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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草案第2条 1.在争端经由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解决的同时，调解应当继续进行，除非当事各方另有约定。 2.争端各方协议在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正在进行的同时进行调解的，在不违反其适用的程序规则的情况下，争端各方可请求暂停该程序，直至调解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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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条文草案第2条设想，仲裁或诉讼程序可以继续进行，亦可在调解启动时申请中止这些程序。这些规定旨在提供一个框架，确保调解可以随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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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请求启动调解（条文草案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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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应作出明确规定，说明如何启动调解，包括提出调解请求和确认收到调解请求，必要时还应包括调解协议，其中除其他外应确定国家哪些实体须/应派出代表或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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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工作组似宜审议关于请求启动调解的条文草案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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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草案第3条 1.为启动调解，争端一方应向争端另一方或多方发出书面调解请求（“请求”）。 2. 请求应列明以下信息： (a)该当事方及其法律代表的名称和地址，代表法人提交请求的，则为该法人的名称、地址和注册地； (b) 对争端事实依据的详细说明； (c) 对参与引起争端的事项的缔约方机构和实体的说明；以及 (d)对先前为解决此类事项而采取的任何步骤的解释说明，包括关于未决索赔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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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条文草案第3条述及调解请求，这通常由调解规则涵盖。第1款规定，请求可由任一当事方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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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调解请求通常经书面通知提出，有别于提交仲裁申请的书面意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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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工作组似宜审议条文草案第3条是否应仅要求请求以书面形式提出（第1款），而不对其内容作出规定。[31]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使当事各方迅速启动调解，而不必收集信息或全面阐述保护其法律地位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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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另一种办法是要求在请求中列入某些信息（第2款）。这将使争端各方能够全面了解争议事项，了解和评估争端，并从争端所涉实体处收集信息，以便有意义地参与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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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在请求启动调解，[32]特别是其中应包含的信息方面，各投资条约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例如，有条约条文㈠要求请求应“附有足够详细的备忘录”或包括争端“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详细信息”；[33]㈡纳入定性标准，说明此类书面请求应包含的详细资料数量；[34]或㈢规定调解启动请求的必要内容，可包括对争端的事实描述、与投资人有关的信息、列明被指控违反的条款、寻求的结果/救济，以及（或）证明文件。[35]少数投资条约要求此类请求的接收方做出答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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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工作组似宜考虑，是否应确认收到调解启动请求，以及是否需要订立补充嗣后协议，其中除其他外，将确定国家的哪些实体须/应派出代表或参与。这可能取决于为条文草案第1条选择的备选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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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适用的调解规则（条文草案第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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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谨慎的做法是，当事各方约定适用于相关程序的调解规则，这将为程序提供必要的明确性和指导。工作组似宜审议关于这方面的条文草案第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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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草案第4条 调解应根据[条文草案]和以下系列规则之一进行： (a) 《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 (b)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 (c) 《国际律师协会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规则》；或 (d) 争端各方约定的任何其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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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条文草案第4条规定，调解将根据条文草案和一套特定调解规则进行。调解规则将确保全面的程序性调解框架，并避免程序性缺陷。(d)项包括当事各方约定任何其他系列规则的可能性，这是某些条约采取的做法。[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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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或者，当事各方可选择一个机构主持调解，例如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或常设仲裁法院。大多数机构规则给予当事各方高度的灵活性，同时提供强有力的行政支持。应当指出，选择一套调解规则可能需要选择一个机构，例如，选择《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将需要由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主持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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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工作组似宜讨论条文草案第4条是否应述及其他内容，例如是否要求当事各方进行善意的调解，这可确保讨论具有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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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不妨碍条款（条文草案第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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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在调解程序中，当事各方一般可就可能的和解提议交换建议和意见，作出承认或表示愿意和解。如果即使作出这些努力，调解仍未达成和解，而且当事一方启动了仲裁或其他程序，则应确保这些意见、建议、承认或愿意和解的表示不会被用于损害作出上述行动的当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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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一些就调解作出规定的投资条约包括明确的“不妨碍”条款，强调㈠如果争端进入仲裁程序，则参与调解程序不得视为在管辖权方面的让步，[38]以及㈡调解期间分享的信息不应妨碍任一当事方在任何其他程序中的法律地位。[39]这一点在现有的调解规则中也有述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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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结合这一情况，工作组似宜审议下列条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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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草案第5条 参与调解不妨碍任一争端方在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中的法律地位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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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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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一个规定保密和当事各方坦诚交换意见的框架构成建设性谈判的基础。这包括确保当事各方之间交换的文件和意见将保持机密。现有的调解规则通常述及保密问题。[41]各国法律可能有保密规定，也会包含积极披露义务。有鉴于此，工作组似宜审议是否需要拟订详细的保密条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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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透明度（条文草案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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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工作组似宜审议一项允许当事各方披露调解正在进行或已经进行的事实并公开调解结果的条文草案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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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草案第6条 1.争端一方可披露调解正在进行或已经进行的事实，除非争端各方另有约定。 2.调解结果，包括任何和解协议，均可向公众公布，除非争端各方另有约定。但任何机密或受保护的信息不得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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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关于第1款，工作组似宜审议各国是否可灵活决定其希望在什么时候公布调解的事实。[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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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第2款规定，调解结果或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可以公开。工作组似宜审议是否应当设立任何限制，例如，是否可以公开协议的全部内容，或者仅公开协议的编辑版本。工作组似宜铭记，国内披露要求可适用于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例如有关预算和支出、公私伙伴关系或信息自由的法律中的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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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和解协议（条文草案第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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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工作组似宜审议关于和解协议的下述条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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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草案第7条 1.争端各方已达成和解协议的，各方不得启动或继续进行涉及接受调解的全部或部分争端的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 2.争端各方应确保调解所产生的任何和解协议符合2018年12月20日通过的《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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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第1款说明，当事各方如果通过调解解决了争端或部分争端，则不得在此后启动任何其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并中止任何正在进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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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第2款提请当事各方注意关于执行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的现有国际框架。目的是便利在没有作出《新加坡公约》第8(1)(b)条规定的保留的该公约任一缔约国执行和解协议，这一保留规定，当事方“对于其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或者对于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在声明规定的限度内，本公约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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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可查阅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ICSID_Mediation_Rul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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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国际律师协会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规则》，国际律师协会，可查阅www.ibanet.org/ MediaHandler?id=C74CE2C9-7E9E-4BCA-8988-2A4DF57319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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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
[3] 这些已发布的资料包括：2016年，能源宪章秘书处，投资指南能源宪章会议：投资调解指南（2016年7月19日通过），可查阅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fileadmin/user_upload/ Guide_Investment_Mediation.pdf，和《投资争端管理示范文书》，可查阅：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fileadmin/DocumentsMedia/Model_Instrument/Model_Instrument.pdf；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关于投资调解的背景文件》，2021年7月，可查阅：https://icsid.worldbank.org/si...
4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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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F. Nitschke，《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停规则的实践》，载于：《国际商事和投资争端中的调解》，编辑C. Titi，K. Fach Gómez，第1页，可查阅：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257031 (Nitsch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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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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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4] 泰国政府提交的意见书（A/CN.9/WG.III/WP.147，第7段）；智利、以色列和日本政府提交的意见书（A/CN.9/WG.III/WP.163，第7页，附件一）；土耳其政府提交的意见书（A/CN.9/ WG.III/174，第3页，要点7）；南非政府提交的意见书（A/CN.9/WG.III/WP.176，第40和41段）；智利、以色列、日本、墨西哥和秘鲁政府提交的意见书（A/CN.9/WG.III/WP.182，第6页，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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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5] 中国政府提交的意见书（A/CN.9/WG.III/WP.177，第5页，要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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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6] 学术论坛研究报告估计，70%以上的投资条约都载有这一条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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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些较早的条约要求投资人在调停或仲裁之间做出选择。这种排他性选择可能是没有使用调停的原因，见Nitschke，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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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些条约还要求必须用尽当地补救办法，例如，见《印度—吉尔吉斯斯坦双边投资条约》（2019年），第15条；《白俄罗斯—印度双边投资条约》（2018年），第15条；《摩洛哥—尼日利亚双边投资条约》（2016年），第26.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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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学术论坛研究报告表明，在规定冷静期的条约中，44%没有提到任何方式。42%提到谈判，10%提到磋商，3%提到调停，1%提到调解。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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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例如：《秘鲁—联合王国双边投资条约》（1993年），第10条；《印度尼西亚—荷兰双边投资条约》（1994年），第9条；《格鲁吉亚—以色列双边投资条约》（1995年），第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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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双边投资条约》（2016年），第20条，《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双边投资条约》（2019年），第12(1)条；《奥地利—尼日利亚双边投资条约》（2013年），第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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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见《哥伦比亚—新加坡双边投资条约》（2013年），第13(2)条；《马里—摩洛哥双边投资条约》（2014年），第9(1)和(2)条，《埃及—毛里求斯双边投资条约》（2014年），第10(1)条；《哈萨克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8年），第10(1)条；《土耳其—加纳双边投资条约》（2016年），第14条；《荷兰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9年），第17条；另见《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8年），第9.18条（“磋商和谈判 1.如发生一投资争端，则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应首先寻求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该争端，可包括使用无约束力的第三方程序，例如斡旋、调停或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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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例如，《巴林—俄罗斯联邦双边投资条约》（2014年），第8条；《<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投资协议》（2017年），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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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例如，见《荷兰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9年），第17.1条，其中规定：“[一]争端方应当积极考虑另一争端方提出的谈判、调停或调解请求”。《欧盟—新加坡投资保护协定》（2018年），第3.2条和《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年），第3.2条，其中均有规定要求接收方“从宽考虑请求，并在收到请求后10天内作出答复，以书面形式接受或拒绝该请求”。《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2016年）包含类似条款（附件29(C)，第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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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哥斯达黎加—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7年）第14(1)条规定了投资人在行使诉诸仲裁的权利之前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磋商和谈判（为此阶段留出3个月的时间），之后是“由争端被申请方授权的一个中心进行第三方程序，例如调停或调解”。第14(4)条规定：“更明确地说，第1、2和3款关于磋商和谈判以及第三方程序的要求必须得到遵守，这是将争端提交仲裁的先决条件”。另见《卢旺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7年），第12条：“调解和调停 1.作为对强制性谈判要求的替代或补充，投资人—国家间争端当事各方可同意进行调解或调停，但不得损害其在本协议下的权利、索赔和抗辩。2.投资人—国家间争端的当事各方应当商定适用于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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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19年）规定在初始阶段进行磋商，然后在第14.23(1)条中规定，“如果争端不能在争端方收到书面磋商请求之日起180天内解决，争端方[即争端当事国]可启动调停程序，该程序应当对争端当事投资人具有强制性，以期达成友好解决”。第14.26(2)(b)条进一步规定启动仲裁的条件：如果国家选择启动调停程序，则自国家启动调停程序起120天后开始仲裁。《印度尼西亚—韩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0年）载有类似规定。《毛里求斯—阿联酋双边投资条约》（2015年）也规定了在初始阶段进行“磋商和谈判”，此后，投资人必须根据国家的选择进行调解或调停。第10(3)条规定，“应缔约方要求，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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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另见《哥伦比亚—土耳其双边投资条约》（2014年），第12(4)条，内容如下：“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争端各方在仲裁程序之前或期间经共同协议将其争端提交临时或机构调解或调停。”另见《哥伦比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7年），第15(2)条；和《日本—摩洛哥双边投资条约》（2020年），其中第16(3)条规定，“本款任何规定均不排除使用斡旋、调停或调解等不具约束力的第三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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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澳大利亚—中国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第十五章第六条；《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第14.5条；《欧盟—新加坡投资保护协定》（2018年），附件6，第2(1)条，以及《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年），附件9，第3(1)条。其他例子包括《布基纳法索—加拿大双边投资条约》（2015年），第23条；《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2016年），第8.20条；《荷兰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9年），第17(1)条；和《泰国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2年），第10(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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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最后一类条约包括：《东南非共同市场投资协定》（2007年），第26(4)条；《比利时—卢森堡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9年），第19(C)条，其中指定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秘书长为指定机构，在当事方提出请求时指定调解员（另见《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2016年），第8.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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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些条约包括：《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2016年），附件29(C)；《欧盟—墨西哥全面协定》（2018年原则性协定），投资争端解决部分，第4条；《欧盟—新加坡投资保护协定》（2018年），附件6；和《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年），附件9。近期投资条约中的一些投资争端解决条款说明了可以使用调解的时限及其与其他争端解决方法可能的相互作用：例如，《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年）规定可商定随时进行调解，明确规定即使仲裁程序已经启动，也可以使用这一方案，并规定，如果在调解时已组成仲裁庭，仲裁庭应当中止其程序，直至争端任何当事一方通过致函调解员和争端另一当事方决定终止调解之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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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根据2021年9月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案例中的国际投资协定问题说明：2020年事实与数据》（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pcbinf2021d7_en.pdf），第3页，大约20%的案件得到解决，但没有具体说明任何细节。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案件中约有34%得到解决或以其他方式终止，这可能表明当事各方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替代性争端解决办法（见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量——统计数据，2021年第2期统计数据，第13页，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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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项关于投资争端解决面临的障碍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可能难以接受和解。所查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担心公众批评，特别是在案件敏感或政治化并且媒体进行广泛报道的情况下；担心腐败指控或日后因腐败而被起诉；担心开创先例；难以获得组织辩诉的公共资金，以及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在涉及各级政府机构和部委的多个利益攸关方的案件中，此类挑战可能特别普遍，因为这些利益攸关方可能都需要批准和解或者至少提供对和解的投入（《报告：关于投资人与国家之间争端解决障碍的调查》，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法中心，第18/01号工作文件，作者Chew, S.、Reed, L.、Thomas, J.C. QC，可查阅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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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例如，见意大利2021年11月26日题为“授权政府提高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率，修订替代性争端解决工具的规则，采取紧急措施促使涉及个人和家庭权利以及涉及强制执行的程序合理化”的第206号法律。(21G00229) (OJ General Series n.292 of 09-12-2021)。第1条第4款g项内容如下：“4.在行使第1款所述授权时，应当根据以下原则和准则通过修订调解和协助谈判规则的一项或多项立法令：(…) g)涉及2001年3月30日第165号立法令第1(2)条所述公共行政部门的代表，规定在调解程序或法庭中的调停不得产生会计责任， 除非是故意不当行为或重大过失，包括因严重违反法律或歪曲事实而造成的不可原谅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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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各国也不妨调整其国内法和投资合同。此外，各国应制定适当的法律，确保政府官员拥有开展调解程序的必要授权，并且不对调解程序或其结果承担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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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见A/CN.9/WG.III/WP.216，第1(a)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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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26] 见《投资争端管理示范文书的解释性说明》，第17页，可查阅：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 fileadmin/DocumentsMedia/Model_Instrument/Model_Instru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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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20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公司律师国际仲裁集团调研：投资人对投资争端解决的看法，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投资人调研，可查阅https://arbitration.qmul.ac.uk/media/arbitration/docs/ QM-CCIAG-Survey-ISDS-2020.pdf，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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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28] 见学术论坛研究报告，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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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29] 例如，《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年）第3.31条规定，即使仲裁程序已经启动，当事各方仍可随时诉诸调解，并规定，如果在调解时已经组成仲裁庭，仲裁庭“应中止其程序，直至争端任一当事方通过致函调解员和争端另一当事方决定终止调解之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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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例如，《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年）规定了启动“磋商”的时限（根据该条约分为三个层次的争端条款，磋商步骤本身是在“谈判或调解”这一初始阶段后进行的）。该条约明确规定，这一时限并不包括在“磋商”之前进行的任何自愿调解的时间之内（第3.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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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例如，《澳大利亚—香港双边投资条约》（2019年）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要求当事各方“首先寻求通过磋商解决投资争端，可包括使用无约束力的第三方程序，例如斡旋、调停或调解”。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要求提出请求的一方“向被申请方递送书面磋商请求，其中列出关于一项或多项争议措施的简要事实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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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第一百五十二条要求提交书面请求，启动指定的友好解决争端程序：“磋商与谈判的要求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8年）第9.18(2)条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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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例如，《比利时—卢森堡—黑山双边投资条约》（2010年），第12(1)条；《中国—哥伦比亚双边投资条约》（2008年），第九条第二款；《中美洲—韩国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第9.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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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例如，《挪威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5年）第14(6)条要求以磋商请求的形式发出通知，“内列足以明确说明争端问题的信息，以便促使当事各方和公众了解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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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例如，《阿根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8年）第20(4)条要求“寻求磋商的投资人应提交书面磋商请求，详细列明：(a)投资人的名称和地址，代表企业提出请求的，则为该企业的名称、地址和注册地；(b)被指控违反的本条约条款和任何其他适用条款；(c)诉请的法律和事实依据；(d)寻求的救济和要求赔偿的大致金额；以及(e)证明其作为另一方的投资人的身份和存在投资的证据。”另见《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2017年），附件8，第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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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例如，《荷兰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9年）第17.1条规定，争端应首先通过谈判、调停或调解友好解决，并规定“[一]争端方应当积极考虑另一争端方提出的谈判、调停或调解请求”。《欧盟—新加坡投资保护协定》（2018年）附件6，第2(2)条，以及《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2019年）附件9，第3(2)条，其中均有规定要求接收方“从宽考虑请求，并在收到请求后10天内作出答复，以书面形式接受或拒绝该请求”。《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2016年）包含一个类似的条款，提及“善意考虑”（附件29(C)，第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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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见《亚美尼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6年），第10(3)条；另见《毛里求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双边投资条约》（2015年），第10(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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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此类条款的例子除其他外，可见于《阿根廷—日本双边投资条约》（2018年），第25(1)条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2018年），第9.18(3)条。其他条约，例如《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2016年），没有将这一限定局限于管辖权问题，而是规定“诉诸调解不损害任一争端方在本章下的法律地位或权利。”（第8.20(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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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新西兰—联合王国自由贸易协定》（2022年），第31.20条；《智利—巴拉圭自由贸易协定》（2021年），第17.1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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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例如，《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规则11；《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第7(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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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例如，《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规则10；《国际律师协会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规则》，第10条；《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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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投资条约偶尔会述及调解程序中的保密和披露问题。这样的条约包括《泰国双边投资示范条约》（2012年），其中第10(4)条规定，调解应当保密；《加拿大—欧盟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2016年）附件29(C)第4条第6款设想，调解程序应当保密，但调解正在进行这一事实除外，并须遵守“共同商定的解决方案应公开提供”这一立场，但须对当事一方指定的机密信息进行编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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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见《国际律师协会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规则》，第10(3)条；《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规则10(2)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即当事各方正在调解或已进行调解的事实应当保密，除非当事各方另有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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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e droit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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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e de travail III (Réforme du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entre investisseurs et É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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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ante-troisième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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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ne, 5-16 septembr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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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entuelle réforme du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entre investisseurs et États (R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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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t de dispositions relatives à la mé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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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du Secré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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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des matiè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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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I.Introduction 2II.Informations 3 générales A. Médiation 3 dans le cadre de traités d’investissement existants B. Nécessité 6 d’encourager le recours à la médiation dans le RDIE III. Projet 7 de dispositions relatives à la médiation A. Disponibilité 8 de la médiation et niveau d’incitation à y recourir (pro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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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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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À sa trente-neuvième session, le Groupe de travail a noté l’intérêt général exprimé en faveur de la poursuite de travaux sur les modes alternatifs de règlement des litiges, notamment sur la médiation, l’objectif étant d’assurer une meilleure utilisation de ces modes de règlement (A/CN.9/1044, par. 35). On a fait 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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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 Règlement de médiation de la CNUDCI a été adopté par la Commission à sa cinquante-quatrième session, en 2021, et constitue une mise à jour du Règlement de conciliation de la CNUDCI de 1980. De nature générique, il peut être utilisé pour le RDIE, qui fait également l’objet de règlements spécifiques, comme le Rè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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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À l’instar d’autres documents fournis au Groupe de travail, la présente note a été établie sur la base d’un large éventail d’informations publiées sur le sujet[3]. Elle ne cherche pas à exprimer un point de vue sur les options de réforme, question qu’il appartiendra au Groupe de travail d’exam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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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nformations génér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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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a médiation a été mentionnée comme étant un élément de réforme dans les communications présentées par des États (les « communications ») en préparation de la troisième phase du mandat du Groupe de travail. Presque toutes les communications où il en était question soulignaient qu’elle était plus rapide et économ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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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n trouvera ci-après des informations générales sur les traités d’investissement existants qui mentionnent la médiation. Lorsqu’il n’en est pas fait mention, il est souvent difficile pour les États d’y avoir rec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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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édiation dans le cadre de traités d’investissement exis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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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a grande majorité des traités d’investissement prévoient qu’un certain délai doit s’écouler avant qu’un demandeur puisse présenter une demande d’arbitrage[6]. Ce délai vise à permettre aux parties de parvenir à un règlement amiable, et certains traités n’autorisent l’ouverture d’une procédure d’arbitrage qu’à so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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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i certains traités ne donnent pas d’indication quant à la manière d’utiliser ce délai, quelques-uns prévoient expressément le recours à la médiation[9]. Les différentes approches suivies dans les traités d’investissement existants se résument comme su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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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cune mention de la médiation, ni d’aucun autre mode alternatif de règlement des litiges non contraign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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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osition générale indiquant que les parties au litige doivent essayer de le résoudre « à l’amiable » pendant la période prévue à cet effet[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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