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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丁：适夷来信（19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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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夷来信
一丁
（1978.6）
睽违了三十年的适夷，终于来了信，除了关涉到私人的一些话之外，他信上所说的，正是中国一代文化人的共同遭遇。只有有十分坚强意志的人，才能在残酷的打击下面活过来；但也只有「四人帮」认为并不必欲置之死地的人，才能活下来，像吴晗等人，就终于不免了。我没有征求适夷的同意，擅自将他的信的一部分发表了，这因为信是一种控诉状，而且其中有许多人共同关心的消息，譬如曾任驻印尼大使的王任叔的死便是。
我和适夷的关系，在悼念他的一篇文字中说得很清楚。我们思想上各走各的路，但在人格上的互相尊重，情感上的惺惺相惜，五十年来如一日。四人帮时代，许多亲友代我受过「反革命关系」这个罪名，让他们受了不必要的苦，虽说鲁迅早就反对随便加入「托派」罪名之不当，毕竟这是反对异己者十分有用的武器。现在一切昭雪了，这是好事，但不能把四人帮时代的所有罪恶，都当做梦魇一般过去了。适夷的想法很简单，他一切信任党；我则不断地要追问：中国共产党何以会产生「四人帮」？如果这是有机的发展，如何才能防止新的「四人帮」的再生与重来？
以下是适夷的信：
╳╳：
我于六月五日离京入川，到成都川大，去乐山开会，然后游峨嵋，走重庆，下三峡，抵武汉返京，派陆空旅游一月，到家是七月五日。黄炜告我，家中来过稀客，是从巴黎来的╳╳╳，大出意外，惜未一面。隔绝三十年，一下子知道许多事。海外东坡，两地皆然。不仅有我，也有你的……
……我则为「顽固的走资派兼叛徒、日特、托派、老右」（各式俱全，单差汉奸），蹲「牛棚」三年，下「干校」劳改四年，到七三年才许回家。于是又靠了五年边，前后十又二载，于七八年春彻底平反，恢复一切。
我与╳╳也整整隔离八年，后来通起信来，大家都苦苦经过了，说「自杀」，想倒是想过的，也不只一次，但对党的信心，使我顶住了身心所受的摧残，我要活着等胜利，这胜利也终于等来了。今春去了两次上海，写过一首「上海行」。兹录之：
「十载罹奇祸，亲朋寥落多。
樽中酒自酌，门前雀可罗。
一度去上海，归来涕滂沱。
好友登鬼录，故居成陌途。
今日我重到，又见旧伴伙。
白发皆年少，喜气溢眉阿。
相看惊未死，相庆渡劫波。
握手又拥抱，舞杖欲高歌。
莫嗟吾老矣，重登长征路。」
现在我已活到七十五，虽头童齿豁，老丑不堪，然无大病，而腿足亦健，可登峨嵋。自己从未想过会活这么久，看来生命的力量是顽强的，多经些折磨也多经了锻炼，觉得活仍有意思，越活越新鲜。几十年岁月证明世界是按照我们的认识在发展，不是按照反动派。经历些灾难波折，也是合乎规律的，有时付出的代价是大了一点，但我们要奔向的前途就是很远很大的嘛！你的文章，傅聪回国时告诉过我，我猜是你写的，而今果然。读了你的文章，首先在我的心目中恢复了你原来的形象。一个人活着读别人悼念自己的文章，是很有趣的。不过你写得有些过头，我没有你描写的那样好，但是还应当谢谢你。黄炜读到写到她时哈哈大笑。她的特点，就是老夫少妇在这场浩劫中大都离了婚，搞得妻离子散，而她却死不肯离。有的「走资派」白天在外挨斗，回家里「革命」的妻儿还要开斗争会，斗得没法活，死了。王任叔的年轻的妻子，带着孩子走了，老头孤苦伶仃，饭都吃不上，结果精神分裂而死。我算是没受那种打击。说的两本书还未收到（可能收不到），我想到你会说些什么？你以为有些话已成了预言，不幸而言中了。我则拿自己三十年亲历，使自己更坚定地相信我的党。没有办法，大家都是「顽固派」。
回家事情积了一大堆，此信是半夜睡醒时起来写的，放下笔打算再睡，留着许多话准备以后再说。
祝你全家好！
适夷七月十五日黎明前的一时卅分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22期，1978年6月号 |
一丁：「鲁迅其人其事及其作品」序（1978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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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其人其事及其作品」序
一丁（1978年6月6日）
我不是一个「作家」，但在一九五八年读了周扬一系对鲁迅的诬蔑，忍不住写了《文学史家的伪造》，为鲁迅辩诬。事隔八年，周扬被批判，落井下石的文章，无一不引用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诗经一九四二年毛泽东的解释后，便成为众口一辞了。我成为这解释是不确的，便又写了篇《鲁迅诗的曲解》，在报上发表。故友曹聚仁兄对我说：这文章写得好，他完全同意，他就是这个意见。以后我继续写了关于鲁迅的长篇和短篇，记得长篇在某杂志发表时，编者称我为「鲁迅专家」，但这顶高帽戴得并不太久，曾写过《鲁迅内传》的李欧梵博士，说我的作品并无新意；另有一个读者，说已有了曹聚仁的《鲁迅年谱》和《鲁迅评传》，我的写作是多余。编者这时不再捧我做「鲁迅专家」了，我察觉这个转变，自动要求「腰斩」，并多谢编者好意，因为他给我的稿费尽够我买糖食。不久，我的短篇和长篇中的段落（因为已无法再以长篇形式发表了），又在别的杂志出现，我对编者提出的条件，就是不要增减一个字，编者都能遵守这个允约。但有两篇的遭遇不妙，因为编者干脆给没收了，最后在《左翼评论》上发表，这就是《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始终》和《鲁迅与周扬的两个口号之争》。前一篇也曾投寄过《抖擞双月刊》，来信极表欢迎，但过了半年不见刊登，我去信查询，终于退了回来。碰壁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打探到了我是个异端分子，所以前恭而后倨。
这许多异端的文章中，我最惬意的是一篇《冯道、鲁迅、章士钊》，并不是文章是自己的好，对于自命左派的犬儒主义者，我给予了一个重重的打击，现在特意把这位先生的两篇高论附在后面，供读者参考。我又写了《鲁迅与毛泽东》，《鲁迅与托洛茨基》，让那些藉鲁迅之名进行反托大业的先生们看看，我写的这些文章很具挑战性，可惜石中英先生噤不作声，现在他大概已成了四人帮余孽，没入黑暗中去了。但我仍期待有人写文章反驳我，论争没有对手，确实使人寂寞！
另有一个异端分子李克曼先生，他是比利时人，说得一口好国语，他曾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有一天，他来沙田探访我的儿子，我问他在研究什么，他说在研究鲁迅，他拿出一本杂志《东南风》，说有人告诉他，研究鲁迅一定要看一丁的文章，这可巧合，我告诉他，我就是一丁，于是大家谈得很投契，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和他的研究相印证。他所写的有关中国文章也很具挑战性，但我们只是要说出真相，不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在我，不管人家如何诬蔑，我的一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是天生的不是一个附和主义者。写鲁迅传记和阐释鲁迅文章的人多得是，这些人的运命多么奇特，冯雪峰、周扬、姚文元、石一歌（注），都是如此，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不贰之臣。我愿以一个异端者的资格，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解释鲁迅。再重复一句话，我的文章具有挑战性，我很希望有人能提出不同的论据来反驳我。
以一个不懂文学的人来写这样一本书，虽然僭妄，但我是充满自信的。
一九七八．六．六。
注：冯雪峰鲁迅生前最亲密的朋友，一九五七年被整肃，一九七六年三月死于癌症，死后恢复名誉。
周扬一九三六年奉行王明路线，提倡「国防文学」，一九六六年被整肃之前，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政策的刽子手。四人帮打倒后复出。
姚文元一九五九年出版《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与周扬一鼻孔出气，诬蔑鲁迅。周扬被整肃后，他成为毛泽东文艺政策的第二任刽子手。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四人帮之名被捕。
石一歌：是四人帮写作班子十一个人的谐名，在被称为四人帮刊物的《学习与批判》上面发表《鲁迅传》，四人帮事件后被批判。
刊于「观察家」第9期，1978年7月号 |
一丁：鲁迅和乡土文学（1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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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乡土文学
一丁
（1978.5)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变社会。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我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的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们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说得很清楚，他写小说的目的：（一）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二）小说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他又自认他的小说，在当时可以称得是「革命文学」，因为《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的运动，无疑是一个革命的运动。他虽然对于「文学革命」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却出于对热情者的同感，故在寂寞中也想喊几声助助威……但为此，必须与前驱者取得同一步调，而且还要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得显出些亮色，这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吶喊》。
他又自认为这是「遵命文学」，是遵奉那时革命的前驱的命令，也是他自己愿意遵守的命令，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力。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他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所以技术虽然比前好，思路也较少拘束，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于是结印这时期的作品，就命名为《彷徨》。
鲁迅纪念陈独秀先生，为的他最着力催促他做小说，周作人的《回想录》说：
「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牍》，总共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二〇年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行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吶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版，这已在他的说话的三年之后了。」
仲甫、实庵即独秀，豫才即鲁迅。鲁迅的小说，虽说深得陈独秀的赏识，但在《新青年》发表的，为数不过五篇，最出名的《阿Ｑ正传》，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新青年》已经在分裂了，在往后几年，这古战场的情景中，只有鲁迅几个人在支撑着由《新青年》开始创导的新文化运动的余绪，这时以后到鲁迅南下（一九二六年）的期间，鲁迅和许多年青人在一起，确实做了许多事，如《语丝》和《莽原》的创刊；未名社的出版多种文学译著；以及对于章士钊的斗争；尤其是三‧一八事件中凌厉无前横扫千军的一枝铁笔，使「正人君子」无所遁形。这几年确实可说是鲁迅的时代。他像一支火把，其余的都是爝火。惟有从这时起，他才真真正正成了一个斗士。
鲁迅虽说他的小说是「革命文学」和「遵命文学」，其实就内容而言，他大部分的小说确是「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决不是牧歌式的文学，它具有革命性和集体性，即使没有显明的严格的组织，在当时共同的意识上自然形成一致行动，各个出击，也就是遵从最高命令的「遵命文学」了。
以鲁迅的《故乡》为例，它的结束是这样的：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再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在蒙眬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乡土文学」中，除《阿Ｑ正传》外，。我最爱读的是《故乡》和《社戏》，前者尤其留下了时代的显明的痕迹，中国革命中最大的一个主角——农民，这时正受着最大的压迫，闰土便是被压迫农民的具体的形象。提出了问题就是解答了问题。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者，着眼的目的是民族革命；最先曚曚眬眬提出中国经济改造的是孙中山，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仍没有一个像样的土地政纲；但鲁迅借闰土这个人物，提出了被压迫的农民问题，农民方面对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了」。闰土恭恭敬敬地喊一声「老爷」，这说明了二人之间阶级的隔绝，鲁迅希望他们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这生活不存在好意的希望中，要在没有路走的大地上走出路来，这便需要农民自己的觉悟，自己的斗争，我们可以说，鲁迅是第一个用文学形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过了七、八年，农民果真站起来了，不到三十年，他们就解放了自己。
台湾的「乡土文学」，确实继承了鲁迅的传统，时代变了，他们更加有意识地从事这个工作，而目标也自然更显明，更正确，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的嗅觉也灵敏得多，他们嗅出了「乡土文学」背后的革命意味，和看不见的集体意识，它具有不可摧折的一种力量，排击业已腐朽过时的社会制度，为未来的生活走出一条路。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7期，1978年5月号 |
郭和：从《大公报》和《文汇报》的报道看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道路（1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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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公报》和《文汇报》的报道看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道路
郭和
（1978.5)
中南关系反三覆四
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发展，最富戏剧性，这关系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丑诋谩骂到互相友好，显示出中国在外交和理论两方面都没有原则性，它只遵从一个法则，即：「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是「和我好的是好人，对我坏的是坏人」。
一九四八年，斯大林认为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捏碎南斯拉夫，却不料铁托竟然螳臂挡车，使斯大林无所施其技，这因为南斯拉夫人民是从反法西斯战斗中站起来的，二千万人像一个人似的发挥了最强大的抵抗力，对付了斯大林及其全世界仆从们的压力。中国共产党这时正在内战，还没有夺取政权，但在斯大林心目中，毛泽东自然是未来的铁托，所以尽管他如何一面倒，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他亲去莫斯科，迁延了二个多月，才和斯大林达成协议，缔结三个条约：（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关于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三）关于苏联经济援助中国的协议。在这些条约的实质后面，斯大林仍袭用对付南斯拉夫的手段，迫中国签订「中苏合股二公司（新疆省石油公司及有色金属公司）」，以及「中苏民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二公司是变相取得新疆经济开发的特权，后一组织则斯大林曾经施行于东欧的「卫星」国家，且曾迫使南斯拉夫起来反抗。但是毛泽东忍受了这种不平等的对待，在帝国主义围堵政策与苏联的「友好」之间，选择了后者，而且比之斯大林更积极地反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苏早就在几次会议中协议战后世界势力范围的划分，德黑兰会议定了东欧，雅尔塔会议协议了外蒙和满洲的控制，波茨坦会议则固定了上两次会议的决定，但南斯拉夫的反抗破坏了斯大林的卫星国家总蓝图，中国革命的胜利，赶出了斯大林继承帝俄利益的预算，照理，毛泽东早该与铁托携手作战了，但毛泽东想从中取利，以反对南斯拉夫博取斯大林后继人赫鲁晓夫的信任。到了苏南修好，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与中国的种种经济协议时，毛泽东就激烈地在意识形态方面既反南斯拉夫，又反赫鲁晓夫了。时移世易，一九七二年初，毛泽东向铁托看齐，拉拢美国，反对苏联，甚至比南斯拉夫更联美反苏。毛泽东逝世后，铁托访华，可见毛泽东的后继人是主动要与南斯拉夫修好的。
这是一条反三覆四的道路，但反来覆去的是中国而不是南斯拉夫。
现在中国正进行四个现代化，为了改革生产，已派了党的代表团向南斯拉夫「取经」。
引进外国资金
此间《大公报》、《文汇报》也于今年三月派了记者实地考察了南斯拉夫，据报道：南斯拉夫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香港差不多，从一九四七年到现在，工业总产值增加十三倍，日用消费品生产增十二倍。平均每五个人有一台电视机，十五人拥有一辆汽车。在一九四四年解放前夕，南斯拉夫是欧洲最落后的地区，可说是一穷二白。
记者没有把南斯拉夫的发展和东欧其它国家比较，但从报道情况和中国比较，间接又从香港和中国比较来说，物质的富裕和贫乏，简直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为什么南斯拉夫有如此高的发展？据记者观察，这是由于重视科学研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洋为南用」所致。一九六三年中苏争论时有特殊的一章：「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认为南斯拉夫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已经蜕化为资本主义了，无产阶级专政则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幸而南斯拉夫是东欧的一个小国家，占地二十五万七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一百万，否则便要称之为「社帝」了。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据记者考察：「南斯拉夫刻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以至资金。例如在克琳模斯这家南国最大的漆油化工厂参观，我们看到，在新扩建的漆油生产车间，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左右的设备是进口的，其中的自动化设备，差不多全部进口。由于自动化程度提高，这个厂的漆油车间年产漆油三万八千吨至四万吨，但管理车间的人数包括（行政人员和工人）只一百三十人。在马其顿，我们参观了卡瓦达斯镇的一个计划年产二百万吨镍的矿厂，建厂的资金百分之二十一由当地镇民筹集，百分之九由南斯拉夫银行提供，其余百分之七十则是美国进出口银行投资的。」
这种投资是否使南斯拉夫的经济发生了变化，即：由社会主义蜕化为资本主义？据记者观察并不如是，因为「外国设备多，外国资金比较普遍是南斯拉夫经济结构一个特点。但外国不能通过投资及出口设备、技术或提供技术人材，在南斯拉夫取得任何控制权。外资的投资只能赚取利润，而不能成为一种控制南国经济命脉的手段或工具。从这里，也可以体现南斯拉夫的经济结构有别于资本主义。南斯拉夫的工矿企业，差不多为集体所有。……因此，从经济结构来看，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记者的断言完全违反了一九六三年中共在中苏争论中的说法。依照他们的观察，很易使人联想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列宁甚至主张租让制，他认为：「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了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自己的利益和损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上规定有先期赎回的权利时，我们也确切知道先期续回的条件。我们给全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献』，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同时我们却立刻找到巩固苏维埃政权地位和改善我们经营的条件的一定的办法。……」（列宁：「论粮食税」）。
工人委员会——工人自治
由此可见，南斯拉夫实行的，只是比列宁设想的租让制更为有利的办法，要使这个办法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真正的人民的积极的监督，这是南斯拉夫突破官僚主义限制的政治的独创，诚如记者所见到的，经济繁荣完全依赖工人自觉的生产活动，他说：「南斯拉夫整个社会政治结构基于『自治』两字，每一企业单位均有本单位的工人委员会按照联邦制订的规划及准则，讨论决定企业的一切事宜，包括任免厂长、总经理等高级行政人员，决定投资再生产的比例，制订工人工资的分配等，因此，就是企业的主管，在理论上也没有权力决定企业的发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工人委员会的组织，在列宁时代本是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但斯大林逐渐用官僚主义的党委制代替了具有活力的工人委员会制，以此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堕落为官僚专政，党书记的专政，无产阶级民主也随之消灭。南斯拉夫当初也是厉行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专政的，只当受到斯大林的压迫，为了图存，不得不对工人让步，具体的改变，规定于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这纲领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是划时代的，它奠定了今天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虽然它的基本观点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
纲领草案曾于事先分发给各国兄弟党要求批评，并邀请他们派代表列席大会。结果，这草案引起以苏共为首的各国共产党的严厉攻击，并决定抵制南共大会。南共的理论被称为「修正主义」，被宣布为背叛马列主义。中共在那次反南斗争中，起了最激剧的角色，比之苏共享了更刺激的辞句，更不妥协的态度，甚至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决议正式谴责「修正主义」。到现在还容易找到的文件，便是香港翻印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中共早已收起了这个文件），毛泽东死后改正了这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共现在已把南共的成就作为先进经验，派代表团去考察学习了。
限于篇幅，无法全面介绍南共七次大会的提纲，只提一个问题，即在下层落实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组织工厂的工人委员会的问题。
「社会主义直接民主」
南共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究竟采取何种实际步骤，反对国家机关的官僚化，与共产党员变成国家的绝对统治者？南纲首先反对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任何企图，它宣布资产阶级民主制不能代替社会主义民主。在业已推翻了资本统治的国家中主张实行那种「纯粹」的民主，纲领认为至少在「客观上起着反革命作用的」。它认为，南国要走的不是回头路，而是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直接民主」。纲领有一段话说：
「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可以暂时采取这样的性质，即将权力极度集中于党的手中，以便建立新政制，并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基本的经济条件。但党的权力不能替代群众的一切创意，也不能替代那表现新社会创造力的种种发展。为此，我们视之为革命胜利后首要任务之一，乃是革命体制继续民主化这个工作以及劝说那些起领导作用的诸力量直接依赖于群众的活动。……
顶顶重要的是这个事实，除非工人阶级获得了对生产和分配事务的直接控制，它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因而也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这便是南斯拉夫组织「工人委员会」的理论前题。自从一九四八年南共与斯大林决裂以后，在南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曾经采取的所有民主化措施中，最重要的要算这个工人委员会制度了。这个制度的目的就是要让工人获得「对生产和分配事务的直接控制」，因而使工人名符其实的「当家作主」。纲领对于这一制度有如下的说明：
「共产主义者一定要对工人委员会的发展予以特别注意，工人委员会乃是社会自治的经济政治机构，通过这种机构，直接生产者们独立地管理各个企业，且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这当然要在统一的社会经济计划的范围之内，且与统一经济体系中所表现的公共利益相符合。工人委员会中直接生产者活动后面的推动力（其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加速生产力量的发展），乃在于他们决心改进个别的，使整个企业增加业务效能，迅速全面实现社会的经济进步，藉使一己的生活条件与全社会的物质标准得以改善。此外，这推动力又在于他们决心在符合劳动人民的总利益的条件下，自由地发挥他们个别的创造才能和嗜好。
工人委员会既不是所有者们的代表，亦不是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者。他们在工作中受着他们自己物质动机和道德——政治动机的鼓舞。正因为如此，这些委员会乃是既反对官僚制度，又反对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斗争中，一件最合适的政治经济武器。」
实际效果
南纲认为要防止国家至上主义和官僚化，必须推行「社会主义的直接民主」。如何实行乃至确保这种民主？它指出，「社会主义的主观因素」，特别是领导革命达到成功的共产党，一定要认识到：「革命胜利后的重要任务之一，乃是革命体制继续民主化这个工作以及劝说那些起领导作用的诸力量要直接依赖于群众的活动。」至于如何更具体地完成这个工作，则纲领提出了下述四种办法：
（一）党和政府不能混淆不清；
（二）党和群众关系不应该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也不应该是先生和学生的关系；
（三）工人阶级必须对生产和分配事务获得直接控制权，为此，必须成立工人委员会；
（四）政治和经济大权不应全部集中于国家机关之手，政治应同时实行区域性的自治，经济则须予「工人、个别企业和其它经济单位以重大程度的独立性」。
原则上，这四种反对国家至上主义和官僚化的办法都是正确的，它们都是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中归纳出来的教训。它们曾是十月革命早期苏维埃制度的特点，它们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消失正标志了斯大林反动的胜利。因此它们的恢复和发展是理应如此的，甚至是无须解释的。但是有两个问题仍须加以阐明，而且某同中国那种党政制度具有极大关系，即是（一），南纲的办法彻底实行的结果，是否意味着党的领导作用被否定了？（二），南纲如此大吹大擂的工人委员会，到底能否有利于社会主义？
第一个问题，党政在权力和活动上划清界限，党对群众不采取统治者态度，党不自封为「万能的救世主」，这非但不会否定党的领导，反而会加强这个领导。因为，命令主义，包办作风，外行领导内行，党员都是群众领袖，书记高于一切等等整套做法，非但造成了笨重而愚蠢的官僚机器，而且使党丧失信仰和威望，根本脱离群众，在群众中引起普遍和深刻的反感。党如果能够严格约束自己对群众的统治和控制的行为，而采用说服方法，主要在思想上和政治方针上给国家机关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发挥领导作用，那末这种领导将是真正的领导，是由群众心悦诚服接受的领导，并非靠威吓和恐怖维持的领导。此理甚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已提供了不少实例，中共「四人帮」的胡非妄为，天安门事件中对群众的滥施杀戮，尤其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已到了倒行逆施的程度。
第二个问题，我们无法得到充分的资料，《大公报》记者的证言也没有详细分析，但根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召开于贝尔皮勒德的「南斯拉夫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材料，铁托演说中引用的统计颇有意义，他说，从一九五〇——五一年至一九五六——五七年这时期内，已经有六十万工人，即全体工人的三分之一成为工人委员会的会员。时至今日，照《大公报》记者的报道，工人委员会们己成为普遍的组织，吸收了所有的工人。又据「代表大会」的统计材料，在一九五〇年一年之内，共有一千零十四名工厂管理人被解职，其中由党决定者占二十名，由国家机关决定者占三百五十二名，由工人委员会及车间工人大会决定解职者为五百另一个。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一九五八年一月，托洛包夫连地方的矿工罢工，反对当地党部的官僚机关，结果南共非但没有进行血腥镇压，反而袒护罢工者。一月以后，南共中央为此发表了给各地党部的公开信，抨击党的官僚倾向。当然，我们绝对无意夸大这些个别事件的意义，也不会天真得全盘接受官方统计的字面意义。但是不管怎样，类似的事情，譬如由工厂工人大会通过决议来罢免厂长，或实行罢工来反对党部而获得胜利，总不能在南国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见到吧。以中国来说，如果工人能通过工厂委员会实在相当的民主权利，总不至让王洪文、马阿六等工人蟊贼坐直升机身居要职，贻害无穷吧，而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也不至成为一纸具文吧。
真正的国际主义
南纲在其第三章之末，曾以整整一节来申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藉以表示他们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者」，亦非「一国社会主义者」。它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都是具体的」，它认为这个原则目前包含两种意义：（一），各国劳动人民在自己国内从事种种斗争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二）支持其它国家同样的斗争，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力量实行团结。同时它又申明：以前，当苏联还是仅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时，保护苏联乃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个义务，可是现在这目标比较宽广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保持正确的关系，相互支持和团结，以及和每一个为社会主义，为和平、为各民族间积极的和平共存而斗争的社会主义运动相互支持和团结。」南共的说法虽不错，但由于它不曾接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两个特征，所以所有说法都成了空话。那两个「特征」是：（一），民族国家的界限早已是资本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打破这个桎梏；谁若以为在民族国家的框子内只要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可以尽量发展生产力了，以至于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国家归于消亡，那是最虚幻的想法；（二），要使各民族国家内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逐一胜利，并使这些胜利了的国家能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团结为一，终于打破国界，则在许多步骤（这些步骤不能一一预见）中最主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成立一个全世界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组织，但南斯拉夫显然没有这种企图。
南纲自然还有其它缺点值得提出批评，但篇幅已过长，姑且重点介绍工人委员会的理论与组织，以与《大公报》记者的访问相印证，中共代表团如果有报告发表，届时我们再来讨论其它问题。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7期，1978年5月号 |
一丁：记冯雪峰（1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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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冯雪峰
一丁
（1978.3）
二月十四日报载：法新社记者访问巴金，他告知记者，丁玲，现年七十四岁，和家人住在山西，她被清算后，曾被遣往黑龙江的一座劳动营，接受二年的劳动改造，还有一个冯雪峰，一九七六年三月死于癌症，死后恢复名誉，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
巴金的话太简略，无法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们这多年来的状况，他们都是在一九五七年前后被打倒搞臭的「右派分子」，剥夺一切职位，从此销声匿迹，将近三十年了。
说起三十年代文艺的功绩，这二人是无法抹煞，尤其是雪峰，他是鲁迅的左右手，和鲁迅一道战斗，一致与以周扬为首，历史上被判为「右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的拥护者为敌，直到今天，这一笔账还以在「两个口号」之名，反反复复的纠缠不清。巴金的话没有说清楚雪峰的恢复名誉，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前或之后，在何种政治局面之下被昭雪的？一九七六年，这是个险恶的年头，二十多年后被贬斥的「右派分子」不会被任何一派重视，如果在三十年代文艺「重估」，周扬夏衍林默涵等人纷纷回朝之后，他们也不会有如此雅量，替一个一手打成「右派分子」的敌人昭雪，这不「狐埋之而又狐搰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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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前后，我曾是雪峰的朋友。我年青，当时还是个浑浑噩噩的小子，但自受过「五卅」的血的洗礼后，我就置身在进步的阵营了。我曾在鲁迅编辑的「莽原」上读了雪峰翻译的石川琢木的诗，大意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议论够了，酒已吃得差不多了，但没有一个人敲着桌子说：「到民间去」！这诗和译者给了我很大的铭感，译者是杭州「湖畔诗社」的诗人之一，他的朋友应修人，早已成为共产党员，我们时时在他北四川路横滨桥天寿里的家里聚会，另一个朋友谢旦如（后来瞿秋白在他家里避难，又由他印成秋白遗著「乱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是个关系密切的同情者。冯雪峰大概是一九二七、二八年之后从北京来上海的，据《双山忆述》，他们都是北京汉花园和马神庙的小名士，这两处地方和巴黎的「蒙玛区」差不多，冯雪峰、潘汉华、王实味、张光人（胡风）、姚蓬子都是那里的文学青年，但这种浪漫的文学生活结束于血的三一八惨案，思想和文学的革命己完成了五四以来的使命，这批小名士大都成为共产党员了。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和别的一批革命者被张作霖绞杀了，第二天报上看见，我的脑子曾经有一两分钟好像失去了感觉，有两三天我好像俗语所说的失了魂魄似地没有一点主意。」正因如此，「虽然我那时候还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受了李大钊同志的殉难的刺激，才加入共产党的。」《双山忆述》谈到「在反动派的加紧压迫下，青年人却以空前的热忱涌进共产党来。在七、八月以前，当我参加组织时，我们大学支部只有二三十人，可是到了一九二六年的春末，人数已突增到了二百多。『蒙玛区』的小名士们大多入了党，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了，此一涌向共产党的人潮，即使在李大钊同志被捕杀之后，也还是继续的。」与雪峰说的正合。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反革命政变，四月二十八日北京李大钊等被杀，使我们在以后几年中成为瞿秋白盲动主义和继起的立三路线的牺牲品。我们在闸北三德坊经营的「通信图书馆」和创造社、世界语学会比邻，在反革命狂潮后，简直荒凉得像劫后余生。
革命失败，盲动消退，我们静下来，但是脑子里充满着疑问，过去，一切服从上级指挥，支部书记以上，就是区委和省委，组织破坏得太多，有时支部会开不成，区委省委时时换人。这时，第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托派，已在北四川路建立了根据地，出版了油印刊物《我们的话》，我偶然遇见其中一分子，原本相识的同乡陆一渊，随后又认识了区芳、张特和史唐，他们的生活艰苦，斗志坚定，我听过他们几次谈话，简直是闻所未闻，那样自由的讨论，也是从未经验过的。共产党的组织生活，在支部会上只有听区委的报告，从没有发挥过自己的意见，我天真地召集了几个接近的朋友，在通信图书馆内请托派讲解过去斯大林路线的错误，谢旦如参加了，随后他又约了冯雪峰参加，我相信那是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据雪峰在《鲁迅回忆》中所说，他在一九二八年在家乡一个中学教书，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十一月逃到上海的。
他在我们的讨论中从未发过言，他虽被通缉，我相信他没有亲身参加过大革命的过程，也没有深切感受反革命的痛苦与悲愤，所以他没有深入这种讨论，一二次之后他不来了。我却深入进去了，不久，在支部会上我反映了这种意见，立刻被视为「异端」，打击了我的积极性，使我极端烦闷。以后，雪峰时时来看我，他来不是为了讨论问题，而是衔了鲁迅之命，在俄文的文学书上，指定几条有关旧俄文学家的注释，转托我的同乡陆一渊翻译，字数从二三十到一二百不等，鲁迅例必致送一元或二元的译费，当时千字的稿费也不过二元，所以鲁迅送的钱是相当优厚的。
那年头，革命失败后的青年人，大多闹恋爱，我也有了爱人，由我介绍入党，正在我们闹托派的时候，一次，另一个支部的党员给我的爱人交了一封信，约她在虹口公园见面，她去了，那个同志提出的问题直接而痛快，说现正指导我们工作的那个省委，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恋爱，要求她和他性交一次，而且要她自己预防受孕。自从我们参加共产党以来，从来没有经验过这种方式的男女关系，即使恋爱已相当自由，性关系已非常开放，也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委省可以向女同志提出如此要求的。他有回信地址，那是狄思威路的大江书铺。我爱人写了简单的复信，说他有如此的需要，她自己却没有这种需要，所以对不起，只能有违尊命了。我记得陪她去时，接信的人还露出神秘的会心的笑容。事后我问爱人的感受如何，她说如果没有我，她会赴约的，她真以为这样也算是对革命尽了责，做了一种工作呢。过不久，我被这个省委开除了，他是广东人，矮而肥，年纪比我大不了许多。当时地下工作不易做，随时有被捕被杀的危险。他面对着我们不免脸红，我的爱人没有被开除，我被命令先走，支部会开下去，我的爱人留着，可是以后她的连系也断了。故事没有完结，一天，我住着的宿舍被英租界的巡捕搜查，记得这是星期天，我正好出去了回来，一眼看见大门开着，几个三道头站在里面过道问话，住在里面的其他人都是华侨，原来这是一所华侨资本开的银行宿舍，我是这银行的职员。我习惯把党的书报文件小心地放在被内，巡捕们以为找错了地方，没有仔细搜查就撤退了。我自己明白后果，转身就到雪峰那里，连夜去南翔朋友家里住了几天，回到上海当然失了业，从此真正从事托派的革命工作了。冯雪峰有一天特来看我，说鲁迅要知道我的做了托派是否和这次的恋爱事件有关？我说这是两会事，绝无影响，但我承认本来不是托派，结果硬被打成了托派，共产党不让人思想，只把不容怀疑的某种意见用榔头敲进人的头脑罢了。
自此，冯雪峰和我路上相见时，即使擦肩而过，不过微笑一下，简直不交一语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我和蒋蘅宋易李白英四人不请自来地去参加，雪峰一见立刻跑过来，我要求旁听，他和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准许我们坐在后边，鲁迅的演说，令人难忘，潘汉年的演说则使我心里好笑，他模仿列宁姿势，别有所指的一手向前伸出，说，「谁说中国革命失败了，红军不是天天在发展吗？」这个不久之前还是浅薄轻佻的小名士，现在居然代表共产党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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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柔石等五个文学家被捕，不久，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空地上被枪杀。表面上，他们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以此资格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杀，实际上，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江苏省委何孟雄李求实等领导之下，反对王明在六大四中全会上篡党夺权。有人怀疑这是王明一系向国民党告的密。柔石死后，雪峰继任改组后的省委的宣传部，他亲自体验过王明作风，那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断送了白区的所有秘密工作。
托派的统一完成于五月一日，不到一个月，领导层除陈独秀外，全体被捕，到一九三四年我出狱时，雪峰已去了瑞金，据他在《回忆鲁迅》所述，「……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上海，比秋白同志早一个月到瑞金，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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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雪峰的名字，是一九三六年的事，他在《回忆鲁迅》中说：「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间从陕北瓦窑堡，通过封锁线辗转到上海，记得到达上海是四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他当然是向上海传达瓦窑堡会议的决议，那知上海的改变路线比延安早，他们已经违背着鲁迅解散了左翼作家联盟，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了。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八一宣言」精神上有很大的差异，「八一宣言」在莫斯科发表时并未得到延安的同意，但王明窃据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这是国际七次大会改变路线的结果，共产党内部有许多人反对「八一宣言」，毛泽东则定出独立自主的路线，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可说与瓦窑堡决议的精神符合的，这不是两个口号之争，而是两条路线之争，斗争的主角其实不是鲁迅，而是雪峰和胡风，在党内长期的斗争（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中，雪峰和柔石一样，始终是王明路线的反对派，迄至今日，这个分界仍有实际意义，试看最近《大公报》陈凡的报道，四人帮打倒后，周扬和夏衍复出，对「两个口号」之争，说的仍多违心之论，他们只能说这是受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不敢说这是受了斯大林命令向国民党作政治上的投降。在当时真正站在左边提出与国防文学对抗的口号的胡风、雪峰等，在一九五七年自然陆续被打成右派了。他们都是继承鲁迅作风的，而且爱作独立主张，这就不能成为毛泽东独尊思想的服膺者，所以毛泽东文艺上的刽子手，始终只有二个人，一个是周扬，一个是姚文元。
鲁迅以他特有的世故，从历史归纳出这样的一个老例：「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前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鲁迅说这话时是一九二六年，当时是北洋军阀时代，后来又是国民党时代，被指为共产党的人，是可以杀无赦的，但在共产党之下，则用的是「托派」，鲁迅、胡风和雪峰，都曾被周扬加过托派的罪名，偏偏在「两个口号」激烈争论时，真正的托派陈其昌写了封信给鲁迅，这时鲁迅病得正厉害，「时虞奄忽」，雪峰（O·V）替他笔录了一封回托派的信，不管这信是否确系鲁迅所口授，最大的破绽，就是应用了鲁迅生平最深恶痛绝的卢布说，诬托派用日本人的钱来办刊物。鲁迅如果是这样的人，就未免和王明成为一丘之貉了。一九三八年王明在汉口用的就是这一招拙劣的手段，诬陈独秀每月领日本人三百元津贴。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对这一重大的事，只用二句话（「……又如破坏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卑污的托洛茨基失败。他认为这是廓清纠纷和划清敌我界限的第一步。…」）轻轻地交代过去，不再述说致托派信中的种种诬蔑了。这种诬蔑，倾倒在狱中的各个出名的托派身上，又如何的不合适，譬如在《新青年》初期鲁迅所佩服的陈独秀，长期编辑《向导》的郑超麟，和毛泽东在湖南省委共同工作的何资深，在汉花园与雪峰交往有素，与周恩来共同工作的王凡西，都是坚贞不屈的革命家，鲁迅和雪峰竟如此为了党派的利益昧着良心说话，这不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吗？
鲁迅死后，一切斗争停止，不久，中日正式交战，雪峰没有跟着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伙走汉口，退重庆，他脱党，回到浙江义乌故乡幽居，却被国民党追辑，囚在出名的息烽集中营里，幸而没有被杀害，解放后又在北京露面了。
一九五七年雪峰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名字又不见了好久，可是他的故事仍没有完，一九六六年第十二期《红旗》，登载了许广平的文章，题目是《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其中多次涉及雪峰，很奇怪，鲁迅的著名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周扬在炙手可热时加了一条批注，说「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现在许广平却说这条「注解」是冯雪峰写的，那么他是自愿为周扬所利用，并在注解中自诬了，这话之荒唐，正和说鲁迅的「答徐懋庸信」由雪峰执笔拟稿一样，雪峰两方面受诬，却无法为自己辩护，真是可怕的不公平！
雪峰死了，「生前是非谁管得，留与后人说短长」，对于含垢忍辱长达三十年的雪峰说来，恢复名誉与安葬在烈士公墓，都不过是多余的事了。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5期，1978年3月号 |
一丁：怀傅雷（1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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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傅雷
一丁
（1978.2）
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初起，我最先得到的噩耗便是傅雷夫妇服毒自杀了！这是新加坡一个年青的华侨教师告诉我的，他怀着余悸，在没有人时悄悄告诉我：他当时正从北京参观完毕回上海，去探望老画家刘海粟，刚好听到傅雷家里的老佣人在电话中的哭诉，说她的主人家双双在床上服毒死了，她问怎么办？当时刘海粟正自顾不暇，红卫兵正在抄他的家，把他毕生所绘的画抛在门外焚烧。他只好叫老佣人去报告公安局。
事后得知，头一天红卫兵去找傅雷，他自知不免受其折磨，夫妇俩就服了早经预备的剧毒的氰化钾，从容地安详地躺在床上死了。
下面的故事是成丰慧女士告诉我的：解放后傅雷夫妇从海外回国，路过香港，成女士问他为什么要回去，忍受得了共产党的统治吗？他说共产党打倒了蒋介石，这政权是值得拥护的，但如果将来的变化不符合他的理想，那么他已预备了毒药自杀，决不受辱。
过了十五年，他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一九五八年傅聪从华沙出走，共产党容忍了他，并未骚扰到傅雷，他仍在从事翻译，但显然，红卫兵一发动，他就当做永不悔改的资产阶级，首先被清算了，他明白这点，所以死在前头，免于受辱。
我无缘认识傅雷，但我的从兄适夷在日本人的追缉之下，曾托庇在他的家中，光凭这一点，我已佩服他的肝胆了。正是无独有偶，一个衷诚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一个毕生忠于共产主义的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前后自杀了，现在看到被称为「牛鬼蛇神」的文化人纷纷复出、真觉得傅雷和适夷死得多么冤枉，他们骨头太硬，容易折断，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吧。
最近杂志上写傅聪的文章特别多，但最好能说明他自己的，是下面一封侥幸保存下来的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这信是傅雷转寄给萧芳芳的，他怕芳芳不明白，特地注了许多解释，我一直珍藏着这信的复本，现在擅自发表了出来，为的是让崇拜傅聪的人能了解他的内心活动，他之被称为诗人钢琴家，与中国文化分不开，与他父亲的教养分不开。
傅雷虽然死了多年，然而，他所遗留给我们的文化工作上的业绩，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第4期，1978年2月号 |
关于组织原则的意见和实例（谷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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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楼国华
关于组织原则的意见和实例
谷和编
目录
·我们如何了解组织问题
·对于海外托洛茨基主义者团结运动之意见
·欧、云和他们一伙的组织观念
·略评组织原则与方法
·论党内制度问题
·致七人临委会书
·复前国际主义工人党四同志的来信
·十八人致常委会的信
·答常委会
·致谷和同志的信
·答复常委会的信
·第二次致谷和同志
·答复叶宁同志的第二封信
·致谷和同志的信
·“致常委会”的复信
说明
革马盟与其他组织未统一以前，我从革马盟主要领导人对组织问题的了解，深感忧虑，写了第一篇文章，征求连根同志意见，连根同志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要求联署，嗣后我们多次写文章阐释组织观点，但并未得到其他同志响应。统一后唯一争论实质上就是组织问题，我觉得常委会的观点，实际上自是一九四二年五月托派再分裂时，由彭述之所领导的多数派的组织观点，争论并无结果，历史仍在重演，我个人在八月初宣布退出组织，现在将所有文件彚印，供有志于革命的托派同志们参考，希望同志们能从理论与实际经验上获得结论，为确立第四国际的组织原则而斗争！谷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们如何了解组织问题
连根谷和
再统一后的托派组织，如果没有符合第四国际规定的章程，仍然空口说说“民主集中制”，那么将来不可免的依然会陷于分裂。
中国多少数两派的分裂，开始于一九四○年初对日战争性质的争论，结束于一九四八年终各自成立托派的组织，多数派成立了“中国革命共产党”，但在写了漂亮的决议和“组织原则和方法后”之后，主要的领导人即刻逃离了上海，置党员与革命工作于不顾，少数派成立了“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对于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革命工作，作了安排，领导机关坚持原地斗争，派连根·谷和去港对外联系。国内组织维持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深夜全体被捕为止。如果说到托派的传统，那么少数派同志真正负起了中国托派的旗帜，并尽了最后的责任。
我们现在不想在此批评多数派政治上的错误（连根同志早已在《迟些胜于永不》长文中作了详尽的批评），只想就组织方面违反第四国际章程之处提出讨论，香港的多数派组织——中国革命共产党最近统一运动中重新提出一九四八年刘家良起草的《组织原则与方法》，作为此后共同的组织纲领的基础，我们且看它的具体意见如何？
《原则与方法》本身是多少数两派政治斗争的产物，其中充满了对少数派的斥责词句，譬如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意见就是如此。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党的组织原则，斯大林如此说，毛泽东如此说，第四国际如此说，中国托派当然也是如此说。我们且不谈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于民主集中制的了解与运用，只谈中国革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了解与运用。
《原则与方法》说：
“第一，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党是生长在现社会中的，它不能不经常在各种各式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反映各异阶级或无产阶级各种成分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总是通过党内各种不同成分表现出来的——每一个党员就是党与社会接触的触须。因此，党只能让每一个党员保有高度和充分的讨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才能使党内的无产阶级倾向与革命的传统得到发展的机会，才能加强党的教育与提高每一党员的理论水平，才能于紧急关头克服党内的危机（而这一危机又是每一个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无误的反映），改善党的成分；——而且，最后而又最重要的，只有充分的党内民主才能及时的改正错误，形成一个正确的政治领导，……二十余年斯大林官僚主义的试验已在历史上造成一个可怕与悲惨的教训。第二，但党内民主之具备上述的伟大作用，它之成为强有力的杠杆，只有当它有机地与“迅速集中多数意见，付诸实行”的行动观念组合起来，方有可能。永远得不到集中意见的民主，无限制的讨论自由，只能把党解释为一个无生机的讨论俱乐部，使它丧失一切战斗和行动的机会。凡是追求四度空间的民主——在本已松懈而毫无官僚主义物质基础的幼弱的无产阶级党内强调民主而特别仇恨集中领导的倾向，其主要根源是出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其主要作用是拒绝行动，其唯一后果是使党趋于混乱和瓦解……”
这段话充满了表面的正确与实际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式的错误。第一，它认为在理论斗争中居于少数的意见，一定是异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反映，须经“党内民主”加以改正，改正后的领导必然是代表无产阶级，它否定了列宁在党内理论的政治的斗争中时常居于少数的事例，而一九一七列宁的四月提纲在党内并未一下子就占多数。它斥责斯大林，但斯大林所吹嘘的多数的正确领导，也是通过“党内民主”的。谁都知道，这种“党内民主”正是“组织手段”之一；第二，限制少数派的“讨论自由”，强调“集中”的结果，这是假“民主集中制”之名，行官僚专断之实。这种“多数”并非代表正确，有无数历史证明，正确的往往是在失败的少数一边。苏联共产党内的左派反对派就是显明的例子，在斯大林特务控制之下，托洛茨基的正确意见从来无法在党内争取多数。
中国革命共产党在未组党前，与“少数派”都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成员，当政治争论发展过程中本无多少数之分，只当彭述之刘家良企图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政治争论时才分出多少数来，中国托派与斯派的斗争虽已有长远的历史，但参加托派的年青同志既无此种斗争经验，在抗战发生后如何进行工作及抗日战争纠缠在世界战争（太平洋战争）后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也没有理论上的准备，“少数派”提出的意见，尚未得到全体同志的深入考虑，彭述之刘家良已急不及待地要结束讨论了。他们利用广西、温州、山东、香港派来上海学习的年青同志，指派代表，于一九四一年夏召集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占六分之四的领导同志如郑超麟、连根、陈其昌、谷和等同志不同意如此仓卒召开代表大会，认为这不过是用斯派的组织手段，遏制党内的政治讨论，如果召开，决定不出席会议，结果彭刘二人布置的代表大会召开了，广东代表焦励夫投票选举连根同志为新的中委，受到彭刘训斥，他们认为抱有“错误意见”的同志不能选入领导机关。焦同志现仍在港，可以证明。被选新中委五人中，广西代表毛鸿鉴、上海代表蒋振东立即辞职，宣布加入少数派，少数派提出在机关刊物“斗争”上辟讨论栏继续发表双方意见，被拒，不得已自行油印刊物“国际主义者”，阐明抗战变质及在抗战中进行革命的主张，多数派即宣布少数派不遵守民主集中制，自动脱离组织，直至今日，三十余年不曾复合。其间经历日本投降、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等历史巨变，由少数派领导的在国内的托派秘密工作，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年廿一日深夜被消灭。
上面引述的《原则与方法》的话，就是此次争论及分裂的反映，它借口禁止“无限制的讨论自由”，封闭了少数派正式发表意见之门。
《原则与方法》写于一九四八年，作者明知这种手段不符合第四国际章程，它勉强用如下的话辩解：
“一个具有认真的政治原则立场的党内派别，如果它尚居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便应当一面服从纪律，对外与党的多数保持一致的行动；另一方面则在党内从事于耐心的说服工作，绝对不应以不同的政治意见为借口，向党的多数派用哀的美顿主义，破坏党的纪律和内部的和谐（如拒绝工作、拒纳党费……等），以致引起分裂的危机。这与党的多数不能开除或任何手段来压制，排挤少数倾向一样。……”（《原则与方法》第九页）
说过这种漂亮的话以后，它就限制少数派只能在党内公报发言，而且劝告少数派必须顾及党的物质条件与客观环境，不能任意提出过分的要求，这话的实际意义与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在多数派控制下的党组织，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不仅没有什么“党内公报”，连创刊于一九三六年的机关报“斗争”也停刊（以后一直没有复刊）了。《原则与方法》的作者当然不会说明这种事实，他忙于斥责少数派。
“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往往企图把党的机关报溶解为无所不包的自由主义刊物，因而最后走到“越过党的头”，出版与党机关报平行的独立机关报，把党降为无所不包的孟什维克组织，结果造成分裂。中国第四国际党在这一问题上坚决地排斥盘纳姆——夏克曼——意因——连根过去所表演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作风，彻底肃清一切离心的、对党失败的无原则的分裂主义者。”（《原则与方法》第十页）
谁是代表真正的无产阶级，谁是忠实于托派的革命事业，在中国革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有了最好的证明。解放军还在徐彭会战，长于说漂亮话的领导者们，早已尽室而行，在香港勾留年余，便取道越南，到巴黎继续“革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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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不说自命为代表中国的“中国革命共产党”，在香港的工作表现与组织溃散状况，现在统一运动正在进行，年青的新的革命干部正在成长，我们认为未来的托派组织绝对要遵守第四国际章程的规定，特别对待在政治上可能形成的少数派别，更必须依照第四国际章程处理。
国际托派组织，在托洛茨基同志领导之下，扩展了民主集中制，我们认为第四国际章程如下的章节，必须采用在香港托派的组织章程之内。
“第四国际真正信仰而且身体力行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它的内部生活，与斯大林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官僚化政党成为鲜明的对比，在那些政党里，一切思想派别或派别组织都受到禁止——只除了控制着党组织的那一派。第四国际鼓励并且教育党员们要有批评的眼光，教他们不带成见地观察其他组织的发展。在第四国际，思想自由有一极实用的目的——有助于保证干部的才智达到尽可能最高的水平。它有助于防止党硬化，使它易于了解新潮流和新发展。也就是集思广益的最有效的方法。
第四国际定期地举行世界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来确定它的政治立场，在大会上根据多数作决定。出席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国支部根据文件进行自由民主的讨论之后，用民主方式选出，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参加这种讨论，并且保证有权形成派别。（《过渡纲领》第四三、四四页）
决议由多数票通过。少数派有义务执行多数的决定。但少数派有无可争论的权利根据确定的纲领形成思想派别组织，并享有种种民主权利，例如：
在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前讨论问题，向全国党员提出他们的见解。
适当地根据他们在政治上和数量上的重要性，在领导机关内获得席位。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少数派，不论它多么微小，都有权在领导机关取得席位。也不是说少数派享有比例代表制的权利。第四国际遵守多数领导制，而这包括多数派有权在涉及尖锐分歧的时候，保证有不受阻扰的多数票。但多数派也有义务保障少数派的权利，而这意味着少数派不致因为具有少数派的见解而受到惩罚。（《过渡纲领》第八三、八四页）
中国革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曲解，对少数派权利的蔑视，结果只能造成分裂一途。这种情形已数见不鲜，有时表现为个人式的脱党，这都和他们斯大林式的党制有关。以最近的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为例，第十章“党纪的执行”，第一节规定“全党各下级机关及党员均应遵守上级机关之一切决定，如擅自违犯，即应受纪律的制裁。”这与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党章无异，即：“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是由此产生的，共产党的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是由此产生的。
但中国共产党至少在党章上还能尊重少数派的保留意见，它规定“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级直至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中国革命共产党则简单规定（党章第十章第七节）：“党大会已议决之重大问题，只有经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或三分之一以上的党员要求，或在下届大会前之讨论期间中，方得重新发动全党讨论。”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委员会势必压制个人或少数派提出的不同意见或批评，即：只有集中没有民主。
中国革命共产党在党章中特别着重“党纪的执行”，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比之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规定得更详细，比之第四国际章程规定得更苛刻，但对党员动辄以党纪相加，并不是团结党员的好办法，中国革命共产党中被指为违犯党纪的人，有岑建勋、陈兵、游华，他们都是积极工作而且具有领导能力的好同志，他们脱党以后，仍是托派的中坚分子，其热衷工作的献身精神足为青年同志效法的。
此外明显地违犯第四国际章程的一点，而且极为严重的一点，是彭述之对于中国革命共产党的支配力，他可以凭个人意志撤换组织的负责人，他可以指定人代表他在代表会上发言和举手表决，他一九四八年离开香港后，一直在国际上以中国代表自居，按照第四国际章程规定：“一国支部的党员在别国居住超过六个月而该国有支部存在时，必须转入该国支部。”彭述之的革命历史纵使可以永久保持与中国托派的精神连系，甚至保留中国托派的成员资格，但由于长期脱离实际工作，自不应遥领中国的托派组织，更不能代表中国的托派组织。
还有一点，资产阶级有流亡政府，第四国际不可能有流亡支部，中国革命共产党迄今仍以全国代表自命，这与国民党的全国人民代表有异曲同工之妙。
未来统一的托派组织，只能是香港区域的组织，托洛茨基多次教导我们，要以真名称呼实物，我们批判地继承托派的传统，但绝对舍弃组织上的正统观念，这种观念只造成宗派主义，却不能防止党的硬化。
连根·谷和一九七八年二月九日
参考资料：双山回忆录——“四派统一”及“组织再分裂”二章
郑超麟著：《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序
刘家良：组织原则与方法
过渡纲领第四国际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章程
中国革命共产党党章（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对于海外托洛茨基主义者团结运动之意见
连根谷和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开始于一九二八年，全国性组织成立于一九三一年。它分裂于一九四二年，最后被中共政权消灭于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二年以后，中国的托派运动在香港地区虽还活动了一个时期，但这只是余波荡漾，渐趋消竭，待到五零年代之末，这个运动除了极小一点思想种子外，组织上实际不复存在。
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之处，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新危机的到来，又由于国内因文革而暴露出来的中共统治的严重矛盾，香港青年逐渐趋向政治化与激进化，其中最先进的一部分更终于走到了托洛茨基主义。因此，这个地区的托派运动再度获得生机，有了复兴之兆。
与此同时，也就发生了香港托洛茨基主义者如何再组织起来，借以进行活动的问题。
当时我们曾经建议：由过去二派（或可说二党）的留港残余，配合新生力量，且以后者为主力，成立一个共同机构（见我们向第四国际第十次大会的具体建议），可惜，主要由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未够成熟，也由于“中革共”一些同志的正统观念作梗，这个建议始终无法实行。结果，五六年来香港的托派同志一直分散活动，各自作战。以后虽有大好时机（例如文革后果、毛周逝世、四人帮下台等），却不曾给我们的运动带来政治上与组织上多大发展。
在过去，中国托派以及全世界托派，虽有正确的革命纲领，却始终不能干涉事变，更谈不上领导革命。这个事实，若从主观方面来看，其重要原因之一乃在于“有质无量”，即人数太少。在任何国家内（锡兰曾一度构成例外），托派都不曾能建立起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何以故？原因当然也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观原因，即是：对外教派态度太重，对内分裂倾向太甚，思想上太拘拘于细微之争，组织上还摆脱不掉斯大林曲解了的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观念。这种消极情形，如果国际托派真想有些成就，确非立即加以改善不可。近年来第四国际正是看到了这个毛病，在许多国家推行着社会主义力量的统一运动。
目前香港正在进行的运动，乃是整个国际企图团结革命力量，建立托派群众性政党的一个反映。我们衷心拥护这个运动，不过为使这个运动终于能够成功，防止它变成无结果的争吵起见，我们认为有必要及时将自己对各个问题的看法，提出来与同志们交换意见。
首先我们要谈的是由谁来主持团结以及团结谁的问题。“革马盟”提出的文件“中国托派运动统一的基础”，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它说：“就实质意义上，中国托派运动的统一，便是指处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把分属于中国革命共产党、革命马克思主义等同盟、和代表着国际工人党的政治传统的若干同志、以及其他的个别托派同志团聚起来……可是就统一运动的具体形式而言，主要将会表现于中国革命共产党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等同盟的合并上。”
这个回答，比之于过去由中革共一贯代表的正统态度是极大进步，我们欢迎。不过，我们觉得它仍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譬如，“实质意义”与“具体形式”之间有了矛盾。实质上要团聚的是四类托派同志，但具体合并的却只有二类，其他的二类应该怎么办？还有，有一个托派组织，即存在和活动了将近三年的“复醒”社，虽然它活动的地区不在香港，但它确是海外中国托派团结与扩展的一个有力组织，为什么要将它排拒于此次团聚运动之外？
这些不足之处，应该及时加以补救。
补救之道，我们以为第一，由于事实上困难，目前有关团结的具体会商，虽不一定要有过去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成员与复醒社的代表参加，但必须尽量征求和采纳他们的意见。第二，未来的团结大会，不应由中革共与革马盟二方的代表大会，而应该是包括一切海外托洛茨基主义等的积极分子会议。
关于第二点，得作略为详细的说明。所谓代表大会或全国代表大会，总是指在比较正常的情形下，由全国范围内各层组织从下而上地推选代表而召开的会议。这样的代表大会，在中国托派的历史上，严格说来只有一九三一年召开的四派统一大会。从此以后，每次组织遭到破坏，一些幸存的同志们为了重建领导，恢复组织，总是只从当时当地可以接触到的积极同志中推派（甚至是邀请）代表，权宜地召开一次非常的积极分子会议，成立临时性的全国领导机关。我们这样做，总是“以真名称呼实物”，从来不愿冠以什么“全国大会”或“全国中央委员会”一类虚伪浮夸的名词：这个传统，由于一九四一年被彭述之等召开所谓“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终断，而到了一九七七年由中革共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到了极点。（试问：仅由少数香港托派中的一部分同志召开的会议，怎能代表全国？如果不代表全国，又怎能称为第四？）这种名不副实的作风，绝对不是细小问题，归根结底它乃是官僚形式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重大分歧点。现在我们提到这些，并不是要清算这笔旧帐来阻碍团结，我们提及此事，只是希望下次召开的团结会议，在对于如何召开，如何称呼与如何看待新产生的领导等方面，要恢复中国托派的老实传统，力戒虚浮而已。
现在我们想谈另一个问题：何时团结与用什么基础来团结？对此问题，中革共的答复是：不能马上统一起来，反对把许多意见留在同一个组织内进行讨论。他们主张先由“双方就有关‘纲领性立场’的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和当前的工作路线问题提出讨论大纲，交付双方组织同时进行全面的讨论，随时总结讨论中的共同结论或歧见”。然后，“如果双方歧见不影响原则性立场”，则“双方根据讨论中的共同结论，起草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和当前的工作路线方向，定期召开统一大会”。“如果在讨论中发现原则性的分歧，同时任何一方不能保证服从大会决议……”那就需要决定把讨论延长……。
这个态度其实只是四十七年前中国四个托派未统一之前某些反对“马上统一”论的回响。这种表面上冠冕堂皇的道理，究其实，只是不愿与人团结或拖延团结的借口。当时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这种意见。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写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上，他写道：
“有几封从上海寄来的信。提出下面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把各地组织完全统一起来，合并各派机关报，并在已经实现了的统一基础上召集大会呢？还是在统一的反对派内部让各派继续分别存在直至一切策略问题完全解决为止呢？对这些组织上的事情，我在远方很难贡献意见，也许我的意见到时，已经太迟了。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要高喊说：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不要太拖长了统一的准备工作，因为不然，你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去制造一些人为的分歧意见。我这句话绝不是说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绝不是说你们（恰切地说：我们）已经有保证在将来不会发生分歧的意见了。不是，毫无疑义的，明天或后天将提出新的任务，亦即是说将发生新的分歧意见，无此，革命党便不会发展，但这些分歧意见，在统一的组织内将产生新的派别分化。不应该太过于长久地回顾昨天，不应该止步不前，应该走去迎接明天！”（见中文新版《中国革命问题》第一七五——一七六页。个别字句依英文本校改）
托洛茨基的这一番话，当时曾经直接促成了中国四个分裂的派别完成统一，它是否也适用于目前海外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团结运动呢？反对派一定会说，不适用。因为一九三一年的情形和一九七八年的情形根本不同。托洛茨基的忠告在当时是正确的，却不能适用于今天。是这样的吗？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一九七八年海外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情况和一九三一年中国的托派的情形当然大不相同。在哪些地方不同呢？很多。这里且说两点。
第一，数量上相差太远。当中国四个托派在一九三一年合并时，总人数估定为三百八十人（我们的话一百五十，无产者社一百二十，十月社八十，战斗社三十）。现在的海外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包括中革共、革马盟、复醒社以及国际工人党的遗留成员，我们相信不可能超过五六十人。（如果依照严格的思想标准及组织章程来决定成员资格，则这个数目将更加小得可怜！）然则，人数达到将近四百的四个派别可以“马上统一”起来，为数只及七分之一，或八、九分之一的人却必须长期进行“适当与严肃”的准备，天下宁有此理？
据我们看，今天海外托派人数极少这个不同点，恰恰更加适合于托洛茨基当年提出的“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的劝告。
第二，原则性的争论比当年少得多。在一九三一年，争论于四个反对派之间的重要问题，据托洛茨基在那封信上提及的就有六项之多，其中有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否相同问题，不断革命与“民主专政”问题；红军问题；国民会议与苏维埃问题；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在最近将来有何种可能前途问题。可是现在呢？多少年来争论于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的几个问题是中共胜利的原因，中共的阶级性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性质问题。关于这几个问题，有的业已解决（如国家性质，今天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中间已经没有人说它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产主义。注1），有的虽未解决，有如关于中共胜利的原因，即尽可以在一个统一组织内继续讨论的。关于毛泽东主义以及毛派组织的认识问题，今天在第四国际中，以至在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依然存在着很多歧见，这些歧见并不会也不应该妨碍同志们的统一团结。
革马盟提出的“基础”，把要求大家同意的问题归结为如下几个：1、承认中国第三次革命，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且按照不断革命前进；2、确定中国新政权为官僚变态的工人政权；3、确认中国未来政治革命的必要性；4、说明政治革命的主要内容，无论质上或量上都将要扩大民主权利；5、第四国际在未来政治革命中的作用与任务。
这几个问题，“基础”虽然在说明的时候常有若干不甚明确与值得商讨之处（注2），但在基本上，它是符合托洛茨基与第四国际大多数立场的。我们相信，在现有的海外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中，不会在上述问题中抱持截然相反的见解。譬如说，有谁说今天的中共政权是健全的工人政权因而根本否定政治革命的前途呢？没有。至于“基础”中提出的其他立场问题，有如关于香港、澳门与台湾的问题，我们认为根本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即使有（例如“基础”关于台湾的看法），也只能算是目前一些同志接触同一问题的程度不同，远不曾发展到原则之争。
因此，就政治与经济的分歧看，托洛茨基于一九三一年给中国同志的劝告，也适合于一九七八年。而且更适合于目前情况。
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积极响应托洛茨基当年的号召：把我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千万不要制造人为的障碍了。
最后我们提议：目前在香港进行的那项工作，不要称为中国某党与某派的统一运动，而应称之为“海外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团结运动”。将来产生出来的新组织，我们不主张命名为“中国××党（原国际中国支部）”，而应该老老实实、名实相符地称之为“海外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小组（或同盟）”。我们这样主张，绝不是要在名字的小问题上兜圈子，而是要纠正过去某些同志的不正确倾向。团结后的新组织，无论从那一角度来看，都不过是过去中国托派的孑余与未来中国托派的先行等所凑成的一个小部队，它完全处于主战场（中国）之外，其任务只在于整编和准备。它可能是中国未来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础，但今天它还不是这样的一个政党，它是未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预备组织，但今天它还不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自从苏联境内左派反对派的力量被全部消灭之后，托洛茨基便不再使用“国际左派反对派苏联支部”的名义。这绝对不是文字上的拘泥，而是有关乎革命作风的重大问题。在这里，它让我们看到了革命等的实事求是精神与官僚政客的吹牛浮报作风的显明的区别。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首先必须做到托洛茨基要求于每一革命者的那一种道德：“以真名称呼实物！”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连根·谷和
注1：即使仍有人主张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产主义，依据托洛茨基主见，证以目前第四国际内部的实况，也不构成不能统一的理由。
注2：这些地方，中革共提出的对案上有的批评得对，有的指摘得不对，但无论对与不对，大体上只限于对托洛茨基文字的引证和解释上的出入，并非原则上的分歧。
欧、云和他们一伙的组织观念
谷和
香港托派的“统一”运动，主要当然需要政治问题上的一致（这并不妨碍少数同志保留不同意见），其次必需有符合第四国际章程的组织观点，我和连根同志对这个问题已连续提出了三篇文章（《我们如何了解组织问题》、《对于海外托洛茨基主义者团结运动的意见》、和本期刊出的《略评‘组织原则和方法’》）这三篇文章主要是批评RCP的组织观点的，连根同志最近又译了托洛茨基批评六大的有关组织的段落（《托洛茨基论党内组织问题》）以供同志们参考。
RCP的组织观点，在刘家良的《组织原则与方法》决议案中有具体而集中的表现，最近RCP发表欧、云致葵的信，更突出地重复了这种观点，这信写于三月廿六日，现在拿出来发表，显示RCP对于统一问题改变了态度，其中对于陈、游、吴的个人攻击，让他们自己去答复，我只谈谈这信中不正确的组织观点：
“……如果在革命组织内有人只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工作方面犯错误，即令是严重的，我们都主张给他以‘机会’，即经过讨论和批评或自我检讨去改正其错误。”
上面所说的“我们”是太上皇式的欧、云二人和其影响下的RCP中委，他们自居于能作裁判人的永不错误的地位，他们能给人“机会”，让人们去改正“错误”，但永不让犯“错误”的去申述他们对政治和组织所抱的不同意见，而且绝对不允许第四国际章程内规定的少数派应有的权利，他们无时无刻不使用“党纪”这根棍棒，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信中说：
“你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以‘中国托派统一’为名，事实上，从RCP分裂出去……这种违反党纪而毫无原则的‘统一’或‘合并’，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凡是忠实而为革命负责的，在组织问题上采取立场，尤其行动时，必须十分审慎，因在组织上犯错误而脱离党或被党开除，是很难挽回的，因为革命的组织不是俱乐部，可以随便进进出出的。……”
“……一些轻浮的年轻人，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学校出来的人，总是轻视党，认为可以随便加入或随便脱离一个党，或另外拉拢一些人组织党，或拉拢别的小组织，成立‘统一’的党，但这样的行径是绝对不会成功的，结果往往消失于阴影之中。”
上面的引文，是欧、云信中的主要点，但他们完全不明白，他写信的对象都是经过RCP成长的青年人，他们的政治成熟性超过了领导层，他们对于统一的态度，完全基于客观认识的需要，只因为RCP的关门独尊主义，他们才超越组织要求与另派统一，这要求不但出于工作的需要，而且为第四国际所支持，欧、云使用任何恫吓的语言都不可能阻止这个统一要求的实现，托派是现在最有自觉、最有责任感的分子的集合体，用斯大林式的党纪（我们已在发表过的文章中发挥了这个观念）来范围他们对统一的要求，这是无济于事的。
经过RCP组织观点的洗礼，年青同志们一定会更认识第四国际组织章程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不仅超越了斯大林毛泽东的了解，而且超越了欧、云和RCP的了解，民主集中制不是单靠纪律来维持的，一个革命团体是否永远成为革命的组织，不完全依赖组织，主要依赖政治的正确领导，与革命者本身对于政治与组织的自觉服从，把社青社的同志们看做从事拉拢的、轻浮的、无政府主义学校出来的人，欧、云先生太盲目了！
一九七八·七·十三
略评组织原则与方法
连根
该文章前三段因复印件模糊不清，故漏下了三段，在此注明。
一切谈布尔什维克党制的人一定谈“民主集中制”，但实在说来，这个原则本身是抽象的，而且也不能算是列宁的发明。决定问题前大家讨论，决定问题后少数服从多数，这办法早已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就形成了。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个原则也几乎为任何一个流派所承认——至少在口头上承认。考茨基与马尔托夫不会在原则上反对，斯大林与毛泽东更是从来拥护。那末为什么在事实上会产生如此不同的后果呢？
主要原因是组织路线对政治路线的从属关系，是后者决定前者，不是前者决定后者。
其次，因为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如何才能真正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必须视其具体的解释与应用而定。
说正确的党制等于充分民主加高度集中，这只是一个抽象的代数公式。要使这个公式具有真实意义，还必须将X加Y这两个代号变成具体数字。换句话说，必须具体说明在什么情况之下，党可以有若干民主与若干集中，这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候必须偏重民主，什么时候可以偏重集中，同时还必须说明用什么具体方法来实现充分的民主，或严格的集中。
没有这种具体说明，光是说既要民主又要集中，不但毫无实际意义，而且，更坏的，其结果总只是变成一切野心家，例如斯大林与毛泽东等，实行其个人独裁的一种借口。
列宁在二十世界初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设想出一套正确的组织原则与方法，完全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他一方面针对着俄国专制制度的客观环境，另一方面鉴于革命者一边那种散漫的与玩票式的“手工业者”的落后状态，于是提出了他为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由革命职业家组成的、能和专制政府作真实斗争的党的组织与方法。为达此目的，他并不如一般人所说，简单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不是的，他提出的毋宁是一个极度偏重于集中的，因而是完全适合于当时环境需要的组党原则。并且十分详细（甚至是琐碎地）规定了如何实行这个集中行动的办法（见《给一个同志的信，谈谈我们的组织任务》，中译本列宁全集第六卷二○四页至二二一页）。
由此可见，列宁决不曾空空洞洞地提倡民主集中制。自从一九○四年以后，直至他逝世为止，他的组织原则与方法一直都是具体的，随着客观条件与革命需要而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倚轻倚重，并且总是具体明白地规定，如何倚轻，如何倚重。
所以对于今天的列宁主义者来说，在组织方面的最重要问题，乃在于具体规定：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如何体现这个民主集中制，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有利。
我不想在此地详细阐述这个问题，而只想简短地说出我的几点意见。
首先我得说明：在目前的国际形势（无论国际的与中国的）下，工人和一切劳苦大众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最感疑虑，因而阻止他们热烈拥护这种运动，甚至使他们积极反对这种运动的重大原因之一，便是斯大林假列宁主义之名（包括他的民主集中制）在数十年中所实行的官僚专政，便是由共产党当权的各个国家的官僚独裁，便是各国共产党那种异常专横的、名为“民主集中制”的党制，这种党制的最大特点，便是党内不许有派（以及党外不准有党）。
因此，为了世界革命利益，也为了中国往后革命的利益，中国未来的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在其组织原则与方法方面，即在民主集中制这个公式上，一般说必须偏重民主。
如何偏重呢？具体说来有如下三个要素：
（一）党内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持有不同意见者可以组成派别；
（二）居于少数的派别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多数；
（三）多数派必须尊重少数派权利，包括允许少数派在领导机关中占有适当席位。
《组织原则与方法》的作者不敢明白反对党内有派，但他反对“缺乏政治和原则基础的派别”，宣布他们“只能是种无原则的阴谋性的小组织”。这样一来，他在事实上排斥党内有派的可能。试问在过去各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中，那一次的少数派不曾被当权派宣布为“无原则的阴谋性的小组织”因而加以打击、消灭，并实行了组织毁灭与人身毁灭呢？
《组织原则与方法》又说：“由于无原则的小组织斗争不断发生……，结果……总是对不可靠分子甚至敌人的间谍大开门户，过去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之遭受敌人破坏，大都是内部无原则的小组织斗争的直接后果。”（见《组织原则与方法》第八页）。这样的叙述和宣告不但不尽事实，而且让我们嗅到了莫斯科审判案检察官的杀气，也让我们想起中共人民法院的审判。
从组织被敌人间谍所渗透这个事实，立即联系到“无原则的小组织”，并企图以此作为党内不许有派的理由，那是非常有害，非常危险的。
《组织原则与方法》对于我们上述第三项办法公开表示反对，并且付诸实行。在该小册子第七页上，用粗体字印着这样的话：“领导机关只是党的多数政治、组织意见的集中，因此它也就是革命的集中主义的体现物。”作了这种肯定之后，他们在通过此一文件的大会上，在选举领导机构时，便不让占旧领导机关六分之四的多数有任何一人连任，并且对投票推举少数派的人严加斥责。
这是公然违反布尔什维克传统的，也公然违反第四国际组织章程。根据第四国际组织章程，居于少数的派别，应“适当地根据他们在政治上和数量上的重要性，在领导机关内获得席位。”（见中译本《过渡纲领》第八十四页）。
今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原则与方法必须明白确定这一点，并做到这一点。
其次，我想谈谈党的机关报问题。
对外的机关报是否只能是多数派（或总书记个人）的一言堂？是否它的每字每句都必须代表多数派的总路线，有如今日苏联的真理报与中国的人民日报？我认为绝对不是。当年的“火花报”不是如此，列宁当权时期的真理报也不是如此。做到如此这般“党的集中对外宣传的喉舌”，恰恰是斯大林主义官僚堕落的一个最清楚的标记。
那末机关报难道是一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杂志吗？当然更不是。然则，既然要机关报不成为“高度集中”的一堂言，又要它有效地宣传代表全党的多数意见，应该怎么办？我觉得目前第四国际主要刊物上例必标明的那个方针，已经给了我们答复。那个方针是：“凡署名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正式意见。”换句话说，只有不署名的社论与文章，才是本刊（亦是本党）的多数正式意见。言外之意，即本刊除集体意见外，还有个人意见。
最后，我还想约略地再指出两点：第一，说党内的派别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反映着社会上异于工人阶级的意见，这在较宽较长的意义上是对的。但应用这样的分析时，我们必须注意：它并不意味着占了多数的一派一定代表无产阶级，成为少数的便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或甚至资产阶级。这样简单的“阶级分析”，实际上不过是中国“成王败寇”这个传统观念的翻版。它绝不利于党内各种意见的“争鸣”，却最能毒害各派之间原本健康的关系。第二，一个革命党及其领导人的权威，一定要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自然地与逐渐地造成。当事实上还不曾有这种权威的时候，企图人工地培植“爱党主义”，结果最多只能造成极端的宗派主义，蓄意树立领袖权威，即使终于成功，也只能造成丑陋的斯毛式的“个人崇拜”。在新组织的新的组织决议上，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写在里面。
一九七八年五月廿二日
论党内制度问题
托洛茨基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问题，与纲领和策略问题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纲领草案上，却只是顺带地触及了这个问题，它只说了必须“保持民主集中制的最严格的革命秩序”这么一句话。这是纲领上用以确定党内制度的唯一公式，而且是一个全新的公式。我们知道党的制度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上的。民主集中制的含义是：党在行动中必须在一个由选举产生并可加以撤销的领导机关的全权领导之下，服从其铁的纪律；同时党又必须享有讨论、批评、表示不满、选举与罢免的充分机会。这不但是民主集中制在理论上的前提，而且在实践上也曾经实行了的。如果，民主的意思是指党对其所有机关拥有主权，则集中的意思便是指保证党的战斗力的那种正确建立起来的与自觉的纪律。可是现在，那个经得住整个过去时期考验的有关党内制度的此一公式，却给加添了一个全新的标准，即所谓“革命秩序”这个标准。好像单单民主集中制已经不够，好像党现在需要某种民主集中制的革命秩序了，这个公式简单地将“革命秩序”这个新的自满的概念置于民主集中制之上，亦即置于党之上。
革命秩序，而且还是“最严格的”秩序这个概念——这个置于民主概念与集中概念之上的概念，究竟有什么意义？它的意思是说，一个对党完全独立的党机关，或者一个渴望对党完全独立的党机关——一个自满的、自以为离开党的群众，且违反党的意志，却能够保持“秩序”的官僚群，践踏党章，延不召开党的大会，或在“秩序”需要大会时，它能随时将党的大会变成简单的虚伪机构。
很久以来，党的机关就想提出（并且循各种曲折的道路来提出）一个凌驾于民主与集中之上的“革命秩序”的公式。在已往两年中，党的大多数负责代表曾经向我们提出了好多关于党内民主的定义，其实质都是要把民主与集中的意义贬降为对上级机关的简单服从。人家在实际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远远地向这一方面走去。可是窒息了民主的，仅辅以空洞民主的那种集中，乃是官僚的集中主义。当然，这样的“秩序”势必要用民主的外表与仪式来掩护；它一定要藉上面散发的通告来鞭笞，还得用刑法第五十八条（注1）作威吓来命令人家“自我批评”；它一定要不断证明违反民主的并不是上面的领导中心，而是所谓下面的“执行者”，可是对于这些人却从来不真正加以追究的，因为每一个“执行者”对于他所有的属下而言都又是领导人。
可是这个新公式在理论上是十足荒谬的。它表示出它的既新且谬，因为它的产生，仅仅为了要满足某些业已成熟的需要。官僚机关创造了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则使官僚机关变得神圣。
这个问题与派别问题密切结合，不能分离。在每一个争论问题上，每次有了不同意见，不论是苏共或共产国际及其所有支部的领导与官方刊物，总是立即把问题转移到派别问题上去。没有暂时性的思想派别，党内的思想生活便不可想象。在这方面，谁都不曾发现出任何其他方法。有些人曾经想去寻找一个方式，（能使党内既不分派而又有思想生活），结果总只表示出：他们的方剂等于党内思想生活的绞杀。
当然，发生派别与意见纠纷都是一种“祸害”。但是这种祸害成为党的发展的辩证法的一个构成部分，正犹之乎毒素乃是人体有机生命中的构成部分一样。
暂时分派一旦成为有组织的、而且是关闭的小组织，那是更大的祸害。党领导的艺术恰恰在于如何去防止这种发展。单靠禁止是不可能收到这个成效的。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与富农反叛的回响之下，列宁在党的第十次大会上提出了一个禁止小组织与派别的决议。决议所指的派别，并非指那些暂时性的倾向——这在党内生活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而是指那些假装为派别的自成一家的小组织。党的群众清楚懂得当时的致命危险，他们拥护自己的领袖，通过了决议（不管它所采取的形式是多么的严厉与毫无伸缩性），禁止小组织与派别。但是党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个决议的解释权将操在由列宁领导的中央委员会手中；清楚地知道；它不会被粗暴地或不忠实地加以解释，更加不会借以滥用权力（参阅列宁的“遗嘱”）。党当时知道，只要一年之后，或者，甚至一个月后，如果有三分之一的党员提出请求，将会在新的代表大会上考核经验，对该项决议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第十次大会的决议是一种很严厉的措施，是由于统治党在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这个最危险时期不得不采取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个严厉措置的正当，因为党只是补足了一个正确的与远见的政策，并且使一些发生于未转入新经济政策时的派别失去了存在基础。
但是第十次大会关于小组织与派别的决议（即使在当时就需要辅以明智与谨慎的解释与应用才能保证其有利无弊），决不是一个绝对的原则，不是一个超越于党发展的所有其他要求的绝对原则，决不是一个与国家、环境与时间无关的绝对原则。
自从列宁离开了党的领导以后，党的领导机关为了抗拒任何批评，完全形式地依据着十大禁止派别的决议；他们这样干只为的更加窒息党内民主，同时也更不能消灭派别活动。因为决议的真正任务并不在于禁止派别，而在于消灭派别也。小组织之败坏党与破坏党的团结，从来没有像列宁离开领导以来那样严重的。同时党也从来不曾如此地为百分之百的单调所统治，这是一种完全虚伪的单调，只是人们为窒息党内生活所用的那些方法的掩饰。
甚至在党的第十二次大会之前，苏共内部就已秘密产生了一个党机关的小组织。后来，它更具备了阴谋组织的性质，它有自己的非法中央委员会（七人帮）（注二），它发自己的通告，派自己的工作人员，应用自己的密码等等。党机关从党员中仔细挑选出一些人来，组成一个密封的帮派，它不受控制，拥有非常巨大的资源——不仅是党的资源，而且还有国家的资源，它将党员群众变成为它进行纵横捭阖时的简单掩护与辅助工具。
不过这个深闭固拒的党机关小组织越是放肆地摆脱党内群众的监督（这个群众早已为各种“运动”所冲淡了的），派系分裂的过程却变得越发严重与激烈——不仅在下层如此，在党机关本身内部亦然。在党的第十二次大会（英译本为第十三次大会。——译者）时期早已完成了的党机关对全党的控制，如今变得全面的与无限的了。在这样的控制之下，发生于党机关内部的不同意见便无法解决，因为若想诉之于党来求得真正的解决，也就等于将党机关再度从属于党。要想藉机关内部的民主方法来解决争执问题，这也就是说，要想去征询秘密小组织各成员的意见来解决争端，那末只有那事先有把握取得多数的一派才肯采取这种解决办法。结果是：当权的小组织内发生了新的派别；它们较少致力于争取该小组织内部的多数，却以更大力气来取得国家各机构对它们的支持。至于党大会上的多数那是自动得到保证的，因为人们能够在对自己最为方便与大会最能迎合自己利益的时候来召开大会。这便是机关篡夺权力的发展情形。无论对党与对无产阶级专政说，它都成了一个最可怕的危险（注三）。
当一九二三年——二四年，在此一机关小组织的帮组下进行了第一次“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以后，以“七人帮”为首的秘密小组织中便发生了深刻的分裂。所以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列宁格勒无产阶级先锋队凭其阶级本能对那时当权者在国内国际政策问题上开始实行向下滑行路线所表示的不满。列宁格勒的先进工人在一九二五年继续了莫斯科工人在一九二三年所开始的工作。但是这些深刻的阶级倾向不能在党内公开表示出来。它们在机关小组织内部蒙蔽了的与灭了音的斗争上反映出来。
一九二五年四月，中央委员会给全党发了一封通告，否认据说是由“托派”（！！）散布的谣言，说在“列宁主义的”核心，即在七人帮的小组织内，存在着有关农民的不同意见。党的广大干部只从这个通告才初次知道这样的不同意见确实存在；但这并不妨碍那些领导人物继续欺骗党员，硬说“反对派”意图破坏“列宁主义卫士们”的一致团结。当第十四次党大会将当权小组织中两派之间那种未定形的与混乱的（虽然就其阶级来源说是深刻的）歧见突然向党透露时，这种宣传（即指“反对派”散布谣言——译者）却以全速度进行冲击，在党大会召开之前的最后一个时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部，亦即党的两个主要堡垒，在各自的区党大会上，通过了两个性质上直接相反的决议案。两个决议自然都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对于这个“革命秩序”的奇迹，莫斯科的解释是列宁格勒的党部动用了暴力。列宁格勒则以同样的指控来解释莫斯科党部的成绩。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二党部之间仿佛存在着某种不可穿越的城墙似的！无论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都是党机关决定一切，这是以百分之百的单一性表示出在党内生活的所有基本问题上根本没有党的存在。
党第十四次大会不得不解决一些有关基本问题的新的不同意见，它一定得不与全党磋商而是要背着全党，决定一个党的新领导的成员。大会除了将此决定立即交与那刻意选择的那一群党书记来处理之外，别无它法可循。党的第十四次大会是用“秩序”手段来消灭党内民主，即用蒙以假面具的党部小组织的专横权力来消灭党内民主的一块里程碑。斗争的次一阶段，才发生于不久之前。当权派的惯用手法就是将一个已经通过的决定，将一个无可挽救的局面，将一件既成事实，置于全党之前。
不过“革命秩序”的此一较高的新阶段，丝毫不表示小组织与派别的取消。相反，无论在党员群众或党机关之中，分派情形达到了一个极端发展与尖锐的程度。就党内而言，官僚式的对于“派别”的惩罚是愈来愈严厉了，但也表示出它的无能为力，竟致堕落与无耻到拉扯上什么乌朗格尔的军官（注四），动用刑法第五十八条。同时，当权小组织内部又正在发生着一个新的分裂，这分裂过程现正向前进展。当然，即令在现在，仍不乏关于全体团结的虚伪表示，不乏保证最高领导完全一致的党内通告。事实上，所有这些都只在指明：在那密封的党机关小组织内部所进行的掩蔽与灭音的斗争(由于其无法宣泄故，所以是猛烈的)，业已具有极端紧张的性质，它正在使党遭遇一个新的爆炸。（注五）
这便是“革命秩序”的理论与实践，它必然要转变成篡夺党权的理论和实践。
不过，这些事情并未以苏联为限。一九二三年，反对党内分派运动的主要理由乃是：派别代表着一些新党的胚胎；可是在一个以农民占人口中绝大多数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容许诸政党的自由。这个前提是绝对正确的。但也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与正确的制度。不过这样来规定问题（意即联共第十次大会以如此理由来决定禁止党内派别——译者），显然已指出在当权的苏联共产党第十次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并不能扩大应用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去。可是官僚制度却有其独自的吞噬一切的逻辑。如果苏共不能容忍民主控制，那末在那形式上居于苏共之上的共产国际内便更加不能容忍。因此，领导者粗暴与不忠实地解释了与应用了苏共第十次大会的此项决议，将它变成一个普遍的原则，将它扩大到全世界的共产党组织中去——他们全不顾十次大会的决议只是苏联当时特殊需要的产物。
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因为它总是能按照历史的具体情况来规定和完成其组织形式。每当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时，布尔什维克总是能激剧地改变他们的组织结构。可是今天，那时所谓“革命秩序”的同一个原则却一视同仁地施之于业已代表着一个真正政治力量的德共，施之于产生不久便卷入了革命斗争漩涡中去的中共，也施之于还只是一个宣传小团体的美共。在美国共产党中，由一个叫做贝普（注六）的当权者把这套方法强加于党，引起一些怀疑——怀疑这套方法是否正确——，这些人立即遭到严厉攻击，说他们从事派别活动。一个还只代表着完全萌芽状态的政治机构，它与群众无真正接触，无革命领导的经验。无理论修养，却已经从头到脚具备了所谓“革命秩序”的一切属性，这样一来，就像是一个六岁小孩披挂了他父亲的全部装备。
苏联共党在思想领域与革命方面都拥有最大的财富。但从最近的五年看来，即使在苏共内部，光是靠老本的利息来生活，就是生活一天都不能不受到惩罚的，它必须将老本不断更新，不断扩充，而要做到这一步，却只有经过全党智慧的集体应用。{对苏共说既然如此}，那末对于其他国家中的共产党，它们才成立了几年，并且正在经历着积聚理论知识与实际能力之初步阶段——对于它们，又该怎样说呢？没有党内生活的真正自由，没有讨论自由，没有组成派别藉以集体地确立其路线的自由，这些共产党永远不能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力量。
在第十届党大会禁止派别组织之前，苏联共产党早已存在了二十年——在此期间派别是不受禁止的。（加重号原有——译者）恰恰由于那二十年的锻炼与准备，党才能在一个最艰难的转折关头接受并容忍了第十届党大会上采取的那些严厉的决定。但是西方的共产党今天却一开始便从这一点上出发了。
我和列宁一起，最怕的是：拥有一个国家的巨大资源的苏联共产党，对那刚刚组成的西方年青的共产党会实施过度的与摧折性的影响力。列宁曾经不倦地提出警告，反对在集中化的道路上采取早熟的步骤，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主席团在这方面的过火倾向，他特别反对这样一些援助形式与援助方法——这种帮助本身变成为不准上诉的直接命令。
这个态度的改变开始于一九二四年，用的名义是“布尔什维克化”。如果布尔什维克化的意思指的是肃清党内的异端分子与习惯，肃清那些贪恋职位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客，肃清共济会员，和平主义的民主派，唯心主义的糊涂虫，等等，那末这项工作从共产国际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实行了；在它的第四次大会上，对于法国党所进行的此项工作，甚至还采取了极为尖锐的战斗形式。但是先前这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却是与共产国际各个民族支部的个别经验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是从这些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它的贯彻是凭着一些有关民族政策的问题（这些问题已发展到国际任务的程度），且以此作为试金石的。一九二四年的“布尔什维克化”却具有十足的漫画性质。人们将一支手枪对准了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太阳穴，要求他们对于苏共党的内部争论立即表示最后态度，可是他们既不供给人家任何资料，也不让人家进行任何讨论。不但此也，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还事先明白：他们之是否能继续留在共产国际之内端视其所采取的态度而定。可是在一九二四年，那时在苏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新阶段所发生出来的，苏共党内部的两个主要派别还刚在形成中，要欧洲各共产党对俄国党内二派所讨论的问题立即做出决定是决不可能的。当然，在一九二四年以后，也仍有必要进行党的清除工作，许多支部中那些异端分子的清除是做得很正确的。但总的来说，“布尔什维克化”的意思总是表示：以俄国党内的争论作为楔子，从上面以国家机构那柄巨斧敲向当时正在形成的西方各个共产党的领导层中，使这些领导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解体。所有这些勾当，都是在反对派别组织这一旗帜之下进行了的。
如果有一个派别果真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内形成了，它有在长期内瘫痪党的战斗能力之虞，那末党自然必须决定：或者再用一些时间来作额外的重新考验，或者立即承认分裂之不可避免。一个战斗的党，永远不能是几个拉向相反方向的派别的总和。这是毋须争辩的真理——如果我们以一般的形式来看问题的话。不过，把分裂当作预防不同意见的办法，用分裂来来截去每一个提出批评的大小派别，那便是将党的内部生活变成一连串的组织堕胎。这种方法不能有助于种族的绵延与发展，而只能耗竭母体的机能，亦即斫伤党的机能。反对派别组织的斗争，变成为比派别组织的本身无限危险的事了。
现在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全世界几乎所有共产党的实际发起人与缔造者们都已被逐出国际——连共产国际的前任主席在内。在党的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中曾经起过领导作用的那群人，几乎在所有党内或者已被开除，或者给撤销了领导职位。在德国，勃朗特勒一派今天处于半开除的地位。马斯洛夫派已经给逐出了党。在法国，由罗斯美、蒙纳脱、洛里奥、苏瓦林为首的旧时各派，以及后来由季牢——特伦脱所领导的一派，均已开除。在比利时，樊·奥佛斯脱拉登的主要派别业已开除。如果意大利共产党创办人鲍狄加的一派现在还只开除一半，那只因为他们正处于法西斯统治之下的缘故。在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挪威、美国，总之，在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党内，我们看到了或多或少地都发生了列宁逝世后那个时期内所发生的同样现象。
在所有的被开除者中，有许多曾经犯了极大的错误，这是毋庸争辩的；对于这些人的错误，我们都曾在事先指出过。许多被开除者，当他们与共产国际割断关系之后，在很大程度内回转到他们旧时的出发点，即回到左翼社会民主党立场，或回到工团主义，这也是事实。不过共产国际领导者的任务终究不在于将各国党的年青领导者每次都驱入死巷，因而迫使其个别的代表人陷于意识形态的堕落。共产国际官僚领导的“革命秩序”在国际内各个党成长的路上成了一个可怕的障碍。
×××
组织问题和纲领问题分不开。我们必须明白地考虑到那个事实：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乃是共产国际本身及其领导政党机构的官僚制度。看到了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的经验之后，我们可以相信苏联的官僚主义乃是非无产者的诸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表现与工具。纲领草案在这方面倒有过一个正确的说法，它说：“在一个民众文化水平不足与具有非无产阶级影响的土地上，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官僚主义的毛病。在此地我们找到了一个了解之钥，不仅可用以了解一般的官僚主义，而且可用以了解过去五年间官僚主义的非常增长。群众的文化水平，虽然仍嫌不足，但在这个时期中总已不断提高（而这是不容争辩的）；因此，官僚主义增长的原因只能从非无产阶级影响的增长上去寻找了。欧洲各国共产党，即首先是他们的领导层，在组织上与苏联共产党机关中的变迁与分化密切适应，紧相结合，因而与此联合成比例，这些外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多半只能是苏联共产党内部官僚主义的反映和补充。
这些共产党中领导人物的选择，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依照这样的标准，就是看他们是否甘愿接受与赞成苏联共产党内最近得势的那个派别。外国共产党中那些较有独立性与比较负责的领导人，不愿服从以纯粹行政方式来实行的改组与再改组——这些人或者已根本开除出党，或者已被赶入右派（常常是假右派），或者，他们终于加入了左派反对派的行列。这样，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以无产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革命干部的淘汰与结合这个有机过程，便给打断了，变样了，弯曲了，而在某些部分甚至干脆让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的与官僚化的过滤给代替了。显然，那些最肯接纳现成决议，最肯在任何议案上连署的共产党人，常能压倒那些富有革命责任感的党员。我们所选取的常是最善于适应与趋奉的官僚，不再是经得起试炼与坚定不移的革命者。
国内与国际的所有问题总是要使我们回到党内制度问题上去。当然，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英国工人运动问题上，苏联经济问题上，乃至在工资、赋税等等问题上人们所采取的离开了阶级路线的政策，其本身便已构成了严重危险。但是因为官僚制度束缚了党的手足，使党不再有机会循正常途径去纠正党的最高当局的路线，这种危险性便加大了十倍。这情形也同样适用于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曾经通过决议，力主共产国际必须实行更为民主与更加集体的领导，而实际上这个决议却变成了它所主张的反面。现在，改变共产国际内部制度已成为一个关系国际革命运动生死的问题。要实行此一改变，有两个途径可循：或者它与苏联共党内部的制度一同改变，或者，发动斗争来反对苏共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作用，因而改变共产国际的制度。我们自应尽一切力量来保证走上第一个条件。要为改变共产国际的内部制度而斗争，也要为保持我们党在共产国际中思想上的领导作用而斗争。
为了此一理由，一定要将下面那种意见从纲领上无情地剔除出去，那意见便是说：那些生动活泼的政党是能够受着一个不能移去的政府党官僚的“革命秩序”的控制的。党本身必须恢复其权利。党必须再度成为党。这一点必须在纲领上明白确切地规定下来，决不能让官僚主义与篡夺者流从中找到理论上的辩解与遁辞。
注一：苏维埃刑法第五十八条原系针对那些从事反革命活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而制订的，其立法的原意决非用以反对党内的反对派系。斯大林派却主要以这一条文作为法律根据，将党内反对派加以监禁、流放、驱逐出国乃至除处以死刑。
注二：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和斯大林——布哈林一系的关系破裂，接着和莫斯科反对派结成联盟之后，透露了一个秘密：当年为了反对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他们曾经背着党的正式领导机构，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加米涅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与古比雪夫七个人，组成秘密的领导小组。
注三：上面这一节主要是根据法文译本翻译的。它与英译本略有文字上的出入——译者。
注四：在党的第十五次大会前夕，俄国的党报上突然宣布一项破获反革命阴谋的消息，说托——季联合反对派与臭名昭著的白党将军彼得·乌朗格尔男爵属下的一个军官合作。此事经反对派调查后，发现这个“乌朗格尔手下的军官”，原来是格伯乌（当时苏联的秘密警察）派进反对派里去的特务。所谓“反革命活动”，仅仅指他曾向反对派的人提议：由他设法去弄到一架印刷机器来复制反对派被禁的文件。此事当时格伯乌的头子明任斯基和斯大林都不得不予以承认；可是不管如此，“反对派勾结白党军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谣言，仍继续向全世界传布。
注五：这个预言，不消多久便得到了证实。一九二九年将近年底时，斯大林坚决否认政治局内有任何意见分歧，更否认有右派的存在，但在同时他突然发动了斗争，反对党内的右派与“走资派”，并且指出一个名叫弗鲁金的小官做这一派的代表。不仅，又揪出了一个较大人物——莫斯科党部书记乌格兰诺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路线的代表，并立即加以撤职。接着，这个斗争就“无限上纲”，等得到了一九三○年，斯大林便公开宣布这个“走资派”的真正领袖原来是三个政治局里的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以及全俄职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
注六：贝普（JOHNPEPPER1886—1937），原名约瑟夫·波根尼，匈牙利革命者，曾是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领袖之一，革命失败后，移居美国，一度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领导美共，推行阶级合作路线。
译者按：上面这篇译文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中的一段。《批判》写成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全文包括：1.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2.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与策略；3.中国革命的总结与瞻望。在英文中，这个文件连同作为当时写给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长信：《现在怎么办？》，合成专书，题为《列宁逝世后的第三国际》。上面这段译文，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与策略”部分中的第十一节。（见英文本第一四七页至一六○页。）
托洛茨基的此一文件，原是国际左派反对派当年结合的基础，也是后来第四国际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思想根源。可是在中国，非常不幸，这个根本文件，除了“中国革命的总结和瞻望“之外，始终不曾翻译。对于最大多数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个文件是未曾存在的。
光知道第四国际奠基人对于中国革命的见解是不够的，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一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如今，在此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再露生机，新的一辈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始形成之际，我想，托洛茨基这一基本文件的翻译和出版，实在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
连根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七日
致七人临委会书
亲爱的同志们：
在这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团结运动获得初步成果的时候，我们——下面的署名者，即以往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几个老成员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并约略说明我们从来对于团结运动所采取的态度与今后的愿望。
毋需重复一些大家业已熟知的事实。例如国工党如何产生，它的前身，即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的少数派如何与它的多数派（即后来的中革共）发生争论，如何分裂这些事实。尽管它们与目前的统一运动有多少关系，我们却不想在此重提。
自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我们的党（当时正式党员约共二百人）在国内被中共特务扑灭以后，我们留在国外的弱小组织（约共十余人），经过一个短时期的继续存在，终于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也放弃了组织形式。不过，此后虽然不再以党的名义活动，我们的个别同志（此后减至六、七人）却继续在各个方面，主要在工人和学生群众中，从事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布，从事对中共政权的研究与批评。我们这样做，只因我们相信基本上仍属于斯大林主义的中共政权，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决不能自动走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所以我们绝无放弃斗争的理由和权利。
基于同样信心，我们留在国内以郑超麟、何资深、蒋振东、林焕华等为首的同志们，虽然处于万分艰苦的环境中，也决心为第四国际的立场继续斗争。就我们所知来说，他们中间无一屈服于毛泽东政权的残酷逼害之下的。
这样沉闷痛苦的日子延长了十几年，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形势才稍有改变。一方面由于国际环境转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内部矛盾的不断爆发；生活在海外，特别生活在香港的一部分中国青年，对革命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新的兴趣。等到跨进七十年代以后，他们更有了从思想转入行动的决心。于是发生了如何团结新旧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同中革共的残存同志之间，自始便有着不同看法。在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自己的正统，如何取得对他人的控制。不管他们的香港机构多年来也并不存在（最客气的说法是“名存实亡”），不管它的几个负责人长期消沉，长期脱离斗争，毫无工作表现，可是一到托派运动有了重新振作机会之时，他们却十分热衷于旧“法统”的重建，热衷于对新人的操纵。倘若从事不符合于这两者的利益的话，他们是宁愿见中国托派之分散与微弱的。
我们的态度与他们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在中国旧有托派的组织均已停止存在、甚至停止一切活动十余年之后，在新条件之下兴起的新的托派运动，必须一切重新开始。具体与简单言之，当时我们主张以香港为基地的中国托派的所有组织，应该不分先后、不计新旧，由原有多少数派的残余人员，会合新来的同志们共同组成，并以新生力量为主。可惜，我们的主张固然为中革共所反对，也未曾获得新同志的应有重视。我们的团结目标以致一时未能实现。但我们并未因此改变我们的看法。我们始终不愿（因而也不会）企图恢复“国工党”的组织，以便单干，我们始终坚持新旧团结，继续呼吁平等统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曾经争取每一个机会来与各方面共同工作（与中革共共同出版书籍，同时亦参加革马盟的活动），尽力帮助任何一个愿意接受第四国际立场的团体或个人，与他们一起前进。
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决非在于我们无法凑集少数旧人，树立一个小小山头，凭此以争夺“席位”。我们所以这样做，一因我们自来鄙视不重工作而只知争权的坏习气；二因我们从来相信：革命思想的坚持与传布，无限重要于机关的建立和控制（只有在官僚化的工党中，以及在取得政权而又堕落了的工人国家中，情形才会相反）；第三，因为我们既然一贯主张团结统一，便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多立一个门户，给团结运动多加一层困难。
中革共，特别是彭氏夫妇那种视革命运动为一家一姓事业的正统观念与控制主义，五四年来大大阻扰了这个统一；但在国际压力和大多数同志反对下，他们终于遭到了失败。他们如今非但未能达到独霸组织的企图，反而让自己陷入到无望的孤立。这是他们自绝于人，也是自绝于整个运动。
目前主要由革马盟、中革共少数派、社青社以及其他不属于上述三组织的新旧同志们现已达成的初步统一，是完全符合于革命利益的，也符合于我们从来主张的团结愿望。我们当然完全支持。
我们不但以个人名义表示支持，而且愿意以陷在中共监狱与劳改营中，国工党全体老战士的名义，表示这个支持。我们愿意在此庄重声明：这个新生的海外华人托派组织，将继承与发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真正传统。在批评地接纳其失败经验之余，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往后发展，我们相信它定将作出重大贡献。
不过，同志们，目前这点团结成果虽极可贵，但决不能因而沾沾自喜。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它只能算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前面还有无数艰险，还有巨大困难。我们必须在思想、组织与工作各方面做好极其细致、郑重而又正确的准备，才能保证今后组织的健全发展，才能有力量去克服种种困难。
因此我们谨向你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立即组织一个文件起草委员会（三或五人），集体草拟下列几个文件：（1）党纲或党纲原则；（2）政治决议；（3）组织决议；（4）海外工作大纲。这些文件务必经起草委员会与七人委员会先后以多数通过后，立即印发全体同志们讨论，然后提交未来正式建党大会（它的召集日期应视上述起草工作的进度来决定）讨论、并通过采纳。
二、立即着手出版一份定期的与充分的理论与政治的综合性机关报，藉以及时利用目前仍陷于彷徨尴尬的毛派思想情况，对外争取广大群众，对内教育同志。
三、立即进行有计划的译述工作：、首先要把最近几年来第四国际的重要文献介绍出来，还要把目前正在草拟与讨论中的、准备向第十一次大会提出的有关文件，摘要译成中文。
四、在目前人数极少的条件下，我们认为组织方面应力戒浮夸，要简化机构，不要加床叠屋，更不要空立“官衔”。目前我们的微薄力量，切宜集中而不可分散。故我们觉得不妨把现有力量主要组织成为党，暂时不必另设青年团。原来的青年团，不妨组织上更加宽泛，思想上更加“降格”，使之成为“外围组织”，藉以接触和联系更多更广的群众。
五、目前对内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教育现有同志，迅速提高他们的认识，务必使大家在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上，都能明白我们与斯毛派的意见不同，明白我们与中革共内顽固派之间的分歧所在。（不用说，一个战斗组织的内部教育，决不等于静态的读书研究，它必须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来完成。）
六、今后对中革共内顽固派的态度，我们认为主要仍是通过理论斗争，说服其中较不顽固的分子来参加统一。至于要求国际撤销他们正式代表“中支”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完全赞成；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今天在海外重组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团体，其实只是未来真正中国支部的一个预备组织，在我们的组织不能公开地或秘密地存在与活动于中国本土之前，它根本不能算是中国支部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以真名称呼实物。这层意思，我们已多次说过了。
以上提议，请你们考虑，并希望在可能限度内付之实行。此致
托洛茨基主义敬礼!
署名者：连根谷和
波臣
王国权
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
复前国际主义工人党四同志的来信
敬爱的连根、谷和、波臣及王国权同志：
诸位在十月四日发出的“致七人临委会书”经已收到了。革马盟常委会决定将它连同这封复信一同刊登在革马盟“内部资料”第一卷第二期内。
让我们首先向各位长期坚持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和对中国托派运动所作的贡献表示我们深切的敬意。各位对最近托派统一运动所表示的支持态度，使得我们进一步相信，中国托派的统一运动的基础，势必更加牢固。
各位在来信中向我们提出了六点意见，其中第一、二、三、五点，在我们收到来信之前，经已事实上在进行中；而第四及第六点，则会在来届革马盟全体成员大会前进行讨论，并会在大会上作出正式决定；各位对这方面问题的见解，我们是欢迎来稿在革马盟的“内部讨论”上发表，让各同志考虑这些问题的。
但是，让我们坦白说，从各位的来信的署名上，我们却觉得有一个问题应该加以澄清，所以我们写这封信。
来信署名者指出自己为前国际主义工人党的成员，这自然是一个事实；但是，在各位都宣布支持新统一的托派组织之时，到今天为止却只有谷和同志正式参加了统一后的革马盟，其余三位还没有确实地表明从支持统一的立场出发，而逻辑地亦同时决定参加新组织。
敬爱的同志们，我们深信革马盟是会对所有愿意团结的托派同志广开大门的。但是，正如从各位所作出的六点建议上来看，各位当然期望新组织走上正轨，对建党问题采取严肃的态度；亦正如第四国际章程所指出，第四国际各国支部必须严格区分党员与同情者。故此，我们相信各位对我们提出如下的要求，是不会以为过分的吧：我们希望谷和同志以外的三位同志，能够就你们意愿所决定与新组织达致何种关系的问题，作一个明确的表示，好使我们能够依这种关系来建立应有的相互联系。
当然，这并非说我们不愿意听取各位已提出或将会提出的意见，那是另一方面的问题，而组织身份则又是一方面的问题，相信各位都能明白这一点。
我希望很快就能知道各位同志的态度。
就此致以
托洛茨基主义的敬礼!
叶宁（代革马盟常委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二日
十八人致常委会的信
常委会：
关于要求在维园举行一次“天安门事件论坛”政治集会，我们的意见如下：
1.这是一次最重要的政治意见表达方式；
2.一九七六年五月的维园集会很成功，当时我们逆流前进，事
实证明，我们的意见正确；
3.一九七七年，我们进行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集会，响应者不多（五百余人），当时中国局势正处在转变时期，集会仍有促进平反作用；
4.今年形势大好，我们正应表明政治立场，对邓政权指出如下前途：
（一）天安门平反事件，并未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二）官僚统治的基础不改变，他们不会让人民获得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三）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人民有权组织工厂委员会，贫农委员会，官吏由人民选举、罢免；公务人员薪水不得超过熟练工人工资，取消任何特权……
（四）实行多党制，人民有权组织政党，取消一党专政；
（五）其他。
对于多数意见，我们提出驳复如下：
1.群众的响应问题，试问一九七六、七七的集会事先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何以今天突然发现群众不会响应了，凭何理由？
2.在我们本身缺乏群众基础之下，必须用正确的政治号召，鼓动群众的认识与觉悟；
3.“如果失败是否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甚至发生颓丧？”我们认为这是事先的准备问题，我们不是讲谈俱乐部，我们的成员必须在政治运动中，受到锻炼，如有此种顾虑，乃是失败主义！
4.常委有人愿意执行少数意见，这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行为，如果常委只是出于被迫，勉强进行集会，精神上早已是失败主义，一定做不好工作，我们十分反对此种作风，同时使我们对于常委的工作方式失去信心。
5．常委会实际上并未着重天安门平反事件重大的政治意义，故而信心不足，此种情绪最易引起内部斗争，甚至发生离心作用。
6.请记住马克思的一句话：“一次行动胜于十打纲领”！
7.政治行动与日常工作是统一的，面向工厂是我们必须做的日常工作，与一次政治集会并不对立，在何时何地进行公开的政治集会，决定于现实的客观需要，不决定于抽象的原则。
赞成以上意见者，请签名于后：
谷和、陈胜、王古华、李闻、鲁澎、游、小思、成、任、阿一、简、刘、思、胡国华、燕妮（不同意第五点）、何仁（对集会名称及反驳意见之第四、五点不同意）、平（对集会名称及反驳意见之第五点有保留）、炜（对反驳之五点意见保留）、李炳（声明：在同志中没有怠工不负责行为的条件下，我愿意考虑赞成搅集会）、凌坚确（备注：对于内文所提的多数或少数，我只承认是当天参与会议的多少数，而非决定整个党内的多少数。本人希望此文件同时于“内资”刊登。）
答常委会（连根）
叶宁同志：
你代表革马盟常委会于去年十一月廿二日写给我们的信，直到前天（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五日），我才从一份“内部资料”上见到。来信希望我们很快表明态度，可惜传达太慢，时间已过去三个月了。为了不再拖延，兹先由我个人给你一个答复。
自从去年十月四日寄上那封“致七人临委会书”以后，我便自以为已经是新组织的一个成员。阅读来信，方知问题不能如此简单。原来除了宣布拥护之外，还得正式请求加入的。当然，拥护与参加不同。我们的信，虽然全部内容都是以党内同志的态度发言，却确实不曾提出参加组织的请求。那末我为什么又自以为已经参加新组织了呢？因为我们觉得，对于中国托派的统一运动，我们从来不是站在一旁的赞助者，而是自始至终的倡导者与参加者，对于这次的统一大会，我们又是参加的一个单位。既是参加的一个单位，那末在统一成功之后，自无理由与必要向新组织在形式上提出加入的请求。
我不知此次参加统一大会的其他单位，其成员是否都经过一道个别申请加入新组织的手续。如果都做了，我们当然照做。如果不然，我想你们没有理由要求“国工党”的成员单独这么办，除非你们根本不承认“国工党”是参加统一运动与统一大会的各个单位之一。
不过从有关统一的正式文件来看，事实却并非如此。下面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卅一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一期“内部资料”上“托派统一大会会议记录”中的文句：
“胡从善宣布革马盟第五届大会改为托派（革马盟、革共党统一派、复醒社、国际工人党）统一大会。”
“合并问题讨论”
“国际主义工人党代表致辞”
“主席团宣布：革马盟、革共党统一派、复醒社及国工党统一完成。”
据此可见大会是正式承认“国工党”为参加统一的一个单位的。那末按情按理，“国工党”原有的每一个成员，除非其本人表示不愿，或被新组织认为不够资格，便都应自动成为新组织的党员。个别申请加入是完全多余的。
我相信你来信要我们表明态度，仅仅出于善意的误会。经此解释，希望已再无问题。至于严格区分党员与同情者，我当然完全赞成。究竟我们之中谁应作为前者，谁应归入后者，当请常委会决定。此致
敬礼
连根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七日
致谷和同志的信
敬爱的谷和同志：
由于你在E组的小组会议上，曾以口头方式，提出要常委会对你要求召集曾签名于你所起草的“致常委会”一信的十八名同志举行会议一事，作出答复，常委现托我给你这封信。
由于你只曾在去年十二月十日的全体常会上提出过召开十八名同志的会议的主张，该主张并无交付表决，以后亦无书面意见，但你一直要常委会给你答复，所以我只能就你当天的发言，给以回答。
你当天的发言，大致如下：你认为要召集少数派同志（照你认为，“少数派”也者，就是十八位签名同志）于随后的星期三（十三日）晚举行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十八位同志可出席，而常委会可委派一个代表到席，但没有发言权。你曾解释主张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1）你认为目前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你（加上签名的十七人？！）属于少数派。而根据第四国际的章程，少数派有权去成立派别，也有权去进行派别活动（诸如开会）；（2）你认为签名的十八个同志当中，意见并未统一，所以要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看能否达成一致见解。
当我本人在同一次会议上向你询问这个是什么会议（少数派会议？）时，你当时并没有进一步解释。
首先，常委会认为，一群持有少数见解的成员，并不就自自然然等如一个少数派。派别（英文是TENDENCY，有译为“倾向”），或派别组织（英文是FACTION，有译为“派别”）是一种有原则的组织形式，而不是一种自由组合。一个派的组成，应该建立在一个明确而公开的政纲（即这个派的基本主张和目标）基础之上；要求每一个参加这个派的同志，都接受这个政纲的基本内容。每一个参加者，都明白地认识到参加的是一个有组织有政治目标的派别。
这就是我们对列宁民主集中制观点里对派别（不论多数派或少数派）的基本了解。这种了解，完全符合第四国际的组织观念。一如“第四国际章程”第七章第廿九条G节所言：
“……少数派有无可争辩的权利，根据确定的纲领形成思想派别组织……”（中文版“过渡纲领”八十三页，着重号是我所加的）。
但是到今天为止，你并没有公开地提出要组织派别或派别组织（我甚至乎没有听过你有此打算），也没有提出确定的文件作为成立派别所必须的政纲，凭什么说会有“少数派”呢？所以，目前在革马盟内，并没有多数派，也没有少数派。有的是在个别问题上，存有不同的意见。当不同意见付诸表决时，有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的出现，却是常有的。而且往往今天持有多数意见的某一同志，明天在另一意见上成为少数；又往往少数接受了某一多数的部分意见，在一个具有真正民主的组织内，此情况可不是例外的。否则，革马盟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派”，而同一同志则又是“多数”又是“少数”了。
因此，你企图引用第四国际章程内有关保卫少数派权利的条文（第廿九条）来论证你有权去召开少数派会议，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或者，有同志会辩称：难道我们不可以将一些可能有接近意见的同志们，召集一起开会，会上若有一定数量的同志有共同见解，即可能会成立派别吗？
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必须知道，是否应成立一个派别这种组织形式或架构，是根据党内分歧本身的深刻程度，而非依凭支持某种意见的人类来决定的。
所以，假如政治的分歧是深刻的话，即使一个人的少数也是有需要，从而是应该提出他的政纲，公开宣布成立派别，为自己的主张而争取其它同志支持的。而非看风使舵地，观望其它同志的意见和态度，来作为定论。至于派别政纲的内容，也不应依凭接近意见的人有多少共同点，以求同存异的、折衷的方法来达成，而应以党内存在的分歧的真实而全部的内容，以及那些必须争取党接纳的意见来构成的。
但假如分歧还未明朗，或自己对政纲内容未有定论，就应以党内正常的通道和架构（诸如小组会议、全体常会、全体大会、内部讨论文件等）去发表意见，去探求分歧的实际与性质；而不应召开一些部分成员没有出席或发言权的会议，去探求“分歧”与“共通点”。不然，就是以先假定了有分歧然后去找分歧的方法，来进行实质上的派别活动；或者是先有了派别的组织形式，才肯定派别的主张。
你所提出的做法，在常委会看来。并不是正确的途径。你对自己的政治主张（政纲）也不曾确定下来（即使你说“致常委会”便是政纲了，但却曾公开宣布；这个“政纲”可以经商量后修改），一方面称自己为“少数派”，又不认为自己成立派别，另一方面却要求召开一个十八人的“少数派”会议；这在组织方法上，是不正确的。
至于你宣称党内目前存在两条（对立的？）路线，由于你从来没有提出过“两条路线”究竟是什么（除了在“致常委会”中一些结论性的指控外，诸如“在精神上早已是失败主义”，实际上并未着重天安门平反事件重大的政治意义），所以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回答你。但我认为，若你仍坚持有两条路线的话，那至少你有责任向全党同志解释清楚它们的内容吧：你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你的是什么路线？人家的又是什么路线？
从上面的立场出发，在你正式（书面）宣布成立派别或派别组织，公布其政纲之前，常委会并不认为党内有任何派别或派别组织存在。所以，常委会并不认为你有权利召开任何会议。具体地说，常委会并不同意你召开十八名签名“致常委会”上的同志的会议，去讨论“少数派”的意见。此致
托洛茨基主义的敬礼
叶宁（代革马盟常委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
答复常委会的信（谷和）
常委会，对于叶宁同志代表你们的来信，答复如下：
（1）这次争论，本身是策略性的，不是政治原则性的，赞成与反对的比例，则在两次会中发生了变化，第一次表决，十一对十二，第二次未付表决，但签名赞成的，由十一升至十八。（是否已由少数转为多数？常委未作结论。）
（2）争论中的问题，赞成与反对双方均未达到一贯与一致，需要进一步的讨论而定，此种讨论有可能形成派别，但不一定形成派别。
（3）派别的形成，并不一定需要政纲原则性的不同，策略性的争论，也可构成派别，托洛茨基说：“即使是党内插话性的观点分歧与意见差异，都会表示出各别的社会利益的轻微压力，在某种场合，那些歧异会转变成固定的派别，这些派别迟早又会采取有组织的小组织形式，它们和党内的其他部分对立起来。发生了这种情形，则甚至会感到更大的外界压力，这便是共产党不得不在垄断政治生活之指导时代中党内派别的辩证变化。”（《新路向》第十五页）
（4）我称十八人为少数派，也许是“语病”，因为1.并未成派；2.十八人未必是少数。
（5）现在问题已由策略性的争论转而为组织原则的争论，即：
1.十八人是否有权开会讨论本身未尽一致的意见？
2.常委会是否有权禁止十八人开会？
（6）我对叶宁同志说，十八人开会，可邀请常委会派人列席，但无发言权，理由如下：十八人的共同意见，是关于公开集会，这点已完全一致，但对“致常委会”的信，个别意见有保留，十八人应对保留意见开会讨论，取得一致意见或修改，并不需要与常委会重新讨论问题，故常委会列席而无权发言，邀请常委会派代表出席，这是对常委会的尊重，同时表示十八人开会目的并非有意造成派别。
（7）开会本身并不表示组成派别，但禁止开会则系常委会滥用职权，禁止十八人开会，即系不许十八人沟通意见，滥用权力的结果，只能造成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或促使成员因无法表达意见而消极（已有此种事实）。
（8）如果有形成派别的危险，常委会应采取托洛茨基如下的态度：“如果不要小组织,那就不能有任何长期性的派别；如果不要长期性的派别，那就得避免暂时性的派别；最后是，为的不让暂时性的派别发生，就不能有意见分歧，因为一有了两种意见，人们便免不了要结成派别。可是在另一方面，要想在拥有半百万党员，在异常复杂与痛苦的条件下领导国家的一个政党内部不发生不同意见，如何才能办到呢？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所遇到的一个主要矛盾，这矛盾不能仅仅用纯粹的形式措置来规定的。”（《新路向》第十五页）
托洛茨基的话不仅适用半百万人的党，也适用于五六十人的党。
（9）为防止形成派别而禁止少数持有相同意见的人开会，这是违反民主集中制。违反党内民主的权利，试问常委会，如果十八人从原来不是派别发展到真正的派别，应该采取如何途径？禁止开会，就能防止吗？还是由它偷偷摸摸地形成了派别，然后由常委会宣布它是非法小组织？
（10）叶宁同志所引用的国际章程第廿九条，并不证明禁止十八人开会一事，不是“纯粹的形式措置”。十八人现在并未形成派别（他们自然有权形成派别），争论尚止于一时的“意见分歧”，现在我必须追问常委会的是：你们决议禁止十八人开会，根据的是国际章程第几条？
此致
第四国际的敬礼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三日谷和
第二次致谷和同志
常委会
谷和同志：
应你向常委会提出的要求，我在这里转知你常委会就你的“复常委会的信”所作的决定。
常委会的决定是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的会议上作的。
（一）关于举办集会和十八人召开会议的问题，常委会的意见经已在叶宁同志代常委会给你的信中（一月十日）和在全体常委会的转告里面表示过了，今后，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常委会主张可以继续在组织内进行讨论。常委会作为一个机构，并没有需要在目前再重复类此的观念了。惟个别的常委同志，假若认为有需要或兴趣，即完全可以去继续发表个人的意见，常委以外的同志要发表意见，即自然是当然的权利了。
（二）你质询常委会：“你们决议禁止十八人开会，根据的是国际章程第几条？”
常委会的意见是：国际章程并没有具体规定禁止十八人开会，所以我们的决定并非根据国际章程的具体内容。
不过，你的质询和常委会的回答，都不能证明十八人有权开会，因为若依你的逻辑，常委会同样可问：“你要求十八人开会，根据的是国际章程第几条？”答案显然会是：“没有”。
在我们看来，依目前革马盟的情况，应容许最大限度的民主，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最大的机会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向其他同志发表意见。但是，我们主张这些讨论，应尽可能依正常的组织途径来进行。所以
（三）假如你接受的话，常委会会向各小组提出，在它们的小组会议上安排时间，请你发表意见，和就两方意见进行讨论。致
革命敬礼
叶宁（代革马盟常委会）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
答复叶宁同志的第二封信（谷和）
争论发生于一次策略性的讨论（应否举行一次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公开集会），继续发生于赞成与反对的多少数改变。
第一次：赞成公开集会者十一票
不赞成公开集会者十二票
第二次：通过谷和同志的公开信，赞成公开集会者升至十八人
但因常委不付表决，不赞成者应仍为十二票
常委会对于此种改变既不付表决，却禁止十八人开会深入讨论，按照“统一后第二次常会议程”第八条规定：“对天安门事件投赞成或反对票者分别举行讨论”，可见第二次赞成者已占多数的十八人是有权通过开会进行讨论的。
“常委会”迄今为止，并未答复公开集会的要求，但对十八人要求开会，则条件反射式地立刻决定：不准！
抽象的民主集中制
我质问“常委会”：“你们决议禁止十八人开会，根据的是第四国际章程第几条？意思是这种禁止是无根据的，这只是“常委会”滥用权力罢了。叶宁同志的答复是：“你要求十八人开会，根据的是国际章程第几条？”我觉得叶宁同志是老实人，所以只能作如下回答：
国际章程多次提出维护少数派权利，我们占十一人时，固然有权开会，占十八人时，尤其有权开会。开会是形式，也是手段，分歧意见并不一定会形成派别，但如不让持有歧见者开会，即是禁止他们有权形成派别。国际章程说：“第四国际不是支持抽象的民主，而是支持集中的民主。”这意思就是口头说的是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对少数持有歧见的人，甚至连开会都禁止，这就是抽象的民主，只许“常委会”有民主，不许反对者有民主。斯大林、毛泽东、彭述之、李西都如此，他们的民主集中制，都是口头上说说的。
第四国际章程特别提出：
“第四国际真正信仰而且身体力行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它的内部生活，与斯大林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官僚化政党成为鲜明的对比，在那些政党里，一切思想派别或派别组织内部都受到禁止——只除了控制着党机关的那一派。第四国际鼓励并且教育党员们要有批评的眼光，教他们不带成见地观察其他组织的发展。在第四国际，思想自由有一种实用的目的——有助于保证干部的才智达到尽可能较高的水平。它有助于防止党硬化，使它易于了解新潮流和新发展。也就是集思广益的最有效的方法。”（《过渡纲领》七十三页）
××××
叶宁同志在Y和C两小组的联席会议上说：“总之，十八人开会有极坏的影响。”我回答：预先断定十八人开会有坏影响，这是先验论。我们在此可以引用邓小平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让十八人开会会发生什么样的坏影响，叶宁同志不应该抽象地说，而应具体地提出例证。
请叶宁同志通过自己的翻译了解真正的民主
叶宁同志翻译的“怎样选择领导”一文，对于民主集中制有很好的解释，能够帮助我们之间争论的解决。
“我们不容许……及领导层使用压力的方法。……一个革命党需要一个真正地代表党的领导，一个真正地与党在一起的领导。
“没有这种民主的正确做法，自由地应用于每一个代表大会上，那么，集中制和纪律就无可避免地会变成讽刺画，而每一次使用它们都变成伤害组织的滥权方式。
“必须容许竞争和意见的分歧和对立……”
叶宁同志所代表的“常委会”，用棍子代替了民主，他对十八人提出的意见，只是大喝一声：
“不准开会”！
已知的结论
“常委会”安排我到各小组陈述意见，结果如下：
Y和C组联席会议上，讨论很热烈认真，当时未表决；
G组对“十八人有权开会”付表决，赞成者四票，反对者两票；
E组：赞成者三票，反对者一票。
谷和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
致谷和同志的信（连根）
谷和兄：
信收到，“内部讨论”仔细看了，我的意见，简述如下：
1.因为没有见到你给“常委”的信，不知道双方争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照你上次信中的话来猜想，仿佛是为了要不要为北京的新发展而举行群众大会。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谈不到什么“两条路线的对立”，这不过是对于某一具体行动的看法不同。经过极普通的组织途径，完全可以解决。更谈不到为此而成立派系的问题。
2.我个人从远处来看问题，看的不一定对；只觉得为北京的新发展而在香港组织一些群众性的讨论与宣传，例如举行大专学生国是研讨会，组织工人以及小市民的国是演讲会，或发起与香港各左派什志的讨论会，甚至举行记者招待会等，乃是非常必需的。这种宣传鼓动应经常与比较持久地进行，不应限于“一次过”的群众大会，同时宣传性应该重于鼓动性。
我不知道“常委”凭什么理由否决你们的建议，如果简单认为目前不应该做这项群众性的宣传工作，那当然不对。因为最近国内的种种发展，确实给了我们以非常难得的进行群众性宣传的好机会，我们万万不应错过，不过我相信“常委”诸同志不会见不及此。
3.你对“常委”有不同意见，写了信，并取得了另外十七人的联署，这件事的本身并不是派别行动。“常委”并不曾斥责你们的联名写信为“小组织行动”，并没有说你们“违反纪律”，这是好现象。这件事证明我们的同志并没有实行斯毛式的组织路线，因为按照斯毛路线，由二人以上的成员联名写信来和领导对抗，便是大逆不道，便应开除出党了。
不过既然容许十八人联名提出意见，却不许这十八人聚在一起交换意见（即开会），这决定至少是不合逻辑的。
另一方面，你们要求“常委”派人来主持你们的会议，同时却剥夺他的“发言权”，这意见非常奇怪。十八人要求“常委”代表一起开会，其目的应该是双方交换意见，希望终于能解决一些不同意见。倘“常委”代表在会议上只能静听而不能发言，那末要他出席有什么用处？
4.第四国际的组织原则容许派别，却决不提倡派别，更绝不鼓励其成员随意成立派别。每当有不同意见发生时，无论进行于各个别成员之间，进行于一群成员与另一群成员之间，或进行于一群成员与领导机构之间，都不应立即视为派系之争。问题一经解决，人和人、群和群之间的对立关系（与联结关系）应立即终结，也应该终结。
“常委”既不曾把你们的联署行动当作派系活动，你们更不应以派系自居。某一些人为了某一个特殊问题采取了一个共同看法，绝不等于成立派系，也不应该视作派系的开端，它可以由此而形成一个派系，但更可能不因此而行成派系。为整个组织的利益计，应该为不形成派系而努力的。
5.我们今天组织新创，一方面固然要竭力反对斯毛派那种禁绝派系的专横而罪恶的组织路线，另一方面却必须帮助新参加革命的同志们养成健全的组织观念；在真正民主集中制的体系中，懂得如何遵守纪律，集体工作。
还有，我在常委这个名称上打了引号，因为我觉得这个名称是不合适的。据一般了解，常委（英文为STANDINGCOMMITTIC）者乃由中央委员会推举出来的“常务委员会”也。目前我们既无更大的中委会，何来常委？从它的性质来说，我觉得它应称为“临委”，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于筹备召开正式的代表大会。当然，名称并非最重要，但若名称之误而对其性质也作了误解，那就比较严重了。此意并望代达“常委”会，问好。
弟耕上一月卅一日
“致常委会”的复信（常委会）
对十八名同志签名的信，常委会答复如下：
对于是否在十一、十二月间举行“天安门事件论坛”一事，常委会首先要澄清的是，并非常委决定不举行集会，而是常委否定举行集会的建议；其次，对于集会与否的意见，根据在十二月三日全体常会常委成员投票的表现，常委也不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反对在十一、十二月间举行集会的意见，已在该天常会上详细陈述和讨论过。所以，对于反对举行集会的意见，常委不拟重复这些意见。同时也不准备回答你们对反对集会意见的驳斥。
常委准备在这里回答的，只是信中涉及常委的部分。
（一）常委的确有同志提出，如果集会失败，会影响我们队伍的情绪。但常委不同意你们信中所指：“如有此种顾虑，乃是失败主义！”相反地，如果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不照顾到一次不成功的行动对我们队伍及接近我们的群众的情绪的影响，我们就少不免要犯上盲目的主观主义毛病。
（二）信中指出：“常委有人愿意执行少数意见，这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同意。原因是：
1.常委全部同志，都认为集会问题上的分歧，是战术性的、次要的分歧。
2.就是实行少数意见，后果也不会十分严重。所以才有部分同志赞成常委采取向少数意见让步的意见。
3.就算常委通过向少数意见让步的意见（事实上常委并没有这样做），也需要常会复决关于集会的意见，并不表示常委的决定可以超越常会。
（三）由于常委有部分同志反对举行集会，因此便推论整个常委“信心不足”云云，我们也不能同意。首先一部分常委同志是不能跟整个常委对等起来。其次，我们不同意同志不赞成在去年年底举行集会，便是低估天安门事件的意义和信心不足。反对去年年底举行集会的同志，只是认为去年年底时机上不是最适宜举行集会，以及估计到政治宣传在该时期的重要性。事实上，在X月X日，常委决定在今年四月五日举行集会，而且这并非你们来信所迫出来的。
（四）“一次行动胜于十打纲领”是条件性的提出来的。相反地，十次脱离群众的行动，不但劣于半个纲领，而且可能沉重打击群众运动。广州公社不是一次行动吗？托洛茨基本人不正是反对这种行动吗？致
革命的敬礼！
革马盟常委会三月十二日
（按：此信在“内部讨论”发表时，所具日月不明，现根据谷和的第二次致常委假定为三月十二日。此信并无代表人具名。） |
楼国华（一丁）：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
鲁迅：
其人，
其事，
及其时代
一丁著巴黎第七大学
东亚出版中心出版
1979年
长篇
·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
短篇
·文学史家的伪造
·鲁迅诗的曲解（一）
·鲁迅诗的曲解（二）
·鲁迅诗的曲解（三）
·鲁迅逝世前的一封信
·杂谈鲁迅和他的日记
·鲁迅在一·二八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杂忆
·再谈鲁迅在一·二八
·鲁迅与毛泽东
·冯道·鲁迅·章士钊
附冯道论（葵堂）
鲁迅评价人物两例（葵堂）
·鲁迅与托洛茨基
·“沉滓的泛起”
·鲁迅和他的小说
·一条新注解
·清党之前鲁迅的革命观
·鲁迅与伊罗生
·鲁迅的“批孔”
·“清明时节”
·重读鲁迅的“阿金”
·鲁迅的“骗人”
·对于鲁迅的断想
·鲁迅对于“死”的观念
·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始终
·鲁迅论“国骂”
·鲁迅谈“十四年的读经”
·鲁迅谈“唐朝的钉梢”
·鲁迅与周扬的两个口号之争
·“曹子勃谿”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证验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信
·封底后记 |
楼国华：直言集(1970年)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a:link{text-decoration:none;color:#000080;font-size:11pt;line-height:180%}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0F4BFF;font-size:11pt;line-height:180%}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font-size:11pt;line-height:180%}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ont-size:11pt;line-height:180%}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则诚（楼国华）1970年信达出版社出版序双山罪已诏第三种人和第三种势力循名求实人性论和“第四十一”盲人摸象铁幕也说人生道路北京市民的欢迎行列*我们都成为玩世主义者*两极相遇读《大陆洗脑记》大陆洗脑记之一（余鸣盛）也谈约翰·里德从鲁迅说到卡斯特罗忆黄永玉从两幅摄影谈起*什么是中共的缺点大陆洗脑记之四（余鸣盛）读《野百合花》有感批评中共的前提*历史改写问题哀郭沫若《壮哉郭老》*壮哉郭老（霜崖）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郭沫若）历史的重演盖叫天改名记反官僚主义会引起匈牙利式革命一个简单的真理*天皇圣明，臣罪当诛《东方红》歌曲代表的社会意义*名歌《东方红》的创造和其作者（葛颂）《东方红》产生的经过（季子）廖沫沙是王实味第二从罗志威的死说起《怎样也写不出的故事》怎样也写不出的故事（霜崖）从大世界改名说起*“大世界”的旧招牌终于除下了（霜崖）哀李婷忆陶金*有感于“广东来客谈”一个谜*苏联无理没收书籍瑞典访华代表团抗议（大公报）有感于《新的读书人》新的读书人（霜崖）文学史家的伪造中共如何清算周扬乡下人看走马灯——又来了*一盘葡萄“旅行”记（大公报）燕雀安知鸿浩志（霜崖）齐白石的荣辱一路哭南韩军世界第四（徐慧之）我要斗争红线女*学习《老三篇》的心得史鉴从“罗素法庭”说起*美国暗中施压力图破坏罗素法庭（新晚报）鲁迅诗的曲解郭老其能免乎？关于“鲁迅风”及其他*从“金性尧席上”谈起（徐訏）“一天等于二十年”中国人不喜欢吹牛*退稿 |
第二十章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开始和开除党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二十章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开始和开除党籍1929年的初夏，尹宽约述之同几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谈话，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都是托派（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托派甚多，因该校的校长拉狄克当时支持托洛茨基）。述之和尹宽同他们谈话之后，得悉苏联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的概略情况以及他对于中国问题的某些意见。最后，王平一将托洛茨基所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两个文件——《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送给述之带回研究。述之带回这两个文件后，立即阅读，一直读到深夜，一口气读完了它们。他第二天一清早就起来，异常兴奋地对我说：“啊！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我现在弄明白了；党现时所应采取的政治路向也发现了，看了托洛茨基的这两个文件，好像‘拨开云雾见青天’一样，把我在革命高潮时期和失败后所感觉到而说不出其所以然的道理，在这里面都十分明确地指示出来了；而且有些简直是预言，我完全赞同这两个文件中的意见，现在我要到独秀家里去，把文件送给他看。”第三天的下午，陈独秀带着文件到我们家里来，他对述之说：“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的分析完全正确，对于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的批评也十分中肯，尤其以国民会议的总口号作为当前政治路线的指标，以此来代替目前盲动主义政策，我认为十分正确而合时宜。但对于未来革命的性质问题，我还觉得有些怀疑。”述之接着说：“既然我们认为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完全正确，尤其对于当前的政治路线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张，那么，我们就应该为这个主张而奋斗；首先，就应该在党内进行活动，组织左派反对派，至于未来的革命性质问题，我们可以从长讨论。”陈独秀同意述之的意见，他们准备集合所有对党的盲动主义政策不满的同志，来讨论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并进行组织左派反对派。次日，尹宽也来了，他问述之看了这两个文件之后有何意见？述之回答他说：“不但我完全同意，独秀大体上也是同意的。我们已经商议准备从事在党内组织左派反对派，进行斗争。你是否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为这个主张而作有组织的斗争呢？”尹宽说：“我看了这两个文件后仔细研究过，我也有这个意思”。自此以后，述之和尹宽分别把托洛茨基的文件传给其他的同志阅读，并和他们讨论文件的内容以及组织左派反对派的问题。在很短的期间内，就把留在上海的一些老干部，如汪泽凯、刘伯庄、郑超麟、李季……等，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组织，这便是后来名为“无产者社”的核心；也就是陈独秀和彭述之等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和组织左派反对派的开端。同时，陈独秀和彭述之各自写信给党的中央，要求党检讨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改变盲动主义政策，重新建立适合于当时客观局势的政治路线，并要求公布托洛茨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切文件，举行党内的普遍讨论。在当时，我虽然对“立山路线”时代的盲动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极为反感，但我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即令对党的政策和作风不满或反感，只能在党内组织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即在自己所属的支部或其他的组织形式进行批评，或讨论，而不可另行组织派别。因为我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代表真理的就是共产党，当然也只是一个。假如另行组织派别，同党分庭抗礼，那就等于否认党，反对党，也就是违反了党的纪律。由于在我的心版上深深地刻划着这个观念，因而对于述之那样热衷于干组织左派反对派的活动，深不以为然，甚至反感。述之曾三番几次劝我阅读托洛茨基的两个文件，但我终于因怀抱着这种反感的心理而拒绝了。自陈独秀和彭述之的信交给党中央后，我便从某些同志中得悉中央准备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的消息，从此，在我的内心里感到异常的矛盾和痛苦。我深知道，我和述之是分不开的，假如述之被党开除，势必也就跟着开除我（除非我同述之离婚），犹如过去以及当时述之受打击而我在党内的地位也就自然丧失一样。我想到这里，愈想愈痛苦！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之参加共产党，是由于自己首先从思想上的认识，然后在行动上不顾一切同反动势力搏斗而一步一步地走进革命的队伍的。往后在党里有了相当的地位，也是由于自己的自觉学习和努力工作，以及不畏任何艰苦和危险而获得，并非由于述之的关系而来。当我认识述之时，正是在工作的过程中，随后由于工作的巧合，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发展成为伴侣的。因此，我不愿意由于这样的一种原因就简单地跟着他被党开除。因我自1922年入党以来，已经八个年头了，而且一向把党当作生命寄托之所，我不愿仅仅为了伴侣的关系而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生命的寄托之所。因此，我当时内心里所感受的痛苦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我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自己烦恼和苦闷，甚至想到离婚的念头。为了想倾泻胸中的苦闷，有一天，我独自到陈独秀的家里和他专谈此事，我对独秀说：“我从某些同志中得到一个消息，说党中央准备开除你和述之。假如述之被开除，一定会跟着开除我，但我绝不愿意跟着他而被党开除，因为我开始干革命时，并不认识述之，我既不是跟着他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的，当然也绝不愿意跟着他而被党开除。因此，我现在陷于极度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之中，我想请教您，怎样才能解除这种矛盾和痛苦。”独秀听了我的叙述，怔了一下，然后用很简单的话语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回答我说：“假如我们被党开除，并不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而是由于党的堕落，它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传统，这是党的错误，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我听了独秀这几句简单的话语，顿时便提醒了我，使我打破了过去对党的那种机械观念。我想，如果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错误，党员是有责任起而批评和纠正的；为了使批评和纠正的意见发生效力和有力量，在党内集合一个有力量的反对派也是需要的。尤其是独秀所说的：“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用在乎的。”这句话对我发生了极大的力量。我觉得：以他创立中国共产党和一直任党的总书记的声望和地位，都把被党开除看作不在乎；那么，我又何必把它看得如此严重呢？这样，我怀着探究研究托洛茨基的文件的决心回到家里。在仔细阅读了托的两个文件之后，把其中的意见和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变回忆一下，对照一番，我觉得他批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领导的错误，真是一针见血；的确，有些意见简直成为预言，我认为真理是在这一方面（无怪乎斯大林和布哈林把托对中国问题的文件紧紧地封锁起来，不让中国的共产党人阅读哩！我相信，假如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除了那些官僚外，真诚的革命者都会赞同的），我必须为它而斗争。从此，我便从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之中解脱出来，转变成为一个为托洛茨基思想而斗争的积极分子了。在这个时期不久之前，党已经把述之和我当作党员编入支部，我们在支部会议上，每次都以托洛茨基的观点来批评党的政策，过去的以及党现时的。但地方党部派来参加我们的支部会议的负责者，从来没有同我们争论，更谈不到驳斥或反对我们的意见了，他们只是背诵党的通知和牵强附会地解释党的政策而已。我们虽然反对党当时所采取的盲动主义政策，但我们仍旧服从党的纪律，也和其他的成员一样，执行散发传单和宣言以及其他宣传品的工作。当时，在我们所住的区域——闸北——党决定不在这里举行示威运动，因这里属于中国地界，假如有群众集合，军警可以当场开枪射击的，因此一般的示威都是在租界的繁盛街道上举行，喊了几个口号，就分散于人群中或大公司里面去了。当然，每一次的示威运动，总难免有几个人被牺牲的。但最可怕的，是那些从共产党投降到国民党的叛徒们，他们充当国民党的特务，他们混在党里追踪重要领袖和干部的住址或会议场所；他们散布在公园里，在大公司门口和重要街道上，电车和公共汽车站上，同国民党的便衣侦探一道在那里厮守着猎获共产党人，他们身边带着几个武装特务；路旁准备着黑色的囚车。他们一经发现共产党人，便围拢来扣上手铐，带到囚车里面。那么，死神不久就会来安排了！当时在我们的支部里，隐藏着一个危险的分子（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施立，他沉默寡言，在支部会议中从未发表过意见，他是黄埔军官学校出身，在北伐时期，他曾充当蒋介石的卫队长，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的官员，他本人在革命失败后，仍旧混在党内寻找机会，企图出卖重要的领袖，以此获得国民党的巨大代价。述之虽然过去在党内有很高的地位，但在当时没有任何职位，而只是参加支部的一个党员，因而施立没有单独出卖他；但他知道陈独秀和述之私人的关系密切，他企图将独秀和述之一起联合出卖，那就可获得甚高的代价了。例如，有一次，在开完了支部会议后，他私自对述之说：“想来陈独秀现时的生活一定很苦闷，我想约他和你一起去作一个短程的水上旅行，叫一只小船到吴淞去游一游，以解解闷。”由于施立同独秀并不熟识；即和述之亦无私人交情，因而他们当然没有任何兴趣和他同游；同时，也许本能地注意到安全的问题，虽然他们当时尚未怀疑他有甚么图谋。但在往后，经过了一个相当的时期，施立被党发现有大规模地叛党阴谋，因证据确凿，党的特务把他和他的妻子一起谋杀了。当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时，不禁毛骨悚然。由此更可证明：那次他约独秀和述之同游吴淞，显然是一个阴谋。在1929年的这个暑假中，我因厌倦于家庭的生活；同时也想用假名到社会上去谋职业，以补助生活，因述之虽有书译，且稿费甚高，但自从他看了托洛茨基的文件之后，整天找同志们谈话，企图以托的思想去说服他们，因而无心译书，不能按照合同按月交稿，当然也就不能按月取款，时常拖延时日，但生活的开支是不能拖延的，这样，我决心积极进行谋职业。有一天，我到创造社去托一位管该社事务的同志苏某，请他为我留心一下，看能否找到一个职业，无论是教员或书店的职员都好，因我知道他很能干有活动能力；同时他也和某些书店有关系。他当时便对我说：“现在有几个朋友正在开办一所中学，包括高中，我可以介绍你到那里去当教员或职员，房子已经找好了，已经有人住在里面，你可以去见教务主任，他是同志，还有一些教员也是同志，实在说来，就是党主办的学校。不过，为着掩护起见，校长和事务主任不是同志，但他们是同情共产党的，我知道你的家离那里很远，假如你愿意住在学校里的话，你也可以告诉他们。”过了两天，我便去访问那位教务主任，同时还见到了几位教员，其中有一位是刚从苏联回来的。他们都是同志，但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自己也改了名字，他们只知道我是同志，但不知道我的真名和我的丈夫是甚么人。当暑假完毕，学校开课时，我便带着行李搬到学校里去了，述之和我们的刚满二岁的女儿莉莉，则由一个女佣照顾，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家，第二天傍晚又到学校里去了。这样，在生活方面，对述之不方便；尤其我们的女儿没有我在家里时养得好，因述之一向不善于安排生活；而且经常往外面跑，为的和同志们谈话。他真有耐心，一个一个地被他说服过来，他每天交一些钱给女佣，由她买甚么菜物给他们吃，他们便吃甚么，当然营养很坏，不久，他们便逐渐消瘦了。在我自己方面，住在学校里，房间很小，伙食又特别坏，菜的数量之少和质量之坏，使我们简直吃不饱饭；不过，在精神方面，我觉得比关在家里要好得多。因为我可以过着社会生活，接触一些年轻的教员同志和高中的学生同志，可以影响他们。我在这所学校里，经过了一个短时期，除了那位年龄较长而外表和性格却又异常枯燥的教务主任外，同其他住在里面的教员同志的关系都很融洽，而且有相当的友谊。在高中的学生中，有一个姓邓的女生和我很要好，而她在这一班中年龄较长且有初步的思想认识。因而她便是这一班，尤其是女生中的领袖，有一天，她忽然告诉我：“今天晚上请你到我们家里去吃晚餐。”我当时以不认识她的父母为理由而婉言拒绝，她坚持地说：“你一定要去，事实是这样的：我们父亲有两位好友从北京来到上海后，就经常来我们家里，一位名叫胡鄂公；另一位名叫熊得山，他们都是我们的同乡——湖北人。有一次，我同他们谈起我们学校里有一位姓陈的女教员，也是湖北人，为人很和善，思想也很好。他们一听就一口断定是你。因此，他们决定在我们家里请你吃饭，以便重聚，因他们的家眷还没有来，我的父亲虽然不认识你，但一听到你的真名，他也就知道你了，因而他也很欢迎你到我们家里去谈。”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胡鄂公和熊得山是我在1923年春初到北京时所认识的。我的女友的父亲邓初民当时在上海当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共产党员。假如按照年龄来说，他们都是我的长辈，在这次的聚餐中，不但晚餐极为丰盛，尤其是家乡口味，更觉味美可口；而且畅谈甚乐。我在这次和他们的谈话中，已经运用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观点，批评党在1925年到1927年革命潮流高涨时期，共产党足以控制工农和一切革命民众，甚至能够影响军队；但党竟采取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使可能胜利的革命归于失败；现在经过革命失败后，革命潮流低落时，反而实行盲动主义政策，举行武装暴动。我尤其着重批评党在上海经常发动示威运动，差不多每星期一次；但每一次的示威，人数一次比一次少。我根据这个事实引用了陈独秀说的“这不是示威，是示弱”这句话，他们听了我的这一番大胆的批评之后，态度都转变得严肃起来，不像正在吃饭时有说有笑那样地轻松而自然。他们说话都很谨慎，不敢对党多作批评。对我所批评党在1925年至1927年领导的错误和现时盲动主义的政策问题，他们一致表示这个问题太大而又太复杂，很难发表意见；但对于上海经常举行示威运动，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之下，是不合时宜的。由于中国社会不平衡的发展，因而产生某些不寻常的事件和人物。胡鄂公本是一个国会议员，在当时北洋军阀所统治的北京首都是一位在各方面都能应付的活跃人物。但由于他受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同时他又时常同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纳罕来往，因而他在思想上便逐渐倾向社会主义，随后就加入了共产党。在1923年夏，当我在北京时，我曾同他在一个支部里，也许他加入党的时间还早一点，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革命的潮流遍及全国，据说他的妻子（她是一位能干而有个性的女子，曾参加过辛亥革命）、长女和姪女都一同加入了共产党，成立了一个家庭支部，据说他的妻子、女儿和姪子曾在支部会议上批评他过去干曹锟贿选的事之不名誉，他当即承认错误，同时，他为了要洗刷过去的耻辱，过着俭朴的生活，便辞去一切官职，表示忠实于党，为党工作。但由于他的儿女甚多（六七个），还要担负寡嫂和姪儿的生活费用，因而不到几年，他所剩下的钱花完了，专靠变卖古画和家具等物过活。尤其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他的妻子觉得前途茫茫，生活没有着落，因而以菜刀自杀了！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但造成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革命失败的结果。约在1930年春，胡鄂公又来上海约我相见，他一个人住在一间极小而简陋的房子里，我见他面容憔悴，脚上穿着一双蒙上白布标志着亲人丧事的鞋子，这种标志即离他的妻子自杀的时间不远（中国的传统这种鞋子只穿三个月）。我目睹此情此景，真不胜感慨，而且寄予无限的同情，但我不忍提及他的妻子和子女们的情形，恐触动他的伤痕，他的态度沉静；我的神情也比平常不同，面上没有一丝笑容，沉静而严肃，表示着我已经知道他的遭遇而深刻地同情。他也体现到我的心情，故不和我谈及私人的事情，只是谈了一些政治问题，和我们组织左派反对派的情形，当我临别时，我将带在身边的一份我们托派出版的《无产者》送给他，并和他约定在下一次见面时希望同他讨论其中的意见。他接受了这份刊物，并答允要去阅读以便同我讨论。但当我下一次再去见他时，他说这问题太大，而又太复杂，而且是世界性的问题，他一时很难发表意见。不过，他表示其中也有些道理是对的，但究竟是那些道理他也没有说出来。这样，我便不能和他深谈。我知道他很难接受托派的思想，这问题不但是太复杂，而且还有实际的个人利害关系，他在党里的关系较多，他的姪儿当时，已成为党的干部，他可获得某些帮助。我认为：以他当时的处境来说，即令他认为托派的理论完全是正确的，也没有勇气来干这种比之干党的工作还要艰难百倍的事情，他过去为了加入共产党而辞去一切官职，已经使他倾家荡产，妻子自杀，哪里还有勇气再来干托派运动呢。因此，我便没有再去看他，从此便互不往来了。据说，他虽受了如此的痛苦和遭遇，还一直保持着他的思想，但意志消沉，年老体衰，至于往后的情形，我就无法知道了。总之，他在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曾扮演了一个角色，当然他的结果，是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然而，这不过是革命大悲剧中的一段插曲而已。现在我要回头说到我在浦江的情形与活动。由于教员中有一位姓刘的同志是从苏联回来的，他不久便知道了我的真名，因他的关系，从苏联回来的一批青年同志就常到学校要来谈谈，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严，他本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社会科学系的同班，自从他发现我在这所学校后，他常常于晚餐后伴同着几个从苏联回来的青年同志来访问我，挤坐在我的小房间里谈论当时的情况和政策。每次谈话时，我总是不放过机会运用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观点来批评党的政策，对1925年至1927年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和当时的极左盲动主义政策，他们也有同感，吴季严是这一批青年同志中的领袖，为当时党报《布尔什维克》的主编，他曾到莫斯科东大学习，我觉得他一向读书认真，为人诚恳，态度冷静，人缘甚好，因而我便带他到我们家里同述之讨论托洛茨基的思想；同时，述之并把托的文件给他研究。他看了托的文件，继续同述之讨论了几次之后，他便决心放弃他在党的工作和地位，而加入了托派的组织，由于他的理论和政治水准相当高和做人的态度甚好，因而同他一起常来我的学校的那一批同志都一起加入了托派。此外，他还影响了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也加入了托派的组织。在这个期间，我们在党内的左派反对派的活动，进展很快，约在两个月左右，就已经团结了四五十人，而且选出了临时中央机构三人委员会，即：陈独秀、彭述之和尹宽。同时，把所有的成员编成小组，并经常集会，讨论问题和商讨如何在党内进行活动的办法。随即出版一个正式刊物，名为《无产者》；并把托洛茨基所写的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文件编成小册子出版。正由于我们在党内外的积极活动，在当时的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致使许多干部发生动摇和怀疑。例如我在浦江中学里因常常散播托派的观点，同时在高中的学生中进行活动，有些党员和团员（主要的教职员）发生了怀疑和困恼，尤其对盲动主义政策异常反感。我们教职员支部会议（党团合并的）时，上海的党团领导机关每次都各自派一位代表来参加并指导，在一次支部会议上，党[1]团[2]代表告诉我们，上海地方党团领导机关决定：浦江中学的学生到街上去举行一次示威运动；我们全体教员一致认为：刚开办不久的一所学校，单独地去举行示威，不但太孤立而没有力量，而且暴露这所学校，如果不是为共产党所创办，至少为它所操纵，大有封闭之可能，因此，全体教职员同志一致反对党团代表的提议。但当下一次他们来参加会议时，极力企图说服我们，仍旧坚持他们的主张；我们也仍旧一致坚持，并且认为这种作法是不智的，我们不好说这是没有常识。实际上，不但是没有常识，而且是荒谬的。经过三次会议，党团的代表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又同教职员个别谈话，但仍旧毫无结果。由于浦江中学的教职员支部不遵从党和团代表的主张而始终拒绝该校单独举行示威运动，因而便加紧注意调查浦江中学所有教职员同志的来历，结果发现我在里面，因此，党团代表避开我召集其他所有的教职员同志集会，并特别对他们说：“难怪党和团的命令在这个支部里行不通哩，因为这里面有取消派（党当时称托派为取消派）彭述之的老婆在里面活动呀！你们是受了她的影响，才这样顽强地拒绝党和团的指令的。”上面这些话是由教员中一位最年轻的同志私自告诉我的。在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和彭述之被党中央开除他们的党籍了。这消息登载在党机关杂志《红旗》上，但并没有把他们写给中央的信内的意见公布出来，而只是简单地加上一个发党的罪名和托洛茨基思想为理由，就把他们开除了，但反党的意见是甚么？甚么是托洛茨基的思想，党却一字不提。当然，陈独秀和彭述之要求中央公布托洛茨基的文件，让全党普遍讨论，并建议检讨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政策，以及对党当时盲动主义政策的批评，更不会公布出来让同志们知道。由于党和团发现我在浦江中学妨碍他们的领导，因而党中央便迫不及待地要想把我开除出党。关于开除我的党籍问题，中央是已经决定了的，不过交给江苏省委去执行罢了，但在执行的程序方面，为了应付其他的教职员同志起见，他们还安排了一个步骤，就是一连开了二次四小时的支部会议，专门同我讨论政治问题，但这不过是一个幌子，因为党团代表不好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开除我的党籍问题，恐因此引起其他教职员同志的反感，或者恐使他们觉得这样作是官僚主义。第一次会议是在晚餐之后，从八时起直到十二时，在此四小时的会议中，党和团的代表除了各自阐述一套的党的政治路线外，极力强调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问题。他们批评我们这个支部的教职员同志不接受党团决定浦江中学履行示威运动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反党的纪律。党代表并声言：“这次的会议是要专门同陈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我们要知道她现时对党的政策有甚么意见？”在党团代表各自发表意见后，我即接着发言，我说：“既然今天的会议是专门同我讨论政治问题，那么，首先让我从政治问题说起。你们刚才所说的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我已经从通告上和行动方面看得很清楚，在这里我用不着多说。现在我要坦白地批评党的政策，这是每一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和责任。自1925年到1927年革命失败后，尤其一系列的武装暴动完全失败之后，党应当重新检讨，要从中获得教训；党员们也不应该一味地歌颂党的路线正确而不加以批评，或采取怀疑和研究的态度。例如党在1925至1927年革命潮流高涨，工农和一般群众，乃至部分军事力量，共产党完全能够控制，可能取得政权的时期；从1927年2月开始到3月，上海的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举行了三次武装暴动，在第三次暴动中，由于上海的工人群众和共产党人英勇地作战赶走了直系军阀，取得了所有属于中国地界的政权；两湖的农民，自动地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切，都足够证明党当时应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来号召革命的工农以及一切革命的群众夺取政权。但党却完全相反，采取了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始而相信蒋介石，并用全力支持，直到‘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施行大屠杀后，又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同时希望那个狡猾而又虚伪的冯玉祥同所谓革命的武汉政府合作，来限制和打击蒋介石。但结果如何呢？自徐州会议后，蒋介石、汪精卫和冯玉祥结成了一道反动的联合战线之后，汪精卫的所谓‘革命政府’，就在7月14日开始向革命者开刀了，——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的群众开始逮捕和屠杀了。封闭一切革命的组织和团体，如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及妇女协会……等，冯玉祥在北方也采取一致的行动，其结果，丧失了无数万革命者的头颅，引致了最悲惨的失败。”党代表陈道源打断我的话，他抢着说：“过去革命失败的责任，就是你所批评的1925年到1927年革命的失败，是要由陈独秀负责的，因为他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者。”我接着反驳他说：“是的，陈独秀是党的主要领导者，但过去革命失败的责任，绝不能说‘是要由陈独秀负责’，而是要由共产国际负责的，他不过是执行国际的政策罢了。关于这方面，我知道得很清楚。从1925——1927年将近两年期间，我担任上海区委妇女部的书记，同时也是区委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主席团即区委常务委员会），我亲身参加了上海规模伟大的革命运动，上海区委直接受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中央则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国际经常派代表驻在上海，区委的重要会议，中央经常派代表去参加。同时，在1926年6月中央第六次扩大会议后，我曾被该会议决定我兼任一个时期中央妇女部的书记，并参加中央常委委员会的会议；我常到国际代表魏琴斯基的家里去和他的妻子讨论有关妇女运动问题，因她代表国际妇女部，时常要我报告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形。因此，我完全知道，所有党的政策，都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不过执行国际的指令罢了。就是驻中国的国际代表，如鲍罗庭、魏琴斯基和加纳罕等，在重要的政治问题，甚至临时性的政策问题上，他们也不能作主，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执行的。”“但共产国际倒行逆施，当共产党所控制的工农以及一切革命群众的势力可能取得政权（至少不致那样惨败和牺牲如此巨大）时，它偏偏死硬地命令中共支持蒋介石、汪精卫和冯玉祥，苏联以大量的金钱、军火和顾问，把他们扶植起来了，他们三位一体，把革命镇压下去了，革命的工农群众乃至共产党人的生命丧失无数、革命的力量大大地削弱的时候，它又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从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跳到极左的盲动主义，举行了一连串的武装暴动。但结果如何呢？你们是知道的，难道这些活生生的和血淋淋的事实，还不够证明党的一切政策是由共产国际决定，革命失败的责任是要共产国际负责吗？”“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所有的暴动都失败了，党还要决定在城市里不断地举行示威活动，但每一次的示威，人数一次一次地愈来愈少，现在连这种示威也召集不起来，因此决定浦江中学单独地去举行示威运动，这不但是没有常识，而且简直是荒唐。我以为现时党是应该谨慎而耐心地做地下工作，恢复革命力量，而不是跑到街上去暴露弱点，徒然作无谓的牺牲的时候。”党和团的代表接着说了一些解释党目前所采取的政策之绝对必需和正确外，对我所说的一些事实却避而不提，也没有反驳，因事实胜雄辩，不能反驳，只是双方——我和党代表——各自说了一套，根本同讨论政治问题不相联，会议历四小时之久，其他的同志没有一个人发言，毫无结论而散。由于开除我的党籍问题没有解决，在第三天的晚上又继续开会，但这次党代表一开始就声明：“再不需要和陈同志讨论政治问题，因她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根本是违反党的政治原则，得不到任何结果的。”因此，党代表便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问题来问我，他说：“现在陈独秀和彭述之由于他们的政治意见是托洛茨基的思想，根本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已经被党开除了他们的党籍。现在我问陈同志对这件事的意见如何？”“我抗议，我抗议党采取这种官僚主义的作法。”我以高声和激昂的态度回答他。接着，我反问他说：“陈独秀和彭述之究竟有甚么不同的政治意见？党中央从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公布出来，公开地批评他们；甚至托洛茨基的思想，党也没有把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公布出来让同志们知道、讨论或批评。”我刚说到这里党代表强烈地打断了我的话抢着说：“我们的党，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有它自己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凡是对党的路线采取反对的立场，是要执行纪律的。”我接着说：“是的，共产党有它自己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我在莫斯科时也学过关于组织方面的知识，我也懂得甚么叫做‘民主集中制’，我听说你也是最近从莫斯科回来的，我想你也懂得甚么是民主集中制的。我现在且不说彭述之，像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起过巨大作用；创立中国共产党，一直作党的总书记，直到1927年‘八七会议’被瞿秋白篡夺为止。像这样的一位领袖，开除他的党籍，同志们连他的意见都一点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党代表同志！我要问我们这里在座的同志们知不知道？按照一般党的常规，开除一个中央委员，至少要在全体中央委员会上公布他犯了甚么错误，让大家讨论或通过，而他本人应当参加会议申诉和辩护。我要问党代表，中央是否经过这种手续？何况陈独秀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央委员，不公布他的任何意见，就这样随便开除了他的党籍，这算甚么纪律？算甚么制度？这算是民主集中制吗？”党代表接着以坚决的口吻和态度对支部会议说：“陈同志不同意党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就是开除她的理由，现在我代表江苏省委在这个支部里提议开除陈碧兰同志的党籍，你们大家对这个提议有甚么意见，你们要表示态度不能像上次会议那样一句话也不说呀！”党代表说出“陈同志不同意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就是开除她的理由”这句话时，大家都沉默着，头低下来，结果仍旧没有一个人开口。党代表看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开除我的党籍的提议恐通不过，他已经看出大家虽然不敢公然反对，但内心里不服，因而沉默不言，等于消极抵抗。于是党代表赶紧地说：“既然你们大家都不作声，还没有一个人开口，那就是默认开除陈碧兰同志的党籍的提议就算通过了。”我反抗他说：“完全是官僚的手段，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作声就赶快地说他们是默认开除我的党籍，既然没有作声，怎么算是通过呢？也许是心里不服不敢开口反对。他们怎么敢反对呢？因为你首先就把他们吓住了，你说我反对党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就是开除我的理由；那么，当然啰，假如他们当中有人反对党开除我，也就是开除他们的理由，我相信他们不会以你们这种理由来开除我是对的，但他们又害怕被党开除，所以默不作声，不一定是‘默认’。你问他们好了。也许我的猜测是错的。假如大多数开口说同意党用这种方法来开除我是对的话，那么，我的被开除党籍算是在这个支部里通过了。”我停了一会，等待大家的意见，但仍旧没有一个人开口，党代表说：“好了，没有人说话，这个提议就是通过了。”我愤激地说：“我不承认我是在这个支部里通过开除了，而是被党代表用狡猾的手段解决的，首先用‘威吓’，然后用‘默认’二字来通过的，这简直是可耻的官僚办法，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毫无共同之点，我要写抗议来反对和暴露这种勾当。”党代表的目的既已达到，恐别人发言反对，他便以时间太迟为理由，叫支部书记宣布散会，我就在上面所描述的情形之下被开除党籍了。第二天的清晨，一位青年同志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党代表用这种不光明的手段来开除你的党籍，不但我心里不服，其他的几个同志也都同样不服，不过不敢作声，假如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会同你一样被开除。”随后，他用更气愤的态度说：“党和团的代表在你走了之后，就责备我们，他们说：为甚么陈碧兰在你们面前好像比党和团的力量还大呢？难道你们都爱她吗？否则，为甚么两次会议没有一个人开口；没有一个人响应党代表提出开除她的党籍的提议呢？像这种话实在太无聊和卑下了。他们还负甚么责任？怎么能够叫人佩服呢？”我回答他说：“党堕落到这种程度，开除我是不在乎的，像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党里那样重要的同志也都随便被开除了，还说甚么呢？我准备写抗议书来暴露党和团代表这种狡猾和卑劣的手段。虽然我知道抗议书达到中央，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这是由上层决定，而且上层的堕落和官僚的手法比他们还要厉害，他们不过是执行上层的指令罢了。但无论如何，我要这样作，我要尽可能的给革命分子知道这回事；同时，我将更决心地同所有真正相信真理的同志们结合在一起同党的这种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至于你们在两次会议中一言不发的态度，我很了解你们的地位困难，这不能怪你们，只能归咎于党内没有民主，没有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民主，才使你们不敢说出心里所要说的话；同时又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来附和党和团的代表，因而只有采取默不作声的态度。我在昨晚的会议上不是说出这一点来了吗？”我同这位同志谈完话后，立即回家同述之商量，我们决定我辞职离开该校，但必须在学校逗留数日，要把抗议书由支部书记转交党的手续完毕之后，我才离开那里，当我的抗议书写好了交给支部书记，请他转交党之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现在要离开这里了，我提着箱子和行李同他们告别，他们几个人（除了那位年长的教务主任外）都围拢来，一个一个地说：“让我同你握手。”我和他们一一握手之后，就离开浦江中学了。我被开除的日期，离陈独秀和彭述之开除的时间约在二个星期左右之后，他们是在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的，我和尹宽、郑超麟、李季、高语罕……被开除是第二批，约在11月末，随后轮到刘伯庄、汪泽凯一批人，这些开除的消息和名字都公布在党机关报《红旗》上。这种开除，并没有稳定党内的混乱和党员的动摇，宁可说，因此更增加了党内的震动，随后又有一批被党开除，如吴季严、彭桂生、彭桂秋，以及报馆支部以屠仰之为首的一批干部（都是工人同志），由于他们投进我们左派反对派组织，因而被党开除。这个支部是上海最大的支部，包括《申报》、《时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这些报是上海一般人都知道和阅读的大报。因此，在1929年12月15日，当我们左派反对派公开发表宣言时，已有八十一个干部签名，这些签名者中，除了陈独秀和彭述之为过去党内上层领袖外，其余的都是重要的干部，如省委书记和委员、工运和妇运、以及农运的干部等。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托洛茨基主义同斯大林主义第一次大规模地斗争和分裂，它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掀起了巨大震撼，而且也引起了中国社会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注意，例如日本波多野乾一所编的中国共产党史，便把陈独秀告同志书全文刊载其中（见波多野乾一编《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四零五页至四一五页）。并将1927年12月15日左派反对派宣言全文刊载（见同上党史四二七至四六五页）。而且还把当时第一批被开除的陈独秀、彭述之，以及第二批被开除的高语罕、郑超麟、李季、陈碧兰等的名字和准确日期也记载在内（见同上党史四零三页），由此表明对这次事件的注意和重视。[1]党代表为陈道源，安徽人，留学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即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其首脑为陈绍禹（即王明）。但陈道源为其健将之一，当时他为江苏省委负责者，代表该省委出席浦江中学的教职员支部会议。[2]团代表为赵云，即后来的康生（文化大革命时，他为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山东人，上海大学出身，当时他代表江苏省委少共团出席浦江中学少共团的支部会议；同时亦同党代表陈道源参加浦江中学的教职员支部会议；但他在教职员支部会议中，很少发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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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在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学习与中国旅莫支部的教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八章在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学习与中国旅莫支部的教育我们学习的范围，并不限于学校的课程方面，如由负责同志们报告或从中国寄去的向导周刊、新青年杂志及前锋季刊等，都是我们研究和讨论的题材；同时指定一部书分章一同阅读逐章讨论等等。据同志们说：当彭述之在那里时常作报告向同志们讲解各种问题，从历史唯物论、经济学乃至中国历史等等，对他们作了很多的贡献。自一九二四年七月彭述之回国后，继任的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他也是湖南人，是同彭述之同时去莫斯科的（一九二一年），他有魄力，且有相当的鼓动才能。从他的中文程度，和一般科学知识看来，他在国内所受的教育并不高，而阅读的书籍也不甚多，因而缺乏一般的知识。但由于他在俄国的时间甚长，俄文很好，同时又参加了俄国党，直接受到列宁传统的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因而具有一般的理论水准和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自他继任书记后，也时常作报告。虽然他的题材仅限于从俄文中所能获得的材料加以处理和发挥，而不能运用历史或其它知识加以比拟和发挥，使其现实化而易于了解，不致感到单调和偏向，但这些报告对于同志已经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了。我们除了听取这种报告外，常常全体集会讨论从中国寄去的向导周刊、新青年杂志以及前锋季刊上的重要理论性的文章。至于同读一部书分章讨论，那是在每一个星期小组会议上进行的（当时读的是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的ABC》。当我们集体讨论彭述之回国后所作的第一篇长文，题为《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时，我们一致认为：他在这篇文章中，有系统的分析和叙述从鸦片战争（1900）开始，英帝国主义以大炮轰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后，英帝国主义从此便在中国获得商业经济上的特权，因而，法、美、德、俄、意、日各帝国主义也都争先恐后地向中国这个大市场时发，经过一系列的灾祸，如“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直到义和团起事之前夕，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已经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已逐步沦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了。彭述之在阐述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侵略之后，他列举了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图表、数字和统计，以资证据；同时，他对义和团的成分、经济背景及其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原因和意义，作了客观而科学的分析。由此，他作出了一个结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农民群众受了帝国主义的过分压迫而起的一种反帝国主义之民族革命运动。”这个结论，在我们讨论了他的整个内容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实际上，它不但打破了一般人的所谓“野蛮排外”或“拳匪之乱”的传统观念，使那些当代的史家和教授们，如胡适等大为吃惊，他们高声地喊出了同样的声音：“这种说法是推翻了中国的历史传统，这是中国历史的翻案”；同时，即在共产党里也确定了一个正确的观念。在此之前，党内从来没有确定上述彭述之对义和团运动所作出的这个结论的观点。随后，当我们讨论彭述之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国民革命专号）上写的一篇题为“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这篇文章时，大家都认为：他的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利益加以详细分析和阐述，以及它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可能起的作用，也客观地给以分析和估计。他首先从中国的资产阶级说起，都有详细的分析。从分析中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因而他说：“要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和领导者，宁非梦想”。他并列举资产阶级在历次的反帝和反军阀的斗争中总是站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方面。彭述之在对资产阶级作过分析和估计后，跟着便对工人、农民、乃至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小商人，以及游民无产阶级等，都按其各自的经济背景和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加以分析和估计，他所得出的答案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因而仇视帝国主义和军阀，革命的要求特别强烈，并列举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假如工人在反帝国和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中起着何种作用，他们是会跟着工人走的。因此，彭述之在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利益和在国民革命中起着何种作用，并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性后，他得出一个总的结论：“我们分析以上各种阶级，除开游民无产阶级外，差不多是与工人阶级接近的，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暗示与指导。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识之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上面的这个结论，已经回答了“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他的文章的题目。但由于他的思想不是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革命为满足，因而他又补充了以下的意见：“可是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绝不限于国民革命，绝不限于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它自有更伟大的使命，最终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它一方面须极力领导国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须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当我们认真而详细地讨论了这篇长文之后，我们发现在这篇文章中，他虽然没有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却是针对着陈的那篇题为“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前锋季刊第2号）一文而写的。他从中国各阶级（从资产阶级一直到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及其本身的阶级利益、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它们的反动性和革命性的分析中，客观上已经驳斥了陈独秀的“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工人阶级的数量少，知识缺乏，不能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同时，在同一期新青年杂志上，我们也看到了陈独秀的一篇题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的教训”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根据“戊戌变法”，“义和团”和“五四运动”中国历次的国民运动的事实教训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二十余年以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必须它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从陈独秀的这篇文章看来，他已放弃了以前的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立场，而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正是莫斯科东大的中国同志所支持的。在此之前，同志们认为陈独秀和那篇“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文章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以为然的。但自此以后，关于这个问题，即谁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无论在向导和新青年杂志及前锋季刊上，都没有不同的意见了。除了一般的学科阅读研究和讨论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外，我们的小组会议上还讨论革命党——共产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关于一般的组织纲领，比较容易了解。但我当时觉得在讨论到“民主集中制”时，就很难了解而感到有些抽象，虽然讨论了好几次。因在那里所过的生活，还不是正式的党的生活，不能从现实的当的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去体验“民主集中制”的真实内容和他对于一个革命党的重要性。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到我回国后，参加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才获得了解。我当时深深地感觉到：旅莫支部领导层同志，对党员和团员的教育从各方加紧进行，确实加速提高了同志们的理论水准；同时，实行严格的批评制度，而这种批评，不但在各小组会里进行，于必要时还在全体大会上进行。但不管开全体会议进行批评与否，中国旅莫支部的执行委员会每月必须集合各小组的相互批评，制成一幅批判图案，每一成员均站一块地位。写成之后，就把它以图钉钉在人人必须经过的宿舍宽大的走廊的墙壁上，等于一月一次的判决词。同志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去阅读自己的或别人的判决词。那些曾经受过批评的同志，当然是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但那些曾经获得好评的分子，他们是怀着一颗自信和愉快的心去欣赏自己荣誉的称许和鼓励的词句的。我当时有点感觉得这种公开批判的制度，有利亦有弊：那些获好评者固然可以得到鼓励，而更发挥其所长；但那些获坏评者，则会伤害其自尊心，而日渐失去信心，可能使其自暴自弃。这种批评制度，本来是为教育、鼓励和纠正同志的错误和缺点的，但假如实行起来不适当或机械，那就会实得其反，它将变成为摧毁同志的自尊心，而使其自暴自弃或消沉萎靡。尤其是把批评文公布出来贴在墙上的办法更不妥当。我以为：假如发现同志之中有错误或缺点，小组会上批评还嫌不够的话，执委可派人与其私自谈话，批评某些错误或缺点，而不必让他人知道。这样，既可以达到批评的目标；同时还很能够保持每一个人应有的自尊心，改正其错误或缺点可能更有效力。据同志们说，这种批评制度，以前是没有的。我当时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点不妥当，但不知其所以然。事后想来，这是从苏联共党内斯大林对付托派的作风中反映而来的。尤其到了1925年初，这种批评制度更是变本加厉，这自然也是斯大林官僚制逐渐发展的结果。但当时的中国旅莫支部不但没有一个托派，而且也不知道托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领导层中也没有一人有官僚的表现，只是他们无条件地信仰苏联，联共叫他们怎样做，他们就忠实的执行，不过执行的方式，按照他们各自的性格作风不同表现出来的轻重不同吧了。此外，使我深深感觉到的是当时党和团对同志课外的教育方法有些浪费精力和机械。例如把许多的时间消耗于个别的谈话中。执委决定每一个同志每星期必须有一张报告表给其所属小组书记，上面必须填写同几个同志谈话的名字和内容。因此，弄得大家很不自然地硬去找人谈话，来报销这一个星期的工作。为了报销工作而谈话，那么这种谈话必然产生敷衍和虚伪的弊病。至于谈话的内容，第一次多半是相互报告自己的历史，以便彼此容易了解，我觉得这倒有相当的意义和必要。因为要想深刻地了解一个同志，必须首先知道他或她的出身、环境以及其重要的思想发展和历史过程，但时间愈久，谈话的题材便感缺乏，只好硬找一些题材来谈，这就有点浪费时间和精力了。而且我们空余的时间很少，因此大家都是利用从宿舍到学校，或从学校到饭堂沿途走路的短暂时间来谈谈，彼此心里都明白这是为了填报告表的。我对于这项工作深感麻烦和机械，感到这是一种浪费，因而我每星期谈话的报告是比较少的，因此，他们之中，即领导层中有人批评我的活动不普遍。谈到填写谈话报告表问题，使我回忆起一件有趣的故事：我从许多同志中听到一种流言，说蔡畅谈话的报告表中，同她的丈夫李富春的谈话过多，而同其它的同志谈话太少。这种流言和批评，假如是在一种正常的生活环境之中，是不会有的。他们在法国时便是夫妇关系，据说当他们从法国到莫斯科后，便向旅莫支部的负责者要求一间小房子两人住在一起，这本是一种合乎人情的要求。但由于当时的环境特殊，将近百人的中国同志，年龄多半在二十五岁左右，有的还年长一点，年轻的很少，全都是过的独身生活，是一种变相的僧侣生活，男的都分别几个房间住在一起；女的当时只有和另一个女团员住一间房子。因此，李富春和蔡畅的要求被拒绝了。因他们虽是夫妇，但都是学生，不能享受特权。这样蔡畅和她——同来的女同志郭隆真住在我们的房间里，李富春则和其它的同志信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俩只有寻找课余的时间相互接触，私人谈谈，当然就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和其它同志普遍的谈话、这本是一种合乎常情的事，但由于当时他们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环境之中，大家差不多都有一种微妙的歇斯底里的变态心理（佛洛以特或其它性心理学专家可以分析这种变态心理），因而他们遭受到近乎笑话的流言和批评。在1925年3月8日，全苏联举行隆重的纪念会，节目都是演说和游艺。全东大各民族的学生，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那一天下午，都齐集于莫斯科一所大会议厅里，举行庄严的纪念会。主席团就座后，主席致开会词，接着就是一位德国的老革命蔡特根（CLARAZETKIN）莅临讲台了。她是德国老社会民主党左派，她同李卜克拉西、卢森堡、墨林（马克斯传作者）同组织斯巴达卡斯，为德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看来她当时的年龄在七十以上，从他演说时那种热情洋溢和激动的声浪，就可以看出她急进的女革命家的性格。由于她的年龄和演说时过于热情和激动，因而当演说完毕时，她几乎昏倒，仿佛连气都透不过来。她对这个纪念日之所以特别激动，是由于在1910年世界各国前进的妇女于3月8日在丹麦的京城哥本哈根集会，由蔡特根提议定是日为国际妇女节。因而，往后“三八”便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前进妇女所纪念的国际妇女节了。当蔡特根演说完毕后，就是表演各种游艺的节目，有歌舞、戏剧、魔术和其它技艺等，一直继续了数小时才欢尽而散。晚餐后，我被二处的晚会主持者邀请演讲（当然是预先同中国旅莫支部负责者约定的），一处是在莫斯科的露天大会，主席是一位年轻而健壮的俄国女同志，到会的全都是妇女。当主席团的人员就座后，主席就宣布开会，并介绍我作演说，由袁庆云翻译。当我的演说完毕后，即被他们举起来，然后热烈地拥抱我，稍停片刻，袁庆云马上带我到第二个演说的地方，那是莫斯科的一座大戏院，规模宏伟，建筑亦颇富丽堂皇，到会的差不多也是妇女，但由于规模甚大，也有许多男子，即到会妇女的丈夫参加其中。当我在讲台上演说时，我的视线曾不断地投射听众的面上，窥视到她们对于中国女同志的演说，表现极有兴趣的神情。这次的翻译是由一位中文很好的俄国同志格利哥尔担任的（他在哈尔滨多年，因而中文很好）。我的演辞并不限于发挥“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意义，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是着重于把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同俄国的十月革命联在一起。我强调说：“处在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妇女，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必须把中国的革命推向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把妇女带到像俄国的妇女同样的解放状态；而且苏联妇女的解放，不过是世界妇女解放的一个环节，不过是世界妇女解放的一个范例。我希望苏联的女同志特别注意和帮助世界妇女的解放运动，尤其是落后国家，像中国一样的国家的妇女运动，以期在未来的“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全世界的妇女都能够像今天苏联的妇女纪念这个纪念日的情形一样”。（当然，我的演说辞比我现时所能记忆的比较长而复杂得多，但我现时没有可能记忆完全，而只能记忆其要点。此演说全文已发表在莫斯科一个妇女杂志上，我当时曾有一份，但后来回国时不能携带，甚至连杂志的名字也忘记了。）当我演说完毕，就进行各种游艺节目。格利哥尔请我和袁庆云一同在戏院楼厅的咖啡室喝咖啡，闲谈片刻，我们便一齐坐在舒适的红丝绒座位上，欣赏晚会的游艺节目。我们一直留到深夜晚会兴尽而散，我满怀着愉快的心情，踏着轻快的步伐同袁庆云一道边走边谈地回宿舍。1925年3月，由于国内革命运动的生长，需要工作人员，中共中央打电报叫罗亦农立即回国，王若飞亦愿同往，旅莫支部执委决定他们二人一同回国，于3月9日他们就离开莫斯科了，罗亦农回国后，继任旅莫支部的书记为王一飞，他是浙江人，具有浙江人的温和性格，老好人，对同志的态度很友善，人缘甚好，但缺乏像罗亦农那样的魄力，尤其身材矮小，更显得他平凡无力。执委中原有袁庆云、刘伯坚、陈乔年照旧，但补进李富春。青年团的负责者李求实参加，但并非正式执行委员。李富春，湖南长沙人，具有长沙商业城市人的圆滑，看风转舵，短小精干，颇有外交手腕，他从不出面批评别人，只是在幕后支持执委中多数的一方。李求实，湖北人（武汉），面目清秀，女人气质相当浓厚，说话总是低着头，低声细气，活像一个思想尚未解放的女人，缺乏男子的风度和气魄，小家气，说话有些刻薄，但他有某些聪明。由于他是武汉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当我和其它四个同学加入青年团时（一九二二年四月），刘昌群、李书渠和他均为武汉青年团负责者之一，因而他被选为旅莫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者，参加执行委员会。自他参加执委后，对同志们的监视和批评更为苛刻。假如他发现某同志的思想有问题时，他就在执委会中提出来，执委中的几个人，首先陈乔年积极支持，因他当时的思想在某些问题上，尚未成熟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而容易接受李求实对同志的某些过分苛刻的批评，尤其是对从中国派去的大学生，对工人同志或从法国派去的知识份子比较宽容（因从法国去的知识分子都曾做过工。可称为工人）。陈乔年为陈独秀之次子，陈延年之弟，他们于1922年末从法国勤工俭学转入东大。他本是一个体格标准（略嫌单薄），脸庞白净，两颊经常泛着红云，大家都叫他鸦普洛果（俄文即苹果）。他学习很认真，本质亦好，但嘴有点刻薄，尤其开玩笑时总是很粗鲁。同他的形象颇相称。这也许是由于当时不正常的生活所招致的精神变态。刘伯坚在理论和组织观念方面都有相当的修养，旧文学也有根底，口才甚好，这差不多是四川人的特长。但由于他仍旧保存着相当浓厚的土生活方式和旧道德观点。虽然他在法国多年，但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多半处于法国里昂一隅，即住在巴黎的，他们所接触的仍旧是中国人，生活也是偏向的，因而他们除了从书本、报章杂志上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外，而没有同法国人的生活联系；更由于贫穷，没有享受过先进国家现代的化的物质生活，不了解先进国家一般的生活水准、风俗和习惯，因而刘伯坚仍旧保有他从四川偏僻落后的生活观念，来看某些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来的大学生的服装和风度，他认为这就是小布尔乔亚；王一飞老好人，从不批评别人；李春富圆滑，也不当面批评人，只是在幕后（在执委会中）支持多数；至于袁庆云，由于他的性格潇洒，体格魁梧，风度文雅，因而博得“伟大人物”的绰号。他在法国时工作的技术高，工作不会耗费他的整个时间，因而他的法文甚好（俄文亦好）；同时由于他的收入较多，因而他同法国人，尤其是女子有些交游。因而，他的态度比较正常而合乎人情，他对于这种过分严格批评的作风，是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的。但执委中有陈乔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和死硬派的态度；刘伯坚的土生活和旧道德观念（当然是残余的）；李求实的小聪明和刻薄，三位一体，再加上李富春的圆滑附和，假如谁在他们的眼中认为成问题的同志，那就会遭到厄运了。如果不接受批评或企图为自己辩护，那他们就认为这同志无希望，永无翻身之日；如果承认自己错误的话，李求实又说动机不对，是在一种压力之下而承认的。我曾亲眼看到：有好几个本来聪明活泼的同志，在李求实所发明的“动机哲学”（这是我给他的名词）的精神死刑之下，弄得自暴自弃，精神萎靡，没有出路。这不但使他们痛苦，失去了自信心，甚至连人的形象也变得呆板和愚钝了[1]，像李求实以这种方法来教育同志，批评同志，结果，只有摧毁同志。据当时的某些同志说，这种批评制度，以前是没有的，尤其自一九二五年四月开始，更是变本加厉，在本国同志召开的全体批评大会上，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执行委员会派员本参加（三个委员），他们坐在主席台上，执行最后批判的任务，好像审判官一样，这更是前未所有的。由此，就更加证明这是从苏联共党里对付托派的方法泡制出来，同时也随着斯大林的官僚独裁之日益嚣张和发展而变本加厉的。当然，这种情形，在当时谁也不会想到的。莫斯科的寒冬是漫长的，至少有六个月享受不到阳光的抚浴。橱枝上的积雪照常乞立不动，即地上的冰块不管经过千百人的践踏，但它却仍旧坚硬如常。行人必须穿底下有齿的胶皮套鞋，以防滑跌；有些同伴而行者，甚至手挽着手，以便互相扶助。可是，凛冽的寒冬已去，娇艳的五月到来了，橱木都脱去了洁白的外衣，而披上绿色的新装；花园和广场上也铺上了碧绿的地毯，报春的候鸟也在那里歌唱着阳春的歌曲；人们都感到愉快，尤其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久不见阳光的中国人，特别感到莫斯科的春天之珍贵而可爱。在“五一”劳动节的那一天，莫斯科的人民尤其是男女工人，都穿着整齐的服装在公园和街道上闲游，享受着莫斯科的春天。傍晚全莫斯科的政府机关以及各重要机关的门前都闪烁着五彩缤纷的灯光，以霓红的电灯制成工农标记的镰刀与斧头的红星悬挂中央，四围镶着各种彩色电灯，制成一幅长方形的图案，鲜艳夺目。这便是劳农国家的标帜。晚餐后，全莫斯科按照其区域、机关、工厂或大规模的学校分别举行盛大的晚会。节目都是戏剧、音乐、舞蹈和其它演技。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各民族全体学生，于是晚都聚集于莫斯科一座规模宏大的戏院里举行盛大的晚会。人数较多的民族都有表演或舞蹈。中国班表演了一出贫苦农家生活的哑戏。在这出戏中，我扮演一个农家的女儿，在白天辛苦工作之余，晚上还在原始萤火般的灯光之下纺纱。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表演，而尤以黄国佐的玩火把最为精彩。他本身材标准，相貌超群，身着大红布紧身衣裤，两手各举一枝火炬，活像司火的神童。当火炬燃起，电灯完全熄灭，只见舞台上红光一片，火炬变成各种形象，有时成一个大圆圈，有时则成二个圆形或其它各种形式。他的演出异常成功，各民族的学生都热烈鼓掌称赞。过了不久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日下午，旅莫支部全体执委员连同青年团的负责者李求实一起，召集我们五个女同志（全体）举行座谈会，一共只有十一个人，我们在莫斯科的一个私邸的小型花园里，大家都在碧绿的草地上坐成一个圆形。首先由王一飞说明开会的宗旨，他说这次会议是讨论“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希望从讨论中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以便教育。他把开会的宗旨说完之后，跟着就是刘伯坚发言。他说：“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革命家的恋爱观’问题，其目的是要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别开来。我们不仅要排斥封建社会‘才子佳人’的恋爱观，而且也要反对小布尔乔亚的恋爱理想主义或至上主义。”刘伯坚的意见虽然是围绕于讨论的题目而发表的，虽然他说要把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与革命家对两性关系的态度分开来，但他却没有提出革命家的态度出来，因而陈乔年就接着发言。他的意见很简单，他说：“革命家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因为革命家的生活是流动性的，因而不能结婚；同时革命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种小布尔乔亚恋爱的玩意，所以没有恋爱。走到那里，工作在那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那里解决，同喝一杯水[2]和抽一枝香烟一样。”“那完全是下等动物的性行为，是原始时代的性行为，绝不是革命者对两性关系正确的态度。我要问乔年同志一句：解决性的需要，是不是同喝一杯水或抽一支香烟一样简单呢？怎样解决呢？一个有修养的文化人，随便在马路上找一个女子来解决吗？同时，那一个女子这么容易的解决你的需要呢？除了去找妓女以外。那么，就是鼓励男同志去嫖妓女，这是一种极低级的性行为，也是一种危险和堕落的行为。是的，革命者并不重视结婚的仪式，这不过是一种形式，这是一般普通人尊重法律和社会的习俗，使婚姻合法。有些女子因不能独立生活，依靠法律来保障，以防男子随意丢弃。但革命家也是人，也需要性的生活，不管结婚也好，同居也好，男女双方都是同志更好；不管是同志或非同志，但在结婚同居之前，必须双方建立友情，互相了解，这种感情和了解，当然需要相当的时间，决不会一见面就会发生性的关系。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感情，就是‘恋爱’。不要把恋爱同小布尔乔亚连在一起；也不要把恋爱同恋爱至上主义混淆起来。”我带着按耐不住的神情接着陈乔年的话说的。当我的话说完了，陈乔年和李求实都要求发言，主席让李求实先说：“碧兰同志认为两性的关系，先要经进一个时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约会呀，写情书呀，把它神秘起来，等到双方建立了情感，互相了解，那就是恋爱成熟了，然后才谈得上结婚或同居。虽然她不注重结婚的仪式，但这样就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这就是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也就是恋爱至上主义。我们知道：碧兰同志出身于一个科举功名的封建大家庭；同时，她的父亲是秀才又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受了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所以，碧兰同志的思想，反对封建式的父母代定的婚姻而主张自由恋爱，因此，她的恋爱观是从封建社会的才子佳人的恋爱观转到资本主义的恋爱观的。而这种恋爱观是小布尔乔亚的。”（立刻）我接着说：“求实同志根据什么说我的恋爱观是从封建社会的才子佳人恋爱观转变到资本主义的恋爱观呢？首先，我要问求实同志，什么是才子佳人的恋爱观？你凭什么根据说我曾会有这种恋爱观呢？假如从家庭的出身来推断某一个同志的恋爱观，那么，每一同志都可以加上这个头衔，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是出身于封建残余的家庭，也都受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求实同志根本不知道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在封建社会里女子根本谈不到什么恋爱，她们的婚姻是父母作主的。至于‘才子佳人的恋爱观’更是莫明其妙，所谓才子佳人，是封建时代那些风流文人、才子、雅士玩弄高等艺妓而来的，当时的女子只能说是玩物，根本谈不到恋爱。‘才子佳人的恋爱观’这个名词根本不合事实，不能存在。当我懂得恋爱时，才子佳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年龄不允许我有那种思想。自由恋爱这个名词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一些前进的知识分子才知道的。至于说两性关系要经过一个友谊的过程，这种恋爱就是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至上主义，这是机械的把恋爱和恋爱至上主义混在一起，以为凡是恋爱就是恋爱至上主义，他以为恋爱是小布尔乔亚专有的，革命家不应该享受它，只能像动物一样，有性的需要时，就到那里解决，像乔年同志说的，同喝一杯水或抽一支香烟一样，香烟抽完了，就把烟头去掉，这完全是一种低级的不负责的性行为。”当我的话说完之后，主席请其它同志发言，他说：现在很明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双方都坚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主席的话说完了，沉默了一会，没有人想发言，结果，陈乔年要求再发表意见，主席答允，他说：“不管碧兰同志说我低级也好，动物也好，不负责任也好，但我仍旧坚持我的意见。碧兰同志认为两性关系一定要预先双方建立感情，互相了解，经过一个时间的过程才能同居或结婚，那就是说两性的关系一定要先有感情的存在。否则，就是低级的性行为，或动物式的性行为。但我以为碧兰同志坚持两性关系一定要先有感情的存在，一定要经过一个时间的过程，这就是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革命家是排斥这种恋爱观的。”当乔年的话说完了，停了一会，我看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要求发言，于是我向主席说：“既然现在讨论的箭头一齐射到我的身上来了，我有权利要求再发一次言，只要一次。”大家都赞成让我说。我带着有点激动的神情和严厉的声调说：“难道同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异性可能引起性感？发生性的关系吗？我想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实际上，我想你们本人也做不到，假如你们有机会恋爱时，你们还是一样地恋爱的，也许比别人恋爱得更强烈一点。乔年同志和求实同志的意见一样的，不过乔年同志说得更爽气，更朴实，也可以说更无产阶级化一点；但求实同志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派头，想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大做其文章，大逞其辞锋吧了。不管你们把小布尔乔亚的帽子戴在我的头上也好，把恋爱至上主义的头衔加在我的身上也好，我还是反对你们这种简单的唯物论和低级的性行为主义。我说你们是恋爱至下主义。我绝对不相信：你们的这种主义就是革命家的恋爱观。革命家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不要侮辱了革命家！假如在党的生活内，在工作过程中，男女同志由于生活接近，由于互相了解而发生了感情，那么这种感情就是恋爱；这同恋爱至上主义完全不同：恋爱至上主义者是把恋爱放在生活的第一位；而革命家是革命工作第一，恋爱不过是私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吧了。我以为这就是革命者的恋爱观，这种恋爱观我认为是正确的，不能说是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关于一些妇女问题，包括恋爱问题在内，在1921年秋开始组织的武汉妇女读书会，我曾经常参加，由李汉俊、刘子通和陈潭秋等同志们所指导的讨论会、辩论会，在讨论和辩论之前必须阅读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和杂志，李汉俊时常为我们作关于妇女问题的演说。在1922年，李大钊同志在我们女子师范学校里作了一次有系统的长时间的演说，他从原始社会说起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妇女在这些社会中的地位的变迁和各种不同的婚姻形式，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根据社会形式发展史的情况而加以分析和说明的[3]。求实同志当时正在武汉，而且是知道这些情形的，但可惜他是男子，不能做妇女读书会的会员；同时，又不是这个会的指导者，因而他没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讨论和其它各种会议。假如他听过李大钊的演说，或参加过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会，那他就不会把才子佳人说成恋爱观；也不会把它描述在我的恋爱观转变的过程里！我个人觉得：我们这次的讨论会，虽然花费了几小时，但所讨论的内容太简单，太没有历史和理论作根据，说来说去，总是简单地反对小布尔乔亚的恋爱观，这是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和缺少阅读书籍的原故。这种讨论绝对不能达到教育同志的目的；也许相反，使同志的观点混乱。”当我的话说完了，主席问：还有没有同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回答。执委中的袁庆云和李富春从头到尾没有说话，其余的四个女同志也没有开口。李富春和蔡畅因由恋爱而结合，恐发表意见使人攻击，其它的同志有的由于水准不够；有的不愿意同人争论。主席等了一会就说：“我现在必须根据同志们所发表的意见，作一简单的结论。总括起来有两种意见：一方面是乔年同志的，他认为革命家由于工作条件和经济时间，两性关系应该简单化，有性的需要时，就在工作所在地解决。这意见一般说来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意识的。不过，他说同喝一杯水或抽一支得烟一样，这话未免太过份。解决性的需要，不一定像抽香烟一样，抽完了就把烟头丢掉。假如对象合得来，可以成为伴侣的。关于求实同志的意见同乔年同志没有根本不同，不过他说得婉转一点，他是从反对碧兰同志认为两性的结合一定要先有感情的存在，要经过一个时间的过程的意见而达到同乔年同志的意见一致的。不过，他把才子佳人的恋爱观放进碧兰同志恋爱观转变的过程里，是不妥当的，是不合乎社会进化史的法则的。关于这一点，碧兰同志的解释是对的。此外，他说碧兰同志是恋爱至上主义，这也未免不合乎事实，假如她是恋爱至上主义，那她根本就不会到苏联来学习。第一，当她动身来这里时，正是她恋爱生活的开始；其次她的那一笔旅费，是上海中央的负责同志发动为她筹到的，但从上海到北京的第二天，由于张国焘夫妇被捕，她的箱子被捕房拿去了，她的旅费全都在里面，但经过了三个月之后，她仍旧再筹旅费来到这里。我们对她的这种坚强意志曾在她刚来时在欢迎会上，由主席刘伯坚同志表达过，他说：‘我们对碧兰同志经过许多困难和挫折而仍旧来到这里的向上精神表示敬意。’单从这一点，我们不能说她是恋爱至上主义，只能说她的恋爱主张和恋爱方式太知识分子化，属于小资产阶级型吧了。至于她所发表的意见，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有许多部分是有道理的。不过，在她驳斥反对者的意见时，难免有些锋利或过份的词句，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的确，这次的讨论，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同时发言的又不普遍，因而不够完满。但现在时间不早，假如对讨论没有意见，就此散会吧。”我当时对这个结论，只同意其中的某些部分，而不同意它的基本观点。但我不好要求再发言，只好怀着一颗不满的心，同郭隆真边走边谈地朝着食堂走去。她轻声地对我说：“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还是对答如流。”“我是只服从真理、不怕压力的，就是执委会全体一致，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我，还是要坚持的。”我回答她说。接着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发表意见呢？”她说：“唉！我发表什么意见呢？我无论站在那一方面都会遭到陈乔年和李求实两张刻薄嘴的嘲笑。假如我赞成乔年的意见，李求实会说我是因为得不到恋爱，而反感恋爱的；虽然不一定明白这样说，但心里一定是这样想，他们会用另外讲话说出来的。咱们俩是好朋友，我对你总是说真心话的，我想你也了解我的苦衷。”这是多么可怜的自我心理的流露呵！郭隆真在五四运动时，她已经是一个中学生，据说她曾经咬破手指，以血写成一幅爱国标语，因而激起了天津的男学生的爱国热情，群起罢课响应北京的学生抗日反卖国政府的运动。随后，她同蔡和森、蔡畅、李立三、陈延年、赵世炎、陈乔年、李富春……一大批人同时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当她同蔡畅、李富春一道来东大时，已是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的老小组姐。由于她的面部不幸而被天花完全破坏，影响她的整个精神状态，甚至更加强了她所具有的一般北方人的迟钝和呆板的姿态。正由于这个原因，她的神经有点不健全，发议论时常有思想混乱的毛病，这对于她的学习和在同志中的印象很受影响。在几个女同志中，以我对她为最好，我同情他，每当同志背后谈到她时，我总是站在她方面为她解释。我以为一个人聪明或天才的发展，是需要别人的爱护和鼓励，要有这种客观条件，聪明的或有天才的人才有发展的机会。一个聪明的年轻人，越是有人称赞和培养，人的聪明便越加发挥其所长，自己也就越有自信心。反之，自己处处发生自卑之感，智力逐渐减退，自暴自弃，甚至发生某种神经病态。像郭隆真由于不幸而被天花破坏了她的整个面部，从没有获得人间的友爱，尤其是异性的温暖和安慰，因而处处受到刺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自卑之感，形成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这是很自然的，尤其是一个女子。蔡畅为李富春的妻子，蔡和森的胞妹。她身材瘦长，两肩宽而头小，而颊黄而憔悴；她的年龄同郭隆真差不多，都比我约大四五岁。她的态度严肃，谨慎而老练，不多说话，对同志一般都冷漠淡然，缺乏革命者的豪爽和热情。她的这种态度和作风，同蔡和森的前妻向警予是同一类型，她可能是模拟她的嫂子的，因他们在法国时生活在一起，连同蔡和森的母亲在内。我们五个女同志虽然住在一间房子里很久，但她同我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甚友好，甚至连和她同来的郭隆真也不接近；虽然她有相当的修养，但她的谈吐如何，我不知道，因我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谈话，除了和她简单地作了一次互相报告各人的历史外，或公开发表意见。她从不当面坦白地批评别人，但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尤其爱说女同志的坏话，这表明她具有一种不良的德性，嫉妒心很重。这一点除了不良的德性外，同她的个性拘谨，心胸不宽广有关。由于她的资格甚老，而且一直继续在党内工作，因而她成为现时中共重要人物之一，中共中央委员和全国妇女联合会的主席。[1]从上海的上海大学派去的龙康庄（他与我同时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先我而去莫斯科东大，当我到那里时，看来他很活跃，但往后见他日渐消沉，精神萎靡不振，面容憔悴，举止呆板，原来是被领导层中某些人认为他有小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倾向，思想成问题。但自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也继我们而后被派回国，改名为龙大道，在上海小沙渡（工人区）部委作工人运动，甚为努力。我重回上海后，曾在他所属的部委作了个短时期的女工运动，我觉得他的工作精神很好，他的生活和服装完全与工人一样，没有一点大学的气味。往后他转入上海总工会负重要责任，异常勇敢，1928年初，同陈乔年、许白昊等一同被捕，而一同英勇地牺牲了。[2]陈乔年所说的两性关系像“喝一杯水一样”，这也许是从俄国女革命家兼作家柯伦泰而来。当时我不知道，及至回国后几年，约在1930年左右，我看到柯伦泰著的小说，书名为《三代恋爱》。在这部文艺作品中，她描写母女二代的恋爱关系，——母亲和女儿均为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女儿和母亲的爱人发生了性关系，当她的母亲责备她时，她说：“由于工作的地点调换了，一时找不到对象，为了性的需要和便利，同你的爱人发生了关系，没有什么了不起，像口渴了喝一杯水一样。”这便是柯伦泰的恋爱观，她认为在革命之后，性的关系也解放了，第二代比第一代更解放，这便意味着第三代将比第二代更解放，她的书名为三代恋爱，也许由此而来，因此，一杯水的恋爱论，在二三十年代，那些前进的知识分子中传得很普遍，但实行这种理论的却很少见，甚至连陈乔年本人于1926年就放弃了这种主张，而实行恋爱了。因大家都传说，列宁（LENIN）曾严厉地批评柯伦泰的一杯水恋爱观，列宁既然把这个问题当作一种倾向来反对，可见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男女青年受柯伦泰影响的不少。约在1935年左右，当我读了列宁夫人克鲁泼斯卡亚所著《列宁回忆录》一书之后，我才知道所传列宁反对一杯水恋爱观确是事实，书中曾描述这一事。柯伦泰的恋爱观，也同她的政治思想一样，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据某些早期到苏联的同志们说，柯伦泰是一位漂亮堂皇的女革命家，有演说才，擅长文艺。俄国十月革命后，曾任交通部长，由于她的无政府主义自由思想倾向，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反对列宁。她于1922年被派到挪威任大使。这是列宁对待异已的作风，与后来斯大林对待异已态度，真是天远地隔了。[3]关于李大钊1922年春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演讲妇女问题的内容，在1928年冬，我才发现它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领袖倍倍尔（AUGUSTBEBEL）所著《妇人与社会》（沈端先，即现时正在被毛政权打击的夏衍译成中文）的缩影。在1922年此书尚未译成中文，李大钊是从日文或英文本读到的。由此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研读的认真和广泛。及到1928年冬，我才买到《妇人与社会》这本妇女问题的经典著作，仔细阅读之后，我又发现，我在1921年所读的《妇女之过去与将来》一书，也是《妇女与社会》这本书的缩写。此书为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著，由李汉俊译成中文，这本书对于我在1921年具有巨大的启发作用：它第一次引起了我对于妇女问题的兴趣；尤其重要的是：使我对于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基本认识。至于《妇女与社会》一书，尤其是我往后研究妇女问题和写作案头不可缺少的参考书籍之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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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犹太人问题》译者前言（楼国华，1938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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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犹太人问题》译者前言
楼国华（1938年10月4日）
载于马克思著，郭和〔即楼国华〕译《论犹太人问题》，亚东图书馆1939年1月出版。
本书系根据日本岩波文库版并参照改造社《马恩全集》版译出，第一篇原为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与犹太人问题无关，惟因此信与论犹太人问题的两篇文章，均发表在1844年发行的《德法年鉴》上，为马克思划期之作，故普通总与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收在一起，兹仍其旧。马克思给写几篇文章的时候年才二十五岁，他从黑格尔的钻研，经过实际生活的斗争，与费尔巴哈的影响，达到了独立的立场，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建设。致露格的信表明了他的根本抱负，论犹太人问题，则为它前进到唯物史观与经济学批判的第一步。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虽已成为古典著作，但犹太人问题，到现在还是欧洲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凡西兄[1]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去观察新的犹太人问题，这不独为拙译生色不少，且在了解欧洲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上，给予我们以极大的帮助。
最后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找到德文原本，加以校对，是译文更臻完备。
一九三八，十，四译者
[1]录入者注：指王凡西著《犹太人问题之过去、现在与未来》，载于该书代序。 |
《法兰西内战》译者序言（楼国华，193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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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内战》译者序言
楼国华（1937年3月15日）
载于马克思著，郭和〔即楼国华〕译《法兰西内战》，海潮社1939年4月出版。
恩格斯曾经说过，法国人将尽着革命的创始作用，这话现在证明又有具体的真实性了，法国无产阶级自1936年6月大罢工以来，不断的从事再接再厉的抗争，这种抗争已临近了最后的决战，西班牙法西斯的胜利，推动了这种决战时期的到来。
法国无产阶级是有革命传统的，巴黎公社开辟了历史的新页，予此后的苏维埃国家组织，与无产阶级专政以模范，在此法国无产阶级又将以其血肉与忠诚，创造光荣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时期，译出马克思的名著《法兰西内战》，这是不无意义的事。
我的译文原是根据两种日译本译出的，译完后由凡西兄[1]按英文本、俄译本详加校正，并添译了俄译本的序文与公社的宣言，校阅时的用力之勤，读者明眼，自能知道的。
附录注释是陶伯兄根据俄译本代为译出的，俄译本的注释特别有价值，不忍割爱，故虽正文中已随时有所注解诠释，仍译附在后面，供读者参考。
一九三七，三，一五，译者。
[1]录入者注：凡西兄即为王凡西同志。 |
南产：托派老前辈楼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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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老前辈楼国华
南产
老前辈楼国华（香港人比较熟悉的名字是楼子春，或一丁）于三月八日逝世后，香港报刊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其中好几篇的作者并非托派思想的信徒或同情者，他们都赞扬楼国华坚持信仰、一生为理想奋斗不懈的精神。虽然对死者善颂善祷是中国人的传统礼俗，但对遍受一切有权势者迫害和诬蔑的托派来说，这样的礼遇并非轻易得到的。二十年前在香港（大陆更不用说了）肯定不会有这情形。十年前大概也不会。这一方面表示香港的文化界进步了，同时也表示中国托派已经获得相当程度道义上的胜利。
中共没有给托派平反
也许有人以为这同中共已经为托派平反有关。有的悼念楼氏的文章里也有平反的说法。我想趁此机会澄清一下。事实上中共并没有给托派平反。无论整个派别还是那些曾被监禁或处死的人都没有平反。有些并非真正托派而被强加托派罪名的人，例如王实味等，是终于平反了（宣布他既非反革命又非托派）。但真正的托派并没有。一九七九年，所有仍在监禁中的托派份子都释放而且恢复了公民权，有的还给予政协委员的身份，但并没有平反。这就是说，中共并没有说过去所判刑罚是错了，只是认为刑罚至此已经够了。这些人，有的刑期已满，原判无期徒刑的减刑释放。还有的，像郑超麟和喻守一，始终没有宣判，但一直扣押着，这时也释放了。中共现在不再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分子，但没有说他们过去的行为不是反革命。对于整个托派，中共在毛泽东选集新版的注释中承认了「托派汉奸」的说法是追随共产国际的错误，但并没有承认「托派反革命」是说错了。郑超麟释放后不止一次写信给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纠正1929年宣布托派反党、反革命的错误，完全没有结果。关于上述部份事实，可参阅《郑超麟晚年文选》。这是楼国华负责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坚贞奋斗的一生
去年九月底，楼叔已经有一次临终的现象。接到消息后，我们先驱社好几个人一起去探望他。那时大家都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们为他照了不少相片，有的单独，有的同别人合照。原意还想寄给在英国的他的老朋友王凡西看的。后来印出来，觉得他那油尽灯枯的样子太不好看了，跟他不久之前仍然相当有精神的样子相差太远，不想让王凡西看了难受，所以没有寄。那次他自己也觉得走到人生的尽头了，已在吩咐后事。他因为中风，已有一段时期不能说话，只靠笔写。他特地写了一句自我总结的话给我们看：「我的一生无愧于托洛茨基主义」。这话既是恰当的总结，又反映出他一生最念念不忘的是托派的革命事业。
楼叔始终坚持托派思想的信仰，而且孜孜不倦地工作，这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他活到差不多九十岁，死前不久还在老朋友面前叹息人生太短促了，他觉得自己还有许多责任，还希望继续为普罗大众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王凡西在讣闻中说他是职业革命家。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根据一般人对职业革命家这名词的了解，恐怕不少人会以为这个称号未必恰当。
职业革命家
一般人所了解的职业革命家，就是全职的革命工作者，他把全部的工作时间都用在革命工作上，以此为职业，不干其他的职业。他大概从一个革命组织领取生活费（或工资），在组织的安排下工作。我们从讣闻上看到，楼叔一直都有普通的职业。他在商业机构当会计，在电影公司当行政人员，同人合作开照相馆等等。他并不是全职的革命工作者，怎能算是职业革命家呢？
职业革命家在理想情况下，自然是用全部时间干革命工作（广义的革命工作，包括写文章，研究理论问题，等等），不干普通职业，不用靠普通职业来维持生活。但职业革命家的本质并不在于没有用以谋生的普通职业，而在于他以革命工作为整个生活的中心，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来安排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例如，他会毫不迟疑地放弃一份高薪的普通职业，而用全部时间去干革命工作，只从组织领取很低的生活费。如果组织不能给他生活费，他就干一份普通职业来维持生活，同时尽量挤出时间来干革命工作，还把职业收入的很大部份贡献给革命组织，或者用来帮助同志。这种以革命事业为整个生活的中心的态度，才是职业革命家的基本特征。楼叔就是这样的人。他自从青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以来就一直这样干，至死为止。所以他确实是职业革命家。职业革命家是为革命事业贡献一切的人，不是吃革命饭的，更不是在革命工作中求名求利的。
坦率、纯朴的人
楼叔不但一直都有谋生的职业，而且他的职业一直都在商业圈子里。但是他一生待人接物的态度完全不沾一点市侩气味。简直可以说，他的作风是和市侩完全相反的。他坦白率直得非常凸出，有时甚至成为缺点，因为会令人难受，或者对他自己太不利。如果知道斯大林派官僚在二十年代常常骂托派是「两面派」，就会觉得楼叔正是相反的。
也许正因为他胸怀坦荡，又不计较什么得失，所以据说他从来没有失眠过。至少到他六七十岁的时候为止，他每次只要脑袋贴着枕头，马上就睡着了。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常常会睡不着，头痛等等。他到晚年是否仍能这样，我没打听过，不敢说。
他一生都辛勤地干文字工作：写作，编辑，校对以及替别人誊写文章。到八十多岁还整天干誊写工作。他对陈独秀和鲁迅都作过不少研究工作，发表过著作。但他从来没有以「文魁」自居。他根本不是那种自吹自捧的人。唐宝林在《中国托派史》中那样描写他，其实无意中暴露了自己一类人的面孔。
他大概是香港老一辈托派中为人认识较多的一位。但只有在他死后才第一次听说有人把他称为「香港托派的旗帜」。以我所知，托派根本不兴用这类的称号。如果他生前知道有人给他这个称号，大概会斥为荒唐。
最后我想说两句关于他的丧礼的话。丧礼完全是由他太太和子女主持的。同志和朋友们只按照他家人的需要给予协助，并不参与决定。他太太近年信了佛教，所以他的丧礼用佛教仪式。对此，他是既不知道，又绝无责任。他关于丧礼的遗嘱只有一切从简一句话。他绝不相信什么死后的世界。
1995年5月27日
原载《先驱》杂志第33期，1995年6月 |
悼一丁先生（罗孚，199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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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一丁先生
罗孚（1995年3月）
〔说明〕载于罗孚《文苑缤纷》，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10年12月。
突然而又并不突然：一丁先生在“三八”那天去世了。
我还不认识他，又很想认识他，却又总是蹉跎了到新界乡下去访问他的约会，现在是永远的蹉跎了，既感突然，更感遗憾！
他已是九十高龄的人。近年卧病，前不久还住院。出院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这对我应该不是突然的事情，我蹉跎了。
我不认识他，但很早就知道他，知道在香港有个托派头子楼子春，开设一个摄影店，有点名气，和他合作的是一位明星的丈夫，是有名气的摄影家。此外，我还知道，澳门是托派在中国南大门边上的一个据点，如此而已。
我对托派知道得很少，却对它“不敬而远之”，仿佛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
我只知道，托派就是苏共分裂出来的托洛茨基派。各国都有，是国际间的一群极“左”，主张“不断革命”的人。在中国，托派头子就是陈独秀。托派又被骂为“托匪”，有如杀人匪徒。托洛茨基却不见容于斯大林，被逐出苏联，远走美洲，还一直被人追逐到墨西哥，用斧头砍死……他哪里是杀人犯，实在是被杀的受迫害者！心头有怀疑，但总是不敢接近，却又不多作了解。楼子春在我心目中，因此也是带着神秘色彩的人物。
他另有一层神秘性是：著名作家楼适夷是他的兄长，两兄弟却一直是有来往的。一个是中共的名作家，一个是多年的老托派。人保持来往，已经有点神秘；来往而长期无碍于楼适夷，共产党居然这么有人情，容许这兄弟之情，这就更神秘了。
在北京十年中，我接近了楼适夷，却没有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我只是从另一位托派老人郑超麟的诗词而了解到老人的近况。知道大陆上的托派已经平反，他也从狱中放了出来，而且还安排做了上海市的政协委员，起码的生活无愁了。他的诗词《玉尹残集》也从手抄本成为可以公开上市的铅印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骆驼丛书》之一。
托派逐渐从我的思想中改观。
回香港后，由于我和楼子春的子侄辈有往来，就动了念头，想去认识这一位托派老人一丁先生。一丁是他的笔名。四十年代，有一位作家丁一（原名叶鼎彝）。他的笔名刚好倒了过来。
我一直拖延没有去。听说他前年回过上海一次，恐怕是他四十年代末离开上海后的第一次还乡。在上海，两位老人，也是两位托派——郑超麟和楼子春，有了欢晤。一丁老人好像并没有继续北上，去会他的堂兄楼适夷。
他见我迟迟未去，就送了一些书给我，如《郑超鳞回忆录》，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和则诫的《直言集》。
《直言集》多是写于“文革”期间的杂文，不少是针对《新晚报》的报道。甚至是针对霜崖的文章而发，和他唱反调。我猜想他和霜崖（叶灵凤）是认识的。他送书时好像还带了这样的话给我，现在我们的调子不一定都相反了吧。
是的。可惜现在是不能当面交换意见了。上海随归来后不久他就中风，行动不便，语言困难。这也是我蹉跎未去的一个原因。
伤哉！我们的岁月，我们的正言和反调！
一九九五年三月 |
致周履锵同志（王凡西，2002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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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周履锵同志
王凡西（2002年10月7日）
履锵老弟：
收到你的来信好久了，只因我近来体力加速衰退，无力作复，请原谅。
前天精神略好，翻阅一些旧信，发觉其中有二信还值得保存，寄给你和其他朋友看看。
想和你说的话不少，可惜我现在有气无力，只好算了。
祝
健安
根上，2002年10月7日 |
致长堀佑造的信——为日文版《郑超麟回忆录》所写的代序（王凡西，2001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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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长堀佑造的信
——为日文版《郑超麟回忆录》所写的代序
王凡西（2001年1月20日）
《先驱》编者按：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堀佑造先生所翻译的日文版《郑超麟回忆录》最近已经出版了。出版前译者请王老写序，他回复说身体不好，难以写序，但毕竟写了一封致译者的信代序。承蒙长堀佑造先生的厚意，让我们在此发表这篇代序。文中记及陈独秀对郑超麟人格的评价，尤为珍贵，而这种人格亦应当是一切仁人志士的楷模。
知道您已经译完了超麟的《回忆录》，高兴之极。只是您要我写的序言，却始终写不出来。为此，我十分懊丧。我的各种新旧毛病，最近都未恶化，只因我年龄毕竟太大了（九十四岁），一切机能退化，多少患点老年痴呆症了。最苦的是不能用脑，不能集中思想：稍一集中，立刻觉得头昏目眩，非躺下不可。看这情形，我写序言的努力只好放弃。
拟将我原本想写而无力写成的序言内容，约略向您提一下。请您参考。
首先，我想介绍陈独秀对超麟性格的评估，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一年春天。那时为了积极筹备四个小派的统一，我经常与独秀见面。在一次他和我单独闲谈时，他提到了超麟。他说：“我们中间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人，野心都太大。超麟和这些人相反，个人的野心太小，他从来不为自己的地位或权势打算。”独秀的这个评语下得很对，但只对了一半。事实证明：超麟确实视权势如粪土，把富贵当浮云；他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但他在知识上的追求，思想上的探索，以及在文学与艺术方面的精益求精，却是充满了“野心”的。
我原想在序言中特别指出的超麟的第二个特点，那是他对宣传工作与众不同的态度。特别是他与斯大林派的所谓宣传不同。斯大林派的所谓宣传，事实上只是造谣、诬蔑的同义词。而超麟则始终信守着“以真名称呼实物”这个信条。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主持宣传工作最早最久的人。从编辑《向导》、《布尔塞维克》直到中国托派的《新旗》，他一直坚持着这个基本态度。有时候，他的这个说真话的态度甚至被某些同志认为“过分”的。例如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年陈独秀派成立时所发表的八十一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名字是虚构”的。超麟这种始终贯彻“实事求是”，“以真名称呼实物”的态度，实在难得，实在可贵。值得今后真想解脱数十年来斯大林派以谎言代替真实的罪恶传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们认真学习和继承的。
2001年1月20日 |
就唐宝林《中国托派史》访问王凡西（（英）格里戈尔·班顿，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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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唐宝林《中国托派史》访问王凡西
（英）格里戈尔·班顿1996年
说明：肖周根据周任辛生前开始翻译的残稿并参考班顿的英文原件整理
不断革命
里昂·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可从两个相互有关的意义上来理解，首先从“纵向”发展的意义来看，托洛茨基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因此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其次从“横向”发展的意义来看，他认为“局限在一国范围之内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那是不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可在一个国家之内开始，而在国际层面上展开，最终只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完成”。
唐宝林在他的书里，没有在纵向方面认真地探讨过不断革命，而在横向方面却完全曲解了不断革命的概念。他把不断革命和以军事干涉而输出革命混淆在一起，而这个观念同托洛茨基的理论恰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托洛茨基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援助在别国可能爆发起来的革命，甚至也不反对派军队去支持革命，但他准备这样做时，只有在严格的条件下才是允许的。他在1921年出版的有关军事学说的著名论文中写道：
当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正在展开的今天，从外部来的军事干涉所起的作用，只具有补充性的，配合性的，辅助性的意义。军事干涉可以加速革命的到来，也有利于革命的胜利。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除非是革命不仅在社会关系方面已经成熟了——而这样的条件早已实现——而在政治意识方面也已成熟的时候才有可能。可以把军事干涉比作产科医师手中的产钳，如果使用得当及时，就能减轻分娩时的阵痛，如果在时机未成熟时过早使用，只会带来流产。（见托洛茨基《军事学说或伪军事教条主义》）
唐宝林列举的两个不断革命实例都是在通过军事干涉、输出革命的意义上提出的。他说，1919年托洛茨基亲自建议要率领三万或四万骑兵到印度去；而在1923年，托洛茨基要亲自指挥派遣红军正规军到德国去，以便点燃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火焰。这两个例子都是毫无根据的。
实际上，1919年初，在俄罗斯尚未存在正式的红军。那时，旧沙皇的军队已经土崩瓦解，而红军还不得不在武装的工农群众基础上创建起来。托洛茨基创建红军是白手起家的，他指挥这支红军投入俄国的内战。1919年正是内战最艰苦的年头，托洛茨基怎么可能派遣三万或四万骑兵到印度去？何况，1919年的印度，根本不存在需要支持的革命情势。
有关德国的那段话，也同样是牵强附会的。诚然，1923年的德国出现过革命的危机，而对德国的争论，主要是在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与托洛茨基之间进行。然而三人中没有一人提出过“要派红军到德国去点燃欧洲的革命火焰。”
唐宝林断言托洛茨基建议要进行军事干涉，但提不出任何历史论据。从大体上看来，他说的这段话，可以说明他是对本世纪最初十年晚期，以及二十年代初期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出现的危言耸听者反苏宣传的鹦鹉学舌，或者充当了他们的应声虫。有关印度的那段话也许是根据伊萨克·多伊彻所着《先知三部曲》中的片断文字，但要知道多伊彻的原话是这样的；“据说托洛茨基曾经提到过，一位严肃的军事学家，向他献上一个计划，组织一支骑兵远征军团，使用在印度。”显然这段文字无助于唐宝林的论断，而唐本人却没有在他书里引用它。
共同行动与统一战线
在斯大林和斯大林派那里，“统一战线”（有时叫人民阵线）与共同行动之间，并无区别。在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工人阶级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上，斯大林派仅有两种态度：要么毫无批判地参加进去，奴颜婢膝般地将自己屈从于他们，要么就是不加区别地加以抨击，指责甚至迫害他们。他们从来就不曾懂得共同行动的策略意义，指的是革命政党能够，可以，甚至必须同小资产阶级（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同资产阶级）的政党以及工人阶级组织保持一定关系，旨在达到某些具有进步作用的目标，而同时在组织上保持独立性。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的德国，斯大林分子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做“社会法西斯”，把他们（而不是把正在猖獗起来的纳粹党徒）认作是主要的敌人，他们拒绝采取与社会民主党人共同行动，而当时托洛茨基正是敦促他们这样行动的。他们的这一拒绝，大大地帮助了希特勒党徒们取得胜利。当纳粹分子夺取政权之后，斯大林派便来个180度的转变，为的是战胜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在那时刻，斯大林派组成“人民阵线”，这在实际上就是从思想到组织，不仅向他们昨天还称为主要敌人的社会民主党改良派拱手投降，而且还向资产阶级政党投降。
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其中也包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历来反对斯大林派印记的统一战线，例如在1924—1927中国大革命时期，以及后来1937—1945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但他们从不反对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治家们采取共同行动，只要这一行动是在有限的期间内进行，而且是为了达到具有进步意义的特殊目标为条件的。在共同行动过程中，工人政党必须在行动上、拟订计划和思想上保持它的独立性。（但，诚如陈独秀本人曾指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贯彻这一共同行动中，也犯了某些教条主义的错误。）
尽管唐宝林仿佛懂得统一战线与共同行动的区别，但他仍然争辩说，由于我们托洛茨基者是反对统一战线的，因而也就反对共同行动。然而托洛茨基主义者确是参加，并且支持抗日战争的，但我们的参加和支持是在我们自己的旗帜下，而且保留我们自己的政纲，有权批判别的政党。
就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于1932年保护陈独秀，而反对刘仁静，那时刘仁静采取的是极左立场，他指控陈独秀赞成同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为保卫上海，反对日本侵略的共同行动是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1935年8月8日，托洛茨基在同哈罗德·伊萨克（即伊罗生）讨论时，据伊罗生的记录，托洛茨基的立场是这样的：
关于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问题：托洛茨基不同意刘仁静的结论，因为刘说陈独秀已经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认为，刘的论据系非辩证的，是玩弄模棱两可的词句。举例来说吧，在托洛茨基思想体系中，“统一战线”与“共同行动”之间显然是有区别的。
8月9日伊罗生继续写道：
我们继续昨天的讨论，托洛茨基读了我的草稿，然后指出第一页上有不妥之处。他认为，我对资产阶级不同阶层以及他们主观的观点所作的分析，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合辩证法的。托洛茨基说，如果我们使用现成的程序，那我们势必成为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他强调指出：“共同行动，”特别是短期的共同行动，是一回事，但以持久的“统一战线”形式向资产阶级投降，例如像法国人民阵线之类的投降，是另一回事了。这两回事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保持我们组织的完全独立，这当然是可取的，但问题的核心却在于如何运用这种独立性。我们务须继续地同学生及农民组织实行“共同行动。”
所谓陈独秀的“错误”
依唐宝林之见，陈独秀终于错误地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然而，实际上，陈独秀走向托洛茨基主义是他有关民主、帝国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在其逻辑发展中达到高峰的表现，而是他自身在1925-1927年革命，因斯大林错误领导的结果，而使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经验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唐宝林的这种说法，只不过是自由派哲学家胡适的论点，在毛主义分子中的旧调重弹而已。胡适曾说：陈独秀离开了北京大学，离开了他的老朋友之后，错误地成为一名共产党人。1942年，陈独秀在逝世前不久写成的最后四篇论文，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而在本质上，则仍然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因此，认为陈独秀错误地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后来又回到资产阶级民主上去，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双重标准
唐宝林对于反斯大林的批评家以及对莫斯科审判案中反对派的残酷迫害，既不表示同情，也不表示赞成。同样地，唐宝林也认为在中国，由于打击托洛茨基主义冤杀了一批无辜的人，其中包括俞秀松和王实味。然而，唐宝林仍然继续相信，从1952年在中国被捕的年轻托派分子身上，用所谓“科学的审讯”和强迫的方法逼出来的供词，然后用这些供词来判处作证者及其同志们犯有政治罪行。（如果根据三十年代由苏联格别乌获得性质类似自白书，那么人们当然会得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一伙人就是希特勒的特务间谍----只是付出代价太大，因为人们势必认定这些人都是精神病患者。）
唐宝林从这些供词中所挑选出来的大量证据，都是属于奇谈怪论一类，其中还牵涉到各种各样所谓罪行，（这种所谓罪行，早在三十年代已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斯大林分子王明、康生强加到我们身上，但很久以来，甚至连中国持严肃态度的历史学家也加以蔑视的。）指控托洛茨基主义者同国民党的政客、特务以及日本人相勾结。例如，根据1973年仍关在狱中的叶春华的供词（这年正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捕关禁21年之后，是他们释放出狱前6年），据说托洛茨基主义者彭述之同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孙中山之子孙科相勾结，而孙科对战后彭述之所办的《求真》杂志特别感兴趣，而当彭述之于1949年离开中国前往香港时，还力图在广州与孙科会晤；据说托派叛徒张师成为上海警察局长时，便保护了我们；据推测（显然带有恶毒中伤的暗示），当托派烈士陈其昌被捕时，我和郑超麟在被占领的上海，反而感到日本统治下的安全。
至于叶春华所提供的关于彭述之与孙科的勾结，所谓张师对我们的保护，以及我和郑超麟的所谓日本人统治下的安全感等“证据”，叶春华在1979年与郑超麟一起从狱中释放出来后，向郑承认说，他当时告诉审讯员的，只不过是他们所要听的东西；但是当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里，叶春华在温州，而且还仅是一个13岁的孩子，他不可能知道他供词所写的事。
至于（前托派分子宋逢春）断言说，张特（这是我很熟悉的人）因向托洛茨基邮寄包裹的行为而被日本特务逮住之后，曾同日本人保持长期关系一事，我根据亲身经历加以说明：当时为了安全，邮件从没有寄给托洛茨基，而是寄给“君士坦丁堡雷斯坦特西道夫先生收的”。至于唐宝林推论出，张特因与日本人有这层关系，所以在1931年被捕后能允许他从看守所逃跑一事，我应该说，在当时逮捕事件中，我也在场，张特（带有镣铐）之能逃脱，是因为我出现在现场，无意中（因逮捕我）把视线转换了。
“失败主义”与“民族叛徒”
唐宝林虽不接受王明、康生等人的指控，说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是领取日本帝国主义津贴的汉奸特务，但他仍然相信（虽不包括陈独秀）中国托洛茨基者，即使不是主观上，也是在客观上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的。他指控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日战争时期对中国一方采取失败主义政策，在内战时期在国共之间对中共采取失败主义政策。
他给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扣上一顶“极左派和反动派”帽子。实际上，他不理解（或是故意歪曲）中国托洛茨基者有关中日战争的观点；特别是曲解了革命的失败主义的含义。
中国托洛茨基者对待中日战争的政策，是以托洛茨基的分析为基础的，其要点如下：
我在向资产阶级报纸发表的声明中，全中国各工人团体的任务是积极地参加并站在战争的最前线，但一刻也不放弃他们自己的政纲和独立行动……
但能否依靠蒋介石来保证战争的胜利呢！我并不相信他。然而，发动抗战，今天还在指挥抗战的是蒋介石。因此，为了能够替换蒋介石，我们有必要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在军民中取得决定性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必要的是决不可徒托空言，吊在半空，而要切实地置身于斗争之中。我们必须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军事斗争中，在反对一切懦弱无能、缺乏信心者以及内部叛徒的政治斗争中赢得巨大的影响和威望。在发展到一定的时机，这时机我们现在还无法预先估计到，政治上的反对是能够，而且必须转化为武装冲突。因为内战，同一般的战争一样，正是政治斗争的继续。然而，必要的是要把握住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手段把政治反对转化为武装起义。（见托洛茨基《论中日战争》）
要问这样的政策，是失败主义的，还是保卫主义的政策？这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在马克思主义词汇中，托洛茨基的这一政策，是属于完全崭新的提法。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传统的保卫主义形式，也不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制订的革命失败主义的实例，旨在把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争转变为革命，以更换抗战的领导，并且确保抗击外敌战争的胜利----托洛茨基的这一政策与其说是保卫主义性质，倒不如更接近于革命的失败主义。
然而，在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与托洛茨基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立场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命运并不是漠然置之，而是把国内革命视为对外抗战取得胜利的保证（尽管不是先决条件）。
现在经过事后的回顾，我认为由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并由我们坚持的有关中国战争的立场，更适当的提法，应是“革命的胜利主义”而不是失败主义。（在这里，我不打算接触到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中间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
我想，从刚才我所说的，已经足够驳倒了唐宝林的无端指控，把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说成是在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益服务。
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革命胜利主义政策，是根据以下的事实得出的，即中日战争是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余波的一部分，这是以下列设想为前提的，即腐化、堕落、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不可能真正地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要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最可靠，最有保证的办法是在工农自己政治旗帜下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事实上，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一翼早已停止抗战，成为日本统治者的傀儡，而蒋介石为首的另一翼，也一直是摇摆不定，并一直在寻求较好的条件准备投降。）
唐宝林的另一无端指控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45-1949内战期间，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失败主义政策，这完全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国民会议口号
唐宝林没有领会到为什么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27年以后，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基本思想。按照唐宝林的看法，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从一开始，便受到幻想的惩罚，因幻想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国民会议运动中能够动员城市工人夺取政权。然而，事实真相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仅仅是紧跟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而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口号的，那时斯大林（争辩说，革命仍在进潮）正在号召建立苏维埃和武装暴动。
按照唐宝林看法，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把视线集中到城市无产阶级，并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而使他们忽视了农民斗争，结果，他们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正因为领导农民在中华苏维埃旗帜下发起武装斗争而取得成功，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唐宝林似乎并不懂得，恰在1928年，毛泽东就曾抱怨过，由于中共党内缺乏民主口号，他是无能去唤起农民群众的。（参见毛泽东《井岗山斗争》）唐宝林同样忘记掉，在1937年结成第二次统一战线时中共所发起的就是国民会议运动。
“外国主子的奴仆”
当唐宝林以1935年12月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选举弗拉克·格拉斯（汉名李福仁）担任书记兼司库为理由，诬蔑中国托洛茨基者是“外国主子的奴仆”的同时，却非常轻松地忘记了“莫斯科的黄金”在中国官方党的财库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舒适地忘掉了外国人，诸如斯尼夫利埃特、鲍罗庭、维经斯基、罗易、米夫以及布朗等人在党内所起的作用。依唐宝林之见：
一个政党接受外来津贴，并选外国人当领袖，一般人很难接受，甚至会斥之为“卖国”、“投靠”、“奴才”、“工具”之类。但是，对于以国际主义为最高原则，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托派来说，却认为是正当的事。
唐宝林所以坚持他的论点，断言格拉斯“领导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只因为他忽视了，或故意不看我的说明，这篇说明详细记载在会议记录中（唐宝林是完全能够查阅到的），记录明白地指出，格拉斯的党内工作是“技术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记录的英文本关于这一点写得更加明白清楚：
陈其昌说：在此时期内重要的是常委会的书记兼司库应能使全体委员保持团结一致。因此以格拉斯同志担任书记是更可取的。
关于书记性质的讨论：是否书记是事实上的政治发言人，或是否他的任务主要是属于技术性质的，诸如写信，保存记录等等。王凡西说：书记的职务应视为技术性，而不应同决定党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见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委员会1935年12月3日临委改组第一次会议记录）。
我的提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
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待书记一职的观点，与列宁主持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完全一致。对于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谁也不曾对书记一职予以很大的重视。这“仅仅是一种技术性性质，决不是政治性的”。（见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纽约帕斯芬德出版社1970年版第467页）将书记视为政治性质的观点，是后列宁时期斯大林（他是坐上“政治”书记位置的第一人）的一大发明。格拉斯远非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政治领导人，而只是技术的管理者。
事实上，格拉斯在担任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内部技术管理的15个月内，他的作用是双重的。他是我们组织的名符其实的司库，这显然是“技术上”的任务。因为在此期间，他是我们经费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他还是我们同国外托洛茨基者保持联系的通讯者，信箱的保管者。格拉斯离开上海后，短时间内，信箱的保管工作者由杰克·贝尔登接替的。（贝尔登本人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是格拉斯的好友。就我记忆所及，我只有一次信件是经由贝尔登收到的）。
如果1925-1927中国大革命按照托洛茨基路线进行必将发生什么？
按照唐宝林的说法，1925-1927中国革命，不论在什么路线领导下，即使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失败也是无疑的。因为反动派，包括国民党右翼在内太强大了，而中国共产党太不成熟了，革命从总的方面尚未成熟。因此，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有关中国革命的争论，简直是一出悲喜剧，或是一幕滑稽戏，而那次争论的产物----中国托洛茨基运动----既未形成也不成器。
不论是唐宝林，也不论是我本人，都无法知道，如果中国领导人执行了别的方针政策，革命将会如何结束。然而，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在托洛茨基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即使也遭到失败，但失败后的革命前景却是大不相同的。中共党员未必有万念俱灭，或上当受骗的感觉，犹如许多党员在1927年事件之后所感觉到的那样。党很有可能更迅速地、更顺利地、更有信心地转向独立立场，而付出的生命代价也会少得多。（有多少杰出的革命者丧身于军事冒险主义时期啊！）工人阶级的重新参予政治必将来得更快；在新的革命民主口号下，党也许能更容易地在城市重建组织。
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卷入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工人、农民和城市劳动者有可能起到更加独立的作用，并能更少痛苦地、更少牺牲地进入第三次中国革命。
更加重要的是，从这样一次革命中诞生的新政权，将不会是专制的，官僚主义的，而将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更倾向于无产阶级的，更少地受农民偏见的影响，而将容纳思想自由和各种各样的创造性活动。
中国将可以避免像人民公社以及“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那样荒诞无稽、异想天开和具有高度破坏性的模式了。
总之，将会在创建新中国，奠定人民个人生活两个方面，出现更大规模的民主和自由。
“宽宏大量”与“忘恩负义”
1952年12月22日，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被一网打尽，投进监牢。唐宝林说：“人民政府对入狱的托派分子，采取与苏联政府完全不同的方针，不是肉体消灭，而以教育和改造为主，在生活上实行人道主义”。他还特意举出对待尹宽与郑超麟两个例子。唐宝林说，监狱当局经常送他们去进行体格检查，还给他们吃犯人“营养饭”。----实际上是每周三次，每次一片或二片猪肉。
唐宝林又说：然而，那些在中共占领全国前后逃往香港的托派分子，仍继续他们的反共反革命活动。唐宝林特别提到我的两本书《双山回忆录》与《毛泽东思想论稿》作为这种活动的例子。唐宝林说：“这两本书，汇总了他及中国托派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全部认识，也是他们攻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集大成”。唐宝林写到我在《双山回忆录》中所表达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时说：“看来，历史对中国托派分子是要嘲弄到底了”。
不错，毛泽东和毛主义者对待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斯大林及其中国信徒王明、康生之流相比较，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并非原则上的不同。对政治反对派采用迫害手段，连资产阶级民主都不能兼容，更不用说社会主义民主了。将政治上的反对派分子投入监狱达27年之久，不管对他们是如何优待，这永远也不可能称为“人道主义”。
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死在监狱里，但肯定有不少人已经死了，这或者由于执行处决，或者由于容忍不了迫使人们去过的生活条件。就我所知，我的两个侄子是自杀的，一个在狱中自杀，另一个在释放后不久自杀，还有一个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连正祥，就是在温州被枪决了的。
然而，唐宝林却对压迫者这种“宽宏大量”感动得六神无主，而对受害者的这种“忘恩负义”却吓得目瞪口呆。 |
王凡西：评《中国托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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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托派史》
王凡西
五个月前，一位朋友寄给我一本『中国托派史』，并嘱我读后写点书评。全书读完已有两个多月，可是我一直无法应命。写不出，并非因为无话可说。恰恰相反，倒是由于想说的话太多，我没有力气把它们写出来。试过几次都归失败，暂时只好放弃。希望不久将来，精力能够恢复一点，到那时再写象样的东西。在这之前，我想写几篇不甚有系统的，长短不等的『随笔』，谈谈我对这本书的看法，同时和读者与其它朋友交换点意见。
看过这本书的几位朋友，给我来信说：这是一本坏书。郑超麟说：它是『康生和王明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反托运动」的余波』；是『站在胜利者立场对失败者所作的轻佻嘲笑。』我完全同意这个批评。
不过同时，我又知道，著者唐宝林研究中托历史有年，特别对陈独秀的生平与思想有较深研究。而且，从他近年来的研究动态看，他确实在对陈和托的研究上，走了一些比较正确步子。可是，为什么仍会推出这样一部坏书来？为什么不能如他在序中所说，『力图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托派兴亡的全过程』呢？
这里的主要原因，我以为，在于著者对有关中俄二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主要发生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争论问题，特别是中国托派和毛派之间的争论问题──他迄今还完全站在后者一边。同时，对某些争论内容，他或者了解得很浅，或者了解得很错。
此书出版后，著者曾给我来信，说：『立场观点，总是不会同意的，但可讨论；事实上有不正确的地方，务必指出，以备重印时改正。』这个态度是坦诚的；但也表示出他没有充分认识『立场』和『事实』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家从千头万绪的历史中选取典型的事实，必须通过他那副有色眼镜的。这副眼镜便是他的立场观点。因此，要指出书中的事实错误，先得指出著者对某些基本立场观点的错误。
粗粗归结一下，我认为值得指出和讨论的立场观点，可有下列一些问题。
1、对不断革命论的认识；
2、托、斯二派对中国革命的争论。它是『悲喜剧』，甚至是『一场闹剧』吗？当时的中国革命可是命定要失败的？
3、『联合战线』与共同行动的区别；
4、对中国托派基本政纲的抨击；
5、中托对抗战的态度；他们对国共内战的态度；谈谈所谓『失败主义』；
6、陈独秀『误入歧途』？他的晚年思想是『迷途知返』？
7、托派的『汉奸』问题；对『逼供信』的二重标准；
8、托派和鲁迅。
这里只想略谈第一个问题：《中托史》作者是怎样了解和介绍《不断革命论》的。
先请看第卅八页上如下的一段有关文字：
『托洛茨基……创立的以「不断革命论」为核心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思想之一，是强调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应以后者为中心，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不应以主要力量搞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靠本国落后的经济技术力量，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所以他主张把苏联建成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战争的桥头堡」，「世界革命的基地」，不仅一般地支持各国革命，还应直接输出革命。认为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胜利中，苏联一国的无产阶级政权纔能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也能在其它革命成功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经济与技术的支持、交流与合作中，取得成功。为此，他在一九一九年，曾建议派三万至四万名骑兵到印度去「直接推动被压迫群众的起义」；在一九二三年，他又坚决主张派遣红军正规军去德国，以此「在欧洲点燃无产阶级革命之火」，并表示他自己愿意亲自率领红军前往。』
如此介绍『不断革命论』，（即使只想介绍它的『主要思想之一』，）也是既肤浅而又荒谬的。肤浅，因为它只是不甚正确地指出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密切关系，却不曾触及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他只说到了不断革命论的横的一面，却不曾说到不断革命论的纵的一面。至于荒谬，则在于著者把『横的』不断革命论简单归结到革命战争，归结到『主张即把苏联建成反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战争的桥头堡』。并且举出实例，用以证明托洛茨基不仅有此主张，而且还企图实行的。
著者在上引文字中，加了几个引号，却不曾说明引文来源。从我阅读过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却始终不曾见过这样的『建议』和『主张』。恰恰相反，我却可以举出托洛茨基反对这种『不断革命论』的许多文字。下面只是其中之一：
『在今天开展着的巨大的阶级斗争中，外来军事干涉的作用，只能具有一种辅助的、补充的与翼赞的意义。外来的军事干涉能够加速革命胜利达到顶点。但是要起这样的作用，除非（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社会关系方面业已成熟──而且，即使具备了这个条件，还得看那（革命的）政治意识方面，是否成熟。外来的军事干涉好像是产科医生的那把箝子，使用得当，可以减轻生产阵痛，但若过早地使用它，却会造成小产。』（见『托洛茨基军事著作集』英文本第五十三页。）
和列宁一样，托洛茨基是德国大军事学家克劳瑞维次的信奉者，他们深信『战争乃政治的继续』。革命战争更是革命政治的继续。离开革命政治便没有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是必须服从革命政治的。然则，托洛茨基又怎能单单为了『输出革命』，提议派兵到印度和德国去，而且还自请担任总司命呢？
这个说法的无稽与荒唐，再看看当年俄国的实际情形，便更加清楚了。
一九一九年是怎样的一个年头呢？它是俄国内战最艰苦与最危急的一年。一九一八年二月苏维埃政府被迫接受了德国的和约建议，她立即遭到协约国策动并支持的旧俄反动派的军事进攻。革命政府一度缩小到彼德格拉与莫斯科地区；新政权的命运危若累卵。为了保卫革命，苏维埃政府于这一年三月任命托洛茨基为海陆军人民委员，复于九月六日成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托洛茨基担任主席。当时旧俄军队已彻底解体：最反动的一部分成了白军骨干。革命政府除了数量不大的工人赤卫队与极少的革命兵士外，没有任何军队。那时最迫切的任务是要立即建立起一支革命军队。靠了托洛茨基的努力，纔能像列宁后来对高尔基所说的，『在一年之内，建成了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甚至赢得了军事专家们的尊敬……』（见英文本『我的生平』第三六○页。）同时我们知道，正是在一九一九这一年内，托洛茨基还指挥着这一支仓皇建立起来的红军，于四月间击败了东战线上高尔察克的叛乱。七月间他驰赴南线，打败了邓尼金的进攻，然后在十月间，他又击溃北方战线上尤登尼奇将军对彼得格拉的进犯，以此获得国内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试问，在如此紧张与艰苦的这一年中，托洛茨基怎么能『建议派（当时并不存在的）三万至四万名骑兵到印度去直接推动被压迫群众的起义』？！如何能抽身到印度去『亲自指挥』？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神话。
再从印度方面来看，一九一九年虽已开始了以甘地为首的『不合作运动』，但它离开真正的革命运动还很遥远，任何军事援助更无从谈起。在此情形中，别说精通革命政治与军事战略的托洛茨基绝不会存此怪想，便是最普通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也不会提此『建议』。
说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坚决主张派红军正规军去德国点燃无产阶级革命之火』，其无稽与荒唐虽与出兵印度说略有差别，但其不符事实则完全相同。战败后的德国，确有极大可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以下的所有俄国革命领袖，确曾以最大希望寄托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此，他们确曾想尽办法去帮助德国革命。但他们从来不曾想派红军到德国去『点燃无产阶级革命之火』！理由很简单：事实上不可能，理论上不允许。他们对德国革命的主要帮助是在思想上，是政治性的。当时的德国革命的主要帮助是在思想上，是政治性的。当时的德国无产阶级，客观上既有取得政权的可能，主观上也有彻底革命的决心。唯一欠缺的，只是一个领导他们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彻底堕落了。它非但不能领导劳动者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与资产阶级联盟、充当镇压革命的急先锋。斯巴达团起义失败，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被谋杀，这个传统的工人政党都要负连带责任。因此，一九一九年以后德国无产阶级的最迫切需要，乃是尽快建立一个像俄国布尔雪维克党似的革命党，并且要尽快使它植根在广大的群众之中，以便到形势更有利于革命之时，能够不失时机地，以正确的策略和战略去完成德国的『十月』。
在这个基本态度上，俄国共产党诸领袖之间并无重大分歧。没有一人主张派遣军队到德国去。连当时极左派的领袖布哈林都不曾有此主张；虽然他坚决反对签订勃来斯脱和约，提出他独特的『不断革命论』：主张不作任何妥协，力主不断进攻，以此开展世界革命！至于托洛茨基，两年前纔主张对波兰的反击战争应适可而止，此时又竭力要争取和平来医治三年内战的创伤，更不会提议出师远征了。
关于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局势，俄共领袖中间确曾有过不同看法，有过争论。争论主要发生于当年的第三国际主席齐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之间。只因那场争论根本不涉及『革命战争』问题，我不必在此介绍了。
可是『中托史』的作者凭什么举出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呢？是他凭空捏造的吗？那也不会的。我想，这多半是著者透过他那副反托的有色眼镜，以致在形形色色的『史料』中，无法辨别真伪，因而有意无意地以假作真了。想当年，俄国革命像晴天霹雳似的震撼了全世界，真的吓坏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反对『过激党』，为了消灭『赤祸』，他们什么武器都用上了。枪炮之外，他们又乞灵于宣传。宣传攻势的对象首先集中于十月革命的二大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某一时期，后者甚至比前者更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托洛茨基担任着外交和军事的重任，似乎更加可怕些。为了丑化与歪曲托洛茨基的形像，任何荒唐无稽的话都说过了。例如，一边说托洛茨基原本是纽约勃龙克斯区的犹太裁缝，同时却又说他是花花公子；说他是Meplistopheles型的恶魔，又说他是野心冲天、穷兵黩武的军阀……
类乎此的荒唐攻讦，『中托史』的作者当然不会相信；但通过斯大林的『伪造工厂』，经过一番『改进和修饰』的工序，至少对托洛茨基那项『极左盲动』与『军事冒险』的指控，却曾经为不少较为正直的史家所接受的。非常可惜，『中托史』的作者竟也成了此类史家之一。
一九九五年六月 |
王凡西：悼念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楼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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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楼国华
王凡西
楼国华（1906-1995），别名子春、一丁、少垣、则诚等，于95年3月8日去世。他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并于同年参加了中国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
1931年中共左派反对派举行成立大会，楼是代表之一。会后，蒋介石的政治警察将楼及几乎所有新当选的执委逮捕。楼被判监六年。
1935年出狱后，他继续从事托派的革命活动。1949年，在毛泽东的军队抵达上海前夜，他被逼离沪前往香港，在那里继续工作，直至去世。
五十年代早期，香港政府驱逐了一批托洛茨基主义者出境，并禁止托派刊物。幸未遭到驱逐的楼，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便试图恢复托派在香港的活动，他成立了「信达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十多本托派和有关托派的书。
在七十年代，一批原先倾向无政府主义的香港年青人（他们是由《七○年代》这份刊物团聚起来的），主要因为和楼国华接触因而受到影响而接受了托派思想。后来成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楼是领导人之一。
楼一生是职业的革命者，但他却是一个有一份全职工作的革命家。这并非表示他是业余或兼职的革命者。这只表示在他投身革命事业的同时，有另一份工作吧了。
所有贫穷国家中真正的革命组织，尤其是旧中国的托派组织，在经济上都面对很大的困难。这是发达国家的同志，甚至连今天香港的年青同志也难以想象的——没有赠款、没有会费、没有捐献、什么都没有，楼国华几乎成了中国托派的单人匹马的筹款者。他主要从事会计。他非常节俭，将收入省下来帮助其它同志。例如在1936年冬黎彩莲同志去世时，就是楼独力办妥了她的殓葬事宜的。几乎所有早一辈同志都多少获得过他的帮助。
楼国华不但是托派刊物的出版家，而且他本人又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著作包括《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及其它很多文章。
在这些著作中，楼揭露了中国毛派官方如何吹捧鲁迅，藉以掩盖1915-1921新文化运动的奠基者陈独秀所曾起的重要角色。
鲁迅虽然是现代中国最有名的散文家及作家，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只担当了辅助的角色；而陈独秀才是这次运动的「总指挥」。
陈独秀是1921年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角色，但自1931年起，因为他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他在中国近代史与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应该占有的崇高地位，被中共完全抹煞了。
为了上述目的，中共于是制造出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角的神话。楼着的《鲁迅》一书旁征博引地举出了很多证据以此揭破了捏造的历史。
另外，毛派在1938年诬陷陈独秀为日本的特务（这是与斯大林中伤托洛茨基为希特拉的特务一事相配合的），楼亦揭露了这些阴谋；历来被中共大力宣传的那封鲁迅在1936年写给托派的信，其中指托派陈其昌及他的同志收受日本人金钱。楼也提出大量证据与理由，断定此信并非真正出自鲁迅，而是斯大林派冯雪峰所为。
今天，大陆新出版的材料，例如在胡风死后才发表的文章，完全证实了楼国华上述两项论点。（胡风是鲁迅的大弟子，并是1949年后毛派文艺政策下的第一个牺牲者。）
楼国华去世前两年，身体已每况愈下。他先失去听觉，然后失去说话能力，最后失去视觉，可是在病中，他始终还是关心他一生献身的事业。他遗下妻子、一女、三子。
楼国华堪称为中国托派的出版家及「善长仁翁」。他是至死不渝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及第四国际的支持者。他死了，受到了香港年青一辈激进份子的爱戴和敬重，那是完全应该的。
（本文作者是楼国华先生的老同志。原文为英文，发表于95年4月8日的英国SocialistOutlook。岚山译） |
论“总书记”（致唐宝林信）（王凡西，199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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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总书记”（致唐宝林信）
王凡西1995年1月
〔录入者按〕原标题为“王凡西论‘总书记’”，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文有一些零星漏字错字，我将明显能确定的补上了。
〔编者按〕《中国托派史》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侨居英国的王凡西老人在读了其中1935年底托派推举外国人格拉斯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兼司库的评论后致信作者，介绍了国际共运中两种“总书记”制度，很有价值。
一般人对于共产党的书记制，有一个普遍的然而是错误的看法。依照这个看法。共产党的组织基本上是由各级的书记掌权的，而最高权力则握在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手中。这看法又以为这个制度是真正列宁主义的，它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是历来如此的。其实这个看法非常错误，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是纯粹为斯大林的反动服务的。这种大权独揽的总书记制度，完全是苏联“热月反动”造成的结果，同时也是完成这个反动的原因之一。
“火星报”仿佛只有编辑委员会，没有主席或者书记。当时事实上的“书记”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她的工作是完全技术性的：保管文件和记录，以及和国内同志通信、联络等。俄国社民党分裂成多、少数派后，列宁是多数派的领袖，但他从来不曾用过书记的名义。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派由斯维特洛夫充当书记，他主要管的是党内的组织事务，特别是调动同志工作等等，干的也完全是技术性的事。斯维特洛夫这个书记受到列宁以及所有革命者的赞赏和拥护，因为他能为党的每一政策找到最适当的人去执行；同时能为每一同志找到他最能发挥其长才的工作。这是了不起的才干，但不是决策性的，而是“技术性”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特别推重他的这种书记才干，他们认为十月革命成功，特别是内战胜利,和斯维特洛夫这个出色书记的贡献分不开（参阅列宁全集第24卷68-72页）。
不幸这个最理想的书记死得太早，死于1919年，年仅34岁。在1921年召开的第十次俄共党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别有用心地（主要是为了反对托洛茨基）提议斯大林当书记。大会通过了这个提议，这就种下了祸根。当列宁身体健康，能亲自处理党和政府重大问题时，斯大林这个新书记也还是技术性的。但当列宁的病日益严重，日益不能理事，以至完全离开领导地位后，斯大林便乘机把这个技术性的书记职务日益政治化，日益跋扈，日益利用他的组织权力来培植私党，打击异已。结果迫使列宁忍无可忍，宣布断绝他和斯大林的一切关系,并在“遗嘱”中要求把这个“不忠实的”、“只能煮辛辣味”的斯大林从书记地位换下来。可惜，列宁不久便死了。此后，斯大林如何利用这个总书记地位来完成他的“热月反动”，不必在此细述了。共产国际属下的各国共产党都采取“总书记”制，那是因为各国共产党的真正建立是在1922年之后，俄共已经有一位总书记，这个总书记又已逐渐取得苏共内部与共产国际的操纵力量，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塑造各国共产党了。
这个由总书记专权的党制，究竟给各国共产党带来了多少坏处，这里不谈。我想提出的只是这个制度决非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绝非列宁主义的，而完全是斯大林造成的，是十足斯大林主义的。
要反对斯大林主义，首先当然要反对政治上的斯大林主义，但同样重要的要反对组织上的斯大林主义；而要反对斯大林的组织路线，其中重要的一项，我们首先要反对大权独揽的总书记制度，实行真正的集体领导，把中央书记（以及各级书记）的工作范围限于技术性方面。
1995年1月
《陈独秀研究动态》第五期1995年7月 |
王凡西致信《陈独秀研究动态》（摘录）（1994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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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致信《陈独秀研究动态》（摘录）
1994年6月23日
录入者按：开头注解是杂志原编者添加的。
在英国利兹市年迈（87岁）多病、写字困难的王凡西老先生6月23日来函：
杂志（指本（动态）——编者）的性质太专门，自然不能广泛流通。但它的价值和影响都将是久远的。对未来，对我们的后辈，一定会有影响，大有好处，希望您在艰难的条件中，能够坚持下去。我今后只要体力允许，亦当尽量协助。
《陈独秀研究动态》第三期1994年9月 |
王凡西：胡风遗著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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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遗著读后感
王凡西
最近有机会读到胡风的两篇遗作：《关于二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与《鲁迅先生》。觉得很重要，很有价值。这是中国三十年代初、中期有关左派文艺运动的、具有权威性的第一手史料。从这里，人们不但可以看到当时发生在鲁迅周围的中国文坛的分合和恩怨；可以见到中共取得政权后一些思想斗争的渊源；而且，还可以看出斯大林毛泽东的文艺政策为何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不过这些材料和这些问题，自有合格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家去利用、研究，而且我相信，他们早已在利用和研究了。我不想在这方面多费饶舌。这里我想简单一谈的，只是由那二篇文章透露出来的、胡风本人的文艺见解。具体一点说，就是想谈谈胡风是怎样解决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这个问题的。
作为托洛茨基派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在胡风文章中感觉到最直接兴趣的，自是他源源本本，老老实实地叙述了鲁迅那封「给托洛茨基派的信」的制作经过。因为胡风的这项证言不但替中国托派再一次地洗雪掉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也替鲁迅终于解脱了诬陷他人的责任。这件事本来值得详谈，只因我的二位老友：楼子春与郑超麟早已为此写了文章。他们很好很充份地讨论过这件「公案」，我已没有其它的话可讲了。
唯一想补充一点的，是陈独秀由此引起的对鲁迅的评价问题。
在我的「回忆录」中，关于此事有过如下一段记载：
「其昌做这件事时我在香港，事前他也没有和其它同志商量，故事后颇受同志们的指责，尤其是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知道了大发脾气，问我们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这段回忆曾经引起国内一些党史研究者的反应。他们认为陈独秀不能以公平冷静的态度来对待鲁迅。其实，这种表面客观的所谓持平之论，倒是绝不公平的。当时陈独秀正以托派身份被蒋介石关在监狱里，突然间看到他的一位旧同事与老朋友，竟将最不堪的罪状横加在以他为首的那一派同志的身上，怎能使这位性似烈火的革命者按捺住心头怒火呢？「唾面自干」不是任何革命者的品格，更不是陈独秀这位革命者的品格。
可惜陈独秀未能生前见到胡风的这一项证言；不然的话，他一定会像现在的我们一样，会撤回他将鲁迅比之以「白色老狗」吴稚晖的愤慨语。
虽然如此，陈独秀对鲁迅的整个评价，始终不曾因此诬陷而有所改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他写的「我对鲁迅之认识」一文中，我们见到了如下的话：
「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些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彷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一只狗，后来是一个神……」
这是非常公正与持平的评价。其实鲁迅本人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始终是公正与持平的。别的不说，只要指出陈独秀已经在党内失势，当鲁迅提到他如何写起小说来的时候，却毫不掩饰地归功于陈独秀的鼓励。
这一层，胡风的文章也给了我们证据，他说：
「他对《新青年》的编辑同人、五四文学革命领导者之一的陈独秀，始终表示敬重的态度……」
谈胡风的文艺思想，当然要以胡风著作为根据；但首先我得承认：以前我从未读过胡风的任何文章。主要原因是我与文学无缘。年轻时候虽然也爱好过文艺，但从我投入共产主义运动之后，由于兴趣转移，也由于精力与时间常感不足，便极少再接触到文艺作品。因而与中国的文坛——无论右派或左派——隔离得非常之远了。
解放后胡风那篇卅万字的意见书，因它而促发了一场大批判的，当然引起过我的兴趣；但始终找不到胡风的原文。后来在反胡风大运动中，虽然一批又一批地公布过「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材料」，我却全无阅读兴趣。我深知那种从莫斯科抄来的、将异己者妄加罪名的所谓批斗，其中绝对见不到被批者的真正意见。
因此，我得预先声明：这里要谈的胡风的文艺观，只能以从此二文中所能见到的为限。这无疑是极不全面、很肤浅，甚至还可能是了解错误的。
二篇文章中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下列这一段话：
「一九二六年，经他（鲁迅）的手介绍的苏联作品中使我受到影响最大的是Ａ．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它反映了十月革命掀动了全社会生活的风景似的旋律，把我也卷进了那里面。他的「后记」帮助我读懂了诗，也帮助我多少懂得了革命，多少懂得了革命会怎样影响作家和文学。这以前，我读过他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那加强了我对创作过程中的庸俗社会学的肃清。但是我知道，厨川的出发点是唯心论的，现在「后记」帮助我加强了这个认识。」（见《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第五页。）
要说明这段话的重要，先得介绍这首长诗的译本内容。我也读过这个译本，也受到过很大影响。可是那影响并非直接来自诗的本身，而是来自印在诗后面的那篇附录，以及鲁迅本人从那附录得来的、而且是完全同意的关于这首长诗的一些意见。
糊漠地记得，长诗的译者名叫胡教（？）。译文我相信是忠实的。鲁迅如此郑重地给它介绍与出版，事先一定经过仔细校对（也许对照日文译本——如果已有日译本的话）。但是我们知道译诗难，译像勃洛克那种诗更难。这位象征主义诗人的诗，以其特有的节奏、韵法和曲调出名；和俄文这种语言有机地结合着。它本来就不易领会，何况又经过翻译。译成其它文字，最好也只能保留它那些具象的内容吧了，可是这首诗的具象内容，剥去了它所以成为好诗的所有抽象成分，实在已所剩无几。人们读了某些外国诗人的名诗的译作，常会觉得不知它好在哪里，或者，竟觉得如读天书，不知所云。主要缘故就在于此。这时候，就需要真有见地、真懂得诗的文艺批评家了。他们的「诠诂」会帮助我们了解这些诗（尤其是翻译来的外国诗）之所以是好诗或是坏诗的理由。鲁迅在「十二个」后面加添的附录和他自己写的「后记」，便是起了这个可贵作用的。
那末「附录」的作者是谁呢？巧得很，他便是本文前面所谈的托派领袖托洛茨基。这篇附录本来是托洛茨基著作的《文学与革命》的第三章：《亚历山大．勃洛克》。
我手头没有《十二个》的中译本。也没有收入此书「后记」的鲁迅的书。因而无法知道鲁迅为什么要将托挌茨基的文字用作《附录》，更不记得他如何介绍这位作者及其意见。幸而我案头有一丁著的《鲁迅》，其中有说鲁迅「后记」摘引来的文字。关于托洛茨基这个人，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洛茨基是个声名叱咤的革命家与武人，但看他这篇，便知他也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
从一丁的文章，我又知道托洛茨基的这篇《勃洛克论》，还可能是鲁迅专为介绍这位诗人及其长诗，特地从日译本《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转译来的。由此可见，鲁迅当时是如何欣赏托洛茨基的评介，并如何同意他的见解了。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发表的《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这篇文章里。鲁迅更把他所同意的见解具体地说了出来：
「托洛茨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它﹞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题，也不是革命艺术」。（以上二段均引自一丁著《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二八四页。）
鲁迅的这几句话，当然不曾全面转述托洛茨基有关勃洛克的见解，更不曾说出托洛茨基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共产党与工农政府对文艺应取何种态度的种种见解。（这些见解，托洛茨基是阐明在《文学与革命》的其它章节中的。）可是鲁迅这里所说的三言两语，却简单明白地传达了托洛茨基反对「庸俗社会学」关于革命文艺的看法，并且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对此看法的共鸣。
胡风把他这方面所受的影响，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给他的影响联系起来，是颇有意思的。把二者联系之后，胡风从而得到了一个认识；或者可以说，因此「加强」了他原来已有的认识。这个认识，依我看来，竟决定了胡风此后对文艺创作，以及对文艺创作和革命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
什么基本态度呢？那便是反对以庸俗社会学观点理解文艺的创作过程；反对从庸俗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去指导或干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活动。
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会说我曲解胡风的意思，那就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的原文。
「彷佛在给徐懋庸的信中，鲁迅曾经善意地提到过胡风的几个小毛病。其中之一，记得是说他写文章不肯大众化。这次读了他的文章，我多少也有同感。胡风自是文章高手，只因他的文句有时过于浓缩，含义难免有点晦涩。要充分理解乃至欣赏他的文章，读者有时得费力想一想的。」
上引文字的前半截，他说俄国诗人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给了他极大影响。又说他之所以读懂这首诗，从而多少懂得一点革命，多少懂得一点革命影响作家和文学，那是靠了鲁迅那篇后记的帮助。这都清楚明白，不需要任何解释。
接下来．他提到鲁迅翻译的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说这本书也给过他甚大影响：「加强了我对创作过程中的庸俗社会学的肃清。」接着他又说：「但是我知道，厨川的出发点是唯心论，现在《后记》帮助我加强了这个认识。」
这个后半截却有点费解了，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读了《苦闷的象征》之后让他进一步肃清了庸俗社会学的文艺观。他没有告诉我们厨川从唯心论出发这个事实与他的「肃清庸俗社会学」观点究竟有什么关系。他没有告诉我们鲁迅的《后记》如何帮助他加强了认识，以及这个认识究竟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厨川的唯心论呢，还是指庸俗社会学的肃清。
想充份明白胡风的意思，这里就得加以若干「诠释」，就得把这半截文字的思想脉络寻找出来。据我个人的了解，他的思路走向是这样的：
读《苦闷的象征》，胡风显然为著者对文艺创作过程所作的剖析所吸引。著者从精神与心理方面追寻文艺创造的原因和动力，竟比某些自命为社会学家对文艺的看法高明得多。以前胡风早就对这些社会学家的看法感到不满。读了厨川的书以后，加强了这点不满。
但同时，他知道厨川的看法是从唯心论出发的。为什么唯心论的美学家反而比那些从唯物论出发的批评家更高明？在这里他发现了矛盾。
现在，读了鲁迅的《后记》，他恍然大悟了：原来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与他一向所知道的庸俗社会学不同。前者从辩证的唯物论出发，却不但比庸俗的社会学家能够更正确地了解和说明文艺的创作过程，而且比那些从唯心论出发的美学家们更能精微地剖析文艺的创作活动。这么一来，胡风的矛盾解决了，同时最后肃清了他心中残存的庸俗社会学家的美学认识。
我这样解释胡风的文句，不敢说恰恰符合作者原意；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了解，才能读通这些文句，才能把握它们的真正含义。
如此了解这段文句之后，余下来的便只有如下的一个问题了：到底鲁迅的《后记》怎样帮助胡风解决了这个矛盾？怎样帮助他进一步加强对庸俗社会学的肃清？我手头没有鲁迅的《后记》，无法指出究竟是鲁迅的哪几句话起了这个帮助作用。不过，我相信，鲁迅《后记》中的议论是导源于那篇《附录》的。我们可以在《附录》中把答案找出来。
《附录》作者对诗人勃洛克的整个评价，以及对《十二个》这首诗的看法，粗略地，可以归结成如下三个要点：
１．「勃洛克完全属于十月革命以前时期的文学。勃洛克的种种感情激动，不管是倾向于狂暴的神秘主义或倾向于革命，都不是从虚无的空间发生的，而是发生于旧俄文化的，亦即旧俄地主与知识分子的最浓厚的大气之中。」
２．革命发生了，「可怕事件所组成的音乐感动了勃洛克。……他用了最极端的形象来表示他对革命的接受……他在革命的最丑陋的形式中，例如妓女罢工，一个赤卫队员谋杀了妓女嘉脱卡，在资产阶级的一个家里抢劫——接受了革命，他说：我接受这个，并且他又挑衅地用基督的祝福使所有这些都圣洁化了；」
３．《十二个》是这个「被时代所卷走的诗人，「将时代翻译成他内心的语言」而写成的。这首诗无疑是勃洛克的最高成就」。他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他是向我们走来的。正是这样走来的时候他倒下去了。可是他那感情激动底结果却是我们这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品。他的诗，《十二个》，是会永远存在的。」（以上括号内文句，引自惠泉译的中译本《文学与革命》第107页至115页。)
鲁迅在《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文中提到的托洛茨基的革命文艺观，显然从上面这些话归纳出来。这个介绍并不错；但不曾概括上引的三层意思。（也许在《后记》中有较多征引，我不知道。）假若仅仅凭了如上的简短转述，不可能帮助胡风「肃清」他心中残存的「庸俗社会学」；不可能帮助他解决这个矛盾：何以厨川从唯心论出发，反而比那些自命为唯物论者的庸俗社会学家们更能剖析文艺的创作过程！
胡风那个矛盾的解决，只能是读了那篇「附录」，并且理解了上面所引的三层意思的结果。
「附录」作者首先指出：勃洛克这个象征主义诗人，表面上好像是超时代与超现实的，其实，他只是，而且只能是「产生在旧俄罗斯文化的、亦即旧俄地主与知识分子的最浓厚的大气之中。」他「属于十月革命之前的文学。」
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社会学从事文艺批评的基本立场，是他们了解和欣赏文艺的出发点。
然后，「附录」作者以两种身份，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诗人和他的特定作品——他的一首诗。首先以革命者身份，从革命方面，指出诗人以奇怪的方式接受革命。说他用「最极端与最丑恶的形式来表示他的革命的接受」，甚至搬出他喜爱的耶稣基督来为革命祝福，给革命以「圣洁化」。另一方面，「附录」作者以文艺批评者与鉴赏者的身份，指出：由于革命将诗人固有的「个人主义的柔和的、蚊子叫似的音调淹没在咆哮的、汹涌澎湃的毁灭音乐」之中，使诗人写出了《十二个》，写出了「无疑是勃洛克最高成就」的诗，写出了「我们这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品」。这首诗是「会永远存在的」。
从「庸俗社会学」的观点看，上述二层意思是矛盾的。何以一个从革命角度看是极坏的作品，从艺术角度看却能称是「不朽之作」呢？这个矛盾，比胡风读了《苦闷的象征》之后所感到的更加根本，也更加显著。
《文学与革命》的作者是怎样解决（或解释)这个矛盾的呢？
在「附录」，亦即在专论勃洛克的一章里，他不曾有意针对地解答这个问题。他只是简单与顺带地说：「诗人将时代翻译成他内心的语言」了。这句话，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正确地了解，那是已经言简意赅地解决了上述矛盾。什么叫做「将时代翻译成他内心的语言」？一句话，它就是文艺的整个创造过程。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当他感受到外界影响，要想把这些影响用文学，或其它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必须先把这些外在的种种「翻译成他的内心语言」。这个「翻译」过程绝对不是直接的与机械的，绝对不能受命于人的，必须绝对真诚与自发的；否则，任何真正具有若干艺术价值的作品都产生不出来。
社会学——我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绝非庸俗的社会学，更不是官僚御用的社会学——可以而且应该指点出一个文艺创造品的时代背景，能够分析何以会产生的客观条件；但是，它绝对不可能规定文艺的创造过程，或指导创作方法。因为，《附录》作者在《文学与革命》的其它地方反复地说过：马克思主义方法并非就是文艺创作与文艺鉴赏的方法。譬如在第五章《论形式主义的诗派与马克思主义》中，就说过如下一段的精辟见解：
「说我们不能老是奉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去决定排拒或接受一件艺术品，这是很对的说法。一件艺术品首先应该依它自己的法则来批判，即用艺术的法则来批判。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某一艺术派别为何与如何发生于某一历史时期；换句话说，即解释谁提出了对于这一种而非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要求，以及为什么要提出它。」（同上引书第１６５页)
由于上述理由，《附录》作者一方面指出勃洛克以极端古怪的方式来接受革命；另一方面又称赞他的诗是一项重大成就，便毫无矛盾之处了。
胡风当年因为读了《十二个》与鲁迅的《后记》而肃清了他心中某些「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当然有他自己的思考方式，经历了他自己的思考过程。我不想说，他的方式与过程，与我在上面所论述者多少相同。但是有一点我却可以肯定：胡风的文艺思想，特别是关于文艺创造与社会学关系的认识，确曾经过鲁迅的中介，间接地受了《文学与革命》著者的影响，亦即受过托洛茨基的影响。
非常遗憾，我至今不曾见到胡风那篇意见书，他那有名的所谓「五把刀子」，不知究竟指的什么。「顾名思义」，我相信主要是希望执政者不要以「庸俗社会学」的立场，去干扰文学家与其它艺术家们的创作活动吧。
一个艺术家，一切从事心智创造活动的人，当他把外在世界的诸因素，翻译成他自己的内心语言时候，必须享有充份自由，充分独立，并且必须真诚，必须自愿才能创造此可以永存的艺术品来。否则，任凭他赋有多大才能，总是搞不出任何真有价值的作品。
至于这些「庸俗社会学」在掌握大权之后，实行他们的文艺政策，因而造成了无数血泪悲剧，已经由数十年来苏联和中国的真实历史提供了无数实例。毋需我在此喋喋不休。
然则，一个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当它取得政权以后，对文艺活动应该采取绝对放任政策吗？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虽然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正反两面的大量证据；但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始终还是众说纷纭。说到这里，不能自已地我还想征引一段《文学与革命》——不是在《论勃洛克》这一章中的，而是在第五章中的一段话：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艺术之客观依存及其功效的想法，一旦翻译成政治语言，绝不意味着我们想用法令与命令来统治艺术。说我们只把那谈到工人的艺术才称为新的与革命的，那是不确的；说我们要求诗人只应当描写工厂烟囱或反对资本的暴动，那是无稽之谈！自然，新艺术不能不将无产阶级的斗争置于注意中心。但艺术的锄头不会限于翻耕有数的几片土块。相反，它一定要翻各方面的全部土地。最小规模的个人的抒情诗，在新艺术中有其存在的绝对权利。而且，没有新的抒情诗，也就不能形成新的人。……」（见同上引书本——１５７－１５８页。）
这是著者在一九二三年发表的意见，也可以说是苏联共产党人最早发表的有关革命政府与文艺活动的权威立场。可惜这个立场，随着苏联与苏共其它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终于走到这个立场的正相反对的一面。被托洛茨基指作「不确」与「无稽」的种种，不但一一见诸实行，而且变本加厉，将一切文艺创作变成仅仅限于歌颂「伟大领袖」的赞美诗。那些一贯反对政府用法律与命令来统制艺术，主张新艺术一定要耕耘各方面的全部土地的人们，则无一例外地遭受到与胡风所遭受的同样悲惨的或更为悲惨的命运！(未完) |
王凡西：王实味冤案平反的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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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冤案平反的余波
王凡西
〔编者按〕
王实味（1906-47），文艺作者及翻译工作者，是中共党内最早因思想问题而被公开残酷斗争，最后秘密冤杀的著名人物。1942年，在中共第一次整风运动中，王实味在延安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批评中共某些官僚作风，被中共指为「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托派」，开除了党籍并且囚禁起来。1947年中共在国民党军队压迫下撤出延安，王实味被押解到山西，根据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命令，被秘密处死。中共「改革开放」后，王实味的妻子刘莹开始争取为王实味平反。加上各方人士的努力，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平反已经大致不成问题。在官方新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中，已经说：「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那时中共还没有正式为王实味平反，是因为他所谓的托派身份，似乎在一位真正的托派领导人王凡西（他是王实味在北京大学的同学，二人曾属于同一个中共支部）的回忆录中有证据。这个情况让远在英国的王凡西知道后，他特地写了《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发表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上，说明回忆录上有关的原文不甚确切，实际上王实味从未参加过托派组织，只曾经是托派一个同情者。此后，1991年2月，终于由中国公安部正式给王实味平反。在有关的文件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刘莹虽然不完全满意，但接受了这个决定。她在争取平反的过程中，为了证明王实味不是托派，曾在发表过的申诉材料中说了一些不合事实而且伤害王凡西和陈其昌（早已去世的另一位托派）的话。对此，王凡西本来想写点东西加以辩白，终于没有写。最近，已达95岁高龄的王凡西把有关这事的日记一则抄录寄来给我们。我们为了保存史料，决定把它发表。
日记一则（1994年5月1日）
王凡西
翻阅前些时子春剪寄来的一篇文章：《生命的光华与暗影——王实味传》（黄昌勇作，见一九九四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杂志）。文章写得不坏，态度极公正。其中引用我写的《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的好些段落，引用得也很信实。此文对王实味冤案的彻底平反；对毛泽东、斯大林罪恶的文艺政策的充分揭露，都大有好处。只是作者摘引王实味夫人刘莹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向中共有关方面提出的「申诉材料」，其中提及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的来往情况，却使我感到很大的失望与痛苦。在《申诉》中，刘茔把其昌和我都说成说谎者。说为了「别有用心地达到他托派宣传的一丝目的」，我「完全对王实味撒谎」，隐瞒自己的托派身份。同时又说我为了筹措一笔钱来给妻子生产，需要王实味帮忙翻译托传，却不告诉王实味托洛茨基是什么样的人，直到王实味译完「二章」之后，刘莹才知道译的是托洛茨基自传，此时她才劝王实味不要再译。对陈其昌，刘莹说他隐瞒托派身份，而且连自己的地址都不告诉他们，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不久搬家，「从此与一般同学和熟人断绝了来往」。
这样的「申诉」，目的显然要说明王实味和两个托派朋友有过的一点点关系，是完全受了欺蒙，是不自觉的。等到知道了那二位老同学的托派身份，便立即主动与那二人割断一切关系。
为了给丈夫洗冤，为了争取他的彻底平反，王实味夫人作了如此「申诉」。她的这份苦衷，我能够了解，也多少能够原谅。只是，把王实味的，同时也是她自己的二位老同学，形容得如此不堪，怎能与王实味当年在延安所作声明，即在他遭到批斗前后，仍然说那二人的「人性是好的」这个事实相调和呢？
说王实味译完了托传二章之后，仍然不知道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必须等到夫人给他提醒，他才知道托洛茨基是什么样人——这，未免把王实味的政治知识与认识说得太糟糕了。
刘莹所说的一些「事实」，完全与事实不符。也许除了上面所说的「苦衷」外，还因年份隔得太久，记忆失真吧。本想给《新文学史料》的编者写一封信，纠正那些不确之点。转念一想，算了。更正信人家未必会登，如果注销来必然让这位受够了痛苦的老妇人心中再添若干隐痛。
「身后是非谁管得」，随它去吧！ |
曼德尔致王凡西的信（199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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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致王凡西的信
埃内斯特·曼德尔（1992年5月23日）
录入者注：在1992年6月3号的王凡西晚年札记中，王凡西写道“得曼德尔的信，中译如下：（以下信）。这个答复比我预料的为好。”
亲爱的王同志：
收到你1992年4月10日的来信。谢谢。此信已交给编订委员会——它正在为我们的纲领宣言[1]的最后定稿而工作。在那最后确定的稿子中，你会见到你的某些见解已经给容纳进去了。同样见解，别的同志也已经提出过。在未看到你的意见，以前我就竭力主张（我们的新的纲领性宣言）要直接与过渡纲领联系，并应使用它的方法。这一点，在文件的最后一稿中已经做到。同样关于在过渡时期采用（有限度的）市场机构这一点，也写进去了。这个立场，自从1930年以来，一直为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以及左派反对派的多数人所采取的。
顺便提及一点：我们运动的这个重要文件是“老人”被谋杀以来第一次（在它制定之时），从旧苏联内部获得的一些重要建议的。
同志的敬礼！
埃内斯特·曼德尔
1992年5月23日
[1]指《在21世纪前夕，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第四国际纲领性宣言（1992）》，中译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92.htm——校者注。 |
致曼德尔（王凡西，1992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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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曼德尔
王凡西（1992年4月10日）
亲爱的曼德尔同志：
你3月17日写给班同志的信，见到了。从他那里又收到了你要他转交给我的两册宣言草案。一册已邮寄给郑同志。他读后如有什么意见，得知后即当奉告。
我很仔细读完了那个修改后的宣言草稿。原本很想依你所提议的那样：对草案作一些具体与详细的评述。只是我目前的健康情况太坏，无法这样办，实在是一宗憾事。
下面提出的，还只是几项一般性的建议，希望它们对这个文件的改善能有多少帮助。
1．因为这个文件基本上是在一年多以前写成的，那时离开莫斯科的政变还有半年多，苏联更不曾解体。如今把这个宣言正式发表，有许多地方自须配合目前实情来加以改作。
2．文件提及的各个问题，广泛地涉及目前世界情势的各个重要问题；我几乎全部可以同意，但我觉得这个文件缺少一个明显的中心：它没有回答一些最迫切与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与解体以来每一个能思想的人都会提出、而且已经提出来的。其中有如：A．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它们是怎样发生的？B．这是否证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不过是乌托邦？C．一个国家，七十年来一直都自以为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已成为世界上两大超级强国之一了的，怎么会突然间成为一个向人求乞的国家？以及诸如此类。
我们必须解答这些问题，同时我们绝对有资格来答复这些问题：只要把我们，即把托洛茨基及其全世界的同志们，从1923年以来的所说与所行，扼要地指给他们看就行了。近年来发生于东欧，发生于前苏联以及中国的事情几乎一一都曾为我们所预见，而且都预先提出过警告的。对于他们的每一个举措，我们又都曾提出了不同的与正确的办法。
宣言草案19节中写着：“面对斯大林的反革命，只有我们这一派保持着共产主义的荣誉，保证了共产主义的持续不断”。这样说是绝对正确与完全有理的。但是，除非我们能具体地指出我们在过去将近七十年来所主张的是一条怎样不同的战略路线，那么，上面的声明便难于让人信服。
不错，宣言曾经在这里那里提到了我们的一些立场。但是说得不够得很。我们应该把这一点作为文件的中心，作为宣言的主题来处理。
3．参照斯大林主义者“建设社会主义”的负面经验，我们必须弄清楚某一些见解，这些见解我们自己（至少我们中间的某一些人）还认识得并不足够与确切的。例如：A．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市场是否要起点作用？它可以与应该起点怎样的作用？B．工业国有化与产业的公有制，是否无条件地具有进步性质（即使是在一个腐败的官僚制度的控制之下）？
非常抱憾，我没有力气对这些问题表示更多的意见了。
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清楚我上次托班同志转达的给你那项建议。我的原意并非要求以《过渡纲领》为根据，另外起草一个宣言，来代替目前的宣言草案。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起草一个新的纲领性的宣言时，必不可以忘记或忽视《过渡纲领》，必不可以忘记或忽视这个五十年来曾经作为我们这个国际运动之理论基础与政治基础的重要纲领。因此，我希望，当下月中的将此草案作最后定稿时，应该多多注意这个历史文件。
我的建议还带有这样一层意思：
1872年，当《共产党宣言》发表的第24年时，马克思与恩格斯检讨了他们二人合作的这一历史文件。1937年，即当《宣言》九十周年时，托洛茨基也检讨了这个文件：于肯定《宣言》的基本立场同时，指出了为历史事实证明为不再适用因而必须改正的某一些看法与论点。现在，当《过渡纲领》写作并通过的54年后，我们应该以同样精神，即参照过去经验与目前大为不同的世界形势，检讨这个文件，借以做出总结，并吸取必要教训。我希望你，或者在国际执委会下面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担任这项工作。
1958年，在《过渡纲领》二十周年之时，我曾经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编入我写的《思想问题》小册子中。
最后，我还想说的一件事：在关于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问题上，我从来不曾赞成过国家资本主义说。致
同志的敬礼
具名
1992年4月10日 |
晚年札记（1989-199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晚年札记（1989-1998）【PDF见于王凡西选集（第一、二、三卷）】
晚年札记
（1989-1998）
王凡西
〔说明〕原注释为阅读方便，已添加到当日正文后，出于众所周知的特殊原因，做了一些删减和“×”屏蔽处理，完整版请阅原书。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1998年 |
王凡西：悼李福仁（1901—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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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李福仁（1901—1988）
王凡西
3月21日，格莱斯FrankGlass（在托派运动中以其中文名字李福仁LiFu-jen着称）在洛杉矶病逝。
李福仁是真诚的国际主义者和革命共产主义者。他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南非、中国、美国）和整个第四国际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福仁出生于英国伯明翰，童年在伦敦度过，十多岁时随父母迁到南非。第一资世界大战末期，曾短时间服役于英军，当时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
回到南非后，他加入了“社会民主联盟”，不久与一些同志脱离，成立“工业社会主义联盟”。1921年，他与许多第三个国际的支持者一起，成立“南非共产党”。
1923年，南非共产党第二次大会上，他被选为党的组织部负责人。1924年12月，在第三次大会上，他领导一个反对派，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右翼。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及精力放在领导“南非雇员组织联会”（日后改名“南非工会大会”）之上。他早已支持苏联的左派反对派，并在1928年成为南非的首批托洛茨基主义者。
1929或30年，李福仁到美国，会见了加农、夏克曼及其它美国托派的早期领导人。接着他起程赴远东，被拒入日本，约在1931年在上海定居。
李福仁并未立即接触中国的托洛基主义者。当时，中国托派刚达致统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5月1—3日）；在国民党镇压下，中国托派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领导人接连被捕，运动处于困境。李福仁在上海当记者，并独立地进4行革命活动，争取西方知识份子支持中国革命。他成功地影响了一些人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其中的伊罗生（他后来写作了《中国革命的悲剧》）和布殊曼（他约10年后在墨西哥为托洛茨基担当警卫工作）。
1933年，李福仁开始直接参与中国托派运动，在恢复和维持我们的地下组织方面，起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1935年冬天，在一次上海同志的代表会议上，他被选入临时中央委员会，担任秘书/财政的职责。
在国民党镇压的情况下，一个外国人对运动所起的作用更受局限。在经济上，李福仁夫妇为我们的印刷工作提供了差不多所有的物质条件，并维持两名负责印刷工作的同志的生活费。
在政治上，我们通过李福仁与托洛茨基（初时在挪威，后来在墨西哥）和巴黎的世界运动中心保持联系。
1937年5月，李福仁到墨西哥与托洛茨基会面，讨论中日战争前夕的中国局势。他带了一份由我起草、由临时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案，在这份决议案和李福仁所作报告的基础上，托洛基和李福仁在1937年8月11日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长谈。（会议记录见《托洛茨基论中国》）
在纽约逗留数月后，李在1938年夏天返回中国。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实现托氏的想法，将陈独秀安全转移出中国（当时中央共对陈进行污蔑运动）。托氏希望陈独秀能为第四国际起着日本社会主义领袖片山潜为第三国际所起的同样作用。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拯救陈独秀”的行动失败了。
日本侵袭珍珠港前夕，李离开中国，以后几年在纽约度过。我相信他协助处理第四个际的事务，因为由于纳粹占领法国，第四国际总部由欧洲迁至美国。李也写很多文章，特别是关于中国的文章。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很想返回中国，与旧朋友会面，但这个梦想始终无法实现。他继续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但更多留意菲律宾的问题。有一段长时期，他编辑出版一份菲律宾刊物。
中共胜利、托派被清洗迫害后，我与李恢复联系，我们对中共每一个路线的转变都交换意见，在大部分问题上我们意见相同，在一些问题上则有不同。我们维持很好的同志和朋友关系。
李福仁作为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和革命者的许多美德中，最主要的是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他对自己的信念也很认真，对每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有他自己的意见。
每当他有了一个意见后，就执着地、真诚地、光明磊落地保卫他的意见。他永远针对事而不针对人。在内部争论中，他胜利时是忠厚的，失败时是有风度的。
李福仁最后的愿望是见到托洛茨基在苏联恢复名誉。可惜这点还未实现。但是，迟早，不仅托洛茨基而且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会恢复名誉，在苏联、在中国，在所有托派被迫害的“社会主义”国家。
（诗风译自《国际观点》1988年5月16日） |
王凡西给同志的一封信（1988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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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给同志的一封信
（1988年2月4日）
××兄：
你给楼兄（即楼国华）的条文连同二本中英文小书已由楼兄转寄给我，谢谢你。可惜我身力衰竭，最近又患白内障，无法看书写字。因此不能对那两本书作出批评。约略翻翻，觉得作者虽有广博的书本知识，但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实在不懂。我觉得他只简单重复了共产主义极左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老调。这些老调（当然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个新问题之外），至少于我和大多数托派同志之见，是早已被几位大师，特别被列宁和托洛茨基彻底批评过，而他们的批评被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我未细读那本书。本来我无权作这样的判断。我所以能作上述的判断。只因小书英文版的最后载有作者所属一派的一个完整的纲领：〈左派共产党人的立场〉[1]。这个立场共有十三条。它用简单明了的文字，说明了他们关于现时代的特点，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病症，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者如何才能推翻这些反动丑恶的制度，如何完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这个立场书显然是全书的总结和精华。我们完全有理由凭此纲领来判断这派人的正确或谬误。
不知你注意到这个纲领未？如不曾注意，盼详细看一下。最好能将它译成中文，让不会看英文的朋友们也一起来研究。
本该逐条加以批评的，可惜我真是有心无力，我这里只能随便选出几条来谈谈。
总的说来，作者的基本精神，他处理问题的方法与态度，完全是机械和武断的。它让人嗅不到丝毫唯物论的与革命的辩证法气味。它总是从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出发，从而做出荒谬的引伸。
就拿第一条来说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半世纪以来就断定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与必须让位给社会主义了，他们也说多次过早地宣布资本主义已竭尽其内在的生命力，他们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提出了人类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便是野蛮主义的抉择。但他们从这个前提——这个客观的真理——都不曾作出放弃一切改良斗争的结论。相反，他们主张积极参加与领导一切改良斗争，要把这种斗争和革命的目标联系起来，托洛茨基晚年草拟的过渡纲领，主要的意义，主要的功绩，就在这里。
这位“立场书”的作者一方面极其机械地宣布，“自从一九一零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其不进步的年代”，一方面又武断地说“持续性的改良已不再能从资本主义争得了。”其实，人们只要指出第二次大战以后，先后在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和瑞典实行的所谓“从摇篮到棺材的福利”制度，（这些制度在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甚至无法想象的），就可使那位作者无言以对了。
社会改良并不直接决定资本主义的进步或不进步。它决定于许多因素，而首先取决于各国与各时期的实际阶级斗争。
从第一条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出发，立场书得出了反对工会斗争（第四条），反对议会斗争（第五条），反对与任何其它党派或社团作任何联合的斗争（第六条），反对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第七条），并悍然宣布“一切自命的共产党、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党等等……客观上全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第七条）。
如此可爱的，比当年中国某些无知的红卫兵更可笑的“革命”立场，别说我目前毫无力气，就是精力充沛，也不愿意与它浪费笔墨的。好在列宁对于这些可爱与可笑的革命见解做过精深的批评，只要真正的革命者，真正预备实干而非空谈的革命家，研读了列宁的有关著作，一定会鄙视与抛弃这些见解的。
我在一次给楼兄的信中说，我们应该再研究列宁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左派幼稚病》，主要是对上列各条的谬见而发的。你条子中说你已读过《幼稚病》三次，我希望你带着新的问题，再读一次，带着特殊的目的（想解决某一特殊问题）来读书，有时比泛泛阅读更为得益。
立场书的作者排拒了工会斗争与议会斗争等等方式之后，似乎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苏维埃（见第十一条）。其实为苏维埃的斗争，以及由苏维埃进行的斗争，绝对代替不了工会斗争与议会斗争。极左派往往把苏维埃神秘化，企图赋它以一种根本不能有的功能，结果给革命运动带来过不少损失和灾难。最著名的当然是我们中国的经验。从一九二七年尾到一九三六年的所谓苏维埃运动，由于硬搬这种组织来对抗革命的国民会议口号，曾经使中国的反革命统治多延长了许多年，使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丧失生命。
苏维埃绝对不能在非革命时期产生与存在的。老托从中国革命教训中得出来的关于苏维埃组织的三个时期与三个作用，具有极大价值，而极左派的乃至斯大林派的人对它们一无所知。[2]
……。好在这些问题，先哲们早已说过很多，我这里只是给你再提一下，促请你注意。关于“联合战线”，“人民阵线”，“共同行动”三者间的异同，老托在希特勒上台前所写的两本小册子，说得极好，极充分，不知你以前看过未？
写到这里，我想起你给楼兄的条子上另一句话了：“列宁也有错的。”我觉得，斯，毛们提倡的个人崇拜，神化领袖自是最反动最荒谬的勾当。但这与我们虚心地，同时批判地向革命大师学习绝对不是同一码事。至于对于错误的态度，我觉得列宁是最开明的。他不止一次地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想尽一切方法来保证自己永远正确的人是最可鄙与最可怜的，因为事实上做不到。即使像斯，毛那样握有无上权力的人，死后或生前，终于会让人“拆穿西洋镜”。
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与某些极左派否定一切权威，事实上他们总只是有意地或无意地做了某一非常渺小的权威奴隶。
……
写了许多，却不曾触及那本小红书所讨论的最主要的问题：即苏联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问题。
在“立场书”中，作者把他的全部意见归结成这样两句话：
“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和西方的‘混合’经济一样，遭受到同样危机的打击”。（第三条，加重号原有）。
“在资本主义不再进步的时代里，资本主义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从西方的‘混合’经济到东方的‘社会主义’经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成为长期性的需要”。（见第四条）。
光凭这两条看，作者的见解就成问题。譬如说，西方两类国家遭受到“同样危机”的打击，这就与明显的事实不合。谁能认真以为中苏等国所面临的危机与美英等国所遭受的危机是同样性质呢？
不过，我不想，也不能和作者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不想也不能讨论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三十多年前的我曾经接触过，写过一本名叫《苏联研究》的小书。当时我的结论是说苏联这类国家的制度应该称作“官僚集产主义。”后来，在继续思考并企图将由此认识所得的政治结论应用到实践中去的时候，我又发觉这个认识不对，于是在本质上回到了老托所主张的传统立场。我的这一思想演变曾经写在《思想问题》这个小册子中。现在无论《苏联研究》或《思想问题》，大概都已找不到了。不知你以前有否见过它们。近年来，我继续在思考这个问题，只是精力愈来愈衰，要想在这方面做郑重研究，已是无望的了。我当然希望你，也希望其他年轻朋友，能够郑重、严肃，并且要把抽象的理论思考和具体的实际斗争联系起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终于获得最正确的结论。
最近，因为我发现了陈独秀在狱中写的一封旧信，谈到苏联性质问题。这又引起了我对这问题的兴趣。如果体力许可，也许会写篇短文来谈谈这个问题，并借以和朋友们讨论。
去年曾经参加一次有关中国革命的辩论，其中一个问题是：既然中国继俄国之后，共产党人靠了一些不平常的历史条件凭武力取得政权，结果也和苏联一样，建立了一个非常专横的政权，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那末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不断革命论的那个主要论点，即认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这个论点，根本错了呢？同时，它们是否又在事后证实了当年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强行夺权的意见是对的呢？
我自然是站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传统立场上，坚决拥护布尔什维克乃至于中共之夺取政权的。不过我同时承认重新提出这个旧争论来研究、讨论，都有必要，也有好处，因为它确实是近代史上几个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许多方面，它的重要性甚至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更为重要的。
不知你和香港的友人可曾接触到这个问题。
……
凡西
88年2月4日
[1]
这个立场书的最新版本可在维基网站上找到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Communist_Current──编者
[2]
苏维埃这个组织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起过的反正作用，值得我们研究，希望以后我终有力气来谈谈它们。 |
致儿子宇平（王凡西，1987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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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儿子宇平
王凡西（1987年9月10日）
海宁市的市档案馆的珍藏手迹，收入其出版的《尺素海宁当代信札展作品集》（2016）与《海宁历史人物手札》（2018）
宇平：
知道你能来英看我，我很高兴。我也非常想见到你，一别四十多年，日子过的真快。去冬以来，我的身体益见衰落：素患头疼症，近来又多了头晕，突然发作，只觉天旋地转，站立不住。怕在路上昏倒，很少出门走动。眼力亦大减退，看报读书都很困难。手颤更剧，写字有时几乎不可能。惟肺病是似已痊愈，胃疾亦不发作。看情形，生命还不会很快完结。希望你的申请获得准许，让我生前尚能与你相聚一些日子。问
家中人好
父字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日 |
王凡西：胡志明与中、越托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专题：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胡志明与中、越托派
王凡西
胡志明，许多人称之为越南的毛泽东，但就其地位与作用来说，他还彷佛是把中国的陈独秀与毛泽东集于一身的。同时，他生既「逢辰」，死又「得时」；正在他事业的顶峰上长逝——不曾像毛泽东那样为自己的成功所腐蚀，暴露出狂妄骄横来。因此，无论在越南或者国外，他在人们的记忆中都留下了一个最完美的革命领袖的形象。
称「伯伯」而不名，胡志明与斯大林这个「太阳」与毛泽东这位「大救星」似乎有天壤之别。
可是，你若得知胡志明对于越南托派的态度，尤其是，你若见到了他在1939年春天从广西桂林写给他越南同志的有关中国托派的三封信，那你便会觉得这位「慈祥与明智」的长者在其对待革命队伍中不同意见者的态度上，在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认识上，与斯、毛二人其实是毫无差别的。
历史家当然要肯定胡志明对越南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却必须指出他在国际共运的派系斗争中曾经属于最坏的斯大林一系，并且有意识地执行了斯大林诬陷与残杀真正革命者那种罪恶政策的。
指出并确定这个事实，不但为了历史的真实与公平，而且还大有助于对胡志明的继承人，即对越南现当局的正确了解。
胡志明与藉秋收
越南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样，很早（虽然比较迟些）就分成了斯、托二派。大约在三十年代末期或四十年代早期，一些在法国留学或做工的共产主义者，接受了托洛茨基派的主张，成立越南的托派组织。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藉秋收（在外文书报上，我们时常看到TATHUTHAU这个名字，这是藉秋收三个汉字的越南话音译）。这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回到越南，在西贡积极工作，成为西贡工人的领袖。大战时期他被捕入狱。日本投降后，他与所有的政治犯一起被释放。他再度投入战斗，发展革命组织，同时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被选为西贡市的市议会议员。1946年，他在西贡突然失踪，同时失踪者另有五、六名越南著名的托派领袖。
藉秋收等人究竟如何失踪，为甚么人所拘捕，他们的命运到底如何，当时无从确知。不过，事后经种种迹象证明，他们是被当时活跃于南越的越盟（越共在南越的政军组织）所诱捕，并且秘密杀害了的。对于此事，越共方面却从来不作任何的肯定或否定。
藉秋收这个人在国外，特别在法国相当出名。他在法国的左派学者与政治活动家中有不少熟人。他们关心藉的失踪，决心要把这件神秘案子查个明白。
1946年夏天，胡志明为了与法国政府谈判越南的未来地位，来到巴黎。法国的藉秋收友人便趁此机会，向胡志明提出询问，想弄清楚藉秋收的命运。这几次会见经过，最近发表于巴黎出版的杂志《越南纪事》上。他们泄露了这件案子的一些案情；而更重要的，它们让我们看到胡志明对托派与藉秋收个人的态度。
第一个访问胡志明的是但尼尔·格林（DanielGuérin），那位写过《法西斯与大实业》（FascismandBigBusiness）这部名著的历史学家。他是藉秋收的老朋友。在他的那本名叫《为殖民地人民服务》的书中，记述了那次会见经过：
「1946年当他在巴黎的时候，我和胡志明曾经有过一次长谈。我愉快地和他一起庆祝越南的解放；不过我们的欢乐上面却蒙上了一个阴影，这不仅为了我们之间思想上的不同，而且为了藉秋收的问题。胡志明身边一些过份热心的斯大林主义者，那时正把藉秋收——这位西贡市的前任市议员，为了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之故——谋杀了。
「胡志明说：『他是一个爱国志士，为了他的死，我们曾经哭泣了的。』，这样说的时候，胡志明真是动了感情的，可是他立刻补充说：『不过凡是不依循我定下的路线行事的人，我得把他们粉碎。』」
第二个曾与胡志明谈藉秋收的人是法国的一位前辈托派，罗道尔夫·普拉格（RUDOLFPRAGER）。据他最近所追忆的当年谈话情形，大致如下：
「1946年7月，胡志明在他居住的巴黎旅馆里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提出他欲将印度支那并入法兰西联盟的政策。我在招待会大厅的出口处等着他，请他和我谈谈。我自我介绍我是国际主义共产党书记处的一个成员，我以我们这个运动的名义，请他透露一点藉秋收死亡的情形，因为他的死去使我们深感不安。他回答道：他『对藉秋收的失踪深感遗憾』，因为藉秋收是一个『无可谴责的革命者』。至于他是怎样死的，胡志明说他毫不知情，因为当时国内情形混乱而无法控制的。」
第三个去和胡志明谈这个问题的是一位越南革命者黄同青（HOANGDONTRI），他是1945年当过越盟临时政府劳工部长的黄同文（HOANGDONVAN）的兄弟。关于那次会谈，他作了这样的忆述：
「1946年，胡志明主席来到法国，我以我的同志们的名义，请求他和我作一次谈话。
「首先，我们谈论了几个不同的问题，然后，我突然向他提出我这次去访问他的主要问题。我说：『主席先生，我是藉秋收过去的学生，他是我生平认识的一个最好的人，他热爱越南人民，特别热爱越南的贫穷与受剥削的阶级。可是他为甚么被杀死了？倒底是谁杀死他的？』
「胡志明一时显得有点惊奇，因为没有一个越南人会提出这个问题的。他拿起了一枝香烟，点了火，然后回答道：『藉秋收？（不知甚么原故，他把秋——THU这个字念成THUC）是的，他是个好人。他是给错杀了的。可是你为甚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动乱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在死去，你为甚么要单独提出他来？为甚么要在我们这个正在奋战着的人民内部引起不和与分裂呢？』
『主席先生，藉秋收却不是普通的一个啊。他代表一个政治派别，代表为成千上万人所关心的、有利于人民生活与行动的一种看法。他不明不白地死去，在人民心中播下了猜疑的种子。如果你的政府与藉秋收悲惨的死毫无关系，那末把真相公布出来，对各方面都会有利。这会使你的政府增加声望，人民会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去为争取自由而战斗。蒙混含糊，只能让人纷纷猜测，莫衷一是。』
胡主席一向受惯奉承赞美，听到我这样一种『冒犯无礼』的言语，显然觉得很不舒服。他猛抽了几口烟，然后说，『你年纪轻轻，有派别成见』。
『不，主席先生，我们没有派别成见，我们1944年在法国发起成立越南总代表团，包括住在法国的越南人，这便是我们并无教派成见的证据。我们要求在您的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藉秋收及其同志们的死因究竟该由谁负责，我相信会有利于所有的越南人的。』
「胡主席没有给我一个直截答复，对于我提出的公布真相或成立调查委员会的要求，他都不会给以承诺，他只给了我一个大大的苹果。」
「大苹果堵塞得住人们之口吗？当然不能。」
藉秋收及其同志们当时为何失踪，和他一起失踪的人究竟有多少个，他们为哪一机关捕去，他们如何被害，以及此事到底与越共中央、与胡志明本人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作最后确定。有关此事的唯一来源，只是从越南逃到法国的一些托派成员的口述，以及河内当局1960年出版的《八月革命》中的一段。这本书里谈到这件事情时，与越南逃法的托派的报告相符，都说1946年曾经在越南的好几个省份中同时消灭了一些托派。
关于越南托派遭到「消灭」的技术方面，有待人们的继续调查，方能大白于天下；不过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即胡志明对于藉秋收等之惨遭杀害应否负起政治上的责任，那是确定地解决了的，胡志明是杀害越南托派的最高指使人。证据何在？便是他在1939年给越共领导人写的三封信。
胡志明的三封中国来信
第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过去，在我与许多同志们的眼中，托洛茨基主义似乎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派别斗争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并不给以多大注意。但是当战争爆发之前不久，更确切些说，从1936年年底起，特别在战争期间，托派所作的罪恶宣传却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从此以后，我们就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已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不是中共内部派别之间的一种斗争。因为，在共产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并无共同之处，绝对没有共同之处。这是牵涉到全体人民的一个问题：〔托派的斗争〕是反对祖国的斗争。
第二、日本与其它外国的法西斯主义者知道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们就设法制造一些不同意见，以便欺骗舆论，打击共产党人的名誉，让人相信共产党人与托派属于同一个营垒。
第三、中国托派与其它国家的托派一样，并不是一个政治派别，更谈不上是甚么政党。他们仅仅是一批专干坏事的棍徒，仅仅是一批供日本法西斯派以及国际法西斯派驱使的走狗。
第四、所有国家的托派都给自己取了个好听的名字，为的可以掩护这批匪徒的龌龊勾当。例如，在西班牙，他们自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你们知道吗，正是这个党，成为马德里、巴塞龙那以及其它地方替佛郎可效劳的侦探机关？正是他们，组织了那个有名的「第五纵队」，那个为意大利与德国法西斯军队做侦探工作的机关。在日本，托派自称为「马、恩、列同盟」（MEL）。日本托派吸收一些青年到组织中来，然后将他们出卖给警察。他们想方设法打入日本共产党，目的是要从内部去破坏日共。据我看，目前团绕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周围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破坏人民阵线。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你们所得的消息，会比我得到的更加可靠。在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份子分属于如下这些组织：『斗争』，『抗日』，『文化与红旗』。
你们大概已经读过苏联审讯托派的控诉状，如果尚未读过，我请你们把这些控诉状拿来读一下，还要让朋友们都读一读。读这些文件是非常有用的。它会帮助你们看到托洛茨基主义与托派份子丑恶的真面目。这里，让我们摘引一些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段落给你看看。
托派份子拉可夫斯基在法庭上宣誓后供称，1934年当他以苏联红十字会代表来到东京时，一位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曾经对他说：「我们正期待托派作出一项战略转变。我这里不详细说明，我只想对你说，我们期待托派方面有所行动，有利于我们去干涉中国事件。」
据拉可夫斯基回答那个日本人说：「我会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托洛茨基。」1935年12月，托洛茨基给他的中国信徒发出一些训令，多次强调这句话：「不要给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制造障碍。」
就是这样地，俄国的托派份子，既曾愿意将他们祖国的一部份——西伯利亚与滨海诸省——出卖给日本，他们现在又要把我们的祖国，中国，出卖给日本人！
中国托派份子到底干些甚么勾当？你们不是急于想知道吗？
不过，亲爱的朋友们，我只能在下一封信里回答你们了，你们不是要我把信写得短一点吗？
希望不久再谈。
P．C．林．
1939年5月10日于桂林。
第二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在告诉你们有关中国托派的活动之前，先让我介绍他们的六名领袖，六名以第四国际名义活动的公认叛徒。他们是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叶青、张慕陶、黄公度。
依时间先后，我把他们所干的事情，叙述如下：
1931年9月，日本开始侵略满洲。但从那时起，日本的保安机关便与上述前三人接触。双方签订协议：托派方面不进行任何反日宣传；日本保安机关方面则每月付给对方三百元，以后再视「服务的成绩」而增加津贴。
此后陈独秀及一伙拿了日本人的津贴，办起了几份杂志，出版一些冷嘲热骂的小册子，说甚么「日本人占领满洲之后，愿意迅速解决各个有争论的悬案，他们并无占领全中国的意图。」
可是当陈独秀的这些见解，刚刚在他们的刊物上散布时，日本军队却于1932年1月向上海进攻了。
这时候的托派说些甚么呢？他们是否承认自己受了欺骗呢？他们停止与占领者合作吗？绝对不是！当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保卫祖国之时，这些托派却无论在言论上或行动上，继续干他们一桩又一桩的罪行。一方面，他们写道：「上海的战争根本与人民无关。它不是革命的民族战争。它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他们散布虚伪的谣言，提出失败主义性质的口号，泄漏国防秘密，等等。
他们干的事还不止此哩。像HOAVANKHOI与CUNGVANTHU（译者按：音译为华文盖、龚文秋，以下同）那样的托派份子，和警察与日本主子们秘密联系，混入上海的罢工斗争中，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罢工运动。他们甚至使罢工运动中最有能力的领袖们遭到逮捕。
1937年，冯玉祥大将与共产党人吉鸿昌将军一起在张家口组织了一支抗日军队，此时中共处于秘密状态，中央与华北之间的联系发生困难。托派张慕陶便利用了这个情况，自称「共党代表」，提出「与日本人共同行动，为反对蒋介石而战」的口号，企图变抗日战争为内战。后来，张慕陶的骗局被揭穿，吉鸿昌逐走了张慕陶。不久之后，当吉将军前往天津时，在旅途中让张慕陶的同党给谋杀了。
下一封信，我将告诉你们托派如何在中国进行叛卖祖国的勾当。
兄弟般的敬礼！
P．C．林．（注1）
第三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在前两封信中，我给你们讲了托派如何接受日本人付给他们的薪水，他们如何设法破坏我们在上海的英勇战斗，以及他们如何设法破坏我们张家口的爱国运动。今天我将告诉你们以他们那些罪行的后果。
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到福建，他们恢复战斗。他们和中国红军签订了一项协议，在福建成立人民抗日政府，并进行成立联合战线的宣传。不久以前，十九路军是最反共的军队之一。但当国家面临危机之际，他们愿意忘却过去争执与仇恨，去追寻唯一的目的：为反抗侵略者而战。
遵守日本人给他们的命令，这些托派便立即进入行动：一方面，他们在民间煽起地域性的偏见——因为十九路军来自广东——反对新政府，另一方面，他们想方设法减弱红军的力量。他们是以如下方式来完成这个双重任务的：他们以革命战士身份要求加入红军，起初，为了取得信任，他们工作得很积极。一旦取得了多少重要的职位后，他们便开始干那些罪恶勾当了。我这儿给你们举几个例子：战斗中，需要后退时，他们发出前进的命令。到了应该进攻的时候，他们却下令后撤。他们把援兵与武器护送到根本不需要的地方，对于那些需要后援与弹药的地方，他们偏偏不给护送。他们在战士们受伤的部份涂上有毒的颜料，特别对那些受伤的军队的干部们如此，其用意是要使他们的臂和腿等等部份非锯掉不可。这项罪行幸亏及时发现，对那些共产党人来说，那是多么幸运啊！
1935年以后，共产党发起一种运动，要扩大抗日的民族阵线。人民，特别是工人与农民，都积极拥护这个政纲。在国民党内部，民族阵线的想法也日见进展。这时候，我们看见托派玩弄两面手法；污蔑与分解同时进行。他们对群众说：「你们看，共产党出卖给资产阶级了。国民党是不抗日的！」对于国民党，他们却说：「民族阵线，这不过是共产党的骗术。如要跟日本人作战，必须消灭共产党！」
1936年年底，因西安事变的结果，联合抗日的政策获得成功。见到他们的内战政策面临失败，托派份子张慕陶与谢维烈(TADUYLIET)决定要暗杀王如雪(VUONGDITRBET)，这是一位接受了民族阵线政策的人。
现在我来给你们讲1937年。这是战争直前的一个时期。全世界的人，除了托派，都团结起来，为反日而斗争。这批叛徒秘密联合起来，还通过了『决议』，下面是这个决议一些引文：『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立场是明确的；那些既要战争而又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实在已经出卖了战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不过是一种明知故犯的叛变』。决议此外还写了些类似的无耻语言。
当战争来临时，日本实现了他们对托派所作的诺言。上海托派每月收到十万大元，充作他们在华中与华南的活动经费。天津与北京的托派则每月领取五万大元，以便他们在华北地区从事反八路军与其它爱国组织的活动。
到了1937年中期，「特区」（译者按：当指八路军统治地区）中的托派给发现并被逮捕了。据董义海（TONNGHIAHAI）的招供，他们活动的目标如下：1、破坏八路军；2、妨碍民族阵线的发展；3、充当间谍；4、策划暗杀「共军」领导人物。
在一次「地区」人民法庭上，托派黄发喜（HOANOPHATHI）作供，其中有这样的话，在他第四次和张慕陶见面时，张曾给他提了如下意见：「你得用心研究红军的组织系统。然后，你要组织青年中心，让他们一定能担起破坏与怠工的任务。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红军内部挑拨起乱子，以及消灭军队的领导人物。」张慕陶又说：「我们要说服一部份下层干部跟随我们，要泪起他们的乡思，供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开小差逃亡。这是瓦解那支军队的办法之一。」
托派份子郭文敬（QUACKVANKINK）已经招承他受董义海（TONNGHIAHAI）的委托，在战争中进行失败主义宣传，对他们说「中国不能胜利」，因为「即使我们赶跑了日本人，美国人与英国人又会来压迫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抗战，非但得不到胜利，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毁灭。」又说「中国太弱，不能同时反对日、美、英的。」张慕陶用如下的话来结束他的指示：「必须利用民族阵线这个政策来诽谤共产党，要说他们出卖了工人阶级。我们的目标是要在战士中煸动他们的不满情绪。」托派份子借口教育战士，把军队中的最落后份子组成一些小组，然后，利用军队中的最艰苦生活，鼓励他们携带武器逃亡。他们和这些逃亡的队伍联络，在那正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后方，作乱闹事。
这便是托派如何与八路军作对的情形。在下一封信中，我将告诉你们这些叛徒如何应用卑劣手段来破坏抗日的其它军队。（注2）
注1.这封信没有填写发信地点和日期。发表此信的法文《我们之声》杂志出版于1939年7月7日。
注2.这封信是连续登载在1939年7月7日和同年8月11日的法文《我们之声》上的，信上也不曾填写发信的地点和日期。
译者按：上面这三封信，现均收入越南河内出版的《胡志明全集》第三卷。我们是从法文杂志《越南纪事》（ChroniquesVietnamiennes）1986年11月出版的创刊号转译的。
三封信的意义——它们的历史价值
首先，这三封信是胡志明教唆杀人的自我招认。有了这项证据，历史法庭可以正式宣布：1945年越南托派藉秋收等人之惨遭杀害，原只是1939年胡志明下达的反托指示的贯彻执行。在思想上与政治上，胡志明必须为藉秋收等的被害负担全部责任。不管多少「鳄鱼之泪」也绝对洗不掉这个责任的。
其次，这三封信又让我们弄清楚两件以前不甚明显的历史事实。
第一、是胡志明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这位越共领袖之属于斯大林派是人所共知的；但他对斯大林一系究竟亲密到甚么程度，他对斯大林的言行到底盲从到甚么程度，我们以前不曾确切知道，这三封信告诉了我们：至少在如何对待苏联与中国的托派问题上，胡志明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远比毛泽东们更为澈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全盘接受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连串审判。这些审判的结果杀尽了整整一代的革命元勋，而胡志明对审判却完全拥护，还积极地把这些坑害革命者的冤狱介绍给他的越南同志，要他们阅读研究，藉以看到「托洛茨基主义与托派份子的丑恶面目」。
历次莫斯科审判对革命者，特别对托派所提出的种种罪名是如此荒谬，如此与人所共知的史实不符，甚至如此的违反乎最普通的常识，以致国际间一切公正有识之士，一开始便绝对不相信它们，一开始就以个人的或团体的名义对它们提出大量的驳斥与指责。1938年4月间，由以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将莫斯科审判中提出的一切罪名，对托洛茨基本人作了十三次详尽的盘问与研究，结果宣布托洛茨基父子无罪，宣布莫斯科审判纯粹是一种罗织。从此不论是革命者或非革命者，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不拥护这些冤狱的了。可是胡志明迟至1939年5月，竟还把这些空前冤狱当作正义的伸张，并竭力推荐给自己的信徒们，要他们接纳、奉行、去「政治上消灭」一切托洛茨基主义者！
胡志明如此效忠于斯大林，在各国斯大林主义的党魁中，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是他和中共领导层之间的关系。人所共知，胡志明曾经和中共有过长期密切的关系。同样为人所共知，越共走向胜利的路线，曾经从中共的战略中得到启发和经验。可是有一个事实，从来为人忽视，作者本人也未曾充份注意到的，那就是：胡志明等与中共内部的所谓国际派，即与直属于斯大林一系的王明派，比他们与毛泽东所代表的「土共派」之间，有着深刻得多、与密切得多的关系。
这种微妙的关系非不重要，掌握了这个关系，我们不但能更好地明白过去中越二党间「同志加兄弟」的历史真相，又能更好地了解目前中越交恶的原因。
不过这里我们自然只能从反托这个问题来观察这个关系。
胡志明信中对中国托派提出的「罪行指控」，据他说，是他本人「从1936年年底起」，「研究了中国托派问题所得到的结论」。事实真是这样吗？完全不是。他只是简单执行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此问题所作的决议；而且更糟糕的，他只是一字不易地照抄王明和康生所作的反托文章。
其间的关系与经过约略如下：
1937年10月10日，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了一个中国问题决议。决议的第七节作了这样的指示：
「今后敌人将加紧活动来破坏中共内部，要企图败坏它的士气，进行挑、侦探、怠工以及从事恐怖。我们必须把革命的警惕性提高到最大限度，必须有系统地控制干部，控制党部周围的人员，必须把党与红军中所有可疑的与不大可靠的份子清除出去。这是目前最紧急的任务。在这方面，党绝未做了它所应做的事，把托派党当作一个政党或政派，像去年中央所发表的声明那样，竟提出托派有可能被包括在全民抗日的统一阵线之内的意见，那是绝对不许可的。我们必须用尽一切手段来加强反对托派的斗争，来反对这一伙日本军阀的代理人。」
我们知道，这个决议主要是由于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起草的，其矛头一方面针对毛泽东，另一方面刺向托派。它定下了如何用尽一切手段来消减中国托派的基调。
1937年12月，王明、康生一行以斯大林的钦差资格从天空飞回到延安。第一件干的大事就是实施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他们怒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对陈独秀等托派份子抱有幻想，并由康生动手，写了那篇后来非常出名的文章《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用一些所谓「事实」来证明中国的托派确是「日本军阀的代理人」。「事实」最大的一宗是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驻上海的日本特务人员曾经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人组成的托派中央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日本人答允每月由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唐有壬经手，付给陈独秀三百大元。而实际上收款的则是罗汉。」
这篇文章于1938年1月发表于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同年三月，又由王明把它转载于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
一年之后，即从1939年5月份起，当时居住在广西桂林的胡志明，把康生文章的内容，连串写了我们上面翻译的三封信，传达给他在印度支那活动的同志们。这个事实说明了胡志明对莫斯科路线的盲目执行，又充份说明了他在中共内部派系斗争中，完全站在王明一边。
最近，我们从英国《卫报》记者关于越共六次大会的一篇通讯中知道，正当「文化大革命」闹得「热火朝天」之时，越南曾经翻译王明批评文革的那本书，在党内广泛流传，规定为干部必读书之一。这更是胡志明与王明派结合的直接证据。
胡志明与越共这一种澈头澈尾的「国际主义」（即一切唯莫斯科当权派之命是从）以及由此产生的胡志明与王明的特殊关系，虽然不足以解释中越二党二国之间何以会凶终隙末这个事实；它却充份解释了另一个事实，即在对待党的不同意见者，特别在对待托派问题上，何以越共会比毛泽东残酷得多。不错，毛派对托派也绝不「客气」。基本上，他们也是按照斯大林定下的调子来歌唱的。他们也曾利用托派罪名逼害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他们也曾杀害落入他们手中的真正托派。但从长达数十年的毛派与中托之间的整个关系来看，我仍不能不说，毛泽东一系比之于斯大林及其代理人王明与胡志明辈，对托派总算采取了略为不同态度。毛泽东统治全国后，「纵容」了中托二年有半。他于1952年冬天把托派全体拘捕起来，长期囚禁；但他不曾像斯大林那样将他们于罗织之余，悉数枪决。他也不曾像胡志明那样，将他们秘密逮捕，暗中消灭，表面上却一洒「同情之泪」。
毛泽东死后，中共的新领导人还终将囚禁廿七年幸而未死的老托派放出监狱。虽然至今没有给他们作出公正平反，但总已恢复了他们的自由，并且部份与非公开撤消了过去胡乱加在他们身上的罪名。在胡志明的继承人所统治的越南，我们却看不到同样情形。不错，目前越南也在变。以号称「小戈尔巴乔夫」的阮文灵为首的所谓改革派上台以后，类乎中国早已推行、苏联正预备推行的「现代化」措施，也开始在越南嚷嚷。这种因感染而生的改革运动究将如何发展，会发展到如何程度，我这里不想也不能加以猜测。但我现在便可以肯定的是：要越共对党内外的不同意见者采取多少容忍的态度，要他们承认屠杀越南托派的事实，甚至要他们宣布胡志明信中所说的中托罪行无事实根据，都还渺茫得很哩。
略谈「罪行」本身
胡志明信中列举的有关中国托派的情况和「罪行」，亦即王明——康生一派所提供的种种「事实」，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本来不必批驳，也不值得一谈的。因为他们的虚伪与诬妄太过明显。只要略知中国现代史的人，谁都不会相信像陈独秀这样的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人，中国共产党连续五次当选的总书记，曾经领导了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人物），竟会接受日本军阀每月三百元而出卖自己，出卖民族国家，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不过对于完全昧于中国史实的外国读者，略略加以说明和解答却还是必要的。
因此有些朋友要我详尽地用事实与文件来驳斥胡志明所作的种种指责。这工作原不难办，只要引证1938年以来，陈独秀与罗汉等人的自辩，以及中国社会上一切具有正义感的知名人士当时为反对王明康生的诬蔑而发表的文件就够了。可惜我手头没有文件。这里我只能指出几个更大事实，藉以辩明胡志明信中的诸般胡说。
一、关于中国托派的「六名领袖」问题。胡志明所举的前面三人，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当然都是托派，而且都是以此身份终其一生的。可是后举三人（叶青、张慕陶、黄公度）则根本不是托派。叶青、原名任卓宣，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后在湖南工作时被国党所捕，并被处死刑。抢毙后却未死去，遇救，再次被捕，他投降了国民党。此后他一直做国民党的「理论家」，反对共产党。他与托派既无组织关系，亦无思想共鸣。张慕陶是山西老军阀阎锡山手下的一名政客，曾替阎锡山策划反共活动，但他与中国托派从无丝毫瓜葛。中托方面也从不曾对他有过丝毫幻想。在抗战爆发前，我甚至从不曾听到过张慕陶这个名字。黄公度于二十年代中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回国后一直是广西政坛上的红人；但他从来不曾参加中共，更谈不上变成托派。他认识几个过去的托派并曾经把其中一人（张特，后易名威遐）引作私人党羽，但他本人始终与托派无关。他后来为李宗仁以托派名义处死，纯粹是广西军阀内争时强加的罪名。
二、关于陈独秀等每月接受日本军阀三百大元津贴的问题，此事大概胡志明当时便已觉得「离谱」太甚，难以令人相信，所以在他的第三封信中，就自动涨价（也许王明康生另有文章，把银数作了改动，此则我尚未查考），把、「三百大元」暴涨成「五万」（华北区）与「十万」（上海区）了！可是数目虽然涨达五百倍，却仍帮不了胡志明、王明与康生的忙，因为他说收受这项巨款是在「战争来临时」，即1937年夏秋之际。可是这个时候，谁都知道，陈独秀以及其它托派领袖都被蒋介石囚禁在南京的监狱里！
最近见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教授王洪模写的一篇文章：《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其中有一节谈到这件事情：
「康生于1938年1月在延安《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给陈独秀加上『日寇汉奸，每月领取日本人三百元津贴』的毫无根据的罪名，断然排除了党继续争取陈独秀的任何可能性。」（见1985年第五期《中国社会科学》第21页。）
「毫无根据的罪名」！这个断语终于由一位中共的官方史家说出来，太好了。
三、关于「托派」张慕陶的同党谋杀抗日将军吉鸿昌的问题。要证明或否定这一条控罪，只要查明吉鸿昌如何被害就够了。1979年中国出版的《新辞海》中，收得有吉鸿昌一条，它说到了这位将军是怎样死去的：
「吉鸿昌（1895年—1934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回国，加入中共。1933年5月，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任该军第二军军长兼北段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于九月失败后，他到平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11月9日，在津被捕，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见《辞海》1183页）
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吉鸿昌是国民党政府杀害的，它不但与托派无关，甚至与那硬被派作托派的张慕陶都扯不上一点关系。
胡志明信上的其它指控，比之以上三类，更是空洞浮泛，不值得为它浪费笔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觉得应该在此一提的，那就是胡志明及其弟子们的反托言行，还得为一位中国托派的丧生负直接责任。刘家良，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之一，伊罗生著的《中国革命悲剧》的中译者，于1950年某月在西贡附近某地参加越南同志的一次会议时，被越盟特务诱捕以去，从此不知所终。
现在，国际上一些关心越南革命命运的人，特别是法国一些革命者以及流亡法国的越南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托派），正努力弄清楚藉秋收等大量越南托派被逼害真相。他们要求越南当局作出交待，要求他们调查经过，公开结果，并给所有含冤死去的革命者作出名誉上与实质上的平反。
在那张理该昭雪的名单中，自应有中国的刘家良在内。
1987年2月9日写毕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87年7、8月号） |
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王凡西，约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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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
王凡西（约1986年）
庄七校对
（一）
在数量巨大的鲁迅书简中，他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非常出名。它一发表（1936年6月9日），便在文艺政治两个圈子中激起波澜。往后更发生了深远影响。可是就信论信，不管从文艺角度或思想角度来看，最客气，都只能说是鲁迅的一篇“失准”之作。它既不能给人“美的享受”，更谈不到予人以“真的启示”。因为是病中口述，文字失掉了鲁迅体常见的光彩，它让我们看到的，只是笔录者冯雪峰那种拖泥带水的“硬译笔法”。讲到内容，那简直令人惊奇——惊奇于作者对俄国革命历史知识之如此贫乏，更惊奇于他使用论据时的不加选择。说托洛茨基在革命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可见他根本不知道托洛茨基曾经两次流放又两次逃脱成功的事实。因为，谁要想从冰天雪地，交通困难，人烟稀少而宪警处处的西伯利亚逃脱成功：岂止要有肯“送一片面包的人”，还必须有普遍的同情与大众的援助。至于说如今某人“不得不”用敌人的金钱，这只能使我深深为这位具有良知的文豪悲哀：一且酱在党派的纠纷中，连平素痛恶的“卢布”武器竟也“不得不”拿来使用了。这，实在是鲁门之玷。
但虽如此，这封信不但出名，而且让人捧上了天。从毛泽东开始，中共的政论家和文艺史家们曾经一再称道和引证这封信。这是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只因它恰好投合了中共领导者的要求，特別是投合了那个来自莫斯科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必须以任何手段抹黑托洛茨基的形象，必须不顾一切地败坏中国托派的声誉。
鲁迅这封信的此一意义值得详细讨论。不过我不想在此地讨论，有关这方面的种种问题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说过，而且说得很好。例如一丁著的《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在我的回忆录中也曾比较详细地说过它们。
这里，我想说的是当年给鲁迅写这封信的人。
（二）
到底是谁给鲁迅写这封信的？这在当时，而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了人们猜测的一个谜。因为与鲁迅复信一同发表出来的原函，署名“陈××”，不少人便猜度投书人竞是当时被国民党监禁着的陈独秀。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感，无意中给复信增添若干分量，也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和兴趣。解放前出版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和《鲁迅三十年集》中收入这封信，对这个“陈××”不作任何注解。解放后，鲁迅著作大量出版，鲁迅的这封反托信更是广泛流传，甚至编人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但将投书人的真实姓名公布出来，据我所曾见到的来说，开始于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在有关的一条注释中编者说：“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
至于陈仲山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可是陈独秀的化名，并无一言提及。因此，对读者大众来说，这个谜仍然未曾解透。
冯雪峰曾经做过考证：“据说陈仲山是神州国光社的一个小编辑。”（见《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第51页）
1981年新版的《鲁迅全集》注释者对于“陈××”做了较多说明，他说：“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本名陈其昌。据一些托派分子的回忆录，他是当时一个托派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这里明白告诉读者：陈仲山不是陈独秀，他是陈其昌。陈其昌不是某家书店的小编辑，而是当时中国托派组织的一个领导人。这比以前的报导充分得多了。不过，陈其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托派，究竟他与鲁迅信中明讥暗讽的那些肮脏行径可有多少相干或相似之处，则注释者仍无一言道及。他宁愿，或只能，让读者自己去猜，自己去作出欢喜的结论。
把陈其昌这个人企图作完整与全面介绍，我只在最近一期《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见到，文章题为《陈其昌其人其事》，作者：史明。文不长。对事情的看法依旧，但不失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值得欢迎的企图。因为无论如何，作者是想比较详尽与客观地叙述陈其昌的生平的。在以往，把鲁迅斥责的“陈××”划为“民族败类”，已成为中共千百件无可推翻的铁案之一。想把此案稍稍改动，或以任何方式来减轻“民族败类”的形象，都是触犯党禁的。可是史明君的文章不但报导了陈其昌的生平，而且宣布了他的“结局”，这不能不说是中共史家在此禁区中所作的一个空前突破。究竟他如何与过去的所说不同，请看如下的几个段落：
陈其昌，又名陈清晨，河南洛阳人。北京大学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住在上海。1929年他参加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人所组织的“无产者社”，并与以陈独秀为首的六十一人曾签名向党中央提出过意见书，因此被开除党籍。他一家三口，以卖文为生，经常向北新书局出版的《学生界》投稿。他的妻子有时为人帮佣，生活相当艰苦。
1931年5月，当时四个托派小组织……联合组成‘‘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8月和次年10月，陈独秀……等先后遭到国民党逮捕……陈其昌在那个时候是幸免于难的一个。在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被捕后，他先后找到赵济和蒋振东……想设法找到那些未被捕的人……形成一个临时组织来维持残局，徐图发展，但是他们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不过他还是进行一些个别活动，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抗日的热潮中，上海出现了各界抗日救国的民众组织，其中之一是“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陈其昌和赵济都參加过这个“协会”，进行过抗日工作。1936年春，……陈其昌窥测出鲁迅先生与“左联”一些领导人之间有矛盾，便想乘机写信给鲁迅先生，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这就引出鲁迅先生写出上述那封义正辞严的回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整个上海后，即大肆搜捕，陈其昌惨遭杀害。这就是陈其昌的最后结局。
史明君这里首先告诉大家，陈其昌原来是1925年入党的老共产主义者，他一向拥护陈独秀，后来随陈独秀转向中共的左派反对派（托派），被开除党籍。文章又说他生活艰苦，却竭カ维持托派组织，参加抗日工作。这些话，过去的中共史家是不曾报导也不肯报导的。至于陈其昌的“最后结局”，即他被上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捕去杀害，那更是中共史家所讳言的。因为，这是陈其昌对鲁迅的指责最后亦是最有力的答复——“我以我血荐轩辕”。
史明君的文章竟敢把这个足以“美化”托派的历史真实公布出来，实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从这里，我希望反映出来的不单单是作者个人的“科学良心”，而更是国内人们近年来努力争取，必须还历史以真实的那个巨大的斗争。
我热烈赞成这个斗争，我衷心欢迎每一个寻求真实的企图。这不但为了陈其昌个人的缘故，不但为了他清白身世得以恢复，而且为了中国整个革命事业的缘故。因为任意抹杀或颠倒历史真实，随便给政治上的不同意见者加上罪名，乃是任何一个革命组织在政治上与思想上堕落的标志，也是它们堕落的一个原因。中共想从“信任危机”中真正解脱出来，首先，我以为必须在历史求真方面容许人们继续努力。
（三）
陈其昌是我的老同学。自从1926年缔交开始，直到他于1942年被日帝杀害为止，他与我在许多年中朝夕相处，甘苦共尝的。对于他的生平，他的思想和性格，我自信知道得比较清楚，了解得比较深刻，把它们如实地写出来，是我这个后死者的责任。
史明君写这篇简传所站的基本立场，显然还是中共的正统。不过同样明显，他没有为要维护这个立场而故意歪曲或捏造事实。不错，文章里有许多与事实不符的叙述，但它们显系由于作者根据不甚可靠的史料之故。这些错误，我将在我的叙述中顺便指出。
陈其昌年长我七岁，在大学里高我三级。但他与我相识，却不是因为同学而是由于同志关系。他加入中共比我早，我在1925年年底或1926年年初参加组织时，他已经是北京大学党支部的一个领导人——支部干事。当李大钊等被捕与被杀的时候，他正担任着中共北京东城区区委（当时不叫区委，叫部委）。因为年龄、班级以及工作岗位上的差別，当时我和其昌虽然相识，但彼此间的关系和了解，却不及我和王实味之间的那么亲切。他和我成为朋友，即从普通的同志进而为知己朋友，那是在四年之后，在上海一起干中共左派反对派活动时候开始的。
在反革命高奏凯歌，力图巩固其统治的头几年（1927年下半年至1930年）中，大批共产党员退出了党，又有大批党员成了烈士。陈其昌与我既不曾走上走上懦弱或屈辱的路子，又有幸逃过不少惊险，尚未丢掉性命。
我们都留在党内继续斗争。只因为工作的地方不同，部门不同，彼此不相问闻。他与我重新聚首，是我们不约而同的成为中共内部反对派以后的事。陈独秀起草了一个《政治意见书》，赞成苏联共党内反对派的主张。有八十一名（不是史文所说的“六十一名”）中共老干部在那上面签名。陈其昌是其中之一。结果，他与其他所有的“陈独秀派”一起给中央开除了。我在一年前早已是反对派，此时因拒绝放弃托派主张，也被逐于中央。当时上海有四个反对派组织，其昌与我不属一派。在四派协商统一时期，我和他才再次见面。
记得那是1930年冬天，其昌特地来找我，约我与陈独秀会面。同时他告诉我他的家眷也在上海，约我去他家吃饭，会会他的家人，叙叙别后种种。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他家作客，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他作“社交式”的往来。为了工作，其昌一人在租界里赁了一个亭子间，我后来和他的全部接触，都是在那个亭子间进行的。他把家人安顿在闸北郊外，每星期大概回去看他们一二次。他一家数口（那时他好像已有一个或两个孩子。其昌后来有二子一女，史文说“一家三口”，不确），住的是一间普通农舍。室内的布置十分简陋，收拾得却非常洁净。一望而知，他们的生活是极其清苦的，但是你看不出一点凄凉景象。短暂相处，来客便感觉到主人家“贫而乐"的气氛，让你留着舒服。夫人与其昌同乡同里，是传统式的结合。她朴实诚挚，给我的印象极好。当时我和主人说了些什么，事隔半个世纪有余，几乎完全记不起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二事比较清晰：一、款待客人的菜肴中有南瓜韭菜；二、他说他在1927年秋天离开北京，在山东工作了一个时期，便来到上海，一直在江苏省委系统下面做工人运动。
此饭之后数月，1931年5月初，中国的托派组织统一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史文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不确。这个名称是1935年才采用的）。本来，其昌与我可以一起做事了。可是非常不幸，新组织产生后不到一个月，我和另一些领导同志便让国民党捕去，一去四年。直到1934年冬天出狱回沪，我才能和这位老友再度合作。此后七年，其昌和我是密切地工作在一起的。
陈其昌在这个期间，乃至他在中国托派的整个运动中，究竟前后做了些什么工作，担任过什么职位，我不想在此缕举，也不值得细说。真正的革命者决不计较或着眼于世俗的权位——不管在地下的小组织内或掌权的大政党内——其昌正是抱有这样的权位观的。我若历数其“官职”“官衔”以显其重要，对老友将是莫大侮辱。
这里，我只想从我的《回忆录》中摘取如下的几句话：
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蒋介石白色恐怖最最猖狂的时期，中国托派的组织一次接着一次地被破坏，而在毎次破坏后作惨淡的重建工作，使组织得有一线存续者，总是我们这位“大哥”。
这样的工作轻而易举、微不足道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对于一个奋斗于极端反动政权之下，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党来说，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要做好这项工作，非具有几项最崇高的品质不可。而陈其昌乃是充分具有这个品质的少数人之一。
（四）
陈其昌在大学里学的是教育，后来改攻经济。对于古典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都有心得的。他不搞文学，文章却写得很好，非常尊敬学有专长的学者，也很崇拜妙笔生花的作家（从来特別敬佩鲁迅）；但他自己却从不以什么家自命或自许。他短短一生的最多时间与最大精力，都倾注在革命组织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上了。他最讨厌那些徒事空谈的革命者。实干是他的一切。陈独秀非常赏识这一方面的陈其昌，曾经一再称赞他能积极工作，能在群众中活动，所以能抓住现实，能不为教条所囿。（见陈独秀1937年11月21日致上海几位朋友的信）
简括地说，陈其昌是列宁所提倡的“职业革命家”的一个典型人物。这种人物曾经造成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人物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国托派的革命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陈其昌这个典型人物却绝不因此而减损其意义或光彩。
当一个革命大党的“职业家”比较容易。因为党有充足经费，可以保证那些以全部时间与全部精力从事革命的党员们的生活，至少可以保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弱小的革命政党有如中国托派者，其情形却大不相同，它既无国际援助，又无大笔党费。“职业家”们不但无薪资可领，还得设法筹措组织之所需。他们得寻找一些“兼职"，得从事一点“副业”，藉以维持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同时提供组织活动的经费。在政治反动与经济衰落的环境里，革命者能够找到怎样的“兼职"与“副业”呢？除了卖文之外，几乎别无门路。
确如史明君的文章所说，陈其昌是“以卖文为生”的。不过他经常投稿的杂志我记得不叫《学生界》，而叫《青年界》。他大概每个月用“陈清晨”笔名给这本杂志写一二篇文章，固定地可以拿二十块钱（这个数目，在当时大约略低于一个小学教师的收入）。这关系记得是张友松替他跟北新书局接上的。当时，北大出身的各同学已有不少当了南京政府的高官，但其昌跟他们绝无来住。张友松似乎也是北大出来的，又是与李大钊同遇难的张挹兰之弟。张友松翻译过托洛茨基的《英国住何处去？》，但他不是托派成员，根本不曾加入过共产党，与其昌有深厚的私交。
此外，其昌还给一份小报（记得是《社会日报》）写一点经济分析的文章，毎月所得也是二十元左右。一家五口，就是靠这么一点收入来维持的。不仅藉此养活自己和妻儿，在某些时候，他还要帮助比他更无办法的朋友。譬如，对于王实味，他就经常帮些小忙。当王实味和刘莹生下第二个女孩时，一钱莫名，他曾经将全家所有的“贵重衣物”送进当铺，把钱拿去让这对老同学渡过难关。
这一方面的陈其昌，我曾经在我的《回忆录》中做过如下的“总结”：
吃苦安贫，从不懂图生活的享受；疾恶如仇；对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者怀有无上悲悯；最不喜欢架子；他不但没有领导分子的装腔作势，而且永远把自己安置在危险的最前列；他身上混和着新式的同志爱和旧式的义气；对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他是以“大哥”这个绰号闻名的。
陈其昌的另一特点，亦即他所以能成一个出色的“职业革命家”，能先后在中共和中托内成为一个出色的秘密工作组织家的另一品格，乃是他的机警、大胆与坚贞。为了省力起见，我这里只想再从我的旧作里摘引几句有关的话：
其昌在秘密工作中非常机警，他的警惕性是永不松弛的。所以不止一次可能发生的组织大破坏，曾因他的事前觉察而勇敢地加以挽救了的。最著名的一次便是他在寒君家的门口被特务追逐，他用尽方法，使自己既脱于难而又把寒君救了出来。
“职业革命家”成千上方。机警而大胆的大有人在，但又具坚贞者却比较的少见。不少冒险家型的“职业革命家"们，往往机警大胆有余，思想与认识的坚定不足。一旦出事，落入虎穴，这些人极易改变“职业”，由“猎虎人”变作"虎狼”。陈其昌则是三者俱备，所以他的命运亦自不同。
国民党统治时代，它的特务几乎把中国托派的重要分子全部捉去。陈其昌长期间成为他们的缉捕对象，但他始终不曾落网。这，一部分固然由于幸运，而不小部分却由于他的机警与勇敢。在日军铁蹄下，他积极抗日，其工作绝不限于史文所论的加入“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他不但利用笔杆，而且更见之于行动。在文字上，他给组织的地下刊物——《斗争》——按期写作有关日伪经济困难的文章，给亚东图书馆编写小冊子，还曾参加我们的“合法”刊物《动向》的编辑。在实际活动方面，他不但在学生界，而且在上海的部分工人中（主要是法租界的电车工人与纺织工人中），进行了不懈的工作。
如此工作，不管他如何机警，如何勇敢，迟早总会让敌人觉察、追缉而逮住的。真所谓“上得山多终遇虎”，其昌终于在1942年春天（确切日期我现在已想不起来）给日本宪兵捉去了。这是他的第一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他坚不泄露组织秘密，终为日帝杀害，享年四十二岁。
其昌那种坚贞性格，未经试炼就早已为同志和朋友们所赏识。他一经被捕，大家便都觉得他无生还之望。因为大家都深信他决不会临危变志，决不肯卖友求生的。当时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值得在此一提。其昌曾经给亚东图书馆写过三本书：1、《真理在前进中》（署名江维亮）;2、《人口西迁与中国之前途》；3、《海南岛与太平洋》（以上二书均署名陈清晨），与亚东主人汪孟邹先生有相当深的交情，陈出事后，有些人便要汪老先生做点准备，以便可以应付日本宪兵的到来，汪老先生却处之坦然，说：“我相信大哥一定不会连累別人，决无问题，决无问题。”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原载《王凡西选集卷三：晚年札记》（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本文亦曾于《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4期刊载。兹转《新文学史料》编者按：
本文谈到的陈其昌，是与鲁迅及其《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密切相关的一个人物，文中也对本刊30多年前所刊发的一篇文章有所回应；而30年间，《鲁迅全集》从1981年版到2005年版，其中对陈其昌、对托派的注释，已有较大改动，基本概括了本文提供的情况。本文作者王凡西（1907—2002）。1925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苏联学习时接受托洛茨基的影响成为托派。因此被开除党籍。1931年起成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49年起流寓海外。所著《双山回忆录》列入东方出版社“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出版（2004年）。本文立场观点自然是与其特殊经历、身份相联系的，但作为历史亲历者的回忆，本文无疑是一份珍责史料。本刊仅规范了个别文字、标点，刊发出来以供研究参考。 |
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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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
王凡西
编者按语：王实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狱的被害人，本文作者以王实味老同学、老同志与老朋友的资格，为王实味作历史见证。
近年来，研究中共党史的中外学者与一般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人，越来越对王实味发生兴趣。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王实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文字大狱的被害人；他是斯大林──毛泽东文艺政策施之于中国的第一个牺牲者；他又是中共内部第一个挺身而出、反对高干特权、寻求内部民主的知识分子。
具有这样的身分，尽管王实味在党内从未担任过显要职位，尽管他遗留下来仅有几篇杂文；可是他在在中共思想发展与党制定型的历史上，却确实扮过很重要的角色。以他为象征的那种思想和作风，当然值得人们注意和研究的。
不过我现在对王实味发生兴趣，现在来谈他的种种往事，却出于一种较为狭隘的目的：我要以王实味的一个老同学，老同志与老朋友的资格，用事实来说明他与我个人乃至与中国托派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似乎已成为王实味能否平反的关键了。
（一）
王实味原名思袆，实味是他投稿《现代评论》时开始用的笔名，后来就索性改用这个名字了。他是河南人。他和我于1925年秋季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同被编入文科的预科一年级，又同被编在一个小班（全班约20余人，其中还有后来以「胡风」名字出名的张光人）里上课，因此生活比较接近。对于文学，特别对于西方文学，他和我有同样兴趣。我们都受到当时北京文艺空气的影响，都喜欢向各种报刋投点稿。在三．一八惨案前后，我们又都从布什米亚式小文人变成为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这一些爱好上与思想发展上的共同点，很自然地使他与我之间形成了比较亲近的友谊。
我在1925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实味入党大概迟我几个月。他的入党介绍人记得是陈其昌，他们二人是同乡。而其昌入党比我早，他当时已经是北大党支部的一名干事。
成为党员之后，大家忙于紧张的革命工作，王实味与我之间的私人来往反而少了，有时甚至相隔很久才见一次面。从1926年春天到1927年春天这个时期内,有关王实味的，深刻地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他的一件恋爱故事。这个故事多少能透露出王实味的性格，多少和他后来在延安所闹的事情有点关联。
当时的北大支部中有两个新入党的女同志：李芬与刘莹。她们来自湖南，都是可敬可爱的人。两个人中，李芬似乎更成熟些，工作能力也更强。因之，一般同学与特殊的党员同学，对李芬有普遍的好感，而王实味竟爱上了她。为了表达爱意，他给李芬写了信。可是受信人并无意思。在当时北京的革命党人中，清教徒式的作风是相当有力的。同志中谈情说爱，纵非有背党纪，至少被看作消极行为，甚至被看作资产阶级的浪漫行为。李芬是否受着这种风气影响，不得而知。总之她没有理睬，没有回信；但是王实味却不肯罢休，再接再厉。一连给对方据说五、六封信。这使得李芬非常不快或不安了，终于把这件事向组织公开。北大支部书记段某，也是湖南人，而且据许多人说，他对李芬也有意思。王实味苦苦的片面追求，既然要他来处理，他便小题大做起来。这是1927年春天，李大钊等已遭逮捕，却尚未遇害。白色恐怖笼罩了北京，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谨慎和隐秘。可是，这位书记要解决「王思袆事件」，却在北京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召集了一次北京东城部委和北大支干会的联席会议，出席与列席者达十余人之多，会议几乎开了一个整天。
事隔58年，我已记不起会议的详情。我只记得那位段书记（顺便说一下，此人大约在一年后脱党，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听说做过山东某县的县长）气势汹汹的发言。他强调王实味之所以入党，只为了更方便地追求李芬，根本不是来参加革命的。又说在此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时候，在此党的领导人遭遇大难，斗争万分紧张与异常困难之际，身为党员的王实味非但不化悲愤为力量，以行动答复镇压，却拼命追求女同志，干些无耻勾当，实在荒唐之至。他主张会议通过决定，给王实味以严厉的党纪处分，纵然不开除党籍，也该「留党察看」。其他到会的人都发了言。大家都批评王实味，其中尤以陈其昌的批评最为厉害。他完全以「大哥」身份来责备这位「小弟弟」，说他不该为此胡闹。但是谁都不支持段书记的「卑鄙动机论」，没有一个人主张把王实味开除或给以严重警告。我的发言大意是这样的：男同志给女同志谈恋爱，不能算是错误；但当一方不愿接受而另一方仍不断追求，那就不好了。现在只要王实味答应不再写信，事情就算完结。我不主张把主要属于私人性质的事情，提高到党和革命的平面来考虑。段书记颇不以我们的「自由主义」的看法为然，但他居于一人的少数，只好服从多数意见。结果给了王实味一个正式批评，要他不再给李芬写信。
列席会议的王实味（记得李芬没有来）始终不曾说一句话，静听大家对他的批评。等到批评做出了结论，他表示接受，「案子」便告结束，「自我检讨，彻底认罪」的那套办法，当时是连苏联共党内部都不曾实行呢。
当晚王实味跑到我的寓所来看我，情绪非常激动，说他没法不爱李芬，不过他会克制自己，不会再给她写信。同时非常愤怒，极端不满段书记的见解与作风。他认为段对恋爱的看法是封建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官僚的。
「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和王实味便分别了。我去了武汉，他留在北京。随之而来是革命的大失败，全国革命者遭到可怕的迫害。彼此在艰难的条件中斗争，甚至为最起码的生活而挣扎。我与王实味不问不闻者达数年之久，一直到1930年春天，才与这位老同学再度搭上关系。那时我已因赞成苏联共产党左派（即所谓托派）的政见而被党开除，王实味则与党失去了联络，正在寻找回归组织的路子。
（二）
我被开除党籍后，为了生活，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一本哲学小册子：《从唯心论到唯物论》，上海沪滨书店出版。王实味见到这本书，立即写信给书店，请他们将一封附有他住址的信转交给我。
得信当晚我就去看他。他住在靠近华界的、法租界菜市路的一条小弄堂里。弄堂很脏，房子很旧，他那个亭子间尤其破败湫隘。四壁空空，一灯如豆，充分显出房主人的凄凉光景。
我意外地发现他已有爱人，而这位爱人非他，正是李芬的好友，我们北大党支部里的另一位女同志刘莹。她当时正在产后，躺在床上──孩子呢？因为生下来无法抚养，死掉了！他们让我坐在一只破旧衣箱上（这是除了那张破床之外的唯一家具），开始了三个老同学一夕谈。大动乱中三年离别后的重叙，真有「相对如梦寐」的滋味。
我们自然提起李芬，但谈得不多。她此时一定尚未在湖南遇难，或已经遇难而未为他们所知，因为我搜索记忆，李芬壮烈成仁的事，还是后来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中首次得悉的。他那时最最关心的二件事：第一，急于想弄清楚党内分成二派的政治歧见；第二，怎样解决当前濒于绝境的生活。我费了很多时间给他说明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同看法。我对他讲了过去革命中的两条路线，讲了二派对当前局势的不同估计，特别讲了党中央盲动政策的错误，以及托派主张以革命民主政纲来重新团结革命力量，以此再度走向新革命的理由。王实味听了我的说明是有印象的，但他没在二派之间作左右袒。他自认在这方面主意不够，知道得太少，今后要多多留心研究。他告诉我，他和刘莹此时都失去了与党的联系，正想重行归队。不过在重新参加组织之前，他要弄清楚党内二派的谁是谁非，以便决定向哪一派去申请加入。
谈到生活，他告诉我正在找徐志摩帮忙，可能给一家大书店译点稿子。这件事我曾在1951年写的一篇短文中作过比较详细的记述，下面是有关的一节：
「正在这个时候，徐志摩在编一译文丛书。王实味与徐志摩原不相识，不知是谁介绍，又彷佛是他自荐的，总之，他跟徐志摩约好了会面的日子。到了日期，他准时来到了徐志摩的家，也记不得为甚么，徐志摩竟爽了约。第二天，王实味再去拜访，这回却早了一点，他不知道徐志摩起身晏。一进门，娘姨对他说：『大少爷还不曾起身』，请他稍等一下。王实味无名火起三千丈，掉头就走。回得家来，结结实实写了一封信，将这位『大少爷』骂了个狗血喷头。徐志摩接读来信，自知理亏，当即摸到王实味的地方去，着实道了歉。最后总算讲好了，请王实味『帮忙』，翻译哈代的《土人还乡》。」
这一件颇能代表王实味风格的趣事，发生于我们那一晚长谈之后不久。
译书「公事」谈妥了，王实味却连买书的本钱都没有。当时我也过着「家无隔宿粮」的日子，但比之于王实味，我在上海终究多点社会关系。是我，想办法给他买了本《汤麦士》，哈代的那本原文书的。
（三）
王实味与我在上海来往了大约一个整年──从1930春天到1931年春天。他为译书忙，我为左派反对派的组织忙，彼此见面次数很少，我相信不可能多达十次。除我之外，王实味当时与之来往的，据我所知，只有陈其昌，即延安整风时多次提到的陈清晨（顺便说明一下，此人亦即后来给鲁迅写信的陈仲山）。陈其昌当时也因赞成反对派而被开除，他属于陈独秀派。不过王实味却从未加了托派，既不曾参加我所属的「十月」派，也不曾参加陈其昌所属的「无产者」社。
政治上他是较多同意托派主张的。特别对于当时中国局势的估计：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呢，还是革命业已失败，他认为反对派的看法比较正确。但他怀疑反对派另起炉灶，重建新党来领导革命是否可能。他希望大家始终留在党内，即使被开除也不要企图自立门户。他的这个想法，我相信是他后来设法回到党内，并前赴延安的主要原因。
不过这些并不是他与我偶尔会面时谈论的主题。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他深深相信：不论一般的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他认为未必。依他之见，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要同时进行。王实味这套理论，往往伴以大量感慨和牢骚。革命失败了，得胜的新朝权贵们露出来的「人性」竟比北洋老军阀的更丑更恶，这使他悲愤；而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则因他眼见为数不少的「老朋友们」，一见气候转变，立即改辕易辙，甚至认贼作父，卖友求荣。每当他谈到这些「软骨头的无耻之徒」时，总是要情绪激动地问你：「如果这次革命不是失败而是成功，这些家伙不也成了新政权里的领袖或干部了吗？有了这些官儿，革命政府即使有最好制度，还能不变质堕落吗？」
对于他这套「改革社会必须改革人性」论，初时我是与他认真争辩的。我说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人的个性不同，他们承认各个人的性格有好有坏。革命党并不轻视对革命者的教育，也不放弃对每个党员的品格的注意。我还说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客观与主观二者关系的较为抽象与根本的一些原理。可是这些话都是白费。毋须我讲，王实味自己早就知道。知道了并且领会到这些事实与道理，却丝毫不妨碍他继续坚持这个有关「人性」的见解。因此，在后来的谈天中，我再不跟他郑重其事地辩论了。其实他自己也未曾将见解彻底发挥，更不曾付之实行的。如果真正贯彻他的理论，他应该改行去当牧师，至少始终干他的教师行当，不应再干革命，可是他至死还是个革命者。
那时我正约集几位朋友一起翻译托洛茨基的《自传》。王实味英文程度好，我请他帮忙译一点，他答应了，译了两章：「纽约」与「集中营内」。这件事，据后来延安文件上说，王实味曾经自动向党组织报告了的。又说他曾替托派译了列宁的遗嘱，此事我却不知，可能是经由陈其昌的关系，发表在王独清编辑的公开杂志上的。
王实味和我，以及和托派的往来，据我所知所忆，尽于此矣。1931年5月我被国民党拘捕，最后割断了我与他之间的来往。1932年春天，我已被判刑而囚禁在上海漕河泾的监狱里，一天下午，狱吏把一包食物和两本书交给我，说是有人来探监，没有允许接见，留下了这些东西给我。两本书都是英文的，一本便是我给王实味购买的《还乡记》，另一本是法国福楼拜的名著《萨兰波》。从书，我猜出了前来探监的人。他那时已经将书翻译完毕，特意送来给老朋友在狱中消愁解闷。
从此以后，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我才再听到王实味的消息，那是从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得知的。
（四）
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让我于久违之后，再获得这位老友的消息。原来他去了延安，而且在那里闯了大祸。「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为甚么呢？为了他写了一篇「反党」文章：《野百合花》。
王实味何时去延安，我至今不曾查考出来。根据我所见到的一些有关文献来推测，他大概是在抗战开始后，特别是在京沪沦陷后，当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奔向延安之际进入陕北的。他何时离开上海，我也不清楚。1934年冬天，我被释放出狱，重回上海时，他早已不在那里了。陈其昌曾经同我谈起过我被囚期间王实味的生活。但是一直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这样一件事：他和刘莹生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孩。孩子落地时，他们又是一贫如洗。此时，幸得其昌将全家可当的东西统统送进当铺，得洋20元，拿去给他们应急，这才保存了那条小生命。当时李芬已在湖南遇难，为了纪念他们共同怀念的亲人，给孩子取名「念芬」。
在他们离沪去延安之间的两三年中，王实味究竟在何处工作，干甚么工作，我只记得陈其昌说他是去山东教书的。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此时也断了。因为1935-36年我都在上海，与陈其昌一起，经常见面，却从不曾听他谈起这位老同学的消息。据延安整党文献上的记载，「王实味直到1936年还与托派分子陈清晨通信」，如果这是真实的话，也不过最普通的问候吧了，否则我不可能不知道的。
共产党赢得内战胜利，一切的机关从乡村迁入城市，中央由延安最后搬到了北京。这时候，「冠盖满京华」而「斯人」独不见。我猜王实味始终不曾把自己「改造好」，未能重新获得上面信任。不过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会在中共的报刊上忽然见到他的名字，我不希望他能有「一官半职」，只希望藉此可以证明他尚在人间。可是空等了几年，我这个起码希望却终于让毛泽东出来给打破了。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最后提到王实味，文如下：
「……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审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件，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那就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见1969年原文复刊《毛泽东思想万岁》第421页）
毛泽东给王实味发的这个「讣闻」自然使我悲愤。一个真挚、热情、坦率的文人，一个怀有纯洁高尚的理想主义的革命者，一个为中国共产主义的事业艰苦奋斗了几达20年之久的老党员，竟为了对党提出忠告与批评的小文章，给加上「国民党探子」的罪名处死了！但是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自从二十年代末期以来，斯大林以及全世界斯大林主义者对待政治上与思想上异己者的野蛮和荒唐的作风，我已见惯不怪了。
我只是期待着看到更详细、更客观的有关乎王实味案的文献。
（五）
最近在海外一间大学的图书馆里见到了中共出版的一本《党史通讯》（1984年8期），其中有一篇专谈「王实味问题」的文章（作者宋金寿）。它满足了我多年的期望，它让我知道王实味当年在延安如何闯祸，他发表了一些怎样的意见，结果得到怎样的处置，他何时与如何被杀，以及中共的新领导者对王实味这个人采取怎样的态度。
根据这篇文章提供的材料，我想给海外的读者们，特别给对于王实味其人及其思想怀有兴趣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这位亡友因以遇难的见解。同时，我要以一个被牵涉在内的证人资格，向国内对此案有权审议的人们，提出我的要求和申诉。
先谈王实味到底犯了甚么错误，后来又背了怎样的罪名。
王实味的错误，在那篇文章里给概括成三大项：
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二、「以青年人的代表自居，挑拨青年与党的关系；鼓吹极端自由主义与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
三、「主张和宣扬资产阶级的文艺观。」
这三大错误，主要表现在王实味从1942年2月至3月期间所发表的4篇文章里（《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硬骨头与软骨头》）。
这4篇文章，我见过的只有《野百合花》。它的文字与内容，今天留在我记忆中的也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了。其它3篇，仿佛都不曾以「反面教材」在任何文件和报刋上重载。尤其发表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墙报《矢与的》上面的《硬骨头与软骨头》以及由王实味写作的另外几篇杂文，据说「今天已无法看到」，只能「从延安《解放日报》上刋登的反驳王实味的文章的引述中见到一些。」（见《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4月号杜哲文写的《关于王实味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不过这次《党史通讯》上的文章把这几项错误介绍得还算详细。从它显然偏颇的叙述中，我们多少仍能看到王实味的真正意见。
「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是《野百合花》文中的名句。作者用以形容当时延安业已形成的「升平气象」，用以反衬「李芬烈士和抗日前线战士们的牺牲」。作者认为这些「黑暗」点不应该讳而不言，应该揭发出来，让大家改正。可是不少首长认为上层干部们的及时行乐是理当的，最多也只是小毛病、「小事情」、「算不得甚么」、「天塌不下来」──这在王实味看来，是非常危险的，是官僚腐化的开端，因而大声疾呼，要整顿这股「不正之风」。
这个态度，我无论如何看不出是「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立场」。恰恰相反，我觉得它是反对资产阶级立场的，是反对资产阶级对革命根据地的腐蚀作用的。
说王实味挑拨青年，鼓吹绝对平均主义，证据也是见于《野百合花》，在那里，作者说了如下的话：
「青年之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了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到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中，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的本质。」
这哪能说是「挑拨」呢？古今中外的任何改革与进步，若就改革者方面的动力来说，主要都得归结到王实味文中所指出的青年人那些可贵的德性。别的不说，就拿中共本身的历史来说吧，当年如果没有《新青年》「挑拨」起中国一批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与充满了生命的新锐的力」，「挑拨」他们起来大声疾呼，反对旧中国的「黑暗」与「肮脏」，哪里来的中国共产党？哪里来的中国革命？延安当局那时要出来反对并压制这种「挑拨」，只能证明在割据区域内做了十几年执政党的中共，此时已染上浓重的官僚主义的色彩，已部分丧失其革命的青春气了吧。
至于所谓「鼓吹绝对的平均主义」，指的是《野百合花》中如下的句子：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一切应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面对上面感觉到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情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王实味在这里明明说「一切应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他分明不曾主张不论衣食或其它待遇，应一律平等，一切平均。主张在任何情况下的人人平等与物物平均，自是不符实际的幻想。硬要如此主张，甚至硬要如此实行，在客观上会起反动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但这绝对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等级分化，鼓吹一部分人的特殊享受，另一部分人的无权受苦。马克思主义者时时刻刻要在「必要与合理的原则」下，去消灭特权，使人人能逐渐趋于平等，使种种享用趋于平均的。
中共的某些（我不想说所有）领导者是否躲在「反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盾牌后面，心安理得地度其「特权」生活呢？经过「文革」与「反四人帮」二次斗争的大量揭露，我只能说王实味实在有「先见之明」。我们只能佩服他言人所不敢言的大无畏精神。
王实味被扣上的第三顶帽子是「主张和宣扬资产阶级的文艺观」。关于这，宋金寿的文章里说了并引了如下的话：
「在文艺思想上，王实味割裂了文艺工作与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鼓吹文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暴露黑暗』。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王实味把艺术家同政治家对立起来，要艺术家去『揭露』政治家心灵的『黑暗』。王实味要一切文艺工作者把文艺作为『揭露』我们自己『弱点』的手段，他说：『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文章的最后，王实味向艺术家发出号召：『谨以真挚的赤忱和热望，敬向艺术家同志们发出一个微弱的呼声：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
我不知道这里一再转引的王实味的文句是否经过窜改；但即使字字真实，我也看不出《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作者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割裂了文艺工作与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证以最近30年来中共的文艺政策及其所造成的结果，特别看到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文艺之如何受到摧残，一般文化人与特殊的艺术家之如何遭到糟塌，我们只能说王实味确曾提出过及时的警告，他确有真知灼见。经过「十年浩劫」之后，今天竟尚有人主张文艺工作者必须是「歌德派」，必须为党的领导者隐恶扬善，必不可揭发「不正之风」，必不可对「自己的阵营」提出批评；否则便是「敌我不分」，便是「站错立场」──这，至少是让人惊奇的。
王实味在1942年春天写作的这几篇杂文，其中所透露的思想与感情，比之以34年后，即1976年4月5日北京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以诗歌表达出来的抗议，虽然无此激昂，却更为系统与深刻。
更有意思的是，宋文第一次告诉了我们王实味这几篇文章在延安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它说：
「《矢与的》（按：这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墙报──西）正式出版于（1942年）3月23日。在墙报的发刋词中说，『以民主之矢，射歪风之的』，并提出墙报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又说，『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前碰出血来』。在这种宗旨之下，墙报上除了连续发表了王实味的文章以外，还有不少鼓吹极端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矢与的》墙报出版以后，看墙报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墙报贴在布上挂延安南门外，看墙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当时，王震去看过《矢与的》墙报，对墙报上的文章表示很不满意。毛泽东在一个晚上去看了《矢与的》墙报，毛泽东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加重号并非原有──西）
上一段文字里显然有故意歪曲与捏造墙报原作字句的地方。例如，加上引号的彻底民主与绝对民主，凡稍有共产主义运动常识的人都知道，那是决不可能写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墙报上，作为正式主张的。但虽如此，这段文字却非常出色地给我们描写了王实味这几篇小文章如何在当时造成了大哄动、大影响。它又形象地告诉我们毛泽东著名的《文艺讲话》与王实味的思想发难之间的密切关系。
延安南门外张贴的墙报，无论在形式上与内容上，都与30多年后天安门前与西单墙上的诗歌与文章，前后一致，相互呼应的。
（六）
王实味让延安当局如此痛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文章之外，又由于他争取民主的行动。关于这一重要方面，《党史通讯》里的文章有如此记述：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大会，动员整风并检查工作。副院长范文澜向全体同志作了关于整顿三风和检查本院工作的动员报告。会上，就成立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人选和出版墙报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关于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人选问题，院务委员会的决定是各研究室主任以上的领导同志为当然委员……同时，在群众中推选一部分同志，共同组成。但王实味率先提出，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必须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各研究室主任，即使是院长，同样必须经过选举才能成为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才有领导整风检查工作的资格。于是，赞成院务委员会的决定和赞成王实味意见的同志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结果，赞成王实味意见的占多数。最后决定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成员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并进行了选举。在出版墙报问题上，……王实味则提议，为了保障投稿人的民主权利，墙报上的文章可以不署真名或用匿名。一部分人反对王实味的提议，认为整风检查工作是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帮助院领导检查工作，光明正大，不应匿名。同样，这个问题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认为可以匿名的也占了上风。于是，一些同志高唱，这是『民主』的胜利。」（加重号并非原有──西）
王实味的此一斗争，我是从宋金寿的转述中首次知道的。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本来与后来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有本质上的不同，最主要的分别是前者必须先有自下而上的选举，然后自上而下的集中；后者则只有上面的「领导」，只有上面的指派，而群众则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绝无选择领导与监督领导的权制：这里只有集中而无民主。至于匿名，亦即无记名投票或无记名发表意见这个极为重要的民主措施，那是被当作「阴谋」而绝对排斥的。
早期中共有健全的民主制。后来经过一再「布尔雪维克化」，终于让王明与康生一伙将全套「苏共模式」介绍并应用到中共里了。1942年的延安，王明虽然在政治上已居下风；但在那弃王投毛的康生主持下，中共组织，尤其是它的特务体制，却已将近完成其「布化」手术了。
王实味那次民主斗争，正代表着中共党制彻底走向斯大林主义化的一个里程碑。在中共的思想以及党制的变迁史上，它是重要的一页。人们只有熟悉了这一页，才能充分理解中共于全国胜利后的那些「运动」，特别是那些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
（七）
针对王实味要求「绝对民主」的发难，延安最高当局如何反攻，《党史通讯》这篇文章里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只因不想让我这篇文字过于冗长，不再逐一转录，这里只摘述其大致的经过如下：
一、1942年3月31日，即在王实味发表他《政治家、艺术家》的一个星期之后，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了王实味的错误。
二、同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其目的在于「纠正王实味带头刮起的小资产阶级歪风。」
三、4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发言，指出「在整风发动阶段中存在着三个问题」。毛说：「批判王实味，解决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问题，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思想上的，二是物质上的。」
四、同时，胡乔木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的精神，两次找王实味谈话，还写过两封信，希望王实味改变错误立场。
五、4月7日，中央宣传部约集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开座谈会。会上指出王实味的有系统的错误与一部分同志的「自发性偏向」之间，应加区别。从此，中央研究院开始了对王实味的思想批判。
六、同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央研究院齐肃的文章《读〈野百合花〉有感》。自此开始了对王实味的公开点名批判，惟仍以同志相称。
七、5月2日至23日，召开由毛泽东与凯丰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批评了「王实味的资产阶级文艺观，把对王实味的思想批判提到了新的高度。」
八、同年「4月底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一次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四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康生此时已把王实味当成敌人。稍后，康生更具体地说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复兴社分子，是兼差特务。」
九、5月27日起，中央研究院召开「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讨论王实味错误的程度。一部分人认为这不过是自己人间的意见差异，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王实味在「组织上虽仍是同志，但是思想上已成了敌人。」
十、6月1日，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王实味与托派的关系问题，会上讨论从此便一变而为对王实味的批判与攻击。
十一、6月4日，王实味奉命出席会议。听取人们对他「平时散布托派言论」的揭发，并对他提出了许多质问。「王实味承认了自己同托派王文元（王凡西）等的关系，以及同志们对他的揭发。」
座谈会开到6月11日结束。中央研究院的党领导做了结论：「支配着王实味的思想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王实味是个托洛茨基分子。」
十二、王实味被定为托派以后，又牵连到中央研究院潘芳与宗铮，以及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成全与担任中央妇委的王里。自7月起直至10月，这5个人被批斗了72天。结果被打成「5人反党集团」。
十三、10月，王实味被正式开除党籍。
十四、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于一夜间在延安逮捕了200多名「特务」、「汉奸」、「叛徒」、「托派分子」。王实味在被捕之列，被关押在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内。
十五、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和边区各级机关以及人员，全部撤离延安。王实味同时被押撤离。过黄河到晋西北根据地以后，在未经党中央批准的情况下，由中央社会部的几个人决定，下令枪杀了王实味。」
（八）
我这里真得感谢《党史通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告诉了我关于王实味闯祸、挨斗与被杀的详细情形。更加使我感激的是，他让我知道了中央新的领导人对于王实味问题的看法。
文章作者「查阅了一些历史材料，同时走访了部分曾经接触或受理过王实味问题的老同志，了解了他们当时的认识，以及现在对于王实味问题的基本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对王实味的思想批判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必要的。王实味有严重的错误，不仅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包括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错误，而且也有托派思想」。
「二、『五人反党集团』是不存在的，应给予平反。事实上，除王实味外，其余四人（成全、王里、潘芳与宗铮）已于1982年2月2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决定，正式给予平反，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并恢复名誉──虽然这四个人早已『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了。」
「三、王实味到底是不是托派分子？多数同志认为，有关部门应该进行重新审查，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也应该给予平反。」
「四、枪杀王实味是不对的。许多老同志认为，即使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不应该枪杀。」
关于王实味的思想问题，我不想于上面的略谈过的一些之外再说甚么。他对民主、特权以及文艺创作的见解，至少还有他的几篇短文在。究竟它们是否代表「资产阶级立场」，今后有心的读者，会凭此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历史是最公平的裁判，虽然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相信它终于会宣布在这些问题上，到底正确的是谁。是王实味呢，还是将他杀害的那些掌权者？其实，通过「十年浩劫」的惨痛经验，历史已经为我们作出它的初步判决了。
作为长文的结束，我这里只想就王实味的托派关系再说几句话。
中共的新领导者对于托派、乃至对于王实味的态度，显然与毛泽东──康生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特别与信口乱吠的康生不同。毛泽东说过王实味「不应当杀」，但他还是一口咬定那个被害人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杀了人，还随便加人以荒唐的罪名，这种做法，我相信目前的中共领导人已在逐渐改正了。他们自己在「文革」中吃过这种苦头，现在似乎认真想把中国推上法治的轨道。对于这，我们当然是拥护、赞成的。中国的托派，即早年由中共分裂出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于1952年12月间全体被捕，一直给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囚禁在监狱里。1979年6月，中共的新领导人决定将他们全部释放──这件事，当然也值得欢迎。这是当权者「拨乱反正」，他们要以「法治」来代替「人治」的证据。不过，直至目前为止，据我所知，中共新领导人对于国际托派与中国托派的评价，基本上仍受着斯大林──王明──康生的影响，仍旧停留在这一帮人所划定的框子里。他们既无决心、又无兴趣去弄清楚六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所争论的问题谁是谁非。他们也没有决心与兴趣去弄明白这两派在中国问题上的是非曲直。今天他们显然已否定了康生从莫斯科带来的一套对中国托派的诬蔑，即已不再把陈独秀及其他的托派说成为「汉奸」、「特务」与「复兴社分子」；但他们仍不肯把中国托派以革命阵营中的一派相待，仍不肯给他们作政治上的「平反」，仍不肯恢复他们应有的名誉。这，不但对历史说是不公正，而且对实际的政治说是大大地有害。因为，我们若只就社会主义建设一点来说吧，苏共当年左派反对派的政纲（先反对斯大林的极端右倾，后反对斯大林的「极左」冒险主义），对于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仍具有无上参考价值。
中共的新领导人认真要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应该详细彻底地研究二十年代中、后期与三十年代初期发生于苏共的内部的各派（主要以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为代表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意见。而要真正进行这种研究，首先得取消斯大林为了保证一己胜利而强加在敌对派系头上的种种荒唐罪名。必须首先为那些被斯大林陷害致死的人「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
这是我由王实味问题而引起的对中共领导的最佳期望。
不过我又愿意退后一步，愿意在中共对托派的现有看法之下，出来为王实味说几句话。我要以「被告」的证人资格，向可能「重新审查王实味一案」的那些主持人，提出以下的陈述：
在我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正如我在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
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
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1929年至1934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
这里绝不可能存在甚么「派遣」问题；绝对谈不上甚么「渗透」用意。
希望我这两项证言能多少有助于王实味最后一关的平反，更希望王实味的平反又能有助于他今天多半还存活着的妻女的遭遇。
王实味前往延安时，妻子刘莹与女儿念芬一定不曾同去。因为我不曾见有任何文件提到过她们。我猜，当时她们是回湖南老家去的。在后来战争和革命的艰苦岁月里，特别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们是怎样度过来的呢？或者她们根本不曾挨过来吗？
但愿她们一向无恙；更愿她们终能因丈夫与父亲的沉冤得白而免受不该受的歧视。
1985年2月10日写毕
后记
文章写完，重看一遍，发觉犹未尽。由于写作的目的使然，我侧重事实方面忆述了我的这位老朋友，却不曾在性格与才能方面介绍他──至少是介绍得很不够。翻翻我33年前以「润土」笔名发表在香港《星岛晚报》上的那篇旧文：《记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其中有几段文字似可补些此文的不足。因此摘录在下面，作为本文后记。
「就作家论，王实味却是有才气的。他的文字漂亮，口语写得生动。和张天翼是同学，二人感情好，竟致写的东西有时可以混淆。」
「只因他生活窘，每月的柴米油盐等着他笔头上写下，所以大多时间，不得不花费在译作上。……」
「王实味不是持才傲物的人，尤其不会故作倨傲。他宅心善良，性子耿直。要说毛病，也许是暴躁一点，太易激动。一不合意，他便会脸色变青。对朋友，不分新旧，他一样会在性使气。胡风跟他，一度曾经是同班同学，胡风也是出名的拗性子，可是相形之下，这位曾被鲁迅先生称为不懂世故的批评家，竟可说是颇为圆通的。」
「在普通朋友中，王实味这种性格最多是吃不开；和相处久了，很多人还会了解他，喜欢他，因为他实在是真实得可爱。因此王实味的朋友虽然不多，所往来的却都说得上是性气之交。可是在较大的圈子中，在政党的同志中，王实味的脾气就难于叫人谅解了。」
「他加入中共很早，约在1927年春天，他之入党，与其说是由于思想，毋宁说是由于感情。对于他，任何种类的压迫都是难于容忍的。举凡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内既成的与陈旧的东西，他几乎都反对。说得抽象些，大概他的血液里天赋有反叛的气质，正是这个气质，使他走进了一个站在最左边的革命党。不是马克思主义使他成为共产党员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他不但读过，而且还译过一些书，可是始终不能算已精通，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曾进入他的灵魂深处。不管他读过多少本历史唯物论的著作，他却牢牢地保持着一个见解，那就是『人性改革论』。根据历史唯物论，社会制度改变，人性才会跟着逐渐地改变；根据王实味的见解，若不同时（或者首先）改革人性，则社会制度也终于改不好的。至于如何改变，则他就想到教育、艺术、甚至道德说教方面。」
「为了这个『人性』，王实味和的朋友不知面红耳赤地吵过多少嘴。吵多了，后来朋友们多半当他说疯话，或者和和他的调，随他去。可是在纪律严明、思想划一的政党里，这可闯下大祸了。这回在《野百合花》案中，『人性论』构成了王实味的诸大罪状之一。」
***
「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命题，跑进文学家艺术家的头脑中去时，多半要改变面貌的。文艺家仿佛有一种特权，他们可以，而且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这些思想。在严格的社会科学家的眼中，这些方式或者可笑，或者荒诞，或者幼稚。但若抛开那些可笑、荒诞与幼稚的思想方式，直接与百分之百地，依照社会科学的方式来从事文学或艺术的创造活动，结果一定不行，他们的努力一定失败。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一些真正高明的革命导师们，不会把思想尺度与艺术尺度混为一谈。他们对于某些文学家或艺术家的偏差见解，常能采取宽容态度。当年马克思对于海涅与佛拉烈格拉脱，列宁对于高尔基，以及高尔基本人之对于诗人布罗克，便都是这样的。」
「王实味的『人性论』，乃至他的『自由主义』，如果与布罗克的『人文主义』及其『反教化主义』相比较，倒是正常得多的。布罗克的思想，有好些地方简直是标准的疯话。可是这些疯话并不曾构成过甚么『案件』。」
「把政策性拿来作为一切文艺活动的标准且视对此标准的违背为一种刑事案件，这在苏联是斯大林独揽大权以后才有的事。」
原载香港《九十月代月刊》1985年7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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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
最近重读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真所谓温故而知新，它给了我许多新的认识与新的启发。
这本书写成于一九三六年。中译本出版于一九三九年。翻译工作是二位被囚禁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托派同志做的。当时我读了译稿，还给它写过一篇短短的「出版者序」。序中说了如下的话，作为我的印象：
「他拿了马克思主义这把冷酷无情的刀，像医生似的，平心静气地，检验与解剖着整个苏联的机体。举凡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甚至家庭等方面，他都毫不含糊地指点出它的强处或弱点，不搀杂丝毫感情，不混和半点意气，他让你看到苏联的真面目；但决不是它的假面具。」
现在，离开这本书的出版已将近半个世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照着新中国三十五年来的经验，特别是看到了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当权以来的种种措施，我再读此书，所得的印象和感想，不仅仅是上述的一些了。
我惊奇于著者先知似的预言和论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操在一位真正高明的理论家手里，简直可以「未卜先知」的。托洛茨基在半世纪前对苏联所说的话，作了必要的修正，完全能应用到目前的中国。
历史在某种意义内确实在重演。类似的客观条件，常使政治家被动地重复类似的举措。明智的政治家能从历史学到教训，以便在大致相同的情势中采取过去政治家们执行过的正确对策，又可藉以避免重犯前人的错误。
用句中国的老话来说，这就叫做「以史为鉴」。
可惜的是：真能以史为鉴，并真能以史为戒的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实在太少。同时，真正可以拿来「为鉴与为戒」的信史和良史，在古今中外也实在不多。
托洛茨基这本书，只要你不存党派偏见，总不能不承认它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信史与良史。它在记述史实上的信，和它分析政策方面的良，早已为全世界一切有科学良心的史家和社会科学家所公认了。
历史的不幸是：第二次大战以来，从革命中产生的十多个所谓人民民主国家，在它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竟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曾以托洛茨基这本史书为镜，以致无一能够避免苏联当年犯过，早已为托洛茨基在此书中指出并分析过的诸般错误。这些重犯的错误给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带来了莫大损失；让世界革命运动经受了、而且继续经历着深刻的危机。
这些错误中最为突出与轰动的一项，便是那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它见于毛泽东主演的「三面红旗」，见于他企图由「人民公社」这条快捷方式一下子达到「共产主义」。同样狂热而更为荒唐的则有柬埔寨的波尔．波特政权之以「消灭城市」，「消灭货币」等等来立即「实行共产主义」。
这种「共产主义」酿成了怎样的大灾大难，它们造成了多么惨重的生命与财富的损失，它们如何败坏了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的名誉，因而给资本制度、甚至给帝国主义如何帮了大忙，这些，大家的记忆犹新，我不必多言。这里我想谈的是：如果毛泽东与波尔．波特们曾经仔细学习和研究过苏联当年的建设经验，更如果他们能学习和研究托洛茨基写在这本书里的，关于这些经验的叙述与分析，那末，他们的狂热病多半会获得「免役预防」，即使发作，多半会轻微得多的。
原来在苏联建国之初，布尔雪维克党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也曾在某种程度内犯了这种「左倾幼稚病」。
那就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
它是怎样发生的呢？托洛茨基告诉我们说：
「革命后最初三年，是一个公开而残酷的内战时期。那时的经济生活，完全服从于前线的需要。……这就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在那几年当中，苏维埃政府的经济问题，最主要的便是支持军事工业，并利用从过去接受下来的贫乏资源，以供军事的目的和维持城中人口使不至于饿死。军事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在被围困的要塞之内，一种消费品的有计划的管制。」（见中译本第二十二页。）
在这个意义上，俄国当年的「军事共产主义」，颇似中共江西时代的「苏维埃体制」，它们主要是为激烈的军事冲突所促成，因而可以说是不可避免，不得不然的。从一个革命政权力图生存的观点来看，这办法本是正确的。
「但是」，托洛茨基接着说，「必须承认，军事共产主义的原来观念却是要追求更广大的目标。苏维埃政府曾经希望并且力图使这些严密管制方法能直接发展成为分配与生产方面的一种计划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它曾经希望军事共产主义会逐渐地、毋须毁损这个制度地，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一九一九年三月通过的布尔雪维克党的党纲上写道：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府的当前任务是毫不动摇地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继续拿生产品的分配去代替商业。」（见同上引书中译本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页。字句上曾依英译本略作改动──凡西。）
布尔雪维克党人这样的想法与做法，显然在不同程度上，犯上后来毛泽东与波尔．波特们所犯的同样毛病。不过当时的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客观事变的无情打击下，很快就看出了这个毛病，并且立即采取对策：用「新经济政策」来代替「军事共产主义」。
更加可贵的是：当布尔雪维克的领袖们发见了毛病，并决定实行政策改变时，绝不像一般政客那样偷偷摸摸地暗自转变；也不像那些无耻官僚似的强辩死赖，硬是要人承认他们的「永远正确」。他们公开与深刻地检讨过去的政策，明辨其是非，从而确定今后的新路线。这样，他们让自己获得了经验，给别人提供了教训。
列宁在这方面所做的深刻的理论工作，主要记载在论粮食税及其它的一些文件中。在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中，列宁写下了这样的一条纲目：
「余粮收集制（按此乃军事共产主义制的最重要的一项措置──凡西）不是『理想』，而是一种痛苦的和可悲的需要。相反的看法是危险的错误。」（见中译列宁全集第一版卅二卷第三一一页。）
这真是典型列宁式的、一针见血、抓住要点的论断。谁若以为「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并非为痛苦的现实所逼而采取的可悲的措置，那是危险的错误！
「法律永远不能高过于经济的结构，也不能高过于由此结构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与下层经济基础的这一个见解，布尔雪维克党的领袖们即使在为非常的客观条件所迫而不得不采取暂时有背于此一立场的措置时，也仍旧牢牢把握住的。
托洛茨基由于更多的机会与当时的社会下层接触，他比列宁更早体会到「战时共产主义」有让位于「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故当列宁提出这项改变的时候，托洛茨基便立即与坚决地表示支持，而且和列宁一样，联系着苏联建设中的种种问题，将他自己从来对俄国革命所采取的战略路线，作了深刻与充分的理论检讨。
在新问题与新经验的光照下，托洛茨基的根本思想，粗略地可以归结为如下二层：
1.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其国内外所造成的一些特殊的阶级关系和特殊的社会矛盾，那个占总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领导了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却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有利的革命危机，比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更早地起来夺取政权，建立革命专政，以此解决这个国家尚未解决的民主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从事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个见解，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五年便依据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意见而形成了的，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得到了证实。
2.俄国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的经验，即「军事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却又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基本命题，即落后国家中胜利了的工人政权不可能在落后经济基础上，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为「法律永远不能高于经济结构，也不能高于由此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这个工人国家应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但其领导者必须清楚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成功，它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可思议。
上述见解，乃是托洛茨基当年用以理解布尔雪维克何以会犯「左倾幼稚病」的理论根据。同时，正是这次「幼稚病」的经验，使托洛茨基原有的不断革命论见解，获得了更明确与更具体的内容。
因此，只有掌握了这个理论根据，人们才能真正从一方面的「左倾幼稚病」、另一方面从「向右转」的新经济政策取得教训，避免重犯错误。
斯大林便是因为不懂得这个不断革命论，而且拚命排斥这个理论，以致无论在指导其它国家的革命上，或者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上，他都一错再错，经常跳跃于「极左」与「极右」的两端，以此给苏联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造成了莫大祸害。
别的不说，这里只略谈与「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有关的问题。
斯大林既不认识「战时共产主义」被迫放弃的主要理由，又不曾从基本理论上去把握「新经济政策」何以要代替的理由。因此，当苏联经济藉「新经济政策」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刺激而得以复兴之时，斯大林又来试行第二次的「军事共产主义」了。
第二次「军事共产主义」试行于并无战争的时期。它的出现较少地由于客观的形势，而较多地由于政府一连串错误政策的结果。因此第二次比之以第一次，积极的作用更少，而消极的效果则更大而且更多。为要克服由「军事共产主义」所造成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种种矛盾，付出了大得无可比拟的代价。
无可估计的诸般代价中最大的一宗，便是整整一辈的老布尔雪维克党人的横遭杀害！
究竟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当年如何积垒起这些矛盾？为什么当时官方在宣布「社会主义最后完成」的同时施行了极端野蛮的恐怖统治？这里有着复杂的原因。艰难的客观条件与斯大林们错误的主观政策是互为因果，交织在在一起的。不过无论如何，斯大林未能从第一次「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行中吸取教训，未能从那次「试验」中确认到马克思关于「法律永远不能高于经济结构」的原则，以致再犯了「左倾幼稚病」，总不失为最重要的一个主观原因。
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茨基不仅把斯大林们那个「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情形作了详尽叙述，而且客观地与深刻地将苏联在其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遭遇的一切困难，即一切促成斯大林丑恶统治的客观因素，都作了深刻分析，并指出所有主客因素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的来龙去脉。
对于后来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对于那些在革命中幸而获得胜利并得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家，它实在提供了一面最有价值的镜子。可惜，截至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这样的革命政治家能够利用这面「宝镜」。
不过我们这些未能成功或尚未成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都可以并且必须拿起这面镜子，善自利用这面镜子，以便一方面去批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当权者的或「左」或右的举措，去预先指出这些举措的发展趋势与可能结果，另一方面以此教育我们自己，以便有朝获得胜利，并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权力之时，不致于迷失方向，不致于犯别人犯过的错误。
文已太长，我却仍未能把中共三十余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经验，联系到托洛茨基这本书的有关论述，加以研究和发挥。希望有心的读者于仔细研读这本着作之后，自己会联系到中国的情形来加以考虑，加以判断。中国目前的情形和苏联当年的情形，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太多了。有些情节简直像是旧有剧本的重新排练。譬如说：「努力致富」的口号，布哈林早在一九二五年就提出过了。「承包制」的办法也大致在那个时候由斯大林提出并实行过够。究竟这一类口号和办法如今由邓小平和赵紫阳在中国重提重行，是否会产生它们以前在苏联曾经产生的结果，如何才能希望它们只造成好的影响而避免坏的后果……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郑重思考的，希望大家一齐来解决它们。
我个人，如果体力允许，愿意再草一文，谈谈从苏联经验看中共最近的「改革」。
一九八四年八月
（原载香港《先驱》杂志第39期，1996年8月） |
怀念宋云彬与许志行（王凡西，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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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宋云彬与许志行
王凡西（1984）
（一）
大约两年半前，我偶然读到徐铸成先生写的一篇短文：《三扇门》。那是关于宋云彬的故事的。宋云彬是我的一个乡前辈，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当读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他临死时的情形，引起我无限感慨，也勾起我无数往事的回忆。很想把这些感慨与回忆记下一点来，却因为年老力衰，几次提笔又几次放下。
最近承蒙一位朋友远道寄来一篇许杰先生的文章，关于我另一位乡前辈许志行的。它报道了许志行的死讯，谈了他早年和毛泽东的关系，还谈了近年来志行的不少情况：这又引起我的深切怀念。老朋友的影子重现在我的心眼里，往事历历，不将他们记下一点是无法安静的了。
“那时的杭州，真正的赤色思想原已存在……我的几个乡前辈在杭州搞国民党（实则共产党）。SY也有了，第一师范有一点组织，我的自小朋友H就是那个组织的负责人。”（见《双山回忆录》第八十九页）
这里所说的“几个”，宋云彬是其中之一，而第一师范里负责SY的“H”，指的就是许志行。
当时我没有说出他们的真实姓名，并非故弄玄虚，而是为了他们两人的安全。我写这本回忆录是在1957年，那时宋云彬正因响应鸣放的号召，说了真话而遭受打击。我不愿让他“罪上加罪”。——于“右派”之外再被扣上“亲近过托匪”的帽子。许志行当时音讯隔绝，我当然也不愿给他添加麻烦。
（二）
云彬当时（一九二五年前后）在杭州充当新闻记者，同时仿佛还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做点事。因为年龄差距相当大（他好像大我十四岁），我跟他的生活并不接近。虽然认识，但是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从他署名“无我”，发表在当地报纸（是《之江日报》还是别的日报，我已记不清了）的文章中，我知道他是左的，同情革命的。此外便不清楚了。
许志行当时跟我的关系比较密切，却也算不得深交。那时他正努力写小说。后来结集为《孤愤》而出版的那几篇小说，就是他在那个时候，躲在第一师范的藏书楼中创作出来的。我和他不同校，见面机会不多。在不经常的星期日见面中，我知道他倾向革命，信仰共产主义。那时我正在热衷于为读书而读书，对志行的不上课而专事写作，不读书而高谈革命，有点不以为然。他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不知道。后来也从未谈起——不过他无法欢喜我这个自以为专心读书的人，也是可想而知的。
志行和我突然亲热起来，那是在五卅事件发生以后。我被动地当上了杭州学联会的宣传部长，非常热衷于反帝运动——-他和我的思想与行动逐渐走到一起了。不过这一个时期不长：差不多只有两个月的共同工作，我和他便都离开杭州。我到北京升学，他到广州去革命。
一年以后，即在1926年秋天，却不但和志行，而且和云彬也重新聚首了。那是在广州。当时我已在北京加入共产党，到广州乃是为了更直接地参加革命。云彬担任黄埔军校的日刊编辑，志行则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机要秘书。同乡、老友又兼同志，此时我们三人的关系比杭州时期亲密得多。
我和志行同住，又常去黄埔找云彬聊天。当时的云彬给了我一个非常有趣的印象。从来穿长袍、踱方步的“云少爷”（茅盾送给他的称呼），忽然换上了军装。皮带束腰、绑布缠腿，却仍是一派斯文，绝无赳赳之气，我会戏称他有了“儒将风度”。当时同在黄埔的张秋人与萧楚女等，也常拿他的“文武不挡”来开玩笑。
广州之会也很短，才一个多月我又回北方去。数月后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志行仍旧干他的机要秘书，云彬则卸下军装，当了汉口《民国日报》的编辑。
一九二七年夏天，我又在武汉和他们重聚。我仍与志行同住，与云彬不多见面。这时候中国的革命运动正陷进危机。蒋介石叛变了，我们把希望转至“左派”汪精卫身上，可是这时候汪精卫也日益反动，对共产党采取着愈来愈敌对的态度。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机要秘书，志行的消息最灵通，因此他也最悲观、最担心。开会后他时常与我商量，如何应对这眼见即将来临的大灾难。我们当时对自己党内的情况非常隔膜，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更完全不知。革命失败，对我们这些普通“干部”来说好像是一种天然灾难，他无可预防，亦无法解释。
七月十五日“左派”国民党正式反共之后，我被派赴苏联学习，志行和云彬则潜回上海。此时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共产党思想上陷于混乱，组织上濒于瓦解。个别的共产党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则正如茅盾在他的回忆录所说：“感觉到迷茫”、“痛心”和“悲观”。其中浅薄浮夸的一层是变节、投降，与国民党妥协了；较为深刻厚实者则“需要时间来思索、观察与分析”。他们要问问“革命究竟往何处去？”
宋云彬是和茅盾一起离开武汉到牯岭，然后独自先回上海的。他当时的心情与想法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从他后来的许多来看，他和茅盾一模一样。因为他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根底比茅盾浅，他于失败后会更加感到“迷茫”。但由于他性格上那种强烈的反抗性与正义感，他决不会去和破坏革命与屠杀革命者的国民党政权妥协。又由于他从来豁达的气质，我相信他当时虽然也一定“痛心”，当不会像茅盾似的“悲观”。
志行比之于云彬，思想根底的不深虽然相同，而性格上的敦厚则尤有过之。又因出身贫贱，他对被践踏者与被欺压者的同情是至坚至深的。这就更无法使他去和国民党的统治者妥协了。
他们不愿跟国民党妥协，但他们也和茅盾一样，不能够“紧紧跟上”共产党。当时国内的整个政治形势急剧转变，共产党采取盲动的武斗路线，国民党实行空前的白色恐怖。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几年来习惯于公开合法的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不得不掉队了。掉下队来干什么好呢？路子是非常少的。除了教书卖文这两条逼仄小径之外，可以说别无退路了。志行选择了前者；云彬走的是后者。
本来，为了生活，云彬不一定非卖文不可。（茅盾在其回忆录中说云彬：家里很有钱“宋家有‘宋半城’之称”，那是不确切的。宋家在我们镇上虽算富有，却绝非豪富。比他家更有钱的多得很，而巨富如徐志摩的老家，也没有称作“半城”的资格。）他的拿起笔来，无论在他参加革命以前或者以后，都不是为了生活，而为了对写作与文史有深厚的兴趣。他进正式的学校时间不长，在本乡的高小毕业之后，便再不升学，他对读书的兴趣却始终如一，读书成了他生活的主要部分。他的旧学根底很深，于史书的研读颇勤。五四以后，他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激进化了，变成我们乡下的“过激党”。到杭州不久，他便加入了共产党。此后大约有三年之久，他以共产党人资格参加革命，做的都是文字工作。因此一九二七年秋冬，当他和党失去联系后重理旧业，继续执笔协作，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三）
我不清楚他回到上海后写了些什么东西，我和他再次见面是在一九三零年，那时我已因托派关系而被中共开除。他住在上海闸北区青云路的一个统厢房楼中，正在为商务印书馆标点《资治通鉴》。
记不起在那次久别重叙中我们谈了些什么，留在记忆里的他对那些不改初衷，于革命失败后坚持奋斗，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的一些故人，表示无限景仰。这情感不是用言语明白地说出来，而是见之于细微的动作和温婉的语气中的，对党内的分派和他们之间的斗争，他已略有所闻，但不甚清楚，因而无从偏袒。
不久前，我让国民党捉去了。云彬对我的家人表示了极大同情和声援。我的大哥是一个本分商人，从来不问政治。对于我的被捕下狱，他认为纵非耻辱，也总是家门不幸，因此在人前怕提这件事，隐之瞒之唯恐不深。云彬对此大大不以为然。利用一个社交宴饮场合，云彬故意向我大哥大声询问狱中人的近况，并扬言如此入狱，乃是大有光彩的事——弄得我大哥狼狈万分。
这个小故事是我于一九三五年从监狱出来，云彬在特别为我“洗尘”的一次家宴上讲给我听的。那时候，他住在狄思威路麦加里，在开明书店编辑部工作，写过不少文史小品。四、五年不见，我这位老朋友一切如旧，还是那样斯文潇洒，还是那样义愤填膺，还是那样牌酒风流，只有一样略微不同了，那就是他受了一些与中共较为密切的外围分子的影响，对中共中央与托派之间的争执已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他亲斯大林而反托洛茨基。但尽管如此，对于我这个托派分子却仍无丝毫敌意。为要帮助我解决生活困难，他给我介绍了当时陈望道编的《大白》、黄源编的《语文》、郑振铎与王统照编的《文学》。最后他帮我与郑振铎讲妥，让我替郑主编的《世界文库》编译一本名叫《十九世纪俄国十大批评家》的书。这些卖文卖稿计划，有的根本未曾实现，有的部分实现（俄国批评家的论文编译好后，告知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大火中给焚毁了，结果只将残稿交给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培林斯基论文集》，并在《文学》上发表了沙了夫的《普希金论》），可是云彬那种“人饥我饥”的积极援手态度，无论当时或事后，都使我由衷感激。
排斥异己，甚而至于欲使政见不同者陷入生活绝境的那种做法在云彬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
（四）
当时日帝侵华的形势愈来愈紧，国民党“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日益使得广大民众不满，知识分子急剧左倾，云彬也终于从故纸堆中走出来了。他何时积极参加民主派的救亡运动，我不清楚。一则因为我们政见不同，二则因为在一九三七年初。我又让国民党特务给“请”进去了。
抗战爆发，沪宁沦陷，我幸而从国民党的牢狱中生还出来。那时云彬举家逃难到湖南衡山，我则辗转流浪到了武汉。不记得云彬是怎样得知我的消息的，他竟要他的女婿到武汉来看我，问我是否有可能到衡山去住几时。我那时真想绕道香港回到已成孤岛的上海去。于是就先到衡山，和云彬的家人共度了近半个月的愉快日子。
我在宋家的辈分很特殊。和云彬原系朋友，但跟他的女婿伯宁却是同学。因此，给云彬写信，有时称兄、有时称叔。云彬的女儿蕴庄是我眼见她成长的，习惯称我为伯，可她生的儿女对我也只好以伯相称，否则将置伯宁以何地？如此“尊卑难分”的关系，也许是我和他们全家始终保持亲密感情的另一个原因。
衡山半月，生活过的并不宽裕，但精神上，至少在我这方面，是万分欢喜的。云彬和我谈得不少，主要谈的是关于抗战的政策和前途。关于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他与我的分歧很大：我认为它太右，很可能重蹈第二次革命中的覆辙。云彬则完全拥护中共的新路线，对延安与毛怀有无上敬意。他当时是否已经参加民主党派的组织，我不问，他也不说。不过他积极再度投入政治斗争的决心，那时表示得非常明确。
（五）
我从湘江畔回到了黄浦江边，云彬一家则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辗转流徙。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此后我和他再无机会见面，甚至音讯都不通，从共同的朋友们的信上和口中，直到他在桂林主持“文化供应社”，在西南的大后方做着拥护抗战、反对国民党的思想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和许多左倾分子一起来到香港，直到国民党在内战中溃败，平津解放前后，云彬才又和那些党外人士一同潜赴华北，参加政协。全国解放后他回到本省工作，当上了浙江省文教厅厅长，还被选为人大代表。这时候我相信他心情最为舒畅。云并不是一个官迷心窍的人。在旧式中国读书人中，他该算是闲适放达的一派。对官职，看不大起，于权势亦并不热中。但他当时一定是以万分兴奋的心情和最大的满足接受了这些职位的。多少年来迫切期待的规模，他本人也曾为之出过一点力气的革命，终于成功了。他要为这个革命作更多的事。
我在他离开香港之后来到香港，见到他的家人而未见他本人。对于我的出国，他知道了很不满意。经过我留在国内的家人，他曾经转致了一个劝告：“不要在外边流浪，应该回来。”在人民日报上我偶然见到一帧人大开会后的照片，云彬刚好站在坐着的毛泽东的后面。他微笑地望着毛泽东，这神情充分透露出他充满幸福与愉快的心情。
我没有听从老朋友的劝告，一直留在海外。大概在一九五七年春夏间吧（时间记不确切了），有一天，我照例打开收音机来收听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使我大吃一惊。宋云彬被点名指斥，变成“对党恶毒攻击的大右派”了。此后他的遭遇如何，我一无所知，其实也可想而知：日子是不好过的。不过究竟怎样不好过，都要到两年半前读到徐铸成先生那篇短文章后才算清楚。他最初还能干点编辑工作。一九六九年被流放到湖北咸宁，七零年九月因病重让家属接回北京，七九年四月逝世。“弥留之际”，据他的女儿蕴庄在信中所写，他“不断地说：‘我胸口有三扇门紧闭着’。”
（六）
在衡山相处的日子里，记得他约略问过我斯、托二派立场的差别。我仿佛还对他讲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性，讲过像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即使胜利了，如果把社会主义建设局限于一国之内，也是不可能最后成功的。斯大林派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必须要遭到许多困难，并且使一个革命政权堕落，变为反动。我的这种意见，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本无兴趣，对延安怀有无限信心的云彬，当然是逆耳之言。他不会相信王明们当时污蔑托派的那些荒唐罪名，但他深信托派的理论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七）
许志行弥留时心中是否也有紧闭的门，我不敢乱猜。凭我对他的了解，他心中纵有郁结，也多半是与云彬的有所不同。他们有各自的相同处，但不同的地方却更多。
与云彬的少爷身份相反，志行原是一个穷孩子。他本来不姓许，也不是浙江海宁人。他姓潘，出生于台风里边的洞庭山。父亲在浙江海宁袁花镇上一家许姓开设的小店里打工。因为妻子死了，孩子没人照顾，便把许志行带到袁花来。孩子聪明，店主东想把他招赘为婿，因而志行改姓了许。在镇上小学里读了几年书，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变送给邻近的镇上同样性质的小商店去“学生意”。中国旧式小商店里的学徒，事实上是一种童奴。他们生活的痛苦，地位的卑贱，今天无论生长在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年轻人，都是无法想象的。志行所写的一篇较为有名的小说《师弟》，便是这种悲惨无告生活的忠实描写。富有反抗的他，又多少嗅到了五四运动前中国那种个人觉醒的新空气，当然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做不下去怎么办呢？关于志行生活的这一段遭遇，许杰先生的文章有如下描写：
“他一面受不起这学徒生活的苦楚，但在另一方面，却由于他远大的理想和坚决的意志，他竟然一个人从这家商店走了出来。这一次的出去，便造成了他一生传奇般的遭遇。他从浙江出去以后，中间不知经过怎样的辗转周折，到了湖南长沙。他在长沙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筹莫展。一天傍晚，他一个人正坐在铁轨旁边发愁，碰到了毛主席。那个时候毛主席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教书，问清了他的情况，就介绍他到湖南一师去读书。”（见《忆志行》，上海新民晚报，一九九八年一月四日）
许杰先生这里的叙述基本上不错。不过细节上有许多不对。志行出走不止一次。他给推荐出去好几次，照我们乡下的说法，他成了“回汤豆腐干”，这使得他的家人非常头痛，终于想出一条让这孩子无法逃回来的妙计：将他荐到数千里外的武汉去。家人原以为这一下志行总可以做长了，谁知结果还是一样，他还是逃出来。可是哪一条是回家的路，要怎样才能走回家去，他却是一点主意也没有。身上带着少数几个钱，一直沿着南去的铁路线走。走呀走的，终于让他走到了长沙。此时他真是冻饿交加，坐在路旁为难发愁。而正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毛泽东这个“大救星”。毛泽东那时是长沙一师附小的主任，所以让志行在附小读书。
毛泽东如何发现这个流浪儿，二人如何交谈，毛为什么决定把他送进一师附小读书，我曾经问过志行，他不愿提起这些往事，我也不再追问。
在一师附小大阅读了两年书，他的一切都是毛泽东照顾的。学校放假志行无家可归，他总是与毛生活在一起。他曾经在韶山过新年，事实上他成了毛的一家人。
小学毕业，此时毛已去广州，志行得毛的同意回到杭州，考进了浙江第一师范。五卅事件发生后，志行好像尚未毕业，便到广州去参加革命。他之获得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机要秘书这份工作，我相信（他自己从未说过）也是出于毛泽东的安排。
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志行与毛家的关系还是很密切。他不常见到毛但经常与杨开慧有往来。七月间汪精卫公开反共，毛去湖南，志行潜回上海，从此消息断绝，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毛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之时。毛从重庆的友人那里打听到志行多年来的经过。知道他曾在上海开明书店编辑部工作，据说很高兴，还给志行带来了问候的口信。这使当时开明书局的同事们大为兴奋，而志行却大感狼狈。
为什么会狼狈呢？许杰先生的文章里有一点相当好的说明：
“凡是熟悉志行同志的朋友，都在志行同志的背后，传诵着志行传奇般幸遇毛主席的故事。但志行同志自己却是守口如瓶，总是把话避开，不加渲染与夸张。”（见同上引文）
志行这种态度，有人用谨慎来解释，其实不然。革命失败后，志行主要干的是教育工作：最初在河北定县推广“贫民教育”，后来在温州与上海等地当中学教员。在国民党疯狂反共的年代里，志行与“匪首”之间的亲密关系，非但无补于他的工作，反而于其工作大大有害。（在温州教书时，他曾因言论“反动”被捕，幸未发现他过去与中共和毛的特殊关系而获释。）那时候他竭力避免谈起这种关系，自然可以说是出之于小心谨慎，但当中共获得全国胜利，毛泽东成为今日中国“秦皇汉武”之后，志行还是保持这个态度，却必须从别的方面，即必须从志行这个人的性格和思想方面去看问题了。
志行绝对不是当代的严子陵。他不自鸣清高，不傲物骄人。相反，他十分谦卑，非常随和。外表上他是土头土脑，木讷拘谨的。内心里他有时热情如火，容易爆炸，有时则“柔情似水”，过度的悲天悯人。他与一切无告的弱小者认同，同时却对任何权势“疏离”，对诸般欺压反抗。从广州直到武汉这些日子里，他周旋于党国的最高阶层中，逐日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类人开会接头。一九二七年以后他侧身于高级知识分子中，得与“士大夫游”。但是据我观察，他既不与这些达官、贵人，也不曾与那些名流、学者在感情上融汇到一起。他是一个平民，无论生活上与精神上都是一个十足的平民。一切“精粹人物”，即西文中的所谓ELITE，不管是政、经、军界中的，或是思想、学术圈中的，志行和他们都格格不入。被迫处在这些人中间，他总似乎无法适应，局促不安。可是一旦进入另一类人中，譬如来自乡下的穷亲友，前来探访老师的年轻人，临近铺子里的小店员，工厂作坊里的做工人，乃至像他一样的中小学教员或并不出名的作家……我常常发现他变成了很不相同的人了：有说有笑，舒舒坦坦，很有点像鱼儿得水。
志行时常说自己是一个庸俗人。俗，或者有一点，而庸则绝对谈不上。一个不屈服于势利，甚至根本不知势利为何物的人，怎么能够庸俗呢？只有天赋以最不庸俗的性格的人，才能真心实意地，出乎本能地，并非自觉地，视富贵似浮云，把权势当粪土。
对于革命理论，志行和云彬一样，也可以说是“不求甚解”的。他们之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掉队”之后依旧追随共产党，依旧反对国民党，与其说由于思想，由于理性的认识，不如说由于感情，由于感情的反抗和同情。因此，二人虽都不是深刻的共产主义者，却也都没有犯上教条主义或宗派主义的毛病。
志行知道我是托派，又知道我因此而被党开除之后，从不想弄清楚斯、托二派的异同所在。偶尔见面，谈话时，如果涉及到这一个方面，他总只是摇头叹气，表示一些“和事老”的愿望。
（八）
一九三八年春天，王明、康生发动了一次反中国托派，特别反对陈独秀的大运动，硬说陈独秀等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金钱，帮助日帝侵华。这时候志行与我正好都在上海，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我则“隐居”在孤岛上译书。这个运动从延安发展到武汉，再从武汉波及到上海时，志行这次却颇为激动了。他相信共产党，相信毛泽东，但他和我这个托派以及和因我而认识的其他托派来往得相当亲密。凭他的直接接触，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托派为汉奸。他亲自看见我们这些托派的生活比他的日子还要艰难，绝对不可能像拿日本人金钱的。他绝不相信王明们的谣言与诬陷，继续与我们来往。一九四一年冬天或一九四二年春天，志行决心离开上海，到内地教书去。那时他除了开明工作之外，还担任着沪中一家夜校的语文教员。因为时间正在学期之中，他不能一走了之，必须请人接替，于是请了陈其昌去代课。
陈其昌就是几年前写信给鲁迅，向他阐述托派主张，因而引起鲁迅“回应”的那位“陈仲山”。鲁迅说陈仲山与其他托派“有背乎一个中国人的道德”，这顶帽子显然未能取得志行的同意。他相信这个托派，把遗留下来的教育责任交给他呢。
陈其昌不久为日本宪兵捕去。由于他这条公开职业的线索，夜校的校长也让日本宪兵给“请”去了。在宪兵司令部里，那位校长看见一个周身受伤，满头包着白布（只留出一双眼睛）的人，被宪兵搀扶出来。人家问他这位校长可是同党。“白头人”拼命摇头，校长给释放了，陈其昌本人则后来给秘密处死。
这些消息是抗战胜利之后，志行回到上海，夜校校长告诉他，再由他讲给我听的。
（九）
全国解放后我与志行完全失去了联系，有关他的情况，只偶而从国内亲友的书信中得知一二，许杰的文章也给我们说了一些，他说：“……解放以后，他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要他去过一次北京，知道他这多少年来一直埋头教学，启发学生走上正确的道路，毛主席也就嘱咐他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培养青年一代的新人。他从北京回来之后，更加兴奋地依旧从事它的语文教学事业。”（见同上引文）
不过从我国内亲友的来信得知，解放后毛泽东邀这位“贫贱之交”去见他的，是两次而不是一次。一次在北京做客。另一次陪毛到北戴河避暑。这第二次二人相处较久，临别时据说毛还从自己的“版税”中拨出五百元来赠给老朋友哩。
志行给我的最后一个信息正在他“避暑”归来之时。他托人转告我的家人，要她们设法写信告诉我：“回来吧，回来没有问题的。”
这句话真是传神极了，读起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不用说，我是深深体会到他的好意的；但正像我在较早时没有听从云彬的劝告一样，这回我也没有接受志行的劝告。我依然在海外流浪。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写毕
（感谢张曼平教授协助整理手稿） |
双山：悼念彭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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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彭述之
双山
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他是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之一，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他接受苏联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见解，转向了托派，因而成为中国托派运动的领袖之一；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他流亡海外，继续托派活动，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直至于死。
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
自然，各式各样的人，由于立场不同，或由于对逝者的关系不同，各人为此而发生的感想也必然有所不同。
就本人来说，彭述之的逝世是既丧失了一个共同战斗过的同志，又失去了一个长期与之争辩的对手。这个情感可以说是惋惜而又寂寞的。
不过，我首先要谈中共领导层对于彭述之的逝世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他历来所作的评价。
中共多半会，甚至一定会以沉默来对待彭的逝世。跟所有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他们对于政治上的不同意见者，无论在其生前或死后，从来总是想尽办法来抹杀其存在的。这是对待异己的一种最为简捷的方法；也是一切暴虐的统治者进入思想的穷巷之后必然采取的态度。
不过在过去，追随莫斯科路线的中共领袖们，从瞿秋白直到毛泽东，都曾经给过彭述之（大多被当作陈独秀的影子或替身）以如下方式的评价：
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是中共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倡导者与执行者；革命失败后，他堕落成为反革命的中国托洛茨基派的一个领导。
这样的评价自属荒谬至极。
在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彭述之既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领袖，自须分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的若干责任。但是，正像一切历史文献所已证明的，那个时期的路线的制订者却绝对不是陈独秀，也非包括彭述之在内的其它中共领袖们。他们不是，而且由于第三国际的制度使然，他们也不可能是中共基本路线的制订者或倡导者。
因此我们保卫陈独秀，我们也保卫彭述之，反对斯大林、瞿秋白、王明与毛泽东等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推在他们身上。
至于彭述之与陈独秀等老共产党人之转向托派，那我们必须再一次郑重声明：这不但不表示出他们的什么“堕落”，恰好相反，它表示出他们的进步，他们的光荣，他们对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所作的巨大贡献。
在根本的大是大非上，即在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和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派之间的争论上，我们（即属于前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人）从来与彭述之站于同一战线。在实际斗争中如此，在恢复中国革命历史真相的斗争中也是如此。
不过无论关于前一种斗争或后一种斗争，我们与彭述之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事实正相反，我们与他所争论的某些政治问题还具有颇为深刻与严重的性质。例如对于革命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了解，关于民族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战略方针，以及对于中国第三次革命胜利的原因等等。不过这些争论，显然不适于在此悼念文中重提。何况，一般来说，一个革命者的不同意见，未必有损于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品格。与一个革命家的品格有直接影响的，除了他对敌斗争中的是否忠贞之外，毋宁是他对人对事（现在的乃至历史的）的态度，在于他是否能忠实地衡量别人与自己在革命活动中所曾干出来的功和过；在于他是否能公正地确认自己与别人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的是与非。
我现在只想约略谈谈的只是彭述之在这方面的态度。
非常可惜，我无法在这方面赞美我们的老朋友。
陈独秀是一位大革命家。他光明磊落，明辨是非。当他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之时，他勇往直前，固执坚持。但当他发觉自己犯了错误之后，他总是毫无顾忌，坦白承认，坚决改正。这个优良品格，最完美地表现在他的《告全党同志书》中。在那里，他公开指出自己的缺点，承担错误的责任，并欢迎别人对他批评。这不但无损于作为一个大革命家的陈独秀，反而增加了他的革命家的形象，同时最有力地指控了斯大林──布哈林们断送中国革命的罪行。
托洛茨基是一位更大的革命家。他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人物，与他的严格对待自己是分不开的。他把自己的错误──主要是他和列宁之间长期争论中的某些错误──进行公开与详尽的分析，使自己与别人都能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例子很多，不胜枚举，下例是其中之一：
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写的《我们的分歧》中，托洛茨基说道：“我过去曾经犯过一些政治错误，但其中没有一个错误使我的革命家的荣誉蒙受丝毫污点”（见英文本，《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3－1925)》第267页）。
可惜彭述之在这上面既不能追随陈独秀，更不能师事托洛茨基。他要求一个人间根本不可能有的“永远正确”。
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他不承认自己是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制订人之一，那是完全对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不承认自己曾是这条路线的重要执行者之一，却是不对了；至于像他在最近的《回忆录》及回答一位老同志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他一贯反对国际在中国推行门雪维克路线，且曾经在中共的第四次大会上凭他一己之力，改正了中共的机会主义路线为布尔雪维克路线，那就非常不对了。因为这种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永远正确”原是罗马教皇的特权，也是近代斯大林式专制独夫们的标志。它与真正革命者的品德绝不兼容。一个革命组织的领袖如果想方设法来制造这一种“正确”，借以造成“个人崇拜”，其结果只能一方面僵化自己，另一方面毒化组织；万一这个组织仍能因其它有利因素之助而使革命胜利的话，它也只会使革命迅速堕落而归于失败。
对于彭述之的评价，我在一九五七年写作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过如下的话：
“他自是一个革命者，而且具有不少革命者的优点，譬如说，他的稳定和谨慎……不过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
现在事隔二十六年，当他与我们永别之时，我毋需改动这个评价。只有一点应该添加的，那就是：由于他这个稳定性格（更确切些说是固执性格）的病态发展，产生了“永远正确”的要求；为要体现这个要求，他竟不得不弯曲某些历史事实。甚或虚构一些故事，这是大有损于一个革命家身份的。
年轻一辈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够从这位老人身上学到一点东西的话，首先必须以其“永远正确”的非份要求为戒。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一日
原载《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香港信达出版社，无版权页，约1984年出版，页64-68 |
双山：一个革命者被捕时怎么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一个革命者被捕时怎么办？
双山
革命者必然的遭遇
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如果被捕，他该如何应付，该向以自处？这一理当为每一个严肃的革命者提出与思考的问题（因为以革命为终身事业的人，一次或数次被捕乃是常规，不会被捕过的只能算是例外），据我浅陋所知，却仿佛不曾、或极少、有人写过专书或专文来加以讨论。所以会如此者，主要，我想，因为大家将它当作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似乎革命者只要对事业无限忠诚，只要对迫害抱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那就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
其实这样的想法并不充分符合实际，并非在任何场合都能适用。
诚然，忠贞不渝与宁死不屈是革命者能以对抗一切迫害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任何应付迫害的具体办法都无从谈起。但光靠这个精神显然还不足以有效地应付残酷奸诈的反动迫害。“一死了之”并不是办法。（人家多半还想尽方法来防止你自杀呢！）何况对革命者来说，死的本身决非目的。只当他的死能够促进革命的机运，他的贪生将有害于革命之时，死才是值得争取的。因此，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决不能一落入反动派之手便一味求死，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为要的，他得设法“求生”。他不但要取恢复自由来继续革命，而且还要利用被捕后的特殊环境——监狱、法庭等等——来进行特殊方式的斗争。
如何在敌人的魔掌中争取生存与自由以便继续效力革命，同时却绝不因此而给革命党革命事业带来任何损害（而且要在可能限度内带来好处）——这乃是每一个真正革命者必须郑重研究的课题，也是革命党的领导者必须关心的一个问题。为的让党员们一旦被捕后有所遵循，党的领导必须根据反动统治的实际情形，充分研究和吸收半个世纪来各国革命者的切身经验，归纳出一些必遵必守之道，确定出若干可取与不可取的正反态度——这对于革命者的教育与锻炼来说，其重要性虽不能和思想与品德的培养相提并论，但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在这篇短文里，我只想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至于全盘研究，因限于精力，只能期望于别的同志。
这里想约略谈谈三个问题：1、承认不承认自己是革命者；2、可不可以供出党的机关与同志；3、如何对付强迫的思想改造。
在讨论之前先得说明另一个问题：在目前世界上能够镇压与逮捕革命者的究竟有哪机种反动政权？
三种国家中不同的遭遇
从对付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态度着眼，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充分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有如英、美、法等。第二、公开实行法西斯式或半法西斯式统治的国家，有如南美、亚洲与其它地方，以不同程度实施军事独裁的资产阶级性或半封建性的国家。第三、堕落的工人国家，有如苏联与中国等等。在第一类国家中，一般说，至少在表面上是没有政治犯的。反对现有统治的人，只要他的行动不超过政府制定的法律（例如武装斗争），他不会被捕（虽然有时也可能在莫名其妙的罪名下遭到迫害）。思想不入罪。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确有相当大的自由。在第二类国家中，一切反对派与反对党事实上都不容许存在，任何“持不同意见者”都会受到严厉与残酷的迫害，虽然严厉与残酷的程度会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在第三类国家中，政治犯是公开存在的。统治者以革命之名，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名，用秘密的警察特务手段，一方面镇压真正的反革命者，另一方面则摧残持有不同政见的革命者。
在不同政制下面，针对着反动统治者用以镇压革命者的不同手段，受迫害的革命者自应采取不同的对付办法。
现在来谈第一个问题：革命者被捕后可不可以否认自己的身份？这也就是说，如要获得释放，他是否可以对敌人不承认自己是革命者，隐藏自己的立场，说人家捉错了人。这个问题在第一类国家中根本不存在。因为在那里，你可以堂而皇之地做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这里的否认与承认，只能表示一个革命者立场的取舍与变更，它与反迫害斗争的策略绝无关系。这个问题主要是发生于第二类国家中的。特别曾经发生于当年中国的国民党统治之下。在二十年代末期与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摧残革命者的手段是既残忍而又无能的。他们盲冲瞎撞，乱捉乱杀。在这中间，非共党的普通人亦有被捕与被杀的，而少数真正的共党，却有因证据不足或其它原因（如赎买之类）而幸获保全生命或得到释放者。因之，革命者于被捕时，大抵报一个假名，否认自己为共产党员。结果，曾经有一个时期，被捕者以不承认自己为共党作为坚贞的表示，而以承认为软弱的。这与革命前的俄国情形恰好相反。在沙俄时代，一个革命者被捕后如果否认自己，那就等于背弃所信了。为什么有这个不同呢？主要因为当时的俄国虽然是一个警察和宪兵横行的国家，亦即更接近于我们今天第二类的国家，但它多少已经采取一些西方式的法制。处理被捕的革命者，至少在形式上是要通过法院的。革命者经常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因而必须为自己与革命辩护。在这种情形下，谁若否认自己的身份与立场，当然不能算是欺骗敌人的一种策略，而是背弃所信的一个原则问题。其实，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在一般的秘密特务盛行的国家中，革命者以否认自己身份来欺骗敌人的这个办法，也只适用与可用于极为狭隘的限度内，只适用与可用于极为短暂的时期内。具体说，只当你是个并不知名的党员，只当敌人未曾或未能证明你是某人之前，你才不妨来这一手。等到敌人终于从人证（党的叛徒）、物证（被搜出的文件等）证明你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这时你就该置生死于度外，抛弃一切侥幸心理，勇敢承认自己身份，理直气壮地为你的立场辩护，准备接受任何牺牲的代价。此时你若仍旧一味抵赖，或抵赖不能而声明你反对或放弃革命立场，那么，不管你这样做是出乎真心或者假意，你总已玷辱了革命者的品格，总已给革命党与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害。
然则，承认自己是革命者是否可以对敌人说出组织秘密与同志们的姓名和地址呢？这就是我们上述的第二个问题想要谈的。毋需说，这个问题同前一个问题一样，基本上也不存在于第一类国家中。只有在一切反对政党均被宣布为非法，一切革命党员均被当作罪犯的地方，才会发生这个问题。那么革命者对于这个问题是否也和对于第一个问题一样：在某些情况下坚决不说，在另一些情形下却应该直说呢？绝对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的态度应该是清楚明白、直截了当的，那就是：绝不许可说出革命组织的机关，绝不许可说出同志们的地址，免使组织遭到破坏，同志们遭到逮捕。不然的话，他便已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他已成了叛徒。
革命的立场和主张可以坦白承认，而且遇到机会，譬如在法庭上，还应该充分发挥竭力宣扬。这样做，不但无损于革命，而且大有助于革命。革命党的主张是唯恐人不知的。而革命的敌人，不论在哪一类国家中（连第一类国家在内），总是要千方百计来压抑、禁绝，或者歪曲革命者的立场。至于有关革命党组织的具体情况与成员们的姓名地址，只要党是被迫处于非法状态中的，那就必须保守高度秘密。每一党员的起码责任就是要在任何形式的迫害之下，都不对敌人泄露这些秘密。
现在来谈谈第三个问题：如何对付强迫的思想改造。本来，不论依照资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的原则，每个人的思想与信仰都该享有自由的。思想不能入罪；信仰应有自由，同时无论是谁，都无权强迫他人改变他的思想或信仰。思想与信仰可以入罪，而且当权者竟能用苏维埃、特务手段，强迫那些落在他们手中的异己者改变其思想与信仰，不但违反人权与民主，而且是极端的野蛮。在西方，这是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复活。在中国，这是君主绝对专制的遗孽。自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临终挣扎与世界革命屡屡遭挫折这两个基本原因，使我们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而且在业已推翻了资本制度的堕落的或畸形的工人国家中，都见到了思想迫害的野蛮现象。对于这些现象，不但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反对，便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也必须竭力反对。如何反对呢？我们在这里不是一般地来讨论这个问题，而只能讨论它的一个特殊方面，那就是：一个革命者在敌人的监禁下，当敌人强迫他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思想（这里主要是政治立场）时，革命者应如何对付，才不致危害革命？
国民党统治下的遭遇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谈一点中国革命者在这方面的经验。
中国国民党镇压革命者的办法，自从它于一九二七年夏秋之际公开反共时候起，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初期，中间有过极大的改变和“改良”。简单说，在初期，他们用的是暴风骤雨式的穷追猛打，目的在于肉体上消灭革命者。在后一时期，着重点却移转到文火烹煎式的长期迫害，目的是要在精神和思想上摧毁革命者（这个转变多少也反映着国民党统治的趋于相当稳定，表示它有了若干自信。——注）。在前一时期中，被捕的革命者在严刑逼供后，多半就其案情的大小，被判处枪杀或者监禁。他们并不要求革命者放弃思想，他们对“思想改造”毫无兴趣。到了后一时期，由于特务组织愈来愈严密，侦缉技术愈来愈高明，每次破获革命组织，大抵是“一网打尽”，故于破获后较少需要刑讯，在多数情形中，都是一上手便注重“思想改造”了。
改造的第一步是要你“自首”，要你“自动”说出与写出你的组织关系以及你的“思想悔悟”。如果你供出的组织情况确实让他们续有所获，由此证明出你已与敌人合作，那你多半会很快得到自由，而且得到“工作”——参加他们的特务。在此情形下，你的思想当然已“改造成功”，不再有任何问题。
假使你拒绝“自首”（绝大多数的革命者都能拒绝的）。假使人家的软硬办法都无法使你立刻倒下，那么，他们便改走第二步了。他们并不把你杀害（除了极少数他们认为特级要犯之外），也不判你固定年数的刑期。他们将你送进一些为“洗脑”而特设的机构（最著名的当是所谓“反省院”），让你接受无期的精致的、由虐待狂专家们研究出来的一连串的精神迫害。他们要你“学习、研究”、“思索、反省”。要你不断将学习的心得写出来，不断提出“报告”，不断和那些“教师”们谈心。最后，他们要你发表一份“悔过声明”，或者签署一份公式化的“悔过书”，然后加以释放。如果你不肯照办，那就无限期“反省”下去，直到你“自然”死亡，或让人家将你人工消灭。
陷进了这样一个炼狱，你应该怎样办？
原则性的答复是简单的：革命者应该忠贞不渝，绝不能在思想上与政治上对敌投降。要想做到这一步，根本没有什么具体方法。这儿全靠你自己的思想坚定，全靠你对革命抱有献身精神。至于如何才能有这样的思想基础与牺牲精神，那不是被捕以后才发生的问题，而是在此之前，从你一开始参加革命就发生的自我教育与品德培养问题，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这里我想约略谈谈的是当年不幸被送国民党反省院的革命者所采取的一般态度。据我所知，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不合作阶段后，他们中间大多数与敌人虚与委蛇，写些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所谓“心得”和“报告”，最后签署一张千篇一律的“悔过书”，获得自由。这种情形是否算作叛变？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革命党（中共与托派）是具体对待，个别决定的。中共对于从反省院出来的党员，不曾表示过一律歧视（至少我不曾听说过有这种歧视）。有时候还设法帮助在狱党员克服困难，例如抗战爆发时从北京监狱里放出来的几个干部：刘澜涛，安子文，李井泉等人，当时还是由中共中央决定，要他们办理例行手续而出狱的。
托派也有不少同志给送进了反省院。大多数表现甚好。他们虽然也跟别人一样，采取种种方法来回避正面冲突，但对“思想改造”的压力始终能够抗拒（拿尹宽来说吧，他发表在南京反省院刊物上的文章竟是讨论“煤气灯的改良”）。这些同志出狱时当然也被迫做了“具结”手续，组织对他们却无丝毫歧视，并且出狱不久便让他们重新参加工作（寒君同志还被选入领导机构）。后来，这些同志几无一例外地为革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可是也有表现很坏的，有如刘仁静。他在院内与敌人积极合作，担任“学生会”会长，写了洋洋大文来发挥民生主义。托派中央因此便把他开除了。后来他也就索性去给国民党工作。
这样具体与分别地看待革命者抗拒反动统治者的思想迫害。由此判断某些情形无亏于革命者的德操，而某些情形则应视作变节——这，我觉得是合乎情理，也符合于斗争的实际。有些坐享革命成果的人，有如江青之流，认为革命者一落入反革命之手，只应扮演“样板戏”中的“正面人物”，一味指着敌人的鼻子叫骂，高呼万岁口号，直到壮烈牺牲！谁若不曾严格依照这种剧本演出，谁便革命叛徒。其实，这种“指示”根本与真实的牢狱斗争脱节，它只是十足的官僚想象与“二世祖”的胡说八道。文革时把中共中央批准的、让刘澜涛等签字出狱的事当作叛徒的证据，那更是毛泽东式的背信弃义了。
要知道，慷慨从容地走向刑场固然不易；但要长年累月、日日夜夜和“科学”的特务们去打交道，而且要在精研细磨的压榨机下坚持不倒，实在也非常非常之难。革命的领导者对于这些不幸的同志，其责任决不在于颁发一些陷阱式的“指示”，而在于设法帮助他们渡过与克服难关。如果，像文革当时一个流行的“极”左见解那样，认为一切被捕过的党员都不可靠，一切从反省院出来的人都是叛徒，这种说法非但绝顶荒唐，而且事实上恰好帮了反动派的大忙！因为他们费尽心机而未能完成的工作——即未能使最大多数的受难者变成“不可靠”与“叛徒”，却由革命党自己的领导机关代为完成了。
中共统治下的遭遇
取得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斯大林主义毒化了的其它共产党亦然），对于它的反对者，特别对于它左边的反对派，即后来团结成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着比国民党更为严密与更为有效的思想迫害。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落入这一批“思想改造家”之手应该怎么办？他们是否可以像从前对付国民党特务一样，在某一限度内跟人家玩弄“手段”，藉以骗取自由呢？我认为根本不可以，也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唯一可恃的是自己的思想：只有以自己坚信的正确思想来抗拒人家的错误思想。本来，对付国民党的思想迫害，我说过，主要也在于坚持自己的思想。其间如果容得有多少“技术”或“策略”的讲求，只因第一、国民党本无思想可言；第二、国民党那个腐败统治终于无法建立起一个不腐败的与真正有效的特务制度。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即使没有深厚的共产主义认识，也不会（至少不会轻易地）让国民党的“理论家”说服过去。但是对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主义来说，情形却大不相同。首先，这二者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部份的实质上都同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其次，斯毛主义的背后都有空前强大的物质支持；再则，它们又都仿佛曾有助于革命的继续或者完成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压力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想坚持自己的立场就困难得多了。要想做到这一步，除非他真正把握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除非他真正懂得俄国革命的历史，真正了解苏联国家与共产党转变与堕落的原因及其经过，真正懂得马、列主义关于落后国家中不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换句话说，一个革命者必须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之外，还要清楚坚决地领会到现时代各国革命的国际主义性质，要深刻理解到“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与虚幻，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国社会主义”特别在落后国家中必然要发生可怕的官僚堕落，以及此一堕落的官僚统治必然要危害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只当有了这样的思想武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在斯毛主义者的思想压力下站住脚，才能继续为要求实行国际主义纲领、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反对官僚专制而斗争。否则，别说在被捕之后，在敌对者的威吓利诱之下，便是自由自在，平安无事，你也会为那些由“胜利和成功”作证的“马克思主义”所征服——甚至，在更坏的情形下，你会让更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思想所征服的（那意思是说因为见到斯毛派实行出来的“社会主义”而失望因而去接受资本主义）。
对付共产党的思想迫害绝无“技术性”的办法可言，又因为共产党特务的组织与效率，与国民党特务根本不能同年而语，前者的周密与厉害使你根本不能与他们虚与委蛇。他们放不放你，并没有一定“手续”。他们关着你固然要逼你“检讨”，便是放了你也仍然要迫你“交代”。因此，这里是容不得虚假的：投降就是投降，不投降便是不投降。此地只有公开与坦白的思想争辩，只有堂堂皇皇的理论斗争，绝对谈不上什么口是心非，也无所用其诡计花招。
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托派）在过去三十年的实际经验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在中共辉煌的胜利影响下，我们的某些过去同志，不待人家来拘捕与镇压，便在思想上缴了械。但是有更多的人却未因中共的一时成功而怀疑不断革命论的正确；相反，在胜利后中共的实践印证之下，他们是更加坚信了。一九五一年尾他们全体被中共的特务捕去，受着残酷的思想迫害。这中间虽然有不少经不起，假意地乃至真心地改变了思想，但是毕竟还有不少最坚强的同志，表现出无比的刚毅，竟能熬过二十七个年头的长期折磨，终于洁白无瑕地重获了自由。我们这些艰苦卓绝的同志们给了我们榜样，告诉我们革命者一旦被捕后应如何自处。同时这些同志们的榜样又告诉了我们：唯有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深厚理解与信奉，才能保证革命者去渡过难关，克服难关。
中国托派同志战胜斯、毛主义者思想迫害是令人尊敬的例子。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不断革命论经得起考验的证明，也正是它具有光辉前途的一个最佳保证。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写毕 |
致曼德尔同志（王凡西，198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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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曼德尔同志
王凡西（1981年3月6日）
编者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原文部分字眼以×代替。
亲爱的曼德尔同志：
收到你热情洋溢，令人鼓舞的信，非常感谢。当中国的托洛茨基者遭受着可怕的大苦难的时候，国际托派运动未能给与任何援助，你说你感觉到一种“历史的罪过”。其实中国同志从来不曾想过这点，因此也从来不曾抱怨过。不过，今天，国际托派运动，通过像你这样的一位负责同志，对他们的“大苦难”给予肯定与嘉许，却无疑给了他们以甚大的快慰。这对他们来说，乃是颇足珍视的一种精神支援，是对他们的献身精神与一切牺牲的报偿。我一定要设法把这个喜讯转达给我们在中国的朋友们――转达给那数百名于1952年被中共秘密警察捕去、不少人庾死于27年的监禁中的少数几个幸存者。
我的书，如果真能给全世界的革命在提供关于中国托派运动的一辐比较清楚与比较真实的图画，我将引以为快。因为中国托派运动的历史长期以来不是被可怕地弯曲了，便是根本给漠视了。我特别高兴看到你这个评语：“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理论上与政治上平反的开始。”
最近我得到托洛茨基于1929年至1939年间写给中国托派的十四封信。它们是从哈佛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的“密封部分”中找到的。在这些信中，特别重要的是写于1929-1930年那几封，因为它们对于当时分别存在于上海的四个托派的统一，曾起了大作用。一个月前我已经将它们译成中文，寄去香港了。在这些信的前面我加了一篇短序。序中指出香港目前的托派情形与五十年前上海的情形的相似。我说当年托洛茨基所曾提出的忠告与批评，完全可以应用到目前。因此我向所有朋友提议：试把所有的人统一到一个单一的组织中去。
你多半已经知道，香港最近又发生了一次分裂：有两人被革马盟开除，跟着有六人从该组织退出。二月前，这些同志有信给我，问我意见。我的回答是：他们原不应该退出的，至于开除，如果他们认为处理不当，应向国际上诉。我劝他们不要另组小派。
关于我本人历来对于香港托派统一问题的达度，酒与罗二位同志知道得十分清楚，此地不必重复。我以为，目前是统一书记部出来发起一次港托统一运动的时候了。我本人愿尽一切所能来助成这件事。
你说中国的现代史比俄国的现代史更清楚地反映出那个不平衡的与配合的发展规律――我同意你这个看法。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在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到布尔雪维克主义，经过了将近一百年。这个过程是前后由四、五位大思想家来代表的。可是在中国，同样的发展只需要二十年，而且，这个发展过程，反映在，甚至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在陈独秀这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的思想上的飞跃最清楚地反映出来。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体现为培林斯基、车尔尼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与列宁。”（我在1975年给此地一间大学演说时说了这些话。这篇讲稿另函寄上。）
中国近来的发展中确有可喜的一面，但它是充满了矛盾的。无论在党内国内，有一些相互对立的倾向存在着。当权的一派（即***派）是越来越反动了。那个民主运动，自毛死后渐见有力，并终于帮助*派重握大权的，现在却跟这个当权派正面冲突了。当华国锋及其一系被褫夺大权之后，*派最后地觉得那个自由化与民主化运动早已完成任务，应该完全停止了。现在中国国内有许多人认为1957年的情形又在出现（1957年是毛泽东接在“百花齐放”之后，对那在“大呜大放”中说了心里话，因而被扣上“右派”帽子的人进行猛烈打击的一年）。这样的一种大逆转是可能的，但可能性不是太大。今天的*派，要像在二十四年前那样，将一个民主趋向根本倒转，即使不是根本不能，总是困难得多的。现在，在群众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与工人当中的“反法西斯”情绪是太强了，“无法无天”那些日子的记忆是太新鲜了，而*的威望比之当年毛的威望则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弱小了，以致他无法使潮流逆转的。因此，“中国之春”的前景尚在，虽然我们无法说出它将于何时到来。
致最热烈的同志的敬礼！
连根
1981年3月6日 |
对于“托洛茨基研讨会”通讯的补正（王凡西，1981年1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在意共小城福洛尼卡召开的托洛茨基研讨会
罗马李范堂（意大利通讯）
（本文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9期，1981年1月20日。录入者prolefire）
意大利的共产党，是世界上没有执掌全国政权的共产党。虽然它没有执掌全国政权，但在某些省份和某些城镇的选举中却取得了多数，执掌了当地的政府。例如在佛罗伦萨以南的格罗塞托省（Grosseto）的省政府就是在意共手里。福洛尼卡离著名的比萨斜塔不远，是一个度假的好去处，人口只有一万人。
意共是一个不受苏联指挥的独立的共产党，为了表示它的独立，也为了重新评价苏联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党内争论，他们又想起了那些在苏联至今仍受诅咒的联共老领袖们。今年六月间，他们在罗马郊区福拉多加的陶格里亚蒂学院（即意共中央党校）举行过一次替布哈林平反的讨论会。今年10月7日至11日，他们又在福洛尼卡举行了另一次“托洛茨基之死四十周年的国际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不是正式由意共召开的，而是由一个基金会：GiangiacomoFeltrinellFoundation发起的，但当地意共政府则供应飞机票、旅馆、伙食，以及其他开支。
出席研讨会的人士，除了意共之外，还有来自美国、以色列、澳洲、法国、英国、西德、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地的学者、专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有几位是托派组织第四国际的成员、法国托派组织“国际主义共产团”（InternatinalistCommunistOrganization）的成员和英国《批判》（Critique）杂志的编辑部成员。研讨会原本邀请苏联和东欧的历史学家来参加的，但遭拒绝。
参加研讨会的人共提出三十篇论文，总括起来，大致分为六大部分，即：托洛茨基的政治和文化修养；托洛茨基与列宁；托洛茨基与十月革命；托洛茨基与苏联经济；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托洛茨基与第四国际。
历史上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斯大林对托洛茨基诬蔑的坚冰已经开始消融。人们已经不再视托洛茨基是“叛徒”、“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走狗”或“法西斯主义帮凶”，而是还他以本来的面目，承认他是俄国革命中仅次于列宁的领袖，承认他是俄国红军之父，承认在斯大林所罗织的冤案、错案中所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
但是那些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们自有一套见解。他们虽然对托洛茨基的为人和思想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一致地认为托洛茨基不是一个民主权利的保卫者，这因为他们看到喀琅施塔得暴动是托洛茨基下令镇压的，1921年职工会军事化的计划也是他倡议的。尤其是托洛茨基在他所写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中对红色恐怖和剥夺言论自由的辩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托洛茨基继承列宁执政，势必也是一位铁腕领袖，在政治上将与斯大林相似，不会给苏联的社会以民主。
托洛茨基对苏联社会官僚化的揭露，主要是在他失势之后，特别是1928年被驱逐出国之后，从这个时候起，他才开始确认苏联的十月革命在斯大林手里遭到堕落，形成了他的“堕落工人国家”的理论。
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尤其是研究苏联自十月革命起到列宁之死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探讨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今天，共产党世界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事实上在那个时期都已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十月革命成功的当天，便发生了言论自由和苏维埃内各党派合作问题的争论，后来，又发生了职工会问题的争论，经济建设路线的争论，文艺路线的争论。参与这些争论的，都是布尔什维克整辈代的精英，所以争论的内容原极丰富，水准也很高度，只因后来斯大林执政，将一切原始文献加以封锁和毁灭，对反对者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打击，有意伪造历史，歪曲对方意见，使得当时十分精彩的争论及其真相湮没至今。
谢谢欧洲共产党的独立运动，使得人们重新从斯大林神话的迷梦中走了出来，张开眼睛，开始重温那一时期的文献和历史，以清醒的头脑对它们进行新的评价。意共对布哈林的平反，福洛尼卡研讨会对托洛茨基的重新检讨，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如果这种重新检讨工作继续发展下去，深化下去，它将无疑会给今后社会主义的理论开辟更辽阔的前景。
对于“托洛茨基研讨会”通讯的补正
作者：王凡西（化名张家驹）
编辑先生：
去年十月由意大利共产党间接召开的托洛茨基研讨会，本人并未参加，但有两位熟人却应邀参加了，听他们会后回英转述，会议讨论经过与贵刊卅九期登载的《罗马通讯》所报导者略有出入。兹为信实起见，用特致函补正如下：
（1）李君通讯说：“……那些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们……一致地认为托洛茨基不是一个民主权利的保卫者。”这句话很容易给人家一个错误印象，仿佛全体到会的人“一致”同意这个说法。其实“专家学者”仅仅不过是参加会议的三类人之一，此外还有意共党员及其友人，以及各国有组织与无组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第二类人中有同意此说的，而第三类参加者则一致表示反对的。
（2）通讯说：“托洛茨基对苏联社会官僚化的揭露，主要是在他失势之后，特别是1928年被驱逐出国之后……”这里却是李君个人的发挥了。会议上根本没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到会的既是“专家”，至少对托洛茨基反对苏联党内与政府内部官僚主义的斗争历史，都是一清二楚的。他们不会不知道托洛茨基反官僚与争民主的斗争主要开始于1923年。他们不会不知道在1923年初，列宁为了反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与官僚机构，特别与托洛茨基结成过联盟。再说，说托洛茨基只在本人“失势”之后才揭露苏联社会的官僚化，那意思是说，如果托洛茨基不失势，他非但不会揭露，而且还会凭藉这个官僚机构，以巩固及延续其权势的。这未免厚诬托洛茨基！
为证实我上面说的话，我举出1923年12月8日托洛茨基写的一封有名的信《新路向》，这是致各区党组织会议的，这信成为此后三头（斯大林、齐诺维也夫、加明涅夫）反托洛茨基的出发点，说他煽动青年反对党。他的信有如下段落：
“……‘纯粹’、‘完全’、‘理想’的民主是不现实的，而且一般说，民主并非我们的目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我们有同等的理由说：纯粹与绝对的集中主义是不现实的，而且与一个群众政党的性质不相容。它之不能成为我们的目的，正如党机关之不能成为目的一样。民主与集中是党组织底两个方面。问题是要在最正确的方式中，即是说，在最符合于局势的方式中，使二者协调起来。在最近时期，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平衡。重心被错误地放置于机关之中。党底创意力被减低至最小限度。……
“……官僚主义杀害了创意力，以此妨碍了党底一般水平底提高。这是它主要的毛病。因为机关总是由最有经验与最有功绩的同志们组成，所以官僚主义最可悲的反拨作用，正发生在对青年一辈共产主义者的政治训练上。同时，因为青年人是党底最可靠的晴雨表，所以他们对党底官僚主义发生了最强烈的反应。
一个布尔什维克不单是一个守纪律的人，他同时又是这样一个人：在每一情形与每一问题上都能造成他自己的一个坚决意见，能勇敢而独立地加以卫护，不仅反对敌人时如此，便是在他自己党内也能如此的。今天，他多半曾居于组织中的少数一边。他会服从多数的，因为这是他的党。但这并不常常表现出他就是在错误一边。多半是他比别人更早地看见了或懂得了一个新任务或一次转变底必要。……
是的，如果我们的党分裂成几个小派别，将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不过想要胜利地克服小组织底危险，唯有发展和巩固那个走向工人民主的新路向。”
根据上面的引述，可见反官僚斗争乃是托洛茨基失势的原因之一，绝非他失势的后果。敬请撰安！
张家驹于伦敦
1981年1月30日 |
双山：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革命（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德文本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德文本导言）双山
I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产品之一。无论在思想上与物质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发展，都与胜利了的俄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分不开。没有这个帮助，中国纵能在20年代之初产生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它不可能如此迅速发展，更不可能在1925-27年的中国革命中发生如此强大作用。
但是，竟可说是历史的讽刺，这个外来帮助虽然促成了中共与中国革命的兴起与开展，却又是使中共与中国革命遭受惨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俄国共产主义者对中共与中国革命的援助，如何与何以发生这样一种又是积极又是消极的作用？
这是问题之问题。在这篇导言里我们就是要研究这个问题。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便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句话，看成修辞学上的比喻是合适的，但与真实的历史有所出入。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也还不曾注意东方的被压迫民族问题。当时苏联领导人的目光主要向着西方。他们一心期待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能发动革命并取得成功，藉以援助孤军奋斗中的苏维埃俄罗斯。
1920年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在这方面才来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它从西方扩展到东方，从「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传统战略，扩大为「各国无产者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全新方针。
完成这个战略转变与扩大的是列宁。在他向大会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上，不但给这个新的世界革命的战略思想定下了原则，而且具体规定了实行这些原则时所应「特别注意之点」，其中与后来中国问题最有关系的，我以为是如下的一节：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色彩；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见「列宁全集」中文版31卷，129页）。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接受列宁提出的这些意见，以此确定了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性民权运动的态度和关系，因此也确定了中共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和关系。所可惜的是：列宁本人最初因为病，接着离开了人间，他没有机会把这些意见亲自实行出来。而当时主持共产国际的俄国共产主义者，在实践中却一贯作出了与列宁上述意见恰恰相反的决定与指导，以致促成了中国革命的失败，这是历史的不幸。
不过历史的不幸还有甚于此的。当俄共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坚持列宁路线，为此与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的当权派（最初为齐诺维也夫与斯大林，然后为斯大林与布哈林）路线进行斗争之时，俄共与共产国际这两个机构都日益走向官僚主义的堕落。自从1923年开始，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关都逐渐控制在斯大林一派之手，以致这两条路线在其提出与形成过程中，未能在俄国共党内部，更不能在中共内部，进行公正与公开的广泛讨论。斯大林一派凭借其组织力量，压制反对派，抹煞他们的意见，垄断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等到这个指导造成了中国革命的悲剧，斯大林一派更为了派系和利益，为了保持官僚权力，更加坚持和加深这些错误。他们竟用行政警察手段摧残反对派。将充分为事实所证明的反对派正确意见加以严密封锁，同时对这些意见进行荒唐的诬蔑。中国共产主义者和工农大众用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无法让人知道，无法为后人利用，他们的血白流了。
因此，恢复有关1925-27年中国革命的理论斗争真相，搜集与出版当时左派反对派——主要是里昂．托洛茨基的一切文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不但是历史家的工作，而且是革命家的责任。
中国与美国的革命者曾经先后出版过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字（中国于1930年及1947年；美国1932年与1976年）。现在德国朋友又决定用德文出版一本同样的书，而且要比中文和英文的更为完备。这真是一件大喜事。我荣幸地被出版者邀请来为德文版写一导言，愿尽我所知，为读者们将各个重要问题，依照时间先后，做一个约略介绍。
II革命时期的争论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应否保持独立？
这个有关中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最初却并非发生于俄共内部，亦非发生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内部，却发生于年青的中共领导与共产国际之间。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1921年7月。它的第一次大会实际上只是一种原则性的宣告。它宣告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决心要走俄国先驱者的路，为此决心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建设一个中国共产党。至于如何把共产主义目标与中国的实际乃至和中国当时的政治情况联系起来，大会不曾考虑，事实上也不可能作详尽的考虑。
经过一整年的努力和斗争，到了中共第二次大会（1922年7月16日－21日）前后，它才郑重、深入与具体地提出一些最迫切的革命政治工作问题。它首次确定了在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策略，提出了它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在大会召开前一个多月（6月10日）中共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宣言」中，它说：「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是要与民主政党一起建立一条民主革命联合战线，为打倒军阀及组织真正的民主政府而斗争」。同时它又说：「在中国现有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可称得是一个革命党。」
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关于国民联合战线的决议，更阐明了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的关系和态度。其中主要的有这样的话：
「在中国目前经济政治以及无产阶级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国民革命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也有利于无产阶级。事实上，吾人应联合所有革命政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同时还须告诉他们，此项联合战线并非为国民党的利益而奋斗，吾人亦不为国民党而牺牲自己，而是为了获得暂时的自由。无产阶级当战斗进行中，必须不要忘记他们自己的独立组织。」（引自「中共史论」第1卷82页）
同时中共还批评了国民党「一切动摇、妥协与不断迂回的政策」，要它「永远放弃这些政策」。这样的立场显然是中共领袖们研究与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的结果，而且将它与中国当前的实际初步结合起来了。
可是当时的第三国际负责人却不同意这样的路线。在那个时候，主要为了打破苏俄在远东的外交孤立，共产国际与俄国政府接连直接派遣代表，去和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进行中俄友好与国共合作的谈判。最初与孙中山接触的是魏金斯基（1920年秋），然后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冬天），半年后（当第二次大会正在进行之际），又派少共国际代表大林，先后向孙中山提议中共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孙中山拒绝这个提议。他只允许中共与共青团的个别分子加入国民党，不肯与中共作党外联合。
当时莫斯科的领袖们显然对新生的中共所能发挥的力量看得很低，对国民党所拥有的力量估得太高。他们愿意对孙中山让步，决定要中共接纳孙中山的办法加入国民党。为了实行这个决定，马林又奉命来华。此时中共第二次大会已经通过了上面引述过的决定。马林于是要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改变方针，接受国际指示。在会上，中共中央全体反对国际的决定，力主中共与国民党在党外合作。坚持共产党在联合战线中保持政治与组织上的独立。结果马林拿出国际纪律来施加压力，中共领导者在共产国际的巨大权威之下，屈服了。这可说是中共此后一切灾难之源。因为在整个第二次革命时期，中国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
在共产国际与俄共内部，中共应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本是托派与斯派的争论中心。托洛茨基从1923年开始便坚决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见1930年他写给夏克曼的信）。但因迁就左派反对派内部其它成员（主要是拉狄克）的意见，后来则为要和齐诺维也夫派结成联盟，托洛茨基曾经长期间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他后来承认这种让步是错的）。因此托斯二派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争论，要到1926年，即在中共与国际为此发生争论4年之后，才初次公开出来。那时争论的口气还是很缓和的。例如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1926年9月27日）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说：
「当中共还是一个宣传组织，它只在给自己准备未来独立的政治活动，但同时也设法参加上涨中民族解放斗争时，中共加入国民党是完全正确的。」（见英文本「托氏论中国」第114页，加重号原有。）
到了1927年5月，在他的「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中，他才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上）直截了当地声明：
「要有权利谈那为民主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道路而斗争，必须有无产阶级的主要工具：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在自己的旗帜之下斗争，永远不许它的政策与组织解消在其它阶级的政策与组织之中。」（见中文本「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第8页）
齐诺维也夫派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动摇到武汉「左派」国民党反共前夕。即是要到1927年7月2日，他们才在和托洛茨基共同签名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可是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此时实际上已经不是甚么应否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共产党人如何图存与如何继续斗争的问题了。
斯大林与布哈林则到了汪精卫屠杀共产党人以后，仍不许他们放弃国民党的青天白天旗，要他们继续与国民党合作。这出打着国民党旗帜反国民党的滑稽悲剧，一直演出到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才算收场。
托洛茨基在国民党问题上与斯大林、布哈林（其中多少也包括齐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之间何以会有这个不同看法？主要由于双方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不同。依斯大林们之见，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见1926年12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斯大林自己则最初（1925年）说国民党是一个「工农党」（见「列宁主义问题」），后来（1927年5月）又说它「是由几个被压迫阶级组成的联盟的党」。（见英文本斯大林「论反对派」第670页，加重号原有）。因此中国共产党参加这个「各阶级联盟的党」，不但无损于自己的独立，而且有助于争取盟友。
托洛茨基早从1924年春天起（根据公开发表的文件而言）便强调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见他对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所作的演说）。针对人家对于「工农党」与「诸阶级联盟」的说法，他认为「这个定义与马克思主义无丝毫共同之点」（「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至于「把国民党形容为一个不专为某一方面所用的无定形的组织，那是曲解了问题的本质。不管国民党的外缘是怎样没有定形，但其中央机关却牢牢地掌握在革命的独裁者手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英文本202页）。「究竟四个阶级联盟是甚么意思呢？你们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看见过这样的说法吗？如果资产阶级将被压迫民众统率在资产阶级旗帜之下，并藉此领导取得了政权，那末这不是联盟，而只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利用了被压迫群众。」托洛茨基又说：「国民党是一个政党，而在革命时期，它只能被了解为一个政党。在过去这个时期中，这个党不曾体现为『四阶级联盟』，但已起了资产阶级统率民众——包括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在内的民众——的作用。」（见「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一次演说」，英文本227页）
上述两种对国民党的认识究竟哪一种正确，毋须我们多言。事实胜于雄辩：1925-27年中国革命的真实过程已给了明确答复了。
斯托二派在国民党问题上的争论，始终不曾与中共领导的不同意见直接联系起来。中共根本不清楚苏共反对派的主张；托洛茨基等也不能明白中共领导的真实情形。中共中央自从被迫接受国际决定加入国民党以后，曾经积极在国民党内工作。可是凭它的工作体会和所遭遇的困难，中共（至少其中一部分领导人）就曾多次发生过怀疑，甚至向国际建议，要求改变路线。第一次是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反共政变之后。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压力下对蒋介石步步退让，让至退无可退的地步。本来主张与国民党只作党外联盟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曾用个人名义向国际提议退出国民党。结果遭到国际拒绝，还挨了布哈林在「真理报」上的斥责（见「告同志书」）
此后不久，在1926年7月（注1）中共中央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案」。它虽然反对退出国民党；但它提出五点具体办法来保证共产党的独立行动，因此又遭到了国际的抨击，要求中共即将召开的第五次大会彻底改正这些错误（注2）。
第三次，在1927年5月21日长沙事变之后，陈独秀曾经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退出国民党，却均为中央的多数与国际代表所反对（见「告同志书」）。
最后，到了7月上旬，武汉「左派」国民党已经公开进行反共，屠刀早已架在共产党人头上，此时共产国际仍旧命令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于是陈独秀于7月15日提出辞职，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见「告同志书」）。
两年之后，陈独秀和他接近的同志们于获悉俄国左派反对派的主张后立即成为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我相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在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上，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意见很久以来就几乎相同之故。
二、帝国主义压迫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斯大林的国民党政策以「四阶级联盟」作理论基础，而「四阶级联盟」则以帝国主义压迫作为辩解。依斯大林之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纵使不曾消灭中国的阶级斗争，却总已缓和了这个斗争。它使中国「全民的统一战线」成为可能与必要。因此，它又使作为「统一战线」之政治表现的国民党成为可能与必要。
为资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合法」地位作辩护，斯大林特别强调了中国资产阶级中两个截然对立的部份——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斯大林认为前者反对帝国主义并创建了国民党，后者拥护帝国主义而且「现在是，将来也仍会是国民党死敌。」（见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与莫斯科孙大学生的谈话第三个问题）
斯大林这个看法完全决定了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对汪精卫乃至对冯玉祥等人的态度，决定了他们要中共始终加入与服从国民党的政策。
这是促成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的理论错误，而这个理论是十足违反列宁主义的。
早在1920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当列宁向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提出报告时，就十分明白地说了如下的话：
「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见全集中译本31卷第211页）
这是对斯大林帝国主义压迫下阶级缓和论以及殖民地资产阶级一分为二论的直接与预早的答复。
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列宁完全一致。从1925年开始，他便不断提出与上述列宁的同样意见。在1927年5月批评斯大林论中国问题的提纲中，他更作了系统与深刻的发挥。他指出斯大林错误的「主要来源在于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及其对中国阶级关系的影响之错误观念」。他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决不是「机械式的」，以「同样」方式屈服中国的「一切」阶级的。「外国资本在中国生活中的有力作用，已使很有力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官僚及军阀，和帝国主义共了命运。」接着，他把这层意思作了如下说明：
「相信那所谓买办资产阶级，即外国资本在中国之经济的与政治的代理人，与那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有鸿沟之隔，那是极其天真的。不，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比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要无比地更接近些。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战争，有如内部的制动机，他们以继长增高的仇恨看待工农群众，愈来愈准备和帝国主义妥协了。」
「处身于国民党内并成为其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实质上是买办与帝国主义的工具。它之所以能留在民族战争的营垒里，只因为工农群众无力，阶级斗争不发展，中国共产党缺乏独立，以及国民党之驯顺地被操在资产阶级手中。」
「以为帝国主义机械地从外面焊合了中国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会减弱，但会增强诸阶级的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的主要来源，不是扬子江中的兵舰──它们不过是辅助物──而是外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间经济的与政治的联系。正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反帝斗争需要从中国人民很深处很有力地发挥出力量来。要真正唤起工农群众来反对帝国主义，只有把他们基本的和最深刻的生活利益与民族解放的事业联结起来，才有可能……」（见英文本160—161页。中文本「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第2页）
托洛茨基在这里说得酣畅淋漓，毋需我们再作任何诠释。值得给读者特别指出的只是：此文写于1927年5月7日，即当「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蒋介石在上海「投降买办资产阶级」而屠杀工人之后25日。此时，斯大林又把「民族资产阶级」或「左派小资产阶级」的名衔致送给汪精卫，希望他能够反对「买办资产阶级」；可是仅仅过了两月之后，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头子又投降了「买办资产阶级」，又屠杀工农了。
三、苏维埃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三个重要争论问题是：当北伐军进展之时，沿路（特别在湖南湖北二省）农民与工人蜂起响应，此时共产党应否提出苏维埃口号，并组织工人、农民与兵士的苏维埃？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一个策略性的组织问题，其实却是与上述两个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密切相关。若从争论双方的表面论据看，彷佛斯大林等亦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意志是软弱的，它可能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因此共产党必须组织与率领工农大众起来，在国民党内外，和资产阶级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防止和反击他们叛变革命的企图。但是在这里，问题之问题乃在于：用甚么方法才能切实而有效地夺到领导权，才能切实而有效地防止与打击资产阶级的背叛？依托洛茨基之见，唯一可靠的方法是提出、宣传并实际组织苏维埃。自从1926年下半年（注3）起，苏联共党的反对派便提议组织苏维埃，斯大林派则竭力反对这个提议。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一）苏维埃将破坏对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二）将予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以反对中国革命的新借口：说中国革命乃俄国革命之「人工移植」；（三）苏维埃只能是暴动机关，而且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四）国民党本身已经是实际上的苏维埃。
可是斯大林派这四个理由全部为历史事实与斯大林自己的作为所驳斥了。一、没有苏维埃，资产阶级仍旧一再破坏了联合战线，而且正因没有苏维埃之故，他们能主动选取最有利的时机来破坏联合战线，予革命以惨重打击。二、没有苏维埃，帝国主义者绝不会因此而不说中国革命是莫斯科输入的。三、说苏维埃只能在暴动前夕建立，说它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那是根本忘记了俄国1905夫与1917年两次革命的经验。它们都是在革命进潮初期就建立了的，而且只有经过相当时期的群众斗争，等它们在群众中建立了信仰，才能领导暴动。反之，广州苏维埃正因为在暴动前夕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能保证暴动胜利。至于说苏维埃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那末，当1927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以后，斯大林提出了苏维埃口号却仍旧宣布中国革命为民主性质，就已打自己的嘴巴了。最后，究竟国民党是否可以代替苏维埃；则历史证明得快而清楚，早已给了答案。
总之，斯大林派排斥苏维埃的提出与组织，使他们一切所谓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武装工农，防止资产阶级叛变等等的漂亮辞句，全部成了空话。结果使工农大众在资产阶级的一再反叛之前，变得束手无策。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极端重要的争论上，我们不曾见到任何值得重视的参加。虽然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一个事实上的、小规模的苏维埃；虽然当北伐军进展时期，湖南农民纷纷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在某一程度的作用上已可说是农民苏维埃；虽然在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之后，工人们自己组织「苏维埃」式的集会（如「扬树浦工人区苏维埃」（见瞿秋白着「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附录一，即196页），虽然当时中共中央的所谓左派领袖瞿秋白主张「立时命各厂各工会工人选举代表，设法鼓动小商人群众代表来参加此会：『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国民革命的苏维埃），使成一共同讨论罢工罢市一致武装『自卫』以至于暴动的机关，换言之，即形成事实上之临时革命政府……」（见同上引书第194页）但中共领导始终不曾注意到这个问题。瞿秋白本人除了在1927年2月间作过昙花一现式的「苏维埃」倡议之外，显然知道了莫斯科当权派反对这个口号和这种组织，以后也就绝口不提了。
四、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
托洛茨基的论敌们从来指控他轻视农民或不要农民，攻击他看不见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所能起的伟大作用。在俄国革命的争论中如此，在中国革命争论中更加如此。
其实，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与斯大林们所不同的并不在于应否看重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只在于：一、无产阶级应该联合的究竟是哪一些小资产阶级？二、如何才能联合他们？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在为中国左派反对派起草的政纲（1929年6月）中，曾经给了一个扼要的回答：
「我们反对派说无产阶级应与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联盟，我们所指的是被压迫阶级的几千万几万万城市与农村里的贫民。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所谓小资产阶级乃指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份子，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以民主政党和团体的名义利用城市及乡村贫民，在紧要关头即将他们卖给大资产阶级。我们所谓联盟不是联汪反蒋，而是联合一切劳苦群众，反对汪精卫和蒋介石。」（见「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36页）
关于第二个问题，托洛茨基从小资产阶级（城市与乡村的）之缺乏独立性，从他们在革命中不跟随无产阶级便追踪资产阶级这一基本认识出发，他认为所谓工农联盟或工人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一定要靠斗争来解决，绝非凭「阶级地位」而自动决定的。
在这里，托洛茨基的「三个营垒」说，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照当时斯大林派和反对派中一些人的看法，中国当时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矛盾表现成两个营垒：一个营垒里是帝国主义、军阀与买办资产阶级；另一个营垒里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与民族资产阶级。这两股势力一边是反动联盟，另一边是革命阵线。二者壁垒森严，旗帜分明。前者由帝国主义操纵，后者则「天然」由工人阶级领导。斯大林派当时许多政策，可以说均以此一认识作为根据。
托洛茨基认为这个看法不但机械，而且错误与危险。因为如果真的只有这两个营垒，那就根本不存在甚么争取城市与乡村小资产阶级问题。即使需要争取的话，也不是和民族资产阶级争，而只是和帝国主义、军阀与买办资产阶级去争了。所以托洛茨基说：
「事实上中国存在着三个营垒：反动派、自由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三个势力正在为争取对下层小资产阶级与农民的支配而斗争。」（见「致阿尔斯基的信」，英文本128页）
不论根据历史经验，或根据社会学的分析来看，广大的城市与乡村的小资产阶级都不可能「天然」参加革命营垒，不可能「天然」（顺便指出：当时中共的理论家中也有这样的「天然」论者）跟定工人阶级。事实正相反，他们，尤其是他们的上层，极容易受民族资产阶级的欺骗与控制来反对工人阶级。在最坏的情形中，他们还能受最右的反动派的欺骗。因此，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政策，几乎可以说都从这个三营垒的看法出发。也因此，他始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即工人阶级的政党如何才能将广大的城乡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的领导之下，使他们一起去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同时谨防暂时参加在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反叛，并能在他们反叛之时加以胜利的反击。
在这个意义上，不要农民与忘记小资产阶级的，恰恰是斯大林——布哈林，而非托洛茨基。
五、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问题
斯大林在前一个问题上指责托洛茨基不懂得「封建残余乃中国种种压迫的占优的因素」（见「中国革命与第三国际任务」）。在后一个问题上则说他「企图硬搬某些一般的公式，不理各国运动的具体情况。」（见「时事评论」）
但是从托洛茨基先后发表的意见（从1924年4月到1928年3、4月）来看，这两种指责全无根据。
对于中国的「封建残余」，托洛茨基的看法既与反对派内部的拉狄克不同，也和斯大林与布哈林各异。他不但不像拉狄克那样否认其存在，而且说它很有势力。可是既称「残余」，便不可能「占有优势」。「残余」而竟占「优势」，简单在逻辑上都说不过去。至于斯大林们不但根据这个优势来决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并且以之决定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托洛茨基更是力加反对。他说：「在中国，封建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极密切纠缠在一起。」「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具有反封建同时亦反资产阶级的性质。」（见「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78页）
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特别是土地革命的过程，充分证实了托洛茨基的「纠缠」说，否定了斯大林的「优势」论。
至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托洛茨基正如他在给伊罗生着「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所作的序文中所说，「不是从一个先天的定义或从历史的模拟演绎出来，而是从中国社会的活生生的结构及其内部诸力量的机动中确定的。」他是在革命发展的真实过程中，以「逐渐接近」的方法去认识革命性质并决定革命的政权性质的。
他在这方面的思想演变，文字具在，有如下述：
1924年4月21日，托洛茨基对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说中，我们见到了他第一次谈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他说：
「没有疑问，如果中国国民党能够把中国统一于一个民族──民主的政制之下，则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将大踏步地前进。但这一切将准备动员起无数无产阶级群众，他们将立即突破史前时期的与半野蛮的状态，他们将在工业的熔炉中，即在工厂中铸造自己。」（见「东方的远景与任务」）
在1925与1926这两年中，据我们所能见到的材料说，托洛茨基并未直接谈到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当时共产国际一方面坚决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要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同时却提出「非资本主义前途」来骗人骗己，使托洛茨基特别感到气愤。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最迫切问题是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实现工人政党的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胜利；至于胜利后中共是否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前途」，那是要靠国际的因素来决定的。
1927年3月，在他写给阿尔斯基的信中，我们又见到他谈及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
「只有那一类社会主义──反动的蠢材才会以为目前的中国，在它现有的技术与经济基础上，能凭其一己的努力可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见英文本129页。）
同年同月21日，他写信给全苏联共党中央政治局，提议在中国创建苏维埃，同时又清楚指出：「中国正在发生着的是一次民族──民主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英文本135页）
接着（1927年4月3日），在「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里，又作了更充分的发挥：
「首先要使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明白：中国并无独立转入社会主义去的任何经济条件；要他们明白：目前正在国民党领导下展开的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这个革命，即使完全获得胜利，其结果也只能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它又必然将问题的相反方面有力地展开在中国无产阶级之前：晚起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却是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衰败条件中开展着的。正有如俄国经验与英国经验相反，政治完全不是与经济平等发展的。中国的未来发展一定要放在国际的远景中观察。不管中国经济的落后，一部分也正因其落后，中国革命完全能够使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走上政权。这样的政权将是中国与世界革命之间的一个政治性的环节。」（英文本142页）
在这里，托洛茨基在本质上显然已达到不断革命论亦适用于中国的结论了。但是在革命政权的性质，即由工农联盟建立起来的政权将是工农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那时托洛茨基却还保持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的旧口号。一直要到1927年9月，当他看见了一年来那些「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领袖们如何相继叛背革命，如何破坏「工农民主联盟」之后，他才第一次说，在中国，「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口号也在历史上过时，今后它只能成为反动派手中用以反对工人阶级的武器，我们必须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了。」（见「中国革命的新机会、新任务与新错误」）等到是年12月，中国第二次革命以广州暴动的悲剧告终，托洛茨基总结以往教训，分析未来中国革命的社会政治的前提条件，于是确定地说：这些条件「不仅证明民主专政已无可救药失去了它的适用性，并且证明这第三次革命……将被逼于一开始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见「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79页）这就是说，未来中国革命一开始便将是社会主义性质了。
托洛茨基达到这样的结论是经过了一个时期的紧张研究与思考的。他在阿拉木图──中亚细亚的流放地完成这项思想理论工作，并且记录在他写给泼雷奥勃拉顺斯基（今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三封信中。
我们上面的叙述极为简略但已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决不是把俄国革命中的现成公式硬套到中国革命身上去的。至于后来的中国革命，即开始于抗战结束，成功于1949年的那次革命，其实际经过究竟符合于哪一公式，我只要指出一个事实作为答复：一直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式与「人民民主专政」口号的中共领导者们，在真实事变的压迫下，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提出「不断革命论」的说法（当然它是否与真正的不断革命论相符乃另一问题）。刘少奇则宣布「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
III革命失败后的争论问题
从1927年秋天到1940年秋天，亦即从革命失败直到托洛茨基被害为止，托斯二派在中国问题上，主要有过下面这三个不同意见：一、对于新局势的估计与中共在新局势中应该提出的中心政治口号；二、农民战争与新革命再起的关系；三、对于1937年开始的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
一、新局势与新任务
中国第二次革命究竟在何时失败而告终？这在事后回顾中彷佛根本不成问题。1927年7月间武汉政府公然反共，全国工人在组织上陷于溃散，革命就已经失败了。可是在当时当地，特别对于身处局中的人来说，这问题却相当复杂而难于立即答复。在当时，即使托洛茨基也不曾立即做出这样的决定（注4）。1927年9月，当叶贺南征，湖南农民蜂拥而起的时候，托洛茨基毋宁将它们看成「中国革命的新机会」。对于当时形势，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一个短暂的尾声，为历史上一些大失败后所共有的尾声呢，抑或它是中国革命一个新的伟大篇章的自发的开端？」对此问题，他的回答是：「两个可能都不能排除」。他认为问题不但要看客观条件，而且要看主观条件，亦即要看革命党是否有正确的政策。
作为一个负责的与积极的大革命者，托洛茨基正应该有这样一个审慎与乐观的看法。可是当他见到「南征」失败，又看见广州暴动失败，由此而研究了当时全中国阶级斗争的情势之后，他便毅然，宣布中国革命已经确定失败。一个新的反革命的局势早已开始了。
对于这个局势，最初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退潮时期……」（见「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84页）
四个月之后，在1928年10月，在「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中，托洛茨基以更加明确的口气断定说：「必须清楚地懂得，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那里代之而兴的倒毋宁是一个反革命的局势，它正在转变成一个长短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代。有谁如果对你说这是悲观与缺乏信心，你就鄙弃他好了。对事实闭上眼睛，乃是缺乏信心的最丑陋的一种形式。」（「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10页）
斯大林—布哈林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正是「最丑陋的一种」。它既不审慎，更不负责。首先为要掩盖自己破产政策所造成的悲惨结果，他们非但硬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而且宣布它「进入更高阶段」。为要证实这个宣告，他们不顾一切地命令濒于瓦解的中共全面发动武装斗争。结果招致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失败，直至广州暴动的大流血。到了那时，斯大林们虽然不得不称它为「退兵时的一仗」，但同时却又说它是「苏维埃革命新阶段的开始」。究竟革命是否已经失败，他们始终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在1928年夏天召开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上，斯大林—布哈林们也还只说：「中国现在并无革命高潮」，而是处于「两个浪潮之间」。
不同的局势诊断，产生了不同的口号和政策。
托洛茨基一经认清革命局势已经为反革命局势所代替，他便及时估计当时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可能发展，认为「中国革命失败将给予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以或多或少克服目前可怕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见「总结与前瞻」──「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84页）稍后，在「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中，他更加明白说：在此「非常畸形的稳定」时期，反革命胜利的资产阶级会增长其阶级意识。他们与自己的同盟者──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间的矛盾在相当程度内会重新出现；小资产阶级会要求民主；土地问题将重新提出——这一切必然要产生国民会议思想。因此，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党能够与应该提出以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普选为基础的立宪会议的口号」，并全力为此口号及其政纲（八小时工作，没收土地，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的实现而斗争。只有这样，中共才能重新整顿与加强自己力量，才能再度与工人及一般群众联系，才能从零星与防御的战争转变为全面进攻，最后才能在不可预知的有利条件下，再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夺取政权的革命。
也因此，托洛茨基认为当时中国根本谈不上以暴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可能，根本谈不上组织苏维埃。因为：「苏维埃是革命进潮向心力之组织上的表现。……在革命退潮和群众离心力发展的时期，苏维埃将是教条的，无活力的，或者同样不好的，是冒险主义的口号。」（见「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22页）
斯大林们根据「更高阶段」与「两个浪潮之间」的认识，指责托洛茨基的整个看法为「取消主义」。他们竭力反对提出国民会议口号，而是将他们在过去两年革命进潮时期拒绝采用的苏维埃口号，此时突然提了出来。结果如所周知，中共在斯大林「第三时期哲学」（认为全世界进入革命高潮）的配合下，前后经过瞿秋白的盲动时期，李立三的疯狂冒险时期，以及王明的「极左革命路线」时期，以致到了1934年前后，中共在城市中的基础「丧失了百分之百」（见中共的「几个历史问题」），反革命给大大加深了。
二、「失去工人，得到了农民」
依照斯大林「革命四阶级联盟」的理论，右派与「左派」国民党的先后背叛革命，工人阶级在此背叛中遭到摧残，仅仅表示出四个革命阶级中退出了三个，还留下一个农民。又因为再不需要顾虑到「统一战线」，农民可以放手进行土地革命，所以革命在性质上是进入「更高阶段」了。
这样简单以数学上的加减法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便是当时共产国际以及中共部分新领导人，企图以农民为唯一力量来进行全国（首先是四省）武装斗争的理论根据。他们没有坦白地把这个理论在正式的决议中写下来，但是不管在言论或行为上，他们，特别是中共的新领导人，却老是重复着这个调子：「失去几万工人没有关系，我们获得了几百万、几千万农民。」（这是后来当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的名言）
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这种意见。当他读到了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上中共代表团的某一成员（我相信这便是向忠发）神气十足地指出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党员数目非但不曾减少，而且因为中共获得数万农民新党员反而增加了，此时托洛茨基认为「在世界大会上提出这样可惊的报告而未立即遇到愤怒的驳斥，乃是不可信的。」接着，他作了如下的说明：
「当革命在城市中与工农运动最重要的中心地被击败以后，特别在中国那样的庞大国家，时常会有一些新的区域——其所以会新，正因为它们落后——还包含着尚未竭尽的革命力量。在辽远的边远区域，革命潮浪的头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扩张开去。……革命在诸大城市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以后，党，在某个时期内，还能从正在觉醒的农民中吸收数万新党员，这个事实是重要的，可作为未来伟大可能性的一个预兆。不过在我们所要研究的时期中，它只是中共解体与消散的一个形式，因为失去了它的无产阶级核心，它便不能符合于它的历史目标了。」（「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04页）
也许你们会说：中国此后20余年间实际革命斗争的发展证明出农民代替工人的革命路线对了。是否这样呢？下面详谈。
三、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1925-27年中国革命失败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鼓励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乃至完全征服中国的野心。自从1930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对依赖英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完全屈从日本，藉使中国成为它的完全殖民地。国民党政府与工农为敌，执行着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日帝不断退让，以致激起了全中国民众反对日帝与国民党的斗争。蒋介石政府在民众抗日要求的压力下，同时也为了中国资产阶级有限度的独立自主，乃在美英及苏联的支持下，于1937年7月后进行抵抗日帝步步入侵的战争。对于这个战争，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应该采取甚么态度？中共与托派之间，亦即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发生了很大歧见。中共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示下，配合着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由「第三时期」的极左路线转向极右的「人民阵线」的变动，从1935年8月起，便向蒋介石呼吁，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件事几经波折，几经谈判，终于在1937年9月达成协议：中共接受国民党提出条件：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放弃土地革命，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领导。
这个做法，自然是1925年至27年革命时那条投降路线的再演。
托洛茨基严厉斥责这条路线，说它是「一桩更可怕的罪恶，因为这是第二次犯这种罪恶。」对于当时的中日战争，托洛茨基当然是完全站在中国方面的。因为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所以他说：「中国一切工人组织的责任在于积极参加，要在目前抗日战争的各条前线上参加作战。」但因中国方面的战争是在反动派蒋介石领导之下，不可能取得真正胜利，因此在号召参加的同时，托洛茨基又指出：这些工人组织「不可片刻放弃他们自己的政纲与独立行动」（见英文本第567页）。他并且说：「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时期，与资产阶级仍立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地位。先锋队的任务在于：根据于战争经验，将工人团集在革命先锋队周围，将农民团集于工人周围，以此准备真正的工农政府，即领导数百万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见英文本565页）
托洛茨基对于中日战争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方针，显然也就是他对1925-27年中国革命所采取的方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便是：「在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内代理人（按即北洋军阀──山）而作的内战中，亦犹如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一样，工人阶级一方面留在军事斗争的前线上，另一方面则准备在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见英文本570页，加重号原有）
可是问题出来了：第二之次国共合作，亦即第二次斯大林对国民党采取的投降路线，结果非但不曾像第一次那样造成共产党方面的惨败，反而让中共于抗战结束后走向革命胜利。这是甚么缘故？
这个问题，与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有关中国农民战争的看法一样，都彷佛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方被证明为错误了。究竟是否如此，让我们在后面详细研究。
IV从农民战争与中国第三次革命胜利的关系
看斯托二派对农民战争的歧见
一、问题的发生及初期争论
要弄清楚问题的性质，首先我必须指出一个事实：从1927年秋季开始，城市中深受迫害的革命者，为了自身安全，也为了继续革命活动，纷纷离开城市与产业工人阶级，奔向正在动乱的乡村与农民──这个趋势完全由客观形势所逼成，它绝非依照一个新的革命战略，即绝非依照先农村后城市的路线。当时，无论斯大林、布哈林这二位国际最高领导人，或后来成为这方面主要实行者的毛泽东，都不曾提出一套以农民战争代替工人革命的理论。恰好相反，他们都在正式的言论中反对这个趋势。例如布哈林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7月）上所作的报告之中（「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斥责那种「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农民、想藉以给党寻找另外一个革命阶级作基础的提议」（见报告第6节）。在报告中，他还专用一节（第9节）来说「加强大城市工作的必要」。他说：「没有城市的支持，更确切些说，没有城市的领导，整个农民暴动不可避免地要以失败告终……」
中共第六次大会并不特别重视江西的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对于它们的作用，决议上是这样说的：
「至于农民斗争则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高潮的重要成份。第六次大会同时认为：不可以过份估量上述这些现象。因为所有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的高潮。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数量还不够，城市工人阶级还没有能战胜当前的挫折现象。」（加重号是我加的——山）
毛泽东在1928年1月所写的出名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虽然全力为农村游击战争辩护，但他还是说：「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见毛选第一卷，99页，1969年版）
可见在1928年至1930年初这个期间，无论斯大林、布哈林或者毛泽东，对于谁将是中国革命主力这个问题，大体上（或口头上）都还承继着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肯定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领导农民这一个基本方向。因此，他们和托洛茨基之间，至少在表面上对此基本认识并无不同。当时斯托二派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歧见，乃是：对正在中国南方兴起的农民斗争，中共应采取甚么态度，应提出甚么口号去领导它。
托洛茨基既然认定中国当时的局势已处于「两个革命的中间期」，是反革命奏凯的时期，他便坚决主张用一个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口号来领导这些散漫而零碎的农民暴动，藉使它们在政治上统一起来，使它们配合于城市的工人斗争，并且使它们与全国各被压迫大众争民主与民族独立的大斗争汇成一股洪流。只有这样，托洛茨基认为这些农民斗争才能继续发展，才有前途，才能成为催促新革命到来并使之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斯大林们对当时中国局势的看法，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根本不曾有过一贯主张。因此，他们口头上虽然仍说要注意城市工人工作，事实上却不得不一步步跟着农民斗争的步子走，他们带着侥幸投机心理，像赌徒似的把赌注押在农民武装上，希望由农民苏维埃这条快捷方式，一步跳到革命高潮，甚至达到革命胜利。因此他们竭力反对进行民主斗争，更拼命反对国民会议这个口号，认为这是十足机会主义的口号。
对当时中国农民斗争曾经提出的这两条策略路线，究竟谁正确谁错误呢？请听听毛泽东的证言。1928年11月在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说：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甚么敌军内部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到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见「毛选」第1卷76页，1969年版）
话说得异常清楚，任何注释都是多余的。
二、争论的发展与深入
从以甚么政治口号来领导农民斗争这样政策性的争论开始，随着中国南方数省农民斗争的发展，托斯二派有关此一问题的争论也更向问题的本质深入了。农民能代替工人阶级来充当革命的主力吗？脱离城市与工人的共产主义者领导农民战争，是否等于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这些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武装力量到底有甚么前途？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支农民「红军」与农村「苏维埃」究竟应取怎样的态度？诸如此类的问题都由托洛茨基提出来了，而且都给了明确的答案。
可惜的是：这个争论的另一方，即斯大林方面，始终不曾堂堂正正地提出过论据。他们始终不曾企图给中国的农民战争做过任何严肃的理论说明或指示。事实上，卅年代以后，斯大林不曾给中国革命规定过甚么路线。中共走向胜利的道路，主要是中国革命者于事变的压力下在斗争中自己已摸索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面谈到毛泽东主义时详谈）
斯大林对于中国的红军与苏维埃运动，据我们所知，只于1930年6月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说过如下的「五句名言」：
「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恶行就这样过去而不受到惩罚那是可笑的。中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与红军来回答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奇怪。毫无疑义，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1930年6月29日）
这五句话吞吐圆滑，模棱两可。它绝对谈不上给中国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作出甚么理论分析与指导。它只是「登峰造极的官腔」（见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是一个阴险恶毒的计谋，以便日后成则归功于己，败则诿过于人。
企图给中国的农民斗争做点理论说明的是曼努伊尔斯基——当时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的代言人。在1930年11月7日真理报上，他写道：
「中国革命已经拥有一支红军，它据有广大地区。目前正在这些地区里建立一个工农苏维埃政府，其中共产党员占大多数。而这个条件使得无产阶级不但能对农民实行思想领导，而且实行国家领导。」
这里，曼努依尔斯基其实没有给斯大林的官腔添加任何理论色彩。他只是把苏联党内那时业已形成的官僚意识型态，亦即斯大林五句官话的根源透露出来了。那便是：「朕即党，党即国家，干部决定一切。」只要共产党员「占大多数」，那便有了足够条件，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了。中国革命如何能于惨败后拥有一支「红军」？「工农苏维埃政府」究竟在怎样的地区内建立？它如何建立？在苏维埃政府中占大多数的共产党员与无产阶级的关系如何？如果他们远离了城市无产阶级，又如何能对农民实行思想的与国家的领导？诸如此类的问题，每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中国当时的红军与苏维埃运动都必须提出来研究的问题，却根本不曾为曼努依尔斯基所触及。因此，不管中国的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如何发展，均与斯大林们的路线无关，因为他们在这里根本不曾有甚么路线，证实或否定都无从谈起。
托洛茨基从1930年中期中国的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引起国际注意之时起，便郑重地研究这个问题，提出他明确的路线。在他起草的「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中，他首先从农民的本质肯定他们是「不能够创立独立的政府的」。他说：「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加重号原有）接着他说：
「中国无产阶级刚正开始从反革命的瘫痪中脱离出来。农民运动的展开，目前大部分是对工人阶级独立而依照本身特殊规律和本身特殊步骤去进行的。可是中国革命的整个任务乃在如何将无产阶级暴动与农民暴动，政治上配合起并组织上联系起来。谁要说在工业省份消沉下去的时候，中国苏维埃革命能在南方农业省份一省或数省胜利，谁就是不明了中国革命之二大问题：工农合作问题和此合作中工人领导权问题。」（「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67页）
从这个基本态度出发，托洛茨基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当前的任务「并不在于分散其力量于农民暴动之散漫火焰里去……」而在于「集中力量于工厂、作坊、工人区域，向工人解释乡村事变的意义，提高疲累者和消沉者的精神，并在为经济要求为民主口号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中将他们团结起来。」（同上168页）
对于斯大林与曼努伊尔斯基们对此运动所作的轻率与官腔的论调，托洛茨基是这样驳斥的：
「当国家政权并不操在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怎么能实现它对农民的『国家领导』，令人百思莫解。一些单独的共产主义者或几群单独的共产主义者在农民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解决不了政权问题，决定政权问题的是阶级而非政党。」（见「狼狈的溃退」）
两年之后；在写给中国同志们的一封专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的信中，把上述的意思又作了发挥，他说：
「真正的共产党是无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四年间，是在被压迫的与不定形的状态之下，只不过到最近才显示复活的信号。共产党坚固地依靠在城市无产阶级的精华上，努力经过工人去领导农民战争是一回事。而几千的革命者，或者是几万的革命者，他们或是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只担着这样一个名义，没有严格的从无产阶级那里来的拥护，只保持着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80页）
托洛茨基这一整套看法，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农民运动的一贯见解。它又是根据俄国革命的新经验，并根据中国农民造反的旧教训而形成的。
但是，中国第三次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显然没有符合这个看法，甚至违反这个看法。在这里，历史发展的本身显然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提出了某些「修正」或补充。
三、「修正」了甚么？补充了甚么？
可惜托洛茨基再也不能替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了。他于1940年被斯大林派遣的凶手所谋杀，没有机会看见中共「以农民打天下」的全部过程，没有机会在新事实的印证下给传统主张得出新的结论。因之，如何应用革命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共胜利所反映出来的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落在后一辈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肩上了。
必须坦白承认：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共的巨大胜利面前是感到迷惘的。为甚么我们从来认为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路线居然胜利了？当时这个问题几乎困扰着每一个同志，思想和研究的空气颇为热烈，答案也提出不少。不过在这篇导言里，我当然不能将它们一一介绍。在这里，我只想约略叙述一下我个人对此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得指出：托洛茨基在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上提出的主张，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它的了解之间，不是完全相同的。至少在如何拥护农民斗争与如何认识从事农民战争以后的中共的阶级性这两点上，二者有甚大出入。
中国托派应如何去保卫与拥护中共领导的农民斗争，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8日写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中说得最为具体详尽，他说：
「……我们在不放弃我们的方法和任务之下，应该坚决与勇敢地拥护这些武装队伍，反对国民党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污蔑造谣，我们应该对工人解释说：这些武装队伍有巨大象征的意义。我们自然不可以拿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作游击战争，我们现在另有一个活动范围，另有一些任务，但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至少在『红军』若干最有力武装队伍中，有我们自己的人，反对派与这些武装队伍同生共死，密切观察这些武装队和农民之间的联系，并使左派反对派的组织充分获知情况。」（见「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73页，最后二句改译）
很清楚，根据托洛茨基的意思，中国左派反对派不但要在宣传上坚决拥护农民武装队伍，而且在行动上也要在可能范围内实际参加进去，与他们同生共死。可是中国托派在其长期存在中却未曾参加过农民斗争。当然，反革命的严厉镇压，使组织不断遭到摧残，以致始终无力及此，这是重大原因；但我们在主观上根本无此决心，有些人甚至根本反对参加，把任何方式的参加都称之为「军事投机」而加以排斥，却也是事实。
中国托派在这方面的错误，自不能要托洛茨基负责。
关于中共进入农村以后的阶级性是否改变问题亦然。自从中共离开城市，以农民作为斗争主力以后，托洛茨基便不断指出中共有堕落为小资产阶级农民党的危险，这些武装有堕落而惹起贫农反对的危险。但他始终不曾说过中共已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也不曾说过这些武装队伍已反对贫农的利益。相反，正为了这种危险，他说，我们「必须保持这些武装队伍于我们注意之下，以便随时随刻都能站正正确的立场上。」（见「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73页。）在「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中，他更加详尽地告诉他的中国同志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根据各种报告及别的文件，我们必须极仔细地研究农民军队的生活过程和他们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制度。我们必须从活的事实中发现矛盾的阶级倾向，并清楚地向工人指出，那种倾向我们是拥护的，那种倾向我们是反对的。」（见「同上」181页）
可是中国托派在此问题上完全不曾采取这样仔细与踏实的态度。我们几乎纯粹从观念出发，大约自从1930年代中期起，先则说中共有堕落农民党的危险，随着索性断定它已堕落成农民党了。
这个断语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面对中共胜利而感到迷惘的最大原因。因为根据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农民党是绝对不可能领导和完成中国第三次革命那样革命的。
很显然，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也不该由托洛茨基负责。
如果托洛茨基能够看见中共走向胜利的全部过程，凭他一贯坚持的「注意活的事实」的态度，我相信，他决不会像大多数中国托派那样，对中共的胜利感到意外。
现在让我们来谈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有过极精彩的说明。当他反对经济主义的自发性，强调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与革命职业家组织的重要性时，他说工人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本来不是一回事。他并且征引考次基的话说：「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排产生出来，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相同的前提下产生出来的。」（见「怎么办？」）
根据列宁这个主张，我们应该说：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与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并非像毛附着于皮那样的简单直接。二者在某一意义上不可分离，在另一意义上却可以分离。不可分离，那是就无产阶级政党的发生与活动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斗争为前提而言。可以分离，那是说，这个先锋队的存在与活动不一定时时刻刻都要与工人阶级连在一起。在某种情况下，譬如这个先锋队受到反动统治的残酷镇压，以致它的一部或大部分被迫离开城市与工人群众，被迫依靠一些非现代无产阶级的群众来继续斗争。这时候，这个先锋队并不一定会堕落成为非工人阶级政党的。如果这个先锋队（由一部分知识分子与一部份觉悟工人所组成），能在较长时期内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能保持被削者反对削者的意识，能领导被践踏者对一切践踏者的斗争，能维持团结与严明的组织，那末它仍有可能与资格保持其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从这个认识出发，对于由城市移入乡村的中共，我们绝不应该单单凭它之离开城市与工人这个事实来决定其性质。我们得首先从它的政纲政策，从它的实际措施，以及它的党员成分等等来看它是否已经改变性质。
中共从1927年秋天开始进入农村，直至1949年打败国民党，回到大城市，前后长达22年。在此期间，不论政纲政策，党员成分，都曾经历了极大变化。究竟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中共的性质，或它们是否已经改变了它的性质。在过去，我们是考虑不足的。对于中共的所言所行，我们自然不断注意。但我们往往忽视其所行，轻信其所言。因而断定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殊不知它的所行，不管有时如何荒唐，却始终不曾放弃阶级路线。它的所言，有时虽然更加离奇，却大抵出于策略权术，并非旨在实施。它始终保持共产主义的目标，更重要的，它的党员和兵士，无论在「十年内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都始终依照阶级路线（即限于贫雇农与手工业工人）来征收的。党内生活，虽然执行着斯大林主义的集中制，但因客观上斗争的需要，也保有多少革命的民主。由于这些缘故，这个党虽然离开城市工人阶级20多年，存在活动于农民环境中，却仍能基本上保持其为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政党。也由于这个缘故，凭借非工人阶级的其它劳苦群众的力量，在长期内战中打败代表地主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不但完成民族民主任务，且能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
为甚么20世纪3、40年代的中国农民战争，能与中国历史上数十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不同？为甚么它不会以失败或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告终，却获得了目前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呢？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却总在于最近这次农民战争的领导者不是一群农民领袖，亦非农民政党，而是一个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自命的革命党。
为甚么这个工人政党能不因其长期存在于农村而改变其性质呢？这主要得拿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特点来说明了。到了20世纪的2、30年代，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实际统治全世界及其临终挣扎的危机，另一方面由于十月革命胜利与苏联的诞生和存在，以致单独一个国家的工人政党，不但以其本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及其斗争为前提，而且以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存在及其斗争为条件了。
托洛茨基自然深知这些情形，所以他未曾说过：中共一入农村就会变质；但因中共之被迫转战于农村在革命史上尚属创举之故，他也始终不曾说过：在某种条件下，中共可以不改变其工人政党的性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共走过的特殊道路，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亦即对托洛茨基主义在革命战略方面的一个补充，也可以说是「修正」。
这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在中共之后，我们至今又看见了古巴，看见了越南、老挝与柬埔寨，又看见了尼加拉瓜。今后，在亚、非、拉美的一些落后国家中，我相信还可以见到别的国家的革命者走上这条「修正」道路。
然则，托洛茨基关于农民战争的立场，是否有不被「修正」的部分呢？当然有。且让我们从毛泽东思想的成败来研究。
四、「毛泽东思想」的正数与负数
上面说过，中国第三次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根本与斯大林无关。当然也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发明。它主要是千百万中国革命者在实际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不过在摸索中做了比较系统说明的，则不能不推毛泽东。当中国的革命者为客观形势所逼，在农村里奋斗10年之后，毛泽东在1938年1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全面地给中共从事农民战争的路线，作了理论的解释。他说道：
「……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台，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相反……」。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斗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见毛选第二卷507页，1969年版）
毛泽东在这里发挥了他以农民打天下，由乡村包围城市的特殊理论。他说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所曾采取的路线的原因。但是他没有说明，也从来不曾说明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长期脱离城市与工人阶级，是否能够或如何能够保持其为工人政党的性质。他没有说明在工人阶级消沉的情形下，共产党要想领导农民战争而使之有利于工人斗争有甚么困难。他没有说明这样的农民战争，倘幸而与某些有利的客观条件配合之后，取得了胜利，会与工人阶级发生甚么冲突。如果它赢得了全国的胜利，会给胜利的革命及其政权带来怎样的困难与危险。总之，当他提出这条根本有别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战略路线时，却完全不曾思考到马克思主义有关此一方面的基本问题，即：城乡关系问题，工农利益矛盾问题，由农民的与军事的方式所取得的胜利必将与社会主义的民主相冲突的问题。换言之，他在行动上实行着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的分离；却不曾考虑到这二者如何与为何可以分离，更不曾考虑到二者之不可分离。
唯其如此，所以毛泽东及其同道们虽然依循他们特殊道路获得了中国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胜利，却带来无数毛病与困难。正因为他们从未预见到这些困难，以致在它们面前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托洛茨基却早在1930年代之初，当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崛起之初，便在理论上预见到它们，并且提出了警告与防止它们的积极建议。在1932年9月22日写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中，除了上面我们认为已被事实所「修正」的那个论点之外，充满了为后来事变所证实的先见式的论断。托洛茨基在信里充分阐明了「无产阶级、农民与资产阶级三者之间阶级关系的活的辩证法。」他再三指出「共产主义者站在农民军队之首，并不能变更农民的社会性质。」他指出「中国红军的指挥层无疑已养成了自身的指挥者心理。没有强固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那末要控制那指挥层在事实上不可能。指挥官与委员在地位上既然威权高于一切，在占领的城市中更要看不起工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180页）托洛茨基当时就预先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农民运动已经创造了自己的军队，夺到很多地域，并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倘若遇到更大的成功，自然我们热望着这一成功，这一运动将要和城市大工业中心联系起来，而经过这一个事实，它将面对工人阶级。这个接触将是怎样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亲密的呢？」（「同上」178页）托氏的回答是并不一定——甚至，他还预见到在不同领导之下的这两个阶级竟有武装冲突的可能。
托洛茨基这些主要从理论出发，同时根据当时一些事实而作出的预见与警告，到了20年之后，也就是到了中共夺到整个中国并建立了全国政权之后，虽然不是照字面那样证实出来，却基本上获得证实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攻占了大城市，以「解放者」或「大救星」的资格与它自以为代表的阶级再度见面。重会以后，中共并不采取积极步骤，使党、政、军等方面紧紧靠在工人阶级身上，却反以征服者与仲裁者姿态来统治无产阶级与所有劳动者。这个新政府非但不由工人阶级及其它劳动者直接产生，而且它不让他们有发言权，更不必说有监督权。那个由20几年农民武装斗争所凝成的军事官僚阶层，顽固与专横地统治这个国家，要想在中国这个落后国家的一国范围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甚至想一步登天地实行共产主义。这是小资产阶级农民的革命幻想与斯大林官僚一国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奇异的结合。这个结合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给中国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带来了难以形容的苦难。
在这里我不想也不可能细细分析中共胜利以来的痛苦经验。我想指出的只是：如果毛泽东们真正懂得「无产阶级、农民与资产阶级三者之间阶级关系的活的辩证法」，直正检讨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工人阶级之间可以分离同时又不可分离的理论，真能自觉到先锋队被迫与阶级分离时的如何危险，真能看到决定政权的是阶级而非政党这个真理，那末毛泽东们在当时中国的客观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了特殊的革命斗争路线，他们一定会于胜利前与胜利后戒慎戒惧，紧靠在一切劳动人民的身上，尽可能发扬民主，以便拿城市工人阶级的先进意识与纪律，去冲淡、克服乃至代替那反映农民意识的散漫，自私与落后。如果这样，则不仅武装斗争的年代也许可以缩短（自然还得与国民会议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痛苦的程度也许可以减轻；而更重要的，那种目前人人痛恶的所谓「封建法西斯专制」，多半可以避免，官僚主义的癌症不会如此严重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充分权利说，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及其后果，恰恰证实了──自然是以反面经验来证实的——托洛茨基对中国农民战争所坚持的基本看法。
V中日战争与革命胜利
一、中共的「半条路线」
让我们回到有关中日战争的问题上来：为甚么斯大林派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路线非但不曾带来悲惨结果，而且似乎还促成了抗战胜利，更于抗战后促成了中共的革命胜利？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一个事实：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失败，主要是它在世界大战中失败的结果。对中国来说，胜利是「送上门来」的。因此，这个胜利固不能归功于国民党，亦不能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即不能归功于斯大林路线。
至于中共利用这个倘来的胜利而终于赢得了革命胜利，那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中共──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多数──实质上否定了斯大林给他们规定的路线。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他们有「半条路线」。
我们知道，关于如何执行与国民党「第二次联合」这个问题，中共内部曾经发生过很大分歧。直接代表苏联官僚的王明们，自然要切实与蒋介石合作。用毛泽东派转述的话来说，那就是要「一切通过联合战线」。以毛泽东为首的「土共产党员」则主张阳奉阴违，实际上保持独立。这一部分人的希望和意见，相当清楚地表现在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的讲话中。那时毛泽东为了让那些怀疑新政策的人们安心起见，他说道：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合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
毛泽东的这个态度自然与托洛茨基的立场不同。它不是堂堂正正的阶级革命路线，而是赤裸裸的枪杆子主义，加上尔诈我虞的权谋作风。在政治的大方向上它又是受制于斯大林「人民阵线」的圈套。可是处于中国当时民众普遍不满、国民党极度腐化、人人左倾的大压力之下，毛泽东们这种策略性的，权谋性的独立自主的实力做法，却无论如何更接近于托洛茨基的革命立场而事实上违背了斯大林的投降政策。
在此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共所以能够从抗战胜利走向中国第三次革命胜利，首先因为它能够在抗战中事实上保持独立，能够实行「半托洛茨基主义」路线。
二、中国托派的内部争论
「可是」，人们于此会问，「奉行全托洛茨基路线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为甚么既不能在抗战中，又不能在抗战胜利后的革命中起重大作用呢？」这个问题应该回答（本人在别的文章中已经回答），但是我不能在这篇序文里讨论。在这里我只想约略谈谈当时中国托派内部在抗战问题上发生过的两种不同态度，因为它和如何理解托洛基在此重大问题上的意见有甚大关系。
如上所述，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立场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肯定中国一边的战争的进步性，因此坚决主张拥护并且参加由蒋介石领导的抗战。另一方面，他要中国共产主义者保持自己的政纲和政治的独立，以便到了我们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可以而且应该转变这个政治的反对为武装斗争，藉以代替蒋介石的领导，使战争与革命取得胜利。（见「致里维拉的信」）
托洛茨基这个态度，在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的态度上，我认为是全新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派的传统见解，各种战争，就其历史意义，其目的以及就作战国家的政制不同，分作进步的与反动的两种。我们拥护进步战争，反对反动战争。拥护乃助其胜利之意。反对则欲使之停止或促其失败之谓。在进步战争中，工人政党对于异阶级领导的战争，通常以建设性的批评为限；而对于反动战争则全面继续阶级斗争，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困难而引起革命，以便推翻战争的领导者。革命任务从来不曾在进步战争中提出过。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提出革命任务，系根据帝国主义战争之普遍反动性这个前提。至于说革命者在进步的或正义的战争中，应该彻底继续阶级斗争，甚至在可能时候，变「政治的反对为军事的斗争」，亦即在外战中进行内战，藉以推翻反动的领导者，建立工农政权，藉使战争胜利，革命成功——这个立场则自托洛茨基始。
托洛茨基这个立场是否违反马列主义？我们认为并不。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中日战争，这20多年中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极其清楚地暗示了全人类以一个痛苦的真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开始有点霉烂了。因为如果没有一次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果不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就发生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则有一个大灾难将威胁全部人类的文化。」（见「过渡纲领」中译本第7页）
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历史要求不仅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提出，而且也对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者提出。因为1925-27年中国革命经验证明：即使在落后国家中，为要解决民族与民主任务，也必须要靠无产阶级专政，否则便归于失败。
正是社会主义与野蛮主义这个十分迫切的历史抉择，正是这个全世界，包括落后国家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成熟，使托洛茨基比列宁走前了一步。把革命任务也提出于参加客观进步战争的工人阶级与革命者之前了。他不但要变反动战争为革命，而且也要将客观进步的战争引向革命。
毋须说，这个基本上都是要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政策，如何在根本反动的战争中以及在客观进步的战争中实行出来，却是大不相同的。倘若在反动战争中，革命的总路线可以概括为「革命的失败主义」，那末在进步战争中，这个同样的路线却应该正确地称之为「革命的胜利主义」。在后一情形中，「本国政府战败乃较小祸害」这个口号全不适用。革命者所以要在进步战争中继续阶级斗争，甚至要进行革命，其目的之一恰恰要保证战争胜利。正因为这条路线是全新的，所以实际应用起来会遇到极大困难，特别是此一政策内含的两个构成部分：拥护战争与反对战争领导——如何在不同时间与不同条件中正确而生动地配合起来，以便既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又能引导他们去反对专横无能的战争领导者，乃是一种极其复杂艰难的政治艺术。光是将两个方面同等与平面地提出来，那末最好也只是纸上谈兵，决不利于实际斗争，甚至于斗争有害。在这一方面，托洛茨基于1937年10月27日写给当时国际书记处的信，具有极大启发性。书记处通过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决议案（1937年8日），正确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迫切的任务是要为动员和武装广大民众而斗争，藉以进行抗日战争，使日本战败，爆发革命，又使卖国而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国民党失败于无产阶级之手。」（见「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第205页）。托洛茨基见到这个文件，作了批评，其中有如下的话：
「我不能反对你们文件的任何一个部分，甚至不能反对其中任何一句句子。每一个论据的本身都是正确的，但是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比例，我觉得不够现实。」（见英文本第574页）。
试想当抗日战争热火朝天地进行之际，倘有谁在群众中同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打倒国民党」，会得出怎样的结果？最客气的将是一顿痛殴。这样的鼓动当然太不现实。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在爱国主义高涨的压力下，一味迁就现实，始终只是「无条件拥护战争」，其结果却只能替蒋介石再当一次苦力。
中国托派在抗日战争态度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论，若仅就问题的实质而论，也就是对托洛茨基这个全新立场的不同了解，以及对此立场内含的两个不同部分之间所定的比例的差异。简言之，以彭述之为首的一部分人，特别着重中国一边战争的正义性，因而强调拥护战争，全力反对妥协，提出「拥护抗战到底」的口号。他们也提出要「转变应战为革命的抗战」的口号，但这口号之意绝不是要以革命反对蒋介石，而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发动工农，使「捆缚壮丁」变成群众的「自愿参战」。他们只是抽象地凭战争之进步或反动的性质而决定拥护或反对的态度。对于他们，托洛茨基提出的「变政治的反对为武装的斗争」，「战争中打倒蒋介石」，「建立工农政府」这一方面的思想，是从来不曾郑重考虑，更不想去切实实行的。
另外一部分人（本文作者乃其中之一）则更加着重托洛茨基以革命争取战争胜利这一方面。他们认为革命者积极拥护与参加抗日，不但因为它是正义的，而且因为由此可以在工农大众与军队中取得影响和威望，以便在「一个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可以将对国民党的政治的反对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发生了这个情形，他们深信中国的革命热力会瓦解日本的侵略军队，会引发日本革命。如果不幸，中国的革命武装斗争竟一时导致抗日前线的军事失利，这个革命斗争也不应该停止。因为依他们之见，革命的胜利一定能补救前线军事的暂时失利。
由于中国托派始终只是一个宣传性的小组织，上述争论从来不曾有机会从纸上辩驳进入实际行动。以致谁是谁非无从在事实上获得证验。虽然如此，我迄今仍以为后一立场更符合于托洛茨基精神，因而是正确的。在此革命与战争不断交织的时代里，今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将不断参加于「客观进步的战争」中。他们还将一再遇到在这类战争中如何执行革命政策的问题。「先胜利而后革命」呢，还是「只有加深革命才能保证进步战争的胜利？」这个抉择无疑将决定许多革命和战争命运。
IV结论
最后，我想拿两个问题来结束这篇冗长的导言：一，托洛茨基主义今后是否仍有益于中国革命的往前发展。换言之，中国托派是否仍有必要谋求在中国继续存在与继续活动？二，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中，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
在上面，我们肯定了斯大林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曾经是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它又是中国工农与共产主义者在反革命年代遭受不必要苦难，延长这个苦难的主要原因；最后，中国革命的终能胜利，从主观方面说，一部分乃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凭其亲自斗争经验，且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之下，事实上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束缚而达成的。
我们又肯定：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革命的上述三时期中，均曾被反证出它的正确性。
但是革命既已胜利，中国托派该为这笔「旧账」而坚持其存在与活动吗？我认为应该。理由如下：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不管其本身具有何等重大的历史意义：却绝不等于中国革命之完成与彻底解决。就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而言，1949年的胜利仅仅是「革命长征」的一个新开始。无数新的问题与新的困难提出和发生于中国一切革命者之前。如要解决这些问题与克服这些困难，恰恰是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所不能胜任的。建国以来31年的痛苦经验，已经在这方面提供了足够证据。因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个国家内尤其在像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内，取得胜利，只有将它看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因而利用此一胜利去竭力帮助与推动世界革命，才谈得上一国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也只有配置在国际社会主义的远景上，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与最后成功。
彻底国际主义的革命立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政纲，在中国，也和在目前世界的其它国家内一样，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坚持，只有他们在努力为之奋斗。因此想要把新中国从严重的危机与深远的堕落中挽救出来，主要得靠托洛茨基主义的发扬与实施，换言之，主要得看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能否发展强大，使之能领导一次或多次反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而定了。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托洛茨基说过一段极有意思的话：
「洪〔马尔劳小说『征服者』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无政府主义者—西〕在工人的集会上成功地站出来发言，大声反对那些『俄国人』，反对那些破坏革命的旗手。洪本人的道路是达不到目的的，但他之反对鲍罗廷却是正确的。他问『太平军的领袖们有俄国顾问吗？义和拳有俄国顾问吗？』假使1925-27年的中国革命一切任它自己发展，〔不受外来领导的干预〕，也许不会很快成功，但它也不会采取剖腹自裁的方法，它不会发生那些可耻的投降。它可能已经训练出革命干部了。」
同样意思，托洛茨基也曾在其它地方表示过。这里他实在说出了一个痛苦的真理：坏国际不如无国际，坏领导不如无领导。毋须说，托洛茨基是最重视现时代各国革命的国际协力与国际领导的。处在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的时代里，不但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任务，便是某一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发展与成功，也有赖于国际的协力与领导。托洛茨基的一生事业，完成俄国革命与努力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其重要性几乎相等。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他把整个时间与精力都贡献给第四国际的建立了。
然而他在中国革命的悲剧中看到了一个坏的国际领导所能起的破坏作用竟大大超过了建设作用，因而有上面援引的那种感慨。
我这里不想谈论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司令部堕落成苏联官僚的御用工具的经过。也不想于上面已经叙述的之外，再详细分辨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哪些援助与领导符合于世界革命利益，哪些援助与领导仅仅为了苏联官僚利益，并且有害于中国革命。在这里，我只想就共产国际内部实行过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说几句话。为要纠正第二国际晚年的松散无力，以及各所属政党各行其是的作风，第三国际实行了严格的民主集中制，使全世界的共产党在基本问题上思想一致，行动一致——这自然是一大进步。尤其当这个最高决策部掌握在诚实与正确的人们手中之时。可是等到苏联发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堕落，共产国际的领导愈来愈为一些专横无能的官僚所控制之后，这个同样的「民主集中制」却一变而为破坏各国革命的有力工具。
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在纪律的压迫下，不止一次被迫放弃了原本比较正确的立场，屈从了远方发来的错误指示和决定，这实在是使1925-27年中国革命惨败的一个重大原因。而中国第三次革命之终于胜利，在不小限度内，我们承认：得归功于中国革命者多少能凭自己的思想与实践，将「中国的真实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它一些国家革命的成功，例如南斯拉夫，古巴与越南，都不是在某一总部的集中指导下获致的。这种反面与正面经验，值得一切国际主义的革命者深思。
当然，这个经验绝不能用以否定各国革命需要有一个国际的正确领导。亦不能用以否定革命国际必须有一个民主集中制，有一套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内部纪律。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保证一个正确的与革命的国际领导。要想用一个简单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天真而可笑的。因为它得由许多客观的因素来决定。它得由内部与外部的不断斗争来「保证」。不过在主观的努力中，我想，为使内部讨论与斗争能依循健康与有益的道路发展起见，组织上给予各国支部以较大的民主与自主是重要的。一个正确的革命国际不可能仅仅从上而下来建立，它得先在各国支部奠基。一个有生命的国际必须在民族的土壤中生根。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互相信任与互相了解的基础上。而这样的信任与了解，只有通过一个有较大民主的集中制才能获致。
目前的第四国际，不管它的力量还很微弱；但从它的基本政纲与极为民主的组织路线来看，我认为符合于我们所期望的要求，它是能成为一个好的国际领导的。
1980年8月
注1与注2：这个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送给第三国际，迟迟不见反应。一直拖到第二年（1927年）3月18日，国际才在第11期「共产国际」杂志上用社论方式对该决议作猛烈抨击。社论题目为「中共五大与国民党」。它的主要意思是号召行将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大会把去年七月扩大会议的错误决定完全改正过来。社论作者误把七月称为六月。其实中共中央根本不曾在1926年6月举行过全体会议。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系针对「共产国际」的社论而写，所以也称中共的那次会议为「六月扩大会议」。托洛茨基显然只根据社论作者不很确实的转述，并未根据原文作出评估，故说它是「无条件正确，应该予以赞成」。其实托洛茨基早已见过七月扩大会议的各个决议（包括那个论国共关系的在内）而且对它批评过了。在1926年9月27日写的「中共与国民党」一文中，他说：「这个决议连同其它几个决议，证明出中共极端矛盾的政策，也证明了从这里发生出来的危险。」（见英文本115页）
据彭述之在其为英文版「托洛茨基论中国」所写的导言中说：「托洛茨基提及的中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便是陈独秀与彭述之二人的决议，它又向七月全会提出，全会同意提交共产国际考虑。」（见该书第55页）但我们无法在任何材料中找出中共中央曾于1926年6月开过全会的证据。一切史料告诉我们：中共的四届中央第一次全会召开于1925年10月，1926年7月召开的是第二次全会，故在这两个日期之间，不可能有另一次全会。
注3：在现有托洛茨基的文字中，最先提到苏维埃口号的是1927年3月29日致阿尔斯基的信。那是省港罢工委员会顺带地提及的。正式而广泛地讨论这个问题，则在1927年4月16日写的「中国革命中的苏维埃问题」。因此有些现代史家倾向于将托洛茨基提出苏维埃口号的日子定为1927年春。但在「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托洛茨基说：「在中国事件争论中，反对派被骂为有如下的所谓大矛盾：在1926年初，反对派给中国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见英文本第32页。中文本「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版第88页）
注4：在没有见到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新机会、新任务与新错误」（1976年才首次译成英文公布）之前，我们以为托洛茨基在1927年7月后即宣布革命已确定失败。 |
封底后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封底后记我不是一个“作家”，但在一九五八年读了周扬一系对鲁迅的诬蔑，忍不住写了“文学史家的伪造”为鲁迅辩诬。事隔八年，周扬被批判，落井下石的文章，无一不引用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诗经一九四二年毛泽东解释后，便成为众口一辞了。我认为这解释是不确的，我又写了篇“鲁迅诗的曲解”，在报上发表。故友曹聚仁兄对我说：这文章写得很好，他完全同意，他就是这个意见。以后我陆续写了关于鲁迅的长篇和短篇，记得长篇在某杂志发表时，编者称我为“鲁迅专家”，但这顶高帽戴得并不太久，曾写过“鲁迅内传”的李欧梵博士，说我的作品并无新意；另有一个读者说已有了曹聚仁的“鲁迅年谱”和“鲁迅评传”，我的作品是多余。编者这时不再捧我做“鲁迅专家”了，我察觉这个转变，自动要求“腰斩”，并多谢编者好意，因为他给我的稿费尽够买糖食。不久，我的短篇和长篇的段落（因无法再以长篇形式发表了），又在别的杂志出现，我对编者提出的条件，就是不要增减一字，编者都能遵守这个允约。但有两篇的遭遇不妙，因为编者干脆给没收了，最后在“左翼评论”上发表，这就是“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始终”和“鲁迅与周扬的两个口号之争”。前一篇也曾投寄过“抖擞双月刊”，来信极表欢迎，但过了半年不见刊登，我去信查询，终于退了回来。碰壁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打探到了我是个异端分子，所以前恭而后倨。这许多异端的文章中，我最惬意的是一篇“冯道、鲁迅、章士钊”，并不是文章是自己的好，对于自命左派的犬儒主义者，我给与了一个重重的打击，现在特意把这位先生的两篇高论附在后面，供读者参考。我又写了“鲁迅与毛泽东”、“鲁迅与托洛次基”，让那些借鲁迅之名进行反托大业的先生们看看，我写的这些文章很具挑战性，可惜石中英先生噤不做声，现在他大概已成了四人帮余孽，没入黑暗中去了。但我仍期待有人写文章反驳我，论争没有对手，确实使人寂寞。另一个异端分子李克曼先生，他是比利时人，说得一口好国语，他曾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有一天，他来沙田探访我的儿子，我问他在研究什么，他说在研究鲁迅，他拿出一本杂志“东南风”，说有人告诉他，研究鲁迅一定要看一丁的文章，这可巧合，我告诉他，我就是一丁，于是大家说得很投契，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和他的研究相印证。他所写有关中国的文章也很具挑战性，但我们只是要说出真相，不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在我，不管人家如何诬蔑，我的一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是天生的不是一个附和主义者。写鲁迅传记和阐释鲁迅文章的人多的是，这些人的命运多么奇特，冯雪峰、周扬、姚文元、石一歌，都是如此，他们本是“毛泽东思想”的不贰之臣。我愿以一个异端者的资格，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解释鲁迅，再重复一句话，我的文章具有挑战性，我很希望有人提出不同的论据来反驳我。以一个不懂文学的人来写这样的一本书，虽然僭妄，但我是充满自信的。 |
中国人不喜欢吹牛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中国人不喜欢吹牛美国公布的密秘档案，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对美国国务卿伯恩斯说：“毛泽东是个大言不惭的人”，并且说，“所有中国人都喜欢吹牛，不但夸大自己的实力，也夸大他们对方的实力。”这话很传真，但是斯大林错了，再过四年，毛泽东解放了全中国，“百万雄师过大江”，兵力何止六十万？俄国人有句话：“谁最后笑，谁笑得最响。”斯大林向来看不起毛泽东，看不起铁托，他说：“南斯拉夫算什么，两个指头一揑，就完了。”斯大林主义的一面，就是大国沙文主义。他袭用着“以夷制夷”，“以华制华”的方策，大量培植“儿皇帝”，安置在南斯拉夫，波兰，捷克，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时移世易，铁托叛变了，波兰匈牙利人民起义了，捷克人民的起义虽然一时被压服，罗马尼亚也不再驯顺。唯一扶不起来的儿皇帝是王明，在火热的革命的大地上，这种斯大林主义哺育出来的蠢才，是无法长居人上的，斯大林的嘲笑落了空，他又恨又惧地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个讨厌的对手。——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兹湼夫，始终不得不以毛泽东为对手。如果王明还能躲在莫斯科充当红色打手，其作用也不过等于躲在印度的达赖，可笑不自量了。最认清斯大林本来面目的，在中国政治家中有两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毛泽东。由于中国革命先天条件的不足，在斯大林操纵下，一手扼杀了中国的党，中国的革命。陈独秀成了替罪的羔羊——他最后拒绝去莫斯科，成了中国托派的领袖。这就成了毛泽东的反面教员，革命失败之后，他决定上井冈山，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可是毛泽东对他亲密的友人贺资深说：“中国革命不成功，我不去莫斯科。”就是这个为斯大林所看不起，所嘲笑的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抵于成功的，至少他不曾说大话，他实现了他的志愿，他的抱负。事实上他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他以斯大林为师，用斯大林的方法去打斯大林——以及他的徒子徒孙，因此他成了中国最出色的斯大林主义者，包括他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说中国人喜欢吹牛，历史证明错的是斯大林，不是毛泽东。现在拾了斯大林的口头禅，说中国人欢喜说大话的人，其实是自己说了“大话”。（一九六九年）上一篇回目录 |
“一天等于二十年”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一天等于二十年”中国共产党在“三面红旗”当时，曾提出一个口号：“一天等于二十年”。后来发生了三年的“自然灾害”，此间的反共专家对“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不断加以嘲笑，说中国的生产倒转去了二十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当时及以后，反共专家们也有这个论调的。“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口号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它只是借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马克思在一八六三年四月九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天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像：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十九世纪中叶，那是革命与战争不断交替的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又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那些用尺子和“报纸趣闻”来衡量历史的此时地的“小市民”，他们非常安于“天堂”的生活，安于日常的工作，安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做人方式，自然要嘲笑“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飞跃。何止嘲笑呢，他们的嘲笑的背面是仇恨，因为革命不仅是新生，同时也是否定，他们所恐惧懼的否定，幸而他们现在生活在暂存的而实际上是过时的殖民地上面，自我陶醉地觉得“二十年比一天还长”，实则不过用嘲笑的武器来平衡噩梦的余喘罢了。“一天等于二十年”不是口号，而是现实，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革命解脱了帝国主义压迫之后的结束。“一天等于二十年”，是对于生产落后的克服，是人民生活无限制的提高，是文化的普遍发展，在这样的飞跃中，不会没有阻碍的，有时失去协调，有时遭遇逆流，有时采取的手段不适合目的，有时犯很大错误，形成了一时后退，但是革命所解放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再也不同于往昔，历史的火车头，已经带着它们走上新方向了。用尺子和每天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人，他们总是不满现实的，他们总认为古比今优，由此推上去直到三皇五帝——这样一个氏族图腾社会才算是太平盛世。那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他们又患了健忘症，忘记了鸦片战争以后的民族压迫，中国社会缓慢而痛苦的解体过程，内战，灾害，奴役，农村破产，以及八年抗战，三年惨胜，官僚资本的集中垄断，最后导致经济的总崩溃。他们不去推求革命产生的原因，只责怪革命本身，他们给革命打破了白日梦，于是咒诅，嘲笑，幸灾乐祸，替失败者鸣不平，好像他们曾经拥护过以前的当权派，现在忽然发现有了一致的利益。中国的社会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可说是千年如一日的（何止二十年比一天长？）支配历史的动力，第一是由于土地兼併，高利贷商业资本的侵蚀，因而发生的农民革命；第二是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形成了異族统治，政治结构虽有多少不同，经济基础还是一样。这是生产长期停滞形成的循环运动，农民革命仍造成新的土地集中。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外来的经济侵略，带来资本主义的改造，历史于是走出了循环圈，经济结构和阶级成份逐渐蜕变；矛盾加剧，斗争对象不同，是前进的与最落后的并存，据中国共产党事后宣布，这个矛盾的总解决是按照不断革命的理论发展的。于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到来，革命的内力冲破了帝国主义外壳，沛然莫之能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不一日千里的吗？“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对于所有小市民的嘲笑和诅咒，倒应该作如是观的。一九六九年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关于“鲁迅风”及其它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关于“鲁迅风”及其它最近为了“从金性尧席上谈起”，引出了许多篇关于“鲁迅风”和文载道的文字，似乎这也算是“文坛往事”，使人津津乐道的。可是在我的心目中，这点“往事”是令人作呕的，现在既然有人“乐道”，我也觉得呕之而后快。“鲁迅风”当然刊行在鲁迅死后，钱是金性尧出，最初编辑的似乎是高季琳（柯灵），第一期上记得还有景宋的文字，我在当时见了这种刊物，只觉得莫名的嫌恶，因为这正如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的结尾所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乱已，是非蠭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有人举出“鲁迅风”有关的几个人，除掉唐弢以外，其它诸人都说不到和鲁迅有什么渊源，连在戏剧界比较出名的柯灵也不是。“鲁迅风”谈不到继承鲁迅，金性尧（他笔名文载道，真够进孔庙吃冷猪肉的）周黎庵之流，倒是承林语堂之风，袭周作人之笔的，他们的（尤其是前者）唯一长处，就是懂得抄书，所抄的书又古又僻，大抵是明末诸子的为多，这正是鲁迅生前所痛恶而抨击的。“从金性尧席上谈起”，先要知道金性尧之和周作人的名字连在一起，那是在上海租界沦陷，日本军阀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周作人贵为教育总监的时候，“鲁迅风”收摊已久，出风头的是梁众异的娇婿朱朴之的“谈风”，这一批物以类聚的第三流文奸，貌为闲适，实则奔竞，周作人南下，在苏州游灵岩山，吃石家吧肺汤，在上海酢酬无虚席，都是这班文奸在捧场。可惜现在有人写这一段文坛掌故，却没有人用这段掌故写“新儒林外史”。我和金性尧柯灵相熟，但我很奇怪这两个人会搅在一起，柯灵为人胆小，和金性尧合作期间不长，原因是金性尧的太太和妹妹，都是又天真又纯洁的人，在火热的救国运动中，她们一觉醒就和那样的丈夫，哥哥发生了很大矛盾。做太太的离家出走，提出离婚，金性尧就迁怒到思想比较左倾的柯灵头上，说他教唆，柯灵吓得不敢和他见面，结果劝得她回家和好，他们的友谊也完结了。听说后来她还是和金性尧仳离，而且去了延安。为什么我和金性尧他们相熟呢？原来当时为了避免战火，我和他们都搬到当时的法租界三德坊住，亲眼看到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形态。说金性尧这个人是沾沾自喜的文人，不如说他是犬儒主义十足的“市侩”，现在谈掌故的人，能否举出金性尧像模像样的一篇文章来？不消说，抗战惨胜之后，金性尧和他的一伙人是销声匿迹了，但现在居然有人提起，这还得拜周作人之赐。说起周作人，我至今仍欢喜读他的许多篇散文，但也不能忘记他在一九四三年南游时许多歪诗的恶劣（当年就是如此感觉的），他做了教育总监，却自称“我是山中老比丘”，真是欺世而盗名。几年前也有人谈起金性尧的，那是现在已挂了左倾招牌的当年的朱朴之（省斋），由于他不如周作人出名，所以虽然一样“从金性尧席中谈起”，却并没有引人注意。（一九六八，五，三。）从“金性尧的席上”谈起徐訏周作人先生给我的信中有“在金性尧的席上……”的话，许多朋友来问我这是什么一个场合？金性尧是谁？这倒引起我许多回忆与感慨。金性尧是一个写散文杂感的一个作家。他是“鲁迅风”（半月刊？）的一员，鲁迅风是在“孤岛时期”上海出版的一个刊物。所谓“孤岛时期”上海，现在年轻的朋友大概不会了解。那是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上海，上海的租界则还未被日本人接受的一段时期。因为租界上还是英法所谓工务局所管辖，所以在那里得维持着一个抗日的爱国的气氛。鲁迅风是一本薄薄的刊物，可说是七个朋友的同人杂志。这七个人，我现在还能想出六个人来，一是王任叔，他那时当已是共产党员，他是宁波人，很早就写过小说散文之类。解放后，一度出任驻印尼的大使，后来调回国内，因为主张文艺“人性论”的关系，受到严重的批评，以后不知下落，今年少说说也有六十五岁了。二是柯灵，柯灵姓高，是绍兴人，后来写了几个电影剧本，现在也被清算，说他的电影“不夜城”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三是唐弢，唐弢是邮政局一个职员，他的文笔很简炼，写杂感，学鲁迅，在自由谈发表时，有时确可乱真。在沦陷的上海，他帮助过上海寄后方的邮件，逃避受日人稽查的工作。四是周黎庵，是宁波人，他在高中读书时就在人间世论语投稿，也谈明人小品，可见是早见才华的人，他的太太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穆丽娟本来是戴望舒的太太，离婚后嫁给周黎庵，许多人以为他们的结合很难久长，但是他们一直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生了一对很美丽的双胞胎，现在该已是十八九岁的少女了。周黎庵后来曾到淮河劳改，听说现在已过世，不知确否？五就是金性尧，金性尧是余姚人吧，他的太太也写散文小说，他的家里有钱，乡下有田，上海有房屋，他住的房子是自己的。还有一个大概是周木斋，我不熟，所以印象较浅，另外一个我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下略——“笔端”第五期。按，金性尧的祖籍是宁波舟山，绝不是余姚。）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郭老其能免乎？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郭老其能免乎？东京电，郭沫若被指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总头目”，这消息，使人立刻感到，即使郭沫若见机而作，早已自我贬责，但总不免于当今之世，那时有人捧场，替这种贬责高呼“壮哉郭老”的，也许要默然了吧。我呢，就在读到郭老在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时，就已默然了。郭老“不免”，这是形势使然，今天视鲁迅为正面人物，而且认为他如果活到现在，一定会喊“毛泽东万岁”的人，迟早要把鲁迅生前敌视过的人物，打入黑帮去的，周扬、田汉、夏衍、孟超之类不免，郭老能“免”乎？但鲁迅的友人何尝能“免”？鲁迅如在，倘不能喊“毛主席万岁”，最好也止于“两间馀一卒，荷戟独彷徨”而已，他要是转移阵地战斗，对现实有所批评，他也会和一切友敌一样的下场的。郭老之敌视鲁迅，比鲁迅之敌视郭氏更甚，“革命春秋”这部大著，就为了鲁迅在一九三一年的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而写的，鲁迅视创造社份子为“才子加流氓”，郭沫若就回敬鲁迅，称之为“大人君子”，“左翼之雄”。想不到三十年代文坛上恩怨，到今天仍为政治斗争所利用。我不是鲁迅派，也不是创造社派，所以没有出主入奴之见，而且觉得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和郭沫若都有不同的贡献，不能非杨即墨，非墨即杨的。鲁迅在致徐懋庸的信上说到，制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时，“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见那时大敌当前，早已前嫌尽泯了。读“革命春秋”，使人感到兴趣的，倒是有几句对于毛泽东的描写：“到了祖涵家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根据上述的描写，郭沫若绝想不到他心目中的留侯，竟是后来的汉高祖。他献太阳颂，自我贬责，都无济于事，失宠者的下场头，总是归到牛鬼蛇神一伙去。（一九六七，一，五。）（按：事后证明郭老是能“免”的，在“免”与“不免”之间，我当时确实不免为之黯然的。三十年代叱咤一时的左翼文坛诸子，郭老算是硕果仅存的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鲁迅诗的曲解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鲁迅诗的曲解鲁迅有两句诗，现在给人广泛引用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的是好诗，和他的另一首诗“悼柔石”正可媲美，而且永远可以写进文学史去的。这两首诗都表示出鲁迅的战斗精神，读了能使“懦夫立”的。可是鲁迅写“俯首甘为孺子牛”时，他的感情只不过倾注在他的儿子海婴的身上，这个“兴风狂啸”的战士，也常常“回眸时看小于莬”的。这首诗提名“自嘲”，书赠柳亚子，而且附有欸识：“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鲁迅时时以牛自况，对于文学家也说“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他给李秉中的信里说：“只得加倍努力，为孺子牛耳。”但他虽以牛自况，并不是光给人做工，而且老了还给人杀了吃的。他说：“譬如一匹瘦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之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若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上当。”由此可见，近人把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作广义的解释，认为“孺子”是指人民大众，鲁迅“甘为孺子牛”，是愿意为人民大众服务，即使不是曲解，也是一种穿凿，或者只不过利用鲁迅的话，来为一种政策注解，或者甚至不过假借“人民大众”名义，要人服从某种领导吧了。把鲁迅的诗作广义解释的，始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此以后，这个解释便成为正统的解释。最近文化大革命当中，打倒了掌权十七年的鲁迅所不齿的周扬，替鲁迅反了个身，于是这两句诗更为每篇有关鲁迅的文章所必引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把鲁迅所说的“孺子”当作“人民大众”来解释，那是完全违反鲁迅精神的，鲁迅靱性的战斗，矛头常常指向黑暗社会，但大半生他只是孤军奋斗的，在晚年他靠左了，但他首先遇到的“元帅”却正是现在的“反革命黑帮”周扬，这就使他“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而且使他痛苦地感到“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说，不得已时，就撒谎。”即使在这样的“苦境”中，他还是干，“今天要给文学做论坛，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替状元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也。”（以上引文均见致胡风信）鲁迅也许明白革命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但他一定不明白共产党领导之中，有王明的领导，也有毛泽东的领导，抗战时期，这两种领导之间的矛盾，常常表面化的，但鲁迅死前，即使有冯雪峯从瓦窑堡带来的指示，他对于两个口号之间的斗争，还是由于他一生对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而来，而不是基于一个革命政党的策略改变。他在“致徐懋庸信”以后所写的“女吊”中，说得很明白，“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右倾机会主义者王明及其追随者周扬（何止他一个人？）是否宣扬过“勿念旧恶”的格言，这主要得求之于当时斯大林的世界政策。希特拉上台以后，他广泛推行“统一战线”，“人民阵线”，出卖了西班牙革命，也几乎出卖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鲁迅的文章中很少用“人民大众”字样（自然他用过大众文学，大众语字样），至于用“孺子”来代替人民大众，我相信鲁迅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把人民大众看做孺子，“孺子可教也”的孺子，孟子说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孺子，这只是毛泽东的想法，他是红太阳，普照万方，普照子民的。这和国民党训政一样，把四万万人民看做刘阿斗，才能让他们做诸葛亮。毛泽东也只有把人民大众看做“孺子”，他才能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一九六六，一二，二二）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从“罗素法庭”说起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从“罗素法庭”说起据某晚报发表法新社消息：“哲学家罗素倡导组织审讯美国越南战犯的法庭，预定明年三月在巴黎开审，原定担任法庭委员的，已有几个人因受某种压力辞了职。数学家史瓦兹说，法庭的判决比纽伦堡审讯具有‘更大的道德意义’，因为纽伦堡审讯是‘征服者裁判失败者’。他又说，计划中的法庭将为‘一切国家元首树立一个先例，并有助于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良心。”罗素是一个澈底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根本不赞成共产主义，因此他出来为越战的一方主持“正义”，斥责战争中的“不人道手段”，为被压迫者呼吁，作出“道德的制裁”，决不会使人怀疑“幕后有人一手策划指挥”（史坦培克语），我们——凡是能站在民族独立立场的——都应举起双手赞成。明年三月开审的巴黎法庭，将在全人类面前，下一个最最公平的判决，由于它的判决，由于它的判决是属于道德方面的，对于人类发展的未来会有巨大的贡献。我个人可是因此想起哲学家罗素曾经参加过的一次同样审判法庭，那就是一九三七年与杜威博士一同发起的，对于托洛次基的审判法庭。一九三六年——三七年，斯大林导演的，几乎杀光了十月革命诸领袖的党案，无一不与托洛次基的名字相连。由罗素杜威等著名人士发起的审判法庭，当时曾受到全世界共产党无所不至的破坏与诬蔑。但这个法庭终于判决“托洛次基无罪”，虽然它并不能救助苏联党案中无数被杀的革命者，不能使托洛次基最后免于被斯大林买凶暗杀，但这种道德的裁判总是写进人类的历史中去的。至于说到巴黎审判的法庭委员，因为受到外国压力的影响，如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塞内加尔总统塞富尔两人辞去法庭委员职，那么当年托洛次基审判案中的“外国压力影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据当时美国保托委员会公报所述：“从开始，共产党，它的机关报，它的外国组织，以及它的正式非正式的发言人，都攻击这委员会。它们的攻击，在苏联驻美大使加入呼喊以后，范围上与紧张程度上都大大增加。”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纽约泰晤士报记载：“破坏美国保托委员会的阴谋行动，昨天被约翰·杜威教授及其它许多参加该会的著名自由主义者所揭穿，破坏者的目的在反对这委员会之公正地研究最近莫斯科审判的纲领，为答复这些破坏企图，杜威教授及其它会员已发表了一个说明书，重新说明他们之参加这会，并不是为了托洛次基个人的公道问题才作公正研究的，而是为了一般的公道。”这说明书道：“上星期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曾接到许多电话，许多朋友来访问，并许多信件，都恳劝我们退出美国保托委员会。这种加给我们的压迫，虽然在意思上是虔诚的，在动机上是无私的，但对于我们加入保托委员会的理由却有一层深深的误解，因此我们认为一劳永逸地把这种理由公开说明一下是必要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毫未计较到托洛次基的政治意见如何，我们对于控告他的问题是真是假，也没有预存成见。我们唯一开心的，是在公共意见的法庭前面及本国的法律之下，为他取得最平淡的人的权利，这权利，依照自古以来的自由传统，是一切遭遇相似的人都应当享受的。如果斯大林陷于同样的不幸地位，我们也愿意于他被判为有罪或无罪之前，保护他的受审权。这里的根本问题较之关于托氏个人者要重要得多，因为如果拒绝他有在世界面前表白他的理由的权利，那么所有的人的这种权利都要受毁坏了。在过去，我们美国人中有许多人，曾为保护共产主义者的权利而耗费过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以便他们在法律之前获得公道，至于他们之有罪或无罪则并不注意。自己所要求的权利而却拒绝给别人，这种人应是最卑下的人。无疑地，凡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不会不同意于我们的立场的。在我们看来，俄国已使托洛次基遭受危险的事件，太使自由主义世界的常识觉得奇突与骇怪了，为俄国政府和托氏的利益计，应该由无可疵议的权威的著名人物所组成之公正团体，把事件的各方面加以公开的考察。这种考察，应该是尽可能地科学的与公开的。托洛次基已经声明他把他自己及其所有的凭据都置放于这种考察之前。我们完全公正地相信，这样的自献决不应拒绝，因此，我们从事于组织这种考察团体，并不论党派不论宗教地，邀请一切思想公正的人们协力合作，以期这个团体成为一个坚实的团体，而完成它的工作。签名者:克伦；杜威”对于正义工作千方百计加以阻挠，结果只能使这种工作进行得更广泛，更得人拥护，更引起人们注意。二月九日，托洛次基由墨西哥向纽约播音演讲，届时墨美电线被偷割，讲演词在纽约跑马场对六千多听众宣读。类似美国保托委员会的组织，在英，法，波兰，捷克，奥国、丹麦、以及别的国家普遍成立，而且相互建立联系。英国的保托委员会由布莱尔士佛，胡拉宾，罗素等主持。世界电讯报主笔曾要求托洛次基对党案发表意见，托氏作文回答，最后几句话是：“这审判的政治目的在于要杀死反对派，除去一切用反对派名字说话的人，并一次而永久地从根本上毒毁一切批评思想的踪迹。官僚们达到他们的目的了吗？没有。斯大林大大错了。他的恐怖行为的后果将成为他独裁的致命伤，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见到这点。”托氏的预言，今天不就一一证实了吗？如果当年共产党人反对罗素杜威等人的那种正义的工作，那么今天便没有资格去拥护罗素发起的巴黎审判法庭；如果今天共产党人欢呼罗素这种正义的工作，认为比之纽伦堡审讯具有更大的道德意义，那么一定要同样肯定斯大林导演的党案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动行为，其罪过决不下于今天在越南进行流血战争的被审判者。在纽伦堡公开进行纳粹战犯的审判时，托洛次基遗妻曾致电法庭，要求公布史大林所指控的托洛次基勾结纳粹的任何文件。法庭置之不答。有苏联法官参加的这个法庭，用沉默证明了罗素杜威的判决——“托洛次基无罪”，用事实核准了这种道德的制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运用执政党的一切政权机器，诬陷和残杀反对派的；用优势的军事势力，进行侵略战争的，都将在人类面前，受到历史的道德的制裁。为哲学家罗素的正义工作而欢呼的人，一定要具有他一样的勇气，来正视历史发展的法则。那种自称为信奉马列主义，却匐伏在个人崇拜之下，出主入奴，以高呼万岁为能事，连精神上的独立（他们却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都谈不上的，那是连罗素杜威的脚跟也企不及的，更不必说有什么资格去反对实验主义的老祖宗——杜威哲学或唯心论者罗素哲学了。美国暗施压力图破坏罗素法庭新晚报（法新社巴黎二十二日电）哲学家罗素审讯美国越南战犯的法庭，其法国委员今天在这里说；“有人对某些人物实施压力。阻止参加此项法庭。”法庭预定于明年三月在巴黎开审。罗素和平基金法国朋友协会的秘书凯达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认为，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塞内加尔总统塞富尔两人辞去法庭的委员职是受了外国压力的影响。法国哲学家兼作家让·保罗·萨特原定参加今天的会议，但他并未露面，亦未说明缺席的原因。数学家史瓦兹说，法庭的判决比纽伦堡审讯具有“更大的道德意义”，因为纽伦堡审讯是“征服者裁判失败者”。他又说，计划中的法庭将为“一切国家元首树立一个先例”，并有助于唤醒每一个美国公民的良心。凯达说，法国政府曾抗拒美国的压力。法庭法国方面委员的发言人证实意大利社会运动家丹尼罗·多尔西和德国的剧作家彼得·威斯已决定不参加法庭。（一九六六，二，二三）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史鉴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史鉴“欢乐的鞭炮声辟辟拍拍地响起来了。四十岁的新郎添元林朝着毛主席的像磕下头去。在孩子们的哄笑声中，他的三十六岁新娘史文珍也慌慌忙忙弯腰鞠了一躬。”这段记载见于一九六O年十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一篇题作“喜事”的开头几句话。现在，经过红卫兵运动，每家每户，凡是从前供着祖先牌位的地方，都已贴上了毛泽东的像。光是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就从橱窗到餐厅，从橱房到宿舍，贴上了一百张毛泽东像，让你吃饭睡觉，工作休息，无时无刻不见他老人家。关于人个崇拜的话，说过的已经太多了。最近因为史坦培克的言论，重读了他的“苏联行”，二十年前他说过的话，到现在似乎还非常新鲜，忍不住抄了一段下来。“……苏联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在斯大林石质的，铜质的，油漆的，或刺绣的眼光之内。他的画像不但悬挂在每一座博物馆里，而且悬挂在每一座博物馆的每一个房间里。他的塑像站立在一切公共建筑物的前面。他的半身像悬挂在每一飞机场，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的前面。他的半身像也悬挂在所有的学校里，而常常是他的半身像后面又挂着他的全身像。在公园里，他坐在一张水门汀的椅子上，与列宁讨论着问题。小学里的学生刺绣他的肖像，商店里出售他的照片数以百万计，每一家人家至少有一张他的照片。斯大林像的绘画、雕刻、融铸、和刺绣，一定是苏联最大的企业之一。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视的。……在公共庆祝集会上，斯大林的画像大得非夷所思。他们可能有九层楼那么高，有五十尺宽，每一座公共建筑物里都有他巨幅画像。我们曾与不少俄国人谈起这个问题，得到了几种答案。一种答复是：俄国人民一向用惯了沙皇和沙皇家属照片，沙皇被搬掉以后，他们需要一样东西来代替他。另一种答复是：俄国人习惯地悬挂圣像，而这是圣像的一种。第三种答复是：斯大林本人并不喜欢这种情形，曾要求不要把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但据我们看来，斯大林不喜欢任何其它东西，那样东西便会除掉，但这样东西只有在增加。但不论是什么理由，总之，你没有一刻时间可以不在斯大林那微笑的，或沉思的，或严肃的眼光之下。……苏联也有其它的画像和其它的雕塑像。而你可以从其它领袖照片和画像的大小上，相当正确地道出他们和史大林的继承关系。所以在一九三六年，斯大林以下最大的画像是伏洛希洛夫，而现在次大的画像必然是莫洛托夫。”关于画像大小而表示的人事状况，据另一部书的记载：“早自一九五二年四月，贝利亚已经失意。……像片常挂第四位的贝氏，降到第六位，即挂于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洛希洛夫，布尔加宁的后面。当布党第三十五周年纪念日，群众看见贝利亚像挂于布尔加宁之后时，有经验的莫斯科人，心里便明白曾握特工大权的贝利亚，正走下坡路。”（以上抄引文所列举的名字，俱已成为历史上的名字。）我们今天可以一字不易地，用上面的引文，描写中国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情形。只是大量印行毛选，人人手捧语录，则是斯大林当年所想不到，也是没有做的。至于中国虽然没有用毛泽东命名的城市道路，公社和厂，“东方红”也可以作为代名了，何况“毛泽东号”机车已举行十周年纪念哩。“五四”运动的主要成绩，是打倒各种各样的偶像，使人们从此顶天立地，精神上再也没有朿缚。无产阶级是承袭了这个澈底的“个性解放”的，所以在革命中的群众与领袖的关系，也只不过把领袖视作群众意志的体现者或化身，他不是超在群众之上的。列宁便是如此自视的，在那个时代，人们只把列宁视作亲密的领袖和同志。斯大林时代来了，领袖才超出于群众之上，有意培植的个人崇拜，让斯大林成了全知全能的上帝。二十次苏联党大会批判了斯大林，自然没有改变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可是偶像倒了，习惯于歌功颂德的人们自不免嗒然若丧，不是感到了精神解放的痛快，而是长期习惯了的依赖的崇拜对象一旦失去，不容易再建立精神上的平衡。作为现代的“苏联人”正是努力在重建这种“平衡”，这和政治上的修正主义不同，而是精神的意识的文艺的复兴，有如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从黑暗的宗教统治中觉醒过来一样，其影响将普及于全人类。以“史”为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走到了个人崇拜的顶点，这种人为的偶像也更容易被颠覆，遗弃，精神解放的日子也将更快更早地到来。（一九六六，二，一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学习“老三篇”的心得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学习“老三篇”的心得“老三篇”是现代每一个大陆人必需学习的，我也谈谈学习“老三篇”的心得，供其它学习人士参考。老实说，十几年前我已看过“老三篇”，当时并不像目前那样赋予特殊意义，而且也未发明“活学活用”四个字。我注意学习而且当做革命理论来研究的，是“论持久战”、“整顿党的作风”和“论联合政府”等，这都是有关中国革命的出路与前途的文字。至于现在人人必学的“老三篇”，当时完全不占学习地位，因为二篇是追悼文，一篇是藉助于寓言的七大闭幕词，看过就算，在深入研究革命理论和作为行动指导方面，“老三篇”完全没有作用的。现在“老三篇”似乎已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了，这在我们那样在三十年代呼吸过来的人，的确是意想不到的，我们只能承认为了普及毛泽东思想起见，“老三篇”编到小学或初中课本里面去，也许会有一定的作用。至于现在那样大张旗鼓的学习，“活学活用”，神奇妙用，当八股文敲斗砖，确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的。我们只能说，这种学习运动，不过广泛而深入地提高个人崇拜吧了。“老三篇”的第一篇，是“纪念白求恩”，我记得，对于白求恩的为人，和他在中国革命中舍身成仁的故事，主要是读了周而复着的“白求恩大夫”，才有了明确的了解，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而周详，感人甚深。“纪念白求恩”这篇文字的中心点，主要是利用斯大林的话“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以此说明白求恩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毛泽东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所以视他的话为天经地义，不知正是史大林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这个理论，他才命令中国共产党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让中国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的。斯大林的这个理论，衍绎到实际政治上便是“四个阶级联盟”，“阶级论”，“人民民主专政”，“革命的资产阶级性”。所谓万隆精神，与苏加诺、纳萨、尼赫鲁等各式各样准国民党式的政权的结盟，都是斯大林这个理论之引伸，它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三篇”的第二篇：“为人民服务”，是追悼共产党员张思德的。文章主旨认为一个人为革命而死，是死得其所。同时提倡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要能接受别人的批评，改进自已的缺点。这话过了十多年之后，到毛泽东“下诏求直谏”，并事先保证“言者无罪”时，算是发挥到极点。但接着证明这种“批评”不仅不能接受，而且言者都以“猖狂向党进攻”的罪名受到劳动改造，毛泽东的好话也变成了坏话。“一朝被蛇咬，终身怕绳索”，现在学习这篇文章的人，还能天真到认为共产党员和毛主席是有缺点可以批评的么？现在应该是“千条万条，听毛主席的话是第一条”的时代了。第三篇：“愚公移山”，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一九四五年六月七大决定的党路线，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但到了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第二届会议上，悄悄地把这新民主主义收了档，公开宣布“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时期以来就是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了。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出这个宣布，使人觉得一定是甚么“魔鬼”缠住了这个红衣主教，才会承认自己是个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不断革命论在斯大林的圣经上，从来制定为“门雪维克的”，“只有在讥笑马克思主义时候才可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均见“联共（布）党史”）我不知国内普遍学习“老三篇”及毛选的人，是否从历史发展上了解到：即使毛泽东思想，也是受着时间限制的，他的文章大部份已经过了时，有的简直走到辩证法的反命题去了，如果寻章摘句地把其中几句话辑作“语录”，当作超越时空的道德规范，当作处身立世的座右铭，那么孔孟之教，耶稣基督所训，寓言，箴言，都是可以得到益处的。毛泽东就会广泛引用司马迁，列子及其它圣经贤传，视为普遍永久的真理，来说明新的事物和道理的。（一九六六，二，二四。）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我要斗争红线女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我要斗争红线女最近关于红线女“复活”，左派报纸有图为证，振振有辞。也许我有些中“谣言”的毒，觉得红线女在照片之中，像在特意展览似的，围着她的香港电影明星在带着好奇神情注视着她，她显得有些落寞，和她在香港时善于说笑的神气不同。在香港，可说是“谣言”满天飞的地方，谣言经过多人传述，到后来一定离驶大谱。也许华侨新邨或别的什么新邨有人不经意自行失足堕楼（中国银行十几层楼上也可以自行失足堕楼的），不知怎么和红线女连系上了，于是这个谣言越深圳而至港九，右派报纸也就黑纸白字的登载起来了，这世界实在离太平治世还远得很，“谣言”一得势，有的人也自然未恐天下不乱。红线女成为箭垛式的人物，是可以理解的。对待“谣言”自然得抱将信将疑态度，否则容易给人指住鼻子骂：“你造谣”，可是正像小说一样，阿Q并不是用一定的人做模特儿的，谣言的来源也定有所本，谁能保证说，中国最近十多年来每次运动中过不了关的，没有用自杀来了结生命的？不能因为人民日报不发表，就否认了自杀的存在。在现代中国自杀本身还有罪呢——“用死来抗拒党”这个罪名，就是说：“死也不饶你”。那种无名小百姓死了也罢了，他们的死讯不会出几条里弄之外。但如果一旦和名人连在一起，不管真和假，“谣言”就会不胫而走。因为如果对名人的大字报贴得太多，或者名人本身的行径确有可以被斗争的理由，那么在运动达到沸腾的顶点时，在本已浮动的人心中，就很容易“相惊伯有”的。红线女是否被斗，我们不知道。但如果我是广州红卫兵，我一定会不客气斗她，即使不用“武斗”，也一定要用“文斗”斗她。为什么呢？因为她走资本主义道路。怎见得她走资本主义道路？根据某一位参加过李宗仁招待会，特地到大陆去洗过脑的记者报道，在毛主席自动减低薪水到三百元时，红线女仍无动于衷地每月拿六百元薪水，她不响应毛主席自我牺牲的号召，那么在这反资本主义大运动中，不斗她斗谁？（每月拿一千薪水的马连良如果被斗了，那真话该。）我始终想不通，列宁主张公职人员每月所得，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最高工资，以此来防止官僚主义发展的这一条办法，在自称奉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始终不见实行过？毛主席以及他亲密的战友，每月薪水多少，我们不必详细研究，但红线女之类拿着那样高薪，在无产阶级社会中多么突出，她如果尽量用完这些钱，她的生活一定豪华阔绰，她如果不用这些钱，那么存在银行里不成了守财奴？现在自然如在旧社会里一样，财多为患，确实应该让人给套上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斗她一斗了。我很庆幸红线女的自杀终于不过是“谣言”，让这一次“造谣”的人吃一巴掌也是好事。如果红线女认为“她回到广州十一年，思想上的收益，从来没有像这次文化大革命收益那么多，那么深刻，深深感到一天等于廿年。”那么通过了这一关，这一个年头，红线女有福了！我衷诚地希望，有了如此觉悟的红线女，第一得先把资本主义的根挖掉，学习毛主席自动减薪，千万不要借口这是出于组织的安排。高薪，定息，这都已成了“陷阱”，因此而吃到苦头，那是自已不明大势，于人无尤，尤其怪不得红卫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一路哭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一路哭十月二日明报的“明窗小札”，像纯粹的化学分析一样，一下子让人们对于越战的性质，有了极其清楚的观念，这表示真理原是非常简单的，只是人们为了利害关系，自己搞胡涂吧了。美国投了这许多人力物力到越南战场上，究竟为了什么呢？抱疑问的人越来越多，可是“明窗小札”用南韩一件事实，澈底而明白的回答了这个疑问。据说在九月里，南韩军的精粹——“白马师”，前后有二万五千名开到南越（总数已达四万四千人），在出发的时候，“街头两旁站满了十余万人，不论是亲人还是非亲人，都禁不住发出哭声，闻者肠断。”因为“这批勇敢的战士，是去参加一次漫长的战争，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回来的机会。”我读到这几句话，虽没有肠断，至少也为之鼻酸了。而且立刻记起了杜甫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麈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一幕近代“兵车行”，谁在导演呢？美国！在南北韩战争中，代替南韩打仗的，主要是美国军队。这次越战，就是南北韩战争的重演。但因美国已给南韩训练了六十五万军队，现在他们得去南越参加对北越的战争，这与美国投入南越的军队相比，为数自然极少，但与其它参战国的军队比，怕已是极多数了。我们试想想，南韩的军队有什么理由到南越去作战？说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吧，那么北韩正奉行着共产主义，为什么不用六十万军队去反对自己国内（南北韩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产主义？南韩是独力参加越南战争的吗？不是，牠的军队不仅是美国训练，而且“这种训练的经费和赴越南作战的一切开支，概由美国负责。”因此，南韩军队自然得服从美国的支配，顺应美国的利益。美国有什么利益可图呢？从美国国防部的观点看，这是一次大廉价的交易，“维持一个美国兵士的开支足以维持四十三个南韩士兵，包括食物，薪给和装备。”问题是最清楚没有了，美国廉价收卖南韩人民的性命，去投入南越不必可胜的战争。为什么南韩人民愿意这样廉价去送命呢？殖民地人民的命原是不值钱的，现在如此，从前也如此。人家说，进行越战为的是保卫自由和民主，美国有责任替全世界防止共产主义的祸害。美国的国防部长则说得赤祼些，他认为美国的国防前线在亚洲，在越南。可是越南的人民是不是欢迎美国去保护他们呢？他们身受的只是兵连祸结，家破人亡。因为这个战争如何了结，连美国政府自己也不知道。那么受美国训练和豢养的南韩军队去参加越战，是不是也是南韩人民所愿意的呢？只看他们“一路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了。等到南韩和越南的人民不再哭泣时，美国在亚洲的“国防前线”就要面临崩溃了。（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南韩军世界第四徐慧之九月，南韩出现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全副武装的军队经过街头，接受朴正熙的检阅，然后开赴越南作战。街道两旁站满了十余万人，不论是亲人还是非亲人，都禁不住发出哭声，闻者肠断。这批勇敢的战士，是去参加一次漫长的战争，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回来的机会。朴正熙所能给他们的只是一种幸运的祝福。他们隶属南韩的精锐“白马师”，向以善战着称。上月，五千名抵达南越，其余二万一千名陆续开到。使南韩军总数达四万四千人。南韩一向赖外国军队援助，现在可说是转捩点，它居然也以军队助人了。与亚洲一般国家比较，南韩确是一个军事强国，它有六十五万军队，在非共国家中，这数目仅次于美国。而在全世界来说，它名列第四。南韩军队也是最有作战经验的，韩战给他们上了严酷的一课，较之其它国家的士兵，南韩兵就像一个“老手”。在开赴越南之前，白马师的士兵还特别接受反游击队的训练，驻南韩美军司令毕智将军盛赞说“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严格的训练。”例如，在渡河演习中，南韩士兵必须学会把脸向下渡过二百尺高的绳桥，事实上只是一条绳子，下面是乱石满布的山谷。一不小心，就会摔死或摔伤。在训练时，为减轻他们的恐怖，兵士们高呼“白马”以壮胆。另一种训练方法是南韩国术，每天要练一个半钟头，务使在手无寸铁时，兵士们也能以双手作武器，击伤敌人。这种训练的经费和赴南越作战的一切开支，概由美国负责。从美国国防部的观点看，这是一次大廉价的交易，维持一个美国士兵的开支足以维持四十三个南韩士兵，包括食物、薪给及装备。(一九六六，十，二。)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齐白石的荣辱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齐白石的荣辱“盗跖傥名丘，孔子如名跖，跖圣丘愚直到今，美恶无真实。”这是辛稼轩“卜算子”的半阕词，用来形容中共对于齐白石的评价倒也适合。中共除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对的以外，其它一切事物的评价，都可为了政治需要，随时化腐臭为神奇，或化神奇为腐臭的。昨天捧你上三十三天，明天打你落十八层地狱，昨天还在台上代毛行道，发号施令，明天就成为反革命黑帮，美恶荣辱，难说得很。说齐白石的坟墓和墓碑的破坏，这是属于“广东来客谈”的，不足为凭。但我根据左派报纸所供给字里行间的消息，知道齐白石的评价已经改变了。齐白石自己并不讳言，而且也给人当做老人轶事谈的，便是对于金钱的重视，重视到几乎像个守财奴。他有一间密室，一串始终不离身的钥匙，除掉他自己，任何人都不能窥见他藏在密室里的财富。和这财富一道，他还保存着封建式的家长制度，三百石印富翁，实际上是有三百石田租的乡下财东。可是这样一个财东，中共文化部在一九五三年授与他荣誉奖状，称之为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照理说，木匠出身的他，对于这样的称号，可以当之无愧的，一九五四年他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画过一幅巨大的画，送给主席，用太阳、白鹤和松树来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虽然在我看来，歌颂的对象虽新，表现歌颂的手法和内容，还是旧而又旧的“松鹤长春图”，不免带有封建意味的。老人死了，在最高的尊崇中死了，死得其所，死得其时。如果他今日仍然健在，如果他的画说做是“资产阶级腐朽的诱饵”，再进一步，如果红卫兵在他的门口贴满了大字报，说他是“蟹贩子，虾贩子”，那又将如何？因为在除四旧中，他一定是不免的，印他的画印得最多的荣宝斋，被称为黑画店，只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与老爷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服务的，那不是直接骂荣宝斋，间接骂齐白石么？（虽然指名骂的是邓拓，是“驴贩子”黄胃。）最近在左派晚报上连续看了几篇谈齐白石的文字，作者那种低徊趣味，是颇值得欣赏的。也许我们（包括作者和我这个读者）小资产阶级积习太深，即使在红卫兵用铁扫帚扫除一切之后，对于曾一度被封为人民艺术家的齐白石，还是尊崇他在文化上的真价值的。如果今天红卫兵认为他的画是“资产阶级腐朽的诱饵”，那只是辛稼轩所慨叹的“美恶无真实”，“跖圣丘愚”的名词游戏吧了，无损于齐白石的伟大的。（一九六六，一O，三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乡下人看走马灯——又来了！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乡下人看走马灯——又来了！不久之前，有一个蜜桃旅行的故事，这次则是轮到葡萄旅行。旅行的过程如下——天津市工业试验所收获了葡萄，他们装了一盘送给试验所的半工半读学校，学校送给了试验厂，试验厂送给了市科委，市科委送给延安印刷工校。科委会是在八月十五日上午打锣打鼓送去的，可是延安印刷工校又送给了天津油墨厂——他们又敲锣打鼓送到新华书店，大盘葡萄上面插上了一朵大红花。这盘葡萄已经旅行了二十几个单位，可是最后它到了舍身救火英雄贺相魁手中，他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故事虽然在万岁声中结束了，还不知贺英雄究竟吃了葡萄没有，因为再不吃，我真担心这大盘葡萄吃不得了——烂了。为什么尽是这样的“旅行”故事呢，无产阶级的高度道德行为，一定是不胫而走的，两只蜜桃一盘葡萄这样的旅行，表扬了多少人啊，而这次多半和毛主席选集有关。延安印刷厂的工人说：“你们送来的不是葡萄，是人们渴望早早阅读毛主席著作的红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决心以最大的热情，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印好毛主席的书。”天津油墨厂的工人说：“生产出版毛主席著作专用油墨，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极大信任，使我们感到无上光荣，无比幸福。职工们一致认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是完成生产专用油墨的根本保证。”于是提前五天完成了生产五十吨印“毛泽东选集”专用油墨的任务。新华书店的职工们呢，这几天当然忙于发行毛选工作。贺相魁除掉了三呼口号之外，还作了如下表示：“我要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种旅行故事不是发明，而是抄袭，我们总知道春秋时候晏子用“二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二一五页）的故事，这次两只蜜桃一盘葡萄不过是这个故事的活学活用，它不是用来“杀三个读书人”，而是鼓励人们不断拼命工作的，不断革命早成了不断拼命了。为了印刷毛主席的书，延安印刷工校“由规定的上版十五个小时，缩短到五小时十五分”。即等于三分之一，这是什么劳动强度？但是延安印刷工校的工人们，觉得吃这盘葡萄还是于心有愧，他们的工作和这礼物不相称，于是转送了出去，可是我知道没有人敢于接受这盘礼物的，一接受等于自居有功、有能、有德的英雄了。那是不合无产阶级最高美德——谦虚的，于是只好送来送去，直至蜜桃和葡萄完全烂掉为止，也许还留着种子——革命的种子。复述蜜桃故事的人（我还以为是他的创作呢），认为我不仅讥诮了他，还讥诮了事情的本身，说我不知道桃子即使烂掉了，情意还是存在的，我不懂“千里送鹅毛，物轻情意重”的真意，他们接受的不是一颗桃子，而是一颗红心。实在说，这些我都懂，作者也早已告诉我们了，我所不懂的，只是这个故事如何结束，接到了烂桃子礼物的人（他已不能再送出去了），在自惭无德受这隆重的礼物以外，为了报答“红心”，是不是光是激动得三呼万岁？新社会的新人新事说不完，这我相信，否则革命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了。阶级友爱，心交心，我也相信，否则人类的进步就不可靠了，但我不相信，某种好行为，好道德，一成了规范，框框，这中间会不会搀杂进了虚伪的成分，尤其是在大力宣扬以后？最后会不会成为具文，连“红心”也没有了？如果说桃子烂了无关宏旨，那么这么辗转反复的送来送去，显然每个单位不过藉故事的发展自我标榜吧了。奉献红心与桃子葡萄本身游离开来，很难使人相信这种行为有什么诚实性了。（一九六六，九，一九。）一盘葡萄“旅行”记大公报不久以前，天津油墨厂接到一份最珍贵的礼物——本市延安印刷工校送给他们的一盘葡萄，慰问这个厂生产出版毛主席著作专用油墨的职工。这盘葡萄原来是天津市工业试验所收获的，他们把葡萄送给了该所半工半读学校，鼓舞革命师生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又把葡萄送给了试验厂；试验厂又送给了市科委；市科委的同志们反复研究，觉得应该把这盘葡萄送给辛勤印刷出版毛主席著作的职工，于是，便转送给延安印刷工校。八月十五日上午，大雨飘沷。科委的同志们敲锣打鼓把葡萄送到延安印刷工校。印刷工人激动地说；“你们送来的不是葡萄，是人们渴望早早阅读毛主席著作的红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决心以最大的热情、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素、最快的速度，印好毛主席的书。为了印好毛主席的书，延安印刷工校的职工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革命竞赛。印字二组二十二号机台，由规定的上版十五个小时，缩短到五小时十五分，这个印台在已印的七万印（张）中，一直保持了优良质量。有人问二组老工人宋其海有什么经验，他说；“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只有一个对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心。我们觉得毛主席时刻都在我们身边，我们感到印毛主席的书，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是生产威力最强的精神原子弹，生产亿万革命人民的精神粮食和方向盘。”为了鼓舞兄弟单位职工的革命干劲，延安印刷工校的职工又把葡萄送转给天津的油墨厂。油墨厂的职工们收到兄弟厂送来这份礼物后也受到极大的鼓舞，许多职工表示，生产出版毛主席著作专用油墨，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极大信任，使我们感到无上光荣，无比幸福。职工们一致认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是完成生产专用油墨的根本保证。树脂组老师傅，共产党员李耀宗、刘德仁等，下了中班还帮助夜班的同志工作。老师傅张振林在公休日也赶到厂里来，检修设备及给加班的同志准备盐汽水。青年工人储智明和技术人员唐琬琪在生产当中遇到了困难，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共同研究，改进工艺，提高了专用油墨半成品胶质油的质量，班产量了增加了一倍多。由于全体职工努力奋战，他们提前五天完成了生产五十吨印“毛泽东选集”专用油墨的任务。这个厂的职工深深领受阶级兄弟的深情厚意，但是，他们说：“葡萄，我们不能吃了！”他们派了一部份同志当天冒雨敲锣打鼓把葡萄送到新华书店去，并在一大盘葡萄上插上一朵表达全厂职工心意的大红花。这盘葡萄已经“旅行”了二十几个单位，它每到一处都给革命的人们带来极大的鼓舞。这不是平平常常的葡萄，它疑结着广大职工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无限热爱的感情，也凝结着革命人民的深情厚意。当这盘葡萄传送到为党为人民而身负重创的舍身救火的英雄贺相魁同志手上时，贺相魁同志当场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贺相魁同志在一封信上写道；“同志们，我向你们汇报，在住院治伤期间，我和你们一样，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我要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我满怀信心的相信，在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在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文化革命一定取得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能获得飞跃的发展。”贺相魁同志说出了每一个接受和传送这盘葡萄的同志心里的话。（一九六六、九、一九。）燕雀安和鸿鹄志霜崖前些时候，我读到了那篇“两颗大蜜桃的故事”，说今年北京铁道部直属通讯站修配所的职工们，自己亲手种植的桃树，第一次结实成熟，他们非常高兴，摘了两颗送给大庆油田的英雄们，对他们能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发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所获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敬意。可是大庆人谦逊，不肯受，又转送了更值得敬重的别的人，这么转来转去，一直送往越南前线，送给打击美国侵略者的越南英勇人民战士了。我当时读了十分感动，觉得这是只有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的新中国才会有的新人新事，曾写下了我的一点感受，认为这是过去响壁虚造的文艺作家们怎样也写不出的一篇好的故事。可是有人读了，不仅讥诮了我，还讥诮了这件事情的本身，说这两颗大蜜桃送来送去，早已变成烂桃子了，还送它干什么？这真是“燕雀安知鸿鹄志”，在北京，大蜜桃上市的时候，街角上的水果店水果摊到处摆的都是，几分钱一个。要吃大蜜桃，随手可卖，根本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铁道部修配所的职工们不会不知道这些。他们摘了两颗自己栽种结实的大蜜桃，送与他们所敬重的英雄，送与他们的战友，这时所送的虽是两颗蜜桃，在意义上已经不只是两颗蜜桃。这是同志的爱，这是阶级的爱；这两颗大蜜桃这时已经是两颗大红心，是千千万万的大红心。不要说这两颗大蜜桃在妥慎的包装、冷藏下定会保藏得很好，就是到得目的地，这两颗大蜜桃已经不能吃了，但这一份珍重的阶级的情意仍是会存在的。这就是“千里送鹅毛，物轻情意重”的真义了。今天读报，见到又发生了一件相类的事情；天津市的工业试验所，为了鼓励该所附设的印刷工读学校师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辛勤参加印刷毛主席著作的工作，把自己收获的葡萄送了一盘给他们。他们不肯受，又送给试验场，这样一个转送一个，由担任印刷毛主席著作的天津市延安印刷工校，转送给生产专用油墨的天津油墨厂，油墨厂又送给忙碌发售毛主席著作的新华书店，书店又再转送给别的单位，这一大盘插了一朵大红花的葡萄，“旅行”了二十几个单位，一直送到了为人民服务舍身救火负伤的英雄贺相魁手上。目前正是葡萄上市的季节，天津马奶葡萄是出名的，不过比大蜜桃更不经摆，但是燕雀们又怎能理解送的虽然是一大堆葡萄，却不一定是一盘葡萄，更不只是一盘葡萄呢？（一九六六、九、一九。）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中共如何清算周扬？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中共如何清算周扬？三十年代的文学传统是存在的，它是鲁迅瞿秋白所代表的不妥协的斗争传统，它受毛泽东称许，可是与毛泽东思想毫无关系（他到一九四二年五月，才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已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传统，其它次要的侧面的文学成就也是有的，不能一笔抹煞。周扬的宗派主义领导，则当时就已有了坏影响。现在周扬列入“反革命黑帮”，别以为鲁迅代表的斗争传统从此可以发扬光大了，如果鲁迅生前亲密战友不昭雪右派的罪名，那么周扬在十七年中所作所为的丰功伟绩，依然为中共所肯定的。我们必须了解，周扬身据要津期间进行的罪恶活动没有毛泽东指使，共产党许可，就不可能如此持久而深入。要清算周扬及其一伙，也决不该以他窜改了鲁迅文章的注解，或篡夺了三十年代文学传统的光荣，或实行了王明路线的机会主义为限。要澈底清算周扬和周扬执行的王明路线，就得把王明背后的大老板，机会主义的老祖宗揪出来，可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敢这样做，毛泽东也不敢这样做，因为这个老祖宗是斯大林，他的四个阶级联盟政策断送了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过不了几年，又想在联合抗日的名义之下重复这个机会主义的老政策了（我们由此可以了解托派陈仲山给鲁迅信的政治意义），儿皇帝王明是这个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从革命失败中起来，握有实在武力，且在遵义会议中加冕的毛泽东则阳奉阴违，他和陈独秀王明不同的一点，就是懂得了共产党独立性重于一切，他尽可以口头喊“蒋委员长万岁”，在实际行动上则充分保持着独立、自由与自主。这点不同反映到当时上海文坛，就是“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之争。这个口号是鲁迅拟定，经过许多人商议的，茅盾也在内。并不是雪峰从瓦窑堡带来，毛泽东在那时怕还没有想到这种问题。从鲁迅历来的文章也可知道，一旦要他放弃对国民党面对面的斗争，变而为联合战线，一致抗日，在他是做不到的。又联合又斗争，联合是策略，斗争是目的。这种精神一定和雪峰从瓦窑堡带来的路线相合。毛泽东的策略成功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结果，让八年抗战三年惨胜后的国民党倒台。可是鲁迅呢，他死了。周扬成为毛泽东的宠臣，代他发号施令二十多年（包括延安时期）。鲁迅斗争传统的保持者，应该说是王实味、罗烽、萧军、胡风、雪峰，以至邓拓、廖沫沙等人，他们不畏权势，不相信个人崇拜，不能容忍革命阵营中的罪恶，不肯放弃独立的批评精神。可是他们一个个清算掉了，这个工作多半假周扬这个“反革命黑帮”之手进行。毛泽东不允许鲁迅的斗争传统存在。鲁迅如活着，也不会承认毛泽东永不错误的神的地位，他不会高呼“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鲁迅死了，鲁迅的精神被阉割，这不是周扬一伙人胆大妄为，他们“敢”于这样做，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允许他们需要他们这样做，只当充惯打手的奴才显得不太恭顺的时候，才被一脚踢开。我们检查一下清算周扬的罪名吧，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于七月底举行会议，“从六个方面揭露周扬罪行”，卅年代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只是他的罪行之一，但这也只是属于历史方面的，而且着重在周扬利用三十年代的传统，“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文艺思想”方面。其它的罪行，则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总路线、大跃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这一纲不仅打尽了周扬、林默涵、陈荒煤、邵荃麟等一伙，也网进了三十年代较杰出的大多数文学家。至于与“国防文学”相对的鲁迅提出的口号何以正确，他是否真正代表了三十年代的文学传统，或根本没有三十年代文学传统这回事，都只好略而不论。我们知道文学传统（或正统）应该从一九四二年五月算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学传统，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历史。此外有二篇文章集中谈周扬和鲁迅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一篇是“拔掉三十年代周扬投降主义文艺路线的黑旗”，主要是说明周扬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关系，可见有人认为国防文学为国防政府之引申，出于毛泽东主张之说不可信。但他没有更深一层说明甚么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毛泽东现在要抱着斯大林的尸首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或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清算王明的，暂且让王明做斯大林的代罪羔羊，让周扬做王明的代罪羔羊好了。还有一篇是许广平的“不许周扬攻击和诬蔑鲁迅”，主要是说明鲁迅当时与周扬斗争的实况，和周扬处心积虑，篡改历史的过程，她对被周扬诬陷为右派反革命的鲁迅亲密战友如胡风、雪峰等，不仅不加以一言辩析，而且认为雪峰与周扬是一邱之貉，他参与了周扬对“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颠倒是非的注释”，这条注释说：“……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我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就已根据鲁迅日记加以驳斥（请参阅最近自由谈发表的“文学史家的伪造”一文），想不到鲁迅的未亡人，在今天居然说雪峰愿意跟着周扬以此自诬并诬鲁迅，可见周扬即使清算了，周扬的业绩依然存在，如果雪峰愿意以此自诬，则中共党制之可怕，已追上了斯大林时代，那时代离奇的党狱中，有许多革命家就是争着自诬的，但正像这些自诬的革命家不被杀一样，雪峰迄今还是行踪不明的。许广平虽是鲁迅最亲密的人，可是她根本不了解鲁迅那种对敌人“一个也不饶恕”的斗争精神，她对鲁迅的回忆就是阉割了鲁迅的。现在许多事后英雄不断引用鲁迅的信，这些信大多是他写给胡风和萧军的，（他们现在又在那里？）不必说和他有密切往来的雪峰的“回忆鲁迅”中所述的了。雪峰的书写得非常委婉，但非常真实地传达了鲁迅寂寞中的奋斗，晚年的他，真有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征战”之概。十七年来，许广平坐视周扬的罪恶工作，不敢吭声（我们知道一吭声她便会成为雪峰之绩的），现在周扬已变成落水狗，她一面高举打狗棒，一面高喊“伟大的毛主席思想万岁”，还是不敢替鲁迅的战友说一句公正的话，而且和周扬一样在诬陷他们呢！我不禁想起历史戏中一公式——奸臣当道，忠臣杀头，后来死者奉旨昭雪，忠臣后代叩谢天恩。因为天皇总是圣明的，毛主席——英明的领袖也总是伟大的。（一九六六，一O，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文学史家的伪造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文学史家的伪造中国历次的政治斗争，在文艺斗争上都有集中的反映。代表中共文艺政策的周扬，即周起应，因在解放以前在上海的宗派主义领导，受到鲁迅最澈底的攻击，这斗争更似一条红线，贯穿在反胡风反雪峰的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党官僚周扬，千方百计要抺去鲁迅用锋利的笔尖给他划下来的肖像，唯有在打击当年属于鲁迅门下的胡风和雪峰时，来间接证明鲁迅本身的错误。鲁迅死后，共产党把他捧成偶像（他自己倒是愿意死掉拉倒的）。鲁迅让中共利用的地方固然多，但他对于共产党宗派主义及过去实行阶级合作政策所表示的抵抗（集中在他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及答徐懋庸的信中），却成为中共御用文学史家的障碍，无法掩饰或调和鲁迅和当时党的文艺政策的矛盾。在“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一月号中，御用文学史家刘绶松提出了这样的论据，他说当时鲁迅病中受了胡风和雪峰的欺蒙，企图以此改变当时争论的真实内容。可惜无论如何化尽力气，总无法驳倒鲁迅致徐懋庸信中的种种对人对事的论点。（在反胡风时，周扬即使应用特务手段证明胡风为“内奸”，但这种狱吏的手段仍是不能瞒过识者的。）刘绶松说鲁迅受欺蒙，是因为他在病中。雪峰在“鲁迅快要逝世的时候，利用他的党员的身份来对鲁迅进行蒙混和欺骗。”现在他为了“保卫伟大的鲁迅先生，也有必要把这一椿历史公案弄清楚。”怎样弄清楚呢？他说致徐懋庸信是“出自‘共产党员’冯雪峰的手笔”，“也幸而由冯雪峰代笔的这篇长文的原稿也还留在人间”，就可“对这次争论得到一个比较正确公允的看法，而这事件的真相也大白了。”好一枝曲笔！不从反驳鲁迅信中的论据去证明，而从这信是雪峰的“代笔”去证明——证明鲁迅写这信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认识和意志，只是被雪峰的反党活动所利用。这等于在泥塑的鲁迅偶像上去镀金，可是手艺太拙劣了，反而把偶像的泥塑底子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如此铺张崇奉的鲁迅，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斗争化身的晚年，竟然病得昏瞆胡涂了；原来这只虎虎有生气，至死也不肯饶恕敌人的大虫，不过是一只易受欺骗受人摆布的死狗。（刘绶松这个发明，在以后别人的文学史著作中，都已采用了作为正式的史实。）据“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说，这本书是鲁迅生前自己编的，致徐懋庸信当然在内。但在该后记中并未说及这信是冯雪峰代笔的。鲁迅文章由冯雪峰代笔的有“致托派信”和“病中答访问者”。鲁迅全集印行了许多版，没有人敢否认这封信不是鲁迅自己的，只是在较后来的注释中，把徐懋庸致鲁迅的信说成是“徐懋庸个人的行动，而雪峰替鲁迅拟稿采取了宗派主义态度”。刘绶松比这更进一步，说鲁迅病中受了欺蒙，才如此颠倒了黑白。厚诬鲁迅，孰有甚于此者！不论怎样说法，即使以雪峰的原稿来作证，对于鲁迅致徐懋庸信中的论据，从来没有人敢于正面驳覆，甚至坐在中共宣传部高位上的周扬也不能。在对付胡风和雪峰的斗争中，只证明鲁迅之憎恶周扬确有先见之明，周扬终不过只是一个“白衣秀士”王伦！御用的文学史家不敢引用鲁迅别的文字的，早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鲁迅在致胡风的信中说：“……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中坐了……”“……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正不知何时才见晴朗……”一年之后，他在致徐懋庸信中说：“胡风先前我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证据，则说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信……！”鲁迅说：他是由于看事看人的结果，才下这个断语的。鲁迅已死，自不可能替被清算的胡风辩护了，可是所写的信，对于此后胡风的罪状，却是永远有力的辩护状，并足以指控中共历次文化冤狱的罗织罪状之不实的。此外鲁迅生存的最后几年中，在中共领导下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致胡风的信中也可想见的：“就是近几年……一到里面去，即将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这里所说的“元帅”、“工头”，究竟是指谁呢？根据刘绶松的文章，那时上海党的文艺方面的领导人，是周扬即周起应，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那时有过“牢骚”和“忧郁”，不是没有根据的。幸而“鲁迅书简”中保有了这两封信，正直无偏见的文学史家将来一定不会说鲁迅曾受了欺蒙。实际上，不论周扬运用什么部长的地位，把胡风、雪峰、黄源、孟十还等鲁迅生前所爱护的人加以如何打击，或御用的文学史家刘绶松之流怎样用曲笔玩弄文字，说鲁迅如何受了欺蒙，说雪峰以自己的意见和文章，强使鲁迅为他利用，达其反党目的，但有一条最确实的证据，使他们的千言万语失去立足之点，那便是“鲁迅日记”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所记的一句话：“夜治答徐懋庸文讫”伪造历史，厚诬前贤，是斯大林派在党争中惯用的手法，他们假借保卫鲁迅之名，对文学宗派主义进行护短护私之实，只不过在鲁迅的战斗精神照耀之下，暴露出他们的侏儒技俩而已。上面这一篇文字，写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几年过去，人事颇有变迁，“善薙人头者，人亦薙其头”，想不到灸手可热，一向居于文化领导最高地位的周扬副部长，也公开受到清算了。解放军日报指出“国防文学”和王明路线的关系，这大概是正确的。王明是何等样人，他在共产党内起过甚么作用，现在共产党还没有公开揭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于王明路线正式的政治上的清算，但名不见经传的王明，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素无地位的王明，究竟何以能发生如此作用，则就要牵涉到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干涉了，反王明就是反斯大林，这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时所不能忽略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有感于“新的读书人”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有感于“新的读书人”新社会一定发生许许多多新人新事，这是无须说的，否则革命就成为多余的了。下层基础的变革会影响上层观念形态的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新人新事是否值得宣扬呢，自然值得，因为观念形态的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旧思想旧道德仍会妨碍人的进步（所以原则上我也赞成扫四旧立四新），可是这种宣扬不应该不加审核地人云亦云，也得求一个事理之平，才能对于新思想新道德的形成有所裨益。譬如两只新鲜的蜜桃，几经转手，历时一月，到了越南前线，还不知道这个故事有完没完，便会引起人们疑问，这两只新鲜桃子是不是还可以吃得的？因为作为故事主体的桃子实在不易保持新鲜如此之久，那么本来真实的故事岂不成了神话——奉献给王母娘娘引起金猴垂涎的仙桃了么？（“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两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毛主席的诗，正到处给人们广泛地引用。）新人新事又来了。据说一个贫农的儿子（可惜作者忘记告诉我们他几岁），在解放军中短短时间内已经完全能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了，他为了扑救山火，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脉搏异常微弱，血压已经量不到，生命垂危，但仅仅住院三天之后，他已要求医生给他读毛主席语录，而且还由医生把语录抄在一张大纸上，让他睁不开的眼睛勉强看到，而且一个字一个字的念，“越念越有力量”。毛主席语录就是具有这样大的符咒作用。话说有一天，值班护士在读“毛主席著作选读”，读“纪念白求恩”他这时正俯卧着，他要求和护士一块学习，护士要他等一会翻过身来再学，他认为“别的事能等，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能等”，因此他要求护士大声念，他“要听听毛主席咋说的”。讲这个故事的人说：“新的读书人志向更高，眼光更远大了。”“新的读书人”这句话有很大语病，这个贫农的儿子显然不是“读书人”，他是战士，解放军战士：他是接班人，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他是英雄，牢记了毛主席的教导，不说一个苦字，不叫一声痛。他当然是新社会里的新人。只是据说故事的人告诉我们，他似乎除了读毛主席的书以外，并无别的兴趣，而且即使在军队中已经活用活学毛泽东思想，在生命垂危中，仍非重读毛主席语录，不足以支持他的意志与力量。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在此，怪不得阻碍毛选印行的周扬，要处以反革命黑帮之罪了。读毛主席著作，应该是“苟日新，又日新”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毛选四大册，我是不断在研究的，究研他对革命的贡献。但如果我全身被烧伤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面积时，我一定会昏迷不醒，更不必说读毛主席语录了。“纪念白求恩”，是每一个中学生必须学习的“老三篇”之一（其它二篇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很短，提倡国际主义利他精神，要求人们向白求恩学习，这篇文字，似乎不必时常复习，也容易记住的，“我再听听毛主席咋说的”，这个贫农的儿子，解放军战士，似乎在养伤期中，竟忘记了过去所学过的了。把毛主席说过的话到处念，到处贴，我觉得这是对毛主席的侮辱，这表示他的话实在不受人民大众的欢迎，才如此耳提面命，硬生生敲进人们的头脑中去，而且造成一种形势，不买毛选，不读毛选，一定是反革命黑帮，如果四周围的人，人手一编，独独你一个人没有，那你一定成为显着目标，成为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罪人了。还有不连夜抢购毛选，免得有反革命或不革命之嫌的么？一切宣传都得有个分寸，过了分，就会变成欺世而媚俗，被宣传的人和事，也变成矫情而虚伪了。（一九六六，九，二O。）新的读书人霜崖为了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勇敢的用自己身体去压灭山火的解放军战士贺相魁，他是勇士，是英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觉得他同时也是我们读书人的好榜样，是新的读书人。贺相魁是贫农的儿子。用旧的教育标准来说，他的知识水平不会太高。但这有什么妨碍？“学以致用”，他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抱定了“学一点，做一点，学到做到，不放空炮”的主张。因此在参加解放军，入伍后短短的时间内，由于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熏陶，他所学到的东西已经足够使他成为一个坚强的战士，一个能创造出动人事迹的英雄了。活学活用，贺相魁已经完全能够做到了，他该是新一代的读书人的榜样。旧的读书人，提倡读书要用功，贺相魁这个新的读书人，他读书只有比旧读书人更为用功。我们且看看他的读书生活。据新华社的通讯报道，当贺相魁为了扑救山火，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脉搏跳动异常微弱，血压已经量不到，生命处在垂危中，经过抢救住院三天之后：“这时，严重烧伤加以水肿，使他身体不能动，两手不能抬，眼睛睁不开，自己不能学，他就请求医生给他读毛主席语录。值班医生俯在床前，轻声给他念道：“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毛主席的话，句句打动贺相魁的心，他勉强睁开眼，要求说：‘医生，让我亲眼看看毛主席的话吧。’值班医生怕字小看得费力，就把语录抄在一张大纸上，送到他眼前，他高兴得一个字一个字的念，越念浑身越有力量。”这就是他的读书生活。他的用功情形呢？因为治疗的需要，他整天俯卧在病床上，浑身疼痛。但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不说一个苦字，叫一声痛，始终坚持着。一天，值班护士杨桂兰在读《毛泽东著作选读》，他听到书页的掀动声，忙问道：“杨护士，你看什么？”护士说：“学习《纪念白求恩》。”他说：“咱们一块儿学吧？”他解释说：“你俯卧不舒服，等一会翻过身来再学好不好？”可是，贺想魁认为别的事情能等，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可不能等，因此要求护士说：“不怕，你大声念罢，让我再听听毛主席咋说的。”这就是贺相魁在重伤治疗期间还这么用功读书的情形。从前旧的读书人用功读书，“头悬梁、椎剌股”，为的是要学中状元，光宗耀祖，荣华富贵；现在新的读书人在疗伤期间仍坚持这么用功读书，为的是要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建设社会主义的幸福新社会。比起旧的，我们新的读书人志向更高，眼光更远大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一个谜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一个谜九月十三日左派报载瑞典访华代表团在苏联过境时，给边防当局没收了五百多册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向苏联提出了抗议，抗议书最奇怪的一点，是说苏联边防局并不没收“美国宣传品和托洛次基的著作”，彷佛对于这种“不没收”，也得提出抗议似的。新华社电讯没有说明瑞典访华代表团在苏联边境时，是从瑞典来华，还是访华完毕之后回瑞典去。因为使人不解的是，如果从瑞典来华，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带这么多的书，如果是访华回去，则不可能在华获得“美国宣传品和托洛次基的著作”。电讯说明他们被没收书籍的地方是苏联的外贝加尔斯克，我们无法从简单的地图上，找到这个城市，照贝加尔三个字推测，应该是苏联与外蒙接壤的地方，我们可以推测访华团不论来华或回去，总不可能绕道欧洲和美国，再由苏联过境的，那么这些“美国宣传品和托洛次基著作”，是从何而来的呢？如果他们带这些书籍去中国，那么目的是否要在中国散布坏影响呢？这当然不是访华代表团所愿为，也一定为中国所不许。如果这些书籍得自中国，那么我们真不相信中国会有“美国宣传品和托洛次基的著作”，这不是神话了吗？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也不是他们两位老先生的著作，“大部份是毛泽东的著作，还有一些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出版的书籍”。照这种说法的迹象推测，则是访华团完成任务之后回去了。在上面所说这些书籍之外，中国居然供给他们“美国宣传品和托洛次基的著作”，宁非怪事？我们不知道这些“美国宣传品”是否是美国政府出版的？托洛次基的著作呢，虽然在电讯中和“美国宣传品”相提并论，我们也无法知道这是些什么书，是他写的“斯大林传”？还是有关中国革命的许多文章，或是他有名的“不断革命论”？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八届全代大会第二次会议宣布：“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时期以来就是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来指导革命的”，刘少奇当时这个突如其来的宣布，有如罗马教皇忽然自称为达尔文主义者一样使人惊奇！可是毛泽东刘少奇虽然自认为“不断革命论”者，而且长时期以来是它的实践者，对托洛次基却并不引为同志，有机会仍以“托洛次基主义”这顶帽子，套向政治敌人的头上，对铁托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这次新华社电讯报导的意思是：看哪，苏修，美帝，托洛次基是三位一体的，却忘记了访华团是从中国回去的，他们如果有“美国宣传品”，也许是中共说美国是纸老虎的宣传品，而托洛次基的著作呢，也许毛泽东宣布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以后，已在不公开的印刷托洛次基的文章作为反修之助吧？如果苏联边防局不加以没收，倒也许是反斯大林主义的结果，反斯大林迟早会恢复十月革命历史真相的，我们姑且如此揣测。（一九六六，九，一五）苏联无理没收书籍瑞典访华代表团抗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十一日电”瑞典“火炬社”访华代表团十日写信给苏联驻瑞典大使馆，抗议苏联边防当局二日在外贝加尔斯克无理没收这个代表团所携带的五百多册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这些书籍当中，大部分是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还有一些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出版的书籍。在没收书籍的同时，苏联边防当局还对代表团进行了威胁。抗议信说：“苏联当局拼命企图阻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最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趋势。显然，苏联领导人宁愿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文章）被扼杀，而不愿让一本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著作被人阅读。”抗议信指出：“耐人寻味的对比是：中国发表了苏联对中国政策的所有批评并且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集。中国人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决不害怕批评，反而要求批评，而且只有在同错误思想作斗争中才能发展。”抗议信接着说：“我们坚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如果苏联领导人相信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同书籍一起被烧掉，他们就要因为抱有这种幻想而自食恶果。”抗议信还指出，苏联边防当局在无理没收中国和越南出版的书籍的同时，对西方的书籍却一碰也不碰。当代表团人员向苏联边防官员说明他们的一些书籍是“美国宣传品”时，这些书籍马上就被退回给他们，托洛次基的著作也是这样。（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大公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有感于“广东来客谈”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有感于“广东来客谈”最近报上有很多“广东来客谈”，纯抱着新闻主义的报纸，自然博采广搜，片言只语，视同珍闻。相反的报纸则认为这种“广东来客谈”都是向壁虚构的，用心不外乎丑化文化大革命，诬蔑红卫兵，其目的则是反对共产党。可是有一椿无法掩盖的事实，就是最近回大陆的人大批涌出来，却很少有人再到移民局去领回港证了。“广东来客谈”都是局部的，东鳞西爪的印象、传闻，或是见到的一枝一节。没有人能有这样的自由，可以到广州作详尽的采访，公正的观察，然后来个综合的报道。但是这种零星的印象和消息，是否都是天才的造谣呢？几十万人在天安门前集合，当然不是毫无所为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嘴上空喊的口号，为什么只有登在左报上的消息和图片才是真的，而广东来客谈都是假的呢？把一切广东来客谈视作造谣，这只是一笔抺煞了悠悠之口。文化大革命本身具有的意义是一回事，红卫兵实地动手除四旧又是一回事。武斗在前，文斗在后，这是事实，北京直到运动进行到如火如荼以后，才想纳入正轨，那也是事实（九月四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武斗的情形究竟如何，范围有多广多深，左派报纸除掉说到改路名改招牌等事，其余几乎没有报道，只说所有的“广东来客谈”是造谣，那也太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小觑了，难道他们开会游行，高喊毛主席万万岁之后，就回家去睡觉了？红卫兵大闹革命，如何闹法我们原不想听广东来客谈，可是左派报纸却不告诉我们。一九六O年前后，说国内饿死了许多人，这是属于“广东来客谈”的，我们不必等到周恩来承认广西饿死了人，而且把省主席撤了职，才确实相信饿死人不仅仅是敌视共产党的人放出来的谣言。至少当时有亲属在国内的，都得寄药品食品去，救治因缺乏营养而引起肝炎和水肿病的蔓延。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年青人丧失了劳动力呢。把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看成了大中小学生的胡闹，或林彪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夺，那是太把这个运动的意义简化了。局部的过火行为不应该扩大至于掩盖了运动的本质。左派报纸把这个运动归结到拥护毛泽东主义（已不是毛泽东思想了），右派报纸则迷惑于表面现象，抱有幸灾乐祸心理，忘记了这个运动包含的阶级斗争内容。毛泽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是斯大林的嫡传弟子，比王明更强得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是以违反斯大林来实行斯大林主义的，不违反斯大林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反王明就是反斯大林在中国的代理人。可是他在中国革命进行过程中，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始终是一个斯大林式的经验主义者，阶级调和论者，官僚主义利益的看守人，等到内部矛盾达到爆炸程度时，他才凭着经验主义张皇失措地加以补救。收拾新民主主义招牌，自承为“不断革命论”者（虽然假刘少奇之口）的是他，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是他，盲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是他，三面红旗失败，贪污横行（主要是公社干部），不得不进行四清运动的是他，另组红卫兵扫清四旧，那是四清运动的继续了，这一连串的政策都表示出他的左右摇摆，最最错误的就是为了使所有运动生效，极力导向个人崇拜，偶像观念，一统思想。这种斯大林行之三十年而终于失败的落后的个人专制主义，将来不是替修正主义开辟道路，就是替新的拿破仑主义开辟道路，拿破仑也是雅各宾党人呢。继保皇党、革命派而起的，也许正是新的拿破仑主义，到那时毛泽东思想正好掩盖了它的实质，而红卫兵则成为十九世纪初的“金色青年”。（一九六六，九，一O）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忆陶金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忆陶金“文化大革命”中，有许许多多的“谣言”，如盖叫天改名狗叫天，王丹凤是间谍，袁雪芬被斗争，金素雯夫妇服毒，言慧珠自杀，周信芳在六百人的大会中不低头，在六千人的大会中低头了之类。最近又有一则“谣言”，陶金在广州游街，边打锣边喊着“我是牛鬼蛇神”这“谣言”口头上早有传说，见于报载则是明报九月四日的事，因为据说凡不见于人民日报或此间左派报的消息，都是“谣言”，故我未敢深信，但对于陶金则使我想起许多往事。大陆解放以后，香港电影界立刻森严了壁垒，有资格被允许加入读书会，像是弄到了一张准吃电影饭的饭票，没有资格进读书会的，便觉得生计断绝，凄凄戚戚。当时被尊称为四爷的王元龙仍在左派阵营，他是抽鸦片的，加入读书会似乎是形式的，他后来成为自由电影工会主席，到台湾拜寿，与蒋介石站在一起拍照。性格演员，自夸读过了多少遍二十四史的洪波，真正陷于无出路状态，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时最最前进，而且起领导作用，有予夺之权的，那是陶金，电影界称他为陶克思，还有他的“马仔”现在已为右派电影公司导演的某君，则拾着陶克思的牙慧，到处背诵进步理论，称为小陶克思。那时陶金住在首席电影女明星的家中，鼓着一双金鱼眼，捵着个资本家式的大肚子，我在漆咸道时时遇见他。他走路也带着前进气势，使人见了不由的“肃然起敬”。次于陶克思的前进份子，有刘琼，舒适等等。费穆当时也被安置在领导阶层，不过大圈圈里有小圈圈，他自知不过被利用做招牌吧了。曾做过三朝元老，后任政协委员的朱石麟，当时还算不了什么。（按：他导演的“清宫秘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后来陶金回了大陆，首席女明星发宣言向右转，刘琼被视为不欢迎人物，费穆已死，读书会解散，不可一世的只剩下司马文森，虽还有生杀之权（如对于林黛），究不能垄断一切了。世事升沉，不必多说。只是一部“十五贯”电影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臻于上乘，使人百看不厌，在解放后的电影史上足可称为里程碑的，便是陶金导演的。陶金这次被清算，而且加以游街侮辱，似乎他的“思想”从来没有搞通，比之被批判的刘琼的处境更惨，我希望这个未见左派报载的消息真不过是“谣言”。不过创作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蔡楚生，尚且不免，那么陶金——陶克思之有此下场，也没有什么希奇了。（一九六六，九，一O）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1994—199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晚年札记（1989-1998）
1994—1998年
1994年
2月10日
今天是农历甲戌年元旦。1994年已过了一个月零十天，可是我的札记不曾记下一个字。上面一则是去年12月14日写的（没有写完就停笔了），离开现在已快两个月。这中间我到底干了些什么。不能算病，能吃能睡，也能作短短的散步。可就是无法动脑筋：一用脑就头痛头晕，昏昏欲倒。结果是终日呆坐，有时看点最无聊的电视。如此下去，真的成了活尸。生活太无意义了。今年的最大希望：让它成为我在世的最后一年。
2月14日
迁居一周年。奇寒。读唐宝林编的陈独秀年谱，为的改正班编的陈氏生平大事表。头痛，无法工作。
4月28日
好久未得子春来信，甚念。今天终于收到了他的一个短简。原来他不舒服，又因玮春于本月23日逝世了。玮春是子春的胞弟，对政治无大兴趣，但为人方面，却与子春不相上下，有正义感，对朋友肯援手。在我心中，他一直是和汪孟邹先生并列的。
5月1日
翻阅前些时子春剪寄来的一篇文章〈生命的光华与暗影——王实味传〉（黄昌勇作，见1994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杂诗）。文章写得不坏，态度极公正。其中引用我写的《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的好些段落，引用得也很信实。此文对王实味冤案的彻底平反；对毛泽东、史大林罪恶的文艺政策的充分揭露，都大有好处。只是作者摘引王实味夫人刘莹于1985年7月向中共有关方面提出的「申诉材料」，其中提及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的来往情况，却使我感到很大失望与痛苦。在「申诉」中，刘莹把其昌和我都说成说谎者。说为了「别有用心地达到他托派宣传的一丝目的」，我「完全对王实味撒谎」，隐瞒自己的托派身份。同时又说我为了筹措一笔钱来给妻子生产，要王实味帮忙翻译托传，却不告诉王实味托洛次基是什么样的人，直到王实味译完「二章」之后，刘莹才知道译的是托洛次基自传，此时她才劝王实味不要再译。对陈其昌，刘莹说他隐瞒托派身份，而且连自己的地址都不告诉他们，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不久搬家，「从此与一般同学和熟人断绝了来往」。
这样的「申诉」，目的显然为要说明王实味和两个托派朋友有过的一点点关系，是完全受了欺蒙，是不自觉的。等到知道了那二位老同学的托派身份，便立即主动地与那二人割断一切关系。
为了给丈夫洗冤，为了争取他的彻底平反，王实味夫人作了如此「申诉」。她的这份苦衷，我能够了解，也多少能够原谅。只是，把王实味的，同时也是她自己的二位老同学，形容得如此不堪，怎能与王实味当年在延安所作声明，即在他遭到批斗前后，仍然说那二人的「人性是好的」，这个事实相调和呢？
说王实味译完了托传二章之后，仍然不知道托洛次基的政治立场；必须等到夫人给他提醒，他才知道托洛次基是什么样人——这，未免把王实味的政治知识与认识说得太糟糕了。
刘莹所说的一些「事实」，完全与事实不符。这也许除了上面所说的「苦衷」之外，还因年份隔得太久，记忆失真吧。本想给《新文学史料》的编者写一封信，纠正那些不确之点。转念一想，算了。更正信人家未必会登；如果登出来，徒然让这位受够了痛苦的老妇人心中再添若干隐痛。
「身后是非谁管得」，随它去吧！
5月8日
最近南非的巨变是值得注意的。可惜我对南非的种种知道得太少，「没有发言权」。我只能笼统地，从列宁主义的眼光看问题。把南非的ANC比之以中国的国民党，比之以印度的国大党，大概不致于大错吧。三者都是代表殖民地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同中之异是：前二者中的急进一翼主要是举起了反民族压迫的旗子。而后者则把那反民族压迫的斗争表现为反种族压迫的斗争了。
6月7日
收到香港所印的4本《回忆录》，成绩比我预料的较好。
1995年
3月8日
得梁耀忠从香港打来电话，知子春已于今晨逝世。子春死了，我也不会再写札记了。
（一则王凡西1995年的剪报。）
1997年
8月28日
不写札记已有两年半，最近却又有了写的冲动，那是由重温列宁和老托的著作引发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关系。特别关于革命者对于不同性质的战争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这二位大师所作的分析与论断，真是精辟、深刻，每读一次，总有新的领会。今天翻阅老托的《战争与第四国际》（写于1934年6月），对我多年来所思考的问题大有启发作用——特别是其中关于「『失败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那一节。这个文件当年可曾翻译成中文出版，记不清了。
「失败主义」与帝国主义战争
58．当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时，那末其中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得坚决拒绝为资产阶级的军事胜利而牺牲他们的历史利益。这些历史利益，最后分析起来，是和民族和人类的利益相符的。列宁提出的公式：「失败是较小的祸害」，意思并非说本国的失败比敌国的失败是较小祸害；而是说：由于革命运动高涨而促成的本国在军事上失败，比那由于实行「国内和平」而获致的军事胜利，对于无产阶级与全体人民说来，都是极度地更为有利。卡尔·李卜克内西曾经给战争时期的无产阶级政策定下一个不能更好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敌人在国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但会补救好因战败而产生的种种祸患，而且能创造出使未来战争与失败不再发生的最后保证。对于战争所探取的此一辩证态度，是革命教育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又是反战斗争的最重要的因素。
59．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普遍的战略任务，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应该从属于这个任务。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及1914年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的大屠杀所带来的后果（巴黎公社，俄罗斯的2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德国与奥匈二国的革命以及许多交战国家内发生的起义），都无可否认地证明了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近代战争，同时带来了每一国家内部的阶级战争，又证明了一个革命党的任务在于准备在阶级战争中使无阶级获得胜利。
60．1914年到1918年的经验，同时又表明出和平口号与「失败主义」的战略公式绝无冲突。相反，这个口号能发生巨大的革命力量，特别在战争延长的情况中。和平口号之所以会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即带有欺骗的、愚弄人的、使人萎糜的性质，只有在民主派的与其他政客们玩弄这个口号的时候；只有当牧师们为谋求最快地停止大屠杀而作祈祷的时候；只有当那些「人道的爱好者们」——其中也有社会爱国家——涕泪交流地祈求各个政府「以公道为基础」而尽快达成和平的时候，才是如此的。可是当和平口号从工人阶级地区叫喊出来，从战壕中叫出来，当它与交战军队的兵士联欢这个呼声联在一起，又和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这个呼声联在一起时，和平口号便与和平主义无任何共同之点了。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如果规模愈广，它采取的方式愈勇敢，它便成为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最可靠的手段。
1998年
上面这段译文是去年8月间搞的。原本想从这段文字…… |
199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晚年札记（1989-1998）
1993年
1月1日
元旦照例写几句感想；可我似乎已经感觉麻木，好像已达到「忘言」的地步。
几天来的天气一直不好，今晨却阳光灿烂，可能预示着新的一年不再像过去一年那样的「可怕」（英女王的话）了吧。
1月3日
前天起，开始校阅班兄翻译并注释的《独秀最后的书信与论文》。昨晚得怀耀电，说Y君已来英，将于下星期三来看我。
1月8日
陈清华于4日来辞行；今日离此返伦敦，将于19日飞回香港去。此人于政治方面所知不多，但品性不差。肯读书，对于我们将来的事业也许有多少帮助。
6日Y君来，依然老样子。他表示对陈独秀有兴趣，大概将奉陈作他本人的榜样，为时下的民主派张目吧。座谈了三个钟头，「言不及义」。临行前要了超的回忆与我的译文小册去。
最近二日又为楼上楼下的音乐所扰，日夜不安。他们二人从事「音响战」，我夹在中间，作为此战的受害者。二人都不可理喻，无力与他们争斗，烦极，想请求房东调屋。
1月15日
房东派人来谈话，结果很好，答允为我设法迁居。不过真的搬家，问题不少。自己没有力气，事事得靠人帮忙。
春寄来戴×等在美国召开的「王实味研讨会」的报导。文中所记的一些教授与学者们发表的议论，莫名其妙。国外研究王实味最早与最切实的学者应推班国瑞；但他未在邀请者之列。捧王实味而排拒托派。这些所谓民主派的学者们根本就失去了斥责史、毛派杀害王实味的道义上的资格。
1月20日
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克林顿就职。在过去二周中，行将退位的美国布殊总统发动了对伊拉克的轰炸。理由是伊拉克没有遵守联合国的诸项决议。布殊此项行动的动机为何，评论家诸多猜测。有归因于布殊的个人心术的，有解释为萨达·胡赛因乘机捣乱的结果的……我觉得，这件事告诉世人以一项最重要的惨痛真理的，是：今后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这个以最新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者，行将在自由、民主、人道以及市场经济的旗帜之下，利用联合国名义，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在世界范围内镇压一切对所谓「世界新秩序」的反抗运动）不管这运动是革命的，改良的，甚至是「反动」的。
克林顿必然要继续这条路线。
1月23日
今天是癸酉年元旦，得沪宅家书，见丰丰学习的成绩很好，非常高兴。穷苦困顿人家的孩子总比较肯努力。外祖母与他母亲的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
读前天《卫报》上的一篇香港通信。谈到李光耀的议论，很感兴趣。
这个二次大战后东南亚最狡猾因而最成功的政客，对于如何实行民主的看法，似乎比时下一些无论偏左或偏右的所谓民主人士，都更加「高明」。目前实行在欧美一些先进工业国家的民主制度，决不是凭空发生的，它不是按照某一思想家定下的民主方案而实施的。相反，它是欧洲十六、七世纪以来，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劳动民众，经过许多次斗争、革命而逐渐实行出来的。它们是各国具体的社会结构演进的产物，是各国具体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
2月1日
上面这段话突然让房东允许我换屋的事情所打断了。心一乱，什么都写不出来，只好等搬家的事情解决后再续下去。81年4月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没想到会一住十二年，更没想到住了这么久之后还得搬迁。我一向怕动，如今年老力竭，什么事都得靠人，更加害怕变动。谁知那些吵闹的邻居竟迫得我非搬不可！
令方偕其男友傅大为来访。欢喜之极，我又犯了老毛病，只管抢话讲，结果大概使客人讨厌，我自己倦极。积习难返，真是无法可想。傅君给我的印象较预料的好得多，为令方庆幸。
2月13日
连日准备搬家，精疲力竭。全靠道拉帮助，大致已无问题。前晚怀耀来电，云本星期日（即明日）午后将来此协助，有他在场，大概可以顺利完成了。昨夜睡得不好，今晨头晕腰痛。
2月14日
得道拉、倪小姐、佛兰克兰之助，复得怀耀偕其内弟阿刚由伦敦前来协助，一切顺利进行。下午1时开始，约历2小时，全部书籍与家具已移入新居。6时就寝，头痛且晕，却无法入眠，夜10时许双腿抽筋，痛极。午夜后昏昏睡去。
2月21日
迁入新居已满一周，我还是疲倦之至。今晨勉强写了二信。头痛得无法支撑。天寒，开了暖气仍觉难耐。对新居已逐渐习惯。
2月23日
知人难，知人而能有所警惕更难。我常觉自己有知人之明，但往往因感情作祟，未能始终一秉此一明察而与人交往。
读《实庵自传》，最欣赏老陈的那一点自剖：
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
我性情不暴躁，但对奸恶却同样缺乏严肃态度。性情温和而不能疾恶如仇，其结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3月1日
是十八年前的今天来到英伦的。闭眼一想，情景宛然。
翻阅前天的报纸，发现《卫报》上转载戈巴乔夫发表在意大利LaStampa报上的一篇文章，纪念将于下周来到的史大林逝世四十周年。文章并无深意，只是有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
1987年在我为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而作的演说中，我说：「史大林知道这些（镇压），他不但知道，他还直接参与这些镇压的。他的罪孽无可争辩，也无可饶恕。」但是我又说史大林保卫了列宁主义。今天我的看法相反，我相信：史大林是背叛了列宁主义。（见1993年2月27日《卫报》。）
戈巴乔夫在文章中说，「一个人的成熟是逐渐完成的」。再过一些时候，戈巴乔夫的思想是否会成熟到这个程度：宣布在史托二人的斗争中，是托洛次基保卫了与继承着列宁主义呢？绝不可能！
3月14日
俄罗斯的危机又在总统和国会之间的斗争中爆发。史大林主义的统治崩溃后，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一直在扩大和加深，看不见有任何转机征兆。中俄二国近况在相比之下，人们会得什么教训呢？
老牌的史大林主义者多半会告诉我们：要统治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的国家，那里一般地没有民主传统，那里原有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要想使政局安定，经济发展，除了用极权、专断的统治之外，别无其他办法。
戈巴乔夫也许在后悔当初不曾顺从那些8月政变的军政领袖们的计划，出来捉回那些被他从瓶子里放出来的「民主」精灵们，实行一次苏联式的、流血或不流血的×××××吧。
叶尔春和国会里的各派头头们，事实上已各自在准备建立自己的独裁制，藉以实施各自的「民主改革」了。
过去是用个人独裁来建设「社会主义」；现在要用个人独裁来建立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嘲谑，是人类——特别是那些落后国家的人们今天所遇到的似乎无可避免的悲惨命运。……
3月22日
上面这段话，因为头痛，没有写下去。一搁数天。今天读早报，知道叶尔春和国会之问的争权已有了新发展。叶尔春决心要做拿破仑第二。我很早在他的身上看出莫索里尼的影子。今后在各美、英、法等几个「民主」国家的帮助下，他是否能做成ⅡDue呢？等着瞧吧。
3月23日
来了个不速之客，什么工作都给打断了。
4月15日
那位客人终于昨天走了。待客期间，什么事都不能做。连报纸都无法读。和这位客人是第一次接触，过去彼此知道，思想上似乎也接近。去年秋天曾来小住二天，给我的印象不坏。可是这回住久了，发见我与此人之间不但有无法逾越的「代沟」，而且属于大不相同的性格。在不小程度内，他是青年中多少带有反抗性的一群的代表。他们完全不曾受到中国旧道德的薰陶，却也没有西方伦理规范的束缚。他们不曾继承二者的优良传统，却充分沾染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不良习气，同时保留着中国一些落后的成见和习惯。
不过我还是对他存有希望的。他资质好，爱读书。也许将来还能给我们的共同事业作些少贡献。
写完行将出版的《双山》新版的序。这是用子春名义，以他的立场来写的。寄港盼他能接受。
4月20日
将子春为新版中文《双山》写的「序言」改写了一下。前三天寄出，希望他看了能够同意。
连日又续译《双山》书评。
心情逐渐恢复平静；可是得德友信，他将于本月28日来访！做人实在辛苦。送往迎来，毫无意思。
4月24日
得子春短简，知他于本月17日中风入院，不能言语。看来，我们这一辈人是真的走到尽头了。十年来，我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但一旦真的来到，仍不免有甚大感触。子春与我的交谊，太长太深，「万言」难尽；最近代他草拟的序言，多少是表达了一些的，只不知他病后是否能读，读了又作何感想。
代拟的序言附在这里。
4月26日
据报导，俄国的「全民投票」结果；叶尔春获胜。莫索里尼的道路又走近了一步。
4月28日
鲁道夫·赛加尔偕夫人来。这是他第四次来里兹。第一次来谈德文《老托论中国》一书的长篇导言。这篇导言是由比艾尔·佛朗克推荐、让我来写的。第二次来是为了想译我的回亿。第三次来谈超麟回忆录的德文翻译。这次来，主要是同夫人来渡假，乘便又谈了独秀最后书信及论文的译事。鲁道夫是我来欧后相识的最可亲近的同志之一。格雷之外，他是我最密切的文字合作者。我们是属于同一辈的托洛次基主义者。彼此身上都可以发现很多共同点。这种「前辈风范」;不知能在我们的后辈同志们中保持一此否！
5月1日
美国《纽约时报》前驻莫斯科记者DavisShipler写了一篇论俄国前途的文章。他预言了四个可能前途：1、变成「独裁性的国家」；2、俄罗斯联邦解体，发生战争；3、民主与市场经济；4、得过且过，一团糟，全无出路。此外，他认为别无前途。他完全排斥共产党复辟的可能。
这位记者和其他所有的俄国专家们一样，把史大林主义制度完全等同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其实，依我之见，在某种独裁制之下全盘恢复资本主义（即该文所说的第一与第三这两个前途的合并），自是今后俄罗斯最大的可能出现的前途。但也不能完全排斥史大林主义制度在某一形式中复活；更不能排斥在长期痛苦的「改革」过程中，配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经危机的加深，俄国劳动大众有重新发生追求真正的、亦即民主的，反特权的社会主义的愿望，从而造成俄罗斯的第二次十月革命。
这个前途显然不可能很快实现：但绝对不应该完全排除于诸般前途之外。俄罗斯的真正出路，恰恰只有这个前途。
从俄罗斯前途的推测来看今天的中国，来看她现正处于怎样的状态中，推测它最可能的实现是什么前途，倒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5月18日
这几天读了第四国际为准备明年召开第十四次大会而起草的一个文件：BuildingtheInternationalToday。相当失望。教派态度当然要不得，但是完全放弃自己传统，企图在一些非常起码的政治要求上统一起来——至少把自命为托派的所有派别统一起来，非但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了也不一定是好事。这是我初读文件的一个印象，希望不久能再仔细读一遍，也许它没有我初读时所得印象的那么坏。如有力气，希望能把再读时所得的意见写下来，跟朋友们讨论。
5月28日
友人借给我一本曼台尔的新著，《权力与金钱》。才读了那篇导言，觉得很好。准备慢慢把全书读完。我从来读书慢：人家一目十行，我却是十目一行，尤其近年来，脑子不能集中，记忆力大大衰退。读过的书留不住一点印象。这次预备随读随记，希望多少能从这本书里得到点新的知识。
曼台尔自是一位会写文章的人；但我每次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不够畅达，不够通俗，有时嫌他太爱「掉书袋」。和列、托相比，在这方面曼台尔确实差得多。列、托的文章，很少从别人的文章出发，而总是从直接分析或批判事物出发。因之他们的文章有力，易懂，其中可以说句句有用，无一废话。曼台尔似乎带上太多的学究气与书生气。
在这一点上，陈独秀与毛泽东都比他高明得多。
5月29日
得玛丁娜寄来咭片，上面有曼台尔的问候：「最佳祝愿：祝您长寿，长寿！」感情可感；但是长寿而不能工作，长又有何用，徒然苦了自己，累了别人。
6月8日
多半是身体愈来愈差之故，这札记简直是无法继续了。书报还是多少读一点，看了也还是有点感想；但总是无力把它们写下来。原本打算把第四国际的讨论大纲仔仔细细重读一遍，只因呼吸困难，无力写。看来，此事只好算了。
白克曼寄来了一本大书：《国际托洛次基主义》。全书共1,123页，著者RobertJAlexander，美国Rutgers大学的退休教授。内容是记叙1929年至1985年全世界各国托派活动的历史。以一人之力，写了这么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大书，确不容易。
翻阅了一下中国部分，这却使我非常失望。他完全依靠一个名叫米勒的彭述之的美国朋友所提供的材料，将中国托派历史简单写成为彭氏夫妇俩的「丰功伟绩」。陈碧兰那篇一派胡说的文章：〈回顾与彭述之相处的二十年〉，成了他写中国托派运动史的主要根据。「吾不欲观之矣！」
班要我写一篇文章来批评，我不能，也不愿。把十分有限的力气去批评如此糟糕的作品，不值得。陈碧兰的狗屁文章，我早已批驳过了。
6月10日
赴医院检查眼疾，结果很好：白内障并不严重，今后只要一年检查一次就行了。
最近二星期来为干草热所苦。鼻子大成问题：一会儿清水直流，一会儿此路不通，尤其在夜里，鼻腔根本无法呼吸。以口代鼻，辛苦之极。我怀疑这不是什么干草热，而是鼻腔害了比较严重的毛病。明天想去看医生。只是一来一往，实在吃力，有时觉得得不偿失。
晚听收音机，听到一位著名谐星在谈笑中死去。羡慕得很。
7月1日
干草热一直害苦了我，夜不能眠，白天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不看报，不回信，更不能读书，迷迷糊糊地过日子，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7月9日
今天身体似乎好一点，两条腿能比较轻松地走几步路。脑子却仍旧一片混沌。前几天得老超写的一篇近作：〈记谢澹如〉，甚好。他真是「人瑞」。简单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其中有这样的话：「歌德说，一般人都只有一个青春期，而少数人却有第二个青春期，你该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又说：「读着你的文章，决不相信作者的年龄是九十有三，应该是三十有九。」其实，老超20、30岁时，写的文章远不及他八九十岁时写的。理由：《向导》和《布尔雪维克》上的文字是奉命而作；而近年来写的却打从自己心中出来。文字，特别是文学性的文字，实在不能遵循任何路线的，不管这条路线是进步或者反动。
7月11日
翻阅旧书报，翻出了1958年8月间记的一些札记，其中有几则还有点意思，转录于此：
一
午后读惠德曼诗，发见有一节颇好，意译如下：
胜利是伟大的吗？
是的——但我如今却以为，
到了无可奈何时候；失败是伟大的，
死与悲苦是伟大的。
（《草叶集》，310页）
世间事，确有「伟大的失败」，正好如有「渺小的胜利」一样。拿长久的历史尺度来衡量，许多真正的杰出人物，都可说是短暂的失败者，是长远的胜利者。
二
白鸽巢花园里有葡国诗人贾梅士的衣冠塚，墓碑上有这样一句话：
希望这些尘土里含有我们伟大诗人的微粒。
从来有不少艺术家和诗人都是不知葬身之地的。最著名的有如莫箚德和白莱克。
可为什么一定要有葬身之地呢？
三
意大利著名的歌剧作者凡尔第写过这样的话：
lamextremelyfrank,decided,sometimesirascible,evensavageifyoulike,butnevertouchyasprecious.IhavebeenworkingconstantlynowforyearsandIhaveneversoughtpublicity,norbeggedafriend,nevercourtedrichpeopletoachievesuccess.Never,absolutelynever!IdomyoperasaswellasIcan,fortherest,Iletthingstaketheircoursewithoutevertryingtoinfluencepublicopinionintheslightestdegree.
Iftheartisthasstrengthtostandupagainstthecurrentofopinionandkeepstraightaheadonhisownway,hewillbesafe...hewillnotfailifheisarmedwithheavy,shieldofindifferenceandconviction.
没有特立独行的精神，没有我行我素的勇气，任何事情都做不成的，更不必谈伟大的创作了。
四
有一张自1949年至1953年我写电影剧本所得的稿费账单，可惜残缺了。但多少记载了我在那几年中的生活来源。
1949年
沈家庄得稿酬2,000元（法币）
火炼3,000元，末路英雄未得稿酬
1950年
三人行1,500元（以下均为港币）
1951年
朱老师3,500元
1952年
同林鸟3,100元
1953年
补收末路英雄稿费600元。
自从1949年因数春进入文华电影公司关系，我开始试写电影剧本来维持生活。从上海到香港，最后到澳门，这期间，我一共写了十多个剧本。最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关系，除了一个《南北和》之外，没有一个拍成电影。其中最可惜的是《母女俩》这个剧本。一切拍摄的准备都弄齐了，却因为导演费穆死去而停拍。
现在这些剧本都已不知去向。精力全部浪费。
7月14日
子春寄来了一张我自来著或译的书籍单子，预备作为附录，放在新版回忆录后面。这个书目当然不完全。我凭记忆，给他拟的书目补充了一些，一共竟有大小不一的三十多种。我反对把这样的书单用作回忆的附录。理由很简单：一、这些书大多是译作，译的目的又主要为的是钱（因此我时常署名「惠泉」）；二、我从心底里反对无聊的自我吹嘘。
本年4月份取消人头税，改行「市政局税」。四个月来，我收到了3份缴税的通知，第一份要我每月缴35镑；第二份，31镑；第三份，前天收到，要缴57镑。如果这里没有弄错的话，新税比旧税高出10倍！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人们反对人头税，为了它太不近情理。代之以「市政局税」，为了平息民愤，据说它比旧税合理得多；可是从我的情形来看，它却坏了10倍。我曾一再去信抗议，请求审核，却均无结果。今天班兄给我去电查问，据说因为电脑坏了：此事摆了乌龙。按新税规定，原来我根本不需要缴一文钱的市政税。
新技术给人类带来大量好处，但它也给带来了不可想像的害处。
8月4日
二十多天没有写笔记。精力真的是愈来愈衰竭了。小毛小病是经常有的，只是过去遇到头晕腰痛时，多少还能写几个字，这回腰痛，并不比往常更严重；但是什么都不能做……
终于收到耀忠寄来的回忆打字稿。略略看了一下，错得很多。这样的校样无法请人帮忙，只好自己来。
9月3日
耗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校改了回忆的全部稿件。今天寄出最后一份「书目」。过去一月内竟无力写一个字札记。一月来每天早晨勉强集中脑子，校改若干页，人使昏昏欲倒。有时觉得天旋地转，立即躺下，准备更坏的现象出现。还算好，每次发生这种情形，只要闭眼睡几分钟，昏眩就过去了。看来，我还得活几年。
今晨得超信，他祝我能活到他的岁数，也就是说，我还得捱六年。可是我实在已感到万分疲劳。希望能早些休息。
9月7日
汤姆生（E.P.Thompson）死了，报纸上的反应远远不及一个普通电视演员之死所引起的。英国是出人才的国家；但这里的上层社会对人才的重视却不会比中国好许多。特别是对于那些左派的人才。
很遗憾，汤姆生的大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我拿起放下地读了好几年，却始终不曾读完。这是我一生所犯的最坏毛病：不能把喜爱的作品一口气从头至尾地读完。他的死又让我记起这本书来，想认真地再读一遍。可是精力愈来愈差，这个心愿多半只是我无数同样的无法实行的心愿之一吧了。
汤姆生是一个有创见的历史家；又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革命家。除了那部研究和叙述英国工人为何从一个「自在」的阶级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的巨著之外，他主要还写了英国的二位革命诗人的传记：维廉·摩利斯和维廉·勃来克。他写这二位诗人的传记，研究他们的生平和思想，主要目的是要证实他的一个想法：英国工人阶级之阶级意识，特别是其中趋向于社会主义的流派，是从两个传统来的，一个是经济的与政治的；另一个是文史与宗教的。汤姆生本人之同情工人阶级，拥护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乃至反对核武危害，首先也是由于后一传统。
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流行着一种想法：自从马克思写了资本论，确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后，一切空想的社会主义，一切从感情出发的、反对资本与其他压迫的社会理想，都无益于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而只能替一切剥削者与压迫者起麻醉作用。这种说法，其实是偏颇的。发展到极端，甚至有害。
不但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出现之前有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便是在它出现并在工人运动中起了决定性影响之后，也还有这一类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怀有这些思想的人，大多最初是从感情出发来接受社会主义，然后在理智上来了解社会主义，以此接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思想上战胜了一切仅从感情出发的社会主义派别，而且在实践上组织了工人阶级，争取到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且还在一些国家中，首先在俄罗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并进而企图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以后，人们之走向社会主义与接受社会主义，也还有不少是从感情出发的，这些感情的社会主义者，在实际斗争与继续的理论思考中，很多能进一步成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仍有不少一部分人，始终停留在感情阶段。这些感情的社会主义者，历史证明，对社会主义的革命曾经起过，而且将来也还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9月13日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政府今天在华盛顿签了和平协议。如何看待这个协议，不但在巴勒斯坦人中间，而且在以色列内部；不但在一般的国际舆论上，而且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队伍中，都发生了相反的看法。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看，「Zionism（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使历史倒退的运动，本质上是反动的。二次大战之后英帝国主义者扶植起以色列这个新国家，显然是为了反对中东阿拉伯民族的反帝斗争，为了继续维护它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因而在这个地区强行安下一枚忠于英美帝国主义利益的棋子。这个作用事实上是发挥了的。首先在英国的，接着在美国的积极扶助下，由300万左右的犹太人组成的国家，居然对抗了中东地区所有阿拉伯人的联合进攻，居然阻止了苏联在这方面的势力进展。
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反对以色列的为虎作伥，反对它特别对于原居民——巴勒斯坦人——的残暴压迫，那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中东形势，乃至整个世界的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首先，原来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先后离开了这个反以阵线，纷纷同以色列的撑腰者，特别同美国和解了。其次，以色列这个国家逐渐成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最后，从来即使不是从革命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而只是从谋世界均势的立场出发，曾经多少给过反以色列斗争以若干援助的东欧与苏联集团，也不但不再支持，而且自己和以色列谋取妥协了。终于其自身土崩瓦解了，到了这个地步，怎么能使势单力薄的巴勒斯坦人继续作不妥协的斗争呢？
形势所迫，「巴解」是非改变态度不可的。
光是大叫抗争到底，绝不妥协，显然在情在理都已不符实际的了。
我想全世界革命社会主义者今后的任务，应该支持巴勒斯坦人取得真正的独立自主，反对以色列统治者的扩张和压迫巴勒斯坦人；同时鼓吹以色列劳动阶级与巴勒斯坦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实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联合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以此作为中东未来社会主义联邦的一部分。
9月15日
谢山寄赠一诗，录如下：
生死论交日，几人独至今，
屡经风火劫，不变岁寒心，
怀旧情仍热，伤时感更深，
白头俱老矣，万里尚相寻。
1993年8月
9月16日
英国绅士们提倡fairplay；但在行动上表示出来；特别是那些体育记者们却绝对不是goodloser（心平气和的失败者）。他们于本国运动员获胜后，趾高气扬，见到他们失败则百般丑诋对方。这，我以为是没落中的大英帝国沙文主义的丑恶表现。
9月22日
昨晚，叶尔春发布命令，封闭俄罗斯国会，今后将以总统命令处理一切国事，直至本年12月中旬选出新国会为止。这是叶尔春走向个人独裁的更进一步。西方的所有民主国家，都急不及待地支持叶尔春这一项根本违反民主的措置。
当年莫索里尼和希特勒上台，都曾经取得民主国家的支持的！历史似乎又在重复这个「错误」了。
9月30日
据《卫报》消息：干了廿一年之久的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显，从医院里写信给法共中央委员会，说在明年1月25日召开的法共第廿八届大会上，他将辞去总书记之职。在信中，他提了几项建议，其中之一是今后要放弃「集中的民主」，即放弃民主集中制。他说：
「大家知道，我不喜欢这个制度。
我并不把这个观念和史大林主义混淆起来，我是指它的本有意义而言的。这个原则好像只是与一种革命战斗相符合，而革命战斗却已远远地落在我们后面了。
我们得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我们的成员。现在是须把我们的党加以改建的时候了。还得给我们的领导机构取一些别的名称。」
马显本是顽固的史大林主义者。在过去廿一年中，他就是用史大林式的「民主集中」来行使他的领导权的。史大林主义的统治相继倒台后，马显是西欧史大林主义头头中坚持得最久，最顽强的一位。可是今天，在他73岁的退休信中，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是垂死的哀鸣呢，还是真正反思的结果？抑或是索性由官僚主义的时左时右，终将一去不复返地和社会民主党拥抱的宣告呢？
等着瞧吧。
不过一切能自己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显的话里也多少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第一、本义的民主集中制，即列宁所提倡的民主集中制，当然不等于史大林主义的独夫党制。第二、列宁当年着重地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个建党原则，本是针对着当时流行于俄国社会民主义党人的「手工业作风」，以及这个作风在沙俄的警探恐怖下面的不相宜。他并非要把它当作一个革命党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政治环境中都必须严格执行的制度。随着客观政治条件的变化，这个党制的二个成分：集中与民主，必须作及时与适当的调整的。
史大林主义的诸般罪恶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将列宁的这个思想绝对化，片面化，乃至施行绝对集中——集一切权力于「总书记」一人之手的毒化。
马显抛弃了史大林主义的「集中民主」，更要进一步根本抛弃列宁所设想的机动的民主集中制，多半，据我看，只不过是他彻底转变到社会民主党去，实质也只是转变到资产阶级民主去的一个步骤罢了。
10月3日
莫斯科爆发了「新的十月革命」。迫叶尔春的赌博固然导成了「内战」。其实这个「内战」，是叶尔春蓄意造成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个人独裁。
10月4日
「新的十月革命」果然依照挑起这「革命」的叶尔春的意图给血腥地镇压下去了。至少在不短的未来，俄罗斯的莫索里尼政权会存在的了。
克林顿与马卓安之拥护「民主的」叶尔春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乃是一些从来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特别是那位一向崇拜托洛次基的英国名演员VanessaRedgrave竟也全心拥护叶尔春——为了反对「史大林主义」！
10月5日
汤尼·朋在今天的《卫报》上发表了一封信，极好。全文如下：
10月9日
写过《让历史裁判》一书的前苏联历史家劳伊·麦特维也夫今天有一篇文章在《卫报》上发表。很不错。大意如下。（见剪报）
InRussiatodaypracticallyalldemocraticinstitutionshavestoppedworking.Amilitary-policedictatorshipisinplace.ThesupportersofPresidentYeltsinaretryingtoconvincepublicopinionbothwithinRussiaandabroadthatallcurrentrestrictionsonfreedomanddemocracyareonlytemporarymeasures.However,thelogicofrecenteventsleaveslittleroomforoptimism.
Russia'sdemocraticinstitutionsarenotdeep-rooted;acivilsocietyhasnotyetdevelopedinourcountry.Notasinglegenerationofourcitizenshasgrownupinconditionsofdemocracy.
ForthesereasonsthetransformationfromdemocracytoatotalitarianorauthoritarianformofrulehasnotarousedanyprotestamongtheRussianpopulation,themajorityofwhomaretiredofpoliticsandaremoreconcernedaboutproblemsofday-to-daysurvival.Manypeopleofdifferentpoliticapersuasionswantmorethananythingelse,certaintyandorder.
Yeltsin'seconomicreformshavecompletelydestroyedtheold,ineffectiveandinefficientsystembutnothinghasbeencreatedtotakeitsplace.Thestandardoflivingforthemajorityhasfallensharply.Radicalism,andtheinfluenceofboththeextremeleftandright,hasgrown.
Yeltsinshouldhavegivenupradicalreformandaheadforeconomicstabilitybeforeholdingcarlyelectionsforboththepresidentandparliamen.Thiswouldhavebeenapeacefulevolutionaryapproachtoreformingsociety.Thesecondoptionwastoremovehispoliticalopponents,anoptionwhichisassociatedwithbloodshedandviolence,thepathtowardsacoupd'etat.Unfortunatelyhehasgoneforthelatter.
TheoutcomeofthetrafficeventsinMoscowisalreadyclear:hundredsdead,thousandswounded.Bothsides,whowereunabletoreachacompromise,mustsharetheblame.NotallthosewhodefendedtheWhiteHouseandstormedOstankino,thestateTVstation,werepeacefulsupportersofparliamentarianism.ButneithertherebelsAlexanderRutskoiorRuslanKhasbulatovwereabletodissociatethemselvesfromtheextremeanti-Yeltsincampwhichincludedfascists,Stalinistsandarmedbanditswithoutanypoliticalconvictionswhatsoever.
TherearefewwhodoubtthatifGeneralAlbertMakashovorViktorAnpilov,leaderofTrudovayaRossiya(WorkersRussia),hadgainedtheupperhandthenthefateofdemocracyinRussiawouldhavebeenevenmoreterribleandthenumberofcasualtieswouldhavebeenevenhigher.TheresponsibilityofpowerwasenoughtoatleasttoasmalldegreetoholdbackPresidentYeltsin.Amongtheradicaloppositiontherewerenosuchlimitations.
Yetthoseinpoweraretheoneswhomustaccepttherealguiltfortheschisminsociety.Therealcausefortherecentbloodyconflictwastheirdecisiontodismissparliament.
BothinRussianandintheWest,Yeltsin'ssupporterspropagatedthemyththataconservative,pro-communistparliamentwasopposingaprogressivepresidentwhohaddestroyedatotalitariancommunistsystem.
Yetthispointofviewdoesnotstandup.In1990freedemocraticelectionswereheldinRussiaforparliamentandoldrestrictionswereremoved.ManyoftheRussiandeputieswereelectedpreciselybecausetheyhadspokenoutinsupportofYeltsinandagainsttheSovietCommunistParty.
ItwastheRussianparliamentwhichelectedYeltsinfirstasitschairmanthenpassed,insupportofYeltsin,thelawabouttheintroductionofthepostofPresidentofRussia.ItwastheRussianparliamentitselfwhichsupportedYeltisninAugust1991andthengrantedhimspecialextraordinarypowersandallowedhimtoformagovenmentwhichwaspracticallyoutsidetheircontrol.
Ofcourse,amongthedeputiesthereweremanyformermembersoftheSovietCommunistParty.ButYeltsinhimselfandthoseclosesttohimwerenotmerelyformermembersoftheCommunistParty:theyhadalsoheldhighpostsinthepartyhierarchy.
ThesecondmythwasthatYeltsinwasfightingforeconomicreformandthattheconservativedeputiesopposedthemarketeconomy.Yeltsinwasfightingnotforreformbutforhisownpersonalpower.Thecollapseoftheeconomyandtheimpoverishmentofthepeople,sopainullyvisibleinRussiatoday,wouldbedifficulttocallreform.TheRussianparliament,thesameoneinwhichuntilrecentlythemajorityofthedeputiessupportedYeltsin,spokeoutonlyafteragreatdelayagainstthedestructionofthecountry'spoliticalandeconomicpolicy.
Conflictsbetweenthelegislativeandexecutivearenaturalinademocraticstate.OneofthesloganswithwhichYeltsinandhiscirclecametopowerwas:“‘Forthecreationofademocraticandlaw-abidingstate".HoweveraccordingtotheRussianconstitution,thehighestorganofstatepoweristhecongressofpeople'sdeputiesandthepresidentisonlytheheadofexecutivepower.
Thedismissalofparliamentbythepresidentwasinadmissibleunderthelaw.InRussianeitheralaw-abidingstatenorademocraticsocietyhasyetbeencreated;theprocesstowardtheircreationhasonlyjustbegun.Inthissituationthe"battlefordemocracy"byunlawfulmeanscanleadonlytoanewformoftotalitarianism.
Anydemocraticsystemhasadivisionofthelegislativeexecutiveandjudicialpowersandafreemassmedia.InRussiatodaythereisnoparliament.AftertheforcedresignationofValeryZorkin,Chairmanoftheconstitutionalcourt,judicialpowerisvirtuallyparalysed.Oppositionnewspapershavebeenclosed(althoughsomehavereopened),andthemonopolyoftelevision,intheabsenceofanyprivatecompanies,belongstothepresident.
Aheadofusliesahardwinterandaneverdeepeningeconomiccrisis.Insuchcircumstanceselectionstothenewparliamentareunlikelytobetrulyfree.Itisasthoughtheregimewantstosurprisetheworldwithanewexperimenttocreate,inacountrygrowingpoorerbeforeitseyes,“democracy"withoutfreedom.
11月10日
忙于写有关胡风遗著的一篇文章，札记竟停写了一个月。精力实在愈来愈差了。放下一切来写文章，文章却迄未写成。断断续续写了一个多月，还只了写了22张稿子。昨天返看一遍，觉得实在不成东西。预备扔了，但子春来信说要看看。今天将前面的十五页寄给他了。
今晨接黎绍珍寄来《回忆》校样。二月余音讯全无，原以为此事吹了。略看一过，似觉成绩不差。准备一星期内看完，寄回去。
11月24日
《回忆录》校样已于上星期二寄回香港。接着续写有关胡风文，昨天写完，共得二十六页，寄给春。
11月28日
几乎半年不得家书，昨得裕生长函，颇善。近来颇思家，这该是我生命快近终点的征象。
12月12日
今日俄国举行对叶尔春宪草的全民投票，同时要选举新国会，代替那于10月间被叶尔春用坦克解散的旧国会。
12月13日
俄罗斯全民投票与国会选举的结果，多少有点出人意外。叶尔春的宪草是「通过」了，有50%以上的人投了赞成票。可是国会选举的结果却出人意外：公然主张法西斯路线的「自由民主党」，据初期统计，已得票24%；拥叶尔春的政府党「俄罗斯的选择」得票14%；共产党得票11%；农业党得票9%，「俄罗斯妇人党」得票9%。
看情形，叶尔春是否能当上俄罗斯的莫索里尼，还不是确定的事。可能成功，亦可能步戈巴乔夫的后尘，为更为坚决的反动家——席林诺夫斯基所取代。如果席林诺夫斯基真的取代了叶尔春，那末叶尔春留在历史上的作用，怕将是一个使俄罗斯向右急进中的新的克伦斯基罢了。总之，俄国的政治离一个暂时稳定局面尚远。未来的变化还很多。唯一令人悲观的是始终看不见一个像1917年时候的布尔雪维克党。
左边不是完全没有力量的，有好几个自称不同于过去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政派。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见一个认真对过去史大林主义制度作出彻底与正确批判的、同时又坚持真正马、列、托路线的左派团体。
俄国的第四国际的人我以为应该加入一些较好的由过去共产党下层组成的新政党中去，以便从内部，同时又从外部宣扬我们的主张，以便在俄罗斯往后的政治发展中，起较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12月14日
俄国的情形近来时常为一些政论家拿来和中国的情形相比。十天前，《卫报》上登载了劳平·勃来克朋写的一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乐队车转上了超级市场的手推车〉。文章主要是谈苏联原有的领袖们如何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宣讲师」一变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歌颂者。他拿亚历山大·雅可夫列夫作例，借对他新出的书所作的批评来发表一些议论，然后拿俄国的现状和中国的情况相比，企图得出一些教训来。勃来克朋文章的前一半很有趣，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史大林主义的「思想权威」是如何的浅薄与虚伪后一半，即他比较了中俄二国「改革」而提出的结论，却极不高明。
亚历山大·雅可夫列夫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勃来克朋的文章里是这样介绍的：「大学一毕业，他便当上了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全职的官员。1969年（那时他才45岁左右），被委任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后来一直担任党要职，其中包括苏联驻加拿大大使，莫斯科世界经济学院院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直至最后，在1987年，跃而成为党的政治局委员。」
此人最初拥护戈巴乔夫的改革，成为perestroika（改革）与glasnost（开放）的主要宣传家，等到戈巴乔夫一失势，他改投叶尔春阵营。思想上，跟着从共产主义（史大林主义）的改革家逐渐变成为公开与彻底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的书：《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记录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叛离。据勃来克朋的引述，书的主旨如下：
亚历山大·雅可夫列夫于深思熟虑之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关于经济实况的知识的，因为它和这样一个观念深相结合着，即它肯定资本主义是命定着要陷于停滞的。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要人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必须垄断政治生活，它又否定个人的任何价值。
如此肤浅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出之于长期间扮着「马克思主义」最高权威角色的人之口，真正难以令人相信。要批驳这种谬论当然非常容易。勃来克朋自然很容易把他驳倒了。可是接下来，勃来克朋想拿中国的改革来和俄国改革相比，从而指出任何以前者成功与后者惨败的原因，却显得非常不济。我们这里撇开中共的改革是否成功，以及成功到何种程度这类问题不谈。从中共改革确已成功的前提出发，勃来克朋所指出的成功理由是站不住的。他所列举的几个理由中，最站不住的是说：「一部分由于数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统治的官僚制及其控制的经济已经分崩瓦解了……」这完全不符事实。
何以中共的「开放」、「改革」会比俄国的perestroika（改革）与glasnost（开放）获得不同结果，至少截止目前为止，前者多少可以称作成功，而后者弄得一败涂地——这分别应如何解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热烈讨论的问题。
我们，中国的少数残存托洛次基主义者，迄今为止，似乎不承认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原因，主要是根本否认中共的改革已取得任何成绩。第四国际的领导者方面则完全不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这当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应该郑重地注意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研究下面这个问题：
中共十多年来的所谓「开放」与「改革」。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究竟代表着怎样的一种发展。是从社会主义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从一种独裁的资本主义，从一种带着浓重封建色彩的前资本主义，逐渐进步为民主的与自由的本义资本主义？从这二种不同的认识，应该得出两个完全相反的看法。依据前者，那些改革代表着反动与反革命；依据后者，它们却是十足的进步乃至革命了。
问题的前提还是国际托派中一直争论的那个老问题：究竟史大林的苏联与毛泽东的中国代表着什么性质的一种国家？
依照托洛次基一贯坚持的立场，史、毛二人主持下的苏联与中国，既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特种」（国家的，或封建的或官僚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一种由一次彻底的革命所造成的，并且由各该国与国际的种种条件所决定的、一个过渡性的国家：它们由革命所造成的财产所有制的变革，可以继续前进而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亦可以向后倒而完全恢复资本主义。 |
199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晚年札记（1989-1998）
1992年
1月1日
新年开始，头痛欲裂。电视上看了半场足球赛。疲倦得无法支持。很早上床，多半这是我活着的最后一年了。
1月2日
得儿子来信，知大孙女将于2月下旬生孩子。我快当上曾祖父了。今天俄罗斯与乌克兰实行物价的「震荡疗法」，日用品平均涨了三倍，甚至有涨到十倍的。早一天在电视上看到莫斯科市民们争购食物的镜头。又在《卫报》上看到一位不满的路人说，「这会造成少数几个百万富翁，同时造成几百万个穷人」。这想法应该是非常普遍的。叶尔春决心实行这个「疗法」，他相信几个月之后情形会由坏变好的。饥饿愤怒的群众会容忍得这么久吗？人们普遍相信，这疗法会产生「社会动荡」。如何对付这动荡呢？用铁腕来高压。这就给一个新的莫索里尼或宾诺显造成上台的条件。
1992年的旧苏联内部会发生层出不穷的事变。会出现各式各样的人物：「铁腕」军人和软骨政客（愈来愈露骨地为西方帝国主义者充当买办），多半将轮替出现，或相继出现。直至有一个真正够格的拿破仑出现为止。戈巴乔夫复出也不是绝无可能；帝制复辟看来却是绝少机会。我们所希望的是在诸般力量的分合与抗争中，真正代表十月革命传统的、目前还处于极端弱小地位的「布尔雪维克——列宁派」，会迅速地成长起来。
这是「教徒式」的祈祷吗？不是的，迟些早些，我相信历史会证实这个愿望，实现这个「祈祷」。
1月5日
苏联瓦解过程，终于证实了托洛次基关于苏联国家性质的看法。还是在五十六年之前，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托洛次基对史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性质说过如下的话，下了一个长长的定义：
若将苏维埃制度说成是过渡的或中间的制度，那就是表示抛弃那些既成的社会范畴，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内）和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除了本身极不充分外，还会发生错误的观念，以为现在的苏维埃制度只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性。其实它向后倒退到资本主义是完全可能的。要下一个更完备的定义，那必然是一个复杂的与冗长的定义。
苏联乃是一个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个矛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第一，生产力还太低，不足以给国有财产以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二，由贫乏造成的原始积累倾向，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孔隙而泄露出来；第三，保存着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准则，是新的社会化分的基础；第四，经济的发展，一面缓慢地改善了劳动者的地位，一面却推进了特权阶层之迅速形成；第五，一个官僚集团，利用社会的冲突，已经把它自己转变为一种不受监督的等级而与社会主义相背驰；第六，被统治的党所背叛的社会革命，仍然存在于财产关系上和劳动群众的意识中；第七，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其继续的发展，可以向前走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后退到资本主义；第八，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须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第九，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须打倒官僚制度才行。最后分析起来，问题要决定于国内的以及国际的舞台之活的社会势力的斗争。（引自中译《被背叛的革命》，222页。译文间有不妥处，参照英译本改正。）
写下了上引这一段文字之后，托洛次基又生存了四年。在此期间，由于史大林主义制度的丑恶更多暴露，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益临近：托洛次基和他的同志与非同志们更充分地研究与讨论了苏联的国家性质问题。托洛次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基本立场，完全根据并坚持上引的九点。唯一增加的只是明确地指出，苏联如果想从现状前进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一次政治革命去推翻官僚统治。
反对托洛次基见解的，主要有两种意见：1、将苏联国家看成为一种历史上新的现象，它将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而是官僚集产主义。这个主义不是代表着人类历史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去的一段弯路；而可能构成一个独立与漫长的历史时期。2、便是把苏联以及后来出现的同类国家的制度，统统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现在，苏联与东欧诸国的崩溃、瓦解，终于证明出这种制度确实是介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矛盾的社会。它既不曾、不能造成一个相当长的、独立的历史阶段；也不曾、不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与自然地溶合到一起。
官僚集产主义的主张者现在已经不很多了；但国家资本主义论者还是不少。他们如何解释史大林主义制度的崩溃呢？很简单：这是独裁的国家资本主义让位给民主的自由的资本主义！事情如果真的如此简单，那又怎能解释在此让位过程中，与一些群众性的争民主反专制的运动同时，我们又看见全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领袖到第三世界的一些小独裁者，从罗马教皇到东正教的大僧，正从罗曼诺夫家族的远房后人到东欧一些国家的流亡王子们……都出来齐声欢呼，这个「民主与自由」的「让位」？
难道这些当前的与过去的统治者们，这些一贯在物质上与精神上奴役劳苦大众的老爷们，都突然变成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卫士了？显然不是的。
史大林主义制度崩溃之所以会引起「普天同庆」，主要原因，我以为，在于苏联以及同类国家的性质，直至它们倾倒之前，基本上还是托洛次基当年所指出的九点所代表的那个充满矛盾的集体。其中含有可凭以前进至社会主义的因素，又含有可凭以退回到资本主义的因素。
一切反动派之所以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看到了前一类因素的最后消失，看到了后一类因素的全面胜利。
如果苏联的崩溃仅仅表示甲类资本主义转变到乙类资本主义，那是绝对引不起全世界反动派的如此同情的。同时，也无法解释，何以国家资本主义蜕化为私人资本主义，会使现时代一切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与运动，遭遇到巨大的挫折与衰退。
（这一则札记由1月5日开始写，经过多次中断，直到1月26日，才补写完成）
1月8日
BaruchHirson寄来托洛次基于1934年1月29日写给李福仁的信稿。这是有关当年伊罗生与上海史大林派合办《中国论坛》所引起的策略问题的。为了刊物的存在，有必要对合作者作出一此让步。但是让步得有个限度。这个限度该怎样决定呢？在这封信中，托洛次基给规定一个原则性的标准。他说：
一个远离现场的人，虽然很难对实际工作问题表示意见，但我还是觉得你的做法是对的。那就是尽可能长地设法把《中国论坛》办下去。但在与人妥协这一方面我们要走得多远呢？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你真有希望建立起你自己的基础，那末，我觉得，为了不把重要的地盘过早地让给人家，即使对史大林派作一些较大的让步也是允许的。但若你没有希望能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基础，而史大林派又愈来愈固执，一再提出他们的要求，那末为了保存生命而付出生命的意义作为代价，这在政治上说是不智的。在这样情形中，让它光荣地死去倒比较好些，那就是，索性以左派反对派精神出版战斗性的最后一期。
1月20日
得刘××信，有点意外，但很高兴，他在广州的监狱里坐了足足十年，始终不屈，极可贵。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我和王××同在一个特殊监狱。大声喊话还是可以的。他记我向你问好。他说他很尊重托派，又说影响他最大的书是你写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当然使我很高兴。那是「无心插柳」的一个小小例子。
1月23日
给刘××写了一封回信。附去我于1989年6月9日在第四电视台播出那个声明。
2月8日
受严寒影响，病倒了。半个月来没有力气写一个字。2月1日曾得刘的第二封信，使我忧喜参半。喜的是他说他不曾对香港的传媒隐瞒自己的主张：他拥护托洛次基，忧的是他对吴仲贤认识不清，有幻想，说要与他合写一本书。等他回答我上次去信之后，拟再给他写一封信，谈谈政治思想问题。
《十评》登载了老托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错字很多。
得罗舍信，说他将把他写的有关二册中革问题的讲义印成正式的书，希望我给他提点意见。拟将托给伊罗生的信寄给他。至少有二个问题：1、独秀与马林在加入国民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2、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这本书可供他参考。
《国际通讯》要我写一篇关于刘山青出狱的文章。有心无力，转记班兄。
本月4日是农历年初一。遥想家人过节情形，颇多感想。
前天起天气转暖，气管炎似已消退。但精神仍差。头晕无法看报、写字。
助听器试用了一个多月，渐渐惯了。
上月29日得曼台尔致超的信，当即转去。
2月11日
昨天上午去洗衣店洗衣，晚上看了半场莫札特的歌剧DonGiovanni，今天疲倦得无法起床。
翻阅前天的《卫报》，发见一篇论当前私有化风气的文章写得甚好。它开头说：
私有化席捧全球，有似森林大火的蔓延。从外蒙古到南美洲，一切原属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让私人抢夺。如何私有，方法上无人提出问题。在旧苏联，政府准备将巨额的国有财富以最低价钱卖给原有的官僚与新生的黑手党分子，他们误信私有化即使在骗子们的手里也会变成万应灵丹，这情形正在变成一颗定时炸弹。
这些实行家中极少人注意到不列颠，这个地方十二年来实行了私有化，其结果是微观的经济成功的例子是很含浑的，而宏观的经济后果则陷于惨败的边沿了。
接着他举出了不少盲目私有化，疯狂追求利润，让自由市场充分发挥其抢夺骗取的真实例子。
作者维多·凯根，是《卫报》上，也许是全英国，少数几个头脑比较清醒的经济学家之一，自从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崩溃，苏联解体以来，他发表过不少警告式的文章，警告西方世界的领袖们，特别警告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别「笑得太早」，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并非万应灵丹，「戴卓尔主义」危机重重。
目前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经济衰退」，多半会让近几年来大叫私有化万岁，公有化退位的人们头脑清醒一点了。
苏联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经验，至少告诉我们一点，公有化（或国有化）与私有化二者的本身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重要的还得看是怎样的公有？是落在谁的掌握中的公有？是靠什么阶级与怎样的人来操作的公有？至于私有制，在由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去的过渡时期内，特别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内，是不可能废除或禁止的——在某些部门与某些时候，甚至还得加以提倡呢。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第一、私有化终究是辅助性质的；第二、它必须在社会与国家的监视之下，只能让它起有利作用，不能投机倒把，欺骗盗窃，为非作歹。
2月19日
《卫报》记者JonathanSteele一篇介绍俄国新起政客齐林诺夫斯基（VladimirZhirinovsky）的专文，甚好。无论在哪一方面，此人都极有资格作未来俄罗斯的独裁者，我曾经说，叶尔春可能成为俄国的莫索里尼；但照目前情形看，让齐林诺夫斯基那样的人来扮演希特勒，也许有更大可能。
2月22日
班将独秀的《最后论文与书信》译出来了。送来让我校对，这是义不容辞的工作；只是身体仍太差，一时拿不起这项工作来。
昨天勉强翻译了曼台尔写给老超的信。又为子春翻译了我于1989年6月9日在里兹大学的发言稿。一起寄去香港。来到英国后，曾经先后用英文写了不少篇或长或短的文章，始终不曾译成中文。我有一个毛病（也许可以说是「优点」），对于自己写的东西，从来不看重。对于我的写作态度，曾经想到过一个相当合适的譬喻，有如便急，非立即排泄不可；但一经排出，便掉头不顾，随它去了。这当然是毛病，显然对自己的见解与感想不够重视，不够负责。明知不好，可是我无法改，此生也决不能够改的了。
曼台尔给超的信写得很好，正如他十年前读了我的回忆后写给我的信一样，热情洋溢，令人鼓舞。但若将他和比哀·法朗克相比，我还是更欢喜后者些。法朗克没有曼台尔的学养文采，但他更厚道，更切实。拿他当年对我这本回忆的态度来看吧，几句评语，几句赞许，都非常中肯，十分妥切。其中没有丝毫客套，也没有任何宣传意味。曼台尔的信却大有对自己人也进行宣传之嫌。
一周来，深感小便困难，也许我也害上前列腺炎了。
2月23日
俄罗斯于2月3日实行「震荡疗法」，解除物价管制。预料中的社会不安还不曾见大规模爆发。有组织的抗议行动，首次发生于2月9日，星期天。组织者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据鲍利斯·卡加立次基（俄国工党的领袖之一）的报导，这个新党是由过去苏联共产党中产生的二个坚持传统史大林主义的流派之一所组成的。这次示威提出了「打倒政府」与「回复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二个口号。示威参加者，据各家资产阶级报纸的报导，都说相当多：记者们的各个估定数字，自数千至万余不等。同时，拥护现政府的人也组织了示威，但据所有同情现政府的记者报导，参加者远不及反政府游行者之多。而且，还据说，许多参加者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这个示威。
俄国「工党」对反政府的示威实行抵制。事后开会检讨，发觉抵制是错的，他们原本应该参加进去，提出自己独立的口号。
从这件事看，我深深觉得我们对史大林主义政党的态度不够正确。不错，史大林主义党的上层竟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他们从来靠这个组织做官，发财，谋取特权，作威作福。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对马、列主义的原则早已置之度外，他们全都是十月革命的叛徒。所以一到冷战失败，「改革」绝望，这些人便争先恐后离开这双沉舟，争先恐后地向资本主义投靠，特别向西方帝国主义的领袖美国投靠。对于这些昨天才掷去党证的所谓共产主义者，当然不能存任何希望——绝对不能希望他们能从破产的史大林主义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我们绝不能，也绝不该把成千上万的下层共产党员也都看作同样的官僚。如果这样办，结果只能使那为数极多的下层共产党员，于短期迷惘之后，或在追随一阵「民主、自由派」而感到失望之后，会极度向右去赞助大俄罗斯的法西斯主义，或者会回头去怀念史大林统治的「安定强大」，因而再度去拥护史大林主义。
如何将成千上万的过去的与现有的共产党的普通党员，特别是那些工人党员，从错误与反动的史大林主义争取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来，乃是我们今后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俄国工党这次经验告诉我们：首先要在群众斗争的场合和他们走在一起，同时提出我们的特殊要求和口号。
2月26日
得《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此文发表于1992年2月（或1月）北京出版的第四期《炎黄春秋》。作者温济泽。他是当年（1942年）斗争王实味的干部之一。是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和研究员。一九八〇年代，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研究生工作。
很想就此文写一篇专文：「从王实味的正式平反谈起」。
2月27日
得超回答曼台尔的信。
2月28日
报纸上读到前德国社会党领袖威廉·勃朗特说的几句话，值得抄下来。他对《镜报》的记者说：
许多人——不过我不是其中其中之一——相信，1989年以后，我们将很简单进入一种世界新秩序。事实上与此相反，我们已进入一种新的世界混乱。
3月3日
把老超回答曼台尔的信寄出了。本来想写一封较长的信，把超写给我的信中所说的意见写上，再加一些我自己的意见，一并寄给曼台尔。只因精力太差，无法写长信。把一些必要的话告诉班，让他给我代笔。对第四国际十三届世界大会的宣言，据超信上说，上海的朋友都不满意。他们认为这个文件「没有明确地分析现时形势和指示前进方向。」接着，超又说：
「文件用了许多篇幅在保护环境和提高女权，尚可说，在革命低潮时代，群众只能进行这种低姿态的活动，我们也参加这种活动；但文中几处提到男女的同性恋爱，又应当怎样说呢？男女同性恋爱同革命运动，同一般政治运动，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活了九十多岁，看了不少革命组织发表的文件，此次所见是唯一提到同性恋爱的。」
这个批评基本上我完全同意。关于同性恋问题的不同看法，很有趣地暴露出文件写作人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些文件的写作者（大多是卅几岁的年轻欧洲人），当他（或他们）把反对歧视同性恋的要求写进这个世界革命组织的主要文件中去时，根本不曾想到，在像中国那样的国家中，亦即在第三世界的最大多数国家中，首先，男女同性恋根本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相反，它是一个极稀有的现象；其次，同性恋既然只是少数私人之间的事，并不构成社会问题。没有所谓歧视，亦无所谓反歧视。再则，如果一个革命组织在此情形中提倡同性恋，纵使不会使它在群众中丧失信仰，至少不会因此而获得任何力量。
第四国际的新一辈领导人，似乎忘记了，或者根本看不起《过渡纲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过渡纲领起草于1937年年底，经过讨论、修订，正式通过于1938年9月在法国举行的国际会议。纲领总结了「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即苏联共产党内左派反对派的思想和政治斗争的经验，作为一切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此后斗争的基础。半个多世纪来第四国际的活动，都是遵循这个基本文件的。诚然，我们的斗争没有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获胜，而半个多世纪来的世界革命与反革命的实际情况，又在不少地方证明了「纲领」的「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把世界资本主义说成是处于「垂死挣扎的痛苦」中。如今「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共产主义」的苏联瓦解，证明出资本主义不但不曾处于「垂死挣扎的痛苦」中，相反，它正处于「欣欣向荣的」状态中了。既然大前提已经站不住，从这个前提引伸出来的战略、策略也就站不住了。
问题是否如此呢？决不是。
给资本主义的寿限定错了日期，不自托洛次基与托派始，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犯的。这个「错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一次新版所作的序言上就承认过，并且解释过了。最高明的医生也不能明确无误预言某一病人的断气时刻；但这决不妨碍他凭病人生理上的种种症候，预断病人终将死去。
正像共产党宣言之于一般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样，《过渡纲领》还变成为今后全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文献。当然，它必须在近数十年来革命的成败经验的参照之下，作完全必要的检讨与修订的。
3月9日
得宇平函，知玨玨已于上月26日产一女。开始校对独秀最后论文、书信的英译稿。刘已抵英、并将于后日来里兹。
3月11日
刘××来，谈了半天，相当失望。他成了「民运」机构有心制造的「英雄」之一。人还是老实，但无深度。他的前途：或者于一度喧嚣之下，像肥皂泡一般地消失，或者，终于被造成一个香港马路政客。前一可能大，后一可能较小，因他并不具有马路政客的必需条件也。
不过，在几小时的谈话中，我还是说了我应该说的话。主要是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临别赠言是：人不怕骂，只怕捧；当你周围只听到一片读捧之声的时候，应该特别警惕的。
这是进入聋人耳朵的声音吧！
3月12日
昨天一紧张，今天整个人垮掉了。整天躺着休息，准备明天接待另二位客人。
3月16日
今天是我85（依西历）的生日，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也不给自己作任何纪念。中午吃面包，晚间吃粥，跟其他日子没半点不同。
刘××前天来信，今天答覆，由怀耀转交。明知是白费力气，但我还是尽了人事。「一跤跌在青云里」的人，只当他从青云摔到地上的时候，才会清醒——如果不曾跌死的话。
3月21日
道拉生日。他们全家赴伦敦祝寿，我送了他三本画册。晨起，精神很差，勉强给费立民君写了一封回信。并由班转寄他一本《毛论》。此人中文程度不坏，也许能读这本书。
刘××已于前日离英赴美。临行前他回了我给他的信。大意说他不会给人家捧昏，但愿如此。
今天《卫报》上有一则消息，全文如下：
据俄罗斯通讯社——ITAR-TASS的报导，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三共和国内的里昂·托洛次基的崇拜者，正在打破长期以来的一项禁忌——他们正在组织一个名为工人民主党的政党。这个新的工人民主党主张把私有的公司与银行国有化以及拒绝偿还外国债款。
3月28日
得3月17日曼台尔写给格雷的信。这是答覆老超给他的信和我托格雷转述的意见的。
4月2日
几天犹豫之后，终于决心把曼台尔寄来的宣言修订稿仔细读一遍，写一批评。另一份宣言寄去香港，希望老超也能写一点批评。
4月9日
生平第一次投选举票。选工党。
4月10日
大选结果，工党空欢喜了一场。保守党第四次连续执政。在整个世界向右转的时候。英国的政治气候自不会例外的。
勉强写了一封答曼台尔的信。支气管炎又发作了。
4月16日
寄出给曼台尔的信。预备寄一份给香港朋友，将信译成了中文：
亲爱的曼台尔同志：
你3月17日写给班同志的信，见到了。从他那里又收到了你要他转交给我的二册宣言草案。一册已邮寄给郑同志。他读后如有什么意见，得知后即当奉告。
我很仔细读完了那个修改后的宣言草稿。原本很想依你所提议的那样：对草案作一些具体与详细的评述。只是我目前的健康情况太坏，无法这样办，实在是一宗憾事。
下面提出的，还只是几项一般性的建议，希望它们对这个文件的改善能有多少帮助。
1．因为这个文件基本上是在一年多以前写成的，那时离开莫斯科的政变还有半年多，苏联更不曾解体。如今把这个宣言正式发表，有许多地方自须配合目前实情来加以改作。
2．文件提及的各个问题，广泛地涉及目前世界情势的各个重要问题；我几乎全部可以同意，但我觉得这个文件缺少一个明显的中心：它没有回答一些最迫切与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与解体以来每一个能思想的人都会提出、而且已经提出来的。其中有：A、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它们是怎样发生的？B、这是否证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不过是乌托邦？C、一个国家，七十年来一直都自以为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已成为世界上二大超级强国之一了的，怎么会突然间成为个向人求乞的国家？以及诸如此类。
我们必须解答这些问题，同时我们绝对有资格来答覆这些问题：只要把我们，即把托洛次基及其全世界的同志们，从1923年以来的所说与所行，扼要地指给他们看就行了。近年来发生于东欧，发生于前苏联以及中国的事情几乎一一都曾为我们所预见，而且都预先提出过警告的。对于他们的每一个举措，我们又都曾提出了不同的与正确的办法。
宣言草案十九节中写着：「面对史大林的反革命，只有我们这一派保持着共产主义的荣誉，保证了共产主义的持续不断」。这样说是绝对正确与完全有理的。但是，除非我们能具体地指出我们在过去将近七十年来所主张的是一条怎样不同的战略路线，那末上面的声明便难于让人信服。
不错，宣言曾经在这里那里提到了我们的一些立场。但是说得不够得很。我们应该把这一点作为文件的中心，作为宣言的主题来处理。
3．参照史大林主义者「建设社会主义」的负面经验，我们必须弄清楚某一些见解，这些见解我们自己（至少我们中间的某一些人）还认识得并不足够与确切的。例如：A、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市场是否要起点作用？它可以与应该起点怎样的作用？B、工业国有化与产业的公有制，是否无条件地具有进步性质（即使是在一个腐败的官僚制度的控制之下）？
非常抱憾，我没有力气对这些问题表示更多的意见了。
不过在结束之前，我想说清楚我上次托班同志转达的给你那项建议。我的原意并非要求以过渡纲领为根据，另外起草一个宣言，来代替目前的宣言草案。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起草一个新的纲领性的宣言时，必不可以忘记或忽视过渡纲领，必不可以忘记或忽视这个五十年来曾经作为我们这个国际运动之理论基础与政治基础的重要纲领。因此，我希望，当下月中的将此草案作最后定稿时，应该多多注意这个历史文件。
我的建议还带有这样一层意思：1872年，当《共产党宣言》发表的第二十四年时，马克思与恩格斯检讨了他们二人合作的这一历史文件。1937年，即当《宣言》九十周年时，托洛次基也检讨了这个文件：于肯定《宣言》的基本立场同时，指出了为历史事实证明为不再适用因而必须改正的某一些看法与论点。现在，当《过渡纲领》写作并通过的五十四年后，我们应该以同样精神，即参照过去经验与目前大为不同的世界形势，检讨这个文件，藉以做出总结，并吸取必要教训。我希望你，或者在国际执委会下面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担任这项工作。
1958年，在《过渡纲领》二十周年之时，我曾经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编入我写的《思想问题》小册子中。
最后，我还想说的一件事：在关于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问题上，我从来不曾赞成过国家资本主义说。
致
同志的敬礼
具名
1992年4月10日
5月16日
由于头晕、头痛，加上一些生活上的琐事，整整一个月没有写一个字札记。其实一个月来的感想并不少。报章杂诘上的妙文（正面意义与负面意义的「妙」）也有好多篇，它们是足以触发我的「文思」的。可惜有心无力，没法作比较系统的思考，没法把零碎的感想记下来。
「妙文」中我觉得最妙的一篇是《卫报》上译载的〈醒来吧，俄罗斯兄弟〉。作者N·耶可夫了夫；前苏联的著名历史学家，戈巴乔夫的亲密顾问，官做到苏共的政治局委员。他这篇文章的妙，兼有正负两面意义。他抨击俄国人的落后性格是精采的；他对二月革命的民主何以会转变成十月革命的独裁与专制则浅薄得令人难以相信。
把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差别，说成为「明智与蛮横，负责与虚矫，真实成功与晕眩的陶醉。真正的勇气与虚张声势，冷静的判断与浮夸的即兴」之间的差别。这样的议论发自一位大院士之口，由这位直至共党倒台之时还是它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写出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其议论确不能以一妙字来形容的。
他把目前的俄国情势比之以1917年的2月，并且力言其趋势会来一个新的独裁，一个新的10月。这看法只对了一半。如果一直依循叶尔春的路线走下去，俄国将会产生她自己的莫索里尼，却不能产生新的列宁。
俄国当前急需要一个新的列宁与新的托洛次基。藉以避免产生一个新的莫索里尼。
5月19日
守坚与其妇马丽安突然来访，即日去。
5月31日
午，芬·杨生、费立民偕其女友李容容来，共膳，纵谈数小时，倦极。晚7时李怀国到，预备游湖区及苏格兰。日招待二批客人，实在疲劳。迎宾灾难，不料到八六之年尚无法避免，可悲也。
6月1日
怀国去湖区。我终日闷睡，头脑昏昏然，离状，在室内小步，人欲倒。这疲劳不知尚需几天才能恢复。
6月3日
得曼台尔覆信。中译如下：
亲爱的王同志：
收到你1992年4月10日的来信。谢谢。此信已交给编订委员会——它正在为我们的纲领宣言的最后定稿而工作。在那最后确定的稿子中，你会见到你的某些见解已经给容纳进去了。同样见解，别的同志也已经提出过。在未看到你的意见以前，我就竭力主张（我们的新的纲领性宣言）要直接与过渡纲领联击，并应用它的方法。这一点，在文件的最后一稿中已经做到。同样，关于在过渡时期采用（有限度的）市场机构这一点，也写进去了。这个立场，自从1930年以来，一直为托洛次基、拉可夫斯基以及左派反对派的多数人所采取的。
顺便提及一点：我们运动的这个重要文件是「老人」被谋杀以来第一次（在它制定之时），从旧苏联内部获得一些重要建议的。
同志的敬礼
埃内斯脱·曼台尔
1992年5月23日
这个答覆比我预料的为好。
6月4日
怀国返自湖区，即日去伦敦。一星期内接待了三批客人，累得半死了。
6月8日
把多年来的信件与笔记稍加整理，无意中发现了初来英国时在图书馆翻阅唐史时的一段抄文。值得转抄在这里，那是关于所谓「武三思主义」的。
37年年尾在武汉，寄宿在陈独秀家，主客晨夕一起，无语不谈。谈话中多次听到他提及武三思主义。我不懂，问他这个主义的含义，他说：「对我好者为好人，对我坏者为坏人」，这便是武三思主义。
这个「主义」引起我的兴趣，一直想找找它的来源一它的出典，它的原来文字；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来到英国后，不但有了闲暇，而且有了方便——里兹大学图书馆里收藏有大量的中文书籍。我终于从新旧唐书里找到它的出处：
一、新唐书卷二百零六，武三思条，有如下的话：「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与我者殆是哉。」
二、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武三思条，文如下：「不知何人名作好人，唯有向我者是好人耳。」
原文大概是史家忠实于武三思的口吻而写下来的，很传神，虽然文字不漂亮，独秀则将它翻译成现代口语了。
这个「主义」，其实不应该由武三思专利的。所有的人，尤其是所有的政治家，无一不有意无意地信奉着与实行着这个主义；不同者，只是程度之差耳。
再想深一层，武三思主义只是人的自为本能的表现。自为，在某一意义上说，也就是自私。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十足犬儒主义的论调，实际上却是符合实情的。
问题变得复杂，那是要到个体的自为发展到群体的自为之时。由利益相同的个人组成了一个利益相同的群体，由个人的自为扩大到群体的自为，由小我扩大到大我，当二者之间发生了某种矛盾，以致必须牺牲小我利益去完成大我利益之时，那时候的个体自为，才成为要不得的武三思主义，才是要不得的行为，才是不道德的。
6月13日
《卫报》上有一则极有意义的莫斯科通讯。摘译如下：
维多·格立兴（ViktorGrishin），前苏共党政治局委员之一，前天在莫斯科社会安全局晕倒并且死去了。当时他是前去申请将他的养老金从每月900卢布（约合5个英镑）增加到1,800卢布的。这件小事，多少证明出解体前苏联共产党及其官员们在外国银行里存有秘密基金的那种轻率故事，是不足信的。
格立兴曾经做了十八年之久的莫斯科的党部头头。当前任共党总书记契尔宁可逝世后，政治局选举新的党魁时，与戈巴乔夫竞争的对手便是格立兴。戈巴乔夫当时是以微小的多数仅胜的。
假使当时获胜的是格立兴而非戈巴乔夫。那末世界情势可能会大不相同吧。我们不会见到戈巴乔夫的「改建」政策，也不会有叶尔春的崛起。
格立兴倒毙的情形，让我们感到兴趣的是：共党要人一旦失去职位后会陷于怎样的贫困。在苏联，不像在西方，他们的特权是与权力联系，不是和财产联系的。
当格立兴做莫斯科的统治者时，据说他曾滥用权力，事实上也可能是如此的。但他一旦失去了职位，同时也失掉了一切。他显然没有外国银行里的存款。也没有大量美金秘密放在外边。我相信，只有极少数的苏联共产党人曾经这样干的。
这段消息，让我想起了：即使腐败专横的史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在积累私人财产方面，还多少与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政客们有所不同。这也是一个小小论据，足以驳斥某些人想把史大林主义制度完全等同于希特勒主义制度的企图。
7月10日
答覆了G向我提出来的11个问题，关于唐宝林著的《陈独秀传》的。这本书的作者在目前中国算是研究托派与陈独秀的专家之一。史大林主义的偏见很深。
G译了《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要我写一篇序。预备写一篇短文，简单介绍此书当年由何资深（之瑜）编辑和我们为他付印的经过。对陈的意见本身，不作任何评论。见仁见智，让今后的读者们自己去评论吧。
可惜我体力实在愈来愈差。短序试作几次，都不成功。令方月初来看我，定于后天返台。
7月15日
看医生，验出白内障已相当严重，介绍到医院去作进一步检查。干草热，颇不适，拿了些药丸回来。一年一度的健康检查，结果满意。
志勤的儿子王佐介绍他的朋友张尧写信来，想在里兹大学找事做。我无能为力，覆一信。
7月16日
法人比哀·特·柯培当（PierreDeCoubertin1863-1937），是将古代希腊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恢复起来的人。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意义说过如下的话：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最重大意义，不在于竞赛获胜，而在于参加竞赛，这正好像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不在于胜利，而在于斗争一样。最重要的事情并非在于你争取到了什么，而在于你很公正地奋斗了的。
这是他在1908年伦敦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会上说的话。话说得很好。可惜后来那些办理奥运会的政客们以及参加竞技的运动员们，愈来愈和这个精神背道而驰了。
政治化，商业化，运动员的职业化，把奥运会原来的相当崇高的理想完全毁坏了。
7月17日
服了医干草热的药丸，沉沉地睡了13个小时，人十分疲倦，什么事都不能做。此药对干草热似乎确有好处，但副作用太大，决定停止服用。
7月21日
亚历山大·潘佐夫来。他带来了保存在第三国际的有关莫斯科中国托派档案全部的抄件，我的一份是周恩来做的。所写履历大致不错。只是说我曾经在黄埔军校当教员，未免错得太大了。1926年在广州时期，去过几次黄埔，与宋云彬、萧楚女及张秋人吃过几次饭。那时恽代英尚在黄埔，周恩来好像已经离开了，不知怎样会把我也划成「教官」的。
匆匆看了一下，知道安福是被处决了的，范锦标却曾于流放西伯利亚多年之后，被准许返回中国，可是一无消息，多半是回来不久便去世了。
7月25日
得老超写的纪念龚自珍诞生二百周年文，极好。文长一万余字，见解是道人所未道，文章则神完气足，绝对不像是九二老人的作品，人瑞也。
潘佐夫来谈，问了我几个问题。俄语已六十三年不讲，荒疏了，勉强应付，十分辛苦。他英语不差，华语说得比我的俄语好，今后当以英语与他交谈。
8月5日
收到守坚寄来的相片和他一家人写给我的信。开心之极。几个月来心里的郁结，一下子消失了。立即写了回信。5月尾他们突然来看我，事情来得太突然，我年老懵懂，竟弄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招待。和守坚夫妇不知所云地谈了一会，竟让他们走了，当日赶赴约克。事后觉得非常不安。十年不见，他们特地来看我，理应留他们在这里停留一二日，叙叙旧，指点他们去看看风景。可是我竟想不到这些，人只觉得迷惘困倦，只觉得穷于应付。他们走了，我甚至感觉到如释重负。这真是老而无用了。他们走后才想起他们的车子已走了一天，绝对要在我这里休息了，而我却让他们在傍晚离去，到陌生的约克去泊车过夜。如此无知，事后想到时非常不安。今天收到他们的照片和信，丝毫没有怪责我的意思，令我既愧且喜。
梁耀忠偕其夫人黎绍珍来。次日离此赴伦敦。
8月10日
困扰我长达五年的楼下邻居今天搬走了。很高兴。即日搬入来的是一对年轻男女。入屋未及2小时，乐声大作。呜呼！
8月20日
昨夜楼下的新邻居开了整夜音乐，无法入眠，烦极。好像是房东方面有意跟我捣乱似的：明知我受不了这种烦嚣，偏偏接二连三地把年轻的POP音乐的玩家们送来做我的邻居。前天班给我打了电话投诉，我自己又写了信，要求房东想个补救办法。如果情况不能改善，只好设法搬家；只是搬家这件事谈谈容易而实行难！
前几天收到老超最近写的一个《提纲》：其中有些看法我不同意。想写文与他商榷；气力全无，只好算了。有关问题，不少曾经在我的札记里谈到过，拟将有关的一些段落，复印寄给他，请他参考。
潘佐夫来过五次，询问我有关当年东大、孙大的一些问题，我虽疲劳，却极愿给他以详细解答。这是一位很有科学良心的年轻历史家。
8月21日
莫斯科新闻周刊的最近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是：47%的被询问者认为政变一年来国家的危机是更严重了；24%认为一次民族的灾难正在来临。只有17%认为俄罗斯现在正走上了复兴之路。（见8月20日《卫报》，JohnRettie莫斯科通讯。）
8月29日
终于将札记中论及旧苏联国家性质，战后资本主义何以有了空前发展等等问题的段落复印寄春，请他转寄给老超。老超提纲中还有两项意见；我们对民族问题以及对宗教问题的态度，将来也想和他讨论一下。我以为我们必须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但并不因此忽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重视民族问题，与赞成民族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把二者看成一码事，或简单否认民族问题的存在，那是不对的。这态度非但不能解决客观存在的民族纠纷，而且更糟的，它恰恰会在客观上帮助最反动与较强大的那些民族去压迫较为弱小的民族。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立场确实比卢森堡立场正确得多。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正在展开于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的可悲情况，更会从正反两方面去证明这一点。
对宗教的态度亦然。简单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口号去反对一切宗教纠纷，行动上采取打倒一切宗教，以为这样便能解决种种因宗教差别而引起的一切政治和社会矛盾，那是非常天真的。文革中红卫兵们的反宗教斗争如何取得了极坏的反效果，至少告诉了我们简单叫喊反宗教的口号是反对不了宗教的，它只能取得反效果；大大加强一切反动与愚昧的宗教势力。
反对宗教是一个漫长的斗争。宗教绝对不能用政治与军事的手段来反对。它必须在文化和经济的普遍提高中，逐渐地减消其影响，乃至最后使它自行归于消灭。在这个极长的历史过程中，任何一个进步的政党或政权，一定要严格保证信仰自由。不然的话，只能助长宗教的存续时间，至少帮助它发挥更大的反动作用。
9月3日
美国「国防工业」在美国政治经济局势中，乃至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中，所起与能起的巨大作用，从布希总统昨天宣布的一项决定中，很充分地透露出来。布希宣布说，美国决定把150架F·十六型战斗机卖给台湾。这个决定，显然违反了1982年中美两国签订的军火公报，因而一定会引起北京方面的强烈抗议。然则，这位以「中国通」自命的布希为什么要做出这项决定呢？一般的解答是为了竞选连任。为了讨好投资在「国防工业」的大财团，以便取得作为军事工业基地的某几个州，特别是德克萨斯州的选票。但这不过是近因之一。更基本的却是为了解决目前美国经济的严重危机，美国的当权者在诸般对策中，必须对付两个最迫切的问题：1、如何为这些多年累积的大量杀人武器找到出路；2、如何把冷战以来重点投资的国防工业减轻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全国经济能取得若干程度的平衡。
为了第一个目的，美国必须大量出售武器。事实上，她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口国家。据《卫报》本月3日的一篇通讯说，美国的武器出口现已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0%。
为了第二个目的，五角大厦不得不开始取消一些新颖武器的订单，例如原本决定制造的V-22Osprey直升运输机和改良M1型战斗坦克，曾经宣布不再进行。这次为要骗取那些大军火制造厂的参与人员（从投资者到工人）的选票，布希虽然又宣布照原议进行；但这显然只能是竞选的一项手法。如果最近将来世界上没有大规模的冷战或热战爆发——照目前情形看，这是极少可能的——那末美国「国防工业」和民用消费工业之间的关系，绝对非大加调整不可的。
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易解决的矛盾；不调整将严重加深美国的经济危机：实行调整则势必引起深刻的社会动荡——由大量失业而促发的社会不安。
9月6日
今天班兄赴华。他将在南京作半年研究。
新邻居仍然吵闹，头痛之极。想搬家，甚至想搬到伦敦去；但这谈何容易！昨天收到《十评》，登完了我的〈九信说明〉。此文一共登了三期，前后相隔8个月。这样办，怎能让读者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象？！
得比哀·罗舍长函。引起我不少感想。他是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但他（和他们的朋友们）所走的思想道路，却和「×××」小将们所走的刚好相反。罗舍们的道路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终于走到了托洛次基主义；×××小将们的道路，就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说，乃是由于受到史毛主义的苦难，将史毛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同起来，因而憧景并趋向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罗舍和他的战友克里文，自从参加国际托派运动之后，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克里文在法国的托派组织内，罗舍在第四国际中。过去的十年，罗舍负责荷兰阿姆斯坦那个「党校」，培育干部，研讨理论，成绩是很显著的。因为工作太紧张，他患了神经衰弱症，因此最近决定辞掉这份工作，今后除参与法国托派工作外，将研究菲律宾的过去与未来。这个决定我能理解，也很赞成；但是他信中说，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要在巴黎第七大学里取得博士学位，这想法却令人奇怪：是否近三年来的世界反动形势，使平素看不起资产阶级学术界里那些「劳什子」的反叛者们，终于又觉得有和这类「劳什子」妥协的必要呢？
9月14日
把《九信》和我的《说明》校勘完毕，寄港。得香港刘荣锦寄赠的书《「红」色的转折》。我没有力气读，翻了一下书后面列举的参考书目，其中没有托洛次基的任何著作。谈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折」而不牵涉到托洛次基，这好像谈唐诗的兴衰而不提李杜;或像研究中共的历史而避开陈独秀一样。光凭这一点，我就犯不上化费有限的精力去阅读这本书了。
9月20日
房东出来干涉，楼下邻居的吵闹好多了。连日我都能安眠；但愿能如此继续下去。
四年不曾离开过里兹一步，加以居处的环境恶劣，心情愈来愈坏。有时竟发生厌世念头，朋友们劝我生活上来点小变化，譬如到伦敦去住几天、看看朋友。这主意值得考虑。如果腰痛好转，真想去走一趟。
连日腰痛，坐立不安。这是老毛病，几年前去看过医生。医生给了药，服后胃出血。从此不再就医，让它自来自去。每次发作，总得持续一二星期。
10月5日
1893年2月间，恩格斯针对德国帝国国会中进行的「军事法草案」的辩论，给柏林的《前进报》写了一系列论裁军问题的文章。当这几篇文章印成小册子时，恩格斯给它写了一篇序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的这些文章是以下面这个日益获得普遍承认的前提为出发点的：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末，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负担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见中文马恩全集，第22卷，435页。)
恩格斯这几篇文章的内容是主张以真正的民军来代替常备军；其着眼点是要以民众自己的武力来取代一贯作为政府压迫工具的常备军。由于文章是为当时的国会辩论而写的，作者着重了维持常备军的经济方面的危险，不曾指责这个制度的反动的政治作用。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常备军的政治方面的看法，在别的有关著作中，特别在论及巴黎公社的著作中，详细地讨论过。列宁则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到过。后来，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雪维克派的领袖们更加在实际上试行过以民军代替常备军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这个试验如何进行，如何由赤卫队逐渐变成正规的红军；红军又如何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堕落而变质——从工农的军队逐渐变成维护官僚独裁、镇压民众的武力——这是值得一切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全面研究的一个问题。
不过现在我不想谈这个问题。这里我感到兴趣的是恩格斯序言中指出的那个前提，特别是他指出的因军费大增而导致的那两个前途：「不是各国人民因负担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
一八九〇年代欧洲各国建立与维持一支常备军，其所需费用，和今天各国的所谓「国防经费」，简直是无法比较的。以步兵、骑兵为战斗主力的军队，其所需要的武器配备，和今天的充分现代化的海陆空军的武器配备之间，技术上的差别何止天壤。二者所需费用的差距，也必须用天文学数字来代表了。
可是在1893年，恩格斯已经认为当时各国大增军费的结果，「不是使各国人民负担不起军费负担而在经济上破产，便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现在，各国人民所负担的军费既然千百倍于十九世纪之末，又怎能避免走上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两个前途呢？
恩格斯的预断，已经两次世界大战给证实了。可是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反问：各国的军备竞争固然导致了几次战争，但战争的结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非但不曾使各国经济破产，而且相反，跟着第二次大战，冷战开始以后，特别在资本主义各国中，不但没有经济破产，而且在生产力方面，特别在生产技术方面，让人见到了飞跃的进步。这是推翻了恩格斯的前提的。
是否真的如此呢？不是的，恰好相反，我觉得近数十年来「持久的军火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危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微妙关系，恰恰是更进一步地证实了恩格斯的两个前提。
10月14日
过去三个早晨，都耗在给老超写的一封长信上了。信中所述，基本上与恩格斯指出的那两个前提有关。因此把长信留了一个底稿，算是今天的一则札记。
方兄：
收到你8月20日信。《札记》尚未收到。郭和兄说《札记》寄到香港也须复印几份，然后寄给我。你死以前焚去，是错误的。这是思想记录，是非让后人去判断，既然复印，你也无法焚去。
我并不健康，所谓得天独厚，也不过到此为止。即使明日猝死，也不奇怪，发现心脏病十几年，不知心绞痛是什么味道。去年秋天才尝到这个味道，今年上半年又尝几次。最近更时时光顾，自然有急救药，转危为安，但总有一天，急救药无效。
我从此不能写长文章了，论头脑，还是有能力组织一篇长文章，但眼睛不行，素材需要自己的眼睛去阅读。
从今我也只能写「札记」，即写出思考的结论，不能写出导致此理论的断想。这也是种文体，如法国的Pascal，但难免这些「断想」相互间有出入，甚至有矛盾。
这是在多活几年的前提下说的，照实际的情况，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有条件给白内障开刀，更有条件装一副假牙，但不久就要死去，又何必受此痛苦找麻烦呢？
当今经济的发展，有一句简单的话表示，即说，最近四十年，人类生产增加了40倍。这是人类历史上突出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但奇怪的是没有人为此作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当然的，用不着解释，曼兄在《后期》中也没有解释，除非说长波论就是解释，但这个突出的事实，不给予解释是不行的。我给予了解释，但不满意（这个事实总有不同的解释，不过孤陋寡闻，不知道罢了。）
「二冷」不是解释，「冷战不过是旺盛的生产力找到部分的出在晚期的资本主义」（而且不仅在「晚期」），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生产，而是销售，生产再多，不过将商品堆满仓库而已，仓库没有商品堆积，那时生产自会发展，跟着，科学技术就会发明起来而应用于生产者，包含那些为冷战而发明的科学技术在内。
但冷战在此次苏联亡国中确实发生了重大的作用，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相对峙，希想吞掉对方；因之都要备战。但苏联集团的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集团很远，但不负担又不能相距太多，于是美国集团的人为冷战而挑起担子了，苏联的人民则被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这个时候，冷战又不能冒险变为热战。于是苏联集团就瓦解了，苏联本身也就灭亡了。
试想苏联多少劳力，物资、金钱、制造了几千几万颗原子弹氢弹。这些都是苏联劳动者的血汗，是苏联人降低生活水平制造出来的，这些如今成了一堆废物！
在经济突然繁荣以前，苏联人民的负担本来已经重于美国集团的人民，在突然繁荣以后，更加重了若干倍，最后导致了亡国，这是冷战的影响，但归根究抵还是突然繁荣的影响。
现在酝酿着一个大危机，游资无处投放，大量涌入中国，照此情况，再过几年，中国生活也会大发展，美国有个经济学家说：那时中国生产要超过欧美的总和。我想这话夸大了，果真如此，商品卖给谁呢？那时天下大乱世界革命二次浪潮就到了。可惜，我看不见。
不能再写下去了。
弟超
1990年9月2日
超兄：
9月2日的信，收到很久，不曾早覆，因为原信放在那里忘记了，遍找不获。老人健忘，我似乎更甚。昨天，这封信终于自己从乱书堆中跑了出来。重读一下，觉得有很多话要同你谈。几天前又看到你的近作：《向导七十周年》，神完气足。决不像是一个九二老人写出来的。由此我深信你还会多活几年。Pascal的Pensées是我的床头书之一；但我的写札记并不是它引出来的。实在因为再无力气写长文，而脑子里的思索却不肯停，想到写出，有如便急时的上厕所，排泄之后，一身轻松，而如何处理这不洁之物，就完全不在我的考虑之内了。札记预备死前烧掉，原因即在于此。
在《晚期资本主义》里，曼台尔把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加以改变，我觉得很对。他说：
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大类包括生产手段：第二大类包括消费品。我们现在把这种计划改变成三个部分。在这两大部分之外，增加一大部类，即第三大部类：生产破坏手段。我们作出这样的区别是对的，因为第三大类不像第一大部类和第二大部类那样，它生产出来的商品并不进入生产物质因素的再生产过程（取代并扩大生产手段和已使用的劳动力）……（见《晚期资本主义》中译本，323页。）生产破坏手段的工业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着如此巨大与如此重要的地位，却是从第一次大战后，特别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以及在冷战时期确定的。它至少在一九四〇年代以后，就成为世界几个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类」了。这个部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不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是为了胜过事实上或假想中的对手，为了如何可以更有效与更大规模地破坏对方的人力与物力。因此破坏手段部门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不受消费市场的限制。正如卢森堡在第一次大战后所预言：「武器经济是一个代用的市场」（此语为曼台尔一篇文章中所引述，不知他引自卢森堡的什么著作），它本身就是市场。因此，这个部门里的技术革新，完全不受消费市场的影响。过去，资本家为了销售已有的存货，为了充分利用业已投放的固定资本，宁愿把新的技术发明购买下来，秘而不用；这种情形，当武器生产成了独立的一大部类之后，便完全没有的了。为了克敌制胜，敌对双方（最初在德国与美英之间，然后在苏联与美国之间），应用了所能动用的全部力量，去进行破坏手段制造的技术改进。这方面的改进，不要说曾经在四十年内增长了40倍，甚至可以说前进了400倍乃至4,000倍的。一颗核子弹的破坏力，比原先最大的常规炮弹的杀伤力，相差又何止40倍呢？破坏手段生产部门的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当然要影响到生产手段生产与日用消费品生产。事实也正是如此。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我们看见的无间断的生产技术大变革，实际上只是军备竞赛与冷战的副产品。从原子能释放开始，中经自动控制，电脑，缩影技术以及镭射等等，无一不是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然后以「副产品」的身份进入另外二大部类生产中去的。原先是市场需要促进技术革新；现在倒过来，由不断的技术革新促成生产力的飞速生长。不断增大的生产品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怎么办呢？除了用传统方法去争取新市场之外，便是用尽一切办法来人为地创造市场。曾经流行于战后的凯恩斯经济学说，我觉得，便是为了此一需要而发生的。我没有研究过凯恩斯学说。（其实我也没有能力去作详尽研究。我不但是一个「科盲」，而且「经盲」。）但就我所得的印象来说，凯恩斯学说主要是提倡「寅吃卵粮」，不怕「打肿脸孔充胖子」。他劝人超前消费；主张无论个人与国家都不要害怕借债，应该尽量利用信贷以便个人提高生活享受，国家则放手投资，以便繁荣经济，解决失业危机，藉保社会安定，国家富强。
如此造成的虚假的繁荣与景气，当然无法持久。其败象在七十年代，就充分暴露出来了。无论政府与个人都是债台高筑，「前吃后空」，发出了第二次大战及国际资本主义大危机到来的信号。于是在思想上，所谓「货币主义」的学派出来代替凯恩斯主义，它要想医治凯恩斯主义所酿成的褐害：首先是要对付国家预算的天文学数字的赤字，要收紧通货，要向工人阶级的收入进攻，要削减四十年代以来所实行的巨额福利支出……所谓「列根哲学」，「戴卓尔主义」，便是要推行这些政策而出现的。结果如何，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徒然加深了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衰退。
苏联集团在冷战压力下的大崩溃，曾经给西方资本主义等国打了气。彷佛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不但会很快过去，而且资本主义会本身万寿无疆。但这正如美国的经济学家J.K.Galbraith当时所警告：「别笑得太早了」。刚刚笑过苏联集团的土崩瓦解，自己家里的危机很快达到了灾难程度。那个破坏手段生产的重担，也几乎要把美英等国的经济压倒了。
今后将如何，那是另一问题，谈起来很长。上面所说只是浮面地谈了一下：1、为什么战后资本主义会造成生产力空前大增长的秘密？2、为什么冷战全胜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会陷于如此严重的危机？
回答上述问题，曼台尔曾经把上述意见与马克思的周期性危机说，特别与康特拉系也夫加以扩充了的所谓长短波理论，联紧起来谈，这当然对的；但若光谈长短波的理论，不着重指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破坏手段生产」部类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那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圆满的——不足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
还有不少话想同你谈，可惜我实在没有力气写。上面这些不成品的东西，竟断断续续地写了三个早晨。看看班兄和你合拍的照片，令我「既羡且妒」一假使我也能像他那样，要来就来，要去就去，能在分离半世纪之后，和你重聚一室，促膝谈心，该多么好！班兄又在旅行中，目前大概在日本，不久去大陆，如到上海，一定再去看你。
今得春兄信，知你心脏病已愈，大慰。春兄对你的不肯戒酒，极不满；但我的想法不尽同，黄酒三杯不致影响心脏；何况人生太艰辛，多少该找点乐趣。好像李白说过：「身后名，不及生前三杯酒。」这实在是不错的，可惜我不会饮酒，失掉了生活中一大乐趣。祝
好
弟方上
92年10月14日
10月20日
全身神经痛好了；但头痛依旧，眼睛又坏了。白内障似乎增加了程度。读报只能看几个大标题，写字超过一张稿纸，便什么都看不清楚。给家人写一封长信，3页，前后写了3天，吃力之极。外孙将于明年读完大学。受了时下国内留学风气的影响，毕业后也想出国深造。家人一再来信，要我设法，想明年一毕业就出来。她们完全不清楚外面情形，也不清楚我的生活情况。盲目崇洋，可悲也。
10月21日
中共刚刚开完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
10月25日
伦敦20万人大游行，支持矿工，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一般的政治风向在转，转得有利于左派。汤尼·培恩说：他等待了十年的时机似乎到了。也许，至少，比之于1989年以来因史大林制度的土崩瓦解而引起的劳动群众中的迷惘、颓唐情绪，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万寿无疆」的想法，正开始消散和转变了。
11月3日
将近十天来无法写一个字。身体不算很坏。能睡能吃，就是什么事都不能做，感想也很多，例如德国绿党创建人与女领袖比德拉·凯利的离奇的死，香港新总督彭定康的「民主」投机，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新危机，以及美国的总统选举，都引起我的兴趣，多少有些话想说；但是一提笔，头痛欲裂。勉强集中，努力想把所思所想的记录一点下来，人便昏昏然，好像整个人要倒下来，只好作罢。可是这样活尸一般的生存，有什么意义？伦敦的年轻朋友认为我应该稍稍来一点生活上的变化，到伦敦小住几天。换个环境，暂时改变一下死板生活，可能对我目前那种活尸状态有好处。他们的想法也许对。四整年没有离开过里兹，确实闷极；但是真想旅行，问题又不少。等着瞧吧。也许，过几天，我的精神状态，我的低沉的情绪会好起来。
今天给阿忠写信，要他暂时停止重印《双山》的谈判。
11月4日
克林顿当选美国下届总统，这件事多少具有象征意义，它标志出列根——戴卓尔时代的一个终结。这个时代是二次大战以来英美大资产阶级向其他阶级——特别是向工人阶级利益进行反攻与进攻的最反动的时代。在这期问，战后工人阶级所争得的一些权利和福利，都几乎给取消光了。结果，大资产者，尤其是其中的金融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掠取财富，劳动阶级则日趋贫穷。贫富悬殊，结果，一方面生产品大量过剩，另一方面，消费者却无力购买。加上随冷战结束而来的种种后果，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的所谓「衰退」。为要应付这个局面，资产阶级不得不换马了。英国戴卓尔夫人被迫下了台。她的公然进行阶级斗争的政策，代之以所谓「无阶级社会」的马卓安「主义」。在美国，列根「哲学」也就以同一理由代之以克林顿的所谓兼顾「全民利益」的新自由主义。二者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挽救目前陷入深刻危机中去的资本统治。
这样的转换，当然无助于劳动人民的真正解放；但至少，我想，会有利于一切倾向社会主义斗争的复兴。
11月7日
十月革命七十五周年。莫斯科红场禁人进入。据报导，约有2万被禁止的共产党人与国家主义者集会。
11月10日
叶尔春来英作为时2天的国事访问。昨天签订了一个名为英俄「同盟」的文件，今天向英国的上下二院发表演说，然后由英女王在白金汉宫中「赐宴」。这待遇，戈巴乔夫未曾受过，叶尔春可以感到满足了。其实，当戈巴乔夫几次来英时，他还是二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代表；叶尔春的这次访问，却是在俄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都已一落千丈，他是以求乞的姿态前来的。何以英国的统治阶级对戈巴乔夫的接待会远不及对叶尔春的隆重呢？主要理由：前者对社会主义还藕断丝连，而后者则成为十十足足的「反共义士」了。
其实说「隆重」也带着讽刺口气的。英国的报纸根本没有把它当作重要新闻来处理。叶尔春的演说，据《卫报》择要转述，有如下一些比较值得注意的话：
在为时40分钟的演说中，他一再提到俄罗斯和不列颠在长达数十年的对抗之后，现在缔结的友好联系。他说：「冰山正在飞速融解消失。」「千百万俄罗斯人经历了漫长的疯狂年月之后，正在恢复过来。」
「不过现在还不曾痊愈。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承认，在我们的国家里，还存在一些势力，它们要实行一个复仇性的政变。他指出这些阴谋政变的是「以前共产党的余孽，以及那些国家精英，好斗的国家主义者，传统的共产党管经济的那些经理们，再加上政治的冒险家们。」
叶尔春说，这些分子正在利用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困难。不过他坚决保证，「这些计划是命定着要失败的。
接着，他提出了警告：「如果必要，我会应用人民交记给我的权力。」这话的意思是说：为了保证俄罗斯能够转变到自由市场的民主制度，他准备运用那些紧急处置的权力。（见《卫报》1992年11月11日HellaPick的文章。）
其实，叶尔春未曾应用他的紧急权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今天的俄罗斯，从各方面的对抗力量来看，叶尔春是否能做成俄罗斯的莫索里尼，还得经过漫长，错综的几场斗争来决定的。
有人说，一年前，即当8月政变直后，叶尔春要想掌握紧急权力，比目前容易得多。这话有几分理由。主要因为：一年前，俄罗斯的人民大众还只看见史大林主义统治的罪恶，还一味憧景着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一年来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种种，却让广大的俄罗斯人尝到了自由市场的味道，又见到了西方的危机和动荡。人们的情绪和思想都大大不同了。失势的史大林主义的官僚们自然要利用这个民众的情绪转变，企图恢复往日的权势，而一般的劳动大众，多半会对资本主义的复辟发生愈来愈多的顾虑，反感，因而会发生反对叶尔春们肆无忌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了。在立陶宛，在保加利亚以及在俄罗斯，这种旧共产党人（包括过去史大林派的官僚与不自觉的误信史大林主义为真正社会主义的以前共党的群众）的「复仇运动」，已见到端倪。
如何把后一类群众和以前的官僚领袖们区别开来，使前者能走上既反史大林主义、又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是我们托派的首要任务。把过去所有的共产党人，不分领袖与群众，不分自觉的史大林主义官僚与不自觉的（即不自觉其为史大林主义者的）普通党员，一概加以反对和排斥，那只能一方面的对史大林主义，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帮倒忙。
……
叶尔春于「御宴」之后，对记者们说：「在宴会席上，我（和女王）像多年老朋友似的谈天」，女王不但接受了访问俄罗斯的邀请，她甚至还告诉我们，对于她的来访，我们毋须等待很久的。（见同上引文章。）
叶尔春应该感到遗憾的是：他不曾像波兰的瓦文沙总统一样，被邀请在王宫中的龙床上过夜！
没有睡进龙床，叶尔春夫妇住了二夜最近美国女歌星麦唐纳睡过的海德公园旅馆的套房，房价每夜1,762镑！用目前卢布的汇价计算，这笔房金该达到天文数字了。
11月18日
今天收到了白克曼寄来的一本破烂书——1939年我们在上海「盗印」的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白克曼是从一位托派同情者购得的。这位同情者名叫塞尔顿·奥斯朋，当年是柯立芝总统邮船上的一个水手，航行到上海，经过美国托派组织的介绍，会见了当时正在上海的李福仁（弗朗克·格拉斯）。李福仁交给他一本刚出版的《悲剧》，要他拿到美国去。他回国后，将书交给一个同志，自己却给船公司「炒了鱿鱼」。因为他在李福仁的公寓里住了一夜，次晨迟了一些时候才回到船上。当时我记得会过这个人，谈了一些话。谈些什么，事隔半个多世纪，已经记不得了。
《悲剧》的上海「盗版」书，记得一共只印了100部，是我托汪孟邹先生介绍，由群益书局代印的。这是未经作者修改的本子，其中有老托的长序。这个第一版目前已经少见，它的「盗印」本更是绝无仅有了。其中一本，经过五十四年的转辗流传，竟又转到我这个经手「盗印」的人的手中，不能不说是奇缘。
11月22日
读《列宁全集》，无意中翻到了第22卷中的一篇文章：〈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尤尼乌斯是卢森堡的笔名，小册子是《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列宁十分称赞这本小书，说它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者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评」，他指出了小册子中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作者没有提到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第二个错误，在于作者认为在帝国主义的环境中，民族战争已不可能或不可能终于贯彻的。
列宁批判了这两个缺点。在所有提出的反驳论据中，最获我感到兴趣的是下面这些话。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与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产生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煞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法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们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见《列宁全集》22卷，302-303页。）
当1940年我提出「抗战变质」的意见时，根本不曾见过列宁这篇文章。由民族战争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我是从当时的具体情况中看出来的。可从来不曾想到过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列宁的这一见解值得深思。
11月24日
路透社发自乔其亚首都的一则新闻：过去曾任苏联外长、戈巴乔夫的老搭档、长期担任乔其亚共党领袖，目前担任乔其亚议会议长的谢瓦那次，宣布改信基督教。在乔其亚的电台上他宣布：最近在教堂受了浸礼，放弃他信仰了数十年的无神论。他说他的办公室里现在供了圣母玛利亚的神像。代替过去墙上挂的史大林相片。
「哈里路亚！」
11月25日
《卫报》上一段小新闻：「一架属于华南航空公司的波音七三七号喷气机昨天由广州起飞，在桂林附近失事。机上乘客141人，恐已全部死亡」。这消息让我十分不安。前几天得芬·杨生的南京来信，说他将于本月23日飞桂林。但愿他不在这架机内！
11月28日
给老超写的长信中我说我是「科盲」，又是「经盲」，有的朋友见了说我「谦处」。非也。这是实情。我一见数字就头痛，拿起一本经济学书来会睡觉。自己深知这个毛病，几次立志纠正它；但因这习惯（或者可以说「趣味」）孩子时代养成，「积习难返」了。不懂得科学，不懂得经济学，根本就不能成为扎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深深知道这一点，但不能做到这一点。这该是我的一生憾事之一，是最大的憾事之一。
可是，倘若有人因此而说我根本不配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那我决不能接受这个非难。马克思主义是多方面的。很少几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能够在所有方面都具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有似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山，有通往绝顶的，乃至登上半山许多途径。人们可以循着各条途径，凭各人具有的力量和决心登上某一高度，成为某一程度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百多年来真正称得上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少而又少。大多数是几分之几的一甚至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都只是「虽不能至，心响往之」罢了。然而没有这一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革命是绝对不能成功的。
我究竟是几分之几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究竟我是循着哪一条山径爬上这座高山，很难说。首先我想是由于我所生息的时代和环境，又由于我从来看不惯人间不平的性格吧。至于知识方面，我觉得，在政治分析与观察上，在思想的辩证应用上，似乎最容易理解和体会马、恩、列、托几位大师的著作。
12月1日
晨起，头脑比较清新，读隔日《卫报》，又是维多·基根的「经济学札记」引起了我的兴趣。他说：「几乎恰好在戴卓尔夫人当权的那几年间，真正的经济奇迹不曾发生在联合王国，而是发生在东亚孔夫子（思想统治）的那些经济圈里。」他说，「从外汇储备方面说，台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又说，「在以高技术奠定经济基础方面，新加坡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领先」。跟着他说：「当日本的经济增长正在放慢之时，中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的十四年里每年增加了14%。」他跟着问道：「正当旧苏联的经济几乎全部在快速缩小的时候，中国怎么会以更大的速度来扩张她的经济呢？」终于他告诉我们说：「在某种程度内，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位的经济大国（当然不能把她的庞大人口计算进去，即不能以每人平均的所得来算了。）」
基根的计算容有不确处。其中颇有「危言耸听」的成分，他想拿来刺激，或鼓励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的。他的目的之一，可能是想给英国的紧缩政策，福利削减政策提供一点理论基础。最近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断写文章来吹嘘中国经济的起飞，其中理由之一，我想多少含有那种以「黄祸」来刺激西方的用意。美国的当选总统克林顿，我想也会在这方面大做文章。苏联崩溃，冷战结束，中国这双棋子在国际力量的重新结合的过程中究竟将放在什么位置，确是最近将来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值得充分研究的大问题。不过目前，我更想考虑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关于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今天没有力气写了，留待日后。
12月6日
芬·杨生漫游归来，带了许多相片和一卷老超的录音带来看我。听了睽违四十多年的老友的声音。看了大量图片，感慨很多：又说了两个多钟头的话，疲倦极了。
12月18日
转录了老超的录音讲话，接着又录了一段我给老超说的话。录音带邮寄给老楼，让他在后面也录几句话，然后寄回给老超。这是四十三年来，历尽种种艰难后：三个老朋友举行的一次隔洋谈话。
12月23日
读完班著的《中托史试探》，有些意见与补充，预备与他当面讨论。大体上很不错，对中托的评估是从大处着眼的。但彭门子弟读了一定会大吠，因为他对老二并不像这些子弟们那样吹捧。
这几天正在思考一个问题；不断革命断了，怎么办？现在没有力气写。过几天，等我身体好些，得把我的大体想法记录一点下来。
又是耶稣诞，灾难！
12月31日
1992年除夕。我又偷生了一年。回顾过去的一年中，简直什么事都不曾做。长寿实在不是幸福，于人于己都不好：于人是给他们增加负担、于己是延长疾苦。「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感叹还是赞美，我不能确定；就我个人的体会说，未及七十而逝，应该是一种幸福。 |
199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晚年札记（1989-1998）
1991年
1月1日
1990年不曾成为我生命的最后一年，也不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年。今年，会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年吗？我不巴望它是，也不希望它不是。失去了战斗能力的生命是不值得留恋的；尝尽了生活甘苦的老人，对死亡确实已不存有什么恐惧感了。但只要我的继续存活不变成对别人的巨大负担，只要我的体力还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我还不想探取「安乐死」的办法。在这世界上，似乎还有少数几个不愿我立即死去、甚至需要我活下去的人呢。
1月7日
新的一年已过了一周，无论个人方面或世事方面，都有不少感想，可是没有力气把它们记一点下来。昨夜下雪，今天的天气似乎变得明朗爽快了，精神也觉得好。德友鲁道夫来信说，我为德文本《托洛次基论中国》所写的长序，有些论点已经过时。昨晨我回了他的信，关于「过时」这一层，我是这样说的：
你说得对，《序言》中的某些说法好像已经过时了。这情形，我觉得是非常自然。这是十年前写的文章。十年来，世界上，特别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了几乎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我今天来写这篇序言，不用说，在许多论点上我会以不同方式来写的。不过，我并不以为因此而使我这篇序言变得毫无用处。从整件看，我相信它对于读者，特别对年轻一代的读者，是有所帮助的。它给他们点明了托洛次基的各篇文章如何联系着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各个时期，它给他们指出了究竟在哪里，在什么问题上，史大林及其一派是错了，并且是怎样搞错的；托洛次基及其一派是对了，并且是怎样对的。因此，读者们不难从过去吸取教训，去为未来的革命做好准备。
1月17日
清晨听收音机，知道海湾战争已经发动了。昨夜午夜前，美英驻沙地阿拉伯的空军出动轰炸伊拉克。
1月29日
海湾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三天。有太多的感想，太多的意见，可是正因为太多，我连一个字都写不出。这些感想和意见是需要写长篇大论的。
住在这个民主的、舆论较为自由的国家，又赶上了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这个时代，对于这次战争的观察，比我过去对所经历的各次战争，有了无比的便利。从电视上看国会中有关战争的「辩论」，真是精彩极了。明明是帝国主义国家为控制中东石油的战争，这些政治家们——不管是保守党的或是工党的——却能一脸正气地、义正辞严地，把它说成是为正义，为人权，为民主，为一切崇高的道德而战！在这项伪善竞赛中，反对派工党领袖们的表演竟还胜过保守党的衮衮诸公。更有意思的是：一脸慈悲的坎特勃利大主教也加入了这个合唱队，声明这场海湾战争是「正义之战」！
有人说，这次海湾战争是美英诸国「骑劫了」联合国而进行的。又有人说，这次战争产生了一个新的现象：美英二国充当了二十世纪末页的新式「雇佣兵」。让所有能享受到中东廉价石油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与德国——拿出钱来，帮助美英二国进行战争——让这二国的劳工子弟们去送命。
这些被指出来的现象都是很有意思的。苏联与中国这二个常任理事国做了「骑劫」的帮凶，也很有意思。这二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早已不是帝国主义的敌对者，它们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甚至在某些场合，它们自己就实行了帝国主义式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那是早已为所有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国家所见到了。有了这次伙同「骑劫」联合国的新的「业绩」，多半会使全世界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更认清它们的本质吧。
人们常把伊拉克的抗美战争比之以越南的抗美战争。这是不正确的。胡志明政府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产物；萨达姆·侯赛因政府却是伊拉克反革命的结果，它不同于胡志明政权，却有点类似中国的蒋介石政权。
然则，国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侯赛因的抗美战争采取什么态度呢？
不管战争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如何的不同，促成战争的形势是如何的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为当年的中日战争与目前的海湾战争所共通的，那就是：基本上，它们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完全控制一个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而进行的，其目的在于——
2月6日
头晕无法写字与思想。上一则日记没有告一个段落就写不下去了。一停又是许多天。战争还在进行。美国某些政军首脑们想仅凭空中的绝对优势，把伊拉克炸回到石器时代，从而迅速地结束战争，已经证明是妄想；但在完全孤立之下，伊拉克要想像越南那样把战争尽量拖长，拖长到美国不胜负担，因此在未取得决定胜利前草草收兵，也是不可能的。伊拉克不像当年的越南，它背后没有苏联与中国的支援。大约最多再拖几个月，伊拉克的军事力量便会给全部摧毁的。
人们现在就早已在为战后中东局势的如何安排与解决而忙碌了。他们真能为中东设想出一个公平的与持久和平的战后办法来吗？绝对不能。由美国为首的「战胜国」设计出来的任何办法，都只能为下一次的「海湾危机」作准备。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大不列颠的世界霸业。史大林主义的崩溃正在造成美帝独霸的世界的「新秩序」。可是这个新秩序却一定会在它未能完全建立之前就走向没落的。德、日两个新兴的经济大国已经与美国分庭抗礼。由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促成的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正在大踏步走向危机。这些资本大国为要解决这些危机，必须对内加重剥削劳动民众，对外加紧控制第三世界的政经生活。结果当然会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生的、只因史大林主义的毒害而趋于衰落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重新兴起，会使第三世界的各民族起来反抗，使它们由民主、民族的斗争进而与先进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各个徘徊、动摇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与向社会主义大步跃进之间的各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汇合起来，使人类走上真正大同与幸福的境界。
昨天（2月5日）《卫报》上登载了一位埃及记者MohamedSid-ahmed的文章“Blindingstorminanoilfield”（油田里刮起的一阵令人目盲的风暴），它让我这个平素不熟悉中东情形的人，获得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消息，例如他说：
至少有一件事，萨达姆·侯赛因是做得成功的，那就是他提醒了阿拉伯人，在这个新的世界竞技中，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地脆弱——虽然这项竞技会一直吹嘘着什么法律，道德与平等。海湾战争强调出两项基本事实；就全世界论，那个二极世界并不曾为多极世界所代替，而是产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就（中东）这个地区论，那是石油，并非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构成为中东政治的决定因素。
愈来愈多的阿拉伯人，以及欧洲和美国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舆论界，如今都看到了：布殊政府之所以坚持伊拉克从库威特撤退，其动机首先在于石油利益，而不是热心实行安理会的那些决议。
伊拉克的统治者一直企图说服西方国家，说他进行了八年战争来反对霍美尼的伊朗，只是为了保卫西方国家的石油利益。他又要他们相信他是最合格的人，可以代替波斯王来充当波斯湾的警察。当二伊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拉克拥有30亿美元的库存；等到战争完毕，它的国库赤字达到100亿美元。因为他的战争牺牲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偿，萨达姆攫取了库威特。
对库威特的侵略加剧了各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其紧张程度竟使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方面（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分歧给掩盖了。
老毛爱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句话正可以用来形容华盛顿那些领袖们的战略。巴拿马的诺里雅加，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都是他们搬起来的石头。
2月9日
一连三天大雪，足不出户，连报纸都不曾买。邮差不送信，我的生活完全停顿了。
阅读班写的长文——〈从野百合花到燎原之火〉的导言，头痛，读得极慢。
2月10日
还是大雪，严寒。大门和门外石级都给雪盖住了。拿了铁铲想清出一条可以踏脚的路来，试了几下，气喘，骨痛，头昏欲倒，立即回进屋内躺卧，休息了将近一小时才回复正常。
幸亏伦敦来的小朋友们给我备足了干粮，可以长期抵抗大雪的围困。
勉强读完了班兄的长文，提点意见，供他参考。
下午JanetFrankland来，为我铲去门前积雪，可感也！
2月13日
前些时发现陈独秀的一封旧信（1934年5月15日从南京监狱寄给左派反对派国际书记处的），热情洋溢，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亟为译出，寄给春兄。他抄了几份，分赠友好。我相信这封信对于时下一些陈独秀研究者会大有帮助的。
陈独秀写这封信的时候，刘仁静正蒙住了二位外国朋友（格拉斯与伊洛生），在上海搞他的小山头，反对「陈独秀主义」。这封信，原是当作「反面教材」而译成英文并寄去国际的。我不甚清楚刘仁静所称的陈独秀主义指的是什么。从刘在当时所写的一个报告（关于中国局势的）看，也许是指陈对当时中共所探取的「教派主义」，因为刘在报告中显然对当时中共的红军存有若干幻想。(如果精神好，想把刘的报告也译出来。)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杜甫的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几天，第四国际正在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有人问我：「你过去参加过几次大会？这次为什么不去参加？」
我的回答是：「我从未参加过。」「为什么？」「因为，过去，在1949年以前，我们中国托派，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不够条件派人去欧洲出席国际会议。1949年以后，中国托派组织上已被消灭，少数几个流亡海外的托派，我以为只能代表个人，他们已无团体可以代表。他们与国外托派（无论国际书记处也好，各国支部也好）发生关系，只能以中国托派分子的个人资格，不能以中国支部的代表人资格。彭述之来到欧洲，主要目的是要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代表名义参加国际领导组织。这个企图和行为，我以为是僭妄的，主要因为他自称代表的所谓『中国革命共产党』事实上已不存在。因此我于1975年来到欧洲后，就立即向书记处表明我的身份——一个个别的中国托洛次基主义者，我想起的作用是要将比较好地建立起国际与中国残存托派之间的关系。我从不要求当什么代表——代表不复存在的组织固然滑稽，代表港澳地区少数一时团聚起来的几个托派则为时太早。我宁愿以个人资格拥护第四国际，不愿以代表资格参加国际，其理由主要是『以真名称呼事物』。这一点，我认为是要做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码条件。
非常可惜，不重视这个起码条件的，除了彭述之之外，好像在我们的年轻一代中也大有人在。」
伊撒克·独伊奇与托洛次基和托派分手的主要原因是他不赞成托洛次基当年发起组织第四国际。他的反对理由不是不应该组织，而是以为像当时托洛次基所倡议和进行的那一套，事实上建立不起一个国际来。半个多世纪来第四国际的历史似乎证实了独伊奇的看法是对的。因为，不管我们怎样努力，而事实上第四国际始终不曾成长为一个真能影响国际工人运动，真能干预国际政治的一个力量。
我没有见过独伊奇反对托洛次基发起第四国际的文章。也没有见过托洛次基反对独伊奇意见的文章。记忆中唯一与此问题有关的文字是托洛次基为他的《自传》节本所写的跋中的最后几句话：
这便是第四国际准备工作底历史意义，让怀疑论者先生们去冷讥热潮罢！历史不是怀疑论做成的。这本书不是为怀疑论者写的。
这里的所谓「怀疑论者」，当然指独伊奇以及和他意见相同的人。与独伊奇夫人相识十多年，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始终不曾和她谈起过这个争论问题。现在想来，实在可惜。不过不管怎样，我跟一些怀疑论者或悲观主义者的看法不同，我始终认为半个世纪来的历史并不证明托洛次基发起和建立第四国际的努力是徒劳，是幻想。相反，它们证明出老托和他的同志们的这项努力其实是必需的。就个人说，成败固然不能据以论英雄；就思想说，一时的成败更不是正确或谬误的标准。
在史大林主义彻底与普遍崩溃的今天，如果没有以第四国际为代表的那个思想体系，即是说，如果没有以真正国际主义和彻底大众民主相结合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思想与实践，那末，我们真的要看到资本主义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思想上也全部与彻底地奏凯了。
可以说，今后人类仍能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保持信心，并终于会见到它们的实现者，全靠有第四国际所代表的思想在！
这当然不是说，如此这般存在着的第四国际——组织上分裂与思想上停滞——能起这样的作用。但只要大方针不要失掉，也就是说只要坚持革命的国际主义，与劳动大众的民主这二大方针，那末我深信在新的事变的推动下，一个有力的、能担当起历史任务的第四国际一定会建立成功。归根结蒂，一个彻底革命的国际组织，只能在国际革命的进潮时期才能建立完成的。在此以前，都只能算是准备时期。
2月15日
今天是辛未年元旦。闻大哥病剧，给侄儿福全写了信。虎头离去已一月零二天，迄无信来。
2月21日
海湾战争第三十六天，由苏联发动的和平解决方案，让萨达姆·侯赛因的一篇谈说给打消了。
中午接苇电话，知小林已到英，不日来里兹。
2月22日
今晨消息。原来侯赛因昨天下午的广播，是为了他接受戈巴乔夫的建议而事，先给他的兵士、民众、朋友与敌人作心理准备的。实际上伊拉克已接受苏联的方案。针对这个苏联方案，华盛顿提出了最后通牒。美国目前的作战目的很显然要彻底摧毁伊拉克的武力，建立一个完全顺从美国的伊拉克新政权，并从而保持美国在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的绝对控制。这是走向美国称霸世界（PaxAmericana）的重要一步，不列颠称霸世界（PaxBritanica）延长一百年。美国的称霸能建立到如何程度；能延续多少年？难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不会延长到一百年，甚至它根本不能树立到像不列颠霸权的那么巩固。
2月24日
昨晚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军队实行了全面的地面进攻。伊拉克能支持多久呢？几天？或几个星期？无论如何像越南那样作长期抵抗，那是绝不可能的。不仅客观上没有这些条件，主观上，即由于侯赛因政权的历史成因与社会性质，更没有越南胡志明政权所具备的条件。
为了宣传，美国一直把侯赛因政权所建立的强大武力，说成为目前世界上位居第四。（第一当然是美国，第二是苏联，但不知第三暗指哪一个国家。）其实，这显然是危言耸听，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伊拉克的危险性，为了激起美国国内的军国主义，为了更多地拉拢其他国家，特别是中东与伊拉克有直接利益冲突的阿拉伯国家，来参加这个反伊的神圣同盟。
另一方面，竟有这么多国家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并进攻这个「世界上的第四强国」，只能证明中东，特别是海湾区的石油生产，与太多国家的利益有关。
我于此竟联想到了当年八国联军共同进攻腐败衰弱的中国的故事。
为什么要联合八个国家的力量来进攻呢？因为当时清朝拥有的大武力吗？当然非也。八国之所以力争参加这个联合军者，只因看见肥美的弱肉在前，谁都想事先争取到一份分肥的保证罢了！
2月28日
连日有客人来，倦极。今午最后一位客人离去，头痛得报纸都不曾看。晚间听收音机，才知道海湾战争已结束了。伊拉克的军队被击溃，「联合国军」「解放」了库威德，并占领了南部伊拉克，伊拉克接受全部「联合国」决议，布希总统宣布停战。
海湾战争延长了四十二天。
感想甚多，最先想到的是：把伊拉克武力说成「世界第四」，原来是有意夸大的。其用意在于为自己的用武找到藉口。为了同一理由，他们把侯赛因这个小暴君说成为「希特勒第二」。把一只狼故意形容成狮子，美国就拉拢合了三十个国家，拼凑了数十万大军，动用了前所未有的海陆空的兵力，他们配备着最高级与最新式的科技，把伊拉克这个属于「第三世界」的小国，特别它的二个最大城市，巴格达与巴士拉，真地轰炸到「石器时代」。最后，把侯赛因的主力——「共和国卫队」简直烧成焦炭，炸成肉酱。在整个战争中，「联合国军」的丧亡才得百人左右，而伊拉克兵的死丧数目至少要达到十几万！
这不是战争，这是最残忍的狩猎，是历史上稀有的一面倒的大屠杀！
可是这场残酷的狩猎和最凶狠的大屠杀却是在「联合国」旗帜下进行的！在「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口号下进行的！
好话与坏事之间的对照实在太强烈了，胜利者的伪善很快会被暂时受骗的民众识穿的。
这次大屠杀让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情是：以古兰经为指导意识的阿拉伯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没有真正前途的。它对本国的劳苦大众只能实行残暴的镇压，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则无大力量。这些国家的民族与民主任务，只能在由各该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得到初步的，但是真实的解决。
另一个感想是：今后用最先进的科技来作战，只能有两个结果：1、若双方的配备不等，那是强者对弱者的绝灭性的屠宰；2、若双方的配备相等，两败俱伤，最甚者竟可以毁灭整个人类。
从这里，我愈加相信「不是社会主义便是野蛮主义」这个真理。
3月1日
十六年前的今天我抵达英国。在过去的漫长时间里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呢？简直一无足述，愧愧！
3月3日
翻看一下大前天的那则笔记，觉得关于未来战争结局所说的话，有一点必须补充。我所说的那两种可能结局，主要是指交战双方是属于、或大体上属于同样性质的国家或群体，任何一方的战争都不是革命的，或至少都不是大为进步的。如果交战的一边是革命而另一边是反革命，那末不管这战争是进行于一国之内的二个（或数个）阶级之间，或进行于两个国家之间，其中武装较弱的一方未必便是被击败或被消灭的一边。因为操纵武器的毕竟是人，而那些人是会受革命影响的。
不错，随着武器的变化，执掌武器的人的阶级成分也会跟着变化：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一般的技术人员，会在很大程度内代替过去的劳动大众。但是整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却决不可能让那少数的「精粹分子」来承担、来运转的。其中起着「配件」与「螺丝钉」作用的，还得是普通的劳动大众，而他们在数量上仍旧要占据最大比例的。他们会受着革命影响；何况，即使那些操纵武器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们，遇上真正的革命形势，也极可能掉转方向，转而为革命服务。
某些人以为科技的空前革新已在消灭工人阶级的存在。同样理由，他们会说将来的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引发革命。我相信历史一定会证明出这些先知们的断言没有根据。
3月5日
休息了数天，除腰痛外，别的病痛似乎好多了。晨问出外散步，见公园草地上的迎春花已探出头来了。
3月8日
还不曾从极度疲倦中恢复过来。完全不能用脑。来信未覆的很多，想给白克曼写一覆信，一个字都写不出。明天BaruchHirson要（来），会带来由白克曼交给他的一些东西，且等他来过后再写吧。
读IgorCornelisen写的一篇纪念辛克来的文章，极感兴趣。
3月9日
Hirson君来。他问了我一些三十年代李福仁在上海的活动情形。谈到最近与海湾战争有关的问题，他的看法与我的有很多相同。他认为目前的西欧托洛次基主义者不曾从中口战争中学到一点东西，以致有些人竟无形中拥护伊拉克的蒋介石（萨达姆·侯赛因）。这看法与我们中日战争所取态度很接近。他最近读了我为德文《托论中国》一书所写序言，他说他同意我的好多论点。
昨天Eileen来电，要我为一份民主派办的刊物写文。无力构思与写作，婉拒了。今天班赴远东。
3月10日
勉强给白克曼写了回信。
3月18日
今天是夏历辛未年二月初三日。我是丁未年是日出生的。查过万年历，丁未年二月初三日乃是1907年的3月16日。羊年的第七个「来复」【朱正按星期日的意思】，阴阳二历的日子只差了两天。我对生日从来没有特别感情，原因我想在于我家一向对家人的生日极不重视之故吧。我们乡下的风俗，家人中只当家长上了年纪，特别当他或她的年纪正逢上60或70那样的整数时，家人或亲友们才想到给他或她做寿的。小辈生日，至少在我所出生的那种贫贱人家，从来不当一回事。西方人重视生日，不分老少男女，一到生日，都受到家人与亲友们的重视。都要庆祝一番；而所谓庆祝，大抵只是略赠礼物，吃点蛋糕，并不铺张浪费。这风气很好，很有意思，有时甚至觉得很美。反观我们中国，官僚巨富们借此机会来炫耀权势，黑社会流氓们则视乘机勒索，大打「秋风」，实在太坏了，我一向不欢喜庆祝生日，主要是对此种陋习所生的反感。加以后来见到史大林派官僚们的大做生日，把它当作建立个人崇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项目，于是对生日庆祝深恶痛疾了。在这方面，超麟比我通达。他能排斥此一节目的丑恶方面，却能保持它的具有人情的美的一面。
不过，积习难返，放弃成见不易，要我根本改变对生日的态度，怕是不可能的了。如何度我85岁（照中国演算法）的这个生日呢？如果天不下雨，也许独自到依尔克利去喝杯茶，吃一块上好的蛋糕。
早晨果然独自去了一趟依尔克利。最初天气很好，有阳光，半路上天气变了，像要下雨。依尔克利比市区冷，我少穿了衣服。在熟识的几条路上转了个圈，买了二枚平时爱吃的西饼，使坐车回家。这样「庆祝」了我85岁的「诞辰」。（下午记）
3月22日
半夜突然呕吐、发烧，打呃。二年前的旧病又发作了。
3月26日
病了几天，不能进食，呃逆不止，狼狈万分。昨天下午呃逆停止。胃能接受食物。进细面一小碗。安稳地睡了一夜，今晨顿觉精神好转。去邮局寄信，给并未的大哥寄一点钱。
楼上的新邻居迁入已二日，未有机会交谈。从窗子里见到的样子判断，此人好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失业青年。夜间睡得极晚，白天起身很迟。有音乐声传来，但不很噪耳，希望往后不会变坏。现在的青年可以没有书籍，衣物，却不能不备一具HI-FI装置。这是时代风气。
3月27日
昨夜10时开始，新邻居的乐声大作，并粗暴地移动家具，简直成了那位女士第二。无法睡，由寝室移入前厅也无法远离噪音。怎么办呢？无力选择自己住所的人实在可悲！
3月31日
很艰难地读完了第四国际联合书记部向第四国际第十三届大会提出的《国际局势决议草案》，相当失望。它完全没有针对日前世界局势的主要特点提出明确与坚定的答案，而只是零碎地，浮面地对一些现象作了一些解释，列举某些应付这些现象的办法。
草案第一部分的第四节，全文如下：
四、史大林主义不是发生在预定的历史道路上的一次简单迂回；也不是一段即将结束的插话。它的诸般荒唐怪诞会像磨盘石一般悬宕在人们的头上，它的鬼怪将于今天时时出现。社会主义解放的计划因为史大林主义的抵押而添加了重负——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解放计划上所说的言语，不再像本世纪初期那样所具有的意义和许诺了。那些纷纷起来鄙弃史大林主义的人民，他们行动起来，不是单单为了反对全能主义的独裁，也不仅为了民主自由，他们又表示出他们仅仅透过资本主义在各个主要帝国主义中心运作的那面三棱镜中见到了资本主义，并从而体会到（史大林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与社会二方面的失败。我们还不曾给史大林主义付清代价。记忆与希望必须重新建立。
这段话构成了整个决议的基调，它代表着草案作者对目前整个局势，即对于史大林主义全面崩溃后所形成的世界局势的看法。无疑，它抓住了我们现局势的基本特点；它强调了史大林主义崩溃的严重性、它不随波逐流地一味嚷着「民主革命的大好形势」，这是对的，非常正确的。但同时它却无一言指出这个局势正是我们数十年来不断警告，不断预言了的。没有强调它正是我们一贯反对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结果。没有指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来，我们曾经和它作不断斗争，曾经提出不同的主张，凭以建设非全能主义的、符合于大众民主的、以国际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没有指出，史大林主义的崩溃，只是从反面证明了不断革命与国际主义纲领的正确。草案作者没有这样做，而只是说，我们得给史大林主义的过失与罪恶付出代价，并重新开头来建立「回忆与希望」。这是太消极了。我们绝无理由采取这个消极态度的！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工人大众弄清楚史大林主义决非我们所期望的社会主义，说明广大人民认识到史大林主义绝非历史的必然，即如果采取不同政策，如果采取苏联左派反对派从二十年代初期便已提出的主张，今天的人类纵使不曾像十月革命直后所期望的那样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却决不会如此灰暗：竟致让资本帝国主义全面奏凯，让一切被压迫与被剥削的人民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普遍失望。
为了恢复人们（首先是恢复全世界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心，从我们的主观努力方面着眼，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们知道过去七十年间史大林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这两条路线的对立。让他们弄明白「一国社会主义」与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两个立场的理论和实践。
只有依靠这一场真实的而非空口说白话的理论与政治斗争；只有把这场攸关人类历史命运的大斗争的经过内容及其结局普遍地宣扬出来，让人们清楚地见到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与为何走到像目前那样的结局；只有让人们见到当时如果实行了托洛次基的而非史大林主义的主张，情况会大大不同……总之，只有重新建立了这个「记忆」，才能让人们恢复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希望」。
因此，我们不一定要为史大林主义的崩溃而「付出代价」；相反，我们正应该利用史大林主义的彻底破产，尽最大努力来把真正的、民主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介绍给大家，因此收回我们过去受史大林派诬蔑与迫害而付出的代价。
不用说，今后我们的能事决不在于仅仅反覆背诵托洛次基的言论，证引第四国际的纲领、文件。新的局势需要有新的对策。半个多世纪的史大林主义的悲痛经验也必须作郑重与精细的分析。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面教材，史大林主义（也包括毛泽东主义）的全部历史对于未来人类的命运，特别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那是具有绝大价值的。
在坚持国际主义与劳动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在不断革命的战略指引下，我们必须参照史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实验，重新考虑许多过去认为绝无问题的问题。譬如：1、国有财产是否无条件有利于社会主义？2、计划经济是否与市场经济绝对不相容？3、公有制与私有制在某种程度内的并存是否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有利而无害？4、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怎样与劳动大众的民主；与一般的人权与民权并行不悖？5、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应有严格的时限？即是说，当革命政权趋于稳定与巩固之时，当那国革命而引起的内战业已平息之后，是否应立即着手使专政放宽？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当然，这些多半要在新的纲领上规定的；但目前还未考虑起草新纲领，它们便应该在政治决议上提及。
4月7日
一个多星期来，《卫报》上连续登载了5篇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文章。这五位作者是：DenisHealey（英国工党元老），NoamChomsky（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J.K.Galbraith（哈佛大学荣誉退休的经济学教授），AbdulRahmanMunif（沙地阿拉伯出生的一位作家），以及EduardShevardnadze（不久前辞职的苏联外长）。
这几位作者，除了那位阿拉伯作家比较陌生，其他四人是颇为熟悉的。他们对「新秩序」的看法大致都在我的意料之中。Healey对海湾战争与美国的政策采取了比他多年来（特别是比他当权时）所表现的较「左」的立场。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左，不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左。和EdwarsHeath一样，他只是反映英国资产阶级中，愿意与欧洲各国搂近，不愿像Thatcher夫人一样，整个儿冲入美国大老板的怀中的愿望罢了。Chomsky是比较真正反对华盛顿政策的，可惜此人的文章写得太不通畅，许多问题都说不清楚。Galbraith不愧是当今头脑最清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次的文章和他一年多来所写的有关冷战过后的东西关系的几篇文章，都没有「共产主义完蛋，资本主义万岁」那种浅薄论调。这个人的见解，我觉得非常值我们这些对社会主义保持信心而又认为今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须得好好研究的人给以注意的。那位阿拉伯作家的文章无甚新意，它只是透露出一般阿拉伯人对西方势力：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各方面压迫的反抗。
引起我最大兴趣，使我最感到惊讶的，乃是苏联前任外长Shevardnadze的大作。这个人是戈巴乔夫的亲密战友，是他们二人一起，策划了六年来苏联的改革的。见过他的传记，原来此人曾经当过乔治亚共和国的共党书记，一个有悠长历史、并且拥有很大权势的共产党员。论理，他总该多多少少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吧。然而，他在这篇文章里竟是这样形容了苏联的经历的：
我想，提到「世界新秩序」这个名称时，我们得非常小心。不管是好是坏，我总是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它曾经想实现这样一种野心而失败了的；它曾经做过多次设想欠佳的企图，企图创造「新人」创造一个「新社会」，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且实质上，企图至少在它的势力范围内创造一种事物的新秩序。这些试验的最后结果如何，现在是众所周知的，我想不需要我在此地作更多的阐明。
他让我看到了苏联官僚们的真实的意识形态，让我看到了他们由史大林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中已走得多深多远。
4月10日
得吴文祺的死讯。他好像死在美国，很觉意外。我对他的感情没有对宋云彬那么深厚。他欠缺云彬的天真，豪爽。
今天又得到楼适夷写的《记郭肇唐》，很好。这一类文章的好坏主要得看作者是否有真情实意，技巧还在其次。适夷是性情中人，技巧当然也是好的，他写的几篇纪念故人的文章，几乎无一不是上乘之作。
郭肇唐是无数史大林制度下受害的革命者之一。若就较狭小的意义说，他是遭受王明毒手的数千（或数万）中国革命者之一。郭显然不是托派；但他所得的罪名，或几个罪名者之一，一定是「托派」。
4月12日
昨天给春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英国托派的一些情形。今晨本想继续写「报告」，谈谈英托（希利派等）如何与「四哥」弄翻以及法、美诸国的托运情况。拿起笔，头晕欲倒，只好作罢，过几天再写。
4月15日
本日《卫报》的莫斯科通讯（作者JonathanSteele）有一个极有意思的消息。它说，自从戈巴乔夫提倡「Glasnost」（中文好像译作「公开」）以来，回忆文学在苏联大为流行。以前，政治性的回忆文学是完全没有的。这篇通讯里提到了几本著名政治家的回忆录，例如已故外长格鲁米柯，以及由戈巴乔夫的主要对手李加乔夫所写的回忆。不过在他所介绍的几本回忆录中，我最感到兴趣的是尼古拉·加曼宁的私人日记。下面是通讯中有关的一段：
最好的几本回忆录是属于较早一批的。作者们写作它们时，根本不曾料到它们能够出版。这些作者并非最高层的官员，但他们是内幕中人，他们能够说出这个不牢靠机构的某些事情——对于这个机构他们却是贡献了自己的生命的。这些人中的一位是尼古拉·加曼宁，他是太空人训练中心的第一位主任。对于苏联的太空计划，他比谁都知道得更多。在他的私人日记中，辛辣地记载了一方面花费几百万卢布去探察宇宙，另一方面让全国人民过着可悲生活——这样一种不相称的情况。这种情况，从最近几天内各报庆祝第一位太空人尤利·加加林胜利升空三十周年再度显露出来。对于这件奇怪的、几乎是虚伪的事情，大多数俄国人无动于衷，因为人人知道，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类首次绕地球飞行，给消费者们根本不曾带来什么好处。十二年前加曼宁对他的一位朋友说，他不相信他的日记在一个世纪内可以面世。「Glasnost」却证明他的想法错了，《真理报》刚才把日记中最使他苦恼的一部分登载出来了。
他批评赫鲁晓夫，说他跟史大林一样制造个人崇拜。他讥笑政治局的人，说他们花费更多时间去研究人们对个别太空人提出的申诉，却不甚讨论长期的太空计划。
贯穿着这部日记的是掩盖这个辉煌计划后面的有关人们起居的不断操心。事实是：即使在那卫星的主要发射中心，有数十位工作人员得长期住在宿舍中，什么要住在帐幕中；他们还得在五年之久的时间内和妻子与家属分开。1962年11月21日，正当赫鲁晓夫想夸耀苏联武力，将核子火箭送往古巴时，加曼宁写道：「刚刚接到妻子电话」她说她排了二小时队想买一瓶牛奶。没有买到手。
这是「宁要原子，不要裤子」的苏联版。「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所以会弄得如此糟糕，不自量力地和美国作原子与核子武器的竞赛，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
4月17日
一则消息：KGB要把它过去的活动，包括当年暗杀托洛次基一事在内，公布出来。等着瞧吧。
4月21日
很费力地读完了FinanJensen所记有关第四国际第十三次大会经过的详细报告。一般印象不坏，它多少让我知道在所谓「马克思主义」大危机之后，世界上还有不少年轻人相信社会主义，还准备在第四国际旗帜之下，为人类的未来幸福而奋斗。
第十一次大会上提出了所谓「转向产业」的口号。那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新领导JackBarnes派提出的。这路线表面上要求托洛次基主义者从宣传家变成行动家，希望全世界的托派从宣传组织变成一个能够行动的革命组织；可是结果，很快便让我们看到，这转向只是抛去了我们的革命纲领，跟在史大林主义者后面曲解并诬蔑托洛次基，终于在组织与思想上都脱离了不断革命的纲领，脱离了第四国际，终于拜倒在北朝鲜金日成那样的独裁者脚下。
第十二次大会的主题是所谓「再化合」。换言之，就是要求托派不要变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托洛次基者才是革命者，托派彷佛享有革命的「专利权」或「垄断权」，绝对不愿跟其他的革命者与革命组织接近或联系。这个意图与方向自是正确的。不过也得防备由此可能发生的另一种危险，即：完全放弃自己的根本原则立场，与任何自命为革命的流派去做无原则的勾搭或联合。
这次大会最使我不满的是它完全不曾企图对我们的《过渡纲领》作一个全面的审查、检讨，以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违反旧纲领的基本立场，写出一个新的政纲来。
当然，这项工作是艰巨的，但决不是绝对不能做到的。至少，大会应该选出一个专门委员会，在新领导的指导下，在某一时距内，完成这项工作。
4月23日
鲁道夫给寄来了托洛次基当年写给易洛生的九封信。这都是与《中国革命悲剧》一书的写作有关的。老托所提的许多意见十分重要，十分宝贵。决心将它们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作为《托致中国同志的信》的补篇。
4月26日
今天《双山回忆录》的哥伦比亚大学版正式出版。
5月1日
昨天开始翻译老托写给易洛生的九封信。最先译的是第五封。信中提到一个极重要的理论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停滞不前？托的意见是中国不曾有一个对农村独立的，由工匠们控制的生产性的城镇。这意见和马克思当年论中国农民家庭中的手工业的作用很接近。二者可以互相发明。四年前（1987年3月），我给比艾·罗舍写过一封长信，其中谈到中国历史何以长期停滞问题，那时我就引了马克思1859年11月所写论〈对华贸易〉这篇文章的见解。马克思认为「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是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无法迅速促进对华贸易的主要原因。同时，我觉得也正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进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模式的看法，他本人始终不曾充分发挥。它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明确规定。历来苏联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因而不曾有一致的答案，托洛次基在信中说：「这类事情的本身就是不很清楚的」意盖指此。不过中国，乃至印度，历史上不曾产生工匠们以及市民们为主的强有力的城镇，不能与封建贵族的农业乡村对立起来，这无疑是「亚细亚生产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5月3日
波兰总统瓦文沙最近来英作国事访问，受到英国统治阶级极隆重的招待。4月26日《卫报》上有一则报导这次访问的新闻，颇有意思，摘译如下：
「目前不是标准的时代，我不是标准的总统。」他如此回答人们给他提出的问题：「你是怎样当这个国家元首的？」
当他留英的最后四天中观察了英女王的结果，他明显地表示了嫉妒。见到英国王室这个古代与现代的混合品，这位波兰总统既妒且羡地说，国家是需要一个母亲的。女王是一个母亲，可惜波兰没有一个母亲。
他在温莎堡里睡了几夜，几乎通夜醒着，无法入睡，为了他在此地所见到的一切。「床大到这样子，我无法摸到我的太太了。」
造船厂的一个电工，平步青云，成了一国元首，他的得意忘形，我看还超过了刘邦和朱元璋。
工人的进步性与革命性是就整个阶级而言的；是为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决定的。个别工人以及个别工人领袖之是否进步或是不革命，完全是另一问题。工人领袖睡进了龙床，只能发皇帝梦了。
5月18日
得宇平信，知大哥已于本月3日逝世。此事早在意料中，但是得此噩耗，仍不免情绪激动。死，对于老迈无用的人来说是仁慈的，是一种解脱；但对于后死与未死的亲人，却仍然是可悲的。弘一法师，一代高僧，病危时给夏丐尊写个短信，其中有「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名句；但从他临终前留下的绝笔：「悲欢交集」来看，似乎他对于死还不是完全看破的；否则，「悲」从何来？
姊死于1982年9月，她小大哥三岁，却早亡九年。他们二人的身体都比我健壮得多，生活也比我正常安定，想不到都在我之前离开人间。
我也真该走了。
6月2日
连日客来，疲于接待，身体几乎全垮了；可是今天还得应付三位客人。做人实在苦。
昨天见到第四国际的《宣言》，内容空洞漂茫，立场糊模不清，令人大失所望。
玛丁妮今天来话别。她留英十年，厌了，辞了职，决定回法长住。送了她和芬《回忆》各一册，留个纪念。
6月6日
美国维琴民亚大学的历史教授WoodfordMcClellan偕其俄籍夫人来访。来访目的是想问问当年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孙中山大学的情形。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留俄学生的史书。交谈之下，我发觉教授和我之间存在着极深极广的鸿沟。教授太太送一份礼物给我：一套俄国东正教会的图片。她得意洋洋地说：她是东正教徒，希望我能欣赏这套图片。她又说：她的母亲至今还是一个「史大林主义者」，骂她叛徒。她嫁给这位教授已有十年，但一直到1986年苏联政府才允许她出国团圆。此女现在已充分美国化，也许比土生的美国女子更美国化。
6月14日
二位香港客人于五天前离此赴伦敦。今天我还是疲倦万分。下星期一又有一位客人要来！
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叶尔春获大捷，同时列宁格拉的市民投票结果，决定将这个都市改名为圣·彼得堡。
历史的逆流正在涌向它的最高潮。
6月15日
春寄来消息一则：王实味终于「平反」了。想就此事写一点感想。拿起笔来，却觉得头晕脑胀，一个字都写不出。放下笔，拿起今天的《卫报》来看。在有人悼念昨天逝世的，被誉为这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女伶PeggyAshcroft的文章中，这位可尊敬的女艺人的一句话深深引起了我的共鸣。她说：oldageisabugger。诚然！
她与我同年；但还小我半岁。
7月1日
半个月来没有写一天日记。不断接待客人，烦极，厌极，真想搬一次家，搬到客人无法来到的极远极僻的地方；但这显然不过是一个幻想。
因为不断来客的阻挠，想写的有关王实味平反的文章没有写成，拟译的老托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也无法完成。等精神略略好转后，那后一项计划是必须完成的。
刚刚读完了老托1925年所写的小册子《俄国往何处去？》这本书以前读过，印象不深。重读，跟目前的国际与苏联的新局势联紧起来，得到不少新的启发。
这本小册子没有提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但着重地提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无法避免的依存关系。它提出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对苏联经济建设所能起的正面与反面的作用；它可能帮助苏联提高生产力而走向社会主义，也可能促成苏联的经济体制完全采取资本主义。
许多话，今天读着，简直是预言：不是「先知」们的预言而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
书的结尾处有一段话，今天看来特别重要，全文如下：
我的整篇文章完全限于讨论经济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的所谓逻辑性的发展。因此我有意将一切不但能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一切因素排除在外，而且把那些能够使这个发展改变一下方向的因素，也避开不谈。这样一种片面的从经济方面来研究问题，从方法论来看，那是正确的与不得不然的——如果你要谈的是未来许多年中一个复杂过程的未来估计。要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每一次都必须把所有因素在当时呈现出来的方面加以可能的估计。不过当问题是要研究未来整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的远景时，我们却不得不将我们的注意从「上层建筑」移转开去，这就是说，将我们的注意首先从政治因素移转开去。例如，一次战争可能对我们的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使它超于某一个方向；而一次胜利的欧洲革命却可以使它趋于另一个方向。这还不仅仅对于外在的事件可以适用。内在的经济过程造成它本身复杂的政治路线，这也可能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农村地区的经济分解成各种不同的成分，正如我们曾经指出过的，并不给我们造成任何经济上的危险，这是说，它不会使资本主义诸倾向迅速生长，以此妨碍社会主义性的倾向。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它却能产生敌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政治倾向。
国内与国际的政治局势，产生了由许多问题形成的一个复杂体。其中每一个问题都要求我们去做个别的分析，但它们和经济是紧相联系的。这种分析不在我们所研究的范围之内。不过，指出经济基础发展中的那些根本倾向，并不会给政治的上层结构的一切变化提供一把现成的锁匙，因为政治的上层结构也有其自己的内在真理，有它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困难。对经济发展的远景定出一个方向，不会妨碍我们对政治也定出一个方向；前者只能使后者更易做到。
因此，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曾经有意将资本主义制度会延续多久这样的问题放开不谈，这个制度将如何变化？它将向哪一个方向发展？这里我们可以指出几个不同的可能。不过在这几行作为结论的文字里，我们不预备去研究它们。只要举出这几种可能就够了。将来，在某些别的机会我们也许会回头来研究它们。
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最简单的解决，就是假定在未来几年内，欧洲会发生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样一种「变局」决非最小可能的。从社会主义性的预断的观点来看，这便解决了问题。显然，如果将苏维埃联邦的经济和苏维埃欧洲的经济联合到一起，那末社会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比较系数就可以胜利地解决了，虽然从美洲方面还会作出某种抗拒。而这个抗拒是否能延长很久，那是很可怀疑的。
如果我们有条件地假定那个包围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会继续存在数十年，那末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得多。不过这样的假定，如果不用另一些假定使它显得更为真实些，那末这个假定的本身便没有意义。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真的会再存在数十年，那末欧洲的无产阶级变成怎样？美国的无产阶级又会变成怎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将变成怎样？如果为我们有条件地承认可能发生的数十年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时期，是进潮与退潮的数十年，其中发生着残酷的内战，经济上始终是一个僵局，甚至是经济上完全崩溃，也就是说，那个数十年只不过是社会主义诞生时发生的一个长期痛苦的过程，那末很显然，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我们的经济将取得优势的比重，因为我们的社会化了的经济基础具有无可比较的更大的稳定性。
不过，如果我们假定，在未来数十年内，世界市场会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平衡，会形成一种好像从1871年到1914年生产扩张时期那样的平衡，那末，整个问题将以不同方式提出来了。这样一种平衡，得以生产力的新的成长为条件的。因为在大战（按指1914-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之前十年内那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比较「和平的心态」。以及社会民主党与职工会的机会主义的转变，都是由于工业的巨大成长。因此，如果不可能的变成为可能的，如果不大有成功的事变成为大有可能成功的事，如果以欧洲资本主义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不仅在其不稳定的政府组成方面，而且在其生产力方面，都发现了新的动态平衡；如果在未来几年内与未来的数十年内，开始另一个巨大成长的时期，那末，这将意味着我们，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准备，而且已经在准备把自己从一列慢驰的货车改变成较快的客车，却还得使它更快些，藉以赶上那列特快客车。把话说得简单些，这将意味着我们在对于历史的基本估计上犯了一个错误。这将意味着资本主义还不曾竭尽其历史「使命」，而目前的帝国主义阶段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衰落阶段，不是它的最后痉挛，而是它的新繁荣的开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即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将有一个新的与长期复兴的条件之下，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会遭遇到大困难。是怎样的一种困难呢？是一次新的战争吗？「被欺骗的」欧洲无产阶级又不能阻止一次新的战争，以致让敌人以优越的技术来反对我们的一次新的战争吗？或者，资本主义的货物，比我们新生产的无比廉美的货物会涌进来，它会冲破我们的外贸垄断，然后又摧毁我们社会主义式经济的其他基础吗？实际上这个问题在目前还是次要的。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很显然，如果资本主义在诸先进国家中，不仅还能有机会滋长，而且还能使它的生产力进入一个发展的长时期，那末一个落后国家里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受到很严重的压力。
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合理的根据去假定这样一种的变化。先给资本主义世界设想出一个出奇乐观的前途，然后绞尽脑汁来试求找出一条从此解敉之道，那是没有意思的。欧洲与世界的经济制度，目前正呈现出一些不和谐，它们不是有助于向前发展，而是每一步都是在掘毁这个制度的，因此在未来的几年中，历史将给我们造成足够机会，去赢取经济竞争——如果我们能适当地利用我们自己的与世界经济的资源的话。我们是决心要这样干的。到了那个时候，欧洲的发展和变化又会把政治力量的「系数」变得有利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不管这个局势的到来许会延迟，又会遭到挫折。整个地说，我们可以假定，历史的天平会终于倾向于我们这一边的。
在上引文字写成后六十七年的今天，要想挑剔其中的错误与「轻率的乐观」非常容易。正像当年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一样，托洛次基在文章里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得太短了，把它的寿限说得太肯定了。但是，也正像1871年到1914年期间、资本主义制度违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预断而出现了生产扩张，却不能避免更大与更激烈的危机，因而产生俄国革命及其他国家的革命；同样，从1925年开始，特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资本主义违反了托洛次基的预断而表现出来的新的成长（我们且不分析这种成长的真实原因），虽然最后倾覆了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国家，却终于在未能确定的一个时期之后，新的「十月革命」，新的世界革命也一定会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世界秩序的。
医生对于病人的死亡日期很难作出预断；有时作了预断也常常会被病症的变化所推翻；但是无法肯定地预言死亡日期，完全不等于这个病人将长生不死。更不证明生理学与医疗科学的破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生理分析与病理诊断，应作如是观。
8月4日
一个多月没有写一点札记。上月内译完托洛次基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然后写「译者序」，弄得一点精力都没有了。可是，「译者序」还只写了一半，其余部分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写出来。
8月9日
收到鲁道夫寄来超麟回忆录的三册德译本。书印得很精美，可喜之至。希望不久能找到英译稿的出版者。超麟这本书，至少在有关中共早期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史料方面，是极有价值的。比我写的回忆有价值得多。
8月18日
最后弄完了《九封信》的译者序。原先想写一篇相当长的，谈谈信中提及的三个重要问题：1、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写书；2、陈独秀与马林二人在决定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发生争执的谁是谁非；3、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问题。写得很吃力；但是写得很不行。春来信表示不满，我自己更不满，决定放弃，把已经写好的二段半文字，放入这本札记里。另外写了一篇短短的「代译者序」，写好看看，实在还是不行；但我已尽了全力，在我目前的健康情形下，无法写得较为像样的了。明天寄港，让春去处理。这次努力，应该是我的最后一次教训了！应该认老，应该放弃一切写作企图。「安享晚年」，静静地等待「上帝的宠召」！可是，我能做到这样的克制吗？才下「搁笔」的决心：一个新题目已在我的头脑中「出现了」：「中国托派里面的两个外国人：李福仁与伊罗生」。这篇文章该写，我自信有条件把它写出来；但是力气呢？
格雷前天回来，在上海他见着了老超。这引起了我的感触：如果我也能在石泉村的屋子里与老友促膝谈心，该多么好！
我这三则写了未用的《译后记》应列在这一天的札记项下。原想写在译者序里的、伊罗生用来替代老托序言的、威廉·摩理斯的那段「语录」，该把它译出，写在此地：
人们斗争；斗争失败；
斗争虽然失败，人们为之斗争的事物却还是来了。
只是来了的并非人们原本所想要的；
于是别的一些人，在别的名义之下，得再来斗争，
为了人们所想要的东西。
这一段诗一般的散文，不知伊罗生引自摩理斯的哪一个作品。不过不理上下文而孤立地来看，来了解这段文字，我觉得摩理斯不但很好地抓住了人类为较善世界而斗争的一般规律——进而后退，退而后进的规律，并且还充满了乐观精神的。
8月19日
戈巴乔夫给免了总统之职——一则原在意中的大新闻。他会成为亚历山大第二？成为赵××？成为赫鲁晓夫？……
8月21日
「政变」只延续三天，在苏联的内外压力之下完结了。但这是一种暂时妥协，不是解决。戏剧性的变化将层出不穷。客观上需要有一个拿破仑：从「民主派」或「保守派」中都可能产生出这样一个人来。叶尔春好像具有这个资格，「保守派」的拿破仑候选人怕得从年轻的校级军官中推出来。无论是谁当权，结果都是要全盘恢复资本主义。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看来非从先进国家中开始不可了。
就个人的作用说，戈巴乔夫这个起触发作用的人，多半只能成为影子或傀儡了。
8月24日
一连几日头晕，对发生在苏联的重大变化，不但不能把我的看法记下一点来，甚至连报上的消息都无力仔细阅读。刚才看了晚间的电视新闻，知道戈巴乔夫辞苏共总书记职，同时决定解散共党组织，下令没收共党的一切财物。极其重大的变化！
本月9日后未曾收到子春来信，想必是病重了。此事对我个人来说，简直比那些世界大事更着急。
8月28日
得子春信，知他平安无事，大慰。
苏联的巨变，她今后的趋向，现在已明朗化与明确多了。我原先以为「政变」的失败是一种「妥协」，这几天的事实证明它并非如此。这是党、政、军三者联合的既成势力的惨败。不过我说它不是「解决」，说「今后戏剧性的变化将层出不穷」则是对的。苏联现在几乎是土崩瓦解了。史大林主义及其制度完蛋，这是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一切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有联紧的东西，做了史大林主义及其制度的陪葬品，却是非常坏的。
9月12日
病和客人来访，又中断了我将近半个月的笔记。这可是一个极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半个月来发生在苏联的一切，总括地可以说：由1917年十月革命所开启的那个时代，经过七十多年的前进与后退，希望与失望，成功与失败之后，现在终于是结束了，至少是告一段落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本主义会在许多地区复辟，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会受人轻视与鄙弃，整个世界将是「西风压倒东风」。
史大林主义及其制度的必然会全倒下去，对于我们托洛次基主义者来说，原来意料中事。因此，我们比之以一般人，特别比之以那些真诚的史大林主义者，在二年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倒台前面，最近苏联的戏剧性的瓦解前面，是并不惊异的。但是，由于我们中间对于史大林主义的本质，对于苏联国家性质的认识上的差异，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是引起了或大或小的迷惘和分歧。简单说，可以分「乐观」与「悲观」二派。前者觉得史大林主义及其制度既已应了我们的预言而崩溃，那末人们一定会乐意地、或很快地接受我们的立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前途自会顺利地开展。后者则以为史大林主义派数十年来借社会主义之名而干的一切罪恶，在一般人中，特别在劳动人民中极度败坏了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名誉，以致在客观上，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要为史大林主义的罪恶及其崩溃付出若干代价——即是说，要为广大群众所疏离。这二种不同态度，较小部分由于受客观形势的影响，较大部分由于他们对史大林主义统治下苏联这个国家的性质所持的不同看法。
11月26日
日记中断了两个多月。不断小病是中断一个原因，但最主要还是因为想写完那篇有关《悲剧》的长文章。精力实在不许我再搞什么写作了。几年前我就已有此觉悟，必须绝对退休；但有时遇到某一个问题，极感兴趣，似乎非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不可，又往往违反这个觉悟后的决心。一上手，头脑可真不听话，就是拒绝工作：经常好几天写不出一个字。愈想写愈是写不出；愈是写不出愈是心烦。这样一来，体力更加不行了。一共三万多字的文章，前后竟拖了半年多！今天总算把文章的最后一段寄给春兄，真的有「如释重负」之感，今后再也不能犯这个错误了。
12月1日
重读11月22和23日有关英共大会的消息。这是英国共产党的第四十三次大会，距离它在1920年7月31日的第一次大会有七十年了。这是英共的最后一次大会。大会依照原来计划进行：通过抛弃原有的党纲、党章；把组织名称改为「民主左派」，放弃马列主义……这些提案表决的票数是：135票赞成，73票反对。一切都在意中，这消息引不起我任何感想。让我感到兴趣的只有一些零星事儿。1、原来鲍罗廷是最初被派来英国帮助组党的。他当时化名乔治·勃朗。很快被发现，给驱逐出境。2、大会上，当年担任英共副总书记的乔治·马秀士对写了《匈牙利悲剧》的彼得·弗莱雅道歉。当匈牙利于1956年发生革命时，弗莱雅担任《每日工人报》驻布达佩斯记者，寄来了同情革命的报导，而马秀士拒绝登载。3、这位现年74岁的马秀士在大会上又说了如下的话：
如果你读列宁的著作，就可以看出：他所写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俄国当时特殊局势的反应。……我仍旧相信马克思主义是能有所贡献的，因此我不要把婴儿和脏水一起倒掉。可惜的是肮脏的洗澡水太多，而那婴孩则是太小了。
始终没能分清楚一方面革命的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另一方面反动的史大林主义，这位退休的英共老领袖，以及和他同样想法的某些英共的忠实同志是不可救药的。
12月12日
领来了一具助听器，据医生说，这可能对我的头晕有好处。试用了几小时，觉得不便，不舒服。希望慢慢能习惯。
令方7日来，9日回伦敦。畅谈两天，很高兴。过后却颇疲倦。老年人只能过静如止水的日子，生活上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好像难以经受了。
12月13日
俄谚：「房子盖好了，木匠得滚蛋」。戈巴乔夫的作用已尽，看来日内就得下台。跟着来的多半是叶尔春。
我曾经把戈巴乔夫比作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不得不变的情势中实行半吊子的改革，结果会两面不讨好。现在证明这个比拟是对的；虽然戈巴乔夫没有（或者是「还没有」）为他的改革而丧命。
无论在历史的进潮或退潮中，更为坚决，更为彻底的领袖们，一定要在事变的进展中，起来代替那些比较不坚决的，比较留恋于过去的领袖们。不同的只是：在进潮中，后来居上的那些领袖们总是更忠实的，更有原则的，更加光明磊落的，更有理想的，更有崇高道德的人物；反之，在退潮中，更番接替的往往是更为卑鄙、更无原则，更无理想、而更为「实际」与无耻的家伙。
叶尔春这个看似粗鲁而其实颇有手腕的人，无论哪一方面都似乎比戈巴乔夫更为卑劣的。
现在已经有人在谈及叶尔春的接替人了。这该是一个多么可鄙的人呢？
苏联（不，过去的苏联）的局势，迫着要产生一个莫索里尼。谁来扮这个角色？叶尔春自然有资格；但也有可能出现更有可能的人。这个人至少得和叶尔春一样的卑鄙，但多半要外表装得「斯文」些，更易为白宫与其他的西方「文明」政府所能接受的。
12月25日
戈巴乔夫终于正式宣布辞职了。辞去那不再存在的苏联的总统之职。电视上看见那面曾经代表过工农革命的红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的旗杆降下来，多少动了点感情的。当然，许多年以来，这面旗子早已不象征和代表工农革命，不代表布尔雪维克主义，不代表人类未来的希望。相反，它早已被利用来掩饰十月革命叛徒们的罪行，早已被史大林以下的一切所谓「共产主义者」所糟蹋、所轰污的了。但正像一个忠贞美丽的女子被暴徒轰污，不能负那被轰污的罪责一样，数十年来让史大林主义者强轰了的红旗与共产主义的真正纲领和理想，绝不能为史大林主义的任何罪恶负责的。现在，世界上不少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史大林主义者，在史大林主义的制度前后相继倒崩下来的时候，摇身一变，自命为一般的民主主义者，同时把红旗收起，将共产主义的名字摘下，甚至竭力攻击与诬蔑红旗和共产主义。这不但是无耻（那些过去的积极的史大林主义者），同时也是无知（那些受了史大林主义欺骗的群众）。
工农革命的传统必定会继续，它必定会再起。同时，我相信它们必定仍旧会在红旗和共产主义的真正纲领之下再起与取得成功。
12月27日
戈巴乔夫以1985年3月12日被选为联共党总书记，1991年12月25日宣布辞去总统之职。一共当了六年零九个月的苏联首脑。在历史上，他将以怎样的人物记下来呢？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是苏维埃制度的清算人。这种说法不确切。因为，第一、他虽然是长期以来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的官僚，而且是这架官僚机器的头头；但他从来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第二、他的领导导致了苏联与苏维埃制度的崩溃；但这个结果不是他所预期的。他原想挽救这个制度，改良这个制度；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的挽救倒是加速了它的崩溃——挽救无意中变成了清算。
戈巴乔夫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性格，环境与时代，造成了他的悲剧。无论干什么事，他都像我们中国的老话所说：「匪不有初，鲜克有终。」他有足够的明智看到苏联这个史大林主义的制度走进了断头巷。继续前进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来点改革。但是得怎样改革呢？六年来他老是旅进旅退，举棋不定，以致他原先获得的声望迅速失去，最后弄到为所有阶层的人所厌恶，不得不冷冷清清，孤孤单单地下台。这一切，许多人归咎于他的性格：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其实，这个解释是浅薄的。戈巴乔夫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由于其本人的性格者少些，由于他所处的环境，由于他对史大林主义制度所取的立场者多些。
史大林主义的制度是根本无法改良的。要代替它，只有两条路：或者代之以真正工人民主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政权——也就是恢复列宁——托洛次基时代的革命政权；或者，恢复资本主义的统治，最后地与彻底地推翻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最后残余。
戈巴乔夫想在二者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对史大林主义将取半吊子立场，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叶尔春坚决地主张走后一道路，他不但要干脆抛掉史大林主义，而且弃绝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就成功了。当然，后者的成功究能有多大与多久，目前是无法预言的。
12月31日
二十世纪内不平常的一年过去了。应该怎样来概括这一年中不平凡的历史呢？我的回答是：
1．它们终于证明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虚妄；
2．它们证明出史大林主义的制度无法改良；它只能被推翻——不是由左边来的社会主义势力来推翻，便是由右边来的资本主义的势力来推翻。
从这二项概括中得出来的推论是：我们托派历来的基本看法是对的。1991年那些令人沮丧的历史事实，恰恰从反面来证实了它。可惜，这是反面证实。什么时候能从正面来证实我们正确的立场？！ |
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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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张兄译
「革命史」所属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
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序言（AlRichardson）
第一章越南托派的起源
⑴谢秋杜：1930年代一个越南革命者的政治历程
⑵越南托派的诞生：Rosmers给托洛茨基的信件摘抄
第二章1930年代托洛茨基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抗
⑴吴文（NgoVan）：一场百年的战争
⑵斯蒂格·艾瑞克森：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
⑶StelioMarchese：《斗争报》和西贡托派（1934-1939）
⑷印度支那：缔造革命的政党
⑸印度支那的镇压：解救谢秋杜
第三章越南托派在自己言论中的形象
第四章胡志明和托派
⑴胡志明的三封中国来信（王凡西译）
⑵胡志明：经常被引用的第四封中国来信
⑶胡志明关于谢秋杜之死的三次评论
⑷NguyenVanThiet：我亲眼目睹了谢秋杜之死
⑸BùiThêMy:垂杨柳环绕的英雄之墓
⑹暗杀托派：一项精心策划的阴谋
第五章托派与印度支那在法国的工人们
⑴二战期间在法国的印度支那工人
⑵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的历史总结
第六章ClaudeBernard的贡献
⑴他的越南朋友（HisViets）
⑵Raoul：我们的朋友、同志和兄弟
⑶DangVanLong:回忆Raoul
英国「革命史」杂志的第三卷第2期
西蒙·皮埃尔尼：第四国际在越南
吴文雪：越南托派领导人——谢秋杜（TaThuThau）
我们的立场——越南托派1945年文件
吴文雪（NgoVanXuyet，1912-2005）的回忆录（RevolutionariesTheyCouldNotBreak）
其他相关文献
戈文丹：他们不能摧毁的革命家
越共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迫害（《社会主义组织者》，1987年） |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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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1月1日
宗教改革家约翰·韦思理在他1785年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不管今年是否为我生最后的一年，我希望它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年。」我有同样感想，也有同样愿望。
1月5日
好多天没有写一个字，虽然想写与可写的事物极多。眼睛突然坏了：白内障恶化得很快。看书看报都几乎不可能。这个样子的生，实在不如死的好。我应该修改元旦摘引的韦思理的愿望：但愿今年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年。
超把曼特尔介绍布鲁耶《托传》的文章译成了中文。今天收到他的译稿。九十高龄，作此工作，真是难能可贵。
1月13日
罗马尼亚的「救国阵线政府」昨天宣布罗马尼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政权很可能会慢慢转入军人之手。一个新的拿破仑，甚至一个罗马尼亚的平诺显，好似隐约出现在罗马尼亚的政治地平线上了。
史大林政制的一种最坏的取代者。中国会出现同样的情景吗？
得布克曼信，说《回忆》的平装本可能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承印。
1月15日
又得布克曼信。邀我参加本年8月间将在墨西哥举行的老托遇害的五十周年纪念会。时间过得真快。彷佛还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情，一转眼竟是半个世纪了。布克曼慷慨热情，愿意负担我前去参加的全部费用。不过我还是决定不去。衰颓至此，去了即使不会病倒或者死去，总也是疲惫万分，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决定给未来的纪念会写一封信去，谈谈我这个老兵半世纪来的感想以及今后的希望。
对社会主义前途我仍旧是充满信心的。虽然究竟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今后得好好研究。
1月16日
得老超回忆录「恋爱与政治」一章。来得及译成英文，喜事也。
1月27日
今天是农历庚午年元旦。照习惯演算法，我是84岁了。不与家人一起渡岁已有四十一年，节日的感受已完全没有。
昨天读了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J.K.Galbraith的文章：〈为什么左（原稿似为右字？）派搞错了？〉觉得很有见地。他解释何以史大林主义完蛋，何以这又不表示资本主义的「翻生」，说得都相当好。对于目前的新形势，我们确该有较深的认识；光是背诵老书是不行的。为的让人相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仍然是人类唯一的出路，我们得提出新的解释与新的论据。光是说眼前倒下去的是史大林主义，它不是社会主义，它不是共产主义——是不够的。
现在许多人宣布：由十月革命开始的整个历史时期结束了。今后人类的历史将朝着别的方向前进。这个看法对吗？我以为：就近期看它是对的：但就长期看它是错的。十月革命开启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去的门，照当时人们的想法，全世界统统由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并非久远的事，纵非几年间事，却决不会是百年以上的事。历史的进展是比任何人的设想更为复杂多变，现在证明当时的乐观的想法并未实现；可是新近的，乃至近数十年间的历史是否证明十月革命所代表的理想也仍然是一种乌托邦；它是否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将永续不变，资产阶级的统治将永远存在呢？绝对不是。长些，短些，十月革命所开启的时代仍然继续，它所揭橥的目标和理想，一定会实现出来。这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的唯心的愿望吗？不是的。只要阶级存在，贫富存在，贵贱存在……那末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想与斗争决不能消失。要消灭阶级，贫富、贵贱之差，除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却别无他途可循。
乔治·奥威尔不仅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文学家，我以为他是一个更为出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他反对史大林主义，他比任何一个反共作家更有力地反对史大林主义；但他并不因此拥护资本主义，他十分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是人类唯一的前途。他在1938年9月22日写的佛朗次·包克脑所著《共产国际》一书的书评中，写过以下的话：
包克脑博士（Dr.FranzBorkenau）以为共产国际政策之所以诸多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事实，即马克思与列宁所预言的革命，并且在俄罗斯多少发生过的那种革命，对于先进的西方国家来说，至少在目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一层我相信他是对了。但当他说：西方的民主国家今后只能在一方面法西斯主义与另一方面通过各阶级合作而完成的有秩序的改造这二者之间作一选择，我和他的见解便分歧了。我不相信有第二种可能，因为我不相信一个每年收入5万镑的人；同一个每周收入15先令的人，能够愿意合作的。他们之间那种关系的性质十分简单，那就是其中一人在抢劫另一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个抢劫者会「改过自新」，因此，如果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真要得到解决，看来只有经过一条第三种途径，经过一次真正的革命的运动，亦即经过一次这样的革命，它能实行各种激烈的改革，如属必要它又能应用暴力来实行这些改革的；但在同时，它却并不像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对待民主的方式，它是能够保持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的。这样的事情决非不可想像。在许多国家中早已存在着这种运动的萌芽，而这些萌芽是会生长的。无论如何，如果它们不能生长的话，那末我们正在其中生息的那个猪圈是没有出路的了。（见NewEnglishWeekly）
在基本上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当然，他文章里的「共产主义」应改为「史大林主义」。
2月3日
连日有客来，多谈了些话，非常非常疲劳。来客中有一位波兰来的女革命家，是「团结工会」一个分部的发言人。按理，我原该多听她讲点波兰工人斗争的经验；可是结果还是我夸夸其谈。说了我的，没听她的。我这个老毛病真是无可救药的了。
2月5日
得刘××来信。在目前所有的民运头头中，我对此人的感觉最好。今后得跟他好好交换些意见。也许他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真正朋友的。同日得令方信。
苏共中央委员会今天召开全体会议，戈巴乔夫提议自动终止共产党垄断政权。无论怎样看待它，它总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至少，它应该与当年亚历山大二世的「解放农奴」相比。这是一次上面发动的革命，是上面的统治者——其中比较敏感的一部分——感觉到客观的需要，感觉到下面的压力而作出的让步。它和当年的解放农奴一样，是为了保存旧制度，为了给旧制度寻求继续存在的出路。它决不是统治阶级或阶层的自杀。苏联的官僚层和一切统治阶级一样，是不会自杀的。
但它一定会和历史上一切被迫自我改革的统治者一样，戈巴乔夫的改革也决不会是史大林主义官僚制度的否定。它多半会像亚历山大的改革一样，不是导成真正的革命，便将开启一个时期更反动的局面。有人说，戈巴乔夫是一个GreatFacilitator。看来有点像。
2月11日
给刘××写了回信，想引起他对独秀思想的注意。从他的信来看，他的最大注意与最大兴趣是「揭露中共对异己者的暴行」。此人是新闻记者，不是深邃的思想家。这个局限看来是打不破的。但虽如此，他的正义感确很可贵。能否把此人从一般的「反共义士」立场拉到民主的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呢？看来不易，但值得一试。
2月13日
黄紫红把老超写于1942年的一篇文章译成英文，寄来要我校改。无法改，原样寄回给她，同时给她寄一本老托给中国同志的信，请她读一下独秀最后写给老托的信。近来颇觉得教条主义者——不管是极左或极右的——真是不可救药的。
2月16日
天气好，大自然向我招手。三个月来第一次去Otley。回家来非常疲倦；但神经松了一下，病眼似乎也舒适得多。
2月18日
阿来克西来电话，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回忆》的廉价本。他年余努力总算有了结果。
2月23日
得刘××自传。连日腹泻，不能吃东西，疲倦得很。待精神较好后当仔细读刘传。略翻一过，觉得材料很可贵，都是第一手的。我不曾在中共统治下生活过一天。过去中共与毛的批评，都从理论出发，依据的材料，全是从报章杂诗来的。刘的叙述很诚实，他笔下的官僚主义事实，可补我材料方面的不足。
2月24日
得灿云信，知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死了。他不信宗教，却说「息劳归主」！有时候，虚幻的信仰也能让人多少减轻一些悲哀的。
2月27日
今年的今天恰好是农历二月初三日。我的生日。我从来不看重这个日子，从来不记得亲友们的生日。很难了解，为什么许多人把这个日子看得这样重。毛姆的《七十自寿》写得极好。比他那本《札记》里的任何一则都好。毛姆的人生哲学，他的种种见解，和我相去很远，但他对生日的态度确使我欢喜。要不然我不会把它翻译出来的。
连日大风大雨，今日毫无好转迹象。看来，今天只好一人在家闷坐了。昨天尼加拉瓜的山特尼斯特政府在「选举」中失败。美帝继巴拿马侵略后的又一侵略，又一「杰作」。
3月1日
十五年前的今天到英国。回想起来，一切都好像是昨天事。在这漫长的年月中，我到底做了些什么。除了把回忆译成外文出版外，可说一事无成。68岁来到此地，精力已经衰竭了。做不出什么成绩来;彷佛是理所当然的。
前天，戈巴乔夫被赋予总统的全权。这个人，将来究竟会成为当年解放农奴而终于被刺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呢，还是成为拿破仑一世？难说；不过他决不是能成为使俄国革命复兴的列宁或托洛次基，却是可以断定的。
3月7日
天气暖，今晨出门去，看见水仙花已经盛开，路旁樱花树也有开放的了。牛津答应将版权给还我，喜事。廉价的美国版可能出得来。
3月13日
读郑学稼作《陈独秀传》。态度比中共的御用作家们，特别比唐宝林好得多。材料搜罗得不少，有许多是我未曾前见的。但绝对不是佳作。作者无「史识」，亦无史笔。最讨人厌的是他谬托知己的态度。
郑学稼让我对独秀的晚年生活知道得更清楚些。为了应付环境，竟不得不同薛农山、任卓宣、张国焘等等周旋，实在太可哀的。
刘××的自传还只看了一半。白内障日益严重，一天只能读几页书。刘书给我的主要印象是：他能哭也能笑，但不能理解。这是一位有文学天分的新闻记者，不是纯粹的文学家，更不是深刻的理论家。但是这样的新闻记者还是非常可贵的。前天先给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他「笔头带感情，叙事有良心」。
3月18日
今天玨玨结婚。有什么感想吗？太多，无从说起。竟可说毫无感想了。「债多不愁」，「虱多不痒」？
3月22日
前日得白克曼信知哥大事尚未定局。但我还是准备重印的本子，外文版中被删掉的「在寂寞中思索」预备在美国版中放进去，译稿不理想，决定改译后半段。
上星期五天气好，坐车去绮尔克丽一游，回来后疲倦极了。一连躺了几天，什么事都不能做。忘记自己的年龄是应该的；但是记得自己的年龄却一样重要。「忘记」是精神的胜利；「记得」却是生理的、亦即物质的需要。这里也有一种「辩证关系」。
格雷写了一篇中托史，要我看。我虽然没有余力校阅朋友们写的东西，但此篇却非校阅不可的。超《回忆》中的「恋爱」一章已补译完毕，得校读一遍。
邮差送来BaruchHirson作的一章《李福仁传》，要我校读。这个人很真诚，无法拒绝他的要求。慢慢来吧。
希望收到的信却不见来。
3月23日
赫逊文章里摘引了1934年1月29日托洛次基覆李福仁的信，谈到有关李和易洛生在《中国论坛》工作的问题，这封信我以前不曾见过。赫逊的文章让我知道不少关于李易二人在上海时期的工作与生活情形。
给Y[1]写了一封信，两星期得不到回覆，不知何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确实很微妙，这中间硬是有点「缘」，「缘」一尽，任凭怎么挽救都是无效的。希望我和他之间的友谊不至于就此完结。
收到L君旧作的选集。不知什么原故，我全无兴趣读他的作品。论才他是有的，论人品也不算差，但我无法喜欢这个人，也无法对他的东西发生兴趣。
注释：1．这里原稿涂了的，好像是「绍铭」二字。
3月26日
得白克曼信，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决定接受《回忆》。决定给它写一篇短序。
4月2日
意外得傅XX函，很高兴。几年不通音讯，时常想念。我不喜欢精明能干的女人，当然也不喜欢精明能干的男人。「精明能干」往往只是庸俗不堪的同义词。
4月3日
得白克曼函，说同时寄出合同，但未收到。哥大事算是确定了。可惜我身体不争气，想写一篇短序，竟屡试不成。今天想再努力一下。
4月5日
得裕生、巧巧信，知志勤已于上月10日去世。年63岁。诸侄女中，她最聪明，书也读得最好。最能了解我的也是她。才女多薄命吗？去年10月寄给她的字典[2]，她竟始终不曾见到。
注释：2．字典是指《双山回忆录》。
4月10日
得宇平寄来玨玨婚后照片。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同。试写美国版回忆录序，仍不成，实在是老迈无用了。白克曼来信，云稿子必须于6月1日前缴清，今夜希望好睡，明晨或可写点东西。
4月15日
决定不写美国版的长序。试了将近半个月：第一天勉强写了一些，第二天总觉得不满意，放进了字纸簏。实在是年老力衰，无法振作了。决定改写几百字的一篇小序，并将旧文〈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谈起〉作为附录。如此一来，只是译者的工作加重了，不知班兄愿意否。
4月18日
长序写不出，短序也写不成，真老了。今晨原想好好地试一下;可是楼下的神经音乐爱好者又跟我捣蛋：照例绝早5时就奏乐。给他吵醒了，再也睡不好。7时起床，原想等他9点钟左右停止音乐后，试写序文，谁知此公的音乐一直不停。忍无可忍，大声蹬了几下楼板，这下可坏了，音乐非但不停，而且音量大增。八四老翁怎能和二十多岁的疯子斗呢？只好认输，离家避难，先去中区，消磨不多时间。好在天气不坏，乘车去Otley。在Curlew喝了杯茶，赏了一阵樱花，1点钟回家，原以为风波已过，哪晓得音乐之声仍达户外，而此公却早已出门了。留着音乐专给我欣赏！「呜呼！」该怎么办呢！！
4月23日
终于写成了一篇短序，吃力万分。几年前就声明搁笔，可有时还得破戒，做人真不自由。写好序，心里没了压力，精神也似乎好些，再休息几天，得回复一些积下来的信件。
5月1日
得大哥、福全及王佐信。王佐是志勤的儿子。二人我都未曾见过，他们告诉我志勤的死讯。佐函是他母亲病故前十天写的，要他告诉我字典早已收到了。
5月3日
今天《卫报》上登载英国几个大公司头头的薪水，很有趣。把它剪下来贴在此地。
五十二年前奥威尔举英国人中每年收入最高的是5万镑（见1月27日日记引文），现在是153万镑。这样巨大的增加，一方面固然反映出英镑所值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在Thatcher政府下富者愈富的真相。据《卫报》记者的演算法这些大经理们二周所得，等于一位普通职员全年的收入。如果与普通工人的工资相比，差距当更加大了。为此「人民资本主义」能够万寿无疆吗？又：这群高级经理们的薪水每年增加33%，而工人的工资增加却只许7%或8%！
5月8日
BaruchHirson来访。他是南非社会主义者，正在写李福仁的大型传记。提的问题不少，主要是关于三十年代初期李福仁与易洛生与刘仁静联紧后，前二人受刘的影响而反对陈独秀的情形。此人与李并不认识，却如此热心地要给他南非的前辈留点纪念。很难得。
5月9日
BaruchHirson再来访，谈了三个钟头，都是关于李福仁的。赠我三书，可惜我实在无力看郑重的书了。对于南非，我一无所知，不敢妄妄发意见。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对目前世界政治中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完全无知，应该引以为耻的，但是「补课」怕已经太迟了。二次长谈，只觉得这个人很好，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5月16日
得白克曼寄赠的VanHeijenoort的《与流亡中的托洛次基在一起》(编者按：大陆上海三联版书名为《托洛次基流亡生涯》)。此书我几年前早已在图书馆里读过。又得超写的《九十自述》。超真是人瑞。如此高龄、还有如此充沛的精力。他能活到百岁是十分可能的。
寄春信，附《一封新发现的旧信》。老托当年给李福仁的忠告：「为了延生命而以付出生命的意义为代价，这在政治上是不聪明的」。说得极好。
5月19日
班驾车失事，幸受轻伤。昨天去探望他，走多了路，今天倦极。
5月21日
回忆录的全部新加文字：一篇序，最后一章法文版序，正误表以及班兄改写的导言今日寄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总算又完成了一件工作。最近自觉健康情况比去年此时好。路能走得多些，头脑也比较能集中些。大前天译了老托寄李福仁的一封旧信，寄去香港。或者我还能做点事，写点东西。
5月22日
罗马尼亚选举结束，过渡政府的「救国阵线」获得大胜。这个结果，美国的统治者非常不满。我不很清楚这个「救国阵线」中起重大作用的过去的共产主义者究竟是怎样的一批人物。不清楚他们过去反对齐奥塞斯科政权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但据「阵线」的一位顾问SilviuBrucan的话（「罗马尼亚的革命不反对共产主义」）来推断，再从美国竟于事先撤回大使这件事来看，「救国阵线」里仍有一部分人要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路，他们至少不曾照华盛顿的意思行事，不肯照他们代为规定的日程来恢复资本主义，是可以肯定的。
5月23日
连日校阅超回忆录译文的注释，倦极。头脑又完全不能用了。
6月1日
子春寄来二帧照片，是儿孙们为他祝贺生日的。这多少引起了我一些感慨。我一生不曾为子女尽过心，他们对我冷淡是应该的。记得法国的一位女影星说过一句话：「我不曾把我的孩子当儿子，他当然也没有理由把我当母亲。」（大意为此）。
读了子春寄来的戴×文：〈我的入狱〉。此人的态度似乎比严××等好些。文中描写的监狱生活，如果不是特殊待遇，那末比之于我们当年所过的监狱生活，确实好得多，这也证明中国确实已有若干进步了。
6月2日
戈巴乔夫说：苏联现在好像是一艘失掉了锚的船。抛弃史大林主义，连带也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因囿于传统，又阻于下层劳动大众的反抗，不敢飞速地恢复资本主义。这是戈巴乔夫一切困难的原因。叶尔青可能代替戈巴乔夫，他可能会步莫索里尼的路。
6月17日
8号开始的世界杯足球赛累得我疲倦不堪。一天看一场，有时甚至看两场，实在吃力，结果连写一点简单的日记都没有力气了。
6月18日
今天的《卫报》上有一篇关于叶尔青的长文，作者JonathanSteele值得注意。以前有些人说他可能成为苏联的莫索里尼，读了这篇文章，又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很大。
6月19日
一位苏联的国会代表，莫斯科大学世界文化讲座教授，全苏联外国文学图书馆主任，不列颠皇家学院的通信院士VyacheslavIvanov教授今天写信给《卫报》，呼吁英国人民采取一切可能步骤来援助苏联解救苏联人民面临的饥荒。苏联的危机是暴露无遗了！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七十年，苏联竟会陷入这样严重的经济和粮食危机，究竟该怎样解释呢？现成的答案是史大林主义的制度使然。但是这样的解释至少是过于笼统的。据我看使苏联以及中国弄到这个地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重大原因是用尽一切力量来和美国从事军备上的竞争。结果，在军备上变成「超级大国」，但人民却给弄得连起码的饭都吃不上了。当年陈毅的一句名言：「宁要原子，不要裤子」，现在是见到报应了。军备竞争带来了许多后果，富甲天下的美国，竟会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财富上远远不及美国的苏联，在借贷不易的情况下，只好造成灾荒了。第二次大战后不准重整军备的西德与日本，想不到竟会因祸得福，变成为西方与东方的二大经济霸主，这也是历史老人给人们开的一个极大玩笑。（注）[3]
注释：3．注：重看二年前写的这一节日记，觉得它只指出了问题的一半；即它只指出了军备竞赛给各国——特别给美苏二国——的经济带来的灾难影响。它没有谈到因冷战引起的军备竞赛给世界资本主义带来的另一种影响，即不曾谈到它促使科技进步与随之而生的一般生产力的提高。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的日新月异，资本主义的异常繁荣，绝对不是因为消费市场的扩大，不是因为一般人的购买力空前提高；它的主要的与直接的原因是冷战双方一特别是美国方面一为要在冷战中胜过对方而必须创袭出愈来愈新奇的杀人武器。因此，一旦冷战结束，疯狂的军备竞赛失去了存续的理由，就势必爆发资本主义大危机。二年来发生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愈来愈严重的所谓的「经济衰退」，主要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懂得正确，看得明白。
赢得了冷战惨胜（PyrrhicVictory）的美国，为了应付与克服这个危机，必须把整个经济的重点逐渐从军用工业移转到民用工业方面去。同时，必须给多年积存下来的杀人利器，多少找到一点用武之地。由此产生了布希政府陆续采取的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对内，实行对劳工阶级的更凶恶的榨取，对外，利用联合国机构，以创建「世界新秩序」名义，一再挑起小规模的战争。
美国是否能因此渡过并克服这个危机，说起来话长，不谈了。
这里我只想再指出一点的是：苏联因为它经济力量远较薄弱之故。在冷战的军备竞赛中仅仅得到了它的坏结果，即「有了核子，没有裤子」，有了45,000颗核子弹头，有了太空站，有了核子潜艇，却完全不见了最普通的民间日用品，没有了牛奶，甚至没有了面包，至于将最先进的科技发明如何应用于民用工业，使生产力急速提高这个有利因素，因为史大林主义官僚制度对工业经营之愚蠢的控制和「计划」，完全不曾起过什么积极作用。（1992年8月20日补记）
6月23日
超寄来了一篇文章：〈革命死了，革命万岁〉。他认为过去一次世界革命的潮浪始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终止于1927年的广州暴动。此后，新的潮浪不曾再起，直到现在还在低落。这看法我以为站不住，太简单化了。
得白克曼信，知辛克来又患病入院。
6月29日
连日倦极，今天终于决心去看医生。做了检验，据说身体一般正常，嘱多休息。
上面的好邻居迁出了，楼下的音乐狂人则「岿然不动」，原想更上一层楼，较远噪音，只奈年轻朋友星散，无人帮忙搬家，只好算了。忍住吧！
不少信待覆，希望明天起精神好些，还点信债。
前晚意外地接到令方从台北打来的电话。
7月7日
一直不舒服，什么事都不能做。从2日起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廿八次大会。这是一次重要会议，它的决定对今后的苏联局势，甚至对世界局势都会有大影响。每天的报导很多，可惜我没有力气仔细阅读。
班给我送来了VP但尼洛夫的一篇文章：“WearestartingtolearnaboutTrotsky”，很好，立即覆印转寄。托洛次基让人误解为「革命的恶魔」；他的主张让人了解为「一味激烈」「一味靠左」。这篇文章大有助于此形象的打破。当托洛次基的真正主张和行为为一般的苏联人所知道之后，我想情形会很不同的。
前日得刘××信，询问春的地址。对于这个人，我还存有若干希望的。
晚得查理·文·格尔顿电话，知鲁易·辛克来逝世。虽是说「生死惯见浑无泪」；但眼见真正的朋友相继离去，这感觉实在难受。
7月12日
得春函，知超患病入院。但愿一二天内能收到病愈出院的好消息。
得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新华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读伏尔泰的《戆弟德》，很感兴趣，可惜头痛眼花，读书太辛苦，一天才读得四、五页。让时间淘汰下来的古典旧作，毕竟不同。不管它们有什么毛病，（没有毛病的书，正如没有缺点的人一样，世间根本不可能有）却总含有特别可贵的东西。
7月14日
苏共第二十八届大会昨天闭幕，以Yeltsin为首的所谓激进派声明退党。苏联的官僚阶层公然分裂。不管怎样，这是一件行将发生深远影响的大事。
这次大会标志出一个明确的趋势：苏联这个从来既可前进至真正的社会主义，又可后退至资本主义的「过渡性」的制度，今后多半将循后一可能加速前进了。苏联将成为一个十足资本主义国家——除非在今后的「改造」过程中引起新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并由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政派领导的一次或数次革命，才能改变这个趋势。
目前存在于苏联的三个主要政治派别，所谓「激进派」，「中间派」与「保守派」，无论哪一派掌权，都只能完成这个资本主义复辟过程。其间差别，只在快慢而已。
7月19日
得文·格尔顿信后其所写的辛克来追悼文。辛克来追思会将于9月28日在格拉斯哥大学举行，预备写一追思文寄去。
7月21日
白克曼来，迎于车站。五十一年后重逢，真的有如隔世。
7月22日
整天与白克曼谈天，主要是怀旧。这个人太重感情，太容易激动，每逢谈到一些「可歌可泣」的往事，他总是泪盈于眶。和格拉斯比，正好两个极端，一个太冷静，一个太热情。他明晨5时就要离此返美，不能送他。此生大概不会与他再会了。
7月23日
晨得超麟信，是本月11日发出的。说病情不严重。他又说仔细看了我为《回忆》美国版所写的序，完全同意，这使我高兴。
11时，鲁道夫·西格尔到。
7月28日
连日与访客谈天，还得弄两顿简单的食物。勉强应付，苦不堪言。走路略多，两腿几乎无法站立。幸亏西格尔与班的关系有所好转，超的德文回忆至少可以顺利出版。
今天是宇平来英探我的二周年。得裕生信。
7月29日
今晨西格尔离此赴曼彻斯脱。倦不能举步，没有送他的行。下星期三有几位伦敦朋友要来看我。
访客绝迹是凄凉的，太多却又无力应付，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
8月1日
怀耀、荣佳来访。休息了三天，精神略好。欢谈半天，客人怕我太疲倦，即日回伦敦。今天楼上的新邻居来了，一进门就开电唱机，大播摇滚乐，其吵闹比楼下那位制造的更甚。无法想，只好两耳塞满棉花，逃入后房避嚣。
这种所谓音乐的音乐，如此可怕，而年轻人嗜之若命，不可解。有人说，那得怪我们这一辈的落伍，没跟上时代。是这样的吗？要适应环境，简单为了与邻居们和平共处，我得努力去理解和欣赏那些音乐。可是这样的适应，至少对我来说是肯定地办不到的了。真希望早些离开这个世界。
昨天得德友平安返里的电话，今覆一信，问白克曼安好。
8月5日
五天前得慧雅寄来的她第四个孩子的照片，要我给孩子取一个中文名。今天才有力气写回信，我一生不曾给孩子们取过名字，连自己的儿女的名字都是别人给取的。慧雅的四个孩子真是一个例外，名字全都是我取的，可以说是「缘分」。
8月7日
今晨醒来听到消息：巴基斯坦的布托女总理被总统免职。由于两天来伊拉克侵占库威德的消息占据了头版新闻，巴基斯坦的消息几乎不甚引人注意。其实，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变。它和数月前缅甸选举中反对党获胜却军人政权不肯让位的新闻，有同样的重要性。它们告诉我们，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度，也不是任凭哪一个国家可以照抄的。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想照抄英美民主而未能成功的历史。落后的中国必须「以俄为师」是对的，可惜中共所师的是史大林的俄国；而不是列托的俄国。今天的民主派想根本否定「法俄」，而想一模一样地「法英美」，他们应该从缅甸，巴基斯坦最近演出的「民主悲喜剧」抽取一些教训的。
8月9日
《卫报》上见到RalphMiliband写的泰玛拉·独伊彻多夫人的讣闻。她是7日逝世的。十几天前，白克曼在她家里拍摄电视片段，预备在托洛次基被害的五十周年放映的。我们向白克曼问了泰玛拉的近况，据告她身体还好；哪知道突然去世了，上一个月7日，辛克来逝世。我到英国后结识的几位好友，1月之内失去了两位，实在难过。他们二人都比我年轻，健康情形都比我好，可是先我而去了。翻翻十多年来泰玛拉写给我的信，真挚的感情，清丽的文字，加上深远透彻的思想，让我更加痛感到她的逝去是一个太大的损失。
是她，把我的回忆介绍给牛津出版社的。但愿我的精力能够回复一些，让我把十五年来她与我的来往写一点出来。
连日焦待白克曼的信：怕他来去太匆忙，旅途辛苦，病倒了。
8月10日
得白克曼信，知道他归程中一切平安，大慰。
8月17日
有机会重读爱恩斯坦四十一年前写的文章：〈为什么你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对于他文章末段论计划经济的话感到特别兴趣。他批评资本主义的话是很深刻与正确的，特别是谈到科技进步对劳动大众的消极影响时，更显得这位大科学家的精辟见解。不过，爱恩斯坦的这些见解，在当时，能够说出来的人并不少。不但马克思主义者，便是一般的略为左倾的学者或政治家，都能说出类似的话。而且，他们还都能告诉你私有资本制度必将让位，它必将让位于有计划生产的财产公有制度。爱恩斯坦比这一有些进步的、左倾的五十年代的学者们不同的，在于他不仅赞成以公有制来代替私有制，而且他能预先指出那种公有的计划经济制度，并不是无条件比生产工具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进步。它的是否进步，还得看许多条件来决定。它可能、而且应该比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好，但也可能比资本制度还要坏。下面是他的文字：
我相信要消灭这些重大罪恶（指他在文章前段列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西）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还要建立一个以趋向社会目标的教育制度。在这样的经济中，生产工具为社会所拥有，而且要以计划方式来利用这些工具。一种有计划的经济，将生产适应社会需要的经济制度，会把应做的工作分配给所有有能力工作的人，而且保证每一个男人，女人与孩子的生活。对每个人所施的教育，除了提高他本人原有的能力之外，还要试行培养他具有一种对别人的责任感，要用这种责任感去代替我们目前社会中那种对权力与成功的歌颂。
不过，必须记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光是计划经济，也许随之而来的，是个人的完全受到奴役。要使社会主义成功，必须解决一些极其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Socio-PoliticalProblems）；鉴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如何才能使官僚们不致成为全权与专断？如何才能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从而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力量来对抗官僚的权力?
同样意思，托洛次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例如在《被背叛的革命》中，他说过如下的话：
要把私有财产变成为社会所有的财产，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国有阶段，这好像一条毛虫要变成蝴蝶，必须先经过一个蛹的阶段一样。无量数的蛹曾经在成蛹的阶段上死去而未能变成蝴蝶。国有财产要变成「全民财产」只有到了这样程度的时候，即社会特权与社会分化已经消失，因而国家已不再是必要的时候。换句话说：国家财产之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财产，其过程是与国有财产不再是国有财产这个过程成比例的。反之亦然。苏维埃国家愈是高踞在人民的头上，它愈是以财产守护人的资格和那被当作财产浪费者资格的人民处于对立地位，则它愈是明显地注明出这样的国有财产是与社会主义性质相反的。(见《被背叛的革命》，英译本，237页。)
这段话是1936年写的，比爱恩斯坦的话早出十三年。却是何等地相似！从来有些社会主义者，甚至包括不少的托洛次基主义者在内，一提到国有财产，便无条件地赋与它以「进步意义」。他们应该把上引的二段意见体会的。
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不少国有财产的「蛹」未能变成蝴蝶就死去了！
8月29日
晚观电视第四台有关老托遇害五十周年的影片。片分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老托生前在墨西哥流亡中的生活片段，这是白克曼当年拍摄的。经过一些剪接，效果很好。它让人看到这位大革命家的温情的一面。这里面没有谈政治，没有谈思想，但我以为它比谈政治与思想的电影更有利于老托这个真实形象的恢复。第二部分是在泰玛拉家的书斋里拍的，主要是谈话，参加者有泰玛拉，泰力·阿里，白克曼，老托之孙伏尔可夫以及伏尔可夫的女儿蒙妮嘉。泰玛拉发言最多，话也说得最好。谁能料到：此会之后不到二十天，这位杰出的女作家竟会死了！
9月3日
写了一篇忆念辛克来的发言稿，寄给文·格尔登，请他在本月下旬举行的辛克来追思会上宣读。
《卫报》上有长篇关于叶尔青的报导，从报导看，此人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俄国的莫索里尼或宾诺显。我最初对他的看法比较合乎事实，戈巴乔夫是半推半就地拥抱资本主义，叶尔青却是大模大样地走向资本主义。无论向左或向右，无论革命或反革命，彻底的与坚决的一派一定会更易得到群众的支持。
9月6日
一月来一直为楼上邻居的噪音所困扰，不得好好休息和睡眠，苦恼之极。跟那位女士谈了一次话，又写过一张字条，请她夜间不要开电唱机，白天如果开的话，请她尽量开低些。她满口答允，连说Sorry，事实上却依然不改。上星期给房东写了信，请求调换一个房间。房东寄来了请求调屋的申请书；但我还是决不定到底要不要申请。搬家，对于我目前的处境来说，简直是天大难事。年轻的朋友都走了，我自己却是连举手投足都日感困难；怎么能搬动那么多的书籍与杂物呢？看来，只好再忍下去。希望那位女士能在房东的劝告下，稍稍检点些。
我的房东是一种不谋利的、半民办半公助的组织，主持人比较前进，他们首先要为那些比较困难与比较贫苦的人解决居住问题，这本是好事。可是从我九年来的邻居的情况看，确也看得出英国下层社会中一些严重的问题。
与我同时迁入一位在我楼上的是一个单身的中年妇女。迁入的第一天就来了警察，说她偷了同居的人们一个皮包。几个月后，警察又来半夜里叩门。揿错了电铃，把我给弄醒了，问明来由，说是为了我的邻居拐带了她朋友的一个孩子。这个妇人其实有神经病，有时人很好，和和气气，有时却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无端端打上电门来。此人认不得几个字，不懂得拼音，把我的姓读成KAN。这位「芳邻」如此这般地与我在同一幢房子住了五年，最后因积欠房租，不缴电费，断了水电，搬了。
楼下的房客变化很大。最初是一对老夫妇。装了电话，隔壁的一位黑人邻居常来借打。老人让他利用；可是那个黑邻居却得寸进尺：他把这个号码告诉自己朋友，让他们打进来，要那老人「传呼」。老人最初忍住气，传呼了几次。后来不胜其烦，不转达了。那位流氓竟因此大发脾气，打上门去。老夫妇就此吓跑了。接着来的是一对年轻人，住不到两个月，我根本不曾认清过他们的面貌。二月作邻，只留给我两个深刻印象：1、深夜，大雪，忽然让一阵猛烈的拍门（楼下的门）声和大哭大嚷声所惊醒。那对年轻人中的女的给轰出门外，不让进屋。大约吵嚷了一个钟头，女的在大雪中哭着走了。2、此事发生后不久，也是在深更半夜里，我从梦中醒来，只听得下面不断传来的器物击捶声，木板破裂声，玻璃破烂声。起身查看，只见后面的空地上停着一辆搬运车，有人在往车上搬东西。次日起身下楼，只见门窗已尽被破坏，住客在半夜里溜走了——后来听收租人说，此人根本不曾给过房租。第三个楼下邻居又是一位退休的老工人，寡身，养着一条狗。人很和气，跟附近的一些小孩们弄得很好。一天，孩子们照例去拍门，门不开，一位男孩子爬上窗棂去探望，只见老人扑倒在地上，旁边蹲着那一条狗。孩子们叫喊，地上的人不动，于是报告caretaker。他破门进去，发见那人已气绝身死。我是那个疯婆子给我报讯的。最初我不信，因为不多一会前我从后窗里还看见他带着狗散步回来的。此事由caretaker报告了房东，房东设法通知了死者的亲人——住在邻市的兄长。黄昏时，开来了一辆长长的黑色车子，运走了尸体。那条狗让死者的兄长牵走了。
这之后，楼下在很短期间住过一对埃及夫妇。他们与人不来不往。见面微笑打个招呼。每天清晨传来的如唱非唱，如哭非哭的大声祈祷，总会把我吵醒。除此之外，却是毫无令人讨厌之处的。接着埃及人来住的便是我现在的邻居一那位撞车伤脑，清晨三、四点钟便大开其电唱机的青年。三年多来，不曾看见他干过任何工作。不知他靠什么生活的。
这个人的自私与不近人情，使我恨极，愤极，生平似乎从来不曾这样恨过人，也似乎从来不曾有人使我生这么大的气，可是有了楼上新来的女人，相形之下，竟使那个最讨厌的家伙都不那么讨厌了。
9月9日
新秋天气，「云淡风轻」，阳光温柔而娇艳。下午去公园散步，第一次躺在草地晒太阳。直望天空，侧看地面，顿觉与平时见惯的完全不同。这真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视角不同，所见有异。这对景物如此，对事理说亦然。偏观偏听，实在是妨碍进步的。
9月13日
鄂嫩君将去日本一年，特来辞行。昨天卢苇打来电话，说越之胃出血进了医院。香港的年轻一辈中，此人确是最有希望的，可是身体不好。给他写了封问候的信，同时告诉他，我身后的书籍中，有关内部生活的那些英文小册子统统留给他们。
9月20日
玛丁妮来，照例煮一碗素斋招待。她吃得津津有味。她这次来，也是辞行性质。下星期回法渡假三月，假后继续教书，等这个学年终了，她将辞职不干，回法另找事做。她在英国已呆了九年，厌了，说：到头来还是故乡好。
今天《卫报》上登载了艾力克·赫法的致捷克总统哈佛尔的一封公开信，写得不坏。英国的左派议员中确实要数他最好，最不忘本，最有骨头。
前几天在SundayOrganizer（第459期）看到一节转载自9月2日《星期日电讯报》（TheSundayTelegraph）的文章，极有意思，值得一记。作者名叫JanetDaley，文章题目叫做〈别让托派来挽救社会主义〉。文章中节引的一段如下：
共产主义失败，未能同时伴以马克思主义影响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的立即消失，主要是由于托洛次基主义的广泛影响。让英国左派中人奉为大英雄的，毕竟是托洛次基。
这几句简单的话，说出了比这位作者自己所能想到的更多的东西。它们也暴露出她对她所深恶痛疾的共产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了解得如何浅薄。
跟所有的反共作家一样，她把史大林主义的失败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在他们的思想和文字中。总是说，不管是马列主义也罢，托洛次基主义也罢，归根结蒂，都只能是史大林主义，因此他们硬是要说，最近在东欧与苏联所发生的不是史大林主义的失败，而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失败。至于托洛次基主义，据这些人的看法，不但就是史大林主义，而且比史大林主义更坏，因为它比史大林主义更左，更激烈，更主张专权，更反对民主。托洛次基之所以反对史大林，依他们之见，完全是个人权力之争。在斗争中托洛次基偶尔发表一些比较开明或民主的话：那只是一种手段，是策略，不是他真正为之斗争的原则。所以，他们以为，如果当年苏共党内斗争获胜的是托洛次基而不是史大林，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苏联，东欧乃至整个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可能不同，但这个不同只能表现得更坏，更糟——更不人道，更不民主。
托洛次基身后留下来的大量文献，大量著作，足以充分驳斥那种看法，它们充分证明了托洛次基不是在事后，而是在事前或在事件正当发生期间，便提出了与史大林们所主张的根本不同的见解。而这些见解，特别在今天史大林主义彻底失败的光照之下，显得多么地正确。姑且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一个国家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化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的专政下也得实行多党制……诸如此类的先见、远见，现在是连一个最普通的工人都见到了。
可见，JanetDaley一类的「民主派」想把托洛次基主义的思想影响从英国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中驱除出去，只是一种妄想罢了。
我确信，今后整个人类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前途，在很大限度内，正有赖于托洛次基主义的存在，正有赖于这个「嫡传的」马克思主义不但在知识分子中，而且在所有的劳动人民中不断地扩大它的影响。
假使不曾有托洛次基主义作为史大林主义的思想与实践的对立面而存在，今后社会主义的命运会更加艰苦的。
9月21日
最近读了伏尔泰的《戆第德》。昨天又买了一册歌德的《意大利游记》。
得白克曼信，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终于决定不接受老超的回忆录。意中事，但仍然多少感到失望。不接受的理由是「作者无名」，这显然是籍口。其实，西方人的眼中，「有名」的中国人除了孔夫子之外，大概只有毛泽东了。
幸而《双山》的重印计划没有变卦。
9月24日
昨天阿九偕同几个朋友和他新结识的女友来访。这位女友至少是他第五个结合的对象了。
晚得格雷电话，他从中国回来了。又知令方延期来英。晨发致李怀回信，请他帮忙秀如女婿的签证事。
9月25日
昨晚7时开始，楼上的「音乐」一直继续到今晨8时，破纪录的长，整夜不得安眠，头痛之极，想不出任何对付的办法。今天政府的「环境部」发表白皮书，其中据说有专门对付NoisePollution的条文。它能解决我目前的问题吗？昨晚收音机中听到本届爱丁堡艺术节中一位中国年轻作曲家谭盾的作品，名叫Orchestral（管弦乐的）Theatre。它把中国京戏的味道与情调，（特别是像三叉口等的武打戏）用现代新派音乐的手法表达出来，非常成功。我觉得它比「梁祝协奏曲」更成功。我从来无法接受新派音乐，可是谭盾的尝试似乎给新潮音乐开出一条新路——它也抽象，但至少对像我这样多少能欣赏京戏的人来说，却很「具体」——非常形象的。听着、听着，心眼上彷佛看见一出精彩的京剧正在演出。
「梁祝协奏曲」还只是中国戏曲与西洋音乐的混合品，「管弦乐剧场」却已是二者的化合品了。
9月28日
楼适夷给老超的回忆录写了书名，昨天收到，今天寄给鲁道夫。字写得很好。
今天辛克来的朋友们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亚当·斯密馆开追思会：我事先被邀参加，路遥，体乏，无法去，我的悼文将由查理·文格尔顿在会上宣读。
上星期日阿九与阿T来，谈话时曾经涉及如何在朋友中间处理不同意见的问题。这段谈话似乎值得追记一下。阿九在我书架上发见有老彭的选集，大奇！问我为什么要珍藏那个仇敌的书。这问题使我觉得比他更为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能阅读，乃至保存与自己怀有不同意见的人的著作。把不同意见的人说成「仇敌」，这是大错特错，是史大林主义、乃至一切专制学派与专制体制的一个重大特征。彭述之和我之间有许多不同意见，但不能、也不曾成为「仇敌」。也许彭早已把我看成仇敌，但我却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看法。他生前如此，他死后我还是如此。在我给他写的悼文里，我还是承认他是一个革命家。不同意我的一些见解与行为，便是我的仇敌，因之必须无情打击甚至必须彻底消灭！这是史大林主义的最大病症，最大罪恶。一个真正革命家，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与真正的托洛次基主义者，必须引以为戒，必须坚决反对，必须彻底摆脱这种作风。
不错，在争辩中，特别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有不同意见，双方都须明白提出来，必须不讲情面，为各自的见解力争。在剧烈的争辩中，不可否认，会影响到争辩者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但是在思想上持有不同意见的双方，必须具有「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却完全同意你有权利保持不同意见」的那种态度。列宁在思想上与政治上是最最严格的，他绝不容许有其他因素来影响他对问题的看法和坚持；但是他从来不把不同意见者当作仇敌。例子太多，我只想举出他和托洛次基与布哈林之间的关系，与前者，十多年的争辩不妨碍他于革命到来时与之作亲密的合作。对后者，他不曾因为布哈林曾经要将他逮捕起来而给他歧视。始终视之为「党内最可宝爱的同志」之一。
从彭述之我们又谈到陈独秀与老超，谈到他们与我之间的关系。我说老陈是我最尊敬与最崇拜的一位前辈；老超是我最亲近的一位战友和朋友；但这并不是说，我和他们之间没有不同意见。相反，我们有过不少不同意见。为了这些不同意见，我们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文字也争辩过。但是这些争辩绝不曾减少我对他们的敬爱，我相信他们也决不曾把我当作「仇敌」。
当然，这里除了我们在有关革命的基本看法有共同点外，在一般的「做人」态度上亦有共同之处的缘故。
总之，我对阿九他们说，无论谈社会主义革命也罢，或者谈民主斗争也罢，把异己者看成仇敌，必欲杀之而后快，那是最大罪恶。
我不赞成耶稣教的「爱仇敌」；但我完全拥护孔老夫子的「和而不同」。
10月1日
看到BillJenner的一篇文章，转载在一本名叫《匹夫有责》的英文刊物上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黑暗面〉。这是一篇很糟糕的文章。一位文字好，知识富丰的学者，未必有高明的判断力，于此文得一证。
「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种愤激说法拿来刺激一下自己和别人是好的；但若有谁以之作为「理论根据」，从而得出结论，那就太糟了。持此论调的中国人终于会变成汉奸、洋奴；持此论调的洋人则只能为帝国主义者提供理论根据。
10月3日
中秋，白天阴雨，夜间皓月当空。从窗子里看了一会儿月亮，忽然记起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来。这首词还是六十多年前在苏州监狱里读的，触景生情，居然还记得起几句。
可惜楼上的「音乐会」吵了一夜，使我不得安睡。牙痛、头痛，苦极。
今天是东西德国统一的日子。
10月18日
从14日开始，不断有客人来。星期日招待了一位丹麦友人。星期一欧焰绿与耀佳二人来访。晚8时离去。半夜后梦中为拍门声惊醒，原以为是楼上交际花的朋友给我捣乱，起来开门，谁知是香港四五行动的梅君偕其女友从巴黎来访。次晨与访客讨论许多问题，疲倦得要命。星期三客人离此赴伦敦。
经常有这样的情形：客人不来则已，一来便接二连三。住澳门时如此，来英国后还是这样。
星期二晚得令方电话，她已回来了。下星期可以和她见面。今天给房东又写了一信，为了「芳邻」的吵闹。
10月20日
春将我的「美国版小序」送给香港的一家杂志，登出来了。听梅说，这是一份亲台湾的杂志。
前天得秀如女婿信，知道他已找到朋友担保。
连日雨，今日大雾，寒冷。下午到公园散步。落叶满地。一派深秋景象了。
10月24日
中午令方来。一年不见，还是那个老样子。她带来许多可口食物，物不轻，人情更重。
10月25日
兴致很好，与令方同游Otley。本想看看深秋红叶，谁知连日风雨，落叶全已着地，失望。中午饭于CurlewCafe，颇可口。饭后在小市场一带漫步，到Chippendale铜像前摄影，再缓步到河边。下午3时才回家。走得太多了，倦极。
10月25日
头晕、腿痛，终日睡。今晚本应赴Dora之约，到她家去吃饭。结果只好不去。Islay来，十二年不见，她依然健美。
10月28日
昨晚令方去迪莉亚家里。今晨起来，觉头晕更甚，腿亦疼痛。致电班，不去珍宝聚餐。
11月1日
令方回来，将于明日返伦敦。晚9时许，虎头突然从巴黎来。
11月3日
晨令方离去，虎头将在此住一些日子。故人的孩子，八、九年不见，各方面好像成长得多了。
11月6日
得超函及其所拟的《论陈独秀》一书目录。书中未论及独秀的晚年思想，这是一大缺憾。我们得保卫这个真正杰出的大革命家，但也不应探取为亲者讳的态度。陈独秀的晚年思想当然离开了列托们的立场，那是无法为他辩护的。说独秀关于民主的说法全是一些「愤激之言」，是「过头话」，不是他的真正意见，这不但不足于服人，甚至独秀「泉下有知」也会出来否认的。
11月18日
有客在家，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好多天没有写札记。本月7号是十月革命的第七十五周年纪念日，发生在莫斯科的种种，引起了我无限感慨。本来有许多话想说，只因生活打乱了，头晕脑胀，什么都不能做。我曾经把戈巴乔夫比作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把他的改革比作当年那位沙皇的解放农奴。从最近苏联的情形看，这个比拟好像是可以成立的。如果红场上那天发射的子弹打中了戈巴乔夫，那末这个历史模拟竟连细节都相同了。
戈巴乔夫的改革竟促成了苏联的解体，促成了俄罗斯与各小民族狭隘民族主义的勃兴，甚至引出了复活俄罗斯帝制的一切「牛鬼蛇神」，这非但出乎戈巴乔夫们的意料之外，而且是为任何史大林主义者的反对者们所无法见到的。
近几日读了方××的书。感想甚多，可惜没有力气把它们记下来。总的印象是：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与其他许多政客型的民主派有所不同。人家把他称作「中国的沙哈洛夫」，是有道理的。和沙哈洛夫一样，他从「共产主义」一下子跳到了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所有经历了和他一样的生活与思想过程的人一样，主要的毛病是把史大林主义与毛泽东主义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在他们以及他们同类人看来，除了「真正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即史、毛主义及其政制）外，不可能有另一方式的社会主义。
不过方××似乎比沙哈洛夫，特别比绍兴尼春好一些，他推重瑞典、意大利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所含有的社会主义成分。
方××不懂得的是：这些比「社会主义」更加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不是靠某些高明的知识分子设计出来，更不是资本主义自我成长的结果，而是那些国家中在第二次大战后内部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随着各该国经济与政治的演变，特别是受着近年来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所经历的危机影响，正受到来自资本阶级的攻击。它们不仅有减小的危险，而且有被取消的可能。最清楚的例子是英国：Thatcherism(撒撤尔主义）出现与当令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的资产阶级无法容忍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他们要回复亚当·斯密所阐明与赞扬的绝对自由的（即资产者有据抢劫的绝对自由，劳动者有忍饥受冻的绝对自由）的「纯料」资本主义。
方××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但他所欢欣赞叹的瑞典、意大利与英国式的社会主义，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才能了解它们的产生、现状及其可能前途的。
毋需说，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看法与论点是过了时的。不承认这一点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其实亦在比马克思主义更早的一些学说中）那个认为人类的历史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却不曾过时的。
所谓阶级调和，其实只是阶级斗争的方式之一罢了。
方××和所有民主运动的领袖们一样，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特别指责史、毛制度下知识分子遭到歧视、轻视乃至虐待的情形。他说的许多话都是对的。他的不对的地方是认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彷佛他们生活于阶级社会之外，超于阶级，不代表任何阶级利益。其实知识分子只能为某一阶级服务，这是无法否定的真理。
过去史、毛主义者把无产阶级美化、神化。当然是错的。马克思与列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作用，着重指出他们的历史地位、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可能起、乃至必须起的领导作用，绝对不曾把工人阶级美化，更不曾把个别的工人美化与神秘化，彷佛一经当了工人，便与众不同。彷佛工人阶级不是由普通的劳动者组成，而是由一些特选的、与众不同的人组成的。他们更不曾、不会把工人阶级因其被剥削与被压迫地位而形成的知识上的相对落后，说成为一种美德，因而将工人和工人阶级有时表现出来的落后行为，也说成是先进的范例。
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先进地位与革命作用，不是从肯定他们的现状这方面发生出来，相反，而是从必须否定其现状（必须挣脱他们身上的锁链）这一个必要上发生出来的。因此，当工人阶级——由其所支持的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获得胜利后，一个对工人阶级说来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教育自己，要加速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要把工人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绝对不是要把知识分子降低到一般工人的知识水平。
史、毛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完全是过去一些最反动暴君们的愚民政策。它与马克思、列宁、托洛次基等所强调的工人阶级领导学说并无丝毫共同之点。
11月21日
令方今日离英，明年她再来时可能我已不在人间。
11月22日
晨10时，得格雷来电，告我M·Thatcher（即玛·撒撤尔）终于辞职，大消息。
11月23日
报纸上满是对辞职的T夫人的评述。真个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可是我以为T夫人最突出的一点，却没有人提到，那个特点是：她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但是在一个意义上，她却是最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和马克思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这个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冲突的诸阶级所构成；而政治则主要是体现了阶级斗争的。在这一点上，她确实比所有形形色色的其他政治家们要高出几头。
真能打中Thatcherism要害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不用说，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漫画化了的、荒唐地歪曲了的史、毛主义，那只能助长Thatcherism。东欧、苏联及至中国的「改革」情况，便是最好证据。
12月4日
收到德文《托洛次基论中国》上下册，非常高兴。1979年秋天，已故的比艾·法朗克介绍我给德国朋友，让我给他们准备翻译和出版托洛次基生前所写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写一篇序。我以三、四个月的时间写成一篇长序、80年寄去德国，离开此书的出版已足足十个年头了。
12月8日
初雪。连日翻阅方××的自选集。读了将接近半个多月，还唯读了十分之七、八。我读书从来慢，上了年纪，更加慢得要命。不过就我所读的方××的作品（其中大多数是演说）来说，我觉得上月18日我对方氏思想所作的初步批评，并不需要修改。他基本上走的路子与当年胡适所走的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一位生活在共产党未曾胜利之前，另一位生活在中共取得政权并充分暴露其史大林主义罪恶之后。二人都主张全盘西化，二人都认为西方诸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进入中国，主要起的是开明与进步的作用，并无剥削与压迫的性质。二人都否认有什么帝国主义。
不用说，这是错的。胡适与方××们的看法如果彻底发挥起来，应该说本世纪内一切落后民族及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不但没有进步性质，而且是反动的。对中国言，不但中共的反帝斗争是反动的，而且连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都违反着压迫历史的进步。倒是一切买办、洋奴与汉奸才符合中国历史进步的利益了！不必说，胡适没有走得这样远，方××也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但若他们只看见资本先进国家对殖民地落后国家所起的进步作用，完全看不见在这方面的反动与压迫的作用，那末至少在思想上必然要达到那个结论的。
列宁不曾否认帝国主义国家对落后民族与落后国家所曾起与所能起的进步作用；但他更着重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剥削与压迫作用。
不管近几年来因史、毛主义的荒唐歪曲与罪恶应用而使列宁的殖民地反帝政策蒙受了污损，但是从长远的历史看，它的正确性是无疑的。它在过去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将来亦必继续起这样的作用。
由于「命运的安排」，方××今后多半要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生活一个长长时期。长期的生活经验可能改变他过去短期出国所获的对于西方的一味赞美的看法。方××在他的本业中追随爱恩斯坦，或许，在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上面，也能略同于他心仪的大师吗？希望他能够如此。
12月14日
近来发觉自己愈来愈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一反过去，容易发怒，一发怒，全身颤抖，心跳加剧，头晕欲倒，这怕是我生命将告完结的征兆。为了邻居的胡闹，我发过多次脾气，结果总是食欲全失，终夜不眠。需要好多天才能把精神恢复过来。昨天晨间10时，虎头出外，说是到附近走走，直到下午四、五点钟都不见她返来。到了6点钟，我们平时吃晚饭时候，仍不见她的影子。7点，8点，毫无消息，我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深怕她遭到了什么意外。八时半，才接到她从诺丁汉打来电话，说和新认识的朋友到那边游玩，行将回来，要我等门。我平时9时上状，昨晚等到11时。她回来后我立即返房就寝，却因心绪恶劣，无法睡得着。今晨不能起状，她进房来向我道歉，我脾气发作，将她狠狠地教训了一下。结果弄得非常不快。
12月21日
昨天苏联外交部长希凡那次突然在人代大会的会议上宣布辞职，这消息轰动世界。他说：「独裁制正在进迫」。这句话透露了不少消息。十月革命后的过程曾经重复了法国革命后的过程，它让我们看到了「特米多」……是否也要重演拿破仑的称帝，乃至皇朝的复辟呢？有一件事似乎可以预先肯定：戈巴乔夫这个走中间路线的改良派，多半只能起过渡作用。他迟早要让位给左边或右边来的激进派的。或者成为任何一派的俘虏，充当这派或那派的傀儡。
12月22日
收到慧雅的圣诞礼。照片与美好的函书。同日见到哥大出版社寄来的《回忆》校样。
12月26日
惯于大放厥词的未来英王，22日晚在法国电台的访问节目中发表了一篇谈话，节译如下：
谈到柏林围墙拆毁的周年纪念时，亲王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一桩最了不起的事。他希望他的孩子们将来会记得他们是后生见到的。不过他不以为这件事代表着一个意识形态的倒塌，也不表示共产主义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胜利。
「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他说，「事情本质还要深刻得多。我们一定要再一次地设想出一种方式来，将我们对生活的想法加以发展，使这二种制度之间能够得到平衡。
我们需要资本主义，但它也许需要更合乎人道的面貌。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制度：其中的大资本会对各个地方性的社团，对外国的社团以及对各个发展中国家，表示更大的兴趣。」（见24日《卫报》。）
查尔士的这段言论，自然不会比他对建筑学的批评高明多少，但是比之于Thatcher之流的狂妄的反共壮士，比之于对马克思主义「幻灭」的过去的史大林主义者们，却确实深刻得多。
「别笑得太早。别笑得太快！」一些比较有远见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早就向他们近视的同道们提出警告了。可是他们提出的所谓「马克思与市场之间的平衡」，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汇合（Convergence）」，真能消除未来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吗？不能。
翻阅白克曼寄赠的托洛次基画传，由独依奇夫人写序的。很好。
12月30日
校阅完哥大出版社寄来的《回忆》校样。
12月31日
回顾行将过去的一年内的事故，在我个人方面，死掉了二位好友：路易·辛克来与泰玛拉·独依奇夫人。又死掉了比较了解我的侄女志勤。写作确实已经停止，一年内可以说只写了一篇哥大新版《回忆》的短序。此外，比较有点意义的，就是帮忙格雷译完超的《回忆录》。这方面的一无成绩，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我早已深深体察到自己的力竭「才尽」，原已经决定「搁笔」了。毛姆的《七十自寿》多少给了我一点影响；但主要还是由于我的自知之明。
大事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我以为是：波斯湾战争危机与英国撒撤尔夫人的下台。撒撤尔夫人自以为她双手促成了苏联的变化与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这个说法当然是狂妄与荒唐的；但苏联与东欧大量的所谓「激进派」与「改革派」却确实相信撒撤尔主义是使他们从史大林主义中解救出来的最佳办法。现在，撒撤尔主义在它诞生的国家内宣布完蛋——不管这完蛋的真相如何——总该让那些天真地相信撒撤尔式资本主义万岁的人们动动脑筋，甚至有所醒悟了吧。
撒撤尔夫人说过一句颇为传诵的话：民主国家不要战争，也不会发动战争。这个说法，竟使自命进步的《卫报》评论员都相信了。可是发生在本世纪内的多次大小战争历史给我们证明：发动与进行这些战争的大多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以布殊总统为首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府，在短短几年内，不是已经发动并进行了对格兰那达的战争，对尼加拉瓜的战争，对巴拿马的战争，以及目前正行将爆发的海湾战争吗？ |
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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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
2月23日
读完《河殇》。从思想的主题着眼，其中有二段话最值得注意：
1．「……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巨大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着社会主义阵营」。(见《河殇》，59页。)
2．「……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
「然而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手里！能够与海洋文明以直接对话的是他们；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的甘泉洒在黄土上的是他们！……
「比他们更有现实力量的，也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和冲动，都不可低估。」
第一段话没有公开说历史证明普列汉诺夫的正确与列宁的错误，但意思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有了俄国、中国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等社会主义革命与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痛苦经验，确实应该再度提出，重新考虑。这是整个社会民主党人与不断革命论者之间应该讨论的一个最根本问题。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者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其中的某些人已经做出了结论；即列宁与托洛茨基等当年在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首先以工人阶级名义夺取政权，实行工农专政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的革命历史观的，因而是后来斯大林主义一切罪恶的泉源。
把这个结论应用到中国来，这些人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年凭暴力夺取政权是根本错误的。他们原应该以国民党的反对派自居，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共同完成国民革命，发展资本主义，提高国民生产力。如此，据他们说，不但可以避免近五六十年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苦难，而且中国今天多半已成为一个既富且强的大国了。
这些一厢情愿的事后诸葛亮们的最大毛病是把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抽象化了。彷佛中国真是像毛泽东所说的一张「一穷二白的白纸」，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在它上面写作或绘画的。他们抽去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完全无视中国社会中复杂错综的阶级关系。这是「三座大山」——套用中共的一个术语——强迫中国近百年来的志士们一步一步地走了如实经过的道路的。当然，参加每一步前进或后退的那些主要人物，对于当时历史的造成要负或大或小的责任一这里包括了功与过——但是从更根本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功或过，却不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第二段，《河殇》的作者举了各式各样的人作为未来中国希望的寄托者，却独独不举大工业的工人阶级。这不是忽略，而是由于他们的基本看法：中国的真正得救与进步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复辟。要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得靠「企业家」，「小商人」与「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了。
3月16日
最近读完了一本卢森堡的新传记。作者也是波兰人，伊尔士别也塔·伊丁格（ElzbietaEttinger）。她偏重于卢森堡的私人生活，与从来所见的她的传记不同。读起来令人有较多的亲切感，对这位伟大的女人有更多的了解。
3月28日
搭上午10时45分钟车赴格拉斯哥。卡拉尔换车，抵埗已下午三时许矣。未换车则乘客很多有站立在过道中的。我幸预定座位，安坐抵卡拉尔。换车后乘客稀少，一车厢仅十余人。在中央车站落车，坐的士至辛克来家。三年不见，相聚颇欢。他大病出院，在家疗养，看模样尚好，唯右目失明，读和写都很艰难了。
3月29日
陪辛克来在附近马路散步。这是我第三次来此。上次是1980年4月尾，距今已九年。此地情景依旧，只是我的记忆已模糊了。在附近小铺购些食物后，辛先回，我继续散步，刷新记亿。下午听录音带，漫谈几位已故与尚在的老友，迟暮二老，「相儒以沫」，想来有点悲凉。
3月30日
搭上午10时50分车回家，仍在卡拉尔换车。回程的情形与来时相反，前段挤而后段松。由卡拉尔动身后，我一人占四位，可躺可坐，因而有可能观赏沿途风景。这是英国火车旅程中最有名的一段，车经湖区与派拿因山区（Pennineridge），景物别致，非其他地段可比。5时抵家。倦极。
6月17日
读完美国大西洋杂志有关方××的文章。方确实是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体现者。日内拟读另一代表人物严××的文章。希望精力能好转，让我有力气亲写一篇评论二人思想的文字。
7月9日
读完严××作的《我的思想自传》。此人大概读过我翻译的马嘉维里的《帝王术》，颇受此书的影响。严从马克思退回到马嘉维里，退回到伏尔泰与卢骚。马氏的《帝王术》是政治哲学上从唯心史观走向唯物史观的前进一步。
严的《首脑论》却是从唯物主义回向唯心主义的后退一步。他的「人的不完美性」，二千多年的荀子早已发挥在他「性恶论」里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理论家，其实贫乏得很。
严把他的《首脑论》最初献给赵××，后来又献给列根，这也是效法马嘉维里的——他献给洛伦佐。马嘉维里的呈献是希望洛伦佐出来统一意大利，这是进步，而严××的呈献的目的却是要借那二人之力把中国完全拉回到资本主义——这是反动。
8月3日
今天终于将二年前写给比艾·罗舍的长信译成了中文。这项译事断断续续进行了几个月。人到我这个年纪真是毫无用处了。译完后重读一下，实在觉得不满意，说理固然极不充分，文字也很拙劣。有时连写一句通顺的句子都困难。不过无论为何，这封信里多少记录了我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对于那些能够思想的青年，多少会起一点促发作用。日内拟复印数份，寄给香港与国内朋友。
近来对古典作品愈来愈感兴趣。经过漫长的时间淘汰的作品毕竟是不同的。早几天读Pascal的《思维》，今天起读摩亚的《乌托邦》。可惜白内障和神经衰弱作祟；一天读不到几页。读后的印象也留不长。
昨天读了孟台尔的书评，评勃鲁《托传》的。评得很公平，拟复印寄超参考。
8月23日
这几天的波兰变化很有意思。看来团结工会中的右派是急不及待地与官僚们妥协了。这当然是一个过渡性的局面。两方面都有自己的盘算。官方想借团结工会的威望来实行一直为工人大众所反对的「紧缩政策」；工会右派则想凭这点威望所取得的地位，再借美国及整个西方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从经济开始，全面恢复资本主义在波兰的统治。
真正希望在于团结工会的左派方面。要工人们暂时放弃罢工权来推行紧缩政策，只有政经权力真正操在工人阶级手里才是可能的，才是真正走向社会主义的。
连日读AustinCoates作的MacaoandtheBritish，此书有点文不对题，谈澳门的极少，谈英人早期活动的甚多，原以为读这本书可以满足我的「乡思」，结果却只增加了一些英人方面如何看待鸦片战争的知识。
9月5日
班今晨离此起赴伦敦，将作蒙中三周游。他已完成十分之九超书的翻译。预计明春一定可以弄完，接德译者骞格尔函，颇读超写作时态度的诚实，比扬可曾缵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可见说老实话并不吃亏，好书自有人赏也。彭述之一味自我吹嘘，事实上骗不了人，鄙弃他的人是愈来愈多了。
9月11日
阿九来，他是参加了TUC大会来看我的。和他谈了关于「经济制裁」问题。很想就此一问题，联同「非暴力」问题写一专文，但力气耗竭，脑子终日昏昏然。这篇文章实看来终究写不出来的了。
连日校改班译老超回忆的稿子很是疲劳。
青年学人冯××送来他所著《农民意识与中国》；昨天读了几页，觉得很不错。他从来不知道苏联共党左派反对派对中国革命的意见，最多只曾从史毛派的著作中窥见一二，因之他无法全面与正确地了解并解决这个问题。
前天得家信，三月来第一次，知家人安好。
得辛克来函，他开题就说：
“Itseemsthereisnothingonecandoagainstoldageanditsattacksonthehumanframe.Nothingexceptacceptance...”信然。
9月21日
校改评稿告一段落，倦极。令方来电，她明天赴爱丁堡参加一个会议，会后将来看我。白克曼赠我一年杂志《抗流》，美国式的《新左评论》。灿来信，谈他父亲的病状：既不能像样活下去，又无法痛痛快快死掉，这情形真正可悲，但愿我不要跟他一样。
9月25日
我一有力气，当首先写一篇文章批评严××的《思想自传》。
玨将结婚，这消息使我又喜又悲。寄了一点钱去。一二年后，多半我要做曾祖父了。
9月26日
绍铭寄来了《工人自由》杂志。这个杂志的主编利用我十五年前被日本朋友访问的一篇错误报导，作为我长序的引言，使我大大不快。决心写信去要求更正。今后应更加小心，不要跟那些小派别英雄们再打什么交道。
班已回家，令方未至。
9月29日
令方来，为我清扫室内积垢，可感也。
10月5日
昨日找到了1976年《国际杂记》上的《回忆》勘误表，寄绍铭，盼能发表。晚观电视节目《里昂·托洛次基》，甚好。它是法国布鲁耶主持，由白克曼等人供给材料的。这张片子比过去同一性质的任何片子为佳，倘能在中国或苏联放映，必然会发生巨大影响。若能在香港映出也是好的。日内当设法与岑联紧，不知他能帮忙否。
今晨精神较好，写了致《工人自由》杂志的编者信。收到超的词集并《毛论》平装本书三册。寄《毛论》给令方，由他转寄刘××。
10月13日
一个星期没有动笔。校改超回忆的译文外，没有力气再写一个字。可是这个星期里值得写写的事情是太多了。东德和匈牙利的官僚政权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危机。一般趋势，可以概括为：从史大林主义走向传统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这趋势是要在那些国家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但很显然，促成这些改变的诸般力量中，除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之外，还有广大的劳动群众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为争取真正社会主义的实现的那种力量。不但东德与匈牙利的情形如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所有国家的发展都是如此。史大林主义是死定了；可是代之而起的是什么制度呢？是资本制度还是民主、健全与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问题之问题。
10月17日
连日读《胡适来往书信选》，看到许多熟人的信，有如见故人之感。吴世昌与何子瑜的几封信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一向对这二位老友不怀很多好感，读了这些信，印象改善了些。二人都相当热中，都喜欢「附骥尾」；但从这些遗书看来，他们的热中还算有限度，骥尾附得也不太失自己的尊严。如果有力气，颇想写一小文来纪念世昌。对资深，我也将劝老超写点东西来纪念他。
10月26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数封我颇感兴趣。世昌于1935年11月18日及同月27日二次致信胡适，斥责他的「等待五十年」的谬论，好极。资深给胡适的信保存了5封，都是为独秀遗著的出版事。1948年11月5日一信是谈到《俄国革命史》的。信中所说例如再版300部一节，我完全记不得了。当时售价为每部150万元【朱正按当时内战激烈，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法币贬值，蒋介石于1948年8月19日宣布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金圆券1元收兑法币300万元，而一块银元可以兑换2元金圆券。所以150万元法币，不过金圆券区区5角钱而已，不过2角5分银元而已。】，现在读着彷佛是听到天方夜谭。极好史料也。今接超信，知托氏生平一片已于10月9日在苏俄放映，可喜的事。
10月30日
得慧雅信及照片。报告说他的第四个孩子将出世。无怪，人显得老了。但热情如故，可喜也。
前天又得水务局的最后警告，13日得付费通知，我竟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健忘如此，实在糟糕。前天校改完超回忆的《进潮与退潮》一章，吃力之极，但愿这件工作发生在廿年前！
灿来信，说他非常欣赏超的狱中词。「曲高和寡」，总算得到一个真正的知音。
11月8日
连日校阅超回忆译文，再无余力写日记。可是这几天的变化实在大。东德的形势简直像溶化的雪人，这个被目为东欧最坚强的史大林主义的堡垒一下子暴露了它全部脆弱点。
昨天是十月革命的第七十二年纪念。苏联发生了第一次纪念十月革命的对抗游行（自然1927年的反对派已举行过一次对抗，但是规模与性质很不相同）。人们公然叫出反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口号了。叶尔青被捧成偶像。前几天《卫报》的记者MartinWalker说叶尔青可能成为苏联的莫索里尼这个预言值得重视。
前一晚第四电视台的新闻报导中有一段极令人兴奋的消息，说苏联的历史家竭力在恢复托洛次基的真实的历史地位。有一位将军说托洛次基是一个MostDevotedRevolutionary。
历史的进程真是复杂多变的。不过总的说来，我始终相信她是进两步退一步。从长远的观点看，人类（中国亦然）的历史是向前进的。社会主义一定会代替资本主义。
11月10日
昨天两项消息：东柏林的城墙开放；邓小平辞军委主席职。前一消息意外，后一消息却是意中事。「苏维埃帝国」乃是史大林主义的产物，它是主要靠武力与阴谋造成、维持的。它和当年的「大不列颠帝国」不同。后者虽然也是靠武力与阴谋造成；但它确实代表了一个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占了极大优势的国家与阶级，去统治远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客观上，至少在一个时间内它还起了点「历史的进步作用」。可是「苏维埃帝国」的主体俄罗斯，特别对中东欧国家言，在好多方面却是较为落后的。原来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早被史大林主义所丑化与叛卖。它之控制一些中东欧国家，完全靠了军事力量与其他补充的力量（如特务等），这样造成的「帝国」，其基础之脆弱，作用之反动，是非常显然的。它始终得不到那些国家中民众之衷心拥护，原是十分自然。这个「帝国」能够维持到四十几年，已经不短了。随着苏联本国史大林主义的重重困难，并由这些困难中被迫产生出戈巴乔夫的改革，这些附属国家中硬生生建立起来的所谓「新史大林制度」之垮台，原是必然的，问题只在迟早而已。几个月来波兰、匈牙利与东德的突变，给人多少惊奇的感觉，只在它们（特别是东德）变得太快吧了。
「苏维埃帝国」或更确切些称它为「史大林主义帝国」之分崩离析是已成的事实。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从这个变化中会产生出比较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呢，还是它们将完全同化于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主要得看未来各该国的阶级斗争来决定。我不相信史大林主义，或稍稍修正的史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还能有一个比较长期延续的可能。
孟特尔似乎认为有此可能，这是错的。
「苏维埃帝国」的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普遍危机，在理论上证实了一点，即官僚们绝对不是一个新的阶级，他们是革命政权堕落后，发生在某些国家中的寄生阶层，他们决不能开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们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其作用是过渡性的：不前进（在革命劳工阶级的压力与打击下）而让位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便是后退至地道的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托洛次基是正确的。虽然「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个名词并不好。我觉得：过渡性的国家也许更符合实际些。
11月11日
格雷[1]离英，超回忆的翻译将暂停。本想趁此机会到伦敦去住几天，腿上的静脉肿胀恶化，举步困难，决定作罢。
注释：1．即前面提到的「班」或「班顿」。
12月22日
东德之后，捷克也跟着发生了争民主的群众运动。这些中东欧卫星国的解体，原因自是深远的；但从较近的推动力看，以戈巴乔夫为首的苏联的「改革派」显然起了很大作用。它纵然不曾积极干预，却是消极地表示了赞助－－赞助「民主派」起来造「保守派」的反。戈巴乔夫主义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货色，过去注意得不够，今后得比较详细地研究它一下。
11月24日
观7时电视广播，捷共全体领导人引退，杜勃契克回到不拉格[2]。这一阵民主改革风真是席卷中东欧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史大林主义的官僚们，在群众的压力下表现得如此脆弱呢？为什么他们比中共的官僚们更经不起群众的压力呢？一个最大的原因，我想，乃是中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并不是「劳动大众革命的产物，而是苏联红军与史大林官僚从外面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种东西。」它们在各该国的群众中是没有深厚基础的。另一方面，像中共，越共以及古巴的政权，却不可否认是一场革命与革命战争的产物。它们虽然很快堕落——甚至一开始就在专横的官僚们的控制之下，但不可否认，他们曾经在不同程度内，在各自国家与民族的范围内，进行过革命，解决了若干民族的与社会的矛盾。因之，它们不是外国人移植进来的傀儡政府，他们在自己的民众中拥有比较广、深的支持。
当然，这个差别只是相对的。史大林制度之必然完结是注定了的。浪掷着过去一点革命威望来镇压觉醒起来的反官僚的民众，迟早要失败。
注释：2．布拉格。
12月3日
戈巴乔夫去朝拜罗马教皇，这是一件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大事。从这件事，也很可以让我们看到苏联当权者在意识形态上走得多远。史大林的宗教政策是完全错误的。革命的工农政权绝对应该容许宗教的信仰自由。但戈巴乔夫们的改正却并不意味着在宗教问题上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它代表着这个政权与旧事物完全妥协的一个大步骤。
读最近《国际观点》上有关东德事件的文章，相当失望。他们似乎根本看不到，或者故意看不见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把一切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成果，这多少是自我欺骗，自我陶醉。
史大林主义在过去数十年中的所作所为，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名誉是损坏得太大了。光凭理论，光靠宣传，要让一般人相信除了在苏联、中国及其他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见到的社会主义之外，还有什么真正的民主的与健全的社会主义，人们是决不会相信的。今天，特别是受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的人们，只一味地倾向资本主义。只有让他们实际经受一下资本主义的祸害之后，让他们或者尝一尝彻底市场经济的「无政府」派混乱的痛苦，或者竟又尝到了由此产生的垄断资本的法西斯统治之后，他们才能回头去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
史大林主义的崩溃，决不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终结。这一点，连英国的大主教都见到了。但是，非常可能，从史大林主义的崩溃，到真正社会主义的再兴，恐怕要经过「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兴旺」时期。
看不见这个可能的社会主义者会在事变之前一再失望的。
昨天东德共党的整个中央委员与政治局辞职。这是在共党自己下层干部的压力下辞职的。这就不是「走资派」的压力或国内资本主义势力所施的压力了。所以更有意义。是否在东德，能够从史大林主义的倒塌中产生出健全的与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呢？我们的希望在这里。
12月6日
东德的克伦次与捷克的阿达美次先后下台，这两个国家的革命继续进展。很想多看些消息，多知道些内幕，可惜我又病了，病得连读报纸的力气都没有。
班已回来，译书又要进行，可是我真是有心无力了。但愿早日病忆，把超的回忆录译完，了却我此生最后的一个心愿。
又得忙耶诞的无聊应酬，做人真苦。
候家书不至。
12月14日
见到11月5日的《莫斯科新闻》，上面有苏联一些历史学家研究1917年革命的三篇简单报告。大致不差，多少是符合戈巴乔夫观点的。第二篇谈列托二人的关系。它一方面谈，托一向有「极左」观点，说他早在1905年之前就要「跳过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却说1917年4月以后的俄国革命恰恰是托的预见发展的。不管为何，这总多少反映出苏联的历史研究在这个问题上的进步。此报复印寄超。
12月15日
詹纳尔突然来访。代赠超的《玉尹》给他，也许他将来会把此书译成英文。谈到近事，透露出这位「过去的毛派」对政治与革命史的浅见。对中国，他说「中国只有过去，没有未来」。对俄国革命，他认为「由二月革命发展成十月革命是历史的不幸」。言外之意，这个不幸是应该由列宁与托洛次基负责的。最后他说，史大林主义就是列宁主义。这个看法可以代表西方那些民主自由主义者的普遍见解。明知他与我之间的思想距离愈来愈大，我还是说明了我的不同看法。
非常可惜，我现在没有力气把这个争论系统地写出来
巧巧书到，即覆。
12月23日
好多天没有力气写日记，今天却不能不写几个字了。下午听广播，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科终于在群众压力下倒下来了。这个东欧史大林主义的最后堡垒倒下得比人们想像的更容易，也更可耻。
晚间电视消息，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坐飞机逃亡出国外，去向不明，逃往何处呢？中国吗？
今晚看完汤玛斯·摩亚的《乌托邦》。这是四百七十年前一位思想家与政治家梦想中的共产主义。联紧到目前「共产主义」的实况来思考、研究一番，该是极有意义极有教益的吧。摩亚与马嘉维里是同时代的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中，对政治「哲学」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但二人的想法却如此的不同。一个是空想家从丑恶的现实中虚构出一个理想世界；另一个是现实主义者，从丑恶的现实中寻找出一些规律来。基本上二人都是文艺复兴晚期欧洲社会的反映。
我译过马嘉维里的《帝王术》，写过有关马氏思想的文章。倘有力气，也想以同样态度写一篇有关摩亚思想的文章。
简单说，摩亚的思想的基本方式是：从“Whatitis”到“Whatitshouldbe.”马嘉维里的思想方式是：“Whyisit？”and“Howithasbeenachieved.Howcanitbeconsolidated;orhowcanitbeimpressed.”我想，前者，近于中国的儒家，而后者近于中国的法家一特别与韩非见解有颇多不谋而合之处。前者是静态的，是唯心的，后者是动态的，趋于唯物主义的。
12月24
晚与班的家人共饭。
12月25日
这是来英后渡过的第十五个耶诞节。匆匆十五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时光过得真快。今晚与班家及玛丽·斯汀生等共饭，谈得太多，倦极，回家后听了一下收音机，知道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科夫妇已被反正的军队处死。感想颇多，只是疲倦之极，思路纷乱，更谈不到将它们写一点下来了。总之，两个月短短的时间，由史大林奠定下来的苏维埃帝国一下子像纸匣子那样倾倒下来了。这是一桩历史性的大事，无论从政治，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实践看呢，都必须把它们作一番彻底研究的。
12月26日
倦极，卧床不起，终日睡。
12月31日
连日困倦。尽管思绪万千，却一个字也写不出。1989年真是太不平凡的一个年头。西方的一些政论家称它为Annusmirabilis（拉丁语：充满奇迹之年）。无疑，这个数字将非常突出地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有如1789，1917等等。这一年「奇迹」从5月间开始，经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与捷克，终于轮到罗马尼亚。
这是数十年来史大林主义的制度所紧积起来的矛盾与危机的总爆发。结果一直来貌似强大的政权，竟像纸糊匣子般倾倒下来了。
在全世界所有的政论家，政治家乃至一般的社会学家中，预见到这种变化，因之不把它们看作「奇迹」的，只有我们。根据不断革命论的认识，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根据我们坚持的没有民主便不会有社会主义的见解，我们早就肯定这些丑恶的史大林主义体制是绝对建立不起社会主义来的。这些体制如果没有新的政治革命起来彻底改革它们，便将退回到资本主义，乃至退回到野蛮主义去。
现在是临到紧急关头了。
在此局势中最使我苦闷的一个现象是：为此变革准备了半个世纪的第四国际，却未能在此巨变中起任何显著的作用！我们是应该起很大作用，必须起领导作用的！
但愿1990年开始，第四国际的作用能在大大发挥出来。
我们能比别人看得远，见得早；但每当局势依照我们的预见发展出来时，我们总发见自己被弃置在事变发展的进程之外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老托当年苦心草拟的《过渡纲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可惜，我们这些「不肖门徒」却无法因此改变了事态。
做一个「失败的先知」并不可耻；但永远做这样的「先知」却决非所宜。甚至是可笑与可鄙的。
我们的能事绝不在于（像彭述之那样地）吹嘘自己的一贯正确与永远正确，而在于如何为正确的立场去取得胜利。对战争说，「胜利无代替之物」；对革命言亦然。 |
哀李婷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哀李婷李婷，八月二十八日晚报的消息使我惊呆了，想不到你竟如此残酷地对待了自己，也如此残酷地对待了你的老父亲。我——以你老父朋友的地位，这一瞬间竟也分受了这样残酷的一击！十天之前，我去访问了你的父亲，我说：“李婷年长了，婚姻问题是第一紧要事，电影呢，不演也吧。”你父亲告诉我，这问题正在接近解决的阶段，而且是理想的解决，他知道我是关心她父女间相依为生的，他缕缕细述什么时候你去过沙田，住了几天，每星期你们如何来一次父女１会，如何他到达了九龙后，第一件事就是等你的电话。又说你化了百多元给他买了双皮鞋，他如何骂你浪费（不无几分满意地），他如何要把这双皮鞋留到明年六十岁的生日穿，我们——和他年龄不相上下的老朋友，准备在这一天——生日的一天——和他共乐的。可是晴天起了个霹雳，正在你要接近幸福生活的前夕，你把自己毁了，也把你老父的生活毁了。如果你有遗言，你要父亲“好好活下去”，你该知道他又怎能好好活下去？如果你自己都不能好好活下去，你又怎能教他好好活下去？这是一个追悔莫及的错误，你父亲自己种下的错误！当我知道李婷就是我老朋友的女儿时，我从心底里起了一阵凉意，但这已是在你过着演员生活一二年以后的事了（我不能确切知道你从什么时候起做演员的）。但是我想你父亲是个演员，他期望你做演员也是很自然的，我没有把这种战栗向你父亲诉说，因为这究是人情所不许的，而且也不过抱着杞忧而已。我想你既然做了演员，你一定会成为好演员的。那里知道你竟演了最后的一出戏——残酷的悲剧！你初来港时，垂着两条少女特征的辫子，爽朗纯洁，给我的印象至今不减，可是几月前你父女俩来看我时，你是那样的沉默，沉默到几乎成了忧郁。我想，李婷变了，多快！可是我不能说，少女嘛，十八变也不是奇事。那里知道你变得竟舍弃了人生，坠到死之黑暗的深渊去！你死了，什么流言蜚语都出来了，我不相信——不忍相信，虽然太阳之下无新事，这一切都是丑恶的老把戏；一个少女，正当盛年，不惜亲手了结自己的生命，不顾一向爱慕的垂老之年的父亲的难堪，如果没有绝大的哀伤，失望，内疚，痛恨，后悔，那是决不至于如此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你一死，白色的殓布就遮盖了一切——罪恶的欢乐，罪恶的生活。可是你是否死得瞑目呢？你有勇气死，为什么没有勇气活？挣扎着活下去，是比抗议的死（不自然的死必定是一种抗议）更难的，因为挣扎不仅是痛苦，也带着耻辱。你选择的道路终竟是弱者的道路，但愿这个引起你父亲的愤怒，而不是悲哀，那么也许他能活得下去……可是站在旁边的你父亲的老友们，免不得悲哀，对于一死了之的你，固然说不到责备，对于有切肤之痛的你的父亲，也说不上一句安慰，但愿这是一面镜子，让许多年青的少女们，从这里照见人生的丑恶时（像我在哀悼林黛和莫愁时说的），不要以死来结束，而要以更难的活下去的勇气来挣扎着生存。李婷，但愿你留给人们的不是坏的榜样，而是一个反面的积极榜样。死只解决了你自己，死不能解决人生路上滋生的罪恶！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从“大世界”改名谈起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从“大世界”改名谈起这里的歌德派有一天说：“‘大世界’的旧招牌终于除下了”，可是他就不知道“大世界”这个名字早就改过一次了的。我只知道大世界改做“人民游乐场”，又从人民游乐场改回“大世界”，究竟为什么改，什么时候改的，一时也说不上来，这小小的公案，最近曹聚仁先生却给了说明，他在《万里行记》中说：“法国前总理傅雷夫妇日昨重访北京，我在他的名下连上了大世界，彷佛他和上海大世界有关。是的，他和上海大世界有关。上回他访问北京，那是一九五七年的事。他到了上海，和上海荣副市长仁毅一同游览，他要荣氏带他到大世界去。荣氏指着延安东路西藏路角上那竖着‘人民游乐场’五字牌坊的所在便是。旧地重游，傅雷兴趣很好。那时，还是陈毅副总理兼任市长，他忽然一转念，‘人民游乐场’又重复改为‘大世界’了。……”歌德先生，“大世界”这块旧招牌，原来是现任中央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给恢复的，为的一个法国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也许从前在上海法租界残暴地压迫过中国人民的傅雷先生缅怀往日的缘故。据这位歌德先生说：“除一个招牌，换一个店号，表面上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其实这一‘除’实在影响很大，因此也有重大的意义了。”他说起解放以前，“大世界”的藏垢纳污，我很有同感，那时纯洁的进步青年，就不到那里去的。革命就是为要扫除这种罪恶生活，才澈底推翻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在，‘大世界’这个名字尽管改来改去，它再也不代表那个旧的罪恶的世界了。如果说黄楚九们的阴魂有可能复辟，那么问题决不是改变一个招牌，一条路名那么简单，而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生死关系了。歌德先生一方面说：“上海解放后，大世界的罪恶积垢已经被扫除干净”；一方面又说：“若不是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号召，实行澈底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扫除一切封建反动积垢，“大世界”这块污秽的招牌仍要再挂下去的。”我们不知道他说得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已经扫除干净了罪恶积垢的大世界，现在只不过多了一块污秽的招牌？站在“封建积垢”的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的毛泽东主席，也许没有想到，“除旧立新”这个运动，如果只不过有关上层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它的积极效果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是差不多的。我们如果进一层从社会意义阶级关系来说，那么今天所要破的旧，正是共产党的“半吊子”革命所一贯保持下来的。这话怎说？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澈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选第三卷一O八三页）一九四五年距离一九四九年为时仅仅四年，共产党便走上了政权，它有机会实行这个纲领了。可是实际上的发展怎样？毛泽东所说的“长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不过短短两年，就在“三反”“五反”中结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一脱去帝国主义经济压迫的桎梏，发展得真是太快了，它的腐蚀性的一面，使得共产党本身快要变质，于是在整肃内部的“三反”之后，又进行整肃资产阶级的“五反”。“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一变而为“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论者一变而为不断革命论者了。可是立场虽然改变，中共的政策仍是半吊子式的，不澈底的。我们再看看广大农村的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远景吧，按照《共同纲领》第九条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性的土地政纲，目的在清除“封建残余”，让农村资本主义有顺畅发展的可能。但是发展的结果如何？请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中的一篇报告：“西宿乡在一九五一年春季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雇农，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当时，支部就领导农民，组织了劳动互助组。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连续获得了丰收，农业生产是达到了战前的水平，生活有了改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制止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富农戴惠伯，用五斗米买回了土地改革时被征收了的三亩地，并且疯狂地说‘谁用钱就来我这里借’。富裕中农郭惠如，在土地改革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就买到了九亩田。到一九五三年，全村出现了十一户新富农。全乡九个党员中，有五个做生意的，四个买地的。另一方面，有许多农民的经济情形变坏了。根据一九五三年的统计，全部卖出土地的有三十九户，借高利贷的有五十七户。有两户贫农下降为雇农。当时贫困的农民都很着急，有人说：‘这样下去，不是又走老路了吗？’”（见中共昆山县委生产合作部的报告）这就是一幅美妙的“新民主主义”，农村的图画！也不过短短两年（一九五一——五三年），投机商和富农就像雨后蕈子一样怒生了，而全部九个共产党员，竟有五个变成投机商，四个变成富农！“走上老路”的经济，迟早会反映到政治的，那时中共政权定会发生内部的危机，与一九二九年苏联右倾机会主义所发生的危机一样．客观形势逼得中共在一九五三年实行“总路线”，号召“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运动。不仅如此，一九五八年简直实行了“人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变了，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到极左的盲动冒险主义，把历时三年的特大灾害，全部归之于天灾。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不自觉，不光明，半吊子式的“不断革命论”者，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经验论者。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残余，就是这样由中共有意无意地保持下来的，每一次“除旧布新”，无不使“无产阶级迷惘（在这次红卫兵运动中，无产阶级表现为积极的抵抗，否则周恩来不会谆谆告诫红卫兵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去的），资产阶级怨怼，使广大人民觉得共产党和过去时代的政党一样，把政治建筑在欺骗上，口说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确实的，中共食言而肥的事实已经太多了。“大世界”的招牌改来改去，那是小焉者也，如果说这是象征共产党“半吊子式”的政策，歌德先生却无意说对了。“大世界”的旧招牌终于除下了霜崖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经传到了上海。“大世界”的招牌被除下来了，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也要改名了。除一个招牌，换一个店号，表面上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意思，其实这一“除”实在影响很大，因此也就有重大的意义了。试想，我们上海人谁不知道过去的“大世界”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老头子、流氓，白相人，小瘪三，这里就是他们作恶的大本营，这里就是他们活动的“大世界”。妓女的生活已经够惨了，妓女到了里面还要受到额外的剥削和侮辱。走江湖卖艺的男女，在这里登台，也同样要受到额外的剥削和侮辱。至于一般的吃喝嫖赌，敲诈勒索，翻戏拆白，吃讲茶……总之一切旧时上海洋场的罪恶和黑幕，在“大世界”里面可说应有尽有。过去的“大世界”就是一个这么象征上海一切罪恶的“小世界”！当然，上海解放以后，大世界原有的这种罪恶积垢已经被扫除干净，成了一个供市民作正当游乐的文娱场所。但是，“大世界”仍称为“大世界”，变成了“实亡而名存”，就这么一直继续到今天。不难想象，大家总认为，既然内容已经完全改过了，留下了一个旧名字有什么关系？而且，已经是老招牌了，何必改掉它？——就这样，成了一个“旧瓶装新酒”，“半吊子”了十多年。试想，黄楚九之流如果有阴魂，他们黑夜躲在西藏路上的阴暗角落里，遥望“大世界”的霓红灯招牌。一定仍“面有得色”，妄想有朝一日能“复活”起来再进去时，就连“招牌”也不用改，倒很方便。可是，红卫兵现在砸烂了“大世界”的旧招牌，黄楚九之流的阴魂最后妄想已经被消灭。他们也就休想再翻身了。这就是除下“大世界”这块旧招牌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因，这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新中国的前途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因。试想，上海解放已经这许多年，这什么没有人会想到这些事情？为什么即使有人想到也因循下去不肯干？若不是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号召，实行彻底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扫清一切封建反动积垢，“大世界”这块污秽的招牌仍要再挂下去的。以上海来说，这个过去的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集中的罪恶大本营，虽然经过仔细的改造，像“大世界”旧招牌这样的残余渣滓，一定还有很多，希望这一次能够彻底的扫除得干干净净。（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新晚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怎样也写不出的故事”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怎样也写不出的故事”中国电影有几个常常运用的题材，其一是“一文钱”，假借一张钞票的运行，显出人生百态；其二是“送礼”，假借中秋节送月饼，送来送去，结果还是送了回来，显出人情冷暖。解放以后，也有同样的故事流行，如说有一样最难得可口食物，母亲舍不得吃留给儿子，儿子留给父亲，父亲又留给母亲，母亲又……结果大家发现自己都顾意留给最亲爱的人吃，于是大家分着来吃，皆大欢喜。这几天又忽然流行起这样一个故事，而且据写故事的人说：这是“怎样也写不出的”。话说“有两颗大蜜桃，由工人兄弟亲手种植，第一次结实……他们采下来，送给大庆油田的英雄们——大庆人，大庆人……认为应该送给更值得崇敬的人——这样送来送去，那两颗产自北京的大蜜桃，已经越过千山万水，送到英雄的越南人民战士手中去了。”据说：“一幕一幕的动人场面……可说谁也写不出的，任何一个作家也“创造”不出的，因为这是真人真事，新人新事，不是凭空想得出的。”又据说：“这样的真人真事，新人新事，只有在今天新中国这样的新社会，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人，才会做得出，才有这样崇高品德，才有这样的革命热情。”“两颗大蜜桃”是七月十六日离开北京的，经过“大庆人”，“英雄的母亲——刘英俊的母亲刘妈妈”，“长春某部队医院里的休养员”，“亚非作家会议的代表们”，“越南前线”，“以后的发展就不知道了”。到说故事的人写在纸上登在报上，已是八月十五日，据他说：“这两颗蜜桃应该已经到了越南前线战士们的手上”。但是，他又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越南前线的英雄战士们可能也不肯受下这份“礼轻情意重”的礼物，这两颗蜜桃的传奇历程一定还未完，战士们可能又建议转送给领导全越人民抗战的胡志明主席。”我们跟着故事的线索走，走了一个月，故事还未完，也许胡志明主席又转给人类大救星的毛主席，毛主席又送给了大桃蜜的原种植者——北京铁道部直属通讯站修配所的职工们呢——我们不知道，但很有可能的，因为按照故事的发展说，这是最好的喜剧的结局。又据说：这种“桃的故事，也是人的故事。……这是只有在今日新中国，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号召下才会产生的真人真事。”（如果读者认为赞美得太多了，那么请覆按原文吧。）我们当然相信是真人真事，正和我们看了电影，相信“一文钱”，“送礼”，“黄金梦”（马克吐温写的故事）一样，这也确实需要真人真事做根据。只是我们想不穿的一点：这两颗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桃子，到烂掉为止，究竟能够保存多少日子？从北京送到大庆油田，从大庆油田送给刘妈妈（作者没有说她住在那里），从刘妈妈送到长春，再从长春送到越南前线，（从事游击战的越南前线，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在西贡附近？），其间经过的期间已有一个月，不消说，运输一定得用飞机的了，虽然说故事的没有告诉我们，在现在交通条件之下，这两颗蜜桃究竟怎样旅行？毛泽东时代独多奇迹，一亩几万斤收成的试验田，炼铁成钢的土高炉，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代共产党发号施令二十多年的反革命黑帮，旅行了一个月新鲜不变的两颗蜜桃……”，不，写故事的人也许弄错了。古语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两颗桃子，本是“木桃”，木头做的桃子吧（请读者按照字面了解）。怎样也写不出的故事！霜崖两颗大蜜桃，这是由工人弟兄亲手种植，第一次结实的一棵桃树上采下来的，最初是由他们送给大庆油田的英雄们——大庆人的。那知具有崇高革命道德的大庆人，十分谦逊，认为他们不值得受，应该送给比他们更值得崇敬的人——这样一个转送一个，现在这两颗产自北京一棵桃树上的大蜜桃，正在越过千山万水，送往正在那里英勇的打击美国强盗的最前线，英雄的越南人民战士手上。这里面的经过曲折、一幕又一幕的动人场面，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说是谁也写不出的，任何一个作家也“创造”不出的。因为这是真人真事，这是新人新事，不是凭空想得出的。这样的真人真事，这样的新人新事，只有在今天新中国这们的新社会，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人，才会做得出，才有这样崇高的品德，才有这样的革命热情。我读过的小说故事，总算多了，可是低头想来想去，总想不出有那一个作家曾写过及得上这样动人的好故事。欧·亨利的那篇“圣诞的礼物”，一对小市民夫妻，各人舍了自己心爱的东西，换钱去选购一件对方心爱的小礼物的故事，虽然动人，但只是男女间的个人感情，一比起这两颗蜜桃所象征的汪洋大海般深厚澎湃的革命热情，就显得渺小浅薄，黯然无色了。我自己也写过的早几年发生在到我们国内旅行的国际友人身上的那一对破皮鞋的故事，事件本事虽然也很动人，但那到底是个人间的身边小事，而且是由一连串的误会所发生的喜剧，不像这两颗蜜桃，荘严的由一双双可尊敬的手上转到另一双可尊敬的手上，其间所流露的伟大崇高的感情，简直是令人应该站起来读，除了眼镜来读的。试想，北京铁道部那个直属通讯站修配所的职工们，他们为了体现毛主席的生产与劳动结合的号召，大家种植果树。亲手种植的桃树结实了，大家的高兴可想而知。但他们一点没有自私观念，自己去抢着摘最好的桃子来吃，而是首先想到应该将这第一次结成的果实，送给最听毛主席话的人，因此他们想到了理想的可以受这份礼物的人选，该是大庆油田的大庆人，因为大庆人是在国家最艰苦的岁月里，遵照毛主席所指示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为祖国开发建设了最大的油田。这是值得我们敬爱的劳动英雄，修配所的职工们选择得非常好，他们确是值得接受这一份代表阶级热爱的礼物的。不要以为受到全国人民赞扬的大庆油田工人，他们就自居有资格可以接受这一份珍贵的礼物了。一点也不！两颗蜜桃在七月十六日离开北京，送到大庆油田的两个先进钻井队的队员们手上时，他们经过热烈的讨论，他们说：“我们只不过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一点工作”。不能接受这样珍贵的礼物。他们想了一下，觉得这份礼物应该送给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而牺牲自己的英雄的母亲，刘英俊的母亲刘妈妈。这位教子有方的好母亲，在我们看来，她确是有资格接受一切赞扬和尊敬的。可是正因为她是好母亲，她收到大庆油田工人转赠给她的这两颗蜜桃时，她认为这份礼物还应该送给对全国人民更有贡献的人。她想了一下，便说：“这片诚心我收下”，便把礼物又转送给长春某部队医院里的休养员。解放军的品质，一向是高贵的。这些休养员见到这份礼物是由他们所敬仰的弟兄的母亲手上转送来的，自然更不肯受。他们商量了一下，知道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部份代表正要到长春来访问。他们说，这次亚非作家会议对亚非人民团结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是转送给这一批国际友人罢。因此在七月二十二日那天，吉林省长栗又文在招待的宴会上，向亚非作家代表们宣布了长春驻军医院的休养员转送来的这一份礼物，并且说明这两颗蜜桃的来历后，代表们对这份不寻常的礼物，激动得惟有高呼“中国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他们自然更不肯受下，于是经过讨论建议，这两颗蜜桃跨出国门了，送往越南前线，送给正在打击美国侵略者的越南前线英雄战士们。这以后的发展，我就不知道了，今天已经是八月十五了，这两颗蜜桃应该已经到了越南前线战士们的手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越南前线的英雄战士们可能也不肯受下这份“礼轻情意重”的礼物，这两颗蜜桃的传奇历程一定还未完，战士们可能又建议转送给领导全越人民抗战的胡志明主席。这就是两颗蜜桃的故事。是桃的故事，也是人的故事。其中的曲折经过，从一个又传到另一个手上的动人经过，可说是任何文艺作家也想象不出的。这是只有在今日新中国，在学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号召下才会产生的真人真事。这是怎样想象也写不出的一个好故事。（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十六日，新晚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从罗志威的死说起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从罗志威的死说起八月二日报载，罗志威和他的同伴去游海，艇子翻了，他救起同伴，自己却牺牲了。这消息使人惋惜，罗志威是一个二十四岁有为的青年，那救人淑世的精神可以想见他的平日为人。所有的报纸都载有这个消息，但未作过分颂掦，他是基督徒，生长在香港环境，没有受过共产主义教育，没有学习毛泽东思想，但是舍已为人，和刘英俊并无二致。一个青年人，不论在何种社会之中，如果自私到见死不救，临危苟免，他的品德自然是有问题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勉强一个不懂游泳的人去拯溺，也不应单纯表掦一个扑在触电而死的人身上因而毙命的孩子。问题是应该具体对待的，刘英俊驾车的马快要踢着孩子，他有责任挽救这种危险的局面，他因此牺牲了，他的死是为尽他责任；罗志威能游泳，他拯救不会游泳的同伴抵于成功，但自己由于力竭或抽筯（在水中容易发生的），突然沉到水底，这是死于意外；摸在触电的人身上，自己也糊里胡涂触电死了，这是死于无知，应该把这个不幸的事当成一个经验，一个教训，说明电的科学原理，表扬舍已为人的美德不妨放在后头。孟子说：看见一个孩子要爬入井里去了，谁都会拉一把的，他叫这做“恻隐之心”，因为他老人家是主张性善说的，所以举出这个谁也难以反驳的事实做例。在阶级斗争非常严酷的社会中，一个无产阶级的斗士，或者雇农，看见一个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他本人当然早已被清算了）的周岁上下的孩子，在井边爬呀爬的，快要爬到井里去了，那时是不是眼看着他死，不去拉一把呢，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照眼前大陆划分阶级查祖宗三代的办法，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将来长大了还是要背上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剥削罪名的，那么今天眼见他爬入井里去淹死，也算不得没有“恻隐之心”了。舍已救人与见死不救，自然是两种截然相反的道德行为。但是舍已救人不一定是受毛泽东思想熏陶之后才发生的新社会中的新道德。舍已救人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训诫，孔孟之教，儒家之道，甚至可以说，还是封建主义的呢。何止如此，佛教还要投身饲虎把仁义推广到人类以外去了。所以我觉得舍已救人的美德，不必用毛泽东思想之名加以提倡和鼓励的，因为这样一来，许多人也许做他本身力不能及的事，譬如根本不懂游泳的人赴水救溺，连泄电应急的常识也不懂的人接二连三的死在一起，这只能说其志可嘉，其愚不可及，还不如把救溺救触电的方法普遍地宣传，免得再有同样的悲剧发生。毛泽东思想是甚么呢？我认为首先是他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理论，其次是他在长期战争中总结出来的军事思想。这些理论和思想，不管赞成和反对，却总得承认它们是具有重要性的，所以都值得研究，也应该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应该从这些大处去学习，不必把他说过的话印成语录、教条、格言，抽去了毛泽东在写文章指导革命和军事的时与地的具体条件，把它当成抽象的道德规范，这种规范是无力作为任何人的生活准绳的，譬如“大公无私”这句话，并不能取消工资差别、自留地，让革命成功十七年后的中国大陆变成共产主义和睦大家庭。用毛泽东思想去统一思想，这不过是远袭李斯，近仿斯大林的故技。可是不久将来会来的一种精神解放，像苏联二十次大会以后发生的，一定要冲破毛泽东思想人为的藩篱。可惜到时毛泽东对于历史有价值的贡献也会给人和脏水一齐倒出去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廖沬沙是王实味第二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廖沬沙是王实味第二感谢文化大革命，揪出了三家村的三个酸秀才；感谢明报月刊重刊了邓拓和廖沬沙的几十篇成问题的文章，让我们读了觉得痛快。我说“酸秀才”们，绝对不是对吴、邓和廖沬沙有所不敬，因为正统的毛泽东主义者，目他们为反革命黑帮，实则如果说他们造反，那也不过是秀才造反吧了，他们离裴多菲俱乐部还远得很呢。廖沬沙的文章和邓拓不同，他很少借古喻今，蕴而不露，他的矛头直接对着官僚阶层，而且是指着领导者的，这是首长级人物，真正的国家统治者。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后，廖沬沙是最大胆的官僚主义的指斥者了。在十四篇“乱弹杂记”中，反官僚主义的文章占三篇：“八股文领导”，“官僚主义的“下限””，“被人民服务的人”。他说：“官僚不死，八股文不止！”他说：“凡是官僚主义，不论大小，都不是好东西，都应该批评、反对。……从严重性来说，小官僚主义不如大官僚主义，从时下的批评指责来说，又似乎大官僚主义不如小官僚主义。因为大官僚主义是逍遥于批评之外的。”他说：“这种人并不反对‘为人民服务’，但是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看成了‘被人民服务’或者看成了‘人民为我服务’。所以他们威风不小……”这样敢言的人，不为大官僚所喜是必然的。他不在一九五七年被当作右派份子公开的受打击，简直可以说是漏了网的幸运者。可是一九六一年又故态复萌，伙同吴晗邓拓组织三家村，非法无上，横议乱弹，宜乎视作眼中钉，非拔去不可了。“文化大革命”牵涉之广之深，并不能用“官僚主义内部斗争”这们一言以蔽之。反对派的成员如何，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政治意见，有什么纲领，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反对意见是否已凝结成人的分野，我们也毫无消息。这次被整肃的人，是非常庞杂的，军政教育艺术工商许多部门都被波及，有的本来臭名昭著；如周扬辈；有的是特务头子，早已使人闻名股栗，如罗瑞卿；有的本是廖沬沙所指摘的在批评以外的首长们，能代毛泽东发言的，如彭真；有的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如周予同；有的是心悦诚服的舞台艺术家，如周信芳……这个号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其指归在乎进一步确定毛泽东思想的一尊地位，实际上愈是用强制手段统一思想，愈把反对意见压抑下去，表面上的口号喊得愈热烈，对毛泽东的拥护也愈虚伪。矛盾的积累愈深，将来的爆炸力也愈大。为什么毛泽东思想如此急于作为不容怀疑的统治思想？这不过为了维护整个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这种利益不允许人有什么独立思想，因为独立思想最容易散布怀疑种子，怀疑应视为阶级的叛徒。如果在延安时代有人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敢表不满，对“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敢有所讽剌，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混进党内来的托洛次基份子”（周扬死党已被整垮的林默涵的话，见明报月刊第四期三十二页）。廖沬沙的“反革命黑帮”的罪名应与“托派”同科，斯大林盛时的“托派”，也都被控为反革命资产阶级复辟分子的。但我们由此不得不对廖沬沙表示敬意，相隔十五年之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他本已参加了统治阶层，分得了官僚主义利益的一杯羹，他竟然步王实味的后尘，敢于对官僚主义加以直接的指斥与讽剌，以古喻今，他也可算得是一个现代的“海瑞”了。（一九六六，八，一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东方红》歌曲代表的社会意义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5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东方红》歌曲代表的社会意义最近看了某报登载的《名歌〈东方红〉的创造和其作者》，我们才知道这首歌曲的原作者是贫农李有源，同时又知道在这首歌曲创作之前，他从上级的的笔记本里看到了“东方红”三个字，到了县城里，又见到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那条标语，于是他就唱出这首“东方红”的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后来改写为“谋幸福”），他是中国人民大救星。”这首歌的含意和这首歌作者的社会阶级地位（贫农）是十分相称的，虽然当时已接近二十世纪中叶，而且在最前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生产落后的中国农民（延安边区比其它经济中心自然更落后些），还是靠天吃饭，望天打卦的。他们如果能够揭竿而起，他们的理想也只寄托在“真命天子”身上，如果有一个“天命所归”的毛泽东，他竟然领导农民造反，打天下，那末他当然是东方升起来的红太阳了。（井冈山时代，瑞金苏维埃时代，甚至遵义会议以后的长征时代当然不会产生“东方红”的思想和歌曲。）但这种思想也不一定就会让一个爱唱歌的贫农创造出这首“名歌”，他从宣传方面得到了许多暗示，早在他之前，共产党已有意地把毛泽东视为中国的“救星”了。（个人崇拜的起源，应该推溯到这里。）某报虽把“东方红”称为与“国际歌”同样响遍了全世界的“名歌”，可是两首歌的精神恰恰相反，国际歌的开头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这是多么雄壮而愤怒的号召。中间是：“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是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自己救自己。”这是多么自信而积极的斗争态度。结尾是：“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儿，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多么果敢坚决的对于世界大同理想的响往。如果十九世纪法国工人创作的国际歌，表示了共产主义的斗争方向，与其所抱理想的伟大，那么相差一世纪之久的中国贫农创作的“东方红”，只表示了一个落后国家小气的个人崇拜。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开头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与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用太阳来象征的斯大林已然倒了，他的出现确实是人类的“悲剧”，第二个用太阳来象征的毛泽东呢，他的出现但愿不过是“笑剧”。现在距离延安时代已经有二十五年（据说“东方红”作于一九四二年），共产党早已取得政权，淹有“天下”，更从对苏联的一面倒，而至自力更生；因反对修正主义而问鼎世界革命的领导权，这种巨大的国际作用，和简单的民歌式的“东方红”所表示的感情也是不相称的。“东方红”有它应有的地位，因为它表示了中国原始的农民革命思想。二千年来最后一次，中国农民寄托它的希望于真命天子。二十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农民革命，一方面利用和助长“真命天子”的原始革命思想，一方面又要超过落后的经济关系，从减租减息到没收土地，到合作社、公社、企图以此建立社会主义。可是共产党的领导自从走上农民武装斗争，直至解放全国，它始终脱离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成为农民革命的被解放者，所以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发言权，一切由共产党代表了，共产党立足在两个阶级之上（它一直自以为是代表着四个阶级联盟呢），成为两个阶级利益的官僚主义统治者，它时时爆发政治的经济的内部矛盾，现在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种矛盾表现之一，作为解决矛盾的武器，它们乞灵于落后的违反了真正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个人崇拜，加紧实行救世主姿态的官僚主义专政。如果“文化大革命”真是代表进步的一面，那么就该把“东方红”这种落后意识的歌曲放进历史博物馆去，实行共产党内部，工农阶级内部，广泛的真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度，不让共产党专人民的政，毛泽东个人专共产党的政。（一九六六、八、一O）名歌“东方红”的创造和其作者葛颂前有国际歌，后有东方红“国际歌”响遍了全世界，是大家很熟悉的歌。今天，又有一首歌响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响遍在全世界，成为大家所熟悉和爱唱的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中国人民大救星。……………….一唱出来，谁都知道就是中国的“东方红”。在中国电影里，“东方红”不是以合唱的形式表现出来，便是当做创作电影音乐的主要旋律，烘托战斗的场景。电讯有的报导作者李有源前不久，香港的戏院中映过一部“英雄颂”，附有一本全片歌曲的精印本，对于观众有很大的方便。“东方红”这首歌，注明“陕北民歌”，并没有作者的名字。像这样一首世界闻名的歌，怎会没有作者呢？有的观众便产生了疑问。上月中，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部分代表，到延安去参观。电讯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陕北贫农李有源，便在“讲话”的指引下，创作了这首名歌。工农有天才歌曲发心声“国际歌”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工人创作的。“东方红”是廿世纪的中国贫农创作的。这两首发生了很大影响的世界名歌，是工人和农民出自衷心的结晶，发出了永不泯灭的光辉。有的读者会问：李有源现在还在不在？怎未见到有关他的消息呢？李有源已经去世多年了。或者有的读者会问：怎么一个农民能创作出名歌“东方红”来呢？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问题，或者是很多读者感到兴趣的问题吧。陕北民歌多农民爱唱歌说起来，话就可长了。“东方红”并不是偶然的产物，只有在陕北那个环境和李有源那个农民的思想与才能中，才能产生出这个光辉的名歌。因为陕北是个民歌非常丰富的地方，流行着许多优美的民歌，像“骑白马”等等。农民们在劳动时，走路时，唱着他们所喜爱的民歌。有名的歌剧“白毛女”，便从陕北的民歌中汲取了营养。一部音乐史证明了一个真理：伟大的音乐作品，都是从民间音乐中滋生长出来的。而李有源，便是在民歌之乡中长大的。从小，他听别人唱歌，自己也喜欢唱歌。有这样的环境，才产生了李有源这个人。他在本世纪初年，出生在陕西葭县一个贫农的家庭。为人做长工的父亲，终年劳碌，缺吃少喝，不到四十岁，便丢下妻子和三个孩子而死了。李有源便是小儿子。闲时爱艺术又喜编歌词李有源到十三岁，才有机会在私塾里念了一个冬天的书，便要当牧羊童，再大点，便要耕田种地，，做了生活重担压在肩上的当家人。但是，他非常想读书，每天早上他到十里外的县城去挑粪的时候，便帮县立小学做些杂事，得到了免费旁听的机会，又念了一个冬天的书。于是，李有源便成了全村里唯一识字的人。乘凉时，谈天时他将所看的章回小说，像“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和李自成、洪秀全的故事，讲给村人听。他喜欢读书，也喜欢艺术，爱画画，拉板胡，弹三弦，而且最喜欢唱秧歌。而张家庄和附近屈家庄的农民，很喜欢闹秧歌，他是热情的歌唱者。他还把劳动和生活中的事情，编成歌词，先把侄子叫来，念给他们听，再由他们唱，看顺不顺口、好不好听，然后再经过反复修改，便交给秧歌队去唱了。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嗓子好，会唱很多秧歌；在秧歌队里，他常常做打着伞领唱的“伞头”。在活沷、抒情的民歌中长大的李有源，爱好艺术的李有源，自己也成为了民歌的创作者。红日东方起灵感从心生毛泽东主席到了陕北，正是民歌所唱的那样：“二月里来刮春风，江西上来个毛泽东”，群众们热烈的谈论着。干部来到了山沟，和李有源他们一同开荒生产，还告诉他们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葭县，这个古老的山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减租减息、进行选举、普及教育……许多新鲜的事情出现了。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业余的文艺爱好者李有源用心钻研了它。毛主席的话，说到他的心坎中，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李有源自己便是受苦的农民，新社会使他翻了身，懂得了很多道理，他对毛主席有无比的热爱和感激。一九四二年冬天，一个清晨，李有源挑着木桶进城，一面走，一面愉快地哼着民歌调，他在山上看见一轮红日缓缓地从东方升起，鸟儿们迎着朝阳鸣叫飞翔，情景壮丽动人，他自己对自己说：“对，把毛主席比做红太阳是最好不过了……”因为以前，读过不少说部和唱词的李有源，想编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曾经想到用“唐尧”来比，但又一想，唐尧又岂能与毛主席相比。现在看到这轮红日，使他联想到前些时县政府的事务秘书蓝川升帮他学习时，他看到蓝川升的笔记本上写着“东方红”三个字，正好和眼前的缓缓上升的红太阳联系起来。到了县城里，一条醒目的标语分外引起他的注意。“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他想到自己的生活和老乡们的生活，都因为毛泽东主席的到达陕北而发生大变化，受苦人当了家，作了主人。“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李有源突然冲口而出。生活给了他印象，意念在他的心中成熟了，回到家里，他睡不着觉，在一尺见方的坑桌上、油灯下，他以陕北群众最爱唱的“骑白马”曲词，写下了一首久已想写的新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写好后，他才愉快的睡觉了，很久的心事总算完成了。“东方红”便这样创作出来了。甚么树开甚么花。在民歌的气氛中成长，有音乐才能和爱好文化艺术，自己是翻了身的受苦人，对新社会和毛主席有热爱之情，生活的经验和对红日东升的敏锐感受，这一切便是李有源所具有的，而它的总和，便是“东方红”的作者，便恰恰是具备了这些条件的李有源，而不是别的音乐家。可见创作并不神秘。而以前的文人常常将艺术创作夸张得玄妙莫测，甚么“鬼斧神工”、“如有神助”、“烟士披里纯”等等之类。不要相信这一套魔道。李有源接着又创作了有名的“缴公粮”。争唱“东方红”名曲广传播一九四三年的春节，张家庄一带的农民，欢欢喜喜的闹秧歌。李有源的“东方红”和“缴公粮”便由秧歌队唱出去，极受大家的欢迎，很快便流传到全县。第二年春天，张家庄附近有七十多人移居延安，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担任移民队的副队长，经过米脂、绥德等县到了延安。一路上，李增正和移民队员们唱着“东方红”，音乐工作者觉得好听，纪录下来，加以介绍，于是，“东方经”很快的便广泛传开了。在一传十、十传百地流传的过程中，唱的人便将“他为人民谋生存”改成“他为人民谋幸福”，因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不只是为人民谋生存，而且要实现更高更大的理想，要建成一个富强康乐的新中国，所以便有人将“他为人民谋生存”改了两个字，变成“他为人民谋幸福”，这样便更合乎实际、更有意义了。李有源也觉得改得恰当。同时，也是在流传、演唱的过程中，陕北的群众和音乐工作者，又逐渐添了第二段和第三段，也便是我们现在所唱的全首“东方红”，大家耳熟能详。出席文代会是“人民歌手”随着“东方红”的传播，葭县农民歌手李有源的名字也传开了。一九五一年，年近五十的李有源，以农民作者的身份，参加了绥德专区文艺工作者代表会；次年，他又参加了陕西省文艺创作者代表会，获到了奖旗、奖章等荣誉，被人民尊敬地称为“人民歌手”。以后，他便在县里担任乡文书，虽然他的身体弱、工作忙，但是，他仍然利用业余时间热心创作。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李有源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二岁。从牧羊童到受苦人到人民歌手，便是李有源一生的经历。流行在全世界的“东方红”，虽可说是陕北群众集体创作的，但最先创作并奠下基础的，却是“人民歌手”李有源。从这首名曲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伟大的乐曲都根植于人民群众中间，民间音乐的沃土中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新晚报）“东方红”产生的经过季子二十年前农民唱歌今天，谁都熟悉“东方红”这首名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它是从何时起开始唱的呢？这首歌，是一九四三年首先在陕北的葭县唱起来的，是由农民首先唱起来的。一九四三年的冬天，边区政府号召移民从南路到延安去开荒。葭县的人响应了，组织了一支七十人的移民大队。参加者差不多完全是自卫军，青年李增正因为是自卫军排长，便被派为移民队的副队长。葭县的农民，爱唱秧歌。出发前，他们说，这次出门，可不是像国民党时代那样的逃荒，凄凄惨惨的走路；而是为了到延安去多开一些荒地，增加生产，好打小日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因此，不如编一首歌，一路走一路唱，热热闹闹的走到延安去，该多好。合计编歌有源带头大家有这个主意，恰巧副队长的三叔李有源来看他。农民李有源，对编秧歌很内行，平常爱学习，认识许多字。在窑洞里，侄子将移民大队想编歌的事对李有源说了，他即道：“娃呵，你们的打算好呵！咱葭县秧歌向来闹得红火，这回正该露一手。”李有源不回去了。当天晚上留下来和大家一起编歌。可是“万事起头难”，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从那里编起。李有源便说：“高楼万丈从地起，咱百姓过上了好光景，能走南路（按：葭县移民队是从南路走向延安）开荒发展生产，还能忘了共产党、毛主席？编千支歌万支歌，都得从毛主席编起。”他的侄子听了，突然想起李有源用白马调编过四句“东方红”，便请他对大家讲讲是怎样编出来，给大家一个启示。编四句词花四十年李有源也不推辞，便把烟装好，冿冿有味的谈起他编“东方红”的经过：“娃们，别看这四句词，不是编了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编它用了整整四十年功夫。”年轻人一听，骇了一大跳：“怎要那么长的时间？”生于光绪闹着念书李有源不慌不忙，从头讲起：“我是光绪年间生的人，到今年整整四十岁啦。咱生在穷人家，从小受苦。有钱人家的孩子吃白面馍，穿新棉袄，咱不眼红。可人家能念书识字，咱穷人要当一辈子“睁眼瞎”，这个罪可着实不好受哩。我哭着闹着要念书，家里大人为疼孩子，就咬着牙供我到刘家沟上学。这是我进学屋的一年，也是我出学屋的一年，家里拿不起束修敬老夫子，只念了一个冬天，就回家给地主当了放牛娃。咱人穷志不穷，想念书的心一直没死。民国九年，咱还是个牛娃就给地主扛长工，地里场里的活不说，每天还得挑上两个大粪桶到葭县城里挑大粪。城里有个小学堂，担粪时我帮学堂干些杂活，为的是钻到课堂后面听听讲，一个冬天也跟着识了不少字。虽说为了这挨了地主不少打骂，总算慢慢自己揣摸着也能看懂“水浒”啦，常给人摆些一百单八将的“古经”。我常想：这世道真该有些行侠尚义、杀富济贫的英雄才好。可是一直都没见过，见的都是些蝎子、蜈蚣，甚么井岳秀呀、高桂滋呀……他们一闹腾，咱这陕北穷山湾湾黑，就更没有穷人活的路了。穷人连嘴都顾不上，识字看书又有甚么用呢？”这时，李有源将焑袋敲了敲，清了清嗓子，便唱起了来：“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山西上来了个毛泽东，随带百万兵……”他唱的是陕北民歌“信天游”，人人都熟悉。太阳东升满身是劲唱完了，他便抓住侄子的手，很激动的说：“娃们呀娃们，共产党、毛主席、红军，带领咱过上了好光景哩！咱不说闹革命，闹生产，单说闹冬学吧，没钱人也能念书，这可是咱天天想夜夜盼的哪！上了冬学以后，看着八路军迈着大步唱着革命军歌，走过来真像一阵风，又像一团火，叫你不由得想张嘴跟他们一起唱。去年冬天，我起了个大早，挑着担子进城卖菜，一路上，红通通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万道金光照射着天地。走上山顶一看，前后左右尽是些村庄，雄鸡高声叫，炊烟满天飘，一片红火光景，我心里真是痛快极了，满身是劲，百多斤的担子也觉得轻飘飘的。我望着红通通的太阳，出神地想起来：化育万物的是太阳，拯救穷人的是共产党，要打起比方来，说毛主席是咱穷人的太阳，那是再对头不过了。再说咱中国的工农百姓世世代代受苦，眼下出了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好日月才开头，也正是眼前旭日东升的光景哩。我猛一抬头，城墙上有一条大字标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这句话正好把我心眼里的话都总结起来了。多少日子我心里总是记挂着那天早上的景象，觉得有话要说，觉得有歌要唱，觉得我自己看见的那种景象不说出来、不唱出来，对不住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的受苦人。于是我一个人在灯下哼着白马调，想出四句“东方红”的歌词来。”便是我们所熟悉的第一段“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他一说完，大家立刻便唱起来了。续编两段沿路歌唱晚上，李有源和青年农民们接着这四句“东方红”编，又编出了两段：“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号召移民开山林，咱们边区满地红”；“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功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颂唐尧”。词编好了。第二天，穿着新棉袄棉裤的移民队，像军队出操一样的摆好了队，兴冲冲的出发。一路上穿州过县，唱起“东方红”来，他们到了那里，便唱到那里，流传到那里。因为这首歌好听，唱出了大家敬爱毛主席的心声。还有些机关、部队、工厂、学校，请他们去教唱。也有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群众意见作了修改移民队到了延安后，几位音乐工作者来看他们，将歌词和曲谱记录了，登在报上。不久，音乐工作者们根据群众的意见，将“东方红”的第二段和第三段修改成：“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那里有了共产党，那里人民得解放”。整个的陕甘宁边区，都唱出了“东方红”，唱出了对毛主席的热爱。传播迅速处处高歌“东方红”的传播很快，传到国民党统治区，飞过黄河，传到长江和珠江，大江也在歌唱。“东方红”的传播很快，传到国外，传遍了世界。外国人也在唱。日本西宫市虹之会合唱团，在一九五四年写了一封信给李有源说：“在遥远的日本，能将你优秀的歌曲，作为我们勤劳大众的歌曲来歌唱，这真是我们欢喜非常的事。“东方红，太阳升”，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歌曲，我们想这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歌曲”。他们说得很对，“东方红”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歌曲，而且也是世界人民的歌曲，和“国际歌”一样的发生着影响。从李有源的谈话，我们知道他编“东方红”的经过。后来当有人问起他的时候，他不只是说“东方红”这首歌编了四十年，而且还说它是全中国人民编的，是中国应该有的一支歌，不是那一个人所能编成的。表达心声概括历史是的，“东方红”这首歌，陕北农民李有源开了个头，而由人民完成了它。人民以最真挚的感情唱出了最朴实的心声。“东方红”的曲调，是陕北民歌的白马调。虽然我们无法考查它的起源，但却可以肯定，它是经过无数民间歌手的演唱而发展成的最精炼的乐句，所以调子虽然简单，却百唱不厌。它是人民长期的集体创作。高尔基说：“民歌——人民的口头创作，是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上的反映。”又说：“从太古以来，民歌总是亲切地伴着历史，它们有自己的意见……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是不了解人民的真正历史的。”这个意见很正确。“东方红”注明为“陕北民歌”，它不但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同时也概括了中国近代的革命历史，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那里会有新中国，那里会有强大的新中国呢！（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新晚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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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圣明臣罪当诛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天皇圣明臣罪当诛中共历来清算过的文化人，罪名最多的，要算是周扬了。试加排列如下：1．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2．澈头澈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3．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的罪魁祸首；4．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家；5．招降纳叛，结党营私；6．到处招摇撞骗，盗窃政治资本的资产阶级阴谋家；7．假左派，真右派；8．明中装人，暗中是鬼；9．伪造历史，制造谎言的骗子手；10．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的产物；11．鼓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腐蚀革命人民的灵魂和意志，实现资本主义复辟；12．毒恶地攻击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丧心病狂地诬蔑、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上所列举的十二罪状，比起周扬亲手泡制的胡风、冯雪峰的罪状来，严重得太多了。本年一月份“红旗”上，一篇题为“高举毛泽东旗帜，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所有文艺刊物都作为重要指示加以转载的，正是这个罪状擢髪难数的周扬先生（我们只能这们称呼他了）的杰作。为了这是一篇最具标本性的毛泽东时代的八股文，我实在难以读之终篇，可是现在拿出来重读，却又找不出上面所说的种种罪案；也许另一个罪案：毛泽东选集供应不够，是出于周扬的“阴谋”吧？周扬是几十年来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的掮旗手，而今忽发现，他掮的原来是黑旗，这在我们视毛泽东思想不过是某一时代的历史产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视为蛮性遗留的人看来，只能产生一种感想：在经历过二十多年内战，终于改朝换代，以无产阶级革命自命的中共，正在进行建立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官僚制度，周扬那样咬尽了狡兔的走狗们，理应烹了，也许周扬还得三呼万岁，高叫“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哩。上海来人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人已有很多了。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男的是工程师，女的是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双双服毒自杀了，死仍不能脱罪，说他们以死抗拒党，以死抗拒党的罪名，过去曾用之于高岗，以后每次运动中，自觉过不了关而自杀的人，没有听到再加上这个罪名。运动深入，罪名也深入了。名演员赵丹已列入黑帮，这个向来不折不挠左倾的艺术家，终于也不能苟全了。在香港与电影有过深切关系的夏衍，和他接触过的人，绝不会怀疑他是个以身作则的共产主义者的人格。他也许不是毛泽东思想百分之百的崇拜者，所谓三十年代在白区奋力作战的文化人士，大多数都不是周扬型的奴才。（周扬当时是王明的奴才，也就是斯大林奴才的奴才。）这样的名字可以刊成一长行。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听说以十一月为限），能过关的究有若干人？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这个罪名之下，一定有许多人遭瓜蔓之摘。关心过苏联革命以后斯大林统治时代的人，一定知道，个人崇拜能造成如何灾害？在中国，这种崇拜正趋向于登峰造极，斯大林也要为之失色。毛泽东思想的道统，向来自居于马恩列斯之后的，现在已超越斯大林，只称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他是一切智慧一切道德的至高无上的化身。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辩证唯物论者，一定知道“矛盾的发展”“量变为质”等等规律的，换句中国式的话语：“物极必反”，“剥极而复”，毛泽东思想如果今天成为不可怀疑的，那么在他肘腋之下，正有一个未来的赫鲁晓夫在窥伺，那个赫鲁晓夫当斯大林炙手可热时，替他执行过血的清洗的，绝不会是“三家村”的酸秀才们，或是失宠的奴才们。（一九六六、八、七）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一个简单的真理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一个简单的真理简而清先生告诉我们，苏联诗人耶夫土欣可和美国小说家史坦培克交换关于越南战争的意见，后者认为前者应该劝得北越同意衷诚谈判和平条件，而且认为这场战争是由中共策动的。这则消息极有价值，它告诉我们美国一部份知识分子的态度。“中共策动越战”，这是极普通的意见，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者主张世界革命，革命一定会引起战争，战争一定是坏事。而且苏联制造中国革命，中国制造越南革命，推原祸始，还是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托洛次基有罪，创造了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有罪哩。这种意见出于普通的庸夫俗子之口，是不必深责的，出于史坦培克之口，则未免使人怪异。我不是说写过许多出名小说的他，不该有这种浅薄的理解，而是说相当懂得历史运动的他，对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与战争，应该求之于该国的历史的经济的条件，而不该归罪于什么革命成功国家的“策动”。至少表面的类比的了解，蒋介石、李承晚、吴廷琰之流，即使没有共产党，没有革命，也从没有措国家于盘石之安，置人民于足衣足食之境的。策动和制造革命的，正是压迫中国朝鲜和越南的日本法国和其它一切参加殖民地掠夺的国家，和贪污无能特权专制的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如果今天中国仍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八年沦淊，三年惨胜的平常老百姓，过的能是什么日子？一定有人问我，那么你赞成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了吧？我这样回答，你尽管可以不赞成共产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思想，可是你不可能改变历史现实，你不可能用蒋介石思想去代替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用吴廷琰主义去代替胡志明主义，因为前者早已被历史证明应份被淘汰了。西藏问题发生时，连台湾的官方，明报的社论，都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斥印度侵略之非，这是非常对的。西藏久矣乎成为印度的经济势力范围了（自然它只是继承了英帝国的侵略利益），解放农奴制的殖民地式的西藏，不论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或是民族资本主义立场上，都是应该的，难道我们今天谈到越南问题，不该站在越南历史的经济的被压迫被奴属的民族立场上吗？美国有什么权利假借着“中共策动战争”的藉口，派军队去越南作战？（一九六六、七、二六）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反官僚主义会引起匈牙利式革命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反官僚主义会引起匈牙利式革命尽管昨天狂喊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党官僚，今天忽然成为“反革命黑帮”，这种官僚阶层的内部斗争，由上层扩展到下层时，一定会超出斗争中胜利一方的预期，变成一般的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官僚主义已成为共产党的统治制度，官僚主义一定拥护个人崇拜，官僚主义也一定以真正陆稿荐的招牌互相进行党派斗争。胜利者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嫡传，失败者成为异教徒，甚至“反革命黑帮”。斯大林消灭异已时，曾经使人怀疑，究竟这许多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人，忽然都成为社会主义的仇敌，德国特务的代理人，企图借帝国主义之力瓜分苏联的人，这怎么可能呢？那些季诺维埃夫、卡米湼夫、布哈林和那些所谓托洛次基主义者，犯了十几年的罪，到头来忽然自己忏悔，而且要求判自己死刑，歌颂斯大林的英明，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怎样解释呢？我们并不厚爱于彭德怀、陆定一、彭真、吴晗等人，但我们相信他们都是久经革命的人，在创造新中国新社会都是出过一定的力，有过一定贡献的人，那么如何相信今天忽然成为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保皇党呢？周扬、林默涵、邵荃麟、袁水拍之流久踞高位，掮起毛泽东思想旗帜，十几年来在文化界作恶多端，诛锄异已，这次忽然成为打倒对象，这总是大快人心的事，但为什么让这种反革命黑帮在文化界发号施令达十余年之久呢？尽管他们本身罪有应得，今天那样的罪名也是不能使人相信的。继周扬等而起的文化党官僚，一样骑在文化界头上发号施令，一样掮着毛泽东思想旗帜，贩卖个人崇拜的货色，一样肯定周扬之流十余年来反胡风，反雪峰，反丁玲，反右派的种种业绩，究竟他们那一点比周扬们更强更好更正确呢？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一定不会再上当了，他们宁意站在一旁冷看党官僚们的内部斗争，有时偷偷地快心一笑，他们生怕这种斗争溅沷到自己身上。如果形势非要他们参加斗争不可，他们也会一样骂几声“反革命黑帮”，站在得势者一边。他们已都成为非常懂世故的人，或是玩世主义者。如果今天北京大学校长陆平被斗争，那只是他在继马寅初之后，用官僚控制手段压迫北大学生时的积愤，使他入瓮的。斗争他时一定是无情的，没有人同情他的，人心称快的，同样的情形，可以推论到其它地方性的斗争，十余年来，官僚控制已是根深蒂固的了，真正有思想，不阿附的人，早已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文化界革命”只能是官僚阶层的内部斗争，一旦群众参加了这个斗争，矛头所指，只能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革命。如果这种斗争由得胜的官僚紧紧地控制，则运动只能半途而废，如果官僚制造和利用这种斗争而失去控制，则不可免的会发生匈牙利式的革命。早在这次斗争开始时，斗争的一方已提出谨防匈牙利式革命的警告了。匈牙利式革命不是吴晗等“三家村”酸秀才们所能领导起来的，普遍的下层群众起来清算官僚阶层时，才是匈牙利式革命的爆发，那时毛泽东思想也要受清算了。（一九六六、七、二四）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盖叫天改名记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盖叫天改名记批评吴唅的“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周信芳演出的“海瑞上疏”自亦不免。“海瑞上疏”是上海京剧院副院长陶雄执笔的，周信芳自然参加其事。剧本上演时，作为上海京剧院的集体编导，现在京剧院属下的王正屛黄正勤都已写文章否认参加，指出这只是周陶二人的事，他们以及其它的人，一定非常勇敢地在清算周陶，把许多罪名都堆到他们头上，周陶也自然百喙莫辩了。第二个被清算的却是盖叫天，这消息此间左右派报纸都没有报导。原来盖叫天久已在杭州隐居，解放前在西湖上武松墓的附近营购了一座生坟，作为将来埋骨之所。他在解放后虽然说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可是他仍斤斤于身后名，自我陶醉于“活武松”的称号，在生圹周围刻上许多生动的石刻，妄想与湖山同不朽。那知这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清算的罪名，现在生坟已捣毁了，他住宅门口也捣毁了，大字报贴满他的家，把盖叫天改做“狗叫天”。盖叫天的“武松传”，不久前在此地上演，导演应云卫真是该打手心，他白白糟跶了这块好材料，听说盖叫天看了试片，气得说不出话。此间上演时，左派报纸自然照捧如仪，曾几何时，他已变成“狗叫天”。周信芳盖叫天今天的遭遇，实在叫人同情，我并不是因为他们今天被诬为“反革命黑帮”（公式化的罪名）而代抱不平；他们在旧社会的遭遇，大家知道的多，我们不必再说，在新社会中他们曾被尊崇过，他们对于这种尊崇曾表示过衷心的感激，可是不消几年，这种尊崇已被最具侮辱性的“狗”字所代替，神奇化为腐臭！揭开“粉墨春秋”第一页，就是在庆祝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大会上，田汉代表文化部授给盖叫天荣誉奖状的照片，这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的事，当时这里左派报纸一片颂掦，也是使人记忆犹新，谁想到今天田汉和盖叫天一起变成了“反革命黑帮”！在旧社会中受侮辱，被压迫，是能使人咬牙忍受的，因为如果熬出了头，毕竟也能扬眉吐气。新社会让这些老艺人自觉“翻了身”（不同于在旧社会中的出人头地），因为这种尊崇，这种荣宠，正是他们一生苦斗赢来的，这是社会的尊崇与荣宠；可是现在他们所得到的侮辱，也是旧社会中所不可能有的，再没有这种群众压力更使人神经崩溃的了，古语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但这如何能比“群众之所贵，群众能贱之”？可是这又是甚么群众？甚么社会？他们可以在新社会中控诉旧社会的种种罪恶，现在他们又向那里控诉去？他们又能获得何种公开的同情？他们除掉俯首认罪（不知究竟是甚么罪？）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一九六六、七、二二）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历史的重演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历史的重演有人说，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也有人说，历史会重演的，只看历史条件是否相同吧了。也许正是历史的经济落后条件相同，苏联和中国才最先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而革命胜利之后，又发生同样的官僚主义坠落，同样的个人崇拜。我们且看下列的记载：“韶山是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圣地，在那里誔生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人民日报六月二十日）“斯大林生于乔其亚，他的诞生地点约在底弗里斯七十公里以外，地名叫做高里，那个地方几乎已成为了国家的圣地（史坦倍克着“苏联行”（一八九页）“……当主人赠送韶山画册和韶山纪念章时，他立正挺胸，表示要把韶山纪念章挂在一切纪念章上面。……”（人民日报同上）“管理那纪念馆的，是一非常可爱的女郎，她向我们这一群人称赞了一番以后，就到花园里去采玫瑰，给每人一朵花。这种玫瑰被人小心地珍藏起来，当作圣地的一种纪念……”（“苏联行”一O九页）“……不仅困难时应该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在日常行动中每一件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南，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永远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人民日报同上）“斯大林的话在他们听来永远是对的，即使这些话似乎违反自然规律也是对的……”“斯大林的话是没有人怀疑的，不论他谈什么，都不会有反对论调。斯大林决不会错的，他一生从未错过一次。说这种话的人并不以为这是一个辩论的题目，他说那种话，就像一件完全真实而且无庸争论的事实一样。”（“苏联行”一九一页）“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我们根据了他的著作而进行学习和工作的，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一九四八年兰考维奇对南共第五次全国大会的报告）“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国际上享有最高威望，全世界人民都依靠着他。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正确导师，我们应该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去进行革命。”（人民日报同上）“我们如果遵照我们伟大的导师马、列、斯的科学，那我们就能熟练地解决组织问题。如果我们遵照并善用那最革命与最英勇的苏联共党的经验，那我们就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一九四O年南共第五次全国会议上铁托的演说）。“……纪念馆里有列宁各种姿势的雕刻像，在他后半生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了斯大林。但整座纪念馆里，没有一张托洛次基的像。至少以俄国人的历史而论，托洛次基已停止存在了，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这种处理历史的办法我们实在不懂。这样的历史不是实在的历史而成了我们所愿望的历史。因为托洛次基对俄国革命无疑地曾发生过很大的历史影响。他的被逐无疑地也有很大的历史重要性。但在年青的俄国人，他是从不存在的。在那些进列宁纪念馆去看革命史的儿童，托洛次基是没有的，好的坏的都没有。（“苏联行”四十六页）我们不知北京的革命陈列馆里面，是否还有高岗和彭德怀的纪念物？他们对于革命应该是很有关系的。也许再过若干年，到处只见毛泽东和林彪讨论问题的雕塑像、油画像、连环画，像过去到处看见的列宁和斯大林谈话的雕塑像、油画像一样。最后，我们还要作这个类比：苏联给异已分子所加的罪名一例是：“法西斯主义者，反革命，托洛次基匪徒。”中共给异已分子所加的罪名一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黑帮。”假如这就是苏共历史在中共的重演，则不久的将来，赫鲁晓夫主义一样会在中国出现的。（一九六六、七、七）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壮哉郭老”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壮哉郭老”郭老说：他“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什么雄心壮志？“去滚一身泥巴，去沾一身油污，甚至染一身血迹”。其实这算得什么雄心壮志，最最起码的占中国人口七亿弱的人，都是在泥巴中打滚，在油垢中生活的。从太平天国以来，多少次革命的和改良的运动，多少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那一次不是有多少人在流血？“壮哉郭老”，话不过说得漂亮吧了，他不必具备什么雄心壮志，毕竟也可以到下层阶级中去生活的，只要丢掉坐高位，说大话的架子就行。“壮哉郭老”，他自我贬责为天下先，澈底否定了过去，这位以研究甲骨文闻名世界的学者，原来在“毛泽东思想”尺度之下，竟是一无是处的。可是我们感染过他狂飙精神的影响，吟诵过他“女神”的诗篇，受他古代历史研究的学问之惠的人，却很难跟着他说，他过去的著作应该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时代和历史有一种继承关系，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人和事的运动造成历史，历史是发展的，我们必须按照当时的社会生活，经济形式去说明历史，了解历史。“壮哉郭老”，在他的时代和历史中，他也有他的地位的，而且不是无足轻重的。郭老过去的思想业绩是辉煌的（我不是说他的“太阳颂”），在不同于“毛泽东思想”的部门中，他的思想价值也并不低于毛泽东，但是郭老却深深地自我贬责，他说过去从未懂得毛泽东思想，这话并不表示壮哉，而是表示在革命成功之后十七年，中国思想界窒息之可哀！壮哉郭老霜崖日来在报上读了郭老在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这才想起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最初认得他的时候，他只有三十多岁，我还是刚过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后来到了香港，为他举行五十初度的庆祝会，主席是亚子先生，我那时也有三十多岁了。眼睛一霎，又过了二十多年，见面的机会比较少了。去年到北京不曾见到他，前年则在颐和园见过了一面，精神奕奕，简直看来比我还年轻，完全不像七十多岁的人。读了他这篇“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发言，我相信他自己所说的“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一点也不是假话。若是有必要，要他这样年岁的人去滚一身泥巴，去沾一身油污，甚至染一身血迹，他确是愿意这么干的。郭老这篇发言，句句是老实话，句句是肺腑之言。他虽然是为自己说的，事实上也正是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在心里想说的话。他所举的眼前的几个实例，多么确切不移。工农兵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的成绩，已经摆出来了，知识分子仍在口头上高喊为工农兵服务，对着眼前的事实，确是应该低下头来反省一下。因此郭老所说的：“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实在是有感而发，是由衷之言；决不是过激之言，也不是违心之论。因为要有决心弃掉旧的，才有决心从事新的。他既然仍有雄心壮志，下决心先向工农兵去学习，然后再为他们服务，这样何患写不出好的新的东西。七十多岁的郭老，发出这样的号召，壮志可嘉。比他年轻的拿笔杆的人，更应该响应他的号召，虚心的自己反省一下。他所特别推荐的“欧阳海之歌”，这几天在这里的书店里已经有发售了。战士欧阳海的一生虽然是选用了好题材，但是作者金敬迈自己若不也是个战士，他就不可能写出这部小说；同时，他若是采用过去小说家的办法，关起房门在家里来写，一个人也不去请教一下，他也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好小说。我们读了他在卷末所写的“附记”，知道他的写作过程，就可以明白这部小说能写得这么真切动人，决不是偶然的。老当益壮的郭老，经过这次发言之后，我当然不希望他真的烧掉了自己过去全部的作品，倒希望很快就能读到表现他的雄心壮志的新作。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郭沫若因为时间关系，简单地讲几句。石西民（按：石西民是中共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同志的报告（原文按：指石西民同志在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的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文史方面，近来在报纸上开展着深入的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差不多都看了。我是联系到自我改造来看的，并不是隔岸观火。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批评，差不多都要革到我自己“命”上来。我不是在此地随便说，的确是这样，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当然，我确实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且我还是文联的主席。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已经二十几年了，我读过多少遍，有的时候也能拿到口头上来讲，要为工农兵服务啦，要向工农兵学习啦，但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口头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纸头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没有切实地做到，没有实践，没有真正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惭愧得很。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前就教导我们，要我们为工农兵服务。今天不是我们在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工农兵在为我们服务了。现在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写的东西比我们好。特别是我们拿笔杆子的人，搞文艺、搞历史、搞哲学的人，必须要深刻地反省。我自己感到很难受，实在没有改造好。比方，报告里讲到的“欧阳海之歌”，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小说。作者金敬迈（注）同志当了好几年兵，现在还在广东部队文工团里工作。因为他当了多少年的兵，所以他才能写出“欧阳海之歌”来。这本书，我看是非读不可。今天在座的，无论那一位能够想办法找到一本“欧阳海之歌”，我推荐各位好好地读它一遍。他真把欧阳海写活了，把毛主席的思想写活了。欧阳海同志是一九六二年牺牲的。他把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止，所有的党的方针、政策，把主席的思想，差不多都容纳在这一部长篇小说里面。看来，今天所谓专业文艺家，事实上是写不出来的。他是真正在部队里滚了一身血迹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文艺作品来。所以，兵在为我们服务了，不是我们为兵服务。报告里提到大型泥塑“收租院”，是雕塑的革命化，现在还在美术馆展览。我自己看了三篇。那是很感动人的，有好多观众看了流眼泪，因为他们联想到自己的历史触动了阶级感情。的确是好，那是我们四川大邑刘家的故事。据说在大邑原来的作品有一百四十六个人物，我们这里只有六十几个，只表现了一部分，已经很感动人了。已经有好几十万群众去看了，现在五月份的门票都卖光了。在座的各位如果还没有去看的话，我看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必须去看，也使我们自己受一次教育。前几天有一个日本代表团，他们是搞工艺的代表团，我同他们见面的时候，代表团的团长就讲，我们到中国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看了“收租院”，收获很大。搞“收租院”的一部分四川工人来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他们在展览馆的后房里面工作，我去看了。他们就是用稻草做骨头，把稻草切成一寸长的样子，用泥巴和在里面，然后敷上去。材料是很便宜的。我看泥塑的味道再好也没有，比石膏像，比大理石像，比汉白玉雕像都感动人。特别是用泥巴来塑农民，用不着滚一身泥巴，它就是一身泥巴。“收租院”的确是很好的杰作，是雕塑的革命化。它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把主席思想掌握到了，活用了主席的思想。活学活用，用在雕塑上来，便收到了划时代的成果。所以，“收租院”一来，使得我们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刘开渠同志，还有好些人，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他们同工人一道工作，仿塑了六十几尊现在陈列的人物。这是工人在为我们服务了，工人教育了我们。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工人、农民比我们学得好得多。我去年去山西，听到周明山同志（他是农民）讲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那真是生动活沷。他现在是绛县县委书记，他也是人大代表。我们实在惭愧，特别是我很惭愧，各位不至于惭愧。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里流。总之一句话，我们不仅没有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倒转来是工农兵在文史哲方面为我们服务了。我们应该向工农兵感谢，拜工农兵为老师，因为他们把主席思想学好了，用活了。我今天的话好像是表态，确实是表我的心态，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现在是：要好好向工农兵学习，还不能谈怎么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现在应该好好地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老师。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一九六六年四月廿八日光明日报）（注：不久之后，金敬迈和他的“欧阳海之歌”，被批判成为反动分子和反动作品。）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哀郭沫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哀郭沫若这几天偶然看了“志摩日记”，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日记载如下：“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襁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亲。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儿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喧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说，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距今四十八年之前，徐志摩所记，如是其人。当时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是郭沫若，不是鲁迅。以后经过八年，一九二六年的郭沫若，任北阀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调转枪头对付共产党后，郭沫若写有一本传诵一时的小册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后他逃亡日本。抗战时逃回来，又在武汉任第三厅厅长，这时国共虽然第二度合作，惟同床异梦，不在话下。中共取得全国政权，郭沫若的地位很重要，尤其是在对外的文化关系上，他和毛主席唱和，替曹操翻案，对斯大林作太阳颂，固一世之俊也，（“雄”应该让给毛泽东，因为他心慕魏武，时有横槊赋诗之概。）忽然消息传来，说他自供从来没有懂得毛泽东思想，他以前所写的全部文章，皆应烧毁云云。这一宣告，真是使人震惊，如果连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至今尚未懂得毛泽东思想，那么天天在捧着毛选学习的工农兵，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一定都是连皮毛都沾不上了。难矣哉，毛泽东思想也！也许读天书还比较容易些。如果有人因此这样说，七十岁的通才郭沫若都自认无法学懂毛泽东思想，那么下愚不移的我们，终此生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休想的了，那不是对中共的突出政治的任务，给郭沫若这么一轻举妄动，要全面溃退了么？斯大林炙手可热的时代，虽也残杀、囚禁不少异已分子，也并未高举斯大林思想的旗帜，规定人们只可信仰一个上帝，一本圣经，他还称自己的著作为“列宁主义问题”呢。自然，当时苏联的大小说家亚历克舍·托尔斯泰曾经做过这样的诗：“你，各个民族的光明的太阳，我们这时代中永不西沉的太阳，你却比太阳更多些，因为太阳是没有智慧的……”另一个作家也写着“复升的太阳之歌”：“我们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太阳，我们从斯大林那里得到幸福的生活……呵，智慧的导师呀！天才的天才呀！工人的太阳！农人的太阳！你是全世界的太阳呀！”斯大林对于这种宫庭诗人的作品，听来自觉受用，他象罗马时代的几位大帝一样，不吝大量的斯大林奖金的。可是在毛泽东时代，郭沫若虽也献过“太阳颂”，作为诗人、小说家、文化人，却是苦难重重的，连斯大林虐政之下很少见到的那种自我贬责都出现了！田汉、吴晗，受着那样声势浩大的围剿，作自我检讨仍未俯首服罪，我们觉得士可杀不可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仍未失坠。现在郭沫若进了一步，他尚未受到公开指责，先已公开自辱了，究竟为什么呢，我们不禁要问，斯大林党狱中，百分之九十的老布尔什维克，凡是公开审问的，都自承最最荒唐的罪状，如和希特勒勾结之类，当时全世界有头脑的人，都不懂得这种身历革命百折不挠的人，为什么竟在斯大林的法庭上如此自辱？唯一的解释：不如此做不能保障他们亲人的安全，连坐法在威胁他们。郭沫若似乎并没有受到连坐法的威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摧折，似乎也不能和苏联的党案相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革命运动都是自觉参加的，但他们不断以文字贾祸，都犯了和毛泽东思想对立的资产阶级思想之罪，在毛泽东看来，他们都是阶级敌人，非我族类。明朝的朱元璋，等到把全国人才纳入八股范畴之内，他才欢喜道：“天下英雄尽入壳中矣！”我随手拿起一本新出版的“美术”，上面就有二个题目是这样写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画出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它刊物不必列举了。这是周扬同志式的帖括文，值得现代马二先生选刻“三科程墨的”。可是我想，也许郭沫若真正耐不住折磨了，他索性来一下消极抵抗，他自承不懂，意思是说：“七十老翁何所求，你们其奈我何？”“多年以来，我算白写了许多文章，白出了许多力，本来每次围剿一个人时，不论胡风、冯雪峯、田汉、吴晗，我都参加一份的，但像鲁迅所说一样，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总觉得背后有一个工头在打我，倒不如我自认为不懂毛泽东思想，干脆拉倒吧！”如果我的猜测有几分接近事实，那么郭沫若不是可哀，而是可佩了！（一九六六、五、二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历史改写问题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历史改写问题人类社会还是分成二个或多个阶级的时代，历史总是统治阶级的历史。不但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且还只是其中胜利而当权一派的历史。不必说一部二十五史和许多世界史了。发生在半世纪中的历史事变，莫过于俄国的十月革命，经过斯大林统治，十月革命的历史被窜改得还有多少真实？贤如高尔基，他的回忆录也是经过几次修改的，为的是适应斯大林的要求。列宁的全集虽然印行了无数册，他的遗嘱和许多有关斯大林的信，到今天还没有正式发表过。一部联共（布）党史，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干部必读课本，不仅有无数次改写的斯大林版，而且也有赫鲁晓夫版，以后也许还有勃列兹湼夫版呢。他们反对斯大林，可是不得不做半吊子，因为如果认真的一页一页揭下去，苏联的官僚阶层便会自掘坟墓的。现在的历史不过是统治者的歌颂史，被压迫者的诬蔑史。十月革命的真相早已埋葬在故纸堆中，将来也许会有人去发掘的。法国革命就是这样，在统治阶级的历史中，罗伯斯比尔始终被认为是嗜血的暴君，他用断头台来统治。英国清教徒革命的领导者克伦威尔，也还没有洗清他身上的恶名。中国还没有一部象样的近代史和共产党史。以缔造民国的孙中山先生来说，今年的纪念算是热闹的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拿他做幌子，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共产党史所可能依据的文献，莫过于毛泽东的文章了，可是选集既把许多文章不选在内，选在内的也有了删改。共产党史上最有关系的王明一章，到现在还没有揭开，我们只看见“有关几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案”。官式的简单的历史只是把右倾机会主义归之于陈独秀，左倾冒险主义归之于瞿秋白（还有立三路线的李立三），毛泽东成则为“王”，他是神圣的没有错误的化身。站在中国共产党背后的，一手操纵了中国革命的，真正与中国近代史大有关系的斯大林呢，为了反对“修正主义”，暂时决不会解除中国的斯大林化的了，所以不论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只是斯大林的代罪羔羊，在失败的历史祭坛上作牺牲而已。“没有错误”的毛泽东在吸收了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以陈独秀、瞿秋白为借鉴，运用了阴谋阳谋的多种手段，打倒了斯大林的红色买办王明，取得了胜利，这中间的历史真实，毛泽东和共产党历史家到现在都不敢正面说出来。历史是应该改写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古人早已说过了，但如何改写呢，共产党式的改写，那是伪造，有一个永不错误的“神”在，便只能产生天路历程序的联共（布）党史。（一九六六、四、三O）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批评中共的前提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批评中共的前提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在改变乡村市镇的落后面貌上特别显得突出。故乡来的消息，湫隘的街头已扩充到原有的二倍（足可与香港的若干马路相比了），汽事从城市中心通达到僻远的乡区，电源供给到四乡，纺织厂机器厂都建立起来，工业化的前景望得见了。在回忆中牧歌似的宁静的故乡，这种变化是梦想不到的，解放以前偶然回去一次，见到的都是一片衰落萧条景象，甚至听说出现了公开的卖淫，这种痛心的事，在一次澈底震动之中翻了过来，如果不打破私人占有制，谈不到这种全面巨大的改造的。短短十多年的成就，已超过了几百年缓慢的进步，这一切要不是由于中共的革命工作，如何能澈底消灭依附在旧政治旧经济旧生活的种种落后关系？得先扫清基地，然后从事建设，城市带动了乡村，乡村推进了城市。谁不从这历史的转变观点上去衡量中共，一定会陷于盲目的反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纪德曾经说过，他因为热爱苏联才批评苏联的。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抗议革命阵营中的残暴行为，斯大林的御用文人爱伦堡（他今天已变为反斯大林主义者）著文辱骂他，他回答，正因为他不愿革命事业玷污，他才提抗议的，他想像不到这抗议应该向法西斯提出。同时，今天如果有人指出中共的缺点，这只能说是基于一种对中共对祖国的热爱，也许爱之深，所以责之切。谁如果站在对立立场，根本认为中共的统治应该被推翻，那么这是一种想把历史拉回头的思想，自然是反动思想了。（反动二个字只能视为想把历史拉回头，等于想拉朝前行进的火车往后退一样。）衡量中共之得失，等如衡量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不管罗伯斯比尔的专政，和以后的拿破仑称帝，王政复古，封建经济总是一往而不复的了。革命也许淹没在污泥之中，但它的成果总是永远保存下来的了。中共领导的革命，不仅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地位解放出来，也从生产停滞的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尽管大跃进，冒进等等错误，如何妨碍了进行的步骤，最最澈底的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只能在这个集权有效的政权领导之下，才谈得到对世界性生产的（核子及其它）“迎头赶上”，这是稍稍具有现代知识的人，一定会了解的。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五十几年中的变化，都成为中共今日成功的准备阶段；袁世凯、北洋军阀、国民党、都成为中共历史的垫脚石。如果今天还有人认为国民党统治优于中共，北洋军阀优于国民党统治，……那么这种复古思想之违反历史进程，已是不言而自明的了。落后的亚洲，如果不能像中共似的作一次历史的跳跃，只能屈辱地生存在各式各样的奴属下面（殖民地地位，中世纪停滞的落后关系，等等）。我们应该由此去了解和同情越南人民的斗争，去惋惜和痛恨印度尼西亚的动乱，贫困饥饿的印度也不例外。＊＊＊中共的领导是有错误的，但是错误的领导并不能取消历史的基本的成功。中共最大的错误，也许在今天一切都归之于神话似的毛泽东思想的永无错误了。一个应该是最最唯物的政党，却陷于最最唯心的思想方式中，但这不是这篇短文所要讨论的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重读《野百合花》有感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重读《野百合花》有感明报月刊重刊《野百合花》，证以十六年来国内文化的以至一般政治的动向，是使人发深省的，我个人的感想则认为毛泽东至今仍帅承着斯大林的作风，以“思想入人于罪”，如果修正主义的一面是在力争思想的“自由权利”，那么在中国我们也得力争这个权利，即使被骂为修正主义也在所不惜。其实赫鲁晓夫以至勃列兹湼夫之被骂为修正主义，还不是苏联人民所要求的“修正主义”，苏联人民所要求的是澈底的反斯大林主义——反特务控制、思想禁制；要求批评自由、反对官僚制度等等。现在苏联人民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反斯大林主义的运动还会继续深入。《野百合花》全文的矛头，就是指向斯大林主义式的官僚制度——其等级、其特权、其独断。王实味是第一个以其思想、其批评被入于罪的，罪名是托派。纪德所说不虚，“托派只不过是一种批评精神”，那么王实味确是托派，我们在五花八门的是非混淆的“托洛次基主义者”这个无所不在的骂人名词之下，至少也可以得出一个真实的概念，像王实味那么“千人诺诺一士谔谔”的批评精神才是“托派”，能举起反对官僚主义大旗的，才是“托派”，伟大的王实味，伟大的“托派”！以后凡是因思想入罪的，因不满中共措施而敢于发言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阳谋”之下被劳改的，以至吴晗、田汉之流借古讽今，有所诤谏的，都是多少具有托派精神的“托派”。在革命政权初创时期的延安，官僚主义犹且如此严重，那么在建国十六年后现在，官僚主义的流毒又将如何?毛泽东之突然举起三面红旗，这不是像他常常自诩的调查研究的结果，而是官僚上谄下骗的结果，指标脱离实际，灾祸就临头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也会在一九三O年前后连续几年造成人为的荒歉。斯大林主义对付批评的主要方法，是正面回避批评本身的对与不对，而指控任何批评为破坏党，削弱党的领导威信，由此引伸，便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也就变为该死的反革命、“托派”了。《野百合花》的作者肉体也许早已被消灭，但他所受的恶名，不必等待将来才昭雪的，他的精神，他的不可磨灭的一篇文字，足可传之百世而不渝了，他对官僚主义有力的弹劾，显出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斗士，他会永远写进历史中去，棱棱风骨，不愧“托派”二字。（一九六六、四、一四）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什么是中共的缺点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什么是中共的缺点有一个记者自认为在大陆洗过脑，他在歌功颂德之余，受陈毅外长恳求直言的感召，谈起中共的缺点来了，他指出的缺点，在我看来，恰恰是优点，即使退一步，有的也只是不掩大醇的小疵，不值得一谈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营业靠竞争，（包括对顾客的欺骗），那种记者所认为的“活跃”，在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社会，自然是找不到的了。在中国，民生所需，主要是供给够不够的问题，现在许多情形表示，主要的日常用品，正在开始有丰富的供应，而这也只是适应于现阶段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供应（甚至只是城市如此），人们还没有想到电冰箱冷气机呢（虽然作者说商店中有千多元的电冰箱）。“穿衣的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这问题大部份人抱着耐心的期望与等待，可是决不怨望，因为人们都已懂得，原料生产和工业设备现在还不到“够”的程度。人们再不认为输入大量的美棉、日本绵布，是解决眼前穿衣问题的好办法了，这只有在国民党时代殖民地的经济组织下，才有这种不良现象，以此来压倒中国的民族的棉纺织业。记者问接待人员，既然讲文明生活，赤足的风气不宜提倡吧！”真是问得俏皮，中共几时提倡过“赤足”运动？不赤足也并不是表示“文明生活”的极致，记者当然知道某种“文明生活”还在提倡“无上装”运动呢，何止“赤足”？其实记者并不俏皮，也非无知，他只是装傻。一个班干部的女儿对这位记者相机的兴趣，大过舞台上的革命形象，我觉得并不惊奇，值得惊奇的，倒是革命十六年以后，不断的要人注意革命形象，我这话决不是否认革命的教育，和对革命历史的应有认识，但这和对相机的兴趣也不是矛盾的。今后生产战线上的革命，是政治经济革命的继续，也可以换一句说话，中国现在正在努力埋头进行“和平建设”哩，记者也许仅仅认识舞台上的“革命形象”吧了，我倒希望革命形象不要变成革命偶像才好！同是一个记者，在大大赞美中共丰盛的款待之后，现在也来说这种款待太过浪费了，但他要求有一瓶冰冻的啤酒和汽水，认为这是大中见小的缺点。如果今日中国忙于制造纺织机而不制造电冰箱（如果有，又有谁能用得起），忙于供给衣服而不供给啤酒和汽水，这可不是什么缺点，记者的要求未免有些过份，而吃惯美帝可口可乐的人，到底不足与言“革命”。好了，再说下去，似乎我在和记者抬杠，但是记者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今天中国发展得遗害最大的一个缺点，记者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便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不容怀疑的偶像，“道在矢溺”的道，垂之百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格言式的道德规范了，且不说它近乎符咒的效用，只要佩戴着毛泽东思想，就盲者能视，跛者能行了。这可不是历史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殷鉴不远，可惜记者清明的两眼看不见。（一九六六、四、四）大陆洗脑记之四余鸣盛写了几篇“大陆洗脑记”，朋友们问我：“怎么中共的缺点就没有了，在你笔下看不到对中共的批评”。我的回答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很重视真实，我看到的中共，既有好的一面，也有较差的一面，我都要写。”关于批评中共，倒是陈毅外长表示得相当大方，在记者招待会上，这位中共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曾公开欢迎大家提出中共的缺点。他说得好：“全国人民的穿衣、吃饭、住宅和走路等问题，还没很好地解决。“有很多科学技术已达到先进水平，有很多仍是中等，还很落后，须要过关，须要克服。“也有修正主义分子，也有对美国存着幻想的人，也有对社会主义口头赞成心里不赞成的人。这些人有的已经改造好，有的正在改造中，但对中国已不起作用和影响。中国情况是巩固的，你不要担心，明天中国不会发生政变。“外国朋友容易看到中国好处，这是合乎事实，是实在的，并非安排导演出来。但中国还存在不少缺点，你们可以讲中国几十种好处，也可以指出几十个缺点。请别把对中国的报导讲得太好，太好了人们不相信。……………”陈毅这席话，讲得诚恳，一派泱泱大度，既活跃了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气氛，也活跃了记者们的耳目：原来中共也承认自己是有缺点的，该留心采访。于是，每到一处，记者们的想法都出现“二重奏”：既要看中共的进步和优点，也要看中共的落后和缺点。在北京、以及上海、沈阳等地，我曾细心参观过最大的百货公司、友谊商店和药行，作为反映人民消费水平的所在，我看到售货员的服务精神和窗橱中丰富的货物，从千多元的电冰箱（雪柜）到几分钱的避孕用具，都有发售，而且顾客都是那么拥挤，在沈阳的工人住宅区的百货商店，我曾打听到这商店每天的营业额，低则几千，多则过万。但参观中，我总发觉缺少了什么，商店方面既无须什么招徕有方，顾客方面也不必选择什么。用不到什么营业竞争，省掉了各式各样的宣传，我感到缺少的，正是商场中那种“活跃”。中共的百姓，据说流行这样的一句话：“笑脏不笑补”，就是说，衣服破了可以补，但穿戴方面仍须注意整洁。笑脏不笑补，当我看到街头行人的衣裤常有补丁，我清楚，这是中国勤俭的美德又一次在中共的人民身上发扬，同时我也明白，中共的棉布供应确是不够，正如陈毅所讲的“穿衣问题还没很好地解决。”从棉布供应的紧张，也牵连到鞋、袜供应的紧张。在南方的城市到农村，我旁观到不少青少年是赤足穿鞋甚至赤足走路，我曾私下问接待人员：“既然讲文明生活，赤足的风气不宜提倡吧。”而答复是充满了信心，他们向我表示：“棉布的供应很快就会好转!”事实上，当我们离开北京时，就听到消息：一九六六年北京市民的棉布供应，会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一倍。看来，中共年来已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穿衣问题”，事实上，在西北、西南、东北、华东，都陆续建立了他们强大的纺织基地。估计，人们对中共棉布生产的批评，会很快化为乌有。记得在北京观看“红色娘子军”芭蕾舞那天晚上，一件事情，使我平添了一些感触。那晚，我的邻座是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看来是个中共干部的女儿，想不到这位学生，对我手上的相机的兴趣，竟大过舞台上的革命形象！（当然，这只是个别的现象）据说，中共对下一代的教育，给予相当注意，我似乎清楚此中的理由。好在以后的采访，无论是在公园所见，或是到学校中参观，中共教育下的青少年，都给了我很好的印象。这次中共接待我们这批中外记者，给予了上宾的欵待，每人每天的伙食费，至少要人民币六元。然而，当我们听到上海医疗器械厂厂长的待遇，月薪才不过百多元人民币，等于一个记者二十天的伙食费时，尽管我们为能吃得这样好而深表谢意，然而我们心里又有点那个，这样的款待，太破费了，也太浪费了。在北京，在各地，我们出席了各种盛大的宴会，佳肴美酒排场都有了，反而一瓶冰冻的啤酒和汽水，却不易获得供应。这样“大”中见“小”的缺点和美中不足处，这次在大陆采访，见到不少。譬如在建设第一流的广州白云飞机场，现代化的候机室，现代化的喷气客机，现代化的跑道都看到了，唯独写明飞机班次的时间表，仍然是一枝粉笔一块黑板式的“小学生”设备。又譬如，在北京巍峨的政协大厦中，一切建筑材料，都是上乘，偏偏那架电梯，每次上落，都产生了太多太噪的音响。一座大厦都造得那么豪华壮观，反而小小的电梯，却给人留下了彷佛是“机关布景”的印象。再譬如，在上海和平饭店（它的前身是英商华懋饭店）门口，停放了几辆美国六二年的道奇大房车，就很刺目：怎么中共会派出美国汽车来接送那些团结在反帝旗帜下的客人？在南京，主人们妥善地安排了我们的采访日程，但是，当我听罢杨乃珍那晚表演了“第廿八届世界乒乓比赛”的评弹后，要求有张杨乃珍的签名玉照时，南京记协的主人们曾一口应承，但事隔几月，我至今仍未收到。说起杨乃珍，那晚听她的评弹，是我们在大陆采访中一次艺术享受。关于在大陆的文娱生活，我们曾看到两次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表演，还有万六千人团体操“革命赞歌”，广州的“东方红”舞台演出，中南区的几个优秀短剧，沈阳的文娱晚会以及“东方红”、“光辉的节日”等电影。可以说相当丰富，但表现地方色彩的戏剧仍然少见。在北京，我们了解到，从夏衍的作品受批判开始，接着中共文化部人事的大调动，中共在文艺革命化方面，是更加坚定不移了。要使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更好地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其中包括了世界革命）服务，我们既能了解，也可以理解。但在大陆采访时，我们总感到，中共的文化艺术，太难普及了。像“东方红”这样的音乐史诗演出，的确精彩，很能激动人心，但从北演到南，从这个城市演到那个城市，从这一年演到下一年，从舞台演到银幕，一再重复着“东方红”，然而仍难满足六亿多城、乡人口的观看愿望。如果说，中共能动员千万计的文艺大军来创作出“东方红”，这样的大型作品，偏偏对电影、戏剧、音乐等方面本身的创作，还未能全面使它繁荣、活跃。这点，中共自己也清楚，其它的生产计划都能订制得出，完成得好。就是电影的创作和生产，还不能订的实，落得实。在北京，我们看到大力提倡革命现代戏的同时，也看到一些传统戏目仍在演，像京剧“大闹天宫”等早就登上舞台了。关于京剧大事表演革命现代戏，人们会记起“红灯记”。事实上，《红灯记》搞的确不错。这回在北京，出于意外地倒是听到了一些有关《红灯记》的批评。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中共一些负责人，看了“红灯记”后，认为剧情方面仍有欠通妥之处，而且布景方面太话剧化了，不像是京剧的行档，有人还说，“红灯记”的布景，搬运起来要几大卡车，下乡上山为农民演出，可碍事呢。西方有句谚语：“最明亮的地方，也有尘埃！”中共这样的一个大国，有缺点甚至有错误，本不足为奇，难得的是，中共的领导人，在缺点和错误面前，并没装聋作哑，而是大胆地讲出来，也欢迎人家讲出来。我总觉得衡量一个国家的悟性高低，并不在于对待成绩的炫耀，而是对待缺点的清醒，到大陆采访，当我看到大陆上存在的那些缺点同时，我彷佛在缺点中看到了中共的悟性。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从两幅摄影谈起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从两幅摄影谈起明报月刊载有两幅越战的摄影作品，显示出越战的悲惨场面，这是非常引人同情的，但是否因此得出结论，因为战事所引起的破坏，使得无辜人民妻离子散，就请求战争双方停止战争，握手言和呢？这种悲天悯人的愿望，是于事无补的，和平主义并不可能解决战争。作家十三妹说得好，如果她是越南人民，她也一定会握起枪来义无反顾的（大意如此）。这便是问题所在。美国为什么要万里迢迢的到越南去打仗？为什么美国认为他们的国防前线在越南？越南的人民是否投票表决请美国军队来？为什么越南的人民不能自己解决自己的政治经济问题，自己决定自己的政府人选？从吴廷琰到阮高祺，他们是否就是越南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为什么每一次政变后上台的政府，总为人民所反对？越南的战争不是越南人民强求来的，等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是中国人民强求来的。如果将来美国军队跑到中国来打仗，那也不是陈毅的谈话招引来的，而是美国政府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到那时中国人民也只能义无反顾，奋起卫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战败国如德意的人民觉得创巨痛深，就是战胜国家英美和苏联也是如此。所以一时反战情绪弥漫着。在香港上映过的苏联电影“仙鹤飞翔”，就是一部厌战片，影片尽量表现战争的残酷，抺煞了战争发生的原因，德国侵略，苏联自卫的最基本立场。所以他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们记得，当年长城公司出品的“不要离开我”（按：这是查良镛——金庸——编剧袁仰安导演的），也是一部没有原则的厌战影片，这股修正主义风是由苏联吹到大陆，由大陆吹到“长城”的。我当时曾提出批评，认为不该一般的反对战争，而要具体的分析战争，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抗日战争，我们只能拿起枪来反对，不管战争本身的破坏作用，因为我们无法选择，我们只是为最低限度的生存而奋斗。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的战争，大规模的如韩战，阿尔及利亚战争，越战，小规模的如西藏边境的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与印度、刚果，我们都应给以具体的分析，即使站在报导的立场，也不可能是绝对中立的，因为如果我们处身在战火之中，就决不让你去中立了。我们对于越战不是隔岸观火的，不应空口的反对一般的战争，而是要肯定越南人民为他们的最低限度生存而战，他们被迫自卫，我们的同情在他们一边。造成越南人民流离失所的，不是越南人民自己。越南的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或从外面输入的，我们身经国民党时代的人一定知道，美国的金钱不过加速政治的腐化和经济的崩溃，现在这一幕历史悲剧正在越南重演。（一九六六、四、五）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忆黄永玉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忆黄永玉九龙荔枝角九华径这一都市边缘的小村，在一九五O年以前的几年中，住着许多流亡的左翼文人，邵荃麟、楼适夷、黄永玉、端木蕻良等都是。茅盾和夏衍则住九龙尖沙咀附近。他们的生活都是很艰苦的。他们相互间也有若干矛盾，其中最受排挤的要算黄永玉了，因为他的版画相当出名，在思豪酒店（现在的历山大厦）开过几次画展。受排挤的原因，是他并不按照“党”的要求而创作，他刻苗女、苗人、九华径当地的老太婆、少女；热情、幻想、美、有诗意，即使采取贫苦的题材，也总是生趣盎然。但却缺少“斗争”，因此被视为唯美派、异已份子。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回去的，总之比什么人都迟。许多以后身据要津的文化人，在上海解放后就都陆续北上，九华径一时冷落了，黄永玉也迁居到湾仔的半山去，上下要跑几百步石级。他是湘西人，《边城》作者沈从文是他表叔，这时沈从文正在北京自杀不成，这事非常引起他的关心，常和我谈起沈从文的一切。他的太太梅溪是福建人，地主女儿，和黄永玉是私奔出来的，温婉娴静，不大会说普通话，见人总是黙黙地笑靥相迎，在贫困中怡然自得。记得那时他们还没有小孩，而他们二人似乎是大小孩，一个非常淘气，一个非常随顺。在九华径村，我和黄永玉常有往来，我爱那里的乡村气味：小溪、老牛、赤脚的孩子。他住到湾仔的半山后，便疏远了，那时的形势使他变得非常孤立，仿佛被遗弃似的。后来如何回到北京在美术界中大露头角，他的“唯美派”作风（从他以后出名的许多木刻，如“阿诗玛”、“上学去”等等看来，他的作风并未改变）何以一下子给人重视，我都不大了了。他临走前送了我一本书，那是纪德的《新的粮食》，上面有他的题辞：“一九五O年一月港九劳军团回穗时，在街头购得此书，仅人民券六百元，合港币二毫，廉极，纪德今日之不卖座，于此可见。特持赠××兄。”这本书出版于一九四三年的桂林，抗日战争的后方，卡之琳译并序土纸印三千本，现在已很难见到这种版本了。这本以二毫子代价检来的《新的粮食》，不仅成为我珍贵的精神粮食，而且也是我和永玉友谊的永久纪念。黄永玉当然不是因为我欢喜纪德，特别给我买来这本书，而是因为他原本也欢喜纪德和这本书，这才人弃我取。不管纪德如何不得时和不卖座，在街头路边捡宝似的捡了来的。永玉的版画中正有独立不覊，乐观反省的纪德精神。纪德死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近来有更多的人提起他。我认为如果中共今天积极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正应该重印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纪德是从文化的社会的观点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正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堕落成为斯大林主义一样，斯大林主义堕落才成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九六六、三、二八）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从鲁迅说到卡斯特罗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从鲁迅说到卡斯特罗鲁迅晚年有很出名的两件事，其一是致徐懋庸的信，公开指责当时共产党的地下文化领导人，现在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替被诬为内奸的胡风辩护。事隔多年，胡风卒被清算，后果至为悲惨。其二是致托派的信，由OV笔录，据说OV是冯雪峰化名，后来他被用为清算胡风的工具，最后自己也被清算。敢于引用致徐懋庸信的人，在政治上当然属于异端，这样的异端为数不多，到胡风、雪峰被清算后，御用的文学史家找出理由来，说鲁迅病中受了雪峰的欺蒙，所以神智昏迷地写了这样的信，而且证明这是雪峰代笔的云云。致托派的信呢，自然给人广泛运用过，至今也没有什么文学史家考证，当时在病中的鲁迅，要雪峰笔录这信时是否神智昏迷，以致受了他的欺蒙。因为托派是公敌，历来受人唾骂的，不管鲁迅或雪峰，对托派总是口诛笔伐，决不放过的。有趣的事实是，与这二封有名的信有关的人，胡风、雪峰不必说，连徐懋庸、田汉都已清算掉了。现在重读鲁迅这两封信，对照十余年来国际国内的政治变化，一定觉得历史发展太无情，因为连反对托洛次基最烈，用这个名义杀死一大批革命家的斯大林也被清算掉了。可是“托洛次基主义者”这个名词却永远活着，铁托和赫鲁晓夫以此骂过毛泽东，毛泽东也以此回骂过铁托和赫鲁晓夫。最近古巴的卡斯特罗忽然又骂起中共是托洛次基主义者了，这真是个不祥的名词，人们当做符咒一样使用的。中共还没有回骂卡斯特罗是托洛次基主义者，或者一方面中共要保持泱泱大国的风度，一方面则在积聚力量，不骂则已，要骂就骂个痛快。毛泽东借刘少奇之口，公开主张不断革命论，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事，似乎别人骂他为托洛次基主义骂得有根据，因为不断革命论从来被视为托洛次基主义的罪过。毛泽东自己当然不会承认是个托洛次基主义者，但他的新民主主义忽然收档，而代之以不断革命论，必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因为事实教训了他，落后国家的革命，像高山滚石一样，不滚到底不止的，半吊子式的革命，无论是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最后总是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的。（一九六六年、三一、一八）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也谈约翰·里德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也谈约翰·里德最近忽然有人提起美国人约翰·里德，提起他的《震动世界的十日》。真是空谷足音，令人惊喜！但作者的叙述太简单，值得补充一下，约翰·里德在一九七一年十月革命时在俄国，他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把这伟大的十天当中沸腾的革命生活，生动地纪录下来，作为当时革命目击的见证人。他这本书可说是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列宁特地写了序言，推荐给全世界的工人们。可是这本书的命运并不怎样好，在斯大林时代它成了禁书，在斯大林被清算后，这本书自然解禁了，更可喜的，是中国文译本印刷出版，它根据一九五七年的苏联版译出，同年十一月发行，第一版印五万本，以后是否再版，不得而知。译者达二十二人，可见是一种快速度的赶任务的工作，而且，任何一本书都没有这许多译者的。根据俄文版的后记，这本书的俄文译本，直到一九三O年印行了十一版，可见一九三O年以后，这本书便成为禁书了。中国的译本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一九四O年，上海的金星书店，就印行了上册（原本并无上下之分）。金星书店是名出版家谢旦如经营的，他那时出版的书，有现在法国文化部长马尔洛的描写中国革命运动的“征服者”，和意大利反法西斯作家西龙的名著“丰塔马拉”。我在读《震动世界十日记》时，随手统计了一下，书内提到七十八次托洛次基，六十九次列宁，许多地方是“列宁和托洛次基”并提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敌尤其如此二人并提的。提到斯大林二次，一次在被选名单内，一次在命令的签署中，只是为列宁副署。俄译本重新发行虽在斯大鞭尸之后，可是反托洛次基主义自然是毫无二致，“俄文本出版者后记”专门为此而写，目的在否定约翰·里德当时为列宁所肯定的证言。决定世界历史走上另一条道路的十月革命，与由此产生的经过斯大林暴虐统治，到现在被称为修正主义的苏联，已经快要半个世纪了。人们有兴趣从头研究一下苏联的革命历史，或甚至简单的提到它，都是可喜的事。除掉当时的纪录以外，历史往往成为野心家的谎言制造所，《联共（布）党史》就是这样遗笑当世的，重写了无数次的《联共（布）党史》早已成为“秽史”了。我们期待和希望的将来可能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但愿不致再成为领袖永不错误的神话史。（一九六五、一二、二五）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读《大陆洗脑记》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读《大陆洗脑记》香港有许多新闻记者到国内去观光，受招待，回来后也有许多篇纪行的文字，但那都是原本在左派报上工作的，他们不一定因为受招待才去观光，也不一定观了光才写那种纪行文章。一般说，国内的情况有了许多好转，不必等待甚么报导，许多人都有亲身的体会，这种体会包括一般生息在国内的亲友的通信，以及私人接触，只有在日常生活上的息息相关，那种改善、向上好转，才是切实而令人鼓舞的。再深一层说，在这全国统一的政权下面，有所建设和有所进步，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难道说在支离破碎，争权夺利，贪污不法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下，我们曾有过这种幻想吗？黑格尔老头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代表着整个中国历史大转变的现时代，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总的说来，只有日益向前的发展，它的发展远远没有走到“不合理的存在”，以致给历史所否定了，即使将来给否定，也只有更高阶段否定现在的低级阶段。但是现在的中国，任何方面是不是都已没有甚么可疵议了的？这当然不是的；谁有资格来疵议它呢？当然只有纪德型的人才能疵议它，因为这种疵议需要大智大勇，洞察历史的眼光，对于革命的热爱，不考虑个人利益，不随声附和。纪德的疵议苏联，有一个大前提：他疵议，只为的要保护这个大事业，为人类，为文化。歌颂自然比疵议来的容易，听的人也比较受用，但纪德认为在斯大林名字上面一定要加上“光荣的”形容词，对斯大林也未必是一种尊崇。可是终斯大林之世，个人崇拜已发展到贻患无穷。如果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听到他的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时，他不鼓掌，“以严肃沉思的面容来代替微笑”，这并不是表示他的谦虚（他在天安门上接受欢呼已十六年了），而是现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没有斯大林时代处处要加上光荣的形容词那样肉麻，也已快要到贻患无穷的地步了。譬如一个小学生由于缺乏科学常识，经常听到“毛泽东思想”教育的舍已救人，扑向一个触电的人，终致自己也跟着死了，这种其勇可嘉，其愚不可及的行为，与其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不如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宣传这种舍已救人的道德观的人，首先应该教导儿童关于电的常识，让这种悲剧以后减少发生。一个革命职业家的生活，是受党组织全盘照顾的，这在坚苦的革命斗争时代并不奇怪。毛泽东现在的公私生活划分如何，我们并不清楚，说毛泽东的每月薪俸已自动减到三百多元，我们不知道未减以前，他的薪俸是不是超过马连良？但这也不值得宣传作为毛泽东的谦德，我们相信毛泽东在艰难缔造革命之后（这当然不是他一人之力），决不会天天吃鱼翅席享福。毛泽东的伟大，并不在乎他的薪俸大于或小于三百元，而在于他领导中国所走的道路。如果拿了三百元薪水就表示“勤俭建国”，以身作则，那么只拿四十几元薪水或更少收入，一样在协力勤俭建国的广大人民，是不是比毛泽东更伟大些？西哈努克六次访问中国，都有十几万人倾城欢迎，其它类乎西哈努克的亚非国家的领袖，访问中国的一月有多少次？一年更有多少次？我想北京一定有几十万人民，在脱产专做欢迎工作，如果这也算是勤俭建国的工作之一的话。这次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们“口福”是不浅的，据报导：“中共的好收成，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食欲，光是早餐，又是中式，又是西式，都在十道以上。记得从鞍山回到沈阳时，我们是在火车的餐车上吃饭，结果，菜式是两冷盘，四热荤，一汤，一水果。这那像火车餐，简直圣诞大餐的规模。…..”作者还没有谈到“国宴”哩，好吧，这报导我们听着也津津有味了，正是在吃的这一点上，纪德在“从苏联归来”上，特别提到过，他认为这种盛晏，这种优待，这种无数次的干杯，不折不扣正是一种特权，他之去苏联不是要去享受特权，他以为在那里应该已经没有特权了。这种报导让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竟然有些地方颇像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写报导的人，也像纪德一样，正确地部分描写出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只是他们太像纪德所痛恶的随声附和者了。（一九六五、一二、一四）大陆洗脑记之一余鸣盛一踏进深圳桥头，同行中的某君就幽默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已被中共“接管”了。”他虽然强调“接管”两字，但听得出并无恶意，倒是道出了作为一位记者，职业上常有的那种俏皮口吻。事情也确实是这样，从深圳边防站上签证、检查直至在贵宾室享受到第一顿午宴，我们——香港去北京参加李宗仁先生记者招待会的六十多位中外记者，确是被中共如此接管着：给予每个人旅行上种种方便，照顾到每个人生活上饮食上不同习惯，满足了每个记者在职业上采访上特殊要求。唯独对任何记者的思想、信仰、以及写稿和报告，从不干涉。中共甚至大方得这样，如果香港的中外记者，真的从北京发出这样的一些电讯：“长江大桥根本就没有。”“北京城一片黑暗！”“人民大会堂是纸糊的建筑……”北京也不会把这样的电报扣留。当然，同行中人谁也没写过这样的“乌龙报导”。从广州飞往北京，经过武汉上空时，每个记者却争着往机窗口向下看，因为长江大桥的夜景，那一串串灯光，从二千呎高空往下望格外迷人！应该详细写明时间，我们是在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离开香港搭车北上，结果，当天晚上十时二十分，在北京机场的休息室中，王芸生、邓岗等中共新闻协会、记者协会的负责人，已在同我们寒喧了。从香港到北京的距离而能朝发夕至，它须要有近代化的交通工具，这点，中共拥有了。设备先进的机场，喷气式客机，技术熟练的机师和空姐，保证了我们一路上的迅捷、安全和愉快。难怪一到北京，大家都向主人家道谢说：“你们很了解记者抢新闻抢时间的急性子，使我们一路上都没有耽搁。在北京，那怕是听到一句闲话，看到一条标语，遇到一个书面，也能提供我们不少采访内容。在第二天，当我们坐上宽敞的游览车经过长安街总工会办公大楼时，七幅彩色像映入到我们的眼帘，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一个事实显示出，今天中共的领导核心，正是他们这七人小组。“能见到毛泽东等中共首脑吗？““会有机会的！”主人对我们的提问（其实也就是要求），谨慎而又有把握地回答着。事实上，从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一日四天之内，除了陈云、林彪外，据说他俩都不在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全见到了，而且都不止一次。毛泽东，这位被西哈努克亲王称作为世界最大的人物之一的中共主席，却是谦虚的。就在中共国庆节那天，我们都看到了毛泽东那份谦虚。当七十万游行群众，高呼着“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时，毛泽东是微笑地鼓掌；继而高呼“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也是微笑地鼓掌。待到爱戴他的人民，喊出“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既没鼓掌，甚至以严肃沉思的面容来代替微笑。长时期来，外国一些报章，都在毛泽东健康这点上做文章，说什么“毛泽东早已是个衷弱病重的人”。然而，眼前的毛泽东，参加三十日晚的国宴时，他坐在长方桌的主席位，谈笑风生，烟酒不戒，而且还带头步上主席上，向六千位中外来宾祝酒。有位朋友，曾经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六个“非常”的迭句，来形容毛泽东的非常健康。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不久前有位法国名医面见毛泽东时，这名医曾以“尼古丁”的危险，劝告他少抽香烟，结果，毛泽东并不以“尼古丁”为意。他说得好：“孙中山先生不抽烟，倒死于肝癌，而宋庆龄女士抽香烟到现在，依然健康。中国人的体质大概不一定害怕尼古丁。”毛泽东是坚定的，他的头发仍然是那样黑，他的腰板仍然是那么挺。如果说，毛泽东没接受戒烟的劝告，只是生活上的小节，那么，当他坚持带头减薪，人们对这事情的意义，就会想得很深很远。据说，毛泽东的每月薪俸，已自动减到三百多元，而今天中共的艺术家、医师们的收入都倍于此数，红线女的月薪是六百元，马连良是一千元。正是毛泽东自己对“勤俭建国、艰苦奋斗”——中共主要的施政方针之一，以身作则，从根本上就保证了这一方针的贯彻，而且防止了修正主义的传染，资本主义的滋长。“中国是强大了些，但还不很强大……”这是毛泽东最近发表的名言，当时是他对李宗仁讲的，但中共各方面的领导人都已在运用了这句话。而这句话被上下一致的运用，正好反应出中国领导人的气度、胸襟和进取心。于是，在九月廿八日晚欢迎西哈努克的国宴上，我们听到刘少奇亲口讲出中共并没满足现有的成就；在九月卅日晚周恩来主持的国宴上，周恩来的讲话中，再次重复了毛泽东的这句话；在十月一日国庆大典上，彭真又作了一次新的号召，要中共的人民，这迎接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在九月廿九日陈毅外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毅诚恳表示，中国还存在不少缺点，并要记者们别把中国报导得太好，因为太好了人家不相信。事实上，无论在北京，或者其它城市，每次参观访问，接待我们的主人，都要求记者们指出缺点，提出批评。而且如果客人一旦把意见提出了，他们真的在想法改进。这里可举出一大一小的两个例子。九月二十八日，中外记者实地看到从机场到宾馆，北京城几十万人欢迎西哈努克的盛大场面，就在当晚，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当刘少奇主席的面，反而讲出他的意见。西哈努克的意见，其实是感谢，他说，这是他第六次访问北京，想不到仍然受到几十万人倾城式的欢迎，太隆重了，太客气了，反而使他感到不安。使客人感到“不安”，作为好客的主人，自然也就不安了，中共的领导人，也在研究，如果下一次西哈努克亲王和其它国家的元首来北京，是不是一定要把欢迎队伍排成几十里长？是不是可以选择其它的欢迎方式，像由机场坐直升机到天安门，接受群众载歌载舞的欢迎仪式后，再乘车去宾馆，就是一种在考虑中的欢迎方式。怎样使每项工作搞得更好，更富姿采？上述的大例子外，还有个小例子。那还是在北京，当中外记者最先看到“李宗仁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纪录片时，看到影片的介绍中把香港商报总编辑张学孔误为张学礼时，大家指出了这个错误，结果，听说中央新闻纪录片制片厂，在一天之内，就对所有的拷贝，都进行了改正。把“张学礼”再改正为“张学孔”。听接待我们的记协秘书长邓岗说，我们中外记者一行，是在最好的季候中，访问大陆。因为从九月中到十月中，大陆各地的气候差距最平均，从广州到北京到东北以及到上海、杭州，我们都生活在温和的摄氏二十度上下的秋阳里。然而，这次采访，何止是天公作美，屈指数来，我们赶上了中共最隆重的国庆庆祝，我们先后参加了李宗仁，陈毅两次最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我们看见了中共的领袖们。顺便一提，中共的好收成，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食欲，光是早餐，又是中式，又是西式，都十道以上。记得从鞍山回到沈阳时，我们是在火车的餐车上吃饭，结果，菜式是两冷盘、四热荤、一汤、一水果。这那像火车餐，简直是圣诞大餐的规模。事实上，我们每顿都是这样的款待，而且吃的实在好！难怪记者们特别是外国记者们都在对这样的“接管”议论滔滔了。他们将怎样议论呢，外国记者又是怎样来进行这次采访呢？其中听说有个别外国记者还在这次采访中，名利双收，大有斩获呢。这种种，我会在以后再谈。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两极相遇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两极相遇最近热闹了好一阵的李公德邻程先生思远到北京去前进的事，对许多人都发生了很大影响，如“颐养天年论”即是其中之一。我个人因此而引起的感想，也是余波荡漾，久久不绝。今天忽然想起，做人不做便休，要做便得做大恶人，这即是古人所说，不能流芳百世，也得遗臭万年，何况千百年后，由于历史演变，做翻案文章的人，会把流芳和遗臭的价值颠倒过来，大花脸变红脸孔的。不，现在是原子时代，善恶之别，盖棺以后，就要重新估定了，斯大林叱咤一世，三年鞭尸。至于现世现报的例子，更是多不胜举。不过最要紧的，是杀猪杀牛杀得最多的人，一旦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普通人念了一世的阿弥陀，死了也不见得会往生极乐呢。所以养虎成群时代的杨虎，早已成为民主人士，杀共产党杀得最多的李济琛，死后葬在北京的烈士公墓，李宗仁在美国泡了十六年，反共大业已不成气候，一朝觉悟，便有资格去北京“颐养天年”，在女人身上作过许多孽的程思远也附上了骥尾。如果蒋总统受了前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的感召，专机去京，我相信毛主席一定会亲到机场欢迎，北京十多万市民也一定列队路边，欣喜若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了。这是两极相遇，最坏的也就是最好的。大陆上，今天反这，明天反那，反来反去，只是那些老百姓可怜虫受罪吧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早已蜕化，工商界鼎鼎大名人士，都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坚，譬如荣毅仁盛丕华等，其它有港币有人民币的前资产阶级，自由往来港澳大陆，一样吃喝玩乐。现在所谓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是爱作主张，不肯随声附和文化人，和要求过人样的生活，在工作之余，下下棋，集集邮，逛逛公园，闹闹恋爱的小市民，或者乡村里想多积五斗粮的泥巴子，可是一超过了某一限度（这限度大有伸缩余地），便变成玩物丧志，资产阶级思想作崇了。可是只要你是一个大特务，一个代总统，那么一朝觉悟，在花港观鱼，在怀仁堂吃饭，都要打专电，拍照片，作起居注，报告行踪，不必有思想斗争，不必去乡村作劳动锻练，早已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化”了，将来还会在政协会代人民发言哩。我们真要像有一时期儿子大义灭亲成了风气，有人恨自己老子不是反革命一样，怕解放前的军阀官僚特务们不肯来归，以致北京的热闹气氛会冷落起来，我们也无法时时欢欣鼓舞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我们都成为玩世主义者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我们都成为玩世主义者有一句俗语：“滥木头氽到一条滨”，意思是说坏人总归在一起。又有人这样说过：“这种政治垃圾，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意思是垃圾只能滚到垃圾桶。这种话当然是形式逻辑。按照辩证法：滥木头会成栋梁之材，政治垃圾有一天会到北京去做上宾。政治是非常严肃的事，可是有一句话叫做“玩弄政治”，可见极严肃的政治，在某些政治家手中，是可以玩弄一下的。列宁决不玩弄政治，你如不服，请举证据。斯大林自然是玩弄政治的能手，他可以让革命家一个个公开自承为反革命者，罪名的荒唐，简直使人怀疑到人性究竟是什么，革命究竟又为了什么？（他又可以和希特勒同盟，称松冈洋右为道德的共产主义者。）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使得许多人变成玩世主义者，“颐养天年论”就很有这种味道。我们都不是左派分子，不是革命者，但对待政治总觉得是很严肃的事，几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巨变，不让任何人旁观着说风凉话，不管消极的或积极的，对于政权的更迭，统治者的上台与下台，总也默默的有一个是非爱憎的标准。但现在这种标准似乎动摇了，除掉什么都举手的左派人士，我们，有时爱谈谈国事，即使批评也从好心好意出发的人，禁不住只能躲在玩世主义的空壳子里，来对付使人笑不出来的某种现实。廖文毅回到台湾去了，发还财产，取消通缉，这事并没有引起人们任何兴趣，反而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即使廖文毅不回台湾，政治上也不成什么气候。德邻公思远先生到北京去，本来也是极普通的事，谁愿意到北京去光观，共产党也未必个个当反革命分子看。可是一下飞机便发表宣言啦，满面笑容的接见照片啦，在“国宴”上的一长串陪客名单啦，时时陈列出来的从前清到满洲国的一块末代皇帝活照牌啦，这一切都只能使人发生一种感想，不多不少，是一剧玩弄政治的把戏，因为这把戏演出在理应严肃政治的北京，于是我们实在要笑笑不出。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北京市民的欢迎行列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北京市民的欢迎行列新中国现在正走在历史前头，虽然说不上“万国来朝”，每年到北京访问的各国政要，少说也要有十余起，尤其是十月一日国庆节快要来临，招待外宾自然更多了。非洲新兴国家首长的访问新中国，似乎每次都有热烈的欢迎场面。民众夹道，旗帜招展，有时还有化装的歌舞队伍，扭揑作态。在报纸上，画报上，和纪录片上看得多了，有时不免要想，北京的民众似乎很有闲，也很有兴，他们到街头来列队完成欢迎任务，当然出于衷心的对贵宾的敬意。但有时又要多想一层，这些民众当然经过组织选拔的，也许是从各工厂各学校各里弄各公社中选拔出来的，不知是否轮流出席，还是专门预备有一部份人做这工作？因为无论如何，这种欢迎工作虽也是工作之一，却总是暂时需要脱产的。在紧张的社会主义生产中，经常有一部份人脱产去做欢迎工作，虽然基于国际礼貌上的需要，却不知参加欢迎的群众心理究竟如何，有假期一样的愉快？有瞻仰伟人风采的好奇？有节日游行的轻松？还是有站在原地引领等待的焦急与倦怠？新中国的群众运动，如示威，庆祝或纪念历史性节日，体育竞技……都能激发万众一心的精神。至于在解放前的群众运动，那都是惊天地动鬼神的悲壮运动，作者青年时也曾参加过这些运动，那时的心情是忘我的，有面临危险而不惧的，慷慨赴死的同仇敌忾。有群众的地方，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仪仗队式的欢迎群众，即使口号喊得多热烈，旗帜摇得多起劲，舞姿多美妙，锣鼓多响亮，我个人在看画报，看纪录片看得次数多了之后，也不禁起烦腻之感，不知参加欢迎行列的群众，在一次接一次的任务之后，是否也有当成活背景的被动感觉？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也谈人生道路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也谈人生道路本月二十二日，某晚报在《漫谈宝莲灯》一文的开头说：“林黛已长眠地下，她的父亲程思远仍然健在，并且随同李宗仁回到北京，回想去年‘白发人祭黑头人’，是为人生之一惨事。两父女之际遇，竟是如此的有别，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人生的真理——选择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是十分重要的。”话说得很对，程思远以至李宗仁到了北京，算在宦海浮沉了大半生之后，现在又到另一真理所在的“宦海”去优游了，这是值得恭喜的事。（程思远李宗仁不会万里迢迢到北京去做老百姓，这是不必说的）。至于说到父女俩的际遇，使我回忆到十多年前林黛初入电影界的往事，当年林黛是十七岁吧，因为几张相片，让本港一间左派电影公司的负责人发现了，几度接洽之后，和这公司订了三年合约，但是久久没有上镜头，变成了照片明星。后来忽然在某左派报上登载了一篇攻击文章，作者是当时香港的左派文人头头司马文森，矛头指向程思远，实际受打击的是林黛。主要的论据是不让官僚余孽利用子女混到前进阵营来“捞”。据说在公开攻击之前，电影公司当局申请让林黛进读书会，不准；申请到北京学习改造，也不准。前进之路既断，那公司的负责人也爱莫能助了。后来林黛受到一些人的怂恿，另谋出路，以后的事众所周知，不必细述。当时曾有一位不平则先生，写过一封公开信给司马文森，登在某晚报副刊上，大意是说：“你们向来主张把鬼变成人，现在为甚么对于这样一个被弃的女孩子采取灭九族态度，把她老子的罪恶算在她头上，绝人自新之路……”不消说，这种义愤是于事无补的。林黛被“迫”走上一条最容易的路，凭她的年轻漂亮，终于崭露头角，名利双收。在过了十多年浮华生活以后，并非意外的用自杀手段结束了短短的一生。说句公平话，出生于官僚腐化的家庭，生活在金钱万能的香港社会，即使凭十个司马文森，要想教育她，拉她上“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还怕不易为力呢，何况利用种种绝对的优势，去对付一个毫无抵抗的女孩子，那能不使她轻易地走上“一条不正确的人生道路”？司马文森如果有一天在北京遇见了程思远同志，在祝贺他“新生”之余，不知对自己以前做过的业绩如何想法？林黛是可以死而无憾的，她虽然被迫放弃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可是让老子在写了《我的女儿》之后，能上北京去找另一“际遇”，至少十多年前自己要求前进的初衷，终于由老子去实现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铁幕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铁幕“铁幕”这个名词，据说是丘吉尔发明的，这个名词专用之于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当然是铁幕国家，但铁幕背后其实并无什么新事物，在人们早已指出斯大林残杀同志的历史性罪恶时，认苏联为铁幕国家的人，却正相信斯大林指控的被残杀者的罪状。中共自然是新的铁幕国家，但只有不事深思的浅见之流，才认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动是不可解的，因而是隐在铁幕之后的。有人说香港是民主橱窗，其实香港只不过是大陆之窗，香港展览的民主有多少民主成分，这在安于香港生活的人，本来并不去考虑的，许多人既不愿去大陆，又不能去台湾，自安于在香港做一个顺民，那还该要求些什么呢？但确实可以从香港这窗户瞰见大陆的生活一般，即使你自己不愿去大陆，从大陆来往的人目之所击，因而你自己的耳之所闻，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暴露的一清二楚。铁幕倒是没有的，有的是观察家自己的目翳和耳翳，或者色盲和重听，或者硬要用一把旧尺去量新事物，因而格格不入。最近读到了台湾向香港销行的许多书籍，让我们对于这个“小朝廷”稍有了解。因为除非有资格去拜寿的人，我们这种老百姓要去一趟台湾，确是难于登天的。由于人为的隔绝，使人们对于台湾的了解非常模糊，现在从出版物方面也可以用文化这支尺去量量台湾的社会面，首先使人觉得，似乎台湾对于大陆的生活，从政治到民生，都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对什么都按上一个“匪”字就算了，毛泽东不必说，文化人如卞之琳、盛澄华，演员如梅兰芳、马连良都得按上一个“匪”字，“匪”，区“匪”民，九百五十万平方里的“匪”区，六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匪”民！我们知道属于“匪”的言行，自不准和正统牌的老百姓接触的，匪类太多了，五四运动以后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化人都成了“匪”，所以台湾一概禁止印行属于那时代的所有代表性的书籍，对于台湾的青年，那个重要的时代是一片空白，腰斩了这个时代，台湾的文化当然奄奄无生气了。本来没有铁幕的，自己铸一重铁幕，自己躲在铁幕之内或罩在铁幕之中，连精神都解除了武装，还有什么资格去反对人家！（一九六O、七、二O）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盲人摸象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盲人摸象反共人士都说共产主义国家隐在铁幕或竹幕背后，这种说法实在是似是而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严密，应有的弱点不易暴露，抱着敌视心理的人，觉得难以从中找到可以幸灾乐祸的事实，于是就认为铁幕或竹幕深垂了。但有等观察家实在是非常盲目的，于是对于他们所谓的铁幕国家，连要找一个攻击的借口，也如盲人摸象，不知所云。我简单的举个例子，最近买到了台湾出版的文星丛书，其中有一本书“文坛窗外”，作者是留美硕士，现任报馆总编辑，这样高级的文化人，照理对大陆的情况，即使有许多不了解，至少对于不难获得的材料，总不至连普通起码的审察都成了问题的。他在《谈禁书》一文中，极力推崇纪德，因为过去翻译纪德著作的人都在大陆，如卞之琳、盛澄华等人，所以连带有关纪德的译作，在台湾就干脆不能发行，这种禁止的理由，我们只能说台湾当局的头脑不清。但由此文引起我好些感想，作者说“盛匪澄华”做了上海第二副市长，这明明把盛丕华其人硬派做纪德的译者了。上海的市长是谁，这不是什么秘密，台湾的高级文化人如此夹缠，一方面可见台湾文网之密，“铁幕”之厚，和对于“敌”情了解之浅；另方面可见从作者到出版者都是志大才疏之辈，他们居然写出和印出这样的书，要想对于“反共”大业有所帮助，真是痴人说梦了。在斯大林如日中天的时代，纪德冒着给昨天的朋友围剿的危险，写出《从苏联归来》是他，有勇气揭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他，指出托派不是反革命匪徒，而只是一种批评精神。今天，在过了许多年之后，纪德的锐利观察显出了历史的真理，但是他的书在共产国家固然是禁书，在与共产主义为敌的台湾也是禁书，你要想那批反共志士不去盲人摸象，如何可得！（一九六五、七、九）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人性论和《第四十一》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人性论和《第四十一》非常奇怪，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交恶时，攻击修正主义的主要是苏联，现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交好了，修正主义的恶名，主要是中共加之于苏联和南斯拉夫，现在则扩而大之，保匈捷意都包括在内了。我们没有兴趣跟随在赫鲁晓夫或毛泽东的后面，用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这种名词对人乱指一通，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政治也是没有研究的，所以对于现在共产主义国家之间那种势成水火的争吵，只能站在一边，希望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争论不至于会导致战争，如果有，那一定会比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凶恶万倍。但我们对于文艺是有偏好的，所以什么是修正主义的文学论，什么是教条主义的文学论，倒值得研究一下。中共刊物上对修正主义文学论的攻击，主要是归结到“人性论”的。我们知道因人性论的罪名在文学上被判为有罪的，前有王实味，后有巴人。他们被攻击为“人性论”的观点，在乎不满意中共文艺政策中那种狭义的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中国地道的土的“人性论”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没有关系，但据中共刊物上指斥的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主要内容也是“人性论”。“人性论”是说除掉必然的阶级性外，还有作为人的一面，共通的人的一面，人不是“神”，不是永不错误的，人会在矛盾之中动摇，即使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也会在矛盾之中动摇的。反对人性论的说法，则认为描写人的矛盾动摇就是混乱阶级意识，它只能允许描写两种人：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我因此想起苏联初期的文学作品来，《第四十一》这篇小说，到现在仍是被人尊崇的，拍成的电影似乎在香港也上映过，看过的人一定不少，用来做例子也许会得许多人了解。话说一个女红军马柳特迦奉命解送被俘的白党军官到总部去，过海时遇到大风浪，船沉了，同伴死了，剩下她和俘虏二人漂到荒岛上，在鲁滨逊式的生活中，两个敌人相爱起来了，后来遇到白党的船来救，军官欢喜得大叫：“乌啦！……我们的!......我们的！……”这一下马柳特迦记起了自己的责任，从后面一枪把中尉结果了，然后抱着他大哭：“我的心爱的！我干吗了呢？你醒醒吧，我的心爱的蓝——蓝——眼——睛——的！”这样一个故事，从来没有人骂她是“人性论”的，但是确实描写了人性，也描写了阶级意识，作为人，他们在某种环境中相爱了，作为阶级人，在无可调和的紧要关头，仍作了生死的斗争。还记得鲁迅译的“毁灭”，里面的主角莱奋生，在重要关头也表现动摇的，因原书不在手里，不能征引了。上述两本书现在买得到，没有人指出该两书的作者犯了人性论的错误，文学和政治自然有关系，共产主义国家的文学，也不可能为别的阶级服务，但为什么描写人物的动摇和矛盾，便犯了人性论的罪名呢，难道在阶级社会中，人就是那样纯净的吗？共产党员也决不会蜕变的吗？在文学中描写出来的无产阶级和党员，一定都是没有“错误”的“神”吗？神是不会有错误的，但神也是没有甚么生命的，被人膜拜的对象，越不错误，越成为神话人物。斯大林一从神座上跌下来，便变成魔了。神与魔都是中世纪基督教产物，从中世纪觉醒过来的主要是“人”，批判地继承了历史成果的自命为进步阶级的共产党，恰恰丢弃了“人”，创造了个人崇拜的“神”。（一九六二年）（按：果然《第四十一》的电影，不久在大陆被指明批判为“人性论”的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循名求实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循名求实最近接到了国内农村亲友的来信，摘录如下：“现阶段与以前大不相同，不论生产上和贸易上有了很大变化，农民有了自由，都能自觉自愿的生产，自留地也多了，粮食要比去年多了，以后可能田地要分到户。现在街上的黑市东西很多，像肉和粮食方面的东西，自由市场上摆得满满的，做买卖的小贩也不少，就是没有吃食店。在经济上有了困难，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政府发不出布票，在一年中只发了一尺六寸，只可做两双鞋面……”这封信是纯粹农民写的，他不会对人民公社的组织有什么理论的分析，只是按照实际生活的变化，把农村的经济关系描述了出来，至少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出几个结论：一、“农民有了自由，都能自觉自愿的生产”，这两句话说到了农民阶级的本质，因此过去的人民公社是失败的，是违反农民的经济要求的，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际经验问题，农民本身就能说得很好，一语破的。二、“以后可能田地要分到户”这不仅是农民本身的愿望，而且是自留地扩展后必然会走到的结果，这是人民公社名存实亡的最主要的关键，是向解放初期土地农有的必然后退。三、“黑市公开，肉和粮食很多”这都是自留地的产物，但乡村黑市物资供应增加，并不是供农村人口消费的，因为大家有自留地，大家会有多余的肉和粮食。他们需要的是和城市工业品交换，促进城乡交流，现在已成为小商人小贩的工作，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成份，很容易使人想起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四、“一年中一个农民所能分配到的布票是一尺六寸，只可做两双鞋面”，这显示出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的严重失调，一部份由于天灾，一部份则是厉行三面红旗的后果。现在乡村人民公社实际上已变了质，农民受到生产的刺激，原料供应一定会增加，但在短期内怕仍不可能满足农民的最低限度需要，所谓最低限度需要，起码要让农民每年能做几套衣服。我不想在理论上推论人民公社的得失，只是依据实际材料得出结论，让读者明白某些人保证人民公社一定成功的说法如何武断，如何循名而不求实！（一九六二年）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越共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迫害（《社会主义组织者》，198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越共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迫害
《社会主义组织者》1987年
1946年当胡志明亲赴法国与法国政府商讨越南未来的地位问题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及他们的同情者向胡质问了有关谢秋收（TATHUTHAU）死亡的问题。其间，胡志明与我们的同志进行了三次讨论。
第一次是同丹尼奥·高利连（DANIELGUERIN）进行的。高利连是历史学家及作家，在30年代还年青时是谢的好朋友。高在他的《为被殖民者服务》一书中把他与胡志明的谈话重点写出来：“1946年当胡志明还留在巴黎的时候，我与他进行过一次冗长的讨论。不过，为越南的解放与呼吁而带来的喜悦，不仅被意识形态上的歧见的阴影所遮盖着，而且也因怀念谢秋收而感到不安。一些在胡志明周围的狂热斯大林主义者指责这前西贡市长为‘托洛茨基基主义者’，把他暗杀了。‘他是爱国的，我们很为他难过。’胡志明很真诚地对我们说，但他立即补充，‘但任何不服从我所决定的路线的人，将会被革除’。”
第二次讨论是同我们的同志罗道夫·柏拉格（RUDOLPHPRAGER）进行。柏是“国际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人物。一篇讨论摘要题为《谁杀害了谢秋收》，在1946年7月19日的《真相》刊登出来。另外一篇题为《印支——谢秋收暗杀案》也出现在《第四国际》期刊（1946年8-9月号）上。
经过40年之后，我们访问了柏拉格现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及对胡志明需负起这件罪行的责任有什么意见。他这样回答：“1946年7月，胡志明在巴黎酒店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将印支同法国联盟结合的政策介绍出来。我在会议大堂的出口等待着他，并在与他讨论中介绍我自己为‘国际共产党’的书记处成员。我以运动的名义要求他就谢秋收的死向我们清楚交代。他答称他‘就谢的失踪感到非常难过’，因为谢是一位‘没有瑕疵的革命家’。关于他的死，胡称没有任何资料，因为当时国家的情势非常混乱及难以控制。”
“来自当年越南的一些消息指出，越盟胡志明政府在全国组织过杀害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行动。可惜我们未能从印支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方面取得直接消息，并同他们失去联络。在缺乏确凿证据证明斯大林主义者在这次事件中需负上责任的情况下，我们有很多揣测，于是建议越盟胡志明政府成立一个由法国及印支工人运动代表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真相，使对这件事件能有清楚的交代。可惜我们的努力是白费了。”
“第三年我们收到来自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一些报告，也有一些成功来到巴黎的同志（例如有刘倩行LUUSANHHANH，赵山TRIEUSON，香思晚LANGTUVAN等）提供资料，证实了我们的担忧，证明了越南斯大林主义者应负上责任。”
现在我们知道主使杀害行动的人在越南共产党内占据重要位置，而且该行动在全国同时进行，清除显示出这是一次一致的行动，同时亦只能由党中央的决议来决定。另外，1960年在河内出现的一份官方刊物《八月革命》对这些行动做过解释，以及刊载一些报导关于在多个省份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的清算行动。
就胡志明对托洛斯基主义者进行的污蔑运动——形容他们为“间谍及罪犯”，及对胡志明就这件罪行应负的责任是不能给他个人的宽恕的。1939年，胡志明已主张有需要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政治性消灭”。从政治性消灭到实际上的消灭，只是一小步。
第三次讨论是胡志明与黄青智HOANGDONTRI进行。陪同黄青智的还有黎云LEVAN同志。黄青智是巴黎中央学校的工程师，黄青云HOANGDONVAN的兄弟；黄青云是1945年越盟胡志明临时政府的劳工部长。黄青智同秦印寿TRANDUCTHOO及黄春满HUANGXUANMAN等是在1944—45年于巴黎组成的“旅法越南人民全体代表大会”领导层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代表大会与1945年10月19日被法政府颁令解散，理由是他们争取越南独立。像黎云一样，黄青智几年前放弃了政治活动，他发表的声明也少涉及争论性问题。
“1946年当胡志明来到法国时，我以代表我的同志的名义要求与胡志明主席面谈。”
“在讨论各方面问题之后，我直截了当地提出我当日出席所要发问的主要问题：‘主席，我是谢秋收以前的学生，而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之中最好的一位，他热爱越南人民，特别是热爱穷苦人民及被剥削阶级。他为何被杀？他被谁所杀？’”
“主席一时感到惊奇，因为从未有过越南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答道：谢税收TATHUETHAU？（他将谢秋收读成谢税收，我也不知何解）。对，他是一个好人。他被错误地杀害。为什么你会提出这个问题？在这困难的时期，有成千上万的人民死去，为何只集中在一个人的死亡的问题上？为何要在我们斗争的人民之间挑起不安和分化？”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87年5-6月号 |
戈文丹：他们不能摧毁的革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相关阅读：托派人物小传
他们不能摧毁的革命家
戈文丹兆立译
吴文（NgoVan）《他们不能摧毁的革命家：争取中南半岛的第四国际1930-1945》（Revolutionariestheycouldnotbreak:ThefightfortheFourthinternationalinIndochina1930-1945）。伦敦IndexBooks1995年出版
《他们不能摧毁的革命家：争取中南半岛的第四国际1930-1945》封面
吴文（NgoVan，1912-2005）
《他们不能摧毁的革命家》是一本生动地记载1930年至1945年之间在越南蓬勃生长的斗争的书，特别注重托派积极分子的角色。
它对越南共产党的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简称印支共）的起源和后果有了新的描述。
一个民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混合物，印支共是苏维埃官僚层的扭曲、转折的忠诚追随者。在对抗法国、日本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印支共不但没有领导群众，反而远远落在工农的觉悟之后。
当胡志明在中国国民党──它不久前与地主资本家建立良好关系并屠杀上海广州的共产党人──寻求帮助的时候，一群越南政治活动分子来到法国接触了托洛茨基主义。其中一人是陈藉秋（1906-1945，越南名字是TạThuThâu，又译作谢秋收、谢秋杜）。
从1933年开始，陈藉秋及其同志们活跃在西贡政坛上。当局屡次宣布选票结果作废，逮捕、拷打这个团体的成员。
“斗争社”及“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托派分子们散播了真正的影响，特别在交趾支那。他们组织了数以千计的战斗分子，而且根据殖民记录，在城市工人阶级中，托派比印支共还要受人爱戴。托派在农民中也植了很好的根。他们的文献显示他们对农村的苦情与革命潜力非常注意。这里并没“低估”农民。
在1945年8月的“微型革命”中，斗争社出版了一份日报，一次印刷的份数超过15,000份。
胡志明对他们的增大的声望感到不安。虽然他的支持者在1934年至1936年之间曾与托派合作办了一份报纸，他在1939年却写信给共产国际，说“在政治上消灭”托派的日子不久就要到来。
1945年9、10月，他实现了他的诺言，逮捕、残杀了他们的领导人，包括陈藉秋。这次镇压摧毁了这些团体。在越南残存的少数人别无选择，只得放弃积极的政治活动。
在组织上、政治上与这些争取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的共产党的英勇战士们的连续性，现在是由一群在法国出版《越南记事报》（ChroniquesVietnamiennes）的同志所维持。
吴文值得我们诚挚的感谢。作为这些事件的一位目睹着、参与人，他恢复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被遗忘的篇章。
这些观念的恢复，是在今日越南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必不可少的部份。吴文的这本书帮助了那个斗争。
译自《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Viewpoint）270期,1995年10月号
我梦见我梦见我录入 |
我们的立场——越南托派1945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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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立场
——越南托派1945年文件
本宣言由第四国际越南支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CL）临时中央委员会在1947年7月8日通过。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在对待1945-47年间各种事件的立场上，要比其托派对手——“斗争报”派（LaLutte）更广为人们所知。除了前面吴文雪（NgoVanXuyet）的叙述，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是署名为“Lucien”的一篇文稿。Lucien在1947年逃亡法国，并在那里与来自越南的工人们并肩作战，1954年他返回西贡，1982年死于肺结核。我们之所以拿出这篇文稿，就是想反驳StephenJohns的观点，他在《斯大林主义和越南的解放》（StalinismandtheLiberationofVietnam,FourthInternational(WRP),Volume9,no3,Autumn1975,part1,p119）一文中认为：“越南托派从未写过任何关于西贡事件的评论”。
其他资料中，JohnSharpe在《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该文章主要参考了1973年《工人先锋》上的一系列文章）的观点和StigEriksson，都认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认识。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批判了“斗争报”派与越盟保持一致的做法，坚持了自己独立的立场。它认为号召人民武装起来抗击卷土重来的法、英占领军，最重要的就是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组建了工人民兵，并尝试建立了一个双重权力机构（asystemofdualpower）反对两大盟国：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其中有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30名骨干。他们支持革命应该更进一步：废除财产私有制，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从下面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在1945年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和“斗争报”派在认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特征上并无二致。托洛茨基引用了“斗争报”派对“十月”派（一个越南托派组织，是ICU的前身）的评论，认为它是一个“中间派”。
本文来自于第四国际联合秘书处的档案（编号为：Donno69546',FODRs445），在此，我们深表感谢。本文也是首次被译成英文。
I、1945年8月伴随着日本法西斯统治丧钟的敲响，越南革命开始了。
越南爆发革命的时机是在占统治地位的日本军事当局陷入混乱后，盟军尚未登陆越南前。革命的原因也很经典：a）人们再也不愿意继续数百年来屈从于法国帝国主义的奴役生活；b）上一次“最后一战”（wartoendwars）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1945年大饥荒中在东京地区就有200万人饿死）；c）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d）越南人民亲眼目睹了貌似强大的法国帝国主义在德国人、黄色的日本人以及越盟的进行下，遭到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
II、越南革命的参与者可以说包括了社会各个阶级与阶层，以及所有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与文化组织。西贡与和河内还爆发了人数过百万的盛大游行示威活动，情景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那样，大街上旌旗满天。虽然工人和农民的庞大人口数量是越南革命的基石和无穷力量之源，但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地主、甚至包括保大皇帝（现在是公民“阮福永瑞”）和众多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了这场革命。
越南革命是真正的民族、民众性革命。
革命中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设有自己的政府、国民议会、军队和金融机构。
III、（A）但由于印度支那共产党这一实力最强、组织最好的政党在越盟中占据领导地位，该党中的一个“阶级集团”（a`blocofclasses'）的政策就决定了越南共和政府的政策，它基本上保护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保护财产私有制（包括法国殖民者的财产），维护民族统一，建立资产阶级式的议会、金融机构和海关，军队、警察和官僚集团被用来保卫私有财产。所有这些举措都被冠以“建立独立民族经济”（显然是资产阶级式的独立）的帽子，以求摆脱世界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
针对小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为他们在议会、行政机关、警察局、军队、商业、农业和外事部门等领域保留了众多的职位。
广大的劳苦农民则没有获得土地和任何实际的东西。虽然说政府将会改革佃农制，但私人土地所有制却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对于力量微弱的工人阶级，共和政府只是颁布了少许的劳动法规。
然而，越南的资产阶级被证明是先天发育不良的，法国帝国主义的“工业合作”政策、贸易公司以及印度支那银行的大种植园，从未允许越南的民族工业自由地发展过，资产阶级就像农村里的乡绅一样，紧密地依赖并服务于法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越南共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政策显然是不可操作的。
这样以来，经济上的、进而政治上的独立就只不过是一个空想。土地革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都没有解决；斯大林派战略家们的梦想落空了，而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
更为甚者，他们已经破坏了这两大任务。
（B）事实上，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印度支那共产党只是采取了奴颜婢膝的懦弱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后，他们迅速地通过一次大胆的政变夺取了东京地区的权力，并对外摆出民主的姿态，吹嘘自己是站在民主的盟国一边，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他们天真地认为中（国）--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对其敞开怀抱，并将按照大西洋宪章的规定赐予他们以民族独立。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格雷西（Gracey）将军向肥胖的勒克莱（Leclerc）的首批军队敞开了南玻（交趾支那）的大门，大英帝国给了他们30亿法郎的援助，任务就是拿下越南和印度支那。
群情激奋
面对这种形势，人民群众也受到了革命组织（极端民族主义的或国际共产主义的）的影响，虽然他们曾在斯大林派的领导下习惯了高呼“好啊，盟军！”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开始有意识地组织起来。
他们本能地想到要把自己武装起来：削尖了的竹竿、弯刀、砍刀、斧头都成了斗争的武器，还有一些从日本兵那里偷抢过来的枪械。人们很快就组织了民兵和革命人民委员会。农民开始夺取土地，工人开始占领工厂；但主要针对的是法国人的财产。
但陈文教（TranVanGiau）、阮文绍（NguyenVanTao）、杨白梅（DuongBachMai）领导的南玻政府委员会坚决地制止了这些革命措施。这三个人都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武装人民！这就是托派对待盟国的态度！民兵们被迫把包括削尖了的竹竿等武器交给了南玻政府委员会，政府又将这些武器转交给了日本兵。因为英国已经委托日军暂时代管当地的法律与秩序。建立革命委员会！托派的另一个呼声！现有的机构只有行政委员会是有必要的。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这是托派的进一步要求。
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派领导人一直都在压制群众的任何主动性，破坏捍卫民族独立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条件。
他们的敌人就是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这些人都是第四国际的支持者。在抗法战争的第一阶段，他们很多人就因捍卫穷苦农民的利益，而被斯大林派的领导人所囚禁、暗杀或交给以格雷西为代表盟军。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河内也有许多第四国际的骨干被从肉体上消灭，为什么斯大林派一定要确保对第四国际的清算了。因为这是他们维护自己权力和向帝国主义献媚的必要条件。
（C）尽管如此，他们（斯大林派）还是被第一批法军赶出了首都。他们的“朋友”格雷西丝毫没有帮助他们，因为他一直都没有让他们识破他的阴谋。斯大林派不放一枪一炮就让出了西贡，把人民留给了敌人，……也留给了革命的同志。
愤怒于斯大林派政府的逃走，人民群众在自己身边找到了领导的核心，于是西贡城内到处都是抵抗，以致血流成河，震惊世界。
（D）从惊慌失措中恢复镇定后，我们的斯大林派部长们就像他们从国民党那里学到的那样，试图重新夺取抵抗运动的领导权，并继续暗杀忠于革命的同志。但他们的政策总是投降、再投降。
首先，他们在南玻地区与格雷西将军的谈判拖延了时机，使得法国援军赶到；其次，3月6日达成的协定，他们以法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为条件，向勒莱克的军队敞开了东京地区的大门；最后他们不顾革命反对派的警告，使得Moutet-D'Argenlieu-Leclerctrio利用这次暂时的妥协占领了东京和安南。斯大林派的所有政策都背离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事业，他们不断地玩弄着帝国主义的游戏。
IV、尽管现在有效而猛烈的抵抗仍以游击战（这是最久经考验的斗争方式）的形式继续进行着，敌人还是重新占领了几乎所有的中心城市和战略要地。当然，敌人也为此精疲力竭。法国国内危机重重，金融混乱、食物短缺、工人罢工以及内战的威胁。法国的经济能力不足以继续维持一个25-50万人的远征军来完全征服越南，法国其它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应该并且也肯定会迫使法国政府主动和胡志明政府谈判。但在我们看来，胡志明只是莫斯科的奴仆，只会顺从法国的反应并美国的指挥，他根本没想从谈判中获得什么。要知道越南的领土正被中国和美国所觊觎。另外，越南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最后一战”（wartoendwars）的基地。
这样一部分资产阶级由于害怕自己被“焦土政策”（房子和工厂被烧掉，稻田被荒废，贸易和商业被终止）所毁灭，害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强制征用粮食、财产和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冲击，没敢回归故里。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则回到了自己的领地，他们以阮海清（NguyenHaiThan）、阮松三（NguyenTuongTam）和阮文山（NguyenVanSam）为代表投靠了前朝皇帝保大来跟美国人谈条件。他们系统化地组织起来并鼓起了勇气，公开对抗越盟的“民族统一阵线”。
与之相呼应的是一场规模更大的斗争，美苏两国在前线已经公开冲突，使整个西交趾支那充满了血腥味。因此，越南的灾难仍将继续，现在看不出任何解决的方法。
然而，越南的工人和农民的态度是确定无疑的，他们既要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法兰西联邦而战，也要为自己不再受剥削和奴役而战，他们是不会顺从中国和美国的意愿的。他们已经显示出对胡志明集团的不满和对“清三山”（阮海清、阮松三和阮文山）集团的反感。
东京地区的“越红”（VietHong）组织据说已经成为了抵抗运动的革命组织。实际上到处都有抵抗到底的组织。
满意
在任何情况下，谈判都可能会发生。即使是政府间的联合也只能暂时地中止双方的敌对态度，当然这种现象确实也没有可能出现。
但是，既然各方都没有做什么实际的工作来满足已经武装并组织起来的人民的深切期望，那么斗争就还将继续下去。
V、那么目前针对越南革命来说，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政治或工会组织采取了怎样的政策呢？
斯大林主义党（theStalinistParty），它已经严重背离了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权以及与发达国家脱离的民族权利，竟然希望看到法国的三色旗继续飘扬在其所有的海外殖民地上空。他们由于与Bidault-Moutet及Ramadier-Moutet政府的合作而显得无足轻重了。它在投票支持印支战争时的显示出来的克制并不能洗脱其国防部长的背叛行为。它对胡志明政府的支持也只是象征性的。越战持续的时间越长不就越能恶化法国的金融状况吗（每天有1亿多的法郎要花在对越南的远征上）？最终至少也会使法国卷入另一个“叙利亚-黎巴嫩”式的危机中。斯大林主义党的政策将会使越南受困于一个服务于法国“繁荣强盛”的法兰西联邦体内，从而使越南继续面对勒莱克、印度支那银行、橡胶种植园主等等的统治。
陷于困境中的法兰西帝国的荣耀，再也找不到比斯大林主义党更好的防御工具了。斯大林派的阶级合作政策和Millerandism难道不是已经永久地背叛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了吗？
社会党，在人民阵线成立十周年之际再次成了一个组阁的政党，也再次完全暴露了其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即使是最老于世故的巴黎的《大众报》（LePopulaire）也不得不承认Bidault、勒莱克、D’Argenlieu、Moutet及其自己的Ramadier已经事实上结成了一个极好的利益共同体。社会党的本质就如同第四共和国一样提倡的是议会主义，它的作用就是让法国的劳动人民心情舒畅地认可越南的价值并支持这场战争。历史总会有一天告诉世人Moutet和Ramadier从西贡的Ganny、种植园主以及其他骗子手中收受了多少贿赂。我们必须要正确区分不同人的责任，但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却只有战争。
Pivert-Rous趋势派（thePivert-Roustendency）是法国社会党的左翼，它确实是在反对其阁员同志们的机会主义政策，但其目的也不过是寻找一条能更好实现帝国利益的策略。Dechezelles不是在想加入斯大林派以便劝说胡志明政府同意越南留在法兰西联邦内吗？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一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个由第四共和国主导的“法兰西联邦”，对于我们和工人阶级而言，除了是一个剥削与被剥削的联邦而外，还能是别的什么呢？
至于法国总工会（CGT），其领导人完全听命于社会党和共产党，也完全放弃了支持殖民地人民解放事业的责任。这样一来，我们还能从一帮教士（Jouhaux-Racamond-Frachon）那里期望比CGT更好的态度吗？
面对越南革命，法国所有伟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则要么强烈抗议法国政府，要么直接支持越南的革命事业。
很遗憾LaRevueInternationaliste只是一个学生业余组织。
只有国际共产主义党（PartiCommunisteInternationaliste）采取了无条件支持越南革命的立场。只是目前它还没有拿出具体的方案。
VI、至于我们“国际共产主义同盟”，我们发誓坚持布尔什维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优良传统：永远坚持我们自己的不断革命理想。我们认为越南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革命来实现。换而言之，如果我们继续留在法兰西帝国框架内，越南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和土地革命，只能在法国（或其他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卵翼下才可能实现：这一革命将促使所有被压迫地区的人民把民族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最终建立起一个“法兰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因此我们现在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口号——“法兰西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如果越南的革命将来停滞不前的话，那就是因为在发达国家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
对于那些相信可以通过与法国进行谈判（无论有无其它国家的调停）来争取越南民族独立的人，我们要说：越南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就必须团结国内的工人和农民，联合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并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相呼应。
最后，既然法兰西帝国主义只能依靠蹂躏亚非被压迫民族，并在国内强化军事或法西斯独裁，那么它就将陷入社会主义和军事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两难困境。这样看来，我们的任务就不是为了追求某种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式的独立，而阻止目前的抵抗运动。相反我们应该坚持持久抗战以加速法国的全面危机，从而支援马达加斯加和摩洛哥的革命，并等候法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为革命由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
吴文雪：越南托派领导人——谢秋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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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革命史》杂志第三卷第2期
越南托派领导人——谢秋杜（TaThuThau）[1]
吴文雪
（NgoVanXuyet）
在英国，让越南斯大林派面对谢秋杜被暗杀一事的第一次记录是在1969年9月13日。当时“越南团结运动”（theVietnamSolidarityCampaign）在伦敦组织了一场纪念胡志明的大会。在会上，国际社会主义党（现改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克里斯·哈曼（ChrisHarman）在其演讲中首次讨论了谢秋杜被害一事，结果导致斯大林派的代表走下讲台一事抗议。当时会场一片混乱。
关于这次会议，有一位现场目击者的记录出现在戴维·维吉瑞（DavidWidgery）的《1956-1968年的英国左派》[2]一书中；国际秘书处对此次会议的记录发表于1969年9月18日的《社会主义工人》（SocialistWorker）杂志里；一份与国际秘书处不同的会议记录发表于1969年10月1日的《黑色侏儒》（BlackDwarf）中；哈曼在其文章《胡志明——他给第三世界带来希望》[3]中仍持相同的观点。彼得·塞维克（PeterSedgwick）于1969年11月26日在《黑色侏儒》上发表了一篇支持哈曼的信，但该信同时附有一个编辑（TariqAli,AnthonyBarnett,FredHalliday,AdrianMitchellandSheilaRowbotham,）回信，称“塞维克……对越南一无所知”。在此之前，国际秘书处曾公布了一些谢秋杜的资料[4]。
然而一些托派团体竟然在这一问题上明显地缺少原则。“国际马克思主义派”（theInternationalMarxistGroup）竟断言：“所有关于胡志明谋杀‘一小群人’的讨论，都是把极其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地予以歪曲”[5]；斯蒂芬·约翰斯（StephenJohns）还试图通过宣布谢秋杜是被“一个越盟干部暗杀的”，来证明胡志明于此事无关[6]。
胡志明对此事应负责任证据就是记录于《越南纪事》[7]（1986年，第13-18页）一书中的“胡志明与托派”的三封信与三次访谈，其中部分片段的英文版出现在理查德·摩尔的文章《越南的政治恐怖》[8]和西蒙·皮埃尔的著作《越南和托洛茨基主义》[9]。关于凶手陈文教（TranVanGiau）的个人责任，在其本人去年访问法国时被提出来[10]。其它一些资料是在法国的越南托派发表的《还谢秋杜以正义》[11]和《越南托派谢秋杜》[12]。
下面的摘要是一位越南的老革命吴文雪（NgoVanXuyet，现居巴黎）为我们撰写的，由西蒙·皮埃尔为本杂志翻译成英文[13]。在此我们对他们二人表示真诚地感谢，因为这篇稿子为我们充分展示了一位曾经到过英国的英雄人物的一生。
谢秋杜，1906年5月6日出生在越南南部龙川省的新平县（TanBinh，Longxuyên,southVietnam）一个贫寒的木匠家庭，他在家里排行第四。1925年他到西贡[1]当了一名教师。1926年他和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加入了民族主义组织——“越南青年党”[2]（YoungAnnam，该组织很快被法国殖民当局解散）。他后来回忆说这一举动属于“年少的轻狂”。1926年3月24日他参加了欢迎宪政民族主义领导人裴光照（BuiQuangChiêu）从法国归来的盛会；4月24日他又参加老牌民族主义者潘珠桢（PhanChauTrinh）的葬礼[3]。同年的3月21日他参加了阮安宁（NguyenAnNinh）在西贡RueLanzarotte组织的一次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要求民主自由，反对无论是来自安南还是东京的剥削。这期间他还在给民族主义律师潘文忠[4]（PhanVanTruong.）主编的《安南报》写稿。
1927年9月谢秋杜来到法国，进入巴黎大学科学系学习。他在那里加入了“安南独立党”（AnnamiteIndependenceParty）。1928年由于该党的创建人阮世充[5]（NguyenTheTruyen）返回越南，谢秋杜成为该党的实际领导人。1928年12月他与邢文芳[6]（HuynhVanPhuong）合办了反殖民主义的月报《复兴》（Resurrection），但报纸很快就夭折了。
1929年1月PierreTaittinger领导的法西斯组织“青年爱国团”[7]（JeunessePatriotes）和安南独立党发生人员冲突。谢秋杜公开批评了法国共产党的报纸“L’Humanité”，称其对此事的报道“不讲原则和信仰”，也批评了法国共产党没有站出来为那些被捕的安南人辩护，并“要求惩罚法国共产党殖民事务委员会对安南独立党采取的反革命行为”。这是由于法共殖民事务委员会中的以阮文孝[8]（NguyenVanTao）为首的安南人，试图把安南独立党的党员们变成“完全听从其命令的机器人”。谢秋杜在一则宣传页上写道：“为了摆脱我们难以言表的束缚，我们向所有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呼吁：你们要想赢得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就应该联合起来反对欧洲的帝国主义，不论它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帝国主义”。1929年3月谢秋杜试图阻止塞纳区法院解散安南独立党，但徒劳无功。
1929年7月20-30日，谢秋杜到法兰克福参加了反帝同盟第二届全体大会[9]（theSecondCongressoftheAnti-ImperialistLeague），在那里他结识了巴黎的左翼人士费利逊·查理（FelicienChallaye），弗朗西斯·乔丹（FrancisJourdain）和丹尼尔·格林（DanielGuérin）[10]，放弃了他早年追求的民族主义，加入了“托派左翼反对派”（TrotskyistLeftOpposition）队伍中。这一年他23岁。
1930年2月9日安南国民党在安沛（YênBay）发动了武装起义[11]，从此谢秋杜开始在“左翼反对派”的机关报LaVerité（1930年4、5、6月）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印度支那革命的政治观点。
“人为产生的本土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进行任何革命行为的，……本土的资产阶级集团也不可能独立地存在于世上，它已经牢牢地与法国的资产阶级融合在一起了；后者也紧紧地抓住它，利用它去破坏安南民族主义的革命斗争。”
“安沛的起义，组织上就很混乱……它根本就没有去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革命的意识形态非常模糊……孙逸仙思想[12]（Sun-Yat-sen-ist）是民主、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物……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空想。”
“这一政策模糊了现实而具体的阶级关系，掩盖了本土资产阶级与法国帝国主义间的真实而有机的联系……那些呼吁立即、全部独立的人，除了机械化、格式化的‘斗争’概念之外一无所有。他们中并不是没有人怀疑，在这些动人的词语后面还有一个民族，在这个民族内部各社会阶级间的关系永远都在发生着细小的变化。只不过由于表面上的种族冲突将其掩盖，以至于人们难以感觉到；但在另一些人的眼里，这却是永恒而真实的。……恐怖主义和甘地主义都不能解决殖民地的问题……，只有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为主力的革命才是解放殖民地的唯一途径。……民族的独立必须要采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
谢秋杜还批评了第三国际和法国共产党，说他们忽视了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批评其对印度支那所谓的“持续革命形势”采取的经验主义策略；他批判了“第三国际的错误政策”，第三阶段（theThirdPeriod）的冒险主义政策，认为为这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向民族主义者投降”……，“中国革命已经被引向死亡之路”。
多次被捕
1930年5月20日，安南学生在巴黎的d'Elysées军营集会，抗议法国殖民当局对参加安沛起义的50多人判处死刑。谢秋杜也在这次集会上被捕，5月30日他连同其他18位同胞一起被遣送回越南。
1931年年底，谢秋杜在西贡参与创建了一个秘密的托派组织——“左翼反对派”（LeftOpposition），但这个组织很快就分裂成三部分：谢秋杜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主义派（IndochineseCommunism），该派从1932年1月开始出版一份复印的新闻传单《无产者》（Proletarian）；邢文芳和潘文桢（他们是和谢秋杜一起被遣送回越南的）组成一派，出版了共产主义宣传杂志《左翼反对派出版物》（LeftOppositionPublications）；其他一些被遣返的人如胡佑松[13]（HoHuuTuong）等，他们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些人组成了“十月派”（October）。
这些秘密组织很快就被严厉镇压下去了。在西贡市以及北辽（Baclieu）、巴地（Baria）、嘉定（Giadinh）和朔庄（Soctrang）等省有41人被捕。谢秋杜于1932年8月8日被捕，在1933年1月21日被警告性地释放了；但在1933年5月1日对托派的审判中，有15人被判处4个月到5年不等的监禁。
在1933年4月3日至5月7日间的西贡市议会选举中，谢秋杜和斯大林派的阮文孝、民族主义的阮安宁、陈文石（TranVanThach）、李文旭（LeVanThu）、郑雄饶（TrinhHungNgau）等人[14]进行合作。他们为这次印度支那不寻常的选举列出了一个“工人”名单。一家法语报纸《斗争报》（LaLutte）公开支持他们的选举活动（安南语报纸是要被重点审查的）；该报纸在1933年4月24日发行了第一期，选举结束后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应对殖民地社会的要求，西贡市议会同意从“工人”名单中选出两位议员。
同年的11月5日，谢秋杜应其在法国母校一个学生社团的邀请，给一所联合大学的学生和工人作了一次辩证法的讲座。
1934年，为了共同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托派、斯大林派和民族主义派组成了“联合阵线”，《斗争报》（该报于1934年10月4日再度出现）派正式形成。为此，托派暂停了对斯大林派的批评，斯大林派也暂停了对托派的批评。
后来他们的选举被当局宣告无效[15]，他们又重新投入1935年5月的选举，这次谢秋杜当选。1935年6月27日谢秋杜被当局以“扰乱新闻活动”为由处以缓刑两年的监禁；9月10日，这一处罚被上诉法院确认。1935年12月26日，谢秋杜又因发表演讲支持马车工人罢工而被捕，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斗争报》派的其他三位议员；但他们第二天就被释放。1936年3月18日，西贡法院对《斗争报》予以审判，谢秋杜被罚款500法郎。
1936年6月在法国，人民阵线政府（thePopularFrontgovernment）上台[16]，这引起了席卷整个印度支那的群众运动：橡胶种植园、兵工厂、铁路等行业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农民也广泛地组织集会活动。1936年8月13日《斗争报》派和民族宪政党的负责人进行协商，制定了一套印度支那议会运动的方案。会上他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并向法国人民阵线政府递交要求民主的宪章。议会运动在1936年9月9日被强行禁止，谢秋杜由于一直参与其工人法律事务委员会的工作，连同阮文孝和阮安宁一起被捕入狱。由于他们在狱中进行了11天的绝食抗议，于11月5日全部被释放。
1937年工人罢工和农民集会运动再次爆发，但谢秋杜却从5月8日到6月7日又回到监牢。7月9日，他被西贡法院判以两年的监禁（他上诉抗议了这一判决）。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法国共产党命令斯大林派与托派决裂（见1937年5月19日吉东(Gitton)的来信）[17]。在谢秋杜入狱后的7月23日，铁路工人发动了全国性罢工。9月17日，由于他进行了12天的绝食，谢秋杜被担架抬着上了西贡法院，当时他已经近乎半瘫。但在11月11日，他被改判为立即执行的两年监禁，直到1939年2月（安南新春前夕）他才被有条件地提前三个月刑满释放。
出狱后，谢秋杜和他的托派同志继续致力于《斗争报》的发行（该报从1938年10月改为安南语版），并支持第四国际的活动。根据该报的纪录，谢秋杜曾在1939年4月16-30日参与了殖民委员会的选举[18]，并和其他两位同志陈文石、潘文秀[19]（PhanVanHum）一起当选。他们的竞选纲领中包含一项是，反对法国殖民当局以“保卫印度支那”名义发行的额度为3300万的全民借款——这一点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立场相冲突（这时印支共产党已经和法国共产党站在一条线上）。由于1935年5月拉斐尔-斯大林协约（Laval-Stalinpact）的签订，法国政府不得不使其军队处于战备状态。1939年10月1日，潘文秀因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活动被判以5年的监禁。
1939年8月21日谢秋杜离开西贡前往距暹罗（今泰国）接受医疗。但由于二战爆发，1939年10月11日他又被逮捕并带回西贡。《斗争报》也受到1939年9月26日禁令的影响，谢秋杜的组织也被列为“共产主义类组织与团体”之中而被强制解散（1939年10月令）。1940年4月16日，谢秋杜被判处5年监禁、10年禁止办报、剥夺10年公民权。1940年10月他被羁押到保罗·康多岛（thePouloCondoreisland）集中营里。
政局突变
1944年底谢秋杜从集中营回来后组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theSocialistWorkersParty）。1945年3月日本人的突然进攻结束了法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代之以保大（BaoDai）皇帝和陈忠基（TranTronKim）政权[20]。到1945年中期，谢秋杜来到了东京，和丹方（Danphuong）地区的托派领袖罗东时（LuonDueThiep）、姜佑安（KhuongHuuAn）[43]等人取得了联系。
在南定（Namdinh）、海丰（Haiphong）、海阳（Haiduong）省的矿区，谢秋杜广泛地参加了工人与农民的秘密集会。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胡志明当权[21]。谢秋杜希望回到南越去，但却于1945年9月在广瑞（Quangngai）被越盟（Vietminh）的人暗杀。[22]
缅怀
关于谢秋杜的死，1946年胡志明曾对丹尼尔·格林说过，“他是一个爱国志士，为了他的死，我们曾经是哭泣了的……不过凡是不遵循我们定下的路线行事的人，就应该被消灭”。
1945年9月23日，西贡发生起义，谢秋杜的亲密战友们领导《斗争报》派参与了抗击英法侵略军的战斗，约有200名同志牺牲。《斗争报》派的其他负责人最后都和谢秋杜一样被胡志明的党羽暗杀了。
我们可以回忆起，1939年为了响应莫斯科对托派的审判，胡志明曾给他的“亲爱的同志们”写了三封信，把托派诬蔑成“可耻的特务与叛徒”，服务于“国际的、中国的、西班牙的、意大利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其消灭托派之意，虽言语含蓄却目的很明确。
谢秋杜的为人和蔼可亲，遇事能泰然自若。1937年4月面对佩吉（Pages）总督[23]的诱降，他说道：“我一朝为革命，只要生命不息，就会革命不止。”
注释：
[1]西贡，在1975年民族解放阵线胜利后改名为胡志明市。
[2]法国从1848年开始入侵越南（其中部和南部统称安南，北部称东京）。19世纪60年代越南和柬埔寨完全沦于法国统治之下；随着1893年老挝的陷落，法国统治了整个印度支那。20世纪早期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式是资产阶级的暗杀行动；到20世纪20年代形式变为广泛的群众运动。1923年一个宪政主义党成立；革命民族主义组织也广泛出现，其中就包括越南青年党。
[3]裴光照创立了资产阶级的宪政党，在20世纪20年代它通常利用一些特殊场合（如潘珠桢的葬礼）来激发群众对封建阶级与殖民主义的不满。随着工人运动的出现及其在30年代多次流产的武装起义，宪政派人士开始对这些新的斗争形式产生反感情绪，他们逐渐向殖民政府和警察局靠拢。潘珠桢曾是顺化（Hue）地区法院的一位职员，1905年他因厌恶法院的腐败而离职，去追随了流亡在香港的老革命潘佩珠（PhanBoiChau）。1906年他回到越南，1908年他因被控煽动农民起义而被判处3年多的监禁。出狱后他继续从事政治活动。
[4]阮安宁是在巴黎学习法律时开始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的。1923年他回到越南后创办了一份民族主义报纸“LaClocheFelée”，该报第一次在越南刊登了《共产党宣言》；20世纪30年代，他在印度支那议会运动和《斗争报》派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RueLanzarotte会议有3000多人参加，是西贡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的政治集会。《安南报》创立于1926年5月，其主编潘文忠于1912年在法国读书时开始参与民族解放运动。
[5]阮世充也是在法国读书时开始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在1922-23年他创建了“殖民地联合会”，以团结法兰西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反帝志士。1928年他回到越南。1936-37年他又回到法国试图和阿尔及利亚的麦萨利·哈吉（MessaliHadj）一起组建一个被压迫民族联合会。
[6]邢文芳出生在一个富裕的教会家庭，1927年他到巴黎学习法律，在那里他加入了托派的“左翼反对派”。1930年他和谢秋杜一起被遣送回国，在西贡他编辑着“左翼反对派”的杂志，并积极参与《斗争报》派。1945年他被斯大林分子暗杀。
[7]PierreTaittinger的“爱国青年团”是受墨索里尼影响而成立的法国法西斯组织，它出现于1924年的“激进-社会主义联盟”选举后。该团体的人员都是些流氓打手，他们穿着蓝色的雨衣，带着蓝色的贝雷帽，到处进行公开的挑衅。在行动上他们总比照着“火十字团”（CroixdeFeu，主要由退伍军人组成）和CharlesMaurras领导的“法兰西行动”（ActionDirecte），它们在1934年2月发动了法西斯暴乱。
[8]阮文孝在巴黎读书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于1927年成为全职的党务活动家；1931年他被遣送回国，在斯大林派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9]反帝同盟是受斯大林派第三国际领导的影响于1927年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成立。它联合了和平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左翼人士。谢秋杜参加的法兰克福会议终结了该同盟的短暂一生。
[10]费利逊·查理、弗朗西斯·乔丹以及历史学家兼作家丹尼尔·格林都是法国的反殖民主义人士，曾经多次支持了殖民地的解放斗争，1933年他们还组建了一个“特赦委员会”以解救被关押的越南政治犯。
[11]安沛起义开始于驻扎在中越边境一个要塞的安南军队病变；他们杀死了军官并控制要塞一个晚上。但其它要塞的起义要么流产，要么被打败。几天以后，古安村（thevillageofCoAm）也发生起义，但遭到了残酷的飞机轰炸而失败。对于这次起义，法国殖民当局的镇压手段相当严厉；为此，越南国民党也遭到取缔。
[12]孙逸仙是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的创始人。他的思想糅合了反帝的民族主义、民主思想和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观念。
[13]潘文桢于1929年在巴黎加入了“左翼反对派”，1930年和谢秋杜一起被遣回国。他是一名教员，担任了“左翼反对派”在西贡的杂志主编。1940-43年他被关押在保罗·康多岛上，1945年10月被斯大林分子暗杀于首油没县的边水村（BenSue,ThuDauMot）。胡佑松起初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在法国（艾克森省Aixen-Provence和里昂Lyons）学习时开始参加托派运动。1931年他回到西贡。“十月派”（后来演变为“国际共产主义联盟”）支持第四国际的活动，并出版了报刊《LeMilitant》。该组织一直没有融入《斗争报》派，主要担心那样会限制他们对斯大林派的批评；在1945年革命中，其成员积极组建了苏维埃式的工人委员会，胡佑松也参与其中（尽管他在革命中还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
[14]陈文石曾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巴黎读过书。1930年他和谢秋杜一起被遣返回国。他以教师为职业，参与了《斗争报》派的活动，在1937年他成为一名托派成员。1939年他当选为西贡殖民议会的议员。1940-44年他被囚禁于保罗·康多岛，1945年被斯大林分子暗杀于首油没县。李文旭也是同批的遣返人员，他一直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还是积极地参与了《斗争报》派的活动与工人运动。郑雄饶曾与谢秋杜共事于《安南报》，是一个有着无政府倾向的民族主义者。
[15]《斗争报》派的议员选举，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如宣传不纳税）宣布无效。
[16]在1936年4、5月份的法国大选中，由共产党、社会主义者、激进派等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获得胜利。社会党人李昂·勃拉姆（LeonBlum）于6月2日在工人罢工、占领工厂的危机中组阁。斯大林派虽未参与、但却公开支持该届政府，这样使得政权仍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17]此时托派正集中地发动工人罢工，但斯大林派为了维护法国与苏联的外交同盟关系，减轻工人阶级给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压力，坚决主张减少工人罢工的数量。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米歇尔·吉东（MarcelGitton）曾致信印度支那共产党：“我们认为已经不可能继续通托派进行党际合作了……”，并指示停止合作。斯大林派从《斗争报》派分裂出去后，这封信被公布出来（1937年8月29日）。
[18]殖民委员会是一个有一定权力的行政实体，它对候选人有一定的财产资格限制。
[19]潘文秀是一名讲授法律、语文、哲学的教师。他起初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法国加入了托派。1933年他回到西贡，加入了《斗争报》派。二战期间他被关押在保罗·康多岛。1945年10月，他被斯大林分子暗杀于边化（BienHoa）。
[20]保大是越南的末代皇帝。1925年他12岁时继承了皇位，但直到1932年才正式加冕。他先后同法国人、日本人合作过；1944年他退位后还曾短暂地参加过越盟，后来流亡海外。1949-55年，他又成为法国扶持下的傀儡皇帝。陈忠基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1945年出任保大皇帝的首相。
[21]在美国向广岛投放原子弹后，日本在1845年8月14日向帝国主义盟国投降：这在越南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在北方，越盟的军队冲出丛林进军河内，于9月2日宣布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根据斯大林与盟国的协定，越南南部继续处在法国的控制之下。南部的越盟接受了这一安排，但民族主义者和托派人士则表示反对，他们号召工会进行全面夺权。斯大林派逮捕了出席工会大会的代表们，并不顾其民意的缺乏，着手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当10月份法国再度入侵时，他们袖手旁观，却对托派举起了屠刀，托派领导人全部被杀。
[22]根据1947年出版的《国际季刊》（QuatrièmeInternationale）的一份报告说：谢秋杜被捕后曾在越盟的一个“人民法庭”被审讯过。但由于谢秋杜在工人运动中的巨大声望，这个法庭不可能找出他有任何罪行。然而无论怎样，他还是遇害了。
[23]皮埃尔佩吉是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
本文参考了以下资料：
Archivesnationales(Paris)F7-13406,13408,13409,13410,13167,13170,ArchivesOutre-merD2514;LaDepeched'Indochine,Saigon,variousissues1933-40;NguyenVanDinh,Tathuthau,toqudcgiatoiquocte,(TaThuThau,fromNationalismtoInternationalism),Saigon,1938;PhuongLan,NhaeachmangTathuThau(TherevolutionaryTaThuThau),Saigon1974;DHemery,'Dupatriotismeaumarxism:1'immigrationvietnamienneenFrance1926a1930('FrompatriotismtoMarxism:theVietnameseemigrationinFrance1926-30),inLeMouvementsocialno90,Paris,1975;DHemery,RevolutionnairesvietnamiensetpouvoircolonialenIndochine(VietnameserevolutionariesandcolonialpowerinIndochina),Paris,1975;DHemery,'TaThuThau:1'itinerairepolitiqued'unr6volutionnairevietnamienpendantlesannees1930'('TaThuThau:thepoliticalpathofaVietnameserevolutionarythroughthe1930s')inHistoirede1AsieduSud-Est.
我们对这些作者以及西蒙所做的翻译与注解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1]关于本文的主题人物“TaThaThau”，也有译作“藉秋收”和“窦图滔”的。
[2]TheLeftinBritain1956-68，Harmondsworth,1976,pp412-5.
[3]'Ho-HeGavethe"ThirdWorld"Hope,SocialistWorker,11September1969.
[4]JimScott,'TaThuThau-AGreatVietnameseSocialist',LabourWorker,7September1966.
[5]'TaThuThau:VietnameseRevolutionary',RedMole,15September1970.
[6]StalinismandtheLiberationofVietnam'.FourthInternational(WRP),Volume9,no3,Autumn1975,p119.
[7]ChroniquesVietnamiennes,no1,November1986,pp13-18.
[8]RichardMoore,'PoliticalTerrorinVietnam',SocialistOrganiser,no295,4December1986.
[9]SimonPirani,VietnamandTrotskyism,Australia,1987,pp123-8.
[10]PeterSalmon,`KillerConfronted',WorkersPress,24February1990.
[11]SocialistOrganiser,no359,9June1988.
[12]SocialistOrganiser,no360,IbJune1988.
[13]他们出版的《行动报》（Chieudau）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北越的机关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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