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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之路》特号出版启事（《工人之路》第8期，1925年7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工人之路》特号出版启事（《工人之路》第8期，1925年7月1日）本报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定期周刊，第一期原定5月31日出版，惟因战事关系，延至昨日方得印出，甚以为恨。今者，香港、沙面同时为援助上海被杀同胞及解除本身痛苦，举行反抗帝国主义之大罢工，广东各界同胞亦一致作对外之大奋斗。为传递消息敏活起见，故本报特出此特号，每日出版一张。惟此特号以登载省港罢工消息及省港罢工委员会文告为主，并登载省港及各地反抗帝国主义运动之一切消息；另辟“短评”、“吼声”诸栏，发表本会各社团对于反帝国主义之意见与批评，以为在此风起云涌的波涛中之正确指导。故本报不以此特号自私，愿以之为各界的公共言论机关，希望各界爱国同胞投稿，惟字数以上三百至六百为限，每日下午七时以前送来，体裁不拘，或评论，或叙事，或小言，或文艺，皆所欢迎。
五卅凶手之供状——上海美国商团团员论述五卅惨案书（洛梨·史密斯，192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五卅凶手之供状 洛梨·史密斯 （写于1925年；1926年译为中文） 〔说明〕《五卅凶手之供状》是凶手洛梨·史密斯于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两星期后写给美国芝加哥一位朋友的信件。英文原文登在当时美国一家杂志上。信纸上方有上海美国俱乐部印戳。中译本铅印，32开本，共32页，1926年4月20日出版，是未具姓名者为“五卅惨案”一周年而译，封面上有钢笔书写的红色英文WangHanmin，音译为王汉民。 序 这是上海美国商团一个团员的一封信。他是住在上海的一个美国企业家，工程师出身，五卅时替租界的巡捕房服务。他在五卅后的两个星期，写了这封信给他一个芝加哥朋友。据信上看来，他在老闸捕房当临时义务巡官，或所谓捕头，是亲自指挥惨杀的人。这封信是他在上海美国俱乐部写的，只要看他原信纸上的印戳，便可以知道是美国俱乐部的信纸。信内也有污蔑中国人的谣言毒吻，也有自己承认的种种暴行，也有对于美国民主主义的诠释，也有对华政策的意见，也有英日美三方关系的说明——丰富极了！题作《五卅凶手之供状》，实很恰当。原文登载在美国的某杂志，特为译出，做我们中国人于这大屠杀的周年祭中痛苦回忆的一种材料。 “卧薪尝胆，永矢勿忘！” 译者1926年4月20日 五卅凶手之供状目绿 ——上海美国商团团员论述五卅惨案书 ▲五卅巡捕开枪之理由 群众拥到军械库去（？）——毒殴和惨杀之描写——杀了再讲情理，开枪后再能谈判——上海者外国人之上海也 ▲铁甲汽车下之上海人 以征服印度之法征服上海——中国人没有枪械——大有不可告人之事 ▲残杀奸淫之政策与尊敬外人之天经地义 ▲海军陆战队登岸 ▲新世界之又一惨杀 ▲总同盟罢工 ——也还有“忠顺的”中国人 ▲西人畏死的恐惧 ——中国苦力生命的价钱——闯入华界殴辱市民 ▲美国人和张作霖的关系 ▲美国政策之“懦弱” ——外人不一致的原因——一致屠杀政策之必要——中俄蒙等平民联合之可畏——八国联军之经验 ▲中国学生之受恩不报 ——美国民主主义之真谛——开滦矿长少爷式的留学生 ▲基督敎传教师之无用 ▲美国和英国的五卅政策毕竟相似 ▲美水兵之战绩 ——占领同德大学之写实 ▲越界惨杀之水兵功劳 ——三秒钟夺地二百码 ▲外国军警之醉游华界 ——字林西报记者及外国军官在闸北之兽行——中国人天性是赤化的 ▲外国驻防制度之必要 ▲五卅要求条件之可笑 ——逃入租界者要求收回租界——世界上最恶劣之法律强外人服从 ▲日本救兵之可喜可惧 萨马斯特：《五卅凶手之供状》录入后感 五卅凶手之供状 罕克兄： 这等灿烂的好上海呀！我愿意在又要出去作战之前奉告你数行。 我们在这里天天早晨分派巡捕到各处去站岗，上半天就在礼查饭店里喝酒打架，到了下午同晚上呢，去枪杀那些发狂的中国人。就是我们伙伴里面最辣心肠的好汉子，也没有多时就疲于杀戮，而其中最沉静的人，看着满街的血痕也真难于长久的支持下去。 前几天我曾经写给你一封信，说我当了上海的巡捕头了，对不对啊？ 所以在暴动的那天，就派我到老巡捕房里面去服务，这是刚开过枪的时候把我编进去的。其时我在巡捕房门口穿过一般下流群众，走我自己的路，有人把石子来掷我。随手听见砰的一声，登时就有八个人吃着枪子。 四个人死在巡捕房门外头，还有许多死的伤的都歪斜的躺在街心。要晓得巡捕向民众开枪是出于无可奈何的，因为有许多发狂无识之徒，已经拥到巡捕房门前，并且有攻击巡捕房的总军械库之势，上海的统治简直有倒掉的危险。门上溅的血有八英尺高，路上因为流血过多，渐渐地泞滑起来。他们在死前，排的人简直打成碎块，因为我们用的是柯利特四十五号式的快枪。请你想想看，只有三个西捕六个印捕和二十个驯从的华捕，每个人各自单独着要同五千多无智识的中国流氓和学生们对敌；请你想想看，他们把巡捕的制服撕成一块一块，他们用极长的指甲把巡捕的面孔抓的破烂，带着伤负着痛同他们挣扎三小时之久，我们一步一步地尽量往后退，当退到退无可退的时候，巡捕还没有向自己前面一大堆的群众开枪。你能想到吗？疯狂的群众的内心是在杀掠；就是我们美国警察，遇着这种群众也要开枪打的。可是我们这里的巡捕，同他们抵敌了三小时之久等到他们拥到军械库，我们才开枪的。 我同着新来的巡捕，兵士和几个私人，又到出事的地点，将武器分散给万国商团；我们有很多的枪弹，极重的灌铅枪子，哀斐利达式的枪械（是用榴霰弹的枪）；到了夜里每个在上海的强壮男子都预备齐妥，就等着动手了。老巡捕房前开过枪一点钟之后，一般外国人还有许多时候没有知道南京路的暴动。可是那时街头巷口早已站满了喧哗不已无智识的中国流氓。我们因为要把这消息通知外人居住区域，所以我们必须要驱逐东劳合路的暴徒。当其余的上海西人还没有听见暴动的事情之前，我们不幸的巡捕，已经得了一命令了，我们空着双手同成万的无智识中国人支撑了三个钟头的功夫。我们一共有十八九个人，都拿着打棒球用的棍子，同爱尔兰式的一样，很粗很不容易断的。我已经打坏了两根；后来又拿到一根，我那时心上真是高兴的万分。只是防备再打坏了。我们打断了许多中国人的根骨，打破了十二三个中国脑袋，槌碎了一个中国人的背脊，打烂了许多面孔鼻子手脚。从我出生以来，从没有做过这样残忍的事情，要不是不把最近两星期的许多次数殴打枪刺算在里头，我从没有像这次这样拿出全身的气力来做流血的事。你看，十八个徒手的巡捕，要和万把个人的群众争斗，罕克，这事你想不到吧？你要是跑到这里来了，看见了这般中国人，在这里住了几天功夫，你就知道外国人应当用强横的手段，先发的制服中国人。要是不然，你的妻儿老婆全要死在他们手里的。——外国人应当在这里“给他们大大的打击，使这一次的打击，就是次末一次的，否则你和妻子都得死”。——你要是同下流的中国人有了什么事情，对于他们应当先去打；至于同他们讲情理，且不要忙，不然，你一定要受他们害的。当早晨的时光，我们还是好好的办着事呢，不想到饭后我们就要着起全副武装，持久地同他们对敌。打死了十多个中国人，有许多成了终身的残废，南京路上留了许多鲜血。这全是因为一般中国流氓妄想要劫夺我们外国人的利益。要知道上海的地方是我们外国人兴起来的，上海的秩序是我们外国人维持的。 后来我们又预备着再同他们作战，可就和前很大不同了。我们开起铁甲汽车，钢壁有一英寸多厚，上面有炮架子，有机关枪，装制的好像坦克车一般样。这两辆铁甲汽车开足了马力直往人堆里冲去。这种车子开过去之后，发生的惨状真是厉害得很。压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内脏挤得满街都是，他们的手脚筋骨都压断了，逃避的人也大半压碎了手足。 可是马路上却清净了，外国人的汽车都能畅行无阻，他们之中大多数的人，还是一点没有晓得这番变乱的事情。到后来，他们惊惶失措地去穿起武装，用带子把腰结结紧，把他们的工作也丢在脑后了，着好了制服去保护自己的住所去了。这回西人的征服中国人，有些像欧洲人征服印度的情形。 一夜到天亮，我们四个人一行五个人一队地传口号，有些时候中国人躲在屋角朝我们开枪，有些时候不知怎样，那些预备盖房子的砖头堆，推倒在我们头上，正同着不见的魔鬼在那里摆弄一般。我们不敢走近华界去，假使一走进去，可就要死于非命了。所以后来就有命令叫我们不要去。最近几天里头，我要到那里去随身总带着十二个印度巡捕，并且每回深入华界，总是有人攻击我们，逼着我们非开枪不可。深黑的夜里，只有放枪的几道火光，只有中国人呼喊的所在，为我们放枪的标的。说到这里，我再按着日程说下去。到了天刚刚有点亮光，我们因为终日的劳动，一夜的胡思乱想，所以醒过来觉得暴躁，究竟以后怎样，谁也不知道。 当晨光微露之时，先来了三个从极污秽的狗窝里钻出来的下贱异教徒，一转眼的功夫，街上的中国人都聚满了，他们都带着家伙，有的手里拿着刀，有的手里拿着棍子，拿着链刀。枪械是他们一个也没有拿，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无论冬夏常常用来打他们的；要是他们有了，那就恐怕我们也来不及夺掉他们的了。这一来我们又必须向群众开枪了。这也是中国人天生的贱脾气，平常下了一点小雨，街上就看不见中国人；现在把他们浑身浇透了，这些混蛋还照旧拿砖头砍我们。我的脑袋上吃着他们一下子，制服的背面被他们用链刀割破。差一点没有割着我们的肉。我随手就把这个混蛋的性命结果，这种污秽的工作从此又开始了。我并不是第一个人放枪的，因为救火队被他们用砖头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退，所以朝着他们第一次用火器的是机关枪队。这时在战线上是很好看的；打死了七个人，辗转呼号的声音立刻充满在空中，死者伤者的鲜血马上就染红了街面。 在一头街稍上，有许多的中国流氓把电车拦住，用煤油浇在上面，车子里的妇女小孩们全拖了出来，并且把一个英妇的衣裳剥下来。当他们把这个不幸的英妇在地上拖着走的时候，他们伙伴里头笑声四起。我们把他们围了起来，做了一件最有趣味的事。罕克，这事情不管那时我们见了面再谈吧，要是见面的时候告诉你听了，你就知道这事情在历史上面从来没有记载过，报上也从没有登过，并且我们在巡捕房里也不敢说的。我可以对你起个誓，要是有谁肯把这种事情宣布出来，我就不算人。如若你来到这里同别人谈讲起来，千万不要提我说的，我的信你也不可以给别人看见。我一直到老死，也不会，记那那烧热的电车，号泣的小孩子，受辱而呻吟的英妇和那生来没有智慧发狂叫嚣的中国人；自然我们送给他们了最残酷的酬谢，一下子就叫他们寂然无声。要是我说的是瞎话，我便没有人格。这事我用心地记在心里，我能够躬逢其盛，我也足以自雄了。这些污秽的恶魔，时时刻刻应当用现今屠杀的手段对付他们，应当像拳匪变乱时，不用公使同他们交涉，而用联军同他们相见，掠夺他们，奸淫他们，蹂躏他们，屠杀他们，使他们代代都晓得尊敬外国人，使他们代代都晓得加害于西人男女的轻重，都不会幸免惩罚，不会幸免多次的惩罚。要是这个没有教会他们，我们外国人应当赶紧把东西收拾好了动身，要是不动身，你就等着看：像这样排外暴动中，等着我们的妻子被人强奸吧！由此可以晓得，一千九百零五年我们横遭了他们的毒手，后来我们残酷的虐杀他们，是正要避免日后的隐祸啊。——为着要割除祸胎，必须如此。——然而在最近的两星期里头，我们时时刻刻地压迫他们，一直到如今用枪弹去维持秩序，吃尽了十六天的苦头，可是现状还是维持不好。 我除掉偶尔打一个盹儿之外，一礼拜之久，从没有睡过一夜好好的觉，我的身子从没有着过一着床，我的脸从没有擦过一次，我打盹儿从没有满过一个钟头的功夫。常常有骤然发生的惊慌事件，来搅扰我的清梦，后来甚至靠近捕房都有许多射击声，把我惊醒了；中国人都站在高墩上头，一直等我们上了高墩才把他们赶掉的。其时我们大家都众口同声的商量着说：飞机队什么时候才会来到，步兵要多少时候才会开来，什么时候香港的爱尔兰军队才能到这里，他们可不要来的太晚了。说到这里，罕克，我应当讲给你一听，我所看见的热闹了。好容易来了一队英国的水兵，他们都穿着全副的武装，跑到我们老巡捕房炮台的铁门里去，帮助我们一些工作，——叫那些还没有送到西天的异教徒，受些基督耶稣的震慑。然而他们来的太晚了；这且也不去管他罢。现在我再把暴动时顶痛快的处置说给你听。 我去贴宣布戒严布告的时候，在华界里遭他们的抛掷，这也不必多说了。跟随着我的人，是一小队精悍的英国陆战队中的水兵，我们一齐去贴戒严布告。贴到最不安的区域，我们便被中国人挤散。他们这些没有灵性的东西，差不多有五千多个，围住我们，并且拿石头子打我们。印度兵用枪刺向群众乱扎。我是带着队伍的，我不放枪，我只拉住向导的人前行。有五个中国人被我们扎伤得很重，有一个人被我们打开了脑袋。因为要避免再开枪，可以免得新发生外交上的纠纷，我们就躲到一家茶馆店里去，四周把东西都堆塞好了。这班流氓在我们背后拥上来，我们为着防卫自己起见，不得不朝他们开枪。这次的开枪一个也没有打死，只是打伤了几个，至于打伤了多少，可是没有在意。到后我们听见枪声和机关枪声。为着恐怕开枪的地方要用着我们，所以就退走，往那边去。当我们走到极热闹极宽阔的大街上的时候，有许多流弹呼啸地在我们身边飞过。我们靠着墙壁跑过去。在远东最著名的地方——那里有最大的珠宝店，金店，还有一座极大的东方建筑物——发生了战斗。 这街的一头有一队苏格兰兵，两队美国的马队，有三辆铁甲汽车慢慢地在街上走过去，在这汽车的钢板里面有机关枪朝着人群射击，他所经过的地方，全成为血路。在那东方建筑物，所设新世界游戏场的窗户里，有中国人支着枪往外放；同时，在我的一所新造的房子里，我们的人也架着几架机关枪。我带的印度兵跑到有几个中国人朝外开枪的小屋子里去，那里的枪声马上就没有了。我也跑到别一个有中国人开枪的屋子里去，我们把那些开枪的全活活地打死在那里，就把这个地位占据住了。我们同在一起的，一共三个人，一个就是我，一个是巡捕，还有一个是后来在上海算是第一名的好枪手。有两个极生气样子的苦力，在很亮的一所房子的后门里跑出来，要想躲藏起来，这位好枪手一枪就打中了一个苦力的眼睛，再一枪把那一个的头打开了，这都在一转瞬之间。 我们往火光集中的地点，开了两个钟头的枪，直到黄昏时候。甫波同乡的房子的构造，我是十分晓得的，因为他的图样是我打的，所以我头一个人从后门走进去。好的很啊，我在黑暗的里头往前走，跟着我走的是一大队新到的常备海军。等到我们走到屋顶的时候，事情全做完了，因为有一队兵从前门进去的，在二层楼上把许多人捉住了。万弩齐发，把他们的性命早结果了。这个有重大意义在里头，他们那些放枪的全是赤党，全是苏俄派来的人们。他们有的是俄国人，而且是赤党中人，他们供给这些中国人的枪弹，并且鼓励他们暴动和抢劫。这些东西，连中国人也算在里头，如果叫我们抓住了一个，我们马上就送他到西天佛国里去。等到街上发暗了，那里派来了许多兵，把人都赶跑了。我们大家一心一念地等到天亮，并且祷告上帝下大雨，好把这些异教徒赶到家里去。可是雨都没有，天亮了，各地方倒重新有一声一声的枪声，出其不意地打击西人男妇和离队的巡捕军士。 总同盟罢工已宣布了，西崽，厨司，工人，海员，苦力，小童夫都罢工了。可是暴乱初起时，各旅馆及大饭店的西崽都罢工了，然而我们这里美国俱乐部的西崽却没有停止工作，，一直留在这里，很忠顺的。我和发克两人处置好了他们，给他们说明白：如果他们不奉命令或者不是为着购买物品，而擅自走出大门，发觉了，便要打的他们半死不活。他们因为是这里管家的郭尔甫君五年的老仆役，跟了他走过不少地方，——所以肯留下做工，始终一次也没有出去。 最初那怕死的恐惧，是我的胃里不知起了一种什么奇怪的感觉，你懂不懂我的话呢？这里并不像战场上似的——战斗非常剧烈的当口，我们只会觉得异常的热烈，却并不会怕死。这里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你时时刻刻可以背后中了一枪而死。晚上回家的时候，或许被人砍死；而且是死在中国苦力的手里，这种苦力的生命至多不过值得一块多墨西哥洋钱。 然而不久我对于这种危险地位，也就惯了，常常同了一两个朋友便到很危险的街道上走，那种地方时时刻刻可以有人来打死我的。我有一次带着手枪同了些朋友，到了最恶浊的中国人窝里，那里不少煽动组织群众的领袖，我们虽然一枪没有放，却把他们一个个打得落花流水。我看见中国最坏的时期，最紊乱的情形，我到过最偏僻的地方——以前一个欧美人都没有去过的。我的杜丽现在还在医院里，她害了盲肠炎的病，刚刚施过手术，还很疲弱。我正担心着，急得要发疯了。好朋友，我愿意你能看见她。她真美丽可爱，活像古代美术的影像，真正是天魔仙女。我是她的第一个爱人，也是她的末一个爱人，我是第一个接她吻的人。她初次在上海遇着我，四天的恋情生活之后便回香港去了，她到香港之后，耐不得寂寞凄凉——她本是孤独伶仃的，一生都在香港修道院里过活。她来电后，我就把她接来。如今是我家里的女王，史密斯夫人了。我们大家迟早都必须和女人结合的呵！暴乱起后，她一天到晚的帮忙办事，可怜竟病倒了，今天晚上……呵真是地狱。 我再谈谈别的事，信也可以完了。罕克我以后再详细和你谈上海暴乱的情形，亦许材料还要多，现在这一事变还没有完呢。经济恐慌还没有来，全中国都已在暴动，谁也不知道究竟怎样结局。 我的店铺和这里有政权的人都有密切关系，经济上资本上也很有力量。 昨天晚上我还会见美国人倍客先生，他是中国第一等有能人物张作霖的亲信顾问；中国历史由他指拨着呢。我昨天在美国俱乐部讨论我的事情。现在上海四周都是中国军队，也还不知道他们对于外国人究竟是亲善的呢，还是仇视。 我想，最好芝加哥的警察，能有几个人在平静时到上海来看雪。你相信不相信：他们一到此地，便可觉得这里的工作和家里完全不同，每天晚上他们要去攻击那些恶浊的地方——透一口气便要断气的地方；中国人住的地方是不堪言状，聚着一班快饿死的人，苍蝇似嗡嗡地开哄在一起。 那些地方都是极污秽的猪窝，奇形怪状的典礼；甚至于把很小的男孩子来作泄欲之用；好好的体面女孩子都卖做奴隶；做父母的得几块钱便把子女卖掉了。芝加哥的警察要是来了，他们可以亲眼看见这些怪现象，在家里是永世都想不到的；而且这些现象只有当了这里的巡捕才能看见。 全中国都在沸腾。这种狂热会不会就消灭，这种暴乱会不会完全镇压下去呢？我们的政府最要负责任了，因为就算美国政府最软弱；这里各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一致而且互相冲突，有些因为中国人既然反对一切外国侵略，所以自己便想退缩卖好弄得外国人方面不一致，自相争执的列强政策，是否会使中国的暴乱更加广大增长，几万万人都变成了拳匪呢？ 以后的情势完全要看列强有无一致的决心，扑灭暴乱的源泉，就算只用小小的刀枪机关炮，竭力恢复秩序，总是不能在少的了。全世界的将来，都在这些刀棍短枪机关炮上呢！如果稍稍让步，放任中国的暴乱，放任中国赤化，那么，全世界的历史过程都要改变；不久这里便会发生从古未有的大战争。这是全亚洲的战争，不但是中国人参加。我深信将来的战争，必然发生在这民族仇恨的巢穴里——日本人中国人蒙古人俄国人虽然互相仇视，却能联合起来杀欧美人。最坏的对华政策便是和平政策，我们对于拳匪之乱的经验便是很好的教训。拳匪只花了三天功夫便打到了北京的使馆界，拳匪暴乱开始四天之后，北京列强使馆便须以全力救自己的命，便危险到万分，那时等了三个月功夫，八国联军才来。联军攻破北京，强奸中国妇女，屠杀中国男女老少，当时所采取的准许联军兵士开刀的政策，确实保证了中国人多年的驯服和安静。现在中国的又一辈人——青年，已经忘了拳匪时的教训，又暴动起来，正确些说，已经暴动了。住在内地的外国人已经不能不四处逃命了，我正在写这信的时候，大陆报馆里的朋友来说：牯岭方面六百个外国牧师被中国强盗包围住了。日本和英国的军队正在赶紧调动，恐怕已经晚了。现在是紧要万分的时候，应当拈一拈关：和平还是流血战争呢？ 罕克，我是这里“大学俱乐部”的会员，这俱乐部里有许多中国的留美学生，我又是企业家，有许多留学生在我底下办事，月月在我手里拿钱；我有资格说这般东西的性格，我并不完全看不起留学生，尤其是留美学生。 留学生中也有几个高等人。亦许你和他们也很接近，对他们也很亲善。罕克，你是知道我的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民主主义者，你知道我来的时候是种什么心理，我那时以为中国人是很合我的胃口的。其实对于中国人最好的教育方法，便是严厉的管束，叫他们敬重自己的保护人（外国），服从，服从，服从，没有别的话可说。中国学校里是简直无所谓管束的。以后这种学生，一个都不好，他到外国去求学；他们在英美“只学许多白种人的坏处，一点好处都学不到”——这句话是开滦煤矿局管理处处长先生告诉我的。他是华北最优秀的华人，他的儿子在外国留学浪费了四百万块钱，回来之后堕落得不堪，简直成了苦力的样子，这种事，在中国是很平常的；回来的留学生不堕落的是例外，能用其所学更是例外。他们回来的时候，自己以为是高人一等，满脑子的洋学说；他们不肯认真办事，自信和骄傲到极点，弄到险了，比他们未出国前还要堕落。东方人的头脑真是奇怪的头脑；医生究竟怎样说，我倒不管，我亲自考察东方人的思想方法，确是非常之混乱。这种混乱现象的暴露，简直使人惊骇。中国头脑是主观的，西方头脑是客观的。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懂得中国人。中国本是奇怪的国家，在这里多住几年，白种人多变成了非白种人了，堕落到这世界最低程度的人一样。亦许这样的白种人会懂得中国人，会讲中国话，但是他已经和华人同化，不会分析的了。许多欧美牧师都变成了白色的中国人。中国内地现在真有这种欧美人：他们丧失了西方的习惯，居着污浊不堪的房子，还在继续收募一班欧美慈善家的太太小姐们的钱。 我深信必须将这班牧师传教徒赶回欧美去，他们一无用处完全是寄生虫，基督教青年会办事办得很好，但是这种机关只有我国美国本地用得着。罕克，你想想看：上海最污浊的中国人住的区域，乱七八糟的小弄堂，又狭小又弯曲，鬼都要迷住了。这种地方你去巡查的时候，常常可以搜查出鸦片烟窝许多吸醉的鸦片鬼，你须一个个的牵他们出来。乌黑大暗的房门上，往往有纷（粉）笔画的大字：“外国人……”这种地方你也会遇见堕落的白种人，吸醉了鸦片，本国话都说不出来。这种欧美人幸而还不多；这里的法律，捉住他们便监禁起来，随后便遣送他们回国，省得他们堕落到底。中国的鸦片是多得不堪，上海有外国巡捕管着，还算是最少的地方，然而比起美国来已经是很多的了。五卅暴乱的时候我们趁势毁掉了不少鸦片栈。 上帝保佑我们不要放东方人到我们的灿烂之邦去，这是褴褛不堪的污秽人物，还是让他们在这里住着好。如果我们放任这些中国（人）在美洲猪（似）的繁殖，不过几年，我们的一切都要丧失掉了，他们的种种习俗都和我们不合，东方和西方永世也不会会合而融洽的，无论日本人怎样宣传也没有用。美洲的美国人再也没有像这里的英国人恨日本人的。我想他们的恨毒心是很真实的，我们应当赞成这里的英国人。 罕克，我们美国人仿佛假装着说是不喜欢“柠檬”（美人称英人的外号），其实我们真喜欢他们。暴乱起来之后，我们和英国人屡次诚意合作，我们有共同的目的，我以前骂英国人，真是罪过。平常总觉得英国人的行动方法和我们美国人不同；然而英国人成了你的朋友之后，你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好处。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是很苦的，时常想起自己的家乡。他们是世界大帝国臣民，五洲各地都得奔跑，真也没有法想。我们以前因为他们的行动方法习俗等等都和我们不同，所以不了解他们。这里的巡捕差不多完全是英国人；所以我当初和他们共事是很不方便的。我常常反对他们，骂他们；但是现在我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果断和坚决的性格，真是不可及的。在这一次中国人暴乱之中，我们欧美各国人要联合起来作战，再也想不着什么民族不同乡土不同的事，各国外国人之间的关系，便非常之亲密友善了。美国武装势力营救内地的英国人，而英国的军舰屡次帮助美国人。我要说：美国水兵是上海的宝贝，他们包围上海四郊，军事战术的经验很好，不费丝毫气力便镇压了暴动的上海。美国水兵以前也常常到上海来，然而从没有像这一次的出风头——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里的银行家都亲自和他们接谈。现在银行家穿起万国商团的军装，和水兵巡捕等同时服务，当然要和他们谈话。水兵打一个呵欠，吐一口痰，说道：“我吐的时候，那口沫尽着溅出去呢，你看是不是？”那变成了兵士的银行家一面笑一面说道：“这是老话，你说得好”那水兵道：“是的呵。.......那些中国人自以为还值几个钱呢！”（文里这些回答，一面是英国士绅的语言，一面拼出美国水兵的土音——译者注）。意大利的水兵和美国的水兵是好朋友，常常同在一处喝酒；就是英国水兵和美国水兵的交情也还好——平时他们双方在香港是总要冲突的。通常我们对于水兵，当然是贱视的，他们也不在我们社会之中。但是，现在许多“社会”中人都惊奇了——水兵居然得到异常的荣誉。 我们攻入了同德医科大学，赶出许多满身臭虫污秽不堪的假学生。第二天便派了水兵来，代替我们的队伍。水兵占领同德校舍，把它当做战时的地盘——因为这一校舍刚刚在华租交界的一条马路上，在麦根路桥边。水兵一到之后，立刻开始工作，把两英尺高的墙上石灰都去掉，安置起机关炮和军用无线电站来。他们派了四个人到桥上去。这四个人不知道华租两界的界线在什么地方，走过了桥，经过十三个露刃相向的中国兵身边。中国兵要想止住这一个水兵，但是第一个水兵把一个中国兵打倒在地。中国兵拿着枪作预备放势；然而枪背在背上的小兵徒手上去搏击，把几个兵的面孔都打烂了，其余的水兵，总共也不过廿多个，都跑去帮忙；过了三秒钟华界交界线已经退后了二百码。至今华界守兵还只能在小兵所占路线以外一百码地方站岗，因为美国水兵不许他们多走一步，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说外国武装势力侵占华界。中国带兵官也向海军司令抗议，说水兵驱逐中国兵，事情仿佛严重起来了，海军司令接到抗议的时候，我正在他的办公处呢，亲眼看见的。 后来我又参加一次“醉游华界”：海军陆战队长，字林西报记者和我三个人。我们到了华界，那时华界军官有命令，凡是武装外人入界，兵士可以开枪，我那天穿的是便服，可是身上带着枪。没走多远，我们已经醉得很了；我们闯进“苏俄奸细的屋子”；我们之中，只我有武器，我就拿起枪向天花板上放。中国军警一忽儿都来了，我无意之中向窗外放了一枪，他们都吓跑了。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说立刻征服了区域的居民。我们就在此地“起造地狱”，一直到天明。苏俄奸细（不知道是那个不□住在闸北的穷俄国人！）真正进了地狱，我们在床生□住一个俄国畜生，他同一个体面的俄国女人睡觉；我们便把女人留下，限那男人三分钟滚出自己的房间。好朋友，我们是醉的，两礼拜来积在心里的闷气一下都发泄出来了。那俄国畜生想了两分钟，最后他就从楼上下去了，原来是俄国赤军或是白党军队的将军。天亮了，我们便回到外国地界，那俘虏倒没有带回来，只带了那俄国人的一支毛瑟手枪和他房间里的一块红布，或许就算是苏联的国旗呢。这块布至今还挂在老闸捕房的墙壁上。 广州正在战火之中，香港正在骚动，青岛是地狱，北京是暴动。那可耻的中国政府不久便要倒了。济南也非常危险。全中国都暴动了！晚上倒也仍旧是老样子。我们汉口分行里的一切职员都投了义勇军，我给他们制了军人制服，不差似英美的正式军队；最近他们也使用了机关枪和手枪铁棍，有十几个人打伤了，后来竟死了。济南我们的分行职员和英国领事馆人的一同准备着作战，有三个月的食粮。广州的分行完全退出，妇女也都逃到香港，男子还留着，准备作战呢。一只美国小军舰昨天受人攻击，不过不久敌人不得不停止放枪，中国南部很有完全赤化的危险，虽然所谓有经验的人几年以前还说中国不会赤化的呢。中国亦许不接受苏维埃的理论，但是很容易排外。中国人本来总是排外的，惰性深重而怨毒深切的。 我们的天津分行，总算是中国国内唯一不参加作战的，因为天津是美英日法意各国驻华军队的总参谋部所在之地，拳匪之后便驻在那地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始终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全国都是各省内战的战场，官僚舞弊怠惰的机关。中国人从不知道爱国，也永世不会爱国爱秩序，只有驻军一法，别无他道。中国的情形是绝不会发生爱国主义的：有几百种的方言，许多愚蠢的乡土观念。可是他们都是东方人，一切性格习惯都是东方的，惰心的，所以他们会联合一致反对外国人——庚子拳匪之乱便是这样一回事，这次他们向上海领事团提出的条件非常可笑，显而易见是精神病白痴的低等脑经里想出来的。去年冬天几万中国人逃到租界来避难，逃避中国兵士的枪弹和刀锋，今年这些中国人却要求收回租界了。他们忘了那时外国人牺牲自己性命以保护他们的好处了。他们要求租界外人应当服从世界上最坏的中国法律。我和许多外国人一样想着中国政府市民和学生的这些混账要求就要怒发冲冠。真是些小孩子！ 既然这样，我自然要毅然决然打破一切中国脑袋。这里外国居民既是少数，应当要果决迅速勇猛的行动，否则便是死路一条。不要犹豫，不要可怜任何人，否则你自己便要惨死。我看见过中国的“寸磔”，把人一块块的切死，我所以准备着杀他们，只要有机会便杀。上海是很不危险的地方，至少我们还能抵御，救兵一到便可上陆。日本军队来此只要一天功夫，救兵是很容易的。日本兵如果能来，他们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可是，来了之后，再叫他们走，哼，你试试看。 老朋友，我下次再写信给你的时候，一定又有许多事发生了；亦许这几天会发生重大的历史上的变动。可是，现在这种情形也会几星期几个月的继续下去。中国的消极抵抗——他们最喜欢玩这种把戏，——请你快些写信给我。很久没有得你的信，究竟我怎么得罪了你，使你这样对我沉默？ 你不要忘了，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再见！ 洛梨，史（密斯）在美国俱乐部上海中国 《五卅凶手之供状》录入后感 萨马斯特 这篇通信是在五卅运动中镇压群众的一个美国巡捕所写，对于五卅运动的描写主要限于他的经历和他自己恶毒的幻想。 在上万群众向巡捕组成的警戒线发起冲击时，巡捕们并没有立刻向群众开枪，只使用了警棍等武器来殴打群众，但即使是这样，这条警戒线始终没有被冲垮，直到巡捕退到了武器库处，他们才开始用枪屠杀群众。这段巡捕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笔者对于群众在游行时的团结程度和勇气的“幻想”。笔者之前认为，如果没有放枪，那么数量庞大的群众应该很容易突破仅仅二十几个巡捕构成的警戒线，即使在放枪后，也能依靠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冲垮没有工事和重武器的警察构成的“人肉防线”。但五卅运动的这段事实让笔者明白了群众并不是像某些文学那样描写得英勇无畏，他们也是普通人，听到枪声就会吓得四散而逃，遭到殴打就会本能地往后退，绝不是没有畏惧和痛苦的机器人，决不能要求或者向群众报以这样的希望。 再就是在社会处于剧烈动荡的时期，要对一切可能的违反规则的事情做好心理准备：在华界和租界边境上局势紧张的地方，有大量当时的中国军队持械驻守在那里，并且接到的命令是持武器的洋人越过边境允许直接开枪。按照常理来说，这种时候不会有什么洋巡捕给自己没事找事去华界。但是这篇日记的作者却大摇大摆地带着枪进入华界，并且只放了一枪就将数十闻讯而来的持械中国军队吓得四散而逃。这很明显已经破坏了帝国主义政权与半殖民地政府定下的规则，但结果却是巡捕什么事也没有。意外吗？不意外，因为在上海，无论帝国主义政权装出怎样文明和善的样子，在事实上，买办政府永远只是一条狗，而对于狗的协议是没有什么实际束缚力量的。同理，无论帝国主义政权装出多么民主多么人性化的样子，在动荡时期，除了团结起来的阶级力量威慑之外，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对一切敢于有一丁点反抗的人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
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启事（1925年6月1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启事（1925年6月13日）公启者：省港工界同胞因愤恨英、日帝国主义者之屠杀我上海、青岛、汉口等处群众，特举行总同盟罢工。现香港罢工工人络绎回国，敝会经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协商，特组织一办事机关，管理招待、募捐、宣传、庶务等项，即由敝会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专司其事。现该会临时办事处设于广州太平南路四十五号海员俱乐部；所有罢工事宜，请与该办事处接洽可也。（广州《现象报》，1925年6月25日）
粤港罢工纠察队奋斗概况（冼一宇，1926年12月1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粤港罢工纠察队奋斗概况冼一宇（1926年12月15日）序昨天湖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总部的同志们说，我所著的《省港罢工经过概况》对于纠察队一年余的奋斗历史，只有附带述其毫末，而并未见详细叙出，此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省港罢工能够弄到英帝国主义每天有七百万元之大损失者，就是在于“封锁港口”的一个重要政策的成绩。所以这个重要政策一年余之经过事实，不但武汉的纠察队及工友们所急欲知其详细，而凡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反革命派等所压迫及摧残的人们，亦以得闻其始末为快！故我只得尽一个整夜的脑力，搜集我所见闻的省港罢工纠察队的事迹，编出这本小册子来，以贡献于武汉的纠察队及工友们。但是，善忘的我，很是抱愧，不能把一年余的奋斗情形，及经过的大小事件尽录无遗，只能把其大概略为陈述，请读者诸君恕我！民国十五，十二，十五冼一宇自序一、纠察队成立的原因自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香港及沙面的工友们愤帝国主义之凶横，就忍不住要起来向帝国主义直接冲锋，于六月十九日宣布大罢工。当罢工正热烈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者在沙面高筑沙包，密布大炮、机关枪、炮舰等，向着沙基的中国民众扫射。这场大扫射比上海“五卅”惨案更为厉害。所以粤港罢工工人，就要准备长期奋斗的计划，以制英帝国主义的死命了。所谓长期奋斗的计划就是“封锁港口政策”。而实行这绝妙政策的主力军非有纠察队不可，所以粤港罢工纠察队就要成立了。二、纠察队的任务但是，粤港罢工纠察队的任务与警察、军队的任务有大相悬殊的地方，因为粤港罢工是与帝国主义短兵相接的，故有许多同志说：“省港罢工是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队。”那么，我们的纠察队同志就是先锋队的先锋队了！其重要如此。则其任务的大概，可以分为五点，详述如下：（一）在各港口驻守及巡缉、截留粮食出口，截缉仇货入口；（二）捉拿奸商、土匪、洋鬼子及破坏工会的一切工贼；（三）护卫罢工中之各办事机关；（四）纠正工友行动及弹压一切纠纷；（五）严整会场及巡行等秩序。三、纠察队组织法纠察队的任务是非常重要，其组织比军警等的组织更要加紧严密。所以罢工纠察队的组织法是这样：一、十人为一班，置班长一人。二、三班为一小队，置小队长一人，司书一人。三、三小队为一支队，置支队长一人，支队副一人，调育员一人，书记一人，司务一人。四、三支队为一大队，置大队长一人，大队副一人，训育员一人，书记一人，庶务一人。五、各大队统辖于纠察总队部（后改纠察委员会），置总队长一人管理之。除了守防外，另设：模范队一大队以纠正纠察队职员及队员等为任务。（即军队中之宪兵）军事训练班一大队其意义是养成班长及队长人材。水陆侦察队一支队专在水上陆路各处暗探有无仇货入口及有无粮食出口为任务。特别队一支队专负各等特别任务。密查队一小队专以暗地调查各机关职员有无流弊为任务。看船队一小队看守执获回来之船只及仇货。训育亭使纠察受政治训练。附纠察委员会组织法：秘书处：批答及保管一切来往案件。训育处：负训练教育之责。军法处：审判罢工各机关职员及工友纠察队等犯法事宜。军需处：管理纠察队一切财政、粮食等。军务处：指挥及分配纠察队工作。舰务处：管理及调遣舰队工作。机要股：专事一切机要事宜。监狱看守所：看管监狱人犯。劳工剧社：使纠察队得正当之娱乐。四、纠察队的训练纠察队的训练，分为两种：一种是军事训练，一种是政治训练。其军事训练由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生担任教授；政治训练则由有政治学识的名人及训育员等担任教授。在驻防的地方，亦要每天上课三次，体操二次。兹将其课程略述于下：（一）军事训练体操、陆军礼节、军纪、风纪、野外演习、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射击法、地操。（二）政治训练帝国主义侵略史；世界革命运动史；民族革命运动史；世界职工运动；中国职工运动；政治常识；工会论；中国民族运动与劳动阶级；工会组织法；社会进化简史；世界政治状况；中国政治状况。以上各课目不过是举其大概，尚有许多革命问题的讲义未及详载于此。五、纠察队之军备纠察队在开始封锁省港的时候，通通都是赤手空拳的，连手锤木棍子都没有。每一个驻防地方，只有由政府派出党军为协助。后来政府见英帝国主义勾结奸商、土匪、不良军队等向我们纠察进攻得太厉害了，才颁发旧式枪支五百根，以作防御敌人之用，内中还有二百余根是残废不能作战的。此后感觉得有枪支没有战舰，对于封锁工作也很是困难，所以复由政府颁发小火轮五只，使水陆得以兼顾。而且这些小火轮是顶细小的，并且又太少了。但是，纠察同志们不以枪支和轮船的设备欠缺为虑，拿起他们勇敢奋斗的精神来，陆续执获敌人战舰共七艘，及犀利长短枪很多，又把政府所发的小火轮改为浅水舰，共有大小战舰十二艘。军备虽不足应用，然以纠察同志们的勇敢，亦很可以抵御。六、纠察队的防线在广东未统一的时候，纠察队的防线仅在广州一隅，东至深圳，西至前山。不久肃清东江，收复南路后，就把防线扩大了十倍，东至汕头，西至北海，蜿蜒数千里，旗色相映，鼓声相接，精神贯彻，声势浩荡。所有防线与广州较为接近者，大约分为七区，与广州相隔太远者，则设立办事处，以解决一切问题。防线之分区，办事处之分段，纠察驻防之分配，兹分别详述于下：第一区：白鹅潭、河南、花埭、芳村、黄沙、沙基等，以三支队驻之。第二区：陈村、大良、容奇等，以一支队驻之。第三区：江门、公益埠、斗山、广海、宁阳铁路一带，以三支队驻之。第四区：石岐、前山等，以两支队驻之。第五区：深圳，东至沙鱼涌，西至宝安、南头等，以三支队驻之。第六区：太平等，以一支队驻之。第七区：汕头等，以一支队协同汕头罢工纠察队驻之。其办事处则阳江、水东、雷州、北海、琼州、淡水等六处。纠察队之多寡，则分别轻重，酌量分配之。七、纠察队之奋斗情形纠察队自成立后，共有人数二千余人，分为五大队，随即派出各地驻守。而且一面防守，一面训练。纠察同志们异常努力，竟把各地港口封锁得水泄不通，而香港已被我们的先锋队——纠察队制服得要绝命了！故英帝国主义痛恨纠察队，认纠察队是他的眼中钉，致命伤，而嗾使其走狗，捏造纠察如何受贿，如何勒索等种种谣言，以图阻止纠察同志们的勇敢和努力；并欲借以煽动无知识的中国人顿起反感，以反对我们的封锁政策。谁知纠察同志们已洞悉这种奸谋，广东人民亦明白这种诡计，所造出的谣言卒归无效，英帝国主义的“铁血政策”因此又弄出来了。于是直接则驱使战舰向纠察队扑攻者有之，间接则以飞机、大炮及犀利枪械给予土匪，使之向纠察队扫射者亦有之，甚至勾结不良军队对纠察猛击者亦有之。总之不论土匪或不良军队及奸商、走狗、工贼等，其背后必有英帝国主义的臭味。纠察队在罢工一年余的战事是很多的，几乎每一个防地都有发生过一次或数次的，真是说不胜说。我只有把几个地方简单的说一说吧。沙鱼涌之役此役就是英帝国主义勾结当地千余土匪，助以飞机、大炮、炮舰等，竟向持区区残废枪械之数十名纠察猛攻。这个时候，纠察队竟不畏强悍，奋勇应敌。正在火线上战斗最剧烈的时候，激愤了当地农民协会，立派农民自卫军帮助纠察队而与土匪决死战。同时政府亦派有铁甲车队为纠察助。纠察队见这两支生力军前来相助，于是大为兴奋，绝不审度自己力量之厚薄，奋勇地向敌人冲锋；不多时竟把千余土匪击退，执获枪支很多，几乎连飞机都拿过来了。是役结果死去支队长一名，纠察队员及农民自卫军、铁甲车队等共死去数十人。这就是英帝国主义勾结土匪向纠察队袭击的事实。中山之役此役就是英帝国主义者勾结土匪五千余众，助以器械，并且勾结当地不良军队为之协助，把纠察队围将起来。纠察队不但不退避，并且冲进敌人队里，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但是，勇敢虽然如此，而区区数十名纠察，怎能够抵敌五千余土匪及不良的军队呢！所以结果不但纠察队全军覆灭，并且连中山县公署都被土匪占了，这就是英帝国主义勾结土匪及不良军队之又一明证。白鹅潭之役此役就是英帝国主义以炮舰偷运粮食到沙面去，被纠察侦悉，迅即上前检查。该炮舰不但不服从检查，并且要向纠察小火轮开炮。我们纠察只有数人，枪支只有二根，这小火轮比较战舰小十几倍，怎样抵得住敌人呢！可是到这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纠察队抖擞他大无畏的精神，不暇思量，骑着浅水舰，挺着残废枪，奋勇地直往前冲，与百余人之英国炮舰战！纠察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策，喝一声儿，就抢进英国战舰去了！洋鬼子见势不佳，纷纷滚下水。结果，还是捉了几个洋鬼子及抢了他的炮舰。后来英帝国主义接到这个消息，登时兽性大发，咆跳如雷，迅即调遣炮舰数艘，把纠察潜水舰围将起来。纠察队绝不退避，竟与数艘炮舰迎战。但纠察队卒因浅水舰太细小，行动不快捷，人数又少，枪械不良，故被英兵夺去所执获之炮舰。纠察浅水舰幸得纠察队猛勇，死力抵御，才得脱险。这就是英帝国主义与纠察直接冲突的显例。其余太平、芳村、前山、淡水及其他各个防地，亦时常发生战事。但所发生的战事，不是以战舰扑攻，就是嗾使土匪袭击；不是煽动土豪奸商造谣言，就是勾结不良军队大施残杀。总之，每有战事发生，必有英帝国主义为之主动。此种事实太多了，不能逐一详述，此不过举出三个地方来，略为叙述，以证明英帝国主义陷害纠察之一斑而已。但是，罢工委员会有时因全盘计划关系，而嘱咐纠察队要严密封锁，有时亦要看情形而避免冲突。谁知纠察队见了奸商、土匪及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时，他就绝不忖度自己力量，如猫儿见了鼠子一般，老不客气，奋勇地争先恐后，向前直扑。队长等遵奉上级机关的命令，加以制止；而纠察队同志说：“我们不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吗？今帝国主义送来打了，我们尚不打他个落花流水，以出出我们肚子里的气吗？”这几个气壮山河的愤慨声，关心革命事业者闻之，亦当为之叹服！更有数事可记者：即国民政府东征、南征及北伐的时候，当未出师以前，我们纠察队听了这个杀贼的消息，大为激昂，纷纷攘臂狂呼，要向国民政府请缨出发，以前锋杀贼为请命。国民政府见其勇敢如此，乃委以警备任务，借以巩固后方。纠察队服从政府命令，努力后方工作。是时广州反动派乃渐行慝窬。还有一件事令人很惊奇的，就是英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式之广东总工会会长陈森，煽动了几个工会，使革命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底下的工会互相冲突，以期扰乱国民政府的根据地——广州。当两方面直接冲突正殷之际，大队军警前去弹压，卒不能制止。后由全国总工会命罢工纠察队前往弹压。谁知老远望见罢工纠察队汹涌而来，就两方通通停着手，惊惶地都问：“来的是军队抑或罢工纠察队？”随即有人应声曰：“罢工纠察。”这四个字还未喊完，那么，就哇的一声，通通的走散了。所以由这点事实看来，罢工纠察平素之勇敢善战，亦可见一斑了。八、结论总之，省港罢工弄到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香港每天要损失四百万元，英帝国主义之首都伦敦每天要损失三百万元，其大半力量在乎罢工纠察队。英帝国主义既有偌大之损失，故摧残纠察队的阴谋，就不断的时常发现了。如直接则调遣战舰，扑攻纠察；间接则勾结土匪及不良军队等，助以飞机、大炮、枪械，而袭击纠察等。但是罢工纠察队当初成立的时候只有二千余人，并且枪械只有五百根，内里废坏不能用者占数有大半；小火轮只得五只，又细小又不够用，故初成立时实甚危险。迨后执获许多枪械及战舰七只，而又因防线扩大，增多纠察名额有一倍之数。现在有纠察五千余人，战舰十二只。枪支虽然执获许多，亦不能每人发给一根，此诚极大之遗憾。假使军备充足，取回香港亦并非难事。故纵观其年余奋斗之经过情形，所得的结论有以下几点：（一）任务之特殊重要，组织之严密，训练之注重等，此是与军警不同之特点。（二）自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人尤其是军警，见了洋鬼子要退让回避。而纠察队见了洋鬼子，就老不客气要扑进前去打他个落花流水的，此是反帝国主义之特点。（三）自封锁港口后，弄到英帝国主义者每天要损失七百万元，至今达到二十万万元了，此是罢工胜利之特点。（四）以少数人及不健全的残废枪械，数目又少，而竟能击退比较几十千百倍数量之敌人，及能够执获其枪械，此是善战之特点。（五）以细小的小火轮，而能够败退及执获比较数倍量大之英国炮舰，此是勇敢之特点。（六）当广州工潮发生最剧烈的时候，大队军警尚且没法能够制止，而闻罢工纠察就哇的一声而自行走散，此是威望之特点。（七）当东征、南征、北伐的时候，他竟请缨出发，以前锋为请命。此是痛恨军阀，并且拥护国民政府之特点。我说完这几点以外，似乎尚有许多特点还要写出来的。但是我实惭愧，思想不灵的我，现在一时想不出来，请阅者诸君，沉思地自己去想来吧！这个报告可算是暂告结束了。还望工友们及各界同胞们，大家兴奋起来，援助粤港罢工，扩大反英运动，把世界的万恶魔王——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反革命派，打他个骨碎肉烂！这是我报告后有所希望于武汉工友们及各界同胞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宣传部印，1927年3月30日出版）
《沙面惨杀案》选录（高尔柏、高尔松编，青年政治宣传会1925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沙面惨杀案》选录《沙面惨杀案》，高尔柏、高尔松编，青年政治宣传会1925年10月·（二）沙面惨案的暴发·国民政府委员对粤港罢工委员会演说辞·（六）国民党对于沙面惨案的表示（二）沙面惨案的暴发庚、英人事后的毒计百出英人对于广东巡行群众，所以敢于无端开衅，大肆屠杀，实预为计谋。他们唯一目的，是想借此引起巡行军士的还击，使双方陷交战状态，一跃而扑［灭］革命政府。那［哪］知巡行军人，都窥破他的阴谋，所以虽手执武器，热血奔踊于忍无可忍的时机下，终于没有还他一枪。但他们的阴谋，并未因此就放手。故当惨案发生以后他们将沙面租界，又加紧戒严。并把白鹅潭河面划为警戒区域，不准我们船只来往，一见华船经过便开枪示威（珠江是我国领域，现竟反客为主，禁止华船行驶，他的蓄意可知）一面又从香港印度，运来大批兵队军械到沙面积极的为作战预备，力向革命政府示威。在香港又实行锁港政策（香港是广州的咽喉，封锁香港，便是把广州的咽喉紧紧握住了）使广州没有粮食等接济，以期逼得广州数十万的罢工工人等，到了无食可吃时，不能不挺［铤］而走险，发生暴动，攻击沙面，他们于此，就得占据广州［。］根本拆下革命政府的台。但他们鬼［诡］计百出，阴谋无穷，近来报载他们又在勾结失意的军阀允以金钱与武器的供给，唆使他们向革命政府进攻。《申报》等上面都有“港督拟密商资助陈炯明旧部，恢复势力，打破粤政府罢工计画［划］，展开局面，”这一类的消息。他们一方又指令他们的新闻社造作种种无稽谣言，以破坏工人团体，外界观听［“观听”即“舆论”］。广州的地位，到了今日，确是危险极了。然而这有什么可怕呢？这不过是表示英帝国主义者的手足无措自速其亡罢了，我们想想前四五年的苏俄不是也处此同样国难的境遇吗？欧洲列强对之施行了经年累月的封锁政策，并不曾弄翻了苏俄的基础于毫末。我们又想到英帝国主义者以前扶植陈炯明，怂悟陈廉伯，指使杨希闵，他们究得了些什么结果呢？革命政府是全国人民所信仰所拥护的政府，在全国人心未死民气勃发的今日，革命政府是决不因英人的阴谋毒计而坍台而倒下的。（辛）香港英人［录入者对本小节标点有所改动。原稿全文为句号。］请对粤宣战之原电抵制货品航轮后英人大受损失不平等条约可为压迫中国之护符侨港英人。（念五）下午五点一刻钟，在大会堂戏院，举行公众大会议。公决拍发致英首相鲍尔温电文一通，请求对粤提出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下同］。该电经修正后始发出。今将开会前所拟就之原电，译录于下。本港为英帝国之重要部分，港督前从大会之请，曾将七月二十七号大会一致通过之请愿电文，转达政府，未获收效。今请首相设法，使下列中英两国之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及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之条款，得以切实履行。该条款如下。（一）《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英国人民与其眷属及所设行店。当准其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五处居留，以经营商业，不得有所骚扰或束缚。（二）《南京条约》第四款。规定英商得住在其所居留之各商埠，与其所悦意之人通商。（三）《南京条约》第十款。授权各英商之货物，准由华商运往各省及中国内地各城。（四）《天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将汕头及其他南方口岸开放，俾为外人通商之用，并规定英人得与其所悦意之人通商。英人船只货物，得来往自如。以上各条款之行物实为本港商业兴盛之必要。盖广州乃南华英人商业之主要门户也。目下广州政府，非依附北京中央政府，成立未及三月，直接及单独担负截断省港（直接或经由澳门）轮船交通之责任，并担负抵制广州及南华各口岸英人英轮及英货之责任。广州当局且明白宣布，决意施用其权力所及之各种方法，摧残香港与其商业及兴盛。一九二四年，各种轮船出入香港者（小轮在内，七十六万四千四百九十二艘，共五千七百万吨。自本年七月一日罢工以来，每日出入香港之轮船，约三十四艘，共五万五千八百一十九吨。同时每时停航之轮船（省河轮在内）约七十三艘。其中英轮占四十五艘。最近广州当局关于沿海航业之宣言，谓英日轮除外之任何国轮船，若不到香港者，可来往广州口岸。此举尤足以损害英人航业。此宣言实公然与英国作敌，及立意破坏中英条约。其效果则省河之线，完全不能途经香港输出。而英国疋头［“疋头”即“纺织品”］亦完全不能输入广州及内地。致令本港中英商民与阑加省约克省之出口商业，大受损失。且更足以增长英国之失业人数及停闭工厂多所也。省港问题，与中国别处问题，截然不同。盖广州不承认中央政府而背叛之。北京所开各会议，讨论关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种种问题，皆不能稍有助于本港之急需。若延迟直接对付广州，本港惟有日蒙损失而已。使［假使］英政府延迟其决断之行动，将来所遇之问题，较现时所遇者尤为大也。倘现时从速动作。则本港海陆军，容易置定友谊的华官于广州以代现在广州握权之人。如非与中国宣战，只驱逐最近在广州得握统治权及以暴力排英之赤党员而已。且此种干涉，将得在广州彼［被］压迫的华人之满意。本港凡属英籍居民。固有当得英旗保护以履行中英条约之权。且本港于二十五年内，捐输国防费甚巨，曾得有请求英国保护之权。本港捐输国防费，不下四十九兆元。而一九二四［原稿为“一二四九”］年，捐款最多。是年实募四百二十五万元，而本港亦视此为保险费，以获得中英条约所赋与的权利之保护力也。故本港居民闻公众大会议，要求英政府，立即致哀的美敦书于广州政府。（一）完全遵照中国列强间之条约条款，恢复羊城为华人与订约外人之通商口岸。（二）将羊城及广东之俄人，尽数驱逐出境。（三）将名为黄浦［埔］军官学校学生，实为俄人训练之军队，缴械遣散。其非属粤人者，则发回原籍。（四）停止抵制英货。（五）停止排英之宣传。并声明如不照行上述各条件，则英海军将完全封锁广州及其临近之海道，及施行其他属于必要之行动。哀的美敦书，应叙明羊城须设立遵守中国与列强所订一切现有条约之华人政府。大会一致意见，以为上述为唯一有效之方法。以恢复省港南华间之交通及商业，与免除香港及南华通商口岸英人商业之经济败坏云。（壬）英国万不可对粤宣战［录入者对本小节标点有所改动。原稿全文为句号。］西报论粤港间之危机……谓若果出于一战必致引起全世界之爆发……列强间必有冲突……望希美国出而调停大陆报社论云，据路透社电告，香港英侨于星期三日开大会，决议请英政府以最后通牒致广州，并要求六条，其声势无异宣战。夫使英政府果听此要求，而与广州宣战，战事果能限于该区域，仅为广州人与英人间之战，则开战亦佳。盖因往往有一种时局，严重至极，非战争竟不能解决也。但此种战争果开，决不能为一地方的，势必蔓延全中国，最后将致俄人加入战局。俄人既加入，日本亦必入。俄日中英之战局既成，俄边之波兰诸国必乘机攻俄，此导火线将引起何种大爆发，无可预言。夫世界现状，断不能遭受此种大冲突。即退一步，谓其事可以仅仅限于对中国之干涉，则据军事专家言，至少须用军队二十万人。又必须控抵两国自五年以至十年。在占领期内，列强或能实施改良运输，并一切组织。其效果可使中国之发展缩短五十年。但如此办法，势必引起列强间之冲突，造成第二世界大战，代价太巨，殊非上策。故积极言之，战事必不可有，但仅言不战，并不能止战。近来世界大部分之人心激昂已甚。两方之人，每以为与其相持，不如一战。仅就广州而论，广州与□［应为“香”字］港间恶感酝酿已久。粤局最不良之一幕。为与俄赤党联络。粤人之用俄员，纯为窘迫香□［应为“港”字］之英人。此乃一严重之事。且构成中国对华会协约之一种破坏。反之，香港对南中国希望之态度，最使该方面华人愤怒，亦无疑义者也。总之，今必须觅一方法以免战争。此并非□［疑为“因”字］局部的战争非一佳事，乃因此项战争决不能限于局部，势必使他方面加入，而造成不可思议的恐怖之结果也。为今之计，调停最为急要。美国现有自居于对华事情领袖地位之倾向。在逻辑上自应华盛顿方面有所举动。美国舰队现正停泊南洋，若为和平起见向粤港方面一游，于事似属有益，但不论所用方法为何，必须迅有所措置。否则恐急躁短识之徒，将促成一种最后结果不堪设想之时局也。（癸）国葬死难烈士这次死难烈士，都是为国牺牲。革命政府为永志纪念起见，特由胡大元帅汉民下令悉予国葬。这明令说：「此次民众对于五月三十日上海惨杀华人案，愤帝国主义之凶暴，痛国本民命之阽危［“阽危”即“危险”］，为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作极有秩序之大巡行。乃帝国主义者，竟施行极凶残手段，用机关枪大炮扫射，遂致死伤及被水溺毙多人，是真能本民族主义，而为救国之热烈牺牲者，著广东省长査明此次死难之人，悉予国葬，迅即择地举行，以悼国殇，而示纪念。六月二十七日。」各界对外协会，现在已另设国葬死难烈士筹备处办理各种国葬事宜的筹备了。（以上录入第21-31页）国民政府委员对粤港罢工委员会演说辞［录入者对本小节标点有所改动。原稿全文为句号。］十四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招待各界。是日国民政府委员会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均有演说词。颇关重要。兹录如下。胡汉民演词今日蒙省港罢工委员会招待茶会。兄弟因事迟到。今兄弟代表国民军政治委员会，将政治最大事情，拿来向诸好报告一下。政治委员会，乃是国民党最高的政治机关。这政治委员会成立以来，所讨论的问题最大者就是对外。对外的事件就是罢工。何以我们如此重视罢工？因为这次罢工，我们民族能够振奋与否，于此足以觇［“觇”即“窥”］之。此罢工运动实为中华民族之寒暑表，其热度之升降，由此可以表现。此种伟大之民族运动，不惟中国人民皆知，即世界各个民族及各国政党，亦非常重视此事。吾所以谓关系吾民族前途甚大也。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因此事曾经议决，认此次罢工运动，应放在任何问题之前，政府当用全力援助，使达到最后之胜利。此乃政治委员会对今次罢工之大略意思也。政治委员会乃系代表吾党内政治最高意义，此种意思，兄弟曾数次在工人代表大会报告。今日乘各界叙会之便，故再向诸君略述之。现在北京帝国主义者公使团对于惨案交涉所持之态度，即推诿与图赖——诿即诿谓交涉全权要听各该国政府训令，赖即赖我们首先开枪。彼谓中国人如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必须经过华府会议然后可行。从此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的态度。因为看见我们民族奋斗的精神，已经转出缓和态度。这种状况可分好的和坏的两方面看。一方面想先把我国内一切的危险免除，如经济绝交。一方面故延长时日。使我国民气逐渐低减。这个时候，然后才与北京的所谓外交家谈判。彼即易取得胜利。如最近六国使团有再派员调査沪案之议。这就是延宕政策。（中略）这几次惨杀案发生后，不独是本党用全力帮助民众运动，就是耳目绝不关心民族解放的全国人民，和那不知道民族主义是什么之官僚军阀，亦非常愤慨。可知关系一民族运动的大事，凡是中国人都非常重视的。我们应该认定民族解放运动即国民革命，无论男女老少、工商学军阀官僚也要不分畛域，激发本人良知，一致共同奋斗。如此，最后胜利必在我们无疑。我们有了此种民族精神，可以使世界各界服折，而容纳我们这种正义人道的要求。其意义既如此重大。我们尤其要努力，使无些少瑕疵为彼帝国主义所借口。我们须知道，帝国主义者向我进攻，不是直接的，只利用已成或失败之军阀做他的工具。都是这类利用以“中国人杀中国人”的一种毒计。但我们不必畏他的工具，因为向来勾结帝国主义之军阀终失败，因为他没有民众势力来做后盾。现在与帝国主义结勾［勾结］，虽能混战若干时，苟延残喘，但这种勾结被民众认识后，即为俗语所谓“通番卖国”，必为民意所倾覆，故政府尽力援助罢工对运动，就是反此种勾结之工作。尤望我们做此种工作的人，必须有自信力，以期收完满效果，使外人折服。此即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所期望于诸君也。廖仲恺演说各界诸君。今日蒙罢工委员会招待茶会，而各界又欢聚一堂。兄弟非常荣幸。今次罢工运动在广东做二个很［疑为“根”字之误］据地。罢工运动里头是有绝大意义的。诸君都知道这回罢工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此种政治罢工最大目的就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此种运动差不多是全民族的伟大行为，所以很希望工人和商人相需相助不可分开界线，然后乃得完满效果。这次既然是为国家奋斗的罢工，如果罢工失败，即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失败。如果能够达到目的，不只工人胜利，就是全民族的胜利。我们知道现在我国所吃亏的，就是教育、工业、商业不发达。但不发达的原因并不在国家秩序不良，和盗贼干戈。这些枝枝节节的问题，不是中国各种事业不发达的总因（中略）中国民族在国际间地位，在中古时代、商业革命以前，不过受条约上的缚束。这种现状，不只中国，即各国或因战败而被迫订此种不平等条约者，亦所在多。但自中世纪以还，机械工业发达后，中国就加多一层政治束缚。因为时代的关系，由不平等条约致到经济侵略，由经济反响到政治束缚。迨直至十九世纪末叶，即近数十年间，中国受外强的压迫，更加紧要。即所为［谓］新帝国主义。这种新帝国主义与旧时中世纪的不同。新帝国主义里面就是银行团。银行团操纵全世界权威，此所谓为帝国主义最妥之形式。新帝国主义就根据不平等条约是做护符。从此入手，驯至国民经济受他大束缚。如果此种国民经济束缚不解除，无论有什么方法都不能使中国各种事业发达，只有无形中阴干而已。在此种情况之下，非谋解脱此种束缚不可，夫然后可以取消不平等条约。国家农工商教育诸事，乃可由发展。故我们此次政治罢工，必另谋经济发达的条件，做成一个新局面，广东乃有独立可能。今日趁这个茶会顺便与诸君讨论讨论。伍朝枢演词今日省港罢工委员会请各界茶会谈话，乃一件极应该的事情。这个茶会与寻常酬酢不同，盖能借此联络，可以使各界明了此次罢工之重要。香港和广州的工人罢工，已数见不鲜。但前者都是经济的。至于这一回呢，大家都知道是工友们因惨杀案愤帝国主义残暴，所以罢工抵抗。这种罢工并非为工人本身利益，乃系为全民族奋斗，所以借今日茶会可以表现出来。此种抵制方法，乃近代国际战争之一种。从前国际战争，只利用武器。近代因为科学发明，已经加多此种斗争方法。今回省港罢工，即是对外战争。罢工者，即是前敌的战士。现在我们和英国已经在交战状态了。这种利用经济力量来战争，其效果迅速于兵械战争，因为以兵械同外国打仗，只限于十万或数十万的军队。但经济战争，无论男女老少，皆可各人尽力帮助。不必赴前敌打仗。但求各人尽力于此种工作足矣。今罢工工友，因为经济战争而牺牲一切不顾其他，我们认定他是阵上的敢死队，不是为私人奋斗的。其工作既如此可敬可爱，我们是应该作壁上观吗？我想凡是中国人都不会如此的，如果我们明白得今次经济战争失败，即无别种武器可图存。（六）国民党对于沙面惨案的表示甲、国民党对于沙面惨案的要电二十三日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于当晚发出通电，一方报告惨案经过，一方宣布所持态度。原文如下：「本日十二时，广州工人农民商民大中小男女学生，及军官学校学生，齐集东校场，开上海惨杀事件追悼大会，通过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案。该决议案系指明此次上海事件之所以发生，由于中国受种种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故以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根本解决之方法；希望国民一致督责政府，迅速实行。当时群众以满场一致，通过此议决案，即从事巡行。其所持之标语，皆以此议案为中心，而巡行秩序，亦务求合于此次议案之精神，和平肃穆，绝无可以引起误会之处。不料于三时十分，行经沙面对岸，突有沙面外国兵，发枪向群众射击，继以机关抢扫射，又继以外国兵舰之大炮，事起仓卒［即“仓促”］，路狭人稠，以致死伤枕藉，现时所知巡行群众死伤之数，已百余人，其中有女童及学生路人，为流弹所毙，及被挤落水者，尚不胜计。群情痛愤，已达极点，自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惨杀事件发生以来，汉口租界等处，对于上海被惨杀之同胞而表同情者，莫不遭帝国主义者之同样惨杀。广州此次巡行群众，所经行地，与沙面尚隔一水，且租界闸门紧闭，绝无阑入之虞，乃沙面外兵竟向在内地巡行之中国民众肆行射击，所多杀伤，较之上海汉口租界事件尤为暴戾。本党兹已组织调查委员会，对于此次事件，为严密之调查，并已决定对于此次事件，不依恃武力，及其狭隘的复仇手段，而惟以平和正当方法，进行原有之目的，即取消不平等条约，是所望全国人民一致努力，以期贯彻，各国人民对此事件，亦当主持公道，盖凡自命为人类者，必不容此等惨杀事件继续发现于世界也。特此宣言。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三十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乙、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激昂自沙面惨案发生后，广州方面的国民党党员，皆目睹惨状，莫不群情激昂，愤不欲生。广州市党部因于二十八日在广大礼堂，召集全市党员大会，到会者数千人，由孙哲生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后，即由外交部长伍朝枢报告关于沙面惨案前后的经过及政府交涉的的方针说：「二十三日英法兵惨杀群众案，非常痛恨，其情形各同志想已知道，本党为欲知此案详情真相，故有调查委员会之组织。此会中有外国人，如美俄德等国领事均参与，盖系表示公开调查，公平办理此案之意。据查现在所知，死者已在百人以上，情势重大，远过于上海、汉口、青岛、九江等处。政府对此事，当然以强硬态度而办理之。现将交涉经过情形，为同志说明。事变之先，沙面外人以为我巡群众将攻击沙面，英领事二十二日由邮致我一函（此函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半到）亦说我群众将有大牺牲，以广大之学生为中坚，请我设法转圜［即“挽回”］。但我二十三日在东校场演说时，已说明非反对外国个人，乃反国外人在中国利用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制度。是日政府当局，非仅对学界如此表示，对工农商军各界均如此表示；且是日巡行秩序非常文明，沙面外人，亦承认之，现在英法方面，反谓我巡行群众，先行开枪，此事最易驳覆。就以外人所知者言之，査是日巡行群众，先行者有六七学校，次为岭南，距离武装学生军致［至］少有数丈。而各校学生死者甚多，岭南死者，教员学生亦有数人。假令我方开枪，如英法领事所云，开枪至百余响之久，何以学生尚不走开？何以武装学生军，不俟学生散开，而施行攻击，反先牺牲巡行群众，而供敌人射击？此可证明英法兵法［多个“法”字］开枪之强有力证据。各方均有一致之报告，此事以沪汉青［即上海、汉口、青岛］为同样之行动，就是帝对［“国”？］主义者之行为，就是有不平等条约之结果，非广州局部之事，乃全国之事，政府对此案经向有关系国，为数次之正式照会，以为此案应由英法两国完全负责，并提出要求五项：（一）有关系国派大员向广东政府正式谢罪，（二）对伤毙人民负赔偿责任，（三）惩戒有关系长官，（四）除交通必需之舰外，驻粤外舰一律撤退，（五）收回沙面。此项抗议，系由广东交涉员奉政府谕令照会英法领事转达英法两国政府办理。因英法领事不配直接交涉。此为广东方面目前提出之要求。但根本之图，要在追究外国人何以能在中国有权发令开枪屠杀中国人，其要因在中国因有不平等条约之制度，故非根本取消不平等条约不可。政府对此案，决不取示弱的态度，方能对得住死伤者，及广东人民，全国人民。我政府力量虽有限，然人民之力量最强，政府只能代表人民说话，望人民力为政府后盾。最后尚有为诸君告者，外人阴谋，不可不注意。所谓外人阴谋者，即外人常欲借端派兵占领我国国土。所以吾人而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以杜其借口，彼既无所借口，该政府即欲派兵压迫我国，则彼国反对党政府亦起而革命。现在我国民智已进步，非三十年前之可比，万不可取仇外之手段。继之吾人所反对国［疑为“外”字］人乃反对不平等条约下之制度。明白此理。力为政府后盾，此案必有良好结果，愿同志勉之，」次由孙哲生先生报告，谓政府交涉态度已由伍部长说明，中央党部对各国所取态度，亦有宣言。现在吾人应对帝国主义者为经济上之绝交，中央党部政治委员会已拟定十项办法，交市党部执行，请同志注意实行。其次汪精卫报告说「六月念［疑为“廿”，下同］二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卅案发生后，汉口、靑岛、安东等处，外人相继杀戳我华人，其原因由于不取消不平等条约之故；但不平等条约之取消，总理北上时，极力主张，且向段祺瑞提出，如能一致作不平等条约取消之运动，才可加入合作。其时段祺瑞因欲公使团承认其为临时执政，故对于总理取消不平等条约之主张，未表赞同。总理遂亦不与之合作。此次惨案既由不平等条约之不取消而起，则我国民当群起作取消不平等条约之运动，继续总理遗训。自念三日沙面英法向我群众屠杀，比前更烈而国民何以仍主张和平解决？须知此次所谓和平，并非怯懦苟且之和平。当日巡行，我确无开衅之意，如有意开衅，何致是日尚使男女学生参加，列作前排。该案发生后，我须仍守镇静态度，乃使衅非我开，及帝国主义者之残暴，为国人及世界所共见。倘英法再恃蛮挑衅，比二十三日之惨杀更剧，则吾人不能不以相当之方面对待，虽至流血牺牲不惜。故此次所谓和平系有目的的，有步骤的。我国民只能坚持到底，深信英国内部不俟我反抗他，而他自己之属地，如印度等已起反抗而瓦解矣。又现时北京政府向各国公使提出修改条约，此亦等于与虎谋皮，决不可能之事。民国八年及十年，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已提议修改，而今有何结果？可见我国民当一致作取消不平等条约之运动。虽然凡取消之事，系对方之意赞同，然后发生效力；此不过对平时国际公法而言，若遇必要时，事实上非取消不可，则当不能相同并论。如从前俄国取消德国条约，当时亦未得德之同意，今我南京及天津条约，一则距今六十余年，一则八十余年，相距如此之久，情势已发生极大之不同，该不平等条约，万难适用于今日。甚望我国民下一决心，非达到不平等条约取消之目的不止，则无有不可为。从前以七十二烈士，可以打倒数百万之满人，今日我四万万同胞亦能联合起来，打倒英帝国主义。」报告后，主席提出以后如有党员不遵守日前经济委员会所以议决，对于英法经济绝交的十不办法，一经査出，即将开除党籍，当由全场一致通过。以后陈其瑗提议将沙基那路请市政厅改为六月二十三路，亦得全场表决。最后由上海赴粤代表报告毕，始行散会。（以上录入第86-102页）
刘达潮：回忆香港大罢工前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回忆香港大罢工前后刘达潮海员1911年，我在九龙登上英国昌兴公司的“日本皇后”船，当了学徒。“日本皇后”船上有几百人，分成很多等级，我们海员什么事情都不能由自己作主。直接管我们的人是中国工头，工头上面是西人（英国人）管事，管事之上是英国船长。每天，西人管事和船长来检查工作时，我们真是提心吊胆，连香烟都不敢抽，稍不如他们的意，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每天累死累活的要干十一个多小时的工作。我们几个海员凑到一起，就悄悄地议论：“什么事情是我们自己能作主的呢？”“什么也不行，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做主的时候啊！”有人悲观失望地说。“有一样我们自己可以作主，那就是——跳海！”上船还不到二十天，我就学会了赌钱、喝酒。说起来，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奇怪，世界上竟有让人学坏的规矩！可这是事实。海员弟兄们诚心实意地劝导我，要我学赌钱、喝酒、抽大烟。他们说：“兄弟，你既然上船来了，胳膊就拧不过大腿去。赌钱、抽大烟，这是规矩，两水不抽又不赌，就要被开除的呀！”工头知道我还在犹豫，每次见到我，直对我翻白眼。我明白，再不抽不赌，就要砸饭碗了。我只得下了决心，先试着学抽大烟。抽大烟的地方，是工头专门设置的一房间。我头一次走进去，就闻见一股子怪味，还没有抽两口，就呛得受不住了，脑袋嗡嗡叫，心里直恶心。我托了个词，急忙走出房间。不行，这一行咱学不来，还是学赌钱去吧。赌场就在饭厅。虽说是天天吃饭的地方，这时却觉得生疏、可怕，浑身紧张。一个正直的人，谁不愿意向上，谁不愿意往好路上走？可是，我明明知道这是一条邪路，是一条危险的路，也得硬着头皮走下去，心里怎么不难过呵！本来就很微薄的工资，经过船长、西人管事和工头的克扣，再经过抽赌，结果一扫而光，回过头来，还得向工头借高利贷。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呵！好心的弟兄们为了我能够养家湖口，生活下去，就教我各种走私的办法，偷运大烟土。自然，这是更危险的事情，一旦被查出来，轻则受罚、开除，重则坐牢。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死亡在逼迫着我干呵！海员工人俱乐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海员们的思想活跃得多了。时常三三两两地背着英国人，背着工头，悄悄地议论。有一回，我听见几个海员背地议论着什么，有时兴高采烈，有时却又咬牙切齿。细一听，也不太懂。他们说什么“苏维埃”、“列宁”、“工会”。可是，看得出来，这些名词很新鲜，给了海员们无限的力量，他们说：“兄弟们，我们也应该这样——成立工会，自己当家。”听到他们说要自己当家，我情不自禁的笑了，倒不是为了海员自己能当家而兴奋的笑，而是笑弟兄们尽瞎想。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世界就像迭罗汉似的，人压人，一层压一层，工人是被踩在最最底下的，怎么会让工人自己当家呢？八九年以前，我一上船的时候，你们不是给我说这个世界就不是工人作主的世界吗？我就问他们：工人当了家，那上面那些英国船长，管事，还有工头靠什么生活？他们愿意吗？“兄弟，”有的海员给我说，“难道你愿意这样下去吗？”“当然不愿意。”“那就得想办法。”当海员的有个好条件，能有机会到世界各国去，别人只能听说的事情，海员会亲眼看到的。有的海员（别的船上的），到过苏联，见到过那里的工人生活，他们回来说，苏联工人能自己作主了，没有把头，工人不受压迫，也不受剥削。那里，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权都是专为工人农民办事的，领导人的名字叫列宁。苏联的海员也来过，这更是许多海员都见到了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我的思想开始活跃了，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点希望了。不久，船上组织了俱乐部。俱乐部就设在工头为工人们设的赌场。大家选我当了负责人。海员们自己凑钱，买了些书、报，又买了些药品，（船上有英国医生，但是中国海员不愿找他看病。）还组织了剧社。俱乐部的设备虽然十分简陋，可是受压迫的工人，看到有了这一点可以供自己活动的地方，那真是高兴啊！一有空就来玩，看书、看报，有了病就来取些中国药治疗。我记得，剧社第一次演剧，就挣了百多元钱，（我们这客船光一等仓就能容三百多客人。合计起来，最少七八百客人。）俱乐部决定：这些钱，都归海员大家伙，谁有了困难，就可以拿这钱救济。说也奇怪．从有俱乐部的那天起，海员们，谁也没有和谁商量，就都直起腰杆来了，都觉得自己长高了一点。同时，工头们在自己眼里也不那么可怕了，他们也不像以前那般神气十足了。有一天，工头照例催逼着大家去赌钱，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弟兄们，今天我们不赌钱！俱乐部要排戏。”“好啊，不赌！”大家齐声欢呼，把海浪的声音都压下去了。眨眼之间，工头不声不响地溜掉了。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海员们这样齐声大喊，第一次看见工人说了算；也是第一次看到工头害怕工人的狼狈样子。支援“满提高”这时候，在其它船上也成立了俱乐部，酝酿着要成立工会。香港政府一听“工会”两个字，就不乐意，不让成立工会。没奈何，工人们就组织了“中华海员慈善会”。英国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满以为现在的海员工人和过去差不了许多，可以随便使用和摆置他们。1920年冬天，他们要实行包工制了。包工制一实行，全体工人就等于是被大包工头所雇用了，他不让谁做工，谁就得失业。包工头们只对帝国主义轮船公司负责，对资本家有利，可是工人头上却增加了好几层大山：总包工、一包工、中工头、小工头……。包工制的第一桩事，就是每个工人每月得向大包工交两块钱，其他各级工头，当然也是靠剥削工人工资生活，他们剥削你的钱，也用不着你去交，反正工资是得经过大包工扣了以后，才能到工人手里的。有一天，一个叫做谢诗平和一个叫做王德轩的人，来到了我们“日本皇后”船上，要推行包工制。可是这些家伙并不知道中华海员慈善会己经走在他们前头，“日本皇后”的海员已经有了准备。原来，“满提高”船二百多工人，都被开除了，因为他们全体一致不服从包工制，慈善会同工人们一起，去找了英国轮船公司。可是英国人说：“去找王德轩吧。开除谁雇佣谁我们不管了。我们是只要有人给干活就行。”慈善会就和工人们找王德轩讲理，没想到王德轩和谢诗平却说：“两块钱还多么！这不过是手续费。”这一下简直把工人都气炸了。于是，慈善会就通知“日本皇后”船的工人们说，我们要支援“满提高”，都给他来个不干活，看他们怎么办。我们全体工人一致响应，他要实行包工制，我们就不干活！这时，谢诗平和王德轩在“满提高”上打了胜仗，得意忘形地朝“日本皇后”走来，一前一后，一个胖一个瘦，都弯着脖子，舔着肚子。工人们本来就对这些家伙没好感，加上他们又开除了“满提高”二百多弟兄，还要把包工制搬到我们船上来，海员们怎么能不愤怒呢？那两个家伙上得船来，就宣布要实行包工制。我们好几百海员一致回答：“我们不实行！”两个家伙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们大家放明白点吧！”“不实行又怎么样？”“和‘满提高’一样对待。”“和‘满提高’一样对待？”我们故意问，“怎么对待呢？”“限你们一天答复，如果明天还不答应，就宣布你们全体被开除。”一听“开除”两个字，工人们的怒气再也按不住了，一涌而上，用拳头向这两个家伙开了火。霎时间，只听得他俩呀呀乱叫，刚才那股威风劲儿不见了。十几个英国人连忙跑来阻止，同时扯下了报警旗。不一会儿，巡捕也奔到船上来，他们并把船长也请了出来。王、谢二人刚才被工人打得已经有点六神无主，这时候，一见他们的主子们到来，以为有人撑腰了，就嚷嚷起来同时用他们的爪子乱指乱点起来：“是他打我！”“是他打我！”全体工人都挺身而出，一齐喊道：“是我打的！”“我们反对包工制！我们现在停工不干了！”这两个家伙，这帮子带枪的巡捕，连这群帝国主义分子，在我们工人面前退却了。包工制和包工头一起碰了大鼻子。要知道，我是俱乐部的主持人，并未布置打人的事。一打了人，大家也都知道出了事了，打了别人不要紧，打了这两位香港大名鼎鼎的英国人的爪牙不是开玩笑的，于是我们都准备被开除，不干了，大家很齐心。没想到第二天，工头们请我们来了，他们代表公司说：“日本皇后”是客船，用新工人是不妥当的，为营业计，要求工人复工。包工制可以不实行。”我明白了，原来团结最要紧——帝国主义就怕这个。第一怒涛“满提高”工人一听到“日本皇后”船海员的胜利，就同慈善会一起，再次找公司讲理。英国人耍赖说：“不是我们开除你们，是你们不干了。”他们还冲着慈善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是慈善会，这又不是慈善事业，你们管不着。”不仅事情失败了，很多工人还怪“慈善会没有用”。但是我们并未因此停止斗争，而且要成立工会——这已经成了大家一致的奋斗目标，因为海员们都知道，在西欧各国，工人都有工会。1921年3月间，工人们所渴望的工会成立了，这个工会就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时，我在“俄国皇后”船上工作了，船上的工会一成立，我就当了“俄国皇后”船上的工会支部主持人。“工会”，在我和工人们的脑子里越来越形成一股力量了。工人一有什么事就说：“找工会去。”大家把工会看成了自己的组织，都依靠它、支持它。海员工会总会领导着工人们，在别的船上进行了多次小规模的斗争，得到了胜利，更是鼓舞人心。工会会员越来越多了。工会提出了增加工资，工会有支配工人（介绍职业）权，工会有在签订雇工人合同时派代表权等口号。正适合工人们的心思。工会提出，为实现这些条件，准备举行大罢工。工会第一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是9月间，资方不答应；11月间，第二次提出增加工资，资方还是不答应。到了第二年（1922年）1月，工人们忍不住了，工会就向资方提出，在二十四小时内如果不答复，就开始罢工。这时候，“俄国皇后”船正在往渥太华的途中。回到半路上，我们接到指示，要我们船抵香港后就立刻罢下来，并且说香港已经罢了。我们立刻开会讨论。其实，根本用不着讨论，大家的心思是一致的。我们一到香港，就知道海员工会已经被封闭了。当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组织的时候，斗争来，斗争去，就是为了争个组织，有了组织就像有了家一样，哪次出海回来，我们不是立刻就到海员工会去呢？可是这一次，没有家了，无依无靠了。我们正发愁的时候，没想到海员工会的同志忽然来接我们了。我惊喜地问他：“不是封闭了吗？”那位同志笑着说：“封不住的。他只是把门给封了而已。”工会想的非常周到，为了使帝国主义在罢工后找不到人，早在广州作了安排。当时，工会给我们发了火车票，第二天，我们就来到了广州。香港政府看见工人都坐火车到广州来了，就匆忙把火车停驶了。他们以为这办法满不错。可是在我们后边来的工人，就冒着雨，步行着赶到广州来了。我们在广州，有吃处，有住处，大家团聚在一起，看香港政府的热闹。紧接着，全港运输工人举行了同情大罢工．罢工的声势更加浩大了。香港已经成了孤岛。这就是著名的我国第一次海员大罢工。邓中夏同志曾写道：“1922年1月起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香港海员大罢工是高潮的第一怒涛……。”海员工会万岁！在罢工的初期，香港政府就把大炮开到海员工会门口，将海员工会的牌子摘去了，工会的一切东西也都抢走了。以“海员工会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为罪名，封闭了海员工会。他们未料到海员们对工会这般拥护，形成骑虎难下，又深恐其它产业工人相继罢工，很愿意和我们谈判。来和海员工会谈判的是一群洋奴。觉悟了的工人们，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恢复工会。不然，既不复工，也不谈判。洋奴们说，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是得把招牌上的字去几个，或是加几个，因为“这是香港政府煌煌文告宣布封禁的，原封挂起来就影响政府的威信……。”海员工会的代表们说：“工会的招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个字也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减，而且是就要原来的那一块牌子。”洋奴们碰了鼻子，香港政府没办法了，就派了香港地区教会的头子……耶稣教的会督出来收场。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香港最宽最大的一条马路——电车路上挤满了人，交通堵塞了，电车停驶了。——海员工会原来就设在这条街的一座楼上。十多万海员工人围聚在那里，鞭炮声震天震地，——在平常，响鞭炮是犯法的。百多个警察也前来“维持秩序”。这时，两辆大汽车从人群中慢慢地挤过来．车上放的是海员工会的招牌，和工会原来的一切东西。一个穿着黑色教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外国人，从一辆小汽车里走了出来。这就是香港政府派来给工会送招牌的耶稣教会的会督。工会的牌子在十来万人的掌声中，欢呼声中，和在无数的鞭炮声中，徐徐地升了起来。“工人万岁！”“海员工会万岁！”喊声和鞭炮声，震动了整个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几个大字，在大楼上放出光芒。和许多工人一样，我大清早跑到这里来，直到天黑，整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也没有觉得饿。兴奋地站在工会门前的大街上，久久不肯离去。苏兆征苏兆征这个名字，在第一次大罢工以前，我们就常听到别人谈起，都说他领导罢工有办法，在工人中很有威信。第一次大罢工时，我从香港来到广州的那一天，就听说苏兆征也在这里。他是我们罢工委员会的总务主任呢！我们几个人就商议着说：“咱们去拜访拜访他吧！”那时候，谁也想去看看他，都觉得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同时，我们还想去打听打听，他是怎么领导“泽生”船罢工的——“泽生”船的工人弟兄们是第一个罢下来的。可是，谁都有点怯场，心里在嘀咕，要是人家不见咱们呢！或者对我们不热情呢？到了晚上，我们六个人才抱定决心要去看他。第二天，我们就去找他。他的办公地址，是在珠江上的四柱大艇上。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看他是个平常的海员，就打消了一半顾虑。进门的时候，我们稍稍谦让了一下，他就不由分说，把我们一个个推到屋里。这一下，我们一切顾虑都烟消云散了。苏兆征约莫三十多岁，中等身材，有点瘦。两只眼睛很红，大概是熬夜熬得太厉害。一说话，就习惯地用左手不断地摸他的两道眉毛。说起话来，显得很亲切。我们问到他“泽生”船罢工的情况，记得他说：“我们斗争，是因为我们受压迫受得太厉害，要想不受压迫，就得斗争，这就是出路。”他还说：“少数船罢下来不行，大家能这么一道罢下来，英帝国主义就没法办。”临走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不达到目的，我们决不收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苏兆征。罢工临结束时候，陈炳生因为私人犯刑被抓了，管财政的秘书翟汉奇就想混水摸鱼。苏兆征这时候当了代理会长，他真是铁面无私，非让翟汉奇把帐交出来不可，这家伙推托说，到了香港再交。苏兆征一猜就猜中了，这家伙一定是想偷跑，就坚持让他交，结果这家伙还是逃跑了。一到香港，苏兆征就又要找翟汉奇斗争，结果他投靠了香港政府。苏兆征就召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翟汉奇出工会。后来工会的经费困难了，苏兆征就跟大家商量，我们自己来解决。海员们都赞成。十大总统船四大皇后船都鼎力支持。演剧、募捐，集了很多很多钱，我们船捐的钱是最多的。虽然大家当时都很困淮，可是都热爱工会。特别是大家对苏兆征这样的领袖十分满意。海员的心，就是这样赤诚，只要有组织、有人诚心地为了他们的解放而出力，他们就可以不顾自己的任何困难来帮助你。会计部副主任1925年6月初，也是在去渥太华的途中，我们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了工人顾正红。一听到这个消息，海员们愤怒万分，恨死日本帝国主义了。这时候，我正是“加拿大皇后”船的工会主持人，怎样来支持上海工人弟兄的斗争呢？上级没有命令。工人是一家，我们不该沉默。于是大家就商量怎样以实际行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致通过了两条，一条是到日本港口时不上岸；二是坚决不买日本货。回到上海的时候，才知道上海工人已经展开了大罢工。同时，海员工会也从香港来信说，为了支援上海工人兄弟的罢工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香港海员也已经开始罢工。“加拿大皇后”船立刻返往香港。我们刚走到鲤鱼门外——离香港还有45分钟的航程——英国轮船公司经理就赶到船上来向大家说，你们在这里工作十来年了，工作得都很好，罢工对你们没有利……我们说“一定要罢”。一定要罢，他们也没法不让我们罢。船到香港，一看香港周围的情形，更使我们高兴了，大船、小船，有的是，可是都不出气——都死死地停在那里。刚靠岸，海员工会就派人来和我们联系。来的人问我说：“你们已经知道了吧？"“知道了。”“准备怎么办？”“我们大家都同意罢工。”“有多少人回广州？”“三百多。”海员工会的同志给我们说了到广州后如何联系，我们就浩浩荡荡往广州而来。本来，海员工会的同志嘱咐过，出港时不能带金银手饰、贵重物品，带上就要被没收。钱也只准带5元港币，多了也要没收，因为英帝国主义想着工人们不工作，只带5块钱过去，用不了几天就完，罢工也就会因此不能坚持。果然，我们每个人都被搜查了，好多工人带的钱被没收了。不过工人们一点也没有动摇，还是都来了广州。在广州的街上可以碰到罢工工人纠察队，还可以碰到背心上印着“准备”两个大红字的少年儿童队。比第一次大罢工更加有秩序了。罢工委员会把一切都为我们安排好了，人人有住的地方，全市成立了几个大食堂，每个工人都发给饭票，凭票就能吃饭。谁要是有了病，可以到罢工工人医院去治疗。这里简直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新的社会。这时候的香港，各产业工人都罢工了，交通断绝了，供应停止了，街市空虚，物价飞涨，垃圾、粪便堆满街道，住在楼上的人家，只能把屎拉到纸里往街上扔。正赶上这时候是酷热的夏天，更是臭气冲天，香港成了臭港，和广州正好成了对比。我一来到罢工委员会，就碰见了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苏兆征同志。苏兆征同志一见我，就非常亲热地握住我的手说：“你来得正好，咱们正缺帮忙的人，你给咱当会计怎么样？”我非常高兴的答应了，苏兆征同志就把我介绍给会计部主任何来，我在这里当了副主任兼管纠察队的军需。（咱们纠察队有两千多人哪！）给几十万人作会计工作难以想像的复杂，几十万人的一切物质供应都得负责。光是会计部及庶务全体工作人员就是一百二十个人，我文化不高，有困难，可是能为这么多人办事可真高兴。火烧东园事件罢工委员会的办公地址，设在东园，这原是个“游乐园”,罢工委员会好几百人在这里办公，摆不开，于是就用葵树叶子搭了好些葵棚。会计部的办公室，就在用葵叶搭成的楼上。苏兆征同志兼着财政委员，工作非常繁忙。每天清早，他总要来会计部和大家见一面，把工作安排一下，再到别的部门看看，才走出东园到全市奔忙，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回来。我们每天晚上因为要结账，工作得很晚才休息。罢工委员会每天要向几十万工人公布账目，一切财政对工人公开。一天中午，我们都出去吃饭去了。忽然听到街上“堂、堂堂……”飞驰着救火车。正在吃饭的人们惊奇地问：“是哪里着火了？”没一刻，人们说是“东园”着了火！我们丢下碗筷，抢着齐往外跑。只见东园那个方向，黑烟滚滚往上升。我们会计部的人比谁都着急——钱和帐都在葵叶搭的办公室里！我们急得直冒汗，拼命往回跑。可是，着急也没用，赶到“东园”时，消防队正在那里忙着，不准人们挨近。我们眼看着工人们自己的东西在燃烧，心里又痛苦，又焦急。直到下午四点来钟，火被扑灭了，我们拥进去，看见的是一堆一堆的黑灰，和一股股的残烟。我直奔会计部办公的那个地方，可是，连那个地方都很难找到了，只见黑灰堆里有几根烧坏的柱子在冒烟。我们急着找那几个最重要的东西——保险柜。可是，也都不见了，不一会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会计部了——这里关系到每个人的吃和喝，关系着整个罢工的成败。正在这个要命的时候，传来了恶毒的谣言说这把大火是苏兆征放的，说他是个共产党分子，有贪污嫌疑。并且说的是有眉有眼，说是苏兆征同志和会计部的人们勾通了，会计部的人，又多是他介绍来的，说他早就有舞弊的计划。……不明真相的人们都被弄糊涂了，有人居然信了这些人的话，给他们帮腔。简直把我气昏了。倒不是因为我也在被怀疑之列，而是为兆征同志着急，我很清楚，这事和他丝毫没有关系。他又是一个很有威望的负责人，罢工的领导全仗他呀！可当时连辩护一句都不行。正当大家在乱咦嚷，我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苏兆征同志回来了，我们是多么盼望着他回来哟！他一进来，许多指桑骂槐的话，就向他发射出来，有人更指着他的名字骂，骂得真难听啊！我这一辈子，真少见这样有涵养的人，他不慌不忙，十分沉着，好像他并没有听见别人在骂他，在怀疑他，又好像这里并没有失火。一见他这样，我们才放了点心。他很冷静地对大家说：“请大家各就各位，很快收拾一下，继续工作吧。我们要乱了步子，所有的罢工工人兄弟就会更乱的。”忽然间，有人想起来了：保险柜又不是一块木头，它是不会烧得连影子都没有的。可是保险柜哪里去了呢？这时候，人们想起来，在会计部的下面有一条河，这条河，是这里作游乐园的时候供人们玩的，因为这条河，会计部的办公室才架在空中成了楼。保险柜准是掉在河里了。天快黑的时候，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忽然放下来了，几个保险柜被拉了上来。瞧呀！帐，钱，都在里面。会计部的同志简直高兴得都要跳起来，就争着往出拿东西，要找地方开始办公。谁知道兆征同志一见大家要抢着拿东西，却出来阻挡，他说：“先不要动。”当时，我们大家都愣了一下，嗯？不要动？我就这么不转眼地盯着他。他接着说：“要知道，我们是对全体罢工工人负责的，我们一定要让全体弟兄们信得过我们。有人骂我们！不要紧，我们只要求对得住工人。”谁能不感动，谁不口服心服！于是，我们就另立账簿开始工作。第二天，兆征同志就召开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经常开的，这是罢工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七八百代表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专门查我们的帐。还不到一个星期，水落石出了，证明我们的工作毫无漏洞。好人总是好人，谣言总是谣言，兆征同志的威信更高了。你看，在他的心里，什么时候也是想着大家，相信大家，依靠大家。作风多么民主，态度总是那么沉着。想的总是那么周到。而造谣言的家伙们实在无耻极了。新的生命很长时期以来，我就想找兆征同志谈谈我的心思，虽然我们没有长谈过，可是我觉得他了解我。还是在五年以前，1922年的“五•一”前夕，海员工会通知我去广东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那个会上的口号就有“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不知怎么我特别有兴趣。使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共产党是为工人办事的。在大会的过程中，在大家的言谈中，可以看得出来，共产党是这个大会的真正领导者，通过的那些决议，都挺适合工人的要求，我就自然地把这些决议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了。“五•一”那天，劳大的代表和广州市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队伍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有人给发面包。我拿到面包，才想走还没有吃饭，觉得肚子饿了。刚要举起面包来吃，呵！面包下面还印着字：“中国共产党赠”。说真的，我真想立刻就找到谁是共产党，想问问他，咱们工人的目标是什么？怎么领导工人斗争？五年了，我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罢工委员会工作了一年多，我肯定苏兆征同志就是共产党。我应该做个像兆征那样的同志。北伐开始了，兆征同志要随北伐军北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机会不能错过。他走前的一个早上，照例来部里布置工作，当他走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了出来。本来准备说的一大堆话，一时间都忘光了，就红着脸，没头没脑地向他说了一句：“我可以吗？”不想兆征同志真明白我的心里，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慢慢来。”他这一句话使我不安起来，我的心，跳得比刚才还厉害，觉得这是不要我，可是我还不死心，我说：“嫌我年纪大吗？”我比兆征同志大些。“不是。”他态度非常恳切地说，“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多做点群众工作”我非常满意，点了点头，对，这就是个方向，我立志要做像兆征同志这样的人——把自己献给群众工作。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叛变，许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就是这个流血事件的消息传到广州的这一天——4月13日夜间，我们罢工委员会的几位党员同志也被国民党绑架了。大恐怖的寒流，从上海来到了广州，大革命失败了。兆征同志走了，何来同志没有了下落。我的心真是激动得不得了：几年来，刚刚找到了个依靠，哪知一个霹雳来得这么猛，把我的希望打断了。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白天抓人，晚上也在抓人，革命事业在受着残酷的摧残，我又伤心又着急。4月15日的夜间，有人来打门找我，我不觉一怔。进来的人我倒认识，可是他在这个时候来干什么呢？他说：“何来同志让我通知你，要你立刻离开广州到香港去！”他交给我香港一个地址，就走了。我是多么兴奋呵！我明自，这不仅仅是同志们在危难中关怀我，怕我在广州出事，让我躲避，更重要的，是让我去投身革命斗争。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到了香港。那里的同志又让我去九龙。过了两天，一位姓王的同志来问我：“你在广州和苏兆征同志谈过入党问题吗？”“谈过。”“你为什么要入党呢？”我说：“我不愿当奴隶。咱们罢工，不是为了不当奴隶吗？要不当奴隶，就得求解放，我已经看透了，没有共产党领导不行，这次罢工能坚持这样长的时间，能取得胜利，就凭的是共产党……”王同志给我留下一本小册子。我一口气就看完了，里面讲的是服从党的利益，服从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等。看了以后，我想，这一切都行，我都情愿。又过了十多天，还是那位王同志，同陈郁同志来找我了，谈了一阵之后，陈郁同志说：“很长时间以来，党很注意你，同意你入党，我们两个就算你的介绍人。”“很长时间以来，党很注意你……”这句话比什么话都有力量。可不是吗？党早就在注意我，培养我了，可是我不自觉，我感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我四十多岁的人了，差一点哭出来。这是1927年5月，我成了一个党的工作者。（国涌记录整理）
《中华年鉴》有关省港罢工资料摘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华年鉴》有关省港罢工资料摘译编者按：《中华年鉴》英文版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学者阔乞特（H·G·Woodnesd)主编，专为供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时参考用。文中所载事实，不少地方故作歪曲`污蔑之词。现摘择1925年《中华年鉴》及1926—1927年《中华年鉴》中有关省港大罢工方面的资料，以供参考。香港航运（1925年，第529页）1924年船运总数进出口于港口的有764,492艘轮船，56,731,077吨，与1923年比较减少13,730艘轮船，56,731,077吨，与1923年比较减少13,730艘轮船，但增加3,328,838吨。香港船业（1925年，第1045页）1923年海洋轮船和内河汽船两种合计，我们看到有记录的数字是32,242,138吨。1924年增加到35,239,836吨，即增加2,995,700吨。香港财政（1926-1927年，第588页）由1920年到1924年，每年收入支出数字为（单位元）：年别收入支出1920年14,689,67214,489,5941921年17,728,13215,739,6521922年22,291,06518,563,0031923年24,783,76321,571,9051924年24,209,64026,726,428香港人口（1926-1927年,第592页）根据1911年户口调查为456,739人，104,287人住在新界及九龙。1921年4月24日户口调查数字是625,166人，其中83,163人住在新界及九龙。1924年中人口分布如下：非中国籍居民16，000人，中国人总数783，550人（其中住在维多利亚城420,000人，香港农村29,800人，九龙180,000人，新界85,000人，水上人口68,750人）人口总数799,550人。香港贸易（1926-1927年，第592页）1924年贸易总数135,830,272镑，与1923年时相比则是123,326,829镑。入口总值72,155,478镑（1923年是61,954,498镑），出口63,674,794镑（1923年是61,372,331镑）。1925年省港航运（1926-1927年，第826-828页）省港大罢工及对英经济绝交对航运的影响，见于1925年香港总商会的报告：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可以从下列正常的轮船运货比例看出。平常航运广州占50%，汕头30%，香港20%。但过去八个月（即自1925年7月至1926年2月）中，航运仅留下20%。1924年8月至12月，英国轮船入广州港的每月有160-240艘，而1925年同期，每月只有2艘至27艘，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一家英国公司的轮船，它只是在亏本中维持一艘轮船行走，因纠察队阻止任何货运。封锁以前，进行贸易于中国海岸各港口和广州，汕头等地的大部分是在英国轮船公司手里，但是现在全部都不在英国手里，主要是在中国，日本，挪威手里，后者（即挪威）轮船大部分是租给中国商人进行经营的。1924年7月至12月，有861艘英国轮船到汕头港，而与1925年同期相比，则只有78艘。即使是这78艘，也被纠察队阻止起卸货物。广州至海外各港口的贸易从7月起至8月底止，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自9月以来，非英国海洋航线轮船接受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条件，决定不经过港澳而派轮直驶广州，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1月，这种轮船到广州的日渐增加。据悉这些轮船被纠察队许可贸易时，往往要付出重大的费用。特别显著的是汕头，载运侨民出口的船只要付出每艘2,700元的费用给纠察队，才被允许开驶到英国港口新加坡。由于不正当的航线及史无前例的苛刻的贸易条件障碍了商业。例如，香港仓库的商品，在废除了箱子上足以看出该商品和香港有关系的一切标记后，再北运八百英里至上海，然后又南运至广州。广州与沙面之间，本来只有数百码距离，但沙面的商品要用内河轮船运至香港，用沿海轮船运至上海，再由上海向南运至广州。……因为香港是国际性的转运港口，广州商人同样忍受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出口贸易的限制性条件而要付出很重的费用。目前运往欧洲的货物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要先到上海，或者先到吗、福摩萨岛（译者注：即台湾）上的基隆，然后由日本远洋轮船接运，它们与非英国的海轮有联系，因此，继续运送这些商品赴欧洲的船只常常也不是英国海轮，这样，经济绝交政策对英国商业有广泛影响。港口局1925年年度报告中，用香港港口局长贺尔签字同意于5月27日向定例局提出的数字表明，该年度香港船只出入口总数达379,177艘，41,469,584吨。与1924年数字相比，减少384,315艘，减少15,261,693吨。在上举数字中，41,336艘轮船和38,774,499吨是进行对外贸易的，而1924年则有57,765艘轮船和38,774,499吨。英国海洋轮船统计数字表明减少了1,381艘，或减少26.1%；减少19,779,320吨，或16.1%。对外海洋轮船减少1,911艘和22,431,240吨，分别减少22,3%和13.1%。英国内河轮船减少3,062艘和减少1,069,546吨，分别减少43%和16.3%。对外内河轮船减少1,052艘和减少387,469吨，分别减少45.4%和46.1%。不超过60吨重的对外贸易汽船减少2,445艘和66,336艘，分别减少31.2%和28.7%。对外贸易帆船减少6,578艘和减少6,758艘和847,038吨，即分别减少23.9%和25.6%。地方贸易（即殖民地香港地方各路之间）小汽船减少367,826艘，减少85,718,670吨，即分别减少54.2%和51.5%。地方贸易帆船减少1,60艘和减少98,180吨，即分别减少3.8%和7.4%.减少归因于罢工与封锁。苏俄驻广州领事在广州与海参崴之间安排了正规的客船和运输服务站，有四艘轮船在这条航线上航行。广州航运业实际上已得到改进，以前在香港入船坞的，现在在广州入坞。下面表是罢工期间正常的广州航运数字：商业—英国（1926-1927年，第859-861页）1925年，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因遭受到“五卅”案件而引起了抵制香港和英国货物的封锁（见劳动那一章），现在还没有足以充分说明经济绝交全部效果的数字，但是可以用当时人的见证来代替海关统计。中国协会副主席斯丹尼·特威尔先生在《泰晤士报》商务副页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中谈论到这一年的贸易情况如下：华南出口货物，以前从香港运出非常廉价，现在继续被一种迂回的航路和各种诡计手段进行着。这些手段导致增加经营费用和遭受损失的危险。自从封锁以后，丝是用本地船只运至黄埔，在那里，付出了被罢工委员会强加的非法税款以后，经常用一种残旧的不适用的小型吨量的货船运到上海或基隆港，再次转船到海洋轮船航行到欧美。为了抵制香港，对其他出口货物也作了同样的处理，提出无数要求总是不能达到，这由于错误的不必要的处理方法所致。1925年上半年经香港出口运到广州的总数有25,000吨，而后六个月经过这条航路的仅505吨，后者大部分在经济封锁开始时已经运到英国租界沙面的货物。目前封锁的毁灭性的本质可用一例说明，中国生产的姜，若在香港蜜饯则价廉些，但宁愿让其烂在地下，也不愿允许它进入英国领土，结果使到大量从事这种工业的中国人受到损失。英国政府慷慨地借款300万镑给香港用以帮助（香港）度过经济绝交最严重的时期，这一事实曾被大量宣传。但是借款的利息率达百分之九，这很难说是慷慨，广泛的意见是英国政府本应在更合理的条件下提供财政援助香港。这种援助还必须看下列事实，即估计到地方工业股份，财产跌价总数不下于一万万镑，而这些损失的大部分落在中国公司的身上，因他们在殖民地内（即香港）所占有的财产和股份可能达到85—90%。从上面事实及数字来看，可以明白，不管罢工与经济绝交使香港的英国商人及船主们遭到多大的损失，这是无可否认的，这些损失是很大的。……香港光辉的事业已经无疑是遭受到一个暂时的挫折。华南的动乱（1926-1927年，第965-979页）由于南方政治上的动乱，几乎从建立共和国以来，广州已经成为了中国急进主义的中心。近年来，时或控制广州城和广东省一部分地区的国民党已经有一种共产主义的倾向。俄国人实际上已经被允许进入党的顾问机关，其中鲍罗廷已在党内占据重要位置。军事学校已经在黄埔建立，在那里，年青的中国人准备培养在军队内任军官。这些学校学生由俄国军官训练，并且一般来说抱有俄国的观点。他们训练过程中，发展了两种对抗情绪，一是反对英国；一是反对基督教。他们这些对抗情绪发展到广州加入“五卅”案件时就尖锐化了。由于这种特殊的仇恨，所以广州国民党能够取得领导罢工、封锁的复仇运动，使这两种运动延长了时间，并且确定以英国为运动的目标。6月20日，罢工命令到沙面，国际通讯社报道21日情况如下：“沙面总罢工开始于上午九时，中国职工静静地离开租界，没有骚乱事件发生。英国水兵正冰兵工厂工作并准备到自来水厂工作，沙面外面地区，没有受到影响，到香港的电报仍然通”。日前一个日本人被杀，但不清楚被杀是政治原因还是由于抢劫所致。路透社报道罢工开始时情况如下：“6月21日广州—除警察、电报及邮物局人员外，所有中国人离开沙面。”“纠察队站岗于东西桥闸门外，而他们中有些仅是儿童。没有不守秩序的事件传闻。”“沙面现有充裕的粮食储备。”“轮船‘播宝号’和‘西安号’昨夜照常自香港开来沙面，没有受到影响。”“大约1,500中国人罢工，许多妇女和儿童（指外国人）已经去香港。另一艘日本驱逐舰昨天到达。”“6月21日广州—省长胡汉民已要求商人捐款与香港罢工工人。”“赌馆自战争（译者注：指刘杨战争）后，即被关闭，一部分转交与罢工工人作为宿舍。”“义勇队今夜巡逻沙面，但没有武装。”“广东学生联合会发出宣言，要求实行罢工与经济绝交，并且说：他们要走出学堂，一定要加入士兵行列，与外国人作战。”“6月21日广州—一个公共厨房已经在维多利亚酒店建立，在担任管理员的花模先生指导下以欧洲人充任炊事员。”“杜德维尔洋行的朋德先生被任命负责处理供应，怡和洋行的雷德先生被任命担任交通指挥。”“英国水兵正在自来水厂工作。”沙面罢工同时，罢工也发生在香港，下面是路透社消息：“6月22日香港—农场牛奶公司的送奶员、小工已经罢工。每天印报纸的中国排字工人及小工已罢工，其他欧洲出版社的牌子工人也提出今夜罢工的威胁。”“工人已经建立一个秘密组织，命名‘香港工团委员会’，有权讨论罢工事宜。”“据称委员会得到广州政府的赞助。委员会提出下列要求：（1）言论自由，报纸及其他出版自由。（2）对中国人待遇要平等，出生等级不同不应有歧视，废除驱逐出境条例。（3）工人有权选举定例局中的中国成员的任命权。（4）改善劳动条件，禁止童工，强制施行八小时劳动制。（5）从7月1日起废除普遍增加15%租金（译者注：指房屋租）的标准条例。（6）不准种族歧视，允许中国人住居在山顶。”6月23日，游行示威结果发生开火，下面是路透社的报道：“6月23日，广州—下午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市民和士兵在沙面边界堤岸游行。当他们达到英国租界维多利亚酒店对面时，开始开火。英法水兵以机关枪还击，开火有二十分钟之久，中国士兵是从西堤开枪的。”“法国商人柏斯乔尔被打死，税务司亚瑟爱德华先生，一个英国水兵及两个公民受伤。”“一致意见是对岸中国先开枪。”“稍后，东索利郡旅被命令做好准备。”“从迄今得到的情报来看，广州昨天下午举行示威游行。游行一直是相当和平地进行的。直到下午二十三十分，一部分游行者突然向沙面开火，杀死一个法国人和打伤几个英国人。”“英国水兵眼见总领事及英海军武官已在炮火之下，于是用来福枪开火射击，但英国海军武官但是李克明令停止开火。”“广州开火已经停止，秩序已经恢复，五百名英国及外国妇女和儿童在这一天早晨六时乘英国轮船‘河南号’离开沙面到香港。”“6月24日，香港消息—广州局势今晨更加混乱，英国海军当局正在采取全面警戒，更骚乱的状态时预料到的。美舰‘哈伦那号’已从香港赴沙面途中。”中美电报社在6月24日发出形势评论：“广东对外协会在星期一已用电报预告昨日在广州的游行：‘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青岛屠杀中国人民的血未干，同样暴行又发生在汉口及其他各地。他们的手段及罪恶活动变得愈来愈加残酷，他们的活动范围日趋广阔。我们亲爱的同胞们若不立即起来，亡国灭种的祸患立见。’这个地区的人民充满了悲愤与忿激。广东对外协会经于18日正式成立，并决定23日举行大示威活动。从昨天开始，香港、沙面已进行总罢工。希望全国人民起来并组织一个统一的对外组织。”东方新闻社提供下列资料：“在昨天的混战中，中国方面死伤人数颇重，据调查死者及伤者两项达120人。”“早晨，中国地方当局与领事团接触，要求对昨天事件的中国死者及伤者给以赔偿。这个要求被外国代表严词拒绝。”香港的罢工形势发展的愈加紧张，路透社发出报道如下：”海底电线公司的送报工人已经罢工，由少年童子军和葡萄牙少年代替罢工工人。”“搬运工人及海陆理货工会人员今晨罢工，实际上航运瘫痪。”“据权威可靠消息叙述，在广州中国人死伤者中，被杀者不超过30人，伤者不超过70人。”“东索利郡旅部还没有开赴广州，而是充分准备好，整装待发。”6月22日，英国总领事，广州首席领事杂、詹姆斯爵士向广州外交部伍朝枢博士递交下面照会：“我从可靠消息获悉，而我也有理由相信，安排在明天的爱国游行的学生分子中准备进攻沙面桥，侵入沙面，而企图自己成为烈士。我并得到报告，他们甚至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哪一件学校取得带头为祖国而牺牲的荣誉，而广东大学取得了胜利。”“自然，也许这是一种富于无稽的幻想的故事。但是，另一方面，假如实际上有任何实在的根据，而这种行为将要妄图举行，我通过你们，作为他们的外交秘书，并庄严地警告广东政府，如有任何妄图侵入英国租界沙面，将会引起武力抵抗，而其后果将有你们政府完全负责。我们还须预先采取手段，以防止类似在镇江、九江、汉口曾经发生的群众暴行发生。若不幸此间发生同类事故，煽动群众制造暴行的那些人必将碰得头破血流。我写的语气很严重，以便将来不致有人再说是残酷的帝国主义无故杀死了毫无防备的中国青年。……”广东官长向英国总领事提出照会，维护中国的立场，路透社报道如下：“广州长官给英国总领事的照会，其中叙述关于示威游行是由于上海案件而引起，当队伍将近全部经过沙基路时，英国租界士兵和警察突然以机关枪及来福枪向河的对面的游行群众开火，法租界亦同样开火，而葡萄牙战舰大开炮，杀死与受伤总数逾百。这种残酷屠杀是预先秘密计划的。”“当省长获悉详细情况后，他十分惊讶，从责任上来说，必须提出异常严重的抗议，同时清楚地声明，事件的完全责任，概由英、法、葡文武官员和与肇事有关的兵士、警察、军舰负责。”英国总领事在6月24日答复指出，葡萄牙军舰在这不幸事件中没有参加，英、法租界仅是为了对付来自河的对面的中国军队和军校学生对他们的进攻而进行武力自卫的行动。总领事宣称：“我以自己目睹为证，可发誓声明，首先开火的是自中国开始。英国海军武官和我自己未携带武器，站立桥边，特别意欲监视防御部队发生卤莽的或神经过敏的举动，当时子弹直接向我们一阵打来，只得逃走而身幸免于难。”“当时仅为自卫起见而开火，法国武装部队受到同样攻击，才从沙面开火。甚至沙面停火是在对面屋顶停止放冷枪之前。”“你们声明，英、法所采取的举动是预先有准备的，这点我绝对否认。”总领事指出，预先准备是在中国军队或军校学生一方，事前人尽皆知，正如总领事的信指出，系想博取烈士之名。6月23日事件后，加紧反英封锁和抵制英货，这种封锁方式的特点几乎同样，剧烈程度则因时间而有不同。因此，我自己研究了这种封锁，并发表一系列文章。我为《字林西报》写了一篇文章如下：广州反对英货的封锁是由罢工委员会控制，通过纠察队去执行，封锁关口和制止与惩办那些所谓参加“帝国主义的货品”的转运者。不论在广东境内何处，但凡可转运货物的道路，都有纠察队到场，检查货物，打开行李，进行人身检查，借以保证没有英国商品得到进入广东。不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须受检查。当我说进入或离开沙面的外国人全部受到检查他们行李中所带的东西会被没收的时候，我是指一般通则，而不是指当我在广州时所见到的为了避免在沙面桥口发生过对麻烦而出现的特殊情况。罢工工人的规则是不仅粮食，就是其他任何商品也不准进入沙面。我知道在汕头也订出同样规则。沙面的粮食是从省港带来。我们从香港旅行到广州的船上，许多面包是准备给在沙面的外国人。即使是广州著名的鱼，也是从香港入口。假使现在在沙面仍有中国仆役，他们也是从香港进来的，因6月23日后，只有6、7人尚留在。倘若违反封锁，犯罪者被拿到罢工工人会审处惩办。他（指犯罪者）通常被押游街，警察是不干涉穿有制服的纠察队的活动的。虽然他们（指纠察队）之中大多数人现在已被解除武装，但我看见到其中有少数纠察队员携有来福枪在广州街道上列队行走。我刚刚到达时，有纠察队船发现一艘中国渔船搬鱼到香港船，纠察队开枪。渔人跳入水中，六个被淹死。纠察队扣押运货到香港的轮船上的货物，犯罪者被带到罢工工人会审处受到惩罚，货物被缉获而被占有。假如拍卖，罢工工人得到这些金钱。广州从未听闻过航运业有这样的繁荣。我到达广州那一天，黄埔与广州之间有27艘海洋定期轮船。品均每日有船30艘在港口。这些船是中国、日本、挪威、丹麦、德国的。他们的货物运上岸之前，他们一定要轮船同意不到香港。准备转运的货物则先要运往上海或马尼拉，才能到香港。从香港到达的船，要负担很重的罚款。据闻，有一艘船要付出二万五千元给罢工委员会才准离开广州。自然，广州城未能预料到有这样的贸易，因此领港人员、驳船都不足。船泊在港口要等一个长时期才能起卸装载。这种拖延给予纠察队一个更好的机会去检查货物，惩办破坏封锁者，与船上的职员谈判反封锁的事件。我提出问题询问，为什么广州政府允许一个国家内还有一个国家？为什么他们允许罢工工人有权逮捕、检查货物及惩罚人民？答案是十分中肯的：“封锁是一种反英的爱国运动，罢工工人避难到广东，我们给他们一个收容所。我们将不作任何使他们在斗争中丢失力量的事。有一位中国教育家，由于被人发现在广州医院的产业上和该医院的汤逊医生谈话，而在该项产业上正发生罢工，于是他就被牵入漩涡了。这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广州之后，但它直接说明在采用这种制度下比我在广州时所发生的任何事件中的一个更好的事例。纠察队包围学校房屋，除少年学生外，任何人不准出入，直至房屋主人自己愿意把自己交给纠察队，他还要被押去游街，带到罢工工人会审处面前受惩罚。他的朋友向警察呼吁，但没有效果。最后到了深夜，一个曾为他从中辩解的有思想的青年女郎，应他要求而乘手车到罢工工人会审处拘留所为他辩护。最后他被劝告今后不再破坏规则才得释放。按一般的惩罚规则，他本将被打一顿或坐牢几天或罚款的，但现在幸而没有被打或坐牢等。这个人犯的罪恶是他卷入有罢工发生的漩涡中。封锁是彻底的，我在广州没有见过英国货，我在广州许多商店里寻找英国货的商标，但并没有看见过英国的货物。政府并没有打算停止封锁，因为广州与香港之间并没有达成解决封锁问题的协议。必须把封锁认为是对香港及英国政府的一场战争，而纠察队就是战争中的士兵。这种封锁执行的毫无人情，是没有其他理由可做圆满的解释的。中国工人，甚至家庭仆役都在罢工中。目前香港的问题是重新组织该地的生活问题。已经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外国志愿人员接替中国工人。法国总领事抗议对沙面开火，路透社报道如下：“6月27日，广州—法国领事已递照会给省长，述及向沙面开火并宣称要对屠杀及毁坏的财产给以赔偿，但目前的问题并非赔偿问题，而是了解政府是否同意这种举动，是否不管他们继续制造乱事，是否正如外交部长伍朝枢答应的，他们将保护外人，抑或只置外人于法律之外。”“照会说政府的行动是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我是一个和平国家的代表，这个国家又拥有不愿见到流血的官员，我将不拒绝考虑任何旨在和平解决问题而又与法国的尊严相称的建议。为了人类的利益和为了避免同类暴行重复发生，我们曾被迫采用武力，仅表遗憾。在我们采用任何方法处理时，我愿请省长及政府官员尽最大的努力重建和平与安宁。”“直至目前为止所知，没有收到中国方面的答复。”香港局势的全面情况，路透社电报叙述如下：“6月27日，香港—中国银行今日召开会议，他们可能在星期一重新开业。”“今日谈话的题目是广州岭南大学教授们所发表的宣言，宣言在英、美负责人士中引起极大愤慨。事实上，在沙面看着游行队伍的美国人谴责英国义勇军及海军所表现的巨大忍耐性前，才对中国方面的一齐射击给予反击。”“总的形势是非常平稳，外国公民大部分自愿从事各项职业，男性当义勇军、特别警察、屠宰工人、烘面包工人及其他必需的工作，妇女联合到公共厨房以代替俱乐部的侍役，童子军非常积极，代替电报送信及其他职责。”“电车停驶，结果在街道上不能显现出平常的繁忙的景象。就以欧洲人而论，粮食形势是好的，肉类供应来源很充足，蔬菜则较少。在中国人方面粮食情况就更加严重。蔬菜、鱼没有进口，市场空虚。广州紧张局势继续存在的可能性，预料将导致香港的中国食品价格继续提高。”“很多仆役离开香港和九龙，但有些现在回来，并说当在广州时，他们的供给是未能受到支持的，同时并报道中国人到广州的路途上，在铁路上，一进入中国境界，就被拦路抢劫。”“由于海员离开，航运中断，很多英国沿海贸易船及海洋轮船被迫湾在九龙港，而‘亚细亚皇后号’抛锚于海洋中，不能按时间表规定到达。”广州政府交给苏俄大使一封电报抗议书，发表于《广州日报》，其中的叙述如下：“我以沉痛心情向外交使节团首席代表阁下递交下面事件照会。23日，包括商人、学生、军校学生、工人、农民的队伍，以同情上海惨案被难牺牲同胞而游行，队伍经过广州街道前进时，秩序保持良好。大约下午三时十分，当到达英、法租界沙面对面平行之沙基路时，仅有一河之隔，当全队大部分已过之际，突然沙面以机关枪及来福枪向游行群众开火屠杀，尤以学生为甚。男女学生所在地方大混乱，游行者及观看者所受惨况，当可想见，难以描述。就目前所知，死伤总数已达一百人。”“已邀请外国领事、法官、商人、教育家及其他代表人物组成调查委员会将立即开始一个公正的调查。”“我们是文明与人道的人，请阁下记住，现通过你向驻京各国外交代表，表示我们反对这次帝国主义的新的暴行，并致以最强硬的抗议。”“游行者与沙面相隔一条河，河上架搭两桥，桥头有坚硬的关闭的堆有障碍物的铁门，这些门完整无损，从这些事实看，则可知事态愈加严重。”“面对这种野蛮屠杀，人民自然愤怒，尽管如此，政府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已想尽办法保护各外国人，制止人民不犯无效的排外行动，并以有效的方法引导与教育他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制度。外交部长伍朝枢，1925年6月24日广州。”6月27日。广州召开一个抗议会，通过如下决议，据《广州日报》报道如下；“由对外协会召集的各团体参加的特别会议，昨天于惠州会馆举行，讨论沙面惨杀问题，并通过如下决议：（1）就沙面惨杀通电全国及全世界。（2）要求政府严重抗议，反对沙基屠杀，并调查死伤数字。（3）要求段祺瑞元帅尽速采取行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4）要求政府公布收回沙面。（5）外国军舰不准湾泊于广州河面。（6）要求革命政府取得死者及伤者的赔偿费并严惩凶手。（7）当死难牺牲者公祭时，所有商店及住户在他们的门前要挂白旗，作为一种同情与哀悼象征。（8）通电全国，促进组织全国对外学会。（9）要求政府下指示到戏院及其他娱乐场所，停止营业（译者注：即于公祭那一天）。（10）死难牺牲者公祭时，召集一个大示威游行。（11）组织宣讲团。（12）派代表到世界各地，团结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13）要求政府对步兵和海军做好准备。（14）组织学生、工人、农民、义勇军作为政府后备力量。”香港《电讯报》报告香港采取的应变措施如下：“在一周内，他们所组织的工人、粮食、交通管理制度已经完全应用，对政府来说，证明具有不用怀疑的价值。除了过海渡船现在由海军掌握外，中国摩托车司机仍然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无需交通管理。”今晨《电讯报》代表访问交通管理者史先生，据告知一切事情继续进行得很好。”“管理劳动与管理粮食易已用最多人去做。这些服务人员的工作价值已显然可见到。今晨，我们的代表由劳动管理者杨先生告知，未参加义勇队的外国人已经登记做必须做的工作。大约1,600名已登记，包括24个国家的人，其中360人是自从登记工作交由劳动管理局负责以来即已登记。登记者包括最先在局内被通过录用的几百名特别警察。总之相应情况令人十分满意。”“新近组成的中国志愿援助队长曹善允博士接见本报记者说，中国人登记参加者正在增加。他们非常热忱地前去为公众服务，已经有五百个胜任援助者登记。中国人加入警察后备队数目今天为止以逾五百。”“曹博士要求我们要提及到，他已号召全体和平的中国人民、男人、妇女及少年，前去他处登记，并强调说他们并不像是某些人所想象的为了任何政治上的目的，而他们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他说他已尽力对中国人说明这一点，并对他们指出，所有政治事件完全由政府解决，人民只是听召唤彼此互相服务而已。”“当我们的代表访问粮食管理者斯密斯先生时，他告知有同样的成就，他说牛肉和猪肉售卖增加，更多的街头贩卖摊开业。现在在九龙有一个特别的卖物地点，设在油麻地市场。”广州控制香港和英国的货物，是如何完全和有效，这并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就认识到的，7月27日，香港就召开了一个公民大会，通过决议，路透社报道如下：“（1）鉴于英国贸易在此地及在中国所遭受之特别严重损失，目前谈判宜尽速进行，但应坚持以保持一切条约权利为原则。这次大会一致意见是，假如目前在中国一些地区或对香港的排外骚乱继续进行，则对修订关税或领事裁判权不予讨论。”“（2）关于最近下院中有人批评港督经定例局通过而制定的应付非常的而有威胁的事态的各种紧急法则，大会愿意表明香港外国公众及所有思想正确的中国人的一致意见，即这些法例在目前的情况下是绝对必要的。外国公众对港督在整个危机过程中的行动完全信任。我们的意见是这种坚定态度和强硬措施足以制止严重事件和暴力爆发。”“（3）会议完全信任广州总领事詹美士·詹美逊，并向下院指出，沙面与广州问题处理时，要求可能与港政府协商，因其利益与外交部在华南利益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特别在目前情况下，广州政府可能拒绝承认与北京中央政府达成任何之协议。”“香港与华南局势完全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和煽动而引起。它是侵略性的共产主义激烈的排英。会议因此迫切要求英皇政府立刻采取坚强的行动来保护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香港对中国的贸易，迅速增加在中国舰队中内河炮舰和航空母舰的力量，此外要求尽快增调一营英军到港，以便在本港或随形势需要在中国任何地方使用。最后，会议敬请政府立即通告广州政府，除非撤销对英利益攻击的支持，否则将认为它已进入和英国政府敌对的状态。”罢工继续进行下去，香港银行情况变得愈加严重。香港《电讯报》对（香港银行）挽救局面的各种努力，作了如下报道：“为了使殖民地（香港）本地银行度过目前业务特别困难的情况，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中澳银行有六百万贷款安排给其他小银行，香港政府已同意加入安排处置。”“记得罢工刚开始时，中国银行发生挤兑，为挽救他们，政府采取步骤，限制提款数量，政府允许他们停止营业。如他们希望关门，允许他们关门。现由于银行业务大体恢复，而中国商人希望如常进行，但本地银行发现很难有足够数量的流通纸币以满足他们的顾客的要求。以后各银行向香港政府再次请求帮助，后来谈判结果，上面提到名称的那两个英国银行同意提供给本地银行总数现金六百万，并赞成要用证券为抵押。本港各银行资金大部分都投到股票或房屋上去，一时抽不出来。如果采用抛售这些证券的办法取得现金以应付顾客，则将受到不少损失。因此，贷款只安排给予基本上达到原来证券存款所值的40%。”“只有纯粹华资的银行才进行贷款，在已登记的中国金融机构中，比较重要的几家都不需要这样的贷款。”香港那个城市的立场，在召开会议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愤怒情绪。对于这些，路透社作如下报道：“香港居民的会议愤怒地提出关于英国航运被广州封锁的问题，香港有责任的英国居民和中国居民深信，由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地方上的行动是迫切需要的，而这是为了迫使那个不为中央政府所承认的广州政府遵守跳跃，并结束封锁和以反英为主德反对英国航运及英国在华南商业等。”“干涉并不会因其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敌对行动，只要事先将英方意图在广东的行动通知北京中央政府，而这种行动纯粹是地方性示威，目的在保护英国条约的权利与贸易，以及香港在华南航运的利益。”“他们指出，1914年，当为了保护比利时条约权利而爆发战争时，香港曾慷慨地给英国以人力、金钱的援助，而殖民地（香港）现在期望祖国保护英国条约的权利。而违反条约，不仅对香港的英国、中国及其他商人有害，而且也将使英国在中国沿岸及广州三角洲的商务，英国对华出口贸易陷于瘫痪，从而导致数百万镑的损失。”“英国政府的不行动加剧了干涉广州的困难，而同时那个城市逐步地输入了布尔什维克的人和武器，并带有反英企图。期望广州反赤成功，开出那些由布尔什维克支持的指挥官、顾问和以机关枪和金钱支持的人滚出政府，要是没有英国的援助，是没有希望能成功的。”“英国在华南的不行动，被中国人误解为软弱的表现，这并不能调解问题，而是严重地损害英国的威信。”关于英国政府的答复，路透社记述：“9月25日，香港—殖民大臣已电告总督，香港的中国人要求经济援助，以拯救由于罢工所引起的殖民地（香港）困难的请愿书已收到，极表同情，在几天内已安排给以三百万镑援助，由香港支配。”“消息引起殖民地（香港）愈加欢乐的情绪，并视为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广州活动的反击运动。中国的商人公众立刻称赞英国政府的实际同情。”《密勒氏评论报》记者轩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描写香港的情况。现节录如下：“至于提到船只禁运问题，香港的英国人归罪于最近广州政府宣称的关于沿海航运，出了英国和日本以外，任何国家的船只，他们不经过香港可以进出于广州港。这点对英国人来说，更进一步损害了英国航运利益。根据香港的英国人意见宣称，这是一篇公开敌视英国和罪恶昭彰地和故意地破坏它与中国的条约。广州政府这种活动的结果造成广州三角洲丝业出口完全停顿。英国人害怕，由此导致香港的英国和中国商人两者灾难的损失，并使兰开夏合约克郡的出口贸易受损失，这样结果更进一步相当地增加英国的永恒的失业人数和很多工厂关门。”“根据地方上英国人的意见，省港问题绝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由于广州不承认和背叛了北京中央政府，如在北京开会讨论关税或领事裁判权问题或其他问题，亦不能对目前迫切的问题予香港以微小帮助；而任何拖延，英国人说，对广州和华南局势，结果仅使香港遭受的损失每天增加和破坏了他的重要地位。此外，他们说，英国政府目前延迟行动，将来广州肯定会有比目前面临的更大的问题。现在立刻行动，香港的英国人相信，香港的海军及军事力量能顺利地和容易地改变广州中国人政府的政权。”“毫无疑问，无论如何要对中国开战，香港的英国人断言，目的仅在于驱逐最近在广州夺取统治权力的、目前以暴力反英德布尔什维克分子。”对沙面的包围，直到十月中旬方才撤除。《字林西报》广州特派记者在下述文章描写解围情况：“10月15日，广州—昨天，是最近自沙面—沙基事件后，第一次开放沙面东桥进入广州，记者是最先通过该桥者之一。但是，要通过法租界的闸口，还必须从法国领事署区的通行证。”“本国人对开桥似乎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四周没有纠察。几个常在胜利桥（译者注：即今东桥）附近的乞丐在入夜前回归他们的老住宅。假如不是看到桥上仍然安放着电网（虽然已经被移动了一些，仍留出行走道路），假如不是看不到大声兜揽顾客的人力车夫，人们简直以为沙面的闸门从未有关闭。”“自从沙面开火以来。自堤岸至海关那边形成一个禁区。这地区以西被认为中立地带。中国摩托车及苦力不能入。工会纠察队照例并不横过此障碍物，所以我能乘此出入于沙面，能到海关办理业务，能到海关码头乘小汽船而没有遭到罢工工人干涉的危险。虽然海关大部分官员是英国人，但沙基事件后不久，他们照常供职，他们从未受过工人的骚扰。”“近来，除了德国人外，在城内很少外国人戴臂章。以前纠察队经常注意，假如遇见一个人没有戴臂章，他就被停止前进，特别是沿着长堤，由于最近有那么多人从香港回来，使得罢工工人已经习惯预见到我们，而很少人询问人们的国籍。今天到城市，甚至是英国人也可能去安全没有受到干扰。”香港总督的声明（1926-1927年）1926年2月4日，香港总督金文泰博士对定例局委员作报告时说：“我感到遗憾，尽管香港政府努力解决谈判问题，但广东省的反英封锁仍然继续，这种封锁起源于罢工，根据上月广州外交部发表的公报说：‘香港工人主动开始罢工，并非因经济理由，而是对英国政府的抗议。’最近广州四商会特别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其中称省港罢工为‘人民为国争光的一次爱国举动。’但是，假若事情如此，为什么广州罢工委员会从开始起就实行数千罢工工人纠察队在广州及其他各地阻止香港工人回香港就业？为什么现在罢工实际上已成过去的事，但几乎全部香港工人的组织现在仍进行工作，广州罢工委员会还不惜采用各种恐吓手段呢？此外，若不是广州罢工委员会非法地专横地强加于人民身上，广东省的反英封锁还能肯定会继续至今日吗？罢工委员会对这些问题很容易实验得出，试撤退全部罢工工人纠察队，废除武力干涉广东省贸易，看其结果。广州外交部声明中断言，主要者是广州罢工委员会为一方面而香港政府为另一方面，因此解决问题将由香港政府与罢工委员会谈判。我愿意在此彻底地明显地表明，香港政府除了与广州政府外，不与其他任何组织谈判。此外，广州罢工委员会所坚持的封锁特点是恶毒地破坏条约的权利，主要是伤害了他们自己同胞，广州政府应负责任。因此，这是广州政府的职责，要广州罢工委员会结束这样的非法事件。广州政府尚未做此，这点错误，令人产生严重怀疑，他承认希望尽早解决罢工，也很难令人相信。广州外交部的公报说：‘广州政府虽对此问题有深切关注，但并没有加入罢工和封锁’广州政府自然应该在自己管理下的地区有责任维持法律与秩序，因而像现在这样不阻止与不惩办广州罢工委员会直接反对殖民地（香港）的非法活动，它应担当由于这种非法活动而产生的一切损失（热烈鼓掌）。香港政府希望正当的和永远的解决封锁问题，并仍准备与广州政府谈判解决。我们在这块殖民地（香港）以饱满的生气勃勃的友谊感情对待我们广东省的邻居，我们相信伟大的广州人民群众，像你们经常准备的希望的那样与我们和睦贸易，这对我们互相之间都有好处。”“只有在布尔什维克阴谋鼓动下的广州罢工委员会的非法活动阻止了广州和香港之间悠久的友好的正常关系的恢复。我们盼望和要求广州政府制止这种非法行为，我们认为广州政府是这件事的主要者。我同样希望他清楚地了解香港政府永远不会同意这个原则，即给罢工赔款或赔款与不复职的工人（热烈鼓掌）。”“我一定慎密地以一言警告。他已引起我的注意，广州罢工委员会最近在香港鼓动一次新的罢工。假如这种企图不马上停止，香港政府将采取激烈的步骤来制止，假如任何工人不听劝告而放弃他们的职业，我相信那是极微小的，偶然会有一次吧。我深信依赖公众能善处难局，像前面已做的那样（热烈鼓掌）。”“去年做了这样出色的工作的紧急组织仍然存在，假如情况要求运用它，准备在任何时候实施运用它。我们决心对香港人给以完全的保护，并以坚定手段镇压任何啸众凶徒的恐吓或其他在殖民地（香港）工人和商民中制造扰乱的人。我知道要依靠这个局势全力支持，才能把一切必须的措施贯彻到底。”1925年海运业（1926-1927年，第823页）1925年可能是中国海运历史上破纪录为最不好的年头。6月1日开始的总罢工和反英封锁到十月方才解除，船只被束缚于所有港口，影响到贸易停滞。在广州，罢工及反英封锁延续至1926年，广州和香港之间，没有英、美、法轮船来往。海运业受罢工和封锁的影响的全面摘要，在印度支那轮船航海公司年度报告中，由博尔纳先生叙述：“由于六月开始的反英运动及封锁，使海运业已陷入混乱，改善是短期间的。这个运动的性质及规模对那些在远东的居民及事实上对整个世界来说是平常的，无须我扩大它；只须说明便够了，他是十分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公司收入的，同样影响到我们许多本地的忠实的赞助者也受到严重损失。我相信通过以中国有关的情况将足以表明看出那个时期在这个地区海运业的困难与混乱。”“我们的转运无法进行，不幸不仅限于汕头和广州，在那儿自去年六月以来，挂着英国旗的船已不能运载任何货物，而怀有恶意的追踪和不正当的宣传，显然在中国可航行的内河港口达到最大限度。因此欧，可以预料到这一年的下半年情况，主要要求最小心谨慎管理船队并用各种努力进行最严格的节用。虽然，将来尚未能确定，因而制定任何陈旧的计划是不能有任何信心的，但是，我要说明，一切步骤凡是可能的都已采用，以保护股东的利益。”“除加尔各答贸易的主要联系外，我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通过贸易，通过从长江上游的重庆、宜昌；至汉口、上海、汕头、香港和广州等港口而获得的；但是由于封锁严格地施行于南方港口，可易于想到，在那里，我们的收入一定是严重的减少。办货人经历过在广州出卖木材的困难，致令我们行驶婆罗洲的轮船停航。”“一般通例在这些会上主席是要评述到将来前景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任何关于将来的预言使我们仅能作为判断或最多是个人的意见。在中国，商业和政治是如此不能分离地连结在一起，而现在，这种连结更是空前密切，成为不可能预测到目前的局势到将来的结果是什么样。但是一般的看法（而我也有同样意见），现在不能看到中国最坏的局面。人民，特别是善良的商民，已被永无终结的干涉和对他们的商业的不合理的税收感到不满了。”“长时期的施行封锁一定剥夺了南方省份必要的入口，而出口货物也仅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销售。军事谁受益证明对贸易是一个严重的妨碍，而预料到如果有一个多少稳定的政权，则贸易将有巨大的增加。”反英运动，只有预期到作为一种吸引相当数量的在我国公司建造的挂着外国旗的轮船享受到贸易果实的工具，同样，挂着中国旗的轮船有很多的增加。因此，我担心即使回复到正常的航次时，结果在吨数上，一次就会超过要求。现在，许多行驶的轮船价廉，比较来说，由于欠缺常备的费用，推行了一种新的和混乱的竞争所造成的特征，这种情况已可接近看到。”“虽然，日本没有卷入长期的省港封锁的漩涡，但日本船业几乎与英国遭受到同样重大的损失。10月以后，日本船能接代了广州贸易的一个很大的百分比。”广州贸易（1926-1927年，第868页）1925年，广州贸易因“五卅”骚乱事件发生引起与香港冲突而受到严重损失。英国货物被苛刻地抵制。尽管如此，广州港口实际上增加贸易。下面海关收入数字可用以表明1924—1925年的局面。前三年平均数（两）1925—1926年（两）七月256,16770,711八月299,205150,180九月317,662232,407十月319,602306,125十一月333,490337,532十二月301,099304,838一月306,494422,971二月263,691233,676在外界港口（1926-1927年，第960页）在外界港口，对待外国公众的典型事例，可从《字林西报》及其驻汕头记者给以通讯报道如下：“7月22日，全体家庭仆人，由工会通告，实行罢工。”“昨日（四日）公司职员受警告而离港，摩托船海员离开，卡克兰仓库职员离开，船员将不用英国人，这还能做什么呢？”“除非我们用现金买到粮食，买办是不供应任何粮食的。有些给以稳定的支票，但外面纠察队禁止任何粮食入内。”“我们开始建立一个公共厨房，十二至十五人同在一起用膳。所有粮食送到这里（指作者的住宅）由两个前英国仆人自任炊事职务，两人受到所有人最高赞扬。”“在这个天气，为这班群众烧水解渴是一件紧要的事，用一次热水沐浴将是一种奢侈浪费，在这个时候是不能得到的。”“战舰入港，正尽他们能做的来帮助制冰、烤面包和安排洗衣。”“更多粮食必须来自香港，这儿没有鲜奶，俱乐部空空，仆人离开。”“‘赤色分子’发出通知，所有欠英国企业的钱不用偿还，没有中国人与我们贸易。”1924-1925年海关贸易（1925-1926年，第857页）抵制英货始于1925年6月1日，直到年底还未被完全制止，它使全国各地的贸易陷于脱节。在广州政府影响下的华南，抵制运动发展得特别有力。“五卅”开始的全国规模的罢工迟至九月还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到货物的周转和人们的购买力。虽然致力于开辟正常的贸易途径，以便使贸易可以恢复到更稳定和更正常的水平，但过去几个月来在广州流行的混乱状况是很少有改进的。形势的困难是断绝了与香港的交通，因广州和香港之间没有运输，广州被切断了许多日用必需品供应的来源。一些商人直接运货到广州，但货量不足以减轻缺乏和使价钱便宜。中国生产的水果和蔬菜，在广州四周非常丰富，已大大超过地方的需要。除了地方上的消费以外，他们是正常地运到华中、香港、日本等地，由于出口实际上已被切断，结果一个决定降低价格，这表明对生产者和商人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外国商品的价格包括纺织品、罐头品、铁和钢、纸已提高百分之一百以上。丝织业据称总萧条。并在这期间刚出现约有百分之八的丝业由于交通断绝致令货物堆积在广州的仓库里而至倒闭，自从分配中心转移到上海后，情况已迅速免去。目前广州本地银行正进行更多的营业，特别是汇单及转汇单，比较过去几十年还要多。这种繁荣是由于外国银行停顿所致。（何锦洲译）录自《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哲学社科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广州，1980年9月出版）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五卅”惨案致函香港各工团的信（1925年6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五卅”惨案致函香港各工团的信 （1925年6月15日） 抄录自：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21.7-1927.7》，北京：工人出版社，1981，第90页。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州：广东人民，1980，第120-121页。 径启者：自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惨杀工人顾正红发生之后，日、英、美帝国主义者，更蝉联不断屠杀我同胞，同时九江、青岛、汉口等处日、英帝国主义者，亦先后杀戮我工界多人。可知帝国主义者已在我国境内，下全体动员令向吾人进攻，吾人若不急起一致反抗，则国将不国矣！我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中，本负重大使命，对此应敌忾同仇，为民族独立之先锋，引导全国同胞，一致动员，向帝国主义反攻，匪特援助被害之同胞，抑亦为我工人阶级之本身利益所应有之工作也。本总工会已派代表往各处工团，指导一致作实力的对抗，现据代表回报，贵处各工友对此异常热烈，进行方法亦准备当，并组织全港委员会筹谋指挥，闻听之下，殊深嘉慰。兹仍派代表前来协助进行，特此函达贵工团等立即通令全体工友一致罢工，以制帝国主义者死命，并希提出要求条件，不达目的不止。仍盼将罢工奋斗情形，随时函报为盼。 此致 香港各工团 中华全国总工会启 1925年6月15日
省港大罢工大事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大事记来源：《省港大罢工资料》（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演讲、抗议帝国主义者杀害工人领袖顾正红和逮捕爱国学生，遭英巡捕开枪扫射，死伤数十人，造成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6月2日上海20万工人为抗议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广州工人举行示威大会，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5日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号召全国被压迫阶级群众坚持斗争，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上旬共产党派邓中夏、杨殷等到香港组织发动香港工人举行罢工。与此同时，党还派李森、刘尔崧等组织发动沙面洋务工人罢工。12日广东革命军平定桂系军阀刘震寰、滇系军阀杨希闵的反革命叛乱。13日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发表时局宣言，分析了平定刘、杨后的广东局势，号召工农群众继续为革命政府后盾，促使政府进行改革，以满足工农兵群众最低限度的要求。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启事，并于广州太平南路45号海员俱乐部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15日中共广东区委就上海事件发表《告广东人民书》，号召各阶层人民与上海工人团结一道，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五卅”惨案致函香港各工团，要求立即组织全体工人一致罢工。17日广东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举行会议，通过援助沪、汉各处被害同胞的办法十五条，并决定成立“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中旬香港各工会在邓中夏召集下，举行全港工团联席会议，决定举行反帝大罢工，发表罢工宣言。会后并联名致函香港政府声明罢工理由，及提出要求条件。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刷等行业工人首先罢工，其他工人相继响应。仅十五天内，罢工人数便达25万。罢工工人纷纷回到广州。21日沙面3000多洋务工人罢工，退出租界，并组织“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市内英、日、美洋行的中国职工也参加罢工。23日广州工、农、兵、学、商和省港罢工工人共10万人，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共产党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等领导群众参加游行。当队伍经过沙基时，对岸沙面租界的英、法军队突然用机枪向游行群众扫射，当场死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无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更加激起广东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省港罢工的规模更加扩大。广东省长公署为沙基惨案照会英、法、葡三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24日广东各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沙基事件真相。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特号》创刊（6月30日正式出版发行）。25日为追悼“五卅”惨案烈士，全国罢工、罢课、罢市一天。26日省港罢工工人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等问题。广州人民对英、法领事关于沙基惨案的无理答复非常愤慨，因而提出二次抗议，并提出关系国派大员谢罪等五项要求。27日广东各界举行代表大会，通过“经济封锁办法”、“援助省港罢工工人办法”等决议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宣传学校举行开学礼。30日香港罢工工团召开代表大会，有一百多个团体代表到会，决议将香港工团总会迁设广州。广州商联会、总商会、市商会及大新等三大公司代表召开第一次会议，决议组织广东商界对外经济绝交委员会，并通过“拒用外币”、“检查外货”等决议，以援助省港大罢工。7月1日在省港罢工工人支持下，广东正式成立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辖下各地方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省港罢工工人举行代表大会，选出纠察队的职员，并决议组织武装纠察队以协同军警封锁港口，又决议设立粮食贩卖委员会。广东省长公署训令广州市公安局，从即日起征收租捐半月，以援助罢工工人。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苏兆征、林伟民、李森等13人当选为委员，苏兆征任委员长，邓中夏、廖仲恺等被聘为顾问。4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常会，推定干事局属下各部的负责人，李森任干事局长；并决议添设罢工委员会海口封锁队。罢工委员会成立财政委员会，苏兆征兼任委员长。5日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举行成立大会。邓中夏任纠察队训育长，徐成章任总教练。6日罢工委员会发出通电，吁请全国同胞援助罢工斗争。罢工委员会公布《会审处细则》。10日罢工委员会发出通电，决定由即日起封锁香港及新界口岸，所有轮船一律禁止往来。11日省港罢工工人及广州各阶层100多个团体共十余万人公祭沙基死难烈士，公祭后同到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与关系国交涉，实现6月26日所提出的五项要求。2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公布《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汕头各工会对外罢工委员会成立，积极参加反抗帝国主义的各项活动。24日省港罢工委员会致函国民政府，要求组织特别法庭以审判破坏罢工、效忠帝国主义的罪犯。25日省港罢工工人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成立筑路委员会的决议。27日香港英帝国主义者举行“公民大会”，急电英国政府，请求用武力攻打广州，驱逐“过激党”，压迫国民政府解决罢工风潮。30日省港罢工工人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到会作政治报告。大会为此作出了决议案，表示要“尽我们在民族革命中之先锋及领导地位之责”。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通告各工友投考农民运动讲习所宣传班。8月1日省港罢工工人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特许证”制度。4日省港罢工工人举行第八次代表大会，彭湃到会作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11日省港罢工工人和各阶层人民共十万人集会，要求肃清一切反动势力，统一广东。罢工委员会发表《讨伐邓洪林请愿书》，要求坚决肃清勾结帝国主义、破坏罢工的邓本殷、洪兆麟、林虎等内奸，以统一广东，巩固革命根据地。14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实施“特许证”制度的重要通告。18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举行开筑黄埔公路开幕式典礼。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廖仲恺遇刺牺牲，省港罢工委员会为此发表《告工人书》。25日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再次要求英政府用武力攻打广州，并对广东政府下最后通牒。26日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五万余人集会，哀悼廖仲恺，并通过《市民大会请愿书》，要求国民政府坚决肃清内奸，实现广东的和平统一。27日省港罢工工人举行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议撤消“特许证”制度。9月3日罢工委员会暨广州四商会联合公布《取消特许证后之善后条例》。《善后条例》仍坚持“单独对英”的原则。11日省港罢工委员会致函广东交涉署，要求抗议英兵在宝安一带屡次挑起事端，枪杀罢工纠察队员的罪行。12日罢工委员会第六十次会议通过《对日美法等国轮船店户条例》十一款。14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四商会共同拟订和公布“工商联合标语”，以加强工商联合，并拟订了《附加善后条例》。18日由省港罢工工人等方面共同组成的北上外交代表团首途北上，以谋求全国一致行动，解决帝国主义在我国制造惨杀案件及省港大罢工等问题。28日香港华商代表抵广州，试图调解罢工问题。29日省港罢工工人举行第三十次代表大会，通过《香港罢工工人恢复工作条件》十五条，并将此项条件连同《广州及沙面罢工工人恢复工作条件》交由华商代表带回香港。因英帝国主义对解决罢工毫无诚意，故此次调解没有结果。30日罢工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共同组织的特别法庭宣告成立。10月3日广东工、农、商、学、兵各界联合发表《拥护解决罢工条件宣言》。广东各界人民举行沙基死难烈士国葬大会。5日国民革命军出发东征，讨伐陈炯明。三千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发。7日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举行各界人民大会，表示拥护解决罢工条件，支持政府东征，统一广东，巩固革命根据地。10日省港罢工工人举行第三十三次代表大会，陈延年到会作政治报告。12日东莞太平商民团勾结土匪围攻驻该地之纠察队，造成死二十余人，重伤三十七人的严重事件。13日国民革命军攻克东江重镇惠州。17日省港罢工工人举行第三十六次代表大会，彭湃再次到会作政治报告。25日统一广东各界代表大会在广东大学举行，到会团体三百多个，人数不下十万。大会作出了统一广东的决议案，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26日国民革命军出发南征，讨伐盘踞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11月4日国民革命军克服潮汕。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进行改组，成立纠察队委员会。邓中夏、徐成章等任委员。英帝国主义者支持土匪千余人，向驻守深圳沙鱼涌一带的纠察队和铁甲车队进攻。纠察队等奋勇还击，击毙土匪二百多名，纠察队和铁甲车队则死伤二十余人。12日罢工委员会组成模范纠察队。16日港商代表抵广州，再次试图调停罢工。21日应港商请求，广州四商会选出代表赴港调解罢工事宜。25日罢工委员会举行大会，慰劳凯旋归来的东征运输队。由于东征、南伐的胜利，罢工委员会决议扩大武装封锁范围至全省各港口。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二十多个团体共同组织的“反帝国主义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通过章程并选出执行委员。27日罢工委员会颁布三项关于罢工封锁的通融办法，以发展上海、广州间的交通商务，促进工商联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对于香港工会统一问题意见书》，指出香港工人阶级组织的统一，对反帝斗争和保障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29日罢工委员会召集各界华侨代表大会，决议组织“中华各界开辟黄埔商埠促进会”。12月1日香港各工会联合发表拥护工会统一运动的宣言。3日英兵连日在深圳文锦渡及罗坊向工人纠察队开枪挑衅，重伤纠察队员二人。9日罢工委员会发表关于调解罢工的宣言，指出罢工之能否解决，当视香港当局之态度如何而定。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举行追悼大会，悼念英勇牺牲的纠察队员和铁甲车队队员。大会编印了《罢工纠察队为国牺牲录》以志纪念。11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举行慰劳纠察队员大会。20日省港罢工工人及广州各界人民十五万，举行援助京沪反段（祺瑞）示威运动大会，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26日香港恳亲团三百人到广州。30日香港八个华商代表抵广州调停罢工，但声称只谈经济条件，不谈政治条件。1926年1月1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华惨遭杀害事致电质问孙传芳。5日中国海员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至9日闭幕。大会通过了组织问题等决议案，选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执行委员十五人。苏兆征当选为委员长。1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就日本出兵东北发出通电，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17日汕头市召开各界代表大会，订定《封锁香港澳门条例》三十条。18日省港罢工工人与广东各界群众十五万人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东北。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21日省港罢工工人集会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工人之路》为此出版纪念特号。27日广州总商会等四商会通过决议，表示商人应联合一致支援省港罢工，务求达到香港英国当局完全承认复工条件的目的。2月1日香港工人实行第二次大罢工，并纷纷返回广州。港英当局异常震惊，大肆搜捕罢工工人。香港商人也积极酝酿罢市，组成全港商民罢市委员会。琼崖成立封锁香港委员会，积极协助罢工委员会驻海口办事处进行封锁工作。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致函慰问省港罢工工友。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团体举行援助罢工周，并发表宣言，号召各界积极支援罢工工人，以争取斗争的最后胜利。广州各阶层人民开展宣传、募捐、慰问等活动，积极援助罢工斗争。省内各地以及广西梧州等地也相继掀起群众性的援助罢工运动。7日省港罢工工人和广东各界民众十万人举行“二七”三周年纪念大会。《工人之路》为此出版纪念特号。9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公布《开放省澳航行条例》，以便利港澳同胞和第二次罢工工友返回广州。13日共产党发表《告罢工工友与民众》，赞扬罢工工人七个月来的成就，并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团结拥护罢工。1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广州四商会联合组成工商检验货物处，定于2月16日开始检验。22日粤海关税务司英人卑路，在英帝国主义授意下，借口罢工纠察队扣留未经海关查验的货艇，无理宣布停止验货，蓄意制造“封关事件”。广州和全国各地人民纷纷提出抗议，迫使卑路于26日重新开关验货。26日省港罢工工人和广东各界人民十余万人，举行促成国民会议示威大会。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3月12日省港罢工工人和广东各界三十万人举行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工人之路》为此出版纪念特号。18日省港罢工工人及广东各界一万余人集会，纪念巴黎公社起义五十五周年。《工人之路》出版《巴黎公社纪念号》。20日蒋介石策划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英帝国主义对省港罢工重新持强硬态度。22日罢工委员会颁布《港澳船只回省复业条例》。全港罢工委员会开办的速成宣传学校举行开学典礼，苏兆征到会致词，勉励学员致力于全港工会运动。28日省港青年工人举行大会，要求保护青年工人的利益，并通过拥护省港罢工等决议。30日省港女工举行大会，通过女工保护法及拥护省港罢工等决议案。31日省港罢工工人举行第一百次代表大会。罢工委员会为此事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共广东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等组织均致信祝贺，高度评价罢工九个月来的成绩，勉励罢工工人坚持斗争，争取最后的胜利。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特于五月出版《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百次纪念刊》。4月2日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团体十五万多人，举行声讨段祺瑞惨杀北京爱国民众大会，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打倒段祺瑞等反动军阀。4日罢工委员会为照顾农民实际情况，密切工农关系，公布《特准许宝安农会农民经过英界条件》十一款。15日香港各工会在广州举行代表大会，宣告成立香港总工会。大会通过了《香港总工会组织章程》、关于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问题等决议案，大会至25日结束。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广东省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同时开幕。两个大会联合发表了《慰问省港罢工工友书》，并与省港罢工工人举行联欢活动。4日省港罢工工人与广州各界群众三万多人举行纪念“五四”大会。英国工人举行总罢工。省港罢工委员会闻讯于8日致电声援。7日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四万余人举行“五七”国耻纪念大会。11日广州商民协会与正在广州开会的农、工、教育等代表，举行工农商学联欢大会，并通过关于解决省港罢工等七项决议案，要求国民政府接受。17日广州农工商学联合会正式成立。21日汕头英国领事撕毁汕头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张贴的标语，殴打纠察队员，并召英舰水兵登陆进行威胁。汕头各界人民纷纷举行反英示威游行，要求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23日广东全省商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通过援助省港罢工等决议案。全体代表前往罢工委员会慰问罢工工友。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等五团体联合开会欢迎广东商民协会代表大会代表。邓中夏在会上发表《工农商学联合之意义》的演讲。30日省港罢工工人及广州各界人士共二十多万人在东较场举行“五卅”周年纪念大会，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工人之路》出版《“五卅”纪念特号》。6月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香港英国当局，表示准备委派全权代表与香港会谈罢工问题，希望港英当局委派具有同等权责的代表进行会谈。8日粤海关税务司下令禁止海关工作人员加入海关工会，并借此开除工人十多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等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声讨其罪行，要求国民政府饬令海关税务司停止阴谋破坏活动。罢工工人举行第119次代表大会，通过沙面货仓开放办法，仍坚持“凡属英仓不准开放”的原则。14日广州农工商学联合会举行成立庆祝大会，参加群众达三十万人。15日广州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开幕。邓中夏在会上报告工农商学大联合的意义，苏兆征作关于省港罢工的报告。会议通过拥护省港罢工等决议案。16日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白利安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转达香港总督复函，声称罢工已成为过去之事件，现在可就解决抵制英货问题进行谈判。19日省港大罢工一周年。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为反帝国主义罢工罢课周年纪念宣言》，并与广州各界群众四、五万人一道举行纪念大会。《工人之路》出版《反帝周年纪念特号》。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函英驻广州领事，驳斥香港总督所谓“罢工已成为过去之事件”的论调，并询问英方派出的三代表的职权。23日沙基惨案一周年。省港罢工工人及广州各界群众三十万人举行纪念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分别发表纪念宣言。《工人之路》出版《沙基惨案周年纪念特号》。全市停业一天志哀。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主办的劳动学院正式开课。该学院为培养职工运动干部而设，先后举办过三期，院长为邓中夏，教员有恽代英、肖楚女等。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复函沙面英领事，决定于7月15日开始谈判罢工问题。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北伐运输委员会，专门办理组织罢工工人参加北伐运输的一切事宜。30日广州农工商学联合会发表《拥护省港罢工宣言》，驳斥香港政府所谓“罢工已成为之事件”的论调，表示暂为罢工工人后盾，反抗帝国主义。7月1日罢工工人举行第128次代表大会，通过发给家属临时饭券办法，以解决罢工工人家属的生活困难。2日罢工工人第一补习学校开课。罢工委员会主办的同类学校共有八所，先后于七、八两月开学。5日罢工工人集会纪念纠察队成立一周年。《工人之路》出版纪念特号。8日省港罢工工人举行第131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到会作政治报告。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数千名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给北伐军以巨大支援。14日纠察委员会为加强封锁、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及为适应广东统一后对香港封锁线延长的需要，决定扩大武装纠察队，发出招募纠察队员的通告。15日惠阳县淡水商团勾结陈炯明旧部围攻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打死十多人，掳去五人。中英两国代表在广州举行第一次会议，谈判解决省港罢工问题。16日中英谈判举行第二次会议。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意见书，谴责英国屠杀中国人民以及封锁广东的罪行，并指出英方缺乏接受罢工解决条件的诚意。19日中英谈判举行第三次会议。英方代表提出答复书，推卸“五卅”和“六•二三”屠杀罪责，否认香港当局封锁广东的事实。21日中英谈判举行第四次会议，中方提出反驳书，驳斥英方的抵赖，并提出解决罢工的具体办法。省港罢工工人与广东各界人民共十五万人，举行拥护解决罢工条件示威大会，揭露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发表《力争沙基惨案及省港罢工条件宣言》。23日中英谈判举行第五次会议。英方反对中方提出的解决办法。至此，谈判名为延期，实则破裂。3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调查处公布：自去年6月19日举行大罢工以来，罢工工人在斗争中已牺牲881名。8月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就今后的斗争方向问题发表《致全国同胞书》。华侨协会向国民政府呈交意见书，表示拥护省港罢工委员会提出解决罢工的条件，并指出华侨已汇款三百万元支援罢工斗争，今后仍誓为罢工后盾。7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补充纠察队员二千名，以便在中英谈判停顿期间加强对英封锁。13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致函省港罢工委员会，坚决表示要统率二十万工友，支援省港罢工工友与帝国主义作战。14日六二三路举行开放典礼。该路是为纪念1925年6月23日沙基惨案而改建的马路，因以“六二三”命名。15日共产党发表《致罢工工人书》，高度评价省港罢工的意义，赞扬罢工工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勉励他们加强团结，振奋精神，夺取最后胜利。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劳动学院、工人补习学校、劳动妇女学校、工人子弟学校等十多所院校举行总开学典礼。苏兆征、刘少奇等出席并讲了话。20日省港罢工工人与广东各界人民举行纪念廖仲恺殉难一周年大会。《工人之路》出版纪念特号。25-30日广东各界举行第二次援助罢工周，支援罢工工人对帝国主义的斗争。9月4日英舰数艘闯入广州内河，强占西堤码头，进行武装挑衅。事件发生后，广东各阶层人民连日纷纷集会声讨英国武装挑衅的罪行。国民政府外交部对英提出严重抗议。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抗议下，英舰在12日遁走。12日罢工工人代表举行慰劳纠察队员大会，向他们授旗及颁发奖章。18日罢工委员会欢宴华侨代表。苏兆征即席报告罢工经过，感谢侨胞对罢工的热情援助。到会侨胞一致表示要继续援助罢工。23日广东各界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分配各部工作。28日中共广东区委在《我们的生活》（第一期）发表《省港罢工问题》等重要文章，提出改变罢工斗争策略以及自动停止封锁香港、结束罢工等重大问题。29日广东各界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举行第二次执委会，通过该会的成立宣言及抵制英货条例等。香港劳动童子团联合会成立。30日省港罢工工人召开第166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变更罢工政策、结束封锁的决议。10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函各国驻广州领事，决定增收二五附加税，以作为收束罢工的费用。8日香港罢课回广州的学生举行全体大会，邓中夏到会作报告。大会决议拥护罢工的政策。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停止封锁发表宣言，并发布命令，将各港口纠察队一律撤回，暂行停止封锁。省港罢工委员会还发表《致海外华侨书》，阐明罢工的新政策，指出罢工尚未解决，希望海外侨胞继续援助，踊跃投资开埠，以解决罢工工人的工作、生活等问题。结束封锁后，为了保障罢工工人的利益，省港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等机构仍然保留，各种活动仍继续照旧进行。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发表《为省港罢工自动的停止封锁宣言》。广东各界三十万人集会，拥护自动停止武装封锁香港，扩大反英运动，并发表宣言。11日《工人之路》出版《拥护省港罢工实行新政策特刊》。国民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共同组织的机关开始征收二五附加税。13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六十多名毕业生前来参加纠察队的训练工作，纠察委员会开会欢迎。纠察队将在训练后，输送到各地参加工农运动。中旬江门、梅菉、宝安等地群众连日纷纷举行欢送纠察队回穗的活动。22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举行慰劳纠察队员大会，苏兆征致词慰问，邓中夏等发表演说，高度评价纠察队的贡献，号召继续发扬反帝斗争精神，好好训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25日第二届劳动学院开课。罢工委员会举办的工人宣传学校、劳动妇女学校、工人子弟学校等均先后开课。16日省港罢工工人和广东各界人民十万多人举行反抗英帝国主义屠杀四川省万县同胞示威大会，通过《广东各界反对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同胞示威大会决议案》，会后举行示威游行。11月6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会址东园被反革命分子纵火焚毁。罢工委员会立即派出武装纠察队布防及组织调查起火委员会，并指出这是帝国主义破坏罢工的阴谋。省港罢工工人及各界人民纷纷声讨敌人火烧东园的罪行。12月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发出关于限制罢工及所谓处置工会纠纷的反动布告。15日广东当局发布限制工人运动的反动禁令。在省港罢工工人支持下，广州工人代表会为此向省政府提出抗议。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2-3日反动的广东机器工会在广东当局纵容下，对广州铁路工人发动进攻。铁路工人在农民自卫军和省港罢工工人的声援下，英勇击退敌人。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就今后香港职工运动问题向香港总工会下达训令。16日省港罢工工人及广州各界代表一千多人举行援助汉口人民反英斗争大会。21日省港罢工工人举行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的活动。《工人之路》出版《纪念列宁特号》。2月17日广东省政府警备司令及公安局借口取缔“工人持枪殴斗”，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省港罢工工人及广州工人为此向农工厅请愿，提出抗议。25日省港罢工工人及广州各界人民集会欢迎国际劳工代表团，并举行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大会，与会人数达三十万。3月16日中共广东区委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广东省农民协会等团体联合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认真执行民族革命的工农政策，实行进步的农村政策。下旬省港罢工工人与广州工人共同举行庆祝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活动。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革命群众实行疯狂的大屠杀。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实行反革命政变。反动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等革命团体，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并大肆杀害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广东工人运动领袖及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李森、何耀全、刘尔崧等二千多人。此后，省港罢工委员会等革命组织陆续转入秘密的地下活动。
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1960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1960年11月）说明：这是一九六○年十一月，我所专程到北京访问李立三同志的一篇谈话记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注。一九二四年我到上海时，上海只有几十个党员，只有两个工人党员，还不是纱厂工人。一九二五年初二月罢工前，上海只五、六十个党员。我那时是上海地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始去时没有办法，就是运用毛主席在安源的经验办平民夜校，共办了七个：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在一九二四年六、七月间每个区有一个平民夜校，先是工人子弟来，后有工人来上夜校，然后再发展工友俱乐部（也有叫工人进德会的），吴淞也叫工友俱乐部。我每星期到每个地区去上课一次。俱乐部开始参加的人不多，几百人，没有搞斗争，都是宣传教育工作。俱乐部下面以工厂分小组，这是成立工会的核心组织。当时俱乐部负责人，沪西是项英、沪东是蔡之华[1]，吴淞没有人，我就当主任，还有闸北、浦东、南市、虹口共七个。我们在潭子湾时租一幢两层楼房子，很坏，旁边有家茶馆，我们有时在茶馆谈工作。二月罢工时邓中夏同志被捕经过是这样的（不是打厂被捕的）：那是二月罢工后很久了，有十几天了，工作没有办法，我们就开大会鼓励工人坚持斗争。我在讲话，警察来了，有很多，大约一、二百人，邓中夏同志叫我下来，我刚下来，警察一围起来就抓人，抓了不少人，但我与邓中夏均未被抓。警察走后，我们又召集工人开会，当时工人也没经验，吵着要请愿。我与中夏不同意。工人说：你们过去老叫大家要抱义气，现在工人被捕了，你们又不抱义气了。我们觉得不去不行，不去群众就会散掉了，我就与中夏同志商议，我说由我去，中夏同志说由他去，认识他的人少，因为他当时是党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结果他带了七、八个工人代表去就被捕了。被捕后工人更愤慨，我们就加紧宣传，罢工就坚持下来了。后来中国纱厂资本家出来调解，罢工基本胜利。肯同工人订条约就是胜利。谈判是有的，但我没有去。情况记不得了。纠察队是二月罢工开大会时成立的，我还发过旗帜。刘华[2]是二月罢工后过好几天才去潭子湾的，刘华是上海大学学生，邓中夏是上大教务长。中夏说让刘华去潭子湾工作，我记得我与中夏还同刘华同志一起谈过一次话，那时项英好象已走。也许项英与刘华在一起到过工人中。二月罢工我记得很清楚是从内外棉五厂开始的。二月罢工中工会成立后，俱乐部在实际上还起作用。工会还只有一块牌子，因为这个过程发展太快了。上海工人工作最大问题是青帮问题。第一次搞工人工作时不理青帮，结果资本家利用青帮使浦东日华纱厂的斗争失败了。第二次李启汉[3]就加入了青帮，但过于相信青帮，结果被青帮头子出卖，也失败了。我去后研究了上海工运的历史情况，觉得不理不行，加入也不行，就采取另外办法，研究青帮中徒弟是被压迫的，因此联合下层，反对老头子，把阶级斗争在帮会中搞起来。那些老头子都被帝国主义收买，弟子是被压迫的。五卅时保护我的都是青帮的徒弟。工会成立后，青帮就不起作用了。他们与虞洽卿搞在一起，成立“工团联合会”。上海总工会是五月二十四日左右成立的（不是五月三十日成立的），地点在宝山路。党中央二十八日会上我们斗争口号就变了，把经济斗争转为民族斗争（这个内容我写过）。我们当时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四提案，传单中都有反对四提案的口号。五卅指挥部（秘密的）设在二马路一个旅馆里。三十日工部局一抓人，我们就号召跟上去，一下子把老闸捕房围起来了，要求释放被捕者，巡捕房用自来水冲也冲不散，就开枪，这样就造成了五卅惨案。五月三十日晚上决定第二天继续上街。五月三十日上街只有学生没有工人，你们去查死者名单，其中没有工人的。工人是六月一日才上街的。我们的口号是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工部局开枪杀人。在上午还罢不下来，我们到那里叫罢工，罢下来了，等我们一走又开了。我们觉得只有罢市后，工人罢工才罢得下来。下午二时南京路还罢不下来，忽然听说总商会要开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也参加，我们与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联系也不多的，但听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同情罢工，而总商会反对，因此一下子几千人拥到总商会。那天林钧讲了话，话讲得很激昂慷慨，我没有出面，大多数人都赞成罢，虞洽卿不在，方椒伯溜走了，我们派代表到他家请他来，方在大家愤慨下签了字。总商会通知一下，就罢市，罢工就很快了。纱厂都罢。当时我们的工作据点是纱厂，二日是都罢了，人数有三十——四十万[4]。总工会会员不到五十万人。总工会当时热闹得很。那时才组织罢工委员会，后来这名义用得很少，都用总工会名义。总工会由宝山路搬到共和新路，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总工会隔壁就是戒严司令部。坚持罢工中，斗争最尖锐是码头工会，因为码头工会有两个工会，我们一个，青帮一个。这时虞洽卿回来了，工商学联合会已成立了，总工会也出面了。虞洽卿想把十七条改为十三条，想利用青帮破坏罢工斗争。青帮中好一些的有一个王汉良。上海总商会不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但捐款它要管，把捐款给青帮码头工会，我们就斗争，结果两个工会合并成一个，两边人都参加。青帮这时与总商会、工部局联合破坏罢工。在开市后就有工团联合会了，负责人姓包（名字记不起来）。成立时来个通知在总商会开会，我知道是破坏，就去找虞洽卿，说他破坏。他说他不知道。我说你为什么借会场给他们。结果还是开了。我就自己去参加开会，我找了王汉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一起去。王汉良很紧张，把手枪放在身上。我到那里，工人一见我，溜的溜，跑的跑，剩下只有二、三十个人。我与包说我来参加会。包说总工会贪污了工人的钱，要算账。我说好，明天总工会开个代表会。他说不行，要我缴总工会的图章。我说明天开会我才交。当时其他人都不说话，王汉良就说今天的会也不要开了，明天的会也不要开了，一切事我负责。过几天，王汉良叫我送给包××一个红帖子，在名义上算他的徒弟，我说不行。王又说他请次客，让包××坐第一位，我坐第二位，我说行。请了一次客，包××坐第一位，来了很多徒弟。工团联合会破坏没有搞成。但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想搞暗杀。那时少奇同志已来，他是五卅罢工罢下来后，来上海的。中央把他从安源调来搞上海工作的。搞暗杀的时间大概是六、七月。我和少奇同志都在共和新路总工会，那里有两幢房子，一前一后，我和少奇同志在后一幢楼办公。那天可能是下午（记不清），一个人来找我，是个已被开除会籍的工贼，他向我表示悔过，我说很好，那你就回工人中去，说完后我要走。他说还有个问题要谈，谈了一个又要谈一个。我一看情况不对，就推有事进去一下，跑去告诉少奇同志，一面赶快调纠察队，两个办事处调二百人，一面叫他先走。我和少奇出后一幢屋前门到前一幢屋后门时，想起要通知会计科把钱锁在保险箱里，我就叫少奇先走。当时大家不认识少奇，少奇出去时茶馆店里坐满了人，有个汽车也装满了人，少奇赶快去中央报告。我交待了工作后，出后一幢屋前门，想从前一幢屋的后门进去。里面已打得不得了，保护我的两个人把我拉进后一幢屋，想从后门跑，但后门开不开，其实开了就不得了，后门都是流氓打手。两个保护我的人就守在楼下，我上楼从屋顶上出去，走了两家人家，第三家有个老奶奶招呼我到她家，把我锁在阁楼上。我叫她赶快找几个总工会的人来，他因儿子、媳妇都是工人，对工人很熟，就找来了四、五个人。我赶快通知他们几件事：第一、通知各办事处来二百个纠察队保护总工会；第二、纠察队全部集中保护办事处，晚上各办事处开代表会，第二天进行示威，反对打总工会。那时我知道纠察队已到总工会，戒严司令部不准工人进去。我就去戒严司令部找邢士廉的参谋长（姓李），我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们组织了多少工贼打总工会？”他说：“没有啊，都是工人自己打的。”那时刚好抓了两个人，我叫不准放，叫他审问一下，他说好。第二件事要他令工贼撤出总工会，让纠察队进去，后来他们一商量同意撤退。我就与他一起到总工会，工人已打伤了七、八个，有没有死的我记不得，保护我的两个人都伤了，我把伤员送进医院后就到中央。中央当时很急，都不知道我在那里，陈独秀是消极主义，认为恐怖来了撤退吧，蔡和森反对。我就告诉他们我通知办事处的几条，蔡和森同志、少奇同志都赞成，就又大示威，开大会，罢工就又一次高涨起来。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但到底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过不久罢工不能坚持了，中央要我离开，大约八月份我离开到北京，组织学生支援斗争。我原叫李隆那，这名字工人不容易认识。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左右，我与中夏同志去吴淞，在火车上，中夏又说我的名字不好写，改一个吧！改什么呢？刚好看见三个人立在火车门口，中夏就说叫立三吧。所以自此以后我的名字就改为立三。我到上海后是用的安源办法，安源是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工作的。主席有个很著名的话“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口号，二月罢工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也是从这个指导思想来的。办夜校是主席在安源的办法。我在上海对付青帮的办法，就是运用安源对付红帮的办法。利用合法，统一战线思想都是毛主席的思想。上海情况与安源不同，在上海我每星期到俱乐部只有去一次，因此影响比较间接。再有上海的工作是我受了毛主席思想的影响在干工作，毛主席不在上海，中央是陈独秀，所以主席思想不能起大作用，当然蔡和森的思想与主席思想也是一致的。（原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蔡之华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杨树浦工人进德会的领导人。[2]刘华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沪西工友俱乐部负责人之一，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被敌人杀害。[3]李启汉同志，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十月出狱去广州，一九二五年五月以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广州牺牲。[4]根据已有史料看，此数字嫌大。
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chm电子书下载 风雨征程七十春 （毛齐华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前言 一、走上革命道路 二、参加五卅运动 三、办地下印刷厂 四、难忘留苏岁月 五、建立秘密电台 六、延安宝塔山下 七、辗战太行山区 八、迎接上海解放 九、在中央劳动部 十、主事浙江政协 结束语 录入者：阿芬
第十七章在北方的二个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十七章在北方的二个月当一切准备就绪，我便从汉口乘轮船去天津，在船上约有四天。但到达塘沽时，因当时水浅，轮船不能直抵天津，故在那里上岸，再转乘大车，这就给与我很大的麻烦。我带了五件行李（因述之是夏季去的，冬季的衣物都没有带去）；因抱着一个四个月的孩子，自己不能去作一些事，幸而船上有一个青年茶房，因平时对我很照顾，我就托他替我办一些事情，如买车票，行李打车票等。待他把这一切办妥之后，我便上车，傍晚就抵达天津，住在一间旅馆里。但当我吃过晚饭，同孩子一起入睡时，忽然听到敲门声，原来是述之得到交通处的通知来迎接我的。他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拿着手杖，伪装官僚政客的模样。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这样的服装还是第一次见到，觉得有点不顺眼。他说马上接我到他的住所去，当时已是深夜秋风瑟瑟，坐在人力车上，颇觉有些寒意；但很快就到了他的寓所。那是一座中上等的西式楼房（因秘密工作需要掩护），他同顺直省委的书记朱锦棠和他的妻子以及述之以前的书记李芬等住在一起。当我到达天津时，是在所谓“八七会议”[1]约二个月之后，当时党的政策，是在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之下，从一个极右的机会主义跳跃到极左的冒险主义，即所谓秋收暴动时期。但执行这种盲动主义的新路线的人，就是昨天的那些极右的机会主义者的中央委员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以及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举出来的新中央委员周恩来和李立三。瞿秋白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罗米那滋的允许之下，阴谋的召开了非法的“八七会议”之后，他自己如愿以偿地作了总书记，陈独秀被撤职（他已自动辞职），因共产国际已准备拿他来做主要的代罪羔羊。这些执行新路线的领袖们，他们丝毫没有独立检讨局势的能力，而只是不假思索地追随共产国际的新路线走疯狂地进行盲动主义的武装暴动政策，不管客观的条件行不行得通。当然，这也是为了赢得莫斯科的眷宠；同时，有另一方面，他们把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卸在陈独秀身上，以掩盖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失败的错误。他们也不用头脑去思索一下：当革命的潮流高涨，工农和一般的民众都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最富有战斗性的时期，正好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旗帜和武装去摧毁反革命势力的时候，为甚么共产国际却教导中国的共产党如何屈服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如何投降，让反动的势力摧毁了革命的力量。共产党势力被削弱，群众的革命组织被摧毁，革命的民众和共产党人大量被屠杀时，共产国际却反而命令中国的共产党从一个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转变到另一个冒险主义的两极呢？这不是恶作剧吗？这不是拿中国革命者头颅和鲜血来开玩笑吗？按照一般的常情和常识，党在当时是应该采取暂时退守的政策，以便培养已经丧失的元气，恢复实力。陈独秀和彭述之以及许多高级干部如王若飞、伍孟雄……等在当时都有这种意见。陈独秀在“八七会议”后，曾写信给党中央，主张暂时采取退守政策，反对武装暴动。然而，这些领袖们，他们不但不考虑陈独秀的意见，反而攻击他为极右的机会主义者和取消主义者。他们完全没有独立的思想和意志，而只是一味的奴颜婢膝地跟着共产国际的冒险政策走。其结果是：南昌暴动失败；跟着湖南、湖北的秋收暴动也都惨败，丧失了无数革命者的头颅和无可计量的鲜血！本来，当述之刚到北方时，他是被中央指派为北方区的书记（八七会议以前），代替已被牺牲的李大钊的地位。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在共产国际盲动主义政策的领导之下，虽然八月一所举行的南昌暴动和随即发动的两湖的秋收暴动都惨遭失败，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却命令北京和天津立即举行武装暴动。述之接到这道命令后，他认为在武汉革命失败之后，反而到处处举行武装暴动，不但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是没有常识。当然，他在当时不能干预这种不合常情的荒谬政策；但他和北方的区委委员商议，决定采取拖延政策。因为他们大家都很了解：当时天津和北京，在反动的军阀张作霖的野蛮统治之下，共产党又没有广大的群众组织和工人的运动。假如人工地制造武装暴动，除了徒然牺牲干部和党员外，绝无任何结果。因此，他们只好向中央报导以暴动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为藉口，以此拖延执行中央的指令。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认为彭述之领导的北方区有意抵抗国际的政策，撤除他的书记职位，另派蔡和森去重新建立北方区委，把以前的委员如刘伯庄、陈为人……等都调走，藉口以尊重工人同志为名，指令铁路工人同志王薄波代替彭述之为北方区的书记。但实际上是蔡和森作主，王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而彭述之便被降低一级成为顺直省的书记了。但当我到达天津时，述之已再降低一级成为一个顺直省委的委员了。因为蔡和森也以提拔工人同志为名，使矿工出身的朱锦棠为顺直省委的书记。朱锦棠是湖南人，原为安源矿工出身，在1922年9月的矿工大罢工运动中，由于他的勇敢和具有某种事务才能和鼓动的能力，成为矿工运动的领袖；尤其在罢工胜利之后，那里的运动迅速发展，朱锦棠也就继续发挥他的才能，起了重要的作用（1924年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自1925年安源的矿工运动被反动的军阀镇压之后，那些著名的领袖们，如李立三、刘少奇……等都不能在那里立足，而朱锦棠亦被迫离开那里被党派到北京管理党办的印刷厂的工作。在我于1927年9月到达天津时，他已经是顺直省委的书记。但由于他在政治、理论各方面的水准甚低，实际上是依靠述之，他不过是名义上的书记而已。正由于这个地位同他的能力不相称的原故，才使得他原有的作工人运动的本能无法表现，而且逐渐感到无事可作。我同他和他的妻子住在同一座房子里有一个多月，我看他终日在房子里踱来踱去，表现得十分无聊的神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他除了照例开开会议之外，谈不到起任何的作用了。朱锦棠虽然是工人出身，但他的态度却很文雅，举止落落大方。他的身材标准，白白的面庞，上唇留着一撮黑黝黝的法国式短须，身着华贵的狐皮袍，套上黑色的马褂，手里拿着手杖（当时北方新式官僚的作风），俨然一个时髦的漂亮官僚政客的形象。失锦棠作了书记后，他便于无形中改变了以前述之作书记时对财政管理的制度。以前述之作书记时，他本人从来不管钱，把所有的款项都交级二个女书记掌管，由述之签字向她们取款作各种用途。但朱锦棠好像过去没有这一回事一样，我从上海的中央带去的六万元交给他，其中除了一部分（多少我不知道）由王薄波取去交给驻北京的北方区委蔡和森外，其余的他便放在自己卧室中一个保险箱里，自己保管，也不向顺直省委报告用途。他自己随便取用，又没有账目，好像是他个人的私产一样。述之和我以及以前述之的书记李芬私下谈起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一笔巨款掌握在他个人的手中，没有一种制度来保证，尤其对于一个在政治理论修养甚低，尚没有经过严重考验的人，是可能使他产生一种物质的欲望的，更何况他已经表现浓厚的物质享受的倾向，不过因为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不免有所顾忌而已。因此，在一次的小组会议上，（因我们住在一起编成一组，成员为述之、朱锦棠、李芬和我，朱的妻子非同志），李芬在讨论了政治问题之后，她提出对朱锦棠关于管理财政制度的批评。（她曾在述之作书记时，同另一女同志管理过财政的）她认为朱把党的财政放在个人手中，没有任何账目和报告，是改变了以前的良好制度，应该重新恢复这种制度才合组织的原则和保持良好的作风。当然述之和我都支持李芬的意见（实际上，我们共同的意见），朱锦棠虽然当面不反对这个建议和批评，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愿意把这笔款交出来。他用一种狡猾的藉口一天一天地拖延下去，一直没有下文。这一次的小组会议是我们在天津最后的一次。由于北京六十多个干部和北方区的书记王薄波在一次准备暴动的会议上被军警包围逮捕，迅即全数以机关枪扫射毕命后，朱锦棠便利用这个机会，主张将房屋退给房主，我们大家分别找分租的房子居住，他准备和他的妻子单独居住，述之和我以及李芬住在一起。他的理由是因为王薄波知道我们的地址，恐对我们大家的安全有问题。实际上，王薄波已经枪决了，蔡和森在这件惨剧发生之后，从北京逃到天津时还来过我们的住所，由此可见我们所住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时间又过去了几天，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刚得到这个北京恶消息的头几天，我和李芬以及朱的妻子仍旧住在家里，述之同朱锦棠住旅馆暂避，因我们所租的是一座三层楼的西式房屋，有许多家具等物，同时，还要应付环境，要寻找藉口向房主退租房屋以及应付为在家作饭的女厨子等，都需要有人留在家里应付），假如危险的话，是在开始我们三个女人留在家里的期间。朱锦棠的这种措施，在保卫安全这一点来说，已经失去时间上的意义；他不过是利用一个机会作藉口，以摆脱他在生活方面对我们顾忌吧了。最明显的是：自他迁居后，他的住址便不告诉任何人，甚至连述之都不知道，只是他自己常来我们家里。这是一种最不合理而且是从未有过的一种制度，即令是党当时最重要的中央领袖的住址，至少有一个或二个可靠的同志知道，以便互通消息。他这样作，并非不相信述之，最主要的是对述之有一种畏惧，惟恐在述之面前暴露了他在物质方面的享受。但过了不久，约在1928年初，中央调他到上海作交通处的工作。由于当时上海的环境异常恐怖，为了技术上掩护的需要，党中央拿出一笔款项来开设一家木器家具店，派朱锦棠为该店的经理（上海话叫老板），一方面当然像一般家具店一样，正常的做生意，但主要的任务乃是作为中央的交通机关。但朱锦棠是一个异常精明的人，他知道凡是交通处，不管技术如何好，掩护如何巧妙，总是危险性最大的地方，因为从各地以及当地的许多共产党人跑进跑出，迟早总有危险。在这种情形之下，过于聪明的朱锦棠，就要在为革命工作而抱牺牲的决心，还是谋财保命这两条道路之间去选择。从他后来的结果看来，他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对于他来说，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北方时，既已开始贪图物质的享受（他冬天穿着狐皮袍，这只有官僚和资产阶级才买得起的），那就自然会贪生怕死，决不会为革命工作而牺牲。朱锦棠终于决定了，他想好了一个谋财和安全的计划，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以他的聪明和能干，把各方面安排妥当，秘密的把木器店连同房屋一起卖掉之后，便卷款潜逃，从此杳无踪迹，不知去向，他的这一个秘密工作做得很巧妙。当然，他这一种行为已经超过了贪污和腐化，而是一种叛党的行动了。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朱锦棠对革命不忠实；同时，在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官僚措施和盲动主义的政策，也是重要的原因。瞿秋白阴谋策划地利用工人的名义来对付他所嫉恨的政敌，把工人扶上一个不适合于其能力的高位，以致使其感到无事可作，生活又太舒服，住的是高楼大厦，穿着高等华人的服装，手中掌握大量的金钱，而又没有一种制度来监视或限制，任其自由使用。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政治修养甚低而又没有经过严重考验的人，是很容易受到物质的诱惑而趋向于享受的，由于逻辑的发展，便进一步的贪污腐化。在这种人为的条件之下，把一个原来勇敢有为的工人同志，在尊重或提拔工人同志的名义之下断送了。朱锦棠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人为的条件之下，从开始趋向于物质的享受发展到贪污而卒至卷款潜逃走到叛党的道路，瞿秋白的官僚措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疯狂地进行武装暴动，使朱锦棠感到：暴动一次跟着一次地失败；尤其使他感到最新鲜和亲切的是不久以前北京六十多个重要的干部和北方区的书记王薄波一起被机关枪击毙，跟着玉田的农民暴动又遭惨败；上海的环境又是如此的恐怖，每天都有同志被捕和遭枪决。在这种情形之下，朱锦棠对于党的领导失去信心（在北方时他不赞成中央命令北京和天津举行暴动，但他不敢公开反对）；对革命的失去信心，因而，失望和恐怖交织在他的脑中，这又促使他决心脱逃革命，乃至走到叛党的道路。本来在1927年7月末，当述之到达北京时，北方的革命力量，虽然因李大钊以及范鸿劼等一批领袖和干部于同年4月被奉系军阀绞杀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革命的力量，工人和学生的组织，却仍旧保持着。但自瞿秋白派蔡和森去那里重新建立新的北方区委，让工人同志王薄波代替述之的书记后，蔡和森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武装暴动，他把北京暴动的计划公布在内部公报上。因此，许多同志根据起码的常识，都反对这种办法（述之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蔡和森同王薄波严厉地批评这种做法，因顺直省的其他委员不敢公开反对他，只好以个人的名义表达他的批评和意见），他们认为，内部公报可能落在统治者手里，就会遭到严重的压迫和极度危险。但蔡和森认为：暴动是正大光明的，可以公开的，就是敌人知道也没有关系，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就表示我们有力量使敌人畏惧。像这种毫无常识的论调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由于蔡和森这种没有常识的疯狂举动，把准备暴动的计划公布在内部公报上，落在敌人的手中而有所布置，以致北京六十多个干部和区委书记在一个准备暴动的会议上被军警包围全数逮捕而遭枪决后，革命的力量受了致命的打击。在这次惨剧发生后，蔡和森狼狈地逃到天津来。当他到达我们的住所时，全身穿着上等呢料制成的崭新的中式服装，活像一个乡下佬的暴发户。华贵的服装同他的那种瘦长的身材和憔悴的面庞极不调和，好像这一身服装是盗窃来的一样。他已失去以前那种得意洋洋神情，而表现一种意气消沉和狼狈的姿态。他的妻子（他的第二任妻子。前妻向警予在莫斯科离异）李一纯（即李立三的前妻）的化装使我们大家看了都感到刺目。当述之批评他在北京的作法时，他支支吾吾，很难解释；但他还是寻找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他说这次的会议是有人告密，而不是由于公布暴动计划为敌人所发觉，企图掩盖他自己的错误，他避免同述之谈下去，他单独同朱锦棠个人秘谈甚久。过了几天，蔡和森便被中央调往上海。他到上海后，向党中央报告了一套谎言，说这次六十余干部之被牺牲确有人告密，而告密者同彭述之有关。不过当时没有人相信他的这种对述之的恶毒污蔑，这从周恩来对陈独秀说的“蔡和森对述之的这种说法是荒唐的”这句话可作证明。随后中央特派刘少奇到北方去调查，看究竟这次的事件是有人告密，或者由于蔡和森将暴动计划暴露出来，使统治当局发现了而特别注意之所致？据调查的结果，并不是有人告密，而是由于蔡和森的那种荒唐的措施之所致。结果，他接受了中央对他的批评，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常识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蔡和森在过去虽然在生活的态度上，有些呆板、古怪和不近人情，但他却是一个严肃的、诚实和朴素的革命者。但自1927年春从莫斯科回来后（他同他的妻子向警予于1925年末一同去莫斯科的），便完全判若两人。他变成轻浮、浅薄和不诚实，而且大有官僚的习气。这是由于一种制度使然。他在莫斯科一年半的时期内，自然深受斯大林官僚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又在这个阴谋险恶的瞿秋白的拉拢和影响之下。同时，党在当时正日趋腐化和堕落；这些因素汇合起来，才致使蔡和森变得如此的荒唐和腐化。自从我到天津后，李芬一直是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她离开天津到湖南去时为止。她是湖南人，北方区委二个秘书兼会计之一。当我到那里时，那一个女同志已经离开这里，李芬在名义上虽仍是秘书，但实际上已无事可作了。我同李芬相处，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月，但我觉得她是在当时我所认识的或接触过的女同志中，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女同志中最优秀者之一个。她的优秀并不是她的形象，而是指她的内在的品德。她的面貌和善，态度诚恳；她为人诚实，关怀别人，对工作认真而忠实。最难得的是她的超脱，与人无争的德性，因而她没有某些知识分子女同志的虚荣心和嫉妒心。她同我很快就结为好友，谈最知心的话了。李芬本是已经结过婚的，而且是生了一个男孩子的母亲。但由于她对婚姻的不满，同时，为了追求上进，她要求她的父亲在经济方面帮助她，使她能够离开夫家到北京去读书（她已经受过中等教育）。她的父亲是宝庆的一个地主兼新式绅士，他私自创办一所中学，据说规模相当庞大，他当然是有相当资产的人。他答允女儿去北京求学的要求。李芬于1925年考进北京大学为文科预科生。由于当时革命潮流弥漫全国，李芬遂于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秋，她便放弃学校生活作党内的工作。李芬于1927年12月初离开天津，同她的爱人，一个湖南籍的北京大学的同志，一起回到家乡。由于她当时对党的盲动主义政策怀抱不满，不打算在党内工作，想回到家乡筹划一笔款项出来开办一所学校或书店以作生活的根基。但她的这个计划，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她决定后才告诉我们的，主要的是她爱人同她一起商议的。因为她的父亲刚逝世不久，她回乡的目的处理她父亲的遗产（她的母亲早已去世，只有一个幼小的弟弟）。但她父亲的财产已全部为她的嫡亲舅父所掌管。由于她母亲的去世，因而阴谋险恶的舅父便无所顾忌，遂起了谋财害命的毒心，把李芬以共产党员的名义献给当地的驻军——湖南宝庆的驻军——而枪决了！关于她的这一段悲惨的故事，在王实味所著“野百合花”[2]的“前记”中，有极为动人的描述。我现在把“前记”的原文抄在下面，以作为我对于李芬的悼念！“野百合花”“前记”的原文如下：“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觉得血液循环得更有力。”“李芬同志是北大一九二六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一九二八年牺牲于她的故乡——湖南宝庆。她的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的驻军。这说明旧中国的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中国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的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狂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那圣洁的女殉道者的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太不和谐！）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种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麟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从上面王实味对李芬这一段故事的短短描述中，人们便可看到：当时中国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政府对于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到了何种野蛮的程度！尤其自南昌、湖北、湖南以及广州暴动失败后，在那些区域中的共产党人被屠杀的情形就更为惨酷。简单的枪毙，对他们来说，倒是一种求之不得的“幸福“。因为他们在临刑之前还要遭受各种各式的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惨酷折磨，往往弄得半死才把他们拖去枪毙。至于那些年青的女共产党员，她们一经被捕，便要经历着惨不忍言的侮辱和虐待。在面临枪决之前，她们备受军警的侮辱和蹂躏，如割去其乳房……等等；在被枪决之后，军警还要纵使流氓去奸尸！这种情形，正如王实味在他的“野百合花”的“前记”中说：“这说明着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1]“八七会议”即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集的中央紧急会议，该会议的本身，根本是非法的。出席的人数仅13人，其中只有瞿秋白，李维汉以及新近选出的中委向忠发，其余的10人是临时拉来凑数的，甚至连在中央机关作技术工作的同志，也临时被拉去凑数。这是亲身参与其会的郑超麟说出来的。会议只开了二、三小时，通过撤除陈独秀总书记和由瞿秋白起草的“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瞿秋白正式作了总书记。[2]王实味湖南人，北京大学学生，于1926年加入共产党，在三十年代转入延安为共党中央研究院的重要研究员之一。他曾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译成中文达二百多万字。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作家，大家都尊敬他，尤其是青年人。在1942年，由于王实味写了几篇文章，题名为“野百合花”，对当时延安的某些方面，如缺乏民主、官僚享受特权……等等，作了彻底的暴露。因而毛泽东不能忍受，特别召集会议来清算他。会议的结果：王实味被叛定为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托派的“罪名”被开除出党，囚于狱中，备受折磨。最后，他自己承认是托派而被处决。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一章在上海的工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十一章在上海的工作当1925年秋，我因河南当局特别注意，不能在那里活动，于是党中央便调我回上海工作。当我到达上海的第二天，我到中常委的办公处会见了陈独秀同蔡和森，我详细地报告河南工作状况以及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同志和干部对王若飞的攻击情形。同时，王若飞在工作过程中的作风和对同志的态度等等，也有详细的报告，而且对双方都曾加以批评，我根据事实指出：铁总方面的同志，不注重理论，有实际主义和私人结合的倾向，他们对王若飞的批评固然有些是对的，但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不乎合组织的程序，没有事先对王若飞个人有善意的谈话和批评，而突然在干部分子会议上进行猛烈的攻击，我觉得这种作风，不是纠正同志错误的正当态度，而包含有一种派系的恶意的攻击；在王若飞方面，他的工作方式有些专断，对同志的态度有些粗鲁，不尊重同志的意见，生活浪漫，如嗜酒与女人等。同时报告郑州所召开的党干部会议的情形，特别是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刘文松等攻击王若飞的情形。陈独秀与蔡和森听了我的报告，他们认为我对于双方的批评是客观而公正的；同时，他们认为这问题必须立即解决，随后不久，中央便调王若飞来上海担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常委的秘书，并予以批评；同时决定铁总派代表来上海，中央向他们解释和纠正他们的错误（这次谈话，中央叫我参加，因我知道内情），以便解决纠纷，得到教训。我在旅馆里住了几天，便搬到区委（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联合省委）的书记王一飞的家里。那是两间小型的前后楼房，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张良[1]住在前房，我便住在后面。当晚餐时，他带说带笑的神情对我说：“因为我需要一个异性，所以就很快地和这位女工同志同居了，由于没有时间搞恋爱，因而就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来解决性的需要”，接着我也以同样幽默的口吻回答他说：“你很爽气，这才是无产阶级化呀！”大家说说笑笑，便结束了这一题材，但结果终因他的妻子的知识水准太低，性格和生活态度之不协调，在同居不久便离异了。关于我的工作问题，按照王一飞的意思，同时也是为着适当的需要，决定我担任区委妇女部的书记，并参加区委的主席团（即政治局），但我个人的意见，不愿意一开始工作便置身于领导的地位，想从下层做起，尤其愿与工人接近，将自己的生活与工人的生活溶成一片，以期更深刻地去了解工人的生活与他们的意识形态。这一观念，当我在苏联时就深深地刻在脑中。这也就是工人国家给与我的教育。王一飞虽然觉得我立即参加区委工作为当前的需要；但同时又认为我这种愿意先从下层做起的观念又非常之正确，于是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决定暂时派我在曹家渡（工人区）参加部委，（部委隶属于区委，直接受区委的领导），担任妇女部的书记，主要的任务是作女工运动，当工作决定后，我就搬到曹家渡一家洗衣店楼上的一间小房子里，其中的布置当然十分简陋，除了一个起码的木床外，就只有一张桌子，两条没有靠背的长凳，这种条件，完全配合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的生活形态。一群一群的女工到我的房子里来，我和她们谈各种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和她们的关系，已经相当的协调了。同时，在另一方面，因向警予同她的丈夫蔡和森被派到苏联去学习，她所担任的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妇女部的干事职务和民国日报的副刊《妇女周刊》的编辑工作，二者都移交给我担任。向警予的另一种工作，即党中央妇女部的职位，杨之华代理。（向警予也不是中央委员，妇女部的书记并不是由党正式选出，而是由中常委决定的）虽然杨的资格和她的知识水准和能力，远远不能胜任这一地位和职务，但由于一方面，向本人亲自向中常委提出杨代替她的职位；另一方面，杨又是瞿秋白的妻子（瞿为中常委之一，国际代表之联系者），从技术的观点来看，仿佛比较妥当些，因妇女部的书记，有时必须参加中常委会议，这也是很有关系的。此外，因为真正的妇女运动工作，是在各省委的妇女部，而中央妇女部的书记假如没有能力作出全盘妇运计划，领导全国妇女运动的话，那就根本无事可作，由于以上几种原因，中常委接受了杨为代理中央妇女部的书记。杨之华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女子，她扮演几种性质不同和生活形式不同的角色。她本是浙江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兼官吏沈玄卢的儿媳，她的生活是真正富家的少奶奶，从她的知识水准看来，大概实践的教育尚未完成（因她从不提及曾在甚么学校读过书）。但由于她的丈夫的父亲沈玄卢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在当时前进的报章杂志上写文章，有时也写一些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提倡妇女解放。同时，他是上海早期共产党人之一，曾于1923年去过苏联，1924年初，他带着他的媳妇杨之华来上海，曾到我们的住所来访问瞿秋白，并要求瞿帮助杨之华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以便使她上进。当然瞿是当时上大社会学系的主任兼教授，杨便以免考进校上课，由于上大的社会学系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很多，因而杨之华的思想也起了变化，不久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参加活动，随后又加入党。约在1924年冬，她又同原来的丈夫离了婚而同瞿秋白结合（因瞿的妻子已故）。所有这些，对于杨之华本人来说，已是一种解放，即从大地主和官僚家庭的少奶奶生活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前进的女性了；但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反映中国社会之综合的和不平衡的发展，但沈玄卢却因此而向后退了，由于杨之华同瞿秋白结合，沈玄卢大起反感，他甚至骂瞿秋白为流氓，因此他愤而脱离了共产党。有一天下午，我到沈泽民的家里参加由向警予所召集的上海全体女党员和团员的会议，重新会见了许多熟识的同志，感到无限的喜悦。经过向警予的简单介绍，我才知道准备为女同志会议作政治报告的就是我在莫斯科时读过他的许多文章的彭述之同志。他的态度诚恳冷静，但看来有点学者气，这就是我初次对他的印象。他当时是党的中央委员，宣传部的主任，主编党机关报《向导》和理论杂志《新青年》，会议完毕后，彭述之和我握手，表示欢迎我回到上海来，虽然我们还是初次见面，但由于相互都熟悉其名，因而好像很熟识似的，毫无拘束地随便谈谈。随后，向警予带我到她的家里去，因关于移交给我的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妇女部的干事工作和民国日报妇女周刊的编辑事务需要和我谈谈。其时，彭述之也一同回去，因他同向警予以及她的丈夫蔡和森一起住在中央宣传部的机关里。此外，还有一位同志也住在里面，那就是郑超麟。他是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回国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他的面貌和善，态度诚恳，沉静寡言，初次给我良好的印象。我在曹家渡工作还只有一个月，除了与某些女工有初步的接触外，一切工作尚未开始。区委为着应付当前的需要，就调我到区委担任区委妇女部的书记，并参加主席团（即政治局，当时称主席团）。工作决定后，我就从曹家渡搬到闸北三益北里一个区委的机关里。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正是五卅运动高潮平息的时候，工人已全部复工。然而，另一方面，由于“五卅”所掀起的普遍全国的革命运动，使广大的群众——工人，农民，学生，妇女以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分子，都卷入革命的浪潮中，因而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和广泛，它是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展着的。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是跟随着革命运动的日益进展和扩大。共产党虽然因国共合作政策在政治上和宣传方面受了束缚；虽然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但在实际上，在各种运动中，党却完全站在领导的地位，每一个党员都是群众运动的领袖，都异常活跃地积极地在各方面开展着他们的工作。党就好像一个总指挥部；一切群众运动都受它的领导，根据它的组织原则和系统，从上至下，从中央到区委、省委和部委，按照其所属地域执行它的领导任务。虽然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但在党员的心目中，认为这是一种政策，是在国民革命的口号之下，来发展自己党的实力。在一般党员的阶级意识上，决不是以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为满足，而是朝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向走的。我相信，每一个忠实于共产主义的党员都是如此。这只要看一般党员对于那些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的同志没有像对那些专作党内工作的同志同样尊敬，便足够证明。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可作为佐证：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将要临近的前数日，我特为《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写了一篇题为《十月革命与妇女》的文章，主要的内容，除了一般地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外，就是阐述中国的妇女，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实现像俄国一样的十月革命才有可能，但当我亲自将文稿送交民国日报的编辑部时，总编辑将文章当面阅读之后，便婉转地对我说：“在目前国共合作的情形之下，国共两党一致同意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在国民革命的口号之下，我们不能发表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虽然妇女周刊是你负责编辑但它是‘民国日报’的副刊，总编辑有权决定文章之可否登载的。”“既然副刊的文章也由总编辑决定取舍。那么，副刊的编辑作甚么呢?”我有点不高兴的神情回答他说。“不是这个意思。过去几期的妇女周刊是由你编的，文章也都是你方面来的，你自己每期都写过文章，但我们从未干涉或更改，这次我一看到你的文章的题目，我就知道这同国共合作的政策相抵触，所以当面就看文章的内容，这篇文章实在太政治性了，请你原谅！”他向我解释说。我对这位老国民党人总编辑叶楚伦（以前是邵力子一向作总编辑，邵在不久之前到广州作蒋介石的秘书去了，故由叶继任）这位客串的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妇女部长，他的风度和谈吐，我本人已敬谢不敏；这次，偏偏又碰到她；在夜色苍茫中，我怀着一颗不愉快的心情回到我的住所。我深深地感觉得：担任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的编辑没有意义，为甚么共产党不办自己的妇女刊物呢？过了不久，我向区委提出辞去该刊编辑的职位，得到区委的同意后，我便辞去这一名不符实的编辑了。单从这一件小事来看，一方面证明了克里姆宫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员的意志是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却又反映出国民党倒是有它自己的阶级立场而仇视和严防共产主义的思想的。我虽然辞去了民国日报妇女周刊的编辑职务，但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妇女部的干事名义却仍旧保留着，我对这项工作从没有感到兴趣。实际上也没有甚么事可作，只是有时到环龙路44号去走一走；有时是去参加妇女部的部长叶楚伦所召集的上海国民党的女党员会议（实际上到会者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由于上海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国民党的女党员来作妇女部长，但国民党又不愿意共产党员来作（例如向警予是一个有能力和有资格的女子，但她在上海执行部一直是妇女部的干事，部长一直是那位五十余岁的男性国民党领袖之一叶楚伦），只好由一个客串男角来充当。正由于他是一个思想陈旧的男性，因而每次他在会议上的讲话，不知所云，他根本不懂得妇女部的任务是甚么，他以为做部长等于作官，召集女党员会议就算完成了他的任务。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女同志，在会议上总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他的思想落后或者他的某些意见不正确，常常弄得他狼狈不堪。至于某些少数真正国民党的女党员们，在这些会议中，多半是不发言的。在当时，我的全副时间和精神都集中于党的工作，除了每天上午九时照例必须参加区委主席团的会议外，有时晚上还要代表区委出席各部委的会议，为他们作政治报告或阐述区委的工作方针，其余的时间便从事于妇女运动的工作。为着开展妇女运动，杨之华和我积极的推动在不久之前成立的“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工作。这个团体的成分，包括女工、女学生、教员、作家以及各种职业妇女，其主要的领导者，除了杨之华和我外，还有钟复光（施存统的妻子），吴庶吾（陈望道的前妻），胡墨林（叶绍筠的妻子），孔德止（沈雁冰的妻子）担任技术和管理财政方面的工作。在我作区委妇女部书记不久，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的教授施存统特别约我谈话，他慎重地对我说：“由于杨之华代理中央妇女部的书记，无论从她的资格和能力那方面来说，都不配担任这个职位，因此，上海的女同志，尤其是上海大学的女同志（当时上海的女同志，除少数女工同志外，以上海大学为大本营），都愤愤不平，因为她们都知道杨之华的历史和能力，她们认为她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够不上代理中央妇女部的书记，甚至连在社会科学系听讲的程度都不够。我是这一班的教授，当然更知道她的程度，她们希望你能够担任这一职位。因此，她们要求我把她们的愿望转告你。假如你同意的话，她们将以上海全体女同志的名义向区委提出这个建议，由区委转呈中央。至于区委妇女部的书记可另觅其他的女同志或者由你兼任亦可。”我当时就回答施存统说：“请你转告她们，我不能接受她们的好意，我不同意她们这样作，即令她们就是作了我也决不愿意担任中央妇女部代理书记的，那只是一个空名义，根本无事可作，不过有时参加中常会吧了。我还可以告诉你：我有一个观念，我不喜欢一开始工作就置身于领导的地位，我需要从下层做起，我还太年轻，没有任何经验，需要在工作过程中学习；同时，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当我刚来上海时，中央就派我参加区委工作，区委的书记王一飞当时就决定我作区委妇女部的书记并参加区委主席团，我当即向他表示愿先从下层做起，要求他派我到下层去工作，尤其愿意到工人区作女工运动。他认为我的观点很对，于是就派我到曹家渡部委去工作。经过了一个短时期，由于实际上的需要，才把我调到区委来的。”经过我表明我的态度和说明这些理由和事实之后，他不说下去了，他沉默着，而上大女同志的计划，也于无形中取消了，以后谁也没有提起这件事情，当然我也不曾告知任何人（后来述之知道），以免惹起杨之华的误会和对上大女同志的反感。我深深地感觉到：虽然妇女运动是整个党的工作之一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但同时，我亦认为中国的妇女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完全不同。中国的妇女因受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束缚，以及社会对妇女各种不平等的待遇等等特殊问题，需要专门作理论方面的阐明和事实上的描述，以及如何争取男女平等乃至获得最后的解放，需要专门出版妇女刊物，由妇女担任撰稿和编辑，因为只有妇女才能深刻地了解本身的痛苦。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极力在各界妇女联合会的领导层中鼓吹，当然大家都一致赞同。但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办刊物的经费。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杨之华商定从两方面向党中央要求拨经费给我们，她以中央妇女部代理书记的资格在中常委会上提出要求；我则以区委妇女部的名义向中央提出要求。结果中央允诺津贴一个时期，以后要由妇女运动本身自想办法。不管中央津贴多少时候，但马上就能够出版妇女刊物，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们决定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并立即成立了编辑委员会，参加者为杨之华、吴庶吾、胡墨林、钟复光和我，由我担任主编。不到一个月，约在1925年12月，一个名为《中国妇女》的刊物便以最前进的姿态面世了。《中国妇女》诞生不久，各方面的反应都接踵而来。苏州、杭州、无锡各地的女校的教员和学生们都纷纷写信给我们，甚至特别邀请编者去演讲妇女的问题，因这些城市离上海都不甚远。此外，全国各大都市的前进妇女，甚至男性都纷纷写信来定。至于全国各地凡是有党或青年团组织的地方，也都按照地址寄去。因此，《中国妇女》的销行，差不多普遍到全国各大都市。正在这个期间，由于彭述之经常代表中常委参加区委的各种会议，如区委执行委员会议，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以及上海活动分子会议等，因此，我和他接近的机会很多；同时又因为文字工作的关系，我常到他的住所去，因他是中央宣传部的主任，我为《中国妇女》写的某些重要的文章，政治的或理论的，我都要拿去给他看过，或者经过他修改。这样，接近的机会也就更多。经过一个相当的时间，我们就很自然地生活在一起了。在我们同居的岁月中，虽然双方都感到青春之恋的欢乐，但由于我们的工作太忙，我们从没有闲情逸致一同去看过电影或游公园，即在恋爱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也从未感到这种需要。这便表现着在一个革命上升的时代，私人的生活也是与平时不同的。述之除了开会和到上海大学去教书外，多半的时间是在家里从事写作和编辑向导机关报与新青年杂志的工作；而我每天上午九时到十二时必须参加区委主席团的会议，下午要到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机关里去开会或其他的工作，晚上除了有时去参加部委的会议外，大多留在家里为《中国妇女》写文章或看稿件。因此，我们新同居的住所——中央宣传部机关——，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家庭，而只是一个宿舍，因为我从没有在家里呆过一整天，也没有管理家里的事务，这是由于我经常在外面工作的原故。因为郑超麟的工作经常是家里作，如翻译、校对等，所以就由他附带管理家事。他不但是一个男性，而且出国多年，根本不懂生活，只是把每天买菜的钱交给女庸人，此外如买柴米盐等物，也是完全由她处理。她愿意给我们甚么东西吃，我们便吃甚么。由于她深知我们这些青年男女都一点也不懂生活，因而我们经常吃的肉食和蔬菜等物，都是些质料最坏的廉价东西。这还是后来懂得生活时才回忆起来的，当时我也是一样不懂生活，因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而且根本也不注意甚么营养、口味和卫生这回事。在1926年1月我和述之同居不久，罗亦农便从北京来到上海，为的是中央调他来代替王一飞区委书记的地位。自他担任这个工作后，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客观的局势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因他比王一飞有魄力和更有鼓动才能，因而革命运动更加迅速的发展。由于运动的开展，区委的人员也随着客观的需要而有所更动。除了何今亮（当时改名为汪寿华）和我有变更外，以前担任组织书记的庄文恭由赵世炎代替，宣传部主任谢文锦则由尹宽所代替。于是区委主席团便由罗亦农、赵世炎（赵稍迟一二个月）、尹宽、汪寿华和我五个人所组成。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每早九时至十二时集会、讨论和解决一切日常的实际工作问题。前任的庄文恭和谢文锦我以前不熟识，只是在区委主席团会议中才认识的，据说庄文恭是早期旅莫支部学生之一，他爱好文艺，态度文雅而冷静，不多说话。谢文锦也是从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回来的。赵世炎和尹宽也是在区委一起工作时才认识的。而汪寿华则是当我从莫斯科回来时在海参威认识而一起同船回到上海的。自他到上海后，因李立三被派到苏联去，便由他代替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地位。当时上海总工会虽然在表面上为奉系军阀所封闭，但实际上它还是秘密存在着而且进行它的工作的。汪寿华虽然没有像李立三那样有煽动才能，但他比起李来却有一个优点即是：他是浙江人，能说上海话，而李则是湖南人，这在当时上海的工人还普遍不懂国语的情况下，也是非常的重要条件。李立三是湖南人，他只能说湖南口音的国语。同时，汪寿华也具有像李立三一样的事务能力，但他比李更加精细，能灵机应变地处理一些现实问题和应付临时所发生的某些事变。因而他不久就获得了上海工人的信仰。尹宽是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他回国后曾任山东党部省委书记，于1925年年底来上海，担任区委宣传部主任。在当时的干部中，他还算是在理论方面有修养的，他能说能写。但由于他有点学院气，在发表意见时往往拉得太长，而不能提纲契领地抓住问题的中心，因而不甚适合当时区委主席团的紧张状态。在每天早晨二、三小时的会议中，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即时解决，如工运、学运、妇运，以及在国民党党部负责的同志需要听取区委主席团对国民党工作的方针和态度，解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之下，任何冗长的发言和滔滔不绝的理论阐述，都是不适宜的。他常常发言到中途，便被大家，尤其是罗亦农所打断。他起草的传单、宣言、通告等文件亦嫌其学院气缺乏鼓动性；到各部委去参加会议作政治报告时，工人同志又嫌其太长不够通俗而不受欢迎。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当然感到不快。因此，他曾向述之要求：希望述之向中央提议，派他到中央宣传部做秘书之类的工作。述之因看到当时没有适当的人代替他在区委的工作所以当即拒绝他的要求，但他亦不十分坚持，仍旧安心地在区委作下去。赵世炎也是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后转入东大的。回国后曾在北京担任党的组织工作，成绩甚好。于1926年奉中央调他来上海担任区委组织部的书记。他具有组织才干和处理事务的能力，说话有条理而流利，而且有鼓动才能。他的工作精神异常积极，对同志的态度也很诚恳而合乎人情。他的妻子夏之栩不久也从北京来上海，她担任区委秘书处的工作，同时也参加区委妇女部的技术工作，如记录等。她的性格温和，不善于言词，是一个很好的秘书人材。自赵世炎担任区委的组织工作后，由于他比庄文恭更有活动能力，他一个人就胜任参加部委（上海分成五个部委：杨树浦、曹家渡、浦东、南市、闸北）的会议；同时又因为在深夜女子钻进那些工人的阁楼或平房里同他们一起领会，容易被便依侦探所发现。于是区委主席团决定我不去参加部委会议了。我除了专作妇运和编《中国妇女》外，有时王亚璋带我到工人区去参加她所主持的女工活动分子会议。因在那些会议里都是女工，我们容易混在里面。虽然我们混在里面，但由于我们的化装还不完全像女工，还没有摆脱女学生的模样，因而有一次被便衣侦探所发现。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我和王亚璋刚从曹家渡（工人区）会场出来乘着人力车准备到市中心的住所时，我们发现后面有一个便衣侦探也乘着人力车尾随我们。于是我们便放弃人力车，跳上一辆公共洗车，那侦探也跟着上来。过了几站，我们便又下车迅速地叫了人力车坐上，并叮嘱车夫走快一点，企图摆脱侦探的追踪。但他像魔鬼一样也乘人力车尾随我们之后。我当时觉得：老是在马路上兜圈子是很难摆脱这魔鬼的，我轻声地叫车夫拉到福生路仁元里的总弄门口，因我知道这弄堂有许多分弄，有好几个出口，而且里面有一个合法的机关，即“国民通讯社”，从社长到职员都是同志，我可以在里面暂避一下。当车夫到达仁元里总弄的门口时，我迅速地付了车费，便一溜烟地钻进里面去了。王亚璋也同时进入弄堂，从另一出口出去了。我转了几个弯，当侦探还来不及看见我时，我已经（从后门）走进“国民通讯社”去了。我告诉他们所遇到情形。停留了一会，我就请该社的社长邵季昂同志到我的家里去拿一件着色和式样不同的衣服来（因他常到我家里去的），以便化装回家。因为我的住所是中央宣传部的机关，里面不但住着述之和郑超麟等同志，而且还藏着巨量的文件、书籍、报纸和杂志，我是绝对不能直接回去的。这一次的麻烦，还不过是我在秘密工作中的第一课。但从这一课中，我已经获得了一点经验和教训，使我对于侦探的形象和面谱有一个一般性的认识。当时上海为直系军阀（孙传芳）所统治，虽然他在不久之前的反奉战争中，为了获得自己的胜利，曾利用民众的反奉心理，在讨伐令中攻击奉系压迫爱国运动，摧残民众团体。但军阀终竟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当直系军阀孙传芳击退了奉系之后，他却马上向帝国主义献媚，声言防止赤化，严拿共产党和国民党，以此来和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面前争宠。同时，由于“五卅”运动的教训，他们看到了工人力量的伟大和可怕，因而特别注意工人的行动，在各工厂的四周，布满着侦探网，以监视工人的行动，尤其注意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在工人群众中的活动。虽然如此，但由于在反奉战争中，广大的民众曾利用这一机会来进行革命运动，因而革命的潮流，又重新激荡起来，波及全国。单以上海来说，当奉系军阀被击退时，上海区委曾号召群众在南市西门体育场举行了一次十万人以上的庞大的民众大会，提出了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要求启封工会及民众团体，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等自由的权利的口号。参加大会的群众都是来自各工厂，各学校，各民众团体。有的还是来自上海相当远的城市，如嘉定、苏州、丹阳⋯⋯等。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旗帜底下，集合了各工厂的女工，各学校的女学生以及各种职业妇女和知识妇女等。当会议完毕，群众准备结队流行时，军警即堵塞出口，不准结队游行。因会场的四周重重叠叠地被军警所包围，假如要达到结队流行的目的，那就要突破重围，冲出一条出口。大会主席团决定不管怎样，一定要游行，并指令各界妇女联合会的队伍排在最前列，准备冲锋。我们这些领导分子便义不容辞地站在自己队伍的最前面，在武装配备的军警面前，等候大会总指挥的口令。当我们完成了冲锋的任务之后，群众便结成一条巨龙，飘扬着各种旗帜，拿着彩色的用墨笔缮写的标语和口号。沿途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情绪十分紧张而激昂！同时，我们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所组织的街头演讲队，大家都是争先恐后地执行这一任务，谁也没有顾虑到，而且根本没有想到自身的安全问题。在许多次数的街上演讲中，有一次使我感到痛快，印象最深，永远不能忘记。因为这一次我们整整地演讲了一天，从中国地界一直讲到公共租界的南京路最中心而最繁华的街道上了。当我们的演讲队准备在那一带人烟稠密的地方演说时，我们总是向店家借一条高凳（大家都乐于借给我们），站上去便讲起来。演说一开始就围着一大堆人，沿途都是如此，人围得愈多，我们也就演说得更起劲，一直到巡捕和载被逮捕者的黑色大囚车开近时，我们便灵活而迅速地从人群中溜走了。将近傍晚，我们的演讲又从繁华的市中心移到偏僻的工人区域，那时正是工厂放工的时间，只要有几个人我们就开始演讲，我们在一个空场上发现停着一辆原始的独轮推车，我们便爬上去讲起来，一会儿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就讲得越有精神，直到我们四个人轮流讲到了，才从听众中的口中说出：“你们赶快走吧，便衣侦探来了，他们会叫巡捕来抓你们的。”我们才满意而归。这一天，算是从街头演讲队开始以来，讲得最痛快的一天。1926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将要到来了，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举行一个大规模纪念会，藉以鼓动和宣传，并决定“中国妇女”出一期特刊，于是日在纪念中散发。我一方面准备“中国妇女”特刊的工作，同时与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各个负责人员分途进行“三八”的准备工作，如借会址，请名人演讲，排演话剧以及其他节目等工作。三月八日那一天下午，纪念三八节的大会在西门一个规模宏大的演讲所“少年宣讲团”庄严地开幕了。到会者除了各界的妇女外，还有不少的男宾。由主席致开会词后，即由陈望道、郭沫若等各人演讲，接着表演各种节目，最后的一个就是“话剧”。我在这出戏中，也曾扮演一个角色，是以一个最前进的妇女姿态出场的。在我的台词中浩浩荡荡地阐述了妇女解放的道理，这便是我们这出戏的主要目的，我们是企图利用一个前进妇女的台词大大地作一次宣传。当我在台上表演时，对面楼厅的来宾席上，彭述之、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尹宽、赵世炎、恽代英、郑超麟、林育南以及许许多多熟识的同志笑盈盈的面庞，一个一个地投入我的眼帘，我才知道，我们的许多男同志，从党中央，青年团中央的负责者，上海区委的委员到各部门工作的同志，也来参加这个纪念会了。“三八”纪念会过了只有十天，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便传到上海，每一个革命者的心头，都充满了紧张和愤懑。区委主席团决定首先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报告当前政治的紧张局势和讨论应付的办法。一天下午，活动分子会议召开了，百余人都挤在一间过街楼上，大家都盘坐在地板上。首先由区委书记罗亦农报告当前的政治局势以及北京的惨案，跟随着罗亦农的报告之后，区委的委员和参加会议的某些活动分子，发表了一系列的激昂而具体的意见，大家一致主张迅速召开市民大会，以表示追悼北京受难的战士；同时以行动反抗北京政府的残暴行为，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来一个示威性的举动。我们一致认为：既然英日帝国主义者和奉直两系军阀联合向革命势力进攻；既然段祺瑞政府已经肆无忌惮地屠杀北京的民众，那么直系军阀孙传芳对上海的革命民众势必较前更加凶猛和残暴。因此，这次行将召开的市民大会，必须提高警觉，尽可能的动员群众。除了以最大的勇敢和决心外，在技术方面，必须事先准备周密，以免临时张皇失措。市民大会的程序，也和以前多次的情形一样，即开会，演讲后，便结队游行示威。大会的总指挥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位年轻短小精干而极勇敢的工人同志，而我则被指定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总指挥，杨之华为副总指挥；同时，区委又指定妇女的队伍，也同过去一样，于准备结队游行时排在最前列。我们一经听到大会的总指挥喊一，二，三的口令时，就要冲锋了。一切都准备就绪，在一天的下午，群众陆续地集合于闸北青云路一个大广场上，广场的中心，搭了一个高高的演讲台。会场的四周，已经是军警林立，戒备森严；马队、步队、机关枪队重重叠叠地包围着会场的四面。除了各工会、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的领导者带着他们的群众外，有些市民从报纸上看到召集市民大会的启事也个别地来参加。至于上海所有的党员和团员都全体出动，他们大多数都是群众的开路先锋。即在上海的党、团中央委员以及其他也都出去了，他们都混在四围的市民丛中，视察大会的情况。当大会正在进行，演讲台上正在作激昂的演说时，许多女党员和青年团的成员，我亦其中之一，都分途向四周的军警演说，除了尽量暴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外，便是极力宣传兵士是人民的朋友，军阀才是人民的敌人，尤其强调兵士与军阀以及军官之间的生活之相差太远。当我演说时，我的视线不断地投射在兵士的脸上，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有些下层兵士，将头微微低着，仿佛受到了感动似的；但那些骑在马上的军官们，不但丝毫无动于中，而且表现一种仇视民众的神情。这便明显地反映着下层兵士与上层军官之间的两种不同态度。当大会完毕，群众准备结队游行时，郭隆真双手撑着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旗帜，杨之华和我走在旗帜的前面，领导妇联的队伍向总出口走去。但当我们的队伍到达出口时，步队将装上了刺刀的步枪对准着我们的胸膛，他们说：“今天绝对不准游行。”杨之华和我站在刺刀的尖锋前面同他们争执，问他们：“为甚么不准游行？这是我们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这是上面的命令。”当我和杨之华听到一，二，三大会总指挥的口令时，我们便迅速而灵活地从拿着枪杆的兵士的膀子边低着头钻出去了。我们刚冲出重围，密密的枪声便从背后发出来。我回头一看，只见浓烟四布，我摸摸背后，看有没有血，我以为一定受伤了，因枪声正在我的背后。郭隆真因手执旗帜，因而手被刺伤，但因伤势不重，她仅用手巾扎住伤口，仍旧撑着旗帜不放。那连密的枪声，把已经冲出来的行列击散了，大家都闪避于道旁或商店之内。因为已经冲出来的群众都不知道枪是向空中开的，但后面的队伍就看得很清楚，因而他们仍旧继续往前冲。当妇女的队伍完全冲出后，接着而来的是林育英率领的码头工人的队伍冲上来，此时军警便以刺刀乱刺，刺伤了一些人。林育英的头被刺破了，伤势最重，但他仍旧不顾生死地爬上演讲台上，鲜红的血不住的从头上流下来，一边作慷慨激昂的演说。群众目睹此种情状，情绪更加激昂，喊声震天，大会重新开会，一致通过不管怎样，一定要游行示威。在军警方面，见群众数量如此庞大，几达十万人以上，而尤以工人占大多数，他们便有所顾虑，表现让步的姿态。因而，已经冲出去的队伍，又重新回到会场，重整旗鼓，结队游行示威。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旗帜仍旧飘扬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军警方面的马队、步队、机关枪队则跟随于游行队伍的两旁。群众沿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由于军警跟随，因而打倒军阀的口号，也就喊得特别响亮。游行示威的队伍一直走遍了属于闸北的中国地界才散队而归。[1]张良离开王一飞后，被党派到莫斯科学习，于1927年回来。往后成为中央苏维埃副主席项英的妻子，1935年5月7日她同周月林陪同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化装经福建回上海，被国民党逮捕，邓子恢脱逃，何叔衡当场击毙，张良供出瞿秋白的真名，结果瞿于当年6月2日在龙岩枪决，张良跟从了一个国民党的军人。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五卅”运动一年以来列强帝国主义者的损失（《工人之路》第391期，1926年7月2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五卅”运动一年以来列强帝国主义者的损失（《工人之路》第391期，1926年7月29日）环球社云：自我国去岁发生“五卅”惨案至今已届一年余，而帝国主义者在我“五卅”反抗中所受之损失与紧急影响，至今尚未得我国新闻界之相当注意，兹据英•日•美德等国对外贸易报告分析如下：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以抵抗英国为主要目标，固英国所受之经济上之痛苦较其他帝国主义为尤甚。一九二四年，英国输出货物运至中国者，为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镑，至一九二五年，已降至一千四百五十五万五千镑。其缩减之货，以棉织品为最多，大抵缩减百分之四十二，即五百万镑之货值。兰加省织造工业，现方在颠连困苦之中。英国总罢工未发生前数日，棉织造协会已决计将兰加省织造厂，由五月三日起停工一星期，受其影响之工人，记有十五万人之多。以香港一而论，中国对外贸易四分之一，通常集中于此，今则完全停顿，以历十余月之久。据香港总商会消息，自杯葛发生以来，香港并无货物运至广州，所有英国商标痕迹皆完全铲除。此等长途绕运之货，为数无多，已在不足齿数之列。又据该总商会传出消息，一九二四年七•八•九月出货值一千一百六十七万四千七百二十镑，而一九二五年此三月所出货値仅五百八十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三镑。其下半年商船之抵港者，已降至不及六分之一。港中商行股票，跌价自十分之三至十分之七。现香港报纸编载，法庭受理种种破产案件。英国政府前准借款三百万尚不足以消减香港之经济危机，亦不能使英国商行停其艰窘，且利率高至九厘，而集合之款，亦仅得三十万镑耳。香港之经济危机如此，英国工商业之与中国有关者，无不大受纷扰。张伯伦氏欲强行其强硬政策，其服务于广州海关之英籍税务司俾路氏遂将该港口封锁数日，后卒不能不表示让步复行开港。俾路氏日前被广州工人痛殴（？）。此种海关政策，自不得谓为满意，而强硬政策之尝试，亦见失败。现广州尚继续抵制英货并对英罢工也。中国自去岁之事变已令香港发生危机，并使英国对华输出为之减色，而日本则利用鱼目《英国》之艰窘，转图自国之利。中国从日本一九二五年输入货值较诸上年增长万万一千三百万元，一九二四年中国输入日货超越中国输出之数为一万万二千七百万元，一九二五年跃至二万万六千三百万元。上海日本纱厂所受损失，以日本棉纱输入中国增加之数，足以弥缝无拙。一九二五年九阅月内，输入中国之棉货，较上年同等是增加三千万元。一九二六年，日本货物输入中国尚继续增加。一九二六年春季日本对外贸易总表记载，日货输入中国较上年春季增加二千四百五十七万六千元，而中国对日输出，则缩减二千一百五十一万一千元。日本航业公司报告，其在华营业发达者颇多。中国去岁事变，于美华商务关系无特殊之影响。一九二五年美国货物输入中国减缩二千二百一十六万九千元（一九二四年为一万万三千五百二十七万九千元，一九二五年为一万万一千三百一十一万元）一九二五年中国输出货物之运至美国者，则增加五千四百〇八万五千元（由一万万三千六百八十二万元，增至一万万九千〇九十万六千元）。美国资本之投于中国实业者，尤不多见。故纱厂之罢工，于美国商人绝无影响。中国境内纱厂一百六十家之中无一属于美国人，其属于日本人者，四十四家，属于英人者五家，属华人者七十九加。惟英国轮船之被排，则于美国航业公司大有裨益，大来公司及其他公司之轮船，一月来往广州与华北各者有来往广州与北美者。英国货物之被排，转令德国货物源源流入中国，有加无已，极形畅旺。惟一九二五年德国输入中国较上年增加五百万马克，殊出德国商行意料之外。盖因道威斯计划，德国政府须付种种支款，不免增加税收，至国内工业产品成本较重，在中国市场难与他国抗衡。是以一九二五年德货输入中国，虽有此绝好时机，尚不能利用之以增加输出。反之德国商行，受上海华人纱厂惠顾订购大宗电力机，并利用英国航业之被排挤，以增加其在华运输上之活动焉。上海事变于中国振兴本国实业，亦有一大助力。当上海外人制止中国工厂于抵制期内接用电力之际，中国制造厂主，顿悟中国工厂须自备电机，以免外人任意掣肘。故一九二五年上半年，中国工厂之购置电机输入上海者，价值五百六十万元之多。现上海华人纱厂，多自备电机。又中国航业，同时亦大有增益。因英轮之久被抵制，与日轮之暂被抵制，中国航业公司乘机租贷挪威•瑞典•德国•荷兰等国轮船行驶各处，获利甚巨。每有废置不用之中国船只，至抵制开始时复行使用。现英人深恐中国沿岸及内河航业，将从此入于华人公司之手也。录自《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哲学社科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广州，1980年9月出版）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五卅”运动（1978年5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五卅”运动原编者按：这是1978年5月张维桢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谈的有关上海“五卅”运动的情况，现征得本人同意，将记录发表于此。我是1925年5月15日到上海的，那天正是顾正红被打伤。任弼时同志介绍我住在上海党的地委，地址在闸北香山路八号。地委书记是庄文恭。组织部长是谢文锦，后来牺牲了。宣传部长是谁不记得了。那时上海地委工作人员很少，一共只有四人。陈独秀、李立三经常到地委去。上海总工会刚成立时是秘密的，地址在宝山路宝山里，王一飞在那里（浙江人，以后他到苏联去了）。5月30号以后，上海总工会在中华新路公开挂了牌子，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长，实际上是秘书长，交际部长是赵子敬，下面有刘贯之、郭尘侠。何松林管组织（后来改名汪寿华，“四·一二”时牺牲）。管宣传的名字记不得了。总工会下面设五个办事处：（一）第一办事处在浦东区。主任张佐臣，副主任陈之一，现在叫陈钧，在国务院任参事。（二）第二办事处在沪东杨树浦。主任是谁，记不清了。（三）第三办事处在沪东引翔港区。主任是谁也记不得了。（四）第四办事处在小沙渡，主任是刘华，刘华病后由项英接替，我是秘书主任。（五）第五办事处在沪西曹家渡。主任董星吾，已经死了。南市没有办事处。顾正红惨案发生前，我们党已经在纱厂工人中开展了工作。1923年底或1924年初，项英同志和孙良惠同志在小沙渡成立了沪西工人俱乐部，并建立了党的组织。1924年下半年党派刘华同志到沪西工人俱乐部工作，项英就调走了。不久，沪西工人俱乐部改为沪西平民学校，学生都是日本纱厂工人。这些人经过项英和刘华同志教育，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但日本纱厂资本家及其走狗，照旧对工人进行打骂、侮辱。小沙渡内外棉第八厂的日本人对粗纱间女工拳打脚踢，同时内外棉五厂也有工人挨打。在刘华、孙良惠、陶静轩同志领导下，内外棉八厂、五厂的工人首先罢工反抗，三厂、七厂、九厂的工人继起响应。刘华同志随即同罢工工人代表商量了罢工的条件，提出不准打人，不准开除工人，不准克扣工资，以及要求增加工资，释放被捕工人等七项要求，并亲自起草了罢工宣言，历述日本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剥削，侮辱工人的罪恶事实。于是十三厂、十二厂、丰田等纱厂工人纷纷响应罢工。由沪西日本纱厂掀起的罢工浪潮，很快就波及到沪东的东华、大康、裕丰等厂，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资本家以料想不到的沉重打击。领导东华纱厂罢工的是张佐臣同志，领导大康罢工的是朱英如。罢工结束后，日本资本家并未吸取丝毫教训，反而防范更严，压迫更厉害，以为这样就可使工人永远屈服于牛马奴隶的地位。但是工人已不象过去那么驯服，对日本人的一切非法行为，愤起反抗。日本资本家为了进一步制服工人，内外棉第七厂未说明任何理由，突于1925年5月15日宣布关厂，阻止工人上工。这时七厂工人顾正红同志挺身而出，代表群集在厂门外的工人，向日本人进行质问交涉。日本人竟残暴地举枪向顾正红射击。顾因伤沉重，乃于5月19日因救治无效逝世。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刘华同志就动员和组织各厂工人以罢工的行动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的罪行，支援内外棉第七厂的斗争。并派代表到各学校报告顾正红被枪杀的经过和日本资本家各种压迫工人、剥削工人的罪恶事实，以及工人们的悲惨生活情况。各校学生闻讯后，立即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宣传、募捐，救济罢工工人，发展到五月卅日学生、工人到南京路演讲募捐，遭到英帝国主义的大屠杀，酿成了“五卅”惨案。刘华同志是上海总工会常务委员兼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主任。他密切联系群众，生活很刻苦，睡在地上，铺的稻草，工作繁忙，食无定时，由于营养不良，积劳成疾，最后领导上决定他休息，由项英同志来接替他的工作。那时我在第四办事处工作，每天发十六个铜板，还不到一毛钱，只能吃稀饭馒头。第四办事处有八百个纠察队员，“五卅”时，背着木棍在街上走，警察都向他们敬礼。顾顺章在“五卅”时表现很“左”，经常抓些工贼到第四办事处痛打一顿。顾正红的棺材停放在潭子湾，有很多挽联。顾正红事件发生后，工会象雨后春笋般组织了起来。当时没有经验，有一个人负责就算成立了工会，没有委员会，也没有小组。上海总工会在工人中威信非常高，李立三很出名。上海流氓势力大，新闸路新闸桥附近，有一澡堂老板是一个大流氓，他非要李立三给他当徒弟，最后党同意李立三拜他为老头子，好进行活动。“五卅”运动时，李立三经常搞上层外交活动。我们沪西第四办事处也混进来了一些流氓，还记得有个回民就马良惠，混进工会和我们捣乱。项英没办法，和我一起把马良惠拉到新闸桥杨同兴牛肉馆吃饭，饭后狠狠批评他一顿，老实了一个月。以后又犯，又是这一套办法（这人后来当了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枪毙了）。“五卅”运动结束后，小流氓经常和我们捣乱，我刚做好一套棉袄棉裤，放在夜校，没有半个钟头，就被小流氓拿走了，我们几乎没法工作。后来经组织上批准我和王克全等十人和马良惠磕头拜了把兄弟，我因事未去，王克全（后来是叛徒）代我向马良惠磕了头。这样工作才好做了，流氓不再捣乱了。“五卅”时这些流氓进了工会，工人也买他们的帐。我们那时没经验，组织不严，党团员少。“五卅”时全国据说只有八百个党员。当时发展党团员不多，“五卅”结束后才开始发展党团员。“五卅”运动把所有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连外国人的西崽也组织成洋务工会。“五卅”运动中发生两件事：第一件事，顾正红的族长叫顾雪桥，是一个大流氓，他和日本人勾结，以族长的名义，想拿一万元的代价把运动结束。我们知道后，派了四十个纠察队员，在一个早晨把顾雪桥抓到第四办事处，吊起来打了一顿。他写了悔过书，保证不再搞出卖勾当。第二件事，罢工工人每月由总商会发给六元救济费。钱实际是由各地捐的，包括外国人的捐款。总商会配合顾雪桥的阴谋，要停发工人的救济费。刘少奇指示我们，每个办事处出十个人，跑到总商会，质问虞洽卿：为什么停发救济费？虞说把金库打开让你们看，我们说，不在于看金库，要看你的思想！你不发救济费，破坏运动，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经过斗争，他只得继续给工人发钱。最后解决“五卅”问题的条件，还是顾雪桥的调子，给家属一万元抚恤费，工人复工了。工人有些失业了，当时男工不好找工作，女工比较好找。“五卅”运动结束后，项英到上海纱厂总工会，做委员长，我是纱总的秘书，就是我们两个人。后来项英病了，我也病了，由陈之一负责了一个短时间，后来是张佐臣负责。“五卅”后，李立三、刘少奇走了，约在1925年11-12月张国焘来召集积极分子会议，选举汪寿华同志为委员长。这时刘华已经被捕了，张国焘出主意要选刘华当上海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公开宣传，并要各厂派代表团到孙传芳司令部去要求释放我们的副委员长刘华。他并说外国政治犯一选上议员，政府就得释放。本来敌人并没有认出刘华，因为特务掌握刘华的照片是个瘦子，而刘华被捕前，在宝隆医院住了几个月，人比较胖了，他又改了姓名，所以敌人一直没有认出他。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听张国焘说的新鲜，就选举了刘华当副委员长。各厂派代表团天天到司令部去要副委员长刘华，结果，敌人就把他枪毙了，连尸体都未找到。刘华是死在张国焘的手里。以后三次武装起义时，我们从孙传芳司令部的档案中，看到外国领事给孙传芳的一百万元，让他秘密杀害刘华的文件。总工会副委员长还有商务印书馆的王景云，他在“四·一二”后消极了，以后到了延安，陈云同志把他安排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养起来。杨梅生也是副委员长，祥生铁厂的工人，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四·一二”后同张佐臣同志一起牺牲了。还有一个老工人叫吴创国，是法国的华侨，和周总理认识。延安时养了“三老”，一个是吴创国，一个是朱宝庭，是上海海员工人，一个是王景云。解放后，“三老”到了东北，由全国总工会养起来，全国解放后到了北京，现在都死了。“五卅”后，上海总工会被封闭了，以后又被封闭二、三次，有时我们动员群众自己启封，敌人也无办法。“五卅”运动后直到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总工会都是秘密存在的。“五卅”运动后，党团在各区都成立了部委，办了许多平民学校，这些学校都成为工人活动的场所。党团部委都是半公开活动，发展了很多党团员，许多厂建立了党和团的支部，党团在工人中的威信提高了，共产主义的觉悟也提高了，工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更高了，因为许多事情党是通过工会去做的。我现在感觉（当时并没感到）当时的工会有一个缺点，就是上面派一个组织员到工厂去组织工会，工会不选举，没有工会委员会，也没有小组，工人到时候交会费。工会在工人中虽然威信很高，一个命令下去工人无条件服从，但是组织很松懈。“五卅”运动结束后，工人复工了。英国资本家、日本资本家就开始向工人反攻，首先老怡和纱厂把积极分子王根英同志从厂里抓到杨树浦巡捕房，工人闻讯，立即罢工冲向巡捕房，经过两个小时的搏斗，终于把王根英释放了。工会立即向资本家提出，以后不准抓人，不准开除工人，厂方只有老实接受后，工人才开工生产。接着是小沙渡的同兴纱厂，内外棉纱厂，日华纱厂等，均陆续的开除工人，乱罚工资，发生打人，骂人的事件，这些厂的工人也就陆续展开了罢工斗争，也都取得了胜利。1925年底新怡和纱厂，竟打死了一个工人，工人罢工达一个月之久。最后厂方同意抚恤死难工人的家庭，以后不准打人，不准开除工人等，胜利地结束了罢工。我就是为了领导新怡和纱厂罢工斗争调到沪东去的。1926年春沪西日本纱厂工人也开始反攻，斗争此起彼伏，影响到沪中的永安、先施、新新等公司以及估衣业、药业等工人的斗争。唯沪东的没有动。我从1926年就认识了赵世炎，他是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汪寿华都对我们说：你们沪东的斗争为什么搞不起来？于是沪东部委书记张叔平（“四·一二”后在杭州牺牲）决定老怡和纱厂先罢工，罢工坚持了三个月。但别的厂还是罢不下来。恒丰纱厂有一个“两湖同乡会”，很反动，张叔平要我兼恒丰纱厂工会组织员，要把这个纱厂罢下来，然后组织别厂罢工。不久恒丰罢下来了，把“两湖同乡会”砸烂了。恒丰纱厂资本家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并放了五万鞭炮欢迎工人复工，从此恒丰纱厂工会成为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工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组织了一批人，拿着木棍、铁棍和斧头把老怡和的包工头、总工程师都打伤了。由于恒丰纱厂工人的胜利，老怡和包工头的被打伤，纱厂的英国人才接受谈判，最后条件是：一、增加了三分小洋米贴。二、开除四十个工人（都是积极分子）。三、由工会介绍一个人进厂做工。就此结束了罢工。这时部委要工会介绍丁振华到老怡和做工，做了两三天，说是太苦，不愿干了，乃另介绍张勤英进厂做工，做了两天，又说太苦，不干了。最后部委决定我去，我去搞了四个多月支部书记，把党的组织进行了整顿。工厂虽然开除了四十个工人，但工会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对被开除的工人，都进行了安排。以后老怡和纱厂一直保持模范工会、模范支部的称号。“四·一二”后欧阳洛被派到老怡和纱厂当支部书记。我由工会介绍到老怡和纱厂去，先是做写号头的先生，这个工作原来是李世民（支书）做的，李世民被开除，复工条件由工会介绍一人去做这个工作。到1927年约1月底，群众把粗纱间一个领班撵走了，党员群众都坚持由我当领班，我不干。吵到部委和汪寿华那里，都同意我干。最后我跑去找赵世炎同志，赵说，大家都要你干，你就干吧，到真的不好干时，随时可以不干。这样，我只好接受了，搞了一个多月，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我就离开了。（陈继新整理）（原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一集P304-P312。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感谢秋火录入）
陈其昌《崇拜甘地的三女性》（1933年3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崇拜甘地的三女性 陈其昌 （1933年3月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9号，1933年3月3日出版，署名：清晨。 崇拜甘地的三个女性，既不同国籍，又不同理想。这便是英国的麦德里引·斯拉德（MadeleineSlade）、美国的尼拉·考克（NilaGframCook）和印度的婆罗门教徒奈都夫人（SarojiniMaiau）。 斯拉德姑娘像神圣一样的信仰甘地，抛弃了她的父母和家族而去侍奉他。而甘地也就像正当权利一样的接受她所供献的一切虔诚。卜尔乃（Mr.RobertBernays）是景仰甘地的一个人，告诉我们说：“斯拉德姑娘捧着这个圣人的食品而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一膝跪下把食物奉上，好像一个婢女之在佛拉奥（Pharaoh）的面前。甘地想用假齿嚼食水果时，或者想要苹果或清洁腰布时，便毫不客气的对她说。”这些都是事实，并非杜撰。 考克姑娘是甘地的一个未来的女弟子。她虽然不远千里的去到印度想避开浊世而成为他的新村（Ashram）的一居民，但直到现在她还没有会见他，因而她无意于加入这新村。 奈都夫人是甘地的政治的同志。数十年来她追随甘地为印度的独立而奋斗。甘地在他的独立党里虽然有了很多女同志，但他常和讨论政治运动问题的只有奈都夫人一个人。 斯拉德姑娘四十年前生于伦敦附近的一个乡村。她的父亲是一个高级海军军官；从她的母亲一方面，她承受了强固的匈牙利吉普赛人的特性。在她的祖父死了以后，她很长时期侨居瑞士。在那里她深受了罗曼罗兰的影响，罗并未见过甘地，但他对于甘地的非武力反抗运动的学说，看作战争的有效的消毒剂，崇拜得五体投地。以这个未见面的英雄作题目，他写了一本销路极好的书，叫作《圣雄甘地》。斯拉德姑娘深受了这部著作的感动，于是她虽然一样的未见过甘地，但写信给甘地，请求收她作弟子。甘地回信要她先过一年时期的严格独居生活和冥思。她接受了这条件，于是又在瑞士独居下去。 一年的“预备学徒期”满后，她于一九二五年到了印度。宣了誓要服从真理，严守独身，与不集财物以后，她加入了甘地的新村。她剪了发，穿上了印度女子的服装，便居住在一个约两码见方的小房里，那里除了一块石头的地板，牢狱式的小窗，和一些铜炊具以外，物件很少。当甘地住在新村时，或当她随他旅行时，她睡在他的房里的一个小床上或房门外边。为他预备食物的是她，洗衣服的是她，按摩他的两腿的也是她。 考克姑娘的风格则完全不同。她的父亲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戏剧家。因为厌倦了这黄金国，于是携带妻子到希腊侨居，在帕尔纳索斯山（MountParnassus）山坡的美丽的野景里过牧羊人的生活，到一九二四年死去。尼拉承受了父亲的遗传性，爱好艺术，在雅典学古代希腊音乐，并与一个希腊的贵族少年结了婚。正在想从近世希腊的社会里寻得一种理想的生活的时候，甘地的说教打动了她。于是她感到她的憧憬的理想国不在希腊而在印度，于是她便舍弃了丈夫，带着她的三岁的儿子离开雅典而去向印度，这时她二十一岁。临行时，她向新闻记者宣布道：“我已完全舍弃了尘世的生活，我将跳进印度教的圣水里，而变成一个婆罗门。转教以后，我将学习祷告、齐戒并冥想，再加入圣雄的新村，这样我便可以很合适于侍奉这个现世最伟大的圣洁的人物。” 但是尼拉直到现在还未见到甘地。当一九三一年八月她到印度时，甘地正忙于政治的会议和交涉。过了一个月，他便去英国参加圆桌会议，回来以后，又忙于政党的组合，如此三星期后便以叛徒的罪名而被捕入狱。在印度居住了七个月以后，她想加入印度教，因而贸然走进一个印度教庙院里去参加礼拜，但这惹起了印度教徒的惊讶，“美国女子玷污了圣地”，而给她以无情的摈斥。 去年三月间，有人在德里看见她。她穿着一件乳白色的长衣，上印着大红色的花子圈。大红色的缎条束扎她的头发成希腊式；手提着一个大红色的钱袋；手指甲和脚趾甲都染成大红色，脚趾甲上的红色在她赤足所穿的无面履里极为显耀。 奈都夫人由纯粹的正宗婆罗门的家庭里养育出来。但在遇到甘地以前，她对于印度社会的传统已经作了许多“叛逆”的工作。她的父亲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科学博士，灌输了她大量的知识。一八九五年，她十六岁时即往英国留学。一八九八年回印度与奈都博士结婚。幼年便作诗，一九〇五年出版了她第一集诗集《金的门槛》，惹起了许多世界文学家的注意。一九一四年成了英国皇家文学会的会员。一九〇五年在加尔各答的全印度社会会议上作了一次讲演，辩才惊动了全印。从此便开始了她的政治的事业。现在她仍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她极得印度学生青年的同情，她最有成就的工作是领导印度妇女打碎传统的锁链。 一九三〇年三月，她在不断的领导印度群众破坏政府制盐工厂以后，第一次被捕。去年四月，因为她坚决反抗政府的命令，又在孟买被捕。她被判处一年的监禁。 奈都夫人，身材短小而肥壮，两手污黑而肥胖，貌不动人。但当她开口说话时，你由不得便会忘记了她的形貌。她那诚恳的态度，动人的辩才，□□的幽默，使她成了一个极出色的人物。她是个有活力的女子，印度的第一个女诗人而兼政治家，是一个惊人的人物。在甘地所在处，如果斯拉德姑娘不在，她便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现在她五十四岁。
热河怎样了（陈其昌〔清晨〕，1933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热河怎样了 陈其昌〔清晨〕（1933年2月） 刊载于《循环》杂志，1933年第3卷第8期第114页。署名：清晨。 热河怎样了？热河怎样了？——这是现在中国人所应当时刻询问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三省所以虽失而似未亡，华北所以未深感日军势力之威迫者，赖有各地义勇军之艰苦奋斗与榆关、热河作平津的屏障。但是现在，各部义勇军已被敌人各个击溃，榆关亦已失守，可作华北屏障的，仅余热河。然而近月余来，日军对于攻热之准备，不遗余力，日人攻热战事恐不久即将发生。热河如失，华北即处于日军直接控制之下。热河前途怎样呢？——是我们应当时刻注意的问题。 榆关陷落后，各地民众之愤慨，募款劳兵之踊跃，无问南北，都表示民族同仇之意志。但因地理关系之远隔，华中、华南民众对于热河前途的注意，究不若平津一带人士之深刻。报纸言论急激缓和之不同，都可概见此情势。要知日本帝国主义此次之侵略，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决非那一部分的问题。热河抵抗如失败，则中华民族将陷入更大牺牲的前途。热河怎样了？——这是每个中国人所应当深刻注意的问题。 一二八沪战的结果，是接受了英帝国主义的调和办法，葬送了数千健儿之热血。原来英国在东方的政策是要维持现状的。热河战事如果发生，有广及平津之危险，必非英国之所愿，因而在未发生以前，英国必有相当和解的努力。月来日内瓦所传英国和解的消息与英驻华公使辛博森之往来南北，都可以说是表现了这种趋势。如果因调和而热河保全，华北得免牺牲，固是我们所愿，但如果因此而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进一步，在华北的地位更加牢固，那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所万不可忽略的。 消息所传，现在守热战士，当不下20万众。前方士气之壮，将踏淞沪抗日战争的血路而前进。但军备充实否？经济运输线会被截断否？补充设备完善否？这些虽是属于军事方面的问题，但一有疏失，便是妨害前线的抵抗力量。所以也是我们所应当时刻注意的，并尽力指导援助的问题。 热河战事如果一发生，中国必须运用全国之力量，以求获得最后的军事的不败。唯有联络全国力量作持久的战斗，才有获得最后不败之可能。但是现在在军需上、守御上，全国有没有整个计划呢？如果没有（虽然确实没有），我们应当怎样急筹统划呢？这也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问题。 对淞沪抗日之战，对东北义勇军之奋斗，全国民众都尽力作精神的或物质的援助。热河战事如发生，规模之大，牺牲之巨，当有过于淞沪战争时，至于抵抗力量之持久，我们更希望能远过于十九路军。但其实后方之救护，食物、金钱之接济，运输事宜之协助，须有大规模的组织与预备，才能使力费而不至于无益，尽力多而不至于生效少。所以战事如果发生，我们将怎样作物质与精神的援助呢？这也是我们人人所应当注意的问题。 热河如失，不但整个华北不能保，即要恢复东三省也将不可能。热河如在，日军即占平津，也有后顾之虑。所以我们应当同情主张：“宁失平津，不弃热河”。但这必须动员全国的力量才有可能。热河战事如果发生，我们可以说将来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便在于这场战争之能否持久。 热河怎样了？热河怎样了？——从今日起，这便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应当深刻注意的问题！
陈其昌《世界法西斯运动之退潮》（1933年2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世界法西斯运动之退潮 陈其昌 （1933年2月1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7号，1933年2月17日出版，署名：清晨。 一九三二年前半年，当经济恐慌已严厉打击了各资本主义国家时，德国的法西斯蒂一日千里的发展起来，在三四月间的两次总统选举及各邦议会选举运动上，声威之轩昂，不可一世，及七月国会选举，国家社会党又一跃而成为德国第一大政党，有将握政权之概。并且此时奥国选举，国家社会党亦大获胜利；而斯堪狄那维亚半岛各国，及中欧之捷克斯拉夫、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亦风起云涌的有希特勒式法西斯蒂之蓬生。在东方，五月十五日日本首相犬养毅之被暗杀，法西斯运动真好像要扫荡到全世界各处了。 但是到一九三二年底时，距这种蓬勃的发展为期只不过半年，而法西斯运动却无间欧亚的表示出退潮之形势了。欧洲各小国的关于此种运动的消息，已不见传述了；而政局演变之所表现，通信社之所传，俱显出德日此种运动之退落，尤以德国为甚。在中国，目前谈法西斯主义者已由嚣张而渐趋消沉，只表示这种世界逆流之遗波。发展之暴，衰落之速，在世界政治运动历史上，可以说是一种异彩了。 德国国家社会党势力之由极峰而趋于低落，大体说来，始于去年七月之选举。本来，在三四月间总统竞选运动上，即已表示它的势力“即非低落，亦在停滞”。（《满哲斯特保护报》评语）但表示低落甚显明的，则是七月的国会选举，因这选举的结果，该党所得票数已较三四月间大减了。自此以后，其势力即有江河日下之势。社会对之渐失信仰，党内组织，亦现松懈。但表示势力低落最具体的，则是十二月的国会选举。所得票数，较之七月少二百余万，失去议席至三十五席之多。自此以后，该党势力之降落，日泻千里，素为希特勒赖作左右手的法西斯蒂要人司陶塞辞职脱去了，接着声明解退党内一切职务的，有该党名驰全国的雄辩家方利尔博士，及其他要人等等。普通党员之脱党者甚多，德国社会满布国家社会党即将崩裂的谣言。其初该党尚竭力否认内部分裂，但后来事实毫不能掩饰，遂不得不承认。更惊人者为据说国会内的一百九十五个法西斯议员中，反对希特勒者占半数。希特勒之急于参政，便是因为要挽救这种崩裂。 日本军阀荒木贞夫于九一八后所以敢那样肆无忌惮、横冲直撞者，是因为少壮派军人及各派法西斯蒂为作后盾。日本法西斯蒂，派别非常复杂，但都以打倒议会政治，建立法西斯式独裁，并对外侵略的宗旨，拥护荒木与既成政党对抗。负五一五事变之责而竟不辞职，且揽军事内政外交于一手，在去年斋藤内阁成立时，荒木的气焰，这即是说日本法西斯蒂的气焰，诚不可以一世了。但是自那时以后，逐渐暗淡了它的光辉。因了官厅对于暗杀活动之戒备森严，法西斯蒂各派的活动能力遂大减，且领袖人物亦多由非法运动而变为合法，这使它们的行动缓和多多。但衰落最主要的原因，则是荒木在东三省的冒险，至今毫无顺利结局之望，而国内生产之停顿甚于九一八以前，民众之担负达到已不能胜任的程度。这种生活的困苦，使小资产阶级的法西斯意志为颓唐消沉了，因而也显出荒木派势力之动摇。动摇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九一八后在东三省执政的那般荒木派人物，如石原莞尔、甘粕大尉、驹井等都已下台了，并且最近的政局，显然是宇垣派压制了荒木派。 法西斯运动的潮流为什么这样的暴涨暴落呢？这是因为它只是时代的一种逆流而没有历史进化的基础。经济恶浪之长期的残酷的打击，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并对于生活绝望，于是这种绝望的情绪，便发而为拚命冒险的行动，而汇成法西斯运动。所以法西斯运动是发生于绝望的感情之上的。因为发于绝望的感情，所以其兴也勃然；但单纯的感情是经不得逆境折磨的，连碰几个钉子便可以使马上消沉下去，所以其亡亦忽然。这是法西斯运动的一种特性，是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之革命运动绝不相同的。 那么，德日两国的法西斯运动是不是会从此消沉呢？这个，就孤独的事件看来，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感情既然消沉了，它已成为无源之流，当然要随之消沉下去。但实际上则却不必然；环境的错综，可使它继续生存；因为这时候它已经不单是小资产阶级所汇成的法西斯运动，而且已成为资产阶级所利用的法西斯运动了。所以希特勒党之在德国，如果今后能借政府机关的权力，即军警、财力和法权等，把德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毁灭了，它或许可以再建立一个法西斯国家。 但是，无论德日的法西斯运动将来会遇何机缘而起何变化，但现在世界法西斯的潮流确是正在低落了，在世界经济恐慌的扫荡下，我们看见它猛然而起，现在经济恐慌尚无止境，但它已忽然而落了。这表示法西斯运动非顺应历史潮流的运动，是反动的运动。
陈其昌《年龄与能力》（1933年1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年龄与能力 陈其昌 （1933年1月2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4号，1933年1月27日出版，署名：清晨。 两三年以前，英美两国的刊物上曾不约而同的发表了许多通信和论文，严厉攻击工厂中把上四十岁的工人即划入无用之列的那种风气。近年，在上海，这种欧美风气也渐渐感到了——据一些小刊物所记载及上海市社会局的一些统计所表示，上海各区工厂之选用工人，除过面麻貌丑和老的女工一概摈斥不录外，普通所收用的男女工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青的。不但在工业界是这样，即在别种职业里，年青和活动敏捷，差不多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选择职员的标准。因之，年龄较老的常失业，即有充分的学识和经验，也常不免有自恨老拙的悲哀。 但是这种标准是缺乏理论和事实的根据的。最近，据美国心理学家米列斯博士（WalterRichardMiles）的详细试验，已证明四十岁便不录用的办法，完全是“崇拜历书”的办法。受他的有系统的试验的，共八百六十三人，年龄从二十五岁到九十五岁。结果，米列斯博士发表：筋肉活动的能力，如手足的灵敏等，是随着年龄之老大而衰退的，但衰退的程度并不如平常所相信的那样厉害；反应力，在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中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一般平均数一样的迅速；理解力，在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中，较之一般平均数要高出四分之一。想象力没有显著的年龄的变化；至于眼力的准确，感悟力和记忆力，老年人的纪录较之幼年人的，都高一些。 在历史上我们不难找出很多证据，证明年龄的老大并不一定妨害所作工作的精进。太公八十始佐武王成大业虽有点神话意味，但马伏波的“大材当晚成”也自有其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理由。在西洋，古代希腊的圣人梭伦，悲剧家梭佛克里斯，抒情诗人品达尔和亚奈克里昂，都在八十岁时仍进行他们的伟大的工作。近世的歌德、康德、巴峰、牛顿、芳特奈尔和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哈尔微，他们的最伟大的工作，也是在八十岁时才作出。英国文学家□□□在八十五岁时才写出他的最美丽的著作《虚幻的会话》；瓦尔敦的文笔在九十岁时更能感人；德国的医学家哈乃满，八十岁时才结婚，九十一岁时才完成他的最有用的发明：小量医理法。这一些例子，都可以使“悲白发”的人感到兴奋，并作轻老的理论的反驳。 知识是与年俱进的；如果幼年的教育加上老年的经验，能使一个人更有所成就，那么皮肤形色的黝皱，反当是一个人对于某种事业的特殊的资格，而不当是缺点了。 不过，能推动社会进化的，并不单靠人类的理解力、想象力、感悟力和记忆力等，而还靠人类的动作的热力，尤其在时代转变的年岁为如此。关于这一点，米列斯博士却未给我们试验出幼年与老年，谁优谁劣。但就我们的经验说来，幼年远优于老年。因之，在中国将来的改造上，我们不得不多展望于青年人的努力了。
陈其昌《注意榆关事变的前途！》（1933年1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注意榆关事变的前途！ 陈其昌 （1933年1月1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2号，1933年1月13日出版，署名：清晨。 去年此时，锦州方被占，今年此时，榆关又失守，相隔一年，而三省之陷落日深，华北已处强寇武力威迫之下，中华民族生存之危机，益加严重了！ 元旦日山海关之变，无疑义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计划之推行，是将侵占热河的初步。但事变发生后，日本当局则向世界宣传，说是地方事件，将进行地方解决。事变的前途如何，我们非预言家，不必事先作肯定之答复，但其可能的前途，则不出三个，即：（一）如果日本内部发生严重的意外事变，则日本对榆变将诿为不重要的冲突，日军驻榆，而中日两方现在军事形势暂时维持下去；（二）如果张学良对日军此次之进逼，在关内和热河都作抵抗预备，则日军会乘势扰乱天津而破坏华北，一方面则进攻热河；（三）如果张学良不抵抗，则日本将借榆关被陷所成对于平津威胁之形势，而用外交手段使中国让出热河，不用兵而达到占领热河之目的。 就目前形势看来，第一个前途现在一点预兆都无有，无实现可能；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二第三两个前途。但是扰乱平津，对于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将大有妨害，而有惹起国际战争或至少是增加国际纠纷之危险，这种危险，日本帝国主义目前虽有武力解决一切的野心，但非必要时，也是不愿轻蹈的；再则张学良，就其历史地位与环境看来，也很少有武力抗日之可能；所以第二个前途，可能性又比较的少。因之，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三个前途，即日本以占据榆关为手段，而不用兵取得热河。换句话说，即张学良对日本妥协。 数日以来，日本的言动，都是向这个前途进行。明明是有计划的行动，但日本政府则宣称榆关事件是地方事件。所以然者是想地方解决以威胁张学良。此外，在事变发生前三数日，驻平日本要人，曾向中国当局要求撤退榆关及热河某处驻军。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路透社东京电，谓日本陆军省将发宣言，警告张学良：“如张氏仍继续企图在满洲各处引起纠纷”；日本将采取积极手段，而军事行动有扩大至华北之危险。凡此种种，都显然是用威胁的态度，要张学良让出热河，以便日本完成所谓“满洲国”。 但是热河一失，则平津两处都处日本军力控制之下，于张学良在华北地位当然又是一种威胁，所以让出热河，当然是煞费踌躇之事；但如果在热河抵抗，则平津有被日军破坏之危险，也同样威胁张学良在华北的地位。所以此次事变，张学良将怎样妥协，不易推测。 我们并非好以不肖之心度人，但一年来的事件仍明显存在在我们的脑子里，去年今日，明明是不放一弹而放弃了锦州，但张学良却命令他的手下向我们民众宣布他们是怎样怎样的血战。我们如果不是傻子，决不会希望声色狗马之徒有勇气来斗猛虎！来捍卫我们的国土！ 中国民众是不愿亡国的，但这次事变的可能的妥协前途，却是亡国的最大危机。我们必须用民众的力量来毁灭这个前途，我们要叫张学良抵抗，只有抵抗才是中国的出路！
陈其昌《铲除依赖美国心理！》（1933年1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铲除依赖美国心理！ 陈其昌 （1933年1月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3卷第1号，1933年1月6日出版，署名：清晨。 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对付日本侵略之政策，始终不出清末“以夷制夷”的老套，不发起民众运动，而只是依赖国联，最近因看穿国联的面具，于是忽而恢复了中苏邦交；而一年余来，幻想日甚的，则是希望美国能仗义兴师，打抱不平，为中国夺回东三省。政府要人之言行，新闻刊物之宣传，以及最近几个月日美战争即将爆发之甚嚣尘上，骨子里无不表示这种依赖美国的心理。实际上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正是一丘之貉，它对于中国一向的和平的面具，只是侵略方式之一种，而它对中南美洲各国侵略之积极，毫不逊于日本之侵略东三省。我们只举几件事实，便可看出它的本来面目是怎样凶狠残酷了。 一八九八年，古巴的哈瓦那海港里，美国一只战列舰被炸毁。那时古巴尚受西班牙人的统治。谁炸的呢？“没有一点证据足以证明西班牙在古巴的行政人员预闻炸毁的计谋。”（威尔逊语）但是西班牙却成美国民众的敌人了，而美西战争便因此开始。战争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炸兵舰的目的），是美国驱逐了西班牙在中南美洲的势力，并占有了远在亚洲的菲律宾。西班牙败后，古巴成为共和国，但美国却威胁利诱的取得了宗主国享有的特权，即在古巴的宪法中规定着，美国有权干涉古巴之内政、外交和财政，以保持这个共和国之独立，并使其政府有保护国内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之能力。 现在的巴拿马共和国原为哥伦比亚共和国的领土。一九〇三年，美国要求租借巴拿马海峡开造运河。哥伦比亚政府不许，于是美国便以兵力帮助巴拿马人民宣布独立。哥伦比亚派兵往征，美国军队阻止其登岸。后来巴拿马国终于成立，这时美国不独开辟了巴拿马运河，取得了运河两岸的土地及海口考龙，并且也得到了像在古巴那样的干涉巴拿马内政、外交、财政的宗主权。这样阴险欺压的行为，与日本帝国主义之制造所谓“满洲国”实大同小异。 威尔逊总统是最有名的崇向正义的人物，巴黎和会时他成了欧洲的和平之神，他的参战演说是何等正大光明；但是在他对付中南美的小国时，他的态度和日本侵略军阀的，根本上竟无什么分别。例如，一九一四年，墨西哥政府在潭皮考的军事禁区里逮捕了装载煤油的美国战舰上的兵士。虽然立即释放了，并且墨西哥当局又向美国道了歉，但美国的海军将军却又提出了限二十四小时答复的哀的美敦书，要求惩办当事官吏并鸣炮二十四响示谢。数日以后，适美墨间又有小冲突发生于委拉克罗斯，于是威尔逊便大怒，把两事合成一理由，向国会要求使用“合众国的武力，必使墨总统及其官吏完全承认了美国权利与尊严而后已”。第二天，他即命令海军“立刻占据委拉克维斯”。于是委拉克罗斯便遭受了美国大炮的轰击。这时候，什么国际公法，威尔逊早已放在脑后了。 一九一六年，他又开动大批美军进入墨西哥领土。墨政府抗议，于是美国国务卿兰辛便给了一个很巧妙的答复。他说，“墨西哥共和国三年以来不断受内战之摧毁。美国及其他国人的生命已遭牺牲，为美国资本所发达起来的大量的财产和企业均受到破坏或停顿，放纵土匪使任意横行并攫取美国人的财产而不加惩治亦不想惩治”云云。对于这个声明，威尔逊又以不下五万大军作后盾。南美诸国欲居中调解，但威尔逊总统坚持说，这个纠纷应由两方直接解决，不许第三者干预。这一切态度、口吻和理据，不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并轰炸闸北的态度、口吻和理据吗？ 威尔逊又非法的武力占据多米明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共和国，并对中南美各国因革命而建立的政府宣布“决不承认”的主义。一九二一年哈丁总统又以军舰强迫巴拿马国解决寇途土地的争执。一九二六年，有名的非战公约发起人美国国务卿凯罗格，派遣五千水兵压平尼加拉瓜的内乱。直到现在，美国水兵尚驻扎海地和尼加拉瓜，美国并管辖着海地等国的财政，监视着尼加拉瓜的选举。 美国为什么有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呢？对于这个，一九二七年柯立芝总统有一篇有名的理论。他说：“国民的身体和财产，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是国家管理物的一部分。换言之，自尊的政府有显明的须尽的责任，即随着它的国民所到处而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国民走到什么地方，政府的这种责任便须尽在什么地方。”这就是说，美国政府有权干涉美国人民侨居国家的内政。宣布这种理论的，还有卢特、许士等。这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东三省并制造满洲伪国的理论吗？ 由以上简单例子看来，对这样的美国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还能存什么幻想吗？ 不错，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是应当利用的。美国反日的必然性，应当利用作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助力。但只能作助力而已，决不能作为主力；而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则是完全睡倒在帝国主义的矛盾上：民众运动不肯发起，军事政治不作准备，“卧着拿薪水”而却妄想美国为夺回东三省，这只有使中国民族更陷入帝国主义蹂躏的泥坑中！
陈其昌《说战债》（1932年12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说战债 陈其昌 （1932年12月1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2卷第11号，1932年12月16日出版，署名：清晨。 最近，英法等欧洲国家，曾两次向美国政府要求，十二月十五日到期的一批战债许可缓付；而美国政府亦两次答复，拒绝缓付。欧洲国际关系本是极其复杂的；加之这三年来各国又受严重的经济恐慌的打击，财政久感困难，因而美国的这种拒绝缓付的答复，惹起了欧洲的深刻的错综的反响。同时，正在纠结不解中的中日东三省问题及军缩问题，似也受到相当的影响。总之，美国与欧洲的战债问题，可以说成了现时国际上最有刺激性的问题了。但战债的内容怎样呢？极有简单说明的必要。 美国参加欧战，时间甚晚。故参加了以后虽有二百多万大军运输欧洲，但较之欧洲各国则损失甚少。然而她于参战前后对于协约国的巨额资金的供给，实为英法等国能在经济破产状态中战胜德国的一大原因。这即是所谓金钱的战债。对于这种借贷，美国在当时曾经宣言，战事一停止，政府与政府的借贷便当立即中断；故以后战争终止，此项借贷，便未继续进行；故此所谓金钱的战债，完全借贷于欧战期间。休战以后，美军由欧洲归国，当时所余食粮及其他军需品甚多，运回不便，而整个欧洲当时方陷于大饥荒之中，急需衣食的救济；因之美国政府便与欧洲各国订立条约，将余剩物品救济民众，并按物品原值减折代价，由各国政府担任以后归还。这种物品折合的债务，即所谓商务的战债。现在我们普通所说的战债，是合金钱的战债与商务的战债二者而言。所以本年十二月八日美国政府答复英国第二次请求缓债的照会云：“英国称美国战债完全用于破坏用途等语，美国不能赞同。大宗美债中，有以所购物品转售于人，而将债款存于债务国之国库者，亦有以美国债款用于美国以外而维持协约各国的币价者”云云。 金钱的战债，合计一一,九五三百万金元，债务国为比、法、英、意、俄、罗马尼亚、利伯利亚、古巴、捷克等九国。商务的战债共计三四一百万金元，债务国为波兰、南斯拉夫、匈、奥、希、阿尔巴尼亚、埃斯多尼亚、芬兰、拉托比亚、利斯阿尼亚、尼加拉克等十一国。 金钱的战债的成立，并非由于当时美国国库有此巨额存款，而是由于美国政府不断在本国发行公债，吸收资金。所以一九一九年六月止，美国整三年间所发行之自由公债、胜利公债、贮蓄公债、财务公债、战前公债等五项公债总额共达二百四十二亿金元，其中借与协约国者约占十分之四。这债款既吸收自美国民间，不能收回时，自然要惹起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今年大选时，胡佛之所以失败，战债亦为其原因之一。 大战停止后，美国应当降低她的关税，使这种债务有归还的可能。但事实上却恰相反；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九年，国会却不断通过增加关税法，使别国的货物不能输入美国，而美国货物则借其工本低廉在世界市场压迫别国货物。因之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十年间，世界欠美国货物债款积累到一百亿金元，世界各国同时又得偿还美国的战债与私人借款的本息。 各国对于美国这些债务的偿还方法，是一方面由华尔街借新款还旧债，一方面靠着美国的国外游历者的国外耗费。但是自一九三〇年以来，美国的国外投资既极为减少，而富翁之作世界游历者亦寥寥无几，世界的现金只向纽约集中，而纽约的现金不向世界分布，于是恐慌打击下的各债务国，便无力如约偿还美国的债款。这便是去年胡佛总统缓债宣言所以发出及现时英法缓债请求所以提出的事实的原因。 美国在欧战完结后，也知道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决无偿还债款的充分能力，因之在一九二二年乃着手整埋协约国战债的工作，成立“战时对外借款委员会”，按照各债务国偿还的能力，酌为战债之削减，并订立新偿还办法。结果除古巴及利伯利亚两国债务已偿清，阿尔巴尼亚及俄帝国消灭外，与美国经整理而成立新协定者，有英、法、比、意、捷克、匈、波等十三国。协定中规定按年分摊付款，六十二年偿清；十三国债款由原来之共一百二十亿金元中，减去了五十一亿金元，即平均约削减百分之四十三。 现在欧洲要求美国取消战债的声浪甚高；至于美国人对于战债问题的意见，约有三种，即战债固执论者、削减论者与勾消论者。固执论者，认为一九二二年的新协定，即为最后的协定，如再行削减便绝对反对；主张此说者为国家主义派及农民。削减论者认为，世界经济恐慌之严重，非美国首先牺牲，难望恢复繁荣，经济情形如不恢复，受其害者美国为首，故不如酌量情形加以延期或削减；主张此说者为胡佛等。勾消论者则认为各国决无偿还战债的能力，现在即不勾消，将来事实上亦终须勾消，并且战债在道德上讲来，根本即不当要求偿还，故当自动勾消；主张此说者为社会主义者及自由主义者。 战债是美国胁制欧洲的一把钳子；将来她是愿意削减或勾消的，但必须有相当的代价。
苏联新城市建设计划（陈其昌〔陈清晨〕，193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苏联新城市建设计划 陈其昌〔陈清晨〕（1932年） 刊载于《循环》杂志，1932年第9、10期第943∽944、959页。原分上下两篇，分两期载完，上篇署名为陈清晨，下篇署名为清晨。 我们都知道苏联五年工业计划是怎样的宏大与有成就了，但工业计划以外，苏联尚有许多别的建设计划，不很为人所注意，譬如新城市建设计划便是其中的一个。 苏联的房屋问题，在革命以后便是政府所注意的一个问题，但直到五年计划公布后，对于这问题才有了预定的计划。五年计划规定到1933年应建起或翻造的新房屋总面积，为6200万平方米，建筑费用预定为50亿卢布以上。这个规定与别的国家在相当时期内的建筑计划比较起来，虽不算空前宏大（例如英国本部在1925年到1928年间建造起的房屋面积约7000万平方米，即大于五年计划所规定），但它的建筑方法与设计，完全是以创造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其新颖其意义之大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城市建设计划是有它的基本原则的。我们一提到城市二字，由不得便联想起环境嘈杂，空气浑浊的亭子间、阁楼一类的印象来，因而发生恶劣的感情。但苏联建设计划中的城市这名词，却并不带有一点传统的意义；它只是一种新社会的代名词，这社会的组织条件是消灭乡村与城市生活的畸形，并便利生产与能保障生产者的福利——这便是苏联城市建设计划的基本原则。 五年计划颁布后，苏联遵照这个基本原则而进行建筑的计划时，曾邀集了世界各国的著名的工程学者开会讨论。这些学者们各提出理论与计划，供苏联国家之采纳，例如欧洲的赖考布须（LeCorbusler）、柴伦寇（Zelenko）等人，都有独创的计划的提出。这些理论与计划，虽考虑以后，多因觉得不合用而被拒绝了，如赖考布须的“现代城市计划”因带有资本主义理想城市的痕迹而被抛弃了，但在当时，都是曾用极大兴趣讨论过的。所以在以后各处实行的建筑计划中，世界学者们所提倡的陪伴城市、带形城市、花园城市与职业城市的学说，都保有深刻的影响。 在讨论时，发生了两派不同的意见，即都市派与反都市派。前者主张无论在农业区或工业区，都应当建筑容纳五万人至多六万人的区域，住所则需设在这区域的周围。后者主张苏联人民应沿着交通干线平均分配开，每个成人当有一所标准化的房屋；至于现有城市当进行消灭，例如莫斯科可使其成为一个大公园。 讨论以后，反都市派的理论被拒绝了，都市派的理论被采用为新城市建筑的原则；但反都市派的理论在实际上却保存了不小的影响，因为大家都同意他们那把人口散布在宽敞的地面上，以扫除现在城市生活的恶劣结果的主张。因此，在都市派的原则下，有的主张花园城市、有的主张职业城市。主张花园城市的人，认为应当用精美的小房屋或成组的大房屋，散布在广大的空场上。主张职业城市的人，认为当依照环境的性质之不同，而建设工业的或农业的城市。由在附近工业区做工作的工人及其家庭居住而成的，为工业城市；由在附近农业团体里做工作的农民及其家庭居住而成的，为农业城市。工业城市里如无田园，必须设立市场花园，农业城市必须设立制造简单农具的工厂。 大家都主张在新城市中，日常生活须集中化。勇敢一些的人，更主张，除过睡眠须保持个人单独行之以外，其余一切生活，凡有狭隘的个人主义的痕迹的，都当完全除掉。但有人则认为这种太集中化的生活在现在实行上为不可能。 至家庭生活，则各方面都同意于必须是广大的社会性质的；家族房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在同居的一座房屋中，无论面积大小，每个人都应当有个人生活或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归自己自由处理，虽则这些东西不必常是归他个人独有的。 在讨论时，各方面意见都毫无拘束的发表。有些积极的人们竟打算着要在最近将来建立起25座至30座高的摩天楼房，每座楼房中间至少须有500平方米的空场的间隔。每座楼房中能容纳数千人居住，须有一个饮食处、商店、洗衣店、邮政电话所、医药所、育儿院与幼稚园、会议室、俱乐部等。五个这样的楼房中间的空场上建设一个学校、运动场及别的卫生诊所。房屋中部，每个人须有一个厚墙，两间决不通声音的房间；房内须有一电话、一无线电机、一浴室和一洗脸室。 虽有这许多特创计划的提出，但不幸却未讨论出一个最后的计划。因此在以后几年的各地城市的建设上，多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模型，虽则都是向着社会主义的理想进行的。近一两年来，苏联城市建设工作进行到什么地步？虽尚未有详细的调查报告，但据各杂志的记载与各报纸的零碎批评看来，它是或少或多的在上述各种学说的影响下，而进行着工作的；并且已建造起许多新的都市，与其中的许多新的房舍了。例如在尼蕊·诺夫高罗地方大的汽车工场附近，到1930年底止，所建成的工人新住区，已可说是开世界的先例了。那里的新城市，建立在工厂的一边，美妙的住在奥加河岸上，有公园直达河边。有公共食堂，食物较之莫斯科的还要好；有剧场与影戏院、俱乐部和读书室、“苏维埃公所”、“文化宫殿”、博物馆、疗养院、医院、旅馆、垃圾收集所、游泳池、面包房、洗衣处、汽车站、火车站、冰所、屠场、运动场、警所与救火会、大的工厂厨房、学校和火葬所。在房屋内部设有公共俱乐部、育儿院与幼稚园，预计到1932年底要完成容纳5万人居住的房屋设备。 因为财政困难，所以在五年计划实行期间，苏联注全力于工业的发展，对城市建设都是为应付急需而工作，多未十分积极。第二次五年计划的制造方针中，规定着对于一切住宅将实行决定的改善等，则将来房屋建设计划之更要扩大是无疑的了。
陈其昌《木炭代油汽车之新发明》（1932年11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木炭代油汽车之新发明 陈其昌 （1932年11月2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2卷第8号，1932年11月25日出版，署名：清晨。 所谓木炭代油汽车，就是不用舶来品的汽油而用中国土货的木炭作发动力的汽车。这是我国近来很值得欢迎的一种新发明。发明人有两个，一个是汤仲明，一个是向德；汤君的发明地是郑州，向君的发明地是长沙，汤君所发明的叫作木炭代油炉汽车，向君所发明的叫作煤气汽车；两君的发明是各人单独研究的结果，所以在原理上虽相同，但在机器构造上则大同小异。汤君的发明，已经在西安经过公开试验，向君的发明也已在长沙经过公开试验，结果都非常好，据说已算是成功了。 汤君开始代油炉的研究，系在民国十六年，当时的目的在改良内燃发动机之燃料，减省消费，使适用于我国。先用泥制炉，后改单体铁炉，复改双体铁炉，效力日见良好。去年试验成功，遂拟定构造图案呈缴实业部立案，并于年底将代油炉效用公布，始引起国人注意。陕西省政府听说此种发明，乃于今年八月约汤君到西安，由建设厅拨给普通汽车一辆，使配装代油炉，以备试验。九月二十八曰公开试验，由民政厅长赵君亲自开驶。车重一吨半，配装三十匹马力之代油炉，炉置木炭四十八斤。车绕行新城一周，结果赵君口称：汽力充足，开驰自由，真能抵汽油汽车，好极好极云。 代油炉汽车之构造，除过普通汽车上的汽油发动机中之汽油箱及若干零件外，普通汽车完全可用。代油炉可随意装置于车的前部后部或两旁。此次所试验者系装置在车后部。炉的左边为风扇，右为水箱，前为滤清器与炉有管相接，滤清器有输送管通至圆压机，再前为发动机。将要开车时，用纸燃火入炉底口，摇动风扇，约八分钟，炉内木炭即行燃烧。木炭燃烧时所发生之二氧化碳气体，与炎炭相遇时，一部分氧气被炭吸收，而变为一氧化碳。同时水箱滴水入炉下层，发为水蒸气，当此水蒸气遇炎炭时，亦被吸收而变为一氧化碳与氢气。此等气体与空气混合燃烧之，可生爆发力。于是此爆发力经滤清器至圆压机，再转入发动机，车即开行。代油炉之马力，大小不同，如以三十匹马力之炉计，炉重六十斤，每次可置木炭四十八斤，可开汽车约二百余里，平均每小时约燃木炭十余斤。此外，代油炉又可作为发动抽水机之用，如用六匹马力之炉，每小时需木炭一斤半，每日可灌田百亩。 向德君发明之经过：据云，最初研究目的，为要就现行之汽油汽车，改造其动力部分，使适用于以煤气为燃料，而其速率及载重数量均不稍逊。经过六阅月之研究，此项目的，已大略达到。最初研究在本年一月，由湖南省政府拨款二万元作试验费，屡经改良与试验，至六月始告成功。照湖南情形看来，平常在公路上汽车速率每小时为六十里，煤气汽车成功后，试车成绩为八十里，后最高速率达一百二十里，最近又加改造曾达一百四十里；与用汽油汽车之比例虽仍为十与八之比，但在一般应用上，已极合式。普通汽车之寿命，为四万里；煤气之发挥力比汽油小，但煤气汽车之寿命较之汽油汽车反可延长。如最初改造之车，现已驶行三个月，尚毫无损坏。燃煤炉系用两层铁板作壁，中间有隔离，故燃烧时炉壁不甚热，不至使车内发热。并且机器系装在车后，车开动时，即有热气，亦乘车势后去，故车中不觉热。最初研究时，拟用煤作发动力，后因煤产区不甚普遍，装运费时，乃改用木炭。湖南全省，到处皆有木炭，且成分极好。据历次经验，每加炭一次，可行车一百四五十里，即大约每两小时加炭一次。车将开时，只须将鼓风机摇动三分至五分钟，车便开动。中途停车在三十分钟以内，可无须再摇。驾驶方法与普通汽车无异。行车力量亦与汽油汽车仿佛，凡汽油车可行之坡度，煤气车均可驶行。所发明之炭炉等机器，最初颇为笨重，约八百斤，后经改变，已减至六百斤，但效力相同。至滤气部分，冷气部分，均经过三四次之改进云。 煤气汽车试验典礼，系于今年十月十一曰在长沙举行。被试验之车共行四百余里，行走平稳，速率亦敷用，可称为初步成功。关于该车发明之详细经过，闻湖南建设厅已编有极详细之报告书，正在排印，不日当可公布。至其机械之主要者，为鼓风机、煤气发生炉、滤气器、发动机、调节器等五六部分，与木炭代油炉汽车之构造微有不同。 汤向两君的发明，虽有不同，然其有便中国交通之发达则一。交通对于文明的关系及政治统一，经济发展之重要，是我们所熟知的，但因中国的贫穷与内乱，二十年来交通最主要工具之铁路，竟无法发达。这几年来，因了汽车的推行，中国各省多有因简就便而开辟汽车公路，以作长途交通之用者，如湖南公路已修好二千里，陕西已修好一千余里，其他如江浙豫鲁等省，公路更为发达，这可说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因汽油的价昂，实有阻碍此种倾向发达之危险。比如目前汽油在陕西的价格，为每加仑约不到两元，汽车开行一小时，即费汽油三加仑，合洋五六元，如此计算下去，所行的长途汽车价，不得不昂，发达不得不受限制。现在木炭汽车之发明，可说把这个阻碍扫除了，因为木炭在中国几无处不有，且价格极廉。如陕西西安木炭价为每百斤四元，每开驶汽车一小时烧木炭十余斤，价只合四角，但如烧汽油，则便须五六元，与木炭直成十二与一之比。即在湖南，汽油与木炭之消费价之比，亦为十与一。这样，中国将来的公路交通，还会不发达吗？ 闻研究煤气汽车者甚多，法国日本都有之，中国则汤向二君外，还有许多人。
陈其昌《四川的现状》（1932年11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四川的现状 陈其昌 （1932年11月1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杂志第2卷第7号，1932年11月18日出版，署名：清晨。 军阀割据下的四川民众的生活，简直是地狱里的生活！ 军阀七八头，划区分据，对峙如同敌国。相互之间，常此勾彼结，时离时合，并借助外援，扩充实力，进行内战，民国以来，大小战争，已有四百七十余次之多。为要预备不断的战争，扩大自己的地盘，便不得不各在自己的防区内，尽力榨取。因之捐税的繁重，恐怕已经打破了世界的纪录。一切社会建设事业，教育与工农业的发展，自然是无从说起了。七千万民众，作了几个军阀的牺牲！ 现在四川的军阀，大者共有八头，即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罗泽洲、李其相是。其余因羽翼未丰，暂隐于八头之下的小军阀，尚不胜数。八头之中，前四头实力最雄厚，有人呼之为“四大天王”。八头中，各人所据的地盘与实力，约略如下：刘文辉，占据川南一带及西康共七十余县，共有人枪十一万三千余；刘湘占川东二十余县，共有人枪十万一千余；田颂尧占川西北三十余县，人枪五万三千余；邓锡侯占川北十余县，人枪四万二千余；杨森占川北七八县，人枪三万五千余；刘存厚占川陕边五县，人枪一万七千余；李其相占川北三县，人枪一万五千余；罗泽洲占川北道数县，人枪七千余。总计全川军队，在三十八万与四十万之间。 捐税的名目和轻重，各区不同；但无论哪一区，其繁重程度，都已使民众无法担负。最近一年，全川田赋已有预征至民国五十四年者，大概说来，都已预征至民国四十余年；田赋附加捐，已达数十种之多，正赋一两，正副各税约在五十元上下；田赋平均每月须征收一次。正副各税捐外，临时特捐名目之多，不可胜计。如勒令人民种植鸦片，苛索苗捐、窝捐、禁烟费、印红费，不种者科以懒捐。鸦片充斥以后，进而设立官膏局，官营烟土贸易，诱胁青年吸食，因而征收红灯捐、瘾民捐、禁烟罚金、牌照费、印花税、不敷费等。对于商人，则征护商费、保安费、清乡费、过道捐、烟酒糖税、百货厘金、营业税、特种税、船捐、临时费、落地税、爱国捐、乐捐、江防费、峡防费、山防费。又借办团练为名，苛派团务费、服装费、冬防费、教练费、训练费。平时筹款，除无名强迫借垫外，又有伙饷、马夫费、粮秣捐、被服费、特别捐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又估派国难捐二千余万；假借援助马占山名义，又苛派援马救国费四百万。康藏纠纷起，刘文辉在川南筹国防捐，达三千余万之多。刘湘在向鄂西出兵之先，在下川东一带榨得出兵费一千万，革命费五百万，剿匪费七百万。统计近一年来，四川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余，负担苛捐杂税，竟至一万万之多。 四川鸦片之流行，真可说是旷绝古今。就成都一处而论，年来鸦片已成成都市上最大消耗品。闲步街头，“南土漂烟”的招牌，惹人注目。营鸦片业者，不曰烟馆而曰售店，每一条街，平均便有售店六七家。一般售店老板，为发达营业起见，不惜标奇立异，遍街张贴广告，发放传单，鼓吹其铺位如何整洁，烟味如何芬香，烟枪如何老练，招待如何周到。招牌名目，故意带上洋气，若卡尔登、惠灵登之类。全城烟馆，不下五六千家，官厅禁令，只准从新开设，不准自动歇业。每月禁烟总局之收入达三十余万。此皆最近几个月的事实。 军人对于民众之任意凌虐杀戮，使全川成为暗无天日之世界。就成都一处作例，治安机关达十余处之多，城内驻军亦多至两万，但劫杀绑票及军人公开鱼肉人民之事，在今年六月一月内，即有二十六件之多。军人可以随意在街上开枪杀人，杀后令警察抬埋便了事。票匪被捕获后，某军部一个纸条，便立即释放。全城武装马弁，计二十四军（刘文辉）一千一百余人；二十八军（邓锡侯）八百余人；二十九军（田颂尧）三百余人。平时尾随军官的姨太太小姐，出入戏院，空间即窜入民间，抢劫奸淫。成都一地，杀人越货之事，无日无之。 因为军阀之剥削与土匪之横行，四川人民多已无法生活。在川南有将田契高张大门，全家逃亡者。 各头军阀，在自己防区，多设有兵工厂，如成都二十九军之兵工厂，及二十四军之修械厂。并且设厂鼓铸货币，发行纸币，如成都即设有二十八军之造币厂。军阀购置财产，有买尽全县全城房地者。且深知宣传之作用，因之广设报馆，制造新闻，如成都报馆之多，倍于天津、上海大报之和，重庆通信社数目，也过于北平、南京。号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的四川，早已陷入地狱底层了！ 七八巨头军阀中，实力最厚的为刘文辉与刘湘。这两年来，所有内战，多以二人为主角，此次亦然。文辉防地，占全川少半，而且富庶，因而财力充足，常表露欲统治全川之气焰，召别的军阀的嫉忌。刘湘驻军于长江上游，扼四川门户，虽不若文辉富，然补充军实，勾结外援，甚称便利。二人本系叔侄，果能互相提携，川局未尝不可以苟安一时，但刘湘忌文辉之富，利用交通形胜，迭次扣留文辉新购军械；文辉亦因财多势强，不甘居刘湘下，勾心斗角者已非一日。此外邓锡侯、田颂尧、杨森之属，实力逊于二刘，常利用两强，以图自己势力之扩张。所以邓、田等在每次川战中占左右全局的地位。 现在的川战，起因于各头既忌文辉之富又畏文辉之强，故联合刘湘，图压抑文辉。罗泽洲、李其相，因防地贫小，又与文辉有旧仇，久想反攻文辉以扩张势力，故此次与文辉军交战中出力最多。但是邓、田、杨、罗、李诸头，真希望文辉就此倒台么？则又不然。文辉果倒，刘湘将成独霸，邓、田等居间左右之形势将失掉，决非他们之所愿。所以他们对这次战争的目的，不过是想把文辉压一下，使让出几县地盘，归他们剥榨而已。所以现在刘文辉虽然败了，但这败改换不了四川军阀割据的局面。 能打碎四川军阀割据局面的，只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陈其昌《日光之征服——一个科学的新发明》（1932年11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日光之征服 ——一个科学的新发明 陈其昌 （1932年11月1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2卷第6号，1932年11月11日出版，署名：陈清晨。 一两世纪前，在西洋，当教会统治着一切时，人们，尤其是修道士，都不欢喜他们的身体甚而至于他们的脸，受日神目光之一瞥。诗人所深感兴味的苍白脸色，虽然是很不健康的，但却成为高贵人们的必需品。厚的面纱，重的教衫与遮日具等，把希腊人让给太阳自由光顾的人的身体，都重重掩盖起来。 但是在现世纪，我们却看见了人们之转而礼敬日光；裸体主义之流行，成了社会的一种制度，太阳光成了人们的一种必需物或时髦，疗治百病的特效药。 成千万的人都不远千里的跑到海岸无雾的地方去晒皮肤，我们的工程师也抛弃了房屋的前廊，把所有屋角都想对太阳公开，并且这还不算，还有人竟建造起玻璃房子来。衣服店老板把外衣和浴衣都裁得像一个大树叶；药店老板也因出卖什么紫外线的放射器而财产累累；医生们都帮助并煽动这种进攻阳光的十字军。 可是，太阳的火焰虽然常常发百万枝烛光照耀在我们的屋顶上，但三丈下的不幸的我们，却不得不像矿工一样，生活并工作在黑暗里。这怎样办呢？ 经过了许多年的绞脑汁，对于这个困难算是找到了办法。道理非常简单。你只捉住屋顶上的太阳光，掷到地窑里就是了。 假设有张王二兄，张兄站在屋顶上，拿着两个镜子，一手一个，王兄站在下面，拿着一个镜子。张兄用一个镜子捉太阳光，用别个把这光送给王兄。王兄可以随意把光分散给各方面。假如两人成天玩这个玩艺儿，张兄须随着太阳的转动往下送光，王兄只须站定不动，问题不是便解决了吗？ 现在再假定这两个人是机器，问题依然可以解决，不过必须是一部极精密准确而能永远感受太阳光的变动的机器罢了。因此，我们必须另想法子，我们必须造成两面不依赖别的机器，仅由太阳自己的行动便能永远配合着太阳的镜子。 法国人亚尔雪（JacgnesArthuys）聚精会神的在这个问题上研究了许多年，并耗去了他的财产，结果算是成功了。谢谢他和他的同事，巴黎光学研究院的巴耶耳（Bayer），他们成功了这种能自动整理自己的机器的发明，这发明能把太阳的光与热，从七层高的屋顶上，分布到这房屋的地窖的底里。 两个带着镜子的架子，第一个面对太阳，把太阳送给第二个；第二个镜子是向下的，把太阳光笔直的送向下面去。在两个镜架之间，正当初次反射的光线的道路上，有一个大的曲管，管内有一个小盘子，能收聚太阳形象在它的中心上。太阳不断的移动，形象也随移动而此灭彼生，并炙热了盘子边缘上的可因热生电的电池。在第一个镜架下面有一个小的自动机，常纠正镜架使准对太阳，而小盘子中间的太阳的形象也因而常常存在。在从第二个镜子笔直下行的光线里，安置一个透镜片，镜片的焦点在下面五丈处，在这地方又有一个小镜。这样，我们可以因调度这小镜的位置而随意得到光度大小不同的日光，这日光可以穿过小孔而射到房屋里的随便哪个角落里。 但是天气阴睛不定，太阳消失一两点钟或几天，是常有的事，这时候我们的机器便停止工作。当太阳再出现时，机器上可以活动的部分，当然不会处在适当的地位。这时候，自动电流便发生了作用。发动机使镜子回转，直到太阳的微小的形象又回到曲管内盘子中心的他的原来地位上为止。并且，一旦太阳光线被遮暗了时，电光马上便自动的射向房屋中去。因此缘故，就是居住在地窖里的人们，也不会享不到日光浴了。 标准的机器的镜子的面积，须有三十六立方英尺，能供给二十万枝的烛光，并能照耀九千立方英尺的面积使光明如同在日光下。这部机器的设置费，连两面镜子、透视镜以及其他一切在内，共约三千二百五十元美金。 机器上并无人清除。每天早晨，一个自动的橡皮扫帚来清扫镜子，这扫帚的小发动机，一年约耗费十元美金。 这机器工作时并无声音。在温暖的地方或者在夏天，所放进屋里来的日光，可以很容易的用筛漏方法使之淡薄或寒冷。对于疗养病院，镜子可以改用光亮金属制造，这种金属不会吸收那贵重的紫外线。 这种发明，现在已经实用在巴黎许多人家里。今后几年之内，我们将会见到每个房屋都有日光，太阳之注射到我们的房屋里，将如现在我们之能得到煤汽、水和电一样。
陈其昌《日本军阀中新旧两派之暗斗》（1932年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日本军阀中新旧两派之暗斗 陈其昌 （1932年11月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杂志第2卷第5号，1932年11月4日出版，署名：清晨。 本月二十七日华联社东京电云：“昨日东京警视厅刑事部破坏一谋刺宇垣朝鲜总督之暗杀团，内容警察方面严守秘密。但据某方面称：某法西斯团体闻宇垣大将于月底由朝鲜返京，计划在途中刺杀之，以除军部之对立。现在日本陆军中宇垣派与荒木派之对立抗争甚烈，满洲侵略军事可谓已为荒木派所包办”云云。 中国军阀，各占地盘，自相残杀，日本军阀，也分立派别，实行暗斗；两者虽斗争有程度之差，但其趋向，可相媲美。日本军阀暗斗之历史与原因怎样呢？这里特介绍一下。 原来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并未扫除其历史传统的重武轻文的习惯，所以军阀在政治上甚有地位，而形成军部内阁之二重政治组织。再，日本又有尊重元老的习惯，个人政治地位的变动，与他的资格的老稚，甚有关系。所以在军部方面讲，自田中义一死后，资格能力可以结合上下，领导一切，并有被选为军部或政治元首之希望的，只有垣宇一成陆军大将。在一般旧观念牢固的日本人的眼中，这两年来，垣宇早应该受命组阁了。 但不幸这几年日本社会经济财政诸方面的大不景气，造成了日本军部中的少壮派，阻碍了垣宇官运的亨通。两三年前，日本军人中并无所谓老派少派之分别，即连萌芽也未曾看见。世界恐慌程度之加深与时期之延长，正如在欧洲大陆发生了淹没一切的法西斯运动，在南美洲发生了巴西、秘鲁的屡次革命骚动一样，在日本也激起了一般工农民众的焦恼，而汇成法西斯蒂的潮流。日本军队系征兵制，其兵士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农村，并且农村衰落比较城市惨苦，农民思想又较为守旧，于是脑筋易受刺激的少壮军人，便先感到对政治之不满而向右倾，因之形成了军部与法西斯运动之接近，而有少壮派特殊行动的倾向。少壮派既这样形成，于是他们所攻击的与现状妥协的一部分军人，其领袖为宇垣，便成为老派了。若槻内阁中的陆相南次郎。便是当时少壮派军人的领袖。 随着内部经济恐慌之加深与满洲之不劳而获得，日本法西斯蒂势力的发展，一日千里，少壮派军人也气焰万丈，于是他们不但逼倒了若槻内阁，并且稍为缓进的南次郎也渐成落伍者，而让更急进的荒木贞夫领导了少壮派军人而受任犬养内阁的陆相了。从此以后，少壮派与老派军人的对抗，更激烈化。 日本法西斯蒂各团，与军部关系原不很密切，但因下级军人之右倾与法西斯团体欲利用军部以张大声势，并且军部也想利用法西斯蒂各派势力打倒政党化的文治派，于是两方便自然结合起来，荒木陆相加入了国本社（法西斯蒂主要团体之一）与平沼平列而兼成法西斯蒂的中坚人物了。但老派军阀则不然；他们不满意于法西斯蒂的极右倾运动。他们素与民政党或政友会有来往（在若槻下台后，民政党内部之一部分人，颇感若槻之无力维持团结，曾主张拥护宇垣以与军部之积极进攻相对抗），素曾结纳于各派财阀，因之不同意于少壮派之攻击宪政与财阀。少壮派与老派军人便有了主张上的对立。犬养被军人暗杀后，负直接责任的荒木陆相竟于斋藤内阁成立时，依然连任，硬不下台，许多元老，也无奈之何，这可见此时少壮派军人势力之强大与跋扈了。 前两三月时，荒木大更陆军人员，军部之下被撤换者，有千人之多，老派人物，尽被排除。前次宇垣因事往东京，荒木侦骑四出，暗加监视，防其活动。既有士兵之赞助，复受三百万在乡军人之拥护，其势诚不可侮。陆军老派人物，如宇垣大将、铃木（庄）大将，均辞去现役官职，受荒木系之压迫，而离去中央。故现在日本政治上的一切全操在荒木之手中。 宇垣现在所以仍是荒木一系的眼中钉者，则是因为他们畏惧宇垣的潜势力，深怕斋藤下台后，宇垣来组阁，妨害了他们政治势力的生存。斋藤内阁在日本人眼中，无有以为它会长期存在的。但继任的是谁呢？按资望地位，宇垣的成分为最多。字垣现在是日本老派军阀的中心人物，既与民政党有姻缘，又以海陆军元老资格而深为宫内大臣倚重，且雄心甚大，其威望也颇足以震慑一般后进军人。少壮派最不放心他。这样，少壮派谋暗杀他是当然的了。 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疯狂的走向覆灭的道路的，这一点无论是在他们侵略满洲的政策上，经济的危机上，政治的暗潮上，都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陈其昌《李顿报告书之矛盾或滑头》（1932年10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李顿报告书之矛盾或滑头 陈其昌 （1932年10月2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杂志第2卷第4号，1932年10月28日出版，署名：清晨。 李顿报告书发表了，世界各国的报纸和个人都各因其立场与政见之差别，而发表毁誉不同之评论；这是当然的。我们是中国人，并且又是个被压迫的民族，就我们的立场与地位来批评，我们可以说：李顿报告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陷井，是否会坠到这个帝国主义的陷井中去，那要看我们民众认识与努力。报告书中所指出的几点，如认定东三省是中国领土，证明日本九一八的非自卫及满洲伪国是日本军阀所制成的等，是一般人所认为满意的，而其实这全是给中华民族所下的钓饵；因为这几点“公正”之处，在所提出的解决中日纠纷的原则与办法中，并未给我们一点好处！ 整个的批评，且待他日；此处只就该报告书中一般人所认为是矛盾的几点，来加以说明。 报告书中，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例如：既承认了九一八事变日本的行动并非自卫，而却不主张日本无条件的撤兵；既承认了满洲伪国是日本军阀造成的，非出于极大多数居民之公意，而却不主张“满洲国”痛快取消，却要提议自治以成立变相的“满洲国”，既承认二十一条是用“武力威吓之干涉方法”（外部译本六三页）取得承认的，但在建议中却承认日本因二十一条所强夺去的在热河的居住经商权，并提议叫中国宣言确定承认它；既然知道日本在满驻军权及铁路区域行政权及领事警察权等，是中国人所再三否认的，但却站在日本一方面称日本在满洲占有“非常地位”及“特殊权利”，而在所提出的解纷原则第四项上，又要我们“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实即所谓特殊权利）；既说日军在九一八夜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的自卫手段，但紧接着又说：如当时在场之军官认为系自卫手段调查团也不否认，这样，这种行动“到底是什么呢？”（樊仲云的话）总之，报告书中可以认为矛盾的地方实不一而足。 其实，如就该书全部看来，以上所指的几点矛盾，都不能算是直接矛盾，而是一个矛盾原则下的产物。这原则便是：有地方他们根据事实来承认日本的所谓既得权益，而不顾到他们的立场和国联的盟约与中日的条约；有地方他们却根据法律来评断谁是谁非，而不顾及活泼的事实（例如，评中国的经济绝交之不当，便是如此）。所以以上所列举的一些例子，如果说是矛盾，那便是以我们自己的观点而只看到报告书一部分的说法。 例如：他们既承认九一八日军行动非自卫但却不主张撤兵者，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在东北有特殊权利中国不能替他保护，他自己有自行保护的必要（一二两章中或明或暗的如此说）；既承认满洲伪国是日人造成的而却仍主张组织变相“满洲国”者，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为保障他的在满洲的利益而要求成立良好政府是很可同意的（见译文二一〇页）；既知道二十一条是武力取得而仍要中国承认日本在热河的权利者，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在热的权利是事实，如果不承认，中日纠纷便无法解决。所以，如果我们要对这种主张加以非难的话，只部分的批评它的矛盾，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他们所根据的原则，即承认事实而不顾法律错误，加以攻击。 假如这种原则可以使用，那么，在全部报告书中他们当一贯的使用，而不当忽用事实作评述原则忽用法律作原则。但不幸调查团不如此。他们对中国经济绝交运动非难时，却完全根据法律作攻击。什么不合于中国法律，什么违背于国际条约上的友谊，一切法律的罪过都加在中国民族的头上了。这才是李顿报告书中一个真正而最大的恶毒的矛盾。他们所以这样矛盾者，是因为他们要保护各帝国主义在华的共同利益，并在中日纠纷上要使中日和平妥协，并达到各强国混水捉鱼的目的。 但是，上边的一些例子，虽不能视作报告书的矛盾，都可以说是报告书的滑头。他们为要完成他们的“任务”，既须顾全国联的面子，又须应付日本的崛强，更须顾及中国民众的反对，在这样的须面面顾到的情形之下，他们便不得不玩弄外交辞令——滑头了。例如：既说九一八日军行动非自卫，那么，如当事军官硬说是自卫，怎么办呢？于是他们紧接着说，如果当事军官这样说他们也并不否认，这话——这意思可以解释为：或许你这军官受了东京军部侵略计划的欺骗了。又如，如果说九一八日军的行动是侵略，那么根据国联盟约日本便非得立刻撤兵不可，但他们却不说是侵略，而只说是非自卫，且更非“合法的自卫”，这样一来，你便捉不住他们了。又如，为要缓和日本，在许多地方却不惜使用显非事实的外交词句，如说九一八事变的前夜日本军人态度激昂时，偏要拉上中国说“两国武人”云云；说日本报纸鼓动舆论时，偏要说及中国说“双方报纸”云云。这都是报告书的滑头处。 国联之滑头，我们所素知；调查团之滑头，又为理之当然，势所必然；我们中华民族就这样坠到这滑头陷井里去吗？
陈清晨〔陈其昌〕：国际政治现状（1932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国际政治现状 陈清晨〔陈其昌〕（1932年4月）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2年第2卷第3期第201-213页，署名：陈清晨。 进行中的国际军缩会议 正在日内瓦集议的军缩会议，开始于本年2月2日，是历史上第一次宏大而重要的国际减缩军备的会议。到会代表232人，代表约60个国家，主席为英国前外务大臣韩德森。这是国际联盟经过了6年以上的不断预备的结果，是鼓吹了12年的结晶体。它的面前是一个极其复杂繁难，无论成功和失败，与人类前途都有密切关系的问题。2月开会以后，接受了许多国家的提案，因为国联要开大会，便宣布延会四星期，至4月11日再开。 会议再开以后，各国代表纷纷提出军缩标准的意见，有性质的减缩与数量的减缩两大主张之分歧。主张性质的减缩者，主要的为法国。法国主张编设国际军队归国联指挥；军用机、重炮、载八英寸口径大炮或一万吨以上的战舰、潜水艇等各国禁止，独国际军队得使用。同意此种主张者，有小协约等许多小国家，但意、英、美等都反对。主张数量的减缩者，为德、意、英、美、日、中、俄等国家。这些国家都主张禁用某种危险军械，如坦克车、活动重炮、毒气、爆炸飞机、飞机母舰、潜艇等。其中主张最彻底的是苏联、德国和中国。中国与苏联不但主张要禁止一切侵略的军械，如大军舰、潜艇、飞机母舰、军用飞机、坦克车、重炮、化学军器等，并且提议按照各国地理的形势，人口之多寡，边界之长度等，保留最小数量的各种军队。中国代表的这种完全减缩军备的计划的提出，使在会代表都吃一惊，为什么呢？据说是因为这些样军器中，除飞机外，中国一样也没有。德国主张禁止侵略的军器，并废除足以给他国以危害的自卫军器。它也似乎赞同潜艇、飞机母舰与大军舰之绝对废止。但在主张数量的减缩者方面，赞成苏联、德国、中国的提议者寥寥，赞成英、美、意等逐步减缩者甚多。每次会议上，各国代表辩论甚为激烈。但日本代表常特作曲解附会之论表示赞成法国之主张。 20日讨论一个以逐步减缩为军缩标准的决议草案，结果，除苏联投反对票外，一致表决通过。这算是打销了完全或绝对裁除的主张。此时以前，各大国政治领袖，如英首相麦克唐纳、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德总理布鲁宁、法总理泰狄欧、意外相格兰地等，群集日内瓦。他们到日内瓦的目的，虽并不专在解决军缩问题，但他们对军缩问题极为重视，则十分显然。 逐步缩减的标准决定后，于是面前遇到的是性质减缩呢，还是数量的减缩这两个难题。代表后一主张的是美、意所提出的缔结国际公约废除若干种侵略军器的计划书，这计划书为代表前一主张的法国所坚决反对。两方各有拥护者，并争持甚烈，各不相下，会议有将陷僵局之势。 于是美、英、法、德的四个政治元首便进行私下会商。结果在22日的会议上，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内容是：“本会议对于性质地减缩军备的主张，暂时保留至以后讨论，目前先讨论某种军器应由国际专约规定废除或归国际管理之原则。”这议案是英外相西门提出的，这样便暂时避过了这个足致僵局的暗礁，使会议暂由别的小径前进。 但这个决定，实际上即暂时结束了这次的会议。因为即在当日，布鲁宁和泰狄欧便驰回德、法去参加选举运动，格兰地亦返罗马，把会议的讨论让给几个次等代表去敷衍。26日，会议又议决暂停举行，让所组织之海军委员会开会，讨论哪种是自卫或侵略的军器。 闻在总会中，德、法、意意见冲突甚烈。法国提出安全保障为军缩先决问题，意在遏制德、意；德以实行军缩须以平等原则，意言惟有军缩是安全保障之基础，以对抗法国。在海军委员会上德、法代表冲突之严厉，几使会议停顿。法、德、意三主要代表之回国即亦表示军缩进行之困难。 为打破难关计，史汀生与麦克唐纳居中调停，结果决定于29日在日内瓦举行美、英、法、德、意五国巨头的会议，讨论解决法、德之冲突。布鲁宁已来日内瓦等待了。但27日，泰狄欧忽电告史、麦，因病不能到会；于是史汀生表示失望，要马上回美国，格兰地留罗马不来，麦克唐纳也表示不再在日内瓦久留了，军缩前途，陡形无望。泰狄欧之托病不来，当有两因：（一）希特勒党近在德国选举上之得势，使法国不欲实行军缩；（二）法国选举在5月初举行，五国会议上如赞成军缩妥协，将使泰狄欧在选举中受到打击。此外，还有人说，是为避免英、美联合的压迫。 但法国方面极力解释，说泰狄欧之不来，实因有病，并非托故；又经过麦克唐纳之转滑，于是史汀生允许不即回美国了，会议前途，又有了继续讨论的可能。 但军缩总会议，无论如何是必待法国选举以后才能再开的。 史汀生赴日内瓦 在目前远东风云紧急，日、美各耀兵炫武，欧洲经济状况几陷绝境：全世界有立被暴风疾雨震荡袭击气象之势时，握世界霸权的美国的国务总理史汀生忽然有欧洲之行，这不得不算是极足令人注意的事件。 史氏赴欧目的，表面上说是为担任美国总代表出席正在集会的世界军缩大会；胡佛总统宣称，史氏之赴日内瓦为欲与别国协力获得世界和平威胁解决办法，而参加军缩会议。但因此行之极重要，各方面都不相信其目的竟如此简单，因而便传说纷纭，推测不一。有谓其欲谋使美国与国联接近者，有谓其主因为远东问题，有谓其欲解决与美国有重大关系之国际问题：如战债问题、军缩问题等者。 但就事实观察推论之：“五强（美、英、法、德、意）会议之结果，决定讨论战债赔款问题之洛桑会议，6月16日召集。”（4月21日联合通讯社日内瓦电）又21日史汀生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云，“今日与欧洲各要人所谈事项系限于军缩及远东问题。”（同上）则胡佛所说，史汀生赴欧不谈战债问题，及史氏16日在日内瓦对新闻记者谈话所说渠不欲讨论上海问题的话，都是慌言或误传了。远东形势目前既这样地危急，各帝国主义应付步调几个月来又那样地不能统一；欧洲各国经济政治情形有立即陷于大混乱之势；美帝国主义的经济网是密布在东方和西方的，两方面的安危与它都有深切的关系；所以，说“史汀生赴欧的主因是远东问题”固然不错，但他是决不会轻视欧洲经济及军缩问题的。 史汀生于4月8日离美；15日到巴黎后，立即往谒杜美总统，并会泰狄欧总理，作长时间的密谈，16日到日内瓦，即与各国代表及国联要员谒拜往来，濒作密商。目疾方剧的英首相麦克唐纳便急剧挢医飞向巴黎，会同泰狄欧于21日抵日内瓦。于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英首相麦克唐纳、法总理泰狄欧、德总理布鲁宁、意外相格兰地、及其他各国政治领袖，便在日内瓦合成空前盛大的高级政治领袖的集会，考虑法、德亲善，法、意海军协定，军缩，多瑙河流城各国经济救济问题，远东问题，赔款战债问题等。这盛大集会，可以说部分地是受了史汀生赴欧影响而成的。 欧战停后，在从事结束战争摧毁而将进于所谓国际“和平”发展的时候，威尔逊总统赴欧出席巴黎和会；现今在世界恐慌的扫荡下，各国政治经济组织有将大崩坏的危险的时候，史汀生赴欧“参加军缩会议”。时间虽不同，但把后者的重要比之前者则是对的，虽然两人将同样不会有大成就。 多瑙河流域经济救济会议之破裂 4月6日，英、法、德、意四国代表因英政府之召集，在伦敦开会，讨论救济多瑙河流域各国经济窘困办法。出席代表，英国为首相麦克唐纳、外相西门、财相张伯伦、商部大臣任锡曼，法国为财长弗兰定，德国为外次蒲洛，意国为外长格兰地；四国各有专门委员随同出席。但议至8日，因四国主张不能一致而会议破裂。 召开救济多瑙河各国经济会议之提议，并非始于此次。本年初英国政府曾非正式地提出过多瑙五国关税联盟的计划，但因恐召各强国间的纠纷，所以该计划终未正式提出。此次会议之发起者为法总理泰狄欧。泰氏以多瑙河经济联盟计划书，分送英、德、意等各国政府，其计划拟联合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及罗马尼亚五国于一个互惠的经济基础上，以发展五国利益为目标，作欧洲总改造的初步；但同时必须“尽可能地顾全”这联合以外的各国的利益。对这计划书三国复文都以某种保留条件而同意讨论以后，于是英国便提议在伦敦开英、法、德、意四国会议。对这开会地点的提议，法国虽有“会议不必在伦敦举行”的表示，但终于接受了。这便是4月6日开始的四国会议。 四国为什么这样关心多瑙各国的经济穷困呢？这自然是因为这些小国的经济政治状况与四国及全欧洲有密切的联系。原来多瑙流域各小国，只奥与捷克工业发达，其余匈、罗、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都是农业国家。这些国家平时都是英、法、美资本活动的市场，只英国一国，闻投资已达英金20亿镑之巨。但自这次世界恐慌开始（1929）以后，欧洲大陆各国家，无论农工业，生产贸易既经衰落，而关税壁垒之筑高又相竞成风，于是各小农业国家的经济既大受困穷，而各工业国家的经济亦无法振兴，至于资源被《巴黎和约》所剥夺，平时即非常困苦的奥国，更无论了。所以近一年余，这些小国家时时放出财政将破产、外债本息将停止支付的呼声。欧洲各强国，对这种穷困若不救济，则所投资本不但将整数丧失，而且所必然发生的扰乱也将使欧洲各大国的地位发生动摇。至于政治上，欧洲东南部向来是欧陆各强国纵横捭阖的场所，借口对小国经济的救济而达排他利己之企图，自然是帝国主义的本色，自然亦是成就这次四国会议的主要原因。四国会议据说是个预备会，俟四国利益分配均匀以后，将联合多瑙小国，或让各小国单独开正式会议，讨论组织联盟办法。 至四国会议上讨论情形，开始时虽通过一对于多瑙河各穷困国家必须予以扶助之原则，但以后即意见歧异，各不相让。不能调和之意见，为：（一）所谓多瑙河流域者究竟包含若干国。法主张为匈、奥、捷克、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按后三者即所谓小协约，法帝国主义的工具也），德、意主张南斯拉夫除外，意大利与保加利亚当包在内；（二）英、法主张组织一多瑙河流域各国关税联盟，德、意反对，盖恐此联盟将受英、法支配，使法在欧陆势力益形巩固；（三）各国不愿放弃其与多瑙各国商约内之最惠国权利。虽众口一词地主张当急筹办法以救多瑙各国免遭破产，但怎样救济之主要问题，会场上竟置之不提。至会议破裂后，会议公布之停会原因，为：开会讨论结果发现许多经济点须继续研究，而国联会议将开，故不得不暂停云。 破裂后，德、意各报都谓法国欲利用各小国的困穷及其财力之优越以求达其政治目的，破裂责任法国负之云。 资本主义之桎梏，已把欧洲的自然资源割裂限制，使经济无法再发展了。打破这种人为的国界与关税的界限，自为救济的唯一道路，但这决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下所能办得到的。 日俄关系之恶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的态度可谓过度地隐忍和沉默，但是近一月来，这种态度已显然变更，这乃是事实逼迫的结果。 在日军由南满而进侵北满时，横断中东路，占领哈尔滨，苏联对之只希望不侵犯它的地位，仍隐忍无所表示。但是日军的侵犯范围，却一天天地扩大起来了：中东铁路已受了它的威胁，组织白俄进行反苏联运动，屡次用军用飞机窥探苏联边境。此时苏联的态度，是一面将东铁车辆材料输往俄境，一面向日本作缓和的警告。但日军的侵犯是不会这样便停止的：北满义勇军的蜂起，日本认为是受苏联帮助，因而对赤俄加以仇视，4月12日日兵车失事事件，指为苏联阴谋，因大捕哈尔滨赤俄人并加以刑讯，又声释哈尔滨俄领事署布置暴动并破坏中东路，即命令中国警察加以搜查，又拘捕东铁俄职员，并积极地组织白俄供以饷械使向俄边扰乱。这种不断的预备侵略的行动，使苏联不得不表示严厉的态度。 苏联名人拉狄克（Radek）在4月10日的苏联政府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警告日本道，如日本真要攻击苏联，则苏联将与美国联盟以对抗日本。苏联的党政机关报上，几乎每日都有警告日本不要冒险，苏联有充分军力足以抵抗外人侵犯的文字。最露骨的是从前秘而不宣的在远东的军事布置，现在竟在莫斯科与日内瓦两方面公然承认了。4月18日莫斯科电云：“今日莫斯科当局已承认集中大兵于远东边境及彻底准备国防事”（联合通讯社）。又19日日内瓦消息：“今日苏联代表团发言人告国联会员，谓苏联已有四十万大军屯驻西伯利亚，并有四百架轰炸飞机业经建造，备保境御侮之用。”（同上）同时并命令在东北各商业机关尽一个月内结束回国，中东路俄员亦全体召回；全体共产党员都实施军事训练；海参崴从事巩固炮台工程，设空军与潜艇根据地。这种种都表明苏联对日本态度已较前严厉了。 而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对苏联这种态度则是恶声相答。4月22日荒木陆相在大阪某团体讲演，谓北满之混乱，系俄国厚集兵力于边界所致（路透消息）。而欧洲白俄都纷纷赴满洲。 但这种形势，并不表示日俄即要冲突，而只表示日俄关系已进一步地恶化，及将来武装冲突之可能。苏联是决不会首先起衅的；日本帝国主义如要进攻苏联，那只有在它压服了满洲以后，现在尚非其时。 停战会议之在上海和日内瓦 在上海开了十四次的中日停战会议，忽因我国政府声明移交国联解决，而于4月11日起停顿下来了。 领导这停战会议的，是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在十四次的会议中，我国代表最初是表示决不让步的，但是后来竟软化起来而承认把吴淞、江湾、引翔港及闸北一部分划为日军退驻区域。驻军地点既因让步而解决了以后，于是便进而讨论日军完全撒退日期问题。我国要求日本规定一完全撤退日期；日本谓撤退日期的早晚，要以上海秩序完全恢复的早晚为定，不能预先规定。两相坚持，会议不能前进。英帝国主义的代表蓝博森，为了要想消灭远东混乱以保障英国在太平洋的利益，于是便于4月7日提出了所谓折中办法三项，其内容为：日本发一笼统宣言，声明六个月内日军可有条件地完全撤退；对此宣言中国亦发一宣言表示接受；然后即此散会，先让日军在租界外暂驻，六个月后再说。对这样的滑稽办法，我国代表竟允许讨论了，不过六个月嫌太多，要求改为三个月，日本不允；又让步要求改为四个月，日本仍不允许。于是因上海等处各民众团体之反对屈辱退让，日军撤退问题政府便移交国联解决。 国联为中日问题所组织的十九国特别委员会于16日开会。除过第一次的公开会议外，其余会议都是秘密进行。特委会主席比外长希孟（Hymans）提出一解决撤兵问题的草案，征求日本同意。该草案内容为：停战会议在上海继续举行；常能恢复日军及早撤退；如何为常能恢复及何时日当撤退，由国联在上海任命之混合委员团决定，并报告国联，然后国联再依据报告，命日军撤退。日本对此草案坚决反对，谓日军最后撤退日期，日本自有决定之权，它国不得干涉。我国政府当然是要顺服地接受此草案的。可是日本反对固然坚决，但这草案竟于19日由特委会的秘密会议上通过了。 日本自始即是否认特委会的资格的，并曾令其日内瓦代表不许参加。希孟议案成立后，日本反对特委会及国联声浪更形扩大，希孟虽竭力私下疏通，但僵局仍无法打开。因而特委会的第二次的公开会议至今不敢召集。而上海方面，则因蓝博森之调和奔走沪、宁间，时有会议将行续开的空气。 现国联已定于30日召集特别大会讨论此事，但上海却已于28日又开了非正式的停战会议。这是什么把戏呢？这表示了日内瓦所制造的压迫空气的效力与蓝博森转弯之成功。我们看我国政府再作怎样借口的退步吧！
睡眠与工作（陈其昌〔清晨〕，193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睡眠与工作 陈其昌〔清晨〕（1932年） 刊载于《兴华》杂志，1932年第19卷第42期第10~12页。署名：清晨。 我们勉励青年人尊重早晨的光阴时，常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因为我们觉得早晨的精神最为清明，此时读书一小时抵得下午读书两小时，所以决不可轻易放过。但是据詹森博士研究的结果，则大不然。他说： “在心理试验上，我们发明了一则定律，即在白天终了时比在白天开始时，我们的肌肉、脑力的活动率要大得多，因而工作的成绩也好得多。” “假如我们昨晚睡了七小时三刻钟，那么，今天晚上的工作出产率比较今天早晨的要高出约6.5%，假如我们昨夜睡了八小时，这八小时中我们是安静的沉睡着，那么今天晚上的出产比较早晨要高出约10%。昨晚睡眠时间越增加，今晚工作的效率便越增高” “在一个人身体所需要的限度内，沉睡的时间越长，精神的恢复力好像便越能加高。但这种加高却使他在早晨不适宜于作工作，因为他必须预先把精神恢复的细胞整理一番，使适于调度；而夜间反适宜于作工作，因为这时他的精神的储蓄尚未十分用尽。” “许多英国的研究者，如怀亚特（Wyatt）与伊维瑟（Eraser）都发现工厂女工的工作出产率，从开始工作的两点半到三点时候起渐渐增高，在工作完结以前约一点半钟时达到出产的最高峰。美国也有人得到同样的发现。” 根据这个结果，于是詹森博士说道： “对于一种需要时常转移注意力，即高度的精神集中力需不断放射的工作，或者在精神清新时作之为宜。但反之，对于一种不很需转换注意力，只要继续作下去就可以的工作，在我们精神微感疲倦时作之最为适宜。我发现我自己对于作文、算账、细微思索等工作，在下午六点以后至夜半及夜半以后，作得最好。” “有许多早晨必须运用细微思想的人，在未应用之前常做一段长途散步或半小时公园游行以为预备。这个办法是对的，因为这样以后，他已充分的疲倦，因而便能够坐得下去进行思索了。有许多人一提到疲倦，便好像讨厌得不得了，要用任何牺牲去除掉的样子，这完全是错误的。十分的疲倦固然是很严重的现象，但我们普通人除遇有疾病、苦恼或胡思乱想以外，极少有十分疲倦的时候。微微的疲倦不但不会减少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且还是一种快乐的主要因子，很少心境能与这种无身体细胞之力的阻挠之自足的心境相比美的。” 睡眠是身体的作用，而不是精神的作用。身体与精神的睡眠上虽常是不能分开的，但在睡眠时比较活动的是精神而不是身体。 莱尔德博士在研究睡眠数年之后，说道： “我们的睡眠是部分的。眼虽闭了，但脑子却仍在活动，意识虽暂时停顿了，但在睡眠中身体可独行二十里。我们可以做噩梦，使我们次日的诙谐能力大大为丧失；但我们也可以做发明或发现的梦，使我们次日能寻得工作的正道。所以睡眠并不仅是在床上耗费我们七至九小时的时间而已” 这个真理已早被许多幸福的人们所领会过了。许多人曾经利用这1/3的床上时间做了不少的创造工作。名人传上已有很多例子表示他们在睡眠中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朱莉娅·沃德·豪（JuliaWardHowe）的有名的《共和国战歌》，是在睡眠中作成的。大科学家路易斯·阿加西（LouisAgassiz）曾告诉我们，在睡眠中他怎样解决了那惹人头昏的区分科学标样的难题——他睡时思索，在梦中得到了答案。但他醒来时，答案却又消失了。次夜他想捉住这答案，临睡时他把铅笔、纸放在枕边，然后睡去。天将明时，答案果然又来了，起初还是模糊的，后来变得甚清晰。他在朦胧中抓得了纸和笔，摸索着写下。天明时，他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孔子感叹于自己身心放散时，则叹息道：“久矣夫吾不复梦见周公！”盖无论古今中外，许多先圣贤者之德修学成，都有借助于“寤寐求之”之工夫的。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睡眠发生创造的作用呢？莱尔德博士说： “要想使我们的睡眠成为创造的，在临睡时，我们应当把我们明天所要做的事情在脑子里回转几下，这样我们的那所谓下意识便能针对这些事情而活动，而不至于做噩梦了。如果我们在情感上是很沉静的，这沉静能帮助我们在睡眠时进行工作和睡眠。” “要想在睡眠中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在上床以前做点预备工夫，发动精神的轮子。我们必须涤除感情，心需想到我们是去睡的，而不是要在睡中找烦恼的。那所谓下意识，必须使对两个目的而活动，即第一，要得到一个平静的睡眠；第二，要对日间未曾解决的问题继续工作。” “精神在睡时是能很好的工作的；其所以不常常如此者，是因为我们未曾时常注意给它以很好的工作条件。如果我们能常给它以适当的鼓励，我们的脑子在睡时是很能帮助我们的。”
陈其昌《印度的贱民阶级》（1932年10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印度的贱民阶级 陈其昌 （1932年10月1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杂志第2卷第2号，1932年10月14日出版，署名：清晨。 前不久印度有一种新的运动发生，这使是甘地绝食为印度的贱民阶级争平等。因甘地的提倡，印度各处发生了一种解放贱民阶级的运动，使许多自由主义者都甚感兴奋。甘地自九月二十日起，开始绝食，至二十六日复食。绝食运动的结果，是印度教与贱民阶级及甘地三方面成立了一个浦那协定，已得英政府批准，为贱民阶级在印度省立法会议中及中央立法会议中争得了不少的议席，使与印度教徒在立法上得到约略平等的地位。 这回绝食运动的本身，在这里暂不批评。但对贱民阶级的情形，这里且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谓贱民阶级者，英文上原叫作不可接触阶级（Untouchables），是印度各阶级之最贱者。 印度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其中小国数十，阶级数百，种族甚多。阶级（Caste）的划分极严，每个大阶级中又分许多小阶级。在这些大阶级中，最尊贵的是婆罗门，最下贱的是首陀罗（Sudra），即不可接触阶级。婆罗门在宗教上居最尊位，独霸一切说教之权。不但首陀罗的一触，要使一个婆罗门受无限的玷污，即使首陀罗的影子，也要玷污了婆罗门。乡村中的井水，首陀罗常不得用。一个泥坑如果大得母牛可以在里边转弯子，是可以许贱民阶级汲水而不会感得玷污了它的，如果小得母牛不能转弯子，那么这个坑别人或许有用处，贱民阶级要取水是须得向别处去的。首陀罗甚而常不能住在别人居住的村子里。他们连婆罗门脚下的尘土都不如！ 印度人菊黎博士（Dr.Ghurye）在他最近出版的《印度的阶级与种族》（CasteandRaceinIndia）中，对于贱民阶级，有许多深刻的描写。避免玷污的规则极其严厉，一个婆罗门竟不愿在首陀罗的住区里沐浴，以免玷污。平常给村中一般人服务的洗衣匠与理发匠，都不肯给这种不清洁的与不可接触的下贱阶级服务。即是一个普通的婆罗门的医生，当须给一个首陀罗诊脉时，也必定先要用一块绸子裹住这首陀罗的腕，以免他的皮肤触污了他。 在全印度各地，这个不清洁阶级是被禁止不许从别的阶级使用的村井中汲水的。在马拉塔国（Maratha）中，一个马哈尔（Mahar，不可接触人的一种）不许在路上吐一口唾液，为的是怕清洁阶级的脚踏上了它而受玷污。他们走路时必须带一个泥制痰盂，从颈上挂下来，以备吐唾液。并且他们还得曳一把多刺的树枝走路，以便扫除他们的脚迹；走路时如果看见有婆罗门走过来，他们须伏卧在远处的地上，以免他们的罪恶的影子玷污了这神圣的婆罗门。 在旁遮普（Punjab），接近的玷污是较之别处看得不很重要的。但当一个扫街者（多是贱民阶级之人充任）走过大城市的街道时，一般人都认为他应当带一把扫帚在手里或腋下以表明他是个清道夫，并须高声向人唤呼以警告他们他这个不洁净的人来到了。 公共设立的学校中，实际上是不收纳这些如恰马尔（Chamar，不可接触人的又一种）、马哈尔等不清洁阶级的子弟的，即便有纳者，无论教员或学生，对这些下等阶级的儿童，在态度上座位上都是极有差别的。 某些圣礼的执行是不许婆罗门以外别的阶级的参与的。最圣洁的书籍，不许首陀罗看和读。一些不清洁阶级，尤其不可接触阶级到圣寺去只许你走到天井里为止，圣殿的门都不许你接触。在印度北部，许多低等阶级对婆罗门极其尊敬，他们不愿践踏婆罗门的影子。有时如果不吸一口婆罗门的大趾侵过了的水，他们便不愿吃饭。 这便是不可接触阶级在印度的宗教社会里所处的地位与所受的待遇，在别处的人类的社会中，多是赖金钱与天才，决定人们的社会的地位，但在印度则出身决定了一切，因而这种最低阶级简直比田地里的昆虫都不如。二十年来因了资本主义在印度的高度的发达，阶级的限制已渐形松懈，因而现在印度各方面都已对阶级的界限进行攻击，有人想用经济条件的改善与教育的方法，提高这种不可接触的人的地位。印度的明达之士、耶教徒、英国政府都想在这方面努力。实际上英政府如果不排斥阶级限制，将不能施行法律、筑修铁路、防止疫病等。因了甘地这次绝食之争，听说许多圣庙已对首陀罗开放了。
陈其昌《日本侵华政策之三转变》（1932年10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日本侵华政策之三转变 陈其昌 （1932年10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杂志第2卷第1号，1932年10月7日出版，署名：清晨。 一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外交政策，经过了三次的转变。在每次转变中，不但表示出日本军部与内阁的冲突，并且表示出军部之步步胜利而至于控制了内阁。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中国的外交侵略政策，只注重经济的和平的侵略而避用武力，是所谓币原和平外交。九一八事变现在我们都知道是日本军部预定的计划了，军部的动员命令早在九月十三日便已颁发，因之能于事变发生后数十小时内毫不费力地占据了辽吉的各重要城市。但对这事变的计划，实行和平外交的日本内阁事先似乎并未与闻；当直隶外务省的沈阳林总领事把事变发生的情形电告外务省时，外务省尚立即复电令查明事件发生的真相就近作地方冲突解决。并且在国联大会上的日本代表芳泽，亦奉命对大会宣称事件决不再令扩大，日本并拟立即撤兵至南满路区域。这可见这时候若槻内阁所执行的仍旧是币原的所谓和平外交政策了。 但是素与内阁有冲突的军部怎样呢？它一方面仍依照它预定的武力侵略政策蛮干下去，一方面又公开地对政府的软弱政策加以攻击。南陆相在东京、大阪各处讲演，痛斥内阁之无能与误国，煽动下级军人自动努力，并不待内阁之决定便擅由朝鲜越境向满洲出兵；沈阳日当局亦布告将永占奉天，并向部属演说：“头可断，兵决不撤”。并且在十月末，军阀又酝酿图谋专政并暗杀政府大员，后因被发觉逮捕军官多人而止。总之，军人之言行完全与政府的政策相反。 若槻内阁为要保存日本政府的颜面，于是便不得不跟着军部的行动而为之辩护解释，并迁就军部的政策，于是在十月二十日便有所谓对华交涉满洲问题的五顶基本原则之提出。这五项原则包括中国须永远停止抗日运动，连抵货在内；须承认中日间现有条约上的权利，连日人在满洲土地商租权在内。这原则。虽然内容上已比币原的和平外交接近于军部的政策了，但仍未脱离民政党对华外交政策之传统。这时若槻内阁的外交是，第一仍然承认满洲是中国领土愿与中国交涉解决九一八事变，第二如果中国承认日本的所谓条约上的既得权，它便愿意实在地把满洲交还中国。这已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政府要按地方事件解决的态度很不相同了。 但这种迁就仍不能使军部满意，并且这时候因世界恐慌的扫荡，日本一般人对军人所演的满洲事变颇表赞许，使军人气焰更为高涨，行动愈无顾忌。于是到十二月初，若槻内阁便因财政困难与军部行动不受统制的两个原因而倒台了。 这一期的币原侵略外交政策已因迁就军部而稍不同于以前的所谓币原和平外交了，这是九一八后日本侵略政策之第一转变。 若槻内阁虽然不免迁就军部，但大体上还是敢与军部对抗的。至于继它而组成的犬养内阁，则已投降于军部，一切行动多迎承军部的意旨。但因政友会的传统政策之影响及三井财阀之势力，犬养、芳泽的外交政策，仍有其不同于军部之特点，这便是他们一方虽不得不跟在军人的尾巴后边支持上海战争，制造所谓“满洲国”，攻锦州，扰天津，侵北满，而一方却愿与中国直接交涉，和平解决满洲问题。所以今年四月间有吉明曾被派来中国与中国政府有所接洽，而中国那时也盛传政府要承认所谓五项基本原则而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后五月十五日犬养被杀事变发生，有吉见汪精卫时虽“无话可谈，只告别而去”（汪氏语），然其来华之态度与言动，实可寻味。就各种事实观察之，犬养、芳泽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两点，即：（一）与中国直接交涉解决满洲问题；（二）仍承认满洲为中国领土，但须由一种日本同意的特别政治组织统治之；换言之，即名义上虽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但实际的统治利益须归日本。犬养、芳泽的这种侵略外交，可以名之为取珠还椟式的外交。这既与币原外交不相同，而与军部的主张也是很不相同的。 若槻下台后，日本军阀中少壮派军人大为得势，老派军人多被打击，宇垣不能入阁，南陆相亦下台，少壮派军人荒木为相，对华侵略政策益形积极，使犬养有望尘莫及之感。攻锦州，入哈埠，毁上海，三月初又成立傀儡政府，执行军事侵略不遗余力。而法西斯蒂运动这时也普遍于军人与农村之中，对政友会内阁反感日甚。五月十五的喑杀，结束了犬养、芳泽的外交政策。 犬养、芳泽的取珠还椟式的外交是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政策之第二转变。 现在的斋藤内阁，完全是荒木一派军人的工具。政府的命令必先得军部同意方能颁行，如永井拓相曾推荐梶原仲治继任满铁总裁，但因荒木反对便不得不取消而另任军部所推荐的林博太郎；外相是怎样重要的官吏，而内田康哉之作外相是先得了军部的同意的。所以现在的所谓内田外交政策完全是军部的外交政策。这政策在八月二十五日内田在日本议会上的中日外交问题演说中，已毫无隐蔽地揭示出来了。自九一八以后，日本军部即全力进行军事侵略，声言决不再让张学良归东三省，及三月一日成立所谓“满洲国”，更时常表示对于中国不愿交涉，满洲问题已与中国无干。另一方面则集中力量于压迫东北民众的反抗及研究承认满洲伪国与统一治满机关两问题。这两个问题现在都借斋藤内阁而解决了：武藤已被任为满洲特派全权，作了满洲的太上皇，完成了统一四头政治的问题，而所谓“满洲国”者也于九月十八被日本正式承认了。一年来日本军部的对满政策，开始即是用侵略，使脱离中国独立，然后再实行吞并。这政策现在除过东北民众的武力反抗这一点尚不能解决外，已借着斋藤内阁而差不多完全实现了。 军部侵略政策之成为斋藤内阁外交政策，是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政策之第三转变。 现在在日本军阀的眼中，对吞并满洲只剩下了应付列强干涉与肃清民众反抗两点须待解决，他决不肯再与中国政府谈判满洲问题了。而对于中国本部他则想用缓和手段，消灭反日感情，取消抵制日货，恢复九一八以前原状。素称与中国要人有友谊之有吉明之所以被任为驻华大使，且到华以后即发表中日当清除恶感，共相提携的论调，其用意便是在此。抢去了我们的东三省，却来与我们讲亲善，这是怎样的意味呵！明了了敌人的战略，中国民众应当怎样急图自救呢？
陈其昌《睡眠之研究》（1932年9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睡眠之研究 陈其昌 （1932年9月3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1卷第52号，1932年9月30日出版，署名：清晨。 睡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换句话说，即生理上起了怎样一种作用才把我们送进了睡乡呢？——这在现在许多研究睡眠的学者中间，尚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尚未得到科学的一致的解答。但对于睡眠的别的方面，如睡眠与健康，睡眠与工作效率，睡眠的形态，睡眠的时间与消除疲劳的速率等，欧美的学者已经给我们实验出了许多有趣味的结果了。 在中国和西方，一谈到睡眠，便有许多不成文的传统规律，浮腾在我们的脑子里。如前半夜睡一小时比后半夜睡两小时还有用；如最好的睡眠是安定的不动的睡眠；如一切人都须要八小时的睡眠；如夜间睡得好不好可在次早的工作能力上看得出来；又如每夜睡眠必须有一固定的时间等。但是这些说法，在现在这些学者的眼中，都已成了腐旧的必须抛弃的说法了。而尤须打倒的是我们素所遵守的那句不要带问题上床的格言。 有意思的人们，或工作忙碌的人们，当关上灯，把昏沉的头脑放在枕上时，时常会把他们间的工作在眼前一幕一幕地展开来加以考察，而明日的事象也万马飞腾地在他们的脑筋里奔流。这在平常是认为与健康有妨害的。但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莱尔德博士（DonaldA.Laird）所特设的睡眠实验室里对于许多男子女子的睡眠习惯研究了许多年以后，说道：这样用思想并不坏，这并不伤健康。 华盛顿大学的医学心理学家莫斯博士（FredA.Moss）最近对于许多失眠的男女的精力、脑力、健康、视力、耳力、对变动与筋肉压制的反应力等，作了严密的考察。结果他说道：一般说来，一天两天或三天的失眠对于人的身体并不若前人相信的那样严重。三十个或六十个钟头不睡以后，除过要睡的不得了，在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睡着这一点外，每个被试验的人都能调节他们的筋肉和脑力，算演须用心思的数学问题而能得到很正确的结果。 匹兹堡大学（PittsburghUniversity）的詹森博士（H.M.Johnson）说，睡眠完全是个别的事，每人各有其睡眠的模样，这模样如同个人的握力、步行力、声度各有不同一样，是与个人的体质有关的。依据精密试验的报告，这模样又是与睡眠时间的长短，睡时身体的位置，转侧与歪斜，睡眠的酣否有关的。很明显地各人都有各自的睡眠模样，如果你是健康的人的话，你的模样是适宜于他的需要的。詹森博士曾考察过一个商业家的睡眠模样，所得到结果是：他在八小时二十五分钟的睡眠中，采取了三十三种大不相同的位置。每个位置的历二分至五十六分钟之间变换一次，即平均每十五分钟变换一次。这三十三种位置可分为九大类，他最习采用的为很似游泳的形势，即胸向下睡着，身之一边稍侧，头扭着，一臂与一腿伸出，别一手则抛向后面而别一腿则直伸。这样的形式他共采用了八次，历时三小时，右边和左边都各侧斜了两次。他第二习用的形势为“猫样的曲睡式”，即身体偏一侧卧，背曲着，头向前，两臂向前，两腿伸直。这形势他采用了九次，历时一点半钟。他仰睡了七次，伏睡了六次。 “他这样地睡法是有规则的”，詹森博士解释说。“在伸直睡了以后，他便曲睡即猫样地睡；几分钟以后又改变为仰睡或伏睡；在游泳式地睡了以后，他便采用恰与之相反的睡式。”这便是这个商业家的睡眠模样，这深合于他的身体的需要。所以在许多人的睡眠模样被研究了以后，“最好的睡眠是安定不动的睡眠”的腐旧说法，便被打倒了。我们睡时不能不动，并且应该动，因为身体必须转动以适合血液循环的进行。 假如各人睡眠的深浅度都一样时，各人消除疲劳的速率又各不相同。有的人比别人消除得快。正如有的人比别人跑得快，走得快，手指或脚趾运动得快一样。因而各人睡眠的时间是不必相同的。 人生不过六十岁，但耗费于睡眠中的便约占此数之三分之一。许多爱惜时光的人，常“夜以继日”“秉烛达旦”，想从此三分之一的中支出一点时间来作别用，但住往目的未达，便为一些传统的睡眠学说所骇退，什么睡眠必足八小时呀，少睡将有害健康呀，不由得你听了不担心。现在可好了——如果上述的一些学者的说法都是真理的话，我们只要一认识我们各人的睡眠模样和必须时间，便可以规定我们的睡眠时间而不顾一切腐旧的规律。因为别人的睡眠方法与时间是与我完全不同的。 詹森博士又驳斥的那种必须按照固定时间去睡觉的说法。他说，按规定时间或在规定时间以后很迟去睡觉，所得的结果是的确要不相同的。但就许多试验的记录看来，无论你上床的时候是夜十一点或早晨两点，但睡深则扫除疲劳快睡浅则扫除疲劳慢的这种说法，却永远是真理。特殊的工作能使我们劳动过夜半，但当我们把工作放下时，其初的几小时的最深酣的睡眠能使我们的疲劳完全消失，无论夜十点去睡或晨一点去睡都是一样。 我们睡眠最浓的时间，比较起来是最初入睡的两小时。这两小时的消除疲劳的作用比之其余的睡眠时间要大得多。因之现在有人主张把一昼夜的睡眠时间分为两段，每段只睡两小时。这样每一昼夜的四小时睡眠可以发生八九小时睡眠的作用，而每日可以挪出四小时作别的创造的活动了。
一年来日本侵略政策之转变与内田外交之前途（陈清晨〔陈其昌〕，1932年9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一年来日本侵略政策之转变与内田外交之前途 陈清晨〔陈其昌〕（1932年9月7日） 〔来源〕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2年第2卷第4期第97-116页，署名：陈清晨。 一 日本社会由封建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时，因未经过武力的政变与彻底的肃清，所以在其政治制度上给封建军阀保留下了广大的自由活动的地位。名为立宪国家，设立责任内阁，但军部有权对天皇帷幄上奏，且不经内阁之通过，而可以独立决定军机、军令诸事件。这种政制，不但使军部与内阁对立事实上成为两个中枢，并且使军权集于阀阅，内阁成为附庸。但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宪政内阁，是自有其强固的基础的；随着资本之日益集中与经济恐慌、财政混乱之加甚，内阁与军部之斗争便日益剧烈。九一八事件之发生与一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之转变，都是依内阁军部斗争之胜负而表现其形式的。 九一八以前，日本的内阁是代表三菱等财阀的民政党的若槻内阁，甚努力于削减封建军阅的势力。这时因了军缩的呼声已成资本主义世界的潮流，并且改革军制、缩减军费的实行又成日本国内一致的期望，日本军阀的社会地位自然坠落下来；于是民政党便想乘势加之以摧毁。但是军阀亦借世界经济恐慌之打击，在民政党上台之初便成立了许多秘密的法西斯蒂化的团体，巩固了自己的立足点；并想引起国际纠纷，以便设法实行军事独裁。其初试在华南、华北引诱勾结，后失败，乃转而发动万宝山案和朝鲜暴动案，作所谓中村事件之伏线，以煽起中日韩民族之恶感。九一八事变现在谁都知道是日本军部预定的计划，因为动员的命令在9月13日即从日本军部发出，早于所谓南满铁路被毁事件的发生有五日之多，所以事变发动以后，能于数小时内占据了辽吉的许多重要都市。 但这个发动，民政党内阁似乎是事先毫未与闻的。直隶外务省的沈阳林德领事将事变发生的原因立即报告外务省以后，外务省即训令查明事件发生真相就近作地方解决。9月25日日本政府答复国联理事会文云，“日本政府极愿保障中日间交涉之和平解决。大部分日军已撤回南满铁路区域以内，现驻沈阳、吉林等处以资戒备之少数兵士待形势许可即令撤回”。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书，否认进兵长春以北。但在军部一方面，则10月4日沈阳日军首领向部属演说道：“头可断，兵决不撤！”军部并实行向满洲增兵，南陆相则在东京、大阪等处公开讲演政府之无能，鼓动军人自动努力。同时谣传甚盛，说日本酝酿大政变；这虽被陆军省所否认了，但军官多人被捕则是事实。到10月底，事态之严重，竟使元老重臣西园寺不得不命驾晋京，听取政府之报告以谋纠纷之解决了。政府既竭力宣传撤兵与和平解决，日内瓦的日本代表亦曾向国联保证事态不再扩大，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朝鲜既不待内阁许可即独断地越境出兵，而强夺东北盐税，进攻黑龙江省，天津日租界当局收买匪类炮轰华地的事又不断地发生，这不但使若泽谦吉在国联会上期期不能自圆其说，即若槻首相想亦甚左右为难了。 军部既是毫无忌弹地坚决蛮干，而若槻内阁的币原外交，平素虽是著名地缓和，此时也不得不跟在尾巴后替它辩解，以保持日本政府之表面统一。这一时期内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可以在9月21日到12月10日中间的三次国联会议上日本代表的言论中看得出来。 9月25日国联行政院举行第四次会议时，日本政府令其代表宣称：“日本政府自始至终，除关于保护日人生命财产之必要行动外，曾极力阻止事件之扩大。”又称：“日本现已开始撤兵；至于完全撤退，须以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条件。”日代表并宣读日政府9月24日的宣言，内容谓：“日本对于满洲，绝无领土野心，现在之冲突，乃因中国军队毁坏南满铁路而起，日本为自卫计，故有此种行动”云。这次国联的决议为：信任日本政府之声明，并希望其从速完成撤兵，恢复两国和好。并定于10月14日再开会议。 10月14日的会议，因10月9日日本飞机轰炸锦州，提前于10月13日举行。芳泽日代表当众宣读表示日本态度之《10月13日声明书》，对于不撤兵的原由声称系日侨安全未得保障，并声明“日本政府确定于其国人安全获得保障时，即撤兵至南满铁路区域以内”。并建议于国联行政院云：在这种严重情形之下，当务之急为恢复中日间友好及合作精神；欲遂此目的，应请中国先行承认数种基本原则，如此日本便立即撤兵并可随时与中国政府谈判云。但所谓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日本代表虽当场未能提出，但会议闭幕后，日本政府于10月26日发表了解释所谓基本原则之宣言，原则共分五项：（一）中日相互担保各不侵犯并保障彼此之土地完整；（二）中国境内各种排日运动连抵货在内须永远停止；（三）保障中国境内日人生命财产之安全；（四）偿付用以铺设满洲各铁路之日款；（五）承认现有之条约权利连日侨在满洲之土地商租权等在内。同时日代表又反对美国参加国联会议中日问题之讨论，并反对将此问题交付国联仲裁，而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解决。 第三次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于11月16日开会于巴黎。此次会议的决定，除劝告日本于最短时期撤兵至南满铁路区域以内外，并遣派五人之调查团亲往满洲，研究调查一切有害国际和平、中日邦交之事件，报告行政院设法解决。这个决议案被通过后，日本代表声明，日本赞成此决议，但以保留剿匪及其他捣乱分子为条件。 在这三次会议中，日本政府的态度，起初是声明九一八事变是出于自卫，对满洲无领土野心，日侨生命财产一有保障即完全撤兵并愿与中国直接交涉。后来则提出五项基本原则作撤兵与交涉之先决条件，态度比较起初稍为强硬，政策亦比较起初为有内容。但无论如何这时日本政府在国联会议上所表现的态度，是消极的、预备退让的，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有条件地允许撤兵，并愿与中国直接交涉。自然，如果单就孤单的事件来观察，日本政府这样的态度可以说是缓兵之计；但这样的观察是非辩证法的，是不合事理的，是把军部与内阁的冲突忽略掉而把二者的行动完全看作一致的。我们只要把后来不久民政党内阁被逼倒台的事实加以注意，便可以看出日本军部与内阁对九一八事变的政策是怎样地异趋了。 这便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期的对华侵略外交政策，即所谓币原外交政策。这时候的情形是：军部依照其固定计划在满洲扩大其军事行动，并威迫华北与华南（扰乱天津，挑衅福州，横行长江等），币原虽极力保持其经济侵略政策，但却不得不随着军部的行动而为之辩护解释，整个日本内阁不能支配一个本庄繁，阻止不了南陆相的骄横的宣传。政府无能的空气弥漫于上下级军人之间，宇垣军人内阁的呼声普遍于各处。到12月初，若槻内阁遂因财政困难无法弥补及军部行动失去统制之两大原因而倒台了。 二 若槻内阁倒后，军部气焰更为高涨。犬养毅继之组阁，一切内政外交政策，秉承军部颜色而行。但日本军阀对于中国亦有急进、缓进派别之分；民政党内阁倒后，缓进分子，失去立场，因而犬养内阁成立时，陆相一席，排除资望较深接近民政党之宇垣一成，而以少壮派领袖之荒木贞夫充任，军部大权，移于急进派之手，因而对华武力侵略之政策历行益急。扰天津，占锦州，攻上海，入哈埠，3月1日又成立所谓“满洲国”的傀儡政府，不顾国际环境，不审内部力量，凡所举动，无不是直向化东三省为日本完全殖民地的方向迈进。对于中国，主张彻底用兵。对于国联，主张断然退出。 但是犬养内阁，虽然较之若槻内阁是更投降于军人了，然政友会的政党主张的传统，与政友会内部派别的复杂与牵制，终不能使犬养、芳泽的外交政策完全与军部一致。于是军人便把从前厌恶民政党的心理，转移到政友会身上；借着经济之恐慌，财政之困难，法西斯蒂势力之膨胀，遂散布开了反对政党内阁之空气。3月14日荒木陆相在新闻纸发表意见说：日本目前应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建立东亚的门罗主义，不准英美干涉远东的政治；但是政党只知道争政权，专门的外交官只知道追随英美，所以在政党内阁之下，决不能实行这种外交。但犬养、芳泽的外交政策怎样呢？他们不主张退出国联与各帝国主义断绝关系。在本年正月间，他们想与中国政府成立谅解，以图解决东三省问题。据传此种谅解约有两点：第一，中国政府承认东三省为特别行政区域，其行政长官之任命，须得日本政府之同意；第二，东三省须施行独立的民主政治。他们并委派有吉明来南京与中国政府有所接洽，有吉后与汪精卫会见时，虽因犬养已被刺，所负任命，中止进行，“仅只告别，无话可谈”（汪氏语）而去，但犬养、芳泽之外交政策，不同于日本军部的对华彻底用兵，满洲必须与中国完全脱离之主张，甚为显明。又日本驻美的出满大使常常于日本军人在中国的暴行发生以后，受美国政府的询问时，因无有日本外务省的通告，而饱尝不知所对之苦，则日外务省追逐军人暴行之后的情形，亦灼然可见了。 币原外交是“和平的”外交，是与军部所主张的强硬外交相对立的，芳泽、犬养的外交是取以满洲为地方政权的态度使名义上主权归中国而实际利益都归日本的外交，可以名之为取珠还椟式的外交，这外交政策仍与军部所主张的承认“满洲国”使与中国完全断绝关系以便日本独享的外交政策不相容。如果把芳泽、犬养的外交政策与币原的外交政策比较一下，便显出两者内容之不同：芳泽、犬养想实质上独占满洲的利益，而币原则尚愿留一部分给中国；芳泽、犬养的欲望已超过中日现有的平等条约与强迫承认的条约的权利以上，而币原则只要能取得此等条约权利便允撤兵。但两者都主张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虽然是虚空的），并愿与中国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这一点是与军部的哪怕是炸弹也定要把东三省一口吞下去的那种外交主张绝不相同的。 但是经济恐慌之加深与国家财政之无办法，命定地使日本国内的法西斯蒂势力日益扩大，军人的气焰日益发扬，发扬扩大的结果是造成了5月15日的凶杀事件，完结了芳泽、犬养外交政策的命运。于是军部遂操纵了日本内阁，而军人素来主张的强硬的武力外交政策便施行了。 三 在3月以前，日本军部所主张的强硬的武力外交，只不过凭武力硬干，尚无否认与中国交涉之意，但自3月12日所谓“满洲国”者通告成立，日本军部乃一变而蔑视中国为其交涉之对手，其意若曰：伪国已成立，东北问题今后已不与中国相干。此诚中日外交之一大变局。但是由日本政府显然表明此种态度，则在斋藤内阁成立以后。 斋藤内阁完全是仰承军部意旨行事的机关。因而斋藤内阁的外交。即所谓内田外交也者，完全是日本军部的外交。本来自九一八以后，日本国内对满洲事变约分主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主张立即承认“满洲国”，誓死与国联奋斗，如必要时不辞一战。主和派则主张现时日本国内各种经济状况，决不能受对外战争之压迫，宜力避免战争，因之不妨将满洲认为中国领土，承认中国有主权，而取得经济利益之实果，这样既可缓和国际的空气，复得改造现时日本国民经济的结构。前一主张，军部素来主张之；后一主张，则是犬养内阁之主张。但自斋藤内阁成立后，在日本政府中，后一主张几被消灭，前一主张则压倒了一切。这种情形，自5月下旬斋藤内阁成立以来，在各巨头的言论与政治施设上，都明显地表现出来。 6月3日斋藤施政方针的演说中，在说明“满洲国”的存在是俨然的事实，以表示其将与承认之意向以后，接着说：“在满洲之帝国军队除对于新国家之警备力予以必要的协助外，如发现日本臣民之生命财产濒于危殆或一般治安发生动摇之事态发生时，自不得不负镇静之责任”云。这句话把以前的事态许可即完全撤兵的诺言完全取消，并将日本军队将永远占领满洲之意旨，以正式的负责的态度完全宣布出来了。 7月9日国联调查团往访荒木陆相，荒木答复询问时，力言日本与满洲之国防不可分离，“‘满洲国’之存在及其自卫上，不管其愿与不愿，日本不能不负指导之责任。故今日以后若有人对此行内部之扰乱或外部之威胁时，日本不能不十分觉悟并用力与之周旋”。荒木最后又表示军部之重大决意云：“吾人绝对反对中国主权之行施于‘满洲国’”。这些话凶蛮地说明：满洲之事决不许欧美及中国过问，日本将单独包办的主战的外交政策之正在实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的侵略外交政策之强悍与蛮野，没有过于此次荒木所表示的了。 内田康哉的外交是竭力扫除币原、芳泽的外交政策而完全投降于军部的政策之外交。在8月25日的外交方针的演说中，内田所说的不过是给上述荒木的话加以扩充与解释罢了。他首述九一八事变之原因为中国对日之轻侮与排斥。继言“满洲国”之成立，乃“该地方人民以对于中国本部具有地理的历史的及心理的特异性为背景而发生的独立运动之结果”，并非出于日本人的制造。由此前题，于是他进而证明日本承认“满洲国”并不与《九国公约》相抵触，其理由是：“依中国之分离作用，即依中国地方住民自己之发意而建设独立国，固非《九国公约》所禁止，以故《九国公约》当事国之帝国（日本），即对于此既存之‘满洲国’予以承认，亦并不与该条约之规约相抵触”。更声言日政府已有从速正式承认“满洲国”之决心。接着又列举解决满蒙问题之两要点，明白表示不许中国本部政权依任何形式与满蒙发生关系，无论如何绝不把满洲交还中国。后更指谪中国排外，内政纷乱，使“其他各国蒙不可忍受的侮辱与难堪的灾害”，以图取得欧洲帝国主义的同情。内田的此篇演说，明了而直率地，理论与事实并证地表示出日本军部之侵略政策。承认伪国与独吞满洲之决心。这不但表明日本侵略政策之变为急进，且亦指示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今后将有怎样凶蛮的行动了。 但日本侵略的行动如果太无忌弹，国际自不免有惹起战争之危险，战争发生后日本的地位与经济自不免有难以持久之形势。这一点是日本缓和派侵略者所最顾虑的。但日本军部则完全忽视这一点。荒木近在东京某杂志之座谈会上对日本新闻记者询问之答语，极堪注意。问平津是否真要用兵？荒木答道：“此次满洲事变之对象为张学良，张氏势力所在，即满洲问题解决之场，平津为张氏驻在地，故即日本动兵之所，此固最初所决定者也”。问万一日本被经济封锁如何？荒木答：“无饭吃即啜粥，无粥则吸米汤，如并此而无之，则枵腹亦无不可”。问日美开战，如果战败而起内乱则如何？荒木答道：“即使生内乱，亦只有设法处理，悲观为何？”由这些问答，则所谓日本军部外交政策者只是行险以侥幸，灼然可见了。 然而上述的荒木、内田、斋藤的言论并不是虚言，5月以来已着着见诸实行。犬养被军人刺杀，陆相荒木理应引咎去职，但斋藤内阁成立后仍为陆相，别人无奈之何，此可见少壮派军人近在日本政治上势力之雄厚。最近陆军将校移动至二千余人之多，据闻旧时人物，几已一网打尽，而清一色急进分子多已整装上阵。宇恒郁郁，各党不安。近宇垣由朝鲜回国，荒木一派，侦谍四出，防其活动。军人暗门之烈，于是可知，而少壮派军人必将行施其强硬的武力独吞的侵略政策，亦成当然之事。 满、蒙四头政治统一案之决定实行，为日本侵略政策实施上之一大关键。所谓四头政治者，指日本在满之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满铁总裁，及驻满总领事四者之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而言。日本政府之想把四部分统一于一个指挥之下以便侵略，本是几年前的事，不自今始。7月26日在荒木领导下的日本内阁议决驻满机关统一案，决定：关东军司令官，关东长官及派遣满洲之特派全权大使，以一人兼任之，满铁总裁受特派全权之指挥。同时由军部推荐武藤信义中将兼任三要职，林博太郎伯爵任满铁总裁。这样便统一了四头政治，并把侵略东三省之一切事务完全归军部包办了。从此以后，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侵略计划归武藤一人筹划指挥实行，日本经营满洲的壁垒，焕然一新了。 既命武藤为驻满特派全权大使，这当然是承认了“满洲国”。但是日政府照会国联秘书厅时，却巧辩谓武藤非普通大使，不递国书，职在监督日领云，故派遣武藤并非承认“满洲国”。但驻满日领不会由驻华日本公使指挥吗？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但日本军部，则却直承不讳，谓武藤之使满，即为事实上之承认，一俟准备完成，即可正式承认。实际上日本之承认“满洲国”，既经国会的决定，又经内田、荒木之屡次正式声明，将为必然实行之事实。目前所以未遽尔承认者，实因此事体大，一经承认，便加重日本在国际地位的许多责任，因而稍有踌躇。但这是不足抵挡封建军阀之无忌弹地蛮干的。 至对于世界，日本军部则高唱亚洲门罗主义。6月21日，日本前驻美大使石井子爵在欢迎新驻日美使宴会上，发言道：“如美国欲支配亚洲大陆而阻止日本在亚陆施展其和平与天然之开拓，则时局必甚属严重”云。这不只是对美国的警告，而实是对世界的警告。 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现行的军部外交政策，是强硬的武力的独吞的侵略外交政策。对国际则高唱亚洲门罗主义，如有干涉其侵略中国者则以战争相威迫；对中国则说满洲已成立独立国家，日满之事已不与中国相干，以杜中日交涉之门；而对于满洲，则统一经济政治军事之指挥，不遗余力地从事经营，以图实现所谓“满洲极乐国”；为实现这些独吞的幻想，虽发生国际战争，战得使日本人都啜粥，吸汤甚至于枵腹，亦所不惜。 所以把现行的军部外交与过去的两种外交政策相比较，三种外交政策，显然不同。币原外交是所谓“和平”外交，因不容于军人而失败了；犬养、芳泽，赞成满洲新政治组织而不变成其成为独立国，这种外交，较之币原，已向军部更接近一步，但犬养卒被军人所暗杀，而芳泽亦从此坐废。内田外交即是军部外交，主张成立满洲独立国，归日本独吞。在这三种外交政策之转变中，是宪政派的主张逐渐失势，而军人的主张日见发扬。在目前，日本的政治，不但操于军人之手，而且操于主张急进的少壮派军人之手，可说是三十年来日本军阀揽政的极盛时期了。在以前若槻、犬养两内阁时期，政府之措施每不能完全顺从军人的意旨，因而那时期在东北的侵略行动，全由本庄繁一人独断独行，不听政府之节制，而只与军部通声气；到斋藤内阁成立，军部既操纵了政府，而侵略计划，亦遂完全归政府支配规定。所以在前两时期，政府与军部在侵略及应付计划上常相分歧，而在后一时期，两方面言论与行动全相一致了。 四 日人扬言，不论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中对日本的批评如何，将于九一八的周年纪念日正式承认“满洲国”。现在武藤正在与“满洲国”缔结各种所谓经济的政治的条约，以欺骗世界的耳目，以达其并吞满洲的目的；由日本的政情、军部的态度及近数月对于满洲的设施看来，今日以后，日本国内如无意外的政变，国外如无严重的打击，则对东北之有组织有步骤的侵略经营，必将日进无已。但是这种军部的外交政策，便因此而会有其光明前途吗？则决不然。只就一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三省的经济、政治情形及日本军人之奔波疲敝、穷于应付之情形来观察，日本侵略东三省的前途已是墨样地黑暗了。 现在的中国民众与日本吞并朝鲜时的已迥然不同了。三十年来，世界潮流震荡之结果，已使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非常高涨，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之主要源泉，成为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洪流中中国民族维持其存在的砥柱。这种意识，绝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炸弹所能毁灭得掉的；在英帝国主义预备放弃印度之时代，日本帝国乃欲化东三省为其殖民地，将见其心劳力竭而自招灾祸。一年以来，东北经济之衰落既使素来盈利丰厚压倒日本各企业的满铁营业在1931年度反而亏损了三百四十万日圆，又使农村经济破产，胡匪遍地，农民多挺而走险，组织抗日义勇军；义勇军到处蜂起的结果，不但使日军不断地丧亡，日侨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素称乐土的满铁区域的治安都不能维持，而且使日军不得不大批增加，日本政府不得不尽力罗掘以应付浩大军费之支出。东三省的抗日势力将继续地增加，岛国的财力与人力将日见无法应付。所以军部侵略政策的前途，必将是日本帝国主义精疲力竭而放弃东三省，日本国内发生毁灭现状的革命。这个前途，日本有识之士已经指明出来了。 日本前驻俄大使田中都吉者数月前到东三省观察，归东京后发表了关于满洲现状的谈话，指示满洲情形对于日本之危险。他说：“最近我到满洲去了一个半月……才知道有很重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而那些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眼前还谈不到，我就收兴而返了。照我想来，满洲的情形，照现在这样再推移下去半年，就会发生很伟大的事件来（这里说的伟大，决不是好的意思，却是一种恶劣的意思）……在满洲各地，贼匪横行……旧军阀的策动，固然也有些影响，但日本所用方法，实在太坏，弄得政治的威力全失，却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治安的紊乱，匪贼的横行，远在我想象之外。比较九一八事变以前，满洲的治安，实在紊乱得不成样子。不但马贼匪徒的数目加多，就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也一天比一天扩大。因为日本的方法太坏，弄得一般人民不能够安居乐业。……治安不能维持的结果怎样呢？日本只好加派军队，加派军队，就得多加许多担负。照这样下去，永久要用军队去打马贼，军队的士气，要受着极大的或意外的影响，将来实在是大可忧虑的！……像现在的情形，无论日本想在满洲做点什么事，是不会有下手的地方的，资本家不敢投资，就是普通的人们，也不敢离开南满铁路，往内地去工作。照这样子，到满洲去干吗！所以我说，无论如何困难，总得想法子快点恢复治安。但这件事好像是不很容易，据关东军的专门家说，总得要下五年的苦工夫，今年以内，是绝对赶不上了。这真叫人不胜悬念之至。不但损失了我们忠勇军士，我们的财政负担，一天比一天加重，是最不好的现象……这种事态再支持半年下去，我想，日本的内政上难免不发生非常的影响。”（《我所见的满洲》，载《藏前工业会志》八月号） 田中都吉是日本外务省的高等官吏，这一些话决不会是替日本帝国主义作反宣传的。如果单是日军之继续增加与日本人民的财政负担一天比一天加重的问题，则东北义勇军之活动，民众对日军的反抗，尚不足以很快地造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坟墓。不幸的是世界经济恐慌，已经打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繁荣，中国的抵货运动，加重了日本工农业的破产，而满洲事变的影响又使日币在世界市场上空前地跌价；这情形将使日本帝国主义精疲力竭，无力镇压东北民众之反抗，及维持国内的统治。 日本政府支出的满洲事变费，至本年5月底止共一亿四千万日圆。在昭和七年度（1932年度）的预算上，规定发行公债五亿二千余万圆（一般与特别会计合计），其中二亿五千二百三十八万余圆为满洲事件费。换言之，日本本年度的财政困难，有二分之一是受九一八事变之赐。8月11日东京电讯，谓日藏相高桥谈话，日本财政非常困难，预算亏空，即加税亦不能弥补，而军人又反对加税，因而只有发行内国公债以图弥补之一途。高桥谓，亏空之主要原因为日本在满军费，今后仍将如此。无限发行公债的结果，将使通货价格日趋于暴落，物价渐趋于胜贵，因世界恐慌之阻碍工商又不能发达，因而将使劳动者的实质工资趋于低下，小资产阶级破产。 又8月20日东京消息，谓大藏省因对美汇兑惨跌至二十二元之空前贱价，极为狼狈，且毫无办法。当局之意，以为今日汇兑行情之惨跌，并非根据于贸易金融等的实势，实由于与对满问题有关之对日国际情势及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各层不安所致，故实际上无迅速安定之可能。而这种跌价且将使日本在支付外债利息与收取国外投资利息上蒙极大损失。 至于日本国内经济之衰落亦是空前的悲惨。农村既极普遍地破产，而渔村，尤其是东北地方之沿海渔村，自中日事变发生后均处于不可收拾之穷境，平时一日二餐，一日一餐，甚至终日无食之人，项背相望。工人失业；知识阶级失职业者，只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横滨、神户等六都市已达四十二万人。儿童之缺食者约二十万人。日政府为要救济这种困穷，于是不得不发行公债，因而更增加其财政之困难。 所以日本的这种经济情形，是决不能压服民族意识高涨的中国民众的反抗的，即使军部之对华的侵略政策无国际阻碍地得顺利实行。但是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民众是具着极大的刺激力与残酷流血的前途的，中国民族反日战争的结果，将是引它走向伟大的世界革命之道路。 ー九三二，九，七。
东北义勇军之考察（陈其昌〔陈清晨〕，1932年8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东北义勇军之考察 陈其昌〔陈清晨〕（1932年8月5日） 刊载于《申报月刊》杂志，1932年第1卷第3号第19-30页，署名：陈清晨。 （一） 九一八事变发生到现在，将要11阅月了，在这期间东三省的现象最惹我们注意的，莫过于义勇军坚韧不断的奋斗。受民众养育的数十万大军，一退沈阳，再退锦州，轻若鸿毛地把东北抛弃了。全国人民虽惊愤号呼，然有心无力，视其丧亡而不能救！但在这时候东三省的三千余万民众却赤手空拳地奋发起来，以血肉之躯抵抗住了帝国主义的炸弹和大炮，使之虽得三省但无法统治。所以如果现在东北尚未亡的话，则支持它的就是义勇军。时代的转变，已使民众组成的义勇军，成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柱石了。 东北义勇军的发生，有它的特殊的原因。在封建制度统治着中国的时候，因与外族接触机会的稀少及中华民族之素来强大，中国人的民族观念非常淡薄。所以在中日之战及日俄之战时，虽东三省南部惨遭蹂躏，但未闻有如现在的大规模的民众自卫武力之发生。现在中国民众已与那时迥然不同了，30年来所有的中国的革命运动，无不以反抗帝国主义为主要色彩。经过了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及第二次大革命，浪潮所激，使中国民众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觉到：中国民族非打倒帝国主义便不能生存。这种高涨的民族意识，便成了一二八事变中抵抗日军进攻的基础及九一八后东北义勇军奋斗力量的源泉。 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内乱延长、农村破产、土匪遍地。枪械之流落于民间者，就数量论，远过于正式军队之所有。加之农民视枪械是安宁生活的保障，保之藏之惟恐不及，因而民间兵器之数量只有增加，不能减少。这种情形，在关内各省最甚，东北各省亦然。胡匪之骚扰，使东北农民中的中产阶级备有枪械以自卫。因此，据最近估计，东三省民间所有之枪支多至二百余万。这样大量的武器，现在成为东北民众发泄民族意识之主要工具了。 本来在九一八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东北尤其是南满一带民众的欺压，已经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乡村民众言语稍为突兀，便挨日本军人的刺刀；鸭绿江中的渔船常遭日本轮船之横冲直撞而沉没；在沈阳则无论白昼午夜，常拖曳炮车，疾驰大街，枪声砰砰，演习巷战，使商民惊慌失措，纷纷关门。受压迫的隐痛，早已埋在东北民众的心底。但是九一八以后，如果日本帝国主义能以温和的方法对待东北民众，则东北民众之反抗势力之生长与发达，当不若现在之速且大。然而它不能为；要实行侵略与统治，它对待东北民众不得不用更其残酷与强制的方法： （一）农民之有枪支者，日人常指为匪类而枪杀之；民团枪支，勒令登记，登记以后即图没收。 （二）前清内务府旗产土地，早已由官家售给民众，现在伪国则按照从前官册所载，强制收回，有该地者，立即破产。日人实行集团移民，常运大批韩人至东北，强占农民膏腴土地，惹起农民恐慌与怨恨。 （三）日军到处奸淫焚烧，极为暴厉；为防止义勇军的活动，妇女出入城门时，必须脱去上衣施行检查。 （四）施行严厉的语言文字的检查，稍涉嫌疑，即遭捕杀；又常派宪兵深夜入人家，实行搜索，使人人自危。 因此种种残酷的压迫，再加之铁路破坏，农产品不能输出，胡匪之蹂躏与官兵、义军之征发，农村不能继续生产，官帖、奉票等作废，农民受极大打击，他们对失业破产，求生无路，对强敌威逼，又愤火欲烧；求生存的东北民众，便只有成立义勇军实行武力抵抗的一条道路可走了。 总之，强盛的民族意识，巨量的民有枪械，失业破产与日人的残酷压迫，在这背景之下，英勇浩荡的义勇军便发生于东北各地了。 东北义勇军运动，大概随日军势力所至而为发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首先进行统治辽、吉各大城市；当时辽宁一带的绿林领袖，愤异族之压迫及正式军队之退避，便有起而抗日者，所以“小白龙”、“老来好”等的名字显耀于当时国内各报纸。但当时东北经济组织尚未破坏，农村秩序尚称良好，日人的压迫尚未普及，民众尚希望日军退去，故辽宁各地未有显著的抗日运动。后来日军肃清了各大城市，淫威渐达于小县乡镇，没收枪械，强占土地，驱逐虐杀之事，到处发生，土匪扰乱亦日见扩大，于是农民及未及撤去的军队始表示抗日。大概在去年11月以前，辽宁的义勇军运动虽已发生，但表现于外的都以胡匪为中心，可见其势并不大。至12月，日军二次攻锦州，军行所至，人民愤恨，于是潜势力极强而已有组织的义勇军抗日运动，遂表面化了。在12月20日至今年1月1日间，当锦州驻军急速撤向关内时，我民团及由学生，退伍军人及胡匪合组成的义勇军，拼命与日军战于“营口”、“沟帮子”一带，守卫新民，夺回田庄台，大战于盘山、沟帮子、海城、牛庄等处。锦州失守后，辽西各处义军三四万人，散在锦西各地，感亡省亡家之痛，乃飘忽出没于山岭间，与日军作殊死战，虽械弹均缺，然日军追者常全队覆没。1月10日有义军及东北下级军官4千余人由红螺山发绝命宣言，言受日军压迫：“退守红螺山北背后，势躬力蹙，弹尽援绝，自9日下午6时至10日下午6时，在乱山中与敌人于肉搏时期，敌炮火之烈，我伤亡之众，倍屣于打虎、营沟诸役，而杀敌之多亦前所未有”云，此可见当时义勇军战斗之凶悍。后日军在锦西一带因死亡太多，乃不得不改使汉奸王殿忠补替，而打虎山、新立屯间亦改用蒙匪作前锋。计在1月间，无日无辽西义军战斗消息的传播。极悲壮英勇的血战，固多在锦州南西北，但是时打通线上及新民、黑山、北镇各处，安奉线上凤城、连山等处，无不有义军之积极抗日。这一鸣惊人的表现，不但使敌人感到惶恐，亦使国人感到奋兴。自此以后，日军在辽的时间，几全耗费于对付义勇军。据沈阳日本军部统计，今年3月份，南满线上“土匪”共出现613次，其中出现于奉溪湖地方者115次，安东128次，辽阳48次，而在去年同月，共只出现32次。则3月间义军之活跃已可概见了。但满铁为日人在东北经济势力之中枢，并且欲攻北满必先制服南满，因此，1、2、3月间，日军不断奔走于辽宁各铁路线以压迫义军。往来镇压的结果，义军自不免有受摧残而消灭者，但新起义军不断地发现，其势力足补充被消灭者而有余。所以在今年4月底，虽然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委任之20余路义军司令能统帅其部伍者已十不得一二，并且金山好阵亡，于明甲所部多被解决，金德暄、石安全所部已溃不成军，但各方义军势力之强大却远过于4月以前。如辽西方面，郑桂林、耿继周、于百恩、刘凤山等所部，皆经历百战，屹然存在；辽南方面，李纯华、赵济时、那向阳等，时给日军以困苦，而老北风所部已增至三四万众；辽东方面，邓铁梅、刘克俭、王凤阁等，部伍强韧，纪律严明，日人畏惧，及唐聚五反正，联络东边各县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响应者十四县，保护农村，反抗日军，成为辽宁反日各军旗帜最鲜明的队伍。辽宁西北地临蒙古热河，素为胡匪出没之区，绿林豪杰小白龙满天红等率八九千健儿时对日军迂回袭击，姜梦龄所组织之蒙边义勇军，及蒙边骑兵司令成长奎所率之蒙边骑兵，驰骋于通辽、辽源一带，半年以来，势力日盛，日军无奈之何。6、7月来，辽宁各地的义勇军，更成了日人畏惧愁闷的对象，义军潜伏于沈阳附近各村落，反抗愈烈，致6月下旬沈阳日军不得不连日派飞机对各乡村轰炸。日军之驻辽西者，因马丁、李王之反抗，多调往北满，留者实力单薄，不敢离铁路线与义军作战，因此热河边境之义军大为活动，锦州西北各地均归义军势力之下，日军对之，一筹莫展。红枪会、大刀会、圣贤会等农民组织发生于辽东各县，因此自卫军声势更大，连战皆捷，沈海路既久不能通车，安奉线亦时遭袭击，而南满路、大石桥一带，义军亦出没无常。据沈阳日人报纸消息，统计6月上半月日军与义军作战共83次，辽阳、海城、东边十余县，绥中、锦州等处均有战事。在8月初的现在，辽宁义军又表示惊人的活跃，自8月1日起，南满沿线各地的义军，同时向长春、沈阳、海城、营口各站，及牛家屯、苏家屯、牛庄、田庄台各地联合进攻。日军惊慌失措，不能抵御，死亡甚多，沿南满路被攻地日商，多逃往大连。日侨对于日军维持满铁附属地安全的能力，已大为怀疑。按过去义军之活动是各自为政、不相联络的，现能各地同时进攻，这自表示近来义军组织之进步。如此今后其对于日军之压力，自必更大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氏4月初在归东京途中对人谈话云：“关于东北暴徒之根本讨伐，实为极难之事，因其集团作乱，不易治平，且非一朝一夕所能收效。自奉天事变发生后，我军对安奉线附近暴徒中心地之讨伐不下62回之多，结果收效甚微”云。义军之战斗给了日军怎样的痛苦啊！以上是辽宁的情形。 北满义军之活动，大概说来，开始于黑龙江陷落以后。去年11月嫩江桥大战时，马占山为预备长久抗日，即令黑省各县编制民团。后黑龙江失守，马部退往克山。拜泉、青岗、绥化等十余县民团，纷起援马，其余各县亦民团纷起，胡匪亦多揭义旗，请马收编。此可谓为北满义军活动之始。及哈尔滨陷落，丁超、李杜等率军退集宾县，继续反抗，哈绥线两边数十县都成了义军与日军斗争之战场，并且吉敦路沿线亦日益感到日军之压迫，因而王德林、刘万魁之义军便崛起于延边，丁、李、冯、宫所部遂无不有民团红枪会等的参加，并受它们的帮助。及4月初，马占山出走黑龙江，誓师黑河，于是中东路西段两边各地，亦都有义军的兴起，而李海青所率之义勇救国军已早于2月间起义于肇州一带而活跃于哈长线之西，并与马部联合。所以依月前（8月初）而论，北满义军之抗日可约分为两组：一为活动于中东路西段及哈长线以西的马占山、李海青所领导者；一为活动于中东路东段及吉敦线延边一带的丁、李、冯、宫之吉林自卫军及王德林之救国军。兹略分述之如下： 丁、李自卫军之退出哈埠，往集宾县，为2月5日。退出哈埠以后，自卫军派队出没于哈东各地，一而则以依兰作根据地，建设兵工厂，发行纸币，作长久抗日计划。这时各地胡匪民团，群起响应，自卫军因招抚编制，势力日大。后日军及熙洽逆军不断进攻，常一路沿松花江下驶攻击依兰，一路沿中东路东下攻击沿线自卫军。而自卫军亦联合各地民军与之周旋，未曾疲敝。松花江畔之依桦、富同各县民众及五常、德惠一带民众，都纠集团练，群起抗日；大粮户及殷实人家均踊跃将翰，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组成红枪会抗日军等，协助自卫军作战。后因日军以一师团兵力之夹击，丁、李之自卫军一部由依兰继续东退，在宾县一带之冯占海一部为为指挥统帅率便利计，因改组自卫军，自任右翼总指挥，辖宫长海、邢占清、姚秉乾等三四万众，以宾县为根据地，出没于阿、双、扶、榆等县，以圆规复哈埠。丁、李、冯、宫等自与日军在吉东周旋，已6阅月，不但原有势力未曾丧失，而各部组织反更加扩大，扩大原因是各地民众不断的参加。现在邢占清所部几乎完全是大刀队和红枪会，人数已达3万以上。而冯宫等部无不杂以大刀队红枪会，且此等民众义军现已成了每次抗日战争的前锋，而哈绥线上，自横道河子至绥芬河一段各站，完全由民众救国军（大刀队等）保护通车。 北满义军中纯起自民间而现在势力最大者，为王德林之救国军。自今年2月间以数百之众奋起延边，攻宁安，攻敦化，毁吉会路工，南北转战，十有九捷。因民众之不断参加，救国军自数百增至数千，，现已达3万5千人。军中刘万魁所率一部最为骠悍。刘部二三千人，均系久在山中打猎之炮手，射无不中，给予日军之打击最大。救国军自攻下宁安而发展至中东线后，即与自卫军实行联络，呼应合作之结果，两方军威俱行大震。现救国军所占地点，南自延边、敦化、额穆、宁安、东京城、东宁，北至牡丹江、绥芬河、密山、梨树镇、穆棱及横道河子以东各站。军中以“不扰民，不怕死”为信条，军纪严明，训练精熟。 马占山自4月初逃出黑龙江后，即整顿部伍，收编各地义勇军，并檄各县民团集中候令，准备向哈埠进攻。5月15日率军由黑河向海伦，并发誓师讨日通电。后袭取哈埠之计不成，受日军逼迫，退出海伦。日军到绥化海伦后，即搜集官有民有枪械，概行毁焚，因而所有未加入自卫军及救国军者，群起而投马，乡间民团或居户所存枪械，均行带出，组织义军，积极抗日。马亦设立黑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以指挥编制，而活动于哈长线的李海清部义勇军，亦于4月间被马改编为步兵四团，骑兵二团。故在今年5月、6月间，马占山军西结苏炳文，南联李海青，东与自卫军相策应，以取得哈埠为目标，北满军势，紧张一时。现在马部仍在庆城、通北、克山、讷河等处呼海路、齐克路一带与日军战斗，分散队伍，以游击形式困日军。队伍人数虽众，但缺乏器械，多恃大刀会红枪会编成武术团，凭血肉之躯，与敌周旋。但此项健儿，杀敌不少，日军因屡为所苦，竟有信为邪法，觅取村妇，割取乳阴，障于炮口，以图致胜者，因此呼海线妇女，被害者殊多。 现在北满各地大刀会红枪会的发展，已不容我们再漠视了它的意义，不比义和团或白莲教等，它是纯以热血来杀退敌人，是以民族意识为基础，而不是专靠迷信支撑一时的。这种大刀会与红枪会，最初发生于延吉及龙井村一带，以后王德林军西来，宁安、东宁、密山、梨树镇、延寿、鸟珠河、小绥芬、细鳞河一带，也跟着先后组织起来。加入这种团体的，十有八九是直鲁两省种地的农民。它们半激于爱国热诚，半迫于不能种地，要打吧，无枪无弹，不打吧，日本兵又不许你种地，使你挨饿。因这生死关头的逼迫，才组织起大刀会红枪会，故而所有农民纷纷加入。据今年6月初消息。只中东路东段，此项民众救国军（大刀会的现在名）数目已达10余万，延边及吉敦路沿线蛟河、额穆、敦化等处亦有六七万人，呼海路沿线及克山、拜泉等处，亦有四五万人。体格都魁梧雄健，纪律极佳，战时手持铁枪大刀，杀气腾腾，日军见之胆寒。正式军队子弹缺乏，每次战争，都是民众救国军打前锋，功劳不小。现以邢占清所领之数万为最厉害。 现在黑省各地的义军都受马占山领导；吉林方面松花江之南，哈长线之东，延边及吉敦路之北，尽为自卫救国军势力范围，在这范围内的所有的义军都受二军的指挥，日军所占据者不过铁路沿线两边数里耳。但因地域辽阔，正式军队只能择要冲驻扎，因而各队之隙间都为民众义军所填满。 以上是北满一带义军的情形。 总观东北各地义军产生与发达情形，无论南北满，都是随日军势力的达到而义军始产生。但南满多系民众自动组织，而北满则除王德林之救国军等一部分外多受正式军队之编制与领导。南满股头繁多，联络不易；北满择系统单纯，作战便利。南满铁道纵横，各地义军易为日军所截断冲击；北满则地域广阔，山林丛杂，交通不便，日军活动极不容易。因此现在东北各地义军最使日军苦痛的，不是南满而是北满。现在青纱帐起，茫茫东北，都成义军活动的最好场所，就此一点而推测之，则今后三个月内，东北各地义军之势力自必更见扩大的吧？ （二） 东北义勇军的组织系统，在北满者，除吉林自卫军、救国军、黑龙江军省三个系统，及所统率的各部民团义勇军等外，未闻另有不相统属之义军者，故修理井然。但在南满者，则系统之庞杂纷乱，莫可究诘。如就两三月来，各方所传及报纸所载之辽省义军名称而整理之，则辽省义军之独立系统，大概有左列之9个： 一、辽宁义勇军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在锦州一带。 二、辽宁民众自卫军在东边各县，司令唐聚五，成立于4月21日。 三、东北国民救国军，指挥总监朱霁青，成立于3月间。 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铁血军，司令何恩英，成立于5月7日，在义县、朝阳等处。 五、辽东义勇军，司令王凤阁，成立于4月21日，在柳河临江一带。 六、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在锦西、兴城等处。 七、东北抗日军蒙边骑兵，司令成长奎，在通辽、开鲁。 八、连庄自卫军，黑山县北各村庄所组织。 九、抗日驱韩会，开鲁、铁岭一带农民所组织。 在辽宁开始组织义勇军的，为辽宁警务处长黄县声，所组名辽宁义勇军，共委任二十二路司令，每路人数现在计之至少二三千人，至多不过三万人，去年锦州失守时，抗日之义军多为此部。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代黄，除旧委之义军名称仍旧外，又新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二十余路。 每个独立名目之下，大都设各路。如王德林之救国军，编有五路，由总指挥部统辖之，总副指挥为王德林刘万魁。第一路司令王德林，第二路司令刘万魁，第三路司令姜海山，第四路司令张治邦，第五路司令李象山；又如辽宁自卫军在6月下旬已编有三十六路；又东北国民救国军已编有四路及一特别路。 农民组织的大刀队红枪会等，不即是挂牌的义勇军。辽宁各地的义勇军，以失业军人为主要成分，次农民，次胡匪，而红枪会大刀会则是完全农民的组织。红枪会大刀会多未加入义勇军，但在行动上常是联合一致的。 至于东北抗日之领袖人物，除吉黑之马占山、丁超、李杜、冯占海、宫长海、邢占清、李海青诸正式军队领袖及王德林、刘万魁等，素为人所熟知外，辽宁吉黑各地义军领袖亦名字繁多，难以周知。最近朱霁青氏由东北南来，耳目亲得，所言当为可信，据所列举的东北抗日领袖人名如下：在辽西一带者，为刘春起、马子丹、宝恩溥、孟玉华、杨九州、张佐卿、孙玉堂、郑桂林、李子阳、王泽民、刘振东、李海峰、黄铁山、金子明、高鹏振、高仲华、张国威、孙雨田、于鸣钟、李乐廷、王兆汼、范俊忱、老北风（名张海天）等。在辽东方面有刘克俭、王泉一、李巨川、王亚民、刘祥阁、钟子臣、王瑞五、唐聚五、邓铁梅、李子荣等。吉黑方面有韦世民、于作圣、伍芳秋、陈德顺诸人。这些人有是地方绅士，有系民团首脑，有系绿林领袖，有系退职或在职之军官警官。近两月来，其名字常见于抗日战争新闻的，首为郑桂林、邓铁梅。以上自然是朱氏就所素知而列举的，自不能普遍，譬如殷殿民、于百恩、陈济新、小白龙（名任福庆）。季宝琏、成长奎等人的名字，都常见于辽宁抗日的战报中，未被列入。但由此已可以窥其大概了。至于抗日义军兵士的成分，则大概为农民，退伍军人及胡匪三种。但从红枪会大刀会之纷起于三省各地的情形看来，则东北义军的战士中，农民所占的成分怕要很大吧？ 义军领袖诸人中，须得特别叙述的，为王德林；冯占海与宫长海二人，因关系于北满义军之活动者甚大，亦当特述；至马占山的经历人多知之，不再叙。冯占海辽宁颇县人，年34岁，原为吉林督办公署卫队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愤熙洽降日率队运械移扎五常之山河屯。结合正在舒兰组织救国军之宫长海、姚秉乾，并招收各县警察民团，抗日实力日益雄厚。初次与日军战于舒兰之蛟河，败之。及吉林省政府移设宾县，决定宫、姚等三旅，悉听冯指挥，于是便进兵哈埠，欲消灭于滐征等。冯部入哈后，依兰镇守使李杜及东路护路军司令丁超出组自卫救国军，公推李杜为总司令，以冯为之副，谋规复吉长。但日军闻警乃带飞机大炮等力疾北来；冯拼死与战于双城，不能抵御，日军遂直逼哈埠。时丁李行踪已不明；冯率所有自卫军退至方正，丁、李始来会。是役国军占哈虽仅3日即退出，然抗日势力竟因此团结一致。后日军督率逆军，三路直扑方正，丁李委冯为前敌总指挥，统率各部分途抵御，屡战皆捷，得枪弹甚多，冯部抗日实力遂倍加雄厚，此后成为吉林自卫军之重心。现自卫军首领虽仍为丁李而其实力则完全属于冯占海。王德林山东沂水人，年54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王以营长职驻延吉，所部不过数百人。鉴于日人之横暴逼人，熙洽等认贼作父，私心愤恨，于2月间起义。数月以来，南北转战，民众之归附者日众，人数已增至3万余。攻宁安，战东京城、再占敦化，将日人运存敦化的修筑吉会路与牡丹江铁桥之材料，全数焚毁。直至现在，因王部之扰，日人所多年欲筑之吉会路不得兴工。此点功劳，在历史上，实不可掩没。宫长海部属冯占海之右翼自卫军，所领之一旅两支队，为右翼军之中坚。所部全为骑兵，勇敢骠悍，日军畏惮。宫本人出身草莽，地理熟悉，成算在胸，故行军进退有据，从未败衄。此君在北满各抗日军领袖中，实一怪杰也。 东北义军之实力，因交通阻隔，消息不灵，且股头纷杂，发展迅速，故各部分人数枪支究有若干。不得详知，而关外来人所报告者，亦每每相差甚远。合正式军队与纯由民众组成之义军而大略言之，黑省方而马占山所统率者，有骑步兵十余旅，人数约25万，军械尚称充足，飞机坦克炮亦各有数架。李海青所统率者，约二万余人；此外尚有三十余县民团红枪会等，每团五六百人不等。总计马所统率之正式军队与义军，共约30万人，虽少重炮高射炮，但小枪支尚不甚缺乏。吉林方面，丁李的正式军队，约有15万人；其中冯占海所部，计骑兵5个旅，步兵4个旅，炮兵一团，大刀队4千，共约7万人，枪支约5万7千，每枪一枝有子弹160发。其余，在哈绥沿线各县的大刀会红枪会，受自卫军指挥者，不计其数。王德林所部，现计步兵七旅，骑兵二团，炮兵若干，连同机关枪队大刀队等共约3万5千人，均系九一八事变后，编收民团警察及胡匪等而成者，枪支充足，略与人数相等，不过子弹每枪平均仅有30粒。辽宁方面，估计更难，据3月间消息，老北风所部步马炮各队已不下三四万人，热河边境已组成义军十一路，人数约2万；6月间消息，辽东自卫军已编成三十六路，人数25万；月前朱霁青氏由东北归来，言所组织之东北国民救国军，辽吉黑三省已有15万人，就中辽宁10万，吉黑5万，均由马、丁、李、冯等正式军队以外之义军所组织者，但上数包含王德林之救国军及辽省某义军在内，故15万之数已与上述各义军数目重复：苦战蒙边之成长奎部已达万人：总括言之，辽西方面，营口沟帮子锦州一带，有义军10余万人，现皆一千二千散驻各处；辽南方面，民团最多，部头大者至2万人，其余有几十村落联合组军自卫者，势力亦不可侮。总合三省计之，正式军队及纯粹义军民团人数，现在当有百万左右。这数目自不免夸大；然按东北民众所保有枪枝约两百万；过去数月间，冰冻未解，旷阔万里，一望无际，藏身不易，民众虽仇恨日军，但组织义军者较少。现在青纱帐起，高粱玉米，尽成义军之天然壁垒，因此义勇军竟遍地皆是，其数目之巨当与百万相差不远。 抗日军数量虽巨，但军实极为缺乏。马、丁、李、冯所有枪弹，多为旧日所藏蓄，民间所有及获自日军、逆军者，其余各义军者皆来自民间及获自日军、逆军。枪械之来源既不易，而抗日战争则长期继续，因此各地义军多不得不凭长枪大刀与日军肉搏，三省抗日军中大刀会红枪会之所以有声有色打前锋者，便是这个原因。不但枪械之来源困难，即兵士之衣食亦无法无法供给。苦战辽东之邓铁梅部下现尚有衣棉着夹者，出入蒙边之成长奎部下现在犹穿皮制服。义军给养上的惨苦痛心的情形，是我们所必须积极设法免除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到现在，将11阅月了，在这11阅月中，东北义军各部，大多都对日军、逆军作过数十次的战争。吉林之王、刘不用说了，即辽宁之郑桂林、唐聚五、成长奎、老北风等部，无不如此而所谓数十次战争，都是这些热血志士以血肉之躯抵对日人的飞机炸弹大炮的！故义军死亡之众，与日军死亡数比至少成10比1之比例！ 因为给养困难，战期久长，及东北之土地辽阔，故义军及正式军队现在所采取之战术都为持久的扰乱游击的方式。如马占山已编了40个独立支队，每队三百人五百人不等，发动方向无有一定，专作游击战争。辽西一带义军，近亦已取得联络，采取游击方式。冯、宫之自卫军右翼，亦游击作战，不守土地。游击以外，并用抛弃铁路线作战战略。因此日军虽拥有利器及交通机关，但均无用处，并且使日军于现在暑夜间不得不露营旷野，因蚊蚋丛集，苦不堪言。而义军则久成习惯，受之如常。 至于义军之纪律，则大刀会红枪会本为民众所组织，纪律之佳，自不待言；即出身绿林者，民众对其征发给养亦少有怨言——东北民众现在所怨恨者，是无抵抗便退避之的张学良，而非拼命抗日之义勇军。军民行动已成一致，两方感情自然和蔼，因此义军纪律都佳。完全起自民间之绿林救国军，在哈绥线上横道河子至绥芬河之间，皆维护交通，保卫农耕，辽东自卫军今春亦布告各地，保护春耕。东北义勇军大概已成了所谓民众的武力了。东北国民救国军在4月间所发表的宣言中，提出抵抗暴日，消灭伪国，保护地方，扶植民治四点为该军之信条，其目光已更觉远瞩。我们愿与该军共同努力从速完成其任务。 至于义军之股头纷杂，不相统率，在抗日战斗的组织上自为一大缺点。虽然地域辽阔，交通艰难，各军素无作战训练，欲求各部联络十分紧密，呼应十分灵敏，甚不易得，但相当的统一行动，确属可能。近来忧国之士，纷纷出关实行抗日，各部义军之间往来联络者已大有人在，从8月1日以后几天，辽宁义军活动之情形看来，东北义军之这个组织缺点，似乎已经渐渐去掉了。 （三） 对于这百万抗日的不断的活动，日本帝国主义者用什么方法应付呢？他们的应付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武力镇压与以中国人制中国人。 武力镇压自然需派遣军队，因而日军之现驻东北者，在吉黑有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大部分在敦化及吉会路线一带；第六师团，大部分在齐克线一带；第九师团之一部分，在哈尔滨附近；第十师团（师团长广濑）在哈绥线及松花江南岸；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松木）在哈尔滨之北；总数大约在7万以上。在辽宁有第四师团，大部分集中锦州沟帮子间；第八师团，在锦州以南；铃木混成旅团，在锦州一带；总数在3万以上。现在日军在东北者，总计已有10万以上。这些军队以空军为佐，大炮炸弹为利器，占据铁路线，10个月来不断地对义勇军进攻。其初日军在东北者并无若是之多，如吉黑一带在今春只有第二师团等在活动，后因自卫救国各军及马占山冯海青等势力日益扩大，遂续派第九第十第十四等师团等，前来镇压。现在日均主力全在北满，虽有兵精械良之10余万大军防守攻击，仍毫不足以制止义军之活动与势力扩大。最近闻对于辽宁方面，已决定划分东边、洮辽、辽西等七大军区，规定分三期自现在起至年底彻底肃清各地义军；对吉林自卫军及救国军，拟分五路包剿，一由敦化沿牡丹江南路东进，二由敦化沿牡丹江南北两路东进，三由延吉北进，四由珲春西北进，五由中东路海林站南进。但实际上，目前战事，则集中于对付呼海路一带之马占山军。 日军之战略死守铁路线，不轻易深入内地。但东北之铁路线不下五六千里，义军的势力分散于两旁，是日军之战线已长逾万里。战线既长逾万里，虽10万之众亦决不能统筹兼顾，免义军之乘间踏隙，因而日军不得不在铁路线上择要扼守，坚筑壁垒，防备进攻。现在北宁线上之打虎山、沟帮子、锦州、绥中等大站上，都已筑有兵营，并且东北各铁路线上各大站都装有铁丝网及沙袋等防御物。然如此办法，仍不能制止义军之袭击，并保持日侨之安全，所以最近沿南满路线日侨，鉴于自本年起，该路被袭击达37次之多，生命殊无保障，因而已组织一自卫团；日本政府亦有组织在乡军人，团体地移植我东北，作屯田兵式开垦，扶助日军剿灭义军之消息。 抵抗义军的除日军外，更有日人卵翼下之逆军。此项逆军，在黑省的有程志远部，初仅一旅，现有因广招土匪，诱结黑省旧军，其数已达两万上下。吉林现在直隶熙洽之逆军，即为其死党于滐澄军，其军额亦达两万有余。辽宁降日军人，初有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继有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张于去年江桥一役，所部本已溃不成军，日人念其发奋为奴之心切，将其残部调驻沈阳、彰武、法库、铁岭、一带，使招抚带枪土匪，故现其实力已增至2万人以上。于芷山降日以后，亦广招土匪，厚植实力，数月以来，其实力已增至一两万人。被日收买甚早的王殿忠现亦有一两万人。此等总数约八九万之逆军，每受日军唆使，常作先锋，攻打义军，程志远则敌对马占山，于滐澄则对付自卫军，于芷山则迭与东边各县义勇军大刀队交锋。 程、于、于、张以外，日军对于其他东北旧军人，无不设法引诱，只要降日之军人多一个，义勇军之势力便暂时弱一点，日军之攻击力量便可少费一分。及屡次劝诱马占山，往来与自卫军议和，利诱王德林等。此外，又大招胡匪；去年会勾结蒙匪胡匪攻通辽，收抚凌印清、张学成、王殿忠等使扰乱锦州；今年2月间在沈阳派黄慕设处招抚的结果，已招得靠天、商九爷、青山、常山凤、及好又侠、打一面、年西、大顺等十三股数千人；近又收编蒙匪韩色旺、包善一等部6千人，5月间又将沈阳之保安队与民团合编为伪国国防军十六团，凡上士以上，皆为日本军官，拟于编妥后即开往哈尔滨与马占山应战。 但各逆军上级长官虽降日，而下级士兵却无不反日。现在三省人民，除甘心卖国之数人外，上自士绅，下至贩夫走卒，一谈及日人，几无不痛心疾首，思欲与之一拼。所以于芷山军队，近在东边一带与义军交锋时，若无日军殿后监视，辄互相让避，并为义勇军遗弃多数械弹，隐示接济之意。熙洽军队与自卫军交锋时，常备有两种臂章，以便在前线上弃逆军之黄章，而配自卫军之红章，以示投降。盖民族意识之强盛，决非日军之大炮炸弹所能消灭得了的。 日人畏东北民众有枪械在手时，不能施其侵略之计划，因而所到之处，即将警察保卫团以及民户枪械，全数没收。警察亦只令徒手服务；又恐中国人警察不可靠，“奉山路”路警雇许多白俄充任。四五月间，日军第四师团部在锦州召集会议，决定组织所谓“辽西联县自卫督统公所”，用征兵方法，成立自卫团，以作进攻义军之前驱。后即制定实行办法，督促辽西十二县，开始征集团丁。团丁分常备预备两种，应征者限20岁以上之壮男，以每村10名为单位，每县成立一团。各县自卫团，直接受制于督统公所，间接受制于锦州日军部，所负义务为警备，保安及参加作战。督统与参议各职，由日军部选派，枪械弹药，仅先以人民所自有者充用，不足或补充时，由日军部发给。这种方法，既可取得民间所有之枪械弹药，又可利用华人作日军屠杀华人之先锋，诚属一举两得，但以辽西民众抗日空气之热烈，日人的这个诡谋怕不会收效吧？又为防止义军进攻，北宁路关外沿线树木斩伐殆尽，民房亦被迫拆毁。4月间沈阳日军部又下达禁种令： （一）满铁沿线两边500公里内，不许种高粱苞米等； （二）长春附近500公里内，不许种高粱五谷； （三）县与县之往来通衢大路两边200公里内，不许种上述五谷。这样的严密防备，可谓尽日人之能事了。 在东北的日军既有10余万，所谓“满洲国”军队亦不下八九万；以这样的数量众多良械充足的武力，似能扑灭毫无接济及系统杂乱的义勇军而有余了，但数月以来，义军与日逆各军不断周旋，势力不但毫未减少，且日见增加。这个原因不外是： （一）民众反日情绪日益扩大高涨，逆军兵士既不肯真心打仗，义军人数增加又远过于作战死亡数，使日军无法应付； （二）日军之战线过长，10万军力不敷分配； （三）日军擅长以步骑炮空联合作战，不长于单以一种兵作战，因而对于义军之乘间抵隙的游击作战方式甚感疲于奔命。 有此三种原因，日本帝国主义要想对付我勇敢浩荡的东北义军，只有继续不断地再派遣大军做广大持久的镇压，然而这样地不断派遣与持久作战，却是日本的经济状况与政治形势所绝不允许的。 （四） 东北义勇军的前途怎样呢？ 我们可以坚决的答复道，这并不是我们所当考虑的问题！我们要知道，这一次的反日斗争，是我们中华民族生死的斗争，如果失败了，将危及我们民族的生存。现在东北民众已经为我们流血战斗了10个月了，不管他们的前途是胜是败，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即拿整个的精神与物质的力量与他们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东北义勇军会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压服吗？不会的！6月间消息云：“马占山部下兵士有梁长发者，年18，被程志远所俘，立即处死，其妻年方15，新婚才过数月，于行刑时在旁痛哭失声，梁顾谓之曰：‘死了省得当亡国奴，何哭为？’”去年嫩江桥战时，马部有一炮兵连发迫击炮数十发射击日军；炮身过热，忽而炸断。该兵见炮断，疯狂大呼，目眦倶裂，跃出战壕，向日军阵地奔去，欲与肉搏；被同伴曳回，始送往哈埠。至哈埠车站时，犹以手作势，向人狂呼道：“迫击炮断了！无援兵，杀不了日本人！”又4月消息：“近有清代守护三陵总管于君，68岁，愤日人强暴，在锦州一带招集4千余人实行抵日。”这都是这次反日战争的根本精神的表现，足以抵御日军的进攻的。至经济方面，现在日军在东北所守者仅铁路沿线，铁路线外数十里之遥，日军即不敢前往。铁路线外，随处既有义军之踪迹，又有胡匪之滋扰，所以各僻远县分，多已混乱不堪。北满乡间大镇，向为交通要冲繁华市场者，今则农民小商人都携眷逃去，人烟一空。吉黑两省本年未耕之田占全耕地1/2以上，其幸而耕种者，亦因时受兵匪之蹂躏，农民不敢回乡耕耘，任其荒芜。辽宁东边一带，被义军占领各县，农耕尚能勉强维持，至临江通化及辽西辽北各处，田地多未耕耘。故三省民食，今秋实堪忧虑。此种情形更能助义军运动之扩大。民族精神之发扬已足支持义军之活动，经济组织之紊乱不但使靠东三省为仓库的日本感到窘迫，也使东北义军更加活动。东北义勇军会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压服吗？不会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只有：怎样援助义勇军？怎样唤起民众与义军联合作战？ 这自然是目前紧迫而又烦难的问题，在这里不能详说。但简略言之，我们必须以群众的力量督责政府立即出兵收复失地，并积极地以械弹供给东北义勇军；必须多联合有学识经验干才的人出关参加抗日战斗；必须在各地组织民众救国团体长期地彻底地抵制敌货；更必须宣传提高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意识，训练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 国人们！东北民众是时刻在等待着我们的援助的啊！努力吧！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一九三二，八，五
陈其昌《法西斯蒂运动的解剖》（1932年7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法西斯蒂运动的解剖 陈其昌 （1932年7月2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循环》第1卷第42号，1932年7月22日出版，署名：清晨。 自一九一九年莫索里尼在意大利发起了法西斯蒂运动，至一九二二年握得了政权，此后希特勒在德国所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也一日千里地大为得势。现在不但德国的国家社会党在联邦议会中将占多数，奥国内阁已有两个国家社会党党员参加，即斯坎狄那维亚半岛四国中，东欧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南欧的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拉夫等国亦莫不有或大或小的国家社会党式的法西斯蒂运动。在远东则自日本首相犬养毅被杀以后，日本的法西斯蒂势力已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而中国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早开始于五卅运动前后。法西斯蒂运动，已经普遍于欧亚两洲了。 法西斯蒂运动是什么呢？这里且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考“法西斯蒂”为意大利字Fascisti的译音。Fascisti一字是从意字Faseio变来，Fascio一字又是从拉丁字Fasces变来，而Fasces为古罗马官吏用的棍斧合成的一种威棒，所以Fascio含有束紧的意味。莫索里尼以此名党（Fascist）当系象征党首之专横，党员群众之密切团结。现在这个名词已经普遍化了，凡是倾向相同于莫索里尼运动的运动，都叫作法西斯蒂运动。 法西斯蒂是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特有现象，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既不能维持统治，而无产阶级又无力量领导革命群众夺取政权时的产物。原来资本主义垄断时期，是最容易发生经济大破坏的时期，这时候，每个资本主义国家或因物质资源的贫乏，或因经济条件的受限制，一般民众的生活便感到特殊的穷困。平素足以维持治安的改良主义，至此便不能得到民众的信仰，全社会都因生活绝望而现扰乱；小资产阶级都由恐慌，彷徨，失望而至于急进。失望与急进，遂成为法西斯蒂运动的社会的根源，这个运动再被资产阶级所利用，遂得以发挥而扩大。所以有人说法西斯蒂是国民绝望时的产物。 意大利的法西斯蒂生长于欧战后欧洲一般人民生活极困难之时，是经济恐慌下的产物；德国的国家社会党生长于德国的经济发展条件既受限制，而世界恐慌又加重了日耳曼民族的负担时，亦是经济恐慌下的产物；日本法西斯蒂运动，亦是在世界恐慌的威胁下生长起来的。所以经济恐慌，成为法西斯蒂运动生长的经济条件。 法西斯蒂运动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基础。所以如此者，乃因为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彷徨而至于失望，并且保守传统的意识较多。例如，意大利法西斯蒂的成分，最初大半是欧战退伍的军人，小部分是学生和店员；德国国家社会党的主要力量，来自失业官吏、战后经济破产的中产阶级和浪漫的男女青年；日本的法西斯蒂方露头角，其主要成分为来自农村的退伍军人及在职之青年军人。但法西斯蒂运动中并不是没有工人群众的参与；无论在意德日，其中都有工厂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流氓无产阶级的分子参加，而领导运动者也无不设法引诱工人分子。据说希特勒党所以名为国家社会劳动党者，即欲自标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以便引诱工人阶级的参加。而最不可忽略的是各国的法西斯蒂运动无不借资本家以为臂助。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蒂的十五万党员中，有工业家四千；德国希特勒党的活动费，靠几个资本家供给。资本家所以参加者，或因经济恐慌的打击使他们忿怒，或因恐惧于工人运动的激烈欲使法西斯蒂成功以作自己私有财产的保障。虽然参加的分子各阶级都有，但为其运动之主干的，至少在其执政之最初阶段，是小资产阶级。 莫索里尼说：法西斯蒂运动是从民主政治的废墟上产生出来的，这确是句真理。但由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法西斯蒂的主要使命，是消灭无产阶级的组织而重新稳定资产阶级的统治了。因为在这时候，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动摇，民主政治的躯壳已成了无用的长物，而使资产阶级统治动摇的是几十年来在民主政治底下生长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工会、合作社等，所以这时候如要稳定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摧毁无产阶级的组织并使不能复活。莫索里尼统治下的工会组织，完全是依照这个摧毁并使不能复活的原则的。小资产阶级在失望时是疯狂似地要盲目斗争的；而这个疯狂地盲目斗争的意识，却被资产阶级利用作稳定政权的冲墙机了。这便是法西斯蒂运动的阶级的作用。 为要完成其上述的任务，法西斯蒂运动表现三点主要的特色：第一点是特别武装组织，如意大利的法西斯（Fasces）与德国国家社会党的挺进队（ShormDivition）。这组织是专为应付工人阶级的组织而预备的。第二点为国家主义观念，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各国法西斯蒂运动的起初，都无明确的意识为之领导；但在其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含糊的传统意识的影响，一方又反对国际化的社会主义运动，因之国家种族观念表现成为一种主要特色，并且经历日久，这种观念也“主义化”了。现时在意大利，国家主义成了法西斯蒂的中心主张，外交政策、教育方针、工会组织等，无不以国家主义为中心。在德国的国家社会党中亦是如此。第三点是极野蛮的个人独裁。这是民主政治破产的当然的结果。莫索里尼以内阁总理而兼六部总长，他有不经国会通过而颁布法律的权利，而意大利的一切都在他所指挥的法西斯蒂最高评议会的包办之下。并且无论意德日，法西斯蒂都昌言反对民主政制。 日本法西斯蒂的表现，或不尽同于上述各点，这是当然的，因为东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与环境，与西方多不相同。但这种表现的不同，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并不是性质的差异。在上述的生长、成因、阶级基础、任务及特色上，任何国家的法西斯蒂运动根本上都是一致的。 人类进化的轮齿是有待于劳动阶级来转动的，因之妨害这个阶级的发展之法西斯蒂运动，便是一种反动的运动。至于法西斯蒂运动的前途，我们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方向上，它是要随资本主义消灭而消灭的，就个别的国家说，它将随其环境的变化与领导者的死亡而归于绝灭。
西班牙专制推翻的经过（陈其昌〔陈清晨〕，1931年5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西班牙专制推翻的经过 陈其昌〔陈清晨〕（1931年5月10日） 〔说明〕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1年第2卷第4期第43-62页，署名：陈清晨。 4月12日西班牙省市选举的结果，全国民众的威力，疾风似地立刻之间驱走了西王阿方索（Alfonso），摧毁了西班牙专制制度，而实现了西班牙第二共和；欧洲最老的并且曾以武力照耀过全欧洲的这个君主专制国家，从此结束了。这一次的共和，该不至于像1873年的第一次的短命的共和那样，再遭复辟的扼杀了吧——因为这是经过许多年革命酝酿的结果，是在广大民众要求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权。要明了这个革命运动的经过，成功和前途，我们可以从狄克推托里维拉（PrimodeRivera）说起。 自从1848年法兰西革命推翻帝制以后，西班牙因为地理的毗邻，充分感受了这种革命的波动，而惹起了社会主义与共和主义运动的激荡。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达与内战的浪费及外患的损失，西班牙工人的罢工，政党的活动，学生及市民的示威，便不断地扩大起来，一直到最近，都是统治阶级一种最严重的威迫，使它时时刻刻都须加以防备。 1921年，阿方索在军事上遭了一次稀有的打击，这便是安涅惨败（Annualdisaster）。阿方索命某将军率领两万一千兵去讨伐摩洛哥的反叛，在安涅地方遇到叛军，被围攻，两万一千人中一万二千人被杀。这惨败，震动了全国，国民对国王怨恨，帝制派的政党乘机鼓动；那时西班牙形式上还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有一个国会，这国会为这惨案特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审查谁应负这惨案的责任，并且，据说这委员会曾经宣布了阿方索的罪名。安涅惨败已足使统治阶级的地位发生恐慌了，而这怨恨、鼓动与检举更使它觉到不安，于是，为要战胜这个危机，西王便说“国会无用，政治家卑鄙”，军人们则说军队都恼怒政党的诋毁，很可信赖，勤王实行苦特打，阿方索本来不是一个严厉横暴、压迫民众的人，但现在既感到了国会和民众给与他的危险，并且军队又拥护他，传统的势力使他由不得要与军队合作。于是，认识了里维拉将军的军力以后，他便颁布命令，使里维拉组织内阁。 西王的相信武力，并不是他个人的特点，而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传统。原来许多年以来，西班牙的统治阶级是由君主、军阀、教士这三位一体的东西合成的。君主是国家的居高临下的首领。军阀多是大地主，是人民最大的剥削者和君主的主要靠山；在过去一世纪中，他们之间的不断的内战，消耗了西班牙的全部精力，结果是政治受军人指挥，相习成风，哪个政党不能靠选举得权时便诉之于枪刀；这种军人指挥政治的制度，西班牙人特名之曰“Pretoranismo”（军人干政制）。天主数在西班牙有绝大势力，是西班牙的国数，几世纪以来，数堂与国家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它是君主树在民间的柱石；现在西班牙全国三千万人口，非天主教徒的不到三万人，其中许多都是侨民；国库每年须支出五千万到六千万比塞塔（Pesetas，西币名）作教堂的经费。这三位一体的东西统治着西班牙。至于民众，西王和军阀们虽有相当畏惧，但和军队比较起来，是全不在他们的眼中的，因为他们知道大部分民众对于政治非常不在意。原来西班牙大体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人口百分之七十是农民，终年在大地主压迫的呻吟之下，性情极保守；并且成人的国民中约百分之五十未受教育，素来逢国会选举时多放弃投票权。一般情形如此，则阿方索感到统治地位动摇有维持必要时，得到军人的同意便决然实行苦特打，是毫无足怪的了。 我们只知道西班牙是里维拉在实行苦特打。而不知道里维拉苦特打是阿方索给予的。 里维拉的内阁，是以八陆军将领、一海军中校组成的。他执政的第一天即宣布取消出版自由，一切新闻纸及新闻记者都受严格的检查，就是外国新闻纸如果不尊重这狄克推托也不准入口，并强迫新闻纸每天须宣传他的政见。他又取消言论自由，解散国会及宣布与他不同主张的一切团体；后来在1925年他又建立了“国民议会”，但其中人员都是他自己选定的。地方自治会议员都换由各“职业团体”的代表充任，这即是说都由军人充任，所以在当时军官从上到下统治着西班牙。为要给自己造成一种“黑衫党”式的势力，他在1924年组织了一种“爱国团”（PatfioticUnion），说：“这是一个忠诚、善意、属于各社会阶级的人们的团体。” 这种办法，固然稳固了帝制的地位，但全国的反抗，却并末镇压下去。在过去三四年间，每年西班牙各地有五十万的工人农民往法国去找生活。整个的农村，便这样地荒无起来。在各大城市中，工人成群的失业。比西他不断跌价。工商业继续衰落。生活程度日高一日。而对此种种，政府则毫无办法。在这样的民众生活无法解决的状况之下，任凭你怎样压迫，民众对政府的反抗是一定要或明或暗地不断扩大的。 1924年，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无政府党大暴动；这暴动虽然不久便为里维拉用武力压平，但1925年继之而起的人民的反抗运动，则更为激烈。1925年冬，这种反抗在军人中间发展起来，有许多海陆军要人联名劝里维拉停止独裁，但他的答复则是下令逮捕这些军官，下狱监禁；这种不智的行动，使他后来失掉军人的帮助。1926年2月，在巴色奴罗车站上发生了谋炸里维拉案件。天主教本来都是赞助里维拉独裁的，但到后几年中，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对他的权力表示着要想推翻。1929年10月，自由主义者在南部诸省中准备下了大暴动，他们已经商得了军队的帮助，尤其是那索恼里维拉专横的炮队；西王和里维拉明知这种反叛的危险，但他们竟无力压服。有几时，在马德里（西京，Madrid）发生了几件使皇室非常震恐的事，即西班牙王女有一天在公共剧场中受人轻蔑；学生们在大街上示威，喊着“打倒国王”；王宫的铁门上不知被谁贴上了“此房出租”的条子；并且内务大臣安尼都将军（Anido）还表示这些运动无法抑止。 这些运动，不但表明里维拉的势力和威信已经丧失，狄克推托的地位已经动摇，并且也使依赖武人维持地位的西王阿方索觉到恐慌而有转舵的必要。因之，他便向里维拉表示了不满。但里维拉知道，支持他的统治的并不是国王，而是海陆军将领——虽然不见得是全部的海陆军将领，但至少也是很有力的一部分。因而他便向他们采问对现政府的意见，以卜去留。但是，不幸，十七个将领的答复，都是：无论是军队或国家，都不愿狄克推托制继续下去。这样，执政了七年之久的里维拉，便只好放弃他的狄克推托生涯了。 里维拉的七年的政绩，是遗给西班牙人民4,000,000,000金元的债务，是用他的铁腕压制了普遍的革命运动。不过这都是小的。他的最大的政绩，是他的七年的独裁，使阿方索失掉了民心；在民众的意识上播下了仇恨帝制的种子；是使民治主义的魔手攫住了全国人民的灵魂，虽然这些人民在生活上说来还完全是帝制派的；是使他平素看不起的那个共和党，在帝制派、知识分子、新兴资产阶级等各拉杂阶级中吸收了大量的分子，而成为领导民众运动的中心团体。里维拉下台了，但他无意中使西班牙向平等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里维拉是1930年1月28日辞职。同日国王便命贝伦圭将军（Beranguer）组阁。贝伦圭是个忠君，有军事才干，有军队作后盾的人；1924年他被里维拉判以应负安涅惨败责任的罪名，监禁过六个月。西王所以选中他，即因为他既忠而有实力，并能念及旧恨而镇压里维拉不服的反抗。在前一次皇室危急的时候，阿方索利用武力而得到了稳定，在现在旧武力无用而各阶级又反抗帝制的时候，阿方索又求救于新的武力了。 在新旧内阁交替时候，南部的反抗者各方都预备妥贴，只等举行反叛。被有名的飞行家佛朗哥（Franco）所率领的飞机队，已经准备好来帮助这个暴动，并阻止非洲的军队来援救里维拉。以格拉（SanchezGuerra）为领袖的临时政府已经组织起来。因此，贝伦圭一组阁，马上便向反叛领袖们及各飞行家宣布：狄克推托已塌台；国王已自觉前非，力求悔过；里维拉御用的国民议会将要解散；所有被判罪的军官马上将恢复旧职；学生们的要求将要考虑；大学教授们将有自由批判之权；一切政治犯将要大赦；1873年的宪法将重新改制；立刻就要举行自由的忠实的选举。这个明白谦卑的投降书，使反抗者终止了他们的暴动和临时政府。但是扰乱并没有停止。军事的危机虽暂时渡过了，但政治的危机，或者可说皇室的危机，却同着里维拉的辞职而在1月28日开始。这便是帝制派和共和派的斗争。 在马德里，有大群学生在大街游行，高呼“打倒国王！”“共和万岁！”，各地都举行着被里维拉流放而刚才回国的反对独裁者的欢迎的示威。2月27日，格拉在某剧场所开的大会上演说道：“阿方索王已失掉国民的拥戴。国王应负建立狄克推托制的责任，他并应负狄克推托制所产生的错误的责任。我不是个共和党员，但西班牙人民有权利照它所愿的形式改变它的政府。”这些话由无线电传播到西王耳朵里，惹起了国王的大不安。据接近西王的人说：“这些话虽然没有震毁王宫，但却摇动了它。”西王和贝伦圭立刻觉到他们地位的危险，于是，他们一方面宣布严厉检查新闻，完全禁止政治性的言论及集会，一方面又举行反对共和的宣传。外交大臣阿尔瓦公爵（BukeofAlba）说：西班牙不能不要秩序，而皇帝就是秩序。贝伦圭说：“‘共和’这个字，像十二年以前‘苏维埃’这个字一样，对于幼年人颇有魔力……但这是不久就会消亡的。……帝制是最合于西班牙人的心意并最有利于世界的一种制度。”4月中旬，预备了多天的帝制派的大示威，在马德里举行起来；庆祝的电报据说从世界各处打来，西班牙的五十二省都有代表参加，许多帝制派名人，各处演说，宣传保皇。但对手方面的运动则更是厉害：社会党左派在马德里公开攻击西王。3月间，马德里有二百个有名律师和专门家发表宣言，声称：共和“是西班牙人民能表示自己的唯一方法，帝制永是自由的障碍”。马德里车站上为欢迎被放回国的哲学家乌纳穆诺（Unamono），举行公共示威，民众与巡警冲突打伤多人；5月4日，乌纳穆诺在马德里某剧场演说时，共和党与帝制派发生殴斗；次日马德里大学学生中间发生两党的斗争，死几人，伤四十人，政府便因之命封闭这大学。四五月间，反帝制的言论与示威，其范围扩大之速，使政府又开始采用压迫手段；而反对最显著的，则是马德里、巴塞罗那（Barcelona）、毕尔巴鄂（Bilbao）、萨拉戈萨（Zaragoza）、瓦伦西亚（Valencia）等工业中心城市。到秋季，西王在一般民众心目中更毫无位置；巴塞罗那的学生拉倒西王的肖像并打毁它；军队的长官许多都忘掉忠君这一回事。10月间，到处都是劳动者、学生的骚乱和比塞塔的跌价。巴塞罗那大学在10月14日被封闭。12月间有三个惊动全国的叛变：一是马德里工人的四十八小时的总同盟罢工；一是满加达中将（mangala）所领的军队在法国边境上哈卡（Jaca）地方反对帝制，宣布独立，在这独立被贝伦圭压平以后四日，佛朗哥领了一队飞机给马德里以空中攻击；革命共和的宣传品，散满了全城。于是全国宣布了戒严。 民众对政府本来就有很深的不信心了，而增加这不信心的，则是政府之选举屡次延期。贝伦圭组阁之初，即宣布要在最近举行两院选举。但到底什么时候举行呢？——直到1930年夏天，还没有要立刻举行的影子。这使人民不相信政府。10月，贝伦圭宣布众院选举定12月21日举行，参院还举定12月28日举行；但后来他又说这个规定作废，因为规定时忘记了12月28日在西班牙是愚人节（AllFcol'Day）。于是又推延下去，一时说在1931年1月，一时说在2月。直到11月13日，国王才颁布命令，众院选举在1931年3月1日举行，参院选举在3月15日举行。在众情惶惶的时候，不作坚决诚恳的表示，以见自己对于民众的忠诚，西班牙王及内阁在人民眼中信用日丧，是毫不足怪的。贝伦圭的违延选举，固然也有他自己的用意，他鉴于一年以来民气的激昂及反帝制党的活跃，恐一旦举行选举于国王不利，所以一再缓延；但这是愚蠢，激昂的民众，决不是迁延所能稳定的。 对于3月选举的命令，各方面完全采用一种反对的态度；不但社会党宣布决不参加，即由帝制派变为自由党领袖的罗孟囊伯爵（ConntRomones），加泰罗尼亚省的（Catalan）独立自治派领袖坎博（Cambo），也都宣布不参加这种选举。原本民众所要求的，并不是什么国会选举，而是权力在国王以上的决定西班牙政体的大选举。各方面的这种态度，给贝伦圭以绝大困难，因为一年来的经验深知民众的势力绝非势力所能压服，已觉到王室之岌岌可危，而相信可赖以缓和的是选举的麻醉与选举中可以利用政治力量取得胜利；现在军队与民众的反抗既那样严厉，而靠选举得胜利的希望又成幻想，贝伦圭内阁不辞职将绝无维持的办法了。于是，他一方面决定辞职，同时又宣布延缓三月选举。 里维拉的政绩是提起民众压恶帝制，倾向共和，贝伦圭的政绩是更加重了这种厌恶与倾向。所以在他执政时期，民众与帝制之对抗，由暗地的活动而进于公开的对辩，由公开的对辩而进于短兵斗争，工人、学生与警察、军队的冲突死伤，几日有所闻。民众的势力日长，帝制派的应付日难。在他辞职以后直到帝制推翻：共和的倾向，如惊风狂浪，有无物不摧之概。 二 国王向立宪党接洽组阁，不成；向自由党接洽，又不成；盖即保王诸派也都知道帝制已成强弩之末，都不敢当此大难，于是激起了几个军人和帝制派政治家，愿矢忠于国王，推持政局，因而国王便命他们组织内阁，这便是西班牙专制下的最后一个内阁，阿兹纳尔（Aznar）内阁。这个内阁的历史的作用，是办理选举，使西班牙帝制不流血而被推翻。因为全国革命形势已成，凭你是多么能干的人，也无能为力了。 新内阁于1931年2月24日二次阁议上，决定4月12日举行全国省市选举，并公布俟省市选举以后，再择期举行宪法会议选举。并命令被封闭各大学开课。它在所宣布的政纲内，对于帝制表示要竭力保存。这无异于向民众挑衅。所以，在新内阁成立后一月内，西班牙的整个状况是继续以前而更扩大的骚动：各党派间的斗争与各党派与帝制间的斗争，选举的竞争，工人学生的骚动。 比塞塔跌价；物价涨高；生活程度之高；一般民众都无法应付；他们盼望着币价高涨，物价下跌，但币价上涨了，而麦价却依然不见下跌。失业工人，无钱无食；许多技术很高的，想找只有最低工资一半的工资的工作而不可得；罢工是不断的，但是无结果的，且常常发生流血变故。法律虽然是写在宪章上，但人民是视若无睹。街市的骚乱的厉害，警察都无法执行任务。学生和工人一样，是在狂热的怒潮中；大学的教育是种无意义的东西；各大学和许多高等学校里，盛行着争论与冲突；学生们要求照他们的脾胃而选择教授的来去权力。政党中间，有的要求立宪，有的要求维持现政府，有的要求用铁的手腕来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尊严并保障生命与财产安全的独裁，有的要民主政治；辩论与斗争，到处表现着。总之，在西班牙有两种相对立的力量存在着：共和反对专制，民治反对军人专政，社会主义者反对封建地主，新生产制度反对旧生产制度，知识分子反对保守与教堂。这各种势力，激荡着，紧涨着，冲突着，大家走向4月12日。 4月12日到了，各大城市中，民众皆一夕数惊，谣言盛行，有谓佛朗哥少将已暗回国内，阴谋举事；有谓国王已召某军人令再实行狄克推托；有谓内阁将辞，或国王将退位；全国人心，日夜惊慌。罢工工人与军队械斗，互相死伤；失业者集会示威，马德里骚动之事，一日数起，继续发生。12日前几天，各党即用自行车、汽车、飞机在各处发散竞选传单；巴塞罗那等处都发生暴动；选举之时，谣传帝制派有利用军队攻击选举场，销毁选举票之意。情形极紧张。选举结果揭晓了，共和党在各处都大获胜利，计全国五十省中，共和党获得大多数议席的，竟有四十省之多，并且如毕尔巴鄂市、阿利坎特（Alicante）市，所有市议席，竟尽为共和党所独占；即在辇毂下的京城马德里，共和党也以92,000票对帝制派的33,000票而占大多数。帝制派也曾得到若干胜利，但那都是在乡区僻域，而大城市中则无不失败。这次选举在西班牙历史上是空前的广大民众并以全力参加的选举。 选举揭晓了，全国人心之紧张兴奋，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有非赶走西王不甘休之势。路透社4月17日马德里电云： “此间形势，正如首相阿兹纳尔昨晚所说：‘好像所有的人们在一夜之间都变成共和党了’。昨夜全城景象，即马德里平时最狂热的节会，也不能比拟。激昂的民众，沸腾示威之际，骑兵民团，排列道侧，微笑顾视，敬畏与敢怒不敢言的情绪，都表示出来，咖啡店的乐队，都奏马赛革命曲；游行队经过各街道时，咖啡店与电影院里的人们，都汹涌趋出，加入游行。在街道上男女携手舞蹈，高唱马赛革命歌。游行队到共和党报馆门前时，高歌旋舞，馆中人员亦闻声出而歌舞作答。 游行队中参加许多辆汽车，上立演说者，鼓其滔滔之辞，沿途演说不绝，…… 今晨，人相遇时，都问阿方索怎样了呢？因为民众很注意西王对共和党胜利的态度。” 选举胜利的结果，14日萨拉戈萨、科尔多瓦（Córdoba）、圣塞瓦斯蒂安（SanSebastiá）、韦尔瓦（Huelva）、阿尔梅里亚（Almería）、维戈（Vigo）、莱昂（León）等及其他许多大城市都宣布共和。同日巴塞罗那省亦宣布共和。 13日，共和党若干人发表言论云：握政权的如果不顾现在的民意，那么，我们共和党员便不得不担负起恢复西班牙共和国的工作云；其言完全是对西王而发。独立自治党领袖麦西亚（Macia）上校在巴塞罗那声称，此次选举可表示民意之向背；如国王悍然不顾，图建狄克推托制，则结果将重演路易十四的悲剧。13日，共和党与社会党联合发表宣言，谓政府倘不依国民意旨而引退，则彼等将采取革命手段以求达到此次选举所指示的目的云。并且，同日共和党重要人物已在共和党领袖萨莫拉（Zamorra）家中集会，组成预备内阁，并举萨氏为候选总统。各方面这样威迫，阿方索自不得不走。西王于13日赴巴黎，阿兹纳尔内阁解体，国政由罗孟囊伯爵授给萨莫拉，于是，西班牙共和国遂正式宣布成立，萨莫拉为临时总统。内阁亦同时成立，其人员为： 总理萨莫拉兼 财政柏利都（Prieto） 外交勒罗斯（Lerraux） 陆军阿亚拉（Ayala） 海军魁洛（Quiro） 内务米贵尔（Miguel） 司法理欧斯（Rios） 公务亚尔布瑙（Albornos） 劳动加巴勒洛（Caballero） 交通拉留斯（Rarrios） 经济杜维尔（Dolwer） 建设多明哥（Domingo) 并宣布以四月十五日为西班牙国庆日。 西王逊位与共和成立的消息，疾风似地马上驰遍了全国，举国若狂地庆祝这第二次共和。14日国民社马德里电，报告这种情形云： “马德里及其他各处人民，皆在街道上狂呼庆祝共和；工人学生群起作示威游行，有执社会党旗的，有执共和党红黄紫三色旗的。各地同时宣布共和政体成立，各公家房屋炮垒上，一律更换新旗……马德里人民如醉如狂，皆自窗中把国王像、王室及帝制之一切表志用品，向街道掷出；示威的人们则集拢起来，送到公众场所，举火焚烧。”人民真是“一夜之间都变成共和党了。” 新内阁阁员中包含保守党、天主教党、共和党、社会党，党派纷歧。其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为赦免一切政治犯，第二道为通告全国维持秩序，第三道召回废王派往各国的一切大使公使等。并发出布告：现政府的权力完全受将来的合法议会的制裁；1923年暴力政变（里维拉独裁、解散国会）的主谋人拟调查惩治；并特别声明，尊重私人产业的所有权。我们要注意，这就是西班牙共和国第一任革命内阁的政纲！ 新内阁所作的稍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一为取消天主教在国内的独尊，禁止天主教干政，实行政教分治。天主教在西班牙有绝大势力，向来为帝制派中的中坚分子，享有许多政治上的特权；现政府已与教皇交涉，请其敕令西班牙教徒遵守法律、维持治安，并将与教皇缔结条约实行政教分治，取消教堂特权。一为取消王族之一切特权，如王室俸金、王家封地。但这两点是一切资产阶级政府所无不实行的。 在新政府之下，有一点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即工人阶级对政府之保守，表示不满。要进行更彻底的革命，但却为政府所制止。如4月16日塞维利亚路透电谓：“此间有工人、群众聚集军营外作示威行动，要求军队交出军械，俾用以扑灭帝制派走狗的民团；军队与示威者互开枪，死工人数人。毕尔巴鄂亦有同样乱象。”又，同日国民新闻社马德里电云：“现西境各地都有不稳现象，劳工对于新政府守旧态度，极为不满，故颇有受无政府党分子煽动之势。塞维利亚（Sevilla）、巴塞罗那、毕尔巴鄂、韦尔瓦等地，俱有暴动发生，驻军开枪，死六人，伤无数。”又，29日马德里国民社电云：“塞维利亚失业工人受康闵党指挥，纷起暴动，附和者甚众，商店等已多暂行辍业。马德里失业问题亦日形严重，四乡赋闲者云集都中。” 民众倾向共和的热度，真达到沸点了。七年之久的革命运动的滋长，时日是很长的。 三 西班牙的第二共和，该不至再被帝制派所扼杀了罢？我们可以答复：这是不会的了。因为建立在民众基础上的政权，不会被推翻；并且现在执政的，如萨莫拉等都是由帝制派转变成共和党的——封建阶级的分子多已感到封建制度有被推翻的必要，历史的轮齿已经消融了帝制派的经济基础了，它无能力再来推翻共和。成为西班牙现政府的问题的，将不是复辟，而是怎样应付工人阶级与怎样解决加泰罗独立问题。 加泰罗的独立问题是这样的： 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是西班牙东北角的地名，其范围包括现在的巴塞罗那、赫罗纳（Girona）、莱里达（Lerjda）和塔拉戈纳（Tarragona）四省。其居民（加泰罗）的种族语言文字，自成系统，与别省不同。人民的自尊心非常浓厚，因而常有脱离马德里政府而独立的倾向。在过去几世纪间，它常是马德里政府的一个烦恼的因子，几乎每个国王都得把他的兵力消耗给它一部分；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腓力四世和腓力五世，都为加泰罗的独立问题而支持了若干年的战争。近几年在反帝制运动期间，加泰罗尼亚有一种运动最显著，这便是独立自治运动（Regionism）；这固然是要求共和的，但除此以外，它还要求脱离西班牙而独立。 在4月选举中，加泰罗尼亚先别省而宣布共和，并且还本着它的传统而宣布独立，自称加泰罗共和国，并举麦西亚少校（Macia）为临时总统。萨莫拉就西班牙临时总统后，亲往加泰罗尼亚与麦西亚商议取消独立。会后，麦西亚即公布为完全西班牙共和，加泰罗尼亚取消独立，但这只是暂时的办法。别一方面，萨莫拉内阁则通令准许以加泰语为的加泰罗尼亚正式言语。 但5月2日马德里消息，又报告加泰罗尼亚已组织新独立政府，其总统仍为麦西亚云。是麦西亚已自食前言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很有妨碍于西班牙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巩固。新内阁将用什么方法应付这个问题呢？ 如前所说，比塞塔的跌价，物价增高，农村荒芜，工人失业，食物用品缺乏——经济的恐慌成为西班牙革命的重要因子；而这种经济恐慌将会因这次革命而有一时期的更凶恶；还将使政府更难应付不满意的人。 但西班牙的专制总已永久推翻的了。 一九三一，五，十。
朝鲜之将来（陈其昌〔清晨〕，1930年12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朝鲜之将来 陈其昌〔清晨〕（1930年12月25日） 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1年第1期第59-74页，署名：清晨。 一 朝鲜自1910年被日本吞并以来，20年间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此起彼落，未曾停止。朝鲜人士希望他们能斩断日本帝国主义的锁链不用说是很热烈的；即是我们，站在人类的观点上，也极希望朝鲜革命之早日成功。但希望不能代替事实，朝鲜革命的前途究竟将怎样？这还是期待解答的问题。 纽约《太阳报》所载美国人施瑙氏于台湾的通讯中说： “台湾人本来是中国人，这事不待考证而可以知道的，但30年后恐将不然，因为日本人现在正在竭力同化中国人。……日本人在一切文件及言语中，对于台湾人只称‘本岛人’，绝不称‘支那人’……在全台各处设置许多日本宗教庙宇，一切佛教寺院概保持日本化的宗教名称，欲以此消灭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在教育方面同化政策的效力最大，除极少几个初级学校外，一般学校都照日本学制，用日本文教授，并且华童日童的教程又显然有高低的差别……岛人日常生活大都日本化了，常在街上看见中国人相遇辄伛偻鞠躬，庄其貌，屏其气，学日人唯妙唯肖……中国人的许多最久远最神圣的习惯也被打破了，例如中国人的坟墓皆隆然高出地面，日本人的则都与地平，仅立石碑为记，但近来台湾坟墓多改日本式，荒草一伛除石碑外，不见外物矣……”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于经济榨取之外，对待它的殖民地民族的政策。好像东欧一带多数民族对于少数民族所欲用而不敢用的一切方法都被搬到东方来了。这是吞并民族的政策，是英国之于印度，法国之于安南所未曾用过的。本来帝国主义的特色，是以政治的力量做保证，以实行经济的榨取，经济榨取的目的如果达到，一般来说，是不再实行民族吞并的。但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不同呢？ 原来日本在世界各资本主义强国发展的顺序上来说，是一个后进的国家。当它抬起头时，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快要把各殖民地瓜分完结，并且以危及它的藩篱了。遭逢这样的国际形势，向远处既不易发展；加上它的国土狭隘，资源缺乏，又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得不向国外寻找市场和原料；但恰巧在它旁边的又都是亚洲的这些落后国家：它之所以吞灭朝鲜，合并台湾，把满洲变成它的所谓“特殊权利范围”，便是这种时代和环境及要维持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它不得不如此；它之所以要对台湾，对朝鲜亦然，兼施这种吞并民族的政策也是这个缘故使它不得不如此，对殖民地实行民族吞并，已完全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性表现出来了。 我们且拿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朝鲜之经济与地理的依赖来表示它这个特性的实质。 日本现在显然是一个高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为资本主义发达的基础的两种物质，煤和铁，在它本国内却非常缺乏。煤虽有少量的出产，但品质低劣，不合于钢铁工业的用途。朝鲜虽对它有若干煤铁的供给，但数量不大，所以并非它的煤铁的主要源泉；而为它的煤铁的主要源泉的，则是中国的满洲。现在我们都知道日本是绝不会轻易放弃满洲的，因为这足以招致它的资本主义的衰落，但它在满洲的“特权”是怎样得到的呢？换言之，即在地理上设无朝鲜作经营根据地，日本是否能够取得像它现在在满洲所保有的特殊地位呢？这很是个疑问；设无朝鲜它能否维持它在满洲的特权呢？这也是个疑问；所以朝鲜虽不是日本的煤铁的主要供给者，但却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煤铁的根据地，失掉朝鲜不但满洲的“特权”不能保，并且还要使旅顺、大连失掉作用。日本帝国主义之至死必不肯放弃朝鲜，是可想而知的了。 但是朝鲜最有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存亡的还是在粮食一方面。日本本国每年出产的粮食，无论如何不足供给本国的消费。并且近几年来，国内人口年有激增，而耕地面积却无法扩展，因之粮食问题成为一重大问题。朝鲜本是农业国家，土壤肥沃，农业扩大的可能性很大，近来经过日本人的努力发展，移往日本的粮食年有增加，因而遂变成了日本本国粮食供给的源泉。失去朝鲜粮食的供给，日本国内一定发生饥饿的恐慌。 此外若朝鲜之为日本商品销场，为日本资本家最妥善的投资地，为日本剩余人口的移殖所，为将来侵略东三省的大本营，都表示出日本帝国主义为维持其资本主义的存在必要抓紧朝鲜，比用种种严酷方法剥削朝鲜人民，消灭朝鲜民族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种特性——因发生较晚、国土狭小、资源缺乏，依赖殖民地的性质极强，为保持在殖民地的剥削及本国资本主义的生存而对殖民地施用严酷的消灭民族的政策——不但决定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基础的薄弱，并且决定了朝鲜革命前途的艰难。朝鲜民族遇到这样一个强顽的敌人可真是大不幸，而日本帝国主义用别的帝国主义所为用的残酷的方法统治并吞并朝鲜民族也是不足怪的了。 二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并吞并朝鲜民族的政策，可以分政治、教育、经济、移民四方面来叙述。 政治一方面，在1920年以前，所用方法完全是残酷的武装的。最初朝鲜总督为寺内正毅，他依靠武装宪兵去运用立法、行政、司法，但这种“手枪统治”的政策却惹起了朝鲜民族的反抗，趁着世界革命潮流的浪波而发生了所谓“万岁事件”——1919年3月1日的革命运动，整个朝鲜的农民都暴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个革命运动虽被压抑下去，但却使日本统治阶级知道“武断政治”之不可再用，于是所谓“文化政治”便随着斋藤之继任总督而施行出来。另调了一些和善的人们来担任高级官职。从前的总督是专制苛虐的皇帝，现在的则是要接近朝鲜人民的和善君主了，从前的虎狼般的武装、宪兵，现在都被警察所代替了。但是日本统治朝鲜的根本政策却和1910年以后的一样，未有改变——自然，它是不会改变的。 朝鲜的政治系统为总督、道知事、府尹、邑面长、里长。除里长不拘外，其余四者必须由日本人充任。朝鲜官吏可分三个阶级：第一为日皇直接任命的总督和副总督；他有不经立法机关审察而单自制颁法律的特权；不过所颁布的法律须于下次日本国会开会时提交通过，并且有时也会遭否决；但即是否决了，也并不取消它在否决以前对于所处理的事件的效力。第二阶级为本地政府任命而经日皇批准的各官吏；这一阶级的工作大体上只是命令、监督第三阶级，并在有关于他们的文件上签名盖印而已。第三阶级为本地政府任命的官吏，其中90%是朝鲜人，他们在上级官僚命令之下执行死板的工作，并且经过他们一般朝鲜人才与政府发生关系，政府策略才达到朝鲜民众。在所谓《朝鲜总督府官制条例》上虽明文规定着：“尽可能地不用朝鲜人作官吏”，“不得已而任用时也绝勿使任重要职务”等，但近来因感到韩人制韩人的必要，所以不重要的官吏职位也肯让给朝鲜人了。这种办法竟收用了一部分朝鲜官吏，而给予了朝鲜民众相当麻醉的影响。 压制反抗的法律名目繁多，有所谓刑法、保安法、治安维持法、出版法等。武力一方面，除常川驻有两个师团兵力外，在四万八千余方里内星罗棋布的警署与宪兵队驻所共三千一百六十三处。但反抗却并不因此而停止。 日本政府鉴于朝鲜人解放运动之无法制止，最近拟用“自治”方法缓和朝鲜民众。12月3日《申报》载日本拓殖省发表的《朝鲜自治制草案》，其内容若1/3议员由长官任命，若议长由地方长官（日人）兼任，若选举资格之种种限制，只会惹朝鲜民众的忿怒而已。然而这是朝鲜民族20年来流血奋斗的赐予，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 在教育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付朝鲜民族的恶毒政策和卑劣手段，都很显然地表现出来。朝鲜文字和朝鲜历史是朝鲜人所愿学并且应该学的，但日本人禁止之而代以日本文与日本历史；朝鲜教师教朝鲜学生，尤其是小学生，是朝鲜人所要求的并且应当的，但日本人则以日本籍教师施行朝鲜的教育；读书的权利是朝鲜人所愿享有的，但日本人则加以财产的限制。 朝鲜各级学校，自普通学校（初级小学）至专门学校，皆以日本人为校长，重要职员与教员也都为日本人所占据。在全国1419个公私普通学校中，教职员日本人数为2330，朝鲜人数为5950；全国24个中等学校中，教职员日本人数为317人，朝鲜人数为178人；专门学校共10个，其中教员日本人数为129，朝鲜人数为65。这些把持各级学校的日本人与总督府学务课及警察署互相勾结，压迫朝鲜学生。1926年晋州高等普通学校有朝鲜学生一名被休学，其理由为“年不及四五千元的收入者不准入学”。今年（1930）2月汉城第一、第二高等普通学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学校的日本校长，突发命令入学者如不贴付年税金二百元以上的纳税证明书，不准考试。日本是实行普选的国家，但它实行于朝鲜的教育制度则是无钱的人便不准读书。这真可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特色了。 因此教育制度的特色，所以在朝鲜教育界也发生了一个特别现象，这便是普通学校学生罢课次数的特多，1928年12月以前的6个月间全朝鲜罢课学校54校中，普通学校占最多数，中等学校次之，专门及大学又次之。活泼天真的小学生乃为罢课运动的主力军，这真是闻之令人痛心的事。 但足使朗鲜民族永无翻身机会的，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的和教育的政策，而是它的经济掠取的政策。政治的和教育的政策不过是手段而已，而其目的则在于经济的掠取。朝鲜本是农业国家，一千七百万的人口中80%从事于农业。大战以后，因日本帝国主义的经营，工业已大为发达，并且现在还在继续发达，但直到现在农业的出产量还占着全数出产量的80%。一般说来，农业国家一经资本主义的侵入，必发生农田集中、小农破产和农民失业的现象。但因为在另一方面有城市工业的发达和农业经营集体化，因之此失业人口可被工厂及大农作场所吸收而抵消乡村的恐慌。但在朝鲜则情形颇为特殊：小农破产了，工业发达了，农业托拉斯化了，但因为有日本移民大批地侵入，朝鲜破产农民便不得穷困于乡村而过着贫穷的生活。因而借债之风盛行于全国。本来法律规定的最高利率为暗借债数目的多少而为20%到30%，但因为贫穷的扩大和需钱的急迫，许多借债者常出利息到50%甚至60%。并且为免将来的失错，利息通常在借出时即被由借银中扣除。借债者如果争持着要按法定利率付息因而提起诉讼时，这种诉讼法庭是接受处理的，但多年以来却永未见过因法外的重利盘剥而给放债者以法律处分的事情。而况差不多朝鲜人都不敢提出诉讼呢？曾有一个人于提起这种诉讼之后，信用完全丧失：因为怕他再起诉，无有人肯借钱给他。 为什么法庭这样偏袒放债者呢？这是因为放债者是日本人，和操剥削朝鲜农村的总权的是东洋拓殖会社。这个会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农村的工具；它经营典质、借贷、收买土地、组织托拉斯化的农业生产、雇用失了土地的贫农——它使朝鲜农民处于它的两三重压迫之下。最凶狠的是它奖励日本移民；它的势力所到之处，朝鲜农民的土地自然要逐渐落到它的掌握里，而日本移民亦随之侵入，排去朝鲜人而代它耕种新得的土田；所以不但朝鲜农民的土地权被剥夺了，并且连小作权也永被剥夺了。 所以现在朝鲜民族正在以悲惨的速度沉入无可拔救的经济泥坑中，极多的上好的田地都因种种经济压迫而转入日本人之手。据1925年的可靠的统计，全国耕地15%已成日本人个人或日本政府的财产，并且大部分都是属于日本人个人。这个数目中包含借钱典质的田地，这种田地现在都还受着，并且将来要永远受着日本人的支配。1925年以后，割卖田地的趋向以极大速度而继续进行着，可惜现在无可靠统计可供考察。不过在朝鲜南部如庆尚省等处，因为土壤肥沃和气候适宜，这种割卖过程的确进行得非常之快，60%以上的耕地，即所有的最肥沃的稻田。现在都归日本人所有，并且大部分归属于居在日本的地主。并且割卖的情形现在还在活跃地继续进行着。 日本帝国为要达到夺取朝鲜田地的目的，利用了一切的机会。自从并呑朝鲜之后，日本政府即在朝鲜设立农事试验场，设备周至、人才完备，以预备发达朝鲜的农业。原来，即在现在，日本除从朝鲜移入之米外，每年还须从外国向三岛输入一千五百万担的米；这个缺陷，它希望将来要借朝鲜来填起。所以它现在已计划了大规模的灌溉计划，要以一亿五千万以上的美金于三年之内来完成；因之现在许多稻田都被改良了，很多的旱田也被改作稻田了。改良水利是与人类有益的事，本来是好的，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又借这种改良而向朝鲜农民进攻起来。它不管朝鲜农民的穷困与缴纳赋税的能力之有无，一到某些地方的灌溉改良完成而利益尚未得到时，便要科这些田地的佃农或地主以与稻田税相等的赋税。这种强迫缴纳重税的结果，朝鲜农民便不得不当质了他的财产或卖掉他们的所有，而变成了有资本投资的日本人或日本人团体的佃农而永不得翻身。改良土地本是好事，但日本帝国主义却因之而造成了朝鲜农民的田地的割卖。 假如只是这种经济的夺取，它虽足造成朝鲜人民的贫穷，但尚不足致朝鲜民族的死命，不幸的是在这种经济夺取之外，又有日本移民的移入，其数目且年有增加，而同时，朝鲜人民却年年须向国外流亡。这里且把1910年（明治43年）以降每移往朝鲜之日本人数目列示如下： 1910年171543人 1912年243729人 1916年320938人 1921年367618人 1925年424740人 1926年442326人 至于朝鲜人流亡国外的数目，至1927年为止，有人说共一百五十万，有人说共三百万，不易找得正确数字。但至少亦当有一百五十万。这样日本移民的增加、农田之被夺、朝鲜人民之贫穷化和生活资料之日益缺乏，已足以使朝鲜民族走上灭亡的道路了，何况加之以朝鲜人民之大批国外流亡？——日本人移入而朝鲜人移出，这无异于是日本民族逐出朝鲜民族而代之，以生息繁殖于朝鲜国土。所以，如果施瑙氏所说30年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同化政策将使台湾不再听见中国人的话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依照现在这种移入移出的状态发达下去，30年后朝鲜怕不再是朝鲜民族的生息地了。 这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并吞并朝鲜民族的四个政策。 教育的和政治的政策是手段，经济获得与民族占领政策是目的；以日本帝国主义者经济势力的雄厚、技术与政治组织能力的优越，运用此四种方法专注精力于侵略这落后的朝鲜民族，如果无国际的变化，其将得到胜利那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英之统治印度已一百七十年，但直到现在印度固有文化尚保存着，印度民族本身已发展了工商业，印度整个民族尚保持联系而能撼起今年之震动世界历时久长的民族革命高潮。日本统治朝鲜不过二十年，但现在朝鲜人有岌岌乎要整个破产之势，并且整个民族已分崩离析、难于联系。这之所以不同于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的政策，自然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性，但朝鲜革命却因此而将要百倍艰难于印度革命了。 三 在这四位一体的政策运用之下，朝鲜民族中所发生的直接的现象，是产业发达、土地集中、阶级分化和民族解体。 如英之与印度一样，在日本帝国主义统制之下朝鲜产业的确已经以非常速度而发达起来了。1911年，全部生产额只三亿六百万元，但至1922年竟达到十五亿九千万元，即约增五倍。就工业方面考察之，自1911年至1926年工厂数与马力数增加如下： 年次工厂数马力数 1911年2526058 1926年4293128730 再就农业一方面考察之，自1911年至1926年耕地面积增加数如下： 年次面积数 1911年2464904町 1916年3875080町 1926年14378956町 其余若林业、矿业等都有长足的发展。但这样的发展对于朝鲜人的关系怎样呢？是否对它有利益？我们且就纳税额来检察一下日、韩人财富增加的差异： 百元以上的纳税者数 年次日本人朝鲜人 1912年8571713 1926年37833643 1912年朝鲜的百元以上的纳税者数比日本的多856人，但至1926年，日本的反比朝鲜的多140人。这虽然只是有产阶级的比较，但亦可以看出因朝鲜产业的发达而最得其利的是日本人而非朝鲜人；至于因产业发达而小资产阶级急激没落，加之日本移民的侵入而破产失业者不得不流离失所、散亡异国，这都是必然的现象，无须说了。产业愈发达，日本人在朝鲜的经济势力，因而民族势力，愈加巩固，而朝鲜人的破产流亡的数目愈加增多，这是工业发达所加于朝鲜人的必然命运。 至于土地集中与阶级分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由各阶级的农民数目的比例的增减上看得出来： 年次大地主地主自耕农 自耕兼佃农佃农 19190.6%2.8% 19.7%39.3%37.6% 19260.7%3.1% 18.9%33.1%44.2% 一方面是大地主及地主数目增加了，别一方面是自耕农及自耕兼佃农减少，而佃农数目激增。这表示了什么呢？这表示了朝鲜正在盛行着土地的集中与阶级对立的锐化——土地益集中于少数的地主，而自耕农益破产而变成佃农。但集中是趋向于朝鲜人一方面的吗？不是的，是趋向日本人一方面的。下表是农家百户中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阶级户数的比例： 自耕农自兼佃 佃农 日本人31.1%41.4% 27.5% 朝鲜人20.6%34.5% 44.9% 这表示出朝鲜人大部分是佃农，日本人大部分是自耕农、或自耕兼佃农、或地主。为什么发生这种现象呢？这不外是因为日本资本家经济力量能压倒朝鲜资本家，和朝鲜统治者在朝鲜境内施行差别的经济保护。所以，资本主义固然发达了，但发达的结果则是朝鲜民族的（自然是阶级的）经济没落，和日本资本家之飞黄腾达；朝鲜民族日益经济地削弱了，而日本资本家则日益巩固了它在朝鲜的产业大王的地位。 这种削弱与巩固，使正在寻找出路的日本移民得以大批侵入并填满了资本主义发达所留给朝鲜破产失业农民的空隙——工厂中和农作场中的雇工的地位；在日本资本家的经济力量扩大到的地方，这种移民亦随之而散布；它借着经济的优越的力量和教育的同化与政治的压制而以日本民族的影响离间了朝鲜民族的生活联系，稀薄了朝鲜民族的民族感情，使这个民族松懈了它的团结的纽带；它并剥夺了朝鲜贫农的生活权利而使之不得不向日本移民让步而流亡国外。这都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赐予，并且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性也使它不得不如此。这种特性给予朝鲜民族运动以莫大的障碍，使这民族有解体的危险。 不错，朝鲜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也蒙了日本资本家的余阴，随着日本资本家的胜达而发达起来了，但这个发边只能给朝鲜民族革命以坏影响而不会给它以好结果。“越到东方，资产阶级越卑鄙”，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种种经济的、政治的和麻醉的——不要忘黄色的麻醉——力量已足以取消朝鲜资产阶级的反日情绪而使投降到日本资本家的卵翼之下了。 但是朝鲜不是还在不断地发生着民族运动吗？是的，我们看见了那伟大的普遍全国的“三一”运动，我们看见了各处的暗杀事件和1927年以前8年之间在鸭路、图们两江岸所发生的四千余次的独立军与日军的冲突，我们看见了在中国各地的朝鲜革命团体的组织，并且我们还看见了今年普遍全国的学生反日运动——是的，这些运动都是朝鲜民族经济上日盆破产的反映，和被压迫民族的各阶级的反日情绪的表现；但这却不能表示出朝鲜民族之日益团结和朝鲜民族革命之会照着这条道路而达到成功，并且恰恰相反，若暗杀、若专门军事夺取，都满表示着小资产阶级不识时代的性质，于屡遭打击之后，将有趋向沉寂的危险。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性必对于朝鲜的民族运动施以强烈的压制，并且其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力量也满足以压下朝鲜民族的这种方式的反抗。朝鲜民族，如果世界形势不给它以救助，必遭到民族解体的危险，这是经济地必然的。 自然，帝国主义者不是傻子，在遇到反抗力量太强足以给它以损失的时候，它自然会表示相当的让步以和缓一般民众，如把武装政治变为文化政治，由专制统治而实行“自治”等，但这种让步只能在不危害帝国主义存在的范围内，绝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以外。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性看来，它和平地给予朝鲜民族以大让步的可能性殊少：它绝不会像英帝国主义者一样而给朝鲜以等于加拿大等的“自治领土”的地位，也绝不会给予朝鲜民族以如印度所得到的那样虚伪的“联邦自治”的地位。它放松经济的剥削吗？这足以招致它的破灭；它放弃民族的压迫吗？它的人口问题将无法解决。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朝鲜民族的黄色的让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所以，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朝鲜的趋势将是：资本主义更发达，阶级对立更锐化，日本移民更增加，朝鲜民族将解体。 那么，朝鲜的革命无出路了吗？不然，它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与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运动联合起来。 一九三〇，十二，二十五
美国资本家怎样侵入了欧洲市场（陈其昌，1930年10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美国资本家怎样侵入了欧洲市场 陈其昌（1930年10月16日） 〔说明〕刊载于《北新》杂志，1930年第4卷第19期第13-28页，署名：清晨。 一 不久以前，上海各报上登载过两个惹人注意的消息，一个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以8100万两把公共租界电气处卖给了美国美外电力公司（这电气处是上海公共租界各处用电的供给所，五卅时候，英帝国主义为要抵制中国各界之反英运动，令该电气处停止供给，租界中如杨树浦、曹家渡等处所有中国工厂，因无电力发动机器，马上便都停止制造）；一个是华洋德吕风公司把公共租界的电话营业卖给美国的美利坚德吕风公司。这两件事情，乍看起来虽不过是资本家之两个买卖，但其实质却充分地表示着英美势力之消长，及美帝国主义之侵入英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本来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但现在英帝国主义则坐视美帝国主义势力之侵入而无可如何，且不得不自动让步。其余若沪蓉航空之被美国资本家包办；中国行驶之汽车，无论是别克式、福特式、雪佛兰式，所有行驶中国大陆上的几无不是美国出品；美国的各种煤油、汽车油之独霸市场（今年春，华商设立光华火油公司，自运外国煤汽油来华售卖，亚细亚与美孚两家竭力排挤之，跌价挟制，每加仑减价至四角之低价，为空前之纪录，光华不知，被逼退市场。自是以后，价格逐步增涨，今已涨至每加仑一元余，比半年前已增三倍）：凡此种种，都表示着美帝国主义之能排挤英日，而将在中国市场占大势力。 中国是次殖民地，美国资本主义既空前发达，其煤油之侵入我国穷乡僻野，电影片之满布全国各戏院，汽车之行驶我国各处，在经济发展过程上讲来都是很普通的事。所可注意的是：美国汽车不但在中国市场占势力，而在欧洲各国市场现在也极占势力；美国影片不但独占了中国各戏院，而在欧洲也压倒各国的影戏业；欧战前，美国入欧洲的以原料居第一位，而现在则工业品浸浸有取得第一位之势——美国资本主义之空前发展，竟使工业先进的欧洲也成了它的市场了。 美帝国主义之所以得侵入欧洲，根本原因自然是资本之充足，本国物产的丰富，地势之优越，乘战后欧洲各工业国疲敝之余工业遂得无障碍地发展……等，但由这些根本的原因，却产生了许多优越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却又是促进美国资本家在欧洲市场取得势力的工具。所以这些方法也有介绍的价值。 二 让我从欧战前美国对欧洲的贸易概况说起吧。 欧战前，美国对欧洲的输出，几乎完全是谷物和原料，可分为棉花、小麦、铜、烟草、木料数种。那时的贸易是一种简单的经营，其形式大都是先看货样后定货，预定的货由美国交船运到欧洲各口岸移交。所以那时贸易大都只限于旧大陆各口岸上；派遣商夥到欧洲经商这回事，那时尚未想到，而商人自己亲到欧洲营业，并把旧大陆看作新大陆的一部分地方不分畛域地从事经营，则都是欧战以后发生的现象。现在，这种形式简单的贸易已经不多见了。以原料向国外输出已成为殖民地与农业国家之特色，而美国则已经跳出了二者的任何一界限而进入另一阶段了。在现在，每个工业国家，都以国家的规模或帝国主义的规模，从事于原料之控制，以备自己国内的使用。美国自不能例外。1929年美国对英国棉花输出虽减少了50万包，但加拿大对英国棉花输出同时却增加了几乎50万包。工业国家之竞争于吸收原料，于此可见了。 但在这世界原料交易场所正在变更的时期中，美国对欧洲的输出总量却大为增加了。1910~1914年的输出平均值，共为美金1,333,800,000元；而1927年的总值则为2,279,800,000元。这个变化发生于所输出的商品的那一种上，可从下面的数字看出来。 从1910~1914年美国对欧洲的输出品，可分为四大类，每一类所占总输出量的百分比如次： 原料…………44.6% 粮食…………22.5% 半制造品…………17.2% 工业品…………15.7% 1927年，其比率变更如下： 原料…………35.2% 粮食…………23.0% 半制造品…………15.2% 工业品…………26.6% 依上表，除粮食与半制造品的比例与别类相比地未有大变更外，工业品对欧洲输出的百分比，则几乎增加到一倍。美国之进入工业国，于此可见了。 原料的供给不发生恐慌以后，近代工业国家之第二个大目的是为它的工业品寻找市场。可是一入到这一形式的输出的时候，输出便不是为制造者的货物，而是为消费者需要此种货物，于是，售卖也不复是简单的事业了；美国的制造者在国内所力求解决的一些问题——怎样刺激起需要，怎样抓住人民的心理，怎样扩张民众的购买力，怎样在买卖成交以后为主顾效劳以取得社会的好感——在欧洲市场上也成了问题了。在对付这些问题上我们看见了美国商人的机敏，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间他们在欧洲对付这些问题所表现的机敏。 筹划美国商业打入欧洲市场之最有力量的机关，毫无疑问地是驻在欧洲各首都内的美国商业专派员的办事处。这种办事处在欧洲各地方共有22个，办事人员共有商务专员71人，1928年到1929年所消耗在欧洲区城的经费共约美金719,800元（是年美国外交部的经费为美金1,862,563元）。因它们的目的只单纯地在发展商业，所以它们所得到的成效，较之兼任许多别种职务的领事馆过去所成就的远大得多；并且，因为驻在欧洲各地的领事馆仍然协力计划发展工商业，所以许多很重要的商业关系，现在大多都经过商业专派员之努力而联系起来了。这种办事处虽然须受各所在地美国公使的指挥，但它们却不隶属于美国的外交部（StateDepartment），而隶属于商务部（DepartmentofCommerce）下的国内国外商务局（BureauofForeignandDomesticCommerce）；欧战后，它们在现任美国总统胡佛的计划之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发展证明了政府机关必须计划国外贸易并帮助国外贸易。商业专派员的背后，有美国商界的热诚的援助；他们又密切地与美国总商会下所设的国外商业建议处（ForeignCommerceAdvisoryCommission）和国外商业会（NationalForeignTradeCouncil）实行合作；并且最后他们又受CongressionalAppropriationsCommittee（录入者注：即国会拨款委员会）的指导，这个机关可以从那些想占有各种市场的两百名商业代表得到问题的解答。 当美国总统胡佛置放了美国商务部以13,500,000元美金在华盛顿建筑的世界最大办公机关的基石的时候，曾说道：“或许有人要抱怨我们在别的方面扩张的太厉害，但我们的商务部却不会成这种抱怨的对象，因为商务部的行为是专心致志地要帮助并谋划我们人民的生活标准之增高和安乐之进步的。”但很可以问问他这个新建筑物是不是美国的实际上的外交机关。美国无论如何现在已经是一个工商业国家了，所以部员以作打进国外市场的先锋为任务的国家主脑机关，实际上可以说是国民生活之真正的中心了。 商业专派员以外，在欧洲市场上作建设美国各种公司的工作的，自然还有别人。在德国，举例说，美国移民的子孙们以他们的美洲的老家的城镇为基础，而从事于美国商业的经营，并占据了有无限扩大的可能的市场，且在德国商界颇占势力的现象，实屡见不一见。其余，若借着欧洲各城市中的美国商会而与欧洲某城市中的商界建立了关系之善于投机射利的美国人，或者并不需要任何正式引进而自漂流到欧洲的美国人，多有设立商店而在欧洲商界得到立足地的；但是他们的资本并不多，哪怕是他们所售的货物的很小一部分名单，你看过之后也会使你起千篇一律之感。 无论他们用什么方法而与欧洲消费者发生了最初的联系，在欧战后十年的末尾，美国的商品与美国的商店却在欧洲的世界上建树了它们的固定的基础。 现在在欧洲经营美国商品的形式自然还有很多是像欧战以前一样，商品是装船使自己到欧洲去的，并不经过美国商人之亲自运货。这样的营业，普通都经过经理商店的设立而得以发达（经理云者，系与某地方之从事于经营同一行业的商店订立条约使代卖某种商品之谓。现代各大制造厂向国外推销出口多用经理制，美国各汽车制造厂在中国推销货物便用此法。其制系由制造厂划分区域，委托经理在此区域内经营推销，在经理区域内所有营业事项，无论损益概有经理负责。制造厂售与经理之商品打若干折扣，而经理出售该项商品的价格是最多亦不得过若干数。在经理区域内制造厂不得越过经理而与主顾作直接交易。此制乃根据近世工商业分工合作之原则而成立者。）在德国推销美国商品的德国人经理商店约一千六百处；在英国，美国的约六千以上的制造厂分配它们的出品给约三千五百到四千的英国经理向外推销。但是在许多比较重要的行业中，美国货物之得畅销于欧洲是由于美国工业家之亲自在那里经营。 在工业品这一方面说，种种困难而仍不能阻碍他们的销路之畅旺的缘故，实是推销方法的完善。美国的各种机器，从蒸汽铲直到电器洗衣具，都是再三再四地经过改制使适合于使用的目的。得到了这种机器，如果不知道使它发出最大效力的方法，那算你只得到了一半好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美国机器的输出，同时便需有美国工业技术的输出，美国办公用具的输出同时便需有美国办公方法的输出，如果你要取得主顾的满意的话。美国的各商行都懂得这个，所以它们在欧洲不厌反复地成立它们的“服务人（Serviceman）”的组织。如果一个国外的制造厂得到许可准许制造某种美国的机器用具，那么，便要有人从美国的工厂带着蓝色照片来到，翻译专门名词，解释机器构造的详细程序，并且按照美国工厂的形式，尽可能是相似地，在欧洲的制造厂中建设实习厂。如果一个主顾要装设一套卡片目录，那么，公事房用具商店于未卖给你这些用具以前将要派遣一个专门技师来勘查你的特殊的地位形势，以便给你建议，使你所购得的用具最合于你的用处。在欧洲极大多数的美国公事房用具商店，如Burroughs或Miltigraph，都设立得有训练匠人的学校，所以，不但美国的用具要依照着美国专门技师的建议而被运用，并且用具自身也要照着美国的样式而被这些训练好的人员装设起来。 经理商店和服务人的组织以外，从事于在欧洲建立美国商业的还有支店的组织，这种支店直接与美国总店发生联系。自支店产生以后，一切本国外国营业之区别，对于美国公司而言，都完全消灭了。欧洲变成了营业区域的一部分，其与美国各部分如太平洋岸、南大西洋诸州或中部大西洋诸洲之区别，或与东方各地如日本或新西兰岛之区别，不过是营业的人适应这些天然环境的策略各有不同而已。地域虽有分别，但各地的支店都隶属在同一总店的统制之下：奥地利亚支店中的职员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支店中的职员处于同等地位；总店以世界的眼光指挥各支店，并且为处理事务的经济计，也尽可能的以相等的待遇对待各支店的职员。当1929年夏天通用汽车公司在德拉瓦尔乡村俱乐部集合它的各地商夥开大会的时候，由23国来到的代表，其中9个是欧洲人，同堂而坐讨论推销政策。 美国商人侵入欧洲时，只把欧洲当作一个未经开辟的区域，并未曾把它当作工业先进地方；他们带到欧洲的组织技术，都是他们在新大陆施行组织而得到成功的；他们在欧洲又旁若无人的运用这技术，对于欧洲已存的风俗习惯并不顾到。无论何处，只要有可能，他们便想法以某种代替物而取得已存在于那个国家的某种特别利益。在德国，举例说，他们曾订过一个条约，以某项利益而换得经售化学试验品的专权。1929年美国美孚油公司与德国颜料托拉斯所订立的契约，也是一个好例子。 无论何处，凡是由合并已存在的专卖权而可以得到利益并可以保证市场发展的，美国商人一定得设法合并已存在于该地方的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之收买英国的Viuxhall与德国的Opel两汽车公司（对于法国的Cilroen汽车公司，近来也流行着有被收买的谣言），便是这种组织形式的一个例子；而影响更大的例子则是现在尚继续着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德国通用电气公司所订立的契约。他们两家的关系，因经过长久的历史，现在已经更加亲密了。 在欧战及欧战后的某时期里曾被称为德国政治家之前辈的拉特瑙（EmilRathenau），于1884年曾与电器发明家爱迪生订立了一个契约，规定着德国可享有他的专卖权。这是一个互相交换的契约，这契约直继续到1929年始告解除，因为在这时又定下了现在所实行着的联系更为密切的契约。这个契约规定着在德国通用电气公司230,000,000马克的资本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可投入50,000,000马克，而在经理团的33个经理中，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占4个经理。发明与技术的交换仍继续着以前约订未加变更；每个公司都有一个代表参加别个公司的总机关以助理进行这种互换，并且新契约中增加了分割市场的规定。世界的市场被划分如下：美国的市场分给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中部与东部各地（东部中只波兰除外）分给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其余世界各处则任两公司自由竞争。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在这个划分之下得到了一个比较本国疆土面积大五倍半以上的独占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它既有制造并售卖本公司的一切出产品之权。在别一方面，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则因此契约而可以借着久已熟习于东欧各处的售卖商情的营业组织而把它出产品推销出去——因为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营业在欧战前已经在巴尔干半岛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可以从它的一份的资本上坐收利润。 别的许多企业，因为要别异于通用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之营业方法，这都乐于从根做起来建立它们自己的组织。最彰明较著的例子是福特汽车公司。如果底特律（Detroit）的福特公司可以真正的算是美国的经济组织之最进步的例子的话，那么，伦敦的福特汽车有限公司也的确够得上说是在欧洲的美国经济组织之最进步的例子，因为它比起在欧洲的美国的别的企业来，更能打破那种分界限地认识国内营业与国外营业之思想倾向，并且因为它更能把欧洲与美国都看成一个单纯的售卖场所之一部分。 起初它只作小规模的经营，在欧洲各地分设支公司，直接接受底特律总公司的指挥。它在英国营业开始于恰当欧战发生之前，在欧洲其余各国则开始于欧战停止后不久。但是开场不久，它便和通用汽车公司及别的许多美国在欧洲的公司一样，看出了把欧洲当作一个大陆并运用它们在新大陆上所使用过而深有经验的组织方法来经营事业的便利。1928年秋天，福特汽车有限公司便在伦敦设立了总公司，以指挥以前成立在各地的各独立公司。它以7,000,000镑的资本始开，现在则统治了从科克（Cork）到君士坦丁堡和从芬兰南到西班牙的所有的分行的营业。这些营业大部分都是收集材料厂和堆，但是重要的工厂最近已经在科隆（Cologne）和君士坦丁堡设立起来；并且在爱色克（Eзsзx）的达格纳姆（Dagenham）地方的工厂，其设备完善，规模宏大，在美国以外要算是世界最大最好的汽车工厂了。据该工厂经理关于公司营业第一年的报告，欧洲各处营业统计，共得净利一百万镑以上；并且，这个经理报告说，它在欧洲地位之巩固，只要一提起是福特汽车公司的营业，则英国工业界平常视为建立汽车工厂的初步条件只33%又1/3的保证金也可以免缴。在欧洲还有几个别的公司以大陆式的组织形式而压倒欧洲的部分式的二十五国的联合组织的，但是，尤其是近两年来，在美国工业者的这种活动中间有绝人的表现，因而在北部大西洋区域中的工业者的意识中被推作最能干的人的，则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主人福特（Ford）。 三 过去十年中，美国人在欧洲所建立的美国各公司，大都发表的有与欧洲人营业比较的报告；这些报告，差不多都记载着因了欧战后物价继续不断地低落，欧洲人的营业都受着不能支持的衰败。美国资本家之侵入欧洲市场，固然是乘了欧洲工业界的衰败疲敝的机会，但是就他们的本身讲来，美国的企业家也自有他们的特别便利的条件。这种条件，分析起来，可说有三点：第一，他们是带着充分的资本而临欧洲的。他们能做大量的创业的投资，并且在推广营业期间所受的长期的损失又能由从美国本国的市场上所积得的利润来补偿。如果事实上必须的时候，他的财力在他的资本尚未得到利润以前能够支持他做很长时期的等待，而这个等待便不是把整个财产都放在新的经营中的欧洲企业家所能做的到。第二，对于他们到欧洲去所要制造的工业品，他们都是有丰富经验，深刻研究，并且也有完善的计划。这种研究与计划都是经过了许多耗费而得到的结果，而这种耗费也只有广大的市场才能供给。每年出产四千架蒸汽机的工厂，能从每架的利润里抽出很小一部分以做研究更良善的模型和规划更进步的计划的费用，每年出产两百家的工厂则便不能节省出充分金钱已做这样的研究与策划。第三，美国的营业组织形式非常便于发展。美国企业家所带到欧洲的营业方法或者是他们的最大的无形的资本。他们有伸缩自由的组织，满足消费者的实际要求的热诚，和引诱。消费者对所要推销的商品感到兴趣的手段，并且他们还有从大处着眼经营事业的特才，这特才是他们在美国市场上养成的。他们那对于旧大陆的一切传统的艰涩奇异的法制仪式之不知顾忌的精神，常使他们行动活泼而天真；并且这种精神也赋予他们以乐观的设计的才能以度过种种难关，这种才能平常只有事外的旁观者有之。 美国营业家之不承认有国界划分的观念，使他能够把欧洲看作一个大陆，而漠然于它的国家之界限。纵然有时候美国在欧洲的某商业组织常被迫而从这一国迁到那一国，但他们总抛不了他们那广阔的大陆的观点。现在表现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商行的广告政策，很明显地能表现出这一点来。 例如，当通用汽车公司决定要加入欧洲市场时候，它便约合纽约的瓦特陶慕森广告公司与之同行，并且凡它所设有支店的城市，也要广告公司设立支店。这样的结合给通用汽车公司了一个很大的便利，使它能够以所要营业的地方的土语方言、地理风尚把它的推销策略集中的表现出来。假如美国的公司办公处决定某种汽车应当由少年人来表现它的速度的话，那么，在这样一个策略之下，在瑞士或希腊所制造的广告画片将表现着几个黑发的少年毫不费力地驾车驶上山道，而在荷兰的，则将绘着几个修美少年驾车疾驰在平原上。而广告文字，也自然不会是千篇一律地互相翻译的东西。通用汽车公司的车样，便是这样的被欧洲的陶慕森广告公司以二十五种不同的文字表彰出来的。 美国营业家之不承认有社会阶级划分的观念，使他能够把整个人民及整个地面看作一个市场。现在许多种通用在欧洲社会的美国货物，再输入之初都是奢侈品而只通用在有钱人中间。但是，各公司不满意于他们这种有限制的上层阶级的市场，而以持久的广告力量造成了一个各阶级的市场；在他们的广告中并不提到某一阶级的生活标准与身份，而这种态度是土著各商行所永不想表现出来的。下边的两段广告文字，是从Punch汽车杂志上连接的两页上抄下来的，一个宣传英国的一种有名的汽车，一个宣传美国的一种有名的汽车；这两段文字表示了上边所说的态度： （一）英国汽车——“世上有许多男士与女士，他们的高尚性格不容许冒假与欺骗；他的受过教育的眼光能很正确的判断物品的价值；他们的要求单纯而坚定——要求最上品的东西。这种人或者不多，但是这×式汽车却是为他们而制造的。” （二）美国汽车——“不断地向最完美处研究，永不以过去的桂冠为满足，××汽车现在又得到进步了。使我们在1915年发明了×式汽车和在1923年发明了×式汽车的那同一精神，现在又引我们到了更伟大的成功。这新式汽车的产生，是我们三十年来努力研究之具体结果，敬请各界来鉴察这个新式样。” 要向民众中推广无论何种商品的销路，首先需要的是要推动消费者的心理的转变。下边的例子，便是这个原则之活跃地表现。有一种电气冰箱1929年在欧洲的售出数已经14倍又1/2倍于1924年当这种用具初次推销的时候。这自然是乐观的活动与广告得力的结果。像英国这样一个过去用冰稀少的国家，要想在那里推广电气冰箱的销路，必须从奢侈阶级开始。最初的广告画片画了一个傲慢的仆役头，在服伺他的主人吃一餐除热极美满的饭食到时候对于电气冰箱极表示满意。接着，在肉类商业的杂志上登广告攻击比较重要的肉店，广告言辞极着重于这些肉店在星期日向冰店叫冰之不清洁，保持肉类温度不固定和不妥当。这样宣传的结果，1929年伦敦的某条街上的85家肉店中有83家都在窗内悬挂了电气冰箱公司的招牌。于是电气冰箱公司乃转向一般消费者，说道：“为健康的缘故，请大家到有我们的招牌的地方去买肉”；并且，一到推销到这样一步田地的时候，冰箱公司不但要激励一般的消费者到肉类被保持在适当温度的地方去买肉，并且还要劝告他们把肉类从肉店拿到家中的时候要怎样放置。最后的一步，则是冰箱公司登一个广告，请求“居家主人、作夜工的印刷工人、经济支绌的市吏，以及一切别的人们”，劝他们的主妇到有冰箱公司的招牌的地方去买肉，因为这样，他们每天的食盘上的肉片，可以做得更可口。 做美国商行在欧洲推销货物之最有力的帮助之一的，是美国的电影片。电影本身本来是向一般民众传布娱乐的工具；因为它表演着美国生活的状态，因而它遂能把美国的大量的货物表现给欧洲的民众。过去四五年间，欧洲各国当局对于入口的美国影片所加的禁制，及近来美国电影明星之集中在对话的片子上，都削弱了美国各电影公司在欧战停止后几年中在欧洲所享有的半独占的地位——因为对话影片的销行大体上只限于用英语的人们的市场。不过在1928年，英国市场上所映演的778套影片中有558套是美国的片子，德国市场上所映演的520套影片中有205套是美国的片子，法国市场上所映演的583套影片中有313套是美国的片子。并且在同年中，英国的每日开演的影戏院的座位因了新戏院的建立而增加了9万个，德国增加了12万5千个。这种欢喜美国式影片情形之继续增长，不可免的要使欧洲的电影业者欢迎把现成东西运上门来的美国商人。1928年欧洲人租演美国电影片子的租费，共为美金65,000,000元。至于随着这种租演而开销给美国影片制造者的手续费等的小费有多少，已无法计算，但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四 以上略述了美国资本家打入欧洲市场的方法。 在起初，美国资本家之所以要与欧洲贸易，只为的是要处分他们所大量生产的货物；但因了这些货物之能在欧洲推销，美国生产界遂日益旺盛，并因而更刺激起了对欧洲商品的输出。直到在欧洲各都市有支店的设立的时候，其营业目的仍在于经营分配由海上运来的美国货物。但发展并不会到这里即停止。一部分为了要节省运费，尤其是海上的运费，一部分为了国外劳动的价廉，一部分为了要取得所营业国的好感而给他们的失业的劳动者以工作，一部分（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为了世界经济状况已经发达到投资侵略的地步无须再蠢笨地以本国货物运销国外取得利润——因了这种种缘故，欧洲各处的支店大都扩张而成了美国制造厂的分厂。这种分厂，1929年末，在德国的约有64个，在英国的约有73个。一到这个时候，美国资本家所做的并不再是输出货物，而是输出资本与计划。这是在现在这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情形，也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欧洲的情形。 美国资本家在欧洲市场上活动的成功，已经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欧洲之有美国制造厂及各大营业公司之设立也只是近来的事情，并且要论其对于欧洲工业界及美国商业界已有多大影响，现在尚谈不到。双十节的大陆报上载着英国现任自由领土大臣汤麦斯在10月8日的英国帝国会议上的演说，道：“合众国在欧洲的商业有了可注意的迈进，但这大体上只在汽车、油类几方面。1914~1917年美国加入战争这个时期，因了英国有别一方面的努力，使合众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我们即从上边所叙述的许多经营看来，也可以看出美国资本家在欧洲占势力的，只是汽车、电影等几方面。这在这几方面有势力是绝对不能控制欧洲整个工商业界的——就工商业竞争一方面说。 “使合众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的，不仅是1914~1917年这个长期的战争，而也是1917到现在这个欧洲各工业国的长期的疲惫与恢复。但是到近几年已经是欧洲各国生产渐次恢复的时期了，加上去年开始的普遍全世界的经济恐慌，所以，在欧洲对于美国的各种经营与发展，哪怕是只限于“汽车与油类几方面”，已经到处看到了反抗的抵制。去年秋天，法国国会制定了一件法律草案，其内容是要把美国在法国的汽车工业驱而除之法兰西之外。所以因了美国各汽车业者的运动与美国驻法公使爱德吉的交涉，这个草案得了个延期决议的结果，但已使美国汽车工业者大大吃惊了。去年11月全欧洲车业界曾运动着要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的侵略；同样的运动也发生于电影界及别的许多欧洲的工业界，在这些工业界中美国的商品表现着锐利的竞争的形势。无论是所谓欧洲联邦，或英国所甚嚣塵上的那所谓帝国经济统一，其根本观念都有一部分是要对美国的经济侵略给予打击。素为美国的最好主顾的加拿大，也对美国增高了关税壁垒，而对英国则降低。最近申报载伦敦将于下月（11月）中旬举行世界最大的汽车展览会，陈列七国约74所汽车制造公司的出品，以资竞争。最廉之车，将属英国，其定价咸较美国同样之车为廉。此无他，做广告以与美国出品竞争也。 以美国金钱势力之那样伟大，欧洲工业界终究是很难占得上风的，除非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变更现在的形势。然而变更的结果当然不会是欧洲各强国恢复了它们在战前所处的那样经济势力优越的地位。帝国主义本身的矛盾使它不得不走向消灭。 一九三〇，十，十六。
陈其昌《战后欧洲东南各小国之政治经济状况》（1930年8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战后欧洲东南各小国之政治经济状况 陈其昌 （1930年8月2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北新》第4卷第15期，1930年8月出版，署名：陈清晨。 一 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势，是英国衰落而美国代兴，换言之，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趋势，是英美冲突，在这个冲突底下，全世界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都随着这个趋势而转变，这是极明显的事实。毫无疑问的，这个冲突，正在日趋于紧张，日趋于不能调和，充其极，必至诉之于武力而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也是毫无疑义的推论。虽然因为战争加于各方面的负担太重，在有余地可以避免的时候，帝国主义者都尽力想法避免，谁都不愿其爆发，所以才演出像伦敦军缩会议一类的把戏，但就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加甚看来，这战争终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爆发于什么地方呢？是不是要如一般人所说的会因日美冲突而爆发于太平洋上？这不敢一定。是不是还要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道因法意之冲突而爆发于欧洲东南各小国，爆发于巴尔干半岛上？这也不敢一定。中国这块肥肉谁都想尝，爆发于太平洋上固有可能，但现在欧洲东南各小国，为欧洲各帝国主义的逐鹿场，无时无刻，形势不紧张，实也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引火线的可能。所以，对于这些情势复杂的小国，我们应当给以相当的注意。 此篇所谓欧洲东南诸小国者，包括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奥地利（Austria）、匈牙利（Hungary）、罗马尼亚（Romania）、保加利亚（Bulgaria）、南斯拉夫（Yugoslavia）、希腊（Greece）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这几个国家，国体不同，有是王国的（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有是共和国的（如希腊、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国体虽然不同，但因为是二十世纪，所以即是王国，也大都立宪，并且国内也都有政党的对立了。 论其人口，罗马尼亚一七,〇〇〇,〇〇〇；捷克斯洛伐克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南斯拉夫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匈牙利八,〇〇〇,〇〇〇；希腊七,〇〇〇,〇〇〇；奥地利七,〇〇〇,〇〇〇；保加利亚五,〇〇〇,〇〇〇；阿尔巴尼亚八,〇〇〇,〇〇〇（以上均约数）。至其面积，则大国不过如我国之一省，小国不过如我国之一县。 这些国家中，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是欧战前旧有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则是战后新起的国家。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欧战时是参加同盟的，所以在凡尔塞和会上，因为是战败国，疆土任人分割。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完全是从奥匈帝国的疆土割裂而成的（南斯拉夫内有一部分是塞尔维亚的旧疆）。罗马尼亚、希腊，是参加协约方面的，所以在凡尔塞和会上以战胜国的资格分赃分得了许多土地，因而其疆域较之战前已扩大得多。现在各国的疆域都是凡尔塞和会所划定的。东南欧民族本极复杂，加之战胜国之任意划分，使不能同居之民族，勉强同居，所以多数民族之压迫少数民族，现在成为欧洲东南各国之表面上很显露的问题。 无论在欧战前或欧战后，欧洲东南各小国都是欧洲帝国主义者勾心斗角争夺压轧场所。一九一四年以前，人人都知道巴尔干是战争的引火线，现在，这种情形，仍然存在，并且不但整个欧洲东南各小国都巴尔干化了，即德国与波兰等国的边境上也都巴尔干化了。这些国家，为什么都不能成为支配者而终是被支配者呢？这，就历史的过程看来，完全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之落后。在由封建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上，当西欧各国已经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东南欧各国仍旧存在于旧的封建的经济基础上——只奥地利微有不同。及到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打破国界而到向外侵略的一步，这时候，东南欧各国虽亦有相当的发展，然历史的轮齿，已经把它们发到受支配的地位，无有翻身的机会了。这是现在各殖民地民族的命运，也正是东南欧各国的命运。自然，本身的历史的条件，也是这种命运得以实现的原因，但那不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帝国主义者为要称霸于欧洲大陆，便不得不争夺东南欧，于是便在这片土地上肆行其纵横捭阖挑拨离间的手段，使这片地方不得安宁。欧战前如此，欧战后直到现在仍如此，所不同者，不过战前直接指挥操纵的是俄奥，而现在则是法意而已。 这便是欧洲东南各国的历史和局势。 二 东南欧各小国现在政治方面纠纷的情形，使观国者只看见她们之间的极其复杂的忌妒、猜疑与敌视，而感到迷离皇惑的刺激。这种纠纷的原因，可以分两方面来叙述：即法意的挑拨操纵与各种民族间的冲突。 法兰西现在在政治上，甚而在经济上，都是欧洲大陆的霸主。德被压抑下去了；经济力量之旺盛，在现在全世界恐慌败落状况之下，只有法还能维持着未曾衰落，并且还在发展。据今年德国“经济状况考查社”公布的统计，以一九二八年为标准（作为一百），则法国各重要工业生产状况，一九二九年为一〇九·四，一九三〇年（第一季）为一一三·一，即比去年和前年都有发展；但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日、意等，都在经济恐慌，生产降低，失业人数日多之中。至于法国在大陆政治方面的优势，不用说了。但她却不是高枕无忧的霸主，不是的，她还有意大利与之争霸。意大利就经济方面说来，是欧洲的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她发展得比较晚，在她抬头的时候，殖民地早已被先进国分完。并且她国土欠富饶，工业所最需要的一切原料差不多都须从国外输入。但她的人口过多（据意官厅宣布如此），并且莫索里尼的野心极大，于是要图资本主义之发展，便只有两条路可走：以商业统治东南欧各国及开拓殖民地于地中海沿岸。然在这两条路上她却碰到了同一的敌人，这便是法兰西。法自大战后，压下德奥等同盟国，削去了她们的势力，遂称独霸于大陆，她以与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同盟，即所谓“小协约”（LittleEntente）者，巩固自己在东南的势力以压制凡尔塞和会上被削弱了的国家奥、匈、保等的不平。意大利为要伸起东南欧，并抵制法兰西，便不得不另造一种势力，于是乘着各被削夺国家之不平，便利诱威胁地招致了阿、保和阿尔巴尼亚，联合起来，而成了小协约的敌人。在小协约一方面，非斯拉夫种的罗马尼亚人，常和意大利吊膀子；在意大利一方面的国家中，保加利亚常因血统关系而时有与南斯拉夫更加亲密的趋势。只有希腊与奥地利，现在未加入任何一方面，但两边之优待与让步，甘言与蜜语，已经使她备彷徨不定了。本来就似乎同情于小协约并已是罗马尼亚与法兰西的同盟者的波兰，现在已与捷克斯洛伐克解决了她们之间的许多争执。南斯拉夫、捷克、罗马尼亚为什么要与法兰西成立小协约呢？这是因为南斯拉夫与捷克是凡尔塞和会分割奥匈而成立的国家，罗马尼亚战后从奥匈俄割取土地而成了现在她那两倍于旧疆的大国，不联合不足以震压被分割国而保持她们的国境的安全；要联合则须依赖大国，于是则只有法国利益相同可以依赖。匈保为什么要联合意大利呢？因为她们想要取消凡尔塞和会上规定她们须付的赔款，想要改订和会条约并抵抗小协约的压迫；这样，便只有意大利这个可以与法国抵抗的大国可依赖了。至于阿尔巴尼亚则是意大利以威力取得的。法意这两个集团之明争暗斗，与两者对于团体外面的游离分子之多方引诱，排吸不定，便是今日欧洲东南各小国的国际政治斗争之原因，便是今日那里的整个局势。 例如在战后，阿尔巴尼亚本是个独立国家，莫索里尼为要企图打入南斯拉夫，于是他便以武力等手段威迫她，并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与她订立了同盟条约，有于阿尔巴尼亚国内发生危险时意大利有派军干涉之权等规定。所以现在在事实上阿尔巴尼亚的财政与政治都受了意大利的控制而成为附庸。再一九二八年莫索里尼乘南斯拉夫国内的两族争斗正烈时向南提出了三十二条，强迫承认，内有“意人在南斯拉夫有土地所有权，意语在南斯拉夫应认为公共语言，意政府有使用阜姆港（南斯拉夫的重要商港）的自由”等的规定。南斯拉夫政府迫于强威，对此条约竟亦承认。再今年四月间有一件惹起至欧洲注意的事情，这便是匈牙利内阁总理白士林（Bethlen）亲到罗马访莫索里尼密谈。谈的什么，一点都不宣布；并且在白士林回匈后，匈意政府的机关报除了给了许多刺激人的暗示外，一点情形都不敢披露。又本年五月九日，保加利亚与意大利订立了很惹人注意的条约，据说内规定着许可意大利船只在华那（Varna）停泊，并说保政府已承认意大利的摩托车工业有在保市场上独卖之权。又，罗马尼亚本是法国的同盟者，今年六月罗王加罗尔（Carol）复位时，意报公开披露望其脱离法国。凡此种种，都表示莫索里尼对于东南欧各国的野心与其与法国的争夺。但法国似乎多采取防御策略，因为凡尔塞和约已把全大陆的利益都放在她的掌握中了。此外，英国也常在东南欧各国内参加政治的角逐，但那多是间接的，常常隐藏在法或意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的背后。 现在说民族间的冲突。在东欧各国家中，民族本极复杂。在土耳其帝国兴盛时代，亚细亚人向西方的侵略，如浪潮一般地把东方民族拥到东欧各国间。后来这种侵略的浪潮退落了，但却遗留下了东方人民的无数的池沼与溪流散布在东欧各处。而从西方也有许多民族向东欧散布。所以在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等处，自称为土著的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人，既与由西方来的日尔曼人、法兰西人与瑞士的移民相混住，又与由东方来的俄罗斯人、鞑靼人、西加席安人、葛瓜兹人相混住。这样的东西杂处，遂构成了东欧的特殊的人民，即所谓印欧语系的人民。在以前，这各种民族，因为习惯、宗教、语言、血统等之相同而自然结合成各个社会与国家，生息于东欧的特定的土地上，颇能相安无事。及至战后，在凡尔塞和会上，战胜国为要压制战败国使不得再起，不问民族宗教的异同，而极其严厉地把同盟国土地随意割裂，使匈牙利人与保加利亚人等民族之大群民众屈伏在别的民族的统治之下，而招致了极多的苦痛与嫉恨，发生了现在欧洲东南各国的不稳定与国际纠纷。现在欧洲的甚为重大的民族问题，便是这样发生的。这种受别的民族支配的战败国的少数民族，据国际联盟的统计，有一千一百七十三万六千人，计： 日尔曼人七,五九四,〇〇〇 马扎尔人二,八〇三,〇〇〇 匈牙利人一,三三九,〇〇〇 共计：一一,七三六,〇〇〇 波兰夺去德国的上西利西亚与坡兹拉尼，有二百万德人不得不受波兰的统治。波兰人既有当日被德吞并的复仇心，自不免于虐待，德国的少数民族不愿受波兰的统治又反抗波兰人的虐待，因而时起冲突，问题甚为严重，有人说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之可能。在凡尔塞和会上，本规定有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规定着对于不同种族、言语或宗教的少数民族，在所在国境内须给以与多数民族同等的教育政治的待遇。这个条约，统治者各国家都曾签字。但自然是胜于纸片的，实际上这种玩艺儿都早被放在脑后，无有哪一国遵守了。在许多地方，都有人以或轻或重的强制手段去同化少数民族。南斯拉夫政府便是如此，它不许在她的统治下的那些保有保加利亚的意识的马色多尼亚人（Macedonian），成立一个少数民族的团体的组织。它自居于战胜国的资格，不准马色多尼亚人有任何同情于保加利亚人的态度之表示，不准使用保加利亚的语言与宗教仪式，违犯的便有严重的处罚。更北边，在斯洛文尼亚（Slovenia），凡是用斯拉夫名字的德意志人，便连最近在南斯拉夫的宪法中规定着允许少数民族享受的那一切小权利也都被剥夺。在罗马尼亚，同样的叫放弃出身种族的威胁也一样的发生着。但最凶狠的，要算意大利在她的新的领域上对于少数民族之待遇了。 就在允许少数民族的团体组织存在的地方，统治者也要寻找种种方法破坏这种组织，不使存在。他可以以极小的借口而封闭少数民族的学校。在选举区的划分上，他可以用各种特殊的方法以剥夺少数民族的代表；在战后，捷克、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农业的改造，都是多数民族的人民取得极大部分的利益。 上面所述的是多数民族对于被吞并的少数民族的待遇。此外还有因国内民族复杂，扰乱不安，因而造成了几乎无法解决的僵局的，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都是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内，有两种主要的民族，即捷克（Czechs）与斯洛伐克（Slovaks），捷克人数约七百万，斯洛伐克三百万，二族人种语言都极相近，不过斯洛伐克经济力量比较弱，二族之所以分开，只是因为几百年分离的历史，但斯洛伐克人已经很沉痛地鸣不平说受了不平等待遇与剥夺了。而捷克人方面，则责斯洛伐克人的这种鸣不平是极其违背了建立国家的契约。 还有南斯拉夫，她是现在巴尔干半岛上一个最大的国家，一九一八年由塞尔维亚（Serbs）、克罗埃兹（Croats）和斯洛文（Slovenes）三族联合组成的。三族言语血统，大同小异，绝对不同的只有宗教：塞尔维亚人信希腊正教，克罗埃兹人信罗马教。文字方面，塞尔维亚人用斯拉夫文，克罗埃兹人用拉丁文。自立国以来，她即进行着两种方向相反的活动：一种是南斯拉夫统一运动，其目的在造成三族平等的议会以处理一切事务；一种是大塞尔维亚主义（Pan-Serb）运动，其目的想使塞尔维亚人在国内操大权以统治别的二族。十余年来，始终是后一种运动占优势。斯洛文人对于塞尔维亚人始终是希望合作的，并没有仇视的态度；但克罗埃兹人则认为塞尔维亚人剥夺了他们应享的权利，所以对于塞尔维亚人采取了一种挑战的妨碍的策略。过去因为两族的斗争，有很多时候南斯拉夫好像要解体，而尤以一九三八年克罗埃兹的领袖拉狄希（Raditch）被杀时为甚。国王亚历山大见议会制度不能达到稳定与统一，于是逐断然解散国会，宣布独裁；命令齐布可维（Zivkovitch）组织内阁，竭力要消灭民族间的歧视。今年五月，内阁改组，又有两克罗埃兹人入阁，连前阁员克罗埃兹人在内阁已占六席。这是亚历山大想消灭两族斗争的方法。 此外在有的国家中，因为战后的割地赔款，民族受压迫，深为不满，便有一部分人想以严厉手段取回失地，因而使国家甚得不安的，保加利亚便是如此。保加利亚现在有大量的从斯拉士（Thrace）和马色多尼亚来的移民居住在她的国境内。那些移民组织了一个团体，叫做M.R.O.（TheMacedonianRevolutionaryOrganization，马色多尼亚革命团），其势力之大竟可以左右保加利亚的政治。M.R.O.只有一种野心，即从南斯拉夫夺回马色多尼亚。这个团体，宣传鼓动，极为活动，并以自由暗杀为政治手段。后来，她的宗旨得到了大多数的保加利亚人的同情与帮助，因而使保加利亚极感不安。无论哪个执政者，如果有公开的对它攻击的表示，不但要失掉人民的拥戴，并且还有丧失性命的危险。一九二三年当农民总长斯坦博林斯基于马色多尼亚人的野心正盛时，他企图着要与南斯拉夫和好，但他马上便遭了惨酷的暗杀。那时以后数年，M.R.O.操纵了保加利亚的内阁，支持着马色多尼亚的不断的骚扰，并造成了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之间底深刻的仇恨。后来，这个团体发生分裂，自相戕杀，力量削弱不少，但现在还很有势力。现在马色多尼亚人的革命行为常爆发在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的边境上，使两国关系仍时常紧张。几月以前，两国经过反复磋商，又经英、法、意的督促，在皮洛订立一个协约，努力制止两国边境上的战争。但在今年三月间马色多尼亚人又发动生命财产都遭损失的扰乱；不到两星期，南斯拉夫便有四个村子被炸毁，死亡了许多无辜的男女成人和小孩。五月二十日，南斯拉夫提出严重抗议，并且意大利也随着英法而提出了警告，都严厉责备保加利亚政府是否有力量镇压这种凶狠的马色多尼亚革命团。 这些国内的国际的民族的冲突，便是现在欧洲东南各国政治情形之显明的现象，便是法意得操纵这些国家的机会。这些冲突，不但亲罹其害的各民族已想法解决，即国际间亦早已给以大注意并已想法解决。但是她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换言之，那它们认为这种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们一致地认为这种冲突是凡尔塞和会的划定国疆不善所给与的，因而解救的方法是改订凡尔塞和约所划分的国界，取消这些不妥当的国界在东南欧土地被分割的各国家中，改订条约的运动，过去不久，甚嚣尘上。 但对于改订和约的要求无有出以武力的，除了邓南遮以武力占据阜姆的例子。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匈京），在战后虽都充满着为反抗凡尔塞和约而组织的党徒，但其背后都无有实力的帮助。 改订和约的运动，在匈牙利最为猛烈。一九二一年匈前王茄来斯两次图谋着要恢复匈牙利的旧城并重临王位；这种企图被邻国视作是有计划地颠覆欧洲和平现状，但不终便消灭了。而小协约——公开地表示着其组织目的就在反对改约运动，并且背后又有完全的武装——的猛烈地反对任何改订国界的运动，却得到了很大的影响。改订国界运动，在匈牙利曾很有势力；但如果不是英国新闻纸的鼓吹宣传的帮忙，并作后盾，就在匈牙利这种运动也是早有消灭的可能的。英国报纸的鼓吹唆使，帮助了匈牙利这种运动之延长并扩大了她与她的邻国的不睦。匈政府本身，并未参加极端的“改订派”；但它却利用了一切机会公开宣布匈牙利人民对于改订条约之渴望。并且这种宣布也促成了匈牙利人民和他们的邻国人民之恶劣情感之继续加深。在奥地利虽然没有显明地恢复旧疆域的组织活动，但许多奥人都诚心愿意与克罗埃兹人及陆森人（Kuthenes）合并起来，并与德国合并起来。保加利亚对于凡尔塞和约，较之奥地利还要服从M.R.O。虽走向着同一的目的，但那不是保加利亚本国民族的活动。 整个的看来，改订国界的运动，现在已渐归无力了。新的国界因了大陆强国之竭力拥护而已不易变更。少数民族现在对于多数民族之压迫虐待，常诉于国际联盟。但国际联盟实是法国的御用工具，它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以上述的是东南欧各国中民族的冲突与帝国主义的指使操纵，这两种现象笼罩了东南欧各国的政治表面。这虽然不是社会扰乱的根本原因，然亦很足以使我们注意了。以下再略述各国的政党与政治倾向。 现在东南欧各国中扰攘纠纷的是国家民族问题，但大战刚停后并不如此，那时最惹注意的是社会问题。在已经划定的几个新国家中，每个国民的革命同时便又是社会的革命；因为长期的大战招致了民贫财尽，衣食困难，所以社会的冲突在任何国家中都极其尖锐，而尤以匈牙利为最猛烈，在那里曾发了极左的革命运动。 一九一九年共产党在匈牙利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成立了工农兵专政政府，主持的领袖是库恩·贝拉（BelaKun）。产业公有，地方苏维埃选举，国家管理分配生产等命令都已公布；赤卫军已组织成功；与第三国际已经握手，列宁的革命祝词已经到来；但正在这时候世界帝国主义已经四面八方地围攻进来，生生地把这个不满半岁的革命幼儿逼死了！库恩·贝拉辞职；白色恐怖于是便笼罩了匈牙利。极端反动的统制，摧灭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一切法规与政纲。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极端的反动已经渐趋于温和，但是现在统治匈牙利的仍是这种反动的势力。 在捷克，因为当初走向左边的运动不很猛烈，所以后来反动的力量也不很极端。现在的政府是温和的保守党的政府，先前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所通过的法制，现在仍保留在法典中。 奥地利发展的情形也相似，现在那里社会民主党与保守党的力量极平衡，竟至造成了一切问题的僵硬。无法解决；并且相反的两党都私下造得有相对的军力。数月前，奥地利有马上要发生内战的形势，但是现任国务总理萧伯尔（Schober）已经以其坚决的手腕把冲突压平了。 在罗马尼亚，有国民农民党与自由党的对立。自由党完全代表银行资产阶级的财阀及大地主；国民农民党代表大农中农和都市小资产阶级，其阶级基础较宽泛，因而它的政纲趋向于改良主义。今年六月六日国王加罗尔复位后，仍以国民农民党首领马理禹组织内阁，该党现在在国会中占百分之八十的议席。这虽然是个不革命的政府，然而却是大战后罗马尼亚的第一个“左派”的政府呢！ 其余，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的政府的政治倾向都是极保守的。 所以就整个社会看来，所有欧洲东南各国，好像都是走着一种稳妥的政治的道路，在这道路上，农民的问题占优势。只有在澳大利亚，甚而，严格地说，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才能听到工人的呼声。 三 讲到欧洲东南各国的经济状况，则可以说，这些国家都是偏于农业的国家。天产不丰富，并缺乏资本，因之工业不能发展。只捷克，因工业原料尚不少，所以工业比较发达。兹略述其大者： 罗马尼亚是欧洲的一个重要农业国家。战后，合并了匈牙利、奥地利及俄罗斯的一部分土地，遂成了东欧的一大王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二是农村人口。平时有大量小麦的输出。她是一个贫苦的农业国家，农民只吃玉蜀黍，节省得麦子运往外国。她缺乏资本，工业不发达。过去俄罗斯是罗马尼亚的农业市场，现在因了与俄的隔绝，破坏了罗马尼亚的经常的经济的发展，并且也破坏了保加利亚的经济的发展。意大利曾借资本给罗马尼亚，但那不过是一种联合的手段。 战后最感到经济困穷的是奥地利和匈牙利，国内人民乏食，粮食须由国外供给。现在这种情形仍极厉害，经济都极其“枯竭”，都很盼望外资的帮助；并且凡尔塞和会上把她们的比较物产丰富、有工业原料的土地几乎都完全割去了，所以现在也很少发展工业的可能。最近世界农业恐慌，几乎毁灭了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农民，并且制酒业也因为缺乏市场，停滞起来。现在在布达佩斯和在维也纳一样，破产与自杀，惨酷地相颉颃着。不但世界农业危机之加剧，使东南欧各国家中有成千成万的农民与农村工人的破产，而工业的危机也使这个区域遭了很大的生产停滞与工人失业。波兰的工业算是最发达的，但据最近统计，波兰的一切重要工业状况，如以一九二八年的生产量为一百，则一九二九年的生产量为九九·五；一九三〇年（第一季）为九四·六，即今年较之去年更衰落了。现在失业工人数目，波兰、捷克已有五十万，其余各国家也都有大量的失业工人，并且其数目正日在增加。这种世界的工业与农业危机之双层重压，使东南欧各国的人民受着极严重的痛苦。 为要防止经济恐慌，在捷克现在已有胡查博士者提议要招集欧洲各农业关系国家及农业领袖会议，协商一方设法制止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的小麦的输入，一方面建立各国统一关税制度，以抵制新大陆各种农产品的输入。捷克的大量的失业农民与工人，政府已经设法救济。 至于各国生产等合作方面，情形略如次：在大战后最初几年中，由革命的高潮退落了以后，凶狠的国家主义，不但在政治的敌忾中与压迫少数民族的残酷中表现出来，并且也在经济地闭关自给中表现出来。这种经济的国家主义，倍加了商业的阻碍，并且也使欧洲东南各国的经济生活后退很远。刚在战后，各国政府都竭力使各国间交通变得因难。例如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的边境上，旅行者如乘的不是国际特别快车，便须步行越过这边界，因为两方面都不让她们的火车头进入别的国境内，怕的是被对方扣留起来。即在和较缓的奥地利与捷克之间，其行路之困难，无论是行人或运输货物，不亲身经历过是很难知道的，当然，这后面都有政治的动机。现在，这种情形，已经普遍地变更了，东南欧各国家间，已经有了一种通商条约之严密的规定。并且在最近，各国虽然在政治上不和好，但在经济的利益上也已经开始了联合了，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产麦者的联合，并且国际间也已组织起来了各种的卡特尔，如一九二六年德、英、比、法、匈、卢森堡、捷克之路轨卡特尔，一九二七年德、奥、比、法、匈、捷克、卢森堡之金针卡特尔。因了经济的国际化，各国经济都较战后大为恢复，譬如在奥地利，虽然有波拉格（Pragua）的竞争，但维也纳却还保持住了它在多瑙河流域的财政的与金融中心的地位。 四 总上而观之，东南欧各小国现在是处于经济不发达，民族冲突，法意帝国主义操纵指使之状态中的。表面上现象是民族冲突，因而给帝国主义以可以操纵之机会，但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处于资本主义没落时期而自身经济状况又落后。资本主义推动着这些国家往前进，但又有民族的界限为之障碍，这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也是东南欧各国冲突的原因。现在帝国主义之整个转变，使欧洲各国都感到了美利坚经济势力之可畏，都急谋抵制之方，所以有白里安的欧洲联邦计划，有捷克胡查博士之整个欧洲大陆农业联盟以抵制美洲各国的提议。但还是徒然的，这种抵制的计划，不但不能真正实现，即是能实现，也救不了欧洲经济之衰落，更救不了东南欧各国受强大帝国主义之经济统治与民族扰乱。东南欧各国的唯一出路，应当是打破国家的经济的界限：把人的障碍都去掉；使欧洲之煤与铁不相隔绝；使电气化的系统不以凡尔塞条约上的疆界为限而应当与自然的及经济的条件相符合；使欧洲的铁道都联成一系；把一切事业都打成一片；这样，经济制度落后及工业原料缺乏的东南欧各国才可以免去困穷，免去民族间之斗争，她们的产业才有发展的可能。但这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的混合制度底下，是无有实现的可能的。 一九三〇，八，二〇
《托洛斯基的生平》译者小序（陈其昌，1930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托洛斯基的生平》译者小序 陈其昌（1930年7月） AlexanderBakshy著，陈清晨〔陈其昌〕译《托洛斯基的生平》，刊载于《北新》杂志第4卷第13期，第1603-1617页。 本文译自CurrontHistory六月号。据著者在题目的小注中说，“这一篇中的事实是从托洛茨基的自传叫做《我的生平》的书中撮取来的”。篇中所引的文字当然都是这本书里的。这本书现在听说中国已有好几个人正在翻译。 一九三〇年七月，译者
陈其昌《给江苏省委的报告——关于徐州、南京对省委的质问与请求》（1928年10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给江苏省委的报告 ——关于徐州、南京对省委的质问与请求 陈其昌 （1928年10月8日） 1、徐州的质问与请求： （1）以前寄省的信件是否收到？如果收到对它所问的问题，为什么不给答复？ （2）省组织部对它每次所作的报告书等等到底曾赐以一看没有？如果看过，为什么对它的工作毫无指示？ （3）徐州负责军事工作的同志，因无军事常识，又是徐州本地人，认识他的非常多，所以工作作不好，请省“速另派一人去”。 （4）十月份的钱快寄去。 2、南京的： （1）前寄省的信收到否？收到了何以不给答复？ （2）十月份钱赶快寄去。 报告者陈其昌
悼念陈其昌（﹝美国﹞李福仁（LiFu-jen），1946年2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相关链接：托派人物小传 InMemoriamChenChi-chang 悼念陈其昌 ﹝美国﹞李福仁（LiFu-jen）（1946年2月16日） 施帕德译 〔说明〕刊载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战斗报》（TheMilitant）刊物，1946年2月16日第10卷第7期。 陈其昌同志 四年多以来，随着我们的中国同志传来第一个消息后，紧接着，传来了自中国托派组织成立以来的领导成员、老革命家陈其昌同志逝世的悲惨消息。 我在中国呆了很多年，对陈同志很是了解。他是一位真正的职业革命家，他将他的一生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为争取社会主义解放的斗争。无休止的、折磨人的贫困及供养妻子与五个年幼的孩子的需要并没有阻挡住他。为了维持生计，他将一部分时间用在了翻译工作上，而将其余的时间全都用在了运动上。我从未听说过他抱怨他个人的困难。 革命战士 就如同他的同志们一样，陈过着地下革命战士的生活，常常笼罩在如猎犬般地蒋介石军警的阴影下。他从政治组织的各种非法活动中，练就了一身高超的本领。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年里，托派的地下印刷厂不仅从未中断，而且还出版了党报《斗争》（DohTseng）和其他的出版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聪明才智和永不松懈的警惕性。这份报纸是在国民党及英帝国主义军警的眼皮子底下发行的。 印刷设备必须经常从一处隐藏点迅速转移到另一处隐藏点。负责安排并督促它们进行的，正是陈其昌同志。他不仅守护着这些印刷设备，而且还常常为党报撰稿。他有时还将托派著作从中央运送到香港及其他地方的支部去——这是其中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一个惨痛的损失 为躲避国民党及帝国主义军警不断对托派布下的罗网，陈同志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谨慎。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也是当局特别追捕的对象。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他死在了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宪兵之手。 陈同志的牺牲使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遭受了惨痛的损失。他的名字将被刻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烈士荣誉碑上。让我向他及他的经历致以无上敬意！
九、在中央劳动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九、在中央劳动部1949年11月，我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副部长。部长是李立三（兼党组书记），他还是全国总工会主持实际工作的副主席（全总名誉主席是刘少奇，主席是陈云，但他们都不直接过问全总的日常工作）。还有一位副部长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施复亮，浙江金华人，大革命时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在武汉登报声明脱党，但仍长期与我党合作，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1952年10月起担任民建中央副主委，当时他是以民主党派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的。我在中央劳动部工作了16年，直到1965年我62岁时，才调到浙江，改任省政协的领导职务。劳动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关解决劳动问题的综合部门，是新中国一项新的工作（原国民党的社会部只是处理劳资纠纷）。其性质是做人民的工作，主要是以劳动者为对象。劳动部是为生产服务、为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服务的机构，是一个综合部门。其上要请示中央政府，下要依靠各基层组织，因此是个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中间环节，主要工作是草拟有关劳动方面的规章制度、条例等，提请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另外，还要对这些条例进行贯彻和监督。劳动部的业务包括：劳动、工资、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劳动争议、劳动就业、劳动力的调配、锅炉的安全检查、劳动政策的研究等。每一件事都涉及到生产和职工的生活，因此它的政策性很强，关系到社会、统计、统战各个领域，是个上通下达的部门。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不厌其烦地为各部门服务的精神。还要克服主观主义，争取得到中央政府和各个基层部门的信任。由于中国面积大，各地解放有先后，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这样一个多样性、复杂性的工作进行研究，以起到促进作用，逐步使落后地区向先进转化。职工生活的改善，必须依据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按毛主席说的话就叫“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做这些工作的人都没有什么经验，我们只有上面依靠中央，下面依靠各部门，所以做每项工作都要搞调查研究，尊重地方党委的意见，争取得到地方党委的领导。在工作方法上是采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原则，走群众路线，多和有关部门商量，特别是制定法规、条例，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成的。毛主席讲过，我们搞土改条例时，开始只有几条发下去，再把各地的意见汇总起来，逐步丰富、完善起来，才形成了条例。所谓从无到有，从部分到全面，不要一下子急于求成。所以我们在制订劳动法则、条例时，一定要拜工人群众为师，倾听他们的意见，再加以分析研究后，才能以理服人。还要注意问题的共性和特殊性、技术性，以及南方与北方的不同。所以，许多问题往往是先试点，再慢慢推广。要注意发现新的问题，不断提高认识，使各种思想统一到一个原则上。做好劳动工作，一方面有利经济发展，一方面对职工生活有好处。在劳动部工作期间，根据几位部长们之间的分工，我主要是分管劳动保护工作，党内又是部党组副书记，以及劳动部机关党委书记，兼管部机关的政治思想和人事工作，虽然劳动部所管辖的各项工作和重大决策，我都参与商议研究，但是比较熟悉而现在还能回忆得起来的，主要还是我直接分管或参与的几项工作，依次分述如下。一、解决建国初期大批工人的失业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去北京之前，就在上海有所接触。上海解放后，我在上海总工会担任秘书长，主席是刘长胜，我和他在一个房间办公，但是他参加的社会活动很多，经常外出，所以他不在上总时，日常工作都推给我去处理。因为当时上总原来的地下工委书记张祺这时担任上总的副主席兼组织部长，主管组织工作，而其他有好几位副主席都是工人积极分子推选提拔上来的，缺乏工会工作的经验，所以许多会议都要我这个秘书长出面主持召开。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大本营，早在20年代，就有不少产业工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其中有许多积极分子还参加过周恩来等同志直接指挥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中有些人因为胆小害怕，退出了共产党和革命队伍，有些人则因为敌人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党的组织遭受破坏，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但是他们对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还是同情支持和寄予希望的。解放后，上海总工会的牌子一挂出来，这些过去参加过工人运动和大革命的老工人，特别是1927年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在周恩来所在的总指挥机关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老熟人，听说我在上总当秘书长，就都跑来找我，要求安排工作（刘长胜大革命时在苏联，跟他们不熟悉）。我说，那就约个时间，把你们平时有接触、联系的老熟人都请来开个会，大家谈谈。开会的时候，我说：你们过去参加过革命斗争，做出过不同的贡献，对这一点组织上是不会忘记的；虽然后来你们都失去了组织关系，那也有不同的情况，只要不是投敌叛变，总还都是同志和朋友，现在你们又主动来找组织，我代表组织欢迎你们！至于你们提出现在重新参加工作的要求，则要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分别对待，有的人失业，生活无着，组织上要帮助安排给找个职业，解决一家人的生活吃饭问题；有的人现在是有工作或职业的（甚至有人是开店做生意的），如果现在要求参加革命工作，那就要很好地考虑。因为我们的干部至今仍是实行供给制，每个月只发给很少的一点零用津贴费，靠这点钱是难以养活你一家老小的，倒不如仍然保留原先的工作和职业，以维持全家的生活；如果有为革命事业做贡献的愿望，可以在各自的本职岗位上，分别参加工会或同业公会的工作，在其中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或者是白天做你的本职工作，晚上到我们上总来，不脱产、义务性地来帮忙做点工作。总之，现在刚开始要恢复经济、进行和平建设，各方面都需要用人，一部分职工失业，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尽早解决安排，要发挥每一个人，特别是你们这些过去对革命有过贡献的人的作用。他们听了觉得合情合理，也就没有再提出其他更多的要求。这以后不久，我就调到北京去了。一到中央劳动部，就听到全国许多城市都纷纷反映失业问题，有几百万失业工人要求人民政府帮助安排就业。这可是个大问题，怎么办呢？我们一方面把各地劳动部门所反映的有关情况整理成材料向党中央、政务院报告；一方面就与京、津、沪等地劳动局的同志们研究商量此事。大家一致认为，现在的失业现象同旧中国不一样，过去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非常薄弱，而农村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跑到城市去找活干，形成劳动力过剩的一个庞大的失业群，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所根本无法解决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失业问题，情况完全不一样，新中国在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后，对旧社会的各种畸形和丑恶现象要进行彻底的改造，工商经济领域里有不少过去只为少数有钱人的需要服务的行业，因为不能适应新社会的需要而被淘汰，因此旧社会遗留的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又一下子增加了许多新的失业工人；再加接管新解放区的工作中，虽然对旧政权机关的公务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新的人民政府建立后，其中一部分人继续留用，但还有相当多的人是不适合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编余人员，等待遣返安排，又增加了一批新的失业人员，这都是新旧社会交替和改造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虽说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却要费很大的力量。当时初步统计，全国大中城市里的失业的工人约有300多万人，解放后工人阶级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翁，当然决不能把工人失业问题当做“包袱”，而要当做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予以妥善安排解决。党和国家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作为救急措施，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是陈云）先拨发4亿斤粮食救济失业工人，同时由劳动部门提出解决失业问题的具体方案和办法，报请党中央、周总理批准后，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实施。主要的做法有：1、由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安排工作。当时虽然有一些新社会不需要的行业遭到淘汰或不得不改业，但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又需要建立许多新的行业，增辟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比如为了消灭文盲现象，就需要吸收大批有文化的人员参加扫盲工作，仅此一项，就吸收安排了二三十万失业的中小知识分子；又如歌舞厅、专做高档西装、旗袍的服装行业等，解放后都面临淘汰的困境，劳动部门就组织他们改做适合新社会需要的人民装（当时不少资本家和他们的太太、小姐们，为了迎合新社会的时尚潮流，也纷纷以穿人民装为荣）；另外，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前方需要大批军用物资的支援，有关的企业也吸收了不少失业工人投入支前生产。2、组织和支持来自农村的失业工人回乡务农、生产自救。解放前有许多破产的农民流落到城市里来，有的投亲靠友好不容易寻找到一份出卖劳动力的工作做了工人；还有不少人无亲友投靠帮忙，流浪街头，成为城市中生活最不安定和赤贫的失业群。解放后，各地农村都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些原先的破产农民回到家乡都可以分到土地，我们就动员和组织这些失业人员返回家乡，从事农业劳动生产自救。但是许多人返乡后，因为毫无家底，不但在生活上，而且在生产上都有经济困难，劳动部门还对这些返乡失业人员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提供一部分生产资金，帮助他们添置农业生产资料。这样，又安排了一大批失业人员。3、通过“以工代赈”，临时性地解决部分失业人员的生活困难。建国初期，接收的是旧中国的一副烂摊子，由于长期战争的严重破坏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全国许多地方和城市里的道路、桥梁、市政建设设施破烂不堪，为了恢复国民经济，许多工程项目急待开工或维修，所需的劳动力，就由劳动部门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吸收失业工人参加，以解决他们没有生活来源的暂时困难。如四川重庆市兴建的“天坛”式建筑物人民大会堂，需要许多劳动力投入，它就是“以工代赈”的产物。4、对必须改行或原先就没有专门技能的失业工人，由劳动部门组织职业培训后，再安排相应的工作。根据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对有关行业、企业急需的专门技术人才和工人（如会计、护士、机械技工等），由各地劳动部门举办技工学校和专业工种的培训机构，并委托有关行业、企业代为培训，劳动部门为此都拨给专门的经费。5、对社会上零星的闲散无业人员，通过民政部门和城市街道居民组织，予以适当安置。对丧失劳动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者，由民政部门给予救济收养；还有很多登记的“失业人员”，是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家庭妇女，她们过去都依赖丈夫工作养家糊口，解放后提倡男女平等，就要求参加工作自食其力，但是真要放下家务出来工作，又怕苦、怕吃不消，这些人就由街道居民组织安排她们参加一些义务性的社会劳动，如帮助派出所登记户口、参加识字扫盲运动、宣传形势政策，等等。通过以上各种渠道和措施，绝大部分人员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都获得解决，剩下来纯粹要靠国家救济的失业工人就不多了。三年恢复时期基本上解决了失业问题之后，到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劳动部门的工作重点又转移到使用劳动力计划的协调平衡上来。当时各地都有一批大中型的重点基本建设项目上马，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而建工队伍中的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特点是流动性很大。国家确定某项基建任务后，就要劳动部门来协调平衡劳动力的调配计划，有计划地控制和调用农村的劳动力，否则就会造成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因无法安排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盲流”现象。如果不能协调平衡好，就会有的时候万事齐备，只缺足够的劳动力而无法开工；而有的时候却大批劳动力已经集中起来，因为设计、资金不足、建筑材料的供应跟不上而发生窝工等情况。尽可能妥善地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劳动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中央劳动部专门设立了一个劳动调配司。二、解决建国初期的劳资纠纷。劳资纠纷问题虽说是解放前一直就有的老问题，但在解放后的情况却大不相同。解放前工人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反动政府自然决不会帮工人说话，工人们提出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的要求，往往会遭到资本家的拒绝甚至镇压，工人只好以怠工罢工相抗争，双方僵持不下时，就要通过反动政府的社会局或上海的流氓帮会头子杜月笙之流的“社会闻人”来居中调解，但他们当然是偏袒资方，帮资本家说话的，所以调解结果总是工人吃亏的多；那时只有我们地下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坚决支持工人们的合理要求，向资方进行坚决斗争。解放后，工人们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腰杆子硬了起来，一闹劳资纠纷，有些人就不客气地把老板拉到总工会来，要求工会作主，迫使资方接受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大部分是小企业）。但是因为我国的民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们还要保护和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如果只顾满足工人一方的要求，而使资方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倒闭，就不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工人们自身的长远利益。所以劳动部设立了劳动争议司，这方面的事情就统一归劳动部门来处理。我们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按不同的行业区别情况，制定出处理的原则和有关规定，主要是教育工人不要对资方提出过高的要求，更不要纠缠解放前的历史旧帐，要围绕着怎样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这个中心任务，坚持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尽量通过工会出面，与资方两家坐下来平等协商，解决纠纷。如果工会不能解决的，再由劳动部门代表人民政府出面来调解。当时有些私营企业的工人和工会干部，觉得解放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了，还要在资本家手下做事，不光荣、没前途，产生急躁情绪，动不动就向资方发火、争吵，个别单位甚至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劳动部门就要教育工人和工会干部，作为国家的主人翁要以大局为重，时刻想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要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发展生产，帮助国家实现利用限制改造私营工商业的重大任务。有的资方有消极抵触情绪，甚至抽逃资金、躺倒不于，劳动部门也教育他们，要相信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鼓励和支持他们克服困难，搞好企业的生产。不久，中央劳动部就总结了群众创造的妥善解决劳资纠纷的经验，形成一个关于“劳资协商会议”的文件，使解决这个问题走上了大家都可有所遵循的正常轨道，处理劳资纠纷也就比较好办了。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的劳资纠纷问题，后来就按照劳资合同的有关规定处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基本完成，私营企业都被改造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企业，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这个在历史上形成的劳资纠纷问题也终于从根本上获得解决了。三、改革旧的工资制度。旧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其落后，少得可怜，只在沿海的一些地区纺织工业有些畸形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等地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和一部分民族资本的企业，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大量进口美国棉花，加工成棉纱布后再出口，赚了很多钱；同时，纺织行业的工人经过斗争也增加了部分工资。当然这是应该的。但在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却造成了轻纺行业的工资较其他行业为高的特殊历史现象。全国解放后，新建立的人民政权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把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巩固政权、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中心任务。1949年7月，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工会系统的组织工作会议，我率领华东地区的工会代表团前去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全总的领导人李立三提出，从现在起就要考虑研究，如何妥善合理地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劳动工资问题。他根据苏联的经验，指定专人学习和研究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如何改革和调整旧的劳动工资制度的方案，在这次全国工会系统的干部会议上做了一番介绍，进行宣传教育。这个报告的内容很好，得到大家的赞同，人们对于旧社会工资制度的混乱和不合理都深有体会，觉得在新社会确实有进行改革和合理调整的必要。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成立后，在部里专门设立了一个劳动工资局，由李立三部长亲自兼任这个局的局长。国家计委、经委和中央有关的各个部门的领导机关，及全国总工会，派专人来与劳动工资局共同研究工资制度的改革和调整问题。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旧社会工资制度不合理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人劳动负担的轻重与工资高低倒置错位，所谓重工不重、轻工不轻，也就是吃力的不赚钱，赚钱的不吃力，工种、企业、行业、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别矛盾重重，有的企业里看门人的工资比第一线的技术工人还要高，所以经常发生企业之间相互挖走对方的骨干技工，或是有技术专长的工人为了挣得较高的工资而自动离职跳厂的现象。在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下，为了充分发挥绝大多数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克服和解决旧工资制度的混乱和不合理现象。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苏联的工资制度为榜样（李立三在苏联曾经当过工厂的厂长，对苏联的工资制度比较熟悉），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职员、干部实行职务工资制，统一规划，逐步调整。制订工资改革方案，涉及到全国各行各业上千万职工的切身利益，影响面很大，改革的原则是，过高的不合理工资要降下来，过低的则应提高，但在具体执行的时候还要看实际的情况和职工、国家财力的承受力。对过高的工资要逐步降低，不能一下子降得太多，否则这部分职工就会有很大的意见（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对上海等地的部分老职工有“保留工资”的规定）；低工资的提高也只能根据国家的财力所能承担的程度逐步提高。总之，是计划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逐步改革与调整，形成基本上全国统一的新工资制度。在正式实行劳动工资改革以前，主要是做好两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方面是通过各级工会、政府劳动部门，以及各行各业一切拥有职工的部门、企业、单位，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职工群众家喻户晓，都知道旧工资制度的不合理和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使大家都明白，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改革劳动工资制度，不但合理，而且对每个愿意尽力勤恳劳动的职工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则是对各行各业职工的劳动情况（劳动强度、条件、生产率等）、工资收入情况（固定工资收入、其他收入、家庭赡养人口、平均生活开支等）进行摸底排队、调查研究；还要根据各个地区（行业、工种）的不同历史情况和生产、生活条件加以区别分类。如地区间工资等级的分类是：广东九级、上海八级、北京六级、杭州四级，而四川等内地还有一、二级的（后来逐步提高）。这是因为广东靠近港澳，物价生活水平比较高；而上海是旧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一部分行业、工种的工资高于其他地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四川等内地省分因为物价低廉所以工资水平也最低；至于青海、西藏等边疆高原地区，因为日常生活用品以至蔬菜等副食品都要靠内地长途运输过去供应，物价特别贵，所以地区的工资等级也最高，有十级、十一级的。这样，在基本确定了工资改革和调整的原则和方案后，就在“一五”期间开始在全国实施；以后又通过逐年的调整，使低工资的职工渐渐地向高的靠拢，缩小过于悬殊的差距。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家的财政状况日益改善，后来就几乎形成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就是哪一年的农业丰收了，第二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就会增加，而职工的工资也一定会随着调整提高。每次全国性工资调整工作的具体步骤是：由主管的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和中央劳动部及各有关部门一起讨论研究，提出初步的方案，报经中央同意（最后都是由周总理代表中央拍板决定的）；再由劳动部牵头成立工资改革领导小组，召开全国工调会议，在会上提出改革或调整方案，并作必要的说明；然后按产业或地区分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在讨论中，大家对一般原则都会表示同意，没有什么异议；但一涉及到本产业、地区调整工资核定的分配数额时，就会从各自所代表的局部利益出发，都是尽量要求增加自己那一块的数额，意见各不相让，十分激烈。一般情况下的比例是，全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加7.7％，工资就相应增长3.3％，但是各产业、地区综合测算上报的工资调整增长数往往都大大地超过这个比例。所以每次召开全国工调会议，因为争辩激烈相持不下，会期都拖得很长，一般要开上个把月的时间。会议期间，由国务院和财政部、劳动部的领导，根据国家的财力和各地的具体情况，一方面向代表们做要服从大局的思想工作，一方面也吸取一些合理的意见对方案作适当的调整，使大家的意见逐步趋于一致，最后仍是报请周总理拍板决定下来，由劳动部长在会上做总结，再在全国各地贯彻实施。以上回忆的是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五六十年代我所了解的劳动工资问题的大体情况。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学习苏联的经验所逐步形成的劳动工资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要比旧社会的工资制度先进和合理得多，对于充分调动大多数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改革开放这10多年来，情况同过去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正在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使劳动工资制度再也不可能继续保持计划经济时代那种一统天下、定得很死的格局，企业可以自行招工，国家只控制一个工资总额，实行宏观调控，至于各地、各个企业内部如何具体分配，则允许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拉开差距，由企业自主决定。而乡镇企业，实行承包制、股份制的企业，以及私人企业、外资或合资企业的劳动工资，更是五花八门，一般都是通过劳资双方签订劳动工资合同或协议来确定；如果发生争议，则由劳动部门、工会或法律部门按照合同、协议的规定予以调解处理。有关这些新的情况，因为我已没有亲身实践的体验，就不大清楚了。四、关于解决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安全生产的劳动保护问题。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工人的待遇非常低，城市里还有大量的失业工人。许多企业觉得使用廉价的劳动力比使用机器要便宜得多，所以都尽量不用机器而用人力（如码头上的装卸工）。直到5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有一次和华东局书记谭震林谈起这事时，他还说过，现在还没有办法把码头的装卸工作改成机械化作业，要不然的话，这么多码头工人就会失业，他们的生活怎么过呢？所以解放前企业里的资本家和管理人员，都只重视机器而不重视人，没有人来关心工人的生产安全和劳动条件，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制度。工厂里的工头是专门监督工人生产的，哪里管工人的死活，发生工伤事故他们就说是“你自己不小心”，厂里不负责任；就是工伤死了人，也只是给一点极菲薄的埋葬费就算了事。所以旧社会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人的生命安全都没有起码的保障。比如采掘有色金属的钨砂、锡矿等，就不用机器而完全用人工，矿坑洞很矮小，成年人进不去，就雇用童工，爬进矿洞里面，用铁镐从岩石层中一点一点地凿下来，再拖背出去，矿洞里面连支架也没有，一旦岩石塌顶，工人就被活埋在里面。50年代，我曾经到云南省的个旧锡矿，亲眼看到过这样的矿洞。1923年我在上海做工时，就目睹过一家丝厂失火的悲剧，老板为了怕保险公司不肯赔偿火灾损失，把设在车间楼上供工人们睡觉的工棚门窗楼梯紧闭锁死，失火后工人们逃不出来，有一两百个工人被活活烧死，真是惨不忍睹。至于平时生产中的工伤事故，更是层出不穷，因为资本家要节省成本，机器上的齿轮和传动皮带等都不加防护罩，所以非常容易发生工伤事故，特别是传送机器动力的马达皮带，很危险，稍不注意，工人的手或脚或是衣服就被卷进去，人受伤后没人管，马达仍然不停，有时皮带也弄断了才关一下马达把皮带接好，立刻又开动照常生产。以前中华书局有的工人就是因为辫子被皮带卷了进去，整个人也都被带进去转了几圈后摔了下来，当场死亡，厂里根本不当一回事，发一点埋葬费就什么也不管了。这样久而久之，工人们也习惯了，在没有接受共产党的启发教育以前，许多工人自己也不重视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提出劳动保护的要求，只是认为自己生来命苦，前世没有修福积德，所以今世只能吃苦认命，烧香求菩萨保佑。解放后，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政府特别是我们劳动部门，把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安全生产的劳动保护问题当做一件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事来抓，提出“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的口号和要求。1965年3月，我曾在一次部分省市劳动部门和工会的劳动保护处（科）长座谈会上讲话，回顾了从建国初期到60年代中期新中国劳动保护工作的历史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这样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劳动保护工作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时期。这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私营企业大量存在，经济基础薄弱，工业技术设备落后，企业劳动条件恶劣，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普遍存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大力进行了劳动保护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批判了只重视机器不重视人、只管生产不顾工人安全健康的错误思想；并且大张旗鼓地严肃处理了一些重大伤亡事故的有关责任问题。如1950年河南宜洛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工人174名：政务院查明事故原因后，分别给予河南省政府主席及煤矿有关负责人员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判刑。结合这次重大事故的处理，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开展宣传劳动保护政策和安全生产的思想教育运动，教育企业管理人员和生产工人改变不重视安全生产的旧思想习惯，发动群众多次开展安全卫生大检查，发现和解决了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大量不安全不卫生的问题。其次，是通过调查研究，逐步草拟和制订了一些劳动保护的法规制度，建立劳动保护机构，培训专业干部。早在解放以前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里，就曾颁布过有关劳动保护的一些规定，其中有的是我直接参与制订的，如1943年太行区晋冀豫边区政府公布的《晋冀豫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这个条例，大家认为在各解放区的有关劳动保护法规中，可以说是比较完善的一个。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也明确规定了“公私企业一般实行8小时至10小时工作制”以及“保护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等劳动保护的内容。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下设劳动保护局专管这方面的事情。各地方政府的劳动部门和许多产业部门，全国各级工会组织，以及各厂矿企业中，都设立了相应的劳动保护机构，配备了专职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上述各有关部门在建国初期的3年间，陆续制定颁布了一批劳动保护法令和规章制度，其中属于安全卫生管理和设备安全检查制度的有105项，属于工作时间制度的有10项，属于青工女工保护制度的有4项。1951年9月和1952年12月，中央劳动部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传达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业；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或稍加忽视后一方面，那是错误的”重要批示；李立三部长提出了“安全与生产是统一的，也必须统一；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管生产的要管安全，安全与生产要同时搞好”的指导思想。会后修改试行了《工厂安全卫生暂行条例》、《限制工厂矿场加班加点实行办法》、《保护女工暂行条例》等草案，并公布了《工业交通及建筑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办法》等，使公、私企业的劳动保护工作逐步法规化，开始有章可循，并给以后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打下基础。第二个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劳动保护工作的制度建设时期。这个时期，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我作为主管劳动保护工作的劳动部副部长，带领有关工作人员，跑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厂矿和工地，进行调查研究，在总结自己经验和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并贯彻执行了包括防止矿尘危害和实施对锅炉和受压容器安全监察管理在内的一系列劳动保护法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周总理亲自主持讨论的、国务院颁发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这些被称为“三大规程”的法规，从1956年颁布以来，一直沿用到现在，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劳动部还协同有关方面，总结推广了大连化工厂对新工人进行入厂、车间教育和现场指导的三级教育制度；并颁布了《进一步加强安全技术教育的规定》，把职工三级教育，确定为全国所有工矿企业招收新工人时必须履行的职责。1954年，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通过总结经验，要求企业领导在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等5个环节上，都必须实行同时抓好生产和安全工作的“五同时”管理制度。另外，还多次组织群众性的安全卫生大检查，以及以电气安全、锅炉安全、防暑防寒等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性检查。通过这些工作，加上“一五”期间设备比较完善的新建企业不断增加、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私营企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客观条件的变化，企业的劳动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职工的伤亡事故不断减少。第三个阶段，1958年至1960年的3年“大跃进”，是劳动保护工作经受反复、遭到挫折的时期。由于在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掀起的“大跃进”，严重地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全国各地工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受到破坏，出现了违章作业、无休止地加班加点蛮干和设备带病运转等严重违反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极不正常情况，致使职工伤亡事故、特别是重大事故和职业病大幅度上升。在这种日情况下，劳动部门和企业的安全技术部门压力很大，工作处境十分被动和困难。虽然在1958年和1960年两次召开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强调贯彻群众路线，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积极向伤亡事故作斗争，但由于全局性的决策失误，劳动保护工作的这些合理要求在事实上却不可能实现，遭到很大挫折。如以1957年全国县以上企业因工死亡数为基数，到1958年增加了3.39倍，1959年增加到4.84倍，1960年更增至5.92倍；1960年5月7日，山西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684人，是解放以来最大的恶性事故，全国为之震惊！同年10月，我带着煤炭、冶金、铁路等部门的几个同志，到华北地区进行安全生产情况的专门调查，发现许多地区和企业的伤亡事故仍在继续上升，最突出、严重的是煤炭和冶金系统，分别占当年1月至8月全国因工死亡总人数的37.42％和14.7％；我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举了我亲自到现场看到的两件实例：一是开滦煤矿为了追求产量，竟乱挖巷道两边支架旁的煤层，造成塌方；二是唐山钢厂为追求产量，炼钢炉里排出的钢渣来不及运走就在炉前堆成了“二郎山”，成为经常发生安全事故的“禁地”；另外，还反映了几个对安全生产有直接影响的生产管理方面比较重要的问题。李立三那时虽已不担任劳动部长，而改任党中央的工交部副部长，但仍然很关心这方面的问题，他看了报告后说，“这还了得”！立即将报告转送给李富春副总理，李富春说，这些问题不仅是华北地区，而且是全国都普遍存在的。后来，中央对这个报告加了批语，发到全国，要求所有工矿企业都必须改进生产管理、重视安全生产，尽力防止和减少工伤事故、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第四阶段，1961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是恢复和进一步建立正常的劳动保护工作秩序的时期。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纠正“大跃进”的失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期间，随着“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企业管理工作有所加强，我们强调企业要建立并坚持贯彻执行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安全生产制度，建立和恢复正常的劳动保护工作秩序。1963年，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加强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简称“五项规定”）。这个“五项规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对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予以法规性的切实执行，直到现在仍有指导意义。同时，我们还先后召开了防止矽尘危害、防毒、锅炉安全等专业会议，加强了防尘、防毒、锅炉安全等方面的劳动保护工作，并且改进了劳动防护用品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工矿企业中的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发病率，又显著降了下来。锅炉在使用中是有很大危险性的，搞得不好就会爆炸。虽然制定了安全条例，还有自上而下的机构，但这仍不够，我们采取把司炉工集中起来进行定期的的培训，让他们自检；并通过组织国家检查，发动群众让工人自行互检，从而提高了锅炉使用的效率，也保证了安全，提高了安全生产责任制。这件事曾得到了苏联同行的赞许。1965年我离开中央劳动部之前，还在江苏无锡的惠山，邀请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开会研究以锅炉和受压容器安全生产规程为内容的专业会议。另外，还在上海的一家大玻璃厂一面参观、学习经验，一面就在上海大厦，召开过防尘工作的现场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我们起草了一个文件，把它交给中央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请他在会上报告，会议的结论是我做的。不久，我就调离北京来浙江工作，接着就是十年“文革”的一场大灾难，这以后的劳动保护工作情况，我就不大清楚了。在中央劳动部所管的工作中，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制订了1951年2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1953年1月修正）的《企业职工劳动保险条例》。这个条例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虽然有些具体内容现在需要随着新的形势发展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体现，使得作为国家主人的广大企业职工的生老病残死，得到了基本的保障。我虽然是中央劳动部的副部长，对这件大事也参与了集体的研究和决策，但是有关的具体工作，另有专设的劳动保险局负责去做，不属我分工管的范围，所以我就回忆不起什么细节详情了。我记得劳动保险局的局长是位女同志，叫卢英，原先是烟草厂的工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出来工作参加革命，后来当过辽宁省抚顺市的副市长。关于劳动保险条例制订前后经过的详情，就要请她来回忆了。我在劳动部工作期间，与周恩来总理有过多次接触，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周总理在每次开会前，总是要把会议所需讨论的问题、会议的有关文件拿来详细研究，发现里面有什么问题，他都会在任何时间找当事人询问。我们劳动部制定的一些重大政策，事先周总理都曾找我们了解过情况，有时甚至在半夜里打来电话。在讨论问题时，总理是很民主的，他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反面意见，他总是要以最有说服力的观点去说服别人。他的工作总是安排得很满，往往是一边开会，一边在刮胡子。《人民日报》上每遇要发表重要文章，大样都要他亲自审定。开会时，如遇有富裕的时间，他总要利用机会讲些国际、国内形势，大家也都非常爱听总理讲。他一般在开会前估计好会议的时间，如遇时间较晚，他都要准备四菜一汤招待大家。他考虑得非常周到，对驾驶员也总是通知管理部门发给他们面包。在国务院组织的大型文艺演出时，礼堂前总有一排沙发，总理都是把沙发让给老一辈同志。周总理吃饭时如遇（果）与许多人一起，他往往喜欢坐在平时不经常接触的同志身边，边吃边聊，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使了解的面更广一点。一次，总理与我们很少的几个人在一起开碰头会。当有人谈到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时，他非常惊奇，马上问我：“为什么不写材料汇报？”我说已上报国务院了。他说“这样上报的材料过一星期我也看不到”。他接着告诉我，他有一个办公室，我们有要事可以直接去找，那里有几个秘书负责，他什么事情都能及时知道。又说：“你们写报告、材料不要太长，一项重大问题一张纸，几百字就解决问题了。”有一次，我发现工人得矽肺病的情况比较严重，却只能靠疗养，不可能根治；而从统计的数字看，大部分工人还都在生产第一线，有不少人还是劳动模范。我用一张32开的稿纸写了一份简单的报告送给总理办公室，白天送去，没想到晚上总理就打电话来了。他说这个问题很严重，问我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有什么要求？我回答，主要是没有经费。总理让我做个调查，看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能处理好。我经过调查、统计以后又汇报总理，大约需要5000万元，时间要3年左右。总理马上召集主要的重工业部门同志开会，先让我谈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后即在会上表示中央可拿出3000万，给我们5年时间解决这个问题。这时正在开劳动保护会议，大家听到总理这样关心，纷纷出谋献策，什么隔离法、喷雾法都出来了。另一次，听说在水库坑道里灌浆的工人，24小时坚守在水下坑道中，很潮湿，工人容易患关节炎，总理又指示卫生、劳动部门要采取措施想办法解决。总理经常办公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后要去北京饭店跳舞，他是利用这段时间，一边休息，一边了解情况，谈谈工作，有时几句话就能解决问题。一次，我提出要给工人年休假，是否一年给两个星期。总理听后马上表示同意，但特别指示不能因年休假而增加工人编制。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他总是这样利用各种机会找人谈心，了解情况。他还经常利用理发时听理发员讲一些农村的生活、生产情况。总理住房里的东西很简单，很整洁，这与其他领导干部相比是很明显的。他吃饭也很随便，每顿晚饭还吃一个玉米面窝头。记得有一次在杭州，他早餐吃了半块霉豆腐后，叮嘱剩下半块留起来明天再吃。在“大跃进”时期还有几件事。一次，我在北京医院看到人们在拆除一所原德国人的医院围墙上的铁栏杆去炼钢（这所医院已改为一所高干医院）。我对他们说，你们怎么能把栏杆都拆掉了？那些人马上反问我，你怎么反对炼钢？我说，钢要炼，但医院的保卫工作也要搞。为此，我汇报了总理，总理说：“北京放卫星只能放一次，不能再放了，破坏太大！”当时在坐的另一个副部长则提出，职工吃饭可不可以不要粮票？总理马上说：“那不行！现在粮食已经很紧张了，只有等生产提高了，职工生活才会大改善。”1960年春天，周总理召我去谈话，说：现在国家的粮食供应很紧张，上海是用粮的一个大头，你在劳动部组织一个小组带着到上海去，调查了解一下上海能不能压缩一部分粮食供应量。当我带了调查组到达上海时，上海市长曹荻秋早已从中央的电报中得悉此事，就派了上海市劳动局、粮食局、公安局（管户口的）各有关局长来迎接我们，安排住在锦江饭店高级宾馆，让我独住一个大套间，其他同志住了3间随从的客房。我向上海的同志说明这次来意后，就提出，给我们安排的住房太好、房租费太贵了（我住的套间当时每天房租是18元，按现在的房价恐怕要上千元了），要求让我们搬到东湖饭店的市委内部招待所去住就可以了。但他们却推脱说，东湖饭店进出“不方便”，又说那里的房间已经“客满”了，一定要我们在锦江饭店住下。我因为是上海人，对当地的情况熟悉，就通过熟人了解究竟是不是那么回事。有人偷偷告诉我说，东湖饭店那里空得很，有的是房间。我掌握了实情后，又再三向市里提出搬房要求，市里没有话好说，终于在半个月后让我们搬到东湖饭店去住了。我们这个调查组到上海了解用粮情况，开始时先是听取各有关的局长们汇报；随后就到浦东几家市重工业局所属的炼钢厂、造船厂调查重工系统各个工种工人的粮食定量，又到沪东调查纺织系统各个工种工人的粮食定量；工人们都能把情况如实地向我们反映。我们按照各个不同工种的定量标准，同各工种职工的总人数相乘，就算出了全市职工每个月的用粮总数。在调查中发现，重工系统中也有的工种劳动强度并不大，而轻纺系统中却也有不少重体力劳动的工种，所以在确定职工粮食定量时，不能笼统地只按重工、轻工简单地划分，而要根据“重工不重，轻工不轻”的实际情况，来比较准确地确定不同工种职工的粮食定量。另外，工业的用粮不只是职工吃饭，还有像棉纺厂等浆纱所必需用的生产用粮，这也是不可缺少的，都应计算在总的工业用粮数内。我们又到市区和郊区分别找几个街道的里弄居民区干部和居民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听取反映。大家反映说，现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因为市场上肉、蛋、瓜、菜等副食品的供应都非常紧张，油水吃得少，所以差不多每个人的饭量都比过去大大增加，显得粮食的供应就更紧张了。徐家汇等近郊区的居民反映，住在同一条街上，街东的居民属“城市户口”，可以享有市民的各种票证定量供应副食品，我们住在街西面的叫“非城市户口”，就没有各种定量的票证供应，这太不合理！这个意见虽然有道理，但因为当时市场的物资供应非常紧张，没有办法增加供应量，所以也难以解决。我们还调查了用粮较多的糕饼等食品加工行业的用粮情况，发现有些厂家在中秋节前不摸清市场的需求量，盲目生产了大量月饼，结果过了中秋节后很久还有许多月饼卖不出去，甚至霉蛀变质，浪费了不少粮食。这种情况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警告。在调查中还发现，原先的规定如有人从重体力劳动岗位上转到轻体力劳动时，要把他的用粮标准也相应地降下来，但在事实上这是行不通的。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我们综合分析了上海全市的总人口数和各个不同工种人员的必需定量数，测算下来全市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定量平均数最低应为26斤；这个数字不能再降，国家必须设法按这个平均数保证上海全市的粮食供应。这时，正好周总理陪同外宾到上海访问，我就直接向他作了汇报，他当场就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上海市民平均每月的粮食定量为26斤，这个数字“不动”了。因为我们的调查结果如实地反映了上海市的粮食供应需求总量，从中央领导那里得到了国家的保证，所以临回北京前，曹荻秋市长带领几位有关的局长到饭店来，设宴欢送调查组全体成员，表示慰劳和感谢。这次到上海调查用粮情况期间，我还抽时间回老家嘉定县转了一趟，看看多年不见的乡亲们生产和生活情况如何。那天到县里住进县委招待所，饭后稍事休息，就由县长陪同去参观嘉定生产出口产品最大的企业“嘉丰纱厂”。先由厂党委书记、厂长引导到各车间，边参观边介绍，然后到会议室与各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各部门负责人开座谈会，听他们介绍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会上他们还反映了工厂难以解决的问题，希望得到上级的帮助，如工厂要办托儿所、幼儿园等福利设施，建造房屋和职工宿舍就要征用很多土地，但周围都是很好的农田，势必会加剧人多地少的矛盾。我一边听一边就插话说：照你们这样设想的话，办了托儿所、幼儿园，以后是不是还要办小学、中学呢？厂长的精力有限，能管得了那么多吗？接着我就因势利导地给他们分析，指出嘉丰纱厂的特点就是工厂办在乡下，周围都是农村，工人们的家都离厂不远，近的就在隔壁，远的最多也不过两三里地；各人住家的屋前有自留的菜地，家家都养母鸡生蛋，蔬菜副食品用不着上市场去买；放工后回到家里周围都是田园，空气很新鲜，有益人体健康。现在你们却要放弃这些令大城市的居民们羡慕不已的优势，也要把职工们的家都集中到厂里来，不但造成住房紧张，连吃的蔬菜副食品也都要到市场上去买，又贵又不新鲜，这有什么好？我看还是现在这样亦工亦农，不要放弃住家就在工厂附近农村的这个优势，有多好呀！经过我这样一讲，厂里的这些基层于部们都开通了思想，觉得硬要丢弃工厂就办在农村的这个特点和优势，把工厂办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小社会，实在是个自找麻烦的下策。第二天，县长到我住的县招待所来连声道谢说：多亏你昨天那么一讲，可把我长期以来对嘉丰厂“欠的债”、背的“包袱”（指为了扩大工厂的生活区要挤占很多农田的事）给解脱掉了。当时劳动部的干部来源有4个方面：1、从根据地来的；2、从大学里选拔或组织分配来的，他们文化程度高，是笔杆子；3、从国民党机关转过来的，如国民党社会部大部分留下的人员都转到了劳动部，这些人思想拘谨，不能大胆工作；4、社会上一些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职员等，后者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能做些具体的行政工作。除了劳动部的行政业务工作外，因为我还负责劳动部党组的日常工作，对部机关的干部人事情况也有所了解。记得“一五”期间，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撤销了各个大区的领导机构，那里的大部分干部都先后调到中央各部、委、办机关来工作，也有些人被分配到中央劳动部来的。这些干部刚调来时都不大安心，认为劳动部的工作是为生产服务的，而本身又不管生产，对实际的生产情况不摸底、摸不透，隔靴搔痒，工作很难做；上面虽有中央管着，但自己的思想不通，到下面怎么管人家，因此没有信心。还有个别人发牢骚，说是调到中央来工作，房子越住越小（少），车子越坐越大（坐不上专用的小车而坐公共汽车了），生活上的待遇还不如在地方上的时候好，等等。李立三当部长时，对这些同志做了很多思想教育工作，说服他们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好好为党工作；星期天还专门组织刚从外地调来北京的干部，到颐和园、西山等风景名胜区搞郊游联谊活动，希望大家安心在京工作。有一段时间，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也管过部里的干部人事工作，对一些干部作过一些说服教育工作，不久他因高、饶反党联盟被揭发，出了问题，又改由李富春来管。李富春针对劳动部一些干部的思想情况，着重指出：劳动部的工作很多很杂，不大好做，有人认为没有权威性，对下面管不了；大家在思想上必须认识清楚，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把与工人阶级本身利益有关的事都管起来，并且要管好，劳动部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执行机关，布置下去的工作任务不能讲价钱，必须保证完成；劳动部研究问题，必须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全局出发，考虑问题要全面，因为自己是个全国性的综合部门，所以在研究有关劳动力调配、工资福利等问题时，一定要把各地、各方面的意见综合起来，统筹兼顾地合理安排解决，不能只从部分企业或地区、行业的角度出发，不要想独出心裁地另搞一套，有些难度较大的问题，要通过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逐步解决；工作中既要防止消极保守思想，又要防止急躁冒进倾向；在当前的过渡时期中，反映到劳动部来的一些问题有很大的复杂性，如失业、私营企业中的劳资纠纷等问题，但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些问题将会简化以至根本解决。另外，刘少奇也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劳动部的工作，曾经指示“劳动部的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劳动力的调配不像调拨物资那样简单，要针对具体对象做具体细致的工作”；在“大跃进”期间，他又针对为了片面追求产量指标，不顾休息，疲劳作战，工伤事故激增的状况，通过中央发出了必须注意“有劳有逸，劳逸结合”的通知；在工资制度上，他提出，要实行“老（工）人老制度，新（工）人新制度”区别对待的原则。我在北京这16年，除了中央劳动部的工作之外，还有两件值得回忆的事，就是1950年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和工农兵劳动模范两个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由我带领一批干部去支援上海市开展“五反”运动的工作。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在江西的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的延安，以及晋冀豫区（太行山）等各个革命根据地里，都一贯很重视表彰奖励部队的战斗英雄和生产领域里的劳动模范这些先进人物，以激励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争取前方的战争胜利和巩固后方的根据地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但那时物质条件很艰苦，参加这种大会的英雄模范代表们，每人发给一条毛巾、两块肥皂以资奖励，就算是很不错了，主要还是政治荣誉的精神奖励，这是我党的光荣历史传统。全国解放以后，正如党中央在给这两个大会所致的贺词中所指出的：“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都有赖于作为党和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的全国各地的英模代表人物，“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因此，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在新中国第一个国庆纪念日的前夕，在北京同时召开这两个英、模代表大会，希望英模代表们继续保持光荣称号，“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为了开好这两个大会，以中央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主，成立了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和工作班子。筹委会的主任是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副主任是李立三、朱学范（全国总工会党外的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部长）、风雨征程七十春251刘澜涛（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部长）和萧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我是委员兼秘书长。实际筹备工作是我们在李立三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做的。这是解放后第一次把全国各地的英模代表集中到人民的首都北京来表彰庆功的盛会。各方面的组织筹备工作任务很重，会务工作一共分为7个组，工作人员以劳动部和全总的机关干部为主。李立三对我们说，劳动部和全总机关要全力以赴把这次会开好，出了问题要你们负责任！筹备工作首先要考虑的是会议的规模开得多大？按大区分配英模名额，规定代表的资格条件和对各代表团带队人的要求，发通知由各地按规定推选代表、组成代表团；同时确定参加大会的中央首长和外宾（世界工联、印尼工会代表团等）的人数，要考虑和选定哪里做会场才能容纳得这么多的人（当时北京还没有修建人民大会堂，所以会场只能选在中南海怀仁堂）。其次要考虑安排好代表们的食宿生活，那时北京还没有什么宾馆，比较像样一点的只有老的北京饭店，是作为接待外宾专用的宾馆，英模代表住不进去，只能安排住到中央机关、部队的招待所里去；还要安排好代表们的伙食标准和开会时交通车辆，等等。总之，把大家忙得够呛。等到政务院关于召开会议的决定正式公布时，筹备工作实际上已经进行很久了。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只是在代表们到北京之前的一个工作班子，成员都是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负责人；等到代表们都到京后，再召开预备会议，通过成立大会的主席团，除了包括一部分筹委会成员外，主要由英模中的代表人物组成，请他们坐上台去。我因为负责全盘的会务工作，所以既是筹委会也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并兼秘书长。各地的代表团因为启程日期和距京的路程不同，不可能在同一时刻进入北京城。为了造成一个全国各路英模京城大会师的空前热烈的声势，经筹委会精心组织安排，先让各大区的代表团到首都的大门口丰台铁路枢纽站集中，然后在1950年9月22日下午4时，由装饰一新的著名“毛泽东号”机车拉着全国各路的英雄模范们，一起从丰台进入前门外的北京车站。在车站上，英模代表们受到以董必武副总理为首的中央党、政、军各部门首长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在大会开幕式上，毛主席代表党中央致了贺词。有关大会的盛况，当时报纸上有详尽报道，我就不说了。由于筹委会全体工作同志紧张而有条不紊的共同努力，大会终于顺利召开和胜利闭幕，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故。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在会务工作的某些细节方面，还是忙中有错，出了一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问题，弄得大家很紧张。比如发给代表们的出席证上，只印了各大区代表分坐的区位，没有每位代表对号入座的号码。票子发出后，下午两点钟就要开会了。中午12点钟李立三部长检查后发现了这个问题，说这样不行，从会场保卫工作的要求来说，必须在会场的每只座位上贴好标明每位代表号码对号入座的字条，以防闲人或坏人混入捣乱破坏（建国初期首都的社会秩序还不是十分安定，还有美蒋特务的破坏，所以李立三的要求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时间那样紧迫，实在来不及做到，只好临时在会场入口处让我们这些人都“加岗”，帮助辨认有没有冒充代表入场的人；但我们不可能都认识全国各地那么多的英模代表，真是一点也没有办法。好在各代表团都是由带队人率领（他们都是各大区的负责同志，我们都认得的），集体乘车到达和入场的，所以总算没有出什么乱子，大家才放下心、松了口气。开幕后的第二天，战斗英雄与劳动模范分两个会场，劳模仍在怀仁堂（战斗英雄在另一会场）各自报告生动的事迹（劳模大会上也请部分战斗英雄来报告事绩，而战斗英雄大会上也请部分劳模去报告事绩）。当两会分别总结后，党中央、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英模代表。当我带领劳模入场时，毛主席站在宴会厅前迎接、一一握手，和我握手时说“本家，本家”。大家齐聚一堂欢饮。紧接着国庆一周年到来，英模们和大家一起在天安门观礼，检阅。1951年冬，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三反”运动。1952年1月，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运动中揭露出少数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全国上下当时强烈的呼声。但是，在运动进入高潮时，也发生过一些不分析实际情况而单纯追求交待数字，以至实行逼、供、信等过火的做法。这时，我正在劳动部领导部机关的“三反”运动。因为劳动部是个“清水衙门”，再加上那时部机关的干部素质都比较好，所以反来反去也打不出一只“老虎”，搞不出什么名堂。正好，作为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市，在开展“五反”运动中，因为缺乏领导骨干，向中央求援，中央就决定派我带了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一批干部去上海，帮助开展“五反”运动。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我们负责抓江宁、徐汇两个区的工作，住在上海大厦，每天到区里和重点私营企业去了解情况，听取汇报，然后整理成材料并提出意见、建议，向市委领导陈毅、陈丕显等汇报。因为有些单位出现逼、供、信等过火斗争的偏向，有少数资本家受不了压力竟想不开而自杀，全国有名的梅林罐头食品厂总经理自杀后，一时人心惶惶，造成不好的影响。中央又派薄一波来上海，传达贯彻党中央一系列合理的从宽的政策，强调要实事求是，对资本家要以教育改造为主，不准搞逼、供、信，强调必须注意维持和发展工商业的正常进行。我们就召集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开会，到会的这些人因为害怕，都不敢穿西装、旗袍，几乎一律都改穿人民装。我们就在会上反复交待党的政策，教育他们实事求是地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五毒”行为，既不能存侥幸心理、妄图混蒙过关，也不要乱说一气、谎报数字，等以后算帐时落空又要受“态度不老实”的批判；而要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老老实实地守法经营企业。我们在上海帮助工作大约有两个来月时间，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胜利地完成“五反”斗争任务后，就回到北京来了。在中央劳动部工作的最初那几年里，李立三是我的直接领导（大革命时期在上海我们就认识），我们一起共事期间，相处得很好，所以在这部分回忆中，有必要谈谈我对他的个人印象。建国初期，李立三是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是这两个部门日常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他这个人工作能力和责任心都很强，很会讲话，开会作报告很能鼓动人心。虽然他在1930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但是后来认识了错误，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和后来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上，都发言诚恳地作了深刻的检讨，决心吸取教训，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大家反映都很好。我认为他在当中央劳动部长的任内，工作是积极努力认真负责的，也是有贡献和成效的。当然，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也难免有些缺点，主要是有时候看问题有些片面性，而且有些急躁，比如批评有些同志的缺点容易过火，当场指责批评一通，使人下不来台；事后我们提醒他，他又很真诚地双手拍自己的脑袋，嘴里连连说，“哎呀，怎么搞的，我又犯老毛病了……”又如，建国初期，他是最积极主张立即在全国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但是当时大多数地区经济尚未恢复，企业处境很困难，尚不具备最起码的承受能力，因此有些地方和企业就对他有意见，认为是操之过急了。不久后，全国总工会那边就有些人发起批判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犯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经济主义”的“错误”，帽子扣了一大堆（主要是全总的另一位副主席刘宁一、铁路工会的李剑白，还有就是陈伯达，他是毛主席的秘书，可是个有来头的“权威人物”），其中许多都是不实事求是的，故意找岔子。我记得开批判李立三“错误”的会是由李富春主持的，大概是怕下面的同志不服，还请了彭真到会“压台”。会上他们要我发言表态，我想不能讲违心的话对同志落井下石，但不讲又过不了关，只好说立三犯错误主要是兼职太多、工作负担过重，除了全总和劳动部的全盘工作外，还有许多相干甚至不相干的事都推给他去做。诸如中央某位领导人逝世后的治丧委员会的具体组织工作、率领抗美援朝前线慰问团的活动、东北地区大工业准备向后方撤退的计划安排，等等，其他人都只是挂个名，实际工作都叫他去做，而他又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真心实意地去努力完成。人的精力有限，这么多的工作都推在他身上，难免总有出差错的地方。但是，有些人还是不肯放过他，对他的“错误”上的纲很高，反映到中央，终于先是撤了他全总副主席的职务，然后又撤了劳动部长的职务。后来他被安排到党中央工业交通部当副部长（等于降了级）。他虽然不再直接管劳动部的事，但对我们的工作还是很热心地经常过问，给予支持。有一次他和我谈心，说是邓小平总书记在会上宣布他不再担任劳动部长后，他要求找毛主席谈一次话，他对毛主席说，他知道自己在历史上犯过大错误，但他决心改正，继续为党努力工作；他在全国总工会期间所做的工作，都是事先向中央请示报告过的，有些问题是经过刘少奇同意批准的；否则我李立三决没有这么大的胆子。话虽不多，但十分诚恳感人。他说，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讲过。所以，我总觉得，李立三虽然犯过错误，有缺点，但他对党是忠诚坦率的，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他是个好人。后来在“文革”中，有人来找我调查他的问题，我如实地讲了对他的看法，连调查人也说，看来对李立三是整得过火了。李立三终于没有逃过“文革”这一关，他不幸在这场浩劫中遭受迫害含冤去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已经为他平反昭雪。他是一位令人怀念的好同志！从总结历史经验的科学态度来看，当年批判李立三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的“错误”，是很不实事求是的，可以说是乱扣帽子、一棍子打死的过火斗争。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公道话：第一，建国后全国总工会是遵循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工作的，虽然难免也会有些缺点，但应肯定成绩是主要的，对李立三的这场批判是当时“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形势下的产物。个别人怀着个人或小集团的宗派情绪，挟嫌诬告立三同志，不区分工作中的主流和支流，违反事实地给他加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种种的罪名，对全总的工作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实际上与后来“文革”期间那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是一脉相承的；第二，正因为这场批判只是几顶大帽子下面举不出多少令人信服的事实的空头戏，所以继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赖若愚，在主持全总工作期间，基本上仍是承袭立三时期的那一套做法，并没有提出什么“纠偏”性的、改变大原则的新举措来。因此在他去世后，也遭到某些人几乎同样的批判；第三，李立三、赖若愚在主持全总工作期间遭受极不公正的错误批判的冤案，后来虽然已经平反昭雪，推倒了强加于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但是这场批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却至今无法完全消除。当年批判的锋芒所及，不仅是李、赖二人，而且波及从全国总工会到在地方各级工会工作的干部，大家都莫名其妙地好像都犯了“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使全国各地的工会工作大丧元气（当时上海、天津等地的同志就都曾有强烈的反映）。不少同志当年正处年富力强可以为党努力工作的黄金时期，却从此一蹶不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直到如今已步入离退休的行列，仍然对此不能释然于怀。这是一个很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多年失误与挫折的磨练，今天我们的党已经更加成熟了，对于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工作中，即使真的发生缺点错误（当然不包括严重违法乱纪的腐败行为），也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分析，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通过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方式，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帮助有关的干部认识和纠正错误，这就能避免不必要的内耗和内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而共同奋斗。在中央劳动部几位部长间分工时，还要我负责对外联络交流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率团出国访问。我记得在50年代，曾以中蒙友好协会的名义，两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应邀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参加该国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而举行的友好活动（因为当时我国派了大批工人去援助蒙古进行工程建设，所以蒙方很重视纪念中国国庆的活动）。这两次的代表团都只有三四个人，我是团长，一次是坐飞机去的，另一次是乘北京到乌兰巴托的国际列车去的。蒙古方面对我们的接待很热情，当时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等党政主要领导人都接见了我们，进行了友好交谈。他们还派了专门的厨师为我们烹调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饭菜。我们代表团除了参加有中国大使出席讲话的庆祝集会等活动外，还到一些工厂、矿山、牧业合作社、牛奶公司等企业去参观访问，并应邀参加有摔跤、赛马等民族竞技项目的“那达慕”草原盛会。主人在蒙古包里设全羊席宴请我们，端上一只热气腾腾的烤全羊，请我这个代表团长开第一刀。蒙古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国土面积156万多平方公里，有十几个浙江省那么大，但全国人口只有100来万人。畜牧业和地下的矿产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大部分工业品都要依靠进口，甚至连卫生纸都不能自己生产。我国在乌兰巴托援建了一座百货公司大楼，我们去参观发现里面陈列的商品70％左右都是进口货。蒙古人原来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为了让老百姓逐步从流动的游牧生活改为定居的农牧业结合的生活，我国应蒙方的要求，派出大批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乌兰巴托市援建了6万平方米的职工宿舍。苏联政府看到后，觉得自己这个“老大哥”不能在这方面落后于中国，于是也紧接着为蒙古援建了一批宿舍。但他们的工程施工粗糙，没有中国援建的工程质量好。蒙古人本来不大会种菜，只吃牛羊肉和乳制品，也是中国派人去帮助他们种白菜、青菜、西红柿等，使一般老百姓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瓜果。他们都很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无私援助。蒙古虽然经济发展很落后，但对文化事业的建设很重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国立图书馆，规模很大，藏书很多，其中有许多大字版本的线装中国古籍、佛教经书和《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在我们国内许多地方的图书馆里也不多见。蒙古国家博物馆里展出的有恐龙化石，有宁波巧匠制作的镂雕的“千工床”。蒙古人口虽少，却设有10多个休养所，里面的设备、条件都很好，但是去休养的人很少。当时苏联以大国沙文主义对待邻近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对蒙古的控制极严，苏联驻蒙大使就像太上皇一样，除了对我们中国还算客气一点外，对其它国家（主要是东欧各国）的驻蒙使馆就不那么友好。他们举行招待会，请哪些客人，甚至客人的座次安排，都要经过苏联大使馆的审查批准。有一次由蒙古政府出面（实际上是苏联使馆指使的），说是要为中国使馆安装一部可以直通蒙古领导人和中国北京的直拨电话（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通讯设备）。装好后恰巧中国大使外出，有两个月没有在这间办公室办公。但这期间却有一个电话“修理工”连续多次到使馆来检修这部电话机的“毛病”。开始我们使馆人员觉得很奇怪，我们并没有使用这部电话，他们怎么会知道它有“毛病”。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苏联使馆在我使馆安装了一部有窃听器的特殊电话，因我们的大使不在办公，办公室没人说话，他们便怀疑是窃听器出了故障，所以多次派人来检修。这以后，我们大使馆的人员便都不在这间房里办公了，从而使苏联失去了窃听的渠道。因为我国在蒙古有几万援建工人，为解决他们的医疗治病问题，在乌兰巴托专门设立了一所只对中国人服务的医院，但是有许多蒙古的下级党政官员都悄悄地来这家医院看病，并与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医院的医务人员都很熟悉，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对他们说。他们反映，蒙古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发展种麦子，但因面粉厂是苏联援建的，机器上任何一个零部件损坏了，都要拿到苏联莫斯科去修配，有时半年也修不好。这样苏方就说，太麻烦了，干脆把你们生产的麦子运到苏联来加工。就这样苏联控制了蒙古的面粉供应。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在参加华沙条约组织各国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夸口说，蒙古的畜牧业产品很多，可以提供华约各国人民所需的肉类，结果由于大量肉类出口，使一向以肉食为主的蒙古人的肉食供应也很紧张。他们发牢骚说，泽登巴尔对苏联真是唯命是从。有一次蒙古为纪念他们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乌兰巴托举行了一次隆重的集会，事后被苏联知道了，大为恼火。他们说成吉思汗是“土匪”，为什么还要隆重纪念他。并荒谬地强令蒙古政府宣布这一纪念活动作废，严重地损伤了蒙古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蒙方说中国对此事的态度就不同，周恩来总理说，成吉思汗在历史上虽有对外侵略扩张的一面，但也有其统一蒙古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英雄业绩的一面。我们应当尊重蒙古人民的民族感情。蒙古人听了很高兴。因此虽然苏联对蒙古的援助比中国多，但是大多数蒙古人还是对中国更有好感。除了蒙古之外，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政府的劳动部也曾邀请我们以中德友协代表团的名义去访问，后来因为东德政府机构变动，把劳动部撤销了，但他们打电报来说，仍然欢迎中国政府派劳动代表团去访问，不过接待部门不是劳动部了。我们研究后，觉得接待单位不对口，很多事情不大方便，便决定取消了这次访问。但我们在蒙访问时东德大使知道后，在他们搞纪念活动时，除请中国大使外，也请我去参加坐在主席台上。劳动部外事工作的另一个方面，是接待友好国家访华的劳动代表团。我记得前后共负责接待过越南、印尼、古巴3个国家的劳动代表团。一个是越南政府派来的代表团，是他们的劳动部长带队来的，主要是了解和学习中国政府劳动部门的工作经验，诸如劳动政策、工资、劳资关系、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等，每一项都问的很认真、具体，我们也都一一作了回答。双方交流得很好。我们还在北京饭店宴请了他们，我还派人陪同他们参观了一些工厂。第二次接待的是印尼政府派来的劳动代表团，当时的印尼总统是苏加诺，两国关系比较友好，但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同，所以我们只是作了一般性的接待介绍，没有像对越南代表团介绍得那样详尽。还请代表团到劳动干校做过一次演讲。第三个接待的是古巴劳动代表团。当时好像是冬天，北京已很寒冷，古巴地处热带，他们很怕冷，我们劳动部的办公楼条件很差，连暖气设备也没有，只好临时集中几个电炉在一个房间里打开取暖，接待他们访问。除了马文瑞部长接见介绍情况外，我还陪同他们去参观了原由全国总工会修建后来移交给劳动部的劳动保护展览馆。里面的各种展品、模型等都是由各地、各个产业部门制作提供的。古巴代表团看得很仔细、认真，我陪他们从楼下到楼上参观了大半天。他们也提出邀请我们去古巴访问。为了做好访问的准备工作，我曾问过中国驻古巴的大使，古巴那里的劳动条件怎么样？大使说，那边等级差距很大，工厂的厂长、经理们的办公室里都装有空调很舒服，但是车间里工人的劳动条件很差。李富春副总理还特地关照过我，去访问时要带点我们搞得较成功的劳动保护展品、模型去向古巴的同志们作些宣传介绍。但是后来因为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古两国的关系一度比较冷淡，所以这次出访也就取消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八章从北京到上海的生活与瞿秋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十八章从北京到上海的生活与瞿秋白在1927年12月末，当我们到达上海时，正是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上海的情形异常恐怖。在这种情形之下，瞿秋白的中央把述之和我连同我们几个月的女儿一起，三个人安排在同孚路柏德里中央交通机关的一个楼梯底下三角形的地方居住。这并不是住人的，而是一个放粗东西的地方。既无窗户，当然也没有阳光和空气，里面只有一张床，不但没有任何家具，即连一张椅子都没有。我们晚上睡在里面，白天里连坐一下都不可能，述之就到楼上接头的地方去坐坐；我便只有抱着我的女儿到附近夏之栩私人的住所去混过一天，晚上才回来。这个交通处每天至少有几十个从本地和外部来的同志同中央接头，但中央的重要人物以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等从不到这里来，由住在这里的中央交通张宝泉到第二道较为安全的交通处（即中央交通石琼住的地方），由那里的交通石琼通知他们，然后他们便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分别接见那些需要和他们接头的同志。我们所住的这个机关是第一道交通处来往的人最多而最危险的地方。有一天早晨，我们刚起来不久，尚未出门，刘伯坚、陈乔年、汪泽凯一同来看我们，在我们住的这块地方站了一会，他们一致表示十分惊奇，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真令人料想不到，怎么会把你们安排在这样的地方？这简直不是人住的，连窗户都没有，没有一点阳光和空气，尤其对于婴儿最不适宜，即使是没有婴儿也不应该把你们安排在这样的地方；而且这地方太危险，你们没有必要冒这种危险。”我们回答他们说：“我们刚来这里，我们还没有想到这些问题。既然中央把我们安排在这里，我们只好住下。”他们听了我们的回答，大家都没有表示意见，带着沉默的神情告辞而去了。其实，所谓中央的安排，就是瞿秋白个人的安排，我相信其他的同志是不会把我们安置在这样非人住的地方的。瞿秋白是总书记，而且又是一个阴险狠毒的官僚。他当时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按照他自己的好恶来分别地处置任何同志了；而述之是他多年来所忌恨的对象，这时便逃不脱他的手掌，受到他的这种贬辱和变相迫害的待遇了！自1927年5月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由于瞿秋白的处心积虑，阴谋策划的结果，在这次大会后，撤除了述之中央常务委员的地位；在北方又继续一次再一次地降低他的地位，当时所留下来的仅仅是在名义上的一个中央委员而已，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住在交通处已经受到某些接近上层的势利的同志的冷眼看待。而这些人是以前想同我们接近而求之不得的。同样的情形，我在夏之栩的家里，也碰到某些同志，大多数虽然对我们还是同以前一样，但那些“敏感”而势利的人们那就有点不同了。例如：有一次，当李富春在夏之栩的家里时，我也有那里，他坐在写字台上，以毛笔作写字之游戏，他用大楷字体写成底下的两句：“今日之陈碧兰，昔日之交际明星”。我看了这个字条除了内心里感受一种不快的刺激之外，没有作声。但另一位男同志（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我对他不熟识，也许他认识我，不过到这地方来的是较重要的干部，因是上层领袖常来的地方），看了这个字条，表现一种不服气的神情，用一种质问的口吻对李富春说：“奇怪！这是甚么意思？陈碧兰还不是同以前一样吗？为甚么有‘今日’和‘昔日’这样距离的分别？在不久以前她还是上海区委领导机关的领导者之一哩！”李富春以狡狯的一笑作答，我不愿意揭穿他的意思。由于我的沉默，因而那位同志也没有追问下去就这样混过去了。这便深刻地反映着李富春之趋言附势的官僚倾向和党的日趋堕落和腐化。他的所谓“昔日”的含义便是意味着我在党内地位上升的时期；所谓“今日”便是揶揄我在党内地位的衰落。我当时内心里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不过我以沉默的态度忍受吧了。虽然我在党内获得相当的地位并不是在认识述之以后，而是在认识他之前，这是由于我自己多年来独自奋斗，努力学习和工作的结果。但我在党内地位之日渐低落，则是由于述之被瞿秋白的阴谋策划和公开打击的影响。我在夏之栩的家里，除了明显地受到李富春的揶揄外，也微微地感觉到我的曾经共患难的好友对我的态度也比以前不同了。虽然夏之栩是同我一起斗争（从1921年起），一同入党，而且往后一直保持着最好的友谊。但在这时，当我每天抱着我的女儿到她家里时，虽然她没有明显地表示不欢迎的态度，但比之她对新近认识的邓颖超和蔡畅那种有说有笑的热情表露来，那就使我感到对我冷淡得多了。自此以后，我和她的关系便日渐疏远。我们在交通处约住了一个星期，由于刘伯坚、陈乔年、汪泽凯等同志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他们相互商量的结果，决定我们住在刘伯坚的家里。那是全国济难会的机关，刘伯坚便是该会的主要负责人。有一天，他到我们所住的地方来接我们到他的家里去住，他说我们可以住在他的第三层楼上，而且那里来往的人甚少，比较安全，我们便随着他搬到他的家里去了。他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后来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当我到那里时，他是东大旅莫支部负责人之一；1926年回国后，作军事方面的工作，为冯玉祥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革命失败后，他担任济难会总干事职位。我们搬到他的家里不到一个星期，我们所住过的同孚柏德里的交通处被破获了，负责中央交通的张宝泉和他的妻子，一经逮捕便枪决了。他是莫斯科东大的学生（同我一个时期），诚恳、忠实、高大健壮的典型北方青年。当我们住在那里时，他曾有一次，趁着房子里没有一个人，在寂静的晚上，他以诚恳而严肃的态度对述之和我说：“这里来往的人太多，每天总是几十个，很容易被侦探所发现，随时都有危险，我以为你们不应该住在这里；曾经住在这里的黄平、陈庚中央把他们都调开了，你们也应该想办法离开这里才好。我自己是做这种工作的，责任所在，牺牲在所不免，你们不必要在这里冒这种危险。”我们听了他这一番诚恳而动人的话之后，回答他说：“你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住旅馆或者找房子居住的，一切都由中央的安排。”当张宝泉说这些话时，态度异常之自然而平静，好像他自己是宿命的要牺牲一样，而且对此丝毫没有表现恐惧和不安的情绪。我对他的这种忠勇的革命者的殉道精神，内心里异常之感动和钦佩。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时间只过了几天，他便牺牲了，他是自觉地为他的职责而尽忠了。其实，他的牺牲是可以避免的，假如瞿秋白是一个爱护同志的人，他既然知道这个机关已成问题，而把黄平和陈庚调开，不放弃这个机关，让张宝泉去冒这种危险，而白白地牺牲了！但瞿秋白是从来就看不起普通同志的，更谈不到爱护了。至于不把我们调开，那是别有用心（这将在后面的事实中更加证明）。我们这次算是万分侥幸，假如不是刘伯坚、陈乔年和汪泽凯等同志私自设法把我们抢救出来，那我们便毫无疑义地陪伴着张宝泉夫妇一同枪决了；而我们那个半岁的十分可爱的小女儿的命运，也就不堪设想了！我们在刘伯坚的家里住了不久，住在他隔壁的陈乔年被捕了，他是江苏省委组织部的，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负责工人运动的许伯昊和龙大道（即龙康庄，他是我在上海和莫斯科东大的同学）等一批干部。他们一经被捕很快便一齐枪决了。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之下，凡是共产党人一经被捕就没有生还的希望的。刘伯坚处在当时这种极端险恶的环境之中，对陈乔年被捕这件事感到惶恐，尤其是他的妻子刚生产不久，而且又是一个入党不久的同志，更是异常惊慌和恐怖。当时述之和我虽然在情感上对于这几位同志的牺牲感到悲痛；但并不恐惧，因我们相信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危险。我们告诉刘伯坚和他的妻子说：“我们这个地方在一批被捕的同志中，只有陈乔年一个人知道，虽然他住在隔壁，但他并不常来这里，因此，在我们看来，这里没有危险，因我们深刻地了解乔年坚强的性格和对革命的忠诚，我们相信，他在任何严刑拷打之下，是决不会供出同志的地址的。同时，我们知道伯坚更是深知他的。所以我们不必着慌。”但他们仍旧不放心，为了预防万一起见，第三天便搬到另一座房子里了，我们住在楼下的一层。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济难会的机关，刘伯坚便是该会的主要负责者。在他的属下有三个同志，由于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工作可作，便常常作打麻将之游戏。自革命失败后，在极端恐怖的局势之下，党为了掩护起见，凡属中上层机关都布置得像一般富有的家庭或中产阶级的家庭模样，当然愈是上层其布置和装璜就愈考究。这些机关有的作为分别接头之用；有的则为开会之用。当开会时，客厅里的方桌上放着一副麻将牌，四个人围坐于方桌之四周，假作打麻将，旁边围着几个人装作观牌的姿势，这是中国各大城市一般家庭的普遍现象。因而，共产党为了适应环境，采取打麻将的政策，作为烟幕掩护的手段。但“麻将”是一种异常复杂的游戏，它本是具有很高的技巧和兴味；尤其有赌钱的性质，因而它便具有更大的兴趣和吸引力了。假如一个人学会了，就非常地喜欢玩这玩意儿。但时常玩，自然就会变成一种嗜好。据我所知，在上海差不多每一个中上层的机关都经常“打麻将”，愈到上层，“打麻将”的风气就更普遍。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当作开会时的掩护；而是变成一种享乐的游戏了。至于一般的下层干部，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根本不可能利用麻将来作掩护。但这种游戏魔力既大，又浪费时间，因而有不少党员，尤其是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的上层分子，便开始腐化，他们不去读书和研究，经常玩此玩意儿，有的甚至每天如此。例如刘伯坚本是一位生活相当严肃的同志，但由于他经常地玩“麻将”，每天如此，有时甚至整夜不睡的玩，他便变成一个爱好“麻将”的癖好者了！述之本来根本不会玩麻将，但因在天津开会时常作假玩麻将之故（在北方是真正以此作为掩护，没有真玩麻将的风气），也开始懂得一点。他不参加此种玩意，有时偶然参加一下，但那些“牌精”们同他一起玩感到不痛快，因述之对此不熟练，动作太慢，程度又低，同他们不相调和。而述之本人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去玩那种游戏，他终日同书作伴。至于我，我是会玩麻将，而且对此有兴趣的，但我没有可能参加这种游戏，这是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相当数量的金钱的，我正好没有具备这两个条件。在时间方面，我的半岁的女儿，由于中国的条件和我们的贫穷以及生活之不安定，她从没有自己的小床，更谈不到有其他的坐的车子或推到外面去的车子。因此，她除了睡觉以外，便是经常抱在我自己的怀里；在金钱方面，当时党中央每月只给我们（三个人）三十元的生活费，这个数目只仅够一个人的生活费用。当时我的女儿面部生小红疹子，我每天必须抱着她到贫民的医院去诊治，历三个多月之久。虽然上海的人力车很便宜，十几个铜元就够坐到医院，但每天必须去，而且来回便需要三十个铜元（三十铜元等于十分之一元），这在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之下是担负不起的。但我们绝不愿向党中央要求更多一点的钱，宁可自己多吃点苦。我们亲眼看到：其他的同志假如他们有了孩子，中央会自动的津贴他们，根本用不着自己去要求；甚至有许多女同志在过去并无任何地位和工作能力，而在有了孩子之后当然更无工作，但她们大多数不但有女佣人，而且还有奶娘，她们自己可以完全不管孩子，让她们终日好坐在那里享受麻将的游戏。当然，这些女同志的丈夫假如不是为瞿秋白所喜爱的话，那么就是和其他的重要人物有密切的关系，才能获得优厚的待遇。我们在这里约莫住了三个月左右，在1928年春，有一天党中央突然派李维汉来见我们，他对我们说：“我现在带来中央派你们到香港去的旅费和香港交通处的地址。”他把旅费和地址都放在述之正坐在那里的写字台上，就不作声了。述之当时就问他：“我到香港担任甚么工作，为甚么事先中央没有告诉过我，和我讨论那里的工作问题，现在突然派我到香港去，究竟我到那里去做甚么工作呢？”李维汉简单地回答述之说：“你到了香港，那里会安排你的工作的。”我抱着女儿坐在一旁没有作声。但想不到述之这次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的忍耐，而却以严厉和坚决的态度及语调对李维汉说：“党过去无论派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到那里去工作，一定要预先告诉他担任甚么工作，他应该参加中央的会议，同他讨论那里的局势和工作的方针。你们现在只简单地给我们一个交通处的地址和仅够买船票的旅费。在广州暴动失败后，现时的香港和广州特别严厉的情形之下，随时都有意外的事发生的可能，假如那个交通处发生了问题或迁移了，你们既没有给我们第二个接头的地址；也没有多余的钱，既无钱住旅馆（因为你们是准备我们住交通处的），又没有钱买船票回上海，那我们怎么办呢？你说我到了香港由那里派我的工作，究竟是谁在那里负责？由谁派我的工作呢？我的工作是应该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像这样不按照组织的程序，糊里糊涂派工作的方式，我不能接受。你记不记得？当我在中央负责时，派你们到甚么地方去工作，是不是这种态度和办法？你把旅费拿回去，从此我也不接受党的生活费了。”李维汉听了述之这一番话之后，面红耳赤，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便把旅费拿在手里，表现一种尴尬的神情走了。按照一般的常规，述之当时还是中央委员，派一个中央委员到一个地方去工作，首先便应该让他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讨论那里的局势和工作方针；同时应该告诉他担任甚么工作。尤其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香港的局势异常严重和恐怖，在这种情形之下，派述之和我到那里去工作，连防备意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据我们所知，党在当时派任何同志到其他的地方去工作，除了足够的旅费之外，一定还要多准备一些钱，以防意外；同时还需多给一二个可靠的地址，以防临时迁移（这是常有的事）。这两件事，差不多成为党在当时特殊恐怖的情况下保卫同志的一种措施。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对待述之的态度便完全两样（主要的是瞿秋白对付述之，我是被牵连在一起的）。只给我们一个交通处的地址和仅够买二张三等船票的旅费（我记得约三十元左右），准备我们到了香港便住在交通处，因而没有为我们准备住一二天旅馆的费用。像这种对同志的刻薄待遇，在过去绝对没有；尤其在当时更不应该（对其他同志不会如此）。这显然是瞿秋白的蓄意陷害。实际上，他并没有准备述之和我担任甚么工作，而只是把我们一起（连同我们几个月的女儿在内）送给敌人吧了。因他深知当时香港的情形，他为我们所准备的条件，在那种情形之下，无疑安置了一个陷阱，我们一定会一起跌落下去的。在不久之前，瞿秋白阴谋的安排我们住在交通处的危险情形（如上面所叙述的），同这一次他阴谋策划的陷阱连系起来，这便无误地表明瞿秋白处心积虑的企图毁我们生命的意向是如何地坚强和恶毒了。李维汉是法国勤工俭学出身，湖南人，体格高大，阴沉寡言。他于1923年开始，便担任湖南省委的书记。1925年1月第四次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1927年第五次大会后，他仍旧回到作省委的书记。当同年5月21日长沙的马夜事变发生时，他就带着整个省委离开了长沙，而他本人就逃到武汉去了。他在听候中央的指令和希望国民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藉口之下，来掩护整个省委的临阵脱逃。当地的下级干部和群众领袖准备集合长沙，领导四郊的农民准备进行反攻长沙。但当驻在武汉的共产党中央下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静候国民政府来进行解决时，四郊的农民已经向长沙涌来；由于长沙整个省委的临阵脱逃，以致使浏阳县的农民队伍因来不及得到共产党的通知而全数被许克祥的机关枪扫射了！按照一般党的常规，李维汉带着整个的省委而临阵脱逃，是应予以严重处分的，但在当时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合流的情况之下，他的这种罪恶的行动，在藉口等待国民政府解决的掩护之下，在瞿秋白的眷宠保护之下，他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指责和批评；而且后来还升高一级，作了瞿秋白的重要助手——中央组织部的书记。自1949年中共胜利后，李维汉仍旧被选为中央委员。他的职务是代表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控制各党人物的首脑。从上面的叙述中，便发生了一个问题，为甚么瞿秋白既剥夺了述之在党内一切职位之后还要进一步以借刀杀人的阴谋来毁灭我们的生命呢？这是极难使人理解的，即述之和我本人在当时也想像不到。但由于我们曾经住过的交通处被破获，以致张宝泉夫妇被捕和遭枪决；随后再把瞿秋白派述之去香港的陷害策划配合起来，加以分析和研究，我们才能了解这决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其深远的原因的，为了要发掘这一深远的原因，我们就必须追溯一下瞿秋白和彭述之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瞿秋白于1923年夏从莫斯科回国后，由于当时党内的人材缺乏，党就任命瞿秋白为新青年杂志的主编。他从俄文的书籍和材料中，编写了不少的文章。虽然同志们对他的文章都感到不易了解，但由于当时党内一般同志的理论水准甚低，大家就认为瞿秋白是党内的理论家（我当时亦其中之一）。从此，他在党内便享有理论家的声誉了。但在1924年8月，彭述之回国后，他一方面参加上海地方的实际工作；同时又在向导和新青年写文章。他写了几篇理论性的作品如《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以及《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等。由于他的文章不是从俄文编凑而成，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阐述中国问题，而且由于他的思想有条理而合乎逻辑，使同志们看了容易获得中心的观念。因此，不但国内一般干部和党员，认为彭述之的文章才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于无形中认为他是当时党内的理论家；即在莫斯科理论水准较高的旅莫支部的同志们的眼光中也是如此。而对于瞿秋白把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翻译过来改为《社会科学讲义》当作他自己的著作，是表示鄙视的。1925年1月举行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述之以旅莫支部的代表参加，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宣传部的部长并主编向导和新青年，而又在彭述之所主持的宣传部作为一个委员。在这种气氛和现实地位的情形之下，瞿秋白在彭述之被党和干部尊重的光照之下，便显得暗然无光了。这是自以为了不起的瞿秋白的所不能忍受的。因为瞿秋白是一个典型的追求虚荣和权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的灵魂的深处，便产生了对彭述之的极端嫉妒。随着时间的进展，由嫉妒发展而成为仇恨，这就是他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企图报复，阴谋策划来打击述之的真实原因。此外，由于瞿秋白个人的性格阴险残酷，因而对述之由嫉妒而发展起来的仇恨，便更进一步地发展到企图假借敌人的魔手来毁灭我们的生命。同时，也因为党在当时已经把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完全输入党内来了，这二者配合起来，那就更使得瞿秋白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任何阴谋陷害的勾当都可以做得出来。从斯大林在30年代毁灭了整代的老布尔塞维克和无数革命者的残酷事实中，也就不难理解瞿秋白企图对述之和我的阴谋陷害的秘密了。假如他当时也像斯大林一样有政权的话，那么，我们便成为官僚制度祭坛上的牺牲品了！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代替莫斯科清算了陈独秀，作了总书记后，有计划地排除了一大批老领袖和干部；奴颜婢膝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盲动主义（武装暴动）的政策。但他享受这个“荣誉地位”的时期是很短暂的。由于暴动一个接着一个地失败，干部和党员以及革命群众的惨重牺牲，因而在共产党内兴起了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的不满情绪，到处都听到反对盲动主义的声音，以致形成了党内的危机。这种情形，当然也带到了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大会中。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便把瞿秋白当作代罪羔羊，因而以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代替了他的总书记地位，但实权却掌握于李立三之手，向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这就同瞿秋白以前利用工人的名义来对付他的政敌一样，对瞿秋白来说，这倒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由于瞿秋白驯服地在共产国际的领袖面前“承认错误”和“自我批评”，因而共产国际指定他作为中共驻国际的代表，他在那里消度了两年舒适而安定的生活（带着他的妻子），直到1930年9月才被派回国。1931年3月的四中全会，从莫斯科派来的米夫支持王明等清算立三路线的同时，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也被取消了，他在党的地位从此完结了。这便是瞿秋白开始陷于痛苦和转向背叛的时期。1933年末，党中央决定瞿秋白到“江西苏区”工作。他在准备进入苏区之前，曾向党中央要求他的妻子杨之华同去而遭到拒绝，由此表明他当时在党内地位之衰落到了何种程度；其痛苦和感伤可想而知了。他于1934年2月到达了“苏区”。他被派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人民教育委员，但由于王明派的博古（秦邦宪）对他的排斥而没有任何实权，不过一个空位置而已。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长征”，并决定瞿秋白留在瑞金工作。当1935年2月23日共军从瑞金完全撤退时，瞿秋白与邓子恢、何叔衡等化装商人准备由福建到厦门然后搭船往上海。但在福建武平县水口乡被国民党驻逮捕。瞿秋白自被捕后，就在狱中写了他的《多余的话》，这可说是一篇投降书。在这个将近二万字的小册子中，从头到尾我们随处都可以发现他的贪生怕死的意图。他巧用心机地把他的身世、性格、学识，以及嗜好等描绘出来，表明他自己不是一个革命家，而只是一个“文人”；他之所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历史的误会”。例如他在《多余的话》的“历史的误会”一章中说：“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十几年……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是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见司马璐的瞿秋白传附录多余的话）瞿秋白的上面这一段话，可以说是他的投降书的序言。其用意是在表明他的性情根本不能作为一个革命者。接着他又强调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在“我与马克思主义”一章中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份，唯物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根本就没有读过”。引文同上）这种说法倒是真实的，正如他自己在《多余的话》所说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听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但最重要而明白的还是他下面一句话：“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了，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在他的“文人”一章中，他极尽贬损文人之能事，把文人描绘成为“懦怯”，“动摇”，“怀疑”，“优柔寡断”，“随波逐流”的典型，而且还说这些都是“文人必然的性格”，并说自己就是具有这类性格的“文人”。他尤其强调说：“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为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引文同上）这个在过去不可一世的骄傲而看不起人的瞿秋白，一旦被敌人逮捕，就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如此没有一点自尊心和颜面的可怜虫。其贪生畏死的意图是如何地明显，而乞求敌人饶恕的手段又是如何地卑劣了！不仅此也，最妙的文章还在后面哩。好的戏剧最后的一幕是最精彩的；瞿秋白的投降书的“妙文”，也是排在《多余的话》最后一章的“告别”中，他说：“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际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引文同上）瞿秋白上面的这段最后的话，是异常之清楚地向敌人表明：他“实质上离开了共产党的队伍好久了”。因此，他不愿意慷慨激昂而“死”；宁可做一个叛徒而“生”。同时也就是更明白地告诉他的敌人：不要误杀了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留着他的生命或者他还可以有所贡献。例如他说：“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甚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引文同上）这不是明显地表明他的愿望而又恐怕他的敌人不接受吗？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虽然彻头彻尾是一篇投降书；虽然他集中了他的精神和智慧，精细而周密地从他的出身、性格、思想，乃至嗜好各方面来描绘自己不是一个革命者，虽然他尽可能的忠实和坦白，企图感动敌人的肺腑而饶他一命。但其结果，国民党却不纳降，终于辜负了瞿秋白的乞求而结束了他恋恋不舍的生命。这对他来说，不但是可悲，而且也是最不合算的。假如他具有革命者的风度，不贪生畏死，没有写《多余的话》，凭借着他的结果，以及他临刑前高唱国际歌的姿态，无疑地他是一名烈士；也不会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被周恩来[1]揪出来，公布他为叛徒的。唉！在烈士墓安息了三十多年的瞿秋白，终于被揪出来“斗垮”、“斗臭”了。因此，《多余的话》，对瞿秋白的结果来说，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多余的话》了。但对他本人的性格和为人来说，它确是一篇真实而具体的自我写照。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慷慨牺牲、从容就义的革命战士不计其数；但像瞿秋白这样背叛的尚不多见！瞿秋白的背叛情节，虽然与向忠发[2]的下跪求饶命的卑贱姿态有所不同；但其灵魂的深处，其贪生畏死乞求敌人饶命的意图是一样的。不过由于二者的身份不同，其表现的方式也不一样吧了。向忠发是一个流氓工人出身的武汉撑船工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屈下“膝头”来表示哀求饶命；而瞿秋白是一个善于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他便用“笔头”来代替“膝头”向敌人求饶了。但不管“膝头”和“笔头”，都一样遭到敌人的拒绝。这对于两个叛头的结局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可耻的悲剧。周恩来在另一次说：“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启发，年青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见明报月刊24期78页刊载：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接见财贸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1]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知道戚本禹发现了瞿秋白的叛变文件，因瞿秋白的墓碑是周题字，他为了自保，怕红卫兵搞他，就决定把瞿秋白的叛变真相公布出来。周恩来说：“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晚年变节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见明报月刊24期79页刊载：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的谈话）[2]向忠发被捕后，供出了四个党机关的地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十章在河南工作的两个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十章在河南工作的两个月约莫在上海逗留了四五日，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独自乘火车到河南去，途中在徐州的旅馆里住了一夜，次晨转乘火车直达开封。当火车抵达开封的车站时，我刚从车厢中走下来，王若飞穿着一套白色的中山装在月台上出现了。他看见我表现惊喜的神情，他说：“我知道你在这几天内会到开封来的，但想不到恰巧就在这里碰见了！我本是在这里等火车到卫辉去视察的，但现在我决定不去了，转回来接待你。”我急忙地对他说：“我想这不必要，我可以找到当地的党部机关，他们会安排我的。”他听到了这话，好像猛然惊醒一般，急急忙忙地跳上了火车。他是中央派到河南的物派员，他的权力和地位，在河南党书记以及中华铁路总工会的会长之上。他是河南省的最高领导者。我走出火车站，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把我送到河南省党部机关（中央给我的地址），一到那里，看见几个青年同志正在认真的工作，如抄写和油印等。其中只有河南省委书记唐际盛是我在武汉时认识的，他是湖北人，也是早期共产党人之一，在１９２３年春我在离开武汉而去北京之前，在一次全体党员大会上，讨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事前国际代表魏琴斯基曾至武汉同董必武和陈潭秋等商讨，当时陈潭秋为湖北省委书记）。但有少数作工人运动的同志则表示反对，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唐际盛，他在那次会议中，发言的时间很长，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言词激烈，代表无产阶级的立场，态度异常坚决。我在这次会议中才第一次认识他，这次重新相见，当然就很熟识了。他安排我暂时住在党省委机关里，因关于是的工作要等到王若飞回来才能决定。省委的机关很可怜，一座简陋的平房，只有一间大一点的客厅，一间小卧房和一间厨房，唐本人就住在小卧房里，同时，为了经济起见，青年团的省委机关也在那里，而且青年团的书记张寄帆和其它二个同志也住在客厅里。实际上，所谓客厅即办公厅，同时也是睡房，一到晚上睡时，几张办公的和吃饭的大长桌子，都变成了床铺，大家都分别睡在上面。而我在此二三天之中，也睡在一张桌子上，一直等到王若飞从卫辉回来才安排我的住所和决定我的工作。唐际盛当时看来不到三十岁，但肺病已相当严重。虽然如此，但他好像满不在乎似的，而且也太不注意饮食。这机关雇了一个厨师，但伙食异常之坏，经常总是吃些白馒头和咸大头菜，没有肉食和新鲜的蔬菜之类。像这种缺乏营养的食物，对于一个有严重肺病的人当然是不相宜的，即对健康的人来说，也是不够营养的（事后想来，当时我也是一样不注意这些）。但由于当时的共产党人，大多数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当然有少数还是注意自己的物质生活的），就是只顾革命工作，而不顾自己的生活和健康的，像唐际盛就属于这一类的共产党人，他自觉地吃苦近乎清教徒式的。当然，这一方面也是由于党的经费不足的原故，因共产国际帮助蒋介石、冯玉祥、岳维俊这一类的军人领袖是过分的慷慨，拿大量的金钱和军火给他们，并派大批的俄国顾问帮助他们，对他们抱着极大的幻想，希望他们因此而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日常活动费则异常之少。因此，作党内工作的同志每月从党取得的生活费，每月约20元至30元，包括中央委员在内（约等于一个工作的薪金）；但那些做国民党工作者比之做党内工作同志的收入多至三四倍，有的甚至十倍以上的。因此，某些注重物质生活的党员，喜欢做国民党的工作，在这种经济条件之下，他们的生活便日趋腐化，但仍旧有少数气质很好的共产党人，虽然在国民党作很大的官，他们仍旧保持克已朴素的生活，如谭平山、苏兆征和董必武等。当我住在河南（开封）省委机关的第二天，我们大家正准备吃午餐，一个油头粉面，穿绸跨缎，足蹬缎子鞋和丝袜的年约三十左右的男子走进来，我很惊奇，唐际盛向我介绍；“他是彭泽湘同志，湖南人，曾经到过苏联。”当然唐也向他介绍我的名字。彭叫厨师到馆里叫了二三碟肉食和很好的新鲜蔬菜之类的菜和一些饭，他自己一个人在另一张小桌子上吃，我们几个人则在大桌子上吃白馒头和咸大头菜。他请我到他的桌子上同他一起进餐，我当即婉言拒绝。我觉得他很不聪明，假如他因看到我们的伙食太坏，就应当把自己的菜拿来同大家一起吃，根本不应该单独一个人享受；假如认为我是刚来这里的客人，他不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招待我的。他当时担任河南省国民军第二军长岳维俊的部下邓保珊名下政治部主任，俨然，一副庸俗官僚政客的派头，同这里几个负责党内工作同志的吃苦耐劳和极端朴素的生活态度和形象，形成了一个对比。这是我第一次对他的印象。数日之后，他又请我和王若飞在一家颇为考究的菜馆晚餐，表示尽东道之谊，因我是刚来这里的。随后虽然在开封（他常来我的住所）或郑州某些场合中碰到，但由于我从一个共产党员的观点来看，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多同他交谈。他往后在工作的过程中（他不愿意作本党内的工作）始终是扮演一个小政客的角色。1926年，北伐期中，他曾任唐生智国民革命第八军的政治部主任。但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由于他过惯了物质享受的生活，同时为着避免危险，他就决定抛弃这个可怖的共产党人的头衔，而投身于敌人的营垒里，充当一个小官僚去了。当革命上升时，像这类典型的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走进共产党里来不少的，他是1921年为赈灾委员会委员之一，由胡鄂公介绍给李大钊，得到李的同意派他从北京随同赈灾委员会带着大量的粉面到苏联救济苏联的灾荒，于1922年加入共产党，随后在东大学习，他是受苏联革命成功的影响而在那里加入党，随着革命的上升而作官，跟着革命失败而脱逃，真不愧为一个“识时务者”！当时统治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长岳维俊是属于冯玉祥国民军的一个派系，冯玉祥为第一军长。这位狡猾的基督将军，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也是一个投机取利，看风转舵的军人。他于1924年发现自国共合作后，莫斯科异常慷慨地拿出大量的金钱帮助国民党，他的思想很迅速地起了变化，表示倾向于苏联。当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冯玉祥倒戈，使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曾受到致命的打击。在冯玉祥倒曹吴成为“革命的将军”，从此国民军就得到大量俄国的金钱、俄国的军火，以及俄国的顾问。因此与冯玉祥同一系统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长岳维俊以及他的部下邓保珊等当然是步冯玉祥的后尘，他同样地获得苏联的金钱、军火和顾问。当然，这班投机的军阀为了获得苏联的金钱，尤其是军火巩固其本身的地盘和扩张势力，也就不得不开放某种限度的民众运动，因而在当时国民军统治下的区域，就发展了天津、唐山、郑州的工人运动，尤其是一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当我到达开封后，我便发现苏联派了十个俄国顾问在那里从事各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指导的工作。如作军事顾问，工运指导，以及从事农民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和进行农民协会等。开封行宫角一座西式楼房便是岳维俊的军事顾问西那林的住宅，其中还住有西那林的书记布洛夫和从事农民运动指导者荷林二个俄国同志。我和这两个同志有接触，因王若飞常派我到那里去作些技术上的事情，如取款，或介绍某些同志和他们接洽事务等等。此外，在开封的郊区——南关，那一座大花园别墅，其中有池塘、球场、橱木和花卉，以及一切现代化的设备，那里面约住有三十几个俄国顾问。行宫角和南关花园别墅是开封最精彩和现代化的地方。岳维俊为了取悦于苏联，自然把最好的房屋给俄国顾问享用。共产党在那里的活动，是以工人运动和军事工作为中心；农民运动，也有专人负责。河南的农民运动当时已有很大的发展，全省已有将近二十万的农民协会的会员以及六万农民自卫军。而工人运动主要的是以铁路工人为主要对象。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便设于郑州。刘文松为该会的会长，王荷波、李震瀛、张昆弟、佘立亚等，均为该会的委员，彭树敏为秘书。刘文松，湖北人，京汉铁路的工人领袖之一。看来精明能干，对人的态度甚和气。李震瀛北方人，体格高大，相貌堂皇，有演说才能。王荷波北方人，津浦铁路的人工人领袖，他不常在河南，我很少和他接触。此外，如张昆弟、佘立亚和彭树敏均为法国勤工俭学，张为我在北京时所熟识的同志之一，且有相当友谊，佘立亚和彭树敏均为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佘立亚是一个异常忠实的革命者，他同张昆弟是一种类似的典型。彭树敏的技术方面很擅长，对同志的态度亦甚和气，他们三个人都住在中华铁路总工会的机关里，我在刚到河南不久，同一个作女工运动的女同志李佩泽住在那里。她是保定女子师范的毕业生，后为王若飞的妻子。当我在郑州时，常被中华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层邀请参加他们的会议，而每次会议都是在刘文松的家里，因在这些同志中，只有刘文松有家室。他的妻子虽没有受过教育，但很和善，每次会议后，她总是作些特别的好菜款待我们。我同这几个同志的关系都很友好。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几个负责者，除李震瀛有相当的理论修养外（因他在中共成立的初期，曾从英文翻译了许多文章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并担任国际代表的翻译工作），其它的几个负责者的理论水准都不高，政治也不甚强，而且有一种实际主义的倾向，不甚追求作为党的负责人应有的理论和政治知识；同时还有一种私人结合的小组织倾向。这两种传统，可能是受张国焘的影响，张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同铁总的某些领导者，如王荷波、刘文松、罗章龙、张昆弟等私人有历史的关系。我的主要工作据点是在开封，但每当郑州有罢工运动发生或其它的群众大会时，王若飞就派我到郑州去担任宣传工作，——演讲和文字工作。当郑州的纺织厂的全体男女工人反对他们的资本家穆藕初的过分剥削（上海的大资本家，郑州不过是分厂），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女工和童工的待遇举行罢工时，我被派到郑州来，住在郑州青年会的一座大楼房里。成群结队的男女工作都涌进青年会会址的广场内，听取我站在第二层楼凉台上对他的的演说。昔日的基督教圣地的郑州青年会，而今成为共产党人的活动场所，在里面举行罢工工人的群众大会，让我对他们作鼓动性的演说，我鼓励他们坚持到底一直达到胜利为止。尤其强调女工和童工的待遇悲惨，应争取改善等等，这在平时是绝对不可能的。但由于当时统治河南的岳维俊需要苏联的帮助而倾向苏联，容许共产党人在那里活动，而且势力很大，因而使一般人感觉得到：未来的中国也许是属于共产党的。郑州青年会的总干事，是一个异常灵活善于外交的中年男子，他当然比普通人更为敏感，因而他对共产党人，尤其是领袖和干部特别客气。他不但把整个房屋（除了他和他的妻子所住的一部分外）供献给我们享用，甚至有一天傍晚，他和他的妻子到我的住所来特别请我和他们一起晚餐，并邀请同我住在一起的二个作技术工作的女同志作陪，他特别声明：这次是他的太太亲自作菜请我的（平时有女用人作），表示对我的好感。郑州青年会的会址，位于郑州公园的正对面，空气新鲜，完全西式建筑，有现代化的设备。住在这里比之住上等旅馆还要舒适得多。因它有宽大的庭院和运动场所，从那时起，这地方便成为从各地来的共产党领袖和干部的旅舍，一直到1926年奉系军阀吴佩孚打到河南，岳维俊撤退时为止。当我到河南后，王若飞指派我的工作是叫我准备一系列的演讲题材，作为在开封各学校演说的准备。首先是他们安排我到河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演讲妇女问题，其次是在省立男子师范学校和男子中学作关于五卅运动的演说。最后一次是在河南的中州大学，讲题为“帝国主义与五卅运动”。当我乘人力车到达中州大学校址的大门时，看见成群结队的学生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女的异常之少）都往中州大学涌进，可见准备听取演讲者并不限于中州大学一校的学生。我这次所准备的题材较之以前更为严肃，我阅读了许多自鸦片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侵略的史料；同时与当时最新鲜而具有激动人心的五卅运动连系起来，作了约二小时系统的而且有鼓动性的演说。演讲厅内挤满了人，主席台上，中州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乃至各师范和中学的校长和教师分成两排——演讲台之两旁——坐在上面。当我步上演讲台上时，虽然感到气氛异常庄严，但我心里并不着慌，因我所准备的题材已有把握。我没有演讲稿（这是中国一般的传统），但有几张头记下我的演讲大纲和重要的历史年代和史实等，我按照我所准备的次序发挥下去。当我演说时，由于我的准备有把握，因而我有充分的精神去注意关于演说时的姿势、声调乃至注视听众的反应等等。会场是一片寂静，除了我的声音以外，没有一丝声音，这情景使得我的演讲更为有利，我更能够聚精会神地使得我的演词更为有力，态度更为自然，当我的演讲完毕时会场才突然发出一阵鼓掌声。当天晚上，王若飞听到同志们的报告，他们认为我这次的演说，比之以前几次更好，于是他向我要求想知道我演讲的内容。当我把我的演讲大纲逐条叙述其内容之后，他很高兴，热烈地拥抱我，他称赞我的演词内容丰富而合乎当时的需要。由于岳维俊需要苏联的帮助而开放某种限度的民主和共产党人在各方面的努力工作，在客观上对于我的工作开展准备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开封的学生都开始活跃起来了，即一向保守的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学生，在听取了我的演说之后，也活跃起来，领导分子都一批一批地到我的住所来访问我，我首先鼓励她们在本校组织学生会并告诉她们不但本校要有学生会的组织，而且还要进一步地同其它各校的学生会取得联络，组成全河南省的学生联合总会。经过一段短暂的时间，全开封男女各校的学生自治会都组织起来了，而且全开封的学生联合会总会也开始组织起来。此外由学生联合总会所发起组织一个反帝大同盟，在这个名义之下，容许各工会和各种团体乃至个别的作家、教授、教师、新闻记者和职业人员等都可参加。当反帝大同盟举行成立大会时，上述的这些学生会和团体都选派代表参加，个别的知名人士，也以个人的名义前来参加，齐集一堂，声势浩大。在反帝大同盟的宣言和章程讨论和通过之后，就是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该会的领导层。我虽然不属于任何团体而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但所得选票之多，竟超过任何一个当选的人。这在客观上对于我反而起了一种制动的作用。自此以来，各校的校长，尤其是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校长便开始注意我，他们曾分别到我的住所来访问我。随后不久，当我到各女校去访问学生领袖时（那些领袖分子都是和我熟识，曾经来我的住所访问过我的，）门房却拒绝通知，只是说某某不在学校，而且每次都是如此。我便完全了解这是学校当局的措施，不让学生同我接触。学校当局突然采取这种措施，是与河南的统治当局有关的。凡是官立学校的校长，甚至私立学校的校长，他们都是同当地的官方有密切的联系的。假如他们不同官方采取一致态度，那么他们的地位便不能保持。省立女子师范和省立女子中学的当局，不允许我会见学生（以前是可以会见的），显然反映当时岳维俊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河南的统治者岳维俊，虽由于需要苏联的物质帮助而必须开放某种限度的民众运动；但同时看到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尤其是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都在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本能的感到一种威胁，于是便开始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首先被注意的是公开露面活动的萧楚女和我。因为从我到河南后，由于他有演说才能，曾多次同我一起出席开封的各学校（除女子学校和中州大学外）和民众团体的演说。萧楚女湖北人，武汉早期共产党人之一，是一个面部完全被天花破坏的中年独身男子，资质聪明，有鼓动才能。虽然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准并不甚高，但他的写作能力却很强，文笔轻松、流利，而富于鼓动力，同他的演说一样。他当时主编一个一般性的左倾刊物，恽代贤（恽代英的弟弟）为其助手。萧楚女在河南早在我之前，当我到开封后，王若飞便安排我住在萧楚女和他的助手二人所租的一座房子里，他们请了一个厨师，我同他们一起共食。为了应付当地落后的环境起见，我称萧楚女为舅父。一个傍晚，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灯下写东西，绿色竹门帘外面的客厅里站着几个武装的士兵，面正对着我的房间喊着：“萧楚女出来！”“萧楚女不在家。”我在里面回答说。“你不就是萧楚女吗？”兵士说。“不是的，他是一个男人”。我说。“他是男人吗？明明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哈！哈！由于萧楚女和恽代贤都不在家，我只好从房间走出来应付这件事情，我问他们：“你们找萧楚女有什么事，等他回来了我可以告诉他。”“他既然不在家，那就由你告诉他，我们是奉上面的命令来通知他，叫他马上离开河南境内，否则就要不客气了。”（逮捕之意）从此萧楚女就离开河南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当教官去了。1927年革命失败后不久，他同另一教官安伟诚（日本留学生）一同牺牲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王若飞从郑州走到开封我的住所，他对我说：“萧楚女离开河南，我们已得到情报，岳维俊已注意到你，也许你的情形比下令驱逐出境还要严重。我已同俄国顾问商量过了，你暂时就住在他们的住所里，不要出来，往后再安排。现在收拾一下你日常所需要的衣物，我同你一起到行宫角去。”其时，已是傍晚，在暮色苍茫中，我们乘着二辆人力车一直达到行宫角俄国同志的住宅。大家一同共进了晚餐之后，王若飞去了，我就在这里住下。在这里约住了一个星期，除了有时和俄国同志闲谈外，整天只是读书和学习俄文，在这里根本见不到一个中国同志，因这地方除了王若飞，彭泽湘和我常来外，没有其它中国同志来（除了异常必要，偶然由我们带某个同志来和他们接洽事务），即俄国顾问的翻译员也从不来这里。因此，我住在这里觉得有点沉闷。我在来这里之前，曾接到一封从郑州寄来的张昆弟的信，其中叙述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全体领导层和某些干部，对于王若飞的工作态度，如专断、不尊重同志的意见等，且生活浪漫，如嗜酒与女人等，尤其反感的是：王若飞利用个人的特殊地位，把持一切；利用组织的名义，假公济私（他们举出实例）。因此，他们准备联名写信给党的中央政治局，控告王若飞，他们征求我的意见，并要求我签名。由于我不能立即到郑州和他们面谈，同时我觉得这件事异常重要，于是就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回答张昆弟，表明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他们作了善意的批评，并提出具体的建议。首先，我向他们声明：“我不能同意你们的作法，即用私人联名方式向中央政治局控告河南党部的特派员，我认为这种办法近乎私人的结合，而不合乎组织的程序。我既不是中国全国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也不属于这个组织；只不过有时参加你们的领导层会议，同你们私人的关系尚好吧了，单凭这种关系，就要求我签名，这就等于私人的拉拢或结合。”我除了上面对他们的声明和批评外，还向他们作了如下具体建议：“……你们对王若飞的批评，如专断、不尊重同志的意见、生活浪漫……等，我认为是对的，我也有同感；但你们以私人联名向中央控告的作法，我认为不合乎组织的原则。你们可以在当地党内进行批评，假如当地党部不能解决，再由党部将实情报告中央，让中央判断和解决。”约数日后，王若飞又调我到郑州去暂住青年会，等待中央的来信再定行止。在这里比较自由一点，不但同志们可以来见我，而我有时晚上还可以出去走走。张昆弟得知我来郑州，他到青年会来见我，他向我声明，当他们接到我的回信后，他们都同意我的建议，他并且告诉我，他们已放弃以私人联名向中央控告王若飞的作法，而准备在一个党的干部会议上公开进行批评。我听了他的叙述后，回答他说：“这样做，才合乎组织的程序。否则，即使你们对他的批评是对的，但你们的组织立场站得不稳，也会受到严重的批评的。”这件事，除了他们外，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然我没有必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连王若飞在内（我准备将实情报告中央政治局）。但过了几天在一个晚上，党干部会议在郑州召开了，由于郑州是工人运动，尤其是铁路工人运动的中心，所到干部，以作工人运动和工人干部最多，因而在进行批评王若飞时，以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会长刘文松为首，铁总的其它领袖和干部，一齐向王若飞猛烈的攻击。虽然王极力解释和辩护，但由于铁总方面的领导者和干部全体一致反对他，他的解释和辩护，对他们不能发生任何效力。但河南省委的委员和干部，并不完全附和铁路的批评，也不为王辩护，他们主张把实情报告中央，由中央判断，干部会议不能作决定。在这种情形之下，王若飞和铁总之间的问题在干部会议上不能决定，只好决议留待中央去解决。王若飞出身于偏僻的贵州一个小官僚家庭。据他自己说，他幼年就加入了哥老会——一种秘密会社——而这种会社，有它自己的戒律和道义。假如一经加入会社，大家就如兄弟一般相互帮助和重义气；但同时它也有很浓厚的流氓传统。由于王若飞出身于官僚的家庭，他所接触的当然也是些官僚分子，而这些人差不多都加入哥老会的，他们就等于当地的高等流氓。他幼年就同这些人搞在一起，因而王若飞也重友谊和感情而富于义气，但他的风度和语言还残存着官僚的和某些流氓的习气；随后，他又在富于醇酒与美人的法国呆了多年，又习染了爱好醇酒与美人的习性。因而落后的封建残余（哥老会这种秘密会社是前资本主义的一种组织形式）和资本主义的罗曼蒂克混和起来，这样便把王若飞雕凿成为一个东方式的名士风流和西方式的罗曼蒂克混合的型像。他有魄力，且有相当的工作才能，但由于他的性格、出身的环境以及他往后所受的社会影响，因而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对同志的态度有些专断，不尊重同志的意见，感情用事，以及生活浪漫，说话有时流露出某些流氓的话语等等，这些因素，便构成了河南的同志，尤其是铁路总工会的领导者和干部对他不满的情绪。他同陈乔年的友谊之笃，在同志关系中是特殊的，超乎寻常的。他俩就好像一个秘密会社一样，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秘密，但陈乔年比王若飞年幼一二岁，比较单纯，不如王之老练和社会经验之丰富，因而常常为王所利用而不自觉。由于我在河南当地的统治当局驱逐出境，不能继续公开活动；作党内的秘密工作，他们以为开封和郑州认识我的人很多，而且地方落后，一个女子不像男子一样能够隐藏，因而王若飞决定写信给中央，并叮嘱我住在青年会里不要多出来，等待中央来信后就决定我的行程。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八、迎接上海解放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八、迎接上海解放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后不久的一天，一架飞机载着张鼎丞等人从延安抵达太行山，随来的还有4位女同志，记得其中有罗克（张鼎丞夫人）、罗琼（薛暮桥夫人）和叶群（林彪夫人）等。张鼎丞来后，给我们传达了党的七大会议精神，总的一点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没过几天，8月15日，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们大家欢欣鼓舞，同时开始做进城的准备工作。不久，区党委决定让我去负责接管平顺县，并准备以此为试点总结接管经验。我去后，当地县委和政府已开始接管物资。因传说阎锡山的军队要回来，我们便马上组织人力把接管下来的大批粮食、食盐等运出城外，同时，也组织一些同志写经验汇报。第三天，忽然接到中央的电报，要调我到上海去工作。这时，正好有一批领导同志从延安经过太行到冀南去，组织上便决定我同他们一起走。我回区党委机关，办了移交手续，并安排好总工会的工作，带了一个警卫员、一个饲养员，骑了一匹马赶往从延安来的同志们的住地。这批中央来的领导干部也是乘飞机到太行山区的，其中有林彪、薄一波、陈毅、滕代远、萧劲光等10来人，都由我们区党委负责接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过去都认识。当时，冀南方面派了一个营的部队来接应，我们太行军区也派出了一个营护送大家过平汉铁路（此时日军还占据着铁路线）。大家住了一天便动身了。我们经过涉县、任村、林县，在淇县准备过铁路。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吃了饭，然后稍稍休息了一会，便开始接近铁路。这时天渐渐黑下来了，当我们刚过铁路，忽然听到北面有“啪啪”的枪声打来。开始我们没有理会，后来为减小目标．大家只好下马行进。我们很快来到了淇河边，正要过河，前面村庄又有手榴弹打来，部队只好暂停。据冀南方面来接应的同志讲，他们来时并没有发现这一带有敌人。后来经侦察，才了解到是村子里的民兵听到外边枪响，以为敌人来了，便开枪壮胆。事情倒没什么，但由于刚才的枪声，却使我们队伍内部出了点混乱。当时林彪和叶群雇了一个民夫挑着担子，前边是行李，后边是他们的孩子（林豆豆）。当听到枪声，挑夫扔掉担子自己逃命去了，把孩子也丢了。我们正准备找孩子，可听来接应的同志说，这周围都是花生地，现在天黑很难找，等天亮了他们负责找到送过来，并让我们先与大部队一起过河。叶群当时哭着叫“豆豆，豆豆”，还坚持要先找孩子，不肯走。因情况不明，形势紧迫，林彪在一旁劝叶群天亮后部队同志一定能找到的，这样我们才开始过河。山里的几匹马见到河水死不肯过，我们正准备硬牵过去，冀南部队的同志劝我们，前面他们的骑兵有很多马，于是我们将这些马放弃了。过河后大家都骑上了新换的马，又走了20多里路才宿营。天亮后，部队的同志果然将孩子送来了。以后，在“文革”中曾有一篇署名林豆豆写的关于这件事的回忆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题目为《董叔叔》。其中一段描写叶群当时如何勇敢、如何舍弃孩子与敌人战斗，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来到了滑县著名的土特产集散地——道口。这里有一个码头，每天都有大量土特产品在此转运各地。不远处的滑县县城虽大部已被我们收复，但还有一部份伪军占据着县城的一个角落，我们部队正包围着他们，迫他们投降（最后被我军歼灭）。接着，我们来到了濮阳，见到了宋任穷，他是那里军区的负责人。此地比较富裕，我们住了几天，等待中央的指示。在这里，我们听到了毛主席到重庆的消息，大家都很关心。不久，我们便分头出发了，林彪等人去东北，我们去华东。我与张鼎丞先到淮阴，以后陈毅也来了。又住了几天，华东局派一位交通员高骏送我到四师张爱萍那里，然后经镇江到了上海。当时上海还很乱，高骏带我来到一家作联络的裁缝店，见到了上海地下党的朱品方，他是这家裁缝店的主人。那两天夜里我就睡在裁缝的工作台板上。以后又见到了张祺（中共上海市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刘长胜（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后任中共上海分局副书记）。在一家饭店里，刘长胜要我大概讲了七大的精神，上海的同志们很受鼓舞。根据组织决定，我被安排在中共上海市工人运动委员会（简称“工委”）工作。抗战胜利初期，工委归中共江苏省委领导，1947年1月中共上海分局成立后，于5月成立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具体领导上海学委、职委、工委等群众运动的党的工作。我去时工委的其他成员有：张祺、陈公琪、王中一、马纯古（不久调香港办训练班）。张祺是总的领导并分工负责棉纺行业；陈公琪负责上电和机器行业；王中一负责丝织、法电和市政行业；马纯古负责全市纺织业；我负责新闻、出版、印刷业，开始时主要是领导《生活知识》周刊，以后增加了印刷行业，如各个报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及印钞厂等，总之，当时凡上海印刷行业的地下党的工作都由我负责。在上海，要站住脚，首先要有一个职业来掩护。先是在东台路找了一间二层楼的住宅，准备让我在一楼开个裁缝作坊。但第三天，忽有一个自称是“兰兰”的小姐，带了一位国民党空军军官的老婆和孩子来，说房子是她们租的。我问张祺是怎么回事。张说：“这所房子原来是我们地下党电台的一个工作站，后来曾几次被日本人破坏。日本人投降后，电台人员都去根据地了，房子便由我们接管下来，而现在明摆着国民党军队是来强占房子。”考虑情况复杂，张让我不要计较了。这样，我便搬到了陈公琪的住处。陈住在大东门警厅路集贤坊一幢房子里。下面是会客室，陈的父母就住在二层楼上，陈的父亲在为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看管一个仓库。陈住亭子间，我住在假三层，以后工委每次碰头，都在我的房间里。安定下来以后，我首先是去家乡把爱人和3个孩子接出来。因为临来以前，周恩来一直很关心聂荣臻的女儿聂力的事，陈毅和曾山也告诉我快把孩子们送到根据地去。回到家乡，乡亲们便告诉我，你出去这几年信息全无，家中非常苦。特别是日本人来后，你母亲饿着肚子去劳动，病了也没有办法去找医生。死后只能买口旧棺材（旧社会有些人偷偷把已埋葬的死人拉出来，把棺材拿去再卖）草草掩埋，就这样还欠了一大笔债。我说，我是个不孝之子，要是我在家的话，也许不至于这样苦。但我也对大家说明，我离家是为了抗日，为了打日本人，为了解放千百万父老乡亲，大家听后也对我表示理解和支持。当时，聂力是3个孩子中最大的，已在纱厂上班几个月了，另两个孩子也都在念书。我把他们带到上海，并安排他们上了学，准备以后想办法送到华东根据地去。1946年春天，组织上通知有一条船要运一批物资去淮阴根据地，我就让3个孩子一起坐船去了。聂力到淮阴后转道去张家口她父母那里，我的两个孩子留在淮阴上学。以后，国民党进攻苏北，他们无法再读书便参加了革命工作。我在太行山敌人“扫荡”时，患了神经痛的毛病，到上海后时轻时重，有时简直是坐立不安，去找医生看，也始终查不出原因（解放后才查出是由于腰脊椎骨肥大压迫神经所致）。为了工作方便，还必须有一个合法的身份。1946年春，刘长胜介绍我去一个小的中兴印刷所。没想到这个印刷厂原来的负责同志与我过去认识，叫陈祥生，还是我发展他入的党。他说组织上已决定要在上海创办《新华日报》，准备另外开办印刷厂，现正在申请出版手续。就这样，我以老板的身份把这个厂接了下来。厂里当时只有五六个工人，两三部小的机器。为了给厂里拉生意，组织上又调来了侯文华。这个人原来在交易所干过，熟悉的人多，能通过交易所拉到不少印表册的生意。侯文华把原来领导的一些关系转给我，我当老板，他当经理。侯当时还领导着上海铁路系统党的工作。1948年1月，在铁路地下党召开的一次碰头会时，侯文华被敌人逮捕。被捕后，侯供出了铁路地下党的组织，但没有讲出印刷行业的关系和中兴印刷所的事，自首后敌人便放了他。他给组织上写了一个条子，通过他的父亲交给我们。上面说他被捕后什么也没讲，只说了些铁路工会的情况。张祺通过内线了解到他讲的与实际情况差不多，就决定由我约他谈一次话。在侯的妻妹（在上海民航公司任接线员）工作的地方，我与他碰了头。我问了他关于如何被捕和被捕后的一些情况。我看他交待的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相似，就说：“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滑向敌人那边，一条是听党的话走革命道路。”他表示要听党的话，走革命道路。我让他等候组织上的处理。工委经过研究后认为，侯了解上海地下党的情况较多，不宜再留上海，要我再约他谈一次话，通知他立即到根据地去。当侯文华走后，工委又经过慎重考虑，根据侯的错误性质的严重性，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电告华东局。我初到上海便接任《生活知识》周刊的领导工作。《生活知识》周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对这个问题，我要先从当时上海的政治与社会情况讲起。上海人民在日本人统治时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浦东、闸北、南市的房子很多被破坏，穷苦的人们没有地方住，工人失业多，生活异常艰难。日本人投降后，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和平、民主、安定的社会环境。但事与愿违，日本人走后来了美国佬，汪精卫垮台，来了蒋介石。国民党派来的所谓“接收大员”，实际上很多原来都是敌伪时期的党政人员，他们现在摇身一变，却成了“地下工作者”、“党国要人”。他们你争我夺地抢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即所谓“五子登科”。他们还擅自查封工厂仓库，偷窃厂内的机器设备。人们为此非常痛恨，称之为“劫收大员”。再加上美国兵到处横行，一个诺大的上海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人民安居乐业的希望变成了泡影。全市绝大多数工厂都停了工。据当时《时代日报》估计，上海的失业工人在50万以上。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胜利后，便开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他们大肆搜刮民财，而复工遥遥无期，他们搞所谓配给“户口米”，使物价飞涨。工人就业难，人们“吃饭难”，广大劳苦大众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美国的剩余物资在上海倾销，使民族工业又一次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在民族工业受到打击的同时，上海的纺织工业却一度兴旺起来。导致这种奇异现象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量进口美棉。面对这种情况，上海的工人愤怒了，他们开始起来进行斗争，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迅速高涨。我当时曾作过一项统计：从1946年1月至6月，上海共发生罢工215起，劳资纠纷651起，大约有77万工人加入斗争的行列。国民党当局面对工人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更加紧了其反动控制。他们派遣“工棍”对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的工会进行“整理、改造”，妄图以此达到包办工会的目的。工人斗争日趋紧张，不断的请愿、罢工、游行正在威胁着国民党的政权。国民党在政治上开始施展更大的欺骗手段，他们大搞假民主，用以转移斗争的视线。人民对于投靠美帝、镇压与欺骗人民的国民党法西斯政权更加不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为了加强对人民群众斗争的引导，特别是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创办了《生活知识》周刊。《生活知识》周刊的办刊宗旨：1、它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面向工人大众的刊物，是广大工人群众的喉舌。2、通过对敌人搞假民主、真破坏工人运动罪恶的揭露，教育广大工人，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3、以各种形式宣传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所取得的胜利，宣传解放区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地位变化和生活改善的情况，激励国统区工人对革命胜利的向往。4、总结上海工人的斗争经验，增强他们对斗争胜利的信心。指导工人斗争的策略，即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5、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动员更多的工人参加到革命斗争的行列。6、刊登的文章要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吸引更多工人群众的兴趣。《生活知识》周刊从1945年11月12日创刊，到1946年8月31日休刊号止，共出刊39期，前后时间共10个多月。它是伴随着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民主运动而产生、存在、发展的，时间虽不长，但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生活知识》这个刊名，顾名思义，是对人们进行有关生活知识的教育，之所以这样命名，主要是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原来打算叫《职工生活知识》周刊，在正式出版时，把“职工”两字删掉了。它实际上是在中共上海市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指导上海工人运动的刊物。刊物一经出版，不仅工人们要看，就连社会其它阶层的人士也纷纷订阅，发行量很大；不但在上海发行，甚至在国民党统治的其它大城市也都有代销处；不仅进步人士知道这个刊物是我们党在其中起作用，就连敌人也探悉到这个刊物是我们党领导的。关于《生活知识》周刊的组织和编辑情况。周刊由我总负责，纪康负责具体编辑工作。我和张祺、陈公琪、王中一、纪康、陆象等同志都经常为周刊写稿。我当时常用的笔名有“祁华”、“华”等。我们党的工运政策就是通过周刊向广大工人进行宣传，有时也用“上海工人协会”（这只是工委对外宣传的一个名义，并无实际组织）的名义在周刊上刊登文章。我们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必须依靠工人群众，深深扎根在工人中间，既要代表工人发言，也要积极通过刊物组织工人、教育工人。我们动员工人群众踊跃投稿，我们有几十个工人基本通讯员，最多时达到过100多人，这些同志都是上海各个工厂中的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密切联系群众，最能了解群众的要求，他们不但是《生活知识》周刊的通讯员，更是工人斗争的组织者。这些同志在解放后大多成了上海市总工会的基本力量。我们还吸收社会力量参加编辑工作，请学术界人士撰稿。纪康还经常和中国劳动协会的左派同志联系，请他们撰写有关工运方面的稿件，使工人群众了解时事，了解国统区整个工人运动的情况。当时在上海有一个国际劳工组织驻上海办事机构，其中的一位参赞是专管收集上海工人情况的。他对纪康说，在上海，一般的报纸上是找不到有关工人情况的真实报道的，只有在《生活知识》上才能看到工人的真实情况。我们办刊物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经济上的问题。纸张无来源，就连一周出版一期都得不到保证。没有办公地点，同志们都是在家中进行编辑，由纪康把稿件征集起来，大家在一起商量研究后，再由他负责组织编辑，找印刷厂。我们的编辑人员共有6个人，而真正脱产的只有3个人，当然机构小更便于隐蔽。每期的发行工作主要是依靠我们所联系的工会。当时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我是周刊的主要领导人，还是中兴印刷所的“老板”，而生活待遇也只有一日三餐伙食和极少的零花钱，工资是根本谈不上的。虽然生活艰苦，工作充满着危险，但我们的精神是愉快的，大家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尽管我们的刊物开始几期政治色彩还不太明显，但国民党当局已对《生活知识》周刊的政治倾向有所察觉，他们最终没有批准我们的注册申请。随着《生活知识》周刊战斗性越来越强，作用越来越大，敌人也不断加紧了对这个刊物的侦察。他们知道这是我们党领导的刊物，便采取极其卑鄙的手段，侦察我们机构的地址，侦察我们的编辑人员。就是在这种充满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仍坚持每期周刊的出版。由于敌人越加疯狂的血腥镇压，致使上海工人运动暂时遭受顿挫，《生活知识》周刊也面临困境。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利用这个刊物作为线索对工人同志进行迫害，也为了隐蔽精干，迎接解放，经工委认真研究，决定在第39期出版后主动停刊。《生活知识》停刊之后，我们接着出版了地下油印刊物《劳动通讯》，用以指导上海的工人运动。《生活知识》周刊从创刊到停刊，虽然只出版了39期，但它是在高涨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在尖锐剧烈的工人斗争过程中提高，确实起到了党指导工人运动的一个战斗性刊物的作用，它光荣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使命。战争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生命，也影响到婚姻问题。在我到上海后，通过与广大工人们的接触发现，沦陷了8年的上海职业女工，许多已到结婚的年龄，却还没有配偶。据沪东几个工厂不完全统计，两万多名女工中，除了老年和青少年外，有7000多婚龄女工尚未结婚。就颐中烟厂来说，有百分之40的婚龄女工还未结婚，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以上。而沪西情形并不次于沪东。据一般估计，全市产业至少有4万婚龄妇女尚未结婚。她们为啥不结婚？我在经过一些调查后发现，大部分女工家庭负担重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对于乡下来的女工，她们考虑的是，结了婚就要另外“开门头”，娘家的开销谁来负担？一部分本地女工虽然家里主要经济不一定靠她，但她们认为现在一个人生活还可以，一旦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困难了，单靠丈夫不一定能维持。许多绸厂女工坦白地说，她们害怕丝织业危机，男女共同失业，无法生活，因而不愿意和丝绸厂的男工结婚。还有些是从兵荒马乱的农村逃出来或受不了做童养媳的苦而跑出来的，多年来因为打仗或受封建制度的束缚，耽误了婚姻。也有些女工，不仅在经济上要求自立，她们在婚姻上也要谋自由，她们要选择一位在思想上、生活上，像那些工会中的积极分子一样的人做丈夫，而这种人毕竟只是少数。在敌伪统治时期，一些妇女唯一的愿望是结婚时，可以把父母姊妹兄弟带到工会来热闹一番，但是胜利以后，局势依然不明朗，尽忠出力的好人反被污蔑。有些人看到同事中意志薄弱的女工被那些不怀好意的流氓玩弄，最终没有好下场等等。这一切都是阻碍她们婚姻的原因所在。为此，我在《生活知识》周刊第3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四万女工为啥不结婚》的文章，除分析了当时女工所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外，还给她们指出：“环境是受到了严重的约束，但我们不能让它长期等待。我们更不应走向反潮流的‘独身主义’。我们只有从适当的条件中考虑，比如在选择对象时，许多女工有高尚的理想固然很好，但如果脱离了现实而想找一位十全十美的爱人那是不会有的。这就如有钱的丈夫思想未必进步，而思想进步的未必有钱。我们看到不少的少爷公子，把女子玩弄后抛弃，使她们走头无路。对于那些根本瞧不起我们女工的男人，我们何必去苦苦追求？依我的意见，社会是发展的，前进的，今天我们是在艰苦的时代，选择一位人品忠厚，思想进步的职工，比嫁给一位思想落伍的‘小开’前途要光明得多。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打破依赖，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或半独立，只有这样，才能把妇女的地位真正提高起来。我们不应该只看到那些因有了孩子生活艰苦，就不愿进工厂的女工。相反的，我们认为妇女从家庭走出，来到产业是一个进步。劳动是光荣的，但女工的保健制度要提高，工厂的托儿所、幼儿园等设施要建立，这方面是要我们全体工人，尤其是广大的女工同胞们共同努力来争取的。”《文汇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曾在上海引起了轰动。抗战结束，国民党“接收”上海以后，市党部的要人方治提出：“凡组织工会都要到社会局进行登记”。社会部司长陆京士则妄图通过他们的特务外围组织“工人福利会”和“护工队”来控制上海的工人运动。国民党还向各厂的工会派出“指导员”、“书记”或“会计”，想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各地的工会组织。国民党内部派系很多，很不统一，在上海工会内部也是如此。1、陆京士系统。上海工会主要是陆京士这条系统。陆原是上海邮政局的职员，青帮成员，是杜月笙的徒弟，又与CC系统和军统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总工会理事长虽是水祥云，但理监事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陆对之很不放心，就另行组织了“工人福利会”（简称“工福会”）和“护工队”，妄图以此来加强对上海工会的控制。在他手下的主要人物有：水祥云，上海市总工会理事长，邮政局职员出身，在邮局系统的工会中较有势力。梁永章，上海市电话局工会理事长。范才骙，上海市总工会理事，在纺织系统有很大势力。周学湘，原在上海烟草工会，后来担任上海市总工会理事长。赵班斧，上海市社会局副局长，以社会局地位调解劳资纠纷，控制工人运动。2、中统系统，头子是季源博。他组织了一个“劳工协进社”，主要势力是在沪东棉纺和码头工会方面。3、其它方面：刘松山（抗战时曾到过延安），国民党全国铁路工会理事长，解放战争时任国民党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出席过国际劳工大会，在工会里与众不同，他带着国民党“少将”头衔办工会。铁路方面，国民党军统京沪、沪杭两路特别党部将抗战时期原有的“京沪、沪杭两路员工工会”以“整理委员会”的名义，改组为“京沪、沪杭两路工会”。杨虎，青帮人物。担任过上海海员工会理事长，组织过“嵩社”，曾控制着邮局的一部分职工。大革命失败后担任过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杀过我们很多同志，但后来和我们有统战关系。朱家骅，原是国民党戴季陶派，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上海一些学校办训练班，吸收工会的人参加，主要是控制西南地区（重庆、昆明、贵阳等地）的一些电力工会，电报工会也受其控制。马超俊，大革命时广东机器工会头子（国民党工会元老派），国民党农工部部长，属孙科派。他利用自己在胶济铁路方面的势力，想通过“中国劳工福利协会”来控制更多的地方工会，但因与陆京士有矛盾，未达到目的。方治，用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的名义控制三青团，也想插手工会。杜月笙，上海的大流氓，青帮头子。他组织了一个所谓“恒社”广收徒弟，并通过他的徒弟“调解”工厂中的劳资纠纷，从中捞取好处。谷正纲，社会部部长，原属汪精卫的改组派，后被蒋介石拉过去。陆京士在他下面当司长，谷虽掌有大权，但没有社会基础。陆京士在下面自搞一套，所以这个部长在工会方面并无实权。朱学范，邮政局职员出身，曾组织“毅社”。自1932年起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1935年，为了更好地动员工人抗日救国，组织了“劳动协会”。陆京士想接管“劳动协会”，但没有成功。抗战开始时，朱响应中共的号召，共同抗日，曾与我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有电报往来。后与边区总工会代表在武汉、重庆共同筹组“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联、国际劳工组织每年要开一次会议，中国也有代表出席，起初派去的是马超俊，作为劳资和官方的代表。后来国际劳工组织不同意，说“要派工人来，官方的不行”。于是只好改派工人出身的代表去（实际还是官办工会的）。第一次派去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会杨有壬，第二次是上海闸北水电工会李永祥，从1936年至1945年是上海市工会的朱学范。朱懂英文，并积极靠拢人民，因此遭到陆京士之流的排斥。后来朱以“劳动协会”和“解放区工会联合会”搞统一运动为名，一起参加了世界工联。此外，李平衡也曾作为政府代表出席过国际劳工大会。这种国际会议的代表，一般都是国民党当局按照他们的需要决定的，但我们有时也能打进去，如当时出席机器行业工会的会议代表中，就有我们党暗中委派的同志。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的觉悟在斗争中不断提高，上海人民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口号下同国民党的斗争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现将这一时期较大的事件简述如下：一、“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1946年初国共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签定后，经过我党的一再敦促，蒋介石宣布从6月7日起在东北暂时停战15天。消息传出，举国关注，各界纷纷呼吁“我们要永远的和平”。6月23日，在中共上海市工委的领导下，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面发起，以欢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形式，组织了一次由全市工人和上海各界群众10万人参加的和平请愿及示威游行活动。二、“一一·三o”摊贩斗争。抗战胜利后，美国将大批剩余物资运往中国，使尚未恢复元气的上海民族工业又遭到了灭顶之灾。截止1946年6月，上海倒闭的工厂总数达到1600多家，致失业问题更为严重，而在此期间物价一涨再涨，无以为生的失业工人纷纷去“跑单帮”，上海一些马路边摆满了一个个的摊头。国民政府认为摊贩影响市容，于7月下令在黄浦、老闸两区内禁止摆摊。11月，又出动大批警察逮捕了上千个摊贩。11月30日摊贩及其家属聚集在黄浦警察分局门前，要求释放被捕摊贩和归还被抄物资，并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了争斗。后来才知道，这一斗争也是通过警委系统中的地下党组织发动的。三、“二·九”劝工大楼惨案。1947年2月，上海党组织要求在职业界和工人中全面开展反对美蒋运动，百货业党委通过三区百货业工会准备开展“挽救民族工商业危机、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并决定于2月9日在劝工大楼（今南京东路334号）举行“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尚未开始，大批国民党特务打手和“护工队”队员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打死，大批群众被打伤。惨案发生后，社会舆论普遍对国民党不满，我们则抓紧宣传工作，将国民党召集秘密会议镇压工运的内幕材料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国民党当局着慌了，反映到陆京士那里，搞得他们很狼狈。四、“富通事件”。上海威海卫路有家富通印刷所，原是在我党领导下，为开展社会文化事业而动员社会进步人士合股创办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的一个印刷分部，后因国民党当局禁止革命文化事业的活动，公司逐步缩小，而改为富通印刷所的。其实原主所投资金已收回，印刷所另换老板，但工厂仍照常对外营业，并经常承印一些进步刊物。1947年8月由富通印刷的一份《上海各职工团体为揭破“总动员令”阴谋联合宣言》的传单，被群众广为散发，引起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注意。他们从传单上的“国”、“党”两字的特征入手，研究核对了市场上出售的《妇女》杂志上铅字的特征，确认这是出自同一家印刷厂后，便于9月19日逮捕了该厂的大部分职工和前来该厂接洽业务的顾客。并妄图“撒网候鱼”一举破获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击溃”上海工人运动，但我地下党组织并未因此而暴露，敌人的这一阴谋被我们彻底粉碎了。五、“申九惨案”。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也称申九）的前身是1878年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开设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931年改名“申九”。1947年底，根据当年上海棉纺业的营业额和利润额都比1946年高的情况，三区（沪西）26家棉纺厂工会召开联席会议，要求照去年标准发给年奖。但12月18日，棉纺业同业公会却向全市各厂发出通知：“……按照上年旧例以八折计算”，且奖金分两期发给，这引起了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当时，在对全局形势缺乏分析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工人们的眼前利益，我们工委召开会议决定，以“年奖不打折扣，按当月生活费指数发放”的口号，发动全市棉纺业工人进行反击。1948年初，离春节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们考虑申九在上海民营纱厂中规模最大，在群众中党的工作有一定的基础，便于1月30日由厂党组织领导开始了申九工人大罢工。由于申九罢工的要求主要是发配给品，这给其他已领到配给品的棉纺厂的响应带来困难，以至使申九罢工孤军奋战。而在此同时，前一天发生了“同济大学血案”；31日，又发生5000多名舞女和家属为反对国民党禁舞捣毁社会局的事件。这样，便由此汇集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市性反蒋运动。2月2日，武装军警包围了申九，强迫工人离厂，申九党组织决定坚持斗争。下午5时，1000多名军警和装甲车开来，向工人们施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工人们不畏强暴，奋起自卫。在斗争中，有3名女工英勇牺牲，200多人被捕。随后有300多人被开除，26人被判处徒刑。2月16日，工人们被迫复工。“申九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各界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对申九工人的广泛同情，并形成了群众性抗议的巨大声势。六、王中一的被捕。就在上海乃至全国社会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血腥镇压申九工人之时，1948年3月20日，我们工委委员王中一被捕，敌人意外地从他家抄出大批地下党员名单，一场大逮捕开始了。而王中一的被捕完全是由于他严重违反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擅自与不明真相的社会关系发生横的联系所致。更为严重的是，他没有执行上级关于销毁党员名单的指示，给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原来，为考虑在解放上海时党的组织可能会被打散，而使大多数单线联系的党员失去联系，组织上要求我们编制了一份党员名单。它分为3套：一是真名，一是假名，一是代号。但不久，刘长胜通知我们中止这项工作，已经编好的名单要全部销毁。显然王中一没有执行组织决定。据张祺1982年在上海市公安局翻阅当年敌人从王中一家抄出的材料看，被抄的名单内容非常详细，不仅包括当时的3套名单，还有浦东、徐家汇地区、法电、丝织业等党组织的10余份工作报告，中央当时的一些机密文件，绘制的各种地图，书刊等等。七、“王孝和事件”。由于王中一的被捕使一大批党员名单落入敌手，敌人开始了疯狂的大逮捕。工委成员陈公琪在未经工委集体讨论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以组织工人总罢工的形式来反对敌人的大逮捕，并要求释放被捕同志。3月25日，陈指定由四区（沪东）机器业工会在虹镇（虹口区）召开有上电、法电、三区百货业等单位工会党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在全市发动总罢工。由于会上大家对罢工的意见存有严重的分歧，会议开了两天，最后决定由上电（杨树浦发电厂）带头停电罢工，促使实现全市总罢工。这个任务后来被落实给上电工会常务理事王孝和去执行。王孝和于1941年在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考入上海电力公司当抄表员，组织关系到1946年才转到我们工委系统。1948年王孝和当选为上电工会常务理事。当他在执行此任务时，便按照上级的指示，趁值班之机将一把粗铁屑扔进正在运转着的发电机中，但由于电机忽然发烫，被其他值班人员发觉而未成功。事后敌人很快根据值班记录怀疑到王孝和，4月21日将他逮捕。当王孝和察觉自己已被叛徒出卖后，便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分及敌人指认的部分情况。为了从王孝和身上进一步摸到叛徒所不知道的材料，敌人对王孝和连续施以酷刑。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王孝和坚贞不屈，最后被判处死刑。9月30日英勇就义。关于王中一的被捕和“王孝和事件”，现在虽然许多公开或内部的出版物对此都作过详尽的描述，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其中的某些情节，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有意回避或只作片面叙述的方式，没有把历史的真相如实、客观地揭示出来。对此，我本着实事求是和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的科学态度，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在这份回忆录中，作了一些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补充说明。王中一作为工委的领导成员，违反组织纪律私自保存党员名单，在明知家中有党员名单的情况下，还把敌人带到家里去拿身份证。尽管王中一被捕后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但他的严重错误，已使上海党组织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损失，上海工委一度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受他牵连被捕的党员有100多人，这些同志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次次被审查，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尽折磨，有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党籍。这是一次不可原谅的重大错误。王孝和的英雄事迹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但当时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可我们个别同志为了急于摆脱被动局面，头脑发热，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这种有计划的破坏发电机的做法却是一次极端盲目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这次行动幸而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实现，否则将在政治影响上对我党造成极大的损害，敌人会为此更加疯狂地镇压上海工人运动。王孝和在严刑拷打中没有出卖一个同志，没有暴露任何党的机密，他只是交出了自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承认自己的举动是为了要求政府释放被捕的工人。然而正是他的“承认”，使敌人借机在社会上大肆宣传共产党企图破坏发电厂，污蔑是共产党扰乱了上海人民的正常生活，制造黑暗城市。当牢房的同志向他传达组织上的决定，让他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在第二次审讯时，王孝和开始翻供。王孝和的一言一行都是严格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执行的，为了党的利益他抛弃了个人的一切。所以，如果不是我们党的领导同志的错误决断，不仅王孝和的牺牲可以避免，连“申九”流血事件那样损失惨重的教训也同样可以避免。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革命力量使用的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他们想利用大众的力量，但又怕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难以驾驭；他们想利用工会，又害怕工人们会在工会的影响下起来革他们的命；他们想利用民主，又害怕民主会动摇他们的政权。所以，他们一面利用“工人福利会”、召开“国大”等机会，叫喊“民主选举工会”、“挽救工业危机”、“扶助劳工组织”，以及“保障工人福利，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地位”之类虚伪的口号；一面组织“护工队”，雇佣一些特务、流氓、打手，以所谓“保护工厂”、“保护工人饭碗”、“打抱不平”等等为借口，破坏工人的革命斗争，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如在“劝工大楼惨案”中，打死梁仁达，打伤工人群众，就是他们“护工队”干的。可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却造谣说是共产党和民盟搞的。又如三星牙膏厂工人起来罢工要求发年奖，社会局长吴开先去调解，并答应了他们的条件。当工人们复工后，吴开先又去问工人：“你们年奖拿到了没有？”工人们说拿到了。他又问工人们：“我讲话算不算数？”工人们说算数。于是，他就说：“现在有个工厂不听我的话，请你们去劝劝他们。”这样，一部分女工被骗上了卡车到杨浦发电厂门口，国民党特务临时扯起了“索夫团”的旗帜，以劝丈夫回家吃年夜饭为借口，一批特务打手则趁乱冲进工厂打人抓人，最后把厂里的工人全赶了出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面前，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实行了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反革命两手的策略。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条原则就是：凡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就去活动，利用当时、当地一切“合法”的形式，尽可能多地去进行正义的斗争。我们利用反动团体做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如派人打入国民党、“工福会”和“护工队”，参加国民党社会部办的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等。我们的人在这些反动团体里做工人群众的工作，争取群众，使之站到我们一边来。这是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的结合。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各种机会，去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摊贩、工商界，我们也都去做工作。只要是对社会现实不满者，都是我们教育、争取的对象。我们考虑，通过这些工作，至少可以在我们开展斗争时能取得社会的同情。我们还利用敌人内部的派系矛盾来打击敌人，发展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内部派系很多，上级同下级之间，这个地方同那个地方之间，就连沪东同沪西两个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很厉害的争权夺利斗争。而这种矛盾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当时中纺十二厂的地下党员余敬成是该厂工会的理事长，他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打进了国民党的“工福会”组织，还拿到了武器。后来中统特务阻止工会向工人收会费，动手打了我们的地下党同志，余敬成便开枪打死了那个中统特务。佘敬成遭到逮捕后，我们又利用特务内部的矛盾，争取到敌人未给余判重刑。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明文规定很多，如“工会法”、“工人生活指数”等等。他们制订这些条例的目的在于欺骗群众，而我们打入他们的工会组织则出于夺取领导权的目的。我们利用政府订的“法规”，发动群众起来敦促他们兑现许下的诺言。有时，虽然政府无明文规定，但却是社会历史形成的习惯做法，如工厂老板给工人发“年关赏”，死了人要送葬等等，我们都支持群众通过斗争去争取。梁仁达死后，我们放出空气准备组织群众抬棺游行，敌人很恐慌，准备镇压，我们又改为分散开追悼会，戴黑纱，募捐，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达到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目的。我们要求工会“民主化”，反对包办控制，反对“带枪办工会”，这样做大得人心，也较容易见到斗争的效果。我们就在这些活动中扩大左派力量，发展我们的组织，包括党的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当时，我们搞了个“工人协会”，利用“上海工人协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或“告工人书”来宣传我们的主张。我们有时也用其他名义向报社记者发表谈话，扩大我们的影响。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从工会系统看，我们夺得了相当一部分行业的领导权。当时，上海各大行业的敌我力量对比，大体有4种情况：一、国民党控制的。如铁路、海员两个系统工会的领导都在他们手里。国民党为了保证对两路的控制，特别建立了“铁路党部”，虽然下面也有我们的组织，但工会领导权不在我们掌握之中。二、在我们掌握之下（形式上还是国民党的人领导）的有棉纺业、公用事业。这两个行业都在全市工人运动中起着比较大的作用。三、双方力量相持的。如邮政局、电话局，这两个系统工会的上层是他们的，下层则是我们的，陆京士对邮政系统则拼命抓住不放。四、双方力量都达不到控制的程度，基本上还属“空白”的。如有些码头就是这样，国民党只在上层委派了几个人，控制不了局面。我们有的派人去了，有的还没有派。那种地方，工人斗争一般开展不起来，即使偶然发生一些斗争也是自发的。国民党的许多机构内部都有我们地下党的关系，如侯文华被捕自首后，我们很快就通过内线了解到了他在敌人那里的情况，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党的白区工作16字方针中有4个字，叫做“隐蔽精干”，我们体会，这就是在敌人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我们要保持警惕，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注意积蓄力量，不可轻易暴露。但是，这决不等于说隐蔽不动。恰恰相反，我们必须积极开展活动，不仅在基本群众中活动，还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社会上，甚至是敌人营垒中某些人士的同情，至少是中立的态度，以孤立打击极少数反动头子。这样，有了各阶层群众的同情、支持或掩护，我们的保密、保卫工作才会有真正的严密，“精干”力量，才能“隐蔽”下来。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力量，除少数同志一度因站不住脚而去根据地及香港外，大都比较好地在各自的岗位（包括许多政府机关里）隐蔽着。一直到上海解放，对于许多人，国民党当局最终也弄不清他们到底是那一方面的。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我们趁此机会抓紧工作，为上海的解放作准备，其中一项比较有影响的工作，就是宣传战局真相，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警告反动头子，分化狗腿子，我们习惯把这些叫做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攻心战”。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加紧控制舆论界，不让人们知道战事发展的真相，特别是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他们尤其要这样做。我们的办法就是及时地采用各种方式把战争的真实情况报道出去。当时，党中央在邯郸有一个广播电台，甚至国统区的一般无线电收音机都能收听得到。我们收录后，马上组织力量刻印散发。那时，上海的大多数群众都不相信国民党的宣传，有的甚至公开说：马路上敲锣打鼓说是“胜利”了，但既然胜利了为什么那些躲在上海的地主还不能回乡去？我们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向反动当局的上层人物和中下层人士发出警告和劝谕，其中之一，就是发动群众向这些人写信。对上层，包括市长、警备司令、社会局局长、反动工会头子之类，我们一一列举他们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警告他们垂死挣扎必无好下场，要他们“学朱学范先生，站到人民方面来”，“只要悔过自新，下决心站过来还有出路”。对中下层我们晓以大义，告诉他们：“你们当狗腿子不会有好结果，你们是‘吃拳头’，‘拿零头’，完全是在替你们的上司升官发财做垫脚石，一旦上海解放，他们可以跑香港，你们能去吗？一个人能去，家属也能去吗？不要再跟找死路了。在国民党里，杜月笙、杨虎这样的人尚且被踢开，你们难道还能吃得开吗？……”如此等等。我们有一手，是使那些反动分子，特别是其中经常为非作歹的人感到恐惧的。那就是：把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一些反动分子的内幕活动，象一些秘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者及会议内容等等，在信中捅出去。比如“申九惨案”发生后，我们得知那些惨案的制造者们迫于舆论压力，在一个饭店秘密开会研究对策的情况，便给这些反动分子写信，揭露他们这个见不得人的勾当，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活动了如指掌。同时，我们还把这件事披露给他们的上司、下级、以及他们的亲属。这样一来，他们就“吃慌”了。一是要顾虑上司对自己是否还会信任；二是他们要面对亲友的规劝和吵闹。又如，在“提倡国货抵制美货”的运动中，国民党特务制造了“梁仁达惨案”，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当我们得悉他们秘密开会应策的情况后，很快予以揭露。陆京士因此很狼狈，马上对他的那帮打手说：“共产党这么厉害，把我们的内幕都弄出去了，以后我们要提高警惕”。这种“攻心战”是一种群众性的活动，不仅我们的党员、工人协会会员，还有非党的群众，包括那些反动分子的家属、佣人等等都有可能参加。我们写警告信，一般是用“人民解放军”的名义，有时也用“地下军”或其他什么名称。由于我们是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来干这件事，几百人、几千人参加，使有些反动家伙一天就接到几十封甚至几百封这样的信，这个压力就很大。反动派对“匿名信”是要追究的，但是那么多数量的信，使他们根本无法查找。这种“攻心战”的效果是很大的，有些特务后来就干脆来了个“动口不动手”。有的人听了我们的话，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戴罪立功，有些人后来没有跟蒋介石外逃。如电话局有个我们“攻心”的对象，在上海解放前夕就通过关系来问我们，他不想出走行不行，我们表示希望他不要走，结果这个人留下了。在上海临近解放之际，中央有个通知，要我们争取对每个企业、每个机关、每个学校，都作些调查，我们照办了。当时我们调查研究的面相当广泛，敌、友、我几方面都摸；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情况，各种代表人物的历史、思想动态、社会活动等等，我们都作了详细的调查、整理。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我们对发展的党员和内部确定的发展对象，都进行了填表登记。对一些工厂企业的情况摸得更细，包括：该企业是民营还是国营；机器设备、生产物资、仓库情况如何；有多少工人，资本家是什么人等等，都调查登录在案，甚至哪些厂藏有武器我们也知道。我们后来组织的“护厂队”还弄到一批枪支。所有这些，都为上海解放后军事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作了准备。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是很紧张的，但是由于有了以前的工作基础，我们这一斗争最终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比如，国民党中央印币厂的副经理同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告诉了我们关于国民党下达给该厂的“应变”计划（主要是想把厂里一些好的设备装箱运台湾）。我们将此情报通知了该厂的党支部，支部即以“工人协会”的名义召集工人分头开会，决定既不让反动派弄走又不致被破坏。大家先是拖延时间不装箱，后来当局一定要工人装箱，工人就用怠工的办法应付。结果由于上层、下层的配合行动，这个厂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又如，我们分析当时上海的几家报馆，敌人要搬是搬不走的，但可能会被炸毁。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我们就与老板拉关系，促使他注意保护报馆财产。由于老板也有此种要求，我们就进一步组织工人积极护厂。所以，敌人毁坏报馆的企图也未能得逞。上海一解放，报纸很快就出版了。侯文华的事出了以后，我们关闭了中兴印刷所，并拍卖了一部分厂房和印刷设备，留了一部分机器放在一个工人家中，直到上海解放前夕，我们才把这些机器拿出来用。在大沽路186弄34号，我们组织出版的地下刊物《劳工通讯》一直到快要解放才停刊。接着又出了《上海人民》报，它主要是宣传当时党中央的一些精神和全国解放的消息。记得是在1949年5月25日，发出上海解放的《号外》。《上海人民》报一共出了6期，待到上海全市解放，军管会接管了《申报》，正式开始出版《解放日报》后才停刊。解放军刚进城，我们就动员印刷工人们在四马路（福建路）、南京路、西藏路、大世界等处挂起条幅，写上欢迎口号，如共产党万岁、迎接解放军、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等。同时，接管了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部、发行部在三马路的一幢房子。原《中央日报》的编辑人员中有我们的地下党同志，为我们接管提供了方便。首先成立的上海印刷总工会筹委会的办公地点，就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旧址，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扩大工会在工人心目中的影响。1949年5月，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国民党反动势力经营的据点获得了解放，这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在迎接上海解放的这一段时间里，中共上海工委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有关白区工作的斗争方针、策略，在组织发动和领导上海广大产业工人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在中共上海工委的领导下，我们已在产业工人中发展了4000多名党员，其中除了1000多人先后转移或输送到解放区之外，大多数党员都成为我党领导的各个产业工会的领导骨干，从而使对上海的政治、经济斗争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市政、工交、纺织、机电、印刷出版等行业的工会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这对动摇国民党在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的统治根基，加速其全面彻底的溃亡，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工委还通过它所领导的各产业系统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上海全市重要的工商等行业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通过发动和领导护厂斗争，保护了上海工商企业免受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前夕的疯狂破坏，保存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资源、设备和资料，为迎接上海解放和做好城市接管工作，迅速稳定解放初期上海的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上海的工商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5月12日解放军向防守上海外围的敌人发起进攻，到5月27日上海解放的16天时间里，全市绝大多数工厂运转如常，学校继续上课，商店照常营业，人心安定。特别是在解放市区的3天激烈战斗中，上海市区的水、电、煤气从未中断过，电话畅通，市政交通基本正常，社会秩序稳定。这是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的决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机智勇敢斗争的结果，是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的结果。上海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上海解放的日子里，我们做了几件事。迎接被捕同志出狱。上海一解放，根据组织上“凡是因反抗国民党而被捕仍被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一律释放”的意见，5月29日，张祺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用一辆大客车将提篮桥监狱中被关押的40多位同志接了出来。但在向市委汇报情况时，陈毅很不满意，他说：“这些同志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牢的，现在我们把他们解放出来，不能这样无声无息、默默无闻，而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对这件事要好好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热热闹闹。”根据陈毅的指示，受难的同志又被找回来，重新在监狱里集合，同时组织各界人士敲锣打鼓放鞭炮前来欢迎。当时的场面还拍了电影、照片。成立“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解放后，新的上海市委建立，但考虑到美帝国主义的军舰还虎视眈眈地停泊在吴淞口外，战争还有可能随时爆发，根据华东局领导关于：“上海基层地下党组织暂时不公开；管理城市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要组织全体地下党员参加筹建工会工作，尽快地把工会广泛地建立起来”的指示，决定在5月31日召开全市职工纪念五卅运动24周年代表大会的同时，成立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5月30日，我们首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五卅大游行。沪东工人和沪西工人分别在提蓝桥和曹家渡集合，然后浩浩荡荡的游行至南京路汇合成一支巨大的队伍。5月31日的大会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召开。当时在附近的国际饭店楼上，高悬着一幅占了4层楼面高的毛泽东巨幅画像，下面的横幅上写着“毛主席号召我们前进！”周围都是大幅标语和红旗。市委书记饶漱石等出席了大会，市委副书记陈毅代表市委讲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后说：“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归队来了！”会场上一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宣布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以举手方式通过了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等142位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在6月3日举行的第一次筹委会会议上，选举刘长胜为筹委会主任，张祺、朱俊欣、沈涵为副主任，我为秘书长。筹委会的办公地址被安排在汉口路外滩刚竣工尚未营业的原国民党交通银行新楼。8个月后，上海总工会于1950年2月3日正式成立。当时，我们曾接待过一个苏联文化代表团，他们带来一场大型的芭蕾舞剧，由苏联著名演员乌兰诺娃主演。在能坐上万人的上海逸园剧场（解放前是跑狗场，现为文化广场）里演出。我们组织上海各厂、商业、机关的工人代表以及各级工会的同志都来观看。在国民党时期有关劳资纠纷问题是找社会局。现在解放了，工人当家做主了，劳资纠纷的内容也不同了，性质发生了变化，开始时便由工会出面解决，以后建立了劳动局，由劳动局处理，并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原则，以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地位。1950年召开的全国劳模大会，就是依照过去在根据地的经验，通过选拔、表彰劳动模范，促进生产。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白天要听取各行各业关于工人群众的工作汇报，也包括恢复生产等情况。到晚上，要参加华东局（军政委员会）召开的各部门的工作汇报，各方面如政府、民政、经济等都要汇报。同时上级要给予原则的指示，如接管工作如何完成、具体措施如何等等。第二天，各方面的同志便分头去贯彻军管会的精神。不久，上海各行各业的工会筹备委员会也相继成立，这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解放了，在根据地呆过的人员到上海后都很想到各处去看看，他们往往找一些老关系。当时有很多老战友来找我，我们就干脆把他们组织起来去企业、文化设施参观，这样的接待工作很多。另外，当时有关资本家的一些问题一般由工商部门去处理，但一些资本家往往对现行政策不了解，而采取消极态度，使工厂的原料、生产、销路等出现一些问题。这样，我们就配合有关部门做资本家的工作，鼓励他们采取积极的态度，正确对待。总之，当时诸如市场的供应、恢复生产、吃饭、甚至油盐酱醋等什么问题我们都要去关心，所以工作很紧张。就在这时，我们接到了全国总工会的电报，要我们派人去北京参加工会组织工作会议。开始，组织上要我当团长带上海工人代表团的20多人去，后来华东各省在上海一集中，又要我带华东工人代表团一起去北京，有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以上海为主，总共有40多人。我们第一次享受坐头等车厢的待遇。在车上，我们一边休息，一边讨论如何汇报工作。到南京，因接待工作还未接上头，我只好找到军管会，一到军管会，我就见到了宋任穷，他当时是军管会的负责人，我们很熟悉。他马上通知给我做饭，我说其他工会代表还在火车站，他听后马上要秘书安排我们的住处，我们住进了原来国民党“励志社”的一所高级宾馆。接着又告诉我们，刘伯承司令员第二天请我们吃饭。在南京呆了两天，第三天我们过了江，继续坐火车赶到天津。天津的同志接到通知，热情欢迎，让我们住进最好的招待所，并由市委设宴招待我们。到北京后，全国总工会接待我们。全总机关当时在西长安街新华门斜对面的一幢3层楼房（过去是北京市参议会所在地）里办公。这座建筑现在看很差，当时却是很高级的。工会六大召开后，选举刘少奇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陈云是工会主席，李立三是副主席之一，由他主持实际工作。所以我们一到北京，就向李立三汇报了工作。接下来开大会，同时，李立三又组织各代表团团长去给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时有朱德、周恩来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把全国工人组织起来。期间，全总宴请了全体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到会接见了我们。毛主席在席间的讲话，总的精神就是要克服“关门主义”，只要历史上没有犯什么大错误的人，各级各部门都要任用他们（此讲话内容有专门的整理材料），并建议由上而下的建立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为恢复经济作出贡献。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所属中央各部委，劳动部宣布成立，李立三是部长，施复亮和我是副部长。开始，我想这只是挂挂名的，因为上海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但不久，组织上还是决定我调北京，这样便开始了劳动部的工作。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七、辗战太行山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七、辗战太行山区太行革命根据地，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以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同地方党组织，并团结当地社会进步势力共同建立的，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是晋冀鲁豫边区的一个行政区。太行革命根据地位于正太路（现为石太路）以南，平汉路（现为京广路）以西，白晋路（抗战时期日本人从祁县白圭修到晋城的铁路）以东，黄河以北。它地跨山西、河北、河南3省交界处，沟壑纵横，进可攻，退可守，对坚持敌后抗战十分有利。太行行政区，也称晋冀豫区或晋东南。全区有70余县，东西约有300公里，南北长约340公里，幅员约1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00余万。它是“华北游击战的心脏与战略中枢”。1938年4月成立晋冀豫军区，8月正式成立中共晋冀豫区委员会（简称晋冀豫区党委），直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1939年7、8月间，日军对晋东南发动了“第二次九路围攻”，结果以白晋路为界，晋冀豫区被分成太行、太岳两个区。而太行又以邯长路为界，被分割为太北、太南两个区域。为适应新的形势，1939年7月，成立了太南、太北两个军政委员会，分别加强对太行山南、北地区工作的领导。我是1939年9月到达晋东南的。晋东南山很多，有王屋山、太行山等，但山中间也有平原。这里煤矿、铁矿、硫磺矿等矿藏比较丰富，山货也很多，如大核桃、枣、柿子、花椒，大部出口到南洋一带。这里产业工人有80多万，在平汉铁路以西有峰峰、六河沟煤矿；道清铁路有焦作煤矿；晋南也有煤、硫磺矿等；正太铁路有阳泉、井陉等煤矿，但大矿和机器窑均被敌人所占领。日军进来后，国民党军队不打就垮了，撤退的部队和往前开的部队各管各的，同蒲铁路上，这列火车粮食是往前方运的，那列车的粮食却是向后方撤的。伤兵没有人管了，一些国民党军队甚至把枪支也扔了，我们拾到遗留下来的枪支，就有3万多。日本军队打过来时，旧的政权便迅速垮了，但工人们在敌人还未来之前，却自动组织起来，如六河沟和彭城一带工人就自发组织起武装，打游击，找共产党、八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有条件的地方，我党即派人去领导，展开游击战。当时曾出现过一个工人领袖纪德贵，工人称他“纪司令”。另有位工人曹喜民，组织工人抬着机器打游击，辗转上山，军工部所属第四所的机器设备就是曹喜民等工人抬上山的。在西边，由于日军占领太原，同蒲铁路职工在党和工会领导下，组织同蒲铁路工人大队，在八路军领导下开展游击战。另一部分在党领导下开展地方工人运动。1939年2月7日，在山西沁县屹搭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晋东南总工会，选出杨珏、赵国强、李新民、杜生旺、贾志厚、徐彬、王贵玺等为委员。总工会领导各县工人全面建立工会组织，并成立了新的政权。所以，我们去后，敌人虽还在不断的骚扰，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组织却在逐步地壮大起来。上海八一三抗战后，八路军有3个师，即120师、129师、115师向山西挺进。这时，阎锡山已向南逃窜，这一带暂时成了空白地区，八路军总部便设在晋东南太行区（八路军总部与北方局实际上是一个机关）。129师领导机关和太行区党委在一起，设在辽县。晋东南地区一下子发展很快，人口也增加得很多。靠西过黄河有一条与中央的交通线，往东是与冀南、山东、苏北新四军的联系线，这里成了一个交通枢纽。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要到中央去都要从这里过。我到达晋东南时，区党委书记是李雪峰，总工会主任杨珏，在西边（太岳区），工会另外几个干部李新民、徐彬等在晋南，总工会机关随区党委去晋东南，机关只有常委赵国强和刘永生（女）。不久赵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只有刘永生在机关留守。当时我住在区党委机关，在辽县西黄须村，而晋东南总工会机关却在东黄须村，中间有条清漳河隔开。我找到刘永生后，她详细地向我汇报了工作情况。当时，区党委还有一位民运部长彭涛（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化工部长），他统管工、农、青、妇、文等群众组织。我们经常在一起，遇事一起商量，相处得很好。我来后不久，就遇到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又称反共政变）。阎经过长期准备，于12月初调动6个军的兵力，在晋南向新军决死二纵队发起突然进攻，企图一举消灭在晋西地区的抗日队伍，掀起了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事变后，总工会领导人之一徐彬回来向区党委和各界救国会汇报情况，激起了各界对阎锡山的愤恨，大家一致愤怒声讨阎锡山的罪行，并表示要团结起来，抗战到底。徐彬这次留总工会工作，又从晋南调李新民来，工会工作得到了加强。我们在一起商量如何使总工会进一步形成为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发挥起战时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最后决定，先通知各个地区和县以上领导干部来总工会，一边汇报工作，一边研究办培训班的问题。1940年1月15日，在辽县下绞漳村召开了全区农村工会工作会议。到会的县以上干部53人，大家热情很高。当时，我说：“我们是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物产丰富，但农村仍处在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同时由于对敌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广大农村手工业工人正受到摧残和失业的痛苦，因此，解决他们的痛苦是当务之急。”大家争先恐后地讲开了。首先分析了山西农村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各业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自由，常被人看不起，认为是“下流人”，连穿长袍的资格也没有，有些人迷信很深，认为是“命中注定”。干部们对农村工人感情很深，越谈越有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雇工。当时有长工、季工、月工，还有“半工'（一个工人为两家做工）。他们除整天在地里干农活外，还要为地主家做杂工，如担水、劈柴、驮煤、送媳妇回娘家等。时间无限制，晚上还要住在牲口棚里喂牲口。而所得工资则非常低微，不够养家。不少雇工采取“地主哄我肚皮，我操地主地皮”的办法，同地主斗争。我们部队到达时，许多雇工参加了八路军。当我们政权建立后，我们就宣传一个工人除养活自己外，还可以养活一个至一个半以上的人（实际当时养活一个人是办不到的）。同时教育工人要与雇主订合同，争取改善生活，改变劳动态度，增加生产，支援抗战等。工会干部反映，在武乡，地主有“四大家，八小家，三十二个疙义家”。“四大家”是指每家有土地三四百顷；“八小家”是指每家有百余顷；“疙义家”是指每家有几顷地。佃户娶老婆，地主享有“初夜权”。这些封建特权经土改后虽作了处理，但由于地主暗中对他们说八路军以后是要走的，所以地主无形的特权仍然存在，如有些农民在白天分到粮食，晚上却又偷偷地送还给地主了。晋冀豫区广大妇女，大多数包小脚，包得愈小愈时髦。最时髦的是所谓“辣椒脚”。所以妇联提出“解放”妇女的口号很难实行。可是当日本鬼子大“扫荡”时，在反“扫荡”斗争中，为了跑路，广大妇女却自动放脚了，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二、羊工。这里有羊头，二把手和牧童。羊头是剥削者，二把手和牧童是被剥削者。二把手和牧童常年四季从早到晚，带着干粮上山牧羊，不管风吹日晒。山上有狼，不仅吃羊，人也经常被狼咬伤。狼怕狗，所以每次放羊都带狗。羊工的待遇是根据产羊毛的多少和羊毛的价格来确定的。抗战时的市场滞销，因而价格下降。后来政府和后勤部门提倡纺织，及开展对外贸易，毛价有所提高，羊工的生活才有了改善。羊工在抗战时期，积极参加放哨、监视敌人动向、通风报信、协助作战、保护老百姓生命安全，特别在反“扫荡”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三、手工艺、石、铁、泥水等行业工人。这些工人因战争中敌人的烧杀，大量减少。晋南地区农民原来的特点是，“宁肯糠菜半年粮，有钱就要造瓦房”，尤其是地主家的房屋，设计讲究，粉刷和油漆都很精细。村村还有很大的庙宇，都是些能工巧匠造的。但在日军“三光”政策下，大多被烧成灰烬。这样，工人有的参军，有的改行做运输，但多数还是到军工厂来当工人。四、煤矿工人。大煤矿是机器窑，为敌人所占，中国的资源被掠夺，工人们在敌人的刺刀下被迫劳动，工人们以“磨洋工”反抗。在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绝大多数是手工小煤窑，工人们有的常年在矿井下劳动，也有不少矿工在农忙的时候就下田干活。我曾跟煤矿工会干部一起下井，观看他们的劳动场所。到那里，人要先蹲在箩筐里，然后用绳子放到约二三十米深的井底，再向坑道里走。在挖煤的地方，工人们拿着洋镐，一边把煤装进筐里往后运，一边将坑木顶住新开挖的顶棚。这里瓦斯浓度不大，并有自然通风，工人们都用明火油灯。下面坑道很复杂，如果没有矿工引路，下去肯定就回不来了。我在井下虽然只呆了几个小时，上来后，已经变成“煤黑子”了。下面的煤全部是靠工人背到竖井底，然后装进箩筐，再用绳子把箩筐摇到地面上。矿工们的待遇是以产量来计算的。游击区的煤矿，由于遭到敌人的反复“扫荡”，后来基本停产了。工人们无工可做，生活无来源。1943年，情况有所好转，工会便挨家挨户动员集资入股，连敌占区的资本家也悄悄地来投资入股。工会劝失业的工人上班，成立了煤矿运输队，生活有了着落，敌占区百姓也有煤烧了，这样也保证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这次会议大家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是对农村工人阶级的分析和提高工会工作的作用，如何为发展农村经济建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增强信心和决心。最后，还明确了工会当前的任务：1、坚持敌后抗战，反对国民党阎锡山“十二月反共政变”；2、动员工人加紧生产，为军需民用贡献力量；3、加紧教育，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4、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改善和提高工人生活；5、尽快训练工会干部，努力开展工会工作。会后，我们就开始积极调配干部，办轮训班。总工会也开始建立正常的领导机构，促进工作的开展。会上也提到了店员问题。由于敌人反复“扫荡”，经商者失散严重，商业一度很萧条。直到1943年，敌人虽还在不断“扫荡”，但基本上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政府号召发展商业，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使商业逐渐得到恢复。冀西任村一时成为向各根据地输送商品的转运中心。这次会议，对提高基层工会工作的作用，为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增强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作出了贡献。会后，除少数干部外，大多数都按“精兵简政”的精神，尽量到原岗位上班，日常工作由党委直接领导并与总工会建立经常的联系。不久杨珏从路西（太岳）回来了，更加强了领导。1940年5月1日，总工会公布《农村工人生活纲领草案》，动员工人们讨论。具体内容是：保证农村工人们的休息时间，女工、青工同工同酬，禁止侮辱工人，雇工不得被随意开除。同时还公布了工会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不幸的是，在会议期间，李新民因病医治无效逝世，我们为他开了追悼会。不久，区党委又派了苏群来接替他的工作。由于八路军总部在敌后发展军事工业，军工科扩大并分为军工部和后勤部，同时冀南银行、新华日报、晋冀豫边区政府也建立了各种工厂。有人听说我是从延安党中央派来搞工会工作的，军工部就提出要我去帮助建立工会。建立之前，首先要培养干部，我得到总部的电示，先到军工部，在黎城上赤峪见到了军工部长刘鹏，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商量决定，每个工厂先调两位工人，再从政治部抽调3位同志，既参加训练班学习，又可兼顾行政管理工作。地点设在军工部附近的下赤峪村。第二天，我到区党委向李雪峰书记汇报情况。大约不到一星期，电话通知我速去。军工部派王少禹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学习班开课后，刘鹏每天上午都参加，常和大家一起讨论。期间，我也为学员们讲了几次课。开始主要是讲“什么是工人”。我说：“社会上有各种行业的工人，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出卖劳动力。‘工’字下面加上‘人’就能腾‘天’。‘工’字上面一划是代表‘天’，下面一划是代表‘地’，中间一竖代表‘人’，工人顶天立地力量大。旧社会工人吃不开，说‘工’字出头就变‘土’，‘土’是埋葬的意思。所以工人‘没有出头的日子’。这是地主、资产阶级愚弄工人，要工人永远作奴隶。工人阶级要自觉起来，从‘自在阶级’到‘自觉阶级’，再进一步转为‘自为阶级’。所以我们就需要共产党，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她领导军队、工会，领导革命，建设政权。工会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变成‘工团主义’，走‘经济主义’道路。只看到工人而看不到社会，看不到全体人民的利益，就会失去政治方向，走到死胡同里，那样工会组织就成为多余的了。工会是群众的组织，群众中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但对于会员来说，只要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都可以参加工会的活动，受到工会的教育，在工会内提高认识，增强阶级的自觉性。列宁说过‘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我讲了中国近代史，讲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参加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如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和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讲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二七纪念日，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再谈到双十二事变，上海一•二八、卢沟桥七七、上海八•一三抗战事件等。以后又讲到苏联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苏联工人的幸福生活等等。这些内容后来由北方局印成小册子出版，对当时在敌后抗战的工人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我结合实际，也讲了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八路军办的兵工厂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在这些工厂劳动的工人的义务等。说明办这些工厂的目的都是为了抗战，而革命战争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没有剥削关系。并讲了工会的任务是为了团结工人，教育工人，改善职工的生活，促进工人的学习，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素养，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以利更好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支援前线，争取早日取得抗战的胜利。最后，我讲了4个问题：1、工厂性质与职工任务；2、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3、用集体力量建设新的工厂；4、在新工厂中要过新的生活。讲稿有一部分经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解放后任四川省委书记），统战部长张友清（1942年反“扫荡”中牺牲）阅后，由北方局印成小册子，题目为：《论革命工厂中的职工问题》，并发到各工厂。训练班上还研究了《战时劳动保护暂时条例草案》。我们在讨论时认为，根据实际情况工作时间应定为8小时到10小时，但129师政治部蔡主任坚决主张只写8小时。他提出，8小时工作制是全世界劳动大会定的，尽管现在我们实际工作是9小时或更多，但公布条例不能写10小时。经过争论，八路军总政治部同意了蔡的意见，定为8小时工作制。1940年6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公布了这个草案。以后，晋冀豫边区政府成立，公布《战时劳动保护条例》时，仍按我们总工会的意见，写成“8小时至10小时”。军工部总工会主任李鑫德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1940年1月12日，太行区党委的工委书记毛齐华同志来到军工部，开办训练班，筹备军工部工会。现在看来，齐华同志提出的军工部工会的方针、任务是非常现实、十分明确的。”军工部长刘鼎是我在莫斯科时的同学，他从延安调到总部后，到军工部任职，在技术上有很多创造，对工厂、职工民主生活管理等也有改进。但他个人的思想、心情并不很愉快，主要是因为在延安时，康生整过他，所以，当见到我后，两人有时还能说说心里话。前述工会工作会议，根据各地基层工会干部汇报的情况，后来整理出了一份约5000多字的报告。用中共晋东南工委的名义送给区党委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十分重视晋东南工委的工作报告，1942年4月，两次作了重要指示，但由于1942年5月的晋东南特大反“扫荡”斗争，工委未接到中央的指示。以后，大约在1943年整风运动时，我们才在报纸上看到中央的这一文件。工会干部们非常重视中央的这一指示，认为中央对晋东南职工运动的这一方针性与政策性的指示，充分肯定了晋东南职工运动的成绩，肯定了我们工会工作的进步，同时也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批示，应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我们决定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工会工作向更深方向发展。但中央的精神中也有不切实际的地方。如想让所有工厂企业均归各地方行政机关领导，但实际上像军工厂、个别印钞厂等企业有很强的保密性，不可能由地方管理。这就明显与中央的方针有不相同的地方。军工部工会训练班结束后，我便回到了区党委机关。不久接到来电，要我去处理一件事。原来，晋南第四军分区的两个工会干部被扣留了，起因是由于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工人均需实行早晚点名、跑步等制度。工人们不满意，提了很多意见，甚至要求开展斗争，并请四分区工会干部支持他们，工会准备派两个工会干部与军方交涉。军队政治部一个指导员派人“侦察”得知这个情况后，即把那两个工会干部绩敏和袁凤鸣给抓了起来。晋南地方党组织很快将此事报告了区党委和129师政治部。正巧129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是我在莫斯科“中大”的同学，也是工人出身。他听到后，立即打电话给四分区，要他们先放人，并打电话告诉我，希望我去帮助解决。等我到那里时，四分区已将人放出，工人们纷纷来找我告状。我先是向工人们做解释，接着就去找军分区政委。那天晚上，我和两个工会干部以及那位政委一起谈了很久。政委开始仍站在军队的立场上，表示只是因为要服从上级的命令才同意放的人。我对他说，工会工作不同于军队工作，军队是一切服从命令，工人要说服教育。但他一再强调说，这里的工人要同军队领导作斗争，这怎么行呢？我说：“我们的斗争有两种，一种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一种是同自己人的斗争。我们工作中某些同志思想有问题，不是也要做工作，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讲得严重点，不是也要作斗争吗。但这同敌我斗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工会干部是诚心诚意帮助工人起来搞好生产，工厂的工人不是军队的战士，早晚点名、跑步，不适应于工厂。另外我们的军队和旧军队也不一样，我们的八路军内部也不能随便把战士关禁闭。”我讲了很多话，政委听到后来也似乎觉得有些道理，开始勉强接受。对我们也客气起来。以后，这位政委每次到师部办事，见到我总要打个招呼，后来，我们竟成了好战友。军工部总工会每次召开大会，都邀请我去。记得有一次，我同部长、政委等一起，听取工会工作的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会上工会于部和部长、政委一起就当时实行的在供给制外，可通过计件制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等问题进行讨论。当时工人的待遇是与我们机关干部一样实行供给制。另外，也鼓励工厂搞计件制，以供给吃饭为基本工资，另外多劳多得，也即供给制加计件制。这样，就要同工人研究生产的标准，根据一天生产多少来定合同。那次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认真，会后欢呼而散。当时工厂的某些制度也有不合理的地方。工厂经费是要造预算的，不能超支。厂长只能批准一定数额的钱，如要修房子，便需要做计划要由工厂向部里报，再送到后勤总部批。这样，往往等钱批下来，很多事情已被耽误了，审批制度过于死板。另外，工厂是根据部队的标准发放劳保用品的，如衣服、帽子、鞋、袜子、肥皂、毛巾、牙刷等，都是定期由后勤部门采购供给。但工人们的鞋、袜、毛巾等用品一下子用不完，都希望发一些零用钱给他们，可以自己买些需要的东西。加上由于战争因素，后勤、采购、运输等中间环节经常丢失物品，东西不能按时发。后来，军工部部长也同意工人们的建议，但上级最终没有批准。当时工人的成份很复杂。我有时也抽空到工厂去了解情况，工人们边工作，边和我谈过去的劳动经历。他们告诉我说，过去地方上有地主武装，称“民团”，还有各种会道门的武装。他们的枪支大部分是从工人的手中搞出去的。那时根本没有机器，全靠手工加工，只要有人来订枪支，5支10支的，他们连日、连夜的干，累了抽两口鸦片，一天就能交货。这些步枪一般是卖给当地的地主武装。步枪里的“来福线”过去都是靠工人们手工拉成的，后来我们逐步使兵工厂机械化，“来福线”也改用专用机床拉了。我们当时工厂的大部分机器都是从敌占区搞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在敌人进攻时，工人们从矿上抢运出来的，这些机器武装了我们的兵工厂。后来兵工厂发展很快，一个工厂往往有好几台或几十台机床。兵工厂已从制造步枪到造掷弹筒、迫击炮。当时的材料一是从民间收集，另外就是向敌人“要”。当我们部队偷袭敌人运输线时，占据了一段铁路后，就把铁轨拆下来，用枕木将它烧红，然后将其弄成一段一段运往根据地。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造子弹、地雷、炸弹、手榴弹发展到制造各种武器。当时在《新华日报》的新华印刷厂、129师印刷厂、政府办的制药厂、冀南银行，还有手工纺织厂等都先后建立了各自的工会组织，并建立了民兵自卫队以保卫工厂。1940年5月1日，我们在黎城上赤峪村（军工部所在地）召开了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成立了军工总工会，也称“赤峪总工会”。这年夏天，机关迁到涉县茅岭地村，各群众团体集合在一个村，建立联合机关，简称“各救”，包括工、农、青、妇、文协，后又增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武委会”（民兵指挥机关）。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各自独立活动，仅在伙食问题上各派代表统一管理。当战争一来，各自分散，深入基层，领导群众反“扫荡”。结束后，又各自回机关，总结经验，提出新的任务。生活是艰苦的，吃不上菜不用说，能吃上小米就不错了。据二分区回来的同志讲，仅昔阳两个区就饿死70多人。以后随区党委南迁，“各救”也迁到南五村，这里有一块方圆几里路的小平原，春天桃红柳绿，真可以赛江南了，“各救”就住在桃村。1941年9月，利用战争空隙，我们又召开了晋东南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大会地址选在了冀西涉县的钟村，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沿途都是茂盛的谷子，高杆玉米，青山核桃，金黄色的柿子。总工会为开好这次大会，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跨过清漳河的一个路口，就有一块会场的指示牌，绕道上山大约要走三四里才到会场——一座大庙。这座庙宇建在半山腰，庙的进口是一条夹在高高的围墙间的巷道。我们组织了许多群众早早等候在那里迎接代表的到来。会场设在院子里，并用草席搭盖了顶棚。院墙四周都是当地党政军民各界送来的锦旗和贺词。原来的佛龛已被五颜六色的五福布遮盖起来，使人感觉这不是一座庙宇，而是一幢雄伟的礼堂。会上，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以及边区党委、政府的领导分别讲了话。这次大会总的精神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坚持敌后抗日战争，保卫边区，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二、积极动员，加紧生产，保障军需民用，开展新劳动竞赛运动；三、加强教育，提高职工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为抗战胜利做出更大的贡献；四、增加生产，改善职工生活。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出版了专刊。就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区党委来电话要我去看一个电报。我来到区党委，组织部长徐子荣递给我一份中央组织部的电报，内容是关于我的证明。在一年之前，我曾写过一封3000字的信给毛主席、张闻天、陈云。信中详细地叙述了我从参加革命后直到来延安的整个经过情况，但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这封电报的内容大致有三点：一、对毛齐华过去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那段历史，中央进行了审查，那时上海地下党虽遭受严重的破坏，但没有发现和牵扯到毛齐华有什么问题的事实根据；二、上海特科虽然里面有个别坏人，但大多数是好同志；三、毛齐华到陕北在中央机关工作以来，积极工作，勤勤恳恳，忠心耿耿，是有成绩的，因此撤消对毛齐华过去的怀疑。看完电报，徐子荣在一边说道：“我们过去也不了解为什么不让你参加一些会议，现在都搞清楚了。”我说，“中央对我的审查是应该的，现在搞清楚了，我应该更加大胆、认真地开展工作。”又过了三四个月，一次，我打电话给邓小平，要求同他谈谈思想，邓当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一个星期天，在政治部，邓小平、刘伯承都在座，我同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说：“中央来了电报，对我过去做地下工作和在陕甘宁边区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中央是信任我的。由于康生来后对我怀疑，因此许多工作不让干，许多会议不让参加，现在中央的电报撤消了对我的怀疑，我想我原来是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常委，现在是否应该恢复过去的开会待遇。”邓小平听后对我说：“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研究一下。”又过了十几天，组织上通知我，让我担任区党委常委兼秘书长和敌战区工作部部长。这样，一下子区党委机关的事情全都由我管起来了。我们太行区党委，实际是一个机关好几个牌子，如129师司令部、太行军区司令部都在一起。我这个秘书长要管召开会议，来往文件，机关后勤等。后来，中央召开七大，彭德怀、刘伯承去延安开会，邓小平调到北方局。我们区党委和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合在一起了。工会工作还在兼职，但我的工作重点是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除了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外，还要负责去几个地委（兼军分区）传达上级指示，讨论贯彻执行。为了教育职工，提高思想认识，我们工会当时出版了3本小册子。一本是杨珏写的，主要讲晋东南工人运动发展与今后的任务。另外两本是我写的，一本是《苏联工人生活》，那是因为我去过苏联，当时还能看到一份苏联出版的通讯，书中主要写一些苏联工人的情况，因为当时处在战争环境中，工人们的生活很困难，我在书中宣传苏联工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对工人进行有关前途的思想教育，鼓励工人们的斗争信心。还有一本就是《论革命工厂中的职工问题》。书中主要是写当前工人的地位、作用等问题。这本书出来后，还曾有过一段风波。我在书中写道：根据地的工厂是共产党、八路军创办的，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工厂，是没有剥削的，所以我们要爱护工厂，发展生产等，这也是我在训练班里讲的内容。但没想到，这个问题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当时党校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研究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时，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三三制，经济也是三三制，这就是说，工厂是存在剥削的，因此，不能说我们的工厂就没有剥削了。当时在一个会上，一位领导同志在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也提到说，我们的工厂存在着剥削，没有剥削是错误的。工商管理局召开会议，召集各厂厂长会议也提出工厂是有剥削的。这样传达到工人那里，工人就提出来了，工厂有剥削，谁剥削谁？老板是谁？有的工厂厂长说，“老板就是我，那就是我剥削你们了。”厂长自己的思想也不通。而工人们则说，你剥削我们，我们不要剥削。结果敌人来“扫荡”时，工人们都回家照顾老婆孩子去了。厂长说，工厂没人管了，一时竟引起了混乱。兵工厂还好，但也引起了争论，有人说，既然政府办的工厂有三三制，我们八路军办的兵工厂也是政府办的，也不能例外，因此，也同样存在着剥削。兵工厂一闹起来，影响就大了，厂长很为难。1942年，正好刘少奇经过这里，住在北方局。我马上连夜赶到他的住地，向他汇报了情况。我说：“现在工人中间发生了问题，一是工厂军管，军代表扣留工会干部，工厂军事化；二是关于我们的工厂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引起争论，现在人们的思想混乱，已影响到生产。”少奇说：“你暂时不要走，明天后勤部杨部长请吃饭，我们再找几位同志，找党校校长杨献珍也来谈谈。”第二天，我去时，少奇已在与杨校长谈话。少奇批评了杨，指出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杨当时还提出新民主主义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也有资本主义的因素……此时少奇有点不耐烦了，说：“什么因素不因素，资本主义产生就有了工人阶级，工人起来要求增加待遇，闹革命，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鸡里有蛋的因素，蛋里有鸡的因素，你看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能扯清楚么？你们吃了饭无事干，弄得思想混乱，影响到工作，影响到生产，以后不准你们再扯下去了。这是毫无意义的争论。”后来，彭老总也来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时，少奇对彭总说，把发出去的文件收回来就是了。第二天，少奇又召集总后勤部长、军工部长、政治部主任、军工部总工会主任等人谈话，他说：“要把你们在工厂设政治部的那一套撤消，指导员可以参加工会当工会秘书，军事管理的一套，不能带到工厂去，工厂要民主管理，有问题要同工人商量解决。”由于少奇同志的到来，这个问题的争论总算到此结束。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敌人“扫荡”，我们实行反“扫荡”的斗争是经常的事情。在我来到晋东南之前，曾有敌人“九路围攻”大烧大杀，随后每年都有一次大“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1940年8月20日夜，我们主动出击，展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百团大战，连续3个月，给敌人以重大打击。129师从正太铁路西端开始，破坏铁路、桥梁，攻打敌人的碉堡，一下子拔了许多敌人据点。晋察冀边区聂荣臻的部队也打过来，解放了榆次等地区。那次的主要目标——正太铁路，全被毁掉。并捣毁了许多“维持会”，消灭了不少汉奸。由被俘日军组织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发挥了反战攻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从工厂抽调了几百名工人配合部队收集缴获来的物资，卫生部门也从敌人那里补充了不少药品。八路军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老百姓密切合作，受到了群众的拥护。战斗中人民群众为子弟兵送饭送水，用南瓜、鸡蛋、热馒头慰问人民军队。百团大战后，敌人疯狂报复。一次，他们趁天还不亮，包围了昔阳县西峪村。将全村老少都赶到一起，让年轻力壮的挖一个大坑，逼着老少都跳进去，然后将他们全部活埋。青壮年全部被枪杀。有资料说，那次被杀的有365人，只有少数几个姑娘被带走。部分民兵事先得到了消息，跑了出来。八路军总部（北方局）、129师师部（太行区党委）、边区政府等都是敌人“扫荡”的目标。敌人企图打垮这些领导机关，同时也要消灭我们的兵工厂、印刷厂等。1942年5月，敌人集中了3万多兵力，分几路出击，向我太行山区根据地腹心地区进攻，妄图包围我领导机关。他们先用飞机侦察，然后进行轰炸。进而开始大举进攻。八路军则采取派出几股部队到敌人的包围圈外去袭击敌人据点，并切断敌人的后路，对敌人实行反包围的战术。同时我们的机关也相继转移到敌人的包围圈外。工人们则把机器等物资分散掩埋起来。敌人来后到处搜索，只有梁沟兵工厂被破坏。通过这次斗争，我们也得到了一些经验教训，那就是开始把过去一些大工厂分为几个小工厂，没有发电机，就利用水车带动机器进行生产。在1942年的反“扫荡'中，我们的机关分散了。5月，我到梁沟四所兵工厂去备战，路过八路军总部，去请示彭总。彭总说：“敌人分几路向我们进攻，情况很紧急，你去工厂很好，要发动大家来保护工厂，保护机器，保护工人、特别要保护好我们的工人，只要有了人，我们还能造机器，技术力量更要保护好，那么到战争后恢复生产就有力量了。”当夜，我就赶到了四所，向刘鹏部长，刘贵福厂长、教导员陈廉如和工会其他领导转达了彭总的重要指示，大家都很高兴，很快就把工厂的机器埋藏起来，然后，撤离工厂基地。工人们分3路，一路是由陈廉如带领向东南方向转移；另一路由刘贵福带领向东北方向转移；刘鹏带领警卫营最后也撤离了工厂，他们在敌人来后还经常骚扰敌人，使敌人不得安心，促使敌人早日撤走。陈廉如他们到后渠村便遇到了敌人，他们分散隐蔽在周围的山沟里，同百姓们在一起。一个月后，敌人撤走了，我们把工人们集中在脑子沟，一面总结这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另派工人到工厂察看被敌人破坏的情况。情况了解后，我们又考虑如何恢复生产，并把工厂分散在老百姓的牛、羊棚里，进行生产。我和兵工部工会主任一道来到臭水沟慰问工人，了解情况。子弹厂在臭水沟，敌人未到，因此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回来后，我们向彭总汇报了情况，告诉他我们的工人一个也没有牺牲，工厂也逐步恢复了生产，他听后非常高兴。当然，在这次反“扫荡”中，我们还是牺牲了不少同志，如参谋长左权、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何云都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四所兵工厂的教导员陈廉如在夜里带领工人转移时，不小心跌下山沟牺牲了。敌人来“扫荡”时，印刷厂的一部分工人迅速将机器拆开掩埋后，就隐蔽到山里，并时刻监视着来犯的敌人。他们配合当地民兵采取游击战骚扰敌人。敌人在这次“扫荡”中，破坏了我们的部分印刷设备，他们回到平津后便在报纸上大吹说：“皇军首战告捷，八路军总部和印刷厂被彻底摧毁。”并用特大字号刊登新闻报道。战斗刚刚结束，我们的印刷工人便立即投入新的战斗，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使《新华日报》又迅速出版了。并通过武工队把报纸送到敌人的据点里。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看到后气急败坏，大骂部下是“饭桶”。从战争形势看，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开始是在平原，用飞机、大炮、装甲车进攻，占领点、线，发挥其机械化的优势。但他们进攻山区则失去了这一优势。而我们有民兵、游击队和野战军配合作战，尤其是从1942年以后，群众创造了地雷战，在山区、道路上都埋下地雷，布下天罗地网，敌人走到那里，那里就是他的“归宿”。1943年起，情况开始有所好转，这时我们也掌握了敌人“扫荡”的规律，特别是在敌我交界的游击区，我们开展地雷战，我们的武工队也经常到敌占区去活动。1941年至1943年，灾荒严重。除了日本军队到根据地“扫荡”破坏外，天不下雨，赤地千里，春麦颗粒无收。党政军机关都采取精简机构，压缩脱产人员，动员军民大生产等办法，共度荒年。我带领区党委机关人员也一起出动，上山开荒。当时，我们机关人员吃的是由核桃渣和米糠拌在一起作成的饼，有限的小米是用来招待远方来客的。到了秋天，山洪爆发，新种的庄稼大部分被山洪冲走。此外，蝗虫吃庄稼也非常厉害，于是我们又开始发动群众进行“打蝗”运动。这一带根据地的老百姓生活相当艰苦。在豫北，就连有给养的国民党军队也无法生活，到后来整个部队都调走了。从豫北回来的同志对我说，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焦作一带，有人在饭店买的包子里竟发现了小孩子的手指头和人的耳朵。有人去报案，结果在一个小饭店里，查出好几筐小孩子的鞋袜。这说明当地的饥荒已达到了人吃人的残酷程度。由于国民党部队撤走，我们的部队便向南接防。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战士病死后，部队来不及掩埋，放在村口；第二天早上发现那尸体竟然不见了。后来我们在一里外的地方发现几个村民正在割那具尸体上的肉吃。还有一个村庄，几乎没有人了，连树皮都被啃光了。我们在一户人家看到，炕上放着一具尸体，炕边坐着一个人，一边割着尸体上的肉，一边拿到火上去烤了吃。这里的老百姓把天灾和国民党军队的欺压说成是：“水旱蝗汤（汤恩伯）”。在我们住的附近地区，老百姓一般吃槐树叶，脸都吃肿了。当地产的核桃仁是要出口的，还有一部分要榨油，我们机关同志是把榨剩的油渣做成饼来吃，很苦。就这样还只能当场吃不能带走。这是1942年的事情。晋南的粮食非常困难，我们只有把西部的粮食收购来，运到东部靠近平汉路一带，救济当地的老百姓。敌人的粮食也非常困难，所以经常进行“扫荡”。敌人的“扫荡”分大“扫荡”和小“扫荡”。如春麦秋收时抢粮，是小“扫荡”，是专为粮食而来。特别是一些边缘地区更是敌伪军抢夺粮食的主要目标。我们经常组织老百姓连夜抢收。边缘地区的一些村长往往是“两面派”，一方面对付日伪军，一方面同我们建立关系。一次，我们的部队来到敌我交界的游击区一家老乡家里，他家正好在包饺子，面粉在敌占区可是军用品，老乡是不能吃的。这家老乡以为是敌人来了，慌忙将饺子倒进了茅坑，当发现是自己人后，他感叹地说他们很久没有吃过饺子了，可惜这些饺子已无法再吃了。春天时，老百姓家家户户把杨柳叶子收集起来，用开水烫后放进水缸里。到了秋天，又把毛豆叶子腌起来当菜吃，说是腌，其实这里根本没盐。老百姓吃的粮食主要是谷子和柿子。秋天把柿子采下来，同糠混在一起。做成一个个团子，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磨成粉，吃时做成饼，有点甜味。当时的饭就是一块饼，一碗树叶汤。我们吃了这种饼，大便困难，于是一方面想办法自己种点粮食，一面拿小米去与老百姓换点胡萝卜、土豆，一般一斤米能换几斤土豆。我们就用土豆、胡萝卜当饭吃，有时一天3顿都是这种饭。当时我还在附近开了一块荒地，种上一点胡萝卜，想改善一下伙食，可党校的同志知道是我种的菜，没等我出差回来，就都给吃光了。当时几乎没有面粉，招待客人也只有小米。一次，有几位新四军的干部经过这里去延安开会，我们招待他们吃小米饭，开始他们很不习惯，但看到我们连小米也吃不上时，才知道这里的艰苦。我们机关虽然艰苦，但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很羡慕我们的生活。所以，每逢春节，我们总是杀猪宰羊，把附近的老乡请来，大家会餐一顿。老百姓有时也请我们去吃饭。山里有些地方可以种一点稻子，往往遇到结婚、过年时老乡便磨些豆腐改善伙食。一次，我被一家老乡请去，他热情招待我和他的女婿各一大碗米饭，还有豆腐和土豆烧起来的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晋东南百姓家的房子很讲究，主要是中农、富农的家里，尤其是地主家的房子造得很好。这里庙也很多，每个大一点的村庄都有庙，庙里有菩萨，当地的老乡有病都去庙里烧香，求菩萨保佑。这一带雨水少，但一下起来山里就发洪水，庄稼也被冲走。但事情也怪，凡是洪水过后抢种的庄稼，总是长得特别好，这大概是因为山洪带下来许多肥料的缘故。彭德怀的生活很朴素。一次，我向彭总汇报工作，他正在补一件旧衬衣，他说想把新的留下来省着穿，但没想到新衣服后来却在敌人一次“扫荡”时给烧掉了。还有一次，部队开会，彭总作报告，报告后当地机关请他吃饭。他看到一大桌饭菜，背过手去问：“你们的伙食费是多少？”然后转身走了。这在其他首长中过去是没有的事情。但同时，他对同志却很慷慨、热情。有一次，我和赤峪工会主任去兵工厂，回来经过总部，彭总说：“今天正巧警卫员在河里抓了只甲鱼，还买了两元钱猪肉，你们来一起吃吧。”彭总自己掏钱请我们吃了一餐饭。当我写太行山这段回忆时，接到了杨珏同志的来信，他说：“我永远也忘不掉咱们在太行山那段工作的情况，大家工作努力，团结战斗，虽生活艰苦，但心情愉快，毫无怨言。”总之，在艰苦的日子里，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全体动员起来，一边把脱产人员精简到最少，尽量节约开支。另一方面，积极动员生产救灾，发展生产度过难关，大家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根据地里，劳动竞赛是有光荣传统的。1940年，我在训练班上课时就讲过，我们要以“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要开展劳动竞赛。在1941年第二次工人运动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新民主主义劳动竞赛。1943年2月，总工会通知发动劳动竞赛活动，支援前线战争。8月，总工会召开了有50位劳动模范参加的代表大会，请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给大家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当前工人阶级任务的报告。劳动模范“炮大王”甄荣典、矿工梁来原等都在会上发了言。甄荣典，河北唐县人，8岁时帮母亲打柴、烧豆腐锅，16岁给人当雇工，19岁被介绍到湖南修铁路，受骗上当，吃尽苦头，最后讨饭回家。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来到了他的家乡，他帮助组织农会，并当上了青年队长，积极参加斗争恶霸地主。不久他参加了八路军，很快就加入了共产党。1940年7月，他到军工部工厂当了一名学徒。他在工厂里刻苦学习，埋头苦干，加班加点。别人一天生产炮弹壳50多个，他能生产100个，别人生产i00个，他已超过150个。在竞赛中，熟练工人的指标由300个增加到400个，他便增加到480个，还创造了1分50秒出一个炮弹壳的记录。战争开始后，他参加了工厂自卫队，曾掩护过千余工友安全转移，多次摸过敌人的岗哨。在战斗中荣获“英勇模范的自卫队员”称号。每次备战，他都是负责大机器的掩埋任务。他经手的机器从来没有损失过。1943年，新劳动者运动总结会上，他被选为全区工人旗手，被人们称之为“炮大王”。在这次太行区群英大会上，总工会掀起学习甄荣典运动，号召全区各行业工人向他学习。1944年，晋冀豫边区政府在黎城南汇泉召开的战斗英雄、工农兵劳模代表大会上，甄荣典、柴东民、梁来原、刘玉珍等被授予特等劳模称号，甄荣典还被选为太行区工人参议员。通过开展向甄荣典学习的运动，全区广泛掀起了一个生产竞赛的高潮，生产效率普遍提高，同时，全区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工作者和生产能手，从而为大反攻作好了准备。1942年1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从而在全党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当时恰逢敌人来晋东南大“扫荡”，所以我们的整风运动是从1943年开始的。吸取了延安整风的教训，我们的“抢救运动”时间很短，很快即进入到毛主席指示的“整风审干”阶段。从分区机关到各地县委的干部轮流来党校学习，轮流进行整风审干，当时是采取自觉运动，要“革命自觉，历史自觉，阶级自觉”。（贫）苦出身的人出来参加革命，要经过教育，提高认识，才能达到革命的自觉。地主、富农出身的人，要经过学习、提高认识，背叛原来的阶级，走向自觉的革命。回顾我们过去党的历史，大革命时期，莫斯科时期，及王明统治时代，党内斗争往往是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这次“整风”运动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同志间的相互帮助，进行自觉运动，达到团结的目的。当时，除了区党委党校组织各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以外，还将新闻出版系统的干部和总工会机关的干部，组织在一起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该学习班由党委宣传部长张磐石和我直接领导进行学习。经过思想动员后，开展了自我教育运动，启发每个同志结合思想实际、工作实际，进行深刻地检查，自觉地交代问题。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个例子。有一个工人干部，是原军工部总工会主任，他曾经在学习班上自觉地讲他自己的过去。他从小在石家庄一个铁工厂做工，日本军队占领石家庄后，他听说郑州能找到工作，就去了那里，可一到郑州，却发现郑州也是兵荒马乱的。日本军队从北面来了，他又听说延安共产党那里有工作可做，而且又自由，便想办法从郑州来到西安，然后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当了解了他的身世后，让他第二天搭送货的卡车去延安，还让他负责路上的押运。当时他想：“共产党真好，我是个失业工人，一见面就这么信任我。”到延安后，负责接待的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是进学校，还是进工厂当工人。他表示还是做工的好，这样他便来到了兵工厂。开始时在厂里因处处受到照顾，他喜欢搞文艺，经常给大家唱戏，工人们也很喜欢他，从而得到了领导的信任。但过了几个月，他开始厌倦工厂严格的纪律，如一不准赌博，二不准调戏女人，太不“自由”，想开小差：这时正好工厂要抽调一部分工人到前方去，他便想到可以借机开小差了。但在路上反复想后觉得没有去处，最后还是到了晋东南军工部兵工厂。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解决。由于他工作上和以前一样照干，在工人中还有一定的影响，组织上便让他担任工会俱乐部主任。他开始想，俱乐部主任是干部，当干部不能油腔滑调，要严肃起来起模范作用。从此他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他开始注意学习，并不断进步，从过去不自觉到后来的自觉革命了，不久，他还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他说：“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我才真正认识到自觉革命的意义。”一位贫苦出身的农民，日军进攻时他自愿要求抗日，却参加了阎锡山的队伍。当队伍开到阳泉时，长官却说“此地不是作战之地”，让他们到了榆次。可没几天上级又通知说“此地不是作战之地”，他们又撤退，后来到了新地方。当他发现这支队伍实际是“不抵抗主义”时，便开小差跑了出来。他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并加入了共产党。在革命的队伍里，他懂得了很多道理，根据组织的安排，他又到工厂当了一名工人。经过这次学习，使他更加认识到只有坚决抗日，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才是穷苦大众的出头之路。从而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一位新华书店的发行员是山西太谷人，原来是教书的。他在检查时说：“过去读书用功的目的是：长大成人走关东，贩卖豺狼虎豹开典当，海参虾米吃不光”。日本人来后，学校关门，他便到了八路军机关，当了一名基层干部。创办书店时，他又被派到书店专搞发行工作。通过这次整风运动，也使他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才是每个中国人的方向。在负责敌占区（城工部）工作的日子里，我们很重视敌占区的各种动态。并进行细致地研究，如晋南焦作人吃人的情况等。1945年5月，我曾在《新华日报》上写过一篇报道，题为：《敌占城市拾零》，反映了当时在敌占区的情况。我在文章中写道：“在敌伪大叫‘取缔囤积’，‘实施物价紧急措施令’之下，商号只能纷纷关门，北平大约停业者一千六百家，占全市商号百分之七十八。在目前，‘货胜于币’的思想，深印于敌占城市商界的脑海。在敌占城市之学校中，竟成市场，如北平师大，师生见面则‘你有多少布疋！’‘我有一批被子’，课堂成了交易所，不知内幕者，还以为是经济学教授联系实际的新方法！”“敌伪为了‘配给’，闹出许多谜一样的事情，太原市到底是十三万人，还是十八万人？据说几年来始终‘调查不清’，天津一百八十万人口，敌伪为了‘改革配给’，伪市政府却只承认一百二十万”。“据一位经济学博士余天休在狄华利餐厅座谈会上说：‘我看现在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虚假的，如专从经济上来找答案，往往得不出结论，就象配给烟吧，说烟买不到，而摆摊的烟贩，却充满街头。据说此烟摊曾一度取缔，且追究过，由摆摊问到衙门，由衙门牵涉到配给组合，由配给组合又牵涉到统税局，结果将一些犯人送到地方法院，判决不服，上诉到高级法院，就糊里糊涂的算了。现在是四月了，一月的配给还未领到。”“敌伪唱着的所谓‘增产’，实际是减产。工人怠工的现象很普遍，××炼钢厂流行着：‘吃洋饭，磨洋工，屙堆屎，三点钟’。××铁道厂，战前每天出八个车轮，现在一天一个还得加夜工。太原组改工程中则流传着‘铁匠偷钢，木匠偷木，漆匠最老实，裤腰里夹小包。’敌山西株式会社的掌柜，以为只有中国人才这样，然而仓主任（日本人）把电石、锋钢、铁板秘密的卖给朝鲜人，朝鲜人又转卖给了中国人。”“敌伪狂吠‘肃正思想’，但人民永远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一个伪中国铁路学院要举行毕业典礼，学员开小差的占三分之一。过去，学生最难得到的是文凭，现在，那里的学生怕领到文凭丢了中国人的人格。”“老年人在推算：‘今年是乙酉，鸡年，盼天快明，鬼子就得跑。工人们在互相交耳：‘咱们得早些准备，机器不要被鬼子运走，不然，咱们先去山上（指同八路军）拉个关系’。××说：人家八路军在抗日，咱们干的是啥活？另一个说：不要紧，到那时我们配合八路军打败鬼子。”由于城市地下工作的开展，敌占区城市不少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到根据地来。他们有的是来参观的，也有的是来参加抗日的。一次，我在二分区地委遇到一位从天津来的青年大学生，他当时穿着西装，提着一个小皮箱，坐正太线火车来到这里。他在路上被附近的农民当汉奸给抓起来后，送到村长那里，村长了解情况后，把他送到了当地的政府，当地政府又用毛驴把他送到了二地委。地委领导找他谈话，他说：“我来是想看看根据地建设的情况。”谈话中，还流露出对地委同志的不信任，好像这里的一切都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甚至连给他吃的水果，他也怀疑是否有毒药，用PP粉洗后才敢吃。后来，他提出要看看我们的工厂，地委同志告诉他，由于是在抗战期间，我们的条件还很差，不象城市那样的规模。他又提出要看看我们的政府机关，我们就把他送到了边区最高政府机关——晋冀豫政府。他在去边区政府的途中，后边赶过来两个骑马的人，问他从那里来，到那里去。等他回答完后，那两人便飞快地赶路去了。过后，他问送他的通讯员那两人是谁，通讯员说：“是师长和他的警卫员。”这下青年人有点慌了，忙问：“我刚才没有说错什么吧？”通讯员笑着说：“没有，没有。”这位青年到边区后，住进了边区政府招待所。他在招待所里看到当地的报纸上只刊登有关乡长如何发动农民进行春耕生产的消息，很觉奇怪。他认为，城里的报纸登载的都是大人物的活动，这里的报纸却只介绍小人物。他每天都要去附近的清漳河洗澡。一次，洗完澡后，他把自己的手表忘在河边了，在他回去找的时候，有位农民问他丢了什么。当把捡到的手表交给他时．他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农民却说：“没关系。”从此后，他对根据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路不拾遗”。不久，他又提出要去延安、去抗大看看。我们告诉他，延安同这里差不多，生活条件可能更苦，并劝他回天津去多做些宣传工作，为抗战多作贡献。敌人“扫荡”时，他跟着我们的部队转移，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根据地印的《政治经济学》。他看后觉得此书理论联系实际，内容新颖，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他回去后，没过几个月，便又带了5个青年来到这里，其中还有女的。他为他们作向导，边参观边说服他们为抗战作贡献。总之，这里经常有沦陷区城市的青年学生来参观、学习。他们总是来时吃惊，走时带着满腔的热情而归。如有一次，天津有两位女学生乘火车到石家庄下车后，向农村走了几里路，便看到处处抗战气氛与敌占区大不相同。到根据地后，我们总工会接待她们住了一个月，她们又看到八路军战士主动为村里老太太担水等等，深受感动。这些青年回去后，很多人都自觉地加入到抗战的行列，同时也成为我们的义务宣传员。1943年，有一次，区党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我写了一份有关敌占区工作的报告，说明在抗战初期，动员广大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民主政权，这是非常正确的。而现在正处于战争的相持阶段，必须迅速派出得力的工人干部，深入敌占区，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作准备等等。李雪峰在会上念了我的这份报告，并要求各地予以重视，派出干部开展城市工作。晋东南总工会首先响应。他们抽调工会干部潜入敌占区城市，钻到敌人心脏，为战略反攻作出贡献。同时太行区党委也成立了太原、石家庄、新乡3个城市工作委员会，分别由张磐石、李伟和我负责。派出的干部有：续邦彦1942年春去榆次；杨珏1943年调五地委任城工部部长兼新乡城工委书记；马世忠l942年4月到敌占区六河淘煤矿；张建华到太行一地委，负责石家庄等地敌区工作；徐行到石家庄；石峰、王亚正到峰峰煤矿；武锡九到六柯沟煤矿；武岐山、韩俊峰、王殿臣到安阳城；仲施恩、张风彬、席永州等到新乡。1943年5月，敌人又向我根据地发动“扫荡”。我与一分区敌工部的张建华一起转入井陉游击区，了解敌战区的情况。在山里，我们遇到了袁世凯的五姨太，她也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躲进了山里，她的生活是由我们政府供给的。1944年，敌人“扫荡”时，我又到了五地委和杨珏在一起。我们深入到鹤壁一带游击区，分批找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谈话，了解那里的情况。在这里，我们遇到几位被日本人抓到东北抚顺煤矿后逃回来的工人。他们讲了很多关于在东北受日本人奴役的情况，我们把他们讲的这些情况都记录下来，编成宣传材料，教育广大群众。我们还和大家商量，如何以实际行动为战略反攻作准备。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六、延安宝塔山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六、延安宝塔山下我在上海处理完移交电台和疏散家属这些事后，大约在1935年中秋节前后，便和张瑞华跟北方局来的一位交通员离开上海去天津。到达天津的第二天，与中央特科搞军运的王世英接上了头，他是比我们早一天到天津的。这时听说党中央已进入陕北，于是我们换了一个旅馆，开始研究如何去陕北的路线。不久，又遇到了从陕北苏区来天津向北方局汇报工作的萧蓠（解放后曾在化工部任办公厅主任）。据他讲，一路上很紧张，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在一起围攻陕北，他也无法回陕北，只好等待机会。在天津的旅馆，一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北方局的文件，忽然有人敲门，我以为像平时一样是茶房送水来了，不料几个警察闯进来，我来不及放好文件，只得把文件顺便藏在桌子上的几张报纸下面。警察进来后，把手枪对准了我，当时我想这下肯定要出事了。他们对我说：“你干啥的？北方话会说吗？”我镇定回答：“做买卖的，北方话不会说。”警察看看我的样子，在我身上搜了搜，就走了。他们没有去翻桌子上的报纸。后来我去问茶房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人抢走了一家钱庄的500块大洋。那次相当紧张，连当晚住在另一家旅馆的萧蓠也被搜查了。萧蓠呆不住，急着要走。因女同志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路上不方便，张瑞华便暂时留在天津。我和萧蓠与北方局另派的一位交通员一起到了北平。那位交通员通过东北军地下党的关系，从东北军106师驻北平办事处搞到了军用护照。这样，我的公开身份便成了无线电技师，萧蓠成了我的勤务兵，交通员是我的副官。火车上，我们拿着军用护照，也不用买车票。我身穿长袍马褂，显示出是一个很有地位的高级军政人员，勤务兵一身士兵军服，副官稍讲究些，里面是军装，外面一件深灰色呢大衣，一行人很有气派。到西安后，我们又在旅馆想办法如何到陕北苏区去。1935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全歼国民党东北军109师和106师的1个团，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为此，西安的形势很紧张，加上新成立的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就设在西安，每天晚上，都有来查户口、查证件的。记得有治安大队、警察、宪兵等四五个部门，非常讨厌。我们想了个对付的办法，每当来查时，我就故意在里屋拍桌子大骂勤务兵，“妈的，怎么茶还没有泡好”等话。他们看到我们派头很大，又有副官、勤务兵，以为是大官，许多次甚至连护照也不看就走了。后来，那位“副官”交通员找到了西北军杨虎城部下的一个叫阎揆要的特务团长（黄埔毕业生，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解放后在解放军总参谋部任职），并把我们介绍给他。通过这个关系，我与萧蓠来到特务团。这个特务团驻扎在距西安西北约70多公里的乾县。在团的通讯排里，有一部电台，阎团长让我暂时在这里担任无线电教官。我在这里每天为他们讲无线电原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与阎团长始终保持一般关系，两人接触也不多，我只是偶然去办公室看看报纸。当时国民党内部有一个政工部门，到处有耳目，侦察下属的政治动向。但是，我却与特务团下面的一些人关系很好。一次，一个士兵悄悄告诉我，通讯排排长（姓钟）是个军统，要我注意他，其他几个副排长倒无所为。国民党军队中打骂士兵是常见的，我在特务团就看到那个通讯排长用皮带抽士兵，士兵敢怒而不敢言。另外，在特务团时，我身上长了很多虱子，晚上用手电筒一照，到处都是，这些小虫对当地人来说，似乎已习以为常无所谓，可我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真想洗个澡，用开水烫烫衣服。西北黄土高原地势高，水很紧张，要打几丈深才有水，没有办法只好忍耐下去。早在上海时就听刘仲华说，杨虎城部队里的一位旅长叫张汉民，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由于当时无法及时联系，被路过陕南的鄂豫皖红军误杀。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鄂豫皖红军西行到四川，路过陕南（汉中）时遇到了张汉民的部队，当时张汉民下令不许开火，只是带领部队跟在红军后面。而这支红军并不知道张是自己人，红军师长一恼火，回过头便把张汉民给抓起来了。张向这位师长说明自己是中共党员，只是假作追击红军的样子。可这位师长认为张是在欺骗他，硬说张是冒充共产党员。最后还是把张汉民给杀掉了。此事我们一直保密，没有告诉张的家属。这次我在特务团又听到了几个连、排长在议论这件事。我们在特务团呆了两三个星期。一天，那位“副官”交通员要到前方106师师部去，路过乾县来找我们，问如何与苏区取得联系。并告诉我，上海留下的电台又被敌人破坏了（实际上上海局从1935年7月后便不再存在）。这时，萧蓠实在呆不下去了，一定要跟他同去前方进苏区。他们坐了106师的车子走了，以后，我又在特务团呆了不到一个月。国民党109师和106师的一个团被中央红军吃掉后，106师师长沈克很紧张，想通过关系与陕北红军建立联系，搞中立，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由于有这个因素，我们党就设法秘密派了一位联络员做沈克的贴身勤务兵，通过他可以经常把党的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文件带给沈克看。当那位“副官”交通员到了前方，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便去找沈克谈。提出西安有一个无线电技师，要去苏区经过此地。征得沈克的同意后，他便以沈克的名义打电报给106师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并写信到特务团要我立即去西安。这样，我很快离开了特务团，来到了106师驻西安的办事处。办事处主任见到我，非常高兴。他告诉我，师长要你到前方去，但我这里也想建立一个电台，与前方联系，希望我暂时留在他那里。于是，我只好答应留下来，先帮他建立电台。他让副官把过去留下的一些旧的无线电材料拿出来，里面有坏的发报机和收音机，我设法把它们组装起来，把天线架好。这个办事处主任地位很高，进出有小汽车，有姨太太。因为他住的房子旁边就是我装配机器的工作间，所以他的活动我基本上都知道，有时在一起吃饭时，我们还闲谈聊天。我又去配了一些零件，把一台机器组装好了，而且专门找了一间房子作机房。当时的收发报机是用直流发电机供电的，但唯一的一台发电机却在试验时烧坏了。主任坚持要我留下来把电台建好，通报了以后再走。由于发电机需要到天津去修，于是，主任与姨太太带了发电机去天津。主任走后，办事处只剩下办公室主任、副官、会计等几个人，我与他们已经混得很熟了。一天，我对他们讲：“主任去修发电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师长在前方等我，我想还是早一点去”。同时让那位交通员在前方以106师师长的名义打电报，催我快点去。其实打电报的事，师长并不一定知道。办事处的人没有办法只能让我走了。当时，这些部队是不发薪饷的，但可以借钱。办事处的副官与我关系不错，就告诉我，你要是没有钱可以先借，借多少都可以，我当时不敢多要，大概借了三四十块钱，写了个借条，然后坐106师的交通车从西安到乾县，经彬县、庆阳、合水最后到达了106师师部。106师师长的那个勤务兵是地下党员，事先得到了我去的消息。等我一到，两人一见面，原来我们认识。他以前在上海地下党做过侦察工作，是“打狗队”的成员。这样，我俩经常通气，如师长的态度怎么样等等情况，都能及时了解。这位勤务兵是直接同陕甘省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派来的人联系的，他们之间有电报，也有口头的联系。来了以后，我发现这位师长很苦闷、无聊。没事就吃白粉（吗啡），我带来一部收音机，让他解闷。当时我是与他的一个副官住在一个窑洞里。住了一个星期，我通过勤务兵告诉师长，我要走了，师长也知道勤务兵是与陕北红军有联系的，就让他陪我一起去。那天早上，我们两人离开师部去苏区。走了五六里路时，我们便抄小路翻山过去。我们已经准备好，万一碰上国民党的哨兵，就说是师长派出来的侦察兵。山很高，也没有什么人。天渐渐黑了，又下着大雪。后来发现山坡上有一家老百姓。进门后我们说要住一夜，并提出能否烧点饭吃，老乡同意了。这户人家只有老太太和一个儿子。菜就是煮树叶，也没有盐，据老乡说他们已有几年吃不上盐了，幸亏我从西安带了一个罐头食品。因在来的路上我们看到了许多红军标语，就问老乡：“是红军好还是白军好？”大概以为我们是白军开小差去找红军的，老乡就说：“红军也好，白军也好。”我又问是为什么，他说：“红军一般不进我们的房子来，白军要找些麻烦，他们要拿东西，吃的，鸡蛋啊，什么都拿。”住了一夜，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付了钱，并根据老乡指的路，继续翻山赶路。走了一段路便下山了，没走多远，就看到了红军哨兵，明显的特点是他们领子上都有红领章、五角星帽徽，身上挂着驳壳枪。当时我激动得就叫开了，他们大概以为我们是白军开小差过来的，挺客气，我提出要去乡政府。在乡政府里，乡长弄来了一些豆芽菜招待我们，饭是小米做的。我们从上海到天津一路上都吃大米，到天津时在饭馆尽吃面食。一到西安，东北军、西北军天天也都是吃面食，一天两餐，上午吃馒头，下午吃面片，似乎很单调，可到了根据地，连白面也吃不到了，只有小米。乡长招待我们住了一夜，第二天，勤务兵回106师师部，乡长找了一个毛驴送我到陕甘省委机关。省委机关当时在桃桐（现为富县）。省委书记欧阳钦、陕甘省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在苏联时就认识）等人都在那里。到了陕甘省委，大家见面非常亲热，萧司令看我身上的衣服不行，马上做了一套新的军服。省委同志当时正在送国民党东北军被俘的团一级人员，那天烧了几桌酒菜。席间，东北军被俘人员表示回去一定告诉少帅（张学良），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宴席上有牛羊猪肉和豆腐、土豆等六七个菜，我也参加了。又住了3天，萧劲光派了一个通讯员和两匹马，送我到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这段路一般情况步行要走五六天，我们白天晚上的赶，只用了两天多一点就赶到了。路上肚子实在饿了，我们便买些猪肉、土豆借老乡家锅灶自己烧了吃。这里的东西很便宜，一个猪前腿只要4元，一块钱能买到100多个鸡蛋。1936年2月初，我们到达了瓦窑堡。瓦窑堡是位于陕西北部安定县（今子长县）的一个小镇，市场很热闹。这里原是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中心，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后，于1935年11月7日到达这里，并于12月17日在此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我来到中央机关，一进门就碰到了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他拉住我在他办公室畅谈。他说：“早就听说你来了，有电报，也有口信，知道你不能进来，我们也很着急。”这时外面传来飞机轰炸声，过后得知送我们来的一匹马被炸死了，为此那个通讯员伤心地哭了。周副主席就安慰他说：“战争时期，有炸死的，也有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不要难过，回去把情况讲讲清楚。”我和周副主席的谈话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多。他只管听我说，还一边在办公。我从上海地下党被破坏，叛徒供出我们的电台，我们再建立，直到后来我们在上海站不住脚，一直讲到来根据地路上的情况，也谈到了在莫斯科时的一些事情。中间我看到周恩来有些疲倦，就想不说了，让他休息，但周恩来挥挥手说：“你接着谈”。这中间，邓颖超几次进出房间，为我们倒水，因看我们在谈话，始终没有打断我们。深夜，周副主席安排我到吴亮平（浙江奉化人，在莫斯科认识，曾在“中大”任翻译）的窑洞里住，隔壁是李维汉夫妇，另一边是文印室。在这里我认识了李维汉和他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安顿好后，第二天我便烧了一大锅水，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把身上的衣服全部换下来，将虱子烫了个精光，真痛快呀！住下来以后，我写了两篇东西。一篇是《白区革命斗争的新形势》，刊登在党中央创办的《斗争报》上。我把白区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工商界社会新动态都写进去了，主要讲人民是要求抗日的。这篇东西印出来后，大家都抢着看，因为苏区的同志从江西到陕北，已经很久不接触白区的情况了，这些材料给他们以极大振奋。另一篇是《世界经济》，主要是写这些年来世界经济的情况，内容大多是我在上海杂志上抄录下来的。同志们看到文章后，都来看我。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大家让我多讲讲外面的情况。博古和我天天在一起，其他如王稼祥、林伯渠、徐特立等都来过，大家关系非常密切。当时，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我到那里时，抗日先锋军已开始向山西、绥远进军，他们冲破了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胜利地渡过了黄河。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到前线去了，便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什么征粮、征兵、土地问题都是他主持讨论，有很多次就在我们这个窑洞。根据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当时的精神依然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还在提反蒋抗日的口号。这时，周恩来通知我，要我任白区工作部秘书，与邓颖超一起做白区工作，部长是张浩。因张浩从苏联回来后，整天在外面讲共产国际指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所以，白区工作部的具体工作只有我和邓颖超两人。经过两个月的东征，红军的力量有所扩大，为后来开辟晋、绥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东征中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东征后，毛主席和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等从前方回来。不久，就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分析了新的形势，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地点就在张闻天住的院子里，我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天，周恩来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告诉他，我是从上海来的，毛主席和我亲切地握手问好。散会后，毛主席笑着请我有空到他那里谈谈。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了。在他住的窑洞里，除了炕以外，家具只有两只军用行军箱和一张桌子，给人感觉非常简朴。炕上、桌子上到处都是书。毛主席要我坐下，详细地询问了白区的情况。我说：“这些年来，上海地下工作由于‘左’倾路线的指导，白区工作采取了盲动冒险的错误方针。例如，在一些工厂，经常搞一些轻率的罢工。而当一个工厂罢工后，又命令组织总同盟罢工等。并且硬性地、不顾主客观条件如何，把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随便提高到政治斗争，甚至公开提出‘保卫苏联’、‘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等政治口号。在敌人大搞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还搞飞行集会，公开号召发展党的组织。结果暴露了自己，使白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说到这时，毛主席气愤地说：“这不遭破坏才怪呢！”我继续说：“1934年和1935年，在上海党的领导机关接连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被迫撤退。经过艰难险阻，我才到这里。”他听后说：“在城市，敌人占绝对统治的情况下，轻举妄动是不行的呀！”他又用商量的口气问我，从整个城市来说，敌占优势，但在一个工厂或一个车间，经过细致的群众工作后，能否建立我们隐蔽的力量优势呢？我说：“根据过去我在上海工厂里工作的经验，只要发展四五个得力的党员，完全可以做到使全厂工人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之下。”他说：“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不能轻举妄动，要作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呀！工人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组织、领导他们斗争。斗争要讲究策略，要有理、有利、有节，要注意积蓄力量，斗争要适可而止。”后来，在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又听了刘少奇所作的专题报告，使我进一步深刻领会了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白区工作的政策与策略。张闻天从前方回来，我和吴亮平让出房子，我搬到隔壁和周恩来同在一个院子里。刘长胜1936年从苏联回来后和我住在一起。他是带着用于和共产国际进行无线电通讯的密码，装扮成商人，经过艰难路途到达瓦窑堡的。不久，他帮助党中央与共产国际重新接上了电台联系。后来，中央让他和工会的一位领导同志邓振询一起，为中央党校的工人训练班讲课。这时，李维汉要我给他们写一本有关工会工作的讲义，所以我常和刘、邓在一起谈论苏联和中国工人的情况。红军东征回师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他调集了16个师和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根据这种形势，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3省边界敌人力量较薄弱地区西征，以扩大根据地。在此前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并与东北军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双方达成了协议，红军撤出瓦窑堡，党中央机关也迁到保安（后改为志丹）县。红军西征开始后，1936年6月17日，定边解放，6月21日又解放了盐池。这时中央组织了一个干部巡视团去新区落实政策。过去是执行极“左”的路线，不管大、小地主，甚至富农的财产也统统没收。这次巡视团去贯彻党中央新的决定，即“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要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但对他们经营的工商业是要保护的。中央指定由我当巡视团长，率领总工会的邓振询，妇联的张玉英、白爱玉，青年团的杨俊勋以及文联的秦力生等一起去开展群众工作，落实新的政策并建立群众组织。我们提前离开瓦窑堡，当时一起去的还有贾拓夫，他的任务是去筹建中共“三边”（即陕西、宁夏、内蒙边区）特委。还有毛泽民，他是国民经济部长，带着骡马运输大队到盐池开采食盐。当时盐池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是惠庆祺。定边，位于陕、宁、蒙交界地带。到那里后，贾拓夫和我首先召集军政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央政策。军队里来的有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以后又来了政治部主任刘晓。大家研究、讨论如何贯彻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因红军长征后，生活很艰苦，一到定边，看到商店有那么多的东西，象毛巾、肥皂、胶鞋等都是很需要的，有些人就开始乱拿。我们就教育部队，不能侵犯群众利益，拿了的东西要退回，要执行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当地工商业界的资本家为欢迎我们，以商会名义宴请我们吃饭。吃饭时在坐的有宋时轮、宋任穷、毛泽民、贾拓夫和我等人。我们首先向他们宣传了党对工商业保护的政策，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鼓励他们大胆发展工商业，大家谈得很高兴。我们在那里动员群众，建立政权机关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并建立起地方武装。群众发动起来后，从地主家的炕和墙里挖出很多银元宝和鸦片烟土等。这里还有少数民族工作（主要是回民和蒙民），高岗当时就是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并带有骑兵队。他见我去，就告诉我，他的一边屁股烂了，很痛，我说你为什么在瓦窑堡时不对中央提出来？他说，“当时在搞肃反，把刘志丹和我都关起来了，中央来了刚被释放，我不敢讲”。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他马上打电报给当地的部队，让他们给高岗治病。从地图上看，万里长城从定边经过，但在定边一带当时能看到的仅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高坡，这里的古长城早已被沙土埋没了，周围也都是沙漠。这里风沙很大，我们在行进中往往稍一掉队，就看不见前面的队伍了。供水也很困难，要打很深的井才有水，而且水很咸。当时陕甘宁边区总共只有120万人口，因为生产落后，只能负担总人口百分之二的脱产人员。而定边因为是交通要道，当时从天津运往甘肃、宁夏的商品、工业品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比较繁华。因保安粮食困难，中央党校以后也搬到了定边。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是董必武，教务主任是成仿吾（作家、创造社成员、建国后曾任山东大学校长）。党校有200多人，到定边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这里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如回民、蒙民，他们有很多民族风俗。所以在盐池期间，我和高岗、贾拓夫、毛泽民等人，为了工作需要，有时也在香烛、供案前跪拜，并与少数民族结拜兄弟，以利于共同团结抗日。贾拓夫原想留我在三边特委负责宣传部工作，但不久，中央来电报，通知我回去。原来只有我和邓颖超两人的白区工作部，因中央要邓颖超去担任机要工作，白区工作部就剩我一人了。回到保安，组织上让我先去了解附近一些靠近白区地方的统战工作。我们的政策是，对当地一些民团和地主武装，如果他们是反动的，我们就坚决打击，没收他们的武器；如果他们搞互不侵犯，那我们也可以商量。我们还要争取和团结他们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周恩来为此作了细致的布置。他指示我回来后，要汇报沿途有多少村庄，以及地形、物产和牲畜等情况。我第一步是先到陕甘省委传达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保安县地方很小，人口不多，经济落后，但却经常有集市。中央要我办一个白区工作训练班，准备开展蒋管区工作。训练班的成员大部分是从白区来的，也有长征干部，共计20多人。因工作忙不过来，我就让一个叫涂国林的学员作我的助手，他是个很好的秘书人才。来讲课的有朱德总司令、张闻天、张国焘等领导人。内容主要讲革命游击战争，红军政治工作等。毛主席在红军大学讲课时，我们训练班的学员也全去听讲了。一次，毛主席在讲课时对大家说：我讲课允许大家打瞌睡。如果真有人听课睡着了，有人打毛衣，交头接耳开小会，说明我讲的内容脱离实际，大家不爱听，要先检讨自己，而不是先批评大家。我也希望我们的干部在作报告时，先了解群众的需要，要切合实际，讲话内容不要象旧社会老太婆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有一次，张闻天在讲课时说：“保安县城不大，人口稀少，农产品也简单，而且数量不多，但这里许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比如，为什么在国民党地区，老百姓见到军队来了立即要隐藏起来，把鸡和鸡蛋，甚至连土豆都藏起来了；可是在这里，老百姓见到我们红军就不同，老奶奶烧饭没水了，会叫我们的红军战士为她担水，亲如一家。再如，银行发行的粗制钞票，这里的百姓为什么对它信用这样高？你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是如何理解的？”还有一次是讲有关“待人接物”的专题。毛主席有时也到院子里来，给大家讲个故事或跟大家一起开个玩笑。有一次毛主席对我说：“我原以为只有我们韶山有姓毛的，没有想到你们那里也有姓毛的，500年前我们可是一家人呀！”有时毛主席下午出来散步遇到农民，就会一起席地而坐，很详细地询问农民家里有几口人，种多少土地，打多少粮食，牲口饲料用多少，要缴多少公粮等等。丁玲有时也来训练班听课。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后，大家都很悲痛。在保安开追悼会时，会场的布置都是我们白区训练班的同志搞的，他们比较熟悉办这些事情。当时，在保安的党、政、军、民各界代表都来参加了追悼大会。在保安经济处于历史最困难的时期，银行行长曹菊如告诉我，银行里只有两块大洋，没办法只有靠发钞票。钞票是用手工麻纸，加盖印章制成。后来发现市场上出现假冒，便改用五福布（洋布）加盖印章当钞票。当时这种钞票在老百姓中间很有威信，很吃香。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会师后，在将台堡与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我们缴获了很多粮食，解决了部队很大困难。但缴获的粮食大部分是地主放了很久的，已有霉味，所以我们在保安一日两餐小米饭，很难咽下去1936年12月12日，白天，西安还来飞机轰炸保安，晚上，毛主席突然接到一个电报，说蒋介石被抓起来了，便连夜告诉张闻天。同志们知道后都非常兴奋，觉也睡不着了，在一起聊天，议论怎样处理蒋介石。大家对蒋恨之入骨，认为杀掉还便宜了他。中央接着开了两天会，研究方针和对策。最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前题是要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2月17日，周恩来去延安乘飞机赶到西安，最终促成了“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撤出延安。1937年1月13日，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此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形成了共同抗日的局面，去西安的交通可以公开来往了，根据地也扩大了。我们白区工作训练班一起到达延安后，干部便全部分配工作。这时，大量的进步青年经过西安成群结队地来到延安，他们大多数人是通过在西安的中共办事处和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介绍来的，我当时曾负责接待工作。这时，白区工作部已改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博古，因他忙于国共谈判的事，所以我有事都直接去找张闻天。当时的情景真是应接不暇，来人登记后，绝大部分都要找他们谈话，一个个了解情况，分配工作。这时红军大学也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迁进延安，新来的青年大多进抗大学习。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并建议请主席给蒋管区来的青年们讲讲话，然后弄几个菜请大家吃餐饭。毛主席听后说：“很好，你把队伍集合起来，我来接见。”毛主席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大家来延安这么艰苦的地方参加抗战的精神。这些跋山涉水远道而来的蒋管区热血青年，听了毛主席的亲切讲话，兴奋地不断鼓掌。当主席讲完话后，大家兴奋地拿出小本子请他签名留念，开始签了几个，后来人越来越多，见这场面，我劝大家留下本子，以后再签，这样主席才解围。会后大家集体用餐，我当时准备了20来桌饭菜，主席见人很多，问我饭菜够不够，我说饭菜和桌子是够了，但凳子不够，有些人只好站着。这次活动给青年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吃饭中间，我意外地发现原来在杨虎城特务团的那个姓钟的排长。他向我打了一个招呼，没有多说话。事后，我向组织上反映了这个情况。不久，组织考虑他的背景不清楚，以他是友军不便留下为由，劝他离开了延安。不久，因新成立的抗大四大队大队长聂鹤亭还未到职，林彪校长要我暂时代理，半个月后，聂到任，我解脱了。1937年5月至6月，中央先后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在全国代表会议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在白区代表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们的讲话内容主要是总结白区的工作经验教训。这两次会议都是由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安排，我参加了接待工作。在此期间，还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原来的书记郭洪焘得票数较少，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他在肃反扩大化时，错抓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刘志丹、高岗等。刘志丹威信很高，可惜在东征时牺牲了。高岗得票数比较多，担任了新的区党委书记。此人文化水平低，开会时往往要别人帮助他写好提纲，而且字要写得很大很大，所以边区党委开会时，中央不是派李富春就是让李维汉来帮他作会议总结。但这个人打仗很勇敢。我们一路去祭黄陵时，他告诉我，他们曾在这一带打游击，经常与敌人周旋。抗日军政大学日益扩大，后来，在陕北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成立分校。在延安还成立了“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我兼在这两校和党校任课，内容主要是讲“抗日战争与民众运动”。延安有一个清凉山，山下有个很大的万佛洞，中央印刷厂就设在这里，是个很好的防空洞。当印刷厂办起来后，中央开始出刊《解放》杂志，博古任主编，编委有廖承志、吴亮平、徐冰和我。大家都参加写稿件。关于工人运动方面的文章，由我负责。在延安时，我曾参加过批判张国焘的会议（我虽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当时我和张闻天住在一起，中央开会，张总是要我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记得在一次会议上，大概有20来人，先由张国焘作总结四方面军工作的报告，朱德作了副报告。会上贺龙的发言很突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张国焘！你是共产党，却走到军阀那边，我同你相反，我原来是军阀，后来却成了共产党。”张国焘坐在那里听，接下来大家批判。有同志揭发张国焘行军时，因为后边有敌人在追赶，而他自己过桥后，就把桥拆了，也不管后边的部队，极端自私。经过批判，中央还让他担任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主席是林伯渠，因他在西安任中共办事处主任，未到职）。张在边区政府任职期间，也做了一些工作。批张的斗争，后来又扩大到党校，中央各机关干部也参加了。当时被批的不只是张国焘一个人，还有一批人。主要是批判他们与中央闹分裂的错误。陈昌浩也是其中一个，他是我在莫斯科的同学，是红军西路军的总负责人之一。西路军失败后，他吃尽苦头一个人到了西安，住在旅馆里，他不敢用中文名字，而是用了一个俄文名字，写信给在延安的张闻天。张接信后一时竞想不起是谁了，后来才想起来是陈昌浩，急忙写信要他速来延安。黄陵是“轩辕黄帝陵”的简称，位于陕西黄陵县城北的桥山上，其包括黄帝陵和轩辕庙。相传黄帝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祖先，所以，国共合作以后，每年清明节，边区的国共双方领导人都要共祭黄陵。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也去祭黄陵，他告诉林伯渠说要顺便去西安看看，可是到西安后，张却没有到中共办事处，而是悄悄“失踪”了。后来周恩来在武汉找到了张，并约他谈话，劝他要么仍回到延安，党和人民还是欢迎他的，要么去第三国际（苏联）。他则表示两地都不想去。并且提出要他老婆和孩子来武汉。后来组织上同意张的老婆和孩子一起去武汉（张的老婆临行时说她一定去说服张回延安）。日本投降后，一次，我去上海一家红十字会医院，与一位在病史室工作的地下党员沈梦先接头，他告诉我，张国焘正在他们的医院看病，我听后觉得此事很重要，约他晚上到家详谈。原来，张到这家医院看病本来并没人认识他，偶然的一次，医院的茶房听张的司机在发牢骚，说姓张的是共产党里的大亨，和毛泽东闹意见，才投到国民党里来的。他说替国民党内其他人开车子，有“外快”，可给张开车，什么也捞不到。后来得知，张那次看病是以江西赈灾委员会主任名义，来医院住在妇产科特护病房检查身体，不到一周就走了。随着蒋管区工作的展开，1937年夏天，刘晓、刘长胜先后被派往上海恢复和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张闻天找我谈话，要我接替刘长胜“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的职务。因平时我和刘长胜常有来往，工会的同志们也都认识，所以大家亲切地把我称为“齐委员长”（当时我已用齐华这个名字）。当时，总工会机关虽已建立，但人手很少，除刘群仙（博古夫人）、王惠民（天津地下党转来）外，只有几个陕北干部，同时下面基础也很差。因而，一面由中央组织部调配干部，一面着手抓基层的组织建设。边区的工人成份，主要是农业工人，即原来的雇工（土地革命时分得了土地，变成自耕农），还有手工业、运输、水手（黄河）、铁匠、木工、造纸、煤炭、石油、盐业等行业工人，人员比较分散。我们考虑先建立各个行业工会，并分别在县、区、乡建立基层组织。凡是会员在15人以上的，即可建立乡工会，3个乡工会以上，即可成立区工会，3个区工会，即可成立县工会。3个县以上工会，便可成立边区总工会的分区办事处。这些地方工会平时主要由当地党委领导，上面总工会则派出干部以巡视员的身分，常去了解情况，督促检查。国共合作以后，边区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修械所迁到延安郊外，改称兵工厂，设备增加，技术人员有所加强。从上海来的工程师沈鸿，不仅带来7名技术工人，而且捐献出10多台机床，武装了我们的兵工厂。印刷方面，中央派原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长征干部祝志澄当厂长，并到上海采购印刷器材，招聘印刷技术工人，在清凉山下办起了中央印刷厂。此外，建设厅还调吴生秀任厂长，办起了纺织厂等。当时我一方面要到抗大、陕北公学去讲课，同时还要抓总工会的工作。老工厂的扩大，新工厂的增加，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在兵工厂内，从上海来的几个技术工人，开始很受当地工人们的欢迎，可后来发生了矛盾。修械所主要是修理步枪，当地工人往往是修好一支然后再修另一支。可上海工人认为，这种办法不好，要考虑到前方的急需，应该把10支枪放在一起修，零件可通用，这支枪坏了，另一支枪的零件可以用上，这样能加快修理速度。由此双方产生了矛盾。二、当工人们使用的锉刀用平后，要重新淬火后拉槽。当地用的是手拉风箱，一下下的火势很不均匀，这边热了，那边又凉了。上海的师傅提出在炉子上做一个长的火槽，使火均匀。当地工人不愿意，说谁提出来的谁自己去搞好了，而领导也是比较保守的，双方又发生了矛盾。三、印刷厂排字也有矛盾。当地工人是用老办法，即所谓“24盘”法，是将所有的字都按部位存放，上海师傅则认为，可以将常用的词组放在一起，用起来又快又方便，如将“共产党”，“国民党”等常用的词放在一起。工人们在技术上发生了矛盾。后来甚至发展到各排各的。不仅如此，他们在语言、生活习惯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怎样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并且还要解决好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我首先去找厂长商量，还分别找工人谈话。我提出由工人们联合组织一场文艺晚会，由各地的同志拿出自己的特色，如快板、双簧、相声、秦腔、京剧清唱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看到底谁演得好。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我们还专门请毛主席来观看。当我向主席汇报时，他说：“鸡蛋看不起鸽蛋，因为鸡蛋自认为比鸽蛋大，而鸽蛋看不起鸡蛋，因为自己营养价值比鸡蛋高。只看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自己弱点，闹不团结，不行啊。”毛主席听取汇报后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并观看了我们的文艺晚会。通过这些活动，增强了工人们之间的团结。当时中央印刷厂工会的问题较多，我们重点通过学习来解决。一次开会学习，我说：“我们印刷工人是有文化的工人，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教育。印刷工人对革命的独特贡献之处就在于，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又是党的事业的宣传者。所以应该比别人更具有模范带头作用”。同时，我们布置了一个延安工业产品展览会，动员有关单位领导支持，借抗大教室作为展室，展出各种工业、手工业产品，看看目前延安工业生产的水平。就在那天晚上，毛主席看了工人们的演出后，提着马灯来到展览室参观。毛主席很感兴趣，看得很仔细。经过这些活动，工人们在思想上、组织上、技术上面貌焕然一新。由于延安的人口还在不断增加，各方面都需要开挖窑洞，而建窑洞需要许多泥水工、木工和铁匠。当时由手工业工会负责招来大批工人，然后分派给各单位。他们中大多是些农民，原来没有什么技术，而且纪律松懈，迟到、早退、中间随便休息抽烟、聊天的现象是常有的。各单位领导为此很着急，找到我们总工会要求解决。我们找基层工会领导研究，认为只有采取教育的办法，以提高工人们的政治、文化觉悟，增强劳动纪律。为此我们专门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办起了工人夜校，工人识字班。在成立工人俱乐部的大会上，我们还请毛主席为大家讲话。会场设在延安城中一个破庙里。当时的工人没有什么时间观念，通知是下午2点来开会，但先到的人看里面没有几个人便去逛街了。这样会场里的人总是到不齐，我们很着急，我跑去告诉毛主席后，他说：“不要紧，即使有三四个人，我也去讲。”毛主席准时来到会场，工人们听说毛主席来了，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赶了回来。一会儿会场便挤得水泄不通了。毛主席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杀害了许许多多中国同胞，”说到这里毛主席问大家：“我刚才讲的话你们罕哈罕不哈？（陕北方言，意思是听懂听不懂）”工人们齐声回答：“罕哈！”毛主席继续说：“许多青年成群结队来到延安，要求进我们的学校学习，学好了去打日本鬼子，争取抗战的胜利，你们罕哈罕不哈？”工人们又一（异）口同声地回答：“罕哈！”毛主席又说：“今天我们延安的工人在这里开大会，成立工人俱乐部，办工人夜校，办读书班，认真学习，提高政治、文化知识，你们说好不好？”大家同声说：“好！”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上还请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讲了话。1938年春，重庆《新华日报》记者汪伦向我提出了有关抗日战争与中国职工运动中的几个问题，为此，我作了以下的回答：问：“对于全国工人运动，是不是仅在一个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之下统一行动，还是同时又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我说：“工人不仅有参加抗战动员的自由，还有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这是实现工会民主、改善最起码的工人生活的基本条件。工会必须有一个共同斗争的纲领，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统一组织，才能发挥其伟大的作用。在这个统一的组织里，第一，必须是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不分帮口，不分信仰，不分男女，只要是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和职员，只要不是汉奸，都可加入这个组织。第二，这个组织是公开的、合法的，同时有一个由各职业、各产业、各地方的工会用民主直接选举产生出来的领导机关。”问：“在某些地区，有国民党领导的工会，同时又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它们该如何取得统一？”我说：“以上说过，工会组织是不分党派的，职工运动的统一，不是限制工人的信仰自由。对于各党派领导下的工会问题，依我的意见，今天我们工人应该积极对待，拥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在这个基础上，将过去所谓‘老工会’，‘新工会’，‘赤色工会’，‘黄色工会’等界线、成见、隔阂等完全放弃，使所有工人、职员都团结起来，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之下，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统一和行动统一，来动员全国工人积极参加抗战，使工人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其伟大的作用，以争取彻底的胜利。”这篇对记者的问答，当时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人运动的统一、团结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原文较长，刊登在1938年4月19日至5月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再次实现，原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也理所当然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了实现民主选举新的工会领导机构，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党中央很重视这次边区工人代表大会，陈云在会前就指示：“要把代表们住宿和伙食搞好。”刘少奇在开幕式上作了《政治形势和职工运动的任务》的报告。开会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宴招待全体代表，并派军委总参谋长滕代远代表党中央在宴会上致词。边区政府和其它各机关、团体都送来了锦旗，挂满了整个会场。这说明各方面对工会组织的尊敬和重视。我作了《陕甘宁边区抗战以来职工运动的总结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见全国总工会出版的《中国工会历史文献》）。对这次大会，《新华日报》、《解放》杂志等都发了新闻报道和社论。大会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抗战期间的行动纲领》。当时边区总工会制定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动员全边区工人，积极参加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赞助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与普及，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之巩固与扩大，增强抗战力量，坚持抗战到底，争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作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边区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人劳动热情，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参加边区战时经济建设，发展国防工业等。边区总工会制定的行动纲领，在当时对全国工人运动也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对于全国工人运动统一行动，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计226名，其中还有香港海员工会、码头工会、粤汉铁路、同蒲铁路、郑州豫丰纱厂的工人代表等。大会共选出执行委员37人，又从中选出8人为常委。常委分工是：主任毛齐华，副主任管瑞才，秘书长刘子载，组织部长刘呈云，文教部长卢正义，劳保部长李子原，巡视团长白文生，抗战动员部长高长久。1938年3月5日，在朱学范倡议下，中国劳动协会等团体在武汉发起准备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救国总会”，我们边区总工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立即电贺该会筹委会的成立，表示“期望全国工运统一，集中力量，一致御侮”。朱学范即回电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谈筹备工作。我们派刘群仙、廖似光等前去。以后又派张浩、刘群仙、廖似光、刘呈云、曹国兴组成5人代表团去参加会议。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中国工人抗敌救国总会筹备会于同年5月1日被迫宣布解散。这次统一全国工人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抗战期间，在平汉铁路，有一个“铁路工人破坏大队”，领导人是刘松山、刘文松。抗战初期，刘文松带领50多人西渡黄河来到边区，是我们总工会负责接待的。刘文松很傲慢，刘少奇接见他们时，他提出要求边区给他们经费和武器。少奇耐心地向他们作思想工作，并肯定了他们的成绩，鼓励他们向国民政府去要武器。临走时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衣服，他们中的许多人很感动，有些甚至提出要留在延安。经组织上同意，少数留下的人进了职工大队学习，其余的人住了一个星期后便经西安转道回去了。刘松山后来成了国民党全国总工会的高级官员，并被授予少将军衔。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城东，靠近延水河，机关开始只有十多人，为了节省编制，我们决定不用挑水工，而是每月付给邻院居民两块钱，让他们为我们担水，这可以减少一笔开支。可是月终向财政部门报销时，审计处却不给报，他们说延安这么多机关，没有那家有“担水费”。我就向张闻天反映，张支持我们这种节约开支的办法，专门打电话通知审计处，这样才给我们报销了。这也说明了当时我们机关的官僚主义是相当严重的。按边区政府规定，财政报销实行首长负责制，即各单位开支由机关首长签字，会计报销，秘书长审核。我白天工作忙，一般在晚上审核报销的发票。一次，我发现发票中有买棉花毯，修白铁壶，甚至还有买食用油的发票，这引起我的注意。经核查，延安大的百货店，开的发票上图章骑缝，没有问题。然后我叫秘书长刘子载去一家小店核对，店老板说：“是你们的管理员叫我们代开的发票”。通过进一步核实，我发现竟然有票无货，原来是那个管理员开了假发票，然后将钱贪污。情况属实后，我们将那个管理员公布开除了。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各种抗敌后援会、战地服务队等团体。可是国民党当局只准由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不准由人民起来实行全民抗战。党中央于1937年8月召开了洛川会议，会上提出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不久，中央通知由我负责筹组“陕甘宁边区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工会的日常工作由副主任管瑞才负责。建立陕甘宁边区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是实行全民抗战的一个重要措施。筹委会很快便成立，大家推举我为主任，国民党肤施（延安）县长马豫章任副主任，宣传部长艾思奇、副部长柯仲平，秘书长沙可夫，组织部长兼农民部长崔田夫，工人部长管瑞才，青年部长高朗山，妇女部长史秀英，武装动员部长谭希林，锄奸部长周兴，商民部长周子和等。马豫章名义上是国民党县长，实际上早就与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起草各种文件、文稿等，主要靠他和艾思奇。我们首先成立了地、市、县抗敌后援会，并加强宣传和组织，发展抗日自卫军（后期改称“民兵”），以巩固边区根据地。建立陕甘宁边区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不仅动员了边区民众，还推动和影响了全国人民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毛主席很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两次召集党、政、军、民等有关领导干部谈话。大意是说：过去国共两党对立，互不往来，现在国共合作，对外开放，应该有来有往。他说必须“洒扫庭院，迎接客人”。意思是要清理自己的队伍，要加强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加强保密和保卫工作。可后来我发现，有个单位竟把此意思编写成：“一、服装要整洁；二、见人要有礼貌；三、说话注意保密；四、文件要锁好”等等。用白纸黑字贴在门上。我想这不是毛主席讲话的本意。加以纠正后，不准他们再贴在门上了。当时在延安，以陕甘宁边区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召开了好几次群众大会，有时国民党当局也派人来参加。一、在延安南门外广场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群众大会。当时，国民党天水行署主任蒋鼎文派3人代表团带着挽联专程来延安参加大会并讲话。当时，由我主持大会，发现国民党代表团中有1人是过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班同学叫毛仲平，当时我俩虽然握了握手，但却什么也没有说，但看得出他心中有很多话要说。第二天，代表团到边区政府和抗敌后援会机关来拜访，两天后即回西安了。二、每逢五二国际劳动节，在延安都要召开盛大的庆祝大会。1938年五一节，我们在东郊桥儿沟教堂里布置了陕甘宁边区工业新产品展览会。聘请了军委工业局长李强，边区政府工业厅长刘景范任评判委员。五一那天毛主席坐着南洋华侨赠送的一辆汽车来，详细地参观了工业展览会，然后还在南门外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稍后，毛主席还检阅了延安地区抗日自卫军。三、1938年6月下旬，接待了“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这是一个国际间的群众组织。来了1女4男共5人。我们召开群众大会，对他们表示欢迎。第二天我代表抗敌后援会把我们的宗旨、任务、工作情况等，向他们详细的作了介绍。他们很感兴趣，都作了笔记。那天的会议刘少奇也来参加了，他的目的是想听听他们的反映。七一党的生日那天，还以党中央的名义为他们举行了西餐宴会，宾主都讲了话。四、1938年8月1日，在延安南门外广场召开“追悼平江惨案烈士”群众大会，毛主席亲临大会。平时开会，毛主席讲话总是有说有笑，可是这次情况不同，我第一次看到主席非常激动，大发脾气，愤怒声讨。他拍桌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平江惨案，屠杀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涂正坤、罗梓铭等6位同志，提出一定要制裁投降派、反动派，揭发他们的“限制异党”办法和阴谋破坏团结抗战的企图。五、接待了国民政府救济总署派来的代表。救济总署的任务是救济战争中的失业人员、残废人员。救济总署的代表来到我们根据地后，边区政府与我们共同接待他们，向他们介绍边区的情况，以及失业、救济情况。我们还提出让他们参观边区的难民工厂，希望他们看后，为我们捐款。这里还有几件事要提到。1937年初，在延安东门外的延河岸边，发现了一具女尸，经查是陕北公学16岁的女生刘茜。有人看见，前不久这位女生经常同一位带枪的男同志在这一带散步。公安部门根据这一线索很快就查出了凶手黄克功。黄克功曾是中央红军的团政委，此人聪明、精干，年仅25岁，参加过长征并屡建战功，他与女生刘茜结识后，两人便双双坠入爱河。谁知机灵活泼的刘茜冷热不定，把黄克功弄得摸不着头脑。黄年轻气盛，工农干部，又不懂恋爱方式，只想快点结婚。有一次，两人在一起，刘茜指着天上的月亮说：“你看那圆圆的月亮象什么？”黄直接了当地说：“象什么，象一只大饼，有什么好看的。”类似这样的交谈使两人经常不欢而散，感情出现了裂痕。这一次，两人又相约在延河边，并发生了争执。黄因为刘不能痛快地答应和他结婚，一怒之下拔出手枪，杀死了刘茜。案发后，许多人都为黄说情。毛泽东在听取了抗大校长罗瑞卿的汇报后，考虑半天才痛心地说：黄克功经过千辛万苦的长征，杀了他，我们实在很可惜。可是延安刚刚向全国敞开大门，全国青年眼睛都盯着这里，敌人还在不断造谣破坏我们，不杀黄克功对革命大局有害！有了毛主席的决定，人们思想开始统一。公审大会就在陕北公学南边的广场举行，审判长是雷劲天。到会的有抗大、陕北公学、党校以及延安各机关、工厂、部队的代表几百人。公审大会上，黄克功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高声要求：“我要死在抗日前线上！”最后经过审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最后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另一件事是欢迎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卫立煌曾差一点被日本军队抓去，是我们救了他，协助他渡过黄河到达延安。当时我们正在开工人代表大会，记得开欢迎晚会那天晚上，汽灯通明，会场上一条很长的条幅写着“欢迎卫立煌将军”。后来，国民党军队坐着汽车，大摇大摆经过延安向西安开去。这主要是由八路军总部出面搞的活动。关于祭黄陵的情况。张国焘逃跑后的第二年我也参加了祭黄陵活动。当时由林伯渠联系，林代表边区政府，高岗代表边区党委，莫文骅代表部队政治部，艾思奇代表教育界，我代表民众抗敌后援会，妇女代表是张琴秋（浙江桐乡人）。那是1939年的事情，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态度已比抗战初期大大倒退，并正蓄意在各地制造反共磨擦。虽然双方事先约定共同举行祭陵仪式，但当我们从延安赶到黄陵时，国民党方面的人已先到了，并且不顾对友党的尊重和礼仪，提前开始宣读祭文等活动，我们只赶上了向黄帝陵鞠躬致敬的仪式并与国民党的人共同行了3鞠躬后，他们就先走了。我们重新再来。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各界举行了祭祀仪式，并宣读了毛主席亲自撰写的祭文（此文的碑刻，现立在黄陵内）。然后，我们又看了轩辕黄帝的墓，记得其旁有一棵很大的柏树，几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与作用。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周围反动势力比较薄弱，当时总共有26个县，大约有12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总数约120万。东北军撤走后，人口发展到150万左右。193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的人数是200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这块革命根据地始终没有丧失过，它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和总后方。毛主席很多著作是在这里完成的。大革命时期的“老工会”旗帜也只有这里保存着，是中国工人运动光荣传统的继承地和发扬地。总之，陕甘宁边区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日战争胜利，全国解放战争的起步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1937年底，林彪带着一批抗大的学员，到延安东郊扩建机场，平整土地，准备迎接从苏联来的飞机。没过几天，一架飞机轰鸣着在延安上空盘旋，人们纷纷向东门外跑去。飞机降落后，王明、陈云、康生、曾山、高自立、孟庆树（王明夫人）等从机上走下来。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上前与他们握手问好。我也在其中。当时，康生走到我面前，却不怀好意地说：“阿毛，你没有被国民党逮捕啊？”我说：“没有啊？”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为什么第一句话就问这个。陕北公学就在附近，大家从学校搬出几张桌子和一些板凳，党中央就在露天设便宴招待了这些从苏联回来的人。毛主席还致欢迎词，王明、陈云等致答词。然后大家边吃边交谈。曾山告诉我，当时他在上海找不到党组织真焦急，幸亏在马路上碰到梁广，经我介绍才去了苏联。饭后散场时天已经黑了。当时我在总工会正在规划开展一个“新劳动运动”，并制定了一个新的开展劳动运动的方案。第二天，我拿着方案与秘书长王惠民（朝鲜人）一起去王明、康生驻地拜访。我估计苏联在开展“斯诺哈诺夫运动”方面有许多新的经验。听说他们在这个运动后，生产几倍几十倍的增加。我想，王明他们从苏联回来，一定会赞成我们这个计划的。可当我们走进他们住的窑洞时，康生又是那句话“你究竟有没有被捕过？”我说：“我的确没有被捕过！”看到这种情况，我再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方案交给他便出来了。过了一个星期，保卫局长周兴通知要我去。去后他告诉我，你们那个王惠民是个嫌疑分子，让我通知他来谈谈。我回去告诉王。王惠民去后就没有再回来。他的日常用品、毛巾、脸盆、衣服都是我第二天送去的。就这样，以后我便没有再见到王惠民（解放后我遇到周兴，他告诉我，在延安遭敌人进攻，中央机关撤退时，康生把王惠民“解决”了。当时处理的不只他1人，还有王实味等人）。当时，我是边区党委常委，中央有重要会议，总是通知我参加的，可是自康生等回来后，我的情况就改变了。一次有个同志问我：“中央昨天开会，怎么没有见到你？”我说：“不知道啊。”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去问问清楚。就写了个纸条叫通讯员交给李富春（他当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管这方面的事）。纸条送过去后，没有给我回音。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康生打电话叫我，要我到他那里去。我骑马赶到他那里。见面后，他要我谈谈过去在上海的情况，但他自己不听，却让他的助手高自立听我讲，然后记录下来。高开始记得比较详细，主要是听我说关于上海无线电学校被破坏的经过。到后来，我发现高不再记录了，便问他是否还要讲下去。他说：“不用了，基本情况已了解了。”临走时，康生与我打了个招呼。过了一段时间，我碰到康生，问有关我的事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已谈过了，再没有什么问题了。”过了几个月，边区党委讨论边区工会工作，要我通知我们工会的副主任和秘书长、文教部长、组织部长一起去。我想，边区党委这么重视工会工作，这是好事。可这次讨论边区工会工作却与过去完全不同。过去只是区党委几个人参加，今天不光是区党委的几个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来了，还有李维汉、张浩等中央领导人。会议由高岗主持，开始先由我汇报近期工会的工作，然后大家开始发表意见。有人先指出，工会机关没有认真搞好工会工作，工人没有提高思想认识。接着什么“形式主义”、“工头主义”、“行会主义”、“经济主义”等好多“帽子”都戴上了。总之是说我们的工会什么都不行。这样，我们工会的几个人思想很不舒服。我提出：“我们工人觉悟不高，是事实，工会工作没有做好，党委有没有责任？区党委对下面党员的思想教育如何？你们应该去了解了解，党员领导群众嘛。”会后，我对陈云讲：“几个月前区党委还表扬我们的工会工作有成绩；可现在，却说我们工会工作‘主义’一大堆，帽子一大摞。”陈云说：“工作上有缺点是难免的，但我们都是老同志了，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的问题不在这里，主要还是你过去历史上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将来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因此你还是安心工作吧。”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我马上去找李富春谈，我把工会的情况、区党委的看法都说了。他说：“中央对你到这里来是信任的，自从康生、王明回来后，提出上海机关被破坏时的情况，就引起了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光是你一个人，还有其他人如王世英等，以后终究会弄清楚的”。并说：“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分配到你们这里来？就是因为一些人历史没有搞清楚，考察一段时间后，再分配工作。”我又去找张闻天，他告诉我：“你过去的事我也不清楚，康生他们回来后提出这些问题，将来总会搞清楚的，你要安心工作。”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中央要调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王若飞去中央搞统战工作，区党委有人建议让我接替王若飞的工作。但在开会讨论时，有位领导提出，这个人不能接替王的工作，此人有历史问题还未搞清楚。那次区党委会议我因有事情正好没有参加，后来听别的同志讲起。因为我受到怀疑，最后组织上没有让我接替王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找陈云，提出不能得到信任，不让参加会议难于做工作，陈云劝我说：“历史问题将来总会弄明白的，现在你是不是换个工作，到前方去，前方朱总司令很需要人，要我们中央派干部去。”我同意了。我很快把手头的几项工作交代后，就动身前往我的新工作岗位——晋东南太行山区，这时是1939年秋天。这里顺便说说我的家庭。1935年离开上海后，我便与家乡完全断绝了联系。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蒋管区的青年成群结队来到延安求学抗日。我在中央组织部搞接待工作，认识了不少同志。后来虽调到边区总工会工作，仍在抗大、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任教。当时，常有一些青年来找我们谈抗战形势，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原在西安做地下交通员工作的女青年萧爽（汉中人，比我小十来岁）。我们之间在交往中产生了爱情（那时女青年到延安后和老同志谈情说爱成风）。经组织同意，我们结婚了。后来我们生了一个孩子。1939年离开延安去太行山时，孩子留在中央保育院。1942年我们在太行山根据地又生了一个孩子，由当地老百姓代为抚养。1945年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在老家找到了原来的爱人潘林珍和留在上海的3个孩子（其中一个是聂力）。我与萧爽协商后，经组织出面做工作，我们离了婚。以后，听说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萧爽与当时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适安结婚，他们又生了4个孩子（两对双胞胎）。但不幸的是，1958年，马适安在一次出访埃及时，途经苏联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萧爽以后没有再结婚，现在与子女生活在北京。离开延安时，我正好与刘少奇坐同一部车子。我们从延安到达西安，住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西安，敌机经常来轰炸，我们要随时准备进防空洞。一路上，都能看到被炸死的人，男的女的都有，样子很惨。在西安住了几天，少奇坐火车到潼关后往东去洛阳。我们到河南渑池下车，在兵站住了一夜。第二天兵站同志帮我们雇到一辆牛车，傍晚便开始北上。沿途夜里行路，看到许多国民党的伤兵和尸体在路边无人管。天明开始渡黄河，同路的还有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统战部长张友清、交通员王刚，还有文联的几位同志。过黄河后，全靠两条腿走路，行李均由民夫来挑。经王屋山、阳城、高平到达武乡（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所在地），沿途都有八路军兵站接待吃饭和住宿。当时见到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我的老战友），我问他关于我的安排情况，他说不了解。在他那里住了几天，刘锡五告诉我：“你到太行区党委是任中共晋东南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平时不参加区党委会议，只是讨论有关群众工作时，你才参加。”并且关照我，关于我的情况不要对任何人讲。他派通讯员用马送我到辽县（后改为左权县）西黄须村，这里便是太行区党委机关所在地，对外番号称“马港”。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五、建立秘密电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五、建立秘密电台1930年初冬，我和方廷桢、沈侃夫和李元杰，如约在上海碰头之后，住在组织上指定的三马路一家旅馆里，等待组织派人来接头。有一天，突、突、突一阵摩托车声在旅馆门前嘎然而止，楼梯上咚咚地走上来一个人，原来是顾顺章。只见他油头粉面，西装革履，一副上海小开的样子。寒喧以后，他说：“我们现在正在筹建无线电台，很需要你们学到的无线电技术，以开展党的通讯工作。”在顾顺章要离去时，我顺便问他：“你可知道有个叫曾培鸿（即李强）的人吗？1927年曾在武汉搞过情报工作。他现在哪里？”顾说：“他就是你们的领导，是工程师，明天就来同你们见面。”第二天，李强果然来了。老朋友、老战友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大家互相问长问短，有说不完的话。随后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要我们安排好住处后再开展工作。我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租了一个亭子间，并把妻子潘林珍从乡下接出来，安了家，由她担任守门瞭望。这以后，李强经常到我家谈工作、聊天。又过了10多天，李强叫我把家搬到慕尔鸣路兴庆里17号（今茂名北路111弄17号）新建的党的地下电台所在地。房子的二房东是吴克坚，住在楼下，大家称他为“帐房先生”。曾三（康和生，建国后曾任中央档案局局长）是报务员，住在小亭子间。我家是三房客。住在楼上。收发报机就放在我房内衣橱里，每夜在我房间里进行收发电报工作。后来吴克坚去了苏联，我从楼上搬下来顶替吴克坚当了二房东。我和妻子所设的慕尔鸣路电台，属中央特科四科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我知道了有关中央特委的一些情况。原来，早在1927年5月，党中央在武汉时期，为惩处党内的内奸叛徒，曾在中央军委下设立过“特务工作处”。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党中央领导机关秘密迁往上海租界，当时处境困难，工作难以开展。同年11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武汉回到上海，奉中央命令着手整顿中央各个机关。为了严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2月间，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由周恩来任书记，下设中央特科，是一个绝密机关，特科下设两科一队（内部习惯称为“赤队”）。中央特委是领导决策机关，而中央特科是执行机关。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中央特科扩大为四科。其中，特四科负责联络通讯，科长李强，成员有：我和方廷桢（方仲如）、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程祖怡，我们都是莫斯科国际无线电学校的学员，宋濂、涂作潮（他们俩是在苏联列宁格勒学习回国的），其他还有张沈川（张燕铭）、黄尚英、伍云甫、曾三、蔡叔厚（蔡绍敦）、于昆（于蓝之）。我时常按照李强的通知到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今巨鹿路391弄12号）去碰头，研究工作。那里是中央特科办的一个秘密无线电学校（也称“训练班”），是一幢3层楼的房子。三楼是学员宿舍，二楼是宿舍兼教室，楼下客堂里放着一张写字台，几条凳子及一些电器材料；另外有一些工具和一台进口的小发电机。门上挂着一块“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人们一般称它为“福利公司”。在此以前，党的地下组织曾由张沈川负责办过无线电训练班，采取两三个人一班，分散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单线联系，以“家庭补习”的方式进行教学。现在是集中起来教学，共有16个学员，仍以张沈川为主，给学员教报务课。教职员工有的曾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有的参加过省港罢工、秋收起义或广州起义，都是经过党多年教育和革命斗争考验的党团员。虽然“福利公司”的招牌写着“工厂”，但是进进出出的人员中，有的穿长袍、有的穿西装、有的穿学生装、有的穿工人装，形形色色，而且大多数是些青壮年。福利公司工厂对外没有业务关系，也没有什么产品。人员进出如此纷杂，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有一次李强来到电台，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说：“你们对无线电器摸得很熟，但对思想政治工作注意不够，今后要特别重视！”在四成里，我们同看管弄堂的人相处得很好，进出见面总是打个招呼，互相问好。一天上班时，他忽然告诉我说：“弄堂里面有个教师，说是共产党，昨晚被巡捕捉去了！”我也关心地对他说：“今后你也要多加小心！”此后，他每天晚上10点钟便把弄堂门关上。为了晚上出入弄堂人员的方便，他在门口搭了一间小木屋。木屋要装电灯，我们就免费给他提供了一些材料，并由沈侃夫替他安装好。因此他很感激。以后据我们了解，那个被捕的是刚从苏联回国的吴亮平。不久，福利电器公司工厂发生了两起怪事。一天，有一个穿着一身蓝布工人服装的人突然上楼来，自称是查电表的，行动鬼祟，在房内转了一圈后很快走了。当时大家没有警觉。几天后的一天上午，大家正在李强主持下，在楼下讨论训练班的教学计划，突然有4个流氓样的人闯进房来，先是东张西望，随即拿出一张印有观音菩萨像的纸，叫道：“老板，你们在这里办工厂，我们特来恭喜发财，请给点酒水钱吧！”李强懂得一点上海白相人（流氓）的行话，就和他们搭腔。这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临走时还亲热地说：“噢，原来都是自家人！你们在这里办厂怎么不向老头子打个招呼？”李强笑着说：“请各位多包涵！”并当场拿出4块银洋把他们打发走了。这本来是要出事的兆头，但大家还是把它当做是平常流氓分子来敲竹杠。其实，在反动派严密控制的环境下，把那么多的人，长时间的集中在一起办训练班，是党的秘密工作所不允许的。对此，李强等人曾向顾顺章提出过意见。但顾却毫不介意地说：“我在法租界里有情报组织，巡捕房里有我的眼线，如有问题，我很快就会知道。你们放心干吧！如果万一被敌人发现，我会马上通知你们转移的！”他是特科的领导成员，却持这样的态度，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但问题终于发生了。那是12月17日上午，李强和我们在楼下研究怎样制作变压器（张沈川在楼上给学员上报务课。未参加讨论），方案确定下来后已经11点钟，到吃饭时间了。我家离厂不远。李强因很喜欢吃我妻子潘林珍烧的江南菜，这天便照例和宋濂、曾三到我家吃午饭。饭后我们3人闲聊。宋濂要写信，因为手头没有纸便到四成里去取。不多一会，宋濂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出事了！我们训练班后门上的警号变了！”我们听后大惊，马上派了一位平时不出头露面的人去探听虚实。那位看弄堂的人在外面等着，见他来就说：“不要进去了，刚才你们工厂的20个人全部被巡捕房抓去了！”李强闻讯后，马上赶到四马路振华旅馆找吴克坚。吴正在等候中共中央送经费的同志。李强忙将福利公司被破坏的凶讯报告了吴克坚。当时，涂作潮也险些被捕。他穿了件工作服外出买油漆，当他提着油漆桶回训练班，法国巡捕已守在那里。开门一看，见他是个油漆工，就很不耐烦地将他赶走了。训练班出事以后，我们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是李强赶到张沈川的住处，把党的文件全部处理好，同时转移住地；二是我夫妇赶到方廷桢、李元杰的住处，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搬出；三是要求设法把四成里训练班的重要设备抢运出来。为了抢运出这些设备，行动前，中央特科曾派人去侦察，发现守在那里的巡捕已经撤走，门上贴了封条。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们组织了一些人，租了一辆汽车开到弄堂口，由特科派员四面警戒，进去揭下封条，把里面的电器设备、小型发电机和其它物资装上汽车，再把封条照样贴好。走时给了看弄堂的那位老人5块银元，感谢他对我们的帮助。在事发以后，上级组织在福建路一家旅馆里召开会议，检讨原因，总结教训。顾顺章没有从主观上作检查，而说是训练班一个姓杨的告密。因为当时训练班只有20个人，除杨外，其他人都被捕了。此人平时生活散漫，在事发的前一天晚上召开的小组会上，他曾受到许多人的批评。顾的讲话使到会的人信以为真。但是，这个说法很快就由被捕的人否定了。因为那个姓杨的在出事的当天外出看病不在工厂；还有如果是他告的密，必然要暴露被捕人的党员身份，但敌人在审讯时，未拿出任何证据来说明他们是共产党员。会上，与会的同志指出了领导有轻敌思想，总以为“情报万能”；同时也批评了宋濂的错误，因他是第一个看到训练班遭到破坏的，又知道涂作潮的住址，却没有及时通知他。如果不是涂作潮的机警，他也要被捕。后来宋濂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竟开小差跑了。这次事件提高了大家的警惕性。以后李强很少到地下电台去了。不久，中共中央派陈寿昌来领导我们。陈寿昌是浙江镇海人。每次他到电台，我们总要向他打听被捕同志的情况。他说：“他们在狱中都表现非常坚强，没有一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组织上正在从各个方面设法营救。”大家听了稍觉心安。设在我家的慕尔鸣路地下电台，虽然距离福利公司不远，但因为这两处机关规定不得互相联络，以防一方暴露牵连另一方，所以被捕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机关，当时也就没有转移。福利公司事件发生之后，地下电台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与特科分离。曾三照常负责与香港通报；陈寿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电台来送取电报稿。一天晚上，我和陈寿昌都在场，曾三收到香港来电：“老板进医院，这里处境困难。”从与对方的联络中觉察到香港电台发生了反常情况。果然第二天对方报务员的手法变了，改用英语。很明显，香港的地下电台已经被敌人破坏了。于是，我们采取只听不发的办法来应付。这样持续了两天，对方也不发信号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届旧历年关。那位经租房屋的帐房先生来收房租，一见二房东换了我，就大声嚷道：“你们二房东换了人，要重新过户付顶费，要重新找铺保订契约！”上文提到，此房原来是以吴克坚名义所租，吴于数日前已去苏联。我同这位帐房先生争论了好久，他仍然不让。考虑到新出现的种种不利因素，我便与陈寿昌研究决定把房子退掉。曾三机智地将收发报机包装在行李中安全转移了。慕尔鸣路电台就此结束。春节过后，我在泥城桥鸿福里租到一间双亭子间。把“家”稍加安顿，又接受了新任务。涂作潮、曾三、伍云甫等人于1931年3月到江西苏区去了，在那里继续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1931年4月24日到27日，周恩来从陈赓和李克农处获悉钱壮飞截获的十万火急情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原是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去的，他回到武汉后，违背党的地下工作纪律，为个人赚外快，到汉口游艺场表演魔术（这魔术表演技巧是李强从外文书上看来，平时教顾的，李自己不会玩），被叛徒看到后被捕的。顾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因工作关系，对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所使用的化名和秘密住址都比较了解；并且也知道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和苏联远东情报部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如果他将这些情况供出，对上述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将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情况万分危急。但周恩来临危不惧，坚毅沉着，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指挥中央特科人员全体迅速出动，抢在国民党反动派行动之前，采取了3项紧急应变措施：一、迅速转移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住址，并将顾顺章所熟悉或能侦察出的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全部调换；二、将所有原在上海可能会被顾顺章出卖、追捕的干部，尽快调离上海（李强即被派去苏联）；三、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联络暗号。定下以后，陈寿昌跑来向我传达了中央的3项紧急应变措施，并将电台立即转移。顾顺章叛变以后既然党中央主要领导都转移了住址，那为什么总书记向忠发却被捕了呢？原来向忠发虽然搬了家，但是他和老婆因回原来住址附近的裁缝店取做的衣服时，被守在那里的特务发现，而被捕的。这事是以后我听杨之华说的。顾叛变以后，我们的电台不属中央特科领导，而直接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此后，地下电台的领导，根据福利公司的教训和中央的指示，交给我的任务主要是培训技术力量，即训练报务员和维修发电机的技工。我负责训练5名报务员，在两个地方教学；其中在虹口两个人，在同孚路附近3个人（其中两人是夫妻）。我采取上门辅导家庭补习方式进行教学。我买了一些发报机零件，用三极管装了一个振荡器，每人一副耳机，使同居一室的人也听不到拍发电报的声音。开始每个教学点我每天都去一次，过了一段时间，两天去一次，主要是督促学员自学。训练报务员比较简单，但培训维修发电机的技工却比较麻烦，这必须要有场地和机器设备，最重要的是要有个名义作掩护。我在虹口找到一家修理发电机的小厂。它只有一间店面房子，可是破旧的发电机却有10多台。这家老板看来也是工人出身，自己参加修理，只雇佣了一个工人和一个学徒。我对老板说，有些小城镇需要会装修发电机的人，希望老板帮助，教会他们能拆装和简单维修发电机，学习费用照给。老板认为有钱可赚，又送来不要工钱的劳动力，就欣然同意。我先后在这个小厂办了两期培训班，两个月一期，每期两三个人。这些受过技术培训的人，都由组织上派往苏区去了。事实证明，在白色恐怖下，用这种方法培训技术人才，比较安全、有效和省钱。这可说是我们当时的一项创造。由于各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各地都急需要无线电通讯设备。于是，组织上又把装制机器的任务交给我。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在我所住的双亭子间显然是无法进行的，因而只好另找房子。陈寿昌带我到大连湾路东西华德路（今长阳路）口乾信坊，顶进了一幢比较合适的房子。我们夫妻搬进去以后，组织上又调一位曾经在电台工作过的女同志何成英（四川人）到我处，住在亭子间做三房客。处在地下环境，安全问题一点疏忽不得。大连湾路乾信坊只一条直通弄堂，那个地方是比较安全的。新房楼下是客堂。客堂的陈设同邻居相仿：一张长台、木阁几、香案、烛器，中间方桌，两边放着椅子。那一带人家的大门经常是开着的，因而我们家的大门也开着，有事都在楼上做。潘林珍和何成英住在楼下，作掩护工作。我买了一只工作台，还有各种工具、五金零件、电表器材，就在楼上办起个体工场来。这年夏天，上海天气特别热。我一人躲在楼上赤膊，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大汗淋漓，眼睛累得出现了红丝，痔疮也发了。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有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作环境，干起来心里踏实，竟一点也不觉得疲劳。在制造收发报机时，因考虑到是在秘密环境下使用，因此要求所制的机器必须轻巧，便于携带，声音又要小而清晰。所以我每制成一台，都要经过反复检验，认为符合要求了才放心。这年夏天，我一连装配了五六套收发报机。这些收发报机有的是单线领导人约好来取，有的是约好时间、地点、接头暗号，我亲自送去。1932年，我曾先后将两套发报机送到麦特赫斯脱路交通站。那时交通站的负责人是陈刚（人们称他“红鼻子”，全国解放后曾在四川省任工业部部长）。一次，碰巧这个交通站有位同志正在采购印刷器材等，当他得知我在印刷方面也是个内行时，非常高兴，当即要我帮助他采购印刷的物品。我很快地把这些物品买到。他设法迅速把这些印刷物品运往苏区去了。当时，我还负责检修发生故障的电台和研究改装老机器。这一般都是由联系人把机器送来，有时是领导派交通员通知我去电台机关检修的。那几年中，同我接头最多的是中央台的王有才。1931年秋天，陈寿昌调任福建省委书记，组织上派乐少华来与我联系。乐是浙江宁波人，也是工人出身，是我在莫斯科“中大”的同学。他工作有些粗心，由于他的疏忽，我的住址被两个脱党分子发现了。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我们立即转移。于是，我又迁到了跑狗场附近的华德路友邦里东1弄61号（今长阳路640弄61号），仍旧从事装配收发报机的任务。1930年到1931年间，中共中央曾在上海设立了几处地下电台，但自从曾三调往苏区以后，上海只留下两个地下电台：一个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负责，与苏区通报；另一个是国际台，由程祖怡负责。程是我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学校的同学，于1931年秋才回国，被分配到国际无线电台工作。这年冬天，组织上要程祖怡带着机器搬到我的住处，继续与国际台通报。程除了与国际台通报以外，还同我一起研究收发报机的改装。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虹口区、杨树浦区的居民纷纷拥向外白渡桥，南逃投亲避难。我也雇了一辆出租汽车，把电台装成行李，同程祖怡一起来到浙江南路，住进一家旅馆。同住在一起的有乐少华、王平、蔡和森的爱人李一纯和女儿阿珠、孙五芳、夏明（邓中夏的夫人）等。不久，程祖怡带电台到沪西继续进行通报工作；其他同志陆续到沪西、沪中分散居住；乐少华则奉调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曾任由红七军团改编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委）。而我就在新闸路温州路一居民住宅租了楼上一大间统厢房住下。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各革命根据地物资供应十分紧张，连收发报机用的电池也买不到。组织上又把采购电池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考虑买电池数量多不易运输，也易被敌人发现，不如从上海买原料运往各根据地，由他们自己制造。为了自制电池，我先买书本自学制造的原理和方法，又买原料试制，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实验，居然成功了。乐少华临走时，组织上又调来两位同志协助我工作，他俩是一对夫妻：男的叫李志超（四川人），住在南京西路徐重道药房楼上，是上海无线电学校毕业的学生，初步懂得一些无线电知识；女的叫朱霞君（江西人），在大世界对面的伯庸医院当护士。另外还有一位女同志后来调到程祖怡负责的电台去担任掩护工作。我常去李志超家帮助他学习实际知识，如制作零件，装配机器，掌握各种零件的性能等。李志超则帮助我采购电讯器材，使我减少外出的次数。李志超家搬了几个地方，最后于1933年迁到华德路（今长阳路）。时隔不久，程祖怡在街上碰到“剥猪罗”（上海方言，是指将被劫者全身衣着强行剥夺的拦路抢劫行为），对方是莫斯科“中大”同学，路上和程纠缠，把他身上的长袍、短褂和手表等物品全部剥走了。但这件事没有引起程的警惕。过了一个多月，那位“同学”带着3个同伙，突然闯进程祖怡的住处敲竹杠，提出向党组织要500块大洋。程祖怡同他们周旋，一边安排他们在客堂中打麻将等候吃饭，一边打发“女佣人”出去“借钱”。程自己则装作到厨房为他们准备饭菜，乘他们不备之际，登楼越墙而逃。这几个家伙听得室内没有动静，就惊慌起来，怕党组织派“打狗队”来收拾他们，就将楼上楼下除木器家俱和收发报机以外，所有的衣箱、床单、厨房用具等洗劫一空，逃之夭夭。事发后，中央特科情报人员经过几昼夜的侦察，没有再发现异常情况，估计他们是流氓团伙，没有别的政治目的。于是雇了一辆出租车，破门而入，将收发报机运出，另找地址设台。为了避免再出事，组织上没有让程祖怡再外出租房了，改由我出面包办这类事情。我在大沽路437弄20号找到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地点适中，又好，只有两幢房子相联接，环境很适合地下工作。我就花了500块大洋把它租下。这时已快到1933年春节，程祖怡一家3口搬到我们家同住。我当二房东，程当三房客，住在楼上负责收发电报。电报密码是由李竹声的妻子沈谷兰（全国解放后在中央卫生部工作）负责联系接送的。在这个住处，我们过了春节。在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在白区进行活动本来就极其困难，又由于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使这种困难更加严重，导致白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以至于中共临时中央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苏区。上海另行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并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中央上海局书记是李竹声。我当时就在上海中央局的地下电台工作。为了防止电台暴露，我们都使用室内天线，随用随挂，用完收起来。但在发报时，电键一按，邻居的电灯泡，不论白天黑夜，就会发出一闪一闪的红光，若被邻居发现嚷出去，必将引起麻烦。所以我们每设一台，就先一边按电键调整波长，一边设法偷看邻居家电灯泡是不是闪出红光，一直调整到不发出红光为止。因为这个缘故，选择电台的用房，在当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大沽路这幢房子，通过调试。达到了这一要求。做地下工作，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险。有一次，我抱着一部发报机，坐在一辆黄包车上，途经北京路到泥城桥附近时，突然路边窜出几个巡捕和便衣。开始我想要黄包车绕道避开这些“抄靶子”（抄身搜查的家伙）；但转念这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于是继续前进。那几个“抄靶子”的见我身穿长袍坐在车上，手里抱着一包印有“中国百货公司”字样商标的牛皮纸大包，从容来到他们跟前，显得很有派头，便不敢放肆，把手一挥，示意放行。一场风险过去了，可是我却出了一身冷汗。沈谷兰在往返电台的路上也经常遇到“抄靶子”。一次，她手里提了一筐鸡蛋，把电报密码放在鸡蛋底下，装成走亲戚送礼的样子。当她走到华德路时，突然碰到几个男女“抄靶子”，过往行人个个停下被搜查，当然她也不能例外。女巡捕搜她的鸡蛋筐时，把鸡蛋一个一个拿出放在地上，因地不平鸡蛋便散开乱滚。她急中生智，便发火大声说：“这鸡蛋是我送亲友的礼物，打破了你们要赔！”经她这么一说，“抄靶子”认为这个普通家庭妇女不会有什么问题，便停止检查，让她走了。自我试制成功电池以后，组织上同意我的方案，在上海采购原料，由根据地自制电池。沈谷兰送来500块经费，我转交给李志超叫他先去采购锰粉、铅粉、炭精条、锌皮等原料，准备办妥以后运往根据地。第二天李志超还来向我讲采购情况。可是，第三天，他一去未归，音讯全无。我到他家时，李的母亲和妻子痛哭流涕，说：“志超昨天外出至今未回，估计出事了！”原先中共临时中央撤往中央苏区后，除给上海中央局留下两个地下电台负责联系外，另在上海还留有一个由苏区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聂荣臻等直接领导的系统，该系统在上海的负责人刘仲华与我经常有联系。那天，正巧我要去和刘仲华碰头，就顺便将李的情况向刘作了汇报，并提出要李的母亲和妻子立即搬家的建议。刘同意我的建议，并答应搬家的事由他负责安排。奇怪的是，不久李的妻子也失踪了。以后，竟一直不知去向。1934年春节期间，为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上海地下党决定举办爆破训练班，训练爆破手，目标是准备炸毁国民政府新修的浙赣铁路。因为在国民党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时，这条铁路在运输敌军兵员、补充军火给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一天沈谷兰来通知我，说组织上决定调我到爆破训练班去工作。讲好我进训练班后，就在里面隐蔽工作，不出头露面；而班里一些需要抛头露面的事务性工作，则由组织部的高文华去负责应付。第一期爆破训练班设在海格路，是高文华出面租来的房子。一共只有3个学员：高文华、我，还有一个工人。讲课的是一个外国人，他讲英语，也会讲俄语。英语翻译名叫浦化人。我负责记录，记录下来的内容就作为训练班的讲课提纲。那位讲课的外国教员和我一起住在训练班里，不到外面去，夜间没事，我们就用俄语交谈，我提问一些讲课时听不大懂的问题，他就作补充辅导，使我获得了更多的知识。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学员们对有关雷管爆炸等技术都掌握了，训练班就宣布结业。我仍回电台工作。可是，我刚回来不久，一天沈谷兰紧张地来通知我说：“为这幢房子打保单的铺号已出了问题。为了安全，组织决定你们立刻搬家！”根据上级的指示，我暂时搬到老闸桥堍北边的一家破房里，当了三房客。因为急于通报，又冒雨到处奔走物色住房，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终于在高郎桥广场看好了一排新房子。我改姓周，租下了这幢新房。当把房子整修好搬进不久，程祖怡一家3口带着电台也住了进来。红色电波又飘在空中了。过了两个多月，快到夏天的时候，沈谷兰又来通知我，要我到上海局组织部去同李竹声碰头，说是有新的任务。我到组织部去见了李，他说这里有两箱文件你看看，对于其中需要答复的文件，要我帮助上海局书记处草拟答复的文稿。他为什么会找我去干这个工作呢？因为当年一起在莫斯科学习时，他知道我在中山大学曾参加过共产国际刊物的编辑工作，在工农出身的党员中，还算是具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于是我在那里又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时，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也在组织部，她住在二楼。开会时，我还碰到过交通员陈刚。地下党又办了第二期爆破训练班，仍由高文华负责。学员有所增加，共有10多个人，都是从各地调来的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实际上，当时组织从各根据地要调来学习的并不就这些，他们仅占要调人数的约70％。原因是有的在路上被捕了；有的找不到地方；有的则发生了误会回去了。为了严格保密，凡参加受训的人员，都必须先到指定的地方等待，然后统一由组织派车接送去训练班。有时学员们上车的地方离训练班也许只有咫尺之距，但也要他们在夜里坐上有蓬（篷）布盖严的汽车里，开着车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往往要跑很长时间才到目的地，使学员们以为好象有很远的路，谁也不知道训练班的确切地址。这是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严防泄露训练班的地址，而有意这样安排的。这期训练班也搞了一个多月，开始时工作比较顺利，可是临近结束时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原先我所记录整理的那份讲课提纲突然不翼而飞；学员之间还经常内部发生争吵。李竹声知道后，就要我去做学员们的思想工作，并说要抓紧时间赶快把这期训练班结束掉。我到训练班去把学员集中起来讲话，代表组织，先肯定了他们刻苦学习的精神；然后，希望他们克服困难，严守纪律，完成党交给的学习任务，回去很好地为党的事业奋斗。训练班结束后，学员都分配了工作。有的由高文华交给地下交通员带走了。有一个学员因表现不好，留在白区工作怕出问题，就被送到闽西苏区去了。以后我在延安碰到博古，问起那个学员的去向；他说，审查后有问题，给“处理”掉了。另有两个学员，由地下交通员带领，准备经南京、九江送到南昌去。可是路经南京时，却有一个学员叛变了，他偷偷跑到南京公安局向国民党自首告密，敌人的便衣特务就开始盯梢跟着他们不放。地下交通员虽然发现身后有“尾巴”，却一直无法摆脱掉。一路上盯梢的特务盘问他，交通员说，上面只交待要他把两个人带到南昌去，以后怎样行动上面没有说，不知道。特务跟着他们一起到了南昌，住在一家瓷器商店里，交通员住在里间，特务和叛徒住在外间监视他的行动。一天晚上，地下交通员趁他们不留神偷跑了出来，他不敢坐火车或乘轮船，沿着农村的山间小路一直走回到上海，向组织报告说，一个学员叛变了，还有一个不知结果怎样。也就是在这期间，党组织安排我和叶挺同志见了一面。叶挺是北伐名将。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去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作过报告，我听过他的报告。这次他秘密从香港回来。因为我们要办爆破训练班，叶在香港搞过，懂得这方面技术，组织就让他给我传授技术。我和叶是在法租界的一个别墅里见的面。他讲了如何配“药粉”，将炸弹挂在门上等，讲了两三个小时。这事我以前一直没有说过。这时，地下党组织还准备举办第三期爆破训练班。刘仲华来找我，说是要成立一个“破坏部”，由我当部长。沈谷兰也来通知我，要我搬离电台，与地下电台脱离关系，说是李竹声要我到上海局组织部去办公，负责起草文件。6月27日，当我正准备搬家时，沈谷兰突然来通知我说：“昨天阿竹（李竹声）在马立斯新村书记处开会时，和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起被捕了。电台的具体地址阿竹不知道，但他可能晓得大概方向。电台要马上转移！”沈又说：“以后我不能来了，组织已另派一位广东来的女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可是，当我从刘仲华手里接收过开办训练班的那个“家”（有一位妇女和一个小孩作掩护）时，不知怎么的，这个秘密据点又被敌人知道了，刘仲华叫我设法立即再搬家转移。在一个下雨天，我和从湘鄂西根据地来参加训练班后留在上海工作的老郭两人去搬家，从马路上叫一辆大板车和一辆三轮车，很快就把“家”搬走了。第二天刘仲华告诉我，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说，原先那个“家”有特务天天在附近监视着的，你们搬走后，负责监视的特务为此事还受到其上司的严厉斥责。为什么我们能在敌人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搬了“家”呢？说起来我们也是侥幸，并非我俩有什么神出鬼没的“隐身法”。原来那天我们去搬家时，恰好那个负责监视的特务吃中饭去了，这真是天助我们也！到了10月，不幸的消息传来，刘仲华来说：“两个电台相继被敌人破坏了，破坏部决定不搞了，你要抓紧重建电台！”原来，上次出事后，我搬家不久，程祖怡也搬了。一次他在路上被敌人逮捕，在严刑之下，程供出高郎桥电台旧址。敌人去搜查，但见室内只有少数家具，不象住人的样子，回来继续对他严刑逼供。程终于供出家属的住址和电台设备。第二天，程引着敌人来到电台的新址。不幸的是正撞上送报的女交通员同程的妻子在商量事情。敌人见此，发出得意的狞笑，就连人和电台一并带走了。以后我又听说，接替李竹声任中央上海局临时负责人的盛忠亮也被捕叛变，供出程祖怡管国际电台、王有才管中央电台的情况。这样，在上海活动4年之久的党的地下电台全被敌人破坏了。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我心中十分沉重和气愤。尽管在这之前我曾亲眼看到敌人常用黑篷汽车装着定向仪，巡回侦察我们党的地下电台的方位，但由于我们采取了各种应付的办法，敌人一直没有得逞。这次，由于叛徒出卖，电台和人都一下子落入敌手。据刘仲华讲，敌人破获我们这些电台设备后，惊奇地说：“想不到共党没有工厂设备，凭手工能制造出这样小巧、高效的收发报机！”我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对刘仲华说：“敌人高兴得太早了！请你放心，我有充分的信心，将我们的电台重建起来。”接着我和刘仲华研究了恢复电台的具体办法：第一，要有报务员，而报务员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培养出来的，要请上级从外地调来；第二，要有忠实可靠的人来掩护电台；第三，要把过去分散搬走的部分通讯器材找回来。我认为有这样3条，电台就能重建。时隔不到两个月，组织上果然从山西阎锡山和西北军的部队调来两位报务员。他俩都是共产党员。一个是陕西人（大家叫他老陕），一个是河南人。他俩到上海时，我去接头。两人都很年轻，革命热情很高。那时领导上也准备把浦化人（英语翻译）调给我当二房东。刘仲华又把张瑞华（聂荣臻的夫人）和她的女儿聂力（即聂丽，当时只有4岁，现在国防科工委工作，中将军衔）调到我处。第三天早晨，我去和浦化人碰头时，他正在路上急急忙忙地来回找我。一见面就说：“约我们碰头的那位女交通员昨天被捕了，事涉我们所租房子的铺保。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要我们立即搬家！”我就赶快回家，安排老陕和张瑞华母女撤走。这是1935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机关遭到的又一次大破坏。吃一堑，长一智。以后租房铺保要设法自己解决。这是我早已想过的问题，但一直未办，现在则非解决不可了。为了解决铺保问题，必须自己开个店铺。开什么店铺好呢？我平时已留心这个问题，这次又经过几天的观察和了解，决定办一家木器铺。我亲自到几条马路上物色油漆工，也从乡下找来一个可靠的亲戚当学徒，叫老郭当我的合伙老板，一同管理店务，就在江西北路新开了一家木器铺子。开张不到两个月，生意兴隆，有利可赚。有了这家木器铺子，以后租房子就可由它出面作保了。这时，我就带着那位河南籍的报务员在康定路一个里弄（现为康定路563弄21号）里租到一幢独立的房子，叫原在爆破训练班搞掩护的一位福建老太太和她的一个小女儿住进去。张瑞华把女儿聂力交给我妻子以后，住进了电台前楼，跟报务员学习收发报技术。我在后楼装配收发报机。一个多星期后，一套收发报机终于装配成功了，试机结果性能良好；但遗憾的是电台一直未能与中央根据地的电台联系上。1936年我在瓦窑堡见到周恩来，我问有没有接到上海地下电台的呼号，周恩来说：“那时我们正紧张地忙于长征，已顾不上这些了！”这是后话。当时，组织上还介绍一位姓陈的同志到我这里工作。陈在《申报》当职员，在浦东有熟人。我就要他同老陕合作，在浦东洋泾镇上找了个店面，开了一家杂货铺子。我们在铺子的阁楼上安装了一台收音机；收听上海的发报。这时组织上又介绍来一位山西籍的女同志，我把她安排在离洋泾镇不远的农村里，作了老陕的“家属”，以养病的名义作掩护，为下一步在那里装发射台作准备。夏季，组织上调梁广（建国后在广东负责政协工作，“文革”后曾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到上海。他对上海人地两生，我就要他先熟悉上海的街道；于是他开始天天逛马路、找房子作搬家的准备。接着我把老郭的关系交给他联系；以后又把老陕的关系交给他，由他直接领导。有一天，报上刊登“公安机关破获共党无线电台一座”的消息。刘仲华跑来询问。我告诉他：“我们平安无事，请你放心！”当时各地军阀和投机商在上海秘密设立的电台很多，以假乱真，这对我党重建电台极为有利。1935年7月，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大破坏。我们所处的环境更恶化了。这时我很少出门，梁广仍在熟悉马路。一天，他在马路上偶然碰到曾山（建国后曾任中央内务部部长），回来告诉我说：“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同志来上海找党组织，久未找到；现在生活很困难，在街上靠卖牙刷过日子。”我即将这情况转告了党组织，以后党组织决定送曾山去苏联。事情很巧，曾山上船时，遇到陈云。陈云是长征到四川时，奉党中央指示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于是两人一起去了苏联。由于上海局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所以它只存在了两年零7个月。其中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连续遭到了6次大的破坏。1934年9月，由于叛徒供出了我们的电台，我们被迫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但仍与刘仲华等同志经常联系，并设法恢复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坚持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情况未有多大改变，组织仍不断遭到敌人的破坏，因此我们只好决定分头撤离上海。撤退前，我处理了两件事：一是将上海我领导的两部电台移交给从中央苏区派来的梁广。当时仍在工作的两部电台，一部在康定路，一部在浦东；另外我们还有一家为掩护电台专门用来作铺保的木器店。我们把制作的木器或旧的家具弄来后，油漆了再卖出去，生意相当好。以后都交给了梁广（梁广后来也去苏联）。关于电台问题，不久前我看到一本台湾出的杂志，上面有一篇题为《国民党心脏里的共谍》的文章，里面提到了毛齐华、潘林珍，还有钱壮飞等人；文章前面还提到了我党最早在上海茂名路建立的那个电台。他们的材料可能是根据大陆的一些文章得来的。另一件事就是疏散家属。我妻子当时带着3个孩子，两个是自己生的，一个是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我把妻子和3个孩子送到上海郊区嘉定老家；并告诉妻子要好好扶养孩子，以后组织会派人来联系的。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曾从重庆派人来看望她们；我妻子因不明真相，还生怕来人将孩子带走。应该说那时在嘉定乡下生活虽然苦一点，但还是比较安全的。1949年在北京的一次政务院春节宴会上，周总理看到潘林珍，就走过来，握着她的手，表扬和感谢她为培养革命后代作出了贡献。这期间，我们还遇到了一位自称是共青团中央的人，他是通过《申报》馆的社会关系与我们联系的，想通过我们找上级党组织。当时我们虽然不相信，认为党的领导机关已不存在了，还会有团中央？但还是认真听了他讲的情况，到了他拿出的团中央的文件。直到解放后见到他，我才知道要找党中央的人就是陈国栋他们（陈在建国后曾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一次，他遇见我还讲到此事。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四、难忘留苏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四、难忘留苏岁月我从武汉回到上海以后，先到倪忧天家接上党的组织关系，然后请假回嘉定老家探亲。正巧这天是10月10日“双十节”，嘉定城西广大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庆祝双十节提灯晚会。群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一直到深夜。第二天上午，我因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张兰芳等人的邀请，去给他们（两党积极分子会议，共20余人）介绍当前的形势，如汪精卫政府的叛变和“宁汉合流”，以及我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等。第三天我离开嘉定回到上海。很快便接到组织的通知，要我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我们这一批被派往苏联的学员有16人，其中3个是翻译：许子桢（建国后曾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任岳（建国后在公安部工作）和胡士廉。大约在1927年10月中旬，我们分批用小船摆渡，登上停泊在杨树浦黄浦江中的苏联货轮，就从那里出发。根据组织上的规定，在货轮开出吴淞口以前学员不许随便交谈，即使过去熟悉的人也不许打招呼。因此直到船驶入公海，大家才开始活跃起来。我们大部分学员是初次乘坐海轮远航，海上生活使大家觉得非常新鲜。风浪稍微平静时，我们便各自到甲板上散步。早上可以看到天边喷薄而出的朝阳，傍晚时可以看到五彩缤纷的落日余辉。当然，也有人因为晕船而呕吐，躺在铺位上动弹不得，欣赏不到海上这奇异的景色了。我们在大海上颠簸了4天4夜。才到了海参崴。因为这时，苏方尚未收到中共方面关于派送我们赴苏学习的电报，我们只好又在船上等了一昼夜，才允许上岸。我们发现前几批先到海参崴的学员，仍在那里等候赴莫斯科的通知。我们这几批学员加起来有近300人，分别住在几家旅馆里。海参崴这个城市不算大，街上行人稀少，突然出现这么多年轻的中国人，极易引起敌人情报部门的注意。所以上级通知大家不要上街或互相串门。但这实际上并不起作用。我们都是年轻人，在那里又无事可做，并且都是刚从国内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跑出来的，到了异国他乡好象出了笼的小鸟一样。一些老熟人在国内处于地下斗争环境时，彼此不敢联系，现在到了国外正是畅谈叙旧的极好机会。因而大家不顾上级的规定，照常频繁地互访叙旧。我们是最后到达的一批，在海参崴只等了七八天，就收到了莫斯科通知启程的电报。于是大家同乘一列火车开始了寒冷寂寞的漫长旅程。一路上朔风凛冽，雪花漫卷，列车隆隆地奔驰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穿过茫茫的原始森林，跨过了亚欧大陆，整整跑了12个昼夜，终于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后的几天，到达日夜向往的红都莫斯科。苏联早在1920年就建立东方大学，专收东亚各国学生。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莫斯科阿罗罕街设立孙逸仙大学。在学校的高层建筑上，立有立体型的俄文大字“孙逸仙大学”。1928年春，该校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但是，中国人仍都习惯地称它为“中山大学”（简称“中大”）。我们这批中国学员到达莫斯科时，学校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一到校，每人领到了一张已经填有俄文名字、编好号码的学号卡片。我的俄文名字叫“齐华依”，编号743。另外还有一张表格让学员自己填写中文名字和简历。校方经过简单的了解后，大家便分别编班上课。我们这批学员都分在一年级。那时，二年级的中国学员大部分已经陆续分配工作，不少人已回国了；但仍有留在学校里的。他们对新来的同学很热情，向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其中有的人与新同学交谈，当谈到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说：“这主要是共产国际指导上的错误。”我听了很惊疑，便回答说：“我在汉口时，听到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我们党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由于双方观点有分歧，在交谈中时常出现激烈的辩论。我们将这情况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学校领导要我们不要相信他们的话，说这是托洛茨基派的观点。因为原先中山大学的校长拉狄克是托派的主要成员，他在学校里还有很大的影响。当时，那些受影响或参加托派组织的中国学员，仍然留在学校里学习，有些依然出头露面地进行活动。我所在的班大约有30几个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多数为中学生，少数是大学生），只有五六个是工人。我是印刷工人，初小文化程度，对马列主义了解也不多。因此开学以后，对学校里开设的那些课程，如《社会形态发展史》、《经济地理》、《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运动史》、《联共党史》等还有俄文，都感到很新鲜、很有兴趣。于是，就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都认真整理听课的笔记，按照教师布置的作业，一题一题地做好。由于自己原来的文化水平较低，基础差，学起来仍感到很吃力。于是我加倍用功，几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学习上了，整天坐在教室里，很少外出游玩，对学校里其它活动也不感兴趣，没有时间去过问。但做梦也没有想到，1928年春，在改选学校党的支部局（相当于我国现在大学的党委）时，学校领导竟提名选我为党支部局委员。为什么要提名选我呢？自己估计，大概是学校的领导和教师看到我平时学习用功，讨论发言积极，又是工人出身，受过罗亦农、汪寿华等领导人的教育，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搞过工人运动等，因而对我有好印象吧。我们这一批学员到校时，校长是米夫，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兼校长。他工作很忙，平时很少到学校里来，学校中的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库秋莫夫负责主持。我对于“中大”以前的党支部局委员，除个别人（如杨放之）以外，都不了解。这一届党支部局的书记叫皮尔曼，他也是上届党支部局的书记。皮尔曼这个人很能干，政治理论水平高，看问题很尖锐，与同志间的关系也比较好。但他的最大缺点是自尊心太强，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当他一听到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时，就会立即打断你的发言，同你展开辩论，甚至对你进行批评。所以人们见到他都有些害怕。党支部局的组织部长是伊克那托夫，他兼任学校的教务主任。党支部局的宣传部长是华克斯，是学校的任课教师。党支部局的书记和部长都是苏联人，委员中有个二年级的中国学员叫李竹声，他参加分管宣传部的工作，后兼任副校长。我参加分管组织部的工作，野营时任组织部长。另有个一年级学员叫蒋德芳，工人出身，他任“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会）主任，主要分工负责中国学员同学校方面的联系，向学校反映学员对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意见和要求。此外，还有一个二年级中国学员叫苏美益，当选为委员后不久，就回国去了。党支部局的翻译是张琴秋（沈泽民的妻子）。一个苏联女同志当秘书，管文件的收发保管和开会时作记录；她是共青团员。组织部长伊克那托夫，工人出身，是个老布尔什维克，为人忠厚稳重，能听取不同的意见，组织纪律性很强，学员们对他的印象很好。组织部的工作人员除了部长和我外，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的还有几位于事：一位叫方廷桢（方仲如），一位叫陈逸（陈修良），一位叫博古（秦邦宪）。博古分管共青团工作。宣传部长华克斯很少同学员接触，主观性很强，讲起话来喜欢批评别人，学员对他敬而远之。党支部局的特点是脱产干部很少，除了书记和女秘书以外，其他成员都是兼职的。党支部局的下面除了各班学员党支部以外，还有一个“副支部”。这个支部的党员是学校教务、行政管理人员，都是苏联人。他们在开会、活动时，不同学员支部中的中国党员在一起。1928年春，赤色职工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上级指示要派两名工人出身的中国学员去列席大会。学校领导就指派汪沛贞和我去参加。出席这次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有向忠发、苏兆征等人，翻译是冀朝鼎。汪寿华牺牲之后接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郑复他虽然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他在会上被提名为赤色职工国际的委员。1928年春，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名虽然改了，但在办学的方针和教学的内容方面并没有作大的变动，学员仍然是以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有所不同的是，这时东方大学政治班的学员也合并到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来学习。1928年初夏的一天，“中大”秘书长阿勃拉莫索（曾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过，会说中国话）交给我一份名单，要求按名单通知有关的人去见他。名单上的人是：方廷桢、陈昌浩、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和我6人。我们应约到阿勃拉莫索的办公室。阿勃拉莫索态度十分严肃，用中国话郑重地说：“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和中共代表团的要求，并得到第三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几人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须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你们白天照常在校上课，晚上前去学习。”国际无线电秘密训练班，位于莫斯科城内一处独立的三层别墅里，负责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名叫晓克。除中国人外还有3个德国人，3个保加利亚人，英国、捷克各1人，总共只14个人。学习的内容，除学习无线电外，还学习英语、骑马、驾驶汽车，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搞秘密工作等。教员是苏联人。我们开始是学习收发报技术，教员用电键“滴滴嗒嗒”地拍发，我们6人围桌而坐，头戴耳机，边听边抄，抄完后当场校对是不是正确。暑假过后，便开始学习无线电原理和制作机器零件的技术。教员讲课用的是俄语。方廷桢等人懂俄语，常常提出问题请教员解答。我和沈侃夫听不懂，只好课后再请方廷桢等人辅导。教室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有一架发报机，隔壁还有一个小工厂。老师说：“你们要时常到小工厂里去看看，争取时间学会使用简单的工具制作电容器、变压器、线圈等无线电技术。你们回国后有些原件可能买不到，那可以自己动手去做。”我们几个人去工厂时，工人们很热情，需要的工具和提出的问题，都能得到满意的解决和答复。我和侃夫是工人出身，对于制作机械，很感兴趣，所以到那个小工厂去的次数要比别人多。1928年暑期野营活动时，“中大”野营党代表兼党支部局书记伊克那托夫指定我和一个二年级学生，由军事教官孔节枝（北伐战争时期在中国当过军事顾问）带领去参观、学习东方大学在莫斯科郊外的野营训练。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正巧赶上周恩来到东方大学传达中共“六大”精神。报告结束后，周恩来和学员们一起到饭厅去吃饭。我因在武汉见过周恩来，有点熟悉。所以他见到我，就热情地向我打招呼，说：“你们要抓紧学习，现在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人才。”这时因旁边挤进来很多学员，我们的交谈就被打断了。虽然周恩来只讲了几句话，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晚，我俩与苏联教官孔节枝，和周恩来一起，先是乘牛车到火车站，然后同坐火车赶回莫斯科。大约1928年底，陈昌浩因组织上调他去搞共青团工作，中途退学了。而我们5个人一直坚持了下来。从总的情况看。1928年在学校里，我们学员的学习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学员都是刚从国内白色恐怖下来到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的，在那样一个比较安全、良好的环境中学习，大家都很珍惜，都能够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抓紧时间进行学习。在生活上大家也是比较满意的。苏联当局对学员的生活给予了特殊的照顾和优待。吃的是西餐，每天都有鸡、肉、鱼、面包、牛油、香肠、鸡蛋等。在当时，这些东西即使是苏联人也很难吃到。中国学员后来外出发现，其他学校学生的生活待遇也比不上中山大学。在野营时，我们还看到连苏联红军吃的都是黑面包，而我们中国学员平常吃的却都是白面包。苏联的机关干部平常也没有肉吃。学校知道中国学员爱吃中国菜，就送来猪肉，要中国学员自己到伙房去烧。我们穿的衣服也由学校统一发给，有白色的衫衣，呢子列宁装、大衣、皮鞋等。住的地方也很讲究，都是过去一些贵族富豪住的公馆房子。每个星期可以换一次内衣，两个星期换一次床单，很讲究卫生。每月每人还发给十几个卢布的零用钱。但是，在这一年里，“中大”也发生过一些意见分歧和争论。第一件事是，有少数人散布托派观点。他们除了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都归罪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外，还议论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说是由于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中国的封建势力已经是“残余的残余”，因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已不是主要的革命任务，今后中国需要有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和平发展时期，等中国无产阶级成长起来以后，再进行“直接革命”。他们还说，苏联现在是斯大林独裁专政，列宁逝世前就批判过斯大林；图书馆里陈列的都是斯大林、布哈林的书，没有列宁的书，特别是象列宁遗嘱那样重要的文件也不给大家看；现在看到的联共中央开会的报告中所列举的建设成就的数字，都是假的，不可靠的；现在顿巴斯的矿工正在罢工反对斯大林等等。新来的学员中有人听了后就同他们进行辩论，给他们扣上“你们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是取消主义”的帽子。后来联共中央开会，并在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这些言论，学校也组织学员进行学习。散布托派观点的人中有些出头露面的人物，被遣送回国；有的仍留在学校，但表面上不再那么猖狂了。第二件事，是批判“旅莫支部”问题。新来的同学对此原先并不了解。一次，一位最早到莫斯科名叫卜士奇的人，对新来同学作了介绍。他说：“原先侨居在法国的中国同志，有个中共旅法支部。后来他们中的部分人到了莫斯科，就自动建立‘旅莫支部’。支部书记是任卓宣（即叶青）。任为人独断专行，很凶狠，对支部内部控制很严。”“旅莫支部”在苏联的公开活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开始时也没有人注意和重视它。后来因为内部控制太严，有人表示不满，就向领导上反映了。共产国际了解此事后，认为这是违反国际章程的做法，是与国际的组织原则不相容的，宣布予以取消，将它统一于联共组织之中。这事发生在1926年夏天。我们到达莫斯科时，已经解决了，但在1928年又发动学员对它进行批判。第三件事，是“江浙同乡会”问题。学校里有些中国学员俄语水平较高，兼任翻译工作。如顾谷宜、董亦湘、俞秀松等。因为学员平时吃穿都由校方供给，而做翻译工作的人，每月还有100到200卢布的工资收入。这些人有了卢布，就经常邀请一些熟悉的人下馆子，这次你请我，下次我请你，你来我往；有时他们还自己买菜在宿舍里自己烧着吃，有吃有喝，有说有笑，很是开心。苏联人看到这些人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吵吵闹闹，因听不懂他们的话，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有一次，其他中国学员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是‘江浙同乡会’吧！”因为他们当中确有不少人是江浙一带人，于是“江浙同乡会”的称呼就这样传开了。苏联人听说后，没有深入了解，也没有弄清它的性质，就认为这是“封建性的组织”，应该予以批判。这件事还传到中共代表团那里，一次向忠发到校向中国学员作报告，也提到了这件事，并作了很严厉的批评。这件事本来校方如果处理得好，找他们好好地谈一谈，进行正面教育，要他们注意影响，是完全可以妥善解决的。但因为一开始批判的调子高，有点“左”，结果当事人听了很反感。后来此事被别有用心的王明等人抓住，大做文章，借以整人，结果被搅得满城风雨，并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事实上，“江浙同乡会”并不是一个组织，当时我也没有听说俞秀松他们是“托派”，这些同志平时在学习上和工作上，都是很好的。第四件事，是批评“先锋主义”。事情发生在1927年到1928年这段时间。“中大”共青团支部书记西门中华的俄语水平较高，翻译工作做得好，很会讲话，但他说话不够慎重，没有谱，喜欢放“大炮”，因而在群众中的威信并不高。他不听从学校党支部局的领导，跟着他跑的还有些人。这些人就被称为“先锋主义”而受到批评，西门中华的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也被撤掉了。后来，这个西门中华回到国内，竟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当时虽然国共已经分裂，但在“中大”中的国民党籍学员，仍然留在学校里。他们真实的政治态度，别人不得而知。例如我们班上有个国民党籍的同学名叫毛仲平，浙江人，平时就很少讲话。回国后他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1938年3月12日，延安召开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纪念大会时，国民党天水行署主任蒋鼎文派了一个3人代表团带着挽联来参加。当时我在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负责搞接待，突然发现毛仲平竟成了蒋鼎文的要员。以上所发生的4件事，除了“托派”问题以外，后3件事虽然也进行了批判，但都没有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即使对待“托派”，也没有象以后那样严厉。对其中有些人学校领导都知道他们的底细，但只要他们不在学校里公开活动，照旧让他们上课学习。但因这几次批判的调子很高，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做好，所以所有被批判的人都很不服气，对学校领导有不满情绪，这就为1929年学校内部两派的激烈斗争，埋下了祸根。1929年校党支部局领导成员改选以后，斗争日趋激烈。校支部局领导成员每年改选一次。我没有参加这一届支部局委员会。新支部局的中国委员有夏曦（分管宣传）、王云程、朱阿根（分管组织）、殷鉴（分管学生公社）等人。开始仍然是皮尔曼任书记，夏季过后，再也没有看到皮尔曼了，支部局书记由伊克那托夫兼任。1929年校内斗争形成为两派，本来双方争论的并不是什么大是大非问题，更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但由于学校领导对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好，逐步积累起来，而至总爆发了。1929年夏季，又从中国来了一批新学员。他们中很多人穿的是长袍，到达莫斯科后通常都要换上列宁装式的制服。但是，学校在量过学员的身材尺寸之后很久，制服还没有做好发下来。他们就到学校总务处询问，要求早点把制服发下来。但是每次苏联工作人员总是回答说：“息气阿斯（等一等）。”学员们因天气渐热，穿长袍不舒服；特别在莫斯科穿长袍，上街容易引起苏联人的围观。这样，这批学员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实际情况是当时苏联经济建设正在准备搞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集中发展重工业，把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造成市场上食品、衣料等生活用品的供应很紧张。学校因为买不到做制服的衣料，所以只好一再说“等一等”，但没有向中国学员说明事实真相。后来，因为学员的意见越来越多，学校没有办法，只好先发给买来的白布衬衫。苏联人的身材一般都比较高大，所以这些买来的衬衣给中国学员穿既长又肥，很不合身，好心办了坏事。有个工人出身的中国学员，故意把肥大的白布衬衣套在长袍外面，在学校的长廊上荡来荡去，远远望去活象一只站立的北极熊，特别引人注目。他并且大声发牢骚说：“请大家看看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给我们发这样大的衬衣，多么浪费！”引起许多中国学员的围观和议论。个别情绪偏激的人说：“我们在国内受敌人的迫害，想不到来苏联学习，又受到这样的虐待！”另外，苏联人是不用痰盂的，而中国人有随地吐痰的陋习，所以有些中国学员要求在教室和走廊上放些痰盂。学校也由于以上同样的原因对此无法解决。这又引起学员的不满。再就是吃饭问题。当时苏联经济困难，食品供应短缺。有些学员不体谅他们的困难，很不自觉，很娇气，吃饭时把面包皮剩下不吃，扔在食堂的餐桌上。这种糟塌粮食的行为，不少中国学员见了也很生气，曾当面批评过他们。还有些中国学员对菜的咸淡有意见，却上纲上线硬说是苏联人对中国人不友好。对此也有许多中国学员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就为这些琐事他们经常在食堂里发生争吵。苏联人听不懂，就问中国翻译；翻译说：“这些人是无原则的瞎胡闹！”并简述了他们争吵的内容。苏联人听了很冒火，批评这些中国学生“真是无政府主义”！中国学员则当场顶撞说：“你们真是官僚主义！”这样一来，部分中国学员同校方的对立情绪就越来越严重了。还有讲课的内容问题，中国学员要求苏联教师讲课不要单纯讲理论，要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这个要求当然是正确的，但对苏联教师来说也有难处，他们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了解，毕竟不如中国学员多。所以他们依然我行我素，讲课内容改进不多。也有中国学员要求在上课以前能把讲义发下来，先看看，以便于听讲。这条意见也是合理的，但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因为教师的讲稿先要翻译成中文，然后用药水把字写在玻璃板上，再油印在纸上。这样需要三四天才能发到学员手中。对此大家意见也很大。校方也没有向学员说明原因。讲课的苏联教师多数是兼职的，要讲好几个学校的课，从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每天跑来跑去，还要备课，所以每次讲完课后，夹起皮包就走了。他们与中国学员平常接触很少，师生之间从学习到生活到思想，隔阂都很深。因而中国学员在背后就对教师评头论足，没有礼貌。在讨论政治问题时，由于意见分歧，更形成了学员之间的对立。例如，在讨论到中国革命的前途时，有的中国学员生搬硬套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情况，引起了一个政权还是两个政权的争论。在讨论农民问题和反封建斗争时，有的中国学员认为不能笼统地提农民是一个阶级，因为农民中有贫农、中农和富农之分，而富农和地主同列为革命对象，因此富农不能列入农民阶级之中。持这种观点的同学就给争论的对方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而对方不服，引起了更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进一步发展到一部分翻译、学校领导人同一部分中国学员之间的尖锐对立。因为在争论中，少数中国翻译如博古、张闻天、沈泽民等人经常向校领导反映他们自己的观点，而学校领导人由于平时同他们接触较多，很信任他们，有点偏听偏信，于是就支持他们，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俄文中的“布尔什维克”也有多数派、正确的意思）。这样又更引起持不同观点的部分中国学员的不满，讽刺他们是“马屁精”、学校领导的“尾巴”。显然，上面这些都是认识方面的问题，本来可以通过批评教育来妥善解决的问题。但博古等人仗着有学校领导的支持，就给对方乱扣什么“无政府主义”、“托派观点”、“对中国革命失败情绪的反映”等政治大帽子，使双方的对立情绪愈加尖锐。一部分学员还挖苦讽刺博古等人是“莫斯科的革命家”。甚至有一个学员写了一篇文章叫《怎么干，回去看！》，意思是你们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回国后看实际的表现。我后来听说写这篇文章的学员，名叫袁凡。随着争论的激化双方越来越对立，学校领导也同一部分中国学员的关系疏远和紧张起来。副校长库秋莫夫看到这种情况感到不对头，有一次，就在学校四楼的大教室里召集部分对张闻天、沈泽民、博古等有意见和部分后进校的学员谈话。他先谈了学校的教学情况，然后质问：“你们中有些人为什么要反对他们（指博古等人）？”这些中国学员回答说：“他们这几个人在国内没有什么斗争经验，在学员中威信不高，仗着学校领导的支持当上翻译，拿的钱多，神气活现，生活特殊化，脱离群众。学校领导为什么这样信任他们？”库秋莫夫解释说：“他们学习很认真，理论水平很高（那时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都进了红色教授学院，王明考不进，还轮不到他）。学校就是要培养他们，你们应该支持他们嘛！”但是库秋莫夫没有能说服他们，相反，引起这部分学员更大的反感。库秋莫夫这次讲了不少的话，但他讲完时，全场只有杨之华一人鼓了掌。不久，学校内部就出现了所谓“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博古等人为代表的拥护校党支部局领导的“路线”，认为校党支部局在第三国际和联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所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另一条“路线”的人，则虽然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但在反对校党支部局领导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党支部局领导在实际工作中所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那时候双方都很“左”，强调或者对或者不对，或者支持或者反对，不容许有第三种态度和意见存在。但是，也有些学员认为，校党支部局领导工作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不能全盘否定。他们说，党支部局是受联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国驻国际代表团也常来学校指导，难道说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的领导都错了吗？也有学员认为，对立的双方都有缺点和错误，不能简单地说哪一方是完全正确或错误。但这些比较客观的意见都被称为“调和路线”，同时受到对立双方的指责和攻击。双方极端对立的情绪形成以后，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意见都是对立的，都无限“上纲”、“上线”，用“左”的词句指责对方，讽刺谩骂，形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高调，大有势不两立之态。持极端态度的人，虽然双方都是少数，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却很大。学校形成这样严重对立的紧张局面，主要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平时不注意做学员思想政治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碰到问题，听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动不动就要进行批评，乱扣帽子所致。后来有人说，当时在“中大”的600多名中国学员中，只有28个人是拥护博古等人的“党支部局路线”的；也有人说，党支部局在讨论共青团工作时，只有28票拥护支部局的意见。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没有在“中大”学习过的，他们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当时和我同班的34个人中，争论双方各17人，势均力敌，斗争非常激烈。在争论某些问题时，如有一人缺席，就意味着某一方少了一票，而影响“大局”。在有的班里，支持校党支部局领导的占多数，仅少数人反对，这少数人表面上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如翻译班和陈昌浩、殷鉴等人的那个班就是这样。有的班情况正好相反。但不论哪种情况，每次双方站起来讲话的人都很少，多数人只是跟着跑，举举手罢了。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中大”办了一个“特别班”，也称“老头班”，多数学员是六大后留在莫斯科学习的。他们中有林伯渠、何叔衡、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称他们为“老头班”，事实上当时他们的年龄一般也不过四五十岁，比我们二三十岁的大一些罢了。我与他们，很快熟悉了起来，常同他们一起到校外去散步谈天。他们一般是拥护学校党支部局领导的。但是有位老同志叫方维夏，他同别的几位老同志的意见不一致，平常便很少在一起交谈。那时，中共驻国际代表的成员也时常到“中大”来。在交往中，我对邓中夏的印象最好。邓看到“中大”内部派性斗争这样激烈，很觉不安。一次，他找校领导人，把在学员中听到的各种反映，都向他们作了汇报，并建议校领导认真考虑学员们的意见，努力做好调解工作。虽然我当时已不是校党支部局的领导成员，但校方仍邀请我参加这次谈话。当时我还任《共产》杂志中文版的编委。谈到这里，我多说几句：有次编委在中国问题研究室开会时，我说自己是个工人，文化低不行。主编瞿秋白说，就是要吸收像你这样的工人同志参加编委工作，可以帮助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怎样使写出的文章让工人同志都看得懂。我就是这样当上编委的。但是，校党支部局的领导并不重视邓中夏的建议，认为他是在搞“调和”、“折衷”。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也时常到学校中国问题研究室阅读保管在那里的国内文件。我在室里看文件时常碰到他。他和林伯渠、吴玉章等20多人一起研究汉字改革拉丁化问题。他还在“中大”大礼堂作过几次关于《中共党史》的报告。瞿秋白对校内激烈斗争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但他没有象邓中夏那样正式出面进行调解。我曾听到别人说，王明、博古在背后议论时，说瞿秋白也是持“调和”观点的。代表团的其他领导成员张国焘、余飞，有时也到学校中国问题研究室看文件。不少对学校领导不满的学员常到代表团的驻地找张国焘和余飞反映问题和看法。陆定一也以少共国际委员的身份到学校作过报告。一次，学校共青团员开大会，陆定一应邀前来作报告。在报告结束时，有人向他提出：“学校党支部局的路线究竟是不是正确的？”陆回答说：“我不了解你们学校内部的情况，这个问题还是由你们自己讨论得出结论吧！”他可能考虑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好随便表态，才如此答复的。王明（即陈绍禹）那时好象没有在学校里担任什么职务，只是当校长米夫的翻译。因此，他有机会同共产国际、联共中央、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人接触。王明这个人讲起话来节奏很快，满口马列主义，有一定的煽动性；但讲话的内容很空洞，平时也不大接触群众，因而威信不高。博古主观性很强，喜欢同人辩论，夸夸其谈，但能接近群众。他不拿稿子作报告出口成章，条理清楚，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有人要他给墙报写稿子，他坐下来不一会，一篇文章就写成了。博古和人辩论争强好胜，喜欢给人扣帽子。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批评他过去的错误，他还不大服气，只承认在中央苏区时犯有军事方面的错误，但不承认犯有政治上的错误。在延安时我们常在一起，因此也经常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有时还发生争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在一次争论中，他给我扣上“齐华主义”的帽子。我感到委屈，就向张闻天反映。张说：“他这个人的作风就是这样。你要谅解他。”“十天大会”是“中大”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高潮和顶点。后来广为流传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说就是从这里来的。1929年夏天快放暑假的时候，“中大”召开全校师生参加的教务会议（因会议开了10天，故被称为“十天大会”）。所谓“全校师生”，实际上苏联教师并没有参加，只有中国教师、翻译和学员参加。会议的内容是为了总结本学期教务计划的执行情况，并讨论下学期的教务计划。会议开始时，新校长范尔盖宣布了会议的目的和内容，并根据校党支部局的意见，提出大会主席团的7人候选人名单。接着他例行公事地问了一句：“有没有人提出另外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候选人名单？”不料，一个名叫蒋先启（从东方大学并来的）的中国学员站起来说：“有！我提出一个候选人名单！”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念了7个人的姓名。校长只好把两份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来表决。这时，蒋先启又站起来说：“校长同志，应该是后提的名单先付表决。”校长说：“应该先表决校党支部局提出的名单。”蒋再次发言坚持一定要先表决他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会场上许多人纷纷站起来支持蒋的意见。人们嗡嗡地议论着，会场上的秩序有点混乱起来。对此，校长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同意先表决蒋先启的提名，结果会上大多数人举手通过。这样，校党支部局原先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就没有付诸表决。这种事情以前是没有过的。被选出的主席团成员除校长外，都是对校党支部局领导有意见的。记得有余涂山（湖北省的工人，俄文名字叫范列考夫）、李剑如（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的工人，俄文名字叫阿拉琴），其他几个人因平时活动不太突出，我就记不得他们的姓名了。这样，整个会议只好在对校党支部局领导有意见的那几个人的控制下进行了。为选举大会主席团占去了不少时间。接下去就是学校的教务工作报告。报告人是学校的副校长，报告的篇幅很长，讲了两三个小时，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下午分班对报告进行讨论，第二天是大会发言。会议中间有人上台说：“学校的这个教务计划是非马列主义的！”表示要从根本上否定。经他这么一讲，引起整个会场上的混乱和紧张。一部分拥护校党支部局领导的人，当即站起来责问发言者：“请你讲清楚在哪些具体问题上是非马列主义的？”“你的发言是非常错误的！”等等。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范尔盖校长马上写了一张纸条：“某某人说，我们学校的教务计划是‘非马列主义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要求提交大会，立即付诸表决。表决结果多数人不同意，没有被通过。校长又修改说：“要是有人说我们的教务计划是‘非马列主义’的，这是不对的。”再度表决还是未被通过。第三次他又修改为“假使有人说我们的教务计划是‘非马列主义’的，这是不正确的”，也未被大会通过。校长气得脸色发青。这样一来，会议原定的议程全被打乱了。大会发言时，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避开争论，发表其它意见，也有人甚至批评校党支部局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在大会发言中，有些人逐渐把矛头指向王明、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同时对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还对生活后勤工作提了一大堆意见。发言的人十分踊跃。有些人的发言，还夹杂着个人意气甚至人身攻击。一天下午继续开大会，余涂山在发言时拿出了一张纸条，看了看说：所谓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有多少人呢？接着他就念了纸条上所列的28个人的名字。又分析说：“这28个人中，绝大多数是没有实际革命经验的知识分子，工人出身的只有3个半人！”他又不紧不慢地念了3个人的名字：“王盛荣、宋盘民、乐少华，半个是谁呢？他就是王云程。”他解释说：“王云程过去在汉口一家洋行里当过职员，不能算正式工人，只能算半个。”后来在社会上广为传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是指徐以新，说当时他年龄小，而且观点不明确，所以只能算半个。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其实，余涂山在大会上念的28个人的名单中并没有他。当时也根本没有“二十八个半”的称呼。徐以新当时是个小青年，下课后经常同袁家镛、陈维明（沙可夫）、孟庆树（女）、朱子纯（女）等一起玩；虽然他当时的思想观点是拥护党支部局领导的，但年轻爱玩，在政治上活动较少。所以余涂山念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名单中只有袁家镛是在内的；孟庆树、朱子纯、徐以新等人当时还不够格。那么后来为什么把他们几个人都说成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呢？这主要是因孟庆树后来和王明结了婚。所以有人就把那时经常同她在一起的几个人都算了进去。前些年台湾出了一本书，是原“中大”学生后被捕叛变的盛忠亮写的，书中他吹嘘自己在反托斗争中如何坚定积极，并且写出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每个人的姓名。但是，我看到他列的名单中，大多数人是张冠李戴，搞错了的。当时王明、博古等人确实有严重的宗派主义。余涂山在大会上提出“二十八个”的说法，用的是讽刺性的反话。他曾明确地说：“你们这些人是括号里的‘布尔什维克’，你们是少数人，也就这么28个人吧！”从此以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称呼就流传开来，有的还说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直传到国内，而且越传就好像越真有那么回事了，几乎没有什么人表示过怀疑。其实，当时“中大”内并不是28个人同其他人的斗争。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小集团在学校里起了很坏的作用。王明因他平常接近米夫，又能背诵马列著作中的词句，能说会道，吹吹拍拍，得到了米夫等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然后，他利用第三国际的信任和威望来压制、打击有不同意见的人；又以此为资本骗取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对他的信任。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是被王明利用的，以为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跟着他没有错。其实，他们中虽然在观点上一致，但在思想作风上并不完全一致。有些思想作风不好的人，如孙际民、盛忠良等，在王明等人看来，只要在“路线上保持一致”，这就是小问题，从不批评教育，于是别人都说他们是在互相包庇。虽然有时他们相互之间也会发生争论，但会很快取得和解。这与他们对待持不同观点的人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关于王明为人的不正派，我这里举两个例子。1928年，我们党准备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是校党支部局的组织委员，但并不知道这件事。一天，王明写了一张条子给我，说校长指定孟庆树、朱子纯两位女同学去做会议记录。那时会议很多，我也没问开什么会，见是校长的意见，就跑到班里把她俩叫出来，让王明带去了。这事本来我一直蒙在鼓里。后来校内两派斗争激烈的时候，有人捅出孟、朱两位女同学出席六大做记录的事，我才省悟过来。他们说这是王明私自定的名单，校长根本不知此事。我立即去找王明责问他：“王明，你为什么这样不老实？六大做会议记录，学校里有这么多党员同志你不找，为什么偏要找两个团员女同学去做记录？”他嘻皮笑脸地说：“这有什么关系？你们校党支部局的女秘书不也是个团员吗？”我说：“你不要诡辩了！我到现在才明白，原来你是趁此机会，利用校长的名义指名要人，好达到你追求孟庆树的目的。这太不象话了！”王明听了我的批评，脸色顿时变了，显得很不高兴。还有，1930年我回国后，在上海有天晚上在浙江路碰到博古，他拉我到王明那里去，王明和何凯丰住在垃圾桥一家亭子间。王谈了许多话。那时王明还没有上台，但共产国际的精神他事先已得知，他要拉一帮人把李立三等赶下去，由他们来当权。我当场说：“立三错误路线应当批判；但你们这样活动是不正常的，是一种宗派行为。”顶了几句就走了。自此王明等人对我就很不满意。1937年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他们问我的那句话就不是偶然的——哎，这是后来的事，不展开说了。参加“十天大会”的有500多人。会上反对学校党支部局领导的有300多人，占多数；而拥护党支部局领导的则不到200人，居少数。如果不是这样，那开始时校长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名单和那个提议也不会不被通过的。在反对党支部局领导的多数人中，有相当多的人是过去因各种原因受过批判的人，因而他们对学校领导都有程度不同的不满情绪。所以他们在“十天大会”上对校党支部局领导采取了一致的立场。但在政治观点上他们并不都是一致的。大会连续开了10天，开始与会者都很紧张，担心会议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后来，看到大家争来争去就是这些内容，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参加的兴趣就不大了，有些人就干脆不来了。控制会场的主席团成员，反对校党支部局领导的倾向非常明显。开始大会规定每人发言不超过10分钟，后来改为5分钟。但是与他们观点相同的人发言，超过时间可以照样讲，不受时间限制；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发言到了时间，要求延长两分钟都不肯，硬把他们轰下台。那时，我和方廷桢等5人除在学校上课外，每周有两三个晚上，要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秘密学习，白天也要抽空去电台实习。会议大概开到第十天的时候，我从无线电训练班回到学校，急忙到会场上看个究竟。但见会场上的气氛同前几天大不一样了。主席台上坐着瞿秋白、张国焘和区委书记芬可霍夫斯基。张国焘正在讲话。他说：“你们这个学校斗争复杂得很，听你们讲，学校里有两条路线斗争。如果说有路线斗争的话，我看有六七条路线：王明、张闻天、沈泽民算一条，托洛茨基派算一条，‘江浙同乡会’算一条，旅莫支部算一条，‘先锋主义’算一条，还有什么反对派也算一条吧……”区委书记芬可霍夫斯基是联共中央委员、老布尔什维克。因“中大”所在的那个区有许多国际和联共中央的直属单位，所以区委领导人的配备特别强。他一脸大胡子，脚穿马靴，听到张国焘这样讲，马上站起来说：“张彪（张在苏联时的别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是有功劳的，在党内担任过领导工作，负过重要的责任，但他刚才讲话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党内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没有他讲的什么六七条路线。他的说法是错误的。”台下有些人不同意他对张的批评，就哄闹起来。这时，张国焘又站起来说：“同志们，你们不要吵，不要闹，我同区委书记的问题，到第三国际去解决！”台下哄闹的人更加起劲了，有人竟然跑到台上把区委书记拉了下来；有人则大声叫嚷：“我们到第三国际请愿去！”于是有很多人站起来准备往外走。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瞿秋白站起来严肃大声地说：“同志们，我以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命令你们：你们不能到第三国际去请愿！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准你们有这样的行为！”经他这么一讲，会场上的混乱情况才慢慢地改变过来。这时已是下午2点多钟了，大家急于去吃午饭，于是大会主席匆匆宣布散会。“十天大会”，因为反对校党支部局领导的人占多数，学校领导对会议没有作什么结论，不了了之，这时刚好遇到放暑假，就以放假的名义，将会议草草地结束了。假期里，身体好的人去野营，其余的人去休养。野营主要是接受军事训练，每人发一套苏军士兵的军装，还有一双翻毛的粗军皮靴和代替袜子的包脚布。每天上操进行制式教练，学习辨认地形地貌，进行实弹打靶，投弹和徒步行军。排长以上的军官都是苏联人，正、副班长则指定中国留学生担任。过的完全是军营士兵的生活，十分紧张，一天下来大家都觉得很疲劳。野营回来，正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留苏的中国学生在莫斯科街道上组织了游行，向国民政府的驻苏大使馆示威，并抽调了一部分学员到远东前线去做宣传工作。关于“中东路事件”，现在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我顺便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中东铁路是中国东北地区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达大边的铁路线的旧称。原为帝俄于1897年至1903年间在中国境内强行修筑的铁路。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被日本占领，称南满铁路；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两国政府合办，仍称中东铁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统一领导后，为了标榜收回主权，执行蒋介石的反苏反共政策，于1929年7月，突然宣布中国单方面完全接管中东路，逮捕苏方职员200余人，并将苏方正、副局长60余人强行遣送回国。在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多次交涉抗议无效后，双方军队在两国边境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同年12月张学良宣布接受苏方的条件，完全恢复事件发生前中东铁路的原状，双方代表先后签订了《辽苏和平（双城子）草约》和《伯力预备会议记录》。“中东事件”遂告和平解决。中国留苏学生在莫斯科参加了为“中东路事件”举行的请愿示威活动后，大家就去度假了。休假的生活很轻松愉快。我们中国留学生都被送到黑海边的克里米亚海滨休养，那里吃的住的生活条件都很好。我曾和方迁桢等两三个同学，利用饭后休息时间到附近黑海边的一个农村去进行社会调查，分别访问了贫农、中农、富农3种类型的农户家庭。先去访问了一户贫农，他家有3口人，主人很热情地表示欢迎，拿出自家种的新鲜葡萄招待我们。我们要付给他钱，他不但不收，又拿出一只西瓜打开来请我们吃。我们问他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十月革命前很穷苦，现在的生活很好。我们看到他家的房子和室内的摆设都不错，还看到他家的小孩没有事，拿着一只熟的鸡腿在啃着“吃白相（玩）”。觉得苏联农民的生活水平同当时中国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后来又去访问别的农户，看见路边有两三个苏联农妇在聊天，并且很高兴地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就同她们交谈起来，问她们是过去的生活好还是现在好？其中一个妇女说，还是过去好！问她为什么？她说过去我家里牛羊成群，现在都没有了，说是消灭富农，但是现在又有了新的富农、资本家。又问她新富农在哪里，她就指着我们住的休养所说：喏！那里住的不就都是“新富农”吗！再问她旧的富农到哪里去了？她说都跑掉了。这时躲在一旁听我们交谈的一个小孩（就是这个说话妇女的儿子）对他的母亲说，你讲这种话学校里的老师说就是“要替列伐留济呀”（俄语：反革命的话）！他母亲随手捡起一根杨树枝要打他，小孩就跑开，躲到一边去了。我们对她说，可不可以到她家去看看？她就请我们进她家里去参观，看到室内的摆设比先前访问的那户贫农家要阔气得多，什么五斗厨、大立柜、沙发等都一应俱全。她还拿出一张珍藏的照片给我们看，指着照片中间一个穿着很神气的沙俄军官戎装的男子说，这就是她的丈夫；旁边合影的还有几个中国人。我们问她的丈夫怎么会和中国人合影留念？她才说出真相，原来她家不但是富农，而且丈夫是白军的军官，十月革命后因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被打败了，就逃亡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去当“白俄”。这照片就是他在中国东北和几个中国朋友合影后寄给家里人留念的。所以她一直很小心地珍藏着，轻易不拿出来给外人看；因为看到我们也是中国人，才给我们看了……我们这次农村访问，虽然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看到一些表面的现象，却也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月革命后，苏联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现状。秋天，新学期又要开始了。我和方廷桢认为，学校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学校领导也的确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不倾听群众的意见，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因而不能团结大多数。要不然为什么有些人本来表现是好的，现在却要反对校领导呢？我和方廷桢去见杨尚昆，请他一道去找校党支部局书记伊克那托夫，并帮助我俩作翻译。我们见到伊克那托夫后，建议学校领导主动承认并改正官僚主义的错误，做好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大多数。伊克那托夫当面同意我们的意见，但事后并没有看到他采取什么有力的具体措施。此外，我和方廷桢一起又以个人的名义找一些同学谈心，特别是找那些过去反对学校领导很积极，而现在表现得比较消沉的同学；开导他们说，如果再那样闹下去，就会使同学们思想混乱，影响学习。有一次找到赵言轻（俄文名字叫唐伯索夫，是冯玉祥西北军部队派来学习的）谈话，赵表示同意我俩的看法并愿意与我们各写一篇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贴在墙报上。第二天，我们3个人又凑在一起，互相交换看已写好的文章。赵看了我俩的文章表示同意，但我俩看了赵的文章，却认为他的文章观点不大明确，希望他再修改一下。赵同意拿回去修改。可是过了两天，我和方的文章都在墙报上发表了，赵的文章一直未拿来。我们向赵索讨，赵却说：“我的文章不发表了！”我就问道：“这是为什么？”他讷讷地说：“人家说我是叛徒！”方听了对他说：“这叫什么叛徒？革命者不应当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应该抱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他听了后又爽快地说：“好吧，我去修改。”但过了几天，他仍然没有把文章送来。又过了几天，赵言轻找到方廷桢，说：“吃过晚饭，我们两个到公园里去谈谈好吗？”方当时是班党支部书记，随即答应了。当晚，他俩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谈心。赵说：“我近来心里很苦闷，我犯了罪，我参加了托派组织，是学校里托派组织最高委员会‘三人团’的领导成员之一。后来因为我和他们有些意见分歧，他们就不信任我，撤了我的职务。前些日子他们见我写文章就说我是叛徒。”接着赵又轻轻地说：“接替我的职务是卞福林（无锡工人，俄文名字叫范尔雪银）。托派在学校里的主要头头是贾重周。‘十天大会’为什么闹得这么凶？这是托派利用会上意见分歧和对立情绪进行挑拨，煽风点火，故意制造的。”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继续说：“不过，对在会上究竟怎样闹法，也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是趁此机会坚决干到底，使事态和斗争进一步扩大，最后把中共在第三国际的领导权拿到手；如果这一目标达不到，至少也要把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权控制在手里。另一种意见主张不要闹。如果闹，总有一天组织要暴露而遭到破坏，因而主张采取隐蔽的方针；要利用中共组织的关系，争取从国内多派些托派人员来苏学习，培养人才，以便于以后大干。还有第三种意见，主张既不大闹，也不是不闹，而是根据形势发展，先将中共代表团的领导权夺过来。”说到这里，赵言轻很悲痛地说：“我认为他们这样做不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想通了，觉得还是向你们讲清楚为好。”赵讲完后轻轻地啜泣起来。方廷桢当即对他进行了安慰和鼓励，说：“你这样做是很对的，不要难过，组织上是会谅解你的。”他听了后情绪似乎好些，就慢慢地走回宿舍去了。方廷桢听赵谈后感到问题严重，立即赶到宿舍里，把我叫醒。因在集体宿舍里讲话不方便，就在外面找了个比较隐蔽的地方，他兴奋地告诉我说：“学校里闹事的根子找到了！托派骨干唐伯索夫今晚都对我讲了。”接着他把赵的上述谈话内容都告诉了我。随后我俩商量找学校领导反映。因为考虑到可能有苏联人作他们的后台，所以反复研究后认为，还是向伊克那托夫汇报为好。他是工人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人忠厚、稳重、正直，比较可靠。第二天我俩就秘密向伊克那托夫作了汇报。他当天上午就去向联共中央汇报，回来后对我们说：“联共中央当即作了两条指示：一、此事必须绝对严守秘密，干万不能声张出去；二、找个安全的地方要唐伯索夫把托派的组织活动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我们根据他的指示，一面秘密把赵言轻转交给苏联有关方面，由他们做工作；一面还大胆地找一些人交谈，交换各自的看法。由于我们谈话态度诚恳，感动了一些人，他们的态度不象过去那样激烈了，而趋向沉默。这中间，赵言轻还对我俩说：“从东方大学转过来的一些中国学员中，不少人是托派。后来因我与他们意见分歧，有些活动就不告诉我了。”赵写完书面材料后约一星期，一天，有位同学回集体宿舍取大衣准备去看电影；他开门进去，突然看到宿舍壁炉上黑乎乎地吊着一个东西，他走近一看，吓得连声大喊：“有人上吊自杀了！”这个自杀的人就是赵言轻，他是用皮带吊在炉子的铁条上自杀的。保密局接到报告后即把尸体抬走了。赵的自杀，对全校师生和工作人员震动很大。但学校并没有公开宣布此事。不久，学校领导就布置进行清党运动。清党委员会的成员是由上级组织派来的，由10个人组成。这10个人又分成3个组，每个组负责清查五六个班级，搞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接受清查。清查大多在晚上进行，不影响白天的学习活动。清查时，3个委员坐在铺着红色台布的桌子后面，点到受清查人的名字时，要走向前去，象受审判一样，站在他们的对面。其他学员坐在两边旁听。受清查的人自己要先报姓名、年龄、出身成份、履历等，接着是回答委员们提出的问题。比如我在接受清查时问得较简单，原因主要是我工人出身，平时在学校里表现较好，是拥护校党支部局的。受清查的人回答完委员们提出的问题后，委员们再问旁听的人：“大家有什么意见？”场上如果无人回答，这时委员就说：“没有意见就算审查通过了。”如果有人提出问题，就要向大家当场表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说明。旁听的人发言不多。一般说，对工人出身的人的审查提问比较松些；对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审查较严。对后一种人，审查时，大家会提出许多问题，要他答复。这些问题包括历史问题、社会关系、政治观点、在学校里参加什么活动和斗争、抱什么态度，等等。委员们比较着重审查阶级成份、社会关系、平时参加什么组织活动等；对思想观点问题也在查问之列，但问的不多。回答问题时有的人按问题回答，有的人拒绝回答，有的人当场与委员顶撞起来。这样，往往时间拖得很长。有时一个晚上只能审查一个人。审查后的组织结论如何，没有公布过，只有天晓得！在清党中，查到有个名叫安福的知识分子，他同托派“三人团”之一卞福林是同乡，平时两人鬼鬼祟祟来往频繁。清党委员会早已掌握了他的材料，所以当审查到他的时候，要他交待参加什么组织的问题。他却回答说：“什么组织？我就是参加共产党的组织。”等了许久，他还是坚持不讲。在这情况下，清党委员会就公布说：“唐伯索夫在死前留下一个交待材料，已经供出了你们托派组织的名单。你是这个组织里负责训练的委员！”这个消息一传出后，另外两个清党小组的人都过来围观。会场上，有人揭发，有人批判，有些人互相议论起来，气氛十分紧张。第二天，方廷桢和我的文章在墙报上发表，把赵言轻是怎样交待的情况公布出来。这样，在清党过程中就和侦破托派的案件结合起来。学校领导还为此专门发出了号召，要求凡参加托派的人，自觉起来向党组织交待自己的问题，并要知情者起来揭发检举，注意这些人的活动。但有一条规定，具体名单只能交给组织，不得向外散布。由于安福问题的揭露，学校形势立时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那些反对学校领导的人，很快开始分化了。有些人原系领导积极分子如余涂山、李剑如、刘子载、徐祖辉、柳步青等没有参加过托派组织，就沉默不响；有些原来积极参加反对学校领导的，就转过来，表示拥护学校和校党支部局领导。如江元青（印刷工人）、宋三妹（纺织工人）等没有参加托派组织，也主动找校领导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在大会上积极揭发反对派的内部活动情况。有些问题还涉及到中共代表团内的某些人等等。这以后表示支持学校和校党支部局领导的人，很快地由少数变成绝对的多数了。学校对托派分子没有专门立案审查，只是组织学员写文章在墙报上予以揭露。一些参加了托派组织的人交待了他们是怎样利用一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乘机大肆活动的情况，还交待了他们如何暗藏托派文件、互相秘密传阅的方法：他们往往利用在食堂门口等待开饭的机会，趁人多拥挤时暗中传递文件。这些交待了问题的人和一般有托派观点的人，都没有被抓走，也没有对他们采取其它措施，校方仍然允许他们上课学习。党员们经过清党委员会审查研究，对有问题的人，分别情况，给予警告、留党察看等组织处分；但处分决定一直没有公布。托派骨干分子贾重周、卞福林等由于不肯交待自己的问题，被苏联保安员秘密抓走了。他们在学校里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中大”这次清党与后来我们党的延安整风不同，它主要重在组织上的清理，而不是重在清理思想，分清是非，因此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留下了不少后遗症。许多没有参加过托派的同学就感到不服气。另外，这样简单的做法也使个别隐藏很深的托派分子难以发现，留下祸患。如陈伯达，他的托派面目就是长期没有暴露。1929年冬天，“中大”的清党工作宣告胜利结束。从“中大”发生的一系列问题来看，开始校领导有官僚主义作风，工作不深入细致，引起学员的不满。这中间校里的“托派”分子煽风点火，导致了学员之间和学员与校领导之间的严重对立。然而托派问题被揭露以后，却又掩盖了另一方面的矛盾，大家都转而一致表示拥护校领导了，似乎校领导的问题也不存在了，以前大家提的意见也全都错了。这也叫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吧。这里也掩盖了王明等人在“中大”的一些不光彩表现。因为学员中托派事发，他们和校领导一样就似乎一下子变为“正确”的代表，肃托的“英雄”，捞取了政治资本。王明等人日后的发迹就是从“中大”开始的。特别是个人品质不好的王明得志以后，和康生勾结在一起，利用手中的权力，随意诬人为“托派”或“托派嫌疑”，陷人于死地，犯下了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行。1930年初，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派了一个调查组，专门调查“中大”内部的斗争和问题。组长克尔莎诺娃是位女同志，她是联共中央委员、列宁学院院长。调查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最后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调查组的结论，肯定了“中大”校党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批评了校党支部局在工作中存在的大量的缺点和错误，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及时把大多数工人同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调查组也批评了反对校党支部局的人的错误。虽然这个调查结论基本上是正确和客观的，但为时已晚，两派的严重对立和斗争在许多人的思想和感情上造成的创伤和裂痕已难以愈合，影响和后果已无法消除。调查组的这个结论是在“中大”合并到列宁学院后宣布的。“中大”合并到列宁学院后，意味着“中大”停办了。这以后，许多中国学生开始陆续回国或分配工作，留在列宁学院继续学习的已不多。我们学习无线电的5位同学则早就搬到了第三国际无线电训练班，专门学习无线电等技术（列宁学院如有重要的报告，我们仍照常去听），我们常常带着自己制作的收发报机，乘火车到离莫斯科几十公里远的郊外实习。实习时，是和业余电台“CQ”联络，顺利时晚上可和西欧国家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电台通报。我们还去过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国际电台参观学习。1930年秋末，国际无线电学校负责人晓克找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和我4人谈话。晓克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你们的学习成绩，你们在这里的学习毕业了。现在要送你们回国工作。”并告诉我们回国的路线和在各地接头的方法。这样，我就结束了在苏联3年多的学习生活。经过几天的准备，我们4人就秘密地从莫斯科乘火车到了海参崴。在那里稍作休息和准备以后，又从海参崴乘车到了一个秘密地方交通站，打扮成商人，由苏联交通员带路翻山越岭来到中苏国境线，苏联交通员嘱咐了一番就回去了。我们就大摇大摆来到国境线边上的一个中国哨卡。两个站岗的东北军士兵正在晒太阳，无精打采地看了我们一眼，没有问话就让我们通过了。然后，我们4人就分散行动，约好在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附近的马路上会面。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三、办地下印刷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三、办地下印刷厂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当时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的文件都是靠油印，书籍和刊物则由比较进步的印刷厂代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印刷的文件和书刊越来越多。但是，在反动统治时期，反动派对带有革命色彩的印刷出版物的控制是很严的。五卅运动前，在派克路（今黄河路）有一家主要为中共中央代印文件、书刊的“明星印刷厂”曾被反动当局查抄，厂老板被捕判刑。这就引起了其他代印厂家的恐惧，结果以后谁也不愿意再冒被抄坐牢的风险给我们代印书刊了。由于五卅运动的迅猛发展，中共中央和上海总工会有大量文件和传单要急于赶印，党中央的《向导》和《新青年》等刊物也需要尽快出版，以指导运动的健康发展。因此，在五卅运动开始时，党中央就决定要筹办自己的印刷厂。开办地下印刷厂是非常艰巨而又有危险的。在党中央出版局的领导下，1925年六七月间，开始筹办第一个印刷厂。负责筹办印刷厂的是倪忧天（浙江人，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倪中虚）。他苦于无助手，因而转请上海印刷总工会的郑复他和徐梅坤代为物色。于是郑、徐二人就找到我。那时我虽然工作非常忙碌，但深知创办地下印刷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每天利用晚上和工余时间，协助倪忧天工作。不久，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党的第一个印刷厂，就创办起来了，厂址设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的香山路香兴里的一条弄堂里。这是一座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前门挂着“国华印刷所”的招牌作为掩护。厂里的设备有：两部对开机、一部圆盘机（脚踏架）、一部切纸机（刀架）、一只浇字摇炉、一副老五号宋体钢模，以及三、四号头子铅字等。排字房的负责人是陈豪千，排字工是孙五梅，浇字工是史叔荣。以后，上级组织又陆续调来了几个工人。印刷厂的任务很繁重，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很高，能够按时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我协助倪忧天完成筹建印刷厂的任务后，就把我的同乡、印刷工人马永寿推荐给倪忧天，顶替我的工作，我仍然去搞工人运动。地下印刷厂开办后约3个月，上海的反动势力活动猖獗，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环境越来越恶劣。1925年9月的一天，国华印刷所派交通员沈先定拿着《××决议案》的清样，送上级组织校阅，途中碰到巡捕抄靶子（即搜身），沈在惊慌中把清样和原稿都丢失了。他立即返回向倪忧天和陈豪千作了汇报。倪、陈二人一边立即处理掉排印的版子，一边急忙向上级组织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上级组织的领导人得知后，估计印刷厂会暴露，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印刷厂立即停产关门，人员全部撤离。这样，党的第一个地下印刷厂就此结束了。1925年8月22日，上海反动当局组织流氓冒充工人，闯进上海总工会机关进行捣乱，他们砸烂家具，打伤工作人员。上海戒严司令部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对上海总工会进行查封，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也被反动派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我由于经常在厂内外活动，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一次工头找我谈话：“年轻人要好好在厂做工，不要外出搞什么活动。过去的辛亥革命，我也参加过一些活动，到头来有什么结果呢？宋教仁不是被暗杀了吗？”他表面像是在善意地劝说我，而暗地里，却到我工作的机器旁检查工具箱；与此同时，巡捕们也来到我的宿舍进行搜查。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出版局又要筹办印刷厂，需要人。党组织知道我的危险处境，便决定把我调出中华书局印刷厂，去筹办党的地下印刷厂。大约在9月底或10月初，我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去见倪忧天。倪忧天把国华印刷所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我，并说：“现在印刷任务很急、很繁重。组织上考虑到你对印刷业务熟悉，决定让你再来筹办印刷厂。”倪又关心地说：“敌人正在监视你的行动，组织调你来筹办印刷厂，对你隐蔽也有好处。”起初我还不大愿意去，仍想继续搞工人运动，但是，组织已作出决定，便告别了曾经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的亲密战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中华书局印刷总厂，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的印刷厂在青云路青云桥南，靠近横浜河，设在广益里内东边的一幢半房子里。工厂的设备有待于老厂拆迁。尽管国华印刷所没有被敌人查抄，但随时可能被敌人破坏。为了保密，拆卸机器没有请外人，我一个人夜以继日地拆卸、整理、装箱；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拆卸完，然后雇了两辆老货车，把机器运到新厂址安装好。再由倪忧天通知原国华印刷所的陈豪千等人来厂开工印刷。厂名定为“和记印刷厂”。印刷厂开工后，为了减少机器开动时发出的噪音，安装时，在地下挖了一条槽沟，将皮带盘和地轴都埋在槽里。但因地下水位高，碰到下雨天，皮带槽就成了水沟，马达就不能开动。为了对付下雨天和停电，我们还准备了手摇装置，用人工手摇的办法，开动机器。新厂排字房仍由陈豪千负责，还有孙五梅等五六个人。浇字工人是陈祥生，是新从明星印刷厂调来的。我负责机器房的工作，并担任厂党支部书记。组织上还派工人徐元坤（徐梅坤的胞弟）和两个学徒到机器房工作。会计兼校对是曾猛。厂的总负责人仍然是倪忧天。陈祥生和徐元坤两人以后由我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印刷厂接受的任务有突击性和经常性两种：突击性的任务很急，比如明天要开市民大会，需要大量传单，今天送来稿子，当晚就要印好送出去；经常性的任务是印《向导》周报和《新青年》杂志。工厂按照稿件排好字后，先用薄型纸印6份清样，交给组织转送到北京、天津、郑州、广州、武汉和重庆，供那些大城市的党组织翻印出版。本厂则自己打纸型印刷；当时这两份刊物的印刷数量都不大，大约每次印二三千本。在青云路青云里，我们还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楼上是工人的集体宿舍，我和陈豪千两人住在亭子间，楼下则用以堆放纸张并兼作食堂。工人们晚饭后一般不出门，在宿舍里不是开党团组织生活会，就是开娱乐会讲故事。我仍像在中华书局那样，晚上除了参加突击性的夜工以外，经常外出参加上海地方党组织举办的学习班。学习班的地点不固定，多在青云里或师寿坊（上海大学所在地）。讲课时外设岗哨，参加的人需要对上“口号”才能进去。学习班仍由罗亦农、贺昌、汪寿华等领导人讲授，内容有《俄国革命运动史》和《青年运动》等课程。青云桥印刷厂建立以后，也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有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印刷《向导》周报，突然有人来敲后门；开门一看，是一个西装革履的邻居，他大约在什么银行或洋行当职员。他问道：“你们印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白天不印？是不是印见不得人的东西？”他这样大声嚷嚷，对印刷厂的保密十分不利。我便客气地把他请进来，态度软中带硬地对他说：“先生，您不能这样讲，这样讲是有损本厂名誉的！我们白天印，晚上也印，白天机器声扩散响声小，晚间夜深人静响声大，难免影响邻居休息。我们印的没有什么秘密，先生如果不信，可以到里面去看看。”我说罢就拉着他的手往里走。这样一来，他反而觉得难为情，连声道歉说：“请原谅，请不要在意，我是随便问问的！”说完回头就走了。第二天上班时，我向倪忧天、陈豪千汇报了昨晚发生的情况。分析认为，夜间机器发出的噪音，的确影响了邻居们的休息，这是引起邻居不满的主要原因。但还不止如此，从那位邻居的话可以听出，由于楼上排字房和邻居紧贴隔壁，工人们在排字时，说话不够注意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如碰到缺少某铅字时，就随意向浇字房的工人高声大叫缺个共产党的“党”字，缺少总工会的“总”字或缺少蒋介石的“蒋”字，等等。这对即使不过问政治的一般平民百姓来说，也能猜到工厂印的是什么样的印刷品。根据这一情况，厂里立即开会，要求大家加强警惕性和纪律性，以后缺字不准随便乱叫乱喊。自此以后，工厂与邻居倒也相安无事。1926年春的一天，青云路派出所的两个警察，突然闯进来，手拿我们正在印的一页《向导》周刊的印片，气势汹汹地说：“厂长在吗？叫他赶快出来！”工友们告诉他俩说：“厂长采购纸张、油墨去了！”他俩一听火气更大，就把校对兼会计的曾猛带走了，关在青云路派出所。第二天派出所来人叫保，我们花了50块大洋，才把曾猛保释出来。人是回来了，但这个地下印刷厂显然已经暴露，不能再印秘密文件和进步书刊了。遵照上级的指示，印刷厂立即停业关闭。在青云路印刷厂出事前，中共中央就决定要再办一个印刷厂。组织上又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把机器房的工作移交给徐元坤，到租界闹市区选厂址；最后选定泥城桥新闸路57号鸿祥里14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添置了机器，购买了印刷材料和其它用品，挂出“中兴印刷所”的牌子，开始正式营业。原想把新买的全张机“大英架子”安装在通客堂地板上，可是当我们动工时，管房子的经租帐房突然进来看到，无论怎样说好话，他坚决不让装。但“大英架子”要安装在灶披间里，是不可能开机印刷的。只好请来明精机器厂的老板章锦林，一起研究。章的办法是先把地基用水泥填高扩大，再叫工匠将墨台改装，缩短平台。这样安装以后我们勉强可使用。住在这里的居民，几十年来一直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个灶披间的地基高出一尺多？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一次我故地重游，说了这件事，才解除了他们的疑团。这是后话。中兴印刷所不排字，只浇铅版和印刷。浇铅板的工人是史叔荣，他先前在国华印刷所做过。厂里除我以外，还有倪通裕（倪忧天的侄儿）、徐鸿生（商务印刷厂的工人）、我哥哥毛品章、施有章，另有一位名叫王芝惠的，是从北方调来的，由他任帐房，总共六七个人；组织上指定我负责该厂的工作。这个厂能印全张报纸，印的份数也比较多。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一印就是一万多册。在这里印好的印刷品都是由厂里的工友送发，不许外人来取。1926年夏，由于青云桥那个厂已经暴露，不得不转移厂址，上级决定在新闸路638弄新康里（现名斯文里）22号，租了两幢房子，由陈豪千的原班人员负责迁厂事宜，挂“文明印务局”的牌子。这样，两家地下印刷厂都在新闸路，一家在东头，一家在西头。因怕青云桥厂在迁移时被敌人盯梢，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所以相当长时间，两家印刷厂互不交往。以后因文明印务局的工作比较复杂，才把我调去。中兴和文明两厂的负责人是倪忧天。我是具体经办人，不脱产，两边跑，开始是以中兴厂为主，以后以文明厂为主，并兼任两厂党支部书记。后来，文明厂又增加了马永寿为技工，马永年为学徒。中兴厂的日常工作改由徐鸿生负责。这两家印刷厂共有20多名工人，骨干力量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徒则多数为中共领导人员的子弟，政治素质较好，组织纪律性也比较强。为了保守机密，平常全体人员都不与亲友来往，并注意不使一张废纸流散到外边。工人们的政治热情很高，当厂里没有加班任务时，便集中在一起学习。大家兢兢业业工作，为革命事业争作贡献。但其中有人因不满足于每天这样单调的工作和学习，就常在工余时间和上海印刷总工会的工人一起，到南京路先施公司屋顶花园上向下散发传单。显然，这给地下印刷厂的安全保密带来了隐患。不久，召开了有两厂各部负责人参加的民主生活会，起因是有些同志对倪忧天遇事不与其他负责人商量，自己说了算有意见。中共中央出版局的负责人郑超麟、王若飞、毛泽民、彭礼和到厂出席了民主生活会。在这次会上，出版局领导人既肯定了印刷厂的成绩，又提出了改进厂里工作的意见。对少数人私下外出散发传单的问题，在肯定他们革命热情的同时，也指出这种不经组织同意的行动，是组织纪律所不能允许的，搞不好要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出版局负责人的讲话在全厂传达以后，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提高了全厂人员的组织纪律性。我们的地下印刷厂劳动条件是比较差的。前面提到过工房小、机器大，工人操作时几乎是无立身之地；在装版和卸版时，还必须先把机器停下来；工人不是从铺板上来回爬，就是从机器底下来回钻。因为这是革命工作，不是为资本家干活，所以大家都毫无怨言。地下印刷厂也碰到过几次险情。有一天，中兴厂的电动机的马力稍微加大了一些，机器来回冲击着邻居家的墙壁。这家邻居正在烧着一锅稀饭，由于受到机器的震动，烟囱破裂倒进锅内。这一下可闯下了大祸！这位邻居怒气冲冲地闯进来，大喊大叫，提出抗议。开机工人当即停车，向他赔礼道歉，并表示愿意赔偿损失。这么一说，这位邻居的火气立即消下去了，反而面露笑容地说：“以后注意点就行了！”这场风波瞬息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算得是一件幸事。在中兴印刷所时，有一次，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一批印好的《告上海人民书》送往上海总工会。当车子拉到新闸路时，由于一路震动，包扎印刷品的绳子断了；印刷品经风一吹，象天女散花一样，飘到空中又落到地上。这时幸亏有几位过路的热心人帮助收集起来。他们由于要急于赶路，也无暇看传单的内容，一场意外事故就这样避免了。无论文明厂，还是中兴厂所印的书刊，都是找厂外的一些小作坊装订的。在梅白克路（今新昌路）的一条弄堂里，有家装订作坊，雇佣着本里弄的几个女工，专门承包文明和中兴的装订业务。这家作坊的老板经常自己来回取送印件。有一次老板雇了一辆黄包车，装满了已装订好的书刊，他自己押运，从作坊运出。当黄包车拉到泥城桥交叉路口时，正碰上了红灯，黄包车停了下来。值勤的巡捕上来检查，翻看书刊。恰巧这时老板借停车之际，到路边的小店去买香烟。他回头一看，巡捕们正在搜查印件，知道情况不妙，拔腿就跑。回到自己的作坊，气急败坏地对妻子说：“不得了啦！巡捕抓住了黄包车，搜出了印件。你赶快烧掉一部分，我带另外的找地方藏好！”老板藏好印件后，立即来印刷厂报告。厂领导得悉凶讯，也感到事态的严重，认为这有可能威胁到印刷厂的安全，于是急忙作应变措施。所幸这一天竟平安地度过了。第二天，那位黄包车夫来到装订作坊，叙述了前一天的遭遇。当巡捕发现车上拉的是革命书刊后，就把他带到巡捕房，对他进行毒打审问。但他一口咬定是在马路上临时接的货，沿途有人押运，指示道路，自己不知道是什么货运到哪里；押运的人在搜查时跑掉了。巡捕房对他逼供没有什么结果，又揍了他一顿，关了一夜，就把他放了。由于这位黄包车夫的机智掩护，此事化险为夷。作坊老板连声道谢，并拿出5块大洋给车夫作为他养伤的费用。总之，由于印刷厂全体人员警惕性的提高和组织纪律性的加强，这两个印刷厂在我离沪到武汉前的一段时间，虽然经过几次险情，但总算都平安地过去了。我们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印刷任务。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翌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建立印刷厂，调倪忧天到武汉筹办此事。上海方面的印刷工作，开始由毛泽民、后由彭礼和负责。不久，倪忧天从武汉打来电报，要我也到武汉协助他办厂。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后，我就约了中华书局印刷厂的同事朱飞熊于2月7日赶到武汉。在武汉建立的印刷厂命名为“长江印刷厂”。厂址座落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体育场附近的福生里，房子比较大，有楼上、楼下4间的石库门通厢房。厂名用红漆写在高墙上，在远处就能鲜明地看到。这家印刷厂不同于上海的地下印刷厂，是半公开性质的，它主要承印中国共产党的书刊；有时也承接国民党左派部队的印刷品，以增加经济收入。当时，毛泽民任武汉《民国日报》的经理，印刷任务视需要而和我们互通有无。长江印刷厂同长江书店关系密切。长江书店也是中共中央开办的，经理是苏辛甫，专卖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些书刊。开始书店的规模不大。店面只有一间。在大革命的形势下，书刊较少，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长江印刷厂办起来以后，所印的书刊都由长江书店经销。《向导》周报开始每期印1万份，后来每期增印到2万份以上，即使这样，也无法满足读者的需要；《共产主义ABC》等书的销路更广，印多少，销多少。因此，长江书店迁址中山路大街，店堂为五开间，红漆门面，非常引人注目。长江印刷厂的规模也不断地扩大，又在福生里另租了3幢房子，楼上作工人的宿舍，楼下作为工会的会议室、俱乐部和仓库。工人增加到六七十人，其中一部分是从上海来的技术工人，一部分是从武汉当地招收的。厂长是倪忧天，我担任工务长兼厂党支部书记。排字房的负责人是汪向明，他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工作和社会活动都很积极。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以后，工人运动闹得热火朝天，嘹亮的歌声响彻城市的上空，红旗到处迎风飘扬，人们笑逐颜开，乐得象过年、过节一样。长江印刷厂里也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在开工后不久，我们就召开工人大会选举厂工会的领导人。会上大家推我担任厂工会的委员长。但在第二天向武汉印务总工会汇报备案时，印务总工会的负责人却说：“毛之江（当时我名毛之江）是长江印刷厂行政上的工务长，是代表厂方的，不宜担任委员长；即使是工人们拥护他，也只能任常务委员。”厂工会根据上级工会领导人的指示，重新推选湖北省籍的排字工人、中共党员安先成任委员长。我任厂工会党团书记。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优秀的共产党员、上海总工会领袖汪寿华就是在这时牺牲的。许多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出头露面的工人干部，也都纷纷撤离到武汉。中共中央在上海泥城桥办的中兴印刷所的工人也转移到武汉长江印刷所。这引起部分本地工人的不满，他们向厂方提出：“武汉还有许多印刷工人失业，怎么可以先安排上海工人来厂做工呢？”根据这情况，由倪忧天出面对武汉工人说：“他们是上海总厂老板派来的工人，我们这里是分厂，不能拒绝接收他们。”工会召开了会员大会，由上海来的工人讲上海武装起义的经过，讲蒋介石制造四•一二事件，屠杀革命者的罪行。会议临结束时，倪忧天说：工人阶级是一家，武汉工人应对上海工人表示同情和支持，这实际上也是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声讨。经过反复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解决了两地工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全厂工人的阶级觉悟。长江印刷厂是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建立的，因而工人们在精神上不象在上海那样紧张，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但在7月15日以后，随着汪精卫的背叛、大革命的失败，长江印刷厂也关闭了。汪精卫初到武汉时，中国共产党曾经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他。长江印刷厂的工人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汪精卫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谁反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谁就是反革命。但时隔不久，7月15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汪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宁汉合流”，汪精卫集团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团体都被取消，工农运动被镇压。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当时，在长江印刷厂旁边的济生三马路广场上，常有所谓“赤化分子”被武汉卫戍司令部枪杀。我作为印刷厂的党支部书记、工会党团书记，曾根据上级组织的通知，到武昌参加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听取中共中央负责人关于政治形势报告，以及如何采取应变措施等。一天，党中央由罗亦农和向警予两位领导人出面，约我到江边一只摆渡船上见面。罗、向两位领导首先向我讲述了武汉的政治形势和斗争任务，以及对策；并指示说：“以后印刷厂的事由《向导》主编郑超麟和你联系。”我回来后立即和郑超麟作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决定长江印刷厂停产，贴出“招顶出盘”的启示，逐步遣散工人；同时按照上级组织指示，另外择址筹建一个秘密印刷厂。长江印刷厂贴出的“招顶出盘”启事，纯属掩护性质，实际是由上级组织派来的新“老板”盘进了工厂；表面上是倪忧天和上海派来的工人全部回去，实际是他带着少数工人隐蔽起来，在筹建新的秘密印刷厂。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清理长江印刷厂的机器设备。先暗地叫马永寿找来铁工将机器全部拆下装箱，除了部分铅字、钢模留在武汉外，其它全部托运至上海，准备在上海再新建一个地下印刷厂。而武汉新建秘密印刷厂的设备则是四•一二后，从上海中兴印刷所拆卸运到武汉的。当长江印刷厂的机器设备拆卸到最后一批时，原厂工会委员长安先成突然走进门来说：有六七个被遣散的当地失业工人要来找老板，提出现在失业了，生活很困难，要求借给500块银元，以维持当前的生活。我劝他们不要一起进厂，由安代表进厂找老板反映。安找到“老板”以后，新“老板”向他说明，新厂刚在筹办，现在还没有活可做，等生意兴旺了，再请他们来厂。他当场拿出5块大洋交给安作晚餐费；并约他第二天再来厂从长计议。他高兴地说了一声“明天会！”便敲着叮当响的银元走了。当安走后，我们感到可能要出大乱子，就连夜加快把机器卸装好，托运走。从此，这个印刷厂的新“老板”杳如黄鹤，远走高飞了。武汉新建的秘密印刷厂的厂址，是由中共湖北省委派人选定的，它开设在汉口沙家港上游河街的一条小巷里，是幢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倪忧天和我以及部分留下来的工人都住在那里。不久，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党内有大量油印文件要印刷厂随时装订好送去。一天，我按照约定时间、地点同郑超麟碰头。郑迟来了一会儿，气喘吁吁地对我说：“经过里弄口时，看到印刷厂门口有武装警察，估计要出事，我没有进里弄就到这里来了。”我说：“既然这样，还是我回去看一下动静吧！”我十分警惕地回到厂里。听工友们说，在我离厂不久，突然来了十几个武装警察和两个便衣侦探，一边喊着找老板，一边搜查所有桌柜。楼上正在装订文件的工人机警地把文件藏在床铺的席子底下。他们上楼看到工厂还没有开工，在排字房和帐房里也没有搜出什么，就走了。我急忙赶回去向郑超麟作了汇报。我们估计那里可能已经暴露，不能再作厂了，就把它作为暂时的住地。又过了五六天，一天晚饭后，警察和便衣侦探又来了。他们没有找到老板和帐房，就把倪忧天带走了。因为当时在场的人中，只有倪忧天穿夏布长袍、戴着眼镜。他们认为倪就是老板，对他进行了盘问。倪忧天说：“我是刚从上海来的工头。”他们说：“你既然是工头，那么就作为交换老板的人质，跟我们走一趟吧！”第二天，国民党的反动报纸上就刊登消息，说破获了共产党的一个地下印刷厂，抓住了一名要犯，等等。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在倪忧天被带走以后，厂里急待处理的是八七会议文件。我们同留在厂门口站岗的警察说好话，请他们吸烟喝酒，缠住他们，然后进去将文件烧毁，因而敌人没有拿到什么“证据”。我将厂里发生的事情及时向郑超麟作了汇报并请示营救办法。郑说：“党中央正准备迁回上海；我走后你与湖北省委联系，设法救出倪忧天；厂里的本地工人分别遣散，上海来的工人陆续返回；然后你也回上海去。”我按照他的指示，向工人们说明印刷厂暂时不办了，发给他们生活费，把他们打发走。几天后，反动当局把尚留在厂里的个别工人逐出，把工厂封掉了。在倪忧天被带走的第二天，有个士兵送来一张便条，说是倪写的。便条大意是说他刚从上海来，受了人家的骗，落到这地步，叫我带些钱和香烟去看望他。我从便条的笔迹看，确实是倪忧天写的，而台称和署名都是假的。于是，我准备了一些礼物，跟着那个士兵到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督察处，同倪忧天见了面。督察处派人到印刷厂是为了抓老板，既然倪不是老板，就对他迟迟没有审问，只将倪交给一般值勤的士兵看管，不怎么严。我把带去的香烟、酒、糖果等分给了士兵（以后每次去看他都这样），并在与倪忧天谈话间对好了口供。以后，我又给督察处送礼、托人说情和打听消息；并趁机将外面的形势和我们迁移的地址偷偷地告诉了倪忧天。过了一个多月，卫戍司令部派人来通知说，倪忧天可以保释，要我们去领保单。我又去看倪忧天。倪说，警察署问的很简单，只要两家店铺作保，他即可释放。我从倪手中接过保单回来，立即向湖北省委作了汇报。在湖北省委的指示和安排下，找了一家书店和一家纸行担保。然后我去督察处，将盖有两个铺保印章的保单交给倪忧天。第二天，士兵来通知我去“对保”。那天傍晚，我到督察处。一会从楼上走下两个穿长袍、派头很大的警探，出门就叫马车，要我和他俩一起上车去对保。那个士兵不请而自动上了车，两个警探马上挥手叫他下去。在路上他俩还说“他去了会不方便”。我心里想，大概他俩为了中饱私囊，在耍什么花招吧。我们先到那书店。书店摆设很简单。警探问老板有多少资金？老板说有1万元。警探看了一下，一边摇头说他“瞎说”，一边仍让老板在保单上盖了章。我们出来上了马车以后，警探说：“你这事很难办，要靠我俩啰！”我一边说请帮忙，一边掏出两块银元塞在他手里；他不收，却说“你到另一铺保再商量吧”。这时马车拐进了一个小巷。里面开有一个鸦片馆。我和他们一起下来，警探就进去吸鸦片；茶役则为我沏了杯茶。当我看到这两个警探将保单拿给周围的鸦片鬼传阅时，心里真是焦急。幸亏这些鸦片鬼都是没有政治头脑的，否则非出事不可。警探吸完烟，精神十足，由我付了帐，再到纸行对保。纸行是个石库门房子，门坎上有“盈记纸行”的字号，进去后有沙发、写字台，木架上还陈列着纸张样品，派头不小。两个警探一见，连声说：“这个行！这个行！”实际上，据我知道，这个纸行是个“皮包纸行”，就是这点东西。它是我们地下党为掩护工作而开设的。我和郑超麟就经常在这里碰头联系。老板在保单上盖好印后，警探站在门外，要我和老板商量商量。这意思是最明白不过了。老板拿出10块银元，加上我身上的两块，一共12块，我一出门就递给了警探。他俩笑纳了，痛快地说：“你那位明天上午就释放！”可是，第二天上午快到11点了，倪还没有回来，也没有他的一点消息。我又跑到督察处，卫兵说他早走了。我心里一沉，如果倪给押到敌人司令部去，那就糟了！我回来不久，一位茶役送来一张便条，是倪忧天的亲笔，嘱我到某某饭店去吃饭，带些钱去。我跟着这个茶役到了中山路一家大饭店，上楼见倪忧天和昨日两位警探已坐在那里喝酒，喝得面红耳赤；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他们见我来了，都邀我入席一起喝。一个警探向我解释说：“按这里的老规矩，凡是从拘留所出来的，首先是要理发洗澡、喝喜酒，以脱霉气。”倪趁机说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警探又说：“只要找到那个印刷厂老板，花几个钱，就可照样开工做生意。”还说：“以后你们有什么事，不要到督察处去，就到某某路某某茶园，找我们商量好了。”饭后我付了钱，包括倪在饭店的理发、洗澡费。倪问我身边还有钱吗？我掏出一把不值钱的“国库券”放在桌上，倪将它收起也送给了警探。于是我们一起下楼和警探握手告别。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近70年了，但至今仍历历在目。事情虽然有些琐碎，但我还是把它写出来，让读者尤其青年朋友从中可见到旧社会官场之黑暗和腐败。倪忧天被放出来时，已经过中秋节了。我给他买好当晚的船票，送他上船回上海。第二天，我和马永寿也离开武汉坐船返回上海。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二、参加五卅运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二、参加五卅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领导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写有光辉的一页。五卅运动的策源地就是上海。当时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工人刘华，经过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的学习培养，由党组织派往沪西小沙渡工作。他在内外棉纱厂、丰田纱厂、大康纱厂相继建立了工会组织。这引起了日本资本家极大的恐慌，他们要求日本纺织同业商会出面予以取缔。5月13日，内外棉第十三厂的日本资本家首先发难，开除了两名工人。这立即遭到了全厂工人的强烈反对，引发了该厂工人的罢工。第二天，内外棉第五厂、第七厂的工人也相继罢工，声援第十三厂工人的斗争。这时，内外棉七厂的资本家，却想混水摸鱼，趁机向工人反扑，撕毁2月罢工时与工人签订的协议，以停工关厂相威胁，无理开除工人代表，妄图与第十三厂的日本资本家相呼应，将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5月15日，该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同其他工人代表一起与厂方进行交涉。日本大班（厂长）率打手竟当场开枪打死顾正红，并打伤多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纷纷上街游行示威。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我接到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的通知。组织厂里的工人，参加了5月24日在潭子湾工友俱乐部附近一块空地上举行的追悼顾正红的万人大会。在会场上我们拉着一幅写有“中华书局工人”字样的大横幅，非常的醒目。这次大会的总指挥是刘华。这期间我们不断听到有示威群众被捕的消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5月30日，在我们党领导下，以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公开名义举行了反帝游行示威斗争。但在南京路遭到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重伤10余人，被捕4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这真是旧恨未了，又添新仇。当夜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决定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以组织全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惨案发生后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当晚，我们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工人正借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上海大学的一间教室召开厂工会筹备会成立大会，邀请了印刷工人联合会负责人郑复他出席指导。会上通过厂工会筹委会章程和领导人名单。将要散会时；上海大学秘书长韩觉民气喘吁吁地来到会场，讲述了下午南京路上发生的惨案经过。大家立即愤怒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并当场决定第二天在浙江北路华兴坊印刷工人联合会集合，参加游行示威。第二天（5月31日）是星期天，下着瓢泼大雨。上午11时许，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印刷厂的工人，冒雨带上自己花钱买的白布横幅、纸张、浆糊、铅筒和扫帚等工具，从印刷工人联合会出发，列队浩浩荡荡向南京路进发。大家把浆糊刷到大商店的玻璃窗门上，然后贴上白纸，再写上“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释放被捕学生、工人”等标语口号。从西藏路到河南路，参加游行的工人、学生和其他各界群众，人山人海，交通被阻塞后，车上的乘客都被请了下来。巡捕房派出武装巡捕开始殴打群众，并开来消防车，用高压水龙头向群众冲击。但是，愤怒的人群并没有被吓倒，他们高呼“冲过去把水龙头夺过来，反冲巡捕！”有些人跑到了“日升楼茶园”、“同羽春茶园”的楼上，居高临下，用茶壶、茶碗、凳子为武器，往巡捕头上砸去。马路上的群众也同巡捕展开了英勇的搏斗。我们对印度巡捕说：你们印度也是英国的殖民地，为什么你们甘心帮助他们镇压我们中国人？我们又对华人巡捕说：帝国主义打死了我们的同胞，你们是否是中国人，怎么还为他们做事？这样一宣传果然很有效果，印捕对我们不再那么凶了；华捕在我们开展罢工斗争中，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之下，也进行了“罢岗”斗争。这时，上级指挥机关已决定立即实行“三罢”（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群众要求各商店立即关门罢市。但是一些商店的老板怕做不成生意，推托说要总商会下令才能罢市。群众就高喊“大家都到总商会请愿去！”真是一呼百应，成千上万的人怒吼着一齐拥向河南北路总商会，把总商会团团包围了起来。这时在场的印刷工人们推选我到总商会里察看情况。我进去一看，总商会的会场挤满了人，气氛十分紧张。只听到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林钧高声说：“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代表一致决定罢市、罢工、罢课。总商会必须马上下令罢市！”总商会的副会长方椒伯圆滑地说：“同胞们的爱国热情，兄弟是一向敬佩和同情支持的；但要我下令罢市，则兄弟无此权力。”他又说：“虞洽卿会长正在北京与段祺瑞政府商谈国事，关于罢市问题，等虞会长回来后再作决定。”群众代表听了气愤地说：“总商会如不下令罢市，我们坚决不走！”于是双方僵持着。游行示威的指挥者当即决定，组织临时纠察队在场内外维持秩序，防止坏人捣乱和总商会的代表溜走。这样一直坚持到晚上10点多钟，方椒伯才被迫在协议书上签字，并当场宣布：“各商店立即关门罢市！”会场上顿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于是，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人人喜形于色，陆续散去。这些日子我因日夜参加运动，无暇洗澡和换衣，身上生满了虱子；但已顾不得这些，只是担心第二天的“三罢”能否实现。6月1日清早，我一起床便跑到南京路上，只见全部商店大门紧闭，罢市已经实现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马路上行人稀少，只有少数学生、工人仍在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由于清洁工人的罢工，马路无人打扫，纸屑、果皮等遍地皆是；成队的武装巡捕持枪来回巡逻。早上8时，象往常一样，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工人按时进厂，“拿摩温”把马达推上，车间里的地轴开始呼呼地转动，但皮带轮子在空转，几十架印刷机却没有开动。工人们都聚集在议论五卅南京路上群众与英国巡捕搏斗的英勇壮烈的场面。就在这时，我们突然发现彩印车间竟然开工了！我们厂工会筹委会成员感到问题的严重，立即开会研究我们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如何全面执行罢工的指示。会议决定：下午1点工人上班时，用桌凳在厂门口搭成临时讲台，向工人宣讲罢工的意义，由工人群众选举厂罢工委员会，领导全厂的罢工。下午1点钟未到，工厂大门口已聚集了无数工人，路都被堵塞了。工人们听完演讲，情绪高涨，都赞同一齐罢工，并当场推选出厂罢工委员会成员；我和几位工人积极分子都被选上了。为了团结大多数，我们又提出了几个在工人中有威望的老工人和两个平常和工头关系较密切的工人为委员，争取他们和罢工群众站在一起。名单宣布以后，工人们一致鼓掌通过。罢工委员会则立即宣布：“中华书局印刷总厂从现在开始罢工！”正当我们厂罢工顺利进行之际，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汪沛贞突然来电话说他们的罢工遇到了困难，要我们中华书局印刷厂工人立即去支援。中华厂的罢工委员会当即答应了他们的求援。许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都争先恐后地拥向闸北宝山路，经过浙江北路，走到界路（现天目中路，因路南是租界，路北是华界，故称界路）时，大家看到前面有日商的“大学眼药”、“太阳啤酒”、“老头牌仁丹”以及英国烟草公司的“老刀牌香烟”等大幅广告招牌，不禁怒火中烧，便一拥而上，把招牌用力推倒在地，用脚踩得稀烂。我们赶到商务厂时，他们的工会代表汪沛贞、徐洪生、陈醒华等人，正站在门口翘首等待。我们立即将带去的上书“中华书局罢工工人支援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的巨幅标语，用竹杆高高挑起，拉在商务厂的大门口。这时，商务印书馆放工出来的职工，对我们声援队伍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当即双方工会代表商定，第二天一早，由中华厂的罢工工人在商务厂门口，帮助说服该厂工人不要上班，共同罢工。可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家知道后即报告了警察局。第二天一早来了大批武装骑警，企图驱散工人。中华和商务两厂的工人乘机向骑警宣传说：“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屠杀中国人，难道我们中国人能容忍吗？”工人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经过反复的宣传，武装骑警开始有所觉悟，对工人也不大凶了；相持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退走了。于是，商务厂的工人也实现了大罢工。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简称“上总”）宣告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会址设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同日，发表《宣言》和《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印刷工人联合会也同各报馆、彩印、墨印石印、装订等工会联系，积极响应“上总”的号召。我当时是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并担任中华书局总工会的秘书长，工会党团书记兼党支部书记和青年团书记。在这段时间，我经常被通知去参加“上总”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的地点不固定，时间都在晚上7点以后。有两次会议是在虬江路广东会馆和香山同乡会召开的，每次到会约四五百人。在会上作报告的有李立三、刘少奇、张国焘等领导人。每次会议只有一二人讲话，内容都讲政治形势和斗争任务。有一次讲到斗争策略时，一位领导人指出，罢工要断绝对外国人的物资供应，而电灯、自来水等涉及到干家万户生活的工厂，仍要照常上班开工，以保证水电供应不误。“三罢”期间，工纠队把沪杭、沪宁铁路每天运来的食用牛没收来，牵到宝山路口宝通路广场。牛吃的饲料由“上总”总务科向郊区收购稻草来解决。因看管牛的同志外行，把整捆的稻草给牛吃，牛吃不下，都给喂瘦了。五卅运动期间，由瞿秋白主编的一份小报《热血日报》，每天下午都送到上海总工会由工人们去分发。日报刊登一些有关“三罢”的情况和社会上的动态，使广大群众及时了解五卅运动的进展情况，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北京、汉口、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约有1700万人不顾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阻挠和镇压，奋起响应上海人民的斗争。“三罢”以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先后向租界当局提出，惩办杀人凶手，赔偿惨案一切损失，取消戒严令，释放被捕华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的自由，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条件。但由于英、日帝国主义者各怀鬼胎，互相推诿，这些条件没有能实现。在此形势下，上海总商会提出，罢市一天中国商家要损失30万元，主张开市。上海总工会认为商会可以下令开市．但要支持工人的罢工，为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费用，提出了“抽货办法”：仇货（外国货）按其所得的百分之五十抽，国货按百分之一抽；所抽款项作为罢工费用。商会满口答应，终于在6月23日开市。但是开市以后，资本家没有履行协议：本来应抽银30万元，可维持罢工工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但实际上只抽到4万多元。开市以后，上海总工会根据党的指示，考虑到大批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以及为争取华商资本家继续支持五卅反帝运动的发展，决定除了“外商”办的工厂的工人继续罢工以外，“华商”工厂的工人可有条件地复工。这样，举世瞩目的上海五卅大罢工就此告一段落。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党组织，根据上级关于民族工业先复工的指示，在罢工一星期后就派代表和资方谈判复工问题。工人代表向资方提出的条件大致是：一、罢工期间工人的工资照发；二、不得开除罢工工人；三、关于五卅运动期间所印刷的宣传品，应免费；四、承认工会是代表工人的组织。资方由唐舵和王瑾士同厂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开始时资方态度强硬，谈判告吹，于是工人继续罢工；以后经过反复的谈判和斗争，资方才被迫答应了厂罢工委员会所提出的条件。至此，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在五卅运动中，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教育，并从中明确了斗争必须分清敌、我、友，注意斗争策略的道理。事情是这样的：在五卅运动中，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青年工人，革命情绪很高，夜以继日地投入斗争。就在此时，以钱芝香为首的老工人按照历年的惯例，要发起募捐筹办“兰盆胜会”，请和尚念经消灾，举行会餐。当时青年工人的政治觉悟已有明显提高，对此议论纷纷。他们向我汇报以后，我立即在民厚里工会会所，召开厂党、团员和青年活动分子会议。上级领导人戴成本也应邀出席指导。大家坚决一致反对举办“兰盆胜会”。有人气愤地说：“参加五卅罢工的活人尚且没有饭吃，哪有钱去敬鬼神呢？”这时有人提出：“如果劝阻无效怎么办？”戴成本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受会议气氛的感染，便轻率地表态说：“要是劝阻不成，我就通知码头工会，组织三四百名码头工人去大闹一场，把他们准备的素餐吃个精光！”与会同志一致拍手叫好，表示拥护。事后，我冷静下来，感到事情这样处理并不很妥当，便当夜赶到印刷工人联合会，向郑复他作了汇报。郑严肃地说：“你们这个决定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如果按照你们的决定去做，势必造成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削弱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其结果是亲者痛、仇者快。”他还指出：“发生在工人阶级内部的问题，千万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为此，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明天一上班找原与会的青年工人，向他们讲清道理，取消原来的决定；二、约请老工人钱芝香到会所，由徐梅坤和他做钱的思想工作，让他自己取消举办“兰盆胜会”的打算。我表示完全同意郑复他的意见，并说：“从我与钱芝香的交情来说，邀请他来是不成问题的。”两天以后，我陪着钱来到华兴坊会所，受到徐、郑二人亲切接待。徐梅坤态度和蔼而又诚恳地说：“钱先生对工人公益事业一向很热心，我们早有所闻，非常敬佩，希望以后能加强合作。”郑复他也坦率地告诉他，青年工人对他在国难时期搞“兰盆胜会”有些意见。希望他能顾全大局，不要举办。经过推心置腹地交谈，钱芝香痛快地表示不举办这次“兰盆胜会”了，并且拿出两角钱作为会费，要求参加印刷工人联合会。事情就这样圆满结束了。当时如果按我们商量的办法去处理，就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这说明自己参加革命不久，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站得不高，缺乏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经过五卅运动，上海印刷工会日益扩大。8月26日，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在南市老西门召开印刷工人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印刷总工会”，主任委员是徐梅坤，总务科长是郑复他，我任副总务科长。这里经过民主选举的，除原印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都当选外，还增选了部分新的同志。会址迁到宝山路东方图书馆附近。在大革命时期，上海印刷总工会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七大工会之一，有组织的职工达20余万。由于地区分散，单位众多，因而在各区分设了6个办事处，以便加强领导和联络工作。1925年秋，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工人，为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福利，而举行了第二次大罢工。罢工的起因是：1925年“江浙战争”停止以后，各地中、小学相继开学上课，为了承印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竞争十分激烈。资方为了多赚钱任意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遭到工人们的反对。这次是邮电工人首先罢工，取胜后，接着商务印书馆工人开始罢工；他们复工后，中华书局印刷厂工人也开始罢工，领导这次罢工的基本是厂罢工委员会的原班人马。我们罢工以后，资方仍然派出唐舵和王瑾士这两人同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他俩讲了一大堆经济上的困难，说什么企业正在风雨飘摇之中，要工人体谅。王还拿出一叠资料，把商务印书馆同中华书局的营业情况进行比较，妄想以此来拒绝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罢工委员会的代表据理驳斥，气愤地说：“我们每天从早干到深夜12点钟回家，连自己的亲生子女也不认识父亲！我们日夜如此辛劳，却收入微薄，连糊口养家也做不到。所谓中华书局是数一数二的‘东方文化企业’，这是徒有虚名！”唐、王二人态度十分蛮横，几次谈判都是争吵而散，毫无结果。在谈判没有进展时，资方开始耍两面手法：一方面继续同工人代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背后挑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利用彩印车间的一部分常州、无锡工人的同乡关系，由车间工头出面，带领同乡工人上班，破坏罢工。厂工会得知这一消息以后，连夜召开工人活动分子会议，商讨对策。工会派代表到各工头家里，劝他们站在工人一边，支持罢工斗争；同时组织工人纠察队，在清晨到各马路口守卫，防止工贼破坏。资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突然通知工人代表，要求继续进行谈判。但是没有想到，当代表们刚走进谈判室，还没有坐下来，突然来了武装巡捕，他们在厂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对工人进行威胁。代表们不禁大怒，立即向厂方代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必须先撤走武装巡捕，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坐到谈判桌前。经过较量，厂方只好乖乖地通知巡捕房，撤走了武装巡捕。中华书局资方既看到工人代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态度，又看到商务印书馆复工后的兴旺营业，垂涎三尺，急于复工赚钱，于是被迫对工人提出的条件作出让步。在谈判中双方争执最多的、也是屡次使谈判陷入僵局的关键一条，是工人要求增加百分之十的工资问题。资方权衡利害得失，终于在协议书上签字，答应了工人的条件。罢工胜利以后，我们在曹家渡的一个院子里，召开了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工会成立大会。这天到会的约有3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人积极分子。大会邀请郑复他出席指导。会议通过了厂工会章程，还民主选举出厂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工会主席是王鸿昌。这是中华书局印刷总厂最早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自己的组织。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一、走上革命道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一、走上革命道路1903年12月13日，我出生于上海嘉定县西门外现龙村。后来听长辈们讲，当时已届严冬，天上阴云密布，窗外寒风呼号，落叶随风在地上滚动。正午天气转晴，当和煦的阳光照下来时，我降生了。屋里众人听接生婆说“恭喜了，你们家又添了一个胖小子！”大家心头一块石头才落地，脸上绽出了笑容。我的父母给我起了乳名叫二毛，学名为毛品贤。以后我参加了革命，由于地下工作关系，每到一处须要改名换姓，因此我用过的名字真是不计其数。毛齐华这个名字是1936年初我到达陕北瓦窑堡时才起的。当时我的家中有父母、祖母、小叔、我和长我3岁的哥哥。父亲毛聚伯在我哥哥出生以前，便到上海北新泾镇的一家糟坊里去当店员。家中由母亲租种“清积堂”的6亩薄田。“清积堂”是旧社会农村的一种慈善机构，一般由地主控制。妇女下地干活，在嘉定农村那时也不鲜见。母亲勤劳耕种，若不遇凶年，一家生活尚能勉强维持。祖母帮人做裁缝，以添家用。但是，在我5岁时，一场大祸降临我家。农历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小叔突然感到肚皮痛，开始时还能熬住，但后来越痛越厉害，直在床上打滚。家中人慌了，急忙请来民间的“郎中”开了处方，请人到药店里去撮药。但是没有等撮药的人回来，小叔却一命归天了！说来也巧，这天父亲正好从上海回家探亲。他未进家门，便见弟弟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客堂间的门板上，这尤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他吓懵了。家里的人见父亲回来哭得更加厉害。我和哥哥扑上去抱着父亲的腿，哭着要叔叔；祖母扑在小叔身上，一边号啕大哭，一边说：“老天真是不长眼，叫我们今后怎么过日子呀！”一家老小撕心裂肺的哭叫声，象万箭齐发，直射父亲的心。亲友、邻居们则劝慰说：“人已经死了，不要过分悲伤了，保重身体要紧，还是赶快准备办丧事吧！”但是，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使父亲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他呆若木鸡，精神恍惚。正当全家六神无主的时候，突然发现父亲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忽然有人说刚才听到门前河水有声响，会不会是……乡亲们立刻用竹竿到河里打捞，果然捞起了父亲的尸体。第二天家里借债买了两口棺材，忍痛将两人埋葬了。小叔和父亲的突然去世，母亲和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今后家里老少4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呢？虽然在上海还有一个当印刷工人的叔叔，但他一家生活也不富裕，根本无力照顾我们。这样，维持全家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身上了。母亲是贫农的女儿。苦难的生活，从小把她磨练成吃苦耐劳的身体和刚毅的性格。她咬紧牙关，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她坚强地说：“不靠父母，不靠男人（丈夫），全靠爹娘给我的一双手就能活命。”她看不起那些有钱有势专门欺压穷人、为富不仁的人；她也看不起那些好逸恶劳、低三下四向那些所谓富人、贵人乞讨的懒汉。家里真是一贫如洗了。母亲脚上生了疮连买一贴膏药的钱也没有，只好硬挺过去。原来她身体是很好的，但是，在生我的第二天因下地干活，给麦苗培土，从此得下了经常头晕的毛病。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经常饿着肚子下田干活，有时饿得头昏眼花，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傍晚休工后在回家的路上，她说总会看到村口有个“人影”站在那里，想要拦她。别人说：“那是鬼！你要小心一点！”她却说：“我不怕鬼，看它能怎样！”有时，她硬是朝着“人影”走去，想看个究竟，但当她接近“鬼”时，“鬼”就不见了。天下是没有鬼的。显然，那是母亲太劳累的缘故。我们都很替母亲担心。母亲租种“清积堂”的6亩地，贫瘠且不说，而且东一小块，西一小块，非常分散。有时她还要为富农的棉花地锄草。因此别家的棉苗长得茁壮，而我家种的棉苗则长得枯黄瘦小。种稻插秧时，我家没有水车、耕牛，要提前交现钱给有牛和水车的人家，请他们代耕、车水。那些有牛和水车的人家，拿了我家的钱，但活做得很马虎。由于耕的土浅，秧苗不能深插，遇到大风一吹，秧苗就要倒，浮在水面上。碰到这种情况，母亲只好用锄头把土挖深，再重新补插过。这样，收成当然是不会好的，但地租却不能少交，而且要交“石租”（即每亩田要交糙米160斤）。秋收时，收租的人来了，把我们辛苦半年、用血汗换来的一些谷子，秤好装走，所剩无几。有时母亲实在没有办法便对收租人恳求说：“给我们留点屯底，让我们一家烧点粥吃吧！欠下的租子，等来年小熟（麦收）时交清。”收租的看到我们家那种可怜相，有时也发发“善心”留下一些稻谷。母亲除了白天下地劳动，夜里还要与祖母一道替人家缝纫衣服，赚几个钱来贴补家用。祖母是村里的裁缝好手，远近有名，附近农民有衣服要做，往往都跑来找祖母，逢年过节她特别忙。记得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村里有位农民买了件斗篷，觉得不合身，拿来要祖母修改一下。祖母因年关生活忙把这件事给忘记了，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动。过了几天农民来取斗篷，一穿却连声说改得好，很合身。斗篷没有改过，怎么会变得很合身呢？显然这是心理作用，大概这和他对我祖母缝纫技术的迷信有关。有时老祖母也得下地干活。但是，不管母亲、祖母怎样辛勤劳动，一家人的生活仍然很难维持，每当青黄不接时，我家就要断粮。于是只好托人说情，请“中人”担保，靠借债度日。向地主、富农借来“债米”，每年三四月间借一斗，到当年八九月间就要还二斗。如果到期还不出，就得利上滚利（即按复利计算）；如果到年终再还不出，债主就要“踏田”（收回田地给别人种），或者到你家里随意把有用的东西拿走。我家有位亲戚，就是在年终因还不起债，被逼上吊自杀的。穷人为什么这样苦，富人为什么那样富？白发苍苍的老祖母总把这归结为命运。于是她每逢节日，就把少得可怜的一点零用钱，拿出来买香烛到寺庙里去求神拜佛，保佑一家平安，生活宽裕。有一年过节，祖母因事不能去烧香，就叫我和哥哥两人代她去。但我们小时都很淘气，没有按照祖母交代的去做，只是在村外转了一圈，看看四周无人，便把香扔到田里；把蜡烛带回藏好，偷偷留作元宵节做花灯用。然后回祖母说：“亲妈（嘉定方言叫祖母为亲妈），我们烧香回来了。”祖母信以为真，还夸奖我俩能干。转眼间，我已经8岁了。看到哥哥上学读书，很羡慕，也很想去读书。可是家里穷，没有钱。“不能眼看着孩子长大了，成为目不识丁的人呀！”母亲咬着牙下了决心，一定要送我上学读书。她东借西凑地弄了点钱作为学费。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了城西“保公祠”小学的学生。那时，学校名义是公办的，但学生仍要交学费，每学期一个学生大约要交四五块银元。学校里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时，学生都要列队点名后再出校。可是在点名以后，我时常被老师留下来，听他训话：“学生不交学费，当老师的没有饭吃，怎么能办学教书呢。”我无言以对，只好以沉默代替回答。老师见状追问道：“听明白了没有？”我只好含含糊糊地说：“知道了！”老师这才放我走。回到家里，怕母亲伤心，也怕家里交不起学费，自己不能继续读书，就不敢对母亲说。过几天，老师再次催问时，只好撒谎说：“已经告诉了母亲！”老师又问：“怎么样？”“她正在想办法。”有时老师催得紧，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如实向母亲讲明。母亲听后心想：总不能叫孩子为此而退学，于是她又东借西凑了几十个铜元，叫我先交了再说。因为学费没有交足，后来老师就催得更紧，我只好躲开不到学校里去读书。老师点名时见我不到，心里很清楚我旷课的原因。好心的老师见我平时学习勤奋，成绩优良，不忍心我因缺交学费而辍学；过了两天，派同学叫我继续到校读书。我回校后老师也不再提交学费的事了。那时，县教育局的督学时常到校“视察”，因而学校很注意学生的仪表，要求衣着整洁。老师见我穿的衣服有补丁，叫我回家换一件好一点的。我心里想，家里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好一点的衣服呢？穿的袜子，是破了补，补了又破，脚后跟露在外面的。穿的鞋子前边张了口，后跟也早已磨穿了。老师要我回家另换一双。我想，连衣服都换不上，鞋袜就更谈不上调换了。这时我变得聪明起来了，为了避免老师找麻烦，每当督学来“视察”时，我尽量站在队列的后排，以免被督学看见，给学校出丑。这样老师也不再叫我回家换衣服了。我们哥俩都没有雨伞和雨鞋，碰到下雨天，母亲就把中饭送到学校里来。有一个下雨天，我们满以为母亲会照常送饭来的；但是等啊等，许多回家吃饭的同学都吃完饭返校了，母亲仍然没有来。那天早饭我本来就没有吃饱，因此饿得头昏眼花，实在熬不住了，便趁上课前一点时间，我和哥哥匆忙赶到家里。一摸灶上的锅盖是冷的，母亲和祖母都不在家，我急得直叫“妈妈、亲妈！”邻居们听到叫声走来说：“她俩吵架，都怄气走了！”我俩只好饿着肚子回校上课。下午放学回家，一进门看见外婆在家里，一头扎到外婆的怀里，委屈地哭了起来。外婆安慰说：“你妈和亲妈因为缺粮少米引起争吵，你妈一气之下跑到我那里诉苦。现在我把她送回来了。”我知道外婆家里也很穷，但她听说我家已断炊，就把仅有的一点芋艿种背来给我家以济燃眉之急。正在这时，祖母也从姑姑家回来了，也带回来一些米。这样家里又能勉强凑合着过日子了。母亲和祖母吵架后几天不说话，她俩有话都叫我来回转告。就是在这样困境下，全家含辛茹苦，勉强让我读了4年书。我总算初小毕业了，虽然学习成绩优良，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夸奖，但因为家贫无力继续供我读书，于是我辍学了。迫于生活，祖母和母亲商量以后，由祖母把哥哥毛品章送到上海去谋生。到了上海后，由在中华书局印刷厂做工的叔叔介绍到厂里当了学徒；住在叔叔家。由于婶娘在商务印书馆也上班做工，因此祖母就留在上海给叔叔和哥哥他们做饭。我在乡下家里烧饭、养猪、放羊，有时下地帮助母亲干些农活。这样又过了4年。1920年即我17岁那年，哥哥娶了嫂子，母亲有了伴；于是我也离家到上海去谋生路。我到上海以后，暂住在叔父家。虽然上海好玩的地方很多，但却无心思游玩，一心想早点找个活做，因此，我也经常出去。一天我目睹了缫丝厂女工的悲惨遭遇。横浜桥一家缫丝厂，年轻的女工们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个个面黄肌瘦，失去了少女的青春。有些女工在干活时饿得受不了，便偷跑出来到小摊上买烧饼或山芋充饥。结果被工头发现，立刻遭到鞭抽、脚踢，一顿毒打。还有，在西宝兴路，我看到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小玻璃厂，盛夏工人们围着炉子，拿着一根长杆吹灯泡。这些工人都光着身子，下身前面只围一块布，屁股都露在外面。旁边还站着一个拿着皮鞭的日本工头监视着他们。这些工人正象奴隶一样。这两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我知道了当工人的艰难、辛苦，但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虽苦，总还能混口饭吃，而我现在却连工作都还没有找到。一天，有一家日本人开的工厂在报纸上登广告，要招收工人。我见报后急忙赶到那里，真被招工的现场吓呆了。应招报名的有干余人，场面拥挤不堪，个个神情紧张。我第一次见到这场面，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硬着头皮去碰碰运气。一直等到下午才轮到我。交了报名费，主持招工的人看了我一眼，随手扔给我一张表格。表格上的栏目有：姓名、性别、年龄、籍贯、通讯地址，以及保人的姓名、职业、住址等项，比较简单，我当即填完交上。回到叔叔家中等候录用的消息。可是，等呀等的，十几天过去了，仍杳无音讯。后来，听人说，该厂录用的标准主要是看保人的财产和社会地位，象我所填写的保人，既无多少财产，又无什么社会地位，不被录取，那是很自然的。又过了一些时候，叔叔向一位比较要好的工友求情，请他转托一位搞彩色印刷制版的技工，介绍我进了提篮桥夏海庙附近一家只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彩印工厂当学徒。我总算找到了个吃饭的地方。谁知这个小厂的老板是个吸血鬼。他要工人拼命地为他干活，但只让学徒工勉强填饱肚皮，连每月理发洗澡的零用钱也不给。学徒们个个弄得蓬首垢面。为了改变这种境遇，学徒工们商量要给老板一点颜色看，决定集体到附近理发店挂帐理发。所谓挂帐理发，就是理发后由理发店记帐，叫老板月底到厂里结算。月底，理发店里的老板来了，厂里的老板付钱不大甘心，不付钱则丢面子，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最后老板还是付了大家的理发钱。初次与老板较量取得了胜利，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但老板本性不改，仍想尽办法克扣工人。到了月底，他还要拖欠工人那点少得可怜的工钱，哭丧着脸对工人们说：“这个月生意不好，工钿开不出，下个月生意好了再说吧！”工人们看透了老板，就另想办法对付他。办法很简单，就是大家出勤不出力，使产品数量少质量也差下去。对此，老板急得团团转，询问工人：“这是怎么搞的？”工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机器出了毛病。”“机器坏了为什么不修？”老板责问。工人们知道老板贪婪愚昧又很迷信，就回答说：“机器白天修得好好的，可是到晚上一开就出毛病，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这时一个工人说：“昨夜我起来小便，看到车间门关得紧紧的，里面没有人，却听到有响声。”另一个工人也说：“老板，真的，我也听到过。是不是车间里有鬼？”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鬼话”连篇，吓得老板面色铁青，颤抖地说：“你们看，这，这怎么办呢？”“有鬼，就得送鬼！”我一本正经地插了一句。因我平时工作卖力又老实，深得老板的信任，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于是肉痛地拿出10块银元，要我们给他送“鬼”。老板一走，大家不禁捧腹大笑起来。当晚我们花了几角钱买来一副香烛，点燃后插在车间门口；同时到菜馆叫了一席9元多的酒菜送到车间来，大家美餐了一顿。当晚开工时，大家装出既高兴而又卖力的样子，机器正常运转，产量和质量果然也都上去了。老板认为真的送走了“鬼”，也不再可惜花了的钱。而工友们心中暗喜。工人们在以上两次与老板的较量中，争得了点小胜利。可是第三次大家要求增加工资时却没有成功，结果我和三四个工人被解雇了。所幸那时上海兴起了交易所，交易所需要大量各种帐册簿据，因而一些小印刷厂就应运而生。有一家只有两架圆盘脚踏机和一架打样机的印刷所，要找个学徒。说来也巧，我的叔叔与这个小印刷所的老板有些熟悉，经过叔叔的推荐，我进了这个小印刷所当铅印学徒工。这个小印刷所的生活待遇，虽然比原来那个小彩印工厂好不了多少，但总算有个吃饭的地方。可是好景不长，因连年的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致使社会经济萧条，交易所大量倒闭，那些应交易所之运而生的小印刷所，也随之纷纷关门大吉。我再度失业了。没有工作只好蹲在叔叔家里，靠叔叔和哥哥来养活。婶娘时常对叔叔叫苦说：“吃饭的人这么多，就拿这么点工钱，够啥用！”夫妻俩还时常为生活问题而吵架。我的日子实在难过，不仅吃饭成问题，而且穿衣也成问题。我从乡下出来时穿的那套土布衣服，早已穿破了，补了许多补钉，于是平时只好蹲在家里；碰到外出找工做时，就借哥哥的衣服穿上。中华书局老厂原在静安寺路。我叔叔毛憩堂是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开办时的老工人。他凭着老面子，又给“拿摩温”（工头）送了一份礼，请他代为说情，这样几经周折，我才进了中华书局印刷总厂铅印车间当学徒工。中华书局印刷总厂铅印车间在当时来说规模是比较大的，但工人们劳动条件也并不好。一间大厂房安装着大小机器四五十台。在车间中间的一个半米高的台上放着一张写字台和一张靠背椅，“拿摩温”坐在上面监视着全车间工人的劳动；另一角落也有一个高台，是校对员办公的地方。由于车间中间和高台占了较大的地盘，以致每架印机之间的间隔就很小了，工人们在工作时往往摩肩擦股，活动十分不便。特别是每架印机上的皮带轮和发势盘上的牙轮没有罩子，因而造成车间里工伤事故不断。但厂方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肯采取任何安全措施，就连最常用的药品，如红汞、碘酒、橡皮膏等都不备。有时机器皮带断了，工人要到高空去作业，那更是危险，稍不留神就会连衣带人被卷进去。有一次，我就亲眼看到一个工人惨死在皮带轮里。工人们都为这个惨死的工人鸣不平。“拿摩温”却板着面孔说：“谁叫他自己不当心！”老板为此仅仅付了点丧葬费，就算了事。工人们十分气愤。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事故，工人们向厂方提出“以后工人上高空作业，‘拿摩温’必须把马达开关拉掉”。厂方迫于工人的压力，勉强答应了；但执行了几个月，老板嫌这样干要影响生产，少赚钱，又按老办法做。在旧社会，工人的生命不值钱，在资本家的眼里工人只不过是一架会说话的机器罢了，哪里会顾及大家的死活呢？尽管如此，但是从整个中华书局印刷总厂来说，当时铅印车间的劳动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劳动条件最差的要算墨色石印车间。在那里，工头向厂方承包业务，再交给工人干。这样，又增加了工头的一层剥削。墨色石印车间的工人工时长，但得到的工钱，反而比其他车间少得多。装订车间有四五十个女工，她们所得的工钱更是少得可怜。心灵手巧的女工们每天要紧张地劳动8个小时以上，干得精疲力尽，每月拿到的工资仅够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要求。那时工厂是从来不发工作服的，连条围裙也不发给。印刷工人整天同油墨打交道，双手又黑又粘，用清水是洗不净的。厂方名义上是每3个人每月发给一块肥皂，实际上每个季度也领不到一块。肥皂不够用，工人们只好自己掏钱买。这个有五六百工人的大厂，却没有一个厕所，只是在厂房外面的墙边挖几个坑，在坑两边放上几块砖头当大便的地方。这里苍蝇密集，粪纸遍地，大便时连踩脚的地方也难找。后经工人再三交涉，才盖了一间简易厕所，在仅二三十平方米的地方，竟放了两排共20多只马桶。老板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怕工人们利用大便时聊天，误工，出不了活。车间里每台机器干什么活，都是由“拿摩温”安排的。有的工人为了多干一些活和干一些好做些的活，多挣点钱，便用尽心思去巴结工头，不惜用每月少得可怜的工钱请客送礼；不仅如此，有的工人还拿钱为“拿摩温”死去多年的父母做“阴寿”。学徒工被工头盘剥更是司空见惯。学徒工到了星期天常常也得不到休息，还要轮流为工头清理环境干家务活。工厂离我叔叔家约有6公里，我和叔叔舍不得花钱坐电车，每天早出晚归徒步上下班。碰到加班加点，要干到深夜12点钟才回家，到家吃点东西，睡下时快凌晨两点钟了；而第二天一早又要爬起来，赶到厂里去上班。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当时被称作“文明工厂”尚且如此，其它一些厂的情况便可想而知，工人和学徒过着简直是非人的生活。有一次，我和叔叔做完夜工回家，时已深夜，当走到北火车站附近时，看到虬江路附近，火光冲天；沿途一堆一堆的人坐在地上号啕大哭。一打听，坐在地上的人哭着说，厂里失火，他们的子女都被活活烧死了。原来失火的是虬江路一家五层楼的洋泾丝厂。该厂底下三层楼是仓库、车间，上面四、五层楼是女工宿舍。失火后车间内的机器、原料和宿舍内的床铺用具等都已被烧毁，但整个楼的铁窗铁门依然完好，且紧紧的关闭着。报纸上说，这场大火有130多个女工在厂房内丧生！为什么她们不逃出来呢？因为该厂的资产是向保险公司保了险的；保险章程规定，如受火灾时打开门窗，保险公司就认为厂方已把资产转移，不予以赔偿损失。因此老板宁可关紧门窗烧死工人，也不使自己的财产遭受损失。惨祸发生以后，虽然该厂的老板受到社会舆论和工人家属们的强烈谴责，但那又有什么用呢！我在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干了不到半年，“上手”（老技工）杨云生看我工作卖力，技术熟练，就向工头提出，把我升为“二手”（一般技工），让他的儿子顶替我为学徒。从此，我成了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正式工人。1924年，我已21岁，来到上海也有五六年时间了，熟悉的人也多了，对上海的社会情况，特别是对印刷行业的情况已有了较多了解。当时在中华书局印刷总厂，还没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但存在着两个职工组织（团体），一个叫“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以下简称“进德会”），另一个叫“上海印刷全业公所”（以下简称“全业公所”）。“进德会”与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励志会”差不多，它同车间的工人不发生什么联系，会员主要是帐房里的职员（营业员）和编辑所的编辑；没有固定的会所，开会时没有地方，就利用厂里楼上编辑所的办公室。我所在的机器房车间是在它对面的一幢楼上。当我们加班做夜工时，常从窗子里看到他们在举行文娱晚会。“进德会”编印过一份16开本的刊物，内容是有关该会的会务工作和活动情况。这个刊物也发到车间，但工人们哪有时间和兴趣去看它呢？“全业公所”是个带有行会色彩的工人组织，同工人的关系比较密切。成员有《申报》、《新闻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几个较大企业单位的机房、排字房和制版房的老工人，也就是当时被称为“上手”的技术工人。中华书局印刷总厂机房的工头林祥源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林祥源和资本家在利益方面既有共同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他想依靠“全业公所”工人们的力量来与资本家抗衡，但又不过多地参加工人活动，怕失去资本家对他的信任。“全业公所”的领导人钱芝香是我所在车间的一位老工人，开一部对开印刷机。他不脱离生产，但对“全业公所”的工作却很热心，一切活动和联系都由他负责。这个“全业公所”曾在上海闸北郊区天通庵附近的农村，买了4亩土地，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古式．房子作为会所。会所内装饰着各种挂灯，会员的名字都写在挂灯上。由于它距各印刷厂和工人的住处较远，所以很少有工人到那里去光顾（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把会所及周围居民的房子都烧光了）。“全业公所”平时很少组织工人活动。在早期，曾经为工人争取增加工资而发动过“摇班”（即怠工），做过一些好事。后来因被一些工头把持，会务由少数人包办，怕得罪资本家，不为工人们办事情，而渐渐失去了工人对它的信任。旧时上海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前后，许多街道里弄按照旧俗举办“兰盆胜会”，请和尚念经做佛事，送鬼迎神，消灾求福。那些游手好闲的“白相人”（地痞流氓等）往往就借此聚财敛钱，以饱私囊。“全业公所”也仿效他们，举办“兰盆胜会”。他们按名册向每个工人“化缘”，规定老工人出大洋一元，青年学徒出5角。多数工人不愿意出这份冤枉钱，但怕砸饭碗，也只好忍痛交钱。他们还规定，凡交一元钱的人，在“兰盆胜会”那天，可来“全业公所”吃一顿素餐；交5角钱的人，则不能享受这一待遇。生活贫困的青年工人，特别是学徒工，碰到这个时候，只好掏钱，默默作贡献了。当时中华书局印刷总厂的技工参加的人较多。他们可以趁此机会同商务印书馆、《申报》、《新闻报》的老朋友见面，拉家常。有的人借此机会，聚在一起打打麻将，乐一乐，吃过素餐后各奔东西，也是一件快事。我是青年工人中的活动分子，同各部门的工友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全业公所”有什么活动，钱芝香常找我商量。一次，我问钱芝香：“我们这个‘全业公所’现在办起来了，但不能只搞这样的活动，你有没有考虑过将来的打算？”钱回答说：“我们要保护工人的利益，为工人谋福利，以后搞募捐，钱多了自己办工厂，工人失了业，可到自己办的厂里去做工。”当时社会上失业的人很多，我怀疑地问道：“我们办的工厂有多大？三五个人的小厂不解决问题，大厂，我们有力量办吗？”他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我虽然于1922年就参加了“全业公所”，并积极参与活动，但自己的动机同其他工人一样，不过为保住饭碗而已。我以前在几个厂做学徒工时，曾代表工人向厂方要求改善工人待遇，由于没有工人自己的团体而遭到失败。这时，我想以“全业公所”作为依靠，为工人们办点有益的事情。但是，“进德会”和“全业公所”成立后，并没有给工人们带来什么好处。工头照样打骂工人，资本家照样残酷地剥削工人，随便开除工人。工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对工头采取报复行动。大约在1924年间，铅印车间就发生两起袭击、羞辱工头的事件。铅印车间的“拿摩温”林祥源一向对工人非常凶狠。一次，一个工人因不听他的话，顶撞他，这个工人便被开除了。这激起了广大工人对林的愤恨。过了几天，夜班收工时，月黑风高，当林祥源嘴里哼着下流的小调从工厂走出来时，一个工人躲在黑呼呼的墙脚边用荷叶包着的大便向他砸去。顿时他的头上、身上都是大便。他又随手一摸，弄得满脸满手都是，全身臭气熏天！第二天，林祥源被工人用大便包打了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厂，工人们无不拍手叫好。他被打的狼狈相，大家越传越出奇。从此他无脸见人，整天躲在家里不出门，“拿摩温”也当不成了。资本家为了安抚林祥源，借给他一部“大英架”机器，以示报答。他就在家中雇了两个工人，办了一个小印刷厂，承接中华书局的一些代印业务，以维持生计。接替林祥源的工头叫白纯雄，不接受林的教训，依然欺压工人。结果一个工人被开除后，又用同样的办法整了他一下。他也干不下去了，只当了几个月的工头，便辞职回家自办小印刷厂去了。这两件事曾经轰动全厂。资本家虽然虚张声势地追查了一阵子，但是查不出结果。大概他们也怕吃大便包，最后便不了了之。以后接替白纯雄当“拿摩温”的是曹桂生，“拿摩土”（二号工头）是白纯华。他们慑于工人们的威力，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欺压工人了。1924年9月，发生了江浙战争。盘踞在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为夺取盘踞在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爆发了战争。双方军队在嘉定黄渡、南翔、太仓、浏河一带大战。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时资方就以裁员、解雇来威胁工人。我所在的车间，一部分工人实行“包工制”，尽管他们知道所包的活已经做完，没有活干了，但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每天照旧到工厂来，希望能分到一些活干；但总是抱希望而来，失望而归。当时，大部分工人的家属住在乡下老家，因为军阀战争，纷纷逃难到上海投亲靠友，以至工房、宿舍里都挤得满满的。由于许多工人无工可做，拿不到工钱，只好举债度日，全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有的人走投无路只好住到难民营里去喝稀粥度日。我和一批青年工人也无工可做，经常流浪在街头；有时到难民营去看看，跟乡亲们聊聊军阀战争中的见闻。此后不久，在国人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即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支持下，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并于11月发表《北上宣言》，由广州北上。全国掀起了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我和几个青年工人因偶然的机会和出于好奇心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在闸北宝山路广场召开的有千把人参加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有幸聆听了共青团中央领导人恽代英等同志在会上的即席慷慨激昂的精彩演说。他们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目的是控制中国通商口岸，掠夺中国的资源，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军阀连年混战弄得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村破产，民不聊生。他们号召全国同胞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演讲，只觉得他们说出了我们穷苦人们的心里话，于是在会场上我也拼命地跟着喊口号，直把嗓子都喊哑了。就在快散会时，有个发表演讲的人走过来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询问我们在哪里做工，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还邀请我们有空去随便谈谈，临分别时，告诉了他们的住址。他们住在宝山里，距我家不远。我们商量后决定由我和另外两位工友先去看看情况。那天我们去以后，在一个卧室兼书房的陈设简单而整洁的小房间里，我们与他们一开始就象老朋友一样交谈起来。从这次交谈中，我知道了他们当中一位是教师，一位是在校的大学生，还有一位是报纸编辑；都是有知识、有才华的人。此后几次我们交谈的内容也更加广泛了，从做工谈到种田，从城市谈到农村，从家庭谈到社会，从眼前谈到未来。他们还对我们解释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国民党，什么叫共青团（C．Y），什么叫共产党（C．P），等等。我们去听的工人越来越多，有时谈到深夜。一次谈话结束时，姓王的先生对我们说：“下次见面时，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专门搞工人运动的朋友。”。那次交谈回来时，已经深夜了。我晚饭还没有吃；为了不惊醒家人，特别是怕惊动老祖母，就在宝山路一家小饮食店里买了两碗粥充饥。但到家里，看见老祖母仍坐在房里等我。她心痛而又埋怨地说：“怎么这样迟才回来？夜饭都凉了，快去热了吃吧！”我说：“亲妈，我已经吃过了。”我因高兴得实在忍不住，便小声告诉祖母说：“将来工人农民团结起来，坏人、反动派统统都打倒了，天下就是我们穷苦人的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祖母听了也很高兴，关心地说：“现在世道这样乱，在外面要格外小心；晚上要早点回来，免得我在家里心神不安！”自从结交了那几位革命知识青年以后，我好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和我同机工作的“上手”杨师傅是上海本地人，是一个技术熟练、态度严肃的老工人，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威信。“拿摩温”也看重他，经常分配给他较好的活做。他不得罪人，自己的饭碗捧得很牢，对革命工作也表示同情。我由于经常在厂外活动，常迟到早退，有时还要请假，杨师傅既不责备，也不扣我的工钱。与我同机工作的“下手”是杨师傅的儿子，人们都叫他小杨；他聪明活泼。我在政治上启发他，在技术上帮助他，放手让他做活。这样，杨师傅心里也很高兴。我外出活动时，杨师傅就让小杨替代我干活。在车间九号机上的学徒小施是从崇明岛农村来的。他在车间经常挨“拿摩温”的打骂，是“拿摩温”的一个出气筒。工人们很同情小施，恨这个“拿摩温”。我除了经常为小旎打抱不平外，在生活上也尽量关心他，由此我俩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我后面印机的“二手”叫赵锦福，生长在上海，读过几年书，同我也很接近。我经常给他们讲些刚学来的浅显的革命道理，他们都很听得进，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我们还分工有目标地找青年工友谈心，“联络感情”。这样，没有多久，我们将几个车间的许多青年工人都联系在一起了，有机会就在一起讨论、分析各车间工人的思想动态，搞些宣传活动。我还把在厂里的活动和工作，随时向那几位知识青年朋友汇报，并听取他们的指点。1925年春节刚过，一天晚上，老王介绍我认识了印刷工人徐梅坤（浙江萧山人，中共杭州小组的创建人，全国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和郑复他（浙江诸暨人，1928年曾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不久被捕牺牲）。他俩都是印刷工人出身，专门从事工人运动。老王告诉我：“以后有关工人运动的问题，就找郑复他同志。”就在那次会见后接着开了个会，郑复他在会上宣布，经过上海地方党组织的批准，我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C．Y）的决定。我入团以后，在中华书局先后发展了徐秋生、朱飞熊、赵葵（赵锦福）、唐寿贤等为团员，并建立了团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我们这个团支部后来属沪西区委领导。团委书记是李强（曾培鸿，建国后曾任中央外贸部部长），我任团区委组织委员，另一委员是胡锦鹤（后叛变）。在我入团的那天晚上，郑复他曾提出了筹建“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的问题。不久，我们就在浙江北路华兴坊25号的一家石库门内设立了联合会的会址，开会推选徐梅坤为主任委员；郑复他为总务科长（相当于秘书长，负责实际工作）；委员有汪沛贞（中华书局工人，后调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王景云（商务印书馆装订工人）、徐鸿生、陈醒华和我等十几个人，我兼任总务科副科长。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成立以后，曾组织了几次较大的群众斗争和活动。先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病逝以后，全国各地分别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哀悼这位伟人的逝世。在上海，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共同主持，在南市体育场召开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我们发动上海印刷界工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再是，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发动印刷工人声援沪西潭子湾“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的2月罢工斗争。当时日本人在华开办的纱厂有41家，其中在上海有27家，工人达五六万人。1925年初，“日本内外棉八厂”开除了一批工人，用“养成工”来代替。所谓“养成工”，实际上是一批10多岁的童工；她们的待遇十分可怜，只供饭吃，不发工资。而且这少得可怜的、仅能维持生命的“包饭”，工头们还要从中克扣。很明显，用“养成工”来代替正式工人，其目的是为了更便于控制工人，榨取工人的血汗。因此，这个厂的工人就派代表同厂方交涉，要求厂方召回被开除的工人，并提高“养成工”的待遇。厂方不但不答应，反而扣押了工人代表，这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外棉五厂、七厂、十厂、十二厂的9000多名工人，象潮水般涌向潭子湾沪西工人俱乐部的空地上，并立即宣布罢工。厂方派出代表谈判复工问题。工人代表提出的复工条件：第一，被开除的工人要全部复用；第二，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发；第三，今后不准随便打骂工人、开除工人；第四，改善“养成工”的生活待遇。日本资本家拒绝答应这些条件。两个半月后，罢工工人发展到4万多人。日本资本家一方面请当局派军警镇压，另一方面唆使和收买工贼企图破坏罢工运动。但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领导和参与下，他们的阴谋一个个被揭穿了。资本家无可奈何，被迫恢复了谈判，并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大罢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1925年4月，就在潭子湾日本纱厂罢工处于高潮的时候，我和汪沛贞、徐鸿生等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入党仪式是在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会所举行的。主持人是徐梅坤，郑复他宣布了党组织的这项决定。入党仪式很简单，但很庄严，给我一生留下难忘的记忆。我入党以后，在厂内先后发展了王鸿昌、徐秋生、高友洪等五六名党员，并成立了党支部。我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兼任厂工会党团书记和秘书长。代表上级党组织参加我们支部大会并进行指导的有戴成本和瞿景白（瞿秋白的胞弟）；李强有时也来出席会议。我们开会的地点多在我和徐秋生合租的住处——愚园路4号顾建兴花园内。这期间我曾多次参加党组织秘密举办的训练班，每期训练班有10余人，由上海地区的党团组织领导人授课。罗亦农讲《俄国十月革命运动史》，汪寿华讲《工人运动》，贺昌讲《青年运动》，等等。我们白天做工，晚上学习。通过学习，自己眼界开阔了，为党工作的目的性和自觉性也增强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毛齐华回忆录《风雨征程七十春》前言毛齐华，又名毛品贤，上海市嘉定县人。印刷工人出身。早年投身大革命，于五卅运动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领导上海印刷界工人参加五卅运动；在上海、武汉创办中共中央地下印刷厂。大革命失败以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任联共该校支部局成员；其间秘密接受共产国标无线电通讯技术的专门训练。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央特科长期从事地下电台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赴延安，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陝甘宁边区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主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常委、中共晋东南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太行区委常委兼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共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中央劳动部副部长、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他一生的革命经历丰富而曲折，是70多年来中共党史上不少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毛老在回忆录中所谈到的诸如创建党的地下印刷厂和中央特科秘密电台，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说的由来真相，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特别是“上电王孝和事件”的内幕等，以当事人提供的如今已鲜有人知的第一手权威性见证，澄清和匡正了曾广为流传却又似是而非的失实之说，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他熟悉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对这方面的情况在回忆录中也时有翔实生动的记述。至于毛老自己的生平事迹，更是充分展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虽历经险风恶浪，却始终百折不挠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和高风亮节。因此，这部回忆录的整理出版，不但为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运史，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而且也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毛老自1983年从浙江省政协主席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发挥余热，整理编撰生平革命经历的回忆录，以传诸后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为此，他广泛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作为回忆查证的参考。但因年事已高，精力有限，难以亲自执笔撰写。1982年，原省委党史办公室的叶炳南同志根据毛老的回忆，曾记录整理过一篇《我所知道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斗争的情况》的回忆录，但没有正式发表过。而有关毛老其它各个时期的革命经历有的虽有人帮助记录整理过，但不完整；有的尤其是抗战以后的情况则未形成过文字资料。1993年，毛老向中共浙江省委和省政协领导提出，希望组织上能指派专人，记录他口述的回忆内容，并协助系统整理编撰成文。省有关领导十分重视此事，不久即指定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高三山、朱健和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叶炳南等3人，组成毛齐华回忆录整理编撰小组，承担这一光荣任务。近3年来，我们在为毛老时断时续地记录整理回忆录的日子里，看到耄耋之年的毛老依然耳聪目明、记忆清晰，十分健谈。一个走过了70年风雨历程的革命老人，对历史和人生自有独到、深刻的认识。他讲述的内容真切生动，意味隽永，给人以深思和教益。我们在整理编写时，忠实于毛老的口述，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每完成一部分即送毛老亲自修改、审定。3年中，我们数易其稿，终于成为现在的样子。虽然它在文字和结构上尚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但在内容的真实性方面，相信是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的。在本书将定稿付梓时，从北京寄来了薄一波同志所题写的书名墨宝。这是薄老应毛老的约请而写的。益显本书资料的珍贵。非常遗憾的是在此书定稿后，毛老竟一病不起，于今年3月1日与世长辞，未能见到这部他晚年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回忆录。记录编撰小组的具体分工是，高三山：第一至第三部分和第五部分；朱健：第六至第八部分；叶炳南：第四和第九、第十部分，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和审稿工作。毛齐华回忆录整理编撰小組1997年3月回目录下一篇
也谈陈仲山及其他（王观泉，199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也谈陈仲山及其他 王观泉 录入者注：原刊载于《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3期。文中“陈仲山”即为陈其昌同志。 在《鲁迅研究月刊》去年第12期上看到周绍强《赵济先生忆陈仲山及其他》，感到很高兴。现根据我掌握的若干史科，略加补正。 关于陈仲山，早在1985年《新文学史料》第3辑上就发表过史明的《陈其昌其人其事》，初步揭晓了陈其昌身世之谜。周绍强的《赵济先生忆陈仲山及其他》则是加深了对这个人和这件事的了解，从史料的角度，史文和周文互有补充，然而毕竟是半个世纪前又一直是讳莫如深的故人故事，难免有讹传或不准确的方面，本文则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予以再补充，俾使更臻完整些，并由此而发些感想。 在史明和周绍强文中都提到陈仲山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但未说何时入北大和所学专业。陈仲山大约是1923年入北大，先学的是教育，后转学经济，对德国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很有研究；他爱好文学，在北大听过鲁迅讲课并敬崇鲁迅。但他从不尝试文学，而研究社会学和经济学，并有著作留世。陈仲山不是生于1902年，他生于1900年，与夫人陈尚延芳同龄。 下面从匡正陈仲山的牺牲日期旁及别的若干史料，作些深入的了解。 史明的《陈仲山其人其事》中关于陈仲山的牺牲日期语焉不详：“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整个上海后，即大肆搜捕，陈其昌惨遭杀害。”周绍强文中说：“八·一三后，郑超麟、王文元从南京监狱出来，在安徽乡下避乱，后来返回上海，打听到陈清晨约在1938年9月间，被日本人……枪杀”。以上二文中的牺牲日期都不准确。 1938年6月25日当时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给在上海的李福仁一封信，信中建议陈独秀离开中国去美国，这样“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托洛茨基在信中特别指出“必须以任何代价把这个建议传达给他”。[1]为此托派组织委请当时在香港的陈其昌把信专程送到四川江津。陈见到了刚辗转武汉、重庆到江津定居的陈独秀。陈独秀不愿也不可能自由出国，遂写了一份致托洛茨基的声明，这是1939年初（3月以前）的事。 据与陈其昌同一托派组织的王凡西回忆，陈其昌这次从香港出发经由广东、湖南等省由陆路历尽艰难到江津，连去带回一路上“观察并体验了在国民党腐败与无能的领导下进行抗日的实况”以及民不聊生的社会惨况，回到上海后写了《人口西迁与中国之前途》一书，由亚东图书馆于1940年出版。我们查考了亚东图书馆的出版史料，陈其昌在出版了上述一书之后还出版过《海南岛与太平洋》（二书都署陈清晨，都出版于1940年），在这之前亚东图书馆还于1937年出版了他翻译杜威的《真理在前进中》（署名江维亮）一书。由此可见陈仲山至少1940年还健在并勤于著作，这当然与他要维持全家四口人的生活有关。陈仲山究竟何时死于日寇枪下？最近我得到了陈仲山的子女为他们的母亲逝世所写的一份悼词。悼词中说：“1942年父亲在上海被害之时，母亲曾面对日本宪兵的枪口，无所畏惧，不论汉奸特务们如何威遏和利诱，不为所动……”。可见陈仲山牺牲于1942年。他夫人陈尚延芳于1991年去世，留有一男一女两个子女。 陈仲山致鲁迅的信经鲁迅附入《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同时在1936年7月出版的《文学丛刊》第四期和《现实文学》第1期上发表后，引起社会广泛的注目和影响；等于吃了一记闷棍的托派内部则纷纷抱怨陈仲山多事，陈也十分懊丧。鲁迅的文章很快传给了正在南京国民党监就中服刑的陈独秀，据说他为此大发脾气，认为根本不应该向鲁迅写这种信，因为鲁迅的信中有一些显然不合适的话伤了陈独秀的感情。在政治昌明的今天，大家都在反思历史，再谈鲁迅的这篇文章，是不是会得出若干值得深思的教训，这就要谈到对托派的性质的再认识。这样作显然不仅仅只为了研究陈仲山的一封信，乃是涉及到有关托洛茨基文艺理论论著通过鲁迅，通过韦素园、李霁野、冯雪峰等在中国传布的重要历史和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再认识。[2]为行文方便，证据有力，我以为从落实政策解放思想的角度，只要引一引《毛泽东选集》上对于同篇文章的同一条关于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注释的先后两次定稿和修正，则一场问题便迎刃而解，大大有益开放我们的研究视野。 据《毛泽东选集》1951年第一版第1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对“反革命的托洛茨基”（第155面）所作的注释。注释中首先援引斯大林对苏俄托派的定性：托洛茨基“是一伙无原则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接着，该注释对中国托派定性，全文如下：“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1929年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散布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类的反革命宣传，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在1991年出的第二版《毛泽东选集》中这条注释作了彻底的修正，对于苏俄的托派只说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关于中国托派，修正后的注释全文如下： “在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之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历史确实是在不断拂去尘埃还其真相而进步着，用前后相隔40年的《毛泽东选集》上为同一篇文章的同一内容所作的两种截然不同注释，来衡估一下《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是可以从中得出些历史教训而开放鲁迅研究大门，举一反三，还可以因此而对三十年代别的一些争议较大的遗留问题进行再研究。比如1931年围绕芸生的《汉奸的供状》和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引起的争议中，首甲、方萌、丘东平和“郭冰若”联名发布《对鲁迅发表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宣言》，在《宣言》中说鲁迅这篇杂文是“带上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戴白手套的革命论”等，所有这些政治倾向极明显的批判，正代表着1931年中共在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路线控制下，大批“右倾机会主义”、肃清“陈独秀遗毒”在党的文件中把“托陈取消派”等同于国民党的“铲共团”、改组派、第三党、黄色工会领袖和工贼走狗之类一起批判和清算。[3]于是鲁迅也就成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在左联的非党代理人，非发布《宣言》与之决裂不可了，而“右倾机会主义”曾是还没有把托洛茨基派打成反革命匪帮之前的早期罪名。难怪鲁迅要发出“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的怨言了。[4]再比如1935-36年间的左联解散、两个口号之争、文艺界分裂成两个组织，以及鲁迅自己有孤军之感和为防暗箭而侧身迎战、劝青年作家别浆在左联中，直到答陈仲山、答徐懋庸的信等等，都可以在两条注释的四十年变迁中得到迹近历史真实的解答，使鲁迅研究具有更深沉的历史感；或许这正是我们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使命。 注释： [1]自托洛茨基档案《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3页。收信人李福仁，本名格拉斯，美国托派负责人之一，三十年代成为中国托派临委成员。 [2]于此项研究，请参阅拙著《“天火”在中国燃烧》（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一书第三部分，以及《鲁迅笔下的托洛茨基只是文评家》，载《鲁迅研究》（中国社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3期。 [3]见《中央通告》（四中全会后第1号），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7卷第80页。） [4]迅致萧军信（350428）。 又：本文引王凡西的内容均见《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行记出版社1977年12月第1版。）
赵济先生忆陈仲山及其他（周绍强，199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其昌 赵济先生忆陈仲山及其他 周绍强 录入者注：原刊载于《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2期。录入者在录入该文时有所删节。赵济老先生的回忆因年代旧远，故而存在某些史实错误，具体请参看王观泉著《也谈陈仲山及其他》。文中“陈仲山”、“陈清晨”即为陈其昌同志。 最近，笔者在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拜访至今还健在的另一名托派分子，八十八岁高龄的濮清泉先生，无意中得知当年“陈仲山”给鲁迅写信的一些情况。再进一步询问，濮先生说：“我也是从对门赵济先生那里了解到的。这个问题，他最清楚。”于是，在濮先生引见下，笔者访问了赵济先生。 本来，“陈仲山”的情况，由赵济先生亲自动笔介绍，最有权威性。但是，一方面，赵先生已九十一岁高龄，有限的精力要用在一部还未完成的关于翻译理论的著作和接着要写的自己的回忆录中去；另一方面，赵先生历史上对鲁迅的某些误解至今还未消除，无意为这个问题专门写一篇文章。笔者正好相反：时间充裕，对涉及鲁迅的事情无不感兴趣。访问后，征得赵先生同意，把有关“陈仲山”的一些情况公诸于世。 说“陈仲山”，得先说赵济先生；说赵济先生，“陈仲山”的情况自在其中。 赵济先生是云南大理人，白族，生于1902年。1920年入北京世界语专科学校。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学到上海大学，投身于工人运动。1924年由任弼时通知转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前，先后担任朱培德部队政治教官和第三军第八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北伐开始，受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遣，率领六十几名在培政工干部到第三军充实中层和基层部队政治工作。 “四·一二”后，升任五路军总指挥的朱培德立场动摇，由他的部下、第三军军长王均出面，“礼送”军中共产党员。赵先生在与王均进行了有理、有节亦有利的面对面的斗争后，率领第三军政工干部全部安全回到武汉；接着任职为三十六军政治部秘书。 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张太雷以中央名义通知赵先生去苏联。在苏联，赵先生分在东方大学政治班，观点倾向托洛茨基。1930年秋回国后，赵先生在上海向周思来报到。周恩来告诉他：莫斯科的纷争最好不要提。周希望赵先生到苏区去，赵先生拒绝了，留在上海，发起成立托派小组织“战斗社”，为“战斗社”主要负责人。1931年5月，“战斗社”、“无产者社”、“我们的话社”、“十月社”这四个托派小组织召开统一大会，组成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1931年下半年至1932年9月间，托派中央组织两次被破获，九名中央委员中，核心人物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濮清泉）、彭述之、陈独秀七人先后被捕，另外两名区芳吓得逃走，罗汉当了隐士，“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瓦解。这时候，“统一大会”时有资格当选中央委员选举时却落选的赵济先生，出来收拾“残局之残局”，与陈清晨和另外一个姓江的工人组成托派“临时中央”。陈清晨就是“陈仲山”，原名陈其昌，以“清晨”知名于人。他是河南人，与赵先生同岁，生于1902年，二十年代初就学于北京大学，在校期间，喜欢听鲁迅的课，对鲁迅怀着长久的敬佩的感情。1929年，参加了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发起的“无产者社”。陈清晨的为人，赵济先生、濮清泉先生一致评价说：有北方人气质，对人热情，待人诚恳。 赵先生、陈清晨撑起来的托派临时中央，国内没有阶级基础，国外通过在上海办《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人伊罗生与第四国际和托洛茨基勉强保持联系，处境确实可怜。 1936年初，“左联”解散，接着，围绕着“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在原“左联”的作家之间发生了些矛盾和争论，争论双方都赞成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的路线。但鲁迅为强调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而在感情上表露出某种“嫉恶如仇”的“孤愤”情绪，使鲁迅这时再次陷入“少数派”的境地，这种情况感动并且启发了“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因而长期以来就有一种“孤愤”情绪的陈清晨。出于自身情感慰藉的需要和为托派事业打开一条路子这样的双重目的，陈在6月初悄悄写成那封致鲁退的信；写好后，曾给赵先生看，赵先生劝告他：“我看你这是一厢情愿。你把鲁迅想得太简单了。这封信你最好不要发，他们手里有刊物，万一发表出来，你怎么办？”陈没听劝告，信发出去了，结果如赵先生言。陈很愕然，无话可说。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8月13日，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听说日本人手中有500人的黑名单，上海不能呆了。赵济先生乘船南下香港，后又返回云南老家。陈清晨限于经济问题，加上老家河南已是日本人的口中肉，无家可归，就留在上海。1940年，赵先生从郑超麟处得知陈清晨的死讯：“八·一三”后，郑超麟、王文元从南京监狱出来，在安徽乡下避乱，后来返回上海，打听到陈清晨约在1938年9月间，被日本人按黑名单捕得后枪杀，尸体丢进海里。
陈其昌之死（回忆录片段）（陈道同，2000.12.1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相关链接：陈其昌 陈其昌之死 （回忆录片段） 陈道同 一 在叙说我父亲牺牲一事之前，先说说他在世时我家的最后居住之地。那里不仅是父亲被捕遇难之处，母亲谢世之所，而且是我一家三代风雨经历之见证。那里有着我家的血和泪，至今忆及仍不免唏嘘。 我家有二个与平常人家不同的特点：一是父亲长期与家人分开居住；二是勤搬家。后来我明白，二者的原因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父亲从事地下工作的方便与安全。关于第一点，抗战之前，母亲带领子女长期住在江湾农村，而父亲一人却在租界借住亭他间。那时他曾多次碰上特务的盯梢，每次都靠着单身轻装之便，与之周旋，最终得以摆脱尾巴。只有在1939年底至1941年间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经济窘迫不得不与家人住在一起外，其它时间内独居在外。他每周回家一次。所以每逢他回来，全家就有一种喜悦的团聚气氛。每次回家都在晚上，我的名字就是他的叫门声。 至于勤搬家这个特点就更突出了。不说抗战前，单说抗战开始后至1939年底搬到他遇难之地为止，二年内，共计搬家五次，（计天平路、常熟路、常德路上二处，第五次是搬到西康路。）1939年秋，一辆老虎车就把我家全部家杂，包括两只装书刊的木条箱和当年王实味离开上海时送给我家的铁床架，一张圆桌及一张书桌，从常德路拉到新居。这时我家正处于经济上最最困难的时期，也正是上面说的父亲例外地与母亲及五个子女住在一起的时期。关于困难的真实情况这里就不说了，我只说一事，搬来第二天，全家正在吃午饭时，来了一个地痞流氓。他先是在楼下嚷着「恭禧」，索要「乔迁费和保护费」，接着冲上楼来，看了看家中有的，以及我们碗中吃的。最后自动转身，嘟嘟嚷嚷地下楼走了。我家实在没有一点油水可供他榨取。先在此说明，两只木条箱中书刊，有的是公开出版物；如当年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社论的《青年界》，和不定期写稿的《时事编纂》《东方杂志》等。这些公开出版物当年都寄到江湾中山小学门房间，由我取回家。此外就是「违禁」刊物了，如《斗争》、《火花》等牛皮纸作封面的油印小册子。1942年发生的案中案悲剧，正是由于这些「违禁」出版物的被发现才暴露出来的。我曾想，假如掌年不把这些非常显眼的油印小册子放在家中就好了。父亲的真实身份就不会暴露，就有了与敌伪周旋及营救的余地，悲剧也就不会发生。把这么多的，表示自己信仰、思想、修养和身份的油印品放在人口众多的斗室之中，这显然不符地下工作者最起码的安全要求。父亲难道不知道吗？如果从1926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之时算起，他从事地下工作已16年了。是大意麻痹吗？他在他的同志中是素以小心慬慎出名的。他不得不与家人合居，这正是他暴露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实情：他和他的同志们当时都处于经济窘迫之中，他们无力营造一个安全的存储仓室。这种情况与某些责难之词相去十万八千里。所以我觉得悲剧的发生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西唐路617弄213号新居是间阁楼，约12平米。屋檐最低处1.4米，屋脊最高处2.2米。屋面构造是木梁上搁椽子，椽子上就是直铺的网砖和瓦片。一点不保温。屋内确实是夏日如火烤，冬日水结冰。还记得那张木桌就是把四条桌腿先锯掉15公分方始搬进屋里来的。最糟糕的还是无电无水。电是直到2年后父亲有了固定收入，方始申请接通。还同时将211号二小间也租了下来。水是要到80、90米外房东院子里去提；先是我和兄妹这一代提，我儿子长大后接着提，直到70年代末，我家装上自来水后，方始结束了两代人提水的劳作。 可是母亲后来告诉我，当年父亲选择此处作住家的原因除了贫穷外，还看中了此处二个优点。一个优点是此地偏僻，人口较少，与周围邻居相隔较远。另一个优点是地处要点，进退方便。 617弄是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Ｔ字形，有三个大出口，每个大出口又各有几个小出口。我家213号正处在Ｔ形的交点上。从阁楼仅有的一个小窗望出去，可以一直望到200公尺开外的小沙渡路。行人进出弄堂，坐在窗口，就可以一览无余。于是母亲除了家务外，另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一有空就坐在窗口替父亲望梢。一旦发现可疑人物，如果此时父亲在家，他就可立时躲出去。如果此时不在家，母亲就会在窗铁栅上挂起表示危险信号的物品，父亲见了就不进门了。我记不起在西康路时是用什么物品代表危险信号的，可能是块抹布；但我记得过去在江湾时是一只玻璃瓶。抹布也罢，玻璃瓶也罢，其形象确实不如《红灯记》中那盏红灯鲜明漂亮，但它们的作用我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我家于1939年末搬来此地，1942年父亲于此地被日帝逮捕杀害，此后我也在此成家养育后代，风风雨雨地过了半个多世纪。此阁楼于80年代中期，经「落实政策」，产权归还房东。之后即遭房东逼迁。母亲去世后我于1991底搬离。后不多几年，此地整片改造，617弄已不复存在，现在已是一片高楼群。父亲牺牲之地，已无可凭吊了。但每次途经那里仍不免联想翩翩。 二 抗战前，我家全靠父亲卖文为生。上海沦陷后，出版事业一片肃条。几家固定的受稿刊物，如北新书局的《青年界》，《社会日报》，以及不定期投稿的《时事编篡》，《东方杂志》等，此时已不是停刊就是改变了方向。所以，当薄薄的一、二百元积蓄花完后，我家在1938底或1939年初进入了经济上的困难时期。父亲望着母亲及五个子女嗷嗷待哺的嘴，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不仅经济上的困苦压迫着他，同时，他政治上也进入了最苦闷时期。现在细想起来，这个苦闷所反映的正是理想和实际的矛盾；具体地说，矛盾的内容是一个革命者如何去认识时代以及如何去响应时代的呼唤。当时每一个革命者在抗日战争这个新形势下，都有一个如何认识抗日，以及如何对待抗日的问题。 此时父亲已追随陈独秀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了。他是如何认识抗日又如何准备付诸行动的呢？现在我只能由以下几段文字作个说明： 陈独秀在1937年11月曾有一封信，对上海托派中人逐个给予评说。他对父亲的评语是：「我对昌俊（即陈其昌）还有点幻想，并不是他们关于最近局势的见解和我接近，而是因为他俩的工作精神比较积极。如果能在群众中积极工作的话，终会抓住现实。」（见《给陈其昌等的信》） 父亲的同学、好友、同志王凡西曾这样说：抗战开始。在「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他显然受到陈独秀的影响，深深觉得我们认为在「孤岛」上办报写文章，决非抗日与未来革命的好办法，更不是唯一的办法。他要求真正置身于战争中……他希望我们的领导机关能逐渐迁移到抗日的后方去。」（见《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 1985年8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三期上有史明写的《陈其昌其人其事》，称：「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抗日的热潮中，上海出现了各界抗日救国的民众组织，其中之一是「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陈其昌和赵济都参加了这个协会，进行过抗日特务工作」。又说：「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到九、十月间，日本强盗侵占了上海大部份地区，『英、法租界』也岌岌可危，许多人纷纷离开上海。陈其昌当时住在沪西，一家数口，无力离开，只好继续住下去。」 母亲还曾行动诉我一件事：「你爸从四川回来后曾说：『我们也有军队了，说不定那一天我要打仗去。」他终于不曾拿起枪走向战场，并不是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另有原故，下面还要谈到。 根据以上所述，父亲是个崇尚实干的人。他并非轻视理论，一个在北大读书五年，且是学哲学的人不可能不知道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性。他反对只说不做，清谈无为和陈独秀所批评的「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的风气。」1948年间，我发现家中还有一本当年敌特抄家时漏抄了的油印小册子，忘了刊物名称，内中父亲的一篇文章却给了我很深印象，其文风至今在目。他批评内部的不良学风，脱离实际，无聊清谈。这篇文章明显反映了他当时渴望投入行动的苦闷心情。此种心情的由来应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具体经历有关。 根据北京大学的原始资料，父亲于1922年8月进入文预料，1924年转入哲学系本科，原定1928年暑假毕业。至于入党日期，《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一书所载，「约为1926年」，据一些回忆文章，则为1925年，并担任过支部干事、市东城区委委员等职。《北大日刊》1927年1月13日公告中有他担任校第四届学生会特务股副主任的记载。上述情况与母亲所说的相一致：「开头几年，全靠你祖父每年寄200元维持生活。他知道来之不易，所以读书很用功。可是到了离毕业只剩一年的时候，完全变了，书不念了，整天跑东跑西干革命了。」于是我知道他是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在三．一八运动前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第一代革命家就他们参加革命过程的差异，也许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先接受革命理论然后走上革命的实践，一类是先走上了革命的实践，然后再补充革命的理论。父亲属于后一类型，他是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出于响往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新世界这样的愿望，溶入革命大军。母亲曾劝他好好念书，他是这样回答的：「等打倒军阀，革命成功之后，再念书不迟。」母亲问他：「军阀什么时候能打倒？」他说：「快了，快了。」大概这是大革命高潮时普遍的心理状态。后来白色恐怖笼罩南北大地，他不得不抛下学业，携带妻子，抱着刚出生的我，躲进北京西部山区，并于1928年南下上海，开始了另一样的生活。母亲曾问他：「革命怎会失败了呢？」他回答：「路走错了，得从头来，现在先要打倒蒋介石。」说这话的时候，他大概已是左派反对派成员了。综观他的一生，他之参加革命是忽忽上阵的，没有经过理论准备的阶段；此后，也没有机会补充理论。所以王凡西文中说他有「一种略偏于经验主义的思考方法」。这句话切中要害。因而「他最讨厌那些徒事空谈的革命者。实干是他的一切。陈独秀赏识这方面的陈其昌。」又说，他「当年因无法实际参加抗日行动而苦闷。当时他经常叹息：『我们有目标，但没有走向目标的道路。』为要寻找道路，他去了香港。他和一位名陈仲禧的朋友住在一起，认真地想走上「奔向目标的路线」。……如果他继续这个『觅路企图』，他大有可能与陈仲禧一起牺牲在中山的游击战中，」这就是上面说到的「我们也有军队」和他终究没有去打仗的真实情况。他来自实干，却又无奈地脱离实干，苦闷由此而产生。 正当他处于苦闷境地的时候，我的伯父，即父亲的亲哥哥，自天津来到上海。由此改变了父亲的一生。 伯大名陈其伦，字伯常，长我父亲二、三岁。幼时自学会计成材，终生从事金融业。抗战前，在天津河北省银行工作多年。1935或36年，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时我家住在江湾乡间。我记得他只身来沪，随身只带了一只藤条箱。 第二次见到他时，已是1940年前后了。他在现襄阳南路（当时名拉都路）一条石库门弄堂里租下一间前楼和一间亭子间。不久，伯母带着三子二女，还有我的五叔，来到上海。此后二年间，他穿着入时，常出没于交际场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掩盖政治活动的一种方法。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情况是抗战胜利后，他告诉我的。大致情况如下： 1935、36年间，敌伪势力侵入华北，伯父与河北省银行的几个同事开始从事抗日活动。被发现，为逃避敌伪追捕，遂来上海，风声过后，他返回天津，继续抗日活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敌伪强化统治，抗日活动日益难以开展，他们一伙人遂分散。有的去了重庆，他和几个人来到上海。他们在上海的活动就是收集敌伪经济情报，交给一个秘密电台，以密电方式拍往重庆。他告诉我，当年此类电台在上海很多，属商业性质，只要付钱，不问内容都给收发。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说是情报，实际上是胡乱搞点消息，不分真假，只是为了换点钱，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而已。」他没有说起当年他在天津从事的抗日活动有否组织系统，也没有说起在上海搞此类经济情报是拍往重庆的那一个机关以及它的政治背景。但当时就使我感到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是，他说他从未参加国民党，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这里先把他最后的结局交待明白吧：他于1941年底只身自上海赴重庆，1942年底任中国农民银行稽核之职。1946年随银行迁来南京。1948年，随银行迁福州。福州解放前，拒绝去台湾。解放后，在芜湖中国人民银行接受政审，结论是：「政历复杂,不予录用。」最后在天津一公私合营单位工作。1957年病逝。解放后，经历了镇反、肃反等运动，均未牵涉安全过关。最了解他情况的，无疑当属芜湖中国人民银行。） 1946年，他对我说了当年去重庆的原因：当时此类情报工作越来越危险，不能长久以此糊口，所以到重庆去另谋生路。去前必须解决一个首要问题，即离去后，他的家庭生活问题。他找我父亲，要父亲暂时代理他的工作。 待我成年后，母亲告诉我：开始时，父亲坚决不同意。两个人在伯父家的阳台上连着讨论了几个晚上，最后，父亲还是同意了，但只答应代理三个月。后伯父在重庆因没有找到工作，要求再代理三个月，后又要求延长三月。正是在第二次延长期内，电台被日帝破获，台长叛变，交代出父亲，暴露了父亲的真实政治身份，于是轻案牵涉出重案，加之重庆方面拒绝营救，最后是父亲以鲜血荐轩辕，最大限度地完成一位中华儿女在当时情况下所能做的一切。 三 1942年6月30日，这是一个学期的最后一天。白天拿到成绩报告单，名次不错，等着向父亲汇报。晚上十时左右，弟弟们睡着了，我也睡着了。父亲按惯例的一声「道同」叫门声将我从睡梦中喊醒。我突然产生恐慌，因为门外传来的不是父亲一人的平稳的声音，而是一群人的嘈杂声；不是普通人的嘈杂声，而是一群凶人的嘈杂声。我怀着不安的心情下楼开了门。一下子拥进来一群敌特，短着打扮，态度凶狠，吵吵嚷嚷，父亲被他们推搡着走了进来。这时我看到父亲双手被铐在后面。敌特中还有一个日本宪兵，穿着军装，握着手鎗。在他的指挥下，一部份汉奸押着父亲上了213号阁楼，而这个日本宪兵则带着二个汉奸押着我上了211号阁楼。日本宪兵把鎗往桌上一放，开始了对我的审问。那时我刚满15周岁。在这伙敌特面前我已镇定下来，不在乎他们装腔作势的恫吓了。由此我得到一个终生有益的体验：人的慌张都有一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镇定下来。对敌特的提问，除了户口删上写明的以外，我都推说不知道。这大概是出于天生的父子之情和保护的本能吧。少时的体验是宝贵的。 敌特们见问我不出什么来，而且室内不过二张小床及一张小桌，一目了然，无可搜查，最后翻了一下我的书包，撇下我，都到213号阁楼去了。我也到我下面，来到扶梯脚旁，听着对面阁楼上的地板，在众人的踩踏下发出吱吱嚘嚘的声音以及敌特们的喧哗声。上面正在紧张地搜查。我听到一个汉奸说：「这么多书？」显然已搜查到床下的书箱了。 突然，一声咆哮声传到我耳朵里：「你是共产党？」显然，书箱里的违禁书刊被他们发现了。接着是父亲的平静的回答声：「你们自己看吧！」这是父亲在整个搜查过程中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楼上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从一个案子中就这样发现了另一个案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从一个普通的并不致命的案子中发现了另一个重大的必定致命的案子。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如此的明显，后世的史学家们不会分不清楚；但正如任何事物除正常之外必有例外一样，在对这个案子的分析判断上也是如此。这是令人遗憾的。 父亲以镇静的口吻来回答敌特们的咆哮，这是对他们的蔑视，代表着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从这句话中我已知道他已不作生的打算了。这些，较诸《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有何逊色呢？ 楼上引起一片慌乱。几个人在殴打父亲，父亲沉默以对。我听见那个鬼子叽叽喳喳说了些什么；接着，除了留下二人继续搜查外，鬼子、汉奸们押着父亲走下楼来。他见我站在扶梯脚下，弯下腰，对我说：「以后跟着妈妈好好地过吧。」我一面「噢」地应着，一面禁不住哭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很少几次哭泣中的一次。此时父亲无疑已下了牺牲的决心。他是勇敢地向死亡走去，为自己的信念，为民族的苦难，大无畏地向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下走去。父亲就这样地与我告别了。他为自己崇尚实干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敌伪押着父亲离开不久，来了一个新汉奸。此人外表比较斯文，身体显然不怎么健康。我后来从另二个汉奸的交谈中得知，此人原是个教员，共产党员，被捕后经不住酷刑而叛变，保住了个人生命而成为「反共专家」。凡是有共产党的案子都要他参与。此时因发生了案中案，就急召他来搜查书刊、文件。从汉奸们的交谈中我还得知此人受刑不轻，胃部受伤。我见他一面翻阅书刊文件，一面用手捂住胃部。 搜查到第二天傍晚才结束。特务们带走了几麻袋书刊。留下二个人在我家继续看守监视；又把211号阁楼上的木窗钉死，以防我逃走。我家每个人的行动都受到监视，即使是8岁的弟弟到水站去提水或是倒垃圾，都有特务跟着。这又是《红灯记》中的一个场景。 大约过了二十多天，一天下午，一辆人拉包车来到我家门口，走下一位身穿白大褂，戴墨镜和草帽的瘦长个子。后面一个保镖，是跟着包车一路跑来的，腰眼里鼓鼓，显然是手鎗。瘦长个子一进门，留守我家的两个特务就肃然起立，口喊「毛队长」，垂手侍立两旁。他说要找我母亲谈谈。母亲下楼，安然地坐在这五个汉奸面前。「毛队长」开口了，大意是： 「你男人的案子本来倒不怎么严重，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中国人应该帮助中国人。可是现在发现你男人原来是共产党中一个派的领导人。所以这案子就严重了。他是个有本事的人，我们很需要他。可是只有他先说出他的同党的名字和地址，我们才能救他的性命。他到现在什么都不肯说，叫我们也没有法子救他。他不肯说只要你肯说出来也是一样的。要不你就跟着我们去当面劝劝你男人。」 对于这位「毛队长」的威逼、利诱、恐吓，母亲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至于要她「当面去劝说」更是一口回绝。母亲跟随父亲此时已十八年了，见过了风风雨雨的大场面。看来她已同样不抱父亲生还的希望。「毛队长」见诱骗不成，一行三人不得不悻悻然离去。过了几天，留下监视我们的二个特务也撤走了。 母亲没有文化，是裹着小脚跟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的父亲结婚。她生性刚烈、崛强，深受亲属和邻居们称道。十八、九年的与父亲风雨同舟，经过考验，所以危急关头能够镇定自如。我深深记得在文革中她教导我的一句话：「一个人只要把命豁出去就什么都不怕了。」她忠于丈夫的事业和信仰，不计自己的生命安危，在敌特面前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的优良品德。她认识父亲的许多朋友，即使不知地址，但姓名总是知道的，但她没有透露一人。此后，每逢我看或听《红灯记》时，总不免想到：李奶奶的形象正是以我母亲为原型塑造出来的。 特务们我家看守监视了将近一个月，看看无人闯进来，估计风声早泄，再不会有人来，就全部撤走了。根据特务们的交谈，我们知道父亲被关押在北四川路桥渡下的日本宪兵司令部里，我跟随母亲曾到那里送过衣服，但站岗的鬼子不理我们。母亲又打听到这帮汉奸特务的部队设在南市区顺昌路一个石库门里。母亲和我又把衣服送到那里。特务收下后只是往墙角一扔。谁知父亲收到没有？ 几个月过去了，父亲音讯全无。伯母一家也去了西安与伯父团聚去了。我们一家又恢复了日常生活。我们兄弟继续上学，母亲更是加倍地卖力为人做衣裳。凄凄楚楚地过着没有目标，不见光明的日子。顺便说说，一年后，当我满了十六周岁，就不得不弃学从商，到父亲原来工作过的钱庄里去做学徒。此后家中生活才稍稍稳定下来。 一个深秋初的晚上，吃罢晚饭，我和母亲正在楼下灶间里。突然，临弄堂的门被轻轻推开，进来一个中年人。问清了我们是陈其昌的家属后，告诉我们：他刚从日本宪兵司令部里放出来，过去曾与父亲关押在一起。父亲托他出来后转告家属：有一本封面被老鼠咬坏了的硬簿子要好好保存，千万不能丢失。还告诉我们：父亲已于九月某一天被叫出去后不曾回来，此时他身上的伤口已基本好了。此人还说以后有机会的话会再来看我们。我们曾问他住在里，做什么工作。他说他做皮货生意，跑来跑去没有固定的地点。数十年后，当我在《智取威虎山》中看到杨子茶也是以皮货商的身份打入威虎山时，心中不免一震。但愿这位「皮货商」仍活在人间，因为他是我父亲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人。 当时我和母亲都不曾理解「被叫出去后不曾回来」这句话的含意，所以不曾记住那一天的确切日期。我们全家还企盼着父亲能够生还。直到日寇投降后很久，我们才明白九月「被叫出去后不曾回来」的那一天，就是父亲被杀害的日期。 确有一本封面被老鼠咬去一半的本子不曾被敌特搜去。这是一本会计账册，父亲拾来作记事本。里面记载着他经香港及湖南赴重庆的所见所闻。这本记事本的重要性并不在这些日志，而在于里面记载着亲友们在全国各地的地址。父亲不仅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上海至友们的安全，临刑之际，还关怀着全国各地亲友们的安全。历史证明：陈其昌一案只牺牲了陈其昌一个人。后来父亲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陈其昌被捕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们原定的一个会照样在原定的时间和原定的地点举行，因为他们确信父亲不会叛变。还有，「父亲与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先生有相当深的交情，陈出事后，有些人便要汪老先生做点准备，以便应付日本宪兵的到来。汪老先生却处之坦然，说：「我相信大哥一定不会连累别人。决无问题、决无问题。」这就是父亲的品德，不用再说其它了。 抗战胜利后，伯父一家迁到南京，以后我见过他多次。谈到父亲之死，他说，父亲被捕的消息传到重庆后，他曾急电上海：「不惜代价，全力营救。」上海给他的回电却是：「案情复杂，无从营救。」这封回电的真实意思很明白，就是拒绝营救。伯父还告诉我，同时被捕的几个人，除父亲外，都营救出来了。 我想，敌伪的档案犹在，公正的史学家们为何不去调查一番呢？ 四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上面一段家史。我之所以多次提到《红灯记》，实在是由于直到今天，每当看到感听到《红灯记》时，仍不禁会流下泪来。因为它太像我的家史了。当然，类似我家遭遇的家庭在全国一定很多，报刊上偶而也会有这方面的报道。真是民族恨，家庭仇。每当我参观烈士陵园或抗日将士纪念馆时，我崇拜那些为革命，为民族献身的英雄们；同时却又不免想到我父亲的所作所为有哪一点较他们逊色？ 这个家史片断早就该写了。亲友们多有催促者。我迟迟不愿动笔者，是希望有了山明水清的环境条件再来写比较好。可是一，我跨进「高龄老人」的行列已有多年，自感余日不多，不能再等；二是近年听到一些令人心寒的说法，迫得我说出实情让公正的史学家们去评说。我相信「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句名言将来一定会落到实处。 数十年来，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与不同的人谈论过，也写过我父亲。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所说所写或是语焉不详，或是言不由衷。我愿在此声明：向巴金学习，过去的让它过去吧，唯今日之言，方可作信。 2000.12.11.修改
致罗孚的信（楼子春，1989年11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致罗孚的信 楼子春（1989年11月17日） 雪野先生： 九日信收悉，十多年前我每日看《新晚报》，必读丝韦文，有时赞赏，有时愤怒。赞赏的是文采，愤怒的是史大林派的成见。后来出事了，又不胜同情，中国的冤狱太多了，丝韦也终于落入了陷阱。嗣后时时留心消息，释放了，又监管，这和我们的郑老一样，老年走出监狱之后，还有人去管他，深恐他言行越规。 明月的雪野文章，也时时阅及，并未有深刻印象，到谈到《玉尹残集》时，觉得这个雪野似朋友又似非朋友，良久之后，才从郑老处知道雪野是谁，疑问顿失，欣幸当时的丝韦在经历了炼狱之后，仍能执笔为文，与人相见。现在时移世易，国际的大气候，一定已洗掉丝韦身上的史大林派的臭气了吧！今得九日大札，当年相思而不敢交往的，现在可以交往了，这是一大变化，但在今日严峻的气氛下，有话如何说，有材料如何递送呢？这不找麻烦吗？我所希望的，您有一天能得其正的自由渡过罗湖桥，那时我们能握手相视而笑，您说有如此可能吗？ 从兄适夷，老而弥真，我们在他处本有许多材料，听说他都送了给人，郑老的《自传》有见过否？最近已重印，谅不难得，我会送些书给你儿媳们看，即使您见不到也不妨碍让他们见到。 祝 健康！ 楼子春 八九·十一·十七
致罗孚的信（楼子春，1989年3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致罗孚的信 楼子春（1989年3月31日） 雪野先生： 阅公《明报月刊》您的文章，我觉得您对郑超麟有相当了解，不过您有一个错误，就是您把楼国华和楼适夷误为一人了。适夷是相当有名的左翼作家，但他一向是“史大林派”。国华则是托派，在一九三一年和郑超麟、凡西等一同被捕，名字是被捕时临时取的，所以在《双山回忆录》和《郑超麟回忆录》中都记载这个狱中的名字，出狱后他就恢复了原名楼子春，笔名一丁（笔名不止一个，最近几年，则以一丁出名），他和适夷是从兄弟，政治意见不同，感情则甚笃。自苏联平反党案后，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反思，至少对于史大林主义都有被骗的感觉。对于托派，则另有看法了，这种变化正在深刻进行中，这在最近《新文学史料》中，所刊适夷和朱正的文章中可见端倪。不图台端亦有相同见解，故我特地请《明报月刊》转信给您，请您示复。取得联系后，我可赠您几本书，供您参考。 即问 近好！ 楼子春（一丁）手启 八九·三·三十一
托派对中国改革的看法——笔访政论作家、托派元老一丁先生（楼国华，1986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托派对中国改革的看法 ——笔访政论作家、托派元老一丁先生楼国华（一丁） 地点：香港 访问者：香港《开放》杂志记者 时间：1986年4月 访问者按：一丁是楼子春先生的笔名。年近九旬的楼先生和王凡西、郑超麟被称为中国托派健在的三位元老。楼先生栖居香港40余年，孜孜不倦地为第四国际的理想而工作，办出版社、写文章。他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中国托派已于1952年被中共一网打尽，80年代中期，大陆思想界出现重新评价托洛茨基的动向。 问：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二十周年，据说，香港托派组织在文革期间曾经比较活跃，我想请您谈谈中国托派对文革的看法。大陆有一部分人对文革持“两种文革”的观点，即毛泽东的文革是权力斗争，人民的文革是为了推翻红色官僚阶级的统治，因此，文革不能完全否定，您认为如何？ 文革，不应笼统反对，也不能简单拥护 一丁：您说“香港托派组织在文革期间曾经比较活跃”，并非如此。文革初期没有引起某些人对托派思想的共鸣，只是在越南抗美战争和席卷欧美的、特别是法国和美国的青年左倾的潮流发生后，香港以及海外华人中的一部分才激烈左倾起来，并且部分接受了托派思想。 国际托派对文革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我本人和一些周围的朋友当年对文革的看法，可以用如下方式来概括：不能笼统反对，也不能简单拥护，而是采取独立的批判立场。我们当时提出过十条标准；凡是符合这标准的团体或个人，我们便和它或他一起斗争，否则，坚决予以反对。这十条标准的第一条是：是否反对神化领袖；第二条：是否反对官僚特权与贪污堕落；第六条：是否主张并实行给政治上不同意见者以充分答辩的权利；第八条：是否主张和实行在文艺创作和一般文化活动上，除了简单明确的政治标准外，允许充分的自由。 文革如果确能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发展，我相信，它决不会造成的结局——一场历史上的空前浩劫；相反，它可能已使中共走上了比较健康的道路。 关于文革的起因及其本质，曾经有人说它是毛泽东晚年发疯的产物。这当然是胡说。把文革看成是单纯的夺权斗争，亦未免浅薄。若说文革有两种——一上，一下——上面是官僚内斗，下面是人民大众企图推翻官僚统治的革命；二者交缠，造成了光怪陆离的空前乱局，这个说法也只看到了表象，仍未把握领导事情的实质。依我们之见，文革最根本的原因应该在如下的事实中寻找；一个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的国家，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凑合，竟使一个自命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并企图在这个国家建设内社会主义，甚至建设共产主义。这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经济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思想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必然会发生种种重大的与难于克服的困难。为克服这些困难，各式各样的人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想法和行动。“文化大革命”便是毛泽东们为摆脱这一困境所想与所行的一套办法。同时，作为困境中的灾难者的其他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最为敏感的青年人，又有意无意地、真诚或虚假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号召，想借此解决自身的苦痛与困难。 因此，不但青年大众的文革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毛泽东的文革也不是全无理由的。文革之所以成为“空前浩劫”，它之所以荒谬绝伦，并非因为它想革命，而是因为它革错了命。错在哪里？下面再说。 看到中共的“社会主义”搞得一塌糊涂，今天有不少人发挥了这样的意见：中国经济落后，根本还不曾达到资本主义，而中共偏偏想跳过阶段，硬要建设社会主义，结果造成了一场接一场的浩劫。因之，他们说，中共原不该打倒蒋介石国民党，原应该帮助国民党发展资本主义；等到中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时候，便不会有我们上述的三种难于克服的矛盾，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了。 要批评这个“事后诸葛亮的高见”，得用千言万语。这里我只能指出一点，同样的高见，我们早就在康有为们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时听到过了——如果像明治维新那样实行了光绪维新、不搞辛亥革命，中国何至于长期陷于动乱困苦，它可能已成为日本那样的强国了。 历史是人做出来的。但归根结蒂，历史的真实过程却不能由任何一个人的意志或愿望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内外关系，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过程。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的阶级结构和国外的列强关系都绝对不容许中国走日本所走的由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它被迫走上革命道路，而且走上了最激烈与最彻底的以工农为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这样的道路当然“浪费”与艰巨，甚至还充满了“悲剧”，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几座“大山”压出来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因而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里用不着感叹，更没有一厢情愿的余地。而孙中山、陈独秀与毛泽东在一个意义上说，只是这个历史要求之不同态度的体现与执行者而已。 现代化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化 问：文革基本理论之一是“继续革命”，它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没有共同点？ 一丁：您说得对，文革的基本理论之一是继续革命，毛之所以会犯文革那样的大错误，从思想上说，恰恰是由于他的这个理论。许多人把毛的“继续革命论”与托派的“不断革命论”等同起来，这是完全不对的。两者之间非但没有共同之点，而且正相反对。毛的这个理论，曾经概括成一个著名的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样的口号虽能鼓动群众一时的情绪，却绝不能用以解决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些矛盾与困难。硬要以革命名义，要求工农大众无限期与无限制地牺牲，其结果只能一方面巩固日益专横的官僚统治，另一方面造成生产低落或全面动乱。 不断革命论不是唯心与唯意志的产物。它是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与各国阶级关系的特点中总结出来的，它具有两个最重要的含义：一、国际主义；二、工农联盟与大众民主。所谓国际主义，那是说，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可以比先进国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先取得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但他们必须认识到，在一国范围内，尤其在一个文化与经济都很落后的国家内，关起门来把社会主义建成功，那是非但不可能，而且是反动的幻想。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任务，它必须放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全局与远景上，才能顺利完成。二、首先取得胜利的国家必须巩固工农联盟，实行高度民主，借此保持既得成果，取得新的成就，使国家尽可能地脱离落后状态，而更为重要的，要以此为“样板”，让其它国家的劳动大众起而效尤，以此“输出革命”。 许多人误解不断革命论，曲解不断革命论，他们强加给托派以种种奇谈怪论，像什么“愈左愈好”、“宁左勿右”、“不看情形，不问条件，妄想输出革命”……诸如此类的荒谬做法，只是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的真实写照而已。 问：你们对中共的改革曾有“输入资本主义，是饮鸠止渴”之评，但社会主义不是正在中国成了嘲笑的对象吗？你们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无信心？ 一丁：邓小平所提倡与推行的现代化，事实上是对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的一种否定。“穷则变，变则通”，这当然有许多“通”的地方。我们不反对那些通的设想与办法，但我们也不全盘无批评地拥护这些改革。在基本思想上，我只想指出，今天中共的改革，如果不从斯大林、毛泽东的“一国社会主义”走出来，不走向真正的不断革命论，那么，“现代化”变成“资本主义化”的同义词，实在是大有可能的。我们要反对并防止这种可能的实现。 有人会说，假使资本主义能给中国以出路，能给中国人民带来较佳的生活与较多的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事实上，经过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验之后，我相信，正如你所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已成了嘲笑的对象”。 不过我们怎能把“人民公社”与“文革”所代表的一套看成真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明告大家：毛的那一套决非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幻想与反动的专制主义。至于中国的前途，如果真的因中共当局的改革而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退回到资本主义，那么，且不论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地位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至少，曾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多半又要俯首听命于华尔街大亨们的命令了。 最近三四十年世界历史是否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新生与社会主义的虚妄？问题太大，这不谈。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的看法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表面繁荣，绝不证明它的新生，也不证明它有旺盛的生命力。相反，它主要建筑在军火工业的繁荣，只能以无法控制的力量去准备第三次大战，以此消灭整个人类。要想避免这场真正史无前例的浩劫，除了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之外，至少迄今为止，还见不到有任何其它办法。 苏俄早期的“苏维埃”不是暴民专政 问：托洛茨基派反对斯大林派的目标之一，是用劳动群众的民主代替官僚的集权和独裁，文革对此提供了什么教训？ 一丁：有些人从文革总结经验，认为它的教训之一，是“劳动群众民主”根本是一种幻想，或者，它只是暴民专政的美丽代号。因此，有人便以为托派想用劳动群众的民主来代替斯大林派的官僚集权和独裁，不是幻想，便是欺骗。 我以为这个看法是错的。理由是：第一，托派所主张的劳动群众的民主，首先指的是曾经实现于俄国革命初期的苏维埃组织，即由工农兵群众直接按比例选举出来代表会议。事实证明，它们不但是真正的、有史以来最公平的民主机构，而且是最能提出革命任务、也最能能完成这些任务的政权组织。斯大林官僚专政之出现，乃是在事实上消灭了这些组织的结果。托派要求民主，主要就是要求恢复苏俄早期的苏维埃。我们今天对中国希望的也是如此。这种的代表会议，绝不会造成“暴民专政”，它只能代替官僚独裁。 第二，文革虽然有万千群众参加，却无丝毫民主可言；恰恰相反，它是以巩固独夫专政为目的，是以宗教式的愚昧来代替古今中外的文化。组织上严密控制，思想上戒律重重，那些真想造反的群众或者个人，到头来总是惨遭镇压，其中有的俯首就戮，有的铤而走险，有的感到被欺骗与被出卖，由幻灭变得无所不为。这样的“革命”，如此的群众运动，当然绝不会产生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来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我们当然无法规划，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能期望当权者施舍，它只能由广大劳动群众自己，用自下而上的斗争来取得。 我没有理由悲观，我从不悲观 问：托派和斯大林、毛泽东的分歧，虽已被证实并非罪过，但托派运动也越来越令人感到将成为历史的陈迹，您作为数十年献身的一员，是否有悲剧之感？ 一丁：我不同意您说的“托派运动越来越令人感到将成为历史的陈迹”；相反，我始终相信它代表着世界的未来，因之我没有“悲剧感”。我和我的朋友们仍然充满着乐观与信心。 所谓“托派运动”，如果从第四国际成立算起，将近半个世纪。五十年，对个人言是漫长的岁月，但对一个以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目标的革命党而言，却只是历史的短暂的一段时间。“你们正确，你们革命，但为什么没有成功？”这是一般势利人的想法。革命党所受的压力与阻力，与它之革命性成正比例。在近代的革命党中，以遭受的压力与阻力而言，我想没有比国际托派所受的更大了。虽如此，但无论组织上与思想上，五十年的托派运动却是大有进展的。根据我最近见到的第四国际第十二次大会的报告，这个组织在五十个国家与地区有它的支部，大会的出席代表约二百人。至于政治思想影响，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作为象征——随着各国共产党先后与社会党合流，“TROTS”这个新创的英文字，已成为国际主义与革命战略的同义词了。 我没有理由悲观，我也从来不悲观。 问：中共有无可能给托派平反？ 一丁：对于中共有无给托派平反的可能这个问题，我觉得难于给一个有或无的简单答复。这问题是与中共整个未来趋向密切相关的，它不但要看中共走向××化的程度，而且要看它是否能探索到、并从而坚持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到目前为止，您知道，中共对中国托派，对陈独秀个人，曾经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情。近来我们见到，他们甚至对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都企图作出较为公正的评价。这都是好事，值得欢迎。但他们是否会让托派以合法的反对派资格存在和活动，我却是十分怀疑的。如果不经过一番更彻底的政治上与思想上的改变，我想，这个可能等于零。 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问：大陆托派52年12月被一网打尽以来，您的经历如何？香港托派还能有什么作为？ 一丁：我个人的经历是非常平凡的。 1930年，我从立三路线转入托派，到现在已经过了50多年了。中间曾在国民党监狱中关了4年3个月。1949年和王凡西一同来了香港。自从1952年大陆托派被一网打尽之后，60年代我办了个小小的出版社，专门出版一些批评斯大林和毛泽东主义并介绍托派思想的书。这些书，我相信对于香港一部分青年人之走向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托派在香港的重起，都曾起了一些扶植作用。 香港一向是中国托派的一个重要基地。从1929年开始，香港工人中一直存在着托派的影响。但是50年代末期起，直到60年代末期止，长达十年的时期内，香港托派可以说是进入了冬眠期，其活动与影响都等于零。但是1968年后，香港少数的老托派苏醒了过来，不少的青年左倾学生和工人参加了这个运动。结果，今天香港让我们又看见相当活跃的托派运动了。 在我暮年看见这个情形，自然非常欣慰，只是由于健康关系，我无法参加到行动中去，我极少过问这些年轻朋友们的活动，但我知道他们是深入下层、面对现实的，我所能说的只能到此为止。他们在历史中将扮演何种角色，我自不能作任何预言。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个人的剩余精力，倾注在鲁迅研究中，北京的朋友，倒许为“一家之言”。 问：您的孩子怎样理解您？有代沟吗？ 一丁：我的儿女对于政治无兴趣。遗憾得很，他们不能算是我的志同道合者。这里您不妨说有“代沟”存在，不过我宁愿用更大的原因来加以解释。他们成长的年代，正赶上毛泽东的“三面红旗”，他们在内地饱尝了“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饿之苦。来到香港后，适逢6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繁荣景气。对比之下，他们很难不把亲自见到的“社会主义”当作一场噩梦。我呢，觉醒于五四精神中，“五卅”给了我初步锻炼，接着展开于全中国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把我这个商店小职员也卷了进去。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搏斗中，我深深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人类。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1986年4月号专题“中国的演变”）
鲁迅的杂文（一丁（楼国华），198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鲁迅的杂文 一丁（楼国华）1981年 鲁迅的杂文，据他一九三五年底说：十八年中大约写了八十多篇，后九年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后九年中末三年所写，等于前六年。我们知道后九年是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多少大事，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军阀内战，红军的势力有很大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积极进行侵略，九·一八、一·二八后成立了满洲国，外患虽亟，蒋介石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续剿共。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第五次围剿，红军失败，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遵义取得领导权，三十万红军到达延安时只余下二万五千人，这是鲁迅杂文的历史背景。 鲁迅说他的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在乎对有害的事物给以立刻的反响和抗争。他注重‘现在’，‘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他又说：他的杂文虽不是史诗，但其中有时代的眉目。” 所以要了解鲁迅杂文的内涵，必须了解从辛亥革命直到现在的历史，不仅要了解国民党史，而且还要了解共产党史，不仅要了解共产党史，而且要了解苏联和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干预。 我说“直到现在”，是指一九四九年至现在，在这三十多年发生的大事变中，也可以在鲁迅的杂文中得到印证，而且鲁迅生前的有些问题，直到现在还未得到结论。 鲁迅杂文的特点，第一是他的韧性，鲁迅的“锲而不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不赞成赤膊上阵，主张壕堑战，作持久的斗争，他要人学韩非所说：“不耻最后”。 他杂文的第二个特点，是他善于创造典型。他说：“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所以阿Q、叭儿狗、正人君子、资本家的走狗，第三种人、奴隶总管，不仅跃然纸上，仿佛如在眼前，而且永远活着。 鲁迅杂文最大的特点，是他对革命的深入了解简直无人能及。他在绍兴经历了辛亥革命，强盗头子王金发做了都督，不到十天，他手下穿布衣来的都穿上皮袍子了。绅士、地主、钱庄老板包围了他，赵太爷、假洋鬼子、柿油党完全恢复原位。鲁迅做师范学校校长，已不安于位，去了南京，孙中山做了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就让位给袁世凯，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绍兴一地演过的悲喜剧，这是阿Q式的革命。我不知道过几天的辛亥革命纪念会会如何看待这个革命？鲁迅随政府北迁，一方面在教育部做小官僚，一方面在绍兴会馆抄古书古碑。 后来他又在广州经历了一次革命——真实说来，经历了一次反革命，他在广州看到工人游行，说这是“奉旨革命”。所以“广州可以做革命的发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发源地。”“青天白日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他又说：“革命的完结，大概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我们光拿鲁迅这几句话，去考察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变化，也会肯定鲁迅对于革命的悲观主义。 鲁迅杂文的又一特点，是他思想的明确性与反省，一是历史的反省，一是个人的反省。鲁迅不断与黑暗势力斗争；却认为自己的思想太黑暗，因为他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争。 他主张“读经不如读史”，读正史不如读野史。 他说自己不可能做革命者，“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大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作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鲁迅拼命推脱人家封他做“革命家”，死了之后，毛泽东封他做“革命家”，他无法再推，革命家也可以在革命之后做皇帝，他连皇帝也不想做，他说：“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YES、YES，那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卅年补遗》第九十一页）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周围环绕着陈伯达、康生、林彪、江青一班人，不绝声的YES、YES，才闯了十年大祸。有人说这是“封建社会主义”。我引鲁迅的话是“引古证今”，希望别骂我“反革命”。 对于鲁迅杂文可说的话太多，我不能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说尽，现在我总括一下我的意见： （1）鲁迅有三次光荣的斗争史：㈠一九二六年反对段祺瑞、章士钊和陈源代表的“正人君子”们，现在重读他的《华盖集》，还是虎虎有生气，我们似乎在他命令之下，愿意去冲锋陷阵。㈡一九二八年他对革命文学家的反围剿，正面的文章只有三篇（《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和《现今的新文学概观》）都是大砲一样的轰击。㈢《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一出，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一群，真是万喙息响，这在一九三六年是一次大阵仗，当者披靡。 鲁迅也有至情至性的文章传世，值得一读再读，如《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忆韦素园君》。 （2）要了解鲁迅的杂文，必须了解鲁迅的战斗生活，杂文只是他人格的表现，所谓“文如其人”“风格即是人”。 （3）鲁迅不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不是陈独秀、李大钊那样身体力行的革命家，但他是五四运动的贯彻者，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社会批判者，有人比他为高尔基，列宁对高尔基的评价，高尔基是个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个有天才的艺术家，他会带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许多贡献。我们应该用列宁的标准看待鲁迅。 （4）什么是鲁迅精神？他一贯反对权威和压制，着重批评、倡导民主，这精神和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官僚极权制度完全不相容，所以凡有鲁迅精神的人，如延安时期，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被杀，萧军、丁玲、艾青都因写了不满现实、批判现实的文章被围攻。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三十年中，具有鲁迅批判精神的知识份子，都变成右派、反革命、臭老九，其中死得最惨的有吴晗、邓拓等人。现在鲁迅的传统由民主运动人士、地下报刊编者继承下去了，但他们均已被捕。 （5）如果鲁迅还活着，他会如何？这问题不断有人提出，毛泽东的好友史诺，在《大河彼岸》中也提出过，如果他还活着，是否会被迫沉默或被迫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中译本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去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登了一首诗《假如他还活着》，听说王任重批评作者是“反革命”。今年鲁迅纪念非常热闹，但我想问在座诸位，假如他还活着，是否拥护四个原则，批斗《苦恋》，举手赞成判魏京生十五年徒刑，一网打尽民主运动人士、封闭所有地下刊物？？？ 正文已经讲完，临了再说几句关于纪念的话，鲁迅在遗嘱中主张死掉拉倒，不可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鲁迅认为“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都称他为伟大时，他已成为傀儡了。”并且说“有一派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效果大小而言。”我相信今天的纪念会，决没有人想利用鲁迅，但全国纪念鲁迅规模之大，未免违反鲁迅生前的本意。鲁迅研究中有许多禁区，研究者都不敢突破，因此宁愿避而不说。我希望在座诸位，如果有兴趣研究鲁迅，一定要有鲁迅独立的批评精神。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第八卷，1981年第十、十一期合刊感谢墨谈国士录入及校对
一次不流血的政治革命——“波兰化”的总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一次不流血的政治革命 ——“波兰化”的总结 波兰是数度亡国的国家，波兰的人民却不易征服。萧邦成为波兰人民爱国—起义—革命的象征。马克思说过：“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 但我们不想谈有历史，只谈仅仅在一年当中波兰人民完成一次不流血的政治革命，它的影响已遍及全世界，它的暗流将震撼东欧史大林主义者控制的国家，连号称工人自治的南斯拉夫也不例外。 几个历史的转折点 （1）去年七月一日，波兰政府未经事先宣布，衽肉类涨价，高出市场价格一倍；肉类涨价已成为波兰人民反对官僚统治历史的导火线，首都华沙的工人迅即行动起来，超过十万人罢工，政府赶快让步，取消涨价。 但罢工势成燎原，蔓延全国。八月十四日，格但斯克海军船坞成为罢工中心，领导罢工的是富有经验的一九七０年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有最露头角的工人领袖瓦文萨。 罢工一开始就采取总罢工态势，并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政府在工人进攻性的总罢工之下，不断改组，盖来克及党的理论家、工会高层人员首先被整肃，但这些措施已不能满足工人，工人提出廿一条，要求与政府代表面对面的谈判，几乎获得全部承认，要求不仅是经济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它已成为全国罢工工人的总的纲领，具有工人宪章的性质。 （2）在总罢工中，工人只是关厂静坐，绝不上街示威，这是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斗争策略，上街会引起与公安人员的对抗、冲突，造成不必要的流血恐怖。尽管如何，三月十九日比得哥什还是出了事，一群警察特务殴伤了二十几个团结工会出席地方谇的代表，这事经过政府派员多次调查，延不解决，终于在廿七日发生全国四小时的警告性总罢工，并宣布如不解决比得哥什警察殴人事件，满足工人条件，则卅日进行无限期总罢工。 国家生活一下子陷于瘫痪了。波共禁止下层党员参加政治性罢工，但团结工会内百分之九十五的党员都参加了总罢工 罢工二日后，波共急忙召开中央委员会，经过十八小时的讨论，党内表现了深刻的分歧。来自下层组织的代表，批评党领导严重脱离群众，并挟击党领导的官僚主义和贪污无能。中委会决定七月十四至十八日召开一次党的特别大会，按照规定，这次属于第九届的党代表大会，应在一九八五年召开的。 （3）在筹备大会期间，下层党员动员起来了。波共党员共六三百万人，约占三分之一的下层党员分布在全国工厂，罢工运动一起，他们成为积极的参加者和领导人。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是和党内民主分不开的。下层党员违反了党内官僚的控制，于四月十五日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的有来自全国下层组织的七百五十名代表，大会宣布支持团结工会，要求党的民主化，谴责党的官僚政策，决议开除政治局中已失去基层信任的成员，起草新党章，各级领导应由基层直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限制任期，党政分家。 大会通过决议，对于引起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官员，采取法律制裁；开始“道德与思想水平低落”的党员；没收部长、经理和党领袖的国外银行户口（这表示贪污行为已达到如何严重程度）。 党的清洗工作，可说首先是由下层进行的，在四月以前，开除的贪污分子已达七万人。工厂党员组织了厂内的平面选举，撤换上级委任的不称职的领导，代为基层选出的人。 托伦市托维莫尔工厂，选任罢工领袖艾维尔为党第一书记，他号召全国实行彻底的清理门户，工人应有更大的自主和决策权。上层领导因此撤了他的职，工人不答应，仍选他为第一书记。 这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实在遍及全国的基层选举中，只有贤能清廉分子才能当选，官僚已无立足余地。 以上几个主要的历史转折点，指出了波兰改革的前途。无限期总罢工没有实现，但团结工会罢工总委员会显示了无比的权力与决心，他们采取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使波兰避免流血而完成一次政治革命。 党的代表大会与内部“换血” 史大林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层层指派，层层控制，以此形成庞大的官僚主义架构，让史大林，盖来克，毛泽东之类的党皇帝得以个人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全世界共产党国家几乎变成了与法西斯异曲同工的组织。号称工人自治的南斯拉夫，也受官僚主义的侵蚀，特权与贪污横行。 波兰深受史大林式官僚统治之害，已达三十多年，工人起义已有四次：一九五六、六八、七０、是中间相隔的时期则越来越短了。哥穆尔卡的统治最长，从一九五六年到七０年，盖来克从一九七０年到八０年，这些领导上台时好话说尽，过了几年就成为镇压工人的刽子手，维持官僚政制的害虫，为保护他们的既得权益，不异与人民为敌的。他们不可能占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财产，形成一个阶级，但因生产落后，他们可以凭借特权地位，占有不敷分配的消费品，以此形成一个高踞在人民头上的官僚阶层，与无产阶级对立。 正因为他们是占有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而非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才可以用总罢工手段推翻它，不一定需要匈牙利式的武装革命。 捷克一九六八年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没有广大深厚的工人基础，所以在苏联坦克之下失败了。这次波兰的政治革命是自下而上的，一千万团结工会会员，三百万团结农会会员，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独立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的革命参谋部，一起形成力量无比强大的联合阵线，能够以“换血”而不流血的方式更新党的组织，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得大书特书到世界工人斗争史上去的。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九次大会如期召开，大会代表由基层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四月的托伦会议发挥了积极作用，准备了代表的重选工作，官僚贪污分子的声誉早已在党中破产，出席大会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平均年龄在四十岁以下），无记名投票选出二百名中央委员，其中一百零八人是工人和农民；团结工会会员占总数的二成；廿一个是地方党委书记和工厂党委书记；原来的一百四十三名中委只有三成当选，原来的一百另三名候补中委只有四成当选。 原来的十五名政治局成员和候补成员，四人已取消代表资格，九人落选，一个团结工会有名的女性领袖人——五十二岁的苏菲亚·格里布选入政治局；在十七名政治局成员中，八个是工人。 中央书记处去职的书记，占旧人百分之六十七。 第一书记卡尼亚经过双重无记名投票重新当选。 波兰这次彻底民主的选举，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是史无前例的。党的大“换血”之得以胜利完成，不受外来干扰，也是史无前例的。“波兰化”这个崭新的名词，今后将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模式，正如中国和古巴的革命成功后，济南战成为落后国家被压迫阶级斗争的模式一样。 苏联为什么不出兵？ 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改革运动，都在苏联坦克之下消灭了。这次苏联对于波兰只有虚声恫吓，并未真正运用坦克，我认为是由如下的内外因素造成的。 ①一千万团结工会的势力不可侮，如果苏联动用了坦克，团结工会立即会转为军事组织，领导人民抗战，那时兵连祸结，苏联不可能像在匈牙利和捷克那样取得压倒性优势，速战速决。 ②波兰是华沙公约国之一，波兰军队有优良的训练与装备，波兰事件中，苏波已举行二次军事学习，但苏联是明白波兰民族抵抗侵略的爱国传统的，波兰士兵来自工农层份，团结工会与团结农会争取的利益，与士兵息息相关，波兰军队是否会服从苏联的军事领导，残杀自己的父老兄弟，这是个未知数。 ③波兰虽受东欧国家当局的反对，它的奋斗目标却符合东欧国家工农的利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向来反对苏联干涉他国内政；苏联军队侵入阿富汗，已如泥足；中东每日保持紧张局势；七月十一日，苏联与叙利亚军联合演习登陆。苏联不想在干涉波兰的军事行动中束缚自己，只要波兰的改革没有上升到退出华沙公约组织的程度，苏联仍可加入容忍。 ④苏联统治东欧国家的基础，实际上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对波兰的经举妄动，会发生波及东欧的大火。反对官僚特权，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这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已成为深入人心的一致要求了，苏联尚且不能在自己国内扑灭异议分子，更说不上对付东欧国家的各种地下组织了。 苏联知道，与其在“波兰化”火上加油，倒不如息事宁人，暂安一时之为愈了。 “波兰化”对中国的影响 波兰的罢工运动一开始，中共的传播机构便相当详尽地予以报导，但迅即引起中国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意念，甚至局部地实行了罢工。以后中共的报道减少了，免得“波兰化”蔓延。中共的统治，和盖来克极其相似，只就“洋跃进”一事说，便和盖来克十年前的引进外资如出一辙。幸而中共觉悟得早，立即下马，损失虽大，不致像波兰一样陷入庞大的外债中不能自拔。 中共对波兰事件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它以为这是在政治上攻击苏联的好机会，故加以渲染，但一旦发见“波兰化”对中国工人的冲击，便立即取缄默态度了。 中共中央为了波兰问题，曾经召开过几次内部会议，检讨波兰事件的教训，以便及早在中国采取一些必要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尽力搞好经济，另一是杜绝民间一切企图仿效波兰独立工会的活动。 七月廿一日，波兰的党大会业已闭幕，局势明朗，李先念及时对外宾表示：“如果中国像波兰那样陷入严重的债务，又不采纳目前称之为‘再调整’的紧缩计划，中国会冒同一困难的危险。” 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企业党委积极领导和支持职工当家作主，保障职工代表大会行使规定的权力。 社论指出：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一再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最近又着重指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我们知道，中共在七月间拘捕了分布全国的所有民运人士，根绝了地下刊物；一方面却号召自上而下地地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命令党委支持职工当家作家。这是针对“波兰化”的二种措施。波兰化不是传染病，它是植根在人民下层反对官僚主义的泥土中的，用命令、告诫、劝喻并不能解决的。中共党员三千五百万人，不要说其中半数是四人帮时期入党的，钻营分子颇多，就是长征干部和延安干部，也因为长期受到权力和享受的侵蚀已经变质了。人民与党的对立非常尖锐。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矛盾，问题迟早还是要发生的。 波兰的经济改革与食物骚动 波兰的政治改革，主要由于一九七一年以后盖来克的“洋跃进”和工业化计划，使经济发展推动平衡所致。官僚统治阶层的下台，共产党“换血”工作的完成，只是今后进行经济调整的一个先决条件。国家经过一年的政治动荡，影响生产低落与国际贸易的衰退，反过来更加重了经济困难。 这就是现在波兰局势的症结所在。 波兰共产党一次大改组，似乎使得波兰人民的不满有了更充分表达的机会，首当其冲的，现在则为业已失势的官僚阶层受过，替破绽百出的经济失败后果负责了。 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缺乏，首先使家庭主妇上了街（这是过去所未有的），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的压力已超过能忍受的程度。 波兰新的领导层必须面对这个经济的烂摊子，设法加以收波拾；波兰的广大人民也必须在几年中面对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付出百倍的努力与忍耐，去恢复生产。 波兰的经济困难不是单独一个国家的问题，早在四月间捷共召开大会时，勃列日涅夫就曾表示：“苏联集团最糟的问题是经济总是”；捷共引申其意说：“对我们大家来说，经济战线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可见苏联集团的头头们是充分理解波兰痼疾之所在的。 波兰人民不可能期待一夜之间出现奇迹。 波兰如何去克服经济困难，我们还无从看出端倪。但是由粮食危机所引起的罢工肯定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出路。从帝国主义方面说，由于二百七十亿美元的借款（牵涉到十五个西方国家的政府，约四百六十家私营银行），它们决不会迫使波兰“破产”，而只能用延付到期债项，或甚至再用新的借款使波兰经济获得复生，然后才能有希望收回向盖来克轻易投资的损失。至于苏联集团的经互会，有几个国家也受波兰生产低落外贸衰退（主要是煤输出）的影响，势将不能完成其五年计划了。它们也必须援助波兰的经济调整，免得迅速陷于“波兰化”的困境。 波兰的经济改革成功，将是“波兰化”（政治与经济）的整个成功。 我们目前只能以波兰短暂的前景为限。 一九八一年八月四日。 附录 波兰工人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及结果 （按：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均未公布波兰工人的此项要求。） 一、要求：根据政府认可的《国际劳工组织》第八十七项协定，工人有权组织独立于党的工会的自由。 结果：政府承认工人有组织自由、自主的工会的权利。但不得把工会视同政党，向共产党统治挑战。 二、要求：保证工人有罢工权利，保障罢工工人及援助罢工者之安全。 结果：将在修订的工会法中予以保证（波兰工人首次获得集体谈判别权，如集体谈判破裂，工人有权罢工）。 三、要求：实现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保障出版者；大众媒介应反映各种信仰。 结果：政府允许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同意大众媒介不应攻击信仰者与非信仰者。 四、七０、七六年因罢工而被剥夺工作的工人，及因信仰而被开除的学生，应予平反；释放一切政治犯，终止对个人信仰的压迫。 结果：政府允许释放政治犯，恢复工人工作，学生复学；但罢工委员会须提供名单。 五、要求：传播媒介须报导“厂际罢工委员会”的要求。 结果：同意。 六、要求：让公众了解社会经济形势的全部真相，让公众参与讲座改革对策，以挽救国家危机。 结果：基本接受。 七、动用工会中央局基金，发放罢工工人工资。 结果：同意。 八、每个工人津贴二千波币（约为二百六十五元港币），弥补近期的物价高涨损失。 结果：月入少于三千五百元波币者，津贴一千元，高于上述收者津贴五百元。 九、要求：保证工资随物价自动调整。 结果：原则接受，具体办法再定。 十、要求：食物应充分供应市场，有余才出口。 结果：接受。 十一、要求：降低商品价格，停止套取外汇的出口品买卖活动。 结果：答应采取稳定和划一国营商店的价格。 十二、要求：选拔管理人员的标准，应凭资历而非党证。划一家庭津贴，废止特别商店，以消除特务、警察和党机关的特权。 结果：政府否认共产党员享有特权。 十三、要求：发行肉类配给证。（按：要求发行配给证系出于杜绝走后门及官僚特权） 结果：倘肉类短缺，当发行配给证。 十四、要求：妇女退休年龄应减至五十岁，男性减至五十五岁。或妇女工作卅年，男性工作卅五，即可退休。 结果：政府当与新工会研究，考虑劳动强度高的待业提早退休。 十五、要求：退休金、年奖应与工人所付劳动等量。 结果：当进行研究。 十六、要求：改善医疗服务和工作环境。 结果：政府同意改善，并答允提高护士薪酬。 十七、要求：提供合理数量的托儿所、幼儿院给在职的母亲。 结果：同意。 十八、要求：供给三年的产妇假期。 结果：同意产妇第一年全薪，次年半薪，第三年与第二年同，但以二千波币为限。 十九、要求：缩短候屋时间。 结果：同意。 二十、要求：交通津贴从四十波币增至一百波币。 结果：同意。 廿一、要求：星期六休息，对四班制，或全日制（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工人，应以增加假若或其他有薪假期补偿。 结果：俟年底提出草议交新工会。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45期，1981年9月1日
萨尔瓦多内战透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萨尔瓦多内战透视 最近震动全世界的一件大胆事，是列根上台后的美国政府，有意介入中美国家萨尔瓦多的内战，美国人民已在担心，这种公开宣布的介入，会不会成为越南第二，在越南创伤迄未痊复的今天，这种心理恐慌已转行动，波士顿三月廿一日有七千人示威，参加者高呼口号：“不要征后，不要战争，美国离开萨尔瓦多！”这种抗议随美国介入的深入，一定会泛滥全美国。 美国对中南美国家的间接统治 中南美国家，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后院，从一八二三年起，门罗主义就宣布独占美洲，即是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的中南美国家，都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移植地，不容其他强国染指。美国的超额剥削，主要都是通过当地军事专政的政府进行的，试以古巴为例。 古巴革命胜利（一九五九年）以前，美国对古巴经济控制的程度如下： 炼油业，百分之九十九； 矿业，百分之九十； 牧场，百分之九十； 公用事业，百分之八十； 铁路，百分之五十； 制糖业，百分之四十； 银行存款，百分之廿五。 美国公司在蔗糖上所得利润，达百分之四十，一季甘蔗的收获量，占古巴全部输出总值的百分之八十九。（引自《美利坚帝国真相》第一册一０九页） 美国经济上对古巴的统治，是经过巴蒂斯塔的军事专政的。 古巴革命二十一年之后，又爆发了尼加拉瓜的革命，桑解阵线推翻了军事独裁者索摩查，现在正一步步巩固革命的胜利。 落后国家急于要解决的是土地问题，革命游击队主要的组成分子是农民，这种游击队伍存在于中南美许多国家，所差的只是与统治者的军事力量或多或少的比例。 现在这种游击战趋于优势的则是中美一个最小的国家——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革命的真相 统治萨尔瓦多的，是闻名的“十四家族”，它们占有全国百分之八十六的土地，控制所有工业、金融及贸易的大部分。萨尔瓦多资源丰富，盛产咖啡、玉米、大豆；工业化的程度极高，主要工业为水泥、钢铁、电力。工人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二百万人。但人民穷困，据联合国调查，五岁以下的儿童有百分之七十严重营养不良，七七年六月至七八年六月的通胀竟达百分之四十四。 在罗米路的二年军事专政下，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占领工厂、农地，游击组织。美国情报局于七九年十月十五日策划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放逐了罗米路，在新的军人政权下容纳了几个文人部长，允诺自由选举和经济改革，改良主义者对此颇存幻想，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都加入政府。但新政府一上台就宣布戒严和紧急状态，“革命人民军”和“二·二八人民联盟”在首都东北部工人区武装起义，在坦克和空军镇压下死了五十二人，被捕多人，以后三个月内有六百人被屠杀，比之罗米路专政时期更残酷得多。一月初，文人部长辞职；共产党也退出政府，发表宣言，主张武装斗争和群众起义。 八０年三月十七日，爆发了总罢工，工人占领工厂，廿四日，大请教罗微路被极右派刺杀，十万人上街示威，爆炸性的局面已一发不可收拾。 这时，美国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代表团”抵达萨尔瓦多，人们记得六十年代初期对越南的军事干预，也是由派遣“军事顾问”开始的。 萨尔瓦多的革命组织有四个，于去年一月十一日组成“群众革命统筹委员会”，二月廿八日刊印“革命民主政府的政治纲领”，提出主要的要求如下： （1）完全摧毁独裁政权的政治、军事机器，这个机器已存在了半个世纪，亦即是要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2）决定性地结束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依赖； （3）保证民主权利； （4）彻底的土地革命； （5）通过国有化，建立集体企业和合作社，将基本的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和传发电力公司，金融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大工业，外贸，分配系统，交通运输——输移到人民手上。 这纲领完全是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比之尼加拉革命中桑解组织的纲领要激进得多。 美国的干涉与顾虑 美国即使严酷地用间接手法统治着中南美国家，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一九七九年的尼加拉瓜革命，都已巩固地存在下来了，现在和尼加拉瓜邻近的萨尔瓦多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革命，这不能不引起美国统治者的惊慌失措，这个土地和人民只及越南十分之一的小国家，竟会引起越南战争一样的大灾祸吗？据列根的说法，他现在做的事情，只是阻止恐怖分子渗入美洲，并强调他给萨尔瓦多的军事援助“极其有限”。今年一月，左翼游击队发动一次攻势，想在列根上台之前推翻杜阿尔特政权，但由于预期的“人民起义”未能实现，没有成功，据军事专家说，游击队并不如政府宣称的“彻底失败”，他们仍保存有三千七百名专职战士，六千多名的“兼职”战士。要想消灭他们，必须有十倍的政府军队，才能去对付分布广泛，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可是现有的政府军队和保安人员不过一万八千人，显然不足应付的，所以列根才着急要大力援助他们。 列根派遣的军事顾问，虽说只由廿五人增加到四十五人，军事援助由一千万美元增加到二千五百万美元，但他们正努力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各个军事力量和半军事组织之间，进行联系和合作；并在尼加拉瓜的流亡团体，古巴流亡恐怖主义团体之间促进关系。 萨尔瓦多的革命，由于美国的干预，正在走向国际性的规模。 美国政府充份认识这一点，如果萨尔瓦多的革命成功了，那么现在的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的铁三角就会被打碎，这就使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向前走了一大步。如果萨尔瓦多的革命失败，那么尼加拉瓜胜利了的革命可能被扼杀，古巴受到戟的危机就会增加。 所以，干预萨尔瓦多的革命，对于列根的美政府说来，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萨尔瓦多的国家虽小，但它的革命影响整个美洲的关系巨大。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甚至委内瑞拉都有游击队的组织，跃跃欲试，正由于这种社会压力，使美国当局犹豫着不敢采取更大规模的直接干预。 列根尤其不能不顾到国内的反对势力，七九年六月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政权，其中约一半同情桑解阵线。八０年八月进行的另一次民意调查，公众态度并无改变。十月的一次民意调查，被访问者，属于男性的百分之六十，女性的百分之六十八，均反对美国的军事力量，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动乱。 萨尔瓦多是占地二点一三万平方公里，人口四百万人（一九七四年数字）的小国家，由于十四家族统治的绝对严酷，民不聊生，起来革命，继尼加拉瓜之后，敢于向美国控制下的政权挑战，这是值得同情与支持的。这一场革命是否会越战化，关系不在于列根政府，而在于美国人民是否愿意再打一次“越战”，许多迹象显示，美国人民已高声表示：不！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41期，1981年4月20日
波兰往何处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波兰往何处去？ 波兰的经济危机 一九七○年盖来克的上台，提出了波兰第二次工业化的计划，他认为大量扩展与西方贸易，和世界市场结合一起，会使波兰经济获得出路。发展工业化，可以提高生活水准，减少人民不满，阻止人民倾向政治化。 盖来克的计划得到了苏联赞助，它认为东欧国家扩大西方贸易，苏联可以间接获得西方的先进技术；再则由于油价暴涨，苏联减少对东欧输出，亦即可在世界市场上获取更大利益。但七十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的衰退，使东欧国家经济普遍发生危机：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对外贸易的平衡恶化，群众生活的水平降低。 波兰七八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八。 波兰农业受天灾影响，也增加了经济困难，由于七八年的大水灾，七九年的大旱灾，预计七九年谷物收成二千二百五十万吨，结果只生产了一千七百五十万吨。 波兰的外贸向来逆差，七二年为三亿一千六百万美元，七五年上升到廿九亿，七六年卅三亿，七七年后减少入口，跌至廿五亿，七八年廿亿。积累的外债八○年达到二百八十多亿，情况如不改变，五年之后，会达到三百四十亿美元了。 经济危机已达到表面化，政府不能再对人民隐瞒，不负责任的官僚层只能采取历来行之无效的减低人民消费的手段，把危机转嫁到人民头上，首先取消肉食津贴，想不到这次人民的抵抗能力已非过去可比，人民要求干预政府决策，彻底解决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竟能相信波兰有偿还能力，给予如此多的支持？这是由于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结果，它们过分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而且表面上“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则是“援助本国的工业生产”。 国际资本不希望波兰因经济危机而陷于破产，更不希望因苏联的军事干预把危机扩大到整个东欧。它们要维持现在的卡尼亚政权逐渐和团结工会取得协议，找到一条安全的出路。 工人的罢工运动 波兰这次罢工的规模和取得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它启发了今后全世界的所有工人运动，“波兰化”已成了一个历史规范，所以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它的过程。 去年七月一日宣布取消肉类限价，以高出一倍的市场价格出售，立即引起各地工人抗议罢工。 华沙乌苏斯拖拉机厂首先罢工，钢铁、汽车、船坞、飞机及其他企业响应，第一星期有十二万人参加，政府立刻宣传取消肉类加价。 第二星期，七月十日，罢工扩展至卢布连市，发展为总罢工，选出罢工委员会，工人提出要求，取消肉类加价；提高家庭津贴至保安部队和警察水平，即三倍；自由选举工会，有罢工权利；党局面保证不对罢工工人报复；不准警察保安人员进入工厂。 十九日，政府答应大部分要求，加薪一至一成半。 罢工波及各地，但复工后的工厂并未解散罢工委员会。 八月初，政府未能履行对工人答应过的条件，罢工浪潮再起。十四日，北部海港格但斯克列宁海军船坞开除三名工人，引起罢工，迅即成为罢工中心，三人中的二人是七○年的罢工领袖——安娜·华伦天娜维兹和罗域奇，另一个是现在大大有名的“全国团结工会领导委员会”主席华里沙。下午四时，全厂一万六千人罢工，第二天，厂领导与罢工委员会谈判，除恢复三人工作及其他条件，并答复建立七○年死难工人纪念碑（碑于十二月十六日落成，上刻铭文：“他们献出生命，使我们能尊严地活着。”） 罢工并未完结，工人要求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邻近的格丁尼亚市巴黎公社船坞加入罢工。 十七日，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三市廿一间工厂罢工工人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由每厂代表二人组成，再选举十五人组成执委会；十九日，执委会扩充至十九人，提出共同要求廿一条。 官方不得不承认罢工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蔓延，形势非常复杂。 罢工一开始并不限于经济要求，经济要求是政府容易答应的，过去的失败就是因为罢工主要限于经济要求，事后给政府个别击破。此次罢工的策略采取和平手段，不授政府镇压的口实，但三月十九日比得哥什的省人民代表会议开会，邀请几名团结工会代表参加，但不让发言，会后，工人代表留在会场起草抗议书，二百名警察特务进入会场殴打，伤者二十多人，这是唯一的暴力行动，由政府发动的，事后政府组织了调查委员会，并未作出结论，于是三月廿九日举行全国一千万工人的四小时警告性罢工，行动一致，并宣告如此事不解决，卅一日进行无限期全国总罢工。 罢工策略 波兰此次罢工之获得胜利，并以“波兰化”这一专有名词记入未来的世界工人运动史，是由于他们所采取的策略确有过人之处。 波兰工人从七六年以后，努力进行内部团结，由于在历次（一九七五、七○、七六年）斗争中养成了一批有威望的工人领袖，所以罢工一开始立即组成罢工委员会，并由罢工委员会组成地区性的以至全国性的总罢工委员会，组织性强，联系密切，罢工工人富于纪律，不上街示威，不作反苏联、反政府的号召与宣传，主要行动限于占领工厂和静坐，一致行动，严格自律，民主选举代表出席总委员会，招待决议和命令，拒绝个别谈判。 罢工虽由反对肉类加价而起，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本身就是政治问题，所以经济斗争也就是政治斗争；政府承认团结工会的廿一条总括如下： （1）承认工人有权罢工，有权组织自由独立的工会（取消官方劳工规例五十二条厂方有权解雇罢工工人）。 （2）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反对新闻检查，撤消对大众传播媒介（报纸、电台、电视）的垄断，停止检控独立印刷所和报纸。 （3）释放和平反七○，七六年因罢工被捕的学生和工人，恢复个人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 （4）公开经济资料，群众参予讨论改革政策（彻底改变有关经济的官僚专断）。 （5）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保证工资随物价调整，每个工人增加工资二千波币（合港币二百六十五元）。 （6）降低商品价格，食物优先供应国内。 （7）取消党政机关、警察、保安人员、共产党员的特权、削减警察、保安人员的权力，司法独立。 （8）减低妇女退休年龄，三年生产假期。 （9）改善医疗服务，增加托儿所幼儿园数量。缩短等候房屋分配的时间。 （10）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星期六休息。 政府的对策 由于盖来克的经济政策错误，他想人民负担这个责任，想不到罢工运动铺天盖地而来，简直使政府无所措手，让步已无济于事，谈判委员会只能接受工人的条件，工人提出的贪官污吏只能撤换，政府调动民兵警察到三市郊外戒备，工人派代表与民兵联络，民兵了解情况后，表示“决不向工人开枪”；参加波兰境内华沙公约军事演习的八万波兰军队是个未知数。据传说有迹象显示，罢工一开始发生，禾路高地方的波军自动驻守保卫性岗位。 在谈判期间，为和缓工人情绪，不断撤换总理、官方工会负责人及其他高层官员，盖来克自己也以健康理由下台，让位于温和派卡尼亚，并由国防部长雅鲁泽尔基任总理（如此已撤换了四个决理），他向团结工会要求停止罢工三个月，整顿经济，团结工会答应他这样做，但三月十九日比得哥什暴行破坏了他的计划，这不是工人的错，政府召开六中全会，倾向于苏联军事干涉的一派居于少数，政府决定与团结工会谈判，这事正在进行中。 领导工人的异议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开始，波兰学生中反斯大林主义的活动分子，即已组织成保卫委员会，它一直在地下存在。 在一九七○和一九七六年的罢工运动中，这个组织与工人领导发生联系，它推动学生成立“学生团结委员会”，推动农民进行独立运动。 它主张在未搞好团结之前，不与政府发生直接冲突。它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廿一日，在华沙正式成立“社会自卫委员会”，公开发行《工人报》，为工人筹措罢工基金，对工人提供法律及医疗援助，总结和宣传罢工经验。去年八月十八日，它的活动分子廿四人被捕，在工人抗议下获释。它是一个独立组织，有千余人参加，但销数已达三万份的《工人报》，则有著名的团结工会领导分子参加，它已成为工人的喉舌。“社会自卫委员会”实质上具备了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地位，但它的领导人物充分认识到波兰和的国际环境和地位，不仅不主张推翻当权的党，反而认为当权党的继续存在是符合工人的利益。但它号召建立第三个波兰，意思就是指由工人直接管理的社会主义波兰。 农民问题 波兰有三百五十万独立的小农，他们是土地私有者，占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但每户土地有二至四公顷，不能与占地四千顷的国有农场或占地三百三十顷的集体农场相比。这些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占地虽只有百分之二十，却占有国家补助的三分之二，可是生产力很低，每斤没或牛奶的生产成本，等于私人生产的二至四倍。小农得不到政府的照顾，缺乏机器工具，用马力耕作，小块土地也不适用拖拉机，除非组成合作社。但国家通过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和提高农具和肥料出售价格剥削他们。小农不能依赖小块土地生活，青年农民成为流动的城市工人，所以他们是半无产阶级。团结工会成立时，他们要求加入，但是政府不准，说他们是个体农民，但农民反驳，既然他们的农产品由国家限价收购，他们是属于国家的工人。他们既不获加入团结工会，便在工人援助之下成立独立农会。 农民所争取的，是要求政府供应更多的煤、肥料、机器和燃料，以及医疗服务，道路和水利。他们要求政府提高收购价格，改善他们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工人们知道，工人阶级被奴役，是其他阶级和社会不同阶层被奴役的根源，所以团结工会与团结农会唇齿相依，互相支援。 不提高波兰农业的生产力，群众永远面临物资的缺乏问题，但要提高生产力，必须让农民从无权无力、受剥削的地位解放出来，并在政治上取得权力，这次工农联盟开启了这样的前途，虽然还不过踏出了第一步。 苏联的威胁是现实的吗？ 苏联的军队一九五七年粉碎了匈牙利革命，一九六八年又践踏了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在波兰举行全国罢工时，华沙公约国军队正在波兰境内进行演习，它用军事占领方式扑灭波兰工人的罢工运动，不是易如反掌吗？但这个威胁终竟没有实现，原因何在？我想这是波兰工人一致团结的结果，他们从领导到工人，都对这个现实的威胁有了精神的准备，军事占领若发生，是否会引起全波兰人民的焦土抗战？这是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加以考虑的。捷克的胡萨克虽然以苏联马前卒的姿态，口出大言，但异议者“七七宪章运动”的地下活动迄今为止未停止，东德、匈牙利过去都有反抗苏联和本国官僚层的传统，波兰一旦受侵略，华沙公约国能否保证本国工人不发生抗议，甚至揭竿而起，这是很难预测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已公开声明，反对苏联军事干涉，帝国主义国家更希望藉此机会打击苏联的国际地位，所以勃列日涅夫最后只能抱怨波共中央统治的无能，悬崖勒马，以比胡萨克远为温和的口吻，希望波共自己解决内政问题。 波兰往何处去？ 波兰的团结工会和社会自卫委员会领导着一千三百万工人，三百五十万农民，小资产阶级学生，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实际上，它们已具备了政党的条件，和政府处于双重政权的地位，但它们并不想急于代替波兰统一工人党，反而采取推重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策略，因为波兰的地理位置，不可能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分裂，三百万党员中的一百七十万下层党员，已成为独立工会的骨干，上层党员的贪污昭彰分子，已受到公开指责，中央委员会已分裂许多派别，依附苏联的强硬派陷于非常的孤立，温和派谋与工人妥协，力求内部改革，减少政治震动。 经济问题仍是目前及今后急须解决的症结。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绝不满足于一时的胜利，因为经济打不开出路，胜利将迅即归于乌有；所以干预经济，重建经济，是独立工会今后负担的重要责任。这责任绝不可能再付托给贪污腐化、专横无能的官僚层。华里沙在去年九月接受英国伦敦电视台访问时说：“我们第一阶段已经胜利，现在正处在第二阶段，这是非常困难的，至于第三阶段，工人渴望‘将土地和我们在内工作的工厂掌握在我们手中’，这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排除官僚阶层，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这才是波兰人民的最后胜利。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41期，1981.4.20
杂感四则——郭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杂感四则 郭和 中国冤狱和苏联相比 十年惨劫中，中国究竟死了多少人，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调查和统计，但在审讯中透露，中共中央委员会遭受诬陷者近百分之六十，政治局委员近百分之八十，中央书记处书记逾百分之八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百分之八十，省市区第一书记百分之七十五。 人民代表大会正副委员百分之七十，副总理近百分之九十。 军事次被迫害致死者有一千名左右，从元帅大将到少将，人数超过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的总数。 以上所说的中委，主要指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所选举者，第八次大会在一九五六年举行，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反对个人崇拜，在党纲上取消了七次大会加上去的毛泽东思想字样，这是一次纠正毛泽东权力过分膨胀的大会，刘少奇被选为国家主席，邓小平任副总理。 历史上，中国的十年惨劫完全厅与苏联的卅年代党案相比，据赫鲁晓夫报告，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选出的一三九名中央委员中，有九十八人，即百分之七十被捕及枪毙。 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有选举权的代表，百分之八十在革命前及内战中入党，百分之六十工人出身。 被捕及处死者的罪名，一律是“人民敌人”。 参加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一千九百六十七人，有一千一百零八人被指为犯了反革命罪而被捕。 在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中苏二个大国，何以会发生那样惨酷的党案，其社会原因何在，是值得人们好好探索的，不能把一切归结到四人帮或十大凶手，也不能仅仅归结到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 监狱中的特权 自从魏京生发表了秦城监狱内幕后，这个共产党统治的专政机构，才大白于世。这儿关过无数反革命分子，后来成为共产党骨干的囚禁所。这是历史的讽刺，创造革命者成为“反革命”，专政者被“专政”。现在又成为不可一世的四人帮最后的栖身。自然，这里也囚禁着写过《秦城监狱》和《第五个现代化》的魏京生，以及傅月华和其他地下刊物作者和发行人。 据最近在《大公报》写《我在秦城监狱》的作者里昂报导，从一九七二年起，囚徒的日常生活有了改善，饭吃得饱了，可以大量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据说这是拜毛主席一念之仁所赐。这时刘少奇、彭德怀和大批革命者业已折磨致死，毛泽东的仁爱未能泽及枯骨。 审讯四人帮，让我们知道即使在监狱里也保持了共产党的特权制度，十凶的伙食费每人每天是三元，江青有鲜奶供应，中国农民一年收入等于十凶每人一个月的伙食费，等于普通工人二个月的勤劳所得。有人说，这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我们不能以四人帮施于刘少奇彭德怀的不人道，还治其人之身。话说得很有道理，傅月华不过为了上访者老幼妇弱的冻饿交迫，出于人道主义，挺身领导他们斗争。但她正在秦城或其他监狱中服刊，她一天不会有三元一天的伙食费。 特权，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的统治制度，即使在监狱中，也是上下有序，等级分明的。 “英明领袖”的下场 《工人日报》的矛头，现在才指向了“英明领袖”，它说：“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还有人根本无视人民的力量，根本否认人及群众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试陷四五运动是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继续制造新的个人迷信，继续捕杀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优秀青年……”这指责能更推广些多么好，也许那时魏京生傅月华刘青等不会被判有罪，至少今天也能获得平反，其实他们在大字报上发表意见，在自己发行的刊物上批评政治，犯的是什么罪？他们所有的罪，只是如《工人日报》所指出的，出于当政者“继续在‘捕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优秀青年？”！ 一则“小道消息” 据说：一九七二年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走前门的未必是好人，走后门的未必是坏人。”常言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走千里”，毛泽东的话一下子传遍了全国，从此“走后门成风”！ 毛泽东的话没有写成“指示”，但很合乎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革命精神。 所谓“一言丧邦”，说的就是这种事，但我们并不一定要把这种事栽在毛泽东身上，因为打倒“四人帮”后，走后门却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公开！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9期，1981年1月20日
简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简复 王得后先生： 我已私人告诉你，我不想针锋相对地回答你的信，因为您的这些论点都是枝节的。 鲁迅致托派的信，我觉得在他一生硬骨头里的行事和言论上，是一次突异的变音。可惜过不了几个月，他逝世了。他虽贬斥托洛茨基本人和中国托派，却没有像人家称他为“学匪”一样，称我们为“托匪”，所以我只说他接受了Ｏ·Ｖ的“党见”，而至终回复到对斯大林王明辈“统一战线论”的反对。 你说我们之间的看法“还是谈不拢”，这话很有同感。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我们谈的虽是鲁迅和陈仲山的信，实质上却是谈斯大林派与托派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同政治意见。我相信您的工作以研究鲁迅为限，我则一直从政治出发，关于鲁迅的信，总是联系到国际和中共党九十度转弯的“联合战线”政策，这样的意见我在《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中处处可见。你看过拙著，一定理解这点。一、二年当中，国内学术办界正在为陈独秀平反，现在已归结到陈独秀是不是托派汉奸？汉奸问题可说已有了一致结论：这是康生王明一伙的诬陷；托派问题还在争论中，我相信不久也会得出结论了。 让我告诉你几个故事吧。布哈林十八人在一九三八年被斯大林处死时，罪名是“右派和托洛茨基份子联盟”。长达三年的苏联冤狱，无一不与托派相关。鲁迅接陈仲山信时，托洛茨基流亡挪威，旋受苏联压力，给社会民主党的挪威当局拘禁了。事隔四十多年，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布哈林的儿子尤里·拉林写信给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公布了布哈林的遗嘱（见《观察家》第卅四期）并要求平反。一九八０年四月，由意大利共产党主持召开布哈林平反大会，世界共产主义者有五十个正式代表参加，中国派苏绍智教授以观察员资格列席。据最近于光远讲话，苏绍智简直不发一言，人家在会议上讨论如何把苏联党案人物的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中国还抱着旧皇历，把布哈林、季诺维埃夫、托洛茨基当做“叛徒”哩。 一九八０年十月，意大利共产党又召开平反托洛茨基的大会，我想中国一定会派代表或观察员参加，因为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关系甚大，托派又是中国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对此反应如何，尚无公开表示。现在我正收集十月平反大会的资料，准备作一次详细报导。 王先生，国际平反大会公开发布声明时候，我和您之间的争论会显得毫无意义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的公正站在哪一边，，也不言而喻了。自从鲁迅给陈仲山的信发表后，多少人借这封信痛骂我们为“托匪”、“叛徒”，王明、康生、徐特立、毛泽东都这样骂过，四年以前，香港的四人帮小爬虫骂得特别起劲。这次您的旧事重提，态度虽然分外客气，论点还是一样，您无非肯定鲁迅骂我们是对的，肯定鲁迅的“诬蔑”，也就肯定了斯大林所有诬陷的党案。现在世界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给党案中被杀的人平反了，中国在这二年中出版了几本内部发行的托洛茨基的书（也许你没有见过），我敢说，托派一贯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现在不已成为中国人民普遍一致的要求了么？ 苏联何以会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与中国十年大灾祸的历史类比如何？中共的理论家从来说得模模糊糊，不求甚解，但在国际上正确明白地平反所有卅年代的党案，其所代表的理论争论将大白于天下，这些理论仍会有助于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人们还得好好从头学习！ 祝 好 一九八０年十二月十八日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9期，1981年1月20日
王得后：答一丁先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答一丁先生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王得后 一丁先生： 多谢你剪寄一九０年十一月十晶给我的公开信，使我知道拙文《关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已经刊出，并且你不想和我“争论”的“反驳”信也已经登出来了。惠书又说：“我的答复，义不合尊见，请再赐答。”谢谢。 你一开头就反复表白，你“决不批评鲁迅‘错误’”，你“绝对不会对鲁迅说‘你错了’，而只能解释，为什么鲁迅有这样的意见？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客气。据我读到的你的文字，对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这个问题，十几年来你不是一直在宣讲鲁迅错了吗？如果我没有误解你的意思，你所宣讲的大致是这样几点吧： 第一，鲁迅反对托派们的斗争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托派是正确的； 第二，鲁迅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受为Ｏ·Ｖ的影响，出于“势利观点”，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党见”； 第三，鲁迅诬蔑中国的托派接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津贴，是汉奸； 第四，鲁迅没有再次公开答复陈仲山的第二封信，是遗憾的事。 这样的概托，不知和尊意是否符合，你是否首肯？上次你借《鲁迅研究资料》发表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封信的机会，大致重复了这样的指责，并着重谈到第二封信，因此我也就这封信向读者介绍了一点资料，说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是正确的。 还是鲁迅说得实在。他说：“据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不一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周围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即如你认为“无关宏旨”的《社会日报》对陈仲山第二封信的披露，我却至今觉得颇有意思。你自己不看《社会日报》这样的小报，却有人消息那么灵通，居然能“探悉”到陈仲山的私信，利用小报那样刊登出来，而你，还有王凡西先生，作为陈仲山的同道，却反复为这封信被湮没表示遗憾，不是有趣的现象么？托派对于鲁迅的公开的答复，既有以组织的名义发表的“声明”，又有小报上的文章，还有如你所报露的陈独秀在背地里的私信中“甚至用了‘红色老狗’字样”的辱骂，而陈仲山却又可以指责鲁迅的郑重的公开答复为不“堂堂正正”，一丁先生，你所相信的“历史的公道”在哪儿呢？ 我认为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这在根本上，是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完全正确。你一定熟悉，鲁迅对托派的批判，除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外，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还有一段。那是在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时讲的。他说：“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这，以及陈仲山信中所攻击的“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ＲＥＤＳ以打平天下”，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是完全正确的吗？一丁先生，你说你是早已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分析问题的，你看，日本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不是这样证明了的呢？ 你提出了一个“势利观点”问题。你说，你“是在为鲁迅辩护”，——其实鲁迅并不需要什么辩护。鲁迅研究是一门科学，需要的只是如实地阐明他的思想，他的实践，从中找出规律来，并给予科学的评价。——你的“辩护”是什么呢？不过是说，鲁迅反对托派是出于势利观点，这“非他所有”，而是Ｏ·Ｖ的观点。对不？从这个“辩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一是鲁迅本人并没有反对托派，这不是他的本心，而是Ｏ·Ｖ的“党见”；一是在这样重大的政治斗争上，鲁迅受了蒙蔽，是糊涂。一丁先生，不知你注意过没有，对于Ｏ·Ｖ笔录的文章是不是符合鲁迅的“口授”的本意的问题，鲁迅曾经发表过意见，批语过小报所造的不符合他的本意的谣言，这见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以你所谓的“非他所有”的“影响”说，是不存在的。如果说你有所“辩护”的话，不过是以鲁迅受蒙蔽来为托派辩护而已，岂有他哉！ 大家都知道鲁迅一生是深恶痛绝“势利观点”的。你提出“势利观点”来自然十分巧妙。但是，鲁迅批判托洛斯基及其中国的徒孙们，与“势利观点”毫不相干。我上次说：“即使不以成败论人，也不等于一定要认为凡失败者皆英雄好汉，这才不是势利观点。”我是在反对这样一种逻辑：凡是失败者都不能反对，谁反对失败者谁就是势利观点。我引用鲁迅“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的观点，就是说对失败者要具体分析。如果因为主张的错误、荒谬、反动而失败，人人得而反对之，这并不是势利观点，也不要怕人家试为势利观点而不敢去反对。如果他的主张正确，是真理和正义所在，因为别的原因失败了，这就不当去反对，倘屈服于胜利者的压力而去反对之，才是势利观点。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夜致曹聚仁信）的精神。你把我那句话具体地解释为：“托洛茨基失败了，但他算不得是英雄好汉，所以鲁迅尽管如何奚落他，都不是势利观点。”我并不敢苟同。如果要我自己具体地解释一下，我将这样说：托洛斯基和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是错误的，也失败了，钽迅反对他们，是捍卫了真理，伸张了正义，决不是什么势利观点。你信中引用的斯大林的一段话，我以为并不能支持你的结论，道理很简单，人是会变的。在鲁迅的信里，不就把托洛斯基早年的被流放于西伯利亚和晚年的“被逐、飘泊、潦倒”作了比较和区别么？ 关于“卢布说”，你批评我“太老实了”，我读了，确很感动，虽然，“老实”而“太”，并不是好意思。可是，一丁先生，我还是要说，你的敏感使你不能正视鲁迅的原文。请看鲁迅的原文和你这一次的解释吧。鲁迅说： 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 你是这样解释的：“其实谁也没有造这样的谣，这只是鲁迅的‘暗示’，足以使人怀疑托派是‘汉奸’。”一丁先生，照你这样说，你怎么看待这段话中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这句话呢？如果真像你所解释的是“暗示”托派是汉奸，那么这一句话不就在“明示”自己骂自己“至于这样下流”了么？你会这样写文章吗？我觉得鲁迅决不会这样写文章，决不会写出这样“暗示”的文章来的。照我的理解，这段话只能是一种警告，而且是严厉的警告。也许我的感觉不对，恰如你讽刺我的“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看法一样，一丁先生，我觉得鲁迅这段话写得实在情深理切，实在是动之以情，喻之以理，希望你们在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的时局下，迷途知返。我这种感觉，也出于我对鲁迅这样一个思想的信仰：“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何况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中呢。我还大胆妄测一句，我还觉得这段笔录多半经过鲁迅的推敲，润色，可惜原稿不存，Ｏ·Ｖ即冯雪峰也已作古，无从核实。这一点，只要你读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也许会有所考虑的。 为了反对我的“严厉警告”的解释，你说：“又有谁指着鲁迅的牌子说：‘你拿过俄国人的卢布’呢？”一丁先生啊，你真的忘了么，三十年代你也在上海，你忘了形形色色的敌对者指着左联和鲁迅的牌子造谣说他们拿了卢布吗？左联成立以后，当时上海的大报小报上这类诬陷可是多得很哩。比如一九三０年五月十四日《民国日报》上的《解放中国文坛》一文就说，进步作家是“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金钢钻报》上的《鲁迅加盟左联之动机》一文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这些当然是谣言，可并不是“暗示”。指着鲁迅的鼻子骂他拿了日本人的津贴，是汉奸的也有哩。一九三四年五月《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上有一彷《鲁迅愿作汉奸》的大文，其中说：“鲁迅即搜集其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果然一说便成，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乐于作汉奸矣。”你看，还要怎样指着鼻子呢？ 你这次在“反驳”信里，又不仅仅止于“暗示”说，更进一步把这种“暗示”同鲁迅逝世两年以后，王明、康生实指陈独秀领取日本人三百元津贴一事联系起来，好像鲁迅是始作俑者，要对此负责似的，一丁先生，你不觉得你在追蹑时代风气上大前进了一些儿吗？ 余不一一，此复，也祝 好！ 王得后 一九八０年十二月四日于北京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9期，1981年1月20日
答王得后先生“关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答王得后先生“关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 王得后先生： 你在《观察家》第卅七期上发表的文章已见到了，我现在用信的方式回答你，首先表示我的感谢，我曾在拙著《鲁迅：其人，及事，及其时代》后序表示，“我的文章有挑战性，我很希望有人提出不同的论据来反驳我”，你的文章——《关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第一次满足了我的愿望，真是“空谷足音”；第二，我不想用争论方式对你反驳，尤其是对于历史问题，只能解释其所以然，不能问“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决不批语鲁迅的“错误”，从当时鲁迅的反应说，决不应提出“错误”的问题。信虽然是O·V代笔，内容却是鲁迅肯定的，我绝对不会对鲁迅说“你错了”，而只能解释，为什么鲁迅有这样的意见？你看过我的《从中共的历史发展证验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信》，人家近几年才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在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如日方中的时期，早已这样分析问题了。 鲁迅习惯把对方的信或文章和自己的反驳一起发表，这是好榜样，我是学习他这个榜样的。正由鲁迅把陈XX的信发表在一起，在经过多年之后，我们可以按照历史的真实发展来证验作者当时的见解是否真理，这不仅我要感谢鲁迅，也感谢你们这次发表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封信。我不想再对封信注释什么，认为转载一下，让海外关心中共历史发展的人，对鲁迅和托派争论有兴趣的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也是好的。至于陈仲山信前的拙文，主要也是说明当时的情形，和解释（当然是主观的）鲁迅所取态度的所以然，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 但你引用了我的另一篇文章——《鲁迅逝世前的一封信》，对我的两个论点表示不同意见，这倒是你文章的要点所在，我倒很有兴趣和你“争论”一下。你的引用有删节，为清楚了解我的意见起见，我对第一点全部重新引证如下：（一）“他以成败论人，‘因为史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溱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鲁迅常从历史反面论断人物，这种势利观点，非他所有。”我至今仍保持这个观点：鲁迅先生使我折服的地方，正是他一向没有“势利观点”，这种例子可以举上好多，但和你的反驳都不相涉。你认为“即使不以成败论人，也不等于一定要认为凡失败者皆英雄好汉，这才不是势利观点。”把你的话具体地说，就是：托洛茨基失败了，但他算不得英雄好汉，所以鲁迅尽管如何奚落他，都不是势利观点。我并不想替托洛茨基争取英雄好汉的称号，但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史大林写了篇《最优秀的党领袖的作用》，登在第二四一期的《真理报》上，他说：“实际组织暴动的一切工作，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确定地声明：卫戍军之迅速转向于苏维埃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之勇敢的执行，党应该主要地与首先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这可证明，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的当时，托洛茨基曾经是史大林眼中的“英雄好汉”，但当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被史大林放逐之后，便成为鲁迅眼中的“狗熊”（落水狗也）了！ 你引鲁迅所说的话，“塌台人不当和落水狗相提并论”，“不打落水狗”有两个错误：“一是塌台人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纵恶。”鲁迅的话可以引申如此说，如果要避免错误，得把塌台人和落水狗分开；塌台人也有好有坏，坏的塌台人应视同落水狗，应加痛打，如视同一律，便成纵恶。我这样解释，你大概不会反对吧，那么请问，托洛茨基是好的塌台人，还是坏的塌台人呢？我说鲁迅以成败论人，看他对史大林的“成功”的推崇，对托洛茨基“被逐，飘泊，潦倒”的奚落，不正是“势利观点”在作？你又引用鲁迅的话，“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因而你就认定“鲁迅的回答恰怀鲁迅平日为人的精神相符”，我们的分歧，至此就显示出真实之点，你认为托洛茨基是鲁迅心目中的“咬人之狗”，打它正是与鲁迅为人的精神相符，我则任上面引述史大林对托洛茨基说过的话，证明鲁迅以成败论人的势利观点，非他所有，我是在为鲁迅辩护，他的“势利观点”只是受到O·V的影响，接受了当时史大林领导下全世界共产党一致的“党见”罢了。 我还可以提出一个惨痛的反证，我是把中国自一九六六年起长达十年的党狱，和苏联自一九三六年起长达三年的党狱“视同一律”的。在十年长的“四人帮”（何止“四人帮”而已哉！）可怕统治下，每一个人都必须两者居其一：或是“牛鬼蛇神”，被人打倒在地，做了“落水狗”；或是“四人帮”一伙，把刘少奇和创造革命的其他功臣（他们和托洛茨基及其他十月革命的元勋并无不同）打倒在地，视他们为“落水狗”。如果不是四五群众的革命运动，他们至今还是冤沉海底的，也许会另有一个“鲁迅”在写文章奚落他们！ 我相信历史的公道，苏联党狱中最后一批被杀的布哈林在六月意大利的一次国际会议中被平反了，中国共产党派了一个观察员列席。史大林的功罪，毛泽东定为三七开。如果刘少奇和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已获得平反，那么苏联的冤狱，迟早也会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得平反的。 我的第二个论点：“鲁迅深恶‘卢布说’，现在反过来用卢布说污蔑托派。”你认为未必确当，那只是鲁迅一种严厉的警告。王先生啊，这话你说得太老实了，又有谁指着鲁迅的鼻子说：“你拿过俄国人的卢布”呢？这种话最好托之于“谣言”，谁也作不得准，但确实是一种“暗示”，鲁迅说得更巧妙，他说：“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其实谁也没有造这样的谣，这只是鲁迅的“暗示”，足以使人怀疑托派是“汉奸”。而且过了二年——一九三八年一月廿八日和二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就实指陈独秀和托派是“汉奸”，领取日本人三百无津贴了。王明在汉口进行过大规模的诬蔑运动，一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这只是史大林全世界反托运动在中国的表现，只因王明等人表演得过于拙劣，反而使人不能置信。可是王先生直到今天，还在认为这只是我们的“敏感”。 在这儿我也相信历史的公正，国内正有人公开写文章，给陈独秀和托派洗刷王明和康生一伙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这就会连鲁迅的“暗示”在内。 王先生其他的话我以为都是无关宏旨的，譬如“社会日报的消息”。就我个人说，我是不看《社会日报》的。陈其昌给鲁迅写信，事先我完全不知道，事后他只落得同志们的埋怨，说为什么对鲁迅发生幻想。所以第二封信我也不知道。我是七十年代初看了《鲁迅日记》，发心研究鲁迅时才知道的，并不如王先生所说，我早知道了。《鲁迅日记》郑重地记上一笔“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我倒没有像王先生那样感到“轻蔑之意，溢于言表”，我是感谢鲁迅先生这句话并保存陈仲山这封信的，他使我们在四十四年之后，终竟能获知这封信的内容。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之后，鲁迅忙于生病和对付周扬徐懋庸一伙，不同志谈到托派和陈仲山了，这是否表示他“连眼珠也不转过去”，那就只有王先生一个人知道了。 我希望王先生确实不以为我在和他“争论”。好！ 一丁 一九八0年十一月十日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8期。1980年12月20日
王得后：关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关于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 王得后（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 最近，《观察家》（九月二十日出版的第卅五期）转载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四）所发表的《陈仲山致鲁迅》（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一信的全文，同时发表了一丁先生为此而写的新作《鲁迅与托派问题的一些新资料》。一丁先生在这篇大作中，全文转录了中国托洛斯基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而发表的《特别声明》，为研究鲁迅反对托洛斯基派的斗争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份资料，这是有益的。同时，一丁先生又重申了他在七十年代的大作《鲁迅逝世前的一封信》中的对鲁迅的指责，再一次断定鲁迅反对托派的斗争是错误的，“这也反映了鲁迅只是一位文人，不是一位革命家；而且是一位固执的文人，不是一位虚怀若谷的文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是不能令人苟同的。我们愿借《观察家》的宝贵篇幅，就一丁先生的一家之言交换意见，提供一种不同的观点让读者比较、参考，并就正于一丁先生和大方之家。 先谈陈仲山给鲁迅的第二封信吧。 一丁先生和其他“固执”托派观点的先生如王凡西都慨叹鲁迅不再答复陈仲山的第二封信，似乎鲁迅输了理。这一次，一丁先生看到了《鲁迅研究资料》（四）所发表的这封信的全文，很感慨于“它一直被湮没达四十四年之久。”诚然，鲁迅没有写“再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没有听从陈仲山的第二封信。但是，这封信并没有完全“湮没”达四十四年之久。早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一日，有一位化名肖蓬的人物，就在《社会日报》上披露了这封信的消息，并引用了这封从中的重要语句。这也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有用的资料，现在全文照录如下： 鲁迅与陈仲山▽革命论战将开场吗？ 鲁迅大家都知道。陈仲山是谁？便是在《现实文学》与《文学业报》的七月号上，一封致鲁迅的信下罢陈ＸＸ的真名字。鲁迅的回信是由鲁迅口授，［Ｏ·］Ｖ笔写的，后来据说回信内容与鲁迅原意不符之处甚多，但至今未见更正，大概认为这是可以“马虎”的了。但这位陈先生在八月初又写一封近“万言长信”，标题是“‘托洛斯基’一分子对鲁迅的答复”，信的前段说：“……你拿辱骂和诬蔑代替了政治问题的讨论，……你的回信的态度，简直是‘中国现代文豪’之思想与行动的最无情的讽刺！”随后即把鲁迅的回信中关［于］联合战线问题，道德问题，甚至又提到鲁迅借机会向史太林党官僚献敬等一大堆反驳的话。信尾他对鲁迅挑战的说：“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论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你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我想鲁迅要是见了这封“万言长信”，他一定要光火，但我们为□观战计，祷祝鲁迅不要现再生病，去请人代笔，让我们得以仔细的看看托洛斯基派与史太林派究竟能耍些什么花枪。 见《社会日报》中华民国廿五年九月廿一日第二版。文中方括号中的字，显系漏排，是抄录者补上的；□中的字，看不清楚，待查。 这位“肖蓬”不知是谁，不会就是陈仲山的又一个化名吧？如果这位肖蓬不就是陈仲山，那么，知道陈仲山给鲁迅写第二封“私信”的人，至少有四位，即此外还有一丁和王凡西二先生（王先生的大作见《双山回忆录》）。而且消蓬的文章，很难说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党同伐异吧？这也不足为奇。鲁迅早就说过：“不是上帝，那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世间都以‘党同伐异’为非，可是谁也不做‘党同伐异’的事。”（《并非闲话（二）》） 这就要说到鲁迅对陈仲山的第二封信的态度和处理了。鲁迅收到这封信后，在日记上写道：“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读过《鲁迅日记》的人都知道，鲁迅在日记中极少发表批评性意见，收发书信，几乎从不下断语，这里特意点出“托罗茨基派也”，轻蔑之意，溢于言表。鲁迅不是说过么：“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见《半夏小集》）依鲁迅的脾气，不大会中陈仲山辈的激将法，去和他周旋的。这就累得肖蓬辈终于忍耐不住，于两个月后自己利用小报披露这第二封信的消息和内容了。这实在是鲁迅“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胜利。 鲁迅不再写“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因为有一封已经足够了。 鲁迅公开答复陈仲山的第一封信，全文发表来信，毫不隐匿对方的观点，不正是“堂堂正正的论战”么？为什么这样做却反而是“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呢？革命者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也不必要隐匿对方的观点而打闷棍。鲁迅的公开答复，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光明磊落，恰是革命者的作风和气派。在这一点上，一丁先生的同道王凡西先生的见解，倒更高明一点。他说：“当时我对其昌（按：其昌是陈仲山的真名——引者）此事也嫌他过于卤莽，但事后证明，鲁陈二信被搜在那大量流通的《全集》中，也未始不是好事。阅读之下，明眼人自能看出，究竟谁是谁非。”（见《双山回忆录》）还有两个细节也值得注意。第一，陈仲山要求鲁迅将回信“留存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这种真正“躲躲藏藏”的秘密勾当，在道不同的人们之间，是不足取的，何况三日之期已过，——这也不是鲁迅的故意怠慢，从《鲁迅日记》可以看到，鲁迅当时正在大病之中。鲁迅自六月五日以后，即“日渐委顿，终至于难于起坐……其间一时颇虞奄息”，而六月五日的日记，仍未记录收到陈信，陈信是六月三日写的。过了三日之期，鲁迅公开作答——当然公开作答的决定性原因，是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表示“要请你原谅”，还要怎样呢？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因为是“私信”么？谈的并非个人间的“阴私”。“既已写出，何妨印出”。自诩为革命者的人，为什么害怕公开自己的政见，党见？第二，鲁迅在发表陈仲山的来信的时候，隐去了陈的名字，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国民党的压迫，这正是政治上郑重而负责的做法，是革命者，“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作风”。一丁先生以为然否？对于鲁迅的答复，肖蓬说Ｏ·Ｖ·笔录的“内容与鲁迅原意不符之处甚多“，可惜哪里不符，语焉不详，这也难怪，因为本来纯系谣言。一丁先生认为回信“与鲁迅平日為人不符”，倒指出了两点内容。“（一）他以成败论人……这种势利观点非他所有；”“（二）鲁迅深恶‘卢布说’的，现在反过来用‘卢布说’诬蔑托派”。这种指责，未必确当。（一）即使不以成败论人，也并不等于一定要认为凡失败者皆英雄好汉，这才不是势利观点。一丁先生不会不知道，鲁迅有一个著名的主张，是“打落水狗”。鲁迅列专章“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指出“不打落水狗说”之中的二个错误：“一是错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视，二是不办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纵恶。”而“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见《论“费厄泼赖》）所以，鲁迅的回答恰与鲁迅平日为人的精神相符。（二）鲁迅深恶“卢布说”，那是指造谣诬蔑。倘有无耻之徒事实上确拿敌人的津贴，指出这事实来，既非造谣，又非诬蔑，有何不可呢？请读鲁迅一段文章： 《现代评论》的一千元津贴事件，我一向没有插过嘴，而“主将”也将我拉在里面，乱骂一通，——大约以为我是“首领”之故罢。横竖说也被骂，不说也被骂，我就回敬一杯，问问你们所自称为“现代派”者，今年可曾幡然变计，另外运动，收受了新的战胜者的津贴没有？ 还有一问，是：“公理”几块钱一斤？（见《“公理”之所在》） 至于托派是否拿日本人的钱的问题，我觉得陈仲山和一丁先生和王凡西先生都有点神经过敏，把鲁迅的回信看错了。鲁迅在回信中既说：“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接着又说：“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版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这番话，确是一种严厉的警告，而决不是什么反话、影射、暗箭、造谣和诬蔑。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为什么这么敏感？这样悻悻然？ 鲁迅的回信是严肃的、严正的，谈的是政治观点，双方原则性的分歧，批判了托派“理论”上的错误。历史早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鲁迅反对中国托洛斯基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鲁迅毕生从事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历届反动统治者的斗争，表明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 一九八０年十月七日，于北京。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7期，1980年11月20日
鲁迅与托派问题的一些新资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鲁迅与托派问题的一些新资料 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封信 鲁迅晚年，有两件事震动当时的文化界，第一件事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载《文学业报》月刊第四期和《现实文学》月刊第一期。第二件事是同年八月三—六日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载《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这两封信都收集在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信之前均先载来信，发生的影响可说迄今不衰。致徐懋庸信中提出两个口号之争，最近因夏衍写了《一封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对死去的冯雪峰旧事重提，突施攻击，引起了不少人的愤慨；但是“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来就没下文。其实，这件事的发展不是没有下文的。自从鲁迅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之后，那位引发鲁迅写这封信的陈ＸＸ（即陈仲山）很不服鲁迅的谩骂和诬蔑态度，又写了第二封信，以致它一直被湮没达四十四年之久。最近，这封信终于发表了，它刊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上，该书于今年一月出版，第一版只印了一万七千五百册，可见发行范围十分有限，所以特作为附录转载在本文之后。 《火花》上的声明 陈仲山在第二次致鲁迅的信中说：“寄信书的是我个人，并非你回信中指名‘诬蔑’的‘中国的托洛斯基派’。”所以陈仲山给鲁迅写信这件事，又引起“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即当时中国托派组织的辩白，在它的机关报《火花》上发表“特别声明”。《火花》现在在香港是不会再找得到的了，但在美国胡佛图书馆里藏有原本，该“声明”文字不多，故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抄录在这里。 特别声明 （登载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五日出版的第三卷第三期《火花》上） 在斯大林党的外围刊物“现实文学”第一期上，我们看到了鲁迅“答中国托洛斯基派的信”，不胜骇异。为使革命的读者明了真相与明辩是非起见，兹特声明如下： 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即鲁迅所说的托洛斯基派）从未给鲁迅写过什么信。对于鲁迅那样阿谀权威，缺乏真正革命者精神，徒尚谩骂而无政治常识的人，根本也不会给他写信。 二、此次陈ＸＸ致书鲁迅，完全是他个人的事件，其中虽然也涉及政治问题，但与本组织无关，更不代表本组织发言。 三、鲁迅将私人函件的往还竟标以“答某某派”的大题止而肆意诬蔑本组织全体，且毁谤托洛斯基同志的名誉与人格。对于这，我们不屑浪费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来和鲁迅作无益争辩。我们只号召一切无产阶级战士与全体革命者起来抗议斯大林党联合全世纪阶级敌人向我们，尤其是托洛斯基同志进行无耻诬蔑这一事实。因为鲁迅的诬蔑，只是此一恶毒洪流中之一脉细支吧了。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雪维克—列宁派） 鲁迅是人不是神 当时鲁迅给托派的公开答复，既未曾正面涉及理论问题，也未涉及路线问题，他只是在自己的信念受到刺痛之后作出不着边际的反击而已。鲁迅当时有两个信念：一是尊毛崇苏联，由此连带地相信了斯大林，另一是倾幕毛泽东，与中共文艺界的地下分子有密切来往。因此他对托洛斯基当时被斯大林逼得流亡国外的潦倒境况，不仅不寄予同情，反以鄙夷的口吻加以讽刺；他对中国托派更是极尽诬蔑之能事。 这件事至今相隔四十余年，已成历史陈迹，但是信中所涉及的两个问题，即斯托之争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始终成为人们研究和争论的课题。鲁迅对联共党内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实在不甚了解，因此他便偏信了斯大林所宣传的一切。一九三六年，正是斯大林将这个党争推到诬陷的顶峰时期。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中国制造大冤狱的时期，那末一九三六年是斯大林在苏联制造大冤狱的时期。鲁迅没眼看见在中国的大冤狱中，他的几位最亲密的战友，如胡风和冯雪峰等，横遭清算打击的现实，但他有眼看见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在苏联所制造的大冤狱，可是那时他又不信，没有好好地去去研究它，这也反映了鲁迅只是一位文人，不是一位革命家；而且他是一位固执的文人，不是一位虚怀若谷的文人。他的固执，在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上，表现了他的坚持性，但这种固执，在探讨真正革命道路的时候，便会成了自己前进的绊脚石。 鲁迅是人，不是神，他有其进步和战斗的一髯，也有其局限和崇尚现实权势的一面。这才是真正的鲁迅。 附录 陈仲山致鲁迅的第二封信 鲁迅先生： 看到了你公开答复我的信。我很怀疑，你是否看了一下我寄你的各种刊物的内容。 我得向你说明，我寄信寄书给你的本意，是因为看见了你对“联合战线”问题的意见，想供给你一些研究这问题的材料，所以我的信中所说到的只是这一点，并非因谁曾指你是什么什么，寄信书的是我个人，并非你回信中指名“诬蔑”的“中国的托洛斯基派”。其次，革命是大事，明白的有责任心的人都应该虚心的坦白的研究革命的战术与战略。我平素认为你无论如何总还是明白的有“道德”的人，所以我写信向你谈政治问题，但不幸你的复信的全篇避开政治问题不谈，而却因为从前谁骂过你拿卢布的乘机在我，甚而不止在我的身上发泄积恨。谁骂过你，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如果有这事，如果是简单的骂，这种骂是无意识的，因为倘若是为了革命，则世界工人阶级首先胜利的国家应该供给物质的帮助，而我国革命者也应该接受这种帮助。但这终究是从前的个人小事，在民族危亡之眼前，有“道德”的人不应抛弃这小嫌而看远些吗？然竟不然！你拿辱骂与诬蔑代替了政治问题的讨论，而这恰是斯大林党官僚们的一脉相传的法宝。你的回信的态度是“中国现代文豪”之思想与行为的最最无情的讽刺！ 你似乎深恶痛恨于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对斯大林党的“联合战线”政策的攻击。你对这一点尽量展布了你那辱骂诬蔑与恐吓的本领。我希望一切明白的人都了解，布列派之所以反对斯大林的联合政策，绝不是对个人，而是由于忠于中国工人阶级，不忍再见一次“四一二”的屠杀。你可详细知道上次中国大革命是在怎样与谁的政策之下失败的？一九三三年德国无产阶级之不战而溃与一九三国年奥国革命运动之被压碎是什么政策造成的？世界革命的连续失败把人类的痛苦延长了几多年？你应该从这里来观察问题，来认识革命者的斗争之出于不得已，而非什么“道德”不“道德”了。 中国斯大林党遵奉第三国际的命令，认为一切阶级可在日本压迫之下联合反抗，因而他们打通电、派代表，到宁、粤、香港向刽子手军阀官僚们去接洽，并高喊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联合战线。抗日是目前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如果各阶级各党派真能联合起来挽救民族的危亡，那自然是当欢迎的。然无奈这是一种幻想，事实上，尤其在目前的中国办不到，即使变相的办到，其中还含有最可怖的前途。中国的主要阶级，如各派资产阶级与工农劳动阶级，后者与前者是死敌，对于抗日问题，则根本说来，这两阶级是背道而驰的——资产阶级以不抗日为生，而工农两阶级以抗日为生。详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相依而存的，所以根本上它不会抗日。在事变发展中，尤其在受到工农大众的威胁时，它只有降日。它与帝国主义固然有利益的冲突，但它们之间的这种冲突比之它们与工农大众的利益冲突，小得不算什么。所以在工农未起来时，资产阶级在口头上甚而在行动上会表示抗日，但当工农起来而威胁到它的生存线时，它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将降到近于零，它们会联合起来对工农来一次大屠杀。这就是我们亲身经过的“四一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各阶级关系的根本认识。而且中国目前是在“四一二”的屠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它更害怕民众起来，更依赖帝国主义；宁坐看华北丧失而不敢放松它对“红军”对抗日民众的压迫。革命正常的战术必须建在这种对阶级关系的根本认识上，才能应付万化千变的形势。本此，中国布列派指出了“必须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才能达到抗日胜利”之大道。 那么是否可以以就因此而认为资产阶级各派绝无抗日作用了呢？只有蠢才才会这样想。资产阶级可以因时因势而常向“左”摇摆；在它们真有抗日行动时，无产政党应该和它们共同行动，但即在这样作时，我们在战略上决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基本认识，在策略上也不能离开太远。我们必须设立堡垒以预防“四一二”之猝然到来；这即是说，无产政党必须时刻揭明自己的旗帜不使与资产阶级的混淆，时刻指示给工人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性，使他们时刻提防同路人，时时团结并扩大本身的力量。这样，仓猝遇到“四一二”屠杀时他们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致认不清敌人和自己人。这就是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抗日运动的道路之大略。而中国斯大林党的联合战线政策恰和他相反：他们认为在日本压迫下国内阶级冲突会消灭；其实则不但不会消灭，反而更尖锐；他们离开阶级的立场，放弃自己的旗帜而使工农大众相信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如使相信北伐前的蒋介石与汪精卫是革命的一样，他们完全重走使上次革命失败的“四个阶级的联盟”的道路。其结果必使工农再遭一次“四一二”的屠杀，而抗日运动也不能胜利。对于这样危险的毒害工农亦毒害民族的联合政策，革命者怎样坐视而不反对呢？有“道德”的人怎能盲目瞎叫而不研究呢？ 鲁迅先生，你看，这两条中国民族抗日的路线：布列派的是脚踏实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结论，是本于阶级对立的实际；斯大林党的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联合主张，是根据幻想，绝不能实现（或在工农被屠杀之结果下能变相的实现）——这两条路线到底那个是在天上？那个是在地下？假如布列派的主张打倒帝国主义代理人国民党来进行抗日是日本人所欢迎的，那么，你们派代表向南京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即汉奸交涉合作，不更受日本人欢迎吗？ 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诬蔑得这样曲折周到！布列派的《斗争》与《火花》是同志们节衣缩食并闷在亭子间阁楼上挥汗劳动的产品，正因财力不给，《斗争》已从周刊转变为半月刊，听说又快要降为月刊了。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它一定要像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的出书出杂志，并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窗内张广告出卖，而决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 你说“你们的行动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确有点使我“糊涂”起来。中国人中有阶级、各阶级中有汉奸，有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有被压迫的工农大众，你所谓中国人的道德，是殷汝耕的道德？是国民党的道德？是鲁迅的道德？还是这几种人混合的即所谓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道德？如果你指的是后者，那就要请你再来一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神话给我说明它到底是一种怎样奇怪的东西；如果你指的是资产阶级……的道德，那大概是关于“新生活”、“劳资合作”的吧？这是革命者时刻要推翻的；如果是劳苦民众的道德，那我们革命者始终是切切实实为这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此外，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道德。布列派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吗？你这里所谓大众，不知是中国那个阶级的大众。如果是国民党的大众，那当然不欢迎；如果是鲁迅手下的大众，那或许不欢迎，但如果是工农劳动大众，那他们因遭受屠杀遭受压迫的记忆比你的要亲切而新鲜得多，是天然的会深恶痛绝于阶级混合的背叛政策而欢迎布列派的政策的。 最后，说一说你对苏联那种赞羡的态度。工人国家受到中国小资产阶级之赞美，以保护苏联为责任的我们是很欢喜的，但革命者向来是眼看实际口说实话的，决不为别人对苏联的空赞羡所眩惑。你称赞“斯大林先生们的苏联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我不知你指的是那几方面。事实表示，苏联十余年来的成功是经济建设，此外，无论 在国内国外都着着失败。中国上次大革命失败后几十万青年之被残酷的监禁与枪杀，这是斯大林先生的苏联的成功？放弃了世界革命的领导把头缩进一国社会主义的壳子里而与帝国主义联盟，这是斯大林先生的苏联的成功？各国共产党已无不拿爱国主义代替共产主义，这是斯大林先生的成功？鲁迅先生对这些世界大事何以太茫茫然！假如十余年来苏联是处在列宁或托洛斯基的领导下，那它在国内的成功要比现在高几倍，而中国与德国革命的胜利或早已把世界资本主义摧毁大半了。假如这样，现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必然只会赞颂，绝不会诬蔑托洛斯基同志了。说到苏联工业建设的成功，我介绍你知道这几点史实：一九二七年联共左派反对派最先提出了工业建设计划，当时被斯大林斥作“超工业计划”不加采行；同年第一五年计划实行后，行不通，于是一九二八年放弃了原来计划而采用了反对派的计划数字，这才有了后来的成就；然当反对派的计划被采用而获得了部分成功时，创造计划与为这计划的实行而奋斗者，却被斯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驱逐到国外。再，你知道苏联五年计划成功的基础是什么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生产国有。而创造这种国有制度的，是十月当时的革命者。但这些革命者凡生存的全遭斯大林的迫害。举例说，那时的七个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已死外，有五个都被斯大林流放监禁驱逐或加以别的处分了，剩下的一个就是斯大林。知道这些史实，你就知道五年计划之成功之中渗透着放逐者的血和汗，你就懂得只有小资产阶级势利之徒才会认为这成功，使托洛斯基的被逐晚境成为“可怜的”对比；这样，你或者就不会盲目地跟着别人，对毕生献身革命的伟大的老革命家托洛斯基加以那样的诬蔑了吧。鲁迅先生，告诉你，像你那样的诬蔑辱骂，国际布列派听得多，见得多，受得多了。什么勾结帝国主义图谋倾覆苏联，什么阴谋暗杀谁谁，等等。斯大林官僚及其徒子徒孙们，政治上破了产，不敢面对政治的攻战，而却在私人生活上造谣诬蔑，而这武器现在被鲁迅先生拾了起来。托洛斯基在欧洲贫病交加，靠版税稿费维持生活，因出版他的著作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店，造谣者就指着说，他“用敌人的金钱”。鲁迅先生，你拿版税高费的地方，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假如有人向我说，鲁迅先生躲在上海租界里，借日本人的庇护，并拿日本人的杂志的稿费来宣传民族文学，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指使，那你可放心，我必定要为你痛骂这个造谣者的不“道德”与无耻！ 你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你的答复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并且还不仅发表在一个杂志上。而你那公开回信的内容，又不谈我向你诚恳提出的政治问题，而只是由我而诬辱到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并诬蔑到托洛斯基，你是讲“道德”的人，你既然这样作了，我就不得不再诚恳的请求你把我这封信公布在曾登过你的回信的杂志上。标题用《托洛斯基一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着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论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你的话在中国人中是最有吸引力的，如出言不慎，那必将遗害青年，必损伤你的盛名，并有害革命。 顺祝 进步！ 陈仲山 [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5期，1980年11月20日
一丁：为新凤霞掉泪，为新凤霞喝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为新凤霞掉泪，为新凤霞喝采！ 一丁 一口气读完了《新凤霞回忆录》，不禁时时泪盈于睫，她的简朴叙述，由于表达了真实的生活感情，动人心弦，震撼人的神经。 忆苦却不思甜 她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父亲靠在妓院卖糖葫芦维生，于是她只得投身到评剧的狭小的圈子里，这是民间生长不久的剧种，是原始的素朴的农民的娱乐形式。正由于它还没有定型，故富于创造，从新凤霞的体会，简直是在替斯坦尼思拉夫斯基的理论体系做例证。但我不想在这方面作介绍，因为亲身的体会总归是主观的。 高尔基写有一个剧本叫《在下层》，中国卅年代把它搬上舞台时，改名为《夜店》，后来拍成电影，看过的人很多。新凤霞和她的伙伴，都是生活在下层里的，如果她们把《夜店》也移植到评剧，像《雷雨》一样，那就现身说法，不假外求了；但无论旧社会如何胡闹欺斜线人。日本宪兵如何蛮横，艺人们如何吃白面堕落……这一切，总归过去了，给革命的烈火烧成灰烬了。共产党有句话，“忆苦思甜”，新凤霞写了这许多血泪的故事，忆苦却不思甜，因为她在新社会经历的苦难并不比旧社会少！，所以她不可能在这本《回忆录》里表示什么欢愉心情，或者歌功颂德！ 新凤霞的年龄应该五十多岁了，她大约二十年上下是在旧社会过的，但在新社会的卅一年当中，却有三分之二的日子是在苦难之中过去的，这苦难的滋味又和旧社会中所经历的不同，她在解放以后，满以为像共产党所预约给人们的“把鬼变成人”，或至少会“出水火而登陆衽席”，那知比旧社会更大的苦难正等着他们（这是何等大的数目，据估计，给划成右派的全中国不下二百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直接间接被害的达一亿人！），有的甚至用自杀来结束生命。 短促的欢愉 在她的回忆中，解放的欢愉简直短得很，作为舞台艺人的她，这种欢愉是与延安来的秧歌队的友谊与合作，她说： “记得……早晨七、八点钟，一群新歌剧的演员带着服装、道具等等来了。……来的演员有王昆、张玮、贺键、钱明、牧虹、郭兰英、华群、萧甲，演的几出小剧是《王大娘赶集》，《好军属》，《全家光荣》，《刘二起家》，最后是我演评剧传统剧目《李三娘打水》。 “那时候刚刚解放，我们还是私营班社，生活很困难，演员们各自带点吃的，边唱戏，抽空吃两口。他们自己带饭来，带的是高梁米饭，酱菜条，大桶白开水。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王昆，张玮同志为我盛来一碗她们的高梁米饭，用开水一冲，就着酱菜条，让我吃，很好吃，真香！…… “我们互相看戏，互相教戏，互相学习。当时有一种互相交流、学习的风气。虽然他们都只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却都比较成熟，都能讲一套。……” 但这种交流学习的风气不多久就改变了，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共产党成为了统治者，“军民一家亲”给新建立的上下有序的阶层制度代替了。新凤霞当然不会理解这一点，但她感觉到这一点，她的感觉却直接达到这种变化的中心，她说： “不知为什么，后来这种人民喜爱的小型秧歌剧慢慢地消失了，舞台上也看不见像解放初期那种联合演出了。……后来，运动渐多，人们的交往变得谨慎小心，弄得不好，还会闯祸受罪，后来简直都不能说话了。……” 流放北大荒，拆散了幸福家庭 这种气候的转变，逐渐累积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新凤霞也身受其祸了。 艾青在序文中透露了那一时期她的生活，“一九五一年她在不无阻力的情况下和祖光结婚，不久参军（在部队文工团）。她嫁到吴家后，感到非常幸福，有了真正的爱情生活。从生活方式到文化都大大地提高了。” 可旧这种幸福的日子过得并不太长，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吴祖光被定为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初春，他和五百多个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国营农场，这使人想到苏联西伯利亚的劳改营。 四人帮被捕后，所有右派都给平反了，但众口一辞的说，这些右派当时都是被“错划”的。艾青如此说，新凤霞也如此说。共产党现在把过去思想政治犯分做三类平反：错案、假案。其实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的所有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无一不是被罗织成的冤案，这和苏联长达三年的党狱一样，目的只在消灭异己。 阴毒的阳谋 人们不从实际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去了解反右派运动，所以只张着含冤的眼睛说“错划”了。其实这些冤案都是毛泽东事先周详地计划好的。 问题要追溯到一九五六年苏联党的二十次大会，开启了东欧国家人民真诚的反史大林运动，矛头直指本国的官僚阶层的压迫，随后则演变为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六月，波兰波兹南工人暴动，十一月，匈牙利布达佩斯工人发生革命，毛泽东率先主张镇压，嗾使赫鲁晓夫进兵多牙利，用坦克碾平了工人的反抗。毛泽东一直担心中国知识分子组成裴多菲俱乐部，反对官僚统治，他在六月召开的第一届人在第三次会议上，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鸣大放，诱使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人士开口。随即用右派帽子一网打尽了这些敢于表示异见的知识分子。事后他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情，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毛选》第五卷三六七页）又说：“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鬼蛇神鬼子王八都出来。”（《毛泽东思想万岁》七九页） 她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 吴祖光就是这样中了毛泽东的“阳谋”之计的，他在北大荒三年，还苦了从旧社会底层爬上来的新凤霞，她仍继续在演戏，把自己的生活感受融化到戏里去，所以她的演出更是真切动人。她说到吴祖光被递角的情景： “那天是大雪纷飞的深夜，他和丁玲的丈夫陈明一起走的。当时的情景很惨，走前祖光看了三个孩子，他最爱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大孩子还没上学。他亲吻了孩子，又去看了病倒在床的父亲和母亲就走了。他告诉我要好好生活，一去就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当时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却的都是‘右派罪人’，他们犯的罪不是就因为党要他们提意见，而他们就提了些意见吗？多么可怕呀！祖光上了车，我还一直站在门口。望啊！望啊！但我没有让他看到我的眼泪。……” 她排《无双传》，把自己生离死别的痛苦完全注入了角色身上，她唱“无双”又唱自己，“多少个不眠之夜，一更一点等到天明，回忆起已往事伤心泪淋淋。”她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 后来无双骂皇帝，“你把我美满的夫妻生拆散哪！你……你哪有一点人心肝！”她说每唱到这两句都唱出了心头痛恨，获得了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 她虽然还能在台上唱戏，什么角色都能演，就是不能演“党员”，在一九五八年排《金沙江畔》时，小白玉霜为她不平，她说：“就是因为这样对待你，我认为不公平，所以我要建议你演金秀，为什么不许你演党员，我就认为不对！如果院里不同意，我去找部里去。”新凤霞胆子小，怕招事，还是说服小白玉霜演金秀，她演珠玛。 谁来离间婚姻 共产党对待异己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时当然是“罪及妻帑”，祸延子孙，而使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右派分子的家庭也是不好过的。新凤霞得到的待遇就是如此： “由于祖光去了边疆，我为了免得让人造谣说闲话，就搬到剧院去住，主管事务的人让我住到剧院一间阴暗小房里，旁边是锅炉房，整个墙壁潮湿流水，我睡在这间潮湿房子里，左腿受了寒，得了关节炎。” 关节炎的后遗症，使她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九七六年左手左腿都瘫痪了，现在她靠右半边的活动写回忆录，绘画，教学生。 吴祖光在北大荒劳动了三年，回来了，当然得靠边，接着是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右派变成了牛鬼蛇神，这次新凤霞就没有反右时的幸运，她剥夺了演戏的权利，挖了六年防空洞，不准和祖光通信。 这其间，有人看中了新凤霞，派小白玉霜做说客，观她和吴祖光离婚，说“有个ＸＸ也允喜你，跟了ＸＸ，这在政治上是什么地位？”艾青在序文上也透露了这一点： “曾有人劝她和祖光离婚，告诉她丈夫是回不来了，离婚对她如何有利。 她说：‘王宝钏在寒窑等十八年，我要等二十八年。’ 那人拍了桌子说：‘那你就等吧！’” 艾青笔下的“那人”，新凤霞笔下的ＸＸＸ是谁呢？能改变她政治地位的，不是只有共产党员干部吗？真是呼之欲出！ 果敢的小白玉霜 她写小白玉霜化费了不少笔墨，这不是同气相应，同声相求吗？我还记得小白玉霜初到上海，在黄金大戏院演出，黄金大戏院是流氓头子黄金荣开的，我看过她的《马寡妇开店》，深留印象，我不注意她的“黄色”表演，即使“黄色”，她的表演也是不离生理上的自然要求，绝不“淫荡”，她深刻而又艺术地表达出了一个在封建道德压迫下的女性的呼喊，我认为这是来自民间未受士大夫阶级改造的剧种的唯一可贵之处，实际上是健康的。现在看了新凤霞描述的小白玉霜，觉得她具有高尚的品质，即使受到旧社会的种种污染，她的本质还是非常晶莹的。她有叛逆性，不畏强御，她轻视蔑视他们，“解放后，作为一个演员，她才真正受到了群众的尊敬和喜爱。”但在一九六六年，她吞了大量安眠药，喝了黄酒自杀了。如果加以抢救，她是会活下来的，但医院就是不给抢救，说她是“反革命”，她死时候，手心上写有两行字： “我没有文化 你们不要欺负我！” 小白玉霜的性格“果敢泼辣，天不怕，地不怕”，正是这样的性格，她也不怕死。新凤霞回忆中有一段描写小白玉霜很传神：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剪掉瓣子后，又和小白玉霜都被‘专政’，就一同‘劳改’，我们一起扫院子倒垃圾，我们不能跟‘革命同志’在屋里上班，我们被关在剧院的浴室里写材料。小白玉霜看着我不讲话，闭着嘴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你这回剪瓣子怎么不哭了？看你那难看样，前得这么短，活像个鸡毛掸子！’突然，旁边看守我们的‘革命小奖’大吼起来：‘干什么，你们还笑！不老实交待！出来！’叫我们两个在太阳里晒，站在一个凳子上晒了很久，正是大热天，晒得我们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回来后，小白玉霜又笑，偷偷地跟我小声说：‘别怕他们！没有什么，回家照样吃喝。别怕这算不了什么！’我可吓坏了，紧张地对她说，‘你别笑，再叫他们看见，真受不了哇！’‘有什么受不了，他们没有什么新鲜的，大不了枪毙！吃饱了顶着他们，好好睁着眼看着他们！’” 有这样勇气的人，她竟自杀了！那时候自杀的人多，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京剧著名演员言慧珠都自杀了，共产党说，她们“以死来抗拒党”。小白玉霜死的那天，“四人帮”的一条小爬虫说她是白话，一定要拔掉！大字报上点出她的名，于是她就解脱了自己。 控诉的真话 新凤霞的《回忆录》是一本控诉的书，她说的全是真话，巴金写了许多文章，提倡说真话，但他自己说了多少真话？最近赵丹死了，他遗言：“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四人帮”被捕已四年，但许多人都“心有余悸”，除了死，连赵丹都那样“怕”，别的人自然还是三缄其口。有的人说，“我一切相信党”，“四人帮”不就是“党”？江青是毛泽东的床头人，张春桥姚文元在现在重新上台的文艺领导班子下面，不早已在五十年代抡着棍子子打人？最近周扬夏衍不正在用三十年代的旧争论，重新诬蔑死去了的冯雪峰？ 新凤霞以她质朴的言词，问：“是什么样的狠心强盗杀害了老舍先生”？我们有伤痕文学，谴责文学，却没有胆子敢提那一句话，我虽然为新凤霞掉泪，却又为新凤霞喝采，因为她说的都是“真话”，不像巴金那样装腔作势。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7期，1980年11月20日
苏联的党狱是一面镜子——从布哈林的遗嘱谈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苏联的党狱是一面镜子 ——从布哈林的遗嘱谈起 布哈林的遗嘱：致未来一代的领导人的信 我命在旦夕，我低下我的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它必定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面对一台地狱般的机器，我感动我无能为力。这台机器通过彩中世纪的方法，大概已经获取了大权，创造着有组织的诽谤，大胆而自信地在采取行动。 捷尔任斯基已经去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逐步成为往事；过去，革命的思想指导着契卡的全部活动，对敌严是有道理的，它捍卫国家，不受反革命之害。正因为如此，契卡赢得了特殊的信任，特殊的尊敬。而现在，大部分所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不过是一批没有头脑的腐败无能的收入丰裕的官僚们的一个变了质的组织而已。他们利用契卡的以往的权力，迎合斯大林在争夺地位和声名时的病态的多疑心理（我暂且这么说），制造他们那些卑鄙的案件，而没有意识到他们同时也在毁灭他们自己，——历史是不会容忍罪恶行径的见证人的。 这些创造奇迹的机关能够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个党员干掉，把他们变成叛徒，恐怖分子，异端分子和间谍，若是斯大林一旦怀疑起自己的话，证据是马上要有就有的。 暴风雨的阴霾笼罩着党，我的脑袋，丝毫无罪的脑袋，会使成千上万无罪的人头落地。因为必须制造出一个组织来，一个布哈林派的组织。现在，在我同党没有丝毫分歧已经第七个年头的时候，这样一个组织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关于柳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无所知。我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阐述我们的观点。 我十八岁就入党了，我的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这些天来，那家以神圣“真理”为名的报纸正在刊登最肮脏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想摧毁十月革命的胜利，想复辟资本主义，它是没有先例的蛮不讲理。这种谎言之蛮不讲理和对人民之不负责任，只有同下面的谎言才能相比，即说：有人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想把他的一生完全献给反对资本主义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献给争取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法问题上我曾不止一次犯了错误，那就让后人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严厉批评我罢。我们是第一次沿着还未开辟出来的道路走向一个目标。别的时候有别的惯例。《真理报》开辟过一个讨论栏，人人都可以争辩，探求道路和手段，进行争论，而又重归于好，并且一起前进。 我向你们未来的一代领导人呼吁：你们的历史使命包括这样的一项义务：清除在这些日子里发生的滔天罪行，——这些日子像越来越浓密的阴云，像燃烧的熊熊烈火，使党窒息。 我向全体党员呼吁：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砍历史迟早会抹去我头上的污垢。我从来没有做过叛徒，我会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挽回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我没有反对斯大林的事。我要求年轻正直的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宣告我无罪，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高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尼·布哈林 上面这封称为《布哈林遗嘱》的信，据说是由布哈林夫人默记在心，于一九五六年写出来的，那是斯大林死后，赫鲁布晓夫上台，平反一九三０年代冤狱的时候，在西方国家的报章上曾广泛转载过的。中国发表这封信，是今年三月的事，它发表在《报刊文摘》上，译自外文出版局的第一期《编译参考》。 布哈林的生平 布哈林是谁，现在的年青人，不知道六十年前俄国革命历史的人，当然不会知道他。他生于一八八八年，父亲是公立学校的教师。长大后在莫斯科大学读书，参加了一九０五年的革命，第二年加入了布尔雪维克；一九一０年被捕入狱，流放西伯利亚，和许多革命家一样，他从西伯利亚逃亡，在欧洲受列宁领导，参加国际工人运动；十月革命时，他已回到莫斯科，革命人民委员会任命他为最高经济会议的主席，并担任《真理报》主笔。布列斯特和约时，他组织左派反对派，主张革命战争，与列宁对立。一九二三年后，他和斯大林联合一起，与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托洛次基的联合反对派为敌。一九二八年，在苏联的内外政策上，与斯大林发生歧见，翌年，因受斯大林打击，失势，但在一九三０年六月的第十六次党大会上承认错误后，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任国民经济最高会议的主要宣传委员会主席。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有《共产主义ＡＢＣ》，这本书的前半部，由郑超麟译成中文，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其他著作，为《转形期的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阶级斗争与俄国革命》等均甚有名。但在列宁《遗嘱》中，对他有如下批评：“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称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列宁全集》中译本三六卷六一七页） 被列宁认为不懂辩证法的布哈林，与列宁遗嘱中被称为“太粗暴”的斯大林，领导了第三国际，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正是在他们机会主义领导下引致失败的。中国革命失败后，布哈林主持了中共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一九中国革命正趋高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为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开辟了道路，加重了中国革命失败的打击。 苏联党狱的过程 一九三四年以后，苏联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冤狱，十月革命的元勋几乎全部被捉，布哈林自未能幸免，现在把中共称为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历史简述如下：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青年共产党员尼古拉也夫，在列宁格拉刺杀政治局委员基洛夫。斯大林开始进行一连串莫斯科审判的准备，以托洛次基为主要对象。 十二月十六日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等十九人被捕，被判处徒刑五—十年不等，称为“莫斯科中心案”。 一九三六年二月，高尔基被斯大林毒死。 八月，举行“托齐中心案”审判。廿五日，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等十六人被杀，托洛次基被缺席判处死刑。 一九三七年一月，布哈林、李可夫、赖可夫斯基被捕。 一月廿三日，审判拉狄克，毕亚大可夫等被告十七人，托洛次基父子均列为主要被告，这是“反苏维埃托洛次基中心案”。 三十日，毕亚大可夫等十三人被处死刑，拉狄克徒刑十年。 二月廿八日，斯大林挚友奥尔忠尼启则暴毙。 六月十一日，红军将领杜哈契夫基基等八人被捕，第二天枪决。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托洛次基长子西道夫在巴黎被斯大林特务所杀。 三月廿五日，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被审判，旋被处死。 一九四０年八月二十日，托洛次基被斯大林派遣的凶手杰克逊暗杀。 ＸＸＸＸ 苏联三十年代的党狱，和中国文革十年当中自刘少奇以始的所有冤狱，竟有惊人类似之处。打倒四人帮后，人们不敢把两个“肃反扩大化”作比较，因为一直来跟在斯大林后面反对托洛次基的中国共产党，怕闯入这个禁区。但发表布哈林的遗嘱，可视为是藉此揭开苏联冤狱一角的一种尝试。批评毛泽东，一定要进一步批评斯大林，平反布哈林，一定也会平反托洛次基。历史的真相只能蒙蔽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于长久。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4期，1980年8月20日出版
不成理的理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不成理的理由 说胡风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始于“四条汉子”对鲁迅的警告，鲁迅直头回答说：“我不相信”。以后毛泽东舒芜的密告，把胡风私人的信断章取义，罗织成罪，判处徒刑十八年，四人帮时期，又加判无期徒刑，现在据说他已出狱，去了北京，而且风闻他又向中共中央上了万言书。他是否能一如雪峰那样获得平反，像萧军丁玲一样，也很难说，因为他的反革命罪是毛泽东定的，“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直到今天，谁也不敢说个“不”字。 夏衍的文章高谈到许多人证明胡风是“反革命”，便到头来只说他“跟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属孙科系统）有关系，那边每月送他津贴。”这句确凿的话，仍是转向了穆木天所说。其他如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李少石，国民党要员邵力子，都只是有疑似的话，说胡风和国民党有关系，胡风是否凭此关系出卖过朋友，谁也没有说。鲁迅就是不相信这些疑似的话，凭他自己对人对事的观察和经验，说胡风的缺点不过是过于梗直而已。按照夏衍所说，一九三三年雪峰离开上海前，要求夏衍和他联名介绍胡风入党，夏衍拒绝，如果到一九三六年他仍是党外人士，那么和中山文化教育馆有关系，能构成什么“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罪名？文化教育馆出版了许多世界名著，其中也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归商务印书馆发行，它不是蓝衣社那样的特务机关。除了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之外，胡风别无什么可供指摘的劣迹。 如果和文化教育馆发生过关系即属“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那么第一个应负担这罪名的，应该是鲁迅。他从广州回到上海，直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直是国民党政府大学院的特约著作员，每月领受薪金三百元，计四十七个月，共一万二千三百元，有他的“日记”可稽。我读了“日记”后，对于他收受国民党政府大学院这许多钱，很觉惊异，问故友曹聚仁兄，他笑着对我说：“你要知道，鲁迅不是不食周粟的。”鲁迅是一九三０年三月加入“左联”的，也许没有人知道他是大学院的著作员，每月领相当巨额的薪水。若照胡风一案的例子，鲁迅也该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了，但他从来没有和国民党妥协过，他不断的指斥，不断的批评，和国民党始终对立，不像周扬他们那样，借着抗日的大帽子，对国民党作政治的投降（正像托派陈仲山致鲁迅信上所指出的。后来王明的投降政策，被毛泽东斥为“第一次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 夏衍不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对胡风的定谳，这是他明知那些罪证不过是架词诬陷，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何尝不是诬陷？胡风比雪峰幸运的是，他没有受到过多的肉体摧残，七十八岁的老人，口舌尚存，将来终有一日，会洗刷这个强加于他的罪名的。那时候，周扬夏衍等人会给钉在耻辱柱上的。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3期，1980年7月20日出版
夏衍又在鲁迅问题上批判冯雪峰——论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的回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夏衍又在鲁迅问题上批判冯雪峰 ——论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的回潮 巴金的“结论”应该回溯到三十年代 巴金访问日本时在京都“文化讲演会”上说：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当时中国的作家却很少有一个逃掉。每一个人都作了表演，出了丑，受了伤，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也经受了考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到了催眠一样变为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作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 文革已过去了好几年，“四人帮”早已倒了台，死了的开过追悼会，活着的没有一个人敢像巴金那样，说要“把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有的人说“我始终相信党”，他认为打倒四人帮就是党的力量，这种把党看作能够内部更新的抽象物，那是精神上的自我催眠。巴金要给十年作个总结，那也是截断历史的做法，历史的发展是连绵不断的，因果相承的，我们非常欢迎巴金的意图，但愿他的总结能做出来，给后人一个真正的教训，而且希望他的总结能推衍扩大开去，不仅仅以十年为限，文艺界不是有“十七年”之争么，再上溯到三十年代之争，问题就更大了。巴金本身是亲历其境的，鲁迅给徐懋庸的信，不是说“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是新近才认识的……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可见在三十年代，巴金也是周扬辈眼中的“内奸”和“卑劣”分子。 重新批判雪峰是两个口号之争的“回潮” 我写本文的目的，正是要文艺界注意新近开展的一种回潮趋势。卅年的旧争论，因周扬夏衍等又主宰了文联而重新点燃起来。这争论并不因周扬他们受了四人帮之害而显得正确在他们一边，“十七年”间他们就是四人帮的手法打倒胡风、雪峰这些和鲁迅接近，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对抗的一批人物。四人帮利用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打倒了周扬夏衍他们，也并不表示他们站在鲁迅一边。现在在开过雪峰的追悼会后，立刻重新批判雪峰，这是文艺上的回潮，与政治上的回潮（反对民主要求，取消四大自由）正是一致的。这种回潮就是巴金所说的“催眠术”，能够让“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 雪峰在一九五二年曾写了本《回忆鲁迅》，对于两个口号之争，和鲁迅不满周扬等解散左联，并认为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有详尽的叙述。我当时就觉得这本书是雪峰贾祸之源，触犯了手执毛泽东文艺政策上方宝剑的“白衣秀士王伦”（鲁迅语）辈的大忌，果然不久之手，胡风、雪峰相继被批判，前者且由毛泽东亲自动手，被判为“反革命分子”，后者则被判为“右派”，到了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周扬也被判为“反革命黑帮”，跟着彭真一大批老干部倒了台，两个口号之争重新提出来，“国防文学”被认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连声援过这个口号的刘少奇被打倒时，也蒙上了这个罪名。雪峰奉命写了篇《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文章虽然奉命写的，内容仍和《回忆鲁迅》一样，并未恶意诋毁，乘机下石，或打落水狗，因为这文章迄未公开发表（也许不合四人帮的要求），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才在《新文学史料》第二期刊登出来。据编者按，“这个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广为传抄，这里发表的是作者在一九七二年亲笔修订过的。”文前有茅盾的文章《需要澄清一些事实》，主要否认雪峰所说他对鲁迅态度不好，并涉及《译文》出版纠纷，至于其他有关“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的问题，以后再来总述。 不久，夏衍写了篇《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对雪峰的文章大肆抨击，据说《文学评论》（一九八０年第一号）登了夏衍的文章后，反驳的文章和读者投书纷至沓来，当局决定，这些反驳文章一概不在《文学评论》上刊登。参加左联的人，在世的都已七、八十岁了，详细知道当时内幕的人自然更少了。听说老作家楼适夷看了夏文，愤慨地说：“雪峰死了，我和雪峰分属老友，有责任为他辩护。”他写了文章送交《文学评论》，周扬要他修改，他坚决拒绝，把稿收回了。其他刊物知道了这事，纷纷向他要求刊登，现在已先在《鲁研究动态》上发表。我还没有看到《鲁迅研究动态》，对适夷此文姑置不论。 文革初起时，许广平写了篇《不许周扬攻击诬蔑鲁迅》，内容和雪峰叙述的有相同的地方，现在当做附录，刊在本文之后。许多曾发表在《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十二期，转载于六六年九月二十日的香港《大公报》。 夏衍文章之“不得人心”，由于他的反驳仍是重复以前周扬等人为国防文学口号辩护的老调，而且藉助于人身攻击，证以鲁迅本人的文章和通信，这些辩护都是站不住的。 鲁迅反对周扬解散“左联”早在胡风“挑拨”之前 鲁迅之反对解散“左联”和国防文学口号，早于胡风和雪峰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之前几个月，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鲁迅在致曹靖华信中说：“文人学士之种种会，亦无生气，要名声，又怕压迫，那能做出事来。我不加入任何一种，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可见此时“左联”已解散，别组“文艺家协会”了，鲁迅坚决拒绝加入，他在四月五日夜致函王冶秋说：“我们ＸＸＸ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的了。”四月廿四日致何家槐信：“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这些话都是出自鲁迅的直滤胸臆，谈不到胡风的挑拨离间。 但茅盾认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风正是利用了鲁迅的这些不满。胡风之所以不迟不早，恰恰在冯雪峰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就泡制了这个口号，是料想冯一定会赞成（冯与周扬的对立，胡风早已熟知），而且料想鲁迅一定尊重这位新从陕北来的特派员的意见。这样，胡风就达到了用这个口号来制造混乱，分裂当时左翼与进步文艺办的罪恶目的，我们现在根据这些事实，不能不坦率地说，当时不但冯雪峰为胡风所利用，鲁迅亦为胡风所利用。” 茅盾的话，与鲁迅为人不符，鲁迅决不是见了“钦差大人”，鞠躬如也的人。说胡风利用鲁迅和雪峰，以达其反革命目的（至多“分裂”左翼与进步文艺办而已），怕鲁迅和雪峰都不是这样容易被利用的。舍两个口号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不谈，只谈“利用”与否，这种人身攻击，就是鲁迅所谓嘁嘁嚓嚓之流做的事情。关于鲁迅受雪峰蒙蔽之说，五十年代流行一时，现在则成为不仅雪峰受胡风利用，连鲁迅亦受其利用而不自知了。把老于世故的鲁迅看成童騃，把当时的政治斗争视作无稽，便只能乞灵于造谣诬蔑了。“为什么鲁迅会这样相信胡风，宠爱胡风呢？”夏衍问，但他下面的话恰恰泄露了他们自己的政治背景，“当我们看到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的《八一宣言》以及国际情报系统的报刊上所登的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以及我们收到了萧三从莫斯科的来信（这封信是通过鲁迅转给我们的）之后……决定要解散‘左联’。……”他说通过矛盾，鲁迅也赞成解散“左联”的，但他又说了鲁迅一句很形象的话：“我不相信孙悟空会丢掉他的金箍棒”。鲁迅是不相信周扬他们真的会解散“左联”的，换句同样形象的话，“左联”是“叫化子手里的蛇”，丢掉了就“没得弄”了。 两个口号之争的实际政治意义 国际文学是《八一宣言》提出的“国防政府”的回声，“八一宣言”是擅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的，这完全是向国民党政治投降的文件，当时毛泽东率领长征的红军还只到达毛尔盖，要到十一月初才进入延安。王明派林育英去陕北传达《八一宣言》，据张国焘回忆，他们接到林育英的电报，“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我们可以想像，十二月廿七日毛泽东召集瓦窑堡会议，提出抗日统一战线时，受到了多少党内反对的压力！瓦窑堡会议的召开，自然在林育英传达国际“七大决议”和王明《八一宣言》之后，但毛泽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并没有一言涉及《八一宣言》，也不重复“国防政府”和十大纲领。这报告和《八一宣言》显然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毛泽东接受统一战线，他名之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安慰他的同志们说：“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反革命队伍。”这些话和《八一宣言》的精神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毛泽东自始和王明走的是两条路线，毛泽东走的是“独立自主”的路，王明走的是投降主义的路。毛泽东公开批评王明的阶级投降路线，确是在一年之后，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的文章，“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这样的命题。雪峰负有任务向上海地下党传达瓦窑堡会议的毛泽东路线，恰恰和周扬们早已接受的《八一宣言》投降主义路线相对抗，这是显而易见的。胡风、雪峰、鲁迅站在一条线上，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与“国防文学”相对抗，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与王明的对抗，也就是代表了延安和莫斯科的对抗。现在重提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仍有现实的政治意义；政治上的回潮说明了文艺上的回潮，现在又是阶级投降主义占优势的时候了。 夏衍在这时候发表攻击胡风、雪峰和鲁迅的文章，确实是“不得人心”的；在雪峰平反之后，而且不久前开过追悼会，人们决不许周扬辈再向这个证明是忠贞的革命家的面上抹黑。胡风的平反较难，因为他的“五把刀子论”直接触犯了毛泽东的文艺教条，所以他的反革命罪是毛泽东亲自定案的，替胡风平反必须批评毛泽东的专制独断，要走到这一步，现在还不到时候，所以雪峰、茅盾、夏衍的文章一律称他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正如一九六六年许广平的文章必须称雪峰为“右派分子”一样，殊不知按照周扬们对雪峰的定谳称雪峰为右派，间接也就是侮辱了鲁迅。 替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翻案，就是否定鲁迅给徐懋庸信的所有论据。可是鲁迅的信理正词严，至今读之仍虎虎有生气，任何曲解诬蔑，都不可能动摇鲁迅知人论事之明的了。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2期1980年6月20日出版
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程 要求正确的党史原因何在？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迄今，已有六十年，从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已有卅年，这样的一个占据历史地位的党，竟然没有一部准确的党史，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大概可以分做四个时期：①从建党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时期；②从瞿秋白到王明的左倾盲动时期；③从遵义会议中经抗日战争——内战——到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时期；④从建立人民共和国，中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到四人帮覆灭时期。在四个时期中，后二个时期在政治上是可以连贯为一期的，即：属于毛泽东时期。从第二时期起，每一当权的派系，总是否定前一时期，而且加以特有的罪名，如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矍秋白的盲动主义，立三路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等等。“毛泽东思想”现在虽然仍是党的旗帜，但在不可知的未来，必然会像斯大林一样，给鞭尸之后，把他搞倒搞臭。正因为这种政治上不断的否定，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有确实的历史，出主入奴之见，代替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评断。党的路线转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受国际影响者多，出于主动的客观环境改变者少，可是中国共产党从来讳言这种国际因素的支配，只把一切失败责任的历史永远推在当时领导人身上，成为告朔饩羊。所以党的历史永远不会实事求是的，也就是永远是虚伪的了。 没有确实的党史，对标榜“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华邓体制来说，确是不易满足实事求是者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统治党，统治者的利益和人民利益越是脱节，人民对党的“永远正确”神话就越是怀疑，因而了解党的确实历史的要求也越加强烈。党既然会产生“四人帮”那样的统治形态，是不是由于党的错误积累已走到党的否定？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对于共产党说来，是不是表示已达到了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表面上，要求党的正确历史似乎是学术性范围内的事，实际上，这是人民对于共产党已由信任转变到怀疑的表现，如果党再不满足人民的实事求是的要求，那么唾弃四人帮，一定会进一步唾弃共产党，因为它的历史既然建筑在谎言之上，自然不可能让人民信任它的统治是合理的了。 人们不得不为刘少奇平反的理由在此，不得不为党的建立者平反的理由也在此。 对陈独秀平反的过程 去年十一月廿七日，《人民日报》正式倡导”正确反映党的斗争历史”，说“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的倡导者之一，是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十月十日以后开放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第一次出现了陈独秀的照片，陈列了他和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说明一九二０年在上海由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没有参加（第一次代表大）大会，但由于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以及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影响，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新华月报》文摘版十三期五十八页） 中共认为“研究党史，首先要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这种流毒，主要由于“在思想路线上，照抄照搬俄国经验对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党国际的某些指示，机械执行，实行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在政治路线上，打倒一切，实行闭门主义，冒险主义，自我孤立。在组织路线上，则是结宗派，拉山头，个别领导人独断专行，破坏党的集体领导，破坏民主集中制，窒息党内民主，践踏党员的民主权利。……”（一九七九年十月八日上海《文汇报》） 这里说的虽是泛论，没有指出具体事实，但自八七会议以后，每次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无一不是发挥极左路线的流毒，而深受此种流毒之害的，主要则是陈独秀。到今天为止，任何替陈独秀平反的文章，不论肯定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也好，党的创始人也好，最后总是拖着一条尾巴，他“堕落成为托洛次基主义者”，如果不超越这一步，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有正确的党史，因为李立三时代的开除陈独秀，主要因为他参加了托派。 对于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程非常之快，历史研究会在一次讨论会中，有人在原则上提出：“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领导人就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甚至垄断了对历史学等各门学科的解释权，社会科学工作者只能论证领袖为何发展马列主义，为何发展了各门科学，而不是对马列主义和各门学科的许多问题展开切实探讨，自由争鸣。这种个人迷信的歪风对很多国家具有深远的恶劣影响。不少同志还谈到过去写党史清规戒律多，评价历史人物往往按照现在的职位高低来定人物的高低……” 这种清规戒律在评断陈独秀的时候虽还残留着一定的影响，但历史事实是有许多当时的档案可稽的，人们一冲破禁区，便很易实事求是地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评断已从原则性进到具体事例，我举上海师范学院报第二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出版）为例，这本学报载有郭绪印的文章：《评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三封信》。陈独秀写这三封信时，正值张作霖和国民党企图乘中国革命失败的机会，侵占中东路，与苏联开战。 中共在李立三领导之下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陈独秀认为在革命失败之后，提出“保卫苏联”口号不易为人民接受，他致函中委会一再强调国民党“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实际上只能是将中东路的主权交给帝国主义，所以反对中东路战争的口号不该提出“保卫苏联”，这口号恰恰帮助了国民党维护领上和苏权狭隘民族主义利益的欺骗，而是应该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口号，再辅以如下的宣传：不让帝国主义借中东路事件进攻苏联；不让帝国主义者因况夺中东路而相互战争。这样正确的提议，李立三当权的中央竟指斥为“缺乏阶级观点”，“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仍在党史上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标本。 “误国”二字容易使人误会，当时的托派也“机会主义”指斥陈独秀的。但是陈独秀的解释却符合托洛次基的如下意见：中东路战争是史大林以前的政策帮助蒋介石破坏了工农革命的结果，当蒋介石得史大林之助安然坐上马鞍之时，第一步就把马蹬踢到施主的脸上，这就是中东路战争的基本原因。 中国工农的革命如果胜利，中东路当然应该归还给中国人民。但资产阶级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击败了中国人民，若把中东路归还给蒋介石，等于帮助反革命反对中国人民。 蒋介石没有能力在财政和经济上得到中东路，它必然为旁人所染指，试想当时表面上独立的整个东三省，还不是只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保护”之下维持它的存在，那末更何况区区一条中东路。 把铁路归还给蒋介石，事实上只便利他作为借外债的担保品，而铁路则落到真正的帝国主义之手，成为反对中国革命及反苏联的最有利条件。 “误国政策”的口号虽然不够，但陈独秀规定这口号的前提显然是从上述理论做出发点的，虽然当时他还没有接近托派。 党内民主的要求 在中东路事件中他向中共中央写过三封信，第二封信与中东路无关，但与党内压制民主讨论有关。八·七会议以后，斯大林的个人专政充分分反映到中国组织上来，中共五大以前的那种活跃的党内民主（虽然人们事后攻击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也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堕落，随着革命失败而愈形深刻，上层的政治领导脱离群众利益，一定使用官僚主义的专断，并借助纪律。 我现在引用郭绪印对这第二封信的叙述： “他（陈独秀）在八月五日给中央的信中指出：‘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的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递机关。” 陈认为，民主‘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它，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舞弊、粉饰太平、萎糜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不幸，陈独秀一九二九年提出忠告，不仅不为李立三所接纳，也不为此后的毛泽东所接纳，至“四人帮”时期，“官僚集权制”达到了顶点，几乎陷于亡党之痛。继“四人帮”而起的华邓体制，正拟取消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从新巩固官僚集权体制。现在重行提出陈独秀当年的忠告，对于争取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可说有促进作用，不仅证明陈独秀意见之正确而已。 对陈独秀评价一分为二 按照上面叙述，到一九二九年为止，对于陈独秀的平反可说已走了三步，即：肯定他在五四前后先驱者的功绩；肯定他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功绩；肯定他在中东路事件中意见的正确。但要再向前一步，即他参加托派的历史功罪，现在还没有人敢提出来给他平反。以上一至三步的平反，都是一分为二的，举“略谈陈独秀”（《新华月报》文摘报第七期）这篇文章为例，它的标题是： 肯定方面：①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思想界的明星； ②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 否定方面：①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取消主义者； ②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叛徒。 这就是不可超越的限度。但人们虽然没有胆量再向前走一步，肯定在中国革命问题中斯大林与托洛次基的斗争，正确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却已用反面论证的方式，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了。在《新华月报》文摘报第十三期上，有一篇《关于南昌起义若干史实的补充校正》，明确地提出第三国际斯大林应负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 文章谈到加入国民党问题，“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陈独秀把这个文件带回中国，指导党的三大的召开。一九二三年五月，共产国际又发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共三大正是按照这个指示做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决议的。一字不提共产国际，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我们知道，当时指导共产国际的，已不是列宁而是三头——齐诺维也夫、卡米尼夫、斯大林。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只有一票反对：托洛次基。 文章又说：“……（本书）不敢冲破另一个禁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同志的错误，一字不敢提，小心翼翼地绕过去了，把一切罪责全推在陈独秀身上。这是不公道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陈独秀的妥协退让，他的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力量，过低估计工农力量，应该从共产国际身上找原因。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公开认为中国的农民“不能参予阶级斗争”。说“整个农民》是中立的”。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里，明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工人阶级“尚未充分分化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陈独秀一九二三年写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及《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完全是共产国际上述思想指导的产物。 共产国际不仅在思想上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而且在行动上，不断地武装援助国民党，加强了蒋介石的实力。中山舰事件，就是在蒋介石武装力量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又向蒋介石让步，与蒋达成“君子协定”，结果蒋又进一步提出党务整理案，而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却肯定了蒋的党务整理案，认为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不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陈独秀正是在鲍的指示下，才执行了蒋的党务整理案的。 陈独秀对蒋、汪抱有幻想，根子也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身上。“四·一二”之前，苏联《真理报》于三月十六日，在斯大林同志影响下，公然发表社论，说蒋介石“遵守纪律”。四月五日，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干部会上再次宣布蒋“遵守纪律”。“四·一二”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都对汪清卫盲目迷信。在此情况下，只提陈独秀而一字不提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就不能准确分析历史的责任，无法正确总结历史的教训。“ 按照这篇文章所述，对于陈独秀的平掺，已溯源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本身，但真正的历史事实是，代表正确的布尔雪维克战略与策略的是托洛次基。这又是另一个禁区。作者既了解陈独秀的错误应该由共产国际与斯大林负责，也应该了解与斯大林错误意见斗争的托洛次基的意见。但他还是不敢超越这个禁区，因为这个禁区太大了，它必须整个儿否定中国共产党所有的领导思想，不论王明或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思想，从四个阶级联合到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 这个禁区关系太大，几乎不能跨越的，但如果要实事求是地写一部确实的中国共产党史，就非大胆地跨越这个禁区不可，到那时候，已不仅仅是给陈独秀平反的问题了。 其实，人们正在小心翼翼地尝试想跨越这禁区，至少想给这禁区打开一个缺口，《人民日报》三月十七日文章：《在反革斗争中建立功勋》，是正式替刘少奇平反的，文内不仅引用因托派反革命罪行被关在狱中的郑超麟的证明，而且引用陈独秀等八十一人正式成立托派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文句，以证明刘少奇的无辜。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1期1980年5月16日出版
第十九章艰苦生活的开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十九章艰苦生活的开端由于述之不能忍受党中央违反组织程序和传统的官僚指派工作的方式而拒绝去香港，并曾声言从此也不接受党中央的生活费，当然也不愿意继续居住党的机关，只好自己设法租房子住，自己想办法生活了。但述之和我一向是职业革命者，我们在革命时期，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党的工作，因而把社会上的一般朋友关系都丢弃了；甚至连家属关系也断绝了，因此，我们不能从任何方面得到援助。同时，由于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我们都被列入黑名单中，为国民党特务搜求的对象，因而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生活完全吊在空中，毫无把握。自革命失败后，由于党员大量丧失和革命组织的破坏，党在当时主要的经济来源便只有完全由国际来支持；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国际便更加利用物质来控制中国的共产党，支持那些俯首贴耳的领袖和干部；而这些受国际眷宠的官僚们，也就利用国际的物质来控制其他的领袖和干部。假如某些领袖和干部为官僚所喜爱，尤其为瞿秋白所宠爱，那便会在物质生活方面获得优厚的待遇，而较少危险；假如谁对当时的盲动主义政策怀抱不满，或对瞿秋白所施行的官僚措施表示怀疑或反对，那就会遭到刻薄难堪的待遇，最后则停止其工作。因此，在当时有许多干部，虽然对党的盲动主义政策不满，对瞿秋白所施行的官僚措施异常反感，但他们仍旧要忍气吞声地留在党里工作，暂不作公开反对，而只是在背后批评，以等待机会。假如他们今天被党停止其工作，那么，明天就会停止其生活费，这对于一般以革命为职业的干部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这些真诚的革命者，都是全心全意地干革命工作，把党当作生命寄托之所，同社会上的朋友都不往来（不方便往来；同时，朋友也不敢同革命者来往，恐受牵连），甚至连自己的家属关系也断绝了（同样的原因）；同时，凡是过去在革命运动中露过头角，或者在党内担负过重要工作的干部，都被列入黑名单中，因而又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即写稿或译书都要化名。在这种情形之下，尤其在白色恐怕怖笼罩的环境之下，他们不能得到任何的保障，随时都有危险的可能。述之当时采取这种强硬的态度来反抗党中央违反组织原则派工作的方式，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具有绝大的勇气和魄力的，因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超乎寻常的对待了。这是第一次，也就是我们往后和党决裂的开端，从此我们的生活便投进更艰苦的状态之中了！但不管生活有无把握，我们必须设法生活下，但怎样安排生活呢？我们还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是赶快借点钱搬了家再说。却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我们准备搬家之前夕，王若飞得知瞿秋白对于述之的处置愤愤不平，他当时担任江苏省的书记，他为了对我们的同情和在生活方面找出路，他便同泰东书局的两位担任该书局编辑的青年同志商量，经过他们向该书局的老板赵南公接洽述之翻译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由于述之本人声望的原因，稿费甚高，五元一千字，为当时最高之稿费（普通的二元至三元一千字）。当此书的合同签订之后，我们的生活便有了着落（此书译成中文有三本，我们维持了二年以上的生活）。我们借了一点钱搬家和准备暂时的生活费用；同时，刘伯坚送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家具和五十磅米，我们叫了一部原始的人力拖车从公共租界搬到闸北中国地界的中兴路（因中国地界的房租比租界便宜）。我们一搬到那里述之就开始译书，以准备下一个月的生活费用。按照合同的规定，每月必须交给书局若干字数，按月取得若干款项。我们告诉房东说是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员（因租房子，房东要知道职业），以作掩护，因该书局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资产阶级的全国性的庞大文化机构，颇著盛名。我们分租了一个过街楼，分前后两间（厨房同房东公用），前房作为我们的卧室和书房，后间则为餐室及女佣居住之用，我当时的身体很瘦弱，这一方面是因孩子已一天一天地大了，需要的奶量就较前更大，但仍旧完全吸我的奶（因牛奶太贵）；同时，自生育以来，由于自己年轻，缺乏一般的关于生育方面的知识；而且，自己又没有注意吸收一般人的经验，吃些富有营养的肉食之类（我按照中国一般生活标准，以饭和蔬菜为主要食品，很少肉类），来作补充。因而不但自己的身体瘦弱多病；而且对孩子的生长和发育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我们的女儿的体格，由于先天和后天我没有注意的缘故，一直不够健壮，这是我往后一直感到懊悔的一件事。我们的房东是一个老寡妇（她还有一个老寡妇姐妹住在一起），她有一个儿子和媳妇，儿子在海关任职。从房子的布置和她的儿子的职业看来，他们的生活相当的舒适。他们的房屋离北火车站很近，共产党曾经在上海的中国地界，举行了三次武装暴动，尤其是第三次暴动时，北火车站的战争最为炽烈，因而他们曾饱受了惊吓；同时，由于他们生活的舒适和思想上的保守，对于共产党就更加仇恨。尤其是那两个老寡妇终日无所事事，她们便要寻找对象来折磨或捉弄别人，以发泄她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无名之火（佛洛伊特和研究过性心理学的人都能解释这一点，中国同欧美不同，因封建传统的片面贞操观，因而许多妇女从年青就守节）。因此，两对老寡妇的眼睛便投射在我们身上了。她们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家具是七零八凑的，不像上海一般的家族；同时也与作为一个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员身份不相称，他们便怀疑我们是共产党人。他们首先买通我们的女佣，企图搜求证据，其目的可能是想陷害我们，约在那里住了不到一个月，五一劳动节的日子到来了，我们的女佣突然问我：“太太，今天不是五一劳动节吗？”我很惊奇！我想，她是一个从江北乡下来的一个老妇人，一个字也不识，怎么会有这种政治常识呢？刹时我便断定是房东叫她来试探我的，于是我便装作不知道任何事情的口吻回答她说：“甚么是五一劳动节，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她很狡猾，没有回答我。这样，她的目的没有达到了。过了几天，在一个深夜的晚上，我们准备睡觉时，我不知道是受了一种甚么灵感的启示，看一看写字台，忽然发现述之所翻译的那本俄文版的“唯物史观”的书不见了！我们到处寻找，任何地方都的找遍了，但寻不着。我们知道是房东老寡妇叫女佣偷去给她儿子看看究竟译的是甚么书，因她的儿子英文很好。我们异常焦急，虽然我们知道他不懂俄文，但假如他第二天清晨只要把这本书拿到警局去询问是何种文字（因警察局有各国语言翻译员），一看便可断定我们是共产党人，他们就可以马上到我们家里来搜查，我们有些共产主义的书籍和党的秘密文件，有了这些证据，我们会立即遭到逮捕，那么，生命就要告终了。我们整夜不曾入睡，要等待明天以后，看情形如何发展，不过，我们已经决定：首先把一切危险文件和书籍由我运到朋友的家里去。但幸运照顾着我们，这个老寡妇的儿子同他的母亲不同，不想这样作，因而在第二天的清晨，这本书忽然在我们的女儿坐的那个藤车椅的踏板上出现了。但这地方我们已经找过（虽然我们明知道这本书不会放在这个地方），显然是晚上看过第二天清晨叫女佣放在一个不注目的地方的。我们决定搬家，但不好马上就实行，必须冷静下来几天再说，以免更加强他们的怀疑。但我仍旧把一些文件和书籍运到朋友的家里去，回来仍旧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住下来。但过了几天，我们已另找好了房子之后，我就通知房东，说我有病要到杭州去休养，房子退租，并顺便说家具暂寄存在朋友家里，以防万一那两个无事可作的老太婆注意我们搬到甚么地方去；同时，在搬家之前一日就把女佣打发走了。这是自1927年7月武汉革命后，我本人第二次受房东威胁的痛苦遭遇。第一次是在汉口被房东软禁（1927年8月），前面已经叙述；这次是在1928年5月。时间还不到一年，除了别的危险以外，单是房东的麻烦，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已经二次了，往后还有同样的遭遇，将在另一些章中叙述。由于这次的教训，我们在未搬家之前，就定购了几件家具，一个梳妆台和一对小沙发以及一个长方形的藤椅等，以便适合上海一般中等家庭的布置，避免房东的怀疑，因为我们的经济条件不能租整座房屋（即令是小型的），而总是分租一二间，必定和房东搅在一起。这样，每一件东西，他们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市侩的上海社会里，这些新买的家具，的确发生了效力，新的房东对我们非常地客气，而一点也没有怀疑，我们算是很安心的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在1928年6月22日（即旧历5月25日），是我们的女儿莉莉周岁生日，我们为了应付环境，就利用纪念女儿生日的名义请了几位平时和我们最接近的同志在我们家里晚餐，并玩玩麻将，藉以表示我们也是上海普通家庭，以作掩护。当时我们的女儿还不能走路，但她却异常活泼和伶俐，她常常从一个她自己坐的小木凳上爬到一个藤椅子上，然后再爬一步一溜就爬到梳妆台上了。当她每次爬上去时（因相当的高），总是表现着一种得意的神情，坐在上面，张开着她的小口眯眯地笑着，述之和我也就拍掌助兴。我们看她爬上溜下，身体活泼，手脚灵活，十分可爱，在当时我们单调的秘密生活状态中，她便成为我们私生活唯一愉快的因素了。我在当时，既离开了党的工作而又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除了抚养和照顾我们的女儿外，便是阅读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文学名著（因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在不久之前拿出去藏起来了）。在当时我所阅读的许多作品中，如“父与子”，“灰色马”，“春潮”，“初恋”……等，我觉得他的内容合乎青年人，尤其是反抗一切旧思想的青年人的兴起尤其喜欢他的文笔轻松、流利和幽美。他的每一部著作开始时那种“清风徐来”的情调，我最喜爱。此外，不管是宫廷的历史小说，如法国文学家大仲马著的“三剑客”也好，小仲马著的罗曼蒂克的“茶花女”也好，法朗士的“红百合”以及“马丹、波娃莉”写实派的小说也好，都一本一本地阅读，不管它们的内容如何，只要它们具有文艺价值，我认为都值得一读的，而且都会感到兴趣，这比之当时一般男女同志一天到晚“打麻将”要好得多。因为有价值的文艺作品，不但可以从中获取某些知识，知道一些西方的社会生活和习俗；而且还可以从中去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典型人物的心理状态。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中去学习文字的技巧，这些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也是需要的。约在1928年秋，我们同刘伯庄夫妇以及汪泽凯夫妇一起合租了一整座的二层楼房（在北四川路狄思威路），他们都是同陈独秀和述之的意见一致的，反对党当时所采取的盲动主义的路线，因而党也就把他们放在一边，停止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费，也没有把他们编入支部，惟恐他们影响其他同志（我们当时也未编入组织，直到后来准备开除我们的数月之前，才把我们编入支部，这往后叙述）。他们只好靠翻译过活，生活十分艰苦，刘伯庄为法国勤工俭学出身，1924年回国后，即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工作十分努力和认真，为人亦异常诚恳，曾赢得了北京同志的尊敬和信任。汪泽凯也是法国勤工俭学，于1922年到莫斯科学习，1924年回国后，曾在湖南作过工人运动，随后作过河南省委的书记。他有鼓动才能，为人亦诚恳正派。陈独秀在1927年“八七会议”后，曾正式写信给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指责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与危险。他认为当时党的政策，应该恢复创伤，培养元气，以准备未来的胜利；同时，他认为不合时宜的武装暴动和不断地举行示威运动，只有削弱党的残余力量和暴露其弱点。他看到当时上海时常举行示威，不断地被逮捕和枪决，因而参加示威的群众一次比一次少，有时甚至只有几十个党员跑到马路上去喊些口号和散发传单。因而，陈独秀说：“这不是示威，而是示弱”。他这一句话，差不多成为一句名言，互相传递，几乎达到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耳中。因而有无数的党员群众对于示威异常反感。在这个期间，陈独秀和述之的政治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对当时的中共中央，也就对共产国际的冒险主义政策采取批评和反对的立场。瞿秋白的中央，当然把这种情形报告莫斯科。因而在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之前夕，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名打电报给陈独秀和彭述之，邀请他们去莫斯科参加大会，企图藉此机会说服他们，或者扣留他们，以免他们在中国发生影响。但陈独秀和彭述之经过严肃地商讨之后，终于拒绝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邀请。从这件事实中便已明显地表明他们对于共产国际已失去信心和希望了。在这个期间，党里面的许多干部听说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反对党中央的盲动主义路线，他们也有同感，因而用各种方法来寻找我们这方面的关系，同我们接触和讨论，在这些干部中，有许多是在工人区域中负责的，他们愤慨的叙述党的盲动主义政策在革命失败后的逆流中实际上是行不通，除了带来损失和牺牲之外，没有任何结果，徒然暴露其弱点于敌人的面前。他们的这些意见，不但同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而且也反映当时党里某些下层同志和工人同志的意见。正在这个时候，汪泽凯将他在法国时曾经认识的诗人和戏剧作家王独清介绍给我们认识，随后王独清便常到我们的家里来，跟着时间的进展，他成为我们私人的好友（后来变成托派）。他的性格豪爽，但有点急燥；热情而有浪漫的气氛，敏感而有点神经质。但对朋友很坦白，说话一点也不含糊，爽直明朗，他的文笔很细腻幽美；但他说起话来，不但不像一般文人的文雅含蓄或俏皮和幽默；而且比任何普通人说起话来，还要粗鲁百倍。任何人说不出口的不雅的话，他都有勇气说得出来，说了之后，便哈哈大笑，表现得意的神情。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正在提倡普罗文学的缘故；同时，也许是他有意识地反对绅士的表现吧。王独清陕西人，出身于一个贵族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王鼎做过满清的御使大臣，他为了林则徐被撤职充军，上书进谏而遭受处分。但由于王独清很年轻就到日本留学多年，因而他没有感染贵族家庭的习气，五四运动后他回国从事反日运动，然后留学法国。在那里多年，约在1925年五卅运动然后从法国回来，他回国之后，曾在广州大学同郭沫若一起当教授。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后，他便回到上海，主持左翼文艺团体“创造社”（这个团体原为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等所领导，出版“创造月刊”和文艺书籍），同时，又从日本回来一批原来在日本便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留学生，如彭康、朱镜我、李初梨、冯乃超……等，他们同王独清一起在创造月刊上提倡“普罗文学”（PROLETARIANLITERATURE），同鲁迅对立。鲁迅当时在北京当教授，他也举办了一种文艺刊物。他虽然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不满，曾写了一些尖锐地有些甚至深刻地讽刺性和暴露性的文艺作品，但他却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即不赞成革命，因而讥讽王独清等所提倡的“普罗文学”[1]。当时蒋光赤所主编的“太阳月刊”（蒋光赤为共产党员，第一期留俄学生，搞新文学和诗），也同创造社站在一条战线上，围攻鲁迅。结果鲁迅的著作销路大大降低。因为当时的一般青年，受了五卅运动的影响和革命潮流冲激之后，倾向于左倾文艺。鲁迅在这个现实的事实教训和名利权衡之下，他便逐渐地把头转向左边，同情革命和共产党了。王独清在法国时，已经写了一些散文、诗和戏剧在上海的创造社所主编的“创造月刊”上发表，然后出版了诗集和剧本，如“威尼斯”、“圣母像前”、“杨贵妃之死”以及其他的小册子（如“长城中的少年”）等，这些作品他都赠送我们一份，我对于他所赠送的作品，都极感兴趣，一一细读，他当时正在写一部名“貂蝉”的戏剧。当“貂蝉”出版后，他也送给我们一本（这是一部较大的历史剧），并要求我们对于他所赠送的作品给予批评和提供意见。述之当时因译书甚忙，无暇细读它们，只是片瑕地翻阅一下吧了。我因一向对文艺有兴趣，而且有时间去阅读，因而我对他的作品的优点和缺点都相当的了解。有一次，当他问我对于他的剧本有何意见时，我说：“我很喜欢读你所写的剧本，因为你对于剧情的结构安排得很紧凑，对人物的描写逼真和刻划的深刻以及文笔的流利与幽美，这些优点对于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我觉得，其中某些人物的对话，太现代话了，不合乎当时他们或她们所处的时代的话语。例如杨贵妃和安禄山的对话以及貂蝉和吕布的对话等。”他很乐意接受这个意见，他认为这个缺点是由于自己年轻就出国，而且在法国多年，受欧洲文字语言的影响甚深，而对于中国古代的言语体验不够的缘故。关于王独清往后的政治路向和我们私人友谊以及他的遭遇和结局，我将在后面叙述。在创造社的一批左翼文人当中，除了王独清之外，另外一位闻名的郭沫若也在这里提一提。郭沫若四川人，日本留学生，是一位聪明、敏感、善于逢迎和投机取巧的典型文人。他在早期就翻译了一些文学名著，因而著名。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前，虽然在思想上曾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倾向于民主自由，反封建思想，但他也同鲁迅一样，讽刺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五卅运动掀起了革命的风暴，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浪潮遍及全国，这位聪明、敏感的文学家，在革命浪潮激荡之下，他便卷入了漩涡，思想逐渐左倾。我还记得，在1926年3月8日，我们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名义所召开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上，曾邀请郭沫若演说，他任情地挥霍了慷慨激昂的词藻，比之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陈望道的演说还要急进得多（陈望道早已脱党，但保持相当左倾态度）。但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南昌暴动失败之后（他在武汉政府时代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他便从南昌逃到上海，迅即流亡日本（因他的前妻为日本人），在那里渡过了将近十年的避难岁月，迄至1937年国共和谈开始，他便从日本回来，到南京去谒见蒋介石。在他当时所写的“轰炸中来去”一篇短文中，他极尽卑鄙之能事描绘谒见蒋介石的情景，他开头第一句话：“我和蒋委员长握手，他的手很温暖。”（他的这一句“名言”，在一些革命者的口中，当作笑话，流传甚广）。曾经屠杀了上百万革命者血腥气味的蒋介石的手，有一个共产党人而且参加过南昌暴动的郭沫若的感觉中，是温暖的；而且用文字写出来，发表在报章上。这不但是一个讽刺；而且也是一纸“求官”书。凭借着他的这种善于钻营和卖弄笔墨的技巧，他终于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而作了官。但自国共和谈破裂之后，他便隐居上海，当国民党在上海开始逮捕和迫害民主人士时（他自南昌暴动失败后便离开了党，而作为民主人士），郭沫若在这种情形之下，受到威胁一溜烟就逃往香港（在逃往香港之前两日，他还在一个左倾学生所号召的会议上唱高调说：“死算甚么，我们要革命就不怕死”，这是我们的女儿同其他几个青年朋友参加此会回来告诉我的）。在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郭沫若又极尽卑鄙之能事，向毛泽东献媚，卖弄文笔，称毛泽东是太阳[2]，凭借着他的这种卑贱逢迎和卖弄文笔的本领，又获得了“毛主席”的宠爱而青云直上，作了国务院副总理和科学院院长。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敏感到所有的作家、文艺作家都有被清算的危险，他便敏捷地首先“自我批评”，公开表示“悔过”，因此他不但没有被清算，而且还保留其官职。从郭沫若自始自终和他的历史经过看来，他是中国文人中一个最突出的投机取巧和卑污苟贱的典型。约在1929年春，由于到过我们家里的一个同志被捕，大家为了预防万一起见，决定放弃我们合租的整座房屋，而分作去找分租的房间了。刘伯庄夫妇单独找到一个小房间，汪泽凯夫妇和我们仍旧准备住在一起。我们租了一个全楼下的三间，为了应付环境，又添置了一些家具，像一个上海普通家庭。房东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妇人，她的丈夫在南京作官，经常回来，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当我到她的楼上去付租金时，她对待我很客气，并留我坐下，她很高兴地把她同她的丈夫合照的一些照片给我看；并把她的丈夫同鲍罗庭夫妇以及周恩来一起合照的一些照片给我看，她还一一介绍鲍罗庭和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我心里在暗笑；但吃了一惊，表面上装作不知道这些人物的神情。她叙述她的丈夫的简史和当时的官职（职位甚高为蒋介石的军事特务首脑）。原来她的丈夫是黄浦军校的毕业生，为蒋介石所信任，因而官职相当重要（往后我们在报纸上有时发现他的名字）。当我下楼来把这些情形告诉述之和汪泽凯夫妇时，大家都相对愕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找来找去，却找到蒋介石的特务的巢穴里来了；既然刚搬来不久，只好暂时住下来再说吧。”有一天当她的丈夫回家时，她叫仆人来通知我们，说她的丈夫要下楼来见见我们（述之当时有点担心恐怕他见过自己，因述之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作演说），我们当时不好拒绝。他下楼来，我们大家都在一间客厅里相见。但相见之下，他对我们表示客气和信任的态度；因他见我们都有孩子，从我们的外表看来，都像规规矩矩的人。往后他的妻子一直对我们很客气，但我们避免和她多来往和攀谈；同时，她交游甚忙，终日嬉游，不常在家。这样，对我们倒是很好，我们在这里反而安定地住了一个时期。[1]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所谓“普罗文学”，是不正确的，不过，当时他们提倡“普罗文学”的意义，是表现他们倾向于无产阶级革命。[2]1957年，毛泽东出席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后乘“图104”专机返北京，机上毛泽东拍了一张照片，郭沫若特地题诗一首，诗中有这样的“名句”：“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此诗曾在人民日报上刊载）。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九章五卅运动的爆发与准备回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九章五卅运动的爆发与准备回国莫斯科的春夏之交是很接近的，一到五月，当那隐藏了好久不露面的太阳闪耀着大地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它的热力就好像是中国的夏季一样。约在六月初学校就开始放暑假，而且假期相当的长，有两个半月之久。东方劳动共产大学也开始放暑假，各民族将近千人，当然要分别安排，俄国内部东方的各小民族有的回到本地的夏令营去了，有的被送到别处。中国、日本、朝鲜、新疆、波兰这几个民族的学生（以中国为最多），被送到离莫斯科约70俄里火车站旁的马那荷夫卡的消夏别墅那是伟大的森林区，一座一座的消夏别墅都隐没在林海里。我们到那里将近傍晚，吃了非正式的晚餐，夏令营的主持人把我们一个一个安置好了床位之后，大家都去休息了。次日清晨早餐后，负责者（一共有三个，一为波兰、一为新疆、另一为中国人）就指挥所有的成员开始体力劳动的工作，首先是打扫所有的房屋，因为这房屋是专为消夏之用的，其它季节由于没有防冷设备，是不能住人的。因而必须打扫和洗拭；其次就是要做一件艰苦的工作：就是要把四周都是消夏别墅的中间一块荒芜的大空地，作为露天食堂之用，于是一百几十人一齐动手，七手八脚地工作起来，搬去卧倒在地上的大木材呀，用手推车运走那些小石块呀，锄去杂草以及把地上铺还将平等等工作，在两天紧张的工作之后，一大块平坦的空地出现了。它不但可以摆许多长桌和长凳子作为食堂之用（夏季很少下雨），而且旁边还有一大块空地作为军事操集合队伍之用。这里本有一所大餐厅，但由于学生人数过多，所有的寝室都放满了床，不能在室内自修，因而这所大餐厅里摆了一些桌凳，作为学生自修读书和写字之用。我们所住的寝室，都是一座一座的矮木房，(只有一座楼房为负责人办公室除了一两张小桌子外，每人只有一张硬木床，大家都是把在莫斯科所用的一套行李带来（当然不能把柔软的床垫子也带来），这同在莫斯科所住的那座花园宅第不能比拟，可是在食物方面，那就比在莫斯科的东大学生食堂里的伙食更可口，而营养更丰富得多（当时莫斯科东大学生食堂的伙食已经够营养）：除了中午和晚餐两顿可口而丰富的正餐之外，不但早餐有足够的白面包、红茶和牛油，而且每人还有一大杯鲜牛奶（这是在莫斯科从未享受过的，因这里有一个农场专门供给东大夏令营的食物）；下午四时，当军事操完毕时，还有一顿和早餐同样的茶点，这是在莫斯科不可能享受得到的。在这种空气新鲜和食物富于营养的条件之下，大家的身体都比在莫斯科时健壮得多了。虽然我们在这里没有上课，但每天上午和下午（星期日除外）两小时的军事操和演习，也就有点吃力了。我们的夏令营中，女同志很少，日本没有女子，只有四五个男同志；朝鲜本有一个女同志叫梭雅，但她不是普通的学生，她系东大执行委员之一，因她在俄国多年，俄文甚好，且有修养，假期中仍住在莫斯科。除了中国的五个女同志外，只有一个波兰的女同志。在中国的五个女学生中，蔡畅身材虽高，但因瘦弱不能同男子一起习军事操；史静仪虽算健康，但因身材过矮，不适应红军服装，秦怡君虽称女工（曾一度在施洋律师家里做过女佣人，并非正式工人），身材够高，但并不健壮，常常表现出疲倦姿态，不能经常上操，只有郭隆真和我是经常上操，从不缺席，除了每月特许的几天妇女假期外。她们虽不上操，但必须在队伍旁边观看。当我们上军事操或演习时，每一个人的身体上负担很重，除了红军服装及其它一切配备外，还背着一枝笨重的步枪（苏联的步枪特别笨重），排列在男同志的队伍中，我有时实在感到有点吃力，但因我的体格还算健康，尤其是精神方面对它有兴趣，故能照常支持，从未落后。我对于练习手枪很有兴趣，而且由于我的视觉甚好，且看得远，因而每当练习打靶时，由于瞄准，开枪时标的看得准枪子多半射在标的中心边缘；不过，当我在练习步枪打靶时，由于俄国的步枪太重，子弹出去时的强大回力，枪托几乎推动我向后跌倒，因我的体重还不够抵挡这种回力，往后教师就不让我开步枪了。至于机关枪教师只教我们关于它的构造和如何放进子弹以及如何开法，但从未演习过。此外，就是教师指导我们作战争的演习：这是不预先通知时间的，听到突然的号令声，大家都急忙地全身配备武装起来，排列在军事教师的面前。假如他发现谁的配备不完善，缺少一件东西，或者绑腿不整齐，甚至一颗纽扣没有扣好，就会当众加以责备。当教师检验完毕，即将成员分成数队，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分别到森林里指定的地点实行演习作战形式：突击战；或迎接突击战……等等演习，饶有兴趣。在暑假其中，一般地规定：除了军事操和演习外，就是让学生们休息。不过，中国学生除了小组会看书讨论外，每一天还有一种功课，就是在午茶后，由俄文很好的周达文读译报纸上的重要消息给大家听，这门功课，在莫斯科时，就已经有的，在真理报或其它报纸上（尤其是1925年5月），每天都登载着关于中国各地反帝国主义运动和罢工运动的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中国到处都预示着暴风雨的临近。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众（尤其是共和学生）的斗争，不但已经开始，而且继续不断地发展着。每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时，都感到兴奋，情绪异常紧张。我们之中大都抱着加紧学习的决心，准备提早回国工作而放弃在苏联学习三年的规定与愿望。因此我们的小组会加紧理论方面的研究，同看一部书分章讨论。这本是在莫斯科时就已经进行的。由于学校当局早就发现中国学生多半身体不健康，其原因是由于课外学习过多而睡眠不足的结果，因而，当我们在莫斯科时，学校当局就已经注视中国学生，干涉过分的课外学习和会议。因此，我们在暑假期中，虽然决定仍旧利用空余时间来开小组会议讨论问题，但为了避免夏令营负责者的好意干涉，我们常常在早晨五时天还没有大亮，就几个人一组躲到森林里去讨论我们所看的书。但因光线和睡眠不足，往往两眼模糊，书中的字也看不清楚；同时，虽是夏季，但朝露的阴寒，往往使身体冷得打寒战，牙齿格格作响，但我们仍旧坐在矮树枝上，进行讨论，直到七时左右，我才从森林偷偷地溜出来吃早餐。在1925得6月中旬一个晴朗而温暖的下午，原住在莫斯科的旅莫支部书记王一飞来到我们这里（执委的人，除李富春和李求实外均住在莫斯科），当午茶完毕，周达文便开始译读王一飞带来的那份真理报，当他读完了由于5月15日日商纱厂的资本家开枪杀死了工人顾正红，重伤十余人事件所引起的上海各校学生在公共租界南京路演讲和示威时，西捕开放排枪杀死学生13人，重伤15人，被捕者数十人的消息后，我们大家都表现着愤怒情绪异常激昂的状态，接着就举行临时大会，学生相继作激昂的演说，有的提议立即回国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工作；有的主张加紧学习准备提早回国工作，上海南京路学生流血的活鲜鲜的事实，刺激着我的每一条血管，我的热血沸腾起来了！我按耐不住内心的愤懑，站立起来，作了简短而激昂的演说，强调大家应立即回国，我认为已经不是安心地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了，而应该到工作中去学习，大会就在一片回国声中结束了。几天后，旅莫支部执委会特别派吴大玲同志到夏令营来，说是来接我到莫斯科去住几天，为的是派我参加莫斯科行将为中国的五卅运动举行的露天大会，并代表中国旅莫支部全体同志出席演说。当我一到莫斯科，就同刘伯坚、王人达同志商讨并共同起草演说稿，第三天就参加莫斯科红场规模伟大的露天大会。当王一飞带着我从人海中步上主席台时，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米涅夫，德国共产党的领袖特尔曼，法共的总书记杜略，原住在莫斯科的印度领袖路易，以及一位日本的代表（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都已经在主席台上了。由卡米涅夫致开会词，宣布大会的宗旨后，特尔曼、杜略、路易，以及我和日本的代表等，都相继各自以其本国的语言演说，由翻译员译成俄文。我的演说是由王一飞翻译的，当演说完毕，群众高呼“中国革命万岁”！接着就是响彻云霄的“乌拉”，“乌拉”（万岁）。这个庄严而伟大的露天大会，在一片“乌拉”声中宣布散会，当群众列队走出红场时一齐高唱国际歌。王一飞同我一齐回到东大的宿舍，次日派同志送我回到夏令营，回来仍旧过着同样的生活，但我们对于听译报这一项特别注意。我们从报上知道：自五卅南京路枪杀学生的惨案发生后，次日全上海就已经开始有如狂潮一般汹涌澎湃，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学生表现特有的英勇姿态。从五月卅日至六月四日为止，四天之内，上海工人参加罢工的总数已达二十万人。所有的学校都一齐罢课，甚至小商人和中等商人也积极参加，更由于各界马路联合会，站在反帝的工人和学生方面，因而逼迫总商会下令全上海罢市。因而，整个的上海，完全陷于罢工、罢课和罢市的状态之中。同时，南京路的枪声震撼着整个中国和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武汉、湖南、九江、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工人与学生急起直追，援助上海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他们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甚至有些偏僻的城镇，也有同样的反帝行动。我们从这些消息中，体验到了这次上海所发动的五卅运动，是全国的工人阶级、学生、市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是工人阶级开始发动，学生积极参加，它将是中国革命的前奏。因此，我当时对于中国革命的信心随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而逐渐增强起来。尤其看到在莫斯科红场所召开的为中国五卅运动的大会上苏联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鼓舞与狂热的希望，更给予我一个坚强的信念：我相信，受帝国主义、中外资本家和本国军阀、地主……重重压迫和剥削的中国工农、学生以及一般革命的民众一定会拼死斗争，尤其由于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榜样和援助，革命会被推往前进，一直走向最后的胜利。我就在这种坚强的信心的鼓舞和推动之下，才能够支持超越一般的努力学习。两个月的军事操演习完结之后，休息了几天，我们全体学生仍旧回到莫斯科来，继续学业。当然，中国学生与其它民族学生不同，那里有一个革命的运动在等待着他们去工作，因而除了学校的课程之外，对于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以及革命史各方面的学习，更是特别迫切。除了小组会议的讨论外，王一飞对全体中国学生作了几次经济学的讲解，因他对经济学有些研究。过了不久，由于五卅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革命浪潮，扫荡着整个中国，需要大批的共产党员分派到各大城市去担负领导群众的工作，以适应客观的需要。因此，国内党中央政治局打电报至莫斯科的旅莫支部，嘱派遣东大较有能力的同志回国工作。旅莫支部的负责者接此电报后，立即开始作种种准备，首先就是安排某些措施使我们得到课室以外的必需知识。例如他们请了一位俄国的老布尔塞维克对妇女问题有研究的女同志来为我们五个女学生讲妇女问题，她以一般马克思主义观点，从妇女问题的理论，西欧各国妇女运动史略，及俄国妇女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如何在沙皇制度之下作秘密工作等技术，一连讲了好几次，去听某些重要人物的演说；他们检查学生当中的理论水准，如检阅我们的笔记，注意不时发表意见的内容和演说的鼓动能力，以及对组织原则了解的程度等等。他们根据这些条件来安排同志们先后回国的措施。在一个晚上，全东大各民族的学生都先后涌进一所会议厅里倾听斯大林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演讲。他的身材高大，但举止平庸，两颊观骨突出，表情阴沉。在两三小时中，他在讲台上呆板的姿态，平板而无生气的语调，沙沙的喉管夹杂着乔治亚土音的俄文，我们大家都感到是一种疲劳的神经攻击，我和周达文坐在最后排，感到实在不能支持下去（他的俄文很好），于是我们就轻轻地溜出会议厅往宿舍方面奔跑。但在途中，我们发现另一同志也跟着回来，他说：“实在听不下去，再继续下去我就要睡着了。”这情形是从未有过的，我们从来没有参加会议而中途溜走的，我在那时候对于斯大林当然没有任何成见，更想不到他会变成后来的独裁者。（当时的官僚还开始不久，而且我们中国学生还不知道），不过由于他的形象和语言，当然主要的是语言引不起听众的兴趣吧了。斯大林不是一个擅长演说的人物，他从没有在红场或规模较大的场面作过演说，而只是在某些会议上作些报告而已。过了几天，在一个晚餐之后，我们学生当中约十余人被挑选到克里姆林宫受训，连同旅莫支部的负责人约二十余人一齐被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克里姆林宫门前，由熟悉宫内情况的同志带领着，经过一些蜿蜒曲折的走廊，我们就被带到一间宽大的厅堂里，其中的装璜和布置富丽而堂皇，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上面铺着红呢绒的台单，点缀着花瓶和香烟盒等装饰品，四围排列着十锦丝绒的沙发。当然，这些都是沙皇时代的遗物。我们都围坐于餐桌的四周。不久，那些俄国革命的元勋——卡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都一同到来了。他们四人平排地坐在餐桌首席地位的一列沙发上。首先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卡米涅夫训话，他除了发挥关于新近中国所爆发的五卅运动对未来中国革命的意义一系列的意见外，同时就是表示被请到这里来的中国同志是最优秀的，是准备首批被派回国担负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等等鼓励的话语。当他的意见说完之后，接着就是其它三位相继演说，其内容不外是以各自不同的语句和方式，围绕于五卅运动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始以及它的发展和前途，中国共产党员的巨大任务等等。这次的会议由于范围很小；同时又继续了几小时之久，因而我对于这几位人物的形象和演说的才能以及用各自具有的某些特点，都获得了一个较明确的印象。卡米涅夫体格魁梧，相貌端正而堂皇，具有伟大人物的形象。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口齿清爽，声带宏亮而有节奏。这位当时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卡米涅夫给予我良好的印象。无疑地，也给予在座的同志一个很好的印象。布哈林是当时著名的理论家，真理报的主编。他的身材矮小，面目清秀而和善，他的眼神充满着智慧。他的头发稀少，头顶只有一小撮头发耸立起来，表现得有点特出的姿态。从他的演说看来，他是一个学者或理论家，而不是演说家或鼓动家。但他的演说使人感到镇静、明朗而有条理，即令说得多一点，也不觉得疲倦。季诺维也夫体格高大，但有点臃肿，乱草一般的头发曲在的头上，活像一个鸟窝，他的面部的表情仿佛有点阴沉，缺乏一般革命的热情和潇洒的风度。他的演说很平淡不觉得有什么特点。拉狄克是一位异常生动精明能干的波兰人，体格标准，全身好像充满着活力，有演说才能，当他对我们训话时，他的充满着活力的姿态，抑扬顿挫的语调以及富有意义和鼓励性的内容，使我们大家的精神都兴奋起来了。在此之前，当我同另一个俄文很好的同志代表东大中国学生邀请他到中国班演讲中国问题，第一次见到他时（当然在大规模的纪念会上曾听过他的演说），就给予我一个印象：他具有超乎一般常人的灵活和机敏，他一边接待我们同我们谈话，一边手里还拿着他正在看的报纸，敏捷地用手把他所需要的材料撕下来，撕得异常迅速而整齐，他的手指就好像剪刀一般，这一直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约莫在八月中旬，我被旅莫支部执委员会正式通知，嘱我准备于日内动身回国，我很乐意接受这个通知，虽然这个决定离我原来学习三年的志愿还甚远，但由于中国革命运动的蓬勃生长，我个人主观上愿意回到国内去工作；同时，我也知道，这也是由于客观的需要。我们第一批回国的为陈乔年、李富春、蔡畅、郭隆真、马志远、韦坚和我七个人。除我而外，其余的六人都是从法国勤工俭学转到莫斯科东方共产大学的。陈乔年被旅莫支部委任为组长，负责途中的一切事务。在一个晴朗的清晨，回国和送行的人，都被一辆大卡车送到莫斯科的火车站，送行者听到火车将要开动的警报声，就急忙地和我们握别。当袁庆云最后和我握别时，火车已经开始蠕动着，他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跟随火车走着，直到自己的步伐赶不上火车开行的速度时，他才勉强地放了手；一直到完全看不见人影时，我才颓然地从窗口上缩回来，木呆呆地坐在车厢里，仿佛如有所失。虽然由于在莫斯科时，大家都忙碌异常，我和袁庆云接近的机会不甚多，但在私人的友谊上，在当时所有的同志中，算是最谈得来和兴趣相投的朋友。在这次回国的旅途中，虽然同行的同志也不算少，但在我的心的深处却感觉异常之寂寥。我深深地感觉到：在这些同志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谈得来、情调和趣味相投的。我发现我自己，虽然在任何场合中，我是很容易和同志或朋友接近，而且往往相处得很好，但真正能使我感觉到兴趣个性和情调相投、而认为知己的却不多见。我们的旅途生活是很严肃的，在两个星期的火车生活中，虽然因环境关系，不能携带书籍，但我们仍旧进行讨论各种问题，凭着平时所学得的知识，各自发表意见；有时还进行相互批评。大家都希望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优秀干部，因而都有勇气接受对自己的弱点的批评，有时也轻松地讲讲笑话，开开玩笑，但我对这些不甚感到兴趣，因这些笑话和玩笑，都没有任何的幽默和风趣。当我们的火车从莫斯科抵达海参威时，驻该地负责者梁伯台与何今亮同志已经等在那儿迎接我们，把我们安置在一间相当舒适的旅馆里，并请我们吃了一顿特别丰富的晚餐。我们因很久没有吃中国饭，觉得这次的晚餐特别可口，尤其是海参威的龙虾特别鲜美。次日，梁伯台领我们漫游海参威的风景区，并参观某些重要机关，他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于1920年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到莫斯科东大学习，当他于1922年秋准备回国，经过海参威时，他被当地的苏联党部留下，委任他担任当地苏共和中共之间的联系工作，并参加苏共的工作。虽然我和梁伯台之间相处仅仅数日，但我觉得他很爽气，对同志很和善而合乎人情，留给了我一个良好的印象。何今亮（即后来的上海总工会的会长汪寿华）也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早期共产党员之一，他于1921年拟往苏联学习，经过海参威时，被当地苏联党部留下工作，一直到1925年夏我们回国经过那里时，才决定他同我们一起乘轮船回上海。他的面目清秀，态度温和，但他的形象和性格有点女性化，缺乏男儿的气概和风度，这是我初次的印象。我们在海参威约莫逗留了四、五日，即乘苏联的轮船直往上海进发。在将近两个星期的海上生活中，我们的讨论工作停止了，因苏联的海船不大，稍有风浪有些同志就要晕船，而不能起来，只好睡在床上，五个男同志都住在船顶上的统仓间（即货仓间）；我们三个女的被排住在大餐间里，这个大餐间虽然伙食较好，但房间甚小，其中只有两张双层床一张沙发，晚上我就睡在这张沙发上，蔡畅和郭隆真都晕船，白天里睡在床上，有时甚至连吃饭也不能起来，由我把食物送到他们的床上去吃。幸而我不晕船，在将近两个星期的生活中，因没有携带任何书籍，大家又不能进行讨论，我觉得无事可作，每天只好在大餐室同中国同志何今亮或同船的俄国同志下俄国棋（我还是在船上学来的）；有时独自跑到船顶上去欣赏伟大的海景，那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和天遥相对照，宛如水天相接。我感觉到宇宙的伟大，顿时觉得自己的胸怀也扩大了，我最适应于旅行的生活，无论是乘长途火车或乘船，我都感到极大兴趣；同时，由于空气特别新鲜，以致胃口极好，因而身体也自然健康起来。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的船已抵达上海杨树浦的码头了，我们小心地上了岸，接受了许多招揽顾客当中的一个振华旅馆的名片，雇了马车，蔡畅、郭隆真和我连同行李一起，被送到振华旅馆，我们就住在这里，其它几个男同志则住在另一间旅馆里。当日下午我们的组长陈乔年到中央交通处和陈独秀接头；我则以私人的名义去访问瞿秋白，因我在去苏联前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他对我的关怀，尤其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是很大的。因此，我特别到他的家里去访问他，他热忱地接待我，并对我说：“我知道你会第一批回来的，上海方面需要女同志做工作异常迫切，我要向中央提议：你一定要留在上海工作。”我接着说：“在什么地方工作，完全由党决定，我个人没有任何意见。不过，假如我能够留在上海工作的话，那我是很高兴的，因我还太年轻，而且在苏联没有学满三年，我极需要在工作中学习。当然啰，假如能在中央所在地和文化最高的上海工作，那对于提高我的理论水准和工作能力将有更大的帮助。”“绝对没有问题，中央一定要留你在上海工作的，因现时上海比任何地方都重要，而且革命运动发展的范围也比其它地方广阔，我想独秀一定要留你在上海工作的。我想你还是不知道，我们中央政治局的五个人中，彭述之和蔡和森现时因病住在医院里，暂时只有独秀张国焘和我三个人。明天你们的组长陈乔年和从海参威回来的何今亮将同我们开会，讨论分派你们这批回国的同志的工作问题，我一定坚持你留在上海工作。”他说。在第二天的下午，施存统[1]忽然到振华旅馆来看我，当他一见了我时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喊了一声妹妹（因当我去苏联前同他们住在一起时，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叫我妹妹的），便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使我感到突然，莫名其妙！他哭了一阵之后，就告诉我他失恋了，他的妻子王一知曾与张太雷热恋而秘密同居了一个时期，使他到处寻找，甚至从上海到湖南他的妻子的家乡，没有发现而仍旧回上海，现在他已找到王一知的住所了。当他把这件事的经过和他的痛苦沉痛地向我叙述之后，我以严肃的态度回答他说：“你这件事本来值得同情，不过从你的叙述中，我觉得你太感情而不够冷静。这种私人的恋爱问题，不应该看得这样严重，从上海跑到湖南，又从湖南回到上海。你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是党的创始者和早期的领导者之一，应该以革命工作为第一；不应该因失恋而弄得这样神魂颠倒，仿佛舍此就不能生活下去似的，这决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她既然爱了别人，就表明已经不爱你了，你又何必这样痛苦呢？你将来遇着适当的对象时，再恋爱好了。”“我听说你回来了，兴奋的了不得，马上跑到中央交通处得到你的地址就到这里来看你，以我们过去深厚的友情，我总是将你当作自己的妹妹一样看待。我以为一见着你，你一定会同情我，安慰我，减轻我的痛苦，想不到不但如此，反而浇了一盆冷水，讲了一大篇大道理。我觉得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差不多都是只讲理论，而不顾人情。”他有点失望而气愤地说。“并不是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只讲大道理而不顾人情，只是他们认为恋爱或性关系不过是生活的一部份，革命的工作才是至上的。革命者应该把整个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在这一方面。在不妨碍工作的原则之下，可能恋爱时，尽管恋爱好了，因为革命者也是人。大概在苏联受过教育的同志，都有这个共同的观念，我认为这个观点，对革命者来说是正确的。”我接着说。我对他的这种态度，在他看来认为是浇冷水，显然有些失望，但我自己却以为是正确的。因我当时的思想意识里充满了革命的乐观，工作的热忱；而他多年来已经不担任党的工作，而只专作教授，参加党的基层支部会议而已。一个是革命的热情，欣欣向荣，充满希望与活力的青年，正准备开始致力于革命的工作；另一个则是开始衰颓的战士，革命的热忱逐渐下降，趋向于生活的安定与保守。因而二者之间对于革命工作与私人的恋爱问题的看法也就自然有孰轻孰重之别了。虽然如此，但他对我并未因此而生反感，仍旧继续同我谈了一些其它的问题，他的态度冷静一些了，一直谈了几小时，我见他还没有想离开的意向，我就婉言向他说：“我们找一个机会再谈吧，今晚任弼时、郑超麟，还有几个从法国回来的同志共同请我们三个女同志和陈乔年、李富春在一间洒楼晚餐中，等一会我就要同他们一起去。”“我也跟你一道去！”他接着我的话说。“那不行！人家没有请你，怎么好去呢？而且请我们的主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虽然是同志关系，但也不好这样做。”我带着窘迫的神情说。“不管请不请，我一定要跟你去，我自己拿一份钱出来好了。”他顽强地说。“这是什么意思，中国人没有这种自己拿一份钱出来的习俗，我绝对不能带你去。”我有点生气地说。结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跟着我到北四川路微微公司酒楼去了，席上施存统向他们声明：是他自己一定要跟着我来的，以免我受窘迫。他们听了施的声明之后，大家都带笑着说：“这没有关系。”但那位不通人情而且说话一向欠聪明的向警予带着讥讽的微笑说：“神经病！”施听了这句话，咆哮起来，破口大骂，他们二人便认真的争吵起来，使我异常不安。但其它的同志都很尽人情，他们一方面劝施和向不要争吵，同时婉转地责备向警予，他们认为施在精神十分痛苦的状态之下（因他同他的妻子同居多年且有个孩子），不应该用这样的字眼来刺激他。这样，施的火气平息了。于是一场意外的小风波，平静下去了，恢复了正常的情况，大家在和谐的气氛中，享受着丰富而考究的晚餐。第二天施存统又领着王一知来旅馆看我，他的意向是希望我劝王一知同他重新恢复关系，因张太雷已从上海调到广东做鲍罗庭的翻译，而施则搬到王一知的住所，希望重新恢复夫妇关系。施去后，王一知仍留我处整夜的长谈，因她问我怎么办呢？我告诉她：“假如你决心丢弃施而爱张的话，那么，这种情形不能继续太久，你就应该设法到广东去，以便使施绝望，另找出路；同时，你和张也不致因此而痛苦。”她接受我的意见准备立即写信给张，不久便到广东去了。在我到上海的第三日，陈乔年通知我说党中央已决定派我到河南去工作，并给我一点钱叫我去买了双皮鞋和一些衣料，回来蔡畅为我剪裁并教我作，蔡畅和郭隆真都比我年长四五岁，在生活各方面都比我老练得多。当日下午，何今亮到我们这里来，他对我说：“党中央已决定我留在上海作工人运动，我以为你也一定留在上海工作的，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却被派到河南去，当中央讨论你的问题时，我也在场，曾有两种意见：瞿秋白主张你应当留在上海工作，因上海的运动范围最大需要同志工作，尤其需要女同志作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最初陈独秀同瞿秋白的意见一致，但陈乔年却持异议，极力强调你应派到河南去工作，他的理由是：他说‘在回国之前曾接到在河南任特派员的王若飞的来信，他叙述河南的革命局势，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都迅速地开展，即一向闭塞落后的女学生和女工，也开始注意国事而活跃起来了。因此，那里需要一个比较容易接近群众的女同志去那里工作，他建议叫我向中央提出派碧兰去河南工作。’在陈乔年的坚持和强调之下，陈独秀接受了他的意见，看来瞿秋白不赞成这个决定，但也没有反对陈独秀的意见，就这样决定派你到河南。其实，我也希望你留在上海工作，但我不能主张。”我接着他说：“我个人没有任何成见，留在上海工作当然很乐意，但派到河南去也没有关系，因我过去都在大城市，如武汉、北京、上海等，从没有到过落后和闭塞的省分去过，到那里去工作一个时期也好，多到一个地方，就会得到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只要是为革命工作，任何地方我都愿意。”在另一天的一个下午，杨子烈忽然到旅馆里来看我，并请我同她一起到她的家里晚餐。自从1924年春，我因党中央决定同李大钊等一起去苏联，同张国焘一起从上海去北京的第二天，张国焘和她一同被捕后，我和他们还是第一次见而，大家都回忆起各自所受到的遭遇（我因受累失去全部旅费和衣物，前面已经叙述过），而今又重新相见；大家自然都很高兴。晚餐之后，他们询问我关于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生活和学习的情形，我简略地予以叙述，张国焘告诉我说：“子烈已经得到中央的批准，派她到苏联东大学习。”（当时，已不需要自备旅费，而由党和苏联当局担负）我听了这话，怔了一下，内心里觉得很奇怪，因为一方面上海如此的需要同志工作，尤其需要女同志工作，特别从苏联派同志回来；但却又准备派杨子烈去苏联学习。她为什么在五卅运动中没有担任工作，在党内没有站立一个岗位呢？尤其在上海。她是于1922年同我（五个女的一同）同时加入共产党的，而且在入党前后，我们曾经在武汉的启蒙运动（民主运动）中和提倡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在女子师范的斗争一章中已详细的描述），她是最重要的领导分子之一，在这个期间她反而要求到苏联去学习，这就表明她已经后退了，也许由于他们在北京坐了几个月牢，吃了些苦而吓缩了。我内心里这样想着。谈了一些时候，他们认为我一个人回旅馆去不方便。因为路途太远，时间又太晚，因而留我在他家里住宿一夜，次晨再回去，我只好留下。但为了这件事，张国焘拟好了一大套口供要我记忆在脑中，如姓名，我和他们的关系，以用从何处来……等等，搞了许多时间，好像当晚会有巡捕来逮捕我们似的，弄得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不一定今晚就会有巡捕来逮捕我们，上海还没有严重到这个样子。”“但随时都得准备万一呀！”张国焘回答我说。我没有作声，表示遵照他所拟定的口供记忆着就是了。不过我的内心里觉得他太过谨慎和啰嗦。因我知道，他们的住所既不是工会机关或党部交通处（因这种机关来往人多，可能引起贞控注意，但注意也并不是一下就逮捕人。）而是私人住宅，我认为绝对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这种过分的谨慎是多余的。因当时统治上海的旧式军阀虽然十分反动，但在侦探、特务的技术和经验方面远不及后来蒋介石的特务精细和厉害。[1]施存统是我在上海大学时教经济学的教授。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郭和：千古奇冤王实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千古奇冤王实味 郭和 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及会后，历史上有问题人物如萧军、丁玲，对他们身受的冤屈，上溯到延安整风运动，他们是现仍活着的受害者，据萧军的申诉： “从周扬同志的报告里可以看到，三十年来，除了‘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算冬天，其余都是春天。可是我则不然。五八年‘四人帮’还未出来以前，就对我进行‘再批判’，就因为我在延安期间写了篇《论同志的爱与耐》的小文章。……” 丁玲在北京语言学院外国留学生座谈会上讲话谈到延安时期她写的《三八写有感》，她说： “第一次听到对我的批评是在延安的高干学习会上。有同志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面竟有人骂起领袖来，那不行！’我还想，这是在说谁呀？听来听去，原来是说《三八节有感》。当时，有的同志怕我受不了，坐到我旁边来，问我：‘怎么样？’朱总司令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也不放心地看着我。当然，会上不只是批评了我，还批评了《野百合花》。但在总结时候，毛主席还是保了我，这是大家不曾知道的。但这是事实，当时与会的同志可以证明。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 从丁玲的回忆，我们知道当时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已隐含了杀机，“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这句话分明是王实味的致死之道，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不该杀王实味，不过是假惺惺而已。文代会上宣布十年文革中死了那么多人，他们何尝有什么“致死之道”，他们不过像王实味一样，在共产党眼中，都是“要不同地看待它们”的罢了。 所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案，是“千古奇冤”，我们现在只能从其他同时代的人的偶然讲及中，略略窥见这一冤案的一鳞半爪，也许将来在萧军预许的《回忆录》中，会透露得更多一点。简单地从《野百合花》中，我们也该明白王实味并无“致死之道”的。这篇文章和萧军、丁玲、罗烽、艾青的其它文章一样，都是对当时延安社会和政治情况的讽谏，而且可说是直接受毛泽东整风的号召，这些杂文都写于一九四二年二至四月短短的三个月中，毛泽东当年二月一日写了《整顿党的作风》，二月八日写了《反对党八股》，王实味等以为他们的讽谏有助于整风，不知道正是蹈了“致死之道”，可惜，一九五六年许多人蹈了王实味的覆辙而不自知，他们响应了毛泽东“百花齐放”的号召，终至身败名裂，直至二十多年之后才得翻身，其中有的人早已和王实味一样，尸骨无存了。 毛泽东事后得意洋洋地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七三页） 一九五六年，跟着“百花齐放”而来的反右运动，掀起了文坛上的一次“再批判，萧军、丁玲、王实味这些人重新上了批判台，死了的不过是鞭尸，活着的可得永远生活在冬天里。人家以为姚文元发迹在一九六五年，始于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是不确的，早一九五八年，他已是主管毛泽东文艺政策的周扬的“马仔”，当时在《再批判》中，就是他写了下列文章的，二月十四日，他写了《以革命者姿态写反革命小说》，副题：《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三月三日，他写了《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所以毛泽东手中的文艺刽子手，只有周扬和姚文元两个人，他们轮流坐庄，现在又该周扬登上文联主席的正位了。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延安讲话”）仍是邓小平主宰文艺的刀子，有一天，周扬依然会“操刀而割”的，因为这是共产党的不可改变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苏联文坛也一度出现过阳光灿烂的春天，不多时，赫鲁晓夫又恢复了斯大林的文艺政策，苏联文坛迄今笼罩在阴霾之下。可异许多人永远不认得历史的教训！ 据王实味在四一年四月所写的，发表在《中国新文化》杂志上的一篇谈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透露：他于四０年十月间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过陈伯达、艾思奇，又附带地批评了郭沫若、光未然、向林冰；他的有些意见与胡风巧合。这一事实，正显示出他日后的命运已初露端倪。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有很多地方转载过，但他另一篇载在四二年《谷雨》上的《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却很少见，现在特作为附录，发表在这里。 政治家、艺术家 王实味 政治家主要是革命底物质力量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发者。前者往往是冷静的沉着的人物，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 政治家了解在革命过程中，自己阵营里也是人无完璧，事难尽美；他从大处着眼，要把握的是使历史车轮前进着，光明占优势。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借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 我们底革命事业有两个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底灵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底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底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是“灵魂底工程师”，他底任务偏重于改造人底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 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底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改造过程，前者为后者扩展领域，后者使前者加速完成，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27期1980年1月20日出版
从鲁迅说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从鲁迅说起 《无声的中国》 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曾到香港青年会演讲，题目是《无声的中国》，那时正是金文泰（时称金制军，即今之港督），赖济熙（时称赖太史），周寿臣（周爵士）提供国粹，宣扬汉文的时候，鲁迅劝青年人“要活过来，首先……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先把“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鲁迅的话，距今已经有了六十多年，一九二七年，那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一年，而鲁迅在香港演说之后不到二个月，他就要瞠目结舌，自保不暇了。 中国不是“无声的中国”，但一次一次大声疾呼之后，总有人迫使你沉默的，现在，七十年代之末，又有人正在用“反革命”之名，迫使青年人沉默，于是中国又走入“无声的”时代。 革命的“内里蛀空” 过了一年，鲁迅在上海，四月一日，他写了《铲共大观》，引用申报的《长沙通信》： “……是日执行之后，因为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从。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 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经过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后，全国都陷入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和革命民众，到处被屠杀，郭亮和马淑纯、志纯、傅凤君四人只是其中一例，但鲁迅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鲁迅的话何其正确，由革命者的头颅和热血缔造成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在共产党政权下面，又有新的革命者被屠杀了，他们（例如遇罗克）和她们（例如张志新）又都有走着郭亮、马志纯们的道路，公开地被处决，而魏京生则以《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刑十五年，这就使人想起了国民党时代的《紧急治罪法》，当时有许多罪不至死的共产党员，充塞了国民党所有的监狱。但“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原本革命的共产党已成为统治者，新的时代有新的革命要求，代表这革命要求的，即与成为统治者的共产党对立的，属于新的一代革命者，这在统治者看来，他们便是“反革命”。历史总不是直线进行的，它走了弯曲路，辨证法证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是合理的，所以也是现实的，同时又是革命的，杀头，徒刑，都不能阻止它的，历史已如此昭示我们。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建党和一九四九年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不过半个世纪多些，革命早已“内里蛀空”了！ “文艺与政治歧途” 鲁迅在被“左翼作家”围剿的时候，到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证以此后一切文艺在毛泽东文艺政策统治下的遭遇，他的意见的正确，简直可说是超越时代的，因为在一九二七年绝想不到以后会有《延安文艺讲话》，更想不到文艺作家竟会罹杀头、流放、自我灭亡的奇祸。 鲁迅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文艺一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货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 第四次文代会刚结束，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依然如故，邓小平要文艺作家为四个现代化而写作，文艺作家刘宾雁忙不迭的写了《人妖之间》，揭露上下交征利的官僚制度的罪恶，如果今天处魏京生以十五年徒刑，那么明天仍会让刘宾雁搁笔的，有良心的作家，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不会热视无睹的。 民主党派的作用 人大常委会在魏京生判刑后，赶紧给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钉上棺材盖，人大中的民主党派许德珩之流，对这个工作特别起劲，特别卖力，他们不久前还刚从牛棚中出来，就急于替共产党的压制民主运动效劳了解。他们决议封闭民主墙，免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来进行违“法”运动。魏京生、傅月华的审判证明，违法的不是他们“一个撮人”，而是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操纵者。为什么不发表魏京生的全部审讯过程，来证明他确是罪有应得呢？为什么突然中止傅月华的审问呢？这个饱受侮辱与损害的女人，有最高的道德情操与大无畏精神，她的几句短短的辩护词，不就让原告、检察人员、法官全在“庄严的”审讯中，给钉牢在可耻的法律柱上，面对着听审的群众、无辜的被告，目瞪口呆地没法下台吗？在无可逃避的事实真相之前，一切枉法行为，一下子全自我暴露了丑陋的面目，人大委员们，修订法制的老爷们，你们为什么默不作声？难道这不是想利用法制造成“无声的中国”么？ 还是用鲁迅的诗作结 一九三四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国民党“攘外必须安内”之名，正进行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长征，鲁迅在五月三十日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万家墨面没蒿莱， 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人们尽管要让中国成为“无声的中国”，可是有一天，地底的惊雷会使统治者不及掩耳的，四五运动就是动摇四人帮基础的一声惊雷，可惜住在中南海的食肉者，永远不明白这个必然。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26期1979年12月
一丁：魏京生与邓小平（1979.1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魏京生与邓小平 一丁 （1979.11） 十月十六日北京中级法院判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八日上午邓小平接见《朝日新闻》渡边诚毅，谈话中对魏案作了如下的陈述： 「另有一些人在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说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他们是对包括粉碎『四人帮』也不满的一些人，他们装着举起毛主席的旗帜，但是假的，他们为自己举旗。 魏京生、傅月华是举这样的旗，他们只要不违反国法是可以发表意见的，但如触犯国法就要受到审判。这些人期望天下大乱，他们要冲击，要造成工厂不能开工，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 根据邓小平的谈话，法院所以判魏京生二个罪状：（一）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二）泄漏军事秘密。 此地半官方性质的《新晚报》，二十二日载美联社电：魏京生的自我辩护有下列四点： 一、没有真正的民主、中国将永无现代化； 二、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批评领导们和不合理的行为； 三、没有不变的意识形态，没有绝对真理； 四、每一个人都有权遵从他认为正确的思想，没有人有权用法制来压制他们。 这四点归纳出来的辩护理由，可用魏京生地下刊物——《探索》上的言论来对照，绝对不可能视为「反革命的宣传鼓动」。 至于第二项罪名，重在证据，也不是能轻易诬陷的。 在民主墙或刊物上发表意见，就说是期望天下大乱，要造成工厂不能开工，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 但是邓小平居然如此相信，如此推论，其故何在呢？ 这是由统治阶层的利害关系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使然，也可以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无独有偶，捷克在同一时候，判处了六个七七宪章运动的发起人长短不等的刑期。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发生革命，反对苏联，要求非斯大林化，打倒拉可斯的官僚统治时，中国共产党力主用坦克大炮压制他们，成了赫鲁晓夫的帮凶，让东欧国家屈服在「社会帝国主义」之下；事过情迁，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人民追踪匈牙利革命的规辙，要求种种改革，中共却反对勃列日涅夫的野蛮行动，同情捷克人民的革命要求了。我们自然举双手赞成中共这种正义的、站在被压迫者方面的立场。可是现在捷克不正在判六个七七宪章运动分子以徒刑吗？中共为什么默不作声呢？难道援助被压迫者立场已经改变，又回到一九五六年反对匈牙利人民革命的时代，为赫鲁晓夫效前驱了吗？ 不是的，中共之所以默不作声，正因为自己的「宪章运动分子」给了他们麻烦，正在用捷克统治者同样的借口，而且以更长的刑期，迫使这些异己分子屈服。 邓小平本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又是统治层的一分子。现在的统治层虽然自居有打倒「四人帮」之功，其实在四人帮时期，他们许多人是四人帮积极或消极的帮凶，其中有许多人还是天安门「四‧五运动」压迫者和刽子手，只因群众革命势力不可侮，他们才用宫廷政变的手段，去迎合群众的革命要求，等到群众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以为他的「实践」手法真正能铲除「四人帮」的遗毒、建立法制、实行民主时，他的统治层的真面目就显露出来了。 从这次审判，我看到邓小平的身型正在矮下去，而魏京生的身型正在高起来。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25期，1979年11月号
陈独秀先生百年祭（1979年）（楼国华，1979年10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相关链接：陈独秀 陈独秀先生百年祭（1979年） 一丁（楼国华）（1979年10月26日） 〔作者附记〕：本文曾投寄给本港二本着名的杂志，都被先后退回。陈独秀是只死老虎，有人还不敢正视他，连带这篇纪念他的文章也到处被摒。11月27日《人民日报》载有「正确反映党的斗争历史」一文，有云：「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的倡导者之一，是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从党成立后直到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陈独秀一直是中国党的主要负责人。」国内现在正倡导实事求是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史，但还不敢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发展，同苏联共产党内部当时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联系起来，也不敢由此去说明何以在中国当时会产生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为什么陈独秀会成为托派的领袖？所以他们今天对于陈独秀的平反，只能停留在陈独秀的前段历史，不可能深入到他的后半段历史。因此，他们即使想实事求是的研究正确的党史，也决不可能恢复历史面目的真相。本文的目的，却正在超越他们的禁区，把陈独秀个人和历史的真实，呈献于读者之前，作者相信，在十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也必然会这样做的。 （一）性格与生平 陈独秀，这个与中国近代史关系重大的巨人，今年已是他百年祭了。他生于1879年10月8日，逝于1942年5月27日，活了62岁。从他18岁起，到死为止的45年中，是中国历史激剧改变的年代，中经两次革命，一次大战，他的个人命运随着时代而升沉，最后寂寞地死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江津，人们简直把他忘记了！ 1896年17岁，进了秀才，院试时取了第一名，第二年，他赴乡试，如果中了式，便是举人了。可是他在试场中见了考生的许多丑态，使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经过一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他「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接二连三的做了康党、乱党、共产党，和共产党里面的左派反对派（托派）。这是如何的奇特，因为他的鄙科举而不为，并无其它先行的影响。 他做康党大约四年，做乱党大约十二、三年，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启蒙运动者大约五年，作共产党9年，托派8年。他一生重要的几十年，也可以说经历了不断的革命。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陈独秀在他短短的两章「自传」中，最好不过的叙述了他的性格：第一，他生性崛强，不畏强御，他受了祖父的毒打，总一声不哭，他祖父骂他「长大成人后，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他有生之年，真是「不怕打，不怕杀」，对于横逆，并不放在心上；第二，他自说秉承了母亲性格的遗传，并不「疾恶如仇」，「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前一种性格决定了他的行谊，后一种性格使他负了历史上「机会主义」的恶名。 「不怕杀」，有二个故事流传下来。据高语罕的记述：「二次革命失败，先生从安庆逃到芜湖，被芜湖军人某逮捕。……已经出了布告，要枪决先生。先生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吧！』，后经刘叔雅、范鸿僊、张子刚先生力救得免。」 第二次，他在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押解赴京时，他在火车上酣睡达旦；章士钊入狱探视，欲为辩护，他责士钊不识本末，且言「为人类奋斗了十余年，从此有个交代，可以撤手不管了，个人乐得借此作一安身立命的归宿。」言毕微笑，态度安详，而精神恬适，似乎一切都已放下。（见高语罕「入蜀前后」） 他的二个儿子，延年和乔年，1927年后都被国民党杀了。延年死在上海，乔年死在北京，死得都很惨，也极可惜。尤其是延年，曾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干练诚笃之至，他被捕后，吴稚晖打电报给国民党称贺，认为除了心腹大患。独秀听了儿子被杀的消息，不下一滴伤感的眼泪，这时他已从总书记下了台。杀延年的人，后来成了民主人士，不仅在北京颐养天年，而且死后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二）从「新青年」到组织共产党 辛亥革命后，经过洪宪称帝，张勋复辟，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陈独秀放弃了革命工作，转而做启蒙运动了。1915年，他创刊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他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请，做了北大的文科学长，「新青年」的影响遍及全国，他在近代政治与文化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在康有为、梁启超之上；他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二个要求，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已达30年之久的今天，仍贯穿在「四个现代化」之中。 「新青年」的思想解放工作，在现实政治上直接引起了五四运动，这运动的主流是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议上，帝国主义者无视中国人民的民族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其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北京卖国政府。运动向前发展，又影响并扩大了《新青年》的内部矛盾，不久便发生分裂。诚如后来鲁讯所说，「……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逐，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他这话，自然只适用于胡适之一流，却没有涉及更向左倾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更没有说到自己的中立路线。 向左的陈独秀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提倡、研究与实行了。胡适之认为《新青年》已成了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鲁迅和周作人赞成分裂，《新青年》移上海出版。据鲁迅回忆：「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22年间，倒显著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战场转移了，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全国各主要城市，纷纷成立了同样组织。仅仅过了一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会议，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以后一直担任到第五次代表大会，他负责领导了1925──27年的中国革命。 这一段彰彰在人耳目的历史，共产党在长时期内是加以抹煞的，他们抬高李大钊，夹硬捧鲁迅，却不提陈独秀。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文章中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不提《新青年》和五四运动，不是陈独秀，这当然不是无意的遗漏，而是党见使他数典忘祖了。 （三）从「机会主义者」到「堕落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 1925—27年中国革命失败了，陈独秀直接负了革命失败的责任。中共在历史性的总结文件中说：「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由于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它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选第三卷976页，1953年版。） 这段话可说每一句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要把历史真相从头叙述，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做到的，但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否英明，可以从他们对国民党的态度上见之。斯大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四个阶级的联盟」，即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的联盟。因此主张加入国民党，对国民党抱有很大幻想。在苏联，与斯大林等持不同意见的托洛茨基则认为国民党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的政党，所以反对加入国民党，但他的主张在斯大林等所把持的共产国际里得不到支持。所以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只有托洛茨基一票反对。1925年托洛茨基提议退出国民党，遭到否决；1926年3月12日蒋介石政变后，托洛茨基再次提议退出，仍被否决。 由此可见，无论是加入国民党或在国民党叛变革命时应该采取什么对策，都不是由陈独秀来决定，而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相反的，当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加入国民党之初，陈独秀由于他对国民党认识的本能，曾经加以反对，但他却无法在理论上抗衡国际的指导，因为当时的共产国际是挟着苏联革命胜利的耀眼光辉，在指导世界各国的革命上具有绝对的权威，又有谁知道，自从列宁死后，它已成为斯大林等在国内和国际范围进行党争的工具。 当时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对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代表左派的是托洛茨基，代表右派的是布哈林和斯大林。但斗争只限在莫斯科，并未影响到中国党。所以陈独秀在国际代表参与的八七会议上被撤消了总书记职务后，他在上海渡过了二年痛苦的日子，仍未能了解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他乖乖地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有系统地断送了1925──27年的中国革命，结果却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的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是一个软脊骨的政客，他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此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俾后者能抵挡任托洛茨基们的批评，那末，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引自《双山回忆录》」130页） 1928年以后，莫斯科留学生中的托派，陆续有人回国了，陈独秀和其它部分的老干部，逐渐和托派发生接触，陈独秀见到托斯之间争论的文件，简直像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这点经验，作者本人在1928年冬也是切身感受过的。 陈独秀在国际上的地位太重要，他的倾向托派，引起了斯大林派的惊惶，国际在1929年10月26日训令中国党：「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这时候，八七会议上代替陈独秀做总书记的瞿秋白己因犯了盲动主义错误（其实他也是国际政策的替罪羊）下了台，继起的李立三正出色当今，于是按照国际训令，于11月15日正式开除了陈独秀党籍，但国际不旋踵又对他发出了邀请，要他参加莫斯科会议，这时托洛茨基已被放逐至中亚细亚边境阿拉木图了。陈独秀拒绝邀请，于1930年2月17日写了《答共产国际书》，正式提议公开托洛茨基关中国以及整个国际问题的文件，交付党内讨论，这提议当然没有答复。过不多久，李立三又以「左」倾路线下台了。 1930年夏，陈独秀领导的托派组织——「无产者社」正式成立，再过一年，四个分立的托派小组织统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这时候，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都成立了托派组织，共产党开除牠们，但托派仍自命为共产党的左派反对派，直到德苏协定以后的1938年9月3日，左派反对派才以独立的革命党资格，宣布成立第四国际。 （四）从被捕到抗战 1931年5月1日，由四派统一成立的左派反对派组织，不到一个月，除了陈独秀以外，全体执委都被国民党捕了去，搜捕的目标本是陈独秀，国民党决不不会让他漏网的。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果然被捕了，这是轰动全世界的中国历史大事件，国民党不得不公开审讯他，而且由于全国群众的抗议，也不敢杀害他。他和其它同志公开在法庭上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指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军事独裁。他的老朋友章士钊替他义务辩护，但他声明：「章律师的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亦毋须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的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结果，他和彭述之一同判处十三年徒刑。 在他五年的监狱生活中，世界和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一）1933年，希特勒客观上得到斯大林「第三时期」路线的帮助，夺取了政权，共产国际和德共不经一战而降，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早爆发，并促进了无产阶级世界组织——第四国际的建立；（二）1934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胜利，迫使红军长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中取得共产党的领导权。（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甚一日，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东北军要求蒋介石抗日，实行兵谏。 陈独秀在狱中仍关心托派工作，1935年底，第一批被捕者已有人出狱，工作又逐渐上了轨道。他通过种种关系，不断向托派领导提供意见；但他的主要研究，则是文字学，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实庵字说》。他的狱中生活不同于其它囚犯，却也加重了他的心脏病与静脉炎。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释放出狱。 （五）全世界共产党对托派的疯狂诬蔑 陈独秀山狱后在南京勾留期间，对抗战工作非党热心，临出狱前，他起草了抗战的七条根本意见，但托派并不全部同意。他的一个老同志罗汉拿给叶剑英看了，叶要他去西安找林伯渠，林又拍电执到延安，过了几时，毛泽东有了答复：「让陈独秀承认去错误，公开声明反对托派，欢迎一起工作。」陈独秀知道了罗汉的个人行动得到如此「招降」条件，大为生气。这时京沪战事已经终结，他不得不撤退到武汉去。驻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是董必武和秦邦宪，他们对老先生（陈独秀）是恭敬的，对托派也并不攻击。但在1938年初，真正能够代表斯大林的王明到了汉口，我们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下台后去了莫斯科（王明应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书结束后去莫斯科的──编者），任中国驻国际代表，气焰依然不可一世。1935年夏，国际召开七次代表大会，对全世界共产党发出了向右转的命令，提出「人民阵线」口号，代替了开始于1929年的「第三时期」哲学。王明紧接着擅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勒令延安执行新路线——「抗日统一战线」。据张国焘说，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似乎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这种改变，以后在历史问题决议案中，称之为「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但在当时，王明不仅代表了党，而且代表了国际，和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 希特勒一上台，使斯大林惊惶失措，他在西方订立德苏协定，瓜分波兰，在东方一面和日本修好，一面命令中国共产党尽量对国民党让步，免得在抗日战线中吓跑蒋介石，以此拖住日本帝国主义的后腿，避免苏联两面作战。 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首先得堵住反对派——托派的批评之口，于是在全世界进行一次规模巨大的诬蔑工作，在苏联内部则进行血的清洗。 清洗工作长达三年，过种如下： 1936年8月，举行「托齐联合中心」审判。25日，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等16人被杀，托洛茨基父子缺席判处死刑。 1937年1月，布哈林、李可夫、赖可夫斯基被捕。23日，「反苏维埃托洛茨基中心」案审判拉狄克、毕亚大可夫等17人，托洛茨基父子列为主要被告。30日，毕亚大可夫等13人处死刑，拉狄克徒刑10年。6月11日，红军将领杜哈契夫斯基等8人被捕，第二天枪决。 1938年2月16日，托洛茨基儿子西道夫在巴黎为斯大林特务毒杀。3月15日，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被审判，旋被处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独秀之被诬为汉奸，乃是毫不足奇的了。这工作是王明一手布置的，现在已经臭名昭著的康生，首先在延安的《解放》报上，写了一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说「早自『九．一八』日本驻沪侦探机关，经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 王明一到汉口，新华日报就连日宣传这个诬蔑，陈独秀诚默不答。3月16日，大公报、武汉日报登载了王星拱等九人的公开信，为陈独秀辩诬；17日，新华报用短评答复他们，利用苏联党狱中捏造的文件，反证托派勺结德日，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短评竟说「陈独秀是否为汉好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这就露出了中共诬蔑的真正意图，陈独秀至此不得不加以回答了：「……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从前我因为反对盲动政策，被中国共产党以取消主义而开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昼蛇添足之事。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拉拉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 王明的诬蔑在政治上是没有效果的，因为1938年的汉口究竟不是莫斯科，新华日报也不能起真理报的作用，可以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一个有历史地位的革命家的。但挟有国际背景和共产党军事力量的狂妄小子，他的胡作非为，终不得不在现实上使陈独秀陷于孤立，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当然不敢再和「老先生」来往，民主人士也立刻和他疏远；流寓在一起的年青托派，都从事实际工作去了，以后，甚至他的文章，也遭到国民党的禁止，原因并不是受了王明们的指使，而是因为他虽自称不再代表托派，却仍然是一个真正的会主义者的缘故。 （六）从「最后意见」到寂寞的死 陈独秀在1940至42年写给托派的信和文章，由他的学生印成一本小册子，胡适之见了如获至宝，立刻加上长序广为发行，这就是《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一书。 陈独秀与托派的讨论，多半属于策略性质。在武汉时，他对托派同志再三声言应该改变工作方式，否则，「三个月活动，三整年长监」，决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陈独秀是非常敏感的现实的革命家，他在策略上与其它托派有很大距离，特别对于民主主义的解释，很难为托派所接受，但综合他的意见，可以归纳之如下： （1）战争期间（他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会爆发革命，除非民主国战胜轴心国，才能形成革命形势，所以社会主义者首先应该支持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战争； （2）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没有质的差别，后者只是前者的扩大，他把民主主义看成超历史的范畴； （3）战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惟有世界革命才能消灭战争，他仍坚持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 （4）民族解放斗争同先进国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连接起来，才能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他没有进一步主张民族解放斗争应该是不断革命，反对自己国内的资产阶级； （5）他分别出列宁时代的苏联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具有不同性质，但没有指出斯大林的苏联，是什么性质，这是他死前十四天的意见，他不可能进一步得出结论了。 （6）由于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一般的民主对立起来，所以列宁应负斯大林罪恶的一部分责任。（世界上反对斯大林政制的人，无一不把斯大林的「原罪」推论到列宁身上，认为列宁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原则，造成斯大林的个人独裁。） （7）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是这样的一种革命：人民的民主权利，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被尊重与扩大，否则便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主张在中国革命胜利已30年的今天，益发证明其正确。 陈独秀的意见，经过历史的证验，其错误与正确之点，我们都可从中获得应有的结论。一般地说，他在1941年德苏战争之前的文章，与德苏战争以后写的文章，精神完全不同，陈独秀深深痛恨德苏协定和残杀十月革命元勋的斯大林党，认为法西斯与斯大林独裁是双生子，所以他要拥护资产阶级民主，打倒「比中世纪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别乌政治」；德苏战争以后，他在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已不再拥护英美的民主主义，而一般地主张民族解放战争，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了，甚至更进一步主张：「我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现世界，任何较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的侵入，以实现这种独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牠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这样的国际革命观点，仍然是托派的基本观点。他和托派的距离，是对苏联的立场不同，他非常正确的分析了列宁时期的苏联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两者之间的不同，但他反对称后期的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德苏协议之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中，不少人改称苏联为帝国主义国家（比毛泽东早了几十年），托派之中，甚至为这个问题造成分裂。托洛茨基坚持这样的立场：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但托派要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国有财产制度。他以瓜分波兰为例，苏联不得不在苏占区实行没收大地主的产业，并将生产工具国有化。「这并非由于官僚集团还忠于社会主义的政纲，而是因为官僚集团不情愿，也不能够与占领区中的旧统治阶级分享政权，以及政权必然带来的种种特权。」他以拿破仑第一为例，拿破仑第一用军事独裁停止了法国革命，但他一侵入波兰，就签发第一道命令：「废除农奴制度」，这并不是由于他对农民的同情，也不是由于他遵守民主原则，而是由于他的独裁建立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上面，所以必须反对封建的农奴制度。 由此得出来的结论，应该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世界革命，打倒斯大林！」 可惜陈独秀僻处在闭塞的四川小县城，孤立而寂寞，且受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诬蔑与封锁，写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之后的第十四天，就与世长辞了。 陈独秀留下来的思想的闪光，我觉得有两点也是超过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一）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能存有和平主义的幻想，这是胜于斯大林毛泽东的「和平共存论」多多的；（二）他把世界集团分为四类：同盟国、半殖民地、被保护国、殖民地；这种按照实际情况的分类，远非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所能及。 （七）历史地位 在战争的年代，陈独秀的死讯，只占报纸上不重要的几行地位，除掉几个亲近的人送他入土，没有什么「哀荣」。世界彷佛早已忘记了这个人，中共过去一向有意抹煞这个创始人，但历史还是公正的，今天，经过了五十多年以后，人们终竟打破了长期的沉默，重新把他在革命中的功绩提到了应有的平面。 「平反」还刚在开始，还只恢复他在五四和组党初期的地位，人们不敢提到他1927年之后的发展，间接地，已有人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说他在1936──38年误把左派反对派视作敌我矛盾，扩大了肃反之不当。（见1979年8月22日《光明日报》载《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不久之后，或许不会再骂陈独秀「堕落为托洛茨基分子」了吧！ 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不仅仅因为他是自成立以迄1927年末的总书记，也不仅仅因为他是1925──27年的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的意义应该比这些还要多些，还要大些。陈独秀的最大的历史作用，应该说是中国思想近代化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者。 在「近代化过程」这一意义下面，我们所了解的是：从启蒙思想一直到社会主义。这个过程，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像英法的历史上，先后延续了约有一、二百年。从卢騒到罗伯士比尔，从罗伯士比尔到圣西门，从圣西门到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国是走了两百年的。在俄国，从别林斯基到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也走了七、八十年；可是在中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走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从运动转换的意义上说，只走了三、四年，而且这段过程又是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完成的，这个人就是陈独秀。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能等于欧洲近代史上的一些名人；倘就思想性质而不就事业成功来说，其中有过中国的马志尼，有过中国的俾斯麦，有过拿破仑，也有过马克思。可是要找上一个人来，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那只有陈独秀，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 落后国家总是以缩短的，跳跃的，错综的方式，补走着先进国家所已走过的路，这情形，托洛茨基称之为「配合发展律」，陈独秀该就是这个规律在中国的化身。 要将人家一两百年的历史，配合在一个人的身上发展出来，其间必然充满了突兀的转变，充满了对昨天的否定。他必然永远走在时代前面，永远让人骂着「叛徒」的罪名。 没有最高的道德勇气的人，休想完成这样的转变；没有特立独行精神的人，决不能有如此的发展；这样的人，理该被卫道者诋为「洪水猛兽」的，他理该憔悴以终的，陈独秀的寂寞是他求仁得仁的结果，他不怕寂莫！ （八）余论：陈独秀的诗、文和文字学 苏曼殊是出名的诗人，陈独秀未尝以诗名，可是事实上叫人难信，这个平日少吟咏的陈仲甫，竟是诗僧的启蒙老师。 陈独秀年青时别名「三爱」，他所爱的三者之一，乃是陆放翁的诗。可惜他没有保存自己的诗作，最近有人他作年青时的传记，煞费苦心地搜集了他的若干诗作，聊见一斑；五四运动以后，他在北京被捕，出狱后也曾作过一首白话诗，答谢刘半农的慰问。以后在战斗的岁月中，他自然没有心情作诗，到了老年，又以诗寄他的悲愤了，我在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先生那里，抄存了他的一首长诗，作于1939年9月的江津鹤山坪，诗后自注：「伯强，中国古神话中之大疫厉鬼也，以此喻死狗。近日悲愤作诗，知己者可与一观。」他所谓「死狗」，指斯大林，莫斯科长达数年的审判，王明奉命到汉口对他进行的诬蔑，使他刻骨地憎恨，他把这些感情都发泄在这首长诗里面了。诗如下： 告少年 太空暗无际，昼见非其形。 众星点缀之，相远难为明。 光行无所丽，虚白不自生。 半日见光彩，我居近日星。 光行无所丽，虚白不自生。 半日见光彩，我居近日星。 西海生智者，厚生多发明。 摄彼阴阳气，建此不夜城。 局此小宇内，人力终难轻。 吾身诚渺小，傲然长百灵。 食以保躯命，色以延种姓。 逐此以自足，何以异群生。 相役复相斫，事惯无人惊。 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 旁行越郡国，劫若吞舟鲸。 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 黄金握在手，利剑腰间鸣。 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 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 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 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 雨云翻覆手，信义鸿毛轻。 为恶死不足，惑众美其名。 举世附和者，人头而畜鸣。 忍此以终古，人世昼且冥。 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 强弱判荣辱，自古相吞并。 天道顺自然，人治求均衡。 旷观伊古来，善恶常相倾。 人中有鸾凤，众愚顽不灵。 哲人间世出，吐辞律以诚。 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 千金市骏骨，遗言觉斯民。 善非恶之敌，事倍功半成。 勿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 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陈独秀一生极多波折，困顿艰险，备尝痛苦。但他从不泄气，绐终乐观、豪迈、勇敢，发为诗文，诚挚动人。 他的文章很有名，我们只消举两个人的批评就够了，蔡元培认为他的文章风格，三个字足以尽之，就是「劲、廉、杆」。鲁迅则说得非常形象化：「……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有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文如其人，陈独秀是革命家，不是擅用「阴谋、阳谋」的政治家，由于他的「吐辞律以诚」，而且「忤众非所忌」，所以到头来，只能「坎坷终其生」了。 有人完全从独秀的性格中，寻找他文章遒劲的说明，其实这是不尽正确的。他诚然是天才，他文章中的优点，不少可说是「与生俱来」，但显然是经过苦学的。他在旧文学的造诣上，即使在他同一辈的大师中，地位也是很高的。他和鲁迅一样，爱读庄子。 他的文章限于政论，不曾写过纯文学的作品，但不能说他的文学活动与纯文学无关。恰好相反，他是新文艺园地里的第一个花匠，是继往开来的批评家。俄国大批评家倍林斯基曾经确定了普希金和戈果里的文学地位，奖掖了屠格湼夫那样的作家；陈独秀对于中国旧小说的重新估定，对于新小说的鼓励诱掖，都尽了极大的作用。鲁迅就曾经说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陈独秀在多种多样的学术兴趣中，只有一种始终不变，就是语言文字学，五四以前，他写过一本《字类疑义举例》，亚东出版；狱中写《实庵字说》，据专家意见，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著作。这些专家中包括独着开明《辞通》的朱起凤先生，北大教授魏建功先生。 陈独秀对自己所有工作，极少自负，但对文字学则当仁不让。在江津幽居时，写《小学识字课本》积稿盈尺，由他的学生带到上海整理，因内战日亟，无法出版，全部归商务印书馆保存。共产党如果有意发扬中国历史文化，对于如此重要的学术著作，是不应该长久冷藏的。 1979年10月26日写毕 原载香港《观察家》第26、27期。
一丁：中美军事联盟的真实趋向（1979.1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中美军事联盟的真实趋向 一丁 （1979.10） 基辛格回忆录述及一节有趣的故事，前美国总统访华，在上海不断干杯之后，对前途过分乐观，颇有点情不自禁，敬酒时居然提议和中国缔结军事同盟。 八年以来，中美关系的进展加速了，邓小平访美回国后，立即部署中越战争，蒙代尔访华以后，又强调中美应该结成和平堡垒。和平，就是维持世界现状，要维持现状，就得有强力的军事设备，如果有一个国家竟然要打破「现状」，那就没有和平了。口头上说的是维持和平堡垒，实际上做的却是军事同盟。 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平论者左派人士久久不提这个名词了），一心要和中国缔结军事同盟对付苏联，不论尼克逊的「酒后真言」，或是蒙代尔的清醒的估计，中美的军事同盟是势所必至的。 我们可引新晚报九月六日的社论为证： 「一旦有三次大战，发动战争的如果是苏联，反对这种战争的如果有美国，中美结成反侵略的军事同盟，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正义的。」 所谓「和平堡垒」的真正原意，就是如此。 不久前，国内有一次学术讨论，认为「七七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中日战争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的，当时只有托派把中日战争视作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现在经过四十多年，中国的学术界居然提出了与托派相同的主张，他们的论证是：「二次大战是由若干个战场构成的一场世界大战。其与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的特点之一，就是由局部战争逐步扩大为世界规模的战争。……」 我且不谈由这种正确的观点如何引导到不正确的结论，而只是为的要说明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已经局部地在发生了，人们或者由于不认识，或者由于故意掩蔽，把第三次世界大战说做未来的事；尤其是把战争的本质歪曲了，把战争的阵营混乱了。要确定战争的本质，得分两方面来说，这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又是「社会民族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战争，前一种性质的局部战争，已在非洲中东发生，后一种战争，则在印支半岛与中越之间发生，中共为了避免「社会民族主义战争」的恶名，早已封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而把古巴和越南一概称为社帝的雇佣兵。 那么，自从斯大林时期以来，苏联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么？ 中共对于苏联的估计，不是从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从统治关系出发的，不消说，苏联早已形成了官僚统治（其实中国亦然，不过历史上迟了三十多年，而实际上则大大缩短了官僚统治形成的过程，中国甚至没有十月革命到一九二三年的真正社会主义时期，一开始就已严重地官僚化了），但高踞在人民头上的官僚，不仅不想去改变国有化的财产关系，他们倒是寄生在这个关系上面的。 最确切的说明，可藉助于历史事实，这种历史事实则仍可用以说明中共所谓的「社帝侵略」。 德苏协定以后，希特勒和斯大林立刻动手瓜分波兰，这种瓜分，当时完全为了替即将到来的德苏战争作战略部署。斯大林在苏占区实行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将资本占有的生产工具国有化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的政纲，而是由于官僚集团不能和占领区的旧统治阶级分享政权。在这一世纪之前，法国军队侵入波兰，拿破仑签发了第一道命令：「废除农奴制度」，这不是因为拿破仑同情农民，也不是因为拿破仑信守民主原则，而是由于拿破仑的独裁所依靠的不是封建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斯大林那种拿破仑式的独裁的基础，依靠的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国有财产，所以他的「侵略」必须废除当地的私有资本主义财产，才能使占领区的制度与苏联制度相符。东欧国家如此，受苏联军事援助的国家也是如此。 我说了这许多话似乎离题，主要要说明中共和毛泽东想一下子用「社会帝国主义」的封条，改变苏联的国有财产制度，乃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苏联的官僚主义制度，自然应该反对，如果联合帝国主义，连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有财产制度也一并反对，这只表示中共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把中国缚在美帝的反苏战车上，充当国际反苏势力手中的一张皇牌罢了。 中美的军事同盟，已形成了强有力的趋势，不是空语否认所能掩饰得了，然而这是反动的，而且违反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基本利益的。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24期，1979年10月号
一丁：几椿有意义的突破（1979.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几椿有意义的突破 一丁 （1979.9） 八月二十六日，新晚报转载了光明日报（八月二十二日）的一篇由军事学院写作组写的文章：「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第五节，内容批评斯大林的二个错误：第一，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关于新宪法的报告中，说苏联已没有了剥削阶级，却忽略了当时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到了一九三七，斯大林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我们知道：这是苏联发生党狱的年头，几乎所有参加十月革命的领袖都被斯大林加以叛徒的罪名处死了。该文作者（军事学院写作组）因此断定：「斯大林同志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他严重地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样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把党的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即反对派当作敌人，从而导致了三十年代末期后来严重的肃反扩大化。」 这样的论断是重大的突破，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争论中，始终站在斯大林方面，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跳舞，把托派反对派当做敌我矛盾处理。有了斯大林的前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也把肃反运动扩大化，把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将刘少奇以下的许多参加中国革命的领袖，都打成和托洛茨基一样的「反革命」了。 在中共报上认真地提出这样一个替一九三〇年代托派反对派平反的问题，确是中共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把这种平反和对陈独秀历史功绩的评价，放在一起来看，尤其有非常意义，创造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背上了斯大林领导中国革命的所有错误责任，被称为「机会主义者」，后来又被称为「堕落成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如果按照光明日报的说法，因为「斯大林同志在实践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所以引至了如下的后果：「人民内部长期不能团结，整个国家长期不得安定，从而造成了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人们思想的严重混乱，群众积极性的严重受挫，民族元气的严重损伤。」 把这一切归之于「四人帮」或林彪是不准确的，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把内部矛盾扩大成为敌我矛盾之后，造成十年期间无比的损失！ 以光明日报的历史平反为蒿矢，今后对于苏联的历史评价，对于中国的历史评价，都得从头改变了！ 这和八月三十日合众国际社的东京电讯正相符合：「副总理余秋里暗示，编篡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历史的工作可能已近在眼前。」 中国没有正确的共产党史，对于斯大林的人为的崇拜和内部派系斗争，妨碍了党史的编纂，一九二七年以后，斯托之争掩盖了历史真相，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毛泽东都是忠实不二的斯大林主义者，只有经过非常痛苦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才认识到斯大林的错误，并认识到所有一切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由此深切感到有编篡中共党史的必要。光明日报的文章是重要的突破，它已把历史放在新的评价上，不再受到斯大林幽灵的控制了。 无独有偶，最近香港的左派书店出版了一本书：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游击战士之一，弗拉廸米尔‧德廸耶尔著的「一九四八——一九五三苏南冲突内幕」，一九六九年出版，距离现在已有十年之久，作者自述：「促使我写这些文章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和东欧另外四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在一九四八年以后，这个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抵抗了二亿人口的大国！ 这本书十分详尽地叙述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横行无忌的压迫，因此时时回到一九三六——三八年苏联的党狱，例如： 「我承认，在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当时回答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首先要求异端分子在良知上临于死亡，尔后再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只是后来，在一九四九年，匈牙利发生了对拉伊克‧拉斯洛及其同志们的诉讼案，其它东欧国家继续出现了一系列诉讼案，这些诉讼案到处都是按照同一个模子处置的，这时我才明白，他们像苏联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间的一些诉讼案中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样，被控告，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自我谴责到这种程度，甚至承认自己是外国间谍，而之后却又得到被处死的判决，在自己糟蹋了自己之后死去。」（中译本一五二页） 对于这种历史上未之前见的审判案，当时有二个解释：（一）莫斯科审判并没有污辱了老辈的布尔什维克；它们仅只说明了就是布尔什维克也是血肉作成的，当死亡的钟摆在头上摆动时，他们也不会无止境地抵抗；（二）连坐法在威胁他们，他们宁愿顺从斯大林的要求，公开污辱自己，免得亲人们受到株连。 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情报局公开革除南斯拉夫之前，斯大林再三要求铁托出席会议，但他们鉴于一九三七年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政治局委员的厄运，拒不出席，当时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去进行「同志式的协商」，全被关进庐边卡监狱，「在那里全都在后脑勺挨了枪」。（中译本一五六页） 不仅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的铁托有此警惕，一九二九年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也有此警惕的。当时他已因组织左派反派开除党籍，但斯大林仍通过国际要他去莫斯科参加会议，给他拒绝了。 对于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本书有多处述及。一九五五年五一节，南斯拉夫派遣一个工会代表团去北京，他们和中共中央化了整整十二小时，详谈一九四八年的事实，「对于这场冲突，中国人什么都想知道，直到最细致的细节。」中共中央最后表示他们仍坚持一九四八年情报局的谴责立场。 可是一年之后，中国人民代表会议组成了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他们说了「老实话」： 「我们骂过你们，现在你们有权责备我们一万次……我们当时处境困难，陷于封锁，四面被包围，最后，说句老实话，整个事情我们也不大了解……」 话虽如此，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完全用斯大林式的口吻，大骂南斯拉夫为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是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直至一九七一年，中南关系重新好转，提倡四个现代化以后，甚至不断组织代表团向南斯拉夫取经，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了。 所以，这本书的出版，是标志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方面的一次突破，这本书应该在国内大量发行，作为批判毛泽东思想中斯大林毒素的一臂之助。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23期，1979年9月号
一丁：华国锋所做的蠢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华国锋所做的蠢事 一丁 华国锋访问伊朗国王巴列维之后一年，伊朗政府电台宣布了一个消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已对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科曼尼表示，去年伊朗正在进行革命之时，他曾访问伊朗国王，他对此感到抱歉。 该电台说，昨天由北京抵达此间的巴基斯坦外长夏希带给科曼尼的一封信上，作此表示。」（德黑兰七月廿九日法新社电） 对于这件事，明报社论最先表示了义愤，接着大公报出头否认，路透社北京电则说伊朗电台利用巴基斯坦总统顾问夏希的口信，但中国外交部只承认这口信是：「中国不干涉伊朗的事务，中国希望伊朗安定和统一。中国希望中国与伊朗的友好关系将继续发展。」 夏希也在伊斯坦堡发表声明：伊朗电台的报道「完全错误」，但没有声明他代华国锋转述的意见是「口信」还是「书信」。 道歉与否，双方的声明不过是有关面子的问题。中国和伊朗，在政治和经济的实质上，关系并不重要，那么一年之前，华国锋为什么不辞千里迢迢的访问伊朗呢？真是如有些人所解释的，只是因为「顺道」拜访吗？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一年之前，伊朗人民正陷在浴血的斗争中，伊朗国王为了巩固他的统治，用美国军火肆意屠杀人民，举其荦荦大者，有如： 一月九日，关市大屠杀，死者一千余人； 二月十八日，大不里士大屠杀，死者五百人，六百余人被捕； 八月十日，二十个以上城市大示威； 八月十九日，亚比当电影院纵火案，烧死六百人； 九月八日，黑色星期日，德黑兰大屠杀，死伤万余人。 华国锋访问伊朗是八月二十九日，离开是九月二日，在不断的街头示威和屠杀声中，华国锋向巴列维国王举杯，祝中伊两国的友好关系日益扩大和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为什么华国锋甘冒伊朗人民革命的大不韪呢？目的只有一个：「伊朗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强与其它第三世界的团结，改善与海湾地区各国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独立繁荣的伊朗，无论是对西亚地区的和平稳定，还是对第三世界团结反霸的共同事业，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九七八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中共的外交政策使然，为了反对「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可以不择手段地与任何反动的政府缔结同盟。 结果是：华国锋访问过后，伊朗革命人民立即提出「打倒中国」的口号，一九七一年中伊建交以后，好容易在伊朗培植起来的少数毛派，以及伊朗在各国留学生中倾向中国的毛派，一夜之间都消失于无形了。 所以，我在「伊朗动乱真相」一文中说：「华国锋在伊朗群众蜂起反对国王的时候，做了一件政治上最愚蠢的事，他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面前，暴露了自己和反动者站在一起的真面目。」（《观察家》第十五期，一九七九年一月） 但是中共和华国锋又在开始做另一件蠢事了！ 向伊朗道歉事件的后一天，即七月三十日，法新社北京电：「北京外交界人士今日说：预料埃及总统沙达下月（八日）会到中国大陆进行官式访问。……中共领袖数月前相当清楚地向外国访客，尤其对美国访客表明，他们支持美国总统卡达对中东问题所采取的主动。」 自从埃及与苏联反目后，中共即乘机进行与埃及的军事合作，赠送米格机零件，出售米格机和地对空飞弹。 今年四月，以埃签订和约，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经济制裁，已发生重大效果：一、总部设在埃及的泛阿拉伯工业发展组织，已于五月十四日决定停止协助埃及进行的各种工业计划（等于苏联撕毁一切中苏协议，中国撕毁一切中越协定），此举使埃及一万五千名专业人员失业；二、国际货币基金会收缩对埃及的信贷，不允埃及动用七亿三千万美元的后备借款；三、今年埃及在阿拉伯各国的工人汇回国内的款项，预计已不可能达到去年一亿七千万美元的水平。埃及财政的枯竭，于此可见。唯一希望的美援，迄今尚无确切消息，沙达访华，是否向中国寻求更多的经济援助，我们无法悬揣，中国正在紧张地进行四个现代化，自己也在向帝国主义国家寻求经济援助，势不能满足沙达之望吧。 但是接受沙达访问，对中共和华国锋说来，这是直接承认以埃和谈，间接赞成犹太复国主义，并拥护美帝对中东局面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就背弃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间接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为敌。 又一次，中国表示站在世界政治的反动者方面；又一次，中共准备在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面前，做出与伊朗王共举祝杯同样蠢事！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22期，1979年8月号
一丁：从一张照片说起来（1979.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从一张照片说起来 一丁 （1979.7） 打倒四人帮后，有人对刊物上文字和照片的弄虚作假，曾经批评过，但这种作风仍未改变，小而至一张照片，要落实还是很难，其他国家大事，历史真伪，更不必说了。 毛泽东的照片，永远是红光满面，肥头大耳，那种营养丰富的样子，看了真使人羡慕。不消说，毛泽东不可能永远是这样年青，他有他的中年，晚年，他的容貌会随着年龄而改变，如果八十二岁的毛泽东驻颜有术，岂不要像秦始皇似的派徐福去浮海求长生不老之药了？ 我印《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时，想选一张鲁迅的照片印在前面，但现在有关鲁迅的照相册，都已经过了和毛泽东同样的手术，除掉轮廓外，鲁迅的面孔，无一不修改得像剥光鸡蛋一样，又细嫩，又丰腴了。我想，鲁迅见了这样的照片，一定会认不出自己的，于是我宁愿选了几幅画像，至少在画家的写生中，还能保持得鲁迅当时活生生的真实容貌。 其次，不是在照片上修改面貎，而是删除人，人民画报曾经登过一张照片，这是历史性的纪念照片，早经发表过的，但第二次发表时，前面离行离列地缺少了几个人，因为四人帮打倒了，他们在照片上已不存在，在历史上也不存在了！当然，在四人帮时期，或更早些，彭德怀是不存在的，刘少奇也是不存在的。 最近常常见到一张照片，那是创造社四巨头去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时拍的，时间大约是一九二五或二六年，记得曾发表在当时出版的「洪水」杂志上，这四个人是郁达夫（坐），后面从左到右为郭沫若、王独清、成仿吾。由于这张照片时时在书报上见到，可见是有历史价值的，但它经过了手术，王独清不见了，在创造社和中国的文学历史上，王独清已停止了存在，如果还不得不说到他，一定加一句：他「堕落成为托派」了。 我个人很不喜欢王独清的诗，理由和不欢喜读巴金的早期小说一样，我觉得那种夸大的形容词，读来感到不舒服，鲁迅曾经嘲笑过王独清的长诗，PongPongPong，说他曾为电影字幕和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从浪漫主义转到革命文学的创造社诸公，从当时的鲁迅看来，不仅「无其力和才」，而且是「才子加流氓」。 变了托派以后的王独清，很少写诗了，他写文学评论，他写「罗曼罗兰论」，和左翼的楼适夷发生争论。在国际文坛上，纪德写了「从苏联归来」，挨了罗曼罗兰的骂。纪德回答说：「罗曼罗兰的骂使我痛心，这只老鹰已做好了窠，他住在那里。」意思是他已不像世界大战时为真理而奋斗了。王独清的文章却是摒除党见，批评得很公允的。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21期，1979年7月号
郭和：什么叫做“人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什么叫做“人权”？ 郭和 北京最近已公开反对“人权”运动，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邓小平访美，和卡达拥抱，而且做了法学博士，称这是代表中美人民的友谊，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阶级面前，替最强最大的帝国主义涂脂抹粉；但对于自己国内呼冤叫屈的人民提出“人权”，就以拘捕相威吓，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卡达提倡“人权”是一种伪善，运输军火给伊朗王，让他屠杀革命群众，这就是“人权”的反面。在压迫阶级用枪弹对付人民的时候，“人权”的叫声自然沉默了，但被压迫阶级未尝不可以用“人权”两个字去要求生存的权利。 北京的人民——冤案、错案中迄未平反者，鹑衣百结的农民，文革中被牺牲的青年一代，他们要求“人权”并非代表资产阶级的伪善，他们只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统治之下，有起码的做“人”的条件——“人权”！ “人权”两个字，并没有阶级性，但在资产阶级的口中，“人权”就具有特殊的阶级的意义，这和“民主”二字一样，在资产阶级口中，民主特别着重它的政治性：两党制、普选、言论集会示威和罢工的自由，但绝不允许革命和改变私有制的财产关系。革命者是排除在他们的“人权”之外的，对殖民地革命也是如此。要求革命被认为是暴徒，得用屠杀的手段来对付，如果有人居然向压迫者要求“人权”，那是白痴！ 北京的人民要求“人权”是不是白痴呢？不是！北京的社会主义政府至少自以为代表“人民”的，尤其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已成为全国一致的要求，这要求就是要政府一反四人帮之所为，给予人民以起码的做“人”基本权利。但如果向政府要求而政府居然不给呢，那么人民只好自己动手取得了，这就是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天安门革命运动的本质。现在经过二年之后，连当时参加镇压的华国锋和汪东兴也不得不承认这是革命了。 如果政府认为要求“人权”就是反革命行为，那么再过几年，一定还会爆发新的天安门事件。 那时候，看谁是真正的白痴！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18期，1979年4月
历史不能伪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历史不能伪造 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转载了江西大学学报的一篇文章：“请不要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它揭穿了第五卷《毛选》篡改的不当。 把理应称同志的地方削去了“同志”的称呼，那是小焉者也；隐藏了建党初期所有领导人的文章，只显得历史的贫乏。控印刷术太普及，秦始皇也未必能遍烧所有的书籍；由于历史太新鲜，作伪的时期又太短，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神奇变腐朽，腐朽变神奇，像走马灯般的变化，徒见作伪者的心劳日绌。 作者问得好：“历史是客观存在，难道这样一删，李大钊同志就不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就不是陈独秀吗……” 他又问：“老是这样的删来删去，试问，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党的历史文件，到哪一年才能定稿，才算定稿？” 我们非常欢迎作者的揭发，伪造历史，篡改历史，并不是从华国锋汪东兴（他们二人负责编辑《毛选》第五卷）开始的，毛泽东在世时所出的《毛选》四卷，早已不是文章的本来面目，为了要维持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形象，一次删改不够，更需要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变化中再次三次的删改，连《毛语录》这样一本小书，第一版和以后诸版也是不同的，这种不断删改的结果，不可能提高人们的认识，只引起人们的不信罢了。 大规模的伪造，是一本《干部必读书》——《联共（布）党史》，这本书在中国至少销行了几亿本，毛泽东一直劝人认真学习的，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又改写过，中国也立刻译了出版，中苏发生争论后，这两种书都已消失了。 中国迄今没有正式的党史，领导的更迭太多，今天是正确领导，明天便成为机会主义者或盲动主义者了。即使以毛泽东的长期领导而言，现在已开始重评价，以一九五七年为界，一分为二了。 十月革命距今六十多年，但十月革命的真相，苏联和中国的青年多已不清楚，他们只从伪造过的历史教科书中知道列宁和史大林领导了革命，其他的人在三十年代都已成为叛徒。 中国党史上出名的人物，革命者和叛徒常常易位，死了的则从革命公墓中迁进迁出。生不安其位，死不得其所。 作者举出例子，《红四军布告》上的朱德名字被抠去或用火烧残了，他没有举出另一个例子，林彪做了接班人，到处只见林彪跟随毛泽东的画像，亲密战友嘛！这有如某个时期，在苏联只见史大林与列宁相对的画像一样。 三十年代，史大林正在大规模修改苏联的历史，美国作家史坦培游历了苏联回来，写了一本《苏联行》，他指出： “……纪念馆里有列宁各种姿势的雕刻像，在他后半生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史大林。但整座纪念馆里，没有一张托洛茨基的像。至少以俄国人的历史而论，托洛茨基已停止存在了，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这种处理历史的办法我们实在不懂。这样的历史不是实在的历史而成了我们所愿望的历史。因为托洛茨基对俄国无疑地曾发生过很大的历史影响。他的被逐无疑也有很大的历史重要性。但在年青的俄国人，他是从不存在的。在那些进列宁纪念馆里去看革命史的儿童，托洛茨基是没有的，好的坏的都没有。”（《苏联行》中译本四十六页） 我们不知道在北京的革命陈列馆内，是否还有高岗、彭德怀的历史纪念物。他们和其他许多内战中的革命领袖，对历史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力，但十年之久，他们蒙受了恶名，当然都在革命陈列馆内消失了。 《请不要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的作者，为这样的事抱不平，他说：“最近看到一本《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选收了李大钊同志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一文，却把文中引证陀罗慈基（即托洛茨基——笔者注）的一段话删掉了，加上‘……中略……’字样。这大约是出于一种‘好心’，‘帮助’李大钊同志和托洛茨基‘划清界限’，免去托派‘嫌疑’（？）殊不知道这段话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五年写的，大钊同志是在一九一八年引证的，那时列宁还一直称托洛茨基为‘同志’哩！” 关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真相，我们可以举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当时一本著作《震动世界的十日》为例，列宁特别推荐这本著作，在一九二三年之前是全世界的畅销书，史大林得势后，在苏联列为“禁书”，在中国，这本书的命运非常奇特，苏联二十大之后，这书解了禁，中国竟二十二人之力，于极短期内译出，初版五万本，但不久又消失了。书中提到六十九次列宁，七十八次托洛茨基，二次史大林——一次在被选名单内，一次在命令中替列宁副署。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18期，1979年4月
对李一哲的新期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对李一哲的新期望 李一哲，这个名闻海外的大字报作者，经过国内外人士的呼吁，终于获得平反了！ 获得平反，并不太感意外，意外的是：他们三个人，不，现在才知道是四个人（李正夫、陈一阳、王希哲之外，还有一个郭鸿志），他们的被捕，竟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五个月，即：直到一九七七年三月才以反革命罪名入狱的。据他们说，他们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是经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表决；这些人民代表从未看过《李一哲大字报》，却一致举手判他们有罪，把反林彪而且裨上又反“四人帮”的李一哲，视为与林彪“四人帮”同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些所谓“人民代表”的颟顸，简直使人想起北洋军阀时代的“国会议员”。 入狱后逾二年，“李一哲”四个人及其同情者，总算在人民群众群起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气压下，重见天日。但是我不相信他们的平反，真正的表示现在的当权者决心实行民主，因为他们的出狱，是经过与省委会的妥协条件始终没有公布，只知道他们自去年十二月底出狱之后，直至二月六日开平反大会为止，都住在省委会的招待所里。平反大会上谁讲话，讲些什么话，都事先经过计划，目的在乎顺顺利利地开了会就算，不希望引起紧张。这和七五年万人批判大会不同，和一百多次的批判大会不同，那时候，斗争是激烈的，即使经过布置，却由于李正天的理直气壮，倒显得“宣集文”之流的“词穷理屈”了。 在四人帮时代，李正天有幸在预先布置的群众大会中取得胜利，这简直是中共历次批斗运动中的异数。大家都知道，广东省委中的焦林义和中央政治局的李先念，在李一哲大字报贴出之后不久，就判定大字报为反革命性质；也许那时候毛泽东说了几句话使他们感到投鼠忌器，不敢马上加以打击，毛泽东的话是这样说的：“大字报贴在马路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外国人要看，中国人更要看，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气。大不了以后洗一洗。”这话是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主席办公室传达的。当时批林批孔热火朝天，大字报纷纷出现，中央十八号文件规定不准撕大字报，准大字报上街。李正天也许受了鼓励，接二连三的贴出大字报；更由副教授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高，说得鞭辟入里，一下子吸引了许多人，不消说，也引起了当权者的注意。不能不拿给毛泽东看，以致“上达天听”。只要毛泽东不定性，那些恨大字报的人，不敢拉他们去坐监，直到毛泽东死去、四人帮倒台，才判他们入狱。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镇压手法：毛泽东的镇压手法是“关了起来”。可见当权者虽然换了班，对李一哲大字报的仇恨却和四人帮一致。四人帮无法斗臭斗倒李一哲大字报，新的当权者却横了心，把他们定性为“反革命集团”，送进监狱里去。 平反大会中有许多人不满意，认为这是一次妥协大会。当权者要妥协，怕的是平反会引起连锁反应，他们要尽量减低这种反应；群众对李一哲他们的妥协不满，怕他们不再坚持昔日写大字报的精神，怕他们不再进一步代表人民的不满和要求而发言。 因此有人说，李一哲大字报已经过时了，现在已有新的人和新的大字报代替人民发言了。 是的，李一哲大字报当然要受到时间的限制。在当时，它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拿自己所需要的毛泽东革命体系去反对“林彪体系”，其目的无非是反对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反对林彪、四人帮和毛泽东的那种跋扈的封建专制制度。 李一哲大字报大力攻击个人崇拜，认为个人崇拜的结果，造成了“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这名词，现在已成为人人皆知的通行名词了，而且专指林彪、四人帮和毛泽东统治的政制而言的。可惜人们没有追本溯源，把这名词的发明归诸李一哲大字报。 和反对“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是李一哲大字报公开提出了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现在，经过天安门事件，经过天安门事件中那首著名诗歌（《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的传诵，人人都知道，“秦始皇”这名词指的是谁了。但在一九七四年，如果没有过人的勇气，谁敢对秦始皇表示不敬。 大字报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它认为“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但革命的任务并未完成，因为“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所以，“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大字报正确提出的问题，目前正由群众继续要求和实行。现在，群众所面对的是新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新的既得利益者提出四个现代化，着手制订法律，而且允许人民在某种限度有贴大字报，言论集会的自由，但这正如李一哲等所说的，不得损害“既得利益的势力”，因为“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他们进行内部清洗，打击风派人物，摘掉“英明的”称号，但讨厌那些从底层起来向中南海请愿的贫苦农民，充耳不闻他们的哀求，任令他们在寒冬数九挨饿，甚至冻死。 李一哲，这些在一九七四年勇敢地提出大字报的作者们，如今也该面对新的历史使命了。他们过去曾经为此宣告过：“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叫做奴隶们创造历史。” 他们曾经再三致意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主张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的监督，反对“说不服就压，压不有服就抓的专横官僚作风；他们曾主张限制特权阶层，认为这个阶层走后门成风，肆意挥霍社会产品，高级的惊人享受，高干子弟对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维护新的占有方式；凡是被称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大字报作者虽然认为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但主张应该按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自身发展的规律，不允许扩大差别而要消灭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因为特权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但是打倒四人帮之后，社会差别比前更大了，资本主义关系比前更发展了，大字报反对当时用所谓“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去掩饰“走后门”现象所反映出来的路线上的大是大非，而现在的当权派则用“清官”和“贪官”的概念去掩饰整个体制的官僚化堕落。 要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大字报主张人民必须有权管理国家和社会。这就是马克思和列宁一再提出的公社原则。虽然大字报作者没有使用公社原则这类名词，但他们要第四届人大回答：“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就是关系到“公社原则”，前者属于官吏民选权，后者属于官吏罢免权。但是这些权利至今仍未实现。 李一哲大字报所提的要求唯一实现的，只有“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一原则。在林彪和四人帮时代，足足有十年，工人没有提高工资，取消奖金，农民在无偿的‘忠’字量，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如果新的当权者不尽快在工资及征购方面作出改良，不仅四个现代化无法实现，连已有的生产水平也难维持。所以他们采取某些改良步骤。至于其他许多问题，特别是人民的民主权利问题，始终未曾解决，这主要还是因为统治阶层与人民利益的矛盾所致。 现在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们已经平反了，他们今后该怎么办？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新的、更严肃的课题。我们希望他们不要辜负人民对他们的期待，再度站出来，替人民讲话，继续为民请命。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17期，1979年3月
一丁：悼念瞿秋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悼念瞿秋白 一丁 “盗跖尝名丘，孔子如名跖，跖圣丘愚直到今，美恶无真实。”这是辛稼轩《卜算子》的半阕词，每当中共改变一次对人的评价时，我总要想起这些句子。 瞿秋白是革命者，文化大革命时被判为叛徒，现在平反过来，又是革命者了。当“人人敬爱”的周总理也称呼他做“叛徒”时，我感动心痛。他们是共同工作过来的，如果周恩来今天还在，他是否给瞿秋白平反？ 写过《多余的话》的瞿秋白，使人明白一个出身“书香世家”的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弱点，“枉抛心力作英雄”，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但比之到头来做基督徒受洗礼的“英雄”强多了，至少他是安详地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 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在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支持下，取得党内领导，他其实不是“力扛九鼎”的人，过不了几个月，他就以左倾盲动主义的罪名被逼下了台。不消说，他和陈独秀一样，不过是史大林错误的中国政策的牺牲品。六大时他被称为“半个托洛斯基主义者”，在四中全会王明篡夺党权时，他写悔过书，则自称为“无耻的机会主义者”了。一个为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目的而斗争的人，生前遭受过这么多的打击，难怪他的临难之前，要写《多余的话》了。 《多余的话》写得好凄苦，在上海《逸经》上发表时，地下共产党力加否认，说这是国民党的伪造。只有和他长期共事过的托派领导者郑超麟，证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文章符合他的性格，所以是真的。文化大革命时就凭《多余的话》判他为叛徒，现在平反时，仍判他写这篇文章的“污点”，死者已矣，“身后是非谁管得”，只是杨之华如果还活着，得有很大的勇气才能生存下去。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16期，1979年2月
郭和：我说王实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我说王实味 郭和 以《野百合花》出名的王实味，是中共文字狱中的第一个牺牲者，他的生死多年无人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集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方始透露了消息，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还有一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他说的行军期间，应该是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时候，是一九四八年三月间的事。毛泽东说他是国民党探子，不是信口胡说，便是有意诬蔑，《野百合花》的文章具在，不是轻易可以说它“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的，揭露延安黑暗面的，不止王实味一个，萧军、丁玲、艾青都有和《野百合花》相似的文章发表，虽然他们往后或迟或早一个个都受到不同的打击，但在延安时代只有王实味独贾其祸，这不由于他是“国民党探子”，而由于他是托派的缘故。 正是《野百合花》事件引起了毛泽东制定文艺政策的，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一句涉及《野百合花》和王实味，可是他规定的许多框框，简直成为此后文艺工作者的陷阱，让许多著名作家身败名裂，四人帮的“三突出”教条就是毛泽东文艺政策推行到极端的结果。 三十年代的作家没有不受鲁迅影响的，王实味和其他作家的杂文，都含有鲁迅笔法的辛辣味，所以毛泽东的《讲话》虽然推崇鲁迅，却认为在延安，杂文时代已经过去，鲁迅笔法已不需要，刻划无产阶级“黑暗”的作品必定渺小，如果不歌颂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便是“对人民事业并无热情，对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了，这种人是应该杀无赦的，于是王实味就首当其冲了。 最近又有人提起了王实味，认为他的被杀，应该归罪于康生，他当时主持特务工作，正和毛泽东所说的相合。特务工作是和中共中央密切联系的，说杀掉王实味不是“中央的决定”，这不过是诿过于康生罢了。 王实味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知道他的人很少，他的最初的几篇小说，一九二六年底发表在北京的《现代评论》，只因脾气古怪，对于成名一事不大热心，笔名时常换，以致卖文生活二十多年，依然是个不出名的，或者是“年青”作家。 就作家论，王实味是有才气的，文字漂亮，口语生动，和张天翼是同学，二人感情好，竟致写的东西有时可以混淆。 因为生活窘，每月的柴米等着他笔头上写下来，所以大半时间，不得不花费在译作上。他曾经替中华书局译了好几本世界名著，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国汤麦斯·哈代的《土人还乡记》。 为译哈代，他曾经和徐志摩“闹了一架”，事情很微小，却颇能看出这个人的“不合时宜”，也多少能明白他为什么会被清算的。 大概是一九二九年底，王实味带着老婆，住在上海菜市路一个小亭子间里，孩子落了地，不名一文钱，穷困使他横了心，闭上眼，他用劲扼住了婴孩的喉颈，窒死了这个小生命，悄悄把他丢进了弄堂里的垃圾箱。 正在这时候，徐志摩在主编一部译文丛书，王实味与徐志摩原不相识，不知是经谁介绍，又仿佛是他自荐的，总之，他跟徐志摩约好了会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准时来到徐志摩的家，也记不得为什么，徐志摩竟失了约，第二次，王实味再去造访，这回却又太早了点，他不知道徐志摩起身晏，一进门，娘姨对他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他稍候一下。”王实味无名火起三千丈，掉头便走。回到家，结结实实写了一封信，将这位“大少爷”骂了个狗血喷头。徐志摩接读来信，自知理亏，当即摸到王实味住的地方去，着实道了歉。最后总算讲好了，请王实味“帮忙”，翻译哈代的《土人还乡记》。 王实味并不是恃才傲物的人，尤其不会故作倨傲。他宅心善良，性子耿直。要说毛病，也许就是太暴躁一点。太容易激动，一不合意就面色变青。对朋友不分新旧，他一样会任性使气。胡风跟他，一度曾经是同班同学。胡风也是出名的拗性子，可是相形之下，这位曾被鲁迅称赞为不大懂世故的批评家，竟可说是颇为圆通了。 在普通朋友中，王实味这种性格最多是“吃不开”，和他相处久了，很多人还会了解他、喜欢他，因为他实在是真实得可爱。因此王实味的朋友虽不多，而所往还的都说得上是性气之交。可是在较大的范围中，在正常的同志中，王实味的脾气就难于叫人谅解了。 他加入中共很早，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他之入党，与其说是由于思想，倒毋宁说是由于感情。对于他，任何压迫都是难于容忍的。举凡政策、经济、思想诸领域内的现成的与陈旧的东西，他都反对。说得抽象些，大概是他血液里天赋有反叛的气质，这气质使他走进了一个站在最左边的革命党。不是马克思主义使他成为共产党员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他读过，可是始终弄不通，这是说，他始终不曾把马克思主义溶解到血液里。不管他读过多少本唯物论的书，他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个见解，那就是：“人性改革论”。根据唯物论，社会制度改善，人性便会跟着逐渐地改变；根据王实味的见解，若不同时（或者首先）改革人性，则社会制度也终于改不好的。至于为何改革人性，则他就想到教育、艺术、甚至道德说教方面。 为了这个“人性”，王实味和他的朋友们不知面红耳赤地吵过多少次嘴，朋友多是当他说疯话，或者和和他的调，随他去。可是在纪律严明思想划一的政党里可闯祸了。这回，在《野百合花》案中，“人性改革论”也构成了王实味的罪状之一。 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命题，跑进到文学家或艺术家的头脑中去时，多半会改变面貌的。艺术家似乎有一种“特权”，他们可以用自己所了解的方式或名称来表现这些思想。在严格的社会科学者眼中，这些方式或是可爱、或是荒诞、或者是幼稚的。但若抛开那些荒诞与幼稚的思想形式，直接地与百分之百地，依照着社会科学的术语及方式来从事文学或艺术活动，结果却往往失败比成功的机会更多。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吧，一些革命的导师们，对于某些文学家的偏差见解，老是采取着优容态度。举个例，譬如马克思对于海涅和佛烈格拉脱，列宁对于高尔基，以及高尔基本人对于诗人布洛克。 王实味的“人性论”，乃至他的“自由主义”，如果比布洛克的“人文主义”与“反教化主义”来，那是要正常得多的。布洛克的思想，有好些地方简直是标准的疯话。可是这些疯话不曾构成过什么“案件”。 把“政策性”拿来作一切文艺活动的唯一标准，且视对此准绳的依违为刑法上的事件，这种情形在苏联，似乎也是四十年代后期才有的了。 大约是一九三三年，他来苏州的陆军监狱看过我，食物之外，又送了一本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肉体之道》，这是最后的一次见面，现在我写这篇小文纪念他，无论他如何埋骨荒郊，他的名字对于毛泽东和中共，总是永远的有力的弹劾！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15期，1979年1月
伊朗动乱的真相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伊朗动乱的真相 一丁（楼国华） 局势发展得很快 巴列维国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联军捧上台的，再经过一九五三年美国情报处策划的一次军事政变，巩固了他的统治，也把他降为由国际石油集团卵翼下的儿皇帝。二十五年来，伊朗成为一个警察国家，人民之中，几乎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被杀，二或三个成员在狱。所以示威运动一起，群众立刻提出“打倒国王”、“打倒美国”的口号。美国去年提供伊朗的武器，几达百亿美元，反对国王的运动发生后，美国立刻提供二亿五千多万元的防暴装备，作为屠杀示威群众之用。美国总统卡达不断表示对伊朗王的支持，他深怕国王被推翻，又怀疑军人能否控制局面。美国对伊朗的投资有限，总值不过七亿元，但在中东局势中，伊朗强力的、超过四十多万的军队，起波斯湾宪兵的作用，如果伊朗加入南也门、阿富汗、伊拉克的阵营，无论如何会影响美苏之间的世界均势的。所以卡达虽然深信苏联并未在伊朗示威群众中煽风点火，也不得不时时提出警告。 伊朗的局势发展太快了，到去年十二月，示威运动已演变成街头搏斗，再下去，就会爆发内战了，巴拉维见到形势日非，不得不向反对派的右翼分子妥协，组织文人政府，作改良式的让步，也许这种方案早已由美国的统治者拟定，它们不想在伊朗国王下台之后，政权迅速落入左派之手，它们认为军人已不能控制全局，改良的妥协的文人政府至少能苟延一时，然后再作第二步打算。它们也预见到有这可能，即：纵使国王下台，秩序也不可能在五、六年之内恢复，政权逐渐会由右派转入左派之手，那时就难免倾向苏联了。 现在的局势，上层方面正按照这个蓝图进行。国王力图挣扎保持王位，资产阶级政治集团“民族阵线”的左右两派，正在王位的去留上争执不下，美国统治者为了不让局势恶化，采取走马换将的策略也未可知。在越南，美国统治者曾用过政变的手段，除去不听话的吴廷艳，难保在伊朗不故技重施。 改变国家政体，并不能彻底解决深刻的阶级矛盾，既然被压迫的人民整个儿动员起来了，斗争必然会不断发展下去，这一点，连美国的统治者也是相当清楚的。 所以，本文的目的，主要在分析人民运动的内部动力，不在政体的如何改变，也许伊朗王的退让和美国仓卒保帅的策略已落在形势后面，即是说，改良和妥协都已太迟了。 纵火案发生后示威运动升级 伊朗的国内矛盾，经过二十五年的累积，爆发起来就不可收拾。由于特务横行，人民动辄遭受拘捕、拷打和酷刑；完全没有言论、新闻、思想的自由。一九七七年六月运动初起时，知识分子和学生走在前列，运动采取公开信和座谈会形式，然后引发了一连串的罢课和示威运动，而且泛滥到各地的大学里去。政府立刻加以镇压，于是运动转入第二阶段，一九七八年一月开始，运动逐渐超越了知识阶层。工人、学生、城市和乡村的贫苦大众、小资产阶级成为主力。政府的镇压也升了级，在锦市的一次示威中，政府采取了屠杀手段，运动平静了一个时候，却在夏天进入更激烈的第三阶段，队伍扩大了，组织性也坚强了，而且提出了明确的立场——打倒巴拉维国王！ 统治者在张惶失措中，往往会做出蠢事，油港阿巴丹工人区电影院的纵火事件，就是一例。伊朗政府和全世界传播机构立刻把责任推在反对派，特别是“回教极端主义者”身上（香港左、右派报纸也都如此说）。但伊朗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从种种事实中推出结论，这血腥的罪行，是巴列维国王统治者指使的，而当地的警察局和消防局负有直接的责任，它们封锁戏院的出口，阻碍拯救行动；消防车迟迟不来，来后又装备不齐，附近的水源断绝了。政府报告有三百七十人遇难，当地人民则称死了六百余人。 阿巴丹是世界最大的炼油港之一，拥有全国最好的消防部，数周前，这个消防部扑灭了比戏院火难几十倍的燃烧达几小时的油井大火。 电影院大火后，示威者涌到街上，高喊“杀死伊朗王”、“烧死他”、“结束五十年的巴列维独裁”，华盛顿和巴黎的学生都举行示威游行。全国十八个城市大示威。 群众获得了信心，德黑兰——伊朗首都成为运动的中心。九月八日，德黑兰发生“黑色的星期五”，被屠杀的达几千人。 十一月六日，统治层的内部更迭，一方面展示了压迫的加强，另方面作出拘捕贪污分子的姿态，以平民愤，被捕的有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七年担任首相的胡韦达，秘密警察头子纳西里，又下令调查皇室的财务，但人民说，这些人被囚在有电视设备的豪华地方，实在太不公平。 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剥削，现在已不再用军事的占领方式，而是用经济的控制方式了。形式上，落后国家是独立的，先进国家帮助它们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但对于长期受封建王朝统治的落后国家来说，因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浮薄的一层资本主义生产，抵不上在转型期中受到解体作用以致全体农业生产崩溃的痛苦。农业人口大批拥入城市，造成失业和生活供应的紧张。住宅供不应求，一九七七年德黑兰南部市郊群众第一次反政府运动，主要由住宅问题引起。官僚的贪污无能，加重多方面的失调现象，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五十，房租上涨百分之七十五。工人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或七十，花在租金方面，中层阶级居住的两个房间的单位，月租一千元（等于美金一百四十三元），可是居住者的收入最多二千元（等于美金二百八十元）。 工人没有房子住，“非法”搭盖木屋，政府一夜之间用推土机铲平了它（这种情形我们在香港也常常见到），工人抗拒，警察随便开枪杀人，这样的事时时发生。 遏止通货膨胀，导致政府削减开支和增加失业，建筑业尤其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建筑工人大多是被农业危机中逐离土地的贫农，没有技术，最低工资为日薪三元；技术工人的收并不较好，全国一间最大的汽车装配厂的工人，月薪不到二百元，RAY纺织厂的二千罢工工人，每天工资低于七元五角。 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为城市人口的七分之一，有土地的农民，实际收获低于生产成本，一年收入为九百元，无地农民的一家收入平均一年为四百五十元。 地主已不是农民的统治者，银行高利贷和商人资本已成为农民的债权人。国家预算中有百分之十三拨作农村发展之用，但受惠者不是贫苦农民，而是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和富农，或者经过贿赂，流入居住城市的地主手中。 伊朗出口的棉花很有名，这种大规模的种植，必须土地集中才有可能，因此必然驱逐农民脱离土地，农民呻吟在高利贷之下，利率高达百分之百，这已是农村的普遍现象。 政府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依赖税收，去年（一九七八年）税收预计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六，半数以上来自间接税，贫苦大众负担了大部分。 直接税的大部队发重担也落在贫苦大众身上，富者有办法通过贿赂贪污逃避付税，据政府统计，只有四分之一的资本主义企业曾经付税。 石油收入的真正得益者，只是一小撮政府官员、军阀、特务、及依附巴列维国王家族的皇亲国戚以及城市的大中资产阶级。 特务横行士兵动摇 伊朗的军队和特务，都受美国训练，有三万多名的美国人，充当军事顾问；七万多名的特务，有权在街上随意捕人，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车子停下，把一个留须戴眼镜的青年人推贴墙壁，如果搜出一张学生证，便痛打一顿，抓他上车，带去监狱。 人民恨特务比恨军人更甚，示威者时时攻击特务总部。 军人虽然向国王效忠，但在群众大无畏的不断示威中，向兵士提出了口号：“兵士弟兄，不要开枪，不要枪杀你们的同胞！”尤其参加示威的妇女，向兵士投掷鲜花表示友善，更使兵士意志动摇。一个参加德黑兰九月四日示威的人说：“当我们抵达一处宗教机构时，我们向兵士高叫：‘兵士兄弟，为什么你们杀害自己的兄弟？’兵士受到影响，他们有些流出眼泪。”用英国最好武器配备起来的兵士，有四分之一是新入伍的，兵士们和专制的国王政权，没有什么必要的利益联系，西方国家报章评论所觉察的这种事实，早已为伊朗人民所吸收。在九月四日至七日的大示威中，他们自觉地与兵士谋求友善。不仅德黑兰如此，其他城市亦然；不仅兵士如此，警察亦然。下面略举几个例子。 十二月十二日合众社电：“伊朗南部狄兹富市镇，一名警察击毙一名上司，因为他的上司下令他向示威者开枪。”又电：“伊朗西部哈马丹齐省长周一遭受一名兵士击伤后，已运到德黑兰治疗，他的一名保镖被兵士击毙。” 十二月十六日美联社电：“德墨兰一位军方人士星期六说，三名叛变的兵士，星期一在伊朗王尼亚瓦兰宫附近的国王精锐侍卫军营内，开枪杀死六名军人并重伤十二人。这位军方人士说：那三名驻守利维山兵房的兵士，冲入一间吃饭大堂内，乱扫一轮机关枪，当时有一批军队正吃午饭。利维山兵房离开尼亚瓦兰宫有两里，伊朗王与家人住在那里。” 十二月十八日合众社电：“目击者报导，数百名示威者控制了由重型警车驻守的大不里士市，这之前，军队向群众开枪，两人受重伤，一个身份未明的教士脱去长袍，对军队说：‘你们射击群众前，请先向我射击。’一些军队放下武器，走向示威的群众中，示威者跟着控制了那些重型军车。”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一次大屠杀中，一个兵士不服从命令，不肯向群众开枪，他反转身一枪把指挥他的中校司令结果了，另一个军官又把这个兵士击毙。于是惊惶失措的军队向迎面而来的群众乱开枪，人像割葱般倒下来，在场的一个英国记者差点丧了命（新晚报十二月二十九日《夕夕谈》）。 根据上面的报导，使人想起俄国十月革命前，示威群众与哥萨克骑兵友善的情景，由于兵士的情绪受到示威群众的感染，巴列维国王不得不在依赖军人统治不到二个月的时候，以退为进，邀请反对派的右翼分子，再次组织文人政府了。 美国情报处本想策动一次军人政变，以比巴列维也纳国王更残酷的手段，扑灭蔓延的群众示威运动的，但因军队上层出现了内部的不协调，和兵士情绪的不稳定，这计划无法实行。 从示威到罢工 伊朗不是阿拉伯民族，而是回教国家，在三千万到三千五百万的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五属于什叶派，它包括所有农民和工人、小商人；其他百分之五属于穆斯林派，他们都是有财有势有地位的，在三千万人口中只占七十万人。从宗教的分野来看，就可知道什叶派的左倾和在反国王示威运动中的作用了。但宗教不过是阶级的外衣，宗教上层的左右派，和自由主义的“民族阵线”一样，温和的一翼，开头的要求止于反对违背教义的赌场、色情等道德规范的事，运动开展后，政治上也止于要求释放政治犯、自由选举，恢复一九○六年的宪法而已，它们不反对巴列维王朝，如果巴列维国王稍作退让，便可妥协；激烈派由流亡在法国的科美尼［注：即霍梅尼。——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领导，他虽彻底反对国王，却不反对在自主条件下与美国合作。所以在黑色星期五（九月八日）之前的三个月，示威运动的真正领导人，都是宗教人士；以后，“民族阵线”，“自由运动”以及学生领袖，开始扮演主要角色；“黑色星期五”之后，宗教领袖和“民族阵线”人士，都被示威群众视作“保守者”了，他们觉得要做的事，远比这些领袖们号召的要多得多，示威已不是唯一的斗争方式，一连串的新的行动发展起来，九月二十三日，伊朗南部主要石油工业的三万五千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潮迅速蔓延，十月三日，国家银行及所有银行职员罢工，十月六日，邮务、电讯、火车、巴士、航空、电台、电视等各部门罢工；此外罢工的有加斯坦的七万产油工人，伊斯法罕的三万钢厂工人，比亚的工业集团三万工人，阿瓦士的七千农业合作社工人，沙雪迈的二千铜矿工人，以及其他城市的数千名纺织工人。 罢工使全国的经济瘫痪，石油生产是伊朗的国家命脉，由原来的每日生产六百万桶以上，降至现在的每日生产二十五万桶至三十万桶，连供应国内需要都不够，自然谈不到什么输出了。 产业工人占全人口的极少数，但他们的罢工武器，正迫使国王下台。迄至一月五日为止，右派反对派组织的新政府已开始成立，街头斗争却愈加惨烈，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北方马萨德市发生了大屠杀，死者七百多人，伤者过千。大批军队加入反对国王的街头示威。医院被炮轰，医生被杀。群众用肉体挡住枪口，扑上坦克，活捉镇压者。有的军官和兵士落在群众手中，马上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就地处决，尸体被肢解。斗争已发展至内战阶段，伊朗国王是否能依赖镇压渡过革命的危机？ 工人继续罢工，石油工人提出口号：“我们既然能够输出石油，就能够输出国王！” 伊朗与苏联 美国深怕苏联介入，实际上伊朗人民不仅不欢迎苏联，而且在喊出“打倒美国”口号的同时，也喊出“打倒苏联”的口号，为什么在这急需外来的国际援助的时候，伊朗人民如此仇恨苏联？主要原因，由于一九五三年苏联对于伊朗革命的叛变，也由于现在苏联对于伊朗国王的拥护，为什么苏联不欢迎伊朗建立一个具有伊斯兰色彩的革命政权呢？因为苏联与伊朗毗连之处，居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官僚的大斯拉夫主义统治之下，这些少数民族久已心怀不满了。苏联不愿意伊朗的革命政权引起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的回响，所以宁愿站在国王一边，亲苏的伊朗共产党因此不能博得群众的信任，在示威运动和罢工中取得领导。伊朗人民反国王和反美国的运动，完全是自发的、独立的，和苏联没有关系。美国对伊朗不敢作出军事干涉，为的不想把反国王的力量，迫得与苏联去联合，妨害了中东的均势。 伊朗与中国 伊朗与中国可没有一点点国际上的利害关系，只为了要结成反苏的联合阵线，华国锋在伊朗群众蜂起反对国王的时候，做了一件政治上最愚蠢的事，他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面前，暴露无了自己和反动者站在一起的面目。伊朗示威群众提出了“打倒中国”的口号，伊朗少数的毛派和在各国的伊朗留学生当中的毛派，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去年十一月，邓小平对日本新闻界代表团说：“今天发生了阿富汗和越南的事件。现在，伊朗的情况看来不稳，而人人都知道幕后者是谁。世界没有和平。” 当伊朗人民在街头被屠杀的时候，这位已从天安门事件中平反过来的人，却轻轻地把伊朗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说成是受苏联的操纵，那不是政治上的浅见吗？难怪美国的卡特要引为同调了。 听说华国锋访问伊朗回来，清华大学有大字报提出质问，人民的眼睛究竟是雪亮的。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15期，1979年1月
一丁：从苏联「烂在地里的粮食」说起（1978.1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从苏联「烂在地里的粮食」说起 一丁 （1978.12） 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难提高生产力的是农业，苏联长期为农业生产的不足而烦恼，中国的经济计划始终以农为纲。农业学大寨之后，现在正提倡农业学美国，韩丁——这个中国的朋友，大力地帮助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德国的褒曼教授组织了农业考察团访问中国，对于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机械化的重要性，耕作的效率等，都有精辟的意见贡献。尤其是黑龙江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的试验，供给了农业现代化以生动的例子：话说二十个农业工人，每人种地一千亩，在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投工二千七百九十三个，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八百六十三个，占全工百分之三十一，平均每人合四十三个多一点，每月不到九天。其余百分之六十九的时间，用于机器的安装，试验，保养的占百分之三十，用于学习、开会和接待参观的占百分之十一，维修、住房、仓库及其它修缮工作约占百分之十三，打井抽水用了百分之十二，其它零活用了百分之三。 但是新华社的报道没有谈到机械化了的二队的生产量有多少？据韩丁的研究，北大荒国营农场，有了不少机器，用的劳力仍很多，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天产粮三百斤，一般为二百斤左右，他所指的也许包括二队在内。以这样的成绩（普通一个中国农民的生产量为每天从十几斤到三十几斤）来和美国的农民相比，简直不可以道里计，韩丁说：他一年劳动一百五十天，产粮一百五十万斤，每天生产一万斤。他说这生产率并不算高，在美国，比他高的多的是，美国一个农民可以养活五十六个人，包括肉、牛奶、鸡蛋等，不光指粮食，粮食主要作饲料用的。 难怪苏联和中国每年要从美国和加拿大、澳洲输入这么多粮食。 但是最新的消息，关于苏联的，据说勃烈日涅夫在中委会上，大力抨击党部及国家官员，因为他们管理不善，导致农业的绝大损失，谷类、马铃薯、蔬菜、水果的损失，使人无法忍受，尤其肉类仍不足以应消费者的要求。 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新晚报》《夕夕谈》，对勃烈日涅夫的抨击，有了如下的补充： 「美国粮食今年丰收，据说产量可能破历史纪录。苏联的粮食今年也丰收，勃烈日涅夫亲自宣布，产量达到二亿三千五百万吨，理论上苏联平均每人有一吨粮食……但许多粮食烂掉在地里…… 勃烈日涅夫把这种现象归咎于管理不善，但更重要的原因他却没有接触到或没有胆量接触到，这就是：如果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是个名义，实际上却是少数特权阶级所有制，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又从那里来呢？」 这样的责难非常有意义，但对于苏联的农业丰收和导致人为的损失，应该看做二回事。生产全人口每人一吨粮食，这应该说是苏联的农业生产的大成功，中国的农业生产没有统计，凭常识判断，决不可能有如此的高产量，至少我们可以说，苏联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进步，这进步由于机械化的结果，或是由于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或者由于气候特别有利于农产的成长，都值得加以仔细分析，但粮食的烂掉在地里，据勃烈日涅夫的说法，是由于管理的不善，不负责及疏忽所致。他说：这是人民所不能及不愿接受的，所以这种损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这对苏联人民的情绪，工作活动有直接影响。 人事的不臧，当然由于官僚制度的结果。如果苏联的农业生产已进步到每人一吨，那么第一步应该克服的，将是由于官僚主义引致的管理不善，不负责及疏忽的问题，这一点不仅《新晚报》的编辑看到，连勃烈日涅夫也看到了。 人民是不会消极地接受这种损失的，看到烂在地上的粮食，他们会在政治上采取行动的。 看到中国风起云涌的反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我知道人民决不会消极地接受官僚制度的统治，《新晚报》记者对于苏联正确的指斥，对于中国也是不移的真理，如果中国的统治者实际上是少数的特权阶级（这不仅仅四人帮时期为然），那么人民也决不会消极地接受，天安门的革命运动已昭示我们了。 中国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迫切需要机械化，更迫切需要农民的积极性，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是反对农业生产的特权阶级，一层层的由党指派的官僚分子，他们瞎指挥，以此造成管理不善，不负责和疏忽的情形。 这种情形苏联和中国没有什么不同，可说是「易地则皆然」，《新晚报》未免明于责人，昧于责己了！ 尤其是关于自留地问题，中国和苏联简直毫无二致，记者说：「在苏联，自留地占全国耕地不足百分之二，却提供了占全国需要百分之二十五的蔬菜！」 中国农民的自留地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几，供给的蔬菜又占全国需要的百分之几，我们不知道，因为中国向来没有这样的统计，但我们从实际生活知道，如果没有自留地和自由市场，那么全国人民的生活将不知发生多少困难？ 这是农民生产整个落后所派生出来的问题。说不到「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太猖獗」的问题。四个现代化的重责，主要是由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负担的，要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如此低下的生产力之下），只有让农民当家作主，在制度上改变官僚专政！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14期，1978年12月号
一丁：中国的对外援助（1978.1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中国的对外援助 一丁 （1978.11） 中共一向以无条件援助落后的民族独立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自豪，这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相比，自然获得举世的称赞，可是今年发生了与援外有关的三件大事，让这种好印象给破坏了。 第一件是新近发生的坦赞铁路问题，这是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七年，以二万五千名中国工程师，提供了四亿五千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建成的。铁路长达一千两百哩，由坦桑尼亚与赞比亚联合管理，目的主要是让赞比亚的铜，不必假道罗德西亚与南非领土，这两个白人统治的国家，是黑人解放的大敌。 所以坦赞铁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意义，中共的援助对于非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有很大影响。 但坦赞铁路全程通车还只一年，赞比亚却在十月间宣布重开与罗德西亚毗连的边界，而且重新使用南非的海港了。这一下，中共在非洲的解放事业中所担任的角色，不得不从积极的转变为消极的，而且作出决定，拒绝继续维修和改善坦赞铁路管理的责任了。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中共的援外作用，往往以反对世界性的苏联扩张为假想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运动，但这种革命尽管在政治上如何独立，经济上却依然是帝国主义的新殖民地，在扎伊尔与安哥拉的斗争中，由于三个世界论的反动性，中共自觉站错了位置，不得不从尴尬的进退失据中撤出来，不再过问非洲事务了。 第二是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阿尔巴尼亚是巴尔干半岛的一个社会主义小国，人只不到二百万，长期受斯大林主义者的统治，它是落后贫穷的多山国家，迄今仍然保持个人崇拜，官僚架构，闭关自守。据中共宣布，从一九五四年以来，对阿提供的援助，高达人民币一百多亿元，前后派遣专家近六千名，培养了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军事专家二千名。 在六十年代，中共和苏联的互相攻击，使中共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这时阿尔巴尼亚的友谊，对中国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阿尔巴尼亚在联合国内长期而固执的鼓动，中国不会在一九七一年十月顺利地取代台湾加入联合国。 去年七月七日，阿尔巴尼亚正式批评中共的「三个世界」论，今年七月七日，中共宣布撤消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援助，不管这种援助数量如何巨大，因意识形态之争而撤消援助，中共不免步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后尘。 第三，中越的交恶，中共是责骂越南忘恩负义的。在越南长期的对法、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共和苏联都曾大力援助，可是由于中苏不和，苏联的援助物资不能通过中国，在一九七二年美帝国主义对北越的战争升级，疯狂轰炸时，中共却在北京招待美国总统尼克逊，客观上，这种行为总是直接损害正在陷于艰苦斗争的盟友的，难怪战争结束之后，越南疏远中国，亲近苏联了。现在，一连串的边界冲突，华侨问题，可说已在一九七二年种下了因，中国的对外援助，这次确实结了个苦果子。 现在，中国正忙于四个现代化，谈不到什么对外援助了。不仅如此，为了加速现代化，中共正期望外来的援助，这援助来自帝国主义国家，在三个世界理论掩盖之下，进行一国社会主义建设。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13期，1978年11月号
一丁：关于楼适夷（1978.1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关于楼适夷 一丁 （1978.10） 二年前，我从一个红卫兵口中，听说了楼适夷不幸的消息，写了篇悼念文章登在《明报月刊》上。最近时时留心文化界被迫害人士恢复名誉的报道，相识的与知名的很多人，独独没有楼适夷的名字。但读了九月二十一日《大公报》的记载，说一批文化人去参观油田，赫然有楼适夷的名字在内，简直使我惊喜交集，我真愿意关于他的不幸消息出于误传，而我对于他的悼念，只是感情和文字的浪费，可惜一直来没有人指证事实真相，适夷本人也不可能读到我对他的一份感情，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政治上的歧见又隔绝了我们的交往，尽管事实上我很早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四人帮的专横，人们还是不重视我的先见，把我看成了异端说。适夷虽然没有遭遇不幸，但以他的耿介的个性，也许不免受过毒手的排斥，或蹲在牛栏里强迫学习「毛泽东思想」吧。我希望有机会更多了解些他所经验的状况。三十年代的文化人，都已白发盈巅（适夷是早已秃了头的）了，我愿他们劫后余生，还能及身对社会作出贡献，从多方面角度，用多种类形式，对这个看似荒唐的十年巨变，作出历史见证，为进步和反动，压迫和被压迫者写下斗争的丰碑，尽后死者的责任！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12期，1978年10月号
一丁：胡絜青的冤词（1978.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胡絜青的冤词 一丁 （1978.9） 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五日的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士替老舍的死喊冤，她说： 「在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想影响下，北京发生了一次残酷殴打大批文艺工作者的暴力事件，当天下午老舍也被用京剧道具打伤多处，头破血流。老舍对这种非常暴力愤怒地表示了自己的抗议……就因为这个，他当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受到百般污辱，轮番毒打至深夜。……人们第二天在太平湖中发现他的时候，他的全身遍布了斑斑伤痕。……这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至二十四日深夜的事情，发生在『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之后仅仅半年。」 我们对老舍及其他文艺界著名人士的死，深表同情与惋惜，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损失。但是对于造成这个损失的历史事实与历史责任，并不如文联所表示的归罪于「文艺黑线专政论」，或林彪和四人帮，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冠以「文化」两个字，确实肇端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伙同姚文元泡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使这个动乱的十年带上了「文化」色彩，这篇文章经过毛泽东的三次修改，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之后，北京拒不转载，于是中共中央在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过了决定，扩大为对彭真等「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总攻击；接着八月八日又通过决定，认为当前展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号召「敢」字当头，放手发动民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受到这种鼓励，自然一夜之间行动起来，最先向属于特权地位但又毫无防卫的文艺界著名人士进攻，因为在毛泽东不断教唆之下，吴晗之类的文人早已是被判定为牛鬼蛇神了。老舍是早有预感，他「热烈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主动请求降薪三分之一到一半，抱病坚持下乡体验生活，而且对老朋友说：『我没有问题，我最近见到了周总理和陈副总。』」却不料这个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就要了他的命，任何托庇于周总理和陈副总理都没有用，如果用一句老话来说：他已是「在劫难逃」的了。 老舍死的时候，还拿着一本手抄的毛主席诗词，也许他口里还念着「皇上圣明，臣罪当诛」吧，可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畏罪自杀的人也是不容的，说：这是「以死抗拒党」，三年之后，老舍再受到公开批判。 最近中共对一九六六年二月发表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大张挞伐，其实当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只不过是落实毛泽东的政策。人们似乎忘记了，早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作了这样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接着，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又对文联及其所属的各协会整风问题作了指示。他说： 「这协会和他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斐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些指示，都是构成「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结论的，把这结论看作是四人帮的创见，可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文联和胡絜青女士都不敢把问题探索到真正的本源上去，这表示反对四人帮的工作并未彻底，而只把四人帮视为众恶之所归吧了，拿四人帮来掩盖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真正权力操在毛泽东领导的五人小组手上，连周恩来都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11期，1978年9月号
郭和：不结盟与三个世界论（1978.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不结盟与三个世界论 郭和 华国锋访问南斯拉夫时，盛赞不结盟运动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作用，他的话说在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之后，很易使人想起这次会议中的纷争，因为恰恰是这次会议，充分暴露了不结盟国家的内部矛盾的本质。 不结盟的中心人物就是南斯拉夫的总统铁托，不结盟运动的第一次首脑会议虽然召开于一九六一年，但铁托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已孕育了这个思想。铁托为了国家利益，反抗斯大林的压迫，不容于当时的国际情报局，被逐出于社会主义阵营，基于现实的政治顾虑，南斯拉夫只有处在两个阵营之外，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共存，采取不结盟政策，在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中间依违两可，既不愿得罪苏联，也不愿刺激英美。据南共第七次大会纲领的规定，他们「需要打破将世界分成为集团的现状，这现状妨碍各国人民在一切社会生活中的合作。」他们又认为「世界上占很大百分比的人民和土地处于集团范围之外，这等国家的独立政策正在对国际合作的推广和世界和平事业的促进作出重要的贡献。虽然这些不参加阵营的国家并不遵循同一政策，虽然它们之间对此一或彼一集团的关系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关心于打破目前的僵局，代之以不同社会制度各国间的多边合作。」 这样的第三阵营是无力干涉世界事变的，也不能可能有真正的多边合作，由于经济落后的缘故，南国必须取得英美等国外来的援助，甚至必须取得它们的军事援助。 这种半吊子的不结盟第三阵营政策，完全是拼凑的。事实上，参加不结盟的国家多至八十六国，但内部的矛盾已导致分裂的边缘，其中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分裂，更使不结盟徒具虚名，主要国家如古巴，显然与苏联结盟，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战争，显然有苏联与中国的背景，阿拉伯世界已趋分裂，非洲若干不结盟国家彼此间正在从事战争，世界上两大集团实际上支配了好些不结盟的国家，使它们互相攻击。 华国锋的称颂不结盟运动，是不是由于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呢？不，这是因为不结盟和毛泽东所倡导由邓小平华国锋所实行的「三个世界论」正相符合。不同的只是三个世界论的第三世界，仅仅存在于毛泽东的理论当中，它不如铁托的不结盟论有组织性，所以口头上尽可以说反对两霸，实际上则联一霸打一霸，也就是和帝国主义霸权结盟，去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11期，1978年9月号
一丁：为红线女讲几句话（1978.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为红线女讲几句话 一丁 （1978.8） 最近报上又传出红线女的消息：广东省文艺界举行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已批准了她停职审查，这是大时代夹缝中小人物的悲喜剧，她的升沉反映着中国政治的不稳定。 中国大陆一解放，许多流寓香港的人回去了，有的是真诚的革命家，文化人；有的是投机家、观风派，他们在香港已没有什么好的出路，经人一「统战」，就借头借势的回去了，他们以为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会捧着「黄油面包」说：「亲爱的同志，请享用吧！」（鲁迅语） 可是二种人的结果都不好，第一种人大多数被批判，有的还自杀。自然，他们也批判人，胡风首先倒霉时，谁都踩过他一脚；投机的一些人，他们会看风色，也不是一下子就占据了好地位，和共产党距离得远些，就不会在政治风暴中溅得一身泥。但如果你拼命往上爬，跌下来时跌得重，那是「贵客自理」，与人无涉。 一九五〇年红线女回去后，由于她的人事手腕高明，一步步上升，名利双收。据说当毛主席自动减薪到三百元时，她仍安享高薪六百元人民币，她不肯响应号召，自我牺牲，于是红卫兵认为她是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斗争了。传到香港的消息是：她被剃光了头，在华侨新邨的房子给抄了家，被罚在什么机关扫地倒痰盂，而且，自杀了。这样的谣传很使认识她的人震惊，影响很不好。于是，不久就有香港左派电影明星和她合照的照片登出来，证明她没有死。但头上明显戴着假发。可见剃光了头是真的。她的神情很落寞，和其他人离行离列，别的人又集中地看她，好似她在「示众」，结果为了辟谣反而证实所传不虚。但过不了一年，她的消息又多了起来，一九七四年，她做了文化局副局长，简直戏而优则仕，大家心里有数，大概她巴结上了主席夫人，翻身了！ 可是「四人帮」一打倒，首先传出消息，红线女又倒了霉。当然啰，她现在已不是走资派，而是四人帮余孽了。 红线女会演戏，是个好演员，但是好演员只应在艺术舞台上演戏，不应该在政治舞台上演戏，也许我的话近乎风凉，不该以此责之红线女，舞台上不演样板戏成吗？演得好，就会得到皇后娘娘的赏识，文化局副局长一官半职，我想就是这样来的。红线女本是个聪明人，她给捧上了政治舞台，算是身不由己。我虽然一样痛恨四人帮，还是寄同情于处在夹缝中的小人物。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10期，1978年8月号
鲁迅与郭沫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鲁迅与郭沫若 八十六岁的郭沫若死了，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说“他是继鲁迅之後，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这几句话如果出于一个普通人之口，作为封一个死去的名人的谀词，无人会反对的；但若出之于一个负有国家领导责任的如邓小平之口，则这几句谀词未免有失分寸了。 郭沫若不能与鲁迅相提并论，这是文学评价上的事。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已注意弱小民族文学，在参加《新青年》时已向黑暗的旧势力争，一九二五年即已购读《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印行《苏联文学论战》；郭沫若从日本回来，提倡浪漫主义文学，一九二七年提倡革命文学，围剿鲁迅，鲁迅批评他“一只手”的小说，未免失之太巧，只准备失去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鲁迅称之为“才子加流氓”；两个口号之争，郭沫若站在国防文学一边。一九六六年，周扬为此被判为罪大恶极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王明同科，但郭沫若并未波及，因为不久之后，他在人大常委会上，就痛哭流滋的贬责自己了，他承认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没有真正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如果他的话属实，那么邓小平的谀词就错了。但鲁迅的看法就不同，他自然死得早，不及见中共的取得政权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在一九二七年劳动大学的演讲却使人警醒，他说：“做了皇帝，臣民都下彻未有不绝声的YESYES……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鲁迅说的虽已洞澈未来，他却想不到除YESYES之外，还有自我贬斥，之后，再写几首颂歌：“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靠边站，少开口，不管天翻地覆，好官我自为之，也就平安无事。鲁迅没有这般能耐，同一年他在暨南大学演讲“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就不免被挤出去，……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下他的头。” 从延安时代起，到四人帮被推翻止，三、四十年中被挤出去，被割了头的人，为数不少，但郭老是例外，他是圣之时者，充分学到了孔二先生的法门，有时还可以见见“南子”，自然与鲁迅不同调。鲁迅如在，是否被挤出去，或是割了头，我们不敢担保，在《大河彼岸》的“论文学与音乐”一章中，鲁迅生前的好友埃德加·斯诺提出了如此的疑问：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改正了被鲁迅及其弟子所无情暴露的某些蠢事。但若鲁迅今天还活着，如果这个单薄短小的身躯里仍然有那同样的勇气在，也将不能把人生远远地投射出去，以致超出那一套流行的现实价值（意即被认为有价值的种种现实——译者）中种种极为愚蠢与暴虐之事——在党本身尚未开始出来改正这些愚蠢与暴虐之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不会被活埋；多半他也不会被监禁，有如南斯拉夫之时时监禁杰拉斯那样，不过他一定会被迫去试作思想改选。这样，这位艺术家会被逼沉默或被逼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直到党的自我批评能终于停止这些废话并且以新的一套集体常谈获得官方批准为止。”（这段话中译本全部被删） 根据以上的说法，我认为把鲁迅与郭沫若相提并论，对于鲁迅是一种亵渎！ 郭沫若不能和鲁迅比，但和同时代的几个人还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一个是冯友兰，他多次屈辱没，是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可悲的榜样。无论他如何批判自己，改造自己，他总是个夹缝中的可怜虫，使人同情；一个是梁漱溟，他是硬骨头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绝不因毛泽东切齿恨他而喊万岁，他——我行我素，相信自己过于相信权威，你尽管可以认他是新时代中的唐·吉诃德，但是不得不尊敬他。 郭沫若不值得人同情，自然更不值得人尊敬，以前不多时，有人比章士钊为冯道，我认为章士钊是比不上冯道的，如果把郭沫若比作冯道，那是最恰当不过了，共产党治下的政治局面，虽然表面上没有改朝换代，实则权力的推移，和五代也差不，郭沫若没有冯道的本领，那就休想做“长乐老”，现在这个现代的冯道死了，他安排后事，不进八宝山，也是见机而作，并不是向总理看齐。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9期，1978.7
一丁：向金禧中学的师生致敬（1978.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向金禧中学的师生致敬 一丁 （1978.6） 金禧中学学生的行动，从教室到操场，从操场到街上，从学校事件成为社会事件，一方面表现出她们的高度自发、自觉性，另方面也表示她们受到种种环境的压力，被动地把行动逐步升级。 金禧事件的起因，是教师和学生揭发了学校当时的敛财贪污，贪污数目迄未由当局明确公布，由宝血会退回学校的，为数竟达卅余万元之巨，贪污事实既经律政司查明有据，学生行动的前提也就成立，校长梁修女因此蒙了羞，判了刑（自然是缓了刑），取消了教师资格，离开了学校，事情应该告一个段落。但继任的关校长处处用高压手段箝制学生，打击学生，甚至侮辱学生（说她们将来要做「鸡」），这一点也已有了证明，于是由齮龁而斗争，由斗争而封校，教育司一意孤行，置学生的学业于不顾了。 前任梁修女是个有教育理想的校长，没有她，不可能允许她属下的教师用如此开明的教育方法诱导学生，学生也不可能在此自由的空气中被陶冶成富于正义感而又真诚团结的校格。所以梁修女的蒙羞和去职，对于学生也是个大损失。关校长受教会和校董会的委任，自以维护和恢复学校和教会的尊严为己任，但学生已再不是上帝驯顺的羔羊，为了一丁点儿的小事情，往往引起校方无限的忌猜和仇视，这正如教育当时所惴惴不安的「星星之火」，随时有燎原的可能。身受压迫的主体自然是学生，不可能是十六位教师，教师是由于不忍坐视才卷入漩涡的。封校的举措让一校的内部矛盾提到社会层面来，学生上了街，一连串的主教府静坐，港督府请愿，教育局谴责，触发了整个社会的对立，站在统治阶级方面说话的，以安定繁荣，维持秩序为借口，站在学生和教师方面说话的，提出正义和公道的号召，甚至一个家庭，一间学校，一家报馆（试比较《明报》的社论和专栏作家的意见吧），都发生了对立，对立表示了社会矛盾的存在，于是金禧中学一下子成了矛盾集中的焦点。 金禧中学学生四百人，教师十六人，家长百余人，大专学生和同情者，达到了高度的团结，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出行动的。高压（封校）和利诱（安排学位），都不足以动摇学生的斗志。行动的目的是复校，但是大家都知道，复校是不可能的，复校如可能，这表示殖民地统治，天主教会势力（它又是殖民地统治的支柱）已给学生撼动了。港督委任了委员会，任务为「防止重复出现类似金禧的事件」，而不是判断金禧校方和学生的谁是谁非，如果是非有定论，也会消除金禧内部的对立，复校也许会可能；可是防止的意义是如何巩固殖民地奴隶教育，如何铲除教育改革的萌芽，如何让学生专门刨课本不务外事（这一点早已做得尽善尽美，学生如果因会考不及格而自杀，那是咎由自取），我们虽然不能预先断言委员会的最后结果如何，但着眼点总不会是从根本上防止教会和学校如何贪污敛财（这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其他学校没有人敢似金禧的教师和学生肯出头揭发而已），则是显而易见的。 金禧的学生团结如一个，在大专学生的帮助下，十六个教师的关怀下，继续她们的学业，我相信一定会比在金禧就学时更好，因为她们已是「哀师」了，「哀师必胜」，她们会紧紧抓住这个一生中难再的机会，去追求学业上进，也许一二个月的进度，会超过一学期。但她们的前途如何呢，金禧被封，德兰成立，原是这样一个苦节婆婆似的校长，原是这样与教育当局呼吸相通的校董会，她们在歧视和仇视的眼光下成为德兰的学生，其境遇是可想而知的；失去了十六个有理想能尽瘁教育的老师的辅导（根据四月份「教与学」的一篇文章，这样的教师不止十六个），她们精神上所受的压抑也是可想而知的，但天下事物极必反，外来的压迫对她们的影响也许会成正比例的发展，压迫愈厉害，她们会更容易了解社会黑暗面之广度与深度，从此锻炼了她们坚强健全的反抗精神，正如中大学生赠她们的秋瑾女侠的诗句所说： 「一腔热血勤珍重， 洒去犹能化碧涛！」 ╳╳╳ 揭发社会矛盾的往往不是被压迫者，而是统治阶级自己，统治阶级中的携贰分子。鲁迅说过：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倒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去他。……」 鲁迅说这话时是一九三二年，在女师大斗争七年之后了，他的结论是缓慢得出来的。金禧中学教师们一定会很快得出这结论，对于他们所出身的阶级，对于他们所曾信仰过的教会，对于他们所曾任教过的学校，他们都成为携贰分子了，所以他们被人视作眼中钉，是叛逆，是「革马盟」！ 由于阶级对立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相似，事情本身逻辑的发展，往往成为历史的重复现象。现在距离一九二五年北洋军阀时代北京女师大事件，已有半个世纪了，但我禁不住要提出这个事例和金禧中学比较，虽然金禧中学事件发生在殖民地的香港（有人在法理上否定香港是殖民地），但学生反对女校长（她姓关）则一，校长把学生看作童养媳则一，学生到处「碰壁」也则一，当时维护女师大学生的，只有鲁迅等七个人，他们和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为敌，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现在的名字是许瑜）为敌，但女师大的斗争失败了，鲁迅丢了教育部佥事之职，最后不能在北京立足；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在三一八天安门的屠杀中牺牲。金禧中学学生幸而没有流血（威利警司之流原想在主教府前挥舞警棍的）。可是不同的一点是，金禧中学学生越受压迫，越得社会正义人士的同情和援助，大专学生和她们站在一起，文化界和她们站在一起，但除非她们能自己找到出路（出路之一是在同情者大力支持之下，成立一所新的金禧中学），这斗争的前途是未可乐观的，因为统治阶级和天主教会正以泰山压顶的优势对付她们，她们的失败与胜利是十与一之比。 诗人爱罗先珂在《桃色的云》里：「土拨鼠啊，你掘得多好啊！」金禧中学的学生纵使失败了，但她们掘得多好，多有力，在稳如硻石的殖民地奴隶教育的基础上，她们已深深地掘出了一条鸿沟。据《东方日报》访问罢课女生的报道，说话中的一节如下： 「记者问，在她们决定参加罢课时，有否考虑到可能的恶劣后果？她们说：也曾考虑过，只是没想到封校这么严重。当时她们的想法，一定要反对『校内的不合理措施』，事前已考虑到可能遭受开除可能，不过她们有一个信念： 这种事总要有人做，她们不想『下一代』也要在这种不合理措施下受教育。」 这不是大智大勇的人才能说得出口的话吗？有人把她们看作受人唆摆的小孩子，不是太小觑她们了吗？一百多个家长的坚决支持，不正是由于她们的女儿已经成长到足以明辩是非，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充分自觉地去实践她们认为正义的行动吗？ 人们诬她们的行动有政治背景，从广义解释政治这个名词，她们的行动确乎是政治的，因为这牵涉到殖民地统治下的教育制度，冒渎了天主教会的垄断地位，并使胡振中主教丧失了庄严，和教育当局公开的被谴责。但事件本身的发展，主动的不是学生，赋予事件以政治意义的也不是学生，她们在这方面说，完全是被动的，片面封闭学校以牺牲学生学业来达到开除十六位教师的目的，这是政治手段，在舆论压力之下，在到中大补习将成事实的时候，宣布安排学生在别的学校复课，这也是政治手段，可惜这都是卑劣的政治手段，徒然使人齿冷而已！ 这可说是「孤埋之而又狐搰之」！ 我相信金禧学生未必认识这种政治，但在教育当局和学校方面的落力表演下，她们一定很快就会懂得。 我愿向金禧十六位教师致敬，他们的埋头苦干，终于产生了这四百多名自觉性很高的有胆有识的好学生。 我愿向四百多名的金禧学生致敬，她们经过这一次烈火的锻炼，一定会了解到，一次社会实践，胜于在教室里的书本知识。 我愿向百多位学生家长致敬，她们的贤明选择，是支持女儿们前进的最大力量。 我愿向大专学生致敬，他们忘我的援助，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我愿向梁修女致敬，是她，开辟了教学改革的一条路，并惋惜她为了教会利益牺牲了自己。 但我还得向教育司的许瑜先生和金禧中学的关校长致敬，没有他们提供的反面教材，我们不知殖民地教育丑恶的真面目，这使许多人睁开眼睛，并懂得要改革如何着手。 我更向一切拥护封校处置的「正人君子」们致敬，他们供给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了社会的黑暗面有多广有多厚！ 写于金禧学生往中大补课的第二天。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8期，1978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