捐款五万余元。中国工人有了这次大运动后，已引起全世界工人阶级大注意，而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之联合，益加进步。以上所讲为社会各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之态度，及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之奋斗情形。现在再讲反奉战争。三、反奉战争（1）“五卅”运动本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之大运动，但在此运动中处处均遭军阀之摧残和残杀，于是全国工人及一切民众，深知欲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得到胜利，必须打倒国内军阀。故“五卅”运动虽被奉系军阀所压落，然因此引起反奉战争，此乃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压迫民众运动之反响；而孙传芳不过乘此机会，爆发反奉战争罢了。（2）孙传芳将奉天军队逐出上海以后，上海的民众运动复因之而起，此时民众的口号除反对帝国主义以外，并极力反对奉系军阀。在此时期，上海工人阶级十分要求恢复上海总工会，但此时上海政权，落于中国资产阶级之手。资产阶级对于工人运动的压迫，更甚于奉系军阀，一切由工人自行启封之工会及工人的秘密机关，均遭资产阶级之警察及保卫团严密搜查。上海总工会虽已恢复，但侦探满布，重要人员均不能到会办事；而刘华同志亦在此时被杀。虽然如此，上海工人之组织，反更能严密进步，并能为各种问题举行奋斗及罢工。此为上海之大略情形。（3）反奉战争一起，全国各地工人无不参加反奉运动，处处均有游行示威，各工会无不宣言反奉。北方铁路工人更实际参加反奉战争，如京奉铁路工人之离职，以打击奉军，及信阳铁路工人之拆毁铁路，以断吴佩孚军队前进之路，及帮助国民军之军事便利等，均为明确的事实。（4）天津、河南、北京职工运动之勃兴，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大会，均为此时职工运动发展之重要事实。此时天津亦被国民军占领，所有以前被李景林封闭之工会，概行启封，天津总工会亦已恢复。以前被李景林监押之工会领袖，亦均解放。如是天津职工运动大加发展，此时工会组织较前更为严密。在天津总工会组织下之工人，凡三万余人。唐山的煤矿工会，此时亦恢复，但英国资本家借此停工，以阻碍工会发展。全国铁路第三次代表大会，亦于此时在天津开会，所有各种重要议案，关于职工运动之前途，十分重要。北京职工运动亦于此时兴起，组织有北京总工会，共有工人万余人，为北京从来所未看见的现象。河南职工运动此时非常发展，组织有河南全省总工会，有组织的工人凡四万余人，更时常发生罢工运动，胜利者居多。（5）粤港罢工之坚决：广东因有政治的自由，及有国民党帮助农工运动，所以粤港罢工尚能再接再厉，坚持下去，工人阶级此种奋斗精神，在全世界职工运动中，实所仅见。四、全国职工运动之现状及其趋势（1）各地工会秘密组织之概况：现在北方政权，又重入反动军阀张、吴之手，所有工人一切组织和运动，无法公开进行，而中国职工运动又进入一个难关的时期了。现在各地工会秘密组织概况，略述于下：上海：上海总工会现在虽能公开，但实际运动均须秘密进行；所有工人各种组织，也在军阀、帝国主义严重压迫之下。但上海总工会之力量，反能增加，上海工人之组织，较前更加进步，各工会除工会之委员会外，还有干事会及小组之基本组织。现在上海总工会组织下之工人，有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人；能收会费者，有七万九千七百四十人。他们且不时为他们本身利益及民族利益举行奋斗。统计自一月一日起至四月一日止，四个月中，上海罢工有十八次之多，参加人数有三万余人，罢工的时间，有五十八万六千一百五十小时，要求条件五十三条，要求次数五十四次，胜利者三十五次，失败者十九次。由此可见上海工人的奋斗精神，胜利者居多数。故上海职工运动，虽在严重压迫之下，实有发展之趋势，将来一有公开机会，上海职工运动之勃兴，当更非“五卅”运动时之上海职工运动所能比拟也。山东：山东各地工会，完全不能公开，征收工人会费亦极困难，但工人十分信仰工会，团结尚能保存；现在各地均有工会小组，以胶济铁路及淄博煤矿工人为好。河南：自吴佩孚占驻河南后，所有工会均被占驻。现在河南工人之有工会小组者：铁路、兵工厂、铜元局、纱厂、煤矿等处。湖南：自赵恒惕被驱逐以后，湖南职工运动因而兴起，工会的组织，均能公开。现有组织之工人八万余人，工会二十余个，并有全省工团联合会之组织。所有纱厂、市政、码头及轮船、矿山、铁路均都在组织之内。其他各地：现在天津、武昌、南京、哈尔滨等处，均有工人秘密组织，工会情况均好。至于广东、香港、广西职工运动之发展，因国民政府给以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所以两广之职工运动，均有发展和进步。广东各县均有工会组织，成立的县总工会也不少；比如现在汕头，亦有工人代表大会的实现。广西梧州、桂林等处，亦组织工会甚多；广西有组织之工人，已增加到十九万人，工会内部的组织，较前亦有进步。以上系中国职工运动之现状。五、结论与进行方针（1）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之发展，尤以“五卅”运动中，中国职工运动更有长足之进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均能领导一切民众，向帝国主义及军阀进攻，譬如各地惨杀案均因工人罢工而起，惨杀结果，以工人死伤为最多。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2）一年来，职工运动均被军阀压迫与摧残，尤在“五卅”运动时奉直军阀摧残工人阶级更为惨酷。由这些事实，更可以明了国内军阀是帝国主义之工具和走狗；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也即是国民革命的对象。同时又可证明国内军阀必须打倒，方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能够得到胜利。（3）中国资产阶级本来是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久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而且当无产阶级起来参加革命时，或要求生活改良时，资产阶级就马上反动起来了。“五卅”运动中，上海中国资产阶级之反动行为，已十分够我们领教了。我们工人阶级在某一个时期，即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利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时，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4）中国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学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过去一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证明小资产阶级是有力量的，能革命的，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联合，建立联合战线。工人阶级并应促进小资产阶级之左倾，以补救其游移保守之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5）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各处的工人应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及指示奋斗方法，在农民一切的奋斗中，工人应以实力援助之。工人并须顾及农民的利益，以确定自己奋斗的方式。（6）中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已有极大之进步及发展，全国工会会员不但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加，且能改良他们的组织。现在各处工人群众，都有统一工会组织之呼声，譬如香港、广东工会之统一运动，及上海工人群众在严重压迫之下，尚能有二十万工人在秘密组织之内，且能不时为各种问题而奋斗，以此即可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组织，己非反动势力所能消灭的了。（7）工会为工人群众之经济组织，所以必须公开。现在中国的工会尚不能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和社会的承认，中国工人阶级为要发展中国的职工运动，必须积极的公开的作争工会条例的运动，虽然不能争得工会条例之颁布，亦可引导中国工人群众走到政治争斗的路上。中国职工运动，必因此种争工会自由的运动而发展。（8）过去一年的职工运动，因为反帝国主义之政治争斗，其中处处都可看到工人的经济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之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因此今后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争斗。工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之利益，经济问题，工人在所必争。经济争斗之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9）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一年伟大奋斗中，已经惊动了全世界，因此世界工人阶级均起而注意中国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与世界工人阶级联合因此更加密切。如在“五卅”罢工中，各国工会之来文电援助者、示威捐款援助者、派代表来华联络者，已不知若干起。今后中国工人阶级应在各种行动及组织中，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筑更亲密之联合，进行世界革命。（10）中国职工运动之发展，工贼亦同时猖獗；在各处工贼破坏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大，我们应设法对付工贼之破坏，工会中并应有自卫的组织。各位代表，现在我的报告已经完了，我们高呼下列各口号：努力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打倒资本家！颁布工会条例！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中国职工运动万岁！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万岁！全世界工人大联合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第7至10期，1926年5月出版）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三号。这里收录的是其中的第一、二节。文内小标题是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所加。一、五四至五卅中国革命思潮之趋势及分化中国民众革命运动的开始，可以说是从五四时代[1]起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的向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资本主义进程中不可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国家，如英，如法，如德，如俄、日等，内部生产力的增加和阶级斗争的剧烈，渐渐的动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私有财产制度。于是资产阶级便不得不力求扩大自己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就是掠夺殖民地，以维持自己阶级的统治地位。他们侵略弱小民族——资本主义文化还没有发展的国家，他们可以独占那地的市场，垄断那地的原料，因为这些地方自己既然没有工业，当然不能和帝国主义竞争。因此，他们可以得到超越的非常的利润——比本国市场内多至百倍的利润。可是，这种殖民地政策的施行：一、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互相的冲突；二、不能不使被侵略的国家逐渐的资本化。这两种结果，原是帝国主义自己所造成的，便足以致帝国主义的死命。社会革命的爆发便在这帝国主义内部崩溃的过程里发现；帝国主义的欧战是列强冲突的表现，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可是战争的延长和破坏，使全社会中大多数群众不能再忍受资本主义的统治，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等都倾向于无产阶级而造成革命的形势。俄国的十月革命便是因此发动，又加以内部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类种种矛盾冲突的汇集而成功的。便是英、美、法、日各国在欧战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也都经过一个可怕的革命危机。至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致命伤，他们的种种殖民政策、经济政策，无一不是遏制弱小民族的工业发展；可是弱小民族内部假使商业经济极不发达，大多数人民安于农业的自足经济，那时，资本主义国家便无从畅销他们的商品，无从多量吸收原料；所以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触，便自然而然，至少在商业方面，逐渐的资本主义化，商业资本的积累（所谓“资本之最初积累”）必然发生工业资本，这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便和殖民地弱小民族间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了。何况，帝国主义列强为夺殖民地而互相战争时，正给殖民地以发展自己工业的机会，宗主国的生产完全集中于军事，殖民地的生产和原料，当然只能自己经营、自己应用；那商业里（买办、洋货商）积累的资本，久受宗主国资产阶级政策的束缚和遏抑，到此便不能不急速的投入工业生产。这便是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于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便是殖民地弱小民族里国民革命开始的时代。帝国主义之前的一时代里，后进的资本国与先进的资本国相竞争（如俄国彼得大帝变法，日本维新）的过程，和现时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向帝国主义革命的过程是断不能相混的。即前一过程，即使有革命，也只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后一过程，便含着多量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内——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正在于五四时代，这里原因看上述的经济分析便可以明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他在政治上的成绩，影响于多数民众最大的，只是“国货”两字，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确有一期的大发展的事实，便已经完全证明了。可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对宗法封建军阀的革命，内部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各国革命史都是实例，中国何尝又能除外？其中的理由非常明显。资本主义发展之中，资产阶级的经济力固然集中而强大，无产阶级的增多与团结也必然相伴而行，天下那里有没有工人的工厂呢？况且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殖民地上，如中国的五四运动[2]，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3]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那时的青年和学生，差不多个个人都注意报上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个个人都想谈几句劳动问题、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是很笼统模糊的，然而就在这一源流里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新青年》[4]杂志的左倾与其共产主义化的过程，便是明证。当初五四运动时的新文化思想——反对孔孟、反对旧礼教、白话运动、妇女问题等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所需要的。同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劳动社会问题的研究热与上述各种运动混流并进。这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封建社会。这种联合战线，第一、当然不是自觉的；第二、当然增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力军，以救辛亥革命后垂危的国民党。实际上这些思想上的新潮，只是资产阶级民族自觉的先驱和后盾，所以主要的政治力量，仅仅只产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可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种社会力的伸张，确是一大进步，可以使国民党、孙中山先生等“俯就”新潮，甚至于俯就马克思主义，《建设》杂志[5]、《星期评论》[6]、《孙文学说》[7]等等，都是在这时候出世的。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从北京、上海到广东，从北京大学教授、戴季陶[8]（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到所谓“中兴名将”的曾、左、李国家主义派[9]。这是什么缘故？原来，中国社会在欧战之后，一方面资产阶级发展，别方面无产阶级发展；社会上新力量产生的初期，共同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军阀社会，涌起国民革命的巨潮。随后的发展，便是两阶级互争革命的指导权和国际上联盟军的争择之过程。这六、七年中国国民革命的实际进程，却是从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进而至于明显的自觉的，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进而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从资产阶级联美制日的希望进而至于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到五卅运动而得了极高的发展。国际关系上，在这六、七年中，资产阶级所希望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10]的，着着落空；而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苏联，不但事实上废除领事裁判权[11]等，并且进而切切实实赞助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国内斗争里，在这六、七年中，中国无产阶级运动长足的进步：四、五年来的罢工运动已经使无产阶级的三分之一（至少数）组织在工会里，每次在民族斗争里，表现他的力量；国民党改组一年，在党内刷除买办官僚的分子，在广东给买办和土豪阶级（商团、民团）以极大的继续的打击；并且军阀之中亦起分化。无产阶级在这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得多份的优势，到五卅时候，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领袖五卅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同时，帝国主义者尤其害怕这种运动的彻底发展，正在努力“工作”，做反对所谓赤化苏联的宣传，离间挑拨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也发现自己的“阶级觉悟”而努力于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家主义的宣传，国民党右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这里阶级分化的现象是非常之明显的，半年来思想界里的反动潮流，从主义上、策略上、革命领袖问题上以及道德文化上所发生的争执，都是这一现象的表演。可是，同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使无产阶级政党和国民党的主张，如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的运动等，都因而渗入普遍的群众里去；中国社会一般的革命化的过程，当然影响到政党界与思想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也就逐渐显现他们的左倾。最近半年来，北京方面有《猛进》杂志[12]、《莽原》杂志[13]，上海方面有《洪水》杂志[14]等等，至于国民党内如柳亚子[15]、朱季恂[16]、甘乃光[17]、陈公博[18]等，居然形成强有力的左倾，汪精卫[19]、蒋介石[20]等革命倾向之确定更不用说。思想界与政党界左右分化的过程，显而易见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进展而日益激厉的，或者以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是中国社会反动的表征。其实不然，这种反动正足以证明中国革命进展急速，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导权。二、共产主义及无产阶级领袖革命之问题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然而国民革命的进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来指导，对于帝国主义做局部的抵御，利用所谓列强之间的冲突而苟延残喘，想镇压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处处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而希望以反对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须的恩惠；一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对于帝国主义整个儿推翻，利用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冲突而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成分，集中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力，以求肃清国内一切买办、军阀、土豪等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劳动平民的压迫者。现时左右派斗争的具体问题是如此，并非如表面上看来是共产与反共产的争执。然而右派——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故意装着不知道，自己造作一个共产做对象，其实是帝国主义的谣言，他们却偏偏当真的来攻击。如果要反对共产主义，便应当明了共产主义的意义。如今思想界的右派却都是信口胡说。譬如邹鲁[21]、孙镜亚[22]等类的国民党员，曾琦等类的国家主义派便都是如此。他们或者说广东政府立刻就在实行共产，或者说共产党是要中国社会回到原始共产制度（《醒狮》[23]第六十八期）。广东政府是否共产，现在不值一驳。中国共产党要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度吗？这不过是曾琦等自暴其不学与荒谬，不值得去说他。至于比较有研究的戴季陶先生和《独立青年》杂志的灵光先生[24]，也是同样的不了解共产主义四字是何所指。戴季陶说中国共产党的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灵光说中国共产党要抄俄国的老文章。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一定知道的，他们一定知道中国共产党并不曾主张明日便使中国社会里实现共产制度；可是他们因为要反对中国共产党，故意一口咬定的这样说。这里我们可以找着丝毫的客观态度吗？当然不能够！我们应当分清楚共产制度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共产制度是说全人类社会之中阶级已经消灭，一切生产分配由社会经营，个人只须依照社会的计划去参加工作，便能得到社会的一切供给——衣、食、住、娱乐、科学等等。共产主义是说从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列强，商业资本宗法社会的弱小民族殖民地，以至于非洲、西伯利亚等处的原人社会，怎样过渡到共产制度的种种式式政治、经济、教育等的方法：政党的策略，革命中的阶级关系，经济、文化等的政策，革命后的国家制度等等。他们右派说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即不能实现于现时的中国。如果是指共产制度而言，那么，不用说在中国，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国，将来革命后的美国，也不能立刻涌现。如果指的是共产主义，那么共产国际对于各国都有相当适应于当地经济状况并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相联络的政策。他们应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政策加以详细的虚心的研究，才有开口批评的资格。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状况有周密的研究，以前《新青年》、《前锋》杂志曾经登过不少这类的文章。因此中国共产党确定进行革命以达共产制度的第一步政策：（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适值世界帝国主义猖獗侵略中国的时代，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至于资产阶级，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双重的压迫之下，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就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二）这种国民革命的斗争里，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以自己地位的改善和政治自由的取得为目标；因为解放大多数中国民众才能算得民族的解放。（三）凡是遏制劳动民众的斗争自由，剥削劳动民众的利益之一切势力，都应当和他奋斗，都应当推翻；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如果压迫剥削民众，阶级斗争便是国民革命中不可免的，如果他们因为要压迫剥削民众而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妥协或联合，那么，劳动平民的阶级斗争不但拥护自己阶级利益，而且就是拥护民族利益，更加必要。（四）这种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力量才能排斥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中国、印度、安南、朝鲜、南美等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同时，英、日、美、法、意等国内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这种革命的胜利自然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那时便当然根本推翻。（五）帝国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推翻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亦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执行有规划的发展经济实业计划，以渐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制度。这种政策，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用不着理论上来回答。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劳动运动之后，这四、五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革命运动的进行，直到五卅的大开展，全国工人、农民、小商人的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普及穷乡僻壤，便是切切实实的证据。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农工阶级因得着多量的自由而赞助革命政府，还在继续不断的和地主买办阶级奋斗，以巩固革命政府的基础，广东一般人民现在能免除苛税杂捐的重负和反动军阀的压迫，便是这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国民革命的结果。苏联、土耳其、蒙古、印度、埃及、叙利亚、英、法工人等革命势力对于广州政府的赞助和同情，便是革命政权确定而不受英国帝国主义摧残的保障之一。这种政策是否抄俄国的老文章，更不用详细的解释了。醒狮派和邹鲁派当然每况愈下，已经和买办阶级的冯自由[25]派不能互相区别，他们除反对苏联、反对赤化而外，本无别种任务，只是信口造谣，说广东是俄人统治，是实行共产，说共产党是否认国家等等。广州的事实，最近国民党代表的第二次大会[26]，甚至于得到华侨及香港华商的赞助，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诚意的和国民党左派、革命派的孙中山主义合作。这第一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当然和国民党的革命主义相符合。何以能说共产党否认国家！可见醒狮派的态度，还不仅是曾琦等无知荒谬不学的结果，并且是有意混朦事实，出于造谣中伤的用心。至于戴季陶、灵光等也是无的放矢，还有些人，或者接受共产党政策而故意反对共产党，适足以表现他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1]指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前后，当时广大群众进行了彻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2]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这一天，北京爱国学生在天安门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由英、美、法、日操纵的巴黎和会将德国侵占的我国山东青岛的特权让给日本的无理决定，要求取消“二十一条”，高呼“外抗强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这个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军阀政府大肆逮捕学生，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天津、南京、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大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六月十日，军阀政府被迫释放学生，二十八日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3]指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等国都曾发生过工人大罢工，劳动问题成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问题。[4]《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创办于上海，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初迁北京出版，一九二○年迁回上海。早期由陈独秀主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自一九二○年第八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党中央理论刊物。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次年六月改出季刊，由瞿秋白主编，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四期后休刊，一九二五年四月起为不定期刊，共出五期，次年七月停刊。[5]《建设》杂志，国民党的机关刊物。由孙中山直接领导，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参加编辑和撰稿，主要宣传三民主义。一九一九年八月创刊，一九二○年八月停刊，共出二卷十二号。[6]《星期评论》，戴季陶、沈玄庐主编。一九一九年六月创刊，一九二○年六月六日休刊，共出五十三期。[7]《孙文学说》，是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内容之一，又称《心理建设》，写于一九一八年。主要阐述了孙中山的知、行观等的哲学思想。[8]戴季陶（一八九○——一九四九），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歪曲孙中山学说，反对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以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极力散布阶级调和论，宣传所谓“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在反帝斗争问题上，他还提出所谓“缩小范围”，“法律解决”，“单独对英”，“劝日本回东方来”的错误主张。[9]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勾结洋人，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维持了清政府的统治，因此被称为“中兴名将”。这里所说的国家主义派曾、左、李，指曾琦、左舜生、李璜。他们都是中国青年党创始人，也是力图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反动统治的国家主义派的头目。[10]华盛领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国参加，次年二月缔结了《九国公约》。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反映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殖民地的矛盾。[11]领事裁判权，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的一项特权，即外国在华侨民犯罪或成为诉讼被告时，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由各该国领事依照本国法律“裁决”。[12]《猛进》杂志，政论性周刊，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13]《莽原》杂志，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编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14]《洪水》杂志，创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第三十六期停刊。[15]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苏吴江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一年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6]朱季恂，江苏松江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病逝。[17]甘乃光（一八九七——一九五六），广西岑溪人。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六年任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8]陈公博（一八九二——一九四六），广东南海人。中共“一大”代表，一九二三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五年加入国民党。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二七年“七一五”随汪精卫叛变。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同汪精卫、顾孟余等人于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为改组派首领之一。一九三一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精卫投敌。[19]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名兆铭。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一○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袁世凯失败后，又投奔孙中山。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一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投敌叛国，一九四○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任主席。[20]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名中正。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上海起事。一九二三年到苏俄考察。一九二四年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旋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一九二六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公开破坏国共合作。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总裁。一九四八年任伪总统。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率部退至台湾省。[21]张继、谢持、邹鲁，均为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们参与组织“西山会议”，联合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22]孙镜亚（一八八七——一九五四），江西永丰人，国民党右派分子。[23]《醒狮》，国家主义派的机关刊物，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由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创办于上海。曾琦任总编辑，左舜生任总经理。这伙人也被称为醒狮派。[24]《独立青年》杂志，一九二六年一月创刊。它的前身是陶希圣、萨孟武等人主办的《孤军》杂志。它与《醒狮》周报互相配合，共同鼓吹国家主义。灵光是国家主义分子，经常在《醒狮》周报、《孤军》上发表文章。一九二五年五月，灵光在《孤军》上发表《评共产主义者的谬误并论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大肆诬蔑，因而受到瞿秋白等的批判。[25]冯自由（一八八二——一九五八），广东南海人。早年加入兴中会、同盟会。一九二四年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有名的国民党右派。[26]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会议通过决议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并分别给予纪律制裁。但会议对右派也作了妥协让步。
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瞿秋白五卅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这是《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的第二节，原文载一九二六年三月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三号。标题是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所加。中国的劳工运动，自从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汉口的屠杀之后，一直到去年初，差不多全部在蛰伏之中；虽然上海、广州、香港等处，还时时有罢工的爆发，尤其是前年的沙面罢工[1]，然而概括而论，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始终因受直系军阀[2]及英、美帝国主义等强暴的压迫和屠杀，不能有勇猛突进的发展。直到北京政变[3]——两年来以无产阶级运动之酝酿为“底力”的国民运动之结果，社会上的革命力量才得着了一个开展的环境。尤其是无产阶级，处于严重压迫之下既如此之久，当然稍有可能便要乘机奋斗。北部铁路工人的组织正式的在北京、河南等处恢复过来，工会的自由，罢工的自由，成了全中国工人群众的要求。恰巧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趁着奉张势力的复盛，一面赞助他压迫国民军[4]，一面便因棉纱市场的恐慌，以增加工作、减少工资、裁减工人的方法向中国工人进攻。于是上海（二月初）的内外棉厂及其他日厂，青岛（三月间）的日商纱厂相继罢工。中国工人在这几次罢工里，都因组织巩固，得到相当的胜利。全国劳工运动从此又得了勇猛突进的形势，如北京三月间的印刷罢工，汉口五月间的英美烟公司的罢工等等。帝国主义者当然继续着以屠杀政策、威慑政策和中国人民相周旋。福州学生（四月间）抵制外货，美国军舰十二艘便抵厦门，以武力干涉。上海、青岛的日本资本家在第一次罢工之后，千方百计悔约、压迫工人，故意挑衅，要想趁势夺回工人的胜利。日商工厂里的压迫专制，向来便是绝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工人所得的“罢工胜利”，也不过是比较上说，其实便是罢工之后，工人所受压迫，当然还仍旧是统治殖民地劳工的特别奴隶制度。日本资本家这样的手段，便使所有日本厂里的工人时时刻刻在愤激怠工之中，因此，日本资本家便任意的敲打强迫，结果，在上海内外棉厂里的工人顾正红，因要求发给欠薪而被杀（五月十五日）；在青岛，则日本人指使张宗昌[5]杀死工人二人，以武力强迫怠工工人离去工厂（五月二十九日）。帝国主义者这种屠杀政策，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激。上海南京路上的五卅惨案，便因中国学生、工人的抗议这种屠杀和列强帝国主义的上海政府（租界工部局[6]）之印刷附律、码头捐[7]等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近年来国民革命运动的奋起时期中，看着他们向来利用军阀的间接统治制度逐渐动摇，便想以直接屠杀威慑的政策来扑灭“废除不平等条约”、“国民会议”[8]等的“过激派运动”，并且想在上海直接统治地的租界上，钳制中国人的舆论，进一步的压迫中国人（如印刷附律、码头捐等）。然而现时的中国——从五四、二七以来的中国，决不是义和团时代的中国，可以用屠杀政策、“惩罚战争”征服的了！五卅的屠杀，立刻激起上海二十余万工人的大罢工，学生的罢课，商人的罢市。虽然帝国主义在六月初旬继续的施行屠杀，海军陆战队上岸，武装商团出防，军舰云集的来威慑，然而镇江、九江、汉口、南京、重庆、青岛、安东、广州等处的民众，都还是更加勇猛的一致起来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尤其是国民政府之下的香港、广州工人。五卅运动实际上是开始中国从古未有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处处都是工人阶级当先锋，以最勇敢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实际的群众团结的力量，来争平民的权利，争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除上述各地外，还有济南、河南（焦作矿工、郑州路工）、唐山、北京、天津等处的工人，他们都在这一国民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里，团结集中自己的力量，各地（河南、北京、天津）都和上海一样，有总工会的成立。五卅运动的意义，正在于中国工人开始执行他的历史使命——领袖国民革命以解放中国民族和自己。中国的国民革命从五卅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跃登历史舞台，使国民革命中充实了群众的革命力，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统治根本动摇。五卅运动的第一点特性，便是使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次群众化。列宁说，平时过问政治的只是几百几千至多也不过几万人，可是真正的政治运动，真正的“民权”，只有劳动平民的革命政治，只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所过问的政治。五卅以前，北京政变、孙中山北上以前，尤其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等运动，只有共产党努力去做，差不多连国民党右派——张继、谢持、邹鲁[9]等，都认为是过激派的赤化宣传，是离间国民党与“友邦”、“友军”的奸计。可是，到了五卅之后，一般民众以至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都觉国民革命的实力已经实现，或者存心利用以达自己的阶级利益（如大资产阶级），或者受着列强侵略的刺激和平民力量兴起的兴奋，都一致的趋于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的群众之明证！中国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本来是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间之冲突，尤其是国外资产阶级与中国劳动平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如今帝国主义者因为不能痛快地继续他们的统治政策。不能如意地利用卖国军阀，直系势力一经摧败，奉系势力之发展又遇见国民军和劳动民众的障碍和抵御，于是从上海五卅起，竟实行大规模的屠杀，汉口（六月十一）、广州（六月二十三）、九江、重庆、沪州、青岛、福州、天津、安东……暴露他们向来的种种假面具，惊醒了一般民众。中国资产阶级之发展，早已使中国社会里发现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酝酿着三四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断然不能再容受这种强横的压迫。于是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实现，全国各阶级各自奋起而汇合成一空前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一次实现于实际行动上，这是五卅运动的第二点特性。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收回治外法权等，从此已经为一般群众所了解，从此便有了实际上的意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10]的成立，他所提出去的条件，就足以证明联合战线的实现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口号实际上为一般平民所接受。五卅运动初起的十几天内，不但上海小资产阶级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11]积极的参加这一斗争，全国各地的平民商人，没有不赞成这些条件，同情这一斗争，就是半买办半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至少也以消极的态度参加这一战线。上海总商会的破坏联合战线，是从他表示参加运动，组织所谓五卅委员会起。他没有参加工商学联合会并且没有表示态度的时候，虽然可以说是有意的怠工，可是实际上是他没有影响总的运动，没有敢来争这一运动的指导权。上海而外，汉口有工学联合会的组织，北京、天津、河南等处也有类似的组织；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正在找寻他的政治的组织形式。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在头两个月差不多成了地方政府。其他各地，虽然组织上没有确定的形式，然而商会，教育会，教职员，甚至于省议会等官僚机关，无不随着五卅运动的总潮流而随波上下；可以说，这一开始于日厂工人的运动，开始于无产阶级全国大罢工的实际斗争，领袖着爆发的国民革命中之各阶级而前进，震荡了全社会的一切活力。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里无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和政治指导，不但实现于实际行动，而且在这一斗争里证实了无产阶级是能解放中国民族的主要力量。再则，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的社会革命之联合战线，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联合战线也在这一次实现出来，苏联、英、法、德、日等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政党，共产党，都奋起援助。全国各阶级，如果能持久继续这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诚意的参加革命，承认劳动平民的一切罢工、结社的自由权，赞助上海、香港以至全国的工人阶级艰苦战斗，并且有国外无产阶级的援助，当然不难根本推翻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和他们的代理人——军阀。现时帝国主义的世界里，如果失去中国这一大殖民地，决不是对于某一强国的打击，却是对于帝国主义制度的致命伤。因此，英、日、美、法等国都是想一致的进攻，他们不能不以种种卑劣欺诈的手段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国民革命有巩固的联合战线，并且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的时候，革命潮流高涨到顶点，举国一致反抗帝国主义制度的统治，列强之间的一致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各国在中国的势力与利益各不相等，而且互相冲突，各自想保持自己的势力和“华人的同情”，不能为英国所牺牲。六月初旬至中旬的时候，除英国以外，都不敢公然进攻，无不竭力声辩，甚至于倡言赞成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六国委员[12]不一致，不肯公布调查结果，美国立刻解决蔡继贤案[13]，日本政府的非正式表示等等都是明证，这恰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呼声最高的时候。再则，段祺瑞的军阀政府[14]，恰在这个时候（六月二十四日）正式以外交公文要求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种种方面表示自己的“爱国”；张作霖[15]原本在五月底要想进京攫取政权的，五卅运动一起，只能退出关外，张学良[16]到上海来镇压民众运动的时候，也不得不先捐给学生会两千块“买路钱”，表示是来防御外敌的。军阀的统治，在这时候显然是失去了自己的基础，至少也在极端动摇的状况之中。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三点特性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足以使帝国主义不敢一致进攻，使军阀统治根本动摇。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过继续一二十天之久，上海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商阀——总商会“积极”起来了。国民党的右派“站起来”了。总商会的积极，立刻擅自修改代表上海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市民的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要求，抹杀工人的罢工结社权利，取消撤退外国驻华武装势力的条件，出卖平民的权利以谋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破坏国民的联合战线。一般高等华人，不用说研究系的梁启超[17]、丁文江[18]等卖弄他们的“学问”，主张妥协和平渐进，甚至于反对抵制外货。就是所谓“站起的”国民党右派，如戴季陶[19]先生等，在浙江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通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议案之后，立刻公布他们单独对英的主张，希望日本“回东方来”（见戴季陶之《中国独立运动之基点》）。五卅运动的发展到七月中便完全陷于“单独对英”的对日妥协运动之宣传里；理论上既有戴季陶先生的高论，以及北京一般反动的大学教授和国民党的种种右派的宣传，事实上便有上海总商会方面的买办分子竭力压迫上海总工会和日厂谈判。如此四方八面——戴季陶、大学教授、反动的右派、买办资产阶级、交涉员等，以强迫恐吓欺诈种种的手段对付上海总工会，结果竟使日本厂的罢工工人不得不屈服而上工（八月十二日）。这种现象，显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想在国民革命中争得指导权以停止革命的解放运动，而用妥协策略取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帝国主义者在这时候，一方面驱使奉系军阀到处开始屠戮革命的平民（青岛、天津、上海、南京等）；一方面便因为中国国民运动的目标单集于英国，其他各国无所顾忌，正可一致进攻，同时利用机会以稍稍挫折英国在远东的气焰，而且用空口的人情诱惑中国的高等华人以破坏联合战线，于是所谓关税会议[20]、法权会议[21]的提议都通过了。威慑劳动平民、利诱高等华人以一致进攻而破坏革命联合战线的帝国主义政策，便在总商会、国民党右派的妥协之后完全实现了。并且奉系军阀也是同样的政策，他们（七月间）封闭工商学联合会，不久又准许启封，以示恩威于小资产阶级，同时极端戒严，压迫工人。在帝国主义军阀的这种离间政策和资产阶级自身的妥协策略之下，上海总商会第一步修改条件（六月十三），第二步先行开市（六月二十五），第三步压迫日厂工人上工（八月十二日），第四步与十一国上海侨商商会妥协而暗示军阀使封闭总工会（九月十八日）。全国小资产阶级遂渐受军阀、资产阶级的暗示和压迫，一方面倾向于妥协，别方面畏怯革命的斗争，于是部分的退出革命战线——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在总工会封闭之后，自行取消工商学联合会。这时候，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自然可以安心的一致进攻，沪案重查[22]便公然实现，英、美、日三国一致判决五卅以来所杀的人都是该杀的。五卅重查的提议（使团领袖的照会）还远在十月一日，即离上海英厂工人上工不过一星期，离总工会的被封不过两星期而已。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革命里的领袖地位之必要，是何等的明显呀！同时，上海总商会在总工会被封后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便开始募集所谓爱国募金，名为接济英厂工人，实则五卅以来总商会所经手发出的罢工维持费，大部分是各地捐来的，小部分是总商会办事人垫出的，爱国募金的作用，不过是为这些办事人弥补自己的“损失”罢了。况且到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的英厂工人，已经因总工会被封，没有革命行动的公开指导机关和自己的组织，因为总商会克扣募金，不发维持费，横被反迫、“调停”而上工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当然再明显也没有，外交部、总商会口头上尽管抗议沪案的司法重查，实际上他们每一步的行动都是成就这一沪案重查的；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退缩、懦怯，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策略的实行中所必要的助力，因为他们可以减杀革命派方面的势力。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四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是中国一般平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斗争，目的在于解放中国民族，当然就是解放平民；如果资产阶级阻挠障碍压迫这一斗争，否认工人的罢工结社自由，保留外国驻华军队以备压迫平民，强制群众对日妥协，而只想借对英罢工之力达到仅仅利于高等华人的工部局董事位置及中国轮船公司和英、日竞争的优势等等，劳动平民的反抗目标自然同时要注射到中国资产阶级方面来。帝国主义者方面的毒计，在七月四日停止供给马达电力于中国工厂（上海租界的电气处本是垄断上海的电气业的），这当然不是使中国资产阶级更加愤激的反抗，而是使他们急速的倒到外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去，帮同着压迫工人阶级。短视的浅见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了保持几万元（就算他几十百万元！）的利益，居然甘心卖国卖民，实行摧折上海总工会。五卅国民革命运动的过程里，无产阶级的势力在政治觉悟上、在组织上都是非常之膨胀的时候，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只有使无产阶级得到更深切的觉悟——阶级的觉悟：“压迫禁止我们的自由结社，克扣我们的工资，保持租界制度……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还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况且中国劳动平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原因，本在于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增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五卅以来中国华商工厂里的罢工，突然由对外示威的性质变成切实要求经济政治地位改善的罢工。八月中旬上海邮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罢工，便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压迫之答复，随后全国电报局的罢工，天津、河南、山东的中国纱厂罢工，都是同样的性质。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市侩，是中外资本家走狗的工贼，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先生，是所谓国家主义者……他们只准工人为着争民族利益国家体面而罢工，不准工人要求加几分工钱、承认工会而罢工，此等论调，决不能使工人相信的。赞成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斗争这种“学说”，假使对于资产阶级的学者是天经地义，那就对于无产阶级是极端的荒谬：一方面要求工人为“民族”而流血牺牲，别方面这个“民族”又不许工人加几分钱几角钱的工资，不许他们结社罢工的自由，不承认工会，这是何等的矛盾！无产阶级正因此而要扩大自己的组织和奋斗力，在五卅运动对外因资产阶级的妥协而渐次失败的过程里，国内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内部的阶级分化，自然而然格外暴露的急速。五卅以后，全国罢工波及中国企业的潮流，不仅是简单的经济斗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次总的民族斗争里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扩大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力量，以备后来更伟大的斗争里，整个儿的负起解放民族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五卅运动的第五点特性，是在经验上证明：国民革命的过程里，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并且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扩大，阶级意识明确坚决之后，才能引导一般平民达到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工人阶级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争来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斗争去夺来的。”五卅运动的发展，开始于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波及全中国的穷乡僻壤；开始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震荡到了大资产阶级，甚至于官僚军阀。不但全国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一开始便站在革命派势力的一方面，直接参加这一斗争，甚至于河南、陕西、湖南、湖北、直隶、江苏（苏州、角直、宜兴、江阴乡下）等处的农民，也都渐渐的开始活动，成立农民协会，反对苛税杂捐及预征漕粮，反抗地主；有些地方农民的运动往往是工会或学生会引起的，这亦是五卅运动间接的影响。总之，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极重大的关键，他引起了一般下层的民众的积极斗争。可是，不用说，许多小城市里的五卅运动，往往限于抵制英、日货，或者捐款援助工人。抵制英、日货的运动在上海就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怠工，内地（如太原、福州等处）甚至于因此而引起学生会、国货商和洋货商的武装斗争。捐款虽然有些力量，始终便宜了上海买办阶级，使他们可以不出一钱而坐享“盛名”。因此，我们要知道：中国现时资产阶级内部虽然还是买办分子占优势，而在五卅运动后，大部分小商人之中，反对把持包办商会、总商会的少数买办分子之对抗派，也在逐渐发生。革命运动自从五卅之后，冲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万里长城，深深的渗入工人群众、农民、学生、小商人之中，是绝无疑义的。然而，一则各地的罢工运动之第二次起来：如八月十一的罢工，八月中唐山罢工的爆发，南京八月初工人的流血，北京英使馆八月初六的罢工，以及其他地方，都在上海日厂罢工结束之际，上海工人阶级已经疲于应付帝国主义者、军阀、资产阶级、买办、工贼等四方八面的压制、逼迫、捣乱的时候；二则农民的运动还在刚刚开始，不能和五卅的总斗争合流并进；三则各地的小商人，真正能为民族利益争斗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买办或士绅包办的商会势力之下，不能脱离妥协政策的影响和卖国政策的蒙蔽，以致不能诚意的彻底的和无产阶级合作；四则各地工商学各界的联合斗争，还只是所谓纯粹对外的反抗宣传，没有能力推翻当地的军阀政府，处处受军阀政府的压迫而零零碎碎的摧败。再则，一九二五年的世界史上虽然要以“中国革命运动”占第一等重要的位置，可是同时还有埃及的解散国会问题[23]（三月二十三日），印度的纱厂罢工[24]（九月十六），非洲丹吉尔地方的罢市[25]（七月三日），摩洛哥战争[26]（六月二十七），叙利亚革命[27]（八月六日），波斯政变[28]，殖民地革命已经开始世界的发展，而中国的五卅运动却还不能和这些地方的革命运动直接联合，互相呼应，始终还是各干各的。所以五卅运动的第六点特性便是在实际行动上证明：无产阶级的全国指导要更加集中统一，无产阶级与农民运动虽开始联合，还要有百倍于现在的深切关系之领袖地位；五卅运动实际的具体的提出革命平民的政权问题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各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互相联合的问题；只有工农小商等革命势力巩固的团结，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作战在各地直接的组织武装势力，推翻军阀政府，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帝国主义者在伟大的五卅运动的时候，自己觉着对中国的统治和他们走狗的军阀政权日益动摇，他们的屠杀政策实际上不过是自杀政策而已，于是一转变而注全力于宣传反赤化反共产的政策来，并且用种种方法破坏联合战线。这种政策在中国北部似乎稍稍有些成绩，可是在南部却完全失败。杨、刘[29]、唐继尧[30]等里应外合的进攻广州革命政府失败之后（六月十三日），不过一星期，英帝国主义者已经用离间政策，挑拨许崇智[31]和蒋介石，使许崇智宁可放弃潮汕与陈、林[32]妥协（六月十七日）而回广州与蒋介石争权。可是，五卅运动爆发于广州（六月二十一日罢工，二十三日沙面屠杀）之后，民众方面既然一致对外，内部的冲突自然不易暴露。国民政府的成立（六月二十五日），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相差不过六七天；这亦是一种联合战线的形成。国民政府之政治的内容，便是代表农民、工人、大多数小商人的利益，而且有革命的武力——国民革命军。他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和上海总商会共同管理对外斗争的差异点，就在于他——国民政府，有农民群众和革命武力的赞助，而上海是总商会的武力（保卫团）和军阀相勾结；并且国民政府之中是劳动平民占优势而不是买办分子占优势。广东的农民、工人，不用说是争得了阶级斗争的自由和集会、结社等的自由；就是大多数商人，自从商团叛国之后，渐渐觉悟买办商阀的罪恶，而自己组织起来，尤其是革命政府肃清内部反动军阀之后，他们都一致的拥护这一政府。广东国民政府和香港罢工委员会在这种环境之下，当然能以全力坚持五卅运动的总罢工，予香港以空前的打击（外国新闻记者詹密士的谈话，说香港因罢工而损失的每月在七千五百万元以上），尤其是黄埔的开港，足以争回中国的经济独立和交通独立。虽然帝国主义者和上海一样的勾结军阀、妥协派、右派来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可是四五次的尝试无不失败：八月二十日廖仲恺[33]先生被右派军阀刺死；九月十五日许崇智完全放弃潮、汕，陈炯明因此复图侵袭广州；九月二十日许崇智部下莫雄、郑润琦[34]又在广州谋叛，私自释放刺廖要犯；十月三日熊克武[35]叛谋发觉……随后，段、张[36]派永绩等军舰，帮助邓本殷[37]从南方与陈炯明（东江）及熊克武部下（江北）三方夹攻广州（十一月间）。然而广州的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推翻，并且已经统一全粤，把这些反动军阀完全肃清：努力消灭苛捐杂税、烟、赌、拉夫，农民协会、工会有充分的斗争自由，财政军政统一……将成为模范的国民政府。对外的交涉，虽然沙基惨案[38]还没有最终的胜利，然而日、美等国看见这样的巩固的国民政府，境内的革命运动又的确有明显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目标，自然都软化下去，不敢与英国一致进攻。美国煤油税问题，黄埔戒严区域枪毙违法的日本水手问题，汕头日人行凶问题，广东政府都得到中国自有外交以来所未有的胜利。就是英国，现在也已经不能不俯首求和。香港罢工不但没有失败，并且还有中国商人预备以罢市促港督的觉悟（今年一月）之消息。固然，广州的国民政府，种种方面的革新计划和建设事业还做得很少，内部也许还有种种缺点，可是在二三十年骚扰压迫的中国政局之中，他实是唯一的一线曙光。中国的人民现在没有不希望在全中国有这样的中央政府的。五卅运动的一九二五年中，只在广州一隅给了一个民族解放运动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会流并进的联合战线而后能胜利成功之缩影：打倒代表买办土豪阶级的右派，肃清反动军阀，然后劳动平民工农小商的联合战线才能巩固，政府的武力才变成平民的武力，然后对外的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才能充分的发展，而得着胜利的形势。[1]一九二四年七月，英帝国主义在广州沙面租界颁布侮辱中国人民的“新警律”，规定中国工人出入租界均须带执照，但外国人可自由出入。七月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沙面工人举行大罢工。英帝国主义被迫取消“新警律”。[2]直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领。在一九二○年直皖战争和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相继打败皖系和奉系军阀，把持北京政权。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一九二六年盘踞长江中下游的直系势力吴佩孚和孙传芳部，被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打垮，次年被消灭。[3]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从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因之垮台。这次政变称为“北京政变”。[4]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将所部军队改称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5]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山东掖县人。曾先后投靠直系、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四月被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成为山东的地方军阀。一九二五年五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授意下，调集三千余军队，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杀伤工人二十余人，造成青岛惨案。[6]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的行政统治机构。[7]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提出“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等四提案。这些提案有损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激起上海各阶层人民的反对，成为五卅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8]国民会议运动——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三年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提出：由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共同举行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后来形成为反对军阀的国民会议运动。。[9]张继、谢持、邹鲁，均为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们参与组织“西山会议”，联合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10]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工商学联合会，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的联合战线组织。由上海总工会发起，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分别推举代表组成。[11]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上海各商店中、小资本家的组织。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在工人、学生的影响下发动罢市，并参加工商学联合会。[12]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公使团提出抗议。于是，英、美、日、法、意、比等六国公使团组织所谓“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同赴上海调查五卅真相，只活动了几天，便偃旗息鼓。在五卅运动遭到军阀镇压时，他们又提出所谓“沪案重查”，炮制了一份开枪有理的调查报告。瞿秋白曾写专文进行批判。[13]蔡继贤案，指一九二五年七月四日美国水兵开枪打死怡和纱厂工人蔡继贤的事件。事发后，美国领事怕引起反美风潮，即致函北京政府上海交涉员，希望单独解决，勿与五卅惨案连在一起。[14]指当时得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所支持的段祺瑞北京临时执政府。[15]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直系，把持了北京政权。一九二六年宣言“反共讨赤”，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派兵包围苏俄使馆，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六十余人，二十八日杀害李大钊、路友于等二十人。一九二八年六月与蒋介石作战失败后，乘火车撤回关外，至沈阳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死。[16]张学良，一九○一年生，辽宁海城人，东北军将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任国民党西北军“剿总”副司令时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被蒋介石长期扣押。[17]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明争暗斗。旧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积极支持段祺瑞，当时被称为研究系，以后研究系分子即在各派军阀之间进行活动。梁启超虽然表示脱离政界，在大学教书，但仍经常发表政见。[18]丁文江（一八八七——一九三六），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一九二三年春夏间和胡适一起与张君劢等展开“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认为“科学”题。实质上是以马赫主义的唯心论来反对张君劢的直觉可以解决人生观问主义的唯心论。[19]戴季陶（一八九○——一九四九），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歪曲孙中山学说，反对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以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极力散布阶级调和论，宣传所谓“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在反帝斗争问题上，他还提出所谓“缩小范围”，“法律解决”，“单独对英”，“劝日本回东方来”的错误主张。[20]关税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举行。参加者为北京军阀政府的代表与英、美、法、日、意等十二国驻华使节。军阀政府利用五卅运动以来广大群众所提出的关税自主的强烈要求，提出至迟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前实行自定关税税率，在实行前，先行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各国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表面上同意中国实行关税自主原则，但要求中国裁撤厘金，并反对在实行前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21]法权会议，指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九月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取消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北洋政府外，还有英、美、日、法、意、比、荷、葡、瑞典、挪威、丹麦、西班牙等国代表，在当时全国反帝高潮压力下，各国表面上赞成取消领事裁判权，但又借口中国司法“不独立”，不作具体规定。[22]沪案重查，又称五卅重查。参见本文注。[23]一九二五年三月，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华夫脱党再次在议会选举获胜，其领袖柴鲁尔出任众议院议长。埃及自一九二三年宣布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国后，仍保留英国的种种特权。华夫脱党坚持要求英军撤离埃及，抵制亲英政府的所有措施，因此由该党领导的议会被政府宣布解散。[24]印度纱厂罢工，发生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印度孟买纺织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举行了总罢工，有十五万二千工人参加，罢工坚持了将近三个月。[25]非洲丹吉尔地方的罢市，发生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三日。[26]摩洛哥战争，指一九二四和一九二五年摩洛哥里夫部族军民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军的战争。[27]叙利亚革命，指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叙利亚人民在苏勒坦帕夏领导下举行的反法大起义。[28]波斯即伊朗。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波斯议会宣布废黜两年前出亡欧洲的国王，拥立反对英国势力的礼萨•汗为国王，建立了巴列维王朝。这就是波斯政变。[29]杨、刘，指在广东的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他们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广州发动叛乱。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革命军很快把杨刘两部歼灭。[30]唐继尧（一八八二——一九二七），云南会泽人，云南军阀。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唐派代表与驻在广州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以及英港当局代表密议，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六月，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被平定，已进占南宁、柳州的唐继尧部亦退回云南。[31]许崇智（一八八六——一九六五），广东番禺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广东国民政府委员、粤军总司令。[32]陈、林，指陈炯明及其所部重要将领林虎。一九二四年冬，陈炯明准备进犯广州，林虎为右翼主力。一九二五年三月，被广州革命政府东征军击败。十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陈炯明部全部被歼灭。[33]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八月在广州遭国民党右派暗杀。[34]莫雄、郑润琦，当时均为粤军许崇智部师长。[35]熊克武（一八八一——一九七○），四川井研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起兵讨袁。一九二三年任四川讨贼（曹、吴）军总司令，次年五月兵败后入广东。以谋叛罪被蒋介石囚禁于虎门。释放后，参与反蒋军事活动。[36]段、张，即段祺瑞、张作霖。[37]邓本殷，陈炯明部将领，当时盘踞在广东南部。一九二五年九月，陈炯明率部进攻广州，邓本殷配合进攻。广东国民革命军在进行第二次东征的同时，进行了对邓本殷的南征。[38]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工人、学生、农民等十万人在广州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屠杀。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法等国军队开枪射击，群众死五十余人，伤一百七十余人，造成继“五卅”之后的另一次大惨案，称为“沙基惨案”。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一九二五年九月八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瞿秋白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一九二五年九月八日）*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百二十九期。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是工人阶级首先发难的。上海方面日商纱厂的工人早已在二月间便开始斗争，因此而顾正红[1]被杀，南京路发生屠杀[2]，全上海二十余万工人宣布总同盟罢工，甚至于英、日各厂之外，各国的工厂企业以至于华商工厂的工人，都以同情罢工加入；这次罢工的性质，便从内外棉一公司内的经济罢工变成政治罢工。汉口的屠杀[3]，也起因于码头工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虐待。广州、香港的罢工，更是响应上海的极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经过英、法帝国主义者残忍的大屠杀之后，工人民众的坚决勇猛的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青岛方面，同样是发生于日商纱厂的工人，虽然在五月二十九日已经经过帝国主义走狗张宗昌[4]的一次残杀，他们始终还能联合胶济路路工等各业工人第二次的起来发难；如今他们艰苦的斗争又被张宗昌摧残了。南京方面，英商和记工人响应上海的五卅惨剧，而引起社会上有力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随后又遭帝国主义勾结军阀而压迫了。天津方面，到七月初海员方首先加入罢工，日商报馆内的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陆续的参加；美商宝成纱厂及华商北洋纱厂罢工相继胜利；最后日商裕大纱厂罢工，外国资本家指令走狗李景林[5]加以空前的屠杀和逮捕，方才把工人及一般民众运动镇压下去。河南方面也到七月初，焦作英商煤矿工人才能发动罢工。其他长沙、安源、水口山、汉口、厦门等处，凡是运动的范围及力量比较扩大的地方，无不是工人做先锋队。这次总运动的发难，完全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觉悟了自己阶级的地位及利益，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起而实行阶级斗争。这次总运动的发展，从上海、青岛开始，而渐渐波及全国，差不多没有一处不是工人阶级最勇猛、最积极、最持久的阶级斗争做一般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骨干。中国的工人阶级既然有这样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力量，又因为他的阶级地位是被帝国主义压迫得最厉害的，他的奋斗，自然而然一开始便在阶级争斗中含有极彻底的政治意义；他不但实行阶级斗争而已，而且他的阶级斗争亦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所以这一发难于工人阶级的运动，立刻便结合革命的学生群众和一般小资产阶级。譬如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6]，以结合二十余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为主干，一开始便提出民族解放的总要求：撤退驻华的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7]、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等。随后各地的民众，尤其是南方国民政府之下的工农群众，渐渐集中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总要求，于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等的呼声普遍全国。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努力，不但能结合一般革命的各阶级，甚至于使比较反动的资产阶级也不能不加入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譬如上海总商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尚且敢于站出来主张关税自主、收回会审公堂[8]等等。中国这次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之领导之下，如果没有卖国军阀的摧残，而能充分的发展，那将不难结合全国平民的革命实力，国民党、国民军等，集中于一真正人民的全国会议，建立统一的人民政府，统一的人民的国民革命军，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彻底解放中国的目的。至少，这种运动应当使中国工人阶级及一般民众得着充分的政治自由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使中国的民众得以团结并准备自己的力量，以便继续斗争，以达根本解放的目的。可是，中国现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遇见很大的阻碍。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使他在沪、汉、粤等处大屠杀之后，再在青岛与天津等处直接实行军阀的屠杀，在奉天、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或者严厉的压迫，或者示威的逼胁，禁止一般民众运动。这种反动势力，现时正在预备以武力并吞全国，以竟其媚侍帝国主义的全功。不但如此，五卅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从部分的反对外国资本家压迫的斗争，直接进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然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想利用这全国工人、学生的“爱国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大多数民众的要求，间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工人阶级能为民族利益而勇猛的斗争，因为他的利益与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是相同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求自己利益的满足，而赶紧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因为他的利益是与大多数民众相冲突的。便是小资产阶级，在这反帝国主义运动里，也是动摇不定、组织不固，战斗力量非常薄弱。于是帝国主义者便能利用中国民族运动中这些弱点，而逐渐反攻；他们利用军阀的帮助，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来摧折工人阶级的运动。如今他们竟想以关税会议[9]等欺人的奸计，缓和资产阶级的“排外”情绪，而“结束”五卅运动了！除去军阀摧残民族解放运动及工人阶级的事实以外，在五卅运动发展的前途上，还有种种障碍；这些障碍在这三个月的经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现时对于反抗奉系军阀，反对这帝国主义走狗的争斗，固然无论什么人也不能否认他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必需的。可是等到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学生群众，再进而反抗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阴谋，那我们就可以听见许多“对外一致，对内不可斗争”的闲话。其实，这些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同样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第一、最早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要求的时候，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条件，抛弃撤退外国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承认工会等的要求。在工人阶级以全力来力争民族利益的时候，大资产阶级却先自妥协，并且竭力摧残工人阶级的利益。第二、在上海开市的时候，总商会便亟亟宣言，说对日问题限于上海纱厂，上海纱厂罢工解决，就可不必抵制日货。他们为日货商的利益起见，不惜抛弃全民族的利益！十余年来日本压迫中国的种种政策及事实，所谓二十一条，五七国耻[10]……完全忘了。并且资产阶级的学者，甚至于号称沪案后援会（如北京）也都到处高唱“单独对英”的论调。甚至于国民党的领袖戴季陶[11]先生，不但表示同样的主张，并且认这种政策是“中山先生的策略”，“希望日本作‘回东方来’的运动”！这样的四方八面逼迫，使上海日厂工人竟不能不签字于极让步的条件上而悲痛上工。第三、上海工部局电气处[12]停止供给华厂电气的时候，中国资本家一致压迫工人，不给津贴费；同时各方面逼迫、利用军阀官僚势力，要使电气工人无条件的去上工。他们也和帝国主义者一致的不肯承认工会，也都要“等工会条例颁布”。甚至于与帝国主义一样雇用流氓打手捣毁工会，杀害工人（如穆藕初[13]在河南），利用帝国主义捕捉工人（如上海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华厂）。第四、一般的抵制英、日货运动里，许多奸商私自偷运偷买；甚至于以罢市要挟，雇打手捣乱（如太原等处）。中国的工人阶级对于大资产阶级这种种背叛民族利益的行为，无一次不联合一般革命民众竭力抗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一方面既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别方面同时亦是为民族解放运动而奋斗。如今资产阶级的政策，一部分占着优势，已经使五卅运动的力量减少了不少，已经使帝国主义者得以反守为攻的开始在广州方面对中国进攻，并且在交涉上的态度日趋强硬，这种事实尤其证明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和压迫政策，不能不反抗，不能不实行阶级斗争。所以我们在五卅运动的经验里，可以明确的知道：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亦是必不可少的，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这种斗争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便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得着充分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得胜，那就中国民族的要求、民权的要求，都要被他们的妥协政策和私利手段所牺牲。现在总的民族解放运动，既然一方面直接受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所摧残，别方面又被大资产阶级及一切妥协派所遏抑，他的发展确有不能急转直下而达到多量胜利形势。可是，这次运动里的主干——中国无产阶级，既然能持久到两三个月的总罢工运动，组织极大的群众的工会，从上海、青岛、香港、广州一直发展到全国各大都市，引导着全国几千万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么，民族解放运动更广大的发展和胜利，当然还是要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并增高起来，要他的经济地位改良起来，才有希望。事实上，中国的工人阶级也的确觉得他自己的这种责任。最近，在工人运动中已经开始一个新的时期——一般的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的罢工潮流。中国的工人群众，在五卅以后，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一天天增加起来，民众的力量一天天膨胀起来。极普通的不识字的工人，都亲身觉到团结的力量，深切的觉悟到反抗剥削者的必要，并且看到了反抗的方法。他们切身的经验到：一切剥削者压迫者的手段是一样的残忍、狠毒、狡诈，决不能等待戴季陶先生等去诱发他们“仁爱的性能”，也不能等戴季陶先生等去运用“回东方来”的策略，劝日本对中国亲善，而只能坚决的实行斗争，得到一步胜利之后，立刻积极的预备第二步作战。他们也切身的经验到：这种运动是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争解放自己和民族的斗争，自己阶级、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争不到，什么“民族”利益也不会有。不能争得中国资本家承认工会，便更不能争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工会。他们实在不能懂得，为什么外国人的压迫和剥削要反对，中国人的压迫和剥削便不要反对；实在不能懂得戴季陶先生等的所谓“民生哲学”，所谓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抛弃了大多数中国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不知道还有什么“民族的”、“国家的”利益！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的大潮流里，“以事实做基础”，找着了“解放社会问题”的途径了：便是实行斗争，实行阶级的斗争，以达到解放的目的，这种潮流一天天的发展出去，或者因为中国经济上交通上的条件，还不能有很集中很一致的组织和运动，不能立刻便打倒一切卖国的军阀和买办阶级，建立自由的独立的平民国家，推翻帝国主义束缚我们的不平等条约；然而这个潮流正在汹涌着，这个斗争正在进行着呵！上海邮差罢工，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华书局罢工，石印工人罢工，河南豫丰纱厂罢工以及上海总工会最近发表要求总的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等现象，便是五卅后工人运动中的新时期的表现。五卅运动三个月的经过，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不能不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已经不容忍以前的牛马一般的劳动条件和困苦的经济状况。况且，政治上的情形，也已经明白表现：卖国军阀和大资产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走狗，一般所谓中国小产业家，也大半宁可屈服于帝国主义者之前，而不肯对工人让步；中国民众的利益都被他们所牺牲。这种情势之下，中国工人阶级，尤其要对他们斗争。现时工人中罢工运动、组织工会运动的进行，便是积聚更多的力量，要求工人阶级地位之一般的增高，以发展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是中国国民革命中很重要的阶段。现时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准备民众力量以求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是以后国民革命的进展与胜利的唯一保证。[1]顾正红（一九○五——一九二五），上海人，共产党员，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领导罢工工人同厂方交涉时，遭日本资本家枪杀。[2]南京路发生屠杀，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者对上海南京路游行的爱国工人、学生的屠杀，即“五卅惨案”。[3]汉口的屠杀，即汉口惨案。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汉口两千余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英国船员无故殴打中国工人，遭英租界军警开枪射击，工人死八人，伤数十人，造成流血惨案。[4]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山东掖县人。曾先后投靠直系、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四月被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成为山东的地方军阀。一九二五年五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授意下，调集三千余军队，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杀伤工人二十余人，造成青岛惨案。[5]李景林（一八八五——一九三二），河北枣强人，北洋军阀奉系将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进驻天津，一九二五年被段祺瑞执政府任为直隶军务督办，残酷镇压天津等地的工人运动。[6]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是五卅惨案后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组织的联合战线性质的团体，是五卅运动中公开的领导机关。[7]领事裁判权，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的一项特权，即外国在华侨民犯罪或成为诉讼被告时，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由各该国领事依照本国法律“裁决”。[8]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租界内设立的司法机关。一八六四年首先在上海、其后陆续在汉口、厦门等地的租界内设立。公廨专门审理以中国居民为被告的案件，审判官由外国领事或其委派人员充任，与中国会审官“会同审理”，依照帝国主义国家的法律定案，并实行一审终审制度。这是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压迫中国人民的殖民统治机构。[9]关税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举行。参加者为北京军阀政府的代表与英、美、法、日、意等十二国驻华使节。军阀政府利用五卅运动以来广大群众所提出的关税自主的强烈要求，提出至迟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前实行自定关税税率，在实行前，先行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各国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表面上同意中国实行关税自主原则，但要求中国裁撤厘金，并反对在实行前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10]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因此，中国人民把五月七日作为国耻纪念日，称五七国耻。[11]戴季陶（一八九○——一九四九），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歪曲孙中山学说，反对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以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极力散布阶级调和论，宣传所谓“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在反帝斗争问题上，他还提出所谓“缩小范围”，“法律解决”，“单独对英”，“劝日本回东方来”的错误主张。[12]上海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的行政统治机构。[13]穆藕初（一八七六——一九四三），又名穆湘玥，上海人，工业资本家。曾在上海、郑州创办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和劝工银行。
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一九二五年九月三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一九二五年九月三日）*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百二十八期。九七纪念[1]，亡国的辛丑条约签字的纪念，使全中国的平民不能不想庚子义和团之役[2]与八国联军侵略我们中国的痛史。同时，我们现在正在五卅以后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里，更使我们不能不想起：为什么会发生五卅屠杀，怎样方能推翻辛丑条约以及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何以五卅运动比二十六年前的义和团运动对于民众解放的斗争有更大的希望和更远的前途。普通谈起庚子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往往有许多人以为这是“拳匪”，这是野蛮的排外主义；假使这班匪徒不这样胡闹，八国联军也不会来，辛丑条约也不会订了。这种人固然反对辛丑条约，反对庚子赔款[3]，可是他们的论点是：义和团是少数无知愚民做的事，外国人不应当将这种责任和罪名归到全国人身上，使全国人负担这样巨大的赔款。这种意见完全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一般士大夫阶级的谬论。诚然不错，义和团讲拳术讲符咒，都是一种迷信；这种拳术和符咒无论如何也不能抵抗枪炮。诚然不错，义和团联络满清的反动贵族，打着“扶清灭洋”的尊皇口号，完全是一种帝制主义的反动思想。然而何以会有这种义和团运动呢？难道不是各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么？帝国主义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使中国旧时的经济逐渐破坏，手工业及农民经济破产，其结果游民一天一天的多起来，这些破产的农民，迫于经济上的困苦，本能的发生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思想。实际上不但是庚子之役，就是那一时期种种平英团[4]（广东）等类的组织，历次的所谓教案[5]，无不是这种反抗运动的表现。客观上这是中国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失业的劳动民众，反抗外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时，当然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这种反抗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况且，他们的反抗又是帝国主义者高压的侵略政策所必然要逼迫出来的。帝国主义者自己逼迫出这种反抗运动之后，再来“惩罚”中国，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即使真要讲什么“公理”，外国帝国主义者以前杀中国人、夺中国地方种种罪恶，决非义和团那些小小的“排外”行动所抵得过的。列强那时的侵略中国，完全因为他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国内资产阶级的野心，不得不然；即使没有义和团，他们也会想出种种别的方式来进攻，来取得他们在辛丑条约上所得的特权。可是，义和团的反抗精神和民族解放运动，何以带着那种极迷信极反动的思想呢？义和团运动的缺点是很多的。他们拒绝一切“洋货”，拒绝并且反对一切科学文化；他们主张“国粹”，相信五行符咒等的“国民文化”（戴季陶[6]先生所说国民文化大概和这个不同罢）；他们的组织是一种宗教式的团体；他们盲目的“共信”他们的“排外主义”；他们盲目的服从他们的“中心思想”，有极巩固的“互信”，不许有一个怀疑中国符咒的无用和外国科学的有用，不然便算做“二毛子”，立刻驱逐出团体，甚至于处以死刑；他们都盲目的服从所谓“大师父”、“二师父”，只有大师父、二师父能独创，绝对不许普通的徒弟独创的。然而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缺点。最主要的是义和团运动里，没有一个先进的有组织有力量的阶级做主干。义和团的运动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而且是失业群众的暴动。这种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自己手上所做的是阶级斗争，可是心上所想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他们这种运动，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亦没有真正团结的实行力量。这种斗争，一方面是对外的阶级斗争，别方面便应当同时是对内的阶级斗争——反抗满清贵族的平民阶级的斗争。可是，因为义和团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思想所蒙蔽，他们竟为贵族阶级所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反对一切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他们只知道一切中国人都要团结来反对一切外国人；他们以为这样，外国的侵略便可以防止，中国的国家和文化便可以保存，他们的权利便可以有保证，生活便可以安定。殊不知道，当时的一切平民应当同时反抗满清，自己握得政权，才能抵御帝国主义者的进攻。于是他们真以为“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竟认满清贵族是这所谓“国家”、“民族”的代表；这种运动即便胜利了，也不过为治者阶级巩固地位，更加要压迫平民。他们一切迷信反动的思想和策略，完全根据于这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国民文化主义而发生的。他们事实上争自己经济地位的改善，可是不能明白提出自己阶级的经济要求。他们知道反对所谓“二毛子”，他们却不知道，国内真正反对他们的人，是代表大部分地主商人的利益的地方政府（如当时山东巡抚袁世凯[7]，江南总督刘坤一[8]等）。他们当然更不知道，应当以利于其他阶级的国际的经济要求，去联合一般的商人和比较进步的反抗侵略的份子。可见他们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不能以自己的阶级斗争引导一般的普通农民的群众，更不能以这种阶级斗争来领导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他们于“扶清灭洋”的狭隘国家主义的口号以外，什么“阶级的要求”都没有，他们自身虽是农民，却甘心做反动贵族（所谓“国家”或“民族”）的工具。这或者可以得着“纯正的三民主义者”的赏识，果真是“利他的”、“为国牺牲的”勇士罢！这也无怪其然的呵！那时的中国，可以说简直没有无产阶级——先进的、善于组织的、有政治的觉悟和阶级的意识的阶级。那时能有反抗精神的，还只有这种游民的或纯粹小农的落后阶级。这种阶级要他站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地位，当然是不能胜任；于是这壮烈的反抗侵略的运动，便以迷信的拚命的无希望的原始暴动结局了！当时帝国主义的列强，便能用很简单的方法，一举而扑灭这种运动。那时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远东的侵略，还没有到相互之间剧烈冲突的时候，他们还要合力的先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征服中国。义和团的对外要求是很单独的排外，亦没有关涉到各国利益不同的条件。所以列强竟能一致的向中国进攻。于是八国联军对华的“惩罚战争”，敢于施行极无人道的残杀，占领中国的都城，强迫签订辛丑条约。北方的国防，如大沽炮台等完全撤废；京城附近，自北京至天津，沿路长扎帝国主义的驻防军；北京使馆界变了外国领土，东交民巷变成中国太上政府的堡垒；规定极大的赔款，以关税、盐税作抵，从此连常关也归外国人主持的税务司[9]管辖，中国的财政几乎完全受外国监督。……这样一来，中国便实际上等于完完全全亡国，成了列强的共同殖民地。可是，帝国主义的胜利，还不止此。庚子、辛丑之后，帝国主义者丝毫不用费力，便在思想上征服了中国。一般“士大夫”和“文明人”从此绝口的断定“拳匪”是野蛮的暴徒；帝国主义者教训中国人应当怎样服从外国人，怎样遵守所谓“国际公法”，怎样尊重外人的生命财产……，中国人都伏伏贴贴的遵从。从此以后，稍有反抗侵略思想，便是“排外”、“拳匪”、“下流社会的无知愚民”；政治上、舆论上、社会上，无不以外人的一言为重；直到辛亥革命，各派政党都争以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为荣，未求民众的赞助之前，先求外人承认他是“适当的”、“驯服的”代理外人管理中国的统治者。这种心理和“舆论”，便做了好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从此，反帝国主义运动便消沉了不少。义和团的反抗精神的完全恢复，而打破这种媚外的、鄙视“下等社会无知愚民”反对压迫的心理，一直经过五四运动到五卅的屠杀之后方才实现。这亦不是偶然的。中国在这二十六年中，经济上因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些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一部分已经吸收进了工厂及种种资本主义的新式企业，出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本主义，尤其在欧战之后，得到了一种相当的发展，从前的买办阶级渐渐的脱胎而变成了工业的资产阶级。中国国内日趋于死灭的封建军阀，也已经比满清贵族更加丧失了好几倍的独立性；他们的存在和统治，已经不能不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完全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于是，国内民族解放的要求一天一天的迫切起来，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自然一天一天的普遍起来。可是这种运动中最重要的原动力，现在却是无产阶级。从五四运动以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差不多完全跟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发展。最早，从一九二一年起，京汉罢工、唐山罢工、安源、水口山矿工罢工、海员罢工、上海浦东烟厂罢工[10]之后，国内国民革命的运动便有长足的进步。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成立，最早的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各地有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出现；一九二三年更提出具体的国民革命的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再进而主张具体的集中革命力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改组和发展。此后，上海丝厂及南洋烟厂罢工[11]（一九二四年），南方农民运动的开始，……一般的劳动民众觉悟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实行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使他们一天一天多量的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反抗直系军阀[12]；北京政变[13]之后，更努力的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14]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之中，各地的工人团体无不是最积极的站在民族斗争的地位。一般民众之间，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因此而格外普遍的传播起来；而国民党也因此而渐渐深入民众，得着民众的赞助。一九二五年，上海的工人阶级继续这种斗争，于是而有日本纱厂的罢工。帝国主义知道这种新势力和义和团不同，确是非常可怕的，赶紧想以高压的屠杀政策扑灭他。可是纱厂工人顾正红的被杀死，已经激起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愤怒；而五卅的南京路屠杀，遂使逐渐积聚着的革命力量，大大的爆发，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普遍全国各地，并且深入穷乡僻壤。五卅运动，实在说起来，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不过五卅运动的方法、组织、策略，完全与义和团不同了。第一、五卅运动中的工人阶级，有极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的观念，绝不是盲目的排外。他们的要求是很具体的：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屠杀和租界制度、领事裁判权[15]、驻防中国的外国海陆军，要求中国一般民众的政治自由权、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却不是反对一切“西洋文化”，保存中国的所谓国民文化（仁义道德、五行符咒等）。第二、工人阶级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反对中国军阀的压迫和卖国，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软化。他们绝不敢“心目中只有‘国家’、‘民族’的利益”，冒充什么利他的义举；他们绝不肯为保存利于帝国主义者的“内部一致”，而完全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跟着他们妥协。只看上海罢工工人反对总商会的妥协条件，宣言要求中外资本家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便可以知道：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必然要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做指导；工人阶级切身的经验知道，不能靠“诱发资本家仁爱性能”的“戴季陶主义”和“劝告日本人回东方来”的“戴季陶策略”，来得到自己的权利和日本的让步，而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他们知道所谓民族解放运动是要得大多数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权利；这样的运动方针，方能使胜利之后确有真正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如果抛弃他们自己，抛弃中国大多数劳动民众切身利益，还有什么“民族”利益或需要！第三、中国工人阶级知道自己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责任，所以他们提出极具体的阶级的和民族的政治经济要求。他们的一般口号：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海陆军以及最近关税自主的要求，能够结合一般被压迫的革命的各阶级，督促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者奋斗；因此，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能够建立起来，持续下去。他们竭力的拥护这种利于中国民族的一般被压迫阶级之间的一致，他们不要求勉强的“中心思想”，而只是建立真正的中心思想于各阶级对内对外的共同利益上。第四、中国工人阶级明白中国国民革命的国际意义。这种国民革命运动是对于世界帝国主义的有力的打击，列强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的民族，必至真诚的同情于中国的运动，而且能予以有力的援助。所以他们决不盲目的反对一切外国人，而只反对帝国主义者，努力的做国际宣传，联络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中国无产阶级深切的明瞭：帝国主义的推翻和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必须世界的社会革命胜利，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消灭，才能成功。第五、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有很严密的组织，极伟大的团体，绝不是宗教式的结合。五卅运动和义和团的区别，正在于五卅运动有无产阶级做指导者，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做骨干，能督促资产阶级前进，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具体的政治经济要求，足以团结全国被压迫阶级，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国际的联络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而义和团没有。二十六年后的中国民族力量和二十六年前的民族力量大不相同了。帝国主义者相互之间，现时在远东的利益，已经冲突得非常厉害。列强虽然利用辛丑条约和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驻华海陆军、租界巡捕权、不受中国限制的外国工厂，能对于中国施行屠杀和剥削。然而中国民族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起来反抗，一开始便给他们一个总打击，提出种种具体的要求。列强之间享受这些特权——关税管理、租界制度等等，并不是相同的；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货物的销场、投资的多寡，也不是相同的；所以中国民族反帝国主义既然剧烈，他们中间特权享得少的（如美、法等）便想取巧，声言应当对华让步。于是列强一致进攻的形势绝不可能。再则，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因有无产阶级的指导与各国无产阶级相联合；同时，俄国革命后，世界的社会革命已经开始，列强自己国内无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也比二十六年前大得百倍。他们更不能轻易以兵力征服中国，因为他们国内的革命，可以因此而爆发的。况且五卅运动之中，无产阶级团结的阶级组织——工会等的力量，也非义和团可比。义和团的暴动的农民，绝无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策略，完全是孤立的；五卅运动中则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差不多团结工、商、学以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所以假使义和团暴动的结果，帝国主义者得以武力进攻而攫取在华的特权，置中国于殖民地的地位；那么，五卅运动的结果，至少使帝国主义的列强要表面上表示让步，要提起早已忘了的华盛顿会议[16]的决议，要召集所谓关税会议[17]，甚至于说可以讨论关税自主的问题。不但如此，义和团时候，一般的“士大夫”、“文明人”都帮着帝国主义骂“拳匪”，灭杀民众的反抗精神，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他们能得到所谓维新派的尊称。五卅运动之后，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和一般的反抗精神在民众之间极普遍的发展。现时利用帝国主义者的谣言骂五卅运动是“赤化”是“暴徒”的破坏压迫工人、学生团体的所谓“中国人”，亦已经为社会所公认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了。五卅运动之中，所可怕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复辟。所谓“国家超于一切”、“工人不准行阶级斗争”一类的论调，我们现在可以常常在资产阶级报纸上看见，甚至于国民党领袖中也有这种倾向；这是一种新义和团的危险，危险在于他们要使劳工群众跟着资产阶级妥协，丧失自己的阶级觉悟，抛弃自己的阶级斗争，因而始终破坏了此种解放运动。这种妥协派的力量，始终要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来压迫工人阶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这种国家主义的影响实际上是帮助一般帝国主义走狗——军阀工贼的。这些走狗，大之如奉系军阀，小之如工贼及暗杀的凶徒，他们的实力还是非常之大。张作霖派[18]的军阀，在奉天、天津、青岛、上海，帮着帝国主义者残杀压迫工人、学生及商人；上海一股工贼打毁总工会[19]，伤害工会职员；河南资本家穆藕初[20]雇用流氓打手捣毁工会；南京的买办和军阀屠杀工人；广州反革命派暗杀廖仲恺[21]先生。五卅运动之所以不能再往前有很大的发展，工人所以只能得到日本厂主方面极少极小的让步，规模这样伟大的五卅运动所以只能争到帝国主义者答应开所谓关税会议，完全因为国内种种国贼、军阀、工贼的势力帮着帝国主义者来压迫民众；完全因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妥协派、狭隘的民族主义派，帮着军阀、工贼遏抑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完全因为中国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没有统一的真正拥护人民权利的军队。因此，要五卅运动能够再往前发展，必须继续扩大民众的力量。固然，五卅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他是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比起义和团来，始终已经有些效果：日本单独来要求解决，至少也不能不承认所谓中国政府的工会条例，承认处理屠杀顾正红等的凶手，至少口头允许加工资……。美国亟于赞成关税会议。英国的强硬也不过以为延宕沪、汉等案手段，不敢猛然反攻。然而照现在这样，便能使帝国主义者实行让步，使中国得着完全的解放吗？那还差得远哩！中国既然因有几十万无产阶级的团结奋斗而能暂时制止帝国主义之直接进攻，那么，要使这解放运动完全胜利，便应当更加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势力，发展一般的民众力量，排除一切反动的帝国主义走狗的力量，那时才能废除辛丑条约，才能打破帝国主义束缚中国的一切锁链。所以五卅运动的前途和发展，必须根据下列的方针去进行：一、力争工会组织的自由，一般民众应赞助工人的组织和斗争；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工贼，平民应有武装自卫之权；三、民众起来要求真正人民的国民会议；四、建立统一的真正平民共和国，组织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五、要求关税自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只有这样，五卅运动才能继续发展，实行推翻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1]义和团之役失败，一九○一年九月七日，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俄．日、德、奥、意、西、荷、比等十一个国家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人民便将九月七日作为“国耻”纪念日。[2]庚子义和团之役：义和团原是山东、直隶等地农民、手工业者及其它劳动人民的民间秘密结社。原名义和拳，一八九九年改称义和团。一九○○年（庚子）春在华北、东北及京津一带以“扶清灭洋”为号召，进行了激烈的反帝斗争，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惧。六月起，英、法、美、日、俄、德、意、奥八国组成侵略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进攻天津、北京。八月十四日攻陷北京，清政府向帝国主义乞和。一九○一年九月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3]庚子赔款，指《辛丑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共计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二百余万两。自一九○九年起，美、英、日、法先后“减免”其所得大部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停止对战败的德、奥支付赔款；苏俄于一九二○年宣布中止对俄赔款。但是，截止到一九三八年，帝国主义已从中国掠夺赔款银六亿五千二百余万两。[4]平英团指一八四一年鸦片战争中广州城郊三元里一带人民自发的武装抗英组织，曾给予英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5]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在各地兴建教堂，强占民地，欺压群众，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酿成许多事件，这类与教会有关的事件都称作教案。[6]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极力散布阶级调和论，宣传所谓“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在反帝斗争问题上，他还提出所谓“缩小范围”，“法律解决”，“单独对英”，“劝日本回东方来”的错误主张。参见本书第199页注③。[7]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头子。辛亥革命后，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利用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篡夺了总统职位，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称帝，遭全国一致反对。一九一六年六月忧惧而死。[8]刘坤一（一八三○——一九○二），湖南新宁人。湘军主要将领之一。一八七九年后长期任两江总督，义和团运动时，在帝国主义策划下与张之洞等发起“东南互保”，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得以集中兵力镇压义和团运动。[9]税务司是旧中国各口岸主管海关税务行政的官员。一八五四年英、美、法三国领事强迫上海道尹订立海关章程，由三国各派一人组织税务管理委员会。一八五九年，英国为了独揽中国海关大权，强迫清政府委任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统管全国海关。此后总税务司一职长期为帝国主义分子所把持，操纵了中国海关管理权。[10]京汉路罢工、唐山罢工、海员罢工，这里指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几次主要罢工斗争。即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同年十月开滦煤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三万多工人的联合大罢工，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一九二二年上海日商第二纱厂、三新纱厂、日华纱厂的几次罢工。安源罢工：安源的劳工运动，指一九二三年发生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这次大罢工中，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的工人俱乐部提出了保障政治权利、改善待遇和增加工资等要求。经过谈判和斗争，路矿当局被迫签订了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增加工资的协定。水口山矿工罢工，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举行的大罢工。在这次大罢工之前，这年十一月，共产党人蒋先云等领导矿工成立工人俱乐部，并向矿务局提出承认俱乐部，保证工人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和增加工资等要求，遭到拒绝。十二月五日，俱乐部领导三千多工人举行大罢工，矿务局被迫接受要求。上海浦东烟厂罢工发生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日。参加罢工的有英美烟厂的九千多工人，他们提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启封工会等要求，遭到军警镇压。[11]一九二四年六月，上海各丝厂资本家以丝价跌落，原料不足为借口，共同决定降低工人工资，取消全部赏工。在共产党人邓中夏、向警予等领导下，工人起而反抗，云成、裕经、统益等十四家丝厂一万五千余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迫使资本家做了某些让步。南洋烟厂罢工发生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在共产党人邓中夏、向警予等领导下，罢工工人要求开除工贼，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取消工厂新订的一切苛章等八条要求。资本家一面勾结租界巡捕房实行暴力镇压，一面指使工贼破坏工会组织，雇用流氓打手强拉工人进厂。罢工未能取得胜利。[12]直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领。在一九二○年直皖战争和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相继打败皖系和奉系军阀，把持北京政权。一九二四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一九二六年盘踞长江中下游的直系势力吴佩孚和孙传芳部，被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打垮，次年被消灭。[13]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从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因之垮台。这次政变称为“北京政变”。[14]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支持并重申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提出在召开国民会议之前，先召集预备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全国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并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与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相对抗。[15]领事裁判权，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的一项特权，即外国在华侨民犯罪或成为诉讼被告时，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由各该国领事依照本国法律“裁决”。[16]华盛顿会议的决议：华盛领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国参加，次年二月缔结了《九国公约》。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反映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殖民地的矛盾。[17]关税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举行。参加者为北京军阀政府的代表与英、美、法、日、意等十二国驻华使节。军阀政府利用五卅运动以来广大群众所提出的关税自主的强烈要求，提出至迟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前实行自定关税税率，在实行前，先行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各国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表面上同意中国实行关税自主原则，但要求中国裁撤厘金，并反对在实行前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18]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直系，把持了北京政权。一九二六年宣言“反共讨赤”，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派兵包围苏俄使馆，逮捕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六十余人，二十八日杀害李大钊、路友于等二十人。一九二八年六月与蒋介石作战失败后，乘火车撤回关外，至沈阳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死。[19]总工会，即上海总工会。一九二五年八月，一些流氓、工贼捣毁上海总工会，随后奉系军阀又将它封闭。[20]穆藕初（一八七六——一九四三），又名穆湘玥，上海人，工业资本家。曾在上海、郑州创办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和劝工银行。[21]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八月在广州遭国民党右派暗杀。
第十五章武汉时代与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十五章武汉时代与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27年“四一二”的前夕，我和陈乔年（陈独秀之次子）以及他的妻子史静仪一同住在亚东书局的编辑部，准备次晨乘轮船去武汉。该书局的老板汪孟邹为陈独秀的老友，他对陈异常尊敬。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他的侄儿汪原放，侄女汪协如也加入共产党。我们吃完丰富的饯行晚餐之后，就参加他们家庭支部会议。陈乔年作了政治局势的报告。无论从报告或讨论中，我们都没有感到任何将要发生事变的迹象，对革命的前途都是抱着无限的信心和希望。次日清晨我们便一同上了船，我们是奉中央的命令迁移到武汉去的。因中央常务委员会已迁到那里，陈独秀，瞿秋白和述之都已早日到达武汉了。这次同我们一起去武汉的，还有中常委的秘书王若飞，技术书记曾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书记任弼时和他的妻子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约在正午，我们的船尚未开行，大家都很惊奇，但不知何故。王若飞和曾孟告诉我们，说他们上岸去买香烟。他们去了好久，一直到我们的船开行还未归来，我们几个同志一致埋怨王若飞太浪漫了，白白地牺牲了二张船票。虽然我们都是买的最低等的舱位，但究竟是一个小小的损失。尤其我们觉得：我们这一大批人的旅费都是党中央担负的，因而，对王若飞上岸不归的举动更为不满。我们的船行约有四天，在四月十五日的清晨，就抵达汉口。当我刚到述之的住所时，正值同志们都准备到汉口一个最大的娱乐场“雪花世界”去参加武汉全体党员大会，我便同述之一同前往。大会的规模相当庞大，约有四千余人，楼上楼下的座位都坐满了，有许多人还站在各个角落或走廊里。场面虽然伟大，但政治却很空虚。张国焘代表武汉的党部作政治报告，除了强调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作用和共产党必须与汪精卫合作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在这次会议上，我不但见到许多以前在武汉时认识的同志和从各地方来的同志；而且以前武汉的朋友和同学也在这里见到，甚至那些当我在学校时为反对封建思想争取民主与自由同反动的校长猛烈斗争时，仇视我们的同学，也在这个共产党员大会上出现了！我当时感到惊奇，但这种惊奇是太天真了。往后的事实证明：她们之加入共产党，并不是由于思想上的认识，而是由于共产党的势力在当时表现出异常强大的原故。时间仅仅过了三个月之后，当汪精卫政府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这些我所惊奇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地在报纸上登载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了。当会议完毕，我同述之回到我们的住所时，我便发现述之的态度异常沉闷，我问他：“甚么原因使得你这样闷闷不乐？”他回答说：“说来话长，现在你刚刚坐了几天的船，而且一到这里又参加了党员大会，你应当休息一下，下次再同你详谈。”同时，我又观察到陈独秀的神情也不像以前那样乐观潇洒，只有蔡和森好像一个暴发户一样，表现出一种得意忘形的神情。因为他们都和我们同住在一座房子里。那是一座相当宽大的西式楼房，除了住着陈独秀、蔡和森夫妇以及述之和我外，还有几个武装守卫的同志。这座房屋差不多成为当时党的领袖和上级干部联络的中心和会议场所。我到武汉不久，王若飞和其他许多同志也陆续来到这里。据王若飞说：“原来在四月十二日的清晨，当我们上船时，蒋介石司令部的军号已经呜吹起来，机关枪声也随之而起（因我们的船离得太远，所以没有听见），不断地在各工人纠察队阵地肆行袭击他们的武装，流氓们也蜂拥四起，占领工人纠察队的阵地，他们在白崇禧部队的合力之下，残酷地枪杀工人，以机关枪扫射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最后的根据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约有四百余工人英勇地抵抗，直到伤亡过半，子弹完全耗尽才停止。根据上海工部局的真实的报告，在‘四一二’那一天，蒋介石的猛烈袭击和残酷的屠杀中，约有四百多工人惨遭屠杀。王若飞接着说：“中央的交通石琼同志匆忙地到船上来，告诉我发生了事情，但他当时也不知道详情，因而我决定上岸去调查真相，由于不知实情不便告知任何同志，只是藉口上岸去买香烟，同志们一定说我太荒唐。”他慨叹地说：“第二天的屠杀，比第一天的情形还要凄惨哩！工人群众为了抗议‘四一二’屠杀事件，在闸北青云路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枝，惩办破坏工会者和保护总工会，并将这几点要求写成一封请愿书，组成一支请愿的队伍，从青云路游行至第二师部，想把请愿书递交周凤歧将军。在请愿的队伍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没有一个人携带武器。但当请愿的队伍在倾盆大雨中，到达离军部不远的宝山路义品里对面时，机关枪队突然开火迎接他们。密雨般的枪弹从马路两旁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射击；同时，小步队亦从邻近的巷堂中冲出，以刺刀和枪托向逃亡人群众乱打乱刺。男男女女和孩子的哭喊震天，雨水和鲜血，变成了一条河流，呈现一种惨不忍睹的景象。最惨的是那些受伤的群众，都躺在地上，无人敢过问，都同死的一起丢在运货的大卡车上去埋葬。在这次惨案中，死者三百余人，伤者不知其数。”（这情形在当时的各大报以及往后的中国革命史和现代史的著作中，都有类似的描述。）像上述这种残酷无比的景象，远远地超过了以前任何军阀时代。这也便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赐与那些曾经为援助北伐军而与鲁军拼死作战的工人和共产党人的酬报！他们昨天还是北伐军的盟友；他们在北伐军尚未到达之前，就英勇地与鲁军战斗，为蒋介石打下了江山；但是今天，时间还只过了三个星期，他们为援助北伐军而拼死作战所消耗的精力尚未恢复，又要抵抗昨日的盟友北伐军的袭击了！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头颅和鲜血当作庆祝蒋介石北伐胜利祭坛上的祭品！上海总工会的主席汪寿华在“四一二”数日前被上海的大流氓头子杜月笙骗去秘密处死了！因为他为援助北伐军曾经领导了三次工人的总罢工；北伐军胜利了，为了酬报他的功劳，便将他的头颅首次献给预祝胜利的祭坛上了！在上海“四一二”的流血事件之后，武汉的局势从表面上看来，共产党与汪精卫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平分政权的形势，在政府中，工人部长是苏兆徵，农政部长则为谭平山，他们都是共产党中的领袖；在军事方面，工会和农民协会以及一般民众团体都是共产党一手做起来的。不用说完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湖北省的总工会（在汉口）拥有三百万会员；农民协会则拥有一千五百万会员。至于一般的民众团体，如学生会，妇女协会，以及教职员联合会……，也都在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之下。革命的浪潮，正卷入于两湖，这两个省份的农民，正在起来打击地主，甚至没收土地；具有庞大组织的工人已经有力量在城市发动革命的行动。假如当时的共产党能够从上海的四月流血中获得教训，立即放弃国共合作的政策，提出工农兵苏维埃的口号，把正在卷入两湖的革命浪潮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原有的革命民众力量，以及蒋介石军队中的反蒋军事势力汇合起来，团结在这个革命的苏维埃口号之下，举行一个新的进攻，把以上海为中心的反动势力蒋介石孤立于长江口岸的势力加以摧毁是大有可能的。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地位尚未稳固；同时，他的军队中有些军长和下级军官有反蒋的倾向，他们甚至要求共产党领导反蒋。此外，上海四月的屠杀虽然对革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还不是个致命的打击。上海共产党的力量和工人阶级的组织仍旧保持着的。然而，异常之不幸，由斯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的政变，既没有提高警觉；上海的四月流血也不曾敲醒他的脑袋，没有提高一点阶级觉悟，仍旧顽强地坚持国共合作政策，拒绝当时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独立，中国群众经过苏维埃而发挥其独立的创意力的远景”的意见，而且把这个意见在苏联和中国封锁起来，不让中国的共产党领导层有机会来较量一下反对派的意见与他们自己亲身所经历的经验。斯大林仍旧顽强地坚持他的机会主义政策，命令中国的共产党相信国民党的左派，把希望寄托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把武汉政府视为革命的中心。中国的工农群众必须依赖这个革命的中心来进行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看作反革命的中心。实际上，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在本质上并没有甚么不同，没有基本的矛盾，而只是实际上代表同一阶级的两个集团吧了。虽然这两个集团之间有权利和利害的冲突，但在害怕工农群众和共产党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正因此，托洛茨基代表的反对派当时才提出共产党无条件地独立，提出工农兵苏维埃的口号，彻底运用土地革命的口号，来动员群众和团结群众。但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硬要把共产党和工人群众的手足捆绑起来送到武汉革命的中心准备重演上海四月的惨剧。托洛茨基在批评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真理报上公布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大纲中说：阶级斗争不能靠民族统一战线来进行，流血的四月事变已非常雄辩地证明了。这个事变就是四个阶级联盟底政策的直接后果。拒绝了解这一点，就是准备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重演四月的悲剧（见托著《中国革命问题》中文本1947年版第26页）。托洛茨基作了这个公开批评之后，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就不幸而言中了！“四月的悲剧”在武汉革命的中心开始重演了！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年轻，它的领导层虽然在蒋介石三月二十日广州的政变和上海的四月屠杀之后，多少获得了某些经验和教训。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所造成的威望，斯大林藉助于这个威望来控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因而中共的领导层在斯大林的各种压力之下，他们不能从血的教训中寻找一条越过斯大林路线的道路，而只能遵循他所划定的路线走；虽然他们有时在事实的面前感觉得由斯大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令行不通，但由于没有机会看到当时俄国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因而找不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来，这正是陈独秀和述之当时感到异常矛盾和苦闷的原因。此外，陈独秀和述之当时还有一个最大的困恼，就是瞿秋白为了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打击陈独秀和彭述之，并企图取消陈独秀的总书记，自己好起而代之，写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当作打倒陈彭的武器。这个小册子是在上海第三次暴动前后写成的。当他写完之后，不但不提交中常委讨论，而且也不让他们知道便私自到武汉去，在船上写了一封信给中常委，说他已经动身到武汉去了，但并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及至到了武汉之后，他立即私自印刷那个《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并在党员中普遍的散发；同时积极进行小组织的活动。以前从不欢喜接触干部的瞿秋白，这次却异常努力地拉拢干部了。等到陈独秀和彭述之到达武汉时，他已完全布置就绪了。像他这样公然破坏组织原则和纪律的作风，在党里还是第一次；而瞿秋白也是第一个人。关于这个小册子的内容，主要的是反对彭述之，但实际上也是反对陈独秀的。他在各个问题上，虚构各种理论来攻击述之，并断章取义的从述之在向导上所发表的文章里面摘引某些文句来歪曲述之的思想，以此来攻击他。瞿秋白特别攻击述之的，是述之在1927年1月21日的“向导”报上，发表了一篇为纪念列宁逝世第三周年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的革命，是“永恒的”或“不断的”，因此他说：“彭述之把托洛茨基主义复写到中国来了。”当时瞿秋白从某些国际代表那里嗅到了斯大林正在激烈地反对托洛茨基的一切主张（包括中国第二次革命问题在内），尤其反对他的“不断革命论”。瞿秋白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扣在述之的头上，显然是企图以此摧毁他并博取斯大林的眷宠。实际上，述之当时还不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只是依照他自己所了解的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教训，以及他当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亲身经历的经验，从而得出中国革命是“永续革命”的结论。瞿秋白写这个小册子的目的，是想以此当作一枝锋利的箭而一射双雕：把彭述之排除于领导机关之外；把陈独秀的总书记撤除，好让自己起而代之。瞿秋白曾向当时领导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国际主席代表路易表示要撤除陈独秀的总书记。路易当即问他：谁来代替呢？张国焘还是谭平山？他都不赞成，但又不好意思明白的说出自己要做总书记。这是路易同述之谭平山一起谈话时吐露出来的，他表示瞿秋白的倾向不好。同时，瞿秋白又运动谭平山和张国焘，但谭一向是拥护陈独秀的，张国焘虽然对陈的感情不甚好，但在总书记的问题上，他仍旧是拥护陈的，后来谭平山和张国焘都同述之谈及此事，他们都说瞿秋白有做总书记的野心。此外，在一次国际代表团的会议上，照理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都应参加的，但瞿秋白运用了一种手段，使述之没有参加，只有他自己和陈独秀与会。在那次的会议上，当讨论关于第五次代表大会对未来中央委员会的名单时，瞿秋白坚决地反对彭述之和罗亦农参加。但国际代表都不同意，尤其是路易根据各种理由反驳瞿秋白的主张，是以未果。这是陈独秀告诉述之的。谈这话时，我亦在旁，因我们与陈独秀是住在一座房子里。在1927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下午，中国共产党在武昌一个小学校里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典礼。首先，由陈独秀致开会词，接着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相继致词。除此这外，没有演说和报告，只是举行开幕典礼而已。在这个隆重的典礼中，瞿秋白事先运用了一套官僚的手法，就是在大会的主席台上，所有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甚至少数非中央委员也在座，而独没有述之在内。他不但是中央委员，而且还是中常委之一兼中央宣传部主任，主编党机关报（向导）。照常规像这样重要的地位，在主席台上是不应该没有他的座位的。然而瞿秋白却从斯大林那里学来了一套官僚的手法，就是对于他所准备排除的人，在没有开始在会议上打击之前，就人工地制造一种心理上的暗示，使人们意味着这个人已不值得为大会所尊重了；同样，把那些支持他的准备提拔起的人们，虽然不是中央委员也坐上主席团的台上，使其提高声望，准备在下一届的中央委员中，站一个地位。在这种气氛之下，我感到窒息，感到太不公正。王若飞，郑超麟，陈乔年，刘伯庄等也都愤愤不平。他们在散会之后，对述之和我特别表示一种沉重而亲切的友情。但我们之间，除了交换一声叹息，互通了一次会心的一视外，关于这件事，没有说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处于革命最紧急关头，在这里只有两条道路：如果不是共产党根据新鲜的流血教训，立即放弃原有的国共合作政策，提出工农兵苏维埃的口号和团结工农和一般民众，把革命推向胜利；那就必然会帮助反动势力的生长和联合，不可免的将会遭到更大的灾难。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未来命运的关键。但这个大会的精神，是完全遵循着斯大林的意志。斯大林说：如果没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见HAROLDR.ISAACS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文版第216页引文）。在这个前提之下，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一种“妥协”和“退让”的精神之下进行，即在对国民党的所谓左派的“妥协”和放弃土地革命的退让政策之下进行的。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下，汪精卫才能以上宾的资格在共产党的大会上作演说，在他的演辞中，宣称他们（指国民党的所谓左派）决意巩固和共产党的联盟，并声言他同意共产国际代表路易的报告。孙科在第二天大会上的演说，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充分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姿态尽情地挥霍了令人兴奋的左倾词藻，并高喊“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的口号来结束他的演辞，获得了热烈的掌声。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报告，这个报告的中心意见是围绕于土地革命问题。当时两湖的农民正在自动地起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陈独秀在原则上赞成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但同时，他又被共产国际领导的“与国民党左派联盟”的公式所束缚，因而他表示的意见是：一方面认为大地产虽然应该没收，但目前与小地主的联盟仍然必要，造成不要采取极左的政策，要等候革命运动的深入和发展。这正是反映他在真实的“农民已自动地起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的事实面前和共产国际领导的“与国民党左派联盟”之间发生出来的一种矛盾和混乱的思想。假如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就直接触犯了同盟者中的军官，尤其是那些将军和他们的亲属关系。因为在当时武汉的军官中，差不多都是两湖地主的亲属，而且有些军官本人就是出身于地主阶级。至于将领们本身就是大地主。假如没收军官和将领的土地，就会破坏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因此，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为了符合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就只有采取向地主阶级妥协的政策，而这种政策，也就等于放弃土地革命，把已经走向革命道路的农民拉向后转。这也便是导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武汉政府所颁布的对工农的法令，已经大大地剥夺了工农所应得的权利，但国民党所谓左派的领袖们仍旧尖声叫喊：“农民过火了”，“工人纠察队过火了”，“童子军过火了”。整个的武汉充满了“过火”的声音。甚至某些共产党领袖也跟着叫喊。有一个晚上，童子军误敲了共产党领袖蔡和森的门，打扰了他的清梦，他第二天便大发肝火逢人便说：“童子军过火了！”在当时，我到处可以从某些共产党领袖的口中，听到“农民过火了”，“纠察队过火了”，“童子军过火了”的声音。因这些领袖们唯恐得罪国民党的左派而破坏了“国共联盟”。以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为代表的那些领袖们，他们是真正相信共产党置身于半政权之中；而且相信这种联盟一直到底，会同汪精卫一道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因汪精卫在大会的演说也曾喊过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的口号）。因而，他们是以异常得意和乐观的姿态踏进会场的。当瞿秋白步上主席台时，他的两腿好像载着胜利的轻翼飘然而上；他的咀角含着微笑，表示出得意的神情。当他发言时，也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目中无人傲慢而骄矜的姿态。蔡和森那种得意忘形地在主席台上不断狂叫“非资本主义前途”口号的神情，可真叫人作呕！李立三在瞿秋白的抬举之下，滥用权威，专横地禁止瞿秋白的政敌发言（当他做主席时），表现了他的飞黄腾达的姿态。还有那些为瞿秋白所拢络的小干部在台下摇旗呐喊（如刘昌群、林育英等，刘在革命失败后，因一度被捕即背叛了），同台上合奏着打击异己的交响曲，呈现一幅革命者的野心勃勃，争权夺利，趋炎附势的堕落景象。而这种景象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他们在物质方面，也是尽情享受。在整整十天的大会中，所有的代表和参加者，连陈独秀在内，都是一起共进大会所准备的午餐，惟有瞿秋白、杨之华、蔡和森、李立三……等从没有同大家一起吃过一次午餐，他们总是到高等酒楼去享受丰美可口的佳肴美酒。不但中午如此，甚至每晚都在著名的酒楼饮宴（中央的交通柏代坤同志说，在吃中饭和晚饭的时候，到某大酒楼一定会找到他们）。当时瞿秋白一方面要联络国际代表；同时还要拉拢各省的干部，因而便大事交往。而他的妻子杨之华便成为当时交际场中的要角，这是她唯一的能力。总之，他们当时是得意的狂欢的，但却不知道他们是正在火山上跳舞哩。然而，陈独秀和彭述之则代表另一种倾向，他们在大会上的态度和情绪，与瞿秋白、蔡和森等，恰恰形成对比。他们的态度是沉闷的，心头是困恼和沉重的，他们一方面感到国际的路线在现实的面前行不通；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的反动，对工农和共产党人的压迫和屠杀，对革命的前途，抱着无限的忧虑，再加上瞿秋白的小册子和小组织活动所引起的党内干部思想的混乱，他们因此感到异常困恼。罗亦农、王若飞、郑超麟、陈乔年、刘伯庄……等也都属于这一倾向。就是置身于政权地位的农政部长谭平山，工人部长苏兆徵，他们的态度，也并非乐观，而是沉默的；他们在大会中简直没有发言。他们虽然是工农部长，但并没有独立代表工农的利益提出政纲，而只是执行党的政策，成为国民党的附庸而已。虽然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在政治上完全解除了武装；虽然共党某些上层领袖相信国民党的左派，但工农和一般民众，还是相信共产党的。例如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以及妇女协会等，都围绕于共产党的周围，受它的领导。他们仍旧抱着坚强的信心和希望。整个的武汉，从表面上看来，仍然是呈现着革命的新兴气象。社会上各阶层的民众，他们并不去找国民党的关系而企图加入其中；而是到处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希望加入共产党。当然，其中大多数是真正想干革命的；但也有不少的投机分子想由此寻找个人的出路。因为在他们看来，从中央政府机关，军政各部门乃至教育界，都有共产党人在那里任部长、军事政治顾问，或政治部主任乃至大中小学的校长、教授或教职员。至于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乃至社会上各种团体，都是共产党人作领导。因而他们就到处关系，想敲共产党的大门，以为进去便可找个人的出路，至少职业不成问题。有些私立中学或专门学校，为了吸引学生，也都争先恐后地聘请较为著名的共产党人去当教师或其他职位，以此作为广告，例如，当我刚到武汉时，我以前一个姓李的同学，忽然有一天同着她的哥哥到我的住所来访问我，我感到突然，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知道我的住址的。他们首先向我说明来意，原来同学的哥哥开办了一所中学，他说要以120元的月薪聘请我担任该校的训育主任（这薪金等于当时政府机关中部长以下的一个主任的薪金）。我当时以分娩在即，不能为学校多服务为词，拒绝他的聘请。但他表示这没有关系，只要每早训话一次，并无其他工作。结果，我仍旧婉言拒绝，因我不欢喜作这种不劳而获的官式工作，宁可在经济方面拮据一点。这是很明显的，只要我答应作该校的训育主任，他便可以在报纸上大登启事，以此吸引学生。由此便可证明共产党在当时武汉的势力之大和声望之高了。自我有了启蒙思想之日起，对于家庭的观念不但异常淡薄，简直可说根本没有。我自到达武汉后，虽然离家只有二小时的火车，然后转乘半小时的火车直达家乡。但我根本忘记了父亲和弟妹，我不但没有想回家去看看父亲和弟妹的念头，即连一封信也没有给他们，他们连我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这主要的是由于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反封建思想走到另一极端的幼稚表现。自1923年直至1927年春到达武汉时，五年以来，我从没有写信给我的父亲。述之也同我一样，自从离家以后，便没有写信给他的父母和弟妹了。这在人情上说来，我们都同样是太过分一点，其他的同志，并不像我们这样对待父母和家属的态度。我们的这种态度是受了五四运动反封建思想的影响，而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但有一件偶然的事却把我和父亲的关系连系起来了。有一天，我以前的同学也就是和我一起入党的同志徐全直（陈潭秋的妻子），忽然到我的住所来访问我，并热情地邀请我到她的学校里去小住数日，以便畅叙阔别之情（她是一所公立小学的校长）。我便同她一起渡江到武昌，一直到她的学校里。晚餐之后，我和徐全直在她的寝室里闲谈（她的丈夫陈潭秋因工作关系暂离家），我的视线偶然投射到她挂在墙壁上的那个信袋上，于无意中发现有一个信封上面的字迹很熟识似的，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父亲的手笔。我很惊奇，便对徐全直说：“我发现在你的信袋中有一封信面上的字迹，好像是我父亲的笔迹。”她说：“是你的父亲写给我的，我忘记了告诉你，你拿来看看就知道了”（当我们闹学潮时，我的父亲曾见过徐全直，他算是家长中唯一同情我们的行动的，他称我们这一批人——指罢课的十二个人——为女界的精华）。该信的内容大意如此：“……年来不断失业，不但生活无着，且幼小子女无法受教育，望你看在你的同学好友碧兰的面上，为我在贵校找一个职位，校医或文书均可……。”我看了这封信，受了感动，心里有些不安，这时父亲和弟妹的情景才涌上我的心头了。想到我的父亲原为末届秀才，然后又留学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三年，曾任中华大学的校监和教授，竟弄得向一个小学校长，他的女儿的同学乞求一个职业，其情景实为可怜！当我次日从武昌回到汉口自己的住所时，我把这件偶然的事告诉述之，他有些感动似的，他说：“我同你一样，自从离家以后，就没有给家里写信，对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许是太过分无情一点。”我接着说：“我一向不喜欢家庭关系，虽然我的父亲对我的思想和行动是同情的；但这次看了他写给徐全直的信，我觉得有些难受，他实在太可怜了！他和弟妹们看来已经陷于饥饿的状态之中，我是否可以帮助他找一个职业？”述之认为“这没有甚么不可以，因为他是一向同情你的思想的，只是我们要托人去找就是了。”过了一会，恰巧谭平山到我们的房间来闲谈，我就便向他叙述我偶然看到家信的故事，并托他在可能的范围内为我的父亲找一个职业，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父亲的履历，他马上就很爽气地回答：“部里还有一个事务主任的位置没有人，你赶快通知他来好了。”这样，我和家庭的关系，便由此联系起来了。在徐全直的学校里，我见到了许多以前的同学（多半是同班），她们对我都投射一种异样的目光，表现钦慕之情。因在五六年前，当我狂热地接受启蒙思想时所作过的她们当时认为过激的事情，如反对一切封建思想，提倡民主，社交公开，自由恋爱，剪发，妇女解放以及社会主义等等；而且在行动上，如赶走了思想朽旧的校长，自己实行剪发和解除婚约，这些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叛逆和破天荒的行为。可是这时，她们的头发差不多都剪掉了（当时差不多所有女学生和知识妇女的头发都剪掉了，甚至流行到乡村），她们之中，有许多已经是妇女协会的会员或领导者，有些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在她们看来，她们现在所热烈追求的理想和实际的行动，都是我在五六年前所提倡和实行过的。我的堂姐陈慕兰也是这次见着的，她也是这所小学的教员。她是同我一起考进师范学校的，而且是同班。当三年级下学期我接受新聘请的国文教员刘子通的新思想时，她原是站在反对方面的（最初只有杨子烈和我二人），后来渐渐有些同情，但她总觉得我太过激，因而我们原来深厚的友谊便逐渐疏远了。她是一个有个性而富于正义感的女子，当我们以罢课的行动来抗议校长无故辞退我们的国文教员时，她也是积极参加者之一。但终由于她出身于大地主的家庭，受封建旧思想的传统甚深，便容易屈服于家庭。因而在我们继续闹学潮最剧烈的一年当中，她便自愿幽禁于家庭之中，宁愿留级一年（即迟一年毕业），以躲避这一多事之秋。但当一九二六年末，北伐军到达武汉，革命潮流突然高涨和，她便卷入这一浪潮之中加入了共产党。当我到达武汉时（1927年4月15日），她已经是同志了，因而我们之间的友谊又重新恢复起来。当1927年7月汪精卫政府开始反动，屠杀共产党人时，由于她参加女工运动，因而被捕。当她被逮捕后，她表现得异常英勇，在第一次的审问中，她便大骂汪政府反动，并高喊革命的口号，因而，当她在临执行枪决时，受尽了兵士们的残酷无比的侮辱和虐待！约在六月初，政治局势急剧变化，尤其是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马夜事变之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所谓国民党左派已准备同蒋介石合作，以便打击和压迫共产党。在共产党方面，虽然看到某些徵象，但由于死守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国际指令，不但没有准备斗争，即连自卫的也没有，只是大家都准备个别的逃亡或秘密隐藏起来。记得有一天早上述之同我一起渡江到武昌，因述之约好彭湃谈话，而彭湃便住在毛泽东家里，当时毛泽东是全国农民协会的会长，这座房屋即该会的会所。当述之和彭湃谈完话后，毛泽东便留我们同他的家人共进午餐。他的家庭人员甚众，除了妻子和几个儿女外，还有他的岳母（当时的妻子为杨开慧）。吃完饭后，毛泽东同我们闲谈，他说：“现在局势很严重，一旦爆发，共产党人就非常危险，尤其住在武昌和汉口的中国地界更无保障”（他以为共产党可能抵抗汪政府而发生战斗）。他并问我在汉口的租界方面有没有亲属或朋友关系，我说因来武汉不久，很少和外界接触，关系很少，我只知道有一位堂叔在汉口法租界一间法国洋行任职，而他的家庭也住在里面，但我还没有去看过他们。他听到这个关系就好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木棍一样死死地不放。他还没有经过徵求我的同意便强烈地要求我为他写一封介绍信给我的堂叔，说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希望我的堂叔允话他和他的家人在那里暂住一下。他很精细，惟恐我的措词不够恳切，他自己起草了信稿叫我照抄。我抄完了信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便交给他。他把这封信当做珍贵的宝物一般保存起来。由此便可反映当时一般共产党人的恐怖心理和作逃亡的准备。过了几天，谭平山严肃地告诉我们：“现在的局势很坏，我这个地方非常危险，你们赶快在租界上找房子居住，我也要离开这里，房子也要退掉。”我们本来还没有考虑到要隐藏起来的问题，被他这一提起，而且也不能在这里继续住下去，我们便托我的父亲寻找房子，他在德国租界租到二间小型的前后楼，我和述之以及我的姑母便在这里住下。我的姑母来武汉是我的父亲的安排，他请我的姑母到我这里来照顾我的，因我分娩在即。自我们这次离开谭平山的住所后，就一直没有和他见面了。在1927年十一月中央全会上，由于南昌暴动失败，瞿秋白便利用这个机会来向谭平山开刀，因谭是南昌暴动的主要负责者。这一方面把暴动失败的责任往谭平山身上一推，瞿本人便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瞿秋白是一个深谋远虑的阴谋家，他为着永保自己的交椅，便必须把党内有资望的可能同他竞争总书记地位的领袖一个一个地肃清或打击。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他首先打倒了彭述之；在非法的八七会议上他又篡夺了陈独秀的总书记。但他自己也很明白，他知道自己作为总书记是不得人望的，是完全依靠国际的支持。因此，他为免后患起见，必须寻找适当的机会，来继续肃清或打击某些领袖，首先就安排好了这次中央全会上开除谭平山的党籍。这次会议由于上海当时的环境异常恐怖，故分成几个小组开会，在开除谭平山的这个小组会议上，参加者除了瞿秋白本人外，有彭述之，张国焘和李立三等。当然，瞿秋白制造了一大套开除谭平山的理由，主要的是谭为南昌暴动主要负责者。但彭述之认为：虽然谭平山是南昌暴动的主要负责者，但失败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来担负，他是奉党中央的命令而行动的；而且开除一个像他在党里这样有地位和声望的老领袖的党籍，至少是应该请他到会，让他有申辩的机会。当然，述之的意见瞿秋白是不理睬的，其他如张国焘、李立三等也都不敢赞同，因他们也战战兢兢地惟恐打击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来。结果谭平山是被开除党籍，张国焘、李立三受处分。而这些决定，并不是由中央全会正式通过，而是由瞿秋白独断独行的。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后，同邓演达、张伯钧等组织第三党，但由于邓演达被蒋介石的特务谋杀，第三党陷于瓦解；他又同某些反蒋的左倾分子组织工农党，不久，工农党亦趋消散。在1931年秋，谭从比利时回上海时，他找到二个托派分子，希望通过他们会见陈独秀和述之，因他一向钦佩陈独秀和尊重述之，尤其在私人方面，他同述之和我有深厚的友谊。他当时显然是企图走托派的道路。但那两个教派的托派，不但不把谭的地址告知陈独秀和述之；而且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最高领机，强烈地反对陈彭接见谭平山，是以未果，但谭仍旧保持着反蒋的立场，在找不到更革命的组织的情形下，他又参加宋庆龄和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一个民主人士，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在共产党的外围帮助革命的工作。因此，在他逝世后，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中共曾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三章重回上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十三章重回上海当我们的船抵达上海外滩的码头时，郑超麟身着一套整齐而富有朝气的绿色西服，面上挂着和善的笑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是来迎接我们的，我感到亲切和愉快！他叫了一辆古式的马车，我们连同行李一起载到仁元里我们原来的住所——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次日清晨，我便到区委接头，他们都一致欢迎我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来。区委主席团的成员全都知道鲍罗庭以及广东省委对于三月二十日政变和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全会所通过“党务整理案”的妥协态度。除了赵世炎因参加全国第三次劳动代表大会到广东受鲍罗庭的影响，主张绝对相信国际的政策外（曾在向导报发表的通信中声言此意见），其余的人都不以为然。我们一致认为：三月二十的政变已经使共产党人不能忍受，尤其在五月十五日的“党务整理案”所造成的情形之下，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不能有效地工作了。因而主张立即退出国民党。这一种无产阶级意识本能的倾向和要求，甚至连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的同志也是如此。而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从下面所举的一件事实便可证明：约在六月中旬，区委决定：在环龙路44号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任干事的恽代英、刘仲民、张庭灏、陈碧澜（即我当时的名字）等同志，必须联名在上海各大报登启事声明脱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干事的职位，以此表明共产党人对于“党务整理案”的抗议和态度。在此项决定之翌日，上海的几家大报，如申报，新闻报等都以特大字把四人联名的启事登载也来。这一举措，便明显地意味着共产党人欲脱离国民党的初步具体的表现；同时，也是一般党员之本能地真实的意向和要求。但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之下，对这一本能地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意向和要求，不能完全接受，尤其是广东的省委在鲍罗庭就近的影响之下，比之中央走得更远。他们认为：“退出国民党就等于放弃广大工农群众，放弃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给资产阶级，就是无可补偿的损失。这个时候，应该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国民党之内”。事实上，广东省委的意见，就是鲍罗庭的意见，而鲍罗庭的意见，也就是斯大林的意见。中央领导机关虽然奉共产国际的命令，接受了向国民党妥协的政策。从事实和经验的教训中，以及党员群众要求独立的呼声和影响这下它又感觉到必须修正这个路线。于是在1926年7月的共产党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以国民党外之两党联合，来代替国民党内之合作”的决议。陈独秀把这个决议写给共产国际，但不久便遭到严厉的斥责。因此党中央只能遵循国际的路线而执行投降国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了。当中央政治局召开党中央扩大会议时，各重要省份的省委书记或其他领导者都来上海。陈潭秋代表湖北省委来上海参加会议，他是当时湖北省委的书记，他是过去在武汉所有的同志中我所最接近、友谊最深的一个。虽然我的启蒙思想的导师是刘子通（前面已经说过，他是我在学校的国文教师，他们都是初期的共产党员），但在进一步的思想阶段——从启蒙的民主思想转变到共产主义的思想领域，除李汉俊外，受他的影响很深。他于1922年秋介绍我入党。自1923年春我离开武汉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苏联，直到他这次来上海时，三年余来，我们还是第一次重逢，双方都感到亲切和喜悦！我和述之邀请他在我们家里聚谈，直到深夜才去。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气质相同的同志间的友谊是异常之可贵！他是一个忠实于革命的优秀分子，对工作认真而努力，对同志和朋友诚恳而富于人情，且有常态，不像有些同志具有各种各式的古怪脾气。他在政治上异常坚定；但在平时，对同志和朋友的态度却异常之和善。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他便不能在武汉立足，而来上海，我们曾一度会见。但那次见面后（1928年冬），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们便没有机会再相见了。约在一九三一年，他从苏联的归途中，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在新疆一同被捕而遭枪决。他的妻子徐全直的牺牲早在他之前一个时期。谭平山在开完会议之后，就暂留上海居住，准备前往苏联参加国际执委会议。自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的“党务整理案”通过后，他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职位便被取消，而由一个极端仇共的陈果夫代替。谭平山在上海的一段时期内，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由于接触的机会愈多，我们和他之间的相互了解愈深，而他和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便愈深，而他和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就日益增长。他是一位异常朴实、单纯、忠厚的共产党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年龄比起我来差不多要长一倍，但他却像一个老孩子一样的天真，谈起来很相投。述之和我都很尊敬他和喜欢他。他有一次认真地对我说：“在我还没有和你多接近之前，我以为你很调皮；但现在我觉得你很热情诚恳。”从此我们便相互戏称“知己”。他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便派到苏联去了，但这次却给我留下一个更深刻的印象。接着袁庆云带着他的俄籍妻子从苏联回到上海，次日我便约史静仪一同到旅馆去访问他。当我们正踏上大门的石阶时，他身着一套白帆布西服正在门口出现于我们的面前（准备出外），他猛然地看见我们，喜出望外，他说“高兴极了！”马上转身回到旅舍，热情地招待我们，并介绍他的妻子和我们认识。他是我在莫斯科东大时一个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这次的重逢，大家都感到无限的欢慰。他是法国勤工俭学之一分子，于1922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当1924年秋，我到莫斯科时，他的俄文程度已经很好（当然他的法文很好），担任我们中国班的翻译。他回上海后，中央本拟留他在中央宣传部担任翻译的工作，但因他的妻子是俄国人，在上海秘密工作的环境之中不方便；同时，在党内工作生活费甚少，最高的每月不过三十元（约等于当时的十个美元），其次的二十五元或二十元不等。因此，中央只好派他到广东当俄国军事顾问的翻译。他动身之前夕，邀请述之和我以及王若飞、郑超麟等聚餐，晚餐之后，述之因有约他往，我和史静仪又同袁庆云夫妇一起回到他们的旅舍叙谈甚久。我们因夜色已深，几次欲起身回家，但袁庆云仿佛有一种预感似的，顽强地留住我们一定要等到他和他的妻子上船时才让我们回去，深深表现依依不舍之情。但异常之不幸，他到广东后仅仅一个月，因北伐随同俄国军事顾问离开广州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因患急性虎列那（霍乱——编者）而逝世了！噩耗传来，不胜悲恸！想不到那一次的重逢，时间只过了一个月，竟成为永久的诀别！！在1926年7月的党中央全会扩大会开过后，由于中央妇女部代理书记杨之华向中央请假休养三个月，并提议要我代理她的职务。因此，在会议刚开过后，我便开始担任这一任务了（实际上是兼任，但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区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当我担任上海区委妇女部的书记不久，上海大学全体的女同志要求她们的教授施存统同我作一次私人的谈话（因施为我的老友），想先征求我的同意，要求我允诺作中央妇女部的书记，然后她们便号召上海的全体女同志经过上海区委向中央提议，因她们认为：杨之华无论在那一方面都不够格担任这一职位。我当时就对施说：“中央妇女部的书记不过是一个名义吧了，根本无事可作，没有能力也可担任，我绝对不要这个地位，更不同意这种办法⋯⋯。”由于我的态度坚决，此事就作罢了，以后谁也没有提起，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恐引起杨之华的误会和对上大女同志的反感。但后来由于中央的决定，我只好接受代理了三个月。在此时期中，我除了发出通告要求全国各省市的妇女部的书记作关于当地妇运情况的报告和根据文件处理了一件武汉女同志之间的纠纷事件外，坦白地说，再也没有作出甚么，三个月的短暂时间，也不可能作出甚么贡献，只是每星期参加一次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而已。这对于我个人的政治修养方面说，倒是有益的。正在这个时期，鲍罗庭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坚决地压制共产党内部主张采取独立政策的倾向。他说：“目前是共产党人替国民党做‘苦力’的时期。”为甚么要替国民党做“苦力”，而不去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呢？何况当时的工农群众以及一般的民众组织完全为共产党所领导和控制；而广东政府的存在和发展也仍然是依靠这种力量来支持的。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落后国家的共产党要用全力反对资产阶级支配群众运动。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恰好把自己领导之下的，而且已经完全能够控制的群众运动，双手奉送给资产阶级领导和支配，而自己反而居于囚徒一般的地位。在三月二十日政变之前，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即令不能像列宁那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能预见事变；但在此政变之后，尤其五月十五的“党务整理案”既成事实的限制之下，犹不能提高警觉，不但没有领导中国的共产党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极力压制他们本能的无产阶级独立政策的要求，而把民族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的代表——军事独裁者蒋介石。这是一种无比的荒唐和罪恶的领导。它在客观上已经预先安排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以及一切革命分子往后流血的命运！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秋白，1925年8月1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瞿秋白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秋白（《向导周报》第125期，1925年8月18日）五卅屠杀后，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勃兴起来，上海香港广州的工人，实行同盟罢工，各地的学生商人积极的抵制英日货——各阶级的斗争一天一天的革命化起来。最初的运动里，我们看见上海青岛的工人，争工会的自由，争工资的增加，上海的商人反对码头捐、印刷附律等，还纯然是经济要求和地方问题；甚至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要求，也偏重于上海的会审公堂及工部局华董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离去地方的性质。可是全国各地屠杀案重叠而起，各地民众运动日益发展，对外的要求便自然变成全国的性质和政治的性质——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换句话说，便是要根本推翻列强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统治地位，具体的说来，便是要求收回一切租界，收回海关管理权，废除协定关税的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废止外人在华得自由设立工厂等等的特权。这一中国民族解放的总要求，自然使反帝国主义运动里实际上成立全国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五卅以前这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往往还有人说是赤化过激。其实这一要求是代表全国各阶级权利的要求，是代表全民族的要求。废止协定关税，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一切租界等，难道不是独立自主的民族所应有的权利？何以五卅以前一般社会提都不敢提，只有少数革命分子努力的宣传，还要被人指为过激？五卅以后情势便大不同了。不但工人阶级一致的提出这一要求，不但全国的学生群众努力的宣传和鼓吹，甚至于段政府都不能不提出修正不平等条约的通牒，上海总商会等类的团体，以及一般商人都赞助这一口号，而且参加运动。这是甚么缘故？因为五卅以后中国的历史已经开始一个新时期——实行国民革命的时期。中国工人阶级为着抵御帝国主义的压迫，首先开始斗争，他们不但要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而且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工人阶级处于最受压迫的地位，他们除锁链而外，真是一无所有，他们不象资产阶级有患得患失的懦弱心理；而且他们知道中国民族处于列强统治之下的时候，工人阶级决不能独得着解放，要解放自己，必须同时解放全民族——如果中国还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即使工人偶然得着外国资本家极小的让步，也仍旧是靠不住的。因此，上海青岛日商纱厂里的工人，因为受压迫虐待到了极点而罢工反抗——这种局部的阶级的斗争，马上便使工人进一步而提出民族解放的总要求，而且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运动，使帝国主义者暴露他们极残酷的剥削制度；随后五卅以来青沪汉粤渝甯等处的屠杀——帝国主义所用以镇压“暴动的奴隶”的政策，尤其将平素大家所不大注意的列强统治中国的实状彻底的显露出来。于是全国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以反抗这种屠杀的事实实现出来，而推翻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从此便成了人人所彻底了解的口号。尤其是上海香港的工人，罢工人数达四五十万，组织上非常团结，实际上与帝国主义者以很大的打击——表示中国民族的真实力量。汉口、青岛、南京等处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都是工人做先锋队。因有工人群众的奋起，做实际的斗争，全国国民都觉到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不可能的，中国有组织的平民是有这样的力量的；于是上海便首先成立工商学联合会，学生商人也都能来参加，并且成立联合的组织和实际行动的机关。其他各地也有类似的组织成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所以五卅以后反帝国主义运动确已进了革命行动的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已经不仅是宣传上的口号，而成了群众斗争的实际目标了。由此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因为工人阶级最被压迫，因为帝国主义者实行露骨的残暴政策，所以全国一般民众都知道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必要；因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行动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力量，因为工人阶级能代表全民族提出解放中国的要求，能以实力表示为全民族而牺牲的精神，所以全国一般民众都感到自身的力量，抛弃以前甘于奴属的懦弱心理而起来联合工人做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如今全国各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得以实现，实在完全因为有工人阶级的勇猛斗争。反过来说，譬如五卅以前，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没能集中，还没有表现，一般资产阶级连收回会审公堂等要求都不敢提出，何况废除不平等条约？北京政府日日对外人罚咒“外崇国信”以求媚，还敢说修改条约！可见这次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工人阶级所引导的，全国人民敢于奋起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奋斗，敢于提出要求条件，也是全靠工人阶级做后盾。五卅以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一日千里的扩大起来，各阶级实际上共同斗争的联合战线也渐渐的巩固起来。帝国主义者剥削侵略了中国八九十年，向来没有遇见这样有力的反抗，现在自然异常的恐惧，千方百计的要求破坏这一联合战线，夺回中国民众所已得的胜利。中国民众最近两月来斗争所得胜利是甚么？就是各地，尤其是上海香港的工人已经事实上组织起来，上海总工会及广州的罢工委员会已经成了群众的斗争的机关，各地的雪耻会、后援会、工商学联合会等民众的组织也逐渐集中革命的民族运动的力量。而且全国各界的联合战线，一致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向来所没有的。所以帝国主义的政策，便是要摧残这些民众组织，破坏这一联合战线。第一、他们赶紧声言要召集关税会议，他们的目的是在拿这点小利引诱政府和军阀，使政府软化而帮助他们来压迫民众，帝国主义者（所谓十一国商会），在上海竟公然与总商会秘密谈判，口头答应交回会审公堂，工部局里准设华董等等，他们想借此欺骗中国的资产阶级，使商人等退出国民运动的战线，置工人阶级的利益于不顾。第二、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和他们所发的华文传单《诚言》，拚命的宣传，颠倒是非，诬蔑工人学生，造作许多吞款暴乱等的谣言；雇用流氓打手，对于工会及工人领袖横加摧残，任意杀害。第三、帝国主义者更指使中国的军阀压迫工人，摧残国民运动。总之，他们的种种政策和手段，无非是要使工人阶级孤立无援；破坏了联合战线和工人的团体，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便自然解体，不足怕了。对于中国人呢，却正要巩固我们的联合战线，保持我们已得的胜利——工人及民众的团体，才能有继续斗争的力量。而且应当更进一步，格外扩大联合战线，统一全国民众的力量，更加巩固工人及民众的组织。联合战线之中工人阶级是最忠实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这两个月来上海香港工人的罢工，力争民族的权利，便是明证。然而资产阶级是否能同样的忠实呢？上海工部局停止供给中国工厂的电力——这是中国实业完全不能发展，中国完全没有主权，使电气厂等主要的市政实业都落在外人手里的结果，正是中国实业家所应当反抗的。可是中国这些实业家，却只图小利，甘心屈服，反而来强逼工人去上工，反而帮着帝国主义者来破坏工会。罢工工人连身家性命都牺牲在民族斗争里，而这些资产阶级连停闭几天工厂的损失都舍不得牺牲，——就此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至于中国的军阀政客工贼等更不用说了。所以现在的急务，便是努力巩固联合战线和民众的组织——积极反对那些直接的间接的帝国主义工具。谁破坏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破坏工人及民众的团体，谁便是卖国贼，便是帝国主义的爪牙，全国应当一致的反对他。全国各阶级都应当积极的奋斗，联合，保持我们已得的胜利。我们应当赶紧进行全国工商学农各界的大联合，以人民的力量促成全国政治的和军事的统一，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武力真正成为人民的武力；各阶级都应当和工人阶级一样的决心牺牲和奋斗，那时我们最终的胜利才有希望。我们两月来困苦的斗争为什么至今还不能胜利？就是因为：一、资产阶级等只顾私利而破坏联合战线，二、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三、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所以我们必须先使各界一致努力于全国联合大会的运动；这全国人民的大会要以实力促成全国的统一，实现平民的政权，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等，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那时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得最大限度的集中和统一，向帝国主义者作战。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工人阶级在这一斗争里，始终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他督促各阶级一致前进，率领全国民众奋斗——一定要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秋白，1925年6月2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瞿秋白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秋白（《向导周报》第119期，1925年6月22日）（一）最近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者异常的惊惧；尤其是去年北京政变之后，国民党势力的向北部伸张，各地工人群众的斗争，有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之趋势。如北方铁路工人恢复工会的运动，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青岛上海纱厂工人的罢工，北京印刷工人及汉口烟厂工人的奋起，以至于五月间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及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总之，从一九二五年年初起直到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逐步的斗争，树立总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新势力，当然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反攻的高压政策；他们知道这是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可怕的力量，决不能放任它尽量的发展。五卅以前帝国主义者早已逐步的防范，利用他们的种种工具，如工贼买办军阀官僚等，施以压迫。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国民革命的势力，尤其是它的先锋无产阶级，别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现在占有政治权力的日本——相互之间的斗争，一天一天的激烈起来，直到五月三十日而大大的爆发。我们应当知道，这五卅屠杀案，不但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于世界革命运动，也有极密切的关系。世界资本主义在俄国革命之后，一直在动摇崩溃的过程中，直到最近方才有略略稳定的趋势，这就因为列强的资产阶级虽然在本国对无产阶级进攻不能得着像〔称〕心如意的胜利，可是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经济侵略，近两年来，却能用着全力来经营。对于中国呢，尤其是英日两国的工业资本，进取得最为厉害。譬如这次世界纱业恐慌的期间，日本资本主义，首先便对于上海、青岛的中国工人进攻。他们以为中国工人最落后，最没有组织，纱业里减少生产成本的计画〔划〕，可以从这里实行起。原来英日两国，都已在中国设有多数工厂，尤其是纱厂；而日本又靠着有亲日派的中国政府，可以畅所欲为。这些资本家以巨大的投资和残酷的剥削，来和中国资产阶级竞争，已经并吞了不少中国纱厂，这次纱业恐慌，他们以为中国小资本家禁不起，他们可以一方面裁减工人，换用女工，以减低生产成本，一方面挤轧中国纱业，乘机投巨资来收买。殊不知道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剥削，已经觉悟自己的团结力，——在上海及青岛两处居然举行很大的罢工，给日本资本家以重大的打击，虽然上海青岛的工人都没有争到经济上的胜利（青岛第一次罢工，只加了一分钱一天的工资，非常有限的），然而工人的团结力已经表现出来，工会已经得了事实上的承认——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最痛恨的。不但如此，这两地的第一次纱厂罢工，都还有一种政治的民族的斗争的性质：中国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斗争，引起中国一般社会有意无意的同情，中国商会学生会等大半都趁此鼓起一种排日的运动。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着的国民革命运动，不但对于日本，并且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是很可骇惧的势力。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极力造谣，说这是赤化，这是中国人排外的义和团的精神之复活，一面想尽种种方法与工会挑衅，想要扑灭它。青岛和上海两处，他们用同样的方法——闭厂罢业以拒绝“不安分的”工人，抵死不承认工会，以引起工人中的扰动。他们在青岛借助于张宗昌、温树德的兵力，残杀工人（死伤二三十，被逮七八十人，被堵在阴沟死者尚不计其数），并且停闭工厂；他们要摧残有组织的工人，所以趁此纱业恐慌期间，准备停歇生产若干时间后，再另招“驯服的”不敢要工会的工人。他们在上海也是如此扰动工人之后，就停闭工厂，工人要求发给薪资的时候，资本家竟开枪轰击，杀死工人顾正红，伤无数；他们更与英美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所谓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合作，以摧残这些工会。可是这决不仅是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斗争；工会运动，他们固然怕，而援助工会的学生，一般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运动，他们尤其怕。并且这已不仅是日本一国，而是各国帝国主义者所共同敌视的运动。这种运动随着他们的压迫而起于上海。所以日本在青岛虽然能指使军阀完全扑灭工会，而禁止中国一般人民的反抗；在上海他却不能了。上海自从顾正红被日资本家亲自打杀之后，一般的学生及小商人的群众，早已跃跃欲试的忿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同时，工部局不但帮助日资本家，压迫罢工工人，而且正在这个时候，又提出印刷附律码头捐等于上海的纳税外人会议，想在上海更进一步的统治中国人。这两件事：日资本家及工部局摧残工会与纳税外人想剥夺上海中国市民的自由权——凑合在一起，于是把斗争的阵势扩大了。当上海学生为顾正红被杀，工会被摧残，并且反对印刷附律码头捐，而出发演讲时候——列强帝国主义者便大自惊扰起来。他们不想一想：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进攻，怎样扩大到各国帝国主义者共同镇压中国工人的反抗，共同压迫一般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之自由，他们却只看见中国人民一致的从排日而进于排外，从阶级斗争扩大而为民族斗争，“奴隶都想要自由了”，他们便毅然决然施行屠杀政策。上海南京路上的枪声响了，中国学生工人市民的血流了，帝国主义想用这枪声血泪巩固他们对于中国人的统治！（二）虽然，帝国主义屠杀政策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引起了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上海五月卅日南京路屠杀之后，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英美日意法等国的军舰都开来了，海军陆战队都上岸了，各国资产阶级的武装“打手”——所谓上海万国义勇队都出巡了；上海市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西捕水兵义勇队，通街大衢都放着机关枪大炮铁甲汽车。接着汉口九江镇江天津安东，凡是列强有驻军的地方，无处不实行这屠杀政策和炮舰政策。——各地死者百余人，伤的无数，被殴辱的更不计其数。越界捕人，强占学校等的寇盗行为，更是时有所闻。这种强暴的政策，帝国主义以为可以镇压住中国民众的反抗，可是事实上适得其反，上海市民立刻便全体罢市罢工，没有三天，反抗运动普及全国，各大城市的示威游行及市民大会一致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各埠租界上外人工厂及企业中的中国工人已经继续起来，实行罢工反抗，天津、汉口、广州的工人已经发动。“假使五月卅日以前只有几千几万人知道帝国主义的罪恶，知道国民革命的必要，那么，五月卅日以后，至少已经增加到几百万几千万人！”我们听说上海街头巷口无一处没有不反对外人的招贴，无一处不唱反对外人侵略的歌谣，——便可以知道了。五月卅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可是这总的国民革命的怒潮里，已经立刻发现出内部的分化，这是不可免的。因为中国在列强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等受某一帝国主义者的驱使；有许多妥协软化的分子，不敢为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制度，却只想求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出来主持公道，亦有大多数的平民、小商人和劳动者，认清这种屠杀政策出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合谋，所以坚决的主张，从要〔要从〕此开始中国民众的大组织，实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因有这种分化，所以在这次国民革命开始急进的过程里，可以看出：一、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二、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三、反抗运动的范围，都有不同的主张。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纯粹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或者替日本反对英国人，替英国反对日本人，表面上似乎投合一部分的思想潮流，实际上他们完全是反动而压迫民众的：譬如英国的萧耀南派兵保护外侨，出告示说“排外的格杀勿论”，禁止民众运动。他并且已经嫌英国人杀得不痛快，又帮着斩了七个“过激派”的头。日本的张宗昌严禁学生市民提及青岛的事，却也不得不准人民对沪案表同情。这种人我们只能当他就是帝国主义者，一致的反对。至于其余两部分同在反抗运动里的人，他们的主张很值得分析一下。反抗五卅屠杀案的各地各界的要求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种最正当和最彻底的主张，便是要求：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三、收回海关及盐政管理权四、收回领事裁判权五、永久撤退驻华的一切外人的武装势力六、中国人民之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同时，我们又可以看见一派的主张，便是只要求：一、收回上海的会审公堂二、上海租界纳税华人的参政权三、停止越界筑路，收回租界外之工部局马路四、道歉、惩凶、赔偿、罢业者不扣薪等前一种的要求是革命派的，后一种是妥协派的。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见妥协派的要求只是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争回外人在不平等条约以外所侵夺的东西，再则这种要求只是代表少数上海富商的利益——纳税人才有参政权，而且不敢剥夺外人在中国领土内的干预市政权；三则争一个空面子，速图了结上海五卅事件。革命派的要求呢，却是着眼在民族的利益，根本要中国的解放独立，脱离殖民地的地位；因为只有这样，中国自己的实业才能发达，中国平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即使说不能以罢市罢工的手段达到，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个要求，我们中国可以立刻提议召集国际会议，重新审定一切条约。如果中国现在的政府不能做这件事，那么，现在全国民众正在奋起，很可以自动的组织工商学农各界，推翻军阀的政府，而以革命政府来实行这种使命。再让一步说，我们即使现时还没有这种实力，那么，至少我们应当力争中国平民的政治自由，力争撤退外国驻军和取消领事裁判权——使平民有组织自己力量的自由，以为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准备，以进行国民革命的运动。如今上海总商会的主张就是那妥协派的要求，而上海工人学生及一般商人的主张，却是革命派的。尤其是上海的以及全国的工人阶级（如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很明显的要求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这种革命派的要求，实在代表全民族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因为帝国主义暴行的代价，决不是道歉赔偿等所能了事——平民群众在这次斗争再不能取得这最小限度的自由，日后帝国主义的屠杀还要肆无忌惮，而中国方面却绝没有组织团结的力量去抵抗。至于反帝国主义的战线问题，亦有妥协派和革命派的分别。妥协派以为我们若只对一两国进攻，我们的力量还够，如果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他们合力压迫，说我们是排外，我们便抵拒不了。殊不知道：（一）现时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利益互相冲突，此次事变中，决不会有“八国联军”的事，（二）如果我们窍〔核〕定名实反抗公共租界的各国，他们之间，自然互相推诿，各求卸责而卖好，而后我们的交涉能得着胜算。否则我们自己先唱甚么“中美亲善”，美国水兵杀了人，他们的领事却反过来间：为什么在美国人那里做事的也罢起工来；（三）此次案件，事实上是各国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以求巩固其统治权，我们正应当指明出来，使民众一致起来反对这一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假使那一国果真要“亲善”，他便应当抛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自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派的主张，亦并不是一定要扩张战线，反对一切外国人，恰恰相反，他们主张应当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无产阶级联合，要求他们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他们主张缩短战线，不但只反对英国日本等，并且只反对英国日本等的军阀财阀。妥协派的缩短战线政策，却是向民众掩没了法国派军舰、美国水兵杀人等的事实，去说中法亲善或中美亲善，希图美法主持公道。这结果“公道”是没有人主持的；民众却受他们蒙蔽了！所以妥协派只想速了，如梁启超、江亢虎等，竟要蒙蔽民众，把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变成对英对日的狭义的国家主义，甚至于变成反对工部局巡捕杀人的简单口号，这简直是代帝国主义想法，替他们巩固这种统治制度，把群众的目光只放到杀人问题上去，仿佛只要帝国主义不杀人，我们便无论甚么，都愿意容忍的。至于现在有一派人甚至于只主张反对英国而忘了日本，那就太明显了！——日本是这次事件的正凶，是摧残工会、摧残中国平民自由的首犯，如何可以放过，除非是受日本人及段政府的暗示——想把一切罪名脱卸在英国人身上，让日本仍旧实行他的压迫工会政策！其次，关于反抗运动的范围，妥协派现在已经尽着叫——“这是地方问题，汉口上海各自解决！”事实上枪杀市民和压迫工人是同样的形势，而且汉口是为援助上海而起的。全国的民众已经本能的自觉的起来一致奋斗，应当联合起来实行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运动。正因为帝国主义在汉口安东等地方，到处实行屠杀政策，我们更可以提出总解决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然而妥协派却只是为帝国主义者想法，务求速了，就地解决。总之，妥协派的主张：一、是撇开大多数民众的要求，牺牲平民的自由；二、是缩短战线，不敢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三、是缩小范围，只求就地解决。同时，他们尽着争一个表面上的妥协和面子，使五卅大屠杀案早日了结，只求“平平民愤”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不能继长增高的起来。他们违背民众利益，已经显然，而间接的帮助帝国主义看，蒙蔽民众的民族意识，消弥革命潮流的“功绩”，也就不小了。五卅大屠杀案之后，国民革命是开始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政策不能镇压它，而妥协派的国民政策却想破坏它。妥协和革命派的分别，正在于：妥协派，看见国民革命开始，赶紧想法抑遏民众的自由，缩小范围，缩短战线，以阻滞这革命运动的进行，革命派呢，力争平民自由的保障，揭发各国帝国主义联合压迫中国的真相，联合全国奋起的民众，一致向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攻击，以发展这革命运动，而求达根本解决中国的目的。妥协派虽然表面上似乎还站在人民一方面，实际上简直是卖国背叛民族利益的分子，——因为中国民族假使不能觉悟革命的必要，假使只争着租界上些小的参政权，承认外人的统治，那么，以后的被屠杀，还多着呢。我们不能立刻达到我们的目的——并不要紧，最可怕的，是我们忘记自己的目的，故意欺骗民众，阻止民众进行革命运动。革命派的要求和主张，才是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引导革命运动的进行。最近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之中，我们应当竭力战胜妥协派的主张，否则已经开始的国民革命，始终要被他们破坏掉的。最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指出，现时除萧耀南等反动的军阀，直接做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之外，段政府外交官僚的抗议交涉，也都是一时的装腔做势，妥协让步的端倪早已暴露，还有上海总商会内少数买办阶级及富商，亦是只看见自己的利益，而牺牲民众。我们真正的平民，不依靠他们，应当独立起来力争我们的自由，团结我们力量，至少要商人、学生、工人等各自团结起来，甚至于有武装的准备，有全国的联合，——这是现时盛行的经济绝交口号之外的更重要、更切实的工作。中国的国民革命开始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快要崩溃了！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
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瞿秋白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本文是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热血日报》社论，曾收入作者自编的论文集。五卅外人屠杀之后，全上海人起来奋斗。学生不顾性命的出外演讲，各马路商界联合会[1]首先决定罢市，各厂工人也群起罢工，表示反抗。这次事的起因，原在于日本厂主及租界当局抵死不承认工会，将二月间与内外棉[2]等工会所订条件[3]，完全推翻。因此，工人和内外棉纱厂日本职员屡次理论，结果日人和西捕枪杀顾正红[4]，以致于学生群众不得不以演讲游行唤醒上海市民，要大家注意外人怎样摧残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怎样屠杀中国人。于是，触犯了“上海主人”的东西洋强盗，开枪轰击徒手的中国人，英、美、日、意的海军陆战队及万国商团[5]上陆“打猎”。在这个时机，商会经过群众的哀请跪求，方才答应罢市。罢市之后，差不多有一个礼拜，总商会[6]始终没有什么表示。一方面，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会[7]及上海总工会[8]，努力的进行，组织了工商学联合会[9]，商议定了应当提出的最小限度的要求条件；别方面，总商会却拒绝加入这一联合会，对于提出的要求绝对没有正式表示。这一期内上海总商会究竟是什么主意？真使人不解！虞洽卿[10]和蔡、曾[11]两特派员陆续到了上海之后，仿佛听见商会里起了一番“革命”，董事会的信用失了，因为他曾经主张站在调人地位，太辱没了“爱国的”商会。于是有五卅委员会的组织。这样一来，似乎总商会对于这次反抗运动想积极参加起来，能够加入工商学联合会，和市民一致进行。事实上却又不然。总商会的五卅委员会并不加入工商学的联合会，却要独立进行，好象负着一种特别使命似的。总商会在这第二期的态度，也真令人莫名其妙。究竟总商会要的什么？总商会代表上海殷实的大商人，是上海市民中的一小部分，或者因为他们的钱多势大，所以向来被称为社会上的领袖团体，既然如此，上海这次屠杀惨案发生之后，他便应当起来积极领导，提出真能代表中国人民的要求。如今事前既不参加实际运动，事后组织了五卅委员会，仍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究竟内中隐藏着什么目的？现时我们中国民众一致对外的时候，应当拿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做根据，大家团结成一集中的团体，分配各方面的财力、人才去进行。可是，总商会却第一步就破裂这一民众的对外运动。他的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难道是因为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太低？那么，他应当赶紧提出自己的建议。诚然不错，本报也屡次指明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已经是非常低。外国人攫取了上海的统治权，剥夺中国人民的种种自由，又要固守着他们已经得到的“在华特殊权利”，以至于引起这一次的大屠杀。我们应当彻底反抗，我们应当要求：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废除租界制度、协定关税等；三、收回海关及税务的管理权；四、收回一切军港、商港；五、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六、禁止外国人在华设立工厂。必定要这样，中国才是独立国家，中国自己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可能。中国处于现代列强资本竞争之中，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对于外国人的严格限制，决然没有希望。外人在华开设工厂和经营商业，享着现时这样优越的权利，中国人自己的实业是永世不能发达的。所以真正为中国的大商业家、大实业家设想，他们必然要提出上列的六个要求，那是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里[12]所没有的。总商会的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是否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事实上却刚刚相反！据《时事新报》[13]及《新闻报》[14]的登载，商会前天开会，正为着减低条件而有很长久的争执。工商学联合会的代表虽然出席，据确实消息，对于他们的修改是不曾表示同意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总商会沉默了这些时候，为什么他不肯加入工商学联合会。原来这是为着：等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决定了，等二三十万的市民大会里一致通过这些要求了，他自己再出来垄断这一交涉。他特为不先表示态度，要等现在再来当“调人”，即便不是完全的调人，至少也是半个调人。他不代表中国人的利益，不代表中国工商学的利益去提出要求，却来减低最低限度的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要求。难怪五卅委员会刚刚组织好，《大陆报》[15]上马上有一篇社论大赞他们稳重老成守旧，说他们既然起来，急进派便不会得势了，“中国国际地位（半殖民地）不至于有所变更了！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利不至于受打击了。”《大陆报》这样手舞足蹈的高兴，实在告诉我们：总商会要的是保障外人在华利益！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三条要求之中，所能增进中国国际地位的，本来有限得很。仅仅要求英、日、海陆军永久撤退，使中国形式上象个独立国，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总商会却偏偏把这两条删去。其实即使十三条完全达到目的，海关、税务、开办工厂等的特权也还保存着在外人手里，何必总商会替外国人这样着急呢？若说外人决不能答应，可以不必提出；那么，何以不先提出去，再使外国人答复“一定要驻扎海陆军”的理由呢？总商会却先做好人，不等外国人拒绝，自己先拒绝上海市民的要求。再则，工商学联合会的要求，有一条是优待工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同盟罢工之权，这是这次风潮的根本原因。本来工人为争结社自由权而牺牲，学生为赞助工会而牺牲，总商会却偏偏删去这一条。并且添上洋务职员薪水须照发不扣的一条时，故意不说及工厂的罢工工人。这样说来，工人究竟何所为而从事于爱国运动呢？这次运动，本是为中国平民的利益而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的运动；结果，中国平民的利益完全没有达到！在这种情势之下，假使交涉员单根据商会的条件提出，而外人方面答应了，我们中国方面却不能使工人上工——没有理由叫他们上工，那时怎么办呢？难道学外人一样用高压手段？总之，这样的结果，一定使工商学各界之中出现裂痕。总商会应当负这个责任！工会代表工人及工人的同盟罢工，在外国是很平常的事；可是英、日资本家在中国却不许工人有这权利。总商会删去这一条或者是为外国人打算，使外国人不受工人的反抗，多赚钱而能垄断中国市场罢？上海总商会这样故意和工商学联合会标新立异，独立提出自己的条件，显然告诉我们：总商会完全牺牲民众利益，要的是垄断交涉，希图讨外人的好！中国同胞注意！上海总商会的意旨竟是如此！如果让他领导这次交涉，一让再让的结果，中国必定完全失败！中国的民众，赶紧起来要求撤回提出去的条件，改正商会的妥协主张！[1]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上海各商店中、小资本家的组织。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在工人、学生的影响下发动罢市，并参加工商学联合会。[2]内外棉纱厂，是日本资本家在中国开办的纱厂，共有十九个厂，其中有十一个厂在上海。除内外棉纱厂外，上海还另有十六个日商纱厂。[3]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旬，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并拘捕工人代表，在共产党人邓中夏、刘华等领导下举行大罢工。三月一日，工人在厂方被迫同意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四项条件后复工。不久，厂方推翻这些条件，五月间日商纱厂工人再次举行罢工。[4]顾正红（一九○五——一九二五），上海人，共产党员，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领导罢工工人同厂方交涉时，遭日本资本家枪杀。[5]万国商团是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组织的武装，近二千人。在五卅运动中，积极参与镇压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6]上海总商会，一九一二年一月成立，会员以民族工商业者占多数，但领导权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手中。五卅运动时，总商会在工人、学生的压力下勉强同意罢市。[7]上海学生会，即上海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成立；全国学生总会，即全国学生联合会，同年六月十六日于上海成立。五卅运动时，这两个团体在共产党人指导下积极参加反帝斗争。[8]上海总工会，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成立，共产党人李立三任委员长。六月一日，发动和领导了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9]工商学联合会，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的联合战线组织。由上海总工会发起，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分别推举代表组成。[10]虞洽卿（一八六七——一九四五），浙江镇海人。大买办资本家。五卅运动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1]蔡，即蔡廷干；曾，即曾宗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派往上海的外交特派员。[12]十三条是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与帝国主义交涉的条件。除了十三项正式条件之外，还有四项先决条件，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取消戒严令；释放被捕爱国群众；惩凶；赔款；道歉；中国人民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承认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自由，并不得虐待和开除工人；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和交易所注册三提案；收回会审公廨；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外国在上海的军队。[13]《时事新报》，研究系机关报。一九一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张东荪曾任主编。[14]《新闻报》，美国人福开森在上海办的中文日报。[15]《大陆报》，美国人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日报。它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系密切，五卅运动时是帝国主义的喉舌。
港政府又拿捕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港政府又拿捕工人（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9日）自香港第二次大罢工风潮发生后，港政府为笼络工人，以谋打销第二次罢工风潮起见，特密令素为帝国主义走狗之工人，组织一“维持全港职工联合总会”，并在鹅颈海旁街设处办事，以冀推倒第二次罢工风潮；惟各工友深明大义，均不加入该会，并以种种计划，破坏该会之进行，致触港政府之怒。昨5日晚，该会召集各工会工人开会之际，港督特派出大差前往该会，将一般反对该会之工人百余名拿获，押返下环二号警局讯问，处以扰乱香港治安之罪，即判定每名监禁苦工监六个月。现全港工人对于此事极为愤激，刻已设法应付云。
二次罢工后香港恐慌近状（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二次罢工后香港恐慌近状（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7日）香港政府无诚意解决罢工问题，至有二次罢工之举。各工人之返省者络绎不绝。港政府睹此情形更为惊恐，乃出其帝国主义手段。凡旅客搭车到港者，均被严密搜查，除行李固须搜检外，即各客身上，亦被搜至二次之多。最注意者为怀中之字纸，片纸只字，无不详细检阅。而深圳火车站对面之山坳，当罢工风潮发生后已驻有英兵，实行其威力恫吓政策，惟当时分布该山之营帐，至多亦不过五十余座；乃自二次罢工后，则竟添布至一倍，现总计该山大小营帐有110余座，亦可想见其惊惶之程度，较一次罢工时，增加一倍也。至宣传二次罢工尤为港政府所嫉视。在当衢演说固在严禁之列，即茶楼中偶语者，亦锁拿随之。暗探罗布全港，实行钳制；惟宣传二次罢工之传单，竟能按户分派，更有在大马路之茶居骑楼放落路中者，可知压力亦有时而穷，港政府终无如之何也。因之香港商务更形冷淡。闻本年各商店无论大小，多以减省皮费为宗旨，对于雇用店员，仅存其十分之六七，以期节流，其他无谓虚耗，愈为从俭着手，影响所及，各行商莫不摇头叹气云。
香港二次大罢工已实现（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香港二次大罢工已实现（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3日）（本报专访）香港从前未同情罢工运动之各行工会，其团体最大者、人数最多者则为华人机器总会及航海俱乐部，其余尚有各工会少数亦未罢工返省。此辈工人以现在省港罢工解决无期，而香港帝国主义者之阴谋诡计仍未有已，故近来此辈工人似亦渐渐觉悟，知国民革命工作非联合一致不为功，故遂有酝酿第二次大罢工以促港政府之觉悟，使其从速派遣全权代表与我磋商罢工条件。此事喧传已有数日，惟未得到确实报告。现查第二次罢工一案，经于一日全港各工会通过。港政府闻此消息，惶恐异常，四出派人疏通各工会打消此议，并派其走狗来省制造空气，谓旧历年内恢复省港交通，种种无稽之说，以冀摇惑人心。闻前昨两日实行罢工者已有机器十科工人约数千人，陆续准备回省，并致电罢工委员会请派员至深圳接待云。又一函云：香港各工会工人为促进和平解决省港罢工潮，以促港政府觉悟，立派全权代表晋省磋商罢工条件起见，议决第二次大罢工。昨一日，全港机器十科工人已陆续罢工者计有三千余人，均即日由九龙搭车返深圳，预备返省，情形甚为激烈，其余各行工人亦陆续罢工返省。驻深圳省港罢工委员会交通部特派出专员照料第二次大罢工工友，且以连日第二次大罢工工友陆续返抵深圳，特于二日拍发急电返省，报告一切，请即派员招待。电云：十万火急。东园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交通部长谭海山鉴：本日有二次罢工工友数千人回省，请速派员至广九铁路车务处长接洽，并速派员到深圳招待一切，维持秩序。至要。深圳周国冬（二日）印。
广州最近工潮（署名：千钧《人民周刊》第39期，第3-4页1927年1月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广州最近工潮署名：千钧《人民周刊》第39期，第3-4页1927年1月20日录入者注：无法辨别的文字以“□”表示。一个□表示一个字。（一）从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多方式的进攻当中，我们由许多事实，仍然可以看出：它的最主要策略，乃是用种种方法分裂革命的势力。过去广东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打倒刘杨，肃清东江南路，以及省港罢工坚持十八阅月与帝国主义为长期之奋斗，乃至□［疑为“于（於）”字］最近出师北伐，革命势力扩充至于长江流域，皆可说是革命势力能够团结一致与敌人奋斗的结果。但是，有一点为我们不可忘记的，便是：我们革命势力虽然能够团结，但还有许多缺点。帝国主义窥见这一点，便积极进行分裂革命势力的阴谋，企图将革命势力从帝国主义手中夺来的□［疑为“广”字］东革命基础再夺回去。大家都知道最近香港帝国主义者与其走狗叛党叛国的陈炯明陈廉伯等，又设种种办法运枪潜入内地；并以重金收买土匪、□［疑为“工”字］贼、流氓，企图利用工人内部的纠纷和裂痕，乘机侵入工会和其他团体，以分裂工人阶级的势力乃至一切革命势力之团结。在此严重的时期中，一切革命势力应如何□加团结以抵御帝国主义种种分裂政策。乃不料竟于举国庆祝北伐胜利之次日，竟发生如下不幸事件。（二）（一）本月二日早黄沙粤汉铁路方面，忽有大船一艘，电轮六艘由河南方面开来，内载武装六十余人。船泊汉粤铁路码头后，即各执手枪炸药包围冲锋向粤汉铁路总工会后方猛攻。同时别一队武装百余人□［疑为“则”字］由如意坊等街冲出分五路扑□粤汉路总工会前门，连放排枪千余响、手溜弹五六个。幸得路警出而救援，开枪抵御，始行分路退去，丢下黑底白字□［疑为“奋”字］斗旗一面，手溜弹三颗，其中四人逃走过迟，遂被捉获。据供是广东机器工会会员，并云系受机器工会主使前来围攻粤汉路总工会。同时在四人身上亦搜出广东机器工会证章。当驳火时粤汉铁路总工会工友李亭因走避不及，腹中伤一弹，同时四周房屋车辆亦受炸痕不少。（二）本月三日早四时五十分钟，又有武装百余人，各持手枪炸弹，分三路蜂拥向石围塘广三铁路总工会，将近大门即开枪掷弹猛攻。当时该路路警护车队及广三路工会纠察队闻警，即行开枪抵御。鏖战数小时，乃吹号散开分向五仙桥路及海面各方面奔逃。有八名因走避不及立被护路军拿获，并□下未爆炸剑仔号带多件。并在八人身上搜出广东机器工会徽章，此八人亦承认为广东机器工会雇来袭击广三铁路总工会不讳。当进攻时竟占据广三路廿一号机车，□作炮垒为进攻利器，以不善驾驶竟将机车撞烂。广东机器工会之所以派大队人马武力驾驶火轮电船攻打粤汉广三路总工会，□机器工会通电说不外下列三点理由：（一）报复新宁铁路的仇恨。新宁铁路事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事实的真相是因为四邑号称六大寇者陈式容等，利用机器工会名义在该路组织机器分会，藉机器分会势力横行公益埠。该分会会员百余人仅占全路工人十分一。及后该路工人千余人起而组织新宁铁路总工会，陈式容等乃一面破坏新宁铁路总工会的组织，一面自行向公司提出加薪。机器分会会员每日得三百元之津贴以□［疑为“后”字］，便迫令□之而罢工要求改善生活的全路工友复工，□大多数工友要求解决生活的条件而不顾；并迫令工友退出新宁铁路总工会。十月廾四日，该总工会代表蔡球等偕同中央党部工人部及全国铁路办事处代表由江门乘车至台山，解决工人加薪问题。及至公益埠，该总工会代表蔡球竟为陈式容等殴打重伤，是晚并派大队体育队专车往台城捣废新宁铁路总工会。全国铁路办事处据报具函询问广东机器会，此函去后数日未覆，而陈式容等十一月四日停车之消息又至。全国铁路办事处见机器工会□表示处置办法，乃于五日公开登报请机器会表示对此事意见，至次日又未见答覆。全国铁路办事处见事机紧迫，乃决由粤汉广九广三三路合派纠察□百名前往保护并冀进行解调。乃十一月十一日三路纠察队甫至公益埠，陈式容等即指挥体育队开枪向纠察队围攻，双方鏖战之际，陈式容等六人死于乱枪之下。且□当时江门新会公益埠各机关各人民团体通电证明陈式容等确是四邑著名六大寇。根据此事实，是该六大寇陈式容等实为假藉机器分会以压迫全路工人，破坏大多数之工人组织，叛背全路工人利益。机器工会对铁路办事处来函已置之不理，復任由陈式容等横行而不加处置，以至双方发生冲突。纠纷之责任固不能归之于善意调解的三路工友。更何忍出此復报手段，以工人惨杀工人？（二）压迫机器会会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粤汉铁路总工会，组织于民国十三年，遵照孙总理手定之工会条例，由中央工人部廖前部长之指导，全路二千余工友之通过，始组织成立。成立以来统率全路工友参加国民革命并为全路工友谋利益。刘杨之役，全路工友一致罢工，予刘杨叛军以重大打击，对革命工作之努力，实为社会所共见。粤汉路总工会最近为巩固会内组织，由执委及全路支部联席会议决定，该会为产业组织，凡该会工友如曾加入其他职业工会者应即退出，以谋全路工人之团结。当时全路工人二千余工友均声明除为粤汉路工会会员外，并无再加入其他任何组织之工会为会员，只有一小部分之工友约七十余人，声言其为广东机器工会会员仝（同）时不肯退出机器工会。粤汉铁路工会此时虽然见此七十余□□［疑为“机器”］工友不遵全体工友代表议决，但以同为工人亦未强迫此七十余人退出机器工会或施任何惩戒，仅持劝告态度而已。乃机器工会领袖竟借此小题大做，竟以开战解决，亦应非工人阶级中所应有之事。（三）殴打机器会剧员。机器工会之进攻广三路，乃借口广三路工友曾殴打其剧员。资去年十二月八日，广三路□出车到石围塘时有机器工会剧社剧员三十余人，无票搭车，验票员吴福樵向其验票，当场即被该剧员等不分皂白，用铁尺击至重伤。当时由广三路警将该行凶人卢赘尹苏叶泽□三人送至路局发落。此事经过乃行政范围，本与广三路总工会毫无关系。而且被伤之广三铁路工会会员吴福樵，殴至奄奄垂毙，广三铁路总工会尚未向机器工会提出质问。况此事亦旋由市党部召集双方代表开会解决，认为误会已声明了事。本亦无题可借。粤汉广三的纠纷未了，兵工厂工人联合会的纠纷复起。兵工厂工人联合会，本与粤汉广三路纠纷毫不相干，粤汉路纠纷发生之次日，兵工厂工人联合会曾出通告云：「为通告事：照得凡是工人同属被压迫阶级，应互相携手，联合战线，向压迫阶级进攻。焉可划分畛域，怀衔宿怨，动演流血惨剧，分裂团结势力乎？刻查广州方面，工会间猝起纠纷势颇剧烈，似此现象，宁不痛心。本会乃纯粹工人团体，对于广州各工团视为同一阶级，绝无畛域之分。惟在纠纷尚未弭息以前，外间团体对于本会会员，或有误会，致生问题，合函通告本会会员一体知照：在此次广州工潮当中，无故幸勿□［疑为“赴”字］省，免滋误会，而保安宁，是为至要。此佈。民国十六年一月三日。」乃不幸本月六日上午九时，该厂工会开职员联席会议，未闭会之前，张添等即率数十人入会旁听。按照议事日程，通过准借机器工会一千□［疑为“元”字］及其□［疑为“它”字］议事外，最后到自由动议一项时，有人提议组织本厂青工俱乐部事，一时场中争论颇为激烈。讨论尚未有结果，张添□扁等即大声喝打，同时有多人亦即起而附和。张添等于此遂将大门闭上，抽出铁尺□□指挥各人将工友卢济屈锐等乱殴。卢济工友登被殴破头颅，屈锐工友□头□□□。一时秩序大乱。徐泽陈全□俊等工友□□出厂门首，又□张添□扁等指挥多人攒殴。梁灿林高等工友欲出厂走避，但已伏有多人在厂门首，见梁灿工友等出门，又起而围困痛殴，重伤梁灿林高等工友，频至于死；待至气息奄奄，始行放手。维时□厂余党代表见有工□多名已受重伤，血肉狼藉，乃派出飞星船将重伤工友梁灿，郑沃，卢济，蒋良，邓耇（？），关根，陆永寿，林高许芸生等，并派出秘书林叙彝及空手□［疑为“护”字］兵二名护送来省就医。甫下船，不料又为张添等侦知，即立刻派出多人，携同武装用电船在后穷追，发弹百余响，至石井桥外即被追及。除林高，陆永寿，何亨，许芸四工友上陆由田间逃来省外，其在船上工友梁灿，郑沃，卢济，蒋良，邓耇，刘梖等工友及护送出省之党代表办公厅秘书林叙彝皆捉回痛殴，并将郑沃等五工友掳禁机器工会内，张添等演此惨剧后还不甘心，七日又在厂内指挥少数体育部人员强迫各厂开会，称得厂中监工命令将不良分子开除，遂将工友梁灿等分别开除，现计被迫失业者已达有四十九人。张添等之暴行仍未已。连日□率党徒在厂内外到处殴杀工友，总计连日在厂被殴重伤工友已不下十余人，失踪者十余人，掳去工友五人被迫失业者四十九人。同是工人阶级非但失其发言之自由，而且更以受同类的压迫和摧残，致令受伤失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此岂是同阶级的亲爱工友所应有的行为？尤为不幸而更继续发生者，本月十七日机器工会复加省港铁轮船工会以精湛（？）的压迫。省港修造铁轮船工会向有其独立组织，并未加入机器工会。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工友感觉生活困难，由大会议决改善生活条件□二条，向东家即广州窝（锅）炉制造商业公会方面提出要求，东家方面亦即允接受，经双方再四磋商，□已完满解决，定于本月十七日在南□签字，双方遵守，乃广东机器工会于十六日忽致函锅炉装造商业公会，称修理汽炉铁壳，铁工场系该会范围，并恐吓商业公会不得与任何方面擅立条件，否则发生冲突或其□［疑为“他”字］意外之事，均归□□公会负责等语，该□□修造铁轮船工友在各工厂作工多则已五六年，少亦二三年，修造铁轮船工会亦经农工厅明令批准，广东机器工会之批准立案且在后，是否属广东机器工会范围，必须□［疑为“加”字］入广东机器工会，自有自由，今广东机器工会忽来函干涉该会并阻止该会工友之改善生活要求，其理由不知何据。正拟致函质问，不料十七日午前十一时忽有机器工会体育部四十余人，各手执剥壳左轮利刃蜂拥到该会会所，不分皂白，即将该会会所捣废一空。并将该会书记及工友莆星□［疑为“刘”字］林三人掳去沿途殴打，监禁在广东机器工会内。并派队占据该会会所，阻止会员出入。更派队数十人手执利器至各修造铁轮船工厂，将该会工友强行驱逐出厂，偶一抵抗，即□毒殴，重伤工友无数。各工友迫于暴力，皆被驱逐□厂，全会三百余人全体失业，□掳者生死未卜。这种武力攻打的办法，在职工运动中□所仅见。且正当该会得到生活改善条件签字时施之以攻打摧残，置工人阶级的利益于何地，机器工会的领袖们将何以自解？（三）工人阶级不幸的纠纷一幕幕地在我们面前展开，实在引起我们无限的感想，我们不能不有下列的话要说：第一，现在正是帝国主义进行分裂革命势力□［疑为“甚”字］极的时候，我们队伍里有上列的事情发生，实在正是帝国主义者之所期望。我们表现自己的裂痕，给帝国主义者以有机可乘，借此以破坏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阵线，分裂整个的革命势力的团结，何等的不上算。第二，机器工会的领袖要保持他们领袖的地位，应该站在工人阶级利益上去领导工人。武力的攻打，不但会使工人阶级恐怖而失掉自己领袖地位，而且事实上即是叛背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机器工会的领袖们应该觉悟。（一）应该放弃抽收会员用以维持生活的血汗钱，以作买枪继续进行□□武力的政策；（二）应该充分给机器工友以会员应享的各种自由与权利；（三）征求会员只有使工人阶级信仰而加入，如攻打省港修造重轮船工友的武道，只有使工友愈加愤激而仇恨日深。第三，粤汉广三路总工会的工友，在机器工会武力进攻中及事后，他们始终为着全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着革命的全部利益，始终忍辱负重、服从政府的调解：不但不曾□来报复，并且在恐怖之下他们还是继续维持交通，实在值得欣佩。第四，我们相信，工人阶级的团结，决不是利用工人打工人。工人打工人不仅会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丧失其力量与作用，而且将给帝国主义以侵入破坏我们工人阶级的全体。进一步言，失败者将不仅是工人阶级全体，并且是整个革命势力的团结。工友们！工会领袖们！革命的同志们！广东的革命基础是广东人民与国民政府长期的奋斗建立起来的，两广统一，革命势力扩展到武汉以后，北方反帝国主义运动日益高涨了，同时广东省港交通又恢复了，帝国主义者此时□［疑为“越”字］加环伺我们，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在工会中，在乡村中，在一切的革命势力中施展其挑拨阴谋与分裂政策。革命势力的分裂，成功的是帝国主义，失败的却是我们。（一九二七，一廿。）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与广州工人运动之现状（署名：菊坡《人民周刊》第33期，第4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与广州工人运动之现状署名：菊坡《人民周刊》第三十三期，第4页[原稿模糊处以“□”代替。]广州工人运动在现在是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为中心的。自从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过以后直至第三次代表大会（由十月卅至十一月一日），广州工人运动□□［字迹模糊。应为“发生”］下列几种□［应为“显”字］著的现象：（一）工会组织群众化：（1）工会采用代表会委员会制；（2）工会发展下层组织，工会下的支部俱乐部等非常增加。（二）行会及保守□［疑为“的”字］工会内部起分化：（1）工人退出行会组织工会；（2）保守的工会因群众的要求而加入代表大会；（3）保守的工会发生改组清会等运动；（4）黑暗领袖下台。（三）工会统一□□［应为“运动”］成为事实上的需要：（1）同一职业工会的统一；（2）职业有联带关系的工会的联合；（3）陈森案及兵工厂问题发生时，群众□感觉统一运动□［应为“的”字］需要。这些现象，当然都是很进步的。可是东家对于工人，亦有种种毒辣手段：（一）收□走狗，组织□家的御用工会以分裂其组织：如菜栏东家之组织菜栏职工总会，革履东家之组□［应为“织”字］革履劳工协会，金行东家之组织金行职工工会皆是。（二）维持旧时行会组织，以与工人对抗：如医料东家□［疑为“行”字］因而维持仁□堂□和的工会，牙刷行东家因而维持善商□［疑为“变”字］相的工会等等。（三）煽动工人自相残杀：如建筑东家煽动建筑工人研究社与土木建筑工会冲突，机织厂东家煽动机织工会与锦□［疑为“纶”字］工会冲突。（四）勾结民团工贼土匪和不法军队以残杀工人：如民生火柴厂东家勾结民团枪击工人，牙刷东家、土布东家勾结武馆打杀工人之类。（五）开除工人及裁减工人：如土洋疋头东家锦□［疑为“纶”字］行东家民生火柴厂东家之开除工人就是很明白的例子。（六）联同停业或闭厂以为抵制：如报馆东家医料东家菜栏东家之联同罢业，火柴厂东家先行闭厂等是。（七）收买工贼在工会捣乱：这件事情更是很普遍的现象。（八）强迫工人退出工会：如纱绸东家以开除工作，威迫工人登报退会等。（九）雇用会外工人：如铸造铜器坭模东家尽将工人开除，另雇新工人等。（十）假借或瞒骗官厅之劳□［疑为“方”字］以推翻条件：如当按押行东家瞒骗市政厅强□修改工人条件；又如车衣商业公会利用实业厅瞒骗农工厅会衔取消车衣工会条件等。（十一）东家组织纠察队调查队以压迫工人而破坏其经济争斗。至于在这个期间中的政府行政人员，亦多置农工政策于不顾，□［空白。疑有“请”字］看下列事实，便可了然：（一）官厅不顾虑工人条件对于工人利益之关系；（二）政府主管机关不切实扶助劳工团体，使许多工会不能立案；（三）压迫工人自由发展的布告纷至叠来。工人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形之下，努力工作，其进步之足述者，竟有下列这几点：（一）加入工人代表大会人数，由十三万而至十九万余（实数193127人），工会由一百五十余而至二百余；（二）主持经济斗争四十二次，胜利三十二次；（三）解决四十一个工会纠纷案；（四）统一工会自卫结成自卫队至千人以上。自然工人代表大会的本身，是免不了有许多缺点的，经第□［空白。疑为“三”字］次代表大会指出来者如：（一）内部组织未臻完备；（二）宣传工作做得不好；（三）工代会与工会间之联络工作太少；（四）对工人生活状况及工会行政之□益无多；（五）对于经济斗争之指导尚未切实；（六）自卫队组织缺乏训练。同时，□［疑为“又”字］决定了改革方法十条：（一）整□［应为“理”字］内部组织；（二）发展「□东工人之路」并改善其内容；（三）注意各工会之宣传教育工作；（四）注意联络各工会工友之感情；（五）切实调查工人生活状况及工会行政情形；（六）巩固经济斗争委员会之组织；（七）强固工人自卫队之组织，加以军事训练及政治训练；（八）继续铲除东家工会及惩办工贼之运动；（九）积极为各工会谋得法律上之保障；（十）努力统一工人运动。关于广州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要知道近来虽得有些政治上的自由，然尚未得生活上的改善。一来，工钱低下。做长工的至多不过十五元，少则在五六元，至做件工的则每月所得在十元以下，童工女工更是少得很。二来，物价腾高。譬如米价，民国八年每元二十斤，现在不过十斤左右。物价腾高□倍，工资则依然如旧，甚至降低。时间一层，则除少数交通工人及工厂工人外，多数仍是自天明做到夜深。即较好的如店员，亦须做十三小时至十六小时的工。工场更无卫生可言，甚至因工受病，亦无资医理。失业问题，更为重大。广州工人人数约二十万，除百分之五产业工人不至失业外，其他手工业工人失业者约占百分之四十。因此，工人之要求，实为份内的，甚至份内的要求，亦不能□到。在政府方面，不但不为之援助，甚或加以压制，如警备司令对金银首饰当按押等罢工则大出其皇皇布告。工人□［应为“痛”字］苦已深，生死不顾，此种布告固不能说有甚么恫□［应为“吓”字］的作用，然亦足见工人所得之政治自由非常之有限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有鉴于此，乃决议一现在工人获得的最低利益以为奋斗之标准：（一）加薪及年尾□［应为“腊”字］月发给双工；（二）减少工作时间及划一时间；（三）制止东家开除及要求工人须由工会介绍；（四）要求旧店下□炮金公益费教育辅助费买卖佣；（五）改善工作制度（均匀工作，论件计值，限制童工）；（六）改良待遇，（如食宿改良，因伤毙命者抚恤，废病者照常支薪，女工分娩时须有二月休养）。为实现这些决议计，又通过下列进行方针：（一）促成同业工人之统一或联合；（二）工会基本组织之采用与巩固；（三）工人自卫行动之一致；（四）罢工基本金之准备。我们相信真能代表工人利益为工人奋斗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第二［三？］次会议，希望［疑为“必能”］本着这些议案进行，为后此的广州工人运动，别开一个新局面。
火柴工人罢工（署名：苦力，《人民周刊》第27期，1926年10月1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火柴工人罢工署名：苦力《人民周刊》第二十七期，第2-3页，1926年10月15日广东三千五百余火柴工人，因生活困苦，于是提出改善生活的条件，资本家不理，以至于九月十九日酿成全体罢工，至今已廿余日，解决仍是遥遥无期。二百余的长工虽然在工厂里还有饭吃，但是三千余拖男带女的女工和童工，简直连饭都没有吃，生活的狼狈，莫此为极！工人事前曾呈请政府和中央党部调解，又在农工厅调解。但是调解无结果，于是罢工。事后于九月廿五日，又到农工厅调处一次，又没有结果。总共不下四次在农工厅调处。农工厅之判决，是将条件一一折扣，折衷办理，虽然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但是工人亦勉强接受，而资本家不独不肯妥协，反时常奔走于政府之间，说长说短，置农工厅之判决而不顾。广属警备司令布告说：「劳资间有时或因不能妥协，以至发生冲突。」诚哉斯言！他日因此有事发生之时，武力制止当不至于找错了对象。鄙人是“苦力”，诚恐富人不知穷人饥，而以工人终身大事看为“鼠牙雀角”之事，所以将火柴工人情形，报告于下，供献于革命同志之前，俾日后出布告时，有所参考，或者不致于在国民党党治之下，抄吴佩孚的文章也！（一）广东有十二个火柴厂，共用工人约三千五百余人，男工五百，女工二千五百，童工四百余人。这三千五百工人之中有二百余长工，每月工资最多十五元，平均七元，少至二元者亦不可计数，这已经是火柴厂主所最优待的工人。散工的工作与长工同，不过是以件数计，女工和童工占其大多数，女工每日工资最多二毫，平均一毫半，少至一毫，童工每日工资一毫或半毫。工作时间由早上六时起，至下午六时止，有些工厂由早上五时起，至下午五时止。长工散工都是一律。火柴工人有他们自己的“二七”纪念，因为工会没有成立以前，工作时间是由早上七时至晚上七时。工厂每年停工放假，初一十五，例假总有三个月之久。停工原因多是因为没有原料，但是资本家只顾平日剥削工人的血汗，到了停工或假期之时，不就管［原文如此，疑为“就不管”］工人死活，那个时候只有二百余长工有工资和餐宿。男散工伙食暂开，开工时扣回伙食，才能支薪。女工和童工在停工或假期，工资和伙食全无，生活的痛苦亦不言而喻。（二）工人要求共十三条条件与农工厅调处之结果，分列于下：一，（甲）长工——工资十元以下加六，十元以上加五，廿元以上加四。双方同意五元以下加五，十元以下加四五，十五元以下加四，廿元以下加三，廿元以上加二。（乙）散工——散工工作和长工相同，但待遇很差，特别是搅车一种散工最痛苦，每月工资十元，还要扣伙食五元，又扣童工帮手三元，工作最劳苦。每年例假等等停工共约三个月，在此期内又无工资伙食，故有下列五项要求：（一）免扣伙食。双方同意扣一半。（二）童工帮手工资由厂发（此条件原日分二种，一种完全由工人出，一种是由工人出一半。）双方同意每日由工人出半毫。（三）剪发烹烟，每人一元（原日长工有三毫至五毫散工多数无）。东家答复六毫，厅判八毫。工人接受，东家不接受。（四）停工时每月补生活十二元。东家答复二元半，厅判六元。工人接受，东家不接受。（五）照长工每年补工资三个月（此项搅车方面向有约一月工资，其他散工无）东家答复由下栏(?)出，厅判后定，工人接受，厂主不接受。（丙）女工童工——要求工资加五。东家答复加一，厅判加2.5，工人减至3.5。女工分娩，要求补二月工金。东家答难承认。替工工价划一，每日八毫，东家答复照旧（此条各厂不一）。（二）下栏交回工友支配——（即所谓另钱，工人不敢多要求加薪，恐怕每旧历年时被东家开除，另行减价找新工人，故要求下栏以免这个危险，因为下栏得到之后，新旧工人都要给的。这种办法，可表示工人痛苦的状态）东家不允交回，要补工由此项出。（三）要求每笠大柴收买主半毛，作为工人教育与俱乐部之用。东家答复每六笠一仙，即卅分之一。（四）用人权——厂主雇工由工会介绍，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东家答复：用人权归东家，倘工会暂未有人介绍，得由厂主之自由雇请，一月后入会（这种办法无异有权自由请非工会会员）（五）要求工厂中途歇业，工人每名补六个多月工资用资，复工时仍旧请回。东家答复：“满载荣归，或与工人补两个月，生意不前者无川资，免议！”（六）工作时间——要求八小时工作，夜工四小时。东家答复十小时。（七）例假——如初一十五，时节，国庆国耻纪念，工会纪念，及出席工会代表与职员会议时，免扣工金。东家答复：初一十五时节工会成立日免扣，国耻国庆纪念日有政府颁布者免扣。（八）要求年首元月初七后开工，年尾十二月廿一前收工。东家答复：开工元月初五后，收工十二月廿五前。（九）取消女工按□［疑为“赎”字］及其他苛例（女工工资如此之少，但是每月仍须扣钱，作为按□［疑为“赎”字］，使女工恐怕取不回按□［疑为“赎”字］金而不敢有所要求）。东家答复：女工多，难以查察，故收按□［疑为“赎”字］，以资维系。致苛罚虑，年来所无，有不受指挥者，须取缔之。等于苛例有何分别？（十）私约——工人与厂主订立私约，与工人无抵触者继续有效。东家答复：未满期者继续有效。（十一）因公毙命或伤身者抚恤——因工作危险毙命者，要从重抚恤殡葬；因工作伤身医费由厂主出，并不扣工金。疾病不扣工金。东家答复抚恤殡殓三百元。伤身而致残废者，补三百元，因伤医费由厂主出，不扣工金。自行抢柴者不在此限。（十二）要求工人只做一部分工作不装盒，不拈柴枝，不上落货，及不计月结。东家答复照旧，不计月结已允。（十三）划一菜金，每棹（注：即“桌”）每日一元二毛，小禡加一元五，酒二斤，大禡加二元五，酒二斤，节十元，酒四斤。东家答复：每棹九毛，小禡加七毛无酒，大禡加一元五，酒二毛，节加五元，酒四毛，不及八人照人数计。由东家之答复看来，只答应二百余长工加薪，然而大多数之散工及普通条件，则与要求相差太远。（三）火柴行有启源堂之组织，自有火柴工业以来，即有这个组织，为七十二行之一。在欧战中火柴工业极为发达，各厂均获利数十万或百余万不等。所有火柴经营，概由启源堂议定，如议定价目，分配市场，每离五十里始得建造工厂，以免互相竞争工人提高了工价。刘杨时曾举行征收火柴印花，后由启源堂决议一律停工，三四个月各厂无敢违抗破坏。这是对刘杨的手段，还说得过去。但是去年在国民政府之下，政府议决抽白药捐，启源堂又一致议决停工抗税。当工人组织工会之时，启源堂又组织了一个火柴职工俱乐部，以图破坏工会。当工人无组织之时，火柴资本家之新提加的手段，对付工人，工人自然只有忍受压迫，敢怒而不敢言，现在全省火柴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了，资本家御用的俱乐部在罢工将要开始时，已经预先自己关门，以免工人向他进攻，原日有两三间工厂，一部分被欺骗加入俱乐部之工人，现在也觉悟起来，服从工会命令，一致罢工。若果火柴厂资本家还想用政府对付之启源堂的势力来压迫工人，不肯让步，而无法妙想政府替他们出头，恐怕他们要碰钉子罢？因为除非资本家让步，工人是一定坚持，为改善牛马不如的生活而奋斗的。
停止杯葛后两种不能满意的倾向（署名：代城《人民周刊》第27期，1926年10月1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停止杯葛后两种不能满意的倾向署名：代城《人民周刊》第二十七期，第2页，1926年10月15日停止对英武装杯葛，这是一个革命的策略；因为我们专心从事于巩固革命基础。及准备全国大规模的积极反帝国主义运动，所以我们暂时自动停止武装杯葛，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这政策是为革命利益的，不可以做违反革命利益之用。自从十月十日实行停止武装杯葛后，我们看见两种不能满意的倾向：（一）有一部人以为我与帝国主义妥协合作的时期开始了。以为我们已经占有长江以南的各省了，我们一方面没有力量与英国帝国主义炮舰相对抗，一方面需要资本人材做建设的工夫；我们现在所以应当与英国合作了。英国帝国主义确实在现时以这种威吓与引诱政策并用。一方面已遣派四艘巡洋舰八艘驱逐舰又一只飞机母舰来港，一方面颇取拉拢政策，例如京津泰晤时报主笔吴德海特，在中国最著名的英帝国主义的号筒，在十月五六两日的社论上很明显的表示要与国民党□手，因为见军阀辈不足持，深悔不应帮助袁世凯而应帮助孙逸仙，他说：俄国破坏手段是厉害，但是建设事业是要让还我们英国，我们有资本有专家。这一种与英国妥协的危险确实存在的，特别是当省港交通恢复后，香港对广东的势力一天一天澎涨起来了，人们容易对英屈服。一切革命者爱国者应防止这种危险，应指出给大家知道：与英国妥协即对英屈服，对英屈服即将丧失二年来奋斗所得之利益，人民固然要受害而统治者亦将不能维持其地位，因现在政府之地位是反英帝国主义运动中所争来的。应重复声明：新政策不是对英或其他帝国主义妥协，而是准备更大的斗争，在我们准备时期中帝国主义一定要用软化的手段降服我们，所以在这准备时期中要加紧反帝国主义运动，然后才能免去帝国主义软化我们的危险。我们在这时期中，还是准备前进呢？还是准备退后呢？是要由我们自己决定。省港罢工工人已将反帝国主义这付担子交给我们了，我们还是担起这付担子呢？还是丢了这一付担子而甘心去替英帝国主义挑重担？是要我们自己决定了。第二件使人不满意的倾向，就是停止杯葛的第二天就有攻击杯葛的本身的言论，以为杯葛是消极的手段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印度运动的失败就是先例，杯葛是违背经济供求的铁则之行动，所以是很危险的（民国日报十月十一日社论）。这种言论不啻承认这次停止杯葛是因为杯葛根本上要不得，所以失败了，而且不啻说以后这种武器是不能使用的。这是根本错误的观念。这次所以停止杯葛完全因为政治上的理由，革命政策的关系，不是因为杯葛本身的不适用，不是因为经济的铁则。杯葛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对付帝国主义的武器。省港罢工给英国的打击不是一个证明吗？「虽然我们没有海军及强大的陆军，但是我们找着了对帝国主义凶暴行为报复的工具，就是经济武器，我们曾用此武器给帝国主义以创痛的打击。」（见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停止封锁宣言）不仅如此，这经济武器还帮着把广东革命基础巩固起来了。这杯葛的武器，将来还要用之于全国，现在所说的要准备之对帝国主义总攻击，在初时恐亦只能取杯葛的式形。印度运动的失败不是因为杯葛而失败而是因为印度革命领袖只知道用杯葛的方法而不能领导农民运动及怕惧武器暴动等。其实印度的运动自欧洲大战后所以能发达到那样大，不能不归功于杯葛这口号。五四运动的失败亦不是因为用杯葛的缘故，是因为其他原因，其失败最大原因即认军阀可与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而其结果反被军阀所摧残。在经济学上有借［疑为“供”字］求的原则，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亦有保护关税的原则可以左右货物的价格而改定供求的方向。假使在对英杯葛时奸商要顶了卖国的头衔，要冒了很大的危险去偷运英货，这样来的英货的价格一定要增高了好多，不然无以偿奸商之劳力。再者，我们固然知道中国工业尚未发达，不能代替所排斥的某国货，而仍须以他国的货来代替，但是我们就是靠这个，能够分离帝国主义列强使之互相冲突，对中国不能有一致的政策，个个帝国主义都有自己的货物被中国杯葛而使他国占了便宜之怕惧。杯葛的举行当然不是要个个中国人都革命化了，才可做的，假使时局与革命运动的情形容许时就可以实行的。广东过去十五个月的杯葛，不是一个例吗？那时广东民众并没有都革命化。所以杯葛应仍算做□□□帝国主义的武器，暂时恐是唯一而有效的武器。□再郑重声明：这次停止杯葛不是因为杯葛本身不好，而是因为政治上的关系，这种政治关系已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罢工委员会书中说得很明白了，此地无庸赘述。
广州印务工人的经济斗争（作者：苦力《人民周刊》第25期，第4-11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广州印务工人的经济斗争作者：苦力《人民周刊》第25期，第4-11页录入者注：所有的加粗，为原文中加着重号部分。（一）广州市印务工人共一千三百左右，可分两种：报馆的和印务馆的。在过去一年的斗争中，报馆工人得到相当的利益，印务馆工人却不然。我们先说报馆工人。报馆工资可分为三期：（一）印务总工会未成立时（去年十月前），（二）总工会成立后（今年四月），（三）报纸加价后（今年七月后），由下列以元计算之工资表，可以看见工资增加之程度：种类人数总工会未成立时总工会成立后报纸加价后（排字方面）普通排字17691430四手16122035三手14142340二手10183045工头07304050（印字方面）搅车66070920落纸26121530四手05152035三手11152040二手09202045工头093035、4050印务馆工资比较少多了，列于下表：（一）印字工人三百七十二人月薪工人十五以下共259人•一至五元69人•六至十元95•十一至十五元104十六元至廿六元共108人•十六元至二十元71•廿一至廿六元37此外廿七元一人，廿八元二人，廿九至五十元各一人（二）订装一〇九人月薪工人十五以下共83人•一至五元34人•六至十元22•十一至十五元27此外十六元二人，十七元二人，十九元一人，廿元六人，廿一元五人，廿二元二人，廿六元二人，廿八元二人。（三）排字二〇七人月薪工人十五元以下共113人•一至五元15人•六至十元60•十一至十五元38十六至卅六元共88人•十六元至二十元38•廿一至廿六元15•廿六至三十元35此外卅四元卅六元，与四十元各一人（四）铸字七八人八元十元十五元各一人，十八元二人，廿六元与卅元各一人。由此表可见印务馆全体688工人中，大多数458工人的工资是在十五元以下，内中包含：184人的工资在十元以下109五元以下，其中还包含：•09人一元•16人二元•25人三元•38人四元由此看来，除报馆工人外，大多数印务工人是很苦的，工资都是由一元起，十五元止。普通计算，每人一家四口：父母合为一人，妻子一人（姨太太休想！）儿女合为一人。本人伙食由东家出，其余三人伙食，至少以四元计，一共也要十二元。剩下三元，付房租、买衣服、儿女的教育、家庭的杂用、本人的烟仔、饮茶消费，一并在内。即使这三元可以当十元用，也不能够维持生活。何况其中许多还是在十元与五元以下的。至于失业的也有三百余人，生计更无着落。所以印务工人的经济要求，由去年至今，日加紧急。（二）印务工人为改善生活的斗争，当刘杨时代已经是很激烈的。当时东家利用包工头压迫工人，对于工人的要求，不独不理会，反而加以开除工作的惩罚。如必要时还可请刘总司令杨总司令来弹压。工人当时的组织又散漫，有汉文排字、印刷与景源工社之分。一般觉悟的领袖与工人往往因谋工会之统一而受摧残。这是东家第一个时期的手段。省港罢工发生，香港印务工人约千余人，首先回省。增加了这些觉悟工人的力量，所以广州印务工人如同得了一枝生力军，一战而取消了包工制，再战而成立了印务总工会。工人的经济要求相继而起，如同潮流一般。此时东家失掉了军阀的靠山与包工头的工具；于是实行破坏总工会。举其彰明较著的事实如下。今年四月间，因印务东家手段的高明，忽然产生了一个“印务工商联合会”。第一个结果是通过划一报价；第二是以工人加工为名，通过报纸一律加价，第三是不经过印务总工会而自行以欺骗手段召集一部分报馆内的工会支部干事会开会，提出：（一）若某报馆破坏划一报价的决议，由印务工会撤回该报馆工人。（二）为维持“北伐期间之宣传工作，”若果派报工会反对报纸加价而罢工，则由印务工人自行分派。若因此而与派报工人冲突，则伤者由报界公会医治，死者抚恤一千元的重赏［疑为“赀”字］。（三）工人此后直接与工商联合会接洽，不必经过印务总工会。由此可见报馆的手段不可不算是恶毒。他们不独以印务工商联合会的名义，利用印务总工会的力量禁止任何报馆不加价，并且要利用印务与派报工人冲突，互相残杀而忘却了报馆东家的剥削。更阴险就是要工人直接与工商联合会发生关系，而离开他们自己的工会，使工会逐渐衰落下去。总工会于是召集同人开会暴露东家的阴谋，于是全体议决，组织报馆加薪委员会，要求加薪，因为报纸加价，挂名是因增加工资，并通过提防印务与派报工友中了东家的阴谋，于是互相残杀［录入者注：此处应是“通过一个决议提醒工人提防东家阴谋”的意思］。但是东家又散布谣言，说工会执行委员会之所以发起加薪委员会不过是想卖好于工人，苟延其生命，又说工会被景源公社的人把持，其他工会无权。希望以这种方法丧失工会的威信与挑拨工友间之恶感。此时恰恰发生了《现象报》颠，现倒是非［录入者注：此处明显排印错误，疑为“《现象报》颠倒是非”］，诋诽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经代表大会决议，撤回工友，以示惩戒。报界公会内有三数捣乱分子，乘机运动全体报馆停业。全体工友恍然大悟，看穿了东家的鬼计，同时看见东家一致行动，不分三七廿一，反对全体工人，所以工人之中虽有被其欺骗者现在也一致坚持要求报馆加薪，保障报馆不得颠倒是非，并保障以后不得有此种压迫工人的事实发生。东家还想拒绝条件，固执二月余，然后才一个一个的承认了印务总工会的条件，所以报馆工人的工资比较高，并不是东家因仁爱论的感化而皇恩大赦，实在是两阶级激烈斗争的结果。东家第二个时期的手段又失败了。报馆工人要求胜利后，印务馆工人的要求随之而起，虽然要求远不及报馆的高，但是印务馆东家又改变手段来应付。有一个什么“广州机器印务同业会”，于九月六日发出一封公函给各印务东家，提出两个办法，要大家于九月十日前本良心之主张答复：（一）如印务总工会不依该□□［疑为“会修”］正之条件即决心停业，（二）如因有种种为难情形不能停业，请自行声明理由，惟须自拟一妥善办法俾［录入者注：“俾”即“使”］无碍于同业一致之行动。东家最毒的一幕将开演了！他们想要官厅作一个配角，所以每天到官厅里去念穷经，同时故意留难政府机关之印刷品，归罪于工人，挑拨工人与政府领袖的恶感。很有些人因此而痛恨印务工人，几有食其肉而寝其皮之势。东家这第三幕的结果如何，没有人敢断定。（三）自从省港罢工后，宣传品猛烈的增加，印务的事业随之发达。虽然每间印务馆的状况没有统计，但是我们可以拿我们所知道的广州印务局的营业看看到底是怎样。有很多人骂该局的工人懒，还以为是他因此亏本而停业了。我们现在将他由今年三月十五日至六月十六日的营业状况看看。1．三个月的生产一．共产主义初步一万本收印费1360元二．哥达纲领一万本525三．政治主张一万本780四．民族解放运动与劳动阶级一万本180五．汪先生讲演二万本100六．响□报十二万份（每万份112元）1728七．中国青年十二万八千份（每八千110元）1780八．□血九千份90九．表册400营业（收入印刷费）共7823元2．资本六度印字机二架三月租费72元五号字一副三月租费123四号字一副三月租费75二号字半副三月租费51纸2749.632油墨与火水107.50牛胶11.60梳打7.50绳子3.00消耗的资本（三月租费与纸、油、墨、牛胶、梳打、绳子）共3200.232元3．开销每月三月电费50150自来水2.80840寄宿舍3472车租1854开销三月共362.40元4．工人所得每月工资三月排字六人（每人十六元）96元288元改版一人1957排字一人34102印刷三人（每人十六元）48144印刷工头2575切纸一人2163伙夫一人412杂差二人（每人三元）618校对一人34102管理一人34102以上十八工人三月工资966元又加三月伙食（每人每月六元）工人每月所得一共1290元结论（一）十八工人生产价值（即印刷收入）7823元（二）工人所得1290元（三）资本3200.232元（四）工人被剥削的价值7823（生产）减3200.232（资本）等于4622.768元（五）印务局支出一共（工人所得1290加消耗资本3200.232加印务局开销362.40）等于4852.632元。（六）印务局东家净利（工人生产7823减全部支出4852.632）等于2960.368元试问这种净利二千九百六十元零三毫六分，若果不是从十八个工人血汗剥削来的，难道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虽然一个很小的印务局不能代表全体，但是我们可以担保广州印务局对于工人的待遇，与其他印务局比较，□有□而无不及。关心于宣传工作者不妨调查印务业的现状一下，看看是东家苦，还是工人苦？（四）世界工人运动中有派叫做经济派，他们以工人的经济改善作为唯一的斗争，而不顾政治的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不仅仅是由零碎的经济改善而能得到的，一定是要政治上的总解放。经济派表面上是为工人利益而奋斗，实际上是要使工人不注意政治斗争而脱离革命的道路。国民党内有一个很重要的倾向，恰恰与经济派相反，他们要工人专门做政治斗争，换言之，要努力民族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或者可以说要北伐成功。他们不知道：要工农积极参加革命，是要工农在革命中得到部分的利益，使工农知道革命是为他们的利益的，工农知道实际利益，不知道高妙理论。这班士大夫先生们对于中山先生的工农政策上面加了一个限制，使扶植工农团体的政策的义意［应为“意义”］，变为简单是用工农的力量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但是客观的事实不然。被剥削的工人，经过数年来的政治斗争，已经知道他们的力量了，又感觉物价增高，工资照旧，为维持生活计，哪里会在宣言扶植工农之政府下，不用他们自己的力量要剥削者少剥削几个钱！这种经济要求实在是由于生活压迫而不得已之事，无论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都有发生的，六年前在孙中山先生管理下之广州也曾经有过一次很普偏（遍）的加薪潮流，但是孙先生并没有以为工人故意为难。但是现在反为有很多人因工人改善生活的运动而发生反感。说到此地，想起一件事来了。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国民党领袖来到广州，有人去见他问道：“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抑将有以利吾国乎？”这位先生愤然答曰：“何必言利？吾居于亚洲酒店，按铃两次而使者不来，共产党不亦可恶乎？”有些人说工人的要求不过是几个领袖造出来的，他们和这位先生的意见有什么相差呢？现在有一班革命的同志们对于广州工潮的现象大概有下列感想：（一）工人要求太高——这些人的眼睛只注意于报馆和铁路工人，因为他们只与这两种工人发生不得已的关系，他们所谓要求太高也就是以此为例了，而不对于成千成万的劳苦群众过牛马不如的生活鸣不平。这些工人将来组织好了，有力量时，一定也会起来要求改善生活，难道也要说他们的要求太高么？若果如是，则工人是否国民革命的力量，工农政策是否可用，这些问题实有交审查委会去审查的必要。（二）工人的手段太辣——工人既有要求，当然要有方法得到要求。罢工是他们的方法，纠察队是保障［录入者注：应为“保障工人免于”］东家破坏罢工的方法，中外各国都是一律的。士大夫先生们！你们听见最近英国大罢工中的纠察队名字吗！其实每次罢工都是不可免的，从来都是事前呈报国民党和政府机关，东家不听调解，然后工人才罢工的。工人罢工不过是要少许改善一点生活，东家仍然可以提高价钱，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损失，而报馆东家竟阴谋破坏工会和全体罢业致工人于失业。所以与其说工人手段辣，不与［应为“不如”］说东家手段毒。若果报馆东家不用手段，工人又何苦多此一举呢？报馆东家固执两个月然后才接受工人的条件，此足证明东家并不是不能接受，而是非打了(?)，他是一毛不拔的，对于工人的生活，简直是痛痒无关。但是革命者的态度能够这样吗。（三）工人太懒，使社会生产不能提高——姑且不论是否事实，只问工人是否应该甘心拼命的生产不独直接的养寄生虫，而且来养别人的姨太太，自己却萧条四壁养老鼠都养不起。有一个某机关的印刷所，内设所长、秘书、庶务、科员一大批与生产无关的人，整体坐在办公厅吹电扇。最近改组，于是手令一下，一半以上的工人开除了，那班办事厅人员都堂堂乎继续做上司。在这种不平等的情形之下，怎样能怪工人太懒呢。至于因工人太懒，社会生产不能提高的话，以科学眼光看来是不对的，因为要提高生产必须改良技术，用新式的机器，不能希望要工人多做工来提高生产。以革命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是要多剥削工人，名为提高生产，实则为印务东家的钱袋打算盘，假定工人懒，那么，有的是失业工人，多用两个生产哪里会减少了呢？事实上广州的印刷所的生意，茂盛达三江，上面所说的广州印务局就是一个例，但是这是最小的印刷所，请你们再去问一问大印刷所他们的生意如何！现在广州在革命空气之下，印刷的物件太多了，小一点的东西，你简直没有地方印，混蛋的印刷局的经理有意替你说：工人懒所以拒绝你的生意。其实他有好生意在，不要你的蹩脚生意，但是有很多人也是异口同声的说：“工人太懒了！”你亲自到他印刷地方去看一看：有多少东西堆在那里印。如果先生们注意提高生产，请你们多开几个印刷局，非特为社会，并且自己还可发财呢！（四）工人对于革命并无什么大力量——有人以为工人对于革命本没有什么大力量，这次打武汉也还是军队打下的，不过是因为有了扶植工农的口号，所以工人到（倒）反为嚣张起来了。这种观点不必讨论，因为我们不敢负曲解孙文主义的责任。总之，只看看北方工人争斗的力量，打刘杨时工人的帮助，省港罢工的胜利，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在这次北伐中工人一路帮忙毁坏敌人的交通铁桥（路）、帮助军队做事、汉阳兵工厂罢工是假的吗？国民党之所以有扶助工人的政策，是因为认清工人在民族革命中的力量，要使其积极参加这个运动，必须扶助他们发展他们的组织，同时要谋改善工人的生活。若果现在看见印务工人改善生活的现象，而发生反感，那实在是对于工人政策怀疑，忽视工人在革命中之地位。况且工人无论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都要改善生活，何况在国民政府之下，若果反对这个客观上不能免的事实，岂不是反对自己么？且不可因为几个东家向官厅念穷经而如此，因为他们要的是想维持刘杨时代剥削与压迫工人的程度。广州工人已经逐渐起来了，妄想著书立说来消灭或限制阶级斗争那是办不通的，诚实的革命者快快到工人群众里去，注意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资待遇，失业问题，领导他们的斗争。千万不要骂他们是反革命。他们最恨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死敌帝国主义军阀与他们的好朋友孙中山先生，都没有这样骂他们！如果你们要骂他们，他们就要还骂的。
最近几个罢工的观察（署名：黄平《人民周刊》第18期，第4-22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最近几个罢工的观察署名：黄平《人民周刊》第18期，第4-22页防御外面敌人的进攻与提防后方反革命势力的扰乱，是广东现在同等重要的工作。外面的敌人就是反赤军南下和勾结骑墙派的小军阀如赣邓闽周（注：指福建的周荫人、江西的邓如琢）而进攻广东的危险，还有香港帝国主义者的封锁。这部分工作一半属于北伐军范围之内。后方的反革命势力，就是陈林魏等的旧部，勾结土匪、土豪、官僚、买办扰乱于内，至于其他的危险，那么在欢送总司令北伐的宴会上各军政长官已经痛快淋漓的说得清清楚楚了，那就是“勿蹈第一、二次北伐的覆辙”。所以后方工作还是要下决心肃清土匪、土豪、贪官污吏，使群众能够心悦意诚的与政府合作。巩固后方还有更进一步积极的工作，这是帮助民众势力的发展，若民众势力有发展，即使广东万一落在反革命派手里的时候，民众也可以有势力去扫除他。但发展民众的势力必须民众有充分的集合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否则无从将民众的势力组织和发展起来。如有限制民众已得到的普通自由之事，不但引起民众的反应，而且失掉人民的信仰，并与巩固后防的意义大大相反，其危险在本刊前期说得很明白。若果更进一步而严禁或限制罢工，则不独剥削工人流血所争得的自由，而且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比如7月26日下午，正是政治工作会议在热烈的讨论禁止罢工之际，制造军用品的兵工厂偏是全体罢起工来。一星期之内还有全省邮务工人的大罢工，以及报馆印务工人停工。为什么罢工不能禁止呢？这是因为罢工不是机械的。他是如国民革命一样，已为群众急切的要求，就非机械式的禁止方法所能压他下去，在帝国主义军警压他最厉害的上海，而且（注：疑为“尚且”）一个七月之中不下百余次罢工。若果说：广州与上海不同，因为广州是在国民政府之下，工人已有自由，可以禁止罢工，这更不成说话。因为罢工并不仅仅为争自由而罢工，多数是为改善生活而罢工。若果广州工人的生活已经改善至无须改善了，那就或者没有罢工，若工人生活没有改善，则罢工一事断不能免，既不能免，就不能禁止，因为说罢工都可以禁止，那就无异乎说帝国主义者可以用机械式的手段把国民革命的势力压低下去。我们要知道，罢工必定成为群众的主张，才能够实现的。若以罢工为少数人所制造的，那更无异帝国主义者说国民革命是“过激”所主动的。所以禁止罢工，即禁止工人的要求。罢工是工人之武器，如邮务工人以前曾三番五次向政府和邮局交涉，一年以来，毫无效果；及至罢工后，不上三天，就有结果了。又兵工厂工人联合会抗议开除工人无效，而罢工数小时就可以取消已公布的新厂规。所以若剥削工人这个唯一的武器罢工，就无异剥夺世界工人十余年来流血牺牲得来的罢工自由！固然为国民革命利益起见，我们工农商学以及一般民众都应该竭力去拥护，由此看来，目前工人之改善生活的要求与为国民革命牺牲之原则表面上仿佛是相抵触，而实际上则不然。因此在正和北方军阀奋斗当中，群众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之斗争，只能表现国民革命之活动力。这表现我们确信能够战胜军阀。而后方不独不会因之而软弱，反能更加强固。前面的敌人，也会冰消瓦解了；再进一步说，若果当此前敌军士正在与人民的仇敌奋斗之时，群众仅为改善生活之斗争而没有注意到后方的巩固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的责任也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群众对于与军阀之斗争如此冷淡呢？若徒以种种恶名辞加诸群众身上，或者说群众缺乏爱国心、反革命等等，这实在没用处的。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利益计，我们应该极力找出群众对于政治冷淡态度的原因。找出之后，设法消灭之。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并没有，或者是很少的，以具体事实向群众解释国民革命胜利对于他们有何利益：中国民族解放之后，劳动群众的生活能够改善到如何程度，我们的胜利能否改善他们的衣食住，我们的胜利能否使他们子女得到教育与其他利益？我们不能用抽象的理想强迫群众牺牲，无论这个理想如何高尚，都是没有用的。必定要尽可能的改善人民的生活，使人民在实际上感觉到革命的好处。不能做到的也要用事实来指明，不是空空洞洞地“牺牲”两个字所能解释清楚。除非做到这层，我们不能希望得到劳动群众对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情。若果因此而发怒是愚蠢的办法，只有快快跑到群众里去，向他解释为什么他们要为战胜军阀与帝国而牺牲，才是聪明的办法。我们提议做聪明的事，而不做愚蠢的事。最近的兵工厂罢工，邮务罢工，报馆印务工人停工，都是有他们的理由存在。现在我把罢工的经过，分开说一说：兵工厂罢工，自朱和中任党代表，发表整顿兵工厂议案之后，兵工厂工人联合会不久就发表了宣言，他的要点是：①提高生产、拥护北伐，②提议奖工制以提高生产，③要求改良宿舍与工厂卫生，设立俱乐部与学校，④赞成党代表的建议案，并加以修改。自后该厂生产，很厉害的增加。七月间党代表报告，谓兵工厂是军事机关，凡属工人必须入党，于是1700工人也有七八成入党了。后来又有几个工人被开除了，有一个是为与工匠口角，有一个因为“目无党纪”而开除，联合会于是提出抗议。又因为督工处公布新厂规三条，迟到五分钟记过一次，迟到二次罚薪水一天，迟到三次开除，于是全厂工人于数分钟内全体遂停工反抗新例。由此看来，工人虽全体加入国民党，若与他们利益冲突，还是不免罢工的。若果说兵工厂工人罢工不应该，那未免太不公平了。因为他们的工会曾经抗议过开除工人无效，而罢工反对新例就有效，又怎样能怪工人要用他们的武器呢！印务工人原有三个工会，印务工会与汉文排字工会与景源工会。到去年八月才一致取消原有招牌而成立印务总工会，每间报馆或印刷馆都成立一个支部，以三人组织干事会。当时普通工资约十二元，而普通工人一家三口，怎样能维持生活呢？印务总工会虽然鼓吹革命根据地内，各阶级须携手，不宜罢工与过度的要求，又鼓吹北伐期间，不宜罢工。但是各报馆与印务馆的工人，各间自动的起来要求改善生活，所以北伐期内重要的口号，仍然不能压低肚皮饿的要求。今年四月间印务总工会与东家开了一个联欢会，工人想借此机会商量一个总加薪的办法，以免零碎的要求，但是目的未达到，过了一二星期，忽然由联欢会产生了一个印务工商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不到数日便得到两个结果：①是画一（注：即“一致”的意思，下同）报价，以免互相竞争，②是报纸加价，借付工人加薪为口实，为什么报馆要印务工会加入呢？因为要利用工会的力量执行这两个决议，所以通过两个决议案：第一若某一个报馆破坏画一报价的决议，而不愿缴罚者，由印务工会撤回该报工人。第二为“维持北伐期间之宣传工作，”若果派报工会反对报纸加价而罢工，则由印务工人自行送派。因此而与派报工会冲突，则伤者由报界公会医治，死者则由报界公会抚恤其家属一千元。印务总工会并未派人参加组织印务工商联合会，参加者乃系用个人名义，所以印务总工会看穿了报馆的阴谋已向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各机关控告：报馆唆使工人斗殴之罪。最滑稽的就是他们也用“北伐”的大帽子。然则北伐就可以唆使工人斗殴吗？另一方面，工会认为东家利用工人名义而加价，则工人不能徒担其名而不得其实，于是将此事报告报馆干事联席会议，遂议决组织加薪委员会，由每报馆选举工人组织之。此后外间遂有谓工会此举不过是想延长工会执行委员会之任期，并且有一部分被骗工人竟因之而生怀疑。至7月20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因《现象报》对于陈森案颠倒是非，诋毁工人，于是命令印务工会撤回《现象报》之工友。次日七十二行商报因工人商量加薪条件，遂告暂行停版！应俟续雇工人即行复版。当日下午报界公会开紧急会议，议决所有报馆一致停版，援助《现象报》。后来因《民国日报》，《国民新闻》，《司法日报》不停版，又因其余报馆争端停版与不停版问题，几至冲突，所以先声明“停版一天”。因此印务工人马上知道，工会尚存在，报馆已经能够随便停版，以挟制工人，若果印务工商会联合会成立，工会力量减少或消灭之后：则生活更无从保障了。卒至原来之被骗工人，也一齐觉悟起来，回到工会中去。第二天各报馆要复版之时，印务工人马上召集全体同人大会，议决三项主要条件，①保障工作；②保障报馆不得任意颠倒是非、诋诽工人；③画一工资：排字工人以卅元为底价，印务工人以廿二元为底价。可是报馆东家不肯答应，由此可见报馆欺骗社会，愚弄工人之手段。既然报纸能够加价，为什么工人不能够加薪呢？若果说报馆工人去年经过数次加薪，由十二元加至卅元，是过分的要求，那么，他们只要问问自家，卅元一月，岂是□（注：此处疑为“多”字）么？若果不信，请到沙面银行看看这是尔有存款，或者我有存款？至于说工人要求太过，也未见得，何以不见有闭门停业的报馆呢？若果报馆能够（似乎不是“够”字？）办下去，还要说工人小小的要求是过分，这简直是报馆东家摸着钞票大洋念穷经。邮务罢工并非偶然之事，去年曾经罢工，因为拥护省港罢工，所以邮务工人，暂时捨弃条件。此次所提出之条件，是由今年元月十五日全省代表大会议决的，5月25日提出交邮局，7月29日始得到邮务总局的批覆：不但完全拒绝要求，而且说“若不尽忠义务，则原有之待遇条件，也要取消。”未免逼人太甚了。在此月余中，工会曾经数次呈请政府各机关，但所得的结果不过是：“呈悉要求条件，至为正当，可向邮局交涉。”至7月29日全市邮务工人举行最后请愿，方有：“北伐期间，不应罢工”之批。并无出路，于8月1日遂实行罢工了。邮务工人之重要要求条件，是以元转两，就是说现在广州佛山汕头邮务工人每月平均若22元的须至22两。以生活程度而计，亦不为多，因为在夏天送信，每天在街上喝凉茶都要一毫子，每月就是3元，共余19元，怎能维持生活呢？所以邮务工人往往有放下邮件就拿起花生篮子去卖花生的。革命军事期间，是无从规定长短的，若果说“北伐期间内不应罢工，罢工便是反革命”，这倒不如直接说“北伐期间，工人不应吃饱饭，要吃饱饭便是反革命。”像这些说话，恐怕喉咙喊破，工人也不能听呢！
陈森问题的教训（《人民周刊》第18期，第3-17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陈森问题的教训《人民周刊》第18期，第3-17页陈森问题在本刊上期就说过：这不是陈森个人问题，亦不是司法问题，亦不是单纯的工人运动的问题，而是于国民革命运动有关系的问题。陈森与其所代表之广东总工会不仅是广东工人运动中的障碍而是与广东革命基础有绝大关系。如果你要让陈森这一个人猖狂，你就是让广东总工会猖狂，到底，你就是让广州反革命势力让土匪让陈廉伯陈恭受党徒猖狂。对于这一类的问题不要等到看见了事物发展的结果然后再取最后的严厉手段，在这问题一发生时，就要有决心取断。因为有时使你来不及防厄已经成熟的危险。凡到两派纠纷的问题总必要给他一个判断，如果这亦是对的，那亦是对的，其结果纠纷必愈大。在革命运动中判断的标准是以革命的利益，如果这方面是拥护革命利益的就应该帮助他，那方面是违反革命利益的就要打他下去。在民众运动中，李鸿章以这派抵制那派的外交政策的是绝对不适用的，因为这样只能分散民众势力，你自己减少了民众拥护你的力量，还要受民众的怨恨。民众运动中一有反革命势力混入，就要扑灭他。对反革命是不能顾惜的！（代）
报纸停业与复工条件（署名：木《人民周刊》第17期，第3-18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报纸停业与复工条件署名：木《人民周刊》第17期，第3-18页七月廿四日广州市报纸除《民国日报》与《国民新闻》外一律停止出版。其停版原因就是因为《现象报》因其诋毁工人运动被工人罢工而停版，及因为《七十二行商报》因驱逐要求增加薪水之工人而被罢工停版。报界公会因持北伐期内不许罢工之口号，联合停业以□［疑为“候”或“俟”字］官厅解决。一方面因为他们中间不能确信政府会帮助他们，一方面因为他们自己中间有要想出版的，于是联合停业就破裂了，各报又想恢复出版了。但是工人不答应了，你们报纸可以随便停业驱逐工人，置工人生活于不顾，自己团结维持不住又要使唤工人回去工作了，你们非答应几条条件，我们是不上工的。第一，保障工友工作，第二，禁止反动宣传，第三，因报纸最近借印刷工会名义加价但工人工资未加，故应增加工资。前两条件是当然的，第三个条件，亦不过是报界公会擅自停业压迫工人的小小惩戒耳。可是社会上一班站在剥削者的利益上的人们见了报纸停业并不以为不妥，而独独于工人提出复工条件就不胜惊愕，不禁摇头以为工人太不对了。工人失业等生活问题素来未及注意，自己还抱着主人的态度以为工人是可以像仆役一样地随便驱逐，所以对于工人提出保障工作条件当然要以为不对了。广州近来报纸多载反动的宣传，有组织地宣传诋毁工农运动，造谣破坏财政，及为反革命派张声势，这一种的事实都没有被注意到，一闻工人要求报纸不得有反动的宣传，就以为这是工人干涉言论自由，真是无法无天的了。自己对革命失职还要责备人家，对于工人要求增加一点工资，更以为骇人听闻之事，不想想自己一个月拿多少薪水；自己多拿是认为应当的，因为我有身分，我有地位，有学问，但是工人他们是天生受苦的，不配增多一点工资供养他的家庭的？一个人不能打消这些错误的观点，就不配做一个革命党员，因为革命党是革剥削者的命，不是革被剥削者的命的。
陈森问题应怎样解决（署名：代城《人民周刊》第17期，第2-3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陈森问题应怎样解决署名：代城《人民周刊》第17期，第2-3页去年七月十六日粉丽茶馆工人二人被惨杀，陈森因有主使的嫌疑，被法庭通缉，但陈森始终是逍遥法外。最近七月十三日牙擦抿扫工会工人二人又有被东家纠合凶徒杀死，陈森又有包庇东家的嫌疑。于是广州工人群众不胜愤怒，工人代表会一百七十余工会千余代表于七月十六日联合向政府及党部请愿，要求通缉陈森，惩办凶手及解散东家工会。政府曾由农工厅答应了，但未即办。被害工人之同工会工人于十八日在广大(?)将陈森拘捕送往公安局。公安局又将陈森释放，于是广州工人更形愤怒，工人代表会一百七十余工会又派出代表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愿。建议中央常务委员会对此请愿决议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陈森案及工会纠纷案，审查会由工人代表会及陈森代表之广东总工会各派三人及中央工人部长组织之。工人代表会代表完全接受此种办法，并由中央委员会主席担保陈森随传随到。陈森这案现在还未了结。陈森这案的解决并不是关于陈森个人的问题，所以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陈森问题在广东工人运动及国民革命运动有很多关系。第一，陈森在工人运动中所代表的是东家工会的势力。陈森是广东总工会的理事长，广东总工会曾领导其三十余工会请求农工厅登记，这三十余工会中不是曾被拒绝登记的，就是勒令警察解散的［录入者注：此处疑为“勒令由警察解散的”］，其原因不是因为他是东家工会，就是因为他是与其他工会械斗的。陈森所代表的势力是广州工人运动中的破坏势力，是反对真正工人运动的。所以陈森问题如能得到完美的解决，未始不是广州工人运动之福，以后工会的纠纷亦必因之减少。第二，陈森不仅代表工人运动中的恶势力，并且一般反动势力亦都是表同情于他的。许多反动势力想利用陈森一类的人以破坏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势力——工人运动。《现象报》言论庇护陈森，就可见陈森之势不孤。亦正是因为陈森是代表国民革命的右倾势力，因此不免对于陈森的解决有所踌躇。不过如果革命的没有决心解决此小小问题，反动势力就将逞风而起，于国民革命运动上有很大的危害。陈森问题应站在与革命运动有利益与否的观点来解决，而决不可以普通的公平正义的观点来解决。有以为陈森问题是应由法庭解决，表面上看来是对的，但是在革命的观点上看来，就等于我们把一革命的问题交给法庭去判断了。
罢工解决又停顿（大，《人民周刊》第10期，1926年4月3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罢工解决又停顿大（《人民周刊》第10期，1926年4月30日）香港早就急得要解决罢工的，因为罢工封锁把香港到中国南部的营业路线截断，而香港大部分的营业是在中国的南部。但是香港政府要维持大英帝国的尊严，不愿意有点让步来解决这个罢工，宁可任香港商业凋零，总想等待时机，不吃一点亏，不伤一点尊严，解决这个罢工。香港屡次幻想广东内部分裂，因此罢工可以自行解决。这种屡次的幻想，打断香港急欲解决罢工的意念。香港屡次找门路派人来解决罢工，但是屡次又由他自己停顿了，沉默了。只要他们看见有一点可以惹起他们的幻想的，他们就幻想广东内部又要分裂了，以为罢工因此就可以不亏本就可以解决了。在每一次解决罢工的停顿中，可在香港报纸看见新的希望的表示。3月20号的前几天中，香港又派人来表示已派定负责代表三人来省解决罢工。因为大英帝国尊严起见，并且要求汪主席修函邀请他们代表来省。香港政府派来的人并且非正式表示，香港可出三四百万元解决罢工。汪主席的信写去了，此地代表三人也派定了，专等香港代表来省诚意的解决。但是3月20号的事情，又使香港政府起了一个幻想，于是只派了一个律政司来敷衍一下，到省城来打一转。回去后，香港政府并郑重的声明，香港政府不负经济赔偿的责任，并且不许香港的商人有经济赔偿的事情。香港政府的态度骤然这样的坚决，令人不能不惊骇。这是非但因为香港政府有广东内部分裂的确信，并且有望于英、日在北方所扶持的反动势力就马上集中于广东，推倒国民政府，替香港解决罢工。但是事实会证明给他们看，广东内部是很牢固地团结的，北方反革命势力与南方革命势力冲突的战线，决不在广东的边境，而在长江的沿岸。警告香港帝国主义者，打破你们的幻想，罢工的解决一定是要有代价的，多一次的幻想只使你们多吃一点亏。
为何要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署名：冯菊坡《人民周刊》第8期，第5-11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为何要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署名：冯菊坡《人民周刊》第8期，第5-11页在革命的广东，行政已经统一，军事已经统一，财政已经统一，今日工人组织又开始统一了。在过去几年之中，广东工人的统一运动工作做过不少，但结果都不能成功，到现在，这个统一运动或者比较有点希望。以前广东工人的统一运动，在职工运动潮流的时期着手，只凭工人领袖主观的见解，未看到工人群众有无这种要求，所以空费一番精神，结果并无半点成绩。现在情形不同了，职工运动已到潮高的时期，工人对于组织统一之要求非常急切。在这个时期内进行工人组织统一运动，效果定与前不同。各方面的影响广州的职工运动受了下列各种影响已有统一趋势。第一，全国职工运动的影响。自五卅运动以后，全国各地方如北京、济南、上海、天津等前后成立了地方的总工会。五卅运动以后，各地的工潮四方八面都澎涨起来，省港罢工又至少可以打醒广州工人的迷梦；这些都是全国职工运动的影响。第二，广东农民运动的影响。一年来，广东农民运动非常发展，这个现象对于工人亦是一种兴奋剂。第三，生活费用增加的影响。一年以来，广东工人对于生活费用加增已经忍无可忍，不得不要求加薪，例如粤汉路工人罢工、广九路工人罢工、兵工厂工人罢工、电话局工人罢工、自来水厂工人罢工、广三路工人要求加薪运动、建筑工人罢工、邮差罢工、油业工人罢工、烟业工人罢工、制弹厂工人罢工，都是经济性质的罢工，这个现象可影响到工人群众，使其感觉组织工会、整顿工会及统一工会之必要。第四，各县工会的影响。自广东统一之后，各地工会前后兴起，且有地方总工会之组织。例如，太平、东莞、石龙、增城、惠州、潮安、汕头、江门、台山、陈村、大良、中山、佛山、新会城、海丰，等处皆已成立地方总工会，且要求全省工会之统一，这个亦使广州工人趋向统一。第五，工会间纠纷的影响，广州市工会间的纠纷是由三种冲突发生的。一是工会制度与行会制度之冲突，一是产业组织系统与职业组织系统之冲突，一是地方主义之冲突。这三种冲突在职工运动上形成几派，都非有统一组织不能解决。工人群众为了解决这些冲突，要求统一亦非常急切。工人代表大会就是答覆这种要求而产生的。代表大会的组织广州职工运动已过的缺点就是没有群众的机关。不合组织系统的工会，不能用群众的威权使它改组；不良领袖欺骗工人，不能用群众的威权使他慑服；工会间的纠纷，不能用群众的威权使它消灭。旧时的地方组织都是领袖间的联合，不是群众的联合。领袖间因政策不同、意见不同、派别不同往往趋势分裂，如要补救这个缺点，非有工人代表大会不可。代表都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都是由各工作处选出来的不是由工会指派的，都是以人数为比例的，不是以工会为单位而选派的。现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意义之下，根据这种组织方法而组织的。其代表之份子及数目可分列为下：代表份子代表数目（每五十人送派代表一人）水上运输业151铁路工人56码头工人85市政工人100食料工人99织造业81印刷业65衣服业110建筑业225木工135食品业161店员180街市工人105玻璃业36药料115艺术工人65其他470总计2239代表之选举比例以五十人选派一人为标准，但亦有点限制。譬如一千至三千人之工会除依照五十人选派一人之选举法选派代表二十人之外，每百人选派代表一人，三千人以上者，每二百人选派代表一人。这样可使工人之真正意思及经济状况在代表大会反射出来。代表大会的工作这次代表大会唯一的工作，就是重新规定：（一）政治斗争的意义及方法，（二）经济斗争的意义及方法，（三）宣传教育计划，（四）组织方法，（五）工农联合计划，（六）代表大会之职权及组织法。并且讨论：（一）劳动法问题，（二）童工女工问题，（三）工人打架问题等等。广州职工运动虽然有了五六年历史，但是因为没有相当的理论基础，及没有最低限度的计划，都是自然发展的，所以各方面工作方法的规定是目前最急切的要求。至于各种决议案之内容至少有下列各点：关于政治斗争的，我们至少要工人知道国民革命当中，工人的地位。关于经济斗争，我们至少要工人知道工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经济斗争之作用，经济斗争之方法。关于宣传教育方面，我们至少要工人知道工人所需要的是什么教育，及怎样养成革命的能力，组织之重要，产业组织之系统，工会代表大会组织之重要。关于工农联合的，我们至少要工人知道铁路工人及其他工人与农民如何发生密切关系。这些都是目前工人运动最重要的问题，代表大会对于这些问题须要有当相（应为“相当”——录入者）的答案。代表大会对于广州职工运动的影响广州职工运动所以不甚发展，一方面是领袖人才太缺乏。这个代表大会的结果，第一点就是养成下级的工人领袖人才。广州职工运动当中最坏的现象就是工会的组织不是以产业组织为基础，所以工会组织上发生许多系统上的纠纷；如著名的油机问题，就是产业组织及职业组织冲突所发生的，这个代表大会的结果，第二点就是整理广州工会的组织系统。广州职工运动最不能表现群众的力量及最易被不良领袖操纵的地方，就是工会无代表大会的组织及下层群众当中无基本组织，这个代表大会的结果第三点就是促进各工会这种组织。广州职工运动分歧的原因，就是工人力量不能集中。因此工会的组织亦因指导机关的分歧而不能整理，这个代表大会的结果，第四点就是促进工人力量之集中。广州职工运动当中很有一种缺点，就是经济运动太多，政治运动太少了。工人群众对于政治尚未觉悟其本身地位及责任。这个全靠政治宣传之普遍，方能纠正。这个代表大会的结果，第五点就是使工人群众明了他本身在政治地位及责任。
香港工会运动的进步（署名：黄平《人民周刊》第6期，第8-11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香港工会运动的进步署名：黄平《人民周刊》第6期，第8-11页自罢工以来，香港的工会运动有猛烈的进步：（一）统一工会的运动，（二）巩固基本组织[注：原为“组组织”，疑多出个“组”字]，（三）工人群众参于[注：同“参与”]工会。（一）统一工会运动——香港工会原有两个总组织：一个是工团总会，包含七十二个工会，一个是华工总会，包含约四十个工会。其余数十个工会两面都不加入，而且其中有几个是很重要的工会，如起落货工会。这种散漫的组织，当然是减少工人力量的。数年前孙中山先生经过香港的时候，曾经看见这点短处，所以提议合并这两个总会，但是因为港政府的留难和其他原因，不能实现孙先生的提议。这次罢工来广州后，工人已经感觉组织分散的弊病，所以战胜了一切的障碍，而能接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意见，实行联合，组织一个“香港总工会”。（二）巩固基本组织——要香港总工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必须巩固他的基础。否则是空中楼阁，徒然好看罢了。怎样巩固基础呢？这就是要统一香港总工会之下的各产业或各职业工会，换言之，就是依照产业或职业合并各工会，一则可以减少工会数目，二则可以巩固各工会，三则可以免除组织的紊乱。比如，海员工会的改组，现在进行的香港运输业联合会、机工联合会和华侨机器什科的联合，印务工会的联合，以及洋务工会的统一，这都是巩固香港工会极重要的事实。（三）工人群众参于工会——若果从前工会是几个领袖的专制，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稍微重大的工会到现在都有同人大会和工人代表团的组织。很多工会已经将会长制改为委员制了。很多腐败领袖也被会员扫除，而产生了一般革命的领袖。这个现象还在继续发展。我们可以说香港的工会运动已经走上轨道了。完全合乎现在世界工会运动的潮流以及赤色工会国际目前最主要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统一世界工会运动，以团结工人的力量，准备作战。这个运动的发展，无论对于世界革命，或是工人切身的利益，都是极其重要的。
《人民周刊》目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人民周刊》目录1926年2月7日在广州创刊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机关报。张太雷等主编。撰稿人有陈独秀、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阮啸仙、罗绮园、张太雷、何香凝等。也刊有汪精卫、甘乃光的文章。设有社论、论文、报告、一周述评、专载、人民生活、随感录等栏。出有专载理论文章的附刊半张（后并入《少年先锋》）。原为十六开杂志型，自第26期起改为八开小报型。该刊宣告“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刊物”，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为宗旨。评述全国和广东的革命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特别努力巩固广东政权。1927年4月10日停刊，共出50期。1927年11月，为准备广州武装起义，曾一度秘密复刊。1926年第1期·省港罢工之新形势（署名：夏第1-4页）·一周述评（第1-11页）·本刊宣言（第1页）·中东路问题与日本之阴谋（署名：知第2页）·奉军进占榆关与国民军退守之原因（署名：雷第2-10页）·孙传芳又杀了一位革命先锋烛侃（署名：雷第3-10页）·悼死难的战士们（署名：？第4-11页）·二七的意义（署名：太雷第5-8页）·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署名：中夏第7-11页）·谈话鲍顾问与白崇禧之谈话（第9-11页）·专载援助罢工周的宣传大纲（第10-11页）第2期·北方时局与国民会议运动（第1-6页）·香港之又一梦夢（第3-6页）·关于现时北方政局的宣传大纲（第4-6页）·紧要启事（第6页）第3期·一周述评（第1-2页）·广州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署名：雷第1-15页）·广东各界援助罢工周（署名：雷第1-22页）·抗议粤海关停止验货起卸（署名：太雷第2页）·吴佩孚起兵攻豫（署名：雷第2-4页）·统一两广之进行（署名：雷第2-20页）·评广州工会之争（署名：中夏第4-23页）·最近国际形势（署名：黄平第6-23页）·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署名：中夏第10-22页）·统一广东青年运动的要点（署名：善集第13-20页）·国民革命是妇女唯一的生路（署名：何香凝第14-23页）·鲍顾问与白崇之谈话（第15-21页）·高要地主民团屠杀农民之经过（署名：啸仙第16-23页）·告工农兵及一切革命群众（第20-21页）·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第21-23页）·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章程（第22-23页）第4期·一周述评（第1-4页）·欢迎英国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十万大兵（第2-13页）·海关问题发生后之各方面（第5-13页）·最近国际形势（续）（第6-13页）·三八国际妇女日（第10-11页）·对奥海关税务司贝尔宣言（第11-13页）·为海关事件告广东民众（第12-13页）第5期·怎样的纪念总理（署名：汪精卫第1页）·名论（第1-8页）·孙文主义之认识（署名：甘乃光第2-15页）·纪念中山先生（署名：太雷第3-9页）·中山先生逝世后之国民党（署名：中夏第6-12页）·中山先生逝世后之革命势力（署名：黔侠第8-15页）·中山先生之工农政策（署名：中夏第11-15页）·孙文主义之曲解（署名：苇岑第12-15页）·中山先生纪念宣传大纲（第14-15页）第6期·北方形势转变之转变（署名：雷第1-2页）·中山先生的信徒一天多似一天（署名：雷第1-3页）·空前的妇女大运动（署名：知第1-8页）·一周述评（第1-11页）·磨刀霍霍的帝国主义之海军大扩张（署名：侠第2页）·广东革命的危机仍在呵（署名：太雷第3页）·英国帝国主义之危机（署名：中夏第3-8页）·巴黎公社纪念日（署名：太雷第8-11页）·香港工会运动的进步（署名：黄平第8-11页）·人民生活（第8-11页）·巴黎公社纪念日宣传大纲（第11-11页）第7期·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的信（第1-4页）·三月二十日的戒严（署名：雷第2-9页）·一周述评（第2-15页）·段祺瑞惨杀爱国学生（署名：雷第3页）·国民政府下民众势力之发展（署名：雷第3-13页）·英国诡计受打击（署名：平第4页）·北方反动时局与英日帝国主义（署名：太雷第4-12页）·旅行潮汕的感想（署名：恽代英第7-15页）·人民生活（第12-14页）·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署名：笑仙第12-15页）·宣传大纲（第14-15页）·反对段祺瑞屠杀北京民众之宣传大纲（第14-15页）第8期·言论自由与检查党报（署名：大第2-3页）·英国帝国主义衰落的表征（署名：平第2-11页）·怎样巩固革命基础（署名：太雷第3-8页）·人民生活（第5-11页）·为什么要有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署名：冯菊坡第5-11页）·岭东之浩劫（署名：湘耘第8-11页）第9期·敬祝广东全省学生代表大会成功（署名：本社第1-4页）·统一学生运动与广州学生（署名：雷第2页）·北京政变与国吴联合（署名：雷第2-3页）·一周述评（第2-11页）·省港罢工的胜利（署名：中夏第3-11页）·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宣传大纲（第11-15页）·宣传大纲（第11-15页）第10期·一周述评（第1-3页）·罢工解决又停顿（署名：雷第1-8页）·帝国主义与吴张（署名：太第1-8页）·谁是破坏学生统一运动（署名：学第2-7页）·国民政府下的「五一」节（署名：国焘第3-11页）·今年五一的目标（署名：中夏第4-6页）·军队中内部统一问题（署名：国焘第6-8页）·「阶级」与「斗争」的误用（署名：国焘第7-10页）·五月纪念周宣传大纲（第8-11页）·宣传大纲（第8-11页）第11期·致农民代表大会的信（第2-3页）·五四纪念告广东学生（署名：太雷第3-11页）·五五纪念与中国（署名：述之第5-8页）·五七纪念应有的一个认识（署名：代英第8-11页）第12-13期·述评：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第1页）·述评：革命政府之下盛会（第3页）·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署名：大第1-19页）·述评：工农商学之七项要求（第2-3页）·工农商学之七项要求（署名：大第2-4页）·述评：英国大罢工之意义（第3-4页）·革命政府下之盛会（署名：大第3-10页）·英国大罢工之意义（署名：雷第3-19页）·宣言:国民党对整理党务案宣言（第4-6页）·国民党对整理党务案宣言（第4-6页）·宣言: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署名：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第6-8页）·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第6-19页）·论文: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应取态度（署名：独秀第9-10页）·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应取之态度（署名：独秀第9-19页）·五卅纪念（第10-18页）·五卅运动之一周年（署名：国焘第10-19页）·五卅纪念:“五卅”后革命运动的出路（署名：述之第11-13页）·「五卅」后革命运动之出路（署名：述之第11-19页）·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署名：大雷第13-19页）·五卅纪念: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经过和结果（署名：乐生第17-19页）·第三次劳动大会的经过和结果（署名：乐生第17-19页）第14期·广东人民此后应有之觉悟（署名：雷第1-8页）·吴佩孚北上之意义（署名：太第2-4页）·埃及民众选举的胜利（署名：大第3-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民众（第4-11页）·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署名：大雷第6-11页）·广东职工运动之进步（署名：冯菊波第8-11页）第15期·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第2-3页）·驳斥香港通牒（署名：中夏第3-14页）·广东人民与英俄工人（署名：大第5-6页）·吃人的英国政府（署名：雷第5-16页）·广东一年来奋斗胜利之根本原因（署名：太雷第6-16页）·广东全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及结果（署名：绮园第8-16页）·广东全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三封信（第14-16页）第16期·香港预备了解决罢工的代价没有？（署名：雷第2-6页）·援救广宁数十万农民呵!（署名：大第2-14页）·请看英国的兵舰政策（署名：？第3-6页）·粤税务司又欲借端封关（署名：大第4-14页）·张吴合组骗局（署名：？第5-14页）·此次广东出师之意义（署名：大雷第6-14页）·广东农民运动之新形势（署名：绮园第9-14页）第17期·陈森问题应怎样解决（署名：代城第2-3页）·吴佩孚倒了怎样（署名：代城第2-10页）·报纸停业与复工条件（署名：木第3-18页）·此次北伐与人民的自由（署名：大雷第4-18页）·公债票与农民（署名：绮园第8-18页）·中英谈判的经过与结果（署名：大雷第11-18页）·广东全省学生代表大会之经过（署名：宝同第14-18页）第18期·独秀的意见是对的（署名：大第2-3页）·劝销公债的妥善办法（署名：大第3-4页）·陈森问题的教训（署名：代第3-17页）·邮务罢工解决之得当（署名：城第4-17页）·最近几个罢工的观察（署名：黄平第4-22页）·出师北伐与省港罢工（署名：彭湃第8-22页）·统治阶级之崩解与革命的主观条件（署名：卓宣第10-22页）·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署名：雷第14-22页）·东江人民真是不革命吗？（署名：孤峰第17-22页）·为中英谈判致全国同胞书（第21-22页）第19期·革命派与革命派（第2页）·廖仲愷—国民党的左派模范（第4-13页）·廖仲愷与职工运动（第11-18页）·廖仲愷与农民运动（第13-18页）·廖仲愷与黄埔学校（第17-18页）第20-21期·我们怎样对花县农民（第3页）·援助罢工宣言（第2-23页）·援助罢工与英国进攻（署名：大第3页）·援助罢工与英国进攻（第3-4页）·我们怎样对花县农民（署名：大第3-24页）·武汉攻下以后（署名：大雷第4-24页）·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署名：绮园第7-24页）·广东革命争斗的新形势（署名：卓宣第13-17页）·在国民革命中之民众底作用:驳王昆仑先生底革命军人之天职（署名：卓宣第17-21页）·在国民革命中之民众的作用（署名：卓宣第17-24页）·专载:共产党致农民扩大会议书（署名：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第21-23页）·共产党致农民扩大会议书（第21-24页）·为电白农民求救（署名：学增第23-24页）·南路通信:为电白农民求救（第23-24页）第22期·要求实行兑现（署名：大第2-3页）·军队进勋花县土匪（署名：大第2-13页）·打倒英国兵舰政策呵!（署名：太雷第3-4页）·日本帝国主义之猛烈侵略与中国人民的责任（署名：卓宣第4-13页）·义和团运动之革命的教训（署名：卓宣第7-13页）·俄国的农民（署名：潘林第9-13页）·广西矿务局剥削商民及工人（署名：彭人和第12-13页）第23期·广东民政应根本改良（署名：春第4页）·刘纪文与曲江旱灾（署名：绮园第5-19页）·花县匪团惨杀农民的经过（署名：彭湃第8-19页）第24期·准备大规模的杯葛运动（署名：大第2页）·人人应注意之联席大会（署名：大第3-22页）·省政府的改组（署名：大第4-21页）·武汉攻下后国内外形势（署名：太雷第4-22页）·广东人民日前政治的总方向（署名：卓宣第9-22页）·县长与农民协会之关系（署名：绮园第11-22页）·花县匪团惨杀农民之经过（署名：彭湃第14-22页）第25期·农军民团冲突解决办法（署名：大第2页）·广州基督教徒反对英炮舰政策（署名：大第3-7页）·英国又想用飞机政策了（署名：大第3-19页）·广州印务工人的经济斗争（署名：苦力第4-11页）·花县匪团惨杀农民之经过（署名：彭湃第11-20页）第26期·为省港罢工自动的停止封锁宣言（第1-4页）·自动停止直接武装杯葛之意义及办法（第2-3页）·今年纪念变十节之意义（第3-4页）第27期·这次国民党联席大会的中心问题（第1-3页）·停止杯葛后两种不能满意的倾向（第2-4页）·火柴工作罢工（第2-4页）·欢迎国民周刊出版（第4页）第28期·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第1-4页）·请愿于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者（第2-4页）·人口问题与帝国主义（第3-4页）·中山大学及中山大学学生的使命（第3-4页）第29期·新定内地税之意义及其影响（第1-4页）·为万县惨案告广东人民（第1-6页）·为五华农友哭一声（第2-5页）·司法改革与中山大学改组运动（第2-6页）·反对国家主义之倾向（第4-6页）·马克斯底根本概念（第5-6页）·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干民族革命运动（第5-6页）·共产主义原理（第6页）第30期·我们对于十月革命应有底认识（第1-4页）·布尔扎维克应夺取政权（第3-4页）·人类的新史—红十月（第3-4页）·俄国之经济状况（第4页）第31期·联席会议以后（第1-2页）·我们对于新省政府底希望（第1-2页）·王绳祖枪弹下之潮州民众（第2-3页）·工人与国民党（第2-4页）·劝告广东工友团结书（第4页）第32期·社会主义史绪论（第1-2页）·共产主义原理（第2页）第33期·一个产重的抗议（第1页）·农民自卫与民团（上）（第1-4页）·广东人民在目前应有底书政要求（第2-4页）·梧州惨案（第3-4页）·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与文州工人运动之现状（第4页）第34期·欢送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之北迁（第1-4页）·帝国主义最近对华之政策（上）（第1-4页）·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第2-4页）·论广州工潮（第3-4页）·人民周刊二版？待办法（第4页）·农民自卫军与民团（下）（第4页）第35期·帝国主义最近对华之政策（下）（第1页）·现时广东的政治？争（第1页）·俄国生产底组织及管理（第2-4页）·广州工人代表会第三次大会宣言（第4页）第36期·帝国主义最近对华之政策（下）（第1-4页）·论广东农潮（第2-4页）·上省政府书（第4页）1927年第37期·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第1-4页）·论广东学潮（第2-4页）·全省代表大会宣言（第3-4页）第38期·卢森堡与李卜克纳西被杂之八周年纪念（第1-2页）·今日奉系军阀（第1-4页）·梧州最近事件（第2-4页）第39期·广州工潮与经济发展抑或衰落（第2-3页）·广州最近工潮（第3-4页）第40期·帝国主义的联合有要能吗？（第1-2页）·收管汉潯英租界后之英国阴谋（第1-4页）·广东经济不发展的原因（第2-4页）·兰威录（第3-4页）·国民政府对外重要宣言（第3-4页）·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总代表会议反对机器工会领？暴行宣言（第4页）第41期·工钱与物价（第2页）·英帝国主义最近表示让步的意义（第2-4页）·农谈（第3-4页）·随感录（第4页）第42期·[年初二]问题解决的途径（第1-3页）·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第2-4页）·农谈（第3-4页）第43期·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第1-4页）·中国革命的意义（第2-3页）·中国问题在国际的地位（第3页）第44期·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第1-2页）·民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真象（第2-3页）·帝国主义冷库备屠杀上海工人（第3-4页）·上海总罢工的意义（第4页）第45期·在华的英帝国主义和英国的工人阶级（第1-4页）·继英国帝国主义而起来的美帝国主义（第2-4页）·法国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第3-4页）第47期·对时局宣言（第1-4页）·我们目前的旧门（第2-3页）·国民党党内科纷与中国革命（第2-4页）·革命的危险（第3-4页）·今年纪念两个[三八]底意义（第4页）第48期·国民党党权运动与革例子前途（第1页）·上海工人致治总罢工之胜利（第1-3页）·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经过及结果（第2-4页）·一封给国民党左派青年同志书（第3-4页）第49期·克復泞宁以后（第1页）·国剪断党党权运动（第1-4页）·介绍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与市政府组织条例（第3-4页）·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组织条例（第3-4页）·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第3-4页）第50期·革命的新胜利与右派向国民党的进攻（第1-4页）·国民革命之发展与我们现在的任务（第2-3页）·五一在华召开之太平洋劳动大会（第3-4页）·中国国民党对全国人民宣言（第4页）
罢工工人教育进行状况（《工人之路》第478期，1926年10月3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教育进行状况（《工人之路》第478期，1926年10月31日）教育宣传委员会为教育罢工工友设立劳动学院、工人宣传学校各情已见前报，兹将各种状况分述如下：劳动学院已于日前开课，现上课人数每日平均有二百余人，而要求补考肄业之工友仍纷至沓来，但因座位已满，无法容纳，致后来者失望而去，诚一憾事，亦可见工友之热心求学也。计此周之教员上课者有冯菊坡同志之广东工会问题，邓中夏同志之中国工人八大斗争，李耀光同志之政治常识，龙业鼐同志之省港罢工问题，张瑞成同志之第三次劳动大会决议案，陈其瑗同志之三民主义。授课时，各学生均注意听讲，讲完每次均有工友提出问题，向教师质疑，或同学间互相辩论，此现象为普通学校所无而极易使学生感受，将来成绩定相当可观。工人宣传学校第一校已于二十上课，报名上课者有五十余人，均为女工友，地址在城堤侧。第二校在凤凰岗华佗前街，已上课月余，每日平均上课六十余人，尚有很多工友前来报名，因座位不敷，而被婉却。该校现请劳动学院毕业生专教双簧等游艺，并组织白话剧及宣传队，日前反英反孙<传芳>运动，该校学生皆全体参加，凤凰岗之有民众运动，实该校工友为之领导所致，现已为该地群众中心。第三工人宣传学校设在大南路，地址适中，现报名已有五十余人，定期11月11号上课。第四工人宣传学校初因无地址开办，兹已商借石室对面西业工人联合会为校址。教宣会已聘中山大学学生张日熙同志为主任教员，于日前开始招生，并请西业职员何佩中同志助理招生事宜，现报名甚形踊跃。教宣会计划若报名人数过多时，拟借石室前反帝国主义研究会设分校上课，以免阻工友求学之路。第五宣传学校校址在东堤四马路即旧日第五工人学校址，近日报名人数将近一百，已定11月11号开始上课。劳动妇女学校初拟设在大南路，后教宣会以该地不适宜，已将之该设在石室对面西业工人联合会内。该校主任教员陈铁军连日到各工会宣传招生事宜，甚为忙碌。预科成绩定较前届为优，查该校前届为教育宣传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妇女部所合办，此次则纯为教宣会自办云。工人子弟学校教宣会曾办工人子弟学校九个，总计人数凡八百余人。此等小工友多数已参加劳动童子团。第一、第二两校以前没有童子团组织，现教宣会亦派人前去指导组织训练各校小童，最大不过十五岁，最小有六七岁，但多数富于革命精神，异常活泼。各子弟学校小童都能自动做白话剧双簧等。政治教育亦至为进步，假如二人口角，呼之为帝国主义者，一定报以小拳头，虽打败亦不后悔，因为他们觉得天下最得人讨厌、羞耻的事，莫如做帝国主义也。现探闻教宣会第□期工人教育计划，注重养成工人宣传能力，尤注意于游艺方面，拟在各校组织游艺宣传队，均请人教双簧、白话剧等，并在各校挑选成绩优良学生，组织宣传队，每周至少向群众宣传一次。又前次工人工人学校不注意教学生写字，此届则各生均发字簿、笔墨，使工友写字能力进步。前次因课本赶印不及，且分为许多本，学生深感不便，现在则将工人应知之各种科学包含在一种工人读本里。该书日内即闻出版。教宣会对各工人子弟学校教育，最近亦甚注意，因为小童实为将来工人阶级之健将，亦为革命先锋也。教务主任李耀光同志拟每日分校巡视，设法促进教务，并拟通函各学校、各工会团体，征求各种革命歌谣戏剧、双簧、小说故事等，编印成本，以供各学校及热心工人教育者之参考。又前届劳动学院及各工人学校学生已都毕业，成绩均甚优良，但教宣会职员因忙于第二届各校招生事情，故未能发榜，且因证书未制就，以致毕业礼亦未举行。兹闻该会已积极筹备，拟在11月10号左右举行第一届毕业礼及第二届开学礼，至毕业榜日间即可发表云。
伍朝枢报告罢工磋商经过详情（《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六十期第二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伍朝枢报告罢工磋商经过详情《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六十期第二版[录入者对本文标点、分段有改动。]昨日四商会召集会议并请伍市长报告罢工近况，详情已志昨报，兹将伍市长演辞录下：主席诸君，鄙人接四商会函，邀今日过来向各位报告和香港磋商解决罢工问题经过情形。因日前香港政府有一宣言，系说明其方面之经过，各位亦已看过，故今日欲知磋商经过情形，自香港政府宣言发表之后，我政府亦有答复，英文日报亦经登载，我之答复亦已清清楚楚，但未详尽，欲鄙人来报告。鄙人甚喜欢，可见商界诸君，对于政治事情，不是漠然的，此是极好的现象。本来罢工及经济绝交，是人民之事。刚才主席所说，人民因为英国在中国上海、广州、汉口，各处种种举动，藐视华人人格，所以罢工工友，激于义愤，故有此种运动，完全系人民出于爱国之热诚。但此种运动，与政府无关，香港政府欲解决此风潮，不能向我政府磋商，须向罢工工人磋商。政府立于第三者地位，亦不应与他磋商，但政府看见罢工运动，原始目的，已达到九成九，而又觉得香港省城中国工人商人受如此重大损失，所以虽不能和香港□［空白，疑为“磋”字］商，但香港政府既然来请，政府亦不妨与他非正式□［空白，疑为“磋”字］商。因香港工人所以罢工，系对英政府和港政府之抗议，此事争议为两造，一造香港政府，一造罢工工人。政府虽然对于罢工系极关心，但因地位上不能正式□［模糊，疑为“加”字］入交涉，如果加入，则我亦系罢工之一分子，若立于第三者调人地位，则或者可以正式加入，否则名分不清，此所以一二月来之谈判，不能作正式的之原因也，今将此一二月非正式的谈判报告。自从香港新督接任之后，对于解决罢工风潮，有所表示，始而多□［模糊，疑为“拨”字］商人来省，后来省商人，又往港报聘。在报聘时间，港政府席间宣布，谓已派四代与省代表□［空白，疑为“磋”字］商，二为英人，二为华人。香港派了四代表之后，省工商两界，已推举代表四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先生此其一，商界二人，其一为胡颂棠先生。省方面将人选决定之后，专候港代表来省磋商，但久不见他来，后来香港派人来示意，欲我政府与港政府，各派政府职员作代表磋商，当时我答复，我处于第三者地位，如港政府认为必要时，则只可处于调人地位，久之又无下文，第二次又中断了。第三次接港督信，谓现在两方意思，不甚清楚，解决无由，最好省方面，能派重要职员来港，交换两方意思。此人以私人资格到港，政府作为人客待遇。当时接到此信之后，政府讨论究竟派人与否问题，结果，派人往港，似乎面子上不好看，然仔细思之，凡事须求实际，不必务形式，倘能解决，使工友商人，各得其所，纵政府牺牲小小面子，亦未尝不可。政府求解决罢工之诚意，可以见之。派员往港返省之后，港政府同时亦派重要职员同来，在省□[卅?]日，与他议论几次，且亦将香港对待罢工条件之意，转达工人方面，此亦足见解决罢工之诚意。港方面表示，罢工工人所提之条件，可分政治的，与经济的。关于经济的，不外罢工期内工资，及恢复工作，其余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待遇平等种种，则属政治的。彼表示关于经济的可与罢工工人磋商，惟关于政治的不肯与工人磋商，以为有损香港主权。吾人当时答谓，港政府原则上能允许经济的条件之后，吾人可寻一方式磋商政治的条件。港政府职员返港之后，政府曾接有电报，谓商人已选定代表八人，即日搭船来省。当时鄙人转达罢工工人，到省之后，工商都见，且沙面领事，亦有正式公文，谓代表只能讨论经济的条件，不能涉及政治的条件，工商两界向八代表亦如此，且谓无全权，不过来省探听罢工工资，需欵若干而已，故工商两界未与开谈判。八代表落港后，□[谣?]言孔多，故八代表所以无结果而返，错在香港，不在我政府：如果分开经济政治的条件，须先将经济条件原则上答应，但他并未如此答应，即遽行派代表磋商经济条件，显与原议不符，无怪工商两界同时提政治经济的条件讨论；此外尚有一原因，此次罢工，系中国人民对于英政府之抗议，此八代表皆系华人，并无一英人，颇闻工商界人云，港政府派的应有英人在内，若代表全系华人，人家看起来，以为中国工人，同中国商人争斗，因而罢工，与英无关，八代表无结果而返，此亦原因之一。香港政府曾向政府表示，对于回复工作一条，颇为困难，譬如从前某行商营业，今日已倒闭，或从前用一千人工作，今日只可用四百人，所余六百人，如何可能回复其工作。八代表回港后，吾人非正式谈话，如果何人或某行事实上发生困难之时，则补偿工资，以代复工，如此亦政府表示磋商解决之诚意。吾人当时又谓如果原则上答应经济的条件，不独寻方法磋商政治条件，而且可劝工人早日解决罢工风潮，此系更进一步，亦系表示迁就之诚意。然而港政府宣言，措辞尚和平，而言外意颇谓我无诚意。我已再三迁就，反谓我无诚意：我第一派重要职员往港，第二港方不愿与工人磋商政治的条件，我答设法磋商，第三谓回复工作，有时事实上不能做到，我则答以若补偿工资，我可劝工人允许，第四原则上经济条件答应，可以劝工友完全早日解决罢工事情。如此三反四覆，表示诚意，算对得住罢工工友，又算对得住省港罢工受牺牲之人，然而商香港不迁就。各位系商家，商量生意，须两方各让一步，乃可解决，交涉亦如此。我几次迁就，而香港并无一次同样之迁就。大概香港有两派人在，一派主张早日解决，一派过于拘执，不肯让步，文字上有时表示极诚意，而磋商时极无磋商之余地，或者以为罢工工人罢了六七个月工，商人受了六七个月损失，便可以草率解决。香港是否有此两派，未知的确，但我政府方面完全诚意，不过欲找一方法，可以对得住工人，对得住商人，对得住粤沪等处被惨杀之同胞而已。政府之诚意，从前已表示十分，今日仍如从前，如果有正当解决之办法，一定本此诚意，竭力做去。此一月来非正式谈判，今日特将经过报告诸君。
吴铁成在罢工代表大会演说词（《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二十九期第四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吴铁成在罢工代表大会演说词《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二十九期第四版[录入者对本文标点有所改动。原稿全文几乎为逗号。]香港是中国广东宝安县的地方，因鸦片战争，被英国暴力强割了去，其余如广州湾之与法、威海卫之与英、青岛大连之与日本等租借地，其他上海、天津、汉口、九江，部有租界甚至广东都有沙面为租界。须知道中国土地是我们祖宗很辛苦得来，交留与子孙保受的，现在任外人割裂，何以对先人呢。人民，除了少数地主，资本家，和交通外国人剥削国人的买办阶级外，其余尽焦头烂额的。多数民众是受两种压迫，第一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第二是受那无恶不作，无法无天的军阀压迫，弄得民生憔悴不堪。广东在七一月以前东江南路受陈炯明、邓本殷的压迫，人民有田不能耕，有商不能做，有儿不能就学，失业的人无数，你想受多少痛苦呢。就在广州市来说，从前在滇桂军横行时候，广州市人民几多痛苦，这是亲眼看见的，由此而推想比较富广的广东都是这样，其余各省各地可想而知其痛苦了，试看每年冬天便有无数由北五省来的乞丐到广东来，由此可见其痛苦到极点了，其惨处比我们还要多，故所以说全国除了资本地主、买办走狗以外，十分之九是失业的，或是不能生存。土地被外国割裂，主权操之外人，人民憔悴至极，受两重压迫下之中国，立国三要要素都不能成立，名虽为国，是国不成国的。至于帝国主义更是利害[今文多做“厉害”，下同]，在中国横行了数十年，从前不知其利害残忍，帝国主义用蚕食方法要把中国慢慢的吞下去。从前人民是最怕外国人的，官僚更怕，帝国主义遂利用此弱点，麻醉了我[此处疑漏“国民众”]的辨别力，所以有好多人挂英国旗的，抵抗者只有三元里的义民，这是因为中国人只顾目前不顾后来。帝国主义是因国内资本和工业很发达了，有了过剩的资本和货物要销流到国外因此成为一种势力，并且要用海陆军等，武力做后盾，所以武力强迫中国开辟商埠来通商。从前的政府只知怕外，海关便落在外人手上，并立下了不平等条约，值百抽五的海关税，弄到入口货轻出口货重，故出入口货比较，相差极远。从前外国资本家在中买生货出，造成熟货入中国，及生货价廉，又税轻，所以洋货充斥国内；近来便用另外方法，将机器运来中国制造，利用中国工价低贱，就地做成就地卖，比从前更廉、方法更利害。外国货没有落地税，厘金税，中国货反有那些税。令到中国工业日衰，失业的人日多，就以英美烟公司来比方，从前这公司的货是由外国制成，现在中国制造，甚至用外国烟叶种，在中国来种植，制成后和外国来的一样，消流中国。一向中国都没有统一，没有良好政府替人民想法子，发展实业，甚至摧残，那有法子和外国竞争？从前工人没有接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后，有意思不能发表，工[人?]是仰人家的鼻息，自从三民主义指示工人一条路，国民党是保护工人的，工人参加革命之后，然后成功，方有实益。自从国[民?]党指示光明大道之后，全国人民恍然大悟，然后知道革命是很有关系的，是与人民利害相关，这几年来蓬勃的民众运动，就是表现民众革命的，所以能与国民党一致的是工人，因工人痛苦多所以觉悟快，觉悟快是实在的，觉悟是实能牺牲的，工人有觉悟是国民革命前途最好一件事，从前是跟厂主资本家的意思，现在有了觉悟是可表现工人自身的意思，便可团结，有团结，是国民革命一种很大的势力，有觉悟后，要全国工人参加国民革命方有成功。有一件事是要报告工友的，现在中国最[重?]要的是统一，对内是组织统一的人民政府。有了人民政府后有人民自由，对外更要有统一政府。现在我看世界形势与中国太不利，从[前?]是帝国一国，或二国单独侵略的。最厉害如庚子八国，都是暂时联合，没有利害关系的。但是自从国民党指导国民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发生了一个大恐慌，是关于帝国主义衣食住的，帝国主义要联向中国打击的，从前是很小的事，如杀教士，至大莫如杀死公使。现在是知道中国觉悟，不怕洋儿子，自五卅案发生后，全国一致一动作，除了省港罢工之精神不挠外，其他各地的精神、表现，已足令帝国主义恐慌，这种运动，继续不断，扩大有力量，帝国便要求解决，因英、美、日、法，资本发达到不得了，本国没地销，不能不得不向中国，向在中国横行数十年，今忽然不怕，能罢工抵制仇货物不能销流在中国，则本国工厂受大打击，工人亦受打击。我们为求本身利益，一定最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在中国的资本市场，然后可动摇，但必全力，对付，比从前是更利害，现将香港来比，在六月之间起，能坚持到现在，已足令人惊服，他以为五分钟不能坚持，那知坚持到八月之久，现在又有第二次罢工，真足令帝国主义惊死。现在他们没法，但我们不能不同他们拼命、所争是自由，但帝国主义亦因以不比前时的不国，也拼命来□，所以工人农人赶快联合起来，再与全国人联合起来有力的团结，现在国民政府筹备北伐，到那时下全国民革命的动员，是很大的力量，工农商学帮助统一，是能成功，这才是人民的统一，是切实代表人民利益的，为人努力的，还时结合训练全国人民，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外，那时虽他们联合也不怕他，我有四万[万?]人民联合，对抗帝国主义，如人民不努力，外国就联合起来打我了，北方政府是引狼入室的，大众要知道，要宣传，向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一定是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一定是实现，中国一定要自由平等。
吴铁成先生在罢工代表大会演说词（《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二十八期第四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吴铁成先生在罢工代表大会演说词《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二十八期第四版主席，各位罢工工友，自从去年六月罢工以来，我屡次承罢工委员会相邀与诸位说话，但都因军事倥偬，没有机会和罢工工友来相会，现在这几月当中肃清了东江南路的反革命势力，今日得承罢工委员会相邀得与诸君相见，是非常荣幸快愉的，各位工友知道十年前我们革命推倒了满清政府之后，何以我们革命还不能成功呢？不但不能成功，反每况愈下比从前更为糟乱；为什么不能澈底成功，为什么反为每况愈下呢？第一是从前是孙总理带领一般革命者去奋斗，多数民众没有参加，甚或以为没有关系，所以只有少数革命党分子跟随孙总理去打倒满清政府，不能将中国完成独立自由之国家，脱离帝国主义者之束缚，此因人民没有参加，所以革命没有澈底成功。十四年来军阀、官僚、帝国主义，盘据如故，不但没有铲除而且反加日甚，现在要我们民众势力的联合，重大的牺牲，才有希望，才得独立自由，各位工友可以看见的，现在中国成了什么东西，除了广东近来稍好之外，其余各省各地之人民生活，痛苦非凡，我们是非常不安的，我们认为最大的危险，我们如不想方法度此危机，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合三者而成的，现在我们中国主权在那里？是在帝国主义者手中，令我们不自由来改革中国，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孙先生说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协同管理的，在上海、澳门、广州湾、威海卫、青岛、大连等处，在中国境内来组织政府管理中国人民，这还主权可说吗？如一屋然，强盗已进入屋内，喧宾夺主了，还有主权可说吗？所以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内势力，是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土地，是四分五裂。（未完）
工贼王泰秽史（《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二十八期第三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工贼王泰秽史《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二十八期第三版王泰，字颂平，又名曹操，东莞人，颇通英文，性情奸滑，民六［民国六年？］，落满提高船为侍役，因善媚洋人，遂夺该船孔某通事之职为己有，适是时欧战发生，他即大显神通，勾结洋人，由港私运洋烟往欧洲各口岸，复运军火返港接济绿林，不数年积得□资十余万，其心仍不足，又暗使其父王□轩，串同荣记办馆，运动昌兴轮船公司接办包工制，其章程所订，每工友每转船，扣银四元，卒为日本皇后船工友合力打消，此时其知众怒难犯，又改转方针行其假革命手段笼络海员同人，凡遇伟大人物搭船，他必借党名义开欢迎会，以维其名誉，而海员同志等，亦恕其改过，故不深究，不意五卅惨案事起，加拿大皇后船各同志在中途集议罢工，他又故态复萌诸多异议，后其因势力不敌，故不能不表同情罢工，但其回省数天，即私走返港，串同□［漂?］和店东，（即单眼仔）运动工友返港复工，以达其包工制目的，查其前月十二日，同旧伴四十余名，已落加拿大皇后船复工，该船已于廿二日启行往云哥华［即温哥华］埠矣，噫，此等害群之马，其肉岂足食乎，愿我海员同志齐起而诛之可也。
打倒工贼韩文惠！（《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二十八期第二版，作者：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打倒工贼韩文惠！《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二十八期第二版作者：裕[原文加着重号部分加粗]帝国主义者要宰割中国人民，要破坏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除了用他直接的势力压迫外，并且利用许多汉奸走狗从中破坏，最显著的例，如帝国主义之利用军阀，买办阶级，工贼，屡次破坏民众及工人阶级势力，便是一个好例。因此我们想要打倒帝国主义使民族与国家得到解放，必须要先肃清这些汉奸，走狗，工贼，然后方能将势力集中，整齐的对付帝国主义！香港第一次大罢工，罢工返港者无虑十余万，很表示我们同胞爱国之热诚，不料尚有一般工贼像韩文惠等一般人，竟煽惑一部分工人不罢工，这样一来不独不能马上便屈服帝国主义，并且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破坏了反帝国主义的势力，使帝国主义蔑视我中华民族，其罪真是不容诛的了！罢工八月使香港帝国主义受无限之损失，同时经这几次之磋商罢工经过，完全暴露帝国主义之凶很［狠］与狡猾，使留港工商同胞完全觉悟，于是有大罢市大罢工之决议，不料韩贼文惠又甘为帝国主义走狗，竭力破坏罢工，□延香港残喘，读中国机器总会开除韩文惠会员资格宣言，真令凡有血气都恨得不食其肉寝其皮了。留港的一切工友，切不可信韩贼文惠之欺骗，我们同是中国的同胞，我们不好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要与国内同胞在一起，实行救国，打倒我们的仇敌，香港帝国主义。上海、汉口、沙基的血未干，我们不应忘记呵！而且香港帝国主义刻已在封销中，生意一天坏一天，不久就要成为荒岛，一切工商业都要停闭了，我们还有什么留恋呢？而且交通断绝来往不便。回省城之后，有国民政府及罢工会之招待，起居自由；受一切民众之欢迎，我们留港工友，切不可受韩文惠之骗了。工贼是破坏工人阶级势力团体的，是破坏反帝国主义势力的，请大家都起打倒工贼韩文惠！
中国机器总会革退香港华人机器会会长韩文惠职务及会籍之宣言（《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二十八期第一版，中华民国十五年二月十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中国机器总会革退香港华人机器会会长韩文惠职务及会籍之宣言《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二十八期第一版中华民国十五年二月十日自五卅惨案发生，继而青浔汉粤，屠戮风潮，震憾全国，各地民众，痛帝国主义者之凶残，莫不眦裂发指，力图抵抗，吾粤侨港工人，以平日之备受英帝国凌辱，早已含怨莫伸，今见其竟在我领土内任意摧残，则何异为印度波兰之续，莫不切齿愤激，宁愿牺牲生计，及汝皆亡，遂有全港罢工之运动，当时以我机器界工人所处地位之重，如果一致同情，何难令其屈服，惟香港华人机器会会长韩文惠，甘心媚外，始终力阻进行，遂令罢工一事，不获完收效果，而我历次拥护革命之侨港机器工人，名誉亦因而减色，本会近以时逾八月，仍属解决无期，非再行第二次之澈底罢工，实难促帝国主义者觉悟，故特再派专员，赴港与其接洽，将利害关系，剀切陈明，冀其反省。讵韩文惠藉词推搪，初则谓须加考虑，请援以一星期始行答复，继则谓事关重要，必须开同人大会表决，方敢实行，查罢工运动，本为反对英帝国主义，若在英帝国领土内，而公开反英会议，是何异虎头扪虱，其热心爱国者，断不敢公然列席，致陷缧绁之忧，果也及至会议，列席者仅八九人，而有六七人为其爪牙，该议案遂不能通过，本会代表见其毫无诚意，遂不与唔商，而转与各厂同人接洽，并以此次罢工主义，及在省罢工工人状况，与我工人应处之态度，详细直陈，各同人莫不憬然觉悟，知处此潮流，非求打倒帝国主义，及取消不平等待遇，实无立足之余地，并悉日前之放任，全是韩文惠之愚弄而成，此时若不一致进行，实无以对首次罢工之同业，故对韩某之卖友求荣，莫不义愤填胸，同深切齿，韩文惠尤不知自悔，反以本会此次代表之举动，有碍伊等前程，竟一面报告港政府派探严缉，一面复亲往各厂游说，冀再打消，伪称某人之回港，实因饥寒交迫，无法维持，某人之在省，今已卖女鬻儿，仍难度活，藉以生同人之畏惧，不知驻港罢工工人，不特饮食衣被，供给无缺乏之虞，即罢工者之妻儿，亦莫不同一待遇，此皆有目共见，无俟赘言，似此造谣惑众，忘国媚仇，不特为工界之罪人，抑且为国民之公敌，本会现据华侨机器十科委员会来函，以韩文惠如此动作，实属贻羞同业，特陈请除其职守，交付惩戒［。］复据本会驻港代表郑卓轩陈述，港中同人因处该虎伥势力之下，实已失去集会自由，对于彼之设施，虽愤激异常，亦无法应付，故本会特于二月五日召集本省各科同人，及驻省之港澳罢工同业，开同人会议，俾资应付，经议决将韩文惠之会籍革除，并同时免去香港华人机器会长一职，以示惩戒，一俟罢工问题解决后，再由港会内同人，举员继任，深恐同人未悉真象，特此表明，尤望港中同人，痛国权之衰弱，必须共同奋斗，始克保全，一致罢业将来，俾帝国主义者，尚知有我神明华胄，此后不敢任意欺凌。是所厚望，特此宣言。二月六日
再接再厉之省港罢工（洪筠，《工人之路》第227期，1926年2月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再接再厉之省港罢工洪筠（《工人之路》第227期，1926年2月9日）帝国主义者几十年以来在中国随意杀人，简直好象在他们的厨房中杀鸡宰鸭一般方便。“中国人不是人”，几乎成了帝国主义者的天经地义。“杀中国人者无罪”，几乎成了帝国主义者的不成文法。这中国还成个什么中国！世界还成一个什么世界！这样的情形，难道是有血的中国人所能忍！“中国人本来不是人”，帝国主义者这种[样]说，“因为上海黄埔滩上的公园门首的牌上，将中国人同狗并列已经几十年了。那些识字的高等华人都没有说话，这岂不是他们自己都默认了。”这样，杀罢！如是继顾正红之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放手杀人，血迹遍满了黄河、长江、珠江——中国的三大流域。这样整千整百的死了这样多的中国人是不是应当杀，那些英国刽子手到底有罪没有罪！在那些高等华人还在怀疑我们那些殉难同志应不应当杀的时候，只有中国工人能看得最清楚，能够运用最大力量最强的决心，随上海二十余万工人大罢工之后而有二十余万人的省港大罢工。这使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在一般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予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教训的只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帝国主义者靠中国工人替他们在中国制造商品，转运商品以剥夺中国人，只有中国工人能停止他们这种掠夺行为而制其经济的死命。“五卅”以后，一般中国人的脑筋的确震荡了一下，但是“五分钟热心”几乎是刻在一般中国人的额上的。（这真是一种无形的黥墨。）不久，各方面就渐渐冷淡了。杀人的刽子手，帝国主义者依然逍遥法外，被杀的同胞终于冤沉海底，而一般人都渐渐地厌倦了，渐渐地死寂了。只有工人能坚持死战。在省港罢工七个月，一般人已忘记了罢工，厌倦了罢工，忘记了帝国主义的杀戮，厌倦了反对帝国主义之后，香港第二次罢工又起。香港政府以为中国人横竖已经默认能与狗并列，所以先前任你怎样罢工，他只是不屑与你商议，他已认定中国人的爱国热心只有五分钟，所以以前认定以为尽管损失多少，只是置之不理，却不料还有不愿与狗为伍，热心不止五分钟的工人，能使反帝国主义的罢工更为扩大，更为持久。香港第一次罢工的效果是什么？大家都很明白，是：一、香港贸易额损失九万六千万；二、肃清了广州反革命军队；三、巩固了广州革命政府；四、扫平了东江贼党；五、肃清了南路；六、统一了广东；七、修筑了近郊马路；八、促成了黄埔开埠；九、发展了广州商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第二次省港罢工一定可以使革命势力更为伸张，革命政府更为巩固，并且还可以使统一了的广东能够和平的发展产业，使广东经济真能独立，与香港断绝一切关系，使香港政府知道，不屈服于罢工条件之前，只有听香港变成荒岛。省港罢工于中国人有什么损失呢？决然没有！要是有呢，就是损失了黄埔滩头公园门首“华人与狗”的牌子。还有呢，就是中国损失了、再没有了不平等条约。除此以外，只有那些死心塌地作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的人损失了几个狗饭碗。所以在省港第二次大罢工的时候，我们只有希望不愿与狗为伍的人永远团结一致，拥护省港罢工！
香港二次罢工情形（《工人之路》第224期，1926年2月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香港二次罢工情形（《工人之路》第224期，1926年2月6日）香港特约通讯员云：香港各工人已于一日实行第二次大罢工返省一事，已志前报。二日各差馆更派出华、英探往各码头搜检行人，搭车返省者，搜查非常严厉，全港华人恐怖之状，更甚于前。是日开放水喉，仅数十分钟，而居住四楼者，竟至滴水全无。各厂工人已被严密监视。二日午，在湾仔某馆拘去工人数十名。又是早有搭车者，携有食品一笠，亦被扣留。凡公共娱乐场所、茶楼、酒馆，均无人敢道及罢工工友，改上星期有偶谈罢工而被华人狗探捕去者六十余宗。近一、二日间，蜡烛非常畅销，盖居民预备参神之用，倘至无电灯时，亦可以代燃料，故有如是之畅旺云。
香港二次罢工与港政府（《工人之路》第220期，1926年2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香港二次罢工与港政府（《工人之路》第220期，1926年2月2日）觉悟社云：香港各工会工人，为促进和平解决省港罢工工潮起见，经已议决实行第二次大罢工返省，以促港政府之觉悟。情形已见昨报。续查昨31日香港方面电讯称：港政府得悉全港工人作第二次大罢工消息后，恐惧异常，经已派出多人向各大工厂运动调停；但各工人已洞悉帝国主义欺骗伎俩，不为所惑，昨30日已联合向港督下警告书，倘于此十日内，不派出全权代表上省磋商解决罢工条件，全港工人则实行罢工，为和平解决省港罢工之运动云云。又闻港督金文泰以此次各工人态度强硬，不能运动打消其罢工目的，又拟出其别种阴谋，下令政府所属各大工厂所用工人，不得自由请假，至于系属商人工场或工厂，亦拟限期三日内将工人姓名、年龄、籍贯并附相片一张，报告核办云云。
香港辅政司宣布磋商解决罢工的经过（译自香港西报，《工人之路》第218期，1926年1月3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香港辅政司宣布磋商解决罢工的经过（译自香港西报。《工人之路》第218期，1926年1月31日）督宪抵任未几，即在香港大学演说，表示亲善；继乘广州商界代表团在港之便，宣示本政府之意愿：奉任有势力之商人，组织强固之代表团，派往广州，发起讨论解决罢工；惟广州政府亦须委出同等负责代表与之接洽。此议传达广州政府后，所得答复如下：（一）由罢工工人选出罢工委员三人为代表，负有全权磋商之责，其中一人确为罢工委员会主席；（二）商人亦选出一商界领袖人员，加入代表团，此人或为广州总商会之主席；（三）其他罢工委员大约六人，或增加商界一人或二人，于开议时在场监察；（四）广州下级官员一人为代表团秘书。此种答复，与香港政府所提议之精义一相符合。以非由广州政府委出之代表而与香港政府所委出之人员会议，其无济于事，自在意料之中，故本政府另图别法，以开会议，遂提议加入本政府之高级官员为港方代表，而广州政府方面亦须一致行动，即两方之代表团均衔有政府命令，全权解决一切主要问题也。但广州政府所持之态度，只能派遣代表居间调停。如是则在港方面所派出代表团须有港政府之全权代表在内，表面上且为该团之主要人物，与广州代表团之如上述者处相对地位，广州政府则只派出官员居间调停而已。似此办法，不能接纳，故此议亦归失败矣。香港两方重要官吏于是有互相探访之事，将政治及所谓经济问题分别讨论。至于经济方面之磋商，拟以华商担任为最善。本此协商，所达之旨，香港政府对于华商团体选出有名望之华人八人，赴省磋商之议，表示赞同，意谓代表团能直接与罢工委员会接洽，并能磋商经济问题之如罢工工金及因失业所受损失之赔偿等类是也。至政治问题留以待两方政府将来之磋议，则罢工及抵制等事件，当于经济问题解决停止。当八代表于去年12月30日到广州时，并不能得广州政府予以援助，使与罢工委员会接洽讨论经济赔款，盖要代表等同时准备与该会磋商及解决政治条款乃能也。但此非代表团所有之权，显然可见。代表等不惜竭尽种种方法，欲求达到磋商地步，其诚意毫无可疑，惟此行全无结果，遂于1月2日返港矣。香港政府对于再行磋商解决罢工事，时刻均为准备，但似此情形，即再行派代表到广州，亦属无济。现在只有留待广州政府表示其诚意，进筹第二步之办法耳。
广东政府交涉署关于香港当局公布磋商解决罢工经过的声明（《工人之路特号》第217期，1926年1月3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广东政府交涉署关于香港当局公布磋商解决罢工经过的声明（《工人之路特号》第217期，1926年1月30日）当香港政府表示愿意开始磋商解决罢工之时，广东政府已尽其所能，予以协助。回忆此次罢工之发生，本由香港工人主持，非为经济问题，实为对英政府之一种抗议。所抗议者，即指惨杀两案：初于去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继于6月23日在广州发生。是则<此>次罢工实为政治的罢工，主要者为香港政府暨全体工人。迨抵制之事起，而广州之工商两界，即联合香港工人，同为主体；广东政府虽于此事极为注意，然非主持罢工及抵制之当事人也。是故如有正式磋商，应由双方之主要人物互相协议，本政府无庸越俎。至由本政府派出全权代表，以磋商其能力所不及之事，理时不顺，一经指明，便知其谬。倘本政府有参加解决罢工会议之可能，亦只居间调停而已，理固使然。经向香港政府言明此意，惟彼方则不欲直接与工人及商人磋商，只愿与本政府接洽。此第一次委派港商及第二次委派官吏之提议所以同遭失败也。香港政府不愿与工人接洽之意，殊难索解；盖英国政府与其本国罢工工人直接磋商，以解决罢工事情，固数见不鲜也。本政府虽于正式会议，只任调人，然非正式的，亦尝予以援助，以谋早日解决。当香港总督表示欲得本政府人员与其会晤，俾得随便交换意见时，本政府即立派一重要官吏赴港。随后，适香港官吏到省，他即将工人日前提出之解决罢工条件，分为经济及政治两部，并表示不愿与工人磋商政治条款。本政府犹以为经济条件若得大致接纳，亦允权定程式，俾开会议。不料此意尚未容纳，华商代表团八人，经已来省。惜以该代表等只负磋商经济条件之权责，故又遭失败。况罢工工人对于华商代表并无仇怨，亦非向彼等宣告罢工，故不能与该代表磋商者，亦以此也。若再举一例，足见本政府对于协助解决罢工不遗余力：当香港政府提出有等罢工工人难于恢复原职时（恢复原职及罢工工金即所谓经济条件），本政府答以恢复原职倘真有不可能之处，允权罢工工人接纳偿金，以为代价。不宁惟是，如香港政府能完全承认该两款经济条件，本政府亦允为尽力，以促罢工早日解决之实现。综上述事实而观，足见本政府对香港及工人之事，已极力调解矣。本政府现仍本此诚意，以谋早日解决，并准备继续努力以协助两方也。1926年1月25日
第十六章武汉政府清共与我的生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十六章武汉政府清共与我的生活在1927年6月22日（即旧历5月25日）的午夜，我的女儿诞生了。我的生产为着节省经费没有进医院，是在家里，只是请了一位日本籍的女护士来接生，当然这在设备和安全方面都不妥当，因我当时的身体已经十分瘦弱。本来在我当时的思想倾向，认为革命者，尤其是女子，有了孩子便会妨碍工作，因而不希望有孩子。但当护士将我的刚刚诞生的女儿洗得干干净净用白色的毛巾裹着放在我的身旁睡着时，一种天然的母爱便油然而生，我看看她的小脸，她的轮廓就活肖她的父亲，但却比她的父亲白嫩得多，乌黑而细密的头发，披散在她的小额上，显得十分可爱。在她诞生后，约一个星期左右，述之因去北方路途阻隔，又回到武汉住了几天后转道上海再去北方。我当时的经济情形很坏，但这是由于述之和我一向太不注意私生活的态度所致，假如稍微注意一下，也不致弄得我在生产之后每餐只吃点蔬菜而没有任何肉食，甚至鸡蛋。在生产之前，我到长江书店（党的书店，由于革命潮流高涨，该书店在几个月之内就赚了数百万元）去拿了一百元（因述之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小册子在那里出版，该书店的经理告诉述之可以拿七百或八百元的稿费，但我觉得不需要拿那样多的钱在手里），作为生产费用，但接生的手续费就付了六十元，其余的要留着生活之用。党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之下也没有照顾到我，照理党是应该给我生活费的，因我是一个职业革命者，由于生产才停止工作的，有些从未担任过党内工作的女同志，当她们的丈夫离开了，党一定要安排她们的生活。对我的这种待遇事后想来，也许是由于瞿秋白的原因；也许是他们猜想我从长江书店拿了一笔钱在手里，因谁也想不到我会那样傻，述之会那样书生气完全不闻不问，而我也没有向党提起，只是自己极力节省吧了。但述之回来后，我已经生了孩子，终日躺在床上，不能出门，按照一般的常情，他是应该问及我的经济情形的，或者到长江书店去拿些钱来；或者向党交涉支持我的生活，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一样，不闻不问。而我自己也是同以前一样，不注意私人的生活，只告诉述之在长江书店拿了一百元，也没有要求他安排生活的意向。他约莫住了一个星期就去北方了，不过在他未走之前，有一件事情是向他提起的，就是在我的房子里，有二个很大的有网的竹篮子，其中装满了俄文书籍和党的文件（以前的以及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每一个竹篮可容纳约二百磅至三百磅的书籍和文件，放在后房里，其面积占了房间的四分之一，而且一点也没有掩护。我要求他设法运到党的秘密技术机关里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他安排一下，负责技术工作的同志会来搬运的）。但由于他对私人生活方面的事不甚注重而终于没有做到。这件事遗留下来，给予我很大的麻烦，甚至会因此而几乎送掉生命。约在7月初，述之已去北方，我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困难，没有吃任何有营养的食物，同时天气又异常炎热，晚上总是热得不能睡，以致身体异常瘦弱。记得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正在同姑母共进午餐，中央的交通柏代坤[1]同志来看我，他看见桌上只有两样蔬菜，便对我说：“为甚么你在刚生产之后，不吃些鸡和肉食呢？中国妇女生了孩子一定要吃鸡的，你只吃这样的东西是不够营养的，何况你自己还喂孩子的奶哩，难怪你现在瘦得这样厉害哩。”我除了答谢他的好意报以一笑外，没有回答甚么，这实在太笨了一点，我应当把我的经济情形告诉他，他可以转告党中央，或者我写一张字条请他到长江书店去代取些钱来（几百元都可以拿，当时该书店的财产甚大），我不了解当时为甚么这样机械地不想这些办法，只是死守穷困，也许是由于平时对金钱的观念不重视（特别看不起重金钱的同志）而又不懂得当时的环境比以前不同之故。柏代坤同志第二天又来看我，他交给我二十元，他说：“这是李立三送给你买些东西吃的，因为昨天晚上，我要去见瞿秋白和李立三，别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正在某大酒楼聚餐（我忘记了他提的名字，那是最上等的酒楼，他们经常在那里宴会），我就到那里去找你们，他们正在同周恩来等一大批人大设筵席，于是我就忍不住地说：‘碧兰刚刚生了孩子，而且还是自己喂孩子的奶，我偶然到她家里去看她，她和她的姑母正在吃午饭，我看见桌子上只有两样蔬菜，你们在这里吃得这样丰富呀。’李立三[2]听到这话，便从口袋里拿出这二十元来，叫我转送给你。”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便反映当时某些党的上层已经或者正在开始腐化，和一般党员还保持着一种优良的传统。而柏代坤同志竟敢于在众多最高领袖面前说这样坦率的话，正是一般党员仍旧保持优良传统之具体表现。正在这个期间，武汉的局势呈现着一种极度不安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一个单身的男子想租一间房子居住，房东为了慎重起见，需要一个家庭作担保。因此，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忽然有一天跑到我家里来（事后想来，一定是毛泽东叫他来找我的，因泽东已经要求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堂叔容留他的家庭避难，前面已叙述过），要求我为他找一间房子，并作保人。恰巧我的房东有一间房子出租，正在我的隔壁，于是我便出面为他担保租了这间房子。毛泽民当时在党开办的长江书店任职，他看到政治局势愈来愈危险，寻找房子也正是为了准备作避难之所，但他在这里只住了几天。由于汪精卫与冯玉祥的会谈以及宁汉之重新合作——汪蒋合作——结成了一道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于是7月14日所谓“武汉革命政府”开始向共产党和革命的群众开刀了，共产党的文化机关长江书店当然首先被注视然后被封闭了。一天下午我刚从毛泽民那里回来还不到五分钟，女房东形色慌张地跑到我的房子里来，她颤栗着说：“哎呀！真哧死了呀！你介绍的那个房客刚才被五六个拿着手枪同盒子炮的军警抓去了，真把我哧死了呀！”我听了这话心里着慌知道事情对我不妙；但表面上还强作镇静的态度，装作没有甚么政治知识的口气回答他说：“为甚么抓他去呀？他是一个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人哩。”“嘿！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哩！现在找到共产党是要枪毙的呀！”她着重地说。说完了这话，她就匆忙地走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对我来说也是致命的。我处在这种危急的情形之下，怎么办呢？一方面我因分娩关系没有和任何同志的家庭有来往；同时，由于7月14日的反动事变，同志们都迁徙逃亡，因而我找不到一个同志，不能得到任何同志的帮助和商量，只有自己想办法。我准备带着孩子马上离开这里到我的堂叔父家里去避一避（这是我在武汉唯一的家属关系，这地方曾经给过毛泽东必要时避难的），姑母以后再安排（她没有关系）。但想不到，当我抱着孩子走到门口时，女房东同她的母亲挡在门口不许我出门。我说：我的孩子有病去看医生。她们坚持地说：“在这个人的事情没有了结以前，你是不能出门一步的。”我一定坚持要出去，她们却以四只手把我推进来。我没有办法，我已经被房东软禁了，只好坐以待毙；我的出路是完全阻塞了，我出去的希望是完全没有了。但我想把我房子里的那两大网篮子的俄文书籍和党的文件请我的父亲运出，以准备军警来逮捕我或搜查我的家里，找不出任何我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或者还有万一的希望。但更想不到，当我的父亲领着仆役搬着这两大网篮从门口出去时，她们像魔鬼一样又在门口挡住，并声言不但人不能出，也不能搬东西出去（只有我的老姑母可以出去买食物之类）。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完全失望了，真只有坐以待毙，因为我不能和房东争吵。我猜想她们软禁我也许是为了自保，她们预防万一军政当局来麻烦她们时，便可推在我身上，因房客是我介绍的。假如我同她们吵闹起来，她们会报告警察，那就等于自投罗网。我在这种万分无望的情况之下，仍旧想寻找一线的希望，就是如何处置那些书籍和文件的问题。完全撕毁也不可能，因为数量太多（有几百磅）。但怎么办呢？房子只有两间。后来发现在上楼梯的上面搭了一个小阁楼，是房东放旧东西的，我决定把这些危险的东西放在这个阁楼上，至少比放在我自己的房间里要好一点。但阁楼相当高，需要梯子才能上去，我当然不能向房东、也不能向邻居借梯子。在午夜的时分，人们都已入梦乡，我便开始活动起来，我利用吃饭的小圆桌，上面再搭上椅子，我先爬上去，像做贼一般，轻轻地把那些灰尘满布的旧东西搬在一边；然后便下来站桌子上面的椅子上，我的姑母一搭一搭地递给我，我把它们放在阁楼上。等到全部书籍和文件都运上去了，我才又上去把它们安放妥当，然后再把原来的那些旧家私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盖在上面。这样上来下去，足足搞了两个钟头，天气异常炎热，身体本已十分瘦弱，因而在此两小时中头昏了几次，心跳不停，幸而还能勉强支持到底，没有跌倒下来。这样，我的心头稍微轻松了一些。当然，假如事情发生万一搜查到那上面去，我也是抵赖不了的；不过总比放在自己的房子里要好一点，至少在我的心理上轻松一些。软禁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过去，党方面知道毛泽民被捕，当然没有一个同志敢到我那里来，即连我的父亲也不便多来这里，我身边只有一位年迈的姑母和我的还未满一个月的婴儿，外面的小孩子像故意恶作剧一样（也许是有意的因毛泽民被捕后我的姑母从邻居的互相谈话中听到他们说我一定是共产党），在我的窗口底下嘶着粗涩刺耳的噪音，叫着：“呀！又在抓共产党呀！今天又要枪毙共产党呀！”像报凶的枭鸟一般从窗口送进来，不断地袭击着我的心灵。我觉得长久下去，牺牲在所不免，我有点不耐了，我的心已经横了，我想：假如事情一定难免的话，我倒希望早日降临；与其在这个无限期的囚笼里度日如年，还不如痛快地在敌人的枪弹下丧生。我告诉姑母说：“假如事情发生了，我是不能活命的，因武汉认识和知道我的人太多，这里还有一点钱（我把仅有的几十元交给她，叫她放在口袋里，以免军警来逮捕我时来不及，你把我的女儿带到乡下去，请你为记念我好好地养育她，把她当作你自己的孙女一样。她的父亲是不会来找她的。”我的姑母听了我的这一番话，眼泪不住的流下来，我安慰她说：“你不要伤心，万一到了那个地步，也没有办法，我并不害怕，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没有甚么顾虑和痛苦了。”我的这位姑母，是我的祖父母的第二个女儿，她是一个早年丧夫的寡妇，家贫，依靠自己精巧的刺绣得来的钱来养活自己和她的儿子，她从二十几岁就守节，因而赢得封建社会的嘉许，不用说她也是无数牺牲在片面贞操之下的一个。她是一个出名超人聪明的女子（她可能是我的祖母的遗传，因祖母不但特别聪明，而且口才很好，尤其记忆力强）。她经常住在娘家，由于她的聪明能干，因而处理事务和对人的态度都令人心服满意，从我的祖父母一直到我这一代差不多都喜欢她，自1923年夏我的母亲去世后，她就经常住在我的父亲家里照顾我的弟妹。这种度日如年的软禁生活，约莫过了二个星期，在一天的下午，毛泽民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声不响地站在我面前，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显然已被释放出来了。但他没有告诉我他是怎样出来的，他的释放是十分侥幸的（对我也是如此，时间久了就很危险）。因为当时其他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都枪毙了，女同志向警予和我的堂姐陈慕兰（同志）都是在同一时期枪毙的。此外，还有某些干部和革命的工人和学生。由于我两个星期来的软禁生活弄得身体瘦弱，情绪不佳，没有同他谈甚么，只是简单地告诉他：“假如你不出来，我就要一直软禁在这里不知到何时哩！现在你算是侥幸地释放了，我也可以自由了。”说完这几句话，他仍旧没有开口，我急忙把那一张五千元的支票从床上的垫褥子里抽出来交给他，叫他赶快离开这里。这样他就一声不响地连一句人情话都没有说就走了。他从进到我的房子里一直到出去一直没有开口，他的目的只是为着取去那五千元的支票的。毛泽民被释放，事后想来，他是花了巨款运动出来的。中国有句俗话“钱能通神”；同时他又不是著名的共产党人，这就更容易做到，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他被捕之前长江书店正在准备变故，毛泽民正在处理和安排大量的金钱，当时的党中央还在武汉，他为甚不把所有的钱直接交给党，而把一张五千元的支票给我保存（此支票转存上海银行，凭票取款的）呢？显然是把此款当作私产，准备自己到上海去享用的。当然，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更多的钱分别转到上海去了。我从中共的某些资料看到，在谈到毛泽东的家庭时，曾神化毛泽民，说他曾二次逃狱，指在武汉和上海。实际上是二次用巨款才得以出狱的，逃狱是绝无可能的。因这秘密没有人知道，我当时由于对毛泽民同对一般共产党人一样信任，以为他所安排的款项都是为党安排的，因而我从没有对任何同志提及此事，当然也没有问过党是否接收由毛泽民从长江书店取出的大量金钱，因我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思想。毛泽民无论在相貌和性格方面，都与毛泽东不同，不管今天毛泽东是一个荒唐的独裁者和个人崇拜狂；但在他的青年时代还不是一个庸俗的人，还有强烈追求前进的精神，因而踏上了革命的道路。至于毛泽民则是举止庸俗，面貌十分丑陋的一个典型的小商人。因他从小就乐于跟着他的那个富农兼奸商的父亲搞赚钱的生意，懂得赚钱的门径，自然是对于金钱有兴趣的。因而在当时武汉混乱和恐怖的状态中，他乘机浑水摸鱼，这是很可能的，否则，他怎么能够二次出狱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之加入共产党并不是由于思想上的信仰，而是由于他的哥哥的关系，他在党里也是负责商业性的工作，开始在上海党办的上海书店作助理，1926年冬武汉创办了长江书店，由于革命潮流高涨，长江书店在几个月之内就赚了几十万元，毛泽民约于1927年春又从上海转到长江书店工作，一直到他被捕时为止。关于那张五千元支票事，我的父亲和姑母都不知道，后来我的父亲从姑母那里知道了，他有一次同我谈起，他说：“幸而毛泽民出来了，假如他长期不出来，假如当局派人来搜查你的家，查出了不是没收了，白白地丢了吗？五千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你当时应该交给我放在外边保存起来，任何时候都可以交还给你，难道你对自己的父亲还不相信吗？”我并不是不相信我的父亲，我一向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慷慨的人；只是因为他不是同志，而且我知道他找不到任何同志，我是希望有一个同志到我的家里来，我就把它交给党，因我断定毛泽民已经枪毙了。我的自由是恢复了，但身体却异常瘦弱，天气酷热，总是热得整夜不能睡觉。因此我的父亲向我建议，劝我到家乡去休养一个短时期；同时也可以看到多年不见的弟妹。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准备动身，在动身之前夕，陈乔年来访问我（他当时负责武汉党组织部书记），他已经知道毛泽民被释放，我的家里没有问题，他主张我立即迁居暂住机关，然后准备到北方去，我告诉他我的身体很弱，汉口的天气太热，我准备到家乡休养一个短时期再说（我的家乡离汉口只需二小时的火车），他同意我的计划，并把汉口交通处的地址以及述之在天津的通讯地址交给我，嘱我身体稍好一点就早日北上。我同他没有提到毛泽民，他也没有问我的经济情形，我也没有告诉他我身边只有几十元，我想到乡下去住一个时期不需要多少钱，假如我告诉他，我从长江书店只拿了一百元，他自然会马上送钱给我的，因我当时根本不会想到钱的问题，当时一般优秀的共产党人，对于金钱的观念是很淡薄的，假如发现某个同志注重金钱或者拒绝作党内的工作而愿意做国民党的工作和社会上的高薪职业，那便会使那些优秀的同志看不起。[3]第二天，我的父亲把我去家乡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我的父亲带着我的叔父到我的家里，他们带着我的姑母和我到达长江岸边，我的叔父租了一只原始的帆船，他自己护送我们，我们连同行李一起上了船，我抱着我的尚不到二个月的女儿坐在船上，在浩荡的长江江面，这只船就好像一只小鸭一般浮在水面上。它藉着顺风的推进急驶而下，我有点害怕，我想假如稍有风浪就可能有危险，但既已如此安排，也管不了这些，只是安静地抱着婴儿坐上在上面吧了。小船经过一夜顺风的推动，天亮就到达黄陂县河边的码头，我们平安地上了岸，不久便一同抵达我的故乡。当我一到门口，便看见我的大姑母，她是被我的父亲请来照顾我的弟妹的。她同我的二姑母一样，也是一个早年丧夫的寡妇，她有二个儿子，一个女儿，家境虽不富裕，但可以生活，她同二姑母轮流住在我父亲家里照顾我的弟妹，我的弟弟慧剑当时约十二岁，第三个妹妹毓兰约十岁。他们见我回来，表现十分高兴的神情，但在我的心头感到遗憾的是，我这次回来，看不到我的慈爱的母亲；同时，也没有见到我的二妹若兰，后来我的大姑母才告诉我，由于我的父亲时常失业，家中经常陷于饥饿状态，因此，我的大姑母间接同她的未婚夫的家长商量（因她是媒人），把我的二妹送往他家作童养媳，因他家同我以前所谓未婚夫家庭的情形一样，做官，富有送到那里不但生活不成问题，而且还可以使她受教育（但这一举造成了她往后悲剧的结局）。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很难受，我在四年前回到家乡时，我很喜欢她，她是一个异常聪明和漂亮的女孩子，她的轮廓活像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子），但自那次在几天的短暂的日子里团聚之后，就从此没有机会再见到她了。反革命的潮流虽然在武汉澎湃着，且正发挥着它的吞噬革命者的威力；但在乡间还没有表现得那样明显。一般乡下人的思想意识还来不及接受如此迅速的变动，她们还是停留在革命上升时的新鲜想像之中。我的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叔祖母对我说：“大家都说你现在是成功了（我心里想，我们的革命暂时是失败了，我在苦笑），你是第一个领头的人，在几年以前，你就剪了头发，退了婚约，现在大家都剪了头发，都要自由结婚了，你在五六年以前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学着你的榜样做了。”就是那些曾经批评过我，甚至讥讽过我的父母的人们，现在不但对我说恭维的话，而且还羡慕我的父亲哩。的确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潮流洗礼之后，乡间的情形比以前是大大地不同了。不但一般年青的知识份子和部份的农民倾向革命，甚至那些正在濒于破产的陈姓大地主的子女，也有许多左倾的，有些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我回到乡下几天之后，一个濒于破产的大地主家里的儿子，即陈慕兰的弟弟来访问我，他首先向我声明，已加入青年团，并担任陈姓家庭中青年团的书记，过了两天，他又带了四个青年团的女孩子来看我，她们都是大地主家里的女儿，她们真诚的信仰共产主义憧憬苏联，都想到那里去学习，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达到目的，他们时常来我这里，贪婪地问我各种问题，我总是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们。过了不久，他们告诉我，武汉的反动潮流已波及乡间，此间已经有人被捕，叫我当心。那几个已经加入青年团的大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她们告诉我，她们和她们的同胞兄弟们斗争，在辩论时，她们的兄弟们甚至说：“将来要你们的命的。”她们说：这些兄弟们很反动，真正是代表大地主。这几个女孩子都很漂亮活泼可爱。她们对我异常亲密，甚至在下雨的天气也赤着雪白的脚来看我，邻居的人们都惊异地说：“现在时势变了，连大地主家里的小姐，也打起赤脚来了。”（这完全是他们的土语）因为以前凡是大地主家里的妇女是不出大门一步的，尤其是没有出嫁的小姐，假如她们要到亲戚家里去或者到别的地方去的话，是要坐有门帘的轿子的，现在这些十几岁的富家小姐，不但随便跑出来，而且在下雨的时候还赤着脚，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在故乡约莫住了二个月，由于述之不断地来信催我早去北方；同时政治局势一天一天地更加恶化，我在乡间住久了也很危险，于是我便决定起程到天津去，但从我的故乡到天津是一段遥远的路程，我必须先到汉口，从汉口到上海，然后再由上海乘轮船到天津（因当时京汉铁路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同北方张作霖作战的军队而阻隔）。我的父亲已经安排好了我的住处，所以当我一到汉口，我便一直到我的一个堂姐姐的家里，她是我的隔壁堂伯父母的女儿，能干、漂亮，治家井井有条，她的丈夫是一个警官，我住在那里倒很安全。当我到达汉口的第二天，我便按照新近中央秘书处的会计任作民给我的地址去接头（我到乡间后他曾写信给我叫我早日去北方，乡间住久了有危险），但当我到达那座房屋时，我声言是来看任作民的，他们说这里没有这个人，我视察一下楼下的布置从天井到客厅异常古老，尤其是天井里的许多古老盆景和客厅里的红木古式家具配合起来，好像住了几十年的古老家庭一般，同以前党所有机关的布置完全不同，我以为是弄错了。实际上，后来才知道并没有错，只是因为任作民离开了那里，别人不认识我，不敢承认任作民是住过那里的。这是由于当时汉口的情形太恐怖的原故，使得负责交通处的同志过份谨慎，假如他们回答我说：“任作民已经离开这里了”，而不是回答说：“这里没有这个人”的话，那我就会告诉他们说我是来找党的关系的。这方面，由于他们布置的技巧很成功；同时，他们又根本不承认这里曾经住过任作民，这便得我不敢说出我是来找党的关系的。但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找到党的关系，也不知道任何同志的私人住所。假如找不到党的关系，我便无法到北方去，也无法找到述之，我和述之虽不断地通信，但他收信的地址是间接的。即令我得到，我也没有这一笔旅费，在这种情形之下，我除了在报纸上登启事外，别无他法。于是我便用和任作民通信的假名，即以玉英的名字，且以兄妹的关系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启事，请他按照报上的地址来找我。启事登出的第一天，就有几个身着西服的青年，手里拿着报纸陆续来访问我，但当他们刚上到楼梯的中间被我拒绝他们上楼，因我不认识他们。第二天我又接到一封署名任作民的快信，叫我到汉阳龟元寺（武汉著名的大寺院）的一个角落去和他见面，我因找党关系之心甚急切，准备按照地址前往，没有任何踌躇或怀疑，只是觉得路途遥远一点，我必须乘轮渡江到汉阳，来往需数小时，但当我准备就绪，孩子正在吸我的奶时，仿佛有一种灵感在启示我似的，我请我的父亲把放在桌子上的那封信给我（因我抱着孩子喂奶需要数小时才能回来，我让孩子多吸一点奶），我重新仔细看一遍，研究一番之后，我便坚决地告诉父亲说：“我决定不去了，汉口这样大，难道没有一个会面的地方吗？为甚么要叫我到那样远的地方去和他见面呢？这里面有问题。”同时，我再把前一天几个冒充任作民来访问我的事联系起来，我更加坚决断定这是一个骗子，他设计布置了一个陷阱来捕获我的。虽然坚决地决定不去，但心里异常之焦急，启事已经刊登了二天，还没有同志来见我。第三天又到来了，我更焦急万分！因一般启事只登载三天，假如到第三天还没有反应，那便表明失效，在第三天的正午，我正在企待着同志的降临时，忽听到楼梯上有皮鞋的脚步声，我急忙跑到楼梯口张望时，郑超麟身着深绿色的西装，笑容满面地一步一步走上来了。我喜出望外，好像救星降临一般！他本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这次的相见，更觉得分外的亲切，我把启事登出后，第一天几个冒充任作民的青年来见我的故事告诉他，并将第二天接到的一封信给他看，他看完信后，便对我说：“任作民已经到湖南去了，这显然是一个骗子，也许是第一天拿着报纸来见你的当中的一个，因为现在的时局很混乱，他可能想你也许是一个失去联络的共产党的女子，这有双重的危险。幸而你很精明没有去呀！否则，那真不堪设想了！我昨晚同杨之华一起看报，我发现这个启事，并知道是你，组织派我来和你接头，我自己也十分想见见你。”郑超麟当时为长江局宣传部的书记，他第二天又来看我，并将旅费和上海党方面接头的地址交给我，我便准备马上动身。当我到达上海时，顺利的找到了中央的交通石琼[4]，他是一向同我们往来甚密的，他便负责为我准备到天津去的一切，我暂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待着，第二天我的好友夏之栩得知我来上海的消息，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一个约三岁，另一个小的仅几个月）同奶娘到我的旅馆里来看我。她一走进房间，我们沉重地相互拥抱着，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谈话。但双方都避免谈及她的丈夫赵世炎的事情，因他在不久之前同陈延年一起被蒋介石政府枪毙了，第二天中午夏之栩请我到她家里午餐，她的母亲和赵世炎的妹妹住在一起，生活当然由党中央支持。自从我于四月十二日离开上海后，时间还不到半年，但事变实在太大了，经过上海“四一二”的大屠杀，长沙的马夜事变，以及七月十四日武汉政府的清共，使我们兴起了无限的感慨！我们的话题总是围绕于这些事变中我们所亲切感到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当晚王若飞请我到他的住所晚餐，夏之栩作陪，王若飞当时为江苏省委书记，在他以前的书记为不久之前，同赵世炎一起牺牲的陈延年。当时上海的情形异常恐怖，差不多每天都有同志被捕和遭枪决，因而，他们的行动异常之谨慎而秘密。[1]柏代坤四川人，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1925年冬回国后，一直作中央的交通工作。[2]李立三当时为武汉政府工人部的秘书长，部长为苏兆征。[3]当然并不是一概的看不起所有在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和在社会上获得高薪金的同志，而是指那些党需要他们作党内工作而拒绝的同志而言。至于那些由党决定或同意在国民党工作和社会文化机关（如大学教授等）或其他各种机关任职的同志，那是不会使同志们轻视的。[4]石琼四川人，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一九二四年初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他同我不同班，他在法文班。一九二五年冬他被派回国，往后一直担任中央交通工作，他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由于在上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经常到我们家里，——中央宣传部机关——因而和述之与我以及郑超麟的友谊甚笃，郑当时为宣传部秘书，同我们住在一起，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述之和我先后离开上海到武汉时为止。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二章在广州的一个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十二章在广州的一个月在愤怒与激昂的情形之下，举行了北京三一八惨案，这次规模宏大和异常英勇的市民大会与游行示威之后，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政变，逮捕共产党人李之龙和其他五十余位同志，调遣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俄国顾问住宅等消息又传到上海。这是国共合作以来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发动打击共产党的第一个信号。由于这一晴天霹雳，震惊了共产党内部的每一个分子，从中央到地下党部都感到震惊、疑虑与愤怒。区委主席团严肃地讨论了这一政变之后，便召集干部分子（当时称活动分子）会议，到会者百余人，都盘坐在地板上，倾听中央代表彭述之报告这次政变的经过和意义。报告完毕，群情愤慨，一致认为这次的政变，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立场，共产党也应该站在本党的立场上来重新考虑国共合作问题，并要求中央尽速作出决定，以便确立本党的方针。约在四月末，中央为了这个问题，决定述之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到广州与国际代表商讨应付蒋介石的问题。在我个人方面，虽然在上海有重要的职务，但想暂时请假找人代替，自己想同述之一起到广东亲眼观察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情况。当我将这个愿望向陈独秀表明时，他很爽气地答允了。次日我便将此问题向区委提出，要求给我一个短时期的假，区委准许，并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协助参加广州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上海工会代表团的工作，其主要的代表为项英、许伯昊、王亚璋（女）⋯⋯等，我在区委的职位，暂由钟复光代理。在4月26日傍晚，述之和我便从上海动身乘船到广东，在船上还碰见项英和许伯昊，他们正是去参加劳动大会的。船行约四天左右，4月30日的清晨便抵达广州。当日上午，卜世畸到旅馆来和我们接头，随即我们到广东省委办事处。在那里见到了省委书记陈延年以及委员黄平和穆清，他们二人本是我在苏联时就熟识的。陈延年在上海认识的，在那里谈了不久，张太雷和王一知夫妇突然到来，说是特别来请我们到餐饮去进午餐，陈延年作陪，我们很快慰地领受了张太雷和王一知的热情招待，他们俩都是述之和我旧日的好友。陈延年为陈独秀之长子，他约于1919-20年左右同他的弟弟乔年赴法参加勤工俭学集团，在那里狂热地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后来加入共产党。于1922年末同他的弟弟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学习；1924年被派回国（他的弟弟仍在苏联），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他是一个虔诚的革命者，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于革命事业。他除了专心致志于革命工作外，没有私人生活。他当时虽已年近三十，但尚未结婚，也从未曾恋爱过。也许是由于他在幼年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和刺激，使他对于两性问题，有一种与众不同，即与一般正常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变态观念。他不但绝不追求异性，即有些同志关怀他，为他介绍女同志时，他都一笑拒之。他除了对吃方面有些兴趣外（他并不追求，如有人请他吃饭，是有兴趣的），没有任何嗜好，不吸烟，亦不喝酒。至于穿着方面，真是满不在乎，衣服随便穿在身上，看来一点也不整洁，鞋子往往破得连后跟都没有。他于1927年秋调往上海担任区委书记。但不久被蒋介石政府逮捕，迅即枪决。我们在餐饮里聚谈了一会，张太雷和王一知便领我们到他们的住所，那就是广州有名的鲍公馆。他们住在楼下一间宽大的房间，陈设虽欧化但很简单而朴素。张太雷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英语甚好，任鲍罗庭的翻译。他的风度薄酒，说话有些幽默。在“五四”运动时曾积极参加天津的学生运动。由于地理的关系，他有机会与北京“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接触，因而在1920年秋参加李大钊所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1924年，他又同李大钊等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回国后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本年秋派到广东做鲍罗庭的翻译；同时亦为广东省委之一员。在我们到广州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劳动节，全广州的一切交通工具，都停止了活动。工人学生市民都朝着鲍公馆附近的东较场奔驰。我和述之只好从旅馆步行至那里。但由于人地生疏，语言又不通，而且从旅馆到东较场之间的路途遥远，我们简直不知道如何走法，甚觉狼狈。我们于无法中，把东较场的地址写出来，花钱请一个带路的人把我们带到那里。当我们到达时，已经精疲力竭，纪念会尚未开幕，我们先到鲍公馆休息一会，述之和张太雷一起去会场，王一知带我到妇女队伍中去，以便参加大会。在那里除了碰见以前在苏联的同学蔡畅外，其余都是陌生的。王一知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广州市妇女部的负责者区梦觉以及谭平山的妹妹谭竹山等一一介绍给我认识。邓颖超开头第一句话对我说：“早晨我走在你的后面，虽然我们从未见过，但我猜想一定是你。”我不知道如何作答，只以一笑表示回答的意思，因我不关于外交辞令。随后我们便围在地上，随便闲谈，以等待纪念大会的开幕。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规模庞大，几个演讲台上都开始有人演说，那些演说者都是预先安排的。当我立在一个演讲台下倾听时，一位不熟识的同志硬要把我拉在台上演说，我再三推辞说没有准备，而且不会说广东话，他说：“没有关系，我们有人翻译。”我在无法摆脱的情形下，只好走在台上，临时围绕着五一劳动节的意义拉杂地说了一些，由广东同志译成广东话，好像是在外国一样。由此可见，中国语言不统一之不便了。在是次的纪念会上，使我深深感觉到，虽然它的规模庞大，但一般的情绪却很平凡，犹如履行一种官式的节日一般，缺少无产阶级的精神和革命的气氛。共产党人没有重要的代表上台演说，因三月二十日政变后，重要的人物都不多露头角；即上台演说者措词也很谨慎。五一劳动纪念会就在这种平淡的气氛中闭幕了。当纪念会完毕后，述之和我仍旧回到张太雷的住所同进午餐，并逗留了一些时候，因在那里可以见到各方面负责的同志。他们的家也就等于接待所，凡是要访问鲍罗庭的同志或国民党人都必须先到张太雷的住所，经过他的通知，得到鲍罗庭的允诺后，才带他们上楼。而他就负起翻译的任务，他整天都是为这些事务而忙碌着。次日，广东省委便把我们安排住在东山一座小型的房子里，与张国焘住在一起。我们虽然住在那里，但白天里多半是到张太雷的地方去，因在那里可以进行一些应作的事情以及和某些负责的同志们接谈。述之以中央特派员的资格执行中央决议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中参加者除述之本人之外，有鲍罗庭、谭平山、张国焘、陈延年、周恩来和张太雷。我们在东山住了不久，为了工作上的需要，陈延年便在广州市租了一座宽大的房屋作为特委机关。那是一座二层楼的高大房屋，有花园和庭院楼台和亭阁，据说这房屋以前是一个高级军官的住宅，由于一件桃色纠纷，在里面枪毙了一个军人，因而这房子从此就没有人敢住，广东人一般的迷信甚深，谣传里面有鬼，而租价也就特别便宜。由于这一特殊原因，一座本为官僚或资产阶级享用的房屋，竟成为临时性的共党机关，同志们都戏称它为“大观园”（指中国著名的小说红楼梦中之大观园）。张国焘住在楼上我们的对面房（楼下住着李立三夫妇和一个特委的秘书及一个技术人员），过去我虽然同他很熟识，而且还有相当友谊，但对于他的理论修养与为人还不十分了解，这次相处在一起，我才发现他的能力，如政治、组织、写作与说话各方面都与他当时的地位远不相称。他是当时共党中央委员会兼组织部书记，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部的书记来说，早已不存在了，因他很少留在中央所在地——上海，经常到北方和南方（广州）各地跑来跑去。他根本不懂得中央组织部应做些甚么工作，长期只有一个空的组织部机关和一个无事可做的秘书张绍良带着他的妻子闲住在机关里。张国焘原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为1921年第一届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书记；于1922年初曾以主席代表的资格到莫斯科参加远东劳动会议。回国后从事劳动运动有些成绩，也会写过少许文章，但无甚理论。在初期的共产党里，张国焘算是一个积极的和重要的人物之一。但由于时代潮流急剧地前进，许多后进的分子，因为他们努力上进，被时代潮流所推动一批一批地涌上来。尤其自1924年起从西欧和苏联回来的干部，他们无论在理论、组织的观念以及工作的能力方面，都超过了他。正因为他不从事研究，而追不上时代的潮流逐渐感到不能胜任他当时的职务，于是经常离开中央，以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的资格到北方或南方省分去混混。我看他当时既无能力帮助广东省委（陈延年在各方面比他高得多），又无其他职务；不但没有读书和研究的习惯，即连报章杂志也没有耐心去看，每天不是挟着皮包走走鲍公馆或拜访国民要人，就是双手交叉在背后，在房子里踱来踱去，活像幽灵一般。有一次，述之请他为“向导”写一篇文章（因题材与他所知道的事实有关），他答应写，但自准备开始写作后几天没有出门，在房子与客厅之间踱来踱去，表现苦思力索的神情，可是文章并未因此而写成。从他的深陷的眼神所表现的聪明和对某些事务之特别精细看来，仿佛他具有某种事务的能力。但实际上，他的事务能力仅仅限于婆婆妈妈的琐事，而不是一种行政和组织的才能。他当时有一种跑资产阶级官僚门槛的倾向，今天去拜访蒋介石，明天去拜访谭延凯。他曾数次向述之建议同他一起去见见蒋介石，述之总是藉故拒绝。因自三月二十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述之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有一种反感和仇视的。例如有一次，在一个周末的晚上，鲍公馆放映1905年俄国革命的电影，述之和我也在那里观看，当电影刚刚完毕时，蒋介石发现述之坐在他的后排，他即起立趋前作握手状（因述之在苏联时曾同他谈过问题），述之装作没有看见就轻轻地溜走。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事实；也是我亲身体验到的述之与张国焘之间两种不同的气质和倾向。我在鲍公馆曾几次碰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苏兆徵，他每次来时总是同邓仲夏一起（邓仲夏为罢工委员会委员之一）。他是海员出身，在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中，便已成为工人的领袖，而且领导这次罢工得到了胜利。他之与共产党接触，也正是在罢工的过程中，随后便加入了党，成为党在香港的海员和其他的工人运动中最积极的干部。至于他在省港大罢工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所获得的唯一领袖地位，更是无须说的了。他沉静寡言，态度严肃而诚恳。1927年在武汉汪精卫政府时代，他曾任国民政府的工人部的部长。自革命失败后，他被派到上海做秘密工作。于1931年被捕。他虽然经过残酷的严刑拷打，逼他供出机关或同志的住址，但他自始至终却守口如瓶，保持着视死如归的沉静态度而从容就义。为了礼貌上的需要和私人关系，蔡畅陪我去拜访鲍罗庭夫人。当1923年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瞿秋白带我去拜访过她。她曾从瞿秋白那里得知我在武汉时的一些活动和事实。因而，这次的重逢她更显得格外高兴，她热烈地拥抱我招待我。在茶会中，谈了一些我在苏联的情形，她说我的俄文说话的程度已超过了在苏联学习的时间。自那次见面后，她便时常约我同她一起出外作某些事情或参加某些会议。但往后由于在对蒋介石三月二十日政变后，在重新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上，述之与鲍罗庭的意见分歧，双方感到不快，因而我和鲍夫人的关系也不知不觉地疏远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机会见到她，但我对她仍旧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印象。她曾受过完全的教育，为美国留学生，因而英语甚好，具有相当的理论和政治修养。她在广州常作公开演讲；但她也是一个新式的贤妻良母，她对丈夫和儿子的爱护异常周到，对同志的朋友也很热情，但很自然而不是一种虚伪的外交。鲍罗庭在俄国共产党中原无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他是美国留学生，英语甚好，且具有行政和外交的才能，当然还有相当的理论和政治的修养。他的体格魁梧，相貌堂皇，所有这些都是适合于作为外交官的必需条件。他于1923年秋就任孙中山的顾问。他并不是以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和中国的共产党合作，而是代表联共政治局来充当国民党的顾问官的。他自作了孙中山的顾问后，除了他本人所具有的一般修养和外交才能外，还带着苏联巨量的物质——军火和金钱做他的背景。这些主观的因素和客观的物质条件配合起来，他便很迅速地生长，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树立起根基建立了无上的权威。鲍罗庭所具有的仪表和实质，修养和能力，地位和背景，这些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交错汇合起来，便自然塑成一个伟大人物的塑像；而他也就以伟大人物自居。他确是一个典型的圆滑外交家和善于完弄手腕的官僚，他的任务是执行联共政治局政策的使命——斯大林政策的使命。广东整个省委以及其他负责的干部，差不多都是尊从他的意见。因为他不但为当时国民党（实际上蒋介石）的顾问；而且还是南方共产党内具有无上权威的联共代表。当然，他佩戴着十月革命的威望，拥有巨量的物质作后盾，因而也就更增加了他的威望。虽然蒋介石在广州发动了三月二十日的政变，除了开始有些共产党表示愤慨和怀疑国共合作政策外，但不久当鲍罗庭回到广州后，这种愤慨和怀疑的气氛，就于无形中消散了仿佛若无其事一般。当我们到达那里后，除了我和述之亲自听到恽代英的愤慨之声外，没有听到任何同志对蒋介石的反感和怀疑的声音。这与上海的同志对这件事的反感和愤激迥然不同。其主要的原因是鲍罗庭的作用和影响。他为了符合于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为了要继续同蒋介石合作，使用各种诡辩的方法把三月二十日政变的反动意义冲淡了，轻描淡写地把它减轻成为一次偶然的事件。而鲍罗庭对于蒋介石仍旧同以前一样地信任和支持，同样把后者当作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罗倍斯贝尔同样看待。我在广州接触机会比较多的，除了张太雷和王一知外（张国焘和李立三等则和我们住在一座房子里），要算周恩来和邓颖超了，除了许多会议的场所外，他们曾邀请述之和我到他们的家里聚餐，他们也常来我们住的地方。周恩来是众所公认的漂亮人物，他体格标准，上唇留着一撮法国式的短须，温文尔雅，对人的态度也很自然而合乎人情。他具有一种行政和组织的才能。处理事务有条不紊而能应付裕如。他当时为广东政府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其官职等于军长。但他的理论修养并不高。在政治方面，由于他的性格，往往表现一种调和与折中的倾向，而缺乏坚强独立的主张。例如当述之与鲍罗庭争论时（述之告诉我在特别委员会中讨论关于三月二十政变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其他的人都不作声表示默认鲍罗庭的意见，而避免同述之争论。但他却不同，他表示鲍罗庭和述之的意见双方都有理由，都值得考虑。像这一类调解和折中的态度，在他往后的许多场合中差不多都是如此。尤其在革命失败后，党的政策忽左忽右，因而人物的升起和跌落也就层出不穷。但周恩来却仍旧能够保持着原来的工作岗位，因此，便有许多人说他圆滑，甚至讥他为冯道或不倒翁。在我看来，他的这种态度同他的性格有关，而这种缺乏坚强意志的性格，往后便逐渐变成一种对人处事的作风。正由于他的理论修养不高和性格不坚强，因而他便自满于他的地位，而从没有想做一个第一号领袖的野心（按照他的历史地位，他是有资格的），因此，那些天字第一号的领袖们，谁也不提防他会夺去自己的地位，谁都需要他。这就是他在无数人物更迭中能够站立得住的真实原因，也就是周恩来之所以为周恩来。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在“五四”运动时，曾以学生的身份，同周恩来同时参加当时的学生运动，直至1924年秋，周恩来从西欧回国后，她便同她的丈夫一起作国民党工作（她当时已加入共产党）。当1926年5月我到广州时，她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何香凝所主持的妇女部任干事。她虽不漂亮，但态度却大方，口齿令俐，善于外交。标准的北京话（因她是北京人），配合着满口的外交辞令和不断的笑声，这便形成了一个十足的女政客型。这个印象从初次见面直到往后的许多接触中都是如此。不但我一个人如此，许多同志都有同样的感觉。她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广东政府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官太太以及她自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女官的身份，更加发挥了她的外交才能和加强了她的政客姿态和作风。这便决定了她的一生只能作官式的工作，而从没有作艰苦的党内基层工作，尤其是她的丈夫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他能够永久保持其官职，因而她也一辈子作官太太，作女官，她的一生假如用世俗的观点来说，真可说是官上加官，幸运永远照顾着她。在我们所居住的屋子里，许多同志来来去去，不计其数，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谭平山、彭湃，和蒋先云等同志。谭平山是一个朴实、忠厚、态度诚恳的老共产党员。他是第二届的中央委员。在当时，他为国民的中央委员，并任组织部长。虽然他的官职甚高，但由于本人的气质善良，生活简朴，没有任何官僚习气。他对待同志诚恳、坦白，没有虚伪和外交，而是老老实实，这便是我初次对他的印象。彭湃给我的印象是：他短小精干，风度潇洒，面上经常挂着乐观的笑容。他是广东东江海丰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初期的共产党员，众所周知的中国第一个作农民运动的领袖。关于他的富于戏剧性的历史，在许多近代史料中（包括他自己所写海陆丰农民运动），都有详细的叙述，我在这里不需要去重复。在1927年5月，彭湃因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我又在武汉见到他。在大会开过后，他约述之在武昌毛泽东的住宅里谈话，我也同去，畅谈甚久。最后，他对我说：“我因被派到南方去作军事工作，我的妻子怀孕不能同去，她一人留在武汉，人地生疏，诸多不便，尤其他是广东人，又不会说普通话，更不方便。因此，我想把她付托给你照顾。”我回答他说：“当然啰，只要我能够做得到的，我一定尽力照顾她。”但自此以后，我就没有见到他们。革命失败后，即1927年秋，在党的盲动主义所谓秋收暴动政策之下，彭湃在海陆丰领导了一次农民暴动建立了苏维埃，但很短暂。失败后，他便到上海做秘密工作，于1931年同苏兆徵、杨匏安等一同被捕而遭枪决。至于他的妻子的命运如何，我一点也没有听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蒋先云常常跑到我们的住所来，因他当时已离开军阀（因三月二十日政变），较有闲暇，和我们私人作的谈话最多。他是一个活泼生动，乐观潇洒，热情而勇敢的革命军人。他原在湖南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异常积极，但由于在一次矿工大罢工后湖南省政府对工人运动施行镇压，他不能在那里立足，于1923年到广东投入黄埔军官学校，为该校第一期的学生。当1925年秋，国民党军队在东江攻打陈炯明的战役中，他带兵作战异常英勇，他不但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军人，而且笔下很好，因而蒋介石很看重他。当北伐开始时，他任蒋介石秘书职，当时蒋的许多演讲稿和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虽然蒋对他十分看重和表示好感，但由于他具有革命者的气节，他感到蒋介石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动，因而毅然决然地辞去了秘书职。自此以后，蒋先云便在革命第十一军第77团任军官职。1927年6月，他在河南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的战役中而效命疆场。我在广州整整的一个月中，从参加五一劳动节群众大会开始，继续参加了各种各式的会议，如5月5日马克思诞生纪念会，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广州党部的干部分子会议以及女同志会议等等。在这些会议中，除了围绕于国民党的轴心和强调国共合作的必须和重要外，我感觉到缺乏革命的气氛和斗争的情绪，而只是近乎一种官式的会议。这同上海的情形完全不同，因上海的工人运动是在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尖锐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因而党的工作方针和党员的情绪多半是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和要求。而一般的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以及国民革命运动等等，都渗透于工人运动中而同它合流了。因而富于革命和战斗的精神。但在广州，革命的热情，都在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烟幕中窒息了。我感到不适应，不愉快。述之当时也很沉闷。他在不愉快时，总是如此。当时最具有讽刺性的一幕便是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有五百个代表，代表四百个工会和一百二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而且在此一百几十万的工人中，有八十万自1925年5月以来曾经参加过二百次以上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像这种代表无产阶级性质的劳动代表大会，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即在不久以前发动三月二十日政变的蒋介石，竟被请为上宾，高视阔步地走进会场，以革命领袖的资格踏上讲台，以动人而诱惑的词令致开幕词，他对工人说：“在这个时期中，工农大众，促成国民党的统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并巩固了国民政府的基础。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工人和农民能够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毋须依赖军队的力量……。”当蒋介石作为大会的开幕致词完结时，他并高呼“世界革命万岁”的口号。在共产党人和其他来宾的混合掌声和欢呼声中从容地步下讲台。事后看来，这无异是一幕讽刺戏剧。蒋介石比共产党人更有胆量强调工农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说，他比共产党人更了解工农群众的力量。因他看到，在五卅运动中，上海工人所表现的伟大力量；同时，他亲眼看到省港罢工对于帝国主义的致命打击；广东的农民在1925年曾在东江和南粤国民政府的军队与陈炯明战役中起过巨大的作用。他还需要继续利用工农进行北伐。他已有确定的把握，因鲍罗庭已告诉他苏联将用全力支持北伐。他知道共产党人会继续为他“作苦力”（鲍罗庭语）的。只要共产党一号召，有组织的工农及一切革命的群众都会为他所利用，都会在北伐中拼命出力的。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党务整理案”是预先得到鲍罗庭的同意的。此案无异对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一付枷锁和镣铐。例如共产党员不得怀疑或批评孙总理及其学说。共产党须将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常会；限制各省市及中央党部之共产党员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其本党党员发出之一切训令须先交回两党的特别联席会议通过……等等。除了以上这些之外，还有某些其他的限制，但这些已经足够把共产党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之内了，像这种对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和行动方面如此严格限制的“党务整理案”，假如不是在国际的压力和鲍罗庭的歪曲和诡辩之下，中国共产党接受它是不可理解和想像的。假如当时的共产党还没有群众的基础；而国民党确是一个群众的党，共产党当作一种政策渗入其中争取群众，暂时忍受这种限制和屈辱，那还可说，但事实完全相反，所有工农及一切革命的群众，都是共产党所努力组织起来的；而国民党这一架空虚的外壳，还是依靠苏联的金钱、武装和顾问以及共产党员的苦干所培养和充实起来的。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也正是这些因素把他扶植起来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反而受国民党如此严格的限制，真是历史空前的荒唐！！这一切都是由于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的领导之所致。他依靠着十月革命的威望，苏联的财产——人民的血汗来任意挥霍；专横地指挥中国的共产党背叛自己的立场而屈服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年轻（它从1920年成立）和缺乏革命的经验。因而便无条件地相信共产国际的领导，以致造成这种局势：一方面使共产党受国民党严格的政治和行动的限制和束缚；另一方面促成蒋介石集中一切权力于他的手中。从三月二十日的政变到五月十五日的“党务整理案”，蒋介石不但被举为党的主席，而且也被委为北代军的总司令。此外，所有党政、海陆军权力等都操纵在他的手中。谢谢斯大林的帮助，使他在短短三个月之内，便顺利完成了他的军事独裁，建立起资产阶级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从此也就决定了共产党人及革命工农群众的悲惨命运！自述之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意见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鲍罗庭商讨应付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政变的政策发生激烈的冲突后，不但鲍罗庭对述之采取敌视的态度，即一向尊敬和亲近述之的陈延年也完全改变了态度。他除了对述之表示冷淡之外，并于无形中限制了述之的权利和活动。述之除了在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代表中共致辞和毛泽东请他到其所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说外，陈延年所召开的许多干部会议都没有邀请述之参加和讲话；甚至某些干部会议自动地邀请述之去演讲时，陈延年总是预先对他说：“你最好不要提及三民主义。”因他知道述之对于三民主义是采取批评态度的，唯恐因此引起同志们对三民主义的怀疑和批评，而影响国共合作的政策。尤其令我惊异的是：当广东省委特别召开广州全体干部会议来讨论我们党对于蒋介石的“三月政变”的政策时，陈延年除了事先安排鲍罗庭作报告和张国焘演说外，竟没有替中央特派员彭述之安排讲话的时间！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庭作了一个冗长的报告历数小时，重三复四地强调国共合作的绝对必要和支持北伐的重大意义，寻找各种各式的歪曲理由或论据，极尽诡辩之能事，为蒋介石的“三月政变”和他的“党务整理案”作解释和辩护，企图以此消除同志们对“三月政变”的愤慨和“党务整理案”的反感，以便接受他所代表的国际政策。至于张国焘所发表的意见，不过重复鲍罗庭的某些话语，同意他所提出的关于接受蒋介石的“党务整理案”和支持他领导北伐的建议吧了。在张国焘演说后，陈延年以时间不够为理由，要求会议对鲍罗庭的报告进行表决，在决大多数同志的举手赞成之下，这次会议没有经过任何讨论便算结束了。在这次为专门讨论我们党对蒋介石的政策会议上，陈延年只安排张国焘演说而不请述之讲话，这显然是出于鲍罗庭的授意或暗示。因为鲍罗庭害怕述之在会议上提出他自己代表的中央委员会的反蒋政策，引起出席会议的同志们对他的报告怀疑发生严重的争论，因而示意陈延年采取这种极不合理的组织手段来阻止述之的发言。照理述之既是中央委员会的特派员，即令他和国际代表鲍罗庭的意见不同，也应该请他发表意见，让同志们大家知道他所代表的意见而加以讨论。但陈延年在鲍罗庭的授意之下，竟采取这样的手法来解决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广东省委在鲍罗庭的影响之下已经开始官僚化了！由于上述的情形，述之感到中央派他来广州的使命已完全失败，尤其是陈延年对他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更感到在广州已不能作任何有意义的工作，因而他的精神陷于困恼和烦闷的状态；有时大半天沉默着一声不响。他这种表情，对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鲍罗庭为了执行他所代表的莫斯科的政策，以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北伐，感到述之留在广州，对他执行这种政策是一个障碍，于是他便对陈延年说：“假如彭述之不离开广州，我很难进行工作。”陈延年在鲍罗庭的这种授意之下，他便立即写信给上海的陈独秀，要求中央把述之调回上海（陈延年写给陈独秀的这封信是我们到上海后才看到的）。当我们看到中央调述之回上海的信时，就我个人来说，倒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已开过，我在那里无事可作，而且也觉得太沉闷了；我感觉得在那种官僚气氛的环境之中，感到窒息和不适应；同时，我在上海方面所担任的职务，也不宜耽搁太久。对述之方面说，他觉得上海调他回去的信，好像给他解脱了一个学生的负担一样轻松。这样，我们带着沉重而又似乎轻松的复杂心情，于1926年6月初乘轮船向上海进发。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香港帝国主义之奸狡（群众，《工人之路》第217期，1926年1月3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香港帝国主义之奸狡群众（《工人之路》第217期，1926年1月30日）我们听了伍朝枢先生在四商会报告与港政府罢工磋商经过情形，以及今日交涉署对港政府公布解决罢工经过宣言之后，我们由此可知，香港帝国主义对于解决罢工之毫无诚意。任凭香港帝国主义如何辩护，说他们是如何有诚意，然而事实是无法可以掩住的。帝国主义是十分奸狡的。我们只看他自从罢工以来，对付我方的手段，是如何的阴险。他虽然因为我们之严密封锁，受了无限的损失，然而阴谋不用尽，是不肯求和的。他曾经赞助陈炯明军队攻打广东；曾经去电伦敦政府，哭求以武力踏平广东；曾在中英交界地方挑战，打死我们的陈锡诸烈士；曾经运动胡毅生等一股反革命派，图谋推翻国民政府；曾经利用反革命派之宣传，以离间我们工商之联合。一直到一切阴谋左[诡]计都归失败，才说派出四代表向我方求和，磋商解决罢工条件。四代表派出来，一直到现在还不上来，反说我方无诚意解决罢工！且一味说我方政府不肯派出代表，认为我方无解决罢工之诚意。其实我们政府已明明白白说，罢工是人民自动，政府是第三者，没派代表之理由和必要。由此看来，香港政府只是奸狡泼赖，看不起中国工、商和一切人民，不愿与中国人民说话。质言之，即宁愿牺牲香港商人与香港同归于尽然后已！我们省港工商要非常之觉悟，明白帝国主义一切的奸狡阴谋行为；更要明白非再进一步，不足拆碎帝国主义的假面具；非达到工商学各界联合在一起，不足以排除帝国主义之进取。只有以工人与商人之力量，将香港帝国主义迫得无路可走，非派代表来省与我方言和屈服不可，否则香港帝国主义将永无解决罢工诚意之日！日昨四商会之决议及香港工商罢工、罢市之急遽进行，皆表示工商联合已十分成熟。吾人敢信工商联合对付帝国主义之日，即香港政府俯首屈服广东人民之前之时！
伍朝枢对四商会报告罢工磋商经过详情（《工人之路》第216期，1926年1月2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伍朝枢对四商会报告罢工磋商经过详情（《工人之路》第216期，1926年1月29日）伍朝枢：时任广东国民政府司法调查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委。（录入者注）主席诸君：鄙人接四商会函，邀今日（28日）过来向各位报告和香港磋商解决罢工问题经过情形。因日前香港政府有一宣言，系说明其方面之经过，各位亦已看过，故今日欲知磋商经过情形。自香港政府宣言发表之后，我政府亦有答复，英文日报亦经登载，我之答复亦已清清楚楚，但未详尽。欲鄙人来报告，鄙人甚喜欢。可见商界诸君对于政治事情，不是漠然的，此是极好的现象。本来罢工及经济绝交是人民之事，刚才主席所说，人民因为英国在中国上海、广州、汉口各处种种举动，藐视华人人格，所以罢工工友激于义愤，故有此种运动，完全系人民出于爱国之热诚。但此种运动与政府无关。香港政府欲解决此风潮不能向我政府磋商，须向罢工工人磋商；政府立于第三者地位，亦不应与他磋商。但政府看见罢工运动的原始目的，已达到九成九，而又觉得香港、省城中国工人、商人受如此重大损失，所以虽不能和香港磋商，但香港政府既然来请，政府亦不妨与他非正式的磋商。至政府何以不能正式磋商，因香港工人所以罢工，系对英政府和港政府之抗议，此事争执为两造：一造香港政府，一造罢工工人。政府虽然对于罢工系极关心，但因地位上不能正式加入交涉；如果加入，则我亦系罢工之一分子；若立于第三者调人地位，则或者可以正式加入，否则名分不清。此所以一、二月来之谈判不能作正正式的之原因也。今将此一、二月非正式的谈判报告：自从香港新督接任之后，对于解决罢工风潮有所表示，始而多数商人来省，后来省商人，又往港报聘。在报聘时间，港政府席间宣布，谓已派四代表与省代表磋商，二为英人，二为华人。香港派了四代表之后，省工商两界已推举代表四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先生此其一，商界二人，其一为胡颂棠先生。省方面将人选决定之后，专候港代表来省磋商，但久不见他来。后来香港派人来示意，欲我政府与港政府各派政府职员作代表磋商。当时我答复，我处于第三者地位，如港政府认为必要时，则只可处于调人地位。久之又无下文，第二次又中断了。第三次接港督信，谓现在两方意思不甚清楚，解决无由，最好省方面能派重要职员来港，交换两方意思，此人以私人资格到港，政府作为人客待遇。当时接到此信之后，政府讨论究竟派人与否问题。结果，派人往港，似乎面子上不好看；然仔细思之，凡事须求实际，不必务形式，倘能解决，使工友、商人各得其所，纵政府牺牲小小面子，亦未尝不可。政府求解决罢工之诚意，可以见之。派员往港返省之后，港政府同时亦派重要职员同来，在省两三日，与他谈论几次，且亦将香港对待罢工条件之意，转达工人方面。此亦足见解决罢工之诚意。港方面表示，罢工工人所提之条件，可分政治的与经济的。关于经济的，不外罢工期内工资及恢复工作。其余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待遇平等种种，则属政治的。彼表示关于经济的可与罢工工人磋商，惟关于政治的不肯与工人磋商，以为有损香港主权。吾人当时答谓，港政府原则上能允许经济的条件之后，吾人可寻一方面磋商政治的条件。港政府职员返港之后，政府曾接有电报，谓商人已选定代表八人，即日搭船来省。当时鄙人转达罢工工人。到省之后，工商都见，且沙面领事，亦有正式公文，谓代表只能讨论经济的条件，不能涉及政治的条件。工商两界[问]八代表亦如此，且谓无全权，不过来省探听罢工工资需款若干而已。故工商两界未与开谈判。八代表落港后，谣言孔多。故八代表所以无结果而返，错在香港，不在我政府，如果分开经济、政治的条件，须先将经济条件原则上答应，但他并未如此答应，即遽行派代表磋商经济条件，显与原议不符，无怪工商两界同时提政治、经济的条件讨论。此外尚有一原因，此次罢工，系中国人民对于英政府之抗议，此八代表皆系华人，并无一英人，颇闻工商界人云：港政府派的的应有英人在内，若代表全系华人，人家看起来，以为中国工人同中国商人争斗，因而罢工，与英无关。八代表无结果而返，此亦原因之一。香港政府曾向政府表示，对于回复工作一条，颇为困难，譬如从前某行商营业，今日已倒闭，或从前用一千人工作，今日只可用四百人，所余六百人，如何可能回复其工作。八代表回港后，吾人非正式谈话：如果何人或某行事实上发生困难之时，则补偿工资，以代复工。如此亦政府表示磋商解决之诚意。吾人当时又谓如果原则上答应经济的条件，不独寻方法磋商政治条家你，而且可权工人早日解决罢工风潮。此系更进一步，亦系表示迁就之诚意。然而港政府宣言，措词尚和平，而言外意颇谓我无诚意。我已再三迁就，反谓我无诚意。我第一派重要职员往港；第二港方不愿与工人磋商政治的条件，我答设法磋商；第三谓回复工作，有时事实上不能做到，我则答以若补偿工资，我可劝工人允许；第四原则上经济条件答应，可以劝工友完全早日解决罢工事情。如此三翻四覆表示诚意，算对得住罢工工友，又算对得住省城、香港受牺牲之人，然而商<之>香港，不迁就。各位系商界，商量生意，须两方各让一步，乃可解决，交涉亦如此。我几次迁就，而香港并无一次同样之迁就。大概香港有两派人在：一派主张早日解决；一派过于拘执，不肯让步，文字上有时表示极诚意，而磋商时极无磋商之余地。或者以为罢工工人罢了六、七个月工，商人受了六、七个月损失，便可以草率解决。香港是否有此两派，未知的确，但我政府方面完全诚意，不过欲找一方法，可以对得住工人，对得住商人，对得住粤、沪等处被惨杀之同胞而已。政府之诚意，从前已表示十分，今日仍如从前。如果有正当解决之办法，一定本此诚意，竭力做去。此一月来非正式谈判，今日特将经过报告诸君。
全港商店定期大罢市（《工人之路》第200期，1926年1月1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全港商店定期大罢市（《工人之路》第200期，1926年1月13日）觉悟社云：此次香港二十四行商暨各邑商会团体，以港督金文泰对于解决省港罢工风潮事，最近表示持一种消极主义，至解决罢工尚无时期，商人极为焦急，曾经迭次呈请港督迅派全权代表晋省磋商解决条件。讵港督不特无正式答复商人，反利用一种宣传空气，谓磋商解决罢工事，仍俟奉有英京电复方能正式核办。现全港商人侦悉港督系行一种滑稽奸骗手段，全港商人若非罢市要求，实不能有和平解决省港罢工之希望，连日迭次会议，讨论进行方针。佥以旧历年关将届，解决工潮无期，商人所受损失更惨，非实行罢市不足以促进解决。虽届年关，惟商人处于绝境地位，无论如何牺牲，亦要做去，以求解决省港工潮。经多数赞同表决，于旧历十二月初六日，全港大小商店，一律罢市，并议决对于解决省港罢工风潮事，必于解决后，方度旧历年关，否则誓死不复业云云。至于工界方面，亦已赞同商界此举，倘商人罢市后三天，港督仍不觉悟，则实行罢工，联合要求港督，并闻现已组织旅港工界罢工后援会。又闻此次香港工人方面，对于促进解决罢工事，已下决心援助商人，倘罢市实现时，即街市卖菜之小贩工人亦一致罢工。观此形势，香港必有一番大变动云。
港走狗汉奸之写真（《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期第三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港走狗汉奸之写真《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期第三版本报香港特派员来函云，省港罢工时，港政府曾授意其走狗曾元善，出全力组织破坏罢工团体，后曾允善复荐梁永□，（此人在龙□［注：疑为“济”字。——录入者注］光在粤时，曾作兵队统领，又组织民军，又曾在吴佩孚部下）组织以实力破坏罢工的团体，即“香港工业维持会”，梁等组织类似纠察队的“侦查队”，港政府并发给手枪五十枝，特别准许他们搭电车或过海小轮免费，复准他们入屋搜查或当街搜身，故“侦查队”的权，比港政府捕房的暗探更大，所有侦查队队员都为梁永□往日为民军时的心腹旧部，彼等占据海旁华侨旅店为办事机关，梁永□每日有一定时间在此见客，无论何人皆可与他谈话，（先在该机关楼下登记，（一）欲见梁永□缘故，（二）求见人的姓名，（三）住址，然后由该机关派人带引至四楼，即为梁永□所在处。）近来他们为欲吸收工人起见，故更组织“协助社”，入社费每人三元，入会后，则能受（维持会）保护，声言如有罢工工人返港的如加入该社，可不被港政府递解出境，死后有补助费，凡私逃返港复工的，尤其是一般工头，多加入该社，该社自己宣言已有社员一千多，又梁等因助逆行为太过显露、知切齿者必日多，故他恐人之暗杀，出入皆有数人之保护，此种工贼与汉奸，诚令人愤恨极也。
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委员会成立宣言（《工人之路》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委员会成立宣言（《工人之路》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当本纠察队成立之时，曾揭橥四大宗旨：（一）维持秩序也；（二）截留粮食也；（三）严拿走狗也；（四）镇压工贼也。由此可知纠察队在此次罢工之责任，至为重要。纠察队之良窳，而罢工之胜败系之。乃日久颇为玩生，人杂难免弊出，于是而渐失最初设立之原意，亦即所以辜负我罢工工人之公共希望。如驻江门纠察队员，截留公款，违抗命令，盗卖火油一事，是其例也。推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厥有两端：（一）首长无统御才识也。当成立之际，队伍既多，一时难觅多数富有军事学识经验者，为之首长，遂不免有滥竽充数者。队中既无良好之教育与训练，而首长又不尽有统御之才能与知识，欲队伍之不腐败得乎？故虽有一部分优良队伍，亦因连带而蒙受名誉上之损失，诚可慨也。（二）队中无森严纪律也。队员皆因爱国而罢工，自是为爱国而入队伍，惟是人数既多，品类不齐，守法守公者，虽十之八九，而假公营私亦不免十之二一，然而队中又无严厉纪律，以绳此少数不肖之徒，安儆其余无尤而效之乎？我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有见及此，因而有整理纠察委员会，为本队最高执行机关，意至善也。我等遵于本月四日全体宣誓就职，兹当就职之始，对于社会同胞有不已于言者，即我等此次省港罢工，夫人皆知为争国家体面与民族生存之政治斗争，其意志之纯洁与正大，早为世界所同情。凡属国人更应如何予以热烈之赞助，又何待言。我等对于本身不尽妥善之处，并不丝毫隐讳，如此公开整理纠察队，乃其彰明效著者也。此物此志既为各界所共悉，故对于纠察执行职务，即令有稍涉所谓“偏激”时，似亦应邀各界所谅解，因非如此，则不足以制帝国主义之死命，而促爱国罢工之成功也。不幸□核过去事实，往往有出我等意料之外者。如各埠少数奸商之惟私利是谋，置爱国于不顾，运粮食以出口，常曾见而迭出，不服纠察制止，甚至开枪仇杀。例如太平一案，言之实堪痛心。即令纠察有过当情事，尽可向本部告发，从严惩办，何至于此阴险狠毒，为同胞所痛而为帝国主义者所快耶？我等固应极力约束本队队员之逾量行动，而商界同胞亦应极力制止此等奸商之卖国行为，以符工商联合反抗帝国主义之主旨，必如是夫然后罢工方可期胜利，国命亦赖以不隳，此则我等之所厚望者也。谨此宣言！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委员会委员邓中夏黄金源徐成章何清海林炳廖祝三黎栋轩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政治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先生在罢工委员会招待各界时演讲（工人之路特号（第五十三期），1925年8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政治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先生在罢工委员会招待各界时演讲 《工人之路•特号》第五十三期，中华民国十四年八月十六日（星期日） 今天省港罢工委员会招待各界，兄弟代表政治委员会说几句话。自从政府□［疑为“改”字］组以来，一切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经政治委员会的决定。近来最重要的，□［疑为“莫”字］过于对外问题，而对外问题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罢工这件事。中国民族能够生存与否，悉视罢工一举之能否胜利。故这次的罢工，犹如寒暑表一样，可以预测将来的一切。这次罢工的意义，不独全中国人皆知道，全世界的人及一切政党亦无不知道其意义的重要。所以政治委员会决议罢工这件事，其重要皆比任何问题之前，应竭力使全体人民与政府协力以援助之，务期继续努力，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这是政治委员会最重要的决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可以代表本党对于政治最高的主张。近来外交的情形，与罢工的经过，我已经在别处说过，现在不妨再略为报告。广东交涉的情形，尚未有如何的发展，在领事团方面，一味用推诿的手段，用延赖的手段，他们仍然硬赖我们先开枪，以图抵巖［同“岩”］下去。在北京方面的交外团［疑为“外交团”之误］则说中国人此次无非是要取消领事裁判权，与收回海关，但是要收回领事裁判权，一定要经过华府会议；要收回关税权，一定要经过关税会议。他们见了中国民气这样的磅礴，所以提出这种转圜的说话，这是从好的方面观察；若是从坏的方面观察，则他们无非是借此以老中国的民气，希图颓唐了事罢了！他们又看见中国的外交事权不统一，在北京已有外交部与外交委员会及特派员三个，所以他们愈胆大妄为。北京外交的方法，很是错误，有人说北京政府有意延长外交的时间，因为张作霖到了天津，想另组内阁，段特借此以延长执政的命运。以我看来，延长时期，亦不为不是，因为此次惨杀的真情，被帝国主义者蒙蔽了，世界的舆论，都得不到正确的批评，若稍延长了时间，我们又做到充分的宣传，不过是大家的辛苦，要忍耐些罢了！到了现在，外国人仍然不认识中国人的进步，和中国民气的坚强。即如香港总督仍以数十年前的头脑，来观察中国现在的人。他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终要去香港的；他以为中国人，终不能翻身的，就是英日各国的人，亦以二三十年前的书，来证中国人的思想，这实在可笑得很！前天有一个日本大阪新闻记者来访我，有几句很怪诞的说话。他说“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很薄，而文化倒有很速的进步，这二点实在矛盾，我不解其故？”我对他说：“你们所持的，不知根据什么理由？中国现在有数十万为政治而罢工的工人，他们为争取民族的自由独立而奋斗，这是何等的精神！你那批评，究从何处看去？”他当时被我驳得无话可说，只顺口问中国的民气，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强？我对他中国是文明强大的国家，从来是以天下自视的。我有一小证据，想贵国人亦无不知之，中国人最恶汉奸，他们视汉奸此［疑为“比”］杀父之仇更大，这是民族的精神，也就是国家观念强厚的证据。这种精神是中国民族固有的，不是从欧美那处学得来的。如岳飞之被秦桧所害，千载之下，国人无不痛心者，这就因为岳飞是一个捍卫民族的伟人，我们广东之痛恶恶秦桧，以油炸桧比之，其深恶可知！你看此次的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其精神是何等的热烈，中国人民对国家民族观念之强，如此可见，自惨杀案发生以后，许多离交通口岸非常辽远的人民，都同情一致的，协同对外，邮电纷来，叠如山积，其目的只在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以达到世界上平等的地位。可见说到国民革命这一项无论男女老少，都一致的赞同。如果中国四万万人能尽行激发其良知，启觉其本性，这就是以得的最后的胜利。座上诸君，我们中国已有如此伟大的民众运动，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自然会被这这［多印一个“这”字］伟大的与正义的中国民众所觉悟。但是我们在此运动当中步骤，要极完密，要无一些的瑕疵，才不致被帝国主义者所借口，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不是寻常的敌人，帝国主义的手段，是很毒辣的，他一定会用中国人来害中国人，用中国人来杀中国人，他一定是勾结张作霖一般的大军阀，陈炯明邓本殷一般的小军阀来陷害我们，因为这般军阀，只是顾自己的利益，什么国家的安危，民族的生死，简直不问；如张作霖遣兵到上海，起初是借名保护上海治安，但一转眼就替帝国主义者来破坏人民爱国运动了，封禁海员工会，解散工商学联合会了！我们知道中国十余年来的大小军阀，一勾上帝国主义，便是崩倒的时期，因为一要帝国主义的帮助，便不惜卖国贼民以承欢，已然如此，那就无有不崩倒的。试看历次战争的胜败，无不以民意为依归如俗话说的“通番卖国，无人不怒”。此次广东各界之援助罢工工人，大家要明白不是为援助工人的本身，实是为争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是应尽的义务，我们要更加的团结与奋斗，使全世界的人类，能被这种伟大的精神所觉悟，政治委员会的政见，大概是如此。 （姜晴信录入）
此次罢工的意义与价值（韓亮兼，《工人之路》第卅七号，1925年7月3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此次罢工的意义与价值韓亮兼《工人之路》第卅七号，1925年7月31日工友们！我们此次为什么罢工呢？此问题的答案，即是我们此次罢工，有什么的意义与价值呢？阶级斗争的当中，工人罢工的发生，不外二种目的：一为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或反对不良待遇而罢工；一为反抗意外的强暴或变更生产组织——自动的管理生产——而罢工。前者是经济的，叫做「经济斗争」；后者是政治的，叫做「政治斗争」——一月前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因生活的苦痛，不得已而举行罢工，本是分内之事；不意凶恶的日本资本家乃加以惨不人道之虐待屠杀，于是我国学生各界咸抱不平，乃□〔疑为“巡”——录入者〕行示威，援助罢工；又不意被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加以机关枪之扫射。□炮之轰击，此是何等痛心的事？然而我们可以晓得资本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剥削我们，已超于政治，经济，文化，范围之外，而入于武力的残杀了；西洋式吃人的文明的假面具，已露骨无疑了，省港各工友，于忍无可忍之时，乃牺牲一切，全体罢工，以反抗列强之横暴，以谋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以求中华民族之解放，是何等壮举？何等勇气？故我们此次罢工是政治的，是极有意义的。但是我们罢工的力量，能够屈服列强——英日法美的帝国主义——而实现我们的目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谋中华民族的解放——么？换句话说，即是值得我们罢工时所受的损失么？我的答案即是：如果我们工友能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确能使帝国主义者屈服于我们要求条件之下，是十二分值得的。何以呢？社会主义大家马克思云：「社会的生产力在某种社会组织内，发展到极点时，一定爆发革命，犹如胎儿在母内，到十月时一定出生一样的。」然照此样说来，列强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他们的生产力，已达到极点，为什么他们的社会的革命，还是不能成功呢？于是我们可以晓得他们——资本帝国主义者——能够维持现状苟延残喘，即是掠夺东方弱小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的膏血，以调剂补充他们的养料罢了；如果我们此次罢工，能不屈不挠坚持到底，而监督唤醒国民从事于经济的绝交，则他们损失的总额（据调查云香港英贼每日损失的四百万元）每月一万万余元必有一日不能够维持他们的养料，那末他们国内的被压迫民众——农工民众——不因面包问题而爆发了，他们社会革命就成功了。所以聪明凶恶底资本帝国主义的奸贼，欲延缓革命，稍久人世，不得不屈服于我们所要求的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中华民族，也得自由解放了，然则我们此次罢工，岂不值得么？觉悟的工友们！可不振作精神，坚持到底，以求最后的胜利吗？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在此一举。奋斗罢！努力罢！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罢工工人之责任（何耀全，《工人之路》第卅七号，1925年7月3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之责任何耀全《工人之路》第卅七号，1925年7月31日香港为世界第二商埠，操远东之命脉，执世界经济之枢纽，苟香港百业停顿，则彼帝国主义者之经济商业，自然断绝矣。是故此次罢工实为打倒帝国主义之主要力量也。今日我国对待彼残暴帝国主义之善法，厥为工作绝交，而我们工友此次之热烈罢工，即为工作绝交之表示。此次罢工，不仅为外交的后盾，而且是国际的奋斗，是被压迫民族图谋解放的政治运动，我们的责任，既重如此，则我们应力肩斯任，而勿轻于放弃也。对外而用武力，则负责者为军人，对外而用工作绝交，则责任在我们热烈的工友矣。是故今日我们罢工的工友，实比军人的责任尤为重大。我们既肩斯责，则我们须用我们的利器——坚忍——毅力——齐心——作精神上的奋斗，对内则固守我们联合的战线，不可使有些微缺点，以受敌人攻击；对外则须一致奋斗，向敌人阵地进攻。如此，帝国主义虽强，何愁其不倒哉。不平等条约，何患其不取消哉？
工人组织特别法庭之讨论（张振名，《工人之路》第卅四号第三版、第卅五号第四版，1925年7月28-2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工人组织特别法庭之讨论张振名投《工人之路》第卅四号第三版、第卅五号第四版，1925年7月28-29日说明：此文抬头有“吼声；欢迎投稿、文责自负”的字样。省港罢工委员会日前致函国民政府，请派员与该会之会审员共同组织特别法庭，发表以来，极惹起各界人士之注意，兹觅得张振民律师批评此事之文，转录于左。省港罢工各工友为着英日帝国主义者继续不绝地惨杀上海、汉口、九江、青岛，各地的同胞，忍气不过，便牺牲本身的利益，实行罢工，向“经济绝交”的江头，猛着一篙。不但是义愤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是何等可敬佩的啊！不料有汉奸工贼的林和记，暗中煽惑工人回港，去破坏他们的团体，作卖国的行动，幸而破获。凡属国人都要怒发冲冠，他们工友自然更是怒愤填膺，要与众共弃。现在他们正要会审他，总检察长卢兴原却以为依法工人没有这种权限，并且说林和记没有死罪。工人便发生反感，主张林和记应由政府派员与他们会审，并主张改正法律，从这件事看来，他们工友不但有打倒帝国主义的认识，并且能在这差比级的社会中行思想战争。这是我们中国劳工的觉悟，也是我们中国民族的曙光。现在我对于他们的这种主张，有几种见解，分别写在下面。法律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工具。就原理上说，人寒而衣、饥而食，要法律来约束，不是如茧自缚么？但是人如果像鲁滨逊漂流荒岛一样就罢了，不然，总要在共同团体中营社会生活。现在我们人类就是在所谓国家的共同团体中营社会生活的。假使没有法律来做我们各个人的行为的规则，这团体中势必发生无秩序而且最残酷的斗争，那么，共同团体就要破坏，人类的社会生活也不能完成。这就是法律存在的要因，所以法律是不得已而生的。如果社会道德健全发达，法律万无存在之理，又假使那种法律到了不适于维持社会生活的时候，便应立即宣告死刑，另用他种适合法律去代替他的，现在他们工友罢工，若要依照现律来评判，不但寻不出容许的明文，并且触犯新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反过来说，依照现律，林和记的煽惑友［“友”疑作“反”］不算违法，可见现律及普通法院都是破坏他们工人的团体、破坏国家、袒护帝国主义者的奸细的东西！这种法律法院怎样能适用于目前的非常时代？所以他们工友，主张组织特别法庭，确是切要。法律来本［“来本”疑作“本来”］有“人为法”和“自然法”两种。自然法是基于条理—正谊，一定不变的。在十七八世纪，有自然法学派主张：人为法限于不抵触自然法时，才有效力。这种主张本来是很对的。但从历史上看来，都是适用人为法。人为法又常和自然法相抵触。人为法究竟是何人为的呢？在往古专制时代，就是皇帝，所谓“朕意即法律”；在近代代议制度盛行，就是资本家雇佣的代议士。概括起来，法律就是差比级的社会中强的阶级制造的。法律因为是他们制造的，所以偏重他们的利益。纵然有些保护公益，那背景还是□着保护他们的私益。所以法律□［形似“便”字］知道德分化，不是正谊，不是定理，并且不是公理，完全是怀着私心的少数人所设的假定，不然，就是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以图始”[1]的人制造的。现在代□罢工，就是抵触这种人为法。但是如果有人说他们罢工是犯罪，谁也要骂他丧心病狂。从此可见他们罢工原来是适用自然法，适用条理—正谊，并不是受现行不完全的人为法支配。都［“都”疑作“那”］么，从罢工所发生的问题也可由他们的自然法去解决，所以他们主张由政府派员与他们会审林和记，确是合理。若有人说：审判权是国家司法机关独有的，但是司法机关并不是一定的，现制除了普通法院外，还有军法处等特别法庭，难道国家许军法处存在，就不许工人裁判所发生吗？且世界各国现□［似为“多”字］行参审陪审制度，原是对于司法官，根本怀疑，要使接近民众—当事人的去□［似为“实”字］现情□，难道我国尤其是广东的法官更有贪污愚昧的罪恶，偏靠得住吗？法律是时代的产物，伴着社会的情事变迁的。时代、社会的情事是因，法律是果。如果原因的现象变更，还要勉强防止法律的变迁，必然要起革命，这是千古□例的。现在他们罢工，本是在非常的时代，就应该用非常的法律去应付他，所以他们组织特别法庭的主张正是合于时势的要求。法律是革命的对象。革命在革除不平等的政治，但政治和法律是互相关连的，政治是就国权的活动上说，法律是就国权活动的方式上说。革命如不改革法律与制度，那就成为无意义了。所以法国革命，便有《人权宣言》，美国南北战争结果，便有废止奴隶令。中国改革虽有了十四年，可是除了辇于旁、走了清□和颁布残缺不堪数十条临时约法外，其余都是就应用由数千年愚民政策及外国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的法律，你说可怜不可怜呢？所以他们的这种主张正合革命的旨趣。革命政府也应本它的固有的使命，应允他们的要求。况且他们既是为打倒帝国主义罢工，那么当然连这些保护帝国主义的法律，也要一并打倒。谁说他们不□呢？工友们，努力呀！关于你们的利害的法律应该改革的，□多不哩着，我□□事□的问题说一说罢了。可是工友们应该用□［应为“有”字］秩序，□［应为“有”字］系统、有组织的方法□进行，随时要顾虑着人道、正谊、社会的安宁，才好啊。（十四，七，二四）[1]“民可以乐成不可以图始”：这是商鞅对秦孝公讲的一段话，意思是：不可能和小民一起考虑开始时（的决策），但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果——录入者注
汉奸录（工人之路特号（第卅五期），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汉奸录 工人之路特号（第卅五期），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顷接侨港邮局文员罢工团来稿云：帝国主义者，惨杀我中国工人学生于沪江而汉口等处，甚至施其压迫力远及于革命治下之沙基。此吾等之目睹耳闻者也。此种惨无人道，不惟蔑弃公理，抑亦天人共愤。我辈同胞，稍具半点血性，必思起而有所表示。故旅港同志，皆牺牲目前一切所有，脱离受帝国主义底压迫，而罢工回国。敝同人亦有感而自动焉。计香港邮政局之文员，总约六十余人。不忘国耻而赋归来者，现三十七人。仍留港局为帝国走狗者，尚有二十六人。但彼等之甘为洋奴，大有其故在焉，盖有名罗伯渭、苏贯之、刘锦容，及邮差□允等，朋比为奸，假□□□舰名义，藉有封发邮包之权，输运鸦片、因公济私、上蒙下蔽，彼等月之所入，不言可喻。故于此次宣布罢工，他等力为反对，且用其威协[“协”疑作“胁”]及引诱技俩。胁持全无头脑之凉血群众。如黄材勋、钟文荣、钟瑞南、林玠、谭锡鸿、古文标、关健臣、卢炳辉、曹秩卿、刘显、张礼鑑、古静山、陈□芬、胡焕□、胡其昌、□文杰、黎汉壦、叶恒敬、陈梓卿、陈福芝、马卓标、卢锦华、苏星垣，等二十三人。敝同人已屡挥函晓以大义，但彼等尚执迷不悟。同人等早已洞识其奸。故不得不表而公诸于报，深愿执事者，有以惩创诸，免碍前途之光，幸视幸视。大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廿一日。 （姜晴信录入）
港政府造谣之新法（《工人之路特号》第32号，1925年7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港政府造谣之新法 《工人之路特号》第32号，1925年7月26日 报载《港政府大做谣言》一叚（段），足见其卑劣手段。不料港政府更派其走狗，用口头布遥，其谣多绝无意识，兹略录其一二，以见一斑：（一）说罢工工人到广州食住问题不能解决，后由省政府强逼各商店每铺安置工人二名，商店起初大为反对，但恐政府实行共产，故只允供食，不允留宿，因恐工人串同打劫或偷窃什物，卒以订妥每商店容纳工人二名，夜则露宿商店门口，日则入店食饭两餐，故工人非常怨恨。（此谣传布已有两星期）（二）说省政府命伍朝枢入沙面见英领事，但守闸英兵不准通过，将伍某踢出，现在工人见交涉无效，多欲返港（此谣最近传布）（三）说胡汉民在公园演说被人枪击腿部受伤。（此谣传出正当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一日，港报如华字华侨且印传单发卖）（四）说蒋介石率学生军往河南捕赌，蒋被枪伤，学生军死多人，威名已失，河北河南将开仗（此谣在此星期传出）此等谣言，吾人闻之诚不值一笑也。 （姜晴信录入）
香港近况（《工人之路》第卅一期第四版，1925年7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香港近况《工人之路》第卅一期第四版，1925年7月25日香港归客谈云：（一）港政府大做谣言港政府对于此次大罢工，惊惶失措，应付之术已出尽种种压迫利诱手段，但工人全不上当。故港政府不得不出其最无聊最卑鄙之造谣政策，其造谣方法，约分五种：（一）香港政府之正式布告。（二）香港政府之御用造谣机关（西报及工商日报）。（三）港政府拟定做谣新闻，强迫各报登载于号外。（四）由监房印刷局印出之巧立名目传单。（五）利用一般走狗（港政府人员，绅士，驳脚侦探，鬼头仔）口头宣传。其所做之谣言分三种（甲）诬此次民族解放运动为「赤化受俄人利用」。造谣证据，假借「不忍见赤化中国一分子」「反对赤化者」两个不负责名义，在港政府监狱印刷部中印出红字蓝字传单两种。其内容（一）说六月廿三日沙基巡行中有中国人亲见一俄人首先放枪并指挥学生军先放枪。沙面还枪系正当防卫，被击死者全系暴徒。（二）说俄人欲赤化中国，故唆教中国人反抗外国。此次罢工，系反抗外人，就是受俄国人利用！就是赤化。（乙）对于广州政府谣言：（一）称广州政府不稳，东江陈军反攻，日内将打到广州。河南李福林因反对禁□，实行抗拒省政府命令，河南一带，满垒沙包，开战在即。（二）广州粮食断绝；每元买米四斤，罢工工人，无处食宿，如稍迟返港，则将尽地饿毙，（做谣证据，港政府之正式布告，及香港绅士，工贼所组织之商业维持会工业维持会之布告，并强迫各报登载此项新闻，每日由大东电报局将此种谣言拍发各处）。（丙）对于香港之谣言（一）说香港有警察数千，（其实不满三百），足以维持治安，（二）香港粮食足支持七个月，（其实昨日港中每只鸡蛋卖一毫二仙，米卖九斤，菜蔬□〔模糊，形似“将”字——录入者〕绝市，看此情形，便知其粮食虚空），（三）说罢工工人每日有数百返港，某日有工人六百人由深圳返回英界，又某日搭车船返港者约一千四百人，（其实完全说梦话），（四）在高升茶楼及中环街市之两尸，及其他在街上发现之死尸，多系饿毙及中风，（其实中剑仔有目共见其伤口系中风倒地时碰在街石上所致，（何以伤口碰深数寸）？（五）说某日有工人被人恐吓罢工，该工亦将手持之器打伤恐吓者之头，卒被警察捕去（，）又连日恐吓工人之人捕去甚多，（其实人影都捉不着），（六）说香港于一星期内将完全恢复往日秩序及工作，（其实十数万罢工工人不回去工作，就是一百年也不能恢复）（做谣证据，除报纸登载外，（四）（五）两款且从香港总督亲自在大会堂演说，以往日自认「堂堂大英国之香港政府」现在竟行此卑污之做谣政策，足见帝国主义之阴谋无所不用其极，其技穷□如此矣，殊属可怜，（二）港政府大□工友港政府前日大搜红磡宝其利街及芜湖街。拘去船厂工友百余人，名为递解无业游民，闻其实押留在捕房，作罪人看待，强迫作工。现在全港未回国工友，均起大恐慌，谓港政府此种手段，无异反革命军队之拉夫云。（三）香港最近之食物价格香港自被封锁后，各项食品来源，完全断绝，故其价格，亦日益飞涨。前星期鸡蛋一毫两个。自前日已涨至每个一毛二仙，即由沙田大埔所收买鸡蛋运港贩卖者，其价亦每个八先（仙）。牛肉只做供给外人之用，街上贩卖牛肉几绝无而仅有，猪肉每斤七毫，上等鱼（如石斑鱼等）与鸡鸭同价，每斤一元六毫，菜蔬如豆角每斤毛半，米价则米碎每元十一斤，米碌每元九斤，日来物价有增无已，此大概情形也。（四）港政府扣留邮电之可恶自沙基屠杀后，港政府对于往来邮电，检查至严。出口之信，（除外人寄往外国者外）不论如何，全数没收。寄港之信，如彼以为可疑者，即按址拘人，如被检查完毕，认为无碍之信件，亦必须经过廿日之搁置，然后准领。电报则除由外国来者及报死急电二种准领取外，余均截留。帝国主义者之手段，可谓狠毒矣。（五）「香港」变为「臭港」「香港现在变成臭港」此一语，近日在香港最趋时，亦最通行。因香港自夜香工人（清粪夫）及洁净局工人罢工后，港政府则准随街抛弃擸□〔疑为“垃圾”——录入者〕及屎尿，每一条短巷及横街，至少有垃圾两堆。前日行经湾仔，见油头□尾空地，有一大堆扱拉，高与人齐，阔有一间屋位。路上随处见有新闻纸或他种纸包裹之屎。港人美其名为「屙飞天屎」。此种屙法，在港亦最趋时，弄得全港臭气薰天。港政府亦自知其臭，连日提出许多监犯，配上脚期，用英差押往，分往各处扫拉扱。扫后得随时随地用火焚烧，而臭气亦愈加厉害。「臭港」之名，真名副其实也。（六）周少岐之死港政府限制带五元出口之例，凡回国工友莫不深恨之。此例系由港中一帮所谓华人绅士所提出，闻主张最先而最力者，系何□光与周少岐，前星期港中暴雨，宝庆坊塌屋五座半，共廿八层，压毙百余人，周少岐一家数十人，只□生四个，周少岐压得血肉模糊，当堂绝气，□□闻之，无不称快！（七）香港之今昔观帝国主者香港政府，其法律之苛□〔疑为“烦”——录入者〕，与平日执行之严厉，凡侨港者莫不知之而深恨之。但此次罢工，弄得香港政府动魄惊心，手足无措，□于其自己所定之法律，竟无法执行。而大多数侨港者心目中，交巳无港政府法律之存在。其情景非常好看，现在制成一表，介绍于下，俾回国同胞，得稍知港地实在情形也，往日（一）在附近街市五十码内，不得卖街市内所有之物。（二）肉类只准在街市发卖，否则罚款。（三）卖物须领牌，不得呼卖。（四）劏猪牛者必须在屠房，且必先验过。（五）不准人抛弃拉扱。（六）不准带军火。（七）不准带利器。现在街市全无物卖。往日街市所有之物，则均摆在街市两旁之街上发卖。卖肉者肩挑背负，随街大声疾呼。卖物者并不领牌，且随街喧叫。随时随地劏牛猪，死牛病猪全不禁止。准人随街抛弃拉扱及屎尿。明火打劫，无日无之。当街暗杀枪击剑刺，时有所闻。
英浩生轮船海员罢工之经过（《工人之路》第卅一期第四版，1925年7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英浩生轮船海员罢工之经过《工人之路》第卅一期第四版，1925年7月25日昨有海员工友回省报告云：浩生轮船当由港开往神户时，行至半途，忽接飞电，广州沙基惨案发生。全船工友大怒，开全体大会，决□〔应为“议”字——录入者〕到神户全船一律罢工。迨船到神户，即有卅余工友先行上岸，到中国领事馆，说明罢工事由，并交涉罢工后粮食住宿问题。该领事初以为吾工友不能坚持，假设许多威□〔模糊，形似“测”字——录入者〕恐吓。但经我工友一致声言：『我们定要登岸，宁死在神户，不肯上工』。之后，该领事始表同情。如是全体登岸，该地侨胞纷纷到码头欢迎，日本电船仔工人，亦非常高兴同我们帮□，此登岸情形也。后即到中华会馆住宿，每日约有侨胞百数十人前来慰问，并有男女学生到来谈话，派烟仔及糖菓等招待甚优，东京留学生及日本全国劳动组合代表亦均来演讲，其意谓吾人责任，在打倒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未打倒前，吾人当誓志勿懈云云。各工友备受侨胞及日工友欢迎，故非常兴奋也。
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工人之路》第29期，1925年7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工人之路》第29期，1925年7月23日）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现因省港双方同时罢工，作对帝国主义猛烈的总攻击，为统一指挥起见，特合组省港罢工委员会为最高指挥机关。第二条省港罢工委员会之上，设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为最高机关。省港罢工委员会之下，省港双方设分指挥机关；香港方面以全港工团委员会任之，沙面方面以广州洋务工团联合会任之。第三条省港罢工委员会之中设干事局，分部办事。全港工团委员会及广州洋务工团联合会得设干事局，分掌其事。第四条省港罢工委员会之中，另设财政委员会，负筹款、保管及支配之责。第二章最高议事机关第五条本会最高议事机关为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其派选代表之标准，以各工会在省人数为比例，百人得选出一代表，二百人以上递加，其不满一百人之工会，亦得选出一代表；凡未加入工会之工厂罢工工人，亦可经省港罢工委员会之酌量，准其派出代表。第三章最高指挥机关第六条本会最高指挥机关为省港罢工委员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推举二人，全港工团委员会推举七人，广州洋务工团联合会推举四人，共同组织之。第七条省港罢工委员会设正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由委员中推选之。第八条省港罢工委员会应执行代表大会之议决，惟在紧急时亦得便宜从事，以免坐失时机。第九条省港罢工委员会除全体委员外，干事局长、财政委员长及顾问皆得出席。第十条省港罢工委员会之中设干事局，置局长一人，副局长二人，其下分设文书、招待、宣传、会计、庶务、交通、纠察七部，分任日常一切事务，各部职务之分配如下：（一）文书部设主任一人，掌理起草及办理文书事宜；设书记若干人，分任文牍、记录、誊写、油印、收发各事。（二）招待部设主任一人，掌理招待罢工工友一切事宜；设登记主任一人，登记员若干人，专任罢工工友之登记；设宿舍主任一人，宿食干事若干人，管理宿舍内食宿等事；设卫生主任一人，并组织卫生队，任宿舍卫生及施医救伤等事。设招待员若干人，专任各方迎接罢工工友。（三）宣传部设主任一人，掌理对内对外一切宣传教育事宜；设编辑主任一人，编辑若干人，任编辑特刊及新闻之责；设演讲主任一人，并组织演讲队，任对内对外演讲。（四）会计部设主任一人，司理经费之收支。（五）庶务部设主任一人，掌理一切庶务事宜；设司帐一人，任簿记与经费之保管；设保管一人，专任物料之保管；设粮食主任一人，粮食干事若干人，管理各宿舍伙食；设采买干事三人，任购买各项物件之责。（六）交通部设主任一人，交通员若干人，任通讯、调查及报告之责。（七）纠察部设主任一人，并组织纠察队若干队，任纠正工友及一切错误行动及镇压一切反革命行动。第十一条干事局正副局长由省港罢工委员会推举之，各部职员由局长聘任之。第四章分指挥机关第十二条分指挥机关，香港方面为全港工团委员会，沙面方面为广州洋务工团联合会，其组织章程另定之。第五章财政委员会第十三条省港罢工委员会为采取财政公开起见，特组织财政委员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推出一人，全港工团委员会推出三人，广州洋务工团联合会推出一人组织之。第十四条此项委员负筹款、保管及支配之责，责任异常重大，必平日信用昭著及有筹款能力者，方为合选，应由省港罢工委员会郑重推举之，但得兼职。第十五条全港工团委员会及广州洋务工团联合会如支取款项，须具拟预算，经财政委员会通过，方得领取。领款时须经财政委员长签字，以昭大信。第六章顾问第十六条本会为集思广益起见，特置顾问若干人，由省港罢工委员会推举热心工人运动者任之。第十七条其各部分之细则另定之。第十八条本章程经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发生效力。
汉奸录（《工人之路特号》第廿七期第三版，1925年7月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奸录《工人之路特号》第廿七期第三版，1925年7月21日日昨有有［注：疑多出一个“有”字——录入者］机工人数名自香港由澳回省云，帝国主义走狗在港之种种见闻兹录之如下：（一）邓耀光，香港绅士，代香港政府划策，组织成“工业维持会”。在港街路中，派满港差，遇有工人即将其捉住，问其作何种工作，问毕，即送往作工。又另使人在旁监督，如稍有违抗，即施以棍棒，复又驱逐出境，数日来受毒打出境者，不可胜数云。（二）黄金福，乃九龙货仓买办。闻有人罢工即施以武力，硬要开工，若不服从即交英差扣留，闻该九龙货仓工人数日来已被拘去七百余人矣。（三）梁源利，乃香港梁源和机器厂厂主，平素以虐待工人著名，此次工人罢工后他父子三人，已当香港后备警察，强要工人开工，工人不服者，将之乱打。（四）欧伦山，原是万安工会会员，在港当美华实业公司大馆公头，此次罢工风潮发生后，即在港帮帝国主义设计，此数日间也是强令工人复工，施工人以种种惨刑。（五）许世昌，卢寿。是太古船澳工头，包揽工人复工，无一人应者。
我们与我们的敌人（黄平，《工人之路特号》第廿六期第一版，1925年7月20日，及第廿七期第一、二版，1925年7月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我们与我们的敌人黄平《工人之路特号》第廿六期第一版，1925年7月20日，及第廿七期第一、二版，1925年7月21日中国民族之一切痛苦皆由于帝国主义之侵略，而帝国主义之侵略皆依靠不平等条约之“神圣”。若无不平等条约，则帝国主义者如何能夺去我们的关税权，夺去我们的土地，作为永久租界，布置警察、军队、机关枪、兵舰，任意剥削我们工人，任意屠杀上海、汉口、九江、沙基之群众呢？所以我们这次之全国罢工、罢市、罢课运动之唯一目的是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免除日后之屠杀及根本扫除帝国主义之压迫，我们这次争民族自由运动之结果是不可限量的，只要估量我们的敌人及我们自己的力量便可明白了。敌人的势力分裂帝国主义列强之军力固然是比我们大，但是往往因国际间之政治关系，军力能等于废物。好比英国伟大之军力于事无济一样。最紧要的还是国际间之政治情形。自德帝国主义失败后，英美日法等国之独霸世界帝国之梦日新月异。英美之争世界政治及经济之统制权，英法之争欧洲大陆之统制权，日美之争太平洋之统制权，使帝国主义列强间发生一种日益激烈之冲突，富有产生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之可能。因此对于这次之屠杀案，帝国主义之列强不能取一致之态度压迫目前之全中国反帝国主义之运［疑漏了“动”字］，而各人皆想将帝国主义一百年来在华之罪恶全盘归英，又想从中国以巧言美语愚弄吾人，以博得吾人之好感谋保存他们在华之同样残忍之压迫。所以狡猾之美帝国主义者高唱召集第二次华府会议讨论修改不平等条约，传［应为“博”字之误］得一般基督徒，留学生与亲善派之好感，而阴谋以此滑头手段软化全中国争民族自由之伟大运动。美国之《晚报》志“西方列强以枪支兵舰压迫中国之经济反抗是得不到好结果的。”这是显然说以武力压迫中国是无结果的，不如以假和平手段压迫为好呢！日本有下届内阁希望之塔拉开（译音）也说：“中国目前之运动是中国民族醒悟之结果，是一个少年共和国之伟大民族运动。中国之要求必须认为民意之表示。”他还说：“日本政府与人民应十分注意中国事件中之事实，而以最相宜之办法应付中国目前之困难时局。”从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是想“应付”而已。法国报纸亦主张从速解决，驻京法公使甚至因利益冲突退出北京外交团、沪案调停委员会，使强盗之外交团彻底破产。我们的势力团结我们的势力是团结的是全国一致的。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军也是与我们群众一致对付帝国主义的。国内势力之外，我们还有世界全国之工人与农民之帮助。英国之全国总工会代表全英国之工人已屡次表反抗帝国政府屠杀中国民族之行为，在伦敦举行了巡行示威警告本政府，而且行将特派代表团来华训查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民族之情形，以便暴露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成功之俄国工人更是踊跃在精神上、物质上、而且在外交上给中国革命一个大帮助。其余德美法日之觉悟工人皆是反抗本国政府帮助我们。此种之热烈表示更足见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之联合战线更加扩大而且更加坚固了。此外还有赤色职工国际（即万国革民［疑为“命”字之误］工会大联合）和世界革命救济会以全力帮助我们。西方各国之工人皆有组织“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帮助我反帝国主义之压迫。（未完）以上载于：《工人之路特号》第廿六期第一版，1925年7月20日我们应如何继续奋斗工友们！我们有如此宏大之势力、有无产阶级之苏维埃大联合及世界革命工人之帮助与东方被压迫民族之同情。我们的势力不仅中国之四万万群众（除了走狗）而是上述势力之总联合，但是我们不要放松。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促成中国之革命。我们应当每分钟感觉我们正是与帝国主义者短兵相接之时。有许多帝国主义走狗在我们之中，时时想破坏我们的团体。我们如果万一不注意时，便会全军覆没，后悔莫及。工友们！永远保存我们的团结力以求最后之胜利！帝国主义者已是不能推翻我们了，我们不过还没有战胜他们罢了！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工友们！奋勇起来！团结坚持是我们的战［疑漏了“斗”字］利器！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世界革命万岁！以上载于：《工人之路特号》第廿七期第一、二版，1925年7月21日
赞成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邓中夏，《工人之路》第廿二期第一版，1925年7月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关链接：邓中夏赞成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邓中夏《工人之路》第廿二期第一版，1925年7月16日一，什么是“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去年“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出了一本小册子，说得非常明白，我把它抄在下面：「国民会议有三个主义：第一应该是国民的会议；第二是由国民所推举的代表会议；第三应该是为国民的利益而会议。」由第一个意义，这个会议便不是任何形式的军阀官僚会议可以代替的。由第二个意义，这个会议便应该由各城市各乡村人民的团体中，无性别财产教育的限制，选出一定人数代表参加之，一切军民长官省县议会均不应有派选代表权利，一切绅士学者名流以及什么有勋劳于国家者，均不得以个人资格参加此会议。由第三个意义，这个会议便应该讨论议决并且执行对内对外拥护国民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利益与权利之提议，若有违反国民的利益与权利，而希图拥护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与权利或国内军阀个人地位者，便是国民之公敌。必须实现这样一个国民会议，才是中国国民从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军阀宰割之下解放出来的道路。预备会议就是在召集国民会议以前，应该有一番预备，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所以叫做“预备会议”。预备会议之组织，与国民会议同是以人民团体的代表做基础，所不同者：（一）国民会议代表人数多，预备会议代表人数少，因为人数少便于迅速召集。（二）国民会议的代表由各团体之会员直接选举，预备会议的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因为派出也是便于迅速召集。二，呜呼！中山先生赍志以没去年曹吴（指曹锟、吴佩孚——录入者注）覆灭后，中山先生北上，即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相号召，全国国民无不赞成。不期段祺瑞那时正凭藉奉天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以保全“临时执政”地位，认为中山先生的主张与他自己利害根本冲突，于是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为抵制“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具，以“善后会议”为抵制“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之具，终至中山先生的主张不行，赍志以没。从此时局之紊乱益甚，国民之痛苦益深，帝国主义之肆虐益无忌惮，终至演成此次上海、汉口、青岛、广州各地之大屠杀，呜呼！岂不痛哉！三，解决今日之事，亦唯“国民会议预备会议”是赖。今日之事，即帝国主义凭藉不平等条约以屠杀我中国全民族是也。欲解决今日之事，决非“谢罪”“赔款”“惩凶”之枝节办法所能奏效，必“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根本办法才能成功。“废除不平等条约”，自然只有国民政府有此魄力和胆气，然而他势力所及尚只限于岭南一隅。若以之希望于北方政府，简直是希望黄河之清，乌头之白，同一梦想。然则要怎样才能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呢？只有靠我们国民自己。只有由我们国民自己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在这个会议中，决议并执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有这个会议才能表示我们国民的公意，发生绝对的效力。本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可谓卓识伟见，我工人阶级要绝对拥护其主张以促其实现。工友们！我们对付帝国主义的方法，固然第一个是“坚持罢工”，第二个是“经济封锁”，然而集全国国民一致团结一致行动之力量，更容易制帝国主义之死命，所以第三个方法，就是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了。我们除“坚持罢工”“经济封锁”到底不懈以外，并要以全力促成“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之实现。我们在此高呼：废除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万岁！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黄平，《工人之路》第廿二期第一版，1925年7月1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黄平《工人之路》第廿二期第一版，1925年7月16日（一）为什么要组织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我们罢工工人应该知道现在省港及全国罢工的情形，应该知道帝国主义进攻的情形，应该知道我们怎样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应该知道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及其进行情形，并且，应该知道罢工委员会替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我们要知道这些事，非常常开会不能明白一切。但是罢工工友有三万余人之多，当然不能开全体大会，因此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组织一个经常的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二）怎样组织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所有在省的罢工工友无论有工会组织或无工会组织的都有选举及被选举权，每五十人选出代表一人，集合这些代表成立一个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因在这些代表中间选出某某人为一主席团，像这样的选举，集合这样选举出来的代表而组成一经常的工人代表大会，为省港罢工工友之最高机关。有了这种最高的机关，我们罢工工人的全体意见才能完全表现。（三）工人代表大会应该做些什么事？——此代表大会常常开会请人来报告政治，外交，以及全国罢工，全世界工人运动的情形，使我们明白政治上的事，使我们知道全国以至全世界与我们同患难同生死的工友们的消息。罢工工友如有何意见可托其代表向大会提出讨论，使我们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使我们人人的意见，都能够使大家知道，我们的罢工委员会要时常向我们代表大会，报告会务情形。使我们实际上真能监督我们的首领忠心替我们做事。此即是工人代表大会所应做的工作。我们有了这样的代表大会，我们罢工工友的团结才能坚固而有力量。所以凡是罢工的工友人人都要热心来做成此事！（四）工友们！要努力做成我们的代表大会——现在已有许多工会开过会选出正式代表去组织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了。但是还有许多工会尚未开过会选举。工友们应当马上要求开会选举出你们的代表来，这是工友们自己的事，千万不可放弃自己的责任，袖手旁观！我们要赶快负起这个责任，自己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全体工人的代表大会，使我们团结的力量加大，好好地坚固地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一致对付我们唯一的大仇人——帝国主义！
汉奸录——帮助帝国主义之新华轮船（工人之路特号（第廿一期），1925年7月1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汉奸录▲帮助帝国主义之新华轮船工人之路特号（第廿一期），1925年7月15日日昨有新华轮船满载香蕉、荔枝等果类，并有一大帮粮食，正欲运往香港，售给番鬼佬。当时泊在沙基口，适为招待部人员所见，上前诘问。该船中职员某，无词以对。招待部人员立即通知纠察率队，即将该船扣留。后有北京燕京大学教授简某持名片往招待部，为该船辩护，语颇滑稽，为招待部拒绝而去。现该船仍泊原处，如何处置容后续登。
省港罢工委员会第八次常会（《工人之路》第二十号第一版，1925年7月1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省港罢工委员会第八次常会《工人之路》第二十号第一版，1925年7月14日（十二日上午十时）决议事项（一）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决议——暂定每星期三六两日上午十二点钟举行，由十六日起实行。地点在东园大雨棚，着庶务即赶速预备台椅。（二）广东官印局函请发给护照起运那威国洋书纸问题。决议——因货仓是英国的，有前例可援，不能通过，请往市上另行购买，以免破坏罢工。（三）庶务部来函，谓纠察队领取伙食每日四百元，计至今领去八百元，尚未有数目单交来，且查各队员又多在各区饭堂用膳，请示如何办法。决议——函纠察队应每日将收支账目详细报告庶务部，以便庶务部每日报账。并责成纠察队预将调防地点及人数报告庶务部，以便庶务部知会各区饭堂备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