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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当事方团队的组成——各方团队的规模和组成通常在调解开始时由当事方和调解人讨论决定。虽然最好有一名被赋予和解权限的成员全程参加整个调解过程，但这不一定总能行得通（例如，国家方面需要一个或多个部委或内阁的批准/签核，投资人方面需要董事会或公司监督机构的批准/签字核准）。最好至少有一名团队成员，该成员与具有和解权限的个人或实体有通畅的沟通渠道。调解初期，要求当事方与调解人分享有关和解权限与任何适用批准程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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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法律代表的作用——法律代表在调解中的作用不同于他们在仲裁等裁决程序中的作用。在对抗性诉讼程序中，法律代表通常侧重关于过去遵守或违反法律义务的法律论据和证据，目的是说服将要做出具有约束力裁决的法庭。相反，在调解中，他们应采取协作的办法，协助当事方探讨其利益和目标，并在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中为这些利益和目标辩护。法律代表的任务可能包括向当事方介绍调解和可用的投资争端调解规则，协助对案件的优势和劣势进行现实评估，协助起草书面陈述，以及查明并汇编调解中要使用的相关文件。法律代表还参与讨论相关程序事项，准备开场陈述，以及起草最终和解协议的详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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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在大多数情况下，调解中的法律代表费用低于对抗性诉讼中的费用，特别是在争端很快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因此，各国可考虑提供财政奖励，以确保法律代表愿意参与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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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专家的作用——在调解过程中，当事方的团队可能包括主题事项专家，例如，旨在就与生成要约或促成和解详细条款相关的财务或其他事项向当事方提供建议。当事方还可考虑联合任命一名独立专家，其意见可能有助于谈判达成双方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参与的形式及其意见范围将需要由当事方与调解人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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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非争端方的作用——非争端方（包括基础投资条约的非争端缔约国）的意见，对通过调解达成友好解决可能是有关的，和（或）有帮助的。调解程序非常灵活，使各当事方能够考虑是否期望任何非争端方参与，并确定其参与的范围和程序框架。拟由当事方确定的非争端方的参与范围可能各不相同。在调解过程中，非争端方可就具体要点提供意见，可应要求提供书面陈述供当事方考虑，或在当事方与调解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在调解过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投资及相关争端可能会影响特定群体，使民间社会和/或其他有关利益攸关方感到关切。因此，在决定邀请谁参加调解时，可考虑此类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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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投资争端调解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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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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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为便于说明，调解可分以下五个阶段进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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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准备”阶段，在此期间，当事方向调解人提供初步书面陈述，简要说明问题和当事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调解人将与各当事方讨论调解的程序方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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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开场”阶段，在此阶段，各当事方（或其代表）做开场陈述；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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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探索”阶段，在此期间，调解人与各当事方接洽，为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确定基础和纲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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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讨价还价”阶段，在此阶段，调解人协助当事方拟定和解备选方案，促进交换初始要约。随后，调解人协助各当事方处理反要约并摆脱潜在的僵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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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缔结”阶段，在此阶段，当事方记录其和解协议的详细条款，并确保该协议符合适用法律的所有要求。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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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工作组注意：工作组似宜审议是否需要就适用法律提供进一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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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和在线调解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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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解会议可以面对面或在线举行。虽然许多调解是以面对面会议的方式进行的，但近年来利用技术进行在线调解的情况显著增加。虽然面对面会议使得各当事方可以直接交流，但在线会议更具成本效益和时间效益，并且不需要与会者长途跋涉。因此，在线会议可用于部分调解会议或整个调解过程。在调解开始时，当事方与调解人应讨论是采用面对面会议还是在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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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一般原则：不损害原则、保密和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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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损害原则——在其他程序中使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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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为使调解成功，各当事方必须能够自由地进行谈判，而不必担心调解期间交换的信息会被另一方在其他程序中用作证据或其他用途。为此目的，各当事方通常均同意调解期间交换的信息适用“不损害”原则，即任何当事方不得在其他任何程序中援引另一当事方给出的任何文件、声明、承认或和解提议，以及调解人的任何话作为证据。此做法可见于相关调解规则（《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第7条；2022年《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调解规则》规则11）以及最近的一些投资协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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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保密、保密限制和应尽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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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保密是使各当事方能够坦率地讨论问题而不必担心随后产生任何负面后果的关键。因此，一般而言，在调解过程中，所有参与调解的人员均应对与调解有关的所有信息保密，但法律要求披露的情况（或为执行协议）除外。可以通过各种法律文书，包括适用于调解和（或）适用于调解参与者的国内法律框架，包含适用于律师或调解人的国内规则，确定对此类保密义务和应尽披露要求的限制（披露要求可见于适用于公私伙伴关系的国内法律、[6]公共财政管理条例、预算透明度法律或信息自由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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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关切调解保密性，包括调解过程中分享的信息以及和解协议的保密性的各当事方，可以通过参考投资调解规则或其中的规定就这些方面达成一致。当事方可能希望规范的方面包括㈠进行调解一事是否应予保密，㈡与调解有关的信息或在调解期间获得的信息是否应当保密，以及㈢一致同意的和解协议是否应当保密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保密（相关内容，见《国际律师协会规则》第10(3)条，其中限定了对调解开始、结束或终止事实的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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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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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一般而言，当事方自愿遵守和解协议中规定的义务，因此没有必要强制执行。但是，各当事方应考虑适用的调解法、执行地的相关法律和适用的调解规则中关于和解协议的形式（包括语言要求）、内容、备案、登记或交付的任何要求。例如，《新加坡公约》和《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调解示范法》）包括了某些必须满足的要求。因此，当事方在起草和解协议时应注意这些要求。《新加坡公约》的缔约国和根据《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调解示范法》）颁布立法的国家分别列于联合国条约集网站和贸易法委员会网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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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调解中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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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法治——国家参与调解构成政府行政行为，类似于投资周期开始时（即达成投资协议时）就特许权或许可证谈判期间的政府行为。因此，国家在调解中的行为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框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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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信息披露——可能存在关于信息披露的国内立法，它保障公众利益，可能包括公布任何达成一致的接洽和（或）持续绩效披露，以及重新谈判的条款。[8]此类披露要求可确保调解结果不受质疑，并确保参与调解程序的人员受到保护，免遭腐败指控或腐败行为影响。争端当事方就向特定媒体或公开披露协议达成一致，以便在调解期间向公众和（或）相关选民提供最新情况，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见上文第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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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非争端方参与——调解的灵活性以及将非争端方（例如受投资、争端或谈判解决方案影响的当地社区）纳入调解过程的可能性也使得公共利益能够在调解中得到代表（见上文第26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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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对国家监管机构的影响——与仲裁不同，投资调解后不会对国家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相反，国家是主动的谈判方，全面掌控是否同意任何解决办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同意。因此，鉴于和解协议条款由当事国家以谈判方的身份商定，自愿缔结的和解协议不会影响政府的监管活动，也不会导致任何形式的“寒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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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鼓励使用争端调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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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可以考虑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采取某些配套措施，以尽量减少使用调解的阻碍，并确保国家能够有效参与调解，并将其作为解决与投资有关的分歧、问题、申诉或争端的工具。这些措施包括促成调解的国内和国际框架，以及能力建设和组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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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国内法律框架——支撑国家批准调解作为投资争端解决工具的明确国内基础，将允许国家参与调解，解决政府官员在参与便利谈判时表达的关切。此类基础不仅包括国家或国家实体参与调解的可能性，还澄清了权力系统、国家在正式或非正式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代表权以及其他相关事项（见下文第43-49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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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国际法律框架——各国似宜将调解植入其国际投资协定中，从而使得投资周期任何时间均可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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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虽然遵守调解解决方案的比率较高，但在考虑适当的争端解决机制时，是否有强制执行框架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调解强制执行框架的核心是《新加坡公约》。《新加坡公约》使得当事方基本上能够直接强制执行调解和解协议。[10]成为《新加坡公约》的缔约国将表明该国参与调解的意愿。《新加坡公约》的普遍应用将确保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这将对投资人和国家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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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启动调解作为其他争端解决手段的先决条件——各国可以考虑在其投资条约、投资合同或国内立法中规定调解为强制性做法是否有益（见A/CN.9/WG.III/WP. 217，第23-30段）。当调解具有强制性时，就意味着当事方被迫参与调解过程。但是，通常情况下，当事方可在任何阶段自由退出调解程序，除非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或在调解程序的某个阶段前持续参与调解过程（见《国际律师协会规则》第9(4)条，其中要求当事方参加调解管理会议）。强制性的做法将使调解有机会充分发挥其效益。研究表明，一些国家几乎从未采纳国内层次的自愿调解，而强制调解后，争端的解决率大幅提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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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提高认识活动和培训——提高对调解好处的认识及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可进一步鼓励将调解作为解决投资争端的手段。应定期为国家官员、调解人和其他相关目标群体提供培训，以促进其对调解的含义和所涉问题的理解，使调解这一有效的投资冲突管理工具可以得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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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明确的沟通渠道——投资争端涉及广泛的经济活动，[12]可能涉及政府部门市、州或联邦一级的实体和机构，还涉及一系列法律文书，包括投资合同、投资法以及双边和多边条约。鉴于所涉情况、经济部门、实体和法律文书多种多样，应在政府内部建立明确的组织结构和沟通渠道，以协助国家利用并有效参与调解。收集并分享信息，以及在政府内部设立一个或多个负责投资冲突管理和能力建设的具体单位，将有利于协助各国解决投资争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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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信息收集和争端解决程序评估——收集信息并对相关事实、利益攸关方、问题、相关经济情况和国家利益进行分析很有帮助，目的是要全面了解争端问题，允许当事国能够评估当前情况，并在知情的状态下为特定争端选择包括调解在内最适合的争端解决机制。各国得益于有效的国内分享信息，通过预警机制等方式，确保有关个人或机构能够在与投资人之间出现问题时，立即觉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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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设立一个或多个冲突管理机构——各国似宜考虑设立一个或几个实体，负责监督投资冲突的管理。[15]此类实体还可以牵头收集信息，评估哪种争端解决机制可能最适合具体情况，并在整个争端解决过程（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程序，如谈判、调解和仲裁）中代表当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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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结构选择可能因国家而异，取决于国家的组织结构、行政和其他法律要求。[16]负责实体的结构可以是自治实体、现有部门或部委内的某个单位、部际委员会或是其他完全不同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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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该实体应被赋予以下责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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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出现分歧或问题时，作为投资人和（或）国家实体的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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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收集数据以查明带来政治风险的政府行为的根源，查明可能有助于针对性开展能力建设活动的问题、部门和（或）机构，并维护一个集中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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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全面了解争端问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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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联系协调争端相关机构和部委，收集事实，并利用政府内部关于争端问题的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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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与相关投资人联系和沟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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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确定合适的冲突管理机制（谈判、调解、上报至高级别政府机构等）并最终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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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确定与受影响的投资和冲突有关的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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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编写与争端有关的摘要、法律意见和经济评估，供政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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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调解或其他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如专家裁决、早期中立评估、仲裁）中，牵头谈判工作，代表国家，并为国家制定相关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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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统一与争端相关的公开声明，并确保履行公开披露义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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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参与和解讨论（或具有和解授权，或与具有和解授权的相关机构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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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要求与争端或可能的解决方案相关的所有政府实体提供信息、咨询意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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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核准资金、聘用专业支助人员，包括专家和外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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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设计并领导能力建设工作，支持国家履行投资事项相关义务的所有实体，以尽量减少导致投资争端、牵连国家的政府行为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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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牵头机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包括：㈠政府最高层的有效支持；㈡促进系统数据收集、跟踪和分析的能力；㈢明确的支持性立法框架；以及㈣牵头机构和政府其他部门强调能力建设，从而提高其对于妥善履行投资协定或其他适用文书规定的国家义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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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这种有效冲突管理的体制框架将进一步促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6，即“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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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 例如，“投资争端调解进一步筹备工作论坛”，https://uncitral.un.org/en/content/uncitral-working-group-iii-isds-reform-forum-further-preparatory-work-investment-mediation-5。有关详细信息，另见：https://uncitral.un.org/en/strengthening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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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2] 工作组似宜注意到，投资争端调解领域举办了一些培训班和能力建设活动，例如贸易法委员会学院活动，每年一届，举办地在新加坡（见：https://uncitral.un.org/en/events/singapore）。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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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3] 例如，这方面的能力在下列文件有提及：《国际律师协会规则》附录B，可查阅：www.ibanet.org/MediaHandler?id=C74CE2C9-7E9E-4BCA-8988-2A4DF573192C；能源宪章秘书处2016年《投资争端调解指南》（能源宪章秘书处，《投资争端调解指南》（2016年），可查阅：www.energycharter.org/fileadmin/DocumentsMedia/CCDECS/2016/CCDEC201612.pdf）；以及国际调解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能力标准》（国际调解研究所，《投资人与国家间调解人能力标准》（2016年），可查阅：https://imimediati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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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4] 见有效争议解决中心，“为政府官员举办的投资争端调解研讨会：调解的进行”，可查阅：https://slideplayer.com/slide/1324051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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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5] 例如，《阿根廷-日本双边投资条约》（2018年）第25(1)条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8年）第9.18(3)条；另见《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2017年）第8.20(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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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6] 世界银行的公私伙伴关系披露框架说明了此类披露制度的目标和范围。例如，见世界银行集团、建筑业透明度倡议和公私合作促进基础设施发展咨询机制，“公私伙伴关系披露框架——公私伙伴关系项目中采购前和采购后系统主动信息披露技术指南”（2015年8月），可查阅：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773541448296707678/Disclosure-in-PPPs-Framework.pdf。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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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7] 《新加坡公约》缔约国名单见：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 no=XXII-4&chapter=22&clang=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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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此外，根据《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调解示范法》）颁布立法的国家名单见：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arbitration/modellaw/commercial_concilia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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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8] 同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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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9] 能源宪章秘书处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提供了明确的国内法律框架的实例，这些比较研究反映在《投资争端管理示范文书》中。见能源宪章秘书处，《投资争端管理示范文书》（2018年），可查阅：www.energychartertreaty.org/fileadmin/DocumentsMedia/Model_Instrument/Model_Instrument.pdf。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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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0] 各争端当事方可以留意相关法域是否已根据《新加坡公约》第8(1)(a)条作出声明，该声明的范围（第8(1)(a)条）规定，一当事方可声明本方不会将《新加坡公约》适用于其参与缔结的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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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11] N. A. Walsh和A. Kupfer Schneider，“周密地将调解纳入双边投资条约仲裁”（2013年），《哈佛谈判法律评论》第18期，第71页和第122页。另见Anna Howard，“欧盟跨境商事调解：倾听争端方的意见——改变框架；框定变革”，第28页（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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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2] 《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案件数量——统计数据》（2020年第2期），第12页，可查阅：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The%20ICSID%20Caseload%20Statistics%20%282020-2%20Edition%29%20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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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13] 前注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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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14] P. Kher和D. Chun，“缓解政治风险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选择”，《金融、竞争力和创新是焦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20年，世界银行集团，可查阅：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 org/handle/10986/34380，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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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15] 前注1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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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16] 关于如何建立此类机构的备选方案，也即机构可能的职能、结构和组成，见能源宪章秘书处（前注10）。另见世界银行集团和欧盟委员会，“外国直接投资的保留和扩大——政治风险和政策应对”（世界银行集团，2019年），可查阅：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 10986/33082/Political-Risk-and-PolicyResponses.pdf?sequence=1&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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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Commission des Nations Uniespour le droit commercialinternational Groupe de travail III (Réformedu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entre investisseurs et États) Quarante-troisième session Vienne, 5-16 septembre 202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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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Éventuelle réforme du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entre investisseurs et États (RDI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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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jet de lignes directrices sur la médiation en matière d’investissemen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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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ote du Secrétari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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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des matièr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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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ge I.Introduction 2II. Projet 3 de lignes directrices sur la médiation en matière d’investissement A.Objet 3B.Disponibilitédelamédiation 3 dansle contextede l’investissement C.Évaluationdelapertinencedelamédiation 3 D. 4 Consentementàlamédiation E.Cadre 4 temporel F.Référence 5 auxrèglesdemédiation G. 5 Rôle d...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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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 Introduc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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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À la trente-neuvième session du Groupe de travail, en octobre 2020, il a été proposé d’élaborer des orientations pour encourager les parties contestantes à envisager activement la médiation et d’autres modes alternatifs de règlement des litiges (A/CN.9/1044, par. 30). Dans ce contexte, il a été souligné qu’il fau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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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 Groupe de travail a souligné que la médiation était encore largement sous-utilisée dans le RDIE en raison d’obstacles structurels, législatifs et politiques (A/CN.9/1044, par. 35). Notant que des efforts devraient être faits pour intensifier le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et accroître la sensibilisation, le Gro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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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n conséquence, la présente note contient un projet de lignes directrices sur la médiation en matière d’investissement soumis au Groupe de travail pour qu’il l’examine. Le projet de lignes directrices a été établi avec l’appui technique du Secrétariat du CIRDI, en s’inspirant des débats qui avaient eu lieu lors d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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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n ce qui concerne la portée et le format possibles du projet de lignes directrices, le Groupe de travail pourrait se poser la question de savo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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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 faudrait inclure, dans le projet de lignes directrices, le commentaire du projet de dispositions relatives à la médiation (A/CN.9/WG.III/WP.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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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 faudrait que les lignes directrices s’étendent davantage sur le point de vue de l’investisseur, étant donné qu’elles ont été établies en se concentrant principalement sur les besoins et les contraintes des Éta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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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 faudrait intégrer au projet de lignes directrices une liste d’activités de renforcement des capacités et de sensibilisation, ce qui nécessiterait des mises à jour constantes (tâche que pourrait assurer le centre consultatif, s’il en est créé u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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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e projet de lignes directrices devra être mis à jour et ajusté en fonction des débats qui se tiendront sur le projet de dispositions relatives à la médiation. Il faudrait l’examiner en liaison étroite avec les travaux menés actuellement pour élaborer des options de réforme relatives à la prévention des différe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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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Projet de lignes directrices sur la médiation en matière d’investis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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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b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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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es lignes directrices sur la médiation en matière d’investissement (les « lignes directrices ») ont pour objet d’expliquer la manière dont la médiation pourrait être utilisée pour résoudre les différends en matière d’investissement. Compte tenu de la souplesse qui caractérise la médiation, ces lignes directrice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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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au Groupe de travail : le Groupe de travail pourra souhaiter se demander s’il faudrait que les lignes directrices fassent spécifiquement référence aux investissements ou investisseurs étr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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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isponibilité de la médiation dans le contexte de l’investis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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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a médiation est un processus souple par lequel une tierce personne (le « médiateur ») aide les parties à négocier pour parvenir à un règlement à l’amiable des questions en litige. Il s’agit donc d’un outil efficace pour résoudre les différends en matière d’investissement, le médiateur structurant et facilitant l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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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Évaluation de la pertinence de la mé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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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our déterminer si la médiation est appropriée pour résoudre un problème lié à un investissement, il convient de tenir compte des aspects suiva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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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uhait de maintenir la relation, par exemple en vue de conserver l’investissement ou d’éventuels investissements futu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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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Volonté des parties d’engager une négociation ou un dialog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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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ouhait d’une résolution effic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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